女囚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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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囚档案》

1、手刃情夫，空姐血溅富商花溅泪

按照常规来说，一个案子终审判决之后就算尘埃落定，不该再去触动那些尘封已久的岁月烟尘。但是，五次追踪采访杀人空姐杨旸，却给我留下了很多不同的印记，这些印记也记载着杨旸不同的心路历程。是泪，是笑，都犹如一朵花的绽放与凋零。

2006年11月，我再次在电视上看到杨旸的访谈，顿有恍若隔世之感。我没法不感慨，杨旸杀人案已经过去5年多了，还有那么多人惦记着她。

我之所以首先在这本书的开始就讲述空姐杨旸的故事，原因有很多，首先，她是我担任政法记者之后采访的第一个死刑犯，也是第一个由死刑改判死缓的女犯。其次是杨旸杀人案至今余波未平，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说不定杨旸正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在某个演出舞台上主持节目呢。

为了解杨旸的最新动向，我在网上键入“空姐、杀人、杨旸”这几个关键词，立即出现了上千条相关新闻。而且这些新闻的发布者大多是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传播比较广泛的主流媒体，甚至在网上还可以看到多家电视台对杨旸最新报道的几十分钟的电视画面。

我是最早也是最全面报道杨旸杀人案的新闻记者，先后多次采访过杨旸，也写下了关于杨旸几万字的文章。后来杨旸被改判，是我写作之初始料未及的，很多人把杨旸的改判归功于我的文章，甚至有位老先生在我的一本书的序言中专门提到我采访杨旸之后引发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法院的朋友开玩笑说，杨旸要是出狱，第一个就是找你谢恩。每次听到这些话，我都无言以对，只好笑笑说，饶了我吧！

客观地说，很多人关注杨旸，是因为她是空姐，有一张还算漂亮的脸蛋，加上我在文章中对她的定位既是杀人犯，又是受害者，因此很多人怜香惜玉起来。我记得在第一次文章发表之后，很多媒体予以转载，当时杨旸杀人案尚在二审阶段，就有一位姓宋的先生辗转打电话给我，要通过我联系见杨旸一面。被我回绝后，这位宋先生非常执著，声称要亲自到法院找院长为杨旸求情，后来这位宋先生不知道从哪个渠道得到了杨旸亲友的联系方式，据宋先生说，后来他还真的跟正在服刑的杨旸开始了通信，似乎有鼓起杨旸生活风帆的意思。

如果仅仅是怜香惜玉，也就罢了，但是还有更极端的。2006年3月12日《黑龙江晨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杨旸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的一些情况。这篇文章除了摘抄了部分我以往对杨旸的报道外，还找出一个很好玩的新闻由头，说是一个内蒙古青年跑到黑龙江女子监狱门口，哭着喊着要见杨旸一面，还说正是看了杨旸杀人的报道，他才打消了杀人的念头。在这篇名为《高墙内外的特殊对话，内蒙古痴情男子要见杀人空姐》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杨旸，一个柔弱而美丽的女子，在成为别人的“第三者”后不能自拔，最后亲手杀害了自己所爱的人。2006年1月，杨旸的案件被央视报道后，一名叫杨军的男子(化名)来到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要求见杨旸一面，声称自己与她有过相似的经历，如果不是看到了杨旸的报道，自己早已将相爱10年的爱人杀死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杨旸与杨军有着怎样的相似经历呢？带着诸多的疑问，记者开始了一段特殊的对话。

2006年1月底，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文艺监区副监区长孙淑娟的平静生活被一封来自高墙外的信打破了。内蒙古青年杨军在信中称自己看了杨旸的经历感触很深，“和我相爱10年的爱人喜欢上了别人，残忍地把我抛弃了，我以她的名义买的房子也被霸占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爱人怎么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冷酷无情呢？我恨她，我要杀了她和她的家人。我已经计划好了一切，过完正月初七我就动手……”杨军说，杨旸的经历使他暂时将自己的“杀人计划”搁置了，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哈尔滨见一眼杨旸，如果能见到杨旸，他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如果见不到杨旸，他就杀了“那个狠毒的女人”。

杨军还在信中写道：“我向单位请了两天假，坐火车来到了哈尔滨，经过几番周折终于找到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但门卫说什么也不让我见杨旸，我说那让我见见孙大姐也行，她是杨旸的监区长，但门卫仍然拒绝了我。”杨军在女子监狱门口站了4、5个小时，就为了能在孙淑娟下班的时候见到她，求她帮忙，让他见杨旸，但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辆警车从自己身边开过，杨军也不知道孙淑娟究竟在哪个车上。无奈之下，杨军只得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杨军回到内蒙古之后，便给孙淑娟和杨旸各写了一封信。他在给孙淑娟的信中说：“孙大姐，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为改造杨旸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时，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人，我就想听你劝我几句，许多大道理我都懂，但我就听你的……”孙淑娟看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她立即拿起电话按照杨军留的手机号拨了过去，结果对方却关机了。孙淑娟脑中浮现出了不好的结果：杨军是不是已经杀人了？他是不是正在逃命？难道他已经被逮捕了？各种各样的念头交织在一起，孙淑娟急得坐卧不宁。后来孙淑娟查到杨军单位的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杨军休息，周一能上班，孙淑娟一听对方的口气很平静，便猜测杨军可能没有出事，于是暗暗松了口气。她告诉对方让杨军周一早上9点给她回电话。

周一上班后，孙淑娟一直等在电话机旁。9点整，电话铃声准时响了，孙淑娟拿起电话，只听对方说：“我是杨军，请问是谁找我？”孙淑娟告诉杨军自己就是他想见的孙大姐时，杨军在电话那边激动地哭了。杨军说：“姐，我真没想到你能给我打电话，真的，太意外了！”孙淑娟告诉杨军，她和杨旸都看到了来信，她们都很担心，怕杨军一时冲动做了傻事。孙淑娟说：“杨旸还让我转告你，如果能从头再来，她一定不会做这种糊涂事的，她劝你别步她后尘，等到失去了一切才后悔莫及……”

孙淑娟的一番话让杨军感动不已，他答应孙淑娟暂时先把这些儿女情长放一放，认真工作。孙淑娟放下电话，心情既欣慰又担忧。欣慰的是杨军暂时放弃了“复仇”的念头；担忧的是，不知道在这个社会上究竟还有多少有过和杨旸一样经历的人，他们是否都能理智地解决问题呢？

在这篇文章的中间部分，引用了我5年前第一次采访杨旸时写下的关于杨旸杀人的前因后果，因为在下一步的讲述中还要说到，就不再重复了。杨旸被改判死缓后，因为她在福建厦门的母亲已经远嫁国外移居加拿大，杨旸的父亲户籍所在地是在黑龙江哈尔滨，所以杨旸被安排到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关于杨旸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的情况，是我没有采访到的关于杨旸的一些情况，且引用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

据黑龙江女子监狱监区长孙淑娟讲，杨旸刚到监狱的时候，很孤僻，整天整天不说话，人也瘦得不成样子。为了解开杨旸的心结，孙淑娟想尽各种办法，让杨旸办报纸，主持节目，就是想让杨旸发现自己的价值。女民警侯晓曦性格活泼开朗，没事的时候她就主动找杨旸聊天，还教杨旸学吹长笛、弹吉他。在侯晓曦的影响下，杨旸也变得开朗了，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004年春节前，杨旸的母亲从国外回来。这是杨旸出事后，母女俩第一次见面。杨旸说，母亲那次来的时候，穿的还是5年前的衣服，头发乱乱的，人苍老得不像样子了。更让杨旸无法接受的是，母亲是拄着双拐来的。原来在杨旸出事后，母亲便一病不起，因为膝关节坏死而截去了一条腿。母女两人这次见面没有太多的语言，只是不停地流泪。杨旸说，她真想砸碎阻隔母女的大玻璃，摸一摸母亲的脸，握一握母亲的手，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母亲却无法感受到她的温暖，杨旸的心就如刀割般难受。

母亲走了，也带走了杨旸的心，就在这一刻，杨旸深深地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最爱的就是父母，最爱自己的也是父母。后来，杨旸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最亲爱的女儿，自从你出事之后，我经历了许多磨难。但身体上的病痛对于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心里那种无法言说的痛苦以及日日夜夜对你揪心的思念才是我真正的痛苦……这次来看你是因为我马上还要进行一次大手术，这次的结果无法预测，我怕我闭上眼睛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再也看不到我的女儿了……”杨旸告诉记者，她在监狱中积极配合民警的工作，为文艺监区办报纸，写文章，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所有的人。而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了能有机会早日出去陪母亲。

杨旸的努力换来了好的结果。2005年10月28日，杨旸因为表现良好，被减刑为无期徒刑。现在，杨旸是黑龙江女子监狱业余演出队的主持人兼笛子独奏员。

1997年，杨旸在某航空公司当空姐时，在飞机上邂逅了青年富商郭晓斌。一年后杨旸到北京大学读书时，在郭晓斌的追求下与之产生感情并同居。之后杨旸发现郭晓斌在老家早有了妻子并有了孩子，杨旸不能容忍郭晓斌欺骗她，要求郭晓斌离婚与她结婚。但郭晓斌双方都无法割舍，加上生活中的纠纷，杨旸与郭晓斌产生分歧后远赴瑞士逃避感情之后，回国给郭晓斌的妻子下毒，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经过这些矛盾，郭晓斌开始疏远杨旸，杨旸也打算跟郭晓斌分手并准备到加拿大读书。

2001年4月，杨旸从瑞士回国办理去加拿大留学的签证。2001年6月27日晚上，杨旸到郭晓斌家，在查看郭晓斌的手机和电话本时，与郭晓斌发生争执和厮打，在厮打中杨旸杀死了郭晓斌。2001年10月8日，杨旸去加拿大大使馆办理签证时，被警方抓获。2002年9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杨旸死刑；杨旸提出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终审判处杨旸死刑，缓期2年执行。

我最后一次采访杨旸是她被改判死缓以后，经过2年的审判，2003年8月8日，这一天对杨旸的一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北京高级法院终审判决杨旸由死刑被改判为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个判决意味着她可以活下来。宣判后，她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从2002年9月以来，我先后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秦城监狱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5次对杨旸进行了独家专访，并与杨旸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两次开庭，两次宣判，加上开庭期间的提讯，我见证和亲历了审判和判决的全过程。

坐在我面前的杨旸，是一个曾经当过空姐、上过北大、留学瑞士的只有25岁的漂亮女子，她的主要罪行是给情夫的妻子下毒和杀死情夫。从2001年10月9日被拘捕，到2003年8月8日被法院终审判处死缓，她虽然经历了接近2年的羁押生活，但精神状态依然非常好。除了头发剪短了一些，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2002年9月2日，我第一次采访杨旸之前，杨旸曾强烈地拒绝采访，她说，拒绝接受采访是她的人权。我尊重了杨旸所说的“人权”，但在接下来我与杨旸聊天时，明显感觉到杨旸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无论在庭审还是在提讯中，杨旸都一直为自己的罪行寻找开脱的借口和理由。在我与杨旸似乎漫无边际的聊天中，她慢慢放松下来并主动讲述了她与情夫郭晓斌的情感历程。整个采访过程，杨旸一直表现得非常轻松，包括讲述她下毒和杀人的经过。我最后问，作为一个女性，在你有条不紊地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你所做的一切已经超越了一般女性的那种理性和逻辑性？杨旸说，我从小就这样，决定了的事情就一定去做，没有人可以阻止。

杨旸是一个心理素质极好的女人，但是她的这种超人的心理素质和她的所作所为，在她时而笑语朗朗、时而充满哀怨、时而语气淡淡地讲述她对情夫的妻子下毒、杀死情夫的过程中，让我感到她的理智和冷静实在让人毛骨悚然。在初秋天气还非常炎热的法庭上，尽管有手持警棍的法警和表情严肃的法官在场，看着杨旸灿若鲜花的笑脸，听着她银铃般的笑语，我的后背还是感到直冒冷汗。

我想到了罂粟，是畸形和偏执的性格让这个美丽的女人变得像罂粟一样，把美丽和邪恶集于一身。她和情夫超越道德的疯狂恋情最后以悲剧告终。在第一次采访时，杨旸始终没有对她的行为作出忏悔。她一直在讲述自己的美好，讲自己本性善良，讲自己下毒和杀人是在某种特定的因素下突然迸发出来的恶，甚至是小孩子式的恶作剧。

杨旸杀人的时候只有25岁，她出生在哈尔滨，在厦门长大。杨旸说自己从小倔强，小时候，妈妈给杨旸梳辫子，稍微有一个辫子歪一点杨旸都不干，都会哭闹着让妈妈梳理好。杨旸的性格非常独立，甚至特别偏执，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她是个追求完美并非常有主见的女孩子，谁的话都不听，长大以后，还是这样。上中学的时候杨旸就开始住校，后来到航空公司当空姐，很多事情是自己做主，决定了就是决定了，包括杨旸放弃做空姐到北京读书和爱上郭晓斌。杨旸性格的形成，跟父母的离异可能有点影响。他的父母离异后都又重组了家庭，妈妈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定居在加拿大。爸爸另娶了个年轻妈妈，在东北工作。

杨旸毕业于厦门一个职业高中，这个学校与厦门航空公司联合在全省招一个班，30个人，如果考试全部合格就可以当空姐。那时候，在学校杨旸是学生会主席，是个很活跃的人物。1997年杨旸做了空姐，领导很赏识杨旸，让她在示范组飞。在众多的空姐中，杨旸显得非常突出，大家也觉得她干这行能够干得很好，但杨旸觉得自己的学历仅仅是中专文化，将来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应该继续学习。在航空公司实习半年后，在最后签订正式工作合同的时候，杨旸放弃了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离开航空公司到北京大学读书，并在北京爱上了郭晓斌。

说来也是有缘。作为空姐，杨旸每天都会接触很多旅客，但都是匆匆过客。杨旸在航空公司实习的时候，在飞机上邂逅了郭晓斌，这一年杨旸21岁。那天是从北京飞回厦门，因为要按照规定巡视客舱，杨旸一路走过去，就看见一个小伙子特别灿烂地看着自己笑。那个小伙子像一个年轻的销售人员，留着小平头，穿得朴朴素素的，很有朝气。当时杨旸看着他，就觉得这个大眼睛好像上辈子见过一样，印象特别深刻。

郭晓斌不停地要咖啡、要可乐，不停地找机会跟杨旸说话。当时要填写旅客意见卡和一些优惠的卡片，他就装作不明白，缠着杨旸给他留个电话，借口是以后好找杨旸咨询。当时公司对空姐们的要求是对旅客有求必应，因为留电话是自由的，再就是看上去郭晓斌挺诚恳地一再要求，杨旸实在不好意思，就留了传呼给他。杨旸经常会碰到一些多情旅客的纠缠，她想，反正手机和家里的电话都没有留，就一个传呼，回不回也就那么回事儿。

后来到了厦门，郭晓斌就经常呼杨旸，约她见面、吃饭。这个期间，杨旸只回过一次电话，以没有时间推辞了郭晓斌。杨旸认为，回个电话只是出于礼貌而已。除了那个电话，就没有别的联系了。这个期间，郭晓斌每次来厦门都呼杨旸，但杨旸除了忙于航空公司的工作，还在到处找学校继续读书，没有理睬郭晓斌。

之后，在爸爸妈妈的建议下，杨旸来到北京大学读书，学习工商管理专业。

杨旸和郭晓斌相爱是杨旸到北京读书一年之后的事情。在北大读书的第二个学期，突然有一天，宿舍楼下看电话的阿姨喊：“杨旸，你的电话。”杨旸跑去接，对方“喂”了一声，杨旸也“喂”了一声，杨旸一下就特别清晰叫出了郭晓斌的名字。虽然隔了一年，但他的声音杨旸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杨旸很激动，心想，这个人竟然还这么执著，还记得自己。杨旸就问郭晓斌是怎么知道自己的电话，郭晓斌告诉杨旸，是杨旸把呼机留在了厦门，他呼杨旸时，杨旸妈妈回了传呼，觉得郭晓斌这个人特诚恳，就把杨旸学校的电话留给了郭晓斌。

第二天，郭晓斌就开着奔驰轿车来北大接杨旸。一年多过去了，杨旸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郭晓斌时候的情景：他微笑起来时好看的眼角，微微上翘的眉毛，以及非常阳光的精神状态。那天他打扮得特别时髦，西装革履地抱着鲜花，还喷了香水。杨旸出了学校，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前面一辆车就停了下来，果然是他。

就这样，郭晓斌对杨旸展开了爱情攻势。郭晓斌特别善于交际，他在北京做了10年生意，经历当然丰富。对杨旸这个年轻又没有感情经历的女孩子来说，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好，是让杨旸非常感动而且很难拒绝的。那时候杨旸毕竟只有21岁，是个思想比较单纯的女学生。而郭晓斌是个非常有朝气的青年富商，他的自信是很让年轻女孩仰慕的。他对杨旸说：“我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我要当中国第一个总统。”这番不着边际的自我吹嘘，却让杨旸感到郭晓斌有一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

其实郭晓斌当时在福建泉州老家早已经有了老婆孩子，但当时他没有告诉杨旸自己已经结婚了。杨旸也一直以为郭晓斌是个钻石王老五。

美丽的女人像罂粟

就这样，郭晓斌经常捧了鲜花来学校门口等杨旸，因为他知道杨旸特别喜欢鲜花。郭晓斌开车的技术非常好，开得很稳，让杨旸坐在车上就像坐在房子里一样。郭晓斌是个经历过很多女人的情场高手，他很懂得生活，很会寻找男女之间生活的那种精神感受，他陪杨旸聊天，带她去十三陵。为了追求杨旸，他甚至在北大报了一个英语学习班，从abc开始学习。杨旸想，这人挺上进的，30多岁了还那么爱学习，尽管杨旸也知道，郭晓斌到北大学习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郭晓斌来了两趟，实在听不进去课，就再也不来了。

只要不上课，杨旸就打电话给郭晓斌，让他开车来接自己出去玩，郭晓斌也成了杨旸在北京最亲密的朋友。有一天，杨旸的手不慎被开水烫伤了，她鲜嫩的手背上马上起了水泡，泪水在她的眼里打转。她捂住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立即想到了郭晓斌，刚打完电话不久，郭晓斌立即开车来到学校，急忙送她去了医院。

从医院出来后，杨旸真诚地说：“今天真是谢谢你了，耽误了你的生意，可我实在是不好意思。”郭晓斌听后只是笑笑说：“这有什么，保护你也是我的职责啊。”他的口气似乎是在保护一个小妹妹，让杨旸心里倍感温暖。

随着与郭晓斌越来越深入的交往，杨旸发觉自己好久没有这么兴奋过了，每次看到郭晓斌，杨旸都有一种预感，自己跟这个坚韧执著的男人将要发生点什么，可自己还没有做好恋爱的准备呢。那些日子里，杨旸一直被一种兴奋和痛苦包围着、折磨着、左右着。

有时候下课了，杨旸经常幻想郭晓斌会站在教学楼或宿舍楼的门口等自己，她从来没有这样渴望见到一个男人。无论如何，只要能跟郭晓斌在一起，她就是快乐的。当然，杨旸知道自己跟郭晓斌的距离是很远的，人家是一个功成名就的青年富商，而自己不过是个在校学生，加上年龄也相差10岁，杨旸一下子还跨越不了这些心理障碍。尤其是陪郭晓斌出去应酬的时候，别人都争先恐后地给自己和郭晓斌敬酒，杨旸知道人家都是冲着郭晓斌来的。

杨旸从内心里并不喜欢郭晓斌的那些大款朋友，她觉得那些人俗不可耐。有一次她跟着郭晓斌去赶一个饭局的时候，轻声劝郭晓斌少跟他们来往。郭晓斌说：“我知道，你同他们不一样，你是好人。”

在杨旸20多年的生命中，她可能碰到过比郭晓斌优秀的男人，但在他心目中他们跟郭晓斌相比都黯然失色。杨旸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郭晓斌只有一个，而且偏偏就让自己碰到了，这是自己的福分。与郭晓斌交往的所有细节，都点点滴滴地在杨旸心里融化成她对郭晓斌的爱恋，不可磨灭。郭晓斌占据了她全部的心，在杨旸远离老家，独自一人在外求学的时候，她没有理由不需要并喜欢郭晓斌对自己的关照。

有一天，郭晓斌突然让杨旸下课后去亚运村的罗马花园。杨旸去了才知道，为了离杨旸近一点，郭晓斌在房价很高的高档住宅区罗马花园租了一套房子，他让杨旸去是签租房的合约。到了那里，杨旸很意外地见到郭晓斌的家里有好多人，有他的同事、司机和生意场上的朋友。杨旸一下子愣了，其实当时杨旸跟郭晓斌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亲密无间的地步，但郭晓斌这样做明显是公开他们的情侣关系。杨旸当时也默认了，郭晓斌跟杨旸说，学校的条件毕竟差一些，你就搬过来住吧，杨旸就搬进了罗马花园。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爱情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

2002年9月2日，我第一次采访杨旸的时候，提出给她拍几张照片。她在拍照的时候还摆了一些镜头感很强的动作，并且让我尽量把她拍得好看些。

2002年9月9日，杨旸的一审判决书下来了，作为法院工作人员，我事先知道了杨旸的一审判决结果是死刑。因为一直关注杨旸的案子，我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到秦城监狱为杨旸宣判，想在杨旸得知判决结果后再次采访她。

初秋的阳光非常刺眼，进入秦城监狱后我却感到了丝丝凉意。说真的，虽然秦城监狱的名头如雷贯耳，但真正进入监狱内部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按照监狱的规矩走过层层关卡后，我跟随法警把杨旸从监号里带了出来，她知道我们是来给她宣判的，但她努力表现出平静的样子，拖着沉重的脚镣来到监狱大楼西侧的一所平房边上，这个地方是专门为死刑犯宣判的，宣判后警察会在法官的监督下为死刑犯戴上死囚特用的手铐，警察们说这叫“搋子”或者“死搋”，意思是说，如果死刑犯上诉没有被改判，将会带着这副“死搋”走上刑场。

一般手铐是戴上即可，而“死搋”需要用重磅油锤砸，就是在死刑犯的双手各套一个用钢筋制作的有铆口的铁圈儿，然后用钢筋楔子直接楔入铆口，靠人力是无法打开了，除非用锯条锯断钢筋才可以打开。

杨旸被带到宣判现场的时候，跟杨旸同时被宣判死刑的9名犯罪嫌疑人都被砸上了“死搋”，有的在哭喊冤枉，有的泪水长流，有的默默无言，现场气氛仿佛降低到了冰点。所有的警察和法官都严阵以待，唯恐某个死刑犯会突然闹事。显然，等待宣判的杨旸也注意到了这些，但她一直表现出了少有的平静。

因为曾经接受过我的采访，杨旸跟我已经认识，在法官为别人宣判的时候，杨旸悄声问我关于她的判决情况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判的吗？”因为涉及审判秘密，在法官没有宣布之前，我不能向杨旸透露，只好轻轻摇了摇头。杨旸的脸上立即没有了表情。

两分钟后，法官开始宣布杨旸的判决。判决前，法官问杨旸对今天有没有思想准备，杨旸说有。显然，杨旸与同监号的女囚们不止一次交流过，也肯定在监狱里认真地学习了刑法，她清楚自己的罪刑是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怜香惜玉的法警唯恐杨旸听到判决结果后会晕倒，问她宣判时要不要搀扶，杨旸说不需要。当法官宣判一审判处杨旸死刑时，她的眼光在瞬间的惊恐和木然后转而坦然，我问她的感想时，她只说了一句话：“既然我做了，就会勇敢地去承担，但我要上诉。”

根据这两次采访的情况，我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女与尖刀》的纪实文章，发表在我供职的《法庭内外》杂志上，这期杂志的封面用了杨旸在监号里隔着铁窗的大幅照片。因为《法庭内外》杂志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全国发行的法制新闻月刊，这篇文章在社会和法院内部都引起了一些反响。《文摘报》、《作家文摘》等媒体相继转载，还有一些读者专门打电话跟我交流“杨旸杀人案”的有关看法。在法院内部，杨旸一案也引起了很多议论。

当时，关于杨旸一审的判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杨旸死有余辜，原因是杨旸给郭晓斌的妻子下毒，又亲手杀死了情夫郭晓斌，手段太残忍；另一种说法是“太可惜”，理由是杨旸是被郭晓斌欺骗后成为郭晓斌情妇的，郭有错在先，杨旸杀人是在无奈之下的激情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大，应该给她生的机会。

由于此案经多家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此案非常谨慎。杨旸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3月13日开庭二审杨旸杀人案。

庭审时，杨旸显然消瘦了许多，她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在最后陈述中杨旸说：“我跟郭晓斌的关系不知道法律上怎么界定，我认为是实质的婚姻关系。是他首先欺骗了我，告诉我他没有结婚我才跟他来往并成为他女朋友的。发生这个结果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一是我不懂法，二是性格比较倔强，处理事情比较容易偏执。如果当时冷静一点处理这个事情，去自首或者去寻求法律的保护，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我特别痛苦，特别不值得，他也不值得……”

2003年8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杨旸由死刑改判为死缓，据主审法官符忠良讲，本案改判的依据一是被害人郭晓斌隐瞒已婚的事实与犯罪嫌疑人杨旸恋爱并同居，有过错在先；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济南会议”中关于因家庭和感情纠纷和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处理中“慎杀”的意见。

先后四次庭审和宣判，我亲历了全过程，这是我担任政法记者以来唯一全程跟踪采访的一个案件。在多次的接触中，杨旸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她的年轻漂亮，而是因为无论怎样挑剔，杨旸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极好的女人。她的话语和讲述几乎可以用天衣无缝来形容，包括她的泪与笑。她的这种超人的心理素质给我留下的印象超过了一切。在她时而笑语朗朗、时而充满哀怨、时而语气淡淡地讲述她对情夫的妻子下毒、杀死情夫的时候，我想到的却是：她为什么会这么理智和冷静？难道杀人也仅仅是畸形和偏执性格的原因吗？

因为法院已经终审宣判杨旸死缓时，她在哽咽之后，显然放松了许多。加上我曾经多次采访过她，她很坦然地接受了采访。尽管采访时法官和法警们都在场，她的回答依然滴水不漏。

在谈到她羁押期间的生活时，杨旸说，监狱生活很有规律。每天起床后锻炼身体一个小时，主要是做仰卧起坐和慢跑，2年的羁押生活都这样坚持下来了，这样做是为了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

杨旸告诉我，在监狱里主要是在读书，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外语上，希望将来能够为社会服务。监狱里的每个房间都发了《法律通则》等法律读物，在被羁押的过程中，她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当然，有时候她也读一些名著，比如林语堂的书。有时候到管教那里借书来看，管教也给她很多鼓励，鼓励她多设计一下自己将来的路，认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杨旸告诉我，她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她想认真过好每一天。在监狱里，杨旸在排解心理压力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对于这一点，杨旸说她有三个收获：一是在个人修养方面一定要加强；二是性格方面过于偏执，以后要磨炼自己的性格；三是要学习法律，以后遇到事情要求助于法律。杨旸说，因为自己从小到大都比较顺利，承受生活挫折的能力比较差，原来对自己的要求不高。与郭晓斌的事情，如果早与父母商量一下就好了。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杨旸感到特别后悔，感到特别对不起家人。以后人生的步伐要稳健一点，生活上要有计划，不能因为生活的挫折改变追求的目标。

在监狱里，杨旸告诉自己一定要活得坚强。因为她对生总是抱着希望，杨旸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将来可以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杨旸说，我以前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看守所这个地方。杀人后我才知道自己闯了天大的祸，感谢党和法院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吸取教训，一定珍惜这次机会。终审判决等于让我获得了新生，下一步我一定要认真做人。对于父母，我是巨大的不孝，唯一能够做的是好好改造。现在无法为父母做什么了，但我希望父母平安健康，别再为我操心，这就是我最大的孝心了。杨旸还告诉我，她父亲把她的照片一直带在身上，时刻思念牵挂着她。

杨旸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到了新的地方，在好好改造争取减刑的同时，希望能够再继续读书，将来在监狱里争取获得研究生学位。

在第一次采访杨旸时，她还会爽朗地笑起来；之后在秦城监狱，我见到杨旸时感到的却是木然甚至是淡漠，甚至宣判她死刑时她都非常坦然地抬起双手让法警给她砸上“死搋”。而在法庭上，杨旸每次都会痛哭流涕。问起这些泪与笑的变化，杨旸说，当初的笑是因为回忆起与郭晓斌曾经的美好爱情；之后在法庭上的哭泣是回忆起她在痛苦中度过的爱情和那个永远无法忘记的夜晚，以及犯罪之后的悔过，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不可亵渎，为自己的错误而哭泣；而现在哭泣是经过两年的羁押和一年多的审判，听到最终判决后激动和感激的哭，是感谢政府和法院给她一个改造的机会。

杨旸还告诉我，她在监狱里从来不哭，尽量保持愉快，不能因为哭泣影响他人，自己内心的痛苦只能由自己承担。杨旸还说，这2年来我考虑了很多后果，在我住的监室里，判什么刑的都有。但我认为我罪不该死，希望自己能够活下来。在监狱里我就想，如果上诉后维持原判，判处死刑的话，那说明我罪有应得，应该以生命赎罪，我决不会哭，而且一定会坦然赴死。

采访结束的时候，杨旸说，我要怀着一辈子感激的心情好好活着、好好改造，因为生命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这个社会以及我的亲人，我不能辜负社会和我的亲人。

杨旸与郭晓斌同居后，因为生活在一起，郭晓斌的一些事情就瞒不了她了。有时候郭晓斌用闽南方言打电话，杨旸隐约能听出来他一些事情瞒着自己。虽然杨旸在闽南长大，但长期生活在学校和北方的家庭背景中，没有闽南的语言环境，一直没有学会闽南话，可是杨旸听郭晓斌打电话吞吞吐吐的语气听出了异样。

有一次，郭晓斌打电话回老家，询问孩子的健康状况时，让杨旸无意中听到了。杨旸开始怀疑他在泉州有家庭和孩子。杨旸没有直接询问郭晓斌，而是拐弯抹角地向保姆打听。郭晓斌家的保姆是他泉州老家的，对郭晓斌比较熟悉。但知道内情的保姆支支吾吾不肯对杨旸说，只说：“郭晓斌这个人挺好的，你好好待他就好。”

一听保姆的口气，杨旸明白了一切。虽然杨旸爱郭晓斌，但她不能容忍他欺骗自己，尤其是他在老家有了妻子和孩子。对这件事情，杨旸非常生气。有一天，杨旸拉住郭晓斌专门谈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还没等开始说话，杨旸就呜呜地哭了。杨旸一边流泪一边说：“你不该欺骗我，你要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郭晓斌当时也哭了，一个平时在杨旸眼里非常坚强的大男人，哗哗地掉眼泪，的确令人动容。他对杨旸说自己婚姻很不幸，跟妻子没有共同语言。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着真爱。郭晓斌说：“我结婚的时候还年轻，不懂得爱情，本来一直想离婚，但后来有了孩子，离婚的事情就拖下来了，自从认识了你，我不想再跟妻子将就着过日子了，我会尽快离婚，然后娶你。”这一次，郭晓斌为了表白与妻子没有感情，无意中泄露了自己在杨旸之前曾经有一个女友，是北京某服装学院的学生，后来那个女孩跟别的男孩好了，就离开了郭晓斌。

杨旸说：“如果仅仅是你结婚了，跟你妻子两个人还好办，但现在有了个孩子，小孩那么小，现在怎么解决？”

郭晓斌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我一定尽快离婚，给你个名分。”杨旸见郭晓斌这样真诚地对待自己，也就释然了。

就在这个时候，杨旸怀了郭晓斌的孩子。因为她还是在校学生，又是第一次怀孕，她很害怕，但为了不影响学业，也不想因此牵掣郭晓斌，杨旸就悄悄地跟郭晓斌商量后，把孩子打掉了。打胎的事情，到现在杨旸都耿耿于怀。杨旸觉得女孩子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心理上一直不平衡，这是后来她与郭晓斌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而更深的矛盾是郭晓斌是否真正离婚，然后娶自己。

一个女人在委身于一个心仪的男人时，她开始的时候可以只讲感情不求婚姻，但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她最希望得到的同时也是男人最不希望给予的，其实就是一个名分，这个名分不是情人而是“妻子”的称谓。

杨旸打胎后，郭晓斌加倍呵护杨旸。但每次杨旸追问郭晓斌离婚的事情时，他总是说：“我的孩子那么小，如果现在离婚的话，肯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创伤，我不能因此伤害了孩子。你给我一段时间好不好？反正你现在年龄还小，也不着急结婚。等你大学毕业后，我一定会处理好一切的。”

杨旸只好说：“我给你一段时间，但只能是在一两年内，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决定是否分手。如果你不能离婚的话，我不能给你做一辈子情人。”这个期间，正是他们相亲相爱难舍难分的时候。而且，只有22岁的杨旸很难理智地选择与郭晓斌分手，而且杨旸也越来越离不开郭晓斌了。一是两个人都在北京，彼此断不了电话联络，二是杨旸上学期间没有收入，也无法独立生活，只好靠郭晓斌的资助来维持她的开销。对于这个问题，法院开庭的时候，法官说杨旸是“争取一份不该属于自己的幸福”，意思是说假如杨旸果断地离开郭晓斌，就不会出现后来杀死郭晓斌的情况了。对此，杨旸在监狱里曾经进行过多次反思，她深刻明白法官的话是非常理智的，但遗憾的是杨旸到了法庭上才听到。但反过来说，即使当时有人提醒杨旸，她也未必能听得进去。

生命就那么陨落了

对于情窦初开的杨旸而言，她与郭晓斌在一起生活，慢慢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的情感，是很难一下子割舍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其延续性，不可能割裂一段生活，重新开始另一个阶段。尤其是对于需要资助而又有些虚荣的杨旸，她没有足够的能力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生活。豪华轿车、高档住宅，以及美丽的花衣裳，都是杨旸所需要的。如果杨旸从来没有经历过挥金如土的畅快，她可能会安贫乐道，但她经历了，同时还拥有了初恋，这都是她无法割舍的。

现在看来，杨旸的确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当时的优柔寡断导致了后来的拔刀相向。

杨旸的情妇生涯就这样继续下去了，但郭晓斌的妻子在杨旸心里一直是个疙瘩。一个刚刚开始初恋的女孩子，面对所爱的男人和他的家庭，情绪不免受到影响。所以，杨旸在生活上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无缘无故地跟郭晓斌吵闹，但郭晓斌一直让着杨旸。

这个期间，郭晓斌的妻子赵丽晶虽然没有来过北京，但她的存在，对杨旸而言是一种耻辱。郭晓斌多次对杨旸说，你不是什么第三者，不是你来主动破坏我的家庭，你是在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下与我相爱的，你没有什么错。错就错在我事先欺骗了你。

转眼到了1999年的春节，杨旸跟郭晓斌一起回福建过年。腊月二十九那天，杨旸和郭晓斌到了厦门，杨旸催促郭晓斌春节期间必须跟妻子摊牌。杨旸说：“你要自己作出选择，要么离婚，要么我们分手。这次回去过春节，你要把你家庭的事情解决了，毕竟我在你们夫妻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不能持续下去了。不然我们就分手。”郭晓斌虽然满口答应下来，但真正跟妻子离婚，他还是有顾虑的，毕竟跟妻子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况且父母对赵丽晶还是非常满意的。

郭晓斌略带为难的表情还是被杨旸看出来了。当天下午，郭晓斌开车要回泉州的时候，杨旸为了坚定郭晓斌跟妻子摊牌的决心，就说：“我送你一段吧。”

郭晓斌答应了，两人开车离开厦门。当郭晓斌驾车快上高速公路的时候，见杨旸还没有下车的意思，他就有点生气，以为杨旸要跟着他到泉州去闹事，催促自己离婚。在车上，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

杨旸是个性格倔强的女孩，郭晓斌越让她下车她越不下。她赌气地说：“我今天就跟你回泉州，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离婚，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吗？”其实，杨旸根本没有跟他去泉州的打算，她出门送郭晓斌的时候，包和衣服都没有带。

没想到郭晓斌也不示弱，他恨恨地说：“走就走，一起去跟赵丽晶说。”两个人一较劲，他们就闹着去了泉州。在高速公路上，气哼哼的郭晓斌甚至打电话告诉了妻子赵丽晶杨旸要到泉州。当时，赵丽晶还不太相信，以为郭晓斌开玩笑。因为这时候赵丽晶并不知道杨旸的存在。

一路上，郭晓斌告诉杨旸，他和妻子赵丽晶认识不长时间就结婚了。他的妻子非常善良，是个家庭妇女型的女性。为了防止杨旸做出过激行为，郭晓斌劝慰说：“你要我跟赵丽晶离婚，我就要分一半家产给她，这样咱俩就没有什么了，能不能等一段时间再说？”

但杨旸坚决地说：“我不管这些，你怎么补偿人家是你的事情，我们这个关系得弄清楚。你太贪了，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放弃，这样不行，这个社会不允许，法律也不允许。”

他们一路争吵着到了泉州，但杨旸没有勇气去见赵丽晶，毕竟自己的身份很尴尬，郭晓斌只好把杨旸安排到酒店住下。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杨旸只好打车回了厦门。临走的时候，杨旸咬着牙对郭晓斌说：“既然事情已经挑明了，你看着办吧。不是我逼着你怎么办，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泉州。

在杨旸的催促下，大年三十晚上郭晓斌跟妻子讲了杨旸的事情，提出离婚。赵丽晶这时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有了外遇，她哭着跟婆婆讲了一遍，郭晓斌的妈妈气得又哭又闹又要上吊。大年三十的晚上，郭晓斌全家在沉闷的气氛中度过了。

事情闹到这一步，郭晓斌想隐瞒也隐瞒不了了。过年之后，他们就匆匆回了北京。没想到，他们刚到北京，郭晓斌的妈妈就以生病要到北京治疗为借口随后赶来，目的是来北京看看促使自己儿子变心的杨旸是个什么样的女孩。郭晓斌的父母来北京后跟郭晓斌和杨旸一起住。这个期间，有时候看到郭晓斌和杨旸吵架，郭晓斌的妈妈就说：“你们吵什么，这不是你一定要选择的人吗？她不是对你好吗？这么好还吵架？”

郭晓斌的父母在北京居住期间，杨旸跟郭晓斌的父母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有一次郭晓斌的劳力士手表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了，他们就认为是杨旸拿的，杨旸百口莫辩。这使得杨旸与郭晓斌两人冷战了一个多月。在父母面前，郭晓斌对杨旸态度也变得冷漠了许多。这次突然出现的不信任，对杨旸伤害特别大。

杨旸知道，事情的起因是郭晓斌的妈妈不喜欢自己。杨旸也知道，在这个家庭里，自己的身份是很尴尬的。郭晓斌的父母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就回了福建，他们无法拆散郭晓斌与杨旸，只好默认了这层关系，但他们坚决反对郭晓斌跟赵丽晶离婚。

这是1999年的上半年，杨旸只有22岁。到了下半年，因为学业结束杨旸离开了北大，跟郭晓斌生活在一起。由于她与郭晓斌矛盾的出现，杨旸产生了出国读书的念头。杨旸出国有两个目的，一是继续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二是逃避她与郭晓斌的感情，互相给对方一个思考的空间。杨旸的父母都出过国，尤其是她的母亲，常年定居在加拿大，他们也希望杨旸能够出去读书。对杨旸出国读书，郭晓斌也很支持。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00年4月杨旸去了瑞士，在苏黎士一个学校学习酒店管理。杨旸本来以为，这样远隔重洋，两个人都可以冷静地思考一下这段感情是不是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但实际上双方都没有真正冷静下来。郭晓斌的越洋电话无时无刻就会打到瑞士，有时杨旸正在上课，她的手机都会突然响起来。

杨旸在瑞士是边工作边学习，就住在学习的酒店。晚上杨旸把手机关掉，郭晓斌找不到，他能从酒店的6层挨个房间打电话，直到找到杨旸。郭晓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脑子特别灵，有时候找杨旸同事喊杨旸接电话，杨旸的同事因为嫌距离远不愿意叫杨旸的时候，他就骗杨旸的同事说自己来瑞士了，正在机场呢，让杨旸同事满酒店里找她接电话。

杨旸到瑞士的第一个月，仅仅是打越洋电话，郭晓斌的手机费就花了3万多，这更使杨旸坚定地认为郭晓斌是深爱着自己的。杨旸在瑞士的学习是三个月一个学期，一到学期结束的时候，郭晓斌就打电话给杨旸说：“你快回来吧，我想你想得快疯了。”就这样，一到放假的时候，杨旸的同学都到瑞士周边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去旅游，杨旸就回国跟郭晓斌团聚。杨旸的同学都开玩笑说杨旸坐飞机就像打的一样。当时杨旸和郭晓斌两个人虽然有点矛盾，但他们分开后还是互相想念，每次团聚都有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

随着阅历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杨旸眼里，身为商人的郭晓斌慢慢变了，他们开始有了分歧。每次杨旸回国都发现郭晓斌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物质化，这大概是郭晓斌长期在商场拼搏沾染上很多商人习气的原因。刚开始的时候，郭晓斌跟别人合股做汽车零部件的进出口贸易，后来进出口贸易不好做，赶上房地产热，他就改行做房地产。

在郭晓斌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中，跟郭晓斌合作的一个香港老板对郭晓斌的影响很大。那个人在南方有三个老婆，广州一个、深圳一个、香港一个，还有五个孩子。他每次来北京都会换女朋友，而且都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

杨旸不喜欢郭晓斌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但又无法劝阻他。为了应酬，郭晓斌经常在夜总会的ktv包间里莺歌燕舞。有一次杨旸从国外回来去找他，恰好他跟客户在ktv包房里唱歌，杨旸看见郭晓斌把手放在歌厅小姐的腿上。杨旸特别生气，把手上的包一下砸在郭晓斌身上，在那里大闹一场。

郭晓斌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很有性格，也很要面子，这是杨旸喜欢他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一次，他觉得杨旸很不给他面子，把自己的客户得罪了，非常生气。他们一路吵闹着回家，快到家的时候，见杨旸还不依不饶，他气急了，从地上拿起一块砖头照她脑袋打过来，把杨旸打得头破血流，去医院缝了3针。

慢慢地，他们在人生观、价值观上也有了分歧。他们刚认识的时候，郭晓斌是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而现在他在杨旸眼里完全变成了商人。杨旸很痛苦，有时候她问自己：“你是爱现在的他还是以前的他？”但他现在已经变了，杨旸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但她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在杨旸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她从瑞士回国看望郭晓斌。这一次仍然是不欢而散，两人心灰意冷地去机场的时候，郭晓斌在路上告诉杨旸，在杨旸出国期间，他在现代城买了一套房子，是用妻子赵丽晶的名字买的。郭晓斌解释说他是香港身份，现代城的房子是内销房，不能买，只能用他妻子的身份证买。

杨旸听后非常生气，觉得郭晓斌根本没把自己当回事。但郭晓斌解释说：“用赵丽晶的名字买房，我们也不会吃亏，因为将来离婚，家产也是一人一半。”郭晓斌还告诉杨旸说，这几天赵丽晶就要带孩子来北京，是郭晓斌的父母提出来的。杨旸一听就明白了，郭晓斌父母的用意是让他们巩固夫妻感情。

杨旸伤心了，郭晓斌那么热情地把自己从瑞士接回来，两个人在一起虽然恩爱，说穿了不过是一个情妇的角色。自己转身一走，郭晓斌马上要把老婆孩子接回来享受天伦之乐，深爱着郭晓斌的杨旸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在机场，杨旸催促郭晓斌赶紧下决心跟赵丽晶离婚，但郭晓斌的态度依然是吞吞吐吐，一副左右为难的神态。

就在首都机场，杨旸临时决定去泉州去跟赵丽晶谈谈，让他们分手或者想办法让赵丽晶来不了北京。杨旸找了个借口让前来送行的郭晓斌离开机场，接着转身把去瑞士的机票换成3天以后的，买了一张机票当天就飞到了泉州。

在飞机上，杨旸正不知道用怎样的手段让赵丽晶来不了北京，恰好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孩误喝了水银，汞中毒后到医院急救的报道。一下飞机，杨旸就买了10支体温计砸碎，找了个小瓶装了水银，想给赵丽晶喝下去。同时，在寻找接近赵丽晶借口的时候，杨旸想起郭晓斌曾经提起过给赵丽晶办理移居香港的事情，她给赵丽晶打电话，告诉赵丽晶自己是办理香港移居的人员，约她面谈，赵丽晶答应了。

杨旸和赵丽晶见面后，赵丽晶询问自称是香港户籍办理人员的杨旸，如何办理移民香港的户籍。杨旸说移居香港要作身体测验，说完就给了赵丽晶一张避孕试纸，让她含在嘴里，接着杨旸就让她喝了水银。见赵丽晶喝完水银之后，杨旸很害怕，匆匆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赶忙飞回了北京。

赵丽晶喝完水银后，见杨旸神色慌张地离开了，她百思不得其解，一会儿，她感到自己的胃里翻江倒海，立即给远在北京的丈夫打了电话。郭晓斌一听赵丽晶描述给自己下毒的女人的情况，马上明白是杨旸干的，郭晓斌当天立即飞回泉州处理。

而此时，杨旸也乘上了飞往瑞士的飞机。

回到瑞士后，杨旸一直忐忑不安，唯恐国际刑警会找到自己。而赵丽晶被杨旸下毒后，很快被送到当地医院医治，之后赵丽晶经过多方治疗后痊愈了，没有留下后遗症。尽管当时赵丽晶已经向当地警方报案，但杨旸已经离开国内，加上赵丽晶后来痊愈，这件事情就暂时搁置起来。

经过给妻子下毒这件事情，郭晓斌开始疏远杨旸，杨旸对郭晓斌渐渐失望了，打算跟他分手。恰好这个期间，杨旸已经移居到加拿大的妈妈，想让杨旸到加拿大念书。

2001年4月，杨旸从瑞士回国办理去加拿大留学的签证。从国外回来，杨旸的心气也高了，加上价值观不一样，杨旸妈妈也强烈地要求杨旸跟郭晓斌分手。杨旸去加拿大学习，一是投奔母亲，将来在国外定居；二是学习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三是逃避与郭晓斌的感情。虽然郭晓斌因为杨旸给赵丽晶下毒的事情疏远了杨旸，但回国后他们仍然藕断丝连，郭晓斌为办签证的事情也是跑前跑后。

这时候，杨旸和郭晓斌的关系已经心照不宣。以前杨旸跟郭晓斌同居，现在郭晓斌在现代城的房子，连钥匙都没有给杨旸。在等待签证的期间，杨旸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居住。

2001年6月27日晚上12点，杨旸从住处打车到了现代城，从车库坐电梯到了郭晓斌家门口等他。因为生意上忙，郭晓斌经常晚上12点才回家，杨旸就赶在这个时候去找他。12点左右的时候，郭晓斌回来，一见杨旸就问，你怎么又来了？杨旸说，我想见你，有事情跟你说。郭晓斌说，明天早上我还有事情要早起，你回去吧。杨旸没有走，郭晓斌把门打开，他们就进了门。

进门后，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杨旸问了郭晓斌一些最近的工作情况，他没怎么理杨旸，然后就进了卫生间。杨旸听见他在卫生间打电话，好像是给一个女孩打的。杨旸很生气，关掉电视，就脱了衣服上床等着他。他进卧室后，杨旸跟他说自己有了男朋友和一些气他的话。郭晓斌很生气，一下子过来把杨旸摁在床上，疯狂地跟她做爱。

完事后，郭晓斌睡着了，但杨旸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在考虑自己跟他这些年来发生的一切。想起刚才他打的那个电话，杨旸想看看他是给谁打的，就拿了他的手机和电话本对照着看。大概是听到手机按键的声音，郭晓斌醒了，看到杨旸查他的手机，非常生气，一边抢夺电话本，一边打一边骂杨旸说：“就不该让你进来，上次就该打死你！”

追打杨旸的时候，郭晓斌跑到储物柜去掏东西，杨旸知道里面有把锤子，就往外跑。郭晓斌拿了一把刀子追了过来。杨旸情急之下把电话本甩给他，把手中的衣服和包扔到他脸上，趁这个时候，杨旸冲过去按祝蝴手上的刀，只听他“啊”了一声，可能是刀子碰到他身体什么部位了。这时候杨旸已经抓住刀柄，在抢夺中，杨旸一使劲就把刀子捅到他肚子里。杨旸立刻把刀拔出来，他们都愣住了，对视了几秒钟，郭晓斌突然把杨旸推向大门口，大喊：“救命啊，有人杀人啦。”

杨旸在跟他的抢夺中，又把刀刺向了他的脖子和胸部，总共有十几刀。最后他们都没有力气了，面对面坐在地上，郭晓斌说：“你走吧，我恨死你了。”

杨旸说：“我要带你一起走。”然后杨旸把郭晓斌抱到洗手间，把房间里的血迹打扫干净，把带有血迹的床单和窗帘放到洗衣机里洗了。

杨旸找了个垃圾袋把刀子和擦拭血迹用的手纸和毛巾装好，下楼开着郭晓斌的奥迪车，到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扔掉。然后打车回自己租住的地方拿了一个大箱子，又返回现代城。杨旸把郭晓斌用垃圾袋把上半身套起来，把他放进箱子里。因为箱子小放不下，杨旸就下楼去附近的蓝岛大厦买一个更大的箱子。

等杨旸从蓝岛大厦买了箱子回去，还没推开楼道的门，就听见保姆在打电话报警。杨旸知道是保姆发现了郭晓斌，就赶紧离开了现场。

杨旸下楼到郭晓斌的奥迪车里哭了一会儿，接着回到租住的地方收拾了自己的行李，然后去一家医院治疗手上的伤。几天后，杨旸在亚运村一个地方租了房子住下来。直到2001年10月8日，杨旸去加拿大大使馆办理签证时被警方抓获。

2001年6月28日上午9点多钟，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值班电话骤然响起，有人报称，郭晓斌被人杀死在家中。经法医检验，郭晓斌身上有十几处刀伤，死亡原因是胸腹部的五处刀伤导致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报案的5小时之前，也就是6月28号凌晨的4点钟左右。

发现死者并拨打110的，是郭晓斌家雇佣的清洁工。6月28日上午9点钟。当时，清洁工打开房门，准备对房间进行清扫时，发现郭晓斌倒在血泊中。在郭晓斌卧室的床上和墙壁上，有大量的血迹。

据报案的清洁工反映，这套祝葫平时只有郭晓斌一人居住，而且她一进屋就发现了异常并马上报了警，可是侦查员在勘察现场时断定：屋里的东西有明显的被整理和打扫过的痕迹。

根据警方的调查和了解，发现这个楼道陌生人很难进去，因为进入楼道需要房卡或者是按门铃楼上的人开门才能进去。从现场来看，房门和窗户都是完好无损的没有被砸被撬的痕迹，另一方面现常豪者穿得很少，仅仅穿了一条短裤，通过这些情况的分析，警方认为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郭晓斌被杀后，警方在现场提取了一枚足迹，经过技术部门的分析和判断，断定是一个女子的足迹。侦查员立即将调查重点转移到与郭晓斌接触的女性身上。同时侦查员调取了案发当天该楼的监控录像。在案发这段时间录像中出现了一名女子，这名女子形迹十分可疑。经过郭晓斌的家人对录像仔细辨认，这名女子就是郭晓斌生前的情人杨旸。

杨旸为什么会在案发的那段时间出现呢，案发现场的足迹会不会就是杨旸留下的呢？一系列的疑问在侦查员的头脑中汇集，侦查方向也逐渐地转向了情杀的范围。就在这时，郭晓斌的家人反映，郭晓斌平时驾驶的一辆车牌号为京ep7098的灰色奥迪a6轿车不见了踪影，杨旸也联系不到了。警方初步判定，杨旸有重大作案嫌疑。

2001年9月23日，在案发的两个多月后，朝阳警方通过《法治进行时》节目对杨旸进行电视通缉，同时警方还征询郭晓斌的那辆银灰色奥迪a6轿车的线索。

就在《法治进行时》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警方接到了一名群众的举报，称有一辆车牌号为京ep7098的银灰色奥迪a6轿车一直停在朝阳区双龙小区的停车场内。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侦查员们很快找到了车辆，果然这辆车正是郭晓斌生前驾驶的奥迪a6。

杨旸为何会将这辆车遗弃在这里，她究竟会藏匿在什么地方，如何才能找到她呢，侦查员决定先将这辆车依法收缴，因为侦查员感觉，如果杨旸果真藏匿在不远的地方，她就一定会发现这辆车已经被警方扣留。在这种情况下，有过出国经历的杨旸，很可能会仓皇出逃。于是警方就从出入境的关口上进行了布控。从火车站、机场、海关等各个方面加大了控制的力度。

2001年10月8日清晨，北京下起了蒙蒙的细雨，突然有人打来了举报电话，说杨旸准备去某使馆办理签证，侦查员火速赶到了该使馆门外。警方在蹲守的过程中，从使馆里走出了一名女子，经过警方分析和对照片的比对，应该就是警方所要寻找的犯罪嫌疑人杨旸，警方立即上前将其抓获。

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侦查员，杨旸并没有露出丝毫的慌乱，或许她早就意识到自己会落入法网。被带回刑警队后，杨旸始终是一言不发、低头沉思。也许杨旸怀着一种特别绝望的心情，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是觉得还有一线希望，所以在警方的审讯中她一开始一句话都不说，一直保持沉默。后来经过很长时间，警方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终于慢慢地打消了她的顾虑，杨旸就一点点地交代了她的问题。

经过大量的事实认定，2002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故意杀人罪，将杨旸杀害郭晓斌的这起案件全部移交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可是，一到检察院，杨旸就推翻了自己在公安局的证词。

2002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故意杀人罪，将杨旸杀害郭晓斌的案件移交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进行起诉。可是，到了检察院，杨旸说她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杀害郭晓斌，而是在与郭晓斌争执中，防卫过当才造成了郭晓斌的死亡。检察官对杨旸的每一点辩解都进行了仔细地分析。

在法院庭审当中，杨旸为自己辩解她是出于正当防卫，那么在正当防卫过程当中，不慎将郭晓斌杀死的。从被害人郭晓斌的伤情来看，刑事科学鉴定表明，他身体上受了十几处的刀伤，他的致命伤是胸腹部的五处刀伤，致左肺、肝脏破裂，失血性死亡，而杨旸身上的刀伤可以说没有，只是身体部位有一两处的划伤。另外从性别差异上检察官分析，杨旸是一个娇弱女子，在和郭晓斌打斗当中，如果是郭晓斌手中持刀，那么面对身强力壮的郭晓斌，杨旸是否有能力把刀抢过来，进行自卫呢？案发以后，如果是一种正当防卫行为的话，那么一般的公民的反应是马上报警，但是杨旸相反，从暂住地一直把东西运走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直积极的办理出国手续，所以说她逃避法律追究的这种行为，应该说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因此根据这些客观情况，检察院和法院都认定杨旸犯罪不属于正当防卫。

就在检察官刚刚驳回了杨旸的辩解时，被害人郭晓斌的家人向检察机关提出杨旸除了故意杀人罪以外，还涉嫌盗窃罪。郭晓斌的家人提出来，杨旸曾经开走过一辆帕萨特轿车，这辆车应该是属于郭晓斌的。

在查清了案情，补充了大量的证据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已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对杨旸提起公诉。2002年9月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判处杨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接到判决后，杨旸不服提出上诉。2003年8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旸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盗窃罪判处杨旸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罚金人民币1.5万元。至此，这起案件从起诉，到终审判决下达历经一年半之久。

关于杨旸的性格特点，承办杨旸杀人案的李瑞明检察官对她的评价是：杨旸这个被告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我感觉到她的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杨旸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她将被害人郭晓斌杀死，她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她心里应该非常明知，但是杨旸非常轻松，情绪一点儿都不紧张，不排除她是用外表的这种轻松，来掩盖她内心的恐惧。第二感觉杨旸是一个占有欲非常强的一个人。因为无论怎么样，郭晓斌跟她保持了长达一两年的同居关系，但是在郭晓斌不能满足给她婚姻的这种情况下，她大动杀机。

对于杨旸杀人案件，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从杨旸的方面来考虑，杨旸作为一个不光彩的第三者，在发现了被害人有家庭的情况下，仍然是苦苦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惜牺牲别人的幸福。从被害人郭晓斌角度来考虑，郭晓斌是一个有家庭的人，却涉足于这种婚外情，所以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这个案件应该说是一个悲剧，对于每个人来说，爱情、婚姻观它都应该是一种义务，而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这个义务体现到一种社会义务，和对他人家庭负责的义务。

而身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的杨旸，谈起自己的犯罪时这样说：“我母亲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工作，我父亲非常朴实的，而整个家庭被我一下子毁于一旦了。我真的感觉我有罪，这种感觉无时无刻都横在我脑袋上面，我好像一抬头就能看到，时时刻刻提醒我，我使一个生命，一个鲜活的生命就那么陨落了……”

2、绝地反击，美女主持拘禁前男友

从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的监号里走出来的24岁的高璐，在冬天凛冽的寒风中清新得像五月的铃兰，不带侵略性地翩然走来。让人无法想到的是，正是这个南昌电视台的美女主持人，这个“环球小姐”中国赛区江西分赛区总决赛亚军，这个单纯得连犯罪都在所不惜的女孩，却在像罂粟一样充满诱惑的爱情面前，变得伤痕累累神魂颠倒。最后为了索要欠款，奋不顾身地和自己的新婚丈夫闫舒洋非法拘禁了前男友陈桦昕，因此而身陷囹圄。

2006年11月17日，在本文记者和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的两位记者对高璐进行独家采访了两个小时之后，朝阳法院法官向她宣读了以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的一审判决。宣判后，由于难以相信和接受判决结果，高璐手持判决书翻来覆去看了许久，她甚至不愿意在宣判笔录上签字，但最终她还是用悔恨的泪水接受了现实。临别的时候，高璐搂着给她宣判的女法官刘葳抽泣了很久。在回监号的时候，高璐更是眼含泪水一步一回头朝我们张望着，并在进门的最后瞬间深深地给我们鞠了三个躬。

那一刻，我和刘葳的眼泪几乎同时刷地一下涌了出来。看惯了杀人放火坑蒙拐骗，刘葳法官能够为一名犯人而流的眼泪是极其珍贵的。而我采访过数以百计的被告人，也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为一位吸毒的母亲，一次是为这个被爱情深深伤害了的高璐。

无论是我们的还是高璐的眼泪里的盐分，都无法清洗高璐所受到的爱情伤害，那是像罂粟一样的有毒的爱情。

给高璐带来爱情伤害的这个男人叫陈桦昕，在这起非法拘禁案件中，他的角色最后却变成了“被害人”。

2005年9月，高璐不会忘记那个给她带来噩梦的夏天，刚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高璐应一家时尚杂志社之约，来到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广告照片。为高璐拍摄照片的摄影师是一个操着广东口音的30岁的年轻人。

在按照摄影师的要求摆出各种不同造型之后，累了半天的高璐匆匆离开工作室赶赴下一个拍摄地点。因为高璐有着高挑的身材和姣好的面容，很多时尚媒体都纷纷请她做模特，而高璐为了用自己赚的钱解决学费和平时的花销，也非常喜欢这种闪光灯下的日子，况且自己毕业后还没有最后确定工作去向，下一步找工作也需要一些花销，所以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个性好强的高璐仍然不停地奔波着。

高璐刚刚走出工作室，没想到那个操着广东口音的摄影师却随后追了出来，并叫住高璐递给她一张名片。此时，高璐才知道，这个摄影师叫陈桦昕，正是这家工作室的负责人。

外表精干的陈桦昕在刚才的拍摄过程中专注的工作状态，给高璐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所以当陈桦昕很绅士地索要她的联系方式时，高璐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陈桦昕。因为陈桦昕说：“希望你能够经常来我这里，我愿意为你效劳，给你拍摄更多更好的照片，我跟很多时尚媒体有合作关系，可以把你的照片上封面。”

上封面是很多女孩梦寐以求的愿望，高璐也不例外，可在陈桦昕嘴里，仿佛是轻而易举的小菜一碟，这无法不使高璐感到快乐。她爽快地答应下来，而对于陈桦昕提出的给她发短信或者打电话的请求，高璐答应得同样爽快。

陈桦昕没有食言，自从这次见面之后，陈桦昕的电话和短信像大海涨潮的波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早晨起床的时候，高璐会收到的短信是“宝贝，该起床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会收到的短信是“宝贝，早早睡吧，女人的美丽是睡出来的，梦里要梦到我”；即使是行走在路上，高璐都会收到一些满含着款款深情的温情提示，几乎句句都是高璐想要的贴心的话。

23岁的高璐从来没有这样被一个男人关心过。高璐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婚了，她一直跟着母亲一起生活。虽然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老总的父亲也给予了高璐很多的关怀，但是父亲毕竟再婚了，不可能经常和她在一起生活。高璐无论是生活和学习都十分要强，上大学之前，她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高璐生活上也非常独立，尤其是上大学之后，尽管百万富翁的父亲和收入不错的母亲会争着给高璐很多钱，但她还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节假日打工来赚钱养活自己，在上大学的4年里，高璐先后在很多不同的公司打过工，干过推销员、模特等等很多工作。

高璐的性格中除了有超出同龄人的坚强之外，还有超出同龄人的敏感。在高璐23年的情感旅程中，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陈桦昕这样对自己体贴入微，所以，她很快陷入了陈桦昕为她编织的情网之中。

高璐虽然个性坚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单纯得近乎透明的女孩，她坚信自己真诚的付出一定会收获别人善良的笑脸。但她却想不到，这场爱情却像罂粟一样，灿烂至极的鲜花背后，却是一种蚀骨的毒药。

在享受着陈桦昕带来的爱情同时，高璐的工作也有了着落，江西南昌电视台向高璐抛来了绣球。经过严格的层层选拔，南昌电视台决定录用高璐担任一档谈话类节目《今夜侃侃侃》的主持人。在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高璐第一个时间告诉了陈桦昕。陈桦昕当然为之高兴，并为此专门设宴庆贺了一番。

2005年10月，在接到南昌电视台录用的消息之后，高璐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北京，告别了陈桦昕，来到了南昌，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她与陈桦昕的联系，也只好靠短信和煲电话粥来维持了。

在南方没有暖气的阴冷冬天里，高璐却依然感受到来自陈桦昕的融融暖意。陈桦昕不时从北京邮寄到南昌的沙发靠垫和热水袋，不但让高璐感到陈桦昕的细心，更让她感到对方的深深爱意。

令高璐更意想不到的是，2005年12月，陈桦昕突然来到南昌看望高璐，就是这次见面，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第一次质的变化，他们同居了。

同居之后，因为两人天天厮守在一起，陈桦昕的第一个隐私被高璐发现了。有一次，高璐发现陈桦昕接电话的时候不用普通话而用广东话，而且隐隐约约提到孩子的事情，等他接完电话，高璐忍不住好奇地询问陈桦昕。陈桦昕这时候才告诉高璐，他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还有一个女儿，离婚后前妻带着女儿去了法国。尽管已经离婚，但是前妻还经常从法国给他寄钱，支持他的摄影事业。

按照常人的想法，这种欺骗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是让人伤心的。但是，单纯的高璐并没有因此责怪陈桦昕，因为高璐觉得自己就生活在一个曾经分离过的家庭中，她不忍心触痛自己心上人的伤口，也没有因此和陈桦昕分手。高璐觉得爱一个人就要包容他的一切，她甚至还容忍陈桦昕当着她的面，经常地给前妻和女儿打电话。

陈桦昕对于自己离异的隐瞒并没有影响他们感情的发展，反而促使高璐坚定了马上嫁给他、给他以家庭温暖的决心。2005年1月16日，高璐获得了她从艺以来最高的荣誉，成为“环球小姐”中国赛区江西分赛区总决赛的亚军。带着这个好消息，2006年春节前高璐来到北京，与陈桦昕一同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辽宁丹东拜望自己的父母。高璐希望好事成双，尽快让父母答应他们的婚事。

但是，这次丹东之行却给兴致勃勃的高璐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她的父母坚决反对高璐跟陈桦昕谈朋友，尤其是母亲在接触了陈桦昕之后说：“这个人很不诚实，他的话中几乎没有一句是实话，孩子，你跟了他会上当受骗的！”

但是，正在热恋中的高璐怎么会听从母亲的劝导呢，她倔强地对母亲说：“我爱他，我一定要嫁给他，我这辈子就认定他了！”

母亲生气了，几乎声泪俱下地对高璐说：“孩子啊，妈妈知道你喜欢他，妈妈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要多啊，爸爸妈妈不是嫌他是二婚，也不是嫌他是个照相的，你这么单纯，怎么看不清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呢？”

尽管父母坚决反对他们的感情，但是，高璐还是向陈桦昕隐瞒这次与父母的争吵，毅然决然地跟着陈桦昕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后，高璐一直催着陈桦昕结婚，但是，陈桦昕这时候却以“时机不成熟，还不想结婚”为由，多次拒绝了高璐。

高璐并没有细想陈桦昕拒绝结婚的原因，她也觉得陈桦昕“赶紧创业”的说法有道理。因为陈桦昕的这家工作室主要是为平面媒体提供图片赚取稿酬，加上陈桦昕还聘请了几个助手，所以，工作室的收入并不高，有时候甚至入不敷出。每当陈桦昕以“父亲住院”、“公司搬家”或者“给员工发工资”为由向高璐开口借钱的时候，高璐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后来又向父母要了一些钱借给了陈桦昕。前前后后，高璐先后借给陈桦昕4笔钱，共计17万元。

爱情骗局

但是，高璐没有想到的是，两人回到北京后不久，高璐无意中看到的一个短信，引发了两人感情第二次质的变化。

有一次，陈桦昕的手机突然来了一个短信，但恰好陈桦昕去了洗手间，高璐就顺手查看了短信的内容，这个短信的内容让高璐花容失色，在来自一个女人的短信中，赫然写着：我正从家往爸爸家走，家里水管破了，你来家修理一下吧。

很显然，这不是开玩笑的短信，而口气是一个妻子发给丈夫，或者是女友发给男友的短信。高璐拿着手机正在看短信的时候，陈桦昕回到房间，一看此景，立即火冒三丈，两人抢夺起来，情急之中陈桦昕大打出手，几个耳光把高璐打得晕头转向。

长这么大，高璐从来没有被别人动过一指头，高璐伤心地哭了。更让高璐伤心的是，陈桦昕在跟自己同居的同时还有别的女人，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高璐接受的现实。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高璐按照来电显示的号码打了过去，当听到对方的指责时，高璐顿时感到如同五雷轰顶。

电话那边的女人说：“你这个女孩真蠢，我和陈桦昕共同有一个温暖的家，上个月光装修就花了6万多，我们还去过欧洲、海南、西藏旅游，你去过吗？”

6万多？上个月？这恰恰是高璐借给陈桦昕钱的时间和数额啊？同时，高璐想起来陈桦昕告诉她的一个习惯，陈桦昕在工作的时候绝对不接电话，让高璐尽量发短信联系。难道他跟别的女人外出旅游，就是怕自己打电话打扰了他们的好事吗？

高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爱情骗局，但是，接下来一个叫王媛的女人打来的电话，让高璐陷入巨大的悲哀之中，那个叫王媛的女孩责备高璐说：“我没有想到他在向我表白忠诚的时候，竟然跟你在一起厮混！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第三者！”

天啊！怎么会是这样？

高璐的钢琴、电脑、衣物，还有高璐全部在北京的财产，都搬到她和陈桦昕在北京的“家”，他们都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这个看起来非常绅士的男人，一个媒体圈里小有名气的摄影家，怎么会是一个爱情骗子呢？除了感情，被骗走的还有17万元，那是高璐所有的积蓄和从父母那里要来的钱。

2006年3月15日，高璐跟陈桦昕分手了。

突然的感情变故让高璐猝不及防，这时候她已经欲哭无泪，哀莫大于心死，她不知道该向谁去诉说自己积郁在心中的烦恼。

这个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身影站在了高璐的身后，他叫闫舒洋，是一家公司的老板，3年前高璐读大二的时候，曾经在他的公司打工，虽然闫舒洋深深地爱着高璐，但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况且当时高璐还只是个学生，所以闫舒洋把这份爱深深埋在心底，两人保持着很好的友谊，但只是限于兄妹之间的感情。

身为女性，无论外表和性格看起来是多么坚强，内心里总是希望有人疼有人怜，有人来安慰，尤其是在孤立无援的时候。在初春料峭的寒风中，闫舒洋静静地站在高璐身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看着她，他的眼神中带着爱恋和责备。面对高璐突然的感情变故和充满泪水的脸，闫舒洋只是把宽厚的肩膀给了高璐，并轻轻拍了拍高璐的头说：“嫁给我吧，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你肯马上娶我吗？我现在就要嫁给你，而且是马上！”高璐仰着脸看着闫舒洋，闫舒洋笑笑说：“不要赌气做决定，你考虑好了再说！”

“我已经决定了！而且是马上！”高璐的泪眼中闪着坚定的光芒。

“好吧，我们去办手续！”闫舒洋爽快地答应了。

双方的父母都没有想到，两人闪电般地仓促结婚了。当然，这也是陈桦昕没有想到的。在2006年3月25日，高璐结婚前的头一天晚上，她陪着到北京参加婚礼的父亲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父亲认真地问：“孩子，你决定了吗？”

“决定了！”高璐说。

“舒洋这孩子不错，我和妈妈都支持你！”爸爸说。

在决定结婚的时候，高璐给陈桦昕发送了一个短信，告诉陈桦昕自己要结婚的消息，并请陈桦昕把属于自己的东西送到她和闫舒洋的家，陈桦昕答应了，并把高璐的东西送到了闫舒洋的家门口。

陈桦昕来送东西的时候，高璐没有跟陈桦昕见面，而是让自己的丈夫出面接待了陈桦昕。她不想再触动那些带血的爱情伤口。但是，她没有想到，正是陈桦昕知道了自己的家门，才使这种伤害越来越大。

在2006年3月26日高璐和闫舒洋结婚后的新婚蜜月里，陈桦昕却神使鬼差地不停地出现在高璐的生活里。头一天晚上高璐和闫舒洋的活动，甚至是夫妻间的对话，陈桦昕第二天就会用短信发给高璐，而且，还有一些肉麻的短信此起彼伏。

这种让人心惊肉跳的短信连续不断出现在高璐的手机上，也让闫舒洋觉察到了什么。这样下去，家庭的安全感完全没有了，闫舒洋愤怒了，他决定去找陈桦昕“谈谈”。

但是，高璐阻止了闫舒洋，她不希望丈夫去处理这件事情，她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自己的感情问题。于是，2003年3月底的一个晚上，高璐跟陈桦昕约好在陈桦昕的工作室见面。

让高璐没有想到的是，当她独自一人赶到陈桦昕的工作室之后，陈桦昕突然把工作室的门锁上了，两人没谈几句话，暴跳如雷的陈桦昕就大打出手，把高璐摁在地上重重打了6个耳光！情急之下，高璐用手机给丈夫打了求救电话，刚刚打完电话，恼羞成怒的陈桦昕一把把手机抢过来，在地上摔得粉碎。

当闫舒洋匆匆赶到陈桦昕的工作室时，却发现大门被反锁着，他只好打电话报警。等警察赶到时，陈桦昕才感到事态的严重，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哀求高璐和闫舒洋放过他一次。看到眼前这个跪着的自己曾经深爱过的男人，高璐心软了，她连忙向警察解释说：“我们这是朋友之间的矛盾，是家庭纠纷，我们自己来处理吧！”警方见状，也没有再追究。

但是，陈桦昕的短信和电话骚扰并未因此而停止，忍无可忍的高璐觉得不能再这样纵容这个变本加厉的男人了，她决定与陈桦昕作个了断，把以前借给陈桦昕的17万元要回来。

但是，高璐在借给陈桦昕钱的时候，根本没有让他打过借条，陈桦昕当然不会认账。高璐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丈夫，闫舒洋决定跟高璐一起去讨要这笔钱。他们打电话约见了陈桦昕，陈桦昕担心他们闹到工作室去，主动提出到闫舒洋家去谈。

2006年4月2日，陈桦昕来到闫舒洋和高璐的家，在家里，闫舒洋面对这个严重影响他们婚姻生活的男人，没说两句话，他已气愤至极，拿起家里的水果刀把陈桦昕赶出了家门。在楼下，闫舒洋气愤地说：“你也看到了现在的事情，我和高璐已经结婚了，你还来打搅我们，这事怎么办你还不知道吗？”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桦昕突然跪下磕起了头，哀求着说：“你们放过我吧，那笔钱我一定会还，等缓缓再说好不好？”见此情景，高璐只好拉着丈夫离开了。

其实，陈桦昕根本没有还钱的意思，陈桦昕一位熟悉内情的朋友给高璐打电话说：“你太不了解陈桦昕了，你就是太善良，受不了他下跪的刺激，其实，这个人什么都做得出来！”

如果陈桦昕因此收手，也许就不会引发一起轰动全国的非法拘禁案了。但是陈桦昕在高璐和闫舒洋的两次警告后，依然没有停止对高璐的短信骚扰，而且用词越来越肉麻。心力交瘁的高璐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对付这个男人了，她必须借助外力，用以恶治恶的方式来索要回属于自己的17万元。

于是，高璐想到了自己的高中同学于强，这个在北京闯天下的丹东小伙子有着一身蛮力，也有一付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肝义胆。高璐一个电话过去，他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带着两个同样来自东北的哥们来了。

原谅生活中卑鄙的人

2006年4月21日，高璐、闫舒洋和于强以及于强的几个哥们，在朝阳区东大桥路口见到了陈桦昕，随即，他们开车强行把陈桦昕带到了位于宣武区广安门外的“聚京缘”酒店。

在“聚京缘”酒店内，高璐终于壮起胆子还给了陈桦昕3个嘴巴，并逼着陈桦昕写下了两张欠条，数额分别为17万元的欠款和3万元的精神赔偿。为了保险起见，高璐等人又先后把陈桦昕转移到了丰台区的“润华宾馆”和“北京一拖红园酒店”继续拘禁。在挨了几顿打后，陈桦昕终于同意先还一部分钱给高璐。

从4月24日中午开始，陈桦昕就被高璐等人先后带到了王府井东方新天地和崇文区新世界商城附近的几家银行，从陈桦昕的银行卡中共取出4.19万元。4月25日下午5点多，高璐让闫舒洋和同学把陈桦昕送回了公司。临走的时候，高璐有点于心不忍，她从索要回来的钱中拿出2000元给了陈桦昕，善良的高璐说：“给你点钱当生活费吧，我不想赶尽杀绝。”

4月25日陈桦昕回到工作室。4月28日，陈桦昕向北京市朝阳刑警支队报案，称自己被绑架。不久，高璐闫舒洋等人因涉嫌非法拘禁被捕。

2006年11月15日，在被关押了165天之后，高璐、闫舒洋非法拘禁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高璐和丈夫闫舒洋，以及同学于强和于强的两位朋友共5名被告人在法警的看押下排队走进法庭，高璐戴着手铐走在最前面。身穿整套休闲服装的她，马尾辫翘得高高的，走路也是昂首挺胸，丝毫不避讳众多镜头。

核实被告人身份时，高璐首先很有礼貌地打了个招呼：“法官好。”据高璐陈述，她和陈桦昕从2005年9月至2006年2月底是恋人关系，在交往过程中，陈桦昕以父亲生病住院、公司搬家等理由不断向她借钱，数额达17万元。2006年3月高璐结婚后，陈桦昕仍然发送骚扰短信，高璐想将欠款要回来却只能借助外力，于是给高中同学于强打了电话，于强又找到以前的两个同事，一起相约拘禁了陈桦昕。高璐承认，在拘禁期间，她出于愤怒打了陈桦昕三个耳光，然后让他写下欠条。

在法庭上，高璐没有提及她和陈桦昕的感情恩怨，但她的辩护律师向法庭说明了她不想提及从前自己受到的伤害。据律师说，陈桦昕在得知高璐在2006年3月结婚后，仍然多次发暧昧短信来骚扰她。高璐之所以打他，也是因为陈桦昕说她主动勾引他。此外，高璐曾到陈桦昕的公司要过债，当时对方把她关在公司里，高璐还为此报了警。在法庭上，高璐的律师还向法官出示了高璐获中国歌舞剧团九级证书和环球小姐决赛亚军等证书，以证明她的才干，希望法院能适用缓刑。

在法庭调查阶段，高璐和闫舒洋争着往自己身上揽过，两人都称“是我提出的要钱”，“拘禁地点也是我选的”。

最后陈述阶段，高璐拿起准备好的讲稿，先向父母及审判人员等问好，才声情并茂地读道：“大家上午好，我叫高璐。经过165天的看守所生活，我终于可以再次与家人见面了。牢狱生活使我学会了原谅，这世界上有的人很可恶，有的人很卑鄙，但我已经不会再去怨恨任何人，因为我发现他们比我还要可怜。我要对父母表示感谢，生病的母亲和忙碌的父亲，不问路途遥远坚持每月来看望我两次，我真的很感激。对于报纸上登出的消息，我很坦然。人类最伟大的是坠落后还能再升起。”

“原谅生活中卑鄙的人，他们比我更可怜。”这句话高璐在法庭上重复了两遍。因为与案情无关，高璐顶着被法官几次喊停的压力，做了她的最后陈述。

2006年11月17日，法院开庭两天后，很快下达了对于高璐的一审判决，以犯非法拘禁罪判处高璐和闫舒洋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她的同学于强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高璐没有想到会判得这么重，但她最后决定放弃上诉的权利，并最终决定申请回原籍辽宁服刑。

在对高璐报以同情的同时，我们无意粉饰高璐的犯罪，她犯了罪自然会有法律作出裁决。作为一个感情上的“伤员”，她因为非法拘禁陈桦昕给自己的伤口撒上了一把盐。但是，高璐在法庭上重复了两遍的话，让我们久久不能忘记。在采访中高璐质问记者“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无辜的好人，而卑鄙的人却在一边偷笑”时，记者无言以对。

现在，我想起了北岛先生的一句名诗，也许是这篇文章最好的点睛之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高璐接受法庭审判的同时，记者在网上搜索高璐的相关资料的时候，无意中搜到一家网站上一份自称是“朋友”的帖子，我不想去猜测这篇帖子的作者是谁，我只能照录如下，让人们看看这位“朋友”的心态。原文是这样的：

看了一些报纸以及网络上对《美女主持被控非法拘禁》的报道后，出于对朋友也好，对于关注这件事情的人们也好，我决定应该站出来说出一些事实的真相，不想让这件事情黑的不黑，白的不白！！！

首先要说明的是陈是高璐的前男友，两人于2005年11月开始恋爱，并于2006年3月15日分手，高璐和他现在涉及本案的丈夫是于2006年3月23日结婚的。

第一，高璐所说的“案发前台里要评十佳主持人，回北京做准备”，这句话本身就不具备真实性。高璐三月离开南昌台到北京，是以到北京考研为理由向台里领导请的长假，事实上根本没有评十佳主持人这回事。

第二，高璐所说借钱给陈，是因为陈父亲生病住院，而事实上陈父亲根本就没有生病，更谈不上住院。

第三，高璐所说陈以要搬公司的名义找她借钱，这个也是一个纯粹的借口，陈准备要搬公司是事实，这是基于陈积攒了一些存款后做的计划，而高璐对陈的经济情况是了解的，而且高璐只是南昌电视台应聘的栏目主持人，月收入是一千多，而陈是自己开的公司，公司发展良好，搬新的地址，也并不需要向别人借钱。

第四，报道所说的在打了陈几顿之后，陈同意先还一部分钱给高璐，首先陈并没有欠高璐的钱，而且高璐等人对陈并不是几顿殴打，而是使用了各种威胁恐吓以及对陈的人身安全严重威胁的暴力手段，陈才被迫答应给钱以保人身安全。

第五，高璐等人也并不是把陈强行带到到酒店，而是把陈强行推到车内拉到北京丰台郊区的小树林内进行各种恐吓以及使用暴力，并且威胁要把陈活埋，号称要活命就给钱。第二天又把陈强行带到一个旅馆里，逼迫陈在所谓的“欠条”上按手印，高璐等人经过商量强迫陈分别打出17万和3万的欠条，17万是给高璐，3万的是给高璐的丈夫（参与作案的闫某），在此期间还对陈实施了各种恐吓以及威胁，并且殴打陈，让陈联系朋友往陈的银行卡里打入了三千、五千不等数额的钱，然后挟持陈去提款机取钱，其目的就是为了怕陈的朋友起疑心而报警！

第六，其中有的报道说高璐最后给了陈2000元的生活费让陈带走，首先说明事实上是1900元而并非2000元，那些钱本来是陈随身带的现金，是陈打算发给一员工的工资，高璐已经拿走，最后放陈走的那天，经高璐等人商量后，把1900元给了陈，因为陈的员工认识高璐，让陈的员工认为陈失踪的几天时间是与高璐谈事情而并非绑架。

根据我国法律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对于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量刑也是有三年或者十五年的区别，所以高璐所作的陈述也完全是想避重就轻，扭曲事实，逃避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相信更希望法律是公正的，法律会保护所有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法院会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而在看到这篇帖子的同时，一位署名“钟华”的作者，也发了一篇帖子，名称是《媒体对犯了错误的美女主持高璐为什么这么狠》，全文如下：

最近，从电视、报纸上都能看到关于美女主持人高璐的事，特别是北京电视台，什么新闻节目、法制类节目都有报道，还报道得特别详细，我只是想问对于一个犯了错误的年轻人这么做是不是太狠了？！

高璐是一个年仅24岁的女性，在犯错误之前是一个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因为讨债的方式而犯了错误，这当然是她的错，问题是她这么年轻犯了错误，法律已经给了她处罚，媒体还有必要推波助澜吗？想一想以后她怎么面对社会？本来是一个平常再平常的个案，只是因为她曾经是个主持人，只是因为她是个美女，媒体就不为她保留这个“隐私”吗？对于犯了错误的年轻人，媒体不应该落井下石，相反媒体应该像长者一样，为犯了错误而迷失了回家的路的孩子留一盏回家的灯。

我在报纸上看到高璐在法庭上的陈述，其中有一话让我感动，大意是这样的，一个人伟大是因为跌倒了还能站起来，通过这句话我可以看到，她对未来是那么充满了信心，同时也说明她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有通过这个错误使自己成熟起来的决心，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人，我们在对她犯错误惋惜的同时不应该为她的重新站起来的勇气鼓掌吗？！

我们经常说以人为本，什么叫以人为本？我想以人为本最起码也尊重一个人的隐私，尊重一个人的人格吧。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媒体做的有点太狠了。

3、雇凶复仇，坐穿牢底也要杀了你

一名中国妻子为给日本籍丈夫报仇，花30万元通过警察雇佣俄罗斯籍杀手，冒充意大利大使杀死丈夫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成为中国首例雇佣外国杀手复仇的案件。这些新闻要素加起来，应该足够吸引人们的眼球了。但是，这只是浮在本案表面上的一些皮毛，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雇凶杀人的中国妻子，是一位毕业于名牌大学法学院的高才生，她深深地懂得法网难逃，但为了报夫仇，她却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罪责，在处理完丈夫的身后事情之后，她本可以一直滞留在日本以逃避法律的惩罚，但她却毅然决然地回国自首，坦然走上法庭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

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量刑畸轻为由，对一审法院判决的刑事部分提起抗诉，而除了本文主人公之外，其他被告人也同时提起了上诉。2006年9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此前的一审判决。

那么，一个法律专业的高才生为什么要知法犯法？我们对于她的敢于“担当”，应该怎样评价呢？

我们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本文主人公，33岁的童琇琳。她是江苏苏州人，10年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是同学和老师们公认的高才生。因为才华出众能力强，所以她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了北京工作。

身材娇小的童琇琳却有着坚强的内心，她在同学和朋友圈中以有主见和办事果断著称。这也包括她冒着很多阻力，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日本留学生冲浦秀昭。最终，童琇琳让朋友们看到了童琇琳眼光的准确，冲浦秀昭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他们夫妻的恩爱令人羡慕。当然，这份爱情也使童琇琳这个弱女子冲冠一怒，雇凶杀死了丈夫的仇人而成为罪犯。

在中国读书的留学生冲浦秀昭在与童琇琳结婚不久，就开始表现出他的经商天才。在北京繁华的朝阳区燕莎商场一带，冲浦秀昭发现了商机。因为随着北京国际化都市进程的加快，燕莎商场附近又是很多大使馆聚集的地区，如果在这里开一家日本饭馆肯定能火。他决定借父母的钱在燕莎附近开一个饭店，引进日本料理。

事实证明冲浦秀昭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如果他独立经营，肯定会大获成功，因为10年前北京还很少有日本料理店。但是，他没有想到，问题却出在了他与合伙人的合作上。

冲浦秀昭的合伙人叫齐简宁，他的祖籍在黑龙江哈尔滨市，但是他出生在北京。因为冲浦秀昭当时是留学生身份，虽然投资了60万元，却只能以只投了20万元的齐简宁的身份去工商机关注册。1996年11月，冲浦秀昭和齐简宁合伙，在燕莎商场旁开了一个叫三四郎的日本料理店，用的是齐简宁的个体执照，冲浦秀昭和齐简宁各占45％的股份，其他10％的股份给厨师。

冲浦秀昭和齐简宁虽然私人交情不错，但是冲浦秀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了解毕竟有限，他并不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买卖亲手做，庄稼不托人”。在燕莎的这家店后来因为拆迁关门了，之后，冲浦又和齐简宁合作在建国门外开了一家寿司店，出资是每人一半。

合伙做生意虽然赚钱，但由于冲浦秀昭一边忙于上学，一边还要分身做生意，自然招来齐简宁的不满。齐简宁经常埋怨冲浦对生意不上心，而冲浦秀昭也开始对齐简宁不满，他认为齐简宁紧紧抓住财权，隐瞒经营收入。所以两人在合伙经营了不久就解除了合作关系，但公司解体后，一直没有清算财产。

自从两人的合伙关系解除后，冲浦秀昭一直不停地去找齐简宁要求清算财产，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钱，以便还给父亲。但因为公司的财产一直掌控在齐简宁手里，他找了很多理由推脱。无奈之下，冲浦秀昭只好请学过法律的妻子帮忙讨债，童琇琳虽然整理了很多材料，多次找齐简宁归还丈夫投资的钱，但是这笔糊涂账一直没有算清。不久之后，齐简宁自己却拿着钱在郊区开办了一家犬舍，引进了一些名贵犬种，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而且还开上了加长的奔驰车，俨然是一副大款的派头。

而冲浦秀昭当初投资的钱是从父亲那里借来的，两人合伙做生意之后，自己的钱却被别人拿着去养狗，而且还死不认账，这使冲浦秀昭痛苦至极，心情极其糟糕。不久之后，郁闷中的冲浦秀昭患上了重病。

冲浦生病之后，童琇琳被日方委托为董事，处理日方的事情，但她却无权干涉饭店的经营。在丈夫病入膏肓到去世前的半年时间里，童琇琳几乎天天都在失眠，她的精神压力太大了，她觉得丈夫之所以生病，都是因为齐简宁欠他这么多钱不还，丈夫的病是让齐简宁气出来的。

2002年5月，冲浦秀昭在郁闷中因病去世。临终前，冲浦对妻子童琇琳说：“齐简宁至今没有还钱，几年过去了，这些钱是父亲资助给我的，我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父亲，这都是齐简宁带给我的。”丈夫带着遗憾去世了，这在童琇琳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进而把自己丈夫的死都归咎在齐简宁身上。童琇琳觉得，丈夫死得太冤了，这一切都是齐简宁造成的。

丈夫的去世是童琇琳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丈夫去世后，童琇琳给他和丈夫共同的警察朋友王江涛打电话诉苦。童琇琳在向王江涛讲述丈夫的临终遗言时气愤地说：“我恨不得找人杀了他！”王江涛也知道冲浦秀昭与齐简宁之间的经济纠纷，在童琇琳的丈夫去世之前，他也曾多次帮童琇琳找律师想解决这个纠纷，但因为证据不全，很多律师都不愿意接这个官司，加上齐简宁不是不认账就是逃避，虽然童琇琳曾从齐简宁那里拿到一点钱，但事情一直没能解决。眼看童琇琳在气头上，王江涛劝慰童琇琳说：“我们都是学法律的，你千万不要做傻事！”深知法律严肃性的童琇琳含泪点了点头。但是，为夫报仇的念头却在童琇琳的心中挥之不去。

朋友的劝阻和她对于法律的了解，使深陷在痛苦之中的童琇琳打消了“雇凶杀人”这个荒唐的念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齐简宁自己的蛮横，让童琇琳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屠刀。

正当童琇琳要打消“找人报仇”念头的时候，齐简宁却再次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场合激怒了童琇琳，并最后招致了灾祸。

得知曾经的合作伙伴冲浦秀昭英年早逝，消失很久的齐简宁还是出现在冲浦秀昭的葬礼上，来最后送别这个曾经的日本朋友。当齐简宁走到童琇琳面前时，童琇琳本来痛苦的心犹如正在滴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她禁不住对齐简宁提起丈夫的遗言，并提出要齐简宁尽快算清当初的账，以便把钱还给在日本的公公婆婆，了却丈夫的遗愿。

随着冲浦秀昭的去世，齐简宁觉得人死债烂，几年前的那笔账不需要再还了，所以他才会出现在冲浦秀昭的葬礼上，他根本没有想到童琇琳会在葬礼上当众重翻旧账。恼羞成怒的他蛮横地说：“我没有欠你的债，你爱找谁找谁去！”

“我的丈夫就是因为你不还钱气死的！今天你还不认账吗？！”童琇琳早已怒火中烧，恨不得上前撕了这个态度蛮横的男人。

“你丈夫死不死与我何干？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欠你们的钱？”说完，齐简宁甩手而去，留下童琇琳泪眼迷蒙地木然站在那里。就在那一刻，内心充满怨恨的童琇琳决定为丈夫复仇，除掉这个不讲信义的男人。

童琇琳曾经想过很多办法为自己的丈夫讨回公道，但是，熟悉法律的她明白，依靠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自己的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根本打不赢官司。她曾经多次找过律师和从事法律业务的朋友咨询，但是，谁也不能给她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深深的怨恨使童琇琳放弃了一切顾忌。安葬丈夫之后，2002年9月童琇琳再次找到王江涛，因为她知道王江涛不但是丈夫的朋友，更是一个讲义气够哥们的男人，关键时刻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

当童琇琳一字一句地说出“你帮我找人除掉齐简宁”的要求时，身为警察的王江涛还是吃了一惊。尽管他知道齐简宁做事的确不够地道，也知道齐简宁深深伤害了童琇琳和冲浦这对夫妻。但是，让一个警察去帮忙雇人行凶，深知法律的他还是有所顾忌。

这种人渣该死

在劝说童琇琳很久之后，王江涛吃惊地发现，这个跟他一样懂法的女人已经铁心要复仇了。在情与法面前，仗义的王江涛最终决定为朋友两肋插刀，帮童琇琳这个可怜又坚强的女人一个忙。但是，话到嘴边王江涛还是明确地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人，这个人跟冲浦也认识，你们自己谈，跟我就没有关系了。”

王江涛以为，他只是给朋友牵针引线而已，自己并没有去实施犯罪，所以牵扯不到自己。何况，王江涛给童琇琳引荐的是一个有着俄罗斯背景的朋友，让俄罗斯人帮日本人复仇，怎么也扯不到自己。王江涛这个单纯得有点天真的想法，最终为自己带来了六年牢狱之灾。

王江涛推荐的这个有着俄罗斯背景的人叫吕途。

身为警察的王江涛负责管理一片俄罗斯人聚集的公寓。这一带的俄罗斯人和与俄罗斯人打交道的中国人较多，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来自吉林的年轻人吕途，是王江涛的朋友。32岁的吕途曾在中俄边境做生意，虽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但吕途脑袋灵活，在中俄边境学会俄语后开始做俄语翻译工作。后来他来到北京，因为在北京雅宝路做服装生意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多，慢慢产生了一些债务纠纷，吕途便开了一家专门替外国人讨债的黑公司。吕途在开讨债公司过程中，认识了国内外一些亡命之徒，其中包括后来和他一起杀人的俄罗斯人基多夫＆#183;根纳季。

王江涛虽然知道吕途的讨债公司没有执照，但仍然经常让吕途配合他的工作。所以，在童琇琳找他帮忙雇凶杀人时，王江涛一下子想到了吕途这个亡命徒。2002年11月的一天，童琇琳再次给王江涛打电话，此时他正与吕途一起，王江涛让童琇琳来找他，就这样童琇琳通过王江涛认识了吕途。童琇琳见到吕途之后，王江涛谨慎地起身说：“你们自己谈吧，我走了。”说完转身离开了他们。

在吕途居住的公寓里，童琇琳把自己想找人杀了齐简宁的想法跟吕途说了，而且把冲浦和齐简宁之间的关系也说了一些。吕途说可以找个俄罗斯的人帮着办这事，并问童琇琳齐简宁有没有保镖，童琇琳说齐简宁应该没有保镖。

童琇琳很快跟吕途商量好，以30万元的价格请吕途雇用俄罗斯人基多夫将齐简宁杀掉。随后，童琇琳就开始筹钱。童琇琳向吕途提供了一张齐简宁的照片，并告诉吕途一些关于齐简宁的情况，之后童琇琳支付给吕途21万元人民币，另外，王江涛手里还有童琇琳的1万元美金，童琇琳让吕途跟王江涛要1万美元凑足30万元人民币。

吕途拿到钱后，并没有急着办事，这让童琇琳有些着急。2002年12月初，童琇琳打电话问吕途什么时间办事，吕途答应说春节前一定办利索。

听到吕途信誓旦旦的承诺，童琇琳于2003年3月放心地去了日本。她想趁吕途杀人之机把日本公公婆婆的事情料理完毕，然后轻松回国自首。但是，童琇琳到日本后，担心自己回国后杳无音信会让公公婆婆担心，就把自己已经花钱找人杀齐简宁的事向冲浦的父母和盘托出。

冲浦的父母一听儿媳竟然出如此下策，他们坚决不同意童这种做法，狠狠训斥了童琇琳一番，劝童琇琳尽快回国阻止吕途他们。无奈之下，2003年6月童琇琳回北京找到吕途，不让吕途杀齐简宁了，并要求吕途退还已经给付的“杀人款”。

但是，对于吕途这样的亡命之徒来说，已经到手的钱怎么可以再拿出去呢？吕途信誓旦旦地说：“齐简宁这种人渣该死，你别管了，我一定给你办好！”眼看不可能从吕途那里要回钱来，余恨未消的童琇琳只好作罢。

在此之后，吕途并没有动手。直到2004年初，童琇琳把吕途约到自己家楼下，再次让吕途还钱，但吕途坚决不还。在整个2004年，童琇琳多次找吕途让他还钱，但吕途每次都说：“你别管了，这种人该杀，我一定会尽快办好的！”

童琇琳知道，向吕途这种人要钱是很难的。童琇琳干脆把吕途给她的单独联系的电话卡扔掉了。她想，既然拿不到钱，就顺其自然吧。

让童琇琳没有想到的是，2004年12月5日深夜，吕途突然给童琇琳打电话，让她下楼见面。在童琇琳楼下，吕途告诉童琇琳说：“齐简宁死了，用手枪干的，用了六发子弹，放心吧！”

原来，在拿到童琇琳送来的钱后，吕途找到了曾经的生意伙伴基多夫＆#183;根纳季。这个43岁的基多夫身高超过1.8米，满脸络腮胡，灰白头发，高鼻梁，曾当过兵，身材十分健壮，据吕途称，他在俄罗斯有黑社会背景，经常帮助中国人在俄罗斯追债，也曾经在吕途的雇佣下成功追过债。

原来，从童琇琳的口中，吕途了解到齐简宁十分喜欢狗，而且还经营着一家犬舍。吕途就在“狗”的身上打起了主意。基多夫因为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也就摇身一变成了“南斯拉夫驻华大使”。为了不引起齐简宁的怀疑，吕途和基多夫先租了一辆切诺基，又到建国门附近偷了一个使馆的车牌，两人买了铁锤，基多夫还带了手枪。

2004年12月1日下午，吕途和基多夫来到齐简宁的犬舍。吕途向齐简宁介绍说：“这位大使要给自己的女朋友挑只好狗。”一听是挑狗，齐简宁来了兴趣，二话没说就上了吕途的车，驶向远在郊区的犬舍。

齐简宁坐在车上，不时地和吕途聊天，当车行驶到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工业园一条僻静的土路上时，还在侃侃而谈的齐简宁突然觉得后脑一阵剧痛，刚才那个风度翩翩的“大使”手中竟拎着一柄铁锤。车停在了路旁，头晕目眩的齐简宁捂着脑袋趴在地上向二人求饶，可求饶的话还没说完，齐简宁便被两颗子弹夺去了生命。随后，他们把齐简宁的尸体扔到了一口排污井里，凶器被扔到了通惠河。

齐简宁死了！童琇琳这些年期待的复仇计划实现了。她知道，一切该了结了，她最放心不下的是日本的公公婆婆，12月20日，童琇琳去了日本。

刚到日本的12月22日晚上，童琇琳就接到王江涛打来的电话：“你别回来了，吕途被抓了，吕途他们肯定都已经招了你雇凶杀人的事情，警方已经通缉你了，你千万别回来。”

但童琇琳的话语却令王江涛大惑不解：“不行，我一定要回北京去，向警方把事情说清楚，是我做的我一定要敢于担当！作为一个熟悉中国法律的人，我深知法律的神圣！我违犯了法律就要承担！我愿意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童琇琳的话让王江涛诧异不已，但是，王江涛知道，童琇琳既然说得到就一定能够做到，他长叹一声说：“你要是回来，能不能保证不说出我来？”

电话那边也传来一声叹息：“我努力吧，但我不能保证！”

2005年3月19日下午3点，童琇琳在日本成田机场内，用公用电话给北京刑侦总队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叫童琇琳，是我雇人杀死了齐简宁，齐简宁现在死了，我回北京自首！”随后，童琇琳把自己乘坐的航班和时间都告诉了刑警总队。

2005年3月20日，童琇琳告别了公公婆婆，从日本坐飞机回到北京，和民警一起来到了公安机关。同时，童琇琳主动提出向被害人家属赔偿25万元，她的亲属将钱送到了司法机关。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童琇琳供述了她雇凶杀人的全部情节。在提到她去世的丈夫时，她的眼圈红了。

对于童琇琳雇凶杀人的庭审非常顺利，但对于公诉人指控的吕途和基多夫杀人的指控，在对当天情景的供述中，吕途和基多夫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

吕途称，他们事先买好了铁锤，偷了一个使馆的车牌，枪是基多夫的。当天他们以买狗为由，将齐简宁约出。在车开到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后，基多夫操起事先准备好的铁锤砸向了齐简宁头部。见齐简宁反抗，基多夫操起一把枪将吕途逼下车。“当我下车时，只听到两声枪响，齐简宁中枪倒下”。当他们将齐简宁放入后备厢时，听到呻吟声，基多夫又操起铁锤锤了几下。随后，他们将尸体抛在路边污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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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痛了法律也触动了我们的心

而基多夫更是当庭否认自己参与杀人。基多夫称那天吕途带他去见生意上的朋友，为显示身份吕途特意偷了一个使馆车牌。车开到无人的地方，吕途和齐简宁下车，两人发生争执。他听到两声枪响，就看见齐简宁倒在地上。他本想帮吕途搬尸体，但吕途拒绝了。而基多夫此前在接受审讯时，曾承认过用铁锤敲打齐简宁头部等细节。

2005年11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童琇琳雇凶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吕途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基多夫*根纳季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附加驱逐出境；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童琇琳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江涛有期徒刑6年。4名被告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5万元。

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被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认为，吕途、基多夫和童琇琳都是共同故意杀人的主犯，按照刑法的规定，吕途和基多夫应判死刑，童琇琳应该是无期徒刑。律师认为，这是一起性质十分恶劣的故意杀人案，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童琇琳出主意，吕途和基多夫经过预谋实施杀人，用铁锤击打齐简宁但没有致命后，虽然齐简宁求饶，但二人丧失人性开枪把齐简宁杀死，最后还要抛尸，整个过程中没有从轻的情节。

对此，基多夫指定辩护律师认为，基多夫和吕途没有被判死刑，原因之一是因为法院出于慎杀的原则。至今，是谁开枪射杀齐简宁也还是个谜。对于具体实施杀人的过程，基多夫和吕途都说是对方干的，又没有其他证据，法院无法查明具体情况，只能认定两人共同实施。出于对死刑施用的慎重，法院不能轻易作出死刑判决。

另外，吕途在被抓获后协助警方抓捕了基多夫，而基多夫最终被判处无期以上刑罚，根据刑法规定，吕途属于重大立功表现，应被减轻处罚，所以法院依法适用了无期徒刑。对于法院判决4被告人赔偿死者家属的35万元，童琇琳家属缴纳了25万元在案，吕途家属缴纳了10万元在案，这都成为童琇琳和吕途被从轻处罚的情节。

一审判决之后，除了童琇琳没有上诉之外，吕途、基多夫和王江涛都对一审法院判决的刑事部分的判决提起了上诉，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也就一审法院的刑事部分的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检察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人吕途有重大立功表现、原审被告人王江涛系从犯的判决意见不准确；吕途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基多夫＆#183;根纳季的行为不构成重大立功表现，王江涛系从犯的判决意见有误。原判基于吕途有重大立功表现，王江涛系从犯，童琇琳犯罪后自首，且童琇琳和吕途在审判期间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对吕途、童琇琳、王江涛从轻或减轻处罚，量刑畸轻，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支持了第二分院的抗诉意见。

同时就刑事部分被告人上诉、检察院抗诉的情况，一般来说是很少出现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了慎重审理。2006年9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吕途、基多夫*根纳季、童琇琳、王江涛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刑事部分判决，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裁定驳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抗诉，驳回吕途、基多夫＆#183;根纳季、王江涛的上诉，维持原审刑事部分判决。

至此，这起轰动全国的中国首例雇佣外籍凶手杀人案尘埃落定。

雇凶杀人这样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了，但本案给人最大震撼的不仅仅是警察帮人雇凶，而是学习法律的高才生雇凶杀人后回国自首，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知法犯法的典型案例。

在我们看来，知法犯法不算什么重大新闻，因为我们的知法者越来越多，出现一两个知法的法盲在所难免。让人惊讶的是，身为警察的王江涛在同样知法的童琇琳发生民事纠纷时，居然在这起雇凶杀人中起到中介的作用。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知法的童琇琳为什么冒着被判死刑的危险雇凶杀人？因为如果不是童琇琳自首和积极赔偿，她很有可能被处以极刑。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女人冒着明明知道如此危险的结果，花30万元雇凶杀人呢？

这就颠覆了我们固有的观念，因为通常我们认为警察和专业学习法律的人，在亲属、朋友发生民事纠纷时，应当告诉他们相信法律，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纠纷。那么，是什么让一个懂法的女人和一个作为执法者的警察，都抛弃法律的正当程序，而采取雇凶杀人这种极端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呢？

我们没有理由指责司法是否畅通，但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司法解决纠纷途径的畅通问题。因为作为知法者，如果知道司法解决纠纷能及时畅通，那么就没有必要用雇凶杀人的极端手段来解决纠纷。

如果再进一步思考，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现越来越多的像被害人齐简宁这样的赖债不还的人，是不是也与我们司法解决纠纷途径的不畅通有关。一些债务人利用我们司法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心安理得地赖债不还，这反过来又更加剧了司法解决纠纷途径的不畅通。

司法解决纠纷途径的不畅通，导致各种解决纠纷的地下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一些地方所谓的“讨债公司”盛行，本案中的被告人吕途就在北京开了一家专门替外国人讨债的黑公司，一些地方更是黑社会介入民间纠纷的解决中来，而且利用这些地下解决纠纷的组织还比较有效，成本更低。作为知法者的童琇琳，之所以会采取一个雇凶杀人的极端手段解决问题，想必与其主观上认为司法解决纠纷途径不畅通，而地下途径解决纠纷来得有效不无关系。

另外，我们不能不谈一下关于童琇琳知法犯法又回国自首的问题。按照常规来说，童琇琳在雇凶杀人后已经逃往国外，按照人们普遍的想法，她可以并且应该藏身于日本或者转移到其他什么国家，以逃避中国法律的制裁。但是，她还是回国了，因为她懂法，她知道中国的法律不会饶耍糊，她应该为此承担罪责，因此她在犯罪之后选择了自首。

对于童琇琳这种“有担当”的精神，著名刑事辩护律师钱列阳先生有他独特的见解，他从个人的感情角度而不是律师的角度，对童琇琳为夫报仇后又敢于担当的行为甚为赞赏。钱列阳认为，童琇琳不是法盲，她深知法律的严肃性，知道犯法是要用生命或者自由来承受惩罚的。但是，钱列阳先生认为童琇琳是个刚性女子，她的知法犯法，不但触痛了法律，也触动了我们的人心。

4、痴情美女，制造京城最大贩毒案

2004年10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建国以来京城最大贩毒案主犯的马秀琴验明正身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当法官向她出示由最高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的那一刻，马秀琴瘫软了。

在弟弟妹妹面前，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姐；在魔鬼情人面前，她是世界上最风情万种的女人；在警方面前，她是制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警方缴获海洛因最大一宗贩毒案的女毒枭，警方仅仅从她的住处就收缴海洛因13.2公斤。痴情女人马秀琴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仅仅是为了博得情人的欢心，也为了治好弟弟的绝症而赚取10％的佣金，她只身赶赴北京为情人的贩毒生意收钱，竟然制造了建国以来北京最大的贩毒案。

2004年1月18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马秀琴死刑时，法庭上的她一直深深地低垂着头，她的身体也不停地痛苦地颤抖着。马秀琴这痛苦的颤抖，来自两年前那一夜与魔鬼神秘交欢的狂喜的战栗。爱与恨的一场错乱，让这个美丽年轻的女人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死神……

就容貌而言，马秀琴是一个绝对出色的年轻女子。少数民族特有的高挑身材，白皙的皮肤，乌黑的秀发，会说话的大眼睛，粉嫩细长的纤纤玉手，笔直的鼻梁下是棱角分明的红润双唇……

就命运而言，马秀琴是一个命途多舛的苦命人。她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命运会如此坎坷。她出生在甘肃东乡县一个贫困家庭，弟弟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几乎不能下地走路，到处求医问药也不见好转，家里又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弟弟治病。那时候马秀琴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挣钱、挣钱、挣钱，除了挣钱还是挣钱。目的就是为了给弟弟治病。

但是，在偏远贫困的甘肃临夏地区，赚钱的机会很少，能够维持正常的生计就不错了。没有来钱的门路，马秀琴的心里懒懒的，啥事也提不起精神来，一连好多日子，她的心中灰落落空荡荡地烦躁。

甘肃临夏虽然天高皇帝远，但吸毒的人并不少见，马秀琴做梦都没有梦到过自己会与这个害人的东西有关系。有一次，马秀琴的一个叫张尕娘的朋友急匆匆来到她家借钱。这个张尕娘是回族人，长了一张单纯漂亮的娃娃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得多，但她的胆子却很大，什么事情都敢干。马秀琴好久没见她了，忙问她近来去了哪里。张尕娘告诉马秀琴说，她因为吸毒被抓了，现在急需要500元，特来这里借钱。马秀琴当时一听，两手抓着张尕娘的肩膀，愣了好半天才对她说：“你快去戒毒！你什么事都可以去做，这个事不能做，往后你千万千万别再去碰那些害人的东西了。”

马秀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陷入毒品的陷阱不能自拔。马秀琴很喜欢跳舞，她喜欢摇曳的灯光、动感的音乐，经常到歌舞厅里去跳舞，以此来排解心中的烦闷。

2002年2月12日，那是马秀琴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是马秀琴的一个女友的生日，她邀请马秀琴去跳舞。为了那次生日舞会，马秀琴特意买了一条裙子，精心打扮一番，好像过生日的是马秀琴自己。到了舞厅马秀琴才发现，同去的还有很多男女。原来，是女友的男朋友给她过生日，马秀琴笑着说：“今晚一定要狠狠宰你哪！”没想到女友说：“没问题，尽管宰，反正我男朋友有的是钱。”说完把她的男朋友介绍给了马秀琴，那个女友的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得意。争强好胜的马秀琴当时甚至对她竟产生一丝妒意，但她很快又自慰道：我需要高品位的男人做男朋友，这个男人品位太低。

就在这次舞会上，马秀琴碰上了一个风流倜傥的男人。马秀琴与他照面时只觉得他有点帅气，那一刻她不知道这个自称叫尔萨的男人是人间魔鬼，自己的命运会随着这个男人发生重大的转折。

那晚，参加舞会的女人有十几个，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不相上下，但最漂亮最出色的还是马秀琴。在众多的男士中，英俊潇洒的尔萨引起了女人们共同的关注。他穿着名牌西服，从头发到皮鞋都无可挑剔。他的面孔有一种美国西部片里牛仔英雄的“酷劲”，正是成熟女人们心中的白马王子。他的舞姿很潇洒，马秀琴给他伴舞简直是绝配的一对。

在与尔萨跳舞的时候，心里怦怦乱跳的马秀琴一不小心失去了平衡，当她正欲向后倒时，尔萨温柔的大手轻轻地缠绕在她的腰际，把她稳稳地套在怀里。马秀琴感到很狼狈，感激地朝他看了一眼。一曲舞罢，马秀琴友好地冲尔萨笑笑，对他刚才的相救表示感谢，但他很绅士地说：“举手之劳，不足挂齿。”

坐在那里聊天时，不苟言笑的尔萨突然笑着说：“你手指儿那么细，抽烟一定是很好看的。”

马秀琴当时听了心中“咯噔”一下，偷偷看了看自己的纤纤玉指。心想：“还从来没有男人说起我的手指呢，这样的男人大概一定很体贴人吧……”马秀琴不知怎么就突然提起了精神，而且还真的接过烟来吸了一口烟。马秀琴并不会抽烟，这烟在嘴里难受极了，马秀琴正想扔掉，尔萨说：“你不信就试着先吸一口进肚里，不要吐出来，腾云驾雾的味道你该享受一下，要知道有钱的女人都吸烟哪！你不知道你抽烟的模样有多好看呢……”当时马秀琴听了他的话，心中真是甜甜蜜蜜的。

这次舞会后，马秀琴的脑海里时常浮出尔萨的影子，总觉得有点魂不守舍失神落魄，自己以前怎么一点也没在意过他呢。除了他白白的脸庞，高高的个子，亮亮的眼睛之外，其余可从来没有引起过自己的注意呀。然而他倒注意着自己呢，要不，怎么知道自己的手指是长长的细细的呢？很多男人说得出戒指的价钱却不一定在意女人指头的粗细。

一个周末的晚上，马秀琴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地看了一会儿书，听了一会儿音乐。电话突然响了，马秀琴极不耐烦地抓起电话，电话那端传来一个陌生而富有磁性的男中音：“马小姐，还记得我吗？”马秀琴一下子就听出是尔萨，她觉得有些头昏目眩，说起话来语无伦次。尔萨说：“我实在很无聊，很想找个人说说话，你有时间吗？我们出去走走。”马秀琴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尔萨开着一辆高级轿车，当他打开车门示意马秀琴上车时，马秀琴脑子里一片空白，她真不知该怎么办，顺从地坐到了副驾驶的位子上。马秀琴仰头迎上了他的目光，他的眼睛深邃得看不见底，让人捉摸不透。马秀琴分明感觉到一种穿透一切的锐利和霸气。她突然产生了不可遏制的好奇，想领略一下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刺激。

马秀琴开始跟尔萨约会了，这时候，除了知道尔萨是一位拥有巨额家产的青年富豪外，马秀琴对尔萨却一无所知。认识尔萨之后，马秀琴感到以前那种莫名的烦恼，全被他的到来一扫而光。虽然马秀琴早有预感，尔萨是个隐藏很深的人，但在与他的狂乱中，她任他摆布，节节溃退甚至心甘情愿地一败涂地。但是，奇怪的是，马秀琴明知这样不对却丝毫也不想收敛自己。有时她也矛盾也后悔，可是只要看到尔萨，一切又都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世界上的事有了第一次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了。跟尔萨在一起时，一晃就一天过去了。每当马秀琴心情不好，尔萨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出现在她的面前。如果马秀琴没有亲身感受，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让自己心仪的好男人，她常常为能在这辈子中遇到尔萨而暗暗庆幸。

马秀琴并不知道，她是在与魔鬼相爱。也许是长期的压抑，尔萨的出现似乎有一种来自灵魂后面的驱动力，不断推动着她诱惑着她，去尝试去领受这番销魂的境地。马秀琴真是快活极了，她想自己是真正找到幸福的人了。她几乎用感恩般的目光看着尔萨，但她不知道这就是爱的陷阱与迷魂阵。女人的痴情和爱特别会走火入魔，这不能不说是女人的悲哀。

在与尔萨的交往中，马秀琴很想知道尔萨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一次吃饭的时候，马秀琴忍不住问尔萨，但尔萨笑着说：“我是贩卖羊皮的，你信吗？”马秀琴知道尔萨说的是假话，但她也不想深究下去。

家庭和自身的困境是马秀琴不能不考虑的，尽管她知道尔萨是个青年富翁，但她知道尔萨终究不会娶自己，她更不愿意花尔萨的钱，她觉得这样会玷污神圣的爱情。有时候马秀琴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时，鼓足勇气想开口向尔萨借点钱，但见面后，马秀琴却说不出来。

上刀山下油锅我都去

2002年4月，马秀琴把自己需要出去打工赚钱给弟弟治病的想法告诉了尔萨，尔萨沉吟了好久，似乎开玩笑地对马秀琴说：“你那么需要钱，不如到广州那边去做贩毒生意吧，我好多哥们在那边贩毒，挺赚钱的。”马秀琴吃惊地看着尔萨，但尔萨却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马秀琴以为尔萨是在跟自己开玩笑，也随口开玩笑说：“你叫我上刀山下油锅我都去，不用说贩毒了。”

过了两天，尔萨果然给马秀琴打电话让她到广州去贩毒，马秀琴一听是真的去贩毒，她害怕了，连忙说：“我以为你是开玩笑哪，贩毒我可不去，那可是要命的事。”见马秀琴这样说，尔萨也没有再说什么。

渐渐地，马秀琴把这件事情忘到了脑后。2002年6月，随着时间的推移，马秀琴弟弟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她不得不考虑赚钱给弟弟治病了。当马秀琴把外出打工的想法告诉尔萨时，尔萨说：“你弟弟治病的钱我来出吧，你说个数，多少都行。”

马秀琴紧紧咬着嘴唇说：“我不花你的钱，绝不！”

尔萨见状，一脸真诚地说：“你弟弟治病要花很大一笔钱，在临夏也很难赚到钱，这样吧，我打算在北京开辟新的业务，你去当我的全权代表吧，工作不累，就是收收钱，然后把钱打到我的账面上就可以了。我按照所收钱数10％的比例给你报酬，一年下来就会有一大笔收入。”

一听尔萨这样说，马秀琴连忙答应了。尽管她怀疑尔萨是让自己到北京去贩毒，但既然尔萨没有直接说出来，马秀琴也就装作不知道。

2002年6月28日，马秀琴怀揣着尔萨给她提供的6000元钱坐火车来到了北京。她按照尔萨的指令先在宾馆里住了几天后，给北京一家房屋中介公司打电话联系租房。在电话中，马秀琴自称是来北京开饭馆的女老板，想租个地方住。中介公司立即联系了宣武区南横街的一套两居室，并当天安排人员带马秀琴看了房子。马秀琴非常满意，立即签订了一年的租房协议。

2002年7月6日，马秀琴搬进了宣武区南横街的房子里，等待尔萨的指令。但这个期间尔萨一直没有给马秀琴安排任何任务，只让她安静地待在房子里等电话。直到7月31日，望眼欲穿的马秀琴突然接到尔萨的电话，让她立即回兰州。

马秀琴连夜赶回了兰州，见到尔萨后才知道，尔萨的生意还没有开展好，暂时不需要马秀琴在北京工作，等过些日子尔萨安排好一切事务再让她去。马秀琴着急地问：“我把房子都租好了，一个月1500元哪，这钱不是白花了吗？”

尔萨说：“没事，房子先搁着，你等我的消息吧。”

马秀琴只好回家等待尔萨的消息。2002年12月20日，尔萨突然神秘地打来电话，让马秀琴立刻动身到北京去，并给马秀琴留下了一个座机电话，让马秀琴一到北京就打这个电话，自然有人接她。

马秀琴再次到了北京，并按照尔萨的指令拨打了那个神秘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他把马秀琴带到宣武区南运巷的一栋楼房的一套房子里，给马秀琴留下5000元钱，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马秀琴用这5000元钱交了南运巷房子的3个月房租，然后继续等待尔萨的指令。而她在南横街的房子并没有退掉，尔萨告诉她那套房子将来留作他用。

2002年12月26日，马秀琴突然接到尔萨的电话，让她到宣武区菜市口某超市门口找一个维族男人接钱。马秀琴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前前后后来北京几次，真正开始工作这可是第一次啊，尔萨如此神秘地让自己去接钱，具体是做什么生意都不告诉自己，更让马秀琴感到某种类似电影上特工人员神秘接头的刺激。

马秀琴乔装打扮一番之后，按照尔萨的指令来到了某超市门口。正当她东张西望寻找送钱的人时，身后一个男人走过来拍了一下马秀琴的肩膀说：“你是甘肃的吗？”

马秀琴连忙说：“是！”

来人问：“你叫什么？”

“马秀琴。”马秀琴老老实实地回答。

来人再也没说什么，将一个用报纸包裹的长方形纸包交给马秀琴之后，瞬间消失在她的视野里。马秀琴连忙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人关注自己，她匆匆带着纸包赶回宣武区南运巷的出租屋里。一进门，马秀琴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那个纸包，尽管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她还是惊呆了——纸包里是整整10捆百元大钞，马秀琴慌张地数了一下，整整是10万元。

天啊，马秀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么多的现金摆在自己面前，也更难以相信这些钱中会有十分之一是属于自己的。按照尔萨的承诺，这10万元中有1万元是属于自己的。在老家干一年也赚不了1万元啊，这样赚钱简直太容易了，马秀琴兴奋得有点晕。

他立即拨通了尔萨的电话，告诉尔萨钱已经取回。尔萨让马秀琴到银行里去办一个信用卡，用信用卡直接转账。马秀琴按照尔萨的指令，将这笔款项直接打到了尔萨在甘肃的账户上，尔萨在账户上的名字是“李什二布”。有的款子则通过银行直接电汇到尔萨的账户上。

从2002年12月底到2003年4月，马秀琴先后在宣武区的菜市口某超市门口、崇文区的红桥市场、新世界购物中心门口等地，从两个汉族男子和一个维族男子手里，一共接到了300多万元，每次收到10万元左右，她就按照尔萨的指令，通过银行转账和电汇的方式转给了尔萨。马秀琴跟他们并不交往，也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和电话。马秀琴只是和尔萨单线联系，每次取款的地点和时间都是通过尔萨电话联络。

这么大的数额和这么频繁地收钱，马秀琴已经知道自己是在替尔萨收毒资了。虽然每次收钱和汇款时她心里紧张得不行，但这个期间她并没有亲自接触过毒品。

2003年4月10日，尔萨打电话告诉马秀琴，因为接货的人手不够，让她到南二环的白纸坊桥下接一趟货。上午10点钟，马秀琴轻车熟路地按照尔萨的指令，在白纸坊桥见到了一个穿黑色黄格t恤衫的维族男子，马秀琴从这个男子手里拿到了一个很重的黑色塑料袋，然后回到南横街的房子里。当马秀琴一层层打开黑色塑料袋后，发现在5层塑料袋中包裹的竟然是用黄色塑料纸包装的长方块，马秀琴数了数，整整29块，而每块毒品的重量都是300克，这些毒品共有8.7公斤。

已经对毒品犯罪有所了解的马秀琴一下子惊呆了。贩卖50克高纯度的海洛因就够死刑了，这么大数量的毒品，自己就是有100个头也不够杀的啊＃糊立即给尔萨打了个电话，但尔萨冷冷地告诉她让她收藏好，他会尽快安排出货的。同时，尔萨告诉马秀琴，她将拿出货款的一定比例来奖励马秀琴。马秀琴不用算也知道，那将是多么巨大的一笔钱啊！

马秀琴连忙找出一个废旧洗衣粉的包装纸箱，把29块毒品装在纸箱里，放在大衣柜的壁橱里。那29块海洛因像29块烈性的tnt炸药，马秀琴仿佛坐在火药桶上，战战兢兢地等待尔萨的指令。

4月13日上午，按照尔萨的指令，马秀琴将1块海洛因送到陶然亭北门的公交汽车站，交给一个维族男子。那个男子接到毒品离开后，惊魂未定的马秀琴吓得心里咚咚直跳，腿都软了，她连忙进了陶然亭公园找了个地方坐下。不一会儿，尔萨的电话马上追了过来。马秀琴告诉尔萨货已送到。尔萨鼓励了马秀琴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惊魂未定的马秀琴在陶然亭公园待了很久，才回到南运巷的租住处。在公园里，马秀琴思前想后，她感到自己深深爱着的尔萨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个操纵着自己的魔鬼，而自己已经着魔一般坠入了地狱，但地狱的入口已经打开，自己已经无法抽身了。

4月16日，马秀琴在崇文门新世界商场门口，再次将一块海洛因交给了上次的那个维族男子。在此之后一个月的时间里，马秀琴先后13次在不同的地点将毒品送到那个维族男子手中，并收到毒资340万元，她如数将款项打到了尔萨开设的“李什二布”的账户上。

抓捕女毒枭

2003年4月底，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的马秀琴不想再继续贩毒了，她把自己回老家老老实实打工的想法告诉了尔萨。但尔萨用威胁的口吻明确告诉马秀琴，一旦上了这条道，想不继续走下去是不可能的。但尔萨最后答应，马上物色一个人选给马秀琴当助手，那些送货和收钱的事情都让助手去做，以免马秀琴冒险。马秀琴一听尔萨这样善解人意，也就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马秀琴担心自己这么卖命，尔萨最后不给自己钱，她向尔萨提出关于自己应得的报酬的问题。尔萨答应先给马秀琴在甘肃存上一笔款，等下一步再把存折给马秀琴。她一听尔萨这么爽快，就放心了。但直到马秀琴被逮捕，她也没有见到这笔钱。

2003年5月2日，是马秀琴妹妹结婚的日子。为了给妹妹置办嫁妆，马秀琴先后两次给妹妹的信用卡上打了2.3万元钱。4月底，经尔萨同意，马秀琴飞回了兰州。

5月1日，马秀琴在临夏某商场给妹妹买结婚礼物的时候，在柜台前碰到了同样来买东西的张尕娘。老朋友见面自然亲热无比，两人聊天后马秀琴才知道，张尕娘因吸毒和贩毒被判刑5年，刚刚从监狱里出来不到一个月。顿时，马秀琴冒出了让张尕娘跟自己干的念头。

而落魄的张尕娘见到珠光宝气的马秀琴，自然是羡慕得要死，听马秀琴说在北京开饭馆，她不停地央求马秀琴把她带到北京去打工，一是赚点钱，再就是见见世面。马秀琴很爽快地答应了，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在临夏，马秀琴见到了她相思已久的老情人尔萨，两人见面的那个瞬间，想起为了眼前的这个情人，自己在北京提心吊胆的日子，马秀琴的眼泪稀里哗啦掉个不停，而尔萨也使出万般手段哄劝马秀琴，直到马秀琴破涕为笑。

在一番激情过后，马秀琴告诉尔萨想让张尕娘到北京给自己做助手。尔萨立即警觉地问张尕娘可不可靠，马秀琴告诉尔萨张尕娘是自己多年的朋友，因为吸毒贩毒而被判刑，也因此离了婚，现在一个人正没有着落。尔萨非常严肃地对马秀琴说，既然你这样说，出了问题你负责。马秀琴一听也不高兴了，生气地噘着嘴说：“既然你不相信我，那你自己去找吧。”尔萨想了想说，那就用张尕娘吧。

5月5日，马秀琴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家人和情人尔萨回到了北京，继续她的贩毒生意。随着马秀琴对贩毒生意的熟悉，她的贩毒数量也越来越大。5月20日，马秀琴再次在白纸坊桥从上次那个维族男子手中接货，这一次是90袋海洛因，每袋重100克。6月30日，马秀琴再次从那个维族男子手里接到海洛因80袋。她轻车熟路地将毒品运到南横街的出租屋中，像以往一样放在了壁橱内，然后按照尔萨的指定的地点去送货、收钱。

这个期间，每次接货送货都是马秀琴单枪匹马，尤其是6月份以来，随着送货量的加大，马秀琴越来越感到了恐惧。毕竟，每次身上带几百克甚至几千克海洛因，只要被查获就是死罪啊。马秀琴越做这种生意越害怕，她想起了张尕娘，让她来帮自己以求脱身。

2003年6月18日，张尕娘怀揣着仅有的800元钱来北京投奔马秀琴。她本来以为马秀琴是在北京开饭馆，但见面后马秀琴却只字不提工作的事情，也不让张尕娘知道自己住在什么地方。她异常大方为张尕娘租了一套位于宣武区樱桃头条的房子，并给张尕娘配了一部手机。这样，精明的马秀琴掘成了她的狡兔三窟：南运巷的房子自己居住，南横街的房子存放毒品，樱桃头条的房子由张尕娘居住。

在此后的几天里，除了接货送货之外，马秀琴就带着张尕娘到处逛商场，没过几天，张尕娘的钱都花光了。着急工作的张尕娘询问马秀琴开饭馆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马秀琴告诉她说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开饭馆。张尕娘急得团团转，如果这样下去，没地方打工，连吃饭都会成问题的，而自己在北京举目无亲，所有的依靠只有马秀琴。因此，张尕娘多次央求马秀琴尽快给自己找一份工作。

2003年6月30日，马秀琴带着张尕娘来到南横街的房子里，当她打壁橱拿出洗衣粉箱子时，张尕娘完全明白了，那是她曾经熟悉并因之而获罪入狱的海洛因。当马秀琴提出让她帮助一起贩毒时，张尕娘几乎没动什么脑子就答应了下来，她深知贩毒的巨大利益，而这利益也正是她最需要的。马秀琴告诉张尕娘，每次自己会打电话给张尕娘下指令，张尕娘只要按照指令直接到南横街取货，然后将货交给接头的人就可以了。

7月1日，按照马秀琴的指令，张尕娘从南横街的房子里取了一袋毒品送到了宣武医院门口，按照马秀琴的指令交给了一个穿白色衬衣的小伙子。

仅仅6月份，马秀琴就向甘肃“李什二布”的账号上打入了300多万元。而马秀琴在整个贩毒过程中，仅仅得到了2.3万元，这些钱她全部寄给了老家，一部分用来给弟弟治病，另一部分用在了妹妹的婚事上。

在马秀琴和张尕娘疯狂贩卖毒品的时候，她们根本没有想到，一张天网已经悄悄向她们撒开。2003年2月，甘肃省公安厅禁毒警察总队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核实了破案中发现的一条贩毒线索，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通过近5个多月的侦查，发现了一个有组织、家族式的贩毒团伙。这是一个以甘肃东乡籍人员组成的特大贩毒团伙。其成员遍及甘肃、云南、新疆、北京等地。他们先从云南购进高纯度的海洛因，运到临夏境内进行二次加工，然后贩运到北京等地。主要成员坐守兰州、临夏遥控指挥。

2003年6月25日，甘肃警方在获得该团伙将从云南经甘肃省向北京贩运毒品的重要情报后，甘肃省公安厅领导及禁毒警察总队领导及时调整、部署侦破方案，决定延伸侦控，将毒犯在北京一网打尽。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当天，甘肃省公安厅禁毒警察总队派侦查员赶赴北京，商请北京市公安局协助侦破此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缉毒支队接到甘肃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情报：一名有重大贩毒嫌疑的甘肃籍女子租住在北京，近期活动频繁，并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可疑线索。缉毒支队获得这条可靠信息后，迅速展开工作。

北京警方立即抽调60多名警力，经过3天的工作，一名经常在宣武区活动的甘肃籍女子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经分析判定该女子有重大贩毒嫌疑。他们将其定为“1号”，这个“1号”就是马秀琴。

案情上报到市局和刑侦总队，分管副局长指示：周密部署，全力侦破。于是，由精兵强将组成的代号为“6＆#183;26案件”的专案组迅速成立。重要工作是准确认定“1号”和找到租住处。根据掌握的线索，专案组侦查到马秀琴租住在位于牛街清真寺西南边的南运巷小区，但具体住几楼几单元并不清楚，“1号”的外貌特征、年龄均不知道。

专案组成员蹲守在南运巷小区的出入口，轮流昼夜24小时不眨眼地盯住进出重点人，6月28日当天上午9点多，突然天黑下来，随后狂风大雨，专案组成员正认为没戏时，雨渐渐停了下来。随后有个年轻女子从楼门口走出来。一个打扮时髦的北京女子，看上去二十四五岁，脚穿一双天蓝色的休闲鞋，上身是天蓝色的小背心，一条牛仔裤，斜挎一个黑色小背包，一头披肩的栗色长发。尤其经过化妆，西部地区特有的面部轮廓也淡化了。

这个人就是马秀琴，但警方并不知道她就是他们要找的女毒枭。

马秀琴走出家门直奔公交汽车站。这时一个侦查员就守在车站，马秀琴迎面走了过来，两个人差点打了个照面。但因为马秀琴正在打电话，并没有在意对面的侦查员。这个女子是不是目标，侦查员正在困惑，却发现这个女子讲的话他一个词也听不懂。错不了！就是她，她讲的是当地方言。

这位侦查员低头摆弄着手机，趁马秀琴不备，连拍了马秀琴两张正脸照片。侦查员的这个举动，为日后跟踪抓获审讯马秀琴提供了重要证据。因担心对方警觉，按照专案组领导的指示，这位侦查员跟踪了一段路程就主动放弃了。当晚11点多，马秀琴从外面回到南运巷，侦查员都分散在她的住处周围，根据侦查员提供的照片，一名侦查员尾随马秀琴进楼，最后确定她房间的门牌号码。至此，“1号”的庐山真面目及住处一下全部搞定。下一步是全力侦查“1号”的一切行踪，掌握她的活动规律及发现其同伙。

两天后，也就是7月1日，侦查员在跟踪时发现了马秀琴的第二处租住地：在南运巷西边约两站地的樱桃园头条甲4号。警方同时发现了张尕娘，侦查员将其定为“2号”。

从7月1日凌晨起，马秀琴开始频繁与尔萨联系，侦查人员分析，很可能今天有“货”到京，而且“货”不少。为防止嫌疑人在京大量分销毒品，把握最佳作战时机，专案组决定当晚兵分两路，对“1号”、“2号”实施抓捕。

7月1日晚上9时许，马秀琴出门打车向南奔了天桥，车开到天桥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红灯亮了，车子刚刚停下。“行动！”专案一组领导一声令下，侦查员跟踪的车子迅速从两边靠上去，围住出租车。侦查员跳下车，一把拉开出租车门，“出来！”话音未落，马秀琴已被拽出车外，转眼又被塞进了警车，几秒钟结束战斗。

警方从马秀琴身上发现了少量的海洛因，警车掉头开回南运巷。专案二组的侦查员已埋伏在樱桃园头条甲4号，随着手机震动，手机中传出专案一组领导的声音：“人已经抓了，你那儿可以动手了。”

专案二组领导立即带人上了四楼。张尕娘住的房子外面是老式防盗门，里外都能锁，这种门踹不开。一位女侦查员以楼上跑水为名敲开了张尕娘的房门，张尕娘刚开门就被冲进来的侦查员按倒在地，两支枪同时顶住了张尕娘。

警方原以为张尕娘的居住地就是藏毒地点，但在张尕娘的住处搜查时，没有发现一丁点毒品。专案组对二人就地突审，但马秀琴和张尕娘就是不张口。怎么办？侦查员决定另外寻找突破口。一位侦查员发现马秀琴和张尕娘两人身上各有一串钥匙，仔细比对，均不是她们住处的钥匙，莫非是她们还有一个藏毒品的住处？

在马秀琴的租住地，侦查人员不厌其烦地仔细搜查。在这套不大的两居室里，侦查员像用篦子篦头发一样，一处处地仔细看。床掀了，沙发给翻开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一遍，侦查员经过3个小时搜查，从壁柜里一个杂物袋中搜出一张《房屋租赁单》，租赁人是马秀琴，租赁地点是宣武区南横西街号。

看到这张租赁单，侦查员心里有了底。在步步紧逼的审讯攻势下马秀琴终于扛不住了，承认南横西街号就是藏毒地点，钥匙就是侦查员手里拿的那两把。侦查员从樱桃园头条火速赶到相距不远的南横西街。他们上楼进了房间，打开卧室的壁橱，里面放着一个“洗洁精”的大纸箱和两个黑色大塑料袋。纸箱内有一个蓝黑相间的尼龙提包，包里装着用黄色半透明胶带包裹的海洛因15块，每块300克黑塑料袋里是用白色透明塑料袋分装成79小袋的海洛因，每小袋约100克另外还在一个鞋盒里放着一板海洛因。毒品重量总计为13.2千克，价值200多万元。

但对贩毒的情况，马秀琴和张尕娘两人再次缄口不语。侦查员与她们斗智斗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采用强大的政策攻心。终于，２４小时后张尕娘首先开口了；１２小时后，马秀琴也挤牙膏似的交代了犯罪事实。建国以来京城最大贩毒案终于水落石出。

5、罂粟花开，百万富婆血溅不归路

2003年11月20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会见室里，在白德珍执行死刑前，丈夫和女儿来见她临刑前的最后一面。一看到自己的妈妈，18岁的女儿就忍不住哭了起来。这是一个让人伤心的相见和永别场景，白德珍哽咽着嘱咐女儿说：“千万不要干违法乱纪的事。”接着又转向丈夫说：“你千万不要再吸毒了！”然后，白德珍含泪告别了她的丈夫和一双儿女，走上了刑场。临走的时候，她平静而且真诚地对法官说：“我愿意把我的遗体献给国家进行科研，让更多的人远离毒品。我现在就想把心挖出来给大家看，我真恨毒品。毒品把我的一生都毁了，我求求政府好好管管那些毒贩子，别让下一代接触毒品了。”

白德珍杀人一案，记者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旁听了庭审和宣判的全部过程。在记者采访死囚的经历中，白德珍是少有的能够完全配合采访的死刑犯。在法院的暂押室里，隔着厚重冰冷的铁窗，记者与白德珍交谈了很久很久。在白德珍含泪的讲述中，泪水一直在记者的眼窝里打转儿，是她的曲折的经历打动了我，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作为政法记者，我曾经采访过几十名死刑犯，但面对善良朴实的白德珍，除了同情和叹息，还有震惊。

她本来如一株康乃馨，散发着淡淡的芬芳，令人驻足流连、回味无穷。在家里，她是善良能干的妻子和母亲；在单位里，她是一个好学上进的生产能手；在经商方面，她更是表现出惊人的经营天赋，与丈夫一起开工厂，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赫赫有名的百万富婆。她因吸毒而使家产败落，她从开工厂到开歌厅，即使把百万资金挥霍殆尽之后，她靠倒卖服装、当街卖羊肉串，也照常撑起了家庭的半边天。而后来白德珍毒瘾发作时，因为借钱买毒品而杀死了自己的“干奶奶”。

如果白德珍的丈夫不曾开始放浪的生活，如果白德珍不曾放弃生活的信念，如果她能够挡住诱惑而不去吸毒，她一定会继续自己美好的生活。可惜的是，这一切都随着卢沟桥刑场的一声枪响烟消云散了。

康乃馨也有悔恨的泪水，只是这泪流在花心深处……

文静柔弱的白德珍1961年出生在京城的一个回族家庭，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却很温馨很幸福，父母相敬如宾，孩子听话有出息，常常被邻里称为模范家庭。而在几个兄弟姐妹当中，白德珍虽然年龄最小，却是最出众的，被父母视若掌上明珠。从校糊就以超出哥哥姐姐的聪明伶俐得到父母的欢心。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在父母眼中她是一个好女儿，在老师眼中她是一个好学生，在同学眼中她则是一个好伙伴。

1979年高中毕业后，白德珍没有考上大学。人生路上的第一次打击让她很沮丧，但她很快就振作起来了。成才的道路有千千万万，何必都去挤那座独木桥呢？白德珍靠自己的实力进入北京的一家工厂做工人，虽然是平凡的工作，但年轻的她心性很高，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她不甘于就此过平淡的生活，决定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于是她将自己所有的聪明和热情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她就在同期进厂的同事中脱颖而出，成为先进工作者和技术能手，经常受到厂里的嘉奖。

在大家眼里，白德珍是一个吃苦耐劳、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待人接物都很有分寸，人缘不错，周围的同事提起她来就赞不绝口，因此大家都很喜欢她。其中数同事钟雨虹和她的关系最好。钟雨虹比白德珍年长十六七岁，在厂里算是老大姐一辈了，她对后来进厂的小妹妹们照顾得十分周到。

在厂里的年轻人中，钟雨虹最疼白德珍，不仅在工作上尽心尽力帮助她，在生活上对她的照顾也无微不至。白德珍十分感激，也视钟雨虹如亲人，不论有什么欢喜哀愁，第一个就找她倾诉，两人亲密得仿佛亲生母女一般。惹得别的小姐妹常常羡慕地打趣道：“白子，你干脆认钟雨虹当干妈吧！瞧你们俩，比亲娘儿俩还亲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白德珍后来就真的认钟雨虹做了自己的“干妈”，并且和她的家人相处得也十分融洽，常常互相串门走动，逢年过节，白德珍都买些礼品去看望钟雨虹和钟雨虹的婆婆，对钟雨虹的婆婆，白德珍亲切地叫她“奶奶”，而这个“干奶奶”也非常喜欢这个捡来的“干孙女”。她们之间的交往，在厂里一时被传为佳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白德珍也如初夏的莲花般出落得婀娜动人，她身材苗条匀称，圆圆的娃娃脸上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让人过目不忘，更令许多小伙子心动不已。自古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更何况是这样一个可爱优秀的姑娘，自然爱慕者甚多。但白德珍却心如止水，认为自己还年轻，事业是最重要的，一心扑在工作中。

缘分是注定的，尽管白雪公主一直未留意自己的爱情，但白马王子终究还是出现在公主的面前了。这个王子就是英俊潇洒的邓天宇，尽管邓天宇当时只是一个工人，尽管邓天宇的家庭条件不是白德珍的爱慕者中条件最好的，尽管白家刚开始时也有点反对，但爱情本身是没有界限的。两个年轻人互相被对方的品质和能力所吸引，从相识到相知到相爱，一步步经历了爱情路上的风风雨雨。

1985年，白德珍和邓天宇的爱情终于修成正果，在家人和朋友的祝福声中，这对有情人踏上了神圣的红地毯，组成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精心经营着自己温暖的小窝。第二年，喜事又降临到这对小夫妻身上，他们有了一对活泼可爱的龙凤双胞胎。初为人父母，夫妻俩都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看着自己的一双儿女，白德珍深深感到了做母亲的幸福和责任感，孩子就是她全部的希望和未来，她愿为孩子而奋斗一生。

邓天宇是一个不甘平淡的男人。为了让家里有更多的经济来源，也为了给两个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1990年，在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时候，在白德珍的鼓励下，邓天宇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皮件厂，经营得红红火火。经过几年商海沉浮，工厂的资产就超过百万，成为当地商界的一颗明星。

第二年，白德珍又在自己家楼后的市场里开了一家饭店，食客们也是络绎不绝。两人一边在单位上着班，一边开着自己的店铺，虽然过的很忙碌却很充实。小两口的日子也如芝麻开花一般，越过越红火，让旁人羡慕不已。

在邓天宇冲浪商海的岁月里，白德珍一直坚定地跟随着邓天宇搏击商海，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熟悉他们的人都说：这一对夫妻真的是珠联璧合。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夕旦福。就在一家人和和美美过日子的时候，白德珍的母亲却于1994年不幸去世，白家沉浸在一片悲哀中。随后，他们的命运开始了另一种转机。

因为没有心思打理饭店，生意越来越冷淡，不久之后，白德珍的饭店停业了。屋漏偏逢连阴雨，邓天宇的皮件厂也因管理不善，生意不好而停产了。

经过短暂的休整，一年之后，这对不甘心的夫妇决定东山再起，在白德珍的鼓励下，邓天宇干脆辞职下海，他到处筹集资金，倾尽全力另开了一家歌舞厅，并在歌舞厅内设有时兴的卡拉ok包房和桑拿等在当时比较前卫的娱乐设施。这一次，邓天宇和白德珍的选择没有错，他们的经商才能很快就发挥了出来。夫妻俩不久就从低谷中走了出来，再次走上了富裕发达之路。

邓天宇下海后，白德珍仍然留在工厂上班。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将来有个退路，夫妻中有一个人保住铁饭碗，减少后顾之忧。

投身于生意场中的邓天宇，自然见惯了灯红酒绿，久而久之，他也开始了他曾经厌恶的这种生活，常常在外面过夜，留下白德珍一个人独守空房，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每天当白德珍下班回到家里时，迎接她的只是冷冰冰的房子，丝毫没有一点温暖的气息，即使是乖巧听话的一对儿女，也无法消除她心头的隐痛。没有自己所爱的人的疼爱和呵护，女人便是一朵凋零的花。

有很多次，丈夫在晚上经营歌舞厅的时候，白德珍打电话过去，本想跟丈夫说一点夫妻间的话语，又怕影响了丈夫的生意，多少次都欲言又止。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德珍心里充满了莫名的失落和悲哀。虽然在别人眼里是比翼齐飞的夫妻，可在这样暖暖的春夜里，连正常的夫妻生活自己都无法享受，想到这些，白德珍委屈得都会流泪。

而在这个期间，邓天宇和一个叫秦丽君的女人接触越来越多。熟悉的朋友提醒过白德珍，她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总不是个滋味。

无风不起浪，已经不止一个人提醒过白德珍要对丈夫好一点了。不管有没有这回事，白德珍决定跟丈夫好好谈一谈。但邓天宇一口咬定她跟秦丽君只是老板和雇员关系，绝对没有出轨行为，邓天宇信誓旦旦地说：“我是你丈夫，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

虽然邓天宇这样说，但白德珍还是心存疑虑。这次两个人谈完后，白德珍觉得丈夫根本没有悔改的意思，就此白德珍还专门给秦丽君打电话，谈及这件事情，秦丽君却说：“我们俩不可能有那事，你还是管好自己的老公吧。”一句话把白德珍堵得够呛。

白德珍在内心里渴望一种夫唱妇随的生活，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跟邓天宇交谈，哀求他离开那个叫秦丽君的女人，邓天宇答应了下来。接下来的时间里，邓天宇检点了一些。白德珍以为邓天宇为了家庭的幸福和呵护他们的爱情，真正像从前一样充当起一个男人的角色，为她和孩子遮风挡雨。

这时候，白德珍还把邓天宇的出轨行为看作是男人的孟浪。但是她太天真了，邓天宇始终没有改掉他的坏毛病，他一直在外面包二奶……

邓天宇的花花事层出不穷，白德珍都已经习惯了。每次他们两个人为邓天宇包二奶的事情谈话，谈不拢就打，打来打去，白德珍都疲倦了。心想，只要邓天宇还顾家，他在外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之后不久，邓天宇又开始不见人影了。他总是以歌舞厅的事情忙为借口，总是很晚才回来，而且很多人都知道，白天秦丽君给邓天宇打工，晚上是邓天宇给秦丽君打工。后来邓天宇甚至连招呼也不打，就把秦丽君领回家里来。白德珍对邓天宇已经丧失了信心，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需要的是一个丈夫、一个称职的丈夫，而不是一个到处留情、寻花问柳的男人。受了委屈，白德珍一个人走在冰冷的大街上，让泪水静静流泻。一个受伤的女人，在暗夜的风中哭泣，没有人会知道。

不和邓天宇在一起的时候，白德珍也许会彻骨地思念他、担心他。但她们两个人面对的时候，有的只是伤害，无处不在的伤害。白德珍就常常靠抽烟来麻醉自己。

终于有一次，邓天宇很多天没有回家，孩子晚上发烧了，白德珍给邓天宇打电话让他回家带孩子去看病，但邓天宇的手机关着，打他的传呼，他也没回。白德珍到处找他，都找不见，邓天宇在她的视野里失踪了。

后来一个街坊提醒白德珍，让白德珍去歌舞厅看看。白德珍在深夜中找到了丈夫经营的歌舞厅。在白德珍打开邓天宇房门的同时，她也看到了里面一个女人，那就是秦丽君。白德珍当时就火了：“邓天宇，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是个什么女人？她不过是一个外地来的坐台小姐，你怎么好意思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

秦丽君却像发疯的母狮子，朝着白德珍怒吼着：“白德珍，你以为你是谁？没有人需要你来教训，我是不如你是个富婆，也不如你是个北京人，但是我爱邓天宇，他也爱我！”

邓天宇站在那里，邓天宇无言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白德珍也暴怒了，大声狂吼起来：“秦丽君，邓天宇是我的丈夫，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你没有资格过问……”

就这样，她们从动嘴到动手，白德珍的脸被秦丽君抓破了，脸上是几十道伤痕。邓天宇依然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白德珍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那一刻，她的心完全凉了下来。

白德珍默默地离开那家歌舞厅，在冬天的夜晚一个人眼含热泪、踌躇独行。夜风已冷，白德珍抱着自己冰冷的肩头，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回家，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白德珍站在家门前，她不知道进门后怎么对患病的儿女说。白德珍知道自己不能说出来，年幼的孩子不能经受这样的刺激。茫茫暗夜里，白德珍一个人哭泣，没有人能知道。

白德珍没有想到自己深爱的丈夫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从前那个深情温柔的白马王子已变成了花丛中的狂蜂浪蝶。她的眼泪，她的哀求，她的痛苦，丝毫没有打动丈夫那颗早已变质的心，甚至孩子生病也唤不回这个浪子父亲应有的一点点责任感。那天晚上，万念俱灰的白德珍终于吞下了100多片安眠药。

也许是老天在冥冥中暗暗保护着这个不幸的女人，也许是故事还不应该结束的太早，白德珍居然闯过了鬼门关，没有死成。但奄奄一息的母亲吓坏了两个孩子，慌乱无助的孩子只好给父亲打电话哭诉。

接到电话后，邓天宇急匆匆赶回家来。得知妻子自杀的消息，邓天宇终于回家了，回到了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家。他看到昏迷的妻子，立即喃喃地说：“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邓天宇把白德珍送到了医院，经过一晚上的折腾，又是洗胃又是挂吊瓶，白德珍终于醒过来了。医生对邓天宇说，你爱人再来晚一步，命就保不住了。

这一次，白德珍得到了邓天宇很好的照顾。女人的心总是软的，她从内心里原谅了邓天宇以往对自己的不忠。白德珍天真地渴望出院后邓天宇会和自己好好呵护这个家。

大难未死的白德珍对丈夫的归来抱着一丝幻想，满心以为这一次自杀能够换回丈夫的真心实意。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的邓天宇，迫于无奈只好在家待了两天，等到他见白德珍已无大碍，没什么事了，可以下床走路了，便再一次离开了家。

在邓天宇离开家的那天晚上，白德珍静静坐在房间的一个黑暗角落里。她蜷在那儿，电视开着，梁山伯和祝英台正在电视里化蝶。白德珍听见祝英台唤了一声“梁兄……”

然后是英台在唱，咿咿呀呀地唱呀，唱呀，唱得那么好听。

祝英台在梁山伯的坟前哭了，梁山伯祝英台在凄婉的乐曲中化蝶了。白德珍蜷坐在角落里，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坐在床上抽烟的邓天宇。两个人都不说话，白德珍蜷在那里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猫。邓天宇终于要走了。这时候，《梁祝》已经演完了，电视里苏芮熟悉的声音在如泣如诉：

也许牵了手的手

前生不一定好走

白德珍心底里一股热气顶上来，顶到眼睛里。苏芮的歌声像无数锋锐的针尖，一下一下刺得她双眼生痛。白德珍抬起手往眼里一抹，满手是晶莹的泪水。

也许有了伴的路

今生还要更忙碌

邓天宇坐在那里，望着白德珍。邓天宇的眼里什么也没有，空的……白德珍终于哇地一声，是号啕。她听见自己的哭声，很沉很闷，像是谁在不远处吹着埙。

邓天宇没有哭，他站起来说，我该走了。白德珍说，你走吧。

奈何桥已经走过了一回，白德珍已无所畏惧无所担忧了。丈夫这一次的出走让她的心完全死了，她仿佛变了一个人，什么也不在乎了，孩子管得少了，工作也不上进了，开始了得过且过的生活。白德珍心想：既然你在外面乱找女人，那我就花家里的钱，与其让你花在那些女人的身上，不如我自己花了。但是她又不知道钱该怎么花，她并不是一个特别爱打扮会花钱的女人。

白德珍的街坊邻居中有不少都是喜欢打牌的人，他们早就想拉这个富婆入伙一起玩。就在这百无聊赖的时候，她认识了几个牌友，便整天沉溺在麻将的麻醉中，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烦恼和痛苦。牌友们都劝她想开点，不要和自己过不去，该怎么玩就怎么玩，该怎么花钱就怎么花，有什么好心疼的。

打麻将是旷日持久的游戏，白德珍不但上瘾而且乐此不疲。她一坐到牌桌前就兴奋，甚至连吃喝都顾不上了。有一次，白德珍竟然连续三天三夜都没有离开牌桌。

搓麻将非常消耗体力，为了提精神，白德珍的很多牌友都在吸毒。一天深夜打完麻将后，白德珍感到累了，想回家休息，但她的牌友们却意犹未尽，一个牌友对她说：“老白，想那么多干嘛啊，来，你抽一口大烟，就什么都不烦了，精神也来了。”白德珍知道他们当中有人在吸毒，怕烟里有海洛因，可又禁不住好奇，便抽了一口，她当即就吐了出来。这帮牌友每天都到白家来打麻将，玩完了就开始抽毒品。白德珍并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何况又是在这种灰心的状态下，慢慢地，在周围牌友的引诱下，她也染上了毒瘾，到1995年春节后，她就成了吸毒大军中的一员了。

看见毒品，就像看见亲妈

最初白德珍是吸食海洛因，俗称“走板儿”，就是把白粉放在锡纸上用火机加热后吸食。后来随着剂量的加大，慢慢发展成静脉注射，开始用针管注射。为了便于注射，她还专门准备了一只长筒丝袜，用来系胳膊使血管突出。这只丝袜她常常随身带着，以备不时之需。只要一吸毒，白德珍就能忘了自己不幸的婚姻，而在潜意识里，却是对邓天宇的报复，她甘愿自暴自弃。毒品一时间代替孩子，成了她的精神支柱。

邓天宇偶尔也会回家看看，有时候正碰上白德珍注射毒品，她在丈夫面前也不回避，而邓天宇也并没有过激的反应。白德珍的头脑已经被毒品弄得不很清醒了。而当她看着针管里的液体慢慢进入自己的血管里时，她突然想到用毒品来控制丈夫：这样你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找小姐了吧，这样你还不会乖乖的回到我身边。她得意地笑了，仿佛黑夜中盛开的罂粟令人不寒而栗。

白德珍开始故意在邓天宇回来的时候，当着他的面多次注射毒品，还向他渲染那种飘飘欲仙，欲生欲死的感觉。而刚注射完毒品，毒瘾得到极大满足的白德珍更像是一朵绚烂盛开的罂粟，海洛因渗透进她身体的每一部分，令她的细胞也飞扬了。她就是黑暗中一朵饱满而慵懒的罂粟花，神秘而危险却别具一种风情。邓天宇不禁迷乱了，他随着白德珍的诱惑，一步一步走进了罂粟的海洋，最终也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白德珍的如意算盘终于生效了，邓天宇也开始沉浸在毒品的世界中，对事业和女人都失去了原来的那种渴望，只觉得那白白的粉末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东西。风月场上少了他的身影，而他和白德珍也因为这个共同的爱好而成为了盟友。两人常在一起吸毒，有时候，邓天宇也用白德珍的专用丝袜来注射。

家里有一个人吸毒，已经是很大的经济负担了，何况夫妻俩都吸毒。但为了满足毒瘾，他们一掷千金，甚至连家里多年的积蓄也拿了出来。虽然这几年的生意做得时好时坏，但夫妻两人仍赚了100多万，这笔钱几乎全部让毒贩子笑纳了。亲戚朋友们知道他们吸毒后，都劝他们戒毒，尤其是白德珍的干妈钟雨虹，时常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但两人中的毒瘾太深，什么也听不进去了。

1998年，邓天宇的歌舞厅也因为他无心管理而经营惨淡。毒品的巨大开支使夫妻俩入不敷出。为了弄到买毒品的钱，邓天宇干脆以25万元的价钱将饭店转手卖给他人。但是光靠这点钱购买毒品，也吸不了多久，他们还要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两人不得不放下架子开始做一些小买卖。

从百万富婆到一贫如洗，两人又像新婚后那样开始了重新创业，同时他们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夫妻感情也越来越好。他们在批发市场搞了一个铺面开始倒卖服装。这个铺面几乎都是白德珍一个人在支撑着，勉强能够维持生计和吸毒的资金。

生活的艰难让白德珍觉得自己对不起邓天宇，是自己让邓天宇吸上了毒，她觉得自己永远欠邓天宇的。白德珍觉得这是命运对自己的惩罚，她只有无怨无悔地忍受着，她觉得只有拼命赚钱才能消减自己的罪孽。

几个月后，倒卖服装赚的钱全部花在了吸毒上，甚至连本钱也花光了，尽管他们很想继续搞服装，但他们连本钱都没有了，谁也不肯赊欠货物给他们。白德珍只好另谋出路，在街上转了几天，最后摆了一个烤羊肉串的小摊。这个时候，只有先维持生计再另谋他途。

当年的百万富婆当街卖起了羊肉串，这在街坊邻居中引起很多议论。但白德珍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为了赚取毒资和维持生计，白德珍专心致志地卖起了羊肉串。每天晚上买10多斤羊肉，然后切片、穿串，第二天拿到市场去卖，除了留下维持生存的钱，剩下的全部用于吸毒了。

白德珍早没有了原先富婆的气度，邓天宇也没有了当初那个财大气粗的个体老板的派头。仅仅靠卖羊肉串，当然满足不了他们日益增长的毒瘾，有时毒瘾犯了却又没钱买时，夫妻二人只得向亲戚和朋友借，自然是有借无还。日子久了，周围的人都开始厌恶他们了，他们有时甚至借不到钱了。

毒品侵蚀了白德珍的一切，她原有的美好品质已逐渐在一次次的注射中灰飞烟灭。她不再是从前那个优秀的工人了，她不再是从前那个善良的妻子了，她也不再是从前那个慈爱的母亲了，她只是一个活在混沌中的视毒品为生命的吸毒机器，甚至连那一双可爱的儿女也不如海洛因可亲。

1999年，白德珍家里已经没有钱可以让她继续吸毒了，毒瘾的发作使她无法忍受。为了毒品，她可以做任何事情。1999年4月8日晚，白德珍毒瘾发作后，家里又实在没有钱买毒品，她来到邓天宇哥哥家借钱。但哥哥家里没有人，大门紧紧地锁着。为了尽快拿到钱去买毒品，陷入毒瘾的白德珍不顾亲情，抄起一根螺纹钢撬棍，撬开窗户进入室内，盗得人民币2万元和2枚戒指。而在整个过程中，白德珍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料早惊动了邻居。邻居马上报了警，堵住屋门协助民警抓获了她。

在警方拘留白德珍的同时，邓天宇拉上哥哥一同到了公安机关。这时候邓天宇的哥哥觉得那么善良的白德珍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即使是自己做了糊涂事情，也一定有难言之隐。但从白德珍口中亲口听到她为了撬门别锁盗窃的事实时，邓天宇的哥哥极为难过。

但考虑到白德珍毕竟是自己的弟媳，平时对自己也特别好，毕竟还有很深的感情，在说明情况后，邓天宇的哥哥恳请警方能够从轻处理白德珍，他说：“只要追回被盗赃款，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对她进行一些批评教育就放了她吧，都是毒品害的，她也很不容易。”

然而，情况并不像邓天宇的哥哥想象的那么简单，按照法律规定，白德珍的盗窃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仅仅批评教育已经不够了。就感情而言，他想撤销对白德珍的控告，但此时已进入法律程序，他也无法抽身了，只有等待法律的裁决。

之后不久，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白德珍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执行，罚金人民币3000元。之后，警方又把白德珍送到戒毒所强制戒毒。

在戒毒所里，管教和医生都尽力帮助白德珍，想让她戒毒脱离毒品的控制。在真诚的爱心面前，白德珍还剩下的良知被唤醒了，决定出去后再也不吸毒了。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了。从戒毒所回到家以后，她的工作也没了，以前的那帮朋友又来找她了，毒友们一在她面前吸毒，她就控制不住自己了，曾经立下的决心在白粉的冲击下不堪一击，她重新陷入了白粉的包围中不能自拔。白德珍这样描述当时的境况：“一看见毒品，就像看见亲妈一样”。就这样，她又复吸了。

在吸毒前，白德珍是一个善良的人，跟街坊邻居和亲戚朋友关系都很好，谁有困难白德珍都会上去帮一把。可是吸毒之后，白德珍完全变了，一天到晚什么都不想，只有“白粉”两个字。平时，她靠卖羊肉串、卖西瓜勉强度日，实在没有钱了就四处举债购买毒品，借不来就到处骗钱，骗完了街坊邻居就骗亲戚朋友。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01年3月。

2001年3月12日上午，白德珍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而她也12个小时没有注射毒品了，大脑里除了海洛因3个字以外，别无他想。她只能去借钱买毒品了。想来想去，周围附近的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过了，只能去找干妈钟雨虹了，因为干妈一家暂时还不知道自己吸毒。白德珍已顾不上什么脸面，戴上手套骑着自行车去找钟雨虹。临走的时候，她把那只长筒丝袜也带在了身上，以备拿到钱就买海洛因注射用。

到了钟雨虹家之后，钟雨虹却没有在家。白德珍便又改道去钟雨虹的婆婆家找她，家里也只有钟雨虹的婆婆倪老太太一个人在。

倪老太太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她退休前是一家医院的护士长，信奉基督教，十分虔诚。老太太见是“干孙女”来了，便将白德珍迎入卧室和自己聊天。两人面对面坐在床前的小马扎上，互相的身子离的很近。聊了三四十分钟后，白德珍的毒瘾发作的越来越厉害，浑身发冷。她实在受不了了，就对老太太说：“奶奶，借我200块钱吧。”

老太太当然不知道白德珍吸毒，她只知道白德珍是个富婆，她想都没想就说：“你怎么找我一个老太太借钱？你不是有的是钱吗？”

白德珍说：“你别问那么多了，我有急用，要去看病。你先借给我，等我干妈回来再说。”

老太太说：“你那么有钱，怎么还找我借钱？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老太太很固执，还是不愿意借。

白德珍急了，毒瘾的发作已经让她十分难受甚至神志不清，她恨恨地说道：“我都求你了，你怎么这么不开通！”但无论白德珍怎么央求，老太太就是不肯借钱给她。

“你太不开面了！”急红了眼的白德珍见倪老太太如此不给自己面子，恼羞成怒，猛地站了起来，伸出双手掐住老太太的脖子。老太太没料到一向文静的白德珍居然下如此毒手，她挣扎着要站起来，白德珍见状，顺势伸出右脚一绊，就把她绊倒在地，并坐在了她腿上。老太太头朝窗户，脸朝下趴在地上，身子动弹不了，嘴里却不停地喊着：“你干什么啊，白子！救命啊！”

此时的白德珍已经丧失了理智，她怕老太太的呼救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便在卧室外面的过道上拿了两个塑料袋，把老太太的头套上了。老太太依然顽强地挣扎着喊救命，正无计可施的白德珍突然想起来自己来的时候，把那只丝袜也带在身上了，于是她掏出那只丝袜，隔着塑料袋在老太太的脖子上缠了好几圈，并且在后脖子处打了两个结。终于，老太太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但她的手还能动，拽住了白德珍的衣服。白德珍十分害怕，但毒瘾发作的很厉害，她已经没有了思考的能力，只想拿到钱，而老太太现在却是最大的障碍，她回头看见门口有一个打气筒，便坐在老太太身上，拿起打气筒使劲砸向老太太的头，一下，两下，三下，老太太在血泊中毫无声息了，拽她衣服的手也松开了，无力地垂在了身体两侧。

鲜血溅在了白德珍的手套上，她便把手套摘了下来，开始在屋里找钱。她在桌子上找到了一把水果刀，便用它撬开一个柜子，翻出来几件衣服和一个塑料包。白德珍在塑料包里找到了四张存单，其中两张是大额存单，两张是小额存单。她便将这四张单子都放进了自己的衣服兜里。另外她又在老太太的床上枕头下找到100多元现金。接着她又来到老太太儿子的房间，但她除了找到一个保险柜外，没有找到其他的财物。而毒瘾一直在发作，她快支持不住了，只得放弃了保险柜，扔下水果刀，离开了作案现场。

白德珍马上骑着自行车就近去一家银行取钱。她只想马上取一点钱立即购买毒品，她从两张小额的存单里总共取出了6000元，那两张大额的单子她没有取，然后她把这四张单子全都撕碎扔了。取完钱后，白德珍马上就打车去魏公村，花2000元买了10克海洛因。拿到海洛因后，她当即就在魏公村街边的厕所里进行了注射，以缓解毒瘾的发作。

往家走的时候，刚刚走到半路，白德珍的毒瘾又上来了，又跑到街边的一个厕所里给自己打了一针，觉得好受多了，便回到了家中。当然，他买回来的海洛因也不忘给自己的丈夫也留了几克，丈夫问他是哪里来的钱买的，白德珍说：“你别管了，给你你就吸了吧。”

这个期间，警方一直强制邓天宇和白德珍戒毒，也经常检查他们的身体状况。在白德珍杀害倪老太太的第二天，派出所的人来找白德珍，她以为自己杀害“干奶奶”的事情被警方知道了，赶紧躲了起来。后来丈夫告诉白德珍是派出所的人让她去验尿，白德珍才放下心来。但她知道自己刚刚吸了毒，在检查时肯定会被发现。她到医院后施了一个调包计，用公公的尿冒充自己的，检查结果呈阴性。警方也就没有追究她。

而邓天宇却在当天被警察在一个洗浴中心带走了，经尿检呈阳性，这一次，邓天宇因吸毒被判劳动教养一年。白德珍得知后，带上两个孩子前去给丈夫送了些用品。在去看守所门前，白德珍给了女儿3000元，让她给奶奶。这时候，清醒的白德珍已经意识到自己犯罪了，她意识到警方会很快找到她，她决定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尽管她还幻想着老太太不会有什么大事，就是晕过去了，而老太太实际已经因机械窒息而死亡了。

其实，当时警方已经开始怀疑并寻找白德珍了，她知道是自己的祸惹大了，决定到外地去躲避一下风头再说。

和孩子在看守所出来分手后，白德珍又去魏公村买了10克毒品，然后没有告诉任何人，就直接来到长途汽车站，坐了去往河北武强的公共汽车。白德珍想去农村避一避风头，如果可能，在买不到毒品的乡下，顺便也可能把毒戒了。

经过一路颠簸，当天下午她来到了在河北武强县丈夫的舅舅家。从此，白德珍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

舅舅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白德珍，大家很久没有见面了，这一次见了面自然分外亲热。白德珍只说自己想出来散散心，况且也该来看看舅舅了，舅舅也未加怀疑。

在河北乡下，白德珍依然背地里偷偷地注射海洛因。

白德珍在舅舅家的日子很逍遥，她每天去亲戚家串门，跟街坊邻居们聊聊天，打打牌。邻居们对这个北京来的富婆也挺感兴趣，听她讲京城的传奇，炫耀自己的富有。而他们当然都不知道这个富婆早就是昨日黄花了，她不过是在回忆中温习从前的日子来陶醉自己。

在舅舅家待了一个星期后，一天下午，北京警方来到白德珍舅舅家寻找白德珍，却被舅舅搪塞走了。白德珍当时正在邻居家玩牌，听说有警察来找她，吓得她没敢露面。

警察走后，她这才慌慌张张地回到舅舅家，刚一进门，就觉得屋里气氛不对，众人看她的眼神都怪怪的，而舅舅一脸阴沉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白德珍心里暗暗叫苦，其他人见她回来了，都很知趣地离开了，留下白德珍站在门口，手足无措。舅舅很生气地盘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定了定神，说道：“我能有什么大事啊，舅舅您还不了解我吗？还不是因为吸毒的事，邓天宇因为吸毒进去了，所以警察在到处找我。”

舅舅听了，知道不是什么大事，也稍微放心了，但他非常不满地抱怨道：“你看看你们这俩口子，都干的什么破事？咋就不能踏踏实实地做生意过日子呢？非要去吸那断子绝孙败家的毒！？”

舅舅本来只是想说几句气话就算了，但一向要强的白德珍岂能受得了这种委屈，一赌气扔下舅舅回到自己房中，将房门摔得咣当直响。

舅舅也火了，在门外大骂：“你给我耍什么威风，你以为你是少奶奶啊？！有本事你就别在我这待着，我这小庙供不起你这个大神！”

白德珍坐在床上，眼里饱含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她默默地擦干脸上的泪水，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心想你不留我，自有留我处。等到天黑了，她趁去厕所的时候，偷偷摸摸地离开了舅舅家。

夜渐渐深了，只有星星在天空中好奇地瞅着这个深夜独行的女人，尽管已经是初春了，但夜里的清风依然残留着冬天的寒意。冷冷的风毫不留情地从她的身体穿过，她不禁打了一阵寒颤。她紧了紧身上的衣服，后悔没多带几件出来。她踉踉跄跄地在田野里走着，路好像永远没有尽头，她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前方又有什么在等着她。白德珍从前享受富贵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料到自己竟然会落到这么惨的地步。

半夜时，白德珍来到了荒郊野外的一个破桥旁，她实在走不动了，就到桥下靠着桥墩坐着。这时，毒瘾又发作了，她慌忙打了一针。空旷的大地上只有寥寥的树木和呼啸的风声，她非常害怕，抱着头，蜷缩成一团，浑身不住地发抖。模模糊糊中她仿佛看见了倪老太太，满身血污慢慢地靠近了她，“你这个杀人犯，还我命来！”白德珍吓得尖叫了一声，头撞着了桥墩，很疼，她睁开了眼，看见天边已经出现了一抹绚丽的朝霞。

原来是梦。不会是倪老太太死了吧，她越想越害怕，不禁失声痛哭：“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都是毒品把我害成这样的啊。倪老太，干奶奶，你不要怪我啊，我不是真的想杀你！”黎明的旷野里，她的哭声显得格外的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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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猫

正当白德珍痛哭的时候，忽然有人拍了拍她，她尖叫着跳了起来，正好把那人撞倒在地。“你这大姐，咋回事啊？”听见问话，她才看清楚原来是一个老大爷，老大爷显然也被她过激的反应吓了一跳。白德珍慌忙扶起大爷，连声道歉，并说自己离家出走，没有地方住，只好在外面受冻。

好心的老大爷将她领回了附近自己家中。老伴见丈夫领了一个颇有姿色的中年女人回来，脸色很不好看。老大爷赶快把老伴拉到一边，悄悄劝说了几句，她这才阴转多云。白德珍见状，忙从兜里翻出50块钱递给老太太。老太太这才热情地招呼她，给她收拾了一间房。

但在这户好心人家里，白德珍只住了三天。她恐怕行迹暴露，在一天深夜里，又悄悄逃走了。

之后，她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又花了50块钱在一位农村大姐家住了四天。这时她身上的海洛因已经不多了，只够再注射一次了。她便问大姐：“大姐，村里有汽车吗？”

“有啊，大妹子，你想往哪去啊？去干啥？”农村大姐关心地问道。

白德珍避而不答，只询问了去县城的车次和时间。第二天，她坐上车来到了县城，她本想到县城去买毒品，但一个偏远的县城不可能有卖毒品的，即使有，白德珍人生地不熟，也买不到。

在县城下车后，白德珍不敢在城里逗留，便游荡到了附近的一个小村。在这里，她发现了一家小饭馆，便走了进去。这家饭店虽然门脸不大，里面倒还干净整齐。老板娘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见来了客人，便热情地招呼她坐，殷勤地问：“妹子，想吃点啥啊？咱这店虽小，但饭做得可好吃啦！”白德珍随便点了一碗面，胡乱吃了吃，然后就开始发呆。她想到自己老这么跑来跑去的也不是办法，身上的海洛因快没了，钱也不多了，该怎么办啊？

白德珍的目光茫然地落在老板娘身上，看她出出进进地忙得不亦乐乎，这家小店生意还不错。她不禁想起，以前自己也是一个老板娘啊，这小破饭馆怎么可以和自己的饭店相提并论呢，那多气派那多排场啊。

“唉……”白德珍叹了一口气。眼下又能怎么办，不如先在这里躲一躲，顺便打工挣点钱，正好自己对饭店的事情也比较熟悉。

等到客人少了，老板娘闲下来了，白德珍走过去问：“老板娘，生意不错啊。你这店里用人吗？我什么都会做。”老板娘头一次碰到这种事，这才仔细的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女人，看她的样子不像是本地人，虽然满脸憔悴却掩不住几分文静和中年女人的风韵，不禁疑惑地问道：“你从哪儿来的？”

白德珍随口回答道：“我家在东北，我想打工挣点路费钱。大姐，你就行行好吧。我什么都会干，真的，不骗你。”老板娘见她挺有诚意，便答应了：“那好吧，正好我这现在也需要人手。明天你就开始做吧。”

白德珍忙说：“大姐，我身体不太好，让我先休息几天我再上班吧。”老板娘同意了。白德珍打完最后一针毒品后，她给了老板娘50元，让她到县城去帮自己买了安定针和安痛针，开始偷偷戒毒。

几天后，白德珍的体力慢慢恢复了，随后她就在店里干活。店虽不大，活却不少。白德珍以前当老板的时候，哪里干过这些粗活。没多长时间，她就受不了了，但为了拿到工钱，她只好挺下去。一个月后，白德珍领到了这一个月辛苦劳动的工钱：300元。

她捧着这来之不易的300元，不禁百感交集。以前别说是300元，就是三万也没放在眼里。而这钱却让她觉得沉甸甸的。

2001年4月底，白德珍带着这300元钱又来到了附近一个乡，在一家叫天宏大酒店的饭店打工。在酒店里，白德珍自称叫李丽，家在北京东四一带居住，因为切汇骗钱，警察一直在找她，所以出来避避。她的话听起来很真诚，骗过了酒店老板吴斌，吴斌觉得白德珍不过是倒点外汇，犯的不是什么大罪，只要能给自己带来效益就行，就留下了她。

酒店里的工作要轻松多了，这时白德珍的毒也戒了不少，身体也慢慢养好了，脸上的气色也渐渐红润。曾经被毒品侵蚀得千疮百孔的身体开始复苏了，就像火中的凤凰一样，她又重生了，生命的活力再次显现在她身上，散发着中年女人独有的成熟魅力。

这个化名叫李丽的女人毕竟来自大城市，身上有一种城市的现代感，在一群土生土长的乡下服务员中如鹤立鸡群，很快引起了老板吴斌的注意。吴斌很同情她的遭遇，十分照顾她，两人渐渐熟了，她便成了酒店免费的客人，因为很多人听说天宏大酒店来了个漂亮的北京女人，很多人都慕名来这个酒店吃饭，包括乡里的一些小干部。而白德珍有空的时候，也常陪乡里的干部唱唱歌、跳跳舞。

在待人接物上，白德珍也很会处事，她和吴斌的家人相处的很融洽，她特别会讨吴斌岳父的欢心，老头子觉得白德珍是个有来头的女人，尽管眼下落了难，将来一定会发迹的，便认白德珍做了自己的干女儿，还在自己的家中为她单独准备了一间房间。白德珍便以吴斌“干小姨子”的身份在吴家心安理得地住了下来。

吴斌的哥哥吴大明是当地村里的村支部书记，时常去弟弟的酒店玩。这天，正好白德珍没什么事，吴斌便让她去陪吴大明等人唱歌。白德珍的歌唱的不错，一曲下来，众人叫好。而吴大明也对白德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双色眼在她身上游来走去，一双手也开始不安分地在白德珍后背上游动。白德珍假装没感觉，不动声色地借上洗手间回到了自己的房中。

而吴大明却不肯放弃，跟着白德珍来到她房门外。吴大明敲了敲门，白德珍开门见是他，忙把门关上，但吴大明使劲用手抵住门，不让她关。吴大明说：“好妹妹，你让我进去吧。我喜欢你，别怕，我不是坏人，我可是吴斌的亲哥哥啊。”

白德珍推口说：“大哥，都这么晚了，你还是回家吧。我要休息了。”

“别介意，要不大哥陪陪你吧。”吴大明仍然死皮赖脸地纠缠。

“大哥，吴斌一家人对我很好，我尊重吴家的人，我也尊重你，希望你也尊重我，不然我就要喊人来了。这样大家脸上都不好看，你还是回去吧。”白德珍坚决的态度让吴大明很扫兴，只得悻悻地离开了。

但吴大明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当白德珍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发现吴大明正斜躺在自己的床上，她很气愤地走过去，想把他拽起来推出去，却不料反被吴大明按倒在床上。白德珍慌了，忙大声地说：“你想干什么？”

吴大明淫笑着不回答，开始动手动脚。白德珍一边挣扎着，一边叫：“来人啦，救命啊！”吴大明急忙捂祝糊的嘴，恶狠狠的低声说道：“你要是敢叫，我就报警，让警察把你这个逃犯抓走。李丽，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来历。你还是乖乖的听我话吧。”原来这个家伙为了得到她，早向弟弟打听到了她的事情，这一次，他志在必得。

白德珍听了他的话后，呆住了，她害怕他真的会报警，那自己一切都完了。眼下她还不想死，她还想见到自己的孩子和丈夫，还想委曲求全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吴大明的威胁下，白德珍无助而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有了第一次，自然就会有二次，吴大明多次胁迫白德珍与自己发生关系，而她只好强忍着痛苦，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伺候着吴大明。

虽然吴家的其他人对白德珍都不错，但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啊。逃亡在外的白德珍十分挂念孩子，她又从报上看到自己家的那间平房所在的地区已经拆迁了，便给她姐姐打电话，询问拆迁款的事情，姐姐答应分给她八万五千元。她想回北京拿钱去，便和已经释放的丈夫邓天宇联系上了。

2002年5月，邓天宇借了辆车，来到河北乡下的天宏大酒店接她回到了北京，住在一个朋友家。

白德珍站在家门前，她不知道进门后怎么对父母说，她已经无法再说什么了，父母也不能再经受这样的刺激，茫茫暗夜里，白德珍一个人站在父母家门口哭泣，没有人能知道。

在家门口站了很久很久，白德珍终于没有进家门，她一个人边走边哭，边想起了自己的一对儿女。无论在逃亡的过程中还是回到北京，白德珍都一直挂念着儿女，这是她一生的牵挂。

在丈夫的安排下，白德珍见到了已经15岁的孩子，但她对孩子说自己在外面戒毒，所以一直没有回家。而这时，白德珍的家人们都还不知道她杀人的事。

到北京的第三天，白德珍拿到了自己的那部分拆迁款，这笔钱她一分也没有拿，全部存在了银行，想给孩子留着。

白德珍怕自己在北京待下去会被警方发现，决定马上离开北京。临走的时候，丈夫对她说：“你回来吧，你戒毒也差不多了，我也基本戒毒了，你回家吧。”

白德珍说：“让我考虑考虑吧”。

邓天宇说：“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你回来我们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吧。”

白德珍能说什么呢？邓天宇说出了这些年来她郁闷在心底的话，她很想回北京跟丈夫和儿女一起生活，但她知道自己已经犯下了死罪，她只好默默地离开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北京城。说真的，经历过这么多的磨难，儿子女儿都15岁了，白德珍是多么想全家四口一起好好过日子呀，这是她多年的愿望，也是一生的愿望，可当邓天宇提出来的时候，白德珍还是害怕了，她怕警方会很快找到她。她自己也拿不准主意，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白德珍不敢在北京多待，很快，白德珍就离开北京回到了河北武强。

然而，河北乡下毕竟不是自己的家。2002年9月的一天，吴斌发现丢了2000元钱，他怀疑是白德珍干的，就旁敲侧击地询问她。白德珍想到自己一直受到吴大明的欺负，而现在吴斌也不信任自己了，非常生气，便离开了酒店再次去投靠舅舅。

这个期间，白德珍想办法和孩子联系上了，经常互相打电话，两个孩子也分别去河北看望过她。只有听话的孩子才能给逃亡时期的白德珍以欣慰的感觉。

但她的两个孩子终究弄不明白，爸爸和妈妈为什么总是不跟自己在一起，为什么爸爸一个家，他们自己住在奶奶家。而妈妈却一个人在河北的乡下流浪。她的女儿在电话上问她：“妈妈，为什么别人都是一个家，我却有三个家？你离开家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能不能回家来一趟，妈妈，我想你，我想你啊妈妈！”

白德珍眼含热泪，她不敢也不能告诉孩子自己杀了人。

再次回到舅舅家里，白德珍的日子也过得并不顺。自从上次白德珍赌气出走之后，舅舅一家对她的看法就很差了，现在在外面混不下去又回来，全家人的脸色都是冷冰冰的。2003年2月6日，白德珍在舅舅家好不容易熬过了春节，又再次离开了舅舅家，到一个饭店去打工。

在这个期间，白德珍越来越思念丈夫和自己的儿女，她曾多次和邓天宇取得联系，也曾偷偷回过北京，但她就是不肯听从丈夫的劝告回家，也不说自己在外逃亡的真实原因，一直欺骗家人说自己在外面戒毒。在逃亡的日子里，她时常受到良心的谴责。她深感对不起干妈钟雨虹一家人，也对不起自己的孩子。

想起逃亡的这两年，真是一言难尽，白德珍独自一人的时候，她的眼里常常满含泪水，是因为毒品害得太深、害得太苦。在每一个暗夜里，白德珍常常低泣着，像一只可怜的无家可归的猫。

在白德珍逃亡的过程中，北京警方一直在寻找白德珍的下落，2003年2月，专案组发现邓天宇的手机与河北某县的一些电话联系频繁，便派精干力量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于2003年3月3日将正在饭店工作的白德珍抓获归案。白德珍也结束了她长达两年的逃亡生活，而等待她的是法律的严厉制裁。在法庭上，白德珍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2003年10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杀人罪一审依法判处白德珍死刑。

判决后，白德珍没有上诉。

2003年11月20日，白德珍被执行枪决。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里，她负罪的灵魂是否已经得到了解脱。在她的悔过书里，她这样写道：

“毒品导致我头脑不清楚，丧失理智，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不吸毒，我是一个善良的人，跟亲戚朋友关系都特别好。谁有事，我都会帮助他。可是一吸毒，我就不帮助别人了，还骗他们的钱。一天到晚，除了吸毒什么也不想。

从北京到农村后，我把毒戒了。自己每天都在回想从前的幸福家庭。想起朋友，家人，最想的还是我参加工作我们一起干活的干妈。我们关系特别好，她们家人对我也很好。我有病，干妈就去家里看我，到我家帮我干活，给我买东西。可是毒品让我什么也不想了，就想借钱，买毒品，这件事给干妈家带来了伤害。这件事对干妈的家庭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我白德珍不吸毒时，是正常人，不是坏人。可是一吸毒，就听毒魔的支配。

以前我最爱孩子，每天为孩子奋斗，可吸毒后就不怎么管孩子了。现在我恳求政府看在我两个孩子还小的分上，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让未成年的孩子心灵重新感觉还有母爱。

我很后悔，真想把我的心肝肺掏出来给大家看看，我恨毒品，毒品把我的一生都毁了，我求求政府好好管管这些毒贩子，别让下一代接触毒品了。”

1、剑指青天，仗义打工妹杀人无罪

在本书中，吴金艳是唯一被判无罪的刑事被告人。严格意义上，吴金艳并非女囚，但她的故事却带给我们深深的震撼。

22岁的打工妹吴金艳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到北京打工，却一刀捅死了一个男人，做好坐牢准备的她更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判无罪而名动京城，更没有想到自己的义举在家乡却遭受非议导致爱情旁落亲人担忧。

2003年9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打工妹吴金艳因持刀刺死不法侵害者一案进行终审宣判，一中院终审维持了一审法院对吴金艳的无罪判决。吴金艳对法院的公正判决感激涕零，同时表示不会就自己长达10个月的无辜牢狱之灾要求国家赔偿，此举又让社会哗然，在京城媒体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

但是，吴金艳仗义相救的大姑姐（未婚夫的姐姐）尹秋月逃回家乡拒绝出庭作证，未婚夫也抛弃了在看守所中的吴金艳与他人订婚。正当爱情旁落之后回到家乡的吴金艳陷入被视作“灾星”受到别人冷眼的窘境和痛苦之时，一位英浚骇气的好小伙对她说：“我要陪你一起听《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我要爱你一辈子，非你不娶。”23岁的吴金艳历经多次波折之后，让这个叫刘宝玉的好小伙吹吹打打迎进了洞房。

22岁的吴金艳出生在内蒙古左阿鲁科尔沁旗。辽阔无边的科尔沁大草原是大清朝孝庄皇后的家乡，淳朴的民风使这里的女子具有重情重义的豪侠性格。

性格温顺的吴金艳从记事起就知道家里不富裕，父亲的身体又多病，日子过得很艰难。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孝顺勤快的她常常是父母的开心果，苦涩的日子也因为她的笑声有了一点点七彩的阳光。小学三年级时，家里实在没有办法支付学费了，吴金艳只好含泪告别了学校，她瘦弱单薄的肩膀从此开始承担生活的艰辛。

光阴似箭，吴金艳渐渐出落成一个容貌秀丽的大姑娘。19岁时，情窦初开的吴金艳和邻村青年尹春生订婚了。尹春生和姐姐尹秋月都在外地打工，他们源源不断地给家里邮回钱来，所以尹春生家是当地的富裕户。尹家送来20多只羊和几棵树作为彩礼，这对贫寒的吴家来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这对甜蜜的恋人计划在2003年秋天结婚，美满的婚姻幸福的生活似乎唾手可得。

2003年2月，一直在家务农的吴金艳想在结婚前出去打工挣点钱贴补家用，也好给自己置办一点嫁妆。当时正在外地打工的尹春生也同意让她出来挣点钱，见见世面，但又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在外面闯荡，便让她到北京投奔在海淀区龙潭旅游山庄打工的姐姐尹秋月，希望姐姐帮忙照顾。经过尹秋月的介绍，吴金艳生平第一次离开家乡远赴首都北京，成为了龙潭山庄的员工。

刚到北京的吴金艳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在尹秋月的照顾下，她的工作很顺利，很快和大伙打成了一片。她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得到山庄老板的赏识。

龙潭山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西北的城乡结合部，因为生意兴隆，很多当地的青年也都来龙潭山庄打工。在打工的青年中，就有附近村里的两个青年，一个叫孙铁柱，一个叫李光军，他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吴金艳到龙潭山庄之前，孙铁柱和李光军就是龙潭山庄的员工了。细心的吴金艳发现，孙铁柱经常对尹秋月大献殷勤，经常给尹秋月买这买那，只要有机会就约尹秋月到城里去玩。可是吴金艳发现尹秋月对孙铁柱却总是不冷不热的。吴金艳不禁向这位未来的小姑子打探口风。尹秋月说自己对孙铁柱没有好感，他有事没事的就来纠缠自己，很招人烦，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虽然尹秋月一直对孙铁柱不冷不热，但孙铁柱似乎一直对她情有独钟，依然追求着尹秋月。但不知道为什么，吴金艳到龙潭山庄不久的2003年8月底，孙铁柱突然主动辞职离开了山庄。几天之后的9月9日，孙铁柱的好友李光军也被山庄开除了。莫名其妙的吴金艳在李光军卷了铺盖走人后才听说，原来李光军和孙铁柱请了一帮朋友在山庄吃饭、拿烟、洗桑拿，但消费过后却没有付钱。有人向山庄老板打了小报告，孙铁柱辞职后，老板也把李光军开除了。

9月9日下午，刚刚离开山庄的李光军突然打电话找尹秋月，李光军质问是不是她向老板告密，才导致自己被开除。尹秋月听罢矢口否认，两人在电话上吵了起来。李光军说：“你要证明你的清白，有种的你就下山来跟我对质。”尹秋月说：“我凭什么跟你下山，有本事你上山来找老板啊。”李光军怒吼着说：“你别逼我，你不下山，我就带几个人上山，平了你们龙潭山庄。”尹秋月十分气愤，一把摔了电话。这一切都被吴金艳看在眼里，她暗暗为尹秋月担心。

被开除的李光军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却又丢了饭碗。他想到自己请朋友吃饭、洗桑拿的时候碰到过尹秋月，所以他怀疑是尹秋月向老板告密，不禁对尹秋月恨得牙痒痒，想教训一下尹秋月，他一下子想到了追求尹秋月遭到拒绝的孙铁柱。

9月9日晚上20时许，李光军找到已经辞职的孙铁柱和另一个小哥们一起喝酒。酒过三巡，李光军把尹秋月向经理告发他们在山庄消费没有付钱，害得他被开除的事情添油加醋地描摹了一遍，并且对孙铁柱说：“人家根本看不上你，你别做梦了，我亲耳听见尹秋月骂你傻，配不上她，一朵鲜花怎能插在牛粪上。”

孙铁柱追求尹秋月很久没有结果本来就觉得自己没有面子，听到李光军这样说，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追求尹秋月，她不但不领情反而骂他傻，气不打一处来，他恨恨地说：“要是尹秋月这么无情无义，我把她弄到山下的旅馆来关押她两天，在她身上留下点‘记号’，让她记住我一辈子。你们帮不帮我？”听孙铁柱这样说，李光军马上随声附和。于是他们三人商量着今晚就上山给尹秋月一点颜色看看，喝完酒后就到山庄找她去。

李光军他们三人在酒店里一直喝到2003年9月10日凌晨1时许，他们喝了很多酒，三个醉醺醺的小伙子趁着酒劲来到了山庄。

到山庄门口时，时间已经到了9月10日凌晨2点，3个年轻人莽撞地推倒了山庄的木门，轻车熟路地来到尹秋月和吴金艳居住的女工宿舍门前。这间宿舍是尹秋月、吴金艳和另外一个女孩一起住，宿舍位置比较偏僻，和其他人离的比较远。当晚，劳累了一天的三个女孩送走最后一帮客人已经极度疲倦，她们回宿舍后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根本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危险。

不一会儿，熟睡中的三个女孩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还有人高声叫着“出来！”。三个女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惊惶失措不敢开门。门外的人不停的叫骂着，惊魂未定的吴金艳辨别出说话的人正是李光军。他不是已经被开除了吗，这么晚了他怎么进来的，跑到女工宿舍来闹腾肯定没好事。尹秋月也听出李光军，她连忙对吴金艳和另一个女孩说：“千万不要开门啊，他们不能把咱们怎么着。”于是三个女孩都惊恐地听着李光军他们在门外叫骂。

李光军他们在女宿舍门口的叫嚷声，引起了一帮在山庄吃饭的客人的注意，那帮客人一看三个醉醺醺的小伙子在女工宿舍门口叫嚷，就把李光军他们赶走了。

离开山庄之后，三个人一合计，觉得这样饶了尹秋月不合算。他们决定过一会儿等客人走了再去找尹秋月算账，一定把尹秋月弄到山下去给她留点“记号”，让她好好长点记性。过了一个小时，等那帮客人离开后，他们再次来到吴金艳她们的宿舍。

三个刚刚重新进入梦乡的女孩再次被吵醒了，这一次不是叫嚷，而是凌晨三点的突然一声巨响，她们宿舍的门被一脚踹开了。随后，房间的灯也被打开了，三个酒气冲天的男人闯了进来，为首的正是孙铁柱和李光军。耀眼的灯光刺得尹秋月她们睁不开双眼，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孙铁柱进门后直奔睡在下床的尹秋月的床边，不由分说一下掀开她的被子，拽着她的头发左右开弓地抽打着她的脸，撕扯着她的睡衣。孙铁柱把尹秋月压在床上，她的睡衣和胸罩没几下就被孙铁柱撕开了，胸部全部露了出来。战战兢兢的尹秋月躲在床角不住地求饶，眼泪止不住涌了出来。

睡在上铺的吴金艳见状，担心孙铁柱在醉酒之下强暴尹秋月，连忙下床劝阻，她央求孙铁柱说：“孙大哥，别打了，别打了，你们赶紧走吧，我求求您啦。”正在兴头上的孙铁柱哪里停得下手，一见吴金艳上前阻拦，马上转身朝吴金艳的身上打了一拳。吴金艳被她一下打了个趔趄，一下子坐在了地上。吴金艳站起来正准备质问孙铁柱，却没有想到孙铁柱却冲上前来，一把抓住吴金艳的睡衣，双手用力一把扯开了她的睡衣，露出了白花花的胸部。

吴金艳一下子惊呆了，从小到大，她的胸部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暴露过，她也从来没有这样被欺负过，眼前这个体壮如牛的小伙子却明目张胆地猥亵自己，当众扯开了女孩的隐私部位，她委屈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还没等吴金艳反应过来，孙铁柱又飞起一脚把她踢倒在床头柜旁，接着又扑了上来。

吴金艳惊恐的眼神如同面对饿狼的小鹿，她又羞又怕，在极度的恐惧中，她仍然不忘挺身挡住意欲侵害尹秋月的孙铁柱，她顺手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水果刀，胡乱比画着阻止扑过来的孙铁柱。孙铁柱躲闪不及胳膊上挨了一刀，他惨叫了一声，又狠狠地踢了吴金艳一脚，然后捂着胳膊从门口窜了出去。

这时，站在门边的李光军见事情不妙，从窗下的柜子上抄起一把重约一斤的银灰色的铁锁，冲进门来向吴金艳身上砸来，接着又抄起酒瓶子狠狠地砸向吴金艳。这时候，挡在尹秋月面前的吴金艳手上还拿着刀，慌乱中，吴金艳下意识地闭上眼举手向李光军刺了出去，不料正好刺中了李光军的左胸。李光军当即捂住胸口软软地倒在了地上，他的身下马上渗出了殷红的鲜血。

当孙铁柱听到李光军的叫声再次冲进门时，只看见满含眼泪的吴金艳拿着刀，站在那里瑟瑟发抖。而李光军已经趴在地上不能再说话了。

吴金艳见李光军倒下了，马上跑出宿舍给饭店经理打电话，汇报了刚刚发生的情况。与此同时，孙铁柱见出了人命，连忙打电话报了警。同时，孙铁柱他们把李光军送到当地的部队医院救治，但为时已晚，李光军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当日凌晨4时30分，公安机关在案发地点将吴金艳抓获归案。被警察带走后，吴金艳非常害怕，她并不知道李光军已经死亡，她小心地问警察自己能被判几年？会不会判死刑？一个好心的警察告诉吴金艳，她这种情况属于正当防卫，应该没什么大事。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吴金艳对法律常识一窍不通，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正当防卫”，听后依然惊魂未定，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直到检察院来人提审吴金艳时，她才得知李光军已因失血过多而死亡。知道这个消息后，吴金艳痛哭了一场。

在看守所里，无助的吴金艳在心理上备受折磨，杀人、犯罪、死刑、赔偿，这些她从来也没有想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问题始终充斥着她的脑海，每天她都在惊恐中度日。吴金艳刚进看守所时非常害怕，因为她听说那里面的人会打人，家里送的东西也都会被扣下。吴金艳后来对记者说看守所真的和她以前想的不一样。那里有一位姓郭的管教对她非常好，经常询问她的情况并且还安慰她，给她讲法律常识，告诉她要说实话。

2003年10月8日，海淀警方向海淀检察院提请逮捕吴金艳。10月15日，吴金艳被正式逮捕。检察机关认为，李光军拿铁锁欲击打吴金艳是为了制止孙铁柱和吴金艳之间的争斗，且其行为没有达到严重危及吴金艳等人的人身安全的程度，且危害后果尚未发生，故吴金艳持刀扎李光军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吴金艳无视国法，因琐事故意伤害公民身体健康，且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提请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2款之规定，对被告人吴金艳定罪量刑。而李光军的父母同时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求，要求吴金艳赔偿丧葬费、抚养费、精神损失费共计人民币22.7万元。

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2004年2月23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把吴金艳公诉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海淀区人民法院给吴金艳的母亲去信，让她为女儿聘请律师或寻求法律援助。直到此时，家里人这才知道女儿在北京出了大事，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月了。

吴金艳在北京被逮捕的情况在她的家乡引起轩然大波，此时，村里也开始流传着各种风言风语，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吴金艳在北京当坐台小姐被人强奸所以才杀人。流言飞语让吴家的人抬不起头来，整天被异样的眼光质询着。

万家喜庆的2004年春节在吴家看来却是无比酸涩痛苦。一过完春节，吴金艳的母亲马上赶到了北京，她非常想见女儿一面，但根据看守所的相关规定，看守所没有让她们相见。吴金艳的母亲心急如焚，她不知道女儿的情况到底怎样了，一夜之间白发骤然增多。吴金艳的母亲到北京的钱都是东拼西凑来的，就是勒紧裤腰带也拿不出请律师的钱了，全家人几乎要绝望了。关键时刻，内蒙古金利律师事务所指派杨凤兰律师为吴金艳免费辩护。

杨凤兰律师深入了解案情后，非常同情吴金艳，认为吴金艳真的很无辜，当一名年仅22岁的妙龄少女睡衣被撕开并有生命危险时，拿刀自卫怎么会构成故意伤害？吴金艳完全是正当防卫，当李光军等人深夜破门而入时，已经侵犯了吴金艳的居住权，当其殴打吴金艳时，又侵犯了她的人身权，面对李光军等人一连串而且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吴金艳无法判断重达1斤的铁锁砸中自己是伤、是死，在刻不容缓的时候，吴金艳没有时间和条件来选择恰当的防卫方式，此时她拥有无限防卫权。

在法庭上，杨凤兰律师为吴金艳作了无罪辩护。吴金艳杀人案也引起北京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2004年7月29日，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吴金艳无罪。法院认为，吴金艳的防卫行为起因于危及自己和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侵害的发生，防卫意图明显，防卫时间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过程中，防卫对象得当，且未超过必要限度，属于具有无限防卫权类型的正当防卫，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在海淀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前，吴金艳已经做好起码被判几年的准备了，她万万没想到法院却判她无罪。悲喜交加的吴金艳和一年多未见面的父母在法庭上喜极而泣、抱头痛哭。这个无罪判决不仅仅让吴金艳感到意外，也在北京引起强烈反响，吴金艳这个被判无罪当庭释放的打工妹的义举被到处传送着，她一下子成了京城百姓关注的明星人物，人们被吴金艳的事迹感动着。

但这个判决在北京市检察系统也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吴金艳防卫过当，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定罪量刑；有人认为吴金艳具有无限防卫权类型的正当防卫行为，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2004年8月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一审判决提起抗诉。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吴金艳拿刀时，孙铁柱等人只是赤手空拳地抵挡，吴金艳见李光军拿铁锁时，出于“先下手为强”的主观心态，不计后果地持刀直接扎中李光军胸部，显属防卫过当。与此同时，李光军的家人也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于是，在海淀法院判决吴金艳无罪后，她只能被取保候审。

一方是死者家属的上诉和检察院的抗诉，另一方是一个弱小的打工妹，加上是一起人命关天的杀人案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非常重视，专门安排刑一庭副庭长王坚担任此案的审判长，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慎重审理。合议庭在审理时发现，案发时间的凌晨3时的山庄大院里，其他人住得都比较远，在宿舍中的吴金艳等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面对破门而入的三个青年男子的殴打、欺侮后，身心处在极大的屈辱和恐惧中。李光军举锁砸向吴金艳时，吴金艳此时持刀刺向李光军已是不得不为之的本能防卫。虽造成李光军死亡的后果，但没有超过必要限度。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2004年9月2日，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认为海淀检察院的抗诉不当，依法对吴金艳一案作出了《撤回抗诉决定书》。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终审宣判，当法官宣读完维持原判、吴金艳无罪释放的裁定书后，吴金艳激动得泪如雨下。当法官告知吴金艳拥有提出国家赔偿的权利时，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虽然白白坐了10个月的牢，但我感谢法院还我清白，我不要求国家赔偿了。”吴金艳和她的母亲满怀感激地向法官献上了一面锦旗，上面写“公正执法、为民维权”。

当宣判完毕众人离去后，吴金艳还是迟迟不愿离开法院。审判长王坚显然看出了吴金艳迟疑的神情，他问吴金艳还有什么问题，吴金艳轻声询问说：“要是死者的家人不服，法院还会不会把我抓回来再审啊？”王坚非常郑重地告诉吴金艳：“这个判决是终审裁决，你放心地回家吧。”听完王坚的话，吴金艳才长长舒了一口气，了却后顾之忧的吴金艳深深地给王坚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了法院。当天，她就匆匆跟着母亲回到了科尔沁草原，那里，才是她的家。

尽管北京法院给了吴金艳一个公正的判决，尽管京城媒体和百姓给予吴金艳很高的评价，尽管有很多单位希望吴金艳到他们那里工作甚至许以高薪，但吴金艳还是离开了北京这个伤心之地。年迈的双亲因为自己这次拔刀相助见义勇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她要回家跟自己未婚夫尹春生完婚，然后照顾父母。尽管她无辜坐了10个月牢，但在一个弱小的农村女孩子的世界里，她觉得自己能得到最后的清白，是她最大的安慰。她只希望回老家跟未婚夫尹春生结婚生子，平平安安过一生。

在经历了10个月噩梦般的日子后，从北京回家的路上，吴金艳在回内蒙古的长途汽车上，被一首陌生的歌曲迷住了，那是刀郎的《情人》。她一遍一遍哼唱着这首歌，仿佛刀郎是为自己写的歌：

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用你那火火的嘴唇

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

你是我的爱人

像百合花一样的清纯

用你那淡淡的体温

抚平我心中那多情的伤痕

在返回内蒙古大草原的路上，吴金艳想，尹春生会像歌里唱的那样，抚平自己心中那多情的伤痕，她知道从今以后，自己可以像玫瑰花一样重新盛开，开得更奔放更热烈。在回到家的当天，她最想见的人，除了自己的父母，还有她在看守所里日思夜想的未婚夫。她想赶紧跟他结婚，以后哪里也不去了。

但是，当吴金艳的亲友和同村的街坊得知她被释放回家，纷纷涌到吴金艳家看她的时候，吴金艳隐约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在来看望她的人群里好像少一个熟悉的身影，少一双熟悉的眼睛。那个她在看守所10个月里，醒时梦里经常想念的人。

其实妈妈早就察觉到了女儿一再寻找的眼光，但妈妈又不忍心告诉她事情的真相。女儿刚刚被生死之事惊吓过，她不愿看着女儿那么快又伤心欲绝。原来，在吴金艳最需要精神支柱的时候，他的未婚夫尹春生却离她而去。尹春生在她进看守所第六个月时，听人说吴金艳杀了人，即使不偿命也得蹲一辈子大牢，可能永远出不来了，迫于家庭压力，尹家向吴家退回了彩礼。这对吴金艳的父母简直是在伤口上撒盐，得知这个消息后，父亲急火攻心一病不起，每天都要打针吃药。吴金艳的妈妈连忙到尹春生家质问，尹春生避开不见，尹春生的妈妈无奈地说：“金艳这一出事，恐怕这辈子难回来了，你家就别指望我们春生了。我们家春生没这个命，不可能一辈子等着金艳出狱。再说，我儿子也同意退婚。”

我愿意一辈子守着你

吴金艳身陷囹圄生死难料，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只好无奈答应了尹春生的退婚。之后不久，尹春生又匆匆与另外一个女孩订了婚。但妈妈一直不敢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女儿，直到吴金艳提出要去未婚夫家告诉尹春生自己回来的消息时，妈妈才抹着眼泪说：“孩子，你别去了，尹春生已经退婚，和别人家的女孩订婚了，尹秋月不敢出庭作证，也已经嫁人了。他们跟咱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个消息彻底击垮了吴金艳，她之所以开始跟几个男子奋力相拼，就是不让他们伤害未婚夫的姐姐。她想不通为救未婚夫的姐姐而杀人，未婚夫却不要自己了。而且，自己拔刀相助的大姑姐连出庭为自己作证的勇气都没有。

事已至此，吴金艳无语泪先流。为了安慰父母，对于未婚夫的离去，她佯装不在意，埋头帮爸妈干活、陪爸妈说话。但细心的父母发现：吴金艳一反平时的爱说爱笑而沉默寡言、神情黯然，饭吃得很少，总是蒙头大睡。

吴金艳心里充满了痛苦，即使在看守所里，她还抱有活下来的希望，但现在，爱情旁落她却无法挽回。乡下女孩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被人抛弃，吴金艳经常悄无声息地来到村后她和未婚夫私下定情的杨树林里，她想不通，那海枯石烂的爱情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了，像一阵烟尘。吴金艳恼恨尹春生这个薄情郎，她一次又一次暗下决心：“你订婚了我也不让你结婚。”

一个报复计划在善良的吴金艳心里形成了，她要拆散尹春生和那个女孩的婚约，即使无法挽回自己的爱情也要让尹春生鸡飞蛋打。为此，吴金艳时刻注意着尹春生的消息，经常在尹春生家的村边和他经常走过的路口，等待尹春生从那里经过。

一天，吴金艳终于在村口遇到尹春生带着他的新未婚妻走过来了。心情复杂的吴金艳鼓足勇气走上前去，她真想去对那个女孩说，这个薄情的男人难以让人相信和依靠，不值得把终身托付与他。

可是，内心有愧的尹春生看见吴金艳迎面走来后，赶紧带着那个女孩绕道跑了，任吴金艳怎么追都追不上。但吴金艳依然不肯放弃，依然风雨无阻地在村口等待着尹春生和他的新未婚妻。有时两人对面走来，尹春生立即岔开路口落荒而逃，他知道自己对不起吴金艳，他连上前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

尹春生处处躲避着吴金艳。在村口等不到，倔犟的吴金艳决定直接闯到尹春生家去，跟尹春生要个说法，同时也让他的新未婚妻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当心情复杂的吴金艳终于鼓足勇气敲开尹春生家门的时候，同时来开门的尹春生和他的未婚妻在门口愣了，没等吴金艳开口说话，他立即转身带着未婚妻从后门跑了。

连连出拳，却次次打在棉花上，想捣乱的吴金艳觉得既没趣又痛苦。看着尹春生仓皇跑开的背影，吴金艳止不住泪水长流。她大声对着尹春生的背影哭喊着：“我们毕竟相恋了四年，春生，你竟这样对我？”

但是，这一次吴金艳面对面看清了尹春生未婚妻的模样。善良的吴金艳觉得，那个双眼皮、大眼睛的女孩比自己强，在回家的路上，心酸的吴金艳甚至止不住为尹春生能找到这样一个好女孩感到有些高兴，他们牵手跑开的背影，多像以前他们相爱的样子啊。

见女儿因失去爱情而如此伤心，无奈的父母只好去找为吴金艳辩护的杨律师，一是表示感谢，二是请她开导一下吴金艳。他们从400多公里外的草原，坐数小时的汽车来到杨律师所在的通辽市。两位老人在马路边把带去的一袋小米和一筐鸡蛋塞给杨律师后，又搭车返回科尔沁草原。看到吴金艳的父母穿着破旧、步履蹒跚的背影，尤其是吴金艳的父亲虚弱的体态，鼻子发酸的杨律师也为吴金艳牵肠挂肚。

几天之后，杨凤兰律师来到被爱情折磨得恍恍惚惚的吴金艳身边，给她带来母亲般的关爱。从在法庭上被释放的那一刻起，吴金艳的母亲就按她们当地风俗让吴金艳认杨律师为干妈。杨律师对吴金艳说：“在你自己进了看守所前途未卜时，应该给别人以选择的权利，尹春生与你退了婚与别的姑娘订了婚，你为什么去捣乱呢？况且你们曾经还有三四年的感情，你应该为他祝福。”

但吴金艳想不通：“我们农村挺封建的。不管有罪无罪，我毕竟是为了尹春生的姐姐杀了人，婆家又不要了。妈妈也担心我找不着人家。这对我和全家精神刺激太大了。”

“世界上是有真正的爱情的！你一定要坚信这句话。像你这么好的女孩子，一定有好小伙子等着你的。”杨律师的这句话，使吴金艳安静下来。是啊，从前只埋怨未婚夫的不忠诚，但是自己有什么理由让人家等她很多年呢？他有选择的权利啊！在杨律师的开导下，吴金艳开始有些理解未婚夫的退婚行为，虽然她依然痛苦。

经历了劫后余生的吴金艳虽然只有23岁，她的心中却依然充满爱与温情，这使她坚强，也使她宽容，宽容这个世界，也宽容了伤害她的男人。平静下来之后，吴金艳开始努力淡忘曾经有过的爱情。但是，爱情却在不经意间突然出现了。

2005年2月的一天，科尔沁大草原万物复苏，一派热热闹闹的春天景象。吴金艳应约去邻村的朋友家玩，在朋友家，她认识了一个也来串门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叫刘宝玉，性格温和，家境殷实，话语不多。当刘宝玉得知眼前这个如花的女孩就是仗义救人的吴金艳时，他的眼神由佩服变为欣赏，由欣赏变为爱怜。虽说是第一次见面，虽然并没有很多的话，可吴金艳从他的眼睛里已读懂了一切。面对这个优秀的小伙子，尽管她也怦然心动，但表面上仍很矜持，毕竟村里那么多关于自己是“灾星”的议论。

刘宝玉却毫不计较吴金艳的过去，分手的时候，他执著地把吴金艳送回村口，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隔着门缝望着远去的刘宝玉，吴金艳泪如雨下。

从此之后，刘宝玉隔三差五地来找吴金艳，但吴金艳却无法突然间接受这份爱情，总是找些理由搪塞着。而刘宝玉似乎下定决心，在一次次被拒绝之后又一次次找上门来。面对这个让自己心动的小伙子，吴金艳迟迟不敢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刘宝玉三天两头来找吴金艳，谁都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吴金艳，但吴金艳仍很犹豫，对他冷冰冰的。她怕自己情感再次受到伤害。

有一天，吴金艳正在自家的院子里洗头，正巧刘宝玉走进来。不善言辞的他默默为吴金艳打来温水，轻轻替她冲头发时，终于鼓足勇气对她说了一句话：“我要爱你一辈子，非你不娶。”

这轻轻的一句话，让正在洗头的吴金艳顿时泪如泉涌，眼泪和着温暖的水流尽情地流着，她真想软软地倒在刘宝玉的怀里，享受一下爱情的温暖。但是，当吴金艳擦干头发和眼睛时，她的脸上却依然冷若冰霜，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你回去吧，以后不要来找我了，我是个不祥的女孩。”

刘宝玉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

也许是洗头的时候天气太凉，也许是吴金艳的心情太凉，那天洗头之后，吴金艳就得了重感冒。当刘宝玉听说吴金艳卧床不起时，他再次来到吴金艳的床前，父母看到后，悄悄离开了家，把时间和空间留给了这对有情男女。

又是端水，又是拿药，刘宝玉整整陪伴了半个晚上，也跟吴金艳说了半个晚上的话。见时间很晚了，刘宝玉替吴金艳盖好被子告辞道：“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说完就走了。

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吴金艳醒来时，发现刘宝玉已经在她家的院子里忙活起来，原来，刘宝玉根本没有走，他竟然在吴金艳的窗下守了整整一夜。

吴金艳深深地被打动了，流满泪水的脸如梨花带雨，她激动地向刘宝玉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宝玉，你愿意一辈子守在我身边吗？”

“我愿意！愿意！”刘宝玉迫不及待地说“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别再提那些伤心事。我不但不在意村里人的议论，还很佩服你的勇敢，我愿意一辈子守着你。”

仿佛经历过严冬的玫瑰花遇到春天，吴金艳从此慢慢复苏过来，她跟刘宝玉去了他家，见了未来的公公婆婆，开始了辛劳但快乐的生活。老人病了，她去照料。地里忙了，吴金艳随刘宝玉下地。双方父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吴金艳喜欢听刀郎的《情人》，刘宝玉就一遍遍地陪她听。他希望这个有不平凡经历的勇敢女孩做他美丽贤惠的新娘，他希望用自己的爱情抚平吴金艳心里的伤痕。一个月后，小伙子求婚了。他对吴金艳表白：“你真的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咱们结婚吧。”

“好啊！”吴金艳答应得很干脆。

在经历过一番人生波澜之后，23岁的吴金艳终于结婚了。在出嫁前，吴金艳自己悄悄去了一个地方，那是村后那片茂密的杨树林，那是她和前未婚夫尹春生私订终身的地方。尹春生已经出门打工去了，她平静地站在那片杨树林里，她想告诉他，她要跟一个好小伙子结婚了。

吴金艳当然不忘记请来她的恩人杨律师，她开心地打电话请杨律师来参加自己的婚礼，杨律师高兴地按照当地风俗买了一床被子恭喜她。喜庆的婚礼上，来了很多祝福的人。吴金艳的妈妈倾其所有，借了20多只脸盆装满了肉和菜。在经过当地婚礼的规矩和过场后，吴金艳换上了玫瑰色的衣裙和鞋子，被乡亲们欢天喜地送上了新郎来接新娘的车……

但是在欢乐的人群里，吴金艳没看见爸爸和妈妈。按照当地的风俗，女儿出嫁，父母是不许送出门的，爸爸妈妈此时正坐在光线黯淡的小土屋里，听着窗外的喧闹渐渐远去。爸爸还是沉默寡言地低头抽烟，而妈妈叠着女儿换下的衣服，在那大喜的日子里，不知为什么，两位老人悄悄地落了泪。

婚车渐渐驶出村子，小小年纪就命运多舛的吴金艳被玫瑰花朵簇拥着，终于开始了她幸福的生活。吴金艳记得三天后是回门的日子，那一天，她会在丈夫刘宝玉的陪伴下，回娘家看望生她养她又为她流泪为她操碎心的爹和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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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灯误区，大学生租别墅开妓院

关于亚运村“七号别墅”与刘春洋的故事，已经被极其广泛地传播了。许多新闻报道甚至冠之以“第一”“首例”等标题，这种渲染无疑增强了该案的神秘感。她从东北一所普通专业学校毕业以后很快涉足色情业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先是当按摩小姐，后来因为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出任领班，她手中还掌握了一本“花名册”和京城各色人等的客源。她干练而且工于心计，在亚运村“七号别墅”开起了当代妓院。而本案中被收容的嫖客们，他们中大多是经理、党员、国家干部，竟然还有进京汇报工作的领导干部。

在刘春洋涉嫌组织卖淫罪的卷宗里，有许多未经披露的事实，只是由于审判注重的是刘春洋等人的犯罪事实和证据，而“七号别墅”的有些内幕和刘春洋人生演变的轨迹，不在法庭注意范围之内。笔者力图探寻刘春洋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考察一个大学生从事组织卖淫的某些特征，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样本，以期对社会和家庭有所警示或者引起疗救的注意。遗憾的是，这种努力，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回报。相反我却困惑了，而且这些困惑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困惑。

刘春洋在案发后的民间传说里无形中被夸张和传奇化，因为最初的宣传稿件中声称她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不久就被演绎成为大学本科毕业生，记者通过查看她的卷宗才知道，她只不过是东北一所普通专业学校的学生，毕业以后很快涉足色情业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先是当按摩小姐，后来因为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出任领班，她手中还掌握了一本“花名册”和京城各色人等的客源。她干练而且工于心计，不信任任何人，包括她的副手张芳菁，比如为了让张相信七号别墅另有幕后老板，她请来一位远房亲戚当“托儿”，出面跟张见面。她还把自己的亲妹妹刘春萍也带到七号别墅当小姐。七号别墅还经常召开全体会议，内容一般是要求大家讲究卫生，尊重客人……

刘春洋1971年出生于吉林省白山市。她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刘某某搞婚外恋，与有夫之妇陈某某生下了刘春洋和妹妹刘春萍。小时候，刘春洋在生母身边长大，也随生母的姓，叫陈丽红。刘春洋七岁时，生母陈某某和丈夫离婚后，靠一个人的收入抚养两个孩子，生活相当拮据，这个时候，刘春洋的生父刘某某就把她接到自己家中，并给她改名叫刘春洋。

不寻常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会在刘春洋的思想中印下怎样的烙印？会对她日后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怎样的影响？会不会从那时起已经孕育了刘春洋对自身独立，对金钱的极度渴望？

据刘春洋自己说，从上小学起，她就表现得非常聪明。刘春洋交代，她1982年至1985年在浑江21中初中毕业、1985年至1988年在浑江二中高中毕业，1988年至1992年在长春市电力专科学校毕业。1992年9月，她被分配到吉林省洮南市热电厂工作。

刘春洋到底是不是一名大学生或者是不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她自己并没有说清楚。

在热电厂工作还不足两年，1994年5月刘春洋就离开了那里，她参加了长春市一个模特队。因为她拥有1.72米的身材，所以她做起了模特，干模特比在工厂挣钱的机会要多得多，从此，她的腰包鼓涨了起来。1997年，辞掉工厂工作在省城闯荡数年的刘春洋从东北来到京城以后，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模特队。由于模特队没有固定演出常葫，天天到处奔波赶场子，挣钱不多还挺辛苦，干了几个月她就不干了。后来，经朋友介绍，刘春洋先后到过几家歌厅或桑拿做领班，但她总觉得没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位置。这个期间，至于她还干了什么其他的挣钱的事情，比如做小姐或者做了其他什么，刘春洋没有交代。

干模特时挣了27万，刘春洋日后在供述时说。

1998年5月，北京某娱乐城老板齐某听朋友说起刘春洋，说在一个娱乐常葫的时候认识了那儿的一个“妈咪”叫刘春洋，刘春洋有许多小姐和客源，如果把刘春洋挖过来，生意一定特别火。齐某听罢，遂向这个朋友索要了刘春洋的联系电话与刘春洋联系。于是刘春洋被聘到该娱乐城任桑拿部领班。

齐某请到刘春洋后还跟她签了一份工作合同，该合同约定，聘刘春洋任该娱乐城桑拿部领班两年，在该合同期满以前，刘春洋不能辞职，齐某也不能辞退刘春洋，违约者需要赔偿对方20万元人民币违约金。

据刘春洋供述，她带着自己的同胞妹妹来到这个娱乐城。在这里，她干领班，妹妹干小姐。之后不久，首都媒体纷纷报道了马玉兰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刘春洋闻听后感到莫大的惊恐，她发现自己干的这个桑拿部领班就如同在玩火，不定哪天冲天的大火会将自己烧成灰烬。她慌张张扔下这个工作离开了该娱乐城。

据刘春洋的交代和公安机关的调查核实，在七号别墅开张之前，刘春洋已经拥有说不清楚全部来源的个人存款150万余元。一个单身女子，干什么事情能如此迅速地积攒起这么多钱呢？

刘春洋离开娱乐城，只是因为怕“陷”进公安局。而干这一行的巨额收入，对她永远是挡不住的诱惑。

1999年3月初，刘春洋听人说有人在别墅里开娱乐城，隐蔽性强，生意火爆。刘春洋心动了。她凭借自己干“妈咪”时的经验和网络，当然可以重整旗鼓，大干一场。对于刘春洋来说，只要挣钱，只要能够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渴求，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干的呢？

刘春洋决定干，挣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自己最担心的安全看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自己又具备干这方面事情的实践经验。一个人的欲望一旦找到了适当的路径，那就只剩下勇往直前了。

刘春洋到街上买来一份《精品购物指南》报，在房地产专刊上面寻找到一家代理出租别墅的中介机构，按照上面给的电话号码给某中介服务机构打了一个电话。按照刘春洋的需求，中介商很快给其回电话，向其推荐了位于北京城北凯迪克大酒店附近的某花园别墅内七号院别墅。

这个花园别墅地理位置优越，近邻有两个大的星级饭店，交通便利。别墅区内地域开阔，树木密集。小楼白墙，在重重树丛中或隐或现，是一个雅致的好常葫。刘春洋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地点。很理想，比想象的还要好。

于是她很快与别墅主人谈好租金，每月租金48000元，每季度交付一次。签约后，刘春洋和她的队伍开始进驻。

七号别墅坐落在整个别墅区里面，门口有保安人员站岗，在别墅区里生活、工作的人员均要办理出入证，外人来要进行登记，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为了加强对别墅的管理，刘春洋还真动了一番脑筋。她怕这么多小姐每天进进出出，让人产生怀疑，就只给自己和一个司机办理了两个出入证，小姐每天上下班都由内部租赁的一辆白色面包车接送。凡来别墅的小姐均要交纳5000元抵押金，钱从小姐小费中扣除，走时再退给小姐。客人来别墅也要事先打电话报出车号，然后在指定地点等候，刘春洋派车去接。

在开业前一周，刘春洋就已经约好了几个卖淫小姐来“上班”，又叫来以前在某娱乐城当服务员的范培祥、范少峰来当服务员和后勤经理。

刚开业的时候，来的客人太少，刘春洋一方面绞尽脑汁寻找过去的朋友、熟人，联系客源；另一方面发动小姐联络客人，因为来别墅的小姐原来大都在别处的歌厅、桑拿坐台，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熟人；为了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刘春洋又找来了张芳菁当领班，张芳菁又带来了几个卖淫小姐。这些办法还真管用，别墅真的红火起来。特别是张芳菁来了以后，不仅负责管账、安排小姐服务，给她帮了大忙，而且还带来了许多客人。据不完全统计，自别墅开张到被公安机关查获的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最多的一天来此消费的客人竟达到了50多人，有时客人来到这里排不上队。刘春洋的队伍在一天天扩大，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在这之后，经刘春洋同意，又有一些卖淫小姐和刘春洋的妹妹刘春萍投奔七号别墅加入卖淫行列。不久，刘春洋的表弟冯军被刘春洋也留在别墅内做服务员。此外，经严格的面试，刘春洋还招募了一些长相姣好的女青年进入别墅做卖淫小姐。

藏污纳垢

刘春洋的确很有管理才能，她有一整套管理规定，比如：每个到七号院别墅来卖淫的小姐，要先交5000元人民币的押金、1000元人民币的管理费，300元饭费。嫖客每嫖娼1次，收费1100元，事后刘春洋返还给小姐550元。小姐不可以直接向客人要钱，不可以和嫖客吵架，要让嫖客满意，小姐也不能要客人的联系方式。

一般而言，七号别墅每天晚上八点前后是高档车进入最多的时候，11点以后，高档车陆续离去，12点左右，“模特们”坐上班车回各自住处，女主人刘春洋最后检查完毕后通常自己驾车离开。她们从不在别墅内过夜，刘春洋在朝阳区花家地另外租了一套简单的两居室，和在别墅当服务生的表弟冯军住在一起。当时这个花园租售出去的别墅并不多，住户比较少，灯火寥落，所以七号别墅显得格外招摇。

事实上，根据法院事后调查，刘春洋没有任何惊人的背景，她敢于冒这么大风险完全是凭着自信和大胆，用主审这一案件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李天民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她不走上这歪路，恐怕会是一位杰出的女职业经理人。”

在查抄了七号别墅之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们在七号别墅蹲守了将近两周，由一位女警负责接电话，当对方问到是否营业时，她告诉他们一切如故欢迎光临。别墅保安也面不改色地放行，唯一不同的是从那天起，刘春洋和张芳菁再也没有出门迎客，但是，多数来客忽略了这个细节。到警方收队为止，共逮捕了约56位客人。

七号别墅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任何掩护手段。李天民介绍说：“不像一般歌厅、发廊或洗浴中心等有别的服务业做幌子，它纯属于性服务常葫，用旧社会的话来说是个窑子。”无独有偶，当时见诸报端关于七号别墅的简短消息中也曾重新启用过“妓院”这个被历史注销的名词。

七号别墅的小姐们，她们为什么甘愿“牺牲”自己呢？

刘春洋的行为固然是十恶不赦，那些为了钱甘愿“牺牲”自己的卖淫女们，我们该怎样看待她们？

刘春洋的妹妹刘春萍跟男朋友吵架后来北京投奔姐姐，就直接到七号别墅上班了。刘春萍本打算去做小姐的，但这时候她已经怀孕了，做不了。刘春洋就让她在吧台工作，或者帮助收拾卫生，每月给2000元。但仅仅就在几天之后，刘春萍还是做了。就这样，刘春萍开始了接客。刘春萍的目的非常简单直接：为了赚钱。

30岁的张敏看上去却像20岁出头的姑娘，她幼儿师范毕业后先在某市政府机关幼儿园工作。不甘平淡的她来到了北京，经朋友介绍到一家公司搞起了药品推销，收入还算是可观，每月可以挣到两三千元，但是天天到处奔波，也实在是挺辛苦。后来，一位朋友告诉她，在桑拿里干很挣钱，每个月都能挣好几万元，她心动了。就这样，经朋友介绍，她来到了七号别墅。张敏原来毕竟是良家妇女，她从未在歌舞厅或桑拿里坐过台，认为来到七号别墅就是给客人做正规按摩，可以边学边干。谁知，其他小姐给她介绍这里的服务项目，她听都没听说过。后来，刘春洋就让她向别的小姐学，她们去客房为客人服务时，让她在旁边看，一个个不堪入目的镜头，差点把她吓晕过去。出来以后，刘春洋对她说：“反正你也结过婚，还怕什么，要挣钱，就得这么干，不然你就只能到别的地方去。”看到其他小姐大把大把地挣钱，张某心动了，心想，我在这儿干上几个月，家里谁也不知道，挣点钱再回去做点事情。就这样，张敏留在了七号别墅。

章某高中毕业以后到某工厂做了一名合同工人，后来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做生意，再后来她的男朋友因为打架被判了刑，俩人自然也就分手了。她只身来到北京当上了歌厅坐台小姐。一次聊天当中，一位小姐说七号别墅有桑拿，很挣钱，问她想不想去，一听说能多挣钱，章某当即就向那位小姐要了七号别墅的电话，很快便和刘春洋联系上了。这时七号别墅刚开张，正缺小姐，刘春洋自然很愉快地答应让她来试试。章某来到别墅，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有时遇到身体不舒服，只休息一两天便急不可待地去上班。在别墅里干了仅两个多月，竟挣了十多万元的小费。

刘春洋和张芳菁以前就是“妈咪”，就曾专干安排小姐向客人卖淫的活儿。自然，有许多以前经刘春洋和张芳菁安排嫖娼的客人手中，有刘春洋和张芳菁的手机号，他们经常给刘春洋和张芳菁打电话，问现在正在干什么。所以，当刘春洋宣布七号别墅开业后，这伙“客户”便如蝇逐臭，争先恐后，接踵而来。

小姐们也都有自己的客户，客户再传客户，北辰花园七号院别墅的卖淫生意果然迅速火爆起来。

来别墅玩乐的人，本来都是很出色的男人，却过度放纵自己，到头来落得个身败名裂。

某省政府某局副局长杨某，当年47岁，可谓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次杨某是与某市一家工厂筹建处主任季某来北京汇报工作。听说他们来北京了，曾和他俩一起出国考察的某机关干部徐某这天晚上请他俩吃饭。席间几人相互问候、共叙友情自不必说，推杯换盏之后，杨某他们觉得时间还早，不想回去，徐某似乎也觉得尚未尽到地主之谊，便试探着问：“咱们找地方去唱歌吧。”“光唱歌有什么意思。”季某似乎更坦率。一听这话，徐某心里明白了，“那就找个好玩的地方，我朋友联系一下。”杨某和季某会心地笑了。

他们一行三人到达七号别墅附近的一个酒店时，那个朋友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拿出一张刘春洋的名片说：“你打这个电话，就说是某某的朋友。”很快，他们就与刘春洋联系好了。四个人乘坐徐某的车，拐了几个弯便来到了别墅外面的大门口。一辆白色微型面包车看到他们的车牌号，冲他们闪了两下大灯，彼此似乎都明白了。他们跟着微型面包车来到了别墅门前。已经恭候在门口的刘春洋微笑着把他们请到了二楼休息大厅。不一会儿，四个涂脂抹粉的小姐来到了他们面前，杨某和季某各自挑了一个小姐，坦然地来到了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房间。他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潇洒竟潇洒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宋某是某公司的总经理。有一天，宋某接到一个原来在某饭店认识的小姐刘某的电话。刘某告诉他现在自己在七号别墅做按摩，那儿特别开放，让他有时间过去看看。宋某就应邀来到了七号别墅。刘某热情地把他领到了一个房间，两人闲聊了一会儿，宋希便问刘某这里都有什么服务，刘某对他说：“我按我们学的给你做，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然后，拉着宋某一起先去洗了个澡，接着按七号别墅的服务程序，为宋某进行了一次“完整”的服务。这次来别墅，使宋某美不胜收，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又带着朋友、客户先后光顾了五次。有时是别人请他，有时是他请别人，其中有一次竟是他为了慰劳部下。

来七号别墅的客人们，当然都是有权或者有钱的，而且有很大成分上是公款消费，因为七号别墅内记录消费收入状况的很多单据都销毁了，没有账，当时就只有从刘春洋的库房里翻查出两张账页来，5月29、30两天，收入是10万元，一天5.3万，另一天4.7万，一般的找一个小姐1100元，过后小姐跟老板刘春洋各得550元。所以，如果收入是日收入达到5.3万的话，起码当天有50个客人。但是这些人，特别是付钱的是谁，很难有证据，交款人通常以某先生为记号，整个是一笔糊涂账。

案情的始末

在不足三个月的时间里，七号别墅接客600余人次，他们的慷慨让刘春洋不仅收回了房租等成本，而且所获绝对不在少数。在那里的小姐工作不到三个月，据说最高收入有十几万的。他们一般支付现金，偶尔也支付单位支票，这些支票基本属公款。

被查获的这些客人基本都被处以行政处罚，至少双开，并劳教三个月到一年不等，名声败落，政治前程无从谈起。可以说，正是七号别墅毁了他们。

幽静、雅致的北辰花园七号院，从表面看来是一样的幽静、雅致，但别墅房间之内却是鸡飞狗跳，淫声四起，藏污纳垢。

别墅里传出的淫声浪语，天天进进出出别墅的嘈杂、神秘人员，难免不引起周围人们的怀疑。七号别墅被附近居民怀疑为性服务常葫，一个举报电话打到了市公安局有关部门，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发现七号别墅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包围了七号别墅，当时刘春洋不在现场，只有张芳菁跟她手下的八名小姐、二个服务生还有司机等后勤人员在，逮捕的30余人中，除此之外，就是这里的客人，多数是“回头客”。

当日在场的客人中，最高职位是前面提到的某省政府某局的一位副局长，跟该省一家工厂筹建处主任来京向有关部门汇报工作，七号别墅案发生当晚，不得不连夜从某省再调来另一位副厅长，参加次日务必举行的汇报会。另外有北京某区一行政单位的两名干部，他们下到辖区检查工作时，由地主出面请客嫖娼。还有一位外贸公司的经理，先后六次来过这里，不巧那天又来了。另外，还有一公司工会的主席和司机一起被扣留。

这天晚上，刘春洋像往常一样在别墅里忙活着，忽然接到一个原来在七号别墅里干过的小姐打来的电话：“刘姐，我在七号别墅外面玩儿，看见你们周围有警察。”具有高度嗅觉的刘春洋感到事情不妙，赶紧和张芳菁打了个招呼，推说身体不舒服先走了。回到家里，她略微镇静了一下自己，马上给七号别墅打电话，座机没人接，又给张芳菁和其他小姐手机打电话，都没人接，她完全明白了。

刚放下电话，刘春洋的表弟，七号别墅的服务员冯军瘸着腿，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原来，冯军当时正在二楼服务，看到那么多公安人员冲了进来，吓得他一下从二楼窗户跳出去逃跑了。刘春洋带着冯军，为了躲开北京火车站警方可能设下的盘查，马上连夜驾车跑到了天津，从那里登上了回吉林老家的火车，第二天便坐上了开往东北的火车。到家后，她被守株待兔的公安民警抓获。

公安局看守所的监号，是刘春洋好好反思一下自己行为的好地方。

一个由国家、人民花钱培养来的大学毕业生，她的灵魂何时被污垢塞满？对于人生的意义她是从来不知道还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迷失？刘春洋现象只是一个特例还是代表了目前我们社会中一部分青年人过于向钱看的思想倾向？

关于犯罪的动机，刘春洋有数种说法。首先，当年她从热电厂辞职去做时装模特的动因是因为哥哥患重病，无钱医治，刺激她立志赚钱；她又说，她想赚钱，是想将来开一个私立小学，让那些读不起书的孤儿到她开的小学来读书；她还说，她之所用后母的名字开户存钱，是因为与后母感情好，希望给她一些钱养老等。她的上述说法颇能打动人，可是，有谁能够认定她的这些说法是真实的内心流露而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呢？

刘春洋希望获得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同情。在被羁押的日子里，尽管给了她充分的思考时间，但她始终没有认真深挖自己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的思想根源，她仅是希望政府能对她从轻处罚，给她留条生路。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被告人刘春洋给本案审判长李天民写了这样一封信：

尊敬的审判长：

您好！

我叫刘春洋，当我站在庄严的国徽和威严的您的面前时，我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同时也强烈地感觉到法律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现虽已庭审完毕，我不得不再次向您详细讲述我是怎样走向犯罪道路及整个案情的始末……在整个案件中，我有着不可推卸及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我深知道自己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回想这20年所受的教育，我深深自责，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父母，更对不起培养我的国家。我不敢有任何奢望，只请审判长念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和犯罪动机较特殊，以及我是初犯且从犯的事实上，给我一个劳动改造的机会，从这件事上，吸取深刻教训并警醒我一生……

然而，忏悔已经太晚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刘春洋没有上诉，表示认罪伏法。刘春洋需要在漫长的改造过程中，对自己所犯罪行进行认真的反思了。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的确有一些人为了钱什么邪恶、缺德的事情都想干，也都敢干。刘春洋组织卖淫的案件，同时也带给我们另一种思索，为什么刘春洋的卖淫别墅一经开张，便立即嫖客如云？翻开本案中被收容嫖客们的履历，他们中大多是经理、党员、国家干部，竟然还有进京汇报工作的领导干部。腐化、堕落，是这些人的精神特征。这些人的大量存在，反过来又成为了刘春洋们出现的土壤。这些人的大量存在，使人们认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昭示着反腐败斗争还任重道远。看来，指导、教育我们社会的所有人，树立健康、正确的人生观，是个永久的课题。

3、借鸡生蛋，贪婪夫妇掏空基金会

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的判决是这样的：刘艺霞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巨额公款874.2万元；李少洋勾结并伙同刘艺霞贪污巨额公款并予以挥霍，罪行败露后，二人携带巨额公款畏罪潜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刘艺霞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构成了挪用公款罪，一审法院判处刘艺霞、李少洋二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财产。本院裁定如下：驳回二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在庄严的审判庭上，刘艺霞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法官，她的眼睛里有期待、有希望、有恐慌、更多的是茫然，她曾经是温柔的、贤淑的、坚定的。在法庭做最后的陈述时，刘艺霞还坚定地说：“我认为夫妻之间要相互信任，我始终相信我的丈夫会把钱还上……”无论是在预审还是在开庭时，刘艺霞都像祥林嫂一样念叨着这一句话。然而，她坚信不疑的丈夫李少洋却带着她走向了犯罪的深渊，走上了死亡之路……

20年前，刘艺霞在一所中专读书。大学生李少洋闯入了她的生活。那时候在大学里读书的李少洋很帅，他瘦高的身材，白而健康的皮肤，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举止言谈风度翩翩。他踢足球、练合唱、演话剧，干什么都在行，又是学校篮球队的中锋，而且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就成了女生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可李少洋偏偏看中了校蝴7岁、只读过中专的刘艺霞。那时的刘艺霞体态娇小，皮肤白皙，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脉脉含情，性格柔顺、乖巧。李少洋就喜欢刘艺霞的温柔，而刘艺霞更中意李少洋大学文化、风流倜傥。两人可谓郎才女貌，天生一双，很快他们共坠爱河。他们在一起谈人生、谈事业、谈将来……

那个时候，刘艺霞最幸福的事就是在宿舍里就着冷馒头，捧着李少洋的来信，一遍遍地回味。李少洋的所有来信连同标点符号刘艺霞都能背下来。中专3年，刘艺霞学习最好的课程应该是李少洋的来信了。那些情书，后来刘艺霞看得卷了角，至今还珍藏着。

1985年，李少洋刚刚毕业，他们就步入了婚礼的殿堂。小两口甜甜蜜蜜，精心构筑自己的爱巢。尽管他们挣钱不多，但他们的生活平静而幸福。1987年，聪明活泼的女儿出生了，女儿像块小蜜糖增加了他们小家的“甜度”。刘艺霞一心一意相夫教子。他们生活不宽裕，但刘艺霞能够精打细算，让丈夫体面，让女儿干净利索。

女儿上幼儿园了，刘艺霞天天接送，风里雨里，在往返的路上既洒下了她辛勤的汗水，也洒下了她们母女串串欢笑。尽管家务繁重，刘艺霞也没有放弃读书和进修的机会。她参加了财会人员进修学习，1991年，她顺利通过了全国会计考试，取得了会计资格。

李少洋原在一家科研单位工作，收入不算高。1993年他办理了停薪留职，开始下海经商。刚开始他与人合作，后来索性自己开了一个公司，当了老板，生意做得还算顺手。三口之家生活很平静，刘艺霞、李少洋夫妇在单位、家庭之间来来往往，维系、呵护着小家的安宁……

经过几番调动，1995年11月，刘艺霞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1996年9月正式在该单位任出纳，负责管理现金和银行结算，管理定期存单和支票。他们的家庭生活随着李少洋的下海也有了不小的变化。他们有了手机，有了一辆二手“尼桑”。虽然都不是最好的，但别人有的，他们也有了。这时，他们的女儿已经上小学了，刘艺霞经常教育女儿，要好好学习，要像爸爸那样上大学，要做个好孩子。女儿很懂事，学习成绩在全年级数一数二。

如果生活照这样下去，他们该是多么好的一个小家庭啊！

1996年3月，李少洋生意上的“不顺利”打破了小家的宁静。李少洋用商量的口气对刘艺霞说：生意上缺乏资金，能不能从你们单位借点？到时我一定还上。刘艺霞想：丈夫这几年也不容易，人越来越瘦，作为妻子我应该帮助他。何况做生意总是有赔有赚，等他赚了钱再还上也不是不可以。李少洋又说：相信我，我一定会还上。我这叫“借鸡下蛋”，就是借你们单位的“鸡”，下我们小家庭发财的“蛋”。你从你们单位拿了钱再补上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用借来的鸡下更多的蛋

刘艺霞想：这些年丈夫的成绩已经证明，丈夫是很有本事的，而且自己也坚信丈夫将来定会财源滚滚，即使现在的家庭状况，挪用个十万八万也可以随时把借款还上，而且，这事自己不说，谁知道呢？于是，刘艺霞悄悄开出了第一张5万元的现金支票，从中国科技发展基金里掏出了第一只小“鸡”，她希望这只小鸡能够孵化出很多小“鸡”，然后他们家就会有很多很多小“鸡”了。刘艺霞当然没有想到，这一伸手，她却向死亡的路上迈出了战战兢兢的第一步。

刘艺霞管理的现金支票只要开出就可以取到现金，不需要任何人签字，只需要做一下账就可以了，因为支票存根也由刘艺霞保管。刚开始刘艺霞心里忐忑不安，她没敢做账，把支票存根偷偷拿回了家。在把钱交给李少洋时，她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钱尽快还上。李少洋拿了钱，满口答应。

他们挪用的第一笔公款，李少洋很快还上了，而且还交给刘艺霞很多用这笔钱所下的“蛋”。刘艺霞更相信丈夫了，她觉得丈夫简直是纵横商场无所不能的商界奇才。没过多长时间，李少洋又向刘艺霞提出借钱的事。刘艺霞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丈夫……就这样，从1996年3月至1999年2月16日，她先后从单位“弄出”现金支票107张，填写现金人民币485.425万元。

这些支票上的金额、密码都是刘艺霞填写，她自己盖上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就到银行取钱。三年中，刘艺霞几乎每个月都填现金支票，都到银行取钱。开始，李少洋要的不勤，她取得也少。后来李要得勤了，她也取得多了，有时一月多达10余次，隔三差五就取个三、五万元。起初，她取钱时还有所顾虑，后来，她就像从自家的钱袋里掏钱一样从容。这个期间，刘艺霞一直在催李少洋还钱，但李少洋总是说缓缓，总是说会用借来的鸡下更多的蛋，等有了足够的蛋，何愁还这几百万欠款。说归说，但钱没有回来一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少洋的胃口越来越大，刘艺霞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她为丈夫搞的钱数额越来越多。在她挪用公款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将会还不上这巨额的资金，也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给国家掏了一个多么大的窟窿，她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然而，现金支票提出的钱不能满足李少洋的需要，五万、八万的钱“填不饱”李少洋。1996年12月，李向刘艺霞要10万元的转账支票，说是公司急用。刘艺霞又给她亲爱的丈夫开转账支票。转账支票可以一次得到大数目的钱，但有风险。会计要在年底进行查账、对账。为此，刘艺霞不得不找到与她同办公室的会计殷＆#215;＆#215;。刘艺霞以商量的口吻对殷＆#215;＆#215;说：我丈夫要向基金会借10万元，想开转账支票，您看行不行。殷＆#215;＆#215;当即回答说：不行。过了两三天，李少洋亲自找殷＆#215;＆#215;说此事，还要求写借条。殷＆#215;＆#215;想了几天，还是让刘艺霞开了张10万元的转账支票，要求李少洋写了借条，但被借方不是基金会，而是他另外受聘的公司名称。

李少洋和刘艺霞已经不满足于一只一只往家里抓小鸡了，他们恨不得把国家的“鸡窝”搬回家，这样随时可以逮他们需要的“小鸡”。

初次开转账支票还算顺利，之后，刘艺霞与殷＆#215;＆#215;之间好像有了某种“默契”，刘艺霞再开转账支票时就向殷＆#215;＆#215;说一声。而殷＆#215;＆#215;于1998年3月至1999年2月也先后向刘艺霞借公款8万元用于炒股、家用。案发后，由于殷＆#215;＆#215;将8万元全部退回，以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1999年2月，李少洋对刘艺霞说，我在南方有一笔债务必须还，如果还不上，我的自由就得不到保障。刘艺霞按照李少洋的吩咐，从单位开出一张140万元的汇票……就这样，107张现金支票、11张转账支票上的800多万元付之东流。而这些钱是由周培源、茅以升、华罗庚、钱学森等我国著名科学家省吃俭用，捐出个人多年积蓄和在国际上所获奖金积累而成的。

三年时间，刘艺霞作案100余起，竟屡屡得手，从容不迫，无人知晓，不见得是其手段多么高明。这些基金来自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并用于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事业，基金是他们以孜孜以求的研究、忘我的工作换来的，是他们省吃俭用、甚至倾其一生的积蓄，他们希望用于我国科教兴国事业上，却被刘艺霞轻而易举地拿回家，被李少洋挥霍掉。流水般花去的不仅仅是金钱，是他们辛勤的汗水，是他们智慧的结晶，是他们一颗颗爱国之心。

三年来，刘艺霞像流水般给李少洋的钱，他究竟用在什么地方了？李少洋在法庭上讲：我向刘艺霞要钱有的用在生意上的应酬，有的就花了，有的用在赌博上了，有的用在女人身上了……流水般来的钱，就流水般花掉了。

夫妻双双共赴黄泉

1997年初，李少洋偶然地在＆#215;＆#215;饭店遇到了一个叫杨＆#215;＆#215;的朋友，杨＆#215;＆#215;与李少洋合作过电脑生意。碰巧他们都好赌，于是，杨＆#215;＆#215;开着他的奔驰带着李少洋到了一个赌场。这一赌，李少洋输掉了170万元。当时李少洋还不知道，这个赌场杨＆#215;＆#215;是有股份的。就这样，他们在小汤山、团结湖和京津高速公路一带的3个赌场狂赌。直赌了个沧海横流、日月无光。

李少洋最终还是输了。还不上赌债，杨＆#215;＆#215;把李少洋“留下了”。李少洋是那种愿赌但绝不服输的人，他已经赌红了眼，越输越想翻本，结果是输得越快。李少洋已经完全成为一个赌徒，而且成为一个陷得很深的职业赌徒。李少洋甚至连自己的正当生意也扔掉了，他认为那样赚钱来得太慢。李少洋要翻本，他知道借来的鸡如果下不了蛋，母鸡还是要还的。

后来，杨＆#215;＆#215;带着他去了香港，又去澳门，一下又输掉200万元。这其中，杨＆#215;＆#215;输掉的钱也一并算到了李少洋的头上……无奈境内外债主逼上门，这边是北京的债主，那边是澳门的催债人，赌债也是债呀，李少洋很“仗义”，他要在圈内保持“大款”的名声，只有向妻子要，而且越要越多，越要越勤。每次进赌场，李少洋总是想：把本赢回来，就再也不赌了。但是，他压根就没有赢过。据查，最后那笔140万元的汇票，几经辗转，最后进入了澳门的赌博公司，还了赌债。

只是李少洋后来才知道，他的这位朋友杨＆#215;＆#215;在这之前被判过9年有期徒刑。

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这话不假。李少洋在家求着妻子给他“搞”钱，在外面却大手大脚地挥霍。

等李少洋一算账，他和妻子都惊吓出了一身冷汗，短短3年，他们已经挪用了800多万元，等他们幡然悔悟的时候也已经晚了。李少洋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堵上这个天大的窟窿了。

雪球样翻滚的公款像摆在李、刘两人面前的炸弹，随时有爆炸的可能，又像悬在两人头顶上的利剑，时刻要掉下来。这对骑虎难下的夫妻，他们已经陷得太深。其实，他们此时迷途知返，投案自首也不晚，但他们却选择了三十六计中的上策：走。

李少洋对妻子说：我还不上这些钱了，干脆我带你和女儿一起走算了，不回来了，我们一起出国。其实李少洋明白，这已经是他赌博生涯的最后一赌，只是这次的赌注押上的是夫妻的性命和全家人的幸福。如果能够侥幸逃亡成功，这一辈子只好流浪天涯了。对李少洋来说，他认为唯一可以选择的路只能是逃亡。

刘艺霞问：还回来吗？其实她自己也清楚：这样出去，还会正常地回来吗？

刘艺霞按照李少洋的吩咐，变卖和处理了家中值钱的东西，李少洋带着妻子刘艺霞、女儿及10多万元人民币、2万多美元，以及诸如身份证、护照、户口本等证件出逃。这时候刘艺霞很想去自首的，但他们还是存在着侥幸心理。

刘艺霞甚至还给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领导打电话请假，她说：我春节和爱人外出旅游，现在在西藏，因为生病发高烧，争取最晚下周一赶回单位上班。但后来她一直没有露面。

他们从苏州来到无锡，找了个宾馆安顿下来。李少洋打算找人办好三人的出国护照，伺机逃往国外。在无锡，已经预感到前途叵测的李少洋对刘艺霞说：你没出过国，就用这个护照去泰国吧。于是，刘艺霞登上了飞往泰国的航班。美丽的异国风光并没有冲掉刘艺霞心中的阴影，她反而更加思念女儿。她想：女儿要是在身边她也没什么可求的了。没几天，她就从泰国转到香港回国了。在机场，她认识了一个姓钱的人。他向刘艺霞借钱，刘艺霞借给了他200美元，姓钱的脱下自己的手表做抵押。刘艺霞向他说出她的处境，想让他帮忙找藏身之处，并说办护照的事。那人满口答应。

通过姓钱的安排，三月，他们在沈阳住进了一套两居室。李少洋把他们带的2万美元、3万多元人民币交给那人去办护照。这期间，李少洋用别人的身份证在招商银行办了一卡通，将人民币存在卡里。刘艺霞没有忘记教育女儿，她让女儿按时写作业，帮助女儿复习功课。逃亡的生活是惊慌忙乱的，但对于李少洋一家似乎还有些“甜蜜”。因为，自李少洋“下海”经商，他就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也多是在三更半夜。女儿长这么大，他很少和她在一起，都是刘艺霞照料着女儿。这次，他感到了家的温馨、甜蜜。

在逃亡途中，刘艺霞多次对李少洋说过，要不要去自首？李少洋说，你要自首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女儿了……

刘艺霞迟迟没有露面，人们才感到不祥的兆头。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经过查账，发现刘艺霞私自转走单位的人民币，由她掌管的现金库资金居然为零。单位立即给她公公家打电话联系，得知她的女儿与她一起外出旅游，她还请她公公为女儿向学校请了一个月的假。单位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马上向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报案。西城区检察院依法立案。而后，公安部发出红色通缉令：全国通缉刘艺霞、李少洋。

李少洋十分狡猾，无论在出逃时，还是在逃期间，他都经过了充分准备的。出逃时，他为了安全，从不坐飞机，只坐火车。在沈阳期间，李少洋平时没什么活动，白天有时在楼下看人下棋、打牌，很是“悠闲”。

很快，公安人员出现在李少洋面前。随后，公安人员抓获了刘艺霞。两人被抓时身上只有一百多元钱了。

在庄严的法庭上，刘艺霞流下了悔恨的眼泪，她不止一次地哭诉：我对不起单位，对不起我的女儿，我太相信我丈夫了，我完全被他“欺骗”了……李少洋也说：是我害了她，是我害了全家，是我让国家蒙受这么大的损失，希望法庭对她能够从宽处理，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机会已经没有了，从把手伸向公款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再也没有给自己机会。

有的创伤是可以弥补，而有的创伤却无法弥补。女儿是母亲心中永远的痛，刘艺霞被逮捕至被枪决，无时无刻不想念自己的女儿，她认为最痛的事是“我对不起我的女儿”。父母给予子女生命，却不能很好地呵护她，那是不幸，没有比伤害子女心灵的事更为痛苦的了。确实，从某些方面讲，刘艺霞是个好妈妈，是她含辛茹苦地抚养女儿，谆谆教育女儿好好读书，母亲在女儿心目中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在母亲的教育下，女儿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而今，他们夫妻双双共赴黄泉之后，女儿失去父母双亲，失去往日的欢笑……

4、夫人叹息，毕玉玺手铐有我一半

随着对京城巨贪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的审判，“贪内助”一词也随之成为一个流行词语。令人吃惊的是，王学英成为毕玉玺堕落过程中的催化剂，所有的起因竟然缘于一个“爱”字。她爱丈夫毕玉玺，所以纵容丈夫受贿；她爱儿子毕波，所以把贪来的钱财给了儿子。但她没有想到，正是这种畸形的爱，才害了丈夫和儿子，也最终害了自己。据检察机关查明，在毕玉玺收受的巨额贿赂中，有50万元人民币是以王学英的名字存的；王学英个人还单独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近５万元及大量珠宝首饰。毕玉玺案发后，王学英为销毁罪证，联系亲属转移赃款赃物，也因此累及儿子。

2005年9月26日，在王学英被判刑之后不到一个月，毕玉玺的儿子毕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至此，轰动全国的北京巨贪毕玉玺受贿案以毕玉玺被判死缓、妻子王学英被判有期徒刑10年，儿子毕波被判缓刑暂时告一段落。但王学英在法庭上泣泪涟涟地哀求法官给她一次改过的机会，她想与亲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哭诉，却让人久久不能忘记。

毕玉玺曾经也是一个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好干部，这份曾经的荣耀不能不说与妻子王学英有关。甚至直到案发时，毕玉玺的钱包里还放着李世民对生活的百字箴言：“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贵功名可久。”这篇百字箴言就是王学英为提醒丈夫做一个好官而放到丈夫钱包里的。直到退休前，王学英一直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工作，她经常做的工作就是教人怎样做一个清廉的好官。

王学英择偶的标准自然与“廉洁奉公”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她嫁给了清正廉洁才华出众的毕玉玺。

北京通州区（前为通县）是毕玉玺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和仕途起步之地。毕玉玺1942年生于通州区马桥镇西田阳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后来由于仕途顺利，他成了村里出的最大的官。“文革”之初，毕玉玺成为北京市劳动大学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毕玉玺陆续担任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主任、书记。1984年升任通县县委组织部长，后又历任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

毕玉玺自从担任领导之后，不仅教育大家要廉洁奉公，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从不接受乡亲们送的一分钱一件礼物。那些年，毕玉玺对自己和机关干部要求严格，但对老百姓可没有一点儿架子。那时候，不管是机关干部还是村里的老乡见了毕玉玺，不是喊毕头就是叫他小毕。因为丈夫的关系，王学英也受到了群众的尊重，这让她感到非常骄傲。

对于这段往事，毕玉玺身陷囹圄之后还是念念不忘。毕玉玺说：“上了年龄的老百姓都称我小毕，那个时候叫我小毕，我感觉特别亲热，那时候要给群众办完一件事，真高兴，比在自己家干事还高兴，那时候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群众，心里也装着群众，做事也惦着群众。”

毕玉玺在通县工作时，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作风也比较泼辣，胆子大，很有想法，也能从上头要来钱，其中就包括他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毕玉玺曾经说过，要保证这两条路的质量10年不出问题。实际上这两条路的使用情况也确实不错，由毕玉玺提议修建的运河大街一带，今天已经建成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成为通县著名的风景区。

但毕玉玺离开通县也正是由于修路中出了问题。那条玉带路修建于1986年到1988年，主持者正是时任副县长的毕玉玺。在1990年，玉带路工程曝出一起贪污案件，工程包工头因经济问题入狱，其公司会计在狱中自杀。受此牵连，当时通县市政管理所的所长和书记都被开除了公职。

玉带路案件发生后，市里派人考察领导班子。调查后，虽没有证据显示毕玉玺与玉带路的贪污案有直接牵连，但不过案发不久，毕玉玺就离开了通县。在他离开通县时，并没有惯常的领导班子欢送仪式。

1990年到1998年，毕玉玺到北京市交通局任副局长，主管公路工作，在重点工程中协助抓高速公路建设，在这期间他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思想上也产生了变化，心里逐渐产生了不平衡。毕玉玺认为，按照以往的规律，像自己这样的干部到市里工作，应该安排个正职才算名正言顺。虽然这次调动没有降职，但也没有升迁。别人到市里都是正职，他却是副职，就认为组织对他不公平。

回到家，毕玉玺对王学英发泄她的不满说：“现在的官场规则是，在哪个职务上待几年是有不成文规矩的，到时候就应该升迁。否则，就是犯了错误；或没犯错误，被按犯错误的对待了。我认为自己属于后者。”王学英连忙劝丈夫说：“谁不知道你当年作风泼辣，胆子大，有想法，您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什么是好官，有业绩，就是你这样的！群众都知道，会记住一万年！”

但是，王学英通过夫人外交打听到不少消息，常常听到一些当年一些同期干部升迁的消息，王学英心里也为丈夫官场失意感到不满。她不失时机地在毕玉玺耳边唠叨起来说谁谁又升了，谁谁又发财了。慢慢地，毕玉玺总是觉得组织上亏待他。

就是这种被亏待的心理，让毕玉玺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王学英为此焦急万分，为了让丈夫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王学英暗示毕玉玺，既然总是觉得待遇不公，不如不卷入官场升迁，好好为自己、为家人弄点钞票。趁退休前给自己的一些知己和心腹一点好处，而这些心腹知己是绝对不会忘记毕玉玺，也会让毕家过上好日子的。这仿佛是治愈毕玉玺抑郁症的灵丹妙药，慢慢地，毕玉玺开始收礼了，从半推半就到照单全收。

毕玉玺受贿的心理也从战战兢兢到心安理得。毕玉玺还记得第一次做保龄球生意，对方提出给佣金，他不敢要。回家告诉王学英这事时，王学英没夸他，反而数落了他一顿，说他傻，哪有送上门的还不要的道理。后来毕玉玺实在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王学英也时常“教导”他。毕玉玺想反正钱多也不是坏事，还能让老婆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何乐不为呢。从不敢要到开口要，毕玉玺在妻子的怂恿下完成了从一个廉官到一个贪官的蜕变。

2001年，毕玉玺的思想彻底地扭曲了，成为了金钱的俘虏，他开始追求高消费豪华享受。毕玉玺每次出国都由其部下或一些个体商人陪同豪赌，自己从不花一分钱，赌博筹码都是他人送的。此外，他还授意下属为其办理了多个高级酒店、休闲娱乐常葫的消费卡，经常进行高档奢侈消费，大肆挥霍。同时，他将大量款物送给其情妇和与其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人。毕玉玺在一个高级娱乐常葫按摩脚时，听按摩小姐张某说买房缺钱，他一次送给张某20万元。

在丈夫一步步滑向贪婪的深渊时，身为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教导主任的王学英不仅没有帮丈夫认识到他的错误，反而认为丈夫的权势是她炫耀的资本，可以开发利用，让自己和宝贝儿子荣华富贵。

手握工程审批大权的毕玉玺是大大小小包工头争相讨好的对象。家里的烟酒茶叶也多了，家也常搬，但有一次王学英尝到了搬家的“甜头”。2001年春节，前来给毕玉玺拜年的人络绎不绝，家中的烟酒堆积成山，扔也不是，送人也不是，让王学英很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王学英突然想到了兰义，这个叫兰义的承包商经常往毕玉玺家跑，跟毕玉玺和王学英关系都不错。王学英想，就让兰义去处理吧。于是兰义拉走了3箱烟，有中华、熊猫、玉溪等牌子，还有一些洋酒和茶叶。第二天，兰义提着一个手提包到了毕家，王学英没说什么就收下了。

等兰义离开，王学英打开提包，发现里面是用报纸包好的一捆捆崭新的人民币，一共10万元！那点烟酒茶叶怎么也值不了这么多钱啊！王学英既兴奋又紧张，看到这么多钱她有点眩晕，那一张张红色的钞票实在是可爱之极。

我太爱儿子了

当然，王学英也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晚，王学英就在毕玉玺耳边吹上了枕头风，夸兰义会办事。王学英充分发挥自己教导主任的特长，将毕玉玺目前面临的形势、官位的价值、家中的状况分析得头头是道，只不过平时她教育别人讲的是舍己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具体到自己就是要老毕舍人利己、全心全意为家里服务。王学英说：“老毕啊，你现在岁数不小了也该想想退路了，靠那点工资，能干什么？下来后，兰义他们还能往咱家跑吗？咱们那点烟酒能值那么多钱吗，还不是因为你现在说话还算数，你手里的工程给谁干不是一样呢！”当然，毕玉玺默认了王学英的话。

这个兰义是挺会来事，他见毕玉玺很爱赌，尤其喜欢玩一种叫扎金花的扑克牌游戏，于是投其所好，经常约了几个朋友和毕玉玺一起玩“扎金花”。吉星高照的毕玉玺是玩一次就赢一次，而在生意场上精明能干的兰义在赌场上却成了“霉星”，只要碰到毕玉玺就必输无疑。兰义因前前后后总共输掉了80万元而被赌友们封为“兰精光”，这些钱都被兰义存进了毕玉玺让他保管的存折里。兰义出手这么阔绰，毕玉玺动心了，来而不往非君子也，毕玉玺送给了兰义一些不大不小的工程。

一年后，毕玉玺又搬家。王学英的电话又打给了兰义，一车价值8万元的烟酒茶，换来了20万元！不久，没有任何资质的兰义又顺利地拿到了800万元的工程。

这种无本生意让王学英心花怒放，她渐渐喜欢上了这种好买卖，她的胃口也渐渐大起来。王学英开始频繁出入毕玉玺所在单位的一些重大活动当中，俨然是毕玉玺的出纳。

“就算你不为我和你考虑，你总得为咱们的宝贝儿子考虑吧，人活一辈子不就图下一代更强嘛！”这是王学英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儿子毕波可是毕玉玺和王学英的软肋，毕玉玺和王学英最溺爱的就是自己的儿子，他们甚至不惜重金把儿子送到国外读书，目的就是让孩子有个好前途。这对贪婪的夫妻在孩子眼里却是最好的父母。其实人性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好和坏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都变得模糊了，容易混淆善良的人们的判断力。

王学英常说：“我太爱儿子了，我希望别人有的他也能有，他能够过得更好！”在王学英的眼中，儿子毕波一直都是她的骄傲。“儿子从小就很懂事，而且有着极高的天赋，学习成绩也很好。能够出国深造，一直都是他最大的梦想。”如同每一位母亲一样，王学英眼中的儿子是天下最棒的。王学英希望儿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过最好的生活。当然，这一切都需要钱的支持。

毕玉玺也特别溺爱他的儿子，每次提起儿子都一口一个“大波”，对儿子的要求也是有求必应，不管合理不合理。毕玉玺捞来的银子除了部分用于个人享受和博得情人高兴外，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是他敛财的最大动力。毕玉玺曾供述说，为了保证儿子在国外生活舒适，将来的日子也衣食无忧，在他心理失衡之际，就产生了趁机捞一把的想法。

由于心里深深的“爱”着儿子，毕玉玺和王学英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子如何如何。一次，某建筑公司的老板张桂军和毕玉玺吃饭时，听说毕玉玺儿子毕波要出国，于是张桂军就从他的存折上提出5万美金，送到毕玉玺的宿舍，毕玉玺在半推半就中接受了。

毕波出国后，2003年8月，张桂军和毕玉玺夫妇吃饭，王学英又夸自己的儿子很聪明，现在英国留学。众人自然跟着附和赞赏一番，王学英却叹了一口气，开始哭穷：“你们在国内，不知道在外面有多苦啊。我儿子从小在我身边，我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里怕掉了，家务活从来没让他做过。现在出去了，在国外需要花钱的地方比在中国多，我儿子还要自己做饭。想起来都觉得心酸，是我们这些当爹妈的没出息，不能让他享福啊。”一番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

张桂军回单位后就与公司副经理商议，决定趁这个机会以资助毕波留学为名再次送钱给毕玉玺。第二天，张桂军把自己的存折，还有密码、他的身份证一并送给王学英，里面存有18万美金，王学英犹豫了一下就接受了。但是后来不久王学英又把钱退了回来，原来毕玉玺觉得数额太大害怕出风险，让王学英退还给张桂军。但张桂军并没放弃，又向里面存了5万美金，再次送了过去，这次王学英没有再退回，之后又一次性地转到了儿子的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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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内助

当然，张桂军“仗义”的行为随后被王学英告知了毕玉玺，张桂军慷慨大方，并且以送存折的方式让“老毕”很放心，就这样张桂军从“老毕”手里赢得了6个工程标。

从此，心存着对儿子的“爱”，王学英在丈夫毕玉玺这把大伞的荫凉下，开始为所欲为的四处“掠财”。王学英经常会故意在公开场合表示，儿子毕波留学费用高昂，暗示他人“送钱”，而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

毕玉玺则将他人孝敬的赃款通过美国花旗银行，由行贿人汇入毕波在英国开设的账户，毕波需要钱时随时都可以提取。比如，一些行贿人在得知机场高速路需要建加油站等附属设施时，都想尽办法来承接这些项目。每次拿到好处费后，毕玉玺都会让副总代替自己出面签订合作协议。2000年，毕玉玺将他所在的首发公司有权购买的“路桥建设”原始股中的200万股转给某投资管理公司的余某。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毕玉玺分3次收受余某给予的共计17万美元。该赃款由毕玉玺委托港商苏某存入香港花旗银行其个人账户中，后汇至毕波在英国伦敦的学生账户中。

2004年4月间，毕波明知其存入汇丰银行借记卡中的美元30万元属于某公司代理人为谋取利益而给父亲的贿赂，当时毕玉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毕波却在毕玉玺的授意下，将存有该款的汇丰银行借记卡转移至该公司处保存。案发后，在司法机关的要求下，毕波通过电子网络将该笔赃款划入侦查机关指定的账户，上缴国库。

2004年5月，毕玉玺被“双规”。同年8月，毕玉玺涉嫌受贿被刑拘。毕玉玺东窗事发后，王学英在背地里也加紧活动。为了销毁证据，王学英联系亲属转移了大量的赃款赃物。甚至当检察机关讯问王学英时，这位“贪内助”还振振有词：“这事错在我，第一次就不坚决，他拿过来当时我说别了别了，当时就应该把东西给他，因为这不是你的就不应该要。我一开始也坚决不收，但人家都是朋友，又死皮赖脸地不愿意拿回去。所以就先存放在我这里，等人家用了，我们再还给人家。”

花甲之年的王学英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站在审判席上，以前都是身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的她教导别人，对于一些教育人的大道理她是烂熟于心，倒背如流，现在她却成了这些话语的聆听者，成了被告人。

2005年8月25日，当王学英涉嫌受贿案在市一中院审判时，正处于取保候审阶段的儿子毕波也来到法庭外，在王学英被带进法庭时，毕波高声叫了一声：“妈——”这一声妈不知道毕波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喊出的。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站着王学英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母亲，在每每提及儿子的时候，王学英眼睛里都会闪出极其慈祥、母性的光。这种母性让人们很难把她和“贪内助”的特别称谓联系起来。王学英在庭审过程中哽咽着说：“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情很痛苦、很沉重，我受了一辈子教育，可是却不懂法，没有考虑自己行为的影响和后果。我上有年近90的老父母，下有儿女、外孙，由于我们夫妻的缘故，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伤害，我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新回到他们身边，再给我一个做女儿、母亲的机会……”

2005年8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学英涉嫌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王学英有期徒刑10年。

庭审后，记者采访王学英时问：“看到儿女了吗？想对他们说点什么？”王学英扭过头去好久不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看见了，我头晕得厉害，不

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本身就是搞教育的，这个要在平时我能够侃侃而谈，但现在我只有一句话，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女了。我和老伴平时都忙，没有好好照顾他们，给他们更多的爱，现在最受伤害的就是我的儿女。”

而让王学英牵挂的儿子毕波，也在2005年9月26日被法院以转移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宣判前毕波坐在被告人席上表情紧张凝重，听罢判决后，毕波一改严肃表情当即笑了。看完判决后，毕波一手插兜走到姐姐身边，歪起嘴乐着问：“怎么样？”在一番耳语后，毕波转身挥笔在判决回证上写明：不上诉。随后毕波大步走出法庭，头也不回。

而他的父母，此时正身陷囹圄，独对秋风！

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并不是第一个随贪官丈夫落马而被查处的“贪内助”。有很多的领导干部的腐败，正是从夫人的怂恿变坏开始的。前山东省烟台市副市长矫智仁受审时曾说过一句令人深省的话：“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对这句话，想必毕玉玺也深有同感。在反腐倡廉斗争中，不能忽略“官太太”的贪婪，必须依法给“贪内助”以必要的打击，使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化为私有的贪官们受到震慑。

5、卖身救女，母女双双坠入烟花巷

2004年12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特殊的组织卖淫酿出人命案件进行了宣判，一审判处9名被告人2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的刑期。令人痛心的是，法庭上的母亲于秀丽丝毫没有羞愧之意，宣判之后的女儿于晓莉也显示出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而通过这起案件，我们是不是应该认真地检讨一下“笑贫不笑娼”的观念了？

于秀丽1963年9月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一个偏远的小村庄。在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东北农村，于秀丽只上到小学六年级就辍学回家务农。她柔弱的肩膀过早的承担了生活的重压，艰辛的生活让于秀丽比同龄人更懂事成熟。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长大成熟的东北女孩于秀丽却生得容貌俏丽，娇小玲珑，很有几分江南女子的柔弱妩媚，是远近有名的一枝花，前来提亲的媒人踏破了于家的门槛。不到20岁，于秀丽就嫁了人。于秀丽的丈夫其貌不扬，却是当地的能人。两人结婚后，于秀丽跟着丈夫来到吉林市打工。五光十色的大城市让于秀丽目不暇接，她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了这个城市的生活中。

1983年4月，20岁的于秀丽生下了女儿于晓莉（化名）。独生女儿是她的掌上明珠，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尽管女儿漂亮伶俐、聪明可爱，但却让一心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的丈夫十分不满，便将满腔的愤懑撒在于秀丽和女儿身上，夫妻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女儿于晓莉自小就乖巧聪明，但是却不能讨得父亲的怜爱。而进入城市的于秀丽随着眼界的开阔，她慢慢觉得丈夫无能，没法给她富足的生活。后来，于秀丽和丈夫离了婚。

于秀丽带着女儿回到了娘家。母亲抹着眼泪对于秀丽说：“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倔犟的于秀丽昂着头说：“娘，你放心，我能养活自己的孩子。我于秀丽不会让人看扁了的！”其实于秀丽早已计划好要出去打工挣钱，她把女儿留在母亲身边，外出闯天下了。

安顿好家里的事情后，于秀丽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来到了四川的攀枝花市。没有文化的于秀丽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只好先做一些本地人都不愿做的脏活。每天于秀丽都累得直不起腰来，可是一个月下来，到手的票子却很少，别说养活女儿，连养活自己都要精打细算才行，这不是于秀丽所期望的。

一天，于秀丽急匆匆赶着去打工，一不小心踩到一个衣着光鲜的时髦女郎脚上，女郎立即尖叫了起来，一把拽住于秀丽指着她的鼻子叫着：“乡巴佬，长眼睛了吗？就是把你卖了也不值我这鞋的钱！”于秀丽又羞又急，辩解着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周围看热闹的人也纷纷指责时髦女子太不讲理，帮于秀丽说话，时髦女郎只好灰溜溜的走了。一个中年妇女撇了撇嘴说：“不过是只‘鸡’，有什么好拽的！”

于秀丽一听这话更伤心了，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异乡打拼，可是连“鸡”都能欺负自己。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却还解决不了温饱，“鸡”却能轻轻松松的赚得满身鲜亮，心里极不平衡的于秀丽不禁冲着女郎的背影吐了好几口唾沫。回到住处，于秀丽决定也到夜总会去试试自己的运气，因为她要淘金，她要有钱，她要过上好日子。

第二天，于秀丽路过一家夜总会，见门上贴着招聘服务员，直觉告诉她这可能就是“鸡”们工作的地方，但金钱的诱惑让她不禁走了进去。天生丽质的于秀丽当即被录用，换上漂亮的工作服后，于秀丽更是艳压群芳被领班安排到贵宾房工作。刚开始于秀丽只是酒水服务员，面对客人的动手动脚，她尽量周旋着，客人占不到什么便宜，小费自然给得就少，但和以前相比，于秀丽已经很满足了。

虽然于秀丽在夜总会不是坐台小姐，但她有着“冷美人”的称号，回头客却不少，不少人都暗地里较劲，想领先一步摘得这朵带刺的玫瑰。其中就有一个周大款最为执著，不仅经常去捧于秀丽的场，还常常在休息时间约她吃饭逛街。于秀丽对周大款虽说没什么好感，但也不讨厌，所以也不拒绝和他出去玩。

一天晚上，周大款来夜总会玩，几个坐台小姐蜂拥上来，其中一个刚来的妖艳女孩，于秀丽一下子记起这是那个羞辱过她的“鸡”。但那女孩没有认出于秀丽来，只是凭着职业的习惯给周大款抛媚眼。于秀丽当时说不清出于什么心理，一把抱着周大款的胳膊昂首走出了包房。

自从离婚后，于秀丽就没和男人发生过关系，寂寞的夜晚让她辗转反侧，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她无法浇熄自己体内的欲望之火。而且她在声色常葫待的时间久了，观念必然会受到影响，于秀丽已经对这种皮肉买卖见怪不怪了，她也要卖的，只是要找到一个好买主。于秀丽在这个男人面前卖弄着风情，并以这家夜总会开业以来最高的价钱把自己“卖”给了周大款。第二天于秀丽就把这笔钱全部寄给了在东北老家的女儿。

从此，于秀丽开始了自己的皮肉生意。1993年，卖淫攒下一大笔钱的于秀丽承包了攀枝花的一家小型夜总会，由三陪女摇身变为老板。生活上富裕了，于秀丽寄回家的钱更多了。而女儿于晓莉也渐渐因为家庭的富裕骄横起来，不喜欢读书，只喜欢享受。虽然生活在乡村，但在当地农民的眼里，于晓莉过的就像公主一样的生活。小学毕业后，于晓莉说什么也不愿再读书了，跑到攀枝花找到母亲于秀丽，开始当起“千金小姐”来。于秀丽对女儿始终有愧疚之情，觉得女儿跟着自己受了不少苦，现在有钱了没道理再亏待女儿，于是于秀丽对女儿百依百顺，唯恐她受一点委屈。

风情万种的女老板

一天晚上，周大款来夜总会玩，几个坐台小姐蜂拥上来，其中一个刚来的妖艳女孩，于秀丽一下子记起这是那个羞辱过她的“鸡”。但那女孩没有认出于秀丽来，只是凭着职业的习惯给周大款抛媚眼。于秀丽当时说不清出于什么心理，一把抱着周大款的胳膊昂首走出了包房。

自从离婚后，于秀丽就没和男人发生过关系，寂寞的夜晚让她辗转反侧，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她无法浇熄自己体内的欲望之火。而且她在声色常葫待的时间久了，观念必然会受到影响，于秀丽已经对这种皮肉买卖见怪不怪了，她也要卖的，只是要找到一个好买主。于秀丽在这个男人面前卖弄着风情，并以这家夜总会开业以来最高的价钱把自己“卖”给了周大款。第二天于秀丽就把这笔钱全部寄给了在东北老家的女儿。

从此，于秀丽开始了自己的皮肉生意。1993年，卖淫攒下一大笔钱的于秀丽承包了攀枝花的一家小型夜总会，由三陪女摇身变为老板。生活上富裕了，于秀丽寄回家的钱更多了。而女儿于晓莉也渐渐因为家庭的富裕骄横起来，不喜欢读书，只喜欢享受。虽然生活在乡村，但在当地农民的眼里，于晓莉过的就像公主一样的生活。小学毕业后，于晓莉说什么也不愿再读书了，跑到攀枝花找到母亲于秀丽，开始当起“千金小姐”来。于秀丽对女儿始终有愧疚之情，觉得女儿跟着自己受了不少苦，现在有钱了没道理再亏待女儿，于是于秀丽对女儿百依百顺，唯恐她受一点委屈。

在夜总会里，各色人等都有，于秀丽每天都在认识不同的男人，如一只花蝴蝶在灯红酒绿中穿梭着，诱惑着男人们，也被男人所诱惑。在经常来夜总会消费的男人中，于秀丽发现有一个男人每天都坐在同一个角落里，只点一杯酒，不找小姐，目光锁定在自己身上。

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有人闹场，这个身强体壮的男人出手将肇事者制伏，心存感激的于秀丽终于向这个男人走过去。原来这个叫鲁连声的男人是某厂的保卫科科长，身手不凡，长相英武，就是没多少钱。

于秀丽见惯了各种各样的土大款和洋大款后，对这个不是大款的鲁连声却是印象颇佳，而鲁连声自从被朋友拉进这家夜总会的那一晚上，就被这个风情万种的女老板迷住了。于秀丽和鲁连声一拍即合，成为情人，同时鲁连声还义务负责夜总会的安全问题。

于秀丽虽然对女儿于晓莉十分娇惯，但是她从来没有让女儿到夜总会去过，只是告诉于晓莉说自己开了一家服装店。虽然于秀丽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什么羞耻感，但她觉得女儿还小，有些事情不应该知道得太早。也许在别人眼里，于秀丽不是一个好女人，但在女儿眼里，于秀丽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

1997年，攀枝花警方的扫黄打非活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于秀丽害怕查到自己头上来，决定将夜总会转手，然后离开攀枝花回到东北老家。关门盘点的时候，于秀丽才发现这几年虽然也赚了一些钱，但平时大手大脚惯了，所剩无几。

当鲁连声得知于秀丽要离开攀枝花后，马上找到她，千方百计想说服她，但是于秀丽去意已决，便对鲁连声说：“你要是舍不得我，就跟我去东北吧。”于秀丽认定鲁连声不能抛妻弃子和自己去东北，故意说这样的话让他知难而退。

于秀丽低估了鲁连声对她的感情深度，当于秀丽带着女儿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时，她突然发现鲁连声提着一个旧旅行包向自己走来。那一刻，早已不相信爱情的于秀丽呆了。

于秀丽和鲁连声带着于晓莉在吉林市住了下来，在别人眼里就像是幸福的一家人。在吉林市，鲁连声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于秀丽也打算金盆洗手，不想再出去折腾了，于是就和鲁连声开了一个小铺子。但是女儿于晓莉却不愿意整天在家里待着，常常一个人拿了钱跑出去玩。对于晓莉十分溺爱的于秀丽只要女儿开心，别的也不管太多。

终于有一天，17岁的于晓莉回家告诉于秀丽自己想去广州打工。于秀丽见女儿大了，觉得她的生活道路应该由她自己去闯，便对女儿进行了一番江湖教育，然后给了她一万元钱。在车站，于秀丽望着女儿的背影，不禁感慨万分，她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又会有怎样的人生道路。

笑贫不笑娼

自从女儿离开家后，于晓莉就鲜有音讯，于秀丽不停打听女儿的下落，而于晓莉只是偶尔打个电话报报平安便无消息，让于秀丽十分挂念。直到2002年冬天，当满面病容的于晓莉站在于秀丽面前的时候，她又惊又喜。

但是于秀丽很快就高兴不起来了，当她得知女儿因为流产不当导致严重的后遗症时，于秀丽急忙追问于晓莉孩子的父亲是谁，于晓莉支支吾吾半天，终于拖不过去了才小声说道：“我也不知道是谁的。”于秀丽差点晕了过去，久经沙场的于秀丽从于晓莉的状况已经猜出了几分。

其实于晓莉这几年一直在广州深圳一带当小姐卖淫，甚至还经常和朋友跑到澳门卖淫。2002年9月，于晓莉陪一个老板去了一趟澳门后，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她找到这个老板要个说法时，老板坚决否认是自己的，不但不认账还把她羞辱了一番。于晓莉只好自己找了一个私人小诊所把孩子打掉了，但是手术后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不但不能再冒险卖淫，而且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治病。万般无奈之下，孤苦伶仃的于晓莉只好回到母亲身边。

爱女心切的于秀丽带着于晓莉四处求医，医生告诉于秀丽于晓莉的病很严重，需要慢慢调理。为了治疗于晓莉的病，于秀丽几乎花光了自己这些年的积蓄。虽然于晓莉的身体状况没有明显的好转，但是病还得继续治。巨额的医药费让于秀丽入不敷出，能借的都借了，万般无奈之下，于秀丽只好重操旧业来到吉林市的一家洗浴中心当小姐，赚钱为女儿治病。对此，鲁连声也只有睁只眼闭只眼，没有任何干涉。

于秀丽曾经当过夜总会的老板，对于当“妈咪”早已是轻车熟路，很快就在吉林市的圈子里有了一定的名气，有不少女孩子都找到于秀丽在她手底干活。于秀丽决定把生意做大，赚更多的钱，彻底治好女儿的病。她把下一个做生意的目的地选在了北京。

2003年5月，于秀丽带着女儿和手下几个“姐妹”，雄心勃勃地到京城淘金，这其中还有一个是于秀丽的表妹。

但到北京后，于秀丽才发现北京的生意并不比吉林好做到哪里去。40岁的她已经年老色衰，而她带的几个卖淫女也都不是上等货色，进不了高档夜总会等赚钱多的地方，只好选择城乡结合部当“站街女”。初来乍到的于秀丽摸不清楚北京的规矩，一时间很难打开局面。后来经人介绍，于秀丽认识了一个叫金哥的鸡头。金哥见到风韵犹存的于秀丽后，顿生怜香惜玉之情，不仅把于秀丽及她手下的几个小姐全盘接收，而且还“召幸”了于秀丽几次。当然，在日后的皮肉生意中，他对于秀丽是特别“照顾”的，不但免了于秀丽每月1800元的保护费，还让她当上了管理4个小姐的“鸡头”。

在金哥的带领下，于秀丽才真正做起了在北京的生意。于秀丽管理着自己手下的4个小姐，她们每月向金哥交1800元钱，其中1500元是份儿钱，300元是保护费。金哥则派打手替她们看场子保护她们的安全，每月给打手开工资。其中，打手中的宋来宝和于秀丽手下的小姐何春芳是一对将要结婚的恋人。

金哥手下的这些打手都是亡命之徒，其中最为凶狠的是何春芳的男友宋来宝。2003年6月的一天夜里，宋来宝的一个同伙跑到他住处对他说一个叫“小叶子”的卖淫女出了点事儿，一个嫖客玩完“小叶子”后还虐待了她，让他们一起过去看看。宋来宝立即伙同4人一同打车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一居民区内，在“小叶子”的带领下来到崔某的家中，手持木棍、砍刀对崔某进行殴打，抢走人民币3万元及诺基亚手机、皮带、香烟等物，并将崔某双手反绑在暖气片上。

在城乡结合部的卖淫团伙中，不同的“鸡头”都有各自的地盘，不同团伙之间常常为争夺地盘而大打出手。2003年9月，于秀丽和她的卖淫团伙和一个湖北团伙争夺在清河的卖淫地盘，金哥等人先去找湖北人“谈判”，叫他们把地盘让出来，过几天来人接收。可是几天后那些湖北人并没走，还纠集了一帮人准备动武。9月23日晚上，于秀丽伙同金哥纠集的宋来宝等20多名打手到清河小营，他们各自抄家伙冲进胡同，湖北人闻声而逃，他们却将出来遛弯儿的3名无辜群众殴打致伤，并砸坏了停在附近的面包车。

于秀丽起初带着这些小姐在昌平、朝阳一带流动卖淫。2003年9月，于秀丽他们赶走湖北卖淫团伙后，在清河某小区租了三间临街小平房，有了固定的卖淫常葫。于秀丽不但管理这些小姐，自己也亲自上阵卖淫赚钱。有时候于晓莉见于秀丽又当“鸡头”又接客，太辛苦，她提出自己也想接客赚钱，但每次都被于秀丽阻止了。

对于女儿卖淫落下后遗症，于秀丽非常痛心，她曾经哭泣着哀求女儿远离色情常葫，然而，于秀丽并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她只好重新踏上“堕落”之旅，带着女儿靠卖淫赚钱，而女儿也并没有从母亲的一声声哀求中悔改。想着自己母女的境况，于秀丽经常躲在角落里哭泣。她不知道，这样的苦难和耻辱的生活什么时候是尽头。

如果没有出现人命案，于秀丽和于晓莉这对患难母女的生活，也可能在皮肉生涯中继续浑浑噩噩下去。

2003年10月21日下午，于秀丽和于晓莉在租住的房间里休息，何春芳与其他几个小姐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清河的租房门口站街招揽嫖客。这时候，刚和朋友喝完酒的外地来京打工人员陈某走了过来，何春芳立即上前热情招呼，陈某在几个人身边转了一圈后停在了何春芳旁边。

何春芳扭动着腰肢说：“大哥，玩玩吧，保你舒服！”

熟悉“行情”的陈某色迷迷地向何春芳伸出5个指头：“50？”

“行。”两人一拍即合。何春芳点点头便将陈某迎入身后的房间。陈某一进屋就开始对何春芳动手动脚，何春芳见他喝得有点多了，担心他事后不给钱自己会吃亏，便要求陈某先付钱。陈某当然不同意，借着酒劲猛地向何春芳扑了过去。何春芳一边躲闪着，一边大声喊叫着；“来人啊，快来人啊！”

这时何春芳的男友宋来宝和其他四名在屋外当保镖的男子闻声而来，闯进屋后不问青红皂白一把抓住陈某一顿好打，并让他拿20块钱走人。但陈某不想拿钱，并与宋来宝争辩起来。宋来宝一气之下让手下去拿镐头来，陈某一听连忙逃到屋外，宋来宝等三人各拿一把镐头朝陈某的头部、身上一顿乱打，导致陈某重度颅脑损伤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打死陈某后宋来宝等人扬长而去，他们以为陈某只是晕了过去。后来得知人死了，这才慌张起来，连忙找到于秀丽想办法。于秀丽知道这件事后也慌了神，众人商量着去外地躲一躲。宋来宝和何春芳逃到了东北，其他的人则跟着于秀丽和于晓莉母女逃往天津、山东、江苏等地。

2003年11月17日，于秀丽等九名犯罪嫌疑人先后被警方逮捕。2004年10月24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4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宋来宝无期徒刑；以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窝藏罪判处于秀丽有期徒刑17年；以窝藏罪判处于晓莉有期徒刑3年。

于晓莉在法庭上接受宣判时，当听到自己仅仅被判三年有期徒刑时，一直歪着头的她表现出少有的轻松和欣喜，而站在她前面的母亲听到自己17年刑罚时也一脸漠然。庄严的法律并没有给这对母女带来心灵上真正的震撼。

母女双双堕入烟花，这种令人不可理喻的现象之所以出现，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对此，本案审判长王坚指出，这是社会上“笑贫不笑娼”的观念在作祟，在封建时代这种观念曾经风行一时，当今由于贫富存在差距，受物质诱惑的刺激，这种观念又沉渣泛起。这是对社会道德底线的冲击，反映出在部分人群中伦理道德观念的沦丧。因此，加强公民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观念势在必行。

1、接力杀婿，畸形父爱毁掉两个家

2004年11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震惊京城的“接力杀婿”案，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刘井瑞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处刘文秀有期徒刑12年。

2004年5月25日晚，26岁的刘文秀挥刀将自己的丈夫赵朝贵砍成重伤，赵朝贵被送入医院伤势刚刚得到控制，却被乱刀砍死在病房里。凶手杀人后报警自首，出人意料的是，杀人凶手刘井瑞竟然是赵朝贵的岳父。更令人震惊的是，导致了这起血案的正是刘井瑞为女儿包揽一切的畸形父爱。

刘文秀出生以后，父母就为她设计好了一切，养成了她不善于动脑子的习惯。刘文秀家境富裕，父母对她呵护有加，从小没受什么苦。她是一个本分听话的孩子，虽然没有什么主见，但也从不多言多语自作主张，一切都由父母给她做主。到了21岁，刘文秀已经出落成一个标致的大姑娘，婚事又摆在她的父母面前。

刘文秀的籍贯是河北省涿州市，但她的家紧靠北京市房山区，生活环境也完全是北京方式，所以当地人更多把自己当作北京人。父亲刘井瑞是个精明人，他有一手编筐的绝活，在当地很有名气，后来刘井瑞利用自己的名气做起销售柳编产品的生意。他苦心经营创下一份令人羡慕的家业。因为没有儿子，刘井瑞特别希望有一个女儿能留在自己的身边继承这份家业，也好为老两口养老送终，他们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招婿入赘。

刘家只有两个女儿，刘文秀是长女，二女儿在北京工作不经常回家，招婿入赘只能指望刘文秀。眼看着大女儿一天天长大，他们到处托人寻觅合适的人选。

1998年7月，经过刘井瑞挑肥拣瘦的多次考察，24岁的河北易县小伙子赵朝贵被刘井瑞领到了女儿面前。赵朝贵相貌堂堂身材魁梧，比刘文秀大3岁。初次见面，赵朝贵给刘井瑞全家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赵朝贵也比较满意这门亲事，只是当他听刘井瑞提出结婚后要落户到刘家当上门女婿时，有些犹豫不决。

赵朝贵的家在山高水远的河北易县，家庭状况比较差。他的姐姐嫁到北京市房山区后，觉得北京的条件比起易县老家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就琢磨着让弟弟也从北京这边找个对象，以后就在北京做生意，等有了条件把母亲也搬到北京来，全家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这个想法得到了赵母的同意，她也认为刘家的经济状况要比自己家好，让儿子入赘也未尝不可。孝顺的赵朝贵见母亲没有意见，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其实，赵朝贵的亲友们都不知道，赵朝贵在老家有一个热恋了很久的女同学王漉，当时他们已经难舍难分谈婚论嫁了。但赵朝贵为了全家能够到北京过上幸福生活，忍痛割爱放弃了这段恋情。当得知赵朝贵要到北京当倒插门女婿时，王漉紧紧咬住牙关说：“你去当你的上门女婿吧，你去北京我也能去，看将来谁混得好。”赵朝贵当时以为王漉只是说说气话而已，但他没想到自己结婚后，王漉真的来到北京，到一家酒店当了服务员。

1998年底，在刘井瑞的精心安排下，认识不到半年的刘文秀和赵朝贵喜结连理。按照当初的约定，赵朝贵落户到了刘家。刘家的房屋比较宽敞，小两口和岳父岳母住在一起。婚后，夫妻两人琴瑟和谐，相亲相爱。

婚后，赵朝贵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刘家，全心全意地与岳父一起做生意。赵朝贵想，结婚后自己跟妻子就是一家人了，自己在北京人地生疏，以后要把母亲从易县接过来过日子，全要仰仗岳父一家照顾。所以，赵朝贵为了表示对岳父全家的忠心，他按照岳父的意见把财权交给妻子。而刘文秀从小都依赖父母，婚后仍然跟父母一起生活，所以她把家里的钱交给父亲，存在父亲的存折上。实际上，这个家庭的大权掌握在刘井瑞手上。他多次对赵朝贵说：“以后这个家庭所有的财产都是你们的。还分什么你我啊。”

赵朝贵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为了尽快融入当地社会，他结交了一些朋友，免不了有一些应酬，这样赵朝贵兜里的零花钱就花得特别厉害。有时候连续请上两次客，兜里就见底了。赵朝贵的这个“毛病”很快被岳父岳母发现了，他们让女儿控制一下赵朝贵的花销。从此刘文秀开始翻看赵朝贵的口袋，见他兜里钱多了就拿出来，少了就补上，一般能够保持在200元左右，赵朝贵觉得妻子是在关心自己，又省心又满意。

我管儿子还不行啊！

但是，刘文秀在金钱上的控制使赵朝贵慢慢有些捉襟见肘。有一段时间他连续请朋友吃了几次饭，刘文秀见他花得多，免不了嘟囔几句。之后，赵朝贵兜里的钱降到100元，连一顿像样的饭钱都不够，有时候不得不临时找别人借钱请客。对此，赵朝贵虽然不太愉快，但毕竟省了不少钱，所以他还是坦然接受了。

新婚的甜蜜很快就过去了，日常琐事便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赵朝贵很快就发现倒插门女婿的处境不是那么简单。在这个家庭里，岳母是个絮絮叨叨的碎嘴女人，刘文秀独立生活能力差，平时在家除了躺在床上看电视就是睡懒觉，做事也没有什么主心骨，凡事都听父母的，而家里的事情完全是岳父做主。刘井瑞在当地是有名的精明“能人”，他事事过问的一些精明做派虽然让赵朝贵看不惯，但自己是上门女婿，也不好多说什么。

而刘井瑞之所以插手女儿小两口的财产，除了他认为女儿不善于理财外，其实他更担心女婿赵朝贵吃里爬外把钱给在易县老家的母亲，所以他让女儿严格管住赵朝贵的钱。

除此之外，赵朝贵的一些生活习惯也让岳父岳母看不惯。赵朝贵说话随便，脾气急躁，更让他们觉得赵朝贵农民习气重。为此，刘井瑞老两口总是偏向着自己的女儿，怕女儿受欺负，常常插手小两口的事情，数落赵朝贵的不是。这让家境贫寒的赵朝贵觉得自己在刘家低人一等，不满和矛盾开始种下了根。

刘文秀的怀孕给他们的冲突埋下了第一个隐患。刘文秀怀孕后，喜上眉梢的刘井瑞夫妇更是把女儿当作了掌上宝贝，什么活也不让她干。刘文秀干脆搬到父母的房间里，以保护胎儿为由拒绝与赵朝贵同房，这让赵朝贵很痛苦。有很多次，赵朝贵想跟妻子亲热一下，但在岳父面前都欲言又止，一种失落的感觉便萦绕在他的心头。

经过10月怀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刘井瑞老两口乐不可支，尤其是刘井瑞觉得，自己再也不是别人眼里的“绝户头”，现在老刘家也有了延续血脉的“香火”，刘井瑞给孩子起名叫刘凯旋。

在给孩子取名的问题上，赵朝贵第一次和岳父一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农村出身的赵朝贵传统观念比较重，他希望儿子姓赵，而刘井瑞坚持让外孙跟自己姓，并称这是赵朝贵倒插门时就答应好的。赵朝贵没有想到自己亲生的儿子随了他姓，为此他们僵持了好久，但妻子坚决地站在了岳父一边要孩子姓刘。赵朝贵终究没有拧过岳父一家，孩子就改姓刘了。

孩子的出生给赵朝贵带来更多的却是麻烦，因为孩子的事情他与岳父一家的分歧越来越激烈。

2002年赵朝贵和刘井瑞因为盖房子的问题矛盾开始激化。当时刘井瑞家的房子因为一家工厂占用而拆迁，赵朝贵和岳父一家共同盖了5间房子，赵朝贵出了一半钱。在办理房产手续时，刘井瑞把自己的名字写成房屋产权人，而赵朝贵很不情愿，他觉得自己拿出一半钱，房子也是自己带人盖的，产权人应该是自己，两人激烈地争吵起来。最后刘井瑞答应过几年把产权人改成外孙的名字，赵朝贵才勉强同意。

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引发赵朝贵和岳父一家发生激烈冲突的导火索。赵朝贵教育孩子时比较粗暴，而岳父一家不允许赵朝贵动孩子一指头。有一次，调皮的儿子出口骂人，赵朝贵打了儿子一巴掌，恰好被岳母看到了。岳母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了赵朝贵一顿，还把赵朝贵赶出了家门。无奈的赵朝贵在门外拿着一块砖头拍打着自家的三轮车说：“我管自己的儿子碍你们什么事了，我管儿子还不行啊！”

岳母像发疯的母狮，朝他怒吼着：“你以为你是谁？这个家是我们老刘家的，我女儿跟着你倒了八辈子霉，你给我滚！”

岳母一边骂着一边拿着棍子把赵朝贵赶到大街上，劈头盖脸朝赵朝贵打来。而刘文秀不但不劝架，却木然地站在一边看着母亲打丈夫。赵朝贵不敢跟岳母动手，躲避不及，他的头被岳母打破了，鲜血一下子流了下来。

见妻子不帮自己，伤心的赵朝贵捂着头到邻居家借车去医院包扎，这时候刘文秀才跟着过来，要陪丈夫一块去，但赵朝贵伤心地说：“你妈打我的时候你不管，你现在还管什么呀。”刘文秀一听就气得昏倒了，晕了有40分钟，后来找来医生才给治过来。

这一次当街打骂，让赵朝贵丢尽了脸。赵朝贵心里特别难受，也很矛盾。他想跟刘文秀分手，但又下不了这个狠心，母亲和姐姐也劝他忍耐一下，千万不要离婚。这段时间，赵朝贵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沉默寡言，脾气暴躁。

接下来的一次，刘文秀让赵朝贵给儿子洗澡，漫不经心的赵朝贵把儿子脱光后直接就扔在盛着冷水的大木盆里，然后把滚烫的开水浇了进去，孩子娇嫩的肌肤马上起了水泡，孩子失声痛哭起来。刘文秀见状连忙抢出孩子，责怪道：“你怎么回事，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心疼！”赵朝贵冷冷地回答道：“我姓赵，他姓刘，怎么会是我的儿子！除非他姓赵，我才认他这个儿子。”刘文秀被气得说不出话来，抱着儿子转身进了父母的房间。过了一会隔壁就传来刘井瑞的大嗓门：“什么，他小子要敢让孩子姓赵，我拼了这把老骨头也跟他没完，也不看看自个是啥样！”

赵朝贵立马冲了出去和岳父对骂起来，言语激烈时互相推搡着，你一下我一下，终于动手打了起来。两人从家里一直打到了街上，引得不少人围观。这一次，赵朝贵当着众人的面对刘文秀提出了三条选择，要么离婚，要么分家，要么让刘文秀当家。刘文秀答应和父母分家，于是小两口便和刘井瑞夫妇分家了，但还同住在一个院子里。

从此，赵朝贵和刘家的矛盾上升到白热化阶段，甚至为了一根绳子，赵朝贵也能和岳父打起来。刘文秀和孩子更是成了赵朝贵的出气筒，孩子一见到父亲就吓得直打哆嗦，刘文秀常常挨了打也不敢对父母说，一是怕他们伤心，二是怕赵朝贵知道后更生气，自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但是这样的生活毕竟不是正常的，刘文秀的母亲心疼女儿，便和刘井瑞商量让女儿离婚，这个糟糕的建议却让刘井瑞连连点头。刘文秀听了之后不禁愣了，她从来没想过离婚，毕竟在多数人看来离婚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在父母的唆使下，刘文秀还是跟赵朝贵提出离婚，赵朝贵一听，当即暴跳如雷，觉得大伤面子，将刘文秀狠狠揍了一顿，说什么也不离。

身心都受到巨大伤害的刘文秀开始绝望了，1999年12月，刘文秀以夫妻感情不和为由再次向当地有关部门申请离婚，赵朝贵扬言道：“如果离婚我就把你们家的人全杀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赵朝贵甚至还买了一包老鼠药回来，并且把它放在厨房十分显眼的位置上。惊恐的刘文秀只好同意接受调解不离婚。

赵朝贵虽然对婚姻丧失了信心，但他之所以不同意离婚有两个理由，一是自己的儿子随了母姓，他想让孩子改姓。二是房子问题，当初建造房子时，他出了一半的钱，但房产证上写的却不是自己的名字，如果离了婚，房子就没了。赵朝贵不愿意放弃自己辛辛苦苦六年挣来的家产。赵朝贵的姐姐和母亲虽然知道他在刘家的处境，但也反对赵朝贵离婚。

赵朝贵家的新房子盖好不久，母亲突然打电话给赵朝贵，说她感到身体不舒服，到当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病得不轻，最好能到北京的大医院去看看。孝顺的赵朝贵一听非常着急，他打算把母亲接到北京看病，顺便也来看看自己的新家。

赵朝贵把母亲生病的事情告诉刘文秀，希望从家里拿点钱为母亲治病。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刘文秀竟然冷冷地说：“你妈生病跟我有什么关系，没钱！”这一番话把赵朝贵气得够戗，跟刘文秀吵了一架后回了易县老家去接母亲。

赵朝贵没有想到，在回家的长途汽车上他忽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青梅竹马的王漉也乘同一辆车回老家。当王漉站在赵朝贵面前的时候，赵朝贵惊呆了，她变得那样仪态万方，气质像城市白领一样。交谈后赵朝贵才知道，在他当了倒插门女婿之后，王漉来到北京打工，现在已经是一家大饭店的领班。当赵朝贵跟王漉分手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这一次的相遇又勾起了他对以往的回忆，不禁感慨万分。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回到家中，赵朝贵翻出他和王漉从前的老照片带回北京。有一次赵朝贵望着王漉的照片出神，不料被刘文秀发现了。刘文秀逼问着照片上的人是谁，还叫来了父母，大闹了一场，王漉的照片也被撕得粉碎，无辜的赵朝贵被迫立下重誓说：“我要是跟别的女人有事，断子绝孙天打五雷轰。”望着王漉被撕碎的照片，赵朝贵的心也碎了。

这件事更加深了赵朝贵对岳父一家的怨恨，长期积累起来的郁闷，使他的脾气也渐渐暴躁起来，开始和岳父母吵架斗嘴。出于报复心理，赵朝贵只要在岳父母那里受了气，就把怨气转嫁到刘文秀和孩子的身上。而刘井瑞夫妇知道后自然又会和赵朝贵吵闹一番，一家人的关系搞得越来越紧张。

赵朝贵把母亲从老家接来后，准备带她到大医院去检查一下。把母亲接到家的当晚，他请了刘井瑞全家一起到饭店里吃饭。在酒席上，刘文秀对婆婆冷言冷语，婆婆想抱抱孩子刘文秀都不让。刘井瑞夫妇也对亲家不冷不热，赵朝贵夹在中间更不好受。那晚上，赵朝贵喝了不少酒。回家后，赵朝贵终于发作了，跟妻子大吵大闹一顿之后就睡着了。而母亲见儿子和儿媳吵架，也不好劝架，只好默默地离开他们家。

第二天早晨赵朝贵是被姐姐叫醒的，这时候赵朝贵才知道母亲在风雨交加的深夜步行了大半个晚上，才找到姐姐家去。赵朝贵站在那里被姐姐数落着，无言地站在那里，他能说什么呢？赵朝贵知道，这一切都是缘于自己是个倒插门女婿。

这次矛盾后，刘井瑞夫妇又极力撺掇刘文秀闹离婚。无奈之下，赵朝贵向妻子提出搬家，单独过日子。

2004年5月20日，赵朝贵的姐姐帮他们在房山区租了一套房子，赵朝贵和刘文秀搬到了房山。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干了六年，盖了房子却成了岳父的，赵朝贵心里很不舒服。5月25日晚饭后，赵朝贵对刘文秀说：“你回头跟你父亲说，把房产证的名字改成咱们孩子的名字。”没想到刘文秀却坚决不肯答应，她说：“一是我无法向爸爸开口，二是如果日后咱们离婚了，你把儿子带走，房屋的产权落到你手里，你别做梦了。”

两人因此激烈争执起来。赵朝贵用拳头逼她回家改名字，并警告她：“现在搬家了，这不是你老刘家的地盘了，你爹娘再也干涉不了我了。惹急了我，我把你们全家都杀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你要是不改名字，我饶不了你！”

刘文秀也火了，朝赵朝贵吼了起来：“赵朝贵，我爸爸妈妈哪里对你不好了，你简直是狼心狗肺！”就这样，他们从动嘴到动手，刘文秀被赵朝贵一巴掌打到一边。父母不在身边给她撑腰，孤立无援的刘文秀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下来。

刘文秀感到深深的委屈，她从小都在父母的溺爱下长大，没有受到什么委屈。但现在搬家了，她将独自面对丈夫的拳脚，再也不会有父母来帮忙了。

一向顺从而胆怯的刘文秀，这时候却有了无比的坚毅和勇气。吵架后，赵朝贵呼呼睡去，而刘文秀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往日的情景浮现眼前，想到赵朝贵的入赘非但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快乐和荣耀，反而倒是添了不少麻烦。赵朝贵多次打骂父母，对自己更是手无轻重，现在赵朝贵又惦记上了刘家的房产。刘文秀越想越恼火，一旦赵朝贵把房子的产权弄到手再跟自己离婚，自己的家庭、名声都完了。她想，绝不能让赵朝贵毁了整个家庭。她决定“干掉”面前这个给她带来无比痛苦的人，将这一切彻底了断。

5月26日凌晨3时，见赵朝贵确已熟睡，刘文秀拿着一把菜刀径直向赵朝贵的头、颈、胸、臂部等部位猛砍数刀。赵朝贵被疼痛惊醒之后，在抢夺菜刀过程中，赵朝贵把刘文秀的右手中指咬伤，无名指被咬断了一截。赵朝贵把菜刀夺过去扔到院后，大声喊着：“杀人啦！救命呀！”

赵朝贵被妻子砍伤的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姐姐因为和他们住得不远，所以最先赶到。当看着弟弟浑身是血倒在血泊里的时候，姐姐一时没了主意，多亏了房东及时帮忙叫来了一辆出租车，把赵朝贵送到了医院。经过医院的抢救，赵朝贵的命算是保住了。

就在大家纷纷庆幸赵朝贵能够死里逃生的时候，刘井瑞却担心起来。他在听到女儿差点杀死女婿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却是：“现在已经到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地步了……”

刘井瑞从医院回到家，他想到自己这些年对女婿的付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女儿却跟赵朝贵过日子受气，想让离婚赵朝贵还威胁全家，甚至多次动手打自己和全家的人。刘井瑞多次想整治他，但是全家谁都打不过他，只好忍着。刚好这次他受伤住院了，也活动不了，趁此机会还不如把赵朝贵杀掉以绝后患，这样也能保全家的性命。否则，赵朝贵伤好了全家都得遭殃。

下定决心之后，5月27日早上，刘井瑞从家里拿了一把菜刀别在腰间，打车去了房山医院。他进了病房见到女婿后二话不说，操起菜刀就是一顿狂砍。菜刀像雨点一样地落在了女婿的头上、胸上、脸上。就这样，赵朝贵28岁的生命结束在妻子和岳父的菜刀下。

刘井瑞杀死赵朝贵后打车回家后拨打了110报警自首。2004年11月5日，刘井瑞、刘文秀父女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同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审判。法院经过审理后，一审判处刘井瑞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刘文秀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2、丈夫复活，跨洋过海怒告重婚妻

2004年12月15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奇特的重婚罪作出一审判决，一审判处宣告丈夫死亡与他人结婚并生下孩子的被告人王雅拘役6个月，缓刑1年。

本案的原告是被王雅“宣告死亡”的“丈夫”杨京山。38岁的杨京山为了满足妻子王雅“过上好日子”的愿望，在公派赴日研修期间滞留日本打工9年，赚取了800多万日元交给王雅。但就在他登上飞机准备回国与妻子团聚时，王雅向法院申请宣告杨京山死亡的判决书已经生效，王雅也已经与他人结婚并已经怀孕。2004年5月18日，愤怒不已的杨京山将背叛他的妻子告上了法庭。

容貌俏丽的王雅是杨京山在技校读书时候的师妹，她毕业分配到北京某大型企业时，杨京山已经是厂里的青年技术骨干。在工作接触中，杨京山喜欢上了这个懂事的小师妹，王雅也对能干的师兄心生爱慕，两个年轻人渐渐走到了一起，爱情的种子在春天发芽了。

正当他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喜事也接踵而至。由于杨京山工作出色、技术过硬，被厂里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同时确定参加北京市技术干部赴日本的研修选拔。几千人的工厂只有两个到日本研修的名额，竞争非常激烈。经过层层选拔，杨京山凭借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

赴日名单确定后，副厂长把杨京山叫到办公室说：“党组刚开完会，根据你的工作表现，厂里决定派你去日本进修一年，你认真考虑一下，领导希望你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杨京山没想到，这难得的机遇老天竟然赐给了自己。下班后他迫不及待地找到王雅，告诉她这个好消息，王雅也欣喜若狂。但杨京山觉得这一出去就是整整一年，他舍不得正跟自己如胶似漆的王雅。尽管他也知道到日本学习的机会确实非常宝贵，他也很想去日本提高自己，可是杨京山不想离开王雅。

但王雅非常坚决地支持杨京山到日本去“镀金”，她非常善解人意地说：“我也舍不得让你走，但我们都是年轻人，要为以后的发展打好基础，你应该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等着你回来。”杨京山愈发觉得这个娇小的女孩惹人疼爱，他一把将王雅搂在怀里，鼓足勇气说：“小梅，你真是太好了，我跟你结婚后再走吧。”王雅羞涩地点了点头。

1993年11月1日，为了让杨京山安心到日本进修，这对心爱的恋人牵手走上红地毯，幸福地结合了。度完蜜月后，杨京山挥别了新婚妻子漂洋过海，来到日本东京大田区工业协同会学习。

杨京山在日本的学习很紧张，最初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也略显单调。王雅每月的来信成为杨京山最大的安慰，借助书信谈谈彼此的工作和生活是杨京山感到最快乐的事情。每周六晚上九点，杨京山会准时给王雅打电话，两个人在电话中互诉思念之苦。

伴着鸿雁传书，杨京山逐渐适应了日本的生活，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正当杨京山准备回国与妻子团聚时，他却意外接到通知，由于他工作和学习业绩突出，日方决定延长研修期间一年。这件在别人眼里的好事，但杨京山却高兴不起来。他是个恋家的男人，但他又不能不服从组织的决定。

1995年5月1日，杨京山获准回国探亲10天。拥抱着久别的妻子，重逢的喜悦使两个人眼角都闪出了泪花。杨京山对王雅说：“我在日本攒了九千美元，这次都带回来了，你收着吧。这次回去还有半年多，我就可以期满回国了。我们再也不分开，生个孩子好好过一辈子。”王雅甜甜地说：“京山，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你妈，家里不用担心。你在国外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有机会我还想去日本看看呢。”假期里，两个人如胶似漆，仿佛又找回了初恋的感觉。10天很快过去了，杨京山依依不舍的再次踏上了赴日的航班。

回到日本不久，王雅来信了。杨京山看后不禁大吃一惊，在信中王雅劝说他研修期满后继续留在日本工作，多赚些钱，开创新的生活。这是杨京山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一直期盼早日回国结束这种分居生活，和王雅要个小孩，过上平静的家庭生活。杨京山深知，滞留日本不但触犯法律，而且很危险，随时会遇到日本警方盘查和遣送，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私自滞留日本将会断送自己在国内的大好前程。杨京山感到有些眩晕，这一切变化得太突然。他决定给王雅打电话，问清楚妻子让他滞留日本的原因。

我们各走各自的路

这次通话，是杨京山最痛苦的一次，他坚持按期回国，而王雅却执意让他留在日本，王雅认为他们还都年轻，现在生孩子是浪费青春，坚持让杨京山在日本创业。两人在电话上激烈争吵后不欢而散。几周后，王雅又来信了。她在信中告诉杨京山，企业目前很不景气，许多工人下岗回家，企业的产品没有销路，杨京山的职务已经让他人担任，即使杨京山回国也是前途暗淡。她再次劝说杨京山不要前功尽弃，一定要在日本谋求新的发展，并提出自己也想到日本，一边陪伴丈夫一边读书。杨京山看完信后矛盾极了，一边是悉心培养他的单位，一边是意向坚定的妻子。杨京山感到不知所措，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想到心爱的妻子态度坚决，他终于狠下心来，决定铤而走险留在日本。

1995年10月25日，是杨京山一生铭记的日子。眼看回国的日期马上到了，他给日方研修单位和同来的伙伴留下一封信，背上行囊匆匆离开了东京，从此走上了辛酸的漂泊打工路。

杨京山来到了名古屋，在一位马来西亚华裔的介绍下，找到了一份为大型超市屋顶停车场做建筑防水的工作。这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打工生活使长期从事技术工作的杨京山苦不堪言，但为了将来与妻子的幸福生活，杨京山默默忍受下来。王雅也来信鼓励他努力奋斗，很快，半年紧张繁忙的日子过去了。

1996年6月，杨京山从王雅的来信中得知，由于他滞留日本不归，厂里已经把他开除了，分配给他的房子也收了回去。王雅在信中还提出，因为没有房子住，她想在海淀区购买一套商品房，现在急需要用一笔钱交首付款。工厂的处理结果在杨京山的预料之中，但想到自己背叛了器重他的领导，原本大好的前程也随之葬送，杨京山心中一阵酸楚。事已至此，他不愿再多想，赶紧托朋友给王雅带回了55万日元。

此后，王雅来信说父亲做生意资金紧张需要周转，杨京山又将省吃俭用攒下的190万日元全部寄给了王雅。1998年，王雅说想再买一套商品房，杨京山坚决不同意，他建议把第一套房子卖了再购置新房。可是王雅告诉他原来的房子没有升值，卖掉不合适，新房定金已经交了，如果不买就不退定金。杨京山无奈，又把积攒了两年的200万日元汇给了王雅。

此时的杨京山再也不想继续在日本漂泊流浪了。没有正当身份使他受尽了屈辱和歧视，不但日本人贬低他，有签证的中国人也瞧不起他，找工作、租房子都成了不小的难题。在长期的建筑工作中，杨京山的手和脚都受过伤，几次危险作业还险些丢了性命。日本的梅雨季节潮气很大，杨京山落下了腰痛病，一到刮风下雨痛得他直不起腰来。这一切，杨京山从来没有向妻子提起过，他怕王雅会担心。

2000年下半年，杨京山给王雅写信讲述自己在日本流浪的痛楚，他告诉妻子在日本没有任何发展，他想结束打工生涯回国与王雅团聚。但王雅回信希望杨京山战胜眼前的挫折，并说自己也正在托人办理到日本留学的手续，需要一大笔保证金。杨京山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正当身份，王雅不能借助他的力量办理赴日签证，唯一可能尝试的途径是办理自保留学，这样又需要一大笔自保金。杨京山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但想到王雅如果能到日本，夫妻二人也可以早日团聚，他在日本第一次向朋友张口借了50万日元，东拼西凑了255万日元又一次寄给了王雅。

但杨京山寄钱后两个月过去了，王雅却迟迟没有消息。杨京山坐立不安，他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总是无人接听。两个月后的一天，杨京山终于找到了王雅，不料王雅一改往日的温声软语，恶狠狠地说：“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你在日本，我在北京，我们各走各自的路！”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杨京山摸不着头脑，他想不通往日柔情似水的妻子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他一次次打电话想探寻个究竟，这一下更惹恼了王雅，她在电话上警告说：“如果你再打扰我的生活，我就去骚扰你妈，让她永远不得安宁。”多病的妈妈一直是杨京山心中的牵挂，他再也不敢给王雅打电话了。但他却一直搞不明白妻子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无情。

心灵和情感永远不会“复活”！

在日本流浪的艰辛摧残着杨京山的身体，而妻子的骤然转变更使他心如刀绞。没有身份没有签证，朋友的借款一下子还不上，杨京山连当面质问妻子的机会都没有。他开始借酒浇愁，每天下班回来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才能得到暂时的解脱。他不明白自己的一片痴心，为什么没有换来最真的爱。这么多年了，他就盼着与妻子团聚的一天，而这个愿望顷刻之间化为泡影。思念亲人是杨京山精神的支柱，而今却不复存在。

2002年春节，举国欢庆举家团圆之时，杨京山更感到万念俱灰。他喝了一整天的酒，凌乱的酒瓶堆满了榻榻米，他感到浑身灼热发烫，胃里翻江倒海，却没有丝毫力气，渐渐地他昏睡了过去。醒来时，映入眼帘的是洁白的床单。原来朋友来找他，见他浑身酒气昏死在地上，连忙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酒精中毒，幸亏抢救的及时，否则很可能导致死亡。杨京山感到活着毫无意义，朋友们再也不敢让他独自在家，经常轮换着过来陪他。

杨京山无心工作，有时醉如烂泥一连几天都出不了工。2002年4月，日本公司见他精神委靡，决定换个环境派他到静冈县出差。一天，杨京山在酒馆里喝完酒回旅馆时，满嘴酒气的他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一位警察盘查杨京山的身份证时，万念俱灰的杨京山告诉警方说自己签证过期，自己在日本打工多年，现在只想回国。

一副冰冷的手铐铐在了杨京山的手腕上，他被日本警方以非法滞留的罪名起诉了。从拘留的那一刻，杨京山反倒觉得释然了。再不用躲躲闪闪四处流浪，再也不用担心拿不到签证。在日本入国管理中心他给王雅写信，告诉她自己就要回国了，但王雅一直没有回信。4个月后，杨京山被日方遣送回国。

2002年12月20日，杨京山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回北京的当天晚上，他就去找王雅，可是王雅的父母说她加班不在家。一连几天，杨京山不是打电话就是去家里找，可王雅就是避而不见。半个月后的一天，杨京山终于等来了王雅的电话，王雅说再也不想见到他了。杨京山一听心都碎了，他一直以为自己长年在国外，夫妻感情受到了影响，但只要自己回来两个人互相沟通，感情就能够弥补。杨京山心中一直惦记着王雅，而今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辛辛苦苦近十年，他一直期盼着团聚的一天，而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了。

2003年3月，杨京山无奈之下向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在法庭上，杨京山才与王雅真正见了面。但杨京山没有想到，当法官询问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时，王雅一口咬定她从1996年就跟杨京山失去了联系，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他寄来的钱，并让杨京山赔偿她青春损失费30万元。

看着这个无情的女人，杨京山在法庭上流着眼泪拿出了他精心保存的王雅的信件和汇款单据，朋友也出庭作证曾为杨京山带钱给王雅。而王雅此时又称她确实收到了一些钱，但按照杨京山的工作情况和寄钱的数额，他还应该有积蓄64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4.8万元，如果夫妻平均分配王雅应该得到22.4万元。杨京山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人变得如此贪婪，他向法官陈述他被日方遣送回国，刚刚还完朋友的借款，现在身无分文。在法庭辩论中，杨京山不想再多说什么，他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

一个月后，杨京山拿到了法院的裁决，法官依据事实和证据，判令杨京山与王雅离婚，婚前财产归杨京山所有，王雅给付杨京山人民币23万元。拿到判决，杨京山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他感到碎片般的心得到了一丝慰藉。但他没有想到，这远远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

2003年4月，王雅不服丰台区法院的离婚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提出上诉。在上诉书中，王雅令人吃惊地提到她已于2001年11月以杨京山出国后杳无音讯、去向不明为由，向法院申请宣告杨京山死亡。法院发出一年的寻人公告没有下落后，已经于2002年12月判决宣告杨京山死亡。

杨京山被法院宣告死亡的日子，恰恰是杨京山回国的日子。杨京山怎么也想不到，他深爱的妻子竟然隐瞒了他们所有的通信和电话联系，说他生死不明向法院提出宣告自己死亡。更令杨京山震惊的是，在杨京山“死亡”后不久，王雅又和一个叫赵小鹏的人结婚了。

这一切，杨京山都毫不知情。赵小鹏是何许人也？王雅怎么会和他在一起？一连串的疑问压得杨京山喘不过气来。经过多方打听，杨京山才知道，原来他出国几年后，王雅也从工厂辞职了，和别人一起开了一家餐馆。在经营中，王雅和另一个开餐馆的老板赵小鹏相识并同居。

但杨京山怎么也想不通背叛他的妻子会采用如此恶毒的手段，隐瞒真相欺骗众人，宣告丈夫死亡，又与别人结婚。而他这个“死人”还陆续寄了800万日元给妻子买房，幻想两个人过上幸福日子。

杨京山震惊之余，不能不愤怒了，他要让伤害他心灵和情感的人得到惩罚。他要“复活”，他要“活着”见到背叛之人的下场。杨京山来到法院，亲自向法院申请撤销了自己的死亡宣告。

但在离婚诉讼二审期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由于王雅已经和赵小鹏结婚，根据法律规定，即使撤销了杨京山的死亡宣告，他与王雅的婚姻关系也不能自行恢复，法院终审裁决驳回了杨京山的起诉。

杨京山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虽然“复活”了，但他和自己的合法妻子王雅却没有了夫妻关系，而此时妻子也已经怀上了别人的孩子。他翻遍了法律条文，经过多方咨询自己“离奇”的经历，杨京山认为自己与王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雅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恶意宣告他死亡以达到重婚目的已涉嫌犯罪。

2004年5月，杨京山以重婚罪自诉到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要求追究王雅的刑事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石景山法院受理此案后，关于王雅是否构成重婚罪，在法律界引起了争论。有学者认为，王雅故意隐瞒杨京山与她联系并多次汇款的事实真相，用谎言欺骗司法机关，以宣告死亡的合法形式掩盖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再婚的非法目的，这种申请宣告死亡的行为自开始无效。宣告杨京山死亡的行为无效，王雅就同时拥有了两个丈夫杨京山和赵小鹏，这必将把她送上重婚罪的被告席。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王雅很可能受到“高人”的指点，她的行为就是钻法律漏洞的“擦边球”。在我国《民法通则》宣告失踪和死亡一节中，没有规定宣告死亡无效的情形。只是规定了被宣告死亡人重新出现，经过本人申请可以撤销死亡宣告。但死亡宣告撤销后，如果他的配偶已经再次结婚，即使再婚后又离婚也不能恢复原来的夫妻关系。就此案而言，杨京山回国撤销了自己的死亡宣告，但王媛已经和赵小鹏结婚，因此杨京山与王雅的夫妻关系不能自行恢复，相反王雅和赵小鹏的婚姻却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杨京山无法以配偶的身份起诉王雅离婚，王雅再婚的行为也不构成重婚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七条：被宣告死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则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

生活是变幻莫测的，而法律总是机械的条文，它永远无法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让杨京山感到慰藉的是，法院给了他一个公正的裁决，法院考虑到王雅尚在哺乳期内，一审判处王雅拘役6个月，缓刑1年。同时判定王雅与赵小鹏的婚姻无效。

杨京山虽然“复活”了，但他饱受创伤的心灵和情感却永远不会“复活”！

3、疯狂抢掠，站街小姐闹市钓金龟

“站街小姐”这个词汇已经被我们所熟悉，为性而性，为钱而性，全然不顾道德和责任，已经是我们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但毕竟这是道德沦丧的一种表现，所以很多人在找小姐时不敢太张狂，有种小猫偷腥的感觉，即使被人敲诈也不敢轻易报警，这就给一些不法之徒提供了犯罪空间。本案中4个来自东北的年轻人就是利用嫖客这种复杂心理，采用站街小姐钓金龟的方式，引诱有头有脸的嫖客上当，在北京大肆抢掠财物。嫖妓似乎是阻挡不了的大趋势，本文算是个侧面提醒吧。

杨军和杨晖是亲哥俩，按照“行话”说，他们是“鸡头”。而张静和张鸿是这哥俩的女朋友，张静同时又是站街小姐。他们合谋在北京街头以出卖色相为诱饵，勾引嫖客到他们预设的地点进行抢劫。仅仅涉及本案的4次抢劫，他们就抢得财物11万元。而被抢劫的人中，有经理老板，有外籍华人，甚至还有级别不低的机关干部。2003年4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抢劫罪判处杨军、杨晖有期徒刑15年，以抢劫罪分别判处张静有期徒刑8年、张鸿有期徒刑6年。

31岁的杨军是黑龙江省密山市人，他初中毕业后便闲居在家，整天无所事事，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他却一心想挣大钱。

2000年的春天，杨军到北京看望一个卖古玩的朋友。一日晚饭后，二人兴起，朋友便带他到昆仑饭店的大街上去找小姐玩玩。到那儿后，杨军发现大街上站着许多小姐，个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而每个小姐后面还跟着一个男人，他知道这就是带小姐的“鸡头”。小姐站在大街上，当有嫖客相中某人后，便与之谈价钱，谈好后就将小姐带走，而把钱交到鸡头的手里。正为生计发愁的杨军，见状不禁窍门大开，认为这是一条很不错的生财之道，暗自决定以后若有机会一定到北京来带小姐赚钱。此意既生，他便一直念念不忘。

2001年3月，杨军在密山市歌厅认识了一个叫冬冬的小姐，不久即开始同居。杨军的目的很明确，时机一到就想方设法鼓动冬冬跟自己到北京赚大钱。大约一个月后，他告诉冬冬北京有一条街特别好，站在大街上就能拉到生意，一天能赚一千多，还挺安全，也没什么人管。一听有大钱可赚，冬冬很快就同意了，4月份就跟着杨军来到了北京。

二人到北京后在朝阳区租了房子，然后杨军就带着冬冬去新源里的一条街上站街拉客。杨军从此开始了生财有道的“鸡头”生涯。

冬冬身材苗条又很有姿色，一开始他们的生意很不错。但靠自己单枪匹马干仍觉来钱太慢，杨军和冬冬很快又找来了两个小姐一起干。后来杨军在站街的时候又认识了另一个鸡头，两人便合在一起干，两个鸡头手头上有四五个小姐，生意做得很是红火。

杨军觉得这个生意不错，自己可不能吃独食，便将弟弟杨晖也拉进来。杨军对弟弟极力渲染在北京站街当鸡头特别好赚钱，令弟弟羡慕不已。杨晖也是无业人员，一听说有这么好赚钱的差事，立马动了心。2001年10月7日，杨晖从老家带了一个小姐到了北京与哥哥会合。

杨军在老家密山认识了一个叫张鸿的女孩，同居后杨军便带她到北京，但杨军不让张鸿出去站街卖淫，张鸿却在感情的驱使下为杨军窝藏赃物，对杨军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视而不见，不仅没有规劝反而逐步沦为帮凶，令人扼腕叹息。而杨晖的女友张静则甘当马前卒，为了“爱情”充当钓金龟的诱饵，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年仅22岁的张静，是黑龙江鸡西市的无业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却生得颇有几分姿色，她的男友杨晖屡次利用她为诱饵，引诱嫖客上当，然后趁机打劫，多次得手。

2001年12月，杨晖在密山市的迪厅里认识了张静，交往一个星期后，杨晖便骗张静说自己在北京开了一个花店，一个人很孤单，想找一个女朋友做伴，认识张静以后，发现自己很喜欢她，就想带她去北京做自己的女朋友，并且帮着照看花店。天真无知的女孩张静沉浸在臆想的幸福中，哪里会料到面前这个柔情脉脉的意中人，不过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一双黑手正在将她拉下罪恶的深渊。

哑巴吃黄连

被感情冲昏了头脑的张静便跟着杨晖上了南下北京的火车。在火车上，不知杨晖是良心发现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他向张静说了实话：“我在北京没有花店，我骗了你，我不是一个好人，我是在北京带小姐挣钱的。”此时的张静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还以为他在和自己开玩笑，也没放在心上。当时杨晖为了让她放心，还信誓旦旦地安慰她说：“即使你去接客，我也会对你好的。”

到北京之后，为了维护她和杨晖的爱情，不辨是非善恶的无知女孩张静便听任杨晖的指使，开始在新源里一带的大街上站街卖淫，每接客一次200元人民币。至案发时，她已接待过十几位客人，但钱却都被杨晖拿走了。

刚开始，杨军兄弟还没有想到要抢嫖客的钱，后来和别的鸡头站街聊天时，常听说某某人用手头上的小姐将嫖客钓到某地后抢劫一空。兄弟俩便动了心，认为这比站街强多了，不用费太大的事，就能弄到不少钱。经过密谋后，杨军初试身手，伙同另一个鸡头抢了一个嫖客，得手三四千元和一部手机。这是杨军第一次抢劫嫖客，弟弟杨晖带来张静以后，尝到甜头的兄弟俩便想用她来钓金龟。

于是杨晖开始做张静的工作：“这么接客赚钱太慢了，要往家里钓客人，然后我们过去抢客人的钱，这样来钱快。”张静听了后，良知告诉她这样做不行，便没有同意。但杨晖坚持要这么干，并信誓旦旦地说：“就尝试这一次。”张静没有说话，表示默认了。谁知兄弟俩尝到甜头后，一发而不可收，多次利用她抢劫嫖客，张静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刘帆是北京某大公司的总经理，许伟是他公司的业务经理，而杨天则是一位年近半百的机关干部。刘帆和杨天既有业务上的合作，私底下也是朋友。2001年11月27日晚，刘帆约二人前往长安街的某个饭店吃饭。

刘帆风流成性，经常在外面与小姐鬼混。当晚吃饭的过程中，刘帆多次问杨天饭后是不是安排什么活动，都被杨天谢绝了。杨天明白他所说的“活动”就是唱歌、洗澡、找小姐一类的事，他想自己身为机关干部，应该保持形象，这些事对自己来说不太合适。

酒桌上推杯换盏你来我往，大家都喝得有点多了，此时杨天已经醉眼蒙眬。快8点时，刘帆和鸡头杨军取得了联系，让他准备三四个小姐，二人约好在朝阳区某路口拐弯处见面。杨军一听有老板和机关干部来找小姐，认为是个抢劫的好机会，就让一个小姐将他们3人带到附近居民楼里的一个两居室里。

因为只有一个小姐，刘帆和许伟要求再找一个小姐来。正当刘帆、许伟等得不耐烦地催问其他小姐怎么还不到时，杨军、杨晖等人手持刀棍冲了进去，嘴里叫喊着：“不许乱看！”杨晖挥舞着手中的水果刀吓唬刘帆，刘帆用手一挡，右手虎口被扎伤。杨晖随即把刘帆逼到床上按住，用刀威胁着让他交出钱包和手机。3人被暴打一顿后，刘帆和许伟被轰进了大屋。杨军等人逼他们脱光衣服，趴在床上，不许抬头看，稍有不从便棍棒伺候。杨军他们便开始在脱下来的衣服里翻寻手机和钱包。这一次，杨军兄弟共抢了5部手机，现金近2万元，还有许伟的一张牡丹灵通卡，并逼他说出密码，分两次取走了9000元。

第二天早上，杨军等人威胁他们不许报案，并且拿走了杨天的工作证，临走前，他们将刘帆、许伟、杨天三人分别用透明胶带、电线和破布条捆住手脚，蒙祝韩眼和嘴，然后悄悄地离开了作案现场。

刘帆三人等了一会，见没有动静了，便自己挣开了捆绑。到了楼下，见他们的本田车还在，轮胎却被放了气。三人只好打车离开。

事后，刘帆因受伤而住院治疗后，向公安机关报案。

34岁的新西兰籍华人王海是某跨国公司的老总，独自一人在北京生活，家里人都在新西兰。耐不住寂寞的他本想找个小姐快活一下，结果他撞到了杨军一伙的手上，不但没有干成自己想干的美事，反而被打劫了，又不敢报案，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你打死我吧

2002年1月3日晚10点半左右，王海和朋友吃完饭后，独自一个人开着墨绿色的捷达车到处溜达，想找一个酒吧或歌厅玩。当他开车来到新源里华都饭店附近的马路上时，大街上有许多女孩向他招手，他知道这些都是站街卖淫的小姐。王海的心痒起来了，心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找个小姐快活一下。于是他便将车停在一个向他招手的小姐身旁，这个小姐就是张静，她过来敲了敲车窗。王海摇下车窗，张静便问：“先生，要小姐吗？”

王海当即问价：“多少钱？”

张静也很干脆：“200元，先生得先付钱。”

王海听后说：“不用了吧，等完事了我会给你钱。”

当时，杨晖就站在张静身后，张静便征求他的意见，杨晖同意了，并让张静把王海引到她的住处。张静随后就上了王海的捷达车，临走前杨晖还笑着对王海说：“等完事后别忘了给小姐小费啊。”王海不耐烦了，扔下一句：“不用你管了！”捷达绝尘而去，开往张静的住处，王海当然不知道，这个地方其实是杨晖租的。

杨晖马上给哥哥杨军打电话说张静领了一个人回家了。杨军马上与弟弟会合，准备实施抢劫。

且说张静领着王海来到她的住处，二人进屋后，王海刚脱完裤子，杨军和杨晖就打开了门冲进了卧室——

兄弟二人手中各拿着一把长约35厘米的水果刀，杨晖手中还拿着一根木棒。杨军用刀架在王海的脖子上，让他坐在地上，问他是哪里人干什么的，王海没有回答。杨晖就在一边守着。杨军一直问王海这个问题，王海就是不开口。

后来王海架不住这两兄弟的威逼，终于开口问道：“你们要怎么样？”

杨军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两个缺钱花了，要回家过年，算你倒霉落入我哥俩的手，你看该怎么办？”

王海说：“我能怎么办？你们在逼我。”

当时王海的外衣放在椅子上了，杨晖便去翻他的衣服，从外衣兜里翻出钱包和手机，王海钱包里的现金有2500元左右，他们认为不够。然后这哥俩用电线把王海的手脚捆了起来，又从钱包里翻出一些卡，便问他中国银行借记卡的密码。杨军用小匕首顶着王海的咽喉，逼王海说出密码。杨军马上到丽都饭店大堂的柜员机上取走了5000元，又返回到花家地和杨晖一起看着王海。在这个过程中，杨军把密码忘了，就又问王海。但王海已打定主意无论如何再也不说了，杨军失去了耐心，拿起棍子打他，王海仍然挺着不说，嘴里叫着：“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杨军一看这人还挺棘手的，软硬不吃，没办法只好自己拿了王海的身份证出去查密码，他料想王海跑不掉，就回到自己租的房子睡觉去了，让杨晖一个人看着他。

早上七点多时，杨军将王海的卡交给张鸿，让她去把卡里的19000元钱取出来。取钱后，杨军威胁他不许报案。王海答应下，杨军他们走后，王海便挣开捆绑的电线，开车离去。杨军和杨晖此次共抢得现金2.5万元，三星手机一部，长城借记卡一张。

可怜身为跨国企业老总的外籍华人王海有苦难言，没有报案。

就在杨军兄弟抢劫王海的时候，一张大网已经悄悄撒向了他们。公安机关接到刘帆的报案后，立即开始了侦破工作。就在他们抢劫王海后的第四天，北京警方将杨军、杨晖、张鸿、张静等人一并抓获。经查明，杨军一伙共实施四次抢劫行为，抢得价值人民币11万多元的财物，数额巨大，情节恶劣，已构成抢劫罪。

本案中，四名案犯都是无业人员，接受的教育也不多，最高学历仅为初中，法制意识极其淡薄。而两名女犯也许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在感情这层温暖的外衣下，她们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逐步成为帮凶，确实令人哀叹她们的愚昧无知。

如今社会上的无业人员还很多，加强对社会这一群体的引导教育，增强其法制意识，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对于那些受害者，从道德情感来说，有人会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自作自受。受害人因其嫖娼的行为已属违法，故被抢劫后也不敢声张，导致罪犯越发没有顾忌肆意作案。这一方面也反映出当今社会上的某些道德沦丧的行为贻害甚广。人的本质是社会性，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应该对社会、家庭、自己负责。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不懂得如何引导控制，必将招致祸害。在这个越来越世俗功利的社会里，希望本案能起到它应有的警戒作用。

4、以德报怨，被骗富姐倾情救保姆

2003年11月19日上午10时，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一场特殊的公诉案正在进行：经过法庭调查和庭辩，主审法官马瑛当庭进行了宣判：被告人张春莲利用在被害人家中做家政服务之便，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占有公民的财产，其行为触犯了刑律，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张春莲案发后以及当庭认罪态度较好，所窃款物均已起获发还被害人及被害人对其已表示谅解的情节，故对被告人张春莲所犯盗窃罪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以盗窃罪判处张春莲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罚金人民币1万元。

宣读完一审判决书，法官当即询问被告人是否上诉。此时，站在被告席前的张春莲早已是泪流满面，她不住地摇着头说：“柳姐，我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呵！”就在离张春莲不远的旁听席上，一位怀抱着张春莲幼女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地对张春莲喊：“闺女，你要上诉，一定要上诉，我和柳姐都会帮你的。”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就是受害人柳静如（化名）的母亲，而老人所说的柳姐正是被张春莲盗走10余万现金的受害者柳静如。

一个被害人何以会这般动情地出现在法庭上，而且还要不遗余力地为一个伤害了自己的小保姆上诉呢？记者就此案的特殊性采访了有关当事人，一个鲜为人知的人间真情故事因此浮出水面——

柳静如是一个典型的成功女性，从一所名牌大学的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以后，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年仅30的她创立了一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时至今日，拥有了亿万身家的柳静如绝对是京城地产行业一个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

1997年春节前夕，柳静如家原来雇用的保姆辞职回老家结婚，此时恰巧邻近年关，公司的业务极其繁忙，柳静如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她只好四处托朋友赶紧帮忙物色一个保姆，她对朋友说：“就一个条件，只要人老实就行。”

柳静如的朋友当即从北京一家政服务公司把当时只有18岁的张春莲带到柳静如面前。胖乎乎的张春莲一脸憨厚，她15岁就离开河南省确山县老家到北京打工，到柳静如家之前先后在好几家做过保姆。张春莲手脚麻利，做饭速度很快，这让办事讲究效率的柳静如十分欣赏。

因为柳静如不跟父母住在一起，在柳静如的豪华别墅里，张春莲便成了她每天接触的最亲密的人。刚开始的时候，张春莲还叫柳静如阿姨，时间久了，柳静如就把张春莲当作亲姐妹看待，她甚至要求张春莲改口与自己姐妹相称。善良的柳静如对张春莲特别放心，家里买菜和买东西的钱，都由张春莲随拿随用，柳静如从不过问。后来她又把张春莲的工资从500元提高到700元，每年过春节还要给张春莲发1000元奖金。平时，只要知道张春莲老家有什么困难，柳静如更是毫不吝惜地三百、五百的拿给张春莲。在张春莲眼里，柳姐之所以大方，是因为她有钱。尤其是柳静如对她的信任，让张春莲渐渐没有了做保姆应该遵守的职业道德。

2002年8月14日晚上，柳静如跟妹妹一起在公司里工作到深夜才回家。为给表妹拿一条毛巾被，柳静如走到另一间卧室。当她推开房门的时候，突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卧室的床上一男一女正相拥而卧。柳静如仔细一看，竟然是张春莲和一个矮胖的陌生青年男子。出于恐惧和本能，柳静如一口气跑上楼叫来了妹妹，这时外面的响动也惊醒了梦中的张春莲和那个男子。

柳静如将张春莲叫到卧室外面问：“春莲，那男的是什么人？”

“是我男朋友吴六周。”张春莲怯生生地回答。

“你带个男的回家，怎么也不说一声？”柳静如有点生气。

“我男朋友刚从广州过来，没地方住，先在这里借住两天。”一听张春莲说是她老家来的男朋友，柳静如稍稍松了一口气。但偌大的一栋别墅里只有3个单身女子，突然住进来一个陌生男子，柳静如还是觉得不妥。随即她拿出一些钱对张春莲说：“你们晚上先到外面住旅社吧，别的明天再说。”

张春莲脸色有些阴沉，她没接柳静如的钱，回到自己房里拿起钱包，一言不发和男友吴六周出去了。张春莲走后，柳静如和妹妹进到房间去找毛巾被。家里平时都是张春莲在打理，柳静如很少来这个房间，也不知道毛巾被放在什么地方。她和妹妹在找毛巾被的时候，无意中踢开了床下的一个鞋盒子，鞋盒子一下子散开，眼前的一切让柳静如瞠目结舌：几十张美元散落了一地。

接着，她们又发现床垫下和被子里各有一个信封，一个装着人民币10000元，另一个1000元；床下的一个已经打好的包裹里还有柳静如以前用过的手机、化妆品、钱包、笔记本、太阳镜，甚至还有10000多元港币，而且都是1000元面值的，这种大额面值的港币在大陆极其少见，至少不可能是张春莲的东西。更让柳静如惊愕的是，在包裹里还有两个建行的存折，一个存有10万元人民币，另一个有3000多美元……“她哪来这么多钱啊？”表妹疑惑地问。这时，柳静如回想起了此前的一幕一幕。

前不久，柳静如从公司领了工资5000元，放在手包里准备晚上应酬，回家洗澡的时候把包挂在客厅里，晚饭结账时却发现包里只剩下2000元了，弄得自己在客户面前很尴尬。随着记忆越来越清晰，柳静如如梦初醒，这两年，柳静如经常发现自己身上的钱，几天就莫名其妙地减少了。她一直以为是自己忙乱之中记错了，从来没往张春莲身上怀疑。在柳静如眼里，张春莲始终是一个淳朴的乡下女孩，尤其是自己平时在经济上并没有太多地限制她，她做梦都没有想到张春莲会做出这样的事。可眼前的事实却不得不让柳静如感到震惊，尤其是看到这1万多元港币，突然让柳静如想起来不久前从香港回来后，曾经有一笔港币不翼而飞……

“报警吧，姐。”表妹在一旁焦急地说。柳静如犹豫了，她真不愿相信这些钱就是张春莲拿的。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她都生怕自己误会了张春莲。

天亮之后，柳静如给在海淀分局当警察的表弟打了个电话，把情况简单告诉了表弟，让他来看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凭着职业的警觉，表弟认为张春莲有盗窃的嫌疑，让柳静如立即报警。但柳静如坚决反对说：“先弄清楚情况再说，别着急报警。”

这时，张春莲从外面打来电话，口气中明显带着不高兴：“姐，我男朋友不想让我在你这里干了，我们半年前就在河南老家订了婚，我要跟我男朋友去广州，你把我这个月的工资结了，一会儿我回家取完东西就走。”这个消息更让柳静如吃惊了，张春莲半年前订婚怎么会不告诉自己呢？难道她真的是像表弟预料的准备开溜了吗？

柳静如决定找张春莲当面问个明白。她依旧很随意地在电话里对张春莲说：“春莲，你赶紧回家来吧，有什么事情回家再说。”张春莲一脸怨气地回到家中。在客厅里，柳静如关切地询问张春莲男朋友的情况。这时候柳静如才知道，张春莲半年前说自己的母亲病重要回老家一趟，柳静如还给张春莲拿了2000块钱，嘱咐她一定带母亲到大医院去看病，没想到张春莲是回家办喜事去了。张春莲解释说，回家结婚是突然的事情，怕柳静如知道自己结婚了就不用自己当保姆了，所以就没有告诉她。柳静如说：“傻妹妹，姐姐怎么会让你走呢？你别走了，我找人给你男朋友找个工作。”

正当柳静如在楼下苦苦劝说挽留张春莲时，柳静如的表弟在楼上已经拨打了“110”报警。闻讯而动的警察很快就将张春莲带到了公安局。在大量事实面前，张春莲如实交代了盗窃柳静如财物的事。据张春莲交代，2001年春节她回老家，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广东打工的同乡吴六周。吴六周听张春莲吹嘘自己在北京的一个亿万富姐家做家政服务，几年已经攒下了几万块钱。心怀叵测的吴六周一听张春莲这样说，很快与张春莲订婚了。随后，在吴六周的暗示下，张春莲开始一次次将黑手伸向自己的主人。刚开始，面对吴六周的怂恿，张春莲也有些犹豫，她说：“我姐对我那么好，我可不能昧着良心拿她的钱！”吴六周说：“咱们结婚需要钱吧，下一步还要盖房子，你妈妈的病也需要钱治疗，光靠咱们卖苦力永远出不了头。你那么傻，你就是自己拿个三百二百的，你们家主人也发现不了啊！”

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

吴六周的话触动了涉世未深的张春莲。张春莲回北京后，吴六周也随着张春莲来到北京打工，在他们瞒着柳静如偷偷约会的时候，吴六周多次催促张春莲动手。一次，张春莲在洗衣服时，发现柳静如的衣服口袋里有1.4万元港币，张春莲就把这些钱收了起来，她怕柳静如问起这些钱，就搁在自己的房间里，等了很多天，柳静如一直没有过问。直到2002年4月，张春莲才到银行开了个户，放心大胆地把钱存到了银行。

也许是第一次得手太顺利，张春莲的胆子越来越大。仅仅在4月到7月间，她就在银行分4笔存储了人民币10多万元。此后，张春莲隔三差五地从柳静如的口袋和手提包里拿钱。这一切，柳静如都蒙在鼓里。

柳静如陪着张春莲一同到公安机关，一路上她还在不停地对张春莲说：“你可不能瞎说，自己没有做的事千万别乱说。”当从张春莲口中亲口听到这些事实时，柳静如失望了，一种真诚被人扭曲的痛苦让她感到十分难过。考虑到张春莲毕竟跟自己一起生活了5年多，柳静如恳请警方能够从轻处理张春莲，柳静如对警察说：“只要追回被盗赃款，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对她进行一些批评教育就行了。”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张春莲盗窃10余万元的行为属于重大盗窃案件。在法律面前，柳静如的善良已经无法让张春莲逃避惩戒。更让柳静如没有想到的是，张春莲被刑事拘留后不久，经民航总医院检查，她已经怀有4个月的身孕。而那个指使张春莲盗窃主人财物的吴六周，也就是孩子的父亲，在听说张春莲被拘捕之后，早已逃之夭夭。听到这个消息，柳静如再次找到公安机关，希望从轻处罚张春莲，并积极为她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2002年8月30日，张春莲被拘留13天后取得取保候审资格。在办理取保手续那天，柳静如托人转告张春莲，请她好自为之，说她们以后最好不要再见面了。没想到，随后的一个电话又一次让这个在商场上驰骋风云的铁女人心软了。

电话那边的声音很嘈杂，张春莲哭着说：“姐姐，我对不起你，我不是有意要拿你的钱的，是我骗了你，都是我男朋友叫我这样做的，他希望我能有很多很多的钱。我现在被放出来了，我打算回老家去。”仅仅是一瞬间，柳静如似乎已经忘记了对方是一个刚刚伤害过自己的人，女性特有的善良让她突然产生了留住张春莲的念头，她焦急地问：“你在哪里？赶紧回家来，有什么事情回家来再商量，你别着急，出来了就什么都好了。”

“我在西客站，我已经买了回老家的火车票。姐姐，我现在没脸见你了……”柳静如还没来得及说话，张春莲就把电话撂了。柳静如立即通知公司财务总监拿1万元现金，叫上司机直奔西客站。等找到张春莲刚才打电话的公用电话亭，早已经看不到张春莲的影子。柳静如找遍了西客站也没有找到张春莲。她若有所失地回到了公司。

柳静如知道，张春莲是真的走了，那一瞬间，她突然很自责。直到今天，柳静如也无法说清楚自己的真实感受，作为受害者，她是有足够的理由去恨那个女孩的，可不知为什么，她恨不起来，尤其是知道张春莲身怀有孕后，女人所特有的母性让她对张春莲更多了几分牵挂。

几天后，警方在调查核实之后，把张春莲盗窃的赃款10多万元退给了柳静如。拿着这10多万元钱，柳静如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自然而然想到了回到河南老家的张春莲：突然遇到这样的事情，张春莲会不会受到家人和亲友的冷遇？吴六周跑掉之后回来了吗？尤其让柳静如不安的是，在张春莲的问题上，她自认自己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假如当初自己没那么大意，假如事前有些察觉，张春莲也不至于越陷越深。

柳静如觉得眼下只有自己才能帮得了张春莲，至少可以让她在经济上不太窘迫，她立即吩咐助理按照张春莲老家的地址给她邮寄了1万元钱。一周之后，张春莲从河南打来电话，告诉柳静如钱已经收到了，张春莲在电话上感激涕零地说：“姐姐，你是我的恩人啊，你对我这么好，我下辈子当牛做马也要报答你。”柳静如说：“什么也别说了，你好好保重自己，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

2003年春天，柳静如屈指一算，张春莲的孩子应该满月了，她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张春莲所在村委会的电话。一听到柳静如的声音，张春莲哇地一声在电话那边哭了。柳静如觉得有些意外，按说此时的张春莲已经做了母亲，她应该高兴才对。柳静如赶忙询问她现在的生活状况，张春莲在电话里支支吾吾，欲言又止。

柳静如说“有什么困难都跟姐姐说，我会帮你的。”

“可我没脸见你呀，姐姐……”张春莲在抽泣声中挂断了电话。柳静如再打过去时，那边一直都是占线的声音。

柳静如知道张春莲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她找来了在自己公司工作的张春莲的老乡陈红，想从侧面了解张春莲的情况。原来张春莲在北京盗窃的事情早已在老家传得沸沸扬扬，这几个月她一直是在别人的唾沫星子里过来的。以前张春莲回老家时，亲友们都把她当作城里人高接远送。但自从出了那事后，家乡人不再答理她。尤其是吴六周音信杳无后，张春莲在村民眼里成了被丈夫抛弃了的女人，婆家的人根本就不认她这个儿媳妇。无奈之下她回到娘家居住，但父母也不谅解她。最可怜的是自己在即将临产时，按照当地的风俗，嫁出去的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否则会给家人带来晦气。张春莲只好躲到了村边早已废弃的一间破房子里，在料峭寒风里生下了一个女婴。让张春莲没有想到的是，孩子生下来就是残疾，她的一条腿一直不能动弹。

听完陈红的讲述，柳静如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柳静如让陈红想法转告张春莲，让她带着孩子来北京吧，想方设法先把孩子的病治好，不能让孩子留下终生残疾！并告诉她不用担心孩子的治疗费用。

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柳静如多次安排公司到广州出差的人员打听吴六周的下落，以便规劝吴六周回河南老家照顾妻子，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但柳静如万万没有想到，2003年8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张春莲涉嫌盗窃罪向朝阳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03年9月25日，朝阳区检察院以张春莲涉嫌盗窃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作为案件的当事人，柳静如也得到了庭审通知。

主审本案的是朝阳区人民法院高级法官马瑛审判长。因为多次审理保姆盗窃案件，马瑛法官知道，大多雇主都不会原谅盗窃财物的保姆，除了提出要严惩其刑事犯罪外，有的甚至还提出高额民事赔偿。而马瑛法官在通知张春莲前来法院接受审判时，正是张春莲的河南老家洪水泛滥期间，当张春莲转乘4次车船抱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来北京时，毫无法律意识的她竟然乞求法官马瑛：“阿姨，我们家穷，我东取西借只带了300块钱，连旅馆都不敢住，还带着个孩子，您能不能快点审，我好早点儿回家？”

按照有关程序，马瑛法官约见了受害人柳静如。令马瑛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刚刚介绍完张春莲的情况，柳静如当即拿出1万元来，第一句话竟然是：“她在哪儿，她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帮助她。”

做了多少年的法官，也办了数不清的案件，但对于这样的受害者，马瑛感到非常意外。她将信将疑地对柳静如说：“你把电话先留下，张春莲现在住在一个建筑工地的老乡那里，等我们找到她再说好不好？”

柳静如似乎看出了马瑛的怀疑，她真诚地说：“马法官，按说我应该恨她，我也确实非常气愤，但她经过这么多磨难，上天已经惩罚她了。她的行为只是给我带来了危害，而对社会的危害并不是很大。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我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请求法院不要再对她进行任何的处理了。”

马瑛法官被柳静如的话语深深打动了，她说：“您这样为一个曾经伤害过您的人说话，我非常感动，作为被害人，您只要自己提出不予追究，我们在审判时会适当考虑您的请求。这样吧，现在给她这么大一笔钱，她拿着在建筑工地上也不安全，等宣判后你再给她，好不好？”

你的大义让我感动

“好吧！”听马瑛法官这样说，柳静如爽快地答应了。回到家，她连夜给马瑛法官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再度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在信中，柳静如写道：我请求法庭对张春莲宽大处理，不再判刑收监，让她认识到自己的罪过，用忏悔之心去很好地教育她的孩子，支撑家庭，用辛勤劳动洗刷罪恶与耻辱，悔过自新，同时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来，这样也达到了法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我愿意从经济上资助她重新站立起来，请法庭、法官认真考虑我的请求。

第二天一大早，柳静如专程赶到法院，把这封信交给了马瑛法官。随后她立即叫来公司的法律顾问张律师咨询，张律师告诉她，如果张春莲的盗窃罪成立，可能会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柳静如沉默了片刻后对张律师说：“张律师，请你现在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全力以赴帮助张春莲打好这个官司，一定要争取到最佳结果！”

这时候已经是10月末了，突如其来的第一场大雪使北京的初冬寒气袭人。虽然柳静如知道张春莲正带着孩子住在丰台区一个建筑工地，但为了不打搅她，柳静如没有去找她。她到超市购买了奶粉、奶瓶等一大堆小孩子的生活用品，托母亲送给张春莲和孩子。

柳妈妈曾是一名制造飞机的高级工程师，她非常支持女儿的行为。老人提着两大袋子衣服和奶粉、奶瓶，在丰台区打听了半个下午，才在一家工地漏风的工棚里找到了张春莲母女。见到浑身霜雪的老人来给自己送东西，张春莲双手抓扯着自己的头发拼命地喊：“我真是罪该万死，我不是人哪！”

2003年10月23日上午，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张春莲盗窃案。经过审理，法庭于11月19日进行了宣判。以盗窃罪判处张春莲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罚金人民币1万元。张春莲一脸漠然，她没有想到自己一时的贪念会换来10年的牢狱之苦。判决结束后，柳静如的妈妈从兜里掏出1万元现金，交给了张春莲。一个受害者为伤害了自己的人交付罚金，这样的情景令在场的所有人动容。根据法律，张春莲在哺育期间，还可以取保候审一段时间照料孩子。在办理了取保候审之后，张春莲带着孩子匆匆回了河南老家。含泪送别张春莲时，柳静如委托自己的妈妈转告张春莲说：“你安心回老家养育孩子，上诉的事情我来办，你放心吧。”

这个判决结果是柳静如始料不及的，她再次找到马瑛法官询问，马瑛说：“作为女人，我对你的举动非常感动。可作为法官，我必须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按照法律规定办案，而且这个结果已经充分考虑到了你的请求。”听马瑛这样说，柳静如有些着急了：“马法官，我知道，从法律的角度您这样判决没有错，可是如果这样判了，张春莲的一生都毁了，她已经有了孩子，如果她去服刑，她的孩子就可能会成为弃婴，就会给社会带来负担。与其让社会负担，不如让张春莲自己来承担，法律的判决也是讲求最佳社会效果的，您看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补救，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救救张春莲和她的孩子……”

马瑛被柳静如的真情深深打动了，她眼含热泪说：“你的大义让我感动，张春莲可以行使自己的上诉权利，争取上级法院能够改判。说实话，作为法官我不希望上级法院改判我办过的案子，我10多年来办了1000多件案子，很少被改判过，而且是二审时证据发生变化才改判。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再写成材料，我可以一并移送到上级法院，这样也许会对张春莲更有利。”

“谢谢你！”柳静如含泪连声道谢。

“不必谢我，是你的大义和善良打动了我。”马瑛伸出了双手，两个同样善良的女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张春莲返回河南老家后，柳静如和张律师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成了张春莲的委托代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代理人，柳静如尽自己的努力，请求法院对张春莲减刑或者免刑。2003年12月10日，柳静如委托律师向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状。在大雪飘飞的北京城，亿万富姐柳静如仍在为伤害过自己的小保姆张春莲奔走呼吁着。

二审法院经过慎重的考量，认为一审法院已经考虑了柳静如的请求，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就在2004年3月8日妇女节这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得知终审判决结果后，柳静如无言地低下了头，她的眼里泪如泉涌。

张春莲盗窃案带给柳静如无疑是很大的痛。张春莲曾经说过，10万元在柳静如手里不算个钱，但在我手里，我就是全村最富的人。这就是张春莲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借口。还有另一种现象是，在张春莲拿着偷来的钱衣锦还乡回到老家“挥金如土”时，乡亲们和她的亲友们的眼光是羡慕的，也没有人去追问她的钱是哪里来的，但当她被拘留后一贫如洗回到老家，男友抛弃她，父母不理她，甚至生孩子也要生在荒郊野外，这是多么大的反差？金钱的魔力难道可以超越亲情？我们在为柳静如的善良和大义感动的同时，还应该思考一下张春莲的犯罪根源，这其实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重大的道德教育问题，面对金钱，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价值取向，这是个老问题，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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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薄薄发票，把苦命鸳鸯送入法网

这是一场令人扼腕叹息的庭审。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面对两名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嫌疑人，法官的口吻也不像以往那样凌厉，法官甚至两次提醒公诉人向法庭提交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而公诉人也多次列举有利证据提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在庭审过程中，旁听席上不时传出唏嘘的叹息声。

被告人钱楠樱和范炜是一对苦命情侣。北京郊区的农家女钱楠樱和从北大荒回京的知青子女范炜相爱后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他们从批发市场购进服装，然后加价30％供货给超市。因为超市进货时需要增值税发票，但他们进货时却没有增值税发票，为了牟利，他们先后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1000多万元，逃税百余万元。

尽管很多人从个人情感上给这对苦命鸳鸯以同情，但国法无情不容亵渎。2004年5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一审判处钱楠樱有期徒刑15年，罚金30万元，范炜有期徒刑9年，罚金15万元。

1971年4月，钱楠樱出生在北京市房山区一个农民家庭。她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她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因为家里穷，哥哥姐姐们都是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回家务农。钱楠樱5岁时，父亲病情恶化，花光了家里的钱也没治好。父亲撒手归西，对于这个本来就困难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虽然家里异常困难，但母亲还是把钱楠樱送到了学校。钱楠樱总算没有让母亲失望，从小学、初中到高中，钱楠樱不仅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乖孩子，而且一直成绩都很优秀，考试成绩总是排在班里的前几名。

但最令母亲发愁的是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钱楠樱上高中时，为了给孩子交学费，年高体弱的母亲不得不到建筑工地上去打小工。

1989年9月初的一天，钱楠樱从学校回家找母亲要钱交学费，到家后听邻居说母亲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就只好到工地上去找。

天天上学的她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到建筑工地上来。那是一个怎样的工地呀！数不清的钢管就像丛林的枝条一样包裹着几座水泥建成的庞然大物，一架架塔吊像巨人似的伸着长长的手臂不停地挥动着，几堆叫不上名字的机器像怪物一般轰轰地叫着，其中还夹杂着时断时续刺耳的敲击声，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像一群游虫似的穿梭其间，一个个都汗流浃背，衣衫透湿。

钱楠樱在纷乱的工地上忽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不远处母亲正在和一个男人抬着一袋水泥往一辆车上装，身上满是汗水和泥灰，几乎让人都认不出来。已经年过60岁的母亲弓腰塌背，力不从心。突然，母亲一不小心，手一滑，水泥袋子掉在地上摔开了，水泥撒了一地，母亲也随着惯性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钱楠樱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这时，只见一个工头模样的人冲了过去，母亲一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向那人解释着什么，但见那人冲着母亲不停地大喊大叫。此刻，钱楠樱的眼泪止不住哗地流了下来，她不敢过去也没勇气过去，她为自己懦弱无力保护母亲而感到无比痛苦和愧疚，她哭泣着转过身来飞快地向家里跑去。

钱楠樱曾几次试图辍学回家干活，以减轻家庭负担，但她又怕母亲伤心。这一次，她终于下定决心退学。她对母亲说：“妈，让我回来帮你挣钱吧。”但母亲说：“傻孩子，咱家就是再穷，也要供应你上学，你哥哥姐姐都因为没有钱供他们上学，现在咱家就指望你了，你可不能让妈失望啊，你要不好好上学，我辛辛苦苦挣钱还有什么用呢？”

但钱楠樱最终还是让母亲失望了。1991年7月，就在钱楠樱要参加高考的那一天，本来应该去参加考试的她根本就没有去考场，也没敢待在家里，而是跑到北京城里胡乱转了几天，才提心吊胆地回了家。

一个多月后，高考成绩出来了，同学们有的欢喜有的忧。这时候母亲才知道钱楠樱没有参加高考，她几乎精神崩溃了。谁都知道，凭着钱楠樱的学习成绩，考个普通大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母亲为此气得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两眼都快哭瞎了。

去北京打工

其实，此时此刻最痛苦的还是钱楠樱，自己何尝不想圆自己的大学梦，可是，每当想到自己家庭的贫困、母亲的辛苦，钱楠樱不得不面对现实，做出冷静的思考和选择。现在家徒四壁，母亲体弱多病，三个姐姐出嫁，哥哥连媳妇都还没娶上，全家人就是不吃不喝也供不起自己上大学呀！钱楠樱心里非常清楚，现在对家庭来说，最需要的不是要她去上大学，而是要她去工作、去挣钱。

仅仅只是因为贫穷就把自己本来非常美好的前程给葬送了，钱楠樱是无奈的，但钱楠樱没有别的办法。高考风波平息之后，钱楠樱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去北京打工的道路。

1991年10月，钱楠樱在一个远房亲戚的帮助下，在故宫午门外找到一份给人看摊卖纪念品的工作，一个月300多元工资。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以后，钱楠樱先租了个10平方米的小平房，然后就把母亲从郊区农村接到市区。钱楠樱要尽自己的能力来报答老人的养育之恩，她想让母亲生活得好一些，过一个老人应该过的生活。

母亲搬到市区以后，看到女儿一个月辛辛苦苦挣的钱也不多，就到批发市场批发些袜子、鞋垫、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拿到大街上去卖，多少也挣点零花钱。母女俩节俭生活，同甘共苦，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安稳。一开始，老太太怕女儿不同意，就没敢让钱楠樱知道，都是趁她上班走了以后才出去摆摊。

直到有一天，母亲的小摊被城管执法人员以扰乱市场秩序为由给没收了。回到家禁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刚巧被下班回家的钱楠樱看到，她急忙问是怎么回事，母亲瞒不过，只好如实相告。钱楠樱哭着对母亲说：“妈，您都这么大年纪了，以后可不能再受那个罪了，您放心，女儿挣的钱再少，也绝不会让您老人家饿着肚子的。钱少，咱们就省着点花。以后的生活会慢慢好起来的。”

之后，钱楠樱拼命打工赚钱，收入渐渐高了一点，母女俩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1995年初，24岁的钱楠樱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她的男友范炜。

范炜比钱楠樱大一岁，他的父母是上山下乡到北大荒插队的北京知青，范炜在北大荒出生，一直到初中毕业后才随父母回城，但因为没有住的地方，全家只好住在一家单位的门卫房里。

范炜父母返城后家里一贫如洗，父母年迈失业，连退休金也没有，仅靠微薄的一点“低保”勉强生活。那点可怜的低保费还不够全家吃饭的，哪还有钱供范炜上学？家里只有让他辍学，在附近的马路边上支了个摊子，卖点早点水果，不想没过多久，因为违章又被强行拆除。正在这个时候，父亲又查出糖尿病住进了医院。这给本来就困难的家庭增加了更沉重的负担。范炜只好到建筑工地上去打工，一干就是七八年，直到认识了钱楠樱。

也许是同病相怜吧，两个有着极其相似经历的青年人走到一起相识相爱了。爱情给两人艰难苦涩的生活注入了些许亮色。随着双方关系的确定，他们考虑结婚，但两个家庭都很困难，特别是房子的问题解决不了，如果结婚，两个人住哪儿呢？房子一下子成了结婚的最大障碍。

范炜起初和父母住在一起，后来他的两个妹妹相继结婚，也都没有房子，两个妹妹妹夫和父母全家七口人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他觉得不方便，就只好搬出来住。就因为没有房子，这对苦命鸳鸯的婚期只好一拖再拖。买房子要有钱，可钱从哪里来呢？两个人只有加倍努力想办法多挣钱。

2000年9月，钱楠樱在北京华联超市工作，多年的卖服装的经验告诉她，如果成为华联超市的供货商，从北京动物园、木樨园等地的批发市场批发一些廉价的衣服，然后供给超市，会赚不少的钱。但要成为超市的供货商，必须是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的公司。

要想过上好日子，只有破釜沉舟大干一场。钱楠樱跟范炜商量注册一个公司给超市供货，范炜十分赞同。2000年9月，钱楠樱和范炜东取西借，以货物出资形式，在北京市房山区注册了“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万元。他们办理了税务登记、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账号等相关手续后，被北京房山区国家税务局批准为增值税临时一般纳税人。钱楠樱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范炜任公司监事。

法网恢恢，疏不而不漏

这一对可怜的苦命鸳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他们亲手缔造的“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把他们送进了监狱的大门。

经过几番周折，钱楠樱和范炜的“北京怡和天成商贸有限公司”终于挂牌成立。尽管公司所有员工只有他们两人，但他们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

公司成立以后，成为北京华联超市公司的供货商。钱楠樱从北京木樨园、动物园等服装批发市场低价批发服装卖给北京华联超市，中间赚取30%的差价。一开始，两人本本分分地做生意，虽然赚的钱不多，每天起早贪黑也很辛苦，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自己的事业，生活也就有了奔头。但后来他们在经营中发现，赚钱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他们给超市送货结账时，他们要向华联超市开出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他们从批发商或小商小贩手里进货时，是根本不可能拿到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而如果没有进项发票用来抵税，他们在向国税局纳税时，就要向国家交营业额17%的税，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利润可赚了。而没有利润的生意谁也不可能愿意去做。

正在钱楠樱不知所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业内“高人”给她指点迷津说：“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可以悄悄地买一些过来作为进项增值税发票用来抵税。这种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神不知鬼不觉，一本万利，不干才是傻子呢！”经“高人”一提醒，钱楠樱这才明白，原来很多供货商都是这么干的。既然人家都在这么做，自己也不妨试一试。

2002年2月的一天，钱楠樱又去华联商厦送货。在门口，一个女人给了她一张名片。她仔细一看，是专门贩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就把名片收好放进了包里。通过这张名片，她认识了专门以贩卖伪造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浙江籍票贩子陈某。从此，钱楠樱也就半推半就地陷进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泥潭。

钱楠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跟陈某联系上之后，每次钱楠樱需要发票，就给陈某打电话，把公司的单位名称、地址、电话、税务登记号、开户银行账号、货物名称、所用金额等情况告诉陈某。陈某按钱楠樱的要求填好税票后，双方约好接头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票，票款按票面所填金额价税的2.6%到3.0%不等的比例计算，票钱两清后，各自走人。

每次取票，一般都是范炜去，有时钱楠樱也一块儿去。每月一般情况下也不要多，就两三份，多了也没用。从2001年2月至2002年5月，钱楠樱从陈某手中共购票23份。直到后来，陈某因过春节回浙江老家了，这种非法合作才告一段落。

失去“合作伙伴”的钱楠樱，本来也想就此打住，她总觉得每次都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但只要一想到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公司都在这样做，也没出什么事，再加上自己公司所面临的困境，自己也就只好做下去了。不久，她又联系上了一个姓赵的票贩子，钱楠樱从赵姓贩子手上共购票21份。

就这样，从2001年2月至2003年2月的短短两年里，钱楠樱先后从陈某、赵某等人手中购买手写版增值税专用发票近百份，并以“北京科瑞兴达商贸有限公司”等20余家企业的名义，为自己的公司开具进项发票价税合计560多万元，逃税96万多元。从此，钱楠樱在非法购买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巨大利润的驱使，使钱楠樱失去了理智。钱楠樱不仅购票用于自己公司的进项发票，而且还购票转卖给其他公司，用作自己公司的销项发票。

在公司成立之初，根据有关规定，钱楠樱只是取得了临时性的一般纳税人资格，只有每年完成180万元的销售额，才能取得正式的一般纳税人资格。要完成这180万元的销售额，对于钱楠樱的小公司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钱楠樱只有充分利用手中买来的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来大做文章，增加销售额以获得正式一般纳税人资格。

2001年9月的一天，钱楠樱到北京木樨园服装批发市场进货时，认识了北京某超市的服装供货商张某，张某跟钱楠樱一样也是从服装批发市场进货后供货给超市。因为是同行，两人禁不住切磋起业内经验来。也可能是同病相怜的缘故，两人在一起聊起来越聊越深入，大有相见恨晚、如遇知音的感觉。

在交流业内经验的过程中，张某说自己正在为公司缺少进项发票而发愁，问钱楠樱能不能帮帮忙，并许诺可以出一定的手续费。钱楠樱想，如果将手中的空白增值税发票作为自己公司的销项卖给张某一些，不就可以扩大自己公司的营业额了吗？这样一来，自己公司的那180万的销售额也就不成问题了。至于再从中拿些手续费，钱楠樱觉得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于是，二人达成协议。只要张某提出要发票，钱楠樱就随时尽可能供应，有时一天里张某就索要好几张电脑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钱楠樱也没有从中收取张某的手续费。按法律规定，没有业务往来，两人之间是不应该有增值税发票上的来往，所以钱楠樱给张某的电脑版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同样属于虚开。张某用这些电脑版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自己公司的进项发票到税务机关用来抵税。

之后，钱楠樱还以同样的方式，为其他几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234万余元，逃税39万余元。

钱楠樱如此明目张胆地虚开增值税发票，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2002年11月份，北京房山区国家税务局接到群众举报，钱楠樱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房山区国税局会同房山区公安局刑侦支队，对钱楠樱、范炜涉嫌非法购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进行了立案查处。钱楠樱被抓获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钱楠樱、范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后，当法官宣布一审判处钱楠樱有期徒刑15年，判处范炜有期徒刑9年时，这对撞进法网的苦命鸳鸯几乎同时在法庭上泪流满面。人们注意到，法庭上刚刚30出头的钱楠樱头发已经花白，苍老得像50多岁的老人。

钱楠樱的犯罪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发财致富无可厚非，但以身试法实在是愚蠢的。钱楠樱曾经觉得自己很委屈，为什么别人这样干没事，自己干了就出事了呢？其实，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侥幸都是不可以的。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每一位经商者都应该从本案中汲取一些教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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