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3_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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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3:离别》

第一章山河崩裂第一节国宝争夺战

当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的群贤硕儒们，为连绵内战造成的苦难忧心愁悴，彷徨山泽，嗟号旻天而无一丝收效之际，炮火轰鸣、人头乱滚的战场又传出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军战败覆亡的凶讯：

1948年9月12日，中共将领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发起攻势，史称辽沈战役。此役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俘获国民党军兵力47万余人，缴获了大批美制武器装备。经此一役，国民党军元气大伤，彻底踏上了衰亡败退之路。

9月16日，中共华东野战军以32万兵力围攻国民党重点守备的战略要地济南城，历时8天，城陷，国民党军10.4万人被歼，最高指挥官王耀武被俘。

11月6日，中共华东、中原野战军与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至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内，向集结在这一地区的70万国民党军发起强大攻势，是为淮海战役（南按：国民党称之为徐蚌战役）。解放军攻势凌厉，兵锋所至，所向披靡，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

11月13日，号称一代“文胆”的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首席秘书陈布雷，看到国民党政权日暮途穷，灭亡在即，自己回天乏术，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解党国之危，痛苦悲愤中服巴比妥安眠药自杀，以古老的“尸谏”形式表达了对蒋介石的忠诚以及对国民党政府前途的绝望。在置于寓所书桌的遗书中，陈布雷字字血、声声泪地宣泄出久积于内心的苦痛与彻底绝望情形，书曰：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　　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敢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　布雷　负罪谨上此前，陈氏曾多次向蒋介石苦谏，谓“罢兵弭战，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蒋答之曰：“目前战局确实不利，但不必悲观；即使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

面对山河崩裂，天地改色以及摇摇欲堕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困兽犹斗，在决心背水一战的同时，没有听天由命，而是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著名策士张其昀（晓峰）的纵横捭阖之术，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日后退身和反攻大陆的“转丸”之地。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败退台湾之前，根据蒋介石密令，由中央银行为首，把储备黄金、白银等财宝全部秘密运往台湾。运送渠道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是从上海的“央行”直接运至码头，以海关缉私舰悄悄运送到台湾岛；另一种是其他地区银行的金条、银锭、银元等，以陆路方式分头运送到厦门鼓浪屿，再以军舰从厦门运送至台湾。据国民党当局后来披露，1948年之后从大陆运到台湾的黄金、银锭、银元共有3批，其中黄金277。5千万余两，银（锭）元1500万元，另有1530万余美元存进美国银行的国民政府账号。美国前驻法国及苏联大使蒲立德（illiam Bullitt）后来曾在《展望》杂志发表文章，分析1949年和1950年台湾的经济与财政情况时指出：“台湾面积仅约为波多黎各的4倍，它怎能维持60万的武装部队呢？这完全靠蒋先生将大陆的黄金运台，才安定台湾官员的生活。没有蒋先生由大陆运台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台湾的经济将被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蒲立德所言大体不差，这批黄金对稳定台湾民心和国民党军心，以及后来的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蒋经国亦曾对这批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有过如下披露：“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又说：“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

蒋氏回忆的最后一个细节特别令人难忘，在如此艰危的情形中，蒋介石居然连一箱珠宝也记得清楚并挂然于心，可见他对这批立足之本的重视程度，真是考虑得细致入微。除把约10亿美元的黄金和银元连同蒋经国后来披露的当时不为外人所知的珍宝秘密运台外，根据国民政府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地，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因台湾大学原校长庄长恭履任半年就携眷悄然向当局呈请辞职开溜，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着力经营关乎科学教育这一立国之本的重要基地。经蒋介石批准，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欲“跳这一个火坑”。

1948年11月10日晚，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以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身份，召集朱家骅、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故宫和中博两院理事在官邸举行谈话会，决定先把当年运往伦敦展览的500箱精品文物运往台湾，同时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等机构的主要文物、图书一并运往台湾，并由朱家骅向蒋介石呈报，争取海军派军舰押运。

11月26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常会扩大会上，C.C。派骨干分子陈立夫等人猛烈攻击教育部长朱家骅镇压学潮不力，当场要其下台。朱氏心力交瘁、吐血病倒，但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强力支持下，仍咬牙苦撑，坚不去职。几天后，朱家骅从病床上爬起来，奉命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由总干事萨本栋主持，分别召集在京的七个研究所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傅斯年、李济、陶孟和、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等，会议紧急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扩建工程，原备木料全部制成木箱以备搬迁之需；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做好迁台准备。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助其成；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伺机再南运台湾。会议之后，各所组织人员携公私物资陆续向上海撤退，“静观待变”。

于是，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外交部档案室等五机关联合组成统一机构，将所藏的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外交档卷等装箱运往台湾。本次迁运，由教育部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全权指挥。

待一切准备就绪，由蒋介石特批，海军司令部派来“中鼎”号运输舰与一个排的官兵协助装运。此时整个国统区已是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慌乱无计，纷纷设法出逃。据当时参加装运的南京故宫博物院人员那志良回忆说：“海军部人员听说有船开往台湾，大家携家带眷带了行李，赶来搭便船，船上挤满了人。我们觉得对文物安全是有问题的，由杭立武先生找来海军司令桂永清解决这事。他上了船，百般劝慰，说另有船疏散眷属，他们才相继下船。”

此船共装运五家机构运来的古物、标本、仪器、历史档案、外交文书等772箱，由李济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这时的李济已辞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之职，以故宫博物院理事与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身份担负这份重任。在搬迁之前，中共方面已得到消息，急派中共地下党员、李济的一个学生出面劝阻，但李并未听从，并告诉对方：“保护这批古物是我的职责，自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已护送这批珍宝跋涉了大半个中国，终得以保全。现在我同样不能眼看着祖宗留下的国宝毁于战火。国共之战我管不了，但如果我能保全这批文物而撒手不管，是为不忠不孝，同样对不起后世子孙。”

眼看这位学生无力阻止，中共方面又转而找到倾向共产党的陶孟和对李济委婉相劝，李仍不买账，决定一意孤行，并对陶曰：“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证这批古物不在战争中被毁，并有科学证据说服众人，同时能担当起这个责任，那我就放弃。”陶孟和当然拿不出科学证据，更不敢担当这份与江山社稷紧密相连的“国之重器”存亡之重责，于是乃罢。对此，李济以讥讽的口气说道：“你陶孟老不是也带人跑到上海的租界躲起来了吗，对于我们做的事又横加指责，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台湾与南京同为中国的领土，并不是外国人的领地，在整个大陆都笼罩在炮火中的非常时刻，中华民族的珍宝应该放到祖国领土最安全的地方去，这是人所共知的常理，陶孟老也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为自己在政治上做投机取巧的打算才是。何况《左传·宣公三年》周朝王孙满对楚子有言：‘成王定鼎盛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命所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盛之轻重，未可问也！’中山先生缔造之伟大中华民国，还没有到玉石俱焚的时候。”陶孟和听罢，感到自己也不过是这个战乱年代的一叶漂萍而已，打算固然有，但人微言轻，哪里能阻止得了如此重大的事宜？遂不再强劝和阻拦。

1948年12月20日，满载国之重宝的“中鼎”号军舰拔锚起程，由上海进入激流汹涌的台湾海峡，向陌生、神秘的基隆港驶去。在行程中，因“船是平底的，遇到风浪，船摇摇摆摆，颠簸不定，船上的箱子又没捆好，船向左倾，箱子便滑到左边来，向右倾斜，箱子又滑到右边去了，隆隆之声，不绝于耳。海军司令又托船长带了一条狗。它又在那里不住地狂吠，加以风声、涛声，这些押运人员直觉得是世界末日要到了”。军舰在大海里颠簸了一个星期，直到27日才到达基隆港。后来，据随李济押运的那志良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说：“在古物装上船后，又传来几天前在海峡，海浪打沉一条船的消息，许多老友劝李济不要跟船走，李回答说，物在人在，免得子孙唾骂千年。从南京到基隆，文物安全抵达，老先生也差点瘫倒，其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海军一时无船可派，第二批运输珍物包租了一艘招商局的海沪轮，该船船舱较大，仅史语所的古物、资料就装载了934箱。1949年1月6日海沪轮拔锚起航，仅三天即到达基隆。

第三批是海军部派来的一艘“昆仑”号运输舰，当古物装载时，海军部的人员眷属拖儿带女呼呼隆隆地拥向船舱抢占座位。杭立武仍用老办法请出海军司令桂永清前来劝阻。此时国民党军战事更为不利，人心越发焦灼慌乱。那志良说：当桂永清命令众人下船时，“大家都哭了，希望老长官原谅他们，帮他们的忙。那种凄惨的样子，使得总司令也落了泪。他没有办法可想，只有准许他们随船去了”。

该舰自1949年1月29日开出，直到2月22日才抵达基隆港。至此，五家机构共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全部运完，无一件损坏。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运去的珍贵文物就多达2972箱，这批文物后来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史语所仅“内阁大库”档案就多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这批珍宝与其他文物先借放于台北杨梅铁路局仓库，后转南港史语所办公大楼资料库永久保存。

就在五家机构的古物、图书、档案等仓皇运台的同时，翁文灏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遂决定独自开溜，于1948年11月26日辞行政院长职，由孙科继任并重新组阁。混乱中，原决定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员全部迁台的计划竟没有几人响应，多数人员仍要在南京、上海“静观待变”。陶孟和等人则明确反对迁台，坚持要留在大陆，静候共产党军队到来接收。11月30日，陶孟和参加在京人员谈话会时，见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大佬与一群公公婆婆即将倒下，感到自己终于可以吐一口恶气，倒一倒若干年来肚中的苦水了。遂腰杆子突然硬将了起来，毫不客气地对朱家骅说：“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数人意见为依归。”

12月9日，面对朱家骅的催促，陶氏以所务会已开过，“全所人员多一票”决定不迁回复。朱氏听罢又急又怒，当场以“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为理由，强行令全所搬迁，但陶却置之不理，并以各种办法拖延。面对朱家骅步步进逼，陶孟和给社会学所的同仁打气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样。”意思是你们这些小的们不要怕，一切事由我这棵大树顶着。1949年5月，竺可桢由杭州潜往上海，听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说：“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赴京……”

此时的陶孟和决心拉着手下弟兄离开即将崩盘的梁山泊聚义厅，弃暗投明，接受新一轮招安，因而朱家骅的一切努力皆成徒劳。

在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只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在迁台事宜上表现得较为积极，但真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其彷徨、犹豫、痛苦也在心头萦绕不去。据陈槃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之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陈氏之说后来得到了俞大綵的证实。当时俞正准备陪母亲去广州、香港就医，傅斯年的弟弟傅孟博暗中劝俞不要离开，俞大綵说：“那时我的母亲患严重心脏病住院，大姐大絪，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奉母先飞广州，转香港就医，她要我同行，与她共同随机照顾病母。我虑及孟真旧病复发，加以他感时忧国，情绪极劣。母亲重病在身，长途飞行，极感忧虑，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商之于孟真。他毫不迟疑地说‘你母亲病情严重，此行如有不测，你未能尽孝，将遗恨终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顾虑我。’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眼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

陈槃的回忆当是可信的，与傅氏一度友善的北大教授、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1941年后为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也曾有过类似的回忆。陶说：“在徐蚌战事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内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傅斯年之所以没有自杀，除了夫人看护有加，与傅本人心中牵挂着史语所同仁和他的故朋亲友亦有极大关系，也正是这一条若隐若现的锁链，最终拴住了他的心并延长了其生命。对此，陈槃还有一段关于傅斯年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人员赴台内幕研究中绝对不可忽视的记录：

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

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　　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

陈氏之说当属事实，但似乎又令人联想起古代坊间小说的某些情节。傅斯年在赴延安会见毛泽东时，谓对方“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其实傅的这段讲演也颇具梁山好汉们特别是宋江之流惯用的伎俩，具有典型的利用民众心理来达到目的的戏剧性效果，想来傅斯年是同样深谙《水浒》等坊间小说精髓的。或许此时的他并未想到利用和欺骗，而是把他的真心诚意借用这一古典戏剧性手法加以表达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他的目的是达到了。全所大部分人员开始于惶恐纷乱中，携妻带子紧急逃亡台湾海峡另一边的孤岛，只有吴定良、夏鼐、郭宝钧、逯钦立等少数人留了下来。

迁台经过是慌乱复杂的，而最终得以成行，除了傅斯年一手造就的史语所具有曾国藩缔造的湘军“兵随将转”的政治格局和习性，促成该所大部人员出逃的原因还有一个意外插曲，这就是济南城被共产党军队攻陷后，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被扫地出门，流浪街头。王氏在学术界属于德高望重的前辈，抗战期间流亡李庄达四年之久，与史语所同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闻知这位学界耆老的悲惨际遇，众人在潸然泪下的同时，也联想到了自己日后的命运，遂下决心离开即将被共产党占领的大陆，像当年的徐福桴海东渡一样出走台湾。当史语所一行人登上轮船，心怀凄凉之境，在风高浪激的台湾海峡动荡颠簸时，傅斯年没有离去，仍继续留在南京，担负起抢救学界名宿硕儒奔赴台湾孤岛的重大使命。

第一章山河崩裂第二节学人抢救计划

1948年11月29日，共产党所属东北野战军会同华北军区主力共100万人，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联合发起平津战役，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60万人展开决战。12月12日，北平城被解放军包围，南苑机场失守，国民党军气脉已竭，力不能支，平津即将陷落。蒋介石急派飞机空投手谕致平津守军各军长，以鼓舞士气。手谕末尾以悲壮无奈的口气道：“固守待援，不成功，便成仁。”13日，北平西郊炮声隆隆，解放军发射的弹片从清华园上空“嗖嗖”掠过，校内师生及家属大为惊恐，纷纷逃跑躲避，清华陷入混乱。鉴于此情，校方只好宣布停课，师生员工自寻出路。

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在蒋介石授意下，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很快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名单包括四类：

（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

计划既定，立即实施。南京方面急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令其迅速组织胡适等重量级知识分子火速南下，共商图存大计。密电到达，胡适却以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起身，而接到电文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也磨蹭观望。当时北平出现了一股北大将要南迁的谣言，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为稳住师生情绪，在积极筹备校庆活动的同时再三辟谣：“北京大学如果离开北平就不能称为北京大学了，所以决无搬迁之理。”事实上，面对解放军的咄咄进迫，胡氏曾有过把北平各大学迁往南方，再度成立像抗战中长沙临时大学或西南联大的念头，但仅仅是一个念头而已，尚未来得及详细筹划，解放军潮水一样涌来，国民党军在排空连壁的疾风猛浪中翻了几个跟头便成了缩头乌龟，躲在高大城墙包围的城中不敢冒头，只偶尔从箭垛的垛口，露出两只黑豆一样的小眼珠，滴溜乱转着寻找可以逃跑或投降的机会。面对这些乌龟王八蛋的软骨症加饭桶做派，胡适深觉失望，认为学校南迁无望。既如此，号称平津教育界“定海神针”的他，就面临着一个必须抉择的急迫问题——是留，还是走？而此时，鉴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其拉拢、争夺行动。根据中共高层指令，几个地下党、原胡适的弟子纷纷潜入北平，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做胡的政治思想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走出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曾专门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让胡留在北大，不要无事找事地跟着国民党乱跑找死。

当然，这次交谈，吴晗的指令不再代表过去自己向国共两党宣称的“我们人民”，而是代表“我们中国共产党”。但是，胡适没有听从这位前爱徒，现以高官大员自命者的指令，乃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意思是我不相信，你吴弟子也不要悬在“两渚岸之间，不辨牛马”的阴阳界中做着美梦，还是早一点鞋底抹油——开溜的好。最后，胡适旗帜鲜明另加斩钉截铁地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吴氏知胡老师心意已决，遂放弃了努力，但共产党高层仍不死心，便以其他的方法进行心理攻势。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回忆，当解放军包围北平郊区时：“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闯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国民党逃跑。但又不能说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决不会如此镇定自若，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大骂一通，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诚。我这种推理是不是实事求是呢？我认为是的。”老季又说：“因此，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直到1948年12月12日，胡适接到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拍发的密电：“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一家来京”，胡适才有离平的打算。当国民党派出的飞机飞抵北平上空时，南苑机场已被解放军控制，飞机无法降落，只能空返。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摧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得此消息，决定乘机南飞，临行前，他派人劝辅仁大学校长兼好友、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共同乘机赴京，陈垣不从。令胡适想不到的是，不但老友陈垣不从，即使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令胡适夫妇大为吃惊，心中恼怒又不知如何是好。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当大使的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1948年夏回到国内，8月30日到北平图书馆报到，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来了。”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这个脑后长有反骨的儿子的政治思想工作，眼见胡思杜周身充溢着一股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牛烘烘的叛逆气味，胡适夫妇颇感无奈，只好强压怒火，按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或者儿要守家的古训——随其便了。胡适对儿子说了几句不要再像在美国读书时那样——整天出去吃喝嫖赌，正事不干，除了工作，要好好蹲在家中照看家产与书籍之类的话，便告辞而去。未久，胡适驱车来到邓广铭家中，急切地询问能否找到陈寅恪，并谓昨日南京政府来电，说今日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抢救”胡与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离平。胡打电话至清华问询陈氏的情况，告之已回城内，但不知具体落脚何处，因而要邓广铭想办法寻找。

1943年年底，陈寅恪辞别傅斯年邀请，自重庆携家绕过南溪李庄，径直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到校后，与早些时候由史语所转赴燕大任教的李方桂一家同住学校租赁的民房，生活艰难。时陈寅恪身体极度虚弱，右眼失明，上课之后回到家中，仍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唯一的左眼紧张地备课和研究学术。1944年春，陈寅恪上课地点改在华西大学文学院，一家随之迁入华西坝广益宿舍，居住条件稍有改善。因物价仍在飞涨，陈家柴米不济，夫人唐筼时常犯心脏病，可谓饥病交迫，令人心焦。在此种情形中，陈氏每个星期都要身穿长衫，夹着包袱到教室上课。因生活困苦，营养不济，陈寅恪左眼视网膜剥离加重，终致失明。这年11月23日，陈寅恪给傅斯年与李济的信中写道：“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深恐神经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大苦，则生不如死矣！”

关于陈寅恪失明的经过，陈寅恪女儿流求回忆说：“一个早上，父亲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失明了。先叫我通知他当天不能上课，随后往进存仁医院。”又小彭笔记：“父亲在存仁医院由眼科医生开刀。听父亲说，在成都开刀时手术不怎么理想，视网膜皱在一起，以后虽到英国医治，已无法再弄平。”1945年2月，陈寅恪作《目疾久不愈书恨》表达自己愤懑哀惋之情。诗曰：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

先君柩暂厝北平，待归葬西湖。

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

诗中的“西浮瀛海言空许”句，指几次欲赴英讲学而未成行，这个心愿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方才得以实现。

1945年秋，英国皇家学会与牛津大学为实现以前的承诺，再次邀请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赴伦敦，由英国医生疗治目疾，希望治好后留牛津讲学。陈氏接受邀请，由成都起程经昆明，转印度，乘水上飞机赴英，进入对方安排的医院接受治疗，但手术最终失败。陈夫人唐筼于1946年2月19日在成都致信傅斯年求援，并谈及史语所事，信中说道：“寅恪本有意随郭子杰兄结伴赴美国，看更有无其他方法补助左眼之模糊，又恐所带之款不够，此事正在踌躇中，请先生与骝先先生、立武先生一谈如何？”又说：“元白诗笺证稿筼已请人着手抄写，俟寅恪归来，再删改后即可付印。此项抄写费是否可出自史语所？大约三万左右（并未详细计算）。史语所何日出川？有何计划否？燕大成都方面整个的关门结束，教授之去留以北平、燕大之聘书而定，受聘者始能谈到回平的话。北平方面已屡来信拉寅恪（哈佛研究院只是研究工作），而寅恪尚无答复。先生之意如何？望有信直接寄英，以助其考虑。”

正在重庆和昆明之间为处理西南联大学潮焦头烂额的傅斯年接信后，作何努力与答复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情况看，筹款之事似乎没有多大成效。在伦敦医病的陈寅恪，先是由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负责诊治，第一次手术后有进步，但眼睛吸收光线尚无好转，仍模糊。第二次手术想粘上脱离之部分，失败。但情形似比出国时好一些，医告无须再施手术。陈寅恪尚存最后一线奢望，遂请在国外访学的熊式一教授，把英伦医生的诊断书寄给时仍在美国的老朋友胡适请求援助。胡托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对方告之亦无良策，无法手术，胡适“很觉悲哀”，百忙中只好托在美访学的全汉昇带了一千美元给陈，以示关照。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另据小彭笔记载：陈寅恪“到英国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方结束，营养很差，虽用电针贴合视网膜，由于网膜皱在一起，无法复原”。自此，陈寅恪双目完全失明，一代史学大师将在黑暗中度过余生，其悲苦之状，令人浩叹。陈氏为此写下了“一生负气成今日”与“残余岁月送凄凉”之句，表达了自己悲观茫然的心境。

同年3月16日，唐筼再次致信傅斯年，谓陈寅恪“本拟赴美洲一行，今以种种不便，旅费亦不敷用，遂决定等船及觅伴归国”。同时提到“寅恪有书籍四箱，拟托历史语言研究所复员时同运至南京。事前筼可托五十厂便车先带至重庆，但不知可交与何人？乞先生酌，指定某处某人可接洽，并代为保管者”。最后又提及：“寅恪来书云：对燕大事已辞谢，大约欲回清华或回史语所专事著作。”

傅接信后，当即作了回复。就书箱之事，专门致信李庄指示由史语所文书兼图书管理员那廉君负责办理。而此时陈寅恪正在回国的轮船上。对这段经历，陈氏在清华时代的高足杨联陞曾有过一段回忆：“来美国留学之后，曾于1946年4月19日与周一良兄（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同随赵元任先生夫妇，到纽约卜汝克临26号码头停泊之轮舟中，探望先生。时先生双目几已全部失明，看人视物，仅辨轮廓。因网膜脱落，在英经其国手名医，用手术治疗无效。（先生曾膺牛津大学中文系讲座之聘，实未就职，但借此前往就医。）置舟回国，道出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是日午后约3时半，先生在舱内初闻韵卿师母、元任先生呼唤之声，顿然悲哽。但旋即恢复镇定，谈话近一小时。对一良与联陞近况，垂询甚详。时二人皆已在哈佛先后完成博士学业，即将回国任教。……此为联陞在国外拜谒先生惟一之一次，亦为毕生最末之一次。”前去拜访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后来回忆说：陈寅恪“睡在船舱床上，对我说，‘赵太太，我眼虽看不见你，但是你的样子还像在眼前一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此情此景，令赵元任夫妇溘然泣下。自此，陈、赵两位原清华国学院导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二组主任，中国历史、语言学界的泰山北斗，纽约一别竟成永诀。而此次诀别，也意味着陈、赵二人与史语所的缘分已尽，各奔东西。陈寅恪为此留下了“人生终古长无谓，干尽瀛波泪未干”的诗句以示心迹。

1946年5月底，陈寅恪返国抵南京，暂住妹夫俞大维公馆。未久，夫人唐筼携三个女儿由成都抵京，一家人算是得以短暂团圆。6月12日中午，由昆明来南京教育部办理清华复员事宜的梅贻琦专程赴俞大维公馆拜望陈寅恪，并请陈回到复员后的清华继续任教，陈表示可以考虑。8月，傅斯年告别复员后的北大南飞，在京停留期间专程拜望陈寅恪夫妇，并劝陈氏不要再回清华，留在南京一边休养一边等待史语所自李庄复员回迁，继续担任本所一组组长与专职研究员职位，生活、住房等一切事宜，皆由傅氏负责安排妥当。面对傅氏的盛情，陈寅恪答应可作详细考虑，但自己则倾向于回北平清华园。傅知彼对清华园与清华同事尚有一份难以割舍之情，不再强劝，只嘱陈再作考虑，告辞而出，赶赴李庄。几天后，陈寅恪接到了梅贻琦寄来的聘书，决心重回清华任教。

1946年10月，陈寅恪安顿女儿流求、小彭在南京读书，与夫人及小女美延赴上海，乘船转道赴北平，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园，暂住清华园新林院52号，抗战爆发时在天津离去的工友陈忠良也回到了陈家，生活等诸方面算是安顿下来。同战前课程安排一样，陈氏仍任清华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外兼已复员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时已由美国归来并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多次前来拜望陈氏一家，并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因陈寅恪已双目失明，教学研究皆需助手查阅诵读所需书籍资料及抄写讲稿，遂与清华校方协商，向北大秘书长、史学系主任郑天挺求助，请王永兴前来协助。陈寅恪在致郑氏的专函中写道：

毅生先生史席：

弟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学工作。前清华大学所聘徐高阮君，本学年下学期方能就职。自十一月一日起拟暂请北京大学研究助教王永兴君代理徐君职务，至徐君就职时止。如蒙　俯允，即希　赐覆为荷。耑此顺著祺弟　陈寅恪敬启三十五年十月卅日王永兴原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后仰慕陈寅恪的道德学问转入历史系，成为陈氏的弟子。西南联大毕业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与另一名学生汪钱追随陈寅恪研究唐史，毕业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与导师陈寅恪关系甚洽。陈请其至清华担任自己的助手，正是源自多年建立的师生情谊与默契。郑天挺接函，报告北大校长胡适批准，王永兴来到了陈寅恪身边，陈氏心境渐渐由焦躁变得平和安静。除在家中为历史系开设“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课程，决心好好做一番教学和学术研究，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所谓“不见”表面上是指目盲（南按：据王永兴说，陈寅恪尚能辨别眼前人的大体轮廓，对有些东西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实际是有深意。尽管陈寅恪对政治和党派斗争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但又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当国共内战越演越烈，最后呈你死我活的胶着状态时，陈氏深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延至1948年年底，北平郊外炮声隆隆，清华园成为解放军的天下，国共两党即将于古都北平彻底翻盘，陈寅恪携家离开清华园迁入城中躲避。兵荒马乱中，陈氏没有想到，胡适在即将南飞的最后一刻想到了他。胡氏认为，陈垣这样的人物可以舍弃，但像陈寅恪这样具自由知识分子气节与风骨、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无论如何也要拉上，绝不能让其留在眼看就要落入解放军之手的北平。于是便急于星火地驱车来到邓广铭家中询问陈氏下落。

邓氏听罢，当即回答可能找得到，估计在他大嫂家中。送走胡适，邓广铭急奔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俞大维胞妹）家中询问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在城内的住处。待问明后，邓广铭果然在其嫂家中找到了陈寅恪及其家人。邓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陈寅恪向来有午休的习惯，待决心下定，令邓广铭先去胡宅复命，他稍事午休即雇车前去东厂胡同胡宅会合。当邓来到胡家，胡适即告之飞机已抵达南苑机场，时间紧迫，令邓赶紧回去催促，请陈不要按老规矩午睡了。邓正要出门，见陈寅恪夫妇与两个女儿流求、美延携部分行李已赶到（南按：时流求已由南京转北平），胡适夫妇与陈氏一家立即携带简单行李，乘胡适汽车向南苑机场飞奔而去。车到宣武门，城门紧闭，守门官兵不准出行。胡适只好用电话与北平守军总司令傅作义联系，无奈傅正忙于与解放军代表谈判周旋，根本联系不上。而北平城外一片战火，导致南京派往北平的专机不能降落，无功而返。关于此日的混乱情形，《申报》驻平记者于当日发回一组电讯：

北平外围国民党军已完成集中部署，增强城垣防务，下午四时西郊若干区域发生大火，截至四时卅分发电时，广安门外郊区激战甚烈。新市区昨下午即卷入战涡，今日复兴门外之公主坟传有激战。平大军云集，西城沿街商店皆为军队住满，大街亦为军队行列拥塞难行。官方透露，刻国民党军兵力已完成集中，情势即可扭转。另电：“今上午平上空沉寂，午后有军机过空，官方透露王叔铭今飞平。（又电）平午后初闻机声，有轰炸机一小队，经市空向西北飞去，下午三时后，有民航飞机两架飞临市空，盘旋良久，疑在市内东单练兵场试行降落未果，仍行飞回。”

面对飞机不能降落和城门不开的混乱危险局势，胡、陈两家只好乘车返回东厂胡同暂住，等待第二天早晨再次行动。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15日，平郊战火蔓延，枪炮声更趋杂乱紧急，清华园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派出飞机再次飞往北平，胡、陈两家赶至中南海勤政殿等候。守城司令傅作义下令城外部队组织兵力向南苑机场攻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机场，完成抢救学人的计划。经过两个轮次的浴血苦战，解放军退缩，国民党军暂时夺回了机场的控制权。下午，南京派出的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在南苑机场紧急降落，傅作义命人通知胡适等人立即前往登机。于是，胡、陈两家立即从勤政殿门前换乘傅总司令的座驾驶往南苑机场。而在胡、陈两家前后陆续到达机场的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黄金鳌等著名教授。因时间紧张，被抢救南飞的教授大多除了手中几件行李，再无他物，胡适的匆忙更使他在城内东厂胡同的家中遗落了数十年来与友朋弟子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记等珍贵资料。十七八年后，其中的一些信件竟成为他早年提携栽培的学生吴晗“投靠帝国主义洋奴、买办、走狗”的一大罪证。在行前的匆忙慌乱中，胡适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汤用彤等人留下了一张便笺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

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这是胡适与他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北京大学的最后辞行，此一去竟成永诀，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令他梦牵魂绕的古城旧地。在这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昨晚十一点多钟，傅宜生（南按：傅作义）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今天上午八点到勤政殿，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三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栽二十五人。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晚六点半到，有许多朋友来接。

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此次南行，胡适为时人和后世留下的悬案颇多，其中之一便是小儿子胡思杜为何独自留在北平。因胡适日记中只有一句简单记载，其他流传的资料又无直接证据加以释解，致使胡思杜自杀之后，成为人言言殊的不解之谜。

第一章山河崩裂第三节金陵王气黯然收

当胡适、陈寅恪及其家眷与毛子水等教授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时，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等前往迎接。对这一不可多见的历史性场景，随行的《申报》记者作了如下报道：

胡适夫妇抵京［本报南京15电］北大校长胡适及夫人，十五日下午六时三刻自平乘空运大队专机飞抵首都，同行者有名史学家陈寅恪教授阖家，前平市副市长张伯谨夫妇及北平英文时事日报社长王云槐等。按总统日前曾遣专机于十四日赴平迎胡氏南来，然以故都局势陡紧，机场不能使用，致专机未克降落，乃延至十五日始完成是项使命。胡氏下机后，与莅临机场欢迎之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杭立武等握手寒暄。据云：平市军情十五日已趋松弛，人心颇为安定，旋即偕夫人赴总统府方面预为准备之寓邸休息，入晚除朱家骅等往访，谈平市教育界情况外，甚少宾客，且因旅途疲劳，就寝颇早，亦未外出。

就在胡适、陈寅恪等人飞南京的当天，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正式免除台大校长庄长恭职务，任命傅斯年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并公示。对于这份公示，傅斯年并未理会，仍将全部精力用在抢救学人的奔波中。眼见与胡适同飞南京的学界名流太少，第二天，傅斯年再拟一快函代电，通过航空系统由平津路局转致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急切要求对方再作努力。函曰：

天挺：

空运队可即派两架机到平，兄前信中所开三批名单，作一次走，又中航机亦可能到平，其他可走者，应即准备勿延，与剿总联络，务即办好送斯年。

此页乞转　北大郑秘书长天挺或清华梅校长！

弟　傅斯年一、今日（十六）中航五架大部空归，想校方未接头好，可惜之至，以后必须先集中，每人只能带随身行李，剿总协助，如协助胡校长是必须的！

二、通知时请千万勿犹疑，犹疑即失去机会。

三、必须事先集中，与中航联络好。

四、凡北大郑秘书长、或清华梅校长、或师大袁校长出证之搭客（教授及眷属）均不必在北平付款，在京由教育部直付。

又，大维甚记念其令妹大缜，乞兄务必问她一下，给她一个机会，至感！

一、决定二、集中三、与交通联络好四、剿总协助今日胡先生与总统谈及由总统指定三人小组，陈雪屏、蒋经国及弟，大绂则由弟联络，大维大买（卖）力气，每日调度至可感。只要以上□办好，而机接（新旧）可行（南按：原文如此），飞机要原原（源源）而来的。

十二月十六日快函发出，傅斯年与陈雪屏联名再向石树德发一急电：

急　平津路局石局长树德兄，请译转梅校长、袁校长、郑秘书长，筱晨，有一机到，如顺利当续有机到，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如梅、李、袁、陈、胡、郑、贺、霍、褚、沈、汤、冯、舲、饶等。（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如朱、雷、刘、毛、梅、齐等。（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如景钺、通夫、大绂、宗恩、宝騄等。（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如今甫、莘田、廉澄、思亮、祖圣、三强、济慈、政烺、从文、廷祥、循正等，请会同分配列为数批，连眷属，约三百人，分次乘机，务须与剿总实斋兄，路局志仁兄切实联系，机到即走，不能观望稍有迟疑不决。

斯年　雪屏　铣十六日同日上午，陈寅恪携家眷由南京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一个月后，陈氏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台，而是携家转赴老同事陈序经任校长的广州岭南大学任教（后并于中山大学）。自此，一代史学大师终生留在了南国这块潮湿温热的土地上。

陈寅恪赴上海，胡适与傅斯年应该知晓，在如此的乱世中，若上海有合适的住处，移至此处亦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故并未放在心上。只是令胡、傅二人都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别竟是海天相隔，成为永诀。

就在陈寅恪携家赴上海的这天中午，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在黄埔路官邸专门设寿筵宴请胡适与江冬秀夫妇，胡适携傅斯年同行赴宴。平时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特为胡适准备了上等好酒，提前一天为其贺寿，可谓破格示敬。胡氏当日行止，《申报》作了如下报道：

胡适校长偕夫人于十五日晚抵京后，十六日晨其友好翁文灏、陈立夫、陈雪屏、朱家骅、杭立武等均先后往访。胡氏并于上午十一时访新任台大校长傅斯年于中央研究院，把晤后即于十二时同赴总统官邸，应总统召宴，席间叙谈平教文界动态。晚教长朱家骅在其寓邸为之设宴洗尘，邀司徒大使、傅泾波、杭立武等作陪。京中人士关心平市教界动态者，均纷纷向胡氏探听一切。

就在胡适与傅斯年于中央研究院把晤并即将赴蒋介石官邸赴宴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大学部分师生已拉开了校庆序幕，只是心情比南京方面诸位大员更为沉痛悲观。据《申报》驻平记者于当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发出的专电称：“北大今在炮声中开始校庆节目，因胡适离平，主持乏人，展览讲演皆不能按预定节目进行，势将悄然渡过。在郊外之农院一部学生，今被迫入城，衣物有损失，并饱受虚惊，学生在孑民堂前痛哭流涕。”

12月17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正式开始，因校长胡适逃离北平，使校庆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其悲凉尴尬情形从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

北大渡过校庆北大今在大炮与机枪声中渡过五十校庆，因胡适赴京，公推汤用彤主席，汤氏指出在此时庆祝校庆，应想到如何应付将来，并谓北大始终在进步中。徐悲鸿代表来宾致辞，赞美蔡元培之功绩。周炳琳代表校友致辞，反复强调五十年来之中国可谓多灾多难，北大生于此灾难中，并助成了每次的变故，故在今日枪炮声中，纪念北大五十寿辰，应再勇敢的承担起灾难。今日参加此简单仪式者不及百人，梅贻琦签到后匆匆离去，预定之讲演节目皆流产，展览会停开。

与北平遥相呼应的是，这天下午三时，由南京北大同学会主办的校庆活动在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大礼堂举行，这一天也正是胡适57岁生日。整个会场布置简单，礼堂正面悬挂故校长蔡元培遗像，共有200多位校友到场参加。会上，首由胡适“发表沉痛演词”，这是胡氏离平前专门赶写的一篇纪念箴言，本想在北平庆祝活动中演讲，但战争的炮火与局势的变化迫使他怀揣这份演词来到了南京，并于此时此刻以沉重的心情说道：“北京大学今年整五十岁了。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124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但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寿……”

演词中，胡适高度称赞了蔡元培与蒋梦麟主持北大三十年的功绩，谓经过蔡与蒋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才使北大成为“一个继续发展的学术中心”，并称蒋梦麟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又说：“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七日，新北大开学了。蒋校长和全校师生都很高兴。可怜第二天就是‘九一八’！那晚上日本的军人在沈阳闹出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事件，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但自此之后到卢沟桥事变北大南迁的六年国难之中，北大“工作最勤，从没有间断。现在的地质馆、图书馆、女生宿舍都是那个时期里建筑的。现在北大的许多白发教授，都是那个时期埋头苦干的少壮教授……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祝他能安全的度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度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

最后，胡适谓自己面临此次灾难“则已如一逃兵”，且称“乃一不名誉之逃兵”。言毕“声泪俱下，与会者几同声一哭”。

胡氏演讲完毕，由蒋梦麟致辞，蒋氏“语音沉重”，谓对时局“不事推测，言及将来，则以‘尽在不言中’五字”结束了简短的演讲，旋由傅斯年致辞。与胡、蒋二人大为不同的是，傅斯年摇动庞大的躯体晃晃悠悠登上讲台，先声夺人，以慷慨悲歌的语气道：“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新的精神为基础，认为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摧残。”但他相信将来定有一个“朝代”“能就吾五十年来培养之自由主义种子，予以发扬”。据当时报载称：“傅氏自称悲观，但竟以乐观言之，博得多数人破涕为笑。旋复由朱家骅、狄膺致辞后，即至隔壁室痛饮佳酿。据校友会报告，所储佳酿共计百斤，但愿狂饮，不欲剩余。又十七日除为校庆纪念外，同时亦为胡校长诞辰，诸校友今日饮此之意，一为校庆，一为傅斯年之乐观者寿，再一即为胡校长寿。一时杯觞交错，极尽欢洽，至六时始散。”

正可谓：“《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书生们在南京搞的这场悲感交集的校庆于哭哭笑笑中总算过去，摆在面前的紧迫任务仍是尽快“抢救”陷入围城中的“学人”，鉴于北平方面无一点音信传出，傅斯年于焦急中再发一电：

特快北京大学郑秘书长毅生兄　北平速凑够一机人数约四十人后即急电雪屏，友人可走者均须搭此款机。

斯年元。

尽管南京方面急如星火，因解放军围城正紧，飞机降落与起飞地点皆成问题，南苑机场险象环生。12月19日上午，中央航空公司与中国航空公司联合组成五架大型客机冲破解放军的空中封锁，在南苑机场强行着陆，除抢救本公司人员眷属外还兼及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据搭乘该机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回忆说，早已集中的南行者接到号令，乘大卡车由永定门奔赴南苑，越过四五道战壕及卡子赶奔机场。刚要登机，在百步之外就炸响了一个炮弹，浓烟翻滚中，乘客惊慌失措，而飞机驾驶员更是惶恐不安，形势万分危急，所有飞机推助器都转动起来了。运行李的卡车也不敢等装飞机，掉头往城内逃跑，所有行李装了不到百分之一二。乘客更乱，纷纷登机，当最后一位站在飞机舷梯上尚未挤进舱门，飞机已开始前行了。往下一看，箱子、手笼、行李和水果等散落了一地，而最令人难过的是，有一两个小孩留在地上，“斯时飞机已离地，而送客之所有车辆，都已逃回，这两个小儿是无人照管了，真是伤心惨目，然而又无计可施”。——这应是北平南苑机场起飞的最后一批客机，此后机场不堪应用，好在北平“剿总”已在东单一块空地上抢修了跑道，可供小型飞机起降，此处成为南飞人员唯一的通道出口。

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学人，于新修成的东单机场乘机起飞抵达南京。当天晚上，前往采访的《申报》记者发回了如下电讯：

政府派专机飞平救援各大学名教授之工作，因北平城内机场可资使用，已于廿一日开始，第一批教授及其眷属等廿四人，廿一日下午五时分乘专机两架先后飞抵京，其中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董守义、张颐、张起钧、顾毓珍、赵梅伯、江文锦等。专机抵达时傅斯年、陈雪屏及蒋经国等均至机场欢迎。据梅贻琦氏语记者，北平一周前确甚紧张，现已较前稳定，清华大学一度停课，现已复课，学校对于应变亦已有准备。记者询以如北方各校之校长及教授南来，是否仍如抗战时期相同，设立联合大学，梅氏称现与抗战时期不同，另设联大或无可能。

同日，《申报》驻北平记者于下午七时十分发回电讯，称：

平国私立院校教授撤退者，第一批廿一日，离平飞京，专机二架载去梅贻琦等廿四人，第二批将续于廿二日成行，教部已商得华北剿总同意，优先运教授撤离，专机系昨飞来，今晨试飞良好，但以市内新机场跑道松软，只能戴重三千磅，下午一时起飞，不离平之教授，决于廿二日成立联合会，并与当局取得联络。

就在梅贻琦等抵达南京的第二天，朱家骅在陈立夫等对立面的挤压下被迫辞教育部长职，政府任命梅贻琦继之。梅自称未能将大部分北平教授接运出来，深感惭愧，表示不能从命，旋提出辞职。如此一来一往，在政学两界产生震动的同时，也加剧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恐慌。继翁文灏之后新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见梅氏不肯与自己同船共担艰危，只好请他并不怎么看得上的杭立武出面暂时代理，梅氏由此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最短命的教育部长。

关于梅氏为何放着高官不做，在风浪狂急、命悬一息的危难之时，还要拒绝政府伸过来的一根粗号救命稻草？细究起来，原因极其复杂，除梅氏不想与孙科等一群不成器的鼠辈为伍，正如媒体所言，梅自感没能把清华教授接运出来而“深感惭愧”。这一点并非虚妄，当时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在日记中有所披露：“南京派飞机接取若干大学教授，抢救到南京，是开了一个名单的，大概各校都有。北大接到这名单（北大应该抢救的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使要离平者登记。结果是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有些讲师助教们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飞机到了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场去接，以为有许多位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下来了许多不相识不相干的人。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成为一大悲喜剧。”正是这类悲喜剧的出演，梅贻琦认为自己扔下清华园师生，单独跑出来封官晋爵是不道德的。且当时的梅贻琦志不在此，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手握清华基金的分量，而凭借这份厚重的基金，完全可另辟蹊径，实现重建清华的梦想。因而，那顶凌空飞来、说不定哪一刻又飘忽而去的教育部长的纸糊帽子，在梅贻琦看来，不戴是明智的，而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他选择的正确。

当然，梅贻琦对自己未尽职责并“深感惭愧”的心理，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可能相符，对清华园师生来说就不见得吻合。或者说，清华师生对他的这个“惭愧”就不见得领情了，甚至一部分还表示反感，认为是矫情与荒唐的表现。此点从浦江清的日记中可看出一个大概，浦氏说：“上午出门，看黑板报消息。梅先生已飞京，与胡适等在京成立平津各院校迁移委员会。名称似如此，可笑可鄙。学校既不能迁，同人学生几全体在此，只有几位校长先生及极少数教授得到便利飞出去，还筹备什么南迁？是召集流亡教授，给予优待，我们留在这里的，便视同匪类了！读工字厅前教联会报，对于南京成立平津院校南迁委员会，大致讥评，并对于留在校内的态度不明的摇动分子加以警惕。”这段日记表明，留校人员对这个“南飞计划”与少数南飞人员并不买账，也不认同，且从心底里生发出一股抵触对立情绪。正因这一情绪，又繁衍出对校内态度不明的“动摇分子”加以警惕的敌对之心。而此时的“动摇分子”，不知对暗中射来的可怕的“警惕”眼光是否有所察觉，亦不知有多少此类分子最终南行。但可以想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解放军代表正式接管清华园，要想出走就难上加难。在未来的岁月里，那些未能南行的“动摇分子”，与坐在清华静等解放军前来解放的“坚定”者，形成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族群，当初的“摇”与“定”，成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块试金石面前，“摇”者成为“定”者监视和镇压的群鬼，而这一严重后果，是“动摇分子”们当初万万没有料到的。

第一章山河崩裂第四节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

就在朱家骅、俞大维、傅斯年、蒋经国等人坐镇南京调集飞机全力“抢救”北平学人的短暂时间里，从北方飘入江南的风声越发令人慌乱和惊惧，蒋家王朝摇摇欲坠的迹象也越发分明，国民政府必须请求美国迅速投入大批武器装备与美元才能挽大厦之倾。在蒋介石授意下，孙科内阁紧急督请胡适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即刻出面与美国交涉，尽快争取援助，以为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打一剂救命针”。胡适闻讯，极不高兴地对助手胡颂平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坚决予以拒绝。尽管胡氏一举挥去了向自己头上飞来的两顶耀眼夺目的官帽，但他即将使美求援的风声还是传了出来，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12月18日，联合社与《申报》等新闻媒体专门就这一问题登门采访，胡氏以外交辞令答称“外传种种，绝对不确”，但没否认蒋政权遭遇的重大困难和希望外援的急迫。当天联合社发出的电讯称：“北大校长胡适表示，蒋总统将继续剿共战事，惟无外援恐难长期作战。胡氏认为中共为苏联型共产党，与之组织联合政府，结果必蹈捷克复辙。胡氏并称，吾人固欲和平，即总统亦然，惟不能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和平。”当记者向其询问对于大局与国共和战意见时，胡以沉重的语气答道：“和比战难，和比战也许难十倍，难百倍。”

这组消息透出蒋家王朝独木难撑与蒋、胡等人决心困兽犹斗，反共到底的同时，也暗含了胡适将出使美国求援的可能。只是此时一切或明或暗的动作，都无法挽回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颓局，正可谓“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随着战事越来越糟以及国民党高层相互倾轧，包括朱家骅辞职，梅贻琦拒不入骰，傅斯年血压高涨即将病倒等一连串事件发生，原来沸腾火热的心渐渐冷却，再也没有人主动出面组织赴平“抢救学人”之事了。此一计划随着国民党军的溃败与李宗仁集团逼迫蒋介石去职下野的呼声高涨而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历史使命。

1948年年底，淮海战场国民党军全线溃退，北平城破在即，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决定辞庙下野。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蒋氏通过行政院突然任命心腹干将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倾全力经营台湾，为国民党撤退作准备。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对此，被晾在一边的李宗仁后来曾满腔悲愤地抱怨道：迫于解放军步步进逼的形势，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我当了代总统。因蒋暗中操纵掣肘，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蒋“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省主席。前已言之，陈诚于1948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公布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1949年1月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又说：“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元五亿上下。”正是蒋的这一切安排，“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

在蒋介石眼中只是一个摆设或替罪羊的李宗仁，面对这种糟糕的天命人事，以及即将全面崩溃的局势，也只能是旱地的歪子（又称土种气蛤蟆）撑肚子——干生气了。曾出任国民党新闻局局长的董显光在所著《蒋总统传》一书中，对此段历史有不同的看法，董说：二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产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二月二十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

就在蒋介石与李宗仁两巨头争风吃醋、较劲斗法，各怀鬼胎又各不相让，蒋骂李“娘希匹”，李骂蒋“王八蛋”之时，一个天崩地裂、改朝换代的大时代业已来临。

1949年元旦，共产党通过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就在这个元旦之夜，南京城一片死寂，胡适与傅斯年聚会一室共度岁末。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瞻念前途，满目苍凉。思前想后，两位书生不禁泫然涕下。

三年前的1945年7月，傅斯年等六参政员赴延安访问，临别时毛泽东专门托傅向胡适老师问好。此前毛与傅谈到自己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时，曾向胡适请教中国的前途等问题，回到湖南长沙所办的自修大学，还是胡适给出的命名云云，因而毛对胡一直心怀感激。傅斯年回重庆，把这一消息传给在美国的胡适并于媒体披露。胡适与毛泽东自北京一别，倏忽二十多年过去，一直未再见面，想不到这位中共领袖在农村组织革命数十年而没有忘掉自己，想来也真是不易，胡适心中颇有些感动，盘算着该给这位“我的学生毛泽东”写点什么，于是，便有了如下一电：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与［于］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　　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陈述，用供考虑。

胡适，八月二十四日。

就在胡适写就这封电文四天后的8月28日。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与蒋介石谈判。当国共双方为权利分配、军队保留等一系列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之际，谈判代表之一、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适时把胡适这封电报递给了毛泽东。毛阅后的反感与鄙视之情可想而知，弃之一边不予理会也是自然中事。

就当时的国内政局论，身在美国的胡适真可谓糊涂得可以，其对天命人事的见解，远没有他的一些同事甚至后辈明白。陈寅恪尝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而鲁迅谓：中国只有两个时代在循环往复，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胡适所言的英吉利、法兰西，抑或什么美利坚等洋玩意儿，除了被对方当做无聊的扯蛋和地地道道的胡说，怕是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价值。在这一点上，还是胡的学生傅斯年看得清楚、说得明白。此时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已羽翼丰满，誉之当年的刘邦、项羽并不为过，其实力与斗志完全可以与蒋介石大战三百回合，闹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折腾出毛泽东在延安对左舜生所说的两个或三个太阳给天下人看看。如此豪气干云的盛况，到了胡老师的嘴里，竟成了不堪一击，“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甚至“自致毁灭”的颓象与悲剧式结局。因了胡氏如此糊涂的政治观点，以及站在国民党一边带有威胁口吻的狠话，耿耿于怀的毛泽东，待谈判结束回到延安，即在中共干部会上的报告中斩钉截铁地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番话，在阐明了共产党坚定姿态的同时，也算是对胡老师痴人说梦式的“胡说”一个公开的答复。

想不到仅是三年多的时间，胡适预料中“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的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气焰更盛，直至弄出了一个主客易位、乾坤倒转的崭新局面。国民党一败涂地，成了地地道道的“自致毁灭”的丑八。如此悲惨的场景，实在是对胡适一介书生参与政治并不识时务地“胡说”的莫大讽刺。

午夜的钟声响过，胡适向傅斯年哀叹自己由北平到南京做“逃兵”、做“难民”已十七日之后，于醉眼蒙胧中强打精神，撇开不快的往事，重新抖起文人的癫狂与豪气，一边往嘴里灌酒，一边吟诵起陶渊明《拟古》第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抗战胜利，傅斯年、胡适接办战后的北大，至此已逾三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和成就之时。“忽值山河改”，由青天白日忽然变成了满地红旗，期望中的“事业”随之付诸东流。“柯叶”、“根株”，经此一大“摧折”浮水东流，一切希望皆成泡影。“本不植高原”，“种桑”之地本就没在风雨无忧的高原，忠悃所寄，生命所托，面对今日这般悲怆凄凉之境，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吟过数遍，二人酒劲上来，各自倒在床上昏睡过去。

1月5日，已奉令迁入台北主持政事的陈诚致电傅斯年：

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

傅斯年接到电报，意识到自己何去何从的最后时刻到来了，在命运的重要转折关头，向来干练决断的他竟再度犹豫起来。此前，随着陈布雷自杀身亡，他亦产生继之而去的念头。这个念头存在他的心中已有时日，早在1932年他就说过：“国民党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于是一切残余的旧势力蠢蠢思动，以为‘彼可取而代之也’。”又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原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朝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即知如此命运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

但究因家人看护与对史语所及台大命运的牵挂未能步陈布雷后尘——死，有时容易，有时也难。

1月8日，蒋介石接到密电，北方局势即将全面崩盘，焦灼中急约胡适晚餐。席间，蒋循惯例先问胡对大局的看法，胡氏又犯了一介书生弄舌称快的老毛病，竟像当年劝毛泽东解除武装一样，又不知深浅地奉劝蒋介石投降，且同样列举一些洋例子加以佐证“投降”的必要：“我为他述eral　 ain－rigaan（巴丹半岛）力竭投降，胜利后释放回国，美国人热烈欢迎他，国会特授与‘荣誉勋章’。”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一通劝降话说完，胡氏竟认为“蒋公稍有动意”。

事实上，身经百战的蒋介石是何等人物，怎么会听从一介书生的“投降”之说？就像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不会听从胡氏的痴人说梦一样，在大地陆沉之际，蒋介石仍决定死里求生，作最后一搏，并请胡适到美国求援。因胡氏此前已明确表示不做正式外交人员为政府效劳，蒋介石亦采取通融之策，令胡以民间外交的方式使美。当天晚上，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蒋公今夜仍劝我去美国。他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关援，不要你去做。我止［只］要你出去看看。”

胡适经过一番心灵煎熬，决定服从蒋公这一委派，重返美国为政府“做点面子”。

1月9日，被共产党部队围困在淮海战场达66个日夜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是夜，国共两军展开激战，国民党军全面溃败。整个淮海战役，解放军以伤亡13万人的代价，歼灭、俘获国民党军55。5万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场总指挥杜聿明被俘。而作为一个指挥50余万大军的主将在战场上被俘，这在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

1月15日，共产党军队占领天津，北平危在旦夕。胡适匆匆赶往上海拜访银行家陈光甫，商讨赴美求助方案。17日晚上，正在上海的顾颉刚受邀参加胡适的晚宴，早已与胡老师产生芥蒂且不明就里的顾氏，借着酒劲劝胡借此脱身国民党政府的纠缠，不要再回南京，“免入是非之窝”。并谓：“当国民党盛时，未尝得与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顾氏的一番说教，胡适并未放在心上，更没有透露自己行将赴美的半点口风。此时的胡适与顾颉刚在情感上和政治上皆已分道扬镳，这对相互倾注过炽热情感与人伦大爱的师生，上海一别竟成永诀。

1月19日凌晨，傅斯年遵照事前安排，欲赶赴机场搭乘军用飞机赴台。在残淡的星光照耀中，傅斯年提着行李走出史语所大院中的居处，专门由上海返京送行的胡适做前导，傅氏秘书那廉君殿后，一行三人在漆黑寒冷的黎明中悄无声息地走着，没有人再说话，千言万语已说尽，最后要道的“珍重”又迟迟不能开口。当那扇宽大厚重的朱红色大门“咯咯”推开时。沉沉的夜幕遮掩下，把门的老工友接过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车的同时，呜咽着道：“傅先生，今日一别，还能相见吗？”傅听罢，悲不自胜，滚烫的热泪“唰”地涌出眼眶，顺着冰凉的面颊淌过嘴角，又点点滴滴地随着夜风四散飘零。“好兄弟。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傅说着，握住老工友的手作了最后道别，然后登车仓皇离去。正可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当天上午，傅斯年飞抵台北。此次一去，竟是“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了。

第一章山河崩裂第五节人生长恨水长东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派系联合打压下，力不能支，乘“美龄”号专机飞离南京抵达杭州，发表“引退公告”，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此后，蒋躲在老家溪口母墓旁之“慈庵”，韬光养晦，并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暗中操纵军政大局，指挥军队继续与解放军抵抗。

1月22日，驻守北平的傅作义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北平城内25万余国民党军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解放军改编。

整个平津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52万人，解放军伤亡3。9万人。

此前两日，即1月20日，中共中央电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电报中称：

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犯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到了1月26日，延安电台广播说：“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有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党特方面的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反动小党派方面的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应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吹者胡适、于斌和叶青。”从这个广播可以看出，此时的胡适由罪大恶极的“帮凶”，已晋升为重要“战犯”，而傅斯年似乎成为漏网之鱼。

眼看长江以北精华之地尽失，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决定立即派代表赴北平与中共进行谈判，展开旨在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和平攻势。为加强社会各界力量的和谈砝码，李宗仁专门向已赴台湾的“漏网之鱼”傅斯年发电，希望傅能拿出翻江倒海的本领助自己一臂之力，尽快达到“和平之目的”。但此时的傅斯年对国共和谈已不抱任何希望，予以谢绝。在致李宗仁信中，傅斯年以他一贯的作风和政治立场，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　　德邻先生赐鉴：

前奉复电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为念，倡导和平，凡在国人，同声感荷，然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

1。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

2。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

3。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

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导和平，忍辱负重，至矣尽矣，受其侮辱亦无以复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见谅于国人矣。乃共产党既如此，则和平运动恐须适可而止矣。盖如文伯、力子、介侯诸先生之办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结果：

1。江南各省分崩离析，给共产党以扩张势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减少痛苦。

2。合法政权既已大明，则权衡轻重，恐须即为下一步之准备，力子、文伯之谈和平，毫无办法。只是投降而已；偏偏共产党只受零星之降，不受具体之降，不知张、邵、甘诸公作何解也？

3。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至少不是公开之纷争），如走张邵路线，只有全部解体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司徒大使实一糊涂人，傅泾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国，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也。

傅斯年这一与中国共产党决绝的强硬态度，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妄言，实与他一贯的政治主张相吻合，同时也是胡适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呼应。早在1947年1月15日，傅斯年应蒋介石之约共进午餐，席间蒋提出让胡适组党并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一并请傅帮助说服胡。傅斯年当场予以回绝，谓：“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转失效用；即如翁咏霓等，如不入党，不在政府，岂不更好？”又说：“自小者言，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如此谈了许久。蒋一直未放松，傅只好答应写信通知胡，详述其“这一番好意”。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适说明原委，信中说：

适之先生：

不大不小之病三个星期，发烧到39.8，而蛋肿得可怕，过旧历年即呻吟最甚时也。老天开这个玩笑，真恶作剧。昨晚出医院，传染期已过（入院原为避染他人），血压较平常为低（热病后之现象），仍在头晕。

病发作在1月15日，是日中午蒋先生约去吃饭（前约一次，因他约未去），座中无他人。他问我意见，我说了好些，大致为：（一）政府非振作不可，何必待各党派来再“一新天下耳目”，许多事自己可做也。他问我何事，我说了几件。（二）宋［子文］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三）实施宪政必须积极，此时尽可无多虑，云云。他似乎并不以为然。

接下来，傅斯年叙述了与蒋的谈话内容，以及傅替胡适拒绝到政府做官的详情。最后陈述道：

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不过。假如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可以说：

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

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

三、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四、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政府之主体在行政院，其他院长是清中季以后的大学士，对宋尚无决心，其他实看不出光明来。五、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又假如司法院长是章行严（杜月笙之秘书），定不糟极！

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但办报亦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今日斗争尖锐强烈化，如《独立译论》之free　 lancer［自由作家］，亦不了也。

胡适听从了傅的劝告，没有加入内阁成为纯粹的国民党官僚，但办报的理想亦未实现。就在胡、傅二人为国民政府前途与自己该在何方用力，以帮助政府摆脱困境而焦虑犹豫之际，1947年，胡适借赴南京选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间隙，于10月21日受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邀请共进午餐，这位满身充溢着书呆子气味的司徒大使，竟对众人说出了“中国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的丧气话。此举惹得胡适大为不快，当晚在日记里斥骂道：“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此时，美国政府一些政客抛弃国民党政府的呼声甚嚣尘上，而作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不但拿不出相应的办法力挽狂澜，反而以丧门星的角色，只知道拿针扎轮胎——泄气，自然引起胡适等拥蒋政府者的厌恶。而司徒大使本人确也不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家，从后来落了个舅舅不亲，姥姥不爱，在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声明中灰头土脸夹着皮包溜回美国，即可见出其人无胆无识与政治眼光的缺乏与短视。或许，正是这样的糊涂大使与一群“庸妄人”，如司徒的助手傅泾波之流占据了中美沟通的位子，加之国民党本身的腐化堕落，才最终酿成了不可收拾之败局。

面对国民党内部倾轧与大举溃败，在台湾的傅斯年将窝在肚子里发酵了几年的怒火，借给李宗仁写信之机，一股脑地发泄出来，既怪罪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糊涂”与其助手傅泾波“不可靠”，又迁怒于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虚妄无能，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半壁万里，举棋中儿戏失之”，则是因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备战而云备战”，直至导致不可收拾的残局。他在为国民党败局表示“不堪回首”，或不愿回首之际，决定把全部精力投入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以在精神上得到一点寄托和安慰。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占领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

这年的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当天，中共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百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总长达一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达三个半月，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轰然崩溃。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了22年的“首都”失守，崩溃中的国民政府南迁广州。24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南京解放。

8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与唾骂：“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正在广州与国民党军政大员策划阻止解放军前进的蒋介石闻之痛心疾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共匪已于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晚上，蒋氏以沉痛的心情独自步入黄埔公园的屋顶纳凉，心中“忧虑党国，不知何以为计”。

10月8日，蒋介石接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电称：“粤省西北与湘、黔军事，已趋劣势，请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

10月10日，正是国民党的“双十节”，作为基督信徒的蒋介石于晨四时起床，早课完毕，仍感六神无主，不能自制，遂以《圣经》卜问国民党前途与自己的命运。一番凝神默祷之后，蒋氏闭着眼睛按住《圣经》随手翻开一页，而后用手指点在某处。查看内容，“得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原文为：“彼得伸手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

因了这条卜文，蒋介石神情为之一振，心中默诵：“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

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随之出山，在台湾与四川之间布置、指挥战事，并在大陆度过了最后一个生日——63岁诞辰。

11月，桂系将领白崇禧指挥的子弟部队大部被歼，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与靠山被摧毁，遂于11月20日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后流亡美国。

11月30日，重庆陷落，蒋介石偕蒋经国乘机逃往成都。12月7日，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南按：3月孙科辞职，何应钦继任；5月何辞职，6月阎接任），率领包括“中央研究院”在内的“国民政府”各机构从成都逃往台湾，“政府”迁台声明当天对外发表。

12月10日下午2时，一代枭雄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在瑟瑟寒风中，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逃往台湾。此时解放军攻城的炮声正紧，为了逃命，蒋氏父子都来不及详细看一眼大陆河山。此时的蒋公没有想到，此一去，再也不能回到故国家园了。正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第一节归骨于田横之岛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尚以齐鲁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短幅相赠。众人见之，顿生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抵台后的傅斯年仍兼任随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但主要精力则投入台大的兴建改革之中。

台湾大学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强占台湾并于1928年创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重新回归中国。当时国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赴台接管该校，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罗任校长。此时的台大经济拮据，举步维艰，刚上任的罗宗洛大有乱杆子扑头——痛中带晕之感，于是很快挂冠回沪，专任他的植物研究所所长去了。此后国民政府又相继委派中央大学教授陆志鸿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庄长恭出任台大校长，此二人又都因地方长官的冷漠和校内种种困难而辞职。当傅斯年执掌台大时，已是抗战胜利之后第四任校长，而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大撤退，台湾地区大动荡、大混乱、大失控时期。学校内部房舍狭小，经费奇缺，校务混乱，学潮迭起。再加上一百多万从大陆撤退的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及家眷蜂拥而至，要求入学就读者骤然增加。原在“台北帝大”时代只有几百人的校舍，根本无法容纳狂潮一样汹涌而来的学生，一旦权要显贵人物的子女亲属有人学者稍不如愿，高官大员们便凭借手中权力横生枝节，给学校当局制造麻烦甚至灾难。傅斯年接手后仍是这种令人激愤和无奈的局面。在“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全部走读，学校不设宿舍。傅斯年执掌台大后，本着“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的办学宗旨，不论学生出身贫富，一律按招考标准予以录取，从而使贫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学就读的机会。经此嬗变，出身贫穷且远离家乡的学生不断增多，台大的师资力量更显得异常奇缺。尽管在撤离大陆时，朱家骅、傅斯年对这一问题有前瞻性考虑和准备，无奈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实在太少，著名的教授只有沈刚伯、钱思亮、毛子水、郑通和、余又荪、台静农、姚从吾、王国华、东方美、夏德义、李宗侗、英千里、杨树人、潘贯、萨孟武、杜聪明、彭九生、陈振铎等三十几人，显然无法填补大多数学科一流坐椅的空白。所幸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部分人员与数学所几位精英迁往台湾，才算把台大各院系勉强充实起来。如史语所抵台的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劳榦、高去寻、屈万里，连同晚一辈的陈槃、王叔岷、严耕望、周法高等年轻学者，皆应聘到该校兼课。因了这些条件，台大的师资力量才有所改观。

当然，此时的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据留在北大的邓广铭说：傅氏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我还和别人开玩笑说，如今国民党的军队是不战、不和、不守，我的态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没有做过蒋介石的官，和国民党没任何关系，用不着为他们尽节殉死。我和共产党没仇恨，我在大学教书，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当然还很难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我不跟傅先生去，也不跟国民党走，决意留在北京大学”。邓是北大历史系学生，与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好友，深得傅的赏识。邓毕业后受傅的邀请赴昆明和李庄出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教，其间一直受傅的提携。两年后，邓广铭离开李庄，受傅斯年之荐任复旦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随傅到北大出任校长室不挂名的秘书，直到胡适接掌北大仍任此职。再后来转入北大史学系任副教授、教授，并一度出任过历史系主任，算是与北大瓜葛较深的一人。

邓氏所说，是1949年初期事，直到1950年年初，傅斯年一直未放松努力，像北京方面的郑天挺、罗常培、向达、汤用彤、冯友兰、饶毓泰、叶企孙、曾昭抡、钱三强、周一良、沈从文，特别是在南京停留了一宿就由上海转往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多次受到傅的邀请，只是受邀者出于多方面考虑未作响应，仍留在大陆“静观待变”，或躺在床上打着自己的算盘，做着“走进新生活”的美梦。据当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任继愈在谈到郑天挺去留问题的一个片断中说：“郑先生接受我们党的指示精神，坚守岗位，安心迎接解放，北大的绝大多数教授在党的影响下没有南逃。当时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虽说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对国民党几十年来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毫无希望，是十分清楚的。有一次有事到办公室，正遇上有位清华大学教授和他通电话，问他走不走。郑先生用安详稳定的口气，慢条斯理地说：‘不——走。’胡适在南京天天盼北平来的飞机，离开北平最后一架飞机，胡亲自去飞机场迎接。只接到北大一位历史系的教授毛子水。这个人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是好朋友，他心虚，仓皇逃走了。郑先生把北京大学的物资、档案，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旧北大从此结束，新北大从此开始。”

任氏所言郑天挺答复清华教授“不走”二字应是事实，就郑当时的地位和条件，假若要走，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机”，但他还是留下了，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最后留下来当是郑天挺的本意。至于说到胡适接机与毛子水出逃外加一个特务头子戴笠等人事纠葛，似是一部反谍电影故事，可惜与事实相去甚远。当时欲南飞的人员多多，只要回顾一下“中鼎”号军舰向台湾运送故宫与史语所等机构的国宝时，各色人等争相登船并令百感交集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泪水涟涟一幕即可推知，更从梅贻琦出走以及与学院派教授有明显区别的戏剧理论家、梅兰芳好友齐如山的出走亦可见出当时的紧迫慌乱情形。

就在海峡两岸纷乱动荡的特定历史阶段，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明争暗斗和黑幕，据说当时傅斯年很想邀请哲学名家朱光潜到台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学院长沈刚伯生怕朱到台后，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暗中作梗，把邀请信息暗中压下，秘而不宣，直到大陆完全解放，朱才得到消息。按朱后来的说法他没有去台之意，但就当时的情形，纵然想抽身起程已无能为力矣。

当时拒绝傅氏敦请赴台而坚持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除大部分坚守北平、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外，尚有一少部分转赴偏远的岭南、广西和长白山等一带大学任教。逯钦立算是这类学人的一个代表。

1946年晚秋，李庄姑娘罗筱蕖随夫君逯钦立携怀中的幼子，在亲友的泪光里作别故乡，辗转来到了南京，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仁一道在废墟上再造家园，构筑未来的辉煌梦想。1948年年底，当国民党军溃败，江山撼摇，傅斯年来回奔波，竭力动员史语所同仁迁台之时，作为新生代学者队伍精锐的逯钦立自是在被动员之列。只是，出乎傅斯年意料，逯、罗夫妇却犹豫不决，个中原因除了对国民党没有好感，更多的是不忍远离故土，再加上当时夫妇二人已有3个孩子，且与逯的母亲在一起生活，怕到台湾这座孤岛之后生活无以为计，当时盛传到台湾的人只靠吃香蕉皮度日，故拖延下来。正在这时，罗筱蕖收到了她的五哥、中共地下党员罗叔谐自家乡发来的书信，谓“盼了那么多年的解放，临解放又要离开大陆，你们都不是国民党员，不要随他们去殉葬”云云，劝其留下。逯、罗夫妇认为此说有理，决心不去台湾，此举令傅斯年大为不快。

傅斯年与逯钦立属于相隔不远的鲁西小同乡，傅又是师辈人物，对忠厚聪明的逯氏甚有好感，加上他又是逯、罗婚配的媒人，尽管心中怀有不快与不甘，但也无可奈何。据罗筱蕖回忆：“当最后一次傅先生来我们住处劝说时，知道我们留意甚坚，眼睛都红了，泪在眼眶中打转，好像马上就要溢出来。他站起身对逯君说：‘你们都不愿同我下火海，只好我自己去跳了。但筱蕖是我从李庄带出来的，我要对她负责。’遂表示愿意介绍逯钦立到当时尚算安静的广西大学任教。”该大学的校长陈建修是北大老教授，与傅斯年友善，逯钦立夫妇接受了傅的好意，于这年初冬携家带口离开南京抵达桂林。

罗筱蕖的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的证实，王撰文说：“1948年秋，因为政治上的歧见，逯钦立转赴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南京一别，成为逯氏夫妇与傅斯年及史语所同仁的最后一面。

1949年秋，西南战局紧张，国民政府大厦将倾，设在桂林的广西大学陷入空前混乱，校领导人与大部分教授纷纷逃往香港躲避。在国民党彻底崩溃的前夜，傅斯年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再度致函逯钦立，劝其出走桂林，随史语所最后一批人员迁台，并寄来了旅费与三个月的薪水。当年嫁给史语所工作人员的几位李庄姑娘如张素萓、张彦云等，此时都已随夫渡过了台湾海峡，而跟董作宾见习的李庄籍青年刘渊临也已迁往台湾，罗筱蕖成为从李庄走出的史语所人员、家眷中唯一一个未成行者，傅斯年信函是历史赋予她的最后一次赴台机会。但经过思考权衡，逯、罗还是没有成行。

1949年11月，桂林被解放军攻陷，受中共地下党指示，逯钦立等少数几位没有逃亡的教授出面维持广西大学校园秩序，并坚持为学生开课。逯在军管会和中共代表的领导下，参加了全校接管工作并被任命为中文系教授、负责人。1951年，逯被选为桂林市人民代表。同年10月，根据中共的号召以及随之展开的对科教队伍调整政策，逯、罗夫妇被调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逯被聘为中文系教授，后出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罗筱蕖在教材科图书馆工作。自此，夫妇二人开始了悲欣交集的人生之旅。而一直盼望他们赴台的傅斯年，此时早已气绝身亡，归骨于田横之岛了。

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第二节傅斯年之死

坐上台大校长交椅的傅斯年，再度“聊发少年狂”，施展出当年敢打硬冲，“凡事先骑上虎背”的本领，对台大积习实实在在地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不论是通过谁的条子和门路，后台有多硬，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几个月，傅斯年抡圆了手中的权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样“稀里咔嚓”，将七十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切掉，赶出校园。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许多年后，无论是傅的追捧者还是被赶走的对立面，在回忆这段往事之际，都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确是难以想象和不可能的。据陈雪屏回忆，傅赴台时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也正由于世事纷乱与劳累过度，导致傅斯年英年早逝。

傅在台大的改革使一部分人为之叫好欢呼的同时，自然触及了许多权贵者的利益，令对方极为不快和恼怒。当时台大师生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傅的对立面借学潮运动趁机发难。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并指名道姓地说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某某院长、系主任是“共产党分子或参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除异己”，把各院系变成培植亲共势力的温床等，企图置傅氏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绝地。

傅斯年对台大师生特别是台湾一帮闹独立的土著反蒋倒蒋活动一直深恶痛绝，对学生中有真凭实据的共产党员亦不宽容，每有发现均严惩不贷，其态度与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时并无二致，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让布尔什维克滚出台大！”的响亮口号。但他同时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年西南联大爆发学潮，并闹出了人命，他在致俞大綵的信中谓西南联大学潮“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等便是他做人处世的主张与原则。

正是缘于这一指导思想，傅斯年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而后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辞强硬的檄文予以反击：“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决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声明：“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傅氏声色俱厉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令对方不得不暂时退却，伺机而动。

机会很快到来，1949年3月底，台湾省立师范大学与“国立台湾大学”学生联合闹将起来，并且高呼中国大陆的学运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引发当局的严重关切，认为台湾校园确实受到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必须捉拿主谋分子，给予严厉惩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命令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率部缉拿。4月6日，台北大批军警按预定计划闯入校园欲开杀戒，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的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表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傅对前往执行任务的彭孟缉道：“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缉禁于傅的气势，不敢造次，遂当场保证：“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未久，台大被捕的学生多数放回，而师范学校不但近百名学生被送进监狱，还有7名学生以反革命罪名被枪杀。事件过后，省立台湾师大受到了停课整顿，师生重新登记并接受军训、校园戒严等惩处。而国立台湾大学虽受波及，但比之师大要好得多，此皆得益于傅斯年竭力庇护、斡旋之功。许多年后，台湾师大师生还就这次事件与台大相比，并大骂当年的学校领导者软弱无能，几乎就是一文不值的臭狗屎一堆，而对傅斯年夸赞不绝。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精神层面上的心灵寄托。

这年1月，风浪再起，校外校内传言傅斯年“将去国，将辞职”。针对传言，傅氏在23日的校刊上发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学》公开信，信中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学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正是这种内外交困局面与本人刚烈不屈的性格，导致傅斯年血压骤然增高，身体很快垮了下来。1950年夏天，傅身患胆结石，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的事务纷乱如麻，根本无法办到。对此，随国民党赴台的朱家骅曾以十分伤感的心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

像冥冥中有一种渊薮，傅斯年于心力交瘁中，生命的步伐戛然而止，一头扎进了烟雨迷濛的黄泉古道。其情其景，俞大綵有一段深情的回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傅氏说到这里，俞大綵一阵心碎，欲哭无泪。尽管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极度混乱糟糕，但比抗战时期在昆明和李庄总要好一些，傅斯年作为当时台湾岛内唯一一所大学校长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一般人也许觉得他不该再像李庄时代那样闹穷了，殊不知当时傅领的只是台大的一份薪水，时儿子傅仁轨仍在美国读书，他和时任台大英语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綵两个人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笔报刊文章的稿费，想托卫生署的官员刘瑞恒出差到香港时买一套现成的西服，但把稿费和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一算，只能买一件上衣。傅斯年只好说：“幸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那就只买件上衣吧。”

在这个暗伏不祥之兆的冬夜，正当俞大綵为家中的穷苦生活黯然神伤时，傅斯年起身满脸疲倦地打了个哈欠，突然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几个字。”言毕，长叹一声，一反常态地对俞大綵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俞大綵听到这里，大为惊骇，急忙起身捂住了傅期年的嘴巴，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后来俞大綵回忆这个夜晚的凶兆时说：“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

不数日，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綵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恸欲绝，泣不成声。用心血换取的稿费到来了，但此时的傅斯年已命归黄泉，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双腿做御寒的棉裤了。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的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会上，傅提了不少意见，据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午饭后稍事休息，傅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会议开始后，傅斯年登台讲话，但主要由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陈雪屏作答。大约到了5点40分，参议员郭国基突然站出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这郭国基乃台湾省屏东人，生于1900年，曾留学日本。此人好勇斗狠，在日本留学时，他就开始率领一些志同道合者，打起“苍天已死，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搞运动。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台湾极不甘心，开始纠集蒋渭川、王添灯等一批人，与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陈仪为代表的台湾省行政公署官员公开叫起板儿来，对大陆赴台军政官员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尚以铁腕著称的陈仪对台湾人在日治时期的遭遇、命运深表同情，因而保持了克制，迟迟不忍动武，并有些浪漫地一直认为自己的善意总有一天会得到同样的回应。但不久之后情况急速恶化，终于在1947年2月28日因当局取缔私烟的事件，引爆了一场社会暴乱。以台湾土著郭国基、蒋渭川、王添灯等为首的人，召集本岛内部与海南岛等地归台的群众，成立了“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大同青年同盟会”（服役日军陆军者）、“海南岛归台者同盟”（海南岛归台者）、“若樱敢死队”（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等组织。而王添灯拟组织台湾省临时民主自治政府，自任主席。各种运动组织一时聚集了十余万众（一说共14万人），联合一处，兵归一家，成立联军，身穿日本浪人服装，其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肩扛长枪，挥舞东洋刀，高唱日本国歌，甚至叫喊“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等口号，开始疯狂地攻击、占领台湾长官公署与台湾广播电台，企图通过广播号召全台人民加入运动队伍。同时四处抢夺各地仓库之械弹、以大规模武装力量攻占军事要地，整个台岛浸染在一片暴乱枪声与血污之中。当时国民党驻台北军队不足千人，台当局陈仪等人采取保持克制的策略，未克弹压。但近2万大陆赴台军公教人员，如坠渊坑，面临着生命危险。短短几日，就被打死枪杀约200人，伤约800众。守台的国民党军队遭到攻击，开始反击。

事发当日，陈仪曾致电蒋介石：“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但陈氏仍糊涂地认为事态不大，仅要求将21师部分兵力调返台湾即可（该师曾赴台接受日军投降，后大部撤回大陆）。陈仪的善意与克制，被郭国基、蒋渭川等人曲解成懦弱无能；陈氏的让步令对手以胜利者的姿态，步步进逼。在政府公署官员们被协迫与运动头目的谈话会上，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应邀出席。郭国基狂妄至极，竟跳到桌子上指天戳地大肆叫骂，讥讽国民党军乃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并指着彭孟缉的鼻子高声说道：“我怀疑你们没有什么战斗力。”彭孟缉意识到对方可能要攻击台岛要塞军事要地，遂乘间隙悄悄离开会场潜回要塞应付紧急事变。面对危局，中统局台北站却极为清醒并富有远见地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蒋介石一听这帮人要分裂祖国，那还了得？于是在震怒中高声骂道：“娘希匹！我看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谋反作乱，分裂中国，此乃十恶不赦的逆天之罪，格杀勿论！”立即命令驻防江苏昆山的21师师长刘雨卿，率一个精锐整编师火速乘船赴台平叛。同时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调派太康、伏波两炮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炮轰暴徒阵营；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抵达台岛上空侦察敌情，与陆海军配合联络，并散发传单，劝台湾民众“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作野心家的工具”，等等。

3月9日，2万国民党军精锐在基隆、高雄相继登陆。在随后的战斗中，郭国基方面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大队人马很快被各个击破。王添灯等数百人被击毙，郭国基、蒋渭川等数百人被俘。——这就是台湾现代史上著名的“二二八”事件。此事件对台湾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的动荡局面埋下了伏笔。

随着国民党撤往台湾，为安抚当地土著领导人，同时也受当地政客要挟，国民党高层决定从“二二八”事件中选出几个著名领导人为省参议员，以达到平衡与和稀泥的效果。如此这般，郭国基被关押了一百二十多天后，随着国民党新政策的到来，顺利出了监狱。未久，又成为具有正义化身的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坐上政府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郭国基，喜欢直抒胸臆地发一些火药味甚浓的长篇宏论，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

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竟与这样一个人物在议会大厅遭遇了。

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具体通过省教育厅长，也就是当年在西南联大为平息学潮出力甚多，于“抢救学人”中在南京出谋划策的陈雪屏具体操作。故“郭大炮”便以台湾土著的身份，向“傅大炮”斯年开起火来。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但又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招生，尺度己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高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等人认为台大亏待了当地生源，便宜了国民党官僚的后代，并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愤怒。今日郭氏质询，当然需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等。针对郭的提议，傅斯年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并云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国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在录取时专门规定国文科分数比大陆学生降低10分录取等。讲着讲着，傅氏情绪激动起来，说道：“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又说：“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言毕，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归座位时，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较近的议员刘传来疾步向前，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作了枕头。从此，傅斯年进入昏迷状态。

刘传来本身是台大的医学教授，经他初步诊断，傅是高血压病发作，于是一面用冷毛巾贴额，一面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和俞大綵。傅原定当天晚上6点钟在家中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台湾省政府和台湾大学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事宜，下午2点多钟还打电话给校长室秘书那廉君，让他把自己亲笔拟定的合作办法准时送到家中，以便开会时用。5点多钟，那廉君来到傅家，俞大綵以为众人在家里开会，自己不便打搅，准备外出去吃饭。不一会儿，傅的司机老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呼喊：“校长不行了，校长晕倒了！”俞大綵、那廉君等急忙驱车赶到省议会厅。

大约6时30分，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台大医学院代院长叶曙、副教授王大杰亦赶到会场。经王大杰诊断，傅斯年得了脑溢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此时，台湾的陈诚、何应钦、王世杰、程天放、罗家伦、朱家骅等政界要人，以及学术界人士李济、董作宾、毛子水、萨孟武、英千里、劳榦等纷纷赶来探视病情。蒋介石闻讯，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的生命，并要陈诚每过半小时打一次电话报告傅斯年的病情。陈诚得令，竭尽全力组织台湾一流医务人员进行抢救。病床上的傅斯年仍处于昏迷中，西装已被剪开，头部堆满了冰块，医生、护士跑前跑后地紧张忙碌。满脸焦虑之色的陈诚在会议室来回踱步，周围站立的一圈党政要人均不敢坐下，神态凝重地观望着来自病室的风吹草动。

9时30分左右，傅斯年的血压渐降至180左右，体温亦降至38℃，情况稍有好转。至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的医护人员惊喜交加，以为傅氏终于醒了过来。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脉，抬手合上了眼皮，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这时众人才顿悟——傅斯年走了。门外的俞大綵会意，疾步进来抱着傅斯年号啕大哭：“孟真呵，孟真……”陈诚等人闻讯，冲出会议室呼呼隆隆地向病房奔来。——傅斯年就此与大家永别了。

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李万居乃台湾土著，国语水平极差，有大陆籍记者误把“弃世”听成“气死”。于是马上传出消息，说傅斯年参加省议会，被参议员郭国基活活气死。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称“郭大炮”与“傅大炮”两门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云云。

12月21日，台湾大学宣布停课一天，悼念校长并下半旗志哀，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排队前往极乐殡仪馆致唁。当学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即转为愤怒，纷纷冲出灵堂，打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横幅，向省议会厅拥去。学生们聚集在省议会厅门口，强烈要求气死傅斯年的郭国基出来述说昨日会场中质询经过。郭国基隔着门缝一看，学生们包围了参议会，并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喊叫着与阻拦的议会人员扭打在一起。躲在门后的郭国基见状，立即意识到事情严重，怕遭到对方的群殴，张狂之气顿消，乃悄悄溜出后门，老鼠一样逃窜了。副议长李万居一看郭氏溜之乎也，万般无奈中，只得硬着头皮出面向学生解释，说郭国基昨天提出的质询没有伤害傅校长处，言辞也不过分，等等，学生们置之不理。陈雪屏又出面加以解释说：“昨天的质询，总共有六项，我本人回答了四项，傅校长回答了两项，那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难题……”但学生坚持要郭国基出来答话。人越聚越多，有人喊出了“杀郭国基为傅校长报仇雪恨”等口号，并开始冲撞议会大厅，局面异常紧张，台北市警察局长亲临现场指挥大批警察维持秩序。此时阴风顿起，大雨骤降，风雨交织中现场更加混乱。愤怒的学生终不肯离去，继续冲击议会大厅，并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直至下午1时20分，台湾大学训导长傅启学冒雨赶来，向群情激愤的学生高声喊话：“我跟傅校长一块在北大时，即是好朋友，我到台大也是由于傅校长让我来的，这次出事我十分愤慨。不过现在大家只有百多人，我们回去聚集全校师生开会讨伐他。而且现在是戒严时期。”傅氏转头看了一下全副武装的宪警，又说，“郭国基在议会里讲话，可以不负责任，他所问的问题，都是些没有常识的问题。傅校长是学术界第一流的人物，拿他和一个毫无常识的参议员是不能相比的。今天大家到这里来，是出于对傅校长的敬爱，假如他在世的话，一定不愿大家这样做。如果今天同学出了事，叫我如何对得起地下的傅校长。”言毕，傅启学已是泪流满面。学生们见状，悲从中来，同声哭泣，泪水和着雨水在整个议会大厦前弥漫流淌。眼看已是黄昏时分，傅启学含泪表示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交省参议会，由参议员作书面答复，尚未吃中午饭的学生已是饥肠辘辘，听说郭国基已从后门逃跑，一时难以抓住，只好拉队返校。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者越来越多，殡仪馆的屋子和院子几无立足之地。在上千吊唁者中，有台湾学者、名流、国民党军政大员、傅斯年的亲友、同事和台湾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等人，另外加上一个刚从香港赴台，与傅斯年生前关系并不融洽的钱穆，都站立在人群中默然相送。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望之令人心碎。目睹此场面的台湾记者于衡在后来回忆自己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

12月31日，亦即1950年的最后一天，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当时台湾大学本部尚无大礼堂）举行傅斯年追悼会。礼堂正中，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挽章，国民党高级官员、名人学者的挽章、挽联分挂两旁。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亦皆前来，竟日致祭者达5000余人。据统计，当时各界致送挽联达270余副，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的挽联：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国民党大佬于右任挽联：

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蒋梦麟挽联：

学府痛师道，举国惜天才。

蒋介石于12月22日发唁函致俞大綵夫人。12月30日又频布褒奖令。傅氏身后可谓备极哀荣。

台湾大学为纪念傅校长开创台大一代风气的功绩，按照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为杰弗逊（thomasJefferson）专门在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特在台大实验植物园内划出一块地建造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同时按中国传统，墓前立无字碑一座，设纪念亭，另有喷水池搭配，形成独特的景观。1951年12月20日，傅氏逝世一周年忌辰，举行安葬仪式。典礼由继任校长钱思亮主持，俞大綵亲手将傅斯年的骨灰安置在大理石墓椁中。现场有二千余人观礼，气氛庄严肃穆。自此，此处被称为“傅园”，墓亭定名“斯年堂”，与周围景致浑然一体，蔚为壮观。兵工署特别捐赠一座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后来，这座钟架设在行政大楼前的水池和椰林大道之间，名为“傅钟”，成为台大精神的象征。傅斯年溘然长逝，远在美国的胡适闻讯，立即给俞大綵发来唁电：“孟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最有天才的爱国者，我自己则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诤友与保护人……”

随着媒体报道，在海峡另一边的学术界人士，也通过不同的渠道陆续得到消息并有不同的反应。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阅《参考消息》知，傅孟真于星期二下午列席台湾省参议会，报告台大状况，皆即患脑充血，于晚11点20余分去世，年55岁。孟真为人专断，才大而私心太重，解放前将史语所全移台湾，并影响数学所，实研究院之罪人也。”

几乎与此同时，蛰住岭南的陈寅恪亦得知傅的死讯，想起与傅的交情，特别是抗战八年傅氏给予自己的帮助与关怀，悲从中来，赋诗一首为之追念。鉴于当时的天命、人事，以及严酷的政治气氛和压力，陈氏不能直白地剖露心迹，只能采取历来知识分子惯用的“曲笔”手法，以《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为题而作，以此表达心中的哀悼之情。诗云：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此乃仿明末著名学者，明亡后毁家纾难，嫠不恤纬，反清复明失败而隐居山寺，并号朱衣道人的傅山（青主）之诗而作。傅青主原诗云：

关窗出海云，布被裹秋皓。

夜半潮声来，鳌抃郁州倒。

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

佛事冯血性，望望田横岛。

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

陈诗通过仿傅青主之意，隐晦地悼念“归骨于田横之岛”的亡友。——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大陆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

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第三节胡适：青山就是国家

傅斯年去世后，台湾政学两界许多人的目光集中到台大校长那把粗腿椅子上，各色学者、政客，视台大校长职位如一块肥肉，施展平时练就的老鼠与黄鼠狼般盖世武功上蹿下跳，四处钻营，欲把这块肥肉吞入自己欲壑难填且已散发着霉烂气味的酒囊饭袋中。就在鼠辈们绞尽脑汁争夺与相互倾轧之际，居于台北官邸深宫的蒋介石眯缝着眼睛不动声色，静观群丑表演，最后把视线移离台湾孤岛，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真正的大腕前来维持局面。思虑再三，把目光投射到远在美国的胡适身上。

1949年1月21日，即傅斯年离开南京飞台的第三天，胡适打消了把夫人江冬秀送往安徽老家暂避的念头，亲自将其送往上海和俞大綵一起登上开往台湾的轮船，以便在台岛暂避。当夜，胡适返回南京，本欲和蒋介石见面，想不到蒋已携夫人宋美龄于当天下午4点离开南京，直飞杭州转奉化老家隐居去了。

正当胡适蹲在屋子里为自己何去何从愁思郁闷之时，突然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送来的函件及“总统府资政”聘书，胡当场表示自己不做这个空头“资政”，愿以北京大学校长或个人名义，为政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1月24日晨，胡寄函吴忠信：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此时胡适赴美的决心已下，自然不乐意在这个敏感时期戴上这顶不能为自己帮忙，很可能添乱的紧箍咒式的空帽。1月30日，胡适拿到了美国护照签证，赴美已成定局。2月1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陈雪屏来电，谓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希望胡适出面做驻美大使，胡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第二天一早，胡复电称：

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与避住此处的老同学、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谈半小时，就时局发表看法。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正是胡适已清醒地意识到和平已不可为，李宗仁的谈判方案是瞎子摸象式的胡扯蛋，才下定决心接受蒋介石旨意赴美，为救国民党政府之危亡，作一次私人外交的最后努力。

3月22日，胡适飞抵台湾，与夫人江冬秀短暂团聚，第二天拜访此前赴台的王世杰、傅斯年等人。3月27日，由傅斯年等陪同到中山堂作《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演讲，29日返回上海。经过几天紧张准备，4月6日，胡适心怀对前途暗淡的忧愁，自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赴美国“看看”。这是胡适一生中第六次出国，想不到这一“看”就是九年。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旧金山，还未进港检，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挟着报纸呼呼隆隆地前来访问并要求谈话。面对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胡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对于这一特殊而尴尬的场景，几年后，胡氏仍记忆犹深：“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面对中共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国民党政权即将彻底崩盘的局面，胡适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又说：“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

4月27日，胡适抵达纽约，仍寓东八十一街一零四号。此前的1942年至1945年三年间，他从驻美大使位子上卸任后即居住此处。

稍作安顿，胡适即登台亮相，开始了投石问路式的私人外交活动，而首次会晤的美国官员是国务院的老朋友洪北克（hornbaek）。洪一向热心支持国民党政府，胡适一连两天与其会谈并共进午餐，企图从这位老朋友处投石问路，试探华府的态度。令胡氏颇为失望的是，见风使舵的美国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不但袖手旁观，甚至早已做好帮中共方面猛踩国民党一脚，或干脆落井下石，把国民党砸于泥水中变为虾蟹鱼鳖混合而成的虾酱的打算了。5月28日，胡适接到了蒋介石密信，明确指示：

此时所缺乏而急需要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

从这封密信的口气与内容可以看出，胡适赴美绝不是蒋介石当初说的“出去看看”那么简单，胡适心中当然清楚，自己是负有重大使命前往美利坚这块土地的，无论是为了国民政府还是蒋介石本人，他都要尽自己的心力作最后一搏。信中的少川大使，指顾维钧，此时正在美国全力寻求援蒋办法。而就在蒋介石给胡写这封密信的第二天，上海解放。国民党政权崩溃如此之速，令远在万里之外的胡、顾二人与他们的美国朋友都感到吃惊。

随着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再无翻盘的可能。胡适深感大势已去，在国际友人间已抬不起头，精神苦闷至极，遂不愿再出头露面丢人现眼。6月12日，在广州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仓促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胡氏闻讯，坚辞不就，仍表示以个人名义自由活动。7月26日，胡适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美国所谓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于无效，美国佬见风使舵、欲彻底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面目越来越明显，胡氏书生脾气爆发，索性一咬牙，通知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取消自己与美国政界人士的一切约见，以表示对美国“抛弃”国民政府的抗议。

8月16日，胡适在写给赵元任的信中，叙述了自己“精神上十分苦闷”的缘由，并表示“不愿意久居外国”，“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此时国民党正在大举溃退，客观的环境与政治关系又使胡适不得不强撑着留下来，以战败政府臣子的身份继续在美国等待可能翻盘的机会。

1950年5月14日，在艰难困苦与尴尬中苦撑了一年多的胡适，接到普林斯顿大学聘请，出任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签约为期两年，自7月1日正式履职。此时，国民党政权已在台湾另起炉灶，美国的态度尚不明朗，胡适于郁闷憋屈中不得不考虑找份工作谋生，同时也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于是有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聘请。按校方对外的宣传，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中国文献甚为可观，多达十万册，有相当一部分面色蜡黄的中国职员工作其间，但与北京图书馆的规模与藏书数量判若霄壤。即是如此，要谋到一份馆长的差使也颇为不易。据几十年后在该大学就读的华裔博士周质平从当年存留的图书馆档案查　　考，像胡适这样一个曾领中国近代学术风骚数十年的宗师硕儒，在应聘之时，也要像普通职员甚至临时工一样填写工作申请表，一样要接受异族主人的考核，一样要面对罢官停职的残酷命运。如此际遇，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这位胡老师在颠沛流离的困厄中，不降格，不辱身，不消沉，始终保持独立人格的学者风范与志向。当然，胡适选择这份职业，除了经济上的考虑，还有想利用该馆所藏文献继续做点学术研究的考虑。在他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期间，曾与该图书馆高层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利用内部许多珍贵藏书作过《水经注》考证等。令胡适稍感慰藉的是，除谋到了一份职业，他的那位小脚太太江冬秀已于6月9日由香港转赴纽约，这对饱经战乱的老夫妇又在异国他乡得以团聚。只是江冬秀不懂英语，无法与外边人员打交道，胡适于工作之余，不得不亲自料理日常生活。当时客居纽约的华人朋友，经常看到胡氏抱个黄纸口袋到市场买菜买米，凄凄惶惶，如一条被切断尾巴的丧家之犬，内心抑郁愁闷的情绪一览无余。在长达九年的漫长岁月里，胡适一直住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零四号那座旧式公寓，唯一一份比较体面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就是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

1951年年初，胡适突然接到蒋介石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电报，胡氏考虑再三，婉拒了蒋的好意，其理由在胡适1951年1月6日写给俞大綵的信中有所披露：“台大的事，政府颇有意要我做孟真的继任者。为亡友，为台大，我确曾考虑过，但我没有孟真的才能。他那样才大心细，尚不免以身殉校，我最不能办事，又最厌恶应付人，应付事，又有心脏病，必不能胜任这样烦难的事，所以我坚决辞谢了。”辞谢后的胡适根据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顺势推荐了他的好友、留美博士、原北大化学系教授、主任钱思亮继之，自己仍留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想不到胡适的饭碗未保多久就砸破了。

1951年12月13日，普林斯顿大学总图书馆代理馆长写了一份备忘录，记录的是前天下午一次讨论葛思德图书馆的会议，其中第四点提到胡适的馆长一职去留问题。学校当局为了节省开支，有意擢升胡适的助手童世刚为馆长，并按合同在1952年终止与胡适的聘约。1952年2月1日，总图书馆代理馆长又写了一份备忘录给校长，正式提出胡适年薪5200美元的聘约于年底终止，另由年薪为3480美元的童世刚接任。校长看了这份备忘录之后，当场同意代理总馆长的提议，但同时对如何向胡适说明解聘之事颇为踌躇，也颇费脑筋。因为胡适毕竟是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又做过驻美大使，且还有一堆耀眼的博士帽子（南按：据周氏查考的档案材料显示，当时胡适在申请表上填的是“学士，康奈尔大学，一九一四；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一七。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三十二个荣誉学位”，另有北京大学校长和战时中国驻美大使等职务）。必须顾及他的情绪和面子，让他感到合理而自然地被踢出圈外。最后几个美国佬商量的办法是，要“深通东方礼节的微妙。中国的礼节必须做到在这封信的措辞上，不能有任何蛛丝马迹能被解释为‘解聘”’。到了这年的4月，校长和总图书馆的大小官僚们终于想出了一个让双方都能保全面子的办法，那便是按照中国官场的特色，在解除胡适馆长职务的同时，聘请其为终身的荣誉馆长。

“绝妙”主意打定，这群黄发碧眼、毛发飞扬的“夷人”官僚，又围绕胡适知不知道这个荣誉馆长的职位是不支薪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因为按中国官场的做法，馆长虽属没有实权的“荣誉”，但工资是一分不少拿的，且一旦有机会还要偷偷贪上几笔，即是在吃喝拉撒的小事上也要占一点便宜，否则便觉得自己白“荣誉”了一场，是一件吃亏又不体面的事。中国人的花花肠子非美国人所能透视清楚，因而产生一些啼笑皆非的争论也就不可避免。讨论中，有人说：“我们估计，胡博士，一个对西方学术惯例深有所知的人，了解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然而，我们还是要Dodds校长考虑，到底要不要把‘不支薪’这一点加上去。”有人谓要加上去，又有人说一旦加上，胡博士就会感到没有面子；有人表示可找一个中国人暗示，这样胡博士会感到有面子；有的人插言，干脆直接说明，一个小小的馆长解聘，校长一道令下去即可，用不着兴师动众，花费这么多心思云云。许多年后，当前往查考的周质平博士在图书馆翻看那一页页已有些霉昧的陈年档案时，不禁掩卷太息：“中国白话文运动之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三十二个荣誉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在六十一岁的晚年，居然还要让几个大学图书馆的职员和官僚担心他到底知不知道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惯例，真是莫大的悲哀。”

就此时的胡适而言，悲哀的事在他的身上已属平常，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他只好心知肚明又装作糊涂地接受了馆长一职的解聘，担任了没有一分酬劳的荣誉馆长，这个职位一直维持到他去世为止。胡适离去几十年后，据周质平亲眼所见，在葛思德图书馆的善本室里，还挂着他的照片，书架上还摆着几本胡适手赠的著作。除了这些，已经看不到胡适曾经在此工作两年的痕迹了。历史已将这位伟大学者留下的印痕抹平，他的身影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和当地文化界人士之邀，抵台访问、讲学。12月7日，在台大演讲中，胡适颇动感情地倒出了压抑在内心四年的苦水：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正是我们的国家。

在论述了吃饭——青山——国家的关系之后，胡适感情难抑，继续坦露自己海外生活的无奈与悲凉：“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即使局势有些好转，也是毛泽东发疯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没有功劳。”

正是缘于发自内心的切肤之痛，胡适萌生了回归台湾之意。自此之后，胡氏开始在美国与台湾之间飞来飞去，但每次回到台湾，除了往访朋友，主要事宜便是到史语所借书和读书，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靠稿费收入维持生活。其间有朋友劝胡，既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做不成了，何不再联系个大学以教书为业，同时也添加些薪水养家活口？胡适听罢，只是以他惯有的迷人的微笑，哼哼哈哈地点头作赞许状，却始终未付诸行动。1955年到1956年间，胡适两次致信赵元任，提到迟迟没有到大学教书的缘由，大意是自己不想向国外研究汉学的洋大人们“讨饭吃或抢饭吃”，一则因为这些洋学者在政治上往往是“前进”分子，与自己气味不合；再则这些洋学者多少有些“怕”像胡适这一类的中国学者。就当时的情形言，像胡氏这样如此学术背景和影响的学者都有一种“讨饭吃”或“抢饭吃”的感觉，可以想象的是，当时在美国其他以研究、教授文史为业的大小学者们，又是怎样一种悲凉惶恐的景况？青年时期留美，曾历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在大陆政权易手后猝死于美国，便是此种生活的真实写照。青山就是国家，胡适这个比喻确是切中了要害，尤其是海外华人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在胡适身陷困境，前途黯然，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深感不易时，迁往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已陆续从杨梅镇搬到台北市南港区，总办事处和下属史语所、数学所两个大所的办公大楼与同仁的宿舍相继在同一院落内建成，各路人马分期分批迁往南港并开始有板有眼地工作和生活起来。在国际政治大气候影响下，台湾学术界又显出了蓬勃向上的生机，学术前景也逐渐明朗起来。流落到孤岛的书生们都感到发生了大的、好的变化，总体是向着进步的方向走去。而这个时候“院方也打算在台湾立足生根，不再回大陆，研究人员在南港配有眷舍，生活渐趋安定”。

鉴于这样的情形，胡氏回归台湾的意识更加强烈。此前，他曾受朱家骅请求，利用自己掌控的资源，专门为“中央研究院”谋得中基会等机构的资金援助。另外，受朱委托，胡氏于1955年3月19日至20日，在纽约主持召集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留居海外院士会议。据当时统计，“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81人中，留在大陆者58人，去世4人；退迁台湾6人；在美国12人，加拿大1人（南按：吴大猷，后来出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至于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新院士等活动，不甘寂寞的胡适更是热切关注与出谋划策。因了这割不断的学术血缘与人脉背景，渐趋老境的胡适想到落叶归根，回到“故国”，以便“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在给好友陈之藩的信中，胡适这样解释道：“我的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六十六岁了。应该安定下来，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几部未完成的书写出来。多年不写文字了，笔下生涩得很。”

心中怀揣着这诸多思考和打算，胡适写信请李济设法为他在南港傅斯年图书馆附近找一小块地（南按：史语所在办公楼旁专门修建了一座以傅斯年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由自己出资买下，盖几间小房以此安心读书写作，过两三年安静生活，将《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写完。

李济接信，感到此事并非自己能瞒着“中央研究院”的主事者和政府便可擅自做主的，遂将此事向朱家骅作了汇报。想不到这件并不起眼的小事，一下子触动了蒋介石敏感的神经，台湾政坛掀起了一场诡谲神秘的波澜，“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的厄运就此开始。

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第四节生命的最后机缘

朱家骅由大陆流亡台湾，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日见走红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不和，朱氏渐渐失去了蒋的信任，原来担负的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被革掉，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而此时所谓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一部分迁到台湾，基本属于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如同一只被拔掉毛的老母鸡，徒有其形——且是一个不怎么光鲜明亮的外形而已。1954年前后，位于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院址具初步规划时，朱家骅有扩院建所的打算，并于史语所以外寻找其他人文研究所成立的可能，最先被考虑的是近代史研究所与民族学研究所两机构的组建。之所以如此考虑，一方面，鉴于国民党政权迁台不久，对民国成立以来的种种盘根错节、迷乱纷呈的历史转变因素的认识和理清，颇有紧迫感和反思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既以台湾为盘据点，就不能做水中浮萍和无根之花，必须对台湾本地的种种现象有所探究，否则，很容易在不经意间于政治等各方面栽跟头、吃大亏，甚至被当地台独势力挤垮，失掉政权，难以立足。因了这两项重要原因和紧迫的现实问题，1955年，两个研究所的筹备计划顺利得到当局批准并得以开办。

当两个新办的研究所如同新生婴儿般，在动荡不安的台湾孤岛上晃晃悠悠站立起来时，学政两界人心振奋。于是，一系列的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等研究所相继组建，其风头之强悍，完全可与抗战前蔡元培主持工作时的锐势匹敌。正在这个由衰转盛的关键时刻，接到了胡适要买地盖房的消息。朱家骅同样不敢隐瞒和擅自做主，便直接向蒋介石禀报。蒋闻讯，当场表示在“中央研究院”旁拨一块地为胡氏置地建房，所需费用由自己的稿费中开销，以示对胡的照顾与敬重。此谕一下，搞得朱家骅和李济都有些尴尬，但又不能推辞。在美国的胡适闻讯甚感不安，认为自己受主公之重托出来“看看”，结果什么也没看到，无尺寸之功则要受赂，实感愧疚，便写信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介公如此盛情厚意，坚持要自己出钱购置地皮。就在双方为几间房子或真或假地你来我往拖拍之时，针对朱家骅的一件祸事发生了。

据石璋如回忆：“四十六年（1957年）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又没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时候，同仁常穿着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个闷热的阴天，下午五点多蒋总统突然偕蒋夫人、带着随扈来到院里，大概是要找朱家骅院长的麻烦。蒋一行人抵院时，院方已经下班了，多处门房深锁，卫队直接到所上，就碰到还没回家的严耕望先生。严先生先请一行人至会议室暂坐，随即来找我告知此事。我才刚到家脱下衣服，马上穿回衣服出来。我到所时只见到蒋总统一行人已出所的背影，无法对他们有所招待，谁知道这样就出错了。‘中央研究院’有固定的上班时间，‘蒋总统’来所时已属下班时间，不能说‘中央研究院’偷懒不上班。后来不知道有谁说了什么话，朱家骅院长就在十一月辞职。”

朱家骅突遭横祸，庙堂与坊间滋生了许多说法，但没有一件能摆到桌面上的铁证。有人说，在1948至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联合阎锡山辈趁机拥兵自重，逼蒋介石下野。蒋于万般无奈中只得屈从，由李宗仁代总统。蒋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暂时隐居后，李、白等军阀集团开始拉阎锡山、朱家骅、王世杰、张治中、吴铁城等各色官僚合作，并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霸王姿态，逼蒋出洋流亡，永远在中国地盘上消失。蒋于1949年3月3日接到张治中亲自上门敦促其出国的要求，甚感悲愤，勃然大怒曰：“他们（南按：李宗仁、白崇禧）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3月4日，吴铁城再次派李惟果前往溪口，转达李宗仁集团希望其尽快出洋之意，蒋更为盛怒，除大骂一顿“娘希匹”和李宗仁“不仁”之外，还差一点将李惟果抓起来“斩立决”。蒋介石背运至此，李、白等辈逼宫至此，世道无常，政客无情由此可见。再后来，随着国民党军弃守南京，李宗仁统率政府人员流窜到广州。6月12日，由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以新任内阁掣肘蒋的国民党总裁权力。蒋介石把朱家骅这一做法看作是对自己的叛逆，遂怀恨在心，伺机发难。

1950年3月1日，已逃往台湾刚喘过一口气的蒋介石，在“国大代表”及各界人士“劝进”下，一脚踢开以治病为名滞留美国，怕遭到像张学良一样软禁待遇而不敢回台的李宗仁（南按：桂系军队几乎全军覆灭，李已失去依靠），在台北“总统府”正式“复职视事”，履行“总统职权”。从此偏安一隅，成为终身“总统”，且把其位传诸其子蒋经国。蒋介石在台湾“登基”后，远在美国纽约、不明事理的李宗仁闻讯，对外发表讲话，称自己仍是中华民国的“代总统”，正准备回国复职，想不到蒋氏竟违背宪法，擅自宣布令人惊异云云。蒋介石见报，立即实施反制，公开致电李宗仁，以“总统”身份令其“代表中正访问美国朝野从速回国”。李宗仁搞了个灰头土脸，四年后终于被蒋介石以宪法的名义，正式罢免早就已经被国人抛入九霄云外的所谓“副总统”职位。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跺脚骂娘，但已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听这个败军失国之将和不成器的官僚政客瞎吵嚷了。

同不识大体的李宗仁相比，老奸巨猾的阎锡山聪明乖巧得多。蒋介石复职后，阎深感不妙，主动向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南按：1950年1月－1950年3月，由顾祝同接替阎出任“国防部长”），蒋虚意挽留，终获准许，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从此，台湾的蒋氏政权开始形成了“蒋陈体制”，陈诚一跃成为台湾仅次于蒋氏的二号实权人物。阎锡山辞职后，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虚衔，而后一头钻入台北市金山之麓自己盖的窑洞中，不问世事，埋头著述，过起了隐士生活。

与阎锡山在广州一道组阁并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自国民政府一帮孤臣败将迁台后，“总统府”与“行政院”均在台北介寿馆办公。因“代总统”李宗仁仍在美国，不能抵台视事，自1950年2月19日起，由朱家骅代行“总统”职权，此为朱氏一生权力达到巅峰的短暂时刻。据李宗仁回忆说：“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李宗仁所言大体不差，蒋介石早就把朱视为异己分子而有收拾之心。蒋复任“总统”后，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朱家骅同阎锡山一样，颇有自知之明地辞却“行政院”副院长之职，专任“总统府”资政与“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以避锋芒。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忘记在自己最倒霉的时候，朱氏所做的落井下石的前朝旧事，总是耿耿于怀，待机而发。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进攻，岌岌可危的国民党小朝廷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急转直下的局面下，一直忍而不发的蒋介石开始对前朝的“叛逆”予以外科手术式打击和肃清。当王世杰的“总统府”秘书长被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罪名整肃掉之后（南按：有人说王在蒋面前说了一句“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惹得蒋大怒，意即王氏把蒋氏父子看成阿斗之类的人物，王遂被撤职），便把目标转向了朱家骅。此时的朱家骅与炙手可热、大权在握的陈诚关系越来越糟，遂加快了其被从国民党权力圈中扫地出门的步伐。在各方权贵阴谋与阳谋的合力夹击、施压下，朱家骅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地于1957年10月22日辞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1958年1月11日办理移交手续，只剩一个新聘的“总统府国策顾问”空冠戴回家中高挂于墙壁之上，以发思古之幽情，叹世事之无常了。

朱氏辞职后，蒋属意胡适回台继任，在胡一时不能回归之前，指令由李济暂代“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未久，“中央研究院”按照惯例召开评议会推选新任院长，众评议员推举了三人，即胡适、李济、李书华，由“总统”圈点，胡适当然地进入圈内。据石璋如说：“做过驻美大使、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抗战中帮了中国不少忙，政治上坚决反共，（民国）四十几年大陆清算胡先生，台湾眼见大陆批胡，于是就捧胡，使台湾与胡先生合拍。若非大陆清算胡先生，以他的自由派立场，总统也不太放心的。当局既然有心安排胡先生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自然就要虚位以待，朱先生必须辞职。”

石氏的回忆再次印证，蒋介石早就想收拾朱家骅，只是没有一个适当的借口而迟迟未能得手，恰好这时胡适提出回台盖房著书立说，蒋氏决意要拿自己的稿费予以成全，看似违反常规，实则是一个倒朱扶胡的信号。这个信号朱家骅或许蒙在鼓里，或许已有警觉。但不管哪一种情形，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朱在什么时间下台的问题。当蒋介石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便抓住“中央研究院”人员“偷懒”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向朱开火。朱氏不堪重击，轰然倒地，而中共在大陆发起的“批胡运动”，又促使蒋做出反击的姿态并有明确的表示。如此这般，胡适像当年水泊梁山的及时雨宋江一样，顺利坐上了已落草台湾孤岛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头把虎皮交椅。正可谓“时来天地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如此阴阳差错的命运交织，是朱家骅和胡适本人都始料不及的。

第三章短兵相接第一节批胡运动悄然兴起

1949年2月初，即北平和平解放后几天，受中共中央委托，吴晗、钱俊瑞等人接管了北京大学。继而，吴晗又以北平市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了清华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至时，整个北平最重要的三所国立大学已完全握于中共的掌心。

这年5月，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所属文化接管委员会决定，北大、清华、师大等三所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以委员会为学校最高领导机构，主任相当于原来的校长之职。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主任汤用彤，一批亲共教授如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等六人，另加讲师、助教和学生代表各一人共九人为常委。北大的教务长是曾昭抡，秘书长郑天挺，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工学院院长马大猷，农学院院长俞大绂，图书馆馆长向达。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主任叶企孙；常务委员有陈岱孙、张奚若、吴晗、钱伟长、周培源、费孝通、樊恭僬（助教代表）、吕应中（学生代表）。教务长周培源，秘书长陈新民，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农学院院长汤佩松，图书馆馆长潘光旦。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任为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历史老师、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随着三校高层领导班子重组，北平教育界算是揭开了改朝换代后崭新一页。而这一页书写的第一个篇章，就是炮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

1948年那个寒冷的冬日，吴晗奉中共高层之命派人劝胡适留在北大不要南飞，但胡适没有听从这位即将在中共阵营中蹿升发达的前爱徒的劝说，毅然登机南行。到达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胡对人多次提起自己曾说过不止一遍的话：“吴晗可惜，走错了路。”此话传入吴晗耳中，吴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位前老师脑子灌水，老糊涂了。当北平地覆天翻，半壁江山易主，蛰伏在西柏坡一间黑屋里的吴晗露出头来，在乍暖还寒的阳光照耀下，以接收大员的特殊身份，气宇轩昂地接管、掌控了北大、清华局势时，大有飘飘然羽化登仙之感。面对北大红楼那斑驳的墙舍、老态龙钟的身影，正在羽化途中的吴晗蓦然回首往事前尘，越发感到胡适南飞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对于“走错了路”的胡适，中共方面鉴于他那巨大的存在和影响，仍希望其回心转意，一头扎进自己的怀抱，最好是以翻然悔悟的形象，做含泪趴伏状轱辘到自己的套内。于是，中共采取双管齐下的战略对其进行两面夹击，具体操作方法是：一、继续派人通过秘密渠道做胡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公开讨伐，施以颜色。而以公开声讨为主，暗中动作为辅。决策既定，立即施行，时年70岁的白胡子老头陈垣（字援庵），在炮火声中蛰伏了一阵子之后，随着风声渐息，再度出山，披挂上阵，于花落春去的北平照准“胡走狗”的屁股打响了第一枪。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出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信中道：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当我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怅惆。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海里开始起了疑问。

在兜完圈子之后，陈垣毫不犹豫地扣动了端在手中很久的二十四响驳壳枪的扳机，一串子弹喷射而出：

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在民国后期的学术界，就纯粹的史学而言，堪与陈寅恪较劲匹敌者，陈垣算是一位。作为一个药商儿子的陈氏虽没有受过正规史学教育，但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皆有开创性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初，陈垣就被公认为与王国维齐名的世界级学者。1922年胡适曾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而“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1933年4月15日，前来中国访学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学术界名流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其中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自30年代中期以后，陈垣与学界异军突起的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正是鉴于陈垣既是稀世罕有其匹的史学大师，又是辅仁大学校长，胡适于解放军围城的逃死之际，想到的第一个人不是陈寅恪而是他。出乎胡氏意料的是，陈垣拒绝邀请，没有随其南飞，继续留在北平做他的校长。尽管此前胡、陈交谊笃深，且在五个月前还信函往还，但五个月后，陈垣竟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如此痛快、绝情地与“我的朋友胡适之”决裂，说明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世道人心已发生了巨大裂变。

6月18日，在美国的胡适首次见到了陈垣的公开信，这是由友人送来的英文杂志FarEastern Bulletin（《远东通讯》，第2卷第22号，香港1949年6月4日）转载的《人民日报》信文内容。胡适眯着眼睛呈微笑状粗略阅毕，第一个反应是“其第一段引我给他最后—信的末段（Dec。13＇48），此决非伪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6月20日，胡适细读了陈垣公开信英译本，“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可怜！”

6月21日，胡适从6月15日的《华侨日报》上读到这封公开信的中文本，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我读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怜惜！”

尽管胡适在情绪上认定此信就是陈氏所写，但在心理上又不愿承认，而从情理上推断，陈氏的思想转变也没有如此快捷，因而对于信的真伪，胡适又在心中打起鼓来。到了6月24日，胡适又找来公开信的中文本，仔细阅读琢磨后，在日记中载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火了！”为了彻底查明此信的真伪，胡适还找来对陈垣熟悉、时正在美国的另一史家蒋廷黻，两人商讨后的结论是：“均疑陈援庵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节），另由一个党内作者伪造其余部分。”这个猜想基本上是最后结论，但对于善于考证且无证不信的胡氏来说，心中仍不踏实。

经过大半年的疑虑与思考，证之对中共新政权形势发展的个人观察，1950年1月9日，胡适下笔写就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予以发表。文中道：“……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先生写的吗？我的答复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针对公开信的内容，胡适拿出自己擅长考据的绝招，从文字语言的形式和句子的语法结构、信文内容露出的漏洞、过失，及所谓宣传色彩三个方面，不厌其烦地举例归纳，强调此文是“改写”和“伪造”的。最后，胡适得出结论：“这封《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最可证明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学术思想自由。”

时势运转，风雨无常，常识都不是常新的，考证大师胡适对此文的考证索隐，可谓有对有错。据后来此文的参与者交代，文章虽是由他人代笔，但确是出于陈垣的本意。1990年6月，陈垣弟子刘乃和的弟弟，也是陈垣在辅仁大学的学生刘乃崇，撰写了一篇《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的文章，对当年这封信的公案作了详细交代。刘文说：“有一天，陈老又让乃和姐来叫我，我到他家后，他说他已经看到了新的社会，新的国家，读到了新书，这都是过去没法子知道的，因此愿意把所见所闻告诉那些看不到听不到的人，比如他的老朋友胡适之，就随国民党政府走了，就不可能知道北平解放后的情况。我告诉陈老，我在石家庄看见《新华日报》上刊登蓝公武与胡适的一封信，他立刻说胡适走前也给我写过一封信，说罢就取出给了乃和姐，当时陈老就与柴师（指柴德赓，引者注）、乃和姐和我们共同研究，决定也用公开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新气象写出来。经过陈老反复讲述自己的意见，并征求我们的意见，由乃和姐执笔写出，再经陈老亲笔改定。由陈老与乃和姐同去范文澜范老住处，请他修改……”

继此文之后，直接当事人刘乃和于1994年又发表一篇《陈垣的一生》长文，对这段公案披露道：“我们共同研究也想用公开信的形式，把他所见所闻的新中国的新气象告诉还不知道的人。陈老让我执笔写了文章，4月29日定稿后，送给刚来北平不久的范文澜同志修改，5月11日，《人民日报》以《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为题刊出。”二刘所言此信的出笼经过大体可信，只是对陈垣当时内心的探究较少，外人很难窥知陈氏真正的心理动态。信中提到的范文澜就是当年傅斯年访问延安时见到的那位号称头号马列理论专家，时为华北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的老范。陈垣找范文澜修定此信，除了两人过去有一段交情，显然是怀揣向中共靠拢、表决心的算盘，其复杂的内心并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但无论如何，陈氏这一步棋在当时的形势下，似是走对了，由于率先对胡适这位昔日的朋友打响了隔海第一枪，尽管只打到屁股上，没有击中命门，令其当场倒地而亡，却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重视和好感。后来，陈垣又经过一连串的杰出表现与锲而不舍的向党靠拢，终于在79岁的晚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算是了却了一件终身夙愿。

第三章短兵相接第二节面对“人民的敌人”

事实上，在陈垣跳出来向胡适打响第一枪之前，“倒胡”运动已经开始，只是在声势上没有陈氏这一枪直接和响亮，因而少为大众所知。

吴晗等人以军管会的名义接收北大、清华、师大后，即按照中共高层的旨意开始组织人员讨论胡适与“胡适思想问题”。冯友兰、俞平伯、朱光潜、沈尹默等众多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皆不同程度地在会议上向昔日的朋友、今日的仇寇胡适发难，并信誓旦旦地向中共派到学校的军代表承诺，一定要抛弃胡适四处贩卖的自由主义歪理邪说，膺服伟大的、在中国革命航程中具有灯塔地位和重大意义的马列主义光辉理论云云。稍后，以中共军代表身份进入清华园，实际主持校务的吴晗，在把冯友兰头顶的清华校务委员会委员、文学院院长两顶帽子整肃掉之后，继续对这位在西南联大时代差点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哲学家实施排挤打压。无端丢掉官帽又遭挤压的冯友兰“心不自安”，开始琢磨在这改朝换代的大动荡、大混乱中如何见风使舵，东山再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奇招，但因事关重大，加之机会尚未成熟，这个奇招迟迟未能出台亮相。

苦苦等待的机会还是到来了，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冯友兰风闻清华大学有许多教授开始向毛泽东写信表忠心，遂决定加以仿效，并要有所超越。在一番冥思苦想后，强按内心急促的跳动，泼墨挥毫写就一封效忠信，密封后托人送给已“缚住苍龙”的毛泽东主席。信中，冯沉痛地斥骂自己过去两次加入国民党，且差点当上了中央委员，谓自己在校内校外散布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成了革命的反面典型与活教材。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改造思想，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争取用五年时间重新写出一部马列主义史观的哲学史，在学术上立功赎罪云云。

毛泽东接信，于10月13日写了回信，由一名解放军下级军官骑摩托车送至清华园冯友兰家中。信曰：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　　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十月十三日冯友兰于1918年夏天北大毕业之际，正是毛泽东从湖南进京并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名助理之时，仅是一个暑假前后的交错，使冯友兰失去了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倏忽间31年过去，已是江河改色，天翻地覆，冯氏望着天安门城楼上那个高大的身影和展开的巨手，知道自己今生今世无法与之抗衡了，遂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中国古训，以“自骂”和“献忠”的双重招数，表明自己心理上的臣服和行动上的自觉，同时勾起毛对北大往事的回忆，以便开恩眷顾，来个鼓励奖掖。想不到毛泽东并不买这位原北大学生的陈年老账，反而板起面孔，公事公办式地劈头盖脸给了一顿教训。冯“颇有意外之感”，垂头丧气，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对这次献媚表忠的失败，许多年后，冯在自述中说：“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要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经过了三十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冯认为自己当初决心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实在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理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去，那就更困难了，“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因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

冯友兰总算明白了其中的一点奥秘，为此很有些懊悔地说：“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只可惜冯氏在这方面确实醒悟得太晚，后来发生的对江青“谗媚逢迎”，或许就是他所说的自己醒悟得太晚的悲剧吧。就在冯友兰接到毛泽东书信五天之后的1949年10月19日，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决定在原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任命郭沫若为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等四人为副院长。中科院下设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十多个研究所。其中在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部分人员基础上成立的考古研究所，由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梁思永、夏鼐为副所长。1950年9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隶属于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领导，任命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处处长徐平羽为院长，曾昭燏为副院长。与此同时，中共在全国教育科学界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整编与人事调整，如上海的同济大学原教务长、测绘学家夏坚白出任该校校长，原在昆明西南联大学潮中出力甚多的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等，一个全新的格局在教育、文化、科学界业已形成。

与冯友兰的糊涂相比，毛泽东一直是醒着的，他在指挥数百万枪杆子以武力推翻蒋家王朝夺得万里江山的同时，十分明晰地认识到，仅仅把原有的文化、教育、学术界各机构来个关停并转，选出几个新骨干予以领导是靠不住的。刚刚从国统区“转新”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尽管没有跟着老蒋跑到台湾或逃亡海外，但对共产党怀有观望心理。这些知识分子与即将在全国展开的施政方针格格不入。如此一个急转直下的剧变，在冯友兰等一般书生们看来是极其艰难的，但在身经百战的毛泽东看来却“如烹小鲜”般容易，因为前有苏联老大哥整肃知识分子的成功先例，后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二者结合，自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毛泽东在权衡之后，按“擒贼先擒王”的中国古代兵法要领，首先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最具影响和号召力的“反动头目”开火，这个“反动头目”显然不是急于献媚表忠心的冯友兰辈，而是冯友兰的老师、号称“五四精神”的楷模，具有自由主义风骨，一贯攻击中共理论与做法的学界“大鳄”胡适之。

尽管此时的胡适像中的猢狲悟空一样，早已借混乱之机一个跟头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心，蹦到了美利坚的国土上，但“人还在，心不死”，阴魂不散，精神的幽灵仍在中国大陆花果山水帘洞中徘徊，并在一帮徒子徒孙心目中发挥着别人无法替代的巨大感召力。只有先把胡适这个学术界的精神“教主”撂倒在地，压于五指山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才能对满脑子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产生杀一儆百的震慑效果，也才能在新的天地里树立革命的、共产党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谋远虑，继陈垣打出第一枪之后，批胡运动的号角在九州大地开始吹响。

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文章是胡思杜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学院毕业时“思想总结”的第二部分。未久，此文又在《人民日报》与《中国青年》等报刊转载——这是胡适离开大陆后，继老友陈垣首次向他射击之后打出的又一发子弹。极富历史况味的是，这颗子弹竟出自他的亲生儿子之手。胡适一生情人多多，恋情不断，风流韵事遍及中外，且还造成一个表妹曹诚英因爱生怨直至出家为尼的悲怆结局，但算在他名下的只有江冬秀一个夫人。江冬秀生有三个孩　　子，其中一女早夭，长大成人者为长子胡祖望（思祖），得名于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胡适对这位美国洋老师的敬重情，更深含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当胡适最后一次由大陆赴美时，他的大儿子胡祖望已在美国工作、生活。而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胡思杜却鬼使神差地拒绝随父母南飞留在了北平，不久即被新生的中共政权从图书馆弄出来，送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

关于胡适一生教育老婆与栽培儿子的故事多多，可惜并不太成功，夫人江冬秀除了在麻将桌上广显神通，成为大牌的“麻将名星”，连写一封家信的能力都不具备，如此思想才能要为儿子树立榜样，如同天方夜谭。早年的胡适曾说“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又说“思杜是我创造的”，意思是说中国应该选择杜威的哲学理论指导实践，并要一代代“思杜”下去。胡适对儿子如此命名，既是思念杜威老人，更是内心深处接纳自由主义思想的期望。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儿子竟在大地陆沉、自己流亡的艰难处境中，从背后给他射来一枪，称他是“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

胡思杜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中宣称：自己刚被送入华北革命大学时，仍认为父亲“作恶无多”。但经过“学代选举前两次检讨会，使我了解在这个问题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动的臭虫立场。结合《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简史》的学习”，使自己翻然猛醒，自己的父亲原来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始终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认识蒋匪帮黑幕，不能早日发现美帝狠毒的真相；并替蒋匪帮在美国筹计借款，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巩固蒋匪政府。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巨款（四百万美元，收受这笔款的人大都是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资助和养成费），甘心为美国服务”。又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对此，胡思杜表示，除了在思想上划分敌我，还要在个人感情上划分敌我，即与胡适脱离骨血相连的父子关系。

胡思杜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电讯于第二天便传遍美国并在各大报如《纽约时报》等显要位置登出，稍迟又出现在众多的畅销杂志如《时代周刊》等刊物上，一时舆论沸腾，众人侧目。

就在胡思杜文章发表的三天之前，即9月19日，美国出版的Fn　 Affairs（《外交事务》），发表了胡适花费四十天工夫写就的《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一文。文章主要论述决定中国和亚洲命运的是两个历史事件，即张贼学良弄出的那个西安事变和美英苏三个邪恶轴心搞出的臭名昭著的雅尔塔密约，而这两件大事使共产党得到喘息并从中渔利，最终导致了国民党丢失了大陆江山。胡适在文中不乏替国民党台湾当局“说话”与开脱之意，真正动机如他给傅斯年信中所说：“夏间发愤写了一篇长文给Fn　 Affairs，十月号发表，题为’s　Grand　 Strategy。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二十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这段二十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纲挈领说一次的……”

因了胡思杜的战斗檄文以及表示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胡适的《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一文也受到广泛关注，许多报刊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评头论足。胡适面对儿子措辞激烈的言辞，不相信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小三”会作如此说。同前些时候他不相信老友陈垣会对自己射来锋矢一样，他认为此举仍是共产党耍的布袋戏，故意蒙蔽大众和对胡适本人施行刺激，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此，胡适在24日日记一条剪报旁加了如下两句话：

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了新闻人物！此当是共产党得我发表长文的消息之后的反攻。

不管如何猜测，这个被胡氏夫妇称为“小三”的儿子确实成了新闻人物，当胡思杜与老胡适决裂的电讯传遍美国的同时，自然地传遍台湾。1950年9月23日，台湾《中央日报》第二版刊登了9月22日路透社香港电：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今日在左翼的《大公报》发表一文，斥其父为“反动分子，其罪行早和美帝有关”。胡思杜刻在北平，他声言和他父亲脱离关系，因为胡适是“人民的敌人”。

消息刊出，立即在台岛引起轰动，胡适在台的一些朋友闻讯大为惶恐，生怕胡适受到国民党密布海外势力的打击或暗算。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的傅斯年迅速作出反应，与胡适一样认为胡思杜的言论不是出于本心，乃是共产党胁迫或蒙蔽的结果。为维护胡适父子的声誉并顾及胡适本人的政治处境，傅以胡适手下“斗士”姿态，于9月29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声明，就他所知胡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为胡思杜解脱，谓胡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淳厚之人。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最后，傅斯年说：“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大公报》上这一文，也不过一例罢了。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

胡思杜的檄文是否出自他自己的意愿和本人之手，或是他人强迫、代笔与修改，已无从查考。可考的是，此文经新中国成立后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等一流刊物转载后，迅速在大陆教育文化界产生强烈反响。——这是一个山雨欲来，海啸突至的信号。随后，相关机构发动北大文法两学院讨论“胡适思想问题”，并主使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个系科联合举行“控拆会”，由俞平伯、杨振声、顾颉刚，以及自称与胡适有过七年以上交情的汤用彤、朱光潜等人“带头控诉”。随着倒胡、骂胡的巨浪翻转升腾，胡适过去的同事、朋友、学生等大小知识分子在惊悚之余，见风使舵，纷纷跳将出来揭发批判胡适的“反动罪行”，表示与这条“丧家的，美帝国主义走狗”彻底决裂。未久，中共高层又弄出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在集中力量对老少知识分子精神“洗澡”的同时，也把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等人拉进来一并洗涮一番。据1951年11月30日香港《大公报》北京通讯发布的消息说，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于11月16日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参加学习的单位，由原定20个院校增至24个院校。另有研究机关如中国科学院、农业科学研究所、卫生部和铁道部的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人数已由3000余人增至6523人。在讨论会上，北京大学汤用彤副校长说“北大最近讨论胡适的问题，比较深入。”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杨石先主任委员说：“我们已进行讨论张伯苓的问题。由于张伯苓先生有很长一段时间离开学校，一般教师对他不了解，我们找了几位对张了解的人讨论。”又讯：“十一月十四日晚，北京大学汤副校长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座谈北大一贯的主导思想问题。通过老教授们的亲身体验，并着重从历来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分析的结果，公认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会上发言热烈，罗常培先生并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批判；特别是向达先生，反映历史系小组讨论时的情况，他们对胡适的学阀作风和反动行为举出许多生动的实例，作了感人的控诉，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南按：时汤用彤已改任副校长，马寅初任校长）同年12月，《新观察》刊发了记者肖离、王真的长篇报道，报道了京津高校6000多名教师参加运动的盛况，其中小标题有“批判胡适、梅贻琦”之语。这篇报道通过媒体的转载传到胡适手中后，胡对此极为重视，在附于日记的同时，又于文中多处加着重号，表示他内心的不服气与无可奈何之情。

只是，此时的中共高层对胡适还存在返回大陆的幻想，于呼呼作响的弹头射出之际，仍暗中派周鲠生、江泽涵等胡适的亲友，从不同渠道劝其返回北京“弃暗投明”。因了这一不为外界所知的缘由，批胡运动在掀了几个波浪之后，于1952年逐渐式微。中共高层在等待胡适回心转意，反水倒戈，但胡适对大陆或明或暗投过去的信息不理不睬，且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协防台湾，蒋介石集团得以保全，在美隐居的胡适心气也提高了不少，越来越坚定地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这一不识抬举的做法，为中共下一轮更加猛烈的批胡运动埋下了伏笔。

第三章短兵相接第三节再掀高潮

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以美国为老大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封锁与夹击越来越严重的险境，在观望中等得不耐烦的中共高层，决心向胡适重炮轰击，一举将其轰翻在地，同时将残留在大陆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流毒”全部清洗干净以稳住新生的政权。于是，更大规模的批胡运动再次引爆，其表面的导火索，则缘于一件奇特的由两个“小人物”引发的“事件”。

1954年9、10月间，有两个分别叫李希凡和蓝翎的“小人物”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原北大中文系教授、红学家，时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研究员的俞平伯，看不到伟大的反封建倾向，等等。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到正合自己的胃口，立即指令夫人江青去《人民日报》安排转载。想不到《人民日报》的掌门人不明就里，竟胆大包天、稀里糊涂地给予拒绝。随后，李、蓝二人再次发力，指控俞平伯的思想根源是胡适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应该彻底批判云云。此文再度引起毛泽东重视，认为要想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彻底清除中国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崇拜心理，就必须彻底根绝胡适作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在思想界形成的影响。于是，毛泽东突破红学本身的是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壶（胡）地把矛头转向清除五四以来胡适思想余毒的批判，由此促成了在整个大陆各阶层宏大的批壶（胡）、倒壶（胡）、砸壶（胡）、摔壶（胡）等一连串的除壶（胡）运动。

此次批胡运动表面上由郭沫若、周扬两位著名“文化班头”与“奴隶总管”（鲁迅语）挂帅，但很快教育文化界人士就得知真正的授意者是毛泽东，从而更加恐慌不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针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历史观等，发起了全面的、集中的、尖锐的、野蛮的炮火轰击。郭沫若一马当先，采取开会发言、与记者谈话，或亲自撰文等形式对胡适口诛笔伐。这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与本报记者谈话，谓：“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很少去碰过他。”12月9日，《人民日报》以《三点建议》为题，再度发表了郭沫若于前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谓胡适是“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倒是有点像双峰对峙，双水分流”，要求大家通过对胡适与俞平伯研究的批判，“深刻检查，随时警醒”。

郭沫若的轰击通过香港等左派报刊陆续传到美国为胡适所知，胡对郭的做法开始尚摸不着头绪并有些恼怒，后来仔细想想也就明白和释然了。对于郭氏的为人，胡曾对他的助手胡颂平说过这样一段话：“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当年郭沫若满怀喜悦之情拿着夹肉的筷子跳起来了，而如今却非常严厉地批判起胡适来。胡适享受的待遇不再是演戏和作秀一样的被热切狂吻，而是遭到冰冷的咬噬与当头棒喝。对于郭沫若的反复和善变，胡适有过若干次亲身领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将胡适在抗战使美时赠陈光甫诗中的一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讽刺胡适奉了蒋介石之命，做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胡适看到这首改诗的文章后自是耿耿于怀，但也仅限于“怀”，尚没有凭借自身的影响和权力进行反击和报复。学术界人士看到的是，这年5月，胡适仍慨然主张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候选人名单中，且在后来评委会审查中为郭大声疾呼，终使其过关斩将没有落选。1948年2月，郭沫若再作长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个月后，81名院士选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一文，竟大骂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在此之前和之后，无论胡适为其作如何亲近与大度的表示，因为政治的需要和关乎自己的利害得失，郭沫若不会对胡表示感激之情，更不会不识时务地报以好脸色。他以严厉批判的方式表示对昔日朋友的无情，似乎这样才能突出自己革命立场的坚定，并有可能得到中央当局的信任。而如今，面对跑到美国的胡适以及最高领袖批胡的指示，郭沫若的态度自是更加理直气壮与豪气万丈。

继郭氏之后，号称正宗的“马列主义史学健将”的范文澜，自然不能落后。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胡大会上，已是62岁高龄的老范头发言道：“日寇要‘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当然非借重‘领导文化教育运动’的当今孔子胡适不可，胡适的身价当然可以涨价万倍。也许是日本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聪明，看透这个奴才的不中用。不管两个帝国主义谁愚蠢谁聪明，反正胡适是一个装扮成当今孔子待价而沽的汉奸卖国贼。”

在炮声隆隆、弹片横飞的讨伐运动中，迫于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残存于大陆的“胡适派文人”，以及学术教育文化界大小人物纷纷表态，誓同胡适彻底决裂，并把手中的钢笔或圆珠笔当做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胡适纷纷投掷而去。

同年12月，被鲁迅讥讽为“李天才”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在《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长篇檄文中，用他那与众不同的“天才”笔法，先声夺人，上来就是一个大问号：“胡适是什么样的人？”紧接着回答：“胡适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他自己说过‘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在罗列了一系列胡适如何混账的“证据”之后，李长之着重指斥胡适“到处贩卖个人主义”，“他把个人提高到如此的地位，认为日本之所以一跃而为‘强国’，‘只因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因此，他有‘传记热’。由重视个人而藐视群众，敌视群众，由不避‘反革命’之名而走上反革命之实，这就是胡适的发展道路”。最后，李长之以他一贯的虚张声势、借以吓人的行文手法做振臂高呼状：“是的，‘短兵相接’了。我们要迎接这个战斗！迎接这个包括自己思想在内的战斗任务！”

战火已经燃起，短兵相接了！作为与胡适最亲近的门生故旧也该投入战场，撕破脸皮真刀真枪地直接展开肉搏，给“当今孔子”胡老师放放血了。向来受到胡氏宠爱的入室弟子罗尔纲率先站出来发难，说：“1950年，我又从家乡回到我的单位。那时陶孟和先生已经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来南京，对我说胡思杜写有一篇《我的父亲》同胡适划分界线，写得很好，叫我看看。那时初解放，我在家乡未经学习，还不懂得什么叫划分界线。而胡适的问题却正在沉重地压在心头。我听了孟和先生的话，立即去图书室借了《人民日报》来看。看后启发我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

出生于广西贵县的罗尔纲是胡适众所周知的得意门生，1930年于胡适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到胡家做徒弟。时胡适已辞却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移家北平，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罗在“适之师家的工作，是辅助祖望、思杜两弟读书，和抄录太老师铁花（讳传）先生（1841—1895）遗集”。此项工作完成后，为考证《醒世姻缘》一书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龄，罗尔纲又协助胡适进行校勘《聊斋全集》各种版本的工作，至1931年秋完成后回到贵县老家。1934年，罗尔纲重返胡府，这回胡适没有给他固定工作，只教他自己看书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图书馆看书，偶尔让罗帮一点抄抄写写的小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罗氏开始涉猎晚清军制与太平天国史的学术研究，胡适耳提面命，苦心孤诣地栽培。罗尔纲进出胡府前后两次约五年时间，学问大长，并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受到业内行家的瞩目。1934年10月，罗进入胡适为院长兼所长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任助理研究员，主要整理金石拓本。抗战军兴，罗尔纲先回家乡贵县，后经胡适与陶孟和商量，辗转来到昆明，继之迁四川李庄门官田，在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门研究清代军制与太平天国史，经过数年苦心钻研，终成闻名中外的清代军制和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

1943年春天，青年罗尔纲应广西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之约，写了一篇跟随胡适求学问道、师生相处、情谊至深的自传式传记《师门辱教记》，全篇约4万余字，1944年6月由桂林建设书店出版单行本。关于此书因何取名《师门辱教记》，罗尔纲后来有一个专门说明，谓：“这是因为我著的《太平天国史纲》于1937年春出版了，适之师严厉地训饬我偏于太平天国，有背史家严正的立场。那时候，许多太平天国史料还没发现，我也和当时的人们一样以为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是太平天国干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负师教与他对我的希望，因把此书叫做《师门辱教记》。”又说“适之师那天生病在家。我上午7时30分把书送去，到12时下班回家，就接到条子叫我去……他那天是盛怒的，吴晗陪我出来说他听了也惊怕。……当时的情况，我是‘站在适之师面前，默默的恭听他的训斥’，吴晗却是坐在适之师书桌对面的客位，适之师只训饬我一人，并没有对吴晗说。适之师晚上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了。由于当时认为适之师的教训完全对，我是辜负了适之师的教训与希望，因此，把书名叫为《师门辱教记》。”

罗尔纲所说的这一天是1937年2月21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述：

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一册。下午尔纲与吴春晗（南按：吴晗）同来，我对他们说：“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例如一三二页说：“这种种的改革，都给后来的辛亥时代，以至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我对他们说：“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响呢？”

但此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

仅从胡适这段平实公允的文字叙述，看不出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但在罗尔纲看来，却是一场足以震撼心灵的风暴。

《太平天国史纲》写于1935年年底至次年4月中旬，是罗氏拖着疲惫的身体，用晚上的时间写成的。因预设此书的读者是中学生，许多繁琐的材料未能用上，一些学术性质的考证也未收入其中。当1937年印出来后，罗尔纲兴冲冲地捧着“大作”送给胡适，本想得到恩师一番赞誉，结果却是当头棒喝。胡适严厉地斥责道：“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

胡适雷霆震怒，罗尔纲感到“毛骨悚然”，也如醍醐灌顶，懵懂中清醒了不少。后来罗氏在《师门辱教记》中说：“太平天国之役，19年长期大战，毁坏了多少文物，摧残了多少都市和农村，兵灾疫疠的浩劫，生民流离的悲惨，我都搜集有此类史料，我为什么在此书中不作详细的叙述呢？这便好像是有意的把那些残酷的事实掩蔽了。……我这部小书不正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了吗！至于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一事，我只可以说太平天国曾有此种提倡，但却不能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它的影响而来。我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正违犯了章炳麟所论经师应守的‘戒妄牵’的信条，也就是违犯了适之师平日教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教训……”最后，罗尔纲说：“适之师教训我常常如此的严切。他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惭愧和感念之情，罗尔纲发奋完成了独具一格的传记《师门辱教记》并得以出版发行。只是好景不长，就在此书印出不久，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计划”中的桂柳战役，桂局紧张，时在家乡贵县的罗尔纲带了一本仓皇来到南溪李庄中央研究院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白天继续研究晚清军制，晚上则伏在昏暗的菜子油灯下，将此书再作修改补充，并于“严寒的深夜里把它抄出来”。1945年2月3日深夜，罗尔纲在增补稿的“自序”中深情地说道：“我这部小书，不是含笑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带着羞惭的自白。其中所表现的不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生，而是一个平实慈祥的学者的教训，与他的那一颗爱护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热诚的心。如果读者们能够得到这个印象，那么这一次重印便不为多余的了。”未久，罗尔纲把修改后的书稿寄往重庆独立出版社总经理卢吉忱重印。卢原是北大文学院秘书兼文科研究所秘书，与胡适、罗尔纲皆交情深厚，此时正主持重庆独立出版社事务，对罗尔纲这本小书极为推崇，非常乐意促成此事。卢氏接到罗的补充稿后，没有马上排印，而是寄给远在北平的胡适校阅并请其作一短序。胡适看到罗的书稿，颇为激赏，满口应允，但因事务缠身，直到1948年8月3日才在北平把序文写出，除把原稿加序文寄往重庆卢吉忱，还另找人抄一份给罗尔纲。据罗尔纲回忆，胡在附信中称：“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那时我觉得适之师这句话说得太重了，但后来事实表明他的话是真实的。”

胡适在《师门辱教记》序言中这样说道：

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曾在我家里住过几年，帮助我做了许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写整理我父亲铁花先生的遗著。他绝对不肯收受报酬，每年还从他家中寄钱来借给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但他总觉得他是在我家里做“徒弟”，除吃饭住房之外，不应该再受报酬了。

这是他的狷介，狷介就是在行为上不苟且，就是古人说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古人说“一介”的介是“芥”字借用，我猜想“一介”也许是指古代曾作货币用的贝壳）。我很早就看重尔纲这种狷介的品行。我深信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所以我很早就对他说，他那种一点一划不肯苟且放过的习惯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资本。这不是别人可以给他的，这是他自己带来的本钱。我在民国二十年秋天答他留别的信，曾说：

你那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此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我要他知道，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督责。良师益友的用处也不过是随时指点出这种松懈的地方，帮助我们自己做点批评督责的功夫。

尔纲对于我批评他的话，不但不怪我，还特别感谢我。我的批评。无论是口头，是书面，尔纲都记录下来。有些话是颇严厉的，他也很虚心的接受。有他那样一点一划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

……尔纲这本自传，据我所知，好像是自传里没有见过的创体。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

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当然是美好的，惜这图画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幅因时而易，随时可以按不同意志与思想涂抹的颜料布。当批胡运动到来并呈“短兵相接”之势时，这幅乐趣图中的人物也跟着变形改色了。

为表示对中共的忠心和“批胡”立场，大彻大悟的罗尔纲于1955年抓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毫不犹豫地向昔日的恩师、今日的敌人胡适掷出了手中的投枪。罗氏说道：“人民给我以光荣，我得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使我发生无限的感想。”随着这个感想而来的，是亲身体会与顿悟：大革命失败后，我来到上海，“转学到当时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去。那时候，我正徘徊在人生歧路上，我选读了一门庄子课程，这一部反动哲学，就首先把我拖到幻灭的泥坑去，使我造成了虚无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不久，中国公学毕业了，我到胡适家去做他的私人书记。我又中了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的毒，也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庄子给我的毒，一句话说完，就是使我不辨是非，使我没有爱憎，使我感到一切虚无，使我成为行尸走肉。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给我的毒却是一言难尽”。接下来，罗尔纲列举了胡适流毒的案例与铁证：

他教我写历史必须超政治超阶级，站在“客观”的立场，不偏不倚，方配做历史家。我受了他的欺骗，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便是照他所说的立场写的。胡适看见了这部小书，他还大大冒了火，把我大骂一顿，说我只表扬太平天国的光明面，没有说到太平天国的黑暗面。我当时受了他的骂，不但没有反感，而且以为自己是有违师教。所以到六年之后，我到桂林去，有一间书店要我写自传，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师门辱教记》叙述这一件事。我为了追求胡适荒诞的客观立场的标准，竟使我多年无法去写我计划中的太平天国史。今天回想起来，当年中毒太深，是到了怎样的地步。由此也就可知我所以把汉奸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与太平天国起义三道革命檄文并列，称曾国藩为反革命的英雄，与革命的英雄忠王李秀成等量齐观等等荒谬的看法是必然的了。

或许，罗尔纲认为仅仅这一“铁证”，尚不足以撂倒胡适思想和理论，于是再接再厉，又相继列举了胡适“为考据而考据”流毒，谓“胡适本人一切考据都是有目的的考据，他自己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但他为了要青年人逃避政治沉埋到故纸堆中去，所以他教人‘为考据而考据”’。但胡适的考据“是从唯心论出发‘大胆的假设’，他解决问题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小心的求证’，而实在是‘大胆的发挥”’。又说：“胡适的考据，一般说来都是证据不够的，越是他自命得意之作证据也就越少。例如《醒世姻缘传考证》是胡适自以为得意的一篇考证，他看了现代人写的一部笔记说《醒世姻缘传》是的作者蒲松龄做的，他就提出了假设，从而大胆地去发挥，就作出了结论。严格说来，在这一篇考证中，连一条直接的证据都没有。”再之后，罗尔纲又列举了胡适“超政治超阶级”等荒谬、反动的思想观念，最后终于明白了历史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科学”，以及党和政府领导的无比正确。谓自己经过各种学习和改造，终于挣脱“胡适思想”的桎梏，被从虚无幻灭的泥坑里拉了出来。

被拉出来的罗尔纲上得岸来，把投枪掷向胡适的同时，也对自己过去的人生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斥骂，他满含深情地感慨道：“这是如何不同的两个人生呵！一个是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一个是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的人生。两个不同的人生绘出了中国两个不同的时代：在旧时代里，革命向反革命进行斗争，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参加了革命，反动的知识分子投到反革命的泥坑，而我这样的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行尸走肉；到了今天的时代，在毛泽东光辉的照耀下，只要你要求进步，就连同我这样的一个活死人，也恢复了青春，充沛了生命的力。”

罗尔纲这篇满含革命激情，内容思想均属上乘佳构的发言文稿，以《两个人生》为题，于1955年5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此文于五四青年节这个特殊的节日刊发，充分体现当局刻意策划安排，之间包含着更深层的政治意义。尚未行动或正在观望的其他同类人物，见白纸黑字写过《师门辱教记》的作者罗尔纲，如今亲自赤膊上阵向他的恩师胡适开起火来，并在青年节亮相于广大民众面前，胸中亦“豁然开朗”。同当年罗尔纲在南京尊奉胡思杜为老师一样，胡适的各色门生故旧也开始奉罗尔纲为老师，纷纷举起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老匹夫胡适掷去。

当此之时，胡适的另一个学生、抗战期间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对佛教颇有研究的任继愈（南按：后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按照“老师”罗尔纲的路数，借胡适对禅宗史“研究的谬误”加以指斥道：胡适“为什么在《神会传》中费了这样大的力气把神会捧到九天之上，说他有‘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首先，因为胡适在巴黎和伦敦抄回来了一些关于神会的著作，如果把神会捧得愈高，他‘发现’神会的功劳就显得愈大。其次，神会是政客式的和尚，这一点和政客式的‘学者’胡适臭味相投。胡适欣赏‘神会的手腕高超’，‘神会真是南宗的大政治家！’再次，胡适特别佩服神会在佛教争正统的争吵中使用的‘战略、战术’高明，和他的主观和‘大胆’。”又说：“在这些说明里，他所醉心歌颂的只是神会‘有手腕’、‘政治家’、‘大胆’、‘先声夺人’等不顾事实，拨弄是非的手法。这些手法恰恰就是胡适自己一贯采用的考据和研究‘学问’的方法。”

在罗尔纲、任继愈等人的影响和郭沫若等中科院领导人的诱迫下，1955年，时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这年的《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的多条罪状，如第四条：“垄断材料，囤货居奇，这是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第五条：“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

深受胡适思想和治学路数影响的夏鼐，这个时候可能仍记着胡适教导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求实的治学为文精神，在列举了几条罪状的同时，也不忘穿插进几个典型事例加以佐实。如“胡适自己对于考古学是外行的。在他的著作中，只有一条关于考古学具体问题的意见。他在《古史辨》第一册中说：‘发现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第200页）这不仅表示他对于考古学的蒙昧无知，并且也充分地表现他的买办阶级的崇拜外国人的思想。但是，胡适过去三十多年在中国历史学上是起着统治作用的，他所散布的毒素是很严重的。”又说：“因为胡适当时通过了他的门徒傅斯年控制了这个研究所”，所以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考据方法，“在考古学上也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对考古学是外行的胡适，“只有一条关于考古学具体问题的意见”，可供批判的毒素实在不多，夏鼐就不得不拉上“胡适的打手”傅斯年陪绑。毛泽东早在1949年就已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这次夏鼐来个拉郎配，似是一件合情、合理又合“天”的事情。此时在台湾的傅斯年早已登了鬼录，成为不折不扣的、比纸老虎还差一个级别的“死老虎”，夏鼐不再有任何顾虑。为此，夏进一步列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个案加以表明：“例如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的初期，只因为先有了一个‘殷墟文化层是由洪水冲积而来’这一‘大胆的假设’（《安阳发掘报告》第1册），于是便搜罗了许多不可靠的所谓‘证据’来证明这假设。经过了他们的拗曲，层基的夯土成为大水冲积的淤土，夯土的锤痕成为波浪皱纹，柱础的大卵石也认为是大水运送来的，还绘出一幅甲骨漂流冲积图，甚至于一个墓葬中的尸骨，认为‘最可证明这洪水经过的事实’，‘他那张口喊救的样子还可看得出来’。描述淹死的幼童张口喊救，虽觉很生动活现，但宋人的《提刑洗冤录》便已知道生前溺水尸首是‘口合，眼开闭不定，两手握拳’。纵使临死时曾张口喊救，冲进去是带泥的水，不是硬物，溺死后筋肉僵化收缩，一定合口握拳。又如发现了一个刻辞的头骨，先大胆地假设他是麟头，然后由书本中搜集了许多关于麟的材料，一写便是洋洋三万余言的《获白麟解》（《安阳发掘报告》第2册），好像是凿凿可据。后来经生物学家鉴定，这兽头原来是牛头，和麟完全无关。我也知道，原作者后来也都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并未认识到这些便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的流毒。”

夏鼐在文章中所说的《安阳发掘报告》，与后来成为业内笑柄的“殷墟漂没说”、“安阳获麟说”，都是当年李济与董作宾等人亲自发掘并提出的见解，与傅斯年没有直接的关系，与胡适更不沾边。夏鼐毕竟是夏鼐，他既要找到批判的证据材料使文章不至于流于空泛的口号，又要遵照心中的道德观和文化良知，不想佛头抹粪，让李济、董作宾等与此有直接关系的师辈人物难堪，故出此下策，以缓解最高指示和来自郭沫若等人的压力与胁迫，借此应付过关。尽管张冠李戴，但毕竟傅斯年也是自己的师辈人物，且堪称是自己受益终生的良师，夏鼐作此文的内心挣扎与痛苦可想而知。不过，随着思想“洗澡”不断深入与制度化、长期化、激烈化，许多事情就不是夏鼐所能控制和凭着“聪明”与“和稀泥”蒙混过关的了。在随后的日子里，被钱锺书夫人杨绛称为“洗澡”的人数越来越多，胡适、傅斯年、李济等人在各种场所和报刊不断遭到“愤怒的革命群众”火药味十足的口诛笔伐也就成为必然。透过当时的报刊，可以见出学术文化界在批胡运动中，涉及面之广、之大、之深。如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在批判中历数了自己所属的“南高东大”（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集团，对胡适集团的斗争。说：“这一个集团特别把北京大学一个集团中的傅斯年、汪敬熙当作敌人，眼光很不差，这两人不但是过去学术界的恶霸，而且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但在自己阵容里面，也有反革命分子如张其昀其人者。”又说：“在反动政府时代，中央研究院每逢举行评议会，假如没有胡适之来出席，就觉得扫兴。谁能够同胡适之多握几秒钟手，多谈几分钟话，就会觉得体面，人家看见了还要眼红。而胡适之和蒋匪介石一样，同是美帝国主义的臣妾呢！”

胡适的学生辈人物，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针对胡适提出的历史“铜钱说”，批判道：“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而胡适却认为历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联系的个别史实，犹如一堆铜钱，你怎样摆弄，它就被摆弄成什么样子。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不但无规律可言，而且历史的真实性也根本不存在。”在北大历史系召开的一次批胡、倒胡座谈会上，胡适任北大校长时的秘书邓广铭，对胡的学术研究更加细化地挥刀切割道：“试看他搞了好多年的《水经注》问题，而始终只是纠缠在书中某字为戴震所改动，某字为赵一清或全祖望所改动的问题上，既不是要恢复《水经注》的原始面貌，更不是想从此进而研究古代的地理，连赵一清、全祖望等人整理《水经注》的意图尚不能及，谈什么‘大处着眼’呢？”继邓之后，在昆明、李庄时代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学生张政烺接着起身历数胡适的罪过：“胡适是政客，是反动的宣传鼓动家，从来都不是什么学者……我在北大上学时，本来是瞧不起胡适的浅薄无聊、吹牛皮和政客作风，从来没上过他的课，但在考证小说这一点落后思想上却统一起来了。”见向来与胡适亲近并深受对方厚爱的学生周一良、邓广铭、张政烺等辈，都不顾旧情，纷纷站起来，满脸苦大仇深状进行“灭祖”行动，早年毕业于燕大，原本与胡氏没有多少瓜葛，时任教于北大历史系的齐思和，也就感到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于是紧随邓广铭之后又补了几刀：胡适说“商代是石器时代”、“屈原并无其人”。在他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争气”的民族，因之遂得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卖国结论。

见小子辈都争先恐后地向老师抡起了铮铮铁拳，向达、冯友兰等老字号人物，自然不能坐视其功，也纷纷蹦将起来向胡适的影子猛踹几脚。向达认为胡适“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唾弃祖国，认贼作父，麻痹青年，逃避现实。”而冯友兰则指斥胡适处于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恐惧，胡说什么“汉帝国的创立者都是平民，刘邦是个不事生产的无赖，萧何是个刀笔吏，樊哙是个屠狗的。……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如张良、陈平是受过教育的”；“这一班乡下人统治下的政治，确实有点可怕”。在向达与冯友兰一阵拳打脚踢之后，胡适的好友、著名经济学家，时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吴景超，为显其能而另辟蹊径，居然刨坟掘墓，把胡适的母亲从棺材里拎了出来。吴说：“他的母亲，在十七岁时，违背了父母的意志，嫁给比她大三十岁的人做填房，为的是要享一下官太太的滋味……胡适，过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敌人。我要坚决与胡适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斗争，不达到最后的胜利，决不罢休！”

在号角阵阵，险象环生的氛围中，大多数学界中人为求自保，不得不拿起投枪匕首向胡适的影子猛刺开来，一个新的高潮再度掀起。

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第一节但愿来生不姓胡

就在大陆各色人等蹲在不同的场所角落唾液横飞展开批判，并于各种报刊杂志对胡适及其同党如傅斯年等“学霸”和“打手”口诛笔伐、开膛破肚时，1955年5月，突然又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据美联社纽约3日电讯：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公开撰文，建议台湾蒋介石政权“根据长期出借的方式把存放在台湾地窖里的大部分伟大的中国艺术珍藏送到美国去”，以便保护好这批“东方艺术之花”，“美元不能衡量其价值”的“无价之宝”。而这个保护也是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不可逃避的国际义务”。

当此之际，中国大陆部分民主党派人士感到蒋介石夫妇与一帮难兄难弟，还在台湾孤岛上寻欢作乐，优哉游哉地活着，并以中华民国“正朔”自居，继续做他们的“总统”与文臣武将的美梦。而自己摇摆于国共之间辛辛苦苦折腾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夹在国共中间的“尾巴”，并没有真正自主自立，成为主宰庙堂或一方地盘的好汉。为摆脱“尾巴”的阴影，有几位地位较高、嘴巴较硬的人士便鼓动中共下决心拿下台湾，把蒋介石一家连同一班文臣武将统统赶到大海中喂鱼鳖虾蟹。

就在一片“拿下台湾”的鼓噪声中，大海那边一干人马与美国政府皆有警觉，于是便产生了关于藏在台湾的“国宝”何去何从的议论，以及各色人物纷纷蹦将出来出谋划策，以显其能的情状。

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杰尼不知天高地厚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蹦将出来放了一通错误的厥词，立即引得世界情报部门和中国大陆、美、台等各方高度关注。中共高层闻讯，立即作出强烈反应，由郭沫若、周扬等出面迅速组织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科院考古所、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及全国各地文物管理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国档案人员，连同部分高校师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反击，严厉“痛斥和揭露美帝国主义与蒋匪的罪恶阴谋”。为达到更加明显的战果，在郭沫若与周扬具体策划指挥下，除由大陆报刊发表战斗檄文，还要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架设在福建省前线各种型号和用途的电台，以及香港广播电台和其他一切可动用的平面媒体等多种渠道，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短兵相接式的讨伐。

征讨阵势布置完毕，时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一马当先冲于阵前，像三国时代王朗与诸葛亮阵前对骂的程序一样，郑氏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告在台湾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们书》。声明书气势恢弘，先声夺人，第一句就是：“在台湾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们：我现在在这里带着激动的心情向你们谈话。”紧接着，便是：“你们知道蒋介石卖国集团一贯勾结美帝国主义出卖祖国利益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而且也是多方面的。”

郑说罢，可能感到蒋介石卖国集团到底弄走了多少宝贝，有些人略知一点，有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们并不知晓。于是，在声明中历数国民党逃亡台湾时运走的铜器、玉器、书画、甲骨、档案、图书等国宝，以及美帝国主义走狗们企图侵吞这批国宝的阴谋。这一批走狗中，当然少不了一个头和身子在美国纽约，尾巴和影子却在中国大陆，且阴魂不散的胡适。此时正是“批胡运动”的关键时刻，自然不能让这个“叛徒、卖国贼”漏掉，政治神经极度敏感的郑振铎顺手牵羊，开始历数胡适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声明称：“据一九五四年十月新华社消息，前蒋贼驻美‘大使’、卖国贼胡适，在美国进行出卖我国古代艺术珍藏的无耻活动。初步决定把两百件我国古物劫运美国。最近美帝费城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又阴谋以‘长期出借’的方式，把存台湾的珍贵文物全部劫夺，运往美国……”

面对一系列“铁的事实”和掠夺者的狼子野心，郑氏号召台湾的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与美帝国主义、台湾当局，以及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之辈作殊死的斗争，“坚决不让他们这种卖国行为得逞”。同时表示：台湾的工作者“或者是受到了独夫的欺骗蒙蔽威胁利诱，在全国大陆解放之前，不得已的随着他们而到了台湾。你们在蒋介石卖国集团的黑暗统治下和台湾的全体同胞们，同样的受苦难，天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对你们这几年来的不幸遭遇是深表同情的……你们为祖国效劳的机会是很多的”。又说“祖国正日以千里地飞跃前进着，紧接着伟大经济建设高潮而来的是文化建设的高潮，祖国人民正殷切地等待着你们回到幸福自由的祖国怀抱”，坚决阻止胡适勾结美帝盗劫祖国文化遗产的罪恶阴谋，“为祖国立功”。

继郑振铎声明后，全国文化、文物界掀起了一股围绕胡适盗卖祖国文物罪行的批判风浪，陶孟和、夏鼐以及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曾昭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等学术教育界大腕，纷纷发表文章为之助威呐喊。一时间，各色讨伐文章如一枚枚重磅炸弹，随着无线电波越过台湾海峡甚至太平洋，铺天盖地倾泻而下，直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头上扑来。

令大多数国人意想不到的是，批判胡适运动正酣，又横空降下了一个批判胡风运动。这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氏，不知为何半道上改为胡风，是否为了几十年后促成与大名鼎鼎的胡适成为本家，并被捆绑在一起供人批斗这一段“大事因缘”而修名改姓？世人所知的是，这位张光人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因其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和一些功绩，一度出任过“左联”宣传部长，属于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物之一。这个已由张光人转化为胡风的青年人，自加入“左联”之后，以为自己化蛹为蝶，成了一个惹人爱怜、众星捧月式的人物，虽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中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的代表，特别是周扬等辈观点相冲突，更不把一般的所谓“左翼作家”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皆是拍马溜须、吹喇叭、抬轿子、阿谀奉承、曲学阿世之辈，不足引为同道。因了这一性情与观念，从1945年起，胡风开始受到“左联”几条汉子的围殴，延续到1955年终于大祸来临。这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闻风而动的作家舒芜在接受《人民日报》编辑约稿的过程中，把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悄悄交了上去，随后在中共宣传部门高层人物林默涵等人的施压引诱下，舒芜见风使舵，四处搜集材料，并于黑暗的夜幕中，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方式，躲在一间呈洞状的小黑屋里挥汗如雨地大干起来，未过多少时辰，就制造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辑录的胡风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写给他的信的一部分，以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并在毛泽东亲自定调的编者按语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5天后的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又把这三批材料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亲自挥毫作序发行全国。自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最终导致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后有78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骨干23人。胡风本人入狱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后在“文革”时期再度改判为无期徒刑。蹲大狱期间，胡风受尽非人折磨，狱警打落了他的全部牙齿，落得耳聋眼花，重病缠身，奄奄一息，直至1978年才被释放出狱，关押监禁长达28年。

胡风冤案平反后，人们从一张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逮捕胡风之时，在满目同仇敌忾、齐刷刷丛林一样举起的手臂中，只有一位须发飘飘的老人不合时宜地根雕一样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以沉默与不合作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抗议和文化良知。——这个人就是与胡风同姓，几百年前是一家的60岁的胡厥文。

胡风案发下狱后，对胡适的批判仍如狂风暴雨，正斗在兴头上。如此这般，胡适与胡风两个本来毫不相干且不在一股道行走，甚至思想作风完全相反的人，被生缠硬套地捆绑在一起，像串起一对不能张口喊叫的蛤蟆，扔到一个锅里水煮油烹起来。对于外界把“二胡”弄在一起蒸骨熬汤的不解与迷惑，作为与周扬同为运动前敌总指挥的郭沫若专门作过解释：“胡适和胡风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们一个公开地贩卖着美国货，一个走私地贩卖着日本货，然而货色是一样的。他们在本质上的一个共同点：便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来夺取领导地位。他们想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叫我们失掉思想立场，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解释过后，又做怒气冲冲状斥骂道：“胡适要我们少谈些主义，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多谈些主义！胡风要我们不要思想立场，拒绝思想改造，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坚决地争取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改造。”经郭沫若一番解说与痛骂，众人终于开窍，一群大小喽啰蜂拥而上，紧跟高举，从各个角度以不同的文笔、文风、文法，向“二胡”展开了大规模讨伐。直批得“二胡”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三佛成了不喘气的死狗不得动弹。成了死狗的“二胡”并未逃脱被穷追猛打和水煮油煎的命运，特别是对胡适更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过。对于这样做的目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于校内召开的一场名为“批胡适，打死狗”座谈会上，专门作了如下解释：“胡适已经是一条死狗，我们现在是打死狗，也许有人说打死狗何必用这样大的力气来干，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条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阴魂未散，还在新中国作怪，他还企图在新中国借尸还魂。现在胡适的阴魂也许已经附在我的身上，也许已经附在在座的某些同志的身上。因此，我们都要好好地检查一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胡适的阴魂，如果有就要把他赶走，因此，打这条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难，所以必须投些力量。”

因了“死狗”胡适阴魂不散，且还到处找人附身，索人性命，这就使整日沉沦于政治酱缸中打滚儿的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开始谈“胡”色变，见“狗”就躲，这种风气渐渐发展演变成对整个胡姓人物产生了极度的恶感与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厌恶与恐惧又深入世人的血液和骨髓中，与胡适的幽灵相伴相生。

就在北京大学召开“批胡适，打死狗”批判会之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似乎内心真的有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与之相通，1955年1月3日，他在写给好友沈怡的信中说道：“俞平伯之被清算，诚如尊函所论，‘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此间有一家报纸说，中共已组织了一个清除胡适思想委员会，有郭沫若等人主持，但未见详情。倘蒙吾兄继续剪寄十一月中旬以后的此案资料，不胜感祷！此事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又说：“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罪！”

胡适的预感确是不错，他的“幽灵”不但附在了亲友、学生身上，已深入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且走进了舞台与银屏，并波及整个胡姓宗族。在当时和之后出现的一些小说、革命样板戏或革命题材的影片中，反面人物大面积地以胡姓出现，如《沙家浜》中的杂牌军阀胡司令传魁，《闪闪的红星》中光头恶霸胡汉三、《林海雪原》中的东北土匪头子胡彪等，这些富有特色、刻画得惟妙惟肖的胡姓反面人物，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阶级成分、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极度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胡适、胡风以及电影戏剧中胡姓反面人物的恐惧，像传染病一样四处蔓延，最后演化成一些极左地区的胡姓青年失去了当兵入伍和进工厂做工的资格，而正处于找对象年龄的胡姓青年，许多因自己姓胡而遭到对方讥讽并最终告吹。对飘荡于社会各阶层，看不见却能清晰感受到的恐怖气氛，有的胡姓人家在大骂胡适、胡风与胡汉三等胡氏宗族不肖子孙的同时，一并发出了“但愿来生不姓胡”的激愤之语。

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第二节万叶千声皆是恨

为总结和展示1949年以后多阶段、多波次、多形式、多阶层“批胡运动”的成果，北京三联书店奉命调集多名编辑，对已发表的各种批胡文章收集汇编，陆续出版了八大本，洋洋300多万言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批胡人物以文化教育科学界人士为多，其名流大腕有郭沫若、胡绳、艾思奇、金岳霖、孙定国、杨钟健、王若水、范文澜、嵇文甫、侯外庐、陈玉森、冯友兰、沈尹默、蔡尚思、唐兰、顾颉刚、罗尔纲、任继愈、何其芳、余冠英、潘懋元、黎澍、李达、汪子嵩、曾文经、陈元晖、周一良、杨正典、陆侃如、荣孟源、游国恩、罗根泽、李长之、蔡仪、吴景超、王元化、周谷城、贺麟、白寿彝、王瑶、黄药眠、赵俪生、夏鼐等，可谓阵容齐整，成就斐然，蔚为大观。

此举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批判一人发表文章字数最多的纪录，而这些仅仅是散布于大报大刊、众人皆知并在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雄文巨章”，尚有相当一部分以大小字报和内部谈话记录等形式在小范围和小圈子里出现的文章未计算在内。据初步估计，若把后一类文字收集加入，字数将达到3000万甚至5000万之多，需要几十大本才能装下。尽管这些小字报或谈话记录仅局限于小范围与小圈子，但作为批胡人物以及与胡适的亲近关系，许多并不比大圈子如李慎之等辈号称“短兵相接”的积极分子逊色。如胡适曾热情提携过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名教授的沈从文，在受邀与上海市电影局“鲁迅传创作组”谈话中，对胡适大半生为人处世和治学成就作了如下评价：

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的一些文学上的见解和几位大弟子一样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从来不敢想过搞中国文化史，在文学上也没有什么抱负，因为他本身没有多大能耐。他看了他的学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他是依靠控制庚款起家的，惯于吹捧，到处拉手，周旋于英美公使、买办、政客、军阀、官僚之间，吹拍逢迎，他靠了用庚款津贴的几个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成为学界一霸，他是“对内学阀，对外买办”。

他的一些弟子，靠了他庚款的势力，分布国内，像罗家伦掌燕京大学，傅斯年打入研究院……胡适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分布在各地的弟子都赶来贺生日。他的弟子，想利用胡适这个买办去国际上走走，都对他捧场。胡适当时他不想做官，因为做官不上算，做了什么长，一有变动就要下来，他想造成在野名流地位，自己执牛耳，和英美密切联系，靠庚款，抓学会，名利双收。胡适在上海时，住极司非尔路三号，每天要接见许多客人，外国的多，中国的也不少，谈论天下古今，言不及义，应酬时连声“嗯、嗯、嗯”不时打哈哈，谈到一些小问题，眉飞色舞。到晚上，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尝试集》之类的新诗来自我欣赏，以为是最大的乐趣。有一次客人走后，他拿一首《我就来了》的新诗在灯下念，得意死了。

胡适曾加入扶轮社（是否是“三K党”，不知道），胡适的老婆江氏爱打牌，罗家伦，傅孟真，梁实秋之类为了要讨胡适欢心，就常去陪她打牌。傅斯年是胡适最大的走狗，经常跟胡适回家去和他太太打牌。还有一个毛子水，为了要进身，不惜走内线。胡适对事的处理能力也不强的，他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许多学生反对他。中国公学中华侨多，当时也很活跃，陈波儿也是那里出来的。后来控制很严，拿了鲁迅的红封面要被没收，有一次我拿了一本马寅初的书，也被没收了。

李石曾和胡适是死对头，勾心斗角都为争权夺利。李石曾和张静江、吴稚晖、朱家骅是一伙，朱家骅是张静江的外甥，中英、中法、中比、中德都在他们手里。中美则在胡适手里。两派争夺很厉害，李石曾有政治力量，李有吴稚晖靠山。李石曾是做国际间谍则不知道了，但在国际上是有势力的。李石曾要搞胡适，故意把胡适向宣统请安的条子公布出来，条子上写：“臣胡适，今天有事，不能请安。”

胡适和丁文江是老关系，因此孙传芳等军阀也捧他，当时一些军阀，甚至阎锡山也来捧他，他们当他如梁任公一样，希望胡适能对他们“邦闲”。

胡适在政治上提出来的一套完全是抄袭英美的。国民党讲训政，他讲宪政，结果被国民党大骂一顿。他抽香烟，但不会跳舞，他说：“我不跳舞，沾了便宜，可以讲话。”　　家里雇用一个厨子，一个车夫。

陈源是阴性人，表面上不声不响，在肚内做功夫。当时和王世杰、高一涵、彭学沛等编《现代评论》。此人现在联合国文化什么会驻英国的机关内做事。三年前和凌叔华闹翻了。凌去新加坡教书。他们有一个女儿，译意文的翻译，嫁一个英国人，前不久凌叔华回来过一次，现在回英国了。陈源没什么大本领，不及王世杰。他办《新月》时，胡适、王造时、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经常在一起开会，那时闻一多去武汉大学教书了，闻在武大当过（国）文系主任。

徐志摩跳跳打打的，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不像梁实秋有一套，文学主张都是梁实秋提出来的。我在《现代评论》社做做收发，几元钱一月。邵启文（？）在那里当会计。我的第一篇小说《锯子》是在《语丝》上发表的……胡适与沈从文早年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共过事，胡是校长，沈是低级教师。不仅沈的成长以及后来成名与胡的尽心提携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公学时，生性腼腆的青年教师沈从文狂追被誉为校花的女学生张兆和而久攻不下，还是靠了时任校长胡适相助一臂之力，才把这位貌若天仙的校花兼才女一举拿下。而当时另一位紧追张兆和的学生吴晗，就此名落孙山，眼望花影丛中沈、张这对初恋情人携手嬉闹玩耍的倩影，只有徒叹“奈何？奈何？！”

在胡适流亡美国之前，胡、沈二人一直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来往也算密切。当胡氏一旦成为“走狗”，一向以老实巴交的“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也就不那么老实了。在沈氏的思想概念里，既然胡的亲生儿子都跳出来带头一路喊打这位“走狗”老子，胡的入室弟子都能活出《两个人生》，我这个姓沈的又为何不能紧随其后敲敲边鼓呢？既然是在谈“鲁迅传创作”的话题，就不能不谈到鲁迅与胡适的关系，而鲁迅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因而，此时的沈从文站在壕沟边望着被批得体无完肤、满头污垢与血水交融的胡适的影子，也就毫不留情地开始了严厉批判。

面对中国大陆批胡运动越演越烈，直至出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的势头，渐已衰老的胡适站在大洋彼岸紧锁眉头隔岸观火。他仿佛看见自己思想的幽灵，仍在远东那片黄土板结的大陆盘桓不去，且不时变成貌若天仙的美女，伴着夜幕的鬼火悄然飘荡于书生们夜读的书房，与之同床共枕，声息相依。于是，胡适抹了把头上那已不再发亮的稀疏苍白的乱发，提笔撰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未完稿），认为自己虽已流寓海外，但当年参与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或是由自己命名为“新思潮运动”，或是名之曰“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历程，所遗留下来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便是“一个治学运思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中国大陆不会就此玉石俱焚，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与打击，都会生生不息，后继有人，并对中共的统治起到抗暴消毒的良药作用。中共发起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要铲除和消灭这笔已深入广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的思想遗产。——胡适的这一判断，与运动的始作俑者、“我的学生毛泽东”大同小异，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只是此时的胡适心中作如是想，但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门生弟子纷纷开枪放炮，甚至挥舞狼牙大棒腾云驾雾如中的黄风大王高声断喝“老贼，拿命来，今日取你狗头”的奇观异景，无法如庙中菩萨般端坐不动，心若止水。尤其当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为之奋斗大半生好不容易奠定的学术地位、人格风范，连同一点点自由主义根基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更是忧心如焚。而对当初那些唯自己马首是瞻的同僚、门生，如今无情地反戈一击，其心情更是透着彻骨的悲凉与伤感，在锥心泣血的哀痛中，对一些批判者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就成为一种必然。胡适看罢批判文章的真实心情，外界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胡且羞且怒且自傲；另一种说胡看到冯友兰那些胡言乱语式的批判，看着看着竟突然对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哈哈大笑起来，说：“冯友兰一定是老糊涂了！”后来又对助手胡颂平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除了在谈话中对诸如冯友兰辈讽刺挖苦，从后来披露的日记还可以看出，在静谧无人处，胡氏内心的波澜连绵不绝，愤怒与悲伤交织的情感尽倾笔端。1949年11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今天看了几十张《人民日报》，最有趣的是唐兰的一篇长文《我的参加党训班》（Aug。29），此文可与费孝通的《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Aug.31）‘媲美’了！唐兰说他自己‘请求’参加党训班，‘我只觉得这一回能参加共产党的党训班，是无比的光荣，因为这是学习，我向革命的先进者学习，这是自发的，不是被迫的。’前年中央研究院办选举院士，只有唐兰来‘请求’我推荐他。那是‘自发的’，因为被选作院士在那时候也是‘无比的光荣’。”

对顾颉刚、沈尹默、蔡尚思等人的批判文章。胡适于1952年1月5日读后做了如下记录：“胡家健从香港剪寄来香港《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那天出席的人有这些：沈尹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顾颉刚（上海学院教授）、蔡尚思（沪江大学教授）、刘咸（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复旦大学教授）、吴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由《大公报》编辑王芸生致开幕辞。胡君寄来的三篇，好像都是事后由各人写出发表的。蔡尚思的一篇明记着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时草成。蔡尚思是一个有神经病的人，但他写《胡适反动思想批判》参考了不少书，引了我许多话。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出于战国末年说），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罕见的！”对于亲炙弟子罗尔纲的批判文章，胡适虽然坚持认为是罗的无奈之举，但终究难以释怀。

许多年后，三联书店的一位老编辑曾对胡适的研究者、北大史学教授欧阳哲生说：“当年那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是作为应急的任务临时编辑出版的，因为时间紧，任务急，只好将稿件派发给全社的编辑分头去做，所以没有一个编辑从头至尾看过这八册书稿。按这位编辑的估计，恐怕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就是胡适本人。”

这位老编辑估计得大致不错，就在批胡运动如火如荼进行时，身在美国的胡适一边埋头研究他的《水经注》，一边“欣赏”大洋彼岸上演的闹剧和发射到自己影子上的千万发炮弹。后来，他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零四号那座普通的公寓里，极富耐心地陆续看完了由香港传入的北京三联版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从后来出版的胡适日记可以看到，内中有不少胡适当时收集的剪报和阅后的批语，证明胡适确是看过了这八大本文章。但可能还有一个意外，据欧阳哲生说，他后来去芝加哥大学访问时，得悉在那里还保存着一本当年研究批胡运动的英文博士论文，作者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连战。不知这位后来成为台湾孤岛上“一筐烂柿子中最好的一个”（李敖语）的政治人物、国民党党魁，是否全部读完了这八大本奇文高论？

另据胡适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史家唐德刚说，有一次他在纽约胡适寓所指着这些书问道：“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胡适斩钉截铁地答复：“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胡适说这话的时候，可能这位留洋美国的“后生小子”唐德刚尚不知道，甚或世人早已忘记了在1949年的春天里，满脸忧郁的胡适在开往美国的客轮上，面对浩瀚的太平洋，和着碧绿无垠的浪海，在苍茫的曙色微明中，奋笔疾书写下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以及文中“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等句。胡适当年的好友，后来成为对立面的鲁迅说过：中国人都不大有记性，因为“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依然活着”。二者相较，胡适算是一个异数。1930年4月30日，胡适在致杨杏佛的信中曾这样说过：“记得五六年前曾与周豫才先生兄弟闲谈，我说，的‘八十一难’，最不能令人满意，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

接下来，胡适拿这个例子喻自己的经历：“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最后，胡适说道：“此是说明我对于此等事的态度。至于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欢迎的。”话虽如此说，但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同事、门生于政治风浪中倒戈相向和取心掏肺的砍杀撕噬，胡适自有一种“人为何物”的悲凉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身体也伴随心灵的煎熬垮了下来。

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第三节胡思杜之死

1957年2月17日下午，正在纽约一个青年医生家中叙述身体状况的胡适，突感不适，急送医院后发现是突发胃溃疡出血，吃药后无效，半夜大吐血，昏迷不醒，医生输血抢救。18日，胡仍昏迷不醒，半夜再次大吐血，生命危险，医生决定施行手术，结果是胃被切除十分之六，直到3月11日才出院。

回到寓所五天后的3月16日，病衰中的胡适突然收到一个神秘人物的来信，此人便是曹聚仁。

在抗战期间一度担任中央社战地记者的曹聚仁，于国民党退往台湾后的1950年，别妻离雏独自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到港的第四天，曹便在《星岛日报》专栏“南来篇”上发表文章，放声高歌“我从光明中来”，高呼“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云云。1954年，曹脱离《星岛日报》加入新加坡《南洋商报》，并以该报记者身份多次秘密前往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接见。据传闻，后来曹氏又自香港潜往台湾，受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秘密接见，并借此做蒋氏父子的工作，说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一纲四目”、“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蒋氏父子以“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等六点意见相回应。曹氏曾建议，在两岸和平统一后，蒋介石可将庐山作为终老颐养之地等。再之后，曹氏行动更加神秘莫测，他的妻子、亲属皆不知其在国共两党之间来回摇晃，整天折腾了些什么。就是这样一个神秘兮兮、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于1957年中国大陆山雨欲来、引蛇出洞，“反右”天罗地网即将全面撒开的明媚春天里，突然有些神经质地致信胡适“劝降”。据胡适3月16日记载：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

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

躺在家中床上养病的胡适，自然知道这个“妄人”耍的是代表中共对他统战的布袋戏。对此，胡心中生发出一不小心生吞了一只苍蝇的感觉，但冷静一想也就释然了。凡苍蝇或其他诸如螳螂、蛤蟆之类的弱小的动物，为了生存，必然要呈张牙舞爪状，以壮声势，或嗡嗡叫着自我吹嘘叫嚷一番，拉个大旗，扯个满身布满疙瘩的假虎皮，甚或与树上的巨蟒、水中的巨鳄套套近乎，亦属天下政客，特别是文人中的政客或政客中的文人惯用的伎俩，不足为奇。于是，胡适在曹氏来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字，继而派人将信转交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资料予以处置。

刚把曹氏的阴影在脑海中蒸发，3月24日，仍在床上休养调治的胡适又收到小儿子胡思杜发自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封平信。从邮戳日期看，此信是50天以前寄出的，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7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4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信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胡适乃一介儒生，但毕竟又在政治场面上混迹了多年，对中国人下愚上诈、不讲信用，以及政客们惯用的阴谋或阳谋等种种政治手腕还算有较深刻的了解。尽管一直没有发现可靠资料证明他此次的猜测是否正确，但就那时的政治形势推断，当是有些道理的，此前曹聚仁莫名其妙地给胡发信，或许正是这个计划改变之后的另一种行动。

遥想八年前北平那个围城之日，吃惯了洋面包的胡适，想过一种“面包与自由兼得”的生活，因而决定出逃。想不到他的小三胡思杜酷似三国时代的魏延，脑后长了反骨，坚决不按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针办，在撤退的问题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胡思杜旧戏重演，同样不按胡适的既定方针办，自作主张留在即将解放的北平苟活一时。如果世间真有上帝，胡小三这个抉择，当是上帝之手于冥冥中所作的安排，是胡适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中，上帝为其设立的最大、最令人牵心扯肺的一“难”，是“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一位大师、老祖胡适”（唐德刚语），在“得道”路上最为辛辣痛苦的心灵煎熬，而这个煎熬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政治演变越发严峻与不堪忍受。

1958年3月，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偶尔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此时的胡适心中虽犯嘀咕，但并没有向最坏处想，且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这个不幸的儿子。到了这年的5月4日，胡氏回台湾作关于五四运动的广播讲话，“泛亚社”香港来电传出胡思杜于“去年八月自缢身死”的消息。胡适先是一惊，差点一头栽于地下。待镇定下来又将信将疑，且从心理上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予以排斥。5月12日，胡适致他的学生苏雪林信中说：“承问及小儿思杜的消息，至感。我猜想这个去年八月自杀的消息是一种有恶意的谣言，故意在‘五四’前夕放出。我在今年一月间尚得友人间接传出思杜被送东北的消息，故我不信此谣言，当日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内人，叫他不要轻信此消息。”由此看出，对于胡思杜的自杀，胡适仍是疑多于信。而事实上，胡思杜真的是死了，且已死去8个多月，墓有宿草了。

胡小三思杜死亡的确切年头是1957年9月，但死于那一日和具体死亡细节一直未搞清弄明。据耿云志所撰《胡适年谱》，世人看到的是下列几句简单的记载：

九月廿一日，次子思杜因被定为右派，遭到批判而自杀（时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死前写有遗书给他的一位堂兄。这遗书只剩下残存的一角，那上面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希望他们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还有把自己所存“五十一元也留给你们”的话。署的日期是九月廿一日。

1950年9月，因胡思杜以“大义灭亲”的方式痛骂“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有功，一度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并于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研室）出任历史教师。此时的胡思杜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一不小心成了“狗”的父亲“赎罪”，同时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组织上一直处于考验之中，加之全国上下正在批胡适的反动思想，使他受到连累，梦想迟迟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几年。到了1957年，全国兴起了“反右”运动，不明就里的胡思杜开始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领导提教学改革建议，学院领导见一个“走狗”的儿子竟然犯上作乱，于佛头抹粪，盛怒之中立即决定施以颜色，打击胡思杜的嚣张气焰。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内容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自此，胡思杜一下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随着“反右”运动揭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来示众并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又被学院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突遭重创的胡思杜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何此时又把自己与这位“人民的敌人”捆绑在一起公开示众且口诛笔伐？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崩溃，约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

此前在政治上受胡适这个“人民的敌人”牵连，胡思杜一直没有找到女友，直到死仍是光棍一条，算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落了个结局式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自杀前，胡思杜留了一封遗书在枕头底下，因大陆已无直系亲人，遗书指名写给当时在北京铁道部印刷厂一位叫胡思孟的远房堂兄。胡死后，单位人员发现遗书，便打电话把胡思孟叫到学院处理后事。胡思孟到达时，看到学院贴满了批判胡适和胡思杜的大字报，学院领导告诉胡思孟，说你这位不争气的阿斗式堂弟胡小三儿，脑后确实又像魏延一样长着反骨，他的做法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至于畏的什么罪，自杀的具体时间以及死前死后的具体细节，学院领导没有说。胡思孟所看到的只是在一间小黑屋里有一口小白木棺材，棺材沿上有许多苍蝇在飞舞，棺材里有一白布，揭开白布可看到胡思杜已变得乌青的尸体，看样子已死去好几天了。胡思杜遗书的内容大意是：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我一定不在了。你不要难过，我的一点钱和公债券留给你，供给你的孩子上学，一块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吧。

因胡思杜属于“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分子，胡思孟不敢向学院领导追问具体细节，只好怀着悲痛与学院的打杂工在唐山郊外一片野地里挖了一个土坑，把胡思杜草草埋掉，拿了遗书上面说的钱物，另外还有一件旧皮袄、一件呢子衣服，外加一些书刊回到北京。“文革”爆发后，红卫兵抄家，胡思孟怕受胡氏父子的牵连，将胡思杜的书刊大部分烧掉，遗书也撕毁，只有一个边角压在箱底没撕掉。许多年后，胡思孟在清理箱子时发现了遗书边角，交给了胡适家乡安徽省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后来，正在编写《胡适年谱》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耿云志听说此事，找到颜振吾，把残片上的文字抄录下来，编入了《胡适年谱》。再后来，据耿云志和前往胡思孟家中访问的南京大学教授、胡适研究专家沈卫威共同估计，胡思杜自杀的具体时间，应是在9月21日写完遗书之后，但详细日期难以弄清，只能暂定遗书上这个日子作为胡思杜死亡之日。

1942年1月6日，胡适因想念离开在美国求学的儿子胡思杜，特别在日记中写道：“年前小三走了，我颇想念他，用毛笔写了我五年前同他游绥远大同时在火车上作的一首打油诗寄给他：父子打苍蝇，各出一身汗。堂堂好男儿，不作自了汉。”

想不到十五年之后，胡思杜一根绳子作了自了汉，算是一了百了了。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和荒诞，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有前仆但无后继的悲观黑洞里。据江冬秀的堂弟，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江泽涵回忆说：“思杜的哥哥祖望在‘文革’后期，大约是1974－1975年前后，从美国给我们写信，我们作为他的舅舅、舅母，也是长时间与他失去了联系。”“他信的内容主要是了解我们的近况，同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他大概是在海外听到关于思杜自杀的消息了。因为胡适遗嘱上说到他们兄弟俩分财产的事，他想证实思杜是否还在人世。当时，我们全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没有回答我们。我们也不敢随便、轻易写回复祖望的信。直到1976年以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大的变化，我们才与祖望恢复了联系。”

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胡祖望才总算证实了弟弟已经去世的消息，此时距胡思杜自杀已19年矣。

江泽涵说的胡适遗嘱，是指1957年经历了半夜大吐血、胃溃疡切除手术、曹聚仁致信劝其“回北京、上海看看”，以及胡思杜来信等一连串恶性和奇里古怪的事件之后，胡适觉得自己身体极度虚弱，精神郁闷至极，可能将不久于人世，遂于6月4日在纽约州纽约市第十七区雷辛顿大道四二零号诺林杰、李格曼、班尼塔与查尼律师事务所，在律师和证人刘锴、游建文、harold　 Riegelman等三位朋友共同在场证明并签字的情况下，立下了最后一份遗嘱。该遗嘱共分八条，其中：

第二条　　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的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

第三条　　我把在纽约市我的住所的全部我的手稿和文件以及全部印本的书籍交付并遗赠给台湾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并请求而非指定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与台湾大学的毛子水教授两人中的存在者依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安排我的手稿与文件的保管、编辑与出版。

第四条　　我把我的财产，无论动产或不动产，无论存在于何处，所有其他部分，馀剩部分，遗留部分，交付并遗赠给我的妻子江冬秀，如果她在我死后尚存。但她去世在我之前，则给我的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平分享有，而如两儿子之中任何一人先我而去而有子息，他的份额即归这子息；但如任何一儿先我而去世，而无子息，他的份额即归我的另一儿，而如他那时已去世，即归他的子息。

胡适立毕这份遗嘱三个多月，胡思杜悬梁自尽，再也不需要他的遗产了。而他留在北平家中的藏书、手稿、文件等也早已五马分尸，四散零落，部分下落不明。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仓皇离开北平之前，只拣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认为最重要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带在身边飞往南京，其他大量珍贵藏书和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个人资料几乎全部存于北平东厂胡同的寓所中。1950年，这批“货物”被弄进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随着批胡运动展开，胡适留下的书信、日记等资料，正好成为批胡最直接、最有力的炮弹。到了1954年，这批珍藏作为胡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材料，在中共高层指示下，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觉地经历了一次神秘分割。1964年，再次遭到暗箱操作者神秘而残暴的割裂。除损毁散失遭窃外，胡适藏书、手稿、日记等珍藏从此“身首三处”，即北大图书馆存有部分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劫后余存的105种善本古籍由北京图书馆占有；其他15000余件胡适书信、手稿、文件等秘籍，则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抢先占据。正是由于胡适秘籍的流散，使许多与这批书信、文件有关联而留在大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受到牵连而为此倒了大霉。后来官至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因早年与胡适的私人通信被发现，“文革”中这批书信成为掷向吴氏的投枪，直至令吴走上死亡的祭坛。在一连串的批吴斗争中，尽管“革命者”认为吴晗的信是“投靠胡适的铁证”，胡、吴二人是“反动的政治关系”，走的“是一条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吴是“美国奴才的奴才”等。但在胡适留在大陆的几个最为看重的弟子之中，唯一一个至死没有佛头抹粪——写批胡文章的就是吴晗。这一点，是当年的胡适没有想到，也是许多人为之不解的。至于胡适的遗嘱，尽管后来传到大陆之后一度引起北京大学的注意和呼应，但其命运与路边飘零的一张包油条和煎饼果子的废纸没什么两样，谁还把一个死去的胡适和留下的一张上写“遗嘱”的废纸当回事呢？

与胡适遗嘱命运相似的是，1949年，江泽涵由瑞士苏黎世国立高工数学研究所归国，顺便取道台湾拜访了台大校长傅斯年，傅特地叮嘱道：“我在北京有些书没运出来，你回去告诉邓广铭，这些书全部送给他了。”据邓广铭回忆说：“江先生回国后，不敢说曾去过台湾，当然也不敢说这件事。后来他私下告诉了我，我说：‘我怎么敢要他的书呢？他的书只能由科学院没收或如何处理。’”

傅斯年的藏书究竟如何处理，下落何处，似乎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唯能说得清楚的是胡适与傅斯年这两枚“过河卒子”，真可谓是一对可爱的书生，到了身不由己地飘零孤岛之时，还认为故国神州“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还天真地以为自己的那一堆书信文件，仍属于私有财产，并受到国际公法和中国法律的保护，理应安然无羔地一直躺在北平的老屋里，书的主人虽流落天之涯、海之角，仍具有处理这批藏品的权利。岂不知江山易主，大地改色，哪里还有私有财产与什么国际公法、人间道义的保护？真可谓书生意气，糊涂得可以了。胡、傅两位饱学之士可能至死都不会明白，他们那一堆书信、文件、书籍，在占领者一方看来理应成为任意处置的囊中之物，而这些个人私产除了为打击自己以及亲朋好友、弟子门生的炮弹外，其他所谓权利与公法在新生的政权之下自是化为乌有，最多给后世史家平添一声叹息而已。这一现实正应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ar）所言：“我们只允许在胜利与毁灭之间进行选择，而不允许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选择，胜利的牺牲品是属于胜利的。”

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第四节胡适出任院长

胡思杜自杀44天后的1957年11月4日，经台湾当局“中央研究院”选举，由蒋介石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大陆批胡运动与台湾政治集团的内部倾轧，阴差阳错地使渐入老境的胡适又得到了一次出头的机会。

1958年4月2日，68岁的胡适告别夫人江冬秀离开纽约办理私务，8日乘机独自一人飞抵台北，时已定居台北的胡祖望夫妇、孙子胡复，连同台湾当局要员等500多人到松山机场迎接，场面颇为壮观。

4月10日上午9时，装扮一新的胡适来到南港史语所考古馆出席“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说。胡称自己几十年来与“中央研究院”一直保持亲切关系，因为不仅自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也因为“中央研究院”是许多老朋友心血的结晶，自己对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云云。就职典礼结束后，旋即召开研究院第三次院士会议，以壮声势。为显示对学术界的尊重并给胡适装点面子，蒋介石携“副总统”陈诚、张群等一干大员专程赶到南港，亲自出席院士会议并致辞。蒋介石认为，既然“中央研究院”为学术之最高机构，当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认为“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蒋氏在讲到胡适“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后，话锋一转，再度将学术研究与政治联系起来，谓：

今日大陆上“共匪”以仇恨与暴力，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发点，其目的在消灭我国家之传统历史与文化，而其重点则为毁灭我民族固有之伦理与道德，因此胡适先生之思想及其个人之德性，均不容于“共匪”，而必须予以“清算”，即为“共匪”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的说辞，令身旁的胡适大为不快。特别是蒋不合时宜地提出“五四运动”与“打倒孔家店”有功有过，对胡适提倡的“五四价值”、“自由主义”等说辞，于褒中暗含了讥讽、挖苦，而对胡适与台湾岛上的雷震等辈搞出的《自由中国》杂志，且传言胡在台要组建一个“反对党”等名堂极不赞成。这一说辞搞得入会者如芒在背，惶恐不安，胡适原本笑容可掬的脸阴沉下来。

此前的胡适尽管在美国生活并不舒心，九年后又因各种风云交错重返台湾从国民党手中谋得一个响当当的铁饭碗，但他并不认为这个饭碗是蒋介石所赏赐便俯首听命，自轻自贱。待蒋介石讲完，梅贻琦向来宾作了一个简短的致辞后，已是闷气积胸，颇为恼怒的胡适在最后答谢词中，毫不客气地对蒋的言辞进行驳斥，据当时在场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青年才俊李亦园回忆说：

胡院长就职时蒋老总统特别亲自来了，来了之后还讲话，在他的讲话中不知为什么忽然说到共产党在大陆坐大可以说与五四运动的提倡自由主义不无关系，这样的说话对胡先生来说当然是非常尴尬的，因为五四运动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他是重要的推动者。结果老总统讲完之后，胡先生站起来继续答话，他的答话让大家脸色都凝住了，他一开始就说：“总统你错了”，在当时那么威权的时代，他这样讲使全场的人脸色都变白了，气氛非常紧张，老总统却很有风度地主持完会议，只是在胡院长任内就未再来过南港了。这一件事，胡院长的表现可以说确实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关于这一场景，当时也在现场的石璋如回忆稍有不同，石说：蒋介石那天讲了很久，场面热烈，胡院长一发言就说“总统你错了”，台下立即鼓掌。在座的学者们认为胡适是个有骨气、有担当的人，因为若不是胡适，在蒋介石面前“没有几个人敢说这句话的”。

胡适所说的“总统你错了”，主要是指不应把学术研究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反共抗俄”的所谓“使命”，也不应由“中央研究院”这样的研究机构来承担。胡适说道：“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面对蒋介石指责五四运动提倡自由主义与打倒孔家店的问题，胡适自是耿耿于怀，并予以反驳。胡说：“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蒋介石一听其言，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便要走，坐在他旁边的一位随行官僚（一说张群，另一说陈诚），悄悄伸手拉住老蒋的衣角示意其坐下，蒋强按怒气勉强坐下，待典礼一结束便迅速离去。

遥想当年，胡适在一篇名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曾向中国的少年读者宣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这一点，胡适本人确是做到了。对于这一说法，世人有不同评论，如胡在美国的学生、史家唐德刚就说过，胡适不知不觉地被他的老师杜威这个糟老头子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唐氏之说或可再讨论，但至少胡在蒋介石集团之间大体的是做到了。

1959年，作为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学界领袖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对蒋氏为谋求连任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党章国法于不顾，欲强行“修宪”的做法更是大加声讨。按1948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每届总统任期六年，连任不得超过两次。当年拟定《宪法》的张君劢等人考虑到一个没有限期的总统，等同于王朝世袭，因而特别加以限制。跑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仍以中华民国正朔自居，因而当年这部《宪法》仍然发生效力。1954年蒋介石获得第二次连任，到1959年年底已是五年，眼看大限已至，下次选举应该自动退选，但蒋介石与国民党内部一部分拍马溜须者竟置《宪法》于不顾，公然支持蒋介石参选，并欲修改《宪法》。为此，胡适在1960年2月20日公开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次连任“总统”，并拒绝即将召开的“国大”主席团主席之职。对于胡氏的“犯上”举动，蒋介石大不痛快，其子蒋经国更是异常恼怒，甚至有“收拾”胡的打算，只是忌讳胡适所具有的儒林盟主地位和非凡的国际影响而迟迟不敢动手。端坐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椅子上的老胡适，在强烈呼吁并制止蒋介石连任“总统”的同时，并未忘掉一介书生的本色，于繁杂的公务之余，仍窝在书房对研究了大半生的神会和尚继续穷究细研。1960年2月9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他的新作《禅宗史的假历史与真历史》。20日，出席“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3月10日夜，所著《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终于脱稿。正是这部耗损了胡适大量心血的著作，使其在脱稿的当夜即心脏病复发，延至19日，病情加重，不得不入住台大医学院诊治，直至4月5日小痊出院。

1961年1月28日，台北“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时台海危机已趋平缓，台岛内的科技经济在美国的大力援助、扶持下，已摆脱了战后阴影开始复苏，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正是这诸多的缘由，胡适在致开幕词中兴致勃勃，充满乐观与信心地说道：“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又说：“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这是胡适晚年精神最好，内心充满希望与梦想，体力也呈回光返照状最为充沛的时期。自此之后，便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这年的2月25日夜，胡适心脏病复发，急送台大医院救治。4月22日，病情好转并出院，迁居台北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疗养，6月25日回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上班。可惜好景不长，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9月3日，胡适在致好友李书华信中带有哀惋之情地说：“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车，抬进台大医院的急救处的。我在医院住了56天，出院后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两个月（因为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到七月初又因肠炎，大闹水泻，泻的水分干了，影响心脏，血压低到74，半天上不去。……总之我们都老了，机件都不够完好了。”此时的胡适自觉已到了衰老不堪的岁月，说不定哪一天就悠忽登了鬼录，遂写信召在纽约的夫人江冬秀赴台。10月，江冬秀从美国抵达台北，一家人始得团聚，孤苦伶仃三年有半的老胡适精神上算是稍添一些慰藉。

就胡适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而言，打牌名星江冬秀带来的慰藉，如同雪中的一点炭火，与茫茫雪原比起来仍十分微弱，胡适心中的大孤独与大悲凉仍不能融解消除，这种孤独与悲凉除了蒋氏政权施加的政治压力，还有一帮号称文化“斗士”和“新儒家”的人物，或明或暗地不断向胡氏掷出匕首、投枪加冷箭，企图对胡予以毁灭性打击。对于胡的处境和　　 “新儒家”的阴谋，时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任教的梁实秋曾经提及“誉之所至，谤亦随之。胡先生到台湾来，不久就出现了《胡适与国运》匿名小册（后来匿名者显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处之，不予理会。胡先生兴奋的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言外之意《胡适与国运》太不成比例了。……胡先生决意来台定居，医生的意见也不能左右他，不欢迎他的人只好写写《胡适与国运》罢了。”书生出身的梁氏对胡的处境未免太过于乐观，既然对方剑锋已经出鞘，哪里有弄一点《胡适与国运》就善罢甘休的道理？大规模的反扑与打击很快接踵而至。

这年11月6日，进入衰朽之年的胡适应国际开发署之邀，强撑身体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开幕式上作了《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英文演讲，此为胡适生前关于中西文化、科学比较的最后一次重要发言。主旨是颂扬西方的科技文明，批判中国的古老文化，其中说道：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e　 s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做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做美德，把疾病看做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又说：“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是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优越的精神文明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实在太少。在积极的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够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

意想不到的是，这篇大约25分钟的演讲由徐元高译成中文在媒体披露后，立即引起港台两地知识分子激烈的论争，并受到早已虎视眈眈、号称东方文明捍卫者如徐复观、叶青等辈的“围剿”。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叫廖维藩的“立法委员”，经过一番密谋，在台湾“立法院”对胡适讲演中的观点提出质询，把胡的演讲与现实政治搅在了一起，引导媒体掀起风浪，而蓄势待发者趁机炮制一连串檄文嗖嗖射出，如同带响的锋镝直赴胡适的命门。在四面合围与阵阵喊杀声中，心力交瘁的胡适心脏病骤发倒地不起，于11月26日凌晨，急送台大医院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一轮抢救。

刚刚离开阎王爷那安放着油锅与老虎凳的宫殿回到阳界，躺在台大医院病床上长吁一口气的胡适，懵懵懂懂又挨了一记闷棍。原籍湖北浠水，早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秘书、逃台后出任私立台湾东海大学教授的徐复观，在群丑起舞中再度跳将出来，挥舞冰冷的狼牙大棒，声色俱厉地指斥胡适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

此前，号称“新儒家”、“献身于民主的斗士”、“敢于向权势挑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的一代文棍徐复观，见一系列匿名小册子不能将胡适击倒在地，让其口吐白沫，眼珠乱翻，与阴曹地府的阎王爷握手言欢，索性摘下面具，借胡适演讲事件之机，亲自披挂上阵，向胡适射出了锐利的锋镝。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中，徐复观指斥道：“今天在报上看到胡博士在亚东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又说：大概在四年前，他在台中省立农学院向学生讲演，大意是说吃鸦片烟，包小脚，即是中国文化。这次当着许多外地人面前，更变本加厉的说：

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唯物的，它们具有很高的理想和精神的价值。它们确实代表着真的理想和灵性。

在东方文明中，灵性不多。在那种忍受着残酷、无人性的规定，如相沿一千多年的妇女缠足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按：以上大概是骂中国的）在那种容忍阶级制度达数千年之久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在那种把人生看为痛苦，没有价值，崇拜贫穷和行乞，把疾病归之于神的作为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按：以上大概是指印度教及佛教而言）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开始承认在那种古老的文明中，很少有灵性，或者没有。那种古老文明是属于一个人类体力衰弱，头脑迟钝，感到自己无力相抗衡的时代。

这种文明（科学，技术）具有高度的理想，和真实的精神……这是对科学与技术的现代文明所作的真诚赞颂。……（以上是根据十一月七日《征信新闻报》）徐氏在列举了胡适这段演讲词之后，对每句话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痛批，并借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古老方法反击道：“胡博士对罗尔纲以概括方式论断历史中的某一阶段的某一特定问题，而装腔作势的责备他所用的方法不科学（见“中央研究院”所印的《师门五年记》）。但胡博士却能用几句骂街的话，便断定了中印两大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这是那里来的飞天蜈蚣式的科学方式呢？在你写的《古代中国哲学史》及《胡适文存》中，谈到中国文化方面的，有一篇与原典对照而能言之成理的文章吗？对于印度的东西，更是一窍不通。胡博士到底从那一门科学得到了这种启示而敢作这种大胆的论断呢？”又说：“只要是做过深入调查、研究的人类学家，便会承认那怕是极原始性的民族，也有很有价值的心灵活动。这是人类学在当前的一大进步，也可以说是一大倾向。胡博士凭着什么调查研究，而能断定在中印两大文化中，只有极少的心灵，乃至根本没有呢？胡博士的母亲，是不曾读过洋书的，在胡博士的了解中，他两老有没有心灵呢？”

对这一由“灵性”而牵涉到的印度文化与佛教问题，徐复观讥讽道：“这里面的道理，不必向胡博士说，因为假使他对西方的文化史稍有常识，便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不过有一点，我倒非常佩服他是识时势的俊杰，他只骂由印度出来的宗教，决不骂天主教、基督教。假使印度也有一天强盛起来了呢？胡博士可以点头微笑的说‘我那时已墓有宿草了’。”

最后，徐氏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棒喝道：“中国印度文化，在万分中，有一分好的没有呢？胡博士几次代表我们政府出席国际学术性的会议，假定有一分好的，胡博士何妨便讲那一分，以顾点国家的体面，并增进西方友人一点知见，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假定连一分好的也没有，则胡博士何必顶着中国的招牌去出席呢？因为你虽然在洋人面前骂自己的文化骂得爽心快意，但洋人依然认为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骂尽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外国人心目中，只能看作是一个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同时，这次参加亚东科教会的，只是与印度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客人；七十一岁的老人，何以不懂事到既居于地主的地位，竟无知无识的骂起客人的祖宗来了？……据我的观察，那是有不得已的隐衷的。说穿了，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

徐复观的进攻檄文发表之后，港台为之震动，在倒胡派一片叫好欢呼之际，也引来了拥胡派的迅速反击。1962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发表了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对徐派大加讨伐。徐复观见状，遂纠集郑学稼、胡秋原等对胡适进行又一轮狂轰滥刺，同时又与“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如李敖等辈，展开了一场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港台《自由报》、《自立晚报》、《中华杂志》、《世界评论》等报刊纷纷加入这场以谩骂为主调的“笔仗”之中。一时间，学坛报界硝烟四起，鸡飞狗跳，四邻为之瞩目。躺在病床上的胡适面对乱棍飞击，精神饱受刺激，但他对徐的讨伐保持了缄默，而对主动讨好示情的李敖也没有迎合。1962年1月5日，胡适的助手胡颂平对徐复观的文章作了摘录，并作了一个短评。胡颂平说：“这种谩骂的口吻，编者就没有让先生知道；因又想起徐复观在1958年4月22日给先生的信，也附录于此，可以对照看看。”徐致胡信的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道席：

此次得瞻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谨奉上拙文录一册，内《政治与学术之间》，或者稍补民生理论在此方面之间隙。至《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一文，乃疏导汉宋之争，并作上文之具体补充，敬乞教正。此外则不值得寓目也。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然四十年之岁月，不仅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即国人对世界文化之感染，亦未尝无若干进步。

在短评中，胡颂平为胡适作了如下辩护：“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得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区区之忱。想可蒙先生谅察也。”

胡颂平之所以摘录徐致胡的信函，除了对徐氏前后判若两人的面目在心中引起的震撼，自然也有今夕何夕，“人为何物”的感慨。

1962年1月10日，胡适病愈出院，暂住福州街疗养。老年胡适的生命已迈入衰朽之坎，即将灯熄香灭，万事皆休。

在夕阳西下、余晖残照的生命尽处，给予胡适心灵慰藉的，已不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对其恩誉并隆的礼遇，更不是他追寻了大半辈子一直放心不下的那个“天外来客”神会和尚，而是入住台大医院期间的病友——梅贻琦。世人没有想到，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教育家，在各自奔波忙碌了几十个年头，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于人生的晚年，竟有这样的机缘得以在台湾孤岛的医院里相聚，并有难得的空闲抛弃一切杂务，执手言谈，话古论今，忆往事，思未来，以淡泊、宁静的心境参悟现实人生，并相互抚慰着对方心灵的悲伤与苦痛。如此人生际遇，实在是胡、梅二人预想不到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只是由于梅贻琦不善张扬和沉闷寡言的禀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梅氏于奔往“田横之岛”的路途中，离开北平出走南京再至海外，似乎比胡适当年的逃离又多了几分神秘色彩，而其中的内情和谜团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浮出水面并变得清晰起来，梅氏辽阔的胸襟与恪尽职守的处世风范，也才让更多的国人仰慕追思，永怀缱绻。

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第一节告别清华园

1948年冬天，梅贻琦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毅然乘机南下，先抵南京，然后转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直至“归骨于田横之岛”。

梅氏当年怀揣怎样的心境，如何忍心撇下凝聚着他光荣与梦想的清华园，像一位孤独的骑士一去不回头？此点，梅本人没有留下任何回忆文字，亲朋、弟子的回忆则大多支离破碎，且说法各异，只有详加考证，才能抽丝剥茧，弄清事实真面目。据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跟他说起当时离开北平的情形，梅说：“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

袁氏这一说法显然过于荒诞离奇，近似妄言，实不足信。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常言道，龙行有影，虎行有风。梅贻琦的出走及其出走动机再神秘复杂，总有线索和踪影可觅，因为他毕竟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况且还是一座知名学府的一校之长和一位大教育家，其思想、言行至少在清华同事和亲近友好中留下吉光片羽。且看下列人员的回忆——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1947年冬，母亲住院做肾切除大手术，正在美国讲学并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工作的父亲，特地赶回来照顾她。圣诞之夜，我和姐姐忽然接到清华梅贻琦校长的邀请，要我们姐弟到他们家过节。但是去后发现只有我们两个小“客人”，梅校长也不说话，我们显得十分拘束。不久，就听说梅校长从城内东单临时机场飞离了北京。他当时请我们姐弟，也许是有意借此向我们的父母表示告别吧？

抗战胜利复校后的清华教务长吴泽霖：他临走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哪一天，我忘记了，在门口他乘车出去，我刚走进来，他车停下来，我先问他，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最后两句话是他思想的一闪念，很紧张。以后到上海后，他给我通过一次信，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了。

梅贻琦好友、物理学家李书华：民国卅七年十二月半北平突被共军围攻，西苑与南苑机场均不能用。北平城内动工建筑一个临时机场，利用东交民巷东面围墙外的操场与东长安街东部一带地方，作成南北方向跑道一条。十二月廿日晚间政府派第一架飞机到北平接人，降落于该临时机场上。廿一日清晨我与月涵及袁守和（同礼）先生和袁夫人等数人，携少许随身行李登机飞往南京。这是差不多十四年以前的事。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北京解放前夕，我的大女婿在国外，我怕大女儿祖彬与丈夫长期分离，就跟梅先生商量，决定由我送祖彬出去。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八日，我带祖彬及她的两个小孩搭亲戚（南按：卫立煌将军）飞机离开北京，飞往广州，之后不久又转到香港，借住在祖彬爱人的兄嫂家里。

这时候梅先生还在北京，他为学校事务城里城外地奔波着。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他进城办事，赶上北京城被围，阻于城内，从此再没有回到清华。南京国民党政府连续来飞机接人，他搭乘最后一班飞机走了。以后，梅先生从南京取道上海到香港，在香港遇到一个法国朋友，约他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这样，梅先生就离开中国大陆了。

另，我在广州报纸上看到谁谁走啦，就是梅校长还是从里从外照顾学生。以后，听说进城以后，出门证作废了，他住在北京饭店，那时南苑的飞机场炸毁了，在东单修跑道，有飞机去南京，他赶上尚在北京，梅贻琦和华罗庚就坐那个飞机到南京去了。到南京后又到上海，当时李宗仁在南京。我们就在香港相遇，我从广州到香港，他从南京、上海到香港。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把祖芬带来，他说他念书呢，是个学生，不要紧，我是不能回清华啦，能出城还是要出城。

时任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浦江清日记：1948年12月14日，“据说昨晚林彪部队由沙河、清河冲来，因国民党军炮火猛烈而退却。转向西边，向台湾新练的国民党军进击，所以清华园附近又平静了。下午，有消息云校方预备一辆卡车，同人女眷想进城的可以搭车，限于女眷。四点前，内校门外挤着许多人，慌乱得很。梅校长在城内，今天上午十一时许小汽车返校，带来款项，下午三时发薪。这次我的薪水近金圆券千元。……晚上没有电灯，早睡。听见炮声，在南方。气象台的大炮已经撤掉了（南按：国民党军在清华安装），据说是梅校长在城里交涉的，先是撤在圆明园内，后来撤往城内了。”12月16日，“城内交通断绝。邮箱电话都不通。据悉，胡适夫妇已飞京。寅恪先生亦已成行，惟其眷属仍留平。梅公似尚未成行，黑板报云政府要梅公飞京。至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为无所谓。教授同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共军既把平津路也切断，中央军已无退路，困守北平城。……共军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

12月24日，“上午十时开教授会。通过议案二：一、挽留梅校长，请继续为本校服务；……晚间至冯芝生宅，参加起草挽留梅校长函，觉措辞颇困难。梅先生于十三日因公进城，十四日午时返校，下午又进城，以后交通阻断留居城中，迄未出城。无线电消息，孙科新阁名单中，梅氏长教育部。学生会一致挽留，谓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殉葬’云。教授会亦一致挽留。我们起草虽斟酌措辞，然据冯公所得消息，梅先生已于本星期二飞京，挽留已为形式上之事矣。谅梅公亦有难处。”

12月30日，“昨日为梅校长六十诞辰，原定进献油画像一帧，并有祝寿词（冯公所作）并油画像题词（张子高先生所撰），装成册子，同人皆签名于后。梅先生已行，颇可惋惜。册子仍传观，余亦补签名于后。”

梅贻琦秘书沈刚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战争临近北平近郊，清华园可闻激烈枪声。十三日星期一，枪炮声更密更近，学校决定自下午起停课。连日来校长皆于下午进城与城内各大学校长商讨应变措施。十四日下午，校长以电话把我召至其家，交给我一包股票和契纸（这是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的卢木斋后人交来用作基金的），让我整理好抄一清单。另外，叫我把一枚金元和一根金条交给出纳组妥为收存。交代清楚后，校长便乘车只身进城。当晚黄庄一带即告解放，校长欲归不能，从此梅校长便离开了我们。

梅贻琦清华同事叶企孙：1948年解放前夕，梅贻琦和我讲，在福建建立一个清华基地，北京解放很快，没办成此事。清华的基金问题，在解放前夕我叫梅贻琦自己留一本资金账，我又想在解［放］北京时一同同他到南京。

梅贻琦清华同事陈岱孙：1948年底，我记得我还在上课，就听见霹雳啪啦打起来了，课也上不了啦，下课吧！下课之后，下午就找梅校长去了，他正要动身进城，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赶快进城，要弄一些钱来，因为学校没钱了，弄点钱来，让全体师生员工渡过这一段时间。我拿了钱，马上就回来。”但是他那天晚上没有回来，后来就听说他到南京去了。后来叶企孙告诉我，梅校长进城去了，拿了钱了，坐汽车出来到西直门，西直门关了。那时候，西直门每天晚上都关门，10点钟左右关门，不过有一个出门证，清华也有一个三联单出门证。有出门证，可以开这个西直门出来，随便什么时候办理都可以。但是那一天，出门证失效了，不许出来，就回到城里去了。住到胡适家里，过了一、二天，胡氏说，你不必回去了，跟我一起走吧！于是就跟胡适一起走了。

梅贻琦秘书赵赓飏：12月10日，清华作出决定将于十三日停课。翌日，梅召校长　　室秘书沈刚如至住所，面交一包股票及契纸，乃天津卢木斋后人出资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之基金；又交出自己所保管之金元一枚、金条一根。下午入城开会。晚间在市内接电话，得悉解放军已占领北平西郊各地西山通西直门之大路亦遭封闭。15日，大批解放军正式宣告围城，梅不能返校，以电话通知，请校务会议代理校务，冯友兰先生为主席，暂主持校内事务，设法维护校产及师生安全。于是“先生从此与任教十三年，长校十七载之清华隔绝，多年魂梦徒萦，终身未得再返。”

梅贻琦助手蔡麟笔：卅七年冬北平情况紧急，教育部派专机接梅先生南来，当时正值孙哲生组阁，再三邀请梅先生入阁，梅先生……心殊不安，曾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所以始终婉谢，卒不就职。

从以上相关人员的回忆可以看到一个轮廓，这便是：梅出走北平之前有过较长时间的思想活动和准备，最后下定决心离平赴京。至于梁从诫所说梅氏向梁思成、林徽因告别的良苦用心，或许当是事实，只是梁氏所说此事发生在1947年似乎不确，查《林徽因年谱》，知林于这年夏天病情恶化，须做肾切除手术，梁思成改变旅美计划提前回国。10月初，林徽因入北平西四牌楼中央医院，准备手术治疗。12月24日，林徽因在白塔寺医院进行手术。术前，林担心手术失败，特别致信美国好友费慰梅：“再见，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串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结果，手术很成功，林徽因出院后回到清华园一边养病一边工作，直到1955年去世。这个事实说明，林住院动手术离解放军围城还有差不多整整一年时间，梅不可能这么早就作弃清华园而去的准备，唯一的可能是，梁从诫所言确有其事，但时间有误；或时间和事实俱有误，因为若把时间放在1948年，与林住院做手术之事又不相符，此事只有梁从诫本人出面，才有可能重新弄一个合理的说法出来。其他人的回忆，除了梅氏临走时所说的某某如何如何的话不可考实，或者说没有旁证加以坐实，离清华园和北平的时间、地点、事情进展脉络基本不差，只有一度做过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孙。在1980年10月清华召开的纪念梅贻琦会议上，谓梅在城里住胡适家中并与胡一道飞南京的说法，曾引起出席同一次会议的原清华党委办公室主任何介人当场质疑。何说：“据台湾出版的一份材料说，梅先生进城后，没有住胡适家。有人告诉梅先生南苑机场有一架接胡适的飞机，你是不是一齐走。据说梅先生说，不是接我的我不走。后来是乘另一架国民党接教授的飞机走的。”何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用不着根据台湾的材料加以佐证，从梅氏出行时接触人员的叙述和当时《申报》等媒体报道即可见出事实真相。这个真相，梅贻琦一位年轻的清华好友张起钧说得更加清楚。张说：“三十七年冬，共军围北平城，我侥幸得与梅贻琦先生同乘政府接运教授的飞机离北平，在这一段变乱危　　难的当中，我看到了梅先生崇高伟大的人格，垂为典训的风范。真所谓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按张起钧的说法，梅贻琦离平的大体经过是：12月19日得知东单操场的临时飞机场修好，政府飞机来接运教授。当天晚上梅贻琦和北平师范大学袁敦礼校长等学界领袖以及少数第一批接运的教授，齐聚在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的办公室内，商讨第二天南飞事宜。鉴于胡适飞走时的混乱情形，大家主张有秩序地组织起来，由梅氏为主导，跑腿打杂的事则由年龄最小的张起钧担任。同时规定裁一部分邮简由梅、袁签字，郑天挺和张起钧盖章，算作临时飞机票，凭票登机。张说：“这批起飞的除了梅先生和本人外，计有李书华、张颐、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敦福堂、赵梅伯……等先生（当时本还有胡先辅、钱思亮两先生，第二天临时因故未来，又改补旁人，梁实秋夫人便是临时补进这批飞出的）。计划好后，二十日清晨大家齐集北京饭店候机，由于南京有雾不能起飞，大家又在北京饭店住了一夜，二十一日中午起飞，傍晚到达南京。”

关于何介人在会上质疑陈岱孙说法过程中，提到梅贻琦曾说过南京派来飞机“不是接我的我不走”之事，张起钧似乎较为清楚并有过这样的叙述：

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那临难不苟的精神。在梅先生离平的前几天，我偶然去看胡适之先生，恰好知道胡先生即将搭乘政府来接的专机离北平。于是告辞回家，默祝胡先生的顺利成行。傍晚获知：由于共军的炮火控制了南苑飞机场，胡先生一行并未能成行［后来傅作义下令军队冲了一阵，护住了机场，胡先生才与张佛泉先生等在十五日起飞。（南按：张当日未能起飞，过了几天坐民航机出来的）］。这是十二月十四日的事，那时清华的敦福堂教授逃进城来，住在我家，便忽然想起梅先生也正在城里候机离平，何不通一消息（因为当时北平的局势已极混乱，大家不能保持正常联系），使梅先生与胡先生一起飞出围城？于是敦先生便马上打电话给梅先生。凡是那时身在围城中的人，当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的渴望离开这围城。尤其长春围城的惨状，大家谈虎色变。假如北平的战事继续下去，则其情形将不堪设想。何况还有政治立场的问题？因此在　　敦先生预料：梅先生闻讯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即行动，那知梅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贴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

最后，张起钧说道：在这一幕前因后果中，我亲临其境，我深深的受到了感动。而深深的体会到梅先生的高风亮节。但可惜我不能把我这意之所会，传诸于言。这并非纯由我的笔笨，而是当时还有许多相关的事件与情势，只有在这些事件的情势的陪衬中，才能了解其意义。若是摒弃背景，脱空而言，不仅挂一漏万，有失真象，并且还会由于文字的隔障，反滋歧义。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许多人在平日装腔作势，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丑态百出，以求苟免，因为他内心本没有真正高贵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则是已把高贵自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夷险一节，不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使人顽廉懦立，肃然起敬。——这才真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这才不愧是一个‘人物’。”

正是梅贻琦无愧于一个“人物”，才不可能像昆明躲警报时的吴晗一样面无血色，“连滚带爬”地丑态毕现；更不可能以堂堂的清华大学校长之尊，屈居于同是一校之长的胡适膝下，求其走后门开舱救济，何况关乎清华续亡存绝命脉的全部庚款基金还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尽管梅贻琦绝没有仿效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挟基金以自重之心，但南京方面的官僚也不至于糊涂到把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忘却。因而，在胡适出走之后，南京再派机“抢救”梅贻琦就成为一种必然。而此前袁随善所说梅于匆忙中被稀里糊涂地“驾上飞机”的妄语便不攻自破。此事之真伪不但与梅一同飞南京的李书华、杨武之等人日后在回忆文章中道出实情，即在飞机降落南京的当天傍晚，守候在机场的《申报》记者在第一时间对梅贻琦进行了采访，梅说：“现与抗战时期不同，另建联大或无可能”云云，内中透着惋惜之意。假如他是被外力强行架上飞机，又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因而只能说袁随善所言，是一个颇为离奇且有点像警匪片一样刺激的故事，只是这故事编造得过于荒诞离奇罢了。1965年，也就是梅贻琦去世第三个年头，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在回忆文章中说道：“梅先生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作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作的。”短短几语，已触到了梅贻琦的典型性格和心灵深处。叶是清华知名的教授，与梅共事多年且私谊甚笃，他对于梅的评价绝不是似是而非的外交辞令，而是真实地道出了梅的内在本质。这一点，从冯友兰的回忆中亦见得分明。

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说：1948年12月上旬，陈雪屏从南京到了北平。陈本来是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后来当了西南联大的训导长，南京认为他有一套对付青年的办法，把他调去当了青年部部长。陈雪屏抵北平时，由东北南下的解放军已推至昌平一线，陈于匆忙中召集梅贻琦等清华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并云南京已派飞机至北平南苑机场待命，被“抢救”者随时可以登机南飞，等等。在场者相顾无言，均不置可否，会议不了了之。想不到挨到12月中旬。“有一天晚上，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只剩梅贻琦和我两个人。梅贻琦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经知道我是坚决不走的，所以说了这一番告别话”。冯友兰听罢不禁黯然神伤，又不知如何言说，二人相望不语，握手含泪道别。

就在陈雪屏抵平促梅贻琦南飞的空隙，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即12月12日晨，北平北郊枪炮声甚密，时闻炸弹落地爆炸之声。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1948年8月12日，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病逝，由浦氏暂代其职），闻枪炮声急忙赴陈宅，报告时局，但有点出乎意料。按浦氏的说法，当时清华园内师生之间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当浦江清说到陈雪屏已来北平并欲“抢救”有名望之学人南行，“惟人数必有限制，极少数。陈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时，陈寅恪答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洽梅公云云。他谢我特为通知的好意，并且劝我也可去梅公处登记”。又说：“上回他谈，认为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虽然不一定再用清华大学名义。胡适也曾说过，他不想在南方再设北京大学。看来政府要北平大学教授离此南下，到南方集合，如已（以）往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那种形态。这次因为陈先生室中尚有他客，未便畅谈。陈先生认为，清华园附近即有战事发生。”此时，梅贻琦正在城中，开始紧张地把清华重要账册、文件移存北平城内提前预设的一个保管小组管理，并作流亡准备。

通过对上述回忆文章的梳理、对照、鉴别，结合当时的情势和其他旁证，梅贻琦出走的历史公案可作如下判断：梅离平南飞是自觉自愿的，无人对其施压或胁迫，走前对政治时局和个人处境有过慎重考虑并与同事、好友等商讨，同时对陈寅恪出走产生了一定影响。梅离开清华园的时间是1948年12月14日下午，进城后住北京饭店，开始与北大秘书长郑天挺等人商讨乘机离平的具体事宜。大约在城内逗留了一个星期，21日中午与杨振宁之父杨武之等教授一起在东单机场登机，傍晚抵南京。整个过程用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的话说就是：梅的出走“是主动，不是被动的；是自觉，不是盲目的；是坚定，不是犹疑的。”

在这一关键转折点上，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梅贻琦尚未离开清华校园，曾有学生张贴海报并结队至校长办公室和住宅请愿，要求校长不要跟随国民党南撤，留下来继续主持学校事宜。此时已秘密赴解放区投奔中共的原清华历史系教授吴晗，也发来“挽留”函电，设在张家口的中共电台发出广播，谓“北平各大学惟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可以留任，请勿擅离”等。但梅贻琦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乘机飞离北平赴南京，进入溃退中的国民党中枢，未久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海外生活。

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第二节梅贻琦出走内幕

既然此前梅贻琦曾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对清华“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在如此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为何又置中共和部分同事的劝说于不顾，抛下清华师生执意南飞呢？纵观梅贻琦在大陆的岁月，虽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掌校期间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尽量给予庇护，但这种做法更多的是为保护学校与青年学生本身所计，并不是说他就赞成共产党与马列主义，或者赞同共产党的思想观念与施政方针。此点他在昆明时已表达得明白。如前文所述，当他看到闻一多、吴晗等人以“斗士”身份与国民党政府人员“斗”起来之后，于194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曾明确表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这个“怀疑”既是他心迹的流露，也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陈寅恪等人对时局的看法，因而当1948年年底，吴晗以中共军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来之命发“挽留”函电劝其留下来时，梅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而是像胡适一样悄然乘机南飞。据传，有一次，梅贻琦一个很要好的友人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这个话是梅贻琦于什么时间、对谁说的，至今尚没有落实，也只能是估妄言之，估妄听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梅的出走与陈寅恪大体相同，主要是逃避即将到来的新的文化、教育环境，以及与自己意识形态相悖的当权者的精神控制。出身清华的林从敏在谈到梅贻琦出走一案时说：“事实上梅师决不可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华。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中共笃信的马、恩、列、斯……与毛语录的理论共存？”对于中共于张家口发“挽电”一事，梅的秘书赵赓飏则认为是一种“劝降”行为，而“先生闻此，认为一向未曾左倾，今日闻此类似诬蔑之词，对政府同仁，殊有无法表白之苦”。对于种种说辞和解释，梅的学生辈人物、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认为“虽有些刺耳，但只要认真思索一下便会承认，这种分析还是切中要害的……梅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对他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从这件比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真正窥察出他超人之处——头脑的清醒，决意的果断，以及对于自己的理念或为人原则的执著和坚守”。黄氏所言，并非妄谈。

但是，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梅贻琦离平南飞，或陈寅恪在出走后于自己诗作中所说的“避地”、“避秦”，固然有“逃避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俄专制独裁体制和文化环境”之因，或“像过去的许多历史事件——例如王国维的自沉事件一样，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一种政　　治文化现象”。（黄延复语），但对这种政治文化现象的考释，又大多局限于国共政治之不同，而未涉及更深层的思想根源，更没有人把梅贻琦的出走，与他1931年年底出任清华校长之职时所说的话联系起来并加以考究。在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讲中，梅贻琦说道：“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世学人所谆谆乐道的往往是后一句，但前一句对梅一生的思想研究更为重要，“乔木”与“世臣”之分别，意味着对“故国”不同的价值认知，梅直到在台湾去世，一直是把国民党在大陆主掌的中华民国与台湾地方政权连在一起，并当成合法政权与“正朔”，这个“正朔”所在地，就是他心目中的“故国”，而自己与南飞者正是故国中“世臣”的象征。

当然，南飞时的梅贻琦尚未意识到国民党会如此迅速地崩溃并丢失整个大陆，他认为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历史上的南北朝局面，而江南政权便是他心目中的“故国”，江北则是一个与他不相干的新政权，其心理与陈寅恪基本相同。按照陈寅恪南飞前的估计，抗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国共之争不可避免，其结果将使中国形成一个南北二分的局面。因而在1946年春，陈寅恪有《南朝》《北朝》诗问世，是谓把南北朝比拟国共两个政权。陈寅恪次女陈小彭曾对人说过：因为陈氏以为国、共可能如南北朝般以长江为界，后来才在去留问题上迟疑未决。当然，这个“去”是由上海或广州去台湾，而不是由北平去南京。

就当时的局势而言，与陈寅恪、梅贻琦持相同观点者大有人在。时在国共争战中悄然崛起且欲与国共两党一较高下的第三党领袖章伯钧曾公开放言：“……起初认为共产党只能活动在黄河流域，后来的结论是：‘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战胜谁。’至多是个‘南北朝’，是个相持的局面。即长江以北是共产党、江南是蒋介石及其他。在这相持的局面下，第三方面大有可为，在政治上举足轻重。”淮海战役一役，国民党军溃败，继之北平已失，国共进行貌合神离的“和谈”，已赴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致李宗仁的信中仍坚持：“……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这封信除了反映出傅斯年骨子里永不服输和硬撑、霸道的性格，还明白无误地昭示他心中对南北朝局面形成的希望和尊奉国民党为“正朔”的心理。

事实上，对国共两党形成南北朝局面的预测，并不是一般的官僚政客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虚妄幻想，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斯大林也有意图让中共与国民党政权划江而治，如“两个德国”或“两个朝鲜”之例，形成“两个中国”，也即南北朝局面。而“文革”时，有人怀疑陈序经1948年任岭南大学校长一职，是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授意，目的是破坏中国统一，制造“南北朝”局面。尽管这一怀疑迄今未得到证实，但美苏两个帝国主义大鳄插手国共之争，并打着渔翁得利的如意算盘是肯定的，苏俄帝国主义的滔天罪恶在后来与中共反目成仇时得到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在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那著名的光辉篇章《别了，司徒雷登》中已说得很清楚：“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遗憾的是，中共采取了背着手撒尿——不理胯下那个小东西的战略战术，司徒雷登新店没能开成，只好强撑起蔫不唧地的小头“挟起皮包走路”。

梅贻琦飞抵南京时，司徒雷登还很神气地挺着脖子对国共双方指手画脚，整个长江以南与西部地区还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一个新的“南北朝”轮廓在枪炮硝烟中若隐若现地飘浮于大江两岸。梅贻琦此刻从容南下，除了像陈寅恪一样为了“避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像抗战初期胡适出使美国是为了将其拖入太平洋战争一样，是为一件“大事因缘”而来——揽住清华在美国的基金。只要基金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便可以此作筹码报效“故国”，而梅氏作为清华校长和“故臣”的名分便得以延续。假如国民党“和谈”成功保住半壁江山，陈寅恪对浦江清说的“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预想，以及梅在南飞前亲口对叶企孙所说到福建或广州等地另建清华的计划便可以实现。只是国民党本身太不争气，兵败如山倒，转瞬间樯橹灰飞烟灭，梅贻琦在福建重建清华的梦想成为泡影，不得不另谋他途。事实上，后来在台湾新竹建立的清华大学，就是这一构想的延续。

梅贻琦飞往南京的第二天，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匆匆任命其为教育部长，梅却坚辞不就，只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暂客居上海老友朱经农家中。对于自己坚辞教育部长的原因，梅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说道：自己“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渐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虽拒绝“做官”，却并未放弃“作事”，梅在南京与上海的短暂日子，尽其全力协助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处理当时严重的教育问题。

1949年6月底，梅由广州赴香港，与夫人、孩子短暂相聚后飞抵巴黎，与李书华等五人代表国民政府出席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并出任常驻代表。会后在巴黎南郊儒维集（Juvisy）小镇与李书华同居一公寓，未久赴英国伦敦。1949年12月，梅飞抵纽约，同云南籍失意政客缪云台合租贝松生（建筑大师贝聿铭之父）的一所闲置公寓暂住。自1950年起，梅贻琦出任华美协进社（Citute　in　 America）常务董事。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贻琦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他在离平南飞之际对教务长吴泽霖所说的“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就指此事。

梅贻琦到协进社后，专门辟出一间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自己为自己支付薪水，每月三百元，以维持日常生活。自1951年起，梅在纽约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华籍学人研究学术，购买美国出版学术期刊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同时筹划恢复《清华学报》事宜。其间，梅贻琦借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萧家魁回大陆之机，托其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可以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图书仪器。因当时环境关系，这封信未及交给学校，此事便不了了之。据说，北平解放初期，清华大学曾收到过从美国寄来的“来历不明”的期刊，很可能是梅贻琦订购赠送，可惜没人当回事而任其流散了。

鉴于当时纷乱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梅贻琦的举动，台湾方面频频派人到纽约，以各种名义商谈将清华基金调拨到台湾归政府支配，或请其携带基金利息到台湾为学术机构购买设备仪器，但皆被梅贻琦拒绝。当时管理清华基金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主席是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的蒋梦麟，干事长是在美国的胡适，台湾当局见梅贻琦搂紧基金不放，甚为焦虑，又不便强行施压胁迫，遂派蒋梦麟赴美与胡适、梅贻琦等董事会人员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并形成了两点结论：

一、清华基金保管案，自1929年董事会成立时就已经决定中美政府不再干涉，全依国际习惯办理。董事出缺自行补选，全部基金调移台湾似不可能。此议由干事长胡　　适正式函报蒋介石说明：

二、清华复校原则可行，如何办理由梅贻琦校长与台湾教育部研商决定。

尽管蒋梦麟与胡适就此事向蒋介石作了详细报告，仍受到一些国民党政客和不明真相者的纠缠和刁难。据梅的助手赵赓飏回忆：“四十年冬天，政府已经决定令清华在台复校，而有的官员倡言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的余额，最好尽量花光，等于‘雪洗国耻’。梅校长对此虽然不表示意见，却从心里不赞成。尤其限于委托保管案的事实，也不可能办到。”赵氏所说的保管案，除了明确政府不予干涉外，这笔庞大基金的支用手续，必需由政府教育部长与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并提出相当计划提交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召开全体董事会议决定是否通过并拨发利息（本金不能动）。鉴于既成规则的严格限制，许多人对这批基金只能吹胡子瞪眼发一通荒谬的怪论而无可奈何，就连包括原清华大学教授、时任台湾国民党政权“外交部长”的叶公超也是如此。叶回忆说：梅贻琦在美国的时候，“我每次至纽约都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来，而且要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有一次，他拿出许多计划来，他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国家作长期的研究工作。那时候国内就有些人对梅先生不甚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国外，不肯用在台湾。我最初也这样想，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如此，而是比我想的周到。他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长期发展科学，至少胡适之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

就在台湾当局时刻关注梅贻琦的动向并设法令其尽快回到“故国”怀抱时，中共方面也没有忘记梅的存在和巨大价值，1949年年初，奉命接收北大、清华的吴晗曾公开表示梅应该留在清华，而对胡适大为反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协和大礼堂对北京高校校长、教务长谈话时，再次提到梅贻琦，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尽管梅贻琦确实没有做过对中共不利的事，但他还是没有回应周恩来这位南开小校友与中共的好意，毅然由法国赴伦敦，然后又去了美国。就在梅于伦敦短暂停留的时日，一帮清华校友又闻风而动，开始做梅的“政治思想工作”，促其返归大陆。一位叫方钜成的清华校友在许多年之后说：“梅校长在公寓安顿下来后，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便饭……谈话中心离不开国内局势的发展，我们两人告诉梅校长，我们一家准备回去了，我们想参加建设祖国的工作，也告诉他有好几位我们熟悉的同学也即将归国。当时你一言我一语，表示希望梅校长离开欧洲也回北京去。……陈益当场表示，如果梅先生路费方面有困难，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过了片刻，梅先生表态了，他对我们说：‘你们回去我赞成，但我自己还想在外面看看再说。’”

面对梅贻琦的态度和后来转赴台湾的事实，方钜成颇为感慨地说：“现在回想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当时还是对他规劝敦促不够，否则梅校长很可能在1949年以后走的一段道路会有所不同的。”这位表示懊丧的方钜成回到大陆后任外文局《北京周报》编辑，曾与姜桂侬合译过《周恩来略传》等书出版。陈益回国后到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不知这几人当时是否受中共特别指示专为做梅的工作而设此宴，从陈氏慷慨急迫的言行推断，奉命行事的可能性极大，但也不排除“自己跳出来”的成分。历史每到一个社会大动荡、大混乱的转折时期，总有一部分人怀揣不同目的“自己跳出来”折腾点什么，只是方钜成等辈的折腾给世人一种说不出什么味道的感觉。《孙子兵法·谋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方钜成等人不管是奉命还是出于自己一厢情愿，只能说他们既不了解老校长，又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清华沉痛的历史背景与未来将面对的厄运。世人看到的是，未出一年，“思想改造运动”兴起，站在左、右不同思想阵线的各色教授，开始了站队与“洗澡”。紧接着，清华被肢解，只剩一个工学院独木支撑。随着一连串更加猛烈的运动开始，许多教授被打成了头戴白色高帽的“右派”分子，或颜色相同的“反动学术权威”。在秋风扫落叶式的政治风暴中，全国上百万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遭此厄运。茫茫苍穹秋风渐紧，寒气袭人，铺天盖地的大风雪即将压城而来，清华园内，一个个齿摇摇发苍苍的老“海龟”，被“可下五洋捉鳖”的红色革命小将们捉上“斗龟（鬼）台”，于刀风箭雨中喷出最后一腔碧血。脚下，那浸染在腥风血雨中的朵朵黄花，于凄苦苍凉的大地上瑟瑟颤抖……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事隔三十余年，当中国民众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普遍从那场恍如隔世的噩梦中醒来时，方钜成等辈还煞有介事地对当年的“义举”大发感慨，并为没有把梅贻琦弄到大陆而痛心疾首，真可谓糊涂得可以了。如此妄举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陈寅恪的门生、压根就不具备与导师对话资质的汪篯，作为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特命全权大使”赴广州中山大学，“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劝陈寅恪北返的那一幕。所不同的是，汪篯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荒唐与无知，而方钜成辈可能至死都活在没有把梅弄回大陆的遗憾之中，这个遗憾又渐渐演化成人生中一个残碎的大梦而连绵不绝地做下去。然而，梦终归还是梦，总有醒的时候，倘有朝一日方钜成们从这陈年大梦中醒来，对着镜子问一声：“我姓啥名谁？”可矣！

1954年春，受台湾当局邀请，梅贻琦赴台参加“国民大会”选举“总统”，4月返纽约。在这期间，国内有一位教授朋友受中共委托写信请其回归大陆。此时已由香港来到纽约的韩咏华看了信后试探性地问梅：“你看共产党怎么样？”梅贻琦答道：“把国家治理得不错。”

但梅贻琦最终未能回归大陆，而是在一年之后去了台湾。

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第三节最后的光芒

1955年11月，梅贻琦认为实现心中那个“大事因缘”的时机已到，遂接受台湾当局敦请，离美赴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建清华大学，从此在这座前殖民地的孤岛上生根发芽，梅开二度，再次结出了一串丰硕果实。其时，台湾政局虽稳住了阵脚，但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特别是外汇储备急需打一针强心剂，以缓解内外交困的压力。众人见梅贻琦到来，如同在阴霾的大山深处看到一个光芒四射的金娃娃，纷纷围将上来欲咬上一口，至少要捞一把油水。许多与此事相干或不相干的官僚、军人和所谓的民意代表，借各种机会对梅进行围殴式质询。梅氏每次在公私场合与这帮乌合之众遭遇，都要捺着性子历述基金保存与使用计划，直折腾得口干舌燥，血压呼呼上蹿，几欲吐血晕倒方休。不知是逃亡孤岛的恐惧，还是狭小窄仄的空间令人心理变态，匪夷所思的是，有几位列军籍的清华校友，不知受了何方、何人的蛊惑与煽动，居然找上门来把梅贻琦团团围住，态度刁蛮地当面提出质询和要求，欲从中啃到一块瘦肉或一碗老汤。此次老鼠动刀——窝里反式的质询与吵闹，给梅贻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使他更加认清了部分逃亡者内心的卑鄙龌龊和丑陋，坚定了对基金严管到底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与勇气。

梅贻琦之所以首先创办原子能研究所，并非一时兴起，实则是长期考虑考察的结果。战后科学界已认识到原子能不仅可以制造骇人听闻的原子弹，把一个广岛、长崎瞬间从地球上抹掉，令数十万生灵登上鬼录，还可能转变为极其丰富的电能造福于人类。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抛出了“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目的除了“尽快结束人们思想中对于原子的恐惧”，还可利用这种高效能源创造经济成果，造福人类。自此之后，一些发达国家争相开发利用这种能源。1954年和1956年，苏联与英国分别建起了核电站，原子能和平利用并为人类造福的成果开始显现。在这种科学发展趋势下，一直支持台湾的美国把捐赠原子炉和技术，作为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之一部分与台湾当局合作。从战争的创伤与灾难中复苏的台湾，急需发展电力以恢复经济，因而梅贻琦与当局协商，首先设立原子能研究所，以此为依托，逐渐扩大成由三五个所组成的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最后恢复清华大学建制。这一计划得到了台湾当局认可、批准，并对梅表示了殷切期望，特别允许其在台北阳明山官邸附近划拨校址。台湾岛内许多县、市领导人闻讯，认为这个倏忽间从天上掉来的金娃娃应该搂在自己怀中，不能让它溜到别人的地盘乱蹦狂跳。于是，各县、市长纷纷想方设法找梅贻琦游说，让这一计划在自己管理的一亩三分地落地生根。一时间，舆论纷纷，群情瞩目，搞得梅贻琦难以招架。

正在梅为研究所选址事宜大感苦恼，左右为难之时，蛰伏在一间屋子里眯着有点老花的眼睛密切关注梅贻琦动向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出面解围的时机已到，遂发出请柬，邀梅于某日参加自己定期举行的茶话会。梅按时赴约，原以为有很多官僚政客或学界名流参加，当到达蒋公官邸后，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人。与蒋对坐喝茶闲谈中，梅顿悟对方如此安排，实出于对自己的特别礼遇，意在避免“召见”之意，并借此彰显蒋公对此事的重视、谨慎与对梅本人的尊重。交谈中，蒋介石告诉梅贻琦不要听那些巧舌如簧的县、市长鼓动拉拢，宜于亲自环岛看看，有自己的主见才是。梅贻琦颇以为然，蒋介石亲自指派原清华大学教授、台湾省政府秘书长浦薛凤陪同一起察看。

梅氏一行沿台岛纵贯线奔波十天后，考虑到原子炉附近五百尺以内不能有住户或农工设施等因素，认为新竹县赤土畸较为适宜，此处地势开阔且大多是荒地，便于征地和建设，而离台北仅有70多公里路程，来往便利，便于海内外学人交流。经过反复勘察并与政学两界人士协商，最终确定该地为复校地址，并报请台湾当局批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清华基金利息拨付到位。就在梅贻琦与台湾当局组织的“筹备委员会”人员拟定具体计划过程中，仍有政客出身的委员以破落户心态在会议上大放厥词，继续声言把清华基金本利全部调拨台湾，尽量一次性花光花净，以“洗雪国耻”。据参加讨论会的赵赓飏回忆说：这一谬论再度提出后，许多有识之士感到不快，“钱昌祚委员曾发言，大意谓近百年来外患频仍，国耻甚多，不只庚子一桩，但花尽基金本利，似与雪国耻无何关系云云”。经此一击，对方自感无趣，只好闭上令人厌恶的嘴巴。又经过几次反复商讨，最后敲定，购地、建设经费由台湾当局财政拨给，建所与复校后的一切设备、仪器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

1956年1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新竹清华第一批校舍动工兴建。这年秋，招收第一班原子科学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上课。1957年，新竹首批校舍、办公楼、教授住宅、职员、学生宿舍完工并投入使用，秋季开始在新校开课，聘陈可忠（南按：清华1920级校友，梅去世后任代校长、校长）为教务长，招考第二届研究生，并兴建物理馆及加速器实验室。1960年，原子炉炉房、原子炉实验室、核子工程馆、同位素实验室相继完工。1961年4月，原子炉装置完成，临界试车顺利。1962年3月，物理馆扩建工程完成，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相继创立。如此快捷的建筑速度，被台湾学界称之为“魔术师般的神速”。自1956年7月始，袁家骝、吴大猷、邓思黎、钱家骐、陈省身、孙观汉、傅瑞雪、马祖圣、徐贤修等海外华人学者，与一大批外籍学者如小谷正雄、李德曼、斋滕一夫、真田顺平、布来德等著名人士前往任教，兴建中的新竹清华大学呈一时之盛。

1958年7月，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俞鸿钧被迫辞职，陈诚再度以“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兼任“行政院”院长。向来与陈诚友善的梅贻琦被邀出任“教育部长”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梅坚辞不就，但经不住老友陈诚的一再劝说，最终入阁任职。据浦薛凤回忆说：“梅师卒勉尊政府之命，主持教部。当局深知梅师不愿舍离复校甫始之清华，故嘱仍任清华校长。就职之日，向部中同仁致辞，勉以多记着‘教育’两字，而少注意‘部’一字。意即实事求是，避免推宕拖延之官僚习气。”次年，梅贻琦又兼任台湾“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与主席胡适共同主持制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一连串的职衔和一摊子事务，梅贻琦来回奔波，简食少眠，终于积劳成疾，身体渐趋不支。1960年5月，梅贻琦因腰痛、发热与肺炎并发症，入住台大医院特二号病房疗治，自此开始了为期两年与病魔斗争的生活。

1960年6月10日，梅贻琦被诊断为摄护腺患癌，施行颈部淋巴腺摘除手术。经病理检查结果，认定是摄护腺癌转移，并且手术后病况急变，很可能危及生命。消息传出，中外人士在震惊之余极表关切，蒋介石、陈诚等分别下令台大医院想尽一切办法挽救与延长梅氏生命。台大医院各科有关医师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应对方案，并决定以增加抵抗力和控制摄护腺肿瘤进一步恶化为主治措施，以尽量维持到病人亲眼看到自己主持的清华原子炉完成的时刻。6月11日，院方开始对病人进行女性荷尔蒙激素围堵，效果并不显著，梅仍处于生命垂危之中。

闻讯赶来的胡适、陈雪屏、钱思亮、查良钊、浦薛凤等学界要人兼好友紧急商谈，电请梅夫人韩咏华由美赴台予以照拂。韩咏华得到消息，惊惧中匆匆收拾行装飞台。

1951年，当梅贻琦在美国协进社落脚后，夫人韩咏华得此消息，携带两个外孙由香港赴美。此时，儿子梅祖彦正在美国读书，一对老夫妻再度与分别8年的儿子聚在了一起。1943年秋，正在西南联大机械系二年级读书的梅祖彦弃学入伍，被分配到美军驻昆部队当译员，后被派往美国密西西比州一军事基地工作，1946年9月退役复学，进入梅贻琦早年留美时的母校吴士脱理工学院机械系插班就读，1949年以“高才生”（honors）毕业，入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1950年毕业后，入美国沃兴顿公司任技术员。1954年，在一帮海外中国同学鼓动下，梅祖彦蒙生了回归大陆在共产党红旗映照下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想法。许多年后，梅祖彦说：“此前有不少留学生回到了大陆，并传来了很多解放后的情况。父亲知道我和一些同学也在筹划远行，他虽然未动声色，但显得出心中焦虑。后来还是重视了我自己选择前途的意愿。”梅贻琦一生奉行民主自由，尊重个人意志，对孩子的理想追求不曾干涉，梅祖彦自西南联大弃学入伍如此，由美返回大陆亦如是。当然，随着时转势移，二者又有不同，面对儿子这一新的人生选择，梅的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当儿子正式决定出走时，向来沉默寡言的梅贻琦以低沉的语调对这位独子说：“你回去是有用的，我就不行了。”又说：“可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言毕泪下。梅贻琦一语成谶，自此一别，父子竟成永诀。

梅祖彦离美回归大陆，未久即分配到清华大学任助教，梅贻琦也于翌年赴台湾，韩咏华继续留在纽约独自生活。因梅贻琦赴台后领的是台币，薪水微薄，远不能支持夫人穿衣吃饭，一生倔犟要强的韩咏华开始到外面打工。此时韩已62岁，先是在一家衣帽工厂做工，后转一家首饰店卖货，继之经人介绍到一家医院做护工，最后转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生活极其艰难。据赵赓飏回忆：民国四十七八年，清华校友阎振兴从美国赴台，说“曾经探望过梅师母，‘生活太苦，赓扬，必须跟梅先生说，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说着阎兄眼中就充满了眼泪”。赵氏把阎校友所说的情况向梅贻琦报告后，梅认为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而新竹清华校区的建设正在关键时刻，自己还负有“教育部长”的职责，应酬极多，心力交瘁。更为难的是梅贻琦的居处是台北清华办事处办公室，没有自己的私人住房，只有等新竹清华原子炉建成，自己辞去“教育部长”之后才能有安家定居的打算。想不到原子炉尚未建成，“教育部长”仍在任上，就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甚至到了生命垂危的边沿。面对此情，只得召韩咏华赴台照料。6月19日，韩咏华抵达台北与丈夫相见。

7月22日，梅贻琦病情更趋危急，医生开始采用未婚女性鲜血反复输血（在两年时间里，先后输血39次）。7月28日施行切除睾丸手术，病情稍有缓和。

就在台大医院医护人员全力救治的同时，美国驻台协防司令特别派美国海军军医院外科主任Firoved军医上校前往会诊，而后专门自日本横须贺美军海军基地医院请来内科主任eiss博士为其诊断，并尽力自美军医疗系统供应所需药品。在台湾当局和美军驻台协防司令部共同努力下，美国X光最高权威hodges博士，多次被邀赴台为梅贻琦检查胃肠及全身。日本癌症专家久留性胜博士也受邀特别自日本赴台为梅贻琦诊察病情，并提出救治办法。经过海内外世界一流专家齐心协力施救，梅贻琦病况渐有起色，食欲增加，至10月31日首次离床，由轮椅推出病室外散步，病情稳定。

1961年9月，梅贻琦痰塞左肺，又濒危急，台大美籍客座教授Doan博士建议使用抗癌新药5－Fluoro－Uracil，也是美国下议院院长雷朋所用的药品进行强力阻击。台湾当局同意该方案并立即指令相关方面自美国进口该药，以最快的速度搭机运台，延长梅氏生命。9月16日，该药运抵云湾并对病人应用，前后共用六期，每期陆续注射两周然后休息十日，周而复始，每期药量逐渐增加，渐见效果。

梅贻琦在住院期间，一直牵挂着他倾尽心血的原子炉事宜，身体稍好的时候仍在病榻上批阅公事。12月，原子炉安装完毕，台湾当局布置庆典，因梅不能下床出行，遂于1962年1月1日，安排梅贻琦在病榻上象征性地按动原子炉启运转动的电钮，标志着他最后岁月中的一段“大事因缘”已修成正果。

第六章大师远去第一节胡适、梅贻琦之死

就在梅贻琦病情暂时稳定，生命回光返照的日子，最后一次住进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的胡适也在医务人员紧急施救中挣脱了死神的召唤，重新站立起来。在住院的后期，胡适经常来到对面的特二号病房探望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聊一些公私事宜。其间，一生爱好为文立据的胡适深知梅氏病况和医治情形，预感到老友将不久于人世，在交谈中委婉地劝梅贻琦写一个遗嘱，不论公事、私事，皆立一字据，给自己也给后人一个明晰的交代。梅听罢并不作答，且有不悦之色。胡不便继续言说，此事遂不了了之。后虽经韩咏华和梅贻琦之弟、专门从美国赶到台湾的梅贻宝劝说，仍未奏效。

1961年12月5日上午，负责料理胡适病情的胡颂平一到医院，胡适便笑着说：“今早七时，我写了一封情书，是给对面的老朋友的情书。”言毕拿给胡颂平观看，内容如下：

恭贺月涵老兄做清华校长整三十年的纪念日，并祝您早日完全恢复健康！

小弟弟适之1961年12月5日早晨7点。——入医院后第一次写字，敬告老兄，我觉得很好了！

据胡颂平当天记载：“今天是梅贻琦做清华校长30年的纪念日，清华校友会有一个庆祝纪念会，同时给他发起募捐医药费，不让梅贻琦本人知道。查良钊送来祝寿募捐办法，先生捐了美元五百元。”此时胡适经济并不宽裕，一次捐助五百美元，可见其与梅的深厚情谊以及士林盟主的风范。

十天之后的12月16日上午，蒋经国代表蒋介石专程到医院探望梅贻琦与胡适。在特二号病房，蒋氏详细询问了梅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叮嘱医务人员不惜一切代价延续梅的生命。此时胡适病情已得到控制且大有好转，蒋经国进入病房后作了简单询问，代表蒋介石预祝胡适70岁生日，并商定等胡出院后再专门设宴为其祝寿。

第二天，胡适在台大医院病房内接待来访者并度过了一个热闹的生日。夫人江冬秀专门在台北福州路26号临时住宅举行庆祝寿宴会，毛子水、杨亮功等四十余人前往参加庆祝。此时没有人想到这竟是胡适最后一场生日庆宴。

1962年1月10日，胡适病愈出院，回到台北福州路26号临时住宅疗养，行前专门到梅贻琦房中探望，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随后举家迁到南港学人宿舍居住。2月20日，胡重返台大医院复查身体，血压、心脏均正常无恙，临走前，顺便探望老友梅贻琦。面对两位老友恋恋不舍的情景，在场者为之感动的同时，都认为躺在病床上靠输血维持生命的梅一定走在胡之前。想不到世事无常，生死自有定数，谈笑风生的胡适竟先梅贻琦而去。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南港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选举新一届院士。胡适几位在海外的学生，或隔代门生如吴健雄、袁家骝、吴大猷、刘大中等四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皆从美国赶来助势，其中吴健雄——这位胡适早年在中国公学的学生、“二战”期间美国“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的参与者、普林斯顿研究院两百多年历史传统的第一位女性研究员兼教授、杨振宁与李政道“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实验证明者、“全世界最前列的女性实验物理学家”，于前一日在台湾大学化学馆作了“对等律”演讲。吴氏先从空间与时间讲起，再谈起左右观念在自然律中是不存在的。后来讲杨振宁、李政道两人当时推翻物理学上基本的对等定律的时候，好像在一座漆黑的大房子之中，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出去，但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出去，于是吴氏本人怎样的把它实验证明出来。在这个证明过程中，吴健雄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反复琢磨，终于用实验证明了出来了。最后，吴氏总结道：“科学不是静的，是动的，而是永远不停的在动的；要有勇气去怀疑已成立的学说，进而去求证。就是胡院长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两句话。”当专门前去听讲的胡颂平回来向胡适报告吴的演讲内容与最后的总结，胡氏异常高兴和激动，在与吴的丈夫、当年的袁世凯大总统之孙袁家骝电话通话中，特别提及道：“我已知道健雄今天演讲的成功，我特别高兴，请你替我贺贺健雄。”正是怀揣这样一份激动与亢奋心情，身体健康不佳的胡适出席了第二天召开的院士选举会议。

24日上午8点20分，胡适出现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十八位出席会议的院士全部到齐。9时，胡适宣布开会，选举开始。经过三轮投票，选出新一届院士七人。分别为：

数理组：任之恭、梅贻琦、程毓淮、柏实义。

生物组：李景均。

人文组：陈槃、何廉。

下午5时，胡又出席“中央研究院”举办的酒会，入席者达一百余众。胡适满面含笑地登台致辞：“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十二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是在大陆上选出的，当时被提名的一五零人，选出了八十一位。现在一部分是过去了，有的沦陷在大陆，只有廿多位在自由地区。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复时，只有十九位活着在台湾。……现在得了政府的帮助，及海外团体学会的帮助，始有今日的规模。设了七个研究所，召开了四次院士会议，选了三届院士。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会议，经过了三次投票，结果选出七位院士。二位在台湾，五位在海外。在台湾的是梅贻琦、陈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实义、程毓淮、李景均、何廉。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

胡适讲罢，由凌鸿勋与李济分别讲话。李济先说“中央研究院”的任务是拟订国家学术方针和研究政府交议事件。为国家拟订学术方针是件任重道远的事，我们如何交代？接着旧事重提，谈到1961年11月6日，胡适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开幕式上所作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并受到围攻，同时提到胡适的观点在某些地方与自己的看法也不一致。认为“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50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向外国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总觉得它是舶来品……”

对于李济的说法，接着讲话的吴大猷不以为然，劝大家不必悲观，吴说：“我们有了留学制度40年，为什么科学不能在国内生根，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环境。留学得了博士的，只是找到研究学问的入门，并没有受完足够的训练，如果立刻回国，就很难自行继续研究下去。我们要把基础栽培起来，绝对没有捷径。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天才，尚需八九年的训练才能成熟。一个国家更得加倍努力的时候，要20年才能有个标准。我觉得李济先生不必太悲观……”

吴大猷言毕，胡适接着说：“我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胡适说此话，是缘于李济旧事重提，勾起了他的不快。胡氏想到自己的观点遭到社会上无聊之徒的“围剿”，如今连自己人也不赞成，有些恼火。随后的发言，虽是承接吴大猷所讲“不知哪位先生首先提出‘迎头赶上”’这句颇有些不自量力和投机意味的说法而来，但心中仍是冲“围剿”的旧事而借题发挥。胡适说道：“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我们现在不要谈太空理论，是达不到的，今天连一个完全的物理系都没有，还谈什么太空？清华大学花了200万美元，添购设备，可是依旧没法聘到中年的物理人才来领导……”胡适说到此处，似有些伤感和动情，继之说道：“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胡适所说的“围剿”，自是指以徐复观为盟主的一批所谓的“新儒家”和异己分子，对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人身攻击。按当时的情景推断，面对海内外云集而来的学界名流、门生故旧，此时的胡适心头在掠过徐复观以“耻辱”、“脸厚心黑”、“最下贱的中国人”等词语谩骂的同时，也一定不会忘记徐氏攻击自己为维持现有的官场和学术地位而采取的三大战略：

第一大战略是：以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来掩饰他为什么不懂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以赞颂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掩饰他为什么不懂西方人文科学方面的文化，因为他是志在自然科学。以忏悔少年走错了路的方法，来掩饰他为什么又不懂自然科学。第二大战略是：以“无稽之谈”，“见机而作”的方式来谈自由民主。

第三大战略是：以院士作送居留美国或已入美国国籍的学人的人情，因而运用通信投票的魔术，提拔门下士，使中央研究院变为胡氏宗祠。

尽管胡适一再表白对于别人的骂，自己从来不生气，但要做到心如止水，又谈何容易。因而当胡适对当年“二十五分钟的话”旧事重提后，当时在酒会现场的胡颂平说看到：“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点激动。”接着对台湾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特别是监察院“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进行了嘲讽。就在胡氏“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身体）不适了。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此时，立在不远处的胡颂平看了下表，正是6点半，客人开始陆续散去，胡适仍站在原处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告别。当他正要转身和一位客人说话时，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便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连忙伸手来扶，但为时已晚。一代鸿学硕儒、儒林宗师、新文化运动的老祖，因突发心脏病发作溘然长逝。

噩耗传出，有人谓胡是被李济气死，更多的人则认为李济只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点燃了一根错误的引线。胡适真正的死因应该归之于徐复观等辈狂勃的谩骂与围剿，徐复观才是真正导致胡适砰然倒地的天暴星和丧门神。

胡适所说的挨了四十年的骂，当是自五四运动开始算起，四十个春秋的旧创新伤在悲苦交集中一起发作，导致命赴黄泉。胡氏的突然卒亡，不禁令他的门生故旧忆起走在前边的傅斯年。当年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大厅被“气死”，如今胡适又死于“中央研究院”大厅，两位亦师亦友的学术文化巨人，竟都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猝然倒下，或许是一种心灵的呼应，或是上帝有意安排？傅斯年活着的时候曾不止一次说过：“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能骂胡适之，只有我才有资格骂。”现在，时常微笑着的胡适之已去，于九泉之下寂寞日久的傅斯年总算又有“开骂”的对象了吧。

胡适带着“朋友”式的微笑匆忙走了。台岛震动，世人同悲。蒋介石闻讯，以哀惋之情当晚亲笔泼墨挥毫，写下了意味深长的挽联：

胡适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这副挽联确乎较为真切地概括、体现了胡适一生的功德与风范，是所有挽联中最优秀的杰作，其他一切皆不足与其齐肩并论。这个评价，除了缘于该联词句组合之妙及含义深远广博，当然还与出自蒋介石之手密切相连。此联出于介公之手就变得大为不同，后世研究者认为其情甚幽，其意甚深焉。该联在表彰胡适功德的同时，亦隐含了蒋对胡的成见与芥蒂，同时亦暗示讥讽胡适的隐私、特别是与多名女性在醋海情波中纠葛不清、隐而未显的风尘旧事。——只是无论如何诠释解读，都无法否定这副挽联在章法上独出匠心的杰构，以及介公对死者的尊敬哀悼之情。

胡适去世的第二天，宋美龄专程赴胡宅看望悲恸中哭得泪人一样的胡适夫人江冬秀，劝其节哀，保重身体，要好好地活下去云云。2月27日，蒋介石派专人送来亲笔手书的挽额“智德兼隆”四个大字以示哀悼之忱。3月1日，胡适的遗容公开瞻仰，蒋介石亲自前往吊唁。6月27日，蒋公频布褒扬令，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沈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教育，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等赞语。

除蒋介石、陈诚等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与政客纷纷致送挽词、挽幛以示哀悼，与胡适生息相依的“中央研究院”同仁联合撰著祭文，对故院长一生非凡的功业给予充分褒奖与称誉，文曰：

你在这几十年来的论战里，也只有一种不改不移的观念。你最敬爱中国古代的圣人，但你最不爱浮夸遥远的光荣。你也最看重中国近代的革命与进步，但你又最深知我们民族累积的弱点。你不断地用世界的水准衡量我们民族的内心和物理的生活，所以在　　你七十岁的病中，和在你的青年壮盛的时代一样，你都不怕逆着风向，挺身高呼，你要国人痛切觉悟我们东方老文明的衰朽，你要国人热诚赏识西方新文明的成就。

我们懂得你的用心：

你是要国人践孔子“知耻近乎勇”的格言，你是和手创民国的中山先生一样，要唤起这个知识、道德“都睡了觉”的民族。

我们懂得你的刺耳警心的言论，不是对国家尊严的伤害，而是一个再造文明、复兴民族的关键。

胡适的遗体人葬台北“中央研究院”在南港“学人山”专门为其兴建的墓园。出殡之日，台湾各界有30余万人为“我的朋友胡适之”自动执绋。国民党要人、学界名流、生前友好、同事前往送行者不计其数，整个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车马难行，拥挤不堪，形成了无涯之海洋。其规模之大，盛况之隆，台岛前所未有，可谓备极哀荣。胡氏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抹着眼泪，从窗缝里看到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甚为感动，也颇觉荣幸，于悲恸中对她的长子胡祖望用原装的安徽腔说道：“祖望呵，做人做到你爸爸这分儿上，不容易哟！”胡适临死前的四个月，这位与胡氏同庚并于14岁订婚，以打麻将推牌九为一生之专业特长和奋斗目标的江冬秀，才携带一张笨重而有点破烂的旧床自美国赶到台湾陪伴身体病弱的丈夫生活。胡适临终前两天曾嘱咐秘书王志维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并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王志维听罢，很是感动，第二天便开始想法联系。但房子没有找到，胡氏却驾鹤西去。王志维在帮助其家人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等，胡适生前留下的钱财只有135美元。

胡适的学生、原北大图书馆馆长、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子水代表治丧委员会为其撰写了墓志铭。金石名家王壮书丹。墓志文字平易又含义深长，朴素而又庄严，文情并茂，堪称逝者生前倡导的白话文的至高境界，铭曰：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异，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胡适突然撒手归天，消息传到台大医院，梅贻琦深为悲痛。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经此刺激，梅贻琦病情加重，几度昏迷不醒。当月，其“教育部长”职务获准辞去。4月29日，梅氏在病榻上发表了最后一次对清华校友的讲话，诚朴谦逊一如往常，只是言语稍有错乱。5月4日，由微热到高烧不退，咳嗽转剧，任何抗生素都不能控制。19日，梅贻琦陷入昏迷状态，体温升至41℃。如此病况，国民党高层为之震动，蒋介石闻讯，指示陈诚、蒋经国等组织台大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延至上午10时50分，终告不治。梅贻琦溘然长逝，亨年73岁。

是日中午，台北各电台首传噩耗，清华同学数百人闻讯，于惊骇、悲痛中急趋台大医院奔丧。特二号病房中阴沉暗淡，韩咏华方举哀室隅，梅的好友、台大教授查良钊则忙于奔走料理，力竭声嘶。清华校友环列榻前，默对遗体，缅想往日耳提面命之恩，益感此时人天遥隔之痛，无不掩面悲泣。

梅贻琦生前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入住台大医院时放在床下一个较隐秘的地方，包里装的什么珍贵东西没有人知道。梅去世后，秘书在料理后事的同时迅速将手提包封存，后来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当包打开，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里边装的全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为之感动，有热泪盈眶者。此时韩咏华才顿悟，梅贻琦没有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所以也就无须写什么遗嘱了。

5月23日上午举行公祭，宋美龄亲到梅夫人寓所慰问，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挽额，以旌逝者高风亮节之风范，同时遣当局秘书长张群代表致祭。一时间，陈诚、五院院长、各部部长、大学校长，以及各界首长，中外学者亲临致祭者达千余人。新竹清华大学师生则于正午12时恭祭。按照计划，逝者遗体将移入新竹清华校园专设的灵堂供师生、好友与各界人士凭吊。当安葬灵车由台大医院驶入新竹县时，数万民众与身穿制服的各校学生，配以自己组织的乐队肃列道路两旁，向缓缓驶来的一生献身教育的伟大学人遗体默致哀悼。梅贻琦遗体下葬地选在新竹清华校园西南区十八尖山之麓，此地倚山面水，居高临下，俯视全校，远眺大陆。为纪念梅氏对中国教育事业特别是清华创业的贡献，台湾当局于这年夏季在新竹清华研究所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清华大学并招收本科生。同时在校园内为梅贻琦修建了墓园，取名“梅园”。园内建有墓碑两座，一座正面镌刻蒋介石题赠的挽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是“褒扬令”。

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蒋梦麟题撰的碑文。墓的左侧建有“梅亭”，园内植有各种名贵花木，其中有杏梅287株，梅花241株，名花草木构成了壮美秀丽的“梅林”，以志世人缅怀纪念。

第六章大师远去第二节代院长李济

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中国学术界灿烂星河中最亮丽的巨星相继陨落，台岛各界及海内外学人为之哀戚。为使科学事业不致因巨星陨落而停滞，同时也尽快扫除密布于学人心头上的阴霾，在胡适业归道山不久，台湾当局再度任命李济为“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推托一番，最后表示个人服从组织，拿起鸡毛掸子，把故院长胡适坐过的那把有些灰尘的椅子扫了扫，躬身坐了上去。

李济自1948年年底拒绝他的学生与陶孟和等人三番五次劝阻，毅然决然地押着他视若生命的国之重宝渡过波浪滔天的台湾海峡，毫发未损地在基隆港安全登陆后，国民党大势已去，兵败如山倒，一批批官僚、政客、奸商、投机分子、游兵散勇与流氓、乞丐等各色人物，像蝗虫一样嗡嗡叫着，蜂拥至这座孤悬于汪洋大海中面似烧烤地瓜状的岛屿。

因地小人多，时局混乱，来台人员大多无处安身。李济率领押船的部分史语所人员，勉强在台大医学院教室中搭个简单的床铺暂住下来。时台大教室少而简陋，其拥挤之状从石璋如回忆中可以见出：“人多的可以住一间教室，人少的就两家住一间教室，我就跟萧纶徽家共住一间教室。教室有前后二门，萧走前门，我走后门，两家中间用帐子拉起来隔开。公家只给一家做了一张方形大床，上头可以搁两张榻榻米，全家人就挤在一起，睡在上头。这就是我们的住。李济先生比我们早来一段时间，家眷多，也住在台大医学院。虽然我们到这里很苦，可是我们从基隆下船一早来到台大安顿行囊之后，休息到第二天，史语所三组的同仁就在李济先生的带领下，步行到圆山作遗址调查去了。”

在迁台的最初几年，尽管孤悬一岛，前程堪忧，李济曾有过“心情迷乱，考古兴趣伤失殆尽”的情绪，但很快振作起来，并以一个国际级学者的风范和文化良知，重新投入学术中去。除领导并参加了著名的圆山贝冢发掘，还参加了台中瑞岩泰雅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组织对桃园尖山遗址发掘、环岛考古调查，整理安阳殷墟出土陶器、青铜器等事宜。再之后，李济率领一帮弟子开始对中国上古史展开研究。此时的李济与许多学者不同的是，他以一个杰出的人类学者的身份和地位，而不是以一个狭隘的考古专家的身份与角度，来观察上古人类活动与创造文明的历程与成果，充分展现了其在学术上的磅礴大气与深刻洞见。对于这段史实的考察研究以及最萦绕于心的问题，台湾大学为其重刊的文章中，李济以后记的形式作了如下说明：

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政治的北方，结果是现在的灾难。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李济所说的“现在的灾难”，当是指晚清以后的军阀及蒋介石集团没有注重中国北部的经营，因而有了外蒙古在苏俄扶持下悍然独立，国民党受共产党军队的重击而败退台湾的事实。面对这一无法挽回的惨剧，李济以他非凡的识见告诉他的同行并附带警示逃亡台岛的政客们，越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境况中，作为具有思想的政界和学术中人，就越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与开阔，不要拘泥于一个小小的台湾岛或中国大陆，特别是“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如此的学术境界和气魄，如张光直所说：“除了个人的胸襟，更代表了在上古史研究中的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1953年秋，李济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所作专题报告《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文章再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因而这片土地上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大陆规模的。中国的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才能在中国古代史及其考古遗存的阐释上取得真正的进展。”

对于李济思想所散发出的光芒，十年后，有个叫李敖的台大历史系毕业生，曾作了这样的评价：“在中国考古家由早到黑发掘古物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种‘无聊的’乌龟壳研究会有什么用，但是这三四十年来的古史研究，竟使我们发现我们民族的脐带究竟在什么地方，使我们民族的心胸遥远的跑到长城以北、玉门关以外，这对民族自信心的鼓舞，总比空头口号家的‘大哉中华’来得实际有效吧？”而“这种想象——一个以国家为基点的学术研究的想象，在中国学人中是凤毛麟角的，因为这需要一种博大的透视力、远景的描绘、计划的构想和对纯学术以外的热情。在这些条件上，李济是现存老一辈学人中比较接近的一个。例如，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国民族的移动问题；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国苦力的劳动量问题；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发掘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的问题；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问题……这些观点和构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学者教授们的‘管’见的。这些博大的观点，自然使具有它们的人，逐渐能从本行的专业，发衍为‘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再从而在中国全面的有组织的推进科学思想，以使中国真正达成现代化。”

在所有谬论充栋的李敖言论中，这段论述算是少有的人话。其实，早在1934年李济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就体现了这一思想脉络和文化识见，而李济作为大师之“大”，除了他对考古材料缜密的考证，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胸襟、学术眼光与对整个人类文明过去与未来的清醒认识。在考古人类学领域，李济在初出茅庐，像“刚出笼的包子”满身热气腾腾地走入田野的时候，便极富创建性地提出了如下主张：

一、古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二、设立国家博物院，奖励科学发掘，并有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三、设立考古学系，训练考古人才。

为实践这三项主张，李济在清华国学院第一次田野考察发掘西阴村时，就做出了“古物国有”的示范性表率。从他涉足古物那一天始，直到去世，据他的同事、亲友及弟子们说，家中没有一件古物，晚年书房里只有五只木雕的猴子，这是因为李济属猴，在台北参加了一个猴属同乡会而特别制作的。生前藏有近二万册图书无一善本，死后分别捐赠给北京和台湾两岸的科学、教育机构。

有人认为李济正是为了实践他倡导的第二个主张，在史语所创办的早期，才积极协助傅斯年筹办中央博物院，并一度出任筹备处主任。只是其间遭逢八年抗战和颠沛流离，使这一理想未能充分实现。所幸的是，来到台湾后，他的第三个主张和理想得以顺利实施——这便是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初到台湾的李济在朱家骅、傅斯年等人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与阻力，于1949年创办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于秋季正式招生。李氏除继续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还兼任该系系主任之职，并聘请史语所同仁董作宾、芮逸夫、石璋如、凌纯声、高去寻等到该系任教。——这是中国科学界第一次在本国土地上把训练职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计划之内的典范，从而开创了大学教育体系设立考古专业的先河，为中国考古学继往开来作出了划时代　　贡献。尽管这一学科创办之初，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大众对这一“乌龟壳研究会”和“刨死人骨头”工作的陌生与偏见，招生很少，但总算为考古学的未来播下了种子。当时除一个叫乔健的学生自动转系来到考古人类学系外，首届毕业生仅有李亦园、唐美君二人。第二届学生共招收三人，分别是张光直、林明汉、任先民。以后学生渐多，有许倬云、宋文熏、尹建中、连照美等。这些学生走出台大后，随着岁月的淘洗磨炼，大多数成为蜚声中外的考古人类学家。其中李亦园、张光直、许倬云等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1954年，中国大陆以“汉字落后论”为前提，根据毛泽东在1951年所作“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延续了几千年的正体字全部废止，以拉丁化拼音文字取代正体字的声浪遍及宇内。这年9月22日，李济致信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的张光直，说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在那里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又说：“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我很高兴，有这一机缘帮助你走向学术的路径。”

这封切中时弊要害又情深意长的书信，凛然鲜明地凸现出李济的心胸与思想情怀，并直接影响了张光直的思想和学术追求，使他在现代科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终成世界级考古人类学一代巨擘。

就在李济写这封信的第二年，与其并驾齐驱的史语所元老董作宾离职赴港，过起了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另类”生活，而日后的人事纠葛与误会也由此而发。

第六章大师远去第三节郭沫若斥骂董作宾

董作宾于1948年底携家随史语所迁台后，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并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傅斯年去世后，由董作宾接掌史语所所长一职。董氏上任后，仍像当年在李庄一样领导群贤闷头做自己分内的研究工作，对岛内的政治争斗与海峡两岸发生的政治事件并无兴趣。按董的说法，个人的存在和力量非常渺小，如原清华教授浦薛凤尝谓的“太虚空里一游尘”，或谓沧海一粟，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还是埋头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实事为好。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董作宾欲躲在孤岛一角喝着南瓜盐煮稀饭做点乌龟壳的研究，但大海那边却又掀起狂风暴雨，有人趁机兴风作浪，向困厄于孤岛的董作宾等人袭来。

自1950年始，逐渐稳住阵脚的中共政权，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在掀起批判胡适运动的同时，号令留在大陆的一切人等，不论是工农学商兵，还是与国民党有过瓜葛的旧官员与已没有自由可言的原自由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发展史，即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等新式理论。这个新式理论，具体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大社会发展阶段。每个在大陆地区红旗下讨生活的人，必须坚信这个社会发展演变模式，同时还必须要坚信“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这一不可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对这一规律是否信服，成为检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风云鼓荡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特别是下属研究人文历史科学的考古研究所，自然要站在时代大潮的前列，为这个发展规律推波助澜，使之一浪高过一浪，直至达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奇效。

于是，在1951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层，开始组织新老员工利用大块时间蹲在会议室开会，除批判胡适的言论，便是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特别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成为政治学习的文件。在不断深入学习讨论中，郭沫若的这部著作被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作者也被加封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史而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第一人”。按照郭氏以唯物史观弄出的古史体系，其结论为：

商代是金石并用的时代。那时候已经有了文字，但在形成途中，所以左右行不能确定，每个字可以正写反写，一个字也可以有几十种写法；生产以畜物为主，农业刚刚开始；社会形态是原始共产制氏族社会，以母系为中心，所以有“兄终弟及”、“先妣持祭”、“多父”、“多母”的制度。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起头。西周是由氏族社会转移到奴隶社会；春秋以后，又转入了封建制度；最近百年为资本制。与此相应的　　中国有三次社会革命。第一次奴隶制革命在殷周之际；第二次封建制革命在周秦之际；第三次资本制革命在清代末年。

据考古所当时参加的年轻研究人员石兴邦说“大家讨论得很热烈，郭宝钧也参加讨论，写了一篇介绍殷墟人殉惨状的文章。这是说明殷代阶级压迫残酷性的好材料，在报上发表，引起学界的震惊和重视。可是他在文末写了两句很不合时宜的话‘事实至于遗存，推断敬俟卓识’。意思是说，我只是报道事实，至于它的历史含义，还请高明的人来论断吧。这篇报道郭沫若先生看到后，如获至宝，因为是说明奴隶社会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却对文末的两句结语作了严厉的批评。说他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郭老对此批评很不满意。其后，在思想改造的会议上，不无怨尤地说了几次。从他的言谈之间，可以体会到，他对殉人的历史含义，不一定看做是奴隶社会的证迹，对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种种论述和新事物，在他思想上还没有准备，这与他过去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整个学术气氛和环境以及受到的影响是相联系的。”

早在1945年，郭沫若于重庆出版他的史学大作《十批判书》时（南按：即“文革”时期毛泽东警告郭“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十批》），曾在后记中写道：“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又说：“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这个时候的郭沫若尚能对不同意见有所容忍并设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证据和说明，以表示自己的谦虚和创造的学说并非铁板一块，牢不可破。而对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史语所人员也颇为尊重。抗战胜利后，在史语所大队人马复员之前，傅斯年、李济等几位大腕因经常到南京洽公，顺便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修理完工的房子里小住。就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空隙，作为国共之外的第三方代表应邀到南京举行促进国共和谈座谈会的郭沫若，来到了史语所战后重修的房舍参观并得以与傅、李等人相会。对于这段经历，郭沫若有如下一段回忆：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的最后一进。因为今天是做三分之一的主人，在两点半钟的时候我提前赶到了。

研究所正在修缮，在装门上的花格，漆楼梯上的栏杆。我在杂沓中被领导着上楼，而傅孟真先生却打着赤膊刚好从左手最末一间的后房中走出。手里拿着一把蒲葵扇，和他有点发福的身子两相辉映，很有点像八仙里面的韩钟离。这不拘形迹的姿态我很喜欢，但他一看见我，发出了一声表示欢迎的惊讶之后，略一踌躇又折回后房里去了。他是转去披上了一件汗衫出来。

——何必拘形迹呢？打赤膊不正好？我向他抱歉。

孟真只是笑着他那有点孩子味的天真的笑。他只连连地说：还早还早，他们都还没有来，我引你去见济之。

济之就是李济博士的表字，他是在安阳小屯发掘殷墟的主将。前一向在报上看见他到日本去清理古物去了，当然他是才从日本回了国的。

毕竟是搞学问的人又另外是一种味道。穿过廊道在东头的一间相当宽敞的后房里面见到济之先生。另外还有两位学者也经过介绍，可惜我的耳朵背，没有听出是谁。济之先生的上身穿的是一件已经变成灰色的白卫生衣，背上和肘拐上都有好几个窟窿。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见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比起那些穿卡几服，拴玻璃带的党国要人确实是更要发亮一些……主宾见面小叙，经李济引领，郭沫若参观了少部分安阳发掘的古物并作了简单的学术交流。

从郭沫若的这段回忆看，他与傅斯年似是在重庆期间早已见面并有所交往，而与李济在重庆时相识且有较深的友谊，故有了郭沫若在见到李济之后产生了“像遇到了亲人一样”的感觉，同时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光荣的一面”，只是这“发亮”的“光荣的一面”转瞬即逝。随着政治风云突变和史语所人员流亡台湾孤岛，在郭氏眼中，李济与傅斯年连同董作宾等人也随之变成“黑暗”的或者是“中国的耻辱”的一面了。

1950年，郭沫若在《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于这年的2月17日，专门写了一篇《蜥蜴的残梦》，公开向史语所的李济、董作宾等人发难，内中说道：“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小屯及侯家庄曾发掘到殷代宫殿遗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于地以供地下的保卫。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这是前史所未有的。《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殉葬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比起来已大有逊色。二十多年前在中东所发掘的古代巴比伦的乌尔王墓，仅仅五十九人殉葬而震动了全世界的，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样大规模的用人遗迹，自然是奴隶制的铁证。这些资料都不曾发表，遗物已全部搬往台湾，一时无由考见……”又说：“应该感谢郭宝钧先生，他所提供的这项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殷代的社会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采取着很慎重的态度，不敢断定为奴隶社会。有了这项资料，我认为是毫无可怀疑的余地了。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级划分，故他们对于这些史料不加重视，或则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殷历’，真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了。”

郭沫若文中所说的古器物校量，喻指以李济和他的弟子吴金鼎等人的所作所为，这一派学者在抗战流亡的昆明、李庄时期，曾对出土陶器、青铜器等做过详细的丈量，并称其重量，划分类型类别等，这在郭沫若看来属烦琐考证，后考古界专门组织力量批判过所谓的“烦琐考证”，意在消除李济为代表的考古派的“流毒”。所谓殷历的推谱自然是指董作宾。董在李庄时，根据殷墟甲骨文透露的信息所完成的皇皇大著《殷历谱》，已广为学界所知并大受推崇，包括时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而傅斯年所言：“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即指该著。继《殷历谱》出版之后，董作宾在李庄与屈万里又编成《殷墟文字甲篇》，1947年，董作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其间写就一篇《自序》，内中曾针对郭沫若于抗战胜利前后的历史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明确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其中一段说道：

殷代不是创造文字的时代，我们就不能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殷代的社会背境。……我们不能据字形说“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这是很有问题的。臣、民两字，创造时的用意是否就是如此？即使如此，是否又经过了假借？而殷代的人民，也称“人”，也称“众”；众是一块地方，下有三人，又何尝又有奴隶的痕迹呢？

董的观点有无道理，在为期三年的时间里，郭沫若一直没有作过回应。到了董氏流亡台湾，郭沫若以新朝命官登上政治舞台威势，突然拔剑出鞘，以锐利的剑锋，开始对董作宾进行反击，文中说道：“虽然承蒙董先生没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这指责的是我，那倒毫无问题。但可惜董先生的关门主义关到了家。他虽然也在参加殷墟的发掘，而且在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而他却找不出‘奴隶的痕迹’，实在也是值得同情的。”又说：“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否定了。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这一层，我倒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接下来，郭沫若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斥责道：“谁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隶的痕迹’？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殷、周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就我所已曾接触过的资料看来，的确是铁案难移。”

最后，郭沫若以恐龙与蜥蜴作比喻，谓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李济、董作宾为代表的旧的、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时代老早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一样”。

郭氏的战斗檄文虽没有毛泽东后来出版的“雄文四卷”（郭沫若语）威力巨大，但同样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于是，天下士林闻风而动，借机赋诗撰歌以仰合其趣味者纷至沓来。其声之远播，其势之喧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界文人中鲜有其匹。更有好事者如中科院考古所的殷涤非等人，将郭、董二氏相提并论，说道：“郭沫若院长的论述之所以正确，就因为郭院长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考古研究的。……而董作宾与此完全相反，他只是‘准备殉葬”’所以是腐朽和荒谬的。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或许出于压力，或许是自愿，在听从郭老热切召唤的同时，开始对董作宾连同死去的罗振玉等人开起火来，谓：“甲骨研究虽然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但是由于罗振玉等封建学者和董作宾之流资产阶级学者长期把持垄断，阻碍了这项科学的发展”、“董作宾和他的徒裔，追随着胡适的方向，提倡无用的烦琐考证”、“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就是在甲骨史料的编纂上，实际也没有作出多大的贡献。他们斤斤计较的不过是点滴孤立的一字一义，或者是荒诞无稽的所谓‘殷历谱’；对于殷代社会，甚至殷代的历史事件，他们是完全茫然无知的。”又说：“真正的甲骨学是郭沫若先生建立起来的。由于郭沫若先生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辛勤工作，才使我们对殷代史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目前在甲骨学领域内，“也必须迅速而彻底地拔除白旗，高举红旗，向资产阶级学术路线作毫不假惜的斗争”。李氏在文中附带地指责了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征人方历程基本上是抄袭了董作宾说法，并断言董作宾、陈梦家对这一组征人方卜辞的时代和地理的考证“是完全错误的”。

在一连串的枪炮声中，董作宾与他的徒子徒孙成了“荒诞无稽”的丑八，尊敬的郭老成了甲骨学界的开山鼻祖与永世飘扬的伟大旗手。与此相关的“殷墟的殉葬者是奴隶，商、周是奴隶社会”这一“铁案”，在大、中、小学生教科书中连篇累牍地大规模出现，郭氏之说遂成为牢不可破的生铁铸成的坚硬的历史文化瑰宝，大有撼山易，撼郭氏“铁案”难之威势。就在“铁案如山”，撼郭氏理论势如登天之时，也有几个不识时务的刺头，或称长着“花岗岩脑袋”者，如同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总是缩在山中伸头露头，不时地呼喊叫唤几声，以示挣扎抗争。与吴金鼎同时出生于山东安丘县景芝镇，且两家只有一河之隔，抗战前就读于清华外语系，时为中科院编译局编译员的赵俪生，受家乡绿林豪杰行侠仗义等英雄业绩熏陶和影响，面对郭沫若的霸气与虚妄，不免动起了肝火，欲与郭氏叫上一板儿。

赵俪生晚年有一部叫做《篱槿堂自述》的回忆录，此书以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回忆了与他交往的人与事。在述及郭沫若时，先是说自己因为郭沫若拍着桌子训斥陶孟和而看不下去，赵便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情况，为此事，不明就里的赵俪生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未久，与郭沫若叫板儿正式开始。赵俪生在文中说：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不知天高地厚的赵俪生在“人民专政”的新时代，居然胆敢跟当朝一品大员叫板儿滋事，其结果像他的家乡大多数绿林英雄一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走人。赵离开中科院编译局，先是任教山东大学，后调偏远的兰州大学。1957年全国“反右”中，赵被山东大学揪回批斗，并打成“极右”分子。“文革”中赵被下放到河西走廊的山丹县校办农场劳改。他的二女儿赵纪，一个品学兼优的高三学生，因饥饿难忍和她一位女同学为采摘野菜充饥，双双坠崖殒命。赵俪生经历了九死一生，总算活了下来。

郭沫若的讨伐檄文被憋着一肚子气的赵俪生“原样照登”之后，很快被《人民日报》等报刊转载，引得四方震动，八面呼应。在这股声势下，又渡洋过海传到了日本和澳洲，再由日本学者辗转传到台湾。董作宾、李济等人闻知，在震惊之余嗤之以鼻，开始组织力量绝地反击。除朱家骅组织人力撰写文章外，1954年，董作宾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一百次座谈会上，作了题为《殷历谱的自我检讨》讲演，其中对郭沫若的痛斥作了回击。董说：

最近看见澳国一位汉学家拜纳氏所携来的《奴隶制时代》，栽有郭沫若在一九五零年所写的一篇叫做《蜥蜴的残梦》，中间骂到我的《殷历谱》，说：以前搞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他不懂我的《殷历谱》，这是当然的。记得在三十四年，傅孟真先生送给他一部《殷历谱》之后，他写信给我，说“惜尚未能过细拜读”。我想他不但那时没有过细看，直到现在也不曾看过；就是看了，也不一定会了解的。因为他只接受了“断代研究法”，只走过第一步。抗战期间，他已舍弃了金文甲骨之学。……到此时我才明白，陈梦家为什么在一九五一年写《甲骨断代学》的时候只抄我的祀典，不敢谈历法。这样也好，算是给他一个藏拙的机会。

此事过去许多年后，石璋如对此事仍念念不忘，石氏说道：“他（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断殷代是奴隶社会，也就认为殷墓的殉葬者都是奴隶。可是后来田野考古的资料多了，此说法就值得商榷，但是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作殷墟C区的墓葬群，那里的殉葬者就不是奴隶，而是军队，是有不同的。他被中共捧得很高，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曾说迁到台湾的史语所研究人员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吃’等等。”石璋如显然对郭氏的理论表示不满，但就石氏本人一辈子老实巴交的性格而言，没有过分地讥讽斥骂。

以郭沫若的战斗檄文发表为标志，董作宾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彻底断绝，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联系。1953年，董作宾编著的《殷墟文字乙编》下辑在台湾出版，该书著录甲骨文2833片，并收录了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著名的Yh127坑的大批完整材料，学术价值极其重要。该著传到大陆后，郭沫若如获珍宝，立即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翻印出版，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后记，但对编著者董作宾避而不谈。偶尔谈到董作宾并在后来被外界所知的一次，是郭沫若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院士、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长、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的信函，此时郭氏的口气与几年前已有了巨大变化。1953年9月23日，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氏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当杨树达接看郭沫若信时，这位与毛泽东私宜甚重，且不断书信往来的杨老先生大概尚未意识到，既然董作宾已流亡台海孤岛“殉葬”，著名的乌龟壳——“大龟四版”已用之完毕，“鸿蒙”已被凿破，眼下已是江山易主，主客颠倒。“拍案叫绝”的时代已成过去，历史的进程自然要换作“拍案叫骂”的时代了。深受辩证唯物论精神启蒙，并“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天降大任于是人，舍我其谁的郭鼎堂君，焉能不成为一个颜色突变的“妙人”哉？

国共两党分别控制台湾与大陆之后，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渐趋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开始写一些回忆与总结性文章，而大陆知识界在连绵的政治风暴中，也在鸿篇巨制地书写思想汇报与政治检查。二者的不同正如美籍华人史家唐德刚所言：“台湾学者是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大陆学界则是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此谓话糙理不糙，一针见血。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报告后，曾痛心疾首地检讨并当场宣布说：“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时候很模糊”，因而，就应该全部烧掉。最后，郭氏“很惭愧”地说：“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可谓狗屁不如。

郭氏一番自我作践并把自己当成一个地地道道“小贱人”的发言，通过媒体辗转传到台湾后，再度引起了学术界震动，许多学人为之摇头叹息。此时“妄人”董作宾已死，无力再作评论和摇头叹气了，而尚活在人间的李济则于愠怒中提出了公开批评，认为郭是个“才子”，“天分很高”，但是“没有自信”，之所以没有自信，是由于在做学问上缺乏“自约”的精神。后来李济给郭氏的为人为学作了一个总结式的评价：“郭是一个天分很高的才子，可惜就是没有骨头”云云。

第六章大师远去第四节学术巨人的消失

就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大陆学术界批董的同时，跑到台湾“准备殉葬”的董作宾却没有马上要死的准备，而是思虑起改变生活窘境，继续活下去、且活得好一点的办法。董作宾自大陆携家赴台不久，在朱家骅与傅斯年等人支持鼓动下，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大陆杂志》，并担任发行人。傅斯年临死前急着写文章拿稿费，让其妻俞大綵买棉花做一条御寒的棉裤，就是为董办的这份《大陆杂志》投稿。只是当傅的文章发表，董作宾眼含热泪捧着稿费到傅宅奉送时，傅斯年已撒手人寰。作为史语所所长兼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仅与其妻俞大綵组成了一个小家庭，生活境况尚且如此穷蹇糟糕。而有10个孩子的董作宾，一家生活遭际自是可想而知。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江冬秀由美到台，得知胡氏早餐只吃一点稀饭，一点南瓜，觉得吃得太苦，要另外加点主食和菜肴，被胡适阻止。胡谈到史语所同仁住在杨梅时代，有几家每月到了二十日之后，就用南瓜加盐煮稀饭过日子，一直熬到下个月发薪水，然后到了下个月二十左右还得靠南瓜加盐煮稀饭过下去。胡适所说“有几家”中的第一号人家，就是董作宾。

尽管靠南瓜加盐煮稀饭过日子，但不能趴在床上等死或蹲在屋檐上整天大骂蒋氏父子失察民情与缺少怜悯之心，生活还要继续，各项工作也得琢磨着干起来。因而董作宾继傅斯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不久，便拿出主要精力主持史语所在南港建造办公大楼和宿舍工程。当时建筑行业与学术机关的知识分子，对搞建筑拿回扣，还不像几十年后台湾或大陆那般火热，并有“站起一座楼，富起一群狗”的说法和做法（南按：也有倒下一群狗之说，即贪污者被抓进监狱），即使有，凭董作宾接受的教育和为人处世的准则，以权牟利，从中捞取油水的空间也较小。一晃几年过去了，眼看一座座楼舍立起，而董家生活依然极其艰难，许多时候连吃饱肚子都不太容易。董作宾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兼课后，有几位要好的同事经常看到他每次下课回家，都从校内的小卖部买一包花生米边吃边走，且吃得很香甜的样子，就问他为何总是买花生米吃？

董说讲完课后肚子就有点饿，吃几个花生米充饥，别的买不起，花生米便宜些。对方不解地问，为何不拿到家中再吃？董一边用手指捏着花生米往嘴里送，一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家食指浩繁，拿回去，这包花生米就不是我的了。”

许多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敏证实了此事，并认为是董作宾在李庄时代的助手屈万里最先传播出来的，但屈氏传播这个故事，原本想证明董作宾是一河南老土和生活上的小气鬼。按屈万里的设想，一个大学教授，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怎么能在校园里吃零食呢，这样做不是很丢人的事吗？除了老土谁还会这么个样子？因而，董敏认为屈万里传播此事是不怀好意，只是没有达到预期的诋毁效果罢了。因为凡听到这个故事者，都为董家生活的艰难而感动，没有人去考虑董作宾是否河南老土或小气不小气的事，且在台大校园当着师生的面吃几个花生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更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对此，董敏补充说：“事实上当时的董家确实穷困得很，我爸爸有开夜车搞研究写文章的习惯，他的桌子下面有个小铁筒，里面装了一点饼干糕点什么的，晚上熬夜饿了的时候，就从铁筒里掏出一点点垫活垫活。开始孩子们不知道，等发现这个秘密后，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给吃掉了，结果有一个晚上，我爸爸到半夜又从小铁筒里找东西吃，一看是空的了，很懊丧，起身在屋里转了几圈，长吁短叹。我妈妈熊海萍起床看到爸爸愁苦悲戚的样子，又看到那个空铁筒，心领神会，当场流下了热泪。”

不管屈万里传播董作宾于台大校园吃花生米之事真实动机如何，董家贫困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也是导致董作宾出走香港的重要原因。

1955年初，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有意聘请董作宾赴港任教授，薪水高于董在台湾几个机构服务收入总和约二倍。由于连日劳累和穷愁，此时的董作宾身体状况极为虚弱，很希望找个清闲地方好好休息一段时日。加之南港的工程已经完成并交付使用，董觉得无愧上司与同仁之托，便答应了港大聘请，并于这年8月辞却史语所所长职，向台大请假，赴香港就任。董走后，由李济接任所长，屈万里为所务秘书。

赴香港的董作宾尽管得到了较高的薪水和休息空闲，毕竟港岛的学术氛围无法与台湾比拟，且作为立志以研究甲骨文为终身职业的学者，离开了由大陆运往台湾的殷墟出土甲骨，如同鱼儿离开了大海。学术生命受到严峻挑战，其内心的孤独与焦躁不安难以向外人道及。1956年，董作宾在香港发表了《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一文，以忧伤的笔触写道：“去年曾访韩、日，前年曾游菲律宾，此来香港得接洽学术界人士，兼可以见到大陆上的许多学人发表的甲骨文论著。至于欧美汉学家的动态，也在通讯中略见一斑。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古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

1958年，胡适由美抵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力邀董作宾返台继续从事以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感郁闷至极的董作宾听从了胡氏召唤，于当年秋辞却港大职位重返台北。返回史语所的董作宾已无职务可言，亦无组可归，只好专任台大教授，处境很是尴尬。作为院长的胡适深感过意不去，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琢磨权衡，终于想出了一个令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两全办法，即在史语所成立一个甲骨学研究室，由董作宾担当主任主持工作。当时史语所内的考古馆已落成，正好让此研究室进驻并有充足空间来做甲骨文研究。对于这个微妙的方案，董作宾自己说：“这是我可以竭其残年，再报效于甲骨学的一个机会。”按石璋如的说法：“就编制而言，成立‘室’而非‘组’，是因为在组织规程中，室可大可小，大者可与所平等，小者可附属于所。不过这时我们也没有想太多。”甲骨学研究室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58年11月鸣锣开张，抗战时期在李庄招来的人员屈万里、张秉权、刘渊临等继续协助董作宾工作。

胡适弄出的这个方案，由于内含不足为外人道的微妙关系，自然引起了外界议论与猜忌。如有李敖者就曾对此放言道：“董作宾丢掉史语所所长以后，无组可归，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甲骨学研究室’，这是为了脱离李济的压力、挽回自己面子的一个伏笔——他也预备有朝一日脱组而出，另成立‘甲骨学研究所’。可是所未成而身先殁。”事情就这样泡了汤。李敖所说有无道理尚可讨论，但谓董作宾“身先殁”，则是1963年的事了。这一年的台湾学界不止董作宾一人去世，走在他前面的重量级人物还有两位，一是朱家骅，另一位就是董同龢。

对于董作宾等三人的死，石璋如在晚年曾以哀惋的心情说：“五十二年真是不幸的一年，有好几位同仁过世。1月3日晚，王志维电告朱前院长于当日下午去世。朱先生是研究院奠基南港的重要人物，任期也长，对研究院有所贡献，老同仁对他都有感情，听说了讯息都非常难过。”朱家骅去世后，于5月15日安葬于阳明山。按石璋如的说法，“由于上山耗时较久，十点钟始举行安葬式，稍微公祭一下十点半即结束，比起胡先生简单得多”。

很显然，与胡适比起来，朱氏的葬礼“简单得多”的根本原因恐怕不是一个上山费力耗时可以解释的，其背后深层的原因一言难尽——尽管死后蒋介石亲临吊唁，并特赠“怆怀勋硕”挽额，其间的裂隙和隐情又令旁边者看得分明。无论如何，朱家骅作为在中国政坛、学界曾呼风唤雨、威震朝野、纵横三十余年的重量级“大鳄”，就这样从芸芸众生的视线中消失了。

朱家骅入葬33天后，即6月18日，董同龢随之而去。石璋如说：“董同龢先生是我们同辈之中最聪明能干，也最用功的人，常有自己的主张，连傅先生也说服不了他。在抗战大后方，他还是副研究员的时候就获得过杨铨奖学金，可见才气之高。”石氏所说的董获奖金之事，是在四川的李庄。那时的董同龢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心高气傲，大有紧随傅斯年“目空天下士”的气势。可惜天妒英才，不幸患了肝癌，未能挣脱死神的召唤，至堪扼腕。

董同龢走后5个月的11月23日，董作宾先生也过世了。石璋如说：“恰逢美国总统甘乃迪（肯尼迪）遇刺身亡日，我们说董先生是大人物，能与甘乃迪同日过世。董先生的身体底子并不坏，只是不爱运动，而且董先生既忙着《大陆杂志》社的事，又担任所长，去香港任教回台又担任甲骨文研究室主任，事情非常忙，因此同仁曾劝他装假牙，但他忙到没有空去。牙齿不好就吃不好，连带消化不好影响健康。董先生要是早日治好牙齿的问题，身体就容易养好了。”

作为同乡兼同事，一起共事几十年的石璋如，可谓对董作宾有深透的了解。但世间的事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董作宾可能意识不到一个牙齿的问题竟引来这么多麻烦，且引得死神找上门来纠缠不休，最后竟把命丢掉。不过，石氏之说也只是一家之言。据董作宾的儿子、曾给蒋介石当了几十年御医的董玉京说，董作宾在此前许多年就已患有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症和有家族性遗传的糖尿病等，正是这成堆的疾病综合征，导致其在不该中风的年纪就已得过一次轻瘫，而且一直未能复原。

从董玉京后来编写的年表可知，1959年，也就是董作宾从香港返台8个月后的5月10日，就“忽膺中风，不能言语，入台大医院治疗三月而愈，然自后语言即告蹇涩”。之后，董氏的身体每况愈下，直至再度心脏病复发和中风不治。前往医院探视的石璋如等人看到：“董先生嘴巴歪了，也无法言语，当时大家医学知识有限，均不知是何毛病，后来才晓得是中风（脑溢血）。董先生住院期间，女儿常在旁照顾，董先生经常昏迷，神志不清，连拉出屎都浑然不觉，吃得也很少，偶而才神智清醒，还能说笑，这时症状应该是稍有改善了，吃得也比较多。特别是11月22日，董先生清醒过来，交代了一些话，我们都稍微安了些心。没想到23日董先生就过世了。像他平常是这么痛快的一个人，身体要是不好，也不能拖这么长时间，在卧病住院近八个月期间，想必受了不少罪，难受之至。”

1963年11月13日，董作宾于台大医院病逝。举殡日，即以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教育部”、亲朋故旧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其规格与胡适丧事基本相同，治丧主委同为“教育部”部长黄季陆。因“中央研究院”的学人在两年中就失去了胡、朱、翁、董四位重量级大腕儿，治丧委员会决定把这四位学者安葬的墓地正式命名为“南港学人山”。当天公祭时，黄季陆、钱思亮、王世杰、孔德成、李济等为主祭，蒋介石亲自书写挽额“绩学贻微”致赐。国民党大佬于右任、莫德惠、叶公超以及“副总统”陈诚等高官大员与席，学术文化界同仁哀悼，执绋者千余人。有20余家机构，6辆小车，4辆大车，一路浩浩荡荡，从殡仪馆送到南港，葬于“中央研究院”高山之阳，与胡适墓为邻。一代甲骨学大师就此告别人间。董作宾的去世，标志着史语所一根坚实的宏大支柱轰然倒塌，而与董氏匹敌者只有李济与石璋如和稍年轻一点的高去寻等几人，尚在暮年的风雨黄昏中苦苦支撑。整个史语所也进入了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人员进出纷乱的迷蒙岁月。因为组建“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缘故，原本由铁哥们逐渐产生间隙的凌纯声与芮逸夫两员大将公开决裂，各自拉杆子闹独立。李济如同控制一艘在巨大风浪中摇晃得厉害的轮船，不得不全力以赴为之掌舵，其间虽有许多国外大学邀请其前往任职，均遭拒绝。为此，一直对恩师这一做法不太理解的张光直认为李是恋栈，不愿舍弃自己到手的地位而放手让给别人来做，直到晚年才有所顿悟：“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到了李济先生逝世前，殷墟发掘出来的大部分资料均已公诸于世。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尽守他领导殷墟发掘的职责。”

张光直的悟性在同代人中堪称一流，对李济内心的了解也远远超出一般的同学故旧，不能说当年李济坚定地押运国之重器远赴台湾，像胡适使美、梅贻琦保管清华基金一样，也是为了一件“大事因缘”而来，但内中也确实含有这一层成分，至少是为了一种责任和一个学者的文化良知而来。既然国之重宝已运抵台岛，作为这批宝藏的发掘者与保护、研究者，就理应负起相应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与国家民族的学术命脉联系起来。正是为了这一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当李济进入80岁高龄生命的后期，用英文写成了一部全方位总结安阳殷墟发掘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划时代著作《安阳》，先后在美国和日本先后出版。李氏这个做法的目的，就是要把殷墟的研究成果和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展示于东西方学术界，为悠久辉煌的中国文化和这个文化孕育出的中国学者争得一世界性名誉。遥想当年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李济携家带口自南京而长沙，由长沙而桂林、越南、昆明直到四川南溪李庄，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困苦。好容易盼到抗战复员回京，内战又起，在山摇地动的1948年底，李济携妻与唯一的儿子、时正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光谟登上“中鼎”号军舰，押运一批重宝渡过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抵达基隆再转赴台北。按照李济的计划，其子到台后可进入台大读书，继续完成学业。但年轻的儿子李光谟在台北住了三个月后，觉得此地人多嘈杂，社会治安混乱不堪，没有什么可看、可玩的地方，一度心情比较郁闷。正在这时，李光谟收到了上海同济大学几个同学的书信，希望他回到大陆，一起学习。年轻的李光谟为同学们的友情所吸引，征求父母同意后，只身一人重返大陆，继续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令一家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李光谟再也没有回台湾的可能了，这一别竟成永诀。此后的岁月，李济夫妇在台北，李光谟在北京，虽父（母）子情深，但海峡阻隔，信息断绝，只有依依思念之情牵动着三颗跳动的心相互碰撞缠绕，遥遥祝福。随着南燕北来，云卷云舒，悠忽几十个春秋过去，李济已进入垂垂老矣的暮年。而随着一批亲朋故旧的先后离世，李济思念故土的心越加强烈，他深情地怀念着留在大陆的朋友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当然更思念自己的儿子李光谟，以及在昆明与李庄相继驾鹤西去的鹤徵、凤徵两个爱女。对亲人故旧的思念之情，于李济的心中渐渐郁结成一枚坚硬的化石而挥之不去，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李济伤感地说道“和我有着同样观点和感情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地逝去，无疑削弱了我对周围事物的亲密感”。这是李济一生中亲笔书写的最后一封个人信函，此时的他已是油干薪尽，即将带着欣慰与遗憾告别人世。

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温州街寓所逝世，是日恰为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

人生有限，文章千秋，薪尽火传。李济走了，其精神思想却伴着他留下的皇皇著作注入后来者的血液，化为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激励后学继续在科学的蜿蜒小径上奋力前行。正如张光直所言：“对于任何一个愿意研究中国考古学即愿意研究中国古代器物的人而言，李济的考古学著作都是必读的，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这样……很可能有人会批评他没能显示出理论上的全能本领，指责他在晚年没能够甚或不愿意更多重视瓦尔特·泰勒的‘结合法’。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就在李济去世24年后，台湾岛内传出了有关石璋如病逝的消息。据《联合报》2004年3月19日报道：

被誉为“考古人瑞”的第一代中国考古学者和中国考古学泰斗、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石璋如，3月18日上午10时52分因心脏衰竭，在台湾国泰医院病逝，享寿104岁。

石璋如不但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和中国考古学泰斗，也是台湾当代考古工作的奠基者，他的逝世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第一代画上了一个彻底的句号。

石璋如一生展现了一个学者的“韧性”，他在70岁以前发表的著作都是单篇的研究，但在70岁以后却开始发表著作，愈老愈努力，愈有成就。据说，石璋如在生命晚期仍对大陆充满眷恋，对学术充满雄心，他在病中的梦话常是安阳、小屯等地名，或是与考古伙伴在田野工作的情形。在后辈学人的眼中，石璋如是一位“一生唯一念”的学者。

在人生的晚年，躺在病榻上的石璋如，梦中经常回到安阳小屯继续他的发掘工作，于清醒时分也经常忆起他在大陆走过的山山水水，特别是抗战八年万里流徙越过的高山大川。他没有忘记四季如春、花鲜果艳的春城昆明，还有那敌机轰炸的凄惨情景；更没有忘记避住了六年之久的四川李庄板栗坳那留下了他生命印记和温情的山间民居；没有忘记扬子江尽头那滔滔江水和滚滚波浪给他带来的澎湃激情——当然还有那融入他血液中的山野田畴与乡土人情。就在去世的前三天，石璋如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存恭，把最新出版的《石璋如先生访问录》（南按：陈为访问者之一）拿到医院的病床前，用颤抖的手亲笔签名后，叮嘱陈氏把这部有大量篇幅记载抗战时期史语所与自己在长沙、昆明、李庄居住、生活、工作内容的回忆录，寄往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人民政府，以示对这块土地与人民的感激、怀念之情——这是石璋如在临终前所留下的最后笔迹，也是与祖国大陆最后一次交往，而联结的终点，则是承载了他青春和梦想、永生难忘的——中国李庄。

第七章池南旧事不堪记第一节吴金鼎之死

高山塌陷，坟包凸起。

当胡适、梅贻琦、朱家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等学界大腕，连同蒋梦麟、蒋廷黻、罗家伦、叶公超、蒲薛凤、张其昀等一批学人政客，相继出走美国和台湾后，随着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土崩瓦解，当年未响应“抢救学人”计划而坚持留下来的大小学者，随着五星红旗遍插神州大地，开始了新一轮生命历程。

当国民党大溃退，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部分人员仓皇撤离南京、上海之际，与此相关的几个人却在大失控、大混乱、大逃亡的世纪性变局中悄悄留了下来，这便是梁思永、丁声树、夏鼐、郭宝钧、曾昭燏、王振铎、逯钦立等人。据王振铎后来对人说，傅斯年行前再三劝王跟自己到台湾，王却以八岁女儿需要照顾为由谢绝。傅无奈，遂将自己旅美时带回的一个英国名牌3B烟斗和一个颇像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所戴的巴拿马帽赠王以作留念，同时说了一句：“留下也好，共产党会重用你们的！”似有嘲讽之意。

梁思永当时正在北平家中养病，已不能远行，即使有意随史语所主力撤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且由于整个梁氏家族在平津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梁思永尚没有如此打算。时主持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实际事务的曾昭燏，由于多层次的牵挂表示坚决不赴台。面对朱家骅、傅斯年等人的一再催促，据说丁声树的书箱等物已先行运抵台湾，只是由于夫人坚决反对最终没有渡海，后来此人加入了中科院语言研究所，主持编撰《现代汉语词典》等大型语言工具书，随后大陆几代人都与这本典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知道丁声树为何许人也者寥寥无几，不知是历史的无情，还是丁氏的不幸？时已从中博筹备处转到史语所服务的郭宝钧，想起当年殷墟发掘时傅斯年故意“呜里哇啦”说着英语和自己这位压根不懂英语的土学者对话，很有些憋气与恼火，遂产生了借混乱之机摆脱傅斯年与史语所另谋生路的念头。后来有人说，当年史语所人员全部被傅斯年动员去台湾，就是没有动员郭宝钧。对此传闻，几十年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石兴邦曾作过说明，当年郭也在傅的动员之列，只是郭一时四顾茫然，下不了决心，踌躇中便向夏鼐问计，聪明过人的夏鼐毫不犹豫地对郭说：“我们不要走，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石兴邦说，这个话郭宝钧后来在考古所召开的大会小会上说过好几次，当时夏鼐在场，以郭的性格和言行推断，没有撒谎的必要，可见外界传闻是不实的。

1980年，身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张光直到中国大陆访问，其间与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进行过交谈。同为李济的得意门生，夏在谈话中对张坦露心迹，把自己一生的大体经历告之对方。张在笔记本上有过这样一段记录：

一九四七年傅去美，找夏作所长，约法三章才同意。

（一）不得为后例；（二）只一年；（三）如作了后得罪人，允许离所。

一九四八年卸任。怕傅延命所长，故未随去台。同时也不怕共。

这个记录被后来由大陆赴美国哈佛访学的青年考古学家陈星灿抄录并公开披露。按陈星灿的说法，“傅斯年赴美治病那一年，不足四十岁的夏鼐代理所长，这一点人尽皆知，但鲜有知道‘约法三章’者。这件事，我估计也不会有任何文字留下来，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和傅斯年之间的默契，所以这段文字对于了解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情况，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傅斯年对夏鼐的器重和夏鼐对傅斯年的敬重，在近年公布的档案中多有流露，所以夏鼐才会有‘约法三章’之举。但把夏鼐不肯离开大陆解释为害怕傅斯年再次派他的差事，不知道是夏的真实想法，还是张的记录有误。因为这种解释太简单，也不太符合逻辑。”

对此，陈星灿分析认为：“夏鼐满肚子的学问，需要找一个施展的机会。一九四九年以前，他虽然参加过几次西北和西南的调查和发掘，已经发表的论文初步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但积累的材料毕竟有限，而殷墟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他又没有参与，所以排除他的政治倾向，但从学术的前景来看，他不去台湾，自在情理之中。据说，夏鼐的老朋友，科技考古史家王振铎先生当年也不愿意随傅斯年迁台，傅劝说无效，遂把自己的烟斗和旅行帽赠之以为留念，并深情地说：‘留下也好，共产党会重用你们的！’这也许是张光直笔记中所谓‘同时也不怕共’的注脚。”

陈氏的怀疑与分析自有其道理，就从已公布的傅斯年档案与其他相关材料看，在1948年大地陆沉之际，傅让夏鼐随所迁台是真，但没有看出让夏到台湾出任史语所所长的言辞与迹象，而事实上也不太可能让夏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中担当一所之长的重任。若夏出任所长，那么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等大腕级人物又作何安排？众人又如何服膺？工作又如何展开？傅斯年又如何自处？局促于一隅之地毕竟与在大陆不同，且这个所长不是代理，而是要“真除”，即正式掌控一方地盘，这个地盘可是有点令人眼热心跳的托命之处。事实上，到了台湾之后，李济与董作宾之间的暗中较劲儿，凌纯声与芮逸夫之间的最终决裂与斗得死去活来，凌单独拉杆子搞独立开办的民族研究所，因芮的不合作与李济等人不支持，导致凌氏只有空名而无法工作……如此等等事例，便可证明傅斯年不会如此做，也可推断这个说辞只能是夏鼐的一厢情愿，或凭空猜测罢了。需要对陈星灿的推理进行补充的是，尽管夏鼐是一只才气过人、智慧非凡、学问广博的大型号“海龟”，但假如到了台湾，在这座孤岛上属于自己可做的工作，只能是面对安阳殷墟发掘的一堆器物，抱残守缺地研究下去。而对这堆器物的田野发掘，当年尚是一名实习生的夏鼐仅仅是稍有参与而已，且挖的都是小墓（夏鼐语），那些气势恢弘、器物众多的大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具体情形几乎全然不知，因而在研究上自然就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先天性不足和限制。更重要的是，有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当年亲自参与发掘的几座高山屹立，要想凭着这堆器物的研究脱颖而出，甚或要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几乎是难于上青天——此点在许多年后仍能得到海峡两岸大部分考古界同行的认同。

出类拔萃的夏鼐尚且如此，对于满身泥土气味，被“海龟”们不放在眼里的土学者郭宝钧，其学术前途自然可想而知。而一旦留在大陆，面对的将是高山塌陷，丘岭与坟包同时崛起的境界。在新的制高点上，夏、郭等人放眼学界将是一马平川，无人与之匹敌，其灿烂前景正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风光无限好。当年夏鼐与郭宝钧的对话，可谓一语双关。就可以预见的情形而言，无论从个人的政治命运还是学术前途考虑，既然只能在国共分野的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夏鼐与郭宝钧留在大陆是明智的。也正是听从了夏鼐这极富战略指导意义和前瞻性的忠告，郭宝钧才在1948年底那个混乱时刻下决心留下来，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聪明过人的夏鼐打定主意后，也在一片纷乱中悄然回到家乡温州猫了起来，静观时局，等待命运转机。在离开南京之前，夏鼐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好友吴金鼎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并公之于世。

吴金鼎自在李庄投笔从戎后，入四川成都新津盟军第二招持所担任接待主任一职，军方之所以让吴担任这一差使，皆因他是留洋的“海龟”，洋文、洋话都不在他的话下，搞接待事宜非有如此本领的人不能办到，吴所具备的洋文与洋话正好派上用场。但吴是学者出身，生性腼腆，不爱与人打交道，且还有一股子山东人特有的倔犟脾气，疾恶如仇，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就要迸发心中的不平，甚至还要出手摆平抹掉。是时，美国大兵在中国土地上的所作所为已令人渐觉失望与厌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盟军大量进驻成渝后方，而1944年日本军队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后，又有2万多盟军官兵进入中国。对于盟军在中国的生活状态，《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这样写道：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的费用，抵得上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孔祥熙曾对美国官员抱怨说：“在中国，你们的孩子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另据一位美国专家对1200名中国士兵检查结果发现，有57％的中国士兵营养不良。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盟军官兵吃了中国老百姓的耕牛，还性欲大发，四处留情。对此，江西学者廖作琦曾作过这样的记述：“‘食色性也’，这批美军大哥们的‘性’的解决问题，最初落到了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的头上。初期人数不多时，黄仁霖在重庆市七星岗下面的一小块平地上，建了一幢两层楼的‘胜利大厦’，里面有舞厅、宴会厅等场所，并找一些交际花之类伴舞，但粥少僧多，只能供应部分中上级军官。而那些士兵们呢？就任其自由发展，让一些妓女来担任此一任务。因为美军手中花花绿绿的美钞炫眼，于是一些生活困苦的家庭妇女（曾发生过产下混血儿、夫妻离婚的事），和极少数的女大学生也加入了此一行列。当时经常看见美军驾着吉普车，旁边坐一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女郎嘻嘻哈哈的招摇过市，有的不会说英语，还比画着手势，这些被市民们讥称为‘吉普女郎’，成为当时街头的一种奇景。”又说：“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前夕，成都华西坝发生了一起教会办的华西大学学生捣毁成都某报馆事件，起因是该报将中叙张生赴莺莺约会时的一首诗稍作改动，以讽刺该校少数少女兼作‘吉普女郎’的事情。”

王实甫所作的原句是：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月移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而报馆编辑竟借题发挥，把此诗改为：

待月西厢下，迎风腿半开。

月移花影动，疑是美人来。

如此肉麻加赤裸裸的讽刺美军与中国女大学生的交易，自然要引起麻烦。只是麻烦过后，报馆照常开业，“美人”继续四处寻找花姑娘让其“迎风腿半开”，且凭借自己所具有的世界强者的地位，态度跋扈，气焰嚣张，从不把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年轻的男人放在眼里，更不理解中国人民面对如此窘迫之境锥心泣血的内心剧痛。美国大兵们的横行霸道，引起了中国具有民族文化良知者的厌恶、愤慨甚至仇视。当年由昆明史语所偷偷跑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胡厚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曾提到这段抗战生活，谓“对因新津建美军机场而成都充斥美军，横行霸道，产生仇视”。既然躲在清静之地搞学术研究的胡厚宣都有如此的感受和敌视心理，与美国佬们天天打交道且承担接待之责的吴金鼎，面对美国人将富兵横的挑剔与呵斥，颇具血性又沉默寡言的他所受的委屈与心中的苦痛可想而知。当时在成都燕大任教的陈寅恪诗作《咏成都华西坝》中“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所透出的悲凉，正是具有文化良知的中华民族自由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涕泣与悲呼。

在新津机场服务的日子，吴金鼎经常感到失眠头痛，夜不能寐，精神委靡不振，陷入一种悲情意识不能自拔。为化解心中的郁结，吴氏利用自己的职权，经常喝一点不花钱的、只有美国佬才能享受的洋啤酒予以排解。当几瓶散发着醋酸气味的啤酒灌进肚子后，酒量并不大的吴金鼎又醉倒在地，狂喊乱叫着呕吐不止。

好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吴金鼎总算摆脱了在他看来魔窟一样的盟军招待所，重返学界。只是他没有回到令自己为之神伤的李庄，而是转入尚在成都华西坝的母校——齐鲁大学任教。1946年3月，作为教育界名流和齐鲁大学代表之一，吴金鼎赴重庆参加教育部召集的全国各大学复员会议，之后随齐鲁大学一道返回济南原地，主持学校复员事宜，先后出任校长室西文秘书、校训导长、文学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历史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等职，直至去世再也没能有机会从事他一生挚爱的田野发掘工作。

1948年夏秋，吴金鼎因患胃癌赴北平协和医院就医，此时已病入膏肓，协和医院回天无术，宣告无能为力，吴只好随着溃退的国民党大军以及纷乱的人流返回济南“静观待变”。9月18日，吴金鼎撇下病床前泪流满面、悲恸欲绝的夫人王介忱，于齐鲁大学辞世，终年48岁。

当这个不幸的消息辗转传到南京史语所人员耳中，已是10月28日。此时国民政府首都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史语所人员正纷纷打点行装仓皇出逃与远遁。夏鼐在北极阁一间小屋里，孤独一人默默地想着吴金鼎的死，想到了过去流失的时光，以及吴氏夫妇与自己的交往和友谊，不禁潸然泪下。在一片人喊马叫的混乱之夜，他借着昏暗的灯光，怀揣悲戚苍凉的心境，为自己的好友写下了如下文字：

今天得到了吴禹铭（金鼎）先生的死讯，不仅是我们朋侪间觉得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友，并且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大损失。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中，真正能够吃苦，肯下田野去做发掘工作，既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又有充分的考古学知识的学者，不过十来个人。正感觉到人才的缺乏，现在呢，在这十来位中又弱了一个。

在悼文的最后，夏鼐以深情的笔触写道：

谈到吴先生一生的事业，自不能不提及吴太太……夫妇一道出来做田野考古工作，在国外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在事事落后的中国，吴先生夫妇还是第一对。这次吴先生的逝世，吴太太的悲痛，可想而知。听说吴太太仍在济南城中，料理吴先生的后事。我在这凄风苦雨的晚上，赶写这篇文章，一面以追悼吴先生，一面也借以慰唁吴太太。我们在哀悼吴先生之余，更盼望着这混乱的局面早日澄清，使我们能继承吴先生的遗志，展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

吴金鼎悄然无声地走了，夏鼐的梦想很快成真。1950年底，他应邀自温州老家来到北京，出任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郭沫若和郑振铎的领导下，与梁思永、郭宝钧等一道“展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只是好景不长，梁思永便撒手归天。

第七章池南旧事不堪记第二节花落春仍在

抗战胜利不久，躺在李庄板栗坳病床上的梁思永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患肺病者如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肺萎缩下来，健康的肺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卧病在床饱受病痛折磨长达四年之久的梁思永极度兴奋，他当即决定赴重庆实施手术。得到傅斯年同意，在梁思成的帮助下，梁思永携家眷乘船来到了重庆，入住高唐奎医院，由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恺主持，切除了七根肋骨。自此，梁思永一直在重庆医院休养。当1946年全国性的复员开始时，傅斯年通过时任交通部长俞大维的私人关系，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当时梁的身体尚未恢复，他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被抬上飞机。考虑到路途困难，傅斯年再以个人名义发电报让夫人的堂兄、时在北平的俞大孚帮忙接机。梁思永一到北平，即由俞大孚等四人抬下飞机舷梯，专车护送到梁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黎元洪大总统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休养，此后病情稍有好转。

对于梁思永这段很少为外人所知的经历，迁往台湾的屈万里在回忆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道：“抗战期间，八年艰苦的岁月，他为了维持史语所，真费尽了心血。他千方百计的来维持研究人员的生计，使他们能安心治学；他对于生病的人那么关心，他想尽办法来给病人弄钱养病。因患肺病而割掉七条肋骨的某君，假若不是孟真先生督促医生治疗，假若不是孟真先生想法子给他弄钱休养，那无疑地在九年以前已经故去了。”这段回忆大体不差，如果没有傅斯年的鼎力相助，或者说假如梁思永服务于中央研究院其他的研究所如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就当时的经济、医疗条件和梁氏的身体状况，很难说能维持到战后回北平的日子，因为与梁思永、林徽因患同样肺病的陶孟和之妻沈性仁就没有保住性命，且当时沈的病情并不比梁、林更险恶。

1948年8月5日，在北平养病的梁思永致信南京史语所的李济说：“弟五月底入协和医院，住院十二日。检查身体，结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压塌状态良好，胃肠透视都没有发现毛病。除了气管里的结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说没有病了。不过身体经过这几年跟病菌斗争之后，真犹如战后的英伦，虽然战胜敌人，但元气消蚀殆尽，就要恢复到小康的局面，也万分困难。”又说：“弟近间起坐之时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链霉素后发生头晕现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很稳当。”这是梁思永在生命的暮年，即将油干灯尽时与史语所同仁的最后一次通信，自此海天相隔，书信中断，再也闻不到对方的信息了。

1950年5月，梁思永以他在考古学界巨大的影响力和崇高地位，被新生的中央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名列夏鼐之前。尽管梁的身体仍虚弱无力，不能出门直接指导所内事务，但可在家中参加或主持所内一些重要会议。据夏鼐说：“他（梁）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自1950年秋开始，于政治运动尚未大规模到来的短暂空隙，考古所人员几乎倾巢出动，在夏鼐带领下，先后对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和赵固等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一批东周时期的大型和中小型墓葬以及车马坑数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梁思永不仅在家中主持考古所的日常工作，还为撰写《辉县发掘报告》的青年考古学家具体辅导，并亲自撰写报告参考提纲。梁的工作热情与人格风范给进所不久的青年学生，后来成为考古所夏鼐手下“五虎上将”之一的安志敏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我们到考古所那天起，（梁）便给我们布置了必读的书目和学习计划，每周还要填表逐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我们谈话以便作更深入的了解，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上和学习上的缺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大幅度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梁思永让夫人李福曼打电话叫自己的妹妹、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当梁思庄匆匆赶来时，梁思永握着她的手说：“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要和大家永别了！”

据梁思庄女儿吴荔明回忆说，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都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为战胜病魔奋斗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22年的三舅妈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1954年4月2日，我照常骑车到了人民医院，传达室老大爷说‘姑娘，不用拿牌子快上去吧，你舅舅去世了。’我不能相信他的话，我转身看见很多小卧车停在院中，我腿软了，扶着楼梯两边的扶手一步一步上了楼，在灰暗的楼道里我一眼看见二舅（梁思成）那瘦小驼背的身躯，我轻轻走到他身边叫了一声‘二舅！’他悲伤地拍着我的肩膀示意我进病房去……三舅妈镇定地坐在一旁，柏有姐伤心至极已哭不出声倒在门口一个床上，我拉着她的手轻轻叫着：‘蹦子，你哭啊，你哭啊！’我自己的眼睛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颗考古学巨星在他50岁的英年陨落了，同仁闻讯，无不伤感悲泣。梁思永的遗骨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题写的碑文：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一九零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郭沫若敬题梁思永随风飘逝，但他生前的功业却长久地留在了人间大地。对于梁思永的墓志铭，有学术界中人士认为郭沫若如此题刻，是对这位学术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来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是通过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的身份创造的，绝非一个“考古所副所长”这样一个绿豆粒般大小的官僚可与之相提并论。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而只能是乌烟瘴气的宦海中，尤似一个整日战战兢兢，欺软怕硬，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小芝麻官了，而这样一个小小的芝麻官又算得了什么呢？或者说，再大的官僚又算得了什么呢？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国致信父亲梁启超，对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的询问。对此，梁启超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的确没有做成近代的李、杜，却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中那句名言一样，为人类奉献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并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现代建筑史学和田野考古学这道星河中最灿烂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怎是一个小小的副所长的官帽所能涵盖得了的？李白在《江上吟》中写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意谓楚王当年耗尽百姓血汗兴建的一堆豪华美丽的楼堂馆所，早已随着风雨飘散而去，而楚国伟大的作家屈原留下的那些名篇佳构，两千年来却像日月一样永恒不朽，闪耀着盖世光辉，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璀璨的瑰宝。当年梁启超对儿子们所作的比喻，正是李白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延伸。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与文明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sserson）的墓碑碑文：

托马斯·杰弗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法案》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埋葬于此。

这个令世界人类为之景仰的墓志铭据说是杰弗逊本人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但他没有提及自己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究其原因，台湾学者李敖曾有这样的解释“美国总统算老几啊，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

或许李氏说得有些偏颇，但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能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而把一个小小的官帽硬扣在他死后的头颅之上，不但不能令他的光芒照耀于来者，相反的是，这个官帽的阴影将会遮蔽梁氏的光芒。当年与梁思永一同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成为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抡在“文革”中含冤去世，费孝通在追忆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在历史上的贡献，我看他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费氏认为曾昭抡是个“真正的学者，‘学’的根子，是爱国，所以我说他是爱国者”。对梁思永而言，他当年赴美留学就是为了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他当年确实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了，且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努力，因而以费氏之语来给梁思永定位也是恰当的。反之，以官僚大小特别是一顶微不足道的软皮官帽给梁思永盖棺，既不合适也不人道。此理如同鲁迅死后，为其盖棺的若不是“民族魂”大旗，没有了毛泽东为其作出的“八最三大”的定论（南按：仅比毛泽东本人少了一“大”），仅一个国民政府教育部佥事或科长，甚或在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教一二点钟课的讲师这顶帽子竖碑立传，那么，世人看到的不再是伟大的鲁迅，而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形如草根的芸芸众生，甚或北大校长蒋梦麟所讽喻的整天趴在阴森恐怖的绍兴会馆里默默抄写古碑的“绍兴土佬”周豫才了。

试想，作为与梁思永同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郭沫若，假如死后在墓碑上镌刻“中国科学院院长”或什么副总理外加什么副委员长等一类官帽头衔，与梁氏之墓同立于一座公墓之中。而只镌刻一个副所长头衔的梁思永，倘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活着的后人又会作何感想？此举或许正应了孔子那句古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梁思永墓志铭公正的铭文，必须在姓名前加上“著名考古学家”或相应的院士等学术头衔，或镌刻象征他思想与学术业绩的标志性术语，才显得对逝者的公正与厚道。当然，由于政治的因素，“中央研究院院士”一衔，当时不提，世人亦可理解，但这个头衔最终是要加上去的，否则将失去了人类的公正和道德秩序，也违背了人类基本精神。——若起郭沫若氏于地下，以为然否？梁思永在去世前，向前来看望的夏鼐等考古所同仁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最令他牵挂惦念的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的命运。这是梁思永在抗战前后最看重并亲自动手操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梁去世后，夏鼐在纪念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并说：“1941年我在李庄和他（梁）会面时，他正工作得非常起劲。他将全部的出土古物，都已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于报告的内容组织，也已有了大致的轮廓。这报告的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了。不幸1942年初夏，他的肺结核病转剧，只好将这工作中途停止了。但是他仍念念不忘这件工作。”

回忆至此，夏鼐笔锋一转，用哀惋的口气说道：“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到北京，这批材料留在南京，解放的前夜又被劫往台湾去了。这部报告不能在梁先生手中完成，不仅是先生的不幸，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不幸。”

此时的夏鼐没有想到，这批材料被运往台湾后，在他的老师李济具体组织主持下，由当年参加殷墟发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学家高去寻，在梁思永原稿的基础上加以辑补编写，历经二十多年，终以《侯家庄》为总标题陆续分册出版。

1935年，25岁的高去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入主史语所时，著名的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已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掘，高去寻算是赶上了殷墟发掘的尾巴。当年史语所考古组安阳发掘者共有十位青年才俊，号称“十兄弟”，依入所先后排序，高排行第九，也接近于尾末了。对于高的为人为学，傅斯年、李济等前辈学人极为看重，高去寻于北大毕业时，被讲究“拔尖主义”的傅斯年当做“尖”拔到史语所效劳。到了安阳之后，高氏敏锐的学术眼力与开阔的治学方法，又受到梁思永欣赏喜爱，遂当做自己的嫡系弟子加以栽培。当时史语所的前辈们大都认为，能传承梁思永学术衣钵者，非高去寻莫属。想不到后来真的部分地成为现实。高在安阳发掘的最后两年中，于殷墟西北冈和小屯将近1800座墓葬中，亲自视察摸索过约300座，尽管所涉多是小墓，但已领略了基本的内涵。继西北冈第三次发掘之后，高去寻有幸参加了小屯第十至十二次、大司空村和琉璃阁的发掘，其间还担任过大司空村墓葬发掘领队，成就赫然。抗战军兴，高去寻随史语所一路长沙、昆明、李庄等地辗转奔波，复员回京未久，又随史语所迁往台湾。据夏鼐说，当年在决定留大陆还是赴台湾的问题上，夏与高曾在一起私下商量过，最后的结果是高愿去台湾，以便保护迁台文物的安全；夏愿留在大陆，继续发展考古事业。二人各自为了心中的理想就此分手。庄子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既然非此即彼，中间无转圜的余地，相忘于江湖，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真的相忘，又谈何容易？

梁思永去世的消息还是被台湾孤岛上的史语所同仁所知，只是消息传播的渠道别有一番况味。据石璋如说：“梁先生兴趣宽广，注意力强，并积极从事，惟身体被病魔所缠，不能发挥，殊可浩叹。四十三年夏，在日本某刊物上，刊出梁先生逝世的消息，这个噩耗，传到台湾，使得这里的考古学界，关心考古的人士，以及知道梁先生的其他学者，莫不为之哀悼。”

时傅斯年早已撒手归天，史语所所长由董作宾出任。受梁思永去世的感情刺激，为了完成梁氏未竟的事业，对安阳发掘的同事与中国学术事业有个交代，董作宾、李济等决定由高去寻对照实物资料，全力以赴辑补梁思永的遗稿，使其成为完璧。此时董作宾与李济更坚定了高氏就是梁思永衣钵传承人，这一观点从李济给赵元任的信函中可得到证实。函中说：“他（高去寻）进所虽不太早，但曾赶上安阳发掘，为思永所赏识。现在他整理侯家庄的工作及思永遗著，成绩甚佳。在考古组内中国书读得最好，英文及日文的阅读能力亦不差，现在日本的梅原末治教授来此，对他的渊博甚为敬佩。孟真在时久有送他出国之意，以时代非常，屡遭挫折，只能怨命了。此次若有成功的希望，亦算我们完成了傅公一未完之愿也。”此信作于1956年底，是台北的李济请当时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原同事赵元任，设法安排高去寻赴美访问的私人信函。

当时高已经接手梁思永遗稿整理辑补的任务，因美国方面又有可能让高访问的机会，作为前辈的李济和赵元任自然想“完成傅公一未完之愿”，遂有了这封通信。按高的弟子，曾做过台湾史语所所长的杜正胜（南按：后任阿扁政权的“教育部长”，并频布命令，全台各学校、机关及相关机构，都必须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以示台湾在上，大陆在下）所说：李济与赵元任通信中提到高的学问渊博和程度，连享誉世界的日本考古学大家梅原末治都敬佩不已，“这当然不是客套。两位老同事的私人信函何必恭维一位学生辈的同仁呢？”

杜氏在这件事上的分析，比他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且邀功争宠、意淫大陆的头脑要清醒得多，高早年不但中国书读得好，外国书读得也头头是道，且有志于“斯克泰·西伯利亚”的学问，即长城以北以西的中亚、南亚和欧洲的东方学问，也就是傅斯年所特别看重的“虏学”。只是高氏仅仅参加了两年安阳殷墟发掘就遇到了抗战爆发，一路动荡颠簸，直到流落台湾方稳定下来。当年傅斯年怜其高才而没有出国放洋的机会，曾为此作过努力，惜傅斯年未久去世，此事遂不了了之。当李济旧事重提，并与赵通信过去一年半后，高去寻才得以成行，但此时他已48岁，如杜正胜所说：“这领域涉及许多语文，的确太迟了。”

1959年秋，高去寻结束了美国访学生活归台，正式对梁思永遗稿进行整理和辑补。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遗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梁思永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共发掘大墓11座（东三西八，后者含一个大坑），小墓1221座。梁思永拟定的《西北冈殷代墓地发掘报告》共分十三章、三表。梁思永病发前完成了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只写了一页，以及第六、七两章和第九章的“仪仗痕迹”。写出的部分皆为初稿，共约22万字。另外还编好表一与表二，“可能为了撰写第七章的需要而先行做的工作”。当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渐行展开后，对安阳殷墟遗址及出土遗物深有了解的李济，认为若按梁思永的计划，绝非一人之力短期内可以完成，于是在1956年拟定了一个新的编撰构想：

第一本：（原无题，兹定为“墓葬研究”）。

甲编：发掘之经过——梁稿一至四章乙编：大墓丙编：小墓丁编：其他墓葬第二本：遗物研究。

甲编：石刻与玉乙编：青铜丙编：其他第三本：人骨研究。

甲编：体骨乙编：头骨据史语所人员透露，李济这一规划也不是一人之力短期内所能胜任的，于是决定依次分别整理大墓，也就是做梁思永的第六章，而第九章的构想则按所属之墓分别叙述。高去寻就是按照这一规划，开始了为期18年漫长的“辑补”之路。自此，高氏的后半生就此与恩师的未竟事业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到了1962年，高去寻编撰的殷墟西北冈1001号墓报告开始出版，1965年又出版了1002号大墓报告。未来几年，又陆续出版了1003号大墓（1967年）、1217号大墓（1968年）、1004号大墓（1970年）、1500号大墓（1974年）、1550号大墓（1976年）等七座大型墓葬的发掘报告。

其间高氏花费的心血难以描述，只是每本报告重达十几公斤的分量就足以让人为之震撼，并从中感叹主事者之不易。据史语所统计，高去寻增补的部分，占梁思永原稿的80％强，至于插图、绘图等繁重事宜已不需提及了。

由于梁思永的原稿仅是一个提纲性质的未成品，在后来的编辑补写过程中，高去寻做了大量宏繁的工作，在补述的出土器物中，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许多地方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写就。此种情形，高去寻于1968年给张光直的信中有所透露：“现在每天都是描写破烂的东西，量多长多宽，枯燥无味已到极点，下班回家已筋疲力尽。”对此，张光直曾感慨地说“高先生花这么大的力气写西北冈大墓的报告，完全是出于对史语所李济先生，尤其是对老师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但是这番努力的结果，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资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高先生的细心和负责的态度，使那些‘枯燥无味’的‘破烂东西’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这几本报告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楷模。”为了这报告中的“精华楷模”，高去寻几乎耗尽了后半生所有的精力。据杜正胜说：“他本来可以指导年轻同仁协助从事，但他告诉我，他整理报告是替史语所还债，希望年轻人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觉得他好像在诉说自己年轻时的心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始终由自己一人扛起全所的‘债务’。”

1991年10月29日，高去寻去世，终年82岁。他在去世前仍断断续续地整理西北冈东区三座大墓（1129、1400、1443）以及小墓总述，惜未完成而驾鹤西行。在高氏去世之后五年，三座大墓报告经当年发掘过安阳殷墟的老同事石璋如校补，于1996年得以出版，编号是《侯家庄》第九本。至此，西北冈遗址发掘报告基本全部完成。

为了纪念梁思永对殷墟西北冈遗址发掘所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特殊贡献，《侯家庄》系列大墓的发掘报告，仍用梁思永的名字发表，高去寻只作为一名“辑补”者忝列其后。对此，报告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李济，在《一零零一号大墓报告·序言》中深情地说道：“关于这批资料的‘取得’以及‘保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思永先生，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的全部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他虽部分地完成了这一发掘工作，并将报告的底稿作了一个详细的布置，也写成了一大半，却不及见这报告的出版。现在——他的墓木已拱了罢！——我们才能把这一本报告印出来。我们希望由于这一本报告的问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于这位考古学家的卓越贡献，得些真正了解。”

举世闻名的殷墟西北冈发掘成果，经过了世间硝烟炮火的熏染与政治阻隔和桎梏，居然在这样的时间以这样的特殊形式出版问世，倘梁思永地下有知，一定会为之颔首庆幸的吧！

第七章池南旧事不堪记第三节林徽因之死

就在梁思永去世一年差一天的时候，与其同庚的林徽因于北京医院病逝，时为1955年4月1日。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各机构准备复员，在李庄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实际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由于经费来源断绝，面临着两种抉择：一是率领本部人马投奔复员后的清华大学这个学界重量级山头，于清华园设系建院，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块地盘，以便立稳脚跟，创造辉煌；二是将本部人马彻底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并（南按：为了饭碗问题，梁思成等人的编制配额已在中博名下），由梁思成出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统领全局，创造另一方天地。经过一阵反复思考斟酌，最后梁、林还是选择了投奔清华大学。关于此事，李济后来在致费慰梅的信中曾有所提及。李说：“二次大战结束后，我决定辞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一职，当时我推荐思成来担任，他没有接受。杭立武继我之后出任此职。”

就当时的条件和个人感情而言，梁、林自然更倾向于清华，因为复员后的中博筹备处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清华则在北平。南京与梁、林夫妇没有多少瓜葛，而北平则是二人的前辈和整个家族在此栖息坐卧的地方，这里镌刻着梁、林两个家族的历史印痕，也留下了梁思成、林徽因各自的青春和梦想。北平有令人难以忘怀的“太太的客厅”，以及在客厅中培植起来的相濡以沫的铁杆朋友，如张奚若、钱端升、老金、陈岱孙、周培源等。而这一切温馨而美好的记忆，是首都南京所不曾有、以后也很难再有的。正如林徽因于战后的昆明致费慰梅信中所言：“我们是在远离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情结，梁思成早在抗战胜利前的3月9日，就致信梅贻琦，建议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学系，战后再成立建筑学院。梅贻琦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拟聘梁为建筑学系主任。按梅的设想，战后的清华不只是增设建筑学系，还要增设考古人类学系、语言人类学系等多个系院，并欲将傅斯年从清华挖走的几员大将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再加上清华出身的李方桂等重量级学术大师，全部招募到自己旗下，重展当年清华研究院的雄风威势，这一辉煌的构想从1946年3月1日，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自昆明联大写给李济的信中可以看出。信中说：“兹谨将清华聘书寄上，乞将应聘书掷下为感。兄所任功课总以考古及人类学为限……清华习惯系主任职责最重。语言人类学系主任一职，将俟方桂、元任及兄诸公到后再为商定。”令梅、冯二人大为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李方桂、赵元任一直留在美国未能回归，李济留在了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只有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一人辗转回到了他记忆中的清华故园。

同离乡背井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抗战胜利令林徽因惊喜异常，但由于八年离乱，长期流亡异乡，且又一直遭受病痛与贫困的折磨，此时的林徽因虽正值盛年却是形貌憔悴苍老，宛如风中残烛，最后的光焰即将熄灭。1945年初秋，林氏在李庄致信重庆的费慰梅谈到自己的病情：

“使我烦心的是比以前有些恶化，尤其是膀胱部位的剧痛，可能已经很严重。”

就在此种病痛折磨中，林徽因依然没有放弃她在学术上的追求和思考，赶在复员之前坚持写完了酝酿已久的学术论文《现代住宅的参考》，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2期发表。同时作为这一期《汇刊》的主编，林徽因在撰写的“编辑后语”中指出：“战后复员时期，房屋将为民生问题中重要问题之一。”这一极具前瞻性眼光的学术观点，很快得到了应验。

1945年11月初，在枯水期来临之际，林徽因在梁思成陪同下，乘江轮来到重庆，住进上清寺聚兴村中央研究院招待所，准备检查身体和接受医疗。这是林徽因流亡李庄五年多来首次出行，自此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令她终生难忘的江边古镇。

林徽因来到重庆，受到傅斯年等人的热情关照，在好友费慰梅帮助下，梁思成请来了在重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服务的著名美国胸外科医生里奥·艾娄塞尔（Leo Eloesser）为其做了检查。艾娄塞尔断定：林徽因的两片肺和一个肾都已感染，在几年内，最多五年，就会走到生命的尽头。

就在这个期间，外界传出林徽因病故的消息。沦陷期间蛰居上海的作家李健吾得知这一凶讯，在《文汇报》发表了《咀华记余·无题》一文，表达了对林徽因与另外三位女性作家的思念。文中说：“在现代中国妇女里面，有四个人曾经以她们的作品令我心折。我不想把他们看作流行的‘女作家’，因为侮辱她们，等于伤害我的敬意。好像四种风，从四个方向吹来，他们从不同的社会角落出来，传统不同，环境个别，因而反应和影响也就不能属于一致，有时候也许完全相反。一位从旧礼教中出来的丁玲，绮丽的命运挽着她的热情永远在向前跑；一位是温文尔雅的凌叔华，像传教士一样宝爱她的女儿。像传教士一样说故事给女儿听；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像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官；最后一位最可怜，好像一个嫩芽，在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我说的是已经证实死了的萧红。”又说：“但是，我前面举出的四位作家，死的死（据说林徽因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活的活……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李健吾确切地得知了林徽因尚活在人间的消息，惊喜之余又写了一篇题为的文章，表达他的感佩敬意之情。文中说：“足足有一个春天，我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说她害肺病，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境况似乎很坏。我甚至于问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涂。最后，天仿佛有意安慰我这个远人，朋友忽然来信，说到她的近况，原来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误传了。一颗沉重的爱心算落下了一半。”

当李健吾发表此文时，已转入战后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工作的费正清夫妇，表示邀请林徽因到美国长住和治病，林却以“我要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为由婉言拒绝了。

1946年2月15日，林徽因乘飞机赴昆明休养，与她日夜思念的清华老朋友张奚若、钱端升、老金等人相会于张奚若家中，其“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心情，正如林徽因在致费慰梅的信中所言“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代诗人们在遭贬谪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朋友不期而遇时的那种欢乐，他们又会怎样地在长谈中推心置腹！”又说：“我们的时代也许和他们不同，可这次相聚却很相似。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尽管此时的林徽因疾病缠身，但在这飘洒着诗意的字里行间，仍透出一股倔犟得近似强悍的激情和精神。像当年林徽因一家离开北平踏上流亡之路一样，林徽因对中国在战争中的前景以及整个民族的未来，始终抱有坚强、必胜的信念，她给费慰梅的信正是这种信念和心理的真实写照。

林徽因在昆明的朋友处继续休养，梁思成则因料理复员事宜提前回到了李庄，为他的英文本《图像中国建筑史》作最后一部分的撰写。这部见证了作者流亡苦难和民族抗战史的著作，终于赶在复员前全部完成。梁思成在“前言”中满含深情地写道：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时代起，我们就互相为对方“干苦力活”。以后，在大部分的实际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然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个“前言”，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赞誉，更是一位独立的学者对另一位学者、同事的挚诚感念。

这年7月初，林徽因、粱思成分别自昆明与李庄会聚重庆，并拜访在此办理复员事宜的梅贻琦，对复员后的工作计划进行了详谈。7月31日，在焦急地等了近一个月后，梁、林夫妇与金岳霖等清华教授，自重庆乘西南联大包租的专机飞抵北平，踏上了离别九年的故园。

回到北平的梁氏夫妇与老金等人暂住在宣武门内国会街西南联大复员教职员工接待处。此次重返北平，难免有一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概。遥想九年前的北平，差不多就在同样的时刻，随着国民党军溃退的何基沣将军，面对沦陷的北平和紧随不舍的青年学生们喊出了：“北平——我们还要回来的！”的豪迈誓言。想不到真的回来时，悠忽已是九个年头的时光。面对熟悉又陌生的古城旧地，梁、林夫妇与老金等清华教授们于激动中蕴涵着辛酸的泪水，可谓悲欣交集，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表达。正如梁从诫所说：“母亲爱北平。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早年的诗歌、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无一不同北平血肉相关。九年的颠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来了，像个残废人似的贪婪地要重访每一处故地，渴望再一次串起记忆里那断了线的珍珠。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躏，北平也残破苍老了，虽然古老的城墙下仍是那护城河，蓝天上依旧有白鸽掠过，但母亲知道，生活之水不会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久，梁思成一家搬入清华大学教授宿舍新林院八号，梁思成正式出任清华大学营建系（后改为土木建筑系）主任，林徽因以特邀教授身份参加创办新系的工作（南按：根据夫妇不能在清华同时任教的规定，林为特邀人员而非清华正式教员）。原中国营造学社的人员除王世襄转入故宫博物院外，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连同梁思成原来的学生吴良镛等一干人马，全部投奔到以梁思成为掌门人的清华营建系门下任教。——一个全新的格局在柳絮飘动，荷花荡漾的水木清华形成，中国营造学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此成为一件珍贵的标本，镶嵌于中国文化史的一页。也就在这一年，从李庄宪群女子中学穿着草鞋走出来的梁再冰，幸运地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就读。1947年3月，费慰梅欲返国就职，在离开中国前，专程从南京飞北平与林徽因、金岳霖等朋友话别，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自此遥天相隔，只能彼此在心中念叨了。同年冬，结核菌侵入林徽因一个肾体内，必须手术切除。林氏带着渺茫的希望入住医院，并留下遗书样的信函致费慰梅，内有“再见，亲爱的慰梅！”等告别的伤感之语。所幸手术意外取得成功，林徽因又从死神的拥抱中挣脱出来。但整个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伤口几个月才勉强愈合。

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进驻清华园，进逼北平城。整个平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北平古城危在旦夕。忧心忡忡的梁思成每天站在校门口向南眺望，倾听着远处阵阵炮声。一边来回转圈，一边自言自语地道：“这下子完了，全都完了！”意思是说北平有文物价值的建筑将全部毁于炮火。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几位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代表由张奚若陪同来到梁家，请梁思成、林徽因在军用北平地图上标明需要保护的古建筑与文物存放所在地点，以便在攻城中加以保护。尽管梁思成意识到可能是当年自己在重庆给盟军制作轰炸日本本土文物保护图时，送给周恩来的一份复件起了启示作用，但他面对中共领导下的军人亲自上门请教的做法，依然深为感动。——正是怀着这种理想与对中国共产党的点滴了解，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自愿留在了清华园并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除担负清华的教学工作，还兼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等职。同时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等。按林徽因的说法，从这时起，她才真正以林徽因自己，而不是以“梁太太”的世俗身份投身于新的政权和新的社会改造、建设之中。在此期间，林徽因颇为自豪地与梁思成等清华同仁共同参与了新中国国徽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具体担任了纪念碑碑座纹饰和花圈浮雕的设计任务。据说，当毛泽东主席在政协全国一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获得通过时，坐在台下的林徽因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1954年秋，林徽因病情急剧恶化，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是年底，病危，入住北京同仁医院抢救。1955年1月，梁思成积劳成疾，入住同仁医院林徽因隔壁病房治疗，与林徽因成了病友。梁的病情稍有好转，便每天到妻子房中探视、陪伴，但此时的林徽因已衰弱得难以说话，最后拒绝吃药救治。

1955年3月31日夜，林徽因进入了弥留之际，粱思成从隔壁病房来到她的床前，此时林徽因脸上已没有一点血色。看到妻子痛苦挣扎的神情，焦急又没有办法医治的梁思成放声痛哭，喃喃自语道：“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夜深之后，梁思成回到自己的病房休息。未久，林徽因自知不久于人世，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护士，她要见梁思成最后一面并有话要说。蛮横的护士竟以“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说”为由予以拒绝。但林徽因已没有气力等到天亮了，最后一个心愿竟未能实现，遂成为终生遗憾。

4月1日清晨6时20分，林徽因咽下最后一口气，撒手人寰，终年51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究竟要对夫君梁思成说些什么？这个疑问随着林徽因的去世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林徽因去世后入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林徽因亲手设计的一方富于民族风格的花圈与飘带的汉白玉刻样移作她的墓碑，碑上镌刻着“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字样。按照梁、林夫妇此前约定的“后死者为对方设计墓体”的承诺，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墓体——一个美丽的诗人与建筑学家带着她的梦想与信念就此长眠。

悼唁仪式上，众多亲朋故旧、好友学生送来了花圈挽联，最醒目的当是林徽因生前的挚友金岳霖、邓以蛰联名撰献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一身诗意的林徽因在春意盎然的四月随风飘逝，她美丽的心灵与旷世才情循着瀑布的飞腾洒向大地人间。她为中国文学与建筑史学留下的不朽佳作名篇，将作为一个时代的典范永垂后世。

林徽因经历了抗战九年的颠沛流离，经历了国恨家难、贫病愁苦的惨痛煎熬，这位遍体鳞伤的人间精灵化作一缕淡淡的彩虹在西天消失。著名诗人何三坡说：“造物主赋予林徽因惊艳的美貌，就不必再赐给她绝世才情；而赐予她绝世才情，就无须再给她光辉灿烂的凄艳之美。既然两者兼而有之，则必假上帝之手设法令其不寿。”天耶？命耶？抑或天命欤！

大道无形，大音希声。林徽因的仙逝，或许是仁慈的上帝老人对这位下凡人间的天使特有的爱恋与惠顾，以免其洁白真诚的身心遭受侮辱与蹂躏。假如她再活下去，那就不是只被砸毁一块墓碑的侮辱了（南按：林氏墓碑在“文革”中被清华红卫兵砸毁），很可能有被抛骨扬灰的下场。林徽因的早逝，是上帝的爱抚，是她不幸之中的大幸运。至于他的家人与好友仍在世间的大风雨中摸爬滚打，直至惨遭不幸，则是上帝与天国里的她所无法顾及的了。

第七章池南旧事不堪记第四节陶孟和之死

林徽因去世一年零十一个月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予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予盾，提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伟人的一声号召，使两个月后的“大鸣大放”达到了高潮。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此后，全党整风运动逐步展开。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5月15日，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内部下达，自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右”序幕。头悬利剑，许多人已进入张开的网中，只是这个时候大多数入网者还蒙在鼓里浑然不觉，仍在继续着鸣放的迷梦。为此，毛泽东对党内干部指出：“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之后再加以收拾。“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社论。此后，全国性大规模“反右”风暴开始，给历史留下最悲怆的影响是一网打尽数十万知识界精英，开创了现代中国政治运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先例。“在以后一连串政治斗争及一系列政治人物的升降浮沉中，人们都可以看到‘反右斗争’毫无游戏规则的政治变幻。这是一段思之依然令后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在这段历史中，首当其冲的是“章罗联盟”的定性，随之而来的是名动朝野的“六教授事件”出笼。据童第周回忆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有一个‘章罗联盟’。过去高教部和科学院有矛盾，我到北京后，这个矛盾已经尖锐化。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很多人想到科学院来工作。高教系统提出取消科学院，科学院应分散到各个大学去。当时民盟提出：成立一个科学体制委员会，民盟科学体制委员会有我、钱伟长等人。沈钧儒召开过一次会议，在会上我发言的中心思想是科学院不能取消。我的发言当时已刊登在《争鸣》杂志上。”又说：“后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高教部（杨秀峰等人）和科学院（张劲夫、郭沫若、吴有训、严济慈、我、范长江、于光远、胡乔木等）的联席会议。在毛主席办公室召开的，大家都发表了意见。我当时的意见是两者都要存在，要互相合作。每人发言后，毛主席说：‘我给你们划条三八线，都要存在，不要再拉绳了。’”

童第周与夫人叶毓芬当年离开李庄后，流亡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抗战胜利复员时又来到了他早年任教的山东大学，先后出任动物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等职，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三所高校走出来的唯一一位院士。1956年，童第周调任中国科学院任生物学部副主任，同时兼任民盟中央常委等职。他所说的在毛主席办公室开会，就是以中国科学院要员身份参加的。会议之后，按童第周的说法：“由于我清楚这个情况，所以没有去参加民盟的‘体制问题’会议。有一次进城开会回来，路过民盟中央，进去一看，华罗庚、曾昭抡、千家驹等正在讨论‘体制问题’，并订了几条。我去了大约一小时，没有参加讨论就走了。后来这几条成为所谓的‘反动科学纲领’登在《光明日报》上，下面却登了我们5人的名字。叶毓芬要我赶紧声明，当时我已去青岛，后来华罗庚打电话给我要发表声明，我们就联合发表了声明。”

童第周所说的“体制问题”，是经过民盟中央决定，由时任高教部副部长、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与民盟负责人之一黄药眠，分别负责召集两个小组草拟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两份文件。文件就保护科学、科学院与高等学校以及与业务部门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令他们万没想到的是，《意见》在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一发表，来势凶猛的“反右”斗争便狂袭而来，这两份文件被视为“章罗联盟”路线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铁证”。参与制定文件的主要人员曾昭抡、黄药眠、费孝通、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等六位教授，立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或撤职查办，或充军发配，或送往边疆农场劳动改造，一时间，社会各界如春天里点燃的野火，掀起了大规模围剿、批判“六反动教授”的烈焰。因童第周、华罗庚此前已嗅出导火索正在暗中燃烧的不祥气味，引起警觉并在高人指点下适时发表了声明，命运开始有好转。

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罗庚、千家驹、童第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联合发言，认为《意见》中关于重视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强调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保护科学家等意见，都不符合事实。7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华罗庚《我愿以这件事作为教训》的检讨书，对不赞成“外行领导内行”的观点作了自我批评，表示：“党能够领导科学，能够领导教育，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因了这一连串不断弯腰点头作揖的检讨，加之周恩来及时出面援手保护和周旋，童第周、华罗庚二人侥幸成为漏网之鱼，暂时没有被缉拿归案，而其他“六教授”则被一网打尽。

1957年7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北京饭店举行声势浩大的批判曾昭抡等六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一百多名专家学者。会议连开五天，中科院主要领导和大小喽啰们纷纷发言，对曾昭抡等右派分子进行“愤怒声讨”。会议认为“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的‘几点意见’，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科学工作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是“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就在众人于统一步调的大呼小叫中，突然，从羊群里蹦出一匹老马，冲全场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嘶鸣——这匹半道杀出的老马便是大名鼎鼎的陶孟和。

在国民党行将崩溃、全面撤出大陆的前夜，由于陶孟和与国民党不同的另类思想和对共产党的同情，使他坚决地率领本部人马离开中央研究院大本营，转战四方，最后下得水泊梁山大寨，重投新主。

1949年4月23日，陶孟和以极为亢奋的心情出席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仪式。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身着灰布军服，带一位警卫员，来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办公楼看望陶孟和，由于陶事先不知道陈氏到来，当然也不认识陈某人，乃像往常一样身着长袍至会客室相见，待互道姓名以后，方知对方身份。据陈毅说，他早年在北平中法大学读书时，曾读过陶孟和发表的一些文章，受到启发，并留有印象云云。到底读过什么文章，则没有说出。在解放军渡江前夕，陶孟和与几位同道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如国宝不能南迁台湾等文章，已被这位陈司令员所闻并表示赞赏——这或许正是陶孟和所要达到的效果。此次会谈，陶孟和与傅斯年等人大不同的另类思想，以及甘为共产党效力的表态，令掌控生杀予夺大权的陈毅司令员非常满意。

同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文教会派赵卓到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召集员工联谊会理事会，陶孟和积极出面支持军管会的要求。在中央研究院各所被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接管之前的一段空隙里，根据南京军管会安排，曾成立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维持南京各所的日常工作，共选出14位委员，陶孟和为主任委员。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京召开，陶孟和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出席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10月19日，成立未久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组成了以郭沫若为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的中国科学院。陶氏能挤进新生的中国科学院并出任高官，据说是陈毅出面向中共中央力荐的结果。陶孟和当年的心思总算没有白费，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形势下，其政治理想如愿以偿。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正式办公，后来即以此日为中国科学院成立日。院址最初借用东四马大人胡同10号，11月23日迁入王府大街9号；1950年6月23日迁至文津街3号；1966年迁往西郊友谊宾馆北馆；1970年7月，迁往三里河路52号。建院之初，科学院下设办公厅和研究计划局、国际合作局（联络局）、出版编译局等三个局，陶以副院长的身份兼任出版编译局局长。

有些巧合的是，中国科学院院于1950年迁入的文津街3号，正是30年代原社会调查所与静生生物调查所旧址。已成为中科院副院长的陶孟和，办公室就在他原任社会调查所所长的那间屋内。想不到在风风雨雨，硝烟炮火中绕了大半个中国，人到白头又回到了事业起点的位置。旧地新任，百感交集，陶孟和自是嗟叹不已。尽管他不再像当年那样年轻和朝气蓬勃，不再为自立山头还是归附水泊梁山聚义厅之问题与中基会总干事任鸿隽不惜一战，但面对旧屋中的那把显然有所增高的坐椅，内心深处对新政权的恩情还是由衷地感激，并力图在科研事业上有所贡献。正是怀揣着这样一个伟大梦想，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他与同时被任命为副院长的竺可桢从北京返回南京、上海等地，以各自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影响，同时以新任党国大员的威力，动员收拢已散落于各派系山头和流落于江湖中的旧部与科学界好友留在大陆，以为新中国效力。只是出乎陶孟和预料的是，当他坐在副院长的高大椅子上环顾四周，突然发现面临的处境并不容乐观，且越来越陷入有苦难言的尴尬境地。就当时的情形论，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一职位，与他此前的学术声望，以及后来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所费的心力是相称的。但此一时，彼一时，既然新政权已经建立并渐趋牢固，陶的学术价值与当年所作的敲边鼓性质的一点事业，已经不值一哂了。据当年与陶共过事的中科院人士回忆：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实际的工作（管出版、图书），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

然而，令陶孟和不快和对他的致命打击还在后头。当他坐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交椅的时候，其一手经营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尚在被视为蒋介石老巢的南京，工作、生活方面诸多不便，经批准于1952年底迁往北京。这个时候，社会学已经被新政权和新生的“天才”们当做伪科学遭到了否定，该所到北京后即被改为学术性质和研究方向大不相同的经济研究所，整个社会学专业被无情地取缔。正如陶的部下巫宝三所说，“到1952年底，可以说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研究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个由陶孟和顶着各方面压力一手创建、中途经过改编和重组，历尽风雨坎坷始终由陶氏掌舵达26年之久，且最初是以研究人民生活问题为指导方针的社会调查所，就这样如一缕轻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一个在社会学界颇负盛名的重量级学者，最后落到学术成果无人理会，甚至连自己的专业都保不住的悲怆境地，其内心的痛苦与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更令陶孟和为之扼腕的是，抗战期间他与他的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科学报告，因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与日本政府的复杂关系，这批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不再理会。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但国共双方分别代表自己所统领的党派主动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中国在战争中折合当时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赔偿。——这是当时在李庄时期的陶孟和与社会学研究所全体人员没有料到的，也是中国普通民众没有想到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几十年后的2004年，一个捡垃圾的老汉在北京某地一个丢弃的废墟中，捡到一麻袋文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李学通等专家鉴定，正是当年陶孟和等人在李庄时期所撰成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损失调查报告。而对这堆“废物”作何处理，仍无人理会。

既然社会科学研究所已不复存在，陶孟和的兼职所长也自然随之化为乌有，他成了一个被架在空中的光杆副司令，晚年的人生也随之步上了另一段高耸云端、摇晃不止、虚无缥缈的天梯。他在忽忽悠悠的腾云驾雾中，身心俱疲，精神几欲崩溃，再次发出了久积于心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的呼喊。尽管他的呼喊有些声嘶力竭，但没有人乐意回首一听，其尴尬情形从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张稼夫回忆中可以看出，张说：“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澜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

在张氏提到的几位科学院大佬中，唯独没有陶孟老，这当然不是作者的疏忽。既然陶孟和还坐在副院长那把尽管有些摇晃但尚未彻底翻倒的椅子上，这“事先交换意见”的程序，按院章规定也应有他的一席，可遗憾的是陶孟和确实已经没有“席”了。一位中科院的老科技干部后来也有类似的回忆：郭沫若因有副总理头衔，事情多，交往忙，平时难有时间顾及科学院的事。张稼夫1956年因病调出后，与其一字之差的张劲夫人主中科院，从1956年到1967年，张劲夫实际领导科学院，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陈伯达、李四光都在科学院外有事忙，做事务的副院长就是竺可桢、吴有训（南按：1950年12月出任副院长）。这位老科技干部又说，科学院的副院长通常也没有掌大权，大权是科学院党组，党组成员行政职位可以不高，但是决策权在党组。如果党组书记愿意，可以给科学家院长副院长一些权。如果现在谁以为当时的副院长在决策圈里面，那就搞错了。实际上张劲夫的党组成员有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谢鑫鹤、武衡、郁文等人。

这个时候的陶孟和显然被踢到了圈子之外，成为一个悬在空中可有可无的影子。时过境迁，痛失地盘和人马的陶氏自知再拉杆子转战二龙山，重登梁山聚义厅或忠义堂的时代一去不返，只好把花白的头颅埋于中科院图书馆（南按：陶兼图书馆馆长）一摞又一摞的故纸堆中寻找一丝精神的慰藉。但慰藉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有时不但找不到慰藉，反而带来更大的苦恼甚至羞辱。曾在中科院编译局任职的赵俪生，对陶氏的经历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郭沫若，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在初中时，我读到他那情书集，“你那飘浮在逝水上的浇叶啊”，我常常吟诵。又读了他的短篇小说《叶洛提之墓》，这是一篇“盗嫂”的故事。还读了他的译品，开头几句我一直能背，“一日晚秋薄暮，一老人衣冠楚楚，徐行走下城市”……这一切都说明，一开始我对他并无反感。

反感，是自到科学院以后。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我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　　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身后帮腔，说三道四。

我忍不住了，就写信给当时设在王府井大街南头路西的《人民日报》，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傍晚7点到报社。我去了，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周边，啪啪啪啦价打。但最使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复信……前一段是“应酬”的口气……后一段就厉害了，“但是”（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谨供您参考”。好家伙！这不就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

因了赵俪生对郭沫若的霸道作风表示不满，很快被当权者踢出圈外，另谋生路去了。而此时的陶孟和尽管政治上失落，人格上遭到羞辱，内心悲郁愤懑，几有屈原忧心愁瘁，彷徨山泽，经历陆陆，嗟号昊天之悲苦。但身为一个立志以科学报国的知识分子，出于文化良知和对社会的责任，仍有屈原“思君念国，忧心罔极”的悲悯情怀。1951年之后，陶孟和对中国大地兴起的一连串“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运动之后学术研究工作仍一筹莫展的状况甚为焦虑，言谈中经常带出一些不满情绪，最后终于将积忧愤懑爆发出来。当此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批判曾昭抡等六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大会时，陶孟和眼见中科院的主要领导和大小分子登台发言，一个个龇牙咧嘴、大呼小叫，没有辛酸泪，只有荒唐言，且神经兮兮地对曾昭抡等进行“愤怒声讨”，对此不以为然，不满情绪更加外露，认为曾昭抡们搞出的那个科学纲领并没有什么大错，即使有错亦不能如此上纲上线地批斗。想到这里，遂与郭沫若为首的批判者叫起板儿来。

经陶孟和一顿搅局，狂叫者的气焰稍有收敛。但最后的结果据当年社会学所研究员巫宝三说：“有人借机散发了陶孟和平时对党不满的言论，大概由于受到领导上的保护，陶先生后来没有成为批判对象。”也就是说，有人想借机拿陶孟和在会议上搅局一事开刀，但最终未能开成，其内在缘由巫宝三猜得不错，的确是受到领导上的保护，且这个保护的“领导”，就是“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发动并遥控运动形势的毛泽东本人。早在1957年整风初始，当政者动员知识界大鸣大放，意为“引蛇出洞”时，满面真诚的陶孟和乘“鸣放”的东风，稀里糊涂地发表了自己的“高见”，认为“旧知识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无材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到了整治曾昭抡等“六教授”时，陶受到惨烈的批斗场面刺激，开始反省并认为当权者不能这样做，特别是科学人才集中的中国科学院更不能以这种形势上纲上线地整人，遂自己跳出来与郭沫若等人叫板儿。主持会议的郭沫若自然不把陶孟和当一盘菜，于是决定反制，将陶氏踢出圈外，或干脆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赐给他一顶“钢盔”（南按：各类反动分子帽子的别称）戴着，但几个月下来仍没有成功，此事连郭沫若都有点不解。这年9月，当“反右”进入高潮时，中国科学院连续开了三天大会，集中火力批判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李景汉等四教授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政治阴谋”。会议由郭沫若主持，许多所谓的科学文化界名流都加入了这个把对方“批倒批臭”的运动行列。就在各色人等怀着不同目的纷纷登台声嘶力竭地大加鞭挞时，素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的陶孟和又出人预料地报名登台发言，他一张口就令众人大吃一惊。陶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受到敌视。”最后，陶孟和脸色铁青地大声疾呼：“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后来在社会上兴行和广为流传的“浩劫”一词，就肇始于陶氏这次伟大而冒险的发言。

陶孟和此言一出，众皆惊悚哗然，认为仅凭这一个“浩劫”，打成反革命并拿入大牢，再抬上老虎凳，捏着鼻子灌一顿辣椒汤已成定局。陶的言论很快被写成专门报告呈送到周恩来办公室与毛泽东的书房，最高当局盛怒之下，一度曾把陶氏内定为“右派”加“反革命”双重分子，后来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虑又改令手下对陶孟和提出警告，终没有将其置于死地。内中原因，据说是陶的两层非凡的人脉背景使他在极度的危难中免遭压顶而来的“浩劫”。第一，陶孟和为南开中学的开创者之一，属于周恩来的师辈人物，并与周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陶在北大任教的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时代的老师兼准岳父杨昌济教授病故，当时杨家来京不久，无依无靠，生活艰难，且杨教授生前有几个钱都赞助了欲出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在这种处境下，是蔡元培、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并料理了丧事。丧事办完后还剩了一点钱掌握在杨夫人手中，准备以后生活所用。当时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受毛泽东的影响已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准备与毛正式结婚，但毛泽东却根据当时的形势要回湖南创办文化书社，只是缺少资金一时无法离开，在这种情况下，杨开慧便动员母亲把父亲办丧事剩下的那笔钱拿出来交给毛泽东，作为创办文化书社的资金。毛在感谢杨开慧母女的同时，自然知道这笔来之不易的钱是蔡、马、胡、陶等四人发起呼吁捐助的，因而毛泽东对上述几位教授的情谊刻骨铭心，念念不忘。正是念及这段旧事，毛才手下留情，没有对陶采取严厉行动。也正因为毛感念这段旧情，马寅初才成为后来的北大校长。而“成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胡适在遭到中共控制的文人策士们一阵口诛笔伐，被批得体无完肤之后，毛泽东于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接见政协知识分子代表时，就胡适的是非曲直、功过是非，说了一段出乎众人意料，且意味深长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当年争取胡适和清除胡氏“毒素”的无奈，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旧情无法割舍的感念之举。而其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已赴台湾、香港的傅斯年、钱穆或留在大陆的冯友兰等辈，一生都没有等到，也不可能等到这句令人思之感伤的心里话。所谓“行下春风才有秋雨”，其根源就在于此。陶孟和躲过了一劫，三生有幸，可谓当年烧香布施找对了庙门。否则，性命忧矣！

1949年8月16日，身居在美国的胡适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一些留在大陆的故友，对大陆的变化及朋友们的出处表示了深情关切。在谈到陶孟和时，胡适引述故友沈怡，也是陶孟和郎舅的来信，谓陶在京沪“很活跃”，并说“他是道地好人一个，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套看法”。这个评价是否公允，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性格就是命运，作为陶孟和后半生的生活与精神状况，确是令人为之扼腕一叹。1960年4月17日，陶孟和心怀郁闷孤寂之情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终年72岁。

第八章高才短命人谁惜第一节大时代里的曾昭燏

陶孟和的死，除了他的家人、亲属、门生故旧陷入悲痛，有一个与陶氏似乎并无多少瓜葛的女性，在致唁电表示哀悼的同时，内心分外伤感凄凉。这位女性便是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

按辈分，曾昭燏与陶孟和属于两代知识分子，无论是在昆明初识还是在李庄为邻，只是偶尔有业务上的往来，并没有建立起亲近的私人关系。但到了抗战结束还都南京，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狂飙突进式的进展，二人对时局的看法和政治上的关系也发生了质变，开始作为一个沟里的盟友发表言论并双双引起中共的注意和重用。

抗战胜利复员之际，曾昭燏先后参加“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和“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等组织工作，由于此前李济辞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受领中国代表团赴日本追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等任务，李推荐的梁思成又表示舍南京而赴北平到清华工作，中博筹备处主任一职便由曾昭燏代理，1947年5月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兼任，曾昭燏担任专门设计委员、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这一时期，曾昭燏最为热心的是中央博物院建设事宜。

抗战爆发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匆忙撤出南京，拟定的博物院三个馆的工程建筑只完成了人文馆，而最重要的大殿等主体工程只完成了大半，且在日据期间又遭部分毁坏，急需扩充、整修、完善，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对于这段经历，曾昭燏回忆说：

1946年11月，伪国大的召开，等于替和谈关了门，但我没有注意这些事情，因为有新的工作占据了我。博物院负责人李济因他父亲的病而留重庆，南京方面的事全由我管，我便趁此机会，找到傅斯年、翁文灏两人，向伪教育部要了一大笔钱（伪国币廿三亿多）来修建博物院的陈列室，在一个多月之内，找建筑师作好了计划。要到了款子，招了标，与营造厂订立了合同……1947年1月，在曾昭燏具体操持下，中央博物院主体大殿修建工程开始，至年底按计划竣工，这座当年由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梁思成修订并最终定案的仿辽建筑的博物院，至此才算初具规模。此项工作使曾昭燏在政学两界人士和同事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其间，曾昭燏充分展示了她的聪明才智和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继大殿之后，一个造型优美坚固的陈列室又很快建成并陈列藏品向民众开放。在官场混乱、贪污腐化遍及宇内的堕落风气下，这座建筑透明得体的运转机制和不凡的业绩，犹如一潭死水掀起微澜，令人精神一振，朱家骅、翁文灏、胡适、傅斯年等政学两界的大腕倍加赞许。1947年10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曾昭燏女士邀在中央博物院吃蟹，饭后与俞大维谈。看博物院新建筑，甚赞叹其在大困难之中成此伟大建筑。”除了与曾氏友善的学界中人，即是国民党内部纯粹的官僚政客也不得不点头为这伟大的建筑与曾昭燏的主政能力表示由衷敬佩。

因了这一缘故，后来一度担任过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梁白泉猜测，曾昭燏之所以在1949年坚决地留在大陆，“很可能是因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大殿和陈列厅凝结着她的汗水和情感，也可能是她以为如日中天的考古事业还是在大陆”。这个推测的前半句自不待言，那渗透着自己心血的陈列室与博物院大殿，就像自己亲生的婴儿，当然是倾注情感与恋恋不舍的。而后半句则与当年夏鼐对郭宝钧所说的那句“我们还有前途”颇为相近。若从曾昭燏的生命轨迹与思想转变情形深入探究，又非如此简单，内中暗含的隐秘曲折自是复杂得多，此点从曾昭燏留存的日记和向组织部门提交的“自传”暗含的密码系统可以窥探出一点门道。

1951年10月3日，在大举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潮中，按上级组织部门要求，曾昭燏以戴罪之心、模仿湘乡荷叶镇曾氏家族所藏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兵败被俘所写的《李秀成供词》，写出了数万字的供状式《自传》，谋篇布局为十一个部分，目录如下：

一、我的家庭和它的经济状况二、我的社会关系三、我的童年四、我的中学时代五、我在大学读书和中学教书的时代六、我在国外读书的时代七、我回国后在抗战中的七年八、抗战胜利后三年零八个月的我九、我与美国人的关系十、解放后我的认识十一、总结《自传》按程序逐级上交，并经中央高层组织内查外调核实一番，作为“秘密”案卷封存于冰冷阴暗的铁柜中，除曾氏自己和少数几个参与调查者，外人对案卷内容自是无法窥知。后来有关部门对曾昭燏含冤去世平反昭雪时，曾氏的同事与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知识分子为其撰文纪念时，对她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在江山易色、政权鼎革之际的所思所想，以及政治思想转变的内因外力等仍是茫然无知，只能凭借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的，来替这位考古文博界杰出的女性说几句公道话，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一尴尬局面延续了几十年，直到2009年才得以打破。是年春，南京博物院在“纪念故院长曾昭燏百年诞辰”专题筹划中，由精明强干的龚良院长亲自出面，特别提请上级有关“组织”打开了陈封的卷宗，复制出了列入“秘密”级的曾昭燏《自传》的大部分，以作曾氏生平研究的参考材料。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秀成供词》被重新发现和定位一样，透过曾氏《自传》那一页页泛黄的纸片，许多悬而未决、争论不休的隐秘得以揭开。

从曾昭燏《自传》可以看到，湘乡曾氏家族子弟一直秉承曾国藩“耕读持家”的家训，以及“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的教诲，而子弟们也确实按照这位曾文正公指引的“大道”走了下去。只是这条路走得也不平坦，从龚自珍、曾国藩两代人意识到老大中华“颓世”难挽和“洋患”逼人，直到历史进入急剧变革又动荡不安的国民时代，这条“大道”渐渐淤塞成“小道”，最后竟变成了一条死胡同。悠忽间，社会进入了一个“革命”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鼎盛的1927年，鲁迅写下了这样的话：“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就在这鲜血喷溅，哀哭啸叫的“大时代”中，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幸或不幸地被裹挟于政治旋涡，并随着旋涡的消长而升降沉浮，于生死间游荡或者翻滚儿。诚如鲁迅在这一年冬天所说：“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时在湖南的大儒叶德辉被农民协会砍了头，在北京的王国维惊恐跳湖，皆缘于这一既可以得生又可以得死的“大时代”。

就在这股打打杀杀加“血，血”的“革命”声浪中，曾昭燏所在长沙艺芳学校校长曾宝荪仍固执己见，不赞成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对此，曾昭燏在《自传》中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一九二五年初秋，到二六年初夏的这十个月，是很平凡的过去的，五卅运动的余波，省港罢工的大运动，对于这个保守的女子中学，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但北伐军的炮声，终于把这深闺绣门的美梦惊醒了，革命军攻入湖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只知道赵恒惕走了唐生智来，唐生智走了叶闻鑫来。叶挥队还把欢迎唐生智的军队的学生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慰问。”又说：“北伐军占领长沙后，全长沙市学生界的示威游行，提灯游行，讲读、贴标语，我们学校一概不参加，这在革命群众的心目中，当然认为是反动的，许多人来同我们的学生会来谈，我们不理睬，报纸上起始对我们责难，我们起初不理，后来分辩，责难得急了，招架不来，我们校长表面上辞了职，由教员学生组织了维持会来负学校的责任，我也是维持会的一个负责人。”

作为负责人的曾昭燏带领一班学生向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董维键请愿，请求维持学校正常教学。时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及主席的柳直荀（南按：毛泽东在《蝶恋花·答李叔一》“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妻子李淑一之妹与曾昭燏同学，遂一同率人找到柳直荀交涉，希望柳能拉艺芳一把。但柳氏不以为然，且态度蛮横强硬地指斥“艺芳女子中学是个反动的学校，不应存在”。经了柳直荀这一番表态，艺芳学校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尽管曾昭燏等奔走呼号，还是于1927年4月8日被毁，学生被迫解散。对于这一经过，曾昭燏回忆说：“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八日，住在我们学校隔壁毛主席所创办的船山学社里面的农民协会的梭镖队，持着教育厅的命令，来解散我们的学校，我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事，抗拒着不接受命令，大家抢着把学校的东西往附近的同学家里搬，卫护着校长出了大门，然后大家集合在教室里，唱歌，用墨水在墙上写‘艺芳精神不死’的标语。然后大家呼口号，整队出门。”在梭镖横飞，哀号奔逃的大混乱中，曾昭燏率一班学生掩护主要教职人员离校，校政主持者曾宝荪与曾约农逃往汉口避难。曾昭燏与艺芳学校校舍总监、曾宝荪表姐萧孝徽，左景馨（南按：左宗棠曾孙女，曾留学英国，后为艺芳教师），陈昭炳，彭坚等师生租赁长沙“遵道会”房舍，将小学和初中部恢复起来，并轮流兼任教员和后勤人员，勉力苦撑。

随后的日子，曾昭燏与她领导的“同学维持会”一直为复校奔走呼号，在亲朋好友和社会同情者的帮助下，是年10月，终于把毛泽东所办船山学社农民协会占据的曾国藩祠中的“浩园”夺回。外避汉口的曾宝荪接到曾昭燏拍发的电报，立即返回长沙欲图东山再起，并在1928年春得以复校。此次事件，是曾昭燏首次亲身与找上门来的政治势力接触和面对面的交锋对垒，显示了潜伏于身中果敢决断的性格，其临危不乱的组织领导才能此时已初露锋芒。这一时期，曾昭燏除了与“革命”者展开斗争，还目睹了“汤翯事件”并经历了营救失败的痛苦和迷茫（南按：前文已述）。曾氏从英国归来到昆明，一度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就由早年这一悲剧性事件刺激而萌发。

当艺芳学校恢复之后，曾昭燏接受的仍是埋头读书、“不要问政治”、“爱你的仇敌”等具有基督教义色彩的教育。直到第二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仍尽力躲避政治干扰。曾氏在《自传》中说，她与二哥曾昭抡整日忙于各自的事务，“除上课外，他关在他的实验室里，我关在我的实验室或图书馆里（我是外文系学生，兼有化学系的课，第二年才转到国文系），晚上回来后他做功课，我们没有时间讲话，更没有时间谈政治，那时我对于政治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尽管后来在留学海外期间深受国内抗战悲情的刺激，一度对时事和政治产生了兴趣，但仍属于对家国、亲人的挂怀，以及海外游子的特殊情形造成，一旦回归国内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对政治的兴趣又趋缓下来。当曾昭燏随中央博物院迁入四川李庄并随吴金鼎率领的发掘团到彭山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时，其心态基本如前。只是，这个时候与政治紧密相连的社会现实不断刺激着她的神经而令人难以回避。对此，曾昭燏曾有过这样一段交代：

此时发生的惊天动地的皖南事变，我们竟一点不知道。在彭山工作了一年，也同在大理一样只从第三者的态度来看世界发展。苏德战争的发生，使我又兴奋一下，但只兴奋而已，国际上复杂的局势，使我不愿多想。但不论你如何不愿意过问政治，许多血淋淋的景象呈现到你眼前来。例如成都附近各县在抽壮丁时各种离奇和惨无人道的事实，以及壮丁入伍后种种被虐待的情形，在老百姓口中传播着，就在我们发掘的地方附近，一个青年农民为着躲壮丁竟跳入粪坑内，把头脸埋在粪里，差一点闷死，我听见这些事，直觉地认识到国民党这样残虐，决不能长久。

就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曾昭燏的二哥、时任教于西南联大的曾昭抡也发生着变化，并逐渐向政治祭坛靠近。这一转变，从曾氏留存的1940年日记可窥其一斑。5月25日，曾昭抡记载道：

晚七时半，联大化学会在昆北五号开会，欢送毕业生，挽我出席。到会学生共五十余人，惟女生则一人未到。教员中只有杨石先、曹本熹与我三人。今晚我之讲演，大为成功。内容系勉励学生，于今后十年中，努力奋斗，以求一生事业之成功，且不妨怀有极大之野心云云。

同年12月18日又记载：

五时，应约往访仲兄（南按：曾昭承）。仲兄相告，谓胡小石告彼，党部向重庆告密，谓林同济在此组织新政党，以《战国策》为其机关刊物。其常相往来之友人中，以我列第一名。按《战国策》论调右倾，主张独裁，与我之政治主张，正系相反。此项消息，真是离奇。暑假中林、何等与党部合作，举行学术讲演会，关系似颇亲密，不料今竟相忌至此。国民党之不能容人，于此可见。

出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对国民党的不满，到了1944年，曾昭抡索性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作为这个民主党派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与中共地下党携手合作，会同闻一多、吴晗等辈，与国民党或明或暗地唱起了对台戏。以此开始，曾昭抡彻底卷入政治旋涡，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争哲学风行的时代大潮中升降沉浮，直至惨遭横祸，命赴黄泉，算是为政治鞠躬尽瘁之一典型的悲剧人物。

对于曾昭抡的思想转变，曾昭燏深受影响，并由逐渐认同到敬佩，认为曾昭抡投身民主运动，纵论时局风云的气魄与决心，“为自己所钦佩”。在潜移默化中，曾昭燏原本有些动荡却被强压于内心深处的思想，像春雨过后的小草慢慢从枯枝败叶下探出头来，欲接受风霜雨雪的吹打与洗礼，其生长的根苗渐渐向以红色为主调的左方倾斜。到了1947年，几个隐形的助推器潜入她的身边，曾氏漂流的速度骤然加快，差一点漂出身在的江湖，跃上红色的彼岸。对此，曾昭燏列举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个案以示明证：

我的一位堂侄女曾宪楷忽到南京来，住在我这里。宪楷与我是中学同学，她有一位胞妹名宪植，在大革命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为叶剑英将军的爱人。在抗战初起的时候，因为统一战线的成立，宪植同着许多老同志回到了湖南，宪楷因之而与叶剑英将军、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许多老同志认识，常常往来。宪楷自己虽未参加革命工作，但对于共产党至少有初步的了解，她和我谈一切她所知道关于共产党的事，她说共产党绝对要文化，绝不会仇视知识分子，她劝我尽力保存着博物院这个国家文化的库藏，以待新时代的到来。她的言辞使我消释一切的疑虑，更积极地来做博物院的工作。

曾宪楷是曾国荃的重孙女，国立湖南大学文科学士、燕京大学硕士、历史学家。1948年底进入华北大学任教。这个历史上存在时间较短的华北大学，在国共鼎革之际，其地位盖过了国内所有公、私立大学。校长吴玉章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副校长成仿吾尽管是被鲁迅讽刺为“流氓＋才子”的所谓“创造社”成员之一，但他属于左翼阵营的急先锋，也是一位能量很大的人物。这个仅存活了一年多的革命大学，为中共培养了近两万名中青年干部，这些干部中的大多数，像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种子撒遍全国，很快在乡村城市生根发芽，成为中共建政后依靠的嫡系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铁杆机器。1950年10月，华北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根正苗红的中共第二党校，一直站在革命前沿阵地的曾宪楷也随之成为这所党校历史研究所教授，后一度出任副所长等职。曾宪楷诗文俱佳，有著作传世，终身未婚，晚年与其妹，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的曾宪植同住在一起。

直至20世纪末，对曾宪楷生平研究几乎一片空白。随着新世纪到来和以曾国藩为首的曾氏家族秘史被重新发掘、研究，其后世子孙亦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曾宪楷的事迹，特别是国共鼎革之际从事的一些隐秘活动也引起了研究者注意。据学术界初步研究的结果显示，20世纪40年代，中共高层通过叶剑英夫人曾宪植，令曾宪楷以隐蔽的身份，周旋于曾氏家族中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与其有姻亲关系的民主党派人士中间做“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手握中央博物院实际权柄的曾昭燏则是重点争取的对象之一，于是便有了曾宪楷肩负政治使命突来南京与曾昭燏同居一室的经历。

曾宪楷不辱使命，其目的显然是达到了，仅几个月，曾昭燏的思想就有了重大转变，并在政治上朝着红色彼岸奔涌向前。不仅如此，曾昭燏在准备突出国民党官僚体制和思想钳制的多重围困之时，也试图把身边的亲友、师生一同拉上彼岸，免得与蒋家王朝这艘古船一同沉没，其“政治思想工作”触角，竟伸向了国民党政府的铁杆支持者傅斯年。对于这段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的经历，曾昭燏在《自传》中作了这样的供述：

傅斯年……在思想上对我的影响相当的大……至于我对他怎样呢？我虽和他长期在一起，而且非常接近，但我看不出他反革命的本质，我看见他反孔宋，反对官僚资本，反对二陈，我崇拜他，认为他有正义感，我看见他生活的严肃，对于自己的刻苦，对于朋友的肯帮忙，我认为他的死心塌地的帮国民党，只是对于蒋介石私人的感情，而和社会主义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冲突。我佩服他的学问与才能，因为他始终如一的对我的关切与支持，我对他有“知己之感”。当抗战期间我还在四川的时候，我的思想不大能超越他的范围，直至抗战胜利回到南京以后，我逐渐认识清楚，而他愈来越反动，我不能正言劝他，因为他是很固执的，我只能用旁的方法，想使他和国民党脱离关系。在一九四七年，他要出国养病，而一再拖延，不愿出去，我用尽方法催他，通过俞大綵的关系催他，等他到美国以后，我又继续地写信去，劝他不要再回来。我希望他能逃过蒋家王朝覆亡的那一幕（我知道时候不久了）。免得他自己卷入旋涡中去，也希望他在国外能比较清楚的观察国内的情形，而改变他的思想，不过我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他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回到南京来，不到半年他便逃到台湾，不到一年南京便解放了。

尽管在傅斯年身上施展的连环妙法随着傅氏的归国而基本宣布破灭，但曾昭燏的政治热情却随着国共实力彼此消长，以及国民党腐败现象的膨胀蔓延而变得高涨起来。而与生俱来的“果敢、负气、质直”性格也在新的环境中得到了激活，“湖湘士风”的精神传衍已融入了她的身心并令其感到亢奋。当时俞大絪正在南京暂居，姑嫂来往频繁，在政治观念上已站在丈夫曾昭抡一边的俞大絪，亦无形地对曾昭燏施加着影响。曾昭燏回忆说：“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她在南京，我们时常见面，互相讨论问题，对于政治上的见解，她是大致和昭抡相同的，因此她对我可说有帮助。”

1948年1月，赴欧美考察原子弹制造方法的曾昭抡已由欧洲转赴香港待机归国，曾昭燏与之多有信函来往，曾昭抡劝这位小妹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倾向红色一边，最好要像一些急进的左派知识分子如清华大学的吴晗等人一样付诸行动，与二嫂俞大絪一起投奔中共控制的解放区参加革命。这个另类的设想令曾昭燏兴奋了好一阵子，但最终未付诸行动，其理由是：“第一，对于博物院认为是自己制造的东西，已经有感情上的留恋，不愿意在半途离它而去；第二，认为自己以前没有勇气参加革命，现在人家没有你，革命也可成功了，你去凑热闹干什么，不如保存着博物院，对于将来国家的贡献也许还要大些，而自己保存这个宝藏，总是有功无过。”曾昭燏这个说法既合乎情感又具有理性，应当是真实可信的。这年4月，中共山东兵团已攻克号称“鲁中堡垒”的潍县，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兵锋之强劲，大有饮马长江，直捣南京之势。国民党卫戍司令部于恐慌中急调城外宪兵进城守护，因事出仓促，进城官兵无房可住，军方欲强占中央博物院的房舍充作兵营。作为实际负责人的总干事曾昭燏自是不能相让，于是与军方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军方态度强悍蛮横，势欲开进，曾昭燏动用各种人脉资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了许多大官们出来说话，才没有让这些军人驻进来。”在这样一种危难情形下，曾昭燏要想一个人悄悄溜走，于情于理皆不相合，更无法向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同事们交代，她所做的只能是苦撑待变，以图将来。

这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开始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藏珍品运往台湾。曾昭燏认为此举不妥，力加阻止，但总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焦急忧虑中，只好致快函向当时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郑振铎、徐森玉等文化界名流求援。11月29日，曾昭燏得到徐森玉自上海发来的快信，内称“此意既出于行政院及教育部，本院在京理事又皆赞同，先生即不以为然亦无法违命。”

徐氏对曾氏的举措表示支持和同情，但深知大局如斯，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只有安慰而已。12月4日，国民政府军政大员在行政院院长室召开国立中央博物院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选择最精品文物随同故宫古物迁台。曾昭燏列席了会议并做记录，虽当场提出抗议，但无人理睬。盛怒之下，曾昭燏于12月6日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一函，曰：

立武钧鉴：

前日本院理事会开会，决议将本院所藏文物选择精品壹百贰拾箱运至台湾。此决议纯为诸物之安全着想，凡爱护民族文化之遗存者，必无异辞。惟是夜即闻招商局江亚轮在吴淞口外爆炸沉没消息。爆炸原因陈说不一，最大可能为触浮雷或船中置爆炸物，交通当局深以航行安全为虑。又昨日有从台湾来者，谓台湾屡次要求托管运动，皆一部分美侨策动主持。今美国态度昭然若揭。若万一南京有失，美国既不愿意放弃其军事根据地之台湾，又不愿卷入中国战事旋涡之中，最巧妙方法为支持台湾人要求托管或宣布独立。此运动若成，则所有运台文物恐无运出之日。此次遵照理事会决议，所选诸物多独一无二之国宝，若存京文物，安然无恙，而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　　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职对此事虽无责任，然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各种危险，岂可缄默。望钧座陈之本院理事长，转商各理事，慎重考虑，权衡轻重，要求较安全之策，则幸甚矣。谨此上陈，伏乞垂鉴。并赐复为祷。祈请钧安！

职　曾昭燏谨上　卅七年十二月六日杭立武比曾昭燏大5岁，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安徽省公费留学名额，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其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担任名誉研究员，获硕士学位后返英伦继续学习，1929年获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并一度兼任系主任。1931年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1932年创立中国政治学会并兼任总干事，1933年在南京成立中英文化协会，此后中法、中比、中瑞、中美等文化协会亦相继成立。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美国联合援华会会长。1944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1946年转任政务次长，1948年开始负责运送国宝到台湾。

杭立武看罢台头光秃秃、连个“先生”的尊称也没赐予，且直呼“立武”其名的信函，甚为恼怒，认为曾氏是不可理喻的妄人，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所述内容完全是妇人之见，所谓头发长见识短是也，遂于盛怒中弃之一边不予理睬，仍运用手中掌控的权力，指挥大队人马按原计划迁运中央博物院筹务处所藏珍宝。1949年1月1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室再度举行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出席会议者有朱家骅、张道藩（洪兰友代）、徐森玉（杭立武代）、萨本栋（钱临照代）、傅斯年、王世杰、翁文灏、胡适等，会议决定“尽可能将文物迁运台湾。留下文物，封存于该院（中博）及朝天宫故宫博物院仓库内”。这个决定，仍遭到曾昭燏反对，但无济于事。

自1948年12月至翌年4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总数为852箱，其中包括殷墟卜辞、毛公鼎等出土文物和宫廷文物，皆为国之重宝。曾昭燏眼见自己保管的藏品大势已去，在极度悲愤又无可奈何的伤感中，于1949年4月18日在上海与徐森玉、陶孟和、王家辑、吴有训、周仁等学术界著名专家、学者联合发表公开信，强烈呼吁把运往台湾的文物古籍重新运回大陆，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所站位置。就在这短暂而混乱的非常时期，曾昭燏与陶孟和因思想与政治观点相近逐渐走到一起，并结成了政治同盟。在国民政府属下几个中央级的人文科学研究机构中，陶孟和与曾昭燏是国民党风雨飘摇中留在大陆最为坚决和高调的两位负责人，而中共控制局势后对二人加以重用也缘于此。

当时曾氏家族及亲友已有许多人在大混乱中出走台湾或香港，如曾昭燏的大哥曾昭承，弟昭拯，妹曾昭楣和妹夫谭季甫，堂姐曾宝荪、堂兄曾约农，另有至亲俞大维家族等，而迁台或香港的大多数亲属都劝其随之前往，曾昭燏不为所动而留了下来。傅斯年赴台之前，特地找曾昭燏约谈，劝其一同赴台到台湾大学教书或做专门的学术研究工作，并谓像曾昭燏这样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若留在大陆绝不会被共产党所容，而且她在博物院工作十几年，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将来一定有人乘机报复云云。此时曾昭燏虽在感情上仍对傅斯年感恩戴德，敬佩有加（南按：有人考证曾氏一直暗恋傅斯年），但在政治上已成了两股道上人，因而当场拒绝，傅见事不可为，满含伤感地默默离去。

1949年3月某日，居住在南京五台山的曾昭楣即将与丈夫谭季甫携家飞台北，此时解放军已饮马长江，进入渡江的前夜，南京混乱不堪，大街小巷流窜着各色满脸恐怖哀愁逃难的人群，车站码头更是人满为患，逃生的最大通道下关码头人山人海，不时爆出叫骂与厮打之声，满面的尘土伴着汗水和鲜红的血水在乱拳挥动、棍棒飞舞中喷洒流淌，哭爹喊娘之声不绝于耳，荡漾散发着脂粉气息的六朝古都，再度由天堂变成了人间地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曾昭燏得到妹妹出逃的消息，立即驱车赶到五台山谭公馆探望。这段经历给年轻漂亮的曾昭楣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三十七年冬要从南京撤退来台时，某日清晨燏姐来五台山我家，将她所分得的亡母遗物：金手镯、翠玉镶、金戒指各一只赠我，并谆谆叮嘱，说她孑然一身（燏姐终身未婚），留饰物无用，要我好好保存，想不到这就是我们最后一面。”曾昭楣是曾氏家族成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出走海外的最后一人。从此姐妹天各一方，人海两隔，再也没能相见。

第八章高才短命人谁惜第二节田野考古的第一位女性

1949年4月23日，南京与南京人民被解放。

对这一天的情形和感受，身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曾昭燏回忆道：“我们凭着窗栅，看国民党匪军，从南京最后的溃退，我们以万分兴奋严肃的心情迎接着新时代的来临。”

4月24日，曾昭燏与留在南京的同事一起站在大门口，迎接解放军渡江部队一个排的官兵进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院内守卫。5月17日，中央博物院移交中共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6月29日，南京市军管会决定成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院务委员会，由曾昭燏、萧温、顾其林、王天木（振铎）、曾志宏等五人为常务委员，全面接管文物和主持日常工作。10月2日早晨6时，曾昭燏率全院同事23人，在博物院大殿前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自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易帜，无论是曾昭燏本人还是她的同事，未来的人生与事业都将在红星照耀下中的新政权统治下进行，幸与不幸，是活着还是死去，就看各自的运气和命中的“八”字如何了。

1950年3月9日，遵照新中国中央文化部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由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直接领导。任命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处处长、书画鉴定专家徐平羽为院长，曾昭燏为副院长。得令后的中央博物院举行去旧迎新的冠名挂牌大会，曾昭燏履行新职并宣誓，成为中共信任和重用、手握实权的知识分子中坚。对这一变革与人事安排，曾昭燏感到心满意足，她在日记中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温情与妩媚写道：“今日，是南京博物院正名的日子。这有无限前途的博物院的新生，也是我自己事业的起始。离去年六月二十九日，只八个月零十几日。去年的接管，可以说是起始怀胎时期，今年则真呱呱坠地了。”

曾昭燏主持院务日常工作半个月后，即出面接待号称苏联最权威的考古专家吉谢列夫前往南京博物院的访问。7月3日，应南京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播讲“美帝侵略朝鲜和台湾，驳斥杜鲁门的谰言！指出：‘美帝大量的武器不能在大陆挽救蒋家王朝的覆亡，同样的也不能在一个小岛上挽救国民党匪帮必死的命运”’。同日，接中央文化部通知，南京博物院改为华东文化部领导，院长由徐平羽兼任，副院长曾昭燏主持日常工作。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曾昭燏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

早在1949年12月，曾昭燏邀请在南京任教的恩师胡小石以及原中国营造学社的刘敦桢（南按：胡、刘二人分别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与建筑系教授），与文物考古专家朱契、贺昌群、王振铎等名流硕儒，对南京栖霞山附近六朝陵墓及栖霞寺等11处古迹进行调查，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案。1950年5月1日，曾氏再度约请胡小石等五位专家学者，调查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被盗情况。同年10月，曾昭燏主持对南唐二陵正式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于红星照耀下首次运用科学方法发掘的封建帝王陵墓。发掘期间，曾昭燏和全体工作人员同住在荒僻的祖堂山幽栖寺内，每日奔走于居住地和工地之间，过着艰苦的野外考古生活，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随着考古发掘工作推进，两座陵寝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

南唐建都于金陵（937—975），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一个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国家，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皆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词人，特别是后主李煜的词更是达到了文学史上的巅峰，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神来之笔，一直为历代读书人称道并流传不衰。王国维在中谓：“词至李后主李煜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自是人生长恨水常东’（《相见欢》），‘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除了令人惊艳叹绝的词曲，当时的南唐画院亦著称于世，流传的画作被视为稀世之宝，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追捧。

南唐二陵位于南京祖堂山的西南麓，由南唐先主李弁的钦陵和他的儿子李憬的顺陵组成，系依山为陵，相距约100米。李弁及其皇后宋氏的合葬陵居东，称为钦陵，建于公元943年。李璟及其皇后钟氏的合葬陵居西，称为顺陵，建于公元961年。李弁陵因建于南唐国势强盛时；故规模较大，随葬品较丰富；李璟陵建于南唐国势衰弱时，规模略小，随葬品亦不丰富。

中国历史上的“十国”，前后共历时89年，产生了41个地方性的“皇帝”。后人能够看到这些“皇帝”陵墓地宫者只有成都“琴台”的王建墓和南京发掘的南唐二陵，而这三座帝王陵墓的发掘，均与中央博物院人员有密切关系，前者的参与者有吴金鼎、王振铎等人，后者有曾昭燏与南博的同事。由于南唐遗迹留存者很少，因而曾昭燏主持发掘的两座地下宫殿的建筑、彩画、雕刻，以及出土的陶俑等遗物皆弥足珍贵，为研究南唐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按当时的行政划分，南京博物院属于华东区下属的文化机构，工作业务范围涉及整个华东六省一市，气势颇为不凡。曾昭燏在南唐二陵发掘成功后，信心倍增，又于1954年3月，以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的身份，率领南博同仁与山东省文管会，共同发掘了著名的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收获颇丰。前后两次重要发掘成果，皆以曾昭燏为主编，撰成《南唐二陵发掘报告》和《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分别出版。两部大书中均有曾昭燏单独撰写的章节，她在中央大学随胡小石读书时打下的深厚功底，与伦敦大学留学时学到的新知识，在这两部报告中得到了全面展示，其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学识，使两部报告的学术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全国学术界所重。

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发掘完毕之日，正是新发现的郑州二里岗商代古城遗址即将大规模发掘之时，同年10月18日，中央文物事业管理局电调华东文物工作队支援发掘，曾昭燏与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尹焕章（南按：抗战前殷墟发掘的参与者，史语所“十兄弟”之一）率队赶赴郑州，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合并组成一队，任正副队长事，共同进行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掘。1955－1958年，曾昭燏、尹焕章又率领文物工作队先后四次对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其间，安徽寿县发现蔡侯大墓，曾氏率队于1955年5－6月，转赴安徽与当地文物工作者一起对蔡侯墓进行发掘、清理，对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想法进行有效保护、收藏。1960年，曾氏再度率队赴江苏连云港，对二涧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一次次的考古发掘，使曾昭燏在国内外所学知识得到了充分发挥，也使南京博物院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未久，曾昭燏又与尹焕章合作完成了《试论湖熟文化》一文，随后又系统整理江苏地区考古资料，写出了《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长篇论文，刊发于《江海学刊》。这一切，意味着曾昭燏与南京博物院研究人员的学术业绩进入了黄金时代，此为曾氏个人之幸，更是整个南京博物院全体同仁的光荣。

为使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更趋成熟，并为新的课题研究打下基础，曾昭燏认为必须到各地实际调查访问，广泛搜集资料加以鉴别研究才能达到国家和世界级的学术水准。两年之后，曾、尹二人开始行动，陆续走访了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湖南、湖北和江西等七个省市，对各地的藏品、遗址与出土器物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终于将初稿修订完成，并作为《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的“前言”发表。这篇论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地区考古的综合研究成果，又是利用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印证有关文献记载对江苏古代史问题的一次充分探讨，其力透纸背的功力与深邃的学术洞见，散发出璀璨的光辉而弥久不衰。

与此同时，曾昭燏凭借十几年对博物馆事业的研究和实践，先后撰写了《博物院藏品的征集、保管工作》、《南京博物院十二年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等富有前瞻性的计划，为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京博物院作为业内的一个庞然大物蹲立于长江之岸，俯看江南，北望中原，傲视群雄。曾氏领导的南博与夏鼐主持日常工作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南北呼应，一个新兴的格局业已形成。曾昭燏与夏鼐作为业内两只硕果仅存的留英“海龟”和这一领域的顶尖学者，被当时文博界称为一对并驾齐驱的魁首，具有“南曾北夏”之称。1954年9月9日，经历了如同一只见尾不见首的飘浮于人间天龙般神秘兮兮的“组织”考验，侥幸得以过关的曾昭燏被“扶正”，正式出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掌控全院通盘事务。像年轻的夏鼐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一样，当年曾昭燏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的抉择，此时看来是明智的。

1956年，曾昭燏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会议，其间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宴请，曾氏也得有机会一睹天颜。就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与曾昭燏等几位女性“碰了杯，喝了酒”，天南地北地畅谈了一通。当问及曾昭燏的身世与职业时，毛自是大感兴趣，对曾氏家族的历史与功绩大谈了一番。毛泽东的母亲是湘乡唐家坨人，少年毛泽东曾在湘乡外祖母家生活并入学读书，对湘乡大贤特别是曾国藩推崇备至。1913年春，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求学，在为期5年半的学习生涯中，青年毛泽东在恩师杨昌济指导、影响下，认真研究过“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思想。从毛当时听课的笔记本《讲堂录》中可以看出其潜心阅读《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圣哲画像记》等书。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换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此段叙述，可见青年毛泽东对曾文正公之倾心和仰慕之情。正是这一历史渊源与风云际会，令毛泽东对曾昭燏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一次讲话中特地提到曾昭燏，说“曾国藩的后代，还有个叫曾昭燏的”云云。

第八章高才短命人谁惜第三节改男造女态全新

正当“南曾北夏”于文物、考古领域大展宏图之时，始料不及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在风卷浪滚的政治背景裹挟下，作为一名踏入新政权门槛的自由知识分子，倘只埋头学术研究，则被认为是落伍甚至是对抗革命的恶劣表现，思想改造成为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早在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思想改造，主要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进入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至于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因为我们过去的思想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只要我们有些知识，就在受到这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在思想上求得改造，以适合我们今天新中国的需要，适合于人民的利益。”

1951年12月23日，南京为迎接“思想改造运动”，成立了南京市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曾昭燏受聘担任该会委员。就在这年冬天，她主动要求参加赴皖北太和土改工作队，到基层接受“改造”。据当时刚从学校分配到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回忆：南京博物院第一批人员　　去安徽太和地区搞土改，此地人民生活异常艰苦，社会治安混乱，前来进行土改工作的工作队队长晚上都把手枪枕在头下睡觉，时刻防备不测之事发生。有位年轻人把情况写信向曾昭燏汇报后，曾院长表示要作为第二批队员来太和，与大家同甘共苦，共创理想中的改造运动之伟业。罗说：“她当时的身份是官宦地主家庭出身，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南京市妇联副主席，颇有一定声望的知名民主人士，主动要求下来参加土改运动，体验生活，接受教育，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经过批准，她终于下来了。……给人以印象她是强烈地要求思想改造，以消除自己身上地主阶级的烙印。这和她后来一直向党靠拢，并在1960年前后屡次向党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是她一贯的思想发展轨迹。”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当五星红旗在南京博物院粗壮高大的旗杆上升起之时，星光照耀下的曾昭燏瘦小的身影，仰望代表着中共胜利与光荣的猎猎旌旗，顿时觉得自己的渺小与身心所带有的“罪恶”，一股恐怖与不祥的阴影弥漫心头。根据上级指令，她必须老老实实地向中共组织交代自己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并毫无保留地交代做过哪些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指令下达，曾昭燏如泰山压顶，气喘胸闷，无论是家庭出身还是人生经历，在江山易主、改朝换代的历史轮回时刻，都令她感到英雄气短，心生愧疚。如果当年自伦敦归国不是跑到昆明，或苍山洱海甚至四川李庄的小镇上搞田野考古发掘、研究，而是像后来改名尹达的刘耀一样，越过国民党军与日军血战的武汉战场，一路化装打扮，穿越国民党在晋陕的封锁线，跑到延安宝塔山中的窑洞里蹲起来研究马列主义，那该是多么光荣伟大的革命事业呵？那样的前景该是多么光明？历史已矣，后悔已迟，青春岁月如潮水东流，一去不返。现在要做的只能是立功赎罪，争取党和人民的宽宥，加之拼命工作，低调做人，如此这般，可苟全性命于盛世。然而，这个苟全也并不像当年在南阳耕地的诸葛孔明那般舒适潇洒，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上谨小慎微，三思而后行，否则，后果依然不堪设想。

有了这一清醒的认识，曾昭燏在交代材料中所采取的策略是，尽量真实地叙述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但在叙述的同时必须注意称谓和情感的流露，旗帜鲜明地表示哪些事是不该做的，哪些人是反革命的，对过去做错的事与接触的反革命分子如傅斯年之类，必须予以唾斥和谴责，以示决绝的态度与对党的忠诚。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机关算尽又误不了卿卿性命的境界。在这个思路指导下，类似于《李秀成供词》的《自传》就此出笼。

按照上级组织的要求，在这份供状中，曾昭燏需要着重交代的当然是被中共认为狗坐轿子——不识抬举，跟着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乱跑一气，并被毛主席点名唾斥的胡适、傅斯年、钱穆之流，而这几个被视为“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反动分子，与曾昭燏本人和曾氏家关系最近、交往密切的自然是傅斯年。因而，这位墓已宿草的“傅大炮”，便成为供词的重中之重。为此，曾昭燏首先承认傅斯年对自己无论是思想、学术还是生活上，是一个影响重大的人，而后叙述自己的内心感受及对傅氏的评价：

……直到最近我把傅的生平仔细地分析一下，才认清他始终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是国民党蒋匪帮的帮凶者，而我对于他那样的怀念，纯全是从个人的感情出发，严格说起来，这是种反人民的意识与行为。

在大骂傅斯年和对自己进行精神“洗澡”的同时，并不算糊涂的曾昭燏还没有傻到把过去的陈年旧事兼个人私情全部抖出来的程度。事实上，有一些关乎家族荣辱与个人性命的隐秘，是不能轻易披露倾吐的。这个情结的纠缠发酵，成为日后曾氏压力与恐惧不断加大并终于走向绝路的因子。

1956年3月6日，曾昭燏向全院职工传达全国政协会议内容，说：“知识分子问题是最中心的问题，特别是思想改造的问题。郭老引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说，每个知识分子每天都可以把自己问三次：一、我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否有不够积极的地方？二、我为扩大队伍加强团结上做得多少？三、我学习马列主义是否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自此之后，曾氏开始真诚地“三省吾身”，每日都要反思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政治形势和党的要求。当中共提出要“完成台湾与祖国统一大业”时，曾昭燏立即按“上边”的要求，通过国际广播电台三番五次地对台广播，用现身说法规劝对方“弃暗投明”，赶快想法离开那个“水深火热的孤岛”，重新投到人民的怀抱，享受幸福自由的生活云云。身在广播室的曾昭燏心中明白，当局之所以选她出来对台广播，并不是因为她的北京或南京官话说得地道，也并不是她的官帽子足以震慑台湾群僚，实在是因为她的家族有许多重要亲友云集台湾。这些直系亲属又与国民党许多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毕业于西南联大生物系的曾昭楣，夫婿是谭延闿的公子谭季甫，而谭季甫的妹妹谭祥则是台湾国民党政府“副总统”陈诚之妻。曾昭燏二嫂俞大絪虽留在北大西语系继续任教，但她是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之姊、傅斯年之妻俞大綵的姐姐。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令当局对曾昭燏格外看重又放心不下，她必须如实交代且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遥想当年，曾昭楣就读于西南联大时，其母于1939年冬在昆明惠滇医院病世，当时正在大理与吴金鼎、王介忱组织考古发掘的曾昭燏，于11月23日得到消息，她在当天的日记中载：“下午归，连接二电报一为母亲病重，一为母亲弃养，晴天霹雳，梦寐未曾想到！！！伤哉！遂为无母之人，此生尚有何趣味也！”26日，曾昭燏赶回昆明，与亲友相见，“惟有痛哭而已”。料理了母亲的丧事，曾昭燏对两个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三妹昭鳞、四妹昭楣主动承担起关爱的责任。对此，曾昭楣回忆说：母亲去世后，“燏姐待我，姐兼母职，自己节衣缩食，每月汇我用费从不间断，如昆明有轰炸，必从大理来信问讯，真是无微不至，直至我婚后”。正是这种亦姐亦母的双重身份，曾昭燏才当仁不让地插手妹妹的婚事并产生了影响。

关于四妹曾昭楣的婚事，曾昭燏在《自传》中说：“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她在重庆和刚从欧洲回来的谭季甫订了婚。谭是曾任伪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儿子，当时为经济部次长谭伯羽的亲弟，当时为国防部部长陈诚的妻弟。那时我正在从川西李庄来到重庆，昭楣和谭季甫已经相好了，我对于这段婚姻没有反对，而且在他们订婚以后，我促成他们在10月结了婚。”事实上，对于这门婚事，曾昭燏不但没有反对，还做了一些牵线撮合的工作。据俞大缜女儿彭鸿远口述，曾昭楣与谭季甫之婚姻，曾昭燏出力甚大，因“我的母亲俞大缜与陈诚妻，即谭家的女儿关系极好”。通过俞大缜与陈诚之妻牵线，曾昭楣与谭季甫接上了火。曾昭燏闻讯后，对这门亲事极表赞成，再度添柴加油，使这对年轻恋人的欲望之火越烧越旺，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姐姐的曾昭燏为何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她在《自传》中有如下交代：

谭季甫是在国外学了14年冶金的工程师，学问和技术总是不存在问题的，人又老实，昭楣嫁给他，总算有个依靠……昭楣到他家去，不至大吃苦，关于谭家与陈诚的亲戚关系我也想过。我认为陈诚在国民党军人中是一个比较廉洁的人。没有旧军阀那许多坏习惯，昭楣在那里，不会学坏的。而且这时毛主席到了重庆，我对国共和谈还抱着很多的幻想，认为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之下，这个仗打不起来。再退一步想，便是打起来也是国家大事，我们管不了。好在谭季甫是技术人员，不一定靠亲戚吃饭……我还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对于妹妹只是溺爱，只希望她嫁个有钱有本事的丈夫，可以享福。

曾昭燏自以为当年管不了的“国家大事”，如今像一把利剑落到自己头上，且非让她表态“管一管”。她必须硬挺着身子表明立场，且在对台湾亲友的公开政治表态和广播讲话中，显得异常激烈，势如冰炭甚至仇寇，如此方能过关。曾昭燏这样做了，且做得还算令当局满意，因而尚未引来大的麻烦。令她想不到是，按倒葫芦起来瓢，海外的亲属刚刚按住，国内的亲属却接二连三的“出事”，痛苦与恐慌随之加深、加重。

1957年，曾昭燏最敬重的二哥曾昭抡因提出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被打成右派，同时撤销高教部副部长职务，发配到武汉大学接受监督改造。两年之后的1960年，曾昭抡身患网组织细胞癌和非典型白血病，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住院治疗。这一不幸遭遇，除曾昭抡和夫人俞大絪，也给在南京的曾昭燏带来极大痛苦，而这种痛苦和焦虑才刚刚开始。

曾昭燏的大哥昭承赴台后，他的儿子曾宪洛随父赴台，后又回到南京迎接共产党解放。与胡适之子胡思杜不同的是，在四十年代末，就读于金陵大学的曾宪洛就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并开始按中共的要求展开政治活动。据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的章开沅回忆：1948年前后，“金大中共地下党员根据教会学校的特点，利用基督教团契的形式来团结、教育有进步倾向的同学。我曾参加的是‘爝火团契’，主要由金大和金女大历史系学生组成，具体负责联络这个小团体的是地下党员曾宪洛。团契活动一般是举办读书会，共同阅读进步书刊并交流心得。记得我们有一大皮箱书籍，包括莫斯科中文版的《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以及延安出版的毛边纸《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

大约在1955年“肃反”运动后期，由于曾宪洛的家庭出身问题，被组织上“劝退”（勒令退党），自此曾宪洛失去了党籍。他本人自视一贯追求中共，仅因“出身不好”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而横遭打击，情绪大坏，身体也渐渐衰弱下来。到了1957年6月，曾宪洛和好友肖亦五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叫做《江南草》的刊物，撰写一些政论文章，8月即被报章点名批判，曾宪洛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到批斗围攻，继之被放逐到一个偏远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曾宪洛难以忍受劳改农场的非人生活，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晚翻越围墙铁网，潜逃回南京，并翻墙进入陈方恪家。陈方恪是陈寅恪的七弟，属陈氏家族兄弟中唯一风流倜傥，不拘小节的文人，精通版本之学，时正在南京任《江海学刊》编辑，专门审读文史方面的稿件。陈家与曾家有“三世之交”，此时陈方恪见曾宪洛深夜潜入，先是大惊，待问明情况后，顿觉事关重大，劝其千万不能逃跑，要他继续回农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但自此以后，曾宪洛下落不明，死活不知。一直把曾宪洛当儿子看待的曾昭燏得知此消息，精神大受刺激，忧伤悲痛不能自制。

1962年3月，曾昭燏最敬重的恩师、南京大学胡小石教授带几个学生到夫子庙吃馆子，回来后中风不治去世，对曾的精神再度给予重击。胡氏在南京乃至全国文史界享有很高的地位，曾氏终生服膺。胡生前还兼任南京博物院顾问，在南唐二陵发掘时，曾昭燏专门请其去一道勘察，后又请他为南博工作人员作《中国文字与书法》系列讲座。曾氏一些重要文章。如《关于沂南画像石古墓年代的讨论》、《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等，都是由胡小石审读后才公开发表的。学术是曾昭燏生命中的重要一部分，如今突然少了一位能与之探讨学问、真心交流的师长，黯然神伤之情不言而喻。

曾昭燏一生未婚，自然免不了背后有人议论与猜测，特别是在单身主义尚不能为大众理解的愚昧年代，更有不怀好意者以“小人之心”在曾氏师生与同事和她的秘书之间妄意揣度，说曾氏与某某有男女关系，且所列男人有四五人之多，致使曾昭燏又平添了一份苦恼。而这个苦恼不只是一个人对婚姻的选择不被理解，在政治与“生活作风”问题无孔不入的恶劣环境中，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被染上各种颜色而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而每当面对一些不知好歹者刨根问底式的探询和不怀好意的眼神与笑意，曾昭燏便从心底里涌出一种腻味不堪又无可言解的苦痛。当曾昭燏命殒几十年后，有研究者循着曾氏的生命轨迹细加考察推研，才发现她的独身主义理念与她对社会苦难的认识与感悟，以及家庭背景、青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有着重大关系。对于此点，曾昭燏生前曾有过流露，她说：童年在家乡的时候“亲眼看到许多中年母亲，带着一群骨瘦如柴、衣不蔽体的孩子，向大户人家乞讨，哀声叫‘老爷太太做好事’，叫了一整日，得不到一点残羹冷饭……还听说一个贫家的女儿，业已定了人家，就要过门，被个地主抢去做小，过了一年多，生了个儿子，大太太嫉妒，用绣花剪刀把她的喉管剪断，她死了，她娘家忍气吞声，不敢打官司。”又说：“我有位表嫂，为着和小叔子说了几句话，被丈夫看见了，说她和小叔子不正当，用门杠把她打得头青目肿，遍体鳞伤，还罚她跪了一夜。我那时就想：为什么世界上有这样多不平的事？”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到，中国妇女的悲惨生活在曾昭燏幼小的心灵中打下的深深的烙印。当她到长沙读中学的时候，“所看见、所听见的，还是这类事，女学生的命运并不比农村妇女好多少。某女校一个学生，长得很漂亮，功课又好，被一个军阀看中了，强要娶她做第九个姨太太，她和她父母抱着哭了几天，最后还是被迫上了轿，从此过着玩物般的生活，羞愧得不敢和同学们见面”。又说：在抗战前后的重庆和南京，“亲眼看到许多机关的女职员，打扮得妖妖艳艳，来讨上司的欢心，甘受‘花瓶’的称号而不辞。一些公务人员，为着保住自己的饭碗或者想升官发财，让自己的太太穿得花花绿绿，到大官们的公馆里去陪着打牌跳舞”。面对这样一种生活状况和态势，曾氏感到的只有厌恶与憎恨，心情沉重，“甚至有些恐怖”。这种感受使她对女人自身命运生感到一种心底的悲凉，而对婚姻的美好幻想也渐渐被这惨痛的事实与乌烟瘴气的社会生活场景所消融。

以上所见所闻所感，只是在曾氏心中留下了巨大阴影，还不能说就是她抱定独身主义的全部，促使她作出这一决定的，还有时代潮流的推波助澜。

曾昭燏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剧烈转型时期，受过教育的女性开始追求个性解放并欲在经济上独立，摆脱男人的束缚，不靠男人供养且同男子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也就是鲁迅所倡导的“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而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婚姻则被视为一大障碍，女性一旦结婚就如同进入坟墓，葬送一生的追求与幸福。在这股大潮推涌下，曾昭燏认识并接受了这种理念，认为不少女子结婚后整天忙于家务，埋没了她们的聪明才智，为了自己向往的事业，决心不结婚，过自己的独身生活。据可考的材料显示，这个念头自她在长沙艺芳中学读书的时候就产生了，并与她的家族背景和受的教育紧密相连。

就曾氏家族成员而言，曾昭燏的二妹，也就是林巧稚的那位得意门生，后来出任北京市第三医院院长的曾昭懿，同样终身未婚。曾执掌长沙艺芳学校的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均终身未婚，直到赴台湾之后，二人仍相依为命。曾宝荪曾对自己终身未婚解释说：“一个人结婚，顶多只能教育三五个子女……如果献身教育，却可以教育千千百百人。”曾宝荪的本家曾宝菡为了献身事业，与她的同辈曾宝荪一样，也是终身未婚，后来领养姐姐宝荷的养女富生，待富生长大成人，又是终身未婚。独身主义似乎成了曾氏家族一个无法绕开的情结，这种情结不只是曾家所独有，当时社会上已不罕见，比如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岭南大学教授冼玉清等，皆是终身未婚的独身学者。而上述人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自都有教会学校的背景，或干脆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在这种精神洗礼下，这些女性不但对婚姻不以为然，反而视婚姻为人生事业的羁绊。吴贻芳当年有以学校为家，以学生为儿女，“为中国女子提供最好的教育”之心志。深受基督精神熏染与启示的曾昭燏，同样以这种精神和人生态度为楷模，把事业当做心灵的寄托和安身立命之所在。曾宝荪也怀揣与吴贻芳相同的观点，并亲口对曾昭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要是结婚就只能服务几个人，不结婚却可以服务无数人。”——这一切内在与外在的情感纠结，便是曾昭燏独身主义观念形成的线索与终身未婚的缘由。

与这个缘由相伴的，还有一个与曾昭燏有关的不太为人知的小小插曲，即抗战时期，曾宝荪、曾约农姐弟俩随父避居香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姐弟俩随父逃出香港回到湖南湘乡荷叶塘老家居住。1944年，族人推举曾约农主持对曾氏家族族谱进行第五次拾遗补阙的修订。时日寇侵凌湖南，“风声鹤唳，弹雨枪林”，然而，曾约农欣然应约受命，全力整理家族档案和族谱，虽兵荒马乱，“未曾少息，不辞辛苦，欣欣然以谱为乐”。1946年修成付梓，简名为《大界曾氏五修族谱》。是谱十九卷，首一卷，三省堂木刻活字本，是湘乡曾氏家族历修族谱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个版本。谱中除通常收录历修序、跋外，在“褒颂”目内收录了清朝皇帝给曾国藩及其兄弟和儿子纪泽的御制匾额、恩诏、御制祭文、碑文；在“祖训”目内收录了“文正公遗训”；在“传志”目内收录了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国荃等人写的墓表、寿序、祭文、传略；在“典制”目内，收录了大量的有关条规、契据等资料，曾宝荪还专门为此撰写了跋语，从而使这部族谱的质量和使用价值得到了全面提升，成为中国谱谍文化和曾氏家族人物以及湘乡乃至湖南文化研究的重要史料。

《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打破了民间以往私修家谱的惯例，准允女子入谱。过去中国的家谱、族谱，女子只能作为男子的附属入谱，没有名字，只以×氏或××氏相称。在曾约农所主修的族谱“凡例”中规定“女子不字，且经亲支公认，有承嗣权者，得照男丁例提行”，算是开了湖南家谱乃至全国有女子入谱的先声。但毕竟受历史与风俗的局限，虽开风气之先，也有保留，只有“不字”女子才可，也就是终身未嫁的女子才有资格入谱。因此，谱内有曾宝荪、曾宝菡等名字“照男丁例提行”入谱。在谱中“传赞”目内有曾昭燏写的“家祭文”，不知为什么她的名字未上族谱。或许家人认为当时这位只有三十六七岁的曾大小姐，还有结婚生子的机会，想不到曾昭燏竟是终身未婚。

在曾昭燏生命的后期，湘乡荷叶塘曾氏长辈便让曾昭燏从小一手带大的侄孙曾宁（曾宪洛之子）称呼曾昭燏“爷爷”。曾宁说：“因她终身未婚，按照我们湖南老家的风俗习惯，家里人叫我喊她‘爷爷’。据说爷爷出生时有算命先生来，说爷爷命中缺‘火’，故而家里长辈为其取名‘昭燏’。”曾宁说这个话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真正的内情。类似晚辈喊未婚女性为“爷爷”之事，并不是湖南的风俗习惯，可能是曾氏家族的规矩，且这个规矩应始自曾约农主持修订族谱之时。作为“不字”女性的曾昭燏当年未列入族谱中，而几年之后曾氏家族的族谱，又在政治运动中被当做“变天账”、“封资修”和“反革命的铁证”予以查抄，在新的政权统治下，继续家谱已无可能，也就只能以男性身份的称呼来聊补当年的亏欠，并在形式上给予曾昭燏在家族中一个“宗主”的地位，以立香火于曾氏祠堂，令后世子孙永志不忘。

第八章高才短命人谁惜第四节巷哭江南尽泪痕

曾昭燏禀承和坚持的独身主义，可谓生逢其时，但又并不得意。在一个纷乱并渐渐失去理智的社会里，她所得到的不是心灵的安静与快慰，相反的却是沉滓泛起的鼓噪与不怀好意的流言甚至毒箭。面对内心的苦痛，她只好躲到无人处，或像鲁迅所说自己痛苦时索性躺在荒山里，在草莽中，舔着自己的伤口。但这个躲时避世的方法，仍无法使她的伤口愈合，无休止的思想改造运动一直伴随着她形影不离，且逼迫其走出荒野直面酷烈的人生苦痛。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从前是一种荣耀的世家身份，而如今已完全变成一座压在自己头顶上推之难去、避之不及的大山，随着改天换地的时势巨变与政治风浪兴起，曾家和太平天国在南京的陈年旧事，于新的历史交叉点上又阴阳差错地再度掀动起来——尽管矛头指向的是“汉奸、刽子手曾国藩”，而没有指向原本无辜的曾昭燏。1949年底，国共两党彻底翻盘，江山易主后，整个大陆掀起了一股歌颂农民造反的热潮，鼓吹社会的进步是农民战争直接作用的结果。一些政客文人见风使舵，很快把精力集中到农民造反与革命的主题上来，借题发挥，兴风作浪。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南京市开始筹备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会并筹建纪念馆，而已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的罗尔纲奉命与文物考古人员，在太平军当年活动的主要区域南京、上海、苏州、无锡、绍兴等地收集、鉴定有关太平天国史料，并为即将举行的大规模展览作准备。在搜集史料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与太平天国相关的遗迹和文物。1952年，在南京堂子街72号、74号住宅，发现了疑似太平天国壁画的东西。这年12月7日，罗尔纲邀请曾昭燏、潘菽、胡小石等文物专家前往堂子街实际勘察并确定为原物。曾昭燏事后执笔撰写了《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遗址调查报告》一文刊布。随后几年间，大量太平天国史料陆续被发现，据罗尔纲在1954年底批判胡适运动时所说，除了具有头等的人民艺术价值的太平天国壁画，另有“苏州忠王府的建筑经过鉴定了，太平天国结婚证书在绍兴发现了，天朝元勋曾水源的墓在南京发现了，太平天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也得到文献证实了，在解放前我所见太平天国文献不到四百种，现在已发现了一千二百多种了，这一切的一切，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党和政府领导的无比正确”。

就在罗尔纲于全国政协大会上颇为得意自豪地说这个话的时候，当年随他一道前往堂子街鉴定壁画的曾昭燏，对政治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如同躲在窝中受惊的野兔，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拿出相应的脱险对策，在太平天国问题上也是如此，否则就落入圈套。据后来一度担任过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梁白泉说“上边每有个什么运动，她（曾昭燏）总是闻风而动”，当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兴起时，她又“闻风而动”，立即把胡适当年亲自题名赠与她的一部印刷精美的《胡适文存》从箱底翻出来交给了“组织”。梁白泉此言，意在表达曾昭燏对党的忠诚和对政治运动的热情，但观其后来的言行，便可知这个“闻风而动”实是一种表象，内在的真相则是隐含着曾氏内心的恐惧与自保策略的无奈之举。

曾昭燏与胡适的交往并不多，由于她与其兄曾昭抡，以及陈寅恪、俞大维、傅斯年等学界名流和军政要人等亲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胡适相识进而相知则是自然和顺理成章的事情。

1948年冬，国民党在淮海战场上节节失利，大批伤兵空运到南京，一部分进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陈列室治疗养伤，搞得整个博物院乌烟瘴气。曾昭燏对此大为不满，在劝说无效的情形下，致函北大教授、著名敦煌文物专家王重民，恳请王氏向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中央博物院理事的胡适反映。王在12月2日致胡适信中说：“曾昭燏女士来信，说最高（当局）命令中央博物院古物集中，空出房子住荣誉军人，明知先生爱莫能助，但她愿重民转告先生。”由这封信可见曾氏对胡的敬重和仰仗之情。当江山易主，“批胡”与“倒胡”运动山雨欲来时，已成惊弓之鸟的曾昭燏以一套《胡适文存》仓皇应对，于危急中不失体面地蒙混过关，实属无奈中的一个对策。眼看批胡的高潮大幕在全国拉开并逐渐升级，众多文化学术界人士或被迫、或自愿地在报刊电台对着镜子喊王八——既骂胡适的幽灵又骂自己，丧心病狂地歪曲事实并对胡适的影子一顿刀砍斧剁。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并具有西方教会学校背景的曾昭燏，在表面积极响应的同时，内心的文化良知与道德规范又使她作着脱逃溜滑的准备。当“组织”派出官员挟“运动”之威到南京博物院下达批胡任务时，作为一院之长的曾昭燏只是召集全院人员开会传达指示，让众人现场声讨，会散之后便偃旗息鼓，未再鼓动群众撰写批斗文章在院内张贴和报刊发表，更未亲自出头露面对胡适展开口诛笔伐。当“组织”派人令其书写文章在报上发表，以彰显本省文化思想界对运动的态度和批胡业绩时，曾氏以“与胡适交往不深”为由作了坚决的拒绝。

许多年后，南京博物院研究员陆建芳认为，曾昭燏这个冒有极大政治风险的做法和抉择，除了对胡适的友情和学问人格的认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胡氏一贯倡导客观看待太平天国，亦即客观对待曾国藩与湘军历史功绩的感激。其说是否属实，尚可探讨，但无论如何，曾昭燏没有卷入这一运动的旋涡，算是她本人和身悬大洋那边的胡适都值得欣慰的一件幸事。然而，所幸之中的不幸是，此时曾国藩已被当局定性为“镇压农民起义的汉奸、刽子手”。而学术界忽传有海外新印《李秀成供状》问世。未久，随着这份《供状》进入大陆，以及罗尔纲对李秀成言行进行颠覆性重新评价和戚本禹的再颠覆，以曾昭燏为代表的曾国藩家族留在大陆的子孙，再度陷入了难堪和痛苦境地。

《李秀成供状》所涉及的内容，是一个在朝野流传了百年的悬案，即太平天国城陷之日，曾国藩在天京匆匆处死太平军将领、忠王李秀成的一段隐情秘事。

在处死之前，曾国潘曾命李秀成写了一份口供，而后将李之供词抄录，一面上报清廷军机处，“以备查考”；一面在安庆刻印公开，题作《李秀成供》，亦有作《克复金陵贼党供招》者，原稿藏于湘乡荷叶塘曾家老宅秘而不宣。

随着太平天国灰飞烟灭以及与其对立的大清王朝灭亡，此事本来告一段落。想不到民国建立之后，另一批农民造反起事和革命口号又兴行起来，洪杨之乱开始被一些人拿来作为革命的先驱和样板加以鼓吹仿效。于是，一股太平天国史研究热潮在军阀混战、枪炮隆隆的中国大地悄然升起。据罗尔纲说：“在抗日战争前，著名历史考据学者陈寅恪先生，得看过《李秀成自述原稿》，他对人说曾国藩不肯把它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其实，何止曾国藩不肯公布，曾家后人也同样不肯公布。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于1936年6月，为北京大学影印《李秀成供》作序，曾以委婉的言辞向曾家后人提了意见，希望他们及时发表原供。孟森的话可说是代表当时社会上对曾家收藏《李秀成自述原稿》不肯公布的舆论，可是曾家后人并不理会。1944年，曾国藩的曾孙曾昭桦因在广西工作的关系，经过家庭会议才勉强答应广西通志馆派人前往抄录。后来那个抄本和十多张照片，一再排印和影印出版。”

罗尔纲所说前往湘乡荷叶塘曾家抄录《李秀成供》的人，是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吕氏根据流传本与曾氏家藏秘本两相对勘，补抄下了流传本被曾国藩删除的五千六百余字，并摄影16页返回广西。经罗尔纲鉴定、研究，确定曾氏秘本属于真品，被删内容正是对曾国藩和湘军极其不利的语句。1951年，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书中提出了李秀成伪降说，认为忠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智，以图恢复太平天国大业。1957年，该书增订本依然持“伪降”说。就在罗氏的观点如羊群里窜出一头叫驴般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鸣响之时，却遭到部分学者的阻击。1959年，史家赵矢元指出，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这也是应该承认的”。此后，史家苑书义认为李秀成在生命最后十几天的言行，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

对于“假降”和“真降”两种不同的观点，各路学者与政客纷纷撰文表态，臧否不一。同时，曾国藩当年是否涂改删节、毁灭了李秀成供词的问题，也一并成为史学界争论的热点。

就在史学界围绕以上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之际，1962年，忽然传来消息，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原藏于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的秘本《李秀成供》，题签《李秀成亲供手迹》。这一讳莫如深的秘本，据说是曾约农于1949年离开大陆时，秘密携往台湾的。曾约农与其姊曾宝荪一起离开大陆后由香港转赴台湾定居，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临走之前，他们带走了部分湘乡“福厚堂”曾国藩的藏书，其中就有这部对考证太平天国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秘藏本《李秀成供》。

《李秀成供》出版的消息在大陆政学两界引起震动，有关方面很快派人通过香港购得此本鉴定。这个影印本清晰地保留着曾国藩等人用朱笔、墨笔进行删改的痕迹，篇幅比曾国藩当年的安庆刻本多出九千余字。经过多方鉴定，影印本为《李秀成供》的真本内容无疑。全本七十四页，全页写满，最末一页最后一句话是“实我不知也，如知”，全篇结束。

从写满的页码和书写的规律来看，李秀成的话似未讲完，下面应有延续，至少要把“如知”这句话讲完。何以成为影印本的现状呢？这意味着李秀成最后一部分供词一定包含着更深的隐秘，或者对曾氏来说极不利的话语。为怕暴露于世，曾国藩或曾家后人便有意把最后一部分撕去销毁了。至于这个真本为何要在此时印出，据罗尔纲推断，因当时广西通志馆抄录本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才追使曾家后人不得不把原稿影印公布”。

台湾影印本《李秀成亲供手迹》传入大陆不久，罗尔纲再度提出李秀成“假降”说，一时得到众多学者的呼应，罗氏对李秀成这一颠覆性评价，眼看就要成为不可撼动的铁案，除报刊电台予以呼应外，一些表现李秀成被俘后宁死不屈，图谋东山再起的戏剧也纷纷出笼，在全国各地上演。令罗尔纲和他的拥护者想不到的是，一只更加骄悍的黑马又从羊群中鸣叫着窜出，此人便是号称史学界“新锐”的戚本禹。年轻气盛的戚本禹在题为《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中，对罗尔纲等人的评价再次进行了颠覆。文章说：“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最后的结论是：忠王不“忠”，李秀成是叛徒，并“认贼作父”。

戚文一经发表，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震动和争论，各色人物纷纷表达不同看法，致使争论呈越演越烈之势，最后演化成文化思想界最高层的一场角逐。当年被鲁迅指斥为“四条汉子”之一，此时掌控中央宣传部的周扬，对戚文观点予以否定。但自称文艺界“流动哨兵”的江青出于政治目的适时跳将出来，明确指出周扬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官场得意且不明就里的周氏及其一帮大小喽啰表示不服，双方你来我往地交起手来。江青一看自己的威力不足以制伏周扬等辈，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毛读了戚文和《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后，作了如下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随着这十六字手谕的传达，江青握到了尚方宝剑，寒光闪过，周扬等几条汉子于亢奋中勃起的头颅当场蔫了，角逐的大幕轰然落下，李秀成被定性为“忠王不忠”。

既然大势已定，明白过来的周扬急转航舵，迅速指示中宣部给各地打电话，发布通令：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不要发表和演出。于是，正在上演的话剧《李秀成》被封杀。而竭力主张李秀成“假降”、忠王还“忠”的罗尔纲等人，自然地成了站在革命对立面的人物，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帽子加以整肃。一时间，文化思想领域又掀起了一个批判李秀成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洪秀全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革命的农民领袖；杨秀清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为不折不扣的“叛徒”。整个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可谓红脸、黑脸、花脸、白脸各有所得，各得其所了。

就在太平天国历史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颠来倒去，主要人物头上的“钢盔”不断变换的十余年间，蹲在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以一种复杂的心境密切关注外界的一举一动。只是不管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特别是争议最大的李秀成头上的“钢盔”如何变化，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黑色“钢盔”则无人为之更换。不但没有更换，随着《李秀成供》的争论与台湾影印本的出现，一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向整个曾氏家族袭来。一直对曾家后人迟迟不肯交出《李秀成供》真本大为不满的文化学术界人士，对留在大陆的曾氏家族人员未能保住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却让一个曾约农偷偷携往台湾并且于国民党掌控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更是满腔恼怒，强烈怀疑曾国藩本人与其后人的险恶用心。这种愤怒和怀疑十几年之后仍不能从心中消失，正如罗尔纲后来所说：“曾国藩为什么不肯公布《李秀成自述原稿》交给清廷呢？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不可告人之隐’。‘不可告人之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面所举曾国藩那些欺骗清廷、损人利己和把现存原稿七十四页以后毁灭的秘密。”罗氏的激愤之词，代表了学术界多数人的态度，曾一度影响了最高当局并引起部分领导者的不快，红极一时的史学家范文澜也随声唱合，撰文声称曾国藩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和汉奸刽子手。在如此的政治形势和语境下，身在文化、文物界且主掌一个国家级大型博物院的曾昭燏自是百感交集，痛苦不堪又不能公开言说，只有私下向要好的友人诉说心中的苦闷。有一天，曾氏满面悲愤地对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贺昌群说：“范文澜说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怎么也想不通；说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是不错的；但说他是汉奸，我们曾家绝不能接受，因为这不是事实。”

1963年春，曾昭燏借到南方出差之机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就台湾影印本《李秀成亲供手迹》一事与陈氏进行了密谈。所谈内容和计谋的应变之策外人不得而知，可以想象的是，话题自然涉及曾国藩、湘军与太平军等陈年旧事。当曾昭燏说到欲购海外新印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供状等事宜时，陈寅恪也一定为自己祖辈与曾家三世之交，以及祖父陈宝箴在为曾国藩幕僚期间曾施计活擒幼主洪天贵福之事，于心头涌出一种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聚散无常的感触。

当年曾国藩特别赏识俞樾“花落春仍在”的诗意，如今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寒风苦雨中，已是英雄迟暮，美人白头，只有“我自无语向天行”了。就在曾昭燏访问的当日，陈寅恪于怆怀哀愁中赋诗一首：

银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

涧瀍洛下犹馀地，韦杜城南莫问天。

雄信谳词传旧本，昆明灰劫话新烟。

论交三世无穷意，吐向医窗病榻边。

因陈诗向来以隐晦艰涩著称，又有一套独特的密码系统，后来的释家虽破释了涧瀍，指涧水、瀍水，皆流经洛阳注入洛水，后泛指洛阳，而此处的洛阳又喻指曾昭燏所在的南京，以及“单雄信为王世充的将领与李世民为敌，而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的将领与曾国藩为敌”、“谳词，犯人供词，此句扣紧诗题所指的《李秀成亲供手迹》”等诗句的喻意，但仍难读懂和全面破译陈诗中隐含的密码。随着曾昭燏与陈寅恪先后谢世，二人的谈话内容更不为外界所知。稍能透露曾昭燏在批判李秀成运动中内心活动与应变之策的，是1964年曾氏所作《读李秀成自述手迹》诗两首：

一火金陵万屋墟，焚身犹欲救池鱼。

百年心事分明在，试读名王自白书。

万家春树感深思，巷哭江南尽泪痕。

身后是非谁省识，欲从遗墨共招魂。

又：

旷代功勋旷代才，擎天高柱复危榱。

缘何一着差终局，百战英名付劫灰。

鸿毛岱岳须臾事，取舍分明是丈夫。

寄语世人须着意，亲仇有界莫模糊。

诗中的“缘何一着差终局，百战英名付劫灰”句，当是曾昭燏紧跟形势，对已定调的“叛徒”李秀成，因最后十几天“投降变节”而使一世英名付于劫灰的扼腕叹息。最后两句当是警告活着的人，对轻如鸿毛与重如泰山这般人生大事，一定要想好、想开了，不要稀里糊涂地亲家与仇寇不分，把本是狗熊一样的反革命分子当成革命的英雄，或像罗尔纲最初称颂的“反革命的英雄”来对待。特别是最后半句，既是痛惜李秀成“认贼作父”，不该乞降于“伪君子”“反动刽子手”曾国藩，同时旗帜鲜明地宣示自己爱憎分明，界线清晰，坚决与罗尔纲所一口咬定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革命的巨魁”曾国藩决裂。

当曾昭燏独自趴在南京博物院一间空寂的屋子里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正是李秀成遇难一百周年。曾氏这首在严酷的政治压力和为自保而苦心孤诣吟出的诗行，与一百年前李秀成身陷囹圄时的“供状”对比，自是令人怅然太息。而这个时候，离曾昭燏身死灵谷塔还有不足一年的时间。

第八章高才短命人谁惜第五节灵谷塔下付劫灰

批判李秀成运动方兴未艾，波及社会各阶层的“四清”又成燎原之势。这场自1962年底开始的、由中国农村逐步推开的政治运动，最初的口号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查历史、清查思想、清查政治、清查经济”运动。又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清查中，斗争对象由农村和城市的贪污腐败分子，逐渐出现带有个人恩怨和严重政治倾向的阶级斗争，重点集训、戴钢盔、立罚规、搜查、批斗、群殴等现象开始大规模出现——这是全面混乱的十年“文革”的前奏。

在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曾在学术界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红色巨头杨献珍、孙冶方、翦伯赞、罗尔纲等辈，遭到公开点名并被当权得势者提着脖子拎出来大加批判。曾昭燏虽在此前的几场运动中侥幸躲了过去，但当运动来临时，感到了一种更加剧烈的痛苦、迷惘与恐惧。按照“四查”的行动原则，曾照燏除了自信经济上无问题可查，“历史问题”则无话可说。曾氏家族被定为“反革命历史家庭”已是铁板钉钉，且这个钉子还是拐了弯的铁案。而在思想、政治上，曾氏始终认为这是悬在自己头上的一把利剑，时刻有落下并刺向自己头颅的可能，必须拼尽全力来应付这场对自己凶多吉少的风浪。此时曾昭燏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明显消瘦无力，无精打采。这年3月，曾昭燏在巨大的压力下导致精神崩溃，患上了忧郁症，不得不入住南京丁山疗养院接受医治。

1964年12月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当曾昭燏躺在病床上收到烫金的代表证书时，先是目光呆滞，毫无表情，而后潸然泪下。送证书者一看对方精神状态处于崩溃的边缘，遂好言相慰，令其放下一切思想包袱与生活烦忧，勇敢、理性、热情地投入伟大的“四清”运动中来，展开双臂拥抱火热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云云。面对风雨共济几十年的老同事那充满善意和真诚的目光，曾昭燏凄然地说：“别再宽慰吧，我不行了！”

此时曾昭燏的心境如同曾国藩晚年“心力交瘁，但求速死”的诅咒，她心如死灰，感到活着已了无生趣，对生命的最后一点留恋随风飘散。十几天之后的12月22日，曾昭燏主动提出要用南京博物院的小轿车送为她治疗的医生回家。当送回医生后，她对司机淡淡地说：“去灵谷寺吧，我想散散心。”司机会意，驾车向灵谷寺驶去。

灵谷寺位于南京中山陵东，最早修建在紫金山独龙阜，是紫金山风景最胜之区，原名开善寺，乃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梁武帝萧衍为葬其师宝志和尚所建。寺内葬有名僧宝志和尚遗骨，造有志公塔，唐代更名宝公禅院，南唐改称开善道场，北宋称太平兴国寺，明初改名蒋山寺。明洪武十四年（1318），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在独龙阜建明孝陵，遂将寺与塔迁移于后来的中山陵附近，并改名灵谷寺。当时的灵谷寺规模庞大，占地500余亩，山门上书“天下第一禅林”，后寺院毁于兵燹，仅存无梁殿。清同治六年（1867）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原址上修建“龙王庙”，成为民众祈雨之地。1931年，国民政府在原寺址始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1935年建成，在公墓的中央安葬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阵亡的128名将士的遗骸，其中有威名赫赫的十九路军70名，第五军与宪兵团58人，这些名字作为中国国民党军人顽强精神的象征，受到社会各界的瞻仰纪念。新中国成立后，此处改名为灵谷公园，但习惯上仍称灵谷寺。寺内有一标志性景点灵谷塔，塔高66米，九层八面，底层直径14米，顶层直径9米，为花岗石和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1933年建成，当时称阵亡将士纪念塔，俗称九层塔。塔内有螺旋式台阶绕中心石柱而上，计252级，每层均以蓝色琉璃瓦披檐，塔外是一圈走廊，廊沿有石栏围护，供游人凭栏远眺。塔上有蒋介石亲笔手书“精忠报国”四字，以及蒋介石所撰“黄埔军校第一至六期同学录、序”各一篇，分别由戴季陶、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书丹。

曾昭燏乘坐的小轿车悄然停在了灵谷寺前，她把一包苹果送到司机怀中，轻轻地说：“请你吃着，等我一会儿。”说毕打开车门，匆匆向灵谷塔走去。在塔下茶室，曾氏逗留沉思，又拿出笔在一个小字条上写着什么，写毕将纸条装进大衣口袋。在外面等候的司机似乎感到了一点不祥气息，急忙弃车走进茶室，曾昭燏表情木然，把大衣脱下交给司机，让其在此稍候，自己要到塔上散心，言毕即登上塔梯向上攀缘。十几分钟后，外面游客忽见高耸的灵谷塔上，一个身影凌空一跃，如同天空一朵瑰丽的彩云飘然而下，悠忽间落入枯草丛生的石阶，鲜血喷溅处，枯草被染成殷红——一代女杰与世长辞。

据有关部门派来的验尸者说，曾氏是从灵谷塔第七层跳下，属自杀身亡。后在其交于司机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一个小字条，上写“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由于记载曾昭燏生命轨迹，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手材料，因复杂的历史原因未能公布，不免让外界对曾氏的死因产生种种猜测甚至妄言。

当时任南京博物院办公室秘书的梁白泉回忆说：“曾昭燏跳楼之前，曾投到邮筒一封信给我，她死后，全院被有关部门封锁，这封信落到了省委统战部有关人士手中，上面写的什么内容，我现在仍一无所知。”

据梁氏推测分析，曾昭燏的自杀，除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牵涉曾氏家族与她本人，使她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造成巨大心理压力，还有下面几件典型事例，也是导致她最后走向毁灭道路的深层原因：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地主阶级被打倒掀翻，除了被押赴刑场或枪决，或乱棍打死、乱刀砍死外，其罪小恶少的地主家属如老人与“狗崽子”外加“狗腿子”等大多被扫地出门，流落街头。湖南湘乡荷叶塘曾家一个老年“狗腿子”——头戴瓜皮帽、眼戴老花镜的账房先生，在被扫地出门后因一时生活无着，于五十年代早期辗转来到南京求助于曾昭燏。当年在家乡生活的曾大小姐，是在账房先生的尊崇与爱抚下一天天长大成人的，二者自有非同寻常的感情。尽管事隔多年，面对故人求助，曾昭燏毫不犹豫地接待了他，并做了力所能及的招待和救济。大约与这位账房先生在南京见面的某个夜晚，二人谈到了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的情况，以及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险恶处境。出于一种自保、自救的心理，曾昭燏把一直压在她箱底秘不示人的湘乡曾氏家族（南按：或许只是曾国潢一支）的地契、房契等被中共认为“变天账”的证据，全部秘密烧毁。后来随着“精神洗澡”不断深入，曾氏猛然顿悟，认为当时应该把曾家的“变天账”全部无条件地交给“组织”，不应由自己悄悄烧毁，立感这是自己所做的一件对党对人民不可饶恕的罪行，遂产生了悔恨、责己之心，精神压力骤然加大。

梁白泉的说法得到了书面材料的支撑。曾昭燏在向组织提交的“供词”中，在谈到“我的童年”一段时说：“在我满六岁的时候，母亲即从衡阳请了一位贫寒的读书人来做我们（那时我还有位姐姐在世）的老师，此人名曾筱屏，从辈分算，是我们的叔父。”另据曾昭楣回忆说：“族叔筱屏老师从姐［昭燏、昭懿］教起（长沙两兄另从一师），至我读书，整整在我家教了十八年。姐学得最精，诗词歌赋，无所不能。后人艺芳攻读六年，学行俱佳。”1920年，曾昭承与昭抡兄弟皆在国外留学，而这一年天下大乱，土匪活动猖獗，曾昭燏全家整日生活在恐吓之中。曾昭燏回忆说：“我们不敢在家里住，总是这个佃户家住一晌，那个佃户家住一晌，回到家里来，也是偷偷摸摸的，晚上读书，点灯的时候，要把窗户全遮了，怕外面看见，夜里不敢在正房里睡，躲到书楼上去睡，我们孩子们还把砖砌成一个个的空洞，准备土匪来的时候躲进去。有几次听见门外响动，竟从床上爬起来，往菜园里跑，准备越墙逃走。这种恐怖的生活，使我对于这个古老的家庭，老是怀着一种阴森忧郁的感觉。”

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有一天，曾家被一股强悍的土匪抢劫，曾昭燏的祖父与父亲等人皆遭土匪绑票，曾家陷入混乱。筱屏师除了负责曾氏子弟读书。还四处奔波求助曾家的亲朋好友，设法营救被绑去的主人。主人被救回后，筱屏师兼任曾家的账房。1925年，曾昭燏祖父曾纪梁去世，“家中的气氛一片悲哀”。曾氏姐妹每日与业师曾筱屏一起在书楼上埋首读书。有一天，曾昭燏的大妹曾昭懿因躲在黑暗的书楼上读书，不慎从楼上坠落，把手腕跌断，医治甚久方愈。接连的痛苦折磨，和“忧郁的环境”，使得曾昭燏不愿再待下去，她与母亲反复商量，恳求离开这里，加上二位哥哥的支持，母亲终于“无可奈何地答应了”。1948年4月，筱屏师辞去教职兼账房职务，告老还乡，曾家给了这位业师一份抚恤金与妥当安排，使其能安度晚年。令曾家和这位筱屏师意想不到的是，一年之后，随着曾国藩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和“镇压太平天国的汉奸、刽子手”的定性，这位塾师自然成了地主阶级和汉奸刽子手的孝子贤孙，受到当地政府的镇压与控制，最后被驱出家门，流浪街头。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活背景下，筱屏师一路流浪来到了南京博物院找到了他一手拉扯成人的曾大小姐昭燏。而此时的曾院长一见业师如此落魄狼狈，自是百感交集，泪眼婆娑，领回家中热情招待，一切都不在话下。

此处有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就是梁白泉说的这位账房先生把他掌握的曾家的地契或者还有其他家产账目交给了曾昭燏。这些东西在“打土豪，分田地”之后的新政权严密控制下再度浮出现世。对曾昭燏产生的心灵震撼和惊恐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这种突然而至的恐惧，使曾昭燏在两难的抉择中选择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明智的做法——一把火烧掉。只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历史的诡吊处在于，那位筱屏师没有在烧掉之后当场死去，使此事做到死无对证，而是活着回到了原籍。如此这般，事情变得严重起来。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紧，一个个运动不断展开与升级，已回到湖南老家受到监控和镇压的账房先生，如果经不住世道人心的诱惑或铜头腰带抽打的折磨，被迫泄露天机，并供出与曾氏合谋销毁了地主头子的“变天账”，后果不堪设想。一旦追查起来，曾昭燏无疑是对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背叛，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论处自是必然，或革职查办、批斗，或蹲几十年深牢大狱。——这种彻入骨髓的恐惧，随着时间的延迟和政治环境的恶化越来越重，成为导致曾氏神经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二、1946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教育部在南京联合举办了一个展览，内部传说是专为蒋介石祝寿。当时参展的教育部只是个名义，具体承办者是隶属于教育部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作为总干事的曾昭燏自然成为具体的操作者。为此，曾氏主持了展品的选择，并对展品的设计作了具体指导。开幕那天，曾昭燏以主持者的身份接待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与太太凯瑟琳等高官显贵。这段历史，曾昭燏在1951年的“供状”中曾向“组织”作过坦白交代：

一九四六年十月，我同博物院许多人员复员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伪教育部联合举办了个文物展览会（据说为替蒋介石祝寿而办的，不过外面一点没有表示出来），找我去临时帮忙，当蒋介石与宋美龄陪着马歇尔夫妇来参观的时候，我还去招待了他们，特别是马歇尔太太……蒋介石一行参观时有大批中外记者随行，并有大量照片发表于报刊，这个事实曾昭燏自是心知肚明，硬抹是抹不掉的，只有根据中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加铁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试探着招供。但从这几句短短的“供词”中可以看出，曾昭燏确实算得上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快速蹚过蒋宋这对“战犯夫妻”与马歇尔这个“美帝国主义走狗”等潜伏着凶险暗流的联合板块，接着滑向马歇尔夫人一边，并以“特别”二字抱住了这位黄发碧眼的凯瑟琳女士。曾昭燏知道，在薄如白纸的光滑冰面上，夹在几位权要显贵之间的凯瑟琳夫人离中国的政治最远，脚下的冰层最厚，身处政治危机中的曾昭燏在不能撇清或抹掉这段历史事实的处境中，这个“供词”着力点是明智的。然而，与蒋介石的瓜葛并未到此结束。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在中山门新落成的陈列厅联合举办展览会。中博方面奉献的展品有商周铜器，汉代文物，历代帝后像及中国西南及南部民族文物，以及印度名画。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安阳殷墟出土的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此鼎由安阳小屯村附近农民在抗战期间于地下商代陵墓中盗掘而出，后落入驻豫北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之手。1946年蒋介石六十岁寿诞时（虚岁），王仲廉敬献此鼎作为寿礼，蒋把这件礼物批转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保管（南按：国民党败退时，曾打算把此鼎运台，但终因体大沉重被弃之机场而作罢）。当展览会开幕时，蒋介石受邀前往出席典礼，顺便参观了展品。在参观中，曾昭燏作为中博筹备处的总干事和联合展览的主持人之一，为蒋介石一行进行了导游　　和讲解。蒋氏这一次显得特别高兴，待兴致勃勃观毕，特别在大厅内率群僚与主办方负责人合影留念——这是曾昭燏一生中唯一一次与蒋公的正式合影。但到了江山易主，政权更迭之后，曾氏意识到当年与“蒋贼介石”那张合影很可能成为自己反党反人民。拥护蒋家王朝的“罪证”，而要全面销毁已不可能，遂惶惶不可终日，惊悚而不能安寝。

三、曾昭燏当上南京博物院院长后不久，深感江浙画家在明清画坛上的重要地位，而当年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自成立之初，就特别注重这一方面的收集并有重大收获。只是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包括闻名于世的《历代帝后像》、《唐明皇幸蜀图》等约3万件一流藏品皆被国民党运往台湾，所剩无几且档次较低。在道统上承续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衣钵的南京博物院，仍打着以历史与艺术收藏、研究、展出为主体的招牌，若要做到名副其实，除了田野考古发掘所获出土文物，另一个侧重点必须主动到社会上征集书画作品，以充实馆藏和展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自1950年始，曾昭燏率领同事为此奔波，取得了极其理想的效果。至1960年短短的十年时间，南京博物院征集的书画达到了一万余件，明清以来的“吴门画派”、“扬州八怪”、“金陵八家”、“海上画派”等作品皆有斩获，其中不乏如阎次平《四季牧牛图》、夏珪《灞桥风雪图》等珍品。后经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其品级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故宫与上海博物馆。

就在书画征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意外插曲。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郑山尊（南按：到过延安并聆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位叫庞增和的亲戚，庞是著名海内外知名大收藏家庞莱臣（虚斋）之孙，在苏州继承了家族遗留的大量书画文物。郑氏出于爱国热忱，在征得省委宣传部同意后，动员庞氏把祖上留下的这批珍贵文物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庞为之所动，遂专门挑选了137件自宋至清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品，如宋徽宗赵佶的《鸲鹆图》、黄公望的《富春大岭图》、吴镇的《松泉图》、倪云林的《丛篁竹石图》等国宝级文物捐献给南京博物院。庞增和捐献的这批“虚斋”藏画，正如文物专家赵启斌所言：“无论就学术意义还是文物价值，确实非同一般。这批藏品对于南京博物院展开学术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也为南京博物院的学术繁荣作出了特殊贡献。”尽管有如此了不起的价值和意义，但庞增和不图一分钱之利，主动谢绝了南京博物院本该奖励给自己的两千元现金。主持接收这批书画的曾昭燏面对庞氏的义举，深感过意不去，便用这笔钱对庞增和做了一次高规格款待，即在南京某有名的餐馆好吃好喝了一顿，而后又为已故的收藏家庞虚斋做冥寿，刻有砚台一方送庞家做纪念等。当政治运动到来时，有人提及此事，认为曾昭燏大吃大喝并搞资产阶级腐朽迷信，曾氏对此事无法辩解和说得清楚，内心的痛苦进一步加重。

四、1964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城市“五反”，农村“四清”，并向各地派驻工作队。

这个运动原来与洁身自好、终生爱惜羽毛的曾昭燏沾不上边，却触动了她一块心病。其病源是：1954年，曾昭燏主持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发掘过程中，与山东博物馆派出协助的文物专家台立业、蒋宝庚建立了友谊。蒋、台二人年轻气盛，工作时经常调侃。不谙世事的台立业自称“姓台湾的台”，蒋宝庚则自称“姓蒋介石的蒋”。当“反右”风暴一来，台、蒋二人便被作为人民公敌“台湾老蒋”的孝子贤孙打成右派分子。因“老蒋”的姓氏比“台湾”地名响亮得多，罪过也就严重得多，台立业仍在博物馆接受群众监督改造，而蒋宝庚被打成“极右”，停薪停职，发配到一个偏远农村劳动改造，家人全部随往。未久，令人谈之色变的“三年自然灾害”到来，蒋宝庚一家生活陷入困顿，全家人几欲饿死。走投无路中，蒋宝庚便偷偷写了一信向曾昭燏求援。面对昔日的同志，今日的“反动分子”，曾昭燏思虑了许久，最后还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匿名给这位落难的“老蒋”邮寄了30元钱。

乐善好施本是有家教学养的中国女性一种美德和高贵品性，但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风浪下，却是一种极大的冒险行动。尽管“老蒋”心知肚明，没有吭声，几年来南京博物院也没有什么风声传出，但曾昭燏一直放心不下，当“四清”运动来临时，曾氏心中打起鼓来。因为双方不能通信通电言明此事，曾氏对“老蒋”的情况无所知晓，更增加了几分神秘和恐怖。假如这位憨直的大嘴“老蒋”把不住门，或在劳动改造中突然提高了政治觉悟，决定“反水”立功，把30元钱的旧事掀动出来，曾昭燏无疑成为引火烧身、站在党和人民对立面的反动分子，后果不可想象。

五、与“四清”紧密相连的是针对城市的“五反”，其中一个重点是在城市划分阶级成分，江苏为中央确定的试点省，关系重大。曾昭燏深知自己的家庭背景，无论如何表现和撇清，这个“五反”与自己是脱不了干系的。而恰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对她在运到台湾南迁文物中的责任，开始清算”。因而，当江苏省的“五反”开始不久，曾昭燏便认为大限将至，精神高度紧张，直至精神全面崩溃。当她闻讯自己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时，不但没有解脱，反而压力加重，认为自己身心沾满了污泥浊水，不配做“人民代表”。当时梁白泉奉命每周一次到丁山疗养院去看望曾昭燏一次，并带去相关信息。梁白泉看到，“此时她一脸木然，眼光呆滞，并没有要去北京开会的意思”。在深深的自责与恐惧中，痛苦至极的曾昭燏最终决定远离红尘滚滚的三千大千世界，孤身一人驾鹤西去。

曾昭燏于灵谷塔上纵身一跳，不禁令人想起了王国维颐和园的自沉，想起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悲怆遗言，想起了陈寅恪那“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的精辟宏论，同时又让人想到屈原在汨罗江的自沉。此前，曾氏为其师胡小石所撰的墓志中，特地点出他生平所最致力的三大领域，即古文字之学、书学和楚辞之学，这也是曾昭燏得益最多的三个方面。楚辞之学对于出生于楚地的曾昭燏来说，自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曾家老母亲对包括她和曾昭抡在内的七个子女都教读过屈原的作品，曾昭燏后来还写过《读楚辞》九首之类的诗作，如“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屈原不能变心从俗，但二千年后的曾昭燏却能，晚年居住于南京且与曾氏有往来的世家子弟陈方恪也能。如陈方恪就曾说过，“人不可俗，但也不能不随俗”，陈氏所指的“俗”，可认为是社会风气和政治形势。青少年时代风流成性，整日在脂粉中徜徉磨蹭的花花公子陈方恪，与他的兄长陈寅恪在性情、处事等诸方面可谓大异。新中国成立后，陈方恪经过不断的“精神洗澡”，思想忽于一夜之间发生了突变，陈的一位同事后来说：陈方恪“能在党领导的期刊编辑部处理文史稿件，与党内同志相处融洽，从无间言。学习时政，三言两语，颇得要领。真是‘日对千宾，不犯一讳’，对世道人心皆有把握，处世圆滑娴熟得已是炉火纯青，寅恪与方恪兄弟二人的巨大差异，真让人有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之浩慨。”

曾昭燏经过“洗澡”后，基本上也按这个路数走了下来，她在当时的南京学术界颇受尊重。因一直未婚，孤身一人在博物院生活，外间俗事少有牵挂，特别敬业，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工作中。五十年代早期，她的办公桌旁挂有一张蔡元培的照片和一幅毛公鼎拓片，蔡元培是其精神领袖，毛公鼎拓片则是她追求事业的象征，也是她理想生活的全部内容。随着思想“洗澡”不断深入和各种运动风起云涌，蔡元培的画像已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并与胡适同流合污的侏儒丑八之类的人物被她悄悄扯下销毁，代之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挥动手臂的巨幅肖像来指引她的精神航向了。在这一系列无休止的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一日三省”中，曾氏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一旦出现一点疏忽或差错，就痛心疾首，不能自制，终致走向精神分裂与崩溃，直至像她的先辈曾国藩晚年所发出的“身力交瘁，但求速死”的绝望悲鸣一样，以速求一死的方式谋得解脱。——这便是一代杰出的女性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古文字学家死亡的几个主要脉络。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许多隐秘往往埋藏于历史深处而被人忽略，除了曾昭燏在新的政权之下由于家族关系和个人思想观点而深感自责，以及在多波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在刀刃上起舞旋转而产生的恐慌惧惊，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症结，就是曾昭燏蛰伏在内心深处的孤独、孤傲、孤愤和耿介刚烈的性格，这种性格与以蛮霸著称的湖南人脉管里流淌的血液有关，也与她长期独身有一定关联，即通常所说的“老姑娘症”是也。对于此点，与曾氏相识的博物馆学家陈晶曾专门问及抗战中在李庄的王世襄和罗哲文二人对曾昭燏的印象，罗说“她很有学问，也谦虚。那时我年轻，她很关心我，教过我外文，辅导我工作。她自尊心很强，你对她好，她也会对你好得不得了，若对她不好，就不高兴”。而王世襄的评价与罗似有差距，王说：“在李庄时常见，她留学德国（按：为留学英国之误，但确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过考古实习），跟李济、傅斯年先生工作，很傲慢的样子。也经常到营造学社去，但没有多大接触。”

从上述回忆可以看出，曾昭燏对王氏这位燕大毕业的土包子学者的不屑，也见出王世襄并没有把这位“海龟”女学者太放在眼里。文人相轻，自古已然，于是有人公开批评曾氏性格刚烈，说她“孤傲、严肃、不易亲近，没有亲和力”。对此，早年曾受曾昭燏指导的曾宪洛同学许复超说：“先生是即之冷静理智的学者，也是心如炽火耿介的性情中人。在别人可以不以为意的言语、气色，在先生很可能无法释之、置之。这是先生的性格使然，也是贤者难为的短处。”

许氏的评价应是公允的。或许正是这样的性格，才有了在她殒命之前偶尔露峥嵘的一幕。一次，曾昭燏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省里组织的一个民主党派座谈务虚会。会上，众人附和主持者的说法道：“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交头接耳中，曾昭燏突然站起身大声说道：“我看你们都是佞臣！”众人大惊，立即哑然无声。待缓过神来，群起反攻，疾言厉色地质问曾：“我们怎么是佞臣？”曾昭燏似感到自己过于激动，也知道此举戳了马蜂窝，遂转身离开了会场。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除了曾氏骨子里暗含的一种对当政者的不服气和阿谀奉迎者的厌恶，也是她长期精神压抑之后真情的流露和爆发。

或许，从这个时候起，曾昭燏开始反思她的人生历程，以及江山易主时自己抉择的得失。因这一时期的日记一直藏于曾氏后人家中未能公布，思想流变与具体的言辞不得而知，但从曾氏自作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细节，即她在自杀前曾写过一篇《我也来谈谈＜桃花扇＞的结尾问题》的戏剧评论。在这篇评论中，曾昭燏谓孔尚任所创作的，对剧中人物，特别是侯朝宗、李香君两个男女主角的褒贬，是合乎历史事实和恰当的。但这出戏经欧阳予倩改为话剧后，人物形象遭到扭曲，特别是结尾写侯朝宗赴清朝的乡试，中了副榜，为李香君所唾弃一幕，与孔氏原剧大不相同且离谱太远。对此，曾昭燏直言不讳地指出：当看到戏剧结尾处，侯朝宗穿着清朝衣冠出场，那种卑鄙的样子，总令人心中感到不爽，觉得实在是有点委屈了侯朝宗，甚或是一种人格侮辱。按曾昭燏对历史史实和人物背景、身份的把握，侯朝宗在入清以后是被迫应乡试的，侯的应试策已刊布于世，内中很少阿谀逢迎、希图得到新朝恩宠的言辞，只是对当时政治经济上一些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而对顺治皇帝入关后贵族官僚弄权枉法，指斥颇为切直。面对侯的试策和其他遗留的材料，曾昭燏认为：“推侯之意，这时满洲人统治中国，已成定局，要推翻已不可能，自己既已应试，爽性进些直言，希望新朝政治修明一点，老百姓少受点苦。至于自己，本无意功名，中与不中，在所不计。当然，假如侯朝宗当日竟高掇巍科，则很有可能他从此投身仕途，不顾名节。可是他的直言，触怒了有关的人。于是给他一个副榜，以损害他的才名。侯朝宗受此侮辱，心中自然更加痛苦，不久就跑到南方去了。”又说：“侯朝宗应试，到底非出于本心，应试后心中痛苦，越三年而死，与甘心投敌者不同。孔尚任在剧的末尾，写皂隶访拿山林隐逸，就暗暗点出当时一些隐居的人的出山是出于不得已，在他的心中，侯朝宗是属于此类的。至于借皂隶之口，说‘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鞭挞的是钱牧斋之流，侯朝宗不在其列。”

曾昭燏是很少写戏剧评论的，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篇，可见她是有意而为之。在叙述侯朝宗内心痛苦与不得已而“出山”，最后郁愤而死的悲惨结局时，曾昭燏是否想到了自己的命运？映射自己在改朝换代的新时代隐逸山林而不得，被迫“出山”的无奈？而戏评中把侯朝宗的言行举动与甘愿降清的钱牧斋（谦益）之流截然分开，是否是对自己的自我标榜与评价？抑或此时曾昭燏已预料到自己沉入九泉之下，后人会对她真实的内心世界与言行产生误解或予以歪曲，而特意把侯朝宗拉出来，以明自己不可为外人道的心曲？——这是一个隐喻。或许曾昭燏在生命的中途戛然而止的密码，就隐藏于历史空隙这不经意间的偶然流露吧。

当曾昭燏血溅灵谷寺时，据说“组织”上已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只是未来得及通知她本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姚迁把曾氏的死讯向江苏省委、省政府作了汇报，因当时中国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自杀者太多。每有人“自杀”，便被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一种“罪恶”，而曾昭燏又恰恰是在安葬国民党抗战阵亡将士与蒋介石题字的灵谷塔绝命，无疑有蒋介石经常提及的“一死报党国”的况味，自是一种超级罪过。因了这种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理由，江苏省党、政高层决定对曾昭燏之死秘而不宣，不准家属到现场和火葬场看尸体，并给南京博物院下达了三条指示：一、不发讣告；二、不开追悼会；三、以家属的名义料理丧事。在省委统战部部长亲自坐镇指挥、调度下，南京博物院采取从速、从俭和“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坟墓”的方式，将曾氏的遗体秘密收殓于一个木质薄棺中，于一个夜色朦胧、星光惨淡的黎明悄然无声地运出城外，于牛首山脚下一个人迹罕至的角落匆匆挖坑掩埋——中国考古文物界一代女杰就此长眠于荒草野坟之中。

曾昭燏之死，如一盏残灯熄灭，如此迅捷又悄无声息，令他的同事、亲朋故旧惊愕不已，一种人生无常的感慨油然而生。事隔近两个月的1965年2月14日（旧历正月十三日），远在中山大学的陈寅恪从曾氏后人信中得知这一噩耗，于惊愕中悲不自胜，当场流下了热泪，遂强撑年迈体衰的残躯，作诗一首，以示敬挽。在这首《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挽一律》中，已是76岁高龄、双目全瞽的陈寅恪，深情地追忆了两家三世之交的情谊，对曾昭燏的独身生活、高才短命发出了忧愤哀苦的悲鸣：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

因曾昭燏的自杀在当局看来是属于政治抗议和对党不满的表现，当局对此草草埋葬不作声张，曾氏的亲朋故旧自是不敢触怒天颜，自入牢笼，只能仿效曾国藩当年奉行“打掉牙，和血吞”的处事哲学，默默哀悼。此时陈寅恪已被划为“中右”分子，受到革命队伍的监控，时刻有被打翻在地的危险，因而诗成之后不敢公开，特别在附言中交代：“请转交向觉明先生一览，聊表哀思，但不可传播也。”从后来辗转流传的诗稿看，此诗不止一个版本，或许是陈寅恪怕被当局抄没销毁而特别匿留。另一稿后四句为：

多才短命人咸惜，一念轻生事可嗟。

灵谷年年薰宝级，更应流恨到天涯。

对曾昭燏的死，陈寅恪不能在诗中明言自杀，只能隐晦地以“逝世于灵谷寺”表白，并特别注明“不可传播”，可见当时政治高压和陈氏小心慎谨。附言中转交的向觉明，即向达，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陈、曾二人皆与向达友善。1942年9月至1943年5月，向达以敦煌专家的身份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出任考古组组长，与副组长夏鼐及弟子阎文儒，前往敦煌及周边长城、烽燧考察。其间，向达与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的曾昭燏通信达29封，信中详细介绍了沿途见闻和考察经过，以及经斯坦因等帝国主义分子劫掠和破坏后敦煌的惨状。这部分书信在曾昭燏去世十五年后被发现，并由南京师范大学于1980年刊布。通观向、曾通信内容，可见二人交情笃厚纯美，言辞礼数堪称由士大夫脱颖转变为自由知识分子这一新兴阶层交往的典范。正是缘于这样一种肝胆相照、心底皎洁的深情大爱，陈寅恪才敢冒政治风险由岭南寄喻远在北京的向达，以示共同缅怀悼念。

陈诗中的前两句，指陈家与曾氏家族自曾国藩与陈宝箴一辈起，已有三世之交。“长安”意指国民党首都南京。“初见长安”，当指陈寅恪与曾昭燏相识于南京。“岁月赊”，意指二人相识已经很久。三、四句，当是以东晋女诗人、著名才女谢道韫比拟曾氏，并以谢道韫与徐淑、秦嘉之典，指曾昭燏虽有忠贞之情却终身未婚的身世。五、六句借陈子昂《宴胡楚真禁听》“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句，喻指谗言陷害无辜，以及曾昭燏因家庭和政治受诬陷而蒙冤酿成悲剧。最末二句前后稿不同，后稿中的“灵谷年年薰宝级”，一般解释指佛教殿堂建筑。钱谦益《长干偕介邱道人守岁》有：“头白黄门熏宝级，香炉曾捧　　玉皇西”句，疑陈氏此处“薰宝级”乃借钱诗用辞。但据南京博物院考古学家陆建芳释解：此句首先要追述曾昭燏的身世，曾氏之所以终身未婚，除了家庭文化熏染，更多的是与西方教会学校背景有关，此有与曾昭燏本家曾宝荪、曾昭懿，以及金陵大学的吴贻芳和岭南大学的冼玉清等一代才女和社会名流为证。这种独特的身世，使之思想观念自然地倾向于宗教，并受宗教的感染与不同程度的教化。“宝级”应是指佛门修炼的一种境界，也就是六道轮回和十法界中的最高境界。佛教中的六道轮回与十法界说，即预知和测定人死后生命灵体的归宿及飘向何方的命题。按佛教中六道的能量级划分：一级能量以下的生命灵体要向下堕，堕入地狱道；二级生命能量灵体，下堕为鬼道；二级以上至三级的生命能量灵体进入畜生道；三级以上至四级的生命能量体进入人道；五级以上、六级的生命灵体上升为天人道；七级能量的生命灵体进入罗汉法界；八级生命能量体进入菩萨法界；九级能量的生命体入九地菩萨位，即进入佛法界最高的“宝级”，从而成佛得道。

作为受东方儒家文化浸淫并有西方教会学校背景，同时又对佛学教义颇为倾心并有一定研究的曾昭燏，对于生命的终结，一定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和内心搏斗，最后去意已决，便从容自若，心如止水，这从她死亡前的言行中便见得清楚，其间的过程自是与宗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氏将生命的终点选定在灵谷寺，理由自是多多，比如此处较其他佛门寺院更加神秘幽邃，弥漫着灵异浓郁的神佛气氛，但其主要的缘由可能还在于灵谷寺由废墟中重新兴起，与曾国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曾昭燏的心中，此处乃是镌刻着曾氏家族施以恩德，佛家香火得以延续，佛家教义得以兴行的具有明显历史印痕的神圣之地，这个神圣之地就是曾氏家族光荣与梦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曾昭燏因了这份光荣与梦想而来，更是为了心中的宗教理想而选择灵谷塔而去。曾氏之所以从灵骨塔的第七层，而不是最高的第九层跳下，按陆建芳的说法，其内在原因就是曾昭燏认为自己的精神修炼尚未达到佛家所说的最高境界，故从七层飘然而下，进入心中的佛国净土与佛家所说的罗汉法界。自此，便是“天阴雨湿隔天涯”，灵魂飞升，世间万物不复见矣。

继陈寅恪的哀鸣与叹息，隐住于武汉大学校园的沈祖棻闻曾氏死讯，有《屡得故人书问，因念子雍、淑娟之逝，悲不自胜》六首，前三首是悼念曾昭燏的诗文，其中有“犹记芸窗共一编，几回风雨对床眠”句。子雍即曾昭燏表字，沈、曾二人早年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读书时相识相知，并与杭淑娟、游寿、尉素秋、章伯瑶、徐品玉、张丕环、胡元度、龙芷芳等同学在中大校内六朝松下“梅庵”结成词社，名为“梅社”，吟诗唱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当年同学情深谊厚，如今人世两隔，沈诗格调分外哀惋凄凉，读之令人泪下。1974年，沈氏再作《岁暮怀人四十二首》，其中一首为缅怀故人曾昭燏而作：

湖边携手诗成诵，座上论心酒满觞。

肠断当年灵谷寺，崔巍孤塔对残阳。

沈祖棻夫婿、当年金陵大学的同窗程千帆为沈诗笺释云：

子雍长南京博物院，位高心寂，鲜友朋之乐，无室家之好，幽忧憔悴，遽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坠灵谷寺塔，享年仅五十有五。伤哉！

第九章 “铁证”下的亡灵第一节《海瑞罢官》出笼

曾昭燏血溅灵谷寺，撒手归天。继之而来的惨烈政治风暴，又将他的兄、嫂，连同近亲故旧、同事友好推向了烟雾迷蒙的鬼门关。

1964年7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名，成立了一个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以“贯彻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为职责的五人小组，这个小团体后来取名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登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进行公开批判。以这篇文章为标志，为期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

1946年夏，西南联大结束后，吴晗携夫人袁震先抵上海，于8月返回北平清华园，住进了西院十二号。这个房子位于王国维当年居所的前一排，外观有点破旧，据说是供给四等教授居住的，但比起昆明的居住条件好多了，吴氏夫妇很是满意。据吴晗后来在《清华杂忆》一文中说：“就在这所房子里我度过了两年多黑暗的岁月。尽管外面的天是黑的，这所房子里却经常有明朗的笑声，热烈的争论。”吴氏心中的黑暗岁月，自是指国民党的统治。而所谓房子里的笑声和争论，则是吴回到北平后，与北平民盟的汪骏（汪行远）、沈一帆等人员接上头并建立了联络。未久，北平市民盟主要负责人刘清扬赴天津筹备河北省民盟组织，北平市民盟的工作便由吴晗主持，这是吴氏出任民盟党派方面大员的开始，也是接触中共高层步入仕途的转捩点。1947年初，表面上形成的国共和谈再度破裂，更大规模的血战即将爆发，以叶剑英为首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决定撤离北平。临别时，叶剑英、徐冰等在南弯子十三号吴昱恒（北平地方法院院长、民盟秘密盟员）家中，举行了一场民主党派负责人、知名人士告别宴会。到会的有吴晗、潘光旦、费孝通、许德珩、张奚若、陈垣、徐悲鸿、钱端升、张东荪等30余人，叶剑英、吴晗等在会上分别讲了话。会后，徐冰把一台收音机送给吴晗，以便让其能及时收到中共方面的广播，发动北平各大学师生配合中共的行动。吴晗先是把收音机放入几位盟员家中，派专人晚上收听广播，记录并油印出来，第二天秘密分发到民盟成员和一些师生手中。由于收音机要安装天线，很容易被国民党军警发现，三五天必须转移新的地方。有一个时期极度紧张，吴晗通过关系把收音机放在北大物理系的实验室中，才躲过军警耳目，收听与记录、油印等事宜方得以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吴晗利用清华大学教授身份，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秘密联络点，暗中与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党员崔月犁、王冶秋、马彦祥等人联系，召开秘密会议。时王冶秋为国民党驻北平孙连仲司令部少将参议，根据中共指示，王与孙连仲手下的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余心清一起，试图策反孙连仲反水倒戈，因中共设在北平的地下电台被国民党特工人员破获，抄去许多机密电文，王冶秋等策反之事败露，余心清首先被捕，而帮余向中共方面拍发电报的翻译员陈融生闻讯逃到吴晗家中，吴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孙国良把陈秘密送往中共控制区。陈融生离去后，王冶秋又逃到吴晗家中，吴见事急，一时又不知如何是好。据王冶秋事后对夏鼐说，袁震见此情形果断地让吴脱下自己的衣服给王，吴犹豫不决。袁震竭力主张，且态度坚决，吴才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王冶秋换上，然后把他送出清华园，经中共内线接应，王冶秋经天津转入河北中共实际控制区。新中国成立后，王氏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等职。

吴晗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军警注意，开始对其严密监视。1948年8月20日，北平军警包围了清华大学，欲逮捕“危害国家”的“共匪嫌疑分子”。吴晗自知难以逃脱，遂烧毁家中所藏的民盟与中共秘密文电，坐等被擒。由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出面在军警之间竭力斡旋，“嫌疑分子”全部疏散，吴晗和当时已入军警名单的所有人员无一被捕，但后来吴还是从清华园秘密出走了。

关于吴氏出走的经过，据当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吴泽霖回忆：1948年，国民党派了一个叫陈继承的人担任北平警备司令。此时北平局势已很紧张，陈继承经常找各个大学的校长、教务长、训导长到他家里去开会、吃饭，完了以后，总要对校负责人们说，学校里的学生闹得太厉害了，要求学校当局限制学生运动，并公开指责吴晗，说他在煽动学生闹事，要予以制裁。“有一次晚上邀请大家吃饭，北大有胡适、郑天挺，清华的有梅校长和我，师范大学有二位先生。陈继承很明白地讲，你们清华的吴晗闹得不像样吧，要约束他啦。当时，梅先生解释了一下，他是个读书人，也没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东西。在回来的路上，在汽车上我就跟梅先生谈，看样子恐怕吴晗有点不利了，怎么办？是不是应该保护他一下。他就说我马上就找他，找到后他说：‘吴先生，你得赶快走，晚了不行了。’怎么样给他安排的，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具体安排要找他，让他早离开，是我参加了的。”

吴泽霖这个话当是事实或离事实不远。梅贻琦是国民党中的名人，但他一贯禀承自由民主的传统和校风，总是顶着种种压力保护持不同政见的师生。在昆明时，就对闻一多、吴晗等人弄出的政治主张和做法表示反感和厌恶，但在关键时候仍对其进行力所能及的保护，此为梅氏一贯的作风，也是人格最为光荣的一面。吴晗接到通告，迅速开溜，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先到上海，未久又秘密飞回北平，旋转入天津，与先前抵达天津的夫人袁震会合，再由崔月犁派出的地下交通员送往河北一带中共控制区。当年11月，吴晗夫妇辗转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其间，吴晗把自己写的《朱元璋传》修改稿呈给毛泽东过目，毛对传中彭大和尚归宿的意见，以及吴晗表示要按毛的指示重新修改文稿等预示着不祥之兆的故事，都发生于此时此地。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吴晗随中共军队参加了入城仪式。几天之后，吴与钱俊端等人受中共中央委托接管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仅仅是几个月前，吴氏作为国民党捕获的对象而被迫逃离清华园，而如今却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清华大学，其爽快的心情和意气风发的态势可想而知。据冯友兰在他的《自述》中说，当1948年解放军围困北平城时，中共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的文管会张宗麟等人，就找到清华校务会议成员讲了一堆好好维持学校之类的官话，其间特别对冯友兰说道：“我们对于你的行动曾经作了估计，现在你的表现跟我们的估计差不多。党中央很重视你。”未久，冯友兰被军管会任命为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全盘工作，成了清华的一把手。只是好景不长，中共高层特别是毛泽东认为冯氏此人，总是不能采取“老实态度”为人为学，难堪重用，必须让其靠边站。于是，解放军入城之后，军管会负责人钱俊瑞来到清华宣布：“派吴晗为军代表。从此以后，校务就实际上由吴晗主持了。”

已成为北大、清华两校实际上一把手的吴晗，在北平骑河楼清华同学会聚会上，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梅可以留在清华，胡是走了好。”据当时听报告的清华校友林从敏回忆说：“那时吴先生与邓小平、彭真的关系很和谐，听说是邓的扑克牌友，邓总是称他为教授，且已内定为北京副市长。吴先生对梅师与胡适先生的看法，可以说是半官方的意见。”只是梅贻琦没有听从吴的召唤，也没有忆及当年他冒险通知吴氏离开清华园的旧事，最终还是由南京转香港，把自己的老骨头埋葬于“田横之岛”。

在清华园当了近一年“太上校长”的吴晗，于1949年11月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之职，当初清华校友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自此，吴晗开始了机遇与风险共存的宦海生涯。

早在1949年1月14日，共产党军队炮击天津，北平即将拿下，在这个时候，吴晗连夜给毛泽东写信，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正在指挥千军万马准备南下，他读过吴晗的信之后很快写了几个字作答：“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由于资料缺失，毛接信后的想法与周恩来面告的详情已不可考，想来毛、周二人不会忘记三年前的这个时候，即中国人民走上新的历史阶段——“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开始之时，吴晗与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储安平、费孝通等辈，以所谓的“第三者”，即超然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人民代表”的姿态跳出来，明确表示：“国民党不好，共产党也不好；国民党是内战的罪魁，共产党也是内战的祸首；你们都是反人民的，代表人民的只有我这‘不左倾也不右袒’的‘第三者’。”同时，毛、周等中共领导人也一定不会忘记，1946年1月，吴晗等人在联名致国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的信中，把共产党说成同国民党、青年党是“一丘之貉”，并且以“人民代表”的口吻叫嚣道：“你们的党史，你们的党纲，你们自吹自擂的宣传品，我们人民，老实说，都不大感兴趣。”同时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咬牙切齿地对国共两党发狠话并威胁道：“两党相持，人民受罪，结怒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想不到仅仅三年时间，随着改天换日，乾坤倒转，作为“斗士”的吴晗也与时俱进地转变了态度。如此变化，当是让久经沙场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位革命领袖都感到过于唐突或不可思议，并有“人为何物”之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假如毛泽东大笔一挥，当即批准吴晗强烈要求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可能连毛氏本人都会感到脸红，更难以向党内同志作出合理的解释。鉴于这一历史的门槛和缘由，毛泽东与周恩来索性不再顾及，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毛、周恰当的应变之策。

就这样，吴晗被晾在一边，却不甘心自己被冷落，三番五次地给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主要领导者写信，表示自己不加入共产党决不罢休，也死不瞑目。1954年，身为副市长的吴晗在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一封长信中再次表白道：

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

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出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

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

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　　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的。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此时的吴晗当然知道加入中共与非党员的巨大差异，正如许多年后一个副市长是否是党委常委一样，若是，则可参与权力核心事务；若非，对不起，只能做点敲敲边鼓的事情，就连身边的秘书、打水端菜者都能感觉到“常”与“非常”之轻与重。吴晗如此坚挺地死缠硬泡差不多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之后，中共方面见吴确是“铁了心”，遂于1957年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出面谈话，通知中央已正式批准其加入共产党。吴晗听罢，自是欢喜异常。

就在吴晗入党的这一年，因“反右”斗争扩大化，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怕招惹是非，开始对自己的言行细加斟酌。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更使一些愚而诈、整日做着升官发财美梦的大小官僚缄口无言，对许多已明显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此时的毛泽东很快察觉了这个问题，并在1959年4月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对这种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一次，毛泽东正津津有味地看家乡的湘剧《生死牌》，戏到结尾时出现了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清官海瑞。毛精神为之一振，一个奇特的念头在心中滋生。戏散后，他把《明史·海瑞传》找来翻阅，当合上最后一页，一个念头也在心中产生了。

第二天，毛泽东向一位分管宣传的领导人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毛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他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看狱的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本人还是忠心耿耿的……”毛讲完，指示这位领导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做宣传工作。

既然涉及明史，就不能不想到号称明史专家的吴晗。这位领导把毛泽东的指示给吴晗讲过之后，鼓励吴来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一听是毛主席吩咐，吴晗自是受宠若惊，并施展才华很快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刊登在同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毛泽东讲的那段海瑞的故事，也是明史《海瑞传》中的内容，中心思想突出海瑞的“敢”字，即不管是天王老子，还是神仙皇帝，他都敢乱骂一通。之后，吴晗以极大的热情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其宗旨和主要内容仍然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着重宣传海瑞敢说话、敢说真话、敢骂人的“三敢”精神。在吴晗所写关于海瑞的一系列文章中，最受瞩目的一篇是《论海瑞》。此文写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发表于庐山会议之后。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海瑞一生的功绩，对海瑞的“三敢”精神和做法在鼓与呼的同时，给予充分肯定。

庐山会议之后，吴晗把这篇文章送给参加过此次会议的一位领导人看，这位领导把毛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对吴晗讲了出来。出于政治形势考虑，在发表此文之前，精神上早已站在御用文人行列，具有投机心理的吴晗又画蛇添足地加入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等与全文毫不相干文字。——既然是赌博性投机作文，关键体现一个“敢”字和“赌”字，至于相干不相干，在吴氏眼中已不重要了。

1959年9月，善于闻风而动、四处察看政治动向的北京京剧团演员马连良，隐约感到海瑞这个人物在新的政治斗争中“有戏”，于是主动约请吴晗把海瑞的事迹改编成京剧。尽管吴晗对戏剧创作完全是个外行，但由于海瑞在新的阶级动向中是个“有戏”的人物，便答应下来，并在京剧界一伙苏秦、张仪式的策士及一批三国时代杨修与蒋干式才子的帮扶下，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京剧《海瑞》剧本。此时的吴晗无论是对剧本艺术，还是对政治风向都没有实底，为防止马失前蹄，或弄个三国时代的蒋干盗书——两来无功的悲惨结局，决定征求一下文化、戏剧界大佬们的意见。想不到这帮大佬对剧本的戏剧情节是否连贯尚能说个一二，但玩起真正的政治自是票友水平甚至是连票友都不如的一群糊涂蛋。如此这般，在这群糊涂蛋们一番鼓噪吹捧之中，吴氏剧本于1960年底开始彩排，并改名为《海瑞罢官》。

这时的吴晗和马连良没有想到，《海瑞罢官》一剧公演后，得到的反应是“毛主席很高兴”。未久，毛泽东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受宠若惊，饭桌上手与脚一齐哆嗦已属必然。马氏出得中南海，仍满面兴奋地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主席的赞赏，可见这个宝是压对了。听说毛主席肯定，文学艺术界的大佬们自是奋起欢呼，于是，喝彩之声铺天盖地，廖沫沙等大佬发文惊呼一个历史学家居然能写出京剧剧本来，打破了“史”和“戏”的界限，为中国新文艺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良好开端云云。

就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肯定，马连良山呼“毛主席真伟大”，廖沫沙等辈狂赞吴氏打破了“史”与“戏”的界限，成了无所不能的干才加天才时，远在上海的一个人，却表示了不同看法并生发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此人就是抗战期间吴晗在西南联大的同事施蛰存。施在后来对吴晗的回忆中，先是述说了吴是自己同辈人飞黄腾达得最快的一个，因此也就助长了吴的自信与骄气，如“他那篇《海瑞骂皇帝》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时我看到后，就震惊于他的鲁莽无知。后来果然，这篇小文章成为他的大罪状”。

施蛰存时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了有名的现代派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对人物的臧否有一部分合乎事实，比如吴晗的“自信与骄气”；有的则文过于实，像《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带来的杀身之祸，很难想象当时的施氏已具备如此精明锐利的政治头脑，在翻云覆雨的政治旋涡中一眼就看出了吴晗“鲁莽无知”，且有倒大霉的先兆。如果施氏有这种本事，早就先于吴晗“飞黄腾达”了。要说施蛰存把自己比作料事如神的诸葛武侯，把吴晗比作不成器的阿斗或许有些不妥，但说施氏这种推断属于“事后诸葛亮”也许并不冤枉。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吴晗确是因了这几篇御用作文的发表引火烧身，触了霉头，以至酿成了死无葬身之地的人生悲剧。

1965年11月11日，吴晗从外地开会回来，和往常一样来到寓所西屋的书桌旁，准备翻阅学习当天的报纸，以便与时俱进，再弄个海瑞的哥哥或爷爷之类的人物写一写，让毛泽东一高兴请自己到中南海撮一顿儿。只是他和那些或真心或假意的敲边鼓者如廖沫沙辈没有想到的是，晴空突然传来一声霹雳，众皆倒地，且在倒地的过程中踩破了秤砣——暗伏在不同角落里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才子加美人，早已磨刀霍霍，借机登台亮相。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围绕着海瑞这具僵尸腾跳飞舞开来。

吴晗刚坐下，妻子袁震从正房走过来，她脸色惨白，指着桌上那张头一天的《文汇报》，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就悄声走开了。吴氏顺手打开报纸，原来刊登着一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断章取义，大有蛮不讲理的势头。本想不去理会，但出于一种政治敏感又认真地看了一遍。当他读到文章最后一部分时，大吃一惊。文中说道：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这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　　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吴晗读了这段话后，愤慨之余，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一番，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也不太相信这篇文章仅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隐约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应该说吴晗的这个预感是对的，未出几个月，大树梢头已响起了飓风的呼啸之声。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文化批判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点了吴晗、翦伯赞两位史学界大佬的名并旧事重提，说他们是反共，是国民党，并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云云。同时，毛泽东还因上海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搞“独立王国”。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连两次同康生单独谈话，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特别指出，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以及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后，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云云。

3月31日，康生回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同时把消息透给了江青。与康生同系山东诸城籍人士且关系友善的江青闻讯，自是心领神会，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对吴、翦等辈和背后“大学阀”的讨伐，形势随之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拿出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罗列了《提纲》3条罪状。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被胆大包天的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两篇文章。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长篇战斗檄文。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自此，报刊上批判吴晗的调子再度提高，态度也更为激烈。

自5月8日开始，京沪两地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江青化名的高炬、关锋化名的何明，以及姚文元、戚本禹、阎长贵等辈的文章，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并搞出了一个“三家村”的靶子。所谓“三家村”，乃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与吴晗等三人，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陆续发表的六十七篇《三家村札记》杂文。这些文章同早些时候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的《燕山夜话》杂文，以及后来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一起，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吴、邓、廖三人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和“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老板”。又因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等人不满，毛在布置力量收拾彭、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一群“阎王”的同时，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等“阎王殿”前臣僚的批斗全面升级。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文章，宣称邓拓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滔天巨浪。

在这股风浪中，远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也受到指示站了出来，以全国人大代表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双重身份，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署名文章，义正词严地指斥道：“当我看到报纸，听到广播，知道邓拓、吴晗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以后，真是越看越生气，越听越起火。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我的话在肚里憋不住了。‘三家村’黑店的掌柜伙计们，我要质问你们：你们每天吃的是人民的茶饭，为什么专门干反人民的勾当？我警告你们这些坏家伙，我们大寨人和全国工农兵群众坚定不移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蛇消灭干净……谁支持邓拓、廖沫沙、吴晗这伙反党分子，我们就和谁算账；谁想掩护他们，我们就揪住谁斗争。”最后，陈永贵斩钉截铁地表示：“‘三家村’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企图是永远不会达到的。社会主义是钢帮铁底铁江山，你们搬上一万年也搬不了一块半头砖。你们自己点起来的火，现在已烧到了你们自己的身上，将把你们这些毒草统统烧尽。”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半期，主要揭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同时宣布革职查办，此为著名的“彭罗陆杨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第一个被拖出来插旗示众的“阴谋反党集团”，也是“文革”中第一批打倒的当权派。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获得通过，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邓拓在家中给彭真、刘仁等北京市委的同事写了一封长信，此时彭真早已被打翻在地，并在5月16日这一天失去了自由，但邓并不知情，他在信中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又说：“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从上述几句话可以看出，邓拓对蹲在山西省大寨村山头上的陈永贵那篇文章是相当重视，并误认为这个头戴羊肚子毛巾的家伙，真的能代表全国人民和工农兵群众。如果这个腰别长柄烟袋，满脸旧社会的老农的声音确是发自内心，那么作为知识分子加党内高级干部的邓拓心中产生震撼也就成为必然。但此时的邓拓仍不认为自己的为人和所写文章有什么过错，他在信中申明自己绝不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的“叛徒”。当认为该申明和辩解的情与事全部了结后，邓拓在这封篇幅相当长的遗书中写下了最后几句话：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写完这几句表明自己态度，同时意在保护未亡的妻子儿女的政治口号后，时间大约是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此时邓拓已心力交瘁，有速死之念。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坚持给早年在晋察冀边区闹革命时代结识的妻子、当天晚上被他托故支走的丁一岚写了一封简短的遗嘱：

一岚：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写下这些文字后，邓拓吞服了烈性毒药。未久，毒性发作，邓拓砰然倒地，就此结束了54个春秋的人生。

第九章 “铁证”下的亡灵第二节引火烧身

就在邓拓怀揣极度的悲怆和绝望心境，窝在家中悲感交集地给北京市委领导写信，并为自己心爱的妻子留下简短遗书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日报》印刷厂排字工人，正在灯光暗淡的车间紧张而神秘地赶排一篇事关重大的政论文章。车间门口阴暗处，几位戴红袖标的执勤者瞪着明晃晃贼亮的眼睛，手持铁棍来回走动，整个工厂内外笼罩着一种肃杀恐怖气氛。当邓拓僵硬的尸体被家人发现时，《浙江日报》的黑体大字号标题文章《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已出现在街头报栏和各机关的办公桌上了。

这篇重大政论文章一开始即先声夺人：“吴晗这个‘三家村’黑店的急先锋，究竟是个什么货色？最近，我们到他的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苦竹塘大队和附近的民主、解放、和平、胜利等大队，傅村、义亭等公社，进行了一次调查。当地贫下中农揭露的大量事实，和我们搜集到的一批罪证，戳破了吴晗多年来苦心编造的种种谎话，充分暴露了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

接下来，文章分四个主题十三个专题，对吴晗的“反革命面目”一一揭露。

第一个主题主要揭露吴晗“伪造进步家史，隐瞒两代反革命罪恶，掩盖地主家庭反动本质，进行政治投机”。

调查人员依据的材料，是吴晗本人于1950年2月在《中国青年》第32期发表的《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一文，其文主要向青年人讲述自己当初对共产党从不太了解到了解，直到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同时提到了在西柏坡与毛泽东就自己创作的《朱元璋传》进行了一个晚上的谈话，认为：“（谈话）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吴晗表示：“我要大声喊出：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揭露文章又说：1961年和1962年，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向党猖狂进攻达到了高潮，牛鬼蛇神，认为他们的春天到了，纷纷出笼。就在1961年，吴晗感到“心花怒放”、“春色满园关不住”，出版了他的《春天集》。在这本集子里面，吴氏把1950年写的《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原封不动地推荐给读者。他自我吹嘘说：远在二十年代末期，自己就对农民革命“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一九三零年以来，我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物论，企图应用这新观点、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二十年写了四五十篇专门论文”。他还介绍了自己怎样从一个穷学生到成为专家、学者、教授的经过。到了1962年，吴晗又通过记者，向青年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在三十年代，下“苦功夫”、“钻到浩瀚的明史资料中去”、“勤读、勤抄、勤写”、“克服挡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终于“成为专家学者”的经验。文章说，我们虽然没有亲聆教诲，但是从记者所记载的，吴晗同志“兴致勃勃”、“越谈越兴奋”，以致记者们都“为这种惊人的毅力，辛勤的劳动深深感动了”的情况，可以想象得到吴晗同志当时踌躇满志、“心花怒放”的心情。在这次谈话中，吴晗对青年寄以“殷切地盼望”和“希望”，要青年们以他的三十年代作为样板，向三十年代的他学习、看齐。

从揭露吴晗的文章可以看出，在叙述一系列理想与超阶级观点，外加高喊政治口号山呼万岁的同时，春风得意的吴晗没有忘记“痛说革命家史”和“忆苦思甜”。正是自己画蛇添足的一番表白与撇清，才令对立面抓住了辫子一个滚翻扭倒在地，扔入污浊的池塘，成了人人喊打的“泥猴”，直至被压于五指山下不得翻身。吴氏在《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中这样“添爪”道：

我出生于1909年。祖父是佃农，兄弟俩勤苦成家，他养了五个儿子，靠着人力多，节衣缩食，到晚年居然可以温饱了。父亲是小儿子，有福气进蒙童馆，一面念书，一面帮着家里做爆竹。祖父死后分家，分到三亩田，而且是洼田，经常被水淹……分家后父亲考入县学，那时叫作秀才，名为县学生，其实是不上学的，算有了功名，就有人来请教蒙童馆了，一年有二十串钱。加上三亩田的租，两夫妇勉强可以过日子。我就是他们的长子……父亲毕业后一直作公务员，大概一个月有几十元银元薪水，一家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寄回家买田地，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大概已经有靠近三十亩左右水田了，还盖了一所瓦房，每年可以收五六千斤谷子的租子。我小学刚毕业，父亲就失业了，爱发牢骚，成天喝酒。他写得一笔好字，却不会下田地。雇长工种了几年田，　　不会经理，划不来，又佃给人种，靠租子过日子。这时候又添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日子已经不宽裕了……由浙江省委派往义乌的调查人员经过实际走访调查认为：吴晗这部“进步”“光荣”家史，是“妄图蒙骗群众，掩盖他的反革命面目”。从吴晗父亲编定的《椒山吴氏宗谱》，给吴的祖父懋环作的《府君行述》中查考得知：“吴晗的祖父吴懋环，并不是什么‘佃农’，而是一个‘登仕郎’——封建王朝的九品官，一个‘奋勇当先’屠杀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的刽子手，一个‘权贸子母’的高利贷者。”同时，调查人员在《行述》中侦知，吴晗的父亲“以邑痒生毕业于浙江高等巡警学堂，历任象山石浦、岱山、凤峡、玉山各镇警佐。”“可见，吴晗的父亲吴瑸钰，并不是什么‘公务员’，而是一个反动警察官，一个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爪牙，劳动人民的凶狠敌人。”

在这一线索的基础上，调查人员再接再厉，通过进一步明察暗访，得知：“据苦竹塘大队贫下中农揭露：吴瑸钰由于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狗咬狗’的原因，丢掉了警察官的‘乌纱帽’，回乡以后，又成了地方上的恶势力，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村里大小事情，要由他说了算。穷人家碰到红白喜事，非要请他吃酒不可。肉烧得不好，他还要笃着‘斯的克’（手杖）骂人。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和地主富农，常来他家拜访。多的时候，一天就有八九顶轿子抬进他家的大门。当地反动警察所的警察，好比他家的看门狗，只要吴瑸钰一个条子，什么事都马上照办。群众说：吴瑸钰是当地一个出名的恶棍。”

由吴瑸钰的罪过又牵涉到吴晗所说自己那位“同情”革命、“赞扬”革命部队的“好人”母亲蒋三英。调查人员根据当地贫下中农揭露，这蒋三英不但不是什么“好人”，反而可恶得很，是个口碑极坏的地主婆。揭露文章说：“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我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根据地进行‘二五’减租。当时，吴家佃户吴璧辉（共产党员）带头要地主婆蒋三英减租，地主婆恶狠狠地说：‘你要减租，我就收田！’吴璧辉向溪口民主政府控告，地主婆又先后两次乘轿去溪口，疯狂顽抗，拒不减租。后来，因民主政府作出判决，才被迫减了租。又据傅芝英等革命干部家属揭露：地主婆蒋三英还经常咒骂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是‘土匪’，是‘蛆虫’，咒骂八大队的干部家属是‘土匪娘’、‘土匪婆’。一九四五年，第八大队主力北撤，地主婆蒋三英气焰更加嚣张，咒骂第八大队说：‘老天爷有眼睛，这批蛆虫飞走了。”’另据在吴家当过雇工的贫农陈金饿、龚银妹和鲍华英等人揭露：“吴晗家中，火腿多，陈粮多，他母亲天天喝酒，父亲嗜吃‘红丸’，一家人过的是‘朱门酒肉臭’的奢侈生活。吴晗本人，也从小厌恶劳动，葱麦不分；到金华读书，是乘轿而去，骑马而归；喝酒、赌博，过的是浪荡公子的生活。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给当地贫下中农读了吴晗编造的‘吃馊饭’等谎话，当地贫下中农气愤地说：‘地主老爷，警官太太，酒肉都吃不光，哪里还会吃什么馊饭，真是胡说八道！’”又说：“贫农龚银妹母女两人，因生活所迫，到吴家当女佣人。女儿陈金娥，在吴家，起三更，落半夜，做了六年牛马，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陈金娥因受不了这种非人的虐待，逃回家去。地主婆蒋三英便赶到陈家，硬逼金娥回吴家。金娥不从，蒋三英竟剥走了陈金娥的棉衣和单裤。正是因为这样，当地贫下中农对吴家地主深恶痛绝。他们说：‘吴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渗透着我们劳动人民的血和泪。要不是他们在土改前死掉，非斗争他们不可。”

最后，调查人员总结道：“吴晗苦心编造的‘进步’家史，真相大白！原来，他不是什么‘佃农’的孙子，‘公务员’的儿子，而是屠杀和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的孙子，反动警察官的儿子。他自己也不是什么‘穷人’、‘穷学生’，而是一个喝劳动人民血汗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地主大少爷。吴晗的家史，不是什么‘进步’家史，而是一部反革命的罪恶史！地主阶级的剥削史！”又说：“吴晗为什么不迟不早地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一九五零年耍弄花招伪造进步家史、掩盖地主家庭的反动本质呢？对此，吴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有一段自白。他说：‘由于幼年时家境的困难，我自然地对农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对农民革命则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原来，吴晗无中生有，挖空心思伪造家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在他的‘反骨’上栽上一条‘进步’的阶级根源，从而使人们相信，他是‘自然地’成为‘无产阶级或者至少应该跟着无产阶级走了’的人，以便他在‘进步’面目的掩护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党猖狂进攻。这是一个无耻的谎言，恶毒的政治阴谋！……一九五零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前夕，吴晗一面抛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篇文章，公开宣扬他家是‘勤苦穷家’的，一面又以‘拥护土改’的‘进步人士’面目出现，给义乌县人民政府写信说：‘我的房子、田地和家具一切，全部献给政府……’吴晗妄图用‘献’田、‘献’屋的手段，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逃避群众斗争。当地群众识破了吴晗的诡计。他们说：‘地主的土地，都是从我们劳动人民手上剥削去的，如今是土地还老家，哪要你地主献殷勤！’他们根据党的政策，把吴晗的家庭划为地主成分，吴晗的‘献’田阴谋没有得逞。”

在第四个主题中，调查人员以吴晗“借口‘支持农村文化革命’，以赠书为名，妄图破坏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为引子，对吴晗的所作所为再度给予重击。文章说：“一九六五年春天，本省农村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热潮。苦竹塘大队办起了俱乐部，这是一个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这个大队在外地工作的同志，纷纷给俱乐部寄书。有的寄来了毛主席著作，有的寄来了《雷锋日记》，有的寄来了《必要的一课》。就在这个时候，吴晗也一反过去对家乡群众的冷漠旧态，忽然热心起来，给俱乐部寄来了一百多本图书。你道是些什么书呢？大都是关于帝王将相的书！《唐太宗》、《袁世凯》来了，《李鸿章》、《梁启超》来了，《海瑞》、《于谦》也来了。此外，还有一批这样那样的‘史话’，可就是没有一本大家迫切需要的毛主席著作。社员对此极为愤慨。他们说：‘吴晗这样做，是公开反对我们农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要我们读吴晗他们的书，听帝王将相的话！’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对这批书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剖析。这一百多本书，都是吴晗主编的。”

在文章的最后，调查人员紧扣现实批判的主题，总结性地说道：“这些书歌颂的对象，几乎都是帝王将相。说什么大地主头子、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说什么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武则天，是个‘好皇帝’。说什么宋朝穷小子寇准，由于‘读书用功’、个人奋斗，十九岁中了进士，二十岁当了‘知县’，最后居然爬上了宰相的高位。吴晗把这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吹嘘成为‘我们后学的典范’。特别是吴晗把自己‘精心’制作的大毒草《海瑞的故事》和《于谦》，也公然拿到家乡去推销。他的这些毒草，在苦竹塘大队的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广大贫下中农、青年民兵一致指出：吴晗‘送书’，是个阴谋。有的说：‘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学得正起劲的时候，吴晗却给我们送来了《海瑞的故事》，要我们学习海瑞的骂皇帝精神，这就是要我们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我们贫下中农自己。这绝对办不到！’有的说：‘吴晗派海瑞、于谦到农村来占领文化阵地，是想用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来迷住我们贫下中农的心窍，骗我们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痴心妄想，我们决不上当！’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吴晗送书，决不是为了‘支持农村文化革命’，而是为了毒害群众，与我党争夺思想阵地，争夺领导权！苦竹塘大队的群众，眼睛雪亮，彻底揭穿了吴晗的阴谋。”

揭露吴晗“老底”和“罪恶面目”的文章甫一问世，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全国各大报刊如获至宝，纷纷转载，全国掀起了一个“砸烂三家村”、“痛打落水狗”、批吴倒吴的高潮。此时，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未结束，“彭罗陆杨集团”中人已被有关方面控制，各自失去了人身自由。当时的彭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罗瑞卿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部长；陆定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此外，彭、陆、罗等三人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首先从四人头上动刀，自是出于“文化大革命”整体战略的考虑。正因为将其四人捆绑在一起全盘掀翻，才能够使毛泽东和他的同志顺利掌握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机器控制权，进而掌控“文革”全盘运转机器的大权。更为重要的是，“彭罗陆杨”的倒台，等于斩断了刘少奇、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书记处的臂膀，使陈伯达、江青、康生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有翻身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战略的正确，当臂膀被斩断之后，其主体“刘邓陶”很快被打翻在地，分别被整得一佛出世，二佛流放，三佛进了监狱，算是各自有了该去的归宿。1966年5月28日，新组建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并对外公布。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穆欣、姚文元。这个小组很快成为“文革”最高指挥机构，实际凌驾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之上，一切生杀大权皆控制在其手中。刘邓集团的势力被削弱，且处于风雨飘摇，时刻有被剪除消灭的凶险。按照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指导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一贯战略战术，只有把对立面的羽翼全部剪除之后，才挥师杀入集团核心，集中力量，一举歼灭之。在这样一种政治搏杀的格局下，于国共翻盘，解放军进驻北平之初，就已经“与邓小平、彭真的关系很和谐”，且是“邓的扑克牌友”、“内定为北京副市长”的吴晗，自是在劫难逃，大限将至。

在这样一个波诡云谲，充满刀光剑影的短暂历史空间里，除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早已为天下熟知的显赫人物，有一个此前并不太显山露水的人物，在历史的大潮中竟稀里糊涂地被推上前台，手握尚方宝剑，张牙舞爪地闹腾起来。此人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尹达。这位尹达，就是抗战军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仁于长沙清溪阁醉别后，悄然投奔延安的那位叫刘燿的河南大学毕业的学生。当时众人对其舍弃眼前正面战场武汉保卫战的国民党军不投，千里奔走偷偷跑到陕北山沟猫在窑洞里，以马列主义理论搞历史学术研究多有不解。傅斯年访问延安时还不明就里，并有些糊涂地以老前辈和导师的双重身份，劝其回李庄的史语所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并认为在延安那块黄土高坡上白白浪费生命，断送学术前途云云。想不到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口号再度现世：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当1948年底，傅斯年仓皇出逃台湾，而尹达走出陕北那座黑糊糊的寒窑，梳洗打扮，骑着高头大马，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金光闪烁地随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席卷中原大地，继而入主北平城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此举可不是后来电影里上演的“我胡汉三回来了”那样风光一时，称雄一刻。胡汉三是地主流氓演变而成的“还乡团”首领，是被革命者打倒的对象，当然没法与真正的革命者相提并论，也不应该相提并论。尹达与他那些山沟里摸爬滚打的难兄难弟们，这次是真的“回来了”，且实实在在地掌握了政权，控制了局势，当家做了主人。而成了人民主人的尹达，也由当年的小尹一下子变成了老尹同志，再后来就成了尹老或尹老夫子。当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时候，所担任的两个重要职务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由于历史的渊源和职务的关系，自尹达主持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始，就与吴晗、邓拓有过合作并成为要好的朋友。不仅与吴晗一起负责组织《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工作，还与邓拓一起负责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关于尹与吴的关系，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的回忆中可知一二，王说：“我读大学时，就已知道尹达先生。我学的是历史专业，上中国古代史课时，读过他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后来也知道他主持历史研究所工作，是中国史学界的领导者之一。大概是1961年秋，我在复旦历史系读研究生，参加上海史学会的一项活动，听吴晗先生、尹达先生演讲。这二位前辈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吴晗先生坦诚地说：‘这次我与尹达同志去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活动，但我们找来找去，国内竟未找到一个对巴格达历史有研究的学者，只好请了一位学者，写了一篇中国人民与伊拉克人民在历史上的友好往来的文章，到会上去宣读，文不对题，我感到很惭愧。’尹达先生赶忙插话说：‘吴晗同志当了北京市副市长，做了父母官，哪还有时间研究历史？该检讨的是我，我没有搞好历史所。’吴晗先生连连摆手，说：‘尹达同志不必检讨。’二老在会上一唱一和，谈笑风生，毫无名人架势，亦无学者派头。尹达先生留个平头，表面看去，很像是商业局或别的什么局的老干部，很难一下子与历史学家画上等号。”

但是，当“文化革命”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就大不相同了。尹达以历史所为阵地，组织了一个“史绍宾”写作组，以中国史学界的“哨兵”自居，专门揪斗失势或正在失势或即将发霉运的知识分子。一时间，整个史学界烟雾升腾，鸡飞狗跳，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在各种媒体和会议上遭到口诛笔伐，游行示众。当年以中共老资格自居，号称战功赫赫的翦伯赞、范文澜辈很快失势倒台，成为“史绍宾”揪查批斗的对象。继而吴晗的《海瑞罢官》案发，“史绍宾”更是凭着敏感的政治嗅觉，以比雪山飞狐还要快的速度蹿上前来，给予吴晗迎面痛击。

一连串出色的表现与战功，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重视，毛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史学界的翦伯赞、范文澜都不行了，有个尹达，是赵毅敏的弟弟，文章写得好（按：大意如此）。”示意各色大员把翦伯赞、范文澜辈踹出圈外，重新提拔重用像尹达这样能耳听八面，长着火眼金睛的革命新锐和红色哨兵。毛泽东的话很快传到历史所尹达的耳中，“尹哨兵”闻听狂喜，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在所内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宣称中科院历史所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最靠得住、立得稳的“红色堡垒”。未久，尹达经御笔亲批，跻身于新组建的“中央文革小组”，由史学界岗楼中的一介哨兵和“红色堡垒”中的一个土堡主，一步踏入阎王殿，成为手摇尚方宝剑，掌控生杀大权，天下士子闻之全身顿呈筛糠状颤抖哆嗦，一怒而使各路诸侯大员恐惧胆寒的阎王爷中的一个。

“文革”全面展开后，贵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尹达回到他赖以起家的“红色堡垒”，以革命新贵兼红色堡主的双重身份，召集几个“史绍宾”写作组的得力干将和一群随风摇摆的小喽啰训话，严厉告诫说，“文革”是什么？就是要“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干革命，随时有掉脑袋的危险”。又说：“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不可组织上犯错误。”意在表示坚决跟从“文革”小组战斗到底，那怕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如此一番豪言壮语，令在场者热血奔涌，情不能自制，恨不得立即挟刀带箭冲出堡垒，给吴晗之流的知识分子一顿刀砍斧剁，打发其速向西天。尹达见此情形，迅速抛出了一套整治吴晗和对付史学界一批“东霸天”、“西霸天”的秘密方案，并各授宝剑一柄。“史绍宾”写作组几员哨兵头领根据既定方案，呼呼隆隆地拥出坐落在建国门旁那座坚固如铁的堡垒，开始了革命行动。一时间，壮士出山，剑气如虹，应战接招的对手纷纷倒地，命悬一线的吴晗即将面临断气前的最后一击。

第九章 “铁证”下的亡灵第三节投靠胡适的“铁证”

对吴晗来说，仿佛一眨眼间，时间就到了1966年6月3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达一万六千余言的文章——《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文章的作者就是手摇尚方宝剑，见血封喉，令史学界大小知识分子闻风丧胆、哭爹喊娘唯恐不及的超级红色巨兽——史绍宾。

按史绍宾的说法：“全国解放前夕，胡适匆匆逃出大陆，丢下了一批档案，其中有吴晗和他的来往信件。这批档案，后来保存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由该所有关负责人直接掌握。”又说：“从去年十一月对吴晗的《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来，大家一直期待着，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的同志能充分发挥本所同志的专长，利用本所的优越条件，特别是他们所掌握的胡适档案，积极投入这场斗争，揭露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真实面目。令人奇怪的是，几个月来，全国范围内对吴晗的批判进行得这样激烈、这样广泛，许多拿铁锤、拿锄头、拿枪杆的工农兵群众都拿起了笔杆，参加了战斗。而众所瞩目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该所个别当权者的领导下，却冷冷清清，不见动静。”

鉴于近代史研究所领导者装聋作哑的态度，早已对这批材料垂涎三尺，于摩拳擦掌中等得不耐烦的史绍宾们悄然来到近代史研究所，想从中捞取部分干货，以便制成打击吴晗的炮弹。想不到竟吃了闭门羹，对方拒绝交出任何材料。正在史绍宾们于资料室胡乱转悠之时，突然看到了一个上书“胡适档案目录”的资料柜，打开一看，胡适与吴晗来往信件的案卷目录写得一清二楚，但对方却以只有目录，信件“拿到城外去了”和“保密”为由，仍拒绝其观看。如此往复折腾了十几天，史绍宾只摘抄了两封信并于《人民日报》1966年4月13日以《胡适与吴晗》为题发表并进行了批判，其他更为高级的干货仍未得手。

正在史绍宾们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之时，由近代史所主办的《历史研究》于这年第三期披露了吴晗与胡适的十三封通信并进行了评注。史绍宾们见一次竟有如此多的信件披露，而此前自己一番辛苦奔波却只得了一点残羹剩饭，像叫花子一样被打发出门，恼羞成怒。于是，在已成为“文革”新贵的尹达具体指挥调度下，“史绍宾写作组”很快将这批信件重新编加按语，作为集捆式重磅炸弹于《人民日报》一齐发射而出。

为发泄当初上门遭拒的激愤之情，在“铁证”亮出的“前言”中，史绍宾先是将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黎澍骂了个狗血喷头。质问黎澍“为什么一个多月以前许多单位向你们借阅这批资料的时候，你们百般刁难？为什么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的反革命的历史已经真相大白的时候，你们才匆匆忙忙公布这批资料？”答案是“为形势所迫，是为了掩盖你们自己包庇吴晗罪行的资产阶级立场，给你们自己脸上抹粉……还有一个可耻的目的，那就是向一些积极批判吴晗的革命者暗放冷箭……攻击被你们称为‘想在二十四小时里就一鸣惊人的人’”。而“你们的矛头究竟是指向谁？我们看来，只能是指向今天那些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同志”。

与“前言”同声相应的是，当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标题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社论言辞犀利，杀气弥漫，在引用了毛泽东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光辉理论之后，含沙射影地对近代史研究所以及领导者之一黎澍痛斥道：“霸占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在某些部门里实行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职权，大放毒草，压制无产阶级左派的反击。他们对革命的史学工作者，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加以打击。他们像奸商一样垄断资料，甚至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已经被揭穿之后，还隐瞒关于吴晗的史料，包庇这个反共老手。他们简直是史学界里十恶不赦的‘东霸天’、‘西霸天’。”

社论在结尾处，严厉警告以黎澍为代表的“恶霸”与“老爷”们：“对于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史学阵地，我们就是要去占领。在你们看来叫‘侵略’，在我们看来叫‘夺权’……在你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地盘上，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正因了史绍宾与代表中央口径和政治态度“社论”的喊打，《历史研究》被迫停刊，主编黎澍从此被打入另册，接受批判与劳动改造，开始了为期八年的苦难历程。

此前的若干年，吴晗应一些报刊约稿，陆续写了一些自传中夹杂了鼓吹社会主义好得不得了的短文，后来结成《春天集》出版发行。在讲述自己早年求学历史时，吴晗说道：二十年代末期，我“到上海进中国公学大学部，念了两年”。“在中国公学的最后一学期，写了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这篇论文是在胡适之的中国文化班上写的，他很赏识。这学期结束，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一九三一年夏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还是由胡适之介绍，系主任蒋廷黻给我一个工读生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小时，每月得十五元的报酬。”

1959年，吴晗在《我爱北京》一文中，又讲述了自己留校任教的往事：“那时候大学中间有句名言：‘毕业即失业！’大体上，每个人在毕业前一年半年就得费尽心思，计较上哪里去。”“毕业后，因为我专治中国历史，专治明史，当时各大学的历史系还没有开明史课程的，我就被留在学校，讲明史。”——这些回忆，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一些吹牛皮兼抬轿子的应景文章，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但后来就变得大为不同和十分重要了，重要得竟要了吴氏的卿卿性命。

以尹达为掌门人的史绍宾，此次在《人民日报》亮出的“铁证”，时间跨度为1930年至1932年，大体围绕吴晗由上海到北平，并由胡适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的一段生活，其中一大部分牵涉到了吴晗当年吹牛的回忆文章。“铁证”白纸黑字地将当年的实情真相一一列举开来，令读者不容置疑。如：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零年三月十九日）适之先生：

去年我做了一篇《中国古籍上之南洋诸国研究地名索引》，是预备做南洋诸国研究的初步工作材料，是把二十四史、稗史、唐人宋人笔记小说等等有关于南洋的图书汇集的分析起来，做成功一个索引。今年开学的时候，我又找到几部书，预备把它重新编制一下。

上星期在整理《佛国记》的时候，忽然引起我研究法显的兴味，内中有几点：

1。《佛国记》称中天竺为中国（自称则为秦人汉人）。

假能找到达摩瞿缔与高德沙门之生卒葬期，则法显回时之年月问题当不难解决了。　　因为先生现正在研究佛教史料，所以我把我的疑问提出来，写信给先生，并且希在可能范围以内给予我下列几点帮助……明知先生现在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希望先生能化（花）几分钟的工夫给我一个回信。

学生　　吴春晗（吴晗原名）上　　三月十九日［史绍宾］按：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四年，胡适为什么对佛教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企图乞灵于菩提达摩之流的幽灵，来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效劳。吴晗知道胡适“正在研究佛教史料”，急急忙忙投其所好，以作进身之阶。

胡适向当时的“少年朋友们”兜售实用主义的“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吴晗就向他献上谀词：“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这就是说，吴晗是心甘情愿地请求胡适牵着他的鼻子走，走上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路径”。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零年六月二十九日）适之先生：

《胡适文存》二集卷四P。174《跋红楼梦考证》有这么一条：

“（3）曹雪芹的儿子先死了，雪芹感伤成病，不久也死了。据此，雪芹死后，似乎没有后人。”

前几个月我做《西王母与昆仑山》的时候，翻了很多书，当中有一部清梁恭辰《北东园杂录》（道光癸1843A。D。），内中有一条提及此事，当时把它钞下来，预备你来中公的时候来问你，可是终于没有机会。今天翻读《胡适文存》的时候，又看见了这一条。连忙去找从前钞的来对照，又忘记夹在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把梁书提及的大意述之如下……学生　　吴春晗　　六，二九。又，我下半年要转学到北平燕大去读历史系去，想请先生写一封介绍书，不知道可以吗？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零年×月二十八日）适之先生：

先生的《红楼梦考证》页三十七，以敦诚兄弟的诗断定曹雪芹的生卒时代——生约1715—1720，死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这是一个极精确的论断，但是先生的话只是假设，并没有什么强硬的同时代的证据。

近几天在《延芬室稿》找到一些可以证实此问题的材料，特地钞了献给先生……以上这些是因为我先做了《延芬室稿》中的《志学编》的跋，近几天重读先生的考证，见有引永忠的去处，便开始注意这部破稿本，果然找出这么一些来，高兴极了，立刻写信告诉先生。

据这书的内含而论，内中一定还有关于曹雪芹的诗，我明天还要细细地找去。（因为纸已陈旧，只能慢慢地翻）或者再有发现，亦未可知。

敦诚一辈人的生卒事迹，有否再考查的必要？假使先生要，我可以把一切永忠和他们投赠的诗钞奉。生卒也有查出的可能。

明陈文烛的《二酉园文集》有沔阳卢氏《湖北先正遗书》本，已请图书馆购得。附闻，专此谨颂康健。

学生　　吴春晗上　　二十八日晚［史绍宾］按：胡适关于的“研究”，是洋奴买办文化的一个标本。“适之先生”作了“大胆的假设”，“学生吴春晗‘连忙’小心的求证”。

一九六二年五四青年节，吴晗在《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这篇讲话中，坦率地向青年推荐自己的“经验”：“抄书这一关很重要，要眼勤手勤，否则就要吃亏，我是常吃这个亏的。”读了这封信可以知道：吴晗的所谓“眼勤”，就是要看准主子的喜好。所谓“手勤”，就是要勤抄书，进献资料；勤写信，表白忠忱。所谓“吃亏”，就是漏抄了一条可作敲门砖的材料，后悔莫及。吴晗的一整套“经验”，就是这一类奴才趋炎附势的登龙术。

吴晗说：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由《红楼梦研究》批判引起的胡适批判，他所以一声不吭，是因为参加了政府工作，公务繁忙，手头又没有一本胡适的书。这封信拆穿了吴晗的弥天大谎。原来，当年的吴晗就是胡适派“红学”的一个小喽啰，他不愿意背叛师教，看来不是没有缘故的。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适之先生：

在两个月以前，找到一篇《婺书》中吴之器撰的《胡应麟传》。撰者的时代稍后于胡氏，在这篇传中说胡氏的卒年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岁。这可以把顾颉刚先生在《四部正讹序》中所提及的应麟卒年问题解决了（他在序中据江湛然的话推存　　年在六十以上）。恰巧前几天由燕大图书馆借来一部《少室山房全集》和《弇州四部稿》，就费了将近半个月的工夫在二书中辑出关于胡氏生平的事历，另外翻了一些和应麟同时代人的诗文集和地志，以及《明诗综》、《金华艺文志》、《全浙诗话》一类书，和中海图书馆所藏的《太函集》《二酉园文集》诸书，草成了一篇将近三四万字的《胡应麟年谱》……这作法不知道对不对？请先生能费一点工夫，多多指教。我所参考的书很有限，也希望先生能另外介绍一些给我。

因为没有和先生直接谈过话的缘故，最后要替我自己介绍一下：我是一九二九进中国公学的学生，去年先生离开中公后，我也立刻到北平来转燕京大学，不料到北平后燕京又不许我入学，因为我在中公的英文成绩是C，虽然在转学时他们曾寄入学允许证来。后来颉刚先生介绍我到燕大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作事。现在我又要想下半年到北京大学史学系插班，因为恐蹈去年的覆辙，就辞了燕大的职务，先时预备功课，所以现在有时间来写这篇年谱。

学生　　吴春晗　　五月五日［史绍宾］按：吴晗拍马有术：先是提问题，后是献材料；眼看时机成熟，随即“自我介绍”。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第二天，佳音传到。吴晗在解放后无耻地为胡适辩解，说胡适因为反对蒋介石，被迫离开中国公学。并且撒谎说“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封信说明，吴晗千方百计地钻进美蒋奴才胡适的门下，死心塌地跟着他走，完全清清楚楚，哪里糊里糊涂？

胡适复吴晗（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春晗同学：

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

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

前年我曾推断胡氏“死时年约五十岁”（见我的《文存》三集》页六三零），但我的根据很少，不过是一个假定而已。今得你寻出吴之器所作传，考定他死在万历三十年，年五十二岁，与我的假定相差甚微。

但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

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这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胡适廿，五，六［史绍宾］按这是胡适给吴晗的第一封信，对吴晗阿谀和逢迎的“工作”，表示“记得”和“知道”。主子给奴才下了第一道嘉奖令，并且立即召见。从此，吴晗登堂入室，得附骥尾，成了胡适手下一名反革命的“过河卒子”。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一年×月十九日）（本件上缺］去年冬间，发心编一个《四史人名索引》——＿我以为研究古代史，应该从两汉倒溯，但是苦于事迹的不集中，无法整理，所以有编人名、地名和其他索引的必要——到现在已经写好了四五万片子，经过两三度的校对（底本用殿本，校本用百衲本的景祐本和金陵本）和排比，大约下半年如能入学，年底可以成功。可是困难的问题极多，现在举几个大的请你指教……以上几条，不过是其荦荦大者，此外如去取，妇女，神仙之甄录，有名无姓或仅一字，匈奴南蛮之氏族等等，这些均成问题。盼望你能简单地指示给我一条明路！

上次你所说的北大旁听生制度，我已去问明，据说现在没有这种制度了。现在我对于英文、西洋史、逻辑等尚有法可想——英文我现在能够看书，就是文法不了了——就是数学要抱佛脚，也来不及。这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又，我想找出钱牧斋批评胡应麟的话，这几天曾把四部丛刊本的《初学集》和《有学集》翻了一遍，不料竟找不出来。不知道是否在旁的书中？你能告诉我吗？

学生　　吴春晗上　　十九日午［史绍宾］按：为什么不能到北京大学去旁听，就那么丧魂落魄？很简单，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已经以一个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吴晗看准了胡适是能够给他“指示”“一条明路”、掌握他命运的靠山，因此，不能到北大去当胡适的跟班，对他“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南按：吴晗人北大未能成功，转考清华，侥幸录取。胡适于1931年8月19日，给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副校长张子高写信，请求给吴一个工读的机会，并附上吴的《胡应麟年谱》，请求把此稿让清华史学系与中国文学系的教授一阅，以便给吴晗创造一个“助手”的机会。未久，清华史学系主任蒋廷黻阅看了此稿，感到吴氏有栽培的希望，便指教其专治明史。由此，吴晗步上了明史研究之路。）胡适复吴晗（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春晗同学：

你的信使我很高兴。蒋张诸公之厚意最可感谢，甚盼你见他们时为我道谢。

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

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你问的几项，大致可以解答如下……胡适　　廿，九，十二吴晗致胡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适之先生：

凭著着先生的好意，得入清大，一眨眼又是三星期了。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著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在上星期已托人买了一部崇文本的《明史》，逐日点读，另外做了几千卡片装了几只匣子，分为（1）人名（2）书名（3）纪事三种，按类填写。比较复杂的就写上札记簿。准备先把明史念完后，再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

关于工作方面，上星期蒋先生说（在向他道谢的时候）校务会议已经规定：“研究生欲在校内兼任工作者须得主任允许，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过二小时，报酬月不得过二十五元。”生的工作范围，已定整理档案，不过因为新图书馆内部布置尚未完工，须一月后方能开始工作。这事始终都是先生的力量，谨在此向先生致最恳挚的谢意！

《胡应麟年谱》的稿子，原只是一个极潦草的初稿，因为知道先生很注意他，所以才敢送给先生看。

在写好后到现在又陆续找出这些材料，恐怕将来把这些东西丢了，或者竟会失去对他的兴趣，所以生现在预备把它再写一次，在写二稿前想请先生指示在初稿中的错误和应注意和简略及其他地方，不知道先生能够应许不？此稿现如在先生处，并请寄还，以便重写。前寄给先生的《婺书》，无需（须）寄回，就请先生替我们家乡永远保存著（着）吧！谨颂康健学生　　吴春晗上　　廿六日［史绍宾］按：这是一来一往的两封信。《北京日报》曾经发表了一篇《史家谈治史》的吴晗访问记（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宣扬吴晗成为“明史专家”的经过，说什么一九三二年前后，由于发现了胡惟庸党案记载的矛盾，“揭开了吴晗同志研究明史的序幕”。这两封信告诉我们，吴晗研究明史，完全是奉胡适、蒋廷黻之命。《北京日报》完全是在帮吴晗撒谎。胡适关于如何研究明史的几点指示，其中大有奥妙。吴晗对这些指示心领神会，身体力行，三十多年来一贯“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他很会用“札记”的形式，借历史的“小题”，“大做”反革命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就是个典型。在这以前，吴晗已经完全接受了胡适“度与”他的实用主义“金针”，为什么还会有“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的感觉呢？那是因为他在政治上还没有成为胡适的心腹。这时，依靠“先生的力量”，得到“主任允许”，每月有一二十块钱的卖身银，特别是领到了一张“训练自己作—个学者”的保票，这样，胡适就成了吴晗的“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一直照到今天。

第九章 “铁证”下的亡灵第四节吴晗之死

史绍宾在《人民日报》亮出的一连串“铁证”与“剖析”，如同密集的排炮射向吴晗，同时射向已死去四年、远在台湾孤岛的胡适的尸首，尽管有些意淫的味道，但感觉应该是与射向身陷囹圄但尚在喘气的吴氏是一样爽的。许多年后，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家王春瑜回忆说：尹达当年曾对他们几个年轻的研究人员说：“‘文革’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洗澡，互相都看见了，原来你有一个鸟，我也有一个鸟！”

按时间推算，尹达说这个话的时候，应是在“文革”中期之后，也就是他被历史所的造反派从“中央文革小组”大本营揪回所内，接受群众批判并在中央政治集团内部失势之后的事。因历史所有造反派公开张贴大字报，揭露尹达所说的“鸟”事，并谓此话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而广为人知。

但在初向吴晗亮剑挥棒和发射排炮的时候，正春风得意的尹达所言之“鸟”尚未露出，露出的是已被打倒和即将被打倒、手握重权、言行举止关涉国家安危的高官大吏的人头。当然，还有一部分无职无权，只有一肚子学问，言行举止轻如鸿毛的知识分子。但后者并不是重点，而前者才是最早被展示、阉割的对象。

就在吴晗投靠胡适“铁证”亮出的当天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紧急插播了新华社电讯：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

随着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领导班子彻底倒台和身败名裂，吴晗的命运也急转直下。除已经身染的“海瑞”、“三家村”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过，又因史绍宾“铁证”的出笼，牵涉出早年的家庭出身和胡适的瓜葛，吴晗的头上又骤然增加了“反革命老手”、“美帝国主义的奴才的奴才”等几顶沉重的钢盔。自此，吴晗彻底失去人身自由，整日接受“组织”审查和革命群众游街批斗。

他面临的不只是“身败名裂”，而是时刻有被“诛之”的危险。

吴晗的养子、当时只有7岁的吴彰后来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以后我们听说，爸爸戴着手铐被押到人民医院看病，他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在批斗之初，吴晗全家住在北长街一处市政府拨给的宽敞明亮舒适豪华的住宅里，随着批斗的升级，吴氏一家被扫地出门，进入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黑屋子居住。除了吴晗被整日拉出去转着圈遭受棍棒伺候，“文革”中诞生的红卫兵还勒令身体恢复得刚刚能走路的吴妻袁震，每天拿着扫帚到北长街打扫马路，并随时把吴、袁夫妇二人绑在一起拉出去批斗与侮辱。当时住在北长街的许多人亲眼所见，在酷暑烈日下，吴晗被红卫兵与街道内一些不知道什么身份的北京土著，拧着脖子反剪双手拖到马路上，被强行按跪在粗硬的瓦砾上，用皮鞭棍棒等施以毒打。毒打过后，吴晗每次爬起来，青紫色的膝盖早已磨烂，全身皮开肉绽，鲜血顺着大腿一道道淌下。而吴晗一旦得到赦令，一瘸一拐地回到只供容身的小黑屋里，擦去身上的血迹，便将毛主席亲自签名送他的那本《毛泽东选集》著作捧在手里，以虔诚、崇拜加迷惑不解的复杂心境反复诵读。只是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委屈，越看越感到心绪茫然。他不断在内心自问，自己尽管没有当年的苏秦、张仪之才，但作为一个不咸不淡、多少有些名声的革命“斗士”，在国共两党之间合纵连横地捭阖了这么多年，何以最后“斗”出了这么一个名堂？

当时的吴晗尚未意识到，这个“名堂”对他来说已经是够幸运的了，比他资格更老，官帽子更大，权势更不得了的高官大员更感到冤枉和委屈。开始批斗彭真的时候，彭更是不服气，自己乃一介老革命干部，为何要把我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万只脚？于是，彭真在批斗会上强烈辩解道：“‘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是我最先提出来，也是最早喊出来的。”按照一般的逻辑，难道一个最早发明“毛主席万岁”的人会反对毛主席吗？彭真想不通，并为自己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待遇和肉体遭受的折磨大喊冤枉。但时势比人强，特殊时期自有特殊的逻辑和对事对人的方式方法，何况即是每天“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之人，也不见得就是真心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而“当面哈哈笑，背后下毒手”的多头巨人也不是没有，且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推崇和讲究权变诡吊之术的中国人群中，弑君弑父者可谓屡见不鲜，触手可及，五步之内必有谋此诈术者。

当然，这时的彭真想不通，而吴晗同样是整不明白。但不管你明白还是糊涂，都必须面对现实和这个越来越凶多吉少的“名堂”。

1968年3月，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将吴晗逮捕入狱。一个月后，妻子袁震被送往郊区劳改队劳动改造并接受“群众专政”。吴、袁夫妇由此开始了更加酷烈与凄惨的厄运。

1969年春，身体几不能站立的袁震被允许回家看病，就在她回到家的当晚，住在同院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闻讯，特地送来一碗袁氏最爱喝的红豆稀粥以示慰问，想不到这碗稀粥竟成了“最后的晚餐”。身体早已垮掉的袁震当天夜里病情加重，脸色青紫，大口喘气，全身抽搐。其时只有10岁的养子吴彰与养女小彦，立即用平板车把母亲拉到医院，由于袁是吴晗的家属，同时又是没摘帽的右派分子，院方将其视为阶级敌人而拒绝接收抢救。熬到翌日凌晨，躺在医院大厅一角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于惨淡的星光映照中，撇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撒手归天。据说，直到女儿小彦去太平间为其更衣时，袁震的双眼还半睁半闭，面颊上残留着几滴清泪——她死不瞑目，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走后，夫君吴晗与两个孩子的命运会将如何？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到吴家门外招呼吴彰与小彦去看他们的爸爸，姐弟俩闻讯异常兴奋，一蹦三跳地蹿了出来。当二人来到大门口时，一阵阴风扑面而来，停在门前的汽车竟是医院的牌子，姐弟俩心头立即掠过一丝不祥之兆。果然，来人对他们冷冷地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尸体就在车上。”

犹如晴空一声霹雳，小彦瘫坐在地，先是号啕大哭，继而双手抱住来人的腿追问：“我爸爸（活着的时候）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

来人将小彦的手扒开，道：“昨晚他提出要见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闻听哭声更高，小彦昏倒在地人事不省。在场的医生忙把她抱起来救治，望着这位瘦小的姑娘脸白如纸的面容，医生禁不住流下了同情的热泪。

这时，车后走过一个身穿黄军装的大汉，对姐弟俩厉声斥责道：“你爸爸是个坏人，如果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啃……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饶不了你们的！”说罢，招呼众人上车。

装载吴晗尸体的汽车随着腾起的滚滚尘土疾驶而去，吴彰和小彦都未能看一眼断气的爸爸。吴晗留给这对姐弟俩的唯一纪念品，就是他在狱中穿过的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

吴晗死在1969年10月11日，距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文章发表正好四年。

对于吴氏一家来说，事情远没有结束。由于袁震与吴晗之死，女儿小彦刺激过大，一度精神失常。未久，小彦以“影响首长安全”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小彦的门牙被狱警打掉，额头上打开了一道口子，整日流血不止。1976年9月23日，已被折磨得难以忍受的小彦跳楼自杀。

第十章简编桀犬恣雌黄第一节花落春意尽

历史的诡谲之处还在于，就在史绍宾抛出《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的当天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出中央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消息之后，接着播发了新华社另—条电讯：

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社论，痛斥“三家村”反党集团，连带地提出北京大学也是前北京市委控制的一个“最顽固的堡垒”。

此前的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等人书写、火药味呛人的号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指责陆平、彭佩云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全国人民“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在大字报内容播出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出由江青、康生等人实际掌控的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了原来的领导班子，陆平、彭佩云作为“黑帮分子”被革职查办。

6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称：“现在，北京大学已经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打响了第一炮。这张大字报在电台上一广播，在报纸上一发表，全校人心激动，一片欢腾。无产阶级革命派扬眉吐气，左派队伍迅速扩大。千万张大字报，像排炮一样，打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头上。”

就在千万张排炮一样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反动分子”头上狂轰乱炸之时，有几张不幸落到了历史系教授汪篯的头上。因了这几张大字报，汪篯命赴黄泉，成为北京大学“文革”中第一个罹难者。

汪篯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后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拜在陈寅恪门下读研究生。1940年6月，陈寅恪受牛津大学之聘离昆去香港转赴英国讲学，汪氏又受郑天挺指导，后随史语所迁往李庄板栗坳，与张政烺、任继愈、逯钦立、杨志玖以及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等人一起在李庄居住生活达六年之久。在读书和做研究期间，享受傅斯年专门批发的每月30元津贴补助。据当年与汪氏同在李庄生活的同学周法高回忆：“汪篯和下一届的研究生王永兴都是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之下念中国中古史的，汪篯的硕士论文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关于汪在昆明、李庄时期的学习、生活状况，周法高的评价是：“汪篯人很聪明，可是读书没什么恒心和耐心，有时好多天不看书，有时好多天挑灯夜读。这种起居无节、作息不时的习惯，不大适宜做沉重的学术研究。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顾炎武的诗句说：‘道远不须愁日暮。’胡适先生晚年时常提到这句诗，意思是说：不必愁年纪的老大，路程的遥远，只要有智慧有毅力有恒心就可以一直向前完成大业。汪篯是属于智慧型的，而缺少恒心，我在后来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发表。不过由于他的聪明、博学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学里作教授，也许很叫座。在某些中国史大学教科书前面，有时看到他列名于集体编撰者之中。1954年，中国科学院曾经决定请陈寅恪先生由广州岭南大学到北平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长，就是派汪篯去的，后来陈先生没有就聘。”

周法高所言大体不差，就汪的才分而言尚属人中少有的才子，只是缺了一个“恒”字，这个说法得到了资料的支持。1942年2月6日，郑天挺曾为汪篯留校事致函傅斯年征求意见：

汪篯人甚聪明，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规律，用功时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时或竟数日不读书，以故论文尚未做好。弟个人颇觉其将来可有希望，前言之汤公（用彤），欲俟其毕业后留之北大，不知兄意云何？

让郑天挺失望的是，汪篯随史语所自李庄返南京后，没有留在史语所工作，也未能进入北大，而是远赴吉林长白师范学校教书。是否傅斯年也与周法高有同样感受或有其他复杂的原因而没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有据可考的是，汪篯对北方严寒感到极不适应，并不断致函郑天挺诉苦求援，希望导师能“拉学生一把”，让自己重返北大。1947年4月9日，汪在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自来吉林，十旬瞬届。……关外奇寒，去冬特甚，经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尤甚时竟至零下三十八度。……坚冰在须，亦属常见之景象矣。……虽燃壁炉，仍未能免［于奇寒侵袭］也。”继而说教学工作之忙乱与生活之无趣，“益感心力交疲，精神全竭，以是亦大少研读进益之余暇。长此以往，心致孤陋寡闻，不能复振，宁不可哀？！故企盼吾师遇有机缘时，予以提携为感。”最后特别强调“名义、待遇，在所不计”。

正在郑天挺为汪篯重返北大想方设法时，汪实在耐不住长白师院的生活而卷起铺盖欲自行离开。当他得知陈寅恪已回北平清华大学任教后，在未受到任何机构聘用的情形下，以他固有的性格和特殊的读书、处事方式，只身来到陈寅恪家中要做陈的助手。陈寅恪一看这位昔日弟子如此莽撞与天真热诚，出于同情和爱惜，便把汪氏留了下来，与从北大借调的弟子王永兴共同协助陈氏著述。半年后，经陈寅恪与郑天挺、傅斯年、胡适沟通，为照顾陈氏面子，也为了却郑天挺等人的一块心病，北京大学决定聘用汪篯为副教授，并以此名义继续做陈的助手。于是，汪篯在陈寅恪南飞之前这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拿着北大薪水为清华导师服务的特殊人员。这两年多的时日，汪篯吃住都在恩师家中，与陈寅恪朝夕相伴。而他的人生经历也与导师相似，年近四十岁才成就婚事，在北京安了个简单的家。

历史赋予这对师生的最后两年中，汪篯显然比在昆明和李庄时期用功、用心了许多，并得到了陈氏治史方法的真传。这个时期的汪篯不仅协助陈寅恪著述与修改、校正书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陈氏所接受和采纳。尽管在以后的几年，汪氏像他的同学周法高所言，没有发表太多的研究论文，但在中国史学界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同行瞩目与尊重也是事实。这一事实用传记作家陆健东的说法，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汪篯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大部分都有独创性”。据说后来汪氏也开始静心治学，准备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可惜时不我待，“文革”不期而至。有人说，假如汪篯不是在生命的中途自杀身亡，其学问之造诣与成就并非在台湾孤岛上自视甚高的周法高辈所能望其项背的。惜哉天不假年，汪氏英年早逝，遂为后继乏人的中国史学界又添一悲剧。

1948年底，当陈寅恪与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南下之时，年轻的汪篯没有排在傅斯年拟就的“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而留了下来。当然，即使名单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时思想已急剧变化的他也会与恩师分道扬镳，毅然决然地去走他的阳关大道的。留在北京大学的汪篯很快成为中共所信任的人物和新时代的宠儿，并于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作为北大教师队伍中一颗腾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带职学习，很快成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与前程不可限量的中共后备领导人才。

1953年10月，以中共延安时期有名的大才子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作出几项重要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以便更好地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让中共实际控制的大陆地区人民尽快走上马列主义这轨道上来。这个方案上报后，得到了高层人物的嘉许，著名才子陈伯达高兴得三天三夜不能合眼。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声称：“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云云。由于中共上层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关注并不时下达一点诏谕，陈伯达、郭沫若辈未敢忽视偏居于西南一隅、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的存在。鉴于陈氏在学术界的赫赫声名与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陈、郭等在拟定的历史研究所所长名单中，颇为识趣地作了如下安排：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第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个所的所长。

这个名单很快得到了最高当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认可，但就陈寅恪的性格和一贯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能否痛快地北返并出任所长一职，一时成为操作者们没有把握、颇感头痛的难题。

当年陈寅恪离开北平南飞时，据他自述，多半是因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自己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云云。但据浦江清日记载：陈寅恪此前早有南行之意，“上回我为了系中同人提出添聘孙蜀丞事，特地去看他，征询他的意见。陈先生说，此刻时局很危，不宜在此时提出。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清华要散，当然迁校不可能，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又说：“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

陈寅恪没有听从浦江清幼稚的规劝，毅然为“避秦”而南飞。只是令陈氏想不到的是，随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他此前预想的中国再现南北朝格局的事实化为泡影，国民党的地盘只有一个海峡阻隔的台湾。此时奉命主持史语所和台湾大学的傅斯年，数次致信陈寅恪，请其赴台到史语所与台湾大学任职。陈寅恪心理复杂，犹豫不决，始终没有对这位老友的邀请作出答复。陈氏当时的心境与真实想法，后世研究者已很难窥知，唯可沿着历史脉络和陈氏性格推想的是，假如陈寅恪响应傅斯年的呼唤登船赴台，一旦孤岛失守，一家老小又何以自处？而落入作为“解放者”出现的中共军政人员之手，又情何以堪？事实上，当年与梅贻琦一起南飞的清华数学系教授杨武之，也就是后来的诺奖得主杨振宁的老爸，抵达南京后转赴昆明接家眷到上海，迎接“解放”。当清华“解放”后，新的主人却把他一脚踹出圈外，拒绝续聘，理由当然是他追随梅贻琦出走的“罪过”，杨氏在清华兢兢业业服务16年的业绩也一笔勾销。此举对杨武之极大刺激，只好留在上海，投奔同济大学任教。经清华当权者如吴晗等人的一击，杨武之身体很快垮了下来，1952年再转入复旦大学任教，未任多久即因病回家休养，精神郁闷，甚感苦痛。直到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一起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杨武之才引起中共高层的重视，但此时杨氏已年过六十，且已退休，无法以在职教授身份实现重返清华园的梦想了。中共高层只是令有关方面对此多加照顾，并把杨振宁的岳父、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前线总指挥杜聿明将军作为“特赦”战犯从监狱里放出来，以示给杨振宁一点面子和争取的砝码。据清华物理系教授虞昊说，杨振宁自美国退休后到清华居住，并给大一学生上课，还带研究生，清华领导方面的邀请是一个方面，但杨的内心深处还是埋藏着实现父亲重返清华园的未竟之梦。杨振宁之由美国返清华，实则是杨武之心愿的一个延续。——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至于杨在清华以82岁高龄抱得一个28岁的美人翁帆归，则与杨武之的梦想没有关系了。

当年杨武之被清华新贵拒之门外的事实，由北平南飞的陈寅恪一年之后才从朋友处得知。此时陈氏的心境是，既感到国民党不可靠，对共产党也不太感冒。正是因了这一系列的缘由，蛰居于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于天崩地裂的最后时刻，在去留之间再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最后还是在“一动不如一静”的心理作用下，于观望中没有迈出生命中的最后一步。而台湾方面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仍虚位以待，虽指定由劳榦代理，但一直不能“真除”，直到陈寅恪于1969年去世，史语所同仁为陈氏开过纪念会之后，劳榦才正式继任此职——此为一种期待，更是同仁们对陈寅恪人格学问的尊敬。

国共两党在大陆正式翻盘之后，已在岭南大学校园定居的陈寅恪，抱定“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不问世事，终老岭南的决心。而这个时候的他不仅不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连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愿重返了。与杨武之命运不同的是，陈寅恪的名气实在太大，大到使一切当权者都不便或不敢在中共政权刚刚建立、尚未站稳脚跟之时，就将其当做一个可有可无的黑色足球踢出圈外——这不仅是学术和用人制度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江山社稷，鼎之轻重的政治问题。

于是，清华园被中共政权接管之后，陈寅恪一些故旧门生如已实际掌控清华大学党政事务的吴晗，曾与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联名以信代电，劝陈氏重返清华效力，但均未奏效。1949年10月25日，陈寅恪致函叶企孙、吴晗，陈述了不能遵命北返的理由：

企孙春晗两兄同鉴：

顷奉逈电嘱令即返校任教，当即复一电，其文云：因岭大关系难即返，函详。想已先此函达览。电中所谓岭大之关系者，即弟在岭大其薪水系向华侨募捐而来，岭大当事人曾向捐款人言，在此聘约期内弟不他往。故弟今夏受其一年聘约时，已同意此点，以免岭大失信于人，此弟所以不能即返之最大原因也。又北地苦寒，煤炭火炉设备等等，耗费极巨，值此时艰，北地此项御寒工具，恐亦更难与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又第二小女小彭，今夏已考入岭大农学院，岭南规章，每一学生之学杂费，其数甚巨，约合数百美元，惟教员子弟，可以优待。若弟一旦他去，小女又不能中途转学，则亦颇困难，此等又其小原因也。遭此兵戈之际，累承诸友关念，感激之忱，何可言喻。实有苦衷，未能遵命即返，想亦能蒙鉴原者也。匆此奉复，顺颂研祉。

弟　寅恪敬启　十月二十日校中诸友芝生、伯伦、心恒、一良、永兴兄等均此不另，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阅。赐示请寄：岭南大学东南区十三号就在陈寅恪明确拒绝叶、吴二人邀请不久，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又向陈氏发出了邀请信息。据梁方仲之子梁承邺透露，1952年，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陶孟和曾致函时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梁方仲，商谈梁氏北调中科院社会学所事宜（南按：梁氏于1949年1月为照料患病的祖父母，脱离陶孟和主持的社会学所回到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经济商学系），同时提到“陈寅恪先生近况如何？科学院前年曾拟请其来京主持历史研究，迄无结果。请便中一询（最好直接不要经过旁人），并代述科学院拟借重之意。陈先生离岭南有无问题，也请调查一下为感。”由此可知，陶氏是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的身份，请梁方仲对陈氏转达邀请北上之意。信中所称的“前年”，即1950年前后。邀请之意，是让陈寅恪出任即将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非后来的三所之一）所长。

梁方仲接信后，遵陶孟和之嘱向陈寅恪作了转达，陈氏又托梁方仲回复陶氏，言明无意北上，并推荐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抗战时期与陈氏共同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徐中舒“以自代”。陈氏荐徐的意见后来没有得到认同，陈氏也留居岭南坚不北返，并作《庚寅人日》诗一首以明心志。诗的最后四句是：“催归北客心终怯，久味南烹意可嗟。闭户寻诗亦多事，不如闭眼送生涯。”

对于陈寅恪拒不北返的真正内因，有研究者说，陈氏在给叶企孙、吴晗信中的一个“畏”字，即神形俱现地表达了其心理与感情。“畏寒”自是一种推托的理由，当年在清华研究院做导师时的陈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岂有“畏寒”之理？而“畏人”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这个推断大体不差，陈寅恪诗中的“催归北客心终怯”，也对这种情形作了清晰的透露，所谓“心终怯”，自然体现一个“心”字，而不是陈氏所说的诸如学校“募捐”、孩子上学等凡俗之事。许多年后，出身清华的史家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名噪一时的创造社骁将成仿吾时，曾有过这样一段涉及陈寅恪的描述：

华北大学，是以范文澜为校长的、设在邢台的北方大学与以成仿吾为校长的、设在张家口的华北革命大学——两校合并改组而成的。改组后范、成担任副校长，另由更加德高望重的吴玉章担任校长。……成仿吾，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时期翻译法、德诗歌散文的那种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什么“群鬼”的那股横劲儿。我自己想来也感到奇怪，在30年代我在文艺界有来往的，全是“文学研究会”的人，如郑振铎、叶圣陶、茅盾、王统照等，而与“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则从来就是“不相与谋”的……有一天，一辆中型军吉普从平山开来，直开到小学十字街吴校长门口。车上下来的是周扬，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此来，是下达中央命令，北平即将和平解放，进城后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任务，就交给华北大学了。要大家组织讨论……讨论一直很热烈。

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都要到军管会的文管会报到、并办理登记的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洪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他这句高亢的湖南话，叫人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的内心活动很多。我想，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个受降仪式吧？我又想，同是共产党领袖，为什么在河南三位高级将领前来拜访我们，陈毅将军还讲了“两条战线的合流”那样的话，而成仿吾则一口咬定即便像陈寅恪那样国际闻名又那么病残的人也要亲自来报到呢？

于是，我发言了。

我说，我讲点题外的话。我读过一些列宁的传记。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他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匪帮”（ts）。可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抓起他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　　我说：“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话假如只讲到这里，将会一切太平无事，可是我却提高嗓音说：“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

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当时在会场上，仍是鸦雀无声，没一人反驳，没一人表示同情。事隔几十年，当我在北京又遇见李何林同志时，他对此事记忆犹新，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对旁边的几个人说：“在那种场面，讲那样一段话，可是需要勇气啊。”

我说：“也需要接受惩罚。”

他说：“我听说了，贬到山东一年。不过，你当时没进北平也好，那里面五花八门，你应付不了的。”

在那次发言后三天，我接到华北大学调离的通知。通知说，现在山东已经解放，山东分局来函，要求华大在干部人员上提供支援。赵俪生同志是山东人，理应支援桑梓……云云。我看了公文后对妻说：“我被开除了。”

赵俪生所述的这一切，陈寅恪不见得知道，但对政治与人事比较敏感的他完全可以从飘浮的空气中感受到时代的冷热，以陈氏的性格和思想，不愿充当“被征服者”而北返“受降”已是必然。对此，在清华与陈寅恪做了几十年同事的冯友兰，曾引俞樾会试典故引出陈寅恪学术思想之根本。遥想当年，浙江湖州府德清县才子俞樾（南按：红学家俞平伯曾祖父）道光庚戌进士，改庶吉士，以复试诗有“落花春仍在”之句，为曾国藩所赏识，散馆授编修，俞樾因其名所居曰“春在堂”，所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

按冯友兰的诠释，曾国藩之所以赏识这句诗，除本身是留恋光景的佳句，当别有所感，即“西学为用”。中学的地盘必有许多为西学占据者，此乃“花落”也。但“中学为体”，则乃“春仍在”也。陈寅恪曾言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所乎湘乡南皮之间。”而湘乡（曾国藩）认为太平天国之乱是名教中的“奇变”。所谓名教，就其广义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洪杨之乱就是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斗争，就是名教与反名教的斗争。曾氏本人也主张引进西方文化和科学工艺，但要使之为中华文化服务，即“同治维新”的主体。而南皮（张之洞）则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并用八个字作了概括，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湘乡、南皮之间”的议论。诗无达诂，俞樾这句“花落春仍在”的诗，可以看作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寓言。

由俞樾的诗和曾湘乡、张南皮的思想一路延续下来，便有了王国维与陈寅恪在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的内心痛苦，从而在社会剧变和鼎革之际，王、陈二人，一则自沉，一则突走。据此，冯友兰认为：“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曰：‘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冯氏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陈寅恪突走的不易之论。

第十章简编桀犬恣雌黄第二节国魂消沉史亦亡

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科学院高层，没法劝说陈寅恪北返，范文澜找到陈寅恪早年的弟子、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周一良写信给陈氏代自己表示致意，但陈没有任何反应。后来陈寅恪寄给周一良几首诗，并嘱转致陈的好友，也是周的恩师邓文如（之诚）教授。其中有一首作于1951年的《文章》，诗曰：

八股文章试贴诗，宗朱颂圣有成规。

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

另一录稿最后二句为：“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陈诗第一句，喻当时知识分子做文章，像古代士子必颂孔子、朱熹等圣人之言一样，纷纷撰写官样化的文章。第二句“宗朱”之“朱”，喻新政权或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所撰写的文章，离不开马、恩、列、斯、毛的语录。“白头宫女”或“白头学究”当是陈氏自况。最后一句或指歌功颂德“新八股”又成为一种时髦遍及学界。因了这一喻意，邓之诚看后，对周一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后来此诗在社会上传开，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陈寅恪的弟子金应熙于1957年称此诗是“讥讽马克思主义”，而北京高层得闻此诗更是震怒，从而引发了1958年对陈寅恪的猛烈批判。这是后话。

且说正在中国科学院领导者们为如何劝陈寅恪北返绞尽脑汁又总是不得要领时，正在北京马列学院学习的汪篯得此消息，感到借此表现一下对党忠诚的机会来临，遂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人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予此行。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明星”汪篯，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怀揣郭沫若与李四光亲笔书写的两封沉甸甸的手谕，带着满腔的热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对于此次南行，汪篯信心十足，曾对劝其小心谨慎的周一良放言：“我这个老学生去请他来，一定请得动。”周一良听罢，颇不以为然，劝汪“不要太乐观”，结果未出所料。

汪篯于11月21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一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此时，随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原是教会学校的岭南大学已与中山大学合并，确切地说是被中山大学吞掉。当年引荐陈寅恪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被降为普通教授，中大的人员进驻岭南大学校园并成为主政者，陈寅恪一家搬入岭大校园的康乐园一号二层小楼上层居住，汪篯到来即住康乐园一号楼陈家。

只是此时的中山大学已不是清华园，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和观念，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没有意识到无论是从辈分、地位都不足以与陈寅恪展开正式对话的资格，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冒冒失失地前来充当所谓的“使者”，这是何等的不自量力与糊涂。而更致命的是，据说，汪篯在与陈氏的交谈中，以中央组织人事部门的架势，用刚刚在马列学院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头脑，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谈话。此举令陈氏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的激愤之语。遭此当头棒喝，汪篯才蓦然意识到大事不好，于惊愕惶恐中头脑稍微清醒。但师徒既已反目，挽回似无可能，汪氏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大招待所暂住。

后来的几天，尽管汪篯又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但陈寅恪总不释然。当然，陈氏的激愤其实并不针对汪篯本人，而是对郭沫若或更大的社会政治集团背景和氛围，冒失的汪篯只是做了个出气筒而已。在汪篯竭力挽救、斡旋下，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长谈，算是汪氏离开广州对北京方面的正式答复。汪篯对这个“答复”做了详细记录。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接下来，陈寅恪向北京方面的郭沫若等人提出了两条要求：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最后，陈寅恪把矛头转向郭沫若本人，并对汪篯谈到了自己的思想早已刻在了清华园王国维纪念碑中。陈说：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以上谈话，显然透出陈寅恪对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马列主义新史学”和范文澜等所谓“新史学大师”们的新理论以及所谓“史学”极大不满，也是陈寅恪在极度的心理压抑和精神苦闷中，一次被意外扭开关闭的龙头后的总爆发，内中透出极大的愤慨与悲鸣。当心中的忧愤之气发泄之后，陈氏又赠与汪篯几首诗，其中最关键和重要的一首是《答北客》：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苹花即自由。

追随陈寅恪有年的汪篯，对诗中的用典和喻意当比其他人更能心领神会。菟裘，地名，在今山东泗水县境。典出《左传》隐公十一年：“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后指退隐养老的居处。陈诗喻指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职位。监州，宋代官名，典出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此处指北京的政治空气令人窒息，学术异化，沦为当权者利用的政治斗争工具。“柳家既负元和脚”，柳家，即柳宗元，此典与柳宗元有关。陈寅恪以古代的柳宗元自喻，并谓在学术上自有所恃，并有个人的精神风格和思想方法。柳宗元有《酬曹内侍御过象县见寄》诗：“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陈诗反其道而行之，指不赴北京任职，仍可在学术上相对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发自心灵深处的强音，也是对北京关闭大门的宣言。

汪篯手捧此诗，知道自己的一切努力就此终结，只好长叹一声，带着惶恐、沮丧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故都北京再也见不到陈寅恪那孤独傲然的身影，陈、汪师生缘分已尽，就此永诀。

汪篯自中山大学返回北京三年后的1957年，全国性“反右”运动开始，至1958年，整个大陆戴帽右派分子的数量达到了55万余众。躲在中山大学校园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烧身的陈寅恪也未能幸免，虽侥幸未被划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右派，戴上纸糊的呈宝塔状的“桂冠”，但仍划入“中右”受到监控。这个特殊待遇，据说是周恩来与广东省高官陶铸等人暗中关照的结果。

1958年3月，随着“大跃进”狂飙突起，全国高校又掀起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等在《辞海》里找不到的各种名号的运动。随着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起中共高层震怒，北大校内本着“人多热气高”的天才式预见加纲领性指示，立即掀起了批马诛马的群殴浪潮。孤军奋战的马寅初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强硬态势展开了与对立面的论战甚至混战，结果自是马寅初被宵小们一顿刀枪加乱棍拨弄于马下，以失败告终。因了这场活生生的戏剧，一时举国震动，天下士子名流胆寒。就在全国各阶层各色人等对马寅初兴师问罪，欲投放油锅烹煮分食而后快之时，南北学术界似乎仍没忘记隐居岭南的陈寅恪那巨大投影的存在——尽管他的肉身已瘦弱不堪，走路都已深感困难。而在几年前差遣汪篯南下邀请陈寅恪被无情遭拒大栽脸面的郭沫若，与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趁机向陈氏发难，借此展开对其围攻和敲山震虎式的攻伐战略。范文澜公开放言道：“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地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又说：“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此时的范文澜尚知自己吃几碗干饭，未敢在佛头直接涂粪，只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把矛头对准陈寅恪。但到了郭沫若那里，就变得底气十足，霸气冲天，直接指名道姓地与陈寅恪进行单练了。

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以信的形式发出了一篇火药味甚浓的战斗檄文，标题称做《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文中说道：

5月5日给我的信已经收到。15日上午翦伯老也曾来我处，谈到作报告的事。我　　因为不久要同文联的朋友们到张家口地区去参观，不能前来和你们见面，故写这封信来表达我的意见。

“厚今薄古”本来并不是（陈）伯达同志个人的意见，毛主席早就提出过要我们重视近百年史的研究。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南按：原清华教授，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批评共产党的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说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正是“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就是所谓“厚今薄古”。不仅历史研究应该以这为方针，任何研究、任何事业都应该以这为方针。

……今天中国的社会已经实现了两个阶段的跃进，思想和文艺，虽不那么显著，也有飞跃式的发展。像毛主席的思想和诗词就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在今天依然还要厚古薄今，那简直是“呆子”中的呆子！今天我们的知识比古人丰富得多，就是三岁的小孩子所知道的东西，在某些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孔夫子和孟夫子。例如，今天的三岁小孩子都知道有第三个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古时的圣贤就根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如同当年鸿门宴中的项庄舞剑，兜了几个花花绿绿的圈子之后，郭沫若扭转剑锋向陈寅恪刺来：

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着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

此信于6月10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为之震惊，因为郭氏的颐指气使已不仅仅是进庙渎佛，或者佛头抹粪的问题，实已现出杀气腾腾的凶妄态势。

早些时候，位于岭南的中山大学校园内早巳挂满了几十万张大字报，自然有对陈寅恪的批判与笔伐，但仅限于学术方面的攻击。当郭沫若的“雄文”一出，事情立刻变得严重起来，中山大学的“革命者”如在风雪急骤的暗夜中饥饿苦寒的狼群嗅到了远处密林中飘来的血腥气味，野性顿生，凶相毕露，纵身跃入草莽展开对猎物的捕杀撕咬。中大校园内的大字报出现了“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杀气飞扬的标语。一批听过陈寅恪课的师生，借机兴风作浪，欲将走路都极其艰难的陈氏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示“革命者”欺师灭祖、造反有理的勇气与豪情。另有一批流氓无产者，见“尊敬的郭老”已公开点名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开火，认为投机献媚、广显神通的时代已经来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斯人当无愧地担当起乱世之枭雄的称号以及批陈倒陈的“革命重担”。

于是，除了在校园大字报中嗷叫着要对陈寅恪拳打脚踢、刀锯斧砍、烹煮分食、锉骨扬灰，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大历史系学生，开始向这位昔日的导师、今日的阶级异己分子发难。如学生李春棠、林顺曾、方早成辈，为了扩大影响，让自己声名远播，并渴望能够有幸落入“尊敬的郭老”法眼，从而达到青云直上、一飞冲天的痴心妄想，开始制造一发发用白纸黑墨制成的炮弹，借全国报刊的强大威力，对陈寅恪展开了先发制人式打击。其中一文这样说道：“郭老答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以前我们站在陈老先生面前，认为其诗书博通，由而发生出自卑感。这是错误的。……陈寅恪教授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他在‘元白诗证史’这一门课程所宣扬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又说：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烦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更有人揭露陈寅恪猫在家中偷偷研究唐朝的杨贵妃入宫前，是处女还是非处女，与唐玄宗的儿子是否发生过性关系的问题。一时间，揶揄、讥讽、谩骂，伴随着“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等喊打之声甚嚣尘上。（南按：陈氏确实研究过杨氏的“处女”问题，结论是非处女入宫，但并非像批判文章所说的庸俗不堪，后来陈的好友郑天挺曾为陈的“处女”事件作过解释和辩护）面对南北夹击、围攻、谩骂与威胁，1958年7月下旬，悲愤交加的陈寅恪以“义无再辱”的悲壮心境致书中大校长，提出两点要求：

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

经过交涉，居家未能如愿迁出，仍住中大校园东南区一号楼，但不再开课。自此，陈寅恪告别了32年传道、授业的讲台，而自开设新课之后讲了大半部的“元白诗证史”就此中辍。陈寅恪的身影于中大师生的视线内淡出，同时在整个新中国史坛上隐去。归隐的陈寅恪用尽残年最后力气，专注于明末清初钱谦益与江左文人集团，特别是一代名妓柳如是的研究与写作。陈氏后半生的命运与精神寄托，与明清易鼎交革之际，那段散发着历史悲情气息中的人物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第十章简编桀犬恣雌黄第三节庙小神灵大

与陈寅恪南北呼应的是，此时身处北国的汪篯早已不是“又红又专”的“党内专家”和著名马列主义新史学的带头人了。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身份劝说陈寅恪北归任职无功而返，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同时被当局认为是三国时代盗书的蒋干——两面无功式人物，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轻视。汪氏本人弄了个灰头土脸，从政治的高空坠入低谷。而自郭沫若于1958年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时候起，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随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来自同一战线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殴。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奇劫，汪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由一个一百五六十斤重的大胖子，一下子减为不足百斤。不但掉了五六十斤肉，还差点在悠忽中登了鬼录——这是一个信号，此次的劫数，为他在七年之后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笔。

当“文革”风潮兴起，汪篯这位早已失势的原陈寅恪得意弟子，便落入造反派的“法眼”。历史系的革命小将们特意在汪家的房门上贴上“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并有刁难、挑畔之意。翌日，当革命小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

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愤怒的革命小将见状，开始谴责汪出于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昔日的学生、今日的文化革命“英雄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造反派的看押下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或许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老教义和内心的道德律在不断敲击着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当天夜里，汪氏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于不能自制和难于摆脱中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其时家人住城内）。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慌恐中急忙召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50岁。

汪氏之死，开了“文革”中北京大学教授自杀的先例。而死后被工作组定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名。这个罪名并未阻止“自绝”者的步伐，更多的受辱者纷纷选择了这条路。

事隔一个星期后的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内发生了著名的“六一八事件”。

这一天，几乎北大所有的党政领导人都被定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上了“斗鬼台”。据一位目击者事后回忆说，只见几十名红卫兵疯狂地冲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声断喝：“把程贤策揪出来。”程是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突然听到这一声喊，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妙，冲出门外企图逃窜，慌忙中竟冲进了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小解的一位女职员见状，大惊失色，但一看老程满面惊慌，又听到外面红卫兵们的怒喊，立刻明白过来，快速站起一边勒着腰带，一边把程挡在身后，继而冲到门口，试图阻止革命小将闯入。小将们追至厕所门口不见程贤策的人影，又见女职员手抓裤腰带站在门口神色慌张，立感其中有诈，不顾女职员的阻拦，硬是冲进厕所把程抓了出来。一群人蜂拥上前揪住程的头发，反扭胳膊，押进一间小黑屋进行“化装打扮”，以便送上“斗鬼台”进行批斗。

此时酷暑已经来临，全体中文系师生被召集到北大办公楼大礼堂，因有外系“革命者”纷纷前来“取经”，一个容纳八百多人的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一时间，人声鼎沸，议论纷纷。突然外边一声大喊，大堂内鸦雀无声。紧接着一声呼啸，程贤策被一群红卫兵簇拥着架上了高高的“斗鬼台”。众人望去，只见程贤策已是全副武装，头上戴着一顶呈钢盔状的白色纸帽，脸上被泼了黑红混合的墨水。身前身后糊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上布满红叉，周边散落着浓黑的墨汁，犹如一副生锈的铠甲。程贤策如同一个战败的逃兵，确切地说像一个犯罪后即将开刀问斩的奴隶——或许还不如，被勒令站在一条支铺板床用的木质窄凳上，摇摇晃晃地接受批斗。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声中，程贤策神情委靡，面如死灰，汗珠和着泪水，又伴着黑红混和的墨汁顺着面颊哗哗地流淌下来。未过多久，“扑通”一声跌落于条凳之下，身旁的红卫兵见状，满脸愤怒地一拥而上拳脚相加，继而在一片革命口号的声浪中，程贤策被连拖加拉地押出礼堂游街示众。

同一天，已从批斗程贤策的革命行动中取得“真经”的红卫兵，又很快把中文系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向景洁等抓来，推上“斗鬼台”。阵阵口号中，一学生从厕所找来一个大便纸篓，“哗”的一下扣在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而后以拳头和棍子猛力抽打。一革命小将抡动铜头皮带，只几下就把弯腰低头、战战兢兢的王瑶打翻在地。几乎与此同时，全校的“革命者”都行动起来开始四处抓捕漏网的教授进行批斗。程贤策的连襟、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兼总支副书记胡寿文，被革命小将捕获后，用一根绳子套住脖子拽倒在地，然后像农民庄稼地里拖拉一个捆起的谷个子一样拉着就走。胡氏被拖得血迹斑斑，几乎窒息昏死过去，当被抬到“斗鬼台”时已奄奄一息。

这一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60多名教授被用各种野蛮的方式拉上了“斗鬼台”，遭受批斗与毒打。因程贤策青年时代曾参加抗日青年远征军到缅甸作战，被红卫兵视为“深藏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和“深藏的蒋匪特务”，为了找到“特务”罪证，在程贤策被游街示众放回后，一伙红卫兵又闯入他的家查抄，并把程贤策按倒床前，用席子卷起来毒打，逼其招供。程贤策被打得皮开肉绽，只能喘气但已无力说话，红卫兵无功而返。据与程贤策同在中文系任教的女教员乐黛云回忆：“这一天的革命行动终于告一段落，我们都被放回了家……我去小杂货铺买酱油时，突然发现程贤策正在那里买一瓶名牌烈酒。他已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头发和脸也已洗过。他脸色铁青，目不斜视，从我身边走过，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没有看见我，还是视而不见，还是根本不想打招呼。总之，他就是这样从我身边走过，最后一次！我当时默默在心里为他祝福：‘喝吧，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却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又说：“后来，我被告知我心中的那个欢快、明朗、爱理想、爱未来的程贤策就在我买酱油遇见他的第二天，一手拿着那瓶烈酒，一手拿着一瓶敌敌畏，边走边喝，走向香山的密林深处。”未久，人们在香山的一棵树下发现了程的尸体，程双手搂住小树的底部，满脸透着死前挣扎的痛苦，身边不远处倒放着一个“敌敌畏”毒药瓶。

程贤策毙命两个月后的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约一百万红卫兵，再次表示支持“文革”和红卫兵行动。此后，革命热情越发高涨，暴力事件也随之升级，有人被活活折磨死。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掀起大规模高潮并处于失控的最为疯狂的日子，整个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四处窜动着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满脸汗水与血污混和的红卫兵的身影。在北京西郊大学区，清华大学红卫兵邀请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用大卡车装了12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一面撕毁清华校园里出现的攻击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一面在清华和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开始对教授展开抄家与戮杀。造反派在北大燕东园的墙上用黑色大字写上了毛泽东所说的“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而后加以发挥创造，又写出了“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等警句格言。

这一天，孤身一人住在燕东园30号的北大西语系英国文学教授、曾昭抡夫人俞大絪，被北大西语系红卫兵揪着头发摔在地下，继之拖到校内40楼前的“斗鬼台”参加批斗会。俞大絪被强迫跪在台上接受批斗。经过近一天的反复折磨，俞大絪几次昏倒在台上，而造反派将其拖下去稍微缓解之后，又拖上台继续批斗污辱，直到傍晚才被释放回家。未久，只听“咣当”一声巨响，一群红卫兵把门踹开，蜂拥而入。此时俞大絪躺在床上，处于半昏迷状态，全身肿胀疼痛，动弹不得。红卫兵见对方并不主动起身低头弯腰向自己汇报请罪，认为是对革命小将的大不敬，盛怒之下把俞大絪从床上拉于地下，揪住头发往墙上乱撞，让其交代罪行。俞据理力争，并斥责红卫兵私闯民宅、无法无天等。红卫兵们索性把俞大絪按倒在地，几人一齐动手打她。俞大絪被打得满地乱滚，哀号不绝，直至昏死过去，红卫兵才将其家中的财产查抄，把值钱的东西装上卡车拉走了事。

从阎王爷与小鬼的怀抱重新回到阳间的俞大絪，醒来时夜幕已降临大地，想起经受的殴打与人身污辱，悲不自制，当天晚上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这是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

第二天，俞大絪冰冷的尸体被找上门来欲继续将其弄到“斗鬼台”批斗的红卫兵发现，并报告中央“文革”北大工作组。工作组简单了解情况，向俞大絪的丈夫、时在武汉大学接受“改造”的曾昭抡拍发电报，限其三日之内回京处理妻子的尸体，若三日不到，则拉到焚尸场火化，骨灰扬弃，财产充公，房屋收回。曾昭抡接到电报，当场昏倒，醒来后速到学校党委请示，但得到的答复是不能回京。面对这一结果，曾昭抡无以宣泄心中的悲痛，只好独自跑到校外一块荒地，以头拱地，面北而泣，直至泪尽泣血，昏死过去。

此时的曾昭抡已隐约意识到，随着爱妻的惨死，自己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

第十一章百年驹隙过如驰第一节中国人的原子弹之梦

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昭抡受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委托，率先由昆明飞临北平察看、接收原北大化学系实验室、仪器设备与图书资料，筹备复校事宜和化学系工作，这是北大、清华教授中第一位抵达北平者。之所以由曾氏首抵北平，并非由于他是曾国藩家族的后代，或脾气古怪，别人惹不得，实与美国原子弹爆炸后在国人心目中形成的强大震慑力带来的气氛有关。

1945年8月，美军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而迫使日本投降，这种新型核弹所爆发出的巨大威力，震撼了世界的同时也改写了世界战争进程，人类进入原子时代。就在国人以原子弹对战争的作用与奥秘感到不可思议，在一片惊呼声中大加赞誉又盲目推崇的时候，曾昭抡于日本向盟国正式举行投降签字仪式一个星期的9月9日，于昆明《正义报》发表了《从原子弹说起》一文，明确警示国民政府军政人员与普通国人，对于原子弹的来龙去脉以及对未来国家安全的影响，必须有一个清醒而具常识性的认知。曾氏明确指出：“原子弹的引用，虽然不是使远东战争急遽结束的唯一因素，至少对于迅速结束此次战争，具有莫大关系，那是不容否认的。日本人民，不幸成为此项新武器的试验品。两枚原子弹，炸死了几十万人。据今所知，广岛被炸以后，若干日内，人民继续死去。到了今天，那一度闻名东亚的海军基地与工业城市，完全变成了死城。地面一切生物，完全灭绝。只有天空飞来的老鸦来此凭吊往日城市的古迹。科学家对于原子弹的幻想，似乎完全证实了一颗总重不过四百磅，含铀仅只六两重的原子弹，不但其爆炸力量相当于两万磅的高炸药；而且炸过以后，因有放射元素的产生，其事后影响，对于生物，亦具有毁灭性……从此种观点看去，原子弹的发明，的确在武器制造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又说：“素来不讲究科学的中国，这次也为原子弹的惊人功效所震眩。一月以来，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不分老少，大家都在时常谈论着原子弹，连苏联进军东三省后进展如此神速的奇迹，也为原子弹所掩盖。”但是“我们必需记得，原子弹在美国之所以能以发明，实乃半个世纪来世界上许多第一流科学家潜心研究原子构造所得到的实用结果之一。一般不懂科学的人，只知道提倡工业，强调实用，认研究纯粹科学为迂远与不切实际。哪知道划时代的新发明与新发现，向来是从高深的学理研究演化出来。纯粹科学之极端重要，在原子弹上即得到具体证明。”最后，曾昭抡提醒国民政府当局：“战败后的日本，业已宣布以研究科学为教育主旨。他们是说得出，就做得到的。相反地，我们面临此科学支配一切的世界，却徒托之于空谈。对于原子弹，也不过谈谈写写，并不从事实际研究。……要想急起直追，此刻正是时候。要不然，恐怕机会就要错过了。”

就在曾昭抡发表此文前后，有一个人也在为原子弹爆炸的神奇威力所震撼，并密切关注、搜集这一神秘武器的情报。此人就是曾昭抡的郎舅，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

俞大维由哈佛大学读书时的数理逻辑研究，转入柏林大学研究院后兼及文史，因同学中出了个后来成为他妹夫的“傅胖子”（斯年），感到在文史上无出头之日，遂倾全力专攻数理逻辑与哲学。留德期间，俞大维聆听过爱因斯坦教授的相对论等课程，学识大进。1925年，俞氏写了一篇题为《数学逻辑问题之探讨》论文，刊登于爱因斯坦主编的德国数学杂志《数学现况》，由此成为在这一国际级刊物发表论文的第一个中国人。在该期刊发表论文的第二个中国人则是更年轻的华罗庚，俞、华二人日后成为同道上的好友与这一缘分有一定关系。1929年6月，俞大维返国，未久出任军政部参事。1930年5月，俞氏第二次赴德，任商务专员，负责采购军火装备，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尤其是弹道学。其间，俞大维用德文记录了四十多本笔记，并自豪地说：“这两年学到的比哈佛三年学的还多！”嗣后，俞大维成为弹道学专家，对原子核能的理论和运用信息也有所了解。

当美国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俞大维在中美联合参谋本部参谋长魏德迈中将处，看到了美国关于原子弹研制的机密文件《史密斯报告》。与俞大维友善的魏德迈私下表示中国也可以研制这类超强威力的武器，并可派人到美国去学习。俞大维闻听大喜，就此上报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最高统帅蒋介石。蒋对此自是大感兴趣，遂令陈诚和俞大维负责筹划组织这一关乎国防发展的重大计划。俞大维受命，认为原子弹的研制最为重要的是物理、化学、数学三门科学，而这三科出类拔萃的人才都集中于西南联大。于是，俞大维首先把目光集中到他最了解并有亲戚关系的曾昭抡身上。

俞大维之所以选择曾昭抡，除了与曾家有世代姻亲，且自己的胞妹俞大絪嫁给曾昭抡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内一流化学家的曾昭抡，已进行了多年烈性炸药和利用炸药制造武器的研究，并于1943年发表了《新型炸药发明的可能性》等论文，1944年出版了《火箭炮与飞炸弹》专著。而此时曾氏正在进行原子核能的研究，并撰写《原子与原子能》一书，对原子核能已有相当深刻的理论研究。另一个原因是，曾昭抡对军事与军事理论有着天然的兴趣。抗战军兴，曾氏在从事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同时，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研究军事战略，对中日战争，盟军与德意法西斯军队的战事，从武器装备、战略战术、诸位将领的特长与弱点、各国民党军民士气等方面，发表了大量军事评论。到抗战结束，在各种报刊上发文达200篇以上，其中《从军事技术上推论欧洲战局》《现代战争中的武器》《欧洲第二战场》等三篇军事评论轰动一时，并给西南联大师生和重庆方面的军政要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位叫汪子嵩的联大哲学系学生，许多年后在回忆他的老师沈有鼎的时候，涉及曾昭抡并有一段颇具趣味的描述，汪说：“沈有鼎先生是联大教授中几位‘怪人’之一。他和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在外貌上相似：都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总是邋邋遢遢，老是穿一件洗得已经发白的蓝布长衫，有几个扣子没有扣上，脚上穿的布鞋，不但破破烂烂，有时还没有穿好，似拖着走路；而且一面走路，面上总有点像是微笑，口上喃喃自语，显然是自己在思考问题。他们的不同是：沈先生走路不慌不忙，老是在思考哲学问题；而曾先生却走得匆匆忙忙，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每次民主集会上都发表讲话，当然不是谈化学，也不谈政治和经济问题，而是讲军事。他对当时抗战的军事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谈起来像个军事专家。曾先生是曾国藩的后裔，颇得祖传遗风。”

与曾国藩的实战经验或《曾胡治兵语录》不尽相同的是，曾昭抡在他的军事理论演讲中，以一个杰出科学家的眼光，特别指出战争的进程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这种进步更多体现在日益发展的武器装备上，谓：“现代战争，乃是科学的战争，在其他条件约略价等的情况下，谁在科学上占得优势，哪个国家就会胜利，已成一定不移的真理……要谈战争，就得明了作战时所用的武器。”又说，随着“时代变迁、科学进步”，投入战争中的武器将“在构造上愈来愈复杂，在种类上愈来愈繁多，在功用上愈来愈新奇。”而“这次大战中战争技术的主要进步……就是运用已有武器配合新发明或改良的战术而进行战争”。

随着战争的进展，曾昭抡对战争的研究越发成熟，并不乏出神入化的篇章问世。1944年6月，当盟军近三百万大军云集欧洲西线战场时，曾氏正确预测了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的具体位置，而预测的登陆时间仅比实际相差不到一个昼夜。1945年1月，曾昭抡作为国际军事问题专家应昆明《正义报》作“新年五问笔谈”访问，明确回答：欧洲战事将于“上半年结束”。同年5月，曾氏在谈到盟军何时进攻日本时，认为“最早当在今年八九月，迟至则可延伸到年底。但是攻势一旦展开，战争的结束，也许并不在远。”届时“苏联在远东参战，也开始成为可能”。曾昭抡这一预言，引起了军政当局和知识分子高度关注，战争的实际进程，很快证实了这一预言的正确，因而曾氏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的军事问题专家之一，《燕京新闻》对此专门作了评价：谓曾“虽为一个化学家，但对于政局、战局的分析和综合，都可以与任何专家媲美”。

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在当时的西南联大与其他机构的知识分子阶层，谈论战争与撰写战事评论者并非曾昭抡一人，而是有相当的一个群落，且各抒己见，大谈特谈，一时间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以“卧龙”与“凤雏”自称的军事战略理论家，傅斯年就是一个。当然，这些“卧龙”与“凤雏”也有走眼跑光的时候，据时在昆明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继愈回忆说，西南联大法学院一位教授在昆中北院作世界形势报告，分析德苏两国会不会开战的问题。按这位教授的分析，二者不会开战，理由有四。这位教授先讲了两条，中间休息二十分钟。恰好这时街上的报童在门口叫喊：“号外，号外，德苏开战了！德苏开战了！”主讲人颇为尴尬，宣布下半段不讲了，挟起包袱一走了之。

按任继愈的说法：“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一介书生仅仅根据报刊、文献提供的有限信息资料去做判断，结论有误完全可以理解。后来二战记载德国出兵进攻苏联，连斯大林还判断失误，何况远离实际的东方学者？”任氏之说自有其道理，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做一个真正的“卧龙”或“凤雏”式人物并不容易。当年在南阳隆中这块地盘上耕种的民众或乡村知识分子，恐怕不止诸葛亮一人，但对天下大势的认知和对形势演变发展的预测，能与诸葛氏抗席者却罕有其匹。以此推之，当时窝居西南边陲昆明城的曾昭抡，对军事的研究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正是缘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种条件，在如何研制原子弹这一关乎未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上，俞大维才把曾昭抡列为实现这一计划的首要人选。

曾昭抡被俞大维电召重庆，谈了欲派人赴美学习研制原子弹之事，曾氏听罢异常兴奋，对原子武器开发正是自己的心愿，如今有此机会，自然乐意效劳。根据俞和曾昭抡的意见，这些人才不应在中央研究院内部寻找，也不要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搜寻，最好还是把目光放在西南联大，因为就物理、数学、化学三科而言，抗战之前，北大、清华的理科在全国名列前茅，西南联大组成后，其阵营更是强悍无比，在学术界的地位可以说是独占鳌头，其他院校和研究机构无法与匹敌。此点，物理学家吴大猷曾作过披露：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西南联大，物理系阵容非常强大。其中不仅有清华的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霍秉权，北大的饶毓泰、朱物华、吴大猷、郑华炽、马仕骏，南开的张文裕以及许贞阳等人。其中最令人瞩目也是资格最老的两巨头是叶企孙与饶毓泰。叶、饶二人以及胡刚复、丁燮林、吴有训、严济慈等，皆是20年代最早由海外返国的留学生，可谓是中国第一代响当当的物理学家。而这第一代中，尤以饶、叶二人地位和威望最高，属于恐龙级的“学术权威”，是中国物理学领域内有资格称奠基人的“双雄”，或曰“双子星座”。其次才是“鳄鱼”、“海龟”级如丁、吴、严，另加第二代的吴大猷、周培源、赵忠尧等人，而第二代的物理学家多出自上述诸人门下。在学生辈中，有杨振宁、黄昆、李政道、胡宁、林家翘、张守廉、黄授书、李荫远等，这一批学生在未来岁月里，又成为承继一、二代老师精神和业绩，并有所创新和发展，继往开来的世界级物理学家。对此，吴大猷后来颇为自豪地说，西南联大八年，“遇见这样的‘群英会’，是使教师最快乐的事”。

正是缘于这样一种其他机构罕有其匹的强势，曾昭抡于西南联大推荐了物理学教授吴大猷、数学教授华罗庚两位一流的科学家。在得到陈诚和蒋介石认可后，曾昭抡很快回昆找吴、华二人密谈。未久，三人来到重庆，在陆海空三军招待所秘密住了下来。

当此之时，全国教职人员都处于贫困之中，根本无力添置衣服，其穿戴颇为一般官僚政客和追名逐利之徒所鄙视，连街头叫花子都知道教授没有钱，每遇到教授模样的人，叫花子们都懒得伸手讨要，只翻个白眼故意作潇洒状、吹着口哨场长而去。曾、吴、华三人中，只有吴大猷打扮得略为得体，尽管衣服外套已穿了几年，总体上还算说得过去，而曾、华二人就大不同了。曾昭抡仍是邋邋遢遢，拖拉着鞋子走路，一副满不在乎的名士派头。华罗庚衣履破旧，穿戴也算不上整齐，且走起路来依旧在地下不断画圈。三军招待所守门的卫兵与服务小姐们突见住进了如此怪模怪样的三位“大爷”，不但不放在眼里，有时还满脸鄙视地故意找点麻烦，以彰显自己作为小鬼在阎王殿的特殊地位，三位衣衫破旧的“大爷”也只是干生闷气而无可奈何。想不到几天之后，陈诚与俞大维携众随员前呼后拥地来访，两位高官对三位教授礼遇有加，卫兵与服务人员大吃一惊，虽弄不清面前这三位“大爷”是多高的官衔，但显然地感到不是一般人物，遂立即转变态度，将三位当做来路不明的一方神圣供奉起来。

曾、吴、华三教授与陈、俞两位部长商谈后初步达成共识，即曾昭抡此前已撰文论述的，像原子弹这类事情，实乃半个世纪来世界上许多第一流科学家潜心研究原子构造所得到的一个硕果。中国要想研制原子弹，不是找几个科学家猫在一间屋子里，用几天或几个月时间就能造出来的。落后的中国人才缺乏，任何计划，必须从科学的根本做起，具体做法是：（1）成立研究机构，培植各项基本工作人才；（2）初步可派物理、数学、化学人员外出，研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进展情形，拟一具体建议，计划筹建一研究机构，即时选送优秀青年数人出国，习物理、数学等基本科学。这个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允准，由曾、吴、华三人各选两名可堪造就的青年人才共同赴美，并拨发五十万美元作为这一计划的前期资金。这一行动的代号是“种子计划”。

计划既定，三教授分别作出国考察准备并挑选随行的青年才俊。曾昭抡挑选的是西南联大化学系1942年毕业聘任助教的唐敖庆和1945年毕业聘任助教的王瑞駪；吴大猷选的是1945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聘任助教的朱光亚和正就读物理系二年级的学生李政道；华罗庚选的是1939年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聘任助教的资深助教孙本旺和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时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的徐贤修。

据吴大猷回忆说：“返昆明后，我告冠世一切经过。谈到推选青年习物理者两人时，冠世和我皆不犹豫地选择李政道。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天赋勤奋未有如李的（杨振宁已考取清华留美，黄昆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吴氏所说的冠世乃阮冠世，原是南开大学物理系学生，吴大猷曾当她一年级的教员，后二人恋爱结婚并双双赴美深造，抗战军兴，阮氏随夫来到昆明。从阮氏坚定的话语看，她对李政道的才华是有所了解并颇为赏识的。未久，吴与清华物理系位居第一把交椅之尊的叶企孙商量，得到叶的支持，旋得到校长梅贻琦批准。对于这一选择，在联大校园内引起一场波澜。像这等出国留学的好事，竟被一个本科还没有毕业的学生抢了风头，着实令一些人心中不服。但此事不同于一般的庚款放洋，吴大猷手握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有绝对自主的权力，因而不服者也只能在叽叽咕咕一阵后叹息自己命薄了。后来李政道在参加上海敬业中学举行叶企孙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说道：“叶师破格推荐当时只念大学二年级的我去美国读博士生，……没有叶老师和吴大猷老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这话当是不差的。

人员既定，曾昭抡先期赴美联系有关事宜，吴大猷召集上述几人加速讲授近代物理，一方面着手翻译俞大维交来的绝密文件《史密斯报告》，由唐、王、朱、李、孙等五人分头翻译，吴大猷统校修改，完毕后送军政部存档，只是后来未及出版，内战爆发，此稿下落不明。——此虽属后来之事，但足可见出国民党要员们办事之劣与丢失大陆之一斑。

1946年6月，吴大猷奉朱家骅之命，代表中央研究院赴英国参加英国皇家学会举行牛顿三百周年诞辰庆祝会。同年8月，由华罗庚率领唐敖庆、王瑞駪、朱光亚、李政道、孙本旺等五位青年才俊赴美，到加州大学与先期抵达探路的曾昭抡会合。此时，曾昭抡已被推选为联合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9月，吴大猷由英转美，与曾昭抡、华罗庚及随行赴美的几位研究生会合，共同商讨考察进修办法。此时曾昭抡已通过关系了解到，美国对原子弹的研制过程被列为绝密，中国人到有关研制机构和工厂去学习考察已不可能。此前的1945年末，杨振宁获取庚款留学美国，想成为芝加哥大学教授恩里科·费米（Enrii）的研究生，但没有人能告诉他费米在哪里，因为费米是世界上第一座可控原子核裂变链式反应堆的建造者，行踪保密。早在1942年12月2日，费米与其助手即在芝加哥大学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可控原子核裂变链式反应堆，使它达到临界状态，产生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这一成就是原子能时代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两年后的原子弹诞生奠定了基础，芝加哥大学因此被称为“原子能诞生地”。

鉴于现实情况暂时不可扭转，曾昭抡建议众人分别选择合适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进修或从事外围研究。在得到国民政府当局同意后，曾昭抡等师生分头行动，陆续进入不同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潜心学习，以图将来。华罗庚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朱光亚进入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后获得博士学位；唐敖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研究院，后获博士学位；王瑞駪进入华盛顿大学，后获博士学位；孙本旺进入纽约大学柯郎研究院，后获哲学博士学位。

在华罗庚率领赴美的五位青年才俊中，唯独李政道有点麻烦。据吴大猷回忆说：“我没有办法把他推荐给任何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因为他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写了几封介绍信，其中有一封是写给戈登斯米特（it）教授的。那个时候，他在西北大学（Nortern Uy），当然我写了几句关于年轻的李政道的话。我说，李政道是那样的聪明，我发现他对于解决问题简直有着不可思议的洞见、看法。总之，我希望能提供一些帮助，以便让李政道能进入研究生院。”此时的李政道虽然入学受阻，但没有放弃努力，他坚信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家，只要不放弃努力就一定会有成功的希望。皇天不负苦心人，几经周折，终于获取进入芝加哥大学试读的资格。对于这一关系李氏一生命运转折并对世界物理学发展产生影响的关键点，李政道记忆犹深。许多年后，有这样一个简短的回忆：

芝加哥大学是个例外，她能够接受没有正式文凭的学生，但是有一个要求：该生必须熟读过希钦（）校长指定的几十本西方文化的古今名著，并通过对这些名著的考试。可是当时的我，连对这些名著的书名和作者都完全空白，我向芝加哥大学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解释：我对东方文化的名著孔子、孟子、老子等的学说尚有造诣，而这些东方名著与希钦校长指定的书文化水平相当。他们信了，觉得这也有其道理，就让我先进芝大的研究院试读。两个月后，芝大物理系的系主任替我争取，这样，我就被正式录取为研究生。

对于李政道这一说法，与其同赴美国的朱光亚在回忆中进行了间接的证实。朱说：

日本投降后，1946年吴大猷老师得到了一笔经费出国研究，可有两名研究生随行。吴先生选了政道和我。当时政道虽已具备很好的经典和近代物理基础，但名义上还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到芝加哥大学后，他因没有大学文凭（其实因抗战，他甚至连中学和小学也没毕业），不能当正式研究生，只能先当非正式生。但进入研究院不久，由于他的天才和勤奋，很快得到了物理系费米、特勒（E.t.eller）和扎古赖亚森（Zachariasen）等教授的赏识，很快成了正式的研究生。

就在李政道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杨振宁已提前几个月进入了这所现代物理学“圣地”，从事学习和研究了。因而，记住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三位科学家率领这批青年才俊赴美学习、研究，以及先前到达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精英这段曲折的求学历程就显得极其重要。因为这一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不仅是国民党原子弹“种子计划”的开端，更是新中国原子科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后来中共领导下的科学家在西部大漠引爆原子弹，真正的源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47年4月21日，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的白崇禧建议设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同时增加“国立物理科学所”的相关研究设备，要求拨给经费一百四十余万美元，外加第一年补充设备费一百万美元。此时国共内战已经大规模爆发，国民政府无力拿出大把的银子换取遥遥无期的核武器，于是，蒋介石亲笔批复白崇禧的签呈：“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未久，国共战局愈来愈不利于国民政府，“缓办”二字为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期间研制原子弹的梦想画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

就在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等师生赴美国之前，中央研究院欲筹设原子物理研究所，并委托原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赵忠尧赴美参观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岛举行的原子弹爆炸实验，同时令赵想方设法购置研究原子核物理的器材。

在第二代物理学家中，赵忠尧算是一个异数和少有的天才，也是与诺贝尔奖最近、几乎触手可得的一人。对于赵的传奇性经历，吴大猷曾特别惋惜地说过：“赵忠尧在30年代初，在加州工学院从事硬γ线的吸收研究，此项工作极为重要，为后来安得逊发现正电子的先河，惜失之交臂。”在西南联大时代，赵忠尧用由北平带出来的五十毫克镭，做了些人工（中子）放射性原素实验，虽然成就不够理想，确是代表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正是缘于赵氏非凡的才气与精神，中央研究院才派其赴美欲成就一件“大事因缘”。赵忠尧抵美后，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弄到了一批器材，此时已是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即将土崩瓦解。赵忠尧决定暂留美国，静观待变。1950年11月底，赵忠尧冲破种种阻挠，终于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只不过此时整个大陆已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国民党的大笔金钱算是为共产党尽了义务。几年后，赵氏利用从美国带回的器材和零件，主持建成了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又主持研制成功了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这两项研究的成功，为中共在不长的时间内引爆原子弹并发展核工业事业建立了头功。至于后来大陆媒体和民众一谈到物理学与原子弹，言必称“三钱”（南按：钱学森、钱学强、钱伟长。实则钱伟长没有参加原子弹和“两弹一星”的研究），又是另一番天地的事了。

随着蒋介石政府在大陆的瓦解，当年派往美国实施“种子计划”的人员也随之星散，曾昭抡赴欧洲访问，其他人员也在变换调整自己的角色。1948年，曾昭抡、华罗庚、吴大猷三人均被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继而国共两党除了于战场上指挥各自的官兵真刀真枪地互相砍头，还动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力量，想方设法展开了对海外高级知识分子的争夺。曾昭抡率领的“种子计划”全部人员和赵忠尧等滞留国外人员，连同一切与核能研究相关的研究人员，更是被国共两党看做决定未来两党政权能否在中国立足的“国宝”，为此展开的争夺也就分外剧烈。最后的结果是：曾昭抡、华罗庚、唐敖庆、朱光亚、孙本旺返回大陆；吴大猷、李政道、王瑞駪、徐贤修留在海外。十几年后，回到大陆的朱光亚、赵忠尧等科学家，与钱三强等另一个支系的海外回归人员合作，最终为中共政权研制成功了原子弹。而台湾方面在秘密研制过程中，因受现实政治、环境等限制并在美国的打压下，“种子计划”功败垂成，最终梦碎孤岛。

随着时间的推移，留美的李、王、徐等三人皆被陆续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大猷曾一度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徐贤修出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当时未作其他非分之想，更未想在国共两党统治的地盘上升官发财的李政道与王瑞駪两位既有心机、又有骨气的硬汉，坚决拒绝国共两党的统战工作，怀揣造福人类、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而不是相互砍头、剁脚、割喉、封口的梦想，铁钉一样牢牢地扎在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上，于几间小屋里埋头研究学术。1956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共同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得到了另一位中国赴美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的实验证明。随着这一伟大成果横空出世，李政道与杨振宁于1957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受到世界瞩目。1970年，先后任教于耶鲁和纽约州立大学的王瑞駪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就整个20世纪而言，李政道、杨振宁、王瑞駪等三人，外加一个金岳霖弟子、哲学家王浩，是西南联大走出去的学生中真正具有国际影响且对人类科学文化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伟大学人。李、杨、王、王等四人，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西南联大学生的“光荣代表”。至于其他的学人，有的也作出突出贡献，特别是中共实际控制大陆后，负责制造军火如原子弹、氢弹的一批科学家，其在大陆普通民众和中小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完全超过了李政道、杨振宁、王瑞駪、王浩，似乎成了科学家队伍中最伟大光荣的代表人物。——这样的社会认知与声誉，对一批赴美留学，回国后制造军火者当然是一件幸事，但就整个世界人类文明和进步而言，幸与不幸，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此处需要略加补充和提及的是，当年比李政道早几个月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杨振宁，没有成为费米的研究生，而李氏有幸成为在物理学界号称“伟大的费米”的研究生之一。在20世纪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其中不少是与费米共同合作的伙伴，或者是他直接指导过的学生。仅在芝加哥大学期间，费米直接指导过的学生就有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是其中之一。因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共同摘取诺奖桂冠，在外界宣传上，杨也就跻身于费米学生的行列（南按：据统计，截至2007年，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上斩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学校，该校的教授、研究人员、学生获诺贝尔奖的人数达81位，其中包括杨振宁、李政道，还有一位来自中国河南宝丰县，于1967年进入该校就读，1998年获物理学奖的美籍华人崔琦）。如此这般，杨振宁是否是费米的学生，以及“宇称不守恒”理论这一假设是谁最先提出，谁是诺奖的主角，谁是配角等问题，为日后李、杨二人的分裂直至成为相互攻伐的仇寇埋下了种子。当这枚仇恨的种子在世道人心的大变动中生根发芽后，李、杨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且把老师吴大猷也间接地卷入其中。李、杨二人在你来我往的攻防中，来了个“公说公有道，婆说婆有理”，而吴大猷在尴尬无奈中，落了个“两妇之间难为姑”的结局。当然，这是后话，不说也罢。

第十一章百年驹隙过如驰第二节一个有志和有趣的人

1948年底，由美国转入欧洲考察、讲学并一直做着制造原子弹之梦的曾昭抡，见事不可为，又闻国内战火正盛，决定携夫人俞大絪归国。俞大絪于1946年由任教的中央大学赴哈佛大学进修，后随曾昭抡赴欧洲访问。既然国内国际形势如此，自是不便久留国外，遂于1948年1月23日抵达香港。

抵港后，曾昭抡给仍在美国就读的弟子王瑞駪发去一函，谓“原拟即返北平。到此得悉东北华北局面异常紧张，友人坚劝勿行，乃暂时留下，再作第二步打算”。同时叮嘱王：“为弟前途计，毕业后宜设法继续留美读书或做事，四五年后再回国，如此局面方可望平定。”其间，已迁往台湾的陈诚、俞大维等人，给曾昭抡安排了—个“饲料公司”（实为核研究机构）经理的职务，并催其速赴台北就职，以便继续进行“种子计划”的研究。中共方面得此情报，加剧了对曾的“政治思想工作”，经过中共地下人员和民盟在港人员一番循循善诱开导，曾昭抡决定抛弃台湾的亲友，坚决回到大陆，投入共产党的怀抱。随着国共翻盘，江山易色，曾氏所期待的弟子王瑞駪没有步他的后尘回归大陆，而是永远留在了美国的土地上。

1949年3月19日，国内大局已定，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秘密派人接应下，曾昭抡独身一人乘船返天津（时俞大絪母亲在港医院治病，俞服侍未归），3月27日到达北平，重返北京大学。由于曾氏自身具有的特殊分量和威望，根据中共此前的许诺，曾昭抡的脚步刚刚踏进北大之门，即被任命为化学系主任兼北大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实际权力和地位与此前掌控清华的吴晗不相上下。

1951年，根据此前中共许诺的对胜利成果分配方案，民盟的一帮大佬如章伯钧、罗隆基、史良等辈，皆出任正部长或正部级政府高官大员。作为民盟主要成员之一的曾昭抡，被当局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这个官帽与民盟另一位重要成员吴晗出任的北京市副市长同等级别。既然胜利果实是大家共同斗出来、或打出来的，在分封加赏的台面上，也要尽可能做得公允、公平，以展掌权者的懿德嘉行，也落得个皆大欢喜。1952年11月15日，根据苏联老大哥的教育模式，政务院教育部分设出高等教育部，曾昭抡出任高教部副部长。1955年，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筹备工作完成，曾氏兼任该所所长。此时的曾昭抡在政治上达到了一生的顶峰，生活上也是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

当曾昭抡实际掌控北大的1950年，夫人俞大絪已由香港返回北平，出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讲授英国文学，与她的胞姐、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同台授课。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于凄风苦雨中组织“抢救学人计划”时，俞大维特别关心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俞大缜。傅斯年曾专门致电负责抢运事宜的北大秘书长、老同事郑天挺，特别提到指挥飞机调度的俞大维甚挂念仍在北平的妹妹俞大缜，在电报中明确表示“乞兄务必问她一下，给她一个机会”，让其随机南飞。当郑天挺把电文转达后，俞大缜却谢绝了其兄的盛意，拒绝南飞，表示要留在北平等待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到来。——她如愿以偿，新中国成立后得以与胞妹俞大絪在北大双双登台讲授英国文学。更令俞家姐妹感到开心和温暖的是，随着曾昭抡戴上高教部副部长的官帽，按照中国论官行赏的特色，曾昭抡、俞大絪夫妇搬入北大燕东园居住并有了一个单独的院子。因曾、俞二人是姑表亲结婚，怕生下孩子后会有遗传性残疾，故一直未生育小孩，总是两口之家。因曾氏夫妇房舍宽敞明亮，离异的俞大缜成为曾家的常客，并一度当做自己的家与曾氏夫妇共同生活。在这个流动着激情和浪漫的环境中，每于8月夏季的夜晚，天空银河闪耀，繁星点点，在院中荡漾着青春生命的草地上，大批亲朋故旧、师生好友和苏联专家前来拜访并受到热情招待，曾、俞夫妇在此度过了一段温馨难忘的岁月。其间，像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一样，俞氏姐妹也受命通过广播电台向台湾喊话，对她们的哥哥、时任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做“统战工作”。曾昭抡还奉命与俞大絪、俞大缜，以及俞大维的胞弟、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博士、著名植物病理学与微生物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时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俞大绂及家人，于燕东园自家小院的草坪上，照了一张看上去很幸福美满的合影交给当局，说是通过某种渠道传到台湾俞大维手中，争取其“觉醒”和“反正”，弃蒋投共，回到人民的怀抱云云。只是这样的日子好景不长，未过几年，曾、俞夫妇就稀里糊涂地踏进了鬼门关。

1957年7月，曾昭抡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六教授事件”被打成右派，随之撤销本兼各职，停止工作，自谋生路。与一般政客和官场的混混儿不同的是，对于曾氏来说，撤销职务对他并不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他一生最看重的还是学术生命。在曾昭抡去世之后一些回忆和纪念文章中，多数人把曾氏描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很少与人交际，只是专心治学，有时简直到了着迷程度的书呆子，对于治学之外的事情常常心不在焉。如潘光旦对费孝通说过曾昭抡一件事：“一次天空阴云密布，他带着伞出门，走了不久，果然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衣服被淋湿了，他仍然提着那把没打开的伞向前走，直到别人提醒他，才把伞打开。还有一次在家里吃晚饭，他不知怎地，心不在此，竟拿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爱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炭，才恍然大悟。至于晚上穿着衣服和鞋袜躺在床上睡觉是常事。”费孝通进一步补充说：曾昭抡干起事业来，连家都不要的，有一次“他回到家里，家里的保姆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曾先生到晚上还不走，保姆很奇怪，闹不明白这个客人怎么一回事”。另据俞大缜晚年回忆说：“在我近八十年的生涯中，还未见过有他那样专心治学的人。他用功到了精神非常集中的程度，以至有时竟像一个‘傻子’。记得有一天，我从北大回家，路过沙滩前，只见昭抡站在红楼前面，面对着一根电线杆子，又点头，又说又笑，过往行人不胜骇然。我走近他身边，他也不理我，仔细听他说话，原来他在和电线杆谈化学哩……我同院邻居一位老先生，曾在北大当过职员，他对我说过：‘你那位亲戚曾昭抡有神经病，我亲眼见他对着红楼前的木柱说话。’”

《诗·王风》有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若说曾昭抡有神经病显然是“不知”之故。与曾氏同为“六教授事件”之一的费孝通，算是对曾氏的思想言行较为同情、理解的一位。费氏认为，曾昭抡在生活中有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用“志”来表达，即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在曾昭抡包括与曾氏同辈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等人的心中很清楚，他要追求一个东西，一个人生的着落。而“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自己要知道、要明白。现在的人很多不知道他的一生要干什么……没有一个一生中不可移动的目标了”。

费氏之言，对曾昭抡应是公道的，但对“现在的人”之说似乎有些偏颇。自人类有史以来，有费氏所指的那种志向、毅力和恒心的人并不多，而有志向、恒心又有大成就者更是少之又少，曾昭抡与陈寅恪等一代人杰，算是少有的异数，可谓高山灵芝，空谷幽兰。而灵芝与幽兰的产生自然与它生长的环境、气候等诸多条件密切相关，曾昭抡的“志”与一生成就的事业，也自然地与他的门第家风有密切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只要略知湘乡曾氏家族历史，或者进一步通读曾文正公家书者，便知其言不谬。清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时年34岁、在京城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曾国藩在给家乡诸弟的信中明确提及：“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又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资乎？”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曾国藩在致九弟曾国荃的信中特别强调说：“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又说：“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余生平坐无恒流弊极大，今老矣，不能不教诫吾弟吾子。”

写这封信的时候，曾国藩已在家乡办团练并率湘勇与太平军交战有年，且湘勇坐困南昌，进退不得。因父亲去世，曾国藩偕弟曾国华由江西回籍奔丧。居家期间，九弟曾国荃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而洪杨内讧越演越烈。在这关键时刻，老九却灰心懒散，有见异思迁之意。曾国藩针对这位九弟“来书谓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认为“大不可”，并有了一番关于“志”与“恒”的谆谆教导。信中有些话当是曾国藩的自谦，但在对“志”与“恒”的理解当是不差的，曾氏一生多次将“士人当有志有识有恒”的话题赠年轻学子，足见他对这一事理的深刻认知和重视。

通观曾国藩家书，验之曾氏一生言行，基本上是说到做到的，可谓“笃学尚行，止于至善”。如流传后世的曾国藩日记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曾氏自道光十九年开始记日记，一直到道光二十五年止，后来十多年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咸丰八年，曾氏丁父忧复出，决心恢复记日记的习惯。此后尽管战事连绵，作为湘勇的中流砥柱，诸务繁杂，但曾氏仍坚守定律，天天记之，从未间断，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手不能执笔方罢休。此点体现的“志”与“恒”，皆非常人可比。

需要作一点补充和特别提及的是，曾国藩初入京城尚未发迹时，曾拜过两位决定他一生命运的老师，一是官居太常寺卿的湖南善化人唐鉴，曾国藩得以奉旨在家乡办团练，正是唐鉴向咸丰帝推荐玉成。另一位是名震一时的理学大师、后来官至大学士的倭仁。他教给曾氏一个修身要诀：研几。几，乃几微之意。研几，即认真对待瞬间念头、细微小事，然后思索考虑，并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联系起来。要达到“研几”的较高境界，最佳的方式就是记日记，在日记中留下瞬间抓住的念头和思想火花，无情地解剖自己，批判自己，以求达到净化灵魂和向更高境界迈进的目的。后世史家对这个“研几”多有解释，如曾氏家族研究专家唐浩明说，这个“研几”就像六十年代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其实是不对的，应是诗人作家们通常所说的“灵感”，似更为合乎情理。

家人至亲的言传身教，自有别人不可替代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曾昭抡在湘乡和长沙雅礼中学读书时，对曾国藩家书和日记犹感兴趣并有自己的领悟，前文已经述及，曾昭抡对祖辈留下的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实实在在地下过大工夫拜读学习钻研过的。如对曾国藩提出的“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的主张，曾昭抡进一步阐述说：“‘志’是奋发的决心，读书必须有奋发的精神；‘识’是远大的眼光，一个人要读好书，必须有识；‘恒’是坚强的毅力。是否有恒，是决定能否真正获得知识的关键。”

年轻时代的曾昭抡如此理解，一生中也是这样做的，而记日记的习惯，曾昭抡与曾昭燏兄妹可谓受家风熏染最重，体现也最为明显的人物。曾昭抡自海外留学归来，写日记习惯坚持了终生。从临时大学由长沙迁昆明时期的日记发表后尤其令人瞩目。1939年，曾昭抡率领师生从昆明到西康考察，又写了很多日记。这个习惯在曾氏日记中可以查到，如1940年10月24日，曾氏日记写道：“今日五时余醒，六时起身。七至八时上‘有机工业化学’。八至九时上‘无机工业化学’。九至十一时半，写《西康日记》。午饭后一时半至四时一刻，续写《西康日记》一段。……五至六时上‘国防化学’第一课。连日伤风，昨今二日均冷。上此课时，竟致哑不成声。”在如此环境和身体状况下，居然连写五小时的日记，可见其“日记情结”已成为他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曾昭抡从重庆坐长途汽车去兰州参加中国化学会年会，路上走了两个星期。他坐在汽车上，边走边记日记、写文章，令同行大为感动和敬佩。据研究曾昭抡的专家郭建荣统计，曾昭抡从1926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到1967年去世的41年间，编著与译著13部，日记与考察记11部。学术论文与译文164篇，军事理论与时局杂文87篇等，共约300篇（部），数百万字，而这些日记与著作还远不是其全部。曾氏日记部分，除了1936年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的《东行日记》（1939。11—1941。2），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西康日记》、1941年桂林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缅边日记》和1940年写的昆明日记之外，其他日记下落不明。在西南联大时代的曾昭抡，有一次演讲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常想，人生在世界上，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抱着两种愿望。一种是产生成绩，一种是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这两种愿望若要达到，只有从读书人手。”而“从事职业以外，假如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一位别人愿意亲近的朋友，那就更非多读书不行”。f281因了曾昭抡涉猎广泛和平时一些“怪模怪样”的动作，才有人谓熟练掌握英、德、意、俄等五种语言的化学家曾昭抡，属于典型的书呆子一类。此言有些道理，但绝不是像后来出现的数学家陈景润那样的书呆子。有一次陈景润上街买东西，发现营业员少找了钱，便又登上公交车回去讨钱，营业员只短了他五分钱，坐公交车却要花一毛钱，而他居然去了。不过后来陈景润时来运转，因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而名动天下，成了“国宝级”名人。而陈氏随着政治学习和不停地四处演讲，头脑逐渐开放，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书呆子，而是很灵活的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了。他不但知道了“紧跟高举”，还活学活用地加以应用发挥，当实际控制中国政治局势的叶剑英元帅，为“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科学技术进军”所吟的那首闻名天下的“攻城不怕坚，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攻关》诗篇问世后，陈景润也“紧跟高举”地赋诗一首：“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从此诗的高度和境界可以看出，陈氏已由著名数学家锻炼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政治家和诗人了。这个本事，曾昭抡一生都没有练就。

按曾昭抡在化学研究所的助手胡亚东晚年的说法，曾氏确有那种书生的气质，和他在一起甚至感到他似乎在生活和处世方面很幼稚，这和他曾经创办中国化学会，主持北大化学系，活跃于科学界，也活跃于“政界”，叱咤风云的作风，以至晚年蛰居武汉大学，于斗室中钻研元素有机化学，并写出了几本巨著似乎又不太相同。因而，胡亚东认为：“也许大人物都是如此，近代史中颇可找到众多这种气质的人物，如陈独秀、沈从文、陈寅恪等等，但是自然科学家中曾昭抡先生可谓独此一枝。”

胡氏所说不见得全对，但确是有点道理，陈寅恪早年在瑞士读书时，就读过《资本论》原文，并对国内外政治及社会风尚有很深的见地，只是陈氏与曾昭抡相比，似乎缺少了对政治的长期热情，且思想觉悟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在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在阅读专业和军事类书籍的同时，也与时俱进地读一些当时在国统区被禁止的书籍，如1941年“皖南事变”之前，他就通过中共地下党得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加以学习研究，并在演讲中引用书中的观点。而马恩列斯学院编的《斯大林传》、高尔基的《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等更是他搜罗、阅读的对象。为了阅读和研究方便，曾氏还在任教之余，通过旁听西南联大外文系课程，硬是掌握了俄语并能熟练地阅读俄文书籍和资料。1944年，曾昭抡在昆明加入民主同盟，算是早期的民盟成员之一。这一思想的转变与行动，为他日后成为高教部副部长铺就了阶梯，当然也为他的倒霉直至身死埋下了伏笔。

第十一章百年驹隙过如驰第三节曾昭抡之死

“六教授事件”案发，曾昭抡被打成右派分子并遭革职之后，除了被拉上“斗鬼台”接受批斗，便是猫在自家屋子里痛苦地“反省”。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批判曾氏“反动言行”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地展开。据胡亚东回忆说：曾昭抡尽管兼任该所所长，但在教育部的工作很忙，很少来化学所，只是每周来一两次，主持重要会议、决策重大事情，日常工作由副所长柳大纲负责。当批斗展开后，“谁也说不出曾到底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一点分量也没有，轻轻地被送上了舞台。在化学所因为他是所长，所以必须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有大字报的内容都是苍白的。绝大部分写大字报的人既未见过曾，也不知道曾为何许人也，更不知他有什么言论”。这幅图景恰恰反映了历史的诡谲和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

令曾昭抡最为痛苦的不是丢掉官帽和接受批斗与凌辱，而是寻找接收工作单位的艰难和不能继续工作的焦虑。自被逐出高教部大门那一天，他就在心中盘算着回北京大学任教，继续自己教书匠的生活，因自己原本就是以北京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教务长的身份转入政府机关做官的。如今官帽子被咔嚓一下撸掉了，回校当个教书匠总是可以的吧？只是他想得过于简单，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人人自危的大趋势中，北大掌权者不敢贸然答应也不可能答应这一要求，曾昭抡在北大校门之外苦苦徘徊而不得入，此为精神上最为沉重的打击。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时运已去，往事已矣，再大的英雄也只能对苍天叫喊几声“奈何！奈何！”而又无可奈何！

曾昭抡的同事兼好友、留美博士，曾担任过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联大教务长，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对曾氏的处境颇为同情，遂产生了冒险“拉兄弟一把”的念头。但当时大学的权力控制在党委手中，并无多少实权的杨石先两次给学校党委打报告，提出要曾氏到南开大学任教，皆未得到如愿的答复。

面对这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闲愁最苦”的艰难处境，得知此情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实在不忍听闻，便主动出面聘请曾氏到武大化学系任教。李达之所以在狂飙突起的政治风潮中有些不识时务，或者说胆大包天地如此抉择，与李氏天生具有仗义执言的性格、政治资历以及与毛泽东本人建立的深厚友谊有着密切关联。李达是湖南零陵人，与毛泽东同乡。1920年8月由日本留学归国后，至上海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编辑事务。1921年与毛泽东一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同年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红色系列书籍。1922年秋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新时代》月刊。原为教务主任的毛泽东因有其他政治使命，只兼任自修大学的教员，当时的教员还有何叔衡、李维汉、夏明翰等人。因自修大学设在原曾国藩祠内的船山学社，而船山学社与曾昭抡的堂姐曾宝荪、堂兄曾约农在曾国藩祠堂内浩园创办的艺芳学校，因争占地盘多次大打出手，虽在当地士绅调解下，船山与艺芳两校筑墙而隔，但以铁器和梭标械斗之事还是时有发生。自修大学进驻后，两家虽未再大打出手，但无论是教员感情还是学校的教学内容都有很大差异，这才有了毛泽东对曾宝荪、曾约农讲的那句话：“你们两位曾先生，书读得好，品德也高尚，可惜我们政见不同。”

继毛泽东之后主持自修大学的李达，与艺芳学校的两位掌门人尽管“道不同”，但私人关系还算和睦，当1923年底，自修大学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查封并强行解散，李达离开船山学社时，已与曾宝荪、曾约农已建立了个人友谊。北伐战争时期，李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李达以马列主义哲学家的名头出任湖南大学校长，此后与自北大教务长调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建立了业务上的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友谊的建立，除了二人皆为湖南同乡，更重要的还是20年代李与曾氏家族结下的因缘。所谓故交情深，在关键时候便体现了出来。

1952年，随着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曾先后更名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和湖南工学院。翌年，63岁的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此时的李达与毛泽东仍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也正因了这层关系，李氏没有把其他的高官大员，特别是中南局、湖北省和武大党委领导班子放在眼里。而除毛泽东之外，其他的一切高官大员暂时对李达也无可奈何。正是李与毛这种特殊的背景和关系，才使李达在故交曾昭抡倒霉，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之时，敢于顶风排浪，不顾“六教授事件”的影响和从上到下掀起的喊打之声，力邀曾氏到武大任教。

1958年4月，在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后，曾昭抡告别爱妻俞大絪，怀着沉重的心情只身一人赴武汉大学化学系报到。按上边要求，曾昭抡由一级教授降为二级，并根据“政治上改造，工作上使用”的原则，武汉大学由一名副校长分工管理曾的工作，每月谈话一次，听取汇报，并明确告诉曾昭抡“只许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党纪国法伺候。

来到武大的曾昭抡自是知道自己的处境和身份，再次显示了湘乡蛮子“埋着脑袋绊犁”的“黄牛性格”，而祖上“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家训，使他于痛苦中更加省悟了忍韧的重要，自此闭上了嘴巴（当然，也不允许他开口），将自己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倾注于业务上。因几年没有参与教学工作，曾氏一头扎入图书馆和资料室，开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最新的前沿科学知识，以便尽快进入已有些陌生的教书先生的角色。对于这一时期的情形，曾昭抡的助手刘基万许多年后仍记忆犹深：“他高度近视，但查资料的速度却十分惊人。只见他小跑一样在书架中穿梭，很快抱出一摞书，摘完后又快速归还原处，马上又抱出一摞。蝇头小字在卡片和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不少地方还贴上小纸条，精心写着补充或注释。无论是刮风或下雨，严冬或酷暑，总见他穿得比常人少，戴顶褪色的旧帽，脚指头露在鞋外，斜扣着衣扣，提着个旧书包，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一天深夜，他提书包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撞在树上，碰得满脸是血，跌倒在东山头山坡下，路过的工人听到哼声，才将他扶回家去，第二天他照样上班。”众人皆知，武汉大学校园在著名的珞珈山上，以其地形地物和曾氏的压抑郁闷心情，出现深夜回家撞到树上的情景应是真实的。

1959年底，因曾昭抡确实做到了“老老实实”，没有“乱说乱动”，同时出于业务上需要，被校方任命为化学系元素有机教研室主任。当了主任的曾昭抡除给学生上课和指导教师的教学研究工作，仍是图书馆和阅览室的常客，并以惊人的毅力查阅了近1500篇次文献资料，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写出了140万字左右的《元素有机化学》教材，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该专业方面的参考书，尽管当时纸张奇缺，印刷水平不高，但该书甫一问世，即在国内化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并受到有关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高度评价，纷纷要求正式出版。未久，中国科学院所属科学出版社派出编辑部负责人专程赴武汉大学找到曾，欲把这部书稿作为国际交流图书由该社作为特约书稿出版。后经曾昭抡带病修改，全稿分为六册交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不幸的是，这部丛书只出版两册，“文革”爆发，后四册就此夭折，原稿在“革命”风暴中散失，由此成为曾昭抡死前最大的憾事。

1961年暑假，处于政治旋涡中的曾昭抡仍摆脱不了心中的压抑与苦闷，加之过度劳累，住进北京阜外医院，确诊为淋巴癌，不得不住院通过采取化学疗法控制病情发展。曾氏的爱妻俞大絪闻讯心如刀绞，一方面竭力为曾提供必要的医疗条件；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向病人封锁病情消息。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病情得到控制，曾昭抡又回到武大任教，从教师和学生中挑选了7名助手研究有机化学的相关课题。1964年，曾昭抡按惯例向学校党委写的一份思想汇报中称：“我虽年老有病，但精神未衰，自信在党的领导下，还能继续为人民服务10年、2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争取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曾氏理想虽高，只是命运之神不会遂他之愿了，随着“文革”爆发，他的爱妻俞大絪在不堪凌辱折磨中自杀，而武大党委以“参加武大文化大革命”为由，拒绝曾昭抡赴京办理丧事的请求，一对天作之合的恩爱夫妻，在生命的尽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躺在北大燕园的俞大絪尸体被造反派找人拉于火葬厂火化，骨灰被抛入荒野。曾家的财物全部被造反派没收拉走，住房被他人占领。曾昭抡独自于荒野中翘首北望，含泪祈祷妻子在天堂安息的同时，心中明白，随着妻子撒手归天，自己算是彻底被扫地出门，要做异乡之鬼了。

事实上，就在北京大学进入疯狂“革命”的时候，武汉大学也开始了大规模革命行动。此前，因毛泽东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身为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认为不合实际，以老同志的资格曾与前往武昌视察的毛泽东当面争论起来，结果是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再后来又由于林彪提出的“天才”、“顶峰”等高帽子问题，李达心中不服，又与前往武汉观察的毛泽东发生了争执。两次争执，使李达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并为李的惨死埋下了伏笔。“文革”爆发后，中南局与湖北省委一些平时与李达关系不睦的当权者，见时机已到，开始借机发难，欲置李氏于死地。湖北省委一位当权者公开放言道：“1958、1959年以前咱们对他还有点怕。……我所说的怕，把话说透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李达和毛主席有关系，主席很器重他，表扬过他，主席还叫他编书嘛！后来我们决定打倒他，就不许他走。怕就怕他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对方的奇招秘诀果然奏效，再大的英雄身陷绁缧也无计可施，结果是湖北省委发动群众把李达揪出来公开批斗，并以种种方法加以折磨，意在尽快将其置于死地。李达在被斗得奄奄一息之际，偶尔得知毛泽东正在武汉视察的音讯，遂打起精神，想方设法向毛泽东秘密发出了一封简短的求救信：

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

此致最高的敬礼！

李达　七月十九遗憾的是，这封求救信被湖北省委某领导截获扣押，鉴于私拆国家领导人的信件属一种犯罪行为，武汉方面的主政者在不敢烧掉，又不敢长期扣押的两难抉择中，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以平信邮寄的形式发往北京。据他们估计，当毛主席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李达应该是一命呜呼了。

8月10日，已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此时李达尚存一息之气。可惜的是毛泽东只提笔冷冷地批了“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几个字了事。

8月16日，湖北省方面已得知毛主席的态度，一位掌权者率领随员迅速来到武汉大学，召开了师生员工3万人大会。这位掌权者以少见的威风和趾高气扬的口气讲道：“李达，过去我们叫他李老，现在我们叫他老不死。他现在已经搞臭了，你们再用不着斗他了。你们一定要相信省委，把他交给我们处理。让他进博物馆，吃饭、睡觉、拉邑邑！”

8月13日黎明，李达在卧室里突然晕倒，仰卧在地，脸色惨白，口吐鲜血，但校中掌权者不许送医院抢救。直到8月22日，奄奄一息的李达才被送往医院，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南按：意为李达是武大的“三家村”黑店老板）住院救治。延至8月24日，也就是曾昭抡夫人俞大絪遇难的这一天，李达撒手人寰，含冤死去。李达命赴黄泉，确切地说自李达被揪出批斗之时，就意味着曾昭抡在武汉大学失去了一直庇护、照顾、支持自己的参天大树。当大树摧折，哲人其萎之时，便是曾昭抡死到临头之日。他很快被隔离审查，并在审查中不时被揪上“斗鬼台”，以“全国大右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孝子贤孙”等罪名接受批斗与羞辱。每听到高音喇叭广播，曾昭抡便心惊肉跳，随之被拉出去站台批斗并等待棍棒与铜头皮带的伺候。如此反复折磨迫害，曾昭抡体内的癌细胞开始大面积扩散转移，死神已经逼近。在越来越疯狂惨烈的批斗与棍棒、皮带锤击抽打中，曾昭抡几次昏倒，从“斗鬼台”上滚下来。每当醒来，批斗仍按既定计划进行。在一次批斗中，造反派指着曾氏的鼻子恶毒咒骂一阵后，当面揭开了各方人士对本人保密了五年多的“癌症秘密”。站在台上的曾昭抡突闻这一凶讯，全身颤抖，当场小便失禁，从“斗鬼台”滚下来昏死过去。此次重击，曾氏一病不起，大小便亦不自知。延至1967年12月8日，曾昭抡在精神苦痛与病魔双重摧残夹击下悄然死去，终年68岁。

因当时最有可能暗中给予曾昭抡一点照顾的助手已被隔离审查，曾昭抡死后，无人收尸，任其在床上慢慢变质腐臭。多亏未久曾氏有一侄子从外地前来探望叔父，看到了这悲惨的一幕。这位侄儿找了一辆平板车，含泪将曾昭抡已变质的尸体拉到火葬场火化，而后将骨灰撒入长江，随水漂走。

曾昭抡命赴黄泉，对于留在大陆的曾氏家族而言，故事并未结束。“文革”开始不久，南京博物院揭竿而起的造反派在一位司机出身的首领指挥下，浩浩荡荡地来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南唐二陵所在地——祖堂山下，找到已故院长曾昭燏的埋葬处，欲刨坟掘墓，抛骨扬灰。只是刚动手不久，突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山谷沟壑飞沙走石，将挥镐弄锹的造反派击打得东倒西歪，睁不开眼睛。少顷，大雨倾盆而下，天地一片混沌。已被风雨跐巴得呈泥猴状的造反派，在急促中集中力量把立于荒草中的曾昭燏墓碑砸毁，四散奔逃。回到博物院的造反派带着恼怒开始抄家，曾昭燏集毕生心血所购置的藏书，一夜之间被抄没，凡稍微值钱的家具与生活用具也一扫而光。曾昭燏身死灵谷寺的前两年，她的二妹、时任北京第三医院院长兼北京市卫生学校校长的曾昭懿，因身体不好和一直未婚，调往南京鼓楼医院工作，每天门诊半日，吃住则和姐姐曾昭燏在一起。对于这位妹妹，曾昭燏有一段深情的回忆：“昭懿在小的时候，因为生的不好看，父母不钟爱，只有我袒护她，所以她和我友谊最深。”正是这段深挚的情感，曾昭懿在生命的晚年来到姐姐身边相依为命。想不到好日子仅过了两年余，随着曾昭燏家被抄，其妹曾昭懿被扫地出门，先是流浪街头，后被安排到宁海路鼓楼医院一间破旧的职工宿舍居住。到了1969年，曾昭懿因家庭出身和年轻时在重庆中央医院工作的经历，被红卫兵拖出来逼迫交代和认罪，折腾了几个星期，又被造反派关在宿舍中反思，因门被从外面锁死，造反派又忙于批斗其他的牛鬼蛇神，曾昭懿于这年7月被活活饿死于狭小简陋的宿舍中。曾经盛极一时，诗书传家延绵五代之久的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随着曾昭抡、曾昭燏兄妹这两颗耀眼明星的陨落，其家族成员在大陆的声名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声播四方、名扬天下的豪门世家，连同这个世家的文化遗存，在精神层面上已香销玉殒，消散殆尽，于日后的神州大地不复见矣。

第十二章壮志未酬陈梦家第一节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就在俞大絪自杀的当天夜里，有一个人正在闷罐一样的黑屋子里悄悄服下了大量安眠药，欲了结性命。此人便是与俞氏同在北大西语系任教的赵萝蕤之夫，同时也是曾昭抡、俞大絪夫妇共同的朋友陈梦家。

1944年9月，陈梦家自西南联大携原燕大校花、年轻的妻子赵萝蕤赴美后，在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学一年，开课内容为中国古文字学，赵萝蕤进入芝大英语系攻读。就当时的陈梦家而言，此次赴美讲学只是个名分，主要目的则是为一件“大事因缘”而来——收集百年来流散到北美和欧州的中国铜器资料。

在芝加哥大学选读陈梦家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四五人，但正像陈梦家初到纽约答一家小报记者问时所言，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陈氏在讲学与随后逗留北美的三年间，长途跋涉，历尽艰辛，遍访美国的公私藏家所藏殷周铜器，并且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省博物馆，收集并记录所藏安阳、洛阳两地出土的铜器。稍后又飞渡大西洋，访问英、法、瑞典、荷兰四国首都，收集流散欧洲的中国铜器资料。陈梦家以一个杰出研究者的学术眼光与气度，通过各种信息和线索，全方位收集铜器资料，得以亲手摩挲了千余件中国铜器，费尽心血摄取图片，打制铭文拓本，记录器形尺度与流传经过。面对祖国流失海外的大量珍宝，陈梦家悲感交集，睹物思人，于痛心疾首中越发激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故国情怀。

1947年，陈梦家将几年来收集到的资料汇编成《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以英文说明稿打印数份，分别留存与寄送朋友并作回国的准备。对这段经历，赵萝蕤在一篇短文中回忆说：“在美国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又说：“在美国的三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1947年10月，陈梦家认为赴美的一件“大事因缘”业已完成，乃回绝了芝加哥大学欲长期聘其执教并留美定居的约请，毅然决定先赵萝蕤一步归国，重返清华大学。陈梦家如愿以偿，归国后出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在校内筹建了藏品可观的文物陈列室并自兼主任。陈氏在海外工作期间，曾得到古董巨商卢芹斋的鼎力相助。卢氏原籍上海，后赴法国、美国等地经商，以倒卖中国古物闻名于业内。1919年，经与袁世凯二公子袁寒云过从甚密的古玩商赵鹤舫，将盗运至京的唐太宗陵前著名雕刻“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经袁世凯庇护运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此举令卢芹斋在发了一笔横财的同时，也在业内暴得大名。陈梦家赴美并与卢芹斋取得联系后，卢氏除了介绍同行所藏器物，还将自己收藏的312件中国历代青铜礼器秘密示陈并许摄影。此前，自知一生贩卖中国青铜重器于海外罪孽深重的卢芹斋，为洗刷恶名，减轻罪过，心灵上得些安慰，开始以实际行动做一些善举。1947年应即将归国的陈梦家提议，卢氏向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捐赠了洛阳金村出土战国时期青铜重器嗣子壶，陈氏将其带回国内。这一行动，被视为对复员后的清华大学全面复兴所作的贡献之一。

当陈梦家进入清华园之时，遭到毁坏的建筑物大都修复，有的校舍正在修建，各项事宜基本恢复了战前的模样，教授们也各就各位，开始了新的生活。孟子云：“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在归国的陈梦家看来，所谓故园者，非谓有乔木也，乃有世友之谓也。当他满情豪情步入草木葱茏的清华园时，荷塘碧渊尚在，只是见不到当年的恩师闻一多了。睹物思人，不免有一种痛楚与伤感。正所谓：“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

1948年冬，赵萝蕤完成了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即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此时中国内战已进入最后阶段，平津局势紧张，赵萝蕤怕万一国共两党形成对峙局面，再现历史上的南北朝割据情形，很难抵达北方，与家人团聚和服务于燕大的心愿也必成泡影。赵氏归心似箭，毅然决定提前乘船回国。当时美国工人正在闹罢工，轮船停开，待罢工结束，才搭乘一条名为“梅格斯将军”号的运兵船离开西海岸驶往上海。赵氏登船时就从广播中得知，船上有三个人的目的地是北平，而此时的北平西郊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及周边地区已被解放军拿下，傅作义部队已陷入重围，国民党军溃退在即。

1948年12月31日，赵萝蕤乘坐的运兵船进泊上海黄浦港。此时解放军围城正紧，北平已是孤城，地上跑的、水里行的与天上飞的人造物体皆不能进城。谣言与烽火同时流窜，许多人困兽犹斗，千方百计地逃离围城。赵萝蕤得知消息，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设法冲进围城。几年前，赵萝蕤随陈梦家在昆明郊外居住时，与迁往昆明的欧亚航空公司经理查阜西相识并成为好友，为能尽快抵达北平，赵找到战后迁回上海的查阜西想办法。很快，查阜西打听到有一架给傅作义“剿总”司令部运粮食的飞机正要飞往北平，经这位经理疏通关系，赵与另外几人搭乘这架完全没有座位的简陋飞行器向北平飞去。当飞机抵达天津上空时，被中共军队发现，当即用高射炮射击，飞行员沉着冷静，在天空划了几个大大小小的半圈，终于避开了密集的炮火抵达北平上空，最后于天坛一片柏树丛中安全降落。赵萝蕤从舱口爬出没有舷梯的飞机，从临时捆绑、离地还有二尺的竹梯跳下，暂住北大教授汤用彤家中，又到骑河楼清华办事处托人带信给陈梦家，告诉他自己已平安归来，只要城门一开，赶快前来接人回清华园。

三个星期后，守城的傅作义部开出城外接受中共改编，赵萝蕤趁此机会出城，赴清华园与陈梦家相会。未久，赵被聘为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当时系内有老一辈教授胡稼贻和青年教授吴兴华，以及晚些时候自香港返国的俞大絪，加上赵萝蕤共四人，组成了燕大的外语班底。1951年，受赵萝蕤邀请，由芝加哥大学归国的青年学者巫宁坤进入燕大西语系任教，翌年便被调整到南开大学，算是未名湖畔一行旅般匆匆过客。

以赵萝蕤为首的燕大西语系虽人数不多，但相互团结友善，此为赵氏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为了照顾夫妇生活，学校把校园东北部朗润园一幢中式平房分给了陈、赵夫妇，这对才子美人算是有了一个正式团聚和接待亲友的独立空间，生活像花儿一样幸福。当此之时，刚从美国归来进入燕大的巫宁坤住房尚未分配，暂住在陈家，受到赵萝蕤温馨殷勤的款待。许多年后，巫宁坤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深并动情地回忆说：“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赵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惟一的女儿。赵老不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而且是全国闻名的杜甫专家。萝蕤从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二十岁自燕大西语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两年后就将美国诗人艾略特（t.S.Eliot）以晦涩闻名的长诗te Land（）译成中文，受到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选的研究专题又是以艰深闻名的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我在风景如画的洞天学府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竟又得在这般清高优雅的人家流连，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怎么也不会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会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既是天命，也与人事有关，天命人事交织在一起，铸成了一曲不堪回想的哀歌。

新中国成立后，陈梦家对全国掀起的政治风浪和“思想改造运动”不以为然，且自视甚高，常以全新的重量级“海龟”自重，口无遮拦，恣意讥评时弊，不把一般的“海龟”放在眼里，更不能容忍一群头戴革命帽子的“土鳖”把持校政，对一切认为不合理的现象深恶痛绝并怒形于色。陈氏的所作所为很快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遂成为“思想改造运动”的活靶子受到猛烈批判。但诗人气质与天生俱来的性格，使陈梦家难以改变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依然我行我素。据巫宁坤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正从墙外路过的陈梦家听到后，当即愤然曰：‘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e Orwell，1903－1950）于1949年出版的小说，预言了未来极权社会的情景，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政治讽刺小说，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同奥威尔的小说并不是“反共的小册子”，而是“反对极权主义”一样，陈梦家在当时和之后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推行的制度，但他的言行还是与政治以及政治当权者发生了冲突，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重组，凡属于帝国主义出资创办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位于北京地盘上的燕京、辅仁两所大学正属此类，于是，这两座实力雄厚的著名学府如同两头硕大的肥猪被绑缚在地，引刀放血，大卸八块，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学校，原两校的教职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时为燕大西语系主任的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其部下俞大絪、胡稼贻、吴兴华一同转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清华大学的文科并入北大，只保留一个工科，陈梦家被清华当权者借此机会踢出校园，“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进行甲骨文和青铜器的研究，并协助夏鼐副所长主持考古学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进入考古所的陈梦家暂时收敛了一点个性与诗人的狂放姿态，开始埋头于适合考古所计划的学术研究，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高峰期。陈氏以他过人的天资和勤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精心收集了四万多片甲骨拓本，进行全面综合整理、研究，对董作宾此前提出的“贞人”说和甲骨分期断代“五期”说，以及“十项标准”作了补充和修正，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作出了新的开创性贡献。1956年，陈梦家完成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洋洋七十余万言的《殷墟卜辞综述》，这部在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皇皇大著，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至1956年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充分总结、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研究甲骨学的精深造诣，对甲骨文出土及其研究经过、方法和内容，特别是分期断代研究方面进行了科学论述，综合叙述了卜辞中的各方面内容，在许多方面较前代学者的研究有了新的开拓和突破，并为甲骨学的普及和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这部著作由此成为自甲骨文发现以来这一研究领域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甲骨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部《殷墟卜辞综述》的出版，给陈梦家带来崇高声誉和学术地位的同时，也为他后来的生命历程隐约地埋下了祸端。陈梦家以这部大作所得的八千多元在当时看来实为天价的稿酬（时一个工人的月薪仅为十几元至几十元），在考古研究所附近的钱粮胡同购买了一个拥有18间平房的大四合院，且一语双关地把自己的书斋取名“梦甲室”。与此同时，陈氏还利用剩余和后续的稿费不断收集、购买上等的明代家具，整个房舍俨然成了一座辉煌壮丽的小型博物馆。据赵萝蕤回忆说：“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

陈梦家以一介书生突然暴富，引起四邻八舍特别是本单位人员的注意，而陈氏本人平时不好结交朋友，人缘较差。加之陈梦家生性吝啬，暴富之后不请客送礼，也不拿出一笔钱犒劳一下考古所的同事，请大家到上等馆子撮一顿儿，而他自己经常一个人，最多约上外面来访的一两个朋友下馆子喝绍兴黄酒，且喝得醉醺醺地唱着小曲回家继续写作挣稿费。如此这般，很快引起众怒，一时谣言四起，举报信不断，但陈梦家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未久，陈氏以在西南联大时代的西周金文讲稿为基础，加以补充修改，开始撰写另一部巨著《西周铜器断代》，对西周铜器进行详细的断代研究。其成果开始在《考古学报》连载，并引起学术界广泛瞩目（南按：四十年后，陈氏对西周铜器的断代分期，对举世瞩目的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课题的研究，还曾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而早些时候的《尚书通论》《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等著作，也在这个时期出版或再版。此为陈梦家一生精力旺盛、得意潇洒、治学精进的黄金时代。天才加勤奋伴着那早已成熟在胸的古代文字与古器物学知识，使他的著述突飞猛进，其写作速度与显露的明断卓识，令同行为之钦佩，特别是小一辈考古学者更是感到震惊，视陈梦家为世间少有的天才学者，其学术著作后来被誉为前无古人的优秀成果。

对这一时期的经历和辉煌成就，赵萝蕤曾作过如此解释：陈梦家的兴趣很广，但他的主攻方向仍毫无疑问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里有了电视机。他几乎天天晚上看电视。看到晚上9点半、10点、10点半，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但是他还是每天早起按时上班，傍晚按时下班。他在所里、家里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常用书，在两处都能有效地工作。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前提下，写了许多文章，著了许多书，编了各种图录，还留下了一本完成、未发表的大约二百万字的遗稿和未整理完毕的其他资料”。

赵氏所言并非虚妄或夸大事实，许多年后，已成为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徐苹芳对中国文化史学者刘梦溪谈起陈梦家的治学精神与成就时，仍深怀敬意地说：“陈是个绝顶的学问天才，他主张几个课题轮流做，不赞成死扣住一个课题不放。”赵萝蕤与徐苹芳的这个说法，再次印证了当年闻一多对梁实秋说的“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句话，陈梦家作为一个天才加勤奋的学者，在当今的学术界已成为不易之论。

1956年，陈梦家着手将过去精心收集的海外所见铜器资料，重新整理汇编为《中国铜器综录》，很快完成了北欧、美国和加拿大三集。原定全稿分编五集，英、法二集尚未来得及着手，“反右”风暴兴起，陈梦家倒霉的日子就此来临。

第十二章壮志未酬陈梦家第二节厄运降临

1957年夏季，陈梦家因在“大鸣大放”中“大放厥词”，“向党进行了恶毒的进攻”，并对“新中国的一切事物，极尽歪曲、诬蔑、谩骂之能事”、“对文字改革恶毒攻击”，并且公开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的类似三聚氰胺一样的剧毒杀伤剂，反对废除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正体字实行另类简化的邪体字，且放言邪不压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你们这群不学无术的流氓无产者杀不尽、灭不绝的，等等狂言。当运动一来，就被早已虎视眈眈的当权者轻易而举地抓住小辫子，立即扭倒在地，打成了“右派分子”。当此之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刚刚在考古所主办的《考古学报》连载不到一半，由于戴上了“右派分子”钢盔，正在撰写的文章被“腰斩”，后半部再无下文，成了当年黄侃老夫子调侃胡适的“太监”或“著作监”。陈梦家费尽心血在国外搜集整理、已经编成的北欧、美国和加拿大《中国铜器综录》三集，美国部分已经三校被迫中断出版，另二集则未能编定发稿。

一阵狂风暴雨伴随政治高层迭次降下的道道限令金牌，陈氏从人生事业的顶峰一下坠入谷底。历史和现实给予他的，不再是鲜花美酒与欢庆的掌声，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中科院领导者趁势纠集学术界，特别是考古所和人文学科单位的人员，集中炮火对陈氏展开口诛笔伐。据时已转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胡厚宣（南按：胡福林，抗战胜利后由齐鲁大学转复旦大学，后转历史所专门弄甲骨文编撰事宜）回忆，陈梦家购了房子，又收集众多珍贵的明代家具，还不知轻重地邀请一些同行到家中观赏，结果更加重了一些人的嫉妒心，有的人甚至恨得牙根痒痒，但他浑然不觉，结果终于酿成了人生一大悲剧［南按：20世纪90年代末，由上海博物馆收藏陈梦家生前收集明代家具26件，这批家具成为研究明代社会的重要物证。为此，上海博物馆支付陈梦家、赵萝蕤财产继承人（他们没有子女）人民币高达8位数］。

关于此点，胡厚宣所言甚是。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成为著名文物收藏家的王世襄在《怀念梦家》一文中说道：“梦家比我大三岁。1934年我考入燕京大学，他已是攻读容庚教授古文字学的研究生。他非常用功，而我则是一个玩得天昏地黑、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那时和陈梦家先生，都在搜集明式家具，有了共同兴趣。……我以廉价买到一对铁力木官帽椅，梦家说：‘你简直是白拣，应该送给我！’端起一把来要走。我说：‘白拣也不能送给你。’又抢了回来。梦家买到一具明黄花梨五足圆香几，我爱极了。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加十倍让给我。’抱起来想夺门而出。梦家说：‘加一百倍也不行！’……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的精力倾注于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

与陈梦家夫妇既是前后同学，又是邻居加好友的王世襄乃世家子弟，家底不薄，面对一件羡慕已久的明紫檀直棂架格而终未得手，就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农村进城的知识分子而言，当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唯一能做的就是干瞪着眼以既羡又妒的心情，或者是两眼喷着莫名的火焰，前往“梦甲室”观赏这种名流雅士的快乐生活了。陈梦家之幼稚和不知轻重如此，竟在一帮寒士儒生面前显财露富，自然是“群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再加上陈梦家不时显出几分狂妄不羁，不顾政治风向而发表时论等，所有这一切，在阴谋或“阳谋”家设置的层层沟壑与陷阱中，倒大霉、吃大亏自是一种必然。结果“反右”风浪一起，沉重的黑色“钢盔”就落到了他的头上。

另据胡厚宣说，当时上边明确指示手下人员对陈梦家展开批判，胡氏本人和同所的历史学家张政烺也接到指令，但胡、张二人觉得陈氏确实有文人的毛病与不良习气，也有些讨厌，但这些毛病和研究工作不相冲突，何况平时发表言论也是出于一种对党对国家对学术的挚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遂明确表示不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缺德事。胡、张二人打了退堂鼓，被视为思想落后分子晾在一边。许多思想先进的革命学者却挺身而出，冲入阵前。于是，枪炮之声响了起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一位青年李学勤很快弄出《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一文，对给陈氏带来巨大声名与金钱的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毫不含糊地进行了批驳，谓该书“较少新义”，“最主要的缺点是作者对殷代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途径没有明确的认识，因而书中只罗列了庞杂的现象，不能提高到理论的阶段，同时对若干现象也不能有满意的解释。这和马列主义的历史科学相距是很远的”云云。同时批评陈梦家又“误以四方名为‘四方帝’，并毫无根据地与东周以后由五行说产生的五方帝比附。这一章节对殷代宗教的本质也没有理论的叙述……”

李学勤于1951年清华大学肆业后，进入北京图书馆跟随曾毅公缀合甲骨，后又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协助陈梦家整理甲骨文资料，虽属临时性质，与陈梦家算不上亲近的师徒关系，毕竟有一段工作的缘分。陈梦家已倒了霉运，但李学勤无论是资历还是和陈的关系，在枪声刚刚响起之时，都不便出手太重、太狠，更不宜进庙渎神，佛头着粪，只从令人为之眼红心热的根源，或者祸端——《殷墟卜辞综述》这部大著进行釜底抽薪式的修理，既表示了政治立场，又彰显其学问之能，可谓一举两得，或曰一箭双雕。但是，李氏这一做法，上层的头头们似乎并不满意，即在学术界人士看来，李氏的批判文章，似有底气不足，独自一人躲在乱糟糟的人群中叽叽咕咕发牢骚和自说自话的感觉。这种威力与设想中的效果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高层领导在几个学术界大内高手的指点下，经过一番分析认为：李学勤无论是资历、学问还是地位，都还不足以与陈梦家这样的名流大腕对话，更谈不上对阵交锋，若继续下去，很有可能给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种《史记》多次记载的“弑君弑父”的误解。同时，这样的打击力度，显然不能一鸣惊人，一枪击中要害，令狂傲不羁的陈梦家趴在地下动弹不得。要想把已戴上“右派”钢盔的陈梦家打趴在地，必须采取以大腕对大腕、以名流对名流、以狂傲对狂傲的战略战术实施攻击。倘如是，陈梦家休矣。

中科院领导者们听从了几个大内高手的献计，迅速调兵遣将，组织重量级选手书写批判文章，向梦家发出大规模攻击。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潘梓年、刘导生等辈具体组织、指挥下，时在科学教育界赫赫有名的罗常培、翦伯赞、唐兰、夏鼐等人，连同考古所的一些人纷纷站出来向陈梦家开火。夏鼐在《人民日报》公开撰文指斥道：“右派分子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党的领导的。他们说党不能领导科学。他们要取消党的领导，要党员领导同志‘下台’。‘考古学家’陈梦家对访问他的记者说：‘事实上像考古所这样技术性较强的部门，如果没有党员专家，让非党员专家来领导也是可以的。……希望经过这次整风，能够对党员领导同志作一次调整。有些人地不相宜，有些人兼职过多，有些人是挂名的，都可以考虑调整。”

时在全国科教界颇有影响的《考古通讯》，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斥右派分子陈梦家》一文，从多侧面、全方位对陈梦家进行了措辞激烈并带有谩骂性质的口诛笔伐，谓“陈梦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首先反对党的领导。他明目张胆地要科学院的党下台。他丑化领导全国科学事业的科学院，把它描绘成一个官气十足的衙门。他把创造科学研究工作条件的一切工作人员说成是些‘大大小小的官’，要‘让他们到做官的地方去做官吧，别在科学研究机关’……他狂妄地认为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是‘宣教’，觉得太长了，不愿去听。他把人民广播电台说成是‘宣传教条主义的地方’，广播出来的都是‘教条腔’。他诋毁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而对当时反党的右派报纸文汇报却大加赞赏。……在整风期间，他挑拨副所长夏鼐和尹达同志的关系。他在考古所的一次座谈会上逼问夏鼐副所长，‘你是否有职无权’。”从夏鼐与《考古通讯》编辑部发表的文章看，除了指斥陈梦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罪状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揭露陈梦家对科学院和考古所当权者的不满。陈梦家所说的“兼职过多”，自是指郭沫若与郑振铎，而以后者为甚。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一行十六人，取道苏联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友好访问途中，在苏联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飞机失事，全体人员遇难。当时的中共媒体作了如下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缅友好协会会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同志……不幸全体遇难。”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郑氏可谓是不世出的人中之龙，官运亨通且身兼数职，堪称“国之重宝”，如果文化考古阵地少了郑氏，何以为计？遥想当年，鼎盛时期的蒋介石一人身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中央银行、兼中国银行、兼农业银行理事长、兼中央大学校长、兼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长”。介公这一连串的“兼”与“长”，不但未受军政大员和普通百姓尊敬，反而作为一个笑话成为人们消遣娱乐的饭后谈资。想不到此种笑话没有随着老蒋跑到台湾孤岛而消失，在新中国亦偶有所闻，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身兼几个或几十“委员”与“长”者如过江之鲫。——只可惜天不假年，六十岁的老郑同志，乘机西行，结果竟是命赴黄沙，闻者为之扼腕。郑死后，由尹达而不是夏鼐接替其考古所所长一职。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之初，郭沫若当仁不让地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尹达以“老革命”的资格暂时屈居副所长的位置，主持所内日常工作。而自1954年梁思永去世后，尹达顶替梁的位置兼任考古所副所长，位列夏鼐之前。尽管尹达在学术上无法与学贯中西的“海龟”夏鼐相提并论，更不是一个等级的学者，但在革命队伍中，尹是老党员（中共）、老革命、老前辈，夏却不是。既然夏鼐与几个“老”字都未沾边，自然要靠边站，所内重要事务由尹副所长掌控，日常烦琐的具体事务，从指导田野调查发掘，到审阅考古报告和各种入稿件以及处理公文，统统由夏鼐承担。正是鉴于这样一个事实，才有陈梦家对这种畸形的状况看不顺眼，并公开叫嚣“外行领导内行”，以及在大会上逼问夏“是否有职无权”等“反动言论”。不谙世事的陈梦家如此之说，实属当众扇尹达的耳光，也是对上层领导如郭沫若等辈的大不敬。既如此，为何夏鼐要站出来批陈梦家呢？

此事其实很好解释，夏鼐撰文批判陈，并不是因为陈当众指责了夏，恰恰相反，陈的当众指责，不能说夏鼐偷着乐，至少心中是舒坦、解气的。但在舒坦、解气的同时，又必须装出很生气的样子，对陈氏加以痛斥——这是中国官场的老例，不必多赘。略须解释的是，当时的夏鼐虽是党外人士，但毕竟戴着一个副所长的帽子，既然戴着官帽，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且这个运动已经牵涉到所内中人，夏鼐撰文表态，进行斥责就成为必然和必需之事，想来陈梦家本人对夏鼐的无奈之举也是清楚和理解的吧。

从此前和后来的经历可以看出，夏、陈二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谊，当陈氏落难后，夏对别人指斥的陈，特别是一些不合事实的内容为之同情并暗中给予解套儿。正是由于夏与陈良好的个人关系，才有了陈在大会上公开“逼问”夏是否有职无权“事件”出笼。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自是牛人一个，但夏鼐比他还牛。从学位上论，夏是英国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陈梦家虽留过洋，但没有博士头衔，也没有正式的师承。从道统上论，夏是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嫡传弟子，不但一度代理过史语所所长，且继承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以及“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梁思永的衣钵——这一点极其重要，其重要的程度可与一千二百年前唐代的慧能承继五祖禅宗弘忍大师衣钵相比拟。而陈梦家的道统路数极为尴尬，夏鼐可以慧能相比，但陈氏却不能与北宗的神秀并论，因为慧能与神秀所尊的皆是五祖弘忍禅师，属于同门弟子。而夏与陈则属于两个系统、两个门径、两股道上走出来的人物。在精神和人生境界上说，夏的老师是“海龟”傅斯年，而陈的老师是土学者容庚。非常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与容庚在北平与重庆的一场华山论剑中，竟以“汉奸”罪名把容庚从办公楼扔入污泥遍布的沟里。作为徒子徒孙，自己的老师被别人的老师扔入污泥浊水中而不能咸鱼翻身，更没有来个鲤鱼打挺，东山再起，当然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多亏陈梦家还有一位称做老师的“斗士”闻一多，尽管闻氏没有“斗”出什么名堂就身殁昆明，但却是当时中共肯定和宣传的英雄人物，后来清华大学还为其塑了雕像当做圣人供奉，这总算在师承和精神领域为陈梦家挽回了一点面子，与夏鼐的差距就此缩小，但二人还是不能平起平坐——因为那个光芒万丈、神圣无双的正统的衣钵在夏鼐身上，而不在陈氏手中。从实际水平和名声上论，当时考古文物界有“南曾北夏”之誉，而没有“南曾北陈”之说。当然，这个“南曾北夏”含有学术界对作为一介女性曾昭燏的爱怜、尊敬和客气的赞誉成分，并非就真的指曾可以与夏鼐并立齐肩。试想，连当年的伦敦大学博士吴金鼎，“龙山文化”“南诏文化”的发现、发掘者都不能与夏鼐匹敌，何况一个曾昭燏哉？而曾氏死后，中国考古文物界一切牛人皆不能与夏鼐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夏的才气高于李济，而一生在考古学上的成就不能说超过了李济，也应该是并肩而立的两位巨人，这已成为不易之论。

按一般规律，凡学术界中的牛人，大多对比自己更牛者，从内心深处表示敬佩、服膺，如刘文典之于陈寅恪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牛人所不服的，是那些比自己学问差或大体相当的学者，尤其是学问差而又整日指手画脚、啰唆不休、自以为是的官僚政客，为学术界牛人最为不屑忌恨。这类人物真的如陈梦家所言别在科学研究机关做官，而应到宾馆、饭店、洗澡堂子甚至殡仪馆之类的地方去做官执政，或许还能为人类作出一点服务性贡献。在当时的考古研究所，陈梦家对尹达的学问、人品特别是凌驾于夏鼐之上的一顶官帽，自是不满意甚至是愤怒的，他公开质问夏鼐的言行，考古所内人士心知肚明，即便是发表指斥陈文的《考古》“编辑部”，也深知陈梦家是醉翁之意不在夏而在尹。

既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与党对抗，与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当朝者施政者为敌，在风暴突起之际，陈梦家的厄运随之来临，也就不再显得突兀和奇怪了。

1957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国科学院以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义连续召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史学界“四大右派”分子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梦家。在“四大”中，雷海宗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视为原清华大学历史系蒋廷黻一派人物遭到清理，由清华历史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的身份，调往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普通教授。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批判，时病情恶化没有进京参加。后“三大”分别属中科院二所、三所和考古研究所，也就是说，这三个念歪经的反动和尚，与他们相依为命的寺庙俱在中科院的掌控之中，所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三个歪和尚一个也不能少，全部弄到会场接受批斗。在继续三天的围攻讨伐中，除中科院系统的大小头目与喽啰，包括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翦伯赞等辈也应邀参加，翦在会上宣读了讨伐“三大”右派分子特别是北大同事向达的战斗檄文。向、荣、陈“三大”在一顿棍棒夹击和满口仁义道德掺杂着马列学说的大义凛然的唾骂指斥声中，立即变成了蝼蚁一样微不足道、轻如鸿毛的“三小”，被迫在会上弯下因几天没吃没喝而饿得宛如杨柳飞絮的细腰，低下高贵的头颅，作悔恨交加状，对着镜子狂喊王八——自骂自地高声“深刻检讨”起来。

为了把中科院系统包括陈梦家在内由“三大”变为“三小”的右派分子彻底批倒批臭，并作为反面典型警示那些大瞪着眼、懵懵懂懂、迷迷糊糊正在向“右”边沟里滑去的书呆子，中科院领导再度号召下属各部门的头头脑脑，继续组织强有力的革命中坚，对其给予致命一击。

各单位和研究机构得令，争先恐后响应，急速排兵布阵，并以外战的外行、内战的内行的革命大纛为向导，车辚辚、马萧萧开入阵前。在一片纷乱杂芜、旌旗猎猎、人喊马嘶的战阵中，随着郭沫若帅旗摆动，只见三员将领顶盔贯甲，跃马横刀杀奔而来。居于中间为首的是一代名宿唐兰，左右两名小字号偏将乃潘山、秦华。三员将领到得阵前，勒住马头，先由二位青年小将分别叫号骂阵，潘、秦二人抓住一个叫关锡的青年曾给陈梦家写信大谈文字改革弊端，而陈氏积极响应并在媒体上为之公开呼应的往事，分别以《评关锡和陈梦家对文字改革问题的态度》《继续追击右派——驳斥陈梦家、关锡》为纲领，对陈氏进行了一番痛骂与鞭挞。二人骂过，回归本队，头号战将唐兰接着豪气干云地杀奔而出。

唐兰乃陈梦家的师辈人物，曾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出任北大中文系代理主任。1952年始，历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副院长。就其资历与学问而言，称得上是著名的古文字学与古器物学家，完全可与陈梦家有一比拼。当年在甲骨学界兴行的“罗董郭王”之“四堂”学术定位，就出自唐兰之手并受到学界认可，这个定论曾在香港大学古文字研究生考试中作为试题被考过，可见其影响之大。据闻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吴其昌（子馨）当面对唐兰放出豪言：“当代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个我。”吴氏的大言能否被学界公认是另一回事，但足以见出唐兰在对方眼中属于重量级选手的事实。作为如此重量级战将，如今亲自披挂上阵大战陈梦家，自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唐氏以《孙子兵法》所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根据平时对陈梦家强势与弱点的深入了解，结合前几日在中科院批判“四大右派”分子会议上的发言，很快草成了一篇名为《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的战斗檄文。

在这篇长达万言的雄文中，唐兰以先声夺人的凌厉气势，一开口便指斥道：“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进行恶毒的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不是的。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衷，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

在年龄上比陈梦家大10岁，时年57岁的唐兰，不愧是著名学者和英勇善战的骁将。在抢占政治与道德的制高点之后，又以犀利的文笔，庖丁解牛式的娴熟，对准“野心家”、“市侩”和“骗子”陈梦家最薄弱的命门，挥刀便刺，指斥道：“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抗战’以后，到1944年依靠了以新月派为主的种种社会关系，很快地往上爬到了‘教授’。在抗日战争最危急的关头，‘想在国际上成名，到美国过美国式的生活，无耻地接受世界上最大的剥削家罗克菲勒的津贴，为他们服务。以研究铜器为名，实际上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赞助了美国豪商、军人、官僚劫夺我国的铜器’。1947年到清华，和商人们拉交情，博取在古董商人间的威信，‘从流氓诗人变为市侩学者’。他还妄想‘把自己成为国际权威’。只是由于北京解放了，‘这些狂妄的野心和梦想’不得不结束，但他说‘只是暂时掩住而已’。因此，他对党仇视怀恨在心，‘抱着有一天、有东山再起之望’。在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后，他认为这样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可以‘东山再起’了，就发疯似的到处发言、写文章、拉拢、挑拨、点火、放毒箭，从各个方面来向党进攻。”

当年陈梦家是中国知识界唯一前往国外考察，并收集大量铜器资料的学者，总计过手两千余件青铜器物，其收获之丰硕可想而知。也正是这一历史机遇和巨大收获，令其他专家艳羡有加，从而增加了对陈氏的嫉恨。作为号称古文字与古器物专家的唐兰，当时要到一趟香港亦无机会（后终于成行），心中的嫉恨之情可想而知。正是缘于这样的情结或曰心中的“疙瘩”，唐兰的出手才显得分外狠辣。

旋风般的刀光闪过，接下来，唐兰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直刺陈梦家的前身旧事，以“戳穿”这个“野心家、市侩和骗子”自我吹嘘的“旧学问”究竟是何等货色。唐说：“1933年前后的一次宴会上，闻一多先生告诉我，有个青年陈梦家敢于说‘夏朝就是商朝，夏禹就是商汤’，将要访我。隔几天，这青年来了，长头发，神气傲慢。留下很厚一部稿子，内容荒谬，都是忽发奇想，悬空立说。这是我认识他的开始。不久，他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跟容庚先生学金文。就是这样，这个在伪中央大学念过法律系，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过，准备当牧师，而又当过很反动的新月派青年诗人，写过极其丑恶的黄色小说，在中学里教书被轰跑的陈梦家，找着了一条争名争利的终南捷径，所谓‘从金石学出发的’这块招牌就很容易地挂上了。”

为论证陈梦家何以成为“欺世盗名的骗子”，唐兰以与陈氏打交道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举例说：“他在他尽力夸张的七十万字大书里，单是‘甲骨文字和汉字的构造’，就写了一万字。他基本上利用我在《中国文字学》里所主张的象形、象意和形声的三书说，但由于他一定要高出一筹，所以把象形象意合并起来，硬添上一种‘假借字’……显然，这样的著作，其东拉西扯，加入了很多与题无关的东西，目的只在拚命卖弄，欺世盗名和拉长稿子多得稿费而已。……郭宝钧先生有一本《中国铜器学》的稿子在他那里，他尽量利用了，写信给郭先生却说‘很多地方，所见略同’，既然‘所见略同’，当然不好算他‘抄’或‘偷’了，在他的书里，始终没有提到郭先生的著作。”

画皮一层层剥开，露出了真正的带血的骨肉，唐兰就此认为“陈梦家既不是这个家，也不是那个家，只能称为空头专家”。在一阵见血封喉的猛刺痛责之后，唐兰以胜利者的姿态温柔地抚摸着陈梦家残存的筋骨碎肉，抡下了最后一刀：

陈梦家在三反运动时是大老虎，党和政府没有追究既往，他应该改过自新。但在院系调整后，他转入了考古研究所，相反地把尾巴翘得更高了。几年来，他似乎很努力，很忙，据他说是“社会主义热情”。但忙的是什么呢？忙的争权力，当把头，捧这个，拉那个，搞小圈子，挑拨离间，打击人；忙的东跑西跑，沽名钓誉多写东西，多拿稿费；忙的买房子，买明代家俱；装着热心戏剧，搞鬼把戏。

……陈梦家还用“十分赞成”的话来强力推荐关锡一封诬蔑我们领袖的信，说赞成文字改革的人是“顺大坡”，是“市侩行为”。右派分子向来惯于用“贼喊捉贼”的方法，所以“市侩”决不是别人而正是他们自己。陈梦家说，“说话要看时机”，可惜他把时机看错了，把马脚露出来了，这道道地地的市侩，投错了机，终至于一败涂地了。

经此致命一击，陈梦家确是一败涂地，躺在地上如同一只被踩扁了的癞蛤蟆，只是干瞪着眼珠，鼓鼓嘎嘎地喘着气息而动歪不得了。

第十二章壮志未酬陈梦家第三节蓝的星，腾起又落下

为扩大战果，除了中科院上层特邀的大腕名流，以及各研究所形形色色的人物参与对陈梦家围殴，整个社会教育文化科学界也很快被发动起来，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殴运动。波澜所及，连西北大学师生也卷了进来。据这所大学的一群师生揭发，陈梦家在受邀到该校讲古文字学期间，曾胆大妄为地说：“郭院长搞考证，引经据典，你们不要认为真的读了这样多的书，其实所讲的什么字通什么字等，是从‘说文通训定声’来的。”对此，在运动中已经觉醒了的西北大学师生愤然批驳道：“郭院长是我国著名学者，我们向陈梦家抗议，不允许你这样侮辱我们敬爱的郭院长。”棒喝之后，又揭发道：“他又大肆污蔑革命先烈闻一多先生。他在介绍闻先生的时候说：‘闻一多穿一件烂长袍，为了学习连尿也不到外面去，房里臭得很。’”正因为掌权者们不可为外人道的“隐秘”，被不知天高地厚的陈梦家在讲堂上公开揭露，世人又从西北大学师生的反揭露中隐约看到了另一层隐秘，并坚信，陈梦家遭遇的一系列政治厄运，是得到了“我们敬爱的郭院长”首肯的。到了这个时候，“一败涂地”的陈梦家再也无话可说，不得不忍受肉体与精神的极大创痛，低头认罪并甘愿遭受千刀万剐的惩处。

未久，陈梦家被降级使用，后曾一度下放到河南洛阳白马寺植棉场从事耕地种田等艰苦劳动。此时，赵萝蕤面对自己、父亲赵紫宸和丈夫陈梦家受到批判和遭遇群殴的事实打击，身患精神分裂症，被送往北京安定医院治疗。

就在“反右”风潮波滚浪涌之际，远离风暴中心的甘肃省博物馆在武威县先后抢救性发掘清理了三十七座汉代古墓，并在磨咀子六号墓发现了四百六十九枚《仪礼》木简和日忌杂占简十一枚，另有一些零星汉简出土。因木简凌乱，字体难辨，甘肃方面向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求援，时在考古所主持业务工作的夏鼐借此机会，于1960年6月将陈梦家悄悄派往兰州，协助当地考古人员整理汉简——这是夏鼐冒着政治风险为陈梦家寻找的一条避免肉体和精神折磨的通道，也是陈梦家人生道路上最后一次转机。于是，陈氏心怀感激悄无声息地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在一间形似仓库工房里蛰伏下来。因是戴罪而来，组织上规定陈梦家不能对外联系，不能与馆外的人接触，不能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讲，就是“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陈梦家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也为了不给把自己从五指山下搭救出来的夏鼐增添麻烦，坚守规定，足不出户（院），整日蹲在小屋里做着缀合、校编等技术性工作，全部身心投入到汉简整理研究中。时值盛夏，陈氏冒着酷暑，昼夜苦干，博物馆值班人员深夜巡逻，经常看到陈梦家光着膀子，挥汗如雨，趴在灯光下用放大镜俯身察看简上模糊文字的身影。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陈梦家以惊人的毅力和广博的学识，对出土的汉简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包括六号墓出土的四百八十简，十八号墓出土的“王杖十简”，以及四号、十五号、二十二号、二十三号墓出土的“柩铭四条”），撰写叙论、释文和校记三篇，随后完成了《武威汉简》一书，于1962年经考古研究所同意，交由文物出版社作为“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二号”于两年后出版。

1962年年底，经过5个寒冬冰窟煎熬的陈梦家，终于恢复了正常工作和政治生活，开始按考古所的计划要求，主持筹备《殷周金文集成》《西周铜器断代》和《居延汉简甲乙编》的编纂工作。就在这一年，与陈同划为“四大右派”的雷海宗去世，时年55岁。噩耗传出，令所有听过雷氏讲课的人，无比哀痛和惋惜。这个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时能开“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国商周史”、“中国秦汉史”、“史学方法”五门课程。这个从不备课、从不讲究教学法、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右派教授，以磁石吸铁的力量吸引着无数青年教师和学生。据雷海宗一个学生回忆，连他的老同行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后到台湾的刘崇铉都极其推重他，称其为大学问家，并对自己的学生说：“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的历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一点。”如此一个学问大家，在严酷的政治折磨下英年早逝。

当年陈梦家在国外搜集整理、编成的《中国铜器综录》的流散美国部分，在“反右”前已经制版三校奉命在编辑部压了6年之后，终于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名义和“内部发行”的形式，于这一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则改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该著分三部分，一是器物的图像；二是器物的铭文；三是记录各器尺寸、铭文、年代、著录等方面信息说明，共收有青铜器845件。书的“序言”说：“本集所收的845件殷、周青铜礼器，是我所工作人员陈梦家先生十余年前在美国搜集的。当时，他曾将在美国各博物馆、大学和古董商肆所能见到的中国铜器，都摄了照片，拓了铭文，记了尺寸，并考查了来源。其中大多数皆加以观察并作了取证，少数的未见实物。”又说：“我们知道，这些铜器都是几经转手，有局部加以配造的，有后来添刻铭文的，有不同数器的部分杂拼而成的，有全部是伪造出来的。我所曾将本集校样送请于省吾、唐兰、张政烺三位先生重加审定。三位先生根据照片，只从铭文拓本，指出了几件是可疑的，此外当还有可疑的器和铭。……于此可以说明，由于帝国主义疯狂地劫夺我国文物，造成伪造文物风气的一斑……”尽管此时的陈梦家像一个辛勤劳作的农民，眼睁睁地望着自己费尽心血和汗水浇灌的瓜穰，在结出一串硕果之后突遭风暴而只收获了一个小小的瓜纽，但内心还是感到了一丝慰藉。

以此为契机，陈梦家的研究兴趣逐渐从甲骨文、金文铜器方面转到了汉简研究领域，对居延、敦煌、酒泉等地所出汉简进行了大规模整理和研究，其中包括对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点、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的分布排列，以及简牍形制的考察探索。直到1966年去世为止，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14篇论文，约30万字。这批论文仅发表5篇，未等结集出版，“文革”爆发，陈氏正在主持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与《西周铜器断代》两部大著也随之搁浅。直到1980年，陈梦家写就的竹简论文才由考古研究所人员整理、结集，并以《汉简缀述》书名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出版，在业内引起震动，认为陈氏《汉简缀述》的完成，“标志着简牍学科的正式形成。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对于开创简牍研究的新纪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陈氏对简册制度的研究，更是被后世学者誉为“既是简牍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也是简牍研究的发展方向”。

正如徐苹芳称道陈梦家主张“几个课题轮流做”且是做学问的天才一样，陈氏在研究竹简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古代帛书的探索，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在中国大陆最早注意到流散海外的楚帛书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探索的学者中，陈梦家是成果较大的一个，假如在人生旅途中再多活十年，赶上七十年代的简帛大发现，如举世闻名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帛书、吐鲁番唐代文书等，对其加以稽考钩沉，探赜索隐，廓清历史迷雾，成以行世，其学术成就必大放异彩，为中国学人争得一世界性名誉。可惜天不假年，陈梦家没能等到这一天。

回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旧地稍微安顿并欲再度奋起的陈梦家没有想到，随着“文革”狂潮巨风兴起，整日埋头于考古所研究室内一堆乌龟壳与破铜烂铁中的他又大难来临。1966年8月，所内的造反派以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和学术问题“三罪”，将陈梦家揪出来批斗。所谓“经济问题”，主要是指陈用稿酬在钱粮胡同购置的那个四合院；“作风问题”，则指陈氏早年是地道的新月派诗人，并有生活不端的绯闻，如和中央大学美术系学生、曾一度与徐悲鸿有过轰轰烈烈的师生恋、后跑去台湾的孔多慈有一段纠结不清的男女关系等。而进入新社会后又拒不改造。而“学术问题”，则是罄竹难书，有抄袭、剽窃、编造、欺骗、假充内行、篡改历史、欺世盗名等，无法计算。一时间，陈梦家的人格、学问成了毛主席所说的地地道道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到了这年的8月10日前后，考古所的造反派陆续勒令以陈梦家为典型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每天上午在所内参加建房劳动，下午和晚上学习文件、写检查，并在晚间清扫厕所。据考古所年轻研究人员王世民后来说，陈当时表现态度甚好，劳动和打扫厕所不怕脏、不怕累，令人感动，也受到部分同事的同情。王世民于1956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经双向选择曾确定以陈梦家为导师，后来因陈划为右派，实际接触有限，但还是有十年的交往。因而，王对陈的遭遇算是知情者之一。当陈梦家“文革”受难之际，王世民因“保皇派”的罪名，也曾被驱入牛棚，与陈梦家朝夕相处，对陈的了解也就更为翔实。陈梦家在落难中的表现，王世民所言当是大体不差的。

随着“文革”武斗升级，成了“狗屎一堆”的陈梦家被从牛棚里揪出来，强迫长时间跪在地下接受批斗。烈日当头，陈梦家汗如雨下，但不准抬头起身，批斗者怀着复杂的心理和仇恨，开始往他身上吐唾沫、泼污物，并用棍棒击打头部，令其反省交代“三罪”。紧接着，他的家被抄，不惜破费万贯钱财苦心搜集收藏的明式家具、古玩器具，外加丰富的藏书、拓片、字画被一扫而空。钱烺胡同的房屋成了外来人员的暖巢，赵萝蕤的卧床也被陈梦家一位同事强行占用，陈氏夫妇被赶到一间原本是汽车库的小黑屋存身。其间赵萝蕤精神分裂症两次复发，但送不进医院救治，整日在亲属的看护下摔盆砸碗地大喊大叫。

这年8月23日，考古所的造反派成立红卫兵组织，已关入牛棚的各类“牛鬼蛇神”26人被拖出来，分别戴上纸糊的高帽在所内游行。红卫兵不时对“牛鬼”或“蛇神”们拳打脚踢，并伴以棍棒和耳光伺候，作为“鬼”首的陈梦家自是成为重点伺候的对象，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揪着脖颈拖起来继续游斗。

24日上午11点半左右，连续参加游斗“牛鬼”的红卫兵身心疲惫，加之烈日当头、暑气逼人，一个头目突发善心，下令“牛鬼蛇神”们可以回家吃顿中午饭，饭后再回所参加批斗会和劳动改造。被斗得像一只霜打的干瘪茄子状的陈梦家，突闻“大赦”，心中自是欢喜异常，在简单清洗之后，经由与考古所相通的近代史研究所大门，去往东厂胡同东口路南一个蔡姓妇女家。所内的工勤人员和负责警卫看守的红卫兵，一见陈梦家进了近代史所的大门，马上意识到什么，立即召集一干人马悄无声息地尾随其后。待陈梦家到了蔡姓妇女家，刚要喝口对方端过来的水，忽闻大门“咣”的一声响动，随之冲进来一伙手持棍棒的红卫兵。进得堂屋，红卫兵们二话不说，当场扇了陈梦家几个耳光，又将其踹翻在地，那位蔡姓妇女吓得全身打哆嗦。只听一个红卫兵头目说：“把这个乱搞破鞋的东西带走！”众人蜂拥而上，将陈梦家从地上拉起，连拖加拽地向外弄。就在翻过门槛的时候，陈梦家回过头来，满面凄楚哀惋地对蔡姓妇女说了一句话：“我不能再让人当猴耍了！”言毕，被拖出了院子，随之在考古所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两单位相邻食堂的路口，遭到罚跪与棍棒敲头的毒打与辱骂。烈日炙烤下，陈梦家头上的汗水和着脸上屈辱的泪水哗哗而下，未出半小时，就昏了过去。

当日下午，缓过气来的陈梦家仍被勒令在牛棚参加学习。据当时亦在牛棚学习的王世民后来说，这个时候，陈氏的情绪显然与往常不同，时而走来走去，心情焦躁不安。傍晚的时候，陈梦家特别向牛棚中的学习组组长牛兆勋请假，说是夫人的癔病又犯了，在家大喊大叫，自己要回家照顾一下，晚间的学习就不参加了。同时，留下一封敞口的信，请牛兆勋转交“文革”小组，说明蔡姓妇女与自己并无谣传的不正当关系，只是不时请她帮助料理家务和照看一下有病的赵萝蕤。当天中午去她家，就是因为爱人癔病复发，急需有人前去照顾……怀着对陈氏遭遇的同情，经牛兆勋向“文革”小组汇报和力争，陈梦家被特许当晚不到考古所参加学习和写检讨书，但也不许单独外出，以免危害党和国家。陈梦家答应后回到家中。

那天夜里，被勒令不能走出家门，蹲在一间小黑屋里不敢吭声的陈梦家，一定听到了外面受刑者那“杀猪一样”惊天动地的声声哀号，他不知什么时候自己也被绑缚而出，在毒打中也发出这般杀猪一样凄惨的叫声。窗外的阵阵哀号使他无法再听闻下去，他决定从人间地狱奔向幸福的天堂。这个念头，早在此前他被拖出蔡姓妇女堂屋的刹那间就已下定，那声“我不能再让人当猴耍了！”的呼喊，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抗争和向对方委婉的告别。既然已经告别，就不再回头。陈梦家吞下了家中所藏的安眠药，斜倚墙壁，面向窗外，等待着死神的召唤。

35年前的1931年，20岁的陈梦家编辑出版了那部著名的《新月诗集》，除了收集闻一多、徐志摩的诗作，另有自己的几首诗也位列其内，其中一首《摇船夜歌》写道：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1966年8月24日，正是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身陷囹圄的陈梦家这一夜是否看到了新月，更不知他在这个新月初升的夜晚思考了什么，是否想到了“新月张开一片风帆”那美丽的意境和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自己走向理想的彼岸，这彼岸不是人间而是天国。

让我合上我的眼睛，听，我摇起两支轻桨——那水声，分明是我的心，在黑暗里轻轻的响；吩咐你：天亮飞的乌鸦，别打我的船头掠过；蓝的星，腾起了又落下，等我唱摇船的夜歌。

——在这个新月初升的夜晚，陈梦家吞下的安眠药，因药力不足与死神擦肩而过，没有“合上我的眼睛”，算是重新从幽暗空寂的坟墓里爬了出来。

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再度抄了陈梦家的家，在院子里用铜头皮带打他的妻子赵萝蕤，并把赵的头发剃去半边，成为所谓古怪的“阴阳头”——可能因形似古老的八卦“阴阳”图案而得名吧。后来，赵氏又被造反派拉往北京大学校园，遭到更加酷烈的批斗和殴打，而动手打赵萝蕤的人中，最威猛凶狠，反复掌赵氏耳光的一人，竟是赵萝蕤亲自教过并让其留校做助教的年轻女性。

“对死亡的恐惧被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所压倒，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愿意从坟墓中重新站起来。”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似是受到陈梦家心灵的启示而说出。十天后的9月3日夜，已回到家中的陈梦家再次遭到了造反派的狂殴与侮辱，他决意不再被这些已完全陌生的暴徒“当猴耍”，去意已决，于当天晚上在身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子赵萝蕤那惊恐的眼神与阵阵笑声中，于仅供容身的一间小黑屋里自缢身亡，那双看够了世态炎凉的眼睛终于合上了。

蓝的星，腾起又落下。这一年，陈梦家55岁。

第十三章人间热泪已无多第一节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陈梦家死后，北京大学教授、诗歌评论家谢冕说道：“每一个诗的季节里都有它的时尚和流俗，做一个既能传达那时代的脉搏，而又能卓然自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诗人是困难的。惯性力图裹胁所有的诗人用一种方式和共同的姿态发言，这对天才便意味着伤害；而天才一旦试图反抗那秩序，悲剧几乎毫无例外地便要发生。”谢冕说这话的时候，心中想着陈梦家，具体所指却是与陈梦家经历、命运相似且友善的另外一个诗人的悲剧。这个诗人的名字叫——穆旦。

穆旦，原名查良铮，出身浙江海宁查氏家族，生于天津。海宁查氏原籍安徽婺源，系出春秋查子，以地为氏。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查瑜因避兵乱迁居海宁袁花镇创业持家，渐逐发达。至明代已创立显业，为江南名门望族，家道中兴几百年不衰。自第三世，分南、北、小等三支，明中期至清以来属著名“文宦之家”。明代查约、查秉彝、查继佐，清代查慎行、查嗣僳、查升、查揆等著名文人学者，皆出于该家族。清康熙皇帝南巡时，在其宗祠外门联上御赐“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以示褒奖。及近现代著名人士查人伟、查猛济、查济民、查良钊、查良鑑、查良锐、查良铭、查良锺、查良铮、查良镛等均为其族人。就学术界小圈子而言，查良钊的人格、学问受到普遍尊重，这与他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并兼任全美中国学生会执行干事长，1921年11月曾率领在美学生与国内民众团体和海外华侨相呼应，支援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而名声大振有关。亦与其回国后历任河南大学校长、西南联大训导长、抗战胜利后任昆明师范学院院长，国共翻盘后出任台湾大学教授、训导长兼台大侨生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长达二十年等一系列学政两界的职位有关。但这一切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还在于查氏本人既懂教育又重视教育，且在自己的职位上，特别是西南联大后期乱象丛生的艰难岁月里，处事稳重，无私无畏的精神与人格力量让世人敬佩。查良钊的精神和事功，称得上是西南联大常委们所依仗，在维持学校纪律和教学研究八年中长盛不衰的中流砥柱。

但就世俗社会的名气而言，海内外华人知道更多的当然是后来名满天下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查良镛）。穆旦与查良钊、金庸皆为同族的叔伯兄弟，按家族辈分排行，皆为“良”字辈，名字都带金字旁。后来查良铮与查良镛一个成了著名诗人，一个成了名满天下的小说家，又都起了个颇有讲究的笔名。查良铮拆“查”字为木旦——穆旦；查良镛，拆“镛”为金庸。金庸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妹，徐与这对同族的查氏兄弟属于沾亲带故的小同乡。金庸在1975年出版的后记中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会动武。”金庸其说，大体不差，无论是王、蒋、徐乃至穆旦的人生，皆充满了悲剧意味。就人生的潇洒超脱而言，可能只有金大侠在乱世中左右逢源，为海宁的“侠之大者”，无论是性格与人生际遇都没有前几位耆宿名流那样忧郁与悲凉。

1935年7月，18岁的穆旦自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部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进校不久开始诗歌创作，并有《更夫》、、《流浪人》、《古墙》等陆续发表于《清华周刊》、北平《文学》等刊物，署名“慕旦”。此时的穆旦在校园和北方诗坛渐渐有了一些名气，如他的同窗好友王佐良在回忆《穆旦是怎样形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是同班。从南方去的我注意到这位瘦瘦的北方青年——其实他的祖籍是浙江海宁——在写诗，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而“作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的‘探险者’，与五六十年代英、俄浪漫派诗翻译的集大成者，两种艺术风格集于一身，其缘由从署名‘慕旦’的校园诗中已见端倪”。短短的两年清华园生活，对穆旦诗歌创作确是起到了一个破冰导航的作用。

1937年抗战爆发，穆旦于这年10月随清华师生长途跋涉到长沙临时大学暂设于衡山的文学院继续就读。除叶公超、吴宓等中国老师予以指导，英籍讲师威廉·燕卜荪（illiamEmpson）的“当代英诗”课亦在此时开始讲授，燕卜荪（南按：其人自名燕谋格）的教学方法与内容，对云集于外文系的一批青年才俊如查良铮、周珏良、王佐良、赵瑞蕻、李赋宁、许国璋等人；是一个真切感受外国诗人作品与性情的极好机会。只是开课不久，师生又要向昆明迁徙。穆旦打点行装走出萧条冷寂的衡山，跟随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开始了“世界教育史上艰辛而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在横贯湘、黔、滇三省，跋涉三千里到达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沿途，风华正茂的穆旦怀揣一本小型英汉词典，一边行军一边背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便别出心裁地仿照据说是一位外国诗人的样子，把背过的一页页撕去丢掉，为行走过的土地留下一份富有诗意的浪漫纪念。而当到达目的地昆明的时候，那本词典也就所剩无几了。

三千里的行军是艰苦和单调的，除了背诵英语单词，穆旦没有忘记对周围事物与风土人情的体察。祖国土地的辽阔，高山峡谷的神奇壮美，以及人民生活的苦难与坚强不屈的精神，都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烙印并激发出创作的灵性，许多优秀诗篇在血脉贲张、激情闪烁的某个上午或某个夜晚，随着笔端倾泻而出。只是，诗人的情感与诗的内容、风格，较之清华园时代已有了转变，正如王佐良所言：“我发现良铮的诗风变了。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如根据迁徙路上所见一幕幕场景和风土人情写就的著名诗篇《出发》中，穆旦这样写道：

在军山铺，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在太子庙，枯瘦的黄牛翻起泥土和粪香，背上飞过双蝴蝶躲进了开花的菜田……在石门桥，在桃源，在郑家驿，在毛家溪……我们宿营地里住着广大的中国的人民，在一个节日里，他们流着汗挣扎，繁殖！

我们有不同的梦，浓雾似地覆盖在沅江上，而每日每夜，沅江是一条明亮的道路，不尽的滔滔的感情，伸在土地里扎根！

哟，痛苦的黎明！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走过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的两旁。

西南联大文学院暂设蒙自期间，穆旦成为创办“南湖诗社”的骨干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其间，受朱自清、闻一多、吴宓、叶公超、冯至、卞之琳，特别是英籍的威廉·燕卜荪等一大批著名教授、诗人指导和影响，穆旦开始大量阅读艾略特、奥登等外国诗人的作品，系统地接触英国现代诗歌和诗歌理论，找到了“当代的敏感”与眼下的现实相结合的道路，诗歌创作质量发生了飞跃式提升。对于这段经历和诗歌艺术上的变化，谢冕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论：“若把‘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喻为‘中国新诗的摇篮’，则此时的西南联大同样可以比喻为振兴并发展中国现代诗的新垦地。一批青年学生，在中外名师的指导下，再一次迸发了建设中国新诗的热情。穆旦是其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据有关材料介绍，他也就是在这里对叶芝、艾略特、奥登甚至对狄兰·托马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师的影响下，由于包括穆旦在内的一批青年诗人的投入，中国新诗史掀开了值得纪念的新页。”谢冕不愧是中国一流的现代诗歌理论家，他能在灿烂的中国诗歌星河中，找到穆旦这颗星的位置并将其诞生的背景与缘由一同托出，给予一个历史的恰当定位，并作了“穆旦这样在不长的一生中留下可纪念的甚至值得自豪的足迹的诗人不会很多”的预言，实在是滔滔世俗社会与纷乱的诗歌评论界罕有其匹的真知灼见。1940年，穆旦由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其间他的族兄查良钊正出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兼联大训导长，后人每提及查良铮，往往与长他21岁的查良钊混淆。其实在联大时查良铮仅是一名学生和年轻的青年助教而已，在大师如林的教授队伍中没有地位，至少远没有他的族兄查良钊引人瞩目，如果翻一翻那个时期的梅贻琦日记，查良钊的名字不断出现并有若干细节记录在案。此时查良铮只是以穆旦为笔名所写的诗歌在校园学生和部分爱好诗歌的青年中间闻名。在随后的几年里，作为受西方诗歌理论影响颇深的诗人穆旦，于香港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昆明的《文聚》等报刊，又连续发表了《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赞美》《诗八首》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从而引起世人更广泛的关注。这一时期，中国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敌我相持阶段，中国最精华的国土已失，人民虽衣衫褴褛，血污浸身，贫穷和苦难缠绕着中华民族死死不放。但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国国民党军民，已经意识到在血与火的殊死搏斗中，中华民族不但没有被日本小鬼打垮压碎，反而更加奋起并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作为年轻的诗人穆旦，于1941年夏秋之交自四川叙永分校重返昆明本校途中，亲眼目睹了残破的大地山河与人民的生活窘蹇，在深刻感受时代苦难的同时，以诗人的敏锐视角感悟到人民奋起的精神和抗战胜利的希望。在悲欣交集的心潮涌动中，穆旦完成了他那首意境深邃、苍茫雄奇的《赞美》诗篇：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一样的是从这倾圯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凄凉、悲怆、壮阔、沉痛又深含一股激昂旋律的诗句中，透着一份礼仪式的崇高和挺拔向上的力量，而每节“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重复诗行，让吟诵者真切感受到澎湃沸腾的热血和民族奋起的身影，以及在那飘扬的灵旗之下，即将奏起胜利凯歌的欢腾。这首从诗人心尖上划过、血泪交织的《赞美》诗甫一发表，即像一颗耀眼的明星照亮了中国诗坛，也正是这首诗的横空出世，奠定了诗人穆旦不仅是“第一流的诗才，也是第一流的诗人”的光荣地位。20世纪80年代，诗人穆旦的星光被乌云遮蔽三十年之后，这首诗再度引起世人关注，并被选入中学课本。许多现代诗歌评论家称其为“九叶派”诗人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而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更是称穆旦为现代诗歌第一人和一颗亮在天边的星。

第十三章人间热泪已无多第二节胡康河上的白骨

1942年，24岁的穆旦遇到了生命中一个重大转折。这年2月，他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参军入伍的号召，以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了名噪一时的中国远征军，在副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五军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与日军作战。纵览中国抗战八年历史，校园内声势浩大的青年学生从军热潮共有两次。第一次是1942年年底到1943年夏秋；第二次就是日本军队打到贵州独山之后的1944年下半年。

首次大规模学生参军的背景是：1941年年底，日寇继珍珠港事件在太平洋暂时得手，又以精锐师团横扫东南亚，英美军队望风披靡。1942年1月，日军大举进攻缅甸，势如破竹，缅印战场告急，中国唯一一条通往外部的交通命脉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在英、美两国元首建议下，中国政府于1942年2月以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六十六军和第三十六师编组为中国远征军，准备进入缅甸与驻缅英军协同作战。远征军以中国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由中国战区参谋长、早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美国人乔·史迪威（Josepilwell）将军任总指挥官。部署初定，日军得到情报，于3月8日以精锐师团抢先攻陷缅甸首都仰光。3月12日，英国政府急电蒋介石，请求中国远征军火速入缅作战，以支持溃不成军的英国军队。蒋介石下令成立不久的十万中国远征军向缅甸挺进。在罗卓英、杜聿明率领下，远征军先头部队仓促开赴缅甸战场，以迎击扑来之敌，抗战以来中国国民党军队首次在境外打击侵略者的序幕由此拉开。远征军以劣势装备之单兵种——陆军（机械化部队仅装备一个师），在缅甸战场同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空三军联合兵种展开了殊死较量。

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五军戴安澜师长率领的第二百师在同古（现缅甸东吁，或译东瓜）与日军第五十五师团遭遇。狭路相逢，大战随之展开。自3月18日正式交火，中日双方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死打硬拼，战事越演越烈，一时呈胶着状态，难决胜负。据时为中国远征军总指挥部参谋王楚英回忆：“刚刚入缅的远征军第二百师就在距仰光50公里的同古城与日军交火，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第二百师）以集束炸弹、汽油瓶同数倍于己的日军血战，顶住了日军12天的猛攻，歼敌近5000人。”这次战斗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后遇到的第一场正面攻防战事。当时国内战局已进入中日相持阶段，战争进行得异常艰苦，急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而国际上，盟军的处境亦非常艰难，同样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拖住日本，避免其抽调兵力进入其他战场，打乱盟军整体战略计划。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同古之战的局势意味着中国远征军成为日军强有力的克星。遗憾的是，在连续予敌以重创之后，由于中、美、英三国在缅甸的战略目标不甚一致，统帅部对曼德勒会战估计错误，远征军内部指挥系统不够统一，致使中国军队陷入被动，补给断绝，最终导致功败垂成。杜聿明不顾史迪威反对，毅然命令该师放弃同古，于30日拂晓渡河撤退转移。中国远征军的首次战役，就这样铩羽而归。

更为糟糕的是，战事延至4月底，中国远征军东路力战不支，被迫分两路向国内和印度境内撤退。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向导，撤退军队在茫茫热带雨林中迷失了方向。远征军所属第五军军部、新二十二师及第六十六军所属新三十八师共几万人，在日军尾随其后、穷追不舍的情形下，由杜聿明、戴安澜等将领率领，被迫翻越气候环境极度恶劣的野人山。经九死一生，远征军残部终于撤往印度与滇西。此后，这支部队被纳入盟军国际战场。而在此之前，孙立人率领新三十八师经过长途跋涉，进入印度。未久，根据蒋介石命令，与国内最新开进的青年军一起被整编为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简称“驻印军”。由于战事失利，原中国远征军正副总司令罗卓英、杜聿明被撤免召回国内，由美国人史迪威将军和中国将领、黄埔一期出身的郑洞国接替指挥。当此之时，英美的先进武器和机械化设备陆续赶运至印缅战场，为适应盟军作战需要，史迪威、郑洞国两将军要求中国国民政府迅速征集一批会英语，懂机械化设备和先进武器的青年学生入伍，空运到印度兰姆伽训练基地接受战前训练。与此同时，由于美国空军部队如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等来华助战，在桂林、昆明等后方相继设立基地，亟须大批翻译人员与懂机械化设备的后勤人才协助，国民政府开始在西南各高校动员学生入伍。一大批学生纷纷响应，投笔从戎，来到空军基地从事各种服务性工作。包括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女儿梅祖彤、儿子梅祖彦在内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就是这个时候先后离开联大，投奔到美军驻昆部队和空军基地服务的——这是第一次高校学生从军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参军的学生在集中接受短期训练后，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接踵而至，号称十万之众的青年军在一片混乱啸叫声中，以虎头蛇尾的形态宣布解散，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战绩。

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在全国高校中，除学生之外，还有部分青年教师自愿报名应征入伍。在所有参军的青年教师、学生队伍中，后来被外界广为所知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有以诗文名世的西南联大外文系青年教师穆旦。

当穆旦与其他学生兵进入杜聿明部队后，杜氏对这批年轻知识分子特别关照（南按：杜之态度，与其女儿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多少有些关系。1944年，在西南联大附属中学读高中的杜致礼认识了数学代课教师杨振宁，后二人在美国相逢、相恋并结婚），当他得知穆旦是西南联大教师兼诗人后，关系更加密切，在难得的作战间隙，不时让穆旦作几句现代诗在军前朗读，供大家欣赏，借此活跃一下单调枯燥的军旅生活和鼓舞大家的斗志。当国民党军第二百师撤退后，杜聿明鉴于东瓜被围的教训，制定了“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抗击优势敌人攻击”的战术，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斯瓦逐次阻击战。3月30日晚，杜聿明命令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正面埋伏地雷，新二十二师采用此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与日军五个联队激战十二个波次之多，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以人员、装备的极大消耗为代价，国民党军达到了以少胜多的目的，此役作为中国远征军一个罕见的战例而载入抗战史册。

这年4月，由于罗卓英的错误指挥，致使日军攻占了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远征军的大后方。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

自5月到9月，青年中校翻译官穆旦亲历了中国远征军第五军与日军血战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因对当地环境缺乏应有的了解，第五军撤退路线皆是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地方，补给困难，蚊蚁成群，蚂蝗吸血，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暴野。其间又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于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穿山越岭，扶病前行，杜聿明本人也感染重病，几乎丧命。堪称国民党军精英的第五军出征时兵力约四万二千人，战斗死亡人数为七千三百人，而撤退死亡人数竟达一万四千七百人，其悲惨之状令人目不忍睹。最后，撤退的残兵败将总算逃出了死亡之谷，活着到达了印度利多。对于这段泣血锥心的战斗经历，杜聿明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自6月1日至7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洪水汹涌，既不能渡河，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爬）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惨绝人寰，令人触目惊心……”

跟随这支远征军残兵败将撤往印度，继之于1943年初撤回国内的穆旦，对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很少向人提及，只是对自己的恩师吴宓和几位好友偶尔作过叙述，深为惊骇感动的吴宓在日记中有“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之语。

时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的青年诗歌理论家王佐良，后来在一篇纪念穆旦的文章《一个中国新诗人》中有一段涉及此事的回忆。王说：

那是一九四二年的滇缅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蝗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　　下来，来说他的故事。

但是不！他并没有说。……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他的名字是穆旦，现在是一个军队里的中校……”

王佐良所说“五个月的失踪”，即穆旦跟随的这支撤退部队与军部指挥系统和兄弟部队失去联系后，独自在茫茫如海的热带雨林中穿行的经历。后来这支部队被美国军队派出寻找的一架直升机发现并作向导，幸存者才于茫茫丛林中摆脱了巨蟒、毒蛇、蚂蟥与奇异爬虫的威胁与血腥的吞噬，侥幸走出了死亡交织的胡康河谷。

此次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总兵力约有10万人，伤亡为6。1万人，其中约5万人死在了撤退中的野人山与胡康河谷。首次与敌军在同古交火的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柳树人和凌则民等将领，戴是与敌作战中受重伤而亡，其他几位将领则是被敌弹击中或与敌肉搏壮烈殉国。但就整体战况而言，与敌作战伤亡的官兵比例极小，没有倒在日军枪炮下的无数中国远征军将士，却在撤退途中遭巨蟒缠身与毒蛇吞噬而倒地惨死。在与日军正式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未损失一名团长以上军官，而在撤退中竟连损四员优秀指挥员。没有倒在日军枪炮下的无数中国远征军将士，却倒在了茫茫苍苍的山谷和望不见尽头的原始丛林，野人山也因此有了“十万军魂”之说。

踏着堆堆白骨逃出野人山与胡康河谷，由印度转往昆明的青年诗人穆旦，对这段酷烈的经历不忍追忆，却日夜感受着死去的战友直瞪的眼睛追赶着自己的灵魂那种毛骨悚然的恐怖与痛苦，在极度惊悸与哀伤中，他以诗人的激情，于1945年9月，创作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展示了战争、战争中人的命运和诗人对生命的深层思考：

人：

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在青苔藤蔓间，在百年的枯叶上，死去了世间的声音。这青青杂草，这红色小花，和花丛里的嗡营，这不知名的虫类，爬行或飞走，和跳跃的猿鸣，鸟叫，和水中的游鱼，陆上的蟒和象和更大的畏惧，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无始无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我不和谐的旅程把一切惊动。

森林：

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人：

是什么声音呼唤？有什么东西忽然躲避我？在绿叶后面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视，我移动它轻轻跟随。黑夜带来它嫉妒的沉默贴近我全身。而树和树织成的网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是饥饿的空间，低语又飞旋，象多智的灵魂，使我渐渐明白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

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

在诗的最后一段，诗人饱醮热血与激情，吟出了一曲凄婉哀绝的——祭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生命的无奈，飞速流逝的时光，大自然的无情，以及意象中沉痛绝望的恐怖之美，只有在野人山的胡康河谷才能发生，也只有发生于中国远征军将士的身上，才更令人感到这一悲剧的伟大精神力量。这篇蕴涵着痛苦、沉重、悲悯情怀，闪耀着一种宗教式的神性光辉的诗篇刚一问世，立即震撼了读者心灵，引起广泛的传诵和关注，被誉为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与死亡，歌颂生命与永恒的伟大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作。稍后，诗人又创作了纪念中国远征军苦难历程与不屈精神的《阻滞的路》等闪耀着人性光辉和鲜明时代特点的作品，也成为中国抗战史上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不朽篇章。

当穆旦以血泪凝成的情感在纸上挥毫走笔，酣畅淋漓地释放挤压在心中已如卵石般坚硬的悲壮人生之际，自然不会意识到，正是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在他人生历程中埋下了潜祸，种下了置自己于绝地的种子，只待一个风雨之夜，这枚种子将以神奇的速度和魔幻的方式结出暗含毒汁的恶果，令其吞尝。

自远征军撤退回国，穆旦欲回西南联大任教已不可能，只好继续在驻昆明与曲靖的国民党第五军服务，其间因流转的关系几度失业。至1945年5月，转入青年军驻云南曲靖二零七师任中校英文秘书，后升到由二零七师改编并移驻沈阳的第七军，任上校英文秘书兼任《新报》总编辑。随着国共内战爆发，东北战事迭起，穆旦辞去军职，回到北平家中闲居并作出国留学的准备（南按：原在天津的老屋已于抗战中卖掉，父母迁往北平租房居住）。1948年，穆旦先后在上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与南京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驻南京办事处，以及南京美国新闻处工作过一个短暂的时期，1949年赴曼谷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英文译员，同年8月由曼谷登轮赴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研究院攻读英国文学，从此开启了另一扇命运之门。

第十三章人间热泪已无多第三节从芝加哥到南开校园

穆旦之所以入芝加哥大学，与他的女友周与良已先在该校就读有关。

周与良原籍安徽东至，曾祖父周馥发迹于李鸿章的淮军，清末先后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家业随之兴旺发达。祖父周学海，1892年进士，官至浙江候补道，《清史稿》有传。周学海、周学熙兄弟曾师事李慈铭，李氏在日记中说周氏兄弟无贵族子弟气。周学海性喜医学，刊有《周氏医学丛书》三集。周与良之父周叔弢乃著名的民族实业家、藏书家，后辗转青岛与天津，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周与良兄弟姐妹十人，分别是：长子周一良、次子周珏良、三子周艮良、四子周杲良、五子周以良、六子周治良、七子周景良、长女周珣良、次女周与良、三女周耦良。因是名门望族和财富充盈的书香之家，十个兄弟姐妹皆受过良好教育。其中周一良、周珏良、周艮良、周杲良、周与良后来皆成为著名教授、学者，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其政治、经济、文化、医学、宗教、收藏、戏曲等领域，时常见到周氏家族中人的身影。而周与良的大哥周一良，更是名噪一时，被学术界认为是继承陈寅恪学术衣钵的最得力人选，只是“文革”时期在北京大学参加江青组织指挥的“梁效”写作班子而名声扫地，与陈寅恪的学术衣钵彻底绝缘。周珏良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出身，与穆旦属同班同学，战后和穆旦的另一位同学王佐良同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正是因为这一关系，穆旦于1946年在周珏良家中结识了其妹、时正在燕京大学生物系攻读研究生的才女周与良，并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1948年年底，周与良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穆旦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也算顺理成章。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芝加哥大学就是中国留学生主要集聚地之一。若以大的历史框架划分，像战前在此就读过的饶毓泰、叶企孙、查良钊等人属第一代，而战后进入该校的应算第二代，而第二代学生人数远胜第一代数倍。当穆旦进入芝加哥大学校园的时候，在此就读和访学的就有杨振宁、李政道、李志伟、邹谠、卢懿庄夫妇、周与良的二哥周珏良、傅斯年的侄女、傅乐焕胞妹傅乐淑、陈梦家夫人赵萝蕤，以及刚由哈佛大学得了博士学位转入芝大教中文的王伊同、娄安吉一家和在芝大教数学的陈省身，另外还有一个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巫宁坤等。许多年后，巫宁坤回忆说：“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当时已有数十名中国研究生在那里深造，多半在‘国际公寓’寄宿。我到校后也住在那里，结识了其中不少人。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精英，我的良师益友，后来数十年中的患难之交。”又说：“珏良，我曾在昆明西南联大见过一面，他的堂兄、我的忘年交周煦良教授介绍的。当时他已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我是外文系一年级新生。那是1939年的事了，一别九年，倒成了朝夕过从的异国同窗。”

巫宁坤比穆旦早到芝加哥大学一年多，因而与周与良、赵萝蕤等女生相识并成为朋友，当穆旦到校时，赵萝蕤已经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二人并未于芝大谋面，而赵的丈夫陈梦家更是提前归国，周与良的哥哥周珏良已受清华大学之聘归国，在行至旧金山时与赴芝加哥的穆旦相遇，穆旦还把带在身边的几十美元让周带给北平的母亲。应当说，当穆旦进入芝加哥校园大门的时候，战后赴美留学的高潮已经退却，已经到了决定是走是留，是回归大陆，还是投奔台湾这一关系人生命运的最后关头。

1949年12月23日，穆旦与周与良在佛罗里达州杰史逊维尔（Javille）结婚，结婚仪式极其简单，在市政大厅登记后，由周与良的四哥、时正在哈佛大学动物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周杲良，以及两位美籍导师做证婚人。婚后，夫妻二人在一家小旅馆住了一个星期即返回芝加哥大学，先是同芝大经济系的李志伟合租一套公寓，后又与巫宁坤合租一套有两间的公寓。正是这段同学、同吃、合住的经历，使穆旦夫妇与巫宁坤结下了终身友谊，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互相慰藉，共同度过了一段苦难惨烈的悲情岁月。

1950年，国内大局已定，穆旦夫妇的去向也渐趋明朗，即一旦周与良获得博士学位，便共同返回祖国大陆，为中共领导的新中国服务。因了这一决定，穆旦在攻读英美文学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选修俄罗斯文学。在西南联大时代，穆旦曾学过俄文，还一度选修了俄语专家刘泽荣教授的俄国文学课。据当时在芝大的同学傅乐淑回忆说：“这门课程，每天六个小时，天天有课。从字母学起，到能读俄国文学作品、报纸新闻、政府公文为止。选这一门课，等于平时上三年的俄文课。”1947年6月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傅乐淑，因俄文功底太差，被这门课程弄得焦头烂额，异常痛苦。但在外文系出身的穆旦看来，并没有多大难度，在不长的时间里，他的阅读能力就超过了美国本土的研究生，为此经常被导师提名在课堂上做阅读示范。遥想在抗战时期，穆旦由长沙步行昆明，曾创造过背诵一部英文词典的奇迹。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再度上演了当年的一幕，在一年的时间里，一部俄文词典已被穆旦背诵完毕。而此时的穆旦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公费留学生的生活条件可谓天壤之别，他作为自费生必须半工半读，白天上课或自修，夜间到一家邮局从事只有黑人才肯干的繁重的运送邮包工作，以此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用。每天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回家休息，为了省钱，每当休工回家，只是到黑人区买一个5美分的“热狗”充饥，有时实在太过劳累，当“热狗”拿在手中，不觉悲感交集，流下泪来。

1951年，穆旦夫妇与杨振宁、李政道、邹谠、巫宁坤等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探听研究。对是否回国，杨、李等人举棋不定，而穆旦与巫宁坤则倾向于尽快回国，迎接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

在学习英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的同时，穆旦试着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报刊发表，居然很受读者欢迎，并引起诗歌评论界关注。1952年，由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tle　treasury　of　orld　 Poetry），收入了穆旦的两首作品：《饥饿的中国》（From　here　Is　NoNearer　 Nearness）中的部分章节，署名查良铮（ChaLiang-g）。这部《诗库》仅有两位中国现代诗人入选，另一位是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

也就在这一年夏初，周与良获生物学博士学位。未久，穆旦夫妇收到了台湾大学的邀请函，邀其至台大任教。几乎与此同时，亦收到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南按：时穆旦的族兄查良钊为德里大学教务长）。当时美国南部一些大学经常到芝加哥大学选聘教师，若到南部大学任教亦不繁难。但夫妇二人还是决定回归祖国大陆，其缘由是夫妇双方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皆在大陆，回国后在各自的专业上也能开创一番新天地。在穆旦心中，牵挂和梦想更多的还是他热爱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认为中国的诗歌若想来一次“文艺复兴”，非得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和新的意境不可，否则，绝无出路，而自己无疑是这项伟大使命的承载者与新垦土地的播种者之一。这一心境和志向，在穆旦归国后致原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时正下放山西劳动的“九叶派”诗人之一杜运燮信中已明显流露，信中说道：“我把拜伦的长诗又弄出‘锡隆的囚徒’和‘柯林斯的围攻’两篇，这种叙事诗很可为我们的诗歌借鉴。我最近还感觉，我们现在要文艺复兴的话，也得从翻译外国入手。你谈到你的学生看你的‘冬与春’而‘不易懂’，欣赏的水平如此之低，真是哭笑不得。所以如此，因为他光喝过白水，没有尝过酒味。国内的诗，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与诗的距离远而又远……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

然而，祖国大陆已经改色，因中共已明确表示倒向苏联一边，要在此时回返已不是件容易事。据周与良回忆：“当时留学生拿的都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又正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反华反共情绪正盛，且我为理科博士毕业生，美国政府根本不批准回中国大陆。”因而不得不设法求人，四处打听能回归的办法。折腾了一个段落后，终于“找到一位犹太律师，花钱代向移民局疏通，加上我的导师B.Palser教授向移民局写介绍信，证明‘此人所学与生化武器无关，对美国国防没有危害’，加之我们夫妇称回国是定居香港，才最终获准回香港。而国内亲属已替我们办好香港入境手续。……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进入香港，直接由中国旅行社接回深圳”。

1953年1月，穆旦夫妇由广州至上海，受到巴金、萧珊夫妇的宴请。1940年夏，穆旦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时，结识了考入联大外文系不久的陈蕴珍，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现代作家巴金夫人的萧珊。因对文学和诗歌共同的热爱，穆旦与萧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穆旦夫妇从芝加哥归来时，巴金正在上海主持平明出版社工作，老友相遇，于谈天说地中自是谈到一直挂在心怀的文学之梦。当穆旦说自己准备译介俄罗斯及苏联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时，得到了巴金与萧珊的鼓励，希望尽快译出交平明出版社出版，以便适应新形势下文学转型和读者的口味。穆旦听罢，自是以感激的心情应诺。

这年2月底，穆旦夫妇由上海抵达北平，穆旦暂住教育部招待所，周与良回天津家中。穆旦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间隙，开始着手翻译苏联季摩菲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当此之时，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赵萝蕤已回国并出任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为扩大西语系阵营，赵萝蕤报请校长陆志韦批准，邀请巫宁坤归国至燕大任教。1951年上半年，尚未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怀揣满腔激情和几年海外苦读的沉甸甸的收获离开芝加哥大学，于7月初来到旧金山等船返国。时已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闻讯前来帮忙收拾行李，并在巫氏搜罗来的装满左派书刊的几个铁皮箱和纸板箱上，端正地写上了“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等字样。

7月18日早晨，巫宁坤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同学好友李政道专程前来送行道别。就在二人相互道别的瞬间，巫宁坤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和不祥之兆涌上心头，一句话冲口而出：“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似乎没太在意，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似有感觉，但没有放在心上，也就一笑了之。令巫氏没有想到的是，二人再度相会竟是20年后的北京饭店国宾馆，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李政道自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而巫氏的身份则是一个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然，这是后话。

巫宁坤于这年的8月中旬自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与分别两年多的赵萝蕤见面并顺利进入燕大西语系任教。此时巫宁坤心中有一种忐忑不安、坐卧不宁的感觉，这种感觉绝不是由于对北京和燕大校园以及人事而来，而是发乎一种看得见又辨不分明、忽隐忽现的底色之中。或者说，当他风尘仆仆的身影进入北京城的那一刻，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冲入心头，而使他突发这一预感的则是前往北京前门火车站迎接自己的赵萝蕤。面对书生们心目中仙女下凡般的一代美人赵萝蕤，巫氏却“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巫宁坤到校不久，赵萝蕤即安排其教授“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作文”的四年级课程，并鼓励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不料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从天而降，北京市委工作组进入校园，要求“人人过关”，并且发动全校批斗赵紫宸、陆志韦，以及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要求人人与他们“划清界限”。作为赵紫宸女儿和陆志韦干女儿的赵萝蕤自是不能幸免，成为讨伐批斗的对象，又因为巫宁坤是赵从美国引荐而来，巫氏也就很难“过关”。其结果是所教的课程下马，继之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因燕大与北大部分科系合并而被扫地出门，“发配”到了南开大学。对于这段经历，巫宁坤在回忆中说：“7月，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南按：三人指俞大絪、胡稼贻、吴兴华），唯有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让我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万里来归，而现在却只能让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的英语教授阵营，以芝大英语系为蓝本建立一个优异的英语专业。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尽管赵萝蕤伤心欲绝，无奈大厦已倾，除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夫复何言？

巫宁坤被当政者踢出燕大校园，于1952年11月秋风萧瑟中，携带老继母和简单的行李由前门火车站乘车驶往天津，进入南开大学外语系任教。正是这段因缘，当巫宁坤得知当年的同学好友穆旦夫妇归国的消息后，在校方缺乏师资急需用人的情况下，经巫氏牵线、校方与教育部批准，穆旦夫妇于1953年5月双双跨入南开大学的校门，穆旦出任外文系副教授，周与良为生物系副教授。这对年轻的夫妇算是所学有成，叶落归根了。穆旦夫妇任教南开之后，分配的宿舍与巫宁坤相邻，经常相互串门聊天，从清华到燕京，从西南联大到芝加哥大学，从提前归国的陈梦家、赵萝蕤，到迟迟观望尚未决定动身的杨振宁、李政道等，另有南开大学的过去与未来……有的是回忆，有的是话题，有的是憧憬与梦想。归国时的孤独与寂寞消失殆尽，有的是在新的天地里奋起的身影和理想。在这期间，因先前得到巴金夫妇的鼓励和新形势的需要，穆旦在授课之余，加紧从事翻译外国名著。继1953年12月译完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之前两部分《文学概论》、《怎样分析文学作品》，并由巴金主持的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之后，1954年2月，穆旦又翻译并在平明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季摩莫菲耶夫的《文学发展过程》。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上述工作，是因为穆旦早在芝加哥大学时，就已经通读了俄文原版并断断续续地做了一些翻译笔记。上述三种文学理论著作的出版，立即引起了国内文学理论家的注意和好评，被许多高校作为文学概论课教材选用并受到师生的喜爱。

当然，作为诗人的穆旦，最为倾心和喜爱的自然是诗歌创作与翻译。自1954年3月到年底短短的9个月时间内，穆旦翻译并由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等系列作品，其翻译和出版速度之快、质量之高、读者群之广大令人惊叹，一个“普希金热潮”旋即在社会上掀起，穆旦的声名除了在象牙塔的学术界小圈子引起瞩目，在更大范围的读者群体、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追捧。这一情景，几年后在穆旦写给诗友杜运燮的信中有所表露：“我也有时听到人们欣赏普希金诗的情况而为之鼓舞。总之是‘特别’爱好，不同于一般。工厂里三十多岁的工人师傅，在南大开门办学去时，问老师们认识不认识这译者（并不知我在南大），他想见见。一个译者能有此幸会，确实不易。就是这类偶然的小事使我增加了力量。”

因译诗受到工人师傅们喜爱而“增加了力量”，心中增添了学有所用的成就感，并且还想以此业绩，“想证明，给没回来的人看，回来了是多么好”的穆旦没有想到，属于他的人生春天马上就要过去，即将到来的是酷暑与寒冬。许多年后，周与良回忆说：“那时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然而，很不幸的是，“业务拔尖”、“书出得多”、“课教得好”、“受学生欢迎”等，却无意中引来某些人的“不能相容”。这种出于嫉妒而不能相容的心态，很快便借助于政治的威力爆发出来。随着1954年年底南开大学著名的“外文系事件”，穆旦的厄运就此到来。

在发生这个著名的事件之前，南开大学像全国所有的大学一样，随着一个波次接连一个波次的政治运动，进行无休止的“思想改造”、清除“胡适思想”、“俞平伯研究错误思想”等批判。为在全国做出表率，南开大学领导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马列主义夜大学”，勒令全校教授必须夜间到这所特殊大学听报告，接受“洗脑”性质的思想改造。一位被南开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年轻男教师返回南开后，作为“教授的教授”向包括巫宁坤、穆旦在内的全校各系教授，朗读他在人大“深造”时苏联专家讲授的马列主义笔记。校方规定，凡听课的教授人人必须做笔记，期终还要考试。一时间，弄得教授们十分疲惫又感到无聊至极，有的教授在听课中不停地抽烟，有的干脆以打瞌睡的方式进行抵制。如此连续不断的十几个夜晚下来，听课的教授开始表达不满情绪，年轻气盛的巫宁坤在夜校散罢之后回家的路上对年长的同事们叽咕道：“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慧的侮辱！”想不到第二天就被人打了小报告，校方领导派人找到巫宁坤，指责其“思想落后”，并严厉警告只许老老实实听课，不许乱说乱动，否则按反对马列主义分子处理。

因了这一系列的政治改造、批判外加学习运动，人与人的温情越来越淡薄，同事与师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直至发展到相互猜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甚至水火不容，非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残忍、恐怖局面。面对这一恶劣的政治、生活环境，穆旦感到极为不适和沉闷，在致萧珊的信中，他直白地道出了心中的愤慨、厌恶和无奈的心境：“这是一个沉闷的时期。我上封信里的话想你也看到了，朋友们都这么彼此多疑。杜运燮不但觉得得罪了我，也觉得得罪了巫宁坤，等我把这话和宁坤一提，他说哪来的这回事。……我这几天气闷是由于同学乱提意见，开会又要检讨个人主义，一礼拜要开三四个下午的会。每到学期之末，反倒是特别难受的时候。过得很没有意思，心在想：人生如此，快快结束算了。”

正所谓人生不易，死亦难。延至年底，“外文系事件”终于是在长期郁闷压抑中爆发了。

第十三章人间热泪已无多第四节诗人穆旦之死

事件的起因是南开大学外文系召开批判“俞平伯研究”的讨论会上，以巫宁坤、李天生为首的几位外文系教授，按规定批了一通俞平伯的错误思想，话题逐渐转向了外文系领导人，对系领导专断和不民主的作风以及学术水平低下提出了批评，同时对南开大学如何改进教学工作提出了批评性意见和建议。当时的穆旦也准备了发言稿，但他刚讲了一句话，就被早已气灌心胸、怒冲丹田的会议召集人厉声打断，不许其继续讲下去。穆旦见来势凶猛，揣起发言稿起身离开了会场。巫宁坤等教授面对召集人如此粗暴蛮横大为不满，指责其“这种做法不对，要让大家把话说完”。召集人眼看几个书生竟敢当面对自己不敬，且还顶撞起来，怒发冲冠，用拳头狠狠地捶着桌子将巫宁坤等几人骂了个狗血喷头，继而起身离座，一脚将桌子踹翻，转身走人。巫宁坤等几位教授先是目瞪口呆，待慢慢回过神儿来，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各自回家。当天晚上，南开大学把巫宁坤等参加会议发言的几位教授定为“反党小集团”。尽管穆旦只说了一句话就被打断并离开了会场，仍被以与巫宁坤等人过从甚密，且不怀好意地“准备发言”为由，罗织到“反党小集团”之中。——这便是南开大学轰动一时的“外文系事件”。

这次事件带来的后果是：巫宁坤与李天生被隔离审查，中途退出的穆旦在接受审查的同时，抗战期间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被重新翻出，并作为一种逆天大罪成为“肃反”的对象。当年的穆旦于野人山丛林中九死一生终于活着逃了出来，想不到事隔十年，他在野人山的光影里复陷入另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再也逃脱不掉的罗网遍布的深山大泽。随着“审查”不断深入，穆旦由国民党远征军的“伪军官”和“蒋匪帮的英文翻译”，晋升为历史和现行的“双重反革命分子。”当1955年大规模批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兴起时，南开文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员一百多人的大会，主持会议者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穆旦等人组成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主持者的话音落下，巫宁坤与穆旦被从人群中揪到“斗鬼台”接受批判。正当一伙积极分子蜂拥而上，揪住巫宁坤与穆旦等人脖颈往“斗鬼台”连拖加拉的混乱之时，另一伙积极分子跳上讲台宣布在这个集团的背后，还隐藏着一批“反革命分子”，也要一同揪出来。在咄咄逼人的态势和一片啸叫声中，一个曾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随后被人抬出扔到会场之外，以落后分子“装死”处理。

继这次行动之后，穆旦和巫宁坤因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的经历，又被“晋升”为“美国特务”，接下来是搜查凶杀武器和秘密电台等行动。对于这段经历，周与良与巫宁坤皆有回忆文字传世，据巫的回忆说：就在那位曾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当场昏倒的批判会结束后，他刚到家，就有三男一女破门而入，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那个女的竟搜查已经有孕在身的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并搜查已患糖尿病多年的老继母的身。

翻箱倒柜地搜查，东西扔得满地，并问巫宁坤有没有手枪和别的武器、收发报机等。来者折腾了半天，没有找到任何与“特务活动”有关的物证，感到很失望，便把巫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全部带走。临出门时，有一人还踹了巫宁坤一脚，警告让其老老实实，不要自绝于人民。

当此之时，穆旦夫人周与良虽也有在芝加哥大学的求学经历，但平时在校不显山露水，实在没有把柄可抓。更重要的，以她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父亲为中流砥柱的庞大家族还没有倒塌，且属于光荣的“革命家庭”之列，校方一时无可奈何，其家庭成员的角色从周与良的大哥周一良的回忆中可看出一斑：“我们家大多数对他（南按：指穆旦）过去的情况都不够了解，因此他每次到我们家来，当大家（兄弟姐妹十人中六个党员，两个民主党派）欢聚在父母身边，兴高采烈，高谈阔论时，他常常是向隅独坐，落落寡欢。许多年中，我去天津，记得只上他家去过一次。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对他的态度是非常不公正的，感到非常内疚。”

这段回忆除了透出当时的周氏家族这个“革命家庭”在天津具有超强的实力，也为穆旦此前给巴金夫人萧珊信中所说的“这是一个沉闷的时期”、“朋友们都这么彼此多疑”、“人生如此，快快结束算了”的忧伤悲情找到了一个历史性注脚。周一良这段“忏悔”，是内在的良心与文化良知双重压力之下，不得不做的一点表面文章，但仍暗含着为自己开脱的投影。其他的人尚不必说，周珏良与穆旦既是清华与西南联大时代的同学好友，又是芝加哥大学先后的校友，同时又是穆旦与周与良爱情的隐形牵线人与见证者，如何一个“对过去的情况不够了解”就说得过去的？作为亲属尚且如此，而普通的同学、同事、朋友又将如何？真的是“人间热泪已无多”了。

尽管周与良谨小慎微地为人处世并有如此的家庭背景，但她毕竟是穆旦的妻子，自是与其夫脱不了干系。于是，学校令她停止开课，在家中“帮助”丈夫“反省”和撰写“交代材料”，实际已被当做潜伏回大陆的“女特务”内部控制和监视起来。这一时期，与穆旦斜对门的一位俄语讲师的妻子和一个在他家寄宿的先生，因为“运动”的关系双双上吊自杀。接着又传出南开其他系有教授自杀的消息，所有这些自杀的人，都被说成是“抗拒运动，自绝于人民”。并说：“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恶行径吓住。”

1956年5月中旬，学校人事处通知巫宁坤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才的学院任教，他的妻子李怡楷也去该学院工作。6月中，巫氏夫妇带着老继母和五个月的儿子巫一丁前往北京任教，算是暂时摆脱了游荡于校园的几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铁血魔掌。此时的巫宁坤尚不知道，日后等待他的将是更加酷烈的人格污辱与身心迫害。

好友巫宁坤走了，当年的“反党小集团”也在政治风浪冲击下分崩离析，穆旦陷入了人生最为孤独和艰危时期。1957年，风浪再起，刚刚在政治上抬头的穆旦又稀里糊涂地落入圈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九十九家争鸣记》，再一次被监视居住，隔离审查。以前被定的“反革命分子”似乎只限于领导者口头上和批斗会场上“内定”，这一次却要落实到官方文书与实际行动上来。1958年12月，穆旦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当年参加远征军和出任“中校英文翻译”的历史，再度成为反革命的“铁证”，被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罪名判处三年劳动改造，“接受机关管制”。当法院派人到学校宣读判决书后，穆旦被逐出课堂，降职降薪，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洗澡堂接受管制，监督劳动。

1962年，穆旦终于熬到了被解除“管制”，但校方仍不让到课堂上课，继续留在图书馆“监督使用”，以观后效。其主要工作是每天打扫厕所与洗澡堂等。尽管仍在“监督使用”，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尚未恢复，此时的穆旦蛰伏在心中的文学之火与倾吐欲望再度迸发开来，他开始了一生中最大一项工作计划——翻译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don　Byron）的长篇叙事诗《唐·璜》（Don　 Giovanni）。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思想汇报，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家中，吃过饭后即关上房门偷偷伏案工作。经过三年含辛茹苦的劳作，到1965年年底，这部长达一万六千多行的鸿篇巨著终于译完了初稿。当他刚要歇一口气时，“文革”风暴突起，穆旦首当其冲，被造反的红卫兵拉出来批斗，然后是抄家与打砸。继之穆旦被关于“牛棚”，接受造反派监督劳动改造。当时穆旦一家居住的是东村七十号共三间屋的平房，因出入方便，抄家的红卫兵一批接一批，把一些书籍、手稿或搬走，或撕烂，或干脆一把火烧掉，甚至连家庭生活用具、被褥、衣服全部洗劫一空。这一令人悲愤心悸的场景给穆旦的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据几个兄妹回忆说“记得那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书籍、稿纸向火里扔去。很晚了，从早上即被红卫兵带走的父亲还没有回来……直到午夜，父亲才回来，脸色很难看，头发被剃成当时‘牛鬼蛇神’流行的‘阴阳头’。他看见母亲和我们仍在等他，还安慰我们说：没关系，只是陪斗和交代‘问题’，红卫兵对我没有过火行为……母亲拿来馒头和热开水让他赶快吃一点。此时他看着满地的碎纸，撕掉书皮的书和散乱的文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正是他的心血的结晶《唐·璜》译稿。万幸的是，红卫兵只将其弄乱而未付之一炬。”倒卧在床上的穆旦望着窗外漆黑的夜幕，听着外边不断传来的喧嚣和“打倒”之声，他的脑海中突然涌入那首多年前写就的《赞美》诗的最后一个迭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想到此处，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孩子们看了，不知何故，以为是父亲在发神经。

折腾到1968年6月，穆旦的住房被生物系一个职工何某倚仗红卫兵的势力强行抢占，一家人被扫地出门，家中残剩的衣物等被蛮横地扔出房外露天地上。走投无路的周与良经过与校方“工宣队”反复交涉，才被允许搬入南开大学13宿舍3楼337室一个朝西向、只有17平方米的房间，全家六口在这间屋子里一住就是五年之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8年下半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周与良又被造反派盯上。其时，天津周氏家族因是民族资本家出身，随着“文革”风浪兴起早已崩溃。作为天津市第一位党外副市长的周叔弢被革职查办，而后是揪斗、批判、抄家、交代问题，居宅被一个红卫兵组织强占。其他的几个儿女如周一良等在教育界服务的教授，全被关入了“牛棚”，成为革命者专政的对象。在这一大的政治背景下，周与良被南开大学定为有嫌疑的特务，于12月3日从家中抓走，关押于校内生物系教学楼二楼朝北一个房间内“隔离审查”，逼迫写“交代材料”。因穆旦已进入校内集中关押的“牛棚”，周与良的四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7岁）除了相依为命，还要每天为母亲做饭、送饭。当然，几个孩子不能与母亲见面，送来的饭由看守的“工宣队”人员检查，确认没有夹带情报后才转给隔离的周与良。有一天，穆旦的大儿子查英传给妈妈送来了一盒稀饭，饭下有一块酱豆腐，“工宣队”看守查出后立即扣留，并在生物系师生大会上宣布，这块豆腐就是周与良与外界串通消息和特务之间惯用的暗号，是穆旦授意周与良“一犟（酱）到底，抗拒不要交代”。因了这块酱豆腐，周与良与穆旦又惨遭更深重的迫害和折磨，连续几个昼夜的审问，直至二人在各自的隔离场所被整得倒地不起、嘴不能言才罢休。

半年之后，周与良被解除隔离放回家中。未久，穆旦也被从“牛棚”放出，夫妇二人与南开大学一批“牛鬼蛇神”被下放到河北省保定地区完县劳动改造。周与良下放到完县的王各庄，穆旦被“隔离”在相距几十里的另一个公社农村，彼此不通消息。当1969年的春节即将到来时，穆旦的心情变得焦虑不安，除了不通音信的周与良，还有留在天津的四个孩子也不知死活。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穆旦借不能出工的机会，悄悄溜出居处，顶着漫天大雪向王各庄跑去。两个多小时后，终于见到了分别达半年之久的爱妻。周与良看到丈夫又瘦又弱，脸色蜡黄，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满头汗水与雪水混和在一起顺着额头向下流淌，头顶上升腾着白色的烟雾，话未开口，眼泪刷地涌出眼眶。当穆旦得知妻子同样好久没收到孩子们的信息时，一阵悲伤掠过心头，很快又强忍泪水以平静的口气安慰周与良说：“孩子们都很好。”又说：“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要忍耐，不要惦着孩子。”继之以负疚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周与良看丈夫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几度哽咽，遂反过来安慰道：“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穆旦见妻子心情渐趋平静，便要告辞。身子转过去又猛地转过来，从兜里掏出一小包花生米，还有几块一分钱一粒的糖果，拉过妻子的手轻轻地放下。周与良一见，热泪再次夺眶而出，坚决不肯接受。穆旦将妻子的手抓得更紧，非要留下，并说“你晕了，吃块糖也好些。”周与良摇摇头，说：“身体还可以，也不想吃零食。”穆旦还是坚持让妻子把糖果留了下来，最后说了声“要多注意身体”，转身消失在茫茫风雪之中。周与良一直跟在身后送到村口，望着穆旦远去的身影，周与良感慨万端，才53岁的年纪，已是步履蹒跚的衰弱老人了。

穆旦的突然来访，很快被负责监督的领队得知，头头们把周与良找到队部，让其“老实交代”传递了什么“情报”，同时派人进入周与良的居处搜查，幸而那一小包花生米与几块糖果没有被发现，最后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被释放。而一路小跑往回赶的穆旦，刚到村口就被监督者派出的“积极分子”擒获，继之是审查与逼迫交代“串通情报”的经过，召开批斗会批斗。这个结果，早在穆旦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既然十五年的苦难与厄运都熬过来了，泪已流干，心已变硬，精神越发强健，这点风浪算得了什么？况且，自己能与日夜挂念的妻子见上一面，即使为此被处之一死，亦无遗憾。正是怀揣这样一种悲壮决绝的心境，穆旦才义无反顾地出走，并敢于吞下由此带来的这枚苦果。

1971年，周与良返回天津，穆旦则由完县农村遣送到南开大学“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这所干校设在津郊大苏庄，原为犯人的劳改场所。此为校方就穆旦的“罪过”与“态度”特别赏赐的果子。

1972年，随着政治气候好转，穆旦结束了劳改生活，回到南开大学图书馆当职员，除了被“内部控制使用”整理书籍，仍兼任打扫厕所的任务。自1973年起，穆旦又恢复了夜间翻译的习惯，开始在夜深人静之时，默默伏案修订已搁置了七年的《唐·璜》译稿。随后开始翻译雪莱、济慈、艾略特、奥登等诗人的作品。1975年，在“文革”结束前夕，随着政治风暴的式微，停止写作多年的穆旦，心中郁积已久的诗情于乱世风云中再次得到了喷射，他一口气创作了《智慧之歌》、《停电之后》、等近30首作品，其中《神的变形》以“诗剧”的形式，通过“神、魔、权、人”四个人物的戏剧性冲突，展示了一个寓言式的人类悲喜剧，充满苦涩的智慧，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这个诗剧是他在生命晚年对人生命运的回顾和总结。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惜最后的辉煌过于短暂。由于身心长期受到的摧残和折磨，身体极度虚弱，1976年年初的一天晚上，穆旦骑自行车到南开大学校外德才里居民区，找人打听“知青”招工的信息，以便为孩子寻找出路，好“挣碗饭吃”。回来时没有路灯，不幸于昏暗中闯入一个深坑，穆旦从车上摔下，右大腿骨折，从此病卧床榻。在排队等候到医院治疗期间，于病痛中继续普希金诗歌的改译。当伤痛难忍时，便让孩子们烧一块砖给他热敷止痛，伤痛稍减，又拿起译笔继续工作。延至1977年2月24日，穆旦将《欧根·奥涅金》修改稿的抄写工作全部做完之后，住进天津总医院，准备接受伤腿手术治疗。此时的他已油尽灯枯，感到死亡正向自己逼近，而自1954年以来呕心沥血翻译的近十几部译稿，仍看不到出版的一丝曙光。为此，在入院手术之前，他曾将翻译的《欧根·奥涅金》修改稿抄写完毕，连同已抄好的《普希金抒情诗》译稿，整整齐齐放于一只帆布小提箱中，交给小女儿查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能出版”。说此话时，情甚悲戚，望之令人心酸。

穆旦入院的第二天又反常地返家更换衣物，再度对文稿作了料理，并与来津的妹妹相见。午饭后，心脏病突发，经南开大学校医院心电图诊断为“前心壁大面积坏死”，急送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抢救。无奈医生回天乏术，2月26日凌晨3时含冤去世，时年60岁。

死前，穆旦对自己一生的历史作了回顾，特别对当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并以此获罪的得失作了反思，并重温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这首壮美诗篇。当他读到“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时，突然觉得自己这句话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诗行，而是一句谶语。随后的穆旦作为一个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学者、诗人，在病榻上写出了新的诗篇《冥想》，道出了自己一生的感悟：

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

今天你摇摇它，优越地微笑，明天就化为根下的泥土。

为什么由手写出的这些字，竟比这只手更长久，健壮？

它们会把腐烂的手抛开，而默默生存在一张破纸上。

因此，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仿佛曾做着万物的导演，实则在它们永久的秩序下我只当一会儿小小的演员。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其实，即使“普通的生活”也未能过得安宁和顺畅。按穆旦生前好友、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史家来新夏的说法，穆旦自美国回归祖国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

来氏所言与穆旦的同族兄弟金庸总结的海宁人物天然的悲剧性，可谓不谋而合。天欤？命欤？抑或际遇之不幸欤？

然而，穆旦作为一个天才的诗人和翻译家，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丰厚文化遗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弥足珍贵而不断被人忆起，或许正如穆旦的知己评论家谢冕所发出的感慨：“他的诗歌创作所拥有的创造性，他至少在英文和俄文方面的精湛的修养和实力，作为诗人和翻译家，他都是来不及展示，或者说是不被许可展示的天才。彗星尚且燃烧，而后消失，穆旦不是，他是一颗始终被乌云遮蔽的星辰。我们只是从那浓云缝隙中偶露的光莹，便感受到了他旷远的辉煌。”

第十四章狂衅覆灭，岂复可言第一节当年盛事久成尘

南开大学的政治风暴波滚浪涌，作为“文革”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更是浊浪滔天，愈演愈烈。就在陈梦家自戕两个月后，与他并驾齐驱的“四大右派”分子之一、著名历史学家，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北大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向达也命赴黄泉。

抗战胜利随校复员回到北平的向达，与其联系最多，也是最令向达钦佩的学者就是蛰伏于南国的陈寅恪。当国共两党即将全面翻盘之际，向达一直挂念着身在岭南的陈寅恪，而陈氏也关注着这位老友的命运。1954年，向达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二所副所长，就是汪篯南下广州晋谒、劝说恩师北返时，陈寅恪通过汪向北京方面推荐的结果。当时陈对汪说过如下的话：“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云云。后来向达果然担负起了组织国家级的中古史，特别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使命。

“文革”开始的前两年，即1964年3月，向达专程赴广州中山大学晋谒陈寅恪，就他正在进行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涉及梵文的问题向陈寅恪请教。因为当时懂四门外语的向达对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的一些梵文描述不尽明了，而深谙十几国外语特别是中亚古文字的陈寅恪显然要比向达技高一筹。此次南行是向达自费而来，当时向达服务的学术机关主要领导人不同意出资让其去拜见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但向达以湖南人的倔犟脾气，知难而进，终得成行。陈寅恪的名声光照日月，向达的名气也冠盖学界，两位大师级史学巨擘在岭南这块潮湿之地的会晤，在中山大学引起了震动。为此，中大历史系不失时机地专门安排向达作了一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并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与激赏，陈寅恪与向达之间的友谊也再次得到升华。分别时，已很少作诗赠人的陈寅恪于3月20日，特作《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首绝句相赠。其中最后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

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

陈寅恪这个“八十身犹健”的梦想与祝愿最终成了空想，向达不但没有活着看到那一天的到来，且于陈寅恪先行而去。

因有全国“四大右派”的前科，“文革”一开始，向达就被北大造反派列为最早登上“斗鬼台”的一批“黑鬼”，遭遇无情的批斗、折磨与污辱自是不在话下。与其他“黑鬼”不同的是，除了在“斗鬼台”被“点将”，还要拖到其他地方批斗。有一段时间，向达被红卫兵命令在毒日头下跪在历史系办公室二楼阳台栏杆外狭窄的平台上接受批斗，期间几次差点从空中摔到地下断送性命。因此地狭小，不易展开大规模行动，后又被造反派拖到校园内宽敞之地让更多的革命者批斗。许多年后，历史系教授邹衡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坐’（跪）就是几个小时，向先生像过去给我们上课一样老是不敢（实际上已不能）抬头……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

原本体质强健，“常以铁汉自诩”的向达，到了此时还暗中嘱咐秘密前来探望的友人“不必耿耿”，自己将如“凤凰涅槃，获得新生”云云。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在“坐喷气式飞机”之后，又被造反派勒令收集全国各地到北大串联的红卫兵小将们扔得满校园的西瓜皮。在捡拾过程中突然晕倒在地，昏迷不醒，因未得及时救治，肾严重衰竭。9月底，向达和历史系其他“牛鬼蛇神”又被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劳动，晚上寝室门被反锁，包括夜间出门上厕所之类的活动一概得不到批准。向达的肾病越发严重，全身浮肿，尿液不能排出，痛得满地打滚，哀苦不已。即使如此，监工的红卫兵仍不准送医院救治，只是转入校内“劳改”。延至11月24日，一代史学巨匠在极度的痛苦中被尿憋死，终年66岁。

此时的北京大学，没有因为汪篯、程贤策、俞大絪、向达等教授的自杀和暴毙而停止“文攻武卫”的脚步。相反，血腥暴力与夺命的劫难愈演愈烈，被关押和劳改的“反动学术权威”达五百多人。每天晚上，北大校园内十几个审讯室同时挑灯夜战，开始“审讯工作”。除原有的工作组，陆续进驻北大的造反派们组成一个个联合审讯班子，将提审对象拉进审讯室先是一顿耳光加拳脚伺候，而后开始审问，此为“敬酒”。几句话之后，开始动刑，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又不伤皮肤。打的时候，常常是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此为“罚酒”。如此反复折磨、蹂躏，许多“反动学术权威”决定以自杀的方式早日解脱，这种　　想法像传染病一样在燕园流行开来，跳楼和上吊者成倍地增多，有几幢教学楼成为鬼气迷蒙的人间地狱，在校的女学生晚上都不敢靠近。几个月内，就有24位著名教授自杀，而自杀的方式各不相同，据北大教授季羡林晚年回忆说：“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据后来研究者统计，当年知识分子自杀的方式，除了上吊、服毒、割腕等自残手段外，跳湖、跳河成为一大颇时髦的特色，其惨烈之状尤以风暴中心北京大学为甚。1968年8月，北大图书馆系讲师、中共党员许世华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杀；10月16日晚，北京大学教务长崔雄昆从校内28楼出走，次日晨，被发现死在校内红湖游泳池内。校工宣队对外公布说：“经法医检查，是投水炸肺自杀。”

这段疯狂岁月所酝成的人性丧失和人类悲剧，正如邓小平女儿毛毛所作的描述：“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一位反对聂元梓的学生，被用钉子钉穿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甲缝、用钳子钳断手的指骨，还把人装进麻袋中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让其承认是‘假党员’、‘叛徒’。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杀。以上这些，仅是例举。‘文革’期间，在北大，武斗中’打死三人，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六十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

毛毛所说的翦伯赞，即北大历史系主任，后来一度出任过副校长的著名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翦老。当“文革”导火索被姚文元一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点燃后，面对蹿动的火苗，翦伯赞不明底细，还以为自己身处国民政府统治的言论自由时期，遂稀里糊涂地以盟友加“斗士”的身份跳将出来为吴晗辩护，并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等。没过多久，腾起的烈火就烧到了翦伯赞本人身上，并以“黑帮分子”兼“反动权威”被揪出来批斗。1968年10月，在中共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云云。此时已驻进北大的军人宣传队很快向正在牛棚中被整得以头撞墙的翦伯赞传达“最高指示”，把翦氏夫妇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独家居住。夫妻俩住楼上，另派一杜姓工人师傅住楼下，在照顾其生活的同时负有监视之责。好日子没过一周，厄运再次来临，起因是关于刘少奇的定案问题。此时名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已被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是三十年代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而这一时期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就是谌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于是，翦氏顺理成章地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搜取这一证据的关键人物。1968年12月4日，由江青秘密成立和控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驻军某师副政委巫中带着几名副手，气势汹汹地直奔北大燕南园，向翦伯赞明确表示1935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令翦提供证据。翦表示自己年纪大了，一时记不得了。经过几次谈话，翦仍交代不出具体内容，于是巫中大怒，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翦仍交代不出。巫中肚子饿得咕咕乱叫，欲找地方吃饭，临走撂下一句狠话，必须在三天之内想出来，否则就地正法。翦氏在极度的恐惧和走投无路中，于1968年12月18日夜，与妻子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第二天，前往察看者发现夫妻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经过检查，发现翦伯赞身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毛所说的另一位北大教授饶毓泰，就是与叶企孙并称“双雄”，或“双子星座”的中国物理学奠基人、开山老祖、恐龙级学术权威饶树人。早在翦伯赞走前两个月，饶氏已捷足先登了。

饶毓泰，字树人，其父饶之麟为清朝举人、拔贡生，曾任户部主事。幼年饶毓泰在叔父和舅父教导下习四书五经，1903年入抚州中学堂学习，1905年只身去上海，就读于中国公学。191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12年回临川中学任教半年，1913年考取江西省公费留学，初入美国加州大学，感觉不太适应，遂转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获益颇多。1917年12月18日，饶氏于芝大毕业，此后仍在该校旁听　　了一些课程。1918年春，饶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2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饶氏齐名的另一位中国物理学家叶企孙，于1918年8月至1920年6月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并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并于1923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当饶、叶二人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的时候，正是这所大学物理学科飞速发展的鼎盛时代，物理系的创建者兼主任迈克尔逊（Albert　 Abrahan Michelson）精力旺盛，在主持系务和专业课题研究中，坚持为学生开课。正是这位天资过人的物理学家在光学研究中，设计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装置，即一个快速旋转的齿轮和远距离相隔的反射镜，测出了世界中小学生在课本上知道的每秒三十万公里的光速。因发明精密光学仪器并借助这些仪器在光谱学上的特殊贡献以及发展了同位素年代测定法，迈克尔逊于1907成为荣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个美国人，芝加哥大学作为物理学界具有光荣历史和传统的“圣地”地位也因此奠定。当年饶毓泰、叶企孙这两位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青年学生，能见到这位大名鼎鼎、头上罩着一圈“圣光”的老师，且亲身聆听其教诲，内心确是感到欣喜和荣幸。

1922年，饶毓泰归国，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聘请，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创立物理系并兼系主任。饶的学生后来成名的有吴大猷、吴大任、郭永怀、马仕俊、江泽涵、申又振、陈省身、郑华炽等人，从这一串响当当的名录中，可见饶氏确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与教学能手。

1929年，饶毓泰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奖助金，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天文物理实验室进修，从事原子光谱线的倒斯塔克效应研究。1932年回国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一年后与冯祖荀、曾昭抡、张景生等一起受北大校长蒋梦麟之聘，重建北大理学院，冯、曾、张、饶等四人分别出任数学、化学、生物、物理系等四系主任。饶毓泰分别聘请一批青年新锐学者如吴大猷（理论物理、原子分物理）、朱物华（电机学）、周同庆（气体导电、分子光谱）、张宗蠡（光学）、郑华炽（拉曼光谱）等，展开原子理论、光谱实验等研究。这个班底，基本上是饶在南开创建物理系后培养的优秀学生，皆是物理学界的天才人物。一时间，北大理学院人杰云集，声光顿起，其风头力压群雄。以叶企孙为旗帜、号称全国高校理科中的龙头老大清华大学，都有难以招架之感。因了这一局面的形成，才有了吴大猷后来的一段话：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始，不过是1931年前后的事。那时的北大物理系主任王守竞在量子力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但他后来却投身于飞机制造业。1933年饶毓泰接任后，不仅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还邀请国际著名科学家前来访问。这种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局面，使当时的研究工作非常活跃，既有享誉国内外的老专家，又有甘愿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国培养人才的年轻学者如物理系的王竹溪等才俊，他们带来国际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国际先进的科研发明信息。因而，当时联大物理系的教学已接近了国际水平。

1937年抗战爆发后，饶毓泰夫妇由平、津、青岛、济南、郑州、汉口至长沙。11月，日机空袭长沙，情形艰危，饶氏送夫人去沪岳母处暂避，不幸夫人旋得伤寒病亡。饶毓泰以沉痛的心情回归长沙后又随校迁昆明，出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当时在联大各系中，无论是人数、家底和师资力量，清华显然占绝对优势，仅就师资力量而言，北大也处于下风，南开更不在话下。但唯有一个物理系，北大的实力完全可与清华抗衡，并且还有过之，仅就毕业生而言，此时已有230人自北大校门走出，为全国之冠，而清华只有53人。这就是为何西南联大各院院长及系主任之职多以清华教授兼任，而物理系主任却由北大出身的饶毓泰执掌的原因。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联合体，还是象牙塔中的学术圈，以及在这一联合体与学术圈中，欲执牛耳者之间的角逐，实力就是最大的本钱。西南联大文学院设在蒙自时代，因为胡适的缺席，联大文学院院长落入胡适的学生辈人物冯友兰手中，北大师生为此在校长蒋梦麟面前愤愤不平，而蒋亦无计可施。何也？尽管有钱穆出面劝说大家要以抗战大局为重，从而平息了这场风波，但就当时的蒋梦麟而言，他在心中并不是不想让北大教授兼任这一职位。无奈，当时的北大文学院的整体学术地位，确实无法与以陈寅恪为首的清华系统相抗，因而也只好承认冯友兰执牛耳的结果和地位了。

1940年，昆明空袭频仍，饶氏则避居城外约五公里的岗头村北大所建的一间茅草顶、泥墙、纸窗房中。对这段生活，吴大猷回忆说“饶氏于20年代初结婚，妻朱氏（朱经农之妹），闻有精神病；饶家庭生活颇不愉快，于1929年去德时，伊在国内疗养病院中，旋即离婚。饶于1932年返平，旋经北大教授孙云铸教授夫人之介，翌年与张女士结婚，方以为可享家庭之乐，乃抗战事起，夫人于长沙避居上海岳家时逝世。饶氏素患胃溃疡，此疾之特性是人当心情忧虑时胃酸增加而愈剧痛，饶一方忧国，一方丧偶，乃胃病时发，心情低劣而疾病愈剧。在昆明岗头村乡居，弟子在旁者只有吴大猷夫妇而已，故只有借埋首物理典籍以度过身心皆极痛苦的抗战数年生命。”当然，吴氏这段回忆是说的课余的避居生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同西南联大其他的系一样，饶氏担任这个在校中占有强势地位的物理系主任也并不易，师生生活十分艰苦，经常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特别是仪器设备极为缺少。为了保证教学质量，饶规定坚持正常实习，每周一次，风雨无阻。为避免日军空袭，饶毓泰带领师生把贵重仪器搬到离昆明城十多里地的大普吉农村，需要实习时再搬到昆明，用完后再搬回去。有的仪器放在大铁桶内，埋在地下，用的时候取出来，用完后再放入大铁桶埋起来，这样可避免日机轰炸造成损失。在饶氏主持下，物理系还办了一个金工车间，有车床、铣床，为实验室生产零配件和简单的设备，学生既有理论知识，又能锻炼实际操作的能力，学生受益颇大。作为饶氏本人，在料理系内事务的同时，仍坚持教学和学术研究，且教学时用力甚勤，讲义稿每年都作修改。其研究论文，起于1922年至1946年，多刊于美国《物理评论》期刊及德国《物理》期刊。尽管饶氏感时忧国，兼及丧偶之痛与胃病不断复发，平时寡言笑，但因其精通英、德、法文，国学根底又好，对师生皆热情相待，又具有严正不阿的人格魅力，因而成为吴大猷所说的“侪辈所尊敬的人”。

1944年，美国国务院聘中国教授赴美访问，饶氏有幸去美，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及俄亥俄大学访学，并在俄亥俄大学从事分子红外光谱的实验研究，暇中以英语翻译法国德布罗依（L。deBroglie）氏专著一册。此译稿完成后寄给西南联大的吴大猷，不幸在辗转迁移中失去，遂成一大损失。1947年，饶毓泰由美返国，任抗战胜利复员后的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此时胡适已归国出掌北大，饶氏认为正是复兴北大的最好机会，建议扩充发展北大物理系，并致函邀请在美国的钱学森等一批物理学新秀回国加入北大效力。翌年，饶又得中基会借予北大十万美元，以备扩充学科，而胡适对此表示支持，遂决定将全部款项建立一个近现代物理中心，嘱吴大猷在美与吴健雄等学者共商购置仪器事宜。与此同时，饶毓泰又计划延邀吴健雄、张文裕、胡宁、马仕俊等在美学者返国，共同为物理学发展贡献才智。惜因国内局势急转，此项计划未及实现，而钱学森也因复杂的原因未能及时归国。当时在美担当购置仪器重任的吴大猷虽手握重金，见事不可为，遂将款全数交还中基会，以图将来。

1948年年底，胡适乘飞机离开北平之时，作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和北大理学院院长的饶毓泰，自然列在国民政府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傅斯年在南京拍发给平津铁路局石树德局长，并请其转译给梅贻琦、郑天挺等人的加急电报中说道：“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如梅、李、袁、陈、胡、郑、贺、霍、褚、沈、汤、冯、舲、饶等。”这个“饶”就指饶毓泰。想不到名列第一类的饶氏却拒绝南飞，坚决留了下来。当时他作如何想，是什么原因让他置国民政府急电催促而不顾，非要留在北平？因饶是个沉默寡言、有事憋在心里不轻易吐露的人，亦无相关的文字材料加以证明，世人就难以弄清了。人们看到的是，1949年以后，饶毓泰继续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此时饶氏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事业，并有“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学术水平”的讲话。想不到1952年年初，“三反运动”开始，饶毓泰即成为箭靶，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在大会上指责其所谓“赶上世界学术水平”，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饶闻听大怒，表示不能接受这一指责，但随之而来的是北大副校长汤用彤站出来，以同样的观点批评饶的思想有问题，饶如同当头挨了一记闷棍，顿感天旋地转，不知如何是好。随着运动不断深入，饶毓泰在北大的本兼各职全被抹掉。饶氏悲愤交加，旧病复发，晕倒于家中，随后又一度精神失常，不辨牛马。当他的好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去看望他时，只见饶“眼睛直视无睹，不能认人，但云‘为什么缘故’？”

几年过去，饶氏病情稍有好转，政治空气也稍缓和，复登台教授光之电磁理论、原子光谱、气体导电、光之干涉理论、光磁双共振等课业。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临死前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新一届院士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行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适的“代数排列法”虽算不上科学，但大体说来还是不差的。1891年生于江西临川的饶毓泰，本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辈人物，但因十七八岁的胡适为了生计兼任英语教师，饶便成了胡的学生。因此，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说：“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后来我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可惜他们后来都不是专习英国文学；不然，我可真‘抖’了。”

当此之时，站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讲台上的胡适，像仍不能确切知道自己的儿子胡思杜已悬梁自尽一样，他并不知道自从“三反运动”以后，饶毓泰就被革职查办，精神受到重创且即将步入鬼门关。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已是75岁高龄的饶毓泰仍然未被放过，他作为与向达等著名教授同一等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揪上“斗鬼台”，遭到凌辱与迫害，其被迫弯腰曲膝之状，令见之者不忍目睹。

1968年10月14日，已重病在身的饶毓泰被迫向“革命的当权派”作口头交代，素来沉默寡言的他眼含泪水说出了下面一段话：“解放前我们看到祖国落后，被外国人看不起，很难过。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呢？当时想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解放后学习了一些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自己的教育最深刻。”最后，饶以哀惋的语调说道：“我们这样的人已经老了，没有用了。今后建设国家的担子落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两天后的16日（星期三），北大传出了饶毓泰在校内燕南园41号家中死亡的消息。到底因何死亡，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北大当权者诲莫如深，直到80年代初才渐被外界所知。远在大洋彼岸、一直关注着饶氏命运的吴大猷于《怀念饶毓泰师》中作了一点披露：“1968年大陆‘文革’之乱，有如蝗虫，即一生严正从无政治活动如饶氏者，亦横遭侮辱，于10月16日自缢于北大教授住宅。”

对于饶氏之死，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他和与之齐名的好友叶企孙作过比较，钱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像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city（塑性）。”钱临照可谓是真正懂得饶、叶两位大师性格的后学之一，正因为叶企孙比饶毓泰有塑性，才比饶晚死了几年，但就整个人生的悲剧性而言，二者基本相同，或许还要过之，其辛酸悲凉的结局，同样令人扼腕长叹。

第十四章狂衅覆灭，岂复可言第二节清华一把手叶企孙

1943年秋，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上的叶企孙，因傅斯年的霸道而不堪忍受有职无权的羞辱，毅然辞职离开重庆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任。1945年8月，因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调任重庆中央大学校长，叶继任联大理学院长。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傅斯年，频繁往来于重庆、南京、北平之间办理学校复员事宜，叶企孙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代理清华大学校长、联大常委并主持联大校务，成为事实上的西南联大第一把手。期间，国民政府为实施“种子计划”，在吴大猷推荐下，叶企孙力挺年少聪敏的物理学天才李政道公费出国学习并取得留美成功。许多年后，李政道颇为感激地说道：“叶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1946年秋，清华大学复员回到北平并于清华园复课，叶企孙担任校务委员兼理学院院长，是除梅贻琦之外清华第二号实力派人物。1948年年底，梅贻琦仓皇南飞，清华大学很快被中共接管。据叶企孙“文革”期间“交代材料”披露：“清华复员以后，吾曾一度向梅贻琦说：倘有短期出国研究物理学或科学史的机会，吾可以考虑。后来，美国某基金会（我记不清哪一个了）来信，说已给我一个研究科学史的学侣补助金（fellowsipend），研究地点在麻省理工大学或哈佛大学。吾收到这封信时，人民解放军已接近北京效区。吾愿意留在清华，等候解放。我没有答复基金会来信，也没有去领款。”当叶决定放弃这个机会时，梅贻琦想拉叶离开北平，并有了与叶企孙共同到福建省利用海外保存的清华基金，重新建立清华大学基地的打算，但叶经过一番摇摆、观望，最后“自信作孽无多，共产党也需要教书匠”，便决定既不出国也不南飞，坚持留下来迎接对他来说并不了解的新政权。

梅贻琦出走后，清华事务暂由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为主席的校务委员会维持。1949年1月10日，中共北平军事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偕同教育委员会张宗麟等人到清华园正式接收，并由校务委员会主席冯友兰在大礼堂召集师生，声明“清华从今日起正式成为人民政府的大学（全体鼓掌一分钟），并且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解放的大学”。1月30日，即宣告北平和平解放的前一日，中共所属解放军二千余人以参观的名义开赴清华园，实际是一个占领仪式。解放军官兵与清华学生进城工作队会集于体育馆广场，一起唱歌、呼口号，从自家居室携妻带子跑出来瞧稀奇的清华教授们，第一次听到“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这几句不同凡响的口号，在清华教授心中形成了很大冲击，多数人不得不认为，天确实变了，人如何变，恐怕要看天行事了。

1月31日，中共代表钱俊瑞受命赴清华园大礼堂演讲新民主主义及共产党政策，有二千余名师生听讲。就在钱俊瑞在清华讲演的同时，清华教授会也因政府欠薪问题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原解放军北平军委会文化接管会答应在1月底前为清华教职工发薪一次，但月底来临，众人没有见到一个铜子。于是，参会的众多教授认为是以冯友兰为首的校务委员会不够努力造成的，让冯速到中共当局催款。冯在原地转着圈，以各种理由哼哼唧唧地向诸方辩解开脱，仍得不到众人谅解，一气之下说：“我在这里办学，并不是去讨饭。”

生物系一个叫吴征镒的“先进教员”立即站起来指责道：“这是个思想问题。”据冯友兰许多年之后反思说：“我当时心里想，我搞了几十年哲学，还不知道什么思想？后来才知道，解放以后所谓的思想，和以前所谓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冯支吾不能言，且在会场多次失态。据浦江清当天的日记载：“清华各团体自解放后，盛行检讨之风，而检讨之习惯未养成，所以多意气和裂痕。冯公说了一旧话，说清华原有一句成语：‘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人是狗！’校务会议在此刻无论怎样总是错的，希望不久新政府派校长来也！”

浦江清日记透露了两个事实：一是此时的冯友兰已不被众教授，特别是新派教员们所接受和放在眼里；另一个则是检讨之风兴起之迅猛，令老牌教授们感到措手不及，而随着政治局势的变易，这股新风很快掀起滔天巨浪，将涉世未深的书生们淹没于茫茫大海之中。未久，主持清华校务的冯友兰被踹到了一边，另以吴晗为军代表，接管全盘事务。

对于自己马失前蹄，丢掉了清华“一把手”的纸糊官帽，冯友兰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在政治上不能与时俱进，甚至糊涂透顶；二是与吴晗在背后捣鬼下绊子有关。对此，冯氏列举两例：一是在国民党军撤退，中共军管会尚未进入清华园接管的“真空时期”，有一天，国民党军飞机突临清华园上空扔炸弹，其中一颗爆炸声响之大，把坐在家中沙发上的冯友兰给摔了出来。冯于惊恐中急忙爬起来从窗户向外观看，只见有些教职工家属披着被子，尖叫着在路上狂奔乱窜，场面十分恐怖混乱。冯友兰出门察看，方知刚才的炸弹落在了工字厅后面滑冰场旁边的树林里，有两棵树被炸飞，遗留一个很大的弹坑。当时有许多大人小孩在滑冰场溜冰，倘若炸弹落入滑冰场，后果将不堪设想。冯友兰怀着惊悸不安之心找了几个人一起调查，发现清华园一共落了十二枚炸弹，其他的十一枚都落在园内边角的空地上，只有滑冰场旁边的一枚离人群较近，但没有一人受伤，也没有什么财物受损失。第二天国民党报纸有消息说，南京的空军在西郊轰炸解放军炮兵阵地，使解放军受到不少损失云云。既然在西郊轰炸解放军炮兵，为何又到清华园投弹？冯友兰与教授们如堕雾中。据几个号称“卧龙”、“凤雏”的教授分析，国民党军此次行动显然有备而来，并有详细的轰炸计划，其目的可能有二：一是防止清华园进驻解放军，如果有解放军暗中进驻，这种打草惊蛇之法将追其退出，否则清华师生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会群起攻之，主动将其驱逐出园；二是对清华师生以震慑，表明国民党军尚有作战的实力，鹿死谁手殊难预料，你们不要太轻薄了，心中没有个死数，像一堆腹中空空根底浅、悬空飘荡的墙头之草，东风来了向东倒，西风来了向西歪，平时满口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外加一堆春秋大义、民族气节等。一旦强势压境，这些大义和气节全部打发到他老娘家去了，或者直接送给了西天老佛爷。剩下的只有茫然四顾，或山呼万岁，或磕头作揖，耷拉着睡眼惺忪的眼皮迷迷糊糊地转着圈寻找新的主子罢了。

作为清华校务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自然顾不得这些猜测和议论，赶紧做一些安抚性的宣传和疏散工作。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给清华发来了慰问电以示关心和安抚。这封发于一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电报，同历史上任何一次鼎革时期一样，都是一件特别值得重视的大事、要事与非凡之事。可惜号称研究了大半辈子哲学，又每以“帝王师”自居、且自负的冯友兰，并没有把统率百万雄师的毛泽东放在眼里，竟不识抬举地仍然按旧观点、旧规矩，当做原北大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寄来的信函予以处理，这无疑是对毛泽东与所代表党派的一种羞辱。冯氏不懂政治、不识时务和人情世故的做法，正如他自己后来痛心疾首的忏悔：“在清华遭到国民党空袭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打来慰问的电报，这是对清华的关心，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可是我是照旧办法，把来电在学校布告栏内一公布，就算完事。”此事在当时的冯友兰看来无足称道，但在即将推翻国民党政权，准备来一个鱿鱼大翻身的一方看来则是大逆不道。因大局尚未明了，中共一方暂时忍而不发。未久，吴晗事件发生。

北平和平解放后，冯友兰主持的校务会议，作出了愿留清华者需要签名登记的决定。此时吴晗正作为中共一方的“托命之人”，豪气冲天地从中共解放区河北一带回到北平，并作为接收大员随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北平接收人、财、物。有一天，吴晗突发奇想，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园的方式，独自溜进清华，向会计科领工资。吴氏搞这一手，可能不愿意在旧同事面前声张，给人一种小人得势，或唯利是图的印象，更怕别的教授当面或背后指斥自己作为中共麾下的一名先进分子、中共接受大员，何必计较这份少得可怜的薪水？况且，自己置清华师生与所授课程而不顾，偷偷溜掉已有几个月了，既没上课又没有为嗷嗷待哺的教职员工和穷得像叫花子一样的学生，拉回一个卢布的赞助费，可谓寸功未立，反而给校务委员会添了不少麻烦，如今领的是哪门子薪水？依据何在？若熟人问及，情何以堪？

吴晗的担心很快成为事实，因校委会出台的规定，同样牛气烘烘，自认为校长是老大、自己是老二，甚至与老大平起平坐的清华会计科科长，一查登记簿，没有吴晗的大名，于是断然决定不发给工资。吴晗解释说自己原是清华的教授，几个月前才窜出清华溜到了解放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很不容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清华应该发给自己离校期间的工资作为苦劳或者疲劳的报酬和奖赏云云。但会计科长坚持让吴去找主持清华校务的冯友兰，只要冯签字认可，会计科就照办，否则，说你曾受到列宁、斯大林接见，于苏联莫斯科红场那旮旯溜回来也没用。吴晗对冯友兰自是露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表示坚决不理那块洋咸菜。如此这般，双方你来我往地较起劲儿来。任凭吴晗如何摇头晃脑地来回比画，唾液飞溅地加以解释，那位牛气冲天的会计科长心中只有冯友兰而没有吴晗，其态度咬钢嚼铁般生硬，毫无通融的余地。争得急了，会计科长嘴里大声叫嚷道：“原来是什么，不见得现在是什么，原来蒋介石还是总统，现在不是下野了吗？原来汪精卫是国民党领袖，现在不成为汉奸了吗？”吴晗闻听，知道这位会计科长压根就没有把自己这位即将登上政治舞台的红色人物放在眼里，盛怒中脸涨成紫黑色，嘴里嘟囔着别人听不清楚的狠话，扬长而去。

很快，吴晗在中共接收委员会上就清华的登记问题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大意是：“清华规定，凡是从解放区回来的都得登记。我不了解‘登记’这个名词的新的含义，大概新的含义是对于有问题的人才称为‘登记’。”吴晗的发言引起了中共接收大员的高度重视，认为清华校方主持者对到解放区的革命师生不怀好意，甚至产生敌意，遂拿出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这些先进的革命者，这成何体统？于是，中共文管会派出大员到清华追查责任，作为校委会主席的冯友兰自是首当其冲，成为追查和斥责的对象。向来口吃的冯友兰依旧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弄了个灰头土脸，最后懵懵懂懂地挨了一顿警告和拐弯抹角的敲打。

未久，随着解放军入主北平并稳住阵脚，中共文管会负责人钱俊瑞到清华宣布：派吴晗为军代表，主持清华校务。

待南京被解放军占领之后，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奉命改组，由叶企孙出任主任委员，吴晗为副主任委员兼文学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冯友兰被一脚踢出领导者圈外，免去本兼各职，专任哲学系教授，一下便垮了下来。待冯氏东山再起，并紧跟高举，挤入“四皓”之列，成为江青卵翼下名震海内的“梁效”一员，则是十七年之后的事了。那时的吴晗不斗自垮，最后被弄上了绞刑架。这个结局，算是为冯友兰出了一口埋藏在心中发酵得太久且有些酸臭的恶气。

1949年11月，时任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吴晗受中共高层之命到苏联访问。回国途中，听到无线电台广播自己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吴在丁零当啷的火车上没事偷着乐的同时，按照官场老规矩，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婉拒，谓自己想“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云云。周恩来接电，也按照老规矩，以“劝进”的方式出面与吴谈话。吴晗经过三天三夜的思考（如果是3个小时，显然是少了，不成体统），怀着救斯民于水火的信念和“为顾大局”的胸怀，答应就职。——这种古代留传下来的“劝进”方式，在吴晗身上，颇有点《圣经》上说的犹太教徒扫罗（保罗）最后归教的故事。而日后的吴晗对中共的狂热追求，以及“加入党组织”的坚忍不拔之志，可谓比扫罗还扫罗。

自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之后，吴晗搬到市政府高大威严的楼宇和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办公，一直被吴晗架空、名义上的清华校委会主任叶企孙，这时才算正式成为清华园的一把手。不过，明眼人心中明白，尽管叶企孙暂时坐上了清华园“忠义堂”中的第一把交椅，但这把椅子并不稳当安定，而是在吱吱咯咯地发着闷响。据与叶共事几十年的一位清华老教授说：就叶的性格和思想而言，属于敦厚学者型人物，性温口讷，“似不能言者”，且有牢固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并不适于迹身“仕”位。虽曾几次代理校务，但那只是他很少有人与之匹敌的声名与学术地位使然，而且多属维持和留守性质，真正长期搞行政工作，既不是他的特长，也不是他的愿望。至于政治，更是他一向唯恐避之不及的。当年在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不止一次拉他入国民党，都为其所拒，一直作为无党派人士立足学界。不仅如此，他独善其身，终身不娶，视学生为儿女，度过了悲欣交集的一生。——这个说法基本符合事实与情理，也有一点较为模糊，比如叶的婚姻问题。据《吴宓日记》透露的信息，叶在清华时似乎谈过恋爱，如1937年7月2日条下有：“K之美日增。二年中，变化增长，几于每见不同。然宓对K，譬如鲜花美物古玩珍品，可以把玩鉴赏，而精神则无深契，情感亦不易交流。此宓之所感也。K是晨收拾诸物，将归香山。……又谓已决定今晚住宿陈慈家。陈慈且将伴送伊至漪澜堂云。旋闲谈，谈及叶企孙爱贺恩慈；宓谓未尝不可，而K则力言绝对不可。夫以此二人犹绝对不可，则宓对K不能有丝毫之希望可知。K以此示意，使宓对K之情冷如冰矣。”

贺恩慈乃广东番禺人，清华大学外语系1936年毕业，在北平图书馆工作。而K是当时吴宓热恋的一位清华女生，此时吴宓已从对方的态度中得知两对姻缘将无果而终，事实上也是鸡飞蛋打，梦想成空。另据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昊虞说，叶企孙之所以不娶，是由于暗恋着一直孀居的寡嫂之故。这个说法后来遭到了叶的侄子叶铭汉的否定，谓叶与其嫂没有感情纠葛云云。但无论有无情缘，叶终身未娶却是事实。

既然政治不是叶企孙这位“不谙新事理、新逻辑”的人所能玩得了的，被人稀里糊涂地扶上墙后，不知道看风视水、左右施展钩钳与转圜之术，悲剧性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早在1949年1月19日，中共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代表钱俊瑞、张宗麟，在零星的枪炮声中率部赴清华园正式接管时，站在院门外静静观看的叶企孙不禁浮想联翩，曾对他的一位知近友生说：“国民党在1927年，也有一些如张道藩那样的人，和今天的钱俊瑞这些人一样，朝气蓬勃，也像年轻有为的样子，但后来变坏了。”

张道藩就是那位青年时代在法国学绘画，狂追蔡威廉未成功，后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和地位暗中报复。再后来以有妇之夫的身份，怀抱徐悲鸿原夫人蒋碧微跑到台湾的那位官僚。叶企孙如此作比，可见他对眼前接收大员们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和印象。也就在这一年，清华一些学生被迫作自我检查，以消除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叶企孙颇为不满，说道：“共产党的自我检查，很有点像基督教、天主教的忏悔，如果让清华的教授也这样做，可能有好些人会自杀。”叶的言论，不幸在几年后竟成谶语。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叶企孙认为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考虑，是针对苏联极权主义阴谋的”战争，并且断言“战争永不会消除，帝国主义消灭后，共产党内部又要打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例”。又说：“共产党的报纸太刻薄，如‘美国娼妓’等这些用词是不应该写的。”与此同时，他针对冯友兰发表的《美国法西斯化》一文，批评冯是政治投机分子，并指责冯“写得太过分了”。随着1951年秋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作为清华大学名义上最高领导人的叶企孙，其表现令当局“大为失望”。他不但不按当局的意图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大骂胡适、傅斯年等“反动文人”，还不知趣地在师生中间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等与时兴的“阶级斗争”、“集体主义”等政治口号相对立的思想。当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名单发表后，叶企孙对他的一位同事说：“陈伯达当副院长，表明共产党对科学院的工作是要管的。”在他的思想意识里，学术是独立的，不应掺杂党派成分。与此同时，叶还不知轻重地提倡“凡事都要独立思考”一番，并谓对学术如此，对政治问题也是如此等等。

叶企孙的言论和表现终于激怒了当局，中共高层下令发动清华师生对其展开“狂风暴雨式的批评”。

叶一看势头不对，略有省悟，被迫在大会上作“深刻检讨”。在“精神洗澡”中获得顿悟的一批清华“进步”师生，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纷纷指责叶是“以资产阶级观点办清华，是继承梅贻琦的腐朽传统和遗毒”。在一片喊打声中，叶企孙被赶下台来。

就在批叶的同时，由于中共主张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教育部开始对全国高校进行大调整。1952年6月27日，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刘仙洲任主任委员，钱伟长、陈士骅任副主任委员。原出身机械科的工学院教授刘仙洲荣登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勒令叶企孙“应向教育部自请处分”。

已经倒台的叶企孙在三番五次检讨之后，最后由“组织”出面作了结论性的调子：“他现在已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以教育……”这个结论，实际上是一个不动声色、暗含杀机的隐语。自此之后，叶企孙踏上了一条危急四伏、命悬一线的孤独之旅。

1952年10月，院校调整基本完成。根据教育部指令，天津南开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属教育部直属院校。由美帝国主义庚款起家的清华大学，自然属于重点调整与“清算”的对象，为减少美帝在清华留下的印痕和毒素，清华大学被五马分尸，从整体上被肢解和“清算”，其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三个学院被割掉，并入北大，清华得到的只是北大一个小小的工学院。清华只能作为一个工科大学，于风雨飘摇中单腿独立，啸傲寒秋，孤独地存活下来。而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和“革命摇篮”的北大，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不仅兼并了清华的三个学院，还兼并了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的校产与全部教职员工与学生。自此，北京大学陆续撤出城中心以沙滩红楼为主要根据地的一、二、三院，尽数迁到城郊海淀镇原燕京大学校园开课，与清华大学成为间隔一条马路的近邻。据说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国际知名的华裔学者，因慕蔡元培、傅斯年等前辈的大名，曾专门前往坐落在海淀镇的北京大学凭吊“五四摇篮”，一时传为笑谈（南按：从这则笑话可看出，为何原燕京大学与原北京大学闹校产纠纷，官司一直打到21世纪都未见分晓的个中原因）。当然，北大也有损失的地方，比如上层决策者假以调整的名义，把过去属于胡适派的教授借机调出北京大学，有的调往别的机关，有的干脆发配或充边，如罗常培调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郑天挺到天津南开大学，杨振声到东北人民大学等，在最大范围内消除胡适的影响。

按照当时教育部调整方针，清华把三个学院交出的同时，必须把馆藏的全部文、法图书一同交于北大。清华同仁认为自己并无大错，只因与美国的关系较其他国立学校走得更近，在这场调整中受伤最大，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个繁盛的清华大学顿时坍塌衰落，成为半截破庙，而庙里的和尚也几无藏身念经作法之地，遂开始把满腔怨气与激愤之言撒到教育部，特别是清华主事者刘仙洲身上。一时间，刘顿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整日灰头土脸，工作大受影响。在这种情形下，12月4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38岁的原清华学生、中共地下党员蒋南翔为清华大学校长，刘仙洲为副校长。年轻气盛的蒋南翔一上任，就以凌厉的作风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威势，立即下令截留了正准备向北大搬运的馆藏文、法图书。正是这批宝贵书籍未能流走，为30多年后清华顺利恢复文科埋下一条暗道。稍后，蒋南翔以深远的眼光和宏大的气魄再显神通，于清华园基础上奋力向南、向东两个方向极度拓展，并以惊人的处事能力把东部的铁路推出新规划的校园之外。由此，清华园占地面积巨增，成为中国大陆无一可与之匹敌的面积最大的园林式校园。这一决策与成果，为40年后清华的全面复兴埋下了伏笔。

随着院系调整结束，整个清华园被高鼻深目、周身呈酒囊饭袋状的苏联专家，以及一色中山装的革命家所领导，维系了几十年的校务委员会与“教授治校”等一切规矩被抛弃，清华师生开始了马列主义路线治校的新时代。

当这个新时代到来之际，叶企孙已被调入北大物理系作为一名普通教授开始登台讲授《光学》等基础课程。此时，已没有多少人把他放在眼里，更忘却了这位华发渐白的老人乃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忽然忆起，墓木已拱的叶企孙原来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和老祖，才晓得新中国建政五十周年之际，在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9位是他的学生，2位是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另外2位院士级（学部委员）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叶企孙在一系列政治思想“改造”与“洗澡”中，虽有无数次被迫弯腰低头向革命群众检讨认罪的羞辱，总算突出重围，侥幸活了下来并开始了他心爱的事业。随着“文革”爆发以及铁道部部长吕正操遭到关押，中央军委成立专案组审查吕的问题，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神秘人物”被牵涉进来，又由于这个“神秘人物”的株连，潜祸爆发，叶企孙的厄运从天而降。

这个神秘人物，便是叶企孙的学生熊大缜。

熊大缜于1913年生于上海新闸路，1931年由北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次年入物理系开始听叶企孙的课程。熊的英俊、聪明与善解人意，很快受到叶的注意，因熊与叶同操沪语，相互间又增添了几分亲密感。从1933年到1936年的四年间，每年暑假，叶都带熊到外地“游历山水”。1935年夏，熊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其毕业论文是叶指导的《红外光照相术》。在叶的推荐下，熊于同年秋留校任助教，并作为叶的助手住进尚是独身的叶企孙家中，师生情谊甚笃。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叶企孙于8月中旬随清华大学师生秘密赴天津准备转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时候，叶得了副伤寒症，不得不住进天津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得到了梅贻琦从南京拍来的密电，令他在天津留守，组织部分人员负责接待经天津转赴南方的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叶服从了这一决定，并于10月初出院后移住在天津成立的清华同学会办公处，一边疗养，一边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缜作为叶的助手随侍左右，并出面处理食宿接待、买船票、送站等烦琐事务。旧历年过后，清华教职工大部分已经南下，叶的留守已无必要，遂准备南行。正在这时，又听到已迁到长沙的清华大学与北大等校欲自长沙再迁昆明，叶决定稍缓行动，以便不经长沙而直达昆明。就在滞留的空隙，一件决定叶、熊师徒命运的意外事件发生了。

第十四章狂衅覆灭，岂复可言第三节熊大缜遇害之谜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缜突然对叶企孙说：“我要到冀中区去，帮助那里的人们进行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叶听罢有些吃惊，便问：“是谁介绍你去的？”熊答道：“是一位姓黄的，事情紧急，我这几天就要动身。”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叶在后来的交代材料中说：“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几天后，他动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到了这年的端午节，熊大缜与一位北平工学院的毕业生结伴来到天津，师生见面，叶才得知熊到冀中后，在吕正操麾下的后勤部门工作。

吕正操原是东北军首领张学良的副官，“七七事变”时任原东北军改编的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三零师六九一团团长，防区在石家庄、保定一线。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反水”，率部在小樵镇宣布脱离国民党五十三军，改称“人民自卫军”，自封总司令，同时接受共产党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的指示，向敌后撤退，独立抗日打游击。后随着战争形势发展，吕又出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等要职，率部在冀中地区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

当时的冀中军区极需要武器弹药特别是无线电收发设备，冀中军区党委便秘密派遣地下党员张珍（原辅仁大学助教）赴平津组织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到根据地，输运、制造烈性炸药和收发报机的装配。张珍领命后秘密潜往北平，打听到辅仁大学的同学孙鲁以及住在北平某教会学校的长老会长老黄浩（南按：黄与中共地下党有来往，其子与张珍同学），孙与黄又找到了在天津留守的熊大缜（南按：孙后来由辅仁转到清华念书，与熊一个宿舍）。在孙与黄的鼓动下，熊头脑一热，急火攻心，决定放弃南下计划，不顾叶企孙劝阻毅然决然地奔赴冀中参加抗日。熊大缜安全到达预定地点后，很快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研制工作，以炸毁从北平到沧州、石家庄一线的铁路，切断日敌交通大动脉。同时研究、安装短波通讯工具，以保证军事通讯的畅通。要完成这一工作，就需要购买材料和寻找相关的技术人才，于是，熊大缜于1938年的端午节化装打扮，悄悄潜入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帮助。

分别数日的师生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交谈，当熊大缜谈了自己的情况与受领的任务后，叶很为熊的处境担心，曾言：“缜弟去冀中任供给部长时，予即以为彼在区中无可靠的、素来相熟的、而且有见识的朋友，而即应此重任，恐无好果。”叶企孙此言，不失为上海人的精明与几度主持清华校务的“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后来的事实被他不幸而言中，除了熊本人丢掉了性命，叶企孙也在许多年后因受株连而横遭下狱。但当时国共在表面上已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抗战第一，其他政治见解、个人利益均放在一边”等抗日爱国口号和风潮，叶在为弟子担心受怕的同时，也认为“在全国抗战时期，须得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凡是确在做抗战工作的人，大家都应鼓励他们、支持他们”。

在这种思想和风潮感召下，叶企孙不但未阻止熊大缜的人生选择和工作计划，反而在留津的空隙秘密帮助熊接通关系，购买制备雷管需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制备电雷管需用的铂丝和控制爆炸用的电动起爆器等。同时按熊的要求，叶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阎裕昌、胡大佛等清华师生、职工和平津高校的毕业生去冀中军区参加了“技术研究社”，开展各种军火通讯设备的研制工作。

熊大缜得到叶企孙推荐的人才与材料回部队后，在制造炸药的同时，又用土办法、土设备成功研制出了合格的枪炮弹药。1938年9月，熊大缜等几位技术人员与官兵一起，在　　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了由“技术研究社”研制的tNt药性地雷，将日军的机车车头炸得粉碎。自此，这种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广泛应用，使日军闻之丧胆，吃尽了苦头。当时吕正操部控制的冀中平原，既无山亦无森林，是打游击战的禁忌，甚至在兵法上被视为“死地”与“绝地”。而吕部在无军工物资弹药来源的情况下，竟能与强大的日军机械化部队抗争，除了巧妙的组织指挥和官兵英勇善战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熊大缜等爱国知识分子的加入，以及发挥的科学技术作用。正是科技人才和科技力量的加盟，抗战八年，不但冀中军区没有被日军消灭，反而创造了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奇迹。因了这一奇迹，使许多抗日文艺作品的原型出在这里，而且受到国外报刊的称赞。当时有一位叫雷蒙德·保罗·陆登（Raymond　 Paul　 Ludden）的美国外交官，率领美国民党军事观察团深入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际考察后，在撰写的报告中说：“冀中的形形色色地雷和美国的火箭差不多，美国的技术在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陆登为此专门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应直接与共产党联系，协同作战。

由当时翼中军区的作战成果和美国观察家陆登的报告，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决定战争的主要因素不是地利，而是人，特别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但自新中国成立后，在所有涉及冀中抗日战争的史著、文艺作品中，很难见到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在著名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作战》号称“三战”电影大片中，均没有科技人才和爱国知识分子的踪影，有的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于偏僻的乡村刻苦研制、发明巧妙神奇的地雷。——就艺术角度言，农民造地雷炸鬼子的故事显得既热闹、新奇，又适应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理论导向，但就历史事实论，则十分不符。或许正是后来的胜利者骨子里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才导致了熊大缜、叶企孙等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

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除奸部怀疑熊大缜等知识分子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南按：据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根据中共的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派到冀中军区的C。C。系特务、汉奸。在未经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的情况下，就通过冀中军区锄奸部擅自将熊大缜及180余名来自清华及全国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秘密逮捕。这批人“有押入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铐脚镣，遭到刑讯逼供，残酷折磨。吕正操虽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原是张学良的副官，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对于上级派来的锄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无权过问，因而眼看着熊大缜等青年知识分子落入虎口却无力施救。

在熊大缜等“技术社”人员关押、审讯期间，由于没有科技人才制造武器弹药用于抗战中的消耗补给，导致冀中军区官兵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手拿空枪，用秸秆塞在弹袋里假装子弹与敌人作战、周旋，紧急时候只能用拼刺刀的方式与敌人肉搏，死伤惨重。当这一悲剧性的秘密被敌人知晓后，中方官兵连徒手的汉奸都难以吓住，结果引来了敌伪军的猖狂进攻和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受到未曾有过的重创，基本上土崩瓦解。

而在这个历史时刻，叶企孙已离开天津抵达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开始了教学、研究生涯。时在重庆的朱家骅通过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得知这一消息，立即给昆明的叶企孙拍发电报，谓熊“生死莫卜”。叶接电后速给朱回电，请朱设法予以营救。与此同时，叶还通过与中共友善的陶孟和，请其设法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反映情况，帮助营救。就在各方紧密联络与想方设法之际，日军趁吕正操部武器弹药供给不足的劣势，展开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吕部力不能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熊大缜由冀中军区锄奸部看押，在转移途中，为防熊大缜逃跑，锄奸部一负责看押的头目亲自找来一块石头，将其引入一块高粱地，从背后猛击头部数下。熊当场鲜血喷溅，脑浆迸裂，倒地毙命，锄奸部人员弃尸而去。据说，那个亲手砸死熊大缜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为某省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末。

1940年1月23日，朱家骅在接到天津市执行委员许惠东对熊大缜等人被捕事件的方式报告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名义致函国民政府政行院，提出了解决意见。当时朱尚不知熊已被押解人员用石头砸死，函文称：“其中张方（南按：燕大化学系毕业生，由熊引荐到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制造炸药、雷管等）受刑最惨，两手四肢全断；其次为熊君及李琳，殊乘听闻。查熊君纯系热诚爱国抗日青年，其一切均为惠所深知。若巫为汉奸，实为不伦。务祈严饬边区政府，迅即释放，并严予制止，嗣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事情。”此函由行政院转报蒋介石，根据蒋的指示，“转电朱彭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和中共高层指示下，“四肢全断”的张方等人得以释放，侥幸捡了一条性命，而熊大缜却未等到这一天即命赴黄泉，沦为冤死之鬼。

第十四章狂衅覆灭，岂复可言第四节离奇的C．C．特务案

新中国成立后，叶企孙一直为熊大缜冤案奔走呼号，寻找为其平反昭雪的机会。想不到沉雪未昭，自己又遭祸端。“文革”爆发后的1967年11月，叶企孙因为熊大缜案牵连，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成了人民的敌人。在一连串的抄家、揪斗、关押，站“斗鬼台”、送“黑帮劳改队”改造，以及无休止的交代“历史问题”等凌辱折磨下，叶企孙一度神经错乱，进入了陈寅恪《南飞》诗所言“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的悲惨境地。

据叶企孙的侄子、核物理学家叶铭汉受株连后被迫写下的一份“揭发材料”说：“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说，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叶的材料，并曾上报中央文革，因案情严重，牵涉到很多人，所以没有公布……今年2月初，有一次叶忽然说，‘井冈山’开办学习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冈山’电台天天点名批判他。以后叶每次来我家都说一件事，并说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听到‘井冈山’的广播。还说有一种小声的特殊广播，是专门为他的。有时‘井冈山’和‘新北大’两个电台为他的问题而辩论。一开始我觉得叶所说的内容不合情理，后来逐渐愈来愈感到他的神经不正常。到3月中，我为了证实他所说的是错误的，特地去找过周培源，问他井冈山有没有这种广播，周听罢来意，说没有这种广播。我向周说：‘看来叶是神经失常了，能否请你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说井冈山电台根本没有这种广播，是他自己神经错乱了，是幻觉。’周说：‘你跟他说说就行了。”’叶铭汉又说：“三月中，叶说他一举一动‘井冈山’都有反映（应），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等等。叶说，‘井冈山’一定有一套类似雷达侦察系统，可以看见他的一切行动。我跟叶讲，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叶根本不相信我的话。叶说你到我家来听听就知道了。叶还说，说不定现在就有这种雷达。我为了打破叶的幻觉，曾在3月下旬到叶家去了一次，叶说：‘你注意听，我现在喝一口茶，等一会马上就会有广播。’等了一会，我说，根本没有。叶说：‘有，是你的耳朵聋，因此听不见。’……过了几天，老周（南按：叶雇的工友）来找我，说他觉得叶的神经有毛病了。周说叶这几天常说，电台广播要他去中南海开会。有一天，叶忽然穿好衣服要出去，说广播说在车库上车。出去过了一会叶又回来，说广播不让他去。”后经叶铭汉送叶企孙到北医三院神经科检查，诊断为“幻觉症”，因叶是反革命分子，医院给了几片药打发回家了事。叶的病情越发严重，几次半夜穿衣欲去中南海开会，结果是中南海未能成行，却一脚踏进了地狱之门。

1967年7月12日，吕正操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捕入狱，紧接着，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张学思（南按：张学良四弟，时为海军参谋长）等与吕正操有关联者相继被逮捕、关押，并由中央军委成立专案组，审理过去的政治问题。当年在吕正操部队遇难的熊大缜再度死尸复活，引起了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由于熊大缜死尸复活，叶企孙受到牵连，被迫向前来调查的中央军委办公厅“吕正操专案组”人员写交代材料。1968年4月，“吕正操专案组”将叶企孙作为C。C。特务逮捕关押，开始进行审讯。在押期间，“专案组”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除叶企孙本人，曾对众多人员，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如翁文灏、冯友兰、赵访熊、戴世光、何成钧、周仁、周同庆、吴泽霖，以及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原清华庶务科长毕正宣等进行调查审问。一时间，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凡与叶企孙熟悉的人都处在惊慌恐怖之中。在威逼恐吓下，被调查审问者有的始终坚持了人格魅力与文化良知，据实相告。有的出于各自的目的，信口开河，甚至有些神经质地胡言乱语，使本来并不复杂的一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最后导致许多人卷入案中蒙受不白之冤。

从“专案组”审讯案卷可以看到，叶企孙涉案问题主要有二：一是与熊大缜的关系；二是在抗战期间和朱家骅的关系。或者说，叶在与熊、朱二人交往中，是否参与了特务组织和从事反革命活动。

1968年9月3日，被捕入狱的叶企孙第一次被提审，审讯员是云、李、孙、刘等四人。身戴手铐脚镣，头发蓬乱，一身破衣的叶企孙，被带进审讯室落座，审讯员第一句话便是：“你的罪行是严重的。交代你和熊大正（南按：原案卷为熊大正）的往来关系！！”

叶企孙于惊恐中交代说：“熊大正去冀中是由北京教会中一个姓黄的送往冀中的。这段话是熊大正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和我讲的。我反对熊大正去冀中，熊大正在1938年端午节从冀中来到天津，刘维来天津交给我一张纸条，是熊大正亲笔写的，信上说，介绍刘维与你接头（刘维是代表熊大正到天津办事，是熊大正派出来的，与我接头）。在冀中吕正操是领导，也可以讲刘维是代表冀中的。很快我代（带）刘维到王崇植那里去了，见到了王。我知道王是C.C，我的态度是支持南京政府的。”

在被问及何人、在何地搞无线电台时，叶企孙交代说：“作无线电台是在清华同学会，是我安排在三楼一间房子里作电台，我是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负责人，他们两人来也是找我。不久，熊大正来了，时间是端午节，从冀中到天津的，住在清华同学会。熊大正来了之后，和我讲了一些冀中情况：1.货币情况；2.经济商业情况；3.交通情况；4.军队情况没谈多少。我和熊大正讲过吕正操应该同鹿钟麟取得联系，这是我的意见，熊大正赞成我的意见，并说这件事还得看情况。我们当时在吕鹿问题上定了暗号，用‘吕鹿合婚’的暗语与熊大正互通情报。”

因叶企孙已经牵涉到控制中共冀中军队的吕正操，与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的鹿钟麟的敏感问题，而鹿在河北建立敌后省政权，又曾与八路军发生过摩擦和不快，此事立即引起了审讯人员的警觉，随后的问答也变得紧张、简短、尖锐起来。

问：目的是什么？吕鹿合婚目的？

叶：我的目的是支持蒋介石。

问：吕正操当时受谁领导？

叶：是共产党领导。

问：鹿钟麟当时受谁领导？

叶：是蒋介石领导。

问：吕鹿合婚你主张由谁领导？

叶：我支持蒋介石，由蒋介石领导。

问：交代以后如何搞吕鹿合婚及通情报问题。

叶：我于1938年10月5日离开天津到上海，10月底到香港，11月10日在香港收到熊大正的来信（熊大正的信是从天津发到香港。信中谈到吕鹿合婚等情况，详见原信件），信中说：“林兄近日对生等印象不佳，现为生详为解说，不快之感已去，并愿与生合作编辑书籍之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林风对参加冀中工作不满，“编辑科学书籍”，此话是指“参加冀中工作的问题”。

问：熊大正在冀中工作与林合作“搞编辑科学书籍”之事，你必须交代实质问题！叶：说不清……问：南方家中指什么？

叶：是指西南联大。我给熊回了2－3封（信），内容记不清了。我是从1938年11月底由香港回到昆明，1939年3月朱家骅从重庆给我来电报，电文是“生死莫卜”，意思是指熊大正在冀中被捕生死不知。朱家骅怎知熊大正被捕之事？朱是从天津党政军办事处那知道的。天津党政军办事处知道我与熊大正很熟，所以他们叫朱家骅给我打的电报，我接到朱家骅电报后，给朱家骅回信，叫朱家骅营救熊大正。

问：还采取什么行动营救熊大正？

叶：我在1939年4－5月到昆明找到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叫陶孟和（社会科学所所长，在叶企孙领导下）帮忙，请他再托人帮助营救熊大正，但是不久在昆明路上听说熊大正死了。谁说的记不清了。

第一个回合的审讯结束后，紧接着是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与无数个回合的交锋。审讯内容仍是围绕上述两大主题展开。从部分审讯材料看，“专案组”对叶企孙如何进入中央研究院，以及是否加入陈立夫的C。C。特务组织之事，似乎更加关注。

在抗战期间和胜利之后，没有人特别关心朱家骅、叶企孙二人的关系，当时学术界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叶氏暂辞清华大学“特种委员会主任”，加盟中央研究院并出任总干事一职，属于正常的工作调动，没有任何特殊的背景和政治色彩。想不到二十个春秋之后，这个简单的工作调动已变得不再普通和寻常了，叶企孙与朱家骅的关系，由此成为决定他在深牢大狱中待多久，甚至是能否保住人头的焦点所在。按照叶企孙的交代，他突然转行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主要是朱家骅的盛意。叶说：“据吾推测，中央研究院要吾担任总干事的理由，是因为吾对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

在叶企孙当时和之后的岁月里，他认为此事只是人生历程中一个很小的平常枝节，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说明的。但是，在“专案组”人员看来，问题却没有如此简单。因为办案人员已从梅贻琦与叶企孙的学生、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层领导的某君处得到了一份秘密揭发材料，声称：梅贻琦与叶企孙二人均是朱家骅手下的国民党“中统”特务，且“中统”在清华还有一个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就是校长梅贻琦。为证明这个说法成立，某君解释道：“叶企孙是理学院长，一向梅贻琦因事外出，总是由叶企孙代行校长职务，即在抗日战争前后都是这样做的。直到解放后，还是沿袭过去惯例由叶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伪教育部长朱家骅是反动组织‘中统’头子陈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与叶的关系相同于梅与朱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朱家骅不可能不拉叶参加这个反动组织。”

在被拘押前，叶企孙于1968年1月22日向“专案组”就自己与朱家骅相识与共事经过，曾作过如下交代：“1918年8月，我同朱家骅同船赴美国留学。那时吾同朱并不熟识。朱不是清华公费生。到美后，吾同朱并不同学，也不通信。朱留美不久，即转往德国留学。朱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教地质学，但为时不久，比李四光在北大教地质学的时间要短得多。在同类地质学家中，吾同丁文江、翁文灏和李四光相熟在前，同朱相熟在后。约1933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届评议会，吾当选为评议员。评议会约每年或每两年开一次会，开会时可以会到丁、翁、李、朱四位地质学家。”又说：“朱就院长时，总干事为任鸿隽，不久辞职。1941年春，朱来信要吾担任总干事。吾应允了，但须秋间方能到职。”

因那位清华大学的中层干部、叶企孙“高足”某君横空出世的震撼性揭发，使叶企孙与朱家骅的关系变得严重复杂起来。在提审人员冷峻与冷厉目光逼视下，叶在坚决表示没有加入C.C系特务组织的同时，不得不细心回忆与朱家骅交往的陈年旧事，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交代清楚且与以前交代的相吻合。9月4日上午，叶交代说：“我从1918年同朱家骅认识的，是一同去美国的。在1918年8月在南京号轮船上认识的。朱到纽约，我到芝加哥。1924年3月（我）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时同朱家骅见面。他是地质组，我是评议员，议长是蔡元培，物理组组长是丁燮林（现叫丁西林）或李书华。1941年开始同朱家骅往来多了。1941年春夏时期，我在昆明受（收）到朱家骅的来信，叫我到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工作担任总干事。当时朱家骅是该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党内的反动特务，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应允朱家骅的邀请到了重庆作了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我管计划、预算、审查著作、聘请人、筹备开会等。”又说：“我在中央训练团作过两次报告。中央训练团是培养训练政治上的反动分子，参加受训的都是（国民党）党员。我讲课两次，中央训练团负责人是陈立夫、段锡朋、朱家骅。我去中央训练团所作的两次报告是应中央训练团的聘请书而去的，所报告的内容是‘科学问题’、‘数理化’、科学的重要性等。”

当“专案组”人员问到既然叶不是国民党员，为何收缴党费却要盖叶企孙私章的问题时，叶回答说：“因为朱家骅是党员，我是研究院负责人之一——总干事，我的图章放在总务主任王毅侯那，所以盖我的图章……（本来）应该盖朱家骅的章。为什么盖我的章，我也搞不清。”这个口供显然比叶企孙入狱前的交代要详尽得多，但从办案的角度看，要想与C。C。特务组织挂上钩，还有一大段距离。

从叶企孙前后两次交代中可以看出，朱与叶作为同事之前，仅是熟悉而已。朱家骅之所以瞄上了叶企孙，除了叶自己所说的受到“正统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双重教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叶的学术地位和组织处事能力非一般人可比拟。当时中央研究院各所的主要支柱，基本都是清华出身或与清华相关的欧美系统，而叶企孙在这个系统的地位之高、之重是有目共睹的。按冯友兰亲笔向中共中央军委专案组提供的“揭发”材料说：“叶企孙，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系说，是清华派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梅贻琦），在清华几次代理校务，当过理学院长，负责清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在清华有很大的影响。”冯友兰此话大致不差，正是缘于这种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叶企孙才能做到“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加之叶是一个无党派人士，性格温和，以此面目出现，对于各政治派别和学术利益集团的平衡，更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与说服力——这便是朱家骅请其出山的根本动机。据资料显示，朱家骅最初想让叶企孙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计划是在1940年夏，当时梅贻琦因公赴渝与朱家骅相见，朱向梅表示，有意聘叶企孙接替身体欠佳的傅斯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此前朱家骅与翁文灏、傅斯年已与叶单独做过沟通并谈及此事，叶表示“亦未尝不可尽其绵力，逐渐使该院之研究事业更上轨道”。但又说要看梅的态度再商定。梅听罢朱家骅的要求，颇感为难，表示清华方面的事务很难离开叶。当时西南联大的情况如冯友兰所言：“除了联大的总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办事处，自己设立一些机构，与联大无关。清华的办事处最大，自己设立的机构也比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来办的研究所，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些所都不招学生，与联大毫无关系。清华还有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们虽然也往联大听课，可是不算联大的学生。北大办有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也与联大无关。”又说“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经营的事业。‘官中’、‘私房’，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真是像《中庸》所说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清华办理的所谓“特种研究事业”，是指清华在战前办的农业、航空工业、无线电三个研究所，以及到昆明之后增办的金属学及国情普查等两个研究所。为便于统筹管理，清华把五个所组成一个“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叶企孙为主任，主持全面工作。为了不驳朱家骅的面子，梅贻琦最后答应如果中央研究院非要叶出山赴重庆就任，最好不脱离清华而两边兼顾。这一条件令朱家骅未知可否，表示与同仁商量后再作决定。

到了这年的9月29日，朱家骅致信梅贻琦，说已同翁文灏与傅斯年二人商量，不同意叶企孙两边兼顾，只能放弃清华而专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其理由是按中央研究院章程规定，凡院内专任人员不能兼职。为使问题更加清楚明了，在朱家骅授意下，1940年10月15日，翁文灏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的名义致信梅贻琦，信中说道：

叶企孙兄至渝后接理中央研究院各事，朱骝先及傅孟真诸君均热诚匡助，可以顺　　利进行。惟有一事窃愿以友谊奉商者：兄前次至渝时，曾经谈及企孙兄于短时间内暂兼清华教务名义，但可以随时商停。此事固仅为一名义问题，但事实上亦有若干影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向为专任，丁在君兄初受院聘时，方任北京大学教授，当经商定，俟功课教毕，完全离开北大（教授名义亦辞卸），然后方至院内任事。企孙兄最好能免兼大学教授（但如聘为名誉教授则似尚可行）。此事弟与企孙兄面谈时亦经提及，并以奉陈，敬希察照酌采，至为企幸。

梅贻琦接信后，对这种“霸王条款”表示不能接爱，遂置之不理，坐看朱、翁等人如何处理。1941年5月16日，梅贻琦因公再赴重庆，想起几个月来朱、翁二人书信不断，为叶企孙事纠缠不休，便想借此机会就此事来个彻底了结。据梅贻琦日记载：

5月21日，“六点半至牛角沱资源委员会访翁咏霓，谈企孙就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问题。”22日，“五点往巴中组织部访朱骝先部长谈企孙问题。”

5月30日，“十一刻至中央医院门前，往返园中一刻许，寻得傅孟真所住病室，渠于前日曾割扁桃体腺一半，说话不便，未敢与之多谈。”

此时傅斯年重病在身，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急需有人接替料理，在朱、翁、傅等人的恳切要求下，梅贻琦终于同意叶企孙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清华，专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朱、翁、傅等人听罢，各自才长出了一口气。

叶企孙在狱中审讯时，因几次提到拉他人中央研究院的关键人物翁文灏，“专案组”遂找到国民党统治后期的行政院院长、时住在北京的翁氏，让其写揭发叶的材料。在一份由他人代笔，翁文灏本人阅后签字的材料中说：“叶在清华大学，作物理学系主任。我也在那里教过书。解放以前，听人家说，那时是伪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想请叶当总干事。权力第一是院长，第二位就是总干事。叶去过一下，时间很短，没有做下去，很快就离开了。……朱家骅作过交通部长，北洋军阀时期朱是北大教授，后来做过很多国民党的工作。朱与叶一定认识，否则，朱请不动叶到中央研究院当总干事。”

听翁文灏的口气，似乎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他本人没有同朱家骅争夺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子，也不是大权在握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秘书，更不知朱与叶此前是否相识，只是“听人家说”，那时有个伪中央研究院的机构如何如何。翁氏真不愧是宦海名宿，从官场名臣李鸿章那里学来的“捣糨糊”的回旋术和脱身术，可谓至绝至妙矣！

“专案组”在叶企孙与相关证明人的口供中找不到叶企孙参加C。C。特务的证据，很是恼火，便几次将清华大学那位揭发叶是C。C。特务的中层行政干部捉来审问，希望从中找到突破口。这位干部一口咬定叶企孙确实是C。C。特务，并煞有介事地说：“中统（特务组织）在清华，梅贻琦、吴泽霖、沈履、叶企孙、戴世光等人是领导核心。梅贻琦总其全权，在北平由国民党市党部情报组直接领导。”又说：“清华的几个院长如冯友兰、陈岱孙、汤佩松等人都是中统分子……在清华反动组织‘中统’骨干分子的分工。据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负责职工方面的工作，戴世光负责学生方面，吴泽霖负责教师方面的。沈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到过叶在校内监视进步教师的一些活动。”

面对此人慷慨激昂的言辞和信誓旦旦的保证，“专案组”人员一时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把相关人员捉来调查、审问。当把“揭发”出的戴世光捉来审讯时，戴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清华有什么中统组织，我想，‘中统’大概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而不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国统计学会’。我参加过中国统计学会，是会员，但清华没有统计分会。叶企孙没有，也不会参加中国统计学会。”戴氏的“交代”既不乏幽默，又似乎是事实，办案人员如堕雾中，只得本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原则，继续加大调查与审讯的力度，于是，一群又一群涉案者被捉来审讯。

如此往复调查、审讯，叶企孙在狱中反复解说、回忆、争辩、检讨、坦白，在极度的恐慌与没完没了的坦白交代与花样百出的折磨中，叶精神分裂症加重，身体状况急剧下降。“专案组”在经过花样百出的折腾后，开始认为“叶证据不足，不能定特务”，但又不知如何处置，遂将情况上报。在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下，1969年年底，叶企孙被放出监狱，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对其实行“隔离审查”。也就是说，中央军委专案组历时一年半未能搞清的案情，将由神通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来完成。叶企孙出了监狱又步入地狱，从此落入红卫兵手中，经受更严酷的煎熬。经过一阵乱拳加乱棍的摔打锤炼，叶企孙病情再度加重，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难以站立。偶尔走动，腰弯成九十度，似一根弯曲的枯木在风雨中摇晃。再后来，叶的神经彻底崩溃，成了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

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自1969年出狱始，叶企孙每月只能领50元工资，吃饭穿衣皆不能足，生活凄惨。当看管的红卫兵稍微放松一点，叶本能地溜出来在中关村一带的小摊上讨吃讨喝儿，嘴里不住地咕囔着别人很难听懂的话语。当时中科院有几个研究所已迁往北大校园所在的中关村一带，不少与叶熟悉的朋友见到了下列一幕惨不忍睹的情景：叶企孙头发花白，弓着背，整个身子呈九十度直角状，穿着一双破棉鞋，踯躅街头，间或踽踽前行。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二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过走边津津津有味地啃着，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一二角而已！望者无不为之潸然。

1972年，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和学生辈人物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等著名学者陆续回国观光时，曾分别向有关部门请求探望叶企孙，均被对方以各种说辞婉拒。几位不明内里的书呆子于失望之中又不甘心，设法躲开陪同人员的掌控，悄悄向北大校园家属区探听消息，但复被有关方面发现并加以劝阻。就在海外学人几番探询未果之时，却意外从清华园得到了叶企孙好友、一代建筑学大师梁思成撒手归天的消息。

第十四章狂衅覆灭，岂复可言第五节梁思成与叶企孙之死

当梁思成心中的一代女神林徽因匆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在政治夹缝中苟延残喘的梁思成，与其他留美派教授一样，自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反动学术权威”在政治风浪中浮沉。

自1955年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文革”开始后，梁思成被造反派打成与彭真一伙的“反党分子、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据梁思成续弦夫人林洙（南按：1962年梁思成与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员林洙女士结婚）回忆：“我最怕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在‘梁思成’三个字上打了一个‘×’。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我转过脸来，一瞬间正与他的目光相遇。天啊！我无法形容我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那一天回到家里，我们彼此几乎不敢交谈，为的是怕碰到对方的痛处。从此他一出门就必须挂上这块黑牌子。看着他蹒跚而行的身影，接连好几天我脑子里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被侮辱与被伤害的’。”

1966年8月，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以“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名义，开始在校园内外干起了打砸抢烧、杀人越货的勾当。清华园中的梁家时刻担心遭到洗劫，但这一天还是到来了。大约9月中旬，一个凉风突起的夜晚，一群“红卫兵革命闯将”用铁榔头砸开了梁家的院门，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为首的头目高声叫喊着让梁思成全家站在一个地方，然后冲进屋内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半小时后，见没有找到心中渴望的值得卖钱的文物和存款，一个头目模样的红卫兵垂头丧气地把在橱房摆放的西餐具中的全套刀叉收到一起（大小共36件），而后一把将站在门口惶恐不安的梁思成拽过来质问道：“家里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是不是想谋反暴动，搞反革命政变？”站在一旁的林洙刚要开口辩解，“啪”的一声挨了一记耳光，林洙深感委屈又不敢抗争，双手捂脸抽泣起来。正在这时，突然从老太太（南按：林徽因之母，一直随梁思成一家生活）的房间里哇哇乱叫着冲出两位“闯将”，手里摇晃着一把寒光闪耀的短剑，大声嚷道：“蒋介石，蒋介石，我们发现了蒋帮特务的罪证。”众人大哗，纷纷拥上前去观看，只见短剑上镌刻着“蒋中正赠”四个字。梁氏一家老小见状大惊失色，梁思成刚要上前解释，就被一顿乱拳打倒在地，抽泣中的林洙冲上前欲救梁，被几脚踹翻。红卫兵头目趁势把手往空中一挥，牙缝里蹦出一个重重的“走”字，一行人携剑带刀（具）另抱着一堆搜查的东西，屎壳郎搬家一样“轰”的一声拥了出去。老太太见短剑被人掠走，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

事后林洙才知，这把短剑是老太太的儿子林恒当年于空军航空学校毕业时，校方以“名誉校长”蒋介石的名义颁发的用于礼服上的配剑，当时凡蒋介石担任校长或名誉校长的军事院校，学员在毕业时都可得到一把精制的镌刻“蒋中正赠”的佩剑。在当时的军人看来，这把佩剑象征着身份与荣耀，当然还有保家卫国、抵御外虏的天职与责任。1940年年底，林恒在成都阵亡后，梁思成前往处理后事并把他的遗物带回李庄，先是藏起来未作声张，当老太太终于得知这一噩耗，便把部分遗物包括这把佩剑交给林的母亲保存。林母在哀痛中把遗物包裹在一个黑色包袱里并放进木箱的箱底，作永久珍藏。这把短剑随梁家越过千山万水，终于在北京安顿下来。事隔多年，当梁家老少已经逐渐遗忘的时候，短剑又横空出世，大祸随之降临。

从梁思成家抄出蒋介石亲自赠送的宝剑的消息很快在清华园传开，立即引起了各种政治派系和造反派的高度关注，梁思成遂以“国民党潜伏特务”罪名，被造反派从家中揪出，关到清华建筑系一个场馆内，与外界隔离起来，以防“与国民党内外勾结，助蒋帮窜返大陆”。此时的清华园早已笼罩在白色或谓红色恐怖之中，造反派在全校展开大搜捕，大批教授被抓，开始在皮带与棍棒交织爆响中接受残酷的折磨，几乎每个星期甚至每一天都有自杀和被杀的消息传出，整个清华园浸染在鲜血飞溅、人哭鬼叫的哀号之中，梁思成就在这阵阵哀号声中遭受着日甚一日的残酷蹂躏与折磨。

遥想1944年秋，衡阳大战爆发，梁家认识的老飞行员中，最后一位叫林耀的伤员强行驾机参战，不幸被敌击中后失踪。在李庄的林徽因得此消息，于深深的哀痛中，提笔在病床上写下了酝酿已久的诗行《哭三弟恒》：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诗成时，离林恒殉难已三年。林徽因所悼念的，显然不只是自己弟弟一人，而是献绐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们。诗人对这批朋友们寄予了无限深情，以及对民族前途的关怀。正如梁从诫所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她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统治当局的责难”，只是想不到“母亲当年悲愤的诗句‘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竟在这批人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证。这历史的回声该有多么刺耳！”假如林恒地下有知，一定会为当年的举动痛苦地反思并自问：“我的死到底是为了谁？”

1968年11月，梁思成在遭受长期的折磨、摧残下，心力衰竭，呼吸短促，生命垂危，急需入院救治。经林洙多次向有关方面写信请求，最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梁被造反派放出，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当病情稍微稳定后，复被接回清华园继续接受造反派批斗。此时梁思成身体已虚弱得不能站立和走动，经学校革委会正、副主任特批，每次召开“斗鬼会”，学校便派人把梁思成从家中抬出来，放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让他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会场”接受批斗。斗完后，再用这辆最破的小推车像耍猴一样送回家中。而每次回家，梁思成都像死人一样长时间缓不过气来。日复一日的折磨，梁思成已被斗得奄奄一息，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疗。但按清华革委会规定，在治疗期间必须继续写检查，交代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梁思成已失去了握笔的能力，只得由夫人林洙代劳，但往往又被以“假检查，真反扑”为由一次次退回重写。在如此反复折腾中，梁思成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于绝望中对悲恸的家人长叹道：“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是过关斩将，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了！”

梁思成不幸而言中，1972年1月9日黎明，一代建筑学宗师溘然长逝。

当年梁启超、林徽因去世时，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为其亲自设计墓体与墓碑，而当梁思成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胆敢出面为这个清华营建系的开山鼻祖设计一寸墓碑了，不高的山岭上只有萧瑟的寒风与风中飘摇的萋萋荒草伴他长眠。

就在梁思成死去三年后的1975年，一直生活在恐惧忧郁中的叶企孙被解除“隔离审查”，但仍然被指令“只许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据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回忆说，到了油尽灯枯的晚年，叶企孙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心胸遂开朗、坦然了许多。而此时的社会环境亦稍有改善，他的精神分裂症得以好转。对自己经历的苦难与冤屈默默忍受，从不向外人诉说的叶企孙，突然有一天，翻出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指给一位前来探视的挚友阅看，的首段是“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范晔是南朝（宋）著名的官宦和史学家，也是备受世人称道的“前四史”之一《后汉书》主要编撰者，晚年因参与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事泄而遭杀身之祸，并株连家人与亲朋好友。范与叶的具体情形自然不同，一个是事败入狱，一个是蒙冤身陷囵圄，想来叶氏心中的冤屈与渴望别人理解自己的情感，要比当年的范氏强烈得多。遗憾的是，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政治背景下，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窥探他的“意中所解”，与“悉知”其内心的苦痛与悲凉。

1977年1月10日，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从北大将工资取回交给叔父，发现他说话颠三倒四，又出现幻听症。当天，原清华同事、院系调整后出任北大经济系教授的陈岱孙也去看望叶企孙，觉得叶说话很不对劲儿，知其精神分裂症复发。当晚，叶铭汉到北大校医家里要了一点药给叔父吃下，第二天，叶企孙陷入昏迷状态，急送北大医院救治，复转北医三院抢救。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段凄苦悲凉的人生旅程，默默地告别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第十五章悲回风第一节北归残梦终成空

当叶企孙于凄苦中悄然作别世界的时候，同侪中蛰伏岭南的陈寅恪已去世七年有余。再过一年零一天，病卧陕西泾阳家乡的吴宓，也将命赴黄泉，在另一个世界与陈、叶等清华好友团聚一堂。

1942年8月，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吴宓被教育部聘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按规定，每个学科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一人，本次共选出“部聘教授”十六人，分别是陈寅恪、陈建功、吴有训、吴宓、曾昭抡、周鲠生、张其昀、徐悲鸿、李四光、柳诒徵、梁希、汤用彤、胡小石、苏步青、茅以升、黎锦熙。当年“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吴宓同时位列其中，可见“三杰”之说并非虚妄。教育部此举，对抗战时期正处于艰难困苦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鼓舞。据《吴宓日记》说，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首来函（英文）道贺”，但吴认为“此固不足荣，然得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两兄齐列，实宓之大幸矣！”

在吴宓心中，此时的陈福田是否内心发点酸水，或假做恭维状来个猫贺老鼠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劳动成果得到了政府承认并赐以荣誉，且与陈寅恪并列齐肩，这是特别引以自豪的。当然，一旦成为部聘教授，也有经济上的实惠，除由教育部每月支付薪金600元，另外还有每月400元的研究费。而当时一般教授的薪水每月仅为360元，可见这个实惠也确实有点实在的东西。

自抗战军兴，吴宓由北平转长沙、蒙自，再至昆明的近六年间，生活过得并不愉快，费尽苦心追求的毛彦文，尽管那个大自己几十岁的糟老头子早已死掉，但对吴宓的痴情与数十次透着火辣辣感情的书信不复一言，甚至让其亡夫熊希龄的同乡沈从文将不曾拆封的吴宓来信原封寄回，且在信封上注有“永勿来信”的大字以示警告。除毛彦文外，在吴宓心中掀起爱情波澜的另外几位女子如K、绛珠、黎宪初、卢雪梅、高棣华、陈仰贤、张尔琼等等，无一人对其倾心相注。而吴宓在清华与西南联大的学术地位，也非当年可比。思想文化的差异，对政治、人事认识的不同，以及上下左右甚至同事间的倾轧，随着越来越复杂的环境变化令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抗战前的1937年6月29日，《吴宓日记》曾记载过一件令他不快与警觉之事：“12：00方午餐，文学院长冯友兰君，送来教育部长公函，拟举荐宓至德国Frankfourt-am-Main之中国学院任教授。月薪仅四百马克，不给旅费。按此职即昔年丁文渊君所任，原属微末，而校中当局乃欲推荐宓前往。此直设计驱逐宓离清华而已。蛛丝马迹，参合此证，则此次系主任易人之事，必有一种较大阴谋与策划在后，宓一身孤立于此，且不见容，诚可惊可悲矣！”好在此次吴宓还算心中有数，没有落入冯友兰等辈设下的圈套而被驱出清华。

抗战爆发，清华南迁后的1937年11月19日，吴宓一到长沙，就得悉临时大学文学院设于衡山圣经学院并于当日开学，文科教授需赴南岳授课。下午，吴宓赴长沙北门外麻园岭22号清华办事处报到，5点30分赴湘雅医院内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宅拜访。据《吴宓日记》载“先见朱，次梅贻琦校长出。宓向梅陈述北平近况，及清华被日兵占据情形，甚详。梅但颔首而已，似颇冷落。宓出。时，雨甚大，宓踯躅泥路中，灯少，昏黑不能见，往返迷途。”

从上述两则日记所述内容，不难见出清华高层对吴宓的态度，亦可见吴在清华中的地位之尊卑。而这种状况，到了昆明西南联大似未改变，1939年11月17日，吴宓在日记中就当日宴会情形又发了一番感慨：“宓深感宓近者与公宴，论年则几为最老，叙座则降居最末。今晚即然。其上皆校长、馆长、教务长、院长，宓仅教授而已。愈可见宓在此世间之失败而不容恋恋矣！”

此事在吴的内心引起的悲愤之情未平，又出现了钱锺书被陈福田、叶公超等辈排挤出清华之事。尽管年轻气盛的钱锺书曾公开放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等狂话，但天生“傻得可爱”的吴宓总是站在爱护后进的角度不以为忤。只是“太懒”的叶公超与俗人陈福田二人合力设谋，把个狂妄书生兼才子钱锺书一脚踢出门外，任其流落他乡。吴宓对陈、叶二人向校长梅贻琦进献谗言大为不满，认为彼辈“殊无公平爱才之意”、“皆妾妇之道也”，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为钱锺书重返联大奔走呼吁。但“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而作罢。

因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吴宓对陈、叶二人大为不满，彼对吴宓亦心存芥蒂，双方之间屡生龃龉，裂痕渐大，促使吴宓萌生去意。1940年1月29日，吴宓突然收到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和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的电报，敦请其为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吴考虑再三，复电顾次长并转胡校长“敬谢雅命”。但在嗣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是否往西北大学又几经反复，颇为踌躇。1940年7月26日，吴宓同时接到浙江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聘电，且均言明月薪之数，浙大为380元，西大为460元。吴宓对去留问题大费思量，后经清华要好的同事特别是叶企孙劝说，遂决定暂且蛰伏下来，继续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3年2月，清华评议会决定吴宓于1943—1944年度休假，吴应允在休假期间考虑赴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与成都燕京大学讲学，后因“抗战期间，应加紧工作”为由延缓休假。

1943年8月4日，吴宓接到陈寅恪由桂林发出的书信，得知陈将于8月中旬携家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吴痛感在昆明经济穷迫，精神压抑，工作、生活、爱情等皆不畅快，遂决定赴成都与陈寅恪共同执教燕大。主意打定，吴宓向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拍发电报，谓：“宓仍欲来燕京。如可，祈速留止学淑。”时吴宓与元配妻子陈心一生育的长女吴学淑就读于燕京大学，准备转学西南联大，既然吴宓决定赴燕大，转学的事自然停止。由于吴宓假期一直未能批准，直到第二年的8月，教育部才核定本年度休假进修教授名单，西南联大为罗常培与吴宓，他们在休假期间可到国外大学进修，亦可在国内其他大学访学，或者躺在家中睡大觉等，听凭自愿。罗常培谢绝了闻一多、吴晗等“斗士”让其留下来共同一“斗”的挽留，毅然决然地应美国朴茂纳学院之聘，赴美讲学，并任朴茂纳大学和耶鲁大学访问教授。此时吴宓结合教学所得，已写成英文本《世界文学史大纲》《欧洲文学史大纲》《文学与人生》等三本著作，因无暇修订梓行，遂向梅贻琦报告，欲借休假之机完成以上三书的修订并译成中文，同时还因对陈寅恪的牵挂，决定赴成都燕大等校讲学。梅贻琦概允，但嘱在蓉“只可讲学，不可授课”云云。

1944年9月23日，吴宓由昆明出发，经贵阳、遵义、重庆、白沙，于10月26日傍晚来到成都燕大，得以与老友陈寅恪相聚一校。对于二人相见后的情形，吴宓之女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中这样记述道：“父亲与寅恪伯父四年多不见，感到寅恪伯父显得苍老，心里很难过。使他更为担心的是寅恪伯父的视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劳累过度，而战时成都的生活又何其艰难！寅恪伯父有‘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的诗句，说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严重。从父亲当时中的片言只字，也可看出一二：‘晚无电灯，早寝’，‘无电灯，燃小菜油灯’，‘窗破，风入，寒甚’，‘晚预警，途入驰奔’，‘旋闻紧急警报，宓与诸生立柏树荫中，望黯淡之新月，远闻投弹爆炸之声’。”又说：“父亲很清楚，对于寅恪伯父来说，视力是何等的重要。然而，使父亲最为忧虑和担心的事，不久还是发生了。”据《吴宓日记》载，1944年12月12日下午，吴步行至华西坝，“访寅恪于广益学舍宅。始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而夫人与幼女亦皆病”。越二日，陈寅恪入医院治疗，因瞳孔之内膜已破出液，后虽经手术治疗，但均告失败，转英国治疗亦无济于事，最终导致双眼失明。

吴宓受聘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后，开设“世界文学史”、“文学与人生”等课程，以及《（红楼梦）评论》等系列讲座。吴氏的到来，为燕大增添了光彩，与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三位教授并誉为“四大名旦”。除燕大课程，吴宓另兼四川大学国文系教授，其间曾赴乐山武汉大学讲学，作演讲。也正是乐山之行，使他在抗战胜利后与武汉大学结下了一段情缘。

抗战胜利之前，陈寅恪应牛津大学邀请准备前往讲学并治疗眼疾。1945年9月14日，陈氏在燕大教师刘适的陪护下，由成都飞昆明，而后由西南联大教授邵循正陪同转印度飞伦敦。此时吴宓假期已满，梅贻琦力促其回昆明，吴为之心动，拟伴陈寅恪飞昆，继续在西南联大任教。不慎于8月9日滑跌伤其右胯骨，并左乳突患胸疽，疮口大如酒杯，浓管集注，状如莲蓬，甚是骇人。手术后在妹夫罗清生教授家调养，既无法伴陈寅恪同行，又不得不致信梅贻琦、潘光旦、冯友兰，连同那个他极不喜欢的陈福田等校、院、系诸领导请假留蓉。按吴宓在信中陈述：“病愈后，即在燕京大学授课，明春或仍赴武汉大学讲课，则行李就近全可带去，嘉州山水，亦得登涉，明春随武大东下长江，兼览巫峡之胜，抵武汉后，火车直抵故都，既便且速，届时回到清华园中，追随左右，服务本校，当不至迟期误事也。宓一再反复，殊深愧疚歉，然疾病侵袭，实非得已，至祈鉴察。”如同对毛彦文的爱情一样，尽管吴宓“一再反复，深愧疚歉”，一旦时移事异，照旧是反复无常，至于愧疚不愧疚，就顾不得了。

1946年秋，清华在北平复校，吴宓没有随校北返，而是接受青年时代的“学衡”老友、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之邀，于8月20日离成都到重庆，30日由渝乘飞机抵达武昌，出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职。

此前的8月10日，吴宓致函梅贻琦，提出辞去清华教职。20日，梅贻琦复吴，表示挽留。9月2日，也就是吴宓到达武汉大学的第三天，致函梅贻琦，诉说衷肠：“……按宓以北京为今生之故乡，而清华母校学于斯，长于斯，20余载，尤为感情梦魂之所系恋，无日不思北归，他年且当毕命于此校园，方合素心。况宓近年心境日益超脱平静，但思尽力教课，余时休养自适，完成其著作。……”10月1日，吴再致梅贻琦以诉心曲，仍得梅贻琦劝勉。11月4日，吴宓致梅贻琦，决定回清华任教。11月8日，梅贻琦致吴宓函，并附聘书，信曰：“雨僧大鉴：接诵11月4日手示，备审文旌决于寒假后返回清华任教各节，校中同仁闻悉，同深汴企。兹将聘书寄上，即希察收，于应聘书上签章寄还。并请准于下学期（36年3月中）返校，毋任盼幸。匆复。敬颂教绥。……尊嘱关于尊夫人由沪返平事，已函知留沪照料员丁兆兴君洽办，并已告学淑禀达矣。”

至此，事情似乎已圆满解决，但出乎梅贻琦意料的是，吴宓再一次作了反复，停在武汉大学迟迟未得行动。内中缘由据说是吴当初答应刘永济在武大任教一年，若不践行，便觉心中有愧，对不住朋友。另在抗战胜利不久，报载胡适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个消息对尚来与胡氏不睦的吴宓犹如当头一棒。对此，吴于1945年9月25日在日记中写道：“又述教育部拟扩充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傅斯年代。上月已公布）。统辖北京诸大学，则他日清华更非宓所可安矣。”从这段记述中，得见吴宓对胡适派的厌恶与畏惧心理。胡适出任北大校长的事实，在给吴宓精神上造成压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牵扯、阻挡了其北归的步伐。但此时清华园的大门仍对吴宓敞开，主动权仍握在吴氏手中。一晃到了1948年初，在与清华方面联系后，吴宓打算下学期弃武大奔清华园任教，遂又举棋不定，写信向陈寅恪求教。时已于清华执教的陈寅恪很快复函，略谓三条：（1）在平薪多而实不为益；（2）书宜售出，免遭兵损；（3）宜授外文系高深课程；（4）华北大局，应视两月内锦州能否坚守云云。面对陈寅恪的劝告和国共两党大军云集、兵锋正盛的北方局势，吴宓北上的脚步更加踟蹰，最终决定留下来继续观望。未久，吴宓收到青年学者金克木从北京大学发来的信函，告诉清华已经对他失去了耐心，并有人扬言以后不能再让他自由回到清华校园云云。至此，清华的大门已向吴宓关闭，当年的藤影荷声之馆里再也见不到吴雨僧的身影了。

吴宓迟迟未能北归的原因，与刘永济的拉拢、陈福田辈的嫉妒、胡适派挤压、陈寅恪劝告等固然有很大关系，但主要原因则是他头脑中有一个中国将出现南北朝局面的预测或称幻想。南北分野既是政治、军事的，更是文化上的分野，这个观念早在抗战胜利之前即已开始。1945年3月21日，在成都燕大任教的吴宓于日记记载：“6—8访寅恪。寅恪亦劝宓春假往访济（南按：刘永济）等。观察情形，再定行止。又权（南按：萧公权）与寅恪均认为异日华北必入共产党掌握，吾侪只宜蛰居长江流域，则武大较宜云云。”又，同年10月10日记载“上午8—10孙贯文来，久谈时局。按中国今成南北朝之形势。河、淮以北，甚至江、淮以北，将为共产党所据，而隶属于俄；（近新疆已有争战。）南方则为国民党之中国，号称正统，（以孙中山为国父，与古昔断绝。）而禀命于美。异日纵横相斗，俄与英、美、日等国大战，中国适成战场。而分立阋墙，互攻互残。赤县古国，遂至末日，沦胥以尽。”

就在吴宓蛰居长江流域的珞珈山瞪着警觉的眼睛南北观望之际，国共两党的裂痕越来越大，终至再度同室操戈，相互砍杀起来。面对东北与中原腾起的硝烟炮火，吴宓有离开武大之意，除了躲避临近的兵祸，还有一点，即吴在武大的生活并不如意。刘永济虽热心相邀，但刘本人在武大的地位、权力有限，且不是一个办事干练有条理的人，结果弄得吴在武大的饮食住宿都成了问题。加之时局混乱，人心惶惶不安，学校当局又未把吴宓当做一盘特殊的大菜看待，搞得拥有“部聘教授”身价的吴氏在校中处境颇为尴尬，愠怒中便有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念头与打算。期间，中山大学欲聘吴宓为该校文学院长，吴思虑再三，未就聘。又有到美国教授汉文或讲中国文化的机会，“然宓决定不去”。后又答应就聘四川大学，到成都任教，并与主办成都东方文教学院的王恩洋约定，到其院义务讲学，目的是从王恩洋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多年的宿愿”。1948年10月初，吴宓雇人把书籍行李悄悄运至汉口，不日即乘轮船溯江入川。结果是未及登轮，即被校方劝阻回校。

心中郁闷烦躁加惴惴不安的吴宓，在珞珈山武汉大学校园又徘徊摇摆了两个月，突于这年12月16日读到了老友陈寅恪携眷南归的消息，大为震惊。因南北交通中断和国民党封锁消息，此时的吴宓才知北平已经围城，傅作义部即将崩溃，解放军南下的日子已迫在眉睫，吴宓遂决心入川，以避兵祸，为民族保存文化香火于一隅之地。1949年春，吴宓收到陈寅恪自岭南大学寄来的《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前登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诗，即吴宓所称的陈寅恪逃离北平时所作《南飞》诗与《乙丑元旦》诗二首。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携家与胡适等人自中南海勤政殿搭乘傅作义派来的汽车赶往南苑机场的路上，留下了他一生极其重要的“乱离诗”：

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等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临老三回逢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诗中的三回乱离，指的是卢沟桥事变、香港太平洋战争及国共内战。“蔡威泪尽血犹垂”句，出自庾信《哀江南赋》“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意在伤悼梁朝灭亡和哀叹个人身世。陈氏借用此典，是把当时的社会嬗变看做像梁朝灭亡一样的重要历史事件，借以伤悼当时政局和个人处境。而“众生颠倒”之喻意，不仅为当时战乱中全国生灵涂炭而感伤，更暗示“嬗变”后清华园乃至整个中国在政治高压下，“众生颠倒”的局面。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证明了陈氏的预言和被“颠倒”后众生的悲惨命运。当吴宓读到“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时，感慨悲戚，不禁泪下。吴于哀惋中在陈诗后写有附注，并作《将入蜀》诗一首，借此舒解心中郁结的悲情。

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步陈寅恪兄《乙丑元旦》诗韵吴宓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

野烧难存先圣泽，落花早惜故园春。

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

犹有月泉吟社侣，晦冥天地寄微身。

既然陈氏已作“岭南人”，自己愿作“剑南人”。“月泉吟社”原指由一些南宋遗民诗人组成的群体，活动在浙西一带，以浦江名胜地命名，用诗歌形式表达反元复宋的心声和意志。月泉一时成为全国文化学术的活动中心和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吴宓诗的喻意和志向大体是指值此世变，不如隐去，找个清净的地方，与友同依，与僧同饭，诗书唱和，聊寄余生。惜时代的大潮没有让他这样做。

第十五章悲回风第二节虎落平川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24日南京解放。29日，吴宓于慌乱中作别风景秀丽的珞珈山，由汉口乘飞机到重庆，“初意本欲赴成都，在川大任教授而在王恩洋主办之东方文教学院讲学，但因行途不便，遂止于渝碚，而在私立湘辉文法学院任教授，并在梁漱溟主办之私立勉仁文学院讲学。此时，宓仍是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11月30日，重庆解放，为中央直辖市与西南军政委员会（大区）驻地。1950年4月，吴宓任重庆沙坪坝四川教育学院外文系教授，兼任重庆大学外文系、北碚相辉学院、勉仁学院教授。同年10月，四川教育学院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奉命合并建立西南师范学院，吴宓与方敬、赖以庄、郭豫才等七人为院务委员会委员。历史进展至此，吴宓后半生的生死荣辱，就紧紧地和这个新组建的西南师范学院捆绑在了一起。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展开，吴宓踊跃参加，并于7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长文，委婉地表达了自己一直坚守的文化观，并放言：“中国即使亡于日本或任何国家，都不足忧，二三百年后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恢复独立驱除异族的统治，但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或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所造成的。”此文后由《光明日报》转载，于全国文化教育界轰动一时。同年10月，西南师范学院在院系调整中扩大建制，并从沙坪坝迁往重庆北郊缙云山麓的北碚。吴宓自此定居北碚，后半生的一切爱恨情仇、悲欢离合都将在这里展开。

此时的吴宓尚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沾沾自喜的感觉，认为：“四川（西南）学生一样聪敏好学，而需要一位西洋文学通博详实而又授课讲解认真且得法之好教授乎？目前具此资格者在重庆（在西南地区）实只有宓一人，是故为国家计，真应遣派宓驻此地区。”怀揣这样一种悲天悯人的文化情怀，以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自承的吴宓，在新的时代大潮中，精神亢奋地在各种会议场所大呼小叫高嚷“我是一块砖，走到哪里任党搬”之时，又交了桃花运，重庆大学法律系一名叫邹兰芳的学生暗恋上了他，尽管吴宓已是60岁的老人，面对这个20多岁纯情少女的示爱有点不好意思，但小邹很严肃认真地告诉说，当今时代天底下最帅的帅哥，就是一代情痴吴雨僧，表示从此之后，生是吴家的人，死是吴家的鬼，非吴不嫁。吴氏听罢，自是感动不已。1953年，吴宓与邹兰芳钻入花烛绽开的洞房，结成了百年之好。可惜百年尚未到来，仅过了两个春秋，小邹就不幸病逝，未留子嗣，吴宓后半生短暂的婚姻生活就此结束。对渐入老境的吴宓而言，这场恋爱与婚姻，似是昙花一现，又像大梦一场，其间的痛苦多于幸福。小邹死后，吴宓复入孤苦零丁的老年单身汉行列，直到死去，未结姻缘。

1955年，西南师院外语系取消帝国主义的英语专业，改设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俄语，吴宓虽精通英、法、德、拉丁语等欧美语系，但偏偏不懂俄语，身价暴跌，只好由外语系调任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讲授世界史。此时的吴宓仍满含热情把身心投入学校建设和教学研究中，见学校图书馆藏书不丰，特别是稀缺的古旧书更少，便致函北京的亲属，把战前藏于其家中的一千余册书籍寄往重庆，无条件赠与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这批书中，其中多数是难以在市面上购到的好书，一部分为罕见的善本、孤本，甚至吴宓留学美国时购买的外文书籍。也就在这一年，吴宓没有登台讲课，仅参加各种学习，其内容包括批胡适、学辩证唯物主义、自我检查与批判、工会组织生活、学习宪法等，搞得苦不堪言。对此，吴在日记中载道：“近半年来宓未作诗，少读书，惟碌碌于上列十事，开会、听讲、撰公文、填表格，故身劳而心苦，至乃每日无时休息，每夕不外出散步，朋友书信断绝不复，诗不作，更不亲圣贤典籍、古典名著，于是志愈摧、气愈塞、情愈枯、智愈晦、神愈昏、思愈滞，而身愈瘦、肢愈弱、目愈眩、发愈白、容愈蹙、胆愈怯，尚不足为重轻者矣！”

1956年，全国高校进行工资普调与教师定级，西南师院评审组一致评吴宓为一级教授，但吴连写二信坚辞，提出只要三级，并云：“共产党对宓太好了，宓怎能提过高的要求呢！”据知情者说，吴宓之所以如此高调对待此事，是暗中受了高人指点，其主题一是谦，二是避。谦是天生固有的谦虚性情和文化良知；避是避校内共产党出身的年轻干部，彼辈都在二级以下，吴宓怕在个人利益问题上，超过这些不学无术但整人有方的掌权者，招致忌妒，引来祸端。后经民主党派人士曹暮樊（原勉仁学院同事）劝说，遂定为二级教授，月薪272。5元。吴宓尚来自奉甚俭，衣食住用甚为俭朴，到手的工资大部分长期用于资助亲朋和困难学生，定级后的工资分配情形依然如故。为表示自己积极上进，吴宓经常公开讲一些“愿终老余年，报共产党于万一”之类迎合时尚的话语。只是吴宓并不善政治辞令，常常弄巧成拙，有一次在政治学习会上，吴慷慨激昂地表态道：“宓在旧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国民党是我的亲妈，共产党是我的后母，我的亲妈死了，我的后母对我很好，超过我的亲妈，我更爱我的后母。”此番不伦不类的蹩脚比喻，先是引起一阵窃笑，继之惹怒了台上端坐的那些以共产党为亲妈、且“用乳汁哺育了我”的领导，吴宓遭到一顿痛斥，灰头土脸地退出会场。

1957年1月，在重庆市教育工会主办的敬老会上，吴宓再次有点不识时务地坦陈与中央高层意见相左的言论，公开反对废除正体汉字和使用简体字。同年6月，根据中央“引蛇出洞”的“阳谋”，重庆市高校、文化系统展开“大鸣大放”等行动，一些“牛鬼蛇神”纷纷出洞，各抒己见。据6月3日《重庆日报》报道，西南师范学院的外语系熊正伦、秦荫人，历史系吴宓、孙培良，教育系郝庆培、邓胥功，地理系王钟山等教师，“在发言中，一致主张高等学校仍然应当实行党委领导制，但须克服缺点，扩大民主”。而“吴宓认为学校还是要用党委领导制，但他主张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使院长职权分明，名实一致。吴宓和郝庆培都主张在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负责评级、升级等、审查论文、办理学报等”。想不到十几天后，中共开始收网，出洞的“牛鬼蛇神”基本尽数装入网中，作为“右派分子”和人民的敌人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短短几日，西南师院揪出的“右派分子”多达612人，如此惊人的数字几乎居全国高校之首。落入圈套的吴宓终于回过味来，对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前途痛心疾首。从这一时期的吴宓日记中，可见出他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天命人事的分析评判以及内心的恐惧与痛苦：

1957年6月24日：“此次鸣放与整风，结果惟加强党团统治与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惧，中国读书人之大多数失望与离心，而宓等亦更忧危谨慎与消极敷衍而已”。

6月28日：“昨接龢六月二十一日函，有云，‘近读夏侯湛《东方朔画赞》，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人间何世，其用心亦良苦矣。’后之读宓日记者，可知宓近来每日费时费力于何等事。读书且不能，遑言著作？自适且不能，遑言益世？牺牲　　一切，放弃百事，只办得全身苟活免祸，以获善终。而已。”

7月3日：“今晚闻豫言，今日下午4：30本校民盟会中，萧华清宣称，澄等之罪甚重，劳动改造仍不足蔽辜，云云。”（南按：豫，指郭豫才，历史系教授、系主任。萧华清是1925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时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重庆市委主任委员。澄，指的是民盟西南师院支部负责人、师院副教务长、历史系教授李源澄，因此时民盟已被视为“章罗同盟”，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的萧华清差点被打成“右派”，只因其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有师生之谊，任氏出面保他过了“反右”关。对于这位已倒霉的下属李源澄，萧华清自然要以批判的态度来“划清界限”。）7月4日：“此次知识分子被谥为右派，一网打尽。其存心者伈伈伣伣，苟合取容。无学、无才、无德而阴狠忌刻，又诌谀逢迎，如今西师中文系、外语系、教育系、历史系主任之魏、赵、普、郭诸君者，皆固位得志，而肆行报复矣！”“早寝，而以终日参加此运动，神经受刺激过度，久久不成寐。”

7月7日：“上午复阅并整理五至六月‘鸣放’期中之《重庆日报》，寻其议论之踪迹，则今日被罪斥之右派分子，如鸟之始出巢，弋人早弯弓张网以待矣。”

7月11日：“连日开会，宓虽未受检讨，且少发言，亦已极昏倦，夜遂失眠。神经受刺激太多，耳鸣不止。”

7月12日：“晨阅昨报，凡鸣放中略抒感愤不平者，悉为罪人矣。此次鸣放及反击右派，只为侦察不轨，铲除异己，并坚定全国知识分子之社会主义立场，加强其思想改造而已，整风徒托辞耳。即如本校中文系之腐败与改良办法，樊既以获罪，谁敢复言之耶？”

7月22日：“今夕闻赖公言，昨遇委夫妇见告，澄已得疯疾，见委亦怒斥之曰：‘汝亦来打击我乎？’呜呼，经此一击，全国之士，稍有才气与节概者，或疯或死，一网打尽矣！”（南按：指李源澄被斗疯。委，即李源澄之弟李源委，时在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8月10日：“连日校内获罪者益多，如总务长叶诚一，图书馆职员侯文正，其父叔兄均诛戮，本人以多言得咎。史三学生赖澄，已奉电回校皆成为右派分子。宓细察此次定罪之径路及范围，要以全国各地章、罗之党羽、民盟之活动为主；故在西师，以澄为中心首犯，若……等，皆视为澄民盟活动之谋逆从犯。”

当此之时，作为民盟西师负责人的李源澄，并未像西师其他一些“右派”如董时光（教育系讲师，后死于劳改地）、陈东原（教育系教授）、罗容梓（教育系教授，后死于“文革”中）、孙铭勋（中文系教员，后死于大饥荒）那样有过激烈的“鸣放”言论，但仍被网罗于密网被打成“右派”而折腾成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在这个足以笼罩整个中国天空大地的天罗地网中，吴宓自是学校当局、特别是他所在系的头头们早就想捕获的一条“大蛇”，只因在鸣放中途吴宓有些警觉，加之受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世外高人指点，遂利用群兽合围、争抢骨头，直至为分功行赏、老鼠动刀——窝里反——的短暂空隙，左躲右闪突出重围，成为一条漏网之蛇。

侥幸躲过一劫的吴宓，在惊出一身冷汗的同时，也真切地领略到新政权的利害。于是心绪惴惴，蛰伏在草丛中喘着粗气，瞪着眼睛观看着学院操场上一批又一批被牵出来批斗，并不时被打翻在地的“右派分子”。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从这些“右派分子”所遭受的痛楚，吴宓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悲哀愁苦中四处访问同事，探听消息，惶惶然不可终日，但又难以掩饰心中的悲愤与文化良知。8月16日夜，吴宓在读《史记·秦始皇本纪》时，悲愤交加地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二世元年，赵高曰：“……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按近今阶级革命以得天下，实亦用此术者也。

8月18日日记中再记：

晚访新，病卧。（南按：新，即西师教授。）新述八月十五日下午，经忠、艺、修三人来盘问后，写就二次检讨书缴入，未知能过关否？……新悲叹，自悔昔在燕京时仰望共产党之非，而今则无术远遁，宁愿原子弹从天而下，毁灭此无人性、不合理之中国，亦所乐矣！

此处所说的燕京，指北平，或指北伐成功前的北京。所谓自悔如今“无术远遁”，用在吴宓身上似更切实恰当。据吴宓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坦白”，除了1948年放弃赴美讲学机会外，1949年2月，“香港大学征求一位中国学者去作教授（讲座），用英语讲中国史及中国宗教哲学大要，友人欲以宓荐，且云‘必成’。宓即去函阻止”。又，1949年10月，“钱穆在香港，和知友们办一东亚文学院，寄来章程及课表，以‘学术主张及宗旨素同’，力劝宓赴港共事。宓谢却之。”“快到解放时，宓自己决定，不问祸福如何，我决定不到外国去。”据说傅斯年到了台湾后，曾致函吴宓劝其赴台任教，而吴亦未应允。

当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全部赶出大陆的时候，国门被钢铁一样坚硬厚实的幕布封锁，蓝色的天空罩上了巨网，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的各色人等，即使身上插上翅膀也难以越过沉沉的密网流窜到边境之外，更不可能像狡兔一样有三个洞窟藏身避难，只有像被堵住老窝的兔子或其他蛇兽，老老实实地等待被捕获后，或披皮，或开膛，或下油锅任意处置了。正是曾经有过的诸多前缘和机会，才使包括吴宓在内的一批陷于绝境的自由知识分子，发出了如此悲恨交加的哀鸣。只是想象的原子弹没有从天空落下，而吴宓与他的许多同事却一步步走向了“自绝于人民”的毁灭之途。

9月29日，吴宓日记载：

“上午8—9时，委来，详述其兄澄之疯疾情形……昔1951雪之疯也（南按：指1951年西师女职员张宗芬在镇反运动中被疑为“特务”而致疯），宓犹能挺身而出，为求医，治之愈，且护其儿，多方援助，不恤人言，不畏嫌疑雪为反革命之妻。今于交久谊深之澄，宓乃不敢至其家一探视，亦不能延蔡医为之诊治，足见今日法网之密，禁令之严，亦可见宓之衰老畏怯，见义无勇，自视实毫无人格，有生如死者矣。”

吴宓述及的这位李源澄，于1958年5月，在凄风冷雨中发疯病重死在床上，时年51岁。李死后，院方将其夫人及女儿送回李的老家四川犍为县农村务农。而李的遗稿无人收拾，遂皆散失。据说李在一个短暂的清醒之时，将他撰写的一部《魏晋南北朝史》书稿托付给挚友吴宓，以待将来出版之日。想不到吴宓很快就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而随着吴宓遭遇的一连串不幸，这部书稿亦不知所踪，徒让后人空为扼腕。

此时的吴宓已调往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西南师范学院又掀起了“拔白旗”与“开展教育革命运动”高潮，至6月达到鸣放最高峰，在短短的两周内，全院师生共写大字报3660142张，平均每天30万张。就在这个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吴宓在一次课堂上竟惹下了奇祸。其因是为学生讲解“犹……况……”结构和“者……也……”的句式用法，因一时兴起，吴脱口说出了两个例句：“吴宓者，西师之教授也。”“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同学们听到如此风趣幽默的句子，禁不住大笑起来，台上的吴宓也得意地吐了下舌头，露出了孩子般天真的笑容。

这个时候，吴宓和同学们并不知道，暗伏在课堂中的“积极分子”，立即意识到后一个句式隐含的政治内容，一下课即向学校教务处专门负责收集“教学意见”，实际是地下“情治工作”的人员作了秘密汇报。此时中国大陆经济陷入困境，物资日益匮乏，遍布中共控制区的大饥荒已经来临，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饿死，各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的工作人员实行配给制，粮油定额不一，但都难一吃饱。吴宓心有所感，顺口而出佳句。想不到这一句式被学校当局认为是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路线，吴宓受到校领导的严厉批评，责令其第二天在课堂上向学生公开检讨，吴宓自是战战兢兢地一一照办。自此之后，吴宓的“三两犹不够”作为经典的“罪证”，成为历次运动中革命群众批斗的靶子。为防止吴氏继续在讲台上借机“放毒”，学校领导将其当做“白旗”拔掉，不再为学生开课，只偶尔让其辅导一下中文系和外语系两三个立场坚定的青年教师。

1959年1月，《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中文系学生撰写的长篇战斗檄文——《批判吴宓先生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文章认为吴宓在课堂教学中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天才论”、封建迷信“有神论”，严重的“厚古薄今”和“烦琐的考证”。这一切散发着“毒气”的“论”，作为吴宓的一大罪证，像摆脱不掉的影子一直伴随终生，直到死去。

第十五章悲回风第三节康乐园之会

就在全国展开“拔白旗”，批判“厚古薄今”运动中，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与吴宓一样，遭到无情加无理的批判，陈氏遂向学校提出不再教课，以免毒害更多的师生。身处西南一隅之地的吴宓闻讯，对老友陈寅恪的处境十分关切和挂念，遂产生利用暑假赴广州探望陈氏夫妇的想法。因全国各高校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吴宓不得脱身，这个愿望直到两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1961年7月30日下午，吴宓作长函致陈寅恪，“述一年来宓之情况。告即来粤晋谒，请通知此行应注意之事项”云云。8月4日，陈寅恪收到吴宓航空信函并作了如下回复：

雨僧兄左右：七月卅日来书，顷收到，敬悉。因争取时间速复此函，诸事条例如下：一、到广州火车若在日间，可在火车站（东站即广九站）雇郊区三轮车，直达河南康乐中山大学，可入校门到大钟楼前东南区一号弟家门口下车。车费大约不超过二元（一元六角以上）。若达（搭）公共汽车，则须在海珠广场换车，火车站只有七路车，还须换十四路车来中山大学。故搭公路车十分不方便。外来旅客颇难搭也。若搭三轮车，也要排队，必须排在郊区一行，则较优先搭到。故由武汉搭火车时，应择日间到达广州者为便。岭南大学已改称中山大学。

二、弟家因人多，难觅下榻处，拟代兄别寻一处。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冼玉清教授已往游峨嵋矣。

三、弟及内子近来身体皆多病，照顾亦虚有其名，营养不足，俟面谈。

四、若火车在夜间十一点到广州，则极不便。旅店由组织分配，极苦。又中大校门在下午六点以后，客人通常不能入校门。现在广州是雨季，请注意。夜间颇凉。敬请行安六一年八月四号下午五点半弟　寅恪　敬启吴宓接信，于8月18日复函，告知陈寅恪自己先乘船沿长江下行，抵武汉大学访友，然后起程赴粤，约于8月26日到广州，粮票所带甚多，每日可有一斤，无须另备早餐等。8月23日清晨，吴宓由重庆码头登船赴武汉大学访问旧友。到武大后，因故旧较多，来访者络绎不绝，直到8月29日始由武汉乘火车向广州驶去。

按原定计划，吴宓所乘火车到达广州的时间为白天，但一入广东境，因洪水泛滥，铁路多处遭塌阻或淹没，火车时走时停，直到30日夜晚11点30分才抵车站。时陈家已派出小彭、小彭夫婿林启汉与陈美延三人前往车站迎候。吴宓出站，“乘中山大学之汽车，过海珠桥，行久久（似甚远），方到中山大学。即入校，直抵东南区一号（洋楼）楼上陈宅。寅恪兄犹坐待宓来（此时已过夜半12时矣）相见”。只见陈寅恪“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八）”。

老友相见，自是一番感慨。尽管陈寅恪目盲病弱，但因吴宓的到来显得精神兴奋，憋在心中的话也如开闸的洪水倾泻而出。吴宓在日记中敬重地记下了这次相见的场面与陈氏思想志向，谓：“党国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而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以是和平收取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酬，李一平答以二事：（甲）请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苏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派李一平来迎。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宓按：刘文典之为政府礼重，亦必由于李一平之力；典1956对宓所言由于苏联学者之曾读典所著书而追询及典，乃有政府拟派其赴苏联讲学之意云云，恐非事实。又按王德锡之得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似亦出于李一平之推荐）。”

吴宓记述中所说的李一平，云南大姚人，20年代初肄业于东南大学，是吴梅的得意门生。青年时代曾领导参与南京“五卅运动”，结识陈铭枢、廖仲恺等人，并参加过北伐。后与林森、陈诚、李四光等人交往甚密，无党派人士。解放战争后期，曾策动云南滇军倒戈，为中共政权控制西南建过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因吴梅早年曾拜陈三立为师研习诗词，李一平继之与陈氏家族建立了密切关系。从上述事例中可以见出李一平其人高风亮节与对师友的敬重和情意。

吴氏提到的苏联学者请问一事，是流传于学术界的一则逸闻，说的是1949年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与一代霸主斯大林会晤时，对方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毛泽东感到意外，询问详情，才知斯大林在写《中国革命问题》时，曾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不知陈寅恪是何方人士，当然更不知其踪，但既然世界头号“大鳄”斯大林如此重视，说明此事非同小可，遂立即表示回国查询后再呈报。当夜，一份特急密电发往北京，相关人员迅速行动，这才知道陈寅恪没有去香港，而是流落到了广州的岭南大学。自此之后，陈寅恪的身影进入了中共最高当局的视野，后来发生的一切政治、生活优待，都与斯大林这个询问有关。这个传闻不知何时何日，又弄到了刘文典身上。不知是别人附会，还是刘氏为了唬住当时没什么政治地位的吴宓而故意自吹自擂，但刘文典于50年代确曾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这一切，随着陈寅恪自身经历的释解，刘文典得之于苏联高层重视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吴宓这天的日记还有如下记载：“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港报中仍时有关于寅恪之记载），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而认为共产党已遭遇甚大之困难，彼之错误，在不效唐高祖事突厥，藉以援以成事建国，而唐太宗竟灭突厥，即是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同列，取双方之援助，以为吾利，举足为左右之重轻，独立自主，自保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C。C。C。P。之附庸。……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云云。”

陈寅恪说的共产党遭遇甚大困难，除了政治上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更大的困难是全国陷入空前的饥荒，人民衣食无着，因饥饿而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国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而导致这个恶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局没有效法唐初李渊建国时称臣突厥的做法，保持独立的文化道德精神。相反的，正是唐初保持了独立的文化道德与精神，才于十年后的唐太宗时代一举灭掉了突厥，成为亚洲第一霸主，创造了称雄于世的皇皇伟业。反之当世中国政府，其政策是全面倒向苏联（C。C。C。P。），搬用苏联模式，值得怀疑。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和考虑，才有了陈寅恪“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的独立之精神。至于对趋炎附势的民主党派，陈寅恪当年就对其主要成员如闻一多、罗隆基，外加一个学生辈人物、且对陈氏恭奉有加的吴晗等辈不屑一顾，至于对章伯钧等看风使舵，拍马溜须，随时找机会拖着第三党“归宗”等辈更是不放在眼里。早在1953年7月26日，陈寅恪在答朱师辙诗《癸已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

屯戌尚闻连浿水，文章唯是颂陶唐。

海天明月伤圆缺，岭树重楼困火汤。

一瞬百年强半过，不知何处觅家乡。

陈诗中的墨儒名法道阴阳“六家”，无疑是暗喻中共之外的八个民主党派（国民党、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哑羊，本是佛教语言，指不知解者。《大智度论》卷三：“云何名哑羊僧？虽不破戒，钝根无慧，不别好丑，不知轻重，不知有罪无罪，若有僧事，二人共诤，不能断决，默然无言，譬如白羊，乃至人杀，不能作声，是名哑羊僧。”诗中首联意指中国文化中无论哪门哪派，都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变成了“哑羊”。陈寅恪对此鄙视有加，且耿耿于怀。195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的杜国庠请陈寅恪出任全国政协委员，陈氏当场回绝并说道：“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就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担任政协委员。”陈氏此言，显然是不乐意与彼辈同流合污的义愤之举。

陈诗颔联的前半句似指此时朝鲜战争虽处于僵持状态，但仍未结束。“沉水”，即朝鲜平壤北的清川江。就在这首诗写毕的第二天，即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订，这首诗算是为朝鲜战争作了一个小小的注脚。其后的“文章唯是颂陶唐”句，讽喻当时舆论充斥着对当局和毛泽东的颂扬。陶唐，中华民族上古部族时代的古帝名，即唐尧，与舜并称上古圣明的帝王。《孔子家语·五帝德》：“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当时有些身患“软骨症”的知识分子吟诗作赋，把毛泽东与古代的帝王尧舜相提并论，宣传部门更是借此大做文章，加以鼓吹，形成了一个“圣人出，黄河清”的舆论大潮。在这股汹涌澎湃的大潮中，终于导致三门峡大坝的出笼，以及该坝建成后至今难以解决的历史性悲剧的产生。对于当时知识界与宣传机构联手打造的“尧舜赞歌”，时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容庚（南按：抗战胜利后被傅斯年拒入北大之门的那位），对整日昏天黑地学习毛著，并且还要评选积极分子以作为一种政治荣衔等做法大为不满，容氏在中文系小组发言中慷慨陈词，质问负责人：“‘言必称尧舜’，现在大家拥护毛主席跟封建时代拥护尧舜有什么不同？”此话后来成了容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被打入另册。尽管陈寅恪与容氏关系不洽，陈氏退出中文系与二人关系不睦有直接关系，但在这一点上却是息息相通的。时在重庆的吴宓有“共颂河清未许悲”的诗句，倾诉了与陈寅恪甚至是容庚等知识分子一样的心理郁闷。而就在这首诗写毕四个月后，马列主义学者汪篯来到了中山大学劝其北返。陈寅恪与其谈话中除了对郭沫若等辈表示不满，盛怒中还捎带着大骂了一通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他们是“自投罗网”、“无气节”、“可耻”等。无论是诗文还是谈话，皆见出郁结在陈寅恪心中的忧愤之情，而如今一对离别几十年的衰弱老友重逢岭南，陈寅恪倾吐的欲望与心中迸发的激情当是比以往更澎湃勇猛的。

吴宓在陈宅一直谈到约深夜十二点半，方由小彭送往中山大学招待所休息。第二天上午，吴再到陈宅与陈寅恪叙谈，陈氏“专述二十年来身居此校‘威武不能屈’之事实，故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主义，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而能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斯诚为人所难及；彼台湾、香港之报纸时有记载寅恪兄之近况及著作者，此类记载乃使人民政府及共产党更加意尊礼寅恪兄，以反证彼方报纸传闻之失实而表示我方之确能尊礼学者云尔。其间宓亦插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经历之困苦及危机，附述若干友好之生死存亡情事”。

当天上午，陈寅恪送吴宓《论再生缘》自费油印稿一册，同时赠《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一首：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装。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

锺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论再生缘》，是陈寅恪先前完成的一部书稿，缘起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代的学生、时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于1953年给陈氏寄来一部长篇弹词。此书乃清乾隆年间浙江钱塘才女陈端生所著之长篇弹词小说，所叙内容为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与都督之子皇甫少华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其中青年女子孟丽君乔扮男装，一波三折中状元做宰相，最后在各种阴谋与阳谋的合力夹击下左冲右突，但总是难以突出男性社会的桎梏与圈套。但陈端生只写到十七卷，未完成全稿即殒命，后由另一才女梁楚生与其夫许宗彦续作三卷终结，故后世流传的本子共二十卷。此类弹词小说，因文字通俗，一向不登大雅之堂，文人学者对此类独弹词七字唱之体颇为鄙视。这一好恶在陈寅恪青少年时期同样有所体现，陈氏说：“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但自“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以至到了衰年病目之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而”。此为陈寅恪接触和决心考证的心曲。

自1953年9月，病弱目盲的陈寅恪在授课之余，正式开始《论再生缘》的研究与创作。其过程是先由中山大学派来的助手黄萱诵读，陈氏逐句逐段琢磨思考，每需查找资料，便由黄萱连同陈寅恪的弟子们相助，而后在辨别材料真伪的基础上构思成文，口述于黄萱。对于这段经历，黄萱回忆说：“他的文章取材广阔，每篇都是经过一丝不苟地考虑、慎密精心地结构才口授给我笔录的。虽然这样敬重其事，还要屡经修改、补充。他常把自己的著作称为‘稿’，如《元白诗笺证稿》及《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后改为《柳如是别传》）等，即是其例。他说，这都是未定稿，准备有新材料、新见解，便随时修改增补。”如此循序渐进，一部六万多字的书稿于半年的时间撰写完成。

陈寅恪《论再生缘》，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三点：一、考证著者陈端生及续者梁楚生两位才女的身世、家庭背景、环境及作（续）的年代地点；二、论述的内容思想和艺术价值；三、陈氏本人对的感想。当然，陈寅恪对之论，决不是专作考证家的文章，为考证而考证。他在考证的同时，贯穿着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是现代学者对历史往事的追述，更是对当世环境和民族文化兴废的感痛与哀叹。对于的价值，陈氏作了这样的评价：“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遂取再生缘之书，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钩索乾隆朝史事之沉隐，玩味再生缘文词之优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

所谓“思想最超越”，即陈端生对世俗命运的抗争，特别是一个弱女子以自尊和强悍的作风，穷尽心力摆脱男权社会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桎梏，追求人性自由和独立精神。然“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这些非议中夹杂了声嘶力竭的指斥与诅骂：如“习成骄傲凌夫子，目无姑舅乱胡行”、“竟将那，劬劳天性一时捐。阅当金殿辞朝际，辱父欺君太觉偏”等。对著中人物不见容时代的悲怆命运，陈寅恪以伤感的语调发出了哀惋的慨叹：“噫！中国当日智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职中馈酒食之家主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

此处明白地指出，自由及自尊之思想，不能为世所容。中的主角孟丽君就是作者陈端生本人的写照。而陈端生的遭际又何尝不是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自身的投影？字里行间显示着陈寅恪为时代和时人所不容的内心苦痛。抚今追昔，不免怅然，陈寅恪发出了如下警世感慨之语：

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　　之间矣。……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陈氏强调自由思想的重要乃普世真理，有自由之思想，才能有优美的文学和真正的学术，而世人竟不知，或竟完全抛弃，自是愚不可及。陈寅恪道出这个已被历史检验的事实，显然有借古讽今的意味，以先贤的才智和创造的灿烂文化成果，讽喻今人的无知和陈氏本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表面上考证一部古代弹词，实在是陈寅恪向世人泣诉自己的遭遇。而更令陈氏感慨万端的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世道人心已随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颠覆性变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懿德敦敏传统已不复存在。当书中讲到端生的妹妹长生不忘怀端生一段时，陈氏更是悲从中来，谓：“观其于织素图感伤眷恋，不忘怀端生者如此，可谓非以势利居心，言行相符者矣。呜呼！常人在忧患颠沛之中，往往四海无依，六亲不认，而绘影阁主人于茫茫天壤之间，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欤？”陈端生本身既无犯罪受过，虽在忧患之中，六亲何至不认？这分明是陈寅恪为自己的遭遇伤怀感叹，心中迸发出的愤懑不平之音。

“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是陈寅恪对全篇的总结，也是他晚年心境和志趣、风骨的映射。

1954年2月末，《论再生缘》几经修改终于定稿，中国文化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式的篇章就此奠定。过去的岁月，无论是在清华园还是颠沛流离于西南之地，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夫人题写封面。《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由唐筼题写。只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部闪耀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灵光的稀世珍品，当局不予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自己出资请人用蜡版刻印若干册，分送友人，以示志念。——这便是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陈寅恪所赠《论再生缘》的背景。

就在陈寅恪《论再生缘》自费油印后不久，前往探访的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把一份陈氏赠送的油印稿带到了香港，后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间海外震动，议论纷纭，谓陈寅恪大师在大陆不但生活艰难，心情悲戚，所述著作都不能出版，只好自费油印小册子分发友朋，此乃实为中共对知识分子迫害的铁证等。海外的议论与政治和道义上的强烈谴责，立即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负责宣传文化界的大佬交换意见，决定在内地出版陈著和郭氏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以回应海外学术界与媒体对陈寅恪艰难处境和著述不能出版的同情、议论与谴责之风浪。——这便是吴宓日记所言“彼台湾、香港之报纸时有记载寅恪兄之近况及著作者，此类记载乃使人民政府及共产党更加尊礼寅恪兄”。而这个“尊礼”当然不是出于对一位学术大师真情的尊敬与重视，而是作为政治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一个砝码，进行斗争的权宜之计，以这个举动来“反证彼方报纸传闻之失实而表示我方之确能尊礼学者”。——历史的诡谲荒谬就在此处，陈寅恪无意中成为中外政治集团博弈的一枚棋子，一旦这个集团不再需要这枚棋子的时候，必然抛之于桌下或垃圾筒桶。事实上，不但《论再生缘》最终未能出版，陈寅恪本人的悲剧性命运也就注定了。

继《论再生缘》之后，陈寅恪又强撑病体，开始撰写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大作《钱柳因缘释证稿》，也就是后来轰动海内外的皇皇大著《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别传》堪称陈寅恪学术生涯中“发覆”的“典范”之作。如陈氏所言，对于“才学智侠”俱全的柳如是这样一位民间奇女子，其身世之所以不彰，正是因为“当时迂腐者”和“后世轻薄者”的讳饰诋诬与虚妄揣测，导致人事全非，声名湮没。因此，陈寅恪发出了“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的感叹，立志“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情”。陈氏对著述结构和内容如此安排，除了柳如是本身有“待发之覆”的材料之多，以及陈寅恪对柳氏“情有独钟”，认为是可以与自己在心灵深处对话交流之人外，还有为钱、柳二人翻案的意图。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一个倚门卖笑的烟花女子，钱牧斋更是卑鄙无耻的下流人物。1931年5月，傅斯年在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封面上题了如下的几句话：“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三十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陈寅恪在对钱柳著述“发覆”之后，肯定了柳如是乃一位具有民族大义，有气节、有主见的忠烈才女。而柳如是被厚诬、封杀、讹传、扭曲的生命形态，十分类似于现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自身的命运。因而陈氏的发覆祛疑工作，透过为钱、柳二人辨诬洗冤的表象，暗含为中国文化现代历史命运清洗烦冤、发覆祛疑的深意。只是限于当时的环境，陈寅恪不得不隐晦地表明钱氏同样是一个“反清复明”运动的中坚人物，而把主角和表彰的光亮更多地移于柳如是身上。

从《柳如是别传》这部传记大作中不难看到，陈寅恪把西方学术手法运用于研究之中的同时，特别注重首倡于清初顾炎武，而为后世朴学家奉若圭臬的“实事求是”精神。凡立一言，必不拘烦琐地进行大量考证，甚至逐字逐句地排比考辨，而后归纳分析，得出结论。因了陈氏对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比之于清代的传统朴学更高一筹，也更具创新性和突破性。此种长处从两个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一是以诗证史，突破了传统训诂学沉溺于文字音韵的陋习；二是将具体的人与事的“发覆”，以宏观的文化视野放在历史长河大背景下纵横考察对比，借此洞悉“大历史”下人物活动与思想情感变化的幽微，而后从不易察觉或容易被人忽略的情感与事件中，反观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钱、柳二人身上，陈寅恪面对的是“衰柳枯兰”、“残山剩水”，生发出一股惜旧怀春的伤逝之情自属当然。但这只是漂荡于微波之上的浮萍，在浮萍掩映下，则涌动着浩瀚壮阔的急流，只有细读陈氏全文并加以思考探究，方知作者立意深焉。

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

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鼎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民族大义，并具有坚持独立思考、拒绝曲学阿世的凛然正气。正是这种将生命体验内化于史料的“心通意会”，才使身处风雨如晦的年代里的陈寅恪发思古之幽情，探文化之良知，求天道之转还；才促使一位目盲病弱的老人，于暮齿之年穷竭心力，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彰显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通过这样一个易鼎时代中的特殊人物，把明末清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于世人。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大书，以其丰富的史料和精密的排比、考据，“忽庄忽谐，亦文亦史”（陈寅恪语）与穿插其间的陈寅恪天才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陈氏一生的学养和志趣，无疑是百年中国一位大学者奉献给人类的创世纪之作。

正当陈氏于钱、柳内心世界跋涉追索，借此抒发心志之时，吴宓到访并有了陈寅恪《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赠诗。吴宓不愧是陈氏的知己，对于这首诗的喻意，自是心领神会。诗中的“五羊重见”，自是指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陈、吴重逢。第二句似谓陈寅恪虽身在岭南，而心灵的寄托实在别处。颔联的第一句，自是指一次次政治运动，使得陈氏教学徒遭白眼、嘲讽与批判，甚至性命堪忧。而“著书唯剩颂红妆”，是此诗情感思想最为关键所在，可视为该诗的诗眼。就浅显的喻意而言，尽管此时陈寅恪教书和撰著都不合时宜，但坚守民族文化岿然不动，继绝扶衰，为这一文化命脉的延续苦心孤诣，寻觅精研，以泽被儒林，传香火于后契。此举正应了明末清初一代大儒顾炎武“人间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之精神风骨与文化血脉涌动不息的预言。《柳如是别传》通过一代奇女子柳如是的缩影，既是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荣历史，更是陈寅恪人生追求与思想信念的光辉写照。

对于陈寅恪的赠诗与谈话，9月1日，吴宓在日记中作了如下纪述：“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若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为计之得者。反是，则他人之奴仆耳。”又“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心爱陈子龙，即其嫁牧斋，亦终始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又及卞玉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装’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

因环境和时间限制，此时的吴宓只能记述大概，对陈氏的思想情感及其诗文和写作《柳如是别传》更深层的用意，不可能全面深刻理解，何况当时没有时间详细翻阅陈氏这部大著。其中一个明显的隐喻，吴氏似没有意会。就在吴、陈相会的半年前，即1961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他那首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的《为女民兵题照》七绝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面对中华大地一片喧腾，喊杀之声此起彼伏，刀光剑影中红妆尽退，绿装丛生，开创了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双目失明但心灵敏感的陈寅恪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几年之后“文革”爆发，五尺之枪的子弹不是射向美帝苏修，而是瞄向了从各行各业、特别是文化教育界拖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头颅。那捆扎于绿色军装中间宽大厚重的铜头皮带，所抽向的目标正是陈寅恪、吴宓之类千万教授和自由知识分子那薄薄的脑壳。面对即将到来的“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陈寅恪企图在历史文化进程的险绝处，以“颂红妆”的独特方式，提示世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只是山河已改，大势已去，他所有的用心和努力，只能落得个“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了。

9月3日早晨，原岭南大学校长，时从中大普通教授晋升为中山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请吴宓到家中共进早餐。席间，陈氏谈到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与吴宓的友谊，以及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张仲述兄弟、经济学家何廉等故旧好友。在谈到陈寅恪时，陈序经特别提及陈氏由北平南飞转至上海后，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发电，有南来之意。陈序经表示“竭诚欢迎”，陈寅恪一家始往广州。又谈到“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今寅恪兄在此已习惯且安定矣”。

当天晚上，吴宓往陈宅辞谢并晚餐，决定于第二日告别陈寅恪一家北返。此为吴宓与陈寅恪自哈佛同窗以来五十年中所见的最后一面。临走，陈寅恪有《赠吴雨僧》诗：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栽桑事已迟。

幸有人间佳耦在，杜兰香去未移时，玉谿生重过圣女祠诗原句。

围城玉貌还家恨，桴鼓金山报国心。

孙盛阳秋存异本，辽东江左费搜寻。

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

钜公漫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

陈诗前四句自是抒发两位老友相隔千里，道难路险，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感慨。接下来则暗含吴宓的爱情姻缘。

吴于1929年与结发之妻陈心一离婚，此后开始了漫长而又徒劳无功的追逐心中的“圣女”毛彦文的生涯。当追毛的单相思大梦彻底告破后，于1953年在西南师院与邹兰芳结婚，未及生儿育女，邹又因体弱多病而病逝。邹的去世，给刚刚尝到一点爱情滋味的吴宓又是一个沉重打击。因而每到吃饭之时，再次沦为单身汉的吴宓必放置两双碗筷，以为去世的邹妻留有位置，借此表示思念之情。几年之后，寂寞难耐又无处寻觅女性以结百年之好的吴宓，复又生出与前妻陈心一复婚的念头，并于1959年1月29日致函陈寅恪夫妇请其参谋。函中大意说：“心一素健，而近者屡病，忧其将先宓而逝。昔读顾亭林晚年《悼亡诗》，尝生感而思及心一，以心一昔曾为宓钞写之《学衡》文稿，又寄发外人订阅之《学衡》各期，助成宓之理想事业，亦犹如亭林夫人之‘北府曾缝战士衣，酒浆宾客各无违虚堂一夕琴先断，华表千年鹤未归。’云云。”

陈寅恪夫妇接信后，很快复函，对吴与发妻复婚之事极表赞同。吴宓接信后做了如下记录：“正午，接陈寅恪兄一九五九年二月十日复函。极赞宓与陈心一复合。录去年夫人唐筼稚莹六十生日，寅恪撰赠联云：‘乌丝写韵能偕老，红豆生春共卜居。’‘（寅恪）自谓此联可代表十年生活情况也’。宓按，上句叙寅恪目盲，夫人为作书记。下句指人民时代红色政权同屈子之安命居南国也。”

陈寅恪之诗，除了叙述自己的境遇，显然是想勾起吴宓对往昔时光的回忆，并将这份温情投射到与陈心一破镜重圆的美好现实中。想不到吴宓前瞻后顾，左右摇摆了两年，与陈心一复婚之事仍无结果。因而，当他此次拜访陈寅恪夫妇即将离别的时候，唐筼专门让小彭把在广州的吴宓与陈心一所生长女吴学淑召到家中，与吴见面并共餐，以让吴宓真切感知儿女亲情，重温与发妻陈心一共度时光的旧梦。因吴宓已明确离广州后将重游北京并会见时在北京定居的陈心一，唐筼除了复劝吴抓住机会与原妻和好外，还敬重其事地赠陈心一方糖一包，强行让吴宓转赠。同时赠诗二首，其中末首为：

送雨僧先生重游北京北望长安本有家，双星银汉映秋华。

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

唐筼之诗，明确表达了期盼吴、陈复婚的良好祝愿。遗憾的是，吴宓北返，仍在合与分之间反复无常，终于无果而终。

9月4日晨，吴宓自中山大学招待所出发，乘车赶奔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陈寅恪诗中一句“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竟一语成谶。

9月6日晨，吴宓抵达北京。先后会见了贺麟、李赋宁、金岳霖、钱锺书、杨绛等昔日清华同事、弟子。贺麟对吴宓任教西南师院颇为惋惜，认为是虎落平川，难有容身和发挥才学之处，日后必然遭到犬欺。同时贺告诉吴一个消息，中共掌管宣传和文化的大员周扬“尝公开主张，应调取宓为中央文史馆研究员，命宓住居北京，专力续译沙克雷之小说。贺麟欲陪导宓往谒周扬，宓惧祸，辞未往。惟此事而论，周扬实际上宓之真知己，亦‘可人’哉！”据吴宓在《自编年谱》中所说，早年创办《学衡》时，曾翻译过英国小说家沙克雷的小说《钮康氏家传》（。M。the　 Newes”），并在《学衡》连载，每期登一回。此为吴宓一生中最得意之译作，也受到外界广泛关注和好评，周扬当时应为关注者和好评者之一，因而几十年后产生了想调吴宓入京继续从事这项翻译工作的想法。当贺麟对吴宓透露这一消息并欲拉吴顺杆往上爬时，已对政治有了警觉的吴宓没有响应，内中原因，许多年后吴宓在校订《自编年谱》时作了这样的解释“若竟从之，后来周扬得罪，宓必致牵连。然谨慎不往，伏处西师，1968年以后仍受种种之惩罚与斗争，则何如其往耶。”

纵观吴宓一生为人处事，憨厚有余而精明不足，结识的敌人与仇家自不必说，往往在许多时候被不怀好意的同事、朋友，甚至弟子引入早已挖好的坑中，上当受骗，落入无妄的屈辱与灾祸之中难以自拔。但这一次却是少有的异数，吴清醒而自尊地作了拒绝，在当时看来，这个抉择是明智的。至于日后于西师遭受的侮辱与肉体折磨，就不是吴宓的心智所能控制的了。

1961年9月13日早晨，吴宓在元配夫人陈心一住处检视从昆明运回、存放于此处的两箱书籍，作了妥善安排，准备离开北京。早餐时，吴宓面对陈心一贤慧的性格和殷勤伺候，想起陈寅恪夫妇、特别是唐筼再三让自己与陈氏复婚的殷切叮嘱，有些动情，但仍心神不定，无法下定决心剖白心事。联想到自己年已六十七岁高龄，陈心一也衰老了，此次分别，未必再能相见。想到此处，“忽觉悲从中来，几于食不下咽”。餐毕，吴宓在陈心一和友人陪同下于北京火车站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吴、陈这对恩怨夫妻就此永诀。

吴宓此次西行，除应陕西师范大学之邀前往讲学，还在妹妹吴须曼陪同下由西安返回家乡泾阳安吴堡探亲访友，此为吴宓离开安吴堡五十一年后首次返回故土，自是感慨良多。吴在安吴堡住一宿，于9月17日返西安，旋回重庆西南师院。此次重返，等待他的自然不是鲜花美酒，而是陷阱和地狱。

吴宓先是被内部监控使用，继之作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腐蚀青年”的典型受到一次次批判。到了1964年，吴宓原拟在暑假、十月上半、十二月下半请假再度南下，探望他一直挂念于心的陈寅恪夫妇，并打算在中山大学“住半年，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但三次出访计划和努力均告落空。随着最后一次南渡化为泡影，吴宓悲剧命运的高潮大幕随之开启。1965年初，“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吴宓被革出教师队伍，不准再授课，属他所做的是接受师生批判与校内组织的劳动改造。

1966年，“文革”风潮突起，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除了站“斗鬼台”接受批斗，还要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众人的打骂与人格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落入学校造反派手中的一部分，则一一审查，看是否能从字缝里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吴宓早年以“学衡派”代表闻名学界，一生提倡国学，无论是板书、钢笔字，几十年来一直为直行书写，正体字。当文稿、日记被查抄后，红卫兵从字缝里没有找到反革命吃人的罪证，却从书写格式和字体本身找到了“罪证”，遂进行大肆批斗。生性耿直、倔犟的吴宓内心不服，说毛主席诗词也有繁（正）体字，难道他老人家也反党反社会主义？话刚一出口，就挨了两个大嘴巴，接着被红卫兵卡住脖子按倒在地，拳脚相加，揍了个鼻青脸肿。最后拖下去的时候，一红卫兵头目喝了一句：“毛主席写繁体字是革命的艺术，你吴宓写繁体字就是反革命的祸水。”言毕，朝已呈面条状的吴宓臀部猛踹一脚，吴立扑，躺在地下半天动弹不得。

1969年4月27日，吴宓与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七人，被学校工宣队、专政队押解到离重庆七百里外的梁平县乡间的西南师范学院分院劳动改造。在一次批斗大会开始前，专政队派出一群革命小将拖着吴宓向会场狂奔，接近食堂时，身体虚弱的吴宓已跟不上小将们的步伐，身体下坠，高呼饶命。专政人员见状，怒火顿起，几个小将把吴宓身体架入空中，像投掷麻袋一样猛地向前推出，吴宓从空中落下一个踉跄扑倒在坚硬的铺砖地上，当场左腿骨折，痛得在地下打滚儿。少顷，小将们把吴宓架上一张桌子做成的“斗鬼台”开始批斗。吴宓站在台上，疼痛难忍，汗如雨下，未斗几个回合就从台上滚落下来昏死过去。专政组人员见状，认为吴宓以装死的手法抗拒革命行动，罪加一等，于是令人将其拖到一间密不透风的小黑屋关了起来。半夜时分，吴宓从昏迷中醒来，面对漆黑的四壁，不知身在何处，疼痛与饥饿使他难以忍受，遂趴在坚硬的地上，抬起浮肿的手拍打着上锁的木门喊道：“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饿得很呵，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

断断续续的声音在暗夜中传出，哀惋凄厉，撕人心肺。只是任其如何拍打叫喊，不见一个人影前来探望，直至吴宓力尽泣血，声音由沙哑转为全哑的三天之后才被放出。经此一番折腾，吴宓左腿致残，膝关节脱臼，多日尿血不止，全身浮肿疼痛，只有拄杖才可站立。尽管如此，专政人员还要强令其早晚架拐在广场“练习行走”，稍一停留即遭到拳打脚踢和几个响亮的耳光。6月21日，在专政组人员押送下，吴宓得由梁平回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经人背负回宅。对于这段经历，《吴宓日记》有载：“宓受一生未经历之苦，凡五十七日。”

1971年，因战备原因，西南师范学院被强令迁往梁平县、忠县农村办学。吴宓向校党委写报告请求“年老衰弱留校劳动”，未被批准，仍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到梁平县屏锦区七间桥农场劳动改造。其间独住一无顶、席墙，逢雨即漏水的工棚内，睡的是重叠的马槽式床板，生活困顿。1月29日上午，身在校舍的吴宓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一种锥刺般的隐痛与不祥预感在心中弥漫，心坎里生出一股从未有过的苍凉与悲哀。在极度的苦痛、忧伤中，吴氏隐约感到了什么，他身披大衣卧床朗诵王国维《颐和园词》，继之默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直至“涕泪横流，久之乃舒”。

自这天起，陈寅恪的身影不断在吴宓睡梦中出现，且经常梦到二人在一个世外桃源秉烛长谈，直到洞外出现狼嗥虎啸或令人恐怖的巨蟒盘亘在洞壁上，吐着长舌发出“滋滋”瘆人之声，惊醒的吴宓抹着满头汗水，才知是南柯一梦。如此这般，吴宓于恍惚中度过半年，陈寅恪仍是音信全无。痛苦与思念皆达到极致的吴宓于同年9月8日，提笔给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写去一信，以老友的身份询问陈寅恪状况。信曰：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赐鉴：

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年寿已高（1890光绪十六年庚寅出生）。　　且身体素弱，多病，又目已久盲。——不知现今是否仍康健生存，抑已身故（逝世）？其夫人唐稚莹女士，现居住何处？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极欲知其确实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故特上此函，敬求　贵校（一）覆函　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实情。（二）将此函交付陈夫人唐稚莹女士手收。请其覆函与宓。不胜盼感。附言：宓1894年出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又在国内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先生同任教授多年。1961年宓曾亲到广州贵校，访陈先生及夫人（时住居岭南大学旧校舍内）。自1950以来，宓为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8以后，在中文系）但自1965年起，已不授课。现随学校迁来梁平新建校舍。覆函请写寄“四川省万县专区，粱平县，屏锦镇、七一房邮局，交：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吴宓先生收启”。即致敬礼。

1971九月八日吴宓上吴宓的信发出后如泥牛入海，始终未得到回音，在焦灼等待中，只有默默吟诵陈氏诗文以舒解心中积塞的郁懑与思念之情，心中渴盼与老友再次相聚的日子。但这一切，只能成为一个布满尘土的残梦萦绕于心间。其时正在劳改的吴宓自然不会知道，当他伏案写这封信的时候，陈寅恪已去世一年零三个月了。

第十五章悲回风第四节陈寅恪之死

吴宓作别陈寅恪夫妇离开中山大学康乐园，陈氏在感情震荡平息后，又于孤寂中把全部心思放在《柳如是别传》的研究写作中。1962年6月10日，已是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颈跌断，次日进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过度，三天昏迷不醒。医生考虑其年纪偏大，若开刀手术其体质难以承受，经家属同意和醒来的陈寅恪本人认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疗法，但效果不佳，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半年后的1963年1月21日，为了过个团圆的春节，陈寅恪出院，在凛冽寒风中被人抬回家中。

目盲膑足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张木椅上静坐，外界的光明与他已彻底绝缘，只有无尽的黑暗与他为伴。凄风苦雨中，陈寅恪于元宵节作《癸卯元夕作，用东坡韵》诗一首：

灯节寒风欲雨天，凌波憔悴尚馀妍。病室中有水仙一株。

山河来去移春槛，身世存亡下濑船。

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

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

这年的元宵节在2月，苏东坡有《二月三日点灯会客》诗，内有“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等句。诗即步东坡韵而作。尚以温暖著称的南国，在这年2月仍然透着寒风苦雨的冷意，这种苦境既是现实的，更是陈氏的心理感受。第二句中的“凌波”，是水仙花的别名。颔联中的“春槛”，典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移春槛”条：“杨国忠子弟每春至之时，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以板为底，以木为轮，使人牵之自转。所至之处，槛在目前，而便即欢赏，目之为移春槛。”后一句“下濑船”之濑，即湍流。“下濑船”，指平底的快船行于浅水急流之中。整个颔联指世事兴废，时转势移，人生变化之快。颈联中的“今夕是何年”，袭用苏轼《水调歌头》词“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句。尾联中的“罗浮”指罗浮山，即广东道教名山。“东坡老”乃陈寅恪自况，意为自己已经衰朽，与上联的“自信此生无几日”对应。尾联的后句与前句实出自同典，据柳宗元《龙城录》载：“隋开元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旁舍，见一女人，淡妆素服。与语，但觉芳香袭人。至酒家共饮，有绿衣童子，笑歌戏舞。师雄醉寐，久之东方已白，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遂感而赋入律古风一篇以志焉。内有“醉眸不见陇头梅，垆边长卧不肯醒。恍兮惚兮安在哉？人生仿佛罗浮梦！”后人称做“罗浮梦”。

此诗乃陈寅恪预见了自己行将就命，不久于人世的情形，同时道出了对时局的忧伤与内心的悲凉。在这一艰难时局与破碎心境中，陈寅恪立下了在告别人世之前，完成最后一件因缘大事的雄心大愿，遂加快了《柳如是别传》的创作。在助手黄萱协助下，陈寅恪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终于于1965年完成了这部长达八十余万言的皇皇巨著，为中国历史传记文学开一崭新篇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气概。”

此后，陈寅恪再度用尽残力，以蜡烛成灰，泪尽泣血之意志，着手书写《寒柳堂记梦》，以记叙其三世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令陈氏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最后的愿望竟成为一曲魂断西天的残梦。

“文革”爆发后，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在一份红卫兵撰写的“战报”中宣称：“像中大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简直是革命阵营中一枝大毒草，陶铸却偏偏要格外照顾他，优待他……这样浪费人民的血汗，去照顾一个‘反动文人’，他究竟安的什么心？”

在神州鼎沸，子夜唯闻唱鬼歌的阵阵呼啸声中，跟随陈寅恪多年的助手黄萱被造反派赶走，不许她再与这个“反动文人”见面。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个人一点存款被冻结，并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之罪被批斗，三个女儿中的老大、原在医院工作的陈流求，被从四川发配到西昌一个干校劳动改造；老二小彭、老三美延均被发配到广东英德茶场干校劳改，家中只有陈寅恪夫妇相依为命。一个目盲膑足，一个体弱多病，两位老人相濡以沫，艰难图存。因工资停发、存款被封，陈氏夫妇生活无着，只得写“申请书”上呈学校党委，请求恩赐。这份被保留下来的“申请书”大意有二：一是陈寅恪心脏病加重，为维持残弱的病体，在粗食已经难进，只能进流食的情况下，请求用自己被冻结的一点积蓄，每日购买四支牛奶喝，“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

1969年，陈寅恪一家被造反派扫地出门，由原校园内所居二层小楼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平房居住。此时目盲膑足的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面对几次被“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而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第十五章悲回风第五节吴宓之死

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自那封向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询问陈寅恪夫妇是死是活的信函发出不久，身在四川梁平仍独身生活的吴宓，算是真正虎落平川遭犬欺，坠入了漆黑看不见尽头的人间地狱。按造反派规定，在三顿饭前，“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要拿着碗筷站在竖立的毛主席雕像前报名“请罪”，如我叫吴二，或我叫马六，我不是个好东西，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一个混账王八蛋等。若稍有迟缓或吐字不清就要遭一顿毒打，不但饭食免掉，凉水也不准喝一口。几个月后，吴宓原患眼疾加重，右眼忽然全盲，左眼患严重白内障，即将失明。面对如此不幸命运，吴宓发出了“实不能应付生活，不如速死”的悲鸣。

1972年，已是79岁，行将就木的吴宓被允许自梁平返回重庆养病，住在原校内文化村老一舍楼三层一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中。自1970年起，吴的工资就被学校扣发，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且吃药、疗伤均包括在内，生活极其艰难。吴宓回校后，因腿断眼瞎，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只得托人从当地雇一老妪曾婆婆服侍，书信由学校中文系曹慕樊老师代读，生活的难度越发加大。无奈中，吴不得不靠借债度日。这年7月12日，吴令人代为写信向旧友姚文青求助，信中说，“每月发薪时‘特别扣发234元’（扣发之钱另行存储），迄今已共‘扣发’了五千数百元”，“固宓一生喜助人，迄未积聚一元钱”，“因宓经济困窘……今恳求兄惠助宓10元（作为还宓前款10元，宓亦乐受）。不胜感盼之至”。这个时候，负责管制的专政人员和红卫兵残渣余孽，不时以“献金赎罪”为名诈其钱财。据与吴宓一同关入“牛棚”的同校教授谭优学回忆，吴宓若特别需要用钱，可打报告由学校批准从被扣工资中支取少部分，有一次红卫兵与吴宓谈话，一次就榨去200元，或许此款就是吴专门打报告特批取得后的“捐献”。当时西师有“格借勿论”的口号在“牛棚”中流传，即凡是专政人员与红卫兵向“反动分子”借钱，被借者必须“捐献”，否则整你没商量，罪加一等，搞你个死去活来。

在如此艰难处境中，吴宓陕西老家的弟弟、妹妹以及好友吴芳吉之子经常寄一些零钱给予接济，但生活仍然困苦。学校留守人员曾与吴的女儿们联系，希望吴氏姐妹来重庆照顾一下她们那个腿断眼瞎的父亲，但回复说：“解放前我们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校方只能同意吴宓与陕西老家的妹妹吴须曼取得联系，并让对方想办法，以免死后丧事无人料理而尸身臭在屋内。

1973年9月下旬，在陕西泾阳县面粉厂工作的吴须曼来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老一舍楼吴宓住处探望。兄妹相见，百感交集。此时吴宓已经秃顶，只有少许稀疏的白发和白须，面容憔悴，神情忧郁，一派风烛残年的衰颓模样。环视屋内，灰尘遍布，除一张单人床，另有三抽书桌、小书架和旧藤椅各一，书架上摆着一堆同样布满灰尘的中外书籍。唯一属于自己的家当是摆在地上的樟木箱和一只小皮箱。生活用品只有一条单薄的被单，之上是一床堆在床头的烂被子，衣服只有两三套，一件蓝布面的棉袄缝补多达30余处，可见年月之久。另有一床蚊帐，据说购于1938年，上面满布窟窿与用纸粘糊的补丁。问及购衣物必需的布证和棉花票，回答一样也没有。吴须曼望着腿瘸眼瞎的长兄哆哆嗦嗦的样子和孤独求助的眼神，禁不住潸然泪下。10月初，吴须曼回到泾阳，即刻向同事凑了一些布票、棉花票买来布匹，缝制了棉衣、棉裤、被子和毛衣、毛线帽等衣物寄给吴宓，以备过冬。

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在西南师范学院渐入高潮，专政组人员想起还有个“老古董”猫在文化村一舍三楼317室，且这个“古董”向以宣传国学为荣，这孔老二和林彪都是“克己复礼”的倡导者，吴宓自然是他们的孝子贤孙，尽管腿瘸眼盲，但他“人还在，心不死”，说不定正在做着“克己复礼”的黄粱美梦，必须进行批斗改造。于是，吴宓被一伙专政人员从宿舍里连拖加拉地弄出来，先在校门内毛主席巨幅塑像前“请示”，骂一顿自己是王八蛋，然后被架上操场中的“斗鬼台”开始批斗。这一天，吴宓似乎有点反常，倔犟的性格如同回光返照般再度显示出来，态度强硬地表示：“只批林，不批孔”，“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云云。当问及“你对林彪搞‘克己复礼’怎么看，是不是中了他的流毒”时，吴宓低着的头猛地抬起，大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文化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不配搞‘克己复礼’。”几句话搞得批斗者大怒，当场将其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拖下“斗鬼台”先是一顿毒打，而后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被几个大汉拖着游行示众。

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几次批斗和毒打，吴宓的身体更显衰颓，心理更加脆弱，对外界的一切都产生恐惧。吴须曼的长婿鲁予生去武汉出差，顺道去重庆探望吴宓，代表吴须曼邀请吴宓返乡居住，以便照顾。吴表示同意，并与吴须曼书信往来商谈回乡的具体细节。但到了5月，吴宓突然致信吴须曼，表示自己不再回乡，愿长久住在师院文化村直到寿终，并在“近处的梅花山上火化遗体，藏放灰瓶”等。对于这一变故，吴解释说：“我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理由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听人述说故事，在四川省有许多‘地位高（工厂、机关、学校之领导人）、名望大、工资极多’的人，退休后回家，住在省城、县城中，归居民委员会及街道办事处管理，还是对他很好、很尊重，但他所住的小街巷中，却有一部分流氓群众（形同劫匪），忽在半夜里破门而入，说他是‘地主余孽’，是‘反动学术权威’，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把他用刀砍伤，而抢劫去了他的钱财、器物，全部不留。”

吴须曼看罢来信，心中一片茫然，不知如何回复、解释是好。后来逐渐得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西南师院已有为吴宓发还过去扣除工资的风声，1972年即被扣除五千多元，那么到1974年应补发一万余元。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不是一般工人和职员所能望其项背的。正因为如此，吴宓开始陷入专政队与校内外宵小的双重包围，信中所说的第五条，即是宵小们欺骗恐吓的结果，因为一旦吴宓离开重庆，这伙人诈骗钱财之梦就随之破灭。一生憨厚纯正的吴宓果然中计，日后的悲惨结局似乎成为必然。

1975年，吴须曼接到吴宓信函，讲述自己身体状况和孤独之境：“最近又有头晕，脑沸耳鸣不时发生……我身边极少人来谈话，出外更无人作伴……”妹妹读罢来信，想象着兄长一人孤苦生活之不易，遂决定再赴重庆，说服对方回到家乡居住。这年8月，吴须曼再次来到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吴宓居处，很明显可以看出，吴又比上次兄妹见面越发衰老不堪，死神随时都有前来敲门的可能。

时值盛夏酷暑，但吴宓居室的窗户和门上小窗却全部用钉子封死，不大的小屋如同一个不透气的蒸笼，吴须曼不解地问何以如此？吴宓答怕人晚上破门而入，拿刀砍杀自己抢劫财物才这样做的。吴须曼又问是谁让这样做的？吴宓答是重钢五厂的工人杨宗富出的好点子。此时的吴宓不怕死神敲门，而怕活鬼钻窗子，亦可见人世间这群活鬼给吴宓心中造成的恐惧远远大于死神。吴须曼又看到桌子上摆了一个小闹钟，问是何时所买？吴宓答是杨宗富买来和自己的手表交换的。吴须曼一惊，不解地问：“你那是一只国外进口的名牌手表，价值几百元，这个小闹钟不过几元钱，这种交换太不等价了！”吴宓沉默了一会儿，说“杨宗富说他工作需要手表，这闹钟不但可以闹，而且字大，我容易看清。”吴须曼摇摇头，叹口气，不再吭声，心中已明白长兄何以怕回陕西老家遭到“流氓群众”抢劫的理由了。而随着进一步了解，越发明白这一理由确是宵小们恐吓阻止的结果。

第二天，吴须曼搀扶着吴宓到学院储蓄所取了一点款子，营业员告诉吴宓存款已全部取完了。吴须曼为此又感到不解，回到居处问及一万余元的工资何以这样快就花光了？吴宓皱了下眉头，断断续续地说：“有些亲友和学生目前生活很不宽裕，我须不时地对他们接济一些。前次有个过去的姓凌的女生，现在已经有工作，前一段要去上海治病，急需两千元，我就如数给了她。”

当吴须曼问及后来那个女生的病情如何了，吴宓想了一会儿说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又像小孩似的辩解说：“济人之难总是好事。”被问得急了，吴宓对有些事也觉得不可思议，如他保存的26本193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吴宓诗集》，不到半月便被来人“偷走”，每到吴发工资时，有人便拿了诗集让吴宓出钱赎回，一本诗集索价几十元。这几十本诗集是吴宓历经八年抗战、三年内战，越过千山万水，克服无数次艰难险阻，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岂容眼看着任其流落？何况这诗集中还收有“吴宓苦爱毛彦文”的动人情诗？于是，吴宓便拿钱一本一本地赎回。当诗集基本回到原处，屋内的其他书又开始丢失，不久又有人送来要求以钱赎回。有的学校同事见用此法非常容易得手，索性把几年前当面借阅未还的书籍从家中翻出来，送到吴宓处要求用钱赎回，爱书如命的吴宓大多见书付钱，用高价赎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中外文书籍。但未过几天，手稿、日记等又被“偷走”，又需重新赎回。如此循环往复，吴宓大约一半的工资花在了赎回自己书和手稿、日记上。在被一次次高价赎回的《吴宓诗集》中，有“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的诗句，其中“吾道孤”三字，正应了吴氏此刻内心的想法，也是其一生际遇，半生凄凉的悲怆写照。

诗集、书籍、手稿、日记等骗钱的道具几乎全部散尽，群小们抓住吴宓长期遭到恐吓、批斗和残酷折磨，见人便心惊胆战且神经近乎失去控制的心理，干脆抛开所有道具和花样，直接登门索要或空口骗取。每到发工资之日，一些人便前来告贷，只要加以哄骗与恐吓，吴宓的神经就不能自制，很快如数奉上。有一日，忽来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拿着一封信在念，大意是吴的一个学生因住医院动手术，急需一笔款子，请吴老师给予帮助，钱款可由来人带回云云。当此之时，照顾吴宓的曾婆婆正在屋里收拾东西，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过去一看，年轻人读的竟是一张白纸，上面根本无一字。曾婆婆知道又遇上了骗子，急忙出门到隔壁唤学校的刘老师前来察看。恰巧刘老师不在家，她的女儿随曾婆婆进门，要过那张纸一看，果然一个字也没有，质问对方是怎么一回事。念信者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刘老师的女儿急忙召来保卫处的人，把几个年轻人带走。后来听说为首者姓张，是想诈取吴宓一笔钱财，因表演太过自信和直白，露出马脚，被曾婆婆识破，才未得逞。

尽管如此，当吴须曼提出让其回陕西老家时，吴宓仍不答应，其理由仍是怕“流氓群众”半夜持刀闯进门来，图财害命。群小们对其施加的流言和恐吓之“深入人心”，藉此可见。吴须曼无法，只好独自返回狭西。

1976年，号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翻在地，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这年12月，吴须曼接到一位朋友从重庆北碚发出的信函，谓吴宓卧病在床已有多日，朝不保夕，有一次从床上滚下来，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才被曾婆婆发现，其状甚惨，请家乡速派人前往探访。吴须曼忧心如焚，急忙向单位领导请假，于12月30日乘飞机赶往重庆。此时的吴宓躺在床上已不能行动，身体极度虚弱，面容枯槁，眼窝深陷，神志有些迷惘，并出现轻度的痴呆症状，望之令人鼻酸。当吴须曼擦干悲伤的泪水，再度提出接其回家乡疗养时，吴宓终于说出了“好，回吧！回吧！”几个字。吴须曼听罢甚为欣慰和激动，在征得学校领导同意后，立即急电长婿鲁予生偕自己的长子王玕火速来渝，并请学院办理相关手续，帮忙购买火车票。此时吴宓万余元的存款早已赎光散尽，所有的钱竟只有枕头下的七分硬币。

1977年1月8日晨，雨雪弥漫，吴家人用一把凉椅绑成滑杆样的轿子把吴宓抬于楼下，乘学校派出的吉普车冒着风雪，满目凄然地离开了文化村，倾注了吴宓17年心血并留下痛楚记忆的西南师范学院就此消失于风雪之中。

吴宓回到家乡泾阳，先住吴须曼在面粉厂分到的一间宿舍，三天后在厂外对街租赁一间民房安居，漂泊了六十余载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故乡怀抱。其间，一些亲朋故旧前来探望，令吴宓的心灵得到一丝安慰。唯经过长期批斗折磨，心灵深处的创伤与恐惧难以消除，神志仍有些恍惚。每次招呼吃饭，双眼几近全盲的吴宓都要以谦卑的神态小声问道：“还要请示吗？”当家人连说几遍“‘四人帮’已经打倒，不要请示了”，方才敢碰碗筷。有时夜间惊起并大呼：“快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饿得很呵，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要喝水……”1978年1月17日凌晨，在孤独与惊惧中气脉已竭的吴宓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一颗承载着民族学术巨量的孤寒之星，于黎明的暗色中划过天空大地，就此寂灭无息。

第十五章悲回风第六人节哲人其萎

1949年9月，随着国军退却与解放军节节胜利，未受中共高层喜欢的原清华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知趣地提出辞职。根据吴晗等人的意见，由与中共交情尚好的金岳霖继任清华哲学系主任。几个月后，老金官运亨通，又被任命为清华文学院长兼校务委员会委员，并有幸参加了《毛选》一卷的英文版翻译定稿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六所大学（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老金调任北大哲学系主任。1953年3月5日，声震寰宇的斯大林撒手归天，毛泽东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3月9日，毛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以此悼念斯大林。老金觉得无产阶级最重要的领袖去世了，思想上“开始有保卫党的要求”。是年，在朱伯昆、任继愈根据上面指示具体操作下，老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曾任民盟中央常委等要职。

据老金说：“解放初，张奚若忙得不可开交，梁林参加国徽设计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我好像是局外人。有一次在怀仁堂见到毛主席，他对我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这我可放心了，我也就跟着大伙前进了。”

老金的心一放下，不是跟着“大伙前进”，而是后来者居上，冲锋在前，健步如飞，很快超越了梁思成、林徽因等“大伙”，达到了同行们仰慕的高度和深度。

据当时北大哲学系学生羊涤生等人回忆：那时的老金已年近花甲，视力衰退，精力大不如前。但“在这段时期里，金老担负繁重的行政、教学科研工作，又要孜孜不倦学习马列主义，还要以他切身经历教育同学，和与同事促膝谈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金老不服年老，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因为金老已下定决心，终身献给党的教育事业。金老的一次发言是我们永远难忘的，他紧捏着拳头，捶着桌子，铿锵有力地说：‘我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语言刚劲有力，激情奔放，它打动了在座的师生，大家含着热泪迎上去表示欢迎，这时金老早已热泪盈眶。”

1955年春，老金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筹备会，9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老金晚年在回忆从清华到哲学所这段生活时曾说：“解放后调整到北大。周培源先生说要我做北大的哲学系主任。我说我不干，还说艾思奇摆在那里，不去找他，反而来找我。周培源说：‘要你做，你就得做。’我就做起系主任来了。不久就有人当面大骂我一顿。这样的事，在旧社会不是开除他，就是我辞职。在新社会怎么办呢？不知道。结果他不走，我也不辞。事也办不了，更谈不上办好办坏。”又说：“到了哲学所，另一副所长张镛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这以后没有多久，哲学所的同志作出决议。解除我的行政职务，封我为一级研究员。显然，他们也发现我不能办事。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据查，老金所说的解除职务一事是他的糊涂或者误会，当时的哲学所没有，也无权解除老金的行政职务，只是决定老金不必每天到所坐办公室办“公”了。

据可考的资料显示，老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日期是1956年9月29日，他在志愿书上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确实站起来了。……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我认为我们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我要求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伟大的革命建设潮流中，因此，我申请入党。”同时，老金还写道，有几本马列的书对自己影响很大，如《实践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等。

鉴于老金的思想境界已臻化境，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其为中共预备党员。从此，老金“从民主、爱国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终于成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

由一名自由知识分子一夜间变成“战士”的老金，深知自己脑海里还残存着当时仍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所坚守不移的那种不合时宜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是，下定决心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主动放弃青壮年时代立志研究的逻辑哲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解剖自己，以提高思想觉悟”，并与“旧的自己”和自己搞的那一套哲学体系毫无保留地、彻底地决裂。同时公开表示：“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年不行，用二年；二年不行用五年；五年不行用十年；十年不行用二十年！”

誓要做一个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刀山火海也敢闯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56年除夕，毛泽东请金岳霖、章士钊等几位儒生兼同乡吃饭。席间，毛对老金道：“数理逻辑还是有用的，还要搞。希望你写个通俗小册子，我还要看”。据老金后来撰文回忆说，自这一次开始，至“文革”爆发前的十年间，毛主席一共请他吃过4次饭，还知道他是湖南人，并专门用筷子夹给他几个炒得黑红、个头较小的尖辣椒品尝。对于这4次吃饭，老金终生念念不忘，即使到了晚年思维颓衰得过去的事都已忘却，对此事却牢记心怀。每向人言及，总是神情无比得意和自豪——或许，这是老金一生中最感荣耀的事情之一吧。

和毛主席一起吃过饭的老金，立志改造思想与世界观的决心虽大，但又总摆脱不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名士气与头脑中固有的思想、生活观念。新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学好。在中央实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之时，老金曾诚惶诚恐地检讨说：“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老金检讨毕，满以为自己在民族立场上是站得住脚的，结果遭到听众一顿劈头盖脸的反驳和指责，大意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等等。老金的“洗澡”算是白洗，仍然灰头土脸，不能挤入纯洁的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几十年后，金岳霖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还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晚年的老金曾对人说，他在1949年以前共写过三本著作，“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这本书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一部。可当政治风潮来临的时候，老金再也不敢说“满意”，而要视之为狗屎堆了。1958年2月，老金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按照马列主义观点，对自己一世英名之作《论道》进行严厉的批判，可能批判得还不够火候，此文迟迟未得发表。老金一看文章不能发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破釜沉舟，直接向他的上级党委写起检讨书，以示痛心疾首与洗心革面的决心。老金说：自己头脑的资产阶级思想阻碍了逻辑组对辩证逻辑的学习和研究，“我口头上赞成学习辩证逻辑，可是骨子里是另外一件事。”关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就好些旧逻辑学家说，仍然“茫然”。辩证法“好像懂得一些”，辩证逻辑他们“大都不懂”，既然如此，二者的关系“就很难讨论”云云。

1959年5月，金岳霖在这年的《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再次对自己过去的哲学观进行严厉的批判。年底，哲学研究所根据上级部署开展“反右倾运动”，老金即刻写了一篇长文《自我检查》，除了对自己原来的哲学观进行批判，还对现实中加入中共之事有些神经质地提出疑问和交待，说自己入党动机不纯，“很可能用自欺的方式来欺人。”老金冷不丁地抛出的这个检讨，搞得各级党组织颇为惊恐与糊涂，以为他背后有什么来头，或在思想深处潜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只得对其言行更加提心吊胆地注意，并对其加大考察力度。好在老金只是和尚念经一样，按照经卷的意思隔三差五地对自己批判一次，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和发表与时代相背的言论，这样到了1960年9月29日，即新中国成立11周年纪念日前夕，中科院党组织讨论决定，将老金预备党员中的“预备”二字拿掉，正式批准为中共党员。

老金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的事传到毛泽东耳中。年底，毛泽东请老金到家中吃饭，在座的客人有章士钊和程潜，均为湖南人。老金去的最晚，一进门，毛向章、程介绍说：“这是中共党员金岳霖。”一句话说得老金心潮澎湃，感动得热泪盈眶。席间，毛对金说：“你的检讨（南按：一年半前老金发表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我看了。在新的情况下，对旧的东西就有点讨厌了。不过……”毛没有说下去，其他人也没有追问。后来老金回忆说：“毛主席说‘不过’什么，当时我没有理解，如果理解了就可以警惕，以后就不会混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错误了。”正是老金对这句话没有深刻理解，或者说不能理解，才导致思想观念越来越“落后”。对此，晚年的老金深居简出，不再“捏着拳头”“热泪盈眶”地热衷于政治风潮了。此事被毛主席闻知，在最后一次一起吃饭中，毛在席间有些不满地掷给老金一句话：“你要接触接触社会！”此时已七十多岁高龄的老金听罢此言，当场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按主席的指示办，想方设法“接触社会”。

晕晕乎乎地回到家中，老金连续三天“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在寂静的夜里，“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金岳霖语）。老金一边听着小耗子们吱吱叫唤着开运动会，一边想着如何接触社会的问题，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按照自己一生所学的强项——大逻辑、小逻辑及其他各种不同逻辑的推理论证，苦熬了三天之后，终于谋划出了一个“接触社会”的对应方略。

这一天早晨，老金神情亢奋地走出家门，在胡同口找到一个约六十岁、腿有点蹩，平时很难揽到生意的老三轮车夫，相约每天上午由三轮车夫拉老金到王府井大街转一圈儿。于是，蹩足车夫按时登车来到老金的家门，老金则梳洗打扮，拄着拐杖走出来，颤颤悠悠地爬上平板三轮车。蹩足车夫有了固定工作和薪水，自是高兴得不得了，拿出几十年练就的绝招，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紧蹬快踏，左躲右闪，飞一样地前行。车上的老金一手按拐杖，一手死死抓住车夫屁股底下那个坐凳，以免中途被甩将下来，像烧地瓜一样被众车轮辗得粉身碎骨。当一路颠簸但有惊无险地来到人群拥塞的王府井大街后，三轮车夹在人流中，像一只并不灵便的蛤蟆于稻田中游走穿行，躲闪腾跳，老金则坐在车上，东张西望，认真观察并“接触社会”。如此这般风雨无阻的两年下来，终于被好事者发现并传到毛主席的耳中，毛闻知后哈哈大笑，说：“我那不过是随便一说，他竟放到了心上，我这个搞逻辑学的同乡确实有一套不同于常人的逻辑呵。”

老金辗转探知这一评语后，认为毛主席对自己的行为，尽管没有太放在心上，但总体上是认可的，憋压在心中的苦闷有点消散，于是抖起精神，欲好好地展示一下“烈士暮年，壮心不己”的豪气风采。可惜天不遂人愿，有一天老金被一块顽石跘了一脚，此后再也爬不上那辆平板三轮车了。

1974年春，已是80岁高龄的老金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儿子梁从诫感念老金与梁家几代人的真挚友谊，携家搬到老金在东城干面胡同的处所共同吃住。自此，老金又重新回到了当年“太太客厅”时代，只是客厅的主人不是自己的挚友梁、林夫妇，而是年轻的小字辈了。在这个充满着友情挚爱的温馨家庭里，梁从诫一家一直视老金为亲生父辈，并呼曰“金爸”，而老金也视梁从诫为亲生儿子，无论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与梁从诫相商，特别对自己弄不清、道不明的“社会”中事，他总是以梁从诫所说为然。

1980年11月，老金因肺炎住院，出院后他已不会走路了，只能长期卧床疗养。有一次，哲学所的领导们看望老金，寒暄过后，拐弯抹角、小心谨慎地提到了老人书籍之事，暗含的意思是希望其捐给哲学所。并不糊涂的老金一听就明白，但他却明确表示，自己的藏书是几十年积攒的结果，其中有些书的搜购，有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情感和功劳，因而，当自己百年之后，所藏书籍要留给梁从诫，以寄托对梁、林二人的缅怀之情。

1982年，老金觉得死神已在家门守候，将魂归道山，于3月7日特别给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党组织写信，谓：“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又说：“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款中提出叁仟元献给党。请勿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1984年10月19日下午3点35分，老金因双侧肺炎、肺气肿、冠心病等病症医治无效，在北京305医院逝世，终年89岁。

10月2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消息，称：“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前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金岳霖……毕生致力于我国哲学、逻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我国逻辑学的建设和发展，对我国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二十世纪灿烂的学术星河中最后一颗巨星就此陨落，喧嚣的世间一座学术大山于烟岚雾海中无声地隐入历史深处，一个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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