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2_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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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穿越历史之门第一节研究乌龟壳的人

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也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这座孤独的“山寨”里艰难度日。面对日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际，大家仍苦撑待变。正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

面对日渐衰退的学术阵营，傅斯年决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学子入所，除充实所内实力，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的，就是“培养学术研究的种子”，以为国家学术事业延续香火。恰在此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王氏以学识渊博名冠一时，当年在他的协助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不仅在济南郊外成功地发掘了著名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还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史语所的傅、李、董、梁等都是该会委员。正是由于这一连串的关系，作为山东籍的傅斯年与王献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爆发后，济南沦陷，王献唐得到某机构的资助，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投奔傅斯年，避居板栗坳继续学术研究。王氏不远千里来到此地，除与史语所几位主要人员有故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处有战时后方最大的图书馆——几十万册藏书可供参考。与王献唐一同前来的屈万里，1907年出生于山东鱼台县，启蒙后由取得生员功名的父亲屈鸿生亲自授读古文，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底。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屈万里自郁文学院辍学返乡，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推荐给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从图书馆馆员一直做到编藏部主任。其间屈氏开始阅读馆藏文字学书籍，并随王献唐学习古文字，学业大进，后决心治甲骨学。抗战爆发，在济南沦陷的前夜，屈万里主持将馆藏书籍先运往曲阜，再运至四川乐山秘藏，随后迁往重庆。1940年任职中央图书馆，1942年辞职，随王献唐辗转来到李庄板栗坳深山蛰居。由于屈氏此前已有较厚的甲骨学功底，傅斯年决定让其补到史语所三组，跟随董作宾整理甲骨文。

自1943年殷墟第9次发掘之后，董作宾把主要精力用在前9次发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中。据统计，前9次发掘共得有字甲骨6513片，经过墨拓、登记、编号，选出3942片，于1935年编辑完成《殷墟文字甲编》（以下简称《甲编》）图版部分。按照计划，与图版相对应的还有一部《殷墟文字甲编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即对图版加以考证和解释的文字说明。《释文》由董作宾的助手胡福林（厚宣）负责撰写，但胡氏在昆明龙头村时期不辞而别，转而跟随顾颉刚、钱穆等在成都齐鲁大学另起炉灶，搞甲骨文研究，并招兵买马，开山扎寨，公然与史语所抗衡。此举在给董作宾造成心灵创痛的同时，也给他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胡福林在昆明负责的《释文》工作随之流产。

当史语所迁到李庄后，董作宾曾设想找一个懂甲骨文的人重新撰写《释文》。1941年10月16日，李济赴重庆公干，梁思永在致李济的信中提到“彦堂兄请兄觅聘一顶替胡厚宣的人物，嘱弟转告”即指此事。当时，学界中人特别是青年学子大多已无心搞学术研究，纷纷思走，想方设法到条件好的城市和利禄厚实的机关做事谋生，根本无法找到适当的人来这偏僻贫穷的李庄，研究在许多人看来百无一用的乌龟壳。无奈之下，董作宾只好请李庄士绅张官周荐介，把正在李庄宪群中学（南按：由张官周母亲王宪群以养老田的收入出资创建，故命名为宪群中学）读书的本地青年学生刘渊临找来培养实习，以使其有能力完成此项工作。屈万里的适时到来，正好可接替胡福林的职位，与刘渊临一道协助董作宾完成未竟之业。尽管如此，由于胡厚宣中途撂了挑子，屈万里接手后用了很大力气才理出了头绪。当1948年《甲编》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时，屈万里的《释文》却迟迟赶不出来，直到1961年6月才得已出版——这时的出版地点已不是大陆而是台湾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陆学者所能够看到的，就是一部由乌龟壳墨拓成形、未经考释和注文的黑糊糊的《甲编》——这是胡福林的不幸，更是中国甲骨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不幸。与董作宾同在李庄板栗坳的研究员、著名汉简研究专家劳榦曾说过：“彦堂先生在幼年曾一度学刻字，因此对篆文早就很熟悉，这对于学甲骨文是很有帮助的。彦堂先生曾经告诉我，他鉴定甲骨真伪的一种方法，是从原来刻时的刀法看，而这种心得，就是从刻字的刀法中悟到的。”当时与劳榦同在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继愈，许多年后以北京图书馆馆长兼著名学者的身份，谈到个人与社会潮流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再大的英雄也是这样。（如）搞甲骨文的像董作宾先生，我认识的，他原来在集市上摆小摊，卖那个毛巾呀、雪花膏呀、发卡子呀这类的东西。顾客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赶集嘛。他就拿着《汉书》在那里看，结果被一个专家看见了，就说你这个年轻人不要摆摊了，跟我念书去吧。后来他就成了个甲骨文专家。这也是个自学成才的（例子）了。”

任继愈此言，可能是在李庄时曾听董作宾亲自讲述所得，未免加入了一些传奇色彩。但董作宾事业得益于风云际会的大潮流、大趋势，加之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不懈奋斗而终于成其大器，则是合乎事实的。

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董阳门村的董作宾5岁时，甲骨文被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认出并开始探究——这是世人认识甲骨文之始。次年，董氏在家乡入私塾就读经史，后进当地学堂学习，与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郭宝钧同窗。因家境贫寒，自14岁始，董作宾帮助父亲“作手工业，印衣袖。腊月春联鬻之。为人刻印章，每字取铜元四枚”，但仍未放弃学业。1912年，董氏于小学毕业后赴南阳一面经商，一面与他人共同设馆授徒。也就在这一年，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经过多次明查暗访，终于找到了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安阳小屯村，并搜求甲骨1。2万片开始研究，同时根据甲骨卜辞考释出小屯村就是殷商时代的都城，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震动和关注。1918年，24岁的董作宾于南阳师范学校毕业，接着考入河南育才馆，师从古文字学家时经训学习商简，自此得知天下还有一种刻在乌龟壳上的古老文字——时距甲骨文发现已过去19年矣！这位名叫时经训的老先生，可能就是任继愈讲述的所谓发现董作宾的“专家”。但从董的经历看，跟随时老先生学习的收获并不太大。1923年董作宾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成为研究生，仍一直沿着方言研究的路子走下去，同样没有要成为一名甲骨学家的迹象。直到有一天夜里忽发奇想，灵感突现，才有了使他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的预兆。

据董作宾北大同学、后押运古物赴台湾并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回忆1925年夏天，庄与董作宾于北大国学门毕业后，分别留校任助教，实际上是研究人员。董当时致力于歌谣方言的研究，庄则在考古学上用力。在庄看来，董作宾应当上山唱歌，自己则当下田挖土。由于是暑假，天气闷热，二人便搬到校中一间空闲的大办公室打地铺住宿，以避酷暑。有一天晚上，董作宾忽然从地铺上坐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郑重其事地说道：“老庄，你看咱们长此下去，如何是了？”

庄尚严一听，不知对方发什么神经，漫然答道：“不如此下去，难道让我们去抢银行绑票，上山当土匪，杀人越货吗？”

董作宾并不理会庄的黑色幽默，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有点激动和神秘地说：“我有一个主意，你如同意，咱们一同到我家乡安阳去发掘甲骨如何？你学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你的强项。我是河南人，对地方关系可以搞得好。这是一条有广大发展的道路，比局促在这里有前途得多了！”

董的一席话引起了庄的极大兴趣。此时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正由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名声大噪，备受世人瞩目。除罗、王之外，当时研究此学问者寥寥无几，而甲骨文很明显是一个尚未开辟的充满神秘诱惑的宝藏。庄尚严头脑一热，立即坐起来道：“你的想法很好，只是你我二人，一个搞歌谣，一个学考古，对研究甲骨文最重要的基本学识如小学训诂文字学都无根基，如何办得了？”

董作宾听罢，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道：“若等你在课堂或书本中学好文字学，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书店里发卖了，哪还有咱们的机会？为今之计，只有占先，一面发掘，一面读书，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问题，这个问题就逼着你非读金文、小学去细心细考，自然会有新局面、新结论。旧路已为人家占满，不另辟新天下，哪有咱们年轻人的出头之日？”

庄尚严在回忆中说：“大约从这时起，他就打定了这个主意，不久我就听人家说他背起小包袱上安阳挖龙骨去了。我则为学校派往日本东京帝大从原田淑人先生研究考古，两个人就此各自东西了。”

庄氏所说的“不久”，其实是三年之后的事了，当时董对自己的学术前途尚茫然无知。任继愈的“社会大潮说”有一定道理，倘若没有当时社会大潮的推助，董作宾再精明老练，也不可能在这门学问事业中取得后来如日中天的大成就。事实是，1927年董作宾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副教授，结识了与他人生命运紧密相连的“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之一傅斯年”。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广州宣布成立。此时董因母亲病重，请假回乡照顾母亲，并在南阳中学当了一名国文教师。就是在这一节骨眼上，傅念旧情，先聘董为史语所通信研究员，后改为编辑员。史语所刚一成立，傅斯年就急于想在学术界大展身手，便有了到安阳挖乌龟壳的主意。不过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尚是一光杆司令，手下无将无兵可派，情急之中，想起了在南阳中学任教的董作宾，便打电话令其赴小屯主持甲骨调查和发掘。头脑并不糊涂且早有意要借挖乌龟壳以鸣天下的董作宾，在这股骤然兴起的社会大潮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立即赶赴小屯行动起来。命运之神似对他格外惠顾，第一次试掘，竟获取有字甲骨774片，古物10余种，且从调查情况判断，地下的甲骨并未穷尽，埋藏颇丰。有了这一非凡的收获和发掘前景，董作宾的人生之路也就从茫然蒙昧中豁然明朗起来了。

当李济于这年冬天前往开封和董作宾会面时，根据小屯的调查情况，二人商定于春节后再搞一次大规模发掘，并达成一项谅解，这便是：由董作宾研究出土的甲骨文字，李济负责研究所有其他出土古物。对于这个城下之盟，李济后来回忆说：“实践证明这一谅解对我们个人关系与合作是重要的。作为考察这个遗址的第一位先锋，董作宾应该有机会研究这批最重要的科学发现物，而有字甲骨是安阳发掘的关键品。另外，董的铭刻学研究能力是无容怀疑的。”

事实上，李、董两位大师之间终其一生都履行了这一协约：李济研究殷墟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其他器物，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文。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应对殷墟出土的龟甲作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当第三次安阳殷墟发掘的第二个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第四区大连坑内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一发现使殷墟发掘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在龟版卜辞的卜字之下、贞字之上有6个不同的文字。此类文字过去学者众说纷纭，或以为地名、或以为事类、或以为官名，吵吵嚷嚷，未有定论。

董作宾经过深人研究，于1931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从对大龟四版第四版卜旬之辞的研究，论定卜贞二字之间的“某”是人名，而非地名或官名，从而否定了此前所有学者的论断。与此同时，对易于混淆的官名也作了正确分析，并得出结论：“可知其决为卜问命龟之人，有时此人名甚似官，则因古人多有以官为名者。又卜辞多有‘某某王卜贞’，及‘王卜贞’之例，可知贞卜命龟之辞，有时王亲为之，有时史臣为之，其为书贞卜的人名，则无足疑。”

同民国年间和后来的大多数官僚、政客、房地产商等世俗的立式皮囊一样，远古的君王至少从商朝开始即进入了享乐的怪圈，在整日昏天黑地的庸俗、低俗、媚俗，以及美色、美酒、美味、美乐“三俗四美”折腾后，深知自己每一个毛孔里都流淌着无产者的血汗，于　　惴惴迷惑中渴盼着长生不老，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梦幻中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把自己的骄奢淫逸托附于天，号曰天命。为了令世人相信这一天命的真实合法性，且让自己也同样相信，以此落个心安理得，君王们便找来一帮号称懂得通天人地且与鬼神可以沟通的巫师甚至巫婆，命人从东海或哪条河沟中摸几只乌龟杀掉，然后将这乌龟壳钻眼儿并在火上炙烤。龟壳毕竟比不得后来的钢铁坚硬，不久就因受热而发生小规模爆裂，巫师与巫婆们根据爆裂的花纹长短以及裂纹的走向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理论，以此断定星辰日月的异象、主子的吉凶祸福，或天地间有什么大事发生，等等。之后，把这一问卜结果用刀子刻在乌龟壳上，放入档案室收藏存档——这就是几千年后人们在安阳殷墟仍能发现甲骨文的原因。当然，研究者看重的是刻在乌龟壳上的人名、事件记录，如某王出猎、出征、天象变化等，如“亥日允雨”刻辞，即表示亥那一天果然下起雨来。后世研究者通过这些文字可考证历史发生过的真相和不解之谜。

董作宾在研究乌龟壳中所发现的“贞人”，类似现代人们在街头巷尾遇到的算命先生或巫师之类的人物——只是远古的这些算命先生与巫师不在江湖流浪，而专在王室调拨的办公地点，每月领着可观的薪水上下班，为君王与太子妃嫔、王室臣僚们算命看相、视风察水，推断吉凶祸福。

大龟四版的出土，恰似天光泄露，神灵忽显，令董作宾于恍兮惚兮中突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这个乌龟壳上面共刻有6个贞人名字，时间跨度9个月。这一发现可谓找到了破译甲骨文体系的一把钥匙，殷商王朝神秘的宫廷之门，随着这把钥匙的旋转而一扇扇洞开，埋藏了3000多年的秘密由此彰显人世，光照一个新的时代。在这9个月中有6位贞人轮流主持占卜，说明这段时间他们都是活在世上的人，而根据人的寿命推断，这6个人“最老的和最小的，相差也不能五十年”，“凡见于同一版上的人，他们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时”。若用现代事例此喻，相当于某位官僚的6位秘书在9个月内各自起草一份或几份报告，如果最老的与最小的相差超过50岁，老秘书退休时——按现在60岁退休制推算，最小的才10岁，而10岁就到王室担任这种具有独特地位和功能的刀笔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了这一如同神助的发现，董作宾很快得出了“可以由贞人以定时代”的结论。

继贞人的发现与考证之后，董作宾又继续往前推进，提出了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八项标准。

一、坑层；二、同出器物；三、贞卜事类；四、所祀帝王；五、贞人；六、文体；七、用字；八、书法。

“贞人”的发现与八项断代标准的设想，为董氏稍后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奠定了基础，也为甲骨文分期断代的解决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董作宾后来说道：“余自民国十七年（1928）试掘殷墟遗址，即感觉各地区所出甲骨文字，必有时代之异，而苦于无法区别之。十八年（1929）大龟四版出，‘贞人’之说创立，一切断定时期问题无不迎刃而解。”对此，李济曾明确指出：“董作宾在甲骨文早期研究中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是他一生古文字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他命名的‘贞人’的发现。”

1932年春，董作宾开始着手创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他在这部于甲骨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作中，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整理殷墟全部甲骨文新的方案，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第一次发掘殷墟时候，那是中华民国十七年（西历1928年），我就开始注意到小屯村中、村北及洹水南岸各地方出土的甲骨文字，书法、字形、文例都有显著的不同，我就感到这必有时代的先后问题。于是发奋从许多方面研究甲骨卜辞如何可以断代。又经过了四次发掘，到了民国二十二年（西历1933年），才找到了断代研究方法。这就是应用十个标准，分盘庚到帝辛为五期的研究方法，也简称分期研究法。”

十项标准是：

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

依据这个十项标准，董作宾把殷商王朝自盘庚迁殷之后270余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期：

第一期　　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第二期　　祖庚、祖甲（一世二王）；第三期　　廪辛、康丁（一世二王）；第四期　　武乙、文丁（二世二王）；第五期　　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董作宾提出的“十项标准”和“五期断代说”，确有凿破鸿蒙之功，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如后辈考古学者刘一曼所说：“《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他使过去混沌一片的15万片甲骨，成为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使殷代后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较科学的基础上。”后来事实证明，除有一小部分甲骨文分期稍欠精确需要重新加以研究调整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新的方案可以取而代之。曾一度作为董作宾助手的胡福林，后来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职期间，曾全力收集抗战期间安阳出土流散的甲骨，共得13800多片，另起炉灶，编成《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等4部著录、著作。为了显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古训。胡氏在分期断代中采用了与董作宾不同的“四期法”。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甲骨学界的猛烈抨击，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所分的第三期包容了三世四王，究竟太长”。在一片批评、指责声中，胡氏在后来主持编纂另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作《甲骨文合集》时，只好重新采用董作宾的“五期”说，并还历史本真以平息众怒。再后来，又有人如许进雄等辈在董作宾的断代基础上增补了一个“钻凿”项目，但仍未掩饰董作宾创造甲骨文断代理论体系的光辉。董氏的学术成就和给予后世研究所指明的道路，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说得较为明白：

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突破性”是显然而且公认的。自从甲骨文在十九世纪末出世以后，罗振玉、王国维等文字学、古代史学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它的研究作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甲骨文之成学，亦即“甲骨学”之产生，无疑是董作宾这篇文章的后果。董先生将甲骨文断代的各项准则归纳起来，拟定了十个标准……将殷墟二百七十多年中的遗物、遗迹与所发生的事件，首次建立了一个秩序。从此以后的研究，完全是要从这个秩序出发的。固然后来董先生在他的《甲骨学六十年》里面将这十个标准有所修改，分期之说也更加细腻，许进雄先生在十个标准之外又增加了一项“钻凿”，但这都不能减低董先生这篇文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斯言是也！

遥想当年，随着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甲骨文陆续出土，甲骨学渐被学术界所重视并很快发展为一门显学。对于各路学者在这门新兴科学研究中所占的位置，社会上一度流传着国学大师钱玄同、陈子展的“甲骨四堂”说，即坐在前四把交椅上的是：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这四位甲骨学家，也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堂堂堂堂，郭董罗王”。对于“四堂”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不同贡献。

另一位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立厂）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之评语。而对安阳殷墟发掘与甲骨学创立具有重大功绩的傅斯年，对王、董“二堂”的学术人品多有赞誉，对罗、郭“二堂”的人格则相当不满。据跟随董作宾做甲骨研究的屈万里说，在李庄时，傅斯年每提到罗振玉，总是咬牙切齿，以“罗振玉老贼”相呼，其缘由是“他不满罗振玉后来保溥仪搞出‘满洲国’那一套事情，对于罗的学术地位他并不完全加以否定。他之所以骂罗振玉，也许因为罗在节操上很不够，很使他看不起，正好像他不满意他的祖先傅以渐一样”。而傅斯年对郭沫若的不满与轻视，则缘于一项“痛苦的经验”。

第一章穿越历史之门第二节郭沫若赐给的教训

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退居台湾后，在资料的开放、研究上，与所外学者曾一度产生过较大矛盾并引起外部学者的不满，因而有了对李济、董作宾等人霸道十足，对所外学者“封锁资料”、“把持资料”，企图把学术之公器占为己有等非议和抨击。按台湾有位叫李敖者在一篇《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的谩骂、攻击文章所言：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特别是李济、董作宾等人之所以后来“封锁资料”、“把持资料”、“不肯让局外人窥视一二”等“恶行”，其主要原因是傅斯年与其同仁的“痛苦的经验”使然。因为“当年他们曾因把资料开放而失过面子。例如第三次安阳发掘出来的大龟四版，出土时颇轰动一时。郭沫若那时正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特地卑躬厚礼地要大龟四版的拓片。当时李济他们居然答应了郭沫若的请求，大概是为了表示学术公器的大度吧！不料郭沫若拓片到手，《卜辞通纂》书成。此书的内容有否有价值是另一问题，却大大抢了史语所中人物的风头，使他们因资料开放而大大地失掉面子！”因而，“这是他们没齿难忘的‘失策’。所以此后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故胡厚宣离开史语所的时候，史语所特律以公函一道，警告他此后所有的著作，不得引用史语所未曾公开出版的资料！”

李敖此言未免又犯了一贯狂吠的老毛病。事情的真相大体如下：

1923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的郭沫若，由于在日本时期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并从事文学创作，名声大振，遂于1926年2月出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7月参加北伐战争，10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衔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在发动反共清党运动前夕，郭沫若对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做法颇为不满，公开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把蒋视为“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这一“叛逆”行径惹得蒋介石大怒，郭沫若随即遭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同年8月，郭氏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流亡日本，蛰住千叶县市川市，自此“在日本人的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开始对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等进行研究”（郭沫若语）。1930年结集出版了号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之作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归国，前后在日本亡命近10年。

1927年1月，鲁迅根据中共的意图由厦门转赴已由广东大学更名的中山大学，准备与他曾称之为“流氓＋才子”的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之际，郭沫若等人已离开广州，鲁、郭二人遂失去了见面与制造联合战线的机会。而由欧洲归国后至中山大学任教的傅斯年，连同后来进入的董作宾，更是无缘与郭氏相见，因而傅、董二人与郭沫若在抗战之前的十几年里并不熟悉。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当郭沫若把“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在日本编纂所谓“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卜辞通纂》时，尽管“非常重视殷墟考古的每一进展并较早接受了西方考古学的影响”，但在向国内学界索要材料时，并未直接向傅斯年等史语所人员求助，而是致信容庚、于省吾、马衡、徐中舒等代为搜罗。后来郭在日本蜗居的小黑屋里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并读到董氏对甲骨文中的“某日卜某贞某事”的释解，神情大振，当即惊叹曰：“近时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到了这个时候，郭沫若才意识到史语所中人的厉害，同时壮起胆子致信董作宾和李济，恳求一观大龟四版的全份拓片，以为自己著述作参考。此时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国民政府正在通缉捉拿的一名政治犯，而中央研究院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后隶属总统府），其对立的关系可想而知。李济与董作宾接信后，觉得郭氏尽管在政治上与党国有所冲突，且与自己并无亲情旧故，但毕竟还是一位名声在外的风流才子，在如此艰难处境下，没有堕落沉沦，像许多落魄文人一样整日除了打架斗殴，就是吃喝嫖赌逛窑子，尚能坚持研究古史与甲骨文字，颇值得同情。于是，经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缉之嫌，甘冒通共连敌的政治风险，以最快速度将大龟四版和“新获卜辞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说明此拓片尚未发表，仅供参考而已。董作宾一看郭氏在信中对自己发现甲骨文中的“贞人”之成果敬佩有加，头脑一热，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和董作宾联名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新获卜辞”和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可能郭氏觉得如此操作有失君子之风，心生一计，在书的序文中以弥补的意味极尽讨好地吹捧道：“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开出殷墟发掘之新纪元。”遂复在“后记”中继续鼓吹道：“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如此快事，几令人直欲拍案叫绝。”在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大肆吹捧之后，郭沫若似预感到自己的做法肯定会得罪对方，因而在序文的最后一句急转直下，颇有些悲壮与满不在乎地写道“知我罪我，付之悠悠”。意思是，反正我的书已写就出版了，你们这些傻里傻气一根筋的书呆子，爱咋办咋办吧，我是颇不在乎的。

果然，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片，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被徐志摩称为“刚直木讷”的李济面对此情，尴尬万分，不知如何是好，尽管最后没有同意傅斯年诉诸法律的要求，但默认了傅氏提出的“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的铁律。这一“铁律”颇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意味，后来遭到了许多圈外学者的诟病和攻击，但就傅斯年与史语所而言，也着实有情可原。试想倘不如此，若再出个像郭沫若这样将发掘单位未正式发表的资料公布于世的情况，这个世界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台湾人李敖所说的胡厚宣，在史语所自昆明龙头村即将迁往李庄的前夜，私自出走齐鲁大学，傅斯年在勃然大怒之后，向齐大领导者所发出“今后若在贵校任何刊物内，载有本所未经发表之任何材料，自应由贵校负责，本所当采取适当办法办理”的讨伐檄文，一并发函对胡厚宣给予敲山震虎的教训，的确是与郭沫若这件事有直接的关联。

对于这次“没齿难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于怀，李济后来在重庆见到郭沫若时，也在非正式场合告诉对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要拿别人当傻子”云云，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讨伐。尽管如此，傅斯年对郭沫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仍然给予了肯定。1947年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事前傅斯年和胡适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都有郭沫若的大名。当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召开评议会会议，讨论院士候选人名单，时傅斯年赴美就医，史语所由代理所长夏鼐出席，夏据理力争，最后以多数票通过郭沫若列入候选人名单。但是，当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正式选出第一届院士和9月举行院士大会时，郭沫若已由国统区转移到香港，即将于中共阵营中发迹，自是不把这个院士称号放在眼里了，此为后话。

与李济大不相同的是，董作宾由于深受郭沫若“凿破鸿蒙”、“拍案叫绝”、“高谊”与“卓识”等吹捧的刺激，虽默认傅斯年“严禁资料外泄”的“家法”与“铁律”，但对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久久难以忘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的关系趋于缓和，郭沫若结束了流亡生活，抛别了日本老婆和孩子，只身一人自日本返国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此时，已随史语所迁往南溪李庄的董作宾得知郭沫若在重庆任职的消息，主动去信与之联系，等待亲赴重庆拜访的机会。在苦苦等了近两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1942年5月，受傅斯年委托，董作宾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并一道办理史语所书刊印刷与合作社购物等事宜。适此机会，董作宾一到重庆，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开始了甲骨学“二堂”的历史性会晤。

据董氏后来对李庄的同事说，二人见面后，郭沫若欣喜异常，两人促膝畅谈，叙新话旧，交流学术，不亦乐乎。郭沫若除设宴款待外，还借着酒兴当场泼墨挥毫，赋诗相赠：

卜辞屡载征尸方，帝乙帝辛费考虑。

万蟕千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

诗中的尸方是殷墟卜辞中记载的一个方国的名字，帝乙、帝辛则是晚商王朝的两位国王。此处郭沫若意在表达董作宾在甲骨文的考释和研究上，已远远超过了声名显赫的一代宗师王国维。如此一番吹捧，却令把酒临风、已有些醉意的董作宾觉得非常受用和舒服，禁不住头脑又晕眩恍惚起来，把郭沫若当做一世英豪与铁把子兄弟看待。待回到自己下塌的旅馆，董作宾借着酒劲，很快作成一篇《跋鼎堂赠绝句》一首，对郭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表示了自己将继续为甲骨学事业奋斗不息的决心，跋曰：

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立厂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在篇章，脍炙学人。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

三十一年春，访沫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欢。彼方屏置古学，主盟文坛，从事抗战之役，余则抱残守缺，绝学自珍。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乎？兴念及此，搁笔太息！

此时的董作宾只顾得与郭沫若握手言欢，挥墨题跋与搁笔太息，竟把自己来重庆的职责和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在李庄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为光火，在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中，满含怨气地说道：“彦堂此行，旨在可谓场闹之至。弟初以药未至，遂言不去，继得药至，颇有去意。如去，则印刷等事必得办妥当。旋思彦堂好朋友，而重庆未去过，故请他去，实在是有望助成其意之意。但绝未想到，彼到后只是演说，访友、寻友（例如郭沫若处，彼能去三次），而公事置之不问也。彼之行也，弟叮嘱周至，谓开会是具文，我们遇事不争，此行第一事是出版，其次为合作社物。彼来两次信，已谓行期在十五矣，而无一语提及出版之接洽……竟然将第一事忘了。17日始见到，在彼到渝将20日矣。大可不成话。”又说：“大约彦堂平日在所，办事用心，而一经见实，心中飘飘然，其办事乃不可恃矣。弟本为省事，请他去，反而多事。……烦极烦极！”

这是傅斯年对董作宾不满的牢骚话，而沉浸在言欢晕眩中的董作宾尚未意识到，几年之后，他将被郭沫若这位“神交十年”的朋友斥指为“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的“妄人”一个。尽管中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但郭、董的交恶，并不是一个“相轻”就可解释的。此为后话。

第一章穿越历史之门第三节抗战八年第一书

董作宾自重庆回到李庄，被傅斯年训斥一番，自知理亏，不敢嘴硬，又开始蛰居李庄板栗坳几间房子里，在屈万里与自己指导的研究生李孝定，以及刚从李庄中学新招收的见习生刘渊临等人协助下，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殷墟文字乙编》与《殷历谱》的编制之中。为全力支持这项工作，傅斯年特批，由战时首都重庆买来一盏煤油灯和一皮桶“洋油”，专　　供董作宾与助手开夜车使用，其他研究人员只能使用桐油灯，并规定不得到董氏处以各种理由“抹油”。因桐油灯烟大光暗，每到夏天很难适应，一到闷热难熬的晚上，许多人就跑到牌坊头借着董作宾工作室映出的光亮聊天，而董作宾伏案与弯腰弓背翻检找寻材料的身影，连同额头上不时滚动着的汗珠一并映于众人的眼帘。面对此情，外面的聊天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压低声音，以免惊动这位辛苦做工的“老天爷”（南按：因董作宾对同事说话，一开口就老天爷如何如何，青年研究员就给他偷偷起了一个“老天爷”的绰号）。

董作宾着手进行的《殷墟文字乙编》，主要是对殷墟最后三次发掘（第13次至15次）所得甲骨文进行整理著录。殷墟的后三次发掘共出土有字甲骨18405片，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的一整坑有字甲骨。当时在工地清理不便，连泥带土运到南京史语所住地——北极阁大厦整理。在董作宾的领导下，由胡福林与所内技工关德儒、魏善臣等经过8个月的努力方告完成，共清理出有字甲骨17096片——这是殷墟发掘以来在甲骨文搜集方面最大的收获。“过去，传世所得甲骨大多支离破碎，学者们据此难以确知甲骨的‘全豹’。而现在，只此一坑就有完整大龟三百多版，再加上缀合材料就更多了。因此学者眼界大开，思路广阔了。”

按照原计划，由董作宾主持编纂的《殷墟文字乙编》（以下简称《已编》）共分上、中、下三辑，在李庄期间，完成了上、下两辑，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出版。第三辑在复员回南京后编成，1953年于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乙编》编排体例与《甲编》相同，但所收甲骨文要多出几倍，共收入带字甲骨9105片，“所收材料，超过《甲编》的四倍以上，出土的坑位简单明晰；内容新颖而且丰富，研究的价值，也远在《甲编》之上”。《甲编》的问世，是董作宾、屈万里等人在甲骨学上所作出的又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贡献，正如甲骨学者孟世凯所言：“这种考古学方法著录甲骨的新体例，是甲骨学史上的创举。它不仅体现了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成果，也为以后著录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提供了范例。”

就在主持编撰《甲骨文字乙编》的同时，董作宾开始向倾注了十几年心血的《殷历谱》作最后冲刺。此前，董作宾尝浩叹：“殷周年代，乃古今史学界一大疑案，两千余年以来，异说孔多，悬而不决。并世治史者咸避而不谈，或谈而不能有所定，定于一说者即不免有谬误，实因年代之考定，必资历术，历术艰涩，钻研为苦。而前人论述，各自成说，抉择非易，无所适从也。”殷墟发掘之后，董作宾试图通过甲骨卜辞透出的蛛丝马迹考证殷商时代的历法，由历法再转推确切的年代。自1931年在《安阳发掘报告》上发表《卜辞中所见之殷历》开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按史语所后起之秀夏鼐的说法，在“甲骨四堂”中，罗、王、郭“三堂”皆没有田野考古发掘的经验，无法利用地层学知识断代，只能算“室内考古学家”，所取成绩也就相对有了无法弥补的缺憾。而董作宾是亲自参加过8次安阳殷墟系统发掘的甲骨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响当当的田野考古学家，对于甲骨文字的断代和研究自然就较其他“三堂”更有科学根据，看问题的眼光也更胜一筹，所取得的成就在前三位之上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1945年4月，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牌坊头简陋的斗室里，完成了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殷历谱》，并在傅斯年热切关照下于同年在李庄镇石印出版。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这部“合情、合理又合天”的皇皇巨著只印了200部，每部都有编号，成为一种特殊时代的珍贵见证。

《殷历谱》在李庄成稿后，在出版印刷之前，董作宾专门复印一份寄往时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求教。陈氏在回复中对董氏的创见性成就表示了充分肯定：“大著病中匆匆拜读一过，不朽之盛业，惟有合掌赞叹而已。改正朔一端，为前在昆明承教时所未及，尤觉精确新颖。冬至为太阳至南回归线之点，故后一月，即建丑月为岁首，最与自然界相符合。其次为包含冬至之建子月，周继殷而以子月代丑月为正月，亦与事理适合。”接下来，陈寅恪以广博的学识，针对著作中一些具体问题和历史中的迷惑不解之处谈了自己的看法：“若如传统之说，夏在商前何以转取寅月为正月似难解释。故周代文献中，虽有以寅月为正之实证，但是否果为夏代所遗，犹有问题也。豳风七月诗中历法不一致，极可注意，其‘一之日’，‘二之日’，是‘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之旧称否？又与左传孔子‘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参校，则疑以寅月为正，乃民间历久而误失闰之通行历法。遂‘托古’而属之夏欤？”

董作宾接信后，对陈氏提出的疑问进行了慎密考证和修订，使之更加完善。当《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后，陈寅恪阅毕，以惊喜之情再次致信董作宾，盛赞说：“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为人处世从没有郭沫若般油滑与阿谀曲从、见风使舵的毛病，真正是按他所倡导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乃得以发扬”这一标准入世为学。此次对董著的评价，当是发自内心的一片挚诚。或许，正是得益于像陈寅恪这样有风骨与识见的学术大师的追捧喝彩，才令学术界上层和最高当局决定予以公开表彰，以彰显抗战以来中国学者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在学术文化上的伟大贡献。这部大著上报后，在重庆的蒋介石亲自签发了嘉奖令：

中央研究院朱院长勋鉴：

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呈悉，董作宾君所著《殷历谱》一书，发凡起例，考证精实，使代远年湮之古史之年历，爬疏有绪，脉络贯通，有俾学术文化，诚非浅显，良深嘉勉，希由院转致嘉勉为盼。

中正午养侍秘后来的历史不断检验证明，无论是傅斯年、陈寅恪，还是朱家骅、蒋介石，对董作宾工作成就的肯定和对这部著作的赞誉、嘉勉，当是公道和公允的。半个世纪之后的1995年，即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张光直在他晚年的一篇重要论文《抗战与学术研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指出：“事实上，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也是产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时代。例如，我的老师董作宾先生在这段期间完成的重要著作《殷历谱》，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界而言，是一本开天辟地、创造出一个新局面的著作。”张氏的这一评价，台湾学者吴兴文认为“这虽然不完全是盖棺论定的全盘总结，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张光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子本色以及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足为后人留下典范”。

当然，面对陈寅恪、李济等学界大腕的赞誉甚至最高当局的嘉勉，董作宾不再像当年郭沫若初次吹捧自己时那样激动亢奋与心中无数了，他对此表现出了少有的冷静、老成与谦虚。言及此事，董氏认为：“《殷历谱》这部书，虽然我曾下过十年研究功夫，在四川李庄，手写了一年又八个月，印成了四大本，连图表共占有70万字的篇幅。在我看这算不得一回事，这只是‘甲骨学’里研究方法进一步的一个小小的尝试。”然而这个小小的尝试又是何其艰难，“全书之写印，实系初稿。有时公私琐务猬集，每写一句，三搁其笔；有时兴会淋漓，走笔疾书，絮絮不休；有时意趣萧索，执笔木坐，草草而止。每写一段，自助覆阅，辄摇其首，觉有大不妥者，即贴补重书，故浆糊剪刀乃不离左右。个中甘苦，只自知之”。

董氏著述之甘苦，不只是自知，作为一所之长的傅斯年，亲眼目睹了董作宾治学经历与生活之苦，深得其中况味。在为这部大著撰写的序言中，傅氏满含深情地说道：“《殷历谱》者，吾友董彦堂先生积十年之力而成之书也。彦堂天资高迈，精力过人。十载兵戈，飘泊于西南大地之间，此谱耗其岁月约三分之一，若四之一，然彦堂一人每日可为之事当常人三四，故若他人为之，即才力相若，不窥园亭，亦或须一纪，此其所以使友朋辈无不羡妒者也。”又说：“虽然，彦堂之治甲骨学将近二十年，此将二十年之月日，皆与余共事中央研究院，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一进步，即是彦堂之每一进步……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

在序文将要结束时，傅斯年透露了一个埋入心中日久的秘密：“吾见彦堂积年治此，独行踽踽，备感孤诣之苦，故常强朋友而说之焉。朋友知此，亦常无意而强与之辩，以破寂焉。吾亦偶预此列，则故反其说，说而不休，益之以怪，彼我所以为乐也。”只有到了傅氏自己把这个“秘密”点破之后，董作宾与居住在李庄板栗坳的石璋如、董同龢等大小学者，才真正洞察体会到傅斯年自昆明龙头村居住时代起，经常与人辩论不休，且滔滔不绝，摆出一番嗷天嚯地的阵势究为何故。特别是受到石璋如晚年称赞的史语所那位人高马大的青年才俊，号称“第一勇士”的董同龢，也才有机会窥知在昆明龙头村那荒凉的庙宇殿舍里，傅氏强行与自己辩驳且多数大败而去，实只为“以破寂焉”而为大家添些快乐和趣味的良苦用心。

第二章闻道在蜀郡第一节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就在学者们于贫困、寂寞中，蛰伏在山坳里默默做着案头工作时，一位高个头、大鼻子、蓝眼睛的“老外”，来到了李庄，使扬子江头落寞的古镇掀起了略带咸涩味的微波。这个“老外”便是后来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像大多数事业有成的人物留下的传记一样，在爱尔兰成长起来的李约瑟，也属于聪明好学之士，192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24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未来的日子，李约瑟以研究生物化学声名鹊起，37岁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经轰动一时的生物化学与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均在40岁之前问世。

可能与人的性格或天性有关，据李约瑟自己介绍，求学时代的他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般对科学史发生了浓厚兴趣，后又把目光渐渐移向东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1922年夏天，刚从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毕业不久的李约瑟，无意中读到一位中国留美学生用英文在《国际伦理学杂志》发表的一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的论文。文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来，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那早就产生了科学。”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后来任教清华、西南联大、北大，并在“文革”期间跟在江青高翘的屁股后面一度呼风唤雨的冯友兰。当年的李约瑟读罢这篇奇文，于惊奇不解中生发出一系列感慨：许多年来，自以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无知、蔑视与偏见，以霸道甚至是浑蛋的逻辑搞出的所谓“欧洲文明中心论”与“中国文明西来说”等一系列伪学说，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已是极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难道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承认中国有过科学？！该文阐述的观点与自轻自贱的“小贱人”做派，对李氏的精神产生了极大刺激，文章的作者冯友兰的大名，也一并长久地积存于他的记忆之中。

1937年11月，中国的淞沪抗战最为悲情壮烈之时，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门下拜师学艺，分别是燕京大学的沈诗章、金陵大学的王应睐和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一位南京药商的女儿鲁桂珍。三位黄皮肤的年轻人不仅给李约瑟带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给他带来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坚定信念。这位大鼻子、蓝眼睛的“夷人”，于人生中　　途突然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研究，而这一抉择，与他和中国学生，特别是早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理学院、时年33岁的鲁桂珍相遇有极大关系。对于李、鲁建立的友爱之情，李约瑟本人曾在多种场合坦承地表示过，鲁桂珍晚年也同样不谦虚地“笑纳”了。比鲁桂珍大3岁的李约瑟，先是爱慕鲁的美貌和她一颦一笑所展现的典型东方大家闺秀的风韵，连带地引发了他热爱中国文化的强大冲动与兴致。而对中国文化强烈的喜爱，又促使李约瑟提出并思考一系列问题，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言：“我对他们的了解越深，我与他们的思想就越相接近，这就导致我尖锐地提出一问题：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中国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及其贡献？为什么中国的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这一连串的疑问，就是后来世人津津乐道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Puzzle）的雏形。

既然疑问占据了李约瑟追求真理与科学精神的心灵，就要设法去解答、破译，于是，李约瑟自内心深处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version）。对此，李氏说道：“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圣经》上说，犹太教徒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忽然被一束强光罩住，并受到耶稣的责备。此后，扫罗反省了三天三夜，耶稣派了亚拿尼亚去看望扫罗。从此扫罗皈依了耶稣，并改名保罗，成为耶稣直接挑选的使徒。李约瑟形容自己的这种转变“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坠入中华文化的‘爱河’”，“对汉语、汉文、汉字和自古以来传播于中国的思想，产生了激情。它们把我引入了一个我以往一无所知的新天地”。

正是这一思想和学术价值观的转变，使37岁的李约瑟开始向鲁桂珍和剑桥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古斯通夫·哈隆（Gustav　 halouu）发愤学习汉语，并渴望在有生之年破译这个“李约瑟难题”。当鲁桂珍即将毕业离开剑桥时，李约瑟与她合写了第一篇中国科学史论文，并相约：今后决心要在这方面做出一番事业，犹如罗马国会上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的誓言一样。

此时的李约瑟立志要写出的是“一册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和医药的历史专书”，并通过这部著作，解开这个令人困惑的难题——这就是后来震动世界，由最初的一册而延伸到30多卷册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得以问世的胚芽。1942年秋，英国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最为重要的转折时刻，决定派遣一批著名科学家与学者赴中国考察访问并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兼及初通中文，并对东方文明怀有浓厚兴趣的李约瑟有幸被选中，他与牛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E.R.多兹（E.R.Dodds，又译为道兹或托德斯）组成英国文化科学使团，前往中国。1943年3月，李约瑟与几位同事从印度加尔各答经中国与外界相连的唯一通道——著名的“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云南昆明，自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在华考察生涯。

在昆明逗留期间，李约瑟访问了西南联合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天文、化学和工程研究所，并为这几家机构输送了部分图书、仪器等紧缺物品。

3月21日，李约瑟一行由昆明飞往重庆。翌日一早，前往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拜访总干事叶企孙，讨论战后中国与欧洲科学合作事宜。其后与当时正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界大员吴铁城、陈立夫、王世杰、翁文灏、张道藩、蒋廷黻、蒋梦麟、朱家骅、梅贻琦等人分别作了晤谈。受朱家骅聘请，李约瑟与E.R.多兹出任中央研究院通讯研究员。在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的理解和支持下，这年6月，通过中英政府的共同努力，在重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李约瑟出任馆长，办公地点设在英国驻华使馆一侧的平房内，人员由6位英国科学家和10位中国科学家组成。

就在这个机构组建时，李约瑟因对昆明和重庆几所大学与研究所的访问，越发感到中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埋藏在心中的陈年旧梦开始复苏，他找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陈述自己除承担的中英文化交流工作，还有一个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计划，拟在自己最感兴趣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科学思想及其人类文化史上的价值方面，做深刻比较、研究，写一部专著，名为《中国的科学和文化》（南按：即后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陈立夫听罢，“以其所志正获吾心”，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并鼓励道：“这个计划非常好，这本书由你写比我们写好，因为你不是中国人，由一个非中国人来谈中国事物所编写的书必然有更大的价值。”为配合李约瑟这一工作计划，陈立夫许诺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全力支持。出于对这位外国学者所立志向的敬重，陈立夫还当场赠给李约瑟前后《汉书》各一部。事隔42年，李约瑟访问台湾时，还未忘记就赠书一事再次当面向陈氏道谢。

李约瑟的研究计划，曾遭到部分在华外国集团势力反对，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当时在重庆的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官员、后来成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据费氏回忆，他当时“曾和李约瑟就他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计划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后来在罗马召开的第12届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不过当时的李约瑟并没有把这个政客学者费正清放在眼里，更不顾及费正清无休止的啰唆与胡言乱语，外加行动上的为难与　　阻挠。既然决心已定，又有中国政府要员如陈立夫、朱家骅、翁文灏等名流大腕强力支持，一个小小的美国文化官僚与政客费正清又何惧哉？李约瑟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向自己的既定目标奋进。1943年初夏，李约瑟带上助手，开始了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从而有了与中国科学、教育界人士接触交流的机缘。

李约瑟一行到达成都不久，正逢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受邀在成都华西坝几家大学讲演。在一次演讲中，冯友兰声称：道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道的唯一不极度反对科学的自然神秘主义云云。当时李约瑟正与助手坐在来宾席上静心聆听，面对冯友兰的面孔与声调，李约瑟忽然记起这个呈慷慨激昂状的人，就是20年前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公开放言中国没有科学的那位中国留学生冯某，遂当场产生轻视之意，对其学说不以为然。这个时候的李约瑟已经开始认识到，真实的中国道教文化与冯氏所言恰恰相反，道教是非常赞同科学的，可以说是科学的启蒙老师。

5月3日下午，借华西协合大学邀请演讲的机会，李约瑟于该校体育馆以《科学与社会》为题作了演讲，并针对冯友兰的学说特别提出：“科学是人和人的合作，以及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累积起来的结果。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曾对科学有所贡献。在远古时代，埃及、巴比伦、中国和许多地中海国家，都对数学、天文、医药、化学及地质有过贡献。在这些科学中，古代中国对炼丹术及在工程方面贡献特别伟大。”按李氏的说法，“炼丹术”这个名词就发源于中国。当时尚在成都的冯友兰是否前往听讲不得而知，但从翌日《中央日报》引用一个学生的笔记所作的报道看，这个夹带着对冯氏学说反击的演讲颇受听众欢迎，以至当李约瑟“结束他的演说后很久，似乎还有余音绕梁之慨”。

随着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明和科技成果有了更多、更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他开始在论文中公开提出：中国文化技术中，“哪里萌发了科学，哪里就会寻觅到道家的足迹。无论你在哪里发现炼丹术或古代化学，你就能在哪里发现道家的影子，他们总是在那里——炼丹房里进行着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实验”。如晋代的葛洪，被李约瑟称为“他那时代最伟大的炼丹家和中国最伟大的炼丹术作家”，葛氏所著的闪耀着科学思想光辉的名著《抱朴子》，极富科学哲理地探讨了通过人为的方法来延长寿命或达到物质不朽的可能性。而整个道家思想体系，直到今天还在中国人的思想背景中占有至少和儒家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哲学与宗教的出色而极其有趣的结合，同时包含着“原始的”科学和方术。它对于了解全部中国科学技术是极其重要的。处于对中国道教的推崇与迷恋，李约瑟取了“十宿道人”等三个道号，自诩为“荣誉道家”。李氏在论述道家对古代科学技术的贡献时，没有忘记对20年前的冯文旧事重提，并毫不客气地对冯友兰那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进行尖锐批评，称之为“年幼的悲观（YouthfulPessimism）”，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人并非如冯友兰所断言的对外界自然无兴趣”等。1943年6月4日，李约瑟完成了对四川成都、乐山一线几所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访问，在战时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石声汉教授陪同下，与助手黄宗兴及秘书等人于五通桥搭乘一条盐船沿岷江漂流而下，于次日下午到达李庄码头，随之进入坐落在李庄镇中心禹王宫的同济大学校本部进行考察交流。

同济大学自昆明迁川，主持筹划和负责大局工作的是在教育界颇具声望的校长周均时。周氏早年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留学时，与第二次赴德留学的朱家骅同学，期间还结识了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甚至后来的中共领导人朱德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并与之结为好友。1924年，周氏归国，先后执教暨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均时临危受命，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并负责大学南迁事务。无论是同济大学在昆明还是在李庄期间，周均时按照同济是中国唯一一所用德语教学的高等学府，并肩负沟通中德文化交流重大使命这一特点，积极主张在抗战期间仍然要尽可能地吸取德国的先进科研成果，为国家培养堪当大任的实用人才。只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等地相继沦陷，国学大师陈寅恪生死不明，西南联大爆发学潮。消息传到李庄，与陈寅恪在欧洲留学时期交情甚厚的周均时，颇为孔氏家族的霸道与陈寅恪等文化知识界人士的命运不平，遂以激愤之情，亲自鼓动、带领同济大学师生上街游行，共同声讨“飞狗院长”孔祥熙及家人的恶行，并将同济大学的行动和言行通电全国。在重庆的蒋介石通过孔系人物暗中相告与挑拨，大为恼怒，认为周氏煽惑学生，有意给当局制造难堪。一气之下，便通过陈立夫把持的教育部，撤销了周的同济大学校长职务，调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一职由刚从德国归来不久的丁文渊接替。

丁文渊（号月波）乃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四弟，江湖上号称丁老四。192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后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并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考试院参议，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事等职。珍珠港事件后，随着中国对德、意、日法西斯邪恶轴心国宣战而被招回国内，代替周均时来到李庄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尽管丁文渊和丁文江属于同胞兄弟，但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这位丁老四在学问和为人处世等诸方面，都无法与著名的“丁大哥”相提并论，尤其是人品道德，可谓与“楷模”丁文江背道而驰，被世人广为诟病。

丁文渊一到同济大学，除不遗余力压制正义力量和学潮，还经常干些鸡鸣狗盗、见不得人的恶事、丑事和上不了台面的龌龊事，出任校长不到两年，就被同济大学的童第周、王葆仁、唐哲等24位知名教授告垮弄翻，成为教育界的反面教材和一个教训。当时在同济大学担任招生委员的李清泉（李庄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周均时校长是学土木工程的，曾在德国留学和工作达十八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柏林被围时，他曾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但对德皇威廉第二和纳粹党很反感。他平易近人，生活俭朴，虽在国外多年，却没有洋气息，没有穿过西装，一顶旧呢帽不知戴了多少年，已成了暗褐色。他用人标准讲究德才兼备，聘来的教授、讲师，大多是国内的知名人士。后来接替他的丁文渊校长就与他刚刚相反，官僚架子十足，是蒋帮的一个文化特务。他在李庄郊外购有住宅，出入不管远近都要坐轿，每天所着西装都要换上几次，一副假洋鬼子像。对比之下，印象很深。解放后我才知道周均时校长自李庄卸职后回到重庆，即被蒋帮把他关在中美合作所，于1949年杀害。虽已事隔多年，思之令人凄怆不已。”

李清泉回忆此事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难免沾染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从其他旁证材料看，丁文渊在李庄同济大学的所作所为，令大多数有正义感的师生深恶痛绝应是事实，但要说是一个“文化特务”，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认定。周均时离开李庄赴重庆后，亦没有被关押，仍在重庆大学任教，后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继而遭枪杀，是1949年的事情。一个刚正不阿的著名学者最后竟惨死在蒋系特务的枪口之下，惜哉！

第二章闻道在蜀郡第二节到野外捉青蛙的童第周

李约瑟一行进入李庄禹王宫，受到同济大学以丁文渊为轴心的领导层热情欢迎和接待，李约瑟在《四川：自由中国的心脏》一文中写道：“该大学校部也在一座庙里，但该庙不供奉孔夫子，而供奉大禹，他是传奇式的灌溉工程师。他在古代向中国人传授水利和防止洪水灾害的知识。从演讲台上人们可以俯瞰下面漩涡翻滚的棕色奔流江水。在露天的大厅里，学生集合听专题讲座。”在访问期间，李氏一行对同济大学各学院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并对教学设备和师生情况进行了解，李氏亲眼目睹了战时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在这里，同济的物理系和化学系艰难度日，因为如同武汉大学一样，他们的仪器大多在轰炸中和从东部运来时受损，但工学院各系都欣欣向荣。该校有一座自己的发电厂，学生们花大量时间来组装和架设从下游运来的大量设备。这里也有同盟国的协助，因为那位研究钢结构的教授就是位波兰人。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能干的叶雪安博士领导的测绘系，设备精良，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勘测员和制图员的培养。”

尽管同济大学其他几个系没有工学院特别是测绘系那样欣欣向荣，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做出了不少之为学界瞩目的成绩。在同大迁来李庄之前，川南一带流行一种当地人称之为“麻脚瘟”的疾病，患者一经染上该病，即从脚部开始发麻，伴有呕吐、腹泻等症状，当麻的感觉蔓延至人的胸部以上，立即死亡。当地百姓因不知为何犯病，以致谈“麻”色变。同大医学院迁来李庄不久，一天晚饭后，迁往李庄的宜宾中学37名师生在聚餐之后突然发病，校方震动，特邀同大医学院唐哲教授前去诊治。唐教授经初步会诊，认为是一种钡或磷的化学物质中毒。后经同院的杜公振教授与邓瑞麟助教通过对动物反复实验和研究，终于查清“麻脚瘟”的病因是由于食用盐中含有氯化钡化学成分造成慢性中毒所致。病源找到了，病魔很快被降伏。消息传出，李庄人民奔走相告，拍手庆贺。唐、杜两位教授和邓瑞麟助教的研究成果《痹病之研究》，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一项研究成果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整个川南民众对此甚为感佩，宜宾专署参议会专门组织乡民舞动狮子龙灯前往同济大学致贺，大红的旌表书写着：“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同济令誉日隆。”当李约瑟闻知这一故事后，如同受益的李庄与川南人民一样，对同济医学院教授们所表现出的情系劳苦大众的精神和杰出的医学研究成果，从内心生出了一股敬佩、感念之情。

此次李庄之行，李约瑟还拜会了多年前在比利时相识的朋友童第周，“并用法语进行了极为难得的长谈”。从李约瑟的记载看，当时童第周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热情，使他于惊讶中大为钦佩。

190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乡村的童第周，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1931年入比利时比京大学布拉舍教授的实验室攻读生物学，不久转做达克（Dalcp）教授的助手。据童第周回忆，布拉舍教授生病后，由达克教授负责实验室的工作，“他让我试试，结果我把青蛙卵子膜顺利地剥去了，达克教授让美国人来看，大家很高兴，并祝贺我。以后达克教授什么工作都叫我做，如染色、实验画图等。1931年暑假，达克教授带我们到法国的海滨实验室去做海鞘的实验工作。海鞘的卵子膜（相对于青蛙）更难剥去，他让我把海鞘的卵子膜去掉，我也顺利地去掉了，在那里做实验的技术工作都是我的事。一年后，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实验室工作，实验结果非常好。每年到海滨实验室工作的人很多，其中也有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每年实验结束，都要将实验结果开个展览会，我的实验结果也被展出，给李约瑟博士很深的印象”。

就在这个海滨举办的几届展览会上，李约瑟与童第周相识并成为朋友，当李约瑟看罢童第周的实验，对这位来自东方的瘦小个头留学生赞美道：“年轻的中国人，有才华的中国人！”

1933年，童第周获得博士学位，达克教授让其再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可再得一个特别博士学位。但此时的童第周急于回国效力，回答说：“特别博士不要了，我想回国。”对方未再挽留，童于1934年回到国内，与夫人叶毓芬一起共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山东大学迁往武汶，后转到沙市，再流亡到四川万县，因经费不支，国民政府又采取弃之不顾的态度，学校被迫宣布解散，童第周与夫人随之成了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经多方奔波努力，夫妇二人先是在重庆国立编译馆谋得编译员的职务，再是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最后又辗转来到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授。

尽管安静的李庄乡村，免除了整日躲警报的烦忧与家破人亡的威胁，但与重庆、成都相比，环境条件又实在过于偏僻简陋，这给正着力研究胚胎学的童第周带来很大困难。直到晚年，童第周对这段生活仍记忆犹新：“同济大学条件很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有什么条件做什么研究工作，可是学校连一架像样的双筒解剖显微镜都没有，工作实在无法开展。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路过镇上一个旧货商店，无意中发现一架双筒显微镜，心中十分高兴，心想，有了这架镜子就可以开展好多研究工作。当问老板这架德国镜子多少钱。老板开口6万元，这把我震住了，虽说不算贵，但6万元在当时相当于我们两人两年的工资。我和叶毓芬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架镜子买下来。经过东拼西凑，向热心科学的几位亲友借了一些，终于买下了这架双筒显微镜。”

显微镜到手，童第周如获至宝，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但要做胚胎实验就必须有相关配套设施，这一点令童第周无可奈何，只好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李庄四周布满了稻田和池塘，田地里活跃着成群结队的青蛙。每到春秋之季，童第周便与夫人、儿女及部分学生，携带大盆小盆，兴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一时间，李庄的田野沟渠人跑蛙跳，你追我赶，泥水四溅，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许多年后，当地乡民还记得同济有位教授夫妇，挽着裤腿，打着赤脚，在稻田和池塘里扑扑棱棱捕捉青蛙的情景。而当时的学生们也同样记得，在童教授的实验室外，时常出现逃生的青蛙四处流窜，有的一边逃窜一边呱呱乱叫，恐怕外界不知道自己的行踪，令人忍俊不禁。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童第周与李约瑟不期而遇了。

分别十几年的老相识在战时李庄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古镇再度重逢，难免令人生出白云苍狗、他乡遇故知等复杂的人生感慨，真有点像古诗中表达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二人站在院内作了长时间交谈后，李约瑟才想起要到童第周那简陋的实验室参观一下。此前，童第周依据实验所得的成果，撰写了数篇高质量论文并得以发表，引起了国内外生物学界的瞩目。作为世界级生物化学专家的李约瑟，对童第周的一系列成果自是了然于心。但此次当他看罢所有的实验设备和材料，尽管已有心理准备，还是有些惊讶地问道：“你就是用这样的器材在这片空地上完成了那样高难度的实验吗？”

童第周轻声答道：“是的，战时的条件就是这样，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李约瑟沉默片刻，摇摇头，充满敬意地说道：“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能写出那样高水平的论文，简直是不可思议！”

童第周微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当二人走出实验室准备分手时，李约瑟突然转身问：“在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样偏僻的山村进行实验呢？”

童第周答道：“因为我是中国人嘛。”

李约瑟点点头：“对，对，中国人，有志气。”

此次访问，给李约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在《川西的科学》一文中颇动感情地写道：“童博士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活跃的实验胚胎学家，他与夫人叶毓芬博士携手，设法在拥挤不堪、极不舒适的环境里创造了佳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但依靠每一步骤临时想办法，还由于童博士选择了一个能够尽量少使用染色剂、蜡和切片机等的重要课题，即确定胚胎的纤毛极性……此发现与地球另一端的权威人士霍尔特弗莱德博士的最新观点不谋而合。英国科学访华团非常荣幸地将童氏夫妇的科研报告交由西方科学杂志发表。”

就在李约瑟以惊喜之情盛赞童第周的道德文章与坚忍不拔的毅力时，童氏本人却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许多年后，童第周在回忆中说：“李约瑟来中国，亲自到宜宾李庄这个小镇上来看我。当时在小镇上引起了一场轰动，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更惹得那个系（生物）主任的忌妒。这也是我在同济大学待不下去的原因之一。”一年之后，童第周终于在校长丁文渊、教务长薛祉镐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生物系主任的合力打压排挤下，弃别同济大学和那个生发梦想与光荣的简陋实验室，携妻带子离开李庄，投奔重庆北碚的母校复旦大学任教去了。

第二章闻道在蜀郡第三节结缘在山中

李约瑟访毕童第周，又在校方的安排下，为同济大学师生用德语作了几次专题科学演讲报告。6月7日下午走出古镇街巷，移往几里外的山中板栗坳、门官田等地，开始对深藏在群山之中其他科研机构的考察访问。

此次上山，李约瑟在他的游记中曾饶有兴味地作了如下描述：“沿着河边一条小路离城（镇），小路穿行于在热浪中闪亮的玉米地之间。过了不远以后，开始攀登一条壮观的石级小路进入山里。路上经过一座优美的石桥。我们抵达那里时看见房屋都很隐蔽。”在这里“有许多宽敞的大宅邸，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就设在这里。研究所分别由著名学者傅斯年博士和陶孟和博士领导，约有70位学者，因而是研究院两个最大的研究所”。

当天晚上，李约瑟又在致他夫人李大斐（Dorot）利玛窦（MatteoRicci）东来，有很多的访问者来到中国，他们都是学者。然而他们的目的却不在科学的交换。他们是饱学的，清康熙在位时期到中国的学者当中，有些人曾确立了他们的声誉，但是他们的目的还是与李约瑟不同。李约瑟作为一个大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科学交换以及增进和中国科学机构的友谊，在中国抗战正酣的苦战中给予中国人民以勇气——这是李约瑟访问中国的特质而且也是未来科学合作的开始。傅斯年认为：“战时中国科学机关，包括各大学，其中大部分都名不副实……我们的设备实在是一无所有，而他们的工作者事实上是被遗忘的难民。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学术水准比现在为高，但由于敌人的推进，各学术机关被迫集中于更远的西部；物质的损失引起精神的颓丧。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外国学者来访问我们无疑地是会感到失望。然而倪（李）约瑟博士的印象却不同。他看到情形的另一面，而他的了解是基于他的热诚。他不嫌弃我们的穷困和简陋，他看到我们的耐心；他不注意我们的落后情形，而注意我们将来的希望。”或许，正是为了这将来的“希望”，傅斯年与史语所同仁在板栗坳那盛夏的炎热中，对李约瑟的接待才显得格外热情和坦诚。

当天晚上，李约瑟与助手黄兴宗没有下山，就住在板栗坳桂花院傅斯年家中。又因为这样的关系，李约瑟结识了俞大綵。李氏在致夫人李大斐的同一封信里，说傅斯年“娶了著名将军曾国藩的一位孙女”（南按：实是曾外孙女）。由于“天气炎热，只能穿薄咔叽衬衣和短裤，即使这样还整天流汗不止，扇子成了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又说：“傅斯年在我的黑折扇上用贵重的银朱书写了一长段，颇有道家风范。我现在得另买一把扇子，因为这扇子变得太珍贵了而不能作日常使用。”访问期间，由于傅斯年慷慨热情，李约瑟在板栗坳看到了史语所几乎所有的珍贵藏品，如大量的铜器、玉器和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等。此外，还参观了历史组收藏的大量竹简和拓片，只见上面“写着孔夫子时代的经典，也有一些清朝初年的帝国珍贵档案，包括给耶稣会士的信件，给西藏的政令，中国朝廷任命日本幕府将军为王侯的公文。语言学组拥有每一个省份的方言的留音机唱片，等等。图书也精彩极了——有宋朝的真迹，活字版印刷的书籍，等等”。特别令李约瑟兴奋和感动是，当他提出关于科学史的许多问题并寻求这方面的材料时，引起了史语所同仁普遍的兴趣和理解，“各学科研究人员奔走搜寻，发掘他们所想得起的有趣资料。例如公元2世纪谈到鞭炮的段落；几次重大的爆破事件的记载；公元1076年禁止向鞑靼人出售火药的通令。也就是说，比人们所扬言的伯尔安·施瓦茨（Bertz）的‘原始发现’还要早200年”。多少年后，李约瑟还清楚地记得，临下山时，“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又送我一部善本的《天工开物》”。对于史语所诸位人员的才学和热情，李氏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认为“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李约瑟没有料到，此次访问，竟在中国西南部这个偏僻山坳里遇到了一个坚忍不拔又满怀热情的科研群体，特别是一位青年学人的出现，令他眼睛为之一亮，冥冥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这个青年将成为李约瑟学术研究生涯中，继1937年与南京药商的女儿鲁桂珍不期而遇之后又一人生知己。也正是得益于这位年轻人的鼎力相助，才使已不再年轻的李约瑟最终登上了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的奇峰——这位年轻的青年才俊，就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王铃。

王铃（字静宁），原籍南京，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其出众的才华深受中大文学院著名教授沈刚伯器重。为了谋求继续在学业上长进，王铃投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由于当时的主考人与中大文学院的沈刚伯等几位导师关系不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铃虽以总成绩第一名的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考头彩，结果张榜时却名落孙山，被无情地踢出圈外。当王铃带着满头雾水质问主考官为何把自己强行从金榜上扯下且扫地出门时，对方竟以“中大的学生不配到北大读书”等理由作了虚妄的回答。王铃听罢悲愤交集，学界同仁议论纷纷，皆对北大那位主考官如此无理和狂妄表示愤慨。

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受讲授法国革命史的沈刚伯教授的影响，王铃蒙生了研究17—18世纪中国思想对西方影响这个课题的念头，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这些颇有创见和新意的论文，不仅令沈刚伯大为赏识，同时幸运地落入了傅斯年的法眼。素有“拔尖主义”之称的傅斯年获知王铃的遭遇后，想起自己当年在山东考取官费留学生时的经历和世间作孽者制造的种种不平与罪恶，对王氏深表同情。在不便与北大研究所那位做主考官的朋友交涉的情况下，聘请王铃到史语所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据史语所同仁回忆，王铃性格和善，待人谦恭有礼，是个才气洋溢、博闻强识的学者，深受傅斯年喜爱。通过这一事件，沈刚伯对傅的为人处世和道德风范深为佩服，并说遭“没有如炬的目光与先知的灼见，自然只能与世浮沉。纵能明是非、别善恶，而没有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遇着左右为难的事，也只好依违两可。前者是盲从，后者是乡愿，与那所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是大不相同的。这样‘强哉矫’的人实不多见，而孟真先生却颇有此风。”正是傅斯年的“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才成就了王铃的学业，并进一步成就了一位世界级科技史家李约瑟。按王铃后来的说法：当李约瑟到板栗坳史语所访问时，在“一所朴素农舍里，由于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介绍，我认识了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李约瑟。这次会面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因为我注定要在他的指导下，客寄剑桥工作十年”。

当时的情况是，王铃和李约瑟交谈后，受对方思想精神感染，王开始对中国古代科技史发生了兴趣，接着又听了李约瑟在李庄的几次演讲，久蕴在内心的爆发力突然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突破口，决心要在这一领域做出一番事业。李约瑟离开李庄后，王铃凭借史语所图书馆大量典藏，悉心收集火炮资料，并以英文写成论文寄送重庆，请李约瑟介绍到西方科学杂志发表。李约瑟读罢文章，对这位年轻助理研究员的才华、学识以及刻苦钻研精神深表敬佩，“这样就决定了他们以后的长期合作”。1946年，王铃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与已回到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开始了长达9年的合作，共同开创了闻名于世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d　Civilization　in a，又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研究的先河。王铃作为李约瑟第一位合作者，参加了这部多卷册大作前5卷的研究、撰写工作，直到1957年因生计等问题离开英国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所任研究教授，方才停止这一工作。王铃留下的空白，将由李约瑟的中国学生、朋友与未来的妻子鲁桂珍为代表的几位科学家共同填补完成。

当李约瑟在傅斯年引领下，于那阴暗简陋的土屋里和王铃等年轻的研究人员交谈后，又在板栗坳牌坊头大厅作学术讲演。李在给妻子李大斐信中颇为自豪地说：“我比较紧张，但演讲非常成功。”又说：“今天我们要去参观营造学社。该社由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一个儿子主持（你会记得有一次和你从苏格兰回来的火车上，我读过梁的书，并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要去参观疏散到这里的中央博物院。”

在下山之前，李约瑟专门到门官田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访问了所长陶孟和及汤象龙、梁方仲、巫宝三、罗尔纲等研究人员。此前，对李约瑟的科学计划曾进行过“激烈争吵”的美国大使馆驻华官员费正清，于1942年11月中旬受好友梁思成的邀请，在赴重庆参加会议的陶孟和陪同下来过此地。二人搭乘一艘“破轮船上水”，经过三天三夜的动荡颠簸才到达李庄。一路上，费正清被中国内地千奇百怪的现象所吸引，他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一件趣事：当他看到一个呼吸困难的男子躺在地上，想上前帮助时，陶孟和却不让他多管闲事。陶说：“这也许是个圈套，你一旦碰了他，就很可能被缠住，迫使你花一笔冤枉钱。”费正清由此感叹说：“可见作为社会学家的陶孟和对当时中国下层社会了解之深透。”后世有研究者认为，这个看法和说法不一定准确，很可能是陶氏本人想象过于丰富，以及对中国同胞缺乏最根本的同情所致。对陶孟和的性格和为人处世方式方法颇为了解的顾颉刚就曾说过：“陶孟和等精英学者对民众的了解最终常常让他们不信任、不接近‘民众’。”这个话或许比费正清所言更接近实际。

陶氏把费正清领到李庄，拜访了好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又专程到李庄郊外的门官田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办公地点进行访问，其间受到众位研究人员平时难得一见的烧脆皮鱼的特殊款待。当时费正清很想拜望一下在北平时就结识的好友、陶孟和夫人沈性仁。遗憾的是，曾经光彩照人、才华横溢的一代名媛沈性仁，同她的另一位好友林徽因一样，因患严重的肺结核，已赴兰州治疗休养，据说已不治身亡。费氏只好带着无限怅惘与陶孟和握别。

第二章闻道在蜀郡第四节一代名媛沈性仁

当李约瑟来到门官田见到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陶孟和时，陶正沉浸在失去爱妻的巨大悲伤中未缓过劲来。而与沈性仁生前相识相知的好友，除了陶孟和所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同仁，包括金岳霖、林徽因等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在为沈氏不幸命运扼腕的同时，也陷入物伤其类、兔死狐悲的凄凉之境。

当年浙江嘉兴的沈家兄弟姐妹四人，其学识风度，海内外景仰。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二册，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乃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推陈其美为都督，自己出任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其间与陈其美，外加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蒋介石结为拜把子兄弟。北洋时期，黄以教育部长身份，暗中助冯玉祥倒戈，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软禁了大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于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自此，黄郛时来运转，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达到了一生的权力顶峰。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黄郛又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沈性仁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三是她的弟弟沈怡，最后是小妹沈性元。沈氏家族的这四个姐弟，颇似宋氏家族的四姐弟，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沈性元丈夫钱昌照（字乙黎），出生于江苏常熟书香门弟，早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著名学者，并与他的学长陶孟和一样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学成回国后，在同乡张謇的引荐下用一年时间游历了半个中国，拜访了当时掌控中国大局的张作霖、张学良、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实力派人物。不久，钱昌照与才高貌美的沈性元小姐订婚，因沈氏家族的关系，通过黄郛结识蒋介石，并很快受到蒋的重用。钱昌照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内战爆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时，钱氏悄然出走香港。1949年后从香港转归大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生前留下了一部《钱昌照回忆录》，于他去世10年后的199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内容虽然简略，但信息丰富，为治民国政治、工业和教育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从这部回忆录中可知，在名噪一时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开工之前，不只是国内的名流之后、黄炎培之子黄万里教授极力表示反对，海外也同样传出了极富前瞻性和高智商的不和谐之音，而发出这一声音的就是钱昌照的内兄、沈家的老三以及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后留学德国的水利专家沈怡。

沈怡在留德期间专门研究黄河治理，20世纪30年代归国后从政，曾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秘书兼工业处处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沈怡对黄河治理情有独钟，1946年夏，在南京市特别市长任上，仍没有忘记黄河治理问题，曾专门组织黄河顾问团考察黄河流域，并聘请三位美籍顾问前来考察（包括萨凡奇、柯登等著名水利专家，借此机会第二次到国民党拟建的三峡工程坝址查勘地形地质）。1948年，沈怡出任联合国远东防洪局局长，驻泰国数年，领导治理湄公河。再后来，沈怡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当局“交通部”部长，任职6年。后因派系倾轧，元老派失势，沈氏受到少壮派排挤，乃改任“驻巴西大使”，未久离任侨居美国，1980年去世，享年79岁。沈氏著有《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黄河年表》（1934年出版）、《黄河问题》（1935年出版）等专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水利专家和市政工程专家。1979年，沈怡被诊断患癌症，希望他仅存人间的胞妹、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夫人沈性元前去探视。沈性元得电并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赴美探望。行前受水利部之托，将长江“三峡计划”的资料带去，征求这位水利专家对建造大坝的意见。当沈性元把资料取出时，沈怡却拒绝阅看，他说：“当年建造黄河三门峡大坝时，我在国外撰文认为干不得，中苏专家不听，闹成笑话。我又何必操心呢？”沈性元怕回国后不好交差，一再婉转相劝，并说“祖国尊重专家，远在国外还郑重征求（意见）”云云。沈怡才勉强看了一下资料，写了几条意见让胞妹带回国内。第二年，沈怡就去世了。

当年沈怡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具体意见如何，是否为国内高层和专家学者所了解，不得而知。有研究者后来推测，“在当时，即使他的意见为国人所知，大概也会当作潜伏在国外的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反而会增加主建派的砝码”。事实上，许多政治化的工程都是如此的命运。沈怡生前还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5年后于台湾出版，其中对钱昌照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晚年的生活多有批评。

作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学欧美，在“五四”时期，其翻译戏剧作品《遗扇记》于《新青年》发表。此剧后来被译为《少奶奶的扇子》或《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曾搬上舞台演出。这是外国话剧最早的白话语体翻译剧本之一在中国发表，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源头。正是在这一探索性成果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此后，沈性仁与徐志摩共同翻译了《玛丽·玛丽》等文学作品，引起文化界广泛关注，特别受到一代才女加好友林徽因的激赏。

除文学戏剧，沈性仁对社会经济问题亦有较大兴趣，1920年，他与丈夫陶孟和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第六种出版。荷裔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成名作《人类的故事》于1921年出版后仅4年，就由沈性仁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房龙热”。后来成为著名报人、作家的曹聚仁曾回忆道：20年代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于是，“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我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

尽管曹氏没有谈及沈性仁的翻译之功，但若没有沈氏的努力就不会有中国人如此快捷地看到《人类的故事》并大受影响，这一事实想来曹氏是不会否认的吧。

当年徐志摩自海外归国，在北平发起了一个文学沙龙——新月社，常来石虎胡同7号新月俱乐部参加聚餐会和活动的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语堂、张歆海、饶梦侃、余上沅、丁西林等一大批大学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黄子美、徐申如等企业界、金融界人士，另有梁启超、林长民、丁文江、张君劢等资格稍老的社会、政界名流，可谓一时俊彦，大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声势。据当时参与者回忆，这些出身背景、年龄、兴趣和职业不尽相同的人物，所谈话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文学，驳杂多样，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尽一致，虽然来俱乐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在这一时期，沈性仁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胡适，甚至生性腼腆的朱自清等男性文人学者，相识相交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随着梁思成、林徽因由东北大学返平，住北总布胡同3号以及“太太客厅”的形成，陶孟和与沈性仁便成为“客厅”中的主要宾客。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里边的“科学家陶先生”，指的就是陶孟和——假如一一对号入座的话。

对于沈性仁高雅的仪态与美轮美奂的容貌，作为女性的林徽因既羡且佩，而对林徽因倾羡、爱恋了一辈子的金岳霖，初次见到沈性仁时，即惊为天人，大为倾心动情，平时不作诗的老金，一反常态地作起爱情诗来，并在题赠沈性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

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

老金以婆娑的竹影与兰花之香来比喻“性仁”风采丽姿，其倾慕艳羡之情溢于表里。

被誉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唐德刚语）的胡适，曾主张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的人，就需要有几个女友，因为男女之间在观察处理事物、性情陶冶方面常有互相弥补的益处云云。他在1918年4月5日由北平写给家乡母亲的信中，说到当日应邀在丁（文江）先生夫妇家吃饭，同席有陶孟和及其未婚妻沈性仁，还有另外一位沈女士，大家在一起聚谈。然后说：“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几个月，只认得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吴夫人是安徽大诗人吴君遂（北山楼主人）先生的女儿，曾在英国住了六年，很有学问。故我常去和她谈谈。近来才认得上面所说的几个女朋友。”无论是此前还是之后，胡适都需要有女朋友助谈，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而沈性仁正是他心中所谋求渴望做异性朋友的绝佳人选。

或许生性过于腼腆，或许心中过于忧伤，在清华任教的文学家朱自清，每见到漂亮或心仪的女人，都有精细的观察，且在日记中有简约记载。如：

1924年9月5日，由温州乘船赴宁波任教。“船中见一妇人。脸甚美，着肉丝袜，肉色莹然可见。腰肢亦细，有弱柳临风之态。”

1932年8月16日，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处，遇邓明芳女士，颇有标格”。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杨今甫处午饭，饭后论《啼笑姻缘》及《人海微澜》。“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巨哉。”

朱氏记载的陶夫人即沈性仁，“少年似昔”，当是指已近中年的沈氏美貌风采均不减当年，仍是妙龄春色，甜怡透人。而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俗世比喻。从这句颇为含蓄的隐语中可窥知沈性仁当年夺人心魄的高雅气质和朱自清内心艳羡动情的波光流影。

一切都如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般悄然流逝。抗战爆发后，沈性仁随陶孟和开始了流亡生活。几年的战乱与生活困苦，使她的身体受到巨大耗损，生命在磨难中一点点走向消亡。

自从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到李庄后，由于环境和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如德国人王安娜博士曾说过重庆一带的环境一样，由于川南一带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成了烟雾，而这些弥漫着硫黄味的浓烟整日徘徊于李庄及周边地区上空不散，与林徽因的遭遇几乎相同，沈性仁也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且日甚一日，几度卧床不起。陶孟和想方设法为其医治，但鉴于李庄缺医少药的现状，陶氏本人甚至同济大学道业高深的医学教授都深感无能为力，只有看着俏丽文静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942年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一个考察团去西北各地旅行，并有在兰州设点的打算。陶孟和闻讯，找到连襟钱昌照，让沈性仁顺便搭车去兰州治病。当时沈怡正在兰州，而陶孟和也正进行社科所兰州分所的筹备，他认为自己或许很快就能率部分人奔赴兰州，所以让夫人先走一步在其弟处落脚治病。在陶、沈夫妇看来，西北空气比李庄清爽得多，对患有肺病之人大有益处，加上兰州城的医疗条件更是李庄没法相比的，因而沈性仁毅然奔赴西北而去。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去竟成永诀。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在兰州撒手归天。

第三章小镇故事多第一节此情可待成追忆

沈性仁去世的噩耗传出，家族至亲悲恸欲绝，许多与之相识的朋友也为之洒下了悲伤的热泪。费正清曾哀惋地慨叹道：“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逝的一个。”1月23日晚上，金岳霖在昆明西南联大接到沈性仁去世的电报，感觉“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稳下来时，“又看见性仁站在面前”。沈性仁在去世8天前，还亲笔给远在昆明的老金写过一封信，“那封条理分明，字句之间充满着一种淡味，一种中国人和英国人所最欣赏的不过火的幽默”的信，让老金无法相信“八天的工夫就人天阔别”了。于是，金岳霖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写下了一篇含血沾泪的悼文，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白话文运动史上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光彩照人的女性。

老金认为，沈性仁是“非常单纯之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佛家的居心遇儒家的生活……单就事说，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说，她能做的事体也许就不那么多了。”她是一个人山唯恐不深、离市唯恐不远的真正高雅、淡泊、风韵无边的人间女神。文中又说：<u>?９９liｂ?</u>

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我猜想她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人的苦痛她仍是非常之关心的。在大多数人十多年来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形之下，雅对于她也许充满着一种与时代毫不相干的绅士味……性仁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朋友她又推赤心于人、肝胆相照、利害相关，以朋友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她是想象力非常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象所及的困难有时比实际上的困难还要大。她在李庄听见昆明的物价高涨的时候，她深为奚若太太发愁，恨不能帮点小忙。然而她无法可想，而在那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下，她只有自己想象而已。想的愈多，困难也就愈大。这不过是一例子而已，这一类的景况非常之多。朋友们的处境困难常常反比不上性仁为她们着想而发生的心绪上的忧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以自己为中心，有的时候我简直感觉到她的生活是为人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生活。也许她这样的心灵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

金岳霖这篇《悼沈性仁》散文，堪称民国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写女人写得最细腻、最优美的文字之一，内中蕴涵了英国绅士式的从容、清纯、洒脱、飘逸，伴着中国古典的深厚绵长和淡淡的哀伤，读之感人肺腑，韵味绵长不绝。金岳霖不仅有一颗哲学家的头脑，还应当算是世上最为难得的一位好男儿、好情人。假如把老金与风流成性、整日在女人堆里钻来荡去的老情种徐志摩相比，老金对女人的了解、认识与同情，要比徐氏更透彻、更辽远、更有深度，也更能进入女人的心扉。正如沈性仁的小妹、钱昌照夫人沈性元所称“回忆到金老（岳霖）对我二姐性仁的尊重理解。金老认为，性仁二姐的性格是内向型的。她文静、深思、内涵比较充实……等，金老称之为‘雅’。性仁二姐待人诚挚，处事有方，这些我们父母所留给她的品格，也许由于她爱好文艺所获取的哲理而更深化了些。”又说：“二姐处在多难的旧中国，身居在知识分子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家务之外，有不少朋友的社交活动，还能抽出时间勤于译著，她翻译了房龙的名著《人类的故事》，此外也译有英文中篇小说。这些也是金老所钦佩的一方面吧。”

金岳霖对沈性仁心向往之，而沈对老金也可谓高仰景行。沈性元说：“我从二姐偶然的话语里，得知金老搞逻辑学，写作有个少有的特点：常常费了不少功夫写成厚厚的一迭稿了，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会把全部稿子毁弃，决不‘敝帚自珍’，更不会以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会重新开始，有疑义就再作废而不惜，决不把自己所不满意的东西问世飨人。金老，当年的‘老金’就是这般著作治学的，他得到二姐的衷心钦佩。”从彼此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窥知金、沈之间的友爱，一点也不差于老金与林徽因之爱，若就人性中的深层情感论，可能还有过之。

作为与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世间沧桑、离乱生死的陶孟和，没有专门写下怀念爱妻的文字，这倒不是说已与爱妻在生死两茫茫中相忘于江湖，而是内心的苦楚与孤寂，非文字所能表述于万一，因而选择了沉默而独自面对苦难。据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巫宝三回忆：“李庄虽是一个文化区，但究与西南联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济是一理工医大学，无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辈友好在此不多，经常来晤谈者，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济、董作宾等数人而已。同时陶老的夫人当时健康欠佳，后去兰州休养，在抗战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时间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处境虽然如此，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镇上与门官田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当李约瑟到来时，刚刚57岁的陶孟和已是头发花白，身躯佝偻，沉默寡言且有几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李氏与陶孟和及大大小小的研究人员作了交谈，索取了部分资料，对各位人员的精神风貌和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理解和肯定，并在日记中写下“由此可见，即使在困难时期，川西的生物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很丰富”等赞语。此次访问，最令李约瑟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费时几年、集中精力进行的抗战期间中国经济损失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前，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战后巴黎和会各方代表谈判情形有过详细了解和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极富政治战略眼光地向国民政府提出，“战时经济状况及其损失应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及早调查研究，以作为抗战胜利后和会谈判的依据”。在这一学术战略思想指导下，自1939年在昆明开始，陶孟和就集中精力组织人力调查研究沦陷区工厂及其他经济文化机构迁移情况。来李庄后，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由原来的经济、法律、社会学等诸领域，转到了经济学，并确定了以战时经济研究为主的总方针，开始了由调查问题、揭示问题，并协助政府解决问题这一重大政治经济事宜的转化。在此期间，陶氏与研究所同仁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题展开调查，着手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了对沦陷区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也就在这一时期，受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委托，社会学所专题研究了战时物价变动情况；同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委托，调查研究并完成了《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等科学性论证报告。这项极具社会和科学意义的调查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赞誉，一时为各方所重视。

令陶孟和为之扼腕的是，他与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报告，因战后国共两党与日本政府的复杂关系，这批关乎国家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不再理会。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但国共双方分别代表自己的政权，主动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中国在战争中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元以上的各种经济损失，全部付之东流，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赔偿。此举可谓悲凉、窝囊、“二驾眼”到了顶峰，徒令后世子孙悲愤交加、扼腕长叹。

辞别了陶孟和与社会学所一帮埋头苦整，但并未预料到自己八年心血日后却被国共双方的当权者视为臭狗屎装入麻袋扔入垃圾堆的可怜的研究人员，李约瑟走下山来，欲拜访他心仪已久的梁思成。由于梁启超巨大的光芒和社会影响力，可能当时介绍的人没有提到也许更能令李约瑟心驰神往的一代才女加美人林徽因，否则以他好奇和爱美的性情，不会不在写给夫人的信中加以提及——而事实上，他当时只提到了“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

在上坝月亮田农舍的梁思成得到消息，尽管对李约瑟其人未曾相识，亦不了解底细，但想到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来到中国西南偏僻闭塞的李庄，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此时的梁思成还没有像延安的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想到的“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但既然对方号称为了中英文化交流而来，起码也算国际友人合作的精神。因了这种精神，作为东道主的梁思成自然要尽其所能地招待一番。只是此时梁家包括整个营造学社一贫如洗，平时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特殊的条件设宴招待？半年前，当费正清与陶孟和一道从重庆来到李庄时，这位来自美国的文化官员，亲眼目睹了知识分子贫困的生活条件。费氏看了梁家与营造学社的窘迫状况，曾劝梁思成卖掉身上的一支自来水笔和手表等物，以换取急需的食物维持生计。对于学者们如此艰难的生活状况，费正清曾感慨地说道：“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之中了。”

李约瑟来李庄之前，营造学社人员经历了一阵回光返照式的兴盛之后，又无可挽回地再度陷入了衰落。因“主要成员梁思成、刘敦桢由于当时环境，在工作上意见相左，遂造成不能合作之局，其它同仁亦有相继离去者”。刘敦桢已于半年前携家带口离开李庄乘船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卢绳等人也各奔东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营造学社，两根宏大支柱突然折掉一根，梁思成独木苦撑，挣扎度日，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危。据说，当刘敦桢决定离开李庄另谋高就的那天，梁、刘二人谈了一夜，最后都流了眼泪。世事沧桑，聚散分离，本属正常，只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诀别，令人备感凄凉伤心。

此次面对李约瑟的到访，家徒四壁又好面子的梁思成，抓耳挠腮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后，突然发现鸭子们还不知忧愁地呱呱乱叫。这是梁家自春天就开始喂养的几只本地鸭，除指望下几个鸭蛋补助一下林徽因与梁思永的病体，还准备秋后宰杀几只，让平日难见油星的营造学社同仁好好犒劳一顿。如今贵客临门，梁思成只好忍痛割爱，决定先宰杀两只公鸭以款待客人。站在院子里亲眼目睹梁思成捕杀鸭子的李约瑟，当然不知这一令人心酸的背景，只是以好奇、惊喜的心情观看了这一具有乡村特色的场面并饱受了一顿美味。此一情形的具体细节，林徽因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有过表述：“李约瑟教授刚来过这里，吃了炸鸭子，已经走了。开始时人们打赌说李教授在李庄时根本不会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会让客人过度兴奋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期待一个在战争时期不辞辛苦地为了他所热爱的中国早期科学而来到中国的人会笑一笑。”

事实上，李约瑟见到他心目中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以及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媳妇”林徽因并作了简短交谈后，这对夫妇出众的才华和林徽因的美貌，令李约瑟大为惊喜并出人意料地露出了笑容。对方当着众人的面表示自己能与梁、林夫妇在李庄这个偏僻的小镇上相会，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同时李约瑟也没忘记以英国绅士的风度，夸赞一番林徽因那带有爱尔兰口音的英语，林受到夸赞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她在信中对费正清夫妇说：“我从不知道英国人对爱尔兰还有如此好感。”这个时候的梁、林夫妇尚不知道，爱尔兰正是李约瑟生命中最难忘的成长之地。林徽因的爱尔兰口音，正好给予对方他乡遇故知的知音之感。在战乱流离的异国他乡，能遭逢如此快事，作为对故乡怀有深情眷恋的李约瑟焉能不露出真诚的笑容？

吃饱喝足之后，李约瑟详细观看了营造学社的研究课题，亲眼目睹了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心灵受到强大震撼，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串预言式文字：“如果战后中国政府真正大规模地从财政上支持研究和开发，20年左右后，中国会成为主要的科学国家。中国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会理想。认为中国人会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诱降是不可思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约瑟的预言说对了一半，20年后的中国大陆尽管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以及足以镇压一切敌对势力的坚硬坦克和装甲兵器，但离“科学国家”还有一大段距离，更谈不到“主要”和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主流。而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孤岛，其科学的发展同样缓慢得令人感到窒息。1962年2月24日，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欲选举新一届院士时，李济在演讲中曾对台湾的科学前景作出了“不敢乐观”，且有些悲观的论调。尽管主持会议的胡适大不以为然，未过几分钟便倒地不起，但仍然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中国海峡两岸在抗战胜利的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没有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规范的“科学国家”。倒是后一点被李约瑟有幸言中，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屈从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和血腥屠杀，最终以民族的坚强与韧性，于腥风血雨中取得了抗战胜利。

6月13日，李约瑟来到位于李庄镇张家祠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进行访问，同时作李庄之行的告别演讲。演讲之前，一个意外插曲的出现，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便是陶孟和与傅斯年两个冤家对头摈弃前嫌，握手言和。

第三章小镇故事多第二节由决裂到言和

尽管陶孟和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傅却一直不把陶当长辈看待，除了前面早已叙述的陶孟和所率领的队伍，并非是梁山晁盖、宋江那帮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龙山入伙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强势集团，而只是如少华山入伙的史进、朱武等辈，虽踏进梁山大门，却一直未能取得各门各派武林高手敬慕。更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领的这支满身“土包子”色彩的队伍，多少年来一直未有大的改观，欧风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颇有风刮不透、水泼不进的顽石状加外来单干户的味道。在藏龙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这支队伍也只能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居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矮脚虎王英，甚至一丈青扈三娘，或蒸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与此相反的是，作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种先到为主，占山为王的霸气、骄气与傲气“三气”叠加之态势。正如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所说：“我与孟真接触频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当时南京成贤街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盘桓，和杨杏佛陪着蔡先生吃饭的机会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我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孟真也常去吃饭，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程氏只看到对方鼻孔朝天、对天嘘气的霸王神态，可能还没领教傅斯年狂话连篇、目空一切的冲天豪气。据傅斯年自己坦白交代，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傅氏与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神情亢奋中，蔡元培与几人均喝了不少的酒，傅斯年乘着酒兴，以梁山好汉的做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尔其以外，都要‘郡县之’……”此番张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微醺的蔡元培大为不快，蔡当场“声色俱厉”地呵斥道：“这除非你做大将！”一句话如冷水泼头，傅斯年大骇，转头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顿时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气。——这个典故很形象地透出傅斯年性格中固有的嚣张与跋扈本色。试想，傅氏胆敢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放肆一把，作为一个原北大教务长、现在与自己同在一级别的研究所所长、国民政府参政员如陶孟和者，傅斯年又如何放在眼里？

陶孟和为人生性老实平和，尽可能避免与人争胜和交恶，但在许多事情上有自己的算盘，一旦算盘打得过多，难免令同行看轻。除此之外，陶、傅交恶，更深层的症结还在于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观等诸方面，或如后来中国大陆宣传部门宣称的“意识形态”不同与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时，主要研究社会学，接受的是韦伯夫妇的理论体系。因当时的韦伯与萧伯纳等共同创立费边社，在英国从事所谓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作为韦伯信徒的陶孟和，其思想多少也受到萧伯纳的影响。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与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等辈曾有过接触，但傅对二人特别是萧伯纳本人颇为轻视，或者说大为反感。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萧伯纳氏，自在伦敦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后，号称社会主义者，从36岁开始，到94岁呜呼归天，58年里共写了51个剧本。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萧伯纳来到深得自己好感的苏联访问，高尔基写信祝贺他的75岁寿辰。称颂他是“勇敢的战士”云云。1933年2月，萧伯纳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几位大佬的邀请，尽管有不屑踏上中国领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于2月17日由香港到上海登陆作了短暂停留，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名流匆匆见了一面。萧氏之意“本来玩玩的”（鲁迅语），但还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以不屑的神情，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咕噜了几句洋话，大放了一通厥词，谓“中国固无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国的乡间田野”云云。后来中国许多各揣不可告人之目的，或稀里糊涂，大肆迷信和吹捧萧伯纳，将其视为哲人与世界人类的大救星，并借此抬高与其有一面之缘的中国同盟几位大佬的身价。但也有人当时就表示对萧氏为人为文不屑一顾，对其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在这批头脑清醒、情感激烈的勇士中，傅斯年算是靠前的一个，对萧的行为与思想给予猛烈抨击。其恶感之深、用情之烈、直到十几年之后的1950年依然郁结在心、如鲠在喉，甚觉不吐不快。这一年，由其他事件引导，傅斯年想起萧氏的思想对中国人流毒之深，于是写了《我对萧伯纳的看法》一文，以消除其毒素，化解心中的块垒。文中说道：

萧伯纳“自己实在无多创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他所剽窃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南按：韦伯）夫妇。萧伯纳的文字啰嗦，思想浅出，作品风行一时，一辈子赚了很大的钱。他对于抽版税是丝毫不苟的。章士钊求见，说：‘先生在中国很出名。’他说：‘在中国出名何用？中国不曾参加国际版权协定。’这虽然带有笑话，但我在英国读书时（三十年了），大学学生演他的戏，版税一道决不放松——尽管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将老，怕要死，写了一本《返于老彭》（BACK　 tOMEthUSEIAh），还是一部大作（大约是1920年）。从此以后，剽窃得越发生吞活剥，见解越无中心，越说越无责任心。我想，假如不返于老彭，少活三十年，岂不更为完美？这实在不像人死后的说话，但这样场合，这样说法我却有点摹仿他的调儿。”

在傅斯年眼里，尽管萧伯纳的思想抄袭韦伯，但韦伯夫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一对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的新官僚派”，且是一位“人道主义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观念甚重，而谓人道主义者为幻想家”的庸俗之辈。傅在文章中颇负义气地指责道：“魏伯夫妇晚年大大赞赏苏联，以为是一个新的文明。在东方的民族中，三个人都极其佩服日本，因为中国人‘乱哄哄’，‘不会办事’，（好个帝国主义的看法）！魏伯游中国后，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萧伯纳游日本，路过上海几有不屑上岸的样子。”最后，傅斯年对萧伯纳作出的总体结论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戏剧上，是一人演说；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总之，在傅斯年眼里，萧伯纳是一个极其糟糕，无一是处的骗子、妄人加街头小混混式的丘八。

此文一出，得到了一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赞誉和追捧，抗战期间任《中央日报》主笔，后为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的程沧波评论说：“《我看萧伯纳》大概是孟真最后一篇文章，这一篇短短的文章结束了孟真30年的文字生涯。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压台戏。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说：他不是学戏剧，他也不是学文艺批评，但是，像萧伯纳这样一个题目，不是一个专家写得好的，这样一个复杂、迷乱、幻景的题材与人物，不是具有丰富的中西学识、超特的智慧，是没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个萧伯纳，一刀劈下去了。萧伯纳经他这一劈，由神奇化为腐朽，把萧翁一生的魔术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够了。”

傅斯年的老友毛子水也评价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个字，将永为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献，是要‘知人论世’者所不可不读的。……孟真先生以萧伯纳‘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满萧伯纳，对极了！”程与毛氏所言，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但有一点似不可怀疑，即傅文一出，萧伯纳的迷信和制造的神话被戳穿、打破，许多喝过萧氏制造的迷魂汤，一直沉溺在萧氏神话迷梦中的国人逐渐清醒，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神情越发变得清晰、明智，萧伯纳的影响也成了蜥蜴的残梦——恐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与傅斯年的思想大不相同，或日背道而驰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韦伯夫妇“社会调查”的思想并照章行动，对苏联的一切人事大加赞赏。1924年1月24日，苏俄领袖列宁去世，已从英国回到国内的陶孟和于2月26日，联合李大钊、马叙伦、郁达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函中特别指出“苏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云云。由于对苏联革命的赞成与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渐逐滑向另类，并对中共的思想与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与之相反，他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公开表示反对。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在傅氏的眼里，共与苏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对这两个山林草莽中连蹦加跳的蚂蚱，他心生嫉恶，欲加以铲除灭之而后快。按傅斯年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因而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认为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一片荒漠等。

陶孟和早年曾对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并与蒋本人有过接触。按金岳霖晚年的说法，“从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当蒋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没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为他住的地方真是讲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没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错了”。又说：“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会民主，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活动。”

金岳霖说的当是老实话，陶孟和不是一个刻意追求做党国大员的人，如果刻意要做，凭其与黄郛、钱昌照、沈怡的姻亲关系，应该大有希望。抗战期间，陶以无党派人员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开始涉足政界。但随着对国民党及蒋家王朝认识的逐渐加深，由失望渐渐产生反感。后来随着主持多项农村经济与社会状况调查，以及整个社会政治向心力转移，陶改变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左倾思想日益强烈”。在李庄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呈不可遏止的糜烂状态，陶孟和引用原清华大学校长、时任农林部部长周贻春的话对手下的同事说：“国民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 to Core），就是说不可救药了。”面对这个“不可救药”的政府，有一些所谓社会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趋炎附势，竭力维护这个“核心”。为此，陶孟和以嘲讽的口气举例说：“这种人见到政治高层人物，屁股坐在椅子边边上，不管对方说什么，他只公鸡啄米似的不住点头，哈哟哈哟地连连称是，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恶。”可见这个时候的陶孟和，除了保持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大节，对国民党政府以及“核心”确是深恶痛绝，对蒋介石本人也不抱大的希望了。

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形，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过记述：“李济说百姓们现在都在挨饿。这些年来，他已死掉了两个孩子，陶孟和也死了配偶。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又说：“以上种种印象，仅是从当时所记录的一大堆材料中间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加在一起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费氏所言大致不差，蹲在李庄深受贫病折磨与生活苦痛的陶孟和，面对一个腐烂的“核心”，苦闷与孤寂得不到缓解，思想越来越滑向另类，最终走上了“弃暗投明”，全面倒向中共的政治态势。

傅斯年则不同，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看到和承认这个“核心”的腐烂，但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恨，骨子里一直是忠诚不减，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妄念。这一政治、思想观念的形成，除了傅斯年本人的特殊性格，还有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相互影响交织而成。正如台北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沉森所言：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要想成为一个学阀或学霸，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和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还要与仅有的几个基金会如中基会、中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关系。而傅斯年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无论是政府内部自由派大员还是基金会负责人兼党国大员朱家骅，或是宜师宜友的中基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胡适，都与傅保持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在民间资源绝少的年代里，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种关系。从傅斯年来往的书信以及在李庄时对梁家兄弟，连同林徽因的关照中即可见出，后来傅氏为陈寅恪治眼病向朱家骅与基金会求请款项也是如此。整个抗战时期，傅斯年为贫病交加的落魄知识分子向各方请求补助，成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项要务，被誉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因了这种关系和缘由，王汎森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态度上不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他对政治的不满与批评，驱使他连续轰走两位行政院长，但他只是‘御史’，而不是革命者。”

把自己当做“御史”的傅斯年，因其本身在政学两界非同寻常的人脉背景，以及傅氏本人独特强悍的处事方式和能力，最后得到了“老大”蒋介石的尊重。蒋的尊重又加重了傅斯年以整个身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因子，对国民党和政府核心特别是蒋介石本人，越发抱有真诚的希望与幻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傅斯年参政后，一直以“御史”角色频频出现并与当朝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之辈叫劲对垒的根由。傅当选国民政府参政员之后的一段时间，常在重庆的集会场合对党国大事发表“宏论”。据他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佑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呈义愤状：“他凭哪一点？”

后来，傅斯年一直抓住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蒋介石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把孔、宋分别从行政院长任上卸下来——当然，这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了。

傅斯年既然对“老大”介公和其操控的党国政府深以为然，且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观念，这就决定了他与陶孟和虽同住李庄一隅之地，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宿命。

如果仅是老死不相往来，陶、傅之间的关系或不至于闹到决裂甚至反目成仇。但是，既然同在中央研究院这个大铁锅里摸勺子吃饭，筷子与碗的相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何况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陶、傅二人的分裂围绕“进军西北”事件很快展开。

1941年年初，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电召正在齐鲁大学研究所任职的顾颉刚到重庆办《文史杂志》。朱要顾去重庆的目的，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他做边疆工作。时朱家骅在组织部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顾到后为副主任，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这年的10月12日，对“边疆”问题极为热心的朱家骅发表了《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一文，鼓动科学工作者“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使原已兴起的“西北热”再度升温。顾颉刚感念朱家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后请了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蒙、藏、阿拉伯、暹罗、安南诸种语文的专家操作起来。许多年后，石璋如回忆说：“这时政府跟民间都弥漫一股西北热。民国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归后盛赞敦煌景致，另外也有与我们关系不大的艺术考察团去，而更早些时候张大千已经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纷纷组团去西北。”

这一情形的出现，除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与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与支持鼓动密不可分。早在几年前，蒋介石就意识到西北在政治上的危险，特别是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屯兵新疆，对中央政府构成很大威胁。而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从甚密，强大的苏联或明或暗地打着新疆的主意，时刻准备将其吞并，划入苏俄红色帝国版图。面对这种危局，蒋介石先是忍而不发，直到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无力东顾，蒋介石才趁机出动，先派朱绍良统率重兵于河西走廊，对盛氏集团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1942年8月，蒋亲自乘机赴西宁、酒泉等地视察，以软中带硬的手腕解决了新疆问题，骄横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

西北视察归来，特别是降伏了盛世才之后，蒋介石精神振奋，同时进一步认识到西北对于中央和整个国家的重要性，遂提出“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的主张。蒋的演说，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

在这股大浪高潮声中，作为中央大员的朱家骅不甘落后。为了迎合蒋介石的主张，他突发奇想，提出了一个“进军西北”的计划，让李庄的陶孟和把社科所办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的赞成，二人一拍即合。朱家骅找来陶孟和协商，陶当即表示同意，并慷慨激昂地表白道：“当此之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当决然担任。”朱家骅一看这阵势，立即让陶孟和拿出一个书面计划面呈最高领袖蒋介石批示。陶孟和很快把计划弄将出来，意在把社科所搬迁到兰州，专就经济及文化接触两项进行研究，并请蒋廷黻转呈介公审阅。老蒋看罢。认为这个计划正是深入贯彻自己这个最高领袖指示精神的体现，当然乐观其成，只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批示要社科所迁到兰州以西的地方去。这个批示令蒋廷黻和朱家骅大感意外，不知老蒋心中搞的什么鬼把戏。凭当时的猜测，蒋介石可能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想让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国传教士一样在西北乡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风为名，潜伏于社会各阶层中，密切关注和监视对中央政府形成威胁的外在危险力量，实际上相当于中统和军统的工作站，以搜集情报为职业的特务机构。然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一个公开的学术研究机关，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学术事业，不可能变成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特情机构。既然介公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为了安抚兴致正浓的陶孟和，蒋廷黻、朱家骅二人想了一个对策，由蒋廷黻出面写信给陶孟和，说道“无以介公批了迁兰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兰州作，只是牌子挂于兰州以西”云云。

按照对这段历史有过专门研究的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的推测，当时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并热心“进军西北”，他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这就是“名义上是迁，实际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庄扎根不动，凭借政府拨发的一笔经费，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马在兰州安营扎寨，形成事实的社科所分所。如此这般，经费既足，人马强壮，活动范围广大，就自然能产出丰厚的科学研究成果，陶孟和与整个所内人员也可借此扬眉吐气，以雪自离开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来的种种怨怒与耻辱。

潘氏的推测自有道理，但似不全面，此次所谓的“进军西北”，显然是陶孟和借机摆脱傅斯年的压力，把社会学所从李庄撤出，他本人带领一帮难兄难弟进驻兰州，从此与傅斯年本人和史语所彻底断绝交往，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弄个难得的清静。按照当时朱家骅与蒋廷黻的设想，所谓兰州以西，不过在兰州郊外，或者在兰州与西宁交界之城镇罢了。当朱家骅与蒋延黻请示介公，这个“以西”到底要落实到何处时，想不到蒋介石大笔一挥，写上了“酒泉”二字。这个酒泉是处于兰州以西千里之外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与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这块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如何自处？又会有什么作为？如此一着，令所有热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浇头，全身发凉。

既然党国领袖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朱家骅与蒋廷黻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耍布袋戏，以此来摆弄精明如猴的介公。陶孟和得知此情大感沮丧，但一时又想不出对策。正在几人无计可施之时，此事被蒋廷黻讥讽为中央研究院“太上总干事”的傅斯年闻知。傅未作深究，又以“太上总干事”的习惯和派头主动致信朱家骅，开始替这位交情甚笃的上司排忧解难。信中说：

……此事大可发愁，酒泉严格说仅一油栈，如何设社会所，其中既无经济可以研究，亦无文化接触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触最好在西宁），社会所如在西北设分所，必以兰州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点若不改，后患无穷。若名称上在酒泉挂社会所之牌，必为空洞。以介公之热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为空洞，非真迁也，恐本院整个蒙不良之影响。”又说：“本院似不当把社会所实际上放在李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而谓不在兰州也。”

傅斯年写这封信的时候，的确有点“太上”的架势，对朱家骅、蒋廷黻与陶孟和串通弄出的这个到西北创办社科所的主张，表面上热心，实则心存介蒂。傅意识到西北之重要，但只是限于政治上之危局，至于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设和立国之本之类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并有轻视之意。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指导下，傅斯年对陶孟和主张社科所搬迁西北的构想，曾戏谑道：“引当时报上一名词云‘阳奉阴违，贻误要公’以为笑谑。”两个月后，傅斯年综合各种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头不对，陶孟和如此热心“进军西北”，分明是和自己争地盘的一个阴谋。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旧部时，满身霸气与嗅觉敏锐的傅斯年就曾专门找到陶订了一个“君子之约”，其中有“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则由傅主持的史语所办，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后来的行事中，确是实实在在地履行了这个君子协定。史语所研究人员全汉升“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被傅斯年及时阻止，傅命其研究范围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窥视近代。傅氏如此，陶孟和也只好号令手下弟兄不能窥视近代以上，两所人员可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进军西北”之机，已经暗中招兵买马，扩军备战，开始了实际行动。据朱家骅透露，陶孟和欲把顾颉刚在重庆办《文史杂志》招聘的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辈，全部弄到驻兰州的社科所分所，以壮声势。李安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与费孝通亦师亦友；韩儒林虽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但后来任教于燕京，顾颉刚在重庆时，一度受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邀请，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工作，则由顾氏推荐的这位蒙藏史专家韩儒林主持。

几年前在昆明时，傅斯年就因吴文藻、费孝通鼓捣出一个所谓的“民族学会”，另立山头与史语所相抗衡大为恼火，直至双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计把吴、费等辈山头推倒削平为止。现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拢集结费孝通等“燕大派”进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图啸聚山林荒野，与史语所抗衡对垒，这还得了？于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内有“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和交涉之语。陶孟和正为“分店在兰，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过关大伤脑筋，忽见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横加指责，自是不甘臣服，当场挥毫予以反击：“……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央研究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

傅斯年接函，见对方不把自己这位“太上总干事”放在眼里，竟敢公开叫板儿，火气更盛，高血压呼呼上蹿，再度泼墨挥毫，除了对陶孟和严加痛责，还致书朱家骅，把陶孟和欲“挂空牌于酒泉”的设想，上升到“近于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并坚称此为“院务之大事”，应该“闻之院务会议，以商其各种可能之利害”，因为这等大事。并不是院长和某位所长合谋就可以算数和应该执行的事情。至于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前景，该如何擘拟，不容许“黑箱操作”。傅斯年此言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依据，还有事实上的利害得失，可谓步步为营，刀刀见血，针针封喉，令处于党国大员地位又“高处不胜寒”的朱家骅闻之心惊肉跳，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已经开始对傅斯年打压进行反击的陶孟和并不服气，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讳地说：“退一步讲，中国学术工作，以至近于学术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处女领土如此之大，‘重复’……又有何妨？”而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与自己所掌控的领域“重复”，与自己“重复”，就等于另立山头。扯旗造反，向自己宣战。这一点，从傅氏当年特别看重的弟子夏鼐于1955年的说辞中即可以明了。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政治压力下，于同年《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多条罪状，其中第五条便是：“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夏鼐这些话，虽是处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而不得不为之，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傅斯年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

而在社科所于西北挂牌的问题上，傅斯年见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当做耳旁风，且还振振有词地予以辩驳，气恼中再度给朱家骅发一密函，除了要求把此事“闻之院务会议”，还想出另外打压制裁陶孟和的一个计策，强烈要求将社科所与史语所“两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务会议”，当院务会议将分界划清并得到两所负责人认可后，另“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强有力的人员做更全面的工作。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密函内容，深知这是傅在中间搅浑水的把戏，假如全院在西北办一工作站，派去的人员自然又是以史语所为龙头老大，社科所人员还是在他们的打压欺负之下且永无出头之日。想到这里，陶孟和大怒，再也顾不得作为长辈的面子，干脆撕破脸皮，以牙还牙，并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等语致函傅斯年，对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万丈，当即回函予以反击，其中特别提到“伎俩”一词。傅说道：

伎俩一词，其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阴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十个大字，除非我公认为不必再作朋友的话。

双方情绪至此，已形同战场上的肉搏状态，裂痕既开，很难融合。又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二人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无论是陶孟和设想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还是傅斯年构想的“西北工作站”的对应之策，统统成了泡影。

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李约瑟的到来，形同陌路且于对方心怀耿耿的陶、傅二人，又暂时摈弃前嫌，双手握到了一起。

关于两位学术巨头是以何等心境和缘由，在这样的时间和场合走到了一起，历史没有留下详细记录，只是后来林徽因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透露了只言片语，信中称：“有人开玩笑说，梁思成成功地使平时有嫌隙的陶孟和博士与傅斯年博士在李约瑟的讲演会上当众握手言和，应当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因为在大庭广众下发生，更具戏剧效果。它刚好在李教授在中央博物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道，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林徽因在信中特别提及让费正清夫妇放心，并言“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大有希望的”。最后又突如其来地插进一句：“这次和解的基本工作还得归功于某位人士。这位人士有拼命卷入别人是非的癖好，而且尽人皆知。”

林徽因所说的“某位人士”，随着当年在李庄的知情者一个个凋谢而难以查考。金岳霖晚年曾说过一句话：“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在四川李庄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话到此处没有接着说下去，具体细节不得而知。或许，这个矛盾与林徽因提到的“某位人士”卷人金、陶或沈性仁之间的是非亦有关联，只是真相到底如何，尚不能确定，这个插曲或将成为一个永久悬案而无法破解了。

第三章小镇故事多第三节李约瑟难题的症结

李约瑟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演讲完毕，又与傅斯年等学者进一步讨论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何自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这个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氏在强调了中国的气候、地理环境、经济的、社会的、知识的，以及政治的原因与欧洲不同外，特别对中国的官僚制度作了深刻的剖析，认为正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官僚体制，扼制了现代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在谈到西方与中国的区别时，李约瑟说：“我自己并不是欧洲中心论者，但现在欧洲大部分人相信他们从一生下来就处在世界文化的中心，并非常有信心地走自己的路，他们相信沿着这条据说是万无一失的路，就能够走向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未来。中国人就不同了，我相信中国过去伟大的科学技术曾给整个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但现在的的确确是衰落了，这个民族正处于封建的农业文化之中，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就必须面对世界……”坐在一旁的傅斯年听着对方这番宏论，越听越感到憋气与恼火，突然跳起来大声道：“他妈的，我们都折腾几千年了，怎么中国总得面对世界呢！”

傅氏的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但又觉得有说不出的悲凉，尤其结合眼前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国难家愁，更感苦痛，气氛高昂的讨论场面骤然而降。李约瑟意识到刚才的话可能刺伤了学者们特别是“大学者”傅斯年的自尊心，有些尴尬地咧着自己特有的女性式性感的嘴笑了笑，心中默默记住了这个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李氏在与中国学者的讨论中，再也不敢妄加评论和不明人情事理地说中国人要“面对世界”了。而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不断了解，聪明过人的李约瑟决定入乡随俗，按中国人思维逻辑为人处世，并多次入山学道，给自己起了一个“十宿道人”的名字，以示对中国道家文化的崇拜。往后的日子，无论与学者还是官僚打交道，皆谨小慎微地向外喷吐令对方欢喜的呈莲花状光彩的言辞，以博取“他人高兴我高兴”的大团圆气氛。

李约瑟的中途转圜，令中国官僚与学者很感受用。按照“有来无往非礼也”的惯例，甚觉对方给足了自尊和面子的中国官僚，甚至包括翁文灏、傅斯年、汪敬熙、毛子水等学者，又回过头对既“了解我们”又“雪中送炭”的“最使人想念的朋友”李约瑟不遗余力地鼓吹起来，直至把对方吹到看不见的云空，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翻起跟头。而这个时候，在中国千万官僚和学者中，似乎只有一个人醒着——这就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李氏后来在谈到毛子水发表的《中国科学思想》一文时，对毛氏肯定李约瑟所说的两件事“（一）西欧近三四百年的科学，的确是我们古代的圣哲所不曾梦想到的。（二）如果中国以往有西方那样的气候、地理、社会和经济的因素，近代科学定必发生于中国……”等观点，皆不以为然。李济说：“我没有机会读到李约瑟的原文，不敢保证李氏原文的语气是否如译文给我们的印象；但我听过他在李庄讲过这一类的题目，他的大致的意见似乎是这样的。不过，在那时他来中国的使命，带有外交性质，故除了搜集他所需要的资料外，自然也要争取中国读书人的好感，所以说的话也必定捡取最好听的。至于他的内心里真实感觉如何，就无从揣测了。我个人的记忆，他似乎有些话没全说；不过，没说的话不一定是不好听的话。”

对此，李济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目前）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我们对于科学思想的本身，除了少数人外，仍不感兴趣。我们尚没摆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假如我们要规规矩矩地提倡科学思想，我们应该学禅门的和尚；因为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科学思想的起点也在此；科学思想里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尽管李约瑟有些话没有说，也可能在与中国官员、学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入乡随俗”地应用了一些“世故的说法”。但他在扬子江头的李庄古镇与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甚至王铃等年轻学者的讨论中，加深了对中国科技史料的认知与推测，坚定了此前的看法——也就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之后，中国的官僚体制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当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但是，在这一越来越僵死的体制下，却又暗伏着一股人民大众不断发明创造的潜流，即是在最严酷的冰冻时期，这股潜流也流淌不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献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珍贵资料，便是这一现象的明证。而对这些纷乱杂陈的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现代学者，就需要进行严谨的鉴别、研究，从中抽释出真正属于“现代科学”的物质精神财富，才能促使那些傲慢的西方学者注意，并使这些资料转化为真正现代科学的酵母和新动力。就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李约瑟本身的收获而言，令后来的研究者几乎达成共识的是，如果李氏在这次访华使命中，没有得到蜗居在李庄的学者们启发和鼎力帮助，他所主持的闻名于世的具有划时代性质和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大厦的构建，或许还要推迟若干个年头。

许多年后的1981年9月23日，当李约瑟重新踏上中国土地，并在上海作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学术讲演时，不无感慨地道：“说到‘缘起’，就得从四川的一个小市镇李庄谈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那里。在傅斯年、陶孟和的主持下，我结识了一位正在研究火药史的年轻中国学者。他名叫王铃，号静宁。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合作者。从1947年到1957年，他一共在剑桥住了九年，协助我工作。”对于从李庄山坳里走出、曾协助自己工作了9年之久的第一位合作者王铃在剑桥的经历，李约瑟同样公开承认并坦诚地作了如下评价：“首先，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在我们日常的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书第一次译成英文的中国文献，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译的，然后我们两人必定一同详细讨论校核，往往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别人的译文，我们两人必须核对中文原书后才加以采用。王铃先生还花费许多时间去查找和浏览各种原先认为有用的材料，从这样的探究中往往又发掘出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我们再从科学史的观点仔细地审查，然后确定他们的价值。许多烦琐的图书馆工作，以及各种索引和编目工作，都由他负责。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著作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

李约瑟此说大致是不差和公允的，不能说没有王铃就没有李约瑟日后辉煌的成就和不朽的声名，但此成就要推迟若干个时日当是毋容置疑的。因而，对王铃这位长期合作者，李约瑟一直念念不忘，并从内心深处表示感激，二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王铃去世。

有道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在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同时，李约瑟同样没有忘掉给予自己重大帮助和支持的黄宗兴和何丙郁博士，以及终老中国本土的知名学者叶企孙、傅斯年、俞大维等人。当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完稿之际，李约瑟在“作者的话”中，特别提及43年前那个夏日在李庄板栗坳会见史语所人员的经历，并饱蘸感情地说道：“一天晚上，谈话话题转向了中国火药的历史，于是傅斯年亲手为我们从1044年的《武经总要》中，抄录出了有关火药成分的最早刻本上的一些段落，那时我们还没有《武经总要》一书……与火箭装置无二的火药发动机和蒸汽机，是从欧洲科学革命中涌现出的思想产物，但所有在这之前长达八个世纪的先期发展都一直是中国人完成的。”或许出于一种感恩，当这一卷大书出版时，扉页上用不同的黑体字码印着：

谨以本书献给已故的傅斯年杰出的历史学和哲学学者战时在中国四川李庄的最友好的欢迎者他曾在那里和我们共用一晚探讨中国火药的历史俞大维物理学家兵工署署长（1942—1946年）我常常在他的办公室与他共享他的“战地咖啡”并在1984年我们愉快地重逢。

第四章山下旌旗在望第一节一号作战计划

李约瑟走后，李庄小镇复归平静。随着国际局势变化，中国的抗战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击，大道小道的各种消息水陆并进向这个长江尽头的古镇传来。

1943年6月18日，蒋介石下令把陕北洛川防犯日军的国民党胡宗南部40万大军，调往陕甘宁边区包围中共就地坐大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和军队。

9月6日至13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并致训词，指出“现在最后胜利已在望”，强调“在这次全会期中，特别要集中心力于建国的问题，以期得到一个圆满的方案”。这次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南按：原主席林森已于这年8月1日去世）。

11月23日，蒋介石以堂堂中国国家元首和世界级政治巨头的身份，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群岛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要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保障。

12月3日，在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著名的《开罗会议共同宣言》，于重庆、华盛顿、伦敦同时公布。也就在这一天，侵华日军为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作战，以4个精锐师团的优势兵力攻占湖南常德。国民党守军第57师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全师8529人仅321人突围而出，其余全部阵亡。4天之后，中国军队联合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共同作战，一举夺回常德，围困中国整个西南地区的日军全线撤退。

1944年1月1日，蒋介石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讲话，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中国国誉日隆，围攻并彻底打垮日寇，中国须担当主要任务云云。

就在抗战曙光照亮东方地平线并向浩瀚辽阔的天际放射之时，风云突变，深感危在旦夕，即将全面崩盘的日本大本营，决定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拼死一搏，打通大陆交通线，力争“一战而挽回颓丧之民心士气”，死里求生。日本大本营制定的战略构想是，以黄河南岸之“霸王城”为基点，先征服平汉铁路之南半段，进而攻占长沙、衡阳、桂林、柳州以迄南宁，打通湘桂及粤汉两铁路线，全程共1400公里。

这一作战构想，即抗战后期著名的“一号作战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在全面崩盘之前已经杀红了眼的日本小鬼，于4月初正式从北线发动攻势，先后发起豫中战役、长衡战役、桂柳战役等系列大规模决战。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连连败绩。

4月18日，集结在中原以冈村宁次为总指挥的14.8万日军，开始向以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中国守军8个集团军近40万人展开攻击。日军攻势凌厉，所向披靡。国军连连败退，日失一城，日军前锋以锐不可当之势直逼豫中最后一座重镇——洛阳。按照日军大本营作战计划，攻陷豫中后继续西进，越过潼关，兵发西安，夺取宝鸡，然后顺川陕公路南下，直逼重庆这座战时陪都，如此中国必亡矣。为挫其锋锐，阻遏日军西进的步伐，蒋介石密令第一战区与日军交火一个月后，主力部队有计划地向西撤退至潼关一线布防。至5月25日，在37天的时间里，驻守豫中的国军丢失城池38座。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部所在地——洛阳，经过10余日的苦撑死守后终告失陷。城破之时，守城的三个师几乎牺牲殆尽，仅千余人突围而出。所幸的是，日军进至潼关一线，遇到了凭险驻守的第一战区官兵拼死抵抗，兵锋大挫，终未能越过潼关天险而进入关中大地，由宝鸡南下直逼重庆的战略计划遂宣告破灭。

日军虽在潼关受阻，但已攻占夺取了整个中原战略要地。自古兵家就有“得中国必先得中原”之妙论，只要日军在中原站稳脚跟，长衡、桂柳两大战役便有获胜可能，继而打通湘桂线，原制订的“第一号作战计划”可告完成，日本军队将由此得以新生，整个远东战局就有咸鱼翻身的可能。

中原重镇洛阳陷落的第三天，即5月27日，日军分左、中、右三路对湖南省省会长沙展开围攻，先后调集36。2万人，与整个湖南战场的第九战区薛岳部30万国民党军展开激战。6月16日，国民党守军伤亡惨重，力不能支，岳麓山失陷。18日，负责守卫长沙的第四军被日军包围，又遭敌机30余架轰炸扫射，终至“军心动摇，遂难掌握”，长沙城陷。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收集该军残余1300余人突围而出，虽经薛岳解释战役经过，并有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请求从轻发落，张德能仍被满腹怒气的蒋介石下令枪决。

攻陷长沙后，日军以其第二线兵团加入第一线作战，迅速南下，企图一举拿下衡阳，达到与桂境兵力会师的战略目的。面对危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指挥部急速调兵遣将，分三路进行阻击，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以衡阳为中心的剧战拉开了序幕。

6月20日，中日双方在衡阳周边50公里的范围内，分别投入了30万与35万兵力，先于外线展开激战。至7月底，日军4个精锐师团相继逼近战略中心衡阳。国民党第九战区第十军方先觉部扼守衡阳，抵抗日军的猛烈进攻。此次衡阳之战，是抗战后期最大规模的一次会战，被蒋介石称之“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的最后一场生死之搏。日军大本营灯火通明，各级将官、参谋人员日夜研究、观注着这场战事，中国军民与各党派团体翘首以待，盼望国军用尽吃奶的力气也要顶住，千万不要被打趴压垮。身在陕北延安窑洞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对这场大战给予热切关注的同时，又以一个卓越战略家的智慧与姿态高屋建瓴地指出：“衡阳的重要超过长沙，它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的失守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不仅如此，“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稻谷三千万石，还有极其丰富的矿产，于此集中，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以战养战’的可能性”。

正是缘于衡阳及其周边地区在军事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战略地位，从武汉失守到1944年日军围攻衡阳，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这一带战事作为中日交战的主战场曾未消停过。1939年中国十大战区，以湖南为主要战场的第九战区拥有最多兵力，极盛时达到54个步兵师，占全国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强。1939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段时间，正面战场共有12次重量级大会战，分别是：第一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晋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桂大会战、老河口芷江会战。其中有6次大会战在湖南战区展开。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原定计划3月亡华，但仅湖南一地，国军就顶了5年之久，多次会战，日军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即此可见湖南战略地位之重要与国军高层对这一战区的重视程度与兵力之强。

此时驻守衡阳的国民党第十军，前身为黄埔教导团，北伐时代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师，或称“老三师”，其将领分别为钱大钧、李玉堂、蒋超雄、方先觉、葛先才、周庆祥等，历届第十军军师长也多为“老三师”旧部。抗战军兴，第十军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其特点是善于防御作战。抗战八年，第十军打硬仗的次数和展现的顽强斗志，并不亚于号称“虎贲”之师、“抗日铁军”的王牌第七十四军（抗战后整编为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第十军最出色的一战是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三战长沙中担任长沙守备任务的保卫战。时军长为黄埔一期生，号称“黄埔三杰”、“山东三李”（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之一的李玉堂。当此之时，李的指挥部设在岳麓山前一个祠堂内，面对飞蝗一样围攻而来的日军，李镇定自若，从容指挥。一日中午，李玉堂在指挥部一手拿煎饼，一手用筷子夹食大头菜，忽有敌弹飞来，将眼前一个盛大葱和虾酱的咸菜罐子击得粉碎，李不为所动。转眼又一弹飞来，将筷子击为两截。李有点气愤地骂了一句“把他娘！”即用手抓大头菜吃。部下劝李更换指挥位置，李认为飞来的乃是流弹，无碍大局，终未搬迁指挥部。在李玉堂以身作则的感染下，第十军将士豪气凛然，于岳麓山和长沙城头与敌人展开血战，致使日军伤亡惨重。1942年1月1日，日军再度发动对长沙的进攻，第十军也抱定与长沙城共存亡的决心，连续与敌激战三昼夜不分胜负，日军调集大批飞机对长沙城守军实施连续长波次轰炸，守军伤亡惨重，日军占据上风。延至1月4日，奉命守卫长沙南门城外的第十军预十师三十团与攻城的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一时血肉横飞。日军在飞机配合下，攻势凌厉，长沙城岌岌可危。黄埔四期出身、三十团团长郭先才上校见部下伤亡激增，情况危急，恐支持不到黄昏长沙就落入敌手，焦急中乃决定孤注一掷、拼死一搏，发动全团展开冲锋。一时间，十数支军号响起，全团官兵包括炊事兵、杂务兵、传令兵等一切勤杂人员全部投入冲锋与肉搏的行列中。军号声与喊杀声与全团官兵势将一死的浩然气势，使敌人大受惊吓，惊慌溃退，兄弟部队乘胜追击，长沙之危就此得解，第三次长沙大捷的序幕就此拉开。当晚，葛先才奉蒋委员长令晋升少将，军长李玉堂获颁青天白日勋章。1月5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下达了追击、堵击和截击溃退日军的命令，湘北大地顿时杀声四起，炮火连天，敌军以伤亡57000人（阵亡33941人）的惨重代价宣告此役败亡，中国军队就此书写了近代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在整个长沙大捷中用命最甚、立功最大的第十军。获颁国军最高荣誉“飞虎旗”一面，被军事委员会命名为“泰山军”。第三次长沙大捷，第十军声名鹊起，军长李玉堂荣升第九战区兵团司令，第十军军长由原黄埔三期生、该部预十师师长方先觉接任，方的第十师师长一职由葛先才继任。此次守卫衡阳，正是方先觉统领的第十军。

此时的第十军因此前参加常德保卫战遭到日军重创，原四师（第三师、第一九零师、预备第十师、暂编第五十四师）已折半，仅相当于两个师的兵力，共有1。7万余人，属于久战疲惫之师。而日军围攻衡阳部队除第十一军4个师团，另有直属炮兵、化学部队等共计11万人，中日兵力比值为1：6。4，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在整个抗日战争属首次出现，正因了这诸多的因素，为这场战争增加了一系列悬念并涂上了悲壮色彩。

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原定计划，国军主力布置在衡阳外围，以方先觉部万余人吸引日军倾全力前来攻城，只要方部扼守衡阳10天，最多两周，即有外围主力部队增援并成铁桶合围之势，里应外合，一举围歼来范之敌。

日军大本营的作战方案是，倾第十一军团全部兵力围攻，于一日之内可攻陷衡阳。就在这作战命令下达时，老谋深算的第十一军团司令官横山勇，识破了中国军队高层的战略意图，未敢轻易发兵，只调集两个师团部分兵力3万余人作前锋，分波次向衡阳围攻，其他部队则负责阻击外围的国民党援军并伺机围歼国军主力。用横山勇的话说：“只要将敌人外围主力击破，衡阳守军得不到援军，在无补给之情况下，至其战力耗尽时，则不攻自破矣。”既然中国原有的战略部署被日军破解，战争的进程也就出乎双方军事高层预料之外了。

6月23日凌晨，衡阳攻防战正式打响，双方均以火炮为主猛击对方，日军主用重炮与野山炮，中方主用迫击炮，中间伴有其他武器交火与小范围、短时间的肉搏战。中国守军士气高涨，日本方面“负责攻城之两师团，鉴于长沙之攻占，已被他人捷足先登，功震全国，乃欲急起效尤，一时战志如云”。两支强军狭路相逢，各怀战志，死拼硬磕，战斗持续了近一个月，双方伤亡重大，未分胜负，攻防双方皆拼全力支撑。多少年后，据方先觉对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二说：“由于长期作战，医药品和食品缺乏，极感困苦。没有止血药剂，没有绷带。负伤官兵的伤口有发炎生蛆的现象。本来可以救治的官兵，很多都死亡了。我们给予敌人的打击也非常之大，每天可以望到敌阵在举行火葬的烟焰。整个衡阳城被死尸臭气所笼罩，实在是很悲惨。”

衡阳交战前，日军大本营拟定在一日之内攻占衡阳的战略成为泡影，事后被日军军史专家斥为“其必胜之信念，诚属可嘉；其庙算之粗率，罪无可逭”。日军如此，中国军队同样陷入了因高层庙算不周而导致在旋涡中不能自拔。在苦战中勉力支撑的国民党守军日夜盼望的增援部队，因受日军外线阻击，行驱艰难，始终未能抵达衡阳城门。经过如此长时间的消耗，衡阳已成为一座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孤城。而日军自7月下旬起，设在外线的兵站每夜仍可向衡阳前线官兵输送30～40吨的给养。面对此情，亲自指挥此次会战的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意识到局势严峻，严令外线各军迅速攻击前进，以解衡阳之危。但在日军强大炮火与兵力阻击下，7月20日，国民党第六十二军进展至衡阳西南约7公里处，由西北增援之第七十九军亦距衡阳不过8公里处，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压制，而第十军于19日夜间派出向第六十二军方向接应的特务营也遭到日军伏击，全部阵亡。蒋介石预计穷一日之力，两军各向前推进5公里即可解衡阳之围，但这短短的5公里路程却如万水千山，计划始终未能贯彻，援军被迫停止。衡阳面临弹尽粮绝、城破有日的险恶处境。

生死已到紧要关头，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中日双方皆倾全力投入这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攻守战。大海那边的日本天皇翘首以待，密切关注着这场千里之外的战事。日军大本营命令第十一军全力投入攻城之战，并调集炮兵、化学部队配合，以尽快拿下衡阳。正身患痢疾、身体衰弱、焦躁不安的日军横山勇中将认为时机已到，不再犹豫，集结第十三、四十五、五十八、六十八、一一六共5个师团，外加五十七旅团和重炮、化学部队共11万余众，向衡阳城围攻而来。面对日军的强悍攻势，国民党军事高层人员更加焦虑不安，皆以悲壮的心境注视着这场关乎民族安危的攻防战。

当此之时，美国派往中国战区担任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为争夺实际上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权，进而支配、统治中国，不惜与蒋介石公开叫板争雄，并密电唆使罗斯福总统和一些政客，通过美国舆论向蒋使压，迫其就范，让蒋介石无条件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大权。由于美国上层对蒋的施压和舆论对国民党军队的讥讽甚至诽谤，导致蒋介石与中国军队蒙受羞辱，国际地位大损，而“敌寇更恣意进攻，徒增我军民痛苦”。在国势危于累卵的严峻时刻，衡阳之战的重要性就不只具有军事战略价值，更涉及政治及外交上的关键作用。如果衡阳防守能取得最后胜利，则政治外交将随之逆转；反之，将雪上加霜，后果不堪设想。7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万事皆在于己之尽力耳。”

衡阳之战不仅牵涉到中国一地之得失，而关乎华盛顿与尚在缅北指挥盟军攻击密支那日军的史迪威将军，更关乎整个远东战局与政治安稳。5天之后的7月25日，蒋介石取胜之心已变得极度迫切，不惜于暗夜中向天祈祷：“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纵观抗战八年，手握数百万大军的蒋委员长，经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但如此焦虑迫切之情，从未有过。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纵然他一日发出“十二道金牌”，援军仍无法打破日军的阻击线，衡阳解围仍是梦中之影。

孤军守战，势难支撑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仍不断发出急电，力陈所部将士面临的困难与险境：“本军固守衡阳，将近月余，幸我官兵忠勇用命，前赴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追忆！”又说：“自昨三十日晨起，敌人猛攻不止，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

蒋介石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衡阳保卫战已一月有余，第十军官兵死伤已过十分之八，而衡阳屹立不撼。盖以衡阳之得失，其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者至大也。”8月1日，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佩戴“天照皇大神宫”神符，携随员乘侦察机三架由长沙飞抵衡阳机场，亲自指挥日军步兵、炮兵等兵种相当于七个师团的兵力联合作战，企图一举攻下衡阳，击溃方先觉部。

8月2日，国民党增援部队按蒋的数次电令火速向衡阳推进，仍如携山搬家，无法突破日军封锁。无奈中，蒋介石动用飞机穿越敌人炮火向衡阳投下手谕，不许方先觉再发电请援，同时嘱其注意一死报国，内称：“我守衡官兵之牺牲与痛苦，以及迅速增援，早日解围之策励，无不心力交瘁，虽梦寐之间，不敢忽之。惟非常事业之成功，必须经非常之锻炼，而且必有非常之魔力，为之阻碍，以试炼其人之信心与决心之是否坚定与强固。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攸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像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以死报国之决心以赴之，乃可有不惧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最后之胜利与光荣。”同时告之增援大军已“严督猛进”，严令第十军将士继续坚守勿退，力克敌军。

方先觉怀揣训令，苦苦支撑，艰难等待。几天过去，尽管心急如焚，望眼欲穿，仍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连一个援兵的影子也没看到。

8月4日晨，日军以重炮5门、野山炮50门和约五师团兵力向衡阳发起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总攻。按总指挥官横山勇的作战计划，预期可在一天之内，必下此城。但正如日本战史所述：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十军之三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令人敬仰。我第一日之全力猛攻，竟又被迫无效而终。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之珍闻，如非敌人在长期抗战中已逐步将游杂部队整编为正规军，则必系我军之两次挫败，使敌军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但我军之此次总攻，若不成功，将何以对陛下！何以见同胞！第十一军亦将永远沦为受人卑视的境遇。责任心荣誉感之所驱，全军将士犹如强攻旅顺要塞之乃木军（南按：指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之日军），生死不顾，用肉体径向敌人之阵地硬拼。”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此时已杀红了眼的日军同样只能进不能退，遂决定孤注一掷，来一个鱼死网破的最后决战。

8月6日，中日双方经过激烈的争夺拼杀，强悍的日军第五十八师团作凭借熟练的攻坚经验，终于突破衡阳城北一角，并迅速以一部突入市街。在敌机猛烈轰炸下，守军阵地几夷为平地，阵地官兵与攻入之敌展开近战与肉搏，血战不久全部战死。日军乘势以精锐之师向城内第十军指挥部所在地——中央银行急速进击，守城官兵再度与日军展开大规模巷战与肉搏，衡阳顿成一座鲜血喷溅的血城，第十军无一人不参加近战与白刃格斗，无论是炊事员还勤杂兵，都抡着菜刀与烧火棍进入战场竭力拼杀，惨烈的肉搏持续了两个昼夜又半天之久。

8月7日，日军调集重炮、野山炮百余门齐向衡阳城猛烈射击，横山勇再度下令强行总攻，欲一举攻克城池。蒋介石深知衡阳战况已到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特督令援军战车部队急进增援，并电第十军告以“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决不延误”。延至下午3时，衡阳城内仍不见援军到达，此时守军支撑已到极限，方先觉在征求手下几位高级将领的意见后，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

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培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职　　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电报发出后，方先觉巡视部队已过，回到指挥部决心自戕，当手枪对准太阳穴之际，两个副官扑上来把枪打掉，众皆悲泣，一面组织伤兵残将继续阻击，一面仍幻想有天兵突降，挽狂澜于既倒。

蒋介石通过空军侦知衡阳城已岌岌可危，约晚7时接到方先觉发来的电文，悲怆中几乎晕倒。于绝望中，口述“祝上帝保佑你们”七字电文，而后一声长叹，整个身子靠在椅背上，头偏于一旁，无力地闭上眼睛不再言语。站在蒋介石一边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唐纵，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六组首接方先觉来电，“读后不禁暗然神伤，热泪夺眶！查衡阳自六月二十六日敌军迫城至本月八日止，达四十四天，我援军始终不能攻达衡城，致守城士兵全军玉碎，痛叹无已！”

另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述：

迄黄昏时据空军侦察回报：“城西北角似有战事，其他符号则仍指向西南，表示敌正进攻中云。”公于研判后自记曰：“综核各报，城北一部虽被敌攻破，但其范围未曾扩大，尚非绝望之局，只有督促援军，明日能如期急进，以势论之，此次战车之参战，应可如期成功也。”是夜公起床祷告凡三次几未入眠也。

八月八日，公以衡阳会战守军苦斗至此历时凡四十七昼夜，故于凌晨四时即起默祷能转危为安。至五时犹得衡阳电讯，拒十五分钟之后电讯中断，自此即绝不复通矣！旋于十时许犹接空军侦察报告：“衡阳城内已不见人迹。”于是乃确知衡阳已陷矣。公因自记所感曰：“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也。”

衡阳攻守战，国民党第十军以1。7万人的劣势兵力，与11万日军相抗，坚守孤城47天，在仅2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数度肉搏，以死伤1。5万人，亡7000余人，军长方先觉以下参谋长、四师长被俘的代价，致敌死伤7万余众，其中4。8万人被击毙，日军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中将于此役被击毙，五十七旅团长吉摩源吉少将，被迫击炮弹自腹部贯穿而亡。衡阳之战，是抗战史上最惨烈的剧战，尽管打出了第十军全军覆没的悲剧，衡阳最终失手，但同样打出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防御作战独一无二的巅峰，也是少有的在一次战役中，日军伤亡人数大大高于中方的一次大战，如此大小悬殊的比率，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日本战史把此次战役称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其“牺牲之大，令人惊骇。”也正是由于此次衡阳久攻不下与官兵伤亡惨重，引起日本军政两界及社会舆论对东条英机内阁的痛责。在群起声讨中，东条内阁于7月18日倒台散架。纵观抗战八年，真正血火交织的死打硬拼之战，自淞沪始，以衡阳终，其间不过数场而已。

日军大本营对攻占衡阳“如释重负，对尔后之作战，则一面规诫横山加强整补，勿再急进，一面考虑于中秋节前后，再向次一目标——桂林——发动攻击，并立即以新兵十万，拨补予第十一军”。

随着战略中心衡阳陷落，湖湘一线的国军全面崩溃，导致广西失去了重要屏障。日军趁机调集优势兵力，与西南战区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南线军事重镇桂林、柳州、南宁以及广东、福建部分军事要塞相继失陷，中国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此后不久，日本中国派遣军和驻东南亚的南方军，在广西南部胜利会师，从而打通了中国内地通往越南的大陆交通运输动脉，完成了日军大本营拟订的“一号作战计划”。这一战略计划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日军士气和野心，认为：“一号作战的显赫成果，可以说是使当时陷于凄惨不利战局中的日本，微微见到一线光明。”

第四章山下旌旗在望第二节一寸山河一寸血

就在柳州沦陷之时，骄悍的日军一部北进贵州，进攻黔南重镇独山，威胁贵阳，震动重庆，世界各方的焦点都骤然投向远东战场上的核心——中国大陆东南地区。中外许多军事战略家和观察家指出：由于长江三峡的险峻与沿途布置、修筑的军事工事，使日军当年打到湖北宜昌后，主动放弃了穿越三峡继续西进的作战计划。因为当时的广东韶关等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日本沿长江一线孤军深入，不但要冒很大的军事风险，而且要付出惨重代价，单独突破陪都重庆在战略上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因此，日军处于战略上的考虑，在三峡地区没有策划大规模进攻，其间对三峡一线的轰炸并不是为大举进攻作准备，只是作震慑性的骚扰。但当日本军队此次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时候，便有了进攻重庆，占领整个西南地区，切断唯一的外援通道——滇缅公路，从而达到全面征服中国的目的。为完成这一“宏伟的计划与梦想”，日军经过多方考证权衡，选择的进攻方向就是贵州的独山。

独山被日军占领，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从侧部刺向中国的软肋。且这尖刀如同狂飙突降，来势凶猛迅疾，难以抵挡，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覆亡的危险。凶讯传出，举国皆惊，一时人心惶惶，感到又一次大难临头。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放弃重庆，迁都西昌或大西北的计划。

就在日本大军迫近，即将饮马川江之际，10月11日至14日，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国民政府党政军各界大员、各省市政府要人、各级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人及教育界人士150余人，举行“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讨论知识青年从军方案，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委员会，指定张伯苓、莫德惠、何应钦、白崇禧、陈立夫、张厉生、周钟岳、顾毓琇、谷正纲、张治中、康泽等为委员。会议决定从全国各地招募10万名知识青年编成新军，投入战场。蒋介石亲自指定蒋经国、蒋纬国两个儿子加入青年军，共赴国难。

消息很快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开始配合这一计划高声鼓噪。诸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国家第一，民族至上…‘军事第一，军人第一”“国破家亡君何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宣传口号，连篇累牍地见诸报刊、广播。迫于外敌压力与舆论盅惑，各地知识青年特别是各高校师生经过短暂彷徨、观望之后，终于被调动起来，加入了青年军的行列，但在精神、气势上明显不能和第一次报名参军相比拟了。据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哲学教授冯友兰回忆：“国民党政府的这个措施，如果是在抗战初期，学生们是会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学生们对于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虽然没有动摇，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对于青年军的报名疑虑很多，观望不前。当时的教育部为各大学分配了名额，规定了指标。联大的常委会慌了，于是召开动员大会，请教授们向学生劝说。我的发言大意说，抗战已经进行这几年了，以前国家、政府不征发高中以上的学生，实行免役，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新式武器，还用不着有科技训练的人。现在美国送新式武器来了（南按：此时美国已开始在武器装备方面援华，用于中国本土和缅甸战场），正需要有科技训练的人去使用。如果有科技训练的青年不去从军，叫谁使用呢？这个仗以后怎么打呢？闻一多发言最突出，大意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这次会开得很热烈。散会以后，我走出校门，看见有人正在那里贴大字报，反对报名从军。我心里很气愤，走上前去，把大字报撕了，并且说，我怀疑这张大字报是中国人写的。这次动员会开过以后，学生报名从军的多起来了，不过几天就超过了指标。”又说：“青年军成立了，蒋介石派霍揆彰到昆明主持训练。后来又把青年军开到印度，接受美国运来的武器，就地训练。到1945年日本就投降了，青年军并没有开到前线和日本作战。”冯氏之说有些含含糊糊，也可以说是意味深长。事实上，西南联大当时的情形远没有如此简单。

闻一多原是最不赞成学生从军的教授，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有人倡导学生从军，闻氏反对，早些时候他曾对北平艺专的学生说：“一个学生的价值远高于一个兵士的价值，学生报国，应该从事更艰深的工作才对。”按他的观点，学生参军是浪费人才，并认为学生乃民族文化精神的传人，肩负着民族复兴与未来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多保留几个读书种子，让他们的脑袋留在教室、实验室或研究室，俯下身来做学问或科学研究，比把脑袋别在裤腰间出没于血肉横飞、人头乱滚的战场，意义要大得多，对民族整体的贡献，也比军人伟大得多。如果没有科学文化精英的存在，单靠军人是不可能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更谈不到伟大的民族复兴云云。当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国民党腐败日重日深之时，闻一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政治观点发生突变，又一度产生了以学生兵作为新生力量，来改造国民党这支旧式封建军队的短暂幻想，认为青年学生们从军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就在日军即将实现“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占独山的前夜，在一次由驻昆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主持召开的时事讨论会上，闻一多曾激愤地说道：“盟军各个战场，现在都在收复失地，只有我们还在继续失地！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要它何用？”未久，他在课堂上讲到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及国民党军方的腐败无能，慷慨陈词：“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已经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了！”从这个时候开始，闻氏一改过去的态度，积极呼吁青年学生们参军报国。

当学生们报名应征入伍，即将离开西南联大时，在欢送会上，闻一多要求学生日后不要成为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的军阀与官僚老爷，而要积极参与改造这支旧军队，使之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现代化军队和国家依仗的真正栋梁等。遗憾的是，闻氏只是一相情愿，历史告诉世人的，不但这些年轻学子未能改变这支旧式军队的模式，自己的鲜活生命与满腔热情连同那美丽的梦想，也一同被这支军队有形无形的巨轮碾得粉碎，由此演化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剧。

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国内局势，作为西南联大实际主持工作的梅贻琦，极其清醒、沉着地驾驭了政局。从联大保存下来的材料看，在几次征召入伍的鼓噪声中，梅贻琦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整个西南联大的从军者，大都是本科以下学历的青年学生。即使在这类学生中，梅贻琦亦尽可能地保留下一批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使人文特别是科学知识结构不至于出现断层或后继无人，如理科方面的杨振宁、黄昆、唐敖庆、郝诒纯等一批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学子，均被完整地保存于清华研究生院中。而李政道、邓稼先等稍年轻的学术苗子，也无一例外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一大批学人为日后为中华民族振兴以及世界人类科学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当然，若有教师与研究生主动请求从军，梅贻琦亦不加阻拦，任其自便，他自己的一儿一女就先后从联大应征入伍。女儿梅祖彤加入国际救护组织，为抗战效力。梅贻琦的独子，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水利工程系二年级的梅祖彦，于1943年11月决定弃学从军。梅贻琦认为当时国家形势动荡，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希望儿子把学业完成再作决定，报效　　国家的机会以后还有很多。但儿子去意已决，梅未阻拦。当时许多人认为，梅祖彦入伍之后会投奔他的姨夫——国民党名将卫立煌担任总司令的滇西远征军任职，并依靠卫的关系得到照顾和升迁。梅祖彦却出人意料地投奔了并没有人际关系的空军部队当了一名普通的翻译员，直到战争结束一年后的9月，译员工作结束，才遵照美国军方的安排到美国麻州PI复学，插入机械系二年级继续学业。

与西南联大略有不同的是，地处川南长江上游李庄的同济大学，则对此次青年从军保持高涨的热情。据后来赴台湾的同济学生王奂若回忆：“当年重庆市及四川、云、贵各地中学生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者风起云涌，热潮所至，如江水之奔腾，不可遏止。位于四川宜宾李庄的同济同学纷纷响应，于纪念周会上举行从军签名仪式时，鼓声频传，个个摩拳擦掌，怒发冲冠，热血沸腾。同济同学当时签名者达六百余人之多，约占全校三分之一人数，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未签名者多因体弱多病受师长劝阻）。当年，留在同济的德人教授看到这种阵势，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伸出大拇指叫好，并高呼‘中国不会亡’！（Republic　 icorben）‘中国一定强’！（Republic　Car）”

除学生外，同济大学报名者还有几位青年教师，其中一位刚从德国回归的工学博士杨宝林教授也踊跃加入了报名队伍，当时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宣传，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就在同济大学报名参军掀起热潮之际，正在重庆办理公务的傅斯年匆匆赶回李庄召集会议，动员史语所青年研究人员报名参军。在傅斯年看来，国难临头，树立国民的健全人格，守土抗战乃整个民族最为急需的责任和使命。遥想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时任冀察政务委员的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人，企图劝说就范。出席招待会的傅斯年闻言拍案而起，当即斥责萧氏卖国求荣，表示坚决反对，誓死不屈。据当年参与此事的陶希圣回忆说：“孟真在萧振瀛的招待会上，悲愤的壮烈的反对华北特殊化，这一号召，震动了北平的教育界，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北京大学同仁在激昂慷慨的气氛中，开了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作二十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自此，整个北平的混沌空气为之一变。

也就在这一年，傅斯年夫人俞大綵怀有身孕，孩子尚未出生，就预先起了个傅仁轨的名字。按傅氏家族的辈分，自傅斯年以下皆以“乐”字相排，如一直跟随傅斯年读书、工作的傅乐成、傅乐焕、傅乐淑等同族兄妹，即沿用其例。傅斯年为自己的孩子命名而打破常规，并非诸如“破四旧，立四新”式的故弄玄虚或标新立异，而是另有深刻的寓意。据罗家伦回忆：“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从这种史迹上，预先为儿子命名，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傅斯年认为，中国之抗战需从每一个有良知有骨气的人做起，政府与统治集团和无数的既得利益者醉生梦死，使广大民众失望绝望，但人民自身可望到别处，“浅看来是绝望，深看来是大有希望。这希望不在天国，不在未来，而在我们的一身之内”。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在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而且没有今日天造地昧这形势，民族是复兴不来的”。傅氏对民族抗战与复兴力量的认知，确是高瞻远瞩又细察分毫，准确地参透了中国的病根，把住了胜败的命脉，昔当时大多数党国大员与自誉为高等华人，甚至包括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内，都没有真正认识到内中的玄机奥妙，或已有意识但又从心理上不予承认并加深隔阂。倒是处于弱小地位的共产党较早地参破了这一玄机并加以利用，日后国共交锋的胜负与不同的命运归宿，也因此而注定——这是傅斯年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倾全力维护的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悲剧。

1943年年初，傅斯年的侄子（傅斯严之子、傅乐成之弟）傅乐德欲报名参军，傅斯年表示支持，不久，傅乐德随青年远征军赴印度北部战场与日军作战。得此消息，傅斯年特别去信勉励道：“你这次从军，实在是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懒惰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化的安乐国家。”作为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深切使命感的长辈，在自谦的同时，字里行间透视着对这位侄子及新一代中国青年热切的期待。

1944年夏秋，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计划”围困湘中重镇衡阳。在异常酷烈的战事中，国民党精锐方先觉第十军全军覆没，其他战场的国军也连连丧师失地。消息传到李庄，傅斯年心情异常沉重，在泥墙土屋的孤灯下，他展纸研墨，为9岁的儿子傅仁轨书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正气歌》、《衣带赞》诸诗，并题跋曰：“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

当年文天祥被俘就义前，曾在衣带中藏有诗文，被后人称为《衣带赞》，其中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两句，傅斯年经常借以自勉自励。而《衣带赞》开篇即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即孔子所说的“杀身以成仁”，孟子所言“舍生以取义”两句。傅在题跋中所书“（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则是孟子的名句。可见此时的傅斯年对于孔孟两位大贤立身为人之道信守不渝，虽名为幼小的儿子题书，实乃面对严酷的现实，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古代仁人志士的崇敬之情，以及为维护民族大义保持个人节操不惜以身殉道的精神气概。

令傅斯年略为遗憾的是，当他在李庄史语所会议上鼓动青年学者们从军时，竟出乎意料地没有一人响应。傅见此情景，进一步鼓动道：“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这暗含激将之法，极富煽动性的言辞，仍然没有在众位青年心中引起波澜，其尴尬的局面，令傅斯年有些不快。静默一阵，傅氏没有再强行让对方表态，只是说了句“这样的大事也不是一时就可决定得了的，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吧”。言毕宣布散会，自此再也没召集会议提及入伍当兵之事了。

或许由于研究历史的缘故，或是经过无数风雨的吹打历练，此时史语所的青年学者们对政治和国民政府的腐败，以及政客们的所作所为有了较为明晰的理解，已完全不同于同济大学的学生，甚或书呆子博士如杨宝琳者那样幼稚了。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心中自有一番更合乎现实，更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预见性方略。而这一切，傅斯年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摆到桌面上加以提出讨论，各自心照不宣罢了。

第四章山下旌旗在望第三节江水无语东流去

就在傅斯年劝说史语所青年人员参军的时候，在李庄板栗坳大山那边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社的土屋里，身体尚未康复的林徽因正伏案写着一首叫做《刺耳的悲歌》的诗行，她在诗中以悲怆的笔调抨击了那些被战时后方艰苦、暗淡的生活腐蚀了意志，因而动摇、彷徨，看见别人做了高官、发了国难财而眼红心跳，甚至不惜放弃学术事业，奔走豪门，投机钻营，溜须拍马，一门心思梦想升官发财的青年人。同时，透过阴湿的格子小窗，林徽因仿佛窥视到在那可见的天际，又飘浮起内战的乌云。为此，她强烈地抨击了国民政府不怀好意，借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骗取他们去参加所谓的“青年军”，名义上共赴国难，参加抗日，实则准备暗中对付共产党，为打内战积蓄新生力量的卑鄙伎俩。——国民政府这一深含不露的阴谋，尚来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聪明绝顶如傅斯年者，自然深知个中况味。而他手下的青年学者们，自然也不糊涂，只是在这一阴谋面前各自装作糊涂地保持了沉默而已。沉默的青年学者们没有想到，政府这一假公济私的阴谋，被蛰居在偏僻小镇中另一个醒着的才女林徽因以诗的形式披露出来，从而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先知先觉的神奇印象。据梁从诫晚年回忆说：这是林徽因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首政治诗，“抗战后国民党利用‘青年军’镇压学生运动，打内战，证明了母亲这个‘不问政治’的人政治敏感性”。后来的事实大多证明了林徽因眼光锐利，政治敏感性的正确——当然，真正的悲剧是林徽因此时没有想到的，有些意外插曲也超出了她想象的范围，如吴金鼎的参军即是一例。吴金鼎是在傅斯年开过征召会议一个星期之后，突然主动提出参军抗战的。这一举动令熟悉他的同事和朋友都大吃一惊，但吴氏还是决意把夫人王介忱留在李庄，独自一人提着背包悄悄地随“青年军”远去——尽管43岁的他此时已不再是青年。

作为一名留学海外的博士与成就斐然的考古学家，吴金鼎的半路“出家”，给后人特别是研究考古学史的史家留下了一串不解之谜。由于留存的材料稀少，加之吴氏本人离开李庄5年之后便撒手人寰，使他这次投笔从戎的心境和缘由更显得扑朔迷离。不过，既然他生活在李庄知识分子的群体之间，且本身还是一个颇有些名声的大字号“海龟”，总要在流逝的岁月中遗下一些稀疏的印痕。

1942年12月23日，傅斯年在李庄致信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讨论聘请夏鼐由中央博物院转到史语所工作事宜。当时夏鼐正在家乡温州休假，傅斯年曾托中央博物院总干事曾昭燏致函夏，促其早返。傅在致叶企孙的信中说道：

一、夏鼐之学问前途甚大，本所早有意聘他。但博物院亦重视之（济之前云，既要我办博物院，我也要留个好的）。去年（三十年）1月，博物院闹穷，弟正在李庄（病前），对济之云“可拔一位过来，自郭子衡至王孤钾，随济之意，你我看夏鼐最好，不过仍由兄决定”。济之决定拔吴金鼎过来。

二、为考古组前途人才计，本所目下应该请他。

三、本所经费，用得超过。弟久怀疾戾，此时不敢提请大薪水之人（要来当为副研究员，其薪当在三百以上），而路费浩大，亦一问题也。

有此情形，故乞兄直接与济之商定，至感！

这封信除说明无论是李济还是傅斯年，对夏鼐的才学和为人处事能力格外看重，同样透露出吴金鼎由中央博物院转到史语所，是李济的安排，并非傅斯年的本意。尽管吴与傅均是山东老乡，且吴氏在城子崖的发现、发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傅的心中，吴的学问与处事能力依然没法与江南才子夏鼐相匹敌，多少有些轻视意味。李济的心思与傅斯年不同，尽管后来李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自己认为生平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南按：张乃李济赴台后台湾大学的学生）。”但此时李济还是一直把吴氏作为自己学术上的继承人来看待和栽培的，这从中央博物院在李庄期间共进行了彭山崖墓与后来成都琴台永陵两次大型田野考古发掘，全为吴金鼎一人所主持即可证明。那么，吴离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又作何解释？据说，李济当时之所以推荐吴金鼎人主史语所，并不是对吴的看轻，相反则是寄予了一片希望的。由于李济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兼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职，身心俱疲，研究工作大受影响。自云南昆明时代起，李就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殷墟出土的陶片上，且有过多次实验并小有斩获。而吴金鼎正是研究陶片的专家，对城子崖与殷墟出土物非常熟悉，此去史语所考古组，正好接替李济难以顾及的一摊儿，把研究工作继续做下去。至于彭山发掘的器物，已有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赵青芳等青年才俊予以整理。而继彭山汉墓之后发掘的震动中外的中国首座帝王陵墓——成都琴台永陵之器物，则大部分留在了四川省博物馆，运到李庄的只是一小部分［南按：1943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王文林，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王天木（振铎）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卢绳等专家学者，与四川博物馆冯汉骥等人合作，对成都市内传说的“抚琴台”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至9月方告结束。发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谥宝、玉大带、玉册等稀世文物证明，“抚琴台”正是令历代古物学家与考古学家苦苦追寻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如此安排，吴金鼎虽以史语所人员的名义工作，但可兼顾两边，共同作为课题研究。可惜事情没有李济想的那么简单。

夏鼐接受召唤，匆匆结束了休假生活，自温州老家返回李庄，协助李济为即将开幕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首次在重庆公开展览会撰写的《远古石器浅说》初稿做进一步的加工润色工作。其间，夏鼐“毫不客气地对原稿提出了近四十处大小修改意见。李济在该稿付印前曾参考夏的意见，并接受了其中多处意见对原稿作了修改。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师生之间的学术情谊是不一般的”。从李济之子李光谟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除了夏与李不一般的师生情谊外，亦可见夏“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老练、成熟、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处事能力。正是这种别人难以企及的特点，才得到了李济与傅斯年的共同赏识。而夏鼐本人也在1948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当傅斯年赴美治病时，以年轻的身躯挑起了代理史语所所长的重担。

1942年10月，夏鼐受傅斯年之聘由中央博物院转入史语所考古组工作，职衔为副研究员。1944年2月，夏鼐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参加了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单位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离开李庄，对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进行将近两年的科学考察。吴金鼎因其间代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持发掘成都琴台永陵王建墓，一直延续到1944年年初才正式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转入史语所考古组工作。非常不幸的是，由于傅斯年对其轻视，加之各方面复杂的人际关系，吴没能像他的学弟夏鼐一样被冠以副研究员的职位，只弄了一个“技正”的帽子戴在头上，而在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属于正牌，“技正”却是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同类，几近于最为低级的勤杂人员。1942年10月21日，傅斯年在向中央研究院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注明“本所设所长一人，研究员、副研究员各若干人，研究员及副研究员分专任与兼任。另设通信研究员若干人……此外，并设助理研究员及助理员各若干人，其不属于研究人员者，则有技正、技士、技佐、管理员、事务员及书记。”

当时整个史语所属于正式的研究人员总数达30人，除陈寅恪属于兼任外，其他29人全为专任。而堂堂的留英博士吴金鼎却不在此列，只能与戴着非研究人员所有的一顶号曰“技正”的白皮小帽，混迹于二、三流的勤杂人员行列。在一贯重视儒家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个“技正”的头衔，无论怎样掩饰和打扮，内在的含金量与外部的光芒，都无法与研究员这一“顶戴”相提并论。

事实上，就当时的薪水论，史语所的研究员月薪500元。而“技正”是技术人员中最高的职衔，月薪只有400元，这就是说，吴金鼎的晋升之路已被堵死，一辈子不可能拿到与研究员同样的薪水了。于是，吴把这一待遇自然地看做傅斯年故意对自己的污辱与轻慢，从而对傅大为不满并滋生了怨恨之情。山东人固有的倔犟、偏执性格与心中的郁闷，使吴金鼎渐渐产生了抛下自己的研究事业，离开这块令人不快的是非之地，索性一走了之的念头。当时吴金鼎正整理编写成都琴台永陵发掘报告，经过反复思考，借政府决定招收知识青年入伍抗日的契机，终于作出了令傅斯年、李济以及所有相识者都始料不及的抉择，并不顾众人一再劝说挽留，怀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悲愤心情，于这年年底背着正在编写的半部成都琴台永陵王建墓发掘报告草稿，在黎明的苍茫夜色中，顶着漫天风雪孤独而凄凉地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

1945年年初，按照蒋介石指令，号称由10万知识分子组成的青年军，在短暂集中后编成9个师，以原缅甸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担任训练总监，蒋经国为军政治部主任，负责行政上的实际领导职责。青年军的组建，为蒋经国步入军队高层系统并执掌军权打开了一条宽敞的通道。

按照国防委员会颁布的命令，征召的青年军各师、团分别在四川、陕西、贵州、云南、江西、福建等6个不同地区整训。自1945年1月1日起，四川省从军的知识青年陆续集中，分批乘专车赴泸县军营整编。直到8月初，同济大学参军的300多人，才开赴泸县203师受训。此时，中国军队的人格教育和兵制教育，依旧沿袭清末新军的老套路，即靠湘勇起家的曾国藩外加“军阀王国的始祖”、日本山县有朋的训导模式。而这个时候的中国文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继五四运动之后已发生了巨大变革，民主、自由等思想已融入青年学生的血液之中，并成为学子们为之追求的理想和人生行动的目标。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和教育方式，在旧式军人与新生代学生军之间产生了剧烈碰撞与对立，这种隔膜与对立，就不可避免地为从军学生的个人悲剧埋下了伏笔。

早在1940年，一些满怀爱国热情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加入了国民党在重庆綦江举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其间，有学生兵开始公开传阅有共产倾向的另类书籍，鼓吹联合抗日，并与一些旧式军官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发生了冲突。面对这一情形，黄埔一期生、时任战干团教育长的桂永清大为震怒，强行下令逮捕了上百名“造反”与“滋事”的学生兵，除了拉到郊外枪杀外，对几名带头滋事的所谓头头，分别挖坑活埋，这一残酷的杀戮酿成了震惊全国的“綦江惨案”。虽然在全国民众一片愤怒声讨中，桂永清遭到了革职处分，但不久即转赴德国出任武官。再之后，又相继获得了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一级上将等高职显爵。

1944年夏秋征召的所谓10万青年军，同样免不了这一悲惨的厄运。同济出身的学生兵有一位名黄克鲁者，在泸州整训期间，亲眼目睹了通讯营营长贪污腐败的行径，大感不平，以傅斯年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以及范仲淹老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姿态出面制止，竟被对方当场扇了两个耳光，然后命人一顿拳脚打翻在地，拖进一间黑屋子关了禁闭。另一位同济出身的学生兵名蓝文正，在集训时不服从长官的口令，并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之类的豪言壮语予以顶撞。长官怒不可遏，当场下令将其拉出训练场，就地枪决了事。同济医学院出身的学生兵许耀祖，因受不了法西斯式的军事专制和特务统治，几次逃跑未果，在一次次响亮的耳光与枪托敲打的哀号声中，最终导致精神失常，整日叫喊不止。有一天，许祖耀大脑突然清醒过来，回想往事使他备感苦痛，于是悄悄来到训练场，捡起一支步枪，口含枪筒，手扣扳机，饮弹自尽。至于那位在征召运动中名噪一时的“海龟”杨宝琳，因有西洋博士与名校教授的双簧重量级头衔，被长官破例任命为青年军203师工兵二连少校指导员。杨在军中虽感大不适应，身心俱受折磨，但总算熬了下来，既未遭到被拖出操场就地正法的厄运，亦未导致精神失常的恶果。后来，杨宝琳随军渡海去了台湾，任职于装甲兵战车工厂，在同是留德的学长蒋纬国将军麾下效劳。未久，杨突然宣布自己看破红尘，生死两忘，遁迹空门，自冠法号“释自渡”，以他的专业强项——工程力学原理阐释佛理法道。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释自渡法师怀揣着当年壮志未酬的理想与抗日兴国的陈年大梦，在一片“阿弥陀佛”梵语圣歌声中于巴西圆寂。据说，原杨宝琳教授，后释自渡法师归天之时，没有像他的前辈弘一法师李叔同那样留下“一事无成身渐老，一钱不值何销说”的诗名，或“悲欣交集”的四字真经，而是道出了一段对自己人生历程经年思索的佛理：“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比之蓝文正、许耀祖以及杨宝琳等同济大学的学生与教授，吴金鼎可谓幸运至极。他从军之后，凭着在伦敦大学苦心修炼的娴熟英语和外人很难弄懂的“技正”的头衔，很快被分配到四川新津盟军设立的第二招待所，当了一名招待主任，专门负责为美国在华空军提供翻译、娱乐、导游、兑换外币等吃喝拉撒事宜，有时还可免费陪着美国大兵吃几块无论是李庄的林徽因还是成都的陈寅恪之类病中学者，都难得一见的带有香辣味的烧烤肉，喝几杯泡沫四溅、酣水奔流的上等啤酒，日子看上去颇为潇洒自在。只是吴金鼎总觉得心绪难平，且感到“手忙脚乱，体力日衰”，每当陪美国大兵喝得酒醉时，便摇晃着五短身材独自回到宿舍，从枕头下抽出那半部既未考证，也没来得及配图的《成都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抱在怀里，痛哭流涕，悲恸不已。

战争的脚步依然向前猛进，只是日本人越来越感觉举步维艰，中华民族的地平线再度亮出了希望的曙光。诚如傅斯年预料的那样，日军为完成“一号作战计划”，在长达半年的连续作战中损耗巨大，国际战场形势变化迅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帝国海军受到重创。护卫日本本土的外围岛链基地，被美国誉为“漂浮的陆地”之航空母舰陆海空力量“五马分尸”，日本四岛危机突显，不得不仓皇调整战略，把主要精力用于局势更加紧迫的太平洋战场，以对付美军对本土要害的致命打击。占领中国西南地区独山的日军，遂成为一支流浪于异域的孤军，不得不放弃独山，撤出黔东南，固守中国东南沿海和南洋，勉力支撑岌岌可危的海上战局。正如日本战史在总结“一号作战计划”最终失败所发的慨叹：“决心之下，虽移山填海之难，亦有成功之日。惜我军已成强弩之末，终致功败垂成。”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信息接踵而至，号称10万之众的青年军在一片混乱和啸叫声中，以虎头蛇尾的形态宣布解散，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战绩。而蒋经国却借此机会一跃杀入国民党军队的高级领导层，为日后荣登“大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青年军的解体，大批有志爱国青年，避免了到剿共战场上充当炮灰的厄运，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有道是，天机可测，命运不可测，既然茫茫史河中风云激荡、天崩地裂的大时代已经来临，内战不可避免，总会有人要为此埋单，或以鲜血，或以生命。正如鲁迅所说的大时代之“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当10万青年军于1946年作鸟兽散后，国民政府在原军事框架的基础上，着手征召第二期青年军，把原9个师的兵力缩编为7个正规师。这些新征召的学生兵经过短期训练，随着天空翻腾的乌云最终交织成铺天盖地的内战风雨，隶属于国民政府的青年军立即被投入山崩海啸、人头乱滚的战场，与中共军队在城市乡村、荒野草莽中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血与火的争夺战。——最终的结果是：青年军有6个整编师相继被共产党军队歼灭，数千人阵亡，数万人被俘。当年林徽因那一首《刺耳的悲歌》，不幸竟成为青年军孤魂怨鬼的一曲挽歌。

第五章胜利的前夜第一节延安访问

就在各地报名参军的知识青年沉浸在抗日爱国热情之中时，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指挥的大军加紧了对陕北的包围和封锁。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自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其进行了三天会谈，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主要内容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蒋介石在接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时，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强硬口气，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其拟定的草案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中共立即无条件地交出军队；接受国共及美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整编，并委托美国人指挥。只有做到了这一切，国民政府才能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最后蒋介石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强调“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中共代表周恩来闻听，一口咬定国共与其他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说：“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由此引起了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之争。”

同日晚，蒋介石宴请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国民参政员，在宴会上公开宣称：“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

12月下旬，蒋介石前往军政部招待所探望赫尔利，赫尔利说：“最近接到华盛顿两通电报，美国政府很盼望委员长对中共问题作出决定。怎样才能统领共产党的军队，求得全国军事统一，是目前的首要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上让步，请委员长对此早加考虑。”蒋介石听罢，很有些不耐烦地对这个稀里糊涂、完全不通中国人处世哲学的美国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现在还不能作出决定，看局势怎样发展，以后再说。”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窑里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开幕词，指出“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在随后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并要求：“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一建议很快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同年5月，随着欧美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取得了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日本的全面崩溃已指日可待。在老大中华这块地盘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国共之争，也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鱼网俱灭，总之是两个中国之命运何去何从，到了彻底摊牌的时候了。

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剑拔弩张欲抄家伙动武的历史转折关头，突然从草莽中蹦出了一群自称绿林好汉的第三党——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此同盟成员大多是由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与策士组成，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皆为一时较有名头的知识分子与不肯安于现状的谋僚策士。在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性时刻，此辈儒生术士产生了一种希望，认为春秋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整个列国的兴衰存亡可以受到辩士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圜等“阴道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的影响。遥想当年，鬼谷子的门生苏秦仅凭一项纵横捭阖之术，一跃而为六国纵约长，身配六国相印，名动天下。随后“乃投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各路诸侯皆听命于苏秦，形成了苏氏“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一怒而天下惧”的战略格局。

往事可鉴，民盟的策士们认为，既然当今天下格局已成三分之势，抗战胜利的果实就应由三家或大家共同分享，岂能听凭蒋氏势力或与陕北黄土高原上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平分天下？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的其他在野党，特别是渐成气候的民盟党派，也要争取政治权力。按照这一思维方式，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均认为当前的机会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江山将永不可得！于是，诸儒生策士的兴奋点很快集中在“怎样把握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也就是要尽力促成由各党各派共同参与、掌控的联合政府这一现实行动。在国共两党为即将产生的新政府是联合还是独裁问题正争吵不休，各不相让的间隙，黄炎培等公开发表言论，希望“国共问题可由其他党派出任调解”，并以各种舆论和方法向蒋介石施压，并对中共施加影响。

面对各地与各色人等的角力和施压，蒋介石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态度不予理睬，同时斩钉截铁地对前来劝说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如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被中共“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对这一说法，迷迷瞪瞪、不知中国这碗老汤深浅咸淡的赫尔利表示不能理解，认为中共参加联合政府，最多不过是“插进一只脚趾”，何以会扯到败与不败？望着这个老家伙幼稚但真诚的憨样，蒋介石不得不告诉他“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一旦挤进来，后果不堪设想。赫尔利仍摇头表示不懂和不解，但国民党高层和内部有识之士，却清楚地意识到复杂而不妙的时势以及国民党面临的险境。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兼军统帮办唐纵，在1945年5月31日的日记“上月反省录”条中作了这样的“反省”：

国民党党员在部分为公务人员，此种党员在十余年来一党专政的长时期中，地位提高了，财产增大了，生活优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与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动摇其自己之地位。

一、国共问题日益严重化。

二、国民党的革新希望甚微，而日唯设法保守势力挣扎；但共产党的攻势甚锐，气势迫人，令人惶恐不安。

三、在今年反攻的时期，可能发生国共两党正式战争。共产党在华中、华南必归失败，但在华北、东北可能另成局面。

四、共产党准备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以与国民代表大会相抗衡。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欲以此号召不满现状之各党派共同夺取国民党之政权，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

五、各党派本身力量不足与国民党相抗衡，欲利用共产党之声势以自抬身价，故无形中各党派已成为共产党之尾巴！

尽管以上内容是唐纵私人日记所载，属于隐秘的内心独白，但除第三条蒋介石可能未能清醒认识，或过于自信而不以为然外，其他诸条的思想观点与蒋介石的言论基本相同、相通。正因为蒋介石对时局和各色人等如此认识并展现出强硬态度，中共领导层才认为国共商谈已陷于无法转圜的境地，事情越陷越僵。而这个时候对夹在中间的党派来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中斡旋，而自己的身价尚未增加一分一厘，国共双方又甩手反目，更体现出第三党的身价之轻，必须想法再找些理由转起来。于是，各路豪杰、策士再度集结力量共同上阵展开攻略。经过一番水煮火燎般的上下折腾，终于得到蒋介石在“转圜”方面的默许和暗示，于是便有了黄炎培等参政员与延安方面的直接沟通与访问。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草拟了一份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仁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猷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

6月6日，电报由参政会秘书处发出，列名者为褚辅成、黄炎培、冷通、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七人。

当此之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几位策士们的来电未予理睬。十天后的6月16日，中共首先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然后于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勉强提起兴致，联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若飞，让其转告参政会并七位参政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并说“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加，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等。

三天后，此电由孙科转交给黄炎培、冷遹等人，电文如下：

褚慧僧、黄任之、冷禦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敬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毛泽东　周恩来　已巧以上电文清楚地看出，中共对此事的态度既积极又慎重，这是因为七参政员“大都是旧知识分子或党派领袖，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着广泛的联系”，不仅“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而且“政治立场上属中间派”。对于这样的代表人物，中共没有理由拒绝他们来访，但为了防止为国民党做说客，或者以国民政府观察团的名义自居，在政治事务上对延安不识时务地指手画脚，甚至胡言乱语，说一些不着边际、令人讨厌的妄语。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电文先是绵里藏针地指责一番国民党当局的不是，接着警告性地回敬，倘“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延安方面当“乐于商谈”并请亲临“赐教”。如果不围绕这一主题，或搞什么小动作，甚至与共产党耍布袋戏，对不起，你们就在重庆那花花世界里待着，不要跑到陕北这条山沟里来扬风扎猛地瞎折腾了。

黄炎培、章伯钧等见电后惊喜交加，并意识到电文中对方那软套包裹下的针刺，几人经过紧急磋商，搞出了三条合纵连横的应对方案：

一、由政府招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方案既定，七参政员认为，只有蒋介石认可，方能起程。否则将是三大皆空，一切都是瞎扯淡的事。

6月27日，七参政员与王世杰、邵力子再次聚议，并欲请王把三条方案送达蒋介石。王世杰认为此事由黄炎培挑头，十有八九会引起蒋的反感并把事情弄黄了。作为长期在国民党中枢和蒋介石身边周旋的高级谋士兼政客王世杰，对蒋的秉性脾气与好恶是深有了解的，蒋对黄炎培等策士几年来的吵吵嚷嚷大为头疼兼深恶痛绝，激愤时曾几次当着谋僚的面破口大骂黄氏不仁不义，属于见风使舵、骑墙卖笑之辈。此种发泄甚至责骂，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如1940年4月4日，蒋在日记中责骂道：“政客梁漱溟、黄炎培等对共党之骑墙投机之可耻，殊堪鄙弃。此种政客之为害国家，其无形罪恶，甚于共匪与汉奸也。”1940年9月6日记：“王炎培等政客，以诽谤为直谅，并自示公平劳苦，当面毁人而不自觉。此乃中国一般政客士绅之恶习，非王一人而已也。”（南按：王应为黄）1941年9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记：黄炎培“其言其行，幼稚卑污，形同妓女”。1945年1月3日又记：黄炎培等“中国士大夫阶级重外轻内，有私无公之劣根性”。——尽管当时的王世杰没有看到蒋介石日记内容，但从平时的言行举止和察言观色中，完全可知蒋对黄氏等一群“骑墙”策士的厌恶态度。因而，当王世杰接到这份策士们弄出的合纵连横的三条方案后，当头棒喝道：“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

众策士一听，顿感灰心，如惹得介公为此拂怒，这还了得？遂提出干脆散摊儿，不要再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无用功。几人中唯黄炎培颇不甘心，觉得事情仍有可为，遂施展钩钳之术捭阖道：“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碰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众位参政员决定于27日下午鼓起勇气面谒蒋介石，并推举时年73岁高龄的国民党老牌党员褚辅成代表报告。

老褚年轻时候曾是大清朝的监生出身，留学日本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领导起义，一度出任众议院副议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高官，算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但今非昔比，或者是人已成老朽，血性消融不再，或者是王世杰的棒喝使其丧失了底气。见到蒋时，年老体弱的老褚未敢呈函，好像做错了事一样，谈话中支支吾吾、含含糊糊地说了原定的前两条，最后一条方案憋在肚中与残存的饺子一起咕咕嘟嘟煮焖了好一会儿，始终未能端上台面。面对老褚畏头缩脑的表现，同来的几位策士震于蒋的声威，只能面面相视，未敢上前言及，场面颇为尴尬。

想不到此时的蒋介石却另有打算，眼看预定的国民参政会开幕之期日益迫近，中共方面强硬反对，其他各色人等也趁机跳将出来说三道四、煽风点火，向自己施气撒娇，不时闹点小别扭，或干脆兴风作浪，弄得自己心烦意乱又一时无可奈何。如今有这么一帮热心功名的策士儒生自动找上门来，要做“中间人”或马前卒，为国民大会的召开清除障碍、扫清道路，此举正合“朕意”。于是，蒋不动声色地听毕，环视众位，突然满面带笑地以“伟大的、恳切而坦白的精神”答复道：“国家的事，只须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停顿片刻，又说：“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遂当场慨允。当黄炎培等领命告辞时，蒋介石又和颜悦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众人见状，受宠若惊，各自瞪着直勾勾的眼睛，伸着舌头悄然退出。

回到参政会的七参政员如得上方宝剑，在谒蒋时勾头搭背、战战兢兢的颓丧畏缩模样尽扫而光，一个个精神焕发，豪情万丈，议论不止，说到激动处，一个个面红耳赤并有热泪盈珠者。身穿蓝布长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老褚也被蒋介石刚才的语言深深打动，哆嗦着身子猛地一拍案板道：“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延安之行就此决定，众皆欢呼。

就在七参政员即将起程的6月29日，唐纵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载：“陈主任为这等事晚上失眠。余曰，大局是好转的，宋子文往莫斯科，我看会有结果的。中苏邦交的改善，对于共产党是一个解决的途径，陈主任不敢相信。”唐氏毕竟是蒋介石身边的二流谋士，在政治识见上，与他的上司、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号称国民党“领袖文胆”与“总裁智囊”的陈布雷相比，还欠火候，不久的事实就证明了陈布雷的预见远比唐纵高明、透彻。

1945年7月1日上午9时35分，在王若飞的陪同下，诸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通等一行六人，于重庆九龙坡机场乘美国专机飞往延安。老谋深算的王云五自知此行将无功而返，遂称病打了退堂鼓，因而只有六位参政员前往。下午1时，飞机抵达延安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然后乘车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共进午餐，再乘车转至瓦窑堡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下榻。

7月2日早晨，工作人员向六位参政员各送一份请柬，内容相同，只是姓名有别。其中给傅斯年的请柬如下：

兹定于七月二日下午六时在中央办公厅洁樽候教，敬请光临为盼。

此致孟真先生毛泽东谨订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六位参政员，双方作了初步沟通。傍晚，按照预先布置在中央办公厅餐厅设宴招待，从前方到延安出席会议尚未回防区的中共军事将领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彭真、高岗、陈云等出席了宴会。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作了欢迎词和祝酒词。酒席上，傅斯年紧挨毛泽东就座，毛风趣地对傅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时我就认得你，你那时名气大得很，被称做孔子以后第一人哩！”

傅斯年听罢，手举筷子，张开大嘴笑着说：“毛先生过誉，那是同学们的戏谑之词，何足道哉。”

毛泽东微微笑道：“不要客气嘛！”随之面向众人说：“今天的宴会，菜没有好菜，酒也不够好，都是我们延安的士兵自己生产出来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毛的一席话让在座者心情轻松了许多，众皆一边饮酒一边无拘无束地相互交谈起来。面对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几位参政员在打着哈哈敷衍的同时，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此次访问延安的六人中，褚老汉是老牌国民党员，左舜生乃青年党人，章伯钧为农工民主党人，黄与冷自称无党派人士，但与民主同盟关系密切，用黄炎培的话说便是“立场虽有小异，主张却是大同”，完全可看做是民盟成员或盟友。只有傅斯年属于真正的无党派人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界重量级大腕。尽管老褚是国民党员，但因年老体衰，又是读书人加老实人，国民党高层并无意让他抛头露面为党国事业折冲樽俎，他与傅斯年加入这个草头班子，是黄、左、章、冷等四位活跃分子极力蛊惑拉拢的结果，在总体结构中属于掺沙子性质，主要目的是起到虚张声势，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对这一把戏，罗家伦洞若观火，曾略带讽刺地多次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意思是不要跟着黄炎培等一班人瞎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得了的。且苏秦、张仪用舌头定乾坤的时代早已跟着秦始皇他老爷爷——秦早，一同变为粪土湮没于历史烟尘之中了。眼前正是乱世英雄出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社会，哪里还有靠几位儒生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轻易摆平天下的好事？如此做法无疑是在飞机里做梦——空想。但此时尚心存侥幸与幻想的傅斯年已听不进朋友之劝，竟跟着黄炎培等人稀里糊涂地上了飞机，开始了他心中并无底数的梦想之旅。

就当时的情形论，在六位参政员中，当属左舜生与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

左舜生与毛泽东同为湖南人且属同庚，早年与毛又同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20年代初，左氏赴法国留学，后来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5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1930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以铲除消灭共产党为宗旨。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此次来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灭共的歪理邪说。7月3日上午，左与毛泽东单独交谈时，颇不识趣地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个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

毛泽东听罢没有做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以为被自己击中要害，于是继续说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一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也向你们青年党学习？”

左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觉得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静地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和改造社会了。老庚呀（南按：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称），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呀！”

挨了一顿教训，左舜生仍不知趣，还在嘟嘟嚷嚷地说一些在他自己认为聪明绝顶，实则糊涂虫一样的伴有劝降意味的混账话，并说介公的领袖地位如何不可动摇云云。毛泽东忍无可忍，面露愠色，提高了嗓音激愤地说道：“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毛泽东神傲气雄的风采，顿时把左舜生给震住了，这位老朽遂不再妄言要延安交出军队并维护介公领袖地位等妄语。

不知是想缓和刚才不愉快的气氛还是真的别有他图，已是52岁，全身干瘪得几乎只剩一堆筋骨，走起路来全身打晃的左舜生，突然又用钩钳之术，提出一个令毛泽东颇为尴尬的问题。左氏要与他一直崇拜的女明星、毛泽东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蓝苹见上一面。毛听罢先是以“我不认识蓝苹”，后又改为“她生病了”为由予以拒绝，而后迈开大步向别处走去，再也不肯理睬这位无聊、蹩脚加浅薄的术士之徒了。后有人引用明代宋濂评鬼谷子的话论左氏曰：“舜生所言之捭阖、钩钳、揣摩之术，皆小夫蛇鼠之智。用之于家，则亡家用之于国，则偾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甚然也。

左舜生的为人处事与不识好歹的轻妄之举，不但令毛泽东反感，即是同来的傅斯年对其亦颇为轻视。早在1937年10月11日，傅致刚到美国不久的胡适一封信中，在提及国内情形时说：“所谓参议会又添了些无聊分子，徐谦、罗钧任、甘介侯、左舜生等。罗毫无见识，殊大希望。此人乃官僚、酒徒之混合，因其为酒徒，故有时似勇，决不该称之曰‘忠节’也。此一鸟会常有荒谬绝伦，匪伊（夷）所思之提案，亦常为我骂散，大有我是此会之‘清心丸’之感！可叹可叹。有好些人运动为此参议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罗隆基），若再这样下去，我也只好走了。”

此次延安之行，左舜生还是按重庆的老套路数，懵懵懂懂地提出如此“荒谬绝伦，匪夷所思”的怪论，惹得同乡毛泽东深恶痛绝，真可谓狗改不了吃屎也！

第五章胜利的前夜第二节毛泽东与傅斯年夜谈往事

相对左氏施展的捭阖、钩钳等无聊之术，傅斯年不愧是胡适所说的“世间稀有的一个天才”和学政两界大鳄。同为毛泽东的旧识，却没有像左氏一样稀里糊涂地让人家放下手中的枪杆子。傅氏深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面前各自的地位与往昔大为不同了，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毛泽东是1918年夏天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的，就在这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许多年后，毛在延安那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幕中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这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备感心酸，或许没有人想到，一个后来号称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级巨人，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卑微的伤心史。从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北大一呼百应、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确是“目空天下士”的。令后人不可思议的是，傅、罗等几个在北大读书的毛头小子，居然不把眼前这位即将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大救星”的伟人当人类看待，真可谓有眼不识泰山了。但，同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一样，傅斯年没有想到毛泽东日后会成为比他还要不可一世和充满霸气与豪气的一国之主，当然更不会想到许多年后有延安相会这一段插曲。倘傅氏有先见之明，以他的聪明与世故，想来是会“有时间”去好好聆听一下这个图书馆的登记员说几句“南方土话”的。

不过，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中，当时人微言轻的毛泽东，对傅斯年等人搞的那些个东西，也由最早的崇拜渐渐转为失望。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云云。这就是说，后来的毛泽东以他的磅礴之气与对世事的深明洞见，已不把傅斯年、罗家伦之辈放在眼里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在穷困潦倒中，他于这座帝王之都的公园和故宫宫址“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这个时候，一个辉煌的大梦已在毛泽东心中萌生，即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春破茧而出，一飞冲天，于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投下巨影。

而傅斯年这边，对后来跑到偏远山林河谷与黄土高原拉杆子闹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人物，很长一段时间同样未放在眼里。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九一八”一年了！》政论文章中，谈到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认为国民党自身已腐化堕落，弄得天怒人怨，国势频危。“今日之大难题，即在国民党自身弄得没有办法，而中国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好比明朝亡国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对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问，傅的回答是：“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

令傅斯年深感汗颜的是，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已是星转斗移，物是人非，天地改色，老皇历随风飘逝了。转瞬间，当年的北大故旧，穿过历史的隧道，竟跑到陕北的窑洞里再叙短长，纵论天下大势。只是那位原北大图书助理员如今已作为一颗政治巨星，在这块风清月高的黄土高原腾空而起，中国的命运也将由于这个人的一举一动而重新改写。相对当年气壮山河的高大身躯，今日的傅氏只是作为一可有可无的策士、辩才，或媒婆一样的“中间人”出现在光芒四射的超级巨星面前，并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世事轮回，阴阳转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强烈逆转，各自内心的复杂、感慨之情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有人云，傅斯年一生“误在多读了书，沾染上知识分子的缺点、弱点，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创业人物”。这话也许不差，但历史正是由一个个失误与成功对接而成的，世人终于没有看到傅、毛二人像当年刘项一样争天下的局面，更没看到傅斯年建国立号的功业，所看到的只是一位策士与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黄的窑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如果人不是从一岁活到八十岁，而是从八十岁活到一岁，大多数人都可能成为上帝。”傅斯年之悲剧，或许渊源即在此不可逆转的铁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坐者在政治气势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体，只是说话的口气较之当年识时务一点罢了。

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了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屈辱情结和经历的时代精神熏陶。当谈到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风头，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过贡献，以及当时在政学两界流传的傅氏本人“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的典故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听罢傅氏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与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傅斯年没有让毛泽东放下武器接受国民党的招安，更没有像左氏那样没出息地一味惦记着蓝苹，而是以士大夫传统、儒雅的交际方式，请毛泽东在空闲时为自己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所收录。这本书所收资料全部为影印，书中第115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敬颂旅安毛泽东七月五日条幅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　书呈孟真先生毛泽东此诗为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当是毛泽东自况，或含有自谦没有傅斯年读的书多，或者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用意，或者什么意思也没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这短笺和条幅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外界盛传的傅斯年与毛泽东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之语，是一个佐证。毛的另外一张便笺，由延安交际处王世英转交给傅斯年，上写有“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　毛缄”字样。傅、毛延安相会最精彩的故事，以这幅墨迹作了见证。

结束了与毛泽东的长谈与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各机关所在地，寻找9个月前陈寅恪问询的林伯渠与范文澜，顺便看望久别的弟子刘燿（尹达）。

此前的1944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参政会决议组织成立延安视察团，傅斯年作为五位成员之一欲赴延安中共大本营视察。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得此消息，专门致函傅斯年，嘱其到延安后向林、范二人索取：“新刊中国史数种”，同时具有预见性地告诉傅，“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

陈氏信中的陆贾，汉初楚人，从高祖刘邦定天下后，出使劝说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迫使赵佗称臣，后以叙述秦汉所以兴亡的《新语》十二篇为刘邦所重。郦生，即秦汉年间的儒生郦食其，司马迁《史记》载，郦生初识刘邦，便请命游说陈留令，使刘邦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号称“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的陈留。后又游说齐王田广，计成，“伏轼下齐七十余城”。只是未等齐王献城投降，刘邦手下大将韩信听从幕僚之计，举兵攻打齐国，齐王认为郦食其欺骗了自己，恼怒之下将其逮捕投入油锅当做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陆贾与郦生皆刘邦时代有名的说客，司马迁陆、郦并举，作《郦生陆贾列传》。陈寅恪信中的“陆贾之功”与“郦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劝说地方势力归附中央政府的功绩和才能，而当时傅斯年等参政员的延安之行，就负有类似使命，只是不便公开言说罢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陈寅恪凭借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和对时局的非凡卓见，加之与傅斯年的特殊关系，非常肯定地预言傅氏等一行，只能是既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权作古典小说中的多九公与林之洋两个闲散人物，结伴到仙山瀚海胡乱游荡一圈而已。傅斯年接信后，因时机尚不成熟，视察团赴延安的事一拖再拖就搁了下来，直到九个月之后的今天，几位参政员才在落脚的延安这块中共地盘上，各呈“郦生之能”，争抢“陆贾之功”。对此兴趣不大的傅斯年，在完成计划中的见面与谈话后，开始穿梭于一排排窑洞探访故友新知。

刘燿是抗战前史语所发掘殷墟时自河南大学招收的毕业生，与石璋如一同进入史语所参加殷墟发掘，算是傅斯年学生辈人物。抗战事起，刘燿随史语所抵达长沙不久，离所径自奔赴延安，化名尹达投入了共产党阵营。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进入范老（文澜）领导的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从事马列学说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设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傅是在出版局所属的一口窑洞里见到了这位尹科长的。

尽管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师生此次相见，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战前的殷墟发掘，那是何等壮观气派，令人心旌激荡。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共对立摩擦，导师与弟子天南地北，一别数载不得相见，忆及前尘往事，各自欷歔不已。傅斯年看了尹达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绩，甚不满意，忘记眼前是中共治下的延安而不是自由进出的李庄或重庆，一时感情冲动，竟有些糊涂和一相情愿地动员尹达随自己一道回四川李庄史语所，重操旧业，接着续写尹氏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云云。这一提议，“对已经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尹达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其结果是，尹达惊慌失措，傅讨了个没趣。后来，尹达致信傅斯年对此次相会的隐情作过委婉的解释，内有“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等语。表示“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此事只是尹达一说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并替傅挽回一点丢失在黄土塬上的面子罢了。

由于尹达的关系，傅斯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术机关，见到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

范老是傅斯年的学长，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曾受业于章太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乾嘉老辈”，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出路”。毕业后，范先后在几个中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1939年10月索性辞职跑到了延安并很快受到中共高层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敲起了边鼓。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倒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他就在座，毛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的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未久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其中写到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像配方一样按比例配制。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简编》中的“商朝事迹”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誉性介绍。其中在“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说道：“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钩，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作矢镞。”’云云。

来延安之前，傅斯年与在李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界中人已看到了这部著作，但具体作何评价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从一贯提倡“新思潮”的“海龟”傅斯年对“乾嘉余孽”和“土鳖”们的反对与鄙视来看，恐怕难有好的评价——尽管老范早已“古为今用”地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写此书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范老正在编写一部关于农民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氏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斯年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请托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是不难办到的吧。只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6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至于这闻名于世的殷墟遗址是人是鬼或妖魔鬼怪所发掘，在老范的眼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得到郭老（沫若）还有其他不同高位上的大人物喜欢，即为“求真务实”的成功之作。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世人谈到安阳发掘与甲骨文研究，便“只知有忠贤，不知有皇帝”了。当然，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或董作宾早已跑到了台湾并进入了九泉之下，与阎王小鬼们交往起来，对于地面上幸存的马列学者们，是问苍生还是问鬼神，他们已无力顾及了。此行傅斯年是否见到了陈寅恪点名代为求见的林伯渠，仍是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见的可能性颇大。但即使相见，也不会有什么高深和隐秘的问题可谈，不过相互问候罢了。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与中共领导人几次会见中，似乎是黄炎培谈得更多、更具体，除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黄氏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可能。在与毛泽东会谈时，黄一度施展揣摩、捭阖、转圜之术，谈了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

在访问的后期，当以黄炎培为主角的参政员提到对大局的看法，并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时，毛泽东很表同意，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黄氏深以为然。经过与中共高层人物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诸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六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至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对于六位参政员抵达延安后的活动，中共中央在宣传上似有严格规定，除以显著位置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介绍中共举行欢迎宴会外，对六位参政员的活动细节未加报道，而对于他们的离去，也只发了一条简短且未加评论的消息了事。

六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依旧对蓝苹念念不忘：“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李纳，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到了这个时候，左舜生还不明白，毛泽东托词对方生病不让相见，显然不愿让其回重庆后四处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关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规定，不让在国统区名声不佳又极爱出风头的蓝苹在此种场合抛头露面，以免节外生枝，坏了党国大事。左舜生只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说（南按：“江青”之名典出于唐朝诗人钱起于公元751年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就是依据这两句唐人诗为他的心上人蓝苹命名的）。左舜生劳神了半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曲终人不见”的悲凉局面。此憾未得弥补，想来左氏当是死不瞑目的吧。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的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孟真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

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此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随后又宣称：“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其所以对不起国民之一件，即是过量的对得起这些残余势力，因为当年自己不曾努力，把这些东西根本拔去了，使他们今日尚在那里胡思乱想，胡言乱道。”就中国革命的形势与夺得政权建国方略问题，傅氏认为中俄有三大不同，除了地埋位置与经济条件特别是天然条件上的不同外，更表现在革命人才上截然不同。“俄国革命党历史将及百年，以如此长期之演进，如此长期之训练，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党中吸收不少，因为俄国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学教师、低级官吏、小商人、小工业家、工程师、技员，政权到手，办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国，不然乃是发疟子。国民党以中山先生伟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经过，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国的人才来，遑论几年中专靠怨气及性欲解放一队缺知识少训练的人们。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比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还要复杂另类。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犹如行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另类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归骨于田横之岛”都没有改变，也够一根筋的了。

第五章胜利的前夜第三节梁思成：日本京都、奈良的恩人

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被陈寅恪9个月前不幸言中，以黄炎培为首的策士班子，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拿出了看家的捭阖、转圜之术，仍然是既“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谓毫无斩获，一败涂地。7月7日，第四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借此机会于当天下午谒见蒋介石，禀报赴延安会谈的结果并呈上《会谈记录》。蒋打着哈哈顺手翻了几下，便冷冷地撇在一边不再顾及，仍坚持一党专制的指导思想。这一做法弄得褚、黄等人大为尴尬，也引得共产党方面大为不快。中共据此坚信国民党虚张声势，故意混淆民众视听，甚至感到自己被国民党当局又涮了一回。

在黄炎培等人回到重庆的第五天，也就是7月10日，已通过地下渠道得知蒋介石真正想法的毛泽东，盛怒之下决定实施反制，于延安发表了著名的《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战斗檄文，对国民党及美国前往中国调解国共摩擦的代理人赫尔利大加讨伐。　　此文一出，生存在一相情愿和幻觉中的民盟第三党，不但没有达到当年苏秦合纵连横，“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及“一怒而天下惧”等捭阖、钩钳的奇效，反而弄得灰头土脸，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最终落了个国共双方的蒋介石、毛泽东两巨头一怒而自己惧，最后归宗无着，两条船都没搭上，落得个在浪潮汹涌的浑水中瞎扑腾的尴尬结局。面对如此窘境，各路策士不得不掉转屁股，扭头向国民党示好。其权衡、转变的态势，蒋介石及其谋僚看得极其真切，唐纵在7月底日记“上月反省录”中作了如下记载：“党派，民主同盟、青年党，欲借中共问题以自重，但自中苏邦交改善，美国舆论好转，与陕北部队进占淳化而被击退后，各方态度渐倾向中央而不愿继续追随共党以取怨于本党。……在参政会中各党派并不如中共之期望完全附和中共主张，而通过国民大会案，使中共对各党派起分离作用。”

尽管国共两党都心怀怨气与猜忌蓄势待发，准备一场公开的肉搏，想不到世界局势变化太快，国际反法斯战争取得了惊人进展，黑了八年的天真的就要亮了。中国民众的兴奋点再度被调转到东、西方两大战场，国共摩擦与几个在野党派人士拨弄的“转圜”计划被暂时搁置下来。

此时，日本军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盟军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并自各个领域和战略要点实施反攻。原日本军方认为，珍珠港一役，美国至少要到1943年才能在太平洋地区恢复元气，而日本可趁美国实力恢复之前巩固战线。但事实却大出意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激怒的罗斯福总统下令倾全国之力尽速发展空军和具有两栖作战能力的海军，即海军陆战队。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很快制造出一批现代化战舰和战机，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加强，并很快夺取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战争局面得以扭转。

1942年6月，日本海军进攻中途岛，遭到美国海空部队的拼死抵抗，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和多艘驱逐舰、战列舰被击沉，从此在太平洋战场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8月，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发动反攻。此后，日军在太平洋上连连受挫，节节败退。渐已控制太平洋局势的美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开始，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北部着手大规模反攻。由于日军拼死阻击，美军进展缓慢，历时半年苦战才勉强攻下瓜岛。之后，美国海空军痛定思痛，一改过去传统教科书式的作战方法，实施全新战略，这战略如同当年成吉思汗之运用草原上铁骑流动战术，具有空前的革命性，使得日本军队手足失措，全盘皆翻。日本方面初以为美国反攻是一岛一岛打过来，殊不知美国新战略的实施，把太平洋当做成吉思汗的欧亚草原，运用越过堡塞的万里长驱、越岛进攻之战法，即暂不进攻日军某些防守顽固的岛屿，而是凭借强大的战舰越岛而过，在新几内亚北部采用蛙式跃进式速攻战术，长驱直入，直逼日本本土，从而使部分防守岛屿孤立无援，成为一座毫无战略作用的死岛。此外，日本军方原以为美国海军接近自己所有陆上空军基地时，便是自己得手之时。殊不知美国的海空军实力以空前的速度巨增，与日本海空实力差距越来越大。美国仅1943年制造并编入现役的航空母舰就有39艘，而日本直到1945年战败时，全部用于战争的航空母舰才不过25艘。

1944年7月，中太平洋美军接连攻占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11月，美军出动B—29远程轰炸机，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关岛起飞，直扑东京，实施连续大规模轰炸。另一路美军从西太平洋沿新几内亚北部进攻，与英、澳、荷军队会师后，攻占新几内亚西部。1945年2月，两路美军胜利会师，重返菲律宾。6月，美军迫近日本国门，号称天下第一的无敌战舰“大和号”被击沉，日本海军全部被摧毁。

几乎与此同时，在国际瞩目的缅甸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在初期受挫之后，重新集结精锐与美、英、印、东非、西非部队，于1943年10月在缅甸北部和西部投入反攻。在盟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缅甸国民军和游击队于1945年3月底发动总起义，5月1日克复首都仰光，日军在缅甸的战略彻底告败。

在中国本土战场上，由于中国军民坚持不懈地抵抗与反击，终于粉碎了日军企图以战养战，把中国占领区变为太平洋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有力地配合、支持了盟军对日实施全面反攻。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战略战术与政治格局下，为了保障各战区文化遗产免于战火，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配合盟军对地面文物实施保护。居住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负责人、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庆，以委员会副主任身份，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古塔、陵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一切重要人类文化遗产。与梁思成同时来到重庆的，还有助手罗哲文。

罗是中国营造学社1940年年底在李庄招收的练习生。当时梁思成等人刚从昆明迁往李庄，急需一个青年人帮助学社同仁处理杂务和绘图等事宜，决定在当地招收一位可堪造就的青年学生前来工作。据罗氏本人回忆：“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刚从中学出来，在宜宾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中国营造学社招考练习生的广告。至于这一单位是干啥子事情的并不知道。只见考题中有写字、画画、美术等内容，我对此很感兴趣，便去投考了。喜出望外，果然被录取了。后来才知道，众多的考生中只录取了我一个人。”

罗哲文来到营造学社后，先是帮助刘敦桢抄写、整理文章和插图，后作为梁思成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和测绘等工作。罗氏原名罗自福，进营造学社之后，随着美、英、苏、中等国结成军事联盟，共同抗击德、意、日三个邪恶轴心国，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包括苏联的斯大林等人物的名字广为人知。青年罗自福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谐音，于是营造学社与李庄其他科研机构人员，甚至包括李庄镇百姓和光屁股的孩子，见面之后总是对罗自福高声呼“罗大总统”。如此之“尊称”，弄得罗自福苦笑不得。后来当梁从诫的一帮同学来到营造学社玩耍并高呼“罗大总统”时，梁思成闻听觉得有些别扭，将孩子们轰跑之后，微笑着对罗自福道：“自福呵，这个‘罗大总统’的雅号听起来很响亮，不过在李庄这个小镇关起门来做总统，总给人一种‘伪’的感觉。现在中国伪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什么伪政府、伪主席、伪军、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等。汪兆铭建了个伪中国政府，搞得天怒人怨，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你要再弄个伪美国政府，那天下不就更要大乱了。我看就不要在咱这个院儿里做大总统了，还是改个名字，做个平常的中国绘图员吧。”于是，在梁思成的建议下，罗自福遂改名罗哲文，很有些文人雅士的儒家味道。再后来，“罗大总统”的名号就慢慢消失了，罗哲文三个字倒在古建筑学界传开。

这次由“罗大总统”缩水而成的罗绘图员随梁思成到达重庆后，先把文物目录一条条编好，然后再在军用地图上仔细标出准确位置。目录为中、英两种文字编成，并附有照片，印成若干份，发给各战区指挥员和盟军飞行员以供参考，防止炮火与飞机投放的炸弹焚毁这些目标。据梁的好友费慰梅说，梁思成编制的文物目录，“有一份还传到了周恩来手上，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几年后内战爆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中共军队秘密派人潜入清华园，请梁思成绘制一份全国重点文物地图，就来自这次编制目录的启示。

就在梁思成编制沦陷区目录的同时，对人类文明成果极其重视的盟军司令部，通过中方请梁思成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以便在轰炸中留意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梁思成与罗哲文工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任务，在送交地图时，梁通过中方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对日本本土毁灭性轰炸不可避免，其他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现在的日本民族犹如太平洋孤岛中一棵风雨飘摇、电击雷劈的大树，即将面临亘古未有的毁灭性灾难，树的枝芽可以毁而再长，根却不能再生，京都、奈良古建筑与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财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轰炸中特别注意，把根留住。

当此之时，此项工作皆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按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一铁打的保密规矩，梁思成与助手罗哲文完成这项任务后，又埋头于保护其他文化、文物事宜的策划之中，对自己的建议究竟落实得如何，未再过问，也不便过问。而这时由于盟军遇到日本本土日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再度扩大空中力量轰炸的力度，日本四岛，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疮痍满目，著名的东京大轰炸也愈演愈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与火交织的旋涡中。在接近战争尾声的3天之内，美轰炸机向东京投放了2000吨炸弹，大火三日夜，死人2万，焚屋27万幢，90万人无家可归。就在东京遭受大轰炸的同时，名古屋、大阪也遭到猛烈轰炸，与东京规模一样，也是2000吨炸弹，整个城市一片火海，其损失之大，死伤惨状与东京不相伯仲。在飞机轰鸣，弹片呼啸、烈火升腾的大失控、大混乱与阵阵惨叫哀鸣声中，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认定，像东京、大阪这样世界瞩目的城市皆成废墟，那么，古老的京都、奈良必然面临毁灭之灾。对此，精明的日本小鬼作了最坏的打算，除了模仿中国拆迁古物的方式，把两座古城大量的珍贵文物迁移到远处深山秘藏，对极具价值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地面建筑，全部拆除搬迁，待战后再按原型恢复。由于建筑古迹极多，工程浩大，加之人心惶惶，拆迁工程进展缓慢。

然而，让各路小鬼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唯独京都、奈良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待小鬼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著名的京都御所整个木构长廊全部拆迁之后，战争即宣告结束，遍布于两城内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全部得以幸免。

多少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这段往事，没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与一位中国建筑学史家联系在一起。当年随导师第一次进驻陪都重庆、却没机会饱览山城景色的青年助手罗哲文，也渐渐淡忘了自已为此挥汗绘图的情景。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参加在奈良举办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相遇。菅谷得知罗早年出于梁思成门下，1944年前后正跟梁在一起，便热情地向他讲述了二战中的一些逸闻趣事。管谷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时，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极大的关系。据前年到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讲过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为保护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之根的事例。菅谷此次想从罗哲文口中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经过。

罗哲文听罢，大为惊讶，立即回忆起当年在重庆的情景。罗说：“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经过罗哲文与菅谷的共同分析推断，认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此地文物古迹怀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贯主张：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当时所标、绘的图，既关乎文物古迹，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护的建议顺理成章，于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对此，罗哲文还引了古建筑学家郑孝燮与自己说过的一个事例：1951年的某一天，在清华园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轻的郑孝燮叫住，以哀婉的心情说道：“孝燮，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是太可惜呵！”说罢，两眼含满了泪水。

孤证难立，有了罗哲文的回忆，综合宿白与郑孝燮所言，可知当年梁思成在北大讲课时所言不虚。京都、奈良免于被炸毁的厄运，梁思成至少起了一定作用。真相终于在湮没42年后大白于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对梁思成的人品、学识抱以敬佩之情，日本媒体纷纷撰文报道，称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此时离梁思成去世已14年矣。

第五章胜利的前夜第四节天降喜讯

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属于梁思成能做的，他已无可遗憾地尽到了责任，至于其他的一切，就不是一个学者所能管得了的了。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作孽，犹可原，自作孽，不可活。强大的盟军给日本小鬼奄奄一息的躯体致命一击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又说：“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

公告发布后，日本政府在军部强硬分子的操纵下，宣布“绝对置之不理”、“把战争进行到底”。素以鹰派著称的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雷霆震怒，决心给日本以毁灭性打击（南按：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在乔治亚州的温泉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继任总统）。

8月6日，被激怒的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密约决定对日宣战。次日，苏联红军迅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继之向朝鲜北部和库页岛进军，一举歼灭近百万日本关东军。蒋介石闻讯，以中国领袖的名义致电斯大林，谓：“贵国对日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又说：“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

8月9日，怒气未消的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整座城市化为一片废墟。当晚，已被打急了眼的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不顾军部强硬分子的阻挠与蛊惑，最后裁决：以不变更天皇地位为条件，接受中、美、英三国提出的一切投降条件。

8月10日下午7时左右，日本政府决定接受中、美、英《波茨坦公告》，并通过瑞典驻美公使向中、美、英三国发出乞降照会。消息迅速传遍世界，重庆《中央日报》稍后接到了中央社记者由美国发来的电讯：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此后经苏联赞同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此一谅解能获保证，且切望关于此事之明白表示，迅速获致。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国民政府高层一无所知，包括最高元首蒋介石同样蒙在鼓里。据蒋介石侍从室专门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日记载：“下午七时许，对面美军总部在马路上欢呼，移时馥华（南按：唐纵长女）归来报告，谓日本无条件投降。不久，鞭炮之声相继而起，美人在马路上跑跃，中国小儿围绕而呼，广播电台播出嘹亮之音乐……我赴陈公馆，陈家小孩在陈主任窗外燃放爆竹欢呼，陈主任大怒，责彼等孩子们不该如此，尚在研究如何证实消息。”

正当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自家院子里摆出一副老夫子的严肃面孔，满含怒气呵斥燃放爆竹的孩子们的时候，美军总部年轻的大兵们已开着吉普车，手举香槟酒边喝边高呼口号满大街乱窜了。而敏感的《中央日报》已经印出“号外”，开始在大街小巷四处叫卖、张贴，整个重庆已形成欢乐的海洋。此时正是太阳即将落山的黄昏时候，也正是人群最容易集中之时，《中央日报》火速派出数名记者遍布山城进行采访并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七点钟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国新闻处证实，美军总部的大孩子们首先跳了起来，开起吉普车沿街直闯！漫街遍巷的人，拥塞着、欢呼着……人全疯了，快乐啊！

从中一路到新街口，张贴着本报号外的墙前，万头攒动，连不识字的赤腿汉也挤在里面，雨样的汗水把每个人的衣衫都和周围人的衣衫黏在一起，大家都咧开嘴笑！

头上是一片欢乐的人海，每个人对每个人，每群人对每群人，都打着招呼“啊！啊！”互相道贺，大家的感情在泛滥！升华！熟朋友见面了破例的张臂拥抱，起码也亲密地互相拍拍肩：“要回家了！”

报道说：在出行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冒着热浪围成一团在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并坚定地相信会从广播里听到更加真实详细的消息。果然，正在播讲英语节目的电台突然中断，继而播音员开始用中文诵读合众社和中央社分别发来的电讯，随后，播音员说道：“中国苦战八年，终于赢得胜利，赢得和平……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百万市民已在狂欢中，现在清听《凯旋还故乡》。”爆发在听众头上的，已是一片吼叫的欢声。是后，女高音与男中音的嘹亮雄浑的大合唱在欢呼里响了起来……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非凡的傍晚，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热血澎湃、感情激荡，已没有了平日圆熟的素养与技巧，任由情感随着话筒喷涌，广播结束时，播音员哽咽着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

是时，收音机中传出了响亮的爆竹声、锣鼓声以及外国盟友“顶好”、“顶好”的欢呼声。紧接着，“日本小鬼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中华民国万岁！”的欢呼声如春雷般炸响开来，整个重庆形成了一片欢腾的人海。

是时，傅斯年正在重庆家中，当胜利消息猝然降临时，先是目瞪口呆，接着方寸大　　乱，欣喜若狂。平时滴酒不沾的他从一个墙角抓起一瓶不知什么时候存放的泸州大曲，摇晃着高大肥胖的身躯冲出门外，加入了奔跑欢跳扬臂高呼的人流之中。许多年后，同在重庆的罗家伦还记得这幕经典场景。罗在回忆文章中第一句话就是——“孟真疯了”。接下来说道：“他从聚兴村的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还大闹了好一会。等到叫不动了，才回到原处睡觉。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哎！’”<u>?９９ｌiｂ.</u>

傅斯年醒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立即展纸挥毫给远在李庄的妻子俞大綵和儿子仁轨写信，让他们与自己一起分享胜利的欢乐。信中说：“接到参政会通知，大家到秘书处庆祝。我九时半到，则已三十多人，愈到愈多，皆哈哈大笑，我现在方知旧戏中二人见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者、跳者、kiss者，想要安静一下，谈谈如何游行，几乎办不到。……出门时，我遇见熟人打招呼，皆抱之以拳，段书诒后来说，他简直吃不消。出门遇吴鼎昌，他说，你不要太兴奋（彼与我皆患高血压也），我即将其一摇再摇。”又说：“本来预备到美军司令部及英美苏三大使馆的，在国府，蒋先生说尚未完成投降，尚有条件磋商，所以就回去。在参政会又很热闹，下午三时方归，顿觉大病，一直睡下去，第二天方好。”

同傅斯年一样，曾为盟军轰炸日本而躲在一间屋子里于地图上标记文物古迹工作数日的梁思成仍在重庆，他的好友费慰梅为此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精彩镜头：

思成和两位年轻的中国作家还有我，一起在美国大使馆餐厅共进晚餐。酒足饭饱，我们把藤椅拉到大使馆门廊前的小山顶上，坐在台地纳凉。那天晚上热得直冒汗，看长江对岸山上的灯亮起，像银河掉下来一片灯笼，圆光点点，童话般放着光。思成谈着很久很久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忽然间，他不说话了。他和其它在座的人就像猎狗一样，一下子变得紧张而警觉。他们听到了什么声音，我也不得不静下来，用耳谛听。远远地，传来警报声。难道又有空袭？这是荒谬的，然而以他们每个人多年的　　亲身经历，对各种可能性都十分警觉。如果不是空袭，难道是在通知胜利？

在我们脚底下，胜利的消息似野火般蔓延了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过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鞭炮声噼噼啪啪响，大街早已热闹成了一片。最后四处都是一群群喊叫着、欢呼着、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在一阵大吼大叫中醒过来。

是啊，这口气整整憋了八年，八年的苦难、辛酸、屈辱、悲愤、忍耐，直至抗争与浴血奋战，作最后生死一搏。一旦胜利到来，被压抑了八年之久的神经需要痛快地宣泄，人们的情绪如同被地壳压得太久而终于像井喷与火山一样轰然爆发，拘谨的变得放纵，沉郁的变得豪迈。辛酸而艰苦的日子总算没有白过，庆祝活动通宵达旦。

遥想当年，在那个寒风凛冽的严冬，中国军队在一片混乱中弃守首都南京，日本军队用超乎想象的野蛮，惨绝人寰地屠杀放下武器的战俘和中国平民，疯狂强奸无辜的妇女。而与兽性大作的日军遥呼相应的日本市民，纷纷拥向东京街头，提灯游行，庆祝狂欢。想不到时隔7年之后这个夏天的夜晚，提灯游行，庆祝狂欢的人群已换了人间。

“谁会笑，谁最后笑。”——这是南京沦陷，日本东京狂欢之时，一位名叫鲁道源的滇军师长，在奉命率部驰援东南战区的军事集结中，说出的一句暗含机锋的话语。

这是一个隐喻，也是一种宿命。它预示了中国人民在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最终将修成正果，迎来胜利的欢笑；它暗合了中华民族必将在这场震天撼地的惨烈战争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玄机奥秘。——这一切，都随着重庆街头那炸响的爆竹和狂欢的人潮得到了验证。自“七七事变”起，中国军民抗战进行了八年又三十三天；自“九一八”以来，则为十四年不足三十八天。苦难与抗争，救亡与图存，死者无声的托付，生者悲怆激愤的吁求，都遥遥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

——重庆不眠，中国不眠，整个中华民族将伴随着这个不眠之夜开始新的历史纪元。

第五章胜利的前夜第五节日月重光

就在傅斯年满面疲惫地给家人写信之时，与其齐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兼傅的好友罗家伦，正满含热泪猫在一间小屋里抒发自己澎湃的心情。片刻工夫，一首白话诗出笼并由《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拿到报馆以最快的速度刊发。诗曰：

凯　　歌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声响；满街爆竹，烟火飞扬，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涨，热泪如狂！

向东望！

我们百万雄狮，配合英勇的盟军，浩浩荡荡，扫残敌，如猛虎临羊。

踏破那小小扶桑！

河山再造，日月重光。

胜利的大旗，拥护着　　蒋委员长！

我们一同去祭告　国父，在紫金山旁！

八年血战，千万忠魂：

才打出这建国的康庄。

这真不负我们全民抗战。

不负我们血染沙场！

罗家伦没有像陈布雷一样对放爆竹的人群加以训斥，倒是有几分赞赏，只是诗写得很幼稚，很有些“假大空”的感觉，且有些句子似乎还不通。而罗氏似乎很看不起的这个“小小扶桑”，竟自甲午战争以来给中国军民留下了刻骨的创痛，而中国则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但通篇读过，作者的真诚的喜悦、自豪之情跃然纸上，足以代表了千百万中国军民的心声。只是这时的蒋委员长没有急着到紫金山旁祭告国父，他有比祭告更急迫的事情要做。倒是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中的梁思成归心似箭，想以最快的时间赶回李庄，与病中的妻子、家人及李庄的同事们分享胜利的欢喜，体会一下“建国的康庄”。第二天一早，在费正清帮助下，梁思成携助手罗哲文与费慰梅共同搭乘一架美军C—47运输机，经过45分钟的飞行抵达宜宾机场。此时的宜宾机场草深没膝，但飞行员还是借着胜利的欢喜劲儿强行驾机平安着陆。梁、费等三人转乘一艘小汽船，沿着白灿灿的水面顺江而下，很快抵达李庄码头。待他们登上岸时，迎面扑来的是满街的标语和被热浪裹挟着的喜庆气氛——看来闭塞的李庄也早已得知了胜利的消息。

李庄方面能够及时得知消息，所有的人认为应当感谢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人史图博教授。正是这位略通中国话的医学专家，于8月10晚上那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从自己那部破旧收音机里听到了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关于日本投降的广播。据说，史图博听到后，像全身触电般抖了一下，怔愣片刻，立即抓起收音机跑出去，首次不顾礼貌地撞开了一位中国教授的家门。——于是，消息像狂涨的山洪风暴，“哗”一声冲出，在李庄全镇弥漫、荡漾开来。黄昏笼罩下的李庄古镇，一扇门又一扇门被撞开了，一双又一双眼睛睁大了，汇集的人群在大街小巷狂呼蹿跳开来。

“日本投降了！”“胜利了，中国胜利了！”

喊声如天空中一声声惊雷，炸开了沉闷的天空与郁闷的心灵。李庄古镇一座座古庙、一户户农舍、一道道院落，男女老少，呼呼隆隆地冲出，或摇着毛巾，或挑着床单，或拿着脸盆、水桶，或抱着菜板，拖着烧火棍，敲打着，叫喊着，欢呼着，狂跳着，乱舞着，在泥泞的大街小巷和田间小路上奔流涌动。学生、教授、农民、工人、小商小贩、北岳庙的和尚、南华宫的道士，手摇灯笼火把，挤在一起，抱成一团，哭哭笑笑，打打闹闹。教授与小贩拥抱，和尚与尼姑亲嘴，老汉与少女牵手相携，镇内镇外，人声鼎沸，口号震天，灯光摇摆，人影幢幢，狗声吠吠，李庄所有的生物都调动起了敏感的神经，为等待了八年之久的胜利时刻齐欢共鸣。

住在李庄镇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济、曾昭燏、郭宝钧、王天木、赵青芳、李霖灿等研究人员得到消息，连夜参加了游行活动。第二天一早，李济召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开会庆贺，在讲话中，他作为在这一大背景下罕见的清醒者，极富理智与科学远见地指出：“日本投降是由于两颗原子弹投掷在广岛及长崎的结果，但是更重要的是从此昭告了原子能新时代之来临，胜利自是我们所乐于听闻的，但是新时代之来临，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有新的认识，也有了更重要的新责任。”

住在李庄镇郊区4公里外山顶上板栗坳与门官田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社会学所的学者们，夜里忽听山下传来人喊犬吠的吵嚷呼叫之声，以为又是土匪进村劫财劫色，当地军警与治安队群起缉拿，因而并未特别在意，各自关门或继续在灯下读书爬格子，或熄灯就寝。等第二天拂晓尚未起床，同济大学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已到达舍外。被惊醒的学者连同家属认为土匪进得山来包围了宅院，急忙提了菜刀与烧火棍，还有早些时候傅斯年专门让李方桂为史语所同仁购买的小铜锣（南按：傅斯年叮嘱史语所同仁，一旦发现土匪来临就急敲铜锣求援），胆战心惊地走出室外，悄悄趴在门缝观察动静。

只见满山遍野飘荡着用床单、枕套、破旧衣服，甚至废旧报纸做成的花花绿绿的旗帜，旗帜下是一群群情绪激昂的男女学生。当从对方的呼喊声中得知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后，学者们与被惊动的当地百姓，立即扔掉手中的菜刀与烧火棍，只拎着一只小铜锣，打开大门，一个个“嗷嗷”乱叫着冲入人群，在山野田畴狂奔乱舞，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史语所职工自办消费合作社的经理、时常拖着标准北京腔说相声的魏善臣，也就是几年前为合作社办货，在山下遭土匪抢劫并挨了一顿胖揍的“魏老板”，听到门外动静，认为土匪一到，大难临头，急抓起一把自己前些时候托李庄镇铁匠打造的类似于猪八戒使用的五齿钉耙，准备与土匪拼个你死我活。待弄明真相，“嗖”地扔掉钉耙，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拱出门外，嘴里吐着哼哼唧唧的声音，一蹦三跳地蹿到坐落在牌坊头的合作社，从一个箱子里掏出两瓶酒，拉着正站在牌坊头观望的董作宾、石璋如等几位资深研究员，高喊着“胜利了，我请客！”的话语，连拖带拉地来到板栗坳最高处一个山坡，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之水，相互向对方嘴中灌酒。当两瓶酒见底之后，一个个泪流满面，醉卧于山野荒草之中。——这是继长沙清溪阁醉别之后，八年来又一次轮回。只是今非昔比，醉酒的心境已是天壤之别了。

当梁思成等三人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林徽因仍躺在床上，苍白、瘦削的身子，宛如她那首《静坐》诗中的描述：“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费慰梅看罢不禁欷歔。在李庄镇内参加学生游行的女儿梁再冰中途跑回家中，气喘吁吁告诉了母亲外面世界的精彩盛况，林徽因“闻之狂喜”，顿时变得神采飞扬，大有“积疴顿失”之感。又见夫君与好友费慰梅风尘仆仆地从远方赶来，林徽因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她提出要在这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亲自赶到李庄镇加入游行队伍，倾吐憋在心中八年的块垒，为抗战胜利发出自己的欢呼之声。

一架自制的滑杆很快捆扎而成，林徽因坐在滑杆上，罗哲文等几个年轻人抬起，梁思成与费慰梅跟随两边，如同北方黄土塬上大姑娘出嫁一样，一行人说着笑着，呼呼啦啦、晃晃悠悠，颇有些滑稽意味地向李庄镇中心进发。这是林徽因自从旧病复发之后，近5年来第一次来到这个古老小镇的街巷，想不到竟是以这样的心境和方式出现。满街的标语，满街的人流，满街的欢声笑语。没有人认得这位名冠京华的一代才女，更没有人知道林徽因那非凡的人脉背景——此时这些身外之物全不重要，也不需要。所有与之相遇的大学师生或当地百姓，无不对其报以真挚的致意与微笑。林徽因望着一群又一群满脸尘土与汗水，似曾相识的青年学生，蓦地想起八年前卢沟桥枪声响起之时北平街头的情景。在那个酷热的夏季里，那些满脸汗水交织，一家一家收集麻袋帮助二十九军官兵修筑工事的学生，不知现在流落何方。假如他们还活着，或许就在眼前这样的游行队伍之中，或者早已流浪外域，或死掉了。这样想着，热泪顺着瘦削、苍白的脸颊缓缓流淌下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的正式投降照会由瑞士驻华大使馆转致国民政府，内称：

一、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事，天皇陛下业已颁布敕令。

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之必需条件。天皇陛下并准备对日本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辖之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颁发盟军统帅部所需执行上述条件之各项命令。

重庆《中央日报》于当日7时收到外交部电文，半小时后，关于这一消息的“号外”印出并分发全市，民众奔走相告，整个重庆为之轰动。庆祝的鞭炮再度燃起，火光烟雾伴随着声声呼喊，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房，许多民众在激情宣泄中相拥而泣。

同日上午，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分别用中波和短波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的广播文告。讲稿为蒋介石亲自拟就，指出：“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获得了实现。”同时指出：“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广播时间近11分钟，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e）如此描述了蒋氏的广播情形：

1945年8月，蒋安静地坐在重庆一间闷气的广播室里准备告诉中国人民战事业已终结。他和平日一样凝固地沉着。他的头顶剃得净光，不着丝毫白发的痕迹。他的咔叽军装上衣毫无瑕疵，不挂勋章，衣领紧扣在喉头，上有斜皮带勾扣着，一管自来水笔挂在口袋之上。广播室荡热，内中的二十个人汗流浃背，只有委员长看来凉快。他调整着角质框的眼镜，看了看面前桌子上紫红色的花一眼，慢慢地对着扩音器用高调而清爽的声音告诉人民仗已打胜。他说着的时候，室外的喇叭传播着这消息。街上人众认识了他明显的汽车，麇集在石砌的建筑之门外，他可以听到轻微的欢呼之声。他的演讲历时十分钟。突然地他的头颅低垂，失眠的眼眶陷凹处见形，在这一刹那的松弛，他的平稳之外貌露相，紧张与疲劳在这胜利的关头显现在他人身上……日本时间8月15日，中午12时，重庆上午11时，日本裕仁天皇对全世界广播了“停战诏书”，正式宣布330万垂死挣扎的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播发的电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的正式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第六章北大春秋第一节弃北大入内阁

就在日本正式投降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找傅斯年谈话，让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复员北平作准备。（南按：时朱已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改任教育部长）同时承诺傅斯年赖以起家并作为根据地与大本营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仍由傅本人牢牢地攥在手心，他人不得染指。朱家骅最后强调，这一决定不只是教育部和行政院，更是介公的旨意。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5月31日，国民党一中全会常务委员会宣布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辞职照准。遴选宋子文当行政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受命组阁。由于宋子文与时任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皆为留美派系的首要人物，且二人关系密切，宋便拉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翁文灏的帮腔与自己的妻子陶曾榖串通、蛊惑下欣然同意，并于6月答应就职。

时蒋梦麟正在美国考察教育和采购洽商教学仪器、图书，同时物色一批新教授，以为即将胜利复员的北大重建作准备。想不到图书仪器没到手，要聘请的人没见到一个影子，自己却弃北大当起政府的官僚。这一决定不但事前未与北大同仁商量，事后也不致信向北大教授们解释。更离谱的是，蒋自美国回国经过昆明也未下机到联大看一眼，径飞重庆。直到6月末，蒋梦麟才给北大历史系教授兼校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到行政院当官的事，并有自己“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你偏劳”等语，这一不合常情的举动，立即引起北大教授们的强烈不满，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对此事尤为愤慨，感情异常冲动，大骂蒋梦麟不仁不义，无情无义，典型的混账王八蛋。接信的郑天挺也气愤地对周炳琳说道：若“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蒋梦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又说：“（蒋）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无遗矣！”在郑天挺等教授们的眼里，蒋梦麟是天下士林罕有其匹的重量级甚至宗师级人物，这样的人物在抗战胜利之际抛弃北京大学，去做一个宋氏门下的帮闲者，实在令人费解和感到悲哀。但蒋梦麟对此却不以为然，照样我行我素，在蒋氏看来，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实属有着不得已的理由。

1886年生于浙江余姚钱塘江岸蒋村的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按蒋梦麟在自传中的解释，蒋姓始祖是周代替成王摄政的周公的第三个儿子，被分封到黄河流域下　　游一个叫“蒋”的小地方，后来子孙统以蒋为姓氏。3世纪之前，蒋氏一支迁往长江流域，因而有了江南无二蒋的说法。据蒋氏家谱云，蒋梦麟一支的祖先是元末从徽州迁到浙江奉化，又从奉化辗转来到余姚定居，繁衍开来的，与一直在奉化居住的蒋介石一支属于近族，后来蒋梦麟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尊敬和照拂，与二人同族同宗有一点关系。

蒋梦麟幼年在家乡余姚蒋村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参加家乡科举考试，得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John Dewey）攻读哲学和教育学，比同门的胡适进入该校早了三年。1917年蒋毕业时，胡适也完成了哥大的学业即将离校。两人不同的是，胡适于这年5月在答辩场上“面如死灰”，口吐白沫，差点昏倒在地，终未闯过最后一道鬼门关。而端坐殿中专管在鬼录上签名的阎王爷兼教授老头子杜威，只是捋着自己花白的胡子假装糊涂，压根不把眼前这位黄皮肤的“支那蛮”放在眼里。年轻的胡适折戟沉沙，怆然泪下，不得不卷起铺盖，含恨离开哥大，赧颜东归。这一年3月，蒋梦麟在哥伦比亚大学答辩场上跃马挺枪，过关斩将，连续掀翻了几位端坐在主考台上不可一世的活阎王，终于突出重围，闯过鬼门关，一举拿下了该校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大功告成。作为同出一个师门同期毕业的胡适，拿到该校博士学位要比蒋梦麟整整晚了10年，而胡适坐上北京大学校长的椅子，则比蒋梦麟晚了17年。

据说，当年蒋梦麟是背着陪伴了他海外留学九个年头的一条毛毯，吹着口哨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可见其风流潇洒、春风得意之态势。蒋在美国留学时就与孙中山结识，并出任过孙中山在旧金山指导的革命性报纸《大同日报》主笔。因了这层关系，蒋氏归国后先是充当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助孙撰写《实业计划》等文，其间结识了许多国民党要人。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职出走，由蒋梦麟出任北大代理校长（南按：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蒋氏长期担任总务长，曾三度代理校长）。当时孙中山曾写信给蒋梦麟，其中有“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等句，对蒋寄予了殷切厚望。因了这一风云际会，蒋梦麟于1927年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后为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1930年，因与国民党几位元老意见相左，蒋辞部长职，出任北大校长，并适时地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尽管遭遇战乱，但蒋梦麟在任期内北大的教学研究水平都有大幅提高，直至西南联大八年，也是功绩多多，受到学界的普遍尊重。

此次蒋梦麟毅然辞却北大校长而入主宋氏内阁，令郑天挺等北大教授大为不解。行政院秘书长的官衔仅相当于一个副部长，早在1935年抗战爆发前，蒋梦麟、郑天挺等人的好友翁文灏、蒋廷黻二人就分别弃学从政，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和政务处长。按蒋廷黻的解释：“行政院是中国最高的行政单位。由于蒋委员长兼任院长，所以需要秘书人员辅佐他。秘书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秘书长为首，下有秘书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务处长为首，下有参事十名。就理论上说，秘书长是协助院长执行政务的，而政务处长是替院长拟定政策的。易言之，一个要注意法令与惯例，一个要注意行政的效果。虽然理论如此，但事实上两部分人员都是在一起办公的。”又说：“所有中央各部会、省及特别市的重大事务都要经行政院通过，各部长、省主席及特别市市长的公文都要呈行政院院长。秘书人员要帮助院长处理这些事务，代他分劳。公文往往由秘书长或处长念给院长听。特殊重大事件，要为院长作摘要。秘书长和政务处长都是次长阶级，均能出席院会。”正是有了翁文灏和蒋廷黻的例子在先，郑天挺才觉得蒋梦麟作此选择特别不可思议。按郑的说法，若说为了贪图功名，早在十几年前蒋梦麟就出任过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算得上是高官大员了。现已届60岁高龄，北大校长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不算低，何必躬身屈就一个国人皆恨之的国之巨奸院长宋子文的幕僚？当花发斑白的蒋梦麟低头躬背，小心谨慎地向一个小自己差不多十岁的晚生宋子文诵读文件时，情何以堪？此举真是应了孟子那句名言“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面对蒋梦麟如此糊涂的抉择，郑天挺认为“为师计，殊不宜”。并把此意思特地致函蒋梦麟原秘书、后演变为其夫人的陶曾榖作了陈述，让其转告蒋不要置名节荣辱于不顾，关键时刻还需以北大前途与自己的名节为重。但对方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在此种情形下，北大同仁共举傅斯年以公私两重友谊向蒋进言，作最后的努力。按傅斯年的人格魅力和与蒋氏的交情，或许能挽狂澜于既倒。

蒋与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当时傅刚毕业，但仍在北大西斋暂住，蒋由南方返京，接替蔡元培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肥胖的身材，穿了一件蓝布大褂”，向这位代理校长“高谈阔论了一番五四运动的来踪去迹”，不久即离开北平回山东，然后放洋出国。1922年，蒋、傅二人又在英国见面并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傅回国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后见面机会增多，二人关系更加密切。蒋梦麟曾回忆说：“当我在一九三零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傅斯年才爱恨交织地勇于出面阻止。想不到依然回天乏力，蒋梦麟并未给他面子，傅斯年弄了个灰头土脸。对此，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北大的事，是因孟邻（梦麟）先生到行政院起来的。他这几年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榖女士的贡献，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我为这事，曾和孟邻（梦麟）先生谈过好多次。他总是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又说：“我真苦口婆心劝他多次，只惹得陶之不高兴而已。他答应宋到行政院，事先绝未和北大任何人商量过，到此地亦若干日与北大同仁无信（过昆飞机未停），我劝他赶快回去一看，也未做到。于是昆明同仁吵起来了。”这一吵不要紧，引起了更多教授的愤慨。月底北大召开教授会讨论，多数教授主张，既然蒋校长要到政府中枢做高官，是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阻挡不得，但按教育部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其他官职，就是说蒋梦麟既然坐上了行政院秘书长的椅子，就不能继续兼任北大校长，必须辞掉，然后由在美国的胡适回来执掌北大。这个意见通过傅斯年转达蒋梦麟和教育部长朱家骅后，蒋仍无动于衷，开始对傅的态度甚好，后来渐渐有所芥蒂防范起来，压在抽屉里的北大校长之印就是不交出来，大有与教育部和全体北大师生较劲的感觉。傅见对方如此狗坐轿子——不识抬举，认为这些反常的举动“是陶曾榖的把戏”。盛怒之下遂不再顾及师友情谊，开始鼓动朱家骅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立即革掉蒋梦麟北大校长之职，勒令其交出印把子，一了百了。如果对方还算识趣，仍争取让蒋氏主动请辞，以保全在北大师生面前的一点面子。朱家骅听罢认为此计可行，乃与傅斯年合力夹击围堵，蒋梦麟只好忍痛割爱，与北大一刀两断，公开辞去西南联大常委及北大校长等本兼各职，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宋子文内阁。

蒋梦麟之所以作出令大多数同仁不解甚至在大伙看来“羞耻”的抉择，自有他的想法和理由。所谓人心隔肚皮，冷暖各自知。尽管傅斯年与郑天挺等辈与蒋梦麟共事多年，但对蒋深层的思想与性格了解的并不够。在傅斯年看来，蒋之所以作出这个自认为明智实则糊涂的抉择，与他那位年轻的新任妻子陶曾榖背后鼓捣有极大关系，因为这位风骚加风流兼带着爱慕虚荣的原教育部秘书，一直认为高官大员的奢侈生活才是真正的阔人的生活，其他职业皆属低贱之辈，北大校长亦属此类。因而已是徐娘半老的陶曾榖“尤工媚外”，在昆明短期居住期间，经常组织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漂亮女生，以慰劳盟军的名义到俱乐部陪美军军官跳舞，且以每小时4美元的价格收费，结果是闹得鸡飞狗跳，广受学界与社会人士诟病。因了这些“前科”，傅斯年在给胡适信中，明确认为陶曾榖在蒋梦麟辞北大校长问题上作出了很坏的“贡献”。

傅斯年的说法自是含着对陶徐娘不满的情绪，且有点借此泄愤之嫌，但就当时的情形论，把蒋的意愿全部归加到这位半老的徐娘头上，似欠公允。陶曾榖纵有千种风情，万般娇媚，以及千万颗攀高接贵、骄奢淫逸之心，只要蒋梦麟不为所动，她也只能干瞪眼而无可奈何。只是蒋氏的身子先自己弯了，那也就怪不得陶徐娘趁势踹上一脚，来个彻底弄翻颠倒了。就心理学的角度加以探讨，蒋梦麟辞北大校长入内阁的“荒唐”举动，自有其更加复杂和深层的原因，其深层可追述到他的童年生活。历史经验给予人类的启示是，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和在其心灵里播下的种子，将终生影响他的性格、思想、事业与前途。对于这一命题，德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研究得更加深入细微。接照弗氏的婴儿性欲理论，人生中最早的几年完全决定他的一生，成人后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情绪的毛病，都和童年经过的几个阶段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作为“绍兴土佬”（蒋梦麟语）的鲁迅如此，而作为乡村土财主的儿子“贱相未脱”（鲁迅语）兼一代教育家的蒋梦麟也莫能例外。

同大多数中国读书人一样，蒋梦麟童年所受的是私塾教育，5岁背诵，后来开始攻读四书五经。据他在自传中说，那时限透了家塾，一度逃课回家，后来老师因势利导，有针对性地讲解课文的微言大义，家国情怀，他才从四书五经里慢慢了解做人的道理，并有了一些朦胧的修身、齐家、爱国、平天下的理想。少年蒋梦麟虽觉背古书既乏味又愚蠢，但当他到了成年，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世的指南针。而由少年到青年这一时期，当他看到并领悟了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大多都是经过数年寒窗苦读的煎熬，才终于迎得飞黄腾达的人生风景时，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无限希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等格言，驱策着年轻的蒋梦麟向学问之途奋力迈进，其情势“正如初春空气中的芳香吸引着一匹慵懒的马儿步向碧绿的草原”。学有所成的蒋梦麟决定参加科举考试，以此来赌一生之荣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昂首挺胸走进了绍兴中西学堂和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参加郡试，初试和复试均榜上有名，为即将踏上“人上之人”的独木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使蒋梦麟由一度逃课的顽皮少年，转化为一个埋头读书奋发的“小书生”，除了以上君子大道的渗透，还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偶然事件。这个事件在蒋氏的命运转折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与其形影相随，相伴一生。许多年后，蒋氏在他的自传《西潮》中对这个隐秘故事做过详细的解说：“我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如果有上级官员过境，知县就在这里迎候。大约六十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发现亭子附近聚了一大堆人。我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纷纷下船，有些上岸。这位学台正预备去宁波主持郡试。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这位学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至于箱子里面装些什么，自然只有经手的人才知道了。”又说：“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只，随后这只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舰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我心里说从今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以便将来有一天也当起学台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

正是这颇具神秘色彩、令人心驰神往的一幕，在蒋梦麟幼小心灵里埋下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种子，这粒种子催使着他在学业与事业双重世俗劝业上奋发努力，一度登上了比那位学台还要显赫的权势宝座。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这粒种子一直伴着蒋氏身心，挥之不去，慢慢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今，蒋梦麟之弃北大而入政府内阁，正是这粒种子梅开二度，适时开花结果的际会因缘。

蒋梦麟可谓生得其时又不适时。1928年，意气风发的他初次登上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高位时，是否享受到了当年家乡那位学台“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不得而知。但就当时那种乱象丛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社会局面，“神秘礼物”即使可得，也决不会有什么贵重的成色。到了执掌北京大学时代，要享受类似的礼物，怕也是心有余而物不足了。

随着抗战爆发，不但梦中的“神秘礼物”随风而去，即使应得的那份干薪也朝不保夕，生活难以为继。由于战争使中国国土不断沦陷，日军又不断地对海陆进行封锁，中国经济又恢复了旧时代的情况。女人们又搬出她们的纺车，开始用手纺线。用煤油灯的人家开始改用桐油灯照明，抽纸烟的人改抽水烟，家织布代替了机织布。大片田地荒芜，工厂倒闭，商店关门，乡野田畴遍布面黄肌瘦的逃荒者与失业人员。而对于赖以避难的西南边陲，同样是百业凋零，经济一落千丈。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蒋梦麟亲眼看到“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家事校事国事皆令他愁肠百结、焦灼无计与惶恐不安。对于这段经历，蒋梦麟在自述中说“抗战第二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当时我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预言几个月之内必定涨到七十元。大家都笑他胡说八道，但是后来一担米却真的涨到了七十元。法属安南投降和缅甸失陷都严重地影响了物价。”又说：“物价不断上涨，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许多囤积居奇的商人。囤积的结果，物价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钟摆的一边荡得愈高，运动量使另一边也摆得更高。”

这种令知识分子落魄的生活遭际，时为西南联大化学系著名的“怪教授”曾昭抡亦深表郁闷和无奈，他在这年7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昆明教育界生活日趋艰苦，联大教授中，每月小家庭开支达五百元者，为数不少。月薪不足之数，系由自己贴补。昨闻黄子卿云，彼家即每月需贴百余元。一年以来，已贴一千元以上。原来存款，即将用罄，现连太太私房及老妈子的工钱，也一并贴人，同时尚当卖东西到资补助云。”8月28日记道：“九时，蒋明谦、买树槐来谈，自称现今每月挣一百零五元，入不敷出，顾家更无办法。买又云，彼等住昆师之教员被该校逐出，现已无家可归。”其悲惨之状可与乞丐难分彼此，甚至可以于夜间同盖一块大废报纸而成为真正情同手足的阶级弟兄了。

1942年，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应《中央周刊》之约写过一篇《战时物价》的小品文，说“这两三年来，因为物价高涨的缘故，朋友一见面就互相报告物价，亲戚通信也互相报告物价。不过这种报告也得有报告的哲学，当你对你的朋友说你在某商店买了一双新皮鞋价值四百元的时候，你应该同时声明这是昨天下午七时三十五分的售价，以免今天他也去买一双的时候硬要依照原价付钱，因而引起纠纷。又当你写信给你的亲戚报告本市物价的时候，别忘了补充一句：‘信到时，不知又涨了多少。”’又说：“现在有些小地方追赶某一些大都市的物价，恰像小狗背着斜阳追赶自己的影子。但是无论小地方或大都市，人人都在嗟叹物价如春，如初日，如脱手的气球，只见其高，不见其低。有时候又像小学算术里所叙述的蜗牛爬树，日升三尺，夜降一尺，结果仍是升高……一向不曾做过生意，现在从北方带来的原值一元的网球竟能卖得九十元，获利九十倍，怎不令人笑逐颜开？”对于物价飞涨而教职员薪水也跟着蹦跳而又始终追不上物价的尴尬现实，穷困中仍不忘舞文弄墨的王教授以调侃的笔法写道：“明年的薪水一定比今年增加：明年如果肯把这一支相依为命的派克自来水笔割爱，获利一定在百倍以上。”

王力早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据说是同班32名学生中唯一跟随赵元任治语言学课业者，后来负笈远游，留学法国，融中西文化于一身，成就斐然，属于陈寅恪、赵元任学生辈中最出色的学者和语言学家。但据王力自己说，同是我这个人，写正经的文章时往往为了推敲一个字而“呕出心肝，若写些所谓小品，却是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王氏自言是“尼姑思凡，动了一念红尘”之外，当是生活本身的利刃已在他心中划过无数道带血的印痕，郁积于心中的块垒必须倾吐出来才感到身心舒坦一些，于是便有了他一连串发表于各报刊关于战时物价与人民生活真相的文章问世。就当时的情形言，与王力处于同一种心境者大有人在，如抗战期间一直在沦陷的上海行医的医学名家陈存仁，于1949年漂泊香港后，应《大人》杂志之邀，连续写了许多札记类文章，后来结集为《银元时代的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出版。因两部书多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发愤”之作，加之收集资料翔实，曾轰动一时，颇为抗战生活史家重视。在《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中，陈存仁对抗战时的物价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为了写这篇文稿，好多热心的朋友为我搜集资料，有一位朋友替我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中查到战事开始后，黄金美钞对纸币的比数列表如下：（按：这里所谓一元，起初是指老法币，后来是敌伪时期储备票，再后来是金元券银元券等。）一九三八年五月，美金一元，等于四千一百五十八元。（按：这是初见的记录。）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六千一百六十元。（按：这是七个月加了半倍。）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五元。（按：币值大崩溃了。）一九四零年八月，美金一元，等于一万七千七百二十五元。（按：币值还是涨。）一九四零年九月，美金一元，等于十八元七角八分。（按：币制已改。）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二十二元六角。（按：表示这年尚稳定。）一九四四年八月，美金一元，等于七百八十六元。（按：说明币值大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十二万一千余元。（按：币值泻得不像样子。）对于战时物价变迁与高到什么程度，陈存仁又列举亲身经历的两例加以说明：

一种就是最不值钱的油炸烩（油条），每一条要卖到二千元，后来涨到五千元，再后来涨到一万元。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买一盒火柴，要一万元，什么纸币我已记不清楚，我却算了一算，究竟一根火柴要值多少钱，拿凤凰牌（最有名的一种）来说，我叫学生细细点一下，一盒火柴大致七十根，用一万元计算，就是一根要值到一百三十三元。

从前银元的市价，几天一变，渐渐地成为一日一变，更进一步，成为早晚市价不同，总是涨，涨！币值总是跌，跌，跌！

这样的境况，正是在昆明的陈寅恪赠吴宓诗中所言“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的生动写照。

1943年，李约瑟自英国第一次来昆明时，以一个科学家的眼光与理性，忠实地记录了西南联大师生贫困窘蹇的生活状况：“由于战争及世界形势的转变，自由中国现在已经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离很久了。”稍后，在专为同盟国科学工作者撰写的报告中，李约瑟对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等情形作了这样的描述：“各系都设在用泥砖建造的‘临时营房’中，房顶上简单地盖着瓦和铁皮，尽管有些房子上有中国式建筑伟大传统的雕檐，内部、地面是夯实的土，掺有少量的水泥。在这种情况下，配置研究和教学用的实验室体现了高度的聪明才智。例如，由于没有煤气可使用，所有加热必须用电进行，因而（用黏土自制的）电炉的电炉丝用完后，工作陷于停顿，人们发现云南一家兵工厂的制炮车床的刨屑是很好的代用品。苏木精买不到时，人们发现与其类似的一种染料可以从云南土产的一种橘黄色木头（Coesalpinia）中提取。显微镜的载片买不到时，就切割被空袭震破的窗玻璃代替。买不到盖板就代之以当地产的云母片。还可以列出许多详细的事例。”

李约瑟所言非虚，此时西南联大教学设备的陈旧与落后，所需物资，特别是实验物品的紧缺，不忍追忆。据化学系学生吴大观在一篇回忆杨石先教授的文章中说：“二年级第一学期上化学实验课，每两个同学一组，火柴盒里仅装三根火柴，做完实验，按规定要把火柴盒连同借用的仪器一起还回去。我做完实验，把火柴盒一摇，空了，便将空盒毫不介意地丢到靠门的垃圾堆里。当保管员问我火柴盒，我却回答：‘一个破火柴盒还要它干吗！’第二天下午，杨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杨石先，留美博士，原为南开大学教授，时任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我一眼就看到了放在桌上的火柴盒，心里一怔，知道坏事了。杨先生真的生气了，紧锁眉头，眼睛冒火，毫不原谅地指责我不知国家在抗战中的困难，办学不易，一口气给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你耍什么大爷脾气，我要停止你的化学实验。’仔细想想，在抗战的岁月里，一根火柴都十分珍贵，何况一个空火柴盒！通过一个火柴盒，我悟出了一个中国人生活的真谛：爱惜公物，勤俭节约。”吴大观同学后来所悟出的“生活真谛”，当然不只限于“中国人”，它对一切国家的人类皆适应。只是在中国最为艰难的抗战时期，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学子，当更应恪守并从内心深处领会这一真谛的意义，也只有如此，才能于无尽的苦难中保留住心中那颗充满了希望与光明的火种。也就在初次访问中，李约瑟还看到：“学生们住在糟糕拥挤的宿舍里，并且遭受着肺结核一类疾病的严重侵袭。因为缺乏洗涤设施，沙眼一类的感染非常普遍。但普通科学工作者现在的生活与以前相比差距更显著，有重大成果的男女科学家也住在院子周围摇晃的旧房子里，无法保持清洁。工资只涨了7倍，而云南的生活费用上涨了103倍。我只能做这样的比喻，就像一个人有了一套舒适的公寓并担任了年薪1000镑的职务，后突然变成每年不到70英镑，因此要生活在阿盖尔郡的海岸上，就要节省每一个先令。一些在欧美名声显赫的人常常难以填饱肚子。”

李约瑟究竟不是文科出身的秀才，他对联大师生理解的同情当然会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进步人类“理解”，但在行文中所做的这个蹩脚的比喻，既不够高明又不够“科学”。此时的联大教授哪里会有阿盖尔郡海岸上的“舒适的公寓”，有的只是在脏乱的陋巷或偏僻荒凉的郊外风雨飘摇的几间土屋。在这个黑土屋里居住的教授及家人们，不是要节省“每一个先令”，而是需要想方设法从外面弄进家门一文大钱以便活命，有的人就是因为难以弄进一个“先令”而险些丧命。时任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的吴大猷，先是租住在昆明市内周钟岳公馆一层，后为避敌机轰炸携家迁到郊外岗头村，进城上课比较麻烦，对此，吴曾回忆说1943年春天，“有一天我从岗头村搭一辆马拉的两个轮子的板车去西南联大上课，马惊跳起来，把我摔下车的路旁。因为后脑受震，晕倒卧床差不多一个月。内子阮冠世本来便连病了几年的，因为又担心，又侍候我，等我稍痊了，她便病倒下来。脉搏微而快，有时数也来不及数。身体太弱了，医生看也没有什么办法。……第二天城里北京大学的办事处的金先生下乡来，看看是否要预备后事了。幸而冠世挣扎过去，病卧了几个月，到了冬天，费好多事，借了一辆病车，从岗头村送她到西山车家壁的惠滇医院分院，住了两个月，总算回过一口气来。”又说：“现在大家或者不容易想象那时我们孤单单地住在乡下，一个病危，一个忧急无策的情形。”

吴大猷夫人倏忽间欲登鬼录的时候，不知阴曹地府哪个值班的小鬼打了瞌睡或发了慈悲之心，倏忽间又越过了鬼门关，重回人间大地生活。相对地，联大陶云逵教授一家就没有如此幸运了。

1904年出生的陶云逵，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师从德国人类学家Fisher，攻读人类学、遗传学和民族学，获博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南开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从事彝族、傣族、纳西族人类文化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抗战期间足迹遍布西南地区的山野村寨，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德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联大任教并兼任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期间，陶氏不畏艰险。赴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Nasupuo）部族（黑夷，属于藏缅语系倮锣群）调查研究当地族群盛行的鸡股骨卜风俗和传布，其成果《西南部族之鸡骨卜》轰动学术界而成为民族人类学的经典之作。1943年，陶云逵率领几名助手离开昆明到大理苍山洱海一带进行人类学调查，其间，爱子忽然得了当地人称为“大热病”的险症，一夜之间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陶云逵返回昆明，已经永远看不到可爱的孩子了。贫困的生活与精神的打击，令陶教授难以承受。未久，身患当时社会和坊间谈虎色变的“回归热”而病倒（南按：1934年6月，北大教授刘半农前往内蒙古等地调查方言音调和声调，途中遭昆虫叮咬，染上“回归热”。返平后于7月14日入住协和医院，当日下午不治而亡，卒年43岁。傅斯年曾“为之流涕”，并谓刘是“北大老教员中第一位不该死者”），后来就医于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辗转病褥达数月之久，最终转为败血症而于1944年1月26日撒手归天，年仅41岁。陶云逵身后极度萧条冷漠，夫人林亭玉遭失子丧夫之双重打击，经济贫困，生活无着，痛不欲生，撇下才出生两个月的女娃，投身滇池欲一死了之。幸有渔民发现，急驾舟前往搭救，将在水中翻滚的林氏用鱼网套住提上船来。送医院抢救时，在其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世人才知道这位衣衫褴褛的投水女人，原是西南联大一位著名教授的夫人。事后，南开大学为陶教授争取抚恤而不得，而林亭玉又无法在昆明生活下去，两难中，联大的罗常培、冯文潜、黄钰生和陶云逵生前挚友、留德同学、哲学家郑昕等发起募捐，凑了路费和一点生活费，才将陶夫人及其襁褓中的女娃送回广东阳江县的娘家。

陶云逵教授一家悲惨至此，那些夫妻儿女健全的教授家庭，生活亦痛苦不堪，即如蒋梦麟、梅贻琦、潘光旦等联大的头面人物，生活处境同样极端恶劣，难以为继。据梅贻琦五弟、抗战时期曾任成都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梅贻宝回忆说：“三十四年美国国务院约请燕京大学指派教授一人，赴美报聘。教授会议推举我去应邀。由成都起飞，道出昆明，在‘五哥’五嫂家住了一夜（南按：梅贻琦在家族辈分中大排行第五）。校长住宅倒也罢了，只是人口多些，挤些，晚饭实在太简单了。当晚只见祖彦侄闷闷不乐，迥异寻常。临睡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架前。他一面看学校公事，我们一面叙谈家常。我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我素来服务于私立学校，大致比国立机关待遇好些，而家里多半有两份职务收入。亦曾听说‘五哥’在昆明主持联大，生活不宽裕，但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遐迩传闻的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的佳话，大概就属于这个时期。”

梅贻宝所言不差，就在这一时期，教授的月薪只够半个月吃饭，剩下的半个月只好另想办法，且多靠夫人们操劳。教授夫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吃饭，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卖。据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回忆说：“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又说：“卖糕时我穿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尽管如此，还是要风雨无阻地来往奔波，而换来的钱大都给孩子们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学习用品，至于自己的生活，“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

韩咏华一家高兴了，潘光旦却有点不太高兴，他除了喝汤，还想吃肉，沾一点腥味，但又无钱购买。于是因地制宜，根据昆明当地耗子又肥又大且无处不在的特点，支起铁质夹子抓耗子。每抓到耗子便“剥皮去内脏，收拾得很干净，切块红烧”，全家人分而食之。据潘光旦女儿潘乃穆在回忆文章《关于潘光旦吃鼠肉的故事》中所说：老鼠肉的味道“感觉和吃鸡肉、兔肉差不多，并无异味。吃过之后也没人因此害病”。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很快在昆明和更大的范围传开，经过好事者不断加工渲染，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这一话题若干年后得到了冯友兰证实，冯氏说：“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他的兄弟是个银行家，在重庆，听说他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于是，潘光旦吃耗子肉的故事才渐渐消停。

第六章北大春秋第二节蒋梦麟辞别北大之谜

正是昆明的艰难生活与困苦处境，最终导致蒋梦麟的思想和人生观发生了大的嬗变。北京大学校长在士林中吵吵嚷嚷，看上去热闹风光，但说到底还属儒生、寒士一个。按照古代对社会各阶层的划分，在三教九流中，儒生列入九流之“中流”阶层。到了元朝，政府按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把被征服的臣民划分为十个等级即“十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此时的儒生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臭老九”，位列娼妓之后，连一个妓女的地位都不如（南按：再后来的“文革”期间，“臭老九”们多数成了反革命分子而被送进大狱，享受起老虎凳与辣椒汤的待遇了），与乞丐成了门对门、眼对眼的亲兄弟。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几近一个丐帮帮主，并无真正的地位和风光可言，其落魄之状在战时的昆明尤为明显。1943年12月，在昆明的蒋梦麟利用钻防空洞的时间，以英文撰写完成了自传体回忆录《西潮》一书。在写作间隙，他曾写信给正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希望对方能帮忙校正一下其中的错误。在谈到自己不用中文而用英文写作时，表面上的理由是在防空洞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但内在的动机还是为了在美国出版方便。此时蒋的5个子女都在学校读书，开销颇大，一切全靠自己与妻子微薄的收入艰难支撑，因而在请胡适校正的同时，也希望对方设法帮忙在美国寻找出版商尽快出版，以便“能赚点稿费养家糊口”。蒋认为在当时的贫困处境下，“如能摸几文钱，使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身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竟困窘至此，确也是令人扼腕太息。

与西南联大教授包括蒋梦麟、梅贻琦等校长级的人物生活条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抗战的大后方，同时存在着“朱门酒肉臭”的现象。身为名牌大学校长，有时总不免要参加一些官场、豪门的聚会，这些聚会的场面以及宴会的奢侈程度，蒋梦麟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但从梅贻琦日记中可以寻出一些线索。如1941年10月13日，梅在日记中写道：

晚曾养甫请客在其办公处（太和坊三号），主客为俞部长，外有蒋夫妇、金夫妇及路局数君。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酒有Brandy、ateExpress。饮食之余，不禁内愧。

曾养甫乃广东平远人，北洋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归国后曾任广州特别市市长、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1934年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并对主持修建大桥的茅以升助力甚多。时任交通部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日记中提到的蒋夫妇，即蒋梦麟与陶曾榖。面对如此丰盛的酒肴，梅贻琦在深感“内愧”的同时，不知蒋氏夫妇作何感想，想来应该感觉很爽的吧，至少陶曾榖的心中是会有这种感觉的。

1943年1月27日，梅贻琦日记载：

晚赴李希尧夫妇饭约，主客为美国各部高级武官，男女客共四五十人，酒肴均甚丰盛，或太费矣。

1945年10月31日，梅贻琦又记：

下午在常委会之前约孟真来谈关于两校复员问题。七点前会散，赴段克昌（晓峰）饭约，因其请帖未书“夫人”，故余自往。他客为卫夫妇、梁华盛夫妇、关太太、邱太太。菜甚好，金钱鱼、北风菌、鹿筋、熊掌等罗列满前，惜太多，不能尽赏耳。

段克昌时为陆军军需监（后为总监），其职属典型的肥差，从菜肴中罕见的鹿筋、熊掌即可见差使之肥。这个宴会也正应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且奢侈得让客人眼花缭乱，以至到了“不能尽赏”的程度。这一情形正应了联大教授王力所言：“路有冻死骨的反面是朱门酒肉臭。用不着研究经济学，大家都能明白，朱门的酒肉越臭，路上的冻死骨越多。”甚也。

然而，这些宴会只是表面上奢华的一面，至于高官大员们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更是惊世骇俗。1945年，蒋梦麟的本家兼好友、原清华名教授，后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调任救济总署署长，其奢华与气派程度从他的侄子，自小跟随蒋廷黻长大的蒋济南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致蒋廷黻的一封公开信》中可见一斑。蒋济南说：“救济总署黑幕重重，如以汽车送人，大批冰箱被宋子文拿到私人公馆去了，救济物资，好的卖了吃了。坏的一部分丢到海里（丢到海里也有好的，后来又有人控诉），以一部分给了老百姓。你到湖南去时，余籍传（湖南分署长）准备了好久，要‘欢迎’你，花了二千万（当时相当于十部大新卡车的价）。国民党政府贪污案件处处有，而以救济总署最甚，美国人也在内。芝麻大的官也有一大幢房子，一部汽车。你看看，福州路一百二十号停了多少汽车？建国西路五百七十号房子，是汪精卫的‘公馆’，你接过来大加修饰，住的人经常只有六七人，可是工友却有二十余人之多，汽车一叫，工友们便一哄而出来排队迎接！”此时蒋廷黻的派头与收受的金钱，已远远超过了当年蒋梦麟在家乡看到学台所开动的“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舰队”。尽管蒋梦麟没有亲眼看到蒋廷黻衣锦还乡的宏大豪华场面和私底下收受的贿赂，但类似现象满目皆是，蒋梦麟不会陌生。闪光耀眼的金钱、宽敞明亮洋房，外加香车、美女，所有这一切，都是刺激蒋梦麟心肺的原料与活生生的榜样，那种蛰伏在童年记忆中“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再次从心底萌生，于是便有了在人生的晚年弃学从政，在夕阳沉坠的最后一刻伸手捞一把的梦想。而这一切，也正是其夫人陶曾榖所日夜渴盼的幸福生活。

除了生活贫困造成的压力，以及在这种高压下分娩的在人生晚境大捞一把的梦想，在蒋的心中还有一个无法绕开的情结，那便是对学潮的恐惧与厌恶。随着抗战胜利的来临，蒋梦麟凭着十几年执掌北大的经验与深刻洞见，深感西南联大乱象已生，无法扼制的学潮大风暴即将到来，身心俱疲的他再也没有精力和心境卷入这场前途未卜的政治运动了。

1919年，当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防事态进一步扩大，在营救出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后辞职悄然离京，自天津、上海一路跑到杭州，在一位朋友家中隐居下来。未久，当时正在南方的蒋梦麟于西湖边一座住宅秘室与蔡元培会晤，蔡向蒋坦陈了自己对北大未来的担忧，认为自此之后北大的校规校纪将分崩离析，主校者很难维持局面——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此次取得的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以后的欲望将更加强烈，也更难满足”。如此下去，后果不敢想象。也正是这次秘密会晤，促使蒋梦麟鼓起勇气，与前来劝驾的学生会代表张国焘一起，乘火车前往北大代理了蔡元培的校长职务，这是蒋梦麟正式介入北大高级领导层，也是结识傅斯年、罗家伦等五四运动健将之始。主校后，蒋与胡适等教授们接触并交谈时势，对方同样表现出与蔡元培一样的忧虑。

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北大学生在“五四”小胜之后，果然为其成功陶醉得忘乎所以。蒋梦麟惊奇地发现，“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考试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的活动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撅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这一情形到蔡元培于同年9月重返北大执掌校柄后都未改变。1922年10月，北大教授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此举令部分学生大怒，马上揭竿而起，纠集一干人马气势喧腾地来到办公楼前示威，要求学校当局立即取消这一规定。蔡元培闻讯赶到现场，告诉示威的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则，但在胜利中被权力和欲望膨胀起来的学生，已不再把这位使旧北大脱胎换骨为新式的“北大之父”放在眼里，继续高喊口号并张牙舞爪地拥进教室和办公室，四处寻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誓要砸烂他的“狗头”。蔡元培见对方如此嚣张，竟然蹬着自己的鼻子上脸，遂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面目，怒目圆睁，一边把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之上，一边摇摆着拳头，神色俱厉地大叫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蔡元培向示威的学生逼近几步，对方就后退几步，但始终围成一个半圆形，如同群狼围攻猛虎，跃跃欲试又不敢强攻，双方陷入难分难解的僵局。在这尴尬情形中，幸得北大教务长顾孟余闻讯出面表示延期收费，紧张的局面方得缓和。——当然，学生们明白，所谓延期即是取消，示威者再度取得了“胜利”。这件事给蒋梦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清晰地记住了在此次纷乱中有一个高个子青年，一直躲在人群背后暗中鼓动学生们高声叫骂。后来学校开除了几个闹得最凶的学生，但这位鬼头鬼脑的青年却成了漏网之鱼，毫发未损。多少年后，蒋梦麟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发现了他，此人已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还是一个心黑手辣的贪官。据说此人抗战胜利不久即死去，空留下了一大堆造孽钱。对此，蒋梦麟得出一个结论，即生活中那些总是鬼头鬼脑的家伙，多半会成为社会的渣滓与不良分子。

当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之后，学潮越来越凶，并出现了针对他本人的风潮。这个风潮的起因是有一件事蒋拒绝了学生们的要求，部分学生盛怒之中关闭了学校大门，并把蒋梦麟关在校长办公室施以颜色。情势紧张中，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通过电话问蒋是否需要找警察救援，但被蒋谢绝。大门关了两个多小时后，由于需要进出的教员与学生太多，在各方叫骂、推搡甚至厮打的多重压力下，带头闹事的学生不得不重新打开校门，放人群进出，最后蒋梦麟也被教员们从办公室解救出来。但闹事者仍紧跟不舍，叫骂不绝，最后的结局是，几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被学校评议会宣布开除。

对于学潮的爆发和学生们的陶醉心理，蒋梦麟认为，大多数学生开始是出于爱国热情，起先是游行、示威、罢课和抵制日货，接着就转而攻击北京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毛病都出在北京政府身上。等发现没有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国内问题足资攻击时，继而掉转矛头与学校当局作对。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在于青年心理上的不稳定性，一旦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时，这种不稳的情绪就爆发出来，而作为学校当局想压制这种澎湃的情绪是极其困难的。学生如是，工人的情形亦复如此。他们因生活不如意或劳动强度太大而心理不平衡，在找不到发泄与示威对象时，就把一股怨气发在雇主身上。不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对付那些罢工工人，要比对付学生简单得多。有时用武力来镇压，有时干脆就拿机关枪扫射一番了事。后来，段祺瑞执政府认为机关枪是对付一切群众运动的不二法门，在一群学生包围执政府时，遭到残酷的机关枪扫射。1926年著名的“三一八”惨案事件，蒋梦麟算是亲身经历者，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在事前曾经得到消息，说政府已经下令，学生如果包围执政，军队就开枪。因此我警告学生不可冒险，并设法阻止他们参加，但是他们已经在校内列队集合，准备出发，结果不肯听我的劝告。他们一到了执政府，子弹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他们头上了。”结果是“这次灾难有一百余学生死伤，二十余具死尸留在了段执政官邸门前的广场上，另有数十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或手术台上断了气”。段祺瑞执政府的这种残暴行动，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普遍抗议，段政府后来终于垮台，此为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对准政府，似乎永远处在亢奋中的学生们还经常把矛头对准号称由“猪崽”议员们组成的“腐败之家”——国会。蒋梦麟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下午，几千名男女学生包围了国会，要求取消议程上若干有关教育的议案，结果学生与守卫警察发生冲突。若干学生气愤之余，竟在几天之后从天津偷偷运来三颗炸弹准备去炸议会，但“这事被我们劝阻了，总算没有见诸行动，炸弹也运出城外丢到河里。几个礼拜之后，一位渔夫捡到其中的一颗炸弹，他把炸弹提在手里摇来摇去，希望弄清楚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轰隆一声，炸弹爆炸，炸得这位好奇的渔人血肉横飞。警方认为这颗炸弹是革命时期投下河去的，因此根本未进行任何调查”。北大当局与那运炸弹的学生算是躲过了一劫。

面对形形色色的学潮和暴力与反暴力行动，十几年后，在昆明防空洞中就着惨淡昏黄的菜子油灯回忆这段往事的蒋梦麟，颇有洞见地总结道：“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学生当时多半是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是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骜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受到邻居们的支持。工人们情形可就不同了，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既不是政府大员，也不是社会闻人，因此他们命中注定要挨警察的皮鞭或军队的刺刀。只有在学生领导下，或者与学生合作时，工人才能表现较大的力量。”蒋氏之言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真正道出了当时的学生运动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原因。随着学潮一浪接一浪涌动不息，原本躲在背后暗中操纵和鼓动的教员，也因欠薪、改革和官僚们腐败等问题，与时俱进地纷纷走上前台，向学校当局或政府公开叫起板儿来。如1921年6月，北京大学与其他七个国立大专学校的几百名教员“为饭碗的问题”（陈独秀语）掀起风潮，直至发生到总统府请愿讨要欠薪造成流血事件发生。教员们在学生们大队人马簇拥下，浩浩荡荡地来到教育部，强迫部内大员与闻讯赶来居中调停的八校校长到总统府请愿。结果是，当不情愿的教育部次长马邻翼与八校校长被教员与学生裹挟着来到总统府门前时，沉寂的大门轰然洞开，大批武装宪警蜂拥而出，刺刀乱刺，枪把乱劈。年龄略长的教员和女学生纷纷跌入浊水游荡的沟中，有的满身泥泞，有的一脸血污，叫的叫，哭的哭，乱成一片。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纷乱的脚步从他身上脸上踩过，差点被踩成人肉饼子。领头的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夷初）额头被打肿一块，鼻孔流血，嗷嗷大叫。对于此次流血事件，向来不赞成闹风潮的胡适在事后的日记中，有些自责地记述道：“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

蒋梦麟则更是深有感触地说：“多事的那几年里，差不多没有一月不发生一两次风潮，不是罢课就是罢工。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了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对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已是58岁，蹲在昆明地下防空洞走笔龙蛇的蒋梦麟慨叹曰：“我记下这些往事以后，又做了场噩梦，有时看到青年男女横尸北京街头，有时又看到宪兵包围北京大学要求交出群众领袖。梦中惊醒之后，辗转反侧无法安枕，一闭上眼睛，一幕幕的悲剧就重新出现。”

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蒋梦麟此说并不虚妄，当是苦思焦虑的结果。此时的西南联大已今非昔比，党派渗透，各种政治势力介入，使原本较为平静的校园变得风生水起，波诡云谲，不知什么时候就将发生夺梦惊魂的血腥事件。而这个时候，蒋氏对西南联大那些所谓的左派文人如闻一多、吴晗等辈的嚣张气焰，颇看不顺眼，深感西南联大在闻、吴等“另类”人物的暗中操纵下，已卷于党派政治斗争的急流旋涡而不能自拔，血腥之气已在整个联大校舍弥漫飘荡。面对这一险象环生、处境难料的艰危情势，蒋梦麟感到自己桑榆已晚，寒秋将至，再也无力与之抗衡和周旋了，对联大局面逐渐失去信心，最终产生了对傅斯年所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的颓废之想，以及“北大没有希望”等消极心理。在这一悲观、颓唐的心理作用下，蒋氏开始为自己的前程打算，并考虑脱身之计。因了这诸多方面的缘由，便有了傅斯年给胡适信中所言，蒋与北大教授之间的感情越来越“不算融洽”了。

除了以上的缘由和心理动机，还有一点令蒋梦麟感到心理恐惧的是，时逢乱世，若遇到一个善良宽厚的名主，知识分子们尚可苟延残喘，甚或人五人六地生存下去。而一旦遇到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帝，或比秦始皇帝还要恶劣霸道的新主子，那就不是一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可以了结的了。稍有不慎，即身陷囹圄，甚至遭遇灭门之灾。在这历史动荡的转折点上，宁肯做一个政府无聊的幕僚或帮闲，也比做一个朝不保夕、奔波忙碌的“丐帮”帮主要平稳安全得多。此次入主宋子文幕府，说不定通过宋氏家族的斡旋，还可以顺梯登天摘月，捞取更大的高官厚禄，以便获得在童年时代心向往之的家乡那位学台“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正是怀揣这样一个辉煌的梦想，蒋梦麟才不顾北大同仁和士林好友们的竭力劝阻，甘愿在宋氏小朝廷效犬马之劳而置联大于不顾。至于西南联大解体之后北大何去何从，是有希望还是“无希望”，是死是活，已决心入主宋氏堂庙的蒋梦麟就顾不得许多了。

在学界一片惋惜、困惑甚至怨怼、斥责声中，国民政府于同年8月免去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职。经蒋介石授意，政府欲任命有“大炮”之声誉的傅斯年为北大校长，以维持局面。蒋介石之所以让傅斯年出面收拾联大残局，主持北大复员工作，并非一时头脑发热，确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傅斯年本身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中享有很高威信的代表人物，但傅又具有热心公事、疾恶如仇的性格，正如他在致胡适信中所说，往往把公家的事弄成了自己的事，最后成为“亦官亦学”之人。恰恰是傅的威望、性格与对政府的忠诚拥护等条件，令蒋介石作出了如此决定。早在1945年2月26日，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就奉命与原北大教授，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号称国民党权威理论家的陶希圣，交谈过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唐纵当天做了这样一段记录：“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

陶氏这一见解在被唐纵接受的同时，对蒋介石自然要产生影响。事隔几个月，身处乱离之世的傅斯年因历史的风云交会被委以重任，但他的头脑尚属冷静，深知北京大学在天下儒林中的分量，更深知此时还有一个比自己威望大得多的学界领袖胡适远在美国，而胡适才是收拾西南联大残局、复兴北大的“最恰当之人物”——尽管傅斯年并不知道陶希圣对唐纵所说的话，更不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因为胡适在学界的地位则是众人皆知的。就像当年清华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的存在一样，傅氏同样没敢忽视胡适这个高大身影的存在，只要胡老师一息尚存，自己是万万不能迈过锅台上炕，窥视北大第一把交椅的。于是，傅遂向朱家骅建议，让德高望重的胡适回国主持北大事务，自己可做胡氏大旗下的一个大字号喽啰摇旗呐喊，擂鼓助威。朱闻听此言，出于复杂的考虑，对胡适颇不以为然，且对傅的荐举表示冷淡。但傅斯年既不上任，又令朱很感为难，只好推托此举是禀承党国最高领袖介公的旨意，不好擅自更改，否则将有“欺君之罪”，如傅氏坚持不就，可径自奏明介公，与教育部无涉云云。朱的一番说辞，傅斯年觉察有推托之意，但仍不改初衷，决心让自己尊敬的胡老师来坐北大第一把交椅。

8月17日，傅斯年决定放手一试，径自上书蒋介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自己不敢承袭如此名誉和重担开脱。书中说道：

日昨朱部长骝先先生，以尊命见示，谓蒋梦麟先生之北京大学校长出缺，即以斯年承乏。骝先先生勉之再三，云出于钧裁，强为其难。伏（夫）思斯年以狷介之性，值不讳之时，每以越分之言，上尘清闻；未蒙显斥，转荷礼遇之隆，衷心感激，为日久矣。今复蒙眷顾，感怀知遇，没齿难忘。惟斯年赋质电戆，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国家艰难，未敢自逸，故时作谬论。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志，若忽然办事，必累钧座知人之明。兼以斯年患恶性血压高，于兹五年，危险逐年迫切，医生告诫，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有此情形，故于胜利欢腾之后，亦思及觅地静养之途，家族亲友，咸以为言（然）。若忽任校务，必有不测，此又求主席鉴谅者也。

傅斯年开头所说的显具六朝骈文特性的几句话，单从行文来看，尽管有官场惯用的套话与阿谀奉承的气味，但也不乏真诚。作为文章斫轮老手，傅氏在分寸的拿捏上不失为恰到好处，无论是自谦还是抬捧，并不显生硬，对方心中一定很爽并愿意笑纳的。而“每以越分之言”等句，想来二人都心照不宣，自是孔祥熙被罢官的暗指，而孔氏之丢掉官帽，蒋介石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中，不惜得罪夫人宋美龄和树大根深的孔氏集团与姻亲宋蔼龄，于痛苦中作出的抉择。凡事一有被迫，被胁迫之人自是对胁迫者心怀怨恨，此为人之常情。尽管各自肚中明白，却不能解释，一解释就是弄巧成拙。傅借此次事件以隐喻的方式巧妙地旧事重提，显然地是把对方置于了一个夹道跑马不能回马的境地，而此时的蒋公对傅的“越分之言”当是更进一步理解与释然了。在傅斯年这边，仅是对旧事和自己的“忠心”理解和释然是不够的，必须拿出过硬的理由让对方在保持权威和面子的情况下收回成命，绝不能让一个国家元首感到自己令不能行，并为此恼怒或失落，更不能让蒋公心中萌生傅氏此举乃骄狂自大，甚或狗坐轿子——不识抬举的印象。于是有了傅斯年祭出“恶性血压高”这一撒手锏，以保全于万一。傅氏之说并非故弄玄虚，后来赴台湾出任台大校长就是因此病而倒于讲台。在重庆时，孔祥熙经常对人放风，“听说傅斯年快不行了”，也是缘于此恶症，想来蒋介石读到此处，会多少有点感动并生出一丝谅解之情的吧。

当然，傅斯年上书的目的不仅在此，根据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既然聚义厅这把椅子自己不愿或不便来坐，也不能便宜了别人，总要自家弟兄来坐才好。于是便有了下面这妙文：

抑有进者，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人士，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　　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仰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然其爱国之勇气，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希遇。近年养病留美，其政府社会，询咨知昔，有助于国家者多矣。又如民国二十四年冬，土肥原来北平，勾结萧振瀛等汉奸，制造其华北特殊化，彼时中央军与党部撤去久矣，适之先生奋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组织起来以抵抗之，卒使奸谋未遂，为国长城，直到七七。盖适之先生之拥护统一反对封建，纵与政府议论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有助于国家也。今后平津将仍为学校林立文化中心区，而情形比前更复杂。有适之先生在彼，其有裨于大局多矣。

与一般的推荐书大为不同的是，傅氏的这些话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可谓暗伏玄机。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胡适，在许多方面并不受蒋介石真心喜欢。但胡适对国民党政府又多是以“客卿”的身份“小骂大帮忙”，大范围与蒋政权尚属于一股道上的人，处在内忧外困中的蒋也要拉拢利用，但与黄埔军校嫡系又大不相同。如果傅氏上书没有后面几句话，或许蒋介石还要考虑、掂量一番，有了这几句，情形就变得不同寻常。傅斯年在不动声色的转承起合中暗含了刀兵，并为胡适过去和未来的存在加重了砝码，其笔锋之犀利强劲，直让人想起诸葛孔明的《隆中对》：“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傅斯年一番纵横捭阖，把胡适的身份和地位上升到治国安邦不可或缺的高度，以及矗立在平津学界不可撼动的定海神针，有胡适即有平津。蒋介石信以为然，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9月4日，国民政府颁令：“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呈请辞职，准免本职，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未到任前，由傅斯年代理。”

像当年刘备与诸葛亮没有想到作为持节驻守的关羽将军竟大意失荆州，不但做了刀下之鬼，最终导致复兴汉室的局面和希望全盘尽翻一样。此时的蒋介石与傅斯年也没有料到，三年之后的冬日，驻守平津的学界领袖胡适，于赤水洪流与炮火硝烟中弃北大仓皇南遁，再次上演了一出历史悲剧。

第六章北大春秋第三节周作人骂傅斯年“驴鸣”

就在傅斯年、郑天挺、周炳琳对蒋梦麟的离职满含悲愤口诛笔伐之时，远在美国的胡适，一直持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一变故，并以和事老的口气不愠不火地为蒋开脱，强调梦麟此举实乃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云云，以此消融北大诸教授的怨声与愤慨。当国府发布胡适出任北大校长的消息后，胡没有推辞，而当时他在美国的尴尬处境也不容许推辞。回国执掌北大，无论是对胡氏个人还是政府，都是一件保存体面、如释重负的最好解脱机会。但在正式出山之前，像过去皇帝登基需要有一个“劝进”程序一样，表面上的“逊让”文章还是要做一做的。于是，胡适拍发了一封致朱家骅、蒋梦麟（南按：胡文称孟邻）、傅斯年三人的电报：

骝先、孟邻、孟真三兄鉴：

江、微、鱼电敬悉，缓复乞恕。世界教育会议，当勉强遵命参加。民国二十年以后，北大复兴，孟邻兄领导之苦心伟绩，弟所深知，北大复员，仍不可无孟邻兄之领导。曾于上月托张仲述带信与北大同仁恳切工述此意。孟邻兄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孟真兄肯扶病暂代，最可感幸。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分劳，暂代一时，以待孟邻兄之归，此意至诚恳，乞亮察，并乞转陈主席与咏霓兄，并恳转致北大同仁，至感。弟在外八年，结束稍需时日，拟明年二月海道归国，并闻。

弟胡适蒸（十月十日）电文发出，礼数算是尽到，既是答应暂代一时，那“一时”的长短与何时权归旧主，只有看天命人事了。正是这封电报，意味着蒋梦麟与北大彻底脱离关系，这时的蒋或许已经料到，此次一别竟成永诀，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付出过心血与痛楚、充溢着光荣与梦想的北京大学了。

因胡适尚在美国，在归国之前，国民政府任命傅为北大代理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在这种情形下，按朱家骅的说法，傅“不得不勉强答应”。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以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会议就内迁教育机关复原以及教育秩序整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议决，参加者有朱家骅、翁文灏、李石曾、蒋廷黻等政学两界大腕。傅氏在会上极其活跃与情绪化地指手画脚，并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其形态立即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入会者的反感。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对傅氏张牙舞爪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当场不无讽刺地谓傅斯年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傅听罢反唇相讥，说自己只做“太上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见傅脸呈猪肝色真的动起怒来，怕节外生枝，引起对方的心脏病，遂不再攻击。事后，傅斯年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的委屈：“事实是骝先好与我商量，而（他）十之七八不听，然而外人不知也，以为他的一切由我负责。”不管朱家骅听不听，傅斯年摆出一副“太上”的架式当是附合实际的。

通过这次会议，傅斯年更加认清了教育界局面复杂与派系争斗的险恶，他在给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说道：“弟贸然代理，半年之后，必遭天殃，有不得不与兄相约者，弟固跳火炕矣！而公等亦不当立于高峰之上，搬请以为乐也，除非大家努力，齐一步骤，此局不易维持也。北大之敌人多矣，随时可来算账，且此时不攘外即无以自立，此尤使弟斗志奋发，而又不得不戒惧者也。”从此信可以见出，傅斯年已做好与一切北大之敌开打的准备了。

9月25日，蒋介石在军委大礼堂为此次会议结束召开宴会并致辞，大旨为：1.各校迁移应在明年课业结束之后；2.西北西南各校除少数外，宜留设原处；3.战后建设应农、工并重；4.未来学校发展应质、量并重云云。重庆会议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可谓中国教育、文化界的分水岭，越过这道标志着战前与战后的山岭，那潜流汹涌的溪水很快与社会大潮融汇一起，形成了一股翻江倒海的滔天巨浪，在中国大地上喧嚣奔腾起来。会议过后，傅斯年即委派北大教授陈雪屏与郑天挺由昆明赶往北平，接收北京大学校产，为学校复员作准备。当陈、郑二人抵达北平，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件颇感头痛的麻烦事。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与学生仓皇南下，占领北平的日军利用原北大的校舍和来不及迁运的图书设备，又成立了一个伪“国立北京大学”，并招生开课，对中国青年进行奴化教育。当时未随校南迁，仍留在北平并渐渐堕落为汉奸的汤尔和、钱稻孙、鲍鉴清等原清华、北大教授，先后出任伪北大“总监督”和“校长”等职，鲁迅之弟周作人和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容庚等没有南迁的原北大、燕京大学教授也相继下水，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容氏出任文学院教授。此次陈雪屏北上途中，又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令其接收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等事宜。总体方针是不管是真北大还是伪北大，全部照单接收，然后把教职员弄到一起办学习班，鉴别之后再作是否录用的决定。但这一点与傅斯年的想法大相径庭，因而导致抵达北平接收的陈、郑二人不知如何是好。

傅斯年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文士，对他的先祖傅以渐当年没有率领梁山一带的英雄好汉参加抗清复明运动，挥动花和尚鲁智深遗赠的月牙铲，或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喝了宋江端来的毒酒砰然倒地后遗落在家乡的黑铁铜头板斧，来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且还参加了满清入关后首次乡试、殿试，得中顺治朝状元并做了满清王朝的高官大员，一直耿耿于怀，深以为耻。对与自己同一时代的亲朋故旧、同事友好，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不顾名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小鬼驱使的大小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恨不得立即将其擒获，按入老虎凳罐一顿辣椒汤，或干脆推出辕门斩首而后快。据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沉森对存在台北史语所的“傅斯年档案”整理研究，发现许多细节都与傅氏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比如他特意收集一小袋有关郑成功坟墓、祠庙的照片，并在其中一张照片背面题道：“民族主义者郑成功起义的地点是南安县东文庙。”又如他在抗战胜利后马上写信到北平问文天祥祠是否无恙，后来当他为开除日据时代北大“伪教员”一事与北平教育界闹得不可开交时，请视察北平的蒋介石与自己同游文氏祠，并合照于“万古纲常”的匾额之下。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还表现在更细微之处，如傅斯年在记笔记时，将有关中亚历史者列为“虏史”；又如傅氏读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作者主张以历史上几个胡人政权为正统的文字时，便写了不少眉批痛斥凌氏。此外，还将民族主义情绪发展为对教会学校的排斥与竞争。当年傅斯年与陈寅恪等竭尽全力耗巨资购买从故宫流出的明清内阁档案，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怕这批珍贵资料流落到燕京大学，尤其是日本人之手。更有甚者，傅斯年曾说过，宁愿中国赤化，也不愿做日本的殖民地。而在史语所大举校《明实录》时，历史学者吴丰培来函建议参校日本的善本，傅氏回答说，“即使日本有善本也不用”。

正是内心存有这样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45年10月底，傅斯年由重庆飞往北平处理北大事宜，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都要屎壳郎搬家——滚蛋。同时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打入囚车木笼，来个“斩立决”等。蜗住在北平的伪教员们闻听傅斯年摆出一副秋风扫落叶式的无情模样，既惊又怕，特别是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已经进入补习班任教的伪北大教授，更是恼羞成怒，不仅四处鼓噪，还企图浑水摸鱼，负隅顽抗。伪教授们经过一番密谋，暗中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不承认自己属于伪敌人员被“征调”，而是国立北京大学永久的合法教授，并纠集起来共同向时任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入主复员后的北大，继续担当传道授业解惑、万世不朽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为表示自己的正统与合法性，伪北大教授、古器物学家容庚于11月7日北平《正报》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借此抗议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书曰：

孟真足下：

卢沟桥事变正当庚南归过汉之时。在粤逗留四月、北平已陷，南京岌岌。庚以燕大职责，乃复北归，黾勉四年，成《重订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数书。教育部授以二等奖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继续聘为通信研究员，不虞之誉诚非所堪，差幸不见弃于国。太平洋事变，燕大教务长司徒雷登先生握手告余曰：“吾辈希望之日至矣。”庚亦自念吾国百年积弱，庶几奋发为雄乎！燕大复校于成都，同仁多西去，八妹媛亦从之而西。而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舍弃，三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素性倔犟，将以一试余之坚白，四也。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黄（皇）撤退，亦未与人民以内迁之机会。荼毒蹂躏，被日寇之害为独深；大旱云霓，望政府之来为独切。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胜利终属于我者，亦余之责也。以施教于燕大者施教于北大，于其暇日，复成《卜辞研究》、《倪瓒书之著录及其伪作》数种。……当北大等校之迁于西南，而伪政府之重立三校也，课程依旧，优先聘任留平之旧教职员。除增日籍教授每院数人，及增加日文每周数小时外，实无若何之变更。不知所谓奴化教育者，将何所指。日寇之所望于学校者，欲使学生时间一半读书，一半为之工作。则教职员生活所需，皆可配给。遭同仁一致之拒绝。吾辈多专心教书，而兼政府职务者甚少。《剧秦美新》之文，固忧为之！然而借以媚日取荣者亦甚少。日寇之不得呈志于教育界，自沦陷以迄于今。教员之苦，至近两年而极。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购百斤之米，或一吨之煤。故破衣恶食，斥卖书籍家具以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讲师，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时于道路而授课二小时者。其所得远不如卖烟拉车之辈为优。坚（艰）苦卓绝，极人世悲惨之境，果为何乎？固知吾国之不亡，教育之不当停顿，故忍受而无悔也。汉奸乎？汉忠乎？事实俱在，非巧言所能蒙蔽者。固愿受政府之检举裁判而无所逃避。在日寇则视吾辈为反动，在政府之视吾辈为汉奸，啼笑皆非，所谓真理，固如乎。天乎，尚何言哉！

……北平警官学校，未闻以伪逆见斥，而施之于三校者，无他，饭碗问题也，接收诚易事，政府当不吝此数月之经费。明年合流，在昆明之北大迁回北平，则教员之聘任，尚志尚功，有难言者。即以古文字古器物而言，在真校则有唐兰，在伪校则有庚。以言尚志，庚自不比相从患难之唐兰。以言尚功，则经验之富，著述之勇，苟有量才　　之玉尺，正不知孰为短长。一校既不能兼容并包，何去可取，殊难斟酌。余谓此无虑之见也。

容庚　白对容氏这种汉奸还是汉忠、之乎者也的巧言诡辩，傅斯年嗤之以鼻，毫不妥协，并在与北平驻重庆特派记者约谈中，爱憎分明地表白了自己的观点。1945年12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对谈话内容作了披露：

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准备赴平，顷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傅行期未定，校长胡适，传明春或返国。

就在傅的声明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猫在北平八道湾居家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作着叫做《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情色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结尾处写道：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红揭。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这所说是杭州的事，但大体也是一样。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文末所谓的“驴鸣”，是对傅斯年发表声明的回应。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

1937年北平沦陷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周作人却坚持不肯离去。他当时幻想在北平隐居下来，脱于红尘之外，以教书、写作、翻译为生，继续过那恬淡平静的“苦茶庵”生活。原北平的许多朋友或致信，或作诗，或亲自登门劝其南下，不要窝在北平与日本人同流合污，或一不小心掉到污水里去玷污了身子。但周作人对朋友的相劝以种种理由开脱，就是不走，且自我感觉良好，其态度坚决而强硬。这年9月，他在致《宇宙风》编辑的公开信中，以汉代的苏武自况，明确告知“关心我们的人”“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云云。时远在英国伦敦正欲赴美的老友胡适，出于和朋友们同样的考虑，特别寄了一首白话诗给周作人，隐晦地劝说周要“识得轻与重”，来个“飘飘一杖天南行”，并“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但周作人的态度仍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安居北平继续当他的“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因子弹打在纽扣上幸免于难，他误认为是日本人向其施加压力，给以颜色，遂于枪杀事件发生未久，便怀着惊恐之色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3月28日，又被委任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自此，频繁出席日伪组织的各项活动，据周作人日记载“来者皆宪兵队长”、“来者皆胁方教育文化之官”等。随后又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一只脚落入“水中”。1940年12月，他再次“荣升”为以王揖唐为首领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日伪华北综合调查所副理事”等职，整个身子已全部泡到污泥浊水里去了。他出席各种教育会议、讲义班、训练班，逢会必讲“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造舆论。他甚至前往日本慰问负伤的侵华日军伤病员，并稍有捐赠。1942年5月，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参加伪“满洲帝国”10周年庆典，并“谒见”伪满傀儡皇帝溥仪。这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12月8日，汪伪政权在沦陷区推行“新国民运动”，以对青少年实行奴化教育，并且成立“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周在统监部成立大会上，作《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上，周作人竟头戴日本军帽，身着日本军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志得意满地在国人面前晃来晃去，一副活脱脱的汉奸面目暴露于天下。1932年，鲁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自《新青年》团体散掉之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这说的是与他自己有关的小团体。而论到革命者与革命军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鲁迅不厌其烦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料到，当抗战军兴之时，他的弟弟竟位列所说的几种人之内——很不幸，属于最不齿的“叛变”一类。

周作人的下水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存留于他脑海中的亚洲主义思想、“亡国论”思想、历史循环思想，以及他对日本民族的感情等，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自1927年以来，他追求所谓的“得体地活着”，以及自誉为修炼得大彻大悟，超越了人间是是非非，进入超凡脱俗的活佛与神仙境界，任何庸俗的举动也就无伤大雅，甚至可以化俗为雅了等，都是促其“下水”的引子。而这个“引子”又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基础。非一朝一夕所形成。抗战前夕，周作人就写过《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之类的文章，公然为秦桧翻案，否定了主战的岳飞为忠义之臣、秦桧主和为奸相的历史论断。他在《瓜豆集·再谈油炸鬼》中说“秦桧主和还能保得半壁江山”，这样做并“不是他的大罪”，“秦桧的案，我以为都该翻一下”。又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在《苦茶随笔》中，他居然嘲讽起文天祥的殉国乃“唯一好处是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不应不表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牺牲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倒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第二……”此等说辞，似是为他自己落水成为汉奸找到了理论根据。

当傅斯年在重庆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为傅斯年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在北大《新潮》时代还明确支持过傅并为之张目，遂以老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做日本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且有威胁警告性地“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满纸透着一股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的恶劣气味。傅斯年看罢，当场把信拍在桌子上，大骂一声：“他妈的，青天白日旗还没落下，难道反了这些缩头乌龟王八蛋不成！”遂当即挥毫泼墨，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眼看向傅斯年求救的法子落空，周作人又转身投向其他的学生、故友，但得到的多是冷眼与“恨其不争”的指斥。周氏对此愤恨不已，并将这愤恨倾泻于笔端以示发泄，1945年11月10日，周在日记中写道：“近时世人语云：越等中央越糟殃。又学生间传语云：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17日再记：“近年所见事、人中，败类卑劣、无人理者，沈启无之外，有赵万里、王纺源、顾颉刚、沈兼士，此辈何多也？又皆是浙西与吴人，亦奇。”

在一连串的困惑与称奇之后，周作人便祭出最后撒手锏，主动邀请记者前来谈话，他一袭长衫、文质彬彬状端坐“苦雨斋”，一边喝着苦茶，一边慢条斯理向外倾倒肚中的苦水并夹杂着申辩，称自己附逆“是在沦陷区为国家教育青年，为国家保存元气”云云。只是所有的申辩都归于徒劳，此时的周作人已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真正体会了一把“穷途末路”这个词语的味道。面对日暮途穷的时势，他不再继续努力与前行，索性采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办法，“坐在家中等待国家的制裁”了。就在周作人饮罢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小品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即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与“闻巷中驴鸣”，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挽歌。

许多年后的1971年5月9日，台北《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南宫博《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一文，其中一段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庆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不乏其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统治下，为谋生而做一些事，岂能皆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此文刊出后，许多人不以为然，曾被鲁迅指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著名学者、时在台湾师大任教的梁实秋就曾出面回应道：“南宫博先生的话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过周作人先生无论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谋生’，所以我们对于他的晚节不终只有惋惜，无法辩解。”

就在周作人与傅斯年叫板儿对阵之时，傅斯年于重庆再度对记者发表长篇谈话，就伪北大教职人员去留问题发表了四点严正声明。12月8日，北平《世界日报》作了如下报道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对伪北大教职员，好像抱有一种义愤填膺、不共戴天的愤怒。除在十月三十日，我已将他赌咒发誓不肯录用伪北大教职员的谈话，专电报告外，今天，我于前两日参加教育部朱部长的记者招待会之后，一早冒着迷蒙的细雨，再去访问他。对这位患着血压过高而又爱国狂热的傅先生，我想更详尽地听听他的意见。在傅先生的寓所里，开门见山。

傅斯年向记者提出了四点重要声明：

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孙，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当记者提到青年学生时，傅慨然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复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

当记者谈到北平的文化汉奸，傅幽默地说他们的“等类不同”，有一种是消极而不能自拔的，如周作人，原来享有声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另一类是钱稻孙型，那才是积极性的汉奸，在北平沦陷之前，钱稻孙就做了许多令人怀疑的事，当时有人问他中国会不会亡国，他答以“亡国倒是万幸”。问的人很惊诧，再问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说：“不幸的是还要灭种！”而且那时候北大教授准备内迁时，他曾多方企图阻挠，也是尽人皆知的事。最后记者问对周作人、钱稻孙之类的汉奸如何惩办，傅斯年用爽朗的山东口音说：“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傅斯年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这个声明发表之时，周作人已入狱两天，暂时无法继续与之叫板对骂。而一直猫在北平小胡同中的伪北大教授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从北平至重庆继续纠缠。

容庚出生于清末广东一个书宦之家，自小受到家风的熏陶，对古文字古物情有独钟。

1924年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转于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8月，傅斯年在广州筹备史语所时，打报告向蔡元培、杨杏佛请求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中，排在李济之后，名列第11位的就是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容庚。而盛极一时的徐炳昶、袁复礼、罗家伦、杨振声、罗常培、丁山等均位列其后，由此可见傅对容的看重。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所撰写的几部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有关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是容氏为之收集提供的。后来郭沫若曾说，“若是没有容庚的帮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容氏曾一度立下宏心大愿，以八年的时间，专门从事商周青铜器的综合研究，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品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此书的出版被誉为“标志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进入近代考古学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其时容氏本人已转到伪北大任教去了。今非昔比，抗战八年成为彰显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道分水岭上，许多原本的朋友已变成了敌人，正如古人所言“汉贼不两立”是也。

当容庚风尘仆仆地由北平来到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摇晃着肥胖的身子指着容氏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氏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后来，容氏得到高人指点，重新换了衣服，洗掉满身的污泥，再度登门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云云。傅斯年思虑半天，才勉强接见，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教书，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

对于这段经历是非，傅斯年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道：“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又说“实在这样的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正是由于这种秋风扫落叶式的无情做法，才使“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馀烈”。有些伪北大教职员与傅的对立面，公开宣称傅斯年是胡适的一名打手，但傅却不承认，他在史语所复员南京时的酒会上，公开对众人道：“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

就在傅斯年于重庆、北平之间马不停蹄地来回穿梭，呈火烧眉毛状荡涤汉奸，办理北大复员事务时，西南联大的大本营、战时文化中心——昆明，又乱将起来。

第七章血染红土地第一节 “独眼龙”被困五华山

西南一隅之地的云南，自抗战军兴，大批军政要员与学术文化界人士流亡至此，备受国人乃至世界瞩目。因了这一历史机缘与风云际会，云南省境特别是省会昆明，在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史上，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就此发生，而这一切又同云南当政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27年5月23日，号称“南天支柱”的老派军阀唐继尧呕血而亡，继之掌握云南统治大权的是另一位实力派军阀龙云（字志舟），至抗战胜利将近20年的岁月里，处于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一直掌控在号称“云南王”的龙云手中。因龙云不是蒋介石拜把子的铁哥们和嫡系，云南省政府与蒋实际掌控的中央政府在许多方面矛盾不断。七七事变后，鉴于全国抗战热潮兴起和国难家愁，龙、蒋双方暂时保持了克制与忍让，龙云总体上维护了国民政府的权威和体面，蒋介石也顺水推舟，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对龙云，二者暂时相安无事。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土地尽失，处在西南边陲的云南，渐渐变为蒋介石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重要基地和国际交通要道，战略地位突显，人的精神气脉也随之牛了起来。时任军委会云南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的龙云昂头挺胸，不再听从蒋介石的摆布，开始依托天时、地利之便，在军事、政治等诸方面自作主张，经常与蒋作对，双方裂隙再开，矛盾越来越深。最让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1942年香港沦陷，龙云接收了大量由港岛撤出的“左倾”主义者，使云南变成了具有另类思想作风的亲共分子的庇护所和大本营，导致“昆明成为共产主义的温床”。在这个历史转折时刻国民党极为反感、经常煽动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群体性事件的罗隆基等辈摇身一变，成了龙云的坐上宾，开始在昆明指手画脚，四处招摇，煽惑众志，暗中闹了起来。而抗战时期迁往昆明的高校，自然成为另类主张者渗透的主要目标和联络据点。由于另类人士的鼓动串联，大批青年师生也开始趋向“另类”，由拥蒋反共的政治立场，慢慢向联共抗战、支持民主运动的方向转变，以致昆明出现了“民主堡垒”的时髦称谓。

珍珠港事变后，西南联大学生因陈寅恪下落不明，以及闻听孔家老少运洋狗等恶行，爆发了“打倒飞狗院长孔祥熙”的学潮。一开始，梅贻琦面对愤怒的游行队伍既不能阻止，又不便支持，焦急中打电话给龙云说明情况，希望得到对方谅解，不要派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龙云一听是倒孔反孔运动，不但未加怪罪，反而幸灾乐祸，颇有些鼓动意味地说：“学生游行是爱国行动，不要扰乱社会秩序就行了，如果你们不放心，我可以派宪兵司令和警务处长跟在你们队伍后面，以防万一。”这样才有了联大学生大着胆子在街头游行高呼，而未遭一兵一警阻拦的奇事。让龙云想不到的是，他与梅贻琦电话中说的这些密语，后来被蒋梦麟带到了重庆并传到蒋介石耳中。蒋大为光火，在骂了一通“娘希匹”后，心中对龙云怨恨加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欲一举铲除共产党和延安边区政府，如果对延安用兵，就要严防后院起火，更不能容忍占据西南地盘的龙云继续和自己作对，遂下决心要在消灭共产党之前，先剪除这个阻碍党国军令、政令统一的已经发生癌病变、且向四周扩散的“毒瘤”。

早在1942年8月，杜聿明率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残部归国，蒋介石不但没有对杜的惨败问责，反而将其擢升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警备总司令，扩编后的第五军由杜的部下邱清泉指挥，协同防守昆明这一“堡垒”，同时暗中为剪除龙云这个滋生在党国身上的肉瘤作准备。

1945年8月10日，就在日本向中、美、英发出乞降照会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于兴奋中紧急召见杜聿明面授机宜：“你先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等日寇投降的事情处理后再待命实行。”同时叮嘱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信、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杜聿明按照蒋的指示积极准备起来。

抗战末期，当日本决定投降的时候，远东战线中国军队的战略反攻才初露端倪。广西方面，仅克复了全县至黄沙河一线；江西方面，国军正调集兵力追击赣江下游溃退之敌，日军刚刚退至丰城一线。因而，胜利之际，处理敌军受降及接收沦陷区的一切人员物资，就成为重庆国民政府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务。为防止中共军队趁机收编敌伪军并收缴其武器装备。10日晚，蒋介石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命令沦陷区地下军与伪军听候命令，准许伪军以赎罪机会，不得接受非经蒋介石本人核准的任何军队收编。

就在重庆军民为日军投降燃放鞭炮、饮酒作诗庆祝胜利之时，延安方面通过无线电波得知了消息。在这决定国共两党与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转折时刻，毛泽东、朱德等人以最快的速度确定了新的政治、军事目标。当天夜里，朱德以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8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部又接连发布了六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武装部队向内蒙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各地武装力量接到命令迅速行动起来。

蹲在重庆官邸的蒋介石见毛泽东、朱德等人已对敌伪军全面展开了接收行动，震怒中于当日火速下达了三道命令：一、命令国民党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命令沦陷区伪军“应就现住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趁机赎罪”，非经蒋介石许可“不得接受任何部队改编”；三、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对日伪军“擅自行动”。

8月13日，由毛泽东起草，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名义致电蒋介石，谓：11日的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共产党发出命令招降伪军，此为吾人意想之事也。”这是蒋介石侍从室高级谋僚唐纵8月12日在日记中发出的感慨。作为唐某人侍奉的主子蒋介石，更应料到中共反抗的态度，但想不到会如此激烈，且不顾自己一国领袖的体面，竟悍然叫起板来。盛怒之下，蒋介石与谋僚们迅速商定对策，决定电召延安毛泽东邀请赴渝商谈国是，谓：“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与此同时，蒋介石指派国民党军政大员在一周之内拿出复员计划，并以最快的速度派员驰往后方各大城市接收政权与财产。密令国民党嫡系部队向华中、华北地区集结，火速开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与战略要地，接受日军投降和解除日俘武装，并设法阻止中共军队插手日军投降事宜。

8月15日，蒋介石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抗战胜利演说之后，即致电南京日本侵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令其通令日军停止抵抗并派人至玉山接受何应钦总司令的命令。

8月16日，朱德致电蒋介石，提出中共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再次表示坚决地反对蒋介石的绝对错误的命令，继续命令所属军队向日伪军进攻。

8月17日，盟军统帅部发布第1号命令，指出：“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但中共军队向日伪军进攻仍未停止。

对于中共表现的强硬态势，蒋介石手下的军政大员方寸尽失，竟不知如何应对。据唐纵8月18日日记载：“冈村来电，派其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为投降代表，并电称我国军在蚌埠、芜湖等各地袭击日军，请求制止。所谓袭击日军，便是共产党的部队。”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于“上星期反省录”一节，列举了国民党最急迫的四条“要务”：

一、敌人最后的试练。敌人唱中日一体，大东亚共荣者八年矣，而今落得投降，因出于迫不得已……二、我国最后之试练。大规模受敌人投降在我国历史上尚为第一次，不但受降的经验罕有，而遭遇的困难又重新揭起。这次受降的事，如果办得不好，将影响今后国际地位与国家盛衰治乱之机运。中共抓着了这点反抗政府，他知道政府投鼠忌器，故敢无所顾惜，如果把问题处理得好，国共的问题从此可以解决了。

三、失却宣传政策的失败。朱德在此次敌人投降事件上狂妄已极，乱发命令，抗拒统帅部，并且将荒谬电文擅发号外，宣传部对此毫无办法，既不敢检扣，又不敢不　　检扣，要请示总裁。如此小事，要请示总裁，要设部为何事，余诚不解。

四、……就在国共两党剑拔弩张、相持不下的纷乱争吵中，中国抗战胜利受降事宜在全国军民与全世界目光注视下拉开了帷幕。

8月2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抵达湖南芷江受降——整个中国战区受降工作由这里发端，随后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此次芷江受降，国军高级将领本着蒋介石“以德报怨”“与人为善”“不要企图报复”的精神，对已是胆战心惊、垂头丧气的日本小鬼还算客气，且表现出一种雍容文雅的“仁义之师”风度。被派往芷江商谈受降事宜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总代表今井武夫副参谋长等一行8人，面对中国政府显示的宽厚与得体的礼节，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后来今井武夫回忆道：“我深深感激中国军人对战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同时，并深深认识到这里面隐隐蕴藏着日本战败的原因。”

就在中国军队于盟军指定地区全面展开受降之际，蒋介石于日理万机的紧张忙碌中，仍没有忘记躲在西南重镇昆明的龙云这个心腹之患，他不露声色地下令把龙云的滇系主力部队六十军和九十三军编为第一方面军，由云南地方势力的二号人物、滇军将领卢汉（字永衡）率领开往越南受降。同时以军力不足为由，把驻防昆明的十九师龙绳武（南按：龙云的大儿子）部和暂编二十三师潘朔端部一并调去越南随卢汉受降。此次与卢汉一起赴越南受降的另有广东的第六十二军黄涛部，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第五十三军周福成部、第九十三师吕国权部及荣誉第一师戴坚部，总兵力为五个军、四个独立师，计约20万人。各部分别由滇越，桂越边境的莱州、河阳、凉山、龙凭四路入越，定于9月21日以前到达北纬十六度以北的顺化、河内、海防地区集合。按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凡入越受降部队名义上统归卢汉指挥，实际上卢汉能够指挥的只是滇军各部，至于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则负责暗中监视卢汉不得因后方有变而私自将军队开回云南的秘密使命，如发现卢部有可疑动作，立即以武力解决之。如此一来，龙云在昆明的兵力只有他二儿子龙绳祖名义上的一个暂编师，因一个团的官兵放假休养，实际兵力只是一个宪兵团和警卫营。中央军在昆明的部队由云南警备总司令杜聿明坐阵指挥，可调动的兵力有邱清泉的第五军全部、青年军第二零七师、机场守备司令部四个团以及宪兵第十三团等四五万人的兵力。当卢汉毫无察觉地率领几乎全部滇军告别昆明入越后，蒋介石认为解决龙云的时机业已成熟，只待某个月黑风高之夜一声令下予以擒拿。

1945年8月28日，应蒋介石三次电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事关国家大计”的和平谈判。蒋介石一边敷衍着谈判事宜，一边着手谋划彻底解决龙云问题。为了保守机密和麻痹外界，9月27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等人由重庆悄然飞抵西昌作“短期休养”，住于邛海之岸西昌新村特宅。就在这处住宅里，蒋介石在苦心孤诣　　地构想如何对付毛泽东的同时，也在悄悄策划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事宜。密谋后，蒋介石亲自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携致杜聿明密信飞抵昆明，谓：“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的云南军政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参议院院长，最好一枪不发，保证他的安全，已令昆明空军归你指挥，如龙云不接受命令。即以各种火器轰击五华山。”

10月1日深夜，蒋介石派人携手谕通知住在重庆的云南籍政客李宗黄，令其翌日飞抵西昌，面授云南省政府改组机宜。

10月2日，蒋介石在西昌召开紧急会议，宋子文、陈诚、何应钦、李宗黄、关麟征等军政大员前往参加。会议决定：立即改组云南省政府，暂委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在蒋的心目中，卢汉并不是既可靠又合适的人选，但考虑到云南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加之卢汉又手握重兵，倘不以高官相安抚，很可能中途发生兵变。尽管有中央军暗中监视并随时以武力收拾，毕竟卢汉重兵在握，一旦动起手来，整个越南前线与西南半壁将陷入混乱，后果难以设想。为集中精力拔掉龙云这根眼中钉、肉中刺，根据孙子兵法所云“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只好暂时把一方捂住，许卢为省主席的宝座，以达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目的。当天下午，王叔铭驾机载李宗黄、关麟征等人飞抵昆明，潜入岗头村防守司令部，将手令三件送交警备总司令杜聿明。内容为：

（一）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撤销，行营所属人员由中央统一安排。云南地方部队交昆明警备司令官杜聿明接受改编。云南省政府交卢汉接受，在卢汉未到任以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杜聿明闻讯，连夜召开集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三项命令，并作了军事部署。

在此前的1945年9月下旬，龙云的谋士曾建议其提防蒋介石解决他的阴谋，中共地下党南方局昆明方面的领导人华岗也暗中告诉龙“蒋介石对和谈诚意不够”，叫他提高警惕，以防万一。所有这一切，均没有引起龙云重视，更未作提防和应变准备。后来有研究者认为龙云过于天真，才导致兵变败北的下场，但在连绵战乱中成长起来的龙云，又何以会天真愚笨至此？真正的原因是龙云久在云南，且军政大权在握，在周围一片阿谀奉承中染上了沉沉暮气，才有了关键时刻不识时务地认为：抗战胜利了，毛泽东也到重庆会谈，全国已出现和平民主趋势，在这样的政治大气候下，蒋介石不会对他下手的错误判断。因了这一错误判断，便放弃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治指导方针，结果最后落了个“一手抓，一手都不硬”，倒地不起的悲凉结局。

龙云的所谓“一手抓”，是：卢汉率部人越前，龙、卢二人有一个城下之盟。龙告卢：“如果后方有事，闻讯即火速回军。”卢曾信誓旦旦地答应人越滇军无论处于怎样不利的情况，遇到多么大的阻力和牺牲，也要即刻反攻回昆救援，不辱主公使命云云。这个秘密协议不是凭空构筑，而是有着坚实的基础。龙、卢关系密切，二人同是云南昭通彝族，皆出身农家，自小生活的两个村寨只隔一座小山包。龙、卢又是至亲（南按：卢汉夫人龙泽清是龙云的表妹），早年双双投军。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二人同甘苦，共患难，情同手足，亲如兄弟。既然有了如此亲密关系，又有秘密协议，在这样的前提下，龙氏才感到高枕无忧，对蒋的阴谋未加任何防备。想不到正当他迷迷糊糊沉浸在美梦中时，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突然携密令驾机飞临昆明上空。从这一刻起，对龙云来说，可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了。

作为此次行动的总指挥，杜聿明怕按蒋介石指令，采取先礼后兵的战略，会引起一些纠缠不清的麻烦，很有可能贻误军机大事。于是他索性来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反其道而行之，先兵后礼，将这条“龙王”逼到干枯的绝地再作计较。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1945年10月3日凌晨2时，杜聿明步出大厅，望了一眼漆黑的夜幕，脸上露出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冷笑，转身下令所部开始攻击。一时间，枪炮齐发，昆明震动。正在家中熟睡的龙云突被枪炮声惊醒，猛地跳下床来，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龙公馆的警卫发现公馆已被包围，还有大炮对准公馆大门，值勤的侍从副官飞快奔报。回过神来的龙云深知大事不好，匆忙穿上衣服，老鼠一样“吱溜”从后门窜走，然后毛腰弓背，悄悄绕过劝学巷、柿花巷等大街小巷，借着夜幕独自一人步行上了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在一片树丛中猫了起来。

未久，龙云之子、留昆滇军首领、暂编二十四师师长龙绳祖，闻讯率部封锁了五华山。另一滇军首领张冲也率部向五华山杀奔而来，意与龙绳祖部合兵一处共守省府。杜聿明部一看这阵势，遂以猛烈火力进攻昆明大东门，袭击五华山，并向已抢占北校场的龙绳祖部包剿而来。未战几个回合，龙绳祖军力不支，大部缴械投降。为速战速决，杜聿明指挥所部使用了大批美援武器如机枪、火箭炮、坦克车等重型武器，全力进击五华山。龙绳祖、张冲指挥驻防昆明各城门的宪兵一个团和五华山两个连的警卫部队拼死抵抗，因杜部火力猛烈，守军死伤遍地，不到一个时辰，守卫大东门城楼的宪兵队官兵全部战死。

炮火硝烟中，龙云如同一只受惊的野狐，悄悄爬出树丛，钻入五华山省政府大厅电报室，急促地命电报员向外拍发“戡乱”电报，称杜聿明叛变，围攻昆明城，令卢汉率领入越军队火速回攻昆明，同时电令省属各区专员、县长率领地方保安团、队，星夜兼程向昆明前进，实行内外夹攻，一举消灭杜部。当时云南各地的保安部队号称10万之众，龙云自恃这支力量可以与杜聿明部较量一番，决心在五华山固守待援。但由于此前他的通信设施大部遭杜部破坏或监视，很快与各方失去联系，龙云成为一只孤独的困兽，只能徒叹奈何！奈何！

3日清晨，龙绳祖残部已无力与对方交战，只好退入省府大厅四周固守。杜聿明怕继续强攻伤及龙云性命无法向蒋交差，下令停止攻击，派人把蒋介石“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命令送交龙云。龙氏看罢，当场骂蒋介石“独夫民贼”、“卑鄙无耻”等，而后把手令撕得粉碎踩入脚下，不再理会。

龙云被困五华山的电报发到西昌后，为稳住在越受降的卢汉，打消其回返救援的念头，蒋介石派王叔铭火速驾机飞往河内，将早已写好的亲笔信送交卢汉，信曰：

永衡吾兄勋鉴：

抗战胜利国家急需统一军令政令，为加强中央，巩固地方，特任志舟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调中央供职，以全志舟兄晚节。并委兄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委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在兄未到任前，由李宗黄代理。盼晓谕所属，以安众心。并望在越受降事竣，来渝一叙。

顺颂勋祺。

中正手书10月2日10月4日，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再度飞至河内，名为视察受降情况，实则探视卢汉动静。此时的卢汉已得知昆明发生兵变，龙云凶多吉少，由于昆明方面的通信系统中断，无法继续联系，遂未作出立即回兵救援的决定。当卢接到蒋的书信后，知道这是蒋氏集团施行的稳军之策与缓兵之计，但面对省主席宝座的诱惑以及中央军在旁侧虎视眈眈的局面，卢汉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只有以“沉着、冷静，言谈谨慎”的态度静观其变，暗中作着下一步的打算。

被围困在五华山的龙云仍在深宅大院中，心怀侥幸地等待援军前来“勤王”，杜聿明派人进山劝龙云放弃抵抗，立即下山乘机飞往重庆就职，蒋介石也拍发电报催龙速去重庆，但对方仍置之不理，双方陷入僵局。蒋介石怕夜长梦多，急派何应钦飞昆劝龙云从速赴渝，何氏抵达昆明后，龙云拒绝其上五华山相见。无奈中，蒋介石只好改派龙云的好友、时任中国银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从重庆飞昆再次劝说对方认清形势，速下山飞渝，以免节外生枝，丧身于乱枪之下。龙云见大势已去，只好表示必须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亲自来昆明，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才可去重庆受命。王振芳立即飞回重庆向蒋介石禀报。在这个短暂的空隙，龙云曾准备暗中率残部突出重围，到滇南调回在越南的部队进行反击。一直担任其守卫的张冲和儿子龙绳祖认为其计甚危，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竭力劝阻，龙云遂打消了此念。

10月5日，宋子文飞抵昆明。登上五华山和龙云详谈并作了担保，龙云终于答应卸职，定于次日离昆飞渝。当夜，张冲建议龙云与随身卫士和宋子文等同机飞渝时，设法在空中劫机，强迫驾驶员飞往越南，借机脱逃。龙绳祖认为此计划仍过于冒险，一旦飞机失事，将同归于尽，此计方罢。龙云苦苦等候卢汉的反应已三天三夜毫无消息，在内外交困的绝境中只好仰天长叹一声，神色黯然地走下五华山，于6日午后同宋子文、何应钦、卫立煌等党国大员一道乘机飞往重庆。从草莽中崛起的一代名将，历数18年之久的“云南王”生涯，至此宣告终结。

10月7日，宋子文陪同龙云去见蒋介石，蒋先说了几句略表歉意的话，龙云强按怒火，悲愤交加地对蒋说：“我在你的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采用正常方式，而用这种非常手段，未免过分，这样做，恐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蒋颇为难堪地解释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龙云以身体不好为由，表示不能就参议院院长职，蒋予以慰劝。

龙云离开昆明后，杜聿明按蒋的指示着手改编滇军残部。10月15日，杜奉命赴重庆述职，蒋介石与其见面后，颇有兴味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对杜的果敢表示赞赏。之后又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杜聿明很快明白了蒋的用意，立做慷慨激昂状，说道：“只要于国家有利，我个人不计较任何名誉地位。”蒋介石听罢颇为高兴，说：“你这样识大体，明大义，很好。就照我的命令办吧。不过因为照顾龙云的关系，处分你的命令要先发表。你明天就到昆明办理交代，18日就来重庆。”

10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置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此命令特别在《中央日报》以头条消息登载。两天后的10月18日，蒋介石再度签发命令，委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仅仅三天的时间，杜聿明就从天上落到地下，又从地下升上天空。瞬间的升降沉浮，令杜总司令眼花缭乱，惊喜不已。想不到失去了一个小小的偏僻之地昆明城，却换来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庞大地盘，天耶！命耶！或天命俱在耶！只是在兴奋激动之余，也正应了老子那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古话，杜聿明没有想到，不久的将来，整个东北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对守桥官兵所说的“尔等之坟墓”。随着杜氏与共军交战损兵折将退出东北，继之统率几十万大军在稍后的淮海（徐蚌）会战中全面崩溃，一代枭雄终于落了个兵败被俘的悲怆结局。此为后话。

第七章血染红土地第二节李宗黄入主云南

就在蒋介石处心积虑铲除龙云这块心腹之患时，国共两党的谈判在名义上已取得了重大进展。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在重庆签订，并于12日正式公布。国民党同意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以及承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承认蒋介石的全国领导地位。

10月11日，毛泽东在国民党大员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飞往延安，国共双方为时43天的和平谈判告一段落。

10月13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国民党将领发布密令“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蒋所谓的“剿匪”，自然是指围剿共产党部队，《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内战的导火索再次拉开。

就在中国大地硝烟骤起，国共两党操枪弄炮再度展开血战之时，在新一轮隆隆炮声与哀号哭喊声中，急不可待的西南联大师生提出尽快结束当前之局，三校分家，各自复员北上，早日回归梦牵魂绕，阔别八年之久的梦中之都——平津两地。继蒋梦麟之后出任西南联大常委的傅斯年，于1945年10月21日抵达昆明与梅贻琦会晤。并对联大作短暂视事，商讨学校复员北归事宜。按当时平津校园情形与国内险恶的局势以及交通状况，傅斯年与梅贻琦二人意识到此时北归绝无可能，至少还需要半年方可复员，因而决定下学期继续在昆明开课。

11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刚由东北抵渝的杜聿明，听取他派人侦察营口苏军司令已撤走，中共军队接收营口而不能在营口登陆的报告。对此，蒋介石明确指示：第一，先以两个军兵力从山海关打出去；第二，建立东北地方武力，按9省2市收编伪军11个保安支队协助国军防务；第三，委派9省2市11个军事特派员，深入各省市发动敌伪残余向中共控制区扰乱。《双十协定》可当做手纸扔进小壕湾儿，指挥所部进攻共军所控制辖区。随着一连串密令发出，内战规模进一步扩大。为此，在延安的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11月1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委员会议，并作了题为《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报告，称要“建立必胜信心”，并加紧调兵遣将的步伐。一时间，全国范围内用于围困、进攻共产党部队的国民党正规军已达80多万人。

就在蒋介石调兵遣将的同时，中共方面以林彪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主联军组成，人数约10万人，3个月后增至50万人。国共双方各不相让，交火不断，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

11月19日，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消息传到昆明，各校学生反应强烈，蠢蠢欲动。中共地下云南省工作委员会抓住时机，决定立即出马，悄悄地潜入校园，暗中支持学生运动。此时的西南联大三个常委均不在校，张伯苓一直是名义上的常委，常驻重庆，对联大事务很少过问；梅贻琦正在北平接收清华校产，为学校复员作准备。傅斯年正满头大汗地穿行于北平与重庆之间，忙于北大复员事务。梅贻琦离昆之时，按照老规矩，把校务交与清华的二号人物叶企孙代理，而叶氏是位办事低调，不喜声张，更不乐意多管闲事的理科教授，在三校即将复员之际，名义上是代理常委，实际只是勉强维持大局而已。想不到就在这个空隙，蒋梦麟离职前所担心的学潮爆发，震惊中外的血案发生了。

11月24日，云南省民代主席政厅长李宗黄，警备总司令关麟征根据谍报人员及军警情报部门的报告。得知“联大等四大学校之奸党分子，拟于明（廿五）日召开时事讨论会，并欢迎各界参加，许自由发言，其目的为举行签字反美游行示威，要求组织联合政府事情”等。李、关等人闻讯，紧急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制定堵截方案，随后在学校和新闻媒体张贴、登载布告：“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同时强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以礼堂装修为名不借给会场。组织演讲的学生自治会见状，只好改在联大图书馆前的操场进行。云南地方当局得到情报，见无法压制，乃决定派人暗中操纵会场，防止学潮爆发。

11月25日晚，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学生自治会发起的反内战时事演讲会，于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如期举行，会议特地邀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尚钺、闻一多、杨西孟等教授发表演说，到会师生6000余人。学者们相继登台慷慨激昂地发表意见，呼吁制止内战，强调“内战必然覆灭中国”，“中国需要建立联合政府，要进行和平建国，督促美国迅速从中国撤兵”，“撤换赫尔利、魏德迈”云云。

当几位教授正讲得面酣耳热之际，国民党中央军驻昆明第五军邱清泉部悄悄包围了联大校园，并发射机关枪与小钢炮进行威胁恫吓。一时间，围墙外枪声大作，子弹尖叫着划破夜空，会场出现骚乱。

正当师生茫然四顾、不知所措时，会场照明电源突然中断，操场一片漆黑，人群开始散乱。在会场即将崩盘的时刻，早有防范的组织者把事先准备的汽灯点燃，总算稳住了阵脚，经此一折腾，师生们情绪激动，心怀怒气继续发表演讲。未久，人群中突然蹿出一个短衣打扮的人跳上主讲台，自称“王老百姓”，呼曰“刚才主讲人所言纯是胡说八道，国内局势当系内乱而非内战，无须诸位在此煽风点火，扰乱民心，如此之内乱，党国领袖自当设法予以平息”云云。有人突然认出此人并非什么“王老百姓”，实乃驻昆明的中统特务头目查宗藩是也。想到墙外的枪声和断电等突发事件，一定是这帮军警特务暗中捣乱所为。于是，群起激愤，一片喊打，查宗藩看事不好，老鼠一样缩身弓背钻入人群，趁着短暂的混乱溜之乎也。特务们施尽招数而不能奏效，黔驴技穷，只能眼看着师生们继续演讲下去。当学生们高唱着《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声于夜半散会时，突然发现校门口已被国民党军警封锁，门外军警如麻，枪炮林立，冰冷的刺刀在星光惨淡的暗夜里发着瘆人的寒光，架在墙头屋檐的机关枪正对准路口，不准外校师生通行。夜色沉沉中，军警们传出口令，如有胆敢外出者，格杀勿论。面对如此凶妄并带有血腥味的气焰，师生们不知如何是好，现场一时出现混乱，漆黑的大地人影绰绰，前拥后挤，一位女生被挤倒在地踩成重伤哀哭不止。数千人在深夜的寒风中踯躅、抖颤，激愤中有人高呼以罢课相抵抗，于是群起响应，仅联大学生当晚签名罢课者就达700余众。直到凌晨两点多钟，外校学生才陆续自农场小路经云大后门入城。

第二天，昆明《中央日报》刊出了中央社题为《西郊匪警　黑夜枪声》的消息：

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

据当时的新闻从业人员沈沉回忆，经他事后调查了解，先是由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宣传人员炮制了这则消息，经总司令关麟征过目并同意后，指派少将处长宋文彬亲自送到中央社和云南通讯社，饬令立即转发各报社刊登。这则消息一经刊出，再度激怒了昆明各校师生，认为这是地方当局为掩盖昨晚的罪行而编造的谎言，以莫须有的“匪人匪事”影射中伤当夜在联大操场集会的师生。盛怒中的学生决心以罢课表示对当局制造这一系列行径的抗议。于是，在整个昆明处于老大地位的西南联大学生率先行动，纷纷签名罢课。继而老二云南大学、老三中法大学，外加英语专科、昆华工校、昆华农校等18所大中学校相继罢课。到28日，罢课学校达到31所。昆明学生自治联合会眼看学生们大规模闹将起来，且来势汹汹，气焰高涨，潜伏于校园的中共地下党人暗中鼓动指导，火上浇油，趁机组成了昆明市大中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选举联大、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女中、云大附中等五校为罢联常委，并发出了措辞强硬坚挺的“罢课宣言”。——一场规模浩大的学潮如同荒原上的熊熊烈火，在冬日的西南边陲燃烧起来。

一个月前，当气数已尽的龙云走下五华山，被迫飞往重庆后，处于大军围困中的昆明城始解除戒严。连日来惊恐慌乱的市民于迷茫中买来报纸一看，只见头版大字标题为：“龙院长今日飞往重庆就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云南省政府主席将由卢汉就任，在卢汉未到昆明之前由新任命的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许多人以复杂伤感的心情在庆幸“老主席没有被乱枪乱炮打死”的同时，对李宗黄卷土重来且代理省主席一职表示极大的愤慨。李是云南鹤庆人，属于蒋介石的铁杆追随者，江湖上人送外号“黄狗”或“黄鼠狼”。1927年国共决裂，蒋介石挥刀“清党”时，刚刚成为新生代“云南王”的龙云，感到椅子尚未坐牢，不情愿开罪共产党人为自己的统治添乱。对蒋的命令，常常故意拖延或拒不执行，一切全看对自己在云南的统治是否有利而决断。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天时、地利、人不和的特殊条件，在蒋介石下令“清党”最初的几个月里，云南的中共组织没有受到重大打击。而这年的8月，中共率领军队公开在南昌发起暴动，对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蒋介石于震怒中，下决心集中精力剿灭中共组织和军队。为了挟制龙云势力，经过反复权衡，特别委派自己的铁杆弟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陆军中将、云南籍的李宗黄赴昆“协助”龙云“清党”。李氏到昆明后，以朝廷监军的身份手摇上方宝剑，挟“龙王爷”以令诸侯，依靠云南国民党右派势力，私自成立了一个人数庞大的手枪队，专门用来缉拿追捕枪杀共党分子和追随者，四处进行白色恐怖活动。慑于李宗黄咄咄逼人的气焰和心狠手辣的剿共手段，大多数共产党人都离开昆明跑到乡间蛰伏下来不敢露头。时有昆明成德中学一共青团员学生名叫梁元斌者，在崇高的无产阶级思想光芒和革命热情激荡下，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革命加拼命精神，并不把李的手枪队放在眼里，坚持向当地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千条万绪，归根一条就是“造反有理”，等等。当一次在昆明武成路再度向过往群众宣传演讲时，被李宗黄部下特务跟踪监视。梁氏发现张着机头的枪口瞄上了自己的脑袋，才蓦然意识到对方的“花生米”大大地有，而自己肩膀上的肉球只有一个，一旦弄掉，再难生矣。惊恐慌乱中，梁元斌转身撒腿逃奔，当跑到一个小巷时，李的手枪队扣动了扳机，梁中弹身亡。

血案发生后，中共云南地下党人暗中指挥追随者与当地群众抬着梁氏的棺材和血衣在昆明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李宗黄！”“惩办杀死梁元斌的凶手！”等口号，同时派代表到五华山向龙云请愿。龙云本来就对蒋介石心怀不满，更对李宗黄骄横跋扈的做派和不把自己这位“云南王”放在眼里而恨之入骨。如今见血案突发，民众抬棺而来，不胜狂喜。他意识到扳倒李宗黄，将其扫地出门的有利时机业已来临，遂强按心中的兴奋，在接见代表时先是以猫哭耗子状对青年学生梁氏的遇难表示悲痛，而后又摆出大义凛然状，表示支持群众的倒李行动，优抚梁氏家属等。此举给风头正健、耀武扬威的李宗黄当头一棒，而这一棒竟致李氏倒地不起。只有到了此时，李宗黄才深深地体会到：在云南这块地盘上有龙阎王坐阵，就没有自己这个小鬼掌控政局，随意把共党分子往鬼录上登载的权力。眼看自己翻身对抗无望，李氏思前想后，只好怀揣大丈夫不争一日之短长的远大志向，伏首认输，于悲愤交加中放弃云南，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回到南京中央党部蛰伏下来潜心修炼，等待日月变换，天地改色的时机再杀一个回马枪，以扳倒龙云，做一个实实在在的诸侯王。想不到在他苦苦等待了18年之后，机会终于眷顾了他。

性格狷介但颇爱好舞文弄墨、扬风扎猛的李宗黄晚年有几部著作问世，其中在撰写的回忆录中，不厌其烦地叙述蒋介石决心除掉龙云而让自己取而代之的细节。按李氏的说法，1945年7月16日，他在重庆被召到蒋介石官邸听命，蒋说：“志舟行为特殊，连年阻挠抗战，我都念在他的前功，曲予优容。可是长此以往，对他过于纵容，恐怕他自己也难以善始善终。所以现在决定请伯英（南按：李宗黄字）兄回滇，接任他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两职，假如志舟能够听命，那就调他到中央来另畀职位，否则就应给予他相应的制裁。关于这一件事，伯英兄有什么意见？”

李氏见蒋突然说出这番话，热血“嗡”的一下涌向头顶，顿时惊喜莫名，百感交集。但他毕竟是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手，很快又冷静下来，不露声色地答道：“宗黄恭谢总裁栽培，可宗黄才薄力微，难以担当如此大任，一旦贻误军国大事，悔之晚矣。就宗黄本人看来，省府主席一职，宜考试院副院长周惺甫先生出任，宗黄可任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

蒋介石听罢，稍愣了一下，随后模棱两可地说：“也好，伯英兄不妨问一下周惺甫，听听他的意见。如果他能让志舟引退，就让他来维持现状，稍过时日之后，再由伯英兄接任也可。”

李宗黄所说的这位周惺甫即周钟岳，号惺庵，云南剑川县人，白族，1876年生，自小有神童之誉，屡次参加考试均拔头筹。据说他在家乡读书时，当地一个土匪在剑川西南石宝山被乱枪打死，土匪的同伙估计与周钟岳家族有关，但又找不到确切证据，土匪们咽不下这口气，便想出一个办法，专程派人请周钟岳的父亲周之炳为亡者写一副挽联。周之炳乃清末秀才，喜诗文、善书法，在剑川一带颇有名气，对土匪的弦外之音心知肚明，于是感到左右为难。这挽联是写还是不写？如果不写，后果明摆着，土匪们将以此事寻衅滋事，借机报复。而写，又写什么呢？阿谀奉承不是自己的性格，且周氏家族与当地百姓也不会答应。反其道而行之，内含讽刺甚至斥骂之语，正中土匪设的圈套，后果不堪设想。

正当老秀才左右为难，与几个文朋诗友在家中厅堂叽叽咕咕反复议论筹划而不得要领时，周钟岳放学回家旁听此事，瞪着小眼，脱口道：“这有啥难的，写就是了。”周之炳刚要为儿子的冒失而呵斥，身旁一老秀才和颜悦色地道：“说得轻松，你写一副我看看？”周钟岳并不顾父亲的脸色，走进书房泼墨挥毫，很快写就拿了出来。只见上面写着：“生死由天定，功过后人评。”横批是“呜呼哀哉”。众人一看，既惊且喜，老秀才周之炳也认为此联真是绝妙，透出儿子的非凡智慧，神情大振，拿起笔来挥洒而就，打发人送到土匪摆设的灵堂处。匪众们集中起来琢磨了半天，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借机报复的事也只好作罢。因了这副对联，周钟岳的神童之名远播四方，并在当地民间长久地流传下去。

1904年，周钟岳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7年回国，执掌云南省教育厅大印。辛亥革命后出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滇中观察使。1915年随蔡锷组织“讨袁护国军”。1919年任云南省代省长。1921年，任云南省省长。1927年因局势动荡而辞职，返回剑川静观待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国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李宗黄如是说，一是在蒋面前略示自谦，表明自己的风度和政治雅量。同时也吸取了以往在昆明的教训，看中了周的资历和在云南官场的老底火，想暂时找个依靠扶持一时，当各派势力安静后自己再设法登台亮相。蒋介石心知肚明，顺水推舟，李宗黄得令后很快找到周，传达了蒋的意见。久经官场的周钟岳听罢，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替别人垫背的圈套，加之对李的为人处世尚无好感，乃断然拒绝。

7月21日，蒋介石再次召见李宗黄，李把与周钟岳的谈话结果和盘托出。蒋见周如此狗坐轿子——不识抬举，遂冷冷地说：“既然如此，那就仍然由伯英兄回滇主政，等到我一切部署就绪，即日成行。请伯英兄严守秘密，积极准备。”

眼看大事将成，只迈一步即可登上省主席的宝座，李宗黄惊喜交加之情可想而知。想不到世间风云变幻难测，此事中途横生枝节，令李的大梦成了亦真亦幻的浮萍。抗战胜利后，卢汉带大军赴越南受降，因怕引起兵变，也为了暂时稳住龙云在滇的旧势力，蒋介石在幕僚策士们的建议下，突然改为卢汉接替龙云做省主席，李为代主席。对此变故，蒋对李的解释的是：“因为国军全面反攻即将全面展开，卢汉将随何总司令率部反攻，云南方面，在此过渡期间，我想暂以卢汉负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而以伯英兄任民政厅厅长兼代主席，到了相当的时间，再为伯英兄真除。这样的做法，对于政略的运用上不无裨益。”

蒋的意图很明确，龙云手下的头号干将卢汉做省主席只是一个“过渡”，并非长久之计，李需要暂时隐忍，到适当的时间再予以“真除”。也就是说等到国军受降结束，局势稳定，卢汉大军开赴东北，云南潜在的危险度过之后，再设法免去卢汉之职把李扶正。因了蒋介石的这个许诺，李宗黄才全力以赴助蒋赶走了龙云，自己轻装便捷，急不可待地来到昆明出任了省民政厅厅长、省党部主任兼代省政府主席之职，以待蒋介石不久为之“真除”。从李宗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他完全相信蒋的话是真实可靠的，后来也没产生过怀疑，因为卢汉不是蒋的嫡系，而自己却是其铁杆的心腹。

早在国民党“一大”时，李宗黄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但几十年打拼苦斗，却一直没有做过封疆大吏和取得过一方诸侯的实权，眼看快奔六十岁的时候，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其兴奋激动之情自非一般政客和普通人所能领会。由于李心中怀揣着“云南王”的梦想，且头一次暂时充任掌控实权的封疆大吏，自然非常看重在这两个月代理的“政绩”。而政绩最能体现的就是临行前蒋介石授意他的“回云南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除‘三害’”蒋所指的“三害”，即民主堡垒、学生运动与龙云旧势力。由于李宗黄在昆明各派势力中名声不佳，自然引起许多人的厌恶，而云南各高校一些中间派师生对李的所作所为与傲慢狂妄之态也表示了同样的反感。在这种境况下，李宗黄与当地各方势力的冲突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第七章血染红土地第三节 “一二·一”惨案

登上临时“封疆大吏”宝座的李宗黄，本来就极端厌恶龙云旧势力及其纵容民盟等亲共分子的做法，再加上其本身性格桀骜不驯，用他的说法就是“为人刚直耿介，作风大刀阔斧”、“有永远不为恶势力低头的革命精神”。这就导致李氏在学潮事件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激烈的心态，即“奸党”阴谋分子愈是鼓动学生闹事，我李宗黄就愈是要同他们对着干！即使到血案发生之后，李氏也依旧刚愎自用地认定：学潮的发生根本就是冲着自己这位临时省主席来的，是龙云的旧势力勾结共产党意欲阻止其掌控云南军政大权，是一种故意捣乱滋事的流氓行径。因此，上台伊始，为了表现忠党忠蒋之心，把可能发生的反政府学潮扼杀于萌芽之中，李宗黄一开始就决定采取严厉的处置措施，并联合昆明警备总司令关麟、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动用军队、警察、特务和国民党党团骨干，采用破坏加恐吓的双重伎俩，使大多数师生心生畏惧，知难而退。25日晚，当学生们把会场改在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继续进行演讲之时，李宗黄即下令手下党徒特工人员按预定计划轮番上阵进行反制，并说服邱清泉出动第五军官兵，以枪炮齐鸣的激烈措施扰乱示威，达到恐吓学生，使对方不敢外出游行的目的。

后来有研究者分析，当晚李宗黄与关麟征等人的确最怕学生们冲出校园游行，而一位西南联大的教授事先曾告诉过李，这种校园集会属于正常的活动，一般要到深夜才会结束，根本不可能发生深更半夜高举灯笼火把在大街小巷游行示威的事情。但神经高度敏感与警觉的李、关等人则坚决地认为，此说只是不谙世事与政治斗争之常规的书呆子或愚夫之见，不足为凭，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谍报人员截获的关于延安与昆明遥相呼应的秘密情报。

正是这种自以为是并有些神经质的固执己见，与以武力为后盾、天马行空的所谓“反制措施”，激起了各校学生强烈反弹。本来已取消游行计划。更不曾想过罢课的学生们，反而在经历羞辱和极度义愤中，于第二天开始掀起了要求“取消禁止集会游行非法禁令”和“保护言论及身体自由”的罢课风潮。

就在罢课风潮形成狂涛巨浪，大有决堤之势的关键点上，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闻风而动，先后发表了昆明“罢联”草就的《告全国同胞书》等言辞激烈的檄文。《新华日报》更是慷慨陈词，发表社论，指出“这几项要求实在非常温和而合理”，当局的做法实在过于霸道与蛮横云云。此后，罢课风潮瞬间呈滔天之势决堤而出，开始向昆明之外的广大地区奔腾蔓延开来。

学潮骤然升起，如平地突起惊雷，令云南当局措手不及。此时的李宗黄等人不仅不为自己不当的处置检讨并采取补救措施。相反，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乃切实的“反奸党”斗争，是忠于党国和领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的光辉写照，是领袖意志与思想决策的忠诚执行者。早在抗战胜利前夕，当得知昆明部分学生受中共地下党的暗中操纵，公开跳将出来呼吁组织联合政府时，蒋介石就向教育部发出密令，毫不含糊地指出：“我国八年苦战，军民牺牲，历尽险阻艰难，始获奠定抗战最后胜利之初基。今反攻即将开始，而存心破坏抗战之阴谋分子，见胜利在望，乘机思逞，散播谣言，假借名义，肆其煽惑，尤其对于学校青年鼓动利用，无所不至，冀欲酿成学潮，扰乱战时秩序，以削弱抗战力量。政府维持法纪，捍卫治安，责无旁贷。如各地学校学生有甘心受人利用破坏秩序发动学潮者，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这里所说的“断然严厉之处置”，自然就如同捕捉造反闹革命的阿Q一样，“咔嚓”一声砍头的意思。在蒋介石看来，非动用如此激烈之手段，不足以阻挠“祸国”之行为，平息各地汹涌而起的学潮。

崇尚武力并以武力解决学潮，对蒋介石而言，业已成为一种惯例。无论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兴起的学运，还是西安事变前的学潮，最后关头蒋氏都主张不惜以武力处置，诚如蒋在西安事变之前对张学良所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作为党国领袖所采取的严厉“反制”手段，无形中为国民党高层一些要员做出了“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思维惯性作用促使下，身在昆明的李宗黄认为，正是25日晚当局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才有效地阻止了“奸党分子”的计划，“使其不能达到开会游行的目的”。对于后来罢课风潮的发生，他认为这是“奸党分子”在捣乱失败之后又一次有组织的反扑。地方当局对待这次反扑，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来加以反制，达到令其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目的。

11月27日下午，李宗黄再度找到关麟征、邱清泉等军事将领和特务头目在省党部召集会议，决定针锋相对，组织一个反罢课委员会，由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任总指挥，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张濯域为总干事，罢课委员会下设情报、行动、破坏、对抗等各组，各组组长皆为国民党、三青团、军队政工人员、宪兵头领与特务骨干分子构成。另外由云南大学学生、三青团云大支部书记纪廷琛；联大学生、三青团联大分团书记蔡麟笔等人为联络员，负责收集校内情报，随时向当局汇报并做内应。此次李、关等提出了明确的行动纲领，要“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不惜一切力量压制“奸党”宣传，组织大量党团同志展开反制行动，使“奸党分子”不能顺利集会和游行。如果学生们坚持罢课、游行，破坏秩序，将会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直至“开枪”“不惜流血也要压制这次学潮”。25日晚，那个曾自称“王老百姓”的特务头领查宗藩，在会上更是神经兮兮地煽动说：“现在党国处于危机之中，党员要忠于党国。联大学生都是共产党，我们要去打死他们。”一时间，整个省党部会议大厅人声鼎沸，情绪激昂，弥漫飞溅着一股呛人的血腥气味。

会后，关麟征向蒋介石拍发了密电，报告25日晚昆明四所大学举行时事讨论会，已派党团工作人员参加操纵会场。26日联大学生开始煽动罢课，主张“组织联合政府，停止内战，在华美军撤退，言论及集会自由等项，并勾引裕滇纱厂工人，有掀动罢工扩大全昆明罢课并大举联合游行示威举动”等情况。请示：“除竭尽各种方法严密防范外，如反动情势扩大，实行游行示威，加倍诋毁政府与钧座应取何种态度对付？”

行动计划很快密报重庆，蒋介石侍从室得到关麟征的电文后，即交由次日官邸党政军汇报会处理。会议作出“教育部派人前往劝导复课，如开导无效，即不惜解散；并决定改组党政军会报机构，以为应付时局指挥机构”。但公文尚未按程序走完，就爆发了“一二·一”惨案。

在李宗黄的指使下，从11月30日起，被组织起来的云南省党部和省各支团部职员、军官总队与驻昆第五军所属分校学员，以及部分特工人员，开始在昆明市区各街道通衢，与出校宣传的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并有部分党团人员进入校园强行捣毁义卖桌凳、撕毁标语，高呼“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口号，对敢于与之争论的学生则用拳头加耳光伺候。此时学生们尚不知国民党高层已有了“不惜流血也要压制学潮”的密令，当有人问特务为什么行凶打人时，特务们竟瞪着眼反问道：“我为什么不打？打一个大学生有八万元，打中学生有四万元的奖赏。”言辞中透着蛮横凶妄，无理可论的气焰，当日有十余名学生被打伤或被刺刀穿伤，其中包括联大教授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被打得晕头转向，天旋地转，感到气氛不对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下，回到学校，紧闭校门，不再外出，在校园内罢课以示抵抗。面对此情，生性刚愎自用的李宗黄表现出比职业军人关、邱等还要强硬的姿态，竟赤膊上阵，操纵便衣军警和特务冲入学校，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12月1日上午9时左右，根据预先布置，由李宗黄及助手李耀廷把省党部各科室与市县党部的助理干事，以及调统室的便衣特务集合到大礼堂前面的空地上，准备向学校全面进攻。行前，李宗黄亲自训话，并为党徒们打气说：“过去我在昆明办党，学生们也闹事，打到门口来。当时，我手下的干事宁伯晋他们就不怕，他们也打了出去。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了，这是大家效忠党国的大好时机，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

当受到蛊惑的大批党团人员准备出发时，李宗黄仍不放心，吩咐省党部守卫大门的卫兵长，将所有卫队枪支上的通针和刺刀收集起来，交给党徒，藏匿身边以做凶器。见通针刺刀不够分配，李便命令党徒各自收集攻击与防身器具。于是，省党部内，厨房里挑水的扁担、盛水的木桶、炒菜的勺子、烧火的木棍、炸油条烤羊肉串的铁钎、打扫厕所的拖把等都被收集而来用于行动。待党徒们各自手中均有攻击的家伙，李宗黄巡视一过，方命令亲信杨灿率队跑步至如安街三青团团部的行动指挥所，与等候在那里的军官总队学员等军人、特务联合一处，杀气腾腾地向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大新校舍、联大师范学院、联大附中、昆华女中、南菁中学学校杀奔而来。

因有李宗黄背后撑腰，几百名党徒、军人、特务精神亢奋，呼呼隆隆地冲入学校后，见人就打，见物就砸，有自视勇猛者竟公然投掷手榴弹进行轰炸，仅片刻工夫，联大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及20余名学生被打翻在地，嗷叫不止。其时正从联大门口路过的南菁中学教员、退伍军官于再，不幸被一暴徒拉响的手榴弹当场炸倒，后送医院不治而亡。当日12时左右，在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率领下，四五十个特务强行攻入联大师范学院，在院中投掷手榴弹。师院学生人少势寡，猝不及防，见对方来势凶恶异常，于混乱中只好从食堂窗户爬入窗外的昆华工校求援，待与昆华工校同学联合后，即从窗户复入师院以石块木棒进行绝地反击，这一行动竟将大批特务击退于校门之外。只是大门刚刚关闭，又被后续的大批党徒攻破，并从门外投人手榴弹两枚。烟雾腾起，响声过去，联大师范学院学生李鲁连当场被炸翻在地，有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将李救起急送云大医院抢救，途中复遭暴徒拦截毒打，李鲁连登时气绝。另一位女学生潘琰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浑身是血倒在地上痛苦呻吟。一暴徒见状，兽性大发，举起手中带尖的铁棍，照其腹部猛刺三棍，潘昏死过去，送医院后气绝身亡。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被手榴弹炸伤头部，倒在师院大门的石槛上不能动弹，一特务上前举起木棍照头部猛力打砸，黑红的血液顿时从张的右耳流出，红色之上漂浮着白色的脑浆，而“脑浆和血液已混在一起，业已无救”，当场丧生。被手榴弹炸成重伤的还有联大学生缪祥烈、昆华工校学生李云等十余人，缪被炸断一条腿，虽侥幸保住性命，但不得不将断腿锯掉，落了个终身残疾。——这便是震惊中外的昆明“一二·一”惨案的大体经过。有些巧合的是，惨案发生的当天，卢汉已经回到昆明并正式接替李宗黄出任云南省主席一职。于是，昆明与重庆之间再度风生水起，陷入了一场派系复杂，身份隐秘，各为其主，合纵连横，剪不断，理还乱的大争斗。

第八章大角逐第一节关司令痛殴李宗黄

1945年11月9日至16日，蒋介石召开复员整军会议，卢汉被召，从越南飞到重庆参加会议。蒋招卢参加此次会议的意图，是要把滇军调往东北战场，参加即将与共军进行的决战。卢汉抵渝后，以主动请求“辞去本兼各职”的方式，试探蒋介石的态度。蒋原打算免去卢汉的省主席职务，以实现对李宗黄的许诺，但鉴于昆明方面复杂的局势，感到时机仍未成熟，只好挽留卢说：“李宗黄在云南搞得不洽人意，需要你去就主席职。安定地方。”

此时卢汉已受控制，尽管对蒋介石的做法和意图心生不满，但无法立即实施反制，同时又得到了“云南王”这把令人眼热心动的虎皮交椅，一时觉得进退皆不合心愿，在蒋的威逼利诱下，最终以复杂的心情同意出任云南省主席。作为交换条件，卢答应蒋把自己指挥的滇军全部交出，以开往东北参加反共内战。

当卢汉借机去看望在重庆已被监视的龙云时，龙极其愤怒地责备卢汉在昆明事变时违约，没有“闻讯火速回军”，以致云南被蒋介石夺去。痛责之后，龙又密告卢：明年1月就要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我们的军队仍留在越南，暂勿回滇，看看会议的发展情况，如果国内实现和平，即可回滇进行退役复员工作，恢复地方秩序。万一破裂，你们就在越南通电反对内战，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行动。你们可以即刻通电反蒋，打回云南，肃清蒋介石在云南的一切势力”。

此时，龙云的境遇让人很容易联想起1924年直奉第二次大战时，作为空头民国大总统的曹馄给他的爱将、直系第二号人物，时驻守洛阳、兵权在握的吴佩孚将军发出的那封请求其率兵讨奉的电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这个时候，与笼中之囚几近相同的龙云，看来真的是到了“尚能饭否”的烈士暮年，糊涂得可以了。所谓时势互动，此一时彼一时。尽管龙云自以为与卢汉亲如兄弟，但兄弟再亲也比不上自己亲，卢迫于形势和为自己的前途考虑，早已暗中和蒋介石达成了协议，哪里还管什么率部回昆回滇，拉杆子率兵造反起事？因而，卢对龙云提出的策略支支吾吾不置可否。此举令龙大感失望，但仍幻想其他入越的滇军将领能起来反蒋，使自己东山再起，重新登上“云南王”的宝座。

未久，赴越受降的滇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连同五个师长潘朔端、陇耀、白肇学、许仪浚、李韵涛和参谋长佴晓清等均被电召到重庆开会。龙云请诸位将领吃饭，谈话中除了指责10月3日昆明事变时入越滇军没有回救外，又对他们说：“政协将开会，时局很快有变化，滇军不能盲从，千万不能开到东北，应该回到云南，不能听任李宗黄、关麟征等摧残地方。”饭后又特别约请曾泽生、卢浚泉两人密谈，指示三点（一）回越后召集全体将领开会，宣布蒋介石独裁罪状，公开反蒋；（二）把越南受降的事交给胡志明，你们带领滇军打回昆明，拯救故乡；（三）蒋介石正在布置反共内战，10月3日就是内战的第一枪。他搞掉云南后就要打共产党了，云南子弟兵不能去当反共内战的炮灰。所谓落地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川遭狗欺。同卢汉的表现一样，几位滇军将领对这位早已剥鳞断尾、奄奄一息，只有几根黑黄胡须于怒气中微微颤动的干瘪“土龙王”，表面上哼哼哈哈虚与委蛇，内心却想着各自的心事，打着有利于自己的算盘，哪里还顾及这位落魄的昔日上司一相情愿和不识时务地瞎唠叨？未久，世人看到的事实是，入越受降的滇军全部调去东北参加内战，龙云得知后痛心不已。1946年5月，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部在海城起义；1948年10月，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在长春起义，投向共军，算是为滇军保存了一点家底，但这一切与龙云没有什么关系了。1949年12月9日，在中共大军压境下，卢汉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方式，率部举行了昆明起义，云南宣告和平解放。当然，这是后话。

且说卢汉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没带一兵一卒，如同被拔掉毛的凤凰，剥了皮的老虎，光杆一人回到云南任职。12月1日上午8时许，李宗黄在省政府大厅与卢汉草草交接，即匆匆返回省党部，指使手下党徒冲杀而出。尚不知内情的卢汉专门命人在昆明最著名的酒店茶楼订了丰盛的午宴，准备为自己坐上“云南王”这把虎皮交椅好好庆贺一番。就在诸客到齐，卢汉举杯欲说未说之时，手下的小二慌慌张张地飞奔来报，说大事不好，李宗黄等指挥的一干人马与学生们闹将起来，刺刀、捅条、手榴弹、烧火棍，外加烤牛肉串的铁钎全用上了，且闹出了人命……卢汉于震惊中细听原委，才得知迎接他的不是鲜花美酒，而是四具尸体和一条鲜血淋漓的大腿。面对惨案，卢汉大为震怒，咬牙切齿地大骂着“好一个黄鼠狼，把你娘的”，当场摔掉手中的酒杯，踹翻了两把椅子三个花盆外加两个酒瓶子。卢氏认为，此举显然是李宗黄为给自己难堪而采取的借刀杀人之计。但鉴于已经形成的局面，自己立足未稳，只好强压火气，集中精力小心慎谨地周旋于上下左右，静观待变。

血案发生后，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以军事大员的身份煞有介事地到校园视察，以遮人耳目。据当时学生自治联合会编印的一份报告载：“关麟征于十二月一日来联大新校舍询问‘一二·一’惨案真相，当经本人向他说明真相后，关麟征说：‘这一切由我负责，我负责治安的，一定代你们把这件事查明，凶犯抓到手后，我当你们面把他杀了。我一到这里来，就倒霉，首先是匪警，现在又是学生们发生事情。学生的事情最不好办了，我对付你们这件事，比对付十万大敌还要困难，真伤脑筋透了，学生发生事情，没有理也是有理的。’（同学大哄：‘我们绝对讲理。’）接着同学要求他负责医药棺材费用，关满口承认，拍着胸脯说：‘不成问题，一切由我负责。’随后又有同学提议说：‘没有汽车把受伤同学运到医院去。’关说：‘没有问题，到警备司令部去，我们派一辆车送他们走。’后来，关就走了。”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关氏还沉浸在一派趾高气扬的亢奋加糊涂中，尚没有意识到这一惨案的严重后果。

12月2日，叶企孙以西南联大代常委的名义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发电，报告了惨案发生经过和死伤人员数量，并云“已将事实经过就近通知钧部周司长及云南警备司令部，请求察看，及采取处置外，理合据实陈报钧部，仰祈鉴核，除分呈蒋主席宋院长外，并请钧座来昆，亲加处理，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未久，国民党中央宣传小组汇报会也得知昆明惨案情形，并有所讨论。蒋介石侍从室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会后立即与关麟征通了电话，并于当晚赶写报告呈送蒋介石。这个时候，昆明方面的军政大员已嗅出校园血案对自己前途命运凶多吉少的气味，于是关麟征与李宗黄之间，国民党特务派系的“中统”与“军统”之间，三青团与便衣队之间开始乱将起来。为保护自身，推卸责任，攻打联大师范学院的李宗黄系统的党团分子、特工人员与关麟征、邱清泉系统的第五军便衣队、军官总队学员吵作一团，由互相推诿到相互指责，直至发生互殴和恶斗。结果是近百人又以枪刺、板凳、铁铲、烧火棍等器械斗在了一起，打成了一团。与这一打斗场景相映成趣的是，原本团结一致，积极对外的李、关之间也爆发了激烈争吵。李宗黄仍是刚愎自用，骄狂狷介外加几分奸猾狡诈。关麟征具有武人的特殊气质，凶猛激烈，一副炮筒子脾气，头脑相对简单。在11月25日那天布置破坏学生夜间集会游行的联席会议上，关麟征就摆出一副好勇斗狠的架势，声色俱厉地对入会者发号施令道：你们“如果今晚不能完成使命，应当自杀”，从这句话的基调看，关氏不愧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禀性的忠实承继者。蒋以革命军人自居，经常声色俱厉地斥骂他的部下，并伴有“你们赶快去死”等责难之语，关的“自杀”说，实乃蒋氏“去死”之延续，其霸道蛮横之态尽在此言中。

26日晚，在云南省政府召集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关麟征更是坦承25日晚士兵开枪是他下的命令，并极富霸气又很傻、很天真地说道：“他们有开会自由，我就有放枪自由。”因入会者大都知道关的炮筒子性格和说话无遮拦的脾气，当时一听而过，没有太作计较。然而，当事情发展到军队向学校投掷手榴弹并酿成血案时，关的这句话就被大家再度忆起，并很快在大众中传开，最终演释成“军队有杀人的自由”。此语一出，众口纷传，关麟征则有口难辩，莫可奈何。到了这个时候，关氏在身边谋士的点拨下，静下心来一想，才觉得过去的所作所为，完全上了李宗黄这位老政客的当，后悔自己作为一个军队高级将领，不该莽撞地卷入这种地方性的事件，特别是学潮中来。而事实上，作为军队一方被推出来主持25日以后成立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反罢课委员会）之人，乃是中央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并不是他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直接调派军官总队学员参与“一二·一”暴力行动的同样也不是他关某人。当血案发生，事情闹大之后，关麟征最记恨的不是邱清泉而是李宗黄。邱清泉外号“邱疯子”，其性格比关麟征还暴戾不驯，且为人处世总是疯疯癫癫令人感觉不踏实。关认为邱作为一位比自己还要直来直去的武人，同样是上了李宗黄这位老党棍的大当，懵懵懂懂钻进了李的裤裆，不知不觉成了他支使的“老二”。于是，在即将需要有人出面承担指使杀人责任时，关麟征自然地站在了邱清泉一边，并竭力设法替邱与所有参与此事件的军人辩白与解脱，因为只有军人得以解脱，他才有解脱的可能，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此后他在向重庆拍发的密电和对外公开谈话中，一再强调李宗黄与其手下的三青团、特工分子才是导致这次血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并明言所有情报都来自于李手下的特工部门，而这些人又不在他的管辖之下，因此对于这类事情他“控制不了局势”，只能坐观其愈演愈烈而无力加以阻止。端坐省党部椅子上惶惶不安的李宗黄，忽见昔日的盟友关麟征欲金蝉脱壳，反戈一击，把所有的罪过一股脑地安到他的头上，想置自己于死地，立时大怒，驱车奔向警备司令部要与关氏理论个明白。

在警备司令部会客厅，李宗黄倚老卖老，以保定军校的老资格，欲教训这位后进的黄埔一期生（南按：黄埔的许多首长和教官都来自于保定军校。从广义上说，保定与黄埔两校有着师承关系）。想不到此时的关麟征已顾不得辈分落差，家长里短了。且目前是文武两官，各管一边，大家都是爷，谁也别把谁当孙子看待。见李宗黄主动找上门来又吵又闹，关麟征怒发冲冠，蓦地从腰间拔出手枪，“咣当”一声拍在桌子上，蹦着高儿对李宗黄咆哮遭“我不想当屠夫，这屠夫就留给你去当吧！”

李宗黄一看小关在自己这位革命老前辈面前耍起了威风，遂以“永远不为恶势力低头的革命精神”冲上前来，喊了一声：“妈拉个巴子的小关，你想造反不成？！”照准对方那圆滚肥胖得如同西瓜一样的脑袋（南按：关氏身高体壮，江湖上人送外号关胖子，或关老爷）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戎装在身，气势如虹，在年龄上正如狼似虎的关麟征，一看这个老浑蛋竟敢跑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撒野耍泼，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佛头抹粪，灶王庙里撒尿，头上的火苗“哧”地蹿将上来。愤怒至极的关总司令顾不得多想，猛地后撤一步，做虎步塌腰状，用尽力气照准李宗黄的小腹部就是一个下勾拳。随着“噗”的一声闷响，本来就瘦弱不堪，年近六十的李氏应声倒地，四爪朝天，蹬歪不止。关胖子见状余恨未消，趁势上前又照李的臀部猛踹两脚，直踹得李宗黄嗷嗷叫着大呼“救命”。众位军官卫士围将上来，连拉带扯，总算把盛怒中的关麟征拉到了一边停止攻击。李、关双方互殴后，为了替自己辩白，关麟征派人把联大两位英籍教授找来，专门向其解释事件经过，希望两位教授能站在局外人立场上，理性、公正地分析、看待这次事件的是非曲直，并把真实情况转告国际社会。关一再声明：25日夜晚放枪不是他的指使，自己更不是12月1日惨案的策划人。最后大骂李宗黄不怀好意地设计圈套害了自己，并怒气冲冲地说：“无论出了什么事他们都会把罪名加给我。”

就在云南军政当局内部陷入混乱时，12月3日上午，蒋介石向侍从室的唐纵询问昆明学潮情况，闻后大怒，当即表示“对投弹凶手，饬即电令枪毙”。唐马上用电话向关麟征与省主席卢汉传达了蒋的意旨。下午四时，蒋再次询问昆明局势，表示自己的焦虑与关切，谓：“此次学潮与过去不同，有血案，必须追查杀人凶手以平息民愤和国内外舆论，否则学生的罢课不会停止。”

迫于重庆最高当局的压力，4日上午，云南省地方当局于警备司令部军事审判庭正式开庭“公审”投弹罪犯。审判长由新上任的省主席卢汉担任，邱清泉第五军的军法处长担任主审法官，李宗黄、关麟征为陪审官。昆明各校均没有派代表参加，联大个别教授仅以私人身份旁听。庭审之后，当场宣布陈奇达、刘友治两退伍军官为凶犯，判处死刑，立即枪决；判处从犯陈云楼解渝法办。为把事情与其一贯宣传的共党煽动破坏联系起来，李宗黄又指使党徒画蛇添足地编造了一个离奇故事，大致内容是：据陈、刘二犯交代，他们之行凶，纯为事前在街上偶然遇到一自称姜凯的共产党员所唆使，手榴弹亦为该人所提供，姜凯还给了每人三万法币的报酬云云。这一拙劣的虚构故事用密电传到重庆后，连深居大内的蒋介石都不相信。5日上午，蒋召见侍从室唐纵等人听取昆明惨案的汇报，明确指出：“昆明学生惨案之公开审讯消息，公开指明共产党所为一点，颇不妥。该姜凯如何与陈奇达相遇，其详情应予公布。”其意在于暗示李宗黄等不要继续丢人现眼，捏造的故事太小儿科了，等把故事编造得圆一点再对外公布，否则将为世人所不齿，弄不好还要惹火烧身，牵扯出说不清、道不明、越抹越黑的大乱子。

这个时候蒋介石尚不知道，所谓公开会审与宣判死刑和枪决罪犯，整个过程都是关麟征、邱清泉等玩弄的骗局。所谓凶手陈奇达，系抢劫黄金的第五军炮兵营营长；另一个系捣卖军服的第五军上尉军需。当时二人均关押在第五军军法处。经关、邱等高级将领授意，军法处威逼利诱，二犯同意公开露面并当众承认为惨案的“凶手”。庭审之中，二犯被稀里糊涂地押入囚车在郊外枪决。

第八章大角逐第二节神秘人物暗中操纵学潮

就在云南军政大员表演性地“公审”投弹罪犯时，4日上午9时，代梅贻琦主持校务的叶企孙在清华办事处召集联大教授会，就学潮问题进行讨论。会议主席由叶企孙担任，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以书记员身份负责记录。教授们围绕学潮是息事宁人地尽快结束，还是添油加醋地继续扩大等问题激烈辩论。以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为代表的一派教授力主扩大学潮，与当局争胜，闹他个人仰马翻，天地变色。而以三青团负责人姚从吾为代表的另一派教授，表示强烈反对，力主尽快结束学潮，恢复校园秩序。两派的主张分别都有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背景支撑，因而整个教授会议实际演变成了国共两党安插在联大的代表在较劲、谈判。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最后出现了“空气紧张，且几濒分裂”的局面。

关于三青团与中共力量对西南联大的渗透并形成气候的具体时间，据可考的资料显示，源于1938年。这年的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为书记长。9月底，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及三民主义青年团西南联大分团部筹备处成立，由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任筹备处主任。未久，姚从吾任直属区党部书记长，教育系主任陈雪屏任青年团分团部主任。为了加强队伍建设和发挥作用。姚、陈二人领导的党、团部门，分别在联大师范学院设有专门办公室，三青团还在新校舍布置一间“中正室”，陈列《中央周刊》《文艺先锋》等杂志，每天午后开放，同时出版《青年》壁报，发表与学生社团群社主办的《群声》《腊月》等壁报，以及其他壁报针锋相对的言论。也就在这年的10月，中共西南联大地下临时支部成立。1939年春，中共云南省工委批准中共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活动。

随着两派性质不同，主义不同的党团队伍在联大崛起，往日纯粹的学术氛围被打破，越来越浓厚的政治空气笼罩了整个校园。两股势力明争暗斗，长此消彼，直至闹到难解难分的胶着状态。而这两股政治力量的叫板争雄，不但为西南联大的学潮再度兴起与寂灭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也为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血案埋下了伏笔。

据闻一多长孙闻黎明编撰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说，当昆明学生联合会决定于12月25日晚举办演讲会时，曾事先邀请过闻一多、吴晗等当时被看做激进派或称为“左派”的教授出席。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闻讯，派人指示闻、吴二人：“为了扩大影响和个人安全，要适当减少公开出面，而在下面多做工作，要注意团结争取大多数，尽可能推动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这样对斗争有利”云云。闻、吴听从了这个指示，当晚没有参加演讲（南按：唐纵日记列举名单中有闻一多）。但当云南大学迫于压力不借给会堂，演讲会即将无果而终时，闻一多力主改在联大操场进行，并最终促成了此事。

时与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一派教授联系的神秘人物，是一位叫洪德铭的西南联合大学二年级学生。此人乃湖南临澧县人，早年加入共产党并出任过新四军某团政治处副主任，蒋介石下令摧毁新四军大本营的皖南事变发生时，洪氏因重伤被俘，后成功脱险。1944年，洪考入西南联大，创建民主青年同盟，为西南联大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受中共南方局昆明方面的负责人华岗和地下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后来中共在联大成立了党总支和下属两个支部，由袁永熙出任总支书记（南按：1947年，袁与陈布雷之女陈琏结婚），洪德铭、马识途分别出任支部书记，暗中发展学生，反对国民党在校内的统治。闻一多、吴晗等一派教授在政治方面主动向中共靠拢，并无条件地听从袁、洪等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学生的直接指挥调遣。据洪德铭回忆：“惨案当天晚上深夜，我把工作安排好后，到吴晗、闻一多处碰头，三人一见面就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地哽咽起来。接着在一起交换情况，商量工作。闻、吴先生说教授会的工作、民盟的配合、文化教育界的发动，由他二人负责，每天他二人向我介绍情况。民青、罢联有什么意见要求，可以委托他二人办理（南按：按中共指示，洪还负责分管罢联工作）。我按照党的指示，把我们如何扩大、坚持斗争的部署向他二人作了汇报，他二人表示完全同意，全力支持。闻先生还说：‘大事不先和民青商量，决不随便向外表态。’”与闻一多等人针锋相对的派系，是以联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为首的国民党右翼集团骨干分子。尽管姚氏面貌长相似一河南农民老粗，却如傅斯年所说“外似忠厚，实多忌猜”，同时更有陈寅恪指斥“愚而诈”的特性。就是这样一位貌不惊人、土里巴地的人物，可能受幼年所在地理环境影响熏陶，像他的很多同乡一样对政治和政客生活备感兴趣，并竭尽投机钻营之能事。1940年，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的“只有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我真不能忍耐，即与之绝交”等，指的就是此人。尽管傅对姚的所作所为很不感冒，但姚还是得意洋洋地干了下去，将青年团办得有声有色，很受国民党省党部及上层的重视。初涉政治的姚从吾见办团已有所斩获，又开始热火朝天地负责组建西南联大国民党党部，在政治上大有冲出联大扶摇直上之势。

当11月27日学潮爆发后，姚就开始以西南联大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总负责人的名义，致快件向教育部长朱家骅汇报昆明学潮发生情况和他所采取的对策。内中说，“据团中同志言：中立派签名者至廿七日已有八九百人”。按姚当时的观察分析，只要不再发生过分刺激学生的情况，事情仍有可为。因此颇有点远见地认为：“应与辞修（南按：即陈诚）部长即电关、邱诸同志与王政（南按：即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同志及大学团部负责人切实联系，将‘结束罢课’与‘防遏反动’分开，以政治为主，军队弹压为副，万勿随意行动。随意刺激群众，无益实际，徒增困难。简言之，不妨及治安者，军人切勿干涉。”又说：“联大事除与学校负责人接触指示之外，应再专函周枚荪（南按：周炳琳）、张奚若，请二先生贡献意见，协同处理。因枚荪实具有若干镇压能力，张先生尚得学生信仰。至于端升，坏事有余，易受利用。又CP（南按：共产党英文缩写）为孤注一掷计，自必竭力捣乱，此次压下去或即可永久相安也。”

令姚从吾大失所望的是，地方军政大员并没有按他这位自号南阳诸葛孔明的“深谋远虑”行事，他提出的警告可能还没有到达朱家骅手中，惨案不期而至，这一切不能不使姚等联大党团人员备感沮丧与不满。尽管如此，姚从吾还是从维护当局利益出发，竭力阻止学潮蔓延扩大。从事件发生前后他给朱家骅等人的一系列信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姚的政治倾向和当时大学内部国民党组织应对态度的脉络。

与姚氏的举措相反的是，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闻一多等人却要使罢课斗争扩大和持续下去。于是，在12月2日由叶企孙主持的教授会上，闻一多不但赞成学生罢课，还力主全体教授罢教，以声援学生的示威游行。这一提议受到了姚从吾等人的强烈抵制，最后以“罢教问题延缓讨论”进行了否决。此举令闻一多大为不快，双方都窝着一股心火，并在背后积蓄力量，准备再战。

在4日召开的教授会上，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人旧事重提，力主全体联大教授以罢课声援学潮，给当局施加压力。此举同样遭到了以姚从吾为首的国民党籍部分教授的强力阻击。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由于教授们所处环境关系，绝大多数人明显地既不赞成蒋介石不问青红皂白的严厉处置措施，更不赞同李宗黄、关麟征等人所采取的暴力行动。他们认为学校可以暂时停课，但不能按闻一多等人的意见宣布罢教，理由是大学毕竟是大学，是做学问和传播、发展学问的地方，不是古罗马斗兽场，也不是党派政治争斗的风水宝地与战略据点或什么所谓“堡垒”。经过长达6小时的唇枪舌剑，双方不分胜负，讨论仍无结果。联大国民党籍教授为数众多，但在对待学潮处置上又有明显分歧。一派是强烈反共分子，故认定学潮的发生是中共暗中挑拨或煽动的结果，主张分化学生，孤立“另类”分子，使其无机可乘。另一派总体上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因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故对学生抱以一定的同情，相信学潮发生根源在于地方当局专横与野蛮，中共掺杂其间捣乱鼓动，亦不过乘机利用而已，因而不主张用激烈的方式与当局对抗。鉴于各大小派系互不相让和自以为是的强硬态度，最后由会议主席叶企孙提议，以投票方式决定胜负。结果是当日入会者共82人，赞成停课者61票，主张罢教者仅19票。最后会议形成的决议是：自即日起本校停课七天，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并对地方当局不法之横暴措施表示抗议。

这一决议，意味着闻一多等人在罢教问题上连战连败，而姚从吾等人总算有惊无险，最后取得了胜利。对此，姚氏沾沾自喜，其兴奋之情从他于当月11日给正在北平办理北大复员事务的联大教育系主任、国民党三青团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主任陈雪屏，以及联大总务长、历史系教授郑天挺的信中可以得见。信曰：

雪屏兄：

毅生多方面希望的“联大乱子”，十一月二十五日，突然实现了，痛心之至！详情非十纸不能详。兹先述个轮廓，以慰盼望。二十五日学生召开时事座谈会，请的人有端升、启元、西孟、一多、费孝通等。并推西孟为指导，启元为主讲，用意有二，其一在表现力量，冀在后方捣乱，牵制驻军北调，完成C。P。割据东北的阴谋。其二在改变同学的观点，企图继续把持学生会（自大公报质中共一文发表，整个形势实有转变之可能）。

二十五日下午，华炽曾参加警备司令部召开的联席会。他回来说，他们主张严厉干涉。我即去找西孟，西孟当晚即未出席，晚九时突闻枪声，华炽说：“糟了！希望不在联大！”那知道真的就是在联大，次日即罢课了。当时同学与教授都很激愤，我们对罢课，不但不能挽救，且只有随声拥护。二十六日，程陶、高乃欣、张锡芝等来了。决定采用分化方略，只将第二项要求，美国撤兵下加上“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九字，以瞻全校的反应。分头活动，冀有收获。至二十七日上午，签名赞同者已有九百六十余人。下午开大会讨论，因为组织不严密，被捣乱者破坏了。但中立分子的势力，仍在增加。学校也决议用全体大会的名义，劝告大家上课。更不幸在这个当儿，李宗黄、关麟征（热心有余，见识太差！）邱清泉诸公又组织了一个反罢课委员会（由支团与党部等主持，以第五军为后盾），与学生撕打。到了十二月一日，竟打入学校（新校舍、师院、工学院、云大），投掷手榴弹，捣乱者希望的惨案，他们竟代人家造成了！从一日起，不管事的学生也起来了，助教、教员，联合附中的教员，组织了一个讲师、助教联合会，也参加活动。六个棺材停放在图书馆内，一方面进行募捐（刻已达七百余万元，龙夫人捐五十万），一方面铺张祭吊，一方面四出讲演，闹得人心惶惶，秩序紊乱。幸而教授会于四日全体决议，否决罢教，改为停课七日，算是教授站在政府的方面，学生的气焰，才算稍稍好转了（四日自九时开会，到下午三时始散，出席八十二人，赞成停课者六十一票，赞成罢教者十九票。决议案原文：一、停课七日，对死亡同学表示哀悼，对受伤教授同学表示慰问，对地方当局横暴措置表示抗议。二、继续劝导学生上课。三、组织法律委员会，进行惩凶等控告）。教授会精彩紧张，可谓空前。一多自称反对政府。枚荪发言也力量大增，几乎受全场支持。端升表现的最糟。奚若仍是骂人老套。他们竟真的把枚荪烘托成正义派了。

……罢课风潮起后，我代华炽草一代电，报告中央团部，同时指挥程陶诸人，进行分化工作。

惨案发生后，即与华炽命令同志停止活动，程、孙、张十余人主张取消分团，改为秘密活动，以图有所挽救。蔡麟笔行为相当荒谬，已与华炽特加告诫。高云裳与周绅率领参加，被指为祸首。事后，党推团，团推党，丑态百出，可笑极了！邱清泉异常自是。我同老郑俩留德关系，再三劝阻他，全然无效。他的义愤是可佩服的（他们说，学生贴标语，让兵士回家，让老百姓不纳粮，共党扒铁路，阻止杜司令接收东北，不是造反而何？我们有阻止或制裁的义务！我们不能听他们这样胡闹！）。但是打死了中立的学生，不是正中敌人的奸计么？这一点他们不知道。风潮的扩大，全是由于军人的盲目泄愤，风潮若能解决，则全赖总裁的英断。所谓党与团也者，就云南而言，指挥既不统一，见识又甚卑陋，实在没有政党的组织，也没有政治斗争的能力。就这次学潮而说，C。P。可能完全胜利了！弟身经目睹，不胜气愤！华炽与我打算特别与倪文亚一谈，作一详尽的检讨，从此真的要任何事都不过问了！

这次风潮太离奇了。若能就此而止，保持了三校，则教授会的态度，实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教授会无形中分成两个系统。一是国民党左翼，以枚荪、西孟、自昭为代表。一是C。P。，以一多为代表（一多不是C。P。，但他站在最左的一边，公然反对政府，又说是可以指挥学生会）。吴辰伯只能引起大家的反感，而实毫无能力（比方，他说：“人被打死了，我们再不行动就不是人！”但是同时就有人说，自己不牺牲，专让青年去牺牲，那才真的不是人呢！）。同事中百分之八十，虽不言，辨别是非则至精。一多在开会前到处游说罢教，结果61对19票。他应该恍然大悟了（他的奔走自然也不是毫无结果的。刘晋年举手赞成罢教，即说，他们太惨了，太难看了！我只得帮他们一票！又大公报说停课为罢教，或许有人捣鬼，已去函更正）。

就在姚从吾写这封信的时候，国内外政治形势又发生新的转折，西南联大学潮由国内事务渐渐演化成世界瞩目的热点并危及美国对华政策。

11月27日，美国白宫宣布前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继赫尔利为驻华大使，并将以杜鲁门总统特使地位赴华，领大使衔，借此执行特别任务。这个任命意味着此前调处国共冲突不利的赫尔利将要灰头土脸地屎壳郎搬家——滚蛋，由素以强势手腕著称的老将马歇尔亲自出马赴中国斡旋，以此完成白宫寄望的“国共团结”大任。赫尔利与马歇尔的颠倒沉浮，使中国的政治情势变得更加严重和扑朔迷离。自感在国共调处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的赫尔利，认为在美国驻华使馆的五位外交人员——艾其森、谢伟恩、戴维斯、傅瑞门、林华德，或明或暗地支持中共反抗中央政府蒋主席，从而坏了他的对华施政方针——罗斯福政策（南按：赫尔利曾于12月7日在美参议会报告中公开责备其五人）。但这五人的辩解和舆论的报道是，他们同情共产党而厌恶国民政府，但所厌恶的是内政和人事腐败，并不是蒋介石本人。

面对美国政坛吵吵闹闹与中外媒体对国民党内政与腐败的指责，国民党高层一边忙于应付掩饰，一面准备各种指责中共的说辞，力谋改善外界对政府和官吏的看法。想不到在这个关键时刻，平地响手雷，昆明惨案爆发，进一步恶化了国民党在国际上已极其糟糕的形象。蒋介石闻讯自是大为懊恼，急图迅速灭火，以平息国内外舆论和批评指责之声。但是，昆明各校学生和教师并不接受云南当局的解释和处置，成立了“昆明各校联合罢课委员会”，发表了《罢课宣言》以“严惩凶手，撤办惨案主使人”与当局抗争。面对血淋淋的四具尸体、一条腿和汹汹舆论，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被迫收手，不敢进一步采取暴力行动。学生们不仅继续罢课，而且拥上街头进行抗议宣传活动，并与全国各地高校遥相呼应，声势越来越大。在重庆的蒋介石把教育部长朱家骅找来，狠狠地骂了一顿“娘希匹”之类的咒语，令其立即设法平息事端，否则严惩不贷。朱家骅多年从事教育，他本人就是由教授起家的政客，且在从政后一直与教授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对学校内情自是比蒋介石了解得清楚。因此，惨案一发生，他就相信，共产党的作用尚在其次，地方当局过激反应是关键，此事就坏在地方军政大员手中。因了这样的事实，朱家骅深知此事处理绝非易事，但又不能回避，颇有两姑之间难做妇的意味。受命后，朱急忙找到在重庆正准备赴北平处理北大事务的傅斯年，令其速乘机赶赴昆明进行调处，以平息汹涌狂涨的学潮。同时拍发电报至北平，催促正在接收清华校产的梅贻琦速返重庆面授机宜。傅斯年得令亦觉事关重大，不敢怠慢，于12月4日下午乘机抵达昆明。

第八章大角逐第三节学潮汹涌中的傅斯年

傅斯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喘着粗气踏进西南联大大门后的情形，学校“罢联”内部简报以答问的形式在题为《关于“一二·一”惨案的谈话》中说道：

傅常委归来后，罢委会交际股即派代表二人前往晋谒。傅常委说：“我是2日下午在重庆听到同学被屠杀的事情时，晓得非回来不可了。4日在机场等了一上午，到昆明已是下午四点，没有赶到教授会议。今日上午拜访了卢主席，下午去看关麟征，我对他说：‘我代表学校当局，对于这次屠杀事件不胜其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现在是站在对立的地位了。’关麟征说：‘那何必，我们还是朋友。’我说：‘你杀了同学，比杀了我的儿女还要使我伤心。’关麟征说：‘你怎么说是我杀了同学呢？’我跟他争辩了一大顿。”当代表问到傅常委怎样处理这件事时，傅常委说：“我尽我所有力量，依照教授会议所决定的去做，请你们转告同学们，请他们信任我和先生们，假如我有一点不站在同学的立场上做，我就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代表出来的时候问：“傅常委是不是要等这事情完全解决了才走呢？”傅常委说：“当然。”

很明显，傅斯年是挟政府之命，以学校负责人的身份带着平息事态的重任飞抵昆明的。行前，朱家骅专门请示过蒋介石，蒋认为傅斯年是合适的人选，也会在政府与联大师生之间周旋，并不至于和其他政客一样引起知识分子的反感。傅斯年对事件经过稍作了解，便以他的精明和以往处理学潮的经验，认为必须坚持将学生复课与惩凶事项分别办理，只有如此，方有处置的可能，这个想法与朱家骅不谋而合。第二天，朱家骅自重庆拍发密电告诉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和姚从吾，说“学潮若不早息，影响所及实匪浅解”，同时认为“一俟事实明了，凶必严惩，弟可保证”。但又站在政府立场上，竭力主张“复课与惩凶似应分别办理，至复课至关重要”，要求傅斯年等“全力协助，约同其他至友，劝导学生早日上课，最好能俟复课后再来较妥，否则罢课久延或将波及他处，致难收拾”。

1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以《昆明学生流血惨案》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云南当局“一面在昆明动手，一面在重庆的官办报纸上已登着皇皇大文，硬指反对内战的教授和学生都是共产党所煽动，来作为把他们当做‘匪徒’，用美国机关枪来对付的理由。像这样的周密布置和舆论配合，那是段祺瑞和宋哲元万万及不上的”。与此同时，全国其他报刊相继刊发文章，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昆明惨案成为重庆大街小巷议论的热门话题。

当各种说辞传到蒋介石耳中时，蒋明显有些不耐烦起来。据唐纵日记12月6日载：“美国务卿贝尔纳斯至函安德逊阐明美国在华政策，主张建立一‘强大团结民主之中国’，设法协助中国完成国内之团结与稳定，基于机会均等及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循正当合法之途径努力。由此可知马歇尔元帅使华，其任务在调查苏联在远东之势力与动态，并将相当修改赫尔利对华之态度，而用各种方法与力量以促成中国之团结与民主运动。”又记：“主座两次电话询问昆明学潮情形。主座致卢主席电，谓如不能解决，即应解散其学校，另将学生集训。”

这则日记透出的信息是，蒋介石的焦急与焦虑不安，与国际大环境有着密切关联，他极不愿因为昆明的血案而在国际政治旋涡中造成被动。但事实上，眼见昆明学潮有蔓延全国之势，蒋所谓解散学校、集训学生，也只是一时气极的疯话罢了，诚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分析的蒋介石的性格和处世手段：“当历史已在他蒋介石眼前和手下高速地展开，他无从采取通常合乎情理的方法对付。于是他以直觉作判断，先以道义为手段，不及则杂之以权宜，多时仁厚，偶尔心狠。被逼不得已则以宗教哲学思想和御己的纪律坚持下去。”

蒋在处理此次学潮的一系列做法，正应了黄仁宇对其性格的判断和归纳。蒋采取的措施仍是加紧安抚学生，如下令批准立即枪决陈奇达、刘友沼以表当局态度。这一做法在得不到学生和舆论认可的情形下，蒋介石开始“杂之以权宜”，下令关麟征停职，着其立即赴渝报告。

关麟征预感大事不妙，为顾全脸面，于12月7日，向重庆拍发电报自请处分。电云：委员长蒋：

自昆明学潮发生以来，职深知其中有人操纵，含有政治阴谋，故无时不在戒慎恐惧，本钧座之意旨，小心防范，以免事态扩大，殃及无辜。而东日（一日）午联大文法学院与军官第二总队之斗殴及联大师范学院之惨案，陡然而起，职已竭尽诸种方法，以求补救。缉凶慰抚，凡于职分应尽之事，无不废寝忘食，竭尽绵薄。今投弹凶手陈奇达、刘友治均已就捕，并于卢主席主持之下，约请各界首长约百余人公开会审，据供确系受共党分子姜凯嗾使，凶器亦姜所与，事态已明，学潮理应告一段落。然恐奸人绝不以此为足，仍将利用学生并其生命，以为遂行其阴谋之工具，而职身负治安之责，事前防范未周，以致可爱青年死者四人，伤者十余，拟请先于撤职，并以法议处，以平奸人之愤，兼慰罹难学生之心，且为失职者戒。谨请鉴核。

职　关麟征叩残酷的现实与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以及傅斯年等人的态度，促使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决定将关麟征“明令停职，听候处分”，由青年军编练总监霍揆彰中将接替其职。同时撇开李宗黄，正式授权由卢汉出面主持惨案的调查和善后事宜。

12月8日，昆明《中央日报》刊登了关麟征的自请处分电文，同时发表了蒋介石于7日草就的《告昆明教育界书》。书云：“昆市发生学潮，学生课业中辍，已逾旬日，妨害青年学业，贻误建国前途，兴念及此，痛心无已！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惨重。今胜利甫告实现，复兴时机不可复得，正宜同德同心，积极黾勉，进行建国之工作，乃讹言流传，波及学府，演成如此不幸之事件，此真所谓仇者所快而亲者所痛也。……中正爱护青年，不啻自身之子弟，更不忍我纯洁之青年学生，有自误误国之举动……”

在说了一通冠冕堂皇的话之后，蒋氏笔锋一转，态度颇为强硬且暗含杀机地继续说道：“中正维护教育，保持纪纲，皆属责无旁贷。对于此次事件，必当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理，决不有所偏袒，亦不有所姑息。唯我各校教职员对于学校对于国家亦均负有神圣之责任，应导学生于正轨，为社会做表率，切不可任令罢课风潮再有迁延，造成学校与社会无政府无秩序之状态，以贻国家之羞。目前一切问题必以恢复课业为前提，以正常手续为解决，否则政府纵如何爱护青年，亦不能放弃其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切望我各校当局与教职员诸君，深体此意，对全体学生剀切劝导，务令即日上课，恢复常态，勿负余谆切之期望，至深企盼！”最后署名是：蒋中正手启。

深知蒋介石脾气的朱家骅，已从这封公开书中嗅出了软中带硬，且真有解散学校的意味。朱氏深恐学潮扩大会迫使蒋出此下策，故一面请示蒋介石，允派教育部次长朱经农急飞昆明，会同各方处理死伤学生的善后问题，一面向傅斯年等拍发急电，强调：“主席七日文告，对昆市不幸事件指示公平处理，政府已负责处理，我昆市各校即应恢复常态克日复课。务请诸兄会同各校教授同仁对吾青年学子剀切劝勉，应以学业学校为重，而更应以教育前途及国家荣誉为重。吾人职责贵在善后，一切有利善后之意见及办法，政府无不采纳，然一切有违善后及有碍教育事业之举动，自应摈除。”

朱经农飞抵昆明后，转交了一封蒋介石致傅斯年亲笔信，曰：

孟真先生：

回昆以后，体力如何？贤劳为念。关于处理学潮事，已另致各校教职员一书，想可同时察阅，尚望吾兄为一般友好详述之。务希共同为国家为青年与为校誉负其职责也。馀托经农次之面达，不赘。

信中所说的“另寄各校教员一书”，即指报纸公开发表的蒋介石《告昆明教育界书》。想来蒋介石怕傅斯年感到突然，以及产生当局对自己处理此次事件不信任的误会，特写此函以示慰抚。而信的内容显然比报上的言辞要温和得多，这应是蒋在盛怒平息后“以宗教哲学思想和御己”的策略纠结而成。

傅斯年详细研究揣摩了蒋介石的心理，觉得事尚可为，而通过在昆明城几天的内察外调，与师生数度座谈，对惨案经过与师生的愤怒心情也了然于心。根据昆明各方面的形势，傅氏深感惩凶一事必须抓紧，否则夜长梦多，更难收拾。而所谓惩凶并非弄一两个兵差小卒就可以蒙混过关了事，必须惩治真正的主凶、大凶如李、关、邱等军政大员，否则事情不会轻易了结。关麟征辞职后，昆明学界的矛头又转向了李宗黄，并响起了去李倒李的呼声。鉴于此情，12月8日，傅斯年给朱家骅、陈布雷拍发密电，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此事既由李宗黄、邱清泉等弄糟到此地步，又将关总司令拖入。手榴弹案之内幕，此间各地人士所详知，包括美国外交记者在内，到处宣腾，只有政府先占着地步，然后大多数之教授观念可改。今关总司令既赴渝，李邱二人可否暂时调开？果能如此，教授可发挥甚大之力量，复课有十九把握。纵不能立即复课，教授必对坚持罢课之员生予以道义制裁，下一步无论如何易于办理。再李宗黄至今仍坚持此次学潮由政府派卢汉来而起，对卢汉及云南多数人士猛烈攻击，此公如不暂离昆明，不特学潮无法结束，即大局亦不了。”

朱家骅把傅斯年密电呈报蒋介石，蒋接连要求朱转告傅斯年速劝学生复课，恢复秩序，压根不提去李、邱之事。而这个时候的李宗黄又不识或不愿顾及主子的苦衷，在昆明依然指手画脚，态度倨傲，坚不请辞。同时四处放风，把学潮的责任说成是卢汉就任省主席之职和共产党暗中煽动的结果。碍于自己此前曾向李许下宏愿，蒋介石只好对李的所作所为听而不闻，咬紧牙关，艰难地支撑着地陷一样从四周集来的巨大压力，坚持不为此事给李任何处罚。蒋一面继续暗中请傅斯年等人向昆明学界疏通解释，要学生们先行复课，再容逐步解决李宗黄问题；一面发狠威胁，宣称学生若再不复课，将采取最后严厉之处置，一律开除学籍。

此时，处于第一线前沿阵地，夹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傅斯年，由一只“稀有的蟋蟀”（罗家伦语）变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血压呼呼上蹿。但身在其位，又不能抗命不遵，必须随着风箱中那个鸡毛活塞来回抽动而急速地两头蹿奔，否则就有被挤压而死的可能。当他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气喘如牛地在各校教授和学生会代表间反复奔忙周旋一阵子后，得到的结论仍是李若不去，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皆为徒劳。为在夹缝中求生存、图希望，傅氏经过一番思考，只好暂取“缓兵之计”，以时间换空间，等待柳暗花明的时机。

12月8日，卢汉约集各校教授谈话。9日再约集各校学生代表谈话，表示惩凶、抚恤伤亡学生，赔偿损失，条件是学生们需先行复课，学生一方略表满意。但当学生代表们回校叙及谈话情形后，却遭到另一派学生的强烈反对，对方认为学生代表软弱无能，不应该接受复课，主张改组罢课委员会，并提出了罢免李宗黄，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

12月9日晚，傅斯年向蒋介石再次拍发密电，颇有和稀泥意味地称道：“今日劝导四校学生会代表，彼等已允接受钧座劝谕，早日复课。但时期及丧葬事，明晨由斯年再与彼等细谈。”同日，美国、英国等一些国家的媒体报道了昆明惨案情形，并尖锐抨击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引起了较大的国际反响。

为给傅斯年以援手，同时达到向“罢联”施压，逼其就范的目的。12月10日，昆明《中央日报》发表云南省主席卢汉《告各校同学书》。第一句话就是：“汉不幸，就职之日，即昆明学潮酿成惨案之时。”接着，看似自责，实则在抽李宗黄耳光地说道：“消弭无由，防护无方，虽为时甚暂，诸君谅我，然职责所在，我岂能无愧于心？谁无父母？谁无子女？使我之子女为惨案中之牺牲者，痛心何如？今日之官吏，即昔日之学生。易地而居，愤慨何如？”当抽完了李宗黄耳光，又巧妙地撇清了自己的责任，落得个一身干净后，卢氏立即板起党国大员的面孔，软硬兼施，劝学生复课，并暗含讥讽地说道：“我蒋主席爱护诸君，有如子弟，昨命汉转致各大学校长一书，披诸报端，谅在见闻，谆谆以上课恢复常态相期望，并谓学生一言一动，应为社会之模范，亦系国家之命脉，必须明辨是非，认清职责，重视课业，遵守纪纲，勿自误误国，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又昭示对于此次事件，必当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置。三读主席手书，仁爱之怀，溢于言表，此真慈母严父，备于一身。蒋主席为中华民国之元首，汉认为每一中华民国之官吏及国民，均有接受服从其命令之义务。”卢汉暗示自己作为地方长官对罢课不能“袖手不问”，在一定时候可能采取断然措施。最后又说：“忆自抗战，于兹八年，诸君或转徙入滇，或负笈晋省，共甘苦者有日矣。汉今日为地方之长官，昔日固诸君之朋友，今各校行将复员，惜别伊尔，为己为国，愿诸君采纳此一忠告！”

最后几句，看似缠绵动情，实则暗含更大的玄机秘诀，即有意透露如不复课，当局将解散联大的口风，以警告学生，挟制在学潮处理问题上趋于中间派的大多数教授，促使其　　为了自身利益转向政府一边。

出乎意料的是，卢汉文告的发表，不但没有达到平息学潮的目的，相反却激起了昆明教育界对李宗黄新一轮的仇恨，“谁无父母？谁无子女？使我之子女为惨案中之牺牲者，痛心何如？今日之官吏，即昔日之学生”。这字字血，声声泪的述说，无不痛扎着师生的心，激发着对李的憎恨之情。按照卢汉的话推演，那便是：你李宗黄也有父母，也有子女，也是从学生时代度过的。如今做了党国大员，不为国家人民福祉谋利，竟丧心病狂地拿起屠刀砍向无辜的学生。天理何在？道义何在？国法何在？李若不被严惩，何以对天下父母儿女？面对当局对李的庇护，深受刺激的学生们更趋激烈地以去李相要挟，并立下宏心大愿，如果李宗黄不去，决不复课。同时一并提出了另外几条要求，令当局回复。

有研究者认为，卢汉发表此文，真正的目的就在于刺激学生，煽动仇恨，借学生之力向重庆最高当局施压，以扳倒李宗黄，拔去这颗眼中钉。此说当然有其道理，但如果既扫荡了李宗黄，又平息了学潮，则是卢汉最愿看到的结果。只是学潮未能平息，去李之声却高涨起来。面对此局，12月11日，昆明《中央日报》转发一条中央社讯：

警备总部息：关总司令麟征以联大手榴弹案曾向委员长自请惩办，此次赴渝又坚请予以严厉处分，并以此次惨案发生，皆因身负治安之责，事前疏于防范所致，请勿追究其他，所有惩罚，皆愿以一身当之云。

显然，这是重庆方面最高当局欲保李、邱而采取的政治策略，既然身负治安之责的关总司令都认为惨案与他人无关，并愿“以一身当之”，要杀要砍要腰斩，或抽筋剥皮暴尸都愿一人承担，对于李、邱等人又何必非抓住小辫不放，欲扳倒在地或铲除扫荡之而后快？在昆明的傅斯年看到这条消息，比一般的师生更能领会重庆方面的意图。不过，他的领会并不透彻，仅限于表面的以平息学潮为大局的现象，至于更深层的内因则没有去想，或根本无法想到。既然有了关麟征“一身当之”的公告，傅斯年也只好按这个意图再度向学生施压，力图劝说学生代表降低要求，早日复课。但双方在讨价还价时均火气甚大，傅斯年以“五四”学生运动领袖、老前辈的派头自居，感情用事多于理性。但此时“罢联”的代表也正处于情绪激动中，不把这个陌生的、脸上沁着汗水、喘着粗气的大块头常委放在眼里，更不买其当年任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总指挥的旧账。在联大学生代表们看来，傅斯年当年那一页辉煌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今非昔比，新的历史使命与辉煌需要新一代年轻人来承担和创造。于是，双方在争执中发生了意见冲突，傅斯年暴跳如雷，差点蹿上去以自己的“体积乘速度”和学生代表来一番对打，幸亏被人拉住方罢，最后的结局当然是不欢而散。事后，傅斯年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老妖怪李宗黄所致，盛怒难消中，于11日给朱家骅拍发一封急电，再一次强调“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因为“彼实为主谋主使，去彼则政府占着地步，罔仅受李之愚而已”。

但是，傅斯年显然低估了李宗黄多年的政客生涯在国民党内部形成的影响力，更不清楚此前蒋介石与李氏在云南人事上的密谋以及蒋对李的许愿。1945年10月5日，唐纵在日记中记载：“现云南省政府改组业已完毕，均系主席个人独运匠心，外人鲜有知者。”所谓“鲜有知者”，并不是没有一个外人知晓，但傅斯年肯定是不知其奥堂之妙的。而已跻身于国民党中枢，身为党国大员的朱家骅，在政治舞台的搏杀中，显然比傅看得更远更透，并深知各种政治势力合纵连横、钩心斗角的秘诀要领。此时他虽未必了解蒋与李之间的幕后交易，但显然从蒋宁肯撤换黄埔一期的嫡系爱将关麟征，也不肯动李宗黄一根毫毛，且还要关总司令公开声明“一身当之”的强硬态度这一点，已领悟到其中必有私密和隐情。因而朱以多年官场历练出的政治敏感和判断力，于当日回电，明确告知傅斯年说：“李事一时尚难办到，因此延长必生枝节，务请先行上课，恢复常态，一切俟兄返渝面报主座后似无甚问题。”但“务盼劝导学生即日复课，否则后果莫测，弟亦难负责矣”。

傅斯年接电后陷入了极大痛苦与郁闷，他不能理解蒋的嫡系、堂堂警备总司令、军权在握的关麟征可轻易解决，而一个党棍恶徒李宗黄为何就不能调离昆明？其中到底有何隐情？李宗黄不走，不仅自己说不服学生，就连教授方面也难有说辞。这一点，朱经农抵昆明的次日就曾明显地注意到了。他在给朱家骅的电报中说：此次学潮“不仅为教育界问题，亦不仅为共产党（问题），更有其他方面夹杂在内”，解决起来相当困难。而“目前最大问题即为学生‘抬棺游行’。原拟明日举行，经孟真设法，已允改至十四日游行。有无变化，尚不敢说。倘得五天犹豫时间，或可设法将其打消，否则亦当极力避免冲突。此点党政军方面已均同意”。因了这样的情形，傅斯年越发感到事态严重，心中焦虑不安。血压自然也随之狂长猛蹿。

12日，激愤之情有些平息的学生会代表出于对师长的尊重，主动向傅斯年就昨日双方的不愉快道歉，但又明言几项要求不能改变。既然学生有此强硬姿态，而李宗黄又不能去，傅斯年再度陷入两块巨大夹板之中而无一丝出路的焦虑、失落与惶恐中。在反复权衡后，傅认为集中精力推倒李宗黄这块风刮不进、雨泼不透的铁板，是最为急需和关键的一招，否则皆无出路。主意打定，傅斯年狠下心来，于12日干脆发出一封经朱家骅转呈蒋介石的特急密电，电中先是对自己未能尽到复课之责表示“负罪极深”，接着明确、强硬地指出：“教授对李宗黄极度愤恨”，希望蒋速下去李之决心。据朱家骅档案显示，傅斯年的这封电报，当天便由朱转给了蒋介石，但蒋仍犹豫不决。

第九章大幕在黄昏中落下第一节梅贻琦夹缝中突围

就在傅斯年电报发出的当晚，梅贻琦抵达昆明，这让在夹缝中挣扎突围的傅氏大为惊喜，由此长吁了一口气。

12月2日，正在北平办理清华复员事务的梅贻琦接到了促返的电报，因事务缠身，迟至11日才得以飞返重庆，住进上清寺中央研究院招待所。时李济、梁思成、林徽因等几人皆由四川李庄来到重庆。李济是办理公务，梁陪林于重庆中央医院治病，在这多事之秋，几位师友相见自是一番感慨。梅发现“徽因甚瘦弱，但精神犹甚足”。（南按：此时亦有人传说林因肺病不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里死去，作家李健吾还专门写了悼文）安顿之后，梅贻琦赶到教育部向朱家骅汇报北平事宜并听命，朱对此讲述了昆明方面的情况，要其尽快赴昆处理。晚上，朱家骅设便宴为梅贻琦接风洗尘，陪坐的有中央研究院同仁萨本栋、李济与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等，席间再次谈及昆明学潮，朱得知蒋介石当天下午又萌发了解散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各校的念头，因而“似甚紧张”。见此情形，梅贻琦借着酒劲当面向朱保证，明日即赴昆明，到周末一定争取复课，倘“本周末不能安定复课，则与其经政府解散，毋宁自请停办耳”。联大本来就准备解散复员，只是按原定计划要在明年春夏之间，现在既然政府为平息学潮强行解散，那就干脆由校方提出，这是梅贻琦为顾全上下左右各方的面子而出的下策。

12日上午，梅再度与朱家骅晤谈后告别，由于当日没有去昆明的客机，只好搭乘一架货机于当天晚上8点抵达昆明。梅下机顾不得回家，匆忙“搭公司车至才盛巷，晤孟真、今甫、枚荪、廉澄，以汤面一碗作晚餐，且食且谈，乃详知半月以来之经过。十二点后始返寓，家人惊起开门，略话北平情形，一点半睡”。梅在日记中的寥寥几语，形象生动地勾勒出当天紧张忙碌情形。

12月13日，卢汉在不知梅贻琦已到校的情况下，致函傅斯年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措辞强硬地指出：“务请约束贵校学生，自明日起，停止一切校外活动。否则此一责任应由校方负之。”

同日上午，梅贻琦先后约见叶企孙、钱端升、冯友兰、傅斯年、朱经农等人会谈，朱进门后说自己刚从卢汉处归来，重庆密电告卢，有“十五日以后如不复课（蒋）即准备举动”之语。梅听后未作表示。谈话会结束后，至云大医院慰问受伤未愈的学生，随后又拜访了卢汉与新上任的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等军政大员，对各种情形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

与梅贻琦的冷静沉着大为不同的是，傅斯年在接到卢汉措辞强硬的函件与朱经农的报告后，心情又见焦虑，脾气显得异常暴燥。由对学生的哀其不幸，演化成了怒其不争，并怀着对“罢联”的愤怒与怨恨在致朱家骅电文中称：“彼等只是以四个棺材拖延日期，似有所待。两大学当局已明白表示，十七日非一律上课不可，月涵到与谈，认为以后我辈当积极行使职权。如近日（仍做）不到，（即）自请解散。”

主意打定，傅与梅联合起来开始对主张继续罢课的师生进行夹击行动。因得到重庆密电，15日是最后期限，故二人在14日紧急召集联大常委会，确定把复课期限拖到17日。选定这一日期，是因为15日恰逢周末，只有周一的17日才能看出是否复课。此举既与蒋介石要求不相冲突，又为校方从中周旋延长了时间，同时这个时间正好也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抵达中国的日子。倘学潮即此结束，不啻对马特使献上的一个不是礼物的礼物，对国民政府的形象亦分外增添光彩。

有了这一计划，傅斯年又鼓起信心，经过反复思考琢磨，与梅进行沙盘推演，共同制定了一套攻防战术。第一步，先由联大、云大两校当局出面发布必须复课之最后期限；第二步，如学生违命不遵，则傅与梅宣布辞职，逼教授会走上前台；第三步，教授会全体出面做学生工作，不成，亦全体辞职，以向学生施压；第四步，学生若再不听，则可断然采取“自我解散”之措施，来个树倒猢狲散，各奔东西，干脆又利索地彻底解决问题。

就在傅、梅等人急如星火召开常委会之时，卢汉、霍揆彰联名于14日上午向蒋介石拍发密电，谓：“处理昆明学潮，职等与朱次长、傅校长等已尽最大努力，期早平息，照常上课，经过情形，曾由职汉以亥元（十二月十三日）密报电详呈。昨又由汉函云大、联大两校负责，使学生停止一切校外活动，并限校长于十七日复课，如果无效，决遵钧示为最后之处置，刻已准备待命。”

14日下午5点，梅贻琦特约闻一多谈话，想从侧面摸清“罢联”与中共地下组织方面的反应。二人交谈后，梅对闻的言行颇为失望，当晚在日记中写道：“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15日晨，蒋介石侍从室幕僚唐纵奉命电话昆明梅贻琦问学潮情形，“如果不能如期复课，其不上课之学生一律开除，政府无解散学校之名，而贯彻处理学潮之决心”。梅得电后不敢怠慢，迅速与常委会全体召集学生代表在清华办事处谈话，先由梅说明学校规定17日上课之缘由，及届时不上课后果之严重。继由傅斯年、冯友兰、潘光旦、陈序经、周炳琳等名重一时的大牌教授发言，强调学生不仅应顾及为死难学生申冤，而且亦应为学校前途着想的道理。会后，耐不住来回拉锯之痛苦的教育部次长朱经农离昆返渝汇报。

朱家骅为打消傅斯年的焦虑，防其一怒之下作出立即宣布“解散联大”的下策，在听完朱经农汇报后，于当日（15日）向傅斯年拍发电报，云“李事照弟看法，早已不成问题，主席似亦深知其人此次事件，亦知其处理失当，言行不妥，唯因当时不能全昭真相”。但处理李宗黄之事“似不能于复课以前再有举动”。同时强调，此“亦属情理之常故”，只要“能按期复课，此后问题均能顺利解决，因其他重要各方亦如此看法，并都主张将来李应必去”。又，“此事已与月涵兄言之，日来观察，更证明李去稍缓，无甚难处，兄可将此意暗示教授以解其愤”。

然而，朱家骅的看法只能是他自己隔衣挠庠，瞎子摸象般琢磨猜测得出的判断，与蒋介石内心所想，还隔着一个虽有些干瘪但尚鲜活的肚皮，所谓人心隔肚皮是也。在政治斗争中，蒋毕竟比朱与傅等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视野更加博大宏阔。他清晰而明了地意识到，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在何时何地，共产党才是他真正的心腹大患。遥想当年，在“九一八”沈阳事变爆发前的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讲话，谓：“倘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在处理国内一切纷争的基本立场，从来都是以是否有碍于其统治权威作为衡量的标准。昆明学潮爆发，他断定肯定是共产党阴谋所致，因而在处理李宗黄问题上，除了私人交情与当初的许诺，还有一个不便向外人道的隐秘情结，那就是绝不能让共产党捞到便宜。

于是，12月15日下午，蒋介石电谕朱家骅，声称“此次昆明学潮情形复杂”，责令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将“其中主谋及领导分子希速查明具报为要”。在国民党中枢混迹多年的朱家骅自然掂得出这个电谕的分量，遂立即将此电转发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待弄清基本情况后，于当夜电复蒋介石，报告说：“学潮主谋及领导分子，闻各校教授中态度激烈者为联大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晗及云大教授潘大逵、尚健庵、楚图南等，整个首要分子名单，已电令各校当局密查具报，除俟查明立即呈报外，谨先电陈。”

就在重庆与昆明之间密电频传过程中，远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于1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明确指出：“目前我党一方面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巩固解放区人民已得的果实；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自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昆明学潮地下组织者和领导者加强了联系与指导。

就在毛泽东文章刊发的同一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但声明中说：“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这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是帮助蒋介石国民党解除中共的武装。

12月16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衔命到达中国“调处”内战。同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吴玉章、叶剑英等人抵达重庆，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仍然是这一天，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后，表示拒绝复课要求，并送给梅贻琦一份书面答复：“经代表大会决议，在条件未圆满解决前不能复课。”——绕了一个大圈，事情还是落到了最初的起点上。

梅、傅等人见此情形，决定实施反制，命人在西南联大张贴布告，以强硬的姿态表示，全体师生一律于17日复课。云南大学80名教授联名发出《告全体同学书》，劝告学生复课。闻一多等另类派教授感到无限期罢课，可能逼迫蒋介石采取“最后措施”，而教授们对当局解散联大也忧心忡忡，颇为凄惶，遂有了让步的念头。此时中共云南省地下工委经过酝酿研究，认为“罢课必须适可而止。应修改复课条件，除惩凶一条由联大教授会提出公诉外，如其他条件得到解决，即可采用停灵复课的办法，以便巩固胜利，积蓄力量，争取全胜”。

据中共联大地下总支书记袁永熙回忆：“会后我见到闻先生，他见面就问：‘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还说：‘罢课不要拖得太久，过去我们在教授会上说话，多数人都支持，现在会上我们成少数派了。’又说：‘教授们从学校利益考虑，都希望早些复课。’我见闻先生这种态度，便将我们开会的情况告诉他。闻先生听了很高兴，说：‘这样好，这样好！我马上去告诉梅先生，他是我的老师。’”

当晚，闻一多与梅贻琦进行了晤谈，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道：“饭后九点，光旦偕一多来，一多告学生方面可有转机。甚喜，即走告孟真。”

第九章大幕在黄昏中落下第二节闻一多与傅斯年叫板

争胜令梅贻琦大失所望的是，事情并不如闻一多、潘光旦所说的那样有所“转机”。当他于17日上午10点冒着寒风冷雨，哆嗦着身子与傅斯年同往联大新校舍察看，竟没有一个上课的人影。于是，二人在失落中张皇，于心虚中调整。下午3点，梅以懊丧沉郁的心情约教授会同仁茶话：“报告最近数日经过及本人（与傅）感觉无望，不能不退避贤路之意。”继梅贻琦之后，傅斯年起身以哀婉的声调说道：“为学校前途和为学生命运计，在万般无奈，无所希望中，作为校务负责人，我们只能引咎辞职，别无他法可求之。”说到这里，泪水不知不觉地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他摘下眼镜，用手绢不住地擦拭着，欲述而不能语。受梅、傅二人情绪影响，许多教授对学校前途悲观失望起来，于是纷纷提出辞职。面对此情，向来与闻一多、潘光旦等站在一条线上的张奚若适时地站起来对众教授道：“何必呢，我们应该尽力地挽留梅、傅二常委，凡是慰留常委的都请站起来。”如此一说，茫然四顾的教授们不得不站起来表示慰留，梅、傅二人也只好半推半就地表示打消辞职之意。

带有表演性质的茶话会尚未结束，有人提议转开本年度第六次教授会议，梅、傅二人表示同意，教务长潘光旦等签名，入会者达88人，由周炳琳任会议主席，闻一多仍以书记员身份负责记录。会上，围绕复课与惩凶问题再度展开辩论，以傅斯年为首的大多数教授都主张复课日期再延长三天，诸位应劝导学生于20日一定复课，如介时仍不能复课，则“教授同仁只好辞职”。

针对这项提议，闻一多、潘光旦、钱端升等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弄出一个反提议，即“要求政府将李宗黄立即撤职，如不能办到，则全体辞职”。这个反提议再度将事情绕回过去一直争论不休的“先复课再惩凶，还是先惩凶再复课”的老路上来。于是两派之间就这一提议和反提议，你来我往拉锯式地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争吵未分胜负。傅斯年气喘吁吁，用他那庞大的烟斗不耐烦地敲得桌子“啪啪”乱响，而闻一多则不时地放下记录的笔杆，手攥比傅氏小一号的烟斗，边抽边与傅展开激烈论争。相互之间越争越恼火，越论越偏离主题，闻一多在猛吸了一口烟后，对傅斯年大声道：“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山呼万岁！”据当时出席会议的张奚若说，闻一多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有人知道的。于是，张与其他教授开始劝解，谓“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云云，意在指责闻一多有些过分。而此时的傅斯年脸涨得比猪肝还要黑一大半，沉默了足有两分钟，突然站起小山一样的躯体振臂高呼“先生们——”略作停顿后，又用一种颤抖的声音急促地喊道：“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接着又高呼：“布尔什维克给我滚出去！”

面对傅斯年的叫骂与呼喊，闻一多忽地站起，怒气冲冲地对傅道：“我就是布尔什维克！”意思是你想怎么着？这一极具挑战意味的口气，令傅斯年更加暴躁狂怒，他把大字号烟斗往桌上“砰”地一摔，剧烈的碰撞使烟斗蹦跳着带动风声从冯友兰耳边擦过，冯氏为之失色。傅斯年复大声喊道：“你这个布尔什维克给我滚出去！”

这一声明显带有颤音的叫喊，在场者大为震惊，众人用一种近似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这位当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北京游行队伍总指挥、目前的联大常委兼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国民参政员傅斯年，心中百感交集，大有今昔何昔之慨。当众人把傅斯年强行按回椅子上，坐在身边的冯友兰伸过脑袋，悄悄对傅斯年半开玩笑地说：“你原来也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傅瞥了一眼冯友兰，铁青着脸，只顾猛喘粗气，话已说不出来。

此次会议在无休止的吵闹中总算熬到结束，最后形成三项决议：大意是：本会代表于明日起召集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劝导学生复课，并听取其意见。担任书记员的闻一多在关键的第三项中记录为：“本会认为本星期四应行复课。”会议主席周炳琳在审查中认为该记录不够明确，乃改为：“劝导学生时与说明本星期四务必复课，如不肯复课，教授同仁只好辞职。”但又加了一个附加条件：“只要星期四（20日）整天中有一个学生上课，教授就不集体辞职。”

闻一多等人一直吵闹坚持的那个反提议方案，在本次会议中遭到断然否决，未能写入会议记录。对此，中央社昆明分社于当日发往重庆的电讯稿明确说道，“今下午全体教授会议中，两常委报告此次经过后，各教授一致坚劝勿辞职，并决议于18日全体教授再劝导学生一次，如在20日不复课，即总辞职。同时亦希望政府早日罢免李宗黄”云云。

教授会在纷乱争吵中形成的这个决议，依然没有得到学生自治会代表认可。梅、傅等派出各系主任与大批教授加紧做学生的劝导工作，姚从吾等国民党联大支部负责人全力以赴，集结校内党团力量，或明或暗地对学生进行内部拉拢、分化、瓦解，各派力量皆憋着一股气进行最后一搏。此时，眼看杜鲁门总统已公开宣示对华政策，要求国民党必须扩大政府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实行民主改革，马歇尔的专机已在中国落地。对国民党政府而言，昆明学潮问题已到了必须摊牌的最后关头。

12月18日上午，卢汉给蒋介石发出特急密电，称：“对于学潮最后之处置工作，业已就绪。”目前“作最后努力”。并暗喻，如果劝解失败，即以武力解决之。

刀已出鞘，箭在弦上。

12月18日下午3时，蒋介石给朱家骅发出一封盖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红印的“国民政府代电”。文称：

教育部朱部长勋鉴。昆明学潮受少数反动学生操纵，迁延反复，妨害全体学生学业甚大，如延至二十日尚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学籍。除电昆明卢主席查照办理并一面仍准备军训办法候令实施外，希知照并速密知各校当局为要。

中正。（三十四）亥巧。府军信。

朱家骅接电后，见蒋介石明令学生复课的最后期限可缓至20日，意识到蒋在极度的忍耐中作出让步，悬着的一颗心遂稍稍缓解。他把蒋令转发昆明，特地告诫傅斯年以及卢汉与霍揆彰诸军政大员，特别强调在“如何与何时执行”蒋令的问题上，务必“妥慎办理”。言外之意，即使限期已到，也要三思，不可贸然动武，以免重蹈李、关之覆辙。同时，他明确要求联大和云大两校当局“再尽最大之努力，恳切劝导学生即日复课，以重学业，以副期望”。

朱家骅在重庆与昆明间全力调和，傅、梅二人与联大、云大的多数教授亦积极运作劝导，学生自治会开始松动。中共联大支部负责人洪德铭找到闻一多，正式委托闻单独会晤梅贻琦，表示学生会方面的复课条件还可修改，争取梅打消顾虑站在学生会一边。闻一多当天晚上单独面见梅贻琦，并把学生会的条件向梅交了底。心中有数的梅贻琦与傅斯年商定，于19日再度召集教授会，通过了以书面形式劝告学生的决议，同时推冯友兰、周炳琳等为代表，面见卢汉，请其取消“禁止自由集会”之前令，如果取消此令，学生会减少敌意，事情可得缓解。卢汉听罢，极其痛快地允诺。政府当局作出了让步，布告贴出，学生方面也明显开始发生了分化。到了最后期限的20日，联大各系均有学生陆续到教室上课了。

面对这一动态，傅斯年仍心存疑虑，而暗中操纵联大内部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姚从吾却欣喜异常，兴奋起来，他当即发密信以邮代电致重庆的朱家骅，通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信中写道：“联大教授坚持二十日不复课，全体辞职。此点极重要。一、教授辞职，则一切抬棺游行煽动全国学潮，向美特使马歇尔示威等，均无意义。上兵伐谋，此最扼要。二、联大解散，中立学生极恐慌，可使就范。三、二十日为最后关头，教授会把握坚定，可以消释少数奸人阴谋，可以鼓励党团员，可以扶持中立派。此事孟真持之坚，枚荪主之力，若能从此复课，此策实为重要关键。顷闻已有十分之五学生复课，特先奉闻。”

既然部分学生已开始上课，就意味着事情有了转机，这一情形，无论是重庆的蒋介石，还是昆明的卢汉与校方，不便再采取其他措施强令全体学生上课，只能静观其变，向各自期待的目标进展。其间姚从吾等指挥党团员加紧活动，对学生实施分化。中共地下党支持的学生自治会一方也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反分化”措施，如此一来一往，使得占大多数的中立派学生进退两难，事情陷入胶着状态。如此连拖两日，局面并没有大的改观，上课人数依然不到五分之一，脾气暴躁的傅斯年又沉不住气了。

22日下午3时，傅、梅二人再次组织教授会开会，由梅贻琦主持，朱自清等86人参加，商量如何进一步推动复课的问题。各路派系的教授积极献计献策，最后以折中的方式形成决议：在17日会议中，曾有人提出政府将李宗黄先给予撤职处分，学生再复课，如不能办到，则教授全体辞职。这项当时未获通过的决议，兹补为“从今日起，以两个月为求此事实现之最大限度”。此决议实际上既照顾了闻一多等人的强硬态度，又默许了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先复课，再撤职”的主张。对于这项决议，学生自治联合会方面表示基本满意，中共地下党联大支部与民青组织负责人洪德铭认为，闻一多“确在这里立了大功”。为表明校方态度，由教授会决议，授权梅贻琦向学生自治会发表书面谈话，梅在谈话中称：“本月二十日，本人曾对学生自治会理事会代表面加告诫，对于上课同学不得加以阻拦或采取其他行动。乃近两日学生会对于上课同学竟采取行动，剥夺同学应得权利，殊属违背学校纪律，应迅即自行纠正，以后如再有此种行动，本人决将执行学校纪律，严予惩处，以维持秩序。”22日晚，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三点教授会，学生会又有函，报告‘罢联会’对于复课条件再加修改，其意似欲得早日结束者。闻未到会，派寿民暂代。孟真颇示焦躁，盖已决于明日返渝，校事不过问矣。会散后留周、冯、赵晚饭，草‘谈话’之二。饭后又随周、赵访傅，劝其稍缓返渝，未得谅允。以后只好仍自支撑耳。”此时的傅斯年认为大局已定，自己无须久留，但梅贻琦等人却颇不情愿傅在事情未明确之前过早离开。从梅的日记可以见出，内中透出一股独木难撑、孤苦无助的苍凉。

令梅贻琦出乎意料的是，事情正朝着他期望的目标急速进展，并且急转直下。

21日，马歇尔由上海飞至南京，与蒋介石举行了首次会谈。处于对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尽快平息学潮的考虑，同时为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蒋忍痛割爱，电令李宗黄速赴重庆述职，并于23日电告卢汉，对昆明学潮问题应“忍让为怀，谨慎处理”。

同样是对马歇尔已经来到中国“调处”的事实，原来暗中推动学潮的中共一方也迅速改换了原有的方式。中共地下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从重庆发来的紧急密电，指出：“运动已在政治上获得重大战果，应改变斗争方式，及时复课，以便巩固胜利，积蓄力量，把民主运动引向深入。”也就是说，此事闹腾得差不多了，该收摊打烊了。

12月24日，李宗黄卷起铺盖，在万众声讨中黯然离开昆明飞赴重庆。

同日，联大常委梅贻琦与云大校长熊庆来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一二·一”惨案真相，明确指出地方党、政、军当局“处置大错”，“应负激成罢课风潮之责任”，并保证学校将根据法律控告杀人凶犯等。国内外报刊纷纷转载了这一消息。

25日，昆明学生“罢联”经过讨论，一致通过《复课宣言》，声明为顾全大局，“忍痛抑悲，停灵复课”，昆明各校学生即日复课。至此，持续了一个月的罢课风潮算是暂告一个段落。关于这一事件得以平息的头功者属谁，当时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有一份秘密报告：“傅斯年博士至少把局势控制住了。无论是云大的熊校长还是联大的叶企孙代常委都没有表现出多少主动性。”这个结论不能说全面，但还是较为恰当的。

学潮暂时得以平息，但整个“一二·一”惨案还没有了结，尚有四具冰冷的尸体还躺在联大图书馆漆黑的棺材中。而四具黑棺外加一条吊在梁檩上鲜血淋漓的大腿标本，皆由学生自治会掌控。昆明学潮能否再度爆发，四具尸体一条腿到底何去何从？就看两个月内重庆国民政府对李宗黄的处理结果了。

第九章大幕在黄昏中落下第三节联大悲情录

与关麟征大不相同的是，挟着铺盖卷回到重庆的李宗黄，狷狂的性格依然没有改变，无论是面见党国大员还是一国之主蒋介石，他仍昂头挺胸，做大义凛然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坚持认为昆明惨案自己不但无过，反而有功于党国，是政府“戡乱”的功臣，所有的罪过全是昆明共产党暗中捣乱的结果。直到翌年5月，李宗黄还四处喊冤，并向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鸣冤叫屈，坚称：“昆明学潮，纯为反动派有计划有步骤之政治阴谋，一切罪恶，假此而行，其所资为口实者，不外禁止集会与发生惨案两事。”而当12月1日极不幸的惨案发生之时，“宗黄已交代省主席之职，然仍与军政当局上紧缉凶，翌日即行破案。旋承中央命，指派新主席卢汉，警备总司令关麟征与宗黄三人，共同审判，严厉惩凶，并决定从优抚恤死者，从国法人情立论，此案本可了结。不意阴谋之辈，不逞之徒，以惨案为奇货可居，以学子为政争工具，竟四处活动，百计中伤，不惜淆乱是非，颠倒黑白，甚至血口喷人，借刀杀人，极尽穷凶极恶，丧心病狂之能事。须知吾人革命，以仁爱为目的，以青年为骨干，对于一般学生，向来爱护周至，即个人立身处己，尤与天下人以共见……”

李氏离开昆明到重庆后上蹿下跳，喊冤叫屈，弄得蒋介石左右为难，迟迟不能对这位“有功于党国”的“忠臣谋士”作出革职还是升迁的抉择。而对于李氏的四处张扬与撇清，外界纷传，但大多不以为然，个中态度，梅贻琦直接表示“便可不理”。而傅斯年在写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更具有水泊梁山好汉风格地直呼“李宗黄该杀”！他明确表示“昆明学潮之起源，校内情形复杂，固为一因，但当局措施荒谬，极为重要”。为此，傅斯年详细地述说了当局的荒谬经过：

11月25日晚，学生有会，地方当局（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禁止，学生仍开，遂在校外大放枪炮，幸未伤人，次日罢课。学校当局一面向地方当局抗议，一面劝令学生复课。乃李宗黄（代主席）所组成之“联合行动委员会”竟于12月1日派大队人分五次打入联大，两次云大。其中一次有人在师范学院放炸弹，死者四人，锯去大腿　　者一人，还有一人可成残废，此外重轻伤十余人，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个棺材一条腿，真奇货可居，全昆明闹得不亦乐乎。我就是在此情况下到昆明的（4日），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同时也希望学校能复常轨。我的办法，真正敢作敢为，彼时大家汹汹，居然能做到不出新事件。到了11、12日，我本有可以结束之事，忽知其不易（以有党派鼓动），随又转变一种办法，即加压力于学生也。此时梅亦返校，我们二人请辞职，教授决议，如学生不复课，即总辞职。有此压力，有的上课。而学生会亦渐渐下台。我走时，此局已定，有尾巴，我不赞成再让步，由梅料理，故我先走。大致说20日上课者约十分之一，24日上课者约十分之二，26日全上课。我于24日返渝。

总括说：

（1）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第五军长），关麟征代人受过。（2）学校内部有好些不成话之事，非当年之北大、清华可比矣。

（3）此次惨案，居然告一段落，太不容易。我所办的，除若干共党及C。C外，尚未有责备我者，而称颂我者甚多。

（4）学校以后之善后，我实在办不了啦。

我之辞职未准，但联大一职必辞，决不再去昆明。梅月涵心中如何打算，我不能了了，他专听潘光旦等人之话尤不可解，我岂能再代他受过。北大一职，可以不辞，静待适之回国。本当早赴北平，偏偏这些事打岔，现在北平太冷了，等过了三九阳历二月中旬再去，方妥。此时要开政治会议，回李庄也回不来，我本辞政治协商会议，而辞不掉。当然，此时回家休息，岂不太好！一切至今困顿，皆因两念所误，赴延安（有此协商会议）；为北大，公私交弊，言之可叹，寂寞由你想，你如去修道院，念念默然。我一辈子忙人的事，忙到如此地步也。

政治协商会议，国外的压力甚大，或者可有若干结果，否则必然一事无成，我在其中，其苦万状，参政会同仁颇有骂参加此会者，我这几年无一时……此时的傅斯年也只是空发议论而已，满腔愤慨很快成为泡沫随风飘散，“该杀”的李宗黄不但没有人头落地，反而毫发未损且得以另谋高就。

1946年2月13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称“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李宗黄，另有任务，应免本兼各职，任命该省政府委员张邦翰兼民政厅长。”14日，再发消息，称：“党政考核委员秘书长沈鸿烈，前奉派赴北方视察，兹闻中央对沈氏将令畀任务，该会秘书长一职，已改派李宗黄接充，业于十一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

报道既出，傅斯年或许已经明白，或许仍蒙在鼓里，蒋介石处于社会各界压力，固然通过行政院免除了李氏在云南的本兼各职，表面上给以处罚，但实际上并不想太过于打击像李宗黄这样一批铁杆忠党分子的情绪。在前期许诺的云南省主席已无法办到，李氏本人也不可能再有所指望的情况下，蒋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命李为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以这种方式算是为李氏挽回了一点面子。

原本“该杀”的李宗黄摇身一变，突然成了面貌一新的党国大员，这一戏法的演变，势必导致昆明学界新一轮反弹。联大学生会得此消息，立即派代表向校方质问，但正如冯友兰后来在《自述》中所言：“教授会说，我们保证的是使关（南按：实乃李）去职，只要他去职就可以了，至于是升是降，我们并没有保证。有人提议开教授会，但没有成为事实。”据冯氏说，让学生先复课，然后再惩凶的点子是他与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出的，后来教授会的答复也有自己一分子。通观冯友兰为人处世的一生，像这样的圆熟中夹杂着狡猾的辩解是极有可能的，若出自别人的计谋反而有些不可思议了。只是冯友兰等人这一圆滑的说辞，令联大学生会大小头目甚感恼怒，遂下决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再度发动学生示威游行，进行反击和报复。

2月15日，梅贻琦乘机飞渝办理清华复员事务，西南联大一时群龙无首。趁这一空隙，昆明学生联合会主席、中共地下党员吴显钺，秘密联合由中共地下组织操控的文协昆明分会、中苏文协昆明分会，连同民主同盟主办的民主周刊社等十团体，纠集15000余人于2月17日在联大新校舍广场召开讨伐大会。会议由闻一多任主席，褚辅成、钱端升、费孝通、吴晗等人出席大会并慷慨发言，强烈要求政府立刻严惩昆明“一二·一”惨案主使者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等军政大员。为了加重会议的分量和法码，会议组织者专门把炸断一条腿的缪祥烈用棍子抬上主席台，以现身说法激起众人的反政府斗志。经过闻、吴等几位另类派教授一招一式鼓动煽情与缪祥烈声泪俱下的现场控诉，入会者情绪很快被激发调动起来，演讲尚未结束，就有人急不可耐地蹦到主席台振臂呼喊“打倒李宗黄”、“杀关麟征、李宗黄以谢天下”、“立即改组政府”等口号，同时提出游行示威以壮声色。中共地下党员吴显钺等学联领袖见火候已到，顺势鼓动，表示响应。于是，整个会场如同决堤的潮水，人群“轰隆”一声拥出联大校园，于昆明大街小巷呼啸开来。

由于卢汉对李宗黄这个冤家对头出任新职同样大为不满，没有派军警阻止，昆明街头汹涌翻滚的人潮急浪汹涌向前。大潮滚过处，留下了一堆堆用各色纸张书写的宣传口号与标语。当众人空着肚子双腿发软全身打晃两眼发花回到校园时，夹杂在队伍中满面尘土的闻一多于兴奋之中，不无得意地用沙哑的声音对身旁的人说道：“军警特务哪里去了？他们是学乖了，还是泄气了？”其实他哪里知道，大权在握，重兵云集的地方当局，怎有突然吃素、泄气的道理？倘无隐情，何以至此？闻一多此言，实在是不谙官场之道的书生意气。就在闻、吴等人支持、鼓励昆明学生纷纷拥向街头之时，远在重庆的梅贻琦先后会晤了傅斯年与朱家骅。当时正患胃病躺在自家寓所床上的朱家骅，尽管不知闻一多等此刻正在千里之外的昆明游行队伍中狂呼尖叫，风头正健，但当谈到联大近日形势时，朱家骅甚表忧虑，认为“张、闻、潘等之举动谓殊于清华不利”，并特地专门向梅贻琦提出警示。2月26日下午晚些时候，冯友兰以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向重庆教育部拍发密电，谓学生将于27日举行罢课，催梅贻琦速返昆明筹划应对之策。当教育部译电员将电文翻译完毕已是晚上7点，时梅贻琦正同翁文灏、傅斯年等人参加外交协会举办的一个宴会，在教部当置的杭立武立即持电文驾车跑到宴会场所，匆忙把梅拉出告之昆明情形，并促梅速返。梅听罢大惊，“虽觉或非严重，而又感在渝任务未完，但只好决计归去，（因为）此责他人亦难负也。”乃“急至朱寓稍留”，而后即返中研究院招待所收拾行李，次日一早乘机返回昆明。

梅贻琦风风火火地赶回昆明联大，得知学生会已决定将罢课时间推迟两天，尽管梅对找上门来的学生会代表“严予告诫，倘如此行动，尤属不合，学校更难予同情”等，但僵持到3月4日，罢课风潮还是发生了。无可奈何的梅贻琦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日联大及昆市其他校学生罢课一日，以表示对于李案处置之不满，此举诚非全无理由，然亦只能听之，更望勿生其他事端耳。”毕竟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此事处置上太不明智且有些过分，作为联大最后一根支柱的梅贻琦自然不能跟着他们糊涂下去，在没有更好的应对措施情况下，对罢课风潮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则不失为明智之举。

3月5日，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密电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报告昆明方面的动态：

（一）昆明共产党控制之学联，支日联合各大中学生共千余人，开会罢课反对李宗黄就任新职，并企图要求省政府方面，拨款七千五百万元作为‘一二·一’事件死者赡养抚恤费。各校大部分学生均照常上课，罢课学生微日有复课模样。（二）共党近由延安、贵阳派来李晓（东北人）、陈定侯（江苏）、张学易（东北）三人，均系西南联大毕业生，来昆以图加强滇省共产党组织，已饬详查其行动。（三）共党分子预定于灰日公祭死者并向省政府请愿。（四）本党学生蔡麟笔等仍积极策动筹办爱国运动，不断宣传，收效甚大，并拟于佳日在昆明分四区扩大宣传，谨闻（南按：电文中的支、微、灰等，属专用语，似指昨、今、明等解释）。

因惨案中死去的4名学生棺木仍停在联大图书馆尚未出殡，李宗黄出任新职事件自然令学联的组织者与出殡等事联系在一起。成为与地方当局谈判的重要筹码。事实上，就在学生罢课的同时，根据中共云南省地下工委指示，西南联大学生、地下共产党员吴显钺、萧荻等，分别代表昆明学联和遇难学生治丧委员会，已开始与云南当局交涉死者出殡事宜，并表示在出殡日要举行大规模出殡游行，以宣泄胸中愤慨。为遏制这一不利于和谐稳定的势头，云南当局除答应可为死者抚养费垫款五千万元，以争取早日结束此局外，专门找来当地所谓的士绅名流、社会贤达，与吴、萧等人进行谈判。听命于云南当局的士绅、贤达们，以四项不宜条件加以阻止，即：

（一）凶死者照地方旧日习惯不应出殡。

（二）宣传意义多于哀凄，不似出殡方式。

（三）多数学生填塞扰攘于通衢中以影响治安，不宜出殡。

（四）棺木与葬地同在联大校内，无出殡必要，应让死者早日入土为安。

经过一番面红耳赤的争吵论战，最后双方皆作出让步并达成协议，即出殡之日，殡葬队伍可以进城，但不贴标语，不喊口号，游行之后立即回校就地安葬。

3月17日，为四位遇难者出殡仪式开始。只见死者灵柩上覆盖着青天白日的中华民国国旗，并有“党国所赐”大字条幅（南按：此条幅不知是讽刺国民党当局，还是一种特别荣耀予以标榜）。

据当时治丧委员会负责人萧荻回忆：“在出殡前夕，又生波折。我们原已预定好的抬灵柩的杠房，却突然奉令不准来抬了。于是我们改租马车来载运灵柩。但到我们租妥马车后，马车夫来说，马被军警拉走了，无法驾车。我们便决定买几匹白布，系住车辕，用人来牵引，成队的送殡者，拉着灵车行进，也是‘执绋’的一种形式。”

如此一番折腾，载有棺木的人拉马车总算驶出校园，向昆明城内进发。送葬者与围观者组成了一支庞大而杂乱的队伍，在吹拉弹唱的伴奏与阵阵哀乐声中，浩浩荡荡地在昆明城中通衢大道转了一圈，而后返回联大校园安葬。

对学联组织的这次行动，卢汉、霍揆彰曾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密报：“三月十七日昆市大中三十余校男女学生万余人，为一二·一事件死亡学生发丧，十一时由联大新校舍出发，沿各大街衢作出殡游行，游行期间，仅作简短之宣传及散发传单，游行行列所至，市面铺户自行关闭，以示抗议，观众态度冷淡，予以严重之精神打击。午后五时，游行完毕，翌日即行埋葬。”又说：“关于奸伪分子之活动，以事先已经饬属注意监视外，并针对其弱点，发动各校党团学生及地方党政人员，实行防制，致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现虽有少数学生仍做各项宣传活动，但均在我严密监视，并策动党团学生发动相对言论，以遏制之。”

卢、霍电文所言大体不差，但显然也有违背常理之处，按鲁迅的说法，中国人最喜欢的一景就是看杀头，杀过头之后的埋葬仪式也是在“喜欢”之列的。如今被当局枪杀的学生举行出殡且还要沿街游行，这在昆明应该算是百年不遇的奇事，城中百姓焉有不倾巢出动一观其景的道理？根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的说法，出殡时仅在联大新校舍草坪就云集了3万多人，这个数字当是可信的，而在昆明市内观看出殡游行者当不会少于10万之众，或许还不止。只是当游行队伍回到联大校园准备在早已修好的墓穴前安葬时，像乌云突遭狂风袭击，纷乱的人群眨眼四散，只有缕缕薄幕缭绕其间。而葬礼的主祭、陪祭人员更是少得可怜，除了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代表校方主祭，陪祭者仅闻一多、钱端升、尚钺、王赣愚、吴晗等几位志愿者，别无其他教授参加或在墓前驻足。对这一凄凉尴尬的场景，闻一多大感不解与悲怆，登台后竟“半天说不出话，好久才悲愤地致辞”，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离我们还远得很。我往下看看，今天我们参加陪祭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只有两三位），是害怕吗？还是关着门装不晓得？难道连师生朋友们之情，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这些人上哪儿去了？是害怕吗？今天我参加了，不见谁把我怎么样。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

此时的闻一多也许已经意识到，面前之所以出现这种冷清、凄凉的场面，除了大多数教授对连绵不绝的学潮感到疲惫甚至有些厌倦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当局通过姚从吾、蔡梦笔等联大党团员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其他教授不肯露面，显然已闹不出群体性事件了，但作为西南联大“定海神针”的梅贻琦，因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云与学潮狂波，对此却放心不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前十一点出门往武成路福照街口伫立三刻许，学生殡队久不至，后始知已改道由大西门经青云路进城矣。街上观众甚多，似无成群可有冲突者……夕闻殡队已返校，安葬幸无他故。”只有到了四具棺材完全落入墓穴并被红土掩埋之后，梅贻琦望望有些人影稀疏的校园和零星飘过的冷雨，一颗悬着的心才砰然落地。

第九章大幕在黄昏中落下第四节南雁北归春迎客

中外瞩目的昆明学潮得以暂时平息，学生们又回归教室上起课来。但每一位师生都感觉到，此时整个西南联大的情形已与往昔大不相同了，冥冥中似有一种勾心引魂的神秘东西在校园游荡飘浮，令师生心神不宁且有相互疏远防范的感觉，原来那种温馨浪漫、团结和睦的气氛已随雾飘散，无处寻觅。这个感觉刻骨铭心，令大多数师生难以忘却。许多年后，冯友兰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一二·一运动结束以后，联大在表面上平静无事了，其实它所受的内伤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教授会从内部分裂了，它以后再不能在重大问题上有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多年养成的教授会的权威丧失殆尽了。原来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则，至此已成为空洞的形式，没有生命力了。”一个生命体自有其诞生、成长、衰老、死亡的过程，一旦消失不会再有。此时的联大已走到了生命阶段的尽头，任何努力已无法挽回曾经有过的繁盛与强劲的局面。而摆在联大教授会面前的当务之急，不是愈合内伤，重整旗鼓，再建“教授治校”的威信和威力，而是解散联大，三校各自设法返回平津，再造未来之新局。

4月12日，西南联大在清华办事处召开教授会议，由梅贻琦报告筹备复员事宜。按此前傅斯年与梅贻琦通信中的设想，鉴于陆海空交通工具难以寻租，联大继续一学期，至9月后再始移动。这一计划遭到了许多教授反对，教授们强烈要求按原计划于5月10日开始迁移。

4月14日下午1时，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为欢送母校师长，在昆明大东门外临江里一七二号龙云公馆举行校友话别会。据说选此地址乃闻一多的主意，为的是让入会者睹物思人，唤起心中的悲愤之情，共有60余位联大教授和200多名学生参加了会议。会上，闻一多按惯例发表了演说，只是此次比往昔更趋激烈。据当时的记录显示，闻一多在说过几句客套话后，接着话锋一转，这样说道：

联大就要分开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不久就要回到老家去啦！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我也和大家一样，怀念故乡，怀念清华园。可惜，如今除了那半个中国之外，哪儿也不会有安乐土！比如说，这座美丽的花园，多么幽静！这个会场多么欢畅！你们可也知道：丑恶的东西就躲在旁边，要威胁，要破坏这个会议，要带军警前来检查，要把他们的反动货色硬塞进会场，连这样一点高兴，也不甘心让人享受，连这样一个惜别联欢的会，也违反了什么集会法。现在总算开起来了。但是，这使我不能不想到北平，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恐怕不是什么幸福，也许是更丑恶的灾难！

……今天我想说的是，这三个大学都和美国关系很密切，我们都是在美国式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固然也可以学得一些知识和技术，但是经过这八年的检验，可以说，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它教我们只顾自己，脱离人民，不顾国家民族，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吧，几乎害了我一辈子！有些人毕业了，留了洋，干脆不回来了；有的人爬上去了，做了教授，或者当了校长，或者当了大官，有了地位，就显得不同，　　想的和说的也和别人不一样啦！其实，这些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别人又以为我在骂人了。是的，对于反动的不公道的不对的事情，为什么不该骂？前几天有个刊物隐约地骂了蒋介石，于是他的党徒们嚷起来了，说侮辱了什么似的，还有些好心肠的知识分子跟着说这太过分了，难道说，他这些年造了那么多的孽，害了那么多的人民，骂一下都不行吗？咱们应该讲真理，明是非。我有名有姓，我就要骂！

据参加会议的冯友兰回忆，闻一多越说越慷慨激昂，有一段说：

大家都说清华有优良的传统，这不对，清华没有优良传统，有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我受了这种传统的毒害，现在才刚有点觉醒。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

闻一多的演说，令在场者大为惊悚，许多人认为有些过分，也有人认为这是闻氏故意耸人听闻，博取声名，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为之拍手叫好。作为联大驻校的负责人梅贻琦听了别人的转述，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昆明联大校友会有“话别”会，余因恶其十二月强梁改组之举动，故未往。晚，勉仲（南按：查良钊）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

第二天，即4月15日，梅贻琦又记道：“午前马约翰来，谈及昨日校友会情形，极为气愤。”对此，梅贻琦曾产生了清华大学复员后，将解聘闻一多的念头，而“在这个时候，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请梅贻琦推荐一个人。梅贻琦想推荐闻一多去，向闻一多一说，他就拒绝了。他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

梅贻琦本想来个顺手推舟，把闻一多这个棘手的“斗士”弄到美国，让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东西两海岸之间，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面对面地“斗”下去，直至“斗”出个名堂来。但闻一多深知自己一旦到了美国佬的一亩三分地，不但“斗”不出什么名堂，弄不好连自己也“斗”进去，在漆黑的监狱里蹲着了，因而并未听从梅贻琦的指令，坚决要留在联大与中国人“斗”。因了闻的强硬态度，尚有谦谦君子之风的梅贻琦亦不强人所难，只好听之任之。只是梅氏没有想到，只隔了两个多月，闻一多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其“斗”至死的重大意义正如冯友兰所说：“他以他的一死把联大的‘民主堡垒’的地位推到当时的最高峰，把当时的民主运动推到最高潮。就在这个最高潮中，联大结束了它的八年的历程。”

1946年5月4日，也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27周年纪念日，众人翘首以待的三校复员之日终于到来了。西南联大师生与特邀来宾在校图书馆前广场上，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唯一在昆明统揽全局的联大常委梅贻琦作了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报告，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辞。会后，全体师生来到校舍后面的小山，竖起了代表联大师生情感与精神寄托的纪念碑。按照传统款式，纪念碑署名分别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

碑之背面刻着西南联大自抗战以来共834名参军入伍的学生名单。碑文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又成前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本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词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词，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阳，又离别。

更长征，经晓嵲。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赵朔北，迄南越。

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

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

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冯友兰朗诵完纪念碑碑文，揭幕仪式开始。历经八年的联大生活就此宣告结束。除师范学院留驻昆明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南按：即后来的云南师范大学），联大师生分批北返平津，当天即有90多名师生乘卡车北上。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校歌响起，汽笛声声。师生们整日在校园相聚时，尚不觉得有什么不同，而一旦分别，才蓦然感到各自的灵魂被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许多师生对望无语，相拥而泣，恋恋不舍地离开倾注自己青春热血的春城与脚下那块水乳交融的红土地。

第十章独宿春城烛炬残第一节 “国宝”刘文典

在北返大潮中，有两位联大教授未能随师生同行，留在了昆明云南大学和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任教。一位是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庸，另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刘文典。罗是大半属于自愿留在昆明师大，少半是与傅斯年关系不睦，或者说傅斯年不希望其北归。而刘文典进入云大却另有一番隐情，且这隐情与闻一多有着公私兼及的藤葛。

据钱穆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联大解散后，“旧同事留昆明者仅二人，一为刘文典叔雅，余在北平时为清华同事。住北平城中，乘清华校车赴校上课。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挟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烟卷，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不能坠。万一坠落书上，烟烬未熄，岂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惭平，方力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

周作人晚年在《北大感旧录》中，专设一篇“刘叔雅”回忆文章，说：“刘叔雅名文典，友人常称之为刘格阑玛，叔雅则自称狸豆乌，盖狸刘读或可通，叔与菽通，东字又为豆之象形古文，雅则即是乌鸦的本字。叔雅人其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着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能择言，自以籍合肥，对于段祺瑞尤致攻击，往往丑诋及之父母，令人不能记述。”又说：“他的说话刻薄由此可见一斑，可是叔雅的长处并不在此，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钱、周二人皆为刘文典在北平时的同事，其回忆有一定的可信度，只是过于简洁，尚有更多信息没有道及，外人也就无法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尤其是周作人处于自身利害考虑，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对七七事变之后，二人于刘文典北平的居处那段“叫劲”式交往则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半字提及，致使这段历史史实湮没半个世纪不为外界所知。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陈寅恪热”的出现，刘文典这个陈寅恪昔日的上司兼同事，也在九泉之下跟着升起温来，大有起死回生，重返人间之盛景。

根据好事者发掘的散落材料，对刘文典的秉性品行，道德文章，奇人奇事，可以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刘文典，字叔雅，祖籍安徽怀宁，1889年生于合肥，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1907年，刘氏在芜湖安徽公学读书时，就加入同盟会。1909年，刘文典走出国门，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等国文字，同时受业于在东京主办《民报》的国学大师、反清斗士章太炎，并成为章氏的得意门生，积极筹划反清谋杀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翌年，即1912年，刘文典回到上海，担任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创办的《民立报》编辑兼英文翻译，宣传民主革命，对袁世凯集团进行口诛笔伐。1931年3月，恼羞成怒的老袁终于忍耐不住心中的闷气，暗中派出刺客，瞅准机会于上海车站一下结果了宋教仁（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性命。当时跟在宋氏屁股后头提包的刘文典同时遇刺，手臂中弹受伤，幸亏躲闪及时，才捡得一条性命。同年，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再次流亡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刘文典复去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在孙的亲自主持下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主张以刺杀、车撞或引爆自制炸弹等恐怖活动，来打击、推翻袁世凯集团的统治。

老袁一命呜呼后，国内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1916年刘文典回国，对军阀混战，商业凋零的残酷现实大为失望，在彷徨中决意以学问报国，不再过问政事。1917年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积极鼓吹另类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同时选定古籍校勘学为终身所系，主攻秦汉诸子，并以《淮南子》为突破口加以研究。经过数载苦钻精研，终以皇皇大著《淮南子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十卷本震动文坛，为天下儒林所重。刘氏因此两部巨著一跃成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文史大家之一，为学术界广为推崇，曾一度被蒋介石抬举为“国宝”。

少年得志，中年成名的刘文典，逐渐形成了狂狷孤傲的性格，不但不把一般学者文人放在眼里，一旦火起，还要给对方以拳脚交加的教训。据周作人回忆说，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悄然南下，6月3日，北大学生近千人被当局逮捕。5日左右，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六三事件”，还商讨如何让蔡元培重返北大掌舵的问题。脑后拖一条黄毛小辫，满口“仁义道德”和“春秋大义”、号称北大最古怪人物的辜鸿铭教授登台发言，赞成挽留校长，其理由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台下就座的《新青年》编辑们熟知辜是一位十足的‘保皇派’怪物，又是处于挽留蔡校长的好意，没有站起来与他抬杠较劲儿。想不到接着上台的一位姓丁的理科教授，却让众人郁闷至极。此人是江苏人，本来能说普通话，可是这回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或发了什么神经，在台上却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单句。只见他嘴巴一张一合地说：“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今天，今天，北大，我们……”如是者反复嘟嚷。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在热闷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神经病发作一样的语句，有如在屋顶上滴着漏水，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安，忽然有人开门把在座的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到刘氏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在台上正啰唆不止的丁教授同样吃了一惊，并神经质地以为是在骂他，便匆忙下台退回了原位。

会议中途停顿，刘半农进来报告，才知刚才所骂的是法科学长王某，原因是为了给被当局捕捉的学生赠送食物引起纠纷，事情闹到身为教授会干事负责人刘半农这里，刘听罢不禁火起，遂破口大喝一声，算是给众教授解了围。对这个意外的巧合，周作人颇为感慨地说：“假如没有他这一喝，会场里说不定会要发生很严重的结果。看那时的形势，在丁先生一边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地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有铤而走险的可能。当日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若不因了刘半农的一声喝而停止讲话，他就要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当时看刘文典义愤填膺的样子，真有可能蹦上台去给那位丁姓教授一记耳光，或一顿乱拳将其打趴在地的可能。只是令大家想不到的是，此次刘文典该出手时没出手，九年之后，反而有别的强人出手，给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

1928年8月，刘文典由北大回老家创办安徽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行校长职。11月，安大学生先是与省立第一女中校长程勉发生冲突，继而由于军警弹压引发声势浩大的“皖省学潮”，一时四方震动，舆论哗然。安徽省代理主席孙孟戟不能解决，恰遇蒋介石巡视到安庆，蒋氏闻知此事，性起之下，当即决定要扮成戏台上的“八府巡安”，召见刘文典予以“训示”。

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的名望大增，号称中国独一无二的铁腕强人，世人多有敬仰者。在这位“虎而冠者”的强人面前，学界大腕儿如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等温和派人物皆毕恭毕敬，即骄狂霸道如傅斯年者，对蒋介石其人亦敬佩有加，深为尊重，每论及蒋氏言必称蒋公或介公云云。有人云，傅斯年是学者中唯一一位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夸夸其谈的学者，此话未必是真。倘真有其事，也是蒋氏逃台之后的事情，那个时候的蒋家王朝早已失了往日的威风，是谓虎落平川遭犬欺也——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尽在如此。而1928年秋后的蒋介石正是年轻气盛、春风得意之时，刘文典却不把这位事实上的一国之主当做一盘菜看待。在刘氏眼里，蒋氏只不过是只知操枪弄炮打混战的一介匹夫罢了。

当刘文典被一帮军警带入省府堂厅，见蒋介石端坐大堂正中欲做审讯状望着自己，略吃一惊，又很快镇定下来。刘既不脱去帽子，亦不向对方行礼，找了把椅子昂然而坐，做不屑一顾状。蒋氏一看对方的派头与架势，头上的火星“哧哧”向外窜起。刚要发话，又见刘文典自身上掏出烟盒打开，抽出一支香烟，径自擦着火柴点燃，旁若无人地猛抽开来，烟雾直冲蒋氏的鼻孔。对抽烟喝酒之徒向来极度厌恶的蒋介石见刘氏做出如此癫狂之态，认为是对自己这位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帅的大不敬，是佛头抹粪，太岁头上动土，灶王爷跟前撒尿，心头之火再度蹿起，当场严厉喝道：“你就是刘文典？！”

刘氏抬了下头，巴嗒一下眼皮，口气生硬地回掷道：“字叔雅。”

蒋介石强按怒气，斥责刘氏身为国立大学校长，识文解字，为人师表，竟如此混账，对本公无礼云云。面对大动肝火的蒋介石，刘文典仍坐在原处仰头喷着烟圈，鼻孔朝天，极其鄙夷地哼哼着。蒋介石越看越恼火，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愤怒，猛地蹦离坐椅，冲上前来指着刘文典的鼻子，让其交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与煽动学潮、带头打砸抢烧的共党分子，严惩罢课学生，等等。

见对方如此轻佻，刘文典也顿时火起，照样蹦将起来，用“初类饥鼠兮终类寒猿”的奇声怪调，反指着蒋氏的鼻子厉声道：“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带好你的兵就是了；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自会料理，由不得你这个不成器的狗东西新军阀来多管闲事！”

蒋介石闻听此言怒火冲天，嘴里喊着：“大学学生黑夜捣毁女校，殴伤学生，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为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自尔始。”话毕，顾不得自己的身份，照准刘文典的面部“噼啪”扇了两记耳光，而后又抬腿用笨重的马靴在刘的屁股上猛踹两脚。刘文典一个趔趄，身子摇晃着蹿出五六步远，头“咣”的一声撞在一个木头柜子上，巨大的冲击力将木柜拔起，“轰隆”一声撂倒在地上四散开来，刘文典也在惯性的牵引下扑倒在地。但仅一眨眼的工夫，刘文典就于满地乱书与碎瓷破铁中一个鲤鱼打挺站将起来，身体后转，倏地蹿到蒋介石面前，像武侠小说中飘然而至的英雄人物一样，飞起一脚，“噗”一声闷响，踢于蒋介石的裆部。蒋“啊”了一声，躬身猫腰，双手捂住下半身在屋内转起圈来，额头的汗水像秋后清晨菜叶上滚动的露珠显着惨白的光芒，一滴滴飘落下来。众人见状，大骇，知刘文典的一脚正好踢中了蒋的小蛋蛋，急红了眼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将仍在抖动拳脚做继续攻击状的刘文典一举拿下，速将呈霜打茄子状的蒋总司令抬上汽车，送医院施救。

蒋介石在医院病床上大汗淋漓地嗷叫着翻滚了半天，总算化险为夷，只是两个肉球已呈西红柿状急速膨胀起来，走起路来很不方便。为解所遭之羞辱与心中的愤恨，蒋氏下令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文典扭送局子下了大牢，并宣布解散安徽大学，把为首捣乱滋事的共党分子捉拿归案，严刑正法。

消息传出，安庆学界和民众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到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刘校长，收回成命。同时，安大师生致电时为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学界领袖蔡元培、胡适等人请求援助。刘文典夫人张秋华于次日乘轮船至南京晋见蔡元培、陈立夫等党国要员。蔡元培得此消息，迅速联络蒋梦麟、胡适等同事好友，共同致电蒋介石，历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任《民立报》主笔时宣传革命，以及追随孙中山先生鞍前马后奔波劳苦的功绩，恕其语言唐突，“力保无其他”（南按：意为刘不是共产党），并说刘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强烈要求开释。面对全国掀起的强大舆论，加上蔡元培等教育界名流大腕儿，连同国民党要员陈立夫等一并出面斡旋，权力与事业正在上升但根基并未牢固的蒋介石，为个人威信与政治大局考虑，答应放刘，但必须以“立即滚出安徽地盘”为条件。于是这般，被关押了7天的刘文典，于12月5日获释走出了牢房。

遭受一顿皮肉之苦的刘文典并未服气，蹦着高儿大骂了一通蒋氏是一个军阀狂徒之后，卷起铺盖离皖赴京返北大继续任教。欲乘轮东下之际，安大师生、当地群众与省政府官员近千人到长江码头欢送，省府代理主席孙孟戟拉着刘氏的手满含歉意地说：“虽在缧绁之中，而非其罪也。”这是孔子当年谈到被官府捉拿到牢狱的弟子公冶长时说过的话，意思是其人虽然被关在牢狱里，但这并不是他的罪过，后来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公冶长。孙氏此言当然没有把女儿嫁给对方之意，但对刘文典不计名利得失，敢于和蒋介石拼上一家伙的胆魄与精神深感敬佩，遂以孔子之言示之。——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正因了这一段传奇经历，使他的声名一夜间传遍国内，为天下儒林士子所重。

就在刘文典抵达上海等待赴京的短暂间隙，专程拜谒了他的老师章太炎。1927年5月，章氏被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指名为国内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此时的章太炎因对国民党与蒋介石不满，在同孚路赁寓闭门杜客，对国事、学术俱保持缄默，只是偶尔憋不住骂几句蒋介石“罪魁”以泄胸中愤懑。当他听毕刘文典当面怒斥蒋介石“新军阀”等事件始末，神情大振，当即抱病挥毫，书写了“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对联相赠。赠联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对蒋介石的专横独裁进行了抨击，内中透出对弟子所表现出的疾恶如仇的精神的赞许。

到达北平后，刘文典于1929年5月21日会见了“少年同门，中年同事”，即同为章太炎门下弟子，并在北大任教的鲁迅，就有关军阀的所作所为“谈了一通”（《鲁迅日记》）。据刘文典回忆说：“老友重逢，欣然道故，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拉一把椅子，坐在他的藤椅边，说了半天的话。他平日很健谈，但是很少发笑，这一次谈到广东军阀考察他的思想时那种愚笨的很滑稽的情形，也撑不住发笑了。”就是这次会见，刘文典详细谈了自己在安徽大学与蒋介石冲突的细节和内幕，对其显现的精神风骨与气节，鲁迅深表钦佩，事隔两年都念念不忘。1931年12月11日，鲁迅在左联主办的刊物《十字街头》，以佩韦的笔名发表了《知难行难》一文，内中说道：“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以此讽刺赴南京谒蒋介石的胡适等人的软骨症。一时间，此文风传学界，搞得“我称他主席”的胡适大栽脸面。

刘文典在北大任教两个月后，又接受清华校长罗家伦聘请，出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与陈寅恪成为同事，同时在北大继续兼课。1931年8月，因朱自清休假出国，刘文典代理中文系主任，成了陈寅恪的直接上司。此后八年间，刘文典继续进行古籍校勘工作，发奋著述，成果颇丰，先后完成《三余札记》《庄子补正》等著作，在学术界又引起一阵不小的震动，堪称国学领域唯一可与陈寅恪过招并有一拼的重量级大师。

第十章独宿春城烛炬残第二节铁蹄下的书生骨气

关于刘文典在北大和清华任教时的性格、神态，钱穆与周作人已有勾画，大体是不差的。钱氏文中所说的刘文典“晚年丧子”一事，发生于1931年著名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日军大举侵占中国东北领土，进逼华北，张学良军队不战而退，东北沦陷，举国悲愤，学界更是群情激昂。北平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除罢课结队南下向政府请愿，还发起卧轨请愿行动。时刘文典的长子刘成章正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欲参加卧轨行动，回家请示后，得到了刘文典支持。作为教授的刘氏认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若非采取一些极端办法，不足以令高高在上的党国领袖和军政大员醒悟并认识到下层民众的力量。当时北平已进入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身体羸弱的刘成章因在雪雨交加的旷野里连夜行动，饥寒交迫，不幸身染风寒，不治而亡。

刘文典失子之时为42岁，正是人生的鼎盛时期，算不上钱穆所说的“晚年”。中年丧子，给予刘氏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在极大的悲愤忧伤中，原本就较单薄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后来，随着冯玉祥发起的“长城抗战”事起，刘文典似乎又看到了一线救亡图存的希望。国难家仇使他强打精神，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以自己两度留日的亲身感受和对这一民族历史的观察研究，告诉弟子们日本对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号召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以便找到这一民族疯狂无忌的根源、症结与“死穴”，在未来抗战中给予致命的打击。与此同时，极具血性的刘文典怀着国破子亡的悲愤心境，夜以继日地翻译与日本有关的资料，有时竟通宵达旦工作。据一位学生回忆：“有一天上国文课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就在这一时期，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联络孙科、李宗仁等辈在广州密谋造反起事，与南京中央政府对抗叫板儿，并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的方法，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以“打倒独裁”、“护党救国”“中正当死，兆铭当立”为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请躲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并在汪精卫的主持下，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与蒋介石集团公开唱起了对台戏。在新内阁急需用人之际，陈济棠想到刘文典曾是老同盟会员，曾做过孙中山秘书，在安徽大学校长任上又被蒋介石当众侮辱性地扇了两个耳光，从此与蒋结下梁子，便多次函请并出重金礼聘刘文典，让其离平赴粤，共商“抗日兴国大局”。刘文典深知这帮乌合之众只图私利，不计国家民族危难，成不了什么大器，乃仰天长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遂婉言谢绝，并将重金退回，以明心志。

就在内外交困与感伤中，刘文典心力交瘁，直至一病不起。有好事者为其出主意，谓吸食少许鸦片可以疗治心灵之痛。刘依计而行，神情虽有好转，但渐染鸦片瘾而不能自拔，后虽屡有戒意而不能根绝。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刘文典因家庭拖累而未能及时离平转移长沙，暂时蛰伏下来，在北平北池子骑马河楼蒙福禄馆三号宅院内埋头研究学问，等待逃脱的时机。随着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的建立，附逆者一时如过江之鲫，并为争权夺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整个北平气焰宣腾，浊浪滚滚。时刘文典的四弟刘蕴六（字管廷）也不甘心落后，很快附逆并在冀东日伪政府谋到了一个肥缺。当不知轻重的蕴六满怀喜悦，兴冲冲地回到家中在餐桌上言及此事并露出得意之色时，刘文典大怒，当即摔掉筷子道：“我有病，不与管廷同餐。”霍然起身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管廷自今日始另择新居。”毫不客气地将这位同胞兄弟逐出了家门。

刘蕴六卷起铺盖率妻子儿女颇有些怨恨与不服气地走了，另一位附逆者、原北大同事周作人又找上门来，游说刘文典到伪教育机构任职。周说“文典兄以一部《淮南鸿列集解》而誉满学界，如今政府虽伪但教育不可使伪，以你的学问才识，应到‘维持会’做事，以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刘文典强按怒气，平和婉转地说：“你有你的道理，但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唐代附逆于安禄山的诗人是可悲的，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啊！”

周作人面带羞愧地低声道：“请勿视留北诸同仁为李陵，却当做苏武看为宜。”言毕，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退了出去。之后，又有几批身份不同的说客分别登门游说，皆被刘文典严词拒绝。由于刘文典留学日本多年的经历以及在学界、政坛的声望，日伪组织始终不愿放弃拖其下水的计划，为逼其就范，索性派日本宪兵持枪闯入刘宅强行搜查，施以颜色。凡刘文典与海外朋友往来的信函一律被查抄，国内友人吴忠信、于右任、邵力子、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来信亦无一幸免。面对翻箱倒柜，气焰汹汹的日本宪兵，刘文典以他的倔犟、狷介性格，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做空门高僧状，端坐椅上昂首抽烟，冷眼斜视，任凭日本“猪头小队长”摇晃着信函呜里哇啦地质问，刘氏始终以鄙夷讥诮的神态，口吐烟圈，一言不发。一油头粉面的年轻翻译官见状，用标准的北京油子腔儿喝道：“你是留日学生，精通日语，毛驴太君问话，为何不答？”刘文典白了对方一眼，冷冷地道：“我以发夷声为耻，只有你们这些皇城根底下太监们生就的孙子，才甘当日本人的奴才与胯下走狗！”翻译官闻听恼羞成怒，猛地蹦将起来，拉开架势挥手欲扇刘氏的耳光，却意外地被日军“猪头小队长”一脚踹了个趔趄，头撞到墙上差点晕倒，待转过身来，面露惧色，手捂头颅龇牙咧嘴地呜里哇啦一阵，躲在一边不再吭声。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刘文典深知北平不能再留，乃决计尽快设法脱逃，到西南边陲与清华同事会合。行前，他庄重地写下了“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诗句以自励。

1938年初，刘文典托英国大使馆的一位朋友买到了一张船票，独自一人化装打扮，悄悄离开北平，转道天津乘船抵香港、越南海防，辗转两个多月进入云南境。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楚。当他沿途看到因战火而造成“公私涂炭”，百感交集，内心发出了“尧都舜壤，兴复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的悲鸣。

当年5月22日，刘文典乘滇越火车终于抵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此时的刘文典衣衫破烂不整，原本黧黑的脸庞满面风尘，身体瘦削不堪，手中除了一根棍子和一个破包袱，别无他物，形同一个流浪的乞丐。当他摇晃着茅草一样轻飘单薄的身子自碧色寨下车，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步行10公里，一路打听来到联大分校驻地，抬眼看到院内旗杆上迎风飘扬的国旗，激情难抑，立即扔掉手中之物，搓拍双手整理衣衫，庄严地向国旗三鞠躬。礼毕抬头，已是泪流满面。数日后，刘文典夫人张秋华携次子刘平章逃出北平，自天津乘邮轮经香港、河内踏入滇境，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刘文典精心收藏的四大箱文化资料、图书和手稿，在妻子历尽艰难险阻携出后，于香港停留时托刘文典一位学生暂为保管，等待一家在内地落脚后再由香港托运至蒙自或昆明。刘文典一听，甚感不妙，对夫人大声斥责道：“这些书稿倾注了我一生的心血，宁肯损失绫罗绸缎，也不该把书留在香港！”在苦苦等待中，刘文典的不祥预感终于成为不幸的事实。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香港沦陷，四箱书稿全部被日寇掳去，下落不明，成为终生遗憾。后来刘氏在给学生上课时说道：“我的书籍资料都在逃难中丢失了，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据刘文典的一位学生郑千山说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行政赔偿委员会于1947年11月致函云大，告知刘文典当年在香港遗失的四箱书籍于东京上野图书馆发现，要求刘填报财产损失报告单及申请归还表格，然后寄回赔偿委员会，由赔委会与相关方面交涉办理。刘文典闻讯大喜，立即办理了手续。想不到此后国共内战越打越烈，国民政府摇摇欲坠，刘氏书籍与手稿交涉事无人予以理会，其他党派自封的政府与机构又得不到国联和盟军司令部承认，此事便告夭折。1961年，刘文典次子刘平章曾写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此事，总理办公室回信称：“鉴于中日关系未恢复正常，目前暂时不宜提这件事。”

此事无果而终。据悉，云南省档案馆存有一份日寇侵华时劫走刘文典四箱书籍的档案材料，刘平章得悉，表示要向日本政府交涉，使这批书籍和手稿重新返回中国云云——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却说抵达蒙自的刘文典经过数日休整，身体、精神明显好转，上课之余，经常与陈寅恪、吴宓等人结伴到郊外散步。一日几人散步至南湖岸边，偶遇一满身泥巴的当地农民在暴打老婆。刘文典平时最恨男尊女卑，不把女人当人看待的男人。见那汉子打得凶狠，激愤不已，走上前去质问为何如此凶悍地殴打一个弱女子。想不到那农民汉子并不解释，气势汹汹地回道：“你管不着！”言毕继续挥拳飞脚地殴打已倒在地下杀猪般嗷叫、口吐白沫的妻子。刘文典见对方如此刁蛮，大怒，挺身上前指着那汉子的鼻尖大声骂道：“操你妈，蒙自这块地盘上还有我管不着的事！”说罢拉开架势，抡圆了胳膊，狠狠地抽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那汉子遭此重击，捂脸抬头望着刘文典那刚正威严的神态，很像个有来头的绅士，听对方说着北平官话，又自称在蒙自地盘上没有他管不着的事，心生怯意，遂低头弓背溜之乎也。

吴宓与陈寅恪望着这一戏剧性场面，心中窃笑，本想一走了事。想不到现实生活有时比戏剧更加戏剧化，只见那个倒在地上披头散发，口吐白沫，鼻青脸肿的女人如得神助，忽地立起，由一只受伤的兔子变成了一只野性十足的老虎，张牙舞爪地蹿将上来，一把拽住刘文典的衣袖，质问为什么凭白无故打她男人，并腾出一只手向刘氏的脖子和脸抓挠起来。刘文典顿时被弄得目瞪口呆，不知作何解释。幸得吴宓和几个游湖的男生一齐围上前来，连拉带拖将那女人擒住，狼坝不堪的刘文典才趁机灰溜溜地逃脱。此事很快作为笑料在蒙自分校传开，诸位师生在议论纷纷中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那个男人固然该打，女的更加操蛋，她可能想表白一种说不清的心理，才恩将仇报不惜向刘文典宣战。对于刘氏的举动和诸种议论，中文系教授王力却不以为然，他在一篇叫做《夫妇之间》的随笔中公然宣称：“夫妇反目，也是难免的事情。但是，老爷撅嘴三秒钟，太太揉一会儿眼睛，实在值不得记入起居注。甚至老爷把太太打得遍体鳞伤，太太把老爷拧得周身青紫，有时候却是增进感情的要素，而劝解的人未必不是傻瓜。莫里哀在《无可奈何的医生》里，叙述斯加拿尔打了他的妻子，有一个街坊来劝解，那妻子就对那劝解者说‘我高兴给他打，你管不着！’真的，打老婆，逼投河，催上吊的男子未必为妻所弃，也未必弃妻；揪丈夫的头发，咬丈夫的手腕的女人也未必预备琵琶别抱。”有人谓这篇文章是针对刘文典蒙自南湖劝架受辱而发的感慨，意谓刘氏不谙世故，竟至惹火烧身。看来刘大师确是做了一件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的傻事。

联大蒙自分校迁往昆明后，刘文典开出了与《文选》等课。生活相对安静，以及工作上的顺利，又让他找回了在清华园时代的感觉，恃才傲物，狷介不羁与国学大师的名士派头渐渐流露出来，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前，刘文典曾公开宣称整个中国真懂者共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一个是指马叙伦或冯友兰，因当时马、冯二人皆从哲学的角度讲。另有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意思是指在中国真正懂者乃他自己一人而已。刘文典如此自夸，并不是信口开河或真的“精神不正常”，的的确确有个三踢两脚的本事。每当他开讲，吴宓等几位重量级国学教授经常前去听讲，刘文典见了并不打招呼，仍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上，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啊？”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见此情景，刘文典与学生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如此情形，令刘文典越来越不把一般教授放在眼里，且极端鄙视现代文学，对搞新文学创作的学者更是轻视，放言“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当有学生问刘氏对现代作家巴金作品的看法时，刘文典颇为傲慢地道：“只知把她娘，不知有把妗。”为显示自己的气势，刘还不顾情面地公然大骂在联大任教的同事沈从文。沈是林徽因“太太客厅”时代的新生代人物，原来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曾当过兵、做过苦力，属于和钱穆一样靠自学成才的“土包子”学者、作家，后入校教书，但一直没有西洋与东洋“海龟”的神气，而现代文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中被视为末流，《经》《史》《子》《集》才是学问的大道，故沈从文在校中颇为东西洋大小“海龟”轻视，沈氏在文章中也不断称自己为“乡下人”。

有一次警报响起，日本飞机前来轰炸，众师生匆忙向野外山中或防空洞奔跑躲避，刘文典夹着一个破包袱于狂奔中，突然发现一青年人冲到了自己前面，定睛一看乃是他平时最瞧不上眼的沈从文，立时火起，一把抓住沈的衣领，喝道：“我跑是为了给学生讲，你一个搞新文学的跑什么跑呵，要跑也应该是‘庄子’先跑！”沈从文在联大由于辈分较低，加之生性腼腆，不太轻易与人较劲儿。此时见瘟神一样的东洋“海龟”兼“国宝”刘文典气势汹汹地逼来，未敢计较，索性一缩脖子挣脱刘的束缚，来了个逃之夭夭。刘氏仍不知趣，在后面继续嘟囔叫骂，忽见敌机飞临头顶，炸弹落下，乃立即收住嘴巴，放开脚步狂奔起来。——毕竟炸弹是不管庄子本人还是什么“海龟”或“国宝”的。

正是由于刘文典对新文学与现代作家的轻视，几年后当他得知学校当局提拔沈从文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对众人大叫道：“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他4毛钱！如果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

刘文典对沈从文的轻视是否有失公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陈寅恪的评价大概是不差的。许多年后，渐入老境的刘文典在云南大学对自己弟子张文勋等人经常说起：“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刘氏列举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陈寅恪都是自己一生敬重服膺的重量级人物，而对陈寅恪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刘文典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于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十二万分地敬佩”。除了像陈寅恪、胡适之类的大师级人物，一些学术渊博的老教授也同样得到刘文典内心的尊重，如1934年10月24日，在北平的刘文典进城遇到清华中文系同事、时年50岁的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便主动向前打招呼，并告之曰：“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佩服者，王八蛋也！”

第十章独宿春城烛炬残第三节刘文典月下讲“红楼”

除了在校园内外留下的一连串颇有点“水浒”气味的传奇故事，据当年听过课的学生回忆，刘文典在讲课时也别出心裁，自成一格，成为学生难得一见的“另类”。每逢上课，先由校役提一大茶壶，外携一根两尺来长的竹质旱烟袋，端放讲堂的桌上。刘氏讲到得意处，一边喝茶吸烟，一边解说文章的精义，曾不理会下课铃响与否，有时一高兴讲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意犹未尽地勉强结束。有一次上《文选》，刚上了半小时的课就结束了上一堂课的内容，本来接着要讲下一篇文章，但刘却突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众人不解况中之味，只好散去。到了约定之日，学生们才知那天乃阴历五月十五，刘文典要在月光下开讲著名的《月赋》。到了傍晚，只见清扫一新的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大师一身长衫端坐桌前，在一轮皓月映照下大讲《月赋》之韵味，许多教授闻讯纷纷前来瞧个稀奇。刘氏一看众人围将上来，且越围越多，甚是得意，乃像集市上说书艺人一样，神情激昂，时起时坐，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那瘦削的身子前仰后合，长衫下角左右摆动，颇有一番仙风道骨的模样，直把众人引导得如痴如醉，大呼“过瘾过瘾”！

有了这一先例，西南联大其他一些文科教授，有时也模仿刘文典在校园广场上摆桌安椅，于皓月下开设讲座。这一别出心裁的形式，颇受学生欢迎。以此为引子，在1940年至1942年期间，西南联大校内竟掀起了一股热潮，此热潮最早由吴宓的学生、联大外文系教授、留德博士陈铨发起，吴宓帮着张罗。陈铨本人是位作家，曾以剧本《野玫瑰》闻名于当世，且在重庆等地掀起被批判讨伐的波澜。据吴宓1940年4月11日日记载，陈铨于当晚在大西门内文林堂讲演《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强烈，“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

陈铨的演讲一炮打响，令吴宓等人极其兴奋，很快在联大成立了一个“以研究为职志”的“石社”，以吴宓、陈铨、黄维等欧美派教授为核心人物，开始于不同时间、场合演讲，热潮随之掀起，渐渐从联大校园内漫延至整个昆明城，演讲受到各阶层人物的追捧。当地新闻媒体以新闻从业者的敏感，抓住这一话题趁机炒作，使“石社”与热潮持续升温。作为这股热潮核心人物之一的吴宓，还受昆明电台之邀，专门演讲了二十分钟的《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得酬金80元。当时昆明一碗面的价格是2元，吴一次演讲所得相当于40碗面条，其数量不算太多，但对穷困的教授来说，也算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灰色收入”了。

在红风梦浪吹拂下，对红学素有研究的刘文典内心也骚动挠痒起来，经不住师生们再三鼓动，毅然走出几间租住的小土屋，亲自披挂上阵，登台亮相了。以吴宓为首的留学西洋的“海龟”，对红学的研究主要从西方文艺理论着手，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加以阐释。演讲者差不多个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气度轩昂，一副绅士风范。而留学东洋的刘文典则白发飘零，一身粗布长衫，圆口平底蓝帮布鞋，手里端着一根比胳膊还要长的竹质旱烟袋，摇摇晃晃，一副“之乎者也”的乡村私塾先生模样。与西洋派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刘氏往往采取自清代兴起的惯用手法，以传统的“索引派”为正宗，对红楼中的语言故事，进行“寓言式”破译，甚至穿凿附会地“顿悟”。据当年听过吴宓与刘文典演讲的学生回忆，吴、刘二人对的另一个不同讲法是，吴在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解时，往往把自己摆进叙述主体之中，时常来一点“现身说法”。由于他内心对梦中情人毛彦文有始终挥之不去的情结，因而在演讲中经常失控，把自己追求毛彦文的情事抖搂出来，成为学生们记忆中的一个亮点。如有一晚上，吴宓本来是主讲《文学与人生》课，讲着讲着头脑一热，嘴巴失控，扯到了并将自己摆了进去，大谈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识彦”之往事。听者拥塞。于是，在西南联大的红学讲演热潮中，骤然兴起了两个不同派别和不同的阵营。大名鼎鼎的刘文典以其孤傲张狂的性格，一开始就摆出与吴宓等人“唱对台戏”的姿态，在两军对垒中欲利用“索引派”的秘传绝招后发制人。最初的一次讲演，组织者考虑到刘氏可能不是吴宓等人的对手，为避免在华山论剑中败下阵来当众出丑，专门按排在一个小教室开讲。想不到来者甚众，只好改在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只好改在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方得以如愿。刘文典在月色朦胧的广场上纵横捭阖，大显神通，直令众生听得目瞪口呆，啧啧称奇。刘氏随之声威大震，云冠一时，大有将以吴宓为首的几只西洋“海龟”斩头揭盖下锅烹煮之势。之后的日子，每逢刘文典讲演，听者云集，呈翻江倒海之态势。据亲自聆听的一位联大经济系学生马逢华回忆说，刘文典一出场就摆出不同凡响的名士派头，事先由组织者在校园里广贴海报，时间定在某日晚饭之后，地点在图书馆前的广场。届时早有一大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尚未黑，由于经常停电之故，讲台上已燃起烛光，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烛光摇曳中，但见刘文典身着长衫飘然而来，如仙人降世般在桌后落座。这时，有一身穿长裙，容貌靓丽的女生扭动细腰，满面桃花状为其斟茶。刘文典从容端杯饮罢一盏茶水，像征性地清清嗓子，而后霍然起立，像戏台上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道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吃一口——就行了啊！”

停顿片刻，未等台下听众回过神儿来，刘氏又颇为自负地接着大声道：“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说罢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起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扭头环视四周，慢条斯理地问道：“为何我要专写这四字，其中必有隐情奥秘所在，有奥妙啊！”见众人皆为这一噱头提起了精神，后面围得成行成片的观者跷脚仰身伸着干树枝一样细黑的脖子等着听“下回分解”。刘大师摆开架势，以“索引派”手法破译这一“寓言式”的四字密码。

按刘文典的解释，作为皇妃的贾元春还在宝、黛二人情窦初开时，就不赞成二人相爱。第十八回写贾元春回家省亲，看到大观园中各处山水楼台题的匾额都点头称许，唯独看到“蓼汀花溆”四字，便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贾政听罢，即刻令人改换。元春为什么要留“花溆”，而独去“蓼汀”？这是因为“花溆”的“溆”字，其形似“钗”，其音似“薛”；而“蓼汀”二字反切就是“林”字。由此可知，贵为皇妃的贾元春在省亲时，就暗示她属意的是薛宝钗而非林黛玉。——这位贵妃的一句话，贾、林二人的情爱悲剧也就算坐实了。

刘文典此说一出，众人无不称佩，皆日这次遇到了“真宝玉”，刘教授不愧为国宝级的大师也！

与其唱对台戏的吴宓平时对刘文典的学问极其服膺，除经常混迹于学生中间听刘氏讲，并呼曰“高见甚是”外，还经常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交对方修改，润色，每与同事交谈，对刘文典亦颇多赞誉。此次见文典以摆擂台的方式，用另类方法开讲并在联大师生间引起轰动，禁不住好奇之心，也借着朦胧的夜色夹杂在学生之间前来探望，以窥对方虚实。吴在1942年的日记中这样记载说：“听典讲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从简短的记载看，这次刘是在屋内演讲，因下雨打雷之故，刘文典的派头和所讲内容没能尽情展示，所以吴在日记中没有记述其声色情状。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吴宓前来的目的除了探个究竟，或凑个热闹，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追寻“花姑娘”方面，其他的一切也就顾不得了。在另一次日记中，吴宓明确记道：“听典露天演讲。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这一简短的记述显然用的是春秋笔法，其暗含的故事可谓多矣。据西南联大史家、云南昆明人余斌教授考证，日记中的“琼”，即联大生物系女助教张尔琼（南按：后有一段时间在昆华中学教书），与吴宓若即若离，不愿发展恋爱关系。而“雪梅”则是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向吴宓。这个晚上吴本来是携恋爱中的卢雪梅去听刘文典讲演的，想不到吴端着饭碗里的肥肉还想着锅里的骨头，到了会场又开始搜索其他目标，并有幸发现了昨日情场追逐过的猎物张尔琼，于是又想入非非，心猿意马地来回打起转来。——可以想象的是，这个时候，被时人称之为“国宝”的刘文典，即是把天上的星星讲得掉下来，且变成一堆陨石落到吴宓的头上，恐怕吴氏也无心思去关照了。当然，刘文典的“对台戏”也不是经常出演，只是偶尔露峥嵘而已。因为此时整个联大教授的生活已陷入根端贫困，他必须像其他教授一样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寻找额外创收的路子，以维持全家的生计。与其他教授有一个很大不同是，刘文典的鸦片瘾自离平抵达蒙自后再度复发，于痛苦难忍中，“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钱穆语）恶习复发后，刘也就不管不顾地由着性子大吸特吸起来，遂在江湖上有了“二云居士”的雅号。所谓“二云居士”，如周作人在回忆刘叔雅一文中所言：“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在物价飞腾，师生啼饥号寒的昆明，刘文典以一个穷教授微薄的收入，除了养家糊口，还要购买闻名于世的云南烟土与宣威火腿享用，大笔的资金如何解决？这就成为到昆明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所幸的是，刘氏在天下儒林中名声响亮，当年被蒋介石所打的两个耳光，经过坊间不断加工传播渲染，又在他的赫赫声名中增加了不少含金量与筹码，仿佛介公所赐的不是两个响亮耳光，而是两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招牌上刻着“刚正不阿”、“英雄豪杰”、“国之瑰宝”之类从字缝里难以找到的若隐若现的模糊图影。

故若谈起联大刘教授文典，昆明地界有头有脸的人物皆以知晓其人或与其人相识为荣。出于对其声名的仰慕，加之刘文典本人又善于书写表、志之类的旧体骈文，正合了一些旧官僚的心意，这才有了钱穆所言“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以酬谢的局面。钱氏所说的“皆争聘”或许有些过誉，像此类事在当时的联大校园中比较敏感，获利者不便公开宣扬，别人亦不便做深入调查研究，只凭同事间口传耳闻，有些不见得与事实相符。不过刘文典以这项手艺挣得所需的鸦片与火腿钱，当是不争且公开的事实。据吴宓日记载，有一次他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几杯浊酒下肚之后，就听一位曾在北大任教，后出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吴博士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其间提到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曾主持云南《大理县志》的编辑事宜，得款近十万元。稍后“又传典撰、炜写缪云台母墓铭，典得三十万元，炜得十万元，未知确否”。

吴氏日记中所说的“典”，即刘文典，“炜”即原中央大学教授，时任教于云南大学的著名书法大家胡小石。缪云台乃当地著名财阀，曾做过云南省农矿厅厅长、劝业银行经理等职，时为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宓所记的“未知确否”，当是拿捏不准，不敢妄下论断，因为30万元酬金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许多年后，西南联大研究专家余斌教授认为：“假定确有其事，数额怕没那么大。罗常培主编《大理县志》（确有其事）得款才‘近十万元’，刘文典名气再大也不至三倍于此，工作量的大小明摆在那儿。再说胡小石的书法虽然十分了得，‘写’一下总不能和编一部县志等‘量’齐观吧。”余氏之所以持怀疑态度，缘于双方作品的“量”不能“齐观”之故。但酬金的多少有时并不以量的多少来论，文学艺术毕竟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产品，注重的应是质而非量，书法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等概莫能外。若以世俗的金钱价格论，与刘文典、胡小石同辈的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书画大家，所画之鹰、马，要比活蹦乱跳之鹰、马，无论是现大洋还是人民币或日国际通用之美元，都要值钱得多。而荷兰画家凡·高的一幅在一次拍卖会上，则拍出了相当于两亿人民币的价格。假如有一地主雇一群打工仔在田园里真的播种几十亩甚至上千亩的向日葵，不知需要流多少汗水，经历多少个日夜，收获多少火车轮船，才能卖得出凡·高这一幅画的价格。由此推知，凭胡小石在书画界的名气和地位，“写”一下就等于罗常培编一部志书的稿酬，未见得就绝不可能。既然胡小石可为，而比胡氏世俗名气大得多的“国宝”级的国学大师、具有“活着的庄子”之称的刘文典，所得几十万元丰厚酬金也就成为可能。否则以吴宓之性情，不会不在日记里直接加以否认，而只作“存疑”处理。据时人回忆，抗战期间刘文典在昆明名气之大，可与“云南王”龙云相提并列。当时国民党政府明令禁烟，但云南的两个人却不禁止，一是龙云，再一位就是刘文典。如果此说属实，可见刘文典确是十分了得。除为旧官僚写谀墓文换取酬金以应付生活所需，刘文典还以真挚的情感，为国军阵亡将士撰写了大量诗文。1941年3月，国民党陆军第五集团军第三军在山西境内与日军作战，被集结的25万日军合围于中条山。中国军队与日军战至5月10日，日军攻势凌厉，国军伤亡惨重，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收到撤退电令时，已陷入重围，只得继续与敌展开激战。延至5月11日，第三军伤亡过半，四面受敌，粮尽援绝，后路已断。在这危急关头，唐召集所部三位师长训话：“现情况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决心，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气。”言罢令各师分路突围。唐淮源则被困悬山，三次突围受挫，弹尽粮绝，即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成为抗日战争中牺牲于战场上的国军4位上将之一。唐淮源阵亡后，1942年2月2日，国民政府发出《追赠陆军上将第三军军长唐淮源褒扬令》，他的家乡云南省江川县政府奉令于县城东门营建唐公祠，供奉唐将军牌位及肖像。除国民政府主席与龙云等党国大员赠送匾额外，江川县政府还专门邀请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为这位被誉为“名将风范”的“滇军完人”书写“唐淮源将军庙碑”碑文。刘文典欣然应允，且表示义务撰写，以示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尊崇。

“公资天地之正气，体皇灵之纯粗，纂先民之高节，蹈前修之盛轨。”“非忠贞秉之自然，壮烈出乎天性，孰能临难引义以死殉国若斯者哉？！”“唐淮源将审庙碑”碑文文辞肃穆，情真意切，道出了书写者对抗日英烈的景仰缅怀之情。

1944年5月，驻印度的国军和滇西远征军经过整训后，同时向缅北和怒江以西的日军发起攻击。陆军第八军奉命从保山开赴龙陵，增援滇西远征军左翼，担负攻打松山的任务。从当年7月到10月，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该军最终克复松山，全歼日守军。消息传出，举国振奋，在昆明的刘文典面对敌人日落西山的结局，夜不能寐，遥望西天，念将士之奋勇，思国势之转机，挥毫写就了颇有高适、岑参“边塞诗”风格、散发着铮铮铁骨之音的《天兵西》

雪山百尺点苍低，七萃军声散马蹄。

海战才闻收澳北，天兵已报过泸西。

春风绝塞吹芳草，落日荒城照大旗。

庾信平生萧瑟甚，穷边垂老听征鼙。

抗战胜利后，昆明圆通山建成“陆军第八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碑上刻有阵亡的3775名士兵和125名军官名录。刘文典这首饱蘸热血与泪水，激情飞扬，气壮山河的《天兵西》，一同被镌刻在纪念碑上，作为永久的纪念。

就是这样一位性情狷介、狂放不羁、赫赫有名的刘文典，没想到一不小心栽到了闻一多手中，且终生被困缚于西南之地未得北归，令人至堪扼腕。

第十章独宿春城烛炬残第四节神秘的磨黑之行

正如冯友兰为西南联大撰写的纪念碑碑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刘文典被闻一多直接或间接地一枪挑入马下，“二云居士”是“因”，世间的人际纠纷与矛盾是“果”。瓜藤纠葛，因果相应，便有了刘文典悲剧的诞生。

事情的缘起，来自于刘文典的磨黑之行。

磨黑，又称磨黑井，位于昆明西南千里之遥的哀牢大山和无量大山结合部，与老挝国界毗邻，属云南普洱县治。磨黑井是滇南一带最庞大、重要的产盐区，所产井盐广销中国西南诸省与老挝、缅甸、越南等多个国家。除盐业外，磨黑也是茶叶以及鸦片等商品的主要集散地。因两座大山夹隔，这一地区无公路可通，自磨黑井运盐、茶及鸦片外出，需靠马帮跋山涉水穿行十几天，方能走出森林密布，野草丛生、蟒蛇横行的深山老林，逐渐步入文明城市。此地虽富甲一方，因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不仅国民政府的政令不能通行，　　即使“云南王”龙云也鞭长莫及，真正属于“天高皇帝远”的荒僻之地。当此之时，普洱县磨黑镇有一位叫张孟希的大地主、大盐商、大土豪，此人先后担任过普洱道尹的警卫队长、团防大队长，边防营长，盐运使等职。凭借庞大的财力与黑白两道人脉关系，张孟希渐渐蚕食和控制了磨黑盐井，成为思（茅）普（洱）区独霸一方，赫赫有名的“地头蛇”。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张孟希为人暴戾凶残，又具有咬钢嚼铁的江湖哥们义气，被派往思普一带的政府官员、驻军，以及直属国民党中央的盐场公署官员，都对其人的霸道无礼惧让三分，因而张某人越发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像自古至今一切时代黑社会老大、老二及其走卒们一样，一旦有钱有势，便野心膨胀，反意蒙生，企图窃权弄柄，夺取地方或中央政权。张孟希尽管肚子里没有几点墨水，却同样充满了野心，手下豢养着一个拥有几百条枪的私人武装队伍，在当地以土皇帝自居，心底里还时常兴起问鼎之念。除了心狠手辣的霸道做派，张氏又有附庸风雅，装腔作势的一套，经常以知书达理的进步士绅面目出现于衙门与各交际场所，并出资在家乡办了一所小学校，请当地一些读过私塾的先生任教，以解决磨黑子弟上学难的问题，只是教学质量效果不佳，无法满足学生求知的需要。为了改善学生的学习状况，也为了在盐商灶户间提高自己的威望，为其暗藏的政治野心培养人才。在身边策士谋僚的指点下，张孟希于1941年底派手下到昆明公开招聘教师到磨黑开办中学。当一张张“招贤榜”在昆明街头贴出后，被一个叫吴子良的人偶然看到了。

吴子良又名吴显钺，乃西南联大商学系一名学生，同时也是中共联大地下党文理法学院分支部的组织委员，其相貌特点是，个矮、嘴大、眼小、身瘦，善于交际。其嘴巴功夫十分了得，号称能移动苍山，搬动洱海，不但能把地下的死人说得再生，还能让这位活过来的死人帮自己战斗。1941年春，随着“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又一次掀起了反共浪潮，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长期埋伏，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把潜伏在联大内部一批暴露或即将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疏散离校，到各州县或乡镇隐蔽起来秘密活动。此次吴在联大附近看到张孟希派人张贴的招聘启事，心中大喜，此正是一个隐蔽的上佳场所，遂决定揭榜应聘，借到磨黑任教之机，开僻中共地下工作的秘密据点，这一决定很快得到中共云南地下党工委批准。出于各方面考虑，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还委派另一位联大学生、中共党员董大成与吴氏一起应聘。经过一番联系、取保（南按：保留学籍，并由联大助教冯宝麟担当保人），二人于同年10月离开联大赴哀牢大山深处的磨黑镇就职。

吴、董到达磨黑后，先办了一个初中补习班，效果良好，受到了张孟希与学生家长的信赖和尊敬。有一天，张孟希提着水烟袋在与吴子良聊天时突然问道：“蒋介石是怎么发起来的？”吴子良答：“还不是靠的黄埔军校。”张孟希哼哼着，抽几口烟，低声道：“我们也可以办个好学校嘛！”吴子良立即意识到对方的野心，也想仿效蒋介石办学，以培养日后为他所用的基础人才。吴顺水推舟，立即说出一套办学计划，并保证可从昆明聘到一批优秀教师办好学校。此举令张孟希大喜过望，翻身从烟榻上下来，握着吴的手让其迅速筹划办学事宜，随后下令由盐商炉户们集资，于翌年底成立了磨黑中学并开始招生。据后来到磨黑中学任教的萧荻回忆：“从党的需要来考虑，只要做好对张孟希和当地士绅的统战工作，把学校办好，取信于民，不仅可以站稳脚跟，安全地隐蔽中共地下党骨干，还可以向朴实的山乡青年传播革命理想，逐步发展成为党的活动据点。经过吴子良、董大成二人一年的艰辛努力，在学生家长中树立了威信，也取得了张孟希的信赖，办学条件更加成熟。1942年底，吴子良回到昆明物色志同道合的同志去磨黑办学。由于自己是应聘而去，且正式办过‘取保’手续，无须隐讳自己是西南联大同学，张孟希本人则对西南联大迁到昆明，著名教授云集，也早有所闻。因此在吴子良返昆延聘教授的同时，便提出想礼聘一位大牌教授到磨黑小住，为他的亡母撰写墓志铭‘以光门楣’，进一步提高他在滇南的社会地位。”为达到“站稳脚跟”的政治目的，吴子良答应张孟希尽量为其聘请一位声名显赫的教授至磨黑效力。时云南境内的官僚政客甚至普通百姓，对父母的墓志、碑刻之类身后事特别感兴趣，许多人不惜钱财请社会名流书写镌刻，并升起相互攀比之风，撰写者的社会地位越高，文名越大，越受追捧，出钱邀请者也算是瞎子跟着秃子走，借光登高了。

很显然，张孟希所渴望聘请的这位人物，必定是懂得古典文学，善于辞令并能撰写碑文墓志的教授。经过反复掂量权衡，吴认为在联大中文系几位名教授中，刘文典最为合适。从名声上论，刘有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光辉历史，并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有蒋介石奉送的“国宝”之雅号和在安徽大学校长任上，被蒋扇过两个耳光后踢中蒋介石蛋蛋的“侠骨”；有“活着的庄子”与“国学大师”的头街，又有“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的专业特长。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刘还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二云居士”雅号，在通货膨胀的昆明，吃饭喝水尚且不宜，何况鸦片、火腿一样都不能少地整日享用，这需何等巨大的资金支持？尽管刘文典为人撰写墓志碑文得到了不少外快，但并不是每日皆有所得，也是经常饿肚子的。刘氏与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属于同乡，早些年却经常骂段是“乌龟王八蛋”，并与段氏家族势同仇寇。刘与李鸿章也是同乡，李氏的为人处世受国人诟病的地方多多，但刘文典却与李家后代非常要好。卢沟桥事变之后，与刘文典有点瓜穰子亲戚的李鸿章之孙李广平，曾在昆明省政府任秘书，有点经济实力。李与刘颇为投机，关系亲密，每次刘文典断炊，便书纸条一张，上写四个字：“刷锅以等”，使人送交李，李广平得字条，便差人送一点钱为其救急。由此可见，能挣外快但又经常“刷锅以等”的刘文典，要整日吸食鸦片，大嚼火腿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邀请刘文典赴磨黑，便成为第一选择。

张孟希听了吴的介绍，自是欢喜，谓非踢中蒋公介石蛋蛋的这位刘氏“国宝”不请，并许下诺言，假如刘“国宝”到磨黑，保证他一家三口的生活费用，至于鸦片火腿之类更是不在话下，大大地有，尽管享用。不但如此，待刘氏回昆时除赠送厚礼，另奉上头等“云土”五十两作为酬谢，等等。

怀揣这一计划和优待条件，吴子良回到昆明，很快在联大聘请了萧荻、郑道津两位男同学和另一位女同学许翼闽等三人为磨黑中学教师（南按：三人均为中共联大地下组织领导的“群社”成员），接下来悄悄地做刘文典的说服工作。刘氏听罢对方开出的条件，经过一番考虑，表示乐意前往。据萧荻回忆说：“对于是否请刘叔雅先生同去磨黑，我们和吴子良同志等曾有过不同意见，但最后吴子良同志分析，刘叔雅先生在联大属于‘灰色教授’，在学术界则有较高名望，他到磨黑后，会整天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对我们的办学工作不会多所干预。而我们初到磨黑的主要目的是‘站稳脚跟，笼络士绅，深入工作（办好学校），培养学生’。请他同行，并不违反党的十六字方针的要求，而且对我们的工作也能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还可以为我们树立威望，取得张孟希更大的信赖。最后，我们才同意了这个意见。”

1943年初，刘文典与当时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打过招呼之后，携妇将雏，随吴子良等人开始向磨黑进发。自昆明至磨黑的千里小道上，山高谷深，林密草长，野兽成群，加上沿途土匪猖獗，时有劫案发生，行旅者只能跟随配有枪支火炮的大队马帮前行。刘文典一行自不例外，张孟希专门提前派出几十人的马帮携带枪支弹药前往昆明迎接。刘氏一家三口与联大女同学许冀闽乘坐滑竿，其余几人则各有一匹马驮行李兼作乘骑。一路上又有许多小马帮“跟帮”同行，声势浩大。为防不测，行伍出身的张孟希又以自己的声势和人脉触角，事先派人在沿途山寨打过招呼，并安排了接待事宜，于较大的站口还专门派人负责设宴接风洗尘。如此走走停停，经过20多天才到达磨黑地盘。处于西南边疆的山乡僻壤，突然来了一批国立大学的学生，且还有国父孙中山的原秘书，号称“国宝”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同往，自然是空前的盛事，整个磨黑为之轰动，不等人群到达，有好事的当地官僚百姓纷纷跑出村寨迎候，欲一睹这位“天外来客”的神采。为显摆自己作为地头蛇的势力与威风，也为了给刘文典这位“国宝”脸上增彩，张孟希亲率当地士绅骑马坐轿出磨黑十里迎接，而不甘落后的学生们则组织起来，早早跑到三十里外的孔雀屏等迎接他们的老师和“国宝”了。

一行人到达磨黑，欢迎场面盛况空前，当地人算是实实在在地开了一次眼界。几天后，磨黑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整个仪式由校长吴子良主持，刘文典与出任学校董事长的张孟希分别上台讲话。张在讲话中对几位新来的青年教师大加称赞，对刘文典更是奉若神明，口口声声呼曰教授、大师、“国宝”。最后，张向全体学生和人会家长宣布他的校规，谓：“学生入学后，一切都交给老师负责，家长不得过问。学生学习不好，可以留级，犯了错误，老师有权处罚，可以责打，关禁闭，但不得开除。实在有不可教诲者，交给他，枪毙。”这番“高论”，让新来的几位联大学生与刘文典都惊诧不已。张氏此举，显然有故意在几位新来者面前显摆自己作为“土皇帝”威风的一面，也是后来枪杀在磨黑任教的联大学生的一个隐语。

开学典礼就这样在彩旗招展，表面升平祥和，实际暗伏杀机的形式下结束。作为校长的吴子良顾不得许多，率领教师风风火火地办起学来。未久，吴子良见有机可乘，便开始为自己的目标打算，即在学生中选拔一批人参加秘密读书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书刊，使磨黑渐渐发展成为中共地下党在思普地区活动的中心据点，并为后来一系列血与火的惨烈斗争打下了基础。土皇帝张孟希一看几位秀才所办学校真的是有板有眼，蒸蒸日上，大为高兴。尤其想到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发迹与磨黑中学的前景，野心狂涨，豪气倍增，当即命人把自家大门口张贴的“仁义处世，不忧不惑不惧；兴邦为本，立德立言立功”的对联扯下，重新书写一副曰：“驾欧美之上，为天民，胸怀宇宙；在思普之间，做地主，藐视京都。”其张狂虚妄之态真正的是跃然纸上了。

至于“国宝”刘文典在磨黑的生活情形，据萧荻说：“他虽然住在磨黑中学，但对我们办学的工作并不干预，平时也很少出门，多半在自己宿舍内吞云吐雾，在烟榻上和张孟希及当地士绅谈古论今。这些场合，多数由吴子良校友抽空作陪。每周他也抽点时间，找我们几个老师和当地有文墨的士绅讲、《昭明文选》和温、李诗，偶尔也给学生作个报告，但初中学生听不大懂，所以并不经常。”又说“刘叔雅先生对我们这些联大学生不远千里到磨黑办学的目的，当然并非全无所知。但他并未作过什么干扰，有时也还在一些士绅中间对我们作些褒词。说他给我们做了‘挡风墙’，除了他的到来给我们壮了‘声威’之外，又给张孟希的母亲撰写了墓志铭，也使张孟希分外感到荣耀，有利于我们对他进行统战工作。”

有文章认为刘文典的磨黑之行，对当地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吴子良等人的真正目的一无所知，是被联大的几个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与左派分子给“涮”了一把，是被精心策划的阴谋装入套里弄到磨黑去的，自己成了被别人利用的“挡风墙”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实在是天底下第一号冤大头。但从事件的亲历者萧荻回忆与当时的具体情形看，作为在青年时期即追随孙中山兴风作浪，大闹革命，高喊“满贼该亡，孙文当立”的刘文典，对刘子良等辈来磨黑的政治目的不但是“并非全无所知”，应是心知肚明，否则将不再是刘文典，而是李文典或黄文典，甚或是名声显赫一时的土包子大地主刘文彩了。只是此时55岁的刘文典已非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也不是执掌安徽大学与蒋介石有一拼的“圣斗士”了，生活的磨难与岁月的淘洗，已使他血气消退，渐趋颓废。正如鲁迅1932年所说：自《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之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此时的刘文典当属于“退隐”一类，尽管他凭着早年的革命经历与经验，洞若观火，觉察到吴子良等人的政治目的，但作为“二云居士”的他，在这千里之外的山野僻壤，也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在烟榻上腾云驾雾，偶尔到当地士绅家中讲讲古书，享受暂时的神仙之乐，难顾其他的芸芸众生是要拉杆子造反闹革命，还是进行反革命打砸抢烧活动了。

第十章独宿春城烛炬残第五节闻一多对刘文典一剑封喉

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磨黑之行，在西南联大校园引起了波澜。当时清华聘任委员会已召开会议，议决续聘刘为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但清华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对刘氏的磨黑之行大为不满，认为此人的所作所为有失一位学者的操守，不足以为人师表，不但不寄发聘书，并以手中掌控的权力将刘氏解聘，欲革出清华。众教员闻讯，觉得事关重大，尽管刘文典磨黑之行，无视顶头上司、清华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的存在，居然不打招呼，独自出走，属于典型的“犯上”，但并没有“作乱”，因而罪不当革职并被扫地出门。众人纷纷为刘氏讲情，企图挽救“国宝”于危难。据同为中文系教授的王力在《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一文中回忆：“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滇南某土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被革职的消息传到磨黑，刘氏在震惊之余惶恐不安，顾不得吞云吐雾，缥缈于蓬莱仙境驾鹤逍遥了，匆忙于7月25日写长信向梅贻琦申辩，试图挽回颓局。信函如下：

月涵先生校长道鉴：

敬启者，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自前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褚墨之所能详。两兄既先后病殁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近年日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适滇南盐商有慕典文名者，愿以巨资请典为撰先人墓志；又因普洱区素号瘴乡，无人肯往任事，请典躬往考察，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者，绝非水土空气中有何毒质，不过疟蚊为祟，现代医学尽可预防。“瘴气”之名倘能打破，则专门学者敢来，地方富源可以开发矣！典平日持论，亦谓唐宋文人对瘴气夸张过甚。（王阳明大贤，其《瘗旅文》一篇，对欧阳修文瘴气形容太过）实开发西南之大阻力，深愿辞而辟之。故亦遂允其请。初拟在暑假中南游，继因雨季道途难行，加之深山中伏莽甚多，必结伴请兵护送，故遂以四月一日首途。动身之先，适在宋将军席上遇校长与蒋梦麟先生、罗莘田先生，当即面请赐假，承嘱以功课上事与罗先生商量，并承借薪一月治装。典以诸事既禀命而行，绝不虞有他故。到磨黑后，尚在预备《玄奘法师传》，妄想回校开班，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意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不料五月遽受停薪之处分，以后得昆明友朋信，知校中对典竟有更进一步之事。典初尚不信，因自问并无大过，徒因道途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耳。不意近得某君来“半官式”信，云学校已解聘；又云，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又云昆明物价涨十数倍（真有此事耶，米果实贵至万元耶），切不可再回学校，长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其他离奇之语，令人百思不解。典此行给罪在不可赦，学校尽可正式解聘，既发聘书，何以又讽令退还。典常有信致校中同仁，均言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之言。良以财力稍舒，可以专心全力教课也（此意似尚未向罗先生提及也）……典现正整理著作，预备在桂林付印，每日忙极（此间诸盐商筹款巨万，为典刊印著作，拙作前蒙校中特许列为清华大学整理国学丛书，不知现尚可用此名称否，乞并示知）。今得此书，特抽暇写此信，记莘田先生转呈。先生有何训示亦可告之莘田先生也。雨季一过，典即返昆明，良晤匪遥，不复多赘。总之典个人去留绝对不成问题，然典之心迹不可不自剖白，再者得地质系助教马君杏垣函，知地质系诸先生有意来此研究，此间地主托典致意，愿以全力相助，道中警卫，沿途各处食宿，到普洱后工作，均可效力，并愿捐资补助费用，特以奉闻。忙极不另写信矣。专此寸简，敬请道安不一。

弟　刘文典再拜　七月二十五日两天后的7月27日，刘文典再写信给罗常培，与致梅函一并发出，文曰：

莘田学长左右，顷上梅校长一书，乞为转呈。弟绝对不恋此栈，但表心迹而已。个人去留小事，是非则不可不明耳。顺请道安不一弟　文典再拜　七月二十七日刘文典在致梅贻琦信中所说的“某君”即闻一多。此时闻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强硬口气，对这位老同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已看不出有半点情意存在。而刘氏的申述信一并寄给罗常培转交梅贻琦，显然刘想让罗在梅跟前替其说情，拉兄弟一把。当时联大虽属三校合在一起上课，但又各自保持独立的健制。聘任制度是：先由三校聘委会分别聘请，再由联大出面聘任，也就是说，刘文典必须在清华中文系聘请之后，才能由联大中文系聘用。若清华不聘，联大亦不能聘，所谓不能隔着锅台上炕是也。罗常培当时是联大中文系主任，虽比闻一多高一个级别，但在清华方面决定不聘的情况下，他不能以联大的名义蹲在炕上指挥锅台下的灶吏聘请刘文典为上宾。如此一来，罗若想拉刘一把，所做的只能是再把信转给梅贻琦，而后趁机为其进言，开脱过失，借梅的力量扭转乾坤。罗与梅相见后如何表现，又如何说辞不得而知，但后来的结果却大为不妙。梅贻琦接信后，一改往常平和的态度，于9月10日手书一封，口气颇为生硬地对刘文典道：

日前得罗莘田先生转来尊函，敬悉种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非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

梅氏的一封信，算是彻底定了刘文典不能回返联大的命运。清华大学校史研究者黄延复认为，素以“爱才如命”见闻于全校上下的梅贻琦，如无特殊困难和考虑，是绝不肯轻易从自己手里放走像刘文典这样蜚声中外的大师的。梅所说的“事非得已”，除了刘氏在操守方面有失检点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他严重地违犯了清华和联大的规章制度，加之闻一多坚辞的态度，梅贻琦只能“挥泪斩马谡”了。

另有人谓，当时刘文典还有一个可能翻盘的机会，这就是请自己尊敬且关系密切的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向梅与闻二人施加影响与居中调和。遗憾的是，冯此时正在美国讲学未在联大，终致刘文典回天乏术，徒叹奈何。1938年毕业于清华社会学系的鲲西，在后来谈到刘文典被解聘一事时说：“据我所听到的缘由是刘先生长期旷课。刘先生确也曾在云南土司家为上客。但解聘的事也正是发生在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先生去美国讲学期间。冯先生若在，以冯先生的地位和持重，不会同意发生这样的事。所以积怨正是乘这样一个空当发难的。”据鲲西所了解的内情，闻刘二人之积怨，发生于一次课间休息之时，在教授休息室内，刘文典直指闻一多读错了古音，当时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应。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由羞辱而积怨，终于导致报复，贤者在所不免”。

鲲西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刘文典之张狂和目中无人在联大众人皆知，他不仅大骂沈从文“该死的”与“四块钱也不值”，还曾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联大文学院只有三个教授，即“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什么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金岳霖、郑天挺、姚从吾、吴宓，连同小一号的吴晗等辈，在他眼里皆不值一提，与沈从文一样连“四块钱”也不值。既然在他心目中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连个教授都不配，自然看轻，对其偶尔念错古字古音不分场合地指责批评也就成为一种可能。而闻一多借此机会反戟一击，也是男子汉尤其是诗人型的热血男人所为，即毛泽东所谓“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鲁迅所坚持的“一个都不宽恕”是也。冯友兰在撰写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时，如果不是亲身体验，难有“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之慨叹。当然，如此感慨者并非仅冯氏一人，西南联大组建时，中文系主任由清华教授朱自清担任。1939年底，朱由于身体健康原因辞职，中文系主任改由北大的罗常培继任。1943年12月22日，朱在给老友俞平伯的信中，曾这样披露自己的心境：“在此只教书不管行政。然尔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感，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教授之间确也不能免俗，而在西南联大时期犹甚，处于激烈竞争的学界，相互攻讦排挤亦不是什么新鲜之事。当刘文典被闻一多强行解聘，欲逐出清华之际，与其友善的外文系教授吴宓挺身而出，为其大鸣不平，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四处奔走呼号，同时致函陈寅恪，请其予以设法挽救。当时陈氏逃出香港尚在桂林，正准备转赴成都燕大任教。得到吴宓的求救信后，权衡再三，感到大局已不可挽回，乃快函云大校长熊庆来，力荐刘文典转云大任教，以挽狂澜于既倒。

在磨黑的刘文典经此事变，心灵备受打击，当然不愿按闻一多说的“长做磨黑盐井人”，而是迅速抽身携家眷离开磨黑中学赶回昆明。当他在昆明郊外那几间租住的土屋寒舍刚一落脚，顾不得鞍马劳顿与一路跋涉的辛劳，立即来到司家营闻一多的住处找闻氏理论。此时闻一多正在家中吃饭，刘一步闯进来，暴跳如雷，对闻大加斥责。闻一多见状，自以为真理在据，不甘屈居下风，于是起身在饭桌旁与其吵闹起来。双方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眼看将要挥动老拳，或动板凳腿，来个我以我血溅饭桌。多亏朱自清恰巧因事到场，乃奋力劝解，才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恶战。

后来刘文典是否找过梅贻琦当面申述，外界知之寥寥，但他在闻一多的强势阻挠挤压下，最终还是未能跨进清华的大门，被迫转于云南大学任教。自此，一代国学大师的星光渐次暗淡。闻、刘之纠葛以及刘文典的不幸际遇，或许可视为冯友兰在纪念碑碑文中所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之下的一个阴影吧。

第十一章血性男儿第一节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

西南联大毕业典礼，刘文典没有应邀参加，他只在自己租赁的那间寒舍前，孤独而凄然地眺望着昔日的同事与学生悄然远去。而把刘氏一脚踢走的闻一多同样没有出席典礼，对他来说，联大的毕业典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青年学生发表自己的政治高见。当此之时，他正在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昆明学联于云南大学至公堂“青年运动检讨会”上，胡须抖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

在演讲中，面对一个学生“今后中国青年应该做些什么”的提问，闻一多先是习惯性地呵呵几声，然后回答道：“在去年五四纪念晚会中，我曾提出五四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初期，教师与同学是一致的。后来，教授的态度渐渐转变，不同情学生，甚至压迫学生，他们的理想是：运动渐渐被政党操纵了。当时那政党不用说就是国民党……今天我们读历史时所庆幸的，正是当时教授们所诅骂而惋惜的，其实凡是以运动始，必以政争终，否则这运动便是失败，是白费。正为五四运动后来有国民党领导，才收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果实，一二·九运动也因有共产党领导，才收到造成七七抗战局面的成果。同时一二·九运动之被人指摘为受党派利用，也正为五四之受人指摘一样。今天历史已经证明两度的指摘同样的是愚蠢无知，然而今天的历史偏偏又在重演，愚蠢无知也依然在叫嚣。”又说：“我们应认清历史的规律，接受历史的教训，大胆投向政治。凡是拿‘政治’来诬蔑或恫吓青年的，不是无知便是无耻。这些家伙必将成为未来的历史上的笑柄，正为五四与一二·九时代他们的同类，在过去的历史上一样。”

说到此处，闻一多两手按着桌面伸头环视一周，又呵呵两声，接着说：“其实人就是政治动物，用不着怕。中学同学年龄太小，我不赞成你们参加什么政党；但大学同学，尤其是三四年级的同学，快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应该赶快决定你究竟参加哪个政党，或是参加国民党，或是参加共产党，中国就这两个大堡垒。我是民盟的，我不卖膏药，不劝你们参加民盟。”

闻氏的演讲令全场为之大哗，有人拍手称快，高呼过瘾；有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更有反对者当场予以指责，随后在《光明周刊》《民主与时代》等刊物上撰文对其进行猛烈抨击，劝闻一多照着屈原的法子，赶快跳昆明湖自尽，甚至把闻的暴躁性格与激烈言论，归结为他家庭生活的不幸福所致。同时，在昆明的近日楼、青云街、文林街等处先后贴出署名“自由民主大同盟”的大幅标语和壁报，谓闻一多等人乃拿卢布的俄国特务，云南民盟支部组织了暗杀公司，董事长就是闻一多，而有个叫李公朴的家伙，已“奉中共之命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其主要干将为“闻一多夫”、“罗隆斯基”、“吴晗诺夫”，并张榜悬赏40万元收买闻一多人头一颗云云。

1946年5月5日，闻一多在巡津街四十二号参加了清华学校辛酉级毕业二十五周年联欢会，在昆的孟宪民、黄子卿、李继侗、罗隆基、潘光旦等人出席了会议，梅贻琦受邀出席。席间，闻一多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讲，“大声疾呼地要求大家和清华、留美教育决裂，重新再做学生”。众人愕然。

5月7日，吴晗与夫人袁震离昆飞渝，闻一多全家为之送行，双方颇为伤感。一年后，吴晗在《一多先生周年祭》中回忆说：“我向你告别那一天，是五月七日清晨，你和一家人送我们到院门口，你看着我居然先走，有点感伤。嘴里说两个月后北平见。看神色，我明白你的难过，你的笑容是勉强的，最末一句话是要我回清华时，先看你旧居的竹子。”

就在吴晗离昆前后，闻一多接替了民盟云南支部主办的民主周刊社社长一职。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与其子闻立鹤自民主周刊社出来，在离家门口十余步处，突然枪声响起，闻一多遭击，倒地毙命。

闻氏死时尚不足48岁，用梁实秋的话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一位‘斗士’。”又说，抗战军兴之后，一多在昆明，我在重庆，未能晤面，通信也只有一次，所以，“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亦即诗人学者之闻一多”。

梁实秋是闻一多在清华与美国时的同学好友，抗战前又为青岛大学的同事，对闻的回忆，许多与其同时代的人，往往夹杂党派色彩与即兴发挥的渲染成分，甚至如吴晗在狂呼一些空洞的口号之中夹杂着过多的个人成见与政治成分。而梁实秋的回忆无疑是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最具理性与符合常情的珍贵历史文献，其价值不可抵估。

1899年出生的闻一多，于1912年自湖北浠水考入清华学堂读书，这年他13岁。闻的同班同学罗隆基后来曾开玩笑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闻一多听后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闻入学前没有读过英文，在清华头一年功课不及格被留级一次。留级后的闻一多被编入了1921级，又称辛酉级，与原本低一级的罗隆基成了同级同学。五四运动爆发之际，虽然位居城内的北大是策源地，但坐落在郊外的清华紧跟而上，成为积极参与的中坚力量。清华的学生领袖最初为陈长桐，此人有清楚的头脑和天然的领袖魅力，后来被闻一多同班的罗隆基取而代之，罗成了清华的新一代学生领袖。罗氏思想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风头极健，是个天生搞政治当政客的人物。闻一多虽热心运动，却不是公开的领袖，所做的大都是撰写通电、宣言，制作标语等文书类的工作。那时的闻一多身上还多带有湖北乡巴佬的气息，不善演说，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时满脸涨得通红，如同茶壶倒饺子——肚里有货，就是倒不出来。学校当局处于政府及各方面的压力，对学生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感到不满，时任清华校长的张煜全在一次学生集会中，下令关闭电灯，欲派人强行驱散学生，众人并不理会，点燃早已准备的蜡烛继续开会。有几个望风放哨的学生突然发现会场外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遂一拥而上当场捉捕，经盘问方知是校方特意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特务人员。——此事尽管有些蹊跷，但还是引起了学生众怒并引发了驱赶校长的风潮。张煜全走后，又来了一个金邦正，学生不满，再赶，再走。外交部派来的第三位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有消息传入清华园，说此人吸食鸦片，不务正业，属政客与街头小混混儿之类。于是舆论哗然，清华学生公开表示反对，罗忠诒未能走马上任即已去职。在短短的几年内，清华三易校长，其情形在教育界实不多见。本来清华学生在校学习八年就可毕业“放洋”，但是1921年6月3日，北洋政府派兵镇压以马叙伦为首的北平八校教授索薪斗争，并殴打索薪代表，遂演成“六三”惨案。面对被胡适称为“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的悲剧，北京市学联决议全市罢课，以示反抗。罗隆基、闻一多等29名辛酉级毕业班学生坚持罢课而拒绝参加出洋前的大考，结果被校方分别给予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根据悔过表现方得以赴美。故罗隆基有了“九年清华，三赶校长”的自诩，同时也有了闻一多清华十年的特例。

1922年2月，闻一多屈服于家庭压力，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回到湖北浠水巴河镇望天湖畔的闻家铺子村，与邻村一位姨妹高孝贞小姐结婚。高氏出身乡村小官僚之家，自小在家乡小环境里长大，所受教育不多，粗通文字，但陈腐朽旧的封建礼教却被强灌了不少，从既要“孝”又要“贞”的名字上，即看出为其取名者的苦心与所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文化锤炼。一个月后，闻一多独身一人返回清华，在自己与梁实秋等人创办的“清华文学社”里继续过他的单身诗人生活。时已与闻成为诗友的梁实秋回忆说：“一多对他的婚姻不愿多谈，但是朋友们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般经验。”半年后的7月16日，闻一多与罗隆基等辛酉级被迫留级的29名清华学生，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开始了“放洋”生涯。

抵美后，闻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开始接授传统的西洋美术教育。一年后，又到珂泉大学、纽约艺术学院等院校转了一圈，所学专业仍是美术，但更多精力却放在诗歌的学习与创作之中，其间有《忆菊》、《洗衣歌》、《七子之歌》等诗歌与诗集《红烛》在国内问世，引起青年人的追捧，从而奠定了其在现代诗坛的地位。

1925年6月，闻一多结束了学业，但没有得到任何学位，遂怀着一丝惆怅与对故土的眷恋之情，与余上沅、赵太侔等同学离美返国。未久，在好友兼诗友，当时正在编辑《晨报》副刊的徐志摩引荐下，入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时任艺专校长的是章士钊的亲信刘百昭，也就是后来在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中，被鲁迅称做“率领男女武将”把刘和珍等学生强拖出校的那个“活宝”。尽管闻一多看不上刘百昭辈张牙舞爪的模样，但未敢造次，正如梁实秋所说，“初回国门，难为择木之鸟”，只好暂时隐忍，以作权宜之计。1926年4月，奉系大军杀出山海关攻入北京，其间枪杀了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等，大肆迫害文化名人，整个京城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况。加之北平八校欠薪与艺专内部风潮迭起，派系倾轧纷争越演越烈，闻一多彷徨无主，乃辞职返回湖北家乡暂住。之后又流亡到上海，在好友潘光旦等人的帮助下，到张君劢创办的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任训导长，半年后离去，在全国各地辗转奔波，求职谋食，先后做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1930年夏受杨振声（字金甫）之邀，与留美归来的好友梁实秋同去青岛大学任教。闻氏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梁任图书馆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

早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受渐进改良主义影响，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认为这样的主义只教导国人如何去破坏砸碎这个世界而没有建设，是十足的败家子与胡闹台。待“放洋”美利坚，很快与一帮志趣相投的清华同学创立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编辑出版《大江季刊》，宣示自己的政治、文艺主张，闻一多在这个季刊上发表了《七子之歌》、《洗衣曲》等著名诗篇。1925年回国后，闻仍对政治仍保持极大的热情，曾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中国青年党党魁之一、反共反苏急先锋李璜联手，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据后来迁往台湾的李璜回忆：“我于民十四之秋到北平后，一多时在国立艺专任教职，他是看见《醒狮周报》注销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的发起广告，而同着余上沅找上我的门来的。他一见我，说明代表美国同学主张国家主义者所成立的大江会，特来参加联合会，后而慷慨激昂地说：‘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不错，但得要真正的干一番，你怎样干法？’我答：‘先行团结爱国分子，大家商量着干吧。’他说：‘好！’停一下，他又说：‘现在北京的共产党就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我看老兄是个白面书生，恐不是唱花脸的吧！’我笑道：‘花脸就让你来唱吧！如何？’”

此时的闻一多虽然表面上谓李璜是一介书生，实则对其颇为敬重，并一度称其为“光风霁月国士无双”的中华民族最杰出的英雄，他决心追随这位“英雄”在反革命的道路上与共产党分子较量一番。闻在致梁实秋的信中说道：“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望你赶快回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社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做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

在大批生力军到来之前，闻一多单枪匹马于月黑风高之际，以狂热的激情几次参与国家主义派系分子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而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直至大打出手。闻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此事：“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苏俄进兵东省大会……（有人）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出言不逊，有如大汉之叱咤一声而万众皆喑。于是兵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折鼻端而已……”

如此这般闹腾了几年，转了一个圈子来到青岛大学，闻的政治思想与态势仍未改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攻占沈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奉系军阀张学良密令所部不战而退，整个东北全境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面对东北父老的声声呻吟与飞溅的血泪，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学界师生慷慨悲鸣，要求抗日的呼声在中华大地上翻滚沸腾，呈风雷激荡之势。平津学生纷纷罢课结队南下，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当局放弃不抵抗政策，立即发兵北上，打出关外，收复东北全境。青岛大学的左翼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也加入到这股洪流之中，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号召广大的爱国青年团结起来，积极加入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同年12月，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岛大学“反日救国会”，组织由179名学生组成的“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这是在中华民族遭到外敌入侵之时，青岛民众与正义师生发出的第一声抗日的呐喊。

意想不到的是，此举竟遭到学校当局大肆阻挠，校长杨振声与闻一多、梁实秋等当权派公开表示反对学生此次爱国行动。据梁实秋回忆：“在校务会议中，闻一多有‘挥泪斩马谡’的表示，决议开除肇事首要分子。”这种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不识大体的妄举狂言，立即激怒了学生，引爆了大规模学潮，双方矛盾更趋尖锐。梁氏又说，当“开除学生的布告刚贴出去，就被学生撕毁了，紧接着是包围校长公馆，贴标语，呼口号，全套的示威把戏。学生由一些左派分子把持，他们的集合地点便是校内的所谓‘区党部’，在学生宿舍楼下一间房里。学校里面附设党的组织，在国内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也会因此而和学校当局龃龉。胡适之先生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就曾和校内党部发生冲突。区党部和学校当局分庭抗礼，公然行文。青岛大学的区党部情形就更进一步了，左倾分子以党部为庇护所，制造风潮，反抗学校当局。后来召请保安警察驱逐捣乱分子，警察不敢进入党部捉人。这时节激怒了道藩先生，他面色苍白，两手抖颤，率领警察走到操场中心，面对着学生宿舍，厉声宣告：‘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我要你们走出来，一切责任我负担。’由于他的挺身而出，学生气馁了，警察胆壮了，问题解决了。事后他告诉我‘我从来不怕事，我两只手可以同时放枪。’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他明辨是非坚韧不挠的精神，那场风波不容易那样平复下去。”<bdo>ｐ://?99ｌｉｂ?</bdo>

在梁实秋的笔下，张道藩的出场如同武侠小说或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一样刚健豪迈，气势恢弘。但在许多人的笔下，张道藩是一位政客、小丑加色鬼一流的角色，除了以权力和金钱勾引徐悲鸿夫人蒋碧徽和投机钻营当上中央宣传部长，其他的一切更是龌龊下流，不足道也。而在这次青岛大学的风潮，张道藩所起的压制作用并不像梁实秋吹嘘的那样大，最后的结果是以杨振声宣布辞校长职并出走北平而使风潮暂时平息。只是好景不长，随着陈梦家进入青岛大学，整个形势又生发了逆转。

第十一章血性男儿第二节青岛大学的“驱闻宣言”

在全国教育界爱国师生与广大民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吁下，面对东北大片土地沦陷与日军咄咄逼人的疯狂气焰，爱国之士与军队的正义将领无不同仇敌忾，憋足了劲要与日军来一番生死之搏。机会终于来了。

1932年1月23日，日本派大批军舰集结上海黄埔江口，操枪弄炮向中国军队示威，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兼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监泽幸一满脸杀气地扬言“四小时可占领上海”。28日夜，日军对中国闸北驻军发动突然袭击。驻沪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指挥下，奋起反击，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至2月底，日军向淞沪地区增兵10万人，而国军抵抗部队不足5万，双方为争夺吴淞、江湾展开剧战直至肉搏，最后国军寡不敌众，被迫退至南翔、昆山一线，中日双方遂在第一道防线展开拉锯战。就在这一间隙，中央大学法律系刚毕业不久的一位叫陈梦家的青年，听到国军退守的消息，满怀爱国热情与三位同学一道，由南京星夜兼程，奔赴上海近郊的南翔前线投军，加入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行列。3月底，随着战事趋于缓解，陈梦家回到南京，旋受闻一多邀请赴青岛大学任助教。想不到陈氏到来不久，风潮又起，波澜再生。

陈梦家，原籍浙江上虞县，1911生于南京一个客居的牧师家庭。少年时代，陈氏已显示出驾驭文字的过人才华。1927年夏，刚满16岁的陈梦家以同等学力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同时开始创作新诗，引起诗坛注意。1931年年初出版了成名作《梦家诗集》，此时陈梦家尚不满20岁。

陈氏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在诗歌创作上赢得了声名，除了他天生的是个才子，还与两个人后天的悉心指导帮助密不可分，这便是闻一多与徐志摩。当闻一多于1927年到中央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陈梦家也正好进入这座学府的大门，风云际会，使他接近了已是著名诗人闻一多，并很快成为闻最得意的门生。在闻一多热心指点下，具有“少年天才”之称的陈梦家步上了诗歌与戏剧创作之路。1928年，闻一多向刚刚创办的《新月》月刊推荐了陈梦家创作的剧本《金丝笼》和，随后又推荐了几篇诗作。自此，陈梦家成为新月派的一员，并逐渐成长为新月派后期人群体中的的一员健将，在社会上曾一度引起广泛瞩目的《新月诗选》，即为陈梦家选编。

淞沪抗战之后受邀来到青岛的陈梦家，颇为闻一多所器重。据梁实秋说：“陈梦家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青年诗人，一多约他到国文系做助教，两个人颇为相得。有一天他们踱到第一公园去看樱花，走累了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休息，陈梦家无意中正好坐在路旁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子底下，他蓬首垢面，敞着胸怀，这时节就有一个不相识的老者走了过来缓缓地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一多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认为陈梦家是过于名士派了。有一次一多写一短笺给他，称之为‘梦家吾弟’，梦家回称他为‘一多吾兄’，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除了陈梦家，当时闻一多在学校中还喜爱一位叫臧克家的学生诗人，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携。臧克家于1930年由山东诸城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后因酷爱写诗作文，经闻一多同意转入中文系，自此“成为闻一多先生门下的一名诗的学徒”。每当写了自己认为值得一看的诗，臧克家便请闻一多批阅，闻总是拾起红锡包香烟，自己先吸上一支，而后客气地让臧吸一支，两人一边吸着烟，喝着茶，一边谈论诗稿。只要闻一多看上眼的诗稿，大多都推荐给《新月》发表，臧的成名作《难民》和《老马》，就是最先由《新月》推出而一路走红的。据臧克家回忆，当时《新月》给的稿费极高，有一次发表了八行诗就给了他四块大洋，这几乎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臧氏在青岛大学的几年，凭着自己的才华与闻一多等人的指点，进步迅速，很快成为一颗耀眼的诗坛新星横亘在东海之滨的上空。闻在自己的书斋桌上放了两张相片，并时常对来访的客人指点着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言语间不无得意之色，“闻氏门下有二家”之说，在校园里渐渐传开。

早在武汉大学时，闻一多的兴趣已转向中国文学特别是杜诗的研究，由诗人一变为学者，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变。用梁实秋的话说：“这一改变，关系颇大。一多是在开始甩去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而改取从事考证校订的那种谨严深入的学究精神。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非如此转变不可的，何况他本来就有在故纸堆里钻研的癖好。”到了青岛大学，闻一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与《楚辞》上，在青岛的几年里，除了写过一首著名的，很少再写新诗。尽管如此，由于他的诗名已是窗户棂子吹喇叭——名声在外，芸芸众生们对其嘱望仍很殷切，于诗坛崭露头角的臧克家在一次随闻一多散步时曾直言相劝：“先生您应该写诗啊，为什么不写了？”闻听罢，略带感慨地答道：“有你和梦家在写，我就很高兴了。”

想不到闻一多未高兴多久，青岛大学的情形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校长杨振声辞职后，一直滞留北平未归，受同事们委托，闻一多专程赴平劝驾，当二人返校后，风潮再起。这次不但使杨振声下定决心辞职离校，闻一多与梁实秋等人也在风潮的冲击中站立不稳，不得不考虑别觅他途。1932年6月16日，闻一多在致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说道：“前次来信，正值我上北平挽留校长去了，等我回来，校中反对我的空气紧张起来，他们造谣言说我上北平是逃走的。现在办学校的事，提起来真令人寒心。我现在只能求能在这里教书混碗饭吃，院长无论如何不干了。金甫现在已回来，我已向他表示，并得同意，候太侔回来再商量。我与实秋都是遭反对的，我们的罪名是‘新月派包办青大’。我把陈梦家找来当个小助教，他们便说我滥用私人，闹得梦家几乎不能安身。情形如是，一言难尽。你在他处若有办法最好。青岛千万来不得，正因你是不折不扣的新月派……我何尝不想老友聚在一起？在北平时与公超、上沅屡次谈及，大家都是一筹莫展，垂头丧气。实秋尤其关心你，但是在这里我两人几乎是自顾不暇了。实秋的系主任与图书馆长也非辞不可，没想到新月派之害人一至如此！”又说：“大风潮又来了，正写信时，学生提出五项要求给校长限三日答复。其中一项是图书馆买书应不限任何派别，各种书都买。这又是为新月派而发的，因为从前已有过新月派包办图书馆的烦言。”

饶孟侃不仅是新月派的重要诗人，而且是新月派的重要理论家，更是新月派的活动家。他几乎参与了新月派从形成到消失的全过程。闻一多早期的格律论及一些诗篇，差不多都是与饶孟侃相互启发、共同探讨形成的。只是这样一位诗人却在为生计奔波，托闻氏这位朋友欲进青大谋一教职以养家糊口，想不到又遭逢此等际遇，可谓屋漏更逢连阴雨，倒霉透顶，徒叹奈何！

事实上，闻一多自来到青岛大学出任文学院长后，罗致了不少人才，如方令孺、游国恩、丁山、姜叔明、张煦、谭戒甫等，当然还有后来的沈从文。这些人虽不是新月派成员，二者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青岛风景秀美，可惜地方过于陕小，缺少文人们最看重的文化氛围，即21世纪之后政客们经常在主席台上妄言几句的“人文环境”。因缺少厚重的文化积淀，整座城市总是感觉空荡和缺少一种很难用言辞概括的韵味，教授们在玩过几次山水之后，再无处可去，教课之余便开始饮食征逐，把酒临风，以消除寂寞。据梁实秋说，当时的杨振声、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儒，加上闻一多与梁实秋本人，号称“酒中八仙”。这八位大仙经常聚集喝酒，可谓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饮，30斤一坛的花雕酒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每日薄暮入席，深夜始散，自誉：“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被邀入席，看到“八仙”们豁拳豪饮，吓得面如土灰，急忙把夫人江冬秀专门为其打造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

如此整日喝酒捞肉地折腾，自然令学生有所耳闻并为之不满，有些青年教师甚或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亦有看法，与徐志摩关系最为密切的沈从文，作为新月派的一员，创作了短篇小说。作品以青岛大学若干同事为生活原型，塑造了八位教授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八仙”中有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六朝文学专家等。这些“仙”们外表上“老诚”、“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他们不能忘怀的世俗的情欲相冲突。作品通过不同情节，揭示了“八骏”的道德观的虚伪性，颇具讽刺意味。小说甫一发表，就引起圈内几位人士的不快，闻一多看罢更是勃然大怒，对沈颇为光火。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教授甲把达士先生请到他房里去喝茶谈天，房中布置在达士先生脑中留下那么一些印象：房中小桌上放了张全家福的照片，六个胖孩子围绕了夫妇两人。太太似乎很肥胖。白麻布蚊帐里有个白布枕头，上面绣着一点蓝花。枕旁放了一个旧式扣花抱兜。一部《疑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个红色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帖头痛膏。”

有好事者认为此段描写与刻画的人物就是闻一多，窗台上的保肾丸子则喻意主人在性功能方面有些问题。后来更有精于此道者考证出沈从文“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家教授甲，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的人，因为他娶的是乡下妻子”云云。闻一多大怒之后与沈从文绝交，形同陌路。后来二人共同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尽管朝夕相处，但关系仍不融洽。小说发表十年后，沈从文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一文中说：“两年后，和结束了我的教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而年前偶然写成的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共事下去。”抗战后期，早年曾“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之所以在思想言论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最初的反共的急先锋转变为反对当朝政府。据罗家伦说，是与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有很大的关系的。

罗家伦是同国民党一个道上的人，他的言论不必当真，但透过梁实秋的回忆和沈从文的小说，可推知当时青岛大学发起的驱逐新月派人物的运动，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教职员工已与“八仙”们积怨，而在学生背后参与鼓动，借势为风潮推波助澜。

风潮既已掀起，不能摧枯拉朽，也要折断几根桅杆。6月22日，青岛大学学生为反对学分淘汰制，宣布罢课。理由是新月派把持校务，学校规则过于苛刻无情。按闻一多等当权者制定的规章制度，学生考试若有一门不及格降班；两门不及格开除。对此，学生自治会议决全校学生拒绝暑期考试，以示抵抗。闻一多等人见状，在恼怒气愤中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于23日校务会议上议决开除钟朗华、曹高龄等9名学生头目，并宣布提前放假，以绝后患。布告贴出，全校大哗，学生自治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强烈要求“驱逐不学无术的学痞闻一多”，并以非常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致函闻一多，请其“急速离校，以免陷误青大前途于不可收拾”。25日，学生自治会又公开发表了《驱闻宣言》。其文曰：

我们这次由一简单的改革要求运动，演成扩大的罢课与驱逐恶劣分子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对象和事实，已经养电公告社会，现在为驱逐恶劣首要闻一多这件事，再得向社会宣言。

我们此回运动的意义，具体化的说是反抗教育的恶化，这个恶化大部分是属于法西斯蒂化的。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以一个不学无术的学痞，很侥幸与很凑合地在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窃取了一隅地位，不幸他狼心还不自已，必欲夺取教育的崇高地位，以为扩展实力的根据。他上年在新兴武汉大学潜窃了文学院院长的地位，武汉大学的同学比我们聪明，等他居职不久，就把他赶走了。前年又来夤缘占据了我们学校文学院院长的地盘，狼子用心，欲继续在青大发挥其势力，援引了好多私人（如果私人是有学识的，我们绝不反对）及其徒子徒孙，并连某某左右其手包围杨振声校长；为欲完成其野心，他很机智地采取了法西斯蒂的道路，不信我们举出一些事实来佐证：

一、前年敝校曾经演过一幕悲剧，就是断送三十余青年学业前途的一回事。这悲剧的背境，那时候一般以为张道藩为中坚，据某君（悲剧中的人物）于上年在上海晤张氏谈起往事，才知道完全是闻一多的主张。他是暴力的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对于青年毫无同情，用军警数百人把三十几个青年学生赶走了！天乎！痛乎！

二、昨年敝校为抗日救国事赴京请愿，他操纵校务会议，百般阻挠我们。我们为爱国热（情）的驱使，硬着劲儿到了南京，他在学校肆力的大倡其暴力主张，在校务会议席上提请开除抗会执委十余人，很大胆地提倡这样压仰爱国运动的主张，幸经某某拼命反对，变为记过了事，第二场悲剧没有展开。啊，天乎！

三、他为了要建树法西斯蒂的理想于学校制度，他首先从事变更学则，重要者如新学则第四十三条之残酷规定“学生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勒令其退学”。他的理由是提高学生程度，其实完全是借该项学则作为刻制异己学生之工具的，文学院好些同学试卷记分不公允就是例证。

四、此回事件，他又提议开除非常会工作人员九人，校务会议操纵不了（因为有好些教授渐知他的万恶），公然强迫校长于未经校会通过就宣布施行，经昨天全体同学赴校长家大请愿，该布告又马上收回。第三场悲剧还没有展开。

凡此种种都充分能证明他是个准法西斯蒂主义者，其他如他的不通与不学无术的事实，因篇幅关系，不便详提。现在为了学校前途打算，为整个的教育打算，我们已　　决心驱逐他走，并渴望我们的神圣教育界，不要再上当！

罢课风潮在校方与学生互不让步中滚滚向前，且越滚越烈。26日，闻一多等当权派态度强硬，想出了一个破解学潮的“奇招”，即布告青大全体学生休学一年（仅留20人），即刻离校。按闻一多等人的想法，众生一旦离校，如同水泊梁山那些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众好汉们下山散伙，再难聚拢，带头闹事者也会自生自灭，失去组织反抗能力。学校当局则坐观其成，万事大吉。想不到这一奇招妙策不但未能凑效，反而触犯了众怒，全体学生召开紧急会议，谓学校当局“遽令全体同学一致休学，开全国大学之创例，陷青大前途于绝境，置数百青年于死地。”会议决定立即采取“反制”，否认学校一切之处置，同时否认杨振声为青岛大学合法校长。为使青大成为学生理想中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高等学府，学生会决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除宣布驱逐“学痞”闻一多外，一并驱逐教务长赵太侔、图书馆长梁实秋等把持青大的当权者。到了此时，杨振声、闻一多等人才感觉到自己弄出的那一套“奇招妙算”，实乃蛇鼠之计，不成器的书生之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事已至此，形势已无法控制，只好听凭事态的发展。一时间，整个校园秩序大乱，四处皆是脸上淌着汗水，来回蹿动，且以沙哑的嗓音大呼小叫着各种口号的学生。各色大字标语、黑墨文章，如野坟乱岗中一道道招魂幡，在校园内外上搭下挂，迎风飘扬。已呈过街老鼠状的闻一多、梁实秋无计可施，只能相对苦笑。对此，梁实秋回忆说：“我和一多从冷静的教室前面走过，无意中看见黑板上有新诗一首：‘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首诗的前三句一看便明，只是后一句暗含了典故，不易为外人所懂。梁氏对此诠释道：“这是讥一多平素上课说话时之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一多看了也只有苦笑。”

显然，类似的讥讽挖苦并没有多少打击力量，产生的效果也不明显，有驱闻激进者，干脆在黑板上画一个乌龟一个兔子，旁边注明“闻一多与梁实秋”。闻一多见了，很严肃地问在旁的梁实秋道：“哪一个是我？”梁苦笑着告诉说：“任你选择。”

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学校当局失去了最后的招架之功，血脉枯竭，气数已尽。

29日，杨振声赴南京向教育部请辞校长之职，闻一多、赵太侔、梁实秋及新月派的重要成员陈梦家等相继离校躲避。青岛大学遂成崩盘状态，一切事宜全部停顿。

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解散青岛大学，成立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梁实秋等暂留山大，杨振声正式去职赴平，闻一多携陈梦家也告别青岛来到了北平。未久，闻一多受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梦家则进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继续学业，自此各自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第十一章血性男儿第三节闻一多与“二家”

闻一多进入清华，一直住在新南院，与他的同窗好友、稍后来到清华任职的潘光旦毗邻。清华园环境甚为幽静，极适宜家居读书，这是闻一多自美国归来后最为安定舒畅的一段时光。当时清华中文系主任是朱自清，教授有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杨树达、刘文典；讲师黄节；专任讲师有王力、浦江清、刘盼遂；教员有许维通；助教安文倬、余冠英。这个教员队伍格局，基本上一直保持到抗战之后。闻一多作为新聘教授，首次与陈寅恪、刘文典等两位国学大师同台共事，但二者似乎是若即若离，关系并不密切，直至在西南联大上演了闻一多狠下心来扫荡刘文典的悲壮剧目。

闻一多在清华园正式登台亮相后，主要讲授大一国文与、《楚辞》以及唐诗等课程，这对非文科出身的他有不小的压力，且在此前学术界就有“新月派教不了古代文学”的流言浮动。正是这种压力，促使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时代就决定弃诗歌创作而下苦功埋头做学术研究。历经数载辛劳，终于苦尽甘来，获取的成果使闻氏自我感觉“很有发展的希望”。由于内心充满了希望与每月340块大洋优厚的薪水，闻一多渐渐从最初的压力与苦闷中解脱出来，开始了一生最为洒脱豪迈的黄金时期。听过课的清华学生冯夷有一段文字极其入神地描述了闻氏讲授《楚辞》的情形：

记得是初夏的黄昏……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他的纸烟盒，打开来，对着学生们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做蔼然的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

显然，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烦向注册处交涉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对于闻一多的精神状态与拿捏的名士派头，梁实秋曾感叹道：“黄昏上课，上课吸烟，这是一多的名士习气。我只是不知道他这时候是不是还吸的是红锡包，大概是改了大前门了。”此时的闻一多已完全摆脱了青岛大学的阴影与不快，真真实实地过起了无忧无虑、舒适宁静的大牌教授的名士生活了。

在“熟读离骚”与做“真名士”的同时，受当时学术空气与清华同事的影响，闻一多对乌龟壳上的文字渐渐发生了兴趣，并开始涉猎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几篇契文疏证的文章。此时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在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人指挥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随着地下甲骨文成批成坑大规模出现，中外学界为之震动，殷墟成为学界人士最为瞩目的焦点和探讨的热门话题。在这股学术风潮涌动鼓荡中，闻一多经不住诱惑，于1937年春携陈梦家来到安阳，亲赴殷墟发掘现场探访考察。此时正是抗战前殷墟遗址的最后一次发掘，闻一多与陈梦家师徒二人面对出土的大批器物，如入宝库金山，在发掘工地流连忘返，不忍离去。残垣依依，洹水泱泱，此时的闻一多没有意识到，这是他首次踏入安阳殷墟中国考古学的圣地，也是最后一次与四千年前的王城诀别。此次离去，再也没有机会与这座历史烟尘笼罩下的故国都城相会了。

卢沟桥一声炮响，华北变色，处在清华园中的闻一多无法再“痛饮酒，熟读离骚”，他不得不以复杂的心境作别居住了五年之久的清华园新南院，随师生踏上流亡之路。

当时正逢暑假，妻子于此前已带着两个大儿子回湖北老家省亲，闻一多与三个不懂事的小孩外加女佣赵妈继续在清华园居住。就在战争爆发的前夜，意外地与臧克家相遇了。

臧克家于1934年青岛大学毕业，很快受聘为山东临清中学国文教员，其间因《烙印》、诗集问世，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青年诗人。1937年夏，臧克家借暑假之机来到北平走亲访友，其间自然要到清华园拜访他的恩师闻一多。据臧氏回忆说：“闻先生见到我，有点意外，惊喜之情可以相见。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和我亲切地谈起来了。谈到梦家的近况，谈他的研究工作，谈他为什么不写诗了，有几句话使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一个写诗写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会做得好！’他的意思我明白，写诗会磨炼人的心啊。”

久别重逢的师徒二人相会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闻一多决定先把孩子送回老家再作其他的打算。此时的臧克家也不敢久留，于7月19日悄悄回返山东临清。想不到在前门火车站，又与闻一多不期而遇了。按臧氏的说法，匆忙混乱中，只见闻一多“带两个大孩子，挤不上车去。一个搬运夫（红帽子）用全力，极为紧张地帮闻先生一家挤进了车厢，闻先生把五块一张的钞票交到这个苦力的手里，我看见这情况，十分感动。这只手，代表一颗心啊”。在车里稍作安顿之后，臧克家问道：“闻先生，您带的东西很少，那些书呢？”闻一多听罢，“哦”了一声，而后叹口气面色沉重地说：“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几本书算得了什么？！我只随身带了点重要的稿件。”

闻、臧师徒与几个小孩一同到天津，而后沿津浦路南下。车到德州站，臧克家起身告别，师徒二人相互道着“珍重”与“再见”，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汽笛响起，火车喘着粗气缓缓开动，闻一多继续南下，臧克家回到了临清中学。两个月后，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石友三部退到临清，位于鲁西北的这座古城四处游荡着溃退的残兵败将，凶悍的日军即将兵临城下，一时人心惶惶，争相收拾行李家器夺城而出，向南逃命。临清中学不得不宣布停课放假，师生四散逃亡。臧克家把不能带走的书籍什物，分别包装，存放在一个学生家中，而特别宝贵的两件东西则随身携带。一件是在北平清华园拜访时，闻一多亲自签名赠送的一本《死水》诗集；另一件是祖传的“六臣本”《文选》。仓皇之际，学生们一批又一批前来辞别，师生相见，面色沉郁，相对无言。许多年后，臧克家记下了这个令人痛心悲伤的离别场面：“有一个诗人气质浓重的女孩子，我给她起名‘逸君’的，低着头，在一张纸上写着：‘克师，永别了！’忽然又抬起头来，眼中射出一道希望的光芒，又写下了‘真的永别了吗’这六个大字……我们从聊城，步行到济南，过黄河的时候，正值夕阳西下，坐在渡船上心绪万端，感慨不已。黄河啊，几时再渡船过你北上啊？”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臧克家自济南一路辗转来到重庆，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活动，创作出版了《我的诗生活》等诗作。而闻一多则由湖北老家别妇离雏只身一人奔赴长沙临时大学任教，未久又与300余名师生一道徒步经湘黔之境来到云南蒙自与昆明西南联大。与他共同前往蒙自与昆明的，还有另一位弟子——陈梦家。

陈梦家随闻一多辞别青岛大学来到北平，未做闻的助手，而是进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当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青岛大学时就对古文字学发生了兴趣。为了这一兴趣，他决定继续求学，力争在这门专业上有所造诣。一年之后，陈因生活所迫，赴安徽芜湖任中学国文教员。这段时间，热河省沦入日寇铁蹄之下，华北形势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出于对家国存亡的关注，陈梦家先后完成并出版了《陈梦家作诗在前线》与《铁马集》，其中有两首气势磅礴，充满血性与爱国激情的长诗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并传诵一时，在《泰山与塞外的浩歌》这首长达八百余行的长诗中，陈梦家吟道：

万里长城！告诉我你龙钟的腰身里收藏多少锋镝；告诉我那些射箭的英雄他们英雄的故事；告诉我巍然无恙的碉楼如今更望得见多远——有我汉家的大旗在苍茫间飞扬诗的字里行间颇有岑参边塞诗的恢弘气魂，内中的情绪充溢着激越昂扬的民族精神。其时，无论是诗的风格、深度壮阔与情调都与新月派那轻歌曼语、风花雪月大相径庭了。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正是陈梦家由一个纯粹的新月派诗人向一个文学家、古文字学家与古史研究专家、学者过渡的象征。

1934年，陈梦家重新回到燕京大学，攻读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教授为导师的古文字学研究生，开始正式由一个诗人向学者的蜕变。1936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担任助教。也就在这一时期，陈梦家从历年所创作的诗中精选出23首，结集为《梦家诗存》，算是对此前写诗成就的一个了结，也是对读者的一个交代。自此之后告别诗坛，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古文字与古史研究之中，向着学术的高峰奋力攀进。正如他1956年在《尚书通论·序》中所说：“我于二十五年因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由于古文字学的研究而转入古史研究。”对于这一转变，作为老师的闻一多不但没有失望，反而认为这才是一个有才华和志向的青年追求的正途而大加鼓励。陈梦家由诗人一变而为甲骨文研究者，而且颇有发明，闻一多在激赏之余，曾对好友梁实秋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工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而梁氏则认为：“他们师生二人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必定甚大。”

梁实秋所言闻、陈二人彼此影响是有道理的。闻一多由诗人而学者，且研究范围不断向历史纵深拓展，他于1943年给臧克家的信中说过“我的历史研究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从陈梦家由诗人而学者，以及作为学者三十年的治学路数看，基本上与他的业师闻一多一脉相承，所研究的领域有相当一部分也颇为相同，如二人同时对甲骨、金文的兴趣，对神话研究的兴趣等，可谓神交日甚，气味相投。也只有这种共同的情趣与志向，才能彼此影响并开拓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自青岛大学转入清华后，闻一多的政治热情渐渐消失，专心痴迷于学术研究，取得的成就渐渐为儒林所重，在文人相轻的学术界能跻身赫赫有名的清华中文系，并占居仅有的五个教授席位之一，且能得到学校当局与学生双方的认可本身就是明证。而陈梦家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前后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写出了十几篇学术论文，除《令彝新释》、《禺邗王壶考释》和几篇说解单字者外，大多数是根据甲骨、金文探讨商周时代的宗教、神话和礼俗，其中《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祖庙与神主的起源》等颇受学界好评。与此同时，陈梦家还进行古代地理的研究，并有《商代地理小记》与《隹夷考》等名篇问世。像当年的诗作甫一问世就照亮了整个诗坛一样，这一连串浸润着陈梦家非凡才华与深厚功力、面貌一新的研究成果，令整个学术界为之一震，陈梦家由此声名鹊起。

卢沟桥事变之后，陈梦家经闻一多推荐，由朱自清报梅贻琦同意，作为清华聘请人员离开北平来到长沙临时大学任国文教员。关于这段经历，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在致梅贻琦的一封信中说得明白：“临时大学尚缺文字学教员一人，拟由清华聘陈梦家先生为教员，薪额一百二十元，担任此类功课。陈君系东南大学卒业，在燕大国学研究院研究二年，并曾在该校任教一年。其所发表关于古文字学及古史之论文，分见于本校及燕大学报，甚为前辈所重。聘请陈君，不独可应临时大学文字学教员之需要，并可为本校培植一研究人才。倘承同意，至为感谢！”信中可以看出，朱自清对陈梦家已有所了解并有器重之意，再加上“为本校培植一研究人才”的光辉前景，梅贻琦较为痛快地批复自在意料之中。可以说，这封信，是陈梦家人生和学术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捩点。

陈梦家携夫人赵萝蕤到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随校迁云南，在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任教，与闻一多成为朝夕相处的师生加同事。至此，闻氏在授学生涯中遭遇并喜爱的左右两“家”，各自的发展方向与日后可能取得的成就已经注定。半年前，臧克家的北平之行，不仅意味着与恩师在人世间的永诀，同时也意味着二人在事业的追求与前行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清华园相会，闻对臧说的那句寓意深刻的“一个写诗写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会作得好！”臧氏自诩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却极富悲剧意味地领会成“写诗会磨炼人的心啊”。——臧克家说这句话的时候是1980年，其时已75岁，这就是说不仅他当时没有顿悟老师的真正意旨，而一辈子都稀里糊涂地未能明了暗含于老师心灵深处的真正“意思”。而真正明白者，乃是闻氏喜爱的另一“家”陈氏。这就是为什么陈梦家在继诗人之后短短的十几年中，就迅速成为世所公认的著名古文字学家、青铜器研究专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并在业内独树一帜，取得了举世学者难以企及的辉煌成就的原因。同时也是臧克家终生在诗歌创作的小圈子转来绕去，在越来越政治化的诗坛上，像小炉匠一样敲敲打打，热炒热卖，除了早年为他赢得声名的如《老马》等几篇诗作，再也难得有可人业绩出现的悲剧所在。当然，人的天才、灵性与识见是有差别且差别至深、巨大的，无论这其中的哪一个方面，臧克家都无法与陈梦家匹敌。这就是为何陈梦家可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流落到重庆的臧克家曾给闻一多几次写信，欲往昆明求得一个小小教职而不得的又一缘由。

陈梦家在西南联大主要讲授中国文字学与《尚书》通论等课程。据同在联大文学院任教的钱穆回忆：“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及是夫妇同来联大。其夫人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梦家在流亡中第一任务，所至必先觅屋安家。诸教授群慕与其夫妇游，而彼夫妇亦特喜与余游。”钱穆这段回忆，接下来主要叙述陈梦家在蒙自热情促成其撰写后来影响巨大的《国史大纲》一事，并对书成后没有提及陈梦家之贡献表示歉意。“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而在余之《国史大纲》引论中，乃竟未提及。及今闻梦家已作古人，握笔追思，岂胜怅惘。”

陈梦家除了以诗成名，钻研乌龟壳上古文字被时人所重，娶了貌若天仙的燕大校花赵萝蕤，弄得群教授坐立不安，争相与之游外，其“觅屋安家”的能耐，也颇受同行特别是一些岁数较大的儒生们所推崇。其中，闻一多一家的安置就得益于陈梦家这一特殊的本领。1938年6月22日，闻一多给他在家乡的夫人高孝贞写信说：“上星期未得你的信，等到今天已经星期三了，还不见信来，不知是什么道理。究竟如何决定，来或不来，我好准备房子。陈梦家住的房很宽绰，他愿分一半给我，但有一条件，他的嫂嫂现住香港，也有来意，如果来，就得让给他嫂嫂住了。所以万一他嫂嫂要来，我就得另找房子，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我须在来接你以前，把房子定好，一切都安排好，事情很多，我如何忙得过来，所以你非早点让我知道不可。”

当时高孝贞带着孩子与女佣赵妈，正住在武昌磨石街新25号一幢二层小楼里，这是闻一多与兄弟们合资买下的房子。想不到信发五天之后，闻一多就得到了确切消息，因柳州航空学校要迁往蒙自，且要占用联大文、法商学院校舍，军事当局令师生们回迁昆明。闻一多匆忙再给妻子写信解释“现在非住昆明不可了。但昆明找房甚难，并且非我自己去不可。现在学校已决定七月二十三日结束功课。我候功课结束，即刻到昆明，至少一星期才能把房子找定。所以你非等七月底来不可。”又说：“前后共寄六百元，除前函嘱你给一百元与驷弟或父亲之外，其余五百元想在动身前还要用去一些。但事先总有一预算，请把这预算告诉我。能节省的就节省。昆明房租甚贵，置家具又要一笔大款。我手上现无存款，故颇着急。自然我日夜在盼望你来，我也愿你们来，与你一同吃苦，但手中若略有积蓄，能不吃苦岂不更好？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在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本来应该戒烟，但因烟不如茶好戒，所以先从茶戒起，你将来来了，如果要我戒烟，我想，为你的缘故，烟也未尝不能戒。”信中闪烁着真情的家常话，除透出云南觅房租屋的困难和闻、陈师生的情谊，也预示着闻一多穷苦愁困生活自此开始了。

当西南联大文、法商学院的师生来到昆明时，日军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已展大规模轰炸，闻夫人携五个子女连同女佣赵妈，与闻一多之弟闻家驷一家，在炮火硝烟中离开武昌，经长沙至香港，转越南海防，一路艰难向昆明奔来。闻一多来昆明后的情况比预料的要好些，因得陈梦家相助，总算找到了房子，他在致妻子的信中说：“昆明的房子又贵又难找，我来了不满一星期，幸亏陈梦家帮忙，把房子找好了，现在只要慢慢布置，包你来了满意，房东答应借家具，所以钱也不会花得很多……房子七间，在楼上，连电灯，月租六十元，押租二百元，房东借家具。这条件在昆明不算贵，押租已交，房租候搬入时再交，厨房在楼下。地点买菜最方便，但离学校稍远，好在我是能走路的，附近有小学。”又说：“房东是中医，开着很大的药铺，其亲戚徐君当教员，我认识，是游先生的好友。”

闻一多说的这座房子就是昆明著名的福寿巷3号姚宅，姚家世代行医，且医术医德皆为人称道，故挣下了一份大家业。闻氏租住的只是姚宅的前院，后院仍为姚家人居住（南按：后被田汉一家租住）。闻一多在信中还专门画了一幅平面示意图，为两层木构楼房，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二，皆宽敞豁亮。院内有一大天井，约30平方米，四季如春，花木葱茏，蝶飞虫鸣，令人神怡，这在昆明完全算得上是上等的好宅院了。闻一多妻子儿女到来后，一家八口住楼上三间正房及一间厢房，其弟闻家驷被聘为联大外文系副教授，一家五口住楼上另一厢房，整个大家庭倒也其乐融融。房东姚家乃知书达理的大家主，对读书人格外尊敬，并与联大、云大许多教授如唐兰、罗庸、刘文典、沈从文、胡小石等过从甚密，教授们患病，也多找姚家医治。闻一多不时与主人作些交谈，两家相处和睦，子女又同在昆华附小读书，因而关系甚好。只是主人家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可能年轻的时候受婆婆虐待过甚，吃过不少苦头，或者年轻时性生活不如意，到了自己终于由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时，开始有些变态地把当年的仇恨一股脑地转嫁到一位叫荷花的丫鬟身上，三天两头便来上一顿花样翻新的毒打。那丫鬟面对横空飞来的棍棒皮鞭，或跑或跳，或在地下乱滚，发出声声鬼哭狼嚎般凄厉的惨叫。每当此时，在楼上伏首做研究的闻一多不得不停止工作，走下楼来加以劝阻，回到楼上时，一边摇头，一边喃喃自语：“太不像话，太不像话！”时间一长，下楼阻止老太太的撒泼耍横，就成了闻一多像给学生讲课一样习以为常的事务。

据说陈梦家来昆明后，托当时在云南大学任讲师的好友徐嘉瑞（南按：后任云大教授兼文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教育厅长、省文联主席等职）为其找房，徐与姚家是亲戚，知道姚氏家大业大，便向其求援。国难当头，颇识大体的姚家主人便腾出这所上等的好房子待客。后来随着昆明遭到轰炸，闻家离开了姚宅，在城里城外几经搬迁折腾，但再也没有这样好的房子可供安身立命了。

学校南迁之后，闻一多仍然延续了清华园五年的一贯作风，除上讲堂便回到舍内闭门读书研究，常足不出户，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在蒙自如此，到了昆明依然故我，直到1942年，对于当时国民党及最高统帅蒋介石领导的全国抗战仍充满信心。有一次他和儿子闻立鹤交谈国际国内局势，在谈到蒋介石时，说：“此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就在这年6月，清华大学召开迁昆后第十五次教授会，议决聘请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为联大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同时，在当时的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的力荐下，陈梦家与许维通两位教员挤入副教授席位。这是闻氏对弟子的关照，也是陈梦家本身所具有的才华和努力的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想不到四年之后，闻、陈二人便阴阳相隔，再也不能相见叙谈了。

第十二章从学者到“斗士” 第一节陈梦家与吴晗

清华大学本是从留美预备学校演化而来，对留学背景极其看重，若无“放洋”的经历或特殊才华，要想坐上副教授这把交椅难乎其难。清华历史系出身的吴晗曾有一段回忆，说“我那时候的同学，头脑里都有一个公式，清华－美国－清华。不这样想，简直是奇怪的事。”但据苏双碧、王宏志撰写的吴晗传记文章称：“吴晗没有这样想，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穷人，毕业后要担负家庭的生计；同时，他认为自己是研究中国史的，到美国去能干什么呢？所以，吴晗毕业前考虑的并不是去留洋，而是现实的工作问题。”显然，苏、王所言不尽合理，企图在掩饰什么，假如吴晗不想留美，那真成了“奇怪的事”了。即使是放洋回来，要想在清华当个教授，也需按既定的规矩——三年助教、三年教员、六年讲师，然后才是副教授、教授一路螺旋式往上攀升。吴晗不能出洋的原因，是他家境不够宽余，孔方兄的稀少只允许他做留洋之梦而不能真的登上留洋的轮船罢了。因了这一缘由，1934年夏，吴晗于清华历史系毕业后留校当了一名助教。吴在清华做学生时已在明史研究方面崭露头角，另有《胡应麟年谱》、《（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问世，被当时史学界名宿胡适、蒋廷黻等人视为“史学界升起的一颗明星”宠爱有加。因而吴毕业时，胡适很想将其转到北京大学任教，但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抓住不放，非留清华不可。胡、蒋两位学界大腕这一争夺，使年轻的吴晗身价暴涨，显然不能按清华的老规矩提升，在蒋廷黻的提携下，吴于三年助教之后越过教员的台阶直接被升为讲师。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回滇创办云南大学，一度在清华园组织一批骨干力量充实云大，吴晗受聘为云大并出任历史系教授，9月离平，10月取道越南到职，时年29岁。

对于吴晗的人格、学术水平以及为人处世的德行，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施蛰存有过一个简短的评价：“吴晗这个人，性直气爽，很急躁，对一切事情太主观。他似乎没有客观世界。他在清华大学读历史系，专攻明史，为蒋廷黻的得意门生，1934年清华毕业，留校当助教。1937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被任命为新由省立改为国立的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是云南人，此次是奉命去为桑梓服务。他先在清华组织他的师资班子，文理科各系都罗致了一些人，大多是助教、讲师一级的人。只有吴晗，在清华还刚升上讲师。他由于蒋廷黻的推荐，要求熊校长以教授名义聘任他，熊校长同意了。因此，在我们这一辈人中间，吴晗可以说是飞黄腾达得最快的一个。但也因此而助长了他的自信和骄气。”

吴晗的“自信与骄气”，实在是环境与机遇使然，也就是说他当初由一个穷学生和一个小助教而大出风头，实在是与胡适、蒋廷黻两位学界大腕的提携与抬爱有很大关系，一旦失去了这两座靠山，其情况就大为不同。

当吴晗在云南大学留住三年后，“觉得此校此系无希望，不愿自误误人”，便想回到已迁往昆明的西南联大归建于清华。而此时的蒋廷黻与胡适均离开教育界转向政界和外交活动，担任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的是刘崇鈜（字寿民），这位刘主任出身于福州世家，夫人是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女，颇具大家风韵。刘氏于1918年由清华赴美留学，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归国在清华任教，一直教西洋通史。据当年的清华高才生，后跑到美国大学任教并成为世界级历史学家的何炳棣说：这位刘崇鈜教学笃实，所用美国人撰写的上下两册通史，细读消化之后便可掌握基本史实，另又精选较高层次的参考书由学生自由选读。正是这门课程，激发了何炳棣对于历史的极大兴趣，并由化学而改修历史，并在学习上养成了“扎硬寨、打死仗”的自我磨炼原则云云。但是，在与何炳棣同级的清华外文系学生、后为山东大学、兰州大学教授的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看来，这门必修课简直味同嚼蜡，刘崇鈜不过一能行走的两脚书橱，还是书籍堆放凌乱的书橱。对此，晚年赵俪生不禁哀叹世道不公，并发出“呜呼，刘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了”的不屑与感叹。刘氏于1948年随傅斯年去了台湾大学并一度出任历史系主任，后来有位台大历史系出身、名叫李敖的人，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过刘崇鈜，并说刘“为人甚笨，上课时讲得头绪混乱，但这种混乱，还是头天晚上开夜车准备的。”这个说法似乎证实了赵俪生的看法。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弟子们称为“教学笃实”，又被称为“头绪混乱”的“能行两脚书橱”的争议人物，在昆明时代竟一不小心，与“自信与骄气”的吴晗遭遇了。

刘崇鈜接到吴晗转入联大清华的请求，当场回道：“清华方面以规程关系，只能聘为副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元。”吴晗听罢，如同挨了一记闷棍，自己原已是教授的身价，想不到一入清华就贬值为副教授了，而“旧时学侣多已在清华任教授，今如以副教授回去，相形未免耿耿，虽所差不过二十元（清华教授三百元起薪），然自高就卑，亦难释然也。”

面对这种“降格减薪回清华”的结果，吴晗自是心中不服，他以特有的“自信与骄气”再度找到刘崇鈜理论，毫不隐晦地指出刘氏居然不把自己这位清华才子放在眼里，且把自己降为副教授，不但于情理不合，实乃大逆不道。刘崇鈜听罢，态度强硬地回击说，此为清华规矩，不管谁来都要遵守这一规矩，若清华的条件不合心愿，可另选高枝，刘某绝不阻拦云云。吴晗见对方并不把自己当一盘大菜看待，只看做小菜一碟，顿时火起，遂“将回清华事作罢论”。但此前的吴晗因过于自信，已鲁莽地拒绝了云南大学“年底加薪及另行调整相挽”的好意。在进退两难中，吴晗思虑再三，决定来个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的突围方法，抛弃云大与清华，设法钻入北大，以教授的身价在西南联大群英会上亮相，让有眼不识泰山的刘崇鈜看上一看。主意打定，吴晗吸取了上次找刘崇鈜碰壁的教训，不敢贸然向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求请，乃转向胡适的爱徒傅斯年写信求助，企图借傅的力量迫使姚从吾等北大历史系掌权者就范，信中说道：“闻北大史系方面，缺人尚多，先生能再为吹嘘否？”傅斯年接信后如何看待和处理此事，史料无证，不得而知。世人看到的结果是，吴晗最终还是以副教授的身价于1939年底由云大转入清华建制并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因了这一机缘，吴晗与陈梦家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吴晗是浙江义乌人，陈梦家是浙江上虞人，吴比陈大两岁，吴毕业时，陈开始在燕大读硕士研究生，两年后毕业。尽管史学与文学属两个不同的科系，但毕竟皆属人文科学范畴，且陈梦家的古文字等研究与吴晗的史学走得更近。陈氏当时的学位和在文坛、学术界的声名，与“新星”吴晗不分伯仲，且陈梦家在社会上的名声，凭借他新诗的感召力与新月派诗人的名头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则比吴晗要响亮得多。如此的声名加硕士学位，一进清华就争取戴顶副教授的帽子也在常理之中。遗憾的是陈梦家没有“放洋”的背景与洋人聘发的学历——哪怕是如钱锺书中描述方鸿渐教授那个假冒的“克莱登”大学的学历，或若干年后号称“将所有人欺骗了，就是成功”的西太平洋大学毕业的唐骏的博士学位。尽管燕京大学本身属美国教会出资创办且相当美帝国主义化，但毕竟校园在中国本土，培养出的学生仍摆脱不了被时人所轻的“土鳖”命运——土和洋是地理的分别，不是知识的武装。按照外来的和尚才会念经的思维定式，燕园的学生即如孙悟空者流，具有一蹦十万八千里的能耐，仍无法与从太平洋西海岸或西太平洋大学爬过来的或大或小、或真或假的“海龟”抗衡。据一位研究者统计，先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179名教授（含副教授）当中，有97人留美，38人留欧陆，18人留英，3人留日，总计156人，占总数的87％。在26名系主任中，除中国文学系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5位院长皆为留美博士。或许，这样的阵营，就是梅贻琦所倡导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体现吧。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短短八年的西南联大，居然产生了如此众多的世界级科技英豪与文史大家，与其具有雄厚强劲的师资力量和谨严刚毅的校风是分不开的。

作为未曾沾过欧风美雨的本土学者，吴晗由云大转入清华后当副教授，实属常理，并非是吴晗心中忌恨的刘崇鈜故意刁难的结果。而陈梦家当年跨入清华校门时的身份，是一个比助教稍高一点的教员，这在清华方面也是照顾了他在天下儒林、特别是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名望，后仍按规矩于1940年升为专任讲师（南按：介于讲师与副教授之间），1942年在闻一多的提携下升为副教授。又熬了两年，到了1944年才总算媳妇变成婆，戴上了教授的帽子。这一年，陈梦家33岁。而吴晗已于1942年晋升为教授，当时也是33岁。就吴晗和陈梦家的晋升速度而言，在清华甚至整个西南联大属于最快的极少数幸运者，只是吴晗因经受了由云大教授转为清华副教授这一身价跌落的打击，原有的“自信与骄气”渐逐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股眉头紧锁的郁闷之气，而比吴小两岁的陈梦家却一直处在亢奋之中。对于陈梦家的升迁，联大众儒生们皆心知肚明，假如没有闻一多或明或暗的提携相助，就凭陈梦家的骄狂性格和目中无人的处事方式，其命运和下场恐怕比钱锺书还要狼狈（南按：任教于联大外文系的钱锺书，因性格骄狂被陈福田等一帮实力派教授挤出校门而远走他乡，详情后述）。由诗人而学者的陈梦家才气逼人，风流洒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此等人物在生活中又往往欠缺自律，且好骄傲自负，平时走路仰头挺胸，而且步子迈得很大，不把一般人甚至同事放在眼里，这就不免使身边的人感到不快甚至产生怨恨，与陈氏同乡的吴晗就是其中之一。

1947年，吴晗在一篇叫做《闻一多的“手工业”》的文章中曾这样说过：“一多在美国原来是学美术的，会描字，也学着刻图章……他会写篆字，写甲骨文，写金文，书桌上经常放着一堆古文字学的书，也写过不少篇关于古文字训释的专门文章。有一次谈起他的一个诗人学生，很多人说此公闲话。一多慨然长叹一声，说他也上过当。这人起先跟他谈新诗，后来谈的更多的是古文字学，一多每有新见，一谈得透彻，不久，此公便著为文章发表了。从来不提谁曾说过这个话。也有几次，还没有十分肯定的见解，随便说了；不久，此公又有文章了。说闻一多曾有此说，其实是错的。应作如何读，如何解云云。如今，此公已经自成一家了，来往也就不十分勤了！当时，有人插嘴，为什么不把这些怪事揭穿呢？他笑了，不往下说了。”

此说尽管没有直接指名道姓，但这个无德之人指陈梦家无疑，而文中“有人插嘴”的这个“有人”，似乎与吴晗无关。其实明眼人一看即明，要不是吴晗借闻一多与“有人”之口道出此事，世人又何以知道闻、陈师生之间还有这样一段“过节”？对吴晗揭露的这段隐私，持怀疑态度者当不会很多，陈梦家确实有他的人格缺陷，20年后之所以被他所在学术机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整死，大而言之是政治的黑暗残酷，小而言之与其性格与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有一定关联。当时与闻一多打这类交道的陈梦家，或许尚未认识到，或许心里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能自觉克服，作为老师的闻一多自然不好与弟子计较，且依然对这位人中之杰显示出了少有的仁爱与呵护之情。就这一点言之，尽管对陈梦家的成长和发展不见得是个好事，但可见出闻一多有他恩怨分明的一面，联想起刘文典的悲剧，就不能不令后人为之慨叹了。

据闻一多的长孙闻黎明说，清华大学档案室存着闻一多寄梅贻琦的两封信函，湮没日久不为人知。许多年之后，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的闻黎明打算为其爷爷撰写一部年谱，在四处搜求材料中，偶尔发现了此函并在年谱中公之于众，于是世人从另一个方位和角度，更清晰地看到闻一多当年对陈梦家的关照与提携之恩。函中说：

本系副教授许维通、陈梦家二先生升任现职已届三年，并于教课之余肆力著述，初不以物质生活之清苦、图书设备之简陋稍改其志。许先生除完成其巨著《管子集释》二十四卷，《韩诗外传集释》十卷外，又尝致力于《尚书义证》一种，会通古训，发明辞旨，諟正文字，创获之多，盖自晚清瑞安孙氏以来，罕有其匹。……陈先生于研究金文之余，亦尝兼及《尚书》，而于两周年代及史实之考证，贡献尤大。“年历学”为治理古文之基础，挽（晚？）近学者渐加注意，实迩来史学界之一新进步。陈先生本其研究金文之心得，致力斯学，不啻异军突起，凡时贤所不能解决之问题，往往一经陈氏之处理，辄能怡然理顺，豁然贯通。要之，二先生数年来，不但于先秦典籍沉潜日深，且能处处利用新材料与新方法，故其成就乃得如此，一多于二先生之工作，深所钦佩，特征得本系教授同仁之同意，拟请师座转呈聘任委员会，自下学年起升任二先生为正教授，用励贤劳，而崇硕学，如何之处，敬竢卓裁。

闻一多的意见，于1944年6月8日在联大第二十一次聘任委员会上获得通过，梅贻琦于7月28日核准。从此，陈梦家正式以教授的身份登堂入室，受业解惑。仅隔一个多月，在金岳霖与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引荐下，陈梦家应邀取道印度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据《闻一多年谱长编》说，闻“明确表示不赞成陈此时出国，认为国内的事更紧要。但陈觉得机会难得，执意赴美，先生便不再说什么”。

闻一多为何不赞成陈氏赴美，国内又有什么事更要紧呢？《年谱》的作者没有说明，但从罗常培的自传中不难看出。1944年底，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应邀赴美任朴茂纳大学人文科学访问教授，罗说：“当时反蒋的斗争已然尖锐化。一多、光旦等也力劝我不要远离祖国。可是，我从中学时代就梦想出洋，因为经济压迫和家庭牵连，直到四十七岁才得到这个机会，如何肯失掉呢！”这个时候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人都已加入了民盟组织，走上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道路，他们自然希望陈梦家、罗常培等人也与自己一起行动，把昆明或整个中国弄一个天翻地覆的局面出来。但人各有志，陈、罗二人对　　此等政治蛊惑、宣传之事，从心底里不感兴趣，闻一多也就不能勉为其难。况且对于没有留过洋的学者来说，在一个“海龟”满池走的小环境里，压抑憋屈了如此之久，捂得人脸色发青，两腿打晃，若能到太平洋东西海岸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远比要在国内乌烟瘴气的氛围中扑腾，更令人神清气爽和心向往之。更何况，陈梦家此次美国之行，其夫人——前燕大校花赵萝蕤还可一道前往（南按：因清华有夫妇不能在一校任教的规定，赵萝蕤随陈梦家至昆明后一直在家中待业与自修），并入该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如此美事岂有放弃的道理？陈梦家此次是走定了。

1944年9月15日晚，梅贻琦在他的西仓坡寓所设宴欢送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受邀陪座者有莫泮芹夫妇，冯友兰夫妇、王力夫妇、吴宓、闻一多、吴晗等人。作为背景与陈梦家基本相同的吴晗，在宴席间作何感慨不得而知，仅就闻、陈这对师生而言，此时都没有想到，在明月高悬的月色之中，酒干话尽便是永诀。

第十二章从学者到“斗士” 第二节专业不同心

同仇陈梦家携娇妻赵萝蕤飘然而去，闻一多留了下来，开始由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斗士”的转变。

闻家兄弟在姚家大院住了大约半年时间，因昆明小西门、潘家湾等地遭到日机轰炸，闻家驷在轰炸中被砖块击中面部受伤，认为姚宅大院很不安全，开始向郊区乡下搬迁。未久，闻家驷迁到小东门节孝巷13号，即昆明风云人物周钟岳公馆的偏院租住。闻一多携家疏散到晋宁，一年后又搬回昆明，住在闻家驷家中。1940年10月，日机轰炸规模加大，闻氏兄弟再度搬迁，闻一多迁入郊区大普吉陈家营村，租住杨家宅院的一处偏房。昆明郊区众多的所谓“营”，皆为明末清初守卫昆明的兵营构成，随着历史的变迁，兵营撤去，渐渐演化为一个个村落，陈家营即其一例。

闻一多租住的这处偏房以土坯构成，原是房东用来堆包谷和柴草所用，房间异常简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窗户，只是靠院子的一边，半截土墙上挖了一个小洞，一些参差不齐的柴火棍支撑其间，说不清是窗户还是棚栏。院子空间狭小，只有一个阴湿的天井，太阳尚未落山，矮小的土屋就被黑色笼罩，人在屋内感到极为压抑憋屈。即使是这样一个阴暗的空间，闻家也难得独享。翌年初，联大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在昆华农校的住所突遭敌机炸毁，华氏险些送命，惊恐中一家六口在城里转了一天也没找到安身之所，正走投无路之际，闻一多闻讯专程邀请华氏携家眷暂到自己住处栖身。于是，两家共14口人（华家6口），在一个约16平方米的小黑屋里隔帘而居，其拥挤之状目不忍睹。遥想当年，闻一多在清华园住的独院大小共十四间房子，各种设施一应俱全，院中绿树成荫，花木葱茏，空气流畅，居者神清气爽。此一时彼一时，两相比对，已是天壤之别。令世人感佩的是，在如此简陋逼仄的环境中，闻、华二人仍笔耕不辍，并以惊人的毅力，在各自领域里结出了丰硕成果。闻一多完成了轰动一时的著名神话专论《伏羲考》，华罗庚则完成了饮誉世界数学界的不朽之作《堆垒素数论》。

与闻一多等大多数清华教授所走过的清华－美国－清华三位一体的经历大为不同的是，华氏属于少年失学、青年自学成才的典型人物。1910年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的华罗庚，父亲以开杂货铺养活一大家人，生活困窘。同大多数具有特别天赋的少年一样，华罗庚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进入金坛县立初中后，罗的数学天赋被同样具有数学才能的老师王维克发现，遂倾尽心力予以培养。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退学后因对数学的迷恋、痴情不改，华罗庚开始在家中自学，每天10小时以上，并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华氏不幸染上伤寒病，靠新婚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经人介绍，华罗庚到金坛中学当会计，业余时间仍不忘数学钻研。当时有两份在国际上具有很大影响的期刊，一是1916年由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吴永权、周昌寿、傅式说、郑贞文等人发起，成立于日本东京的中华学艺社所办文理综合性中文学术期刊《学艺》（1920年迁沪）；一是由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秉志、胡明复、周仁等于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美国倚色佳小镇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所办的《科学》杂志（1915年创刊号在上海发行）。华罗庚在金坛中学当会计期间，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订阅这两份刊物，以便及时了解数学领域研究的最新发展。1926年，《学艺》第7卷10期发表了数学家苏家驹的论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这道数学题早在1816年已被挪威年轻的数学家阿贝尔证明是不可解的，苏式解法与阿贝尔的理论相矛盾，必有症结存在。当时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已看出了破绽，但因事务缠身未能及时撰文批驳，一直觉得“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年仅19岁的华罗庚在阅读杂志时意识到苏家驹的解法不可信，经过验算，确信了自己的判断，于是致信《学艺》杂志指出苏文错误。《学艺》于1929年5月出版的9卷7号登出简短声明：

……前半均合理论，但自第三页第十五行“若将P3写为二项式……”，以下语意暧昧，显与次页下段矛盾，查此问题，早经阿柏（N.h.Abel）氏证明不能以代数的方法解之。仓促付印，未及详细审查。近承华罗庚君来函质疑，殊深感谢，特此声明。

1930年12月，华罗庚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在《科学》15卷2期发表，此文很快落入熊庆来的法眼，熊在震惊之余向同事们打听华罗庚是哪个大学的教授？没有人知道。碰巧清华数学系有位教员唐培经是金坛人，知道华罗庚的一点情况，二人通过信但并未谋面，于是按熊庆来的吩咐，唐给金坛的一位同学写信询问，才知华是一位仅有初中学历的辍学青年。熊庆来得知此情，对华罗庚的遭际与出众的才华产生了爱怜之心，遂与同事杨武之等教授商量把华罗庚调至清华栽培。经得当时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同意，爱才心切的熊庆来嫌写信太慢，便让唐培经拍发一封电报给华罗庚，简单说明事由并让其快寄一张照片与唐，同时约定北上的时间和车次，以便接站。1931年8月，唐培经按照约定的时间拿着照片赶到前门火车站接华罗庚，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华的踪影，当下车的人快走尽时，突然看到一个跛足青年背着一个包袱一摇一晃地走了出来，唐培经一对照片，发现这位左腿不断在地下画圈的小伙子，正是自己要接的人，不免吃了一惊。华罗庚到清华后，得到熊庆来的热情接待，虽然华氏腿有残疾，但头脑清醒，才思敏捷，对答若素，甚得熊庆来喜爱，熊以一个杰出的数学家和教育家的直觉，预感到华氏“他日将成为异军突起之科学明星”。在熊氏与叶企孙等教授的关照下，华罗庚被准许留在清华园算学系当助理员，经管分发信函兼打字、保管图书资料等事宜，月薪40元。面对诸位前辈的好意，华氏自是感激涕零，知道自己该如何把路走下去并尽可能地开创出一个新局面。自此之后，华罗庚边工作边学习，只用一年时间读完了大学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同时自学英、法、德文，为拓展更大的学术区域作准备。

当华在国外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熊庆来、杨武之等教授提请理学院长叶企孙聘华为算学系助教，第四年升为讲师，开始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学教育基金会乙种资助金1200美元，赴英国剑桥留学深造，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的注意和赞赏，一颗科学新星就此升起。1938年，28岁的华罗庚离英回国直奔昆明，出任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教授。因华罗庚的人生之路颇具传奇色彩，在学术界名声不小，联大学生有只闻其名不见其人者便相互打听：“华罗庚是谁？”意思是长什么样？有一天，华氏从联大操场走来上课，于是有同学便指着华说“就是那个瘸子。”

因了这一独特的形象，华氏很快就被全校师生认得了，只是大家认为那位直喊“瘸子”的学生，很有点不够尊师重道的鲁莽与张狂，于是大家群起而攻之，狠狠地教训了那个不知人理待道的狂生一顿。不过，据联大学生何兆武后来说：“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斯）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儿画圆圈。”

尽管身患残疾，生活困苦，且经常遭受敌机炸弹的袭击，如1940年夏秋的空袭，华氏在逃往“一线天”狭谷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埋入土中差点丧命即其一例。但华罗庚在昆明的日子总是面带微笑，精神焕发，整个人物的性格与生活态度，颇具有20世纪上半叶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革命人物的味道，此点从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回忆中可窥其一斑，赵说：“1939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我一看就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与学生，我认得是徐贤修和钟开莱。这两位学长后来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南按：徐后来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他们就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边写边喊，说‘你们看，是不是这样？……’我看见徐贤修（清华大学算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温州老乡，当时教微分方程等课）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我看着挺有趣，当然我不懂他们吵什么，最后，大约又吵了半个钟头，我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正是有了这般乐观旷达的精神和积极进取、坚毅刚卓的校风，才铸就了如此众多虽九死其尤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英雄好汉，才会以辉煌的业绩昭告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而华罗庚在陈家营半间黑屋子里完成的《堆垒素数论》这部在数学领域丰碑式的巨著，正是这一伟大时代的优美学风，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共同孕育的丰硕果实。

在这部大著的论证中，华罗庚对世界级的数学大师、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的方法作了改进和简化，向世人展示了华氏在关于“素数变数的三角和估计问题”及其在“华林－哥德巴赫问题”上的超人才华。书稿完成后，华罗庚寄交重庆，由教育部组织一流的数学家进行审阅。当老一辈杰出的数学家何鲁冒着灼人的暑热，在一幢小楼上挥汗审阅时，几度击案叫绝。稍后，中国数学界对华氏的专著给予崇高评价，这部著作也因此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1年（第一届）自然科学类一等奖（仅一名），华罗庚由此成为中国的“数论之父”。同年，华氏把手稿寄给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亲自审阅，对方以高度的惊喜之情电复：“我们收到了你的优秀专著，待战争结束后，立即付印。”1947年，苏联科学院以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第22号专著的序列，出版了华氏的著作，整个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美国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特地为华罗庚塑像，并列为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当年熊庆来的预言终于成为现实，华罗庚异军突起，一跃成为世界数学领域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

成为明星的华氏没有就此止步，又开始了矩阵几何等方面的研究，向更宏阔渺远的领域迈进。许多年后，当华罗庚回忆在昆明陈家营与闻家同室居住并双双取得辉煌成果的往事时，不禁欷歔感叹，曾赋诗一首，借此表达了两位教授在艰难因苦中不屈的精神与深厚情谊。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1941年夏，闻一多携家离开了陈家营，搬到茅地村一个破庙里暂住。秋，又搬到昆明北郊一个不大的叫司家营的村子居住，这是闻家在昆明住得最久的一个地方，差不多有三年时间，也是闻一多由一个学者变为“斗士”极其关键的转捩点。梁实秋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所说的自己并不知晓的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等一切“斗”缘，都在这里肇始并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印痕。

1944年西南联大举行五四文艺晚会，闻一多发表了题为《新文艺与文学遗产》的讲演，这是闻一多正式走到前台亮相，由学者转变为一位政治“斗士”的重要标志。后来，闻一多离开了司家营，携家来到了他兼课的昆华中学居住。自此，政治风潮愈演愈烈，闻氏以他的诗人性格，于风高浪急中踏着浪尖前行，终于被滚滚洪流掀翻身亡，沉入九泉之下。事实上，作为国民政府参政员的梁实秋通过杨振声等人的口，对闻一多的情形还是略知一二的。按梁实秋和梅贻琦等人的看法，闻一多之所以成为“斗士”，主要与他生活穷苦有关，当然还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暗中拉拢与助力，尽管二者不能形成决定的因果关系，至少二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联大教授的穷苦，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的若干岁月，都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正如梁实秋所言：“抗战期间除了那些有办法的人之外谁又不穷苦？一般的公教人员谁不是按月领取那两斗平价米？不过一多好像是比别人更穷苦些，因他家里人口多。他共有八个孩子。”（南按：陆续有二女一子夭亡，存活三子二女，所说的在昆明时一家八口是指闻氏一家七人另加一女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没有像许多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受远古时期流传“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圣人之言浸湮，大家闲来无事，便铆足了劲搞生孩子比赛，多者自然成为赢家，少者自是输家，若生不出一个男孩，则被时人称为“老绝户头儿”，等于是失败的人生。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上，一个又一个大家庭随之产生。而在地虽大但物不博，积贫积弱，正处于物价飞涨的战时的中国，作为家庭的支撑者，在经济方面所承载的压力之巨与心理之苦痛自是可想而知。

从可考的资料观察，闻一多在战前的清华园时代，虽生活条件优越，鉴于人口众多这一特殊历史原因，似无多少积蓄。一个明证就是战争爆发后，学校决定师生由长沙撤往昆明，闻一多主动选择和学生一起步行这一事实。此前外界的宣传大多是说闻氏当年之所以如此，是内心装着如何伟大崇高的理想与道德，才决意随团步行赴昆，事实并不尽如此。行前，闻一多在给其兄闻家骥的信中说得清楚：“此间学生拟徒步入滇，教员方面有杨金甫、黄子坚、曾昭抡等五六人加入，因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校中本拟发给教员路费六十五元，由香港取道安南入滇，步行者则一切费用皆由校备，不知路费是否照发，若仍照发，则此款可以干落矣。”同年2月16日，闻一多写给父亲的信中，再次说道：“前函云乘汽车经桂林赴滇，今因费用过巨之故，仍改偕学生步行。”信中可以看出，得经验与得金钱皆是促其步行的因由，而经济方面的考虑更大。此时离卢沟桥事变才半年的时间，物价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如脱缰野马一路飞腾，陈寅恪诗中所说“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的局面，则是1940年之后的事情。假若战前闻氏手头有些积蓄，何以会为六十五元路费而作出千里步行的决定，并视为一件要事专门向家人作书禀报？

在闻一多到达昆明转蒙自文学院任教后，他给妻子的信中再次提到经济问题：“据梅校长报告，清华经费本能十足领到，只因北大、南开只能领到六成，所以我们也不能不按六成开支（薪金按七成发给）。我们在路上两个多月。到这里本应领到二、三、四（共）三个月薪金，共八百余元。但目下全校都只领到二月一个月的薪金。听说三、四两月不成问题，迟早是要补足的。”当时清华仍握有美国赔款的部分基金，在三校中最为富有，但怕刺激北大、南开两校，求得师生间的平衡，清华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小心谨慎。

此时闻一多虽手头不算宽余，对生活仍充满信心，只是后来随着积蓄用尽，物价飞涨，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1940年，战火进一步蔓延，沿海与东部陆地人口大批南迁，昆明人口猛增，物价飞腾暴涨起来，闻家的生活陷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养家糊口，同大多数教授一样，闻家除了借贷就是变卖衣物，生活几近陷入绝境。就在这年的冬天，为了买米下锅，闻一多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皮大衣送进了当铺。寒风凛冽，他只得以长衫和一件破旧的羊毛衫御寒，不到一个星期就得了感冒病倒在床，妻子高孝贞只好含泪向其他教授借了一点钱，把那件大衣赎了回来。有联大同事看见，为了节省开支，寒冬腊月，在微明的晨曦中，闻一多率子女们到陈家营村南边的一条小河用冰冷的河水洗脸，处境十分凄凉。到了第二年春天，闻家生活实在难以为继，在所有衣物全部当尽卖空的困境中，闻一多一咬牙，决定把自己从北平带来的几本线装书卖给联大图书馆，以换钱买米。对于一个整日与书打交道的学者来说，变卖自己心爱的书籍，不啻挖割心头之肉，其切腹之痛非亲临其境者不能领会。当他把几本书捧送到联大图书馆时，满面凄楚地叮嘱管理人员：“一定要把书看好管好，等将来回北平，我一定要把它们赎回来。”话毕，眼里闪着泪光。令他没有想料到的是，未能回到北平，就身死异乡成异客了。

第十二章从学者到“斗士” 第三节十字街头异乡客

闻一多死后，吴晗一连写过几篇纪念性文章，尽管政治口号多于内容，但感情还是颇为浓厚真挚的，吴说：“在前年五四的前几个月，为了一桩事，我去看他。那时，他在昆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和两间房子，虽然忙得多，比前些年有一顿没一顿的情况已经好多了。从此以后，我们成了朋友。……去年暑假，昆中换校长，新校长奉命解一多的聘，不好意思说，只说要加钟点，一多明白了，不说什么，卷起铺盖搬家，恰好联大新盖了几所教职员宿舍，抽签抽中了，搬到了我家的对面。从此成天在一起，无事不谈，也无话不谈，彼此的情形都十分明白。……有时早晨菜钱无办法，彼此通融，一千两千来回转。五个孩子带一个老女佣，八口之家，每月薪水只够用十天。”吴晗所说是真实的，闻、吴二人开始联手合作亦始于此。

闻家辗转搬到联大宿舍后仍是一贫如洗，家中仅有的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教授去英国时所送，一个整齐一点的方桌，是吴晗向学校借来又转借的。闻一多的书桌是用三块长木板拼凑而成，像裁缝桌子，还有两把从乡下捡来的描金黑漆的方椅子，每一坐上便摇晃怪叫。此外，还有两张小板凳，两口破箱子，吃饭时一家人刚好一桌，孩子们站着吃。后来。多亏了闻一多拿出了刻图章的看家本领，生活才稍有好转。吴晗曾在回忆中这样说：“两年前他学会了刻图章。这故事包含了血和泪。他研究古文字学，从龟甲文到金石文，都下过工夫。有一天朋友谈起为什么不学这一行手艺。他立刻买一把刻刀下乡，先拿石头试刻，居然行，再刻象牙，云南是流行象牙章的，刻第一个牙章的时候，费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说这话时，隔了两年了，还含着泪。以后他就靠这手艺吃饭，今天有图章保证明天有饭吃。图章来得少的时候，他着急，为了要挨饿。图章来得多的时候，更着急，为的是耽误他的工作。”又说：“米没有了，得买，菜钱，靠刻图章，石章一字一千，牙章两千，刻一天吃一天。一天没有生意，就得借贷。到了真没有办法的日子，太太和老女佣去摆地摊，卖旧衣旧鞋。有一天，我问闻太太，卖了多少，她苦笑一声说‘三十多件破衬衫，卖了三千多元，反正够明天一天了。’”对于吴晗的回忆，梁实秋读到后表示相信这是真的，没有一点夸张。只是吴晗说闻一多“在昆明正式刻图章，靠这行手艺吃饭，时间大约是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此记忆有误，实乃1944年5月间事。当时为闻一多能顺利挂牌开张，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等共12位联大、云大名流出面推介，清华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还拟稿作一短启，也就是招揽顾客的广告语：

秦玺汉印，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短启写就，闻一多亲自携至昆明城北门街联大教员宿舍附近，于一间上书“三友金石书画社”匾牌的屋子贴了上去。广告一侧，有一大张白纸，上有各式字体的图章样子和印就的润例，外加一玻璃框装饰。屋内更多摆挂的是著名书法家、云大教授胡小石的字，以及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和岳父张筱楼的书画，由北门书屋老板李公朴负责照理。梁实秋在重庆时曾看到闻一多的润例，后来他在《谈闻一多》一文中说：“事实上一多治印不自此时始，一九二七年的时候便已为光旦、刘英士和我开始刻印了。刻印是他的老手艺。不过到了昆明正式挂牌，技艺大进罢了。听说盟军人士出于好奇，也往往订刻图章，比较可得美价，故亦来者不拒。文人不得已鬻印，亦可概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一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怪谁？”

梁实秋对闻一多这位清华老同学与曾经的同事，由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而成“斗士”，以及斗出了什么名堂，可能真的知之了了，或者知道也不便多言。只是对“千古文章未尽才”的学者闻一多以身殒命，抱有极大的遗憾与惋惜。闻氏中途突然撂下书本，一脚踏上“斗士”的不归路，真至命赴黄泉，这个急转直下，爆发力异常的颇像核裂变式的过程，自然很难说要“怪谁”。按照冤有头，债有主的古训，若非要寻出个端绪，除了梁实秋所说的经济等大环境的因素，当然还与闻氏在人生道路上结交的几位朋友有关，比如吴晗、罗隆基，还有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岗等。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闻一多由灰而赤，亦然也。吴晗刚到云大做教授的时候，战争火焰尚未蔓延到这个西南边疆古城，政治也暂时未来敲门。这段时间，年轻的吴晗意气风发，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还算愉快。两年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吴晗在一份《自传》中所说：“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零年，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一九四零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又说：“我的老家母亲弟妹侄儿六七口人都到了昆明，春曦上大学，浦月上高中，小妹浦星上小学。一九三九年春，袁震姐妹三人也到了昆明。人口多了，薪资一天天减少了，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加上日机常轰炸，成天逃警报。前方尽是‘转进’，越打越‘转进’到腹地来了，四大家族发财成为风气，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货无限制地膨胀。昆明这个小城市充斥了美货，蒋介石特务统治，民主自由的影子一点也没有。对外屈辱，对内屠杀。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日益加强，在文章里，在讲坛上，写的说的都是这些。因为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但比较敏锐，和青年合得来，常在一起，我的生活思想有了转变。”

上述所言，是说1940年吴氏才感到日子不好过，开始过问政治。其实，早在1938年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这个时候吴晗老家浙江义乌已被战火笼罩，在乡村的母亲不得不统率全家老小来昆投奔这个当了大学教授的儿子，而袁震等三姐妹于1939年春来到了昆明，一个教授的薪水要养活十几口之家，甭说在战时物价飞涨的昆明，即是在号称“盛世出猛虎”（南按：近年名噪一时的“周正龙华南虎事件”中，挺虎派主要干将之一、陕西林业厅宣传中心主任关克对媒体发布的通稿所言）的21世纪，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何况袁震还是一位经常卧病在床的病人。

吴晗与袁震相识于1934年的北平。袁是湖北老河口市人，据说12岁那年就在家乡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人的影响下，接受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另类思想，自此热心于政治，成为一名时髦的政治运动分子，1922年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自此算是一只脚踏进了政治的旋涡。女师毕业后，袁于192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好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但学校当局又以她是一个热衷于政治角逐，无心教课的另类“危险人物”而解聘。如此这般在社会政治的边缘晃荡了五年之后，又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在校期间仍热衷于校内外的政治活动。因其才高貌美，又经常抛头露面，在清华园名冠一时，成为许多年轻教员与学子们猎取的目标。天不作合的是，当她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住院治疗。

就在这个时候，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病中的袁震与吴晗相识继而相爱，时年吴25岁，袁27岁。祸不单行，吴、袁相恋不久，袁震又患了骨结核。当时的医学水平对这一病症尚无能为力，更无有效药物治疗，只能做些简单的调理，因而袁出院后一直躺在床上不能起立，更不能行走，生活全靠别人照料。当时吴晗的母亲与家人皆反对这门婚事，令吴悬崖勒马，不要执迷不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阻挠。但儿大不由娘，且此时的吴晗已受过清华的高等教育，满肚子学问与自由思想，又岂肯听从一个乡下老太太和家人们啰唆？面对各种阻挠与劝告，吴斩钉截铁地对家人宣告，世之本无鬼，何以被迷住心窍？此生非袁震不娶，而袁也非吴不嫁。生同裘，死同穴，无论是阳间还是阴间都在一起过了。据吴晗的朋友罗尔纲说，1936年春天，他曾奉吴家人之命亲自做过吴晗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最后一次奉告。当时吴晗正患肺病住院治疗：“他睡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听我的话，一句都不回答。后来我把我和他类似的婚姻问题跟他相提并论，有责备他不顾母亲伤心的意思，他张开了眼睛，眼边有些湿了，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以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吴的一句话说得罗尔纲‘惭愧无地’，当场打了退堂鼓。至此，吴晗母亲与家人心中纵有一百个不乐意与想不开也无力回天了。

尽管袁震整天躺在病床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如《沙家滨》中的胡司令传魁盛赞阿庆嫂的那段台词“这个女人不寻常”。

袁震与姐姐袁溥之早年都是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学生，两姐妹天生好“斗”，也具有“斗”的天赋和胆魄，袁震在武昌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时就参加学生运动，走上了“斗”的道路。自此一“斗”不可收拾，且越“斗”越勇，越“斗”越剽悍，于“大革命”时期袁震与她的阿姐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并于战前一起潜往北平秘密从事地下活动。袁震与吴晗相恋后，一来二往，袁家姐妹的“斗”志与政治态度，对一介书生的吴晗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吴在《自传》中曾坦白交代：“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使我受了一些党的教育。”这里所谓党的教育自是指共产党而非国民党。吴在求学时代作为胡适的爱徒已广为人知，胡在许多方面奖掖提携过吴，可以说没有胡适就没有吴晗学术上的成就，因而吴在人前人后皆表现出对胡无比的崇敬之情。当时号称已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研究历史的袁震，对胡适的那一套政治主张颇不以为然，言谈中不时流露出对胡氏的轻蔑意味。每当吴晗谈到他所仰慕的适之先生如何如何时，躺在病床上的袁震则以嘲讽的口气谓吴“在胡适面前要矮三尺”。而吴的回答却是：“我在你面前要矮一丈。”按吴晗研究专家苏双碧的说法，吴氏自称在老婆面前矮一丈，“这说明吴晗的思想认识有了进步。后来，袁震追随吴晗来到昆明，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对大后方物价的飞涨，都非常不满。她经常骂国民党反动派，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这些对吴晗的影响教育很大。尽管这时的吴晗，还谈不上能自觉地抗日反蒋，但他已无法安下心来闭门做学问了”。

苏双碧这段话，尽管让人读来有一种生硬和异味的感觉，但往深里一想，可能还真是如此。不知中那个卖烧饼的武大郎身高是多少，所受夫人教诲如何？但一个自称在老婆面前矮一丈的男人，所受对方的影响之深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的路数和出息也基本可以定调。后世有研究者如钟亦非认为，假如没有袁震，很难说吴晗会走到“斗士”这条路上去，也很难说后来竟“斗”出了一个北京市副市长的名堂。依他与胡适的关系，极有可能在大地陆沉之时，作为被“抢救”学者之一，追随胡去了台湾或美国。若真如此，吴晗后来就不会有副市长的高官可当，当然也就不会成为“文革”开刀祭旗的牺牲品了。不过，像这样“大胆的假设”，纵如考据大师胡适面对这个繁难的题目，也很难考出个是与非。历史一去不返，世人看到的是，青年吴晗在经济压迫与爱妻袁震的政治影响下，逐渐向“斗士”的道路上走去。

吴晗携在政治上高大得需仰视，才能窥其一个小小鼻尖的爱妻袁震来到昆明后，袁震之妹赴延安中共大本营受训，姐妹间的通信大多由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转递，吴晗仍继续接受着两姐妹的谆谆教诲。1940年，西南联大为避免敌机轰炸，在四川叙永成立了分校，吴晗受命赴分校执教中国通史。当时吴颇不情愿弃昆明远赴四川小城叙永，无奈此时他刚从云大转入联大任副教授不久，尚无资格与资深教授特别是刘文典一类人中豪杰相抗衡，只好硬着头皮携病妻袁震前往。因袁震的身体状况不能乘汽车翻越山高路险的乌蒙山区，只能乘坐飞机，而来回的机票却不能在联大报销，只能自己掏腰包。如此一折腾，便弄了个倾家荡产，生活陷入困顿。到了叙永之后，情况更加不妙，吴晗在《自传》中所说：“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渐增加，币值却逐天减少，生活越发过不去了。袁震又经常生病，躺着不能起床，住在乡下，上课来回走四十里。有一次袁震必须入医院治疗，可是（家中）什么也没有卖的，凑不出钱，感慨得很。”因为这种感慨，他开始心情烦躁，饭食难进，对国民党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学生们明显地看到，他讲课时很容易激动，抓住某一题目就指桑骂槐，将一腔怨恨发泄到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身上，并“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走出书屋，进入社会了”。

随着叙永分校撤销，1941年9月，吴晗携妻回到了昆明联大本部。在回昆明时，吴氏夫妇专门绕道重庆，看望了董必武。吴过去虽未见过董氏，但早已通过袁震与董有过多次书信往来，并建立了感情。见面后，吴向董透露了昆明和西南联大本部以及叙永分校师生的思想动向和政治倾向，董向吴氏夫妇讲了一些抗战形势与延安的秘闻。董、吴这次会见，在思想和心理上为吴晗成为一名“斗士”注入了催化剂，而这个催化剂一旦遇到相生的另一种原料，就会像核裂变一样发生快速反应。并将巨大的能量释放于指定的地点和场所。

当然，吴晗肚中的核反应堆真正发生裂变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正如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说：“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因从叙永绕重庆再到昆明，回到联大校本部的吴晗一家算是彻底坠入了赤贫阶层，此段生活令吴氏一直耿耿于怀，自己“一面教书，一面写书，一面还干家务，照料病人——我的妻，在闹柴米、油盐、扫地、炒菜、洗碗的时候，还得和学生和朋友谈话，讨论问题。”同闻一多一样，为了凑钱给袁震治病，吴晗忍痛把仅存的几本线装书全部卖给了联大图书馆，身上常年穿的是长衫一袭，破皮鞋一双，吸着从昆明地摊上买来的手工土制香烟，此种尴尬情状，吴晗不止一次地说过：“身份早已没有了，穿得破破烂烂，除了自己的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

正当吴晗作为一个“难民”踯躅昆明的十字街头，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关键时刻，中共派出的地下代表化装打扮悄悄地进村了，这便是吴晗后来所说的“政治来过问我了”。

1943年，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派南方局负责人华岗、周新民等人到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华岗化名林光侯，由云南籍的民盟负责人楚图南出面向云南大学推荐，担任云大社会学教授。

周新民的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在昆明市民盟负责组织方面的事务。此前，民盟云南方面的负责人罗隆基到重庆，向中共提出两党派之间相互联系的愿望，中共重庆办事处乃让罗回昆与华岗接头具体协商。于是，罗隆基与华岗商量后，除了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又把触角伸到了西南联大、云大等高校，开始有意识地与高级知识分子接触。华岗一到昆明，就筹划成立了一个“西南文化研究会”的组织，开始招募与传统派有别的另类知识分子参加，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潘光旦、曾昭抡、闻一多、吴晗等都参加了这一组织并以研究文化为引子开始秘密活动。但活动仅限内部整合与统一目标性质，或曰预热性质，离真正摆开场子，挽起袖子赤膊上阵大“斗”、特“斗”、豁出性命地“斗”，还有一段距离。

当时与周新民一起被派往昆明的，还有一位女性中共地下党员、精明老辣的李文宜。李是袁震的同乡，早年和袁溥之同学。因了这层关系，华岗便派李对准吴晗的软肋发力，争取里应外合将其一举拿下。于是，李文宜与周新民在悄悄地进村之后，很快成了吴晗家的座上客。吴的好友罗尔纲回忆说：“1939年春，社会研究所迁到昆明，设了个工作站在城外十多里的落索坡村，我在那里工作。不久，吴晗因昆明频遭轰炸，也搬家到落索坡村来住。那时吴晗变了另一个人，以前是生龙活虎，此时却消沉抑郁。他除了进城上课外，整天在村边桥头钓鱼，有时放下钓竿，在大路上低头踯躅。我看他心头怀有极大的苦闷，对他生命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就要来临。果然，没有多久，他就成为一个民主战士向反动统治战斗了。”

罗尔纲说吴晗钓鱼是真实的，但说不久就成为一名“战士”并开始投入战斗，则是他的猜测，或者故意粉饰，而这个猜测或粉饰皆与真实情况不符。对于吴在昆明的生活情形，或许他的学生辈人物更有发言权和说服力。曾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土木、历史、中文、外文等四个系的何兆武，在后来口述的一书中提及了吴晗，并明确表示不喜欢吴晗的讲课，原因是吴不是对历史作综合的观察，而是分成许多条条框框，如中国的官制，中国的经济等，把历史分割成许多专史，缺乏综合的整体观点。在生活中，吴晗有几件事给何兆武留下了很不快的印象。何氏说：“我的姐姐是38级经济系的，毕业以后不能住在学校，得找个房子住，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间小房。‘二房东’在旧社会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被认为是从中剥削，吃差价。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吴晗轰过我们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兆武说的这件事应是吴晗自叙永分校归来之后，不过据吴氏说他那时“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场旁边的一座破楼里。说破楼，其实还是冠冕话，四面都是纸囱，上面瓦缝可见天，在楼下吃饭时，灰尘经常从楼上掉到饭碗里。下课自己买菜、煮饭，还得到门外古井里打水。记得开头几次不会打，水桶放下去无论如何舀不进水，实在急了，死劲拉水绳把水桶向下冲。结果，把水桶底震掉了，拉上来的是一个无底桶，弄得哭笑不得”。

吴、何二人到底谁说的更符合历史真实，或者二人说的不是一时一地，关公大战了秦琼？这个悬案只有期待未来的研究者予以弄清。但无论如何，吴晗在西南联大时代给何兆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在谈到昆明遭日机轰炸的情形时，何兆武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并对吴晗有所评价。每当警报来临，大家往郊外奔跑，二十来岁的青年学生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但老师们因年纪较大，又在书斋里静坐惯了，翻山越岭就费劲多了，而正是这样的反差，给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提供了观察各色人物的机会。何氏说“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与昆明各校师生、社会民众甚至于梅贻琦、吴晗等人“跑警报”的际遇相同的是，此时在湖北黄梅县的一个山沟里，有一位叫废名（冯文炳）的学者也在跑警报，只是此处不叫跑警报而叫“跑反”。废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抗战爆发后回到老家湖北黄梅，经历了多次挈妇将雏弃家“跑反”的流徙生活。1939年，凭借从亲属那里借到的三元钱旅资，废名辗转到了一个叫金家寨的乡村小学教国语，半年后又赴临时设在五祖寺的黄梅县中学教英语，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重返北大任教。1947年，应《文学杂志》编辑朱光潜之邀，创作了以自己在故乡避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从1947年6月到1948年11月在《文学杂志》连载，轰动一时。小说借废名的影子——莫须有先生对战争生活的观察，道出了自己的感受：“在民国二十六年以前，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民众，简直有点痛恨中国民众没出息。”但经历了抗战，莫须有先生始感到没出息的不是中国民众，而是“中国的读书人”。作者高度赞赏了乡间民众在战火纷飞中镇定自如地耕地、拾炮弹壳、带着牛羊猪狗“跑反”，且在空隙中打牌的“精神”，认为这一切隐含着平民百姓坚韧的求生意志和求存能力，而普通民众的生活与经受的苦难，要远比知识分子悲惨得多。在废名的描述中，“跑反”是一个在民间有长久积淀的语汇，天下乱了谓之“反”了，而且这个乱一定是天下大乱，并不是局部的乱，局部的乱谓之“闹事”。“闹事”二字是一个价值判断，意若曰你可以不必闹事了。若“跑反”则等于暴风雨来了，人力是无可奈何的，无论是内乱是外患，一样说“反了，要跑反了”，仅莫须有先生听到的就有“跑满清的反”、“跑长毛的反”等。“跑反”已经成为民间的持久记忆以及战乱年代的恒常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蕴涵着对命运的无奈与乡民的生存哲学和智慧。莫须有先生说，抗战时期“跑鬼子的反”，不仅仅是人，相反，“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头牛，其次是一头猪，老头儿则留在家里看守房子，要杀死便杀死”，有一种豁出去了的镇定。跑得次数多了，农人们在间歇的空隙依旧聚众打牌，或者在竹林间谈笑自若地纳凉。对此，作者废名站在底层的乡土上，以农民的视角对知识分子进行拷问：“同莫须有先生一样在大都市大学校里头当教员的人，可以说是没有做过‘国民’。做国民的痛苦，做国民的责任，做国民的义务，他们一概没有经验。这次抗战他们算是逃了难，算是与一般国民有共同的命运，算是做了国民了。”但是这些大学里的教授并没有做多久“国民”，经历了最初的颠沛流离之后，与中国底层的老百姓相比，他们的身份依然特殊，“逃难逃到一定的地方以后，他们又同从前在大都市里一样，仍是特殊阶级，非国民阶级”，且对这种特别身份和特殊阶级的自我认同与标榜，比其他时候更为强烈。

对于废名的认识和观点，远在昆明的何兆武亦深有感触，在心有戚戚焉的同时，将所熟悉的知识分子从“人”性的角度进行了审视。何氏在中所述的吴晗跑警报的形象，以及特别触及的吴晗罢教的一个插曲，便可见出埋藏于不同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底色。吴晗由云大转入联大后，教的是中国通史公共必修课，因为是要计学分的必修，平时上课的人很多，结果第一个学年下来，全班考试没有一人合格，众生大感惊讶。据说当时联大也有类似情况，如周培源教的物理系二年级必修课力学，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这个路数有点像里描述的孟州牢城一样，犯人来了先打一百杀威棒，要你尝点苦头，知道对方的厉害。但这种做法用到教学上，必须是权威教授、学术大腕才可偶尔露一手，不是什么人都能仿效的。吴晗1934年夏天才从清华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39年底从云南大学转入联大时才30岁，职称为副教授，属于典型的土包子学者，无论是年龄、学历、资历、学术水平和声望等，都难以和留学东西洋的大字号“海龟”相比，也很难让比自己小不了几岁、同样心高气傲的学生们折服。在这种情况下，吴晗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全班学生抡起杀威棒一顿乱打，此举不但不能制服对方，反而让全校师生有一种吴某人妄自尊大、不知深浅轻重的感觉。于是，满肚子怨气与怒气的学生推选代表与吴晗交涉，先检讨学生们没有好好学习，然后毫不客气地表示老师在教学方法上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吴晗听罢，勃然大怒，当场把学生代表赶了出去。这个过程，在学生这边，就像当年阿Q进了钱府被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怒吼“滚出去”一样受了侮辱。而在吴晗这边，认为学生们实在是孺子不可教也，于是宣布罢教，以示对学生言行的反击。此事在校园内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后经校方出面说和才算摆平。

为何年纪轻轻的，并没有什么威望的吴晗，要演如此一场拙劣甚至是可笑的戏剧呢？据何兆武在中共建政后看到吴晗所写并公开发表的检讨，认为吴氏“在心理上总有一个情结（plex），或者说，心里老有个疙瘩，希望自己跻身于名教授之列。比如他说自己拿桶到井里打水，老打不上来，便感叹教授生活的悲惨，总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名教授。教授为什么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何时所言，正应了废名在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所批判的很有一些大学教授，对于做国民的痛苦，做国民的责任，做国民的义务，一概没有经验。即是在抗战逃难中做了一阵子“国民”，在环境稳定之后，仍然感到自已是“特殊阶级，非国民阶级”，所以才有了吴晗感觉自己亲自到井里打一桶水，便是知识分子的羞辱这样一种心理情结，或称之为疙瘩的滋生。正是这种情结，加速了吴晗向“斗士”道路迈进的步伐。

第十三章闻一多之死第一节 “斗士”是如何炼成的

就在吴晗迈向“斗士”道路之前的1940年年初，傅斯年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傅氏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逆之路。按傅斯年的解析，汪氏不是嫡出，严父之后，又有严兄，自小便受了一个女儿式的教育，在这样情形下所成长的儿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变态心理者多，或可有聪慧的头脑，不容易有安定的神志，欲做“人上人”，而又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领，便是这种环境造成的一个原因。对此，傅斯年举例说：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防参议会，汪做主席，会中常看到汪不时发脾气，却不明其气之对象。作为参议员列席会议的傅斯年认为，这是由于汪精卫“心中的‘疙瘩’（Mental plex）在那里时时发动”的缘故。同时，傅认为，汪之叛国与他的婆娘陈璧君亦有很大关系，因为陈氏亦是一心想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气得了不得。“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傅氏同时认为，陈璧君之刚戾凶妄，只是助因，促使汪贼叛国者仍是汪自小在心灵中蕴蓄的妾妇怨妒心理，与发而欲做“人上人”的要求。这种“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他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可谓：“在家家乱，在国国乱，《春秋》中所记弑父弑君有几个不是受这个心理所支配？”

这篇以心理学为根基分析汪氏走上叛逆之路的演讲，给联大学生时代的何兆武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六十余年还记忆犹新并专门著文作过介绍。在何氏看来，像汪贼这样叛国投敌，组织伪政府，甘当儿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够单纯用被压抑的原始本能来解释的，而应该有其更深层次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原因。但这个讲演却有另一方面的意义，那便是傅斯年是第一个，至少是在中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所谓历史，自然是指人的社会活动史，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层次的这一环节。司马光在中写到反叛的案例时，往往会注意到这一点，并提到反叛者最后乃是由于“内不自安”而终于谋反。反叛者的野心与内心扭曲的性格交织而成，形成了最终叛逆的事实。

何氏在中论述吴晗的性格与生活情形时，显然想到了傅斯年在西南联大的这次独具一格的演讲，以及傅氏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解剖人物的精到之处，因而当他在近距离和远距离打量吴晗的时候，就下意识地想到了傅氏所创造发明的一个情结（plex），或一个“疙瘩”之观点。当然，不能说凡是心理上有情结或疙瘩（Inferiority plex），就是汪精卫与陈璧君式的人物，更不能把反革命的汪、陈二贼与爱国爱民的革命者吴晗相提并论。但是，一个人在成长与生活中，蛰伏于心中或明或暗的大大小小的“情结”或者“疙瘩”，对思想观念产生一定影响，当是合乎情理和科学论断的。吴晗在西南联大作为一个未放过洋的年轻学者所显示的性格、生活作风与政治思想起伏与嬗变，与他心理层面中的“疙瘩”，连同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妻子袁震，施加的压力和影响是脱不了干系的。有人说，如果没有袁震革命欲望和思想的滋润，绝不会产生“斗士”的吴晗，是耶？非耶？尚有待来者更深入研究并作出科学的论断。

据可考的文献资料证实，吴晗成为“斗士”并披挂上阵开始战斗的具体时间，当在1943年李文宜成为吴家座上客之后。吴晗研究者苏双碧、王宏志撰写的吴晗小传中，有一个与罗尔纲记述基本相同的细节：“一次，李文宜去看吴晗，袁震说吴晗钓鱼去了。待吴晗回来，李文宜责怪他钓鱼耽误时间，吴晗苦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袁震有病，需要加点营养，又买不起，只好挤点时间钓点鱼，来增加一点营养。’吴晗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国难临头，已逼到我们鼻子尖了。’”面对这一情形，聪明过人的李文宜以灵敏的政治嗅觉，突然感到了什么，她悄然退出吴家，直奔昆明城北门外，找到在那里以开办书店为掩护，实则搞地下活动，与中共过从甚密的民盟成员李公朴，请他把一位昆明名医朋友介绍给吴晗为袁震治病，李领命而去。有一天，李文宜突然带着在昆明地盘上声名显赫的一代名医来到吴家，吴、袁夫妇既惊讶又感动，而当李与那位名医皆曰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乃民盟与一切进步组织所追求的理想与目标，且此次治病不要一分钱，完全属于义务性与公益性活动时，吴氏夫妇更是感激涕零，不知说什么好。

训练有素的革命老手李文宜，此时尽管因故尚未恢复党籍，但仍为中共地下组织鞍前马后忙个不停。面对吴晗极其外露的情格和善于激动的心理特点，李氏果敢、严肃、断然地对吴晗谈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同时以马列主义老大姐的口吻正告吴晗道：“整天发牢骚怎么行？”接着单刀直入，来了个见血封喉：“民主政治同盟这个组织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主张抗战到底的。”又说，潘光旦已经参加了，你也不能光说不练，光看不干呀，也应加入到这个伟大而光荣的组织之中，与蒋介石政权作英勇无畏的斗争云云。吴晗听罢，当场表示自己愿意加入民主同盟，与蒋政权来个老鹰逐狡兔，翻上覆下地斗上几个回合。至此，双方皆大欢喜，随着一声深沉厚重的“同志！”从李文宜口中传出，一只温暖圆滑绵软的纤纤小手，与一双因整天钓鱼而黑瘦枯黄的粗糙手掌紧紧握在了一起。许多年后，已是中共高官的李文宜，在北京那间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于香味弥漫的咖啡中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过去的一切仍历历在目，李说：“吴晗送我出门时，高兴地说：‘你给我带来了两个光明，一是介绍我参加民盟，二是给袁震介绍了医生。’过去他送我都只送到房门前。这一天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说明他的思想是很想进步的。”

由房门前到大门口，十几步之遥的小小距离，却显示了人情冷暖与人心的向背。吴晗的思想已由渐进转为突变，最终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转型。据吴晗在《自传》中说：“袁震的同乡同学李文宜（中共党员）来看我们，她的爱人周新民（中共党员，做民盟工作，表面上是国民党员，云南省辅成的秘书）常和我们来往。他讲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并介绍我见华岗同志，我第一次知道统一战线这件事。结果，我在1943年参加民主同盟，不久就被选为民盟中委，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了。”

1943年7月，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吴晗正式加入民盟组织。未久，民盟云南省委员会成立，由云南籍的老民盟成员楚图南出任主席，年轻的吴晗出任青年部长。中共地下党组织趁机而动，通过吴氏加强与驻昆的知识分子联系，吴晗本人受中共组织委托，开始有意识地在西南联大与云大物色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加入民盟，作为一股外围政治势力为中共效力。当怀揣神圣政治使命的吴晗环视一圈，很快把目标瞄上了自己的邻居闻一多。如前文所述，当闻家搬到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后，与吴晗一家对门，两个窗子也正对着，闻家进进出出的宾客与闻氏本人夜间躬身搭背刻图章的凄凉情形，都尽在吴的眼中。而对闻家的生活状况，吴更是了如指掌，闻一多夫人高孝贞曾对吴晗直言不讳地说过，在联大宿舍三十三家中，我们两家最穷。吴在《闻一多先生传》中也说：“八年抗战，薪水的百分之九十六被征发去了，一家八口，无法过日子。两夫妇捉襟露肘，儿女啼饥号寒。住的从有卫生设备的洋房独院到荒村茅舍，吃的从八肴六肴降为一碗豆腐渣，生活的穷困到了极度，从象牙之塔一撵撵到十字街头。”

这个时候，披着一件破烂长衫，乞丐一样在“十字街头”胡乱转悠的闻一多，突然与怀揣政治目的、晃晃悠悠走来的另一“难民”吴晗于寒风冷霜中遭遇，以后二人的结合或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难理解了。

闻一多在清华当教授的时候，吴晗尚是一名学生，二人几无接触。后来，吴留校当了助教、讲师，直到西南联大教授，二人成为文学院同事，才有机会经常见面，但仍算不上相知。而当两位落魄书生于“十字街头”遭遇时，才一拍即合，成为亲密的难兄难弟加一个壕沟里的战友了。对此，吴晗曾在《哭闻一多父子》中说得分明：“当你做新诗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尊敬你。当你埋头研究《楚辞》的时代，我明白你，并不接近你。可是，当这一晚上谈了三四个钟头以后，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此后三年中，我和你分享着忧患，贫困，紧张，忙乱，痛苦的日子。”

尽管闻一多算得上是吴的师辈人物，且比吴晗大10岁，但他在政治上受到吴晗有意识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说当时吴晗的秘密任务就是把没有任何党派色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闻一多，从“十字街头”扯到对政党活动、特别是他向来不感冒的共产党的施政纲领这条道上来。从吴晗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在近似“断头台上凄凉夜”的环境氛围中，与闻一多初一过招就大有斩获，闻跟随自己而来，自此不再于“十字街头”徘徊踯躅，而是抬头挺胸向着同侪们奋臂呼唤的红色光明之路大踏步奔去。

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兆头，中共地下组织不能只猫在草丛中悄悄观望或喝彩，必须适时出面助一臂之力，方能真正达到目的。否则，这位一度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公然叫嚣“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并与共党分子一顿板凳棍棒撕打混战过的诗人闻一多，不会从骨子里彻底放弃旧构，弃暗投明，由革命的对立面转向革命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与合法的国民政府。要使其在最快的时间内转型变色，必须采取铁桶合围的战略战术，来个十面埋伏，两面夹击，才能迫其义无反顾地奔向中共指引的无名高地与宽阔的金光大道。于是，中共西南局先是派出一名叫王浩的代表与张光年一起，一路化装打扮，悄悄来到昆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往北仓坡闻一多住宅，与闻密谈了约两小时。据王浩回忆说：闻一多听后甚以为然，并当场表示自己在外稀里糊涂地过了半辈子，“现在才看到中国的光明之路就是共产党指明的道路，他愿为此奋斗不息。闻先生还说有人邀他参加民盟，他正在考虑他参加民盟好不好，他想参加民盟不如参加共产党。我对闻先生说，参加民盟更方便活动，有利于推进民主运动。”闻遂不再吭声。未久，中共昆明地下党负责人华岗亲自登门拜访，多次做闻一多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闻“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接着闻一多在清华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一直热衷于政治并喜欢在政治圈子里打滚翻跟头、名义上在联大任教职（南按：只是挂名不任课），实际一直在昆明从事民主同盟组织的罗隆基也主动找上门来，与闻一多大谈政治与民主。闻最初对罗隆基留学归国后不务正业与热衷政治活动颇为鄙视，而罗本身在为人处世上亦有很大的弱点，除了男女关系上太乱太滥，整日搞得鸡飞狗跳之外，反感他的人都认为其不够厚道，是典型的投机分子。鲁迅在《知难行难》中，对罗氏的投机行为曾讽刺说：“‘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罗隆基一生为人处事的基调大体如此，确实颇为“神妙”。

也正因为罗氏整日混迹于各党派与政治团体中左右摇摆，遇事采取和稀泥做法和“神妙”表现，不但左派人士不满意，即是国民党右派人士也对其深表鄙视，于是有的国民党报纸给罗隆基起了个“玻璃裤子”的绰号，又谓他是共产党的“尾巴”等。据说有一次蒋梦麟质问他为什么愿意做共产党的尾巴？罗隆基干脆地说“做共产党的尾巴比做国民党的尾巴好”，意思是只要能得到好处，管他尾巴还是头，有奶便是娘，尽管做下去便是了。于是当国共谈判决裂之后，中共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南京的报纸就发表《驱逐罗隆基》的文章，认为罗在南京已无所附骥，应赶快追随周氏至延安做共产党的尾巴。有为罗打抱不平者，认为周恩来不是被驱逐出境的，为何单独要把罗隆基驱逐出境？媒体遂对之曰：“街上的狗只有切断尾巴的，没有切断头的。”梁实秋对此曾有过议论，认为“这话说得太可怕了”。

闻一多在清华任教的时候，好友梁实秋去探访，恰逢罗隆基在座，言谈中闻一多对这位老同学正颜厉色地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此语令罗隆基大为尴尬。对此，梁实秋说，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说明闻一多于抗战前夕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与世无争。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来到昆明之后，罗、闻还是阴阳差错，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了一起。

在潜伏于昆明中共强势力量的四面夹击下，闻一多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丕变，烧火的各方见时机成熟，趁热打铁，于1944年在吴晗的介绍下，闻一多加入了民盟。“从此，闻一多和吴晗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了。”——这便是闻一多由“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的学者，一跃成为“革命斗士”的人生历程。

既然成为“斗士”，以后生活的主题就要突出一个“斗”字。当时加入民盟的已有云大的楚图南、潘大逵与联大的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吴晗，外加北门以开书店为掩护的小老板李公朴等知识分子。于是，一干人马扛着民盟的大旗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呼风唤雨地“斗”将起来。闻一多以“九头鸟”特有的性格后来居上，一出场就显得勇猛异常，全身心地投入进来，达到了“成天的奔走，成天的工作，看书的时间没有，连看报都得在深夜上床的时候看”的境界。因了这种表现，很快被晋升为民盟昆明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成为负责人的闻一多“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这一切在民盟和西南联大史册上都留下了车载斗量的资料，很难一一详述。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言以蔽之，所谓“斗”，其主要方式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发表演讲、宣言、通电、出壁报、演话剧等，以此作为投枪、匕首外加手榴弹，和国民党集团与国民政府斗，直至斗出了一个学潮汹汹，游行队伍接连不断，反政府口号响彻云天的局面。

既然民盟诸将皆喊着口号公开“斗”将起来，那么被“斗”的一方也不能闲着，开始进行反“斗”。双方皆立下宏愿，决心“斗”出一个“名堂”，若无名堂皆不罢休。对方先是在怒恨交加中谓闻一多、罗隆基为“闻一多夫”、“罗隆斯基”，此后特别送给闻氏一个新的绰号“闻疯子”，并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对这个“疯子”为首的“斗士”们予以“膺惩”。此时，闻、吴等人已“斗”出了经验与胆识，并有了一套“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凡是共产党做的一定是好事，国民党干的一定是坏事”。

据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回忆说：“某年，杨振声从美国讲学回国，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开欢迎会，杨振声吹嘘美国是‘年青的国家’。闻先生当场反驳说：‘我认为美国不是年青的国家，苏联才是年青的国家。”于是二人当场争吵起来，欢迎会变成了吵闹会与叫骂会，联欢变成了联斗。北大复员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时，杨氏被学校的一批新贵与中共上层贬于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其中一个暗结就是与他的政治态度、思想观念与新贵们发生冲突有关。当然，这是后话，而对于闻一多越来越露骨的政治态度，吴晗曾不无得意地举例说：“就在研究生考试的前些日子，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搞了个大规模的反苏运动，发表了宣言，西南联合大学有一百多个人签了名。有人也来找一多签名，一多打听了一下，住在他家斜对面的一位签了名的教授，也是当时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从此人的口中，知道主持签名的是几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员。一多就来和我商量，我们就认为这一定是坏事，不但不签名，还想了个法子，通过当时被愚弄的签了名的中间分子，发表公开声明，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第十三章闻一多之死第二节谁缔宣和海上盟

吴晗所说的这次签名活动，是1946年2月间事，导火索是臭名昭著的《雅尔塔秘密协定》。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旧译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三国巨头，背着主要当事者——中华民国政府，重新划分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秘密协议，全称为《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这次会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决定了许多国家未来的命运与政治进程。会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没有依照当时被占领的国家期望，要求战后被苏联“解放”的国家交由联合国代管。此外为争取苏联对日宣战，协定中部分内容明显侵犯中国权益，因其他国家在很长时间内对其秘密协定并不知情，故又有“雅尔塔密约”之称。此时，中国虽然号称四强之一，却完全被置之于外，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盟军中国战区司令，不仅事前被蒙在鼓里，就是在协议签订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条约的内容也毫不知情，直到4月29日，才从驻华大使赫尔利口中得知。

此前，赫尔利从重庆返华盛顿述职，得知雅尔塔协定内容，认为这一做法极不道德，并对中国极不公平，遂致书罗斯福令其设法改正。罗斯福说明因急于结束二次大战而受另外二巨头特别是斯大林协迫才作的决定，颇有悔意，授权赫尔利赴莫斯科和伦敦与斯大林、丘吉尔再作协商和挽救，尽量维护中国主权和蒋介石的领袖面子。想不到4月12日，罗斯福于下午三时（中国时间13日晨6时）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副总统杜鲁门于罗斯福去世两小时，在白宫宣誓就总统职，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即此开始，向来自以为是且牛气烘烘、聪明中伴着糊涂的赫尔利，对这一秘约的斡旋亦不了了之。

赫尔利斡旋未果，心中颇有点窝火，返回重庆后以私人身份向蒋介石作了通报，但不允许蒋质询英、苏二国。蒋介石闻听自是万分震怒，但迫于当时世界局势与三巨头的政治压力，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言，或不敢言，独自闷在家中呜呜呀呀，除了摔几个杯子，踹翻几张桌子，继而对围上来劝阻的唐纵、张道潘等臣僚，骂几句“娘希匹！”之类的恶语以表愤慨，别无一点办法。

5月31日，随着日本败局已定，美国方面才正式通知中国《雅尔塔协定》内容。蒋介石虽气恼至极，但又只能采取打掉牙合血吞的方式方法暂时容忍。6月2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对方转告斯大林要求宋子文于7月1日以前到莫斯科谈判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应以《雅尔塔协定》为先决条件。6月27日，蒋介石派新任不久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与蒋经国等一干人马赴莫斯科进行谈判。宋之文与随后赴俄谈判的王世杰等人，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最终以承认《雅尔塔协定》的既定事实，同意让外蒙古独立及让苏联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的让步，换取苏联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支持。7月11日，斯大林向宋子文表示：“苏军当于日本投降后三个星期内开始自中国东北三省撤退，并于三个月内完成撤退工作。”　 8月9日，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对日军展开攻击。苏军的参战在加快了日本迅速、全面崩溃的同时，也给苦难的中华民族埋下了椎心彻骨的痛苦与祸患。就在宋子文赴苏谈判之前，关于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已走漏风声并引起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街谈巷议。据时在昆明的左派文人宋云彬日记载：“早些时此间流传一种谣言，谓在克里米亚会议中，苏联与美国订有秘密协定，将朝鲜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并谓苏联要求满洲及台湾之统治权。此消息据云由某地盟军总部传出。此间各大学墙壁上皆贴有此项新闻（系用打字机打出者），一部分头脑不清醒之学生，颇为所惑。四日前有两联大学生来，以此事相询，余告以此乃法西斯余孽所造之谣言，其目的在挑拨离间。”类似传闻不但已到宋云彬耳中，在重庆和成都等几个战时政治文化中心区同样风传一时，对此深表义愤与抵制的潜流已经在知识阶层和高校学生中间涌动。当宋子文赴苏谈判并与苏方达成协议之后，传闻更烈，即是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双目已经失明的陈寅恪亦闻此讯，并于病榻上赋诗两首，以舒胸中郁闷、悲愤之情。诗云：

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谁缔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

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

玄菟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

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关从此又秋荫。

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

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

时在成都休假并与陈寅恪相处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有抄存稿，文字略有不同。吴宓所抄《玄菟》诗附注：“时宋子文与苏俄订约，从罗斯福总统雅尔达秘议，以中国东北实际割让与苏俄。日去俄来，往复循环，东北终非我有。此诗及前后相关数诗，皆咏其事而深伤也。”从吴宓附注可知，陈寅恪前后二诗，皆围绕同一主题感怀伤国，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忧思焦虑之情。

陈寅恪第一首“感赋”诗，首联中的“宣和”，指宋徽宗年号（1119—1125）。燕云，指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五代时石敬瑭割让给契丹。此处的燕指契丹所建的燕京，云指云州，北宋初年泛称有待收复的北方失地。“宣和海上盟”乃一典故，当年北宋与北方的辽、金成三足鼎立之势，而辽占据燕云之地。宋徽宗在臣僚的串通下，欲借崛起于东北地区金朝的武力，合力攻击夙敌辽朝，以收复北方燕云失地。至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结盟成功。因宋金密谋是通过渤海湾来往，史称“海上结盟”。想不到宋金联盟与辽国开战后，宋兵屡败于辽军，最后金兵孤军挺进攻下燕京。金国得手，深感宋朝软弱无能，遂找各种借口不交割燕云诸州给宋室。后几经交涉，金太祖始决定还燕京所属六州二十四县，但宋朝必须将原来向辽国交纳的岁币如数交纳给金朝，并另作经济补偿。陈寅恪借此典故，喻中苏缔结的盟约，具体指中国需要借助苏联的军事力量打击日本，而苏联却乘机控制东北，东北之地虽得犹失。

在陈寅恪看来，历史确有召示未来的范例，在史中求史识，古今之事何其相似？《玄菟》诗中的“留得宣和头白老”亦指同一史事、时事。“花门久已留胡马”句中的“花门”，山名，在居延海北，唐代曾在此设立堡垒，后为回纥占领，后人多代指回纥，此处当喻指苏联的政治军事势力已渗透到新疆。此前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先后发生暴乱，暴乱者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甚至有苏兵参战。尽管暴乱以谈判和让步的方式暂时得以平息，但苏联的力量仍潜伏于该地区伺机而动，对中国政府形成威胁。“柳塞翻教拔汉旌”之柳塞，当指柳营。西汉周亚夫治军严明，其军驻细柳，号细柳营，故后世多称西部军营为柳营。拔汉旌，典出《史记·淮阴侯列传》，传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此处当喻指东北地区苏联势力将取代中国政府。颈联中的“豫”，指历史上伪齐刘豫，刘氏曾勾结金国进攻南宋，此处喻汪精卫和华北、华中等地的伪政权。幺，指宋代在洞庭湖一带作乱的杨幺，杨幺亦曾暗中勾结伪齐刘豫政权图谋南宋，后被岳飞率岳家军剿灭。无论是妖邪的刘豫还是作乱的杨幺，皆有投敌卖国行为，因而皆是民族的罪人。飞，当指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此处指蒋介石及其抗战政权。桧，自然是指臭名昭著的秦桧，喻指汪精卫及其所谓的“和平”政权。时日本败局已定，但苏联又虎视眈眈，窥觊中国领土。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陈寅恪以此两句诗来反省抗战功过，并认为分裂国家者皆有责任，而蒋、汪代表的群体和实行的路线相反，汪精卫高唱的“和平运动”终将失败，但蒋介石政权乱象已显，亦不足言胜，故谓两皆无成。就当时的局势，不只是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陈寅恪如此认为，国民党内部高级官员甚至汪伪政府中人亦有不少人与此观点相近。抗战期间投靠汪伪政权的周佛海在1941年2月17日日记中说：“……渝当局对美、对苏，均不乐观，苏联且警告渝府接收共党要求，邵力子（南按：时任驻苏大使）亦请求返国，是国共关系将影响中、苏关系；元老派主党政军分权，蒋对此亦必愤而烦闷。总之，余深觉余辈无前途，今阅情报，则重庆亦一塌糊涂，决无前途之可言。宁渝均无前途，是中国无前途矣，哀哉！苏联警告渝府接收共党要求，是已开内政干涉之端矣。苟抗战胜利，共党得势，则苏联之对中国，恐与日本无异也。日本已渐次觉悟，苏联则方兴未艾，苏联较日更难应付。”此段记载在陈诗创作之前四年，可见周佛海在其他方面堪称狡诈残忍的糊涂虫一根，而在这一点上还算清醒。另据唐纵1945年日记载：6月27日，宋子文与蒋经国起程访问莫斯科。6月30日，“上月反省录”：本党政治的腐化不但引起党外的反感，亦且失了党内的同情，如果没有显著的改革，全国人心将不可收拾……这段记述，正暗合了陈寅恪诗中所指的社会情形和中国面临的又一次危机。

陈诗尾联“梦华一录”，指宋孟元老撰的《东京梦华录》，此著为宋室南渡后追忆北宋京城汴梁昔日繁华景象而作。此两句明白地召示作者不愿重温《东京梦华录》的旧梦，意喻当局莫使北宋灭亡之局，在刚刚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苦难中国重演。——令人扼腕的是，这一悲戚的家国情怀，只是陈寅恪与其同道者一相情愿罢了。

事实是，直到1946年2月11日，中国民众才对《雅尔塔密约》内容有所耳闻。这一天，华盛顿、伦敦、莫斯科三地同时公布了上年同日在雅尔塔拟定的秘密协定，当时刚刚由蒋介石侍从室谋僚升为内政部次长（行政院13日通过）的唐纵意识到这份密约对中国乃至世界政治格局进演的重要影响，特地在2月14的日记中规规矩矩地抄下了这份电稿：

［中央社华盛顿十一日专电］斯大林委员长、英前首相丘吉尔及故罗斯福总统，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关于苏联于德国投降后，对日宣战之条件，所订定之雅尔塔秘密协定，本日由华盛顿，伦敦及莫斯科同时公布。该协定之条款内，规定保留外蒙古人民共和国，恢复苏联于日俄战争所丧失之权利，日本失败后，以千岛割让等等，其原文如下：

苏美英三国领袖业已议定，苏联于德国投降后之二、三个月及欧洲战争结束时，将协助盟国对日宣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

（二）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此权利因一九零四年日本之诡谲攻击而受破坏。甲、南库页岛及其毗连之各岛，应归返苏联。乙、大连商港，应辟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旅顺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丙、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国对满洲应保持全部主权。

（三）千页群岛应割于苏联。

惟上述关于外蒙古、旅顺、大连以及中东、南满两铁路诸点，必须征得中国蒋主席之同意，罗斯福总统将依据斯大林元帅之意见，采取措施，以获得蒋主席之同意。三强领袖业已议定，苏联所提要求，于日本被击败后必予实现，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俾以其武装部队协助中国，解放中国所受日本之束缚。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签名）。

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官僚与普通民众才明白，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与日军作战，原是有这么一个秘密协定在暗中支撑，而这个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协定，中国的国家元首与民众竟被蒙在鼓里。更令国人愤怒的是，苏联赶跑了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小鬼，竟以主人翁的姿态对东北各地特别是城市和港口实行严格管制，且肆意横行，不准接收的国民党军队在旅顺登陆，遏力阻止党国大员前往接收财产，直至骄狂到随意射杀、暗害接收人员，并有张莘夫等类似事件发生。

张莘夫，原名张春恩，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六台村，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文系，与当时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登记员毛泽东等均有交往，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后留学美国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唐山工程学院教授，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等职。抗战期间，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派，任国家汞、锡、钨金属管理处处长等职。日寇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接收要员，派往东北，任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7名“满炭”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当时，苏联红军正准备从东北撤退，为了捞足本钱并使之翻倍增长，苏军开始大量拆运占领区的工矿、交通甚至房产设备，以此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对可移动财产更是疯狂侵吞掠夺。据唐纵日记载：“据报沈阳有工厂四千五百七十家，现仅有二十家开工，余多已被掠。”另据统计，二战末期，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4亿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6亿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而仅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也就是说，1945至1946年，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至于苏军在东北地区肆意蹂躏中国同胞，强奸妇女，更是不在话下。面对苏军的种种恶行，国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啖之而后快，只是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敏感形势，以及蒋介石此前坚持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日记）的精神，一直忍而未发。

当《雅尔塔协定》内容突然披露后，无论是国民党要员还是普通民众，压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样喷射而出，重庆、南京、上海、汉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岛等中国各大城市，迅即爆发了反苏示威大游行，各界知识分子与高校师生更是以悲壮的心境成为反苏游行的中坚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口号。国民党上层甚至蒋介石本人也于悲愤中不再坚持“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的处事法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其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据唐纵日记2月22日载　　重庆各校学生贰万余人为苏军不退出东北、中共为苏联帮腔而游行示威！游行群众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以该二报为苏联张目也！游行口号：（一）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二）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三）彻查张莘夫惨案；（四）中共应即彻底实行停战协定中对于东北之协议；（五）中共应即爱护祖国；（六）所谓民主联军不容存在；（七）新疆是中华民国的新疆；（八）反对分化内蒙；（九）打倒新帝国主义等三十三个口号。大会宣言，要求苏军即撤出东北，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请当局不作额外让步，并有质中共书提出五个问题。

2月24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王云五、楼光来、宗白华、范存忠、储安平、吴世昌、林超、苏继庼、钱清廉、吴任之、吴思裕、陈铭德、罗承烈、赵超权、钱歌川、任美锷、张贵友等20人联名的《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书，文中措辞激烈地指出：“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剧；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纪录。”又说：“雅尔达会议的召开（南按：雅尔塔，时译为雅尔达），正在中国中原湘桂各次战役失利之后，原子弹尚未成功以前，罗斯福在两面作战的形势下，急于要求苏联对日宣战，其处境心情，我们容能了解；但不顾道义，违背本心，同意苏联的要求，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其事绝不可恕。罗斯福及其领导的美国，在中国人心灵上原占有极其友好的地位，但这种地位已因雅尔达秘密协定大受打击。我们绝不能因为罗斯福在这次整个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以及其他过去对于中国的同情及援助，就原宥他这次的过失和责任。”而“自‘九一八’以来，英国对于中国的抵抗日本，从来缺乏公平而有效的援助，甚至于一度封锁中国的惟一国际交通，以求对日妥协。这种态度，久已有失公道。邱吉尔在雅尔达会议以前，曾特意夸大美国对华的援助，他蔑视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贡献及其他应占有的地位，在雅尔达会议上，他显然背负了为英国盟邦的中国，这完全是一种不荣誉的行为。”

在揭露美英帝国主义者不仁不义的同时，《抗议》以大量篇幅对苏联的阴谋和恶行进行了痛斥：“苏联在雅尔达会议中的要求，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中苏友爱的新基础。违反苏联多次的对外宣言，尤其是对华放弃帝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违反大西洋宪章以来各重要文件的精神。苏联所标榜的打倒帝国主义，然则今日苏联要求恢复其‘俄罗斯帝国的权利’，又何以自解？苏联乘人之难，提出这种要求，其异于帝俄对中国之行为者何在？这种行为难免造成今后世界战祸的因素。为中国，为世界，我们不得不提出严厉的抗议……”

最后，傅斯年等警告中国政府当局：“应将这一问题及最近东北各种震惊人心的发展全部公开，要求联合国调查，用以杜绝今后任何可能类此的秘密外交，并以避免东北重为世界大战的因素。关于目前的局势，中国政府除在苏联同样履行其条约义务的条件下履行其所签订的中苏条约中所应履行的义务外，不得再有任何丧失国家主权及利益的行为。”同时呼吁：“全国上下，不分党派，一致团结，监督政府，督促政府努力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其主权、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2月25日，怒气未消的傅斯年又于重庆《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长篇檄文，指出中国失去东北的严重后果：假如没有了东北，中国永不能为名副其实的一等国，永不能发展重工业、纤维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力业，中国必永为贫、病、愚之国，永远走不上积极建设之路。因而，“中国不惜为东北死几千万人，损失国民财富十分之九，不惜为东北赌国家之兴废，赌民族之存亡”。

就在重庆学生游行示威与傅斯年等学界大腕们在报刊连篇累牍撰文，对进驻东北的苏军口诛笔伐之际，西南联大师生也开始了行动。首先是110名教授联名发表《对东北问题宣言》，主张苏联军队撤出东北。然后是千余名师生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为苏军在东北搬运机器和强奸妇女等罪恶举行东北问题演讲会，联大教授傅恩龄、冯友兰、查良钊、雷海宗、燕树棠、高崇熙等分别讲话，对苏军暗杀张莘夫等一连串罪恶大加讨伐。会后师生走出校园在昆明大街小巷游行，高喊苏军撤出东北等口号以壮声威。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大小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吏、群众，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呐喊行动。

如此全国性的抵抗热潮，自然引起了国际政界和舆论高度警觉与关注，先是苏联以提出抗议为名，对自己的恶行强行狡辩，谓此次游行乃中国政府内部有人策动，并谓何以不要求美国撤兵而偏要求苏军撤退？但中国民众并不买账，依然高呼“俄国佬滚出去”的口号。驻沈阳苏军司令在舆论压力下，公开出面承认东北机器装备许多已运往苏联，但此事系根据三国协定所为，并无不妥。美国方面一听大感不快，国务卿发表声明，谓苏军的做法纯是擅自主张，并无任何协定根据，那位司令官是因伏特加喝多了，才如此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因各地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对苏军的恶行抓住不放，驻长春苏军只得对外发表声明，谓东北苏军在撤退中，撤尽时期不致迟于美军。于是，围绕苏军到底是正在撤退还是压根未退，美国是否同时撤退？

张莘夫事件凶手到底是谁？如何惩办凶手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在知识阶层和学生中又产生了新的分歧和争论。西南联大教授签名行动中，吴晗所说的几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员”，自是指冯友兰、查良钊、燕树棠等人，而那个“被愚弄的签了名的中间分子”则是历史系教授向达。向达后来在报上发表声明，指出“拿给他签名的油印宣言与报纸上发表的宣言不同，并说自己签名时曾附注也要请美国撤兵，冯文潜、汤用彤教授都同意这个意见”云云。

因了这些事件，西南联大师生中的左、中、右三派外加另类派等各个派别，渐渐分化融合成两个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见面恨不得拔出刀子一刀结果对方性命的政治兼暴力色彩的派系。在闻一多与吴晗等人看来，国民党之所以支持这次游行，除了促使苏联撤军之外，还有反对和阻止中共军队接收东北的意图，因而除了敦请历史系向达发表声明，以“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吴晗也跑到前台，亲自赤膊上阵，发表战斗檄文，以骂街的方式与口气，向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反苏教授、学者讨伐起来。吴晗说：“在御造的‘全国性’的反苏空气中，平时，三缄其口，口口声声‘天皇圣明，民罪当诛’的若干名历史教授，好容易抓得了机会，也许，还不如说，好容易有这样一个御造的机会，来卖弄他们积陈几十年，霉得发黑的历史观点吧！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养狗千日，用在一朝，大发其史学宏论，从历史观点证明苏联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从中西文化之演变中，证明苏联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并称此次东北事件，即其帝国主义者之侵略野心表现云云。”骂过之后，吴晗以战斗的激情呵斥道：“名历史教授们听着！帝俄决不是苏联，也不可能等于苏联！帝俄的侵略账不能算在苏联的账上，犹之乎清朝和北洋军阀的一些丧权辱国的滥账不能算在国民政府账上同理。”而“就中苏关系说，过去帝俄是中国的敌人，而一九一七年以后的苏联，却百分之百是中国的友人，铁证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曲解苏联即帝俄，不但厚诬苏联，厚诬中国人民，也厚诬了历史。”

此时，作为“斗士”的吴晗，已不是几年前由云大转联大受挫而求助傅斯年为之“吹嘘”的时候了，不同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使他与傅斯年越离越远，直至公开对垒叫板，彻底决裂。因了这一事件和缘由，两年之后，傅斯年率三千弟子渡海赴台，吴晗以中共新贵的身份接管北大、清华，也就不再令人感到唐突和茫然。

对于此次事件，当时任教于联大外文系、无派无系的青年教师夏济安用自己特殊眼光和思维，对各派系的表现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作了一番“另类”评判。夏在1946年2月21日的日记中说：“除了想她之外，东北问题也很使我忧念，因此午觉不能入睡。连日少休息，精神不佳。我关心国事，倒是出于真心。我不在其位，尚且如此关心，一旦真的做了大官，岂不一天到晚要愁死了吗？东北问题，非美苏打一打不能解决。我看得很清楚，可是还在替国家着急。苏联如此四处不断扩张，战机实已迫切。今秋平津开得成学否还成问题。苏联如果胜了，我算是白投了个人生，大可以不必活下去了。可是我不信我的命如是之坏，假如我下半生还有点作为，大致美国是可以打胜的。”

夏氏日记中所说的想她之“她”，是联大外文系一湖南籍的漂亮女生，夏氏正处于对这位女生的迷恋与幻想中。隔一天，也就是2月23日一早，夏济安在忧国忧民的同时，想请同宿舍另一位青年教师钱学熙为自己作恋爱参谋，并有“今天他起来得较早，我先请他吃面，谈论陪都学生反苏大游行一事，我很兴奋。昆明如有此种游行，我准参加。而后，我又拉他去翠湖散步”，开始谈“我在想女人”的事，并想请向达教授做媒人，向是湖南人，“较便说话”。2月25日，夏济安又记道：“联大一百十教授为东北问题发表宣言，未签名者尚有多人，如卞即其一。他们因此事为国民党所发起，不愿同流合污。故心里或主张东北应归中国，却不愿公开发一声明，以示不受利用。呜呼！国将不国，若辈自鸣清高，宁误大局而不稍捐私见，迂不可及也，愚不可及也。”此处的“卞”，即联大外文系副教授、诗人卞之琳。夏接着记叙说：“下午联大草坪上有公开演讲会（这次闻一多等不露脸，由右派教授如查良钊、雷海宗、燕树棠等出马），会后游行，游行人数估计不到千人（我不会数，可是看来总比上次亦在本月，为校场口血案的那次大游行少得多），我没有去开会，可是游行过靛花巷的时候，我站在门外看，却没有勇气参加。我曾经说过要去参加，临时却又畏缩了。到底怕什么呢？就是怕‘清议’。今天这次游行虽不一定就是国民党发动，受到国民党的赞助，是不成问题的，既然有国民党的份，加入进去就好像不清不白了。爱惜羽毛的人，虽然很赞同这件事，可是没有勇气站出去。”

夏所说的“校场口血案”，发生于1946年2月10日，当时重庆各界二十多个团体在校场口广场联合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到会者达一万余众。政协代表周恩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邵力子等应邀参加大会。会议开始时，国民党当局派遣大批特工人员，以重庆工务会、农务会、商务会等名义强行入场，抢占主席台。大会主持者李公朴上前阻止，被特务包围，一顿乱拳将其打翻在地，而后像踢地瓜和玉米棒子一样，几脚踢于台下，李头部中伤，血流不止。出席会议的演讲人郭沫若、马寅初、章乃器、施复亮等人也遭到唾骂和追打，自视甚高的郭沫若与特工人员互殴，结果当场挨了几个响亮的耳光后被无情地踢于台下。为表示自己与从不同和戏剧家出身，郭灰头土脸地被人扶起时，还模仿戏剧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仰首张目，“哈哈”大笑了一番，以示对特工人员的极度蔑视。个头瘦小的沈钧儒面对特工人员的行凶闹事，挥舞小拳头连声高呼：“不怕，不怕！”号召有血性者和真正的英雄好汉与其对打，以牙还牙，以暴力对付暴力。于是，两股力量扭打在一起，纠缠在一处，鲜血喷溅，哀号不止，现场一度混乱。特工加打手们以事先准备的铁条、砖头等将主席台人员或抽倒在地，或拍于台下，混战中连围观的的记者和部分看客一并打倒在地，共有60多人被殴伤——这就是著名的重庆“校场口血案”。混战中，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将领冯玉祥闻讯赶到会场，加以制止和痛斥，特工人员和雇用的打手们才四散而去。

此事经过媒体渲染与中共地下力量暗中造势，引起全国性关注，与被打者政治思想和路径相同者，纷纷通电抗议国民党特工人员的暴行，要求惩办凶手，给被殴伤者一个说法。西南联大在中共地下支部和拥护分子闻一多、吴晗等人的造势与鼓动下，2月17日，昆明学联、昆明文协等十团体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举行万人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抗议国民政府当局制造“校场口血案”。此时，原在联大师生声讨中卷起铺盖离开云南，灰溜溜跑回重庆的李宗黄又趾高气扬地出任新职，众人怀着对李的愤怒和对蒋介石的不满来到了会场进行讨伐。这也是夏济安日记中所表露的此次会议参加人数较多的一个深层原因或者说巧合。

针对联大师生对“校场口血案”和“东北问题”游行所表现的不同阵势和不同心理，夏济安在日记中总结性地说“参加反政府的游行，虽然有手榴弹的危险，却容易博‘勇士’、‘烈士’之名，故参加之人多。参加受政府赞助的游行，虽然（或因为）有宪警的保护，却易蒙动机不纯之嫌疑，洁身自好者不去。真正有勇气的人，只问自己良心无愧，工作的本身有没有意义，既不怕手榴弹，亦不怕清议——然而清议比手榴弹更可怕。我就是个怕清议的人。谣传发起一百十教授宣言的蔡维藩等曾领到三百万赏金。若果有此事，蔡等之心不可问；若无此事，则左派分子造谣手段之恶劣，实在可怕。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谣中伤的真心爱国人。”<bdo>?９9ｌib.</bdo>

夏济安其心可感，但毕竟是一典型的文人书生，每在纸上说得头头是道，一到实际就因怕“清议”而变得缩手缩脚，不敢动弹了。因了这政治的缘故也牵涉到生活中的是非观念，夏济安如痴似狂地暗恋的那个湖南籍女生，若同是湖南籍且德望甚高的向达出面做媒，或许有成功的希望，但事情没有按这个轨道行进。2月26日，夏济安日记载：“我预定代我去做月老的向先生，近来因为东北问题，我同他意见很不合，我不高兴多麻烦他。”此后，不但夏济安费尽心机所追求的女生成为黄粱美梦一场空，夏氏与向达也成了陌路之人（南按：经此变故，夏终生未娶，赴台后英年早逝）。而在心理上，夏氏与闻一多、吴晗等人形成的距离，则不是用一个“陌路”可以表达的了。

第十三章闻一多之死第三节子弹穿过头颅

既然如夏济安所说，凡参加反政府的游行，就可以在手榴弹下博一个“勇士”或更高规格的“烈士”之名，相信尔曹身与名并不俱灭的人物就会铤而走险，放手一搏。如此这般，反政府的一方与拥护政府的一方，在1946年那个“姹紫嫣红开遍”的明媚春天里，于春城昆明开始真刀真枪地打斗在一起。决斗双方皆腾云驾雾，剑气如虹，经过三十个回合六十个重手，直杀得难分难解。如此无休止地争斗，令名义上拥护政府，实则暗怀鬼胎、图谋私利的一方不胜其烦，决定加大“斗”的力度，来个一剑封喉。于是，一连串暗杀的名单悄然列出，天堂与地狱之间一条通道轰然裂开，等待真正的“斗士”杀奔前来。而这个时候，于搏击拼杀中越战越勇，视死如归的闻一多，并不把对方放在眼里，更不惧怕已开列的暗杀黑名单，以一贯的豪气加血性，跃马横枪杀奔而来，想不到竟一步踏入了鬼门关。

1946年6月25日，也就是闻一多走向鬼门关的前20天，梅贻琦在南京与朱家骅赴蒋介石官邸汇报联大复员事宜。面对蒋介石的垂询，梅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推测，本着息事宁人的方式方法作了回答，这是闻一多遇难前蒋、梅二人关键的一次“君臣对”。梅在日记中对这次谈话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这个记录很重要，对“闻一多遇刺之谜”的研究者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梅氏日记载，该日天空晴朗，闷热，根据约定，下午五时梅与朱家骅驱车到蒋介石官邸。二人在外客厅坐数分钟后，有他客出，始被让入内室。只见：

主席着蓝长衫，颇安闲。谈话约半时，首告以数日前往北平查看校舍情形，问：复校计划何如？答：现正赶修各部，暂定双十节开学。问：师生能赶到否？答：希望大部分届时能到平。问：下年校中办法如何？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即提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仁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仁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朱乃提及关于东北事件百余人宣言之事为证。朱又谓曾商量过关于教授长（原文如此——编者）及院系主任人选之更动，总使主要负责者为稳健分子。至此余乃谓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对方似颇颔首。余继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主人点首曰，生活问题实甚重要。朱因乘机提教员待遇及经费应增高问题。余问：主席看北方局面是否可无问题？答：吾们不能说一定，或者不致有大问题。言时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为此问也。承款以糕点杏仁露。朱又报告关于某省厅长事。辞出时承送至门口，似特客气矣。

梅贻琦不是文学家，但此段记述颇得要领，主客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读来如身临其境。按梅贻琦的观点，闻一多、吴晗等人之所以成为“斗士”，实乃被穷困生活所迫，文人嘛，所想的无非是在世俗中出个小名，生活上图个温饱，假如学校北返，教授待遇提高，积于胸中的火气也就不发自泄，上头下头都得到安顿，自然温顺下来，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只是出乎他的意料，仅隔20天，闻一多竟砰然倒地，喋血街头。

1946年7月11日，西南联合大学最后一批学生搭车离开昆明，未行者只有待机北返的教职员与留守人员。当晚，在昆明北门以开办书店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的民盟昆明支部主要成员李公朴，在外出时遭不明身份者枪击死亡，算是越过鬼门关到那边去了。李氏一死，处于同情与各方的面子计，作为与李同一条战壕战友的闻一多就不能携家乘机北上，他必须要办理完李公朴的丧事之后才能离昆。当时昆明城风传下一个遭暗杀的人就是闻一多，但事已至此，闻一多也就成为夹道跑马不能回马的孤独骑士，只能拼命向前。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大着胆子出席了李公朴治丧委员会于云大至公堂举行的李氏生平事迹报告会，发表了后来颇为著名的《最后的演讲》，对暗杀李公朴的特务人员和现场捣乱分子给予痛斥，闻一多讲到激动处，慷慨激昂地说：“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会后，闻又与楚图南一起来到府甬道十四号民盟所属的民主周刊社主持记者招待会。会议将要结束时，为防意外，闻一多的大儿子闻立鹤特地前来接迎。会毕，闻一多又与楚图南、尚钺等人谈了一会话。此时，闻一多与同仁似乎感到空气中夹杂着一股异味，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众人的心，为防止特务行凶时将几个人一锅端，话毕，大家心照不宣地分头默默走出周刊社。闻一多等楚图南走出五六分钟，才与儿子闻立鹤走出大门向西仓坡宿舍奔去。在离家十几米处，突然从小巷角落里蹿出四条彪形大汉，喝声站住。闻一多父子刚一站定，尚未开口说话，一颗子弹飞来，击中闻一多脑袋，闻氏立扑。闻立鹤见父亲脑浆迸裂，倒地不起，立刻赴上前去以身掩护。紧跟着几颗子弹飞来，闻立鹤中弹倒在血泊中。

当闻一多倒下的时候，开枪者轻轻地说了句：“哼，看你还出风头不！”

当闻立鹤倒地时，开枪者说：“好，留下这种，将来替他爸爸报仇！”

言毕，四条汉子转过西仓坡一个弯道，乘一辆军用吉普车扬长而去。

对这一血腥场面，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回忆道：“5点多，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枪声就在近处，我的心顿时像爆炸了一样，意识到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拼命往大门口跑去……只见一多父子横一个、竖一个倒在血泊中，西仓坡上空无一人。我抢上去抱住一多，鲜血立刻染红了我的全身。他面色苍白，大股大股的鲜血还在不断涌流，鲜血中还合着白色的脑浆。他双目紧闭，嘴唇微微张了一下，我抱着他的头，拼命呼唤他，但他的面色已经逐渐发黑，嘴唇也渐渐变乌了。我又强挣扎着往立鹤那边看去，他满身鲜血，瞪着两只充满仇恨的大眼睛。我只觉得眼前一片眩晕，什么也看不见了。”

闻一多遭枪击后，当场气绝而亡。不幸中的万幸是，身中数弹的儿子闻立鹤在被送医院抢救三天后，总算保住了性命。

随着“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闻一多惨遭暗杀，海内外舆论为之哗然，或为其鸣不平，或为政府洗刷，或编造故事借以渲染政治局势之紊乱。在重庆的民盟领袖梁漱溟等人发出了捉拿凶手，惩办凶犯的呼声。中共方面遥相呼应，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亲自致唁电向闻一多夫人高孝贞表示慰问。一时间，许多团体或个人纷纷募捐以慰斗士遗孤，附庸于党派团体的风骚之士，借闻一多其人其事赋诗咏怀，丝竹之辈仰其行而撰歌以示纪念。其声之远播，其势喧腾，抗战八年所有牺牲、亡故之教授未有比之者。

除若干政治团体与政界人物，7月23日，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等5人，联名给高孝贞发来唁电，内有“闻一多兄遇刺，无任痛悼，谨致吊唁。斯年已向政府当局请求严缉凶手，查明案情，尽法惩治”云云。

很显然，这封电报稿是傅斯年一人拟就发出的，另外四人仅挂个虚名而已。傅氏之所以把前几位尊姓大名一并列入，可能有让他们分别代表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以壮声势的意思。他自己作为联大常委和这几个机构的“太上”首长列入其中，以彰显其“非官非学”，又凌架于官、学之上的畸形政治身份和他在学界威风八面的政治背景。不管傅斯年内心究竟作何感想，是否心甘情愿地为他向来鄙视和反感的“布尔什维克”与“斗士”洒一把同情之泪，是猫哭老鼠，还是老鼠哭猫的做戏演出，但此时作为实亡名亦不存的原西南联大常委的傅斯年，适时联合几位学界大腕拍发这封唁电，则是识大体与合乎人之常情的。

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傅斯年拍发这封电报时正在北平，远在四川重庆与南溪李庄的萨本栋、李济等人，是否知晓傅之攘举，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依靠特殊的通信设施和手段，电文中的胡适是不会知道闻案发生和傅斯年欲拍发这封电报的。此时的胡适正在一艘美国远洋客轮中于浩瀚的大海上航行，需要于翌日下午才能在上海吴淞口登陆。傅斯年很可能以北大“太上”校长的霸气与哥们义气，先斩后奏，把胡适的大名置于头筹，自己也顺便附了骥尾，以成其全——这便是傅斯年之所以成为傅斯年，以及他的又一聪明过人之处。

世人看到的是，随着胡适的身影出现在中国大陆，闻一多与他的“斗士”身份，以及“斗”出了什么名堂等，在喧腾了一阵之后很快淹没在胡适的巨大阴影与翻云覆雨的政治旋涡中没了声息。广大民众的兴奋点被新一轮政治搏杀所吸引，而整个学界的焦点则投到胡适、傅斯年等决定中国教育、学术前途命运者身上。

第十四章残阳如血第一节胡适归国

1946年7月4日，胡适乘坐的邮轮经过50天海上风吹浪摇终于靠近了上海港。烟雨迷蒙中，朝思夜想的故国神州就在眼前。站在甲板上的胡适，手搭凉棚，眺望眼前这座在战火兵燹中几近夷为平地、百废待兴的城市，感慨万千。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三点，船在吴淞口外远远的就下锚了。大雨。

天晴后，八点一刻，海上晚霞奇艳，为生平所少见。

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

简短的记述，蕴涵着浓郁的诗情画意，透出了胡氏对家国的眷恋与重返故土酣畅快活的激越心境，同时也隐约折射出异国他乡多年生活奔波的辛酸与悲凉——八年前，当他以瘦弱身躯，在熊熊燃烧的战火中踏上轮船甲板即将起程远离祖国的时候，没想到会在今天这样一个晚霞夕照的时刻重新踏上故国的土地。

第二天下午，胡适离开邮轮乘儿子胡祖望引领的小船登岸，在一群报馆记者簇拥下来到上海市政府大厅，出席上海市长吴国桢做东的欢迎宴会。席间，胡适发表简短谈话，当记者问起在美国近9年的情状和感受时，一直面带微笑的胡适竟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八年零八个月的艰难辛酸，宠辱哀荣，已郁结为一枚坚硬苦涩的青橄榄留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心境与感受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尤其是在刚刚踏上故国土地，激动亢奋的历史时刻更难出口。此事可谓孩子没娘——说来话长，绝不是此前胡适自嘲自怨的“我将真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所能概括得了的。

在抗战前的6年中，国人皆知胡适是主和派政治集团的一员骁将，曾竭力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与日本讲和，尽力避免对日战争，直到受命出使美国才改变了这一顽固立场。多少年后，世人通过陆续披露的密信或内部档案材料才略有窥知，抗战前的胡适尚没有傻到把国家命运全部押到与日本谋“和”这盘棋上，在主“和”的同时，同样清醒地认识到，中日战争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总要爆发，也就是台湾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于1936年春在沪所遗留“今寇焰逼人，中日终必有一战”的著名预言。中日双方利害关系，就连满清遗老连横老朽都能看出，何况集中西学问之大成的新派士林盟主胡适？在胡的思想观念中，除了一个以国家的最大利益负责任地主和的“和”字，又有另一个主动迎接战争的思考和计划。

早在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一封长信中就表达了对时局的认识与战略构想，并精辟地预言中国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抗战过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可能，信中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若中国局势发生逆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很远的将来”。其理由是，日本因滋生了一个狂妄而危险的图谋称霸世界的野心，最终将激怒英美，到那时，“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又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这封信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埋没日久的秘密，也消融了时人或后人对胡适的部分误解。可以说，至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胡适就意识到形势比人强的世界发展大势，开始修正他此前一味主“和”的观点，并天才地预见到了未来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地点、时间。只是鉴于当时蒋介石心中“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尚未摈除，加之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与现实尚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或者说仍处于雾中看花阶段，胡适不便公开表白自己的观点。但这一奇崛的战略构想，无疑地已在他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成为面对未来的希望所在。

1938年10月5日，胡适由欧洲返华盛顿就职视事，住进“双豫园”大使馆官邸。翌日拜谒美国国务卿，27日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自此正式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开始了外交活动生涯。

胡适使美，国人寄予厚望。10月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社评《胡大使抵美》，谓：“胡适之先生之受命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于担任，这都是平日想象不到的事。这个问题本身，就象征着中国是在怎样一个非常时期。同时可以看出政府期待于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务是怎样的重大。”同时表示：美国人应当相信，胡适是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云云。当时的行政院长、与胡适关系并不融洽的孔祥熙也拍发电报，假惺惺地表示态度：“启程莅任，至感欣慰。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至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

当此之时，虽然罗斯福出于对世界大局的考虑有援助中国、遏制日本之心，但美国国会中仍有一部分长着“花岗岩脑袋”的傲慢加一部分操蛋派议员，不为胡适的演讲鼓吹所动，坚硬的脑袋中一如既往地残存着严重的孤立主义，而唯利是图的奸商巨头也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不愿得罪日本，以便自己大发战争横财。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罗斯福授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暗中研究可能的援华方案。

1938年9月，摩根索在巴黎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派两年前曾与美国政府签订《白银协定》时有过愉快合作的金融家陈光甫赴美，则有可能找到信用贷款的途径。顾维钧迅速将此消息转达重庆，国民政府遂决定派陈光甫与徐新六两位金融界巨头前往美国。由于徐新六自港飞渝时座机被日本飞机击落，陈光甫只得独自赴美。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整日只想着自己如何捞钱和与日本人讲和，压根没有制定具体的求援方案，甚至连求援数目都没有一个较精确的估算，只是天方夜谭式地交代陈赴美后要争取3亿～4亿美元的贷款。陈光甫当即认为孔祥熙乃一无知痴儿，不足与之为谋，更无须与其啰唆。在赴美之前的短暂时间里，陈光甫对国内可做贷款抵押的各种产品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在美财政部驻华使馆参赞尼克尔森的建议下，选定桐油作为抵押品。桐油是美国紧缺的军需物资，如果得以出口，那些反对援华抗日的孤立派也就失去了依托，反对的嘴巴就不易张开。更重要的是，桐油属中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商品，可能得到美方的信任，争取到较多的贷款。陈光甫抵美后，在新任大使胡适的紧密配合下，很快与美国财政部就桐油贷款事宜达成了秘密协议。10月24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要求，美国银行终于正式同意向中国发放贷款。

就在美国同意贷款的前一天，即10月23日，武汉会战进入尾声，百万国军即将全面溃退。消息传到美国，胡适召集大使馆人员沉重而坚定地说道：“我们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10月25日，中国重镇武汉失陷，国民政府几乎弹尽粮绝，军队损失惨重，已没有一个完整正规师可以应战，情势万分危急。当晚，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专门邀请胡适与陈光甫到家中做客，宣布贷款批准一事，二人颇为感动。胡适后来致函摩根索，再三强调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夜晚，称“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一笔钱，真是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一针强心剂。而由此‘桐油计划’确立，英国之购料借款与币制借款亦相继获得成功。中国国际信用，大加改善。关系之重大，不言可喻”。

10月31日，胡适将一张照片送给与自己精诚合作的金融家陈光甫，照片旁侧有自己的题诗。诗曰：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正是这个过河“卒子”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真诚的情感和高超的外交手段争取到了贷款，给中国的抗战输送了维持生命的血液。未久，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琼斯正式向外界宣布进出口银行将给予纽约世界贸易公司2500万美元贷款。1939年2月8日，陈光甫以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身份与进出口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中国政府总算得到了第一笔美金贷款，也是书生大使胡适走出书斋为国家荣立的第一次大功。

就在胡适于美国政客之间为迫在眉睫的贷款事宜上下奔走时，1938年11月8日与12日，连续接到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发来的两封密电，谓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以持久，愿乘此与日本媾和，而汪精卫、孔祥熙等鼠辈则早已对抗战失去信心，力主谈和，但介公却“尚未为所动”云云。此时正是武昌失守，国军全部退出武汉战场，湖南岳州失陷，华夏神州最为富足的东南半壁江山尽失，中华民族到了存亡在乎一念的特急紧要关头。胡适接电忧心如焚，当即拟一长电加急拍还，他根据自己原有的意图与新近观察的国际形势，斩钉截铁地指出：“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

如此旗帜鲜明，措辞强硬的电文，令使馆工作人员大为惊骇，生怕胡适“负责任太大”而不敢发出。在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刻，胡适一改往日脸上时常挂着的温和笑容，神色庄严地正告道：“这是我给翁咏霓的私电，不是使馆官电。”意思是若闹出大的事体，吃不了我一个人兜着，不会沾到尔辈身上。在胡适的坚持下，此电最终发出。

按史家余英时的说法，胡适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使美国，完全是为了实现他早在1935年给王世杰的信中，关于中日战争的一个有着先见之明的构想而来——中国在破釜沉舟、单独苦战三四年之后，终能促成太平洋国际大战。在这个战略构想中，胡适首先假想的参战国当然是美国，因而如何让美国卷人远东地区的战局便是他首要愿望和为之努力的目标。当他于1937年9月末以民间使者身份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土时，在排华势力与孤立派于政客、财团中仍占上风之际，胡适和当年十四条失败后的威尔逊总统一样，在华府“道不得行”的情形下，乃直接诉诸美国人民。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胡适赤膊上阵，通过广播演说，向美国人民展开宣传鼓动攻势。10月1日，他在首次应邀于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向全美广播的极其宝贵的13分钟里，巧妙又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方针。在这篇名为《　 eri　in　t Crisis》（《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的著名英语广播演讲里，胡适说道：“虽然对于贵国人民冀求置身战争之外的愿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的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此次演说，尽管胡适开始一再声明中国决无意把爱好和平的美国卷入残酷的战争，但又暗含机锋地列举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例，指出美国“仅靠爱好和平，保持中立”，并不足以保证必能避免战争。过去，侵略者的野蛮行动曾使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但目前同样的野蛮行动依然表现在侵略者的身上，美国最后还是要不可避免地被迫重新踏上以战止战的老路。也就是说，美国目前采取的所谓的“中立”，是违背历史经验与世界大势之潮流的。胡适演说词锋芒之厉，就连电台方面的人员都感到“太厉害”了，在开播前一再要求对这一讲稿进行修改。胡适于“大生气”中表示了强硬姿态，“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最后，电台人员一咬牙，决定冒一次风险，演说词一字未动，全文播出。所产生的效果自在预料之中，整个美国东西海岸为之震动，许多视日本在远东地区进行侵略战争为“事不关己”的美国人，收听了这位中国学者的声音，开始反省自己对于中日战争的认识并为之感到汗颜。按余英时的说法，这第一篇广播词定下了胡适此后数以百计演讲词的基调，“这才是他作为驻美大使的主要特色，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大贡献也在此。他年复一年地四处演讲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实际效果，这是无法精确估计的”。

已经了解世界大势的胡适深知，如果中国政府和军民不能苦撑自救，这个世界上则没有其他人救你，是谓《圣经》所言：“上帝拯救的是那些自救的人。”胡适按照自己往日教导国民“一点一滴去做”的愚公移山精神，赴美后四处演讲、游说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及至次年7月，他凭借在国际间享有的声望，已走遍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坚强信念。其温和真诚的态度，滔滔雄辩的演说词，震撼着美国各色政客、财阀与公民的心灵，令对方于无形的感化中不断修正对中国固有的傲慢与偏见。正如《纽约时报》所说：“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胡适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适更宜于代表新旧两派中国文化的精华。很少中国人能如此适于沟通中美两国的情形，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中国文化协会（Cural　 Society）作了一次题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演说，此时的胡适因研究小说颇得要领，一上来就以武侠小说的手法语出惊人：如果你们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中国的状况，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中国正在大出血中走向死亡。”听众尚未从这一惊世骇俗的消息中回过神来，胡适接着说道：在过去超过十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和侵略者进行战斗，侵略者是当前世界上三大海军之一，也是四五个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中国，已经伤亡百万人，丧失了大片土地。所有沿海和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都已沦陷：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九江、厦门、广州和武汉都已陷入敌手。几乎所有一般为外界所知的重要城市，包括商业、工业、教育、现代文化、交通和通讯中心，不是受到严重破坏，就是受到侵略者的占领。［全国］一百一十一所大专院校之中，三分之二以上或被破坏，　　或被占领，或已瘫痪，只有极少数在内地的［大学］既无设备，又需冒被轰炸的危险，还在运作。除了战斗部队的重大伤亡之外，六千万的老百姓被迫离开了已被摧毁的家园，流离失所，没有房子，没有医药，绝大多数甚至没有最起码赖以为生的资源。每天都有上百的无辜老百姓受到日本皇军轰炸机的杀害。

最严重的是，自从10月广州沦陷之后，中国完全断绝了海上交通，那也就断绝了来自海外武器和弹药的供应……这也表示在输出和争取外汇上，面临了极大的困难。

这就是中国的现况。我说中国正在大出血中死亡，是个夸张的说法吗？

接下来，胡适以稍微缓和的口气述说广州和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很大一部分军政要员与普通民众曾对抗战能否继续产生过一段怀疑和彷徨，甚至绝望。而胡适本人也曾多次向美国朋友指出，用血肉之躯来对抗高科技的武器是有限度的；在力尽之后，是有崩溃的危险的。因而部分人出现怀疑、彷徨是极自然的，就如新闻报道所说，有过一度和谈——那就是认真地考虑过弃守投降——的沟通，而敌人也很清楚地表示愿意议和。

在道出中国遭受侵略的现状和实情后，胡适话锋一转，开始引用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来说明中国的处境和存在的希望，以便引起美国人最大限度的理解和道义上的同情。最后，胡适坚定地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有赖于中国人作出更大的牺牲，进行持久的抗战；其次则呼吁民主国家对日本实施禁运等。这篇用心良苦的演讲，在引起美国部分人同情与理解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媒体的误解和断章取义的歪曲，有的则毫不客气地给胡适脸上泼了几罐子虾酱状的污水。据美国《生活》杂志报道，这篇演讲是中国有意向日本求和的试探性前奏曲。消息传到中国，重庆方　　面一些政客如孔祥熙之流借题发挥，对胡适的言行大加讨伐。为此，蒋介石也大感不快，差点将胡适招回国内“述职”。以此为开端，胡适日后在美国的“宣传”也越来越与重庆方面的“当道”者不能合拍，直至双方矛盾加深，成为不可收拾之局。

除了心怀善意或暗怀鬼胎的媒体弄出的误会与曲解，胡适的演讲在受到部分国内“当道”者诋毁的同时，也引起日本人的惊恐与愤恨。敏感的日本高层意识到在对美外交上让中国占了上风，只派遣一个驻美大使无法与之匹敌，需调兵遣将，对胡适来个围追堵截，方能打掉对方的气焰。日本官方的《日本评论》更是趁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专门发表评论，宣称日本需立即增派三个大使级人员才能抗衡胡适，这三个人分别是文学家鹤见佑辅、经济学家石井菊次郎、雄辩专家松冈洋石等。在胡适的活动与中国政府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美国社会舆论渐渐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谴责日本，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向来注意收集资料的胡适，在日记中保存了一份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内中转述了东京英文《日本时报》的评论。这篇评论对美国国务院在幕后支持胡适于北美各地巡回演讲极表愤怒，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很有可能将美国引入和日本可怕的战争之中。

对这篇恨意咄咄的文章，史家余英时评论说：“这至少说明，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适的演讲活动已构成美、日关系的一大威胁。可以想象，胡适平时与罗斯福和国务院高层领导人物之间的交谈，也必然强调与日本谈判并不恃，因为它决不讲信义，这是他一贯坚持的看法……无论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与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

余氏所说的“最后的谈判”，指著名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日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战略交锋。胡适在最后一分钟争持的是什么，为何世界两个强大帝国由于胡适的争持而导致谈判破裂，直至大战爆发？拘泥于资料的匮乏，世人知之不详。据美国新近解密的资料透露，当时的具体情形大致是：1941年9月，美日两国政府开始秘密谈判中国与西南太平洋局势，日方派野村与来栖大使在华盛顿执行谈判任务。胡适闻讯，立即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国务卿赫尔两位决策者之间展开攻势，防其在关键时刻做出有损于中国利益的举动。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还是决定与日本妥协，无情地把中国当做一条装载了无数贪官污吏兼饭桶的破麻袋抛了出去。此时中国与日本血战已达4年之久，“苦撑待变”几乎达到胡适所说的极限，若无外力介人，后果不堪预料，很有可能真的在大流血中走向死亡。而此时美国与日本的妥协，无疑将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

9月24日，由于胡适的坚决请求，赫尔约见了胡适等中、英四国大使，极不情愿地出示了临时妥协草案的美方定稿。胡适看罢，极为震怒，当场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严正抗议，并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请其出面阻止这一有害中国利益的方案，同时请求英国方面共同对这一决策提出抗议。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采取了胡适的建议，致电罗斯福总统，明确反对美国于历史的紧要关头与日本妥协这一利己害华的做法。丘吉尔极富政治远见地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由于英国方面与胡适大使的强烈反对，美国高层才于11月26日决定撤销与日本的妥协方案，从而导致日本陷入空前孤立状态，满天风险的太平洋局势彻底翻盘。——这就是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的由来。

1941年12月7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日，胡适正在纽约慷慨激昂地演说，罗斯福打来电话，约他速到白宫相见。胡匆匆来到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南按：指日本特使野村、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可能发生在菲律宾及关岛等处。”

此时的罗大总统只说对了一半，战事是要爆发，但不是万里之外的菲律宾与关岛，而是美国本土。胡适离开白宫刚到使馆，就接到了罗斯福打来的电话。对方用激愤得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道：“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几年后，美国著名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查理·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视胡适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在书中所说的大意是：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最终把美国拖入了可怕的世界大战。

查理·毕尔所言虽不免过于夸张，但也透出了一个内在的事实，即胡适当年接受使美职务，便是为此一“大事因缘”而来。胡适“在大使任内，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是众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世人看到的是，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美英等国正式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全面爆发，胡适这一“大事因缘”就此了结，等待他的将是挂冠而去的灰色结局。

第十四章残阳如血第二节谁知明月照沟渠

胡适出使美国的几年中，尽管整日殚精竭虑、不辞辛劳地四处演说，以唤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并以正义力量介入战争，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同样以坚强的意志和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然而，只有决心没有实力仍然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当抗战苦撑到1939年9月，胡适与陈光甫争取到的桐油贷款即将用竭告罄，国民政府再次陷入经济和战争的双重危急。根据蒋介石的指令，9月8日，驻美大使胡适紧急求见罗斯福，26日又见摩根索，申述国内局势之严重，要求美国再提供一笔借款，给中国“打一剂救命的针”。摩根孛态度还算积极，但罗斯福迫于国内政客和日本方面的压力，要求一定慎重从事，“勿授人以柄”。

1939年12月6日，胡适与陈光甫再访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阐明中国时局的恶化以及对美援助的热切期望：“中国抗战已逾二年半，国困人乏，一切物资都亟待补充。……务请早日拟定办法。……如日本正式宣战，我方接济更多问题。”摩根索听后，“颇为动容，答应极力设法”。随后，陈光甫告知对方今天是自己59岁生日，能够得到摩根索财长“极力设法”的允诺，实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摩根索听后，深为陈氏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并深信有胡适、陈光甫这样的忠义之士为之效命，中国不会灭亡，战略反攻只是迟早的事情。怀揣着对胡、陈二人的敬意，摩根索当即亲自为陈光甫预订了回纽约的机票，让陈回去过一个安稳的生日，并允诺他将亲自处理贷款事宜。在得知陈尚未与联邦贷款署琼斯（桐油贷款时为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商谈后，摩根索又主动表示将亲自与琼斯商谈此事。陈光甫深为感动，后来回忆该事件时称之为“奉旨度生辰”。

摩根索与琼斯等人商量的结果是，中国可由著名的滇锡贷款。陈光甫与胡适抓住这一时机，趁热打铁，胡适先后两次会见罗斯福总统竭力争取对方促成滇锡贷款事宜。1940年1月24日，胡、陈二人又一起会晤琼斯并声明，重庆国民政府一定不会中途与日讲和，中国人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不投降。如果美国能出力援华，中国定能坚持到最后胜利。为了向美方申明中国确有债务信义，陈光甫电促孔祥熙如期交付桐油款。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940年3月7日，美国联邦贷款署主任琼斯终于宣布再向重庆国民政府贷款2000万美元。4月20日，陈光甫与美进出口银行正式签署了滇锡贷款合同。胡适在向重庆报告时特别指出，这次贷款利息较上次为轻，偿还时间较长，售锡余款还可“自由”支配，堪称是优惠条件（比桐油贷款年利少零点五厘，还期为7年，比铜油贷期长2年）。蒋介石对胡、陈二人与美达成新一轮贷款深表感激，于3月9日致电罗斯福表示衷心感谢。国民政府多数军政大员闻听这一喜讯，也在长吁一口气的同时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对胡适与陈光甫的努力充满敬意。

就在中美双方皆大欢喜之时，唯孔祥熙处于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心中拧结的阴暗疙瘩，满怀醋意地对此次贷款表示不满，扬言贷款条件似尚偏苛，不如对芬兰等国为优，芬兰贷款无须抵押，条件较宽，而中国不但以锡做抵押，美方还要利息，美国佬真是狗眼看人低，不是个东西云云。孔氏以行政院院长身份正式回电中，对美方颇有微词，并悍然责备胡适、陈光甫等人谈判不力，没有为国家争得面子等。胡、陈闻讯，在大为震惊迷惑的同时，对蒋介石这位“老二”孔祥熙的做法很是恼火，想不到在孔祥熙的眼里，自己不但无功，反而成了民族罪人。盛怒之下，陈光甫决定回国当面向蒋介石说明并与孔祥熙对质，以视正听。在离美之前，悲愤交织的陈光甫致电孔祥熙并转呈蒋介石，极其明了又毫不客气地说道：现在的美国“论利害与我非唇齿之依，论交情亦无共患难之宜，何独钟情于我等积贫积弱之国家政府？国际间无慈善事业……今后抗战必须基于自力更生之原则”。又说“我先自助，人方助我。否则，求人之事难若登天。”此言算是对单独勃起较劲儿的孔祥熙一个猛力回击，也是对蒋介石本人与国民政府高官大员们的一个严厉的警示。

然而，世界是复杂的，政治更为复杂，胡适的举动和努力，依然招致国内以孔宋集团为代表的政客们的种种非议和责难。原本就与胡适特别是胡的“打手”傅斯年水火不容的孔祥熙，不但不加收敛，反而在蒋介石面前屡进谗言，谓胡适书生气太重，“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办事不力，在中立法、借款、禁运、合作等主要使命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作为向来好热闹和爱面子的胡适，在四处讲演的同时，喜欢在美国各校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确是事实，四年间，竟领得荣誉博士帽子30余顶。如此炫目浮华的盛誉，确也过于显山露水，令人眼热，并给对立面提供了攻击的炮弹。于是，孔祥熙、宋子文之流便抓住此点到处散布，一并将水搅浑，把胡在美的其他功绩全部抹杀，最终导致蒋对胡失去了原有的信赖。1940年6月，蒋介石撇开胡适，命他的郎舅宋子文以自己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美国争取对华贷款。宋子文下车伊始，便以皇亲国戚咄咄逼人的气势，劈头盖脸地对前来拜见的胡适指责道：“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胡适经此一击，自是不服，当场同宋子文争执起来。自此二人结怨，再也难一共事与合作。宋为急于立功，捞得“大鱼”，也撕破脸皮，开始对胡适进行或明或暗的诋毁与挤压。

1940年10月，宋子文致蒋介石密电，公开表示对胡适的不满，说：“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得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又说：“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宋甚至公开提出撤换胡适，推荐施肇基接任驻美大使。蒋介石认为宋之意见颇有道理，但鉴于胡适与罗斯福总统建立的良好关系以及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思虑再三，迟迟未下决心。同年11月，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抄录了这样一段话：“《封神》十九回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借此表达了胡氏一心为国操劳，想不到却备受谗言诋毁与暗箭刺击的愤懑痛苦之情。

这年12月17日，这一天是胡适的生日。胡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作了梳理与回顾，颇为感叹，同时对做事的困难也有了更为辩证的认识：国际局势演变对中国日益有利，确实使做事的难度减少了。但来了一群“太上大使”，又使做事的难度稍稍增加了，自己也“只好忍这种闲气”。在如此的困境中，胡适仍决定困兽犹斗，坚持自己的主张和做法，以“为国家做点面子”，“叫人少讨厌我们，少轻视我们，叫人家多了解我们”。但“太上大使”宋子文却不作如此想，他越来越把胡适的存在视作眼中钉、肉中刺，非欲除之而后快。宋氏穷追不舍，连连向蒋介石拍发密电，催促尽快免去胡适大使职务，以“挽救外交之颓局”。在蒋介石仍举棋不定的情况下，1941年7月12日，按捺不住的宋子文在给蒋介石拍发的密电中，再次枉说胡适在工作上不予配合，并颇有协迫意味地表示：“长此以往，不但文不能尽职，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唯有恳请毅然处置，迅予发表。”这个时候的宋子文已有恃无恐，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外交事务，而将胡适排挤于圈外。一向怀有宽恕之心的白面书生胡适，终于忍无可忍，激愤地公开宣称宋子文为“太上大使”，对自己的工作颇多掣肘打压，二人矛盾进一步恶化。因胡适心中有一个把美国拖入太平洋战争，使中国好有“翻身”机会的信念，在与宋子文等辈斡旋的同时，依然坚持忍辱负重，咬紧牙关“苦撑待变”。当珍珠港事变爆发之日，胡适悬在心口日久的石头才砰然落地，感到多年来期待的“大事因缘”已然铸就，或谓千载一时，一时千载，新的世界格局业已形成，自己的使命也该结束了。“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既然太平洋局势已经翻盘，世界头号霸主——美利坚合众国业已参战，强有力的“车、马、炮”已云集阵前，作为书生大使的胡适对国民党政府来说，真的成为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过河卒子”了。而这个卒子是拼命向前还是后退，抑或翻到沟中的污泥里去，亦无关大局。与此相反的是，宋子文借此机会来了个鲤鱼打挺，神奇地登上外交部长的坐椅，开始名正言顺地对胡适发号施令，竭尽排挤打压之能事。面对这种令人尴尬、愤懑局面，1941年12月24日，胡适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郭泰祺来美时，我曾经告诉他，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现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

胡氏之说可谓真情流露。但是，颇懂官场游戏规则的宋子文，深知若在这个节骨眼上赶走胡适，无疑会引起国内对立面的愤慨与学术界的强烈反弹，让对方抓住不仁不义的辫子反攻倒算，对自己的名声地位极其不利。于是，他采取和稀泥的方式，把胡适架空并晾在一边，让其既不能进，亦不能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在悬空夹缝中自生自灭。

转瞬半年时光过去了，徒有大使之名但无所事事的胡适，于1942年5月17日给翁文灏、王世杰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了自己悲凉的处境与内心酸楚。信中说：“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又说：“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到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认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的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

两天后的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饶有意味地记载道：“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又说：“昨日我复雪艇一长电，特别抄了送给子文看，并且亲笔写信告诉他，意在问他如何答复，他今天回我这封短信说，‘I replied　muche　same　 vein’（我已用同样的意思答复了）！他竟不把他的电文给我看！”此时的胡适作为国民政府任命的特命全权大使，竟被宋子文之流挤压到如此苟延残喘的可怜地步，一代学术宗师的尊严尽失，面子荡然无存，胡适本人为之愤懑不平的同时，也令旁观者欷歔叹息。

遥想当年，胡适受命担任驻美大使时，他一再声称自己就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为国家找点战时工作”。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胡适写遭“我到此已五十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我每天总是很忙的，晚上睡觉总是很晚的。……我不怕吃苦，只希望于国家有一点点益处。头发两边花白了，现在当中也白了不少。”在另一封信中又说“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　　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在胡适看来，坐上驻美大使这把椅子，并不是一种荣耀和发财的机会，但在另一些官僚政客看来恰恰相反。因而，战事尚未结束，他就被孔宋家族挤出圈外。面对这一令人悲感交集的结局，拘于礼义道德与情面的胡适在痛定思痛之后，算是彻底想通了。既然大道不行，小道充塞，也就不再顾及许多，索性放下“吾曹不出，与苍生何”的书生意气，立即辞去大使职务，按照孔子“乘桴浮于海”的古训，重归士林，操持旧业。

1942年9月8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调驻法大使魏道明任之。胡适接到免去他驻美大使职务的电报后，已近夜11点钟，他斜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稍后便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谢。”

9月18日，胡适交卸差事后，提着自己的行李，黯然离开了在华盛顿的官邸——双橡园，结束了4年“过河卒子过洋来”的大使生涯。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这样记述道：

今天早十一点离开双橡园，离开华盛顿。

同事诸人都在站送我。刘锴躲在我房里，我忽然觉悟，他不愿人看见他流泪。他送我直到Baltimore（巴尔的摩），才回去。我也下泪与他相别。

胡适含泪与同事握别，孤独地来到纽约东八十一街一零四号，开始了断断续续大学教书和蹲在自己租住的房舍研究学问的寓公生活，此一居又是4年之久。

既然已经卸任驻美大使，标志着“战时征调”已经结束，该复员回乡了，但胡适为何仍寓住纽约迟迟不肯回国？个中原因颇为复杂，除了他两个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当时正在美国读书需要一笔钱外，国民政府中枢也不希望他立即回国。内在缘由，曾担任过外交部部长的郭泰祺（南按：珍珠港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批评过的以巨额公款购买私人豪宅的那位），于1942年10月6日托人带给胡适的一封密函中有所披露，信中说：“兄持节四年，誉满寰瀛，功在国家，一旦去职，中外同深惋惜。”又说：“近阅报载言美各大学纷纷请兄留美讲学。鄙意兄若能勉徇其请，似较‘即作归计’之为愈。因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信中所言多含隐语，但胡适心领神会。此时国民政府中枢，甚或蒋介石本人不想让外界对自己生发“狡兔死，走狗烹”的恶劣印象和非议，同时胡适留美在各大学演讲，还可以像小炉匠一样，在中美关系的一些裂缝破洞间，起到敲敲打打的修补作用。而就胡适本人而言，刚卸去一个攻坚抗垒、搏杀前沿的“卒子”职责，也需要有一喘气和改变角色的缓冲机会，不至于因丢官罢职而在国人面前大跌面子。如此这般，在美国委屈求全，遮遮掩掩地留住近4年之后，胡适终以北京大学校长的新头衔，于1946年6月5日下午1点50分，离开纽约东八十一街一零四号居所，乘朋友的汽车赶往码头，精神抖擞地健步登上客轮甲板。下午3点半，邮轮拔锚起程，站在甲板上的胡适望着渐渐远去的纽约百感交集，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深情地记载道：

此次留美国，凡八年八个月（sept.26，1937到june.5，1946）。

别了，美国！别了，纽约！

富有意味的是，当胡适跨过浩瀚的太平洋，于7月4日靠近离别近九年的故土时，迎接他的首先是狂风暴雨，继而是如血的残阳。此时的胡适没有意识到，这转换突兀的物色景致，既是一种象征，又是《易》卦辞所昭示“主大凶”的不祥之兆。它预示着古老的华夏民族文武周公孔子的后代子民们，在经过八年血火交织、抗击外虐的苦战之后，将再度展开一场更加酷烈的大战与剧战，紧随其后的将是国民党的败亡与赤县神州山河变色。——此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北方的炮火硝烟已随着漫天黄沙起舞升腾。再过一个多月，也就是8月10日，美国特使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将正式宣布“调处”失败，同一种族的兄弟在自家的庭院中老鼠动刀——窝里反将起来。历史进程的狂风大势已将这群黄皮肤黑头发的种族分化为非“赤”即“白”两大阵营，身处这阵营中的各色人等，再也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和半块自由的家园了。不是革命的战士，就是反革命的罪魁，芸芸众生只能在一场改天换地、再造寰宇的滚滚洪流中，别无选择地扔下锄头镰刀与乞讨的要饭瓢，身着草鞋裤衩，赤膊上阵，抡刀舞棍地展开灵与肉的搏杀与撕咬。

在黄浦江码头走下船头甲板的胡适当然顾不得日出东方西边雨，是大吉大利还是“主大凶”的预兆。像当年他出使美国一样，此次回归祖国，是为“复兴北大”与全国学术界这一“大事因缘”而来。

往事已矣，不堪回首，梦想与光荣、孤独与屈辱皆成过去。摆在胡适面前的一个首要任务和重大目标，就是把北大建成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教育、研究与传播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文化重镇。

第十四章残阳如血第三节马神庙旁，一片神鸦社鼓

胡适在上海稍事停留即转赴南京述职，7月29日晨乘机飞往北平。为表示对这位儒林盟主的敬重之情，在北平的党国大员李宗仁、萧一山、吴铸人，以及北京大学的傅斯年、郑天挺、汤用彤、郑华炽等名流大腕专程到机场迎接。略显苍老、疲惫的胡适在众人簇拥下，驱车进入城中，透过车窗看到久违的北平城，胡氏感慨万千，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道：“九年前今晨，二十九军退出北平。九年前昨日，我从庐山飞到南京。次日始知平津皆失陷了。”想不到九年后的今天，骄狂的日军早已无影无踪，历尽劫难的北平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怀抱，而胡适又以北大校长的身份重回故园，只是与9年前相比，自己两鬓斑白，已不再年轻。而此时的北大，也不再是当年的北大了。

此前的一年里，尽管傅斯年出于义气与对母校北大的爱护加责任，以自己的大炮性格与超人的处事能力，替胡适“打平天下”，让归国的胡校长坐享其成。但傅也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复杂与现实的残酷。抗战胜利之后最初阶段，傅斯年曾多次致电在美国的胡适，汇报学校复员情形，力促胡氏早日归校执政，并谓“此时关键甚大，斯年冒病勉强维持一时，恐不能过三个月”。但胡适却滞留美国迟迟不肯露面，傅斯年大感棘手与苦恼，1945年10月17日，傅斯年致长信于胡适，汇报北大复员事并催其速归，信中道：“一般社会，未尝没有人以为来势凶猛（宋江出马，李逵打先锋），因而疑虑。最苦的是我，孟邻先生未尽谅解，又替骝先惹事，所以只有请先生早些回来，然后可以一切照常。我这些天精神在极度的不安与紧张之下。出席联合国教育会议，又出了事。李石曾以未派他，大攻击骝先，宋子文于是不使骝先去，骝先与子文共事更难，又介公支持骝先，故骝先辞也辞不掉，只是活受罪而已。介公对李印象极恶，故李似乎做不出大事来，但今日教育界复员，极其困难，骝先性情倔强（犟），能支持到何时，全不可定。北大事骝先绝对支持的，然前途既如此，只有坚忍做去，无论前途如何，我们抖起精神去干，总可以比得过（outlive）这些妄人。”又说“北大回后，大家也要复原。北平师范大学，骝先允其重设北平师范学院，他们还争‘大学’，这我看实无关系。而北平大学也闹复原（李五支持），简直是与我们捣乱。骝先决不放松，介公也不要他回复，但是还未了。……为我们北大事，弄出这些纠纷，以至李五要打倒骝先，以后此公的事，子文与骝先之不易合作（他们原是好朋友），恐怕还多着呢！”

除了涉及、解决这些狗扯羊皮的人事纠纷，傅斯年还以极大的热情，向胡适谈了他的办学计划、院系设置以及人事聘用等敏感问题，如：

哲学（汤）：此系中坚分子为汤、陈康（治希腊哲学）及约定之王君（维也纳学派逻辑家），另有贺、郑。

国文系：二罗皆愈来愈糟，孙子书、孙蜀丞、俞平伯在北平苦苦守节（三人似可择聘），语言学亦有很好的人。此系绝对有办法，但主任无人。

史学系：从吾、毅生、子水、向达。非大充实不可。受颐必须拉回，愈早愈好。此系，史语所可以有人补充，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

理学院各系：算学充实，可惜多在国外。物理很好，也可添人。化学，曾昭抡极热心，目下人太少。物［地］质空空如也了，但有办法，因北大当年早有此系，此系第二辈多是北大出身，易拉。（北大出身，不可多拉，以免门户，但国文、史学有学风关系，地质有特殊情形，难避。）法学院最糟，政治系不成样子，经济空虚，法律则几都是律师。

……以上诸事尽管纷乱，但总算有线索人头可寻，最令傅斯年头疼的是增设的几个学院，按照此前“复兴北大”的指导方针，朱家骅、蒋梦麟等政学两界大佬，积极主张复员后的北大增设工、农、医三个学院，以增加综合性大学的法码与气势。而傅斯年认为，工、医学院费钱太多，出力难以讨好，最看好的则是创办农学院，在致胡适的信中，傅氏以忧国忧民的情怀说道：“农学院甚有意思，在华北之将来，其用无穷，我们不能老坐而论道，我们总当与人民接近，总当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来，而且我们学校最大的毛病，是：学生一入学，便走大街，英文永远学不好。我想大可把一年级搬到城外去受严格训练，有个农学院，可以开这个端。……不过清华也要同时办，正商量中，或者出于‘分工合作’。”又说：“如果清华也坚持三十五年度办，教育部为难。但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卑视——孟邻先生之情感，关于联大者，并非无其理由——所以我想这一点是不让他的。”傅氏决意不让对方，但清华也不是省油的灯，想方设法予以反击。傅斯年在接下来致胡适的信中说“追加复员费，此事曾引起清华、南开之冲动，闹得教育部甚为烦恼。”又说：“在教育部领到二百时，有我们五；四百时，有我们十；六百时，有我们十五；八百时，有我们二十。此已与骝先原则说好，他并无难色，因他人更凶也。周鲠生来信要三十，兼大骂。”

就北大而言，抗战时期与清华、南开共同创业的近9年，不能说所得到的只有被“卑视”，当然有他光荣与辉煌的一面，但傅斯年信中所述也不是信口开河，或者说空穴来风。事实上，清华凭借美国庚款的后盾、扎实的学风，以及几十年形成的一整套组织系统，在许多方面，其强劲的风头均盖过了北大与南开，这一状况令号称老子天下第一的北大同仁深感受失落，并产生受对方“卑视”，进而滋生了一些不便为外人道的芥蒂与怨愤心理。钱穆晚年在他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提到的北大同仁在云南蒙自联大分校，为文学院长由清华的冯友兰担任而不让北大的汤用彤沾边之事发生争吵，并向前往视察的蒋梦麟建议北大独立之事即属此类。尽管最后经钱穆解释，同仁们以抗战大局为重，“不再言”，但不等于说北大教授们心中就不再有芥蒂和情绪。此时傅斯年对胡适所发的牢骚，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北大同仁憋在心中积闷日久的怨气。既然联大已经解体，北大复员独立，当然也就有了重整旗鼓，与清华争个高下的新机缘。因而傅斯年在致胡适的信中要求胡借留美之机，设法为北大新开办的几个学院募集书籍、仪器及款项，一旦就绪，便赶紧归国。因为“我这几个月必然闹得空气紧张，非先生早回来，有出大岔子之可能，那才糟呢！先生回来后，我当留校二三月协助，然后赴美治病……”

傅斯年践约了当初的承诺，胡适一到北大，他就主动把自己坐得温热的校长椅子用毛巾擦了擦，搬到胡老师屁股下连扶加抬地将其请了上去，笑逐颜开的胡适尽管有点不好意思，还是打着哈哈当仁不让地坐稳了。傅斯年不但要把胡老师扶上北大第一把交椅，还要按中国特色的“扶上马，送一程”的老规矩，再送夫子一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留在北平，把一切敌对势力和半敌对势力荡平铲除之后方可卸职。

胡适坐上北大第一把交椅，显然与1937去美国前的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长大不同了，尽管孔宋之流一再打压排挤，由于胡适在美经年，尤其是一手把日本拖入太平洋战争的空前杰作，一时声光四射，世界瞩目，身价倍增。而他轻柔的脚步一旦踏进北大校园，如同潜龙归渊，虎入深山，再度啸傲士林，俯瞰政坛。历史的风云聚会把胡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世俗地位和声名也随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其巨大影响不但成为中华大地教育、文化、学术界的“帅”字号人物，而且一举成为政坛象征性盟主——尽管虚幻多于实际（后来蒋介石曾有意让胡当总统，自己掌行政院实权，就是这一虚幻影像中的一个插曲）。在“帅旗”飘荡中，同样沉浸在虚幻迷惘中的各色人等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于乱世苍茫中企图求得一方良药，以壮行色。而此时的胡适端坐在北大校长的交椅上，一扫9年来在美受的委屈，特别是孔宋集团施加的窝囊气，野心顿发，开始摇动大旗呼风唤雨起来。按当时出任北大校长室秘书邓广铭的说法，头顶五彩光环，身配盟主“帅印”的胡适，不但“立志要把北大办好，也不但以华北地区教育界的重镇自任，而是放眼于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以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为己任的”。按胡适的构想，国家与其每年花费几百万美元送学生到外国留学，不如省出一部分钱来在国内建设少数世界水平的大学，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学术独立的希望。本着这一构想，胡适提出了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即在十年之内先集中资源，经营五所基础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武大、浙大、中央大学。十年之后再陆续扩充其他大学，逐步在整体上达到世界先进教育水平——如此强劲的势头与大胆构想，在教育和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令一些政客很感难堪。当初傅斯年荐胡出任北大校长时，作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漠然处之，或许对这种情形已经料到。只是书呆子气仍未完全脱尽的胡适，没有意识到星转斗移、今非昔比的政治形势。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宏大叙事”式的光辉蓝图，很快就像他归国时遭遇的西天彩虹，瞬间化为泡影。在急剧动荡的时代潮流中，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教授与学生皆陷入生存的困境而难以自拔，地下中共组织开始行动，发动学潮，展开与国民党政权的争夺战。如果说抗战前中共潜伏于各大学的地下组织尚属零散、隐蔽、小规模的闹腾，如今几乎已是公开的大规模的策反运动了。在“动地走雷霆”（郭沫若诗句）的滚滚学潮涌动中，胡适的大旗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浩瀚急荡的急流赤水之中。

此前的5月4日，傅斯年由南京抵平，正式筹备北大复校事宜。21日，针对西南联大学潮的吵闹不息与联大教授闻一多、吴晗等人的嚷嚷不止，傅氏极为愤慨地发表公开宣言，谒“关于学生运动，今日学生水准，不够为末来之建国人才，甚望能安心读书，专门作学问，学术绝对自由，惟不可作为政治斗争之工具。”这年7月底，复员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招考先修班学生，考生被录取后可自由选择学校与专业，根据国内情形，共分七个考区，分别为上海、北平、昆明、广州、重庆、武汉及天津。成绩出来后，七区成绩以上海考生为最佳，而昆明考生最差。为此，傅斯年对记者发表谈话，颇为感慨地说：“昆明区成绩最差，因高中学生从事政治活动，而疏忽功课所致。”因而“奉劝昆明同学今后为自己前途着想，努力学业，何必替人家做垫脚石”。

同年8月4日，精疲力竭的傅斯年在北平《经世日报》发表了《漫谈办学》一文，提请政府与学校当局应负起应有的责任。面对啼饥号寒的师生，政府必须提高其待遇，“不要视之如草芥，这道理尤其应该请行政院院长宋公明白。……我们北京大学的教授，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从来没有为闹待遇而罢课、而发宣言，这是我们的自尊处。但若宋公或他人以为这样便算无事，可就全不了解政治意义了”。傅斯年明确表示，在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动荡中，各校皆是面黄肌瘦的教员与衣食无着的学生，形同难民丐帮，希望他们不闹事生非，实在是不近情理的事。但就校长与教授们一方，必须打起精神，拿出为青年、为人类的赤胆忠心。如其不然，学校是假的，不如不办，免得误人子弟。

话是如此说，但实行起来却是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吃饭问题，这是一个令各方都感到棘手和头痛且必须亟待解决的大事、要事。1945年初冬，受傅斯年和郑天挺指派，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由昆明飞北平察看北大校园设施与化学系实验室及图书仪器设备是否尚存。就在这次北飞中，曾昭抡最初的感觉是“故国河山，依然如旧”，但只要待下两三天，便发现经过八年的敌伪压榨，北平乃至整个华北确实是变了，北平已不是原来的北平，其变不在物质或表面现象上，而在内容或人民生活与思想上，人民变得很穷，有的已是衣不遮体，与之相伴的是一种文化上的空虚。清华大学的房子外面大体完整，里面却一无所有。燕京大学的同学，依然是住在华丽的、贵族式的宿舍，可是吃的全是窝窝头，许多同学难得一饱，营养更是谈不到了。昆明、重庆的学生，尽管大多数濒于赤贫，但是每个大学的大门附近，总摆着有许多摊子，开着有若干小贩铺卖食品，生意大都不错。相反地，北平马神庙北大理学院前面，仅有一家小面馆在惨淡经营，光顾者几乎看不到北大的学生。有了二者的对比，曾昭抡深有感慨地认识到，后方民众几年来饱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影响，十倍于今日之北平。不过在那些地方，苦虽说苦，开源多少还有办法，不像北方这样枯窘。那么，到底谁使华北和北平变得如此贫困？曾昭抡认为：“当然主要是万恶的敌人与伪组织造下的孽，但是收复以后，这种情形未见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则此刻当局，不能辞其咎。”面对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北平学潮兴起并呈四面开花状向全国各地辐射似是一种必然。作为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以教育界大佬的身份，面对颓局，咬紧牙关，为维护他心目中的教育秩序和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作最后的努力。傅氏以严肃的态度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指出：“学校必须有合理的纪律。这些年来，学校纪律荡然，不知多少青年为其所误，风潮闹到极小的事，学生成了学校的统治者。这样的学校，只可以关门，因为学校本来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毁坏青年的。大凡学生闹事可分两类，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风潮，每最为无聊，北大向无此风。二、政治性的风潮，政治性的必须要问是内动的或外动的。某处（南按：指延安）广播一下，说要美军撤退，过了几天，学生便要求美军撤退，请问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样的学生运动，我是很不愿意它和五四相提并论的。学校……若弄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岂不失了学校存在的意义？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们，岂不等于利用童工？”最后，傅斯年以总结性的口吻说道：“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是一条颇为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为这事，我曾对人说，‘要命有命，要更改这办法决不可能’。”

这是傅斯年首次坦率直白地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也是正式抽身北大的告别演说，内中不无对这所风雨急骤的著名学府和北平学界未来的焦急与忧虑。当然，日后的北大校园是江水滔滔，还是洪流滚滚，或者在汹涌澎湃的学潮与社会鼓荡中走向复兴还是衰落，他这位被蒋廷黻所讥讽的“太上校长”就顾不得许多了。此时傅氏的大本营兼老巢——四川李庄郊外山顶上的板栗坳，蛰居于山野草莽中的史语所同仁，已连连拍发电报催其火速回返，以处理日积月累的复杂事务、人际关系与回迁首都等一连串棘手事宜。代理所长董作宾在电报中称：“同济大学已开始回迁上海，所内人心浮动，惶惶不安，皆盼早日返京。请兄勿于百忙之中回所视事，以定具体复员计划，稳定局面。”对于李庄方面急切的呼唤与期盼，傅斯年不能听而不闻而留在北平继续拖延下去，手心手背皆是自己的心头肉，且李庄的老巢远胜过北大的临时帐篷——史语所才是自己名正言顺的职责所在，也是立身处世的最大本钱。于是，满头大汗的傅斯年不得不撂下协助胡适“复兴北大”的挑子，搓搓双手，卷起那张一直随身携带、已有几个补丁、且狗毛几乎被揉搓净了的狗皮褥子，摇晃着肥胖的身躯离开故都北平，气喘吁吁地登上飞机向南飞去。

第十五章还都南京第一节山坳里躁动的灵魂

傅斯年先至南京再转重庆，在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稍作停留，尽了一份“太上总干事”的责任之后即赴李庄。此时正是汛期，江水暴涨，波急浪涌，放眼望去，整个长江具有一种浩浩荡荡、气贯长虹的威势。傅斯年坐在一艘拥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轮船上，与不同身份的男女老少混杂一处，痛苦难耐又无可奈何地向前行进。

自抗战胜利之日起，蛰伏在李庄的科研人员以及同济大学师生，就开始蠢蠢欲动，热切盼望尽快走出这个偏僻的小镇和憋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连绵山坳，回到梦牵魂绕的都市，于灿烂的阳光与五颜六色的霓红灯下，重温那失散得太久的陈年大梦。在这个大梦中，年轻的学者纪律涣散，无心研习且心猿意马。有几人干脆借此机会向代理所长董作宾请假，返回家乡省亲，却又音信顿消，迟迟不归，后来才知是在家乡谈恋爱找媳妇，作起了娶妻生子的准备。董作宾眼看无力统率众位弟兄，在同仁催促与家属们的嚷嚷声中，连连给傅斯年拍发电报和书写信函，请求对方速返李庄，以维持即将溃散的局面，共商复员返京大计。

1945年9月18日，董作宾再次致信傅斯年，谓：“陶器及不用之书已着手装箱，将来迁移须全部停止工作，搬家时，盼兄能回李一行。”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正在重庆、昆明、南京与北平之间来回穿行，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北大复员和处理西南联大学潮的事情中，对于李庄诸事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靠董作宾一人设法处理。而窝在山坳里的董作宾对外部消息知之甚少，关于搬迁的具体事宜又无法做主，只能不间断地以电报与信函向傅斯年请示问计。

傅斯年对史语所何时能得以搬迁，同样举棋不定。他于1946年4月7日给董作宾的信中说“复员问题，京沪物价高，留下亦无好法子，真进退维谷也。东西是搬不完的，所以在山下租张家祠，继续一年，公私比例分摊或为不可免之事也。在京、渝、李（三地）必须皆有主持之人。”

董作宾对此回复道：“三所公物是否可于五月底以前即开始向李庄镇内（张家祠）搬？或俟有定期再搬动？请指示。”傅斯年得电仍犹豫不决，未置可否。

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还都令”，宣布于5月5日“凯旋南京”。傅斯年得此消息，不再犹豫，立即指示董作宾组织人员尽速装箱搬运，同时派员到重庆与民生公司商谈，请对方派专轮运送史语所人员物资。董接到指令后，立即行动，除委派本所助理员李孝定等人火速赴重庆商谈租船之事，又从李庄镇找来大批强壮青年，由板栗坳住地向李庄镇张家祠运送甲骨、书籍、青铜器等珍贵物品。史语所物品繁多、贵重，经过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才把大部分藏品运往靠近长江码头的张家祠。一箱箱货物堆积在一起，如同小山一样庞大壮观。

李庄尽管偏僻闭塞，但就交通条件而言，与昆明相比，更适宜于外乡人回归疏散。如西南联大等在昆明的师生，要翻越许多座崇山峻岭方能回归到平坦的长江以北地区。而身处李庄的“下江人”可直接从家门口码头乘船，沿长江这条天赐的通衢大道，顺流而下，一路畅通无阻，直达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当然，这种便捷只限于平常岁月，在抗战胜利全国各界争相复员回归的节骨眼上，情形就大不相同。正如当时在重庆工作的费慰梅所言：“政府把所有的船只和飞机全部管制，为了避免混乱，每个部门和机构的搬迁依次序排了号码。当然，陪都的高级官员和战时暴发户利用来历不明的交通工具，提前到达东岸，而穷得要命的李庄战时难民，则没有这种机会。他们只有依靠政府送他们回去，而且只能在惊人的通货膨胀中慢慢等待。”梁思成在致费慰梅的信中则说：中国营造学社和中央博物院一起走，但这两个机构一起排在第四十七号，而据说：“排在第一号的是中央大学，还不知几时动身。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们以为很快可以把所有的破烂扔掉，坐飞机走，但一切我们知道还得用上好一段时间。”此前的流亡之路布满了艰辛与痛苦，想不到回归的路同样充满了焦虑与不安，此等情形，只能让这些以研究为业，无权无势的“下江人”仰天长叹了。

经过三天三夜剧烈颠簸摇晃，傅斯年乘坐的轮船总算熬到了李庄。客轮尚未靠岸，就远远望见一群男女混杂的青壮人员云集码头，正在向几艘轮船上搬运物品。凭直觉，傅斯年知道这是捷足先登的同济大学即将起程东下的召示。

下得船来，穿过李庄镇外的田野，又跨越五百多级台阶，大汗淋漓的傅斯年终于登上了史语所大本营——板栗坳。董作宾见傅氏到来，长吁了一口气，直言不讳地说道，史语所已是人心涣散，特别是家属们看到同济大学陆续东迁，已是人去庙空，整个李庄越来越沉寂难耐，于是焦躁不安，三天两头跑来询问复员归京之日。受其感染，青年们也坐不住了，议论纷纷，不知是谁打听的小道消息，说傅斯年可能要接替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以后再也不管史语所了，同仁们也开始惶恐不安，大有兔死孤悲，树倒猢狲散之感。青年学者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学生们，除了每日做着复员东归的白日梦，再也无心搞什么学问和研究了。若不赶紧想法加以安抚，一群男女老少闷在这个形同葫芦一样的山坳里，恐怕早晚要出事儿。傅斯年听罢，知道自抗战胜利后，自己连续在重庆——北平——昆明——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表面上搞得红红火火，且在媒体上出尽风头，不免有小道消息传播开来，直至弄得史语所同仁信以为真，且搅得人心惶惶。他苦笑着，嘴里说声“糟糕，这都是我的罪过”，心生一计，当场在董作宾的工作室找出一块白纸，泼墨挥毫，上书“传言孟真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几个大字，亲自挂在牌坊头大门的一边，以铭心志，也算是对史语所同仁一个无声的解释。

随后，傅斯年与董作宾商讨了复员的具体计划和处置措施。当晚，召开史语所同仁会议，傅除了当面表白自己不会抛下众人到南京做官，还明确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因难，最迟至10月，也就是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一定要像《圣经·旧约》中所说的摩西带大家走出埃及一样，回归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那历史上有名的六朝古都石头城——南京，让大家得到应有的快乐与幸福。

傅氏的一席话，令众人如同深夜中突然望到远处雾色朦胧中灿烂的灯火，愁云顿消，郁闷之心境豁然开朗。

一个星期后，傅斯年接到朱家骅发来的电报，令其速至南京出席国府紧急会议，傅不得不再一次离开李庄。没料想，这是他在李庄的最后日子，日后的岁月，李庄的山山水水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第十五章还都南京第二节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1946年10月5日，前往重庆接洽船只的人员已与民生轮船公司谈妥，史语所返京在即。身在北平的傅斯年电示董作宾：“公物即搬山下，弟已分电京渝接洽，船只恐必须在重庆换船，弟月中返京，盼十月中本所能迁移。前因停船及沿途困难未敢即动，今因江水将落势须速办。”董作宾接电后，迅速组织所内人员行动起来。

在这座山坳里一口气憋了六年，终于盼到了重返京都的一天，所内男女老少闻此消息皆精神振奋，情绪昂然，大有杜工部当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心情：“塞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众人于泪眼婆娑中收拾行李，打点包装，盘算着回到南京将怎样开始新的生活。

早在此前的几个月，史语所同仁就决定在这块哺育过自己的热土上，留下一个标志性纪念物。在董作宾具体策划指挥下，几十名当地土著和史语所几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将一块大石碑从山下运来，于板栗坳牌坊头最醒目的地方立起——这便是史语所在李庄这块庇护了“下江人”六年的文化圣地所留下的一件最为重要的历史见证。

纪念碑碑额为董作宾用甲骨文书丹“山高水长”四个大字，其意乃借用宋朝大文学家范仲淹名句。当年范在他那著名的《严先生祠堂记》结尾处，以饱满的激情与至诚颂扬他的老师：“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而如今，对滋养庇护了自己近六年的山川大地与乡邻百姓，史语所的学者们同样以这一动人的词句来表达内心的感念之情。碑额下是“留别李庄栗峰碑铭”几个大字，铭文由史语所才子陈槃撰，劳榦书。文曰：

李庄栗峰张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焕玉先生，以前清乾隆年间，自乡之宋嘴移居于此。起家耕读，致资称巨富，哲嗣能继，堂构辉光。

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迩来五年矣。海字沉沦，生民荼毒。同仁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宾至如归，从容安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诸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

今值国土重光，东返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用是询谋，成同醵金伐石，盖弇山有记，岘首留题，玉迹嘉言，昔闻好事。兹虽流寓胜缘，亦学府一时故实。不为刻传以宣昭雅谊，则后贤其何述？铭曰：

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岛蔚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傅斯年、李方桂、李济、凌纯声、董作宾、粱思永、岑仲勉、丁声树、郭宝钧、梁思成、陈槃、劳榦、芮逸夫、石璋如、全汉升、张政烺、董同龢、高去寻、夏鼐、傅乐焕、王崇武、杨时逢、李光涛、周法高、逯钦立、王叔岷、杨志玖、李孝定、何兹全、马学良、严耕望、黄彰健、石钟、张秉权、赵文涛、潘悫、王文林、胡占魁、李连春、萧伦徽、那廉君、李光宇、汪和宗、王志维、王宝先、魏善臣、徐德言、王守京、刘渊临、李临轩、于锦秀、罗筱蕖、李绪先同建。

有人说史语所于1940年10月迁来李庄，离开的时间是1946年10月，其间正好6年。因此，碑文中所言“五年”，实应为“六年”之误。其实若细考究起来，无误，此碑刻于1946年5月，书写碑文当更早些，这个时候离史语所同仁迁来的时间为五年半左右，或者还不到，因而刻写“五年”亦可说得过去。当然，若刻“迩来五年多矣”，就更准确了。此为小事一桩，顺便提及而已。

另一点需要提及的是，碑文落款名单中，有的人当时并不在李庄而在其他机构服务，如李方桂正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调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等。此碑镌刻之时，董作宾曾专门去函询问李方桂何去何从，是否有与史语所同仁一起复员回京的打算。1946年5月24日，李方桂回函董作宾说：“家母已八十，非飞机无法返平，而弟又必须陪走，故恐不能与所内同仁同行。经与萨总干事商议，已蒙允许，嘱弟函告吾兄，补一申请先行返都手续。”

就在李方桂准备陪母返北平的时候，在美国由耶鲁大学转入哈佛任教的赵元任曾动了携家回国，继续到史语所当他的语言组主任的念头。赵向学校当局递交辞职书时，校方不允，赵只好推荐李方桂接替他在哈佛的职位，以换取回国的机会。身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但仍兼史语所语言组代主任的李方桂，接到赵的信函，当即决定携家赴美。对于这个颇为匆忙的决定，李氏后来在他的访问录中透露：“（我）必须去哈佛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领薪水，因为我没有钱了。”说这话时，李方桂显得相当轻松、干脆和直白，似乎再也没有其他的理由，去美国就是为了一个“钱”字。

1946年夏，李方桂托人把老母送往北平，自己携家眷离开成都，转赴上海搭乘一架美国海军的军用飞机直飞檀香山，未久来到哈佛大学欲替换赵元任，但赵元任却由于其他原因未能成行。后来又因哈佛在人事安排方面发生变故，赵、李二人分别转入伯克莱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任教。李方桂此次美国之行，成为西去的黄鹤，一去不返，自此与史语所同仁隔海相望，莫之奈何，赵元任也暂时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当复员回京的中央大学学潮迭起，原校长辞职，国民政府欲请赵元任回国接替校长一职，赵在给朱家骅的回电中谢绝未就。当内战爆发，国共翻盘，江山易主之际，经中共统战人员秘密做的“政治思想工作”，赵、李二人再度动过回大陆的念头，但学校当局不愿放人，二人亦未再固执己见。自此，“赵元任的回国梦在伯克莱结束，而我的梦在西雅图化为泡影。事情的结局总是这样。”李方桂后来如是说。

李方桂飞抵美国弄钱去了，在李庄的学者们却还在为生计与复员还都之事大为犯愁。1946年8月9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致函傅斯年，表示自己患病非常严重，无法随史语所同事一道返京。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济南著名的耆绅张英麟。

自傅氏家族于晚清趋于破落后，傅乐焕的父亲携家离开聊城，来到济南投靠岳父张家谋生。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整个国家政局崩溃，张家也一步步走向没落。乐焕的父亲虽在先人的余荫下跻身于绅士阶层，然而随着家庭破败和生活的拮据，再也没有绅士风采与派头了。当时在济南的傅家可谓上有老下有小，不仅乐焕有胞弟乐忻、妹妹乐淑，另外还有孀居的婶娘与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当时的社会风俗和道德理念，那些所谓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肯把困难透露给外人，只有悄悄变卖家中的衣物维持生活，更不肯赧颜向亲友借贷求援。——这与半个世纪之后“文革”结束，特别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世人为“求生存、图发展”，皆如春天出洞之蛇鼠争相从亲友或国家银行想方设法赊金借银，且越多越荣耀光彩，而一旦折本便不想还贷，溜之乎也，让对方呼天抢地满地乱滚莫之奈何的道德观念与行事准则大不相同。像当时的傅乐焕家族，更多了一层顾虑，怕家人出面借贷，有失傅家和乐焕的外祖父张家家族的体面。在这种处境下，乐焕的父亲既不能仰事俯畜，尽当家人的责任，又无法周旋于亲朋好友之间以引桥补路渡过难关。在长期穷困潦倒而看不见点滴希望与光明的境况中，乐焕的父亲终于忍受不住物质与精神双重挤压与煎熬，对人生彻底绝望，遂于1929年年关即将到来时，在雪花飘零的夜晚，独自来到济南火车站旁一个小卖店，用兜里仅有的三元钱打了二两白酒，买了一袋平时最爱吃的盐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进肚中，而后借着酒劲，迎着刺骨的寒风和飞舞的雪花，踉踉跄跄爬上了碎石与木桩铺就的路基，卧轨自杀。噩耗传出，傅家老小悲恸不已。时年16岁、正在初中读书的傅乐焕，突遭如此惨痛打击，心情更感苦痛，待坚持读完初中，已无力继续升学。此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傅斯年闻讯，顾及同族亲情，于1930年把傅乐焕叫到北平，以勤工俭学的性质让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语所抄写员（南按：时傅尚未与俞大綵结婚）。与此同时，为了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和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乐焕主持把济南泺源门外好一点的住宅卖掉，全家迁居城里历山顶街南头大湾街一个小巷的贫民窟艰难度日。

身兼管家和抄写员的傅乐焕在北平的日子并不轻松，对于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学生而言，置身于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同事、朋友之间，就需头脑灵活，事事加倍小心谨慎，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否则饭碗不保，未来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设想。好在乐焕是个聪明伶俐又有志气的青年，除了把工作与人事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还挤时间刻苦自学，终于得到了傅斯年的赏识和信任。1932年寒假后，在傅斯年支持下，乐焕得以到北平私立立达学校高三年级就读，并于暑假前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其时，傅乐焕在济南时一个叫严薇青的初中同学也考入北大历史系，两个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平时傅乐焕还要经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务，以便取得经济上的资助。据严薇青回忆：“从一些生活细节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气可能不小。比如有一个初冬下午，我和乐焕约好，跟他到西铁匠营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乐焕原来的房间。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乐焕屋里头坐了一会儿，他带我去看傅的书斋兼客厅。那是三大间北房（乐焕住的就是最西头的一间耳房），房内虽是旧式的方砖铺地，没有地毯，但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写字台上也是一尘不染。书橱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而且是物理方面的。据乐焕介绍，傅斯年出国最初学的是物理。等我看过出屋的时候，乐焕小心翼翼地又仔细检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进屋的痕迹，而后才把门关好。傅斯年的卫生间在院内西南角上一座小屋里，也是抽水马桶。由于没有暖气没备，屋里生着炉子。在我用过并冲洗之后，乐焕又重新冲洗、检查一遍。从乐焕这些细心检查的活动来看，傅斯年对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过去为这些琐事发过脾气，所以乐焕才不厌其烦地一再查看。同时也说明过去乐焕住在他家，大概总是提心吊胆，看来这家主人并不是好伺候的。”严薇青还说：“有一次，一个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学来看我们，当我谈到想家、想济南时，他说：“你不过是想家，乐焕却是‘挂家’，挂着家里如何生活。”这一说法在严薇青看来“是十分中肯的”。1936年，傅乐焕于北大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工作。抗战爆发后，陪傅斯年的母亲先入安徽乡下避难，而后转长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亲没有逃出来，在暴跳如雷的同时，当场扇了两个侄子耳光事，其中一个就是傅乐焕（南按另一个是傅乐成，后去台湾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史语所迁昆明，乐焕随往，并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与逯钦立、杨志玖、张政烺、邓广铭等友善。后来杨志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曾对他的弟子们提及在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时的情景，说昔日众所推服的同窗中，傅乐焕不苟言笑，邓广铭（字恭三）颇恃才傲物，张政烺则书生气十足。为此，同学们则取笑说“乐焕不乐，恭三不恭，张政烺不懂政治。”每讲到这些在弟子们看来并“不太逗乐”的往事时，杨氏的脸上就会荡起孩子般的笑容，且还嘿嘿地笑出声来，眼睛也在镜片后眯成一条缝，似乎又回到了那难忘的读书时代。

当史语所迁李庄后，傅乐焕以副研究员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1942年发表了著名的《辽代四时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这篇文章的问世，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具有重大价值。由于这项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贡献，荣获中央研究院颁发的杨铨奖金。

傅乐焕在李庄时，他的老母仍在济南，妹妹傅乐淑则在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乐焕挣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寄往昆明与济南，以尽家中长子之责。时济南已沦陷，连寄款的线路都成了问题。据乐焕的同窗好友、时在济南一所中学高中部任教的严薇青说：“这时乐焕的母亲来找我，说是乐焕来信，让商量一个从后方寄钱来济南的办法。以后通过我父亲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亲戚，让乐焕设法把钱交给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数送钱给柳老亲戚家，柳老在济南接信后再如数把钱给我，我再转交乐焕家里。这个拨款的办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1944年秋，国民政府鉴于抗战胜利有望，为在日军投降前进入山东，掌控政局，乃任命曾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何思源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到敌后发展组织。何思源上任后，有一次与傅斯年在重庆见面，傅想起侄子傅乐焕一家在济南的穷苦，便托这位北大与柏林大　　学同窗、五四运动时代的好友，就近照顾一下傅乐焕的家人。何思源自是应承照办，遂经常派人探望一下，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又派人送傅家面粉两袋。后来感到傅乐焕家中日子过得实在艰难，何思源又以“主席私人所送”及“抗属某某之费”的名义，拨给傅乐焕家二十万元以示救济。消息传到李庄，傅乐焕深感不安，特于1945年3月27日致函傅斯年，说明情况并拟请何思源的堂弟何兹全代为转还这笔钱。

因李庄医疗条件缺乏，加之长期焚膏继晷攻读著述，傅乐焕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以致到了返京之日，由于病情极其严重而无法随返。唯恐耽误全所集体回迁，傅乐焕于1946年4月9日致函傅斯年，说明病况，并表示“侄如能走，自将随同东返，如事实上必不可能，止有暂留。如果暂留，拟请研究所改发半薪”。几个月后，傅乐焕的心脏病并未好转，当傅斯年最后一次回到李庄时，探视傅乐焕病情。望着侄子蓬头垢面，骨瘦如柴的病相，念其早年丧父，命运多蹇，流徙西南而只能翘首北望，家有老母却不能即行相见，不禁潸然泪下。确认在短时间内无法回京，万般无奈中，只好托李庄乡绅罗南陔在镇内找了个稍好一点的房子，为其日后养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转。

第十五章还都南京第三节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方桂飞赴美国弄钱，傅乐焕心怀巨大悲伤与无奈留在了李庄，其他史语所同仁却要携家带口踏上返京之途。与迁来时的景象有些不同的是，原来的光棍汉们大多已娶妻生子，并在李庄成家立业，栗峰碑铭中碑文下方署名的逯钦立、汪和宗、杨志玖、李光涛、王志维等五人，分别娶了李庄的姑娘而成了李庄的女婿，从另一个层面上，外来的“下江人”与李庄结下了割不断、理还乱，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此次众人离别，真可谓“最难将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迎娶李庄姑娘的五人中，逯钦立（字卓亭）、汪和宗、杨志玖均为山东人，与傅斯年同乡。逯于1910年出生于山东巨野大义集，介于今济宁与菏泽之间，此地古称巨野泽，《史记》所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麟，孔子见之，嗟号“吾道穷矣”，遂停止《春秋》写作。此大野即后来的巨野泽，亦逯钦立所出生的巨野县，今地处巨野城东七公里，仍有获麟古冢，或称获麟台、麒麟台，旧址遗存供人凭吊。

大野泽位于鲁西南地区，一望无际的沼泽湖泊与北部的郓城和号称八百里水泊的梁山连成一片，向东南更有浩如烟海的微山湖相通。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响马文化圈”，隋唐时代的程咬金、秦琼等造反闹事者，皆在此攻城略地，与官军周旋；唐末那位“屡举进士不第，以贩私盐为业。家富于财，善击剑骑射”，后来引军造反起事的黄巢就是该地曹州冤句（今荷泽西南部）人。而宋代号称及时雨的宋江率众弟兄扯旗造反，声势更是浩大得气壮山河，有“粱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出郓城”之称，郓城属古曹州，其大的范围就包括逯氏的家乡，其他的好汉或著名人物多出自曹州北部聊城所属的阳谷、东阿一带，如武松、西门庆、武大郎、潘金莲等，至于孟州道上卖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那家小饭馆，离这个圈子也不算远，否则武松不会自动送入孙二娘的怀抱而差点被剁成肉馅包了姑扎（饺子）。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逯钦立与同样出身梁山周边“响马文化圈”的傅斯年有着天然的、非同寻常的关系。

当然，鲁西南这块地盘儿，不只是产生隋唐时代的程咬金之类响马和后来的梁山好汉与晚清的大刀会、义和拳（南按：义和拳的演化始自1897年曹州大刀会杀德国教士引发）等草莽英雄。同时它又是孔孟的故乡，儒家文化产生行盛之地。是强盗侠义文化与儒家文化杂糅并存，既张扬又保守，能忠义隐忍又敢于行侠仗义、痛快造反的人物铸造地。傅、逯二人自小就受这种杂交文化，如坊间流传的多是些黄巢、程咬金、宋江、李逵、武松等侠义造反与西门大官人与小潘、瓶儿、春梅如何淫乱，以及联手盗财私奔又被官府“一条索子拴了”的郑来旺、孙雪娥等等类似谍案故事的浸湮。同时在学堂与家中又深受孔孟思想之教化与熏陶，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篇》）“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文武兼备的思想与浩然之志。就性格而言，傅的血液里流淌的侠义、张扬、蛮霸的文化因子较多，逯钦立则多了一些儒家文化精神中的谦逊、温雅、“悠悠乎，文哉”的气度和风范。这种不同，除了地理文化上的差异，与各自的门风家世有重大关系。

逯钦立家族在鲁西南算得上是家业丰盛的大户，祖上虽没有出什么高官显宦，但资财的宏富却闻名乡里。逯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名的私塾先生，饱读经书，信奉儒家学说，家教甚严。受其熏陶，逯自幼勤奋好学，尤对旧诗文、策论等用功最勤，10岁开始与当地秀才、举人对诗作赋，往往引得众座击掌称奇，在当地具有“神童”之誉。

1935年，逯钦立由著名的山东省立荷泽六中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在鲁西南“获麟之地”的乡亲们看来，是逯家祖坟冒了青烟。当时京师大学堂的余韵还在民间残存，仍把北大当做培养翰林与官僚的场所。一个“神童”登堂入室，自是前途无量，套用山东话说，日后升官发财、治国平天下是手到擒来把攥的事儿。有点出乎众乡亲意料的是，逯氏一生未能坐上高官显宦那宽大厚重的太师椅，而是坐了几十年冷板凳，成了一位命运多舛的大学者。

逯进北大不久，即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开始以“祝本”笔名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才子名声随之传遍校园。翌年，逯转入中文系就读并出任《北大周刊》主编，以本名和笔名胡蛮（human）等发表杂文和小说，宣传抗战。同时，在夜校教工人识字读书。1937年抗战爆发后，逯氏随校迁长沙，旋又随曾昭抡、闻一多、袁复礼等教授步行三千多里抵达昆明，继之赴蒙自，在西南联大继续就学。1939年毕业后，考入傅斯年为代理所长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罗庸（字膺中）、杨振声二导师攻读硕士研究生，自此开始了几十年寻寻觅觅，专题研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及同时期文学史的学术历程。

据逯钦立的同学周法高回忆：“逯的导师罗庸是北京大学出身，学问、人品非常令人敬佩，对于三礼和宋元理学都有研究，学问非常广博，尤长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不多，对于儒家的学说颇能身体力行。记得1940年他所居的地方失火，一时烈焰冲天，蒋梦麟校长曾经当场拍照证明曾经有某机关存贮了大量的汽油而引起火警的。罗先生遇到这种不幸的事，仍能苦撑下去，弦歌之声不绝，可以想到他的修养了。”又说：“西南联大中文系里，北大和清华的老师和学生在初期相处得并不太融洽，小的摩擦总是难免的。记得1940年秋季闻一多先生本来是开《楚辞》的，这一年要开唐诗。而唐诗本来是罗庸先生开的，于是罗庸先生就说：那么我就开《楚辞》好了。由此也可看出罗庸的博学。”

周法高所言不虚，当罗庸接手《楚辞》课业后，所显示的博学与研究功力深受同行赞誉，而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不下于杜诗。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有罗常培和罗庸两位罗姓教授，师生们称为“大罗先生”与“小罗先生”。因为二人非但年龄稍有大小，身材也略显出高矮。两位罗先生都京音纯正，善于讲课但风格不同，大罗先生又被尊称为“罗长官”，盖因一度执掌联大中文系之故。罗常培讲课条理明晰，论述晓畅，把音韵学中一些晦涩模糊的问题，用现代语音观点予以剖析，使人有涣然冰释之感。小罗先生声音洪亮，节奏分明，跌荡起伏，收纵自如，有“罗叫天”之美誉（比况京剧泰斗“小叫天”谭鑫培），很令联大师生敬佩。有一天晚上，罗要讲《楚辞》中的《九歌》，海报一出，连住在昆明城东的联大工学院的同学都纷纷跑到城西的联大听讲。一间差不多可容百人的教室，坐满了听众，窗外还站着一群外校学生。罗一气讲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夜深才结束，中途很少有人退场。据早些时候听过罗庸杜诗课的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回忆，罗讲杜诗的情景要比讲《楚辞》还要引人入胜，其感情的投入和声情并茂的演讲，令人陶醉，浮想联翩。赵说：“罗先生是《孟子》和杜诗专家，有精湛的研究。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那天，我去听课，他正好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教室里坐满了人，多数是中文系同学，我与外文系几个同学坐在最后边。罗先生一开始就读原诗：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先生来回走着放声念，好听得很……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做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罗先生也把杜甫这首诗跟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精彩多了，因为杜甫思想境界高，忧国忧民之心炽热，看得远，想得深。罗先生接着问，诗的广度和深度从何而来？又说到诗人的使命等。他说从杜甫这首诗里已清楚看到唐王朝所谓‘开元盛世’中埋伏着的种种危机，大树梢头已感到强劲的风声。此诗作于七五二年，再过三年，七五五年（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唐帝国就支离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诗是最好的见证。罗先生立即吟诵：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吟完了，罗先生说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到南岳山中……先生低声叹息，课堂鸦雀无声，窗外刮着阵阵秋风……”

1944年秋，罗常培赴美讲学，联大中文系主任由罗庸代理，直至西南联大解散北返。按常规，北大复校后，罗庸本人应随校迁平，继续当他的北大教授或代理个系主任什么的。但蹊跷的是他没有随大队人马回平，而是悄然留在由联大师范学院改制的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对于这一打破常规的抉择究其原因若何？罗氏本人没有公开披露，外界人士包括联大中文系学生也多有不知，公开出版的联大校史等书籍与纪念文章，在提到这一令人疑惑的转折点时，也只是一笔带过。或许罗庸留昆的隐秘尚没有揭开，或许本属正常——但从两年之后即离开的事实推断，恐怕又非其本意。最有可能的一个解释是，罗与抗战后出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不甚合拍，此点从上述傅斯年于1945年10月17日写给尚在美国的胡适信函中可以窥出一点蛛丝马迹：“二罗皆愈来愈糟……此系绝对有办法，但主任无人。”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载，联大中文系教职编制如下：

教授十人：罗常培、罗庸、杨振声、唐兰（以上属北大），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以上属清华），游国恩（由联大直聘）。

副教授二人，陈梦家、许维遹（皆属清华）。

另有陈寅恪（清华，与历史系合聘）、魏建功（北大）已先后离校，未计在内。

以此推断，傅斯年信中所说的“二罗”应是罗常培、罗庸。当时罗常培尚在美国讲学未归，而就昆明的罗庸而言，属于沉默寡言的一类，为人处世保持低调、谨慎，很少显山露水，性格沉稳坚毅，但绝不像刘文典那样张牙舞爪地容易遭人嫉妒忌恨（南按：刘氏除了被闻一多一个点射踢出门外，后来在评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时又被傅斯年借机敲了一棒，自此倒地不起。见后文）。

如前所述，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为北大办文科研究所事向远在美国的胡适禀报，内中有“汤公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大卖力气，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公超、膺中皆热心，只有从吾胡闹”。信中说的莘田是指罗常培，膺中自是罗庸。想不到几年之后，在傅斯年眼里“二罗”竟成为“越来越糟”的人物了。这一变化，除了抗战后期各自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变化，连带地在处世态度与性格脾气上使二人不能行合拍外，很难从其他方面找出更坚硬的理由。罗庸既然在联大后期能代理系主任，返回北平后，在罗常培尚未回国的情况下，主持北大中文系事宜亦在情理之中。但掌握予夺大权的傅斯年显然没有这样考虑，而在他心目中一个“越来越糟”的人，也不可能委以重任，甚至当个教授都很勉强。当然，罗庸对傅斯年其人也未必服膺，或许还有些反感和轻视。正是缘于这样一种表面上平静，暗中却急流涌动的纠葛，自尊心颇强且有点倔犟的罗庸就此远离了北大，北大失去了罗庸。

1949年，罗庸离开昆师赴重庆，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于重庆北陪，终年51岁。一生著有《中国文学史导论》《陶诗编年》《陈子昂年谱》《魏晋思想史稿》等多种，其中在昆明期间阐发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讲演稿十篇汇集而成的《鸭池十讲》，深受读者熟悉和推崇，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罗庸研究生的逯钦立，原居住昆明靛花巷史语所租赁的楼上，后躲避日机轰炸随北大文科研究所搬到昆明北郊龙泉镇龙头村宝台山弥勒殿。1940年，逯钦立研究生毕业，为驻所研究助教。同年9月，因课题研究需要遂申请就读史语所，旋赴南溪李庄在傅斯年指导下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942年以学术研究成果《诗记补正》十六册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获教育部核发硕士学位，同时转任史语所助理研究员，为当时史语所文学组唯一一位驻所专任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据逯的同届同学周法高回忆说：“逯在史语所期间，曾在该所集刊发表了一篇《古诗纪补正叙例》。明代冯惟讷的《古诗纪》，搜罗唐以前的古诗，相当完备，（近人）丁福保的《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书，就是根据《古诗纪》加以补充的。逯钦立找出很多丁书的疏漏错误的地方，而把其中比较显著的若干例子放在这篇文章中，所以写得非常精彩。”周氏所说的这篇文章，只是逯钦立对这一专题研究生涯中的牛刀小试，但只这一试就足见其用功之勤，考据之精深。如汉诗乐府古辞《孤儿行》有诗云：

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

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

腊月未归，不敢自言苦。

头多虮虱，面目多尘。

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

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

逯氏在《叙例》中，将此诗归入“依韵校勘例”，并说：“字讹失韵，由辞例推知当为某字者。”由此校正：“诗中大兄之大，为土之讹字，当属上句，作面目多尘土。土与前后韵贾、鲁、马、雨皆协。今土讹大，则断尘为句，失其韵。又土讹大，连下读为大兄，后人遂不得不于嫂字上亦添大字，使篇中兄嫂辞例亦乱。应添土字，去两大字。”　　这一考证可谓精明确切，足可匡正旧日传写之误。胡适尝谓：“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此喻未免过重，但由此可见逯氏的国学功底及“详搜、精校之功”是何等了得。

以后的岁月，逯钦立开始致力于《陶渊明集》与洋洋一百三十五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考订、校补、编纂工作。正当逯氏于青灯黄卷中意气风发地沿着这条通往名山大业的崎岖小路奋力攀登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李庄一位美丽的“窈窕淑女”罗筱蕖不期而遇了。

罗筱蕖，名荷芬，字筱蕖，别名藕曼（oman），因在家中排行第九，故当地人又称罗九妹。其父为李庄党部书记、川南知名学者、别号“小孟尝”，又称“植兰书屋”主人，曾与民国初年驻军南溪的滇军名将朱德结金兰之好（罗氏长朱德一岁）且有姻亲的罗南陔，也就是当年积极主张同济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各机构迁往李庄，并亲自起草“同济迁川，李庄欢迎”的那位著名乡绅。梁思永一家由滇入川后一度在他的家中——著名的李庄羊街8号“植兰书屋”居住。

罗筱蕖高中毕业后赴成都华中专科学校就读，一年后返回李庄到板栗坳栗峰小学任教。时为1942年夏间事，罗九妹20岁。

栗峰小学原是李庄板栗坳张氏家族的一所私立小学，受南溪县教育局领导，以板栗坳乡绅张九一，号称张九爷为校长。小学校址设在柴门口张九一家的大房子里，有教师4人，分别是罗筱蕖、张素萱、张增基、黄婉秋，学生60多人。当地学生有张锦云（南按：后嫁史语所人员杨志玖）、张彦云（南按：后嫁史语所人员王志维）、张彦霞等。罗筱蕖来校后，不久即升任教务主任。当史语所迁往板栗坳后，因离李庄镇较远，上山下山来往不便，研究人员的子弟大都入该小学就读。其中有傅斯年之子傅仁轨；董作宾之子董敏、董兴；李方桂之子李文茂、女儿李文俊；芮逸夫之子芮达生、芮蓉生；梁思永女儿梁柏有；劳榦之子劳延煊；向达之子向燕生、向宇生等近20名孩子，年龄在5岁到12岁。原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的向达，受李济之邀，自西南联大借调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组织西北科考察团，先后两次进西北边地考察，时在李庄的夏鼐等人参加。向达来李庄后，眷属长时间住在板栗坳，两个孩子就此进入栗峰小学就读。

本来栗峰小学教室就有些拥挤，突然加上史语所子弟，更显拥挤不堪。加之当时经费不足，学校越办越差，出现了许多史语所子弟逃学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傅斯年与同仁商量要自己办一所学校，名称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子弟小学”，专门招收史语所同仁的小孩来校就读。校址设在牌坊头董作宾、吴定良住处附近的戏楼院，校舍采光较优。此前由于各位家长到栗峰小学接送孩子的关系，与教师们渐渐熟悉起来。经傅斯年与张九一协商，决定聘请罗筱蕖、张素萱两位女教师来史语所子弟小学任教，由罗九妹负责教务和校务管理。兼课任教的还有史语所同仁和家属，如劳榦教国文，石璋如教地理，芮逸夫教历史，董作宾教书法。另有董作宾夫人熊海萍、董同龢夫人王守京、何兹全夫人郭良玉、马学良夫人何蕊芬、萧纶徽夫人肖玉、李方桂夫人徐樱等皆在学校兼课。据罗筱蕖说，当年傅斯年亲自找她谈话，说：“孩子们没有学上，家里的大人都头痛，我不愿意看着他们乱窜，就专门办了这个小型学校。不过这学校要是没有你的维持也办不下去，你就给管一下吧。”于是，罗筱蕖与张素萱便由栗峰小学转到史语所子弟学校。——此时的罗、张两位年轻教师没有意识到，在不经意间，开启了一扇新的命运之门。

许多年后，罗筱蕖在东北师范大学校园内她那所不大的公寓中回忆道：“当时各位兼课的夫人家务繁重，又要照顾小孩，一般是有课就到，下课即走，许多事都是我来管，太太们临时有事也请我代课。尽管学校规模小，但较正规，课程也全，五、六年级还开设英语课，很有特色，家长们比较满意。我和张素萱是年轻姑娘，学生们很喜欢我俩，每当太阳好的时候，在头两节课间，我常集合学生带着他们在板栗坳跑上几圈，除了喊一、二、三、四的口号，还高唱《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在寂静的山坳里，深深的庭院中，那些埋头钻研学问的先生们，被孩子们阵阵喊声和美丽的歌声所吸引和振奋，会情不自禁地站起身，一边伸着懒腰一边探头向窗外瞧瞧，这样我在他们面前也就更显眼了。”

在谈到与逯钦立相识相交直至恋爱的经历时，罗筱蕖对青春岁月中发生的一切仍记忆犹新，恍然如昨。她说：“史语所光棍汉逯钦立在吃过饭之后，常到我们学校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陶渊明诗，还画一些古代诗人的像，如屈原、陶渊明，还有一些跃虎、奔马等动物，逯在这方面颇有才气，在黑板上一挥而就，孩子们见了很喜欢，他画得也就越起劲。开始我不懂他这样卖力的表现是咋回事，认为在板栗坳这个村寨里，一个光棍汉太郁闷、太无聊了，随便到这里放放风，透透空气，跟孩子们胡乱玩玩罢了。于是我有时候也在教室看他在黑板上写诗作画，有时也跟他聊几句诗什么的，这样他就更来劲了，开始画我本人以及我魂思梦绕已故生母的画像（按照片画），画得栩栩如生，我很感动，心生爱慕之情。逯君画过之后，又跟我聊一些他研究陶渊明诗的心得。记得有一次他谈到陶渊明那篇著名的文学作品，在黑板上写下了陶记中这样一小段文字：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

逯君告诉我说：“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版本及选本都将‘芳华’作‘芳草’，唯南宋有两个本子（南按：曾集本《陶集》与苏写本《陶渊明集》）作‘芳华’。逯君认为应作‘芳华’而不是所谓的‘芳草’。其理由是，首先，这一段文字所描写的是一幅十分完美鲜红耀目的桃花林景象，中间不容夹杂绿草，破坏意境的纯美。这是重要的一点。其次，陶诗中多以‘华’作‘花’的诗句，如《荣木》诗云；‘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等。这里的‘华’可作‘花’解，二字通用。《诗经·桃夭》中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早已开其先例。况且以‘鲜美’形容桃花，正切合其鲜艳美丽的形象特征。如果把它形容成绿草，就觉得不伦不类，很不切合。因而应作‘芳华’解。”

罗筱蕖接着说：“听了逯君的解释，当时感觉很合乎情理，也觉得这个人的学问了不起，就有些佩服他。以后就经常在业余时间借学生们的掩护，在教室听他讲陶渊明诗。想不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时间一久，逯君的一举一动和所思所想，都叫他的同事给看破了。于是，没有风，浪却起来了。这风浪一起，我才明白，原来逯君不是在无目的地写诗作画，而是项庄舞剑啊！尽管当时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又觉得这个人挺老实，人也不错，又特别有才华，就继续交往。后来闽东才女游寿到了板栗坳，与我和逯君的关系都很好，便主动出面牵线撮合，这样事情就挑明了。过节的时候，一般学生家长要请我到家中做客，也就是吃一顿饭。我第一次去的是傅斯年先生家。当第二次被邀请去的时候，同桌的有李方桂太太徐樱，还有逯钦立，如此一来事情就更进一步了。以后傅先生夫妇去重庆，回来时买了四件丝绸衣料相赠给我与逯君。当时我们都很感动，这个时侯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婚姻问题已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只差媒人正式向我家中说合了。不久之后，傅斯年在李庄镇与家父一起开会的时候，就顺便提出了这个事。”

傅斯年出面提亲，罗南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尽管罗是当地见过世面的开明绅士，与史语所的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几位重量级人物建立了友谊，面对女儿的终身大事，还是不免有些犹豫。据罗南陔之子、罗筱蕖之弟罗萼芬后来说：“当时中央研究院迁来李庄，有很多男光棍，眼看年龄越来越大，个人婚事成了难题，但李庄的姑娘不愿意嫁给他们。原因是他们都是‘下江人’，家在外地，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摸不清他们的底细，怕上当受骗。所以他们的人来了三四年，只有史语所的事务员汪和宗与李庄的姑娘王友兰结了婚，其他人都不得干。我父亲是很开明的人，觉得既然女儿自己耍的朋友，就要尊重她的选择。何况罗九妹当时已经是史语所聘用的人了，在本所耍朋友也合情合理。但父亲对逯钦立其人不熟悉，从九妹这一方面考虑，就决定搞个火力侦察。他作为长辈不好出面，就请了我的堂兄罗伯希向傅斯年详细打听逯的事，后来说没得问题，这门婚事就成了。”

罗萼芬所说的罗伯希，就是当年在南溪县城洒馆里与宜宾纸厂厂长钱子宁手下相遇的那位李庄乡绅，正是在他的热情周旋下，同济大学的王葆仁与史语所的芮逸夫等才来到李庄考察，最终促成了同大与史语所等机构迁来此地的因缘。也正由于这层关系，罗伯希与傅斯年等人成了朋友。当罗伯希受叔父罗南陔委托后，便致函傅斯年询问详情。

由于傅斯年自己最初那段婚姻的痛苦经验，他总感到夫妻之间如果文化程度与背景差异太大，绝不会有幸福可言，其结果必是悲剧，因而一直不赞成自己的弟子在避居之地与当地姑娘谈情说爱。但史语所从长沙到昆明，再到李庄，一晃五六年过去了，弟子们也一个个由二十多岁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变成了身染暮气的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自然规律又是难以抗拒的。况且战争也不知何时结束，还都南京之日更是不可预料，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光棍汉于这个偏僻的山坳里，大眼瞪小眼地干熬下去。自史语所的事务员汪和宗于1942年底和李庄姑娘王友兰恋爱结婚之后，这帮光棍汉们渐跃跃欲试，此事变得复杂起来。按傅当时的想法，处于这种乱世中的恋爱婚姻，既不能压制也不便提倡，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既然逯、罗二人有意成就百年之好，自己当然也不便棒打鸳鸯，所谓在家乡时母亲经常教自己的那句“能拆三座庙，不拆一门亲”是也。于是，傅在史语所同仁家属，以及逯钦立身边的几个好友，特别是山东同乡们的说合下，决定亲自出面促成这桩婚事，于是便有了向罗南陔为逯钦立提亲的举动。如今见罗伯希欲询详情，知道事情有望，心中大喜，便于1944年初春，专门书写一函派人奉送罗伯希，对逯的身份和现状作了介绍：

助理研究员之资格，依史语所规定，等于大学之专任讲师。然中央研究院之标准，远比各大学平均之程度为高，此时敝所助理研究员就业大学者，至少为副教授。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人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也。若在战争结束后，固不宜如此，唯值此遽变之世，一切未可测耳。

古人尝言，媒妁之言不可信，此次傅斯年说的可谓是大实话。他把研究人员与古代的押差、看守的皂隶作比，虽是暗含自嘲性质，但就当时史语所同仁的生活和经济状况而言，确也是如此。“家有黄金，邻居家有等盘”，这是傅氏家乡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其意是你自我吹嘘得再好再高，谓家藏黄金万两，邻居们或者说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透明，甚至有点孙悟空火眼金睛的能力，谎言一拆即穿，或曰不拆自破。傅斯年在这个关键时刻就逯的身份特别是生活窘迫之状如实招来，想来也是万不得已，除了略带诙谐地自谦自嘲，更多的当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与心酸。但当论及弟子的学问时，傅氏就明显地神采飞扬起来，似乎重新找回了战前叱咤风云的感觉。他颇为自信地在信中说道：

彼于八代文字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诗》百卷，用力之勤，考订之密，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

罗家不愧是当地的豪门大户，对待关乎儿女未来命运与前程的婚姻大事，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这个时候的逯钦立34岁，罗筱蕖22岁，罗家怕身为“下江人”的逯氏在山东老家已有配偶，在这个山坳里因耐不住寂寞，以久旱盼云露之心态，不顾道德法律之准则，瞒着众人在外面招蜂引蝶，拈花惹草，或干脆来一个瞒着家人纳妾娶小之行动，以图当时之快活。倘果真如此，罗筱蕖日后的人生命运将是如何，罗氏家族又情何以堪？于是，罗家再度就这一问题提出疑问，向傅斯年讨个说法。傅受人之托，当然也不敢马虎大意，在作了一番明察暗访后，于1944年2月21日，再次致信罗伯希言明内情。信曰：

伯希先生左右：

惠书敬悉，此点正为弟所注意而不敢苟者，故前信发出之前，已经查照，逯君并未婚娶。先是逯友人托弟写信，弟即对之云，此点最重要，须证明。其同事友人遂共来一信，证明其事，故弟乃敢着笔也。彼时又查其入此填表及在北大填表，均未婚娶。当时办法，家人多一口即多一口之米，故未有有家室而不填者。逯君平日笃实，不闻其说不实之话，故几经调（查）而后以前书相尘也。先是彼在昆明时其父曾来信嘱其在外完婚，事隔三年，又经迁动，原书不存。彼最近又向其家说明一切，当有回信，唯彼家在沦陷区，信每不达，回信当在半年以上耳。谨此奉覆！余另，专颂著安！

傅斯年谨启二月二十一日在信的后面，还附有史语所几位研究人员的“保证书”，签名者大多是逯的山东同乡或好友，有张政烺、傅乐焕、王明、劳榦、王叔岷、那廉君等六君子，以证逯氏“年逾三十，尚无家室，以上所具，确系实情”。

可以想象的是，当这几位山东同乡和好友们在撰写“保证书”的时候，一定同逯钦立一样心中美滋滋的，可能还要偷着乐上一阵子。此为史语所青年人中难得的一件雅事，尤其是在战火流离之下更显难得，作为相逢于祖国西南这个山坳里的山东同乡，又何乐而不好好地为之坐实，以成其美呢？

得到如此确凿无疑的答复，罗家知道逯氏并不是招摇撞骗或者古代戏曲中的陈世美之流，才算一块石头落地，正式宣布答应对方的求婚，并着手筹备婚事。据说，在史语所一帮山东老乡的指点下，逯钦立首次拜见岳丈，竟提着十盒里里外外完全一样的糕点，老岳丈不解其意，以为逯氏读书读傻了，一根筋到底，不知道变换花样。逯氏早有所料，慨然释解道：“按山东规矩，这十盒同样的点心代表‘十中（始终）如一’。”老岳丈与罗家人听罢，自是心领神会，于哈哈大笑中彻底化解了对“下江人”的疑虑，各方皆大欢喜。1944年5月27日，逯钦立与罗家九妹筱蕖在李庄羊街8号“植兰书屋”举行了场面浩大的婚礼，才子佳人终成眷属。

第十五章还都南京第四节冲出夔门

由于罗家在李庄的显赫门庭与庞大的人脉背景，逯、罗夫妇的婚事在当地轰动一时，备受瞩目。当初逯钦立在史语所子弟学校教室吟诗作画与“项庄舞剑”之时，罗筱蕖猛然感到“无风起了浪”。而随着他们婚事的举行，整个板栗坳更是冰解潮涌，风生水起，许多蛰伏在青灯黄卷下的光棍汉们，开始心旌摇动，想入非非，时刻准备兴风作浪，于爱情的汪洋大海奋力搏击。李庄的姑娘们也从逯、罗的婚姻中受到启发，大胆敞开心扉，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在她们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浪潮，将史语所剩余的光棍汉兼才子们一举揽于怀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史语所的李光涛与罗筱蕖的表妹张素萱；王志维、杨志玖与李庄姑娘张彦云、张锦云，由悄悄的地下恋爱演变成了地上公开的结婚事实。

对于这段浪漫生活，当初由南开大学进入史语所跟随傅斯年读书，抗战胜利后又返回南开大学任教的杨志玖曾有过一段回忆“1946年6月，我经所内同乡汪和宗先生介绍，要和房东（史语所的房东）小姐结婚。我写信告诉傅先生。先生来信不赞成这桩婚事。他说，那和某同事不同，不应忙着结婚，而且‘今后天下将大乱，日子更难过也’。他劝我退婚或订婚而暂不结婚。我已答应同仁家结婚，如反悔，道义上过不去，未听从先生的规劝。我结婚后，先生来信祝贺说，南宋时北方将士与江南妇女结婚者甚多，不知是否有委婉讽喻之意。在我结婚之前，已有两位山东同事与当地人结婚。先生对此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

对于傅斯年的弦外之音，书呆子气十足的杨志玖直到晚年还一直认为傅“有山东人倔犟、豪爽的性格，但他不以山东人自居”。此言真可谓大谬矣。明眼人一看傅氏所说的“你们山东人”如何如何，当是自嘲与戏谑之语。纵观傅斯年一生，他从来没有摆脱山东乃至北方这一地域观念为人处世，当然他只是站在这个精神地域之上放眼中国乃至世界，并不是用狭隘的地域观来思考和应付人事，此点从他后来主张迁都北平与在全国几个重点地区办校的文章与书信中即可见出。与杨志玖的理解恰恰相反的是，傅斯年作为一个山东人，眼睁睁地看着李庄共有五位姑娘嫁人史语所人员，而山东人已超越了半壁江山独占其三，如此“功绩”，让他这位当所长的山东老乡情何以堪？如果山东人在中央研究院学术论文评奖中，获奖作品独占史语所五分之三，倒是傅斯年的一种荣耀和自豪。若说在当地搜罗良家百姓的花姑娘，而被山东响马与梁山好汉们一举夺了头魁，实在不是一件值得炫耀之事——史语所毕竟是以研究历史和语言这一学术为己任，并不是婚姻爱情介绍所。由此，向以山东人或水泊梁山好汉自居的傅斯年，用自嘲和戏谑性的语调，向跟随他的列位兄弟们说出：“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恰恰表明傅对这样的事情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并且在关键时刻还须像梁山头领宋江一样亲自出马，向强悍风流的扈三娘主动示好，以为矮脚虎王英之辈成其好事的复杂矛盾心境。

戏谑过罢，傅斯年对杨志玖在婚姻问题上的建议，还出于其他方面更深层次的考虑，可惜此意在若干年后才被对方顿悟。杨志玖后来曾心怀遗憾地说：“这年的下半年，南开大学要在天津上课，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写信要我回校任课。我以本系借调，理应回去，写信告傅先生说明。哪想到这一下使他很恼火，他没给我回信，却令史语所停止给我补助。我因为不愿违背当日诺言，不愿让冯先生失望（冯对我也很好），也就顾不得傅先生的警告了。事后我才明白，傅先生把我借调到他那里去，本有意把我留在史语所不回南开，借调本是个名义，好比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还听郑天挺先生说，傅先生本想送我到美国去，因我结婚而罢。怪不得傅先生给我信，劝我退婚或推迟婚期，可能与此有关。我从此再也没见到傅先生了。”——正是这一决定人生命运的“轻率”抉择，令后半生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并不得意的杨志玖思之怅然，悔之晚矣。

1946年10月中下旬，民生公司的几艘长远号货轮停靠在李庄码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开始搬运货物，日夜兼程，紧张而忙碌地装船。此时，整个李庄镇长江沿岸已是人山人海，李庄乡民几乎倾巢出动，为相处了六年的学者与家属们送行。招呼声、问候声、互道珍重声伴随着嘤嘤哭泣声、低沉的呜咽声，此起彼伏。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在波滚浪涌，人声鼎沸中，随着一根又一根粗壮的缆绳缓缓解开，所有人的心“咚”地一沉，如同撕裂般滚过一阵剧痛。悠长而令人心焦的汽笛缓缓响起，长远轮回身转首，披波斩浪向江心驶去。

码头上，万千只挥动的手臂渐渐变得模糊，耸立在岸边的魁星阁翘起的高高的飞檐尖角，渐渐被淹没在青山翠竹遮蔽的绿色里。渐行渐远的长远轮拉响了最后一声告别汽笛，突然加大马力，抖动着庞大的躯体顺滚滚江水急速而下。

浩瀚的江面上，几艘长远轮前后一字排开，乘风破浪，顺流而东。当轮船转过几座山头，李庄远离了视野，船上的人员才渐渐摆脱了离别的忧伤，精神变得活跃起来。许多年后，据同船而行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回忆：“众人顾不得秋风萧飒的寒冷，一个个爬出船舱，伫立甲板，尽览长江胜景。尤其三峡的雄伟天险，令人叹为观止。记得夜泊巫山的那晚，县城在半山腰，下瞰滟滪滩，眺望白帝城，惜别之情油然而升。第二天一早驶进夔门，两岸峭壁耸天，江心险滩处处，暗礁无数。有一艘运军粮的帆船，从下游逆水而上，大概无法避开我们那艘小轮的航道，急得向驾驶台放了一枪，山鸣谷应，全轮震惊，人心惶惶。然而领船的那位师傅，不慌不忙，从容镇定，用手势和手指，指示航道，终使两船均能安然无恙地脱离险境。”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顺长江，出三峡，回故土，抵东海，不只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和流亡漂泊者的梦想，它同样是一个民族精神追求与图腾的感召。四年前，当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面对“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的残酷场景，躲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撰写他的大著《西潮》时，曾有过这样的预言：“中国所走的路途相当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她前进的方向始终未变，正像向东奔流的长江，虽然中途迂回曲折，但是终于经历两千多里流入黄海。它日以继夜，经年累月地向东奔流，在未来的无穷岁月中也将同样地奔腾前进。不屈不挠的长江就是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象征。”

遥想抗战初期，平津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宜昌沦陷，国军节节溃退，日军步步进逼。扬子江一线炮火连连，血水涌动，人头滚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三峡作为一道天然屏障保住了中国最后一点血脉和反攻的力量。当然，三峡的意义不只是自然地理和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种标志。中国所走的路途之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前进的毅力与方向始终未变，不屈不挠，日夜不停地奔腾前进。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之时，冯玉祥将军于三峡险峻的夔门之上，奋笔题词“冲出夔门”四个大字以铭心志。由此，整个抗战八年，夔门成了中华民族抵挡外掳、誓不屈服的旗帜与坚毅的象征。置于绝地而后生的中华民族最终冲出了夔门，收复失地——那满载文化精英与大批国之重器，披波斩浪、飞流直下的航船就是明证。

第十五章还都南京第五节 81名院士出笼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大队人马自李庄迁回南京，傅斯年满怀兴奋与欢喜，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为把宴会办得红火热闹，也为了让流离失所九年的故朋新友有个欢聚一堂的高兴、倾诉机会，特地邀请胡适自北平来京参加这场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盛宴，胡氏欣然前往。

参加宴会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许多年后还记得胡适初到的场景，只见这位光芒四射的士林盟主步入大厅，与众人一一握手致意，对于新进后辈，似乎特别客气。对一些家属小孩也是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傅斯年在一旁亦庄亦谐地称胡为史语所的“姑妈，娘家的人”。一会儿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呼道：“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此话引得大家一阵哄笑。大厅内主客欢喜，如沐春风中。

席间，最令人难忘的是傅斯年在演说中对史语所历次搬迁的追忆，当讲到抗战八年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时，傅氏动了感情，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受其情绪感染而热泪盈眶。最后，傅斯年端起酒杯，打起精神，满怀激情与信心地说了一些“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等充溢着温情与期待的话，众人的情绪渐渐由悲壮转为喜悦。这个时候，没有人想到仅仅是两年之后，史语所人员又仓皇辞庙，再度踏上了流亡之路。自1946年6月起，美国武装部队动用军舰、飞机协助，把150万国民党正规军调集到长江以北地区，其中有54万精锐为美国动用海空力量直接运送。蒋介石认为一举歼灭共军的时机已到，于6月22日，密令刘峙指挥部署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向各预定进攻地点集结。26日，开始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共军队奋起还击，血与火交织的内战在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大幕。

同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谓：“这次修改宪法，就是为了打击共产党。”又说：“现在是本党的危急存亡关头，大家要听我的话，则有前途，否则完了。”话音刚落，众人惊骇，蒋氏的这一句“完了”，竟成谶语。

1947年6月，中共军队以损失30余万兵力的代价，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与杂牌军达112万人。共产党所属部队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战略进攻阶段。同年12月25至28日，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同时强调：“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次会议，为中共在新形势下夺取全国性胜利，从政治、思想、策略上作了充分准备。就在整个中国炮火连天，血肉横飞，国共两党杀得昏天黑地，不辨牛马之时。与杀人、砍头关系不大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会议，又在乱象丛生的南京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面对这一行动，学术界意见不一，众说纷纭。1947年6月20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道：“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算了。”关于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事宜，早在抗战胜利初期，学术界高层即开始酝酿并有所行动，因内战爆发，迫使这一行动延缓下来。按照物理学家吴大猷的说法：“1947年由评议会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余人。1947年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吴氏所言在数字上与事实稍有出入，但大体套路不差。随着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筹办事宜在起起伏伏中又拖延了一年，到1948年初，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再次提出，无论战争局势如何发展，一定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之际作最后一轮选举，评出首届院士，以为科学、民主争得地位和荣誉，并为后世开出一条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光明道路。

按原定计划，院士选举分为数理、生物、人文三个组。由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总负其责，总干事萨本栋负责数理、生物组；胡适、傅斯年、李济、陶孟和等人负责人文组并提出候选人名单。最后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提出各自的意见并投票选出。

在第一轮正式推举之前，作为人文组主要决策者胡适，于1947年5月22日发出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拟提名单”如下：

哲学：吴敬恒（稚晖）、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1947年6月19日晚，傅斯年于南京写信致北大校长胡适，谓：“一月多以来，生病，事忙，心绪不佳，等等。未写信，北望至念也。十五号船挤下来（非我改），现买到二十九号Gor－don票，必行矣。”

傅氏信中所言，是他欲赴美治病一事。经过与孔宋集团几年的大战并取得胜利，傅斯年已身心俱疲，心脏不堪重负，无力坚持工作。同时也为躲避孔宋集团可能失去理智而雇凶杀人等血腥报复，在友人劝说下，傅斯年决定抛下各项事务携家赴美治病疗养。就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天，即6月20日，傅斯年就院士评选事宜再致胡适一函，并透露了自己推荐的名单，内中说道：“日前开会商量应该在提名中不忘了外（部）名单（不必即是举出，此会尽力，不能包办也），想南方人士而不可多得，兹将当日所写之名单送上一看，但请千万秘密。”名单如下：

有涉人文组者：

（一）人文与社会科学平等数目，殊不公，因前者在中国比后者发达也。孟和原单标准甚低，减后如引。我看人文方面非二十人不可，分配如下：

中国文学四；史学六；考古及美术史四；语三；哲三。

我个人觉得以上单子，可如下分配：

中国文学：（1）吴。（2）胡，以上关系文学风气者。（3）杨树达，经籍考定。（4）张元济，古本流传，泛言不能，专就百衲本言，因此者校勘记并未刊行也。

史学：（1）陈；（2）陈；（3）傅；（4）顾颉刚；（5）蒋廷黻，近代史当无第二人；（6）余嘉锡或柳诒徵。柳不如余，但南方仍不可无一人。

考古及美术史：（1）李济；（2）董作宾；（3）郭沫若；（4）粱思成。

哲学：汤、冯、金。

语言：赵、李、罗。

傅斯年所列“人文”名单中的候选人姓名，分别是：

中国文学：吴稚晖、胡适、杨树达、张元济。

史学：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延黻、余嘉锡或柳诒徵。

考古及美术史：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成。

哲学：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

语言：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胡、傅二人拟定的名单，可谓大同小异，或曰英雄所见略同，只是胡适拟定的名单为17人，没有自己，而傅斯年名单为21人，且当仁不让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从名单拟定的视角也可看出，胡、傅二人的性格以及处世方式之大不同。就傅氏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而言，绝不是一个腐儒式的书呆子，他之所以能在学术界呼风唤雨，除了紧紧傍住胡适与朱家骅等一流大腕，并巧妙地借用了他们掌控的国内仅有的几个基金会的势力之外，自然也有他的过人之处。如此次致胡适的信中，就极其精明和圆滑地叮嘱说：

以上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傅斯年五人为本所职员，似本所不愿（拟）提名，拟请北大提出何如？

（二）其他部门，我们学校人数不多（清华多得多，6月4日其理由），然我们为求公道起见不可不注意，理学院饶、江、吴、杨、孙似不可落选，并乞先生届时留意。（三）北大要提出一个名单，不能专写名字，须照格式填，著作原件附寄。

（四）提名不可太少，亦不可太多。北大可先由各学院自推，最后先生审定寄所也。

显然，在傅与胡的心目中，史语所与北京大学已成兵合一处，将归一家之势。如此幕后操作和交易，尽管没有不检点和明显违规之处，但可以相见，这两家一旦变为情同手足式的一家，对院士选举评委会将会有如何强大的控制与要挟能力。——这就是傅斯年之所以成为傅斯年的根本所在。

6月29日，傅斯年携夫人俞大綵与儿子傅仁轨由上海乘船，前往美国波士顿伯利罕医院医疗。四个月后移居美国康乃提克州纽黑文休养。傅离开南京赴美之前，董作宾也应美国芝加哥大学之邀赴美讲学。经过一番考虑，傅斯年没有把史语所的所务交给当时所里的其他年长的研究员，而是让年轻有为的夏鼐代理所长。这一决定既出乎众人意外，又实在情理之中，以傅斯年精明老辣的识人能力，这个选择很快就证明是恰当和明智的。此时的夏鼐与几年前的一介书生不可同日而语了。他自1944年2月离开李庄，与向达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组于4月份到达兰州，进行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考察，在敦煌小方盘域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埋藏于沙漠深处书写着“玉门都尉”的汉代木简，从而为确定湮没达两千年的汉代玉门关确切位置找到了极其重要的物证。几年之后，当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谈到西北科学考察时，曾以赞叹的口气说道：“很奇怪，玉门关旧址，好多人找了多次找不到，夏鼐一去就找到了。”言语中透着对夏鼐的敬佩，同时也可看出夏鼐高人一筹的智慧与科学素养。1946年春天，夏鼐于甘肃宁定县阳洼湾的考古发掘中，在墓坑填土层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而在地层学上找到了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的有力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氏此前在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上的错误论断，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发现与研究成果，令年轻的夏鼐声名大振，受到了同事和学术界普遍尊敬。当傅斯年、董作宾相继离开南京后，由他主持史语所的工作当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1947年9月下旬，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发出通知，召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南京开会选举。25日，当北大校长胡适接到通知时，仍处于心烦意乱之中，并为学潮余波发憷、发愁。此前，随着内战扩大，国共双方不断扩兵收编，军费开支浩大，造成物价虎跑狼窜，教育经费则成了兔子尾巴，师生日常生活难以维持。在人心即将动摇的关键时刻，中共不失时机地派员潜伏于大专院校，暗中策动学生造反起事。5月4日，上海学生风潮爆发，继之全国高校遥相呼应。5月15日，清华、北大学生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向政府当局示威。鉴于外出宣传叫喊的男生遭到军警枪托拍、刺刀穿，女生被扇耳光、扯丰乳、踹美臀等群殴与污辱现象不断发生，中共地下党又指使扯旗造反的学运头目们在运动中增加了一个“反迫害”的口号和内容，并指使平津等地大学部分学生成立了一个“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5月20日，在月黑风高的黎明时分，北大学运头目以摔杯为号，联合其他学校学生共几万人，一起扯着旗子走出校园，在街头巷尾游行示威。一大批群众、三轮车夫与烧火做饭的厨师，外加一群群街头流浪和不明身份者见状大为兴奋，纷纷加入游行的队伍，场面更加浩瀚壮观。如此这般闹闹停停、停停闹闹持续了一个多月，流风所及遍布全国60多个城市，近百所大专院校、数十万学生卷入其中，许多学运头目被捕，仅北大就有几十名学生被当局以反革命煽动罪和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拿入大牢以老虎凳与辣椒汤伺候……鉴于此种情形，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自然像他的前任校长蒋梦麟所说的那样，要在当局、学校、教授、学生等几个方面奔波、斡旋、调解，特别是要说服当局释放被捕的学生，恢复学校正常秩序。但几个月的奔波忙碌，上下打点，费尽口舌。仍有几名学生被认为是共产党骨干分子，关在大牢未能放回，而师生的生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据胡适日记载，此前的9月23日，胡氏还在紧锣密鼓地召集北大同仁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到会教授约百人。胡适做会议主席，众人争论不休，指责甚至叫骂之声不断，持续三个多小时没有结果。目睹现场的胡氏极其郁闷悲观，心情怨愤，认为：“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如此这般吵吵闹闹地挨到了10月12日，胡适按中央研究院院士筹备委员会要求即将南飞。学生们得到消息，认为校长在如此非常时刻离平赴京，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校中壁报很快出现胡适南飞，是奸人鬼计，为的是调胡（虎）离山，军警趁机入校大规模逮捕学生等宣传言论。于是，在几个学运领袖的操纵下，几百名学生呼啸而至，将校长住宅包围起来，不准其出城南飞。胡适于焦急中向学生解释自己此次南飞的使命，并指天戳地发誓保证当局不会与学生为难，两个多小时后，经学校几名教授闻讯赶来对学生劝说，胡适方突破重围，匆匆赶往机场登上了即将起飞的航班。

当日，胡适飞往上海，几小时后转赴南京，于13日与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人来到中央研究院出席会议。其间，胡氏向史语所代理所长夏鼐介绍了此次北平突出重围得以南飞的紧张场面，并叙述北大学生被捕经过和保释情形。《夏鼐日记》载其所述：“未能保释之学生二人，其共产入党证，一为100余号，一为300余号，皆为加入有年，在党中占重要地位，陈布雷之女儿及女婿亦以党事在平被捕。闻军队中少将、中将皆有加入共党为秘密工作者”。第二天，史语所同仁为欢迎胡、陈等人到来，由夏鼐主持，专门举办了由全体人员参加的茶话会。会上，夏鼐机智得体的表现，给胡适留下了深刻印象，胡在当天日记中以赞美的语气写道：“史语所中很有人才。孟真确是一个好导师。”

10月15日上午，由评议员组成的院士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中央研究院北极阁大厦二层开始。朱家骅为当然的会议主席，另有党国大员吴达铨文官长代表蒋介石、李石曾代表中央党部，司法院长居正与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作为来宾分别致辞。因前来的党国大员鱼龙混杂，对院士选举议程不甚了了，乃就教育是否独立与派遣留学生问题斗起嘴来。王云五首先提及中国高等教育要走上独立，以后少派留学生出国。胡适代表评议员致辞，赞成王氏之说，并主张修改博士学位选举法，大学办理研究所五年以上有成绩者得授予学位，不必依旧法由政府赠与云云。对于王、胡之说，翁文灏起立反对，主张仍继续派留学生，唯须取严格主义。李石曾继之起立，谓吴稚晖以近来身体易感疲劳，故未来参加，嘱代致意。紧接着介绍吴氏主张派遣留学生之说法，谓留学生能输入抽水马桶，改良茅厕，即已是大贡献，若谓外汇消耗过多，殊不经济，则只要有利益，经济考虑亦属相对的，如男女交媾每次所耗精虫数百万，只有一条精虫过五关斩万将，最后突出重围成为一个人，经济云乎哉？言罢，全场轰笑。一上午的会议就在政客们相互斗嘴与争论中结束。

当天下午，由本次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及各所负责人报告工作情形，讨论院士候选人名单审查办法。夏鼐向评议会秘书处提交了由自己主持召开的史语所所务会议通过的“推荐院士候选人”名单：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

史学：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延黻、余嘉锡、柳诒徵、徐中舒、陈受颐。中国文学：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沈兼士。

考古及美术史：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永（以上考古）；徐鸿宝、梁思成（以上美术史）。

语言：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

民族：凌纯声评议会几经讨论，决定院士候选人不得超过正额（88至100人）之一倍，明日上午分组审查。

16日，会议继续进行，评议会分为数理组、生物组、人文组等三个小组审查，其中人文组由胡适召集。因夏鼐仅为副研究员职称，不是正式评议员，不能参加评议。但胡适以人文组傅斯年、陶孟和二人缺席，只剩胡适、李济、周鲠生等三人为名，硬拉夏鼐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巫宝三列席。

会上，众评议员对推荐机构和评议员分别提名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初步审查，审查的内容主要看被提名人是否在抗战期间沦陷区的伪大学等学术、教育机构任职。审查中，著名化学家赵承嘏、萨本铁，以及参加伪北大的容庚被删除。据夏鼐日记载：文史方面选出31人，滥居其列者，至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及法律部门，前者几无其人，因巫君在座，故仍提出7人（马寅初、刘大钧、何廉、方显廷、杨西孟、巫宝三、吴大業）。法律方面提出王宠惠、王世杰，以后勉强列入燕树棠、郭云观、李浩口。讨论至12时始散。下午开大会审查，化学组加入数人（孙学悟、朱汝华、黄子卿、纪育经）。物理组加入桂贺廷。生物科学、农学删去陈宗一及侯□□。矿物学加入陈克恢。医学原拟加入李卓浩，后以其未曾返国工作故未能通过。

10月17日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入选人员名单，而被审查的第一位就是郭沫若。有评议员认为郭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人，其罪过远远大于赵、萨、容等几人，前者不可留，后者更该杀。胡适以和事老的身份出面问朱家骅，假如朱不是今日会议之主席当如何看待？朱家骅旗帜鲜明地表示郭某人“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本栋起而和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评议员吴正之帮腔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此时陶孟和已来到会场，对于这一连串反对人选意见，起而反击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陶氏手下大将、会议列席者巫宝三见陶如是说，亦站起来表示拥护陶说，谓：“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胡适见状，思虑再三，决定附和陶说，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云云。

鉴于双方意见各不相让，最后决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郭氏是留是除。在这一关键时刻，夏鼐认为“此事关系颇为重大”，乃不顾自己作为列席者不能参加表决的身份和规矩，起立为郭沫若辩护，据夏鼐日记载：“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唯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夏鼐的斗胆进言得到了李济等部分与会者的支持，李济进而言道：“郭是一个多学科有才华的学者，在考古学与古文字学领域造诣很高，虽其人没有直接参加田野考古发掘，也不属于中央研究院各所，但作为体制外的人士，我们应该给他保留一个位子。”经此一说，作为中间派的态度有所改变，最后投票表决，郭沫若以14票对7票的差额，被决定保留在候选人名单之内。当这个结果拍板定案后，胡适、李济、夏鼐等人都长吁了一口气。

关于此次选举详情，夏鼐于10月20日向远在美国的傅斯年作了详细汇报，除了郭沫若是留还是砍的问题，评议会在讨论各方推荐名单谁有资格列名为院士候选人的过程中，更是意见纷纷，各有所见。如胡适在评选中于哲学领域又比提交的名单多推荐了一位陈康，理由是“陈氏希腊哲学造诣颇深”；周鲠生则认为李剑农“对于中国经济史及近代政治史皆有成绩”，故予以推荐；另“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凤、向达三先生。经胡适之先生解释后，亦无异议”。至于不是评议员的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王叔岷闻听刘文典也被推荐后，在评议会外扬言，谓“刘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校勘考据皆甚糟糕，并云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荐为候选人”等。经过两天激烈讨论，院士候选人由最初列入的402人减至150人，分别是：数理组49人；生物组46人；人文组55人。具体名单在17日晚7时公布，初选会议就此结束。

按原定计划，最后一次院士选举定于1948年春天举行，至时必须再砍掉50人，只有100人当选。有了这个既定数字，最后的角逐就显得更趋激烈与异乎寻常起来。各不同派势自是要为本系统以及与自己关系密切者力争。掌握生杀大权的评议员们在场上的唇枪舌剑不可避免，而各色人等在台下的小动作也连绵不断，如北大中文系教授唐兰就暗中请胡适为自己帮忙助力，结果是不了了之，后胡、唐二人反目成敌，胡把此事揭出并对唐氏加以嘲弄和讽刺。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董作宾闻知音讯，于1948年2月2日由芝加哥致信胡适，特意谈到了他对此次选举的关注与态度，信中说：“春间中央研究院选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梁）思永或（郭）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在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外人，以昭大公，这是早想托您的。”此时的董作宾对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为了郭的缘故，自己可舍身相让，敢落下风。不知同样的信是否还寄给傅斯年，但从胡与傅推荐的名单看，郭氏始终在二人的推荐名单中一路过关斩将杀入150强，而梁思永由于夏鼐主持的史语所所务会议的推荐，也一直在人选名单内并有最后取胜的可能。

时仍在美国养病的傅斯年也密切关注着即将到来的最后一次角逐。当他得知将在本年3月中旬开会一决雌雄时，于3月9日致快信于朱家骅、翁文灏、胡适、萨本栋、李济并转各评议员，对候选人名单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道：“自斯年出国就医以后，曾接到几次关于院士选举之文件，其候选人名单，虽斯年仍不无意见，然大体上细心公正，至佩诸先生之劳苦，至此地步，大是不易。斯年因病在国外就医，虽在委员会内，未能尽力，既惭且感，深喜诸事赖诸先生之劳苦，得以顺利进行。”

待这番客套话说过之后，傅开始对“候选人名单之意见”直述心胸，所谈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号称“国宝”的刘文典。傅说：“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以前之《三馀札记》差是佳作，然其贡献绝不能与余、胡、唐、张、杨并举（南按：所列五人当是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凡一学人，论其贡献，其最后著作最为重要。刘君校，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为异。更有甚者，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写于此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

傅斯年与闻一多在政治上各有自己的立场，且呈水火不容之势，未承想在对待刘文典“为土司之宾”的看法上却出奇的一致。看来刘文典这位颇为自负的“国宝”在西南边陲的所作所为，的确惹恼了不少人，最后落得个被闻一多借机踢出圈外的悲凉结局。至于刘文典学问之差，当时傅斯年在国内时听弟子王叔岷念道过，或是直接来源于夏鼐给他的信中，说到王叔岷在评议会场之外的那通议论不得而知。而刘文典的学问到底如何？是吴宓所说的“高见甚是”，还是王叔岷检视的“无穷错误”？实在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可讨论的学术范畴。

傅斯年如此直言不讳，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吴宓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论陈寅恪和钱锺书老少两代在学界地位的那段话：“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这一评价自有其精妙之处，从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吴宓的眼里，大名鼎鼎的刘文典也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大师或“国宝”，亦当属于“尔尔”一类的普通之辈。吴氏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高气傲的刘文典或许尚不服气，其他人或许还稀里糊涂地蒙在鼓里不置可否，如今傅斯年作如是说，刘文典就真的成为“尔尔”了。

就刘文典个人的命运而言，抗战胜利后，滞留偏远的云南昆明，未能回到北平这一文化、学术中心，对他事业的发展、学术的定位、名声的传播，皆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当年清华中文系的几位大牌教授，其璀璨的光芒经久不衰，凡稍读过书的人几乎皆闻其名。而刘文典的光芒却很快暗淡下去，在文学上的贡献与声名，除了几个专业研究人士外，再难为世人所知。身处如此不幸中的刘文典，假如在此次首届院士评选中能得以胜出，或可借此挽回颓局，重整旗鼓，在学术上作出新的贡献并留下不朽的声名。可惜的是，在这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又遭到了力大威猛，从梁山上走出来的好汉傅斯年当头一棒。若刘文典真如傅斯年，或傅的门生王叔岷说的那样在学问上有“无穷错误”，那么“国”将不“国”，刘文典这件号称价值连城的“国宝”，也就自然成为一件假冒伪劣产品，或一堆废铜烂铁——或许还不如。

无论如何，经在万里之外的傅斯年如此一记杀威棒，站在云南大学讲台上的刘文典轰然倒下，属于他的时代算是彻底终结了。世事无常，或许一切皆是命中注定。哀哉，刘文典！身在国外，但对国内学术界特别是本次院士人文组选举具有超强控制能力的傅斯年，在候选人名单中第二个拖出来开刀问斩者便是清华教务长、独腿教授潘光旦。傅直言不讳地表示：“社会学一项，有潘光旦君。潘君自是聪明人，然其治谱牒学之结论，实不能成立。彼以科举之名，证明苏州人天资优越，然此说实不足以成之，盖科举之业亦有风气，且可揣摩，主考与人选者每为一调，忽略此历史事实，乃潘君之说，故潘君之工夫似未可与陈达君同列也。治学不可以报纸文字定其高下，此学在中国既不发达，如求其次，则孙本文君似应列入。此君之书，甚有理解，其工夫非作二三小文之比，故敢提议将其列入候选名单。”

潘光旦所搞的那一套社会学不为傅斯年所重，这自是与潘氏的著述不周或观点偏颇有关，但这似不是主要的症结，因为潘除了研究谱牒，还有其他大量社会学著作如人口学论文行世，此著述傅并未提及，抓住一点而攻其全身，自是于情于理皆说不过去，更不能令人信服。傅斯年之所以抓其一点就敢于把潘光旦即将戴上的院士帽子革掉，恐怕与他对潘的政治倾向和思想作风大不感冒更有干系。傅向来不把潘光旦，或与潘氏相近的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派人物视为同志、同类或同族，又因潘光旦等人在抗战后期经常于报纸上发表攻击国民政府的言论，还不自量力地以“我们人民”的名义，向正在交火开战的国共双方进行劝阻、威胁，招致傅氏更大的不满，这一点从傅斯年此前写的文章和书信，以及此次　　所暗含讥讽的“治学不可以报纸文字定其高下”中即可见到。政见不同，自然就不属于一股道上跑的马。按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处世哲学，潘光旦此次也只有被傅斯年踢出门槛之外靠边架着拐杖看热闹的份了。

1948年3月25日至27日，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评议会议长朱家骅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最后一轮院士选举会。经过人会者五轮无记名投票，原定要选出的100名院士，因许多名流大腕在投票中纷纷落马，导致69人票数未能过半，最后只有81人被通过。按既定规矩，凡通过者即正式成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如下：

数理组（28人）姜立夫　　许宝騄　　陈省身　　华罗庚　　苏步青　　吴大猷　　吴有训　　李书华　　叶企孙　　赵忠尧　　严济慈　　饶毓泰　　吴宪　　吴学周　　庄长恭　　曾昭抡　　朱家骅　　李四光　　翁文灏　　黄汲清　杨钟健　　谢家荣　　竺可桢　　周仁　　侯德榜　　茅以升　　凌鸿勋　　萨本栋生物组（25人）王家楫　　伍献文　　贝时章　　秉志　　陈桢　　童第周　　胡先驌　　殷宏章　　张景钺　　钱崇澍　戴芳澜　　罗宗洛　　李宗恩　　袁眙瑾　　张孝骞　　陈克恢　　吴定良　　汪敬熙　　林可胜　　汤佩松　　冯德培　　蔡翘　　李先闻　　俞大绂　　邓叔群人文组（28人）吴敬恒　　金岳霖　　汤用彤　　冯友兰　　余嘉锡　　胡适　　张元济　　杨树达　　柳诒徵　　陈垣陈寅恪　　傅斯年　　顾颉刚　　李方桂　　赵元任　　李济　　梁思永　　郭沫若　　董作宾　　梁思成王世杰　　王宠惠　　周鲠生　　钱端升　　萧公权　　马寅初　　陈达　　陶孟和随着名单公布，折腾了几年的中国有史以来的首届院士选举尘埃落定。

由名单可以看出，史语所相当多的研究人员当选本届院士。其中专任研究员有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吴定良。兼任研究员有冯友兰、汤用彤。通讯研究员有胡适、陈垣、梁思成、顾颉刚、翁文灏。整个人文组差不多有一半院士与史语所有关。后经夏鼐列表分析，本次当选院士，中央研究院有21人，北京大学10人，清华大学9人，技术机关6人，其他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文化机关及行政长官各有4名，另外的机构、大学都在4名以下，如复旦大学仅童第周1人。中央研究院所占比例为26％。消息传出，反响不一，有的认为本次选举公平合理，有的则认为“遗珠甚多”，北大教授向达公开批评，谓：“本院的所长，大部分的专任研究员，几乎都是当然院士。”“令人有一种诸子出于王官之感。”胡适事后对院士籍贯分布专门列表分析，并在1948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此次院士八十一人，安徽只有我一人。”是否暗含着一丝同乡太少并为刘文典的出局惋惜之情？后人则难以考证猜测了。

当然，这个时候也有对此颇不在乎者，如经胡适、傅斯年、董作宾、李济、夏鼐等人竭力争取，并终于成为院士的郭沫若，因郭氏此时已受到中共方面的重用，并开始在政治文化界大出风头，对这个国民党政府赠与的学术头衔早已不屑一顾了。

1948年夏天，在美国的傅斯年突然提出回国，夫人俞大綵劝他再静养些时日，但傅执意欲归，且慷慨陈词：“国内要做的事太多，岂能偷闲而安居异国乎？”俞大綵不好阻拦，只把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一个亲友家中继续读书，夫妇二人回归祖国。抵达南京后，傅斯年重新执掌史语所所务，夏鼐的代理所长就此告一段落。

194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搞了一个庆祝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据参加活动的石璋如回忆：“上午开会，晚上就请吃饭，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做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气不巧，打了响雷下起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演讲大厅去。我记得研究所内还有杨希枚领头唱平剧，非常热闹。”同年9月23日至24日，“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北极阁举行，与会者有朱家骅等51人。为表示对学术事业与知识分子的尊重，蒋介石撇下前线十万火急的战事，亲自出席会议并致训辞，场面隆重热烈。蒋退席后，分别由朱家骅、胡适、张元济三位院士代表致辞，而以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痛斥内战的讲话最为沉痛动人。张说：“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地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打的时候并没有多久，已经闹到所谓四海困穷。人民有些受不住了。报纸所载，那边的占领了东九省，围攻了太原，打破了开封，现在又进逼济南。关外、山西流亡的学生，成千成万的到了平津武汉和南京，吃没有好好的吃，住没有好好的住，哪里还说什么入校求学呢？前几天我听李润章先生说，他原籍昌黎县，一年之内两方的军队一出一入共有三次，地方的蹂躏也可想而知了。”又说：“战事不到两年，已经成了这个现象，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张元济一语成谶，这次院士会议，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苦难中深受瞩目和备感荣光的绝响。未久，中央研究院关门上锁，81名院士在战争的硝烟炮火中分道扬镳，踏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附录编编辑絮语

一个年轻编辑的编辑絮语

两年前，当我刚刚参加工作，成为一名编辑的时候，我就拜读过岳南老师的大作《陈寅恪与傅斯年》。从那时起，“岳南”成了一个令我敬仰的名字。

正因如此，第一次见到岳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的。那是2010年4月中旬的一天，公司领导把我引荐给一个中年学者，介绍这是岳南老师。还没等岳南老师开口，我就有些急切地上前握着他的手说我读过您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非常喜欢，还写过一篇书评云云。

岳南老师说话山东口音较重，我一开始并不能完全听懂，后来他察觉到了，于是善解人意地放慢了语速，还会时不时停下来问我，听明白了没有？那天我们聊了很久，我了解到岳南老师把《南渡北归》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为写此书，他耗费八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拍了数千张照片，搜阅超过千万字的珍稀资料，从而第一次全景描述了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那个下午，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和庄重的使命感，成了《南渡北归》的编辑。

不久之后，《南渡北归》三部曲（第一部：南渡；第二部：北归；第三部：离别）的全部相关资料，包括120万字的书稿正文、40万字的注释和500多幅珍贵图片进驻我的电脑硬盘。一座甜蜜的大山压了过来。虽然事先做过心理准备，但接到书稿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点慌乱——规模如此之大、意旨如此宏远的一部作品，我能做好吗？

好在公司领导和岳南老师给我找了个大师级“帮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世民老师。《南渡北归》的历史与考古部分，主要就是由王世民老师审校并提出很多精彩、专业的修改意见。

岳南老师每次给我写邮件，开头的称呼必是“康兄”或“康慨吾兄”。一开始我对此很不适应，因为我比岳南老师小20多岁，怎敢承受如此称呼？后来，随着对《南渡北归》理解的深入，我了解到民国的学术大师们，不管年纪相差多少，彼此都是以“兄”“弟”互称，这其实可以算作一种“民国风范”。再者，我也把这样的称呼理解为岳南老师对我的一种鼓励，它似乎意味着，不管你多年轻，在事业上，彼此之间没有辈分的差距，而是平等的。

有一段时间，我深深沉浸在《南渡北归》的世界之中不能自拔，以至于每天在吃饭、走路、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念叨着那些大师的事迹——当读到在抗战期间，冯友兰、梅贻琦、梁思成、金岳霖、林徽因等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日军的炮火，跋涉西南艰难办学，并且凭借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收获学术上的累累硕果时候；当读到在文革期间，诗人穆旦在寒冷冬夜冒着生命危险从改造农场中逃出，步行30里仅仅为了给妻子送去一块糖的时候；当读到大师们在艰苦岁月互相帮衬，不顾自己的极度穷困，为了提振民族精神力量而呼号奔走的时候……我没法不动容。我也相信，任何一位读者读到这些内容都会为之深深感动。

由于工作需要，我曾多次去登门拜访岳南老师。岳南老师和师母很好客，我每次去他们都会特意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让我受宠若惊。聊到书稿，岳南老师总是充满激情、滔滔不绝。有一次当他谈到穆旦的诗歌和人生，聊到最后，我们都悲凄不已，几欲落泪。其时已夜深，然而我们浑然不觉，直到家人打来电话，我才发现已经11点多了……CCtV买下《南渡北归》电视版权，并着手改编剧本、准备拍摄电视剧是8月末的事。当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着实激动了一阵儿。想到这样一部作品会通过电视剧的形式推广给全国人民，想到也许30年、50年之后还会有人阅读本书，这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一种巨大的幸福和骄傲。值此《南渡北归》编校完成、即将出版发行之际，我想用一位提前读过《南渡北归》的读者为本书写下的两句话来与大家分享：

披阅史料还原被蓄意掩蔽的历史真相，巨笔如椽再现被匆忙遗忘的沧桑辉煌。

一个半世纪以前，年轻的尼采苦苦寻觅一部能“为其生、为其死”的作品而不得。相比于尼采，我是幸运的，因为至少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内，我找到了一部融入我整个生命的作品，它就是这部20世纪知识分子的宏伟群雕——《南渡北归》。

《南渡北归》的编辑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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