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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1:南渡》 序章 烽火照京都 北平的7月，酷暑已经来临。 每到这个烟雨飘渺，蛙语蝉鸣的时节，总有一些城里城外的老汉提了鸟笼，或托一把无边无沿加无嘴的“三无”茶壶，三三两两地聚集到胡同口或马路边一棵槐树下，不时摸两把落到头上的槐蚕，拖着圆滑的京腔，议论起多少年之前，哪朝皇上娶了几打妃子，自己的祖上哪朝哪代曾荣幸地伺候过哪位宫中太监大总管等等。谈到得意处，肩膀上那个呈兔子扒了皮一样温热的紫红色肉球，越发晃动摇摆得厉害。原本满脸蛛网状的皱沟，因塞了过多辨不清来路的尘沙污垢，在汗水冲刷浸泡下，如同乌龟壳上的甲骨文于扑朔迷离中，以快速程序不住地变换重组。随着下部呈元宝状势如蛙形的嘴巴一张一合上下剧烈起伏，龟壳上每一个四仰八叉的字符神咒里，都透着“天下一切人等无足惧者”的傲然神气。受这股邪乎得令人费解的世风熏染，红墙黄瓦映照下的古城沉浸在一派浮华、平和、温馨外加迷迷糊糊勃起、狂欢、天马行空的大梦之中。 1937年的7月，与往昔大为不同，看上去平静无波的古城，荡动着沉闷、压抑、神秘并伴有一点腐霉的气息，一种不祥的预兆，随着行色匆匆的人流和不时从墙上飞窜而过的狸猫幽灵般的身影，于潮湿酷热伴有火药味的空气中飘动游荡。往日提着茶壶在大树下谈天说地的土著们，不再谈论狸猫换太子与慈禧老佛爷出殡时棺椁里填置了三斗四升乌龙珍珠的豪华气派，而是相互得意地吹嘘炫耀着自家的老三或是小五儿，已成为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毛驴太君手下的翻译官，或是专门服侍小犬纯一郎穿衣洗澡的著名贴身侍卫与端茶送饭的小二儿。期间不时夹杂着一些探询性质的讨论，一旦北平城沦陷，自己将何去何从？是时，驻扎在北平郊外西南部丰台、长辛店一带的日本军队，顶着火辣辣的烈日，于尘土飞扬中操枪弄炮频繁调动演习，不时对天空或宛平城厚实的城墙胡乱放几声冷枪，借以向中国守军和民众显示大日本皇军的强大无敌。永定河畔，马队奔腾，刀枪显耀，日军官兵满布血丝的眼睛透着瘆人的光。即使是一名非职业军人，也感觉到这股从大海那边侵袭而来的武装力量暗藏的锐锋邪气已形成了不可遏止的旋风，大树梢头响起了民族危难的呼哨。北平城内，极度紧张敏感的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已嗅出对方阵营内暗含杀气与飞扬飘荡着的血腥气味，同时清晰地意识到“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必须予以防范。于是，这位驻守北平的最高长官，在紧急下令卢沟桥守军加强警惕和坚守阵地的同时，在一个溽热的下午，邀请北平教育文化界名流大腕胡适、梅贻琦、傅斯年、张怀九等20余人至市政府大厅出席会议，报告平津局势，共商御侮图存大计。 按秦德纯在报告中所言，当今北平乃至整个华北局势，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筒点燃了引线，烟雾升腾，火星四溅，天崩地裂的时刻就要到来。 胡适等尚以忧国忧民自命的群儒大贤闻此凶讯，无不惊骇。于是，会议在忧愤、激昂、悲壮、失望与希望，甚至激烈的争吵中，一直持续到夜间十点多钟方才散去。 秦德纯不幸言中，此次会议散罢不到两个钟点，巨大的火药筒在北平郊外沉沉的墨色中轰然爆响了。 这是一个注定写入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的忌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经过长期密谋策划，终于采取占领平津，继而征服整个华北和中国的侵略行动。是夜，早已占领北平市郊宛平城外的日本军队，以走失一名士兵为由，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在遭到拒绝后，日军突然向卢沟桥龙王庙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继之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冯治安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中国军民八年抗战序幕随之拉开。 驻守在华北地区的二十九军，其老班底是一代军阀大佬冯玉祥旗下的西北军旧部。这支军队的兴起与演变，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其兴亡存续与翻云覆雨的经过，更是深深地打上了清末民初战乱时期军阀们相互倾轧、暗算、合纵连横的烙印。 1928年夏，以蒋介石为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相继占领平津，定鼎中原。6月20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儿子张学良在沈阳老巢承袭父职，自任奉天军总司令。7月1日，张学良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等军事巨头，表示愿意用和平手段统一全国。自此，中国军阀折腾了几十年的相互攻战防守、腰斩开膛、砍头剁脚、水煮油烹的大混战暂告一段落。 1930年，刚刚在名义上取得统一的中华大地，又爆发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军与冯玉祥、阎锡山两个地方割据军阀联军对决的中原大战——这是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混战之一，共有130万人参战。交战之初，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就在彼此打得难分难解，成一团麻花时，蹲在白山黑水间的奉系军阀张学良，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亲往其密所连番规劝、利诱下，张氏原本因吸食大麻而蔫儿巴唧的身子骨儿，如同每日注射的杜冷丁药力发作，突然“稀里咔嚓”响了起来，屁股开始由发热到发烫，随着脉管血液奔流窜腾，密布的毛孔迅速扩张炸裂，细黄的汗毛如同霜打毛草在苦寒的夕阳中根根直竖。张学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澎湃如涛的激情，在蒋介石与阎、冯联军双方死伤达到30余万众仍难决胜负的关键时刻，突然“嗷”叫一声蹦跳而起，抽刀拔剑，亲率20万东北军携枪架炮以虎狼之势入关助蒋。 “东北虎”突然窜入关内，大战正酣的冯、阎等群狼组成的地方联军土崩瓦解，纷纷作鸟兽散。阎锡山扔下残兵败将独自躲到天津租界一个暗室不再露头，冯玉祥统率的号称42万西北军四散逃亡。原西北军名将吉鸿昌、韩复榘、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相继率部投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土匪出身的将领率部脱离冯玉祥，自谋生路。约万余残渣余孽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孙良诚、秦德纯、冯治安等人的带领下，于慌乱中自河南之境渡过黄河，退入晋南一隅之地苦苦挣扎，企图死里求生。 1930年底，因助蒋有功而荣升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在北平设置行营，全权掌控东北军政、兼理整个华北地区军务的张学良，挟“东北虎”的凌厉威势，根据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议，对西北军残兵败将进行捕获收编。1931年1月，原西北军残部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6月改为名义上隶属于南京中央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由冯玉祥旗下所谓的“五虎上将”之一宋哲元（字明轩）任军长，辖冯治安、张自忠两个师，驻防山西正太路一带。 晋东南原为山西军阀阎锡山经营多年的老巢，二十九军驻防此地自是处于寄人篱下的地位，军费稀薄，官兵衣衫褴褛，形同乞丐，其状凄凄，惨不忍睹。处在夹缝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将士于饥寒交迫加白眼中，做梦都想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儿，以便东山再起。 机会终于来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未放一枪退守关内，东三省沦陷。整个西北、华北局势立刻变得严峻起来。出于多方面考虑，1932年8月，国民党中央行政院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所属部队随之向西北一带转移。未久，其军队扩编为三个师辖八个旅。察哈尔虽仅辖16县，地狭人稀，天荒地老，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也是命悬一线的二十九军死里求生的唯一依托。1933年2月，二十九军被调往北平以东的通县、三河、蓟县一带驻防，未久，奉命参加著名的长城喜峰口、罗文峪抗战，有效地狙击了日军侵略，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誉，名震一时。 1935年6月，迫于日本的强大压力，著名的《何梅协定》签定，蒋系中央军关麟征、黄杰等部撤出平津地区。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压下，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二十九军经过一阵左右摇摆，瞅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缝隙，宋哲元趁机坐大，一身兼任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三项要职，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一切政务、军务，统归宋哲元一人节制。 借了乱世风云的契机，得到冀、察、平津政权，今非昔比的宋哲元，同样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硬道理，开始利用地方财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关税、盐税、统税、铁路交通税等钱财，打着准备抗战的幌子，以各种名目大肆扩军，并通过种种理由和方式向国外购买军火。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其部下已有4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两个保安旅、一个独立旅、一个特务旅，共五师四旅的兵力，部别番号分别是： 冯治安三十七师（驻防北平西苑、卢沟桥一带）；张自忠三十八师（驻防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各地）；赵登禹一三二师（驻防南苑团河、河北省任丘、河间一带）；刘汝明一四三师（驻张家口、宣化、怀来一带）；郑大章骑兵第九师（师部和骑兵一团驻南苑，其余两团驻固安、易县等地）；孙玉田特务旅（驻南苑，以一团在城内）；石友三部两个保安旅（翼东一带，河北保定一线）。 另外有直属军事教导团，冀、察、天津保安队，总兵力达到了10余万众。 二十九军所属部队分别驻守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各地区的省市最高行政长官亦分别由驻军首领兼任，其情形为：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刘汝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兼任天津市市长（萧振瀛离职后由张兼任），加上原已任命的宋之嫡系、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为北平市市长，冀察二省与平津二市完全成了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的天下，并复现以前军阀割据局面。 以蒋介石为首脑的南京中央政府，对这块具有特殊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半独立地盘上的一切军政事务，已无力直接控制指挥。而自认为羽翼丰满，不可一世的宋哲元在截留税收、白银南运、故宫宝物南迁等一系列关乎国家民族大是大非问题上，更是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双方矛盾加剧。日本人瞅准机会，借以操控宋哲元并不断向其施压，企图将其变成一个受日本人指使的傀儡政权，日本外务省在《对华北新政权方针》一文中，直呼冀察政务委员会为“宋哲元政权”。对此，蒋介石曾对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慨叹道：“我们只能希望宋哲元等几个人听命令，并不能命令他们。”其痛苦、愤恨、无奈之状溢于言表。也正是这种非驴非马非骡子的四不像局面的形成，为后来平津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危急与沦陷埋下了祸端。 卢沟桥事变之前，宋哲元为躲避日本人的纠缠，正猫在山东乐陵县老家为死去的父亲挖坑修墓，一切军政事务全部交付驻平的冯治安与秦德纯办理。当宛平城枪声响起时，秦德纯以职业军人特有的干练与魄力，当即于二十九军司令部电令长辛店守军何基沣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率官兵奋起抵抗，并有“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等悲壮之语。吉星文得令后率部死打硬拼，给日军以痛击。 7月8日晨，秦德纯打电话到庐山，向正在牯岭召开会议的中国军政最高统帅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以及北平面临的危急情形。蒋介石闻讯，大惊，继而对日军制造这一事变的真实意图，以及中国将如何采取应对策略，作了反复思考与细致推敲，其焦虑、矛盾、痛苦、犹豫之神情，从蒋氏本人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中国的形势是，包括热河在内的东北四省已经沦亡于日寇之手。就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年半以前，日本又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和华北特殊化，这就意味着平津地区成为中国北方抵制日寇最前沿的堡垒，若平津失陷，整个华北将不可收拾。因而，经过反复思索权衡，蒋介石认为对方此次明火执仗的行动，绝非往日任何一次军事争端与挑衅能与之相比，华北大难临头，中国政府和军队很难再有退路，非战即降，非死即活，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面对危局，蒋介石采取外交斡旋与不惜开打的战略思想。一方面命令外交部部长、资深外交家王宠惠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重口头和书面抗议，要求日军立即撤回原防，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同时立即向宋哲元、秦德纯等二十九军将领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属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电令。 此时躲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早已从秦德纯发来的电报中得知卢沟桥事变情形，但这一事件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和警觉，他本人也没有立即回平处理事务的打算。面对宋的暧昧态度，秦德纯焦急万分，电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火速自保定抄近道赴乐陵，促宋速返北平，以应付危局。当邓氏抵达乐陵时，宋哲元摆出一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军气派，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自己表示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于是下了一道“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让秦德纯向前线官兵传达，并表示自己将考虑与日军方面谈判，力争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由于宋哲元的迟钝和迷幻式梦想，导致事件风生水起，波诡云谲，整个平津前途命运落入凶险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7月9日，蒋介石采取积极军事反击的决心已定，在迅速调兵遣将的同时，于庐山牯岭海寒寺致电宋哲元，告已调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庞炳勋部及高桂滋部开赴保定、石家庄一线助战。并警告宋哲元放弃固执、幼稚的幻想，尽快从沉醉的迷梦中醒来，速到保定指挥战事，严令“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时电召正在重庆主持川康军事整理会议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尽快着手编组军队，对中国空军实施紧急动员，准备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日本军政首脑机关采取利用和扩大宋哲元与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政治策略及外交手段，行使挑拨离间之术，设法控制和麻痹宋哲元，将南京政府的势力排除在华北以外，促使宋哲元部放弃抵抗，以达到迅速占领华北之目的。蒋介石透过各种军事情报网络，觉察到日本方面的阴谋，在公开声明中严正指出，任何协定都须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面对宋哲元一直摇摆于战、和之间，置中央政府训令于不顾，顽固地寄希望于日军妥协求和的心理与做派，蒋介石甚为担忧和不满，于7月10日先后两次发出电令，恩威并施地对宋哲元指示道：“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守土应具决死必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 电令发出后，蒋介石于庐山召开紧急国防军事会议，制定了三项应变措施： （一）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于7月底前，组建好指挥大本营及各集团军、军团等一切事宜；（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弹药存放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兵工厂一旦被日军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及半年的军粮等。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几次电令宋哲元速赴保定相机处理战事，但宋不但置若罔闻，反而与邓哲熙等幕僚于7月11日化装打扮，悄然无声地赶到了天津。而去天津的目的，正如当时的一一零旅旅长何基沣后来所言：“不是抗战，而是求和”。 7月12日下午7点，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与平汉线集结；山东境内的部队担任津浦铁路北段防守；在南昌的30架军用飞机立即编队飞行北上。 宋哲元一行潜往津门后，与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密谋求和，这一做法得到了张氏明确支持。宋哲元心怀忐忑，试探性地与驻天津日军首领进行谈判，企图靠自己纵横捭阖之术予以“转丸”。惜宋氏与张自忠的幻想，皆与时代大势相违，结果自是一厢情愿。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首脑机关，频频致电日本中央军事统帅部，强烈要求当机立断，痛下决心，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雄图大业”。面对国内外局势，驻华北日军对前来求和的宋哲元采取了虚与委蛇，以等待大批援军到来的战略决策。对日军首领的阴谋，沉浸在“和谈”美梦中的宋哲元全然不觉，迷醉中于12日匆忙对外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云云。 此番妄言传到庐山，蒋介石与奉召前来开会议政的各方人士大为不满，为防宋氏以华北军政之主的新式军阀心态，一意孤行地沉浸在“苟和”迷梦中昏睡不醒，做出有损国格、人格和民族大义的逊事。7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严明而又措辞强硬地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对此指令，宋哲元不屑一顾，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竟下令自14日起北宁铁路正常运行，取消北平戒严，严禁二十九军与日军摩擦，并释放双方交战中被俘的数十名日军官兵。 7月15日，宋哲元针对海内外爱国志士纷纷汇寄到北平的钱款财物，通电全国，谢绝国人“捐款募军之举”，以免让日本人找到借口，妨碍“和平”大计。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有：“……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禁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7月16日，鉴于外交路线直接谈判无效，南京政府邀请英国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但为日方所拒绝，中日关系向恶化的方向急剧发展。此时日本国内的情形是：7月11日，日首相近卫文麿觐见日皇，就中日战争形势举行了紧急会议，根据会议制定的方案，于16日派遣10万陆军向中国进发。17日，东京五相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增派40万日军赴华助战。日方决心已定，中国方面即是不惜以重大牺牲为条件，来换取所谓“卢案”和平解决。亦无半点可能了。日本军队本着“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的既定方针，加紧调集大军向平津地区急速推进，全面战争气氛在华北进一步扩大蔓延开来。日本的强硬姿态再度给蒋介石和中国军民以极大刺激。7月16日，蒋介石邀集全国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必要的“应战宣言”。该《宣言》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战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演讲，极其干脆地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4项条件，同时以慷慨悲壮的语调提醒全国军民：“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续绝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己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而一旦被逼到“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存免之理。……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此次关于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后关头”的讲话，标志着蒋介石既慎重又决绝的态度，确立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战略的总方针，标志着中国政府彻底抛弃忍让、克制、退缩的政治军事策略，坚定地转入共赴国难，全力抗战，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的战略轨道。这一誓死捍卫国土，不惜身家性命与日军血战到底的战斗檄文，令全国军民为之大振。同日，国民政府紧急拨发300万发子弹与大批武器装备运往二十九军，命令孙连仲统率的第二十六军、商震第三十二军、庞炳勋第四十军及国民党中央嫡系李默庵第十师、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刘勘第八十三师等部队立即开拨，沿平汉、津浦路北上，火速推进至保定与石家庄一线布防，协同二十九军与日军决一死战。 当这一切布置完毕，蒋介石于20日由庐山返南京，再度召集军政要员会议，商讨对日长期抗战的总战略。 在天津一直寻求与日本人谈和的宋哲元，于18日偕张自忠初次会见了新上任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回归后当即对人表示：“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这个时候的宋、张二人尚不知已落入日本人的圈套，日军真正的目的是等待援军到达，一举将二十九军击溃，彻底占领、掌控冀察与平津政务。 自信摸到日本人底牌的宋哲元于19日悄悄溜回北平后，仍把蒋公介石在庐山慷慨激昂的陈词和一次次急促的电令置之脑后。宋氏像一个醉酒的猛汉，两腿打晃，在战、和之间左右摇摆，并在焚香燃烛对天神祷告、向地虎求法的苦苦寻觅中，出现了短暂的晕眩与幻觉，满脑子寄希望于日本军方因种种原因突发慈悲，手下留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使“事变”得以无声无火地平息。在这一错觉与虚幻迷醉下，宋哲元不顾有识之士再三提醒与竭力劝阻，置中央政府大政方针与蒋介石的命令于不顾，擅自下令拆除部队官兵与北平民众在北平城内各通衢路口用血汗乃至生命筑起的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将关闭数日的各道城门全部打开，放弃一切警戒，命令各部搁置备战计划，向城外增兵的军队立即撤退，电请已火速北上的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庞炳勋等部停止前进，将主战甚力的冯治安师与主和的赵登禹师换防，以为日军做出“求和”的榜样。按宋哲元设想的勾钳之术，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中国军队做出放弃一切，任人宰割的羔羊式“榜样”，日军就会被深深感动并大发慈悲，开始以真诚和平的姿态与中国军民共同建设宏伟瑰丽的大东亚乐土。令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日本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近万人已悄然开抵唐山、天津，并在塘沽卸下10万吨军火。日本关东军三个旅团，已相继秘密调入华北，21日抵达丰台，完成了围攻平津的军事战略部署。另外日军8个师团约16万人正日夜兼程沿不同路线向平津扑来。面对宋哲元极其反常的荒唐之举，在南京坐镇指挥的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在大呼一阵“娘希皮”之后，于盛怒中再度致电秦德纯转宋哲元：“闻三十八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同时叮嘱宋氏一定要守住平津，并将在津期间与日军签定的秘密协议立即报告中央政府，不得自以为是，擅自隐瞒。 7月25日，日军已完成军事部署，大规模攻击平津的战争前奏——廊坊之战打响。二十九军所部爱国将士奋起反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 7月26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并有27架飞机前来助战轰炸。中国守军抵挡不住，撤出廊坊。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令其务必丢掉幻想，立即恢复一切城防戒备，死守勿失，决心大战，并拟亲至保定指挥战事。 7月27日，二十九军所部攻复廊坊，激战后不支，随之撤出，廊坊失守。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对北平守军展开大规模进攻。集结在京郊南苑一带约七千余名二十九军所部将士被迫仓促上阵，与凶悍的日军展开血战。日军凭借优良武器和大批坦克战车步步紧逼，并以飞机数十架低空轮番轰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因宋哲元一度求和的战略指导思想，导致南苑直到大战到来的最后一刻都未能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简陋的营围作掩体，在敌机疯狂轰炸扫射下，营围被撕成碎片，营房变为一堆废墟，守军部队受到极大钳制而无法反击。随着通信设备被炸毁，各部队与指挥部联络断绝，指挥失灵，致使秩序大乱。战至28日拂晓，守军伤亡惨重，南苑失守，官兵奉命向北平城撤退。在大血战、大混乱、大溃退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及其所属三千余名官兵阵亡。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以及北平城防司令张维藩等高官大员，率部仓皇南撤。 7月29日，北平沦陷。 当日傍晚，驻守北平郊外西苑至八宝山一线的何基沣一一零旅，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后，奉命向长辛店一带南撤。消息传出，北平民众悲感交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一千多名高校学生，纷纷聚集起来，走出古城，悲愤交加地向这支打响卢沟桥第一枪的部队告别。 一年之前，受抗战爱国人士的影响和鼓动，在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授意下，一一零旅旅长何基沣在西苑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暑假军事集训队”，组织几千名大中学生进行集训。作为集训总队副总队长的何基沣和学生们相处的日子，被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所感染，特别是那些从关外沦陷区流浪而来的东北学生，内心的悲怆与强烈的抗战爱国热情，使何基沣深为感动，几次演讲皆声泪俱下。为此，何旅长成为力促宋哲元放弃军阀割据，与南京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坚决实行抗日救国的主要将领之一。 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第二期集训队正在进行，何基沣等官兵返回部队，集训队解散，青年学生们纷纷要求上前线与官兵并肩战斗。正在妙峰山演习游击战术的学生迅速返校，同北平民众一道，积极投入到拥军抗战热潮中。群情激愤的学生们喊出了“保卫卢沟桥”、“发动华北民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日到底”的肺腑之音。许多大学生和社会各阶层服务人员、市民、甚至车夫走卒，纷纷自发组织起一个又一个不同形式的“劳军团”，前往卢沟桥和南苑一线慰劳英勇守土的二十九军爱国将士。另有为数众多的学生和北平民众携手并肩，奔走在七月火辣滚烫的毒日下，布满尘土的脸上淌着汗水，逐街逐巷征集麻袋，与守军官兵一道，扛沙运土，构筑防御工事。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何基沣闻知学生们的行动，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在训令中对他的部下感慨地说道：“这些青春年少的中华儿女，散发出的是何等强大、热血喷涌的澎湃激情，我们如不奋勇杀敌，何以对得起他们的一片忠胆赤诚！” 而如今，麻袋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当局下令自行拆除了，华北守军的最高统帅宋哲元走了，北平最高长官秦德纯走了，城防司令张维藩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走了。北平守军的兄弟部队，除了部分人员身不由己地被迫留下来，能自由行动的军队都撤走了。在这场溃退大潮中，一一零旅独木难支，自然也不能留下，必须尽快撤离北平这块险恶之地。夹在撤退队伍中的何基沣于仓皇中百感交集。遥想当年，在这些热血喷涌的青年学子们面前，自己曾慷慨陈词，高呼着誓与北平共存亡的口号，走在训练队伍的前列。如今壮志未酬，不但抛弃了自己当初的誓言，也抛弃了这些满腔热忱的青年学子和满城的百姓，开始一场前程未卜、不知身归何处的军事流浪。想到这里，泪水模糊了视线。北平市民用沉默表示了对守军的不满与愤慨，没有人为之送行，唯年轻的学子们真情不减，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与对未来的期望，向这支败军与败军中的将士恋恋不舍地作最后辞别。学生们跟在队伍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不住地呼喊着送别的口号。眼看离北平城已经很远了，天空渐渐暗了下来，只有西方天际透着一丝血色的微光。夹杂在队伍中的何基沣于心不忍，策马冲出队列，勒住马头，侧转身，望着紧跟在队伍之后满面悲情的学生们，热泪盈湿了眼眶。泪眼婆娑中，他突然看到那高高举起的分明是学生们用自己的鲜血书写的标语： “何基沣将军不要走！” “抗战到底！” “我们要从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何将军与一一零旅将士不要走！” “北平不能丢！” “……” “同学们——！”何基沣旅长的声音已经嘶哑，他抬头挺胸，强行抖了一下精神，用最大的气力继续喊道：“同学们！北平——，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话到此处，何基沣哽咽不能语，他抬手向学生们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溢满眼眶的泪水倾泄而出。随着一阵旋风刮过，坐下战马的长鬓迎风飘动。何基沣趁势抖动缰绳，枣红色的战马前蹄腾空，马头蓦地仰起，在急速旋转中冲乌云压城的长空一声短促的悲鸣，载着泪流满面的主人箭一样向前冲去。身后，甩下了一座正在陆沉的千年古城和沉浸在惊恐迷惘中的芸芸众生。 次日，天津陷落。 第一章 往事再回首 第一节 慌乱大逃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隆隆炮火与日机轰鸣，平津地区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政府机关及工商界人士于纷乱中开始自寻门路纷纷撤离逃亡。以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同样呈现出一派惊恐、慌乱之象，一些人悄然打点行装，拖儿带女，呼爹喊娘，随着滚滚人流，顶着盛夏酷暑和弥漫的烟尘，纷纷向城外拥去。一时来不及逃亡或因特别情形而不能逃亡的各色人等，则在恐惧与焦灼的煎熬中苦苦等待与观望，心中暗暗祈祷并希望中国军队或许能赢得神助和佛灵保佑，尽快击退日军，保住北平这座千年古城与储存着民族文化血脉的校园。 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除接二连三向宋哲元、秦德纯等拍发“固守勿退”的电令外，分别邀请各界人士火速赶往庐山牯岭，频频举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大批学界要人应邀参加会议。此时，平津两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请到庐山参加会议的各大学校长、院长与著名教授，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平津，对战事进展的真相难辨真伪，而混乱时局伴着恐怖谣言，如同风中野火四处流窜飞腾。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在庐山的蒋、梅、张等三校校长坐卧不安，其情状“实属肠一回而九折”。为此，三校校长与学术界资深人士纷纷陈情，渴盼中央政府尽快作出决断，以挽救平津，挽救在日军枪刺与炸弹下苦苦挣扎的高校和学界同仁。 7月16日，面对华北当权者宋哲元等战和不定的暧昧态度，北平高校的查良钊、罗隆基、潘光旦、郑天挺、金岳霖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等26位教授和文化名人，联名致电正在庐山参加座谈会的军政要员，吁请政府坚决抗日：“卢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勿请一致主张守土抗战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中，以维国权。” 7月17日，梅贻琦自庐山密电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今日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可惜梅贻琦说的是庐山而不是北平，政府的军令部署与时局反复不定，令平津地区望眼欲穿、度日如年的师生和民众所看到的不是守军的积极“布置”，而是弃守溃退。7月29日凌晨2时，天津守军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根据宋哲元撤离北平途中拍发的密电，指挥所部对天津海光寺日军华北驻屯军指挥部、东局子飞机场、大沽军用码头等日军占领点发起猛攻。“全市民众殆如除夕之守岁，大多数为炮声惊起，通宵不眠。”战斗持续15个小时后，于29下午3时许，接到继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自忠从北平发来的“和平有望”电报，加之日军援军已到，敌特汉奸大肆活动，李文田忍痛下令弃守天津，率部且战且退，向已撤往保定的二十九军司令部靠拢。日军趁势反攻，地处天津城南八里台的南开大学，突遭海光寺日军兵营炮火袭击，射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校内高耸的木斋图书馆大圆顶，第一炮弹着点从圆顶旁擦身而过，第二炮击中目标，巨大的冲击力将图书馆圆顶整个切掉抛入空中，因圆顶又大又重，当翻转抖动着落下时，整个书库被压塌。紧接着，日军数炮齐发，南开大学校园内弹如雨下，秀山堂、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师宿舍区均被日军炮弹击中，顿时楼塌屋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炮击过后，日机凌空在校园内外投放炸弹，校园内残存的建筑以及相邻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均被炸毁。轰炸过后，凶残的日军又派出大股骑兵与汽车数辆，满载煤油闯入南开大学校园四处投弹，纵火焚烧，整个校园弹片横飞，黑烟滚滚，烈焰升腾。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靠各界人士赞助，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时已转往南京的张伯苓闻此凶讯，当场昏厥，尔后老泪纵横，悲怆不能自制。 当天下午，张伯苓强忍剧痛，以悲壮的语调和不屈的精神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7月31日，蒋介石约见张伯苓，以同样的情绪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蒋介石与张伯苓的谈话，给茫然四顾的平津教育界人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气。此时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彻底击垮一个民族，除动用武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予以摧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征服。但“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权威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因此，日本军队决不会轻易放过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以及珍贵的文化遗产。事变前就把平津高校作为重要征服目标而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终于将南开大学置于炮火之中，开始了精神上的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8月17日上午，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在南京汪精卫寓所召开，共邀请16人参加，分别是： 张伯苓、蒋梦麟、黄炎培、张嘉森、张耀曾、沈钧儒、曾琦、▲李璜、▲蒋方震、▲梁漱溟、▲陶希圣、▲傅斯年、毛泽东、马君武、晏阳初、▲胡适。由汪精卫主席，列席者有蒋作宾、王世杰、吴达诠三部长及秘书长张群。 所邀人员大约有一半出席（有▲标志者），时在延安的中共领袖毛泽东由周恩来代表出席。从受邀人员名单可以看出，此次会议除了军事上的讨论，更多的是对文化教育方面的关注，平津地区教育、学术界何去何从，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讨论。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北（西安）临时大学。两个临时大学以原各校校长任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迅速赴当地选址筹备，尽快组织师生撤出平津地区在新校舍开课。 9月13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为当然委员，另有北大胡适、清华顾毓琇、南开何廉，外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等为委员。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教育部次长周炳琳为主任秘书，因周炳琳不得脱身赴长沙，其主任秘书一职由杨振声代理。会议确定租赁地处长沙市韭菜园一号原美国教会所办圣经书院作为临时校舍，明确院系设置、组织结构、经费分配等事宜。此时的长沙圣经书院已经停办，校内教室、宿舍、家具及办公用具较为齐备，另外还有一个大礼堂地下室，正好作为临时大学师生的防空洞，以避日机轰炸。 9月20日，北大校长蒋梦麟与三校同仁陆续到达长沙紧急筹备。9月28日，各项事宜就绪，开始启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校务由三校校长及主任秘书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负责。与此同时，西北临时大学也在西安择好了校址并基本筹备就绪，战时的中国教育即将揭开新的一页。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发出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各校师生中用书信和电报秘密传达，早已心力交瘁，翘首以盼的各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接到通知，纷纷设法夺路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和古城西安——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这一决定是在时局激变的紧急情况下仓促作出，因而，此次撤退实际上是一次毫无组织和秩序可言的慌乱大逃亡。 校园成为一片焦土的南开大学师生接到命令，乘船沿海路陆续南下。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理学院院长杨石先，早在宋哲元、张自忠等辈与日本人拉拉扯扯，欲谈和屈就时，已感到凶多吉少，遂着手组织部分留守师生向校外转移图书、设备，并组织教授眷属尽可能撤出校园，转往安全之处。当战争打响，日军炮击、轰炸南开校园后，黄钰生、杨石先与郭屏藩等教授冒着滚滚浓烟和零星的枪炮声，在校内检点情况。当撤离校园时，黄钰生从自家倒掉的废墟中扒出了未烧着的被褥和一件衬衣，杨石先则只有身上的一套单衣和一架相机，二人带着这点仅有的身外之物，率领南开师生踏上了去往长沙的路途。 坐落于北京城中心地带，建校历史最为悠久的北京大学，由于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等名流均赴庐山参加政府会议，各项善后工作落到了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教授郑天挺身上。随着北平沦陷，日军进城，一些骨气与民族气节都呈“五短身材”状的文人、学者纷纷“下水”，开始与日寇狼狈为奸，企图阻止师生南下，局势异常严峻。面对危局，郑天挺顾不得夫人新丧，子女年幼的悲痛与托累，全部身心用于保护校产和组织师生安全转移中来。他先是决定向经济困难的滞校学生每人发款20元，促其迅速离校，尔后想方设法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属安全撤离。对此，郑天挺回忆说：“蒋梦麟校长等离北平后久无来信，对学校下步如何处理，大家都不清楚，只能临时应付。日寇进城、形势更加恶化，当时教职工到校者寥寥可数，多数同仁都想早离危城，但又无路费。当时我仍每天到校办公，解决职工教授生活、安全、校产保护等问题。未走教授如孟森、汤用彤、罗常培、邱椿、毛子水、陈雪屏等也多次开会，建议给低薪职工每人发30元维持费。并表示全力协助我共同支撑、维持学校局面。当时大家也常为我的安全忧虑。” 撤离北平十几年后的1948年，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对郑天挺的倾心竭力仍念念不忘：大家在凄凉惨痛的氛围中仍旧主张镇定应变，共维残局，“但是自从七二九以后大家的精神实在已经逐渐涣散了。城陷的那天，逵羽（南按：樊际昌，时为北大教务长）就避入了德国医院。上午十时我到第二院巡视只碰见了郑毅生（南按：郑天挺）、章矛尘（廷谦）、梁实秋和潘光旦。十一时到第一院，听说卢吉忱曾经来过一会儿，后来连工友的影儿都不见了。到了八月七日平津试行通车，海道可航，于是逵羽便首先离开了北平。第二天河边率日军入城，分驻天坛，旃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人心更加浮动。八月九日毅生、树人、公超、端升和我在欧美同学会晤谈，一部分同仁便主张早离危城。于是十一日清晨公超、树人、实秋和姚从吾就陪同胡适之太太离平赴津。在张皇失措中从吾还给胡太太丢了一只箱子。同仁既然纷纷南下，北大的重担几乎完全压在毅生一人的肩头。”而“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宪兵四人到第二院校长室检查，由毅生独自支应，后来周作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日宪兵驳辩，那时他还站在北大同仁的立场说话。过了两天日人又到图书馆索取中俄画界地图并且请孟心史（南按：孟森）先生给他们解释，这时的情势已经越逼越紧了。” 关于罗常培所说日人强行索地图事，北大教授钱穆在他的回忆中就具体细节有过这样的补充：“日本军队进北平，闻心史曾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旧地图，于中俄两国蒙古边疆问题有新证据之发现。遂派人特访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摄一像而去。而心史不久以病进医院。双十节后，北大同仁陆续离北平南下。余赴医院与心史话别，不谓心史竟已不起。” 北大同仁南撤后，一代史学大师孟森于1938年去世，身后没有像样的财产传给亲属，只有《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等名著供后世学人追思纪念。当年他发现的那张旧地图为日本人掠去“收藏研究”，从此再也没有面世。 9月3日，大批日军进驻北大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于门口挂上了各分队、小队的日文牌号。在如此严峻纷乱的局势中，郑天挺仍每天到校负责料理校产与未能脱身教授们的生活，直到10月18日，地方维持会将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在北大二院门口，郑天挺才和在平全体职员合摄一影，又于二院门前地方维持会的布告底下单独拍了一张小照，算是与他恪守的岗位作了最后告别。 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常培、陈雪屏、罗膺中、魏建功、邱椿、赵乃抟、周作人（南按：经济系，非鲁迅之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辅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离开沦陷的北平，转道南下长沙。正如罗常培所说：“北平沦陷后的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就在北平沦陷的7月29日下午，日军窜入北京城西北郊树木参天、荷花飘香的清华园进行骚扰。随即又数次以参观为名，将窃取的大批珍贵图书、仪器设备用卡车装运出校园。因梅贻琦在南京未归，局势越来越恶化，代理校务的叶企孙与陈岱孙等几位教授会商决定，尽快组织师生及其家属撤退，同时决定由校秘书处事务科长毕正宣与汪健君、施廷镛、陈传绪、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组成“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以保护校园与校产。骄狂的日军见此情形，索性派遣牟田口等部队侵入学校公开搜查，强占部分校舍，劫掠校产，直至把“校产保管委员会”人员驱逐出校。自此，“清华园内，遂不复有我人之足迹矣。” 据时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回忆：在炮火连天，北平危急，人心惊恐之际，除了逃难的人群，还有四处张罗准备男欢女爱，以成百年之好者。此种做法虽与整个北方硝烟弥漫、家破国亡的氛围极不谐调，但那些痴男情女们却不管这些，由着自己的性子继续在情思的梦境中生活。就在北平失守的这天，清华一位教员正在城中举行婚礼，特邀冯友兰主婚。想不到当天晚上城门关闭，这对痴男怨女在清华园预备的新房已无法进入，只有坐看北平沦陷，扼腕叹息。 从北平沦陷到清华师生南迁的这段时间，整个清华园在一阵大乱过后渐渐沉寂下来，几乎成了真空。冯友兰回忆说：“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有一次，夜里我和吴有训在学校里走，一轮皓月当空，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吴有训说：‘可怕，可怕，静得怕人！’。”此情此景，使冯友兰想起了黄仲则的两句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霄”，几近溘然泪下。后来日本军队正式进入北京城，开始到处接管搜查，冯友兰等几个留守教授觉得在政权已经失掉，保管已经没有意义了，事实上是替日本保管，等他们来接收。于是大家决定南迁，“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 冯友兰与吴有训二人一起离平南下，到达郑州时，冯突然建议上馆子吃一顿黄河鲤鱼，因为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机会先吃一顿再说。正在这时，意外碰到了清华的同事熊佛西，于是三人一同去馆子吃了一顿黄河鲤鱼，算是了了一桩心愿。当时熊佛西喜欢养狗，他面带忧戚地对冯、吴二人说：“北平有许多人都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听罢，满目凄然，道：“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呵！” 第一章 往事再回首 第二节 别了，北总布胡同三号 就在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师生纷纷南下西行之际，众多与这些学府无缘的知识分子在沦陷的北平茫然四顾，不知命运维系何处。按照南京政府的迁移纲要，鉴于时局危殆，政府资金短缺，除天津南开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著名私立大学、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这些学校和机构是存是亡，是死是活，除了自己设法寻找门径求得一线生路，只有听天由命，看阎王爷以及身边手捧鬼录的助手们兴趣如何了。此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正是一所民办机构，自然属于中央政府“弃之不顾”之列。 尽管政府无力顾及，但梁思成和刘敦桢这两根支撑中国营造学社“宏大架构”的支柱，曾在7月16日于清华、北大潘光旦、查良钊等教授和文化名人致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抗日公开呼吁书上签过自己的名字，且这批名单已被日本特务机关密切关注，他们自然不能留在已沦陷的北平。在内外交困，险象环生的大混乱、大动荡的危难时刻，梁思成于匆忙中来到中山公园内营造学社总部，找老社长朱启钤和同仁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中国营造学社已无法正常工作，只好宣布暂时解散，各奔前程，是死是活，各自保重。老社长朱启钤因年老体衰不愿离开北平，学社的遗留工作以及学社未来的希望，都托付给梁思成负责。此时令众人最担心和放心不下的是，学社同仁工作的成果——大量的调查资料、测稿、图版及照相图片等如何处置。为了不使这批珍贵文化资料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决定暂存入天津英租界英资银行地下仓库，“所定提取手续，由朱启钤、梁思成和一位林行规律师共同签字才行”，三人缺一，不能开启。 正当中国营造学社同仁紧锣密鼓地处理各种繁杂事务之时，梁思成突然收到了署名“东亚共荣协会”请柬，邀请他出席会议并发表对“东亚文化共荣圈”的看法。梁思成深知日本人己经注意到自己的身份和在北平文化界中的影响，要想不做和日本人“共荣”的汉奸，就必须立即离开北平。于是，他与爱妻林徽因一面联系可结伴流亡的清华大学教授，一面尽快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出城。 正在这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突然来到梁家，神色紧张地对梁说自己刚从外地潜回北平，有约50毫克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这是自己从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学成归国时，卢瑟福博士出于对中国的好意而特别赠给的。为了这一份全世界都禁运的极其珍贵的高能物理材料，赵忠尧历尽无数艰难险阻，终于把它带回祖国。如今北平沦陷，日军已进入清华园，如果这个东西落到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赵忠尧想起梁思成这位“铁杆”校友有一辆雪佛兰牌小轿车，决定找梁帮忙，一同进入清华园，抢救出这份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科学珍宝。 梁思成听罢，立即答应冒险一试。黄昏时分，梁、赵二人开车出城，冒着被日本军队和随日本人来到中国的高丽浪人打劫的危险，一路狂奔驶入清华园，进入显然是被日军骚扰过，散乱不堪，人去楼空的实验室，在特殊伪装的角落将盛装镭的铅筒启出。二人借着朦胧的夜色，驱车驶出已变得阴森恐怖的清华园，躲过日军的盘查，伴着咚咚的心跳，返回城中。 赵忠尧在一个偏僻的胡同下车后，携带这份珍宝悄然隐入夜幕不见踪影。梁思成将车开回家中，顾不上吃饭，与林徽因一道收拾家什。仓皇中，除了必需携带的几箱资料和工作用品，生活方面只带了几个铺盖卷和一些随身换洗的衣服，其它所有的东西包括梁思成心仪的小轿车，不管贵重与否，只好采取国民政府对待营造学社的政策，一概“弃之不顾”了。国破家亡，英雄末路，心中自有说不出的凄楚与怆然。在休息的空当，林徽因拿出纸笔，给她的美国好友费慰梅写了一封告别信：“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钟头了。沿着生活的轨迹，居然积攒了这么多杂七杂八！看着这堆往事的遗存，它们建立在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爱之中，而当前这些都正在受到威胁，真使我们的哀愁难以言表。特别是因为我们正凄惨地处在一片悲观的气氛之中，前途渺茫……” 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夫妇携带两个孩子和孩子的外婆，与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及另外两位教授走出了自己的住所——北总布胡同三号院大门。众人行色匆匆，许多往事已来不及细想与回忆，时间的分针秒针走过心头犹如针刺，临上车的一瞬，多愁善感的林徽因，心像被什么东西拽了一把，一阵酸痛袭过，泪水夺眶而出。 她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心爱的故园。 尽管此前医生曾经有所警告，说她的身体难以承受千里奔徙的颠簸流离之苦，但林徽因只有面对严酷的现实，无奈中悲壮地答道：“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天地茫茫，江山苍黄，不只是林徽因的寿命由天决定，一旦离开了与生命相伴了十几年的居所，梁家五口的命运之舟也只有随波逐流，听阴曹地府的阎王爷，甚或哪个主事的判官、小鬼来打发处置了。 这个时候北平的情形是：东面有日本傀儡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军万余人驻守；北面的热河集结着大量日本关东军；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约4万人驻防。三面受困的北平只剩下向南的一条通道——平汉铁路。而这条紧挨卢沟桥的交通大动脉，由于战争爆发被切断，流亡的路，只有从北平乘车到天津，转水路绕道南下。许多年后，梁、林夫妇的儿子、当时只有5岁的梁从诫道出了凄风苦雨中离别北平的情形： 临行的那天应是一个特别悲凉的场面，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倒记住了在去天津的火车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我们竟然和他们挤在一节车厢里。爹爹闭着眼在那里假寐，我却极有兴趣地在那里观察日本兵手里的“真枪”，一个日本兵冲我笑笑，还招招手。我就挨了过去。他让我摸摸他的枪，正在我十分兴奋的当儿，只听见背后一声怒吼：“小弟，回来！！”一回头，爹爹正怒不可遏地瞪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吓得半死，不敢再看那个日本兵，赶紧挤回妈妈身边。就这样，我们告别了北总布胡同三号。 到达天津后，梁思成一家和清华的金岳霖等稍事休整，然后乘圣经号轮船到青岛，再由济南、郑州、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在天津上船前，梁思成无法预料自己和家人的前途命运，遂把他此前用英文写就的几篇关于发现古建筑的学术论文与林徽因写的信一同寄给美国的朋友费慰梅，请她设法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在国外发表，并附上一张纸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 轮船鸣笛起航，站在圣经号甲板上的梁思成一家，眺望渐渐远去的陆地与岸边的点点渔火，一定没有想到他们到了长沙之后再转昆明，最后辗转到一个未曾听说过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隐居下来。他们或许认为中国很快会打赢这场战争，自己也会很快随之返回留下了人生无数美好与温馨记忆的故园。但正如此时同他们一道站在甲板上，眼望浪花翻腾、海鸥飞舞的宝贝儿子梁从诫在许多年后所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且将怀想寄清风，明月依依送远客。残淡的星光照耀下，梁思成一家与金岳霖等随船到达青岛，尔后转乘火车向济南驶去。经过近二十天的奔波，总算到达了长沙。按照老金致费慰梅信中的说法，“一路上没出什么大岔子，不过有些麻烦已经够难应付了。我们绕来转去到了汉口，最后总算到达长沙，这时已是十月一日了。联合大学十一月一日开学。” 身体本来单薄、瘦弱的林徽因，经过近一个月的颠沛流离，早已疲惫不堪，刚刚抵达长沙，就患病发烧，只好暂借朋友处休息。待病情稍有好转，梁思成奔波几天，总算在火车站旁租到了一个二层楼房上层的三间作为全家的栖身之所。 此时，流亡的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的教授、学生及部分家属，几经辗转纷纷来到长沙，相聚于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陌生的地方。大家相互见面，自是感慨多多，当初在北平夜幕中与梁思成分手的赵忠尧，把盛装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向长沙进发。为躲避日本军人与伪军的盘查，他绞尽脑汁，昼伏夜行，一路风餐露宿，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当破衣烂履、蓬头垢面的赵忠尧，在离北平一个多月后，拄着一根木棍，手提咸菜坛子，晃晃悠悠地来到临时大学办事处报到时，工作人员认为是一个乞丐未加理睬。待这个“乞丐”将坛子慢慢放下，声称要找梅校长单独说话时，梅贻琦正从内室出来送客。赵忠尧一声低沉沙哑的“梅校长”，梅贻琦先是一惊，继而泪水涌出了眼眶……赵忠尧得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已抵达长沙，专程登门看望和拜谢，其间遇到了许多梁家的朋友和清华的熟人。这些来自沦陷区的朋友相聚一堂，除了寻找一点家庭的温暖，更多的是怀着抗战的热情与对沦陷区亲人的牵挂抒发胸中块垒，预测战争局势和中国的未来。大约十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两位从南京来的学者又主动找上门来，梁思成夫妇一看，大为惊喜。来人一是老友李济，一是自己的弟弟梁思永。在这战火连绵、危急四伏的异地他乡，思成、思永兄弟相见，手足之情自不待言。而梁思成夫妇与李济的会面，亦非一般朋友故旧所言表，双方自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一章 往事再回首 第三节 大师云集清华园 站在面前的李济，与梁氏家族两代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其深厚的友谊肇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1年初，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积极倡导下创建研究所国学门，蔡元培亲任所长，由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北大教授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所聘教授除本校名师，还聘请社会上名声显赫的鸿学硕儒罗振玉、王国维为通信导师。此举开创了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学问的先河，一时为天下儒林所重。与北大同为北方教育重镇的清华学校，自1911年建立后，其体制只是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相对薄弱。眼见蔡元培把北大国学门搞得红红火火，清华学校教授与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不断发出清华亦应仿效北大，增强国学教学研究，以传播民族文化香火于天下的吁请。 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1924年初，清华学校当权者报请政府批准，欲正式“改办大学”，校长曹云祥专门函请周诒春、胡适、范源濂、张伯苓、张景文、丁文江等六位名重一时的学术、教育界大腕担任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六人中，除前任清华校长周诒春婉言未就，其余五人均接聘。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限制，经过多次商讨、斟酌，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训练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积极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即动员早在1917年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教授胡适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尚不算糊涂的胡适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并建议曹校长根据中国学界的优秀传统，采用宋、元时代书院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表示请胡氏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绵延中国文化血脉。但此时的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等诸前辈那“高山仰止”的国学气势和学界泰斗的真实存在，以及王、梁等人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之高，大师之大的伟岸身影，他再次清醒又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启超）、王静安（国维）、章太炎（炳麟）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1925年2月，在曹云祥校长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聘请由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一代名士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自此，吴宓开始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来院执教。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居处一一聘请。时年49岁的王国维（号观堂），作为满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南按：王曾任满清宣统朝五品衔“南书房行走”职）。半年前，王国维因不满北大国学门沈兼士等人的一些做法，愤然辞去通信导师一职。1924年秋，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率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战争中，中途倒戈，悄然拉着队伍从前线回到北京，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冯玉祥下令将国民政府总统曹锟囚禁，未久又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取消国民政府对皇室的一切优厚待遇。1924年11月5日上午，冯玉祥擅自派出的国民军包围了紫禁城，宣布废止对清王室优待条件的函文，限令清逊帝溥仪三个小时内搬出皇宫。仍以皇帝自居的溥仪看了函告，惊慌失措，在军队胁迫下，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交出了皇帝印玺，收拾了私物，遣散了太监和宫女。当天下午，被监护离开皇宫紫禁城，搬到后海甘水桥生父的居处醇王府暂避锋芒。 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差事也自然化为泡影，王氏只好在家著书度日。正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曹云祥校长托胡适向王国维转交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作一番解释说明。王氏深怕机关中人事倾轧，本不欲就聘，后经胡适说和，加上胡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到清华园转了一圈，王始有进清华的念头。 此次吴宓再次登门，对王国维这位晚清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作过一番了解研究，计定了对付方法，力争一举成功。待吴到了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王国维住所后，采取入乡随俗策略，先行三拜如仪大礼，然后再提聘请之事。此招令王国维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很尊重自己，心中颇感痛快。王氏“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吴宓的一番心思总算没有白费。 决定就聘的王国维，觉得这样重大的工作调动，应该禀报“皇上”，看“上面”是否“恩准”，再最后决定行止。于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憋了些时日，硬着头皮偷偷摸摸地跑到天津张园见到逊帝溥仪，在“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后，才放下心来，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携家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秋迁入西院十六、十八号），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身材瘦小的王国维，脸庞黑黄，八字须，头戴瓜皮帽，身后拖着一根猪尾巴状的小辫子，一副颓丧委靡的样子，属于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塑造的典型的满清遗老形像，看上去不是很酷，且有些丑陋。当年与王相识的鲁迅曾说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胡适也曾直言不讳地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正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训，此人肚子里的学问，可谓如江河湖海，浩瀚无涯，并世罕有其匹。 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王国维，早年立志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通过自己的天才加勤奋，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凭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王氏经过多年苦心钻研，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1906年，王国维所著《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出教育之宗旨为培养“完全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亦师亦友的满清遗老、古文字学家罗振玉避居日本，开始随罗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这一视若生命的追求，使王国维最终以不足50公斤的瘦弱之躯，借助思想学术的浩然锐气，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续了近一千年。王国维也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和“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后世评价王国维学问之博大精深，有“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寅恪语）的高度赞美。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此时的胡适虽然有点谦虚地把自己大名列入“半新半旧”的圈子之内，但就他的国学功底与成就而言，与王国维相较，不能说无法望其项背，至少是不能与王国维齐肩并立，更谈不上予以匹敌。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学术框架和标高论，自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史学之祖司马迁与世长辞，过了一百多年才产生了班固；班固死后五十多年产生了荀悦；荀悦死后过了八十多年产生了陈寿。陈寿死后七百年，直到11世纪才产生了欧阳修、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和范祖禹。12世纪产生了郑樵。郑氏死后六百年，到18世纪才产生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名家。继赵、钱、王、全、章等人死后百余年，才有旷世天才王国维横空出世。而王氏不仅“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吴宓语），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魏晋时期写出不朽名著《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一千六百年来，历代史学名宿所不能匹敌的。正是有了如此伟大的创举，后人遂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王国维到校后，鉴于他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曹云祥校长请其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一职，王氏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云祥校长复请吴宓任之，吴乃允就主任之职。”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 梁启超此举，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时北平学界几乎尽人皆知，梁氏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长的密切关系与感情，而梁家的三位公子又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梁启超长子梁思成。1915年入学，1923年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次子梁思永，1916年入学，192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三子梁思忠，1918年入学，1926年毕业后留学美国，步入著名的西点军校。梁启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学校作“名人演讲”，开始与清华建立起真挚的感情与友谊。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梁启超不仅是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还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言论界的骄子”和“舆论界的权威”，他那宏阔深邃的思想、词锋如剑的演说，如一道道耀眼刺目的闪电，在昏沉沉的中国放射出灼人的光芒，无论是他主办《时务报》时期、《新民丛报》早期、反对袁世凯称帝，还是反对张勋复辟时期，其思想锋芒皆具有气贯长虹，移山填海的浩浩威势，袁世凯的“太子”、曾野心勃勃想当皇帝接班人的袁克定，曾公开坦承粱启超是一位罕见的领袖名流，并有“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的赞许。许多年后，已成为文学家、名教授的梁实秋在回忆清华求学时代聆听梁启超某次演讲时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又说：“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这一历史因缘，梁启超曾自言“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除了演讲，梁氏还不时来清华休假“小住”，著书立说，并对国学的前途有所关注。他在一次校方组织的教授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因有了这样的感情与私谊，梁启超常在清华兼课和讲演。1914年，即清华建校三周年之际，梁氏亲赴清华演讲，讲题名为《君子》，他用《周易》中两句关于“君子”中乾坤二卦的卦辞作发挥，以此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在阐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大道”后，梁启超明确提出：“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谁属？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梁氏江河狂泻，中流砥柱般的演讲，在清华师生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对清华学校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来，清华大学校委会决定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并镌刻在校徽上，以励师生。自此，内含真正“强大”、“不息”玄机奥秘的八字校训，如同一座高耸的路标，昭示着清华师生前行的方向。 正因为有了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情感交结，梁启超接到聘书之后立即萌动了应聘之心。当然，除了梁氏与清华在感情上的瓜葛，还有另外一个插曲。这便是，出于对国学的挚爱和对国学发扬光大的目的，此时梁启超正准备在天津筹办一个专门用来培养国学人才的“文化学院”，正在他苦其宏愿而总不得实现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且适时来聘，于是便有了梁启超放弃旧构，欣然前往的抉择。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共事。因为章氏在日本时，常和梁启超为“革新改良”还是“革命共和”等社会政治问题打过笔墨官司；另外，章太炎公开反对世间有甲骨文之说，他认为无论是社会上流传的还是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都是奸商们鼓捣的假冒伪劣产品，信它就是替骗子张目的妄人，而王国维恰是以研究甲骨文并从中发现了殷商先公先王名号而闻名于世的。鉴于这众多的瓜葛，章疯子得此礼聘，“疯”劲顿起，拒聘不就，当场把聘书摔到地上并踩了几脚，表示决绝之态度。自此，章太炎失去了在清华园一试身手的机会，清华园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国学研究院既开，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各科学业，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他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华超群，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身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一看张彭春荐了自己的同学，也不失时机地向校长曹云祥强力推荐自己在哈佛读书时的同学、时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的史学奇才、37岁的陈寅恪前来清华担当导师之职。经过吴宓的力荐与梁启超、王国维共同用力，曹校长在反复权衡之后，终于同意，并由吴宓电请陈寅恪归国就聘。——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较为年轻的陈寅恪连个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清华国研究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却学贯中西，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放洋十几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学子，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三人被誉为“哈佛三杰”，风头强健，为同辈所瞩目。而陈寅恪更是人中之龙，其学问之广博精深，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奇境，为学术界推崇备至。至于清华园内新来的“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称号最先由谁呼起，研究者已难考证，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 紧随这“四大”之后进入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年轻“海龟”李济。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4岁即入书房，从一个表叔开始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之类的古书。1907年，李济随时为清朝内务府的小京官父亲进入北京两个著名中学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后留美。 李济留美的这一年，与他同船离开上海浦江码头的一批官费、自费留学生与考察人员中，有后来成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清华大学理学院长叶企孙、著名学者董时、张道宏、查良钊、刘叔和、诗人徐志摩，还有一个同船赴美筹备造反事宜的一代美男兼职业革命家汪兆铭（精卫）。船抵旧金山，李济与诸友分手，同徐志摩等几人进入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就读。李与徐同居一幢公寓，后同居一室，二人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李主攻心理学，徐读财政、银行学专业。一年之后，徐志摩转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0年暑期后转赴伦敦），李继续留在克拉克大学作为研究生攻读社会学，并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同时也是哈佛创建以来这个专业中最早到校的唯一的研究生。哈佛三年，李济随具有国际威望的人类学大师虎藤（E.A.on）、罗兰·B·狄克森（Roland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进一步弄清整个中国民族是怎么形成和移动的，“这个最突出的现象”。 1923年，李济以他那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此为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这一年，李济27岁。 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济旋即收拾行装，告别了风景秀丽的查尔斯河畔和浸润着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园，踏上了归国的途程。一只意气风发的“海龟”，怀揣满腔热血，穿过波涌浪滚的浩瀚大洋，携西学文化的新风与锐气，精神抖擞，豪气飞扬地爬上了黄土凝成、板结干裂的远东大陆，回到了赋予他青春和梦想的故都北京。此时的“海龟”与若干年后作为新生代的“海龟”或者“假洋鬼子”皆有较大不同，在李济的梦想里，有成就一位学术界大师的心愿，却没有捞个大官或弄个百万富翁或千万大亨的追求。从徐志摩于哥伦比亚大学致李济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被徐称作“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的“老兄”，心中装填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等一类理想与抱负。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若干年后李济所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回国后的李济在一位名叫凌冰的美国克拉克大学时期结识的学长举荐下（南按：时凌担任南开大学部主任，一说教务长），接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是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再度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国际级地质学大师丁文江（字在君），二人成为终生挚友。 丁氏作为曾在欧洲剑桥、葛拉斯哥等大学求学七载，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归国的老字号“海龟”，此时已取得了中国地质界的领袖地位，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对田野考古发掘和野外收集资料颇为热心。正在这个时候，河南新郑古墓出土一批青铜器的消息传到北平，引起了学术界注意，丁文江得知，立即鼓励李济亲自到那里做些发掘工作，并筹了200块钱作为发掘经费，另外派了地质调查所谭锡畴作为李的助手协助工作。 李济接受了丁文江的好意，于1923年秋赴河南新郑做了第一次试探性小规模考古发掘，由于土匪捣乱与当地土著们不合作，加上墓葬几乎被盗墓贼盗掘一空，发掘收获不尽人意。李济自觉有“失败”之感。正是这次“失败”，使年轻的李济从具体实践探索中积累了可贵的田野工作经验，并有简短的英文报告《新郑的骨》一文问世。按李济的说法“由这些无数的宝贵经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丁文江先生对我们的一番苦心。”自此，李济迈出了由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第一步。这一步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意义，正如许多年后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走下飞船舷梯，迈向月球加里加特梯死海之时对地球人类说出的那句永垂不朽的名言：“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正因了李济在新郑发掘的第一步，具有科学性质的考古学大幕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轰然开启，神秘的东方古代文明之门再度洞开，整个地球人类将随着中国田野考古发掘一步步推进和丰硕成果的展示，为远东大陆如此不可思议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而惊叹。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t），派毕士博（C..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兴隆的名声，以及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的机缘，毕士博代表团驻北京团部写信至天津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的工作队，共同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李济接信后，颇为踌躇，最后在丁文江支持下，决定与对方合作，他在给毕士博的回信中首先提出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但却关乎国家与民族大义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一、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 二、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毕士博接信后，立即回华盛顿向他的上司——弗利尔艺术馆馆长洛奇汇报，并将李济赞扬一番，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不久，李济收到毕士博的回信，称：“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李济对这个答复很满意，于是辞去南开大学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李济所提的两个合作条件，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直接的收益不仅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国际性合作树立了坚实稳定的坐标。 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招聘天下一流人才的行动开启，作为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梁启超深以为然，二人共同出面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曹一听李是哈佛博士，且正与美国人合作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当场表示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赶快请进清华园。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国学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讲师：李济；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延灿、章昭煌；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仁称赞，向来以木讷寡言著称的王国维更感欣喜，认为此举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视为蹩履和歪理邪说被无情地扔到垃圾堆中，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和管理队伍控制的大学，其办学成绩自可想见。 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整个聘任过程中可以看到，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人数，特别是有名望的“海龟”不可多得，学者间的相互推荐和学者出身的校方负责人之认同，发挥了交叠影响和作用。就整个导师队伍论，此时的李济虽有大师的身价，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导师之一，但后世士林却没有把他与王、梁、陈、赵“四大导师”并列而成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没有前“四大”的教授头衔，其实内中还有更多复杂的原因与详情，而这些详情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模糊淡远，成为后来剪不断，理还乱的一桩历史公案。 第一章 往事再回首 第四节 梁启超与李济的友谊 李济以大师的身价、讲师的头衔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担任的课程先后有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其间还主持了一个考古学陈列室并兼任历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在清华任教期间，李济重点指导的研究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后来中国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另半个是后来成为著名古文字学家的徐中舒。因徐氏主要从王国维研读古文字学与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济的名下只能算半个。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则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不仅缘于梁对李进清华有推荐保举之恩，主要是二人对待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此时的梁启超正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李济则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支持下，即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问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中间，放开手脚做一番实实在在的现代学术事业。于是，便有了李济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决定未来田野考古学这门学问路径走向的山西考古之旅。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曾随瑞典著名学者安特生发掘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的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作考古调查。其间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几个可供发掘地点后，二人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同年10月，由李济直接协调洽谈，清华校长曹云祥出面，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并由对方出大部分经费，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协议达成。按照协议规定，发掘古物永久留在中国，论文用中英文撰写并在中美两国学术刊物上发表。——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的几年间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事业。对于这次发掘的意义和评价，许多年后，李济的学生、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言：“这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计划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此次发掘，由于其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与奠基性地位而载入史册。 梁启超对于此项中外合作发掘事宜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与支持，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因有了阎老西政府的撑腰和关照，使得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当此之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来自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博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人魏敦瑞（J.F.eidereiceilhardde.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等等。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眼光和信心，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饮冰室主人”，才让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他在致子女的信中说：“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天不假年，梁启超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次子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考古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此前，梁思永在美国学习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为此，梁启超向这位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提供了有关统计资料，还为其回国后的实习机会和条件作了精心安排。从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则可跟随李济到田野去一试身手。 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了七十六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尽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总算把古物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作出了突破性示范。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而正式转到了考古学领域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欢迎李济、袁复礼二人山西考古发掘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期待中召开。继张彭春之后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理国学研究院事务的梅贻琦、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出席了会议。李济首先介绍发掘西阴村遗址的情况，选择这个遗址是因为《史记》上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行政名城都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又说这次发掘不是乱挖的，而是严格地一层一层挖下去。袁复礼插话补充说：“我同李先生从某地寻找到某地，我敢于同他赌咒：如果能在这里找到新石器文化遗址的话，我决不相信。后来到了西阴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认输。我们用的‘刮地皮’（的方法），一层层刮……”当时骂军阀搜刮民财称“刮地皮”，袁复礼把这个名词移到考古发掘的方法上，颇为形象生动，师生们听罢不禁开怀大笑。 西阴村遗址的出土物大多是残破的陶片，因知识与眼界所限，研究生们看罢有点不知所云，当一个半腐的、经过人工切割的小小蚕茧现身时，大家的兴趣才一下子提了上来。只见： 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 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呈丝状的半个茧壳，显然是用锐器切割过，用显微镜考察，割的部位平直，茧壳仍旧发光，与西阴村现在的蚕茧比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展览中，李济特别强调：“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而这半个经锐器切割的蚕茧，当是一种“文化的遗留……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可靠。” 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作的长篇报告并观摩了实物，精神亢奋，欣喜逾常，回到寓所的当天晚上，便以极大的兴致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梁思永写了一封长达二千余字的长信。信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他（南按：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梁启超在信中谈到出土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时说：“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酣畅淋漓的翰墨，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舔犊之情与殷切期望。按梁启超的打算，他还想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上一试身手，定会创造一番伟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7月回国。令人扼腕的是，此时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已钻入湖底，命赴黄泉，李济的田野发掘计划也成为泡影。 王国维在清华大学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学问越发精进，但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早已逊位的“皇上”，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 1927年5月间，听说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荡华北，入主京师。又听说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为北伐军或农民协会的人抓起来砍了头，王氏甚为恐惧，认为北伐成功之后，自己也不会被国民党所容，乃于惊恐中常与吴宓、陈寅恪等朋友密谋应变之策。期间有人劝其避居国外，但王大师总踌躇不定，只是经常深夜枯坐居室流泪。 延至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人一席，李济、梅贻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据当时在场的研究生柏生回忆说：“座中（王国维）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宴席将散，梁启超起立致辞，历述同学们之研究成绩，并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皆聆听，王国维亦点头表示同意此说。宴毕，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尔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会见谢国桢等同学，依旧是谈笑和怡。6月2日晨，王国维餐毕，八时至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如常，并与同仁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离奇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五元钱，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在校西门雇一辆洋车径赴三里地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嘱车夫在原地等候，约十时左右独自向园内走去。在园内，王国维闷不作声地徘徊于长廊之间，后踱步至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尽纸烟一支，约十一时左右，怀揣剩余的四元四角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等字样的简短遗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虽有园丁“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但王的头颅已插入淤泥，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代国学大师由此告别了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51岁。 王国维沉湖而死的消息传出，全国学界一片哗然。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怀着极度的悲伤与哀痛，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犀利的洞世眼光，挥毫写下了哀婉凄绝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诗文向来以隐晦难解著称，此诗算是较为浅白的一个例外，但对个别字词的理解也曾引起学术界不休的争论。王国维在遗书中曾有“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之语，陈诗中所谓“谬承遗命”当特指王氏遗书所言。显然，王国维是把陈寅恪、吴宓视作他的知已的。面对知已，陈氏于“倍伤神”中又发出了“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的深切悲鸣。 王国维之死，之所以引起陈寅恪如此悲伤，自是与二人在过往的岁月里结下的深厚友谊，并对天命人事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有极大的关联。 面对王氏离奇的跳湖自尽，学术界产生强烈震动的同时，坊间对他的死因也产生了种种猜测议论，以致有多种说法流传于世，如殉清说，自殉文化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致死说，王国维“妻妾出轨受辱”说等等，一时甚嚣尘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为一个人言言殊的谜团。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作了解释和评价，其说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在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者，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由于个人恩怨，或后来的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等。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作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陈寅恪挽词和序文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王国维的好友兼亲家、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更是赞誉有加，谓：“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南按：逊帝溥仪赐给王氏的谥号）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 显然，陈氏之说较之世人流传或溥仪道听途说，更能接近事实本质和王氏内心之痛楚。作为死者的知己，陈寅恪对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国维九泉之下自当颔首。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已，要为天下哭先生。 ——这是1922年，王国维的知己，也是陈寅恪的师辈人物，清末著名诗人与学者沈曾植去世时，王国维为其撰写的挽联，其悲恸怆怀之情溢于言表。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借碑文而抒发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情怀，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喷，再次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精髓与人性光辉，于苍茫的天地间扬波激浪，振聋发聩。此文一出，世人莫不为之动容。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的梁启超。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主持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 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徐志摩语）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梁启超仍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内中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同时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梁启超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至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提出责任不在协和。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他为科学所作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这年6月5日，梁启超在致女儿梁思顺的信中委婉地说道：“近来因我的病惹起许多议论。北京报纸有好几家都攻击协和（《现代评论》、《社会日报》攻得最厉害），我有一篇短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带半辩护的性质，谅来已看见了。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唐天如细细珍视，说和从前一样。）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现在病虽还没有清楚，但确已好多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或者是协和的药有效（现在还继续吃），或者是休息的效验，现在还不能十分休息（正在将近毕业要细阅学生们成绩），半月后到北戴河去，一定更好了。”让梁思顺看到的是，不但梁启超的北戴河之旅未能成行，原有的理想也被击得粉碎。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党人、军阀之间无休止的混战和社会在一片“革命”与“打倒”的号角声中急剧动荡，病中的梁启超陷入了忧心戚惶的境地。1927年1月2日，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道：“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如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 此时的梁启超对北方军阀、共产党和国民党人皆不满意，认为全是胡闹，属于社会的乱源与民众的克星。他在公开发表的演讲和给朋友、孩子们的信中，多次坦白地表述这一思想观点：“近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人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来了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竞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自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哪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哪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挥而成功者。（说来真可耻，简直是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又说：“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像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 此时的梁启超不只是替儿子担惊受怕，随着形势发展，自己也越发惊恐紧张起来。1927年4月2日，他给女儿梁思顺信中说：“我大约必须亡命，但以现在情形而论，或者可以捱到暑假。本来打算这几天便回天津，现在拟稍迟乃行。”19日给孩子们的信中又说：“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岛死去，前日我们在京为他而哭，好生伤感。我的祭文，谅来已在《晨报》上见着了。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我得着电报，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哩。”5月31日又说：“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剧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因许多要紧书籍稿件拟带往津。）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往坟上看一趟，（因为此次离开北京，也许要较长的时日才能再来。）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早车往津。” 第二天，梁启超入城，尚未登车回津，突然得到王国维自沉颐和园的噩耗，惊愕中复奔回清华料理王氏后事，直至8日才返回天津。 天命人事，伴着刀割针刺般的噩梦不断纠缠于梁氏的身心，原本十分虚弱的病体越发不支，而北伐军势如破竹的锐风与王国维自杀身死的悲剧，给梁启超以巨大刺激。兔死狐悲，粱氏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不得不反复到医院救治，且不断靠输血予以维持生命，其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这年夏天，梁思永自海外归来，本想做一番事业，因时局变幻纷乱，党人与各派军阀之间激战正酣，使得李济精心筹划，准备与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区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梁思永无奈，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下来，除到城内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参观，并向郭宝昌等鉴瓷名家和文物专家请教外，大多数时间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古物陈列室，整理、研究李济从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带回的古物标本。1928年5月底，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期结束，梁启超将学生论文评阅完毕，身体不支，即请假回天津养病。6月8日，北伐军击溃奉系军阀，攻占京师，北洋政府宣告覆灭，国民政府旋改北京为北平。清华学校由梅贻琦“暂代校务”，听候接管。未久，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滴血之心，再度赴美深造。当他刚踏出国门，死神悄然逼近梁任公的府第，父子俩这一别竟成永诀。 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留学欧美的著名“海龟”罗家伦为校长。自此水木清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年9月底，梁启超再度入协和医院，治病期间托人觅辛弃疾材料，以便撰写《辛稼轩年谱》。一日，忽得一朋友送来的《信州府志》等书，梁氏不胜狂喜，遂不顾病情未愈，携书出院回到天津家中扶病连续笔耕七日。此时死神已开始“嘭嘭”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乏术，只能听从死神的召唤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57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仁抚棺恸哭，梁的友朋故旧、学生与家人泣不可抑。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间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瘖，天丧斯文悲天悯人”的哀叹。 四个月后，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 1930年夏，梁思永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李济已离开清华投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感念旧情，李济把梁思永推荐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分配到考古组工作。自此，继梁启超之后，命运之神又赋予了李济一段奇特的因缘，与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开始了近20年密切合作与交往的人生之旅。 第二章 英雄辈出的时代 第一节 波滚浪涌的北大校园 李济从清华大学转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斋研究所就职，离不开时势造英雄的际遇，但更多的是他自身的学识与人格光辉所铸就的必然结果。以李氏在天下儒林中所具有的身份、地位和声望，倘若一生没有入主中研院史语所，并位居前几把最为显赫的交椅，不仅是不可思议的，同时亦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人类学这门科学的损失。 1928年10月底，李济以清华研究院导师的身份赴美讲学归国，路经香港，就在停留的短暂空隙，与一位在中国未来政坛与学界掀起滔天巨浪的重量级人物——傅斯年相遇了。火于二人初识的经过，李济后来有一个简单的叙述：“因为我向来不曾到过广东，所以顺便到广州去看看。又因为我不懂广东话，而那时刚成立的中山大学，有许多从北方来的教授在那儿教书，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在那儿，我只是去碰碰看。谁知一去，在门口碰到清华的老教授庄泽宣先生，我们彼此很熟。他一见我就说，你什么时候来的？正有人在这儿找你呢！快去快去！我带你见他去！我不免吃了一惊，问他什么人要找我呢？他说：这个人你也知道的，就是傅孟真先生。”李济大吃一惊，他虽没见过其人，但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听罗家伦谈到其人在五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心中不免生出一种敬佩之情，于是便随庄去见傅。李济说：“他跟我谈的事就是在中央研究院办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件事。谈了不久，他就要我担任田野考古工作。”正是这次会谈，决定了李济未来50年的考古学术历程。 李济偶然结识的这位傅孟真，名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七世祖傅以渐乃大清开国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状元及第”的金匾高悬于门额，在当地有“相府”之称。据说傅以渐的这位后世子孙——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二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这位现代“圣人”经历了十余年家塾与官学训练，于1913年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聪颖头脑，连连夺魁，四年考试三次列全班第一，一次屈居第二。1916年秋，转入国学门继续深造，大有羽翼丰满，一飞冲天之势。而这个时候的傅斯年自我感觉良好，一般的同学甚至教授很难被他放在眼里，气焰之盛为同学侧目。据傅的同班同学伍淑回忆说：“民国五年下半年，（我）在北大上课的第一天，大约在一个上午，上什么历史，一位有长胡子的教员来了，分到三张讲义，仿佛都是四个字一句的。上课半小时，黑板上写满了讲义校勘记，感觉到乏味，于是开始注意班上的同学；发现第二排当中一位大胖子有点特别，因为教员的眼睛，老是注意他的身上。下了课，这位胖子同一位像阿拉伯马一样的同学在课堂的角落谈起天来了，围起一班同学来听，议论风生，夹杂些笑声，我就很欣赏他的风度，到他台子上一看，放了几本检论，上面有了红色的批点，却没有仔细去看它。下了课，回到宿舍，才打听到他就是山东傅斯年。有几个老同学就说：‘他是孔子以后第一人’，这是我对孟真的第一个印象。” 正是这个场面与印象，傅斯年在伍淑的心目中高大起来，且有点高不可及。伍淑继续回忆道：“以后我就常常走近他的身边，想同他打招呼，他总是若理不理。一天，我是忍不住了，很唐突地同他谈起天来，说不到几句，他回过头去，背起书来了，我也只好很不高兴地走开。” 傅氏这种耿直、张扬的性格、为人与处事态度，以及盛气凌人的做派，可谓一直到死，都没有改变。也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一个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最稀有的天才”和“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的伟大学人。 傅在北大学习的后期，因有了陈独秀、胡适之等几位新式教授像孙悟空一样翻着筋斗来回折腾，使原来就不平静的北大校园风生水起。随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骁将加入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行列，有别于传统文化思想的文化主张，更是领一时风骚，“欧风美雨”外加从伏尔加河畔刮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座古老的校园中吸收融合，在文化、教育界产生了极大震动，一场被传统派视为另类文化运动的号角就此吹响。具有革命性的新文化运动，伴随着“德先生”与“赛先生”（democracy和sce，即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与主义，于“铁屋子的呐喊”中向四面八方呈波浪式辐射。 大潮涌动中，傅斯年与同学好友罗家伦、汪敬熙、杨振声等20余位学生，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做《新潮》的刊物，聘请胡适担任该杂志顾问，学着《新青年》的样子与吴宓等人搞的《学衡》派大唱反调，猛力鼓吹与传统学术观念、文化思想不同的另 类思想与文学。这一做法得到许多同样具有另类思想的年轻人与激进分子欢呼与追捧的同时，也遭到了以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特别是北京大学校园内“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两足书柜陈汉章”（罗家伦语），以及章太炎的头号大弟子黄侃等名流大腕的强烈反对与拼死抵制，双方皆以手中的笔作投枪、匕首，你来我往地对刺起来，并有不把对方刺倒打垮决不收兵之势。 当此之时，而无论是被呼曰国粹派的黄侃、辜鸿铭等老夫子，或被称之为大搞“歪理邪说”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辈，还是刚刚崭露头角、大受时髦青年欢迎追捧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在一旁敲边鼓的文化新锐，甚至包括张国焘、段锡朋、许德珩、汪敬熙等等各色人物，心中极为清楚真正让他们在北大校园内兴风作浪、交锋对垒的后台老板，乃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只有蔡氏秉持“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才使一座制造官僚政客的京师大学堂从一具僵尸中蛹化而出，成为“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和“有着希望的前途”的新北大。 出生于浙江绍兴府的蔡元培，作为光绪皇帝御笔钦点的翰林，曾经在日本和上海等地与他的同乡，也就是那位整天高呼要造反杀人的女界名流——秋瑾秘密联系，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埋头为革命党人制造炸弹，准备搞一场震憾世界的恐怖活动——刺杀大清国皇亲国戚与王公名臣，以达改朝换代的目的。就中国的恐怖分子或曰刺客而言，自战国末年的荆轲之后似乎没有再形成什么像样的气候，是谓“荆轲之后无荆轲也”。直至清末民初，这一职业才又复苏，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动荡社会中再度勃兴。当此之时，整个世界都似乎沉浸在打闷棍、刺杀与劫掠的风浪之中，无政府主义暗杀更是风靡全球。热血青年趋之若鹜，大街小巷不时传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颈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的啸叫，更有“人头做酒杯，饮尽仇雠血”“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等等狂吼。流风所及，中国留学生和革命党人如徐锡麟、秋瑾、汪兆铭、蔡元培、任鸿隽、周豫才（鲁迅）等等，纷纷投入到这股大潮之中。 蔡元培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形象，身材矮小，行动利落稳当，“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读，而并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朴素谦抑的蔡元培，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这是蔡元培给青年学人、后来一度出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留下的印象。 就蔡元培本人而言，把硫磺和硝酸包裹在铁片和石块里制造出的炸弹，可以将一个王朝残破的躯体炸出几个血洞，让其在流血中慢慢死去。而改造一所堕落的国立大学堂，同样可以制造出爆炸力惊人的文化炸弹，把整个中国腐朽没落的思想和体制炸个天翻地覆。为此，1916年正在法国考察避居的蔡元培，受教育部电召回国，于12月22日的“大风雪中”，迈着沧桑的步伐，伴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呼号，跨进刚刚经历过一回帝制复辟的古城北京，接受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任命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1917年1月4日，时年49岁的蔡元培于北京古城晦雾缭绕的“三海”岸边匆匆绕过，轻健沉稳的身影迈进高傲中透着古怪的北京大学门槛，在宽敞漆亮的校长交椅上坐定。自此，这位前清翰林的后半生，便与国家、民族政治文化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蔡元培这一与往昔大不同的举动，为当时中国僵硬得如干尸状的教育体制开辟了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通道。面对蔡氏的雄心锐气，当朝腐朽官员和御用策士们深感震惊，以少有的清醒及政治洞见作了如下预言：蔡元培之入主北大，北洋政府“无异猪八戒肚中吞了一个孙悟空”，是自取痛苦和死亡的不祥征兆。无乃情势所迫，潮流浩荡，不管是当朝的“猪八戒”，或山中魔兽还是朱仙群党，皆顾不得许多，只有听凭这个制造炸弹并心怀异志的“齐天大圣”钻进自己肚中，挥舞金箍棒翻着跟头上下折腾了。 当胸有成竹的蔡元培从那把稳坐的校长椅子上起身时，北京大学储存日久且透着腐气的一潭死水，已被投下了坚硬如铁的“知识革命之石”。死水翻起微澜，浩荡的波浪即将腾起。在北大那长满苔藓的校园和潜伏着蓬勃生机的宽阔讲台上，怀揣新思想与现代科学知识的校长与他的同事及学生们一道，共同负载起抗争与奋斗、梦想与追求的新使命。在周围尚处于蒙昧与混沌状态的历史时刻，蔡元培审时度势，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箴言。这个光芒万丈的治学方针，如大海潮声，振聋发聩，故都上空，犹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自此，故宫脚下那个日渐沉沦腐败的原京师大学堂，渐成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一代又一代人类的梦想，都羁系在这片风雨迷濛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北大不再是成批生产封建体制内候补官僚的冰冷机器，而是成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念的人才成长的摇篮。这个摇篮在散发出科学与民主精神光辉的同时，也“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崖层”。 就在这个崖层之上，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派学界领袖人物统率的革命闯将，在与强劲的老派对手黄侃、辜鸿铭等名流交锋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在古老的京都与中华大地迸发出一串串耀眼的火花。火花闪耀中，蔡元培亲手制造的文化炸弹，一不小心被点燃了引线，北京街头热切的呼唤伴着声声怒吼。终于爆响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第二章 英雄辈出的时代 第二节 从北大到柏林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学潮——以“德先生”与“赛先生”为纲领，反帝爱国运动大幕由此拉开。当此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和街头闾巷，风卷浪滚，泥沙俱下，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胡适麾下头号骁将傅斯年，尽管还没有成为满身散发着西洋气味的“海龟”，而只是比“土鳖”稍高级的“一只稀有蟋蟀”（罗家伦语）。但正因为稀有，才在这股世纪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学潮爆发后，只见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大汉高举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就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北京大学国学门学生、素有‘大炮’雅号的傅斯年。”学生们呼喊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利”、“还我青岛”等口号，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后，又赶赴赵家楼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从而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大震动，号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爱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一页。关于傅斯年在“五四”运动特别是游行示威中的具体身份和地位，傅氏本人一生很少向人提及，虽在1944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回忆性文章《‘五四’二十五年》，但对此细节仍未触及。这顶“总指挥”的纸糊高帽，无疑是社会中人和后生们强行给他戴了上去，以示对其人其行的崇拜景仰之情。从“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张国焘、许德珩、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的回忆看，关于傅任“总指挥”的问题尚有探讨的空间。罗家伦说：在火烧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者之后，游行的学生们在北大院内开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经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结果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与罗氏之说不同的是，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打傅者乃一名叫胡霹雳的陕西人。胡先是一拳把傅的眼镜捣飞，傅大怒，晃动高大身躯只一脚便把胡霹雳踢于台下，接着又跃下台阶，呈武松打虎状，骑于胡的后背照准对方头部狠狠地抡了几个“霹雳拳”，胡当场被击昏不省人事。后有人问及傅斯年与人打架取胜招数，傅豪气飞扬地认为是靠自己肥胖的体积乘速度，如此结合便爆发出一股所向无敌的力量，可一举将对方打翻在地云云。 傅斯年被打后为何戛然而止，与波急浪涌的伟大反帝爱国行动决绝，当然不是姓陶的或胡霹雳捣了一拳，或一个“万念俱灰”可以简单概括和解释的。就当时的情形论，傅氏一定有更多、更复杂的考虑或顾虑，只是这许多的想法在刹那间突然爆发而已。许多年后，蒋梦麟回忆说：“我认识孟真远在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蒋氏之说若果真属实，那也是“五四”之后的事情，似与当天傅氏被打了一拳下台并放弃继续参加运动无关，其中必然另有隐情。 另一个说法是，有几个学生秘密社团——多数是无政府主义组织，有意在4月下旬就要搞游行示威活动，并于“五四”前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严惩曹汝霖、章宗祥等媚日官僚，并作了携带小罐燃料与火柴烧毁赵家楼曹宅的计划（南按：后来曹氏向总统府控告赵家楼被烧情形时，就认为是被学生们用汽油等燃料所烧）。当时与无政府组织有联系的一个同盟会的老会员，为了使学生能够辨认章宗祥，把章的照片弄到手后转给这个团体成员观看，以便在殴打时能找准目标。而这一秘密活动，作为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傅斯年却蒙在鼓里，其他几位头目同样不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个无政府组织社团怕秘密外泄，于是在5月3日晚的紧急会议上利用各种方式说服其他同学第二天开始行动，即“利用了当时的大众的普遍情绪，争取到施展暴动的机会。”若这一事实真的成立，学生队伍由北大至天安门再转入赵家楼，直至破门而入强行闯进曹宅之后突然火起，傅斯年等几位学生领袖已无法控制局势等等这一隐情，则得到一个相应而合理的解释。但无论如何，傅在当时和之后，一直是不赞成学生们到曹家进行打砸抢烧行动的。罗家伦也曾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者、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亲自说过：“他们多数人从开始就不赞成暴动行为”，但打砸焚烧的事情还是出乎傅、罗等人意料地发生了。当时有五个跳窗子的学生很快变成了传奇性的猜测，传说第一个爬墙跳窗进入赵家楼曹宅的是傅斯严，即时在北大预科就读的傅斯年之弟，当天他与未赶上撤退队伍的32名学生被当局逮捕。傅斯年在北大校园演讲台上正和姓陶的或胡霹雳挥拳飞腿地互殴之时，傅斯严正关在狱中生死不知，并且此次运动有被别有用心的党派和政客利用的苗头和危险——所有这一切，当是导致傅斯年此次退出风头正健的学生运动的根本原因。 纵观傅傅年一生，号称“绝不参与政治”的他，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糊涂的莽汉，且有许多聪明过人之处。这种聪明才智既来自于他童年生活环境的熏陶，如梁山好汉们以造反起家，而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精神浸淫（南按：傅的家乡聊城出过武大、武松、西门庆、潘金莲等《水浒》人物，武松打虎的景阳冈即在聊城所属的阳谷县），也来自于他那个聊城大家族的血脉传承，即儒家学说中“正统”、“忠君”思想的价值观。这一殊途同归的儒道墨法等诸家的杂交文化对其影响之深，从他后来对蒋家王朝这个以股份制形式合伙拼凑起来的政府班底，不抓上头，只抓下头；不揍蒋介石本人之头颅，专捏其两位下属（孔祥熙、宋子文），搞得蒋介石整日喊痛并快乐着便可显见。而当解放之时，他作为铁杆的“忠义之士”追随国民党政府横渡台海，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更是明证。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一生的可惜之处就在于读书太多，否则将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成不了项羽、刘邦，也应比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或他自誉的“不过是陈胜、吴广”之业绩要辉煌得多，最次也不至于以“中国最稀有蟋蟀”和一个“傅大炮”或“一只学界大鳄”等名声流传后世。——但历史没有假设，人间世事纷纭，形势比人强，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频频出镜亮相的英雄豪杰，可惜可叹者何止傅氏一人哉！ 世人看到的现实情景是，就在“五四运动”掀起狂涛巨澜尚未消退之时，北洋政府对支持学潮的蔡元培等十分不满，认定学生运动与北大提倡的思想和“歪理邪说”关系甚大，拟施以颜色并加以收拾，甚而搞出了一个查封、解散北大，惩办校长等等秘密行动计划。校长蔡元培成为众矢之的，处境危艰。好在蔡氏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杰出人物，能沉着果敢，既不为权势所惧，又与政府官僚周旋，以减缓各方压力，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经反复交涉，终于如愿。当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后，蔡元培为避其锋，也为了消解北洋政府的怨气，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远走他乡。 蔡元培走了，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悲感交集的心情回到家乡聊城休整，个人前途命运处在一个历史夹缝和悬空之中。瞻念前途，一片迷茫。 就在傅斯年心烦意乱、悬剑空垄之时，新的命运之门再度向他敞开。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的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考并以全省第二名的压倒性优势登榜。尽管如此，不但主考方不把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放在眼里，傅斯年反而因其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坏了欲走后门安插亲信者的好事，立即成了权贵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和打压攻伐的对象。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等为由，拒绝录取。这个听来令人满含悲愤的说辞，是否就是傅斯年在火烧赵家楼后，所思所虑和所担心的主体尚待考证，但就当时的情形言，大部分官僚政客与相当部分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心怀反感与恼怒。时任国民党湖南省代理省主席的何健，曾公开宣示他的愤懑之情。谓胡适之流“倡导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煽惑无知青年”等等，藉此可见社会政治情势之复杂，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之多。假如傅斯年有这样一种不祥的政治嗅觉，他在北大讲台上被胡霹雳猛打一拳后悄然退出，便可得到进一步合理的解释，否则将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不管傅斯年当时和之后的想法如何扑朔迷离与不可捉摸，当他站在济南考场之外准备仰天出一口长气时，随着风云突变，心中的辉煌大梦瞬间成了狗咬尿泡——一场空。这个结局，傅氏深感当头挨了一记闷棍，顿时天旋地转起来。 就在决定是一只“海龟”还是“十鳖”这一重大人生命运的紧要关头，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出于对傅斯年的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义愤，据理力争，坚持应以考试结果为准，并言道：“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眼看陈科长已不顾自身得失跳将出来与当权者叫起板儿来，一些具有文化良知或良心未泯的官员，也趁机出面为傅氏大鸣不平。另有一群见风使舵，欲走后门而最终落败者，趁机煽风点火，四处鼓噪，给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在一片嘈杂的叫喊声中，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作出让步，把傅斯年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正在济南一间小旅馆垂头丧气的傅氏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亲娘！”眼珠一翻，差点惊昏过去。待跑堂的店小二弄来一碗凉水灌下，傅斯年才缓过劲来，并迅速搓于手心中那湿漉漉的汗渍，意气风发地回到了家乡聊城准备出国事宜。 同年12月26日，傅斯年晃动着小山包一样庞大肥硕的身躯，先到北京大学与师友告别，然后动身去上海，再乘轮船赴大英帝国，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留学生涯。 就在傅斯年动身之前，蔡元培在学界呼吁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声中再度重返北大任职，师生二人得以于风暴中心的古老京城相会。蔡专门题写了“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的对联赠与傅斯年，寄望于这位北大出身的青年才俊渡洋后学有所成，将来折腾出一番开天辟地，震惊寰宇的大事业、大事功。傅斯年深受鼓舞，以同样的雄心壮志期许于未来。在与北京大学《新潮》同仁告别演说时，傅流露了自己对政治现状与政治运动的态度，说道：“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并进一步断言：“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因而，傅斯年表示从此时起，下定决心要潜心学术，不再关心政治，不再过问政治。他坦城而直白地奉劝《新潮》社同仁： （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养成一个“真我”。 到达英国后，傅斯年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矿物学等等学科。1923年9月，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语言考证学派的一代宗师朗克（Leopold von Ranke）弟子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傅氏之所以中途由英赴德，一个重要缘由，是因为中国的俞大维与陈寅恪两位天才人物在此就读。 傅斯年与陈寅恪相识，是他在北大读书时，经同窗好友、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大约在1915年春夏之季，离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还有4年。当此之时，20岁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就读。尽管傅氏胆识俱在，国学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园的小圈子里牛气冲天，不把同学与一般教授放在眼里，走路总是鼻孔朝天，与同学说话大多扭着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顾状，但名声仅限于北大校园。而26岁的陈寅恪已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地游学数载，肚里装载了不少东洋与西洋的墨水。二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相见，可以想象，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学问与见识当是深表钦佩的。许多年后，当在英国的傅斯年听说陈寅恪与他的姑表弟俞大维正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时，心中大为惊喜，立即有了转学的打算。当时德国的近代物理学为世界瞩目，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力学，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则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出于对陈寅恪为人为学和道德力量的敬仰，以及对柏林大学良好的学术环境、氛围与显赫声名的尊崇，傅斯年卷起铺盖，身背一捆英文、德文、中文等各种文字的书籍，外加一把打掉嘴儿的中国陶制茶壶，离开学习了近三年的伦敦大学，进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与俞、陈二人在一个屋檐下携手并行，共同度过了四年时光。傅斯年转学前后，柏林大学除陈寅恪、俞大维等几人外，原在北大的同学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等也陆续从欧美各地转到此处求学，同时还有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会聚在柏林街头巷舍，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中国留学生部落。这个群体凭借自己的天才加机遇。经过数载寒窗苦读，无论是内功还是外力，皆成为出类拔萃的一代人杰，回国后大多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释放的能量，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据毛子水回忆，自己刚转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傅斯年就跑来对他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毛子水听罢，对傅氏这位昔日北大同窗的话不以为然，但自从与陈、俞二人接触并暗中过了几招后，很快就相信且从心坎里佩服二人超拔脱群的天才与渊博的学识。而陈寅恪和俞大维对傅斯年所显露的才气、霸气与超人的识见，同样敬佩有加。俞大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学的是哲学，成绩名列前茅。来柏林后，研读的兴趣与方向由数理逻辑渐渐转入文史，并打算以此为终生事业。当他和傅斯年结成朋友后，自感力不能敌，遂对毛子水慨然叹道：“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转而弃哲学与文史，潜心研习数理专业，终成著名的数理和弹道专家。 柏林求学时代的陈、俞、傅三人，其才学与交情颇有点像三国时代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味道，只是当年刘、关、张具有封建时代的君臣思想与腐朽气息，而陈、俞、傅则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同学加挚友关系。后来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嫁给俞大维，则是陈寅恪促成。而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嫁给傅斯年，同样得益于俞、傅二人在柏林大学结下的深厚友谊。三人离开柏林许多年后的1970年，在台北的国民党前“国防部长”俞大维，对自己的经历及与陈家的关系曾说过这样几句话：“本人与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寅恪先生的母亲是本人唯一嫡亲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内人。他的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诗人；他的祖父陈宝箴（右铭）先生是戊戌湖南维新时期的巡抚。右铭先生有才气，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办团练时，即为曾国藩先生所器重，数次邀请加入他的幕府，并送右铭先生一副对联，以表仰慕。上联寅恪先生不复记忆，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其推重右铭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与陈右铭（宝箴）太守论文书，此文收入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中。本人的母亲是文正公的孙女，本人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广钧（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与三位先生皆是好友。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 俞大维文中所说的三代世交，是指俞的外曾祖父曾国藩一家与陈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俞的父辈俞明震与陈寅恪的父亲、前清吏部主事、诗人陈三立，俞本人与陈寅恪兄弟等三代的密切关系。两代姻亲是指俞、陈两家与曾国藩一家都有至亲，而俞大维与陈寅恪既是姑表兄弟，又是郎舅之亲。俞大维的姑母是陈寅恪的母亲，俞的妻子陈新午又是陈寅恪的同胞妹妹。1927年，俞大维之妹俞大絪重返曾家，与曾国藩的侄曾孙、著名化学家曾昭抡（曾国藩二弟曾国潢之重孙）结婚。1934年8月，傅斯年娶俞大维最小的妹妹俞大綵为妻，与俞大维成为郎舅关系。从此，傅斯年与俞家、陈家、曾家结成了扯不断、紧相连的亲友圈。而这一姻缘，皆得益于德国柏林的风云际会。陈、俞、傅三位同学，外加曾昭抡和曾昭抡的妹妹曾昭燏等等圈内人物，在日后几十年风雨苍茫岁月里越发亲密，情同手足，彼此照拂，共同闯过了一道道难关险阻。抗战期间陈寅恪眼睛失明前后的经历，更见出这种关系映照下的真情厚爱。 1924年，赵元任与夫人杨步伟离美回国，途经德国柏林，曾与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等中国留学生相见并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据杨步伟回忆说：“孟真与元任最谈得来，他走后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后来傅归国后到中山大学任职，就与赵元任向当时负责校务的朱家骅间接荐介有很大关系。 1926年9月，经历了七个春秋寒暑的面壁苦读，装了一肚子西洋墨水而今非昔比的傅斯年，作为一只比“海龟”还要威武生猛的巨无霸式学术“大鳄”，告别欧洲大陆，自马赛港乘船向阔别日久的故国驶来。时年傅斯年31岁，正是他留学前自己设定可以“在社会服务”的年龄界线。 当傅斯年随船越过浩瀚的印度洋，刚刚在远东香港岛晃晃悠悠地登陆，尚未抖掉满身带有咸腥味的水珠，身居南国广州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时在中山大学主持校务工作的副校长朱家骅得到了情报，并立即着手撰写聘书，请傅氏到中山大学任教。历史在不经意间把傅斯年的人生前程与朱家骅紧密维系在了一起。 第二章 英雄辈出的时代 第三节 狭路相逢 傅斯年在回国前已有耳闻，广州一隅得西洋风气之先，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往复变幻。随着国民党北伐节节胜利，作为国民政府的龙兴之地，看上去很有点生气与活力，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地方。接到聘书的傅斯年当场拍板儿，表示愿意应聘，但先要回山东老家拜望老母。待一切谈妥之后，傅斯年回山东聊城小住时日，于同年12月携胞弟傅斯严（孟博）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这是傅斯年与民国时期学界最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朱家骅相见、交往的开始。从此，二人在工作、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后来一个从政，一个是亦官亦学，走着不尽相同的道路，但人生际遇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未来二十余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共同度过了相互信任与协作的难忘时光。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上任不久，朱家骅发现此公为人做事“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不愧是学界难得一见的具有天才处事能力的领袖型“大鳄”。只是这“大鳄”在目空天下士的同时，还算心中有数，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已，并以过人的胆识、才气加霸气，主动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在傅的策划和主持下，文学院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南按：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国人类学家）等当时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或通信教授。中山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令人扼腕的是，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纷争首先在鲁迅与顾颉刚、傅斯年三人之间展开。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时，鲁迅正在该校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此前，鲁迅在北平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展开了一场混斗，夹在其间的胡适也被鲁迅视为敌人而遭到咒骂，二人关系宣告破裂并逐渐恶化。也正是由于陈源、徐志摩以及鲁迅认为的后台老板胡适等西洋“海龟”与之交锋对垒，鲁迅对胡适等留学欧美的所谓“洋绅士”，以及胡的弟子顾颉刚之类热衷于在研究室内搞考据的学院派都没有好感。更因此前有人揭露说鲁迅的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此事。陈氏一听立感奇货可居，正是攻击鲁迅的好机会，便写了一封揭发信，由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疑心甚重又疾恶如仇的鲁迅看到陈源的公开信后，反应异常激烈，立即写了《不是信》的长文予以反驳。为此，鲁、陈之间再度展开了一场论战。就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对陈源、徐志摩，还有躲在背后撑腰的胡适怀恨在心，同时与他认为躲在背后的“阴谋家”顾颉刚也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直至“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遭到北洋政府缉捕（南按：其间鲁迅有《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发表），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赴南方暂避。1926年8月2日，鲁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师大领取薪水，随后告别了这座浸染着他满腔激情与血泪的学府，悄然隐去。 不久，鲁迅受好友林语堂邀请，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在女师大任教期间结识的女学生兼女友许广平也随鲁迅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 鲁迅抵厦门大学不久，顾颉刚也受时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林语堂之邀，辞别北大文学院研究所编辑员之职，阴差阳错地来到厦大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鲁迅一见顾氏到来，眼里冒火，很快二人就演化成势不两立的仇寇。鉴于层层盘根错节的矛盾，誓不愿与顾颉刚等一路人为伍的鲁迅辞职离开厦门，于1927年1月18日抵达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傅斯年受聘中山大学并出任文科学长后，对鲁迅渐生厌恶之感，遂力主聘请北大时代的同窗好友顾颉刚到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务是“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意在架空鲁迅，扫除障碍。鲁迅一听顾颉刚要来中大，知道是傅斯年等人合谋设下的圈套，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对前来商量的傅斯年道：“他来，我就走！”此举令傅深为尴尬与不快，但傅斯年以他敢作敢为的作风，顶着鲁迅的巨大压力，最终把顾颉刚请进了中大。鲁迅眼见自己竟成了一个“大傀儡”，于1927年4月21日辞职离开广州，携许广平赴上海开始了公开同居生活。顾颉刚留了下来，除在中山大学任教，还将大部分精力与傅斯年共同主持筹划语言历史研究所。 1927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隶属于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正式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蒋梦麟继任），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在蔡氏和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总干事杨杏佛筹划下，聘请筹备委员30余人，傅斯年、顾颉刚均在其内。这时的中央研究院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紧迫关系的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等四个研究所。当时既无历史学、语言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所，更无“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立项打算。但霸气十足的傅斯年经过一番权衡后认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应该有文史方面的学科加入，否则将有失偏颇。于是纠集“一部分热心文史学的先进”，以“历史语言研究的特别重要；现代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科是科学”等说辞，凭着北大时代与蔡元培校长结下的良好关系，对蔡氏与杨杏佛等几位决策人物展开游说攻势，声称可“借用在广州语言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云云。傅斯年不愧是当年的北大学生领袖，以他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能加霸气，终于迫使蔡元培与杨杏佛就范，答应成立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机关——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如傅氏对外界所炫耀的那样：“这一努力显然是很快地成功了。” 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一致通过，“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委任傅斯年与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以傅斯年为掌门人。这一“无中生有”（傅斯年语）的学术机构的正式设立，令学界人士为之侧目，即是神通广大的胡适都感到有些意外，因而戏称傅氏“狡兔二窟”。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一独立研究机关，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杨杏佛任总干事。下设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长如下： 地质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鲁；气象所竺可桢；物理所丁燮（西）林；化学所王进；工程所周仁；社会科学所杨端六。 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一抉择，是傅斯年人生旅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也是中国史学异军突起的坐标系，接踵而来的，将是一个“开辟史学新天地”的伟大时代。 就在史语所成立之时，傅斯年与顾颉刚缘分已尽，开始出现裂痕与冲突。 傅、顾二人的矛盾表面上没有特殊的标志性事件供后人评断，据顾颉刚的女儿顾潮说，主要原因是两人的性格、志向不同。顾与傅在北大同窗时，谈及各人的理想与志向，顾谓最强者乃知识欲，傅斯年谓最强者乃政治欲。两人都有刚强的性格，傅斯年博学多才，极具办事才干，甚欲在学术界成为领袖人物，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脾气暴躁，霸气十足，在各个方面想把顾氏压服，听命自己的调遣。而顾颉刚则倾心自己的学问，生性倔犟，不吃傅斯年那一套，曾声言只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能听从任何人的指挥。于是二人关系越来越僵，终于酿成了不能合作之局。 1929年2月，顾颉刚趁中山大学领导人戴季陶、朱家骅不在校之际，携眷悄然离开了广州返回北平。同年9月受燕京大学之聘，出任历史系教授。随后，顾颉刚分别致信戴季陶、朱家骅，正式辞却中山大学教职。自此，顾颉刚彻底脱离了中大，中大失去了顾颉刚。而傅、顾二人天南地北，时聚时散，却是咫尺天涯，互不提携，终生再也没有一起共事。后来，傅斯年接替胡适在北大办文科研究所，曾想与顾颉刚重续旧缘，聘顾氏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顾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为傅氏驱使，以免遭到压迫与征服的耻辱。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觉恼火，竟暴跳起来，并写信挖苦顾颉刚：“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阅信后则漠然置之，在日记上反讽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中国学校聘外国教员亦多，岂此外国教员亦为作亡国之准备乎？”从此永未回头。顾颉刚出走后，作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开始以他的霸气与超人的办事才能，四处网罗人才，并率先把目光投向了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赵元任两位导师身上。 第三章 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 第一节 四巨头聚会 此时清华研究院五位导师中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研究院已成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作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的聘请，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的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的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名日隆，为全国学界所瞩目。鉴于这种现实的存在，继陈寅恪、赵元任之后，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准备邀请李济加盟这一新生阵营。恰在此时，两位学界巨子在1928年那个初冬里，于中山大学不期而遇了。 傅斯年告诉李济，在此之前，他在中大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现在要在中央研究院办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名称倒过来了。原来聘请的基本都是本土学者，现在全部或大部分要改为“海龟”，且以欧美派为主，目前已聘请了陈寅恪与赵元任，希望李济能加盟入伙，出任史语所第三组——考古组主任。 李济听罢，很是高兴，因为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一直是他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这种愉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李济所言：“我感觉陈寅恪和赵元任先生都已答应他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分别主持历史组和语言组，现在要我来主持考古组，地位和他们平等，而我的年纪比较轻，这使我感觉到很大的荣幸。在学术上，傅先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待遇。”从这几句简短话语透出的信息推断，是否李济此前已感到自己在清华没有被列入“四大”的尴尬，而为这次与陈、赵二人同时被列为“三大”而庆幸？但无论作何考虑，李济的心是被说动了，他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自此，清华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举起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顺利完成了由本土学者向欧美派“海龟”的成功转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对于这一决定史语所未来发展方向和命运的划时代成果，傅斯年大为高兴并有点沾沾自喜，他极力挽留李济在中大多住几日，与自己好好聊聊日后的事业。兴之所至，傅斯年找出陈寅恪写给他的诗文，略带炫耀之意地让李济观赏，也暗含坚定对方信念之玄机。陈氏墨迹作于1927年7月6日，诗曰：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陈诗是由北京寄往广州傅斯年的，文中所谓“北海南溟”当指陈寅恪视傅为可以共同唱和呼应的知己。“正始遗音”则指此前投昆明湖自尽的王国维。“元和新脚”可解释为包括陈氏自己在内的青壮学者。全诗为后世学者争议最大者乃“天下英雄”一句。按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的说法，此句应看做陈氏“其立场与傅有别”。台湾学者杜正胜认为余说有误，其理正好相反，陈与傅的立场不但未“有别”，且互为欣赏，大有“唯使君与操耳”之意。按杜氏的诠释，诗中“未成军”者，不一定就指傅斯年正在筹办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应涵盖更广博的深意。当时无论是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研究所转变为中研院史语所，还是中山大学本土派学者被欧美派“海龟”所取而代之，甚或包括盛极一时的清华研究院，只有陈、赵、李等不足40岁的几个“元和新脚”予以掌舵，而支撑整个中国新学术阵营的“宏大架构”尚未成军，还需加以组织训练。——这或许是陈寅恪诗的本意。 李济到中山大学之时，离陈寅恪作此诗又过了近一年半的时光，也是傅斯年单独拉起杆子，积极招兵买马，扩编队伍，欲使“元和新脚”成为一股强大生力军的关键时刻。因而李济的态度令傅斯年神情亢奋，肥胖的身体血压上升已属必然。 李济走后，傅斯年感觉底气倍增，史语所可以与清华或清华之外的任何一家院校、学术机关恃强斗勇、叫板甚至开打了。于是，他在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等几位清华名流大腕的信中，以卖弄加显摆的姿态表露道：“现在寅恪、元任两兄，及李济之，我们的研究所均不免与之发生关系。这不是我们要与清华斗富，也不是要与清华决赛，虽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拆）清华的台，有诸公在，义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狈为善（狼狈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 紧接着，傅斯年以沾沾自喜外加几分自负的心情，向三人剖析了史语所与清华的优劣： 清华到底是个学校，此则是一纯粹研究机关。 清华到底在一处（北平），此则无所不在。 清华各种关系太多，此则究竟是个小小自己的园地。 所以在清华不便派人长期在外时，可由我们任之。……清华有感觉不便者，我们成之，如此而已！ 早在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明确提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文中，傅斯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天才的构想，概括地提出了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三个标准：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 在三条标准中，傅氏特别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最后，傅斯年以他惯有的“大炮”性格振臂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同陈寅恪一样，作为学术“大鳄”的傅斯年，尽管游学欧洲七年，却是为学问而学问，没有弄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但凭其出众的学识与大气磅礴的组织能力，受到学术界普遍的钦佩与尊重，李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强的傅斯年。那时他的年龄恰过三十不久，意气丰盛，精神饱满，浑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都有彻底的认识。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了不少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 对这一辉煌的科学发展前景，极富理性与科学眼界的李济没有因为傅斯年的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为之担心并提出警告：“口号是喊响了，热忱是鼓起来了，如何实行？若是这进一步的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口号将止于口号，热忱终要消散的。” 傅斯年毕竟非等闲之辈，亦不愧是胡适盛赞的“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他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处理各项事务时，较之中山大学时代更加谨慎、务实和富有远见。经过一年的筹备经验及各方面的反复磨合，到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工作。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南按：其中有一段时间，人类学组从史语所分出，成立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筹备处，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鸣锣开张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非凡的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二组的语言调查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 为了消除李济担心的“口号将止于口号”这一形式主义的疾痼，富有学术远见的傅斯年于史语所筹备阶段的1928年8月12日，便指派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史语所通信员董作宾，悄悄赶往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了。 所谓甲骨文，即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老文字，其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结绳纪事”一样，属于一种“纪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识读之前，只是被当做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大小药店。而一旦上面的古文字被确认，天下震惊，中华远古文明的大门轰然洞开。 据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时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相当于皇家大学校校长的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得了疟疾，京城一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氏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字号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待把药买回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查看，忽然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金石方面深邃的造诣，他当即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古文字，且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以往研究古代青铜器皿上的文字。这一意外发现，王氏既惊且喜，于是又派家中跑堂的伙计迅速赶到达仁堂把带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加以鉴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各药铺及“龙骨”出现的场所大肆收购。由于王懿荣在天下儒林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其收购、研究甲骨文的举动在圈内逐渐传开。不久，消息灵通，颇具生意眼光的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主氏一见视若珍宝，将此物全部收购下来。此后，又有一位古董商赵执斋见搞这种东西有利可图，不知从哪个地沟里弄了数百片带字甲骨跑到京城王府售卖，王祭酒悉数认购，并发出信息让古董商继续搜寻，多多益善。唯利是图的古董商闻风而动，采取许多年后侵华日军“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战略战术，四处搜索追寻，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氏就收购了有字甲骨约1500片，并作了相关研究。正是得益于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的机缘，王懿荣不仅作为认定商代文字第一人，确认了甲骨文世之无匹的学术价值，同时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揭开了中国商代历史研究的序幕。 继王懿荣之后，1912年2月，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按照世间流传和自己调查的线索，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50余日，不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多达1。2万片，分两次装箱通过火车运往北京。罗振玉一见如此丰盛的收获，大喜过望，遂着手对这批甲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经过一番努力，罗氏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出土甲骨文的安阳之地，就是历史记载中商朝的“武乙之都”。再后来，罗振玉又在其所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如果说罗振玉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使湮灭日久的殷商的历史之门露出了一道缝隙，让学界同仁得以管窥远古庙堂之间的些许影像，那么，王国维则把这扇封闭了三千余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门彻底撞开了。王氏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考订，使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为此，王国维作为“新史学的开山”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第一座奇峰，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为甲骨学研究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正是鉴于已经面世的辉煌的研究成果，傅斯年才决定派34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前往安阳进行调查，为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作准备。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举动遭到了不少老派学者的反对。此时跳水而死的王国维，僵尸不能复活，自然无话可说。但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和古器物学家认为，自王懿荣时代始，经过世间近三十年对甲骨文的挖掘、搜集，地下所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发现，可谓“宝藏一空矣”，如今“再进一步搜集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这种企图也是愚蠢的”。骨血里流淌着梁山好汉精神基因的傅斯年闻听，不但不吃这一套，反而认为罗振玉等人是愚不可及的，所言纯是没有学术眼光和不懂“概率”这一新兴科学理念的谬论。在傅斯年的强力坚持下，正在南阳探亲休假的董作宾开始了对殷墟科学发掘具有历史性决定意义的安阳之行。 第三章 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 第二节 从殷墟到龙山 董作宾到达安阳后，通过实地调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并不像罗振玉等人所说的已被挖尽，他从当地农民盗掘甲骨留下的坑痕作出判断，殷墟规模庞大，地下遗物十分丰富，且遗址破坏严重，有组织的科学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董氏在写给傅斯年的报告中颇为焦虑地宣称：“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傅斯年得知安阳殷墟地下宝藏既丰且富的报告，惊喜交加，马上筹措经费，购置设备，调配人员，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大力支持下，组成了以董作宾为首的殷墟发掘团，开往安阳小屯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其成员有李春昱、赵芝庭、王湘、张锡晋等，另外还有一名董作宾的同乡同学，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秘书的郭宝钧。这次以寻找甲骨文为主要目的有 组织的殷墟发掘，自1928年10月7日开始，至31日结束，前后共进行了24天，发掘土坑40个，揭露面积280平方米，掘获石、蚌、龟、玉、铜、陶等器物近3000余件，获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另有人、猪、羊等骨架出土。董作宾作为本次发掘的主持人，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作了简单的考释，这个成果与他前期的调查报告，共同在后来史语所创办的《安阳发掘报告》中作为首篇文章刊载。此次发掘与著述的问世，“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的发掘这著名的废墟铺平了道路。”当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未受过西方近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董作宾，所带领的发掘队员皆是一群土包子书生，且将发掘的主要精力用在寻找带字甲骨上，其它器物甚少顾及，这样就出现了一些疏漏甚至笑话。许多年之后，已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说道：“我在1935年参加殷墟发掘时，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董作宾1928年主持初次发掘时‘挖到和尚坟’的故事。书斋中出来的董作宾，从来没有看见过出土的骷髅头，只从笔记小说中知道死人身上头发是最不易腐朽的。所以，他发掘到一座时代不明的古墓时，便认为头上无发的墓主人一定是一位和尚。骷髅头狰狞可怕，所以仍被埋起来。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 或许正是由于以上的缺憾，没有喝过洋墨水的董作宾感到惶恐不安，并有中途换将，由周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大字号“海龟”李济出任第二次发掘主持的因缘。按照蔡元培后来的说法：“董先生到了那里，试掘了一次，断其后来大有可为。为时虽短，所得颇可珍重，而于后来主持之任，谦让未遑。其时，适李济先生环游返国，中央研究院即托其总持此业，以李先生在考古学上之学问与经验，若总持此事，后来的希望无穷。承他不弃，答应了我们，即于本年（1929年）二月到了安阳，重开工程。” 对于这段记载，李济的弟子，后来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对其所作的补充注释是：“33岁的李济先生在那时的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的声望。据说傅斯年先生在物色考古组主任与安阳殷墟主持者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候选人是李济先生与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先生。当时48岁的马衡先生是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中国传统金石学最优秀的代表。在这两位候选人中，蔡元培先生最后选定了代表科学考古的李济先生。夏鼐先生说：‘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这就是因为李济先生把殷墟发掘领导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也就是把中国考古学带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上去。” 张光直所言大体不差，只是不够深入和全面，具体细节上与事实亦有出入，如当时的马衡并未出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只是此前曾出任过故宫博物院理事与下属的古物馆副馆长，另外还有一个挂名的故宫维持会委员等职。他被拒于史语所大门之外，与蔡元培没有多大关系，完全是傅斯年的把戏。个中原因，除了马衡属于金石学家一派，学术观念陈旧，与西洋的新式科学派学者相比属于不“预流”者，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傅斯年与他尊崇的老师胡适，对北京大学极其强大的浙江派或曰法日派这个呼风唤雨、声威赫赫的派系大为反感。傅除了对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马寅初以及后来成为中研院代院长的朱家骅稍加敬佩外，对此前或之后北大文科方面所谓的“三沈二马加二周”等等著名健将，不管被时人或后人誉为“投枪”还是“匕首”，是“战士”还是“民族魂”，傅斯年皆无好感。原与傅关系稍好一点的周树人（鲁迅），在中山大学时已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其他大同小异，没有往来，而处在这一派系中的马衡自然受到牵累。 尽管马衡在这一派系中为人低调，颇有人缘，且以经史、金石、汉魏石经等学问闻名学界，但毕竟只是南洋公学出身，不可能具备欧美派“海龟”的学术眼光与气度。当时心高气傲的傅斯年崇尚的是胡适、陈源等欧美系出身的“海龟”，对那些未跨出国门即在圈内成名成家的“泥腿子”、“土包子”或“土鳖”之类三六九等各色人物，傅氏不屑一顾，倘为了工作或其他关系双方不得不接触时，傅亦经常用英文或中英文混杂的言辞与对方讲话，借以戏弄那些未出国留洋，不懂英语的土包子们。此时已近知天命之年的马衡，在傅斯年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是不言自明的。而北大法日派在考古学的建设上也显得老态龙钟，暮气沉沉，远没有以清华李济为首的欧美派更具科学锐气。因了法日派日薄西山与清华园中学者的旭日东升，朝气蓬勃，以及势不可挡的锐气，傅斯年无论从心理的好恶还是实际需求来考虑，最终选择了掌握西方先进田野考古方法的欧美系李济，而不是金石学家的“大老土”马衡，实则是历史的必然。或许由于这段因缘，20年之后，当李济在战火纷飞，炮声隆隆的生死抉择中，毅然决然押运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等多家集成的珍宝名器跨越台湾海峡，安全抵达台北基隆港时，以马衡为首的“老土们”，在北平与南京之间呼天抢地，奔走啸叫，坚决反对文物随国民政府运台等等，也就找到了一个历史的根由和注脚。 遭到傅斯年拒绝的马衡被弄了个灰头土脸，退回北大国学门，再也没有吭声。接到蔡元培与傅斯年邀请的李济，遂辞却其他一切职位，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身份，立即赴河南与正在那里的董作宾见面协商发掘事宜，并对殷墟遗址有了进一步认识，作出了三个方面极具科学眼光的天才设定： 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时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虽遗址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重要中心。 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它类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与有字甲骨同时，或早或晚，当然要依据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以上三个设定，李济制定了第二次小屯发掘计划，并凭借此前与毕士博合作的良好关系，得到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经费支持。在董作宾密切配合下，李济率领考古队来到安阳小屯，于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陆续发现了大批陶器、铜器与3000余片甲骨、两大兽头刻辞与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南按：一个完整的刻满文字的乌龟壳）。尤其引人瞩目和振奋的是，这年的11月21日，李济于一堆碎片中发现了一片彩陶——这是安阳殷墟在抗战前全部十五次发掘中，所记录出土25万块陶片中唯一的一片具有仰韶文化性质的彩陶。对于这一异乎寻常的发现，20年之后，李济曾专门撰写论文指出它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在开始这一工作时，参加的人员就怀抱着一个希望，希望能把中国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最早一段与那国际间甚注意的中国史前文化连贯起来，作一次河道工程师所称的‘合龙’工作。那时安特生博士在中国所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已经到了第十个年头了。这一希望，在第三次安阳发掘时，由于在有文字的甲骨层中一块仰韶式彩陶的发现，大加增高。现在事隔二十年了，回想这一片彩陶的发现，真可算得一件历史的幸事。”又说：“要不是终日守着发掘的进行，辛勤地记录，这块陶片的出现，很可能被忽视了。有了这一发现，我们就大胆地开始比较仰韶文化与殷商文化，并讨论它们的相对的年代。” 1930年春，当史语所准备对殷墟再度进行发掘时，不祥的预兆接踵而至，河南地面大雨、冰雹成灾，所降“冰雹大者数斤，小者如鸡卵”。这场灾难过后，接着出现旱灾，导致河南全境“每天平均饿死1000余人”。此前，以李济为首的中研院殷墟发掘队与河南地方势力为争夺出土器物而大闹纠纷，使发掘陷于困难。随后爆发的中原大战，使河南一带成为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军阀组成的联军，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军拼杀的主战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原定对安阳殷墟的第四次发掘计划，在大炮轰鸣，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新鬼添怨旧鬼哭的风云激荡中化为乌有。 既然河南不能发掘，李济决定率部转移到山东临淄故城一带，欲开辟新的发掘工地。当在临淄勘察后，感觉“问题太复杂了，绝非短时期可以料理得清楚的”。正在李济等人犹豫之际，突然传来了城子崖发现古遗址的消息，而遗址的发现者，正是清华研究院时代李济唯一的一位攻读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生吴金鼎。 1928年春天，时任山东齐鲁大学助教的吴金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在济南东约60余里的历城县龙山镇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发现了一处黑陶文化遗址。惊喜之余，吴金鼎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自己的导师李济。李济喜出望外，立即赶赴济南随吴金鼎到现场察看，意识到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遂立即“决定选择城子崖作山东考古发掘第一个工作地点。” 1930年秋，中原大战硝烟尚未散尽，李济与董作宾率师走出安阳，移驻山东济南城子崖开始首次发掘。考古人员发现遗址中明显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所出土的文物与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形也没有相同之处。而发掘所得的最具特征的“蛋壳陶”，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巅峰，这种工艺作为一种文化标志——黑陶文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 根据发掘成果，李济等认定其文化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的价值和意义“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重要。”由于城子崖遗址地处龙山镇，考古人员将这一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 当中原大战硝烟散尽，血迹风干之后的1931年春，李济率部重返安阳，展开第四次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在李济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遗址划分为五个大区，每区由一位受过专业科学训练或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以“卷地毯式”的新方法进行发掘。发掘队除原有的郭宝钧、王湘等人外，增加了十几位年轻学者。史语所新招聘的吴金鼎、李光宇来了，河南大学史学系学生石璋如、刘燿（尹达）、尹焕章等新人来了。最令人瞩目的是，梁启超的二公子、被李济称为“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梁思永，也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带着勃勃生机，神采飞扬地到来了。 第三章 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 第三节 人类星光闪耀时 梁思永于1930年夏季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梁启超去世一年余，清华研究院也已解体一年，梁思永举目四望，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其伤感悲痛之情无以言表。正在北平的李济感念梁氏家族与自己的交谊，主动把梁思永介绍给傅斯年。从此，梁思永正式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行列，开始了后半生的考古学术历程。 梁思永入所不久，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说中国东北中东铁路一线，有人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线索传到蔡元培与傅斯年耳中，蔡、傅二人立即意识到该遗址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意义，遂产生了派人前往调查的愿望。当时傅斯年正酝酿组织力量撰写《东北史纲》，其理由正如傅氏所言：“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辩，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辩。”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见梁思永学成归国，蔡元培与傅斯年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立即决定抢在日本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派梁氏前去实地调查、发掘，以地下出土历史实物来书写历史，借此塞住日本人邪妄的嘴巴，消解其为进攻占领中国而疯狂叫嚣的“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谎言。 这年9月19日，梁思永打点行装离平向东北进发，顶着正在黑龙江地区流行的鼠疫，冒着时断时续的战火，于28日与助手从容来到偏僻荒凉的昂昂溪五福遗址开始调查、发掘。此时该地天气已特别寒冷，梁思永到达昂昂溪，巡视第一、二、三、四沙冈，很快发现了古代遗址并与助手携带发掘工具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因地势偏僻，每次往返于乡村驻地与遗址之间，都必须脱掉鞋袜，裤脚卷到大腿根部，光脚趟着冰凉的积水而过。继9月30日在第三沙冈发掘一座墓葬后，又在各沙冈开探坑，寻找遗址和墓葬线索，相继在五福遗址水淀里亲自发掘了四处沙冈与一座墓穴，发现了300多件石、骨、陶器。10月3日，因突降大雪，天寒地冻无法开工，发掘工作只好暂停。 梁思永将发掘器物作了初步研究，交与当地政府部分保存，取道热河回北平，以便沿途考察其他地方的史前遗址。10月21日，梁氏由通辽出发，经过开鲁、天山、林东、林西、经棚、赤峰、围场，抵达热河，历时38天，跋涉上千里。其中在天山发现查不干庙遗址，在林西发现林西、双井与陈家营子等遗址。在赤峰城东北发现赤峰遗址。梁思永于塞外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大量陶片、石器等文物标本，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眼光，对沿途地理环境作了考察，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 经过对热河与东北三省发掘材料对比研究，梁思永根据共同出土打制石器及印文陶（至少在热河）的特点，把西辽河以北之热河，同松花江以北之东三省划为一区；辽河流域（广义的）为一区（其特点是盛出磨制石器），进行了条理清晰的文化区系划分。随着对黑、热二地史前文化材料鉴别、比较和认识，初步得出了“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过是蒙古热河的新石器文化的东支而已”的结论。 一年之后，即1932年10月，梁思永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册，发表了长达44页近7万字，外加插图、写生达36版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并在中国和世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梁思永此次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报告的问世，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特别在石器研究中，对在热河特别是查不干庙和林西、赤峰等一带采集到的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石核制器、陶片等概念和分类标准，进行了创新性的时代划分，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科学典范。与此同时，由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第一卷于1932年11月在北平出版，以大量的事实所列四项理由否定了日本人妄倡邪说者的鬼话。而《史纲》的第一条就是“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从而扩展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由此事实依据，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理论，并利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的大海潮声。傅斯年这个声音与梁思永的发掘报告相为呼应，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国人大出了一口志气，日本小鬼不得不在事实面前缩头猫脑，改辙易张，另外编造侵吞中国的谎言了。 李济主持的殷墟第四次发掘工作开始后，在北平休整的梁思永接到指令，告别新婚刚刚三个月的爱妻李福曼，意气风发地来到了安阳。 此前，殷墟附近有许多满布陶片的遗址，只因不出甲骨文而不被重视，当李济主持第四次发掘时，感到有发掘附近这些遗址的必要。于是决定在殷墟遗址的东南部，靠近平汉路一个明显鼓出地面、名叫后岗的地方进行发掘，并把该区划为第五区，发掘工作由刚刚加盟而来的梁思永独立主持。 由于梁思永是当时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位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独特“海龟”，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技术技能，都比其它“海龟”和“土包子”学者更胜一筹，即是李济亦不能与之匹敌。 在发掘中，梁思永带领吴金鼎、刘燿、尹焕章等几名年轻学者，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依照后岗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以超凡卓绝的旷代才识，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间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这一奇特的现象引起了梁思永高度警觉，他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学术眼光意识到：既然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如果假设成立，则意味着龙山文化不仅局限于城子崖一地，所涉及范围应更为广阔，并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史前文化。这一极富科学眼光的洞见，无疑找到了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面对史语所同仁“天天梦想而实在意想不到的发现”，李济等考古学者感到城子崖遗址是获取这把钥匙的关键所在，实有再度发掘、以详察内容及充实材料的必要。于是，傅斯年决定暂缓编印殷墟发掘报告，派梁思永率一部分考古人员赴城子崖遗址再度展开发掘，以验证此地黑陶与安阳殷墟所出黑陶是否为同一种文化。 1931年秋，梁思永率领吴金鼎、王湘等人由安阳转赴山东城子崖，开始继李济之后第二次发掘。发掘的结果再次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一文化范式，证明了梁思永此前天才式推断的正确。——正是由于这次意义非凡的发掘，以鲜明亮丽的事实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地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 城子崖发掘结束后，梁思永又率队返回安阳。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西部的同乐寨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坚信在后岗关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叠层按存在先后时间划分的科学依据。这一伟大发现，“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梁思永对后岗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飞跃。自此，干涸的历史长河沿着时间的脉络重新开始流淌，梁思永也由于这划时代的发现一举成名，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史一代大师的地位——这一光辉成就，正应了其父梁启超当年的愿望。只是命运多蹇的梁任公早已身赴黄泉，无法与之举杯同庆了。1932年春，在李济主持的第六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了殷墟宫殿基址，这一发现无疑较单纯地发现甲骨更具有科学考古价值和意义。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刘燿、石璋如为主力队员的考古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连续性发掘，并把目光由小屯转移到后岗和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南地、南台等处，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代王陵之所在，此前从未见诸史籍记载。 1934年秋与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此时，史语所考古组主力几乎全部调到这一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中来，发掘专业人员达到了整个殷墟发掘的鼎盛时期，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刘燿、祁延霈、胡福林（厚宣）、尹焕章、李光宇、王湘、李景聃、高去寻（晓梅）、潘悫等考古组“十大金刚”（南按：又称“十兄弟”），另有临时工作人员与实习生马元材、夏鼐（作铭）、王建勋、董培宪、李春岩、孙文青，外加史语所元老级人物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傅、李、董三人是作为视察的高级人员由南京来到安阳，穿梭于考古发掘现场，协助梁思永处理各种棘手问题与事务的。其间，黄文弼等监察人员参加了第十二次发掘工作，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中国学者徐中舒、滕固、王献唐，清华大学的闻一多携燕京大学的陈梦家，以及河南大学师生相继前往工地参观。一时间，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殷墟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将星闪耀，气势如虹。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 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每天用工达到550人以上，如果连研究人员和参观的学者计算在内，最多时达到近600人的数字。据参加发掘的石璋如回忆：西北冈的发掘，有五个最多，即：参加的工作人员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钱最多；占地最多；收获最多。其中“单就工资一项来说，每人每天工资四角，五天发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发大洋一千元。本次工作102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实际的天数约85天，要发十七次工资，即一万七千元。这个数字在现在听起来，简直不算回事，可是在当时听起来，真是骇人听闻。一万七千元，那还了得！”此次发掘的收获，除了甲骨文之外，仅从后来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展展品目录总说明来看，“其中十之九出自安阳城西北十二里之侯家庄西北冈，十之一出自城西七里之小屯村北地。侯家庄为殷代陵墓之残迹，小屯村为殷代宫室之遗址。” 三次大规模殷墟发掘，使湮没地下数千年的古老遗址得以大面积揭露，考古人员共发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鸟坑、兽坑、车马坑等祭祀坑。所揭露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丰富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 1936年，继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Yh127号商代灰坑中，一次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且刻有卜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比之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其学术价值更高一筹。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 1937年春，由石璋如主持的第十五次更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再度展开。此次发掘从3月16日开始，一直延续至6月。此时，华北地区已是战云密布，局势一日紧似一日。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大战，为防不测。殷墟发掘不得不于19日匆匆结束——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发掘，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员与殷墟考古工作的最后诀别。 至此，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共进行了九年十五次，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发掘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在世界考古史上亦属罕见。这一创世纪的伟大成就，“在规模上与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无匹的”。 当发掘人员于匆忙中将出土器物整理装箱，风尘仆仆押运到南京钦天山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厦，喘息未定，额头的汗水尚未抹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第三章 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 第四节 胡适在摇摆中前行 1937年7月下旬，应蒋介石之邀出席庐山牯岭国防会议的傅斯年回到南京，开始处理中央研究院特别是史语所的各项事务。 史语所自1928年于广州成立后，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与国内局势纷纭变化不断迁徙，先是由“革命中心”广州迁到文化中心北平，进驻北海静心斋。再是由北平迁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最后迁至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厦，与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住在一个大院，算是落地生根，安顿下来。 1936年春，继杨杏佛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因煤气中毒不幸在长沙病逝，院长蔡元培示意傅斯年与其他几位所长协助自己共同邀请朱家骅接任总干事。按中央研究院章程和权力划分，院长之下以总干事掌握实权，总揽全局。时朱身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勉强答应。是年冬，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浙江省主席，对中研院总干事一职更无兴趣，再三坚辞，但无结果。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即有进攻上海，迫近南京之势，华北、华东陷入全面危急。面对危局，身兼多职的朱家骅显然已无法继续兼顾中研院事务了，只好请傅斯年出面代理。傅氏顾及各方面的情形，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因而，从庐山回到南京的傅斯年，开始以事实上的总干事身份处理中央研究院各项事务，史语所只是他掌控大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 就在傅斯年上下奔波，忙得焦头烂额之时，“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了。 1937年8月13日，驻上海日军与中国张治中部第九集团军因虹口机场的“大山勇夫”事件发生磨擦并交火，日军乘势向江湾、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举世瞩目的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8月14日，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上海对日作战。同时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张治中对日军发动总攻击。自此，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面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 8月15日，日本政府动员两个师团派往中国，并成立作战大本营，中日战争机器全面开动，就此踏上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分胜负决不罢兵的不归路。 8月17日，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学界要人出席了会议（有的派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傅斯年力主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以及平津重点大学，内迁长沙与南昌一带城市暂避。这个请求得到了多数人会者的响应与支持，很快形成了政府决议。蒋介石受全民抗日激情影响，下定决心与日寇一战。鉴于中国军事力量最多可支持六个月的现状，又希望在外交上得到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决定派胡适出使美国；蒋百里出使德国；孙科出使苏联，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与援助，压制日本的嚣张气焰。 8月23日，日军将领松井石根率领第三、第十一师团在吴淞登陆，日军实力大增。9月11日，日军第九、第十三、第一零一等三个精锐师团抵达上海，与先头部队兵合一处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中国守军拼死抵抗。蕴藻浜、苏州河之战，双方死亡惨重，成堆的死尸阻断了航道，血流成河，浜水皆赤。 面对敌军强大攻势，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作战组组长刘斐等将领向蒋介石提出，淞沪会战当“适可而止”，中日军队武器装备悬殊，我军不要再作无谓牺牲，应从长计议，命令各部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蒋介石踌躇再三，在攻守之间摇摆了几天后，闻见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增援部队正陆续到达淞沪战场，遂决心与敌拼个你死我活。9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各部死伤大半，已觉筋疲力尽，若不支撑到底，何以慑服倭寇，完成使命也？” 9月18日以后，敌军攻势再度加强，中国军队气力不支，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顽强的守卫战。 就在淞沪战场炮火连天之时，蒋介石于指挥作战的空隙，专门召见胡适、傅斯年、钱端升等人，就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众人皆认为胡氏此次出使定对国民政府抗战有所补益。但此时的胡适却顾虑重重，表示不能从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争局势日见迫近，与日寇是战是和的问题也突兀地呈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当此之时，主战者有之，主和者有之，和稀泥者有之，各派吵吵闹闹，难分主次。在诸多嘈杂纷繁的宏论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也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抗衡，中国应当想方设法避战“忍痛求和”，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同时警告政府当局“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按胡适的设想，在这和平的十年中，中国全力发展现代军事工业，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 因胡适在学术文化界以及青年人心目中的崇高声望，其声远播，观点分外引人注意，但这个声音受到了许多人特别是大学生们的指斥。随着日本军队步步紧逼，华北告急，抗日救亡运动一天比一天高涨，此时的胡适仍坚持他青年时代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时的易卜生主义，号召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就愈应冷静，也愈应把握时机努力追求知识，即易卜生所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为此，胡适受到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一片咒骂。一位叫做李祖荫的北大学生，在许多年后回忆1934年秋季于北大三院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时说：那天天气晴朗，出席人数相当多，“蒋梦麟主持大会，讲了一段法国‘最后一课’的故事，作为开场白。主要目的是劝同学安心读书，不要过问国事。同学还克制忍耐，让他从容说完。他随即宣布请胡适先生讲演，声音甫毕，在静寂中突然一声，有如霹雳，嘘声四起，加上喧哗，经久不息。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声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胡适身穿古铜色绸长袍，围灰绒围巾，双手握之，左右急剧飞舞，想压下这场想也想不到的下马威。只听他说：‘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此言一出，如火上加油，轰轰然愤怒之声、叫骂之声，越来越厉害，胡适不得不从讲台上下来，抱头而去。从此以后，胡适就很少在北京大学公开场合里露面了。” 尽管遭到自己的学生唾骂，但胡适似乎初衷不改，依然坚持暂时不能与日本开战，必须有一个较长的预备阶段之后方可言战。后来据胡适自己说，这个观点的形成与他在1933年春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有关。在这次为时两个小时的谈话中，蒋介石道及日本人的神速出乎自己的预料：“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的多的多！”当胡适问到中国军队能否抵抗时，蒋介石谓需要三个月预备期。当问及三个月后能否开战时，蒋答：“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仅此而已。 按照胡适的理解：“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摸到了底牌的胡适于1935年6月27日夜给王世杰的信中说：“以我观之，蒋先生只有‘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似乎还没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在二十二年热河失守后在保定见他，他就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三年过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没有对日作战计划。……但日本不久必有进一步而不许他从容整军经武的要求。因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老实说，无论从海陆空的任何方面着想，我们决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 正是受蒋介石几年前所说“现在不能打”的战略思想影响，一介书生的胡适也就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暂时不能打，遂有了与日讲和的念头并公之于众。这一主张给胡适带来了“主和派”的称号，除了学生们的咒骂，还受到主战派猛烈谴责与攻击。当时孙科、居正等国民党大佬，皆主张逮捕胡适，押入大牢灌辣椒汤或老虎凳伺候，以正视听。孙科是亲苏主战派，他当时有利用苏联方面的力量帮助中国制衡日本的构想，但此举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和喝斥，其道未得行使。 1936年7月，胡适应邀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当选为副会长，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再次得到提升。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胡适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仍没有充足的准备，但事已至此，大战不可避免，且势在必战。只是在战之前，还要作最后的和平努力，并给予当局“外交路线不可断”的提示。7月31日，蒋介石邀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人共进午餐，认为不便说话的胡适在告辞时还是一吐为快：“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对于胡氏的进言，蒋介石连连称许，并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8月5日，胡适向蒋介石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8月6日，胡适再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书面建议，着重提出三条：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按照胡适的设想，通过外交努力，可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出乎胡适与一切鼓吹和平者预料的是，日本方面的强硬姿态和军队步步进逼的凌厉杀气，最终导致和平之路断绝，中国政府咬牙放手一搏，自此踏上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举国抗战的凶险之路。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仍呈胶着状态，全国军民士气有增无减。面对如此悲壮惨烈的战争场面和中国军队宁死不屈的精神，胡适在大受感动的同时，心境为之改观，认为中国守军不是想象的那样糟糕，在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还是以民族大义为重，是可战的。而日本小鬼子并不是打不垮、压不毁、煮不烂的铜豌豆。受此形势和情绪影响，胡适思想随之转弯。又听说此前在五四运动中，躲在赵家楼被傅斯年等学生一把火烧出来的亲日分子曹汝霖，也应邀上了庐山参加会议并表示今日中国非与日本拼一场不可了。 连一个被国人指斥为汉奸的曹汝霖都如此表示，可见中国面临的处境和人心向背。经过一番思考斟酌，胡适乃彻底抛弃原有的观点，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抗战政策，并产生了“和比战难百倍”的新观点。鉴于胡在美国知识文化阶层中的声望，蒋介石遂产生让胡适到美国以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疏通国际关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同情与支持的战略构想。但此时的胡适觉得在这个关键时刻冒然出国，会招致自己贪生怕死的非议，又不知道出去后“能做些什么”，遂极度情绪化地谢绝使命，并说：目前“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 胡适的坚持使众官僚很是为难，在蒋介石亲自出面劝说无效的情形下，蒋让傅斯年单独与胡适交谈，力促其出洋为国家效力。傅斯年受命前来苦劝，但胡适仍不答应。最后，傅斯年于焦急中流着眼泪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听到这里，胡适深为所动，同样流下了热泪，遂以“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为由答应赴美。 同年9月8日，胡适以学者身份离开即将进行一场血战的南京，由武汉转赴欧美。临行前，对前来送别的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主和派干将们清楚地表明：“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并劝对方不要太性急、太悲观，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这样写道：“晚上八点半，正料理上船，空袭警报又起了，有翁詠霓、陈布雷、孟真、枚荪、之椿、慰慈诸人和我们父子两人同坐在黑暗中静候到‘解除’的笛声——我独自走到外边，坐在星光下，听空中我们的飞机往来，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 尽管胡适舍不得离开战火纷飞的家园故土，但又不得不为民族的使命远走他乡。1937年9月23日，胡适辗转多日终于抵达檀香山，26日抵达旧金山，开始了自嘲为“过河卒子”的非正式外交使节生涯。 当胡适到达华盛顿，随驻美大使王正廷首次去拜访罗斯福总统时，罗氏颇为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并有“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等语，胡适听罢倒吸一口冷气，想不到美国佬对中国如此轻视，但中国的情形实在令人担忧。胡适有些激动地予以肯定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通过胡适的进言，罗斯福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军事情形，同时也理解了中国人民需要美国政府“拉兄弟一把”的迫切心情。只是当时的美国奉行“中立主义”政策，也就是说不管你们中国、日本还有其他什么东亚或南亚国家如何开打，打到什么程度，是你死还是我活，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最后打出个什么名堂，美国全部采取袖手旁观，绝对置之不理的态度，舒舒服服地过好自己的安稳日子。这个政策令身居总统高位的罗斯福对胡适提出的问题难以回答。临别时，罗斯福紧紧握住胡适的手，态度极为诚恳地说了些安慰的话，嘱咐不要着急，此举令胡适深为感动。 1938年9月，国民政府召回在美国四处碰壁，过街老鼠一样的无能大使王正廷，于17日发表了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任命状：“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延准免本职。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此令。” 当天，胡适接到了电令，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38年9月17日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有电来贺。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第四章 流亡岁月 第一节 战争催生的中央博物院 就在上海战事正酣，蒋介石铁定了心要与日军决一雌雄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设法动用运输力量，把国家珍藏的宝器、工业设施、战略物资和科研设备，经长江、陇海铁路和各条公路悄悄运往内地，以保存实力，长期抗战。与此同时，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与平津两地大学也开始向长沙与西安一带迁徙。 决策既定，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资仪器，打点行装，准备起程。 早在淞沪战事爆发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已根据战局演变，在富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李济指挥下，开始对历次发掘的器物和各种器材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条：“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长沙。但部份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 此次行动，按照史语所研究人员石璋如的说法：“因为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在具体作业中，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像骨头就选人骨，其它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根据不同的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六十箱最珍贵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一千三百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其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和安置。 就在史语所人员装船过程中，上海战事已到了最为酷烈和决定胜负的阶段，日本飞机开始飞往南京实施轰炸。在炮火硝烟中，一批又一批满载着成箱国宝的轮船悄然离开下关码头，沿长江溯水西行。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连同家眷一同随船起程，也有个别人员如那廉君、石璋如等乘火车从陆路绕道赶赴长沙。 由于从内地迁来的机关太多，整个长沙市显得异常拥挤混乱。圣经学校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空间较大，且有地下室可储藏东西与躲避敌机投下的炸弹。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师生已陆续来到长沙，并借用圣经学校上课，大部分房间已被三校占据利用，中央研究院只分配到三层楼的学生宿舍及一小部分教室，史语所运来的所有箱子都放在地下室暂存。10月之前，史语所人员一直忙于装船运输、搬运和整理。差不多到了10月中旬才开始安顿下来。因梁思永一直在南京组织装船运输，长沙的搬运工作由董作宾、石璋如等人具体实施。当梁思永随最后一只轮船抵达长沙并与梁思成一家见面时，已是10月上旬，这时李济正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身份，率领部下奉命押运一百多箱国宝级文物沿长江溯流而上，艰难地向重庆行进。这批文物是此前从北平抢运出来在南京暂时收藏的。1931年9月18日，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进一步向华北地区进犯，威胁平津，中华民族进入了危难之际。鉴于清末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导致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遭到焚毁和劫掠的悲惨命运，考虑到北京故宫等机构保藏的文物有在战火中被焚毁或遭日军抢劫的可能，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有识之士，电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了尽快把文物南迁以避刀兵之灾的意见。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北平几家存有文物的部门于1932年底商定派员精选文物，紧急装箱南迁。除故宫博物院集中的13427箱零64包外，另有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以及奉天、热河两行宫等处文物6066箱，由国民政府委托故宫博物院派员一起将其南迁——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国宝南迁大行动。1948年底，这批宝物中的相当一部分精品随蒋介石政府迁往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由北平南迁的文物先运到上海暂存，同时利用南京朝天宫旧址，修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长期存放。因南京分院只能容纳原北平故宫运出的文物，一同运往上海的其它部门如太庙、颐和园等原有6066箱文物无处存放，经蔡元培倡议，于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时接管这批文物。中央博物院隶属教育部，办公地点设在鸡鸣寺路1号，在中山门半山园征地12。9公顷，原拟建人文、工艺、自然等三大馆，后因时局关系，仅建一座人文馆（即后来南京博物院大殿）便仓皇撤离西迁。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后，蔡元培出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傅斯年为筹备主任，延请翁文灏、李济、周仁分别为自然馆、人文馆和工艺馆筹备主任，并确立了“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的宗旨。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77次会议作出决议，将北平古物陈列所（南按：1914年袁世凯政府设立）迁到南京的文物拨付给中博筹备处。1936年，再度把原国子监（南按：1911年成立的北平历史博物馆所在地）、颐和园等处迁往南京的文物，全部拨付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这两批文物入库，不但成为正处于襁褓中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藏品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日后在文博界举足轻重的大腕级地位。 除政府明令拨发的南迁文物，中博筹备处自成立之始，就有建成一个名至实归的国家乃至世界级博物院的构想，于是开始从私人收藏家手里征集文物。1933年10月，在蔡元培、叶恭绰、李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以3。4万元的价格，购进了闽侯何叙甫绘园古物2000余件。再后来，随着不断收购、拨交和派员主动到田野进行考古发掘，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很快集中起全国第一流珍品约三十万件，其中包括绘画中的《历代帝后像》、《唐明皇幸蜀图》；铜器中闻名中外的《毛公鼎》等稀世珍宝。1934年7月，中博筹备处主任傅斯年因兼职过多，决定辞职，由李济继任，原安阳考古发掘队队员郭宝钧任总干事，工作人员有王振铎（天木）、赵青芳等。 也就在这一年，开始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特聘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为专门委员，进行初期筹备建设规划，并向全国建筑界人士征集建筑方案。建筑委员会成立以及梁思成的介入，是李济继与梁启超、梁思永共事之后，又一次与梁氏家族成员密切合作。1935年，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的方案当选，后徐氏会同梁思成将方案稍加修改，建筑外部仿辽代宫殿式，内部结构则中西合璧，使整个建筑群具有独特风格和磅礴的气势。按照国民政府“把中博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博物馆”的规划和设计方案，1936年第一期工程开工，以中博筹备处为代表的业主与德国著名的西门子公司签定合同，由对方提供建筑材料，并负责安装电梯、电话及排气扇等通信、通风等当时世界博物馆中尚属珍稀的一流高科技设备。意想不到的是，1937年7月，由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及日寇大举入侵上海，南京告急，第一期工程刚刚完成四分之三（人文馆）即被迫停工。所有人员连同收藏的稀世珍宝，开始了又一次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大迁徙。 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在李济领导下，把一部分书画等珍品密存于上海的兴业银行。上海战事兴起后，李济负责押运史语所六十余箱中西文杂志及善本书安全运往南昌农学院，迅速返回南京，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一起，商讨由北平迁来南京大批文物的转移办法。协商的结果是，文物分三批运往川、陕、甘等地。根据各自的分工，这年10月中旬，李济奉命押运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的一百余箱国宝级文物，乘船沿长江赴重庆密藏。工作人员随船撤离南京迁往重庆沙坪坝暂住。当一切安排妥当后，李济又急如星火地赶往长沙与史语所同仁会合。此时已是11月下旬，中央研究院迁来的史语所、社会学所等几个所基本已安顿下来。当得知梁思成一家从北平迁往长沙后，李济决定登门拜访，在梁思永带领下，二人来到了梁思成一家的临时住处，自此便有了离别后再度相会的机缘。 此时，主客双方都没有意识到，随着这个机缘的重新聚合，梁思成一家与李济一家及其所在机关，一起度过了漫长的九年流亡生活。 第四章 流亡岁月 第二节 华北沦陷 长沙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于圣经学院陆续安顿下来，沦陷区大批机关单位人员、知识分子、工人、商人、难民、乞丐、流氓、无产者等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样纷纷向长沙涌来，整座城市已呈人满为患、混乱不堪之势。而每一股难民潮的涌入，都标志着前线战场国军不断溃退以及大片国土的连连丧失。 1937年9月20日，华北重镇保定失守！ 10月10日，石家庄城破，日军开始向黄河沿线急速推进，整个北中国陷入空前危急！10月11日夜，在南京的傅斯年给远在美国的胡适书写fidential［密］信，对国内政治、军事情形作了如下披露： 1、国内抗战之意识有增无减，老百姓苦极而无怨言。上海前敌兵士，真是再好也不能了。这次最可佩的是革命军将士，最无聊的是南京官僚。太子（南按：指孙科）有排德、意以便取信于苏联之说，为General（南按：指蒋介石）大教训一下，以后他们也消声了。王陆一因在dugout（南按：防空洞）玩女人，被免职。外部之吴司长亦以逃走免职，这是差强人意的。 2、两广对出兵助战之卖力气，可算一百分。广西军大批北上，全省总动员，广东军在上海战死、伤数万人，看来历年的“人事问题”算一扫而空了。阎、韩亦皆好，如理想，阎尤奋勇（南按：指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时兼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韩至最近亦奋起（南按：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时兼任第五战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只是那些杂牌军如东北军、二十九军，太不好生打了。 3、上海方面，今日之战线大致与先生走时差不多。上月十七八左右曾有一度危险，General亲自出马，转危为安，并且攻下一段。北四川路一段，北站、江湾仍在我们手中，浦东只是大炮比武，敌未能登岸。此一线中，我们是以血肉抵抗飞机、大炮，不消说死伤之多，数目听到吓死人。但千古未有之勇敢，完全表现。这是抗日训练之大成功。4、……5、津浦路槽透了。二十九军闻声即跑，不战失静海，闻汽船而失马厂，敌以数千人长驱直入，我们十七师不知何在，冯指挥不动。幸广西军大批已开上，韩亦上前了（以前谣言甚多，大前日方明白，昨日韩下手令教全省公务员至死抵抗，韩亦以精兵上前）。目下此一路将由李宗仁及韩指挥决守黄河北岸，李大致三、四日内可至前方。人云李、韩交情不错。此线现战于平原。 6、平汉路也弄到一塌糊涂。刘峙已革职查办，目下调冯指挥。此线现在石家庄打着。7、晋绥局面皆坏于刘汝明二十九军也。刘乃一准汉奸，最初拒绝汤恩伯入察，后 来汤守南口，彼在后方溃退，以致中央军大吃亏。刘退之前，傅作义来援，到张垣则满地红旗，皆汉奸之信号也。傅乃退，转为刘军缴械。刘军沿路缴傅、汤诸军之械，直溃到山西。李服膺又不行，于是大同不守。但后来老阎大拼命，打了几个大胜仗。倭寇乃括满蒙伪军共约十八万来犯，沿长城各口皆攻，遂失茹越口，而贼直入矣。但中央军八师日内已赶上，老阎卖气力，八路军（共）在后面作游击战。大约山西可以支持一下子。可惜刘、李二贼，否则燕山天险，岂易于此哉？ 人云傅斯年是文人秀才中少数几个懂军事的人才之一，此言大体不差，从他对全国繁乱复杂的军事形势和各军将士心态的了解分析可见一斑。 1937年8月1日，蒋介石令派绥远主席傅作义为阎锡山属辖的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从绥远和山西向张家口增援。同时，军事委员会设立保定行营，任命徐永昌为主任，林蔚为参谋长，督寻河北省区战事。8月6日，蒋介石同意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命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分别负责指挥津浦路和平汉铁路北段与敌作战。傅斯年在信中所说的“准汉奸”刘汝明，当时被编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手下，出任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傅作义为总司令）兼一四三师师长，另兼察哈尔省主席，直接指挥的部队为两个师一个保安旅与敌作战（第一集团军其他部队在河间、大名一带阻敌），由于刘汝明军阀割据心态甚重，一心想保存实力，与阎锡山、傅作义、汤恩伯等将领合作并不融洽，遂致绥察晋一线战事一塌糊涂，最终导致张家口、南口等战略要地相继失陷。 就华北情形论，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部署，先行巩卫南口，使战局形势趋于稳定，而后立刻发动对张北、商都的进攻，尤其着重于张北的争夺。但刘汝明对于张北汉奸的逆袭，竟延迟一日始行动，而且当他进至张北城边时，又复误信伪军首领李守信之请求，请其缓兵一日，即可反正云云。就在刘汝明犹豫不决之时，日军纷纷调兵援守张北，并以李守信为前锋，向刘部反袭，张北前线形势陷入混乱，直至导致张家口与南口两处军事重镇相继失陷。 山西省辖境天镇、阳高在张家口以西，大同以东，它不但是山西的门户，同时还屏蔽着绥远的东南。而它的西南是柴沟堡，从这一带直至大同，由晋军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率部把守。当南口危急时，晋军总首领阎锡山接到急电，曾下令李服膺率部由柴沟堡出援南口，可是李氏不但抗令不救，反被日军从柴沟堡一炮所吓，退走天镇、阳高。 日军占领南口与张家口两镇和交通咽喉，察哈尔全省很快被其控制。于是，日军复以张家口为根据地而进攻大同与张家口之间的军事要塞天镇、阳高，叩山西之门户，以取大同。在这关乎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李服膺依然消极抵抗，致使天镇于9月8日失陷。第二天，丰镇告急，孤山与兴和相继陷入危急。与此同时，日军的另一路则用七辆坦克冲进李服膺司令部所在地阳高，李氏率众参谋人员出逃，阳高随之沦陷。13日，大同陷于敌手，晋省门户洞开，敌军大队人马分两路向内地扑来，进太行，叩雁门关。时分兵驻守阳高、蔚县、广灵、灵邱、涞源等平汉与平绥路间唯一可连接地带的刘汝明部，见日寇气势汹汹，纷纷溃退，致使局势江河溃堤，不可收拾。虽有中共指挥的八路军林彪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对日军予以严重打击，但仍未能阻止敌人南下的步伐，具有“天险”之称的雁门关于9月27日弃守。当此之时，能给予中国以枪弹支援的列强只有苏联一家，而由苏联运往中国的线路有二：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一条经新疆、甘肃、陕西，连接陇海路。如果大同、雁门关失守，太原自是难保，中苏枪械运输线即被掐断，这对交战正酣的上海战事乃至以后整个中国的持续抗战，无疑是致命打击。对此，蒋介石闻讯极为震痛，其悲愤痛扼之状从14日蒋氏日记中可以看到：“阎之罪恶甚于宋之（失）平津，其为无胆识，一至于此，实为梦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对于苏俄之运货交通更生难矣。” 为保上述通道不被斩断，蒋介石遂有加强上海战事，以吸引日军主力，保住中俄运输线的作战计划。 蹲守在山西老巢的阎锡山同样深知大同与雁门关失陷对三晋和中国全局抗战影响之巨，盛怒之下命人将败军之将李服膺押解至太原，来了个挥泪斩马谡，以振军纪。10月3日晚，李服膺在太原被枪决。未久，蒋介石下令对刘汝明撤职查办。 雁门关失守，日军随即突破晋军阎锡山部设在晋北的长城防线，进逼太原以北的忻州要塞。为挽回颓局，阎锡山下令驻忻口晋军严防死守。于是，双方展开血战，阵地多次反复易手，争夺持续20余日。日军消耗兵力达2万余人，晋军更是伤亡惨重，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等将领阵亡。交战中，日军源源不断地增兵，并伴随猛烈炮火步步紧逼，晋军终于不支，败退太原。自此，整个晋北沦入敌手，著名的风景名胜五台山等殿宇庙堂一并遭到炮火毁坏。 10月13日，石家庄彻底沦陷，日军第一军团沿正太铁路线向三晋大地推进。蒋介石立即抽调第一战区两个军团，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火速赶至娘子关增援晋军。 10月29日，南京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对外公告，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和军民长期抗战，决不屈服于倭寇的坚定信念。 11月5日，河南安阳沦陷。日军的铁蹄踏进了这座历史古城，随军而至的日本“学者”窜到小屯殷墟遗址，开始明火执仗地大肆盗掘、劫掠地下文物，小屯四周被掘得满目疮痍，一片狼藉，大批地下文物被日军劫走。 11月8日，阎锡山弃守太原，三晋大部落入敌手。 11月11日，淞沪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苦苦支撑达3个月之久。此次战役，中日双方共投入兵力约103万人，日本动用了28万海军陆战队与陆军精锐部队，挟4艘航空母舰、34艘大型军舰、400余架飞机与近400辆战车，与约75万中国军队进行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大兵团会战。中日双方死伤俱重，日方阵亡达10万人，中方阵亡约30万。此次会战的规模与死伤人数，是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型的会战之一，无论是后来闻名欧洲的诺曼底登陆，或太平洋战场的硫磺岛大血战，都无法与之匹敌。由于装备与兵员素质等诸方面的差距悬殊，中国军队在苦战三个月后伤亡过重，力不能敌，被迫从苏州河南岸撤出。 11月12日，远东最大的海港城市上海失陷，日军转而围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紧要时刻。 在如此紧要关头，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又冒出头来，力主讲和。原坚决反对和议，并力主逮捕主和派鼓吹者胡适的司法院院长居正，此时见华北与上海等地沦陷，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并公开宣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11月21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面对居正等一帮外强中干，见风使舵的政客软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慨叹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 12月7日晨，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前往中山陵拜谒，因悲怆过甚，当场晕倒，随众惊骇。稍事休息，蒋携夫人匆匆回寓，继而飞离南京前往江西继续筹划战事。 第四章 流亡岁月 第三节 炸弹落到梁家 国难当头，民族危急，流亡到长沙的知识分子同政府最高领袖一样，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悲愤交织的情愫，这种情愫又迅速铸成哀兵必胜、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坚强信念，一种与国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难的英雄主义气概，于这个群体中迅速蔓延、升腾、撞击开来。这种令人热血翻滚，魂魄激荡的情愫和气概，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几十年后都记忆犹新：“那时，父亲的许多老朋友们也来到了长沙，他们大多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准备到昆明去筹办西南联大。我的三叔梁思永一家也来了。大家常到我们家来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就在一起同声高唱许多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那高昂的歌声和那位指挥的严格要求的精神，至今仍像一簇不会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我心中。” 既然战火已燃遍大江南北，国军丧师失地，节节败退，长沙自然不是世外桃源。上海沦陷后，日军一面围攻南京，一面派飞机沿长江一线对西部城市展开远程轰炸，长沙即在被攻击范围之内。不久，梁思成一家即遭到了敌机炸弹的猛烈袭击，灾难来临。 梁从诫回忆说，一天，忽然头顶有飞机的声音，大批日机首次突袭长沙。由于事先没有警报，梁思成以为是所谓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到了，而这些飞机很可能是为保护人民大众和流亡的知识分子特地在长沙上空守航，于是怀着一份感动跑到阳台，手搭凉棚对空观看。飞机从楼群上方掠过，机翼上有一个圆形的血色的鬼子徽记。 刹那间，几个小黑点从飞机的肚子里喷射而出，“嗖嗖”地向火车站飞去，那显然是被轰炸目标，而这座初次经受战争洗礼的城市竟没有向市民发出任何警报。小黑点很快变成了头尖脚圆的像小孩子一样大的“亮晶晶的家伙”，梁思成这才意识到是什么，车站周围随之腾起了烟火。巨大的爆炸声与升空的残渣碎石，使他的身心猛地颤抖了一下，头“嗡——”地一震，急转身冲进屋里，一声“炸弹，快跑！”尚未喊完，一枚“亮晶晶的家伙”就飞到眼前落地爆炸。随着一团火球腾空而起，梁思成本能地抱起8岁的女儿梁再冰，屋中的妻子林徽因眼望窗外的火光惊愣片刻，顺势抱起了5岁的儿子梁从诫，搀扶着一直跟随自己居住的母亲向楼下奔去。就在这一瞬间，炸弹引爆后的巨大冲击波将门窗“轰”地一声震垮，木棍与玻璃碎片四处纷飞。一家人连拉加拽，跌跌撞撞地奔到楼梯拐角，又有几枚炸弹落到了院内。在“隆、隆”的爆炸声中，院墙上的砖头、石块随着腾起的火焰向外迸飞，林徽因抱着儿子当场被震下阶梯滚落到院中，整个楼房开始轧轧乱响，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等木制装饰物瞬间坍塌，劈头盖脑地砸向梁思成和怀中的女儿……等梁氏一家冲出房门，来到火焰升腾，黑烟滚滚的大街时，日机再次实施俯冲，炸弹第三轮呼啸而来，极度惊恐疲惫的梁思成、林徽因同时感到“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遂相互搂在一起，把眼一闭，等着死神的召唤。出乎意料的是，落在眼前的那个“亮晶晶家伙”在地下打了几个滚儿后不再吭声——原来是个哑弹。苍天有眼，命不该绝，梁氏一家侥幸死里逃生。 敌机飞走后，流亡长沙的教育、学术界同仁听说梁思成家中被炸，结伴前去探望，据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石璋如回忆：“去到梁家，看见小楼的楼梯被炸毁了，还挂着东西，但是没有楼梯上不去，很惨。家眷幸好躲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事情。另外一件惨事就是在路上发现不知从那里来的、还穿着丝袜的女人大腿断肢，真的很惨。” 当晚，梁家几口无家可归，梁思成那“合唱队指挥”的职位自然也随之消散。面对如此凄惨景况，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把自己租来的两间屋子让出一间给梁家居住，张家五口则挤在另一个小房间里苦熬。第二天，梁思成找来几人，把家中日用物品慢慢从泥土瓦砾中挖掘出来。据梁从诫说，当梁思成回到被炸塌的房前时，发现在一块残垣断壁上，有一个人形的清晰血印。据目击者称，此人被炸弹的冲击波平地抛起后，重重地掼在墙上，留下了这个鲜明的血色印记，墙上的人自然成为一块模糊的肉饼。 梁从诫说的这一天，是1937年11月24日，轰炸起始时间大约是下午一点半。此次经过，除了官方的文件档案有大略的记录，随校流亡到长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在他的日记中作了较为详细的披露。吴宓记载说：这一天是星期三，天气晴朗，每年的这一天，自己便遭遇奇特重要的事情，今年特别加以注意，但“未卜其为何事也”。 上午十点，吴宓至明德学校，邀请好友姚家闻一同乘人力车至湘江码头，换乘渡船至湘江西岸，然后步行过湖南大学，登岳麓山，至著名的爱晚亭小坐。只见山谷中，绿树参天，日光照灼，更以到处红叶，实为美境。至黄兴、蔡锷坟庙而止。饮茶休息后，渡湘江，入城，由姚家闻请宴于李和盛牛肉馆，并电邀胡徵夫人前来一同就餐。下午1：30分，几人刚离餐桌，吴宓一直挂念在心的“奇特重要之遭遇”发生了。 吴宓日记叙述道，此时“日本飞机忽至，在东车站投炸弹，毁交通旅馆（方举行婚礼）。及中国银行货仓等，死二百馀人，伤者众。此为长沙初次空袭。当时，远闻轰击之声，楼壁微震，街众奔喧。乃下楼步行而北。行至中山北路，别徵等，宓独沿大街东行。警察禁止行动，而街中人民拥挤奔窜。宓依檐徐进。至湖南商药局门口，被警察饬入局内。众留该局久久，至警报解除，始得出。此时街中人更多，盖群趋车站欲观轰炸之实况，无殊看热闹者，道途拥塞。及宓抵圣经学院已4：00矣。宓当时虽为镇静，惟为K忧（是日K竟外出，还刘佩兰妹款，亦被阻于街中。宓事后知而深责之。）自后，每遇空袭，宓辄虔祷上帝。略谓：‘宓亦畏死，然不敢惜死。如今日宓当死，惟上帝所命，宓安心就死，毫无怨悔。但愿上帝保佑K，使勿遇祸，使能生还至其母所，俾宓无负K母之托。” 吴宓日记中的K，是吴在清华园的女学生兼恋爱对象，卢沟桥事变之后受聘北平图书馆，未及上班便随吴宓南下，向迁往长沙的北平图书馆报到。面对敌人的轰炸，吴宓对既无社会生活经验，又像乱世漂萍一样稚嫩的K的担心胜过自己。按吴宓的说法，K之南下，是自己力劝的结果，吴必须担负起照料保护的责任，方对得起K本人和她的家人。吴宓认为自己“虽爱K，然以年龄悬殊，决不强求，只愿以至纯洁之心护助之。惟上帝鉴我忠诚，降福于K母女二人”云云。 时年44岁的吴宓，自北平至长沙，再至昆明西南联大，所爱恋追求的女人不只K一个，而是有十几人之多，但拉拉扯扯一晃九年过去，吴氏过了知天命之年，不但无丰硕收获，抱得几个美人归，连一根毛也没有得到，徒令时人和后人扼腕——当然这都是后话，暂且不管，接着继续看吴宓日记对敌机轰炸长沙的记述： 11月25日，“宓于正午12：00归抵圣经学院，而毛应斗君仍坚欲请宓宴叙，遂同步至中山北路易宏发餐馆，进西餐。甫食一汤一菜（时为1：30），警报忽响，飞机倏至。是日却未投弹。宓静坐餐室中，毛君甚惶惧，奔避馆中前后各处。宓祷如前，且与餐客中之军官（南京来者）谈。3：00警报解除，乃偕毛君步归。” 11月26日，“下午1：00偕毛玉昆乘人力车拟赴湘雅医院，探attendorf华敦德病。中途，警报忽传，市人奔窜，警察禁止，不听。宓等乃舍车步行。至北大路，被阻。为警察拥入衡粹女学内，键户，与诸避难者坐厅中，移时，警报解除。” 11月27日，星期六。阴，微雨。“上午11：00，警报传来。宓时在圣经学院，乃随众至办公楼地室中藏避，校中师生皆集于是。或新交故知，互道寒喧，又述情意。此地室中，乃如一交际会。宓忆《左传》‘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宓惟忧念K。守和（南按：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表字，对K小姐也有一举拿下的意向，吴宓对此甚为恼怒和焦虑）亦往来寻K。宓见慈（南按：吴宓曾爱恋之女生）等，独不见K。飞机回翔空中。 楼外院中草场，则平铺一极大之美国旗。12：00警报解除。宓等出。‘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焉。” 敌机不断前往长沙轰炸，且在一段时间内围绕圣经学院周围展开，显然是有备而来，或为专门对付三校与中央研究院高级人员，于是便有“内部间谍引导日机”的说法传出。 鉴于此情，临时大学与中央研究院长沙管理委员会主持者，共同派员组织了一个巡逻队，当警报发出后，众人都奔赴圣经学院地下室躲避，巡逻队人员则在地面巡查是否有间谍或汉奸躲在某个角落，或明或暗地发信号引导敌机。据史语所派出的巡逻队员石璋如说，巡逻队是一个高度危险的差事，弄不好就要挨炸弹炸，性命难保，但自己既年轻，也就不太在乎。每当警报响起，敌机来临，石璋如与史语所的年轻研究人员刘燿就随巡逻队在街面和各个角落巡查。但几次过后，并没有发现间谍，大家心中不免有些泄气。正在这个时候，一件事发生了。 有一天，警报大作，众人纷纷向圣经学院地下室逃奔，巡查人员各就各位，以警惕的眼睛盯着逃难的人群与各处异样情况。正在众人拥挤奔窜、惶恐喧嚣之时，只见一青年人怀中夹一紫红色长物，无目的地在人群中乱窜，不时停下脚步东张西望，样子十分可疑。巡逻队队长大声喊道：“前边持物之人必是间谍，快给我拿下！”话毕，几名年轻队员飞身冲向前去将持物的青年人扑倒在地。石璋如等众巡逻队员见状，从各个方向奔来将青年人擒获，反扭胳膊将其送入圣经学校一间房内关押起来。 待警报解除，巡逻队员们急不可待地将青年人提出来审问。想不到青年人自称姓刘名致平，是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中人，大大的良民，不是什么间谍，手中所执长物乃一未撑开的油纸伞。审问者详细查看，确是一把普通的油纸伞，看不出暗藏发报机等特务们使用工具的迹象。经详细审问才知，刘致平原是梁思成任教东北大学时的学生、后投奔梁、林夫妇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任法式部助理。当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南下后，刘致平也辗转来到长沙投奔，因初来乍到，没有跑警报的经验，当警报响起，心中惊惶，顺手抓起身边一把油伞就向外狂奔。当跑到街上，又不知向那里躲避，遂不时停留东张西望引起注意，遂有巡逻队员怀疑手中的油纸伞可能是发报的秘密工具，并当做间谍抓捕关押之事。情况弄明，巡逻队找梁思成前来辨认，梁思成来后作了说明，将其保释，事情也就算过去了。后来石璋如说：“刘是东北人，因为有这种事，使彼此熟识起来，才知道他也是很有成就的人。” 敌机持续轰炸，整个长沙动荡不安，每天面临着不是家破就是人亡的威胁，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意识到在此很难做成什么事情，遂萌生了离开长沙前往昆明的念头。按他们的设想，远在中国大西南的昆明，离战争硝烟或许还有一段距离，既可以暂时避难，又可以静下来做点学问，是个一举两得的理想处所，于是决心奔赴昆明。而这时的长沙临时大学因校舍不敷使用，文学院改设在湖南南部衡山圣经学校分校，称南岳分校。临大校方要求30余名教职工和约200名学生尽快赴南岳上课。12月1日晚，吴宓及李赋宁、陈慈、张婉英、赵世燕等师生携带行李于寒风中冒雨赶往长沙火车站，欲乘过路火车赴南岳文学院。原定于当晚十一点钟到达长沙的列车，直到次日凌晨五点还不见踪影。据《吴宓日记》载：“中间兵车开过数列，伤兵滋闹，且欲殴站长。此一夜，宓等疲惫已极，且威风凛冽，实不能耐。于是宓主张回归圣经学院。”人员复归本校后，挤在教室里待至天明，各自散去。 12月4日晚，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之迈与未婚妻黎宪初（南按：著名学者黎锦熙之女，也是吴宓爱慕追求的女人之一，想不到竟被陈之迈捷足先登。懊恼中的吴宓于衡山分校写密信于黎宪初，揭露此前陈之迈一直与守寡的嫂子同居，且他的寡嫂闻陈氏婚变，欲前来闹事云云，想把陈黎的婚事搅黄。想不到黎宪初接信，仍和陈之迈在长沙举行了婚礼，搞得吴宓灰头土脸。1949年，陈之迈携黎宪初赴台，先后出任“驻美公使”、“驻日大使”、“外交部”顾问等职，1978年病逝台北），于潇湘酒家宴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顾毓琇、吴宓等教授，以示送别。时寒风凄厉，细雨连绵，尽管席间酒酣耳热，但瞻念前途，总难掩心中的落寞与悲凉。宴会在温情目光与“前途保重”的相互叮咛声中散去，各自心中备感凄楚。正如林徽因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所说：“我们已经决定离开此处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累赘’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腾出地方，到更远的角落里去呢？有朝一日连那地方也会被轰炸的，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除了那些已经在这儿的人以外，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和他们的家人，各自星散，不知流落何方。” 12月6日，吴宓等师生终于挤上火车向衡山南岳分校驶去。 两天后的12月8日，在一个阴风阵阵，星光残淡的黎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五口搭乘一辆超载的大巴车向苍茫的西南边陲重镇——昆明奔去。 第四章 流亡岁月 第四节 清溪阁醉别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走后不久，战场局势进一步恶化，前线传来的消息已到了令每一个中国人都顿足捶胸，揪心裂肺的程度。 12月5日，日军开始围攻南京，中国10万守军在司令官唐生智总指挥下拼死抵抗，伤亡惨重但未能阻止日军的凌厉攻势。延至10日，强悍的日军以精锐部队和配备优良的武器同时进攻雨花台、光华门、通济门、紫金山等战略要地，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南京守军10万将士在血战后不支。危急时刻，蒋介石命令著名战将顾祝同向唐生智传达弃城突围，全军沿津浦路北撤的命令。由于日军早已切断了后路，只有参战的六十六军、八十三军少数部队突围成功，多数将士被困于城郊未能及时渡江而遭日军阻截枪杀。 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这座散发着浓重的脂粉与墨香气味的六朝古都，顿时淹没在鲜血、呻吟与绝望的哀号之中。放下武器的国军官兵被集体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遭到杀戮，日本天皇的军队像出笼的野兽一样在大街小巷疯狂强暴泪尽滴血的妇女。连续四十余日的屠城，横七竖八的尸体满目皆是，扬子江成为一条流动的血河，整个南京笼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阴霾恐怖之中。 消息传出，举世震动。大海那边的日本国民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纷纷叫喊着拥上东京街头，施放焰火，提灯游行，欢呼着“战争就要结束，中国已被无往不胜的大日本皇军全面征服”等等口号。整个日本四岛大街小巷灯火闪耀，人潮涌动，许多人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此时，全世界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感受到了1937年隆冬那来自远东地区强烈的震撼与滴血的呼喊。 紧接着，杭州、济南等重量级省会城市于12月下旬相继陷落。 由于平汉铁路沿线保定、石家庄、新乡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长江沿岸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区陷落，骄狂的日军开始集结精锐部队，沿长江一线大规模向西南方向推进，地处两条干线交汇处的军事要镇武汉三镇，立即成为中日双方瞩目的焦点和即将进行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12月14日，蒋介石由江西抵达武昌，紧急布置军事防务。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加紧了武汉大会战的策划和兵力集结。与此同时，日本内阁与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对华四项新的和谈条件：中国放弃抗战；承认满洲国；设立非武装区；对日赔款。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原本就对抗战信心不足，此时大放厥词，散布战败亡国论。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以为掩护”云云。此时汪精卫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号令诸侯。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顺胡溜须地从“倾向和议”变为“主和至力”。 面对一堆饭桶与软蛋们的嚣叫与哀嚎，蒋介石力排众议，主张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战斗到底，誓死不降。为增强军民抗战信心，12月1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号召全国军民放弃一切和谈幻想，坚决地、不能有丝毫动摇地团结抗日，并公开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谓“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从内到外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这是中国政治军事高层最早公开提出对日采取持久战争以赢得最后胜利的军事战略构想。 12月29日，蒋介石顶着汪伪投降派与一切悲观主义分子的强大压力，与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谈话，再次以强硬的姿态重申日本所提出的四项和谈条件是“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这是1937年蒋介石在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最后一次重要谈话。此时的蒋介石再次以哀兵必胜的悲壮之情，明确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与政治策略的意义，正如著名史家、外交家、原清华大学教授、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蒋廷黻所言：“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委员长慎重避免任何刺激日方的行动。他比别人更清楚对日战争的严重性，无论是物质方面的或是人员方面的。战争一旦开始，他从未表示他要接受日方所提的和平条件……他认为在那个军事节节失利的非常时期来谈和，一旦失败，必致影响士气。即使和谈能够成功，也只能达成一种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因而，“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蒋委员长在八年抗战期间一柱擎天的力量。”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汉失守，敌人必溯水而上，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何处才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有师生认为立足方定，正好弦歌不辍，倘再兴师动众迁徙，不但劳民伤财，荒时废业，甚至是杞人忧天，自寻烦恼。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闻讯，同样认为迁校无此必要，并表示：“即使长沙不安全，尽可以在湖南另找一地，省政府仍愿全力支持办学。”广西省政府听到消息，迅速派员赴长沙与临大常委们接洽，积极建议迁到桂林或广西别的安全城市，广西政府和人民愿意倾全力支持云云。 对于这些建议，常委会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武汉万一弃守，长沙必遭攻击，到那时整个城市将陷入混乱和战火之中，再想从容迁徙就万般困难了，其前途也将不堪设想。为学校能够从容不迫地办下去，必须未雨绸缪，在长沙遭受敌军攻击之前就要转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经过反复研讨，常委们最后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其理由是：昆明地处西南，距前线较远，且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战略意义还在于，一旦内陆全部被日军攻占、封锁，还可通过滇越铁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为民族复兴保存最后一批文化种子。时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闻知，表示出极大热情。但此人属于独霸一方的军阀，号称云南王，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被蒋视为脑后长有反骨，需日夜提防的三国时代魏延一类的人物（南按：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对于这一方案，尚不算糊涂且深谙官场规则的王世杰与教育部官僚均不敢定夺。蒋梦麟于焦急中径直赴武汉面见蒋介石陈述，但不便向车胎上扎针——泄气，直白地说一旦武汉弃守之类的丧气话，只说昆明可通安南直达海外等等，蒋介石心知肚明。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1938年1月上旬得到最高当局批准。 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第43次常委会作出即日开始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议。规定全体师生于3月15日前在昆明报到，同时通过了一系列迁校的具体办法，组建了由蒋梦麟为主任的昆明办事处。2月15日，蒋梦麟飞赴昆明，主持建校事宜。 就在临时大学高层人物蒋梦麟等来回奔波商讨迁校之际，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几名常务委员，也在紧急磋商进退办法。此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已转往香港，傅斯年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中，中研院在长沙几名委员的讨论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要流落何处更为有益。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所内主要人员开会，商量本所的去留问题。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激烈争论，尽管未能最终确定目标，但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就是许多年后石璋如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仁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 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交付主任李济处，尔后再谈个人去留问题。经过几天的紧张忙碌，所有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它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至于茫无端绪。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集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级委员，各自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李、董、梁“三巨头”无法脱身，史语所考古组的“十大金刚”却要各奔东西了。 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乡尚未沦陷，表示乐意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偃师人，当时洛阳一带还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偃师属于尚未沦陷的洛阳地区之一部分，因此石璋如也要回家乡暂住。老三李光宇是河北人，家乡那个偏僻村落虽没进驻日本鬼子，但他一直负责管理三组的出土器物，因而不能走。老四刘燿（尹达）是河南滑县人，家乡已经沦陷，他自己表示要投笔从戎，奔赴延安投奔共产党抗日。对于这一抉择，众人觉得中央政府领导的国军就在眼前，与整个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武汉大会战即将打响，而刘氏却弃而不投，偏要远离血与火交织的正面战场，越长江，跨黄河，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到后面的山沟里来一个“敌进我退，敌跑我追”的游击式抗日，颇有些不可理喻和过于“圆滑”，并担心这种“游击”会不会变成蒋介石所说的“游而不击”。但想到人各有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就不再理会，随他去罢。 “十大金刚”中的老五尹焕章在安阳发掘之后，被河南古迹研究会留下来帮忙，压根没到长沙，也就不存在走与留的问题了。老六祁延霈是山东人，家乡已沦陷，家人已流亡到重庆，他决定到重庆寻找亲人。老七胡福林（厚宣）是河北人，家乡属于最早沦陷的一批，两眼茫茫已无退路，到前线战场跟鬼子真刀真枪地拼几个回合，来个刺刀见红，胡氏既没有胆量，又不情愿到沙场送死，只好表示跟着所走。 老八王湘是河南南阳人，家乡尚未沦陷，但他年轻气盛，好勇斗狠，属于典型的愤青一族，平时经常与流落到长沙的大学生在茶馆酒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发表一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众人皆醉我独醒”之类惊世骇俗的豪言壮语。当时长沙临时大学曾布告学生，凡愿服务于国防机关者，得请保留学籍，并得由学校介绍，张伯苓还担任了临时大学的军训队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队长。据蒋梦麟在他的自传《西潮与新潮》中说，有了这一战时规定，临时大学共有350名以上的学生满腔热血投笔从戎，或参加了各种战时机构（南按：北大校史记载共295人）。——这是后来西南联大学生大批参军的先声，也是这些青年学子们跌宕人生的开端。王湘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决定跟随临时大学的学生到前线参加抗战，与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上几个回合，来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或“头颅掷处血斑斑”。既然王湘本人有这份热血与激情，乐意提着脑袋在战场上抵挡日军的指挥刀，其他人只能以“很好，不错，是个站着尿的”等等话语表示赞许，并未挽留，一样地随他去了。 老九高去寻，河北保定人，家乡的锅灶早变成了日本军人喂马的马槽，万般无奈中，决定与史语所共存亡。老十潘悫，被内定为古物押运人员，自然不能离去。如此一来，在“十大金刚”中，除一个尹焕章原本留在开封外，有“五大金刚”要走，只有四个留下，整个史语所考古组的骨干人员，将走掉一半。这个数字与结果一旦成为定局，每个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表的悲怆、苍凉的阴影。 去留问题在吵吵嚷嚷中好不容易拍板定案，天色黑了下来，梁思永与李济决定史语所三组全体人员到长沙颇为有名的酒肆——清溪阁举行告别宴会。据李济等人回忆，这清溪阁，乃长沙一小有名气的湘菜馆，兼营面食，门店位于八角亭鱼塘街街口。该店所售“卤子面”以碎香菇、金钩及海鲜余料为码，且码多，鲜味异于常家，深受食客的欢迎，为各方人士云集之地。只是当时的店主没有想到，后来清溪阁名声远播，尤其是扬名于海峡两岸学术界，并不是因其所售“卤子面”突然发生了核裂变式的物理反应，引起了世人的警觉，实因与文化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事件——此次史语所考古组同仁前来聚会有关。正是有了这一意义非凡的聚餐，才使它有幸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丝印痕。 这个晚上参加的人员，除“李、董、梁”三巨头和“九大金刚”外，还有几位技工。由于人员较多，一室分成两桌围坐。此时，众人的情绪都有些激动，悲凉加忧伤无形地袭上心头，菜还没有上桌，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叫酒，并很快喝将起来。“三巨头”的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强应付。而年轻又经常下田野刨坟掘墓的几个北方汉子，如王湘、刘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几分中原好汉与山东响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满，几条汉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开席。 众人端着酒杯站起来，“九大金刚”面色严峻地相互望着，齐声呼喊“中华民国万岁！”各自举杯，一饮而尽。第二杯酒端起，众人皆呼“中央研究院万岁！”一饮而尽。第三杯酒端起，再呼“史语所万岁！”，又是一饮而尽。第四杯喊“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喊“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南按该会最早成立，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都是常务委员），第七杯是“河南古迹研究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刚健康！”。如此这般痛快淋漓地喝将下去，有几位年轻的“金刚”从历代酒场上具有规律性的“和风细雨——窃窃私语——豪言壮语——胡言乱语——默默无语”等五级台阶，猛地一下晋升到“胡言乱语”的台阶上来。在一派群情激昂，张牙舞爪的觥筹交错之后，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等表现最勇猛的“四大金刚”，端着酒杯各自摇晃了几下，眼前发黑，腿打哆嗦，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倒了下去，霎时进入了酒场中所谓的“默默无语”、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第二天，刘燿、石璋如等“五大金刚”从沉醉中醒来，各自收拾行李，含泪作别史语所同仁，离开长沙，星散而去。 第五章 弦诵在山城 第一节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几位书生闻讯，急速来到长沙临时大学讲演，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当局的号令。无奈形势比人强，历史选择的只能是顺应时代潮流为民族大义而前行的人。国难当头，大局已定，临时大学师生打点行装，昂头挺胸，以悲壮的豪气英姿，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几乎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研究所，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后，决定即刻向重庆、桂林、昆明等不同的地区撤退转移。中研院总办事处于重庆发出指示，电令在长沙的史语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等设法向昆明转移。 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所陆续向昆明进发。据《史语所大事记》1937年12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长沙。” 一切安排完毕，史语所人员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租赁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三号一处楼房居住。此时梁思成一家已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可谓有缘千里来相会，史语所同仁与梁家在这个陌生的边陲春城再度相会了，大家相互倾诉路途的艰辛。 关于梁家由长沙至昆明的逃难经过，许多年后，梁从诫曾有过这样的回忆：“汽车晓行夜宿，几天以后，在一个阴雨的傍晚，到达一处破败的小城——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地闪出昏暗的烛火。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们姐弟，搀着外婆，沿街探问旅店。妈妈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几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但是我们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有找到一个床位。原来前面公路坍方，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战，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多亏遇上了一群空军飞行学院的学员，才在他们的住处挤了个房间住了下来。此时的林徽因患急性肺炎已发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多亏同车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女医生给开了几味中药治疗，两个星期后才见好转。 经历了四十余天的颠簸动荡，梁氏一家穿山越岭，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在1938年1月到达昆明。几个月后，史语所人员接踵而至，相见之后的惊喜可想而知。 待一口气喘过，原中国营造学社的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在与梁思成取得联系后，从不同的地方先后赶到了昆明。尽管前线依然炮声隆隆，战火不绝，但此时的梁思成感到有必要把已解体的中国营造学社重新组织起来。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唯如此，方不辜负自己与同事的青春年华，以及老社长朱启钤的临别嘱托。他开始给营造学社的原资助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发函，说明大致情况并询问如果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对方是否乐意继续给予资助。中基会很快给予答复：只要梁思成与刘敦桢在一起工作，就承认是中国营造学社并给予资助。梁思成迅速写信与在湖南新宁老家的刘敦桢取得联系，并得到对方乐意来昆明共事的许诺。于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又在风雨迷蒙的西南之地挂了起来。 就在中研院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向昆明撤退的同时，长沙临时大学也开始了迁徙行动，师生们分成三路赶赴昆明。据《西南联大校史》载：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教授率领，成员包括教师及眷属，体弱不适于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坐海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 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抵达蒙自、昆明。 第三批为“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 随队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成员包括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等人。应临时大学请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湖南省政府指派驻湘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军训教官毛鸿上校充任参谋长，对旅行团实施军事化管理。师生身穿湖南省政府赠发的土黄色崭新制服，裹绑腿，背干粮袋、水壶，外加黑棉大衣一件，雨伞一柄，犹如一支出征的正规部队。全团分为2个大队、6个中队、18个小队。大队长分别由教官邹镇华、卓超二人担任，中队长和小队长分别由学生担任。 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除车船代步和旅途休整外，实际步行40天，约1300公里。时湘黔一带土匪横行。山野村寨经常传出抢劫财物，杀人越货的消息。湘西土匪之猖獗世人皆知，大股匪群有数千人之众，不但拥有新式来复枪、手枪、盒子炮，还拥有重机枪与小钢炮等装备。在军阀混战时期，匪众们为争地盘和钱财，时常与当地驻军交战，有时一棚土匪敢跟一个师的兵力对抗交火。临时大学组成的旅行团之所以由全副武装的军人领队护行，一个重要缘由就是深怕途中遭遇匪徒，发生不测。临出发前，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专门派人与黑道中的“湘西王”打过招呼，告知有一批穷学生将“借道”湘西与黔境到云南读书，请传令沿途各“广棚”、“土棚”和“斗板凳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对其进行骚扰。 或许是张治中的招呼起了作用；或许“湘西王”真的以民族大义为重，向密布于山野丛莽中的黑道弟兄下达了手谕；或许因为穷师生们本身没有多少财物可劫掠。一路下来，旅行团并未与土匪遭遇。只有一次，走到一个离土匪窝点很近的地方停留过夜，有探子来报，说可能当晚有土匪前来打劫，众人极其紧张，作了特别戒备和最坏的打算。然而夜间只听得远处几声枪响，并未见土匪来临，众人虚惊一场，算是度过了一劫。 旅行团进入湘黔交界处，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情照拂。当大队人马进入黔东门户——以侗族人为主体的玉屏县境时，政府专门张贴由县长刘开彝于3月16日签署的布告，告知商民临时大学旅行团将抵本县住宿，而“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3月17日，旅行团到达玉屏县，受到县长刘开彝、各界代表及童子军的热烈欢迎，食宿等诸方面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关照。 当旅行团进入贵州腹地时，不间断地有村寨地保敲锣，提示商人与百姓不要提高物价，以方便过路的旅行团。此后，旅行团更是一路畅通无阻，有的县甚至派出中学生在城郊列队欢迎。有一对郑姓姐妹，特地邀请一位同姓的团员到家里吃饭认亲。玉屏产的箫闻名全国，有“苏州笛子玉屏箫”之誉，郑姓姐妹赠送同姓学生玉箫一对留作纪念，从而留下了一段佳话。 热烈的场景在省城贵阳达到了高潮，这一天正赶上滂沱大雨，旅行团成员们为壮观瞻，步伐整齐地冒雨行军，嘹亮的歌声在雷电交加中传向四方，大街两旁的群众无不鼓掌欢呼，冒雨向前与队员们握手拥抱。如此热烈的场景，令师生们深为感念，徒增肩上神圣使命。据随行的闻一多后来说：“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穷乡僻野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并没有做什么宣传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数人注意的还是苗区的风俗习惯，服装，语言，和名胜古迹等等。”又说：“在旅途中同学们的情绪很好，仿佛大家都觉得上面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战，反正是没有问题的。” 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到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尤其是对当地种植鸦片的背景和这种毒品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和认识。辅导团教师们借此时机进行实际教学，当年与李济一同进行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的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结合湘西、黔东一带的地形地貌，讲解河流、岩石的构造形成，以及黔西岩溶地貌和地质发育理论。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当地民歌、民谣，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并对当地风土人情进行写生。闻氏本人用铅笔写生画作数十幅，取材别致，笔意苍劲，当到蒙自展示后，许多教授大为震动，认为是不朽之作。师生们收集的云贵民间歌谣多为男女相悦相慕之词，在内地和书本上极难闻见，其含蓄中暗带的艳丽令师生们大感新奇，如“廊前半夜鹦鹉叫，郎弹月琴妹吹箫”，就是一首绝妙的民谣。 旅行团中，与闻一多的慷慨激昂性格和诗人浪漫气质不同的是，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的故事更是为师生津津乐道。这位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后辈沉默寡言，平时很少与人交际，只是专心治学，有时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尽管曾氏自少年就在长沙美国教会学校学习，又是清华出身，留美博士，但与其他留学东洋、西洋的学人大不相同。一般而言，凡留洋的学生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气宇轩昂，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一丝不乱。曾昭抡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穿衣打扮上，具有浓厚的中国乡村塾师的“名士”气。他所穿的大多是蓝布大褂，在外人看来总是皱皱巴巴，不太合身，且有些破破烂烂、土里土气，有时第三个扣子还要扣到第二个扣眼中，形成一个大斜襟。脸洗得好像不太干净，头发不整，胡子几天不刮，像个游走于街头巷尾的卖油条或煎饼果子的小商贩。脚上的袜子似是没有袜筒，只到脚后跟为止。鞋子更是玄乎得令人头晕，总是一双蓝色或黑色布鞋，且鞋子前后有洞，近似于后来的塑料拖鞋或凉鞋，只能趿拉着走路。鞋中袜子的前头总是被脚趾顶破而不补，形成了鞋前裸露脚趾，后头露着袜子甚至脚后跟的古代游方和尚济公模样。这副打扮，师生们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每次在路上见了只是悄悄叽咕一声“空前绝后”，一笑了之。但不明就里的人往往发生点误会，搞得双方都很尴尬。据联大学生何兆武说：“朱家骅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开会，曾昭抡来了，朱家骅不认得，问他是哪一系的。曾昭抡答是化学系的。朱家骅看他破破烂烂，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昭抡没有答话，扭头走了出去，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离开了。随后就在北大化学系做系主任。” 尽管曾昭抡为人低调，穿得破破烂烂，平时不哼不哈，但湘湖文化中的“吃得苦、挺得住、霸得蛮”的脾气还是一点不少的。由于此次朱家骅的冒失，使曾昭抡感到受了人格污辱。与许多官僚不同的是，他并不解释和辩驳，并且认为对这类高高在上的官僚政客解释一句都是多余的，且有损于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于是闷头不响地悄悄卷起铺盖开路。这个作风很有一些“湘乡蛮子”倔犟不羁的风格。 何兆武讲的这个故事应是1931年间的事。就在这一年，曾昭抡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邀请，出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兼主任。曾昭抡到北大任职后，所放的“三把火”，就是添设备、买药品、扩建实验室。据费孝通回忆说：“他为这个学科费尽心力，像一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我国把实验室办到大学里边，据说他是第一个。通过实际获得科学知识，他解决了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抓住了要害。”在这个基础上，曾昭抡把在国外多年学到的绝招全部施展了出来，并天才地加以发挥，对各项事务作了彻底革新，使北大化学系无论是人才还是设备一跃成为全国业内最强的一个系，受到全国教育界的瞩目和称誉。 按照曾氏的学生、1948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后为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苏勉曾的说法，曾昭抡“振兴北大化学系的功绩可与蔡元培校长改革、振兴北京大学的功绩相比拟。”这话或许有点言重了，但当年曾氏在北大化学系建设中的功绩确是名动一时的。 北大南迁后，曾昭抡率化学系一批师生来到长沙，继而随“湘黔滇旅行团”向昆明徒步进发。每天自清晨走到傍晚，曾氏不走小道捷径，而是沿盘山的沙石公路走，每当休息时，就坐下来写日记。据当时就读于北大化学系，随旅行团赴滇的学生唐敖庆回忆：“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路边的公里标记石碑上写日记了。等我们赶上来后，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曾先生每天如此。看来，他至少比我们早起一两个小时。”每到一地，借休整之机，曾昭抡还同闻一多等教授向当地军政官员、士绅与民众作政治文化方面的讲演，分析中国的国力、军队和武器，以及长期抗战中如何解决所需要的钢铁、棉花、酸碱、橡胶等物资的供应等问题，同时论证抗战必胜以及胜利后将需要大量人才，寄希望于当地青年与西南联大的学生等等议题。在整个旅途跋涉中，旅行团师生们写下了一本又一本日记、观察心得和画作，学生钱能欣到达昆明后，将自己的旅行日记整理成《西南三千五百里》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歌谣采访组学生刘兆吉将途中收集的2000多首民歌，汇集成《西南采风录》一书，为当地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清华外文系学生、湘黔滇旅行团“护校队员”查良铮，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诗人穆旦，以澎湃的激情和飞动的灵性，创作了名动一时的《出发》、《原野上走路》等“三千里步行”系列诗篇： 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两旁。 千里迢遥，春风吹拂，流过了一个城脚，在桃李纷飞的城外，它摄了一个影： 黄昏，幽暗寒冷，一群站在海岛上的鲁滨逊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凶险的海浪澎湃，映红着往日的灰烬。 （哟！如果有Guitar，悄悄弹出我们的感情！）一扬手，就这样走了，我们是年青的一群。 而江水滔滔流去了，割进幽暗的夜，一条抖动的银链振鸣着大地的欢欣。 在清水潭，我看见一个老船夫撑过了急流，笑……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那已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 而今天，这片自由阔大的原野从茫茫的天边把我们拥抱了，我们简直可以在浓郁的绿海上浮游。 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欧！，蓝色的海，橙黄的海，棕赤的海……）多少年来都澎湃着丰盛收获的原野呵，如今是你，展开了同样的诱惑的图案等待着我们的野力来翻滚。所以我们走着我们怎能抗拒呢？欧！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4月28日上午，旅行团师生们带着满身风尘和疲惫，抵达昆明东郊贤园。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梅贻琦，以及南开的杨石先、清华的潘光旦、马约翰等教授，另有部分从海道来昆的学生伫立欢迎。之后，大队人马向城内开进，当队伍经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临时租赁的拓东路宿舍门前时，史语所同仁打出了“欢迎联大同学徒步到昆明”的横幅，以示嘉勉。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北大校长蒋梦麟夫人陶曾榖、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夫人梅美德，携各自的女儿与一群当地儿童，在路边设棚奉茶迎接。队伍的前锋一到，众人立即端茶送水递毛巾，向师生献花。欢迎的人群还为这支历尽风霜磨难的队伍献歌一曲，这是著名语言学家兼音乐家赵元任特地为师生们连夜制作而成的，词曰：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遥遥长路，徒步。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不怕危险和辛苦。 再见岳麓山下，再会贵阳城。 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今天到了昆明。 歌声响起，如江河翻腾，大海惊涛，慷慨悲壮的旋律向行进中的每一位师生传递着国家的艰难与抗战必胜的信念，许多师生与在场的群众被感动得涕泪纵横。队伍进入昆明圆通公园，在唐继尧墓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旅行团团长黄师岳站在队前逐一点名完毕，将花名册送交梅贻琦。这个简单神圣的仪式，标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生旅行团，成功地完成了由湘至滇的千里奔徙，全体成员平安抵达目的地，黄师岳与随团的官兵也完成了政府赋予的光荣使命。自此，数千名师生在昆明正式组建了足以标榜青史、永垂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三人为西南联大常委，共同主持校务。 为鼓励师生精神，坚持文化抗战的决心，表达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西南联大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向全体联大师生征集警言、歌词，制定新的校训、校歌。从众多来稿中，专门委员会经过反复筛选和讨论，最后以“刚毅坚卓”四字作为联大校训。同时选定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用《满江红》词牌填写的歌词，清华出身的教师张清常谱曲的词曲作为校歌，歌词为：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一曲20世纪中国大学校歌的绝唱，它凝聚了中国文人学者、莘莘学子在民族危难时刻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师生在国危家难之际所具有的高尚情感和坚强意志。从此，西南联大的歌声开始响起，激昂的旋律震动校园内外，感染着师生，激励着不同职业的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奋发自强。 西南联大组建之初，以蒋梦麟为主任的总办事处设在崇仁街46号。未久，在各界人士支持帮助下，又租得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作为理学院校舍，租得拓东路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全蜀会馆作为工学院校舍，盐行仓库作为工学院学生宿舍，几处房屋略加修理，置办一些桌椅就可以开课。木床赶制不及，每个学生配发几个做外包装用的小木箱，拼拢以代卧榻，箱中还可以放书，可谓一石二鸟，一箱两用。秩序甫定，张奚若、金岳霖、钱端升等原与梁家关系密切的联大教授，又得以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相聚，流浪的知识分子在阳光明媚，风景宜人，鲜花遍地的边城，又找回了往日的温馨与梦中的记忆。只是安详舒心的日子未过多久，沉重的生活压力接踵而来。地处西南边陲，多崇山峻岭，在国人眼中并不突出的云南，由于战争爆发和国军大规模溃退，此地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省会昆明不仅成为支撑国民政府持续抗战的大后方，同时也成了沦陷区各色人等的避难场所。大批机关和社会人员涌进，导致昆明物价飞腾窜升，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 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在几次登门看望梁思成这位清华老学生时，曾谈及不久的将来，邀请梁氏夫妇充当联大校舍设计师，梁林夫妇为能接受这一任务深感荣幸。在云南省政府支持下，这年7月，联大选定并购置昆明西北城外三分寺的120余亩土地作为校舍，初步预算暂定为贰拾万元，以后边投资边建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受领任务后，根据以黄钰生等15人组成的联大建筑设计委员会的要求，花了半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校舍跃然纸上。然而，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定，其原因是设计委员会当初没有考虑到理科学生所需要的实验室等房舍，梁、林夫妇的设计方案被迫修改。几经反复，拖延数月。随着内地战事不断扩大和无限期地延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了一个《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此方案规定新组建的西南联大经费拨款按“北京、清华两校预算及南开原有补助四成移拨。”即便如此，经费也难以如数到位，教职员工的薪水都无法按时发出，要建高楼大厦就无疑成为痴人说梦了。 梁、林夫妇遵照新的设计方案，将原计划中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改成二层，未久矮楼又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交出最后一稿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们：“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和食堂使用砖木结构和瓦屋顶外，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梁思成听罢，感到忍无可忍，径直来到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大声嚷道：“改，改，改！从高楼到矮楼，又到茅草房，还要怎么改？！” 梅贻琦望着这位平日总是心平气和的老学生一反常态地恼怒起来，知道是冲着政府削减经费过猛过狠又拖欠的做法而来，叹了口气，起身像对待耍脾气的小孩子般和颜悦色地说道：“思成啊，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为清华园建几栋世界一流的建筑物，算是对今天的补尝，行吗？”梁思成望着梅贻琦温和中透出的坚毅的目光，想起时局的艰难，泪珠从眼角悄然滑落下来。 第五章 弦诵在山城 第二节 跑警报的日子 1939年4月，按梁、林夫妇的设计，新校舍在一片荒山野地里建起来了，其景观是：所有校舍均为平房，除图书馆和东西两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盖顶。尽管如此，毕竟有了教室、宿舍、图书馆、餐厅等设施，用冯友兰的话说就是“肝胆俱全，有了这座校舍，联大可以说是在昆明定居了。”有些遗憾的是，因学校经费奇缺，所建教室及宿舍容量，尚不及全校所需的一半，只能勉敷文、理、法商三个学院之用。工学院只好留在原租住的拓东路三个会馆开课，其后设立的师范学院则租用昆华工校部分校舍，教职员工原则上均在昆明城内自行觅房屋租住。只有几位校领导因职务关系，办公室设在新校区，房舍仍需在城里租住，条件同样局促简陋。几年后，梅贻琦曾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居住条件的尴尬：“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 在这种情况下，梅贻琦一家又搬到了龙院村一幢小土楼一层居住，时在联大图书馆任职的唐冠芳一家住在楼上，小楼因年久失修，同样简陋不堪。许多年后，唐冠芳的儿子还记得这样一幕情景：有一天中午吃完饭，母亲照例收拾桌椅、扫地。正在这时，只听见楼下的梅家三姑娘高声喊道：“唐太太，你别扫地了，我们在吃饭！”原来，土碴与灰尘随着扫帚起伏顺着楼板的裂隙淌了下去，成为梅家饭菜的“胡椒面”了。 住瓦屋的梅贻琦尝了不少云南的灰土，而平时在铁皮屋教室教课与上课的师生，同样深为苦恼。教室内除了黑板、讲桌、课椅（右边扶手上有木板，便于记笔记），别无他物。在多雨的云南，除了潮湿与闷热使北方来的师生难以忍受，一旦遇到刮风下雨，铁皮便开始在屋顶发情似的抖动摇晃起来，并伴有稀里咣当，叮叮咚咚的叫喊声。其声之大、之刺耳，早已压过了面呈菜色的教授的讲课声。有苦中求乐者，把这一独特风景写成对联在校园贴出，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既是自嘲，也借以激励联大师生在新的艰苦环境中，按照“刚毅坚卓”的校训克服困难，迈出坚实的步伐。许多年后，在此就读的杨振宁对这段特殊生活，仍记忆犹新：“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连同与他一道获奖的李政道等一流学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教室条件如此糟糕，而学生宿舍更是简陋不堪。在所建的36座茅屋宿舍中（东西走向12座，南北向24座）。两端安有双扇木门，两侧土墙上各有几个方口，嵌上几根木棍就是窗子。每间宿舍放20张双层木床，学生们用床单或挂上帐子把紧靠的两床隔开，以减少干扰，便于自读。有学生因而开玩笑道：“蒋校长大概认为住宿条件不错，可以把他的孩子送到这宿舍里住了。”此语暗含了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典故。在长沙临大时，学生们住在一个满清时期留下的破营房内。某日上午，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由秘书主任陪同巡视宿舍。蒋看到宿舍破败不堪，一派风雨飘摇的样子，大为不满，认为此处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不宜居住。老成持重的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生的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安身就很不错了，于是二人争执起来。梅贻琦乃张伯苓在南开时的学生，生性寡言，此时不便表示态度。争执中，蒋梦麟突然有些怒气地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个宿舍里！”张伯苓听罢，脸一沉，不甘示弱地反击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里！”见二人皆面露愠色，梅贻琦不得不出面打圆场，说：“如果有条件住大楼自然要住，不必放弃大楼去住破房；如果没有条件那就该适应环境，因为大学并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梅氏一语双关的劝说，使一场争执才算平息。未久，学校搬迁，此事不了了之。 想不到学生们的一句戏言，竟真的成为事实。到昆明不久，蒋梦麟儿子真的由内地辗转来到联大茅屋宿舍住了下来。当年蒋、张之争与梅贻琦打圆场的典故，随着西南联大校史一同流传了下来。 无论是三校在长沙还是迁往昆明，总有一些沦陷区的学生不断投奔而来，对这一特殊而又易被战时文化史家忽略的过程，蒋梦麟本人在昆明地下防空洞中撰写自传《西潮与新潮》中曾专门提及。蒋说，三校到了昆明之后，除招收的新生，还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是从沦陷区辗转投奔而来，他们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才能到达自由区，途中受尽艰难险阻，有的甚至在到达大后方以前就丧失了性命。对此，蒋梦麟特以他儿子为例说道：“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跟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遭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人还砍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 不只是外地、外校学生有如此遭遇，即使是本校学生亦有此例。北平沦陷后，北京大学许多未能及时逃出来的学生，被日军逮捕并关进了北大红楼（校办与文学院所在地，又称一院）地下室，接受灌辣椒水、杀威棒与扇耳光的‘招待’。囚在牢内的人不准讲话，如被发现就要遭到毒打。即使在夜间，日本宪兵也要蹑手蹑脚地在过道里巡视，通过栅栏窥视室内的动静。被囚的学生深夜听到受刑的鞭笞声、喊叫声，裂人肺腑。一个被关了两年终于逃出来的北大老学生，辗转数千里抵昆明后对校长蒋梦麟泣诉道，他被关的文学院地下室已成为活地狱，日军把辣椒水灌到他鼻子里，终至使他晕过去。他醒来时，有一个叫上村的日本宪兵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这位老学生连续三天都受到这种特殊“招待”，每次都被灌得死去活来，他在那个地牢里还看到过其他的酷刑，残酷的程度不忍追述。女生的尖叫和男生的呻吟，已使中国这座历史最悠久的学府变成撒旦统治的地狱。不少学生就在这样的“招待”中被活活灌死，或在“杀威棒”下暴毙而亡。 环境如此酷烈，西南联大在昆明落地生根后，仍不断发展壮大。1938年5月联大初开课时，所属四个学院的学生总数在1300人左右。同年9月，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由最初落脚的云南蒙自迁往昆明，联大由原来的文、理、工、法商四学院扩大到五院二十六系（内含师范学院），学生人数也增至2000余人。1939年9月，联大规模再度扩充，学生人数达3000之众，教授、助教也增至500名左右。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又利用自己的师资力量和毕业生，创办了联大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形成了极为可观的教育基地。而新建的师范学院主要招收云南省内的学生，为地方培养人才，成为继云南大学之后第二所综合性高校，此举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称许（南按：抗战结束后，一批自愿留滇的联大教师，在联大师范学院的基础上，组建了昆明师范学院，1988年改为云南师范大学）。 可惜好景不长，住在昆明茅屋中上课的联大学生，平静的书桌未安放多久，凶悍的日军飞机又带着一肚子“亮晶晶的家伙”主动找上门来了。 自1938年7月中旬始，日本作战大本营指挥25万日军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麓向西南地区围攻而来，国民政府迅速调集100万大军，以武汉为中心，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沿岸组织武汉保卫战。 8月21日，蒋介石接见英国《每日捷报》驻华访员金生并发表谈话，谓“扬子江阵线之一，不久即将展开剧战。此战将为大决战。” 10月下旬，日军迫近武汉三镇，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空前大血战，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交战双方伤亡异常惨重，日军伤亡人数达到了10万以上，国军伤亡40万之众。武汉保卫战不仅有效地阻止了日军进攻西南大后方的脚步，更重要的是为上海、南京等地迁往武汉的大约3000多家兵工企业、民用制造业和大批战略物资转移到四川、广西、云南等地赢得了时间，为国民政府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计划发挥了效力。 10月25日，剧战中的国军在被打得残缺不全，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师可供补充之时，为保持继续抗战的力量和持久抗战，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武汉沦陷。 就在武汉会战正酣之际，日本军部已将注意力转移到切断和封锁中国国际通道的战略与外交行动中。日军大本营首先派遣海军航空队轰炸昆明至越南、缅甸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同时出兵侵占广东和海南岛，以切断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联系，继而进攻广西，切断了镇南关和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联系。被压缩到西南一隅的中国军队，即将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 1938年9月28日，日军以堵截、破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为终极战略意义的昆明大轰炸开始了。由9架日机组成的航空队从琴横岛（位于广东珠江口外）起飞至昆明上空，首次展开对这座春城的轰炸。昆明市居民和无数难民大多没经历过如此阵势，见敌机轰响着一字排开向这座边城压来，一时不知所措。而许多平时好围观看热闹的民众，意识到又一奇观突现，遂停住脚步和手中的活计，站在地下像往昔一样准备看个不买票的把戏。 无情的炸弹冰雹一样从天空倾泻而下，观看的人群没来得及嗷叫一声便血肉横飞，人头在空中如飘舞的风筝，四处翻腾，当空乱滚。时在昆明西门外潘家湾昆华师范学校附近聚集了大批外乡难民和好奇的市民，日机28枚炸弹从天而降，当场炸死190人，重伤173人，轻伤60余人。 当此之时，西南联大师生和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人员，因在长沙时已有了跑警报的经验，一看敌机来临，立即向附近的防空洞或野外逃窜。中研院史语所住地靛花巷，离昆明城北门只有几十米的路程，出北门即是乡下的旷野，学者们听到警报，扔下手中的工作窜出室外纷纷向北门外狂奔，幸免于难。此次日机轰炸昆明城的悲壮情形，许多年后史语所的石璋如仍记忆犹深： 当天九点响起空袭警报，我跟高去寻先生两人一起跑，藏到一个挖好的战壕，战壕的形状很像田野的坑，我们看见敌机本应从东往西，却在上空绕了一圈从西往东，九架敌机在上空缓慢盘旋，整队飞往昆明城，不久就清楚地听见机关枪、高射炮、炸弹的声音，我们在战壕内丝毫不敢动弹，听见声音结束后才起身。看见敌机轰炸完毕后成群结队地离开，却见我方有一架飞机起飞追击，只见一架敌机冒烟，我方飞机见敌方飞机冒烟就溜了。后来听说发布空袭警报时，昆明航空学校、飞机场的战斗机都 奉命飞离。独航空学校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是瞎子不怕老虎，自行起飞追击，日机不防遭击，所以损失一架飞机。这个学生本来会因不守规矩受罚，却因为打下敌机就没有受罚，反而接受奖赏。独眼的龙云（人称‘独眼龙’）与中央的关系虽然不怎么好，不过在昆明被轰炸时，还站在北门上指挥呢（南按：日机被击中后机尾冒黑烟，后坠入滇越铁路宜良狗街火车站外2里地一个叫高苦马的地方，敌机焚毁，除司弹手池岛功1人跳伞被俘，另外5名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 我们从战壕出来，回去昆明城内，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往小西门方向走，那一带有昆华师范学校，被炸得很厉害，听说死了不少人。我们研究院的天文所也有损失，我不知道天文所在那里，只听人说天文所的研究员（可能还是所长，很有名气）李鸣钟的妻女都被炸死了。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时经常一起讨论的天文所的研究员陈遵妫，他的母亲跟弟弟都被炸死，太太跟儿子被炸伤。这可能与天文所在高处，目标显著有关系，不然怎么会死伤这么多人？我不认识李鸣钟，认识陈遵妫，都被炸得很惨。 惨剧发生后，昆明市民政局一位参与赈济救灾的科员孔庆荣目睹了当时的场面：“炸弹落地爆炸，硝烟弥漫，破片横飞，死者尸横遍野，幸存者呼天嚎地，惨叫之声不息……最惨者为一年轻妇女领一岁多的小孩，妇女的头被炸掉，尸体向下，血流不止，而孩子被震死于娘的身旁。除此，其它破头断足、血肉狼籍……”其凄惨之状不忍追忆。 初试刀锋，日军眼见中方几乎无丝毫反击能力，于是放开胆子继续更大规模地对昆明实施狂轰滥炸。许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景象：只见飞机在空中从容变换队形，一架接着一架俯冲投弹，整个城市浓烟四起，烈焰升腾，尔后才是炸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有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枚枚炸弹如何从银白色的飞机肚子里钻出来，带着“嗖嗖”恐怖之声向城市飞去。据当时的联大学生何兆武对日机的观察，“日机来昆明轰炸都是排成‘品’字形，3架排一个小‘品’字，9架排一个中‘品’字，有时候是27架排一个大‘品’，有时候是36架，前面一个大‘品’，后边九架再组成一个中‘品’，看得非常清楚。”至于飞机投弹的状况更是清晰可见，久久不忘。“飞机飞过去的时候炸弹极其耀眼，就像一群水银球掉下来，亮得晃人眼，就听见‘吱吱吱吱’的一阵响，然后是‘嘣——’的一声，如果离得近，就会感到地动山摇。” 因有了“九·二八”惨剧这一血的教训，“跑警报”成了昆明城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连无孔不入的小商贩在黑市上倒卖的本地酒，也挂名“警报牌”，以此表达自己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商业精神与现代化意识。跑警报几乎成为每个人每日不可或缺的要务和功课。而随着空袭逐渐增多，昆明的空袭警报系统也逐渐完善起来。起初，昆明防空司令部曾经让单车队持红旗在市区内疾行，表示预行警报。当敌机临近后，则鸣警报器，其声间隔稍长。如果敌机距市空不远，则再鸣警报器，其声间隔短而急。警报解除时，除警报器长鸣外，并由单车队持小绿旗遍示城乡。后来空袭警报改为在五华山悬挂灯笼。预行警报悬一个红灯笼，空袭警报悬两个红灯笼，并且鸣警报器，紧急警报则警报器短鸣，同时收去所悬挂的两个红灯笼。敌机一旦离开市空，则仍然挂两个红灯笼，等到敌机出境后，改为悬挂一绿灯笼，表示警报解除，同时警报器长鸣数分钟后停止。到了后来，又将红绿灯笼改为长形布桶。 时在西南联大就读、后来成为作家的汪曾祺在撰写的回忆文章《跑警报》中，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联大刚进入昆明的那几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 对于当时兴行的三种警报，有些人特别敏感、恐惧，有些人反应较为迟钝，不太在乎。当年的汪曾祺曾遇到过一位对警报反应特别敏感且有些怪异的人物，此人姓侯，“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知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往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直到死，汪曾祺也没弄明白这位侯姓同学是否有特异功能，何种特异功能。 为了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汪曾祺还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举例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须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无论是学者还是学校师生，大好时光白白流逝。鉴于这种痛苦不安的情形，云南省政府开始通知驻昆的学校及科研院、所，尽量疏散乡下，以便减少损伤，同时也可腾出时间工作。西南联大人多势众，要选个合适的地方极其不易，一时不能搬动，但有些教授还是自愿住到了乡下比较偏僻的地方。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保存发掘出土的文物及书籍免受损毁，决定立即搬家，搬到一个既安静又不用跑警报的地方去。此前，石璋如到过城外十几里地的黑龙潭旁一个叫龙泉镇的龙头村作过民间工艺调查，结识了龙泉镇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棕皮营有个响应寺，石认为此处条件不错，便引领李济、梁思永等人前去观察，经赵崇义与镇长商量并得到许可，史语所决定迁往此地。正在大家准备搬家之时，傅斯年来到了昆明。 第五章 弦诵在山城 第三节 观音殿、尼姑庵的学者们 淞沪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托史语所一位陈姓职员护送自己的老母前往安徽，暂住陈家，继而让妻子俞大綵携幼子傅仁轨投奔江西庐山牯岭岳父家避难，自己只身一人留在危机四伏的南京城，组织、指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各所内迁重庆、长沙等地的事务。 自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科增设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十个研究所。理、化、工等三个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并在南京成贤街旧法制局内设立总办事处（北极阁新址落成后，办事处迁往新址办公），主持办理全院行政事务。 当史语所、社会科学所等机构迁往长沙后，傅斯年在总办事处度过了最后的留守岁月，于南京沦陷前夜，奉命撤离，同年冬到达江西牯岭，见到爱妻幼子，随即携妇将雏乘船经汉口抵达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临时住点。1938年初夏，蔡元培终于同意朱家骅辞去总干事一职，本想请傅斯年继任，但傅坚辞，说对昆明的弟兄放心不下，急于到昆明主持史语所工作，蔡只好请抗战前曾做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国科学社创办人、著名科学家任鸿隽（字叔永）任总干事。 傅与任交接了总办事处事务，携妻带子来到了昆明，与史语所同仁相会于昆明靛花巷三号，继而迁往龙泉镇龙头村。此时，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虽已恢复，但要开展工作，必须有辅助这一工作可供查阅的图书资料，否则所谓工作将无从谈起。 自长沙撤退之后，清华通过本校毕业生、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联系，将图书大部分运往重庆，存放于顾毓琇之弟顾毓瑔为负责人的经济部下属某所，携带昆明者只很少的一部分。想不到1938年6月26日，顾毓瑔从重庆急电昆明的梅贻琦，告之曰： 昨日敌机狂炸北碚，烧炸之惨前所未有，敝所全部被焚毁，救无效。贵校存书全成灰烬，函详。 此前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在津门被日机几乎全部炸毁，北大图书没有抢出，如今，抢运出来的清华图书大部分又成灰烬，这就导致迁往昆明的三校几乎无图书可资参考。多亏中研院史语所来昆明后，傅斯年设法将先期疏散到重庆的13万册中外善本图书寄运昆明靛花巷三号驻地，随即又将靛花巷对面竹安巷内的一座四合院租下作为图书馆，算是为迁来的三校和其它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借读缓解了燃眉之急。正处于孤助无援的梁思成，见史语所大批图书到昆，与傅斯年协商，借用图书资料及部分技术工具以便开展业务。傅斯年慷慨应允。此后，中国营造学社与史语所这两个本不搭界的独立学术团体，就形成了老大与老二，国营与民营，依附与被依附的“捆绑式”格局。 既然营造学社与史语所已成了老大与老二的依附关系，在史语所搬迁时，营造学社也只好跟着搬入乡下，在史语所旁边的麦地村落脚，寻租一处尼姑庵作为工作室。 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题记曰：“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言辞中透着钻心的悲怆与凄凉。 就在史语所迁往龙头村不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从重庆迁往昆明，并在离史语所不远的龙泉镇起凤庵暂住下来。据当时在筹备处工作的年轻研究人员赵青芳回忆：此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村子背靠山坡。起凤庵内有个四合院，共十多间房屋，除尼姑占有少部分外，大部分都拿来做了办公室。当时的工作人员不足二十人。村子在夜深人静时常闻狼嗥，大狼小狼之声清晰可辨，一时间颇使人生畏。好在白天环境十分幽静，在办公室窗前可以看见松鼠在树上跳跃，给孤独、清贫的工作人员带来一点心灵慰藉。 尽管生存环境差强人意，毕竟在炸弹纷飞中又安下了一张书桌，众研究人员心情渐渐平静的同时，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忙碌起来。到了1940年3月，突有噩耗传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西南联大同仁闻讯，震惊之余无不同声悲泣。傅斯年在龙头村旁边的弥陀殿，专门组织相邻的几家单位召开追悼会，傅氏作为主持人，在讲述蔡元培的生平、特别是上海沦陷前后一段经历时，泪如雨下，几不成语。卢沟桥事变前两年，蔡元培的身体状况已现衰老颓势，病魔开始与他纠缠不休，但这位中国学界领袖，仍为民族的救亡与复兴奔走呼号。据他的学生、先后任清华、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回忆，有一次蔡元培到南京，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闻讯后设宴招待。席前，蔡元培极为真诚恳切地苦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的立场和行为，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和民族复兴的国策。当时在座的罗家伦等人看见，蔡元培说到激动伤心处，眼泪一滴滴落在汤盘里，又和汤一道咽下去。其情其景，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1931年，当蔡元培与蒋介石关系逐渐疏远并发生裂隙时，南京政府的要员党棍如桂崇基（南按：1927年以后，历任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政治大学校长，考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随蒋逃台）等常思压制中央研究院，诋毁蔡元培。当情形紧急时，傅斯年便乘火车赶到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吴稚晖处请其出面向蒋援颊。蒋介石一度曾想任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为江西“剿匪”秘书长，杨氏极不愿趟这滩浑水，但为顾及中央研究院利益，只好硬着头皮随蒋前往江西。对此，杨杏佛于1931年6月16日致傅斯年的信中说：“赴赣则要钱较有力，此亦冒暑随征之一原因也。”尽管奉命以身前往，且伴随蒋氏左右，但要钱仍非易事，同年7月21日，杨杏佛在致傅斯年的另一封信中颇为伤感地说：“虽尽力帮闲，而要钱终不如有实力者。”此时的中央研究院以及掌门人蔡元培，在蒋介石心中已由热变冷，双方的隔阂与裂隙无形中拉大。后因杨杏佛遭暗杀与自己遭特务恐吓事，蔡元培彻底与蒋介石在感情上分道扬镳。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蔡元培正在上海。此时，中央研究院理、化、工等三个研究所仍留在上海租界内开展工作。淞沪抗战爆发，蔡氏强撑病体，亲自组织、指挥上海的三个所向内地撤退。上海城陷之际，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已由朱家骅和傅斯年共同组织撤往重庆，蔡元培满怀悲愤与忧伤，乘一艘外国油轮独自一人从上海赶往香港。对于这个秘密行动，后来有两种解说，一说蔡准备至港后，转赴重庆与傅斯年等人会合，共撑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战时工作。一说蔡对蒋派特务刺杀杨杏佛事件耿耿于怀，情绪消沉，对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极不愿到重庆与蒋氏打交道，遂负气出走，避居香港，与宋庆龄等人会合，静观待变。由于一路颠簸漂荡，年高体衰的蔡元培抵达港岛后身体不支，被迫滞留疗养休整，暂居于跑马地崇正会馆。 次年2月，蔡氏一家老小逃出沦陷的上海乘船抵港，蔡元培携家迁往尖沙咀柯士甸道，化名“周子余”隐居下来，谢绝一切应酬，但仍遥领中央研究院事务。1938年2月，在蔡元培精心策划和组织下，于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央研究院自上海、南京沦陷以来首次院务会议。浙江省主席兼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以及所属的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等十位所长如期赴约，共商御侮图存大计，面对众人的慷慨悲歌之气，蔡元培精神为之一振。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策略与生存、发展方针。早在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告急之时，极富远见的蔡元培就派人赶赴云南昆明与当地政府有关机构按洽，希望把中央研究院上海的三个研究所搬到昆明继续工作。云南方面表示欢迎并乐意提供路费，但作为交换条件，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工程所等相关机构，需帮助对方在昆明近郊安宁建立一所现代化利用电炉制钢的工厂，这一要求得到了蔡元培的批准。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工程所等机构，从日本人的铁蹄下悄然撤离沦陷的上海，租用外国油轮从香港、河内一路辗转来到了昆明，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炼钢电炉没能带出。当时的云南只能用高炉和转炉生产生铁，中研院工程所到来后，开始在昆明东寺街石桥辅租用民房进行炼钢实验，后来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和市区的拥挤、喧闹，于滇缅公路昆明至缅甸方向22公里的桥头村，建立了一座占地100亩的工厂，所需设备除自制外，还通过昆明安利公司从英国、美国购进。工厂建成后，于1941年6月炼出第一炉钢，8月轧出第一批钢。自此之后，昆明几乎所有新兴的大型建筑都使用此钢材，名震一时的胜利堂、五华山光复楼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兴建起来的。不过，当这一切到来的时候，蔡元培已经看不到了。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会，并公开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公开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荏弱不堪，未能成行，最终病逝香江。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步入了贫病交加的人生暮年，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而此时，偏又遭逢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这位留洋归国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工作，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撒手人寰。她死得很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其撕心裂肺之状令天地为之动容。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将循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 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继而昏厥过去。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巨星陨落，天下震惊。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蔡氏遗体于7日下午在香港湾仔摩利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10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均下半旗致哀。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以待运回故乡浙江绍兴安葬。但因战事迭起，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从此，这位“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长眠于香江。 蔡元培在民族危急的“大风雪”中走来，又在山河破碎的暴风骤雨中离去，在他到来和离去之后，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中国，他所开创的学术大业，自由之思想，民主、科学之理念，囊括、兼容之精神，将成为一座不灭的灯塔，于岚山雾海、天地苍茫中，昭示着天下儒林士子远航的路。 蔡元培走了，死者不能复生，中央研究院不能长时间没有院长。为使本院各个系统不至因其缔造者蔡元培去世而在战火中出现断路或瘫痪，院长继任入选问题自然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1940年3月中旬，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鸿隽，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等人沟通后，呈报国民政府批准，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重庆开会，选举新一届院长。 在昆明科研学术机构的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四光、丁西林、汪敬熙，及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周炳琳等接到通知，纷纷向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云集而来。此时，每个评议员都渴望自己看好的对象能够当选，开始或明或暗地角逐起来。3月23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终于在重庆蒙蒙细雨中开幕，评议员对院长候选人正式进行无记名方式投票，选出3名候选人。据统计，到场者共30人，由王世杰担任会议主席，为避嫌，王放弃投票。其结果是：翁、朱二人旗鼓相当，各得24票，胡适得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与任鸿隽各4票，顾孟馀仅得1票。按照选举条例，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翁、朱、胡三人名单呈报国民政府审批。尽管在评议员特别是傅斯年、陈寅恪、李济等重量级大腕中间呼声很高，且陈寅恪放言“如果找一个搞文科的人继任，则应为胡适之。胡适之对于中国的几部小说的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在国外的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但胡适正在驻美大使任上，关乎国家民族抗战责任重大，终究不能回国。这一点，王世杰在给胡适的电报中说得非常明白：“政府觉美使职务重于中研院，迄无调兄返国决定。” 既然胡适不能返国，中央研究院院长入选就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了。但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而圈朱，不过在圈定之后又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各派势力，朱家骅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骅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长候补人之一，结果阴阳差错地以暂代之名充当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颇为不快，又无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经过他一番明查暗访，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与王世杰背后捣鬼大有关系。王不想让胡适此时离任回国，但又觉得胡适因此失去中研院院长牺牲太大，既然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让朱氏轻易占了便宜，于是欲留院长之位以待胡适，并以此说动蒋介石，抛弃最具竞争力的翁文灏，让资历较浅的朱家骅暂代。蒋介石心想，既然翁氏被抛弃，单举朱氏来做院长也有些不便，于是顺水推舟，在朱家骅的院长前轻轻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可见蒋介石此举之煞费苦心。 事已至此，朱家骅回天乏术，只好屈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局的演变，王世杰的设想也成为泡影，当胡适从朱家骅手中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已是18年之后台湾孤岛上的事了。 朱家骅以险胜暂时坐上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久悬在傅斯年、陈寅恪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砰然落地。尽管傅斯年在选举院长问题上明显偏重于胡，但对朱家骅也没有暗中下绊儿或在背后鼓噪捣乱，总体上亦属拥护之类，鉴于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和办事才干，朱家骅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干事一职，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怜的任鸿隽不但竞选院长未果，连总干事的帽子也丢掉了，只好仰天长叹，莫之奈何。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闲曹”手下总干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在中山大学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院，为了朋友，欣然地答应下来。”不过傅斯年还是有言在先，认为自己既然已担任了史语所所长，不能再兼职，只是以暂时代理的身份出任总干事一职。在正式上任之前，傅斯年要先回昆明处理史语所的事务，然后回重庆就任。而这个时候，国际国内局势又进一步恶化了。 第五章 弦诵在山城 第四节 九州遍洒黎元血 1940年5月，欧洲战场上，德国法西斯军队机械化部队绕道比利时，以闪电速度斜插法国腹部，从法国马奇诺防线左翼迂回，在蒙梅迪附近突破达拉弟防线，占领了法国北部。紧接着进抵马奇诺防线的后方，导致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垃圾堆，在此布防的英法盟军数十个师瞬间崩溃，德军势如破竹向巴黎挺进。与此同时，远东战场上的日军与希特勒遥相呼应，立即出兵威胁越南，封闭滇越铁路，进而封锁香港。见风使舵的英国迅速与日本达成协定，拱手交出中国政府存放于天津英国银行的大批白银，并承诺配合日军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与日本共同觅得“光荣之和平”。 就在以上战略步骤实施前后，为确保日军已经攻占的武汉三镇，控制长江水上交通线，扼住中国军队的咽喉，置国民政府于死命，5月2日，日军调集15万精锐部队在第十一军 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下，于襄阳、枣阳、宜昌一带发动战争，史称“枣宜会战”。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六个集团军进行狙击。日军自5月1日起分三路先后攻占明港、桐柏、唐河、枣阳等地，10日会师于唐白河畔。中国军队转入外线的部队将敌反包围于襄东平原，收复明港、桐柏，一度克复枣阳。5月14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上将衔总司令张自忠，亲率第74师、骑9师及总部特务营数千人渡襄河出击，截击敌军，与日军血战竟日，复激战通宵。第二天，日军调集飞机20余架，炮20余门，轮番轰击。 平津沦陷后，以匹夫之勇在北平主持冀察事务的张自忠痛悔自己的过失和糊涂，不该独自留下，以极不恰当的方式，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日本人进行一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上都颇为错误的周旋。当自己受日本人利用的价值不存，被对方一脚踢开并威胁到生命安全时，遂猛然悔悟，化装打扮，潜出北平逃往天津，再乘轮船逃至烟台，秘密转车赴济南。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奉命将张自忠扣押。期间，张见到专程前来探望的萧振瀛，追悔莫及，相抱大哭，说了些“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的话，尔后由原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陪同，解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请罪。张自忠在蒋面前提出愿回“军前效力”，立功赎罪。后在原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萧振瀛，以及李宗仁、何应钦、程潜、张治中、鹿钟麟、魏道朋、郑毓秀等军政显要的轮番游说下，蒋介石终于被说动，在大敌当前，鏖战正酣的关键时刻，根据“使功不使过”的策略思想同意张回原部队，以三十八师师长原职兼代该师新升格的五十九军军长。 1938年1月，张自忠的五十九军被调归第五战区序列李宗仁指挥，旋赴临沂一带参加台、枣会战。张自忠以悲愤交加的心情，率部在临沂战役中击溃号称日本“钢军”的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揭开了台儿庄大捷的序幕。 血战台儿庄之后，日军增兵包围徐州，截断陇海铁路，张自忠部又临危受命，掩护徐州数十万主力部队突围。武汉会战中，张部奉命守卫潢川，重创来犯日军第10师团。战后，张自忠以战功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未久，军事委员会组建第三十三集团军，该集团军下辖曹福林的五十五军，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张自忠任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副之，这支部队算是原二十九军老班底的余脉。此时的三十三集团军重整旗鼓，面貌一新，再也不是宋哲元第一集团军暮气沉沉的混乱状况了。受张、冯二位将领“尽忠报国”（张自忠语）的影响，军士们个个奋勇当先，在著名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均打出了军威、声威，立下了赫赫战功。令人痛惜的是，一代名将张自忠竟在战场上以身殉职。 5月16日晨，张自忠部进至宜城东北罐子口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在敌猛烈炮火的轰击下，被迫退至南瓜店附近。日军得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包围，集中万余人全力展开围攻夹击。因实力悬殊，第74师和特务营伤亡殆尽，张自忠数次中弹，身被七创，自知不治，弥留之际，对身边的人员说道：“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得起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旋拔剑自戕，壮烈殉国，时年51岁。 当时围攻而来的日本鬼子亲眼目睹张自忠舍身以成仁的忠勇场面，皆认为倒下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山。随之而来的日军将领确认眼前阵亡的将军就是张自忠后，在片刻的欢呼之后，即肃穆郑重地列队，给面前这座大山一样伟岸刚卓的烈士行了军礼。——这是对勇者强大灵魂与高贵人格的敬畏和敬佩。 当天夜里，根据最高统帅部命令，中方派一个师的兵力强攻落入敌人手中的阵地，以牺牲二百多名士兵的代价，占领该据点并抢回落入到日军手中的张自忠将军之躯。5月21日5时，李致远将军、徐惟烈顾问奉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之命，率手枪队，乘六辆卡车从快活铺集团军总部起程，护送张自忠灵柩前往重庆。 将星陨落，举国震悼。护送张自忠灵枢的车队经荆门、当阳等县和沿途集镇，均有各界群众祭奠。下午3时许，车抵宜昌县境，在宜昌东山寺停灵三日，23日凌晨4时，张自忠灵柩在严重、郭忏、王陆一等人护送下，由东山公园东山草堂运往轮船码头，宜昌民众路祭送灵者达10万之众，夹道香花爆竹不绝。民生公司免费运送灵柩的“民风”号轮船，停泊江面，生火待发。江面上过往轮船按响汽笛，以哀悼党国在抗战中失去的第一位集团军总司令职、上将衔的民族英雄。清晨6时半，盛载张自忠遗体的轮船拔锚起航，岸上人群无不怆然，江中其他轮船都停止航行，肃穆以待，汽笛一阵紧接一阵，扣人心弦，催人泪下。 这一感人至深的场面，时任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二巡察团委员、正在宜昌亲睹其情的王陆一有如下记述： 张自忠将军忠榇之过宜昌也，军中未即公布而民间已有所闻，不期集于东山寺者逾十万人。入夜，万火荧荧、衔哀野祭，山头路角，终夜闻悲叹声。几多老母夜起手制面食，曰：我为张将军作北方饭也。凌晨移榇上船，由东山寺直至江边，千家万户争于街头设祭。花香酒果，低头虔拜，望行列且近，手燃爆竹，目注灵舆，若有无穷之哀思，欲尽情倾诉者，祭桌上盛陈珍贵品物者，其意恨不尽献所有于此民族英雄也。沿途人山人海，悲壮恳切之情，使送灵者垂泪而过，莫能仰视。其时警报呜呜，敌机已凌空，而送者无一人退祭，无一人去也。前导军乐激楚，覆棺之国旗愈显光丽，十万人缀队以行，发于自然之情而不能己，庄严沉毅，初无指挥而整肃无比，视敌机盘旋蔑如也。灵榇上船，素旐徐展，岸上人犹是心送将军欲溯江俱远耳。 5月28日，张自忠将军灵柩运抵重庆，全军举哀，满城悲恸。蒋介石亲临致祭，发表告全军将士书，追述张自忠一生的抗战之功： 追维荩忱（南按：张自忠字）生平与敌作战始于二十二年喜峰口之役，迄于今兹豫鄂之役，无役不身先士卒。当喜峰口之役，歼敌步兵两联队，骑兵一大队，是为荩忱与敌搏战之始。抗战以来，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而临沂之役，荩忱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百八十里，与敌板垣师团号称铁军者鏖战七昼夜，卒歼敌师，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在表彰其战功的同时，蒋介石借机对张自忠在平津沦陷前后一段历史功过作了评述： 抑中正私心犹有所痛惜者，荩忱之勇敢善战，举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则犹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战事之后，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倍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唯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 乃大白于世。夫见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故非寻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据时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六十八军军长的刘汝明后来回忆：“此文传至前方，二十九军袍泽捧读之余，无不感激泣下。” 张自忠牺牲后，三十三集团军由盛转衰。随着抗战胜利、内战爆发，原二十九军老班底遭到重创，最终走向末路，烟消云散。 尽管国军将士忠勇荩忱，硬打死拼，不惜以身殉国，终因装备与兵员素质等方面与敌方相差悬殊，仍未阻止日军的凌厉攻势。骄狂的日军在扫荡武汉周边战略要地后，又集中兵力向西部的宜昌赴来，企图打开三峡门户，围攻陪都重庆，给精疲力竭的国民党抗日力量最为致命的一击。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死里求生的抉择。 1940年7月，为彻底切断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军队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使得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和终点站——昆明更加频繁起来。到了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的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扩大到昆明郊区，日军开始组织精锐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处在硝烟炮火中的西南联大形势日渐严峻。对这一时期的局势，时在联大读书的学生何兆武记忆犹深：“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在这一年零一个季度的时间里，日本几乎天天来飞机轰炸，而且很准时，早晨九十点钟肯定拉警报。据说重庆一拉警报大家就躲进山洞里，可是昆明没有山洞，幸亏联大就在城边，一拉警报我们就往郊外跑，十来分钟就能翻两个山头，跑到山沟里就安全了。不过因为日本飞机到处丢炸弹，山沟里也有不安全的时候。有一次，华罗庚先生和教我们西洋史的皮名举先生躲在一起，不知怎么日本人在那山沟里（记得叫黄土坡）撂下两颗炸弹，石头土块把他们埋了起来。皮先生爬出来，晕头转向地往外走，没走几步忽然想起华罗庚还在里边，赶紧又找人回去，又把华先生拉了出来。” 何兆武所说躲警报的地方又称为“一线天”，这是一道很窄的狭谷，大家认为躲警报此处较为安全，每次空袭到那里去的人也最多。因是在狭谷中，炸弹下来把两边的土炸翻，才有华罗庚被埋的险情发生。 给何兆武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40年秋开学不久，敌机又来轰炸，“那一次炸得很凶，宿舍、图书馆都被炸了。我还记得那天回来以后校园里到处都是灰尘，就看见蒋梦麟校长——平时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 这次轰炸的具体时间是1940年10月13日，前一天是联大招生发榜日，13日是星期日。关于当天轰炸情形，从吴宓日记中可见得较为清楚。 是日，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邀多位友人同游西山，上午9：00从小西门外篆塘上船，10：40在滇池中闻警报。“途中2：00见日机27架飞入市空，投弹百余枚。雾烟大起，火光迸烁，响震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傍晚归城后，“始知被炸区为文林街一带。云大及联大师院已全毁，文林巷住宅无一存者。大西门城楼微圯，城门半欹。文林街及南北侧各巷皆落弹甚多。幸联大师生皆逃，仅伤一二学生，死校警工役数人云。” 次日清晨，吴宓赴翠湖边的先生坡、天君殿巷等处访友，只见：“房屋毁圯，瓦土堆积。难民露宿，或掘寻什物。……文化巷口棺木罗列，全巷几无存屋。”又“闻死者约百人。” 吴宓所记的“校警工役数人”，其中一位是专门负责看守联大常委办公室和地下室的老校工尹师傅。当时在梅贻琦办公室后面专门挖了一个小型地下室，用来存放学校有关文件、贵重仪器和从北平带来的为数不多的孤本、善本书籍。平时有两名校工管理看护，遇到空袭时就把门锁上，众人一起“跑警报”，而在三名常委中，梅贻琦“跑警报”的次数最多最勤。据西南联大教授陈岱孙回忆说：那时候经常有警报，而“一有警报，我们就往后山跑，上坟堆里去。飞机来了，就趴在坟堆里看着下炸弹，下了炸弹以后飞机飞走了，我们才站起来。那时候，张伯苓校长在重庆，蒋梦麟也经常到重庆去，有时也在昆明，但是很少参与学校的事情。梅校长就是那个时候的校长，尽管名义上是常委。他经常每天办公，警报一来，也跟学生一样一起往后山跑，飞机来时，跟学生一样趴在学生身边。所以当时，学生看起来，梅校长是很亲近的。” 因敌机来得频繁，跑警报的次数太多，联大师生与员工渐感疲乏并产生了懈怠与侥幸心理，对敌机的“嗡嗡”轰鸣也不再理会。每次警报响起，几位老校工就打开联大校园的后门，让众师生向后山疏散，自己则在校园内或常委办公室看护。有些学生也仿照老校工的做法，在校园内随便找个树木繁密的地方或蹲或坐，待敌机过后再继续到教室自习，想不到这个做法竟酿成了一场灾祸。 10月13日下午，梅贻琦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紧急警报响起，梅仍像往常一样走出办公室，随着师生穿过校园后门奔赴后山躲避。当他尚未跑到离校园最近的白泥山，敌机已飞临校园上空，密集的炸弹冰雹一样落下，顿时浓烟腾起，常委办公室与临近的一幢宿舍被炸塌，看守地下室和常委办公室的老校工尹师傅与几位同事，另外还有几名躲在校园密林内的学生，见此次敌机轰炸异常猛烈，乃起身向防空洞奔去。有的刚钻进洞口，有的尚在洞外，一枚炸弹从天而降，众人不幸遇难。梅贻琦多亏跑得及时，算是逃过了一劫。 同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军轰炸南开大学一样，此次日机对昆明的空袭，显然是专门针对教育机构而来。对这一悲剧的发生，梅贻琦事后在一份《告清华大学校友书》中写到：“敌机袭昆明，竟以联大与云大为目标，俯冲投弹，联大遭受一部分损失，计为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亦多处震坏”；“环学校四周，落弹甚多，故损毁特巨”；“清华办事处在西仓坡之办事处，前后落两弹”，办事处防空洞“全部震塌”，“工友二人，平素忠于职守，是日匿避该防空洞内，竟已身殉”。 此次联大校舍被炸的具体情形，昆明报纸于次日作过详细报道：“昨敌轰炸机二十七架袭昆，对我最高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做有计划之轰炸，以图达到其摧残我教育与文化事业之目的……新舍男生宿舍第1、2、28、32等号被毁……师院女生宿舍第2号……男生宿舍第1、2号，教职员宿舍被毁……第7、8教室被毁。南区生物实验室一栋全毁，内有仪器多件，图书库被毁……其余，常委会办公室、出纳组、事务组、训导处、总务处均被夷为平地。” 就在这次轰炸中，蒋梦麟办公室一根被炸断的房梁轰然落下，把蒋的办公桌桌面刺穿。 多亏当时蒋梦麟已跑出办公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学生何兆武看到这位蒋校长坐在图书馆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或许不够准确。 但当时的蒋梦麟面对他办公室中的恐怖情景，一定是百感交集并心有余悸的。 当然，对此次不幸事件的发生，也有教授同仁对学校高层特别是师范学院领导者的态度表示不满，曾昭抡于第二天日记载：“昨日敌机轰炸昆明后，我等住宅前后左右，落炸弹甚多。附近数屋变成一片废墟，有一屋全家六人均被炸死。联大师范学院的男生宿舍全毁，学校负责人，竟不露面。在办公时间内，全校无一人办公，惟教授则仍有一部分上课者。” 这个批评是否合适当另当别论，或许师范学院的领导人另有他事而不在现场，或有其他缘由。但无论如何，此次轰炸对联大校舍及其他物质的毁坏是巨大的，其在师生心中投下的战争恐怖阴影也难以消除，以至多少年后仍记忆犹深。 西南联大被炸的这一天，正是日军全面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一个月的日子，昆明距日军占领的越南河内军用机场不足600公里，距已经推进至河口一线的日军先头部队不足400公里。地处边陲的云南昆明由大后方一变而成为战火纷飞的战区旋涡，遭受敌机轰炸如同家常便饭，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包括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都无可奈何，只能是一边工作一边默默忍受着。据曾昭抡10月17日的日记载：“日方广播，谓将于17至21日，狂炸昆明及四郊。今日五时左右即醒，早饭后赴校上课。天空阴云甚重，上两节课安然无事。九时三刻，空袭警报终来，出城避至山边沟中。坐沟旁草地上，读完一书。至下午一时余，仍放紧急警报。坐沟中向天张望，不久旋见敌机三架，来回盘旋侦察。后见重轰炸机三队二十七架，作银白色，自头上飞过，至城角上空，投轻炸弹一批，随见城内黑烟扬起。由城飞至马街子，投重磅炸弹一批，地为之撼。警报至五时左右始解除。回家晚餐后，阅清华留美试卷，至十一时睡。”18日日记又载：“八时至北门街宿舍取书，返宅后画《高等有机》应用之图表。九时半警报又来，出城疏散，坐两山间之山沟内，读看清华留美试卷。” 因了连续的轰炸，许多文科教授干脆把课程安排到晚上讲授，如吴宓就利用晚上没有轰炸的空隙，借月明之夜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史名著》中“柏拉图”一课的讲授。10月16日，吴在日记中写道：“晚7—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 正如“物极必反”的道理一样，轰炸次数多了，就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或称为一种战时精神。如汪曾祺所说：“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这两位同学置敌机轰炸于不顾，临危不惧、神态自若的另类表现，真有点古代战争或武侠小说中描绘的大将风度，甚至有点神仙风范，令人叹服。据说，联大校园外不远处有一家牛肉面馆，老板很有个性，被炸之后，索性换了一个新的招牌，叫做“不怕炸牛肉面馆”，大家都觉得这个招牌挺有趣，也挺鼓舞士气，前来吃面喝汤的食客增加了不少，老板因此大大地发了一笔。 当然，说是“不怕炸”只是赌气式地与日本人暗中较劲儿，或者称为一种黑色幽默，凡胎肉体总是敌不过钢铁炸弹，警报一响，还得跑。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跑，众人身心俱疲，就连住在昆明郊外龙泉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以及李济领导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同仁，每天都在警报的鸣响中惶恐度日，其悲苦之状从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中可以看到： 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梁、林夫妇的儿子，当时只有8岁的梁从诫童年的记忆里，曾烙下了这样的画面：“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震耳欲聋。父亲把我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我清楚地看见了敞式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飞行员，我很怕他会看见我，并对我们开枪，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联大师生、昆明的民众与林徽因母子的感受，基本代表了当时国人的心境：战争是酷烈的，由节节失利的战争带来的苦难，更令人焦虑、心悸、不安。但大多数人并未因此全面退缩，或放弃抗战的决心与胜利的信心，用民众通俗的说法，就是“豁出去了，拼了再说。”对知识分子而言，此时的心境按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的说法，就是“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争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逼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人们对于保卫某据点的时间的久暂，意见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观的也没有考虑到战事如何结局的问题。” 当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远胜过昆明，1939年6月11日，蒋介石的重庆黄山官邸附近遭到轰炸，官邸亦中弹，时蒋在三楼，险遭劫难。1940年5月始，日机经常以一百架次以上轰炸重庆，许多无辜的民房与市民被炸毁炸死，其悲惨之状，令人痛扼。这年5月29日，蒋介石在目睹了重庆大轰炸后，于当天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其扶老携幼，负重行远之情状，见之心酸，下代国民应知今日其父母挈其避难之苦痛，为空前史所未有，为国为家，更应特尽忠孝之道，庶不愧为中华民国之子孙也。 进入8月，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更为猛烈，整个重庆市区墙倒屋塌，满目疮痍，死伤惨重。尽管如此，军民们那种慷慨悲歌之气未减，大有越炸越勇，越炸越冷静、不屈之势。8月19日，日机出动一百九十余架，对重庆展开轮番轰炸，整个市区笼罩在浓烟与烈火中，许多建筑被炸后燃烧，持续数十小时。面对惨剧，蒋介石于8月21在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字里行间，透出这位战时军政领袖不服输，不怕鬼，不信邪的气概。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的重庆黄山官邸再次遭日机轰炸，六名卫士死二伤四。面对血肉横飞的惨象，蒋介石心怀忧愤但不为所惧，继续在残破的官邸办公和召开会议，周身透出一股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气。 就在日军攻占越南并出动战机对重庆与昆明等地狂轰乱炸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宜作万一之准备”，即作迁移的准备。7月17日，西南联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按照教育部指令，做必要的准备工作。7月26日，梅贻琦与联大教务长樊际昌、事务组主任毕正宣赴云南澄江考察，但澄江接纳能力有限，只能前去一个学院。9月9日，联大常委会在听取了叶企孙、周炳琳、杨石先、樊际昌等人前往澄江再次调查和筹设分校与当地接洽的情况后，决定不去澄江，分校地点以重庆以西的四川辖境为宜。号称天府之国的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或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其间有大大小小的坝子可以耕种，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容易解决，是一个天然的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基地。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都逃亡四川避难，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带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稳住了阵脚。鉴于这样的天然条件，西南联大作出了迁川的决定。 这年10月初，四川省政府致电西南联大，对迁川“极表欢迎”，并表示“校址似以泸县、宜宾、叙永一带为宜。”根据派人勘察的结果，联大常委会于11月13日决定，在泸县以南的叙永设立分校，聘请杨振声为分校主任，先迁移一年级及选修班学生到该校上课，待将来形势演变再作全部搬迁的抉择。因战时交通不便，600余名新生入校注册时间推迟到1941年1月2日，6日开学，10日上课。自此，中国西南边陲又诞生了一个特殊的课堂。就在联大派人赴川考察空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也令该所副研究员芮逸夫，随同济大学派出的教授一道赴川寻觅迁移之处，并很快在宜宾下游22公里处找到了一个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李方桂等人根据考察情况交换意见，认为在没有更好的地方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此处暂时落脚。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相关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与驻昆的同济大学一道，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迁徙，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 第六章 又成别离 第一节 小酒馆奇遇 中研院史语所连同相关的科研机构之所以选择李庄，得益于同济大学的导引。 同济大学是由一个在上海行医的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Dr。Paulum）创办，大致经过是：1900年（庚子）爆发义和团运动，导致英、法等八国联军携枪弄炮来华兴师问罪，在大清天朝的旨意下，官兵们联合号称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战无不胜的义和团成员，与八国联军展开激战，尽管大清方面最终败绩，并落了个赔款求和的悲惨结局，但联军方面也有一些伤亡。德国为应付战时急需，从欧洲本土运来大批医疗设备，并聘请当时在沪极负盛名的埃里希·宝隆医师协助在上海成立伤兵医院。及义和团运动结束，大清王朝屈服，联军扛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趾高气扬地归国，德国方面鉴于运输困难，遂把伤兵医院的全套设备无偿赠送给宝隆医师，以示感谢。面对从天而降的这笔横财，颇具远大理想与抱负的宝隆没有沾沾自喜，或躺在银子堆上享受，更没有把设备五马分尸变成残品零件卖掉，背着满布袋的大洋回家盖房起屋，再娶几房姨太太搂在怀里暗自享乐。而是以这批设备为基础，另外捐了一笔钱，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创办了同济德文医学堂。这个医学堂的创立，竟孕育了一个全新的同济大学，同时也搭起了一座战前战后唯一沟通中国与德国文化的桥梁。1917年，借欧战德国战败之机，同济医学堂被中国政府接收，迁入上海江湾新址，1927年易名为国立同济大学。抗战爆发前，同济大学已是一所具有医、工、理三个学院，在国内外颇负盛名的综合性德文大学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同济大学在上海江湾的校舍遭到日军首轮炮击，顷刻夷为平地。同济师生于惊恐慌乱中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仓皇逃离，先是流亡到浙江金华，旋因杭州吃紧，退至江西赣县，随着战争局势不断恶化，再度迁往广西八步，到达后，尚未安顿下来，又因广东战事吃紧，桂境时受敌机侵扰，于1938年12月再一次迁往昆明。翌年2月，全体师生抵昆，开始在城中的临江里、武成路、富春街等十几个狭窄混乱的街区租赁房屋开课。1940年7月，由于日军对昆明城轰炸日渐加剧，同济大学高职机械科的学生项瑞荣不幸在一次日军空袭中被炸弹炸死，噩耗传出，全校师生悲怆不已。眼看局势持续恶化，根据全校师生的意愿和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同济大学高层决定离昆迁川，并向川南叙府（今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同济大学校友钱子宁拍发电报求援，请他在宜宾与泸州一带寻找一个落脚之地。 钱子宁接到电报，得知母校师生正处于敌人炸弹的死亡威胁与精神煎熬中，不敢大意，立即奔波忙碌起来。此时，小小的川南宜宾城已是人满为患，从上海、武汉、长沙一带内迁的人员如过江之鲫，几乎到了难以插足的地步，同济大学人多势众，根本不可能再安插进来。通过朋友探寻，下游的泸州比宜宾的情况更为糟糕，几乎无立锥之地。于是，同济大学的命运就只有维系在宜宾与泸州之间这个狭小的沿江一线。所幸的是，钱子宁偶然听说在这一线之间的南溪县与江安县尚有利用的空间，于是火速派得力干将前去打探联系。事有意外，江安县已有国立剧专的师生捷足先登，无力他顾，只有南溪县还有条件和能力安置。但当地官僚和士绅却不肯援手相助，其公开的理由是“小庙供不起大菩萨”，如此多的“下江人”呼啦一下拥到这个江边小城，会给当地社会造成动荡，治安无法保证，传统的社会风俗将变质、变坏云云。真正的想法是当地官僚们不乐意多事，只想如何多捞钱，少费劲，清静安闲地享受各自的悠闲生活。一些当地士绅和社会贤达，深怕“下江人”到来后，哄抬物价，大米小菜都跟着抬成了天价，使他们的生活陷于困顿，予以拒绝。正当钱子宁派去的人灰头土脸从各衙门里走出，身心疲惫与无望地在南溪县城一家饭馆借酒消愁时，一个新的机缘来临了。只见酒馆走进两个五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双方一照面，当即打起了招呼。来者是南溪县李庄镇有名的士绅罗伯希与王云伯，双方早有交情，如今在此偶遇，格外亲切。稍事寒暄，几人便坐在一桌推杯换盏喝将起来，席间少不了谈到同济大学欲迁川避难，而南溪县官僚士绅拒不接纳的情形。罗伯希听罢，颇为义愤，借着几分酒劲随口说道：“这国难当头，怎有能接而不接的道理，这帮官老爷和那帮闲杂碎们也太不顾大体，识大局了。”言毕，把头突然转向身旁的王云伯：“我说云伯，他们不要，咱来接待咋样，别看咱这个李庄镇不大，可是有九宫十八庙和大片庄园嗬，我估摸着安置这伙‘下江人’没得多大问题。” 云伯听了，会意地点点头，附和道：“应该没得啥子问题，不过要回去商量一下才好。”“那是，是要回去商量，我们俩力争把这件事促成，也好给南溪那些官老爷和闲杂碎们一点颜色瞧瞧，让他们没得脸面！”罗伯希像是对王云伯，又像是故意说给对方。 这罗伯希可不是因为酒喝高了胡言乱语，也不是故意吹牛摆什么长短龙门阵。此人乃是见过大世面且办事严谨的人物，早年出身行武，曾做过川军将领刘云辉的副官，并在成都川军二十六集团军办事处当过少将参议，后因不满军阀之间的相互残杀与争斗，解甲归田，回李庄老家栖居。因其特有的政治背景，在李庄甚至南溪这块地盘上，算是个叫得呱呱响的人物。钱子宁几位手下在走投无路，垂头丧气之际，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柳暗花明的李庄，大感意外，从心中透出了感激之情。待酒足饭饱，罗伯希邀请对方同自己顺道去李庄做一番实际考察，与当地官员、士绅们商量后，再做裁夺。如此这般，历史在不经意间施以惠顾，注定了同济大学迁川并与李庄古镇结缘的宿命。 几个人到达李庄，罗伯希找了个上岁数的当地土著，带领对方围着镇内镇外转了起来。他与王云伯则很快找到了一位重量级人物——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的罗南陔说明一切。罗南陔本是读书人出身，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并派人把李庄的张官周、张访琴、杨君慧、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李清泉、邓云陔等权势人物及士绅名流、巨贾富豪，请到自己在李庄镇羊街8号家中厅堂，共同商议。 此前，为躲避敌机轰炸，省立宜宾师范学校与宜宾中学等两所学校已迁往李庄镇，分别住在张家老宅大房子和李庄下坝。因有了接待外来人员的经验，再接待一个同济大学就不显得突兀。经过几个时辰反复权衡、议论，与会者最终达成共识：如果同济大学有意迁居李庄，大家将竭尽全力为其安置。众乡绅如此痛快地答应，其中自有缘由。许多年后，罗南陔的儿子、南溪县政协委员罗萼芬回忆说：“除了罗南陔等人对知识分子同情和尊重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那就是，南溪县城位居长江以北，李庄位居长江以南，南北两地的官僚与民众长期互不服气，隔阂日深，一度视同仇寇。此时的李庄官僚与士绅富贾，大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意气用事之味。也就是说，既然南溪县官僚与士绅不予接纳，李庄就要揽过来，这个道理同罗伯希在南溪酒馆里所表现的心理是相同的。”历史正是由于众多的复杂因素而使奔流的长河不断地拐弯，想不到这一拐，同济大学竟拐到了李庄。 既然李庄方面已表同意，与罗伯希一道来考察的几人转了一圈后，也颇感满意，于是抖起精神乘船赶往宜宾向钱子宁作了汇报。钱子宁一听，既惊喜又踌躇，尽管李庄有情，但毕竟是个乡镇，不知同济方面是否有意，于是决定亲自乘船前来看个究竟。当他来到李庄镇，对当地的山川形势、民风民俗，特别是九宫十八庙及周边几个大型山庄作了一番考察后，心中悬着的石头怦然落地，在没有更好的地方可接纳的情况下，此处未尝不是一个避难读书的安居之所。 钱子宁与当地官僚、士绅就相关情况作了进一步洽谈，李庄方面为表诚意，罗南陔当场起草了一份“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十六字电文，由钱子宁带到宜宾发往昆明的同济大学。随后，又写了几份函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等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分由钱子宁致同济大学与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等机关。在昆明的同济大学得到电报，颇为欢喜，新任校长周均时立即派出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赴李庄考察并筹备迁移事宜。正在重庆的傅斯年通过教育部得此消息，即刻发电通知在昆明龙头村的史语所民族学组副研究员芮逸夫，令其随王、周二人共同前往李庄考察。于是，一个注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深刻标记的新的文化中心，在山河破碎的西南一隅悄然形成。 第六章 又成别离 第二节 胡福林神秘出走 就在芮逸夫去李庄考察之际，史语所发生了一件看上去不大，却令傅斯年大为恼火的窝里造反事件。 这年8月23日，在昆明龙头村一间黑屋子整日伏案做甲骨文识别与编纂工作的史语所助理员胡福林（厚宣），突然向傅斯年请假，说是有位叫许心武的好朋友，在重庆北碚替自己的妻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因昆明至重庆道路艰难，匪盗众多，需亲自护送家眷赴渝，并说一个月后立即回昆明销假，需预支九、十两个月的薪金以作旅费云云。傅斯年听罢，感到自己手下弟兄生活艰难，其家眷能在陪都重庆找份工作自是一件好事，只是考虑到史语所马上就要搬家，劝对方不要此时离开，最好入川后再作打算。若从新的地方——四川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可直达重庆，此道比从昆明赴渝方便得多。想不到胡福林不以为然，执意要走。傅斯年经过再三踌躇，最终一咬牙答应下来，嘱咐对方快去快回，不要误了所内搬家事宜。胡氏点头答应，此事算告一段落。 几个小时后，傅斯年来到李济住处，把胡福林请假赴渝之事讲了一遍，李济当场表示反对，他认为如果胡福林非要离开，待把家迁到四川后再作行动，这样于公于私都说得过去。现在全所搬迁在即，许多器物需要整理装箱，人手本来不足，若小胡此时离开，对史语所工作极其不利。本来就有些不情愿的傅斯年经李济一说，颇为懊悔，立即找到正在工作室整理器物的石璋如，让他赶快找到胡福林并转达傅、李二人的意见，希望对方暂且留下，待随所搬迁后再行赴渝。石璋如得令，急忙跑到胡福林工作的那间小黑屋与宿舍，发现人去屋空。又到史语所驻地和弥勒殿可能匿身的地点搜寻，仍不见胡福林的踪影。难道此人神消了不成？石璋如这样想着，经多方打听才得知胡氏已悄然离开昆明远走高飞了。 胡福林于1928年自河北保定培德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就读，1934年毕业。在此期间，中研院史语所由广州搬到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北大校长蒋梦麟聘请史语所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腕前往授课，以壮北大文学院声威。而自1931年下半年起，顾颉刚除专任燕大教授外，也受聘北大历史系兼课讲师，每个星期讲几点钟的课。学生胡福林出于对顾氏学问的崇拜，渐渐与顾颉刚建立了较密切的师生关系。胡氏毕业后，因学业尚不算差，被傅斯年、李济弄进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工作。从此之后，胡福林追随梁思永赴河南安阳殷墟参加了第十、十一次考古工作，并单独主持了侯家庄西北冈王陵1004号大墓发掘。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追随董作宾整理殷墟出土甲骨，兼做《殷墟文字甲编》的释文事宜。据石璋如回忆说：“先前在南京急着将一到九次发掘的甲骨出版《殷墟文字甲编》，所以Yh127坑甲骨就只放到架子上，后来装箱都没有再动过。”到了1941年的8月，史语所同仁感到“离搬家还有段时间，也不知道搬家地点，不妨趁机开箱编号。三组同仁都可以帮忙开箱，编号就落到胡厚宣、高去寻两位先生身上……胡厚宣与高去寻一人写号码，一个纪录，若有可以合块的碎片，也许有两个编号，便趁机重组。董先生就描写重要的东西，进行分类……工作从早忙到晚，吃了晚饭之后继续加班到十点。”就在这项紧张而繁杂的工作进行中，胡福林悄然告辞了。 当时整个中研院史语所大师如林，将星云集，一个小小的助理员如胡福林者要休一个月的假，本不足挂齿。而此事的非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当石璋如奉命搜寻胡福林踪迹时，突然发现胡氏的一切书籍文件、生活用品等器物，随着本人的消失也一道无影无踪。石璋如深感跷蹊，觉得其中有诈，立即向傅斯年和李济作了汇报。傅、李二人一听，亦觉不可思议，遂带着疑问与不解在史语所与周边学术机关展开调查。第二天，得知胡厚宣确已追随顾颉刚跑往成都齐鲁大学办研究所去了。傅斯年听到这个切实的消息，大为震怒，认为这个小胡把自己当猴耍了，遂在弥勒殿几个泥塑金刚面前晃动肥胖的身子，不时跳动脚跟儿，对胡福林以及齐鲁大学连同顾颉刚、钱穆等人骂将起来。骂过之后乃展纸修书一封致胡福林，说：“顷闻兄就齐鲁大学事，为之愕然。如有此事，务乞打消；如无此事，亦乞示知。”随后又命史语所考古组发出一函：“奉傅所长嘱，请将《武丁多妻多子》及《殷代农业》两文留下，交汪和宗先生带来，以便编入集刊。” 两函写就，傅斯年觉得并没有解除心头之恨，于是再修书一封，把窝在肚子中的虚火狂泄到齐鲁大学主事者身上，其书云： 本所职员胡福林君请假离所一日后，本所即得到若干口头报告，谓，贵校之国学研究所一年前即已聘定正在本所任职之胡福林君为教授，资以薪给。其本年之职务则为：（一）在云南为贵校购买书籍。（二）在本所抄录影拓一切本所正在研究尚未出版之材料，以备将来贵校国学研究所之用等语。事涉离奇，殊难置信……据负责人报告，近一年来，该员将本所所藏重要史料誊录甚多。本所之正式工作［资料］，该员亦全数携走，其目的为何？实难揣测……傅斯年在函中强烈要求齐鲁大学立即“查复上述传言是否属实”，并给史语所一个说法。齐鲁大学为英美长老会传教士于1917年在济南联合创办，但长时间未能正式立案，后在号称基督徒、蒋介石“老二”孔祥熙的暗中关照下，于1931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转山东省教育厅准予在济南立案，承认其合法地位。因孔氏对此出力甚大，按中国特色的处事哲学，齐鲁大学主动聘请孔祥熙担任了该校的名誉校长。 抗战爆发后，济南沦陷，齐鲁大学流落到四川成都，寄居于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此时，顾颉刚已辞去燕大教职，先是组织一个西北考察团对西北边疆展开调查，后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于1938年10月抵达昆明任云大教授。未久，北平研究院（南按：非中央研究院）迁至昆明，顾颉刚兼任该院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1939年春，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邀顾颉刚到该校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顾氏认为齐大开列的条件对自己的生活与学术研究较为有利，慨然应允，并悄悄拉上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穆一道入伙。 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幼年读过家乡私塾，及长，为苏州中学教师，虽满肚子学问，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顾颉刚自北平回老家探亲，经人介绍，偶然发现这位乡村才子学识渊博，对历史文化有独到见地，言谈举止非一般“土鳖”甚至放洋的“海龟”可以匹敌，称得上是中国乡村自学成才的标本式人物，不觉心生惜才之心。顾颉刚一回到北平，便竭力向学术界荐钱并得到回应。1930年秋，36岁的钱穆离开苏州至北平，先是随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后由顾氏推荐执教于北京大学。钱氏自此鲤鱼跳龙门，一跃进入全国顶尖级的高等学府，迅速成为史学界一颗亮丽的明星。 因个人成长经历、学术观点以及性格等差异，钱穆与傅斯年、胡适等团体中人的关系由表面的客气逐渐变为不再客气，感情裂隙越来越大。究其内情固然复杂，但大体的脉络还能看出，按钱穆本人的说法，当时的史学界有两大派系，一是“革新派”，一是“科学派”。钱氏对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辈颇不以为然。在钱穆眼里，这一学派价值并不大，无非是“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而已。就胡与傅相较，钱穆更看不上眼的是傅斯年，因为胡适当时尚有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问世。傅斯年一直反对“著史”，倡导以专题研究为重，崇尚德国郎克学派的实证、客观等理论衣钵，此点与钱穆心中那带有苏州甜米糕和咸鱼味的史学观相抵牾，言谈交往中互不服气，终致个人关系恶化。据钱穆自己回忆说，他与傅斯年只有在批判康有为今文家疑古之说这一点上是同志，过此以往，则泾渭分明。傅斯年赴台去世后，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奉命检查整理傅氏携台的全部档案资料，发现傅与钱之间只有两封通信，且都是为公家之事，其中一封信是钱穆为学生争取奖学金而与姚从吾联名写信给傅斯年的，可见二人关系之薄。 到了四十年代，傅斯年公开对外宣称他从来不读钱某人的书，而钱穆对傅也已明显地表露出厌恶之情，二人积怨渐深，几乎到了见面开打找练的地步，这一情结和怨仇毕生都未能化解。据一位知情者回忆，钱穆尝谓傅斯年霸气十足，是水泊梁山忠义堂里的山大王一类人物，就是一个造反起事的土匪头头。而傅斯年则骂钱穆属于狗头猫脑的鼠辈，充其量是一个南方小裁缝，根底肤浅，不足为谋。抗战之后，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一度出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时为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的张其昀（字晓峰），在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见到傅斯年，询问对此书的看法。张某人明知钱、傅二人不合，故意询问，无非是一种阴暗的心理在作祟，挑拨是非，看个热闹。傅斯年当然不傻，知道对方之意但又不把对方与钱穆等他心目中的鼠辈人物放在眼里，遂高声回答道：“我从来不读钱某人的书文一个字。钱某人屡谈西方欧美学术如何如何，那些知识其实都是从《东方杂志》转抄而来的，没有什么自己的发明创造。” 张其昀听罢，立即瞪圆了蚕豆状的眼睛，老鼠一样龇牙咧嘴地“吱吱”怪叫着回敬道：“你既然号称不读钱某人书文一字，又如何知道得这么详细？” 傅氏涨红着脸“吭”了一声，尔后愤然骂道：“他妈的，不读他的书就不知道其浅薄可笑了？你见过你老爷爷，也就是你爷爷的老爸没有？” 对方不知何意，摇着头道：“没有，早死个球的了。” “你有没有老爷爷？”傅斯年快速问着，晃动着小山包一样的身躯，急步向前，摆出要以体积乘速度，给对方致命一击的架式。 “我当然有老爷爷！”对方见势态不好，后退几步，嗫嚅着说。 傅斯年突然仰天哈哈大笑，继而又面色严肃地说道：“此谓我不读钱某人书文一字，乃知其荒唐之故也！” 张其昀愣了一会儿，终于醒悟，深为傅斯年的嬉笑怒骂所惧，怕再争执下去不但看不到对方的热闹，弄不好会被眼前这位活阎王暴打一顿，乃缩头勾背，老鼠一样一步三回头，连蹦加跳地溜走了。 从钱穆晚年的回忆文章可知，他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时，交往最密切的是汤用彤、蒙文通和熊十力等辈。这些人都不是“新文化运动”中人，唯有例外的是顾颉刚——尽管顾在这个运动中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功绩可言。钱穆对顾一直抱有知遇之恩，他之所以离开西南联大赴成都协助顾，与顾颉刚的邀约有关，但也与那时校园的政治空气有联系。据钱穆自述：“自余离开联大以后，左倾思想日益嚣张，师生互为唱和。闻一多尤为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闻一多跳着脚尖大骂钱穆不是个东西的情形，虽然发生在钱氏离开联大以后，可以想见，在他未离开以前，已经有了不少反对者，对立面仍在不断扩大增长中。就当时钱穆的为人处事而言，也并不是如傅斯年所说的臭狗屎一堆，一无是处，对其深表同情和支持者还是大有人在，如后来在成都燕大任教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就对钱氏说，倘若在昆明，当“可以诽谤罪将闻一多等人讼之法庭”。正是由于派系倾轧与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缘由，钱穆接受了顾颉刚的建议，辞去西南联大教职，于1939年9月先回苏州老家探亲，尔后赴四川成都齐鲁大学研究所任职。而这个时候，中研院史语所几乎没有人知道，顾颉刚已秘密和胡福林建立了联系，并拉胡氏一同入伙齐大研究所了。 无论是北大时代还是抗战之后，胡与顾的关系较为隐秘，对于二人的交往外界熟知者不多。而一直对顾颉刚心怀不满的傅斯年始终蒙在鼓里。如果傅氏知道胡与顾的密切关系，胡不可能进入史语所工作，即使阴差阳错进了史语所，也会被傅斯年踹出门外。胡福林与顾颉刚一直隐而不宣，自是胡氏的聪明之处。按照石璋如推断，当在昆明龙头村的胡福林得知中研院可能还要迁徙的消息后，“觉得未来难料，就与以前的老师顾颉刚联系……顾的兼职很多，表面上不活动，可是实际上很活跃。北平研究院当时在黑龙潭，顾颉刚住在龙头村西北边、隔金汁河就到黑龙潭的浪口村。……既然浪口村与龙头村不远，可能顾就与胡厚宣有联系。” 石氏的猜测确实不错，许多年后，胡福林对这段经历交代说：“正在云南任教的顾颉刚先生，时居乡下离我处不远的浪口村，先生时常遣师母于去‘街子’（集市）时，带字条给我，命查找资料。而钱穆先生亦随联大来西南，只播迁途中，家人皆留苏州，先生即东归探母。此时顾先生已与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于迁校成都之齐鲁大学创国学研究所，他邀请教书于西南联大的钱先生和我任研究员。顾先生告，齐鲁大学有明义士所藏甲骨需要整理，故约我同往。这样，在史语所即由昆明迁往四川时，我于1940年转往成都来到齐鲁大学。而钱穆先生亦于同年在返乡侍亲一年后，经重庆抵蓉。” 胡福林所说的这位明义士，原是加拿大教会中人，英文名James Mellon，曾受教会派遣来中国安阳一带传教，见当地的甲骨具有文物和学术价值，趁机收购保存了一批有文字甲骨。1932年，明义士携这批甲骨入齐鲁大学任考古教授，并在校中办了一个博物馆收藏自己的部分甲骨。抗战爆发后，齐大迁入成都华西坝，部分甲骨也随之同迁。可以想象的是，欲弃昆明赴成都的顾颉刚正需要人手以壮声威，且齐鲁大学又有明义士收藏的大批甲骨需要整理研究，胡福林在甲骨整理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算是内行，顾氏乃暗中拉胡氏入伙。胡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认为另立山头的机会来临，遂与顾一拍即合，这才有了后来胡福林离奇出走的事发生。 傅斯年的霸气以及在学界政坛的身份和地位，齐鲁大学当权者自然深知，接到质询函不敢怠慢小视，于1940年9月20日复函傅斯年，解释说：“敝校三年前，曾购置明义士所藏甲骨，以整理需人，夙闻胡福林先生精于是学，遂行奉聘，此议虽系发于去年，但当时胡先生以贵所工作一时未能结束，辞谢不来，并将原聘函退还，此为去岁十月中事。至本年四月胡先生来函谓贵所工作再有三四月可了，敝校因再寄出聘书，订明自本年九月一日起薪，惟因道途艰阻，特发给旅费国币一千元正”云云。 这封信函，明白无误地证实了傅斯年听到的消息，尽管此前傅认为“事涉离奇，殊难置信”，但此次却不得不予以置信了。为此，傅斯年更加恼怒，认为这是顾颉刚、钱穆者流另立山头，与史语所分庭抗礼，向自己挑战的不祥之举。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诸学术大腕闻讯，皆对此表示愤慨，并鼓动傅斯年对齐鲁大学校方（实则是对顾、钱、胡等人）来一番口诛笔伐，以正视听。于是，傅斯年卷袖挥臂，再度奋笔疾书向齐鲁大学开起炮来，书曰： 查本所助理员胡福林于本年八月廿三日请假一月送眷赴渝，言明一月后即返滇销假，并预支九、十两月薪金，以作旅费。行前并未表示辞职之意，且谓其妻由许心武君介绍在北碚工作，言之凿凿。该员领有本所任书，任期至本年度年底截止。但据贵校来函，该员又已接受贵校聘书，并订自本年九月一日起薪，此种矛盾事实，究应由贵校解释，抑由胡福林本人解释，无关重轻，惟有不能不向贵校正告者：本所历来对于服务人员，除契约中所规定双方必须遵守之少数条件以及一切文化国家学术机关共认之原则外，无任何其它约束，但在规定中者，则双方均有严格遵守之义务。十余年来，本所同仁之聘任、续约、解约、去职，各随意志，照章而行，来去均极光明。曾有其 它学术机关借用本所专门学者，先例甚多，大抵均在约满以后行之，或由请求机关征得本所同意，本所亦乐为赞助。如胡福林之未向本所辞职，即接受贵校聘书，并领双方薪金者，尚为初见。该员在本所工作有年，尚属勤谨，向无外务，不意贵校利用美金收入，外汇高涨，由滇赴川旅费一项，即支一千元，使一青年学者背其契约上之义务及作人之道，且事前并未与本所有商洽，此等办法，是否基于贵校所谓‘基督教之精神’，自应仍请贵校思之。本所以为此类举动，似与学术机关之身份不合，且易在青年学者之心术上生不良之影响，实不胜遗憾。 在指责教训了一番后，傅斯年又以凌厉的姿态和攻势向齐鲁大学发出警告： 至此后关于胡福林个人之行动，自与本所无涉，但在该员服务于贵校期间，若在贵校任何刊物内，载有本所未经发表之任何材料，自应由贵校负责，本所当采取适当办法办理。又，贵校来函，如昆明“购书之困难”等语，不知胡福林在此，乃向北平、上海购书，由此转寄贵校，积之已久，人所共见。诸如此类，以无大情，不暇细论，一切统希照查为荷。 当傅斯年发出这篇言辞激烈的讨伐檄文时，已是1940年11月1日，其时，胡福林已悄然转道赶赴成都齐鲁大学，与顾颉刚等人胜利会师于成都北郊崇义桥赖家院研究所住地了。对于傅斯年的愤怒与指责，齐鲁大学校方与顾颉刚、胡福林等商讨后，认为傅氏尽管霸气冲天，但毕竟鞭长莫及，对齐鲁大学构不成巨大威胁，且齐鲁大学的名誉校长是重权在握的孔祥熙，有这位孔大人罩着，谅傅斯年也不敢，或者说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做出不利于齐大的事来。于是，校方当局与顾、胡等人以胜利者的姿态会心一笑，不再理睬。只是令顾颉刚与胡福林没有想到的是，早在抗战前的1936年，明义士回加拿大休假，行前将收藏甲骨的大部分珍品悄悄打包，秘密转移到外籍好友麦克卢医生住房地下室中，这个诡秘的行动没有一个中国人知晓。抗战爆发，齐鲁大学南迁，这批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甲骨并未随校迁到成都，学校于兵荒马乱中带走的只是一少部分零散甲骨。因而胡福林到了研究所之后并没有多大的空间可供发挥，颇为窝火（南按：直到1951年夏，时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林仰山，才向当局交出了一份明义士埋藏地点的秘密地图，这批甲骨珍宝才从地下室挖出，得以重新面世）。1941年5月19日，胡福林致函傅斯年，询问可否援引史语所“集刊十本一分附录沦陷文稿办理之例”，用于自己最新撰写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中。傅斯年与李济、董作宾商量后，李、董二人皆认为不可，于是傅回信予以拒绝。想不到胡福林并不罢休，来信提出抗议，指责史语所几位巨头不通人情世故。李济得知此情，勃然大怒，在7月30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毫不客气地说道：“弟对于胡福林实在厌恶。他所抗议的几条是否可作有效答复这要问彦老了。士林多此一人即多一败类，未议尊意如何？”8月3日，傅斯年回复李济：“关于胡福林事，如就其引彦老之文与之辩，转不易说，只能就他末了‘不得已’一节，骂他一顿。弟觉应复一信，尊意如何，乞示知。” 傅斯年与李济对胡福林的抗议有无反击，如何开骂，不得而知。但自此之后，史语所算是与胡福林彻底脱离了关系，虽胡氏日后还有主动示好的信函致傅、李、董几位大腕，几人皆漠然处之。 第六章 又成别离 第三节 挺起中国人的脊梁 就在傅斯年火气凛凛地写信讨伐胡福林，以及与齐鲁大学你来我往地较劲争吵之际，史语所大队人马已经离开昆明，正在翻越崇山峻岭，奔走于风雨迷蒙的路途之中。 此时，赵元任已赴美讲学，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各有一摊子业务需亲自料理，史语所的搬迁事宜，由语言学组的研究员李方桂主持，石璋如作为总提调予以协助。 在中央研究院十个研究所中，史语所的物资之多是出名的，甲骨、青铜器、陶器等地下出土器物，连同从各方陆续运来的共20多万册珍贵书籍和部分明清档案，有六百余箱之巨。面对这份国宝级的庞大物资，李方桂从昆明利国公司雇用了二十多辆汽车，每三辆为一组，分批行动。 1940年10月5日，史语所组织的第一批车队由昆明龙头村向四川李庄进发，由于中国营造学社与史语所的依附关系，梁思成、林徽因及学社的其它同仁，尽管对迁往偏僻的李庄很不情愿，但为了利用其图书资料的缘故，只好随车前往。为此，梁思成在给好友费正清的信中表白道：“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它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那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 梁氏所说的英国，此时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苦难和考验。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实行“海狮计划”，德英爆发不列颠之战。9月7日至1941年5月10日，法西斯德国对英国发起大规模长波次轰炸袭击，轰炸范围遍及英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以伦敦受创最为严重。到不列颠战役结束，伦敦被轰炸超过76个昼夜，约有10万幢房屋被摧毁，4。3万名市民死亡。伦敦因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轰炸最为严重的三座城市之一（其他分别是柏林和重庆）。感同身受，远在昆明的梁思成得知与日本共同结成邪恶轴心的法西斯德国对英伦和欧洲实施大规模轰炸的消息，自有一种兔死狐悲，芝焚蕙叹之感。 尽管心情沮丧，但要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就必须跟随史语所一同进川，别无选择。10月25日晚，住在龙头村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邀请金岳霖、曾昭燏等朋友到家中吃饭，算是离别昆明的最后晚餐。席间，众人尽量避开令人伤感的话题，以免把聚会搞成追悼会，大家只谈一些历史传奇和花边新闻。在“名嘴”林徽因的诱导下，众人“谈鬼至深夜”，直到天际放出亮色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因敌机不断前来轰炸，所有准备工作在一种混乱、焦急、恐惧中度过，过度的劳累使梁思成于起行前突发高烧，只得暂时留下休养。林徽因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随史语所专门为家眷辟出的一辆有篷客车离开了昆明。据林徽因事后写信对费慰梅说，这辆特殊的客车，里面装载了30多人，年龄从70岁的老人到怀中的婴儿一个年龄段都不缺。由于人多物杂，车箱拥挤不堪，每个人只好采取“骑马蹲档式”，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尽量缩小占有空间，随着车的颠簸动荡苦熬时日。 从昆明到李庄，需经滇黔公路入川，中途翻越沟壑纵横，坡陡路险的乌蒙山脉，并需渡过著名的赤水等几十条水流湍急、险象环生的河流方能到达长江上游的城市泸州。许多年后，总提调石璋如回忆说，由昆明到李庄，一路要过曲靖、宣威、黑石头或赫章、威宁、毕节、叙永、蓝田坝等地。除了其他几个地方的艰难险阻，在“黑石头、赫章、威宁一带的山区，其实都很危险，因为夜晚时老虎会下山觅食，人都不敢出来。在黑石头、赫章，司机、副手会留在车内，锁上车门，不敢出来。到了威宁，地方稍微平坦一些，车子可以围在一块，司机还是留在车内，万一有老虎过来，司机可以打开车灯吓走老虎。” 史语所人员所乘车辆历尽艰险抵达泸州，停在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卸货，通过当地的转运站转送到大吨位轮船，再沿长江水道运往宜宾，最后从宜宾再返运到李庄码头上岸。根据傅斯年的指示，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等人与长江航线赫赫有名的民生公司联系，负责具体的转送航运事宜。 “民生”是四川合江人卢作孚于1925年创立的轮船公司，主要经营重庆至上海的长江航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中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和长江航运的主力。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自此，卢氏临危受命，放弃了预定到欧洲考察船运业务事宜，全力投身于航运组织中，并向他的员工明确提出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的倡议。随着华北陷落，淞沪战争爆发，南京告急，武汉面临威胁，民生公司奉命集中了所有的轮船，在两个星期内将四个师、两个独立旅的川军将士，由重庆、万县等地以最快的速度输送到了武汉前线。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主要的任务则是抢运战略物资入川。此时，从上海、南京和华北、华中撤退到武汉的工厂设备、战略物资，大批的军队和给养，以及故宫南迁的国宝等等，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运到西南后方。卢作浮集中川江中下游的所有轮船，在武汉保卫战的炮火硝烟中，日夜工作，紧急抢运。 1938年10月21日，广州落入敌手。24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至此，原集中武汉三镇及周边进行防御的129个师，110万国军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中国国土精华尽失，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整个国民政府抗敌武装力量，已无一个完整的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除从苏联购买的一点有限军援外，英美和其他所谓民主国家皆袖手旁观，几无片甲之赠。有些巧合的是，就在武汉沦陷的那天晚上，驻美大使胡适与奉命前往美国借贷的金融家陈光甫，正在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au,Jr）家中拜佛求神，竭求美国当局尽快为借款求援打开绿灯，为身衰力竭、即将崩溃断气的中国政府“打一剂救命针”。而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物资如钢铁等仍源源注入敌国日本。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决定中国不被灭亡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武汉西部长江岸边宜昌城内的9万吨重要战略器材——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并决定未来反攻的有生力量。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说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敌机已飞临宜昌实施轰炸，日军正向宜昌推进，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而民生公司承担的任务，除了这9万吨极其重要和珍贵的战略物资，还有10万聚集在宜昌等待人川的军政两界要员及其部下与附属人员，外加100万吨左右的零散物资和不计其数的难民，处境万分危急。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阻止日军舰船沿黄浦江口上溯。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浅水位的川江。当时在川江行驶的船只共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10月23日，即武汉沦陷的前两天，卢作孚到达宜昌坐镇指挥输送事宜。被称为“川鄂咽喉”的宜昌，是长江航线上一个重要的转运港，上游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凡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下游开来的船只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入川。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4天，下水航行至少2天，而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吨位的船只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左右，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停航期。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员和物资，都必须在40天的时间内运出。而要完成如此之巨的运输量，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一年时间。 此时的宜昌小城已是人心恐慌，大街小巷遍布逃难的人群，满地是待运的物资与器材，轮船公司内外塞满了前来交涉的各色人物，“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又相互责骂。”面对人声鼎沸，混乱不堪的局面，卢作孚到达宜昌的当天晚上，立即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会议，促使众人要以《孙子兵法》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悲壮精神，想方设法打破困境，突出重围，保全中华民族生存、反攻仅存的一点血脉。次日清晨，随着太阳光芒初照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宜昌，抢运方案终于制定完毕，其核心是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整个川江分三段航行：宜昌至三峡入川为第一段；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待运物资中，除了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行转运。如此这般，川江水位回落之前的时间被充分利用，仅有的运力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计划既定，卢作孚指挥部下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予以协助。由于川江航道独特的条件，只能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卢作孚号令员工夜间装卸，凡是次日运走的物资，当晚必须装备完毕，拂晓即拔锚起航。每当夜晚来临，江边码头、轮船、驳船，灯火交映，人影绰绰。装卸人员的号子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江水涌动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抗战烽火中独特而动人的历史画面。这场后来被著名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开始后，卢作孚指挥民生公司，在日机轰鸣与残酷轰炸中，把重要物资的三分之二在40天内安全转运到大后方。此后，枯水期来临，中水位轮船已不能在川江继续航行，卢作孚临危不乱，组织民生公司职员改用木船和绞盘拖船装载着最后三分之一的物资日夜运输。遇到浅滩水枯处，民生公司的员工与前来援助的军民一道，改用人力在长江岸边拖着一艘艘分装的木船艰难地一步步前行，开始了长江航运史上前所未有的意志与力量的竞拼。尽管有为数众多的轮船被追逐而来的日机炸沉，有的触礁而毁，水手和船员伤亡惨重，但那大船小船齐头并进，那军民不分，通力合作的悲壮场面，以及在硝烟密布，弹片横飞的川江水面负重前行的身影，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上而使后人越发奋励。其间，有外国记者拍下了全裸的民生公司职员和当地纤夫，为抢运战时物资于寒风凛冽中，在长江岸边匍匐前行的照片。当这批照片在西方报刊登载后，引起强烈震动。为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人，才知道世界东方这个被讥讽为“拿着筷子与日军刺刀交战”的民族，在最危急的时刻会用肉体与炸弹、刺刀搏斗，用鲜血浇泼战火的烟焰，中国民众有着一种不可战胜的意志与潜在力量——这样的民族是不会灭亡的。美国民众援华的呼声空前高涨，美国政府与议会对中国抗日前途的估计，以及对华政策发生了巨大改观。 1938年12月上旬，宜昌大撤退结束。此次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战前1936年全年的运输总量。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2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正是得益于这次大抢运，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在山河破碎中又于长江上游大后方相继建立起来，为中国政府组织反攻和夺取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军方后来在检讨武汉会战得失时，才认识到此次中国军民拼着性命抢运战略物资在整个战争中的意义，并慨叹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不一样了。”限于当时的特定条件，日本侵略者没有这样做，或者上帝没有给予他们机会实施这一进攻计划，中华民族绝处逢生，最终等到了战略反攻的那一天。 声名远扬的民生公司在战火纷飞中度过了最危难的时刻，留下了一段光芒四射、千古不朽的历史荣誉，卢作孚本人也于1939年元旦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事隔两年，面对中国学术重镇由滇至川，卢作孚与他的民生公司开始了新一轮转移中华民族国宝和学术精英的行动。与武汉会战期间宜昌特殊抢运不同的是，这一次运输更注重商业运营模式，并遵照双方拟定的协约予以操作。 第六章 又成别离 第四节 滇川道上的行旅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昆明派出的第一批车队行程并不顺利，一辆在易隆附近山区翻车，一辆中途抛锚，只有趴在山野草莽中暂且与虎狼为伴，后来经过千难万险才到达泸州江边。林徽因等人乘坐的眷属车也无一例外地遇到了麻烦，据梁从诫回忆：“到威宁县城，天已全黑，而车子在离城门几里处突然抛锚。人们既不能卸下行李掮进城，又怕行李留在车里被人抢劫，最后只好全车人留在卡车里过夜。而我又偏偏发起高烧，妈妈只好自己拖着一家人进城为我找医生。次晨听说，夜里狼群竟围着车厢嗥了半宿。” 当车辆陆续到达泸州南岸的蓝田坝后，在潘悫、王文林等先行人员与当地转运站交涉下，人与物资一起转入民生公司轮船，沿江西行至宜宾，再转乘小型木船返回李庄。身在重庆的傅斯年得到消息，于1940年10月15日致电王世杰转呈四川省政府报告说：“谢拨给南溪县李庄为迁徙所址，第一批人员物资已到达，余在途中。” 11月12日，由史语所研究人员王崇武押队的第三批共140箱物资抵达宜宾，稍事停留后，分装几艘民生公司小型驳船运往李庄。意想不到的是，刚驶出宜宾不远，其中一艘驳船不幸失重倾覆，船上运载的货物全部滚落于江水。众人一看大事不好，急忙上岸找人打捞抢救，宜宾专员冷寅东闻知，深感事关重大，当即下令所属水运局火速派遣潜水员下水打捞。在上下左右一番紧急抢救后，总算把落江的箱子全部打捞上来。万分遗憾的是，落水者偏偏不是收藏的青铜器、陶器或甲骨，而是分装于各箱中的拓本与善本书籍，尽管装箱时外部包了一层函套，仍全部被江水浸透。 此事迅速报知了先期到达李庄的董作宾和在重庆的傅斯年，二人闻听大惊，董作宾向傅斯年发电商讨救治办法，傅斯年早已气急败坏，大骂王崇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眼睁睁地看着几十箱珍贵书箱翻落水中。骂过之后，一面派人和民生公司在重庆的总部联系查验、索赔事宜，一面指示宜宾王崇武等人速把落水书箱搬到一个安全地方开启验示并设法救治。此后，傅斯年电请董作宾由李庄赶往宜宾，亲自组织指挥对落水书籍的救治事宜，凡从江水中打捞出的箱子，全部集中到宜宾明德小学进行开箱、晾晒，并一一登记造册。于是，在重庆与宜宾之间，傅斯年与董作宾的信函你来我往，频频交换救治情况并向民生公司通报。宜宾方面，除了王崇武一队人马外，又加派了后到的一组同仁共同晾晒救治。大约到了1941年1月11日或12日，晾晒的书卷才算告一段落，所有人员乘船押运物资抵达李庄板栗坳驻地，正如石璋如所说，这一下“等于晒了三个多月的经”。除了王崇武等一队人马中途发生意外，在昆明最后一批押车起程的石璋如，途中也遇到了较大的麻烦。一辆汽车翻入赤水河桥下，所幸没有摔入水流滚滚的河心，车上的箱子大都散落在桥头，只有几个滚落于河边的浅水里。石璋如与同行的王志维等人憋着闷气到当地去找吊车求百姓帮忙拖吊，寒风呼号中，经过三天三夜的折腾，车子才被拖上来重新上路。当来到泸州装船时，已是1941年1月9日。又经过4天的装船押运，全船物资才算安全运往李庄板栗坳居地。——至此，史语所全部人员和物资抵达李庄，众人悬着的心才得以放下。 1941年1月18日，傅斯年从重庆匆匆赶往李庄，主持分房事宜。 就在傅氏准备动身之时，同济大学师生也陆续翻越乌蒙山脉，渡过赤水河，溯江向李庄赶来。原本只有三千多人口的李庄古镇，突然要安置上万之众的“下江人”，尽管当地士绅和民众早有心理准备，但当一队队人群扛着箱子，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潮水一样涌来时，还是感到震惊和为难。 当初联系迁徙地点时，同济大学在先，李庄乡绅拍发的电文也是“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中研院的史语所等机构只是跟随而来，因而在李庄的院落房舍分配上，如同当地豪门大户分家一样，就形成了正房夫人与偏房二奶、三奶、四奶及小妾、丫鬟们的主次关系。同济大学凭借此次行动中开山鼻祖的地位，自然博得了头彩，凡李庄镇内最适合外来人员办公、学习场所，如历史上“湖广填四川”时兴建的各种会馆、祠堂，或年代稍晚的“九宫十八庙”，均被其所占据。如当地著名的南华宫成了同济大学理学院，紫云宫变成了同大图书馆。镇内位置最好、规模最大、院内房舍最为宽敞明亮的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的校本部。最具川南代表性的建筑——东岳庙，当地士绅组织人力用滑轮和长杆起吊神像，让这些掌管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天神们暂时集中到一间黑屋子里“办学习班”，待抗战胜利后再出来工作。腾空的大殿、偏殿和各个大小不一的套院，支起了简易的课桌——同济大学规模最大的工学院在此敲响了上课的钟声。镇内原小学校址——祖师殿，腾出后移交同济大学医学院，除平时上课，还作为学院解剖、实验场所应用。当地驻军18师一个团部住在东岳庙的偏殿内，经学校委婉劝说，也移迁它处，调给同大使用。同济师生在这座千年古镇找到了一片绿荫与栖息之地。 与同济大学相比，中研院来李庄的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则逊色了许多。处于二奶位置的史语所，总算占据了离镇四公里张氏家族最庞大的住居地——板栗坳（栗峰山庄）。半年之后，当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罗常培来李庄时，对这座山庄的位置和地形制作过如下描述：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址在板栗坳，离李庄镇还有八里多……，离开市镇，先穿行了一大段田埂，约有半点钟的光景。到了半山的一个地方叫木鱼石，已经汗流浃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躲在一棵榕树阴下休息一会儿等汗干了，才能继续登山。又拐了三个弯，已经看不见长江了，汗也把衬衫湿透了，还看不见一所像样的大房子。再往前走到了一个众峦逃拱的山洼里，才算找到板栗坳的张家大院。 尽管板栗坳离镇中心远了点，且位居一座大山的山顶，要到其地需过田埂，穿树林，上山需爬500多级台阶。但这个当年曾经暗藏刀兵的大本营，如同当年水泊梁山的水寨一样庞大，且自成一统。太平天国后期，当地一个号称“张四皇帝”的人，曾与出走西南的石达开暗中联系，率万余人在此造反起事，后被清兵与当地民团剿灭。如此庞大的城堡式山庄，除了房舍存放大批物资，还可安置研究人员和家眷，倒也不失为一处理想的避难之所。傅斯年到来后，开始找人修整房舍并着手分配。因板栗坳交通相对困难，特别是要爬500多个台阶才能到达山峰顶部的山庄，来往异常辛苦，考古组的李济与梁思永两个重量级人物都不想上山，自己在李庄镇内找房租住。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董作宾则不怕山高路艰，乐意上山与众人一起聚居。为此，傅斯年严格规定，凡是单身的研究人员与技工全部上山，并在山上成立伙食团，共同搭火做饭，实实在在地过一段水泊梁山豪杰聚众山寨的日子。板栗坳的住房按照等级制分配，职级较高的研究人员分配的房子相对明亮宽敞，职级低的青年人自然要在小黑屋里蹲着。为便于管理，整个住房与办公场所基本以当地原称如桂花坳、柴门口、田边上、牌坊头、戏楼院等四处大院落为主。 按照各机构座次排列，中国营造学社作为一家被政府“弃之不顾”的民间学术机构和史语所的附庸，此次是被迫来到李庄，经过学社另一位重要支柱刘敦桢和林徽因等人的努力，总算在李庄郊外的上坝月亮田找到一处农舍落下脚来。这座房舍属于普通的川南民宅，布局为前后两个较大的院落，院中各有平房几间，梁家与刘敦桢一家各占其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其余的房屋作为营造学社的办公室用房。主持学社工作的梁思成因在离昆时突发高烧，直到一个月后方随史语所最后一批车队赶来。此后，梁、刘二人在本地找了几个木匠制作了几张桌子与条凳，算是办公用具，以备同仁看书、绘图、写作之用。 中国营造学社总算安顿下来，条件虽苦，但毕竟有史语所的图书可参看，有过去野外考察的大批资料可供整理、编写，有一个较为安静的环境，学问可以慢慢做下去。相对这几家机构而言，陶孟和率领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显得颇有些尴尬和狼狈了。 第七章 陶孟和逼上“梁山” 第一节 与毛泽东北大结缘 率部由昆明前往李庄的陶孟和，名履恭，字孟和，以字行世。1888年出生于天津一个读书人家。清末，天津教育家严修创办以新学为主的家塾，聘其父陶仲明担任塾师，陶孟和随父就读。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其位由张伯苓继之。到了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学堂，陶孟和仍在此就读。1907年，学堂迁入南开地区并改称私立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陶孟和毕业并留校任助教。南开学校人才辈出，比陶孟和稍后毕业的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梅贻琦、周恩来等一批人杰。 陶孟和在南开学校任教时间不长，遂以官费生的资格赴日本留学，进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教育学专业，两年后因事回国。留日期间，编译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外地理大全》。据说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十年内再版七次。1909年赴英国求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受韦伯夫妇的影响极大，其时韦伯（Sidneyebb）与萧伯纳（G.B.Sy），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而伦敦的政治经济学院就是费边社成员所创立。陶孟和在费边社人员的影响下，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该著的问世，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此时陶孟和27岁。许多年后，著名社会学家巫宝三对此评价说，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 1913年，陶孟和学成归国，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其间与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学界名流过从甚密。蔡元培于1917年入主北大时，陶氏极力赞助其对北大的改革，并于1919年1月邀集杨昌济、马叙伦等教授发起成立北大哲学研究会，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积极参与旧文化对立的另类文化运动。据巫宝三、罗尔纲等曾在社会学研究所工作过的研究人员回忆说，陶孟和乃一“学问通家”，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天文学等等诸种学问，可谓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在北大时期风头之健劲，声威之显赫，不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辈以下。1919年3月，远在欧洲问学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阅读后向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多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sm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此番评价是否妥当是另一回事，至少说明陶孟和年轻时算是一个新锐人物。当然，对于陶氏的学问本领，也有一部分更为新锐的青年学者不放在眼中，或日不屑一顾。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回忆《新青年》创办与几名编缉的特点时，曾以嘲讽的口吻鄙薄道：“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陶孟和在当时的北大拥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人脉关系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萧三回忆，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登记员时，经杨昌济介绍，毛带萧专门拜访过北大名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1920年初，北大教授杨昌济病故后，蔡元培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此事过去37年，在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陶孟和曾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搞的那一套斗争方法，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毛泽东通过郭沫若闻知陶氏的“妄言”，勃然大怒，本想给陶施以颜色，忽想起当年在北大的往事，特别是在杨家唯一的精神与经济支柱——杨老教授坍崩归天之时，陶孟和作为北大名流之一，给予了道义和经济上的体贴、关照。感念旧恩，毛泽东只采取了敲山震虎式的方法，通过郭沫若对陶氏提出了严厉警告，让其闭上嘴巴，不要再出头露面乱哼哼，否则就地拿下，施以颜色。自此之后，陶孟和噤若寒蝉，历次运动皆闭嘴不语，所有的闷气与怨气都憋在心中，终致在政治挤压下忧郁死去，稍占便宜的是免掉了像他的师友弟子们所经历的那般皮肉之苦，可谓不幸之中的大幸。 因在学术和政治上与蔡元培比较契合投缘，陶孟和对蔡氏主持的北大改革和发展规划皆热心效力，陶氏本人博取了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特别是欧美派的信任与支持。1919年初，陶孟和赴欧洲考察，鲁迅在2月12日的日记中有简要记录：“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陶氏赴欧洲考察期间，时时注意为北大网罗人才。当他在英国见到李四光与丁燮林（丁西林）并相互过招后，感到两位年轻人功力非凡，道术高深，才华超群，有干大事业的眼光与魄力，于是很快致函胡适，满怀敬佩之情地盛赞李、丁二人为“不多觏之材”，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后来李、丁二人皆被延聘，使北大又平添了两名重量级“海龟”教授。再后来，李、丁二人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所长，名噪一时，各自成为雄霸一方的盟主。1920年8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王征、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因而，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精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按胡适的说法，他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相识，是陶孟和所介绍，从此丁文江成了胡适最好的一位朋友。1922年5月初，胡适在“丁大哥”的影响下，一改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这份刊物问世后，在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签名的，竭力倡导“好政府主义”。尽管此举很快成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残景旧梦，而自以为经验丰富的丁文江受军阀孙传芳支使，在上海弄权施术很快落得个灰头土脸，被国民党通缉捉拿，甚至差点被当时留学欧洲的“大炮”傅斯年杀掉，但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努力。这也是胡适当年为什么与他的朋友们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戒约，后来又不能不谈政治甚至参与政治的内在原因。 为了这种改革的理想，陶孟和发大慈悲，立大宏愿，主张开展社会各方面的调查，尤其是乡村调查，对中国社会问题作出分析，提出见解。他身体力行，亲自参与调查和发表了《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中国的人民的分析》、《贫穷与人口》等社会调查文章。在文章中，除了呼唤“民主是一个高尚的理想……要设法增高人民的程度，使他们有资格能够实行那个理想”等等之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这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症结。 1926年2月，美国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愿捐赠三年专款，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中基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专门从事社会调查，聘请在学界声名显赫的陶孟和为主任，全面主持调查部的工作。陶颇为干脆地接受其聘，纠集一帮志同道合者，风风火火地折腾起来。组建之初，调查部研究人员与统计人员共有8人，主要骨干如樊弘、杨西孟、王子建等，均毕业于北京大学。 所谓中基会，原是为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分期支付。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而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为防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治活动费，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这个董事会既决定资助的领域，投放的力度；又经营资本，购买有价证券，使基金也有收益。考虑到庚款余额终有用罄之时，遂决定设置一笔基金，并接受捐赠，以图长久。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置于保持在中国的长久利益，及传播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考虑；而中国政府则认为借此可发展教育等事业，加快现代化步伐。二者各为其想，各有所得，因而一拍即合，迅速纳入操作轨道。 成立后的中基会最高决策者归属于董事会，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中基会干事长。成立之初，由范静生、周诒春相继任干事长，任鸿隽担任该会的专门秘书、执行秘书。按任鸿隽的说法：“自民国十四年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的教育界都感到一个异样的兴奋。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教育文化经费常闹饥荒的时代，这一年百余万的款子，就好像一支生力军，人人都希望它能发生一点奇迹。”又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个机关的组织，是美国退还庚款的一个条件。当时国民政府尚未北伐，北方的军阀又濒于崩溃，美国政府不把这笔款子直截了当地交还中国政府而要求成立一个中美合组的董事会来管理，老实说，就是表示对于当时政府的不信任。不过这会的名称，不为‘中美’而为‘中华’，还表示这个机关完全是中国的。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根据中美两国的协议，这笔款子只有中基会有支配的全权，其用途是“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由于“教育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中基会把“教育文化”的含义限定在科学事业。随后“中基会再加限制，把科学的范围规定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社会科学事业虽然偶尔也有阑入，但已不是中基会事业的重要部分了。” 第七章 陶孟和逼上“梁山” 第二节 自立山头的甘苦 有了中基会对服务方向的定调，其附设的“社会调查部”就显得有些尴尬和多余，亲主其事的陶孟和也越来越感到这样一个非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隶属于中基会，实乃权宜之计，对于调查研究事业的发展，终非所宜。为此，陶氏在苦恼中觉得这一机构非独立不能发展，便有了拉杆子闹革命，另立山头的打算。1928年，陶孟和在给正在上海中国公学做校长的胡适信函中披露了当时的心情和渴望独立的计划：“现有一件事，打算请你特别帮忙，就是扩大我们这个小机关并且使他独立的事，现在能够明白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人很少，就是稍为明白，也缺乏远大的眼光。像这个小机关永远做一个行政机关的小附庸，终非长久之策。还不如索兴停止了罢。”陶孟和所说的“停止”当然是一时的气话，他心中想的不但不是停止，而是独立和壮大。他继续说道，“我现在正起草一种意见书及计划，将来请你教正，并且希望你在明年二月大会里有所主张——如你赞成的话。” 在中国学术界早已暴得大名的胡适是中基会的董事之一，对内部人事有相当的影响力，陶孟和希望他能鼎力相助促成此事。紧接着，陶氏又叙说了一番自己的另一种苦闷：“北京自从诸友人去后，又经变成沙漠似的枯寂。我们所过的是离群索居的生活。我每天除了八小时的公事外，便是在家庭里。小孩们因为请不到合适的先生，太太也变成老夫子了。”陶氏的这种苦闷，很难向外人道及，也只有对胡适这样的好友才能略加表白。不过即使向外人道，也未必能得到多少理解。当年由林徽因、沈从文鼎力提携和栽培的记者兼作家萧乾，在许多年后的1994年8月，写了一篇《我的书房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涉及陶孟和，文章说：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雾中看花的萧乾，眼见的朦胧影像是美好的，在他童年的心灵里羡慕这间如同天堂般书房的同时，也一定猜想生活在里面的主人的生活该是多么惬意和无忧无虑的吧。岂不知此时陶孟和心中却凝结着巨大的孤寂与落寞。 自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随着政治重心南迁，中基会人事也随之变更。1929年1月4日，在杭州新新旅馆召开的第三次董事常会上，周诒春被当时的副董事长蔡元培，董事蒋梦麟、胡适、翁文灏、颜惠庆、顾临、贝诺德、司徒雷登、孟禄等人整肃掉，由蔡元培出任董事长，孟禄、蒋梦麟为副董事长，翁文灏、赵元任为执行委员，与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加好友任鸿隽（南按：胡适自称与任鸿隽及夫人陈衡哲为共同的朋友），当选为董事、名誉秘书、干事长，中基会的大权落到了蔡元培与任鸿隽手中，而身兼三职的任鸿隽则成了名副其实的掌柜大臣。此次大会，胡适因董事任期已到，辞职并被接受。与胡适处于相同原因辞职的还有郭秉文、顾维钧、张伯苓、颜惠庆、周诒春，分别由汪兆铭、孙科、李煜瀛、伍朝枢、任鸿隽、赵元任继任该职。因胡适的特别处境，此次会议对陶孟和所托之事似乎没有什么明显“主张”，除会议“议决拨付国币八千元，作为社会调查部基金本年之息金，拨入该部存帐备用。”没有其他记录在案的明显动作。 同年6月29—30日，中基会第五次年会在天津利顺德饭店举行，出席者为蔡元培、蒋梦麟、任鸿隽、翁文灏、赵元任等人。会议其中一项为改选董事。因汪兆铭、施肇基、蒋梦麟三董事，于本年度任满，照章改选。此次改选所整肃的目标是在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中失势的汪兆铭，“全体一致票选胡适君继汪兆铭董事之任”、“名誉秘书任鸿隽任满，票选胡适董事继任”。同时会议全体一致票选施肇基、蒋梦麟二人董事连任。本次选举意味着暂时避退的胡适卷土重来，并进入中基会权力核心，这个时候的胡适开始为陶孟和的理想事业助一臂之力。正是得益于胡适的“主张”，此次会议正式通过陶孟和的社会调查部改为社会调查所，并得到了下半年四万元经费的预算。郁闷中的陶孟和终于实现了造反起家，另立山头的“宏愿”，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据《社会调查所概况》载：“十八年七月改组以后，本所始有独立之组织。首由中基会聘陶君孟和为所长，而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所内规模亦略事扩充。”又“专门学术机关之规模于是乎粗具”。——这是陶孟和在胡适的鼎力相助下争取独立自主的一次小胜。 对于胡适在自己危难之处显示的真情与血性，陶孟和感恩戴德。作为投桃报李，对胡适遇到为难又非办不可之事，陶孟和同样采取了尽量予以支持的姿态加以呼应。 1931年底，胡适的爱徒吴晗给胡写了一封推荐函，文中说“生有一北大友人千家驹君，此次在文史号撰《东印度公司之解散与鸦片战争》一文，他是用新的观点来作尝试，虽不能说是成功，却似乎比时下一般自命为物观者之生吞活剥、削趾就履来得强一些。千君是一个比较肯用功看书的人，他从前曾写过一些文章，如在《平等》上发表之《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之工业化问题》、《中日外交关系之过去与现在》等文，都还有点新见。他是一个畸零人，自幼便见弃于旧官僚的父亲，凭着自己的努力，工读到现在，今年在北大经济系毕业了。他很想来见先生，不知可否？” 吴晗在信中啰嗦了那么多，其实就是想让声名显赫的胡适为同学千家驹谋个差事。胡见信后，除了顾及吴的脸面，也对千家驹的论文选题和不幸经历产生了兴趣与同情，遂相约来见。为人谦和又好热闹的胡适经过一番交谈，对千家驹大为赏识，认为此君乃堪造之材，便在不知不觉中把千氏当成了“我的朋友”。既然是朋友，就要为其两肋插刀，排忧解难，时为号称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之时，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兴致中的胡老师想来想去，找不到一把合适的椅子供这位年轻的新朋友来坐，最后一拍脑门，终于想到了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顺手提笔修书一封，让千家驹揣在怀里上门求职。陶孟和见了胡适的手谕，当即表示可以在角落安一把椅子让千家驹来坐。但稍后从侧面一打听，得知千家驹乃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担心其人是共产党，或与共党有瓜葛之徒，遂向胡适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开朗的胡适几句话就打消了陶孟和的忧虑：“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至于共产党，我看不会吧！这样的人才你不用，还用什么人呢？”在胡适一番劝解、说和下，陶孟和勉强答应下来。千家驹进了社会调查所后，胡适感到一件心事有了着落，颇为欢喜，后来专门把千、吴二人作为例证，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栏中发表文章，证明当时社会上所谓的“毕业即失业”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只要有本领，毕业决不会失业”云云。——当然，内中的曲折与人际关系的纠缠，几次号称“为政府做一点面子”的胡适是不会透露一个字的。关于千氏在北大的所作所为，并不糊涂的胡适是清楚的。1936年元旦，当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时，证婚人便是胡适。胡在致辞中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尽管是席间的玩笑话，但聪明如胡适者，已经隐约地暗中点出了千氏的政治身份。事实上，刚满17岁的千家驹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开始参与鼓动学潮、驱赶教授等等“捣蛋”生涯，北京大学发生的许多怪事，都与千氏和他的一帮地下兄弟之暗中操作有关。 进入社会调查所的千家驹，最大的感受就是陶孟和的宽容和信任。他后来回忆说：“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它。”从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陶孟和也不是傻蛋一个，他只是碍于胡适的情面，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不过，就陶孟和当时的思想观点，确实也是能容忍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在一起做事的，只要别闹出大的乱子，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过去了。千家驹有所不知，当他到来之时，这个调查所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 在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独立前，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所。此时的中研院如同当年的水泊梁山一样声势浩大，威震八方。社会科学所成立之初，蔡元培曾邀陶孟和赴南京，专门商谈筹组事宜，意欲让其出面主持工作。但陶氏觉得自己已经在北平组建了社会调查部，山头已立，并且有扩大的计划与“宏愿”，遂婉言谢绝。蔡元培见对方无意在自己手下为将，且有分庭抗礼之野心，转而邀请留学欧美的博士、北大史学系与法学系教授陈翰笙出任所长，无奈由于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以陈氏属共产分子加以阻挠，未果。到了1929年，为减轻阻力，蔡元培以院长身份亲自兼任科学研究所所长，正式邀请陈翰笙出任该所副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 如此，在中国一南一北，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研究性质相同的阵营或山头。由于蔡元培尚有兼容并包的肚量，两家还算相安无事，陈翰笙实际主持的调查所特别关注“三农”问题，按他的想法，既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那自己就要试着发现一下穷人、特别是农村那些穷人们的秘密。对这一构想，陶孟和也大感兴趣，1930年双方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了友好合作，共同对河北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选定10个自然村1578家农户，对其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等等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 1933年8月，陈翰笙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宣读了论文《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论文号称继马克思之后，陈翰笙本人发现了穷人的秘密，认为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是地主富农一手造成的，必须来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等等暴力手段才得以最终解决。陈氏的言论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震动，国民政府的党国大员对此大为不满，立即给予痛击。在一片喊打讨伐声中，陈翰笙只好采取鞋底抹油——溜之乎也的战略战术，辞去中央研究院本兼各职，带着手下几个铁杆弟兄悄悄溜下山坡，跑到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潜伏下来，准备待机而起。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几乎成为一个有名无人的空机构，各项工作无法运转。 正在这时，对陶孟和自立山头成割据之势产生芥蒂，且耿耿于怀的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跳将出来，表示陶孟和既已经独立，腰杆子越来越硬，喘气也越来越粗，看来没有必要再依附中基会这个老巢了。既如此，索性把这个调查所抛将出去，让其合并于中研院。此举既在形式上帮助了蔡元培，使其麾下势力不至于因陈翰笙的出逃而削弱，同时也达到了给陶孟和施以颜色，并驱逐出中基会这座大靠山的目的。主意打定，任鸿隽主动与中研院方面联系。其时，中研院总干事杨杏佛因与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人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933年6月18日被国民党高层派出特务暗杀。声名显赫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受邀继任中研院总干事。丁氏听任鸿隽如此一说，当场表示乐意接收陶氏调查所的家业，收编全部人马为己所用。老于世故的丁文江让任鸿隽作为说客先与陶孟和接头，算作投石问路，待陶氏方面有此意向，再由丁文江亲自出马一举拿下。 想不到任鸿隽把自己的打算跟陶孟和说出时，陶氏勃然大怒，严厉痛斥对方乱用职权，假公济私，党同伐异，排弃异己等等不道德做法，并义正词严地指出：此举完全违背了中基会的宗旨与学术界的公理，是对北平调查所合法权益的公然挑衅和肆意践踏，也是对陶氏本人及手下职员人格尊严的污辱，遂当场予以拒绝。 眼看陶孟和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任鸿隽毫不退让，表示乐意奉陪到底。于是，任氏凭其手中的大权，指示中基会大量削减调查所的预算，截其粮道，断其财路，使之不战自溃，以达逼其就范的目的。面对这一凶招，陶孟和极其恼怒与愤慨，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道：“叔永（南按：任鸿隽字）逼我们一步一步的太紧了，先限制我们的预算，继之以促进合并（即驱逐之变相），又继之取消我们对于现用的建筑所有权，并规定我们几时退出。现在竟公然的要求随时停止我们的补助费了。” 陶孟和此举，是想让胡适出面“拉兄弟一把”。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情形已比不得当初拉杆子时的“独立运动”了。当年陶氏要另立山头，成就一方霸业，只是与任鸿隽一人或一个中基会的诸位大佬交锋，胡适尚可跃马挺枪为陶助战，或在阵外擂鼓为其呐喊助威。而现在中间又横插进一个坐地“招安”的老大——中央研究院，这中研院坐前两把交椅的又是自己的师辈人物蔡元培与平辈的“丁大哥”，胡适闻之虽甚着急，但感到左右为难，不便援手发力，处于观望之中。由于胡适的怯战与未能及时救援，陶孟和很快陷入前无救兵，后无粮草的绝境。在此境况下，尚以办事干练著称的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一马当先冲出本部立入阵前，以胜利者的姿态挥枪弄刀，威风凛凛地劝其降服，并令其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地接受改编。陶孟和眼看大势已去，如不就此下马受降，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丢盔卸甲，全军覆没的命运。瞻前顾后，为保住自己的实力，在山穷水尽中只好就范。同当年大宋朝的少华山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等一帮头领，率部归降实力雄厚的水泊梁山晁盖、宋江两大首领一样。万般无奈中，陶孟和只好放弃割据势力，以悲怆的心境硬着头皮将队伍自北平拉到南京，无条件地接受改编。此举在丁文江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到陶孟和当时的痛苦之情和艰难抉择：“当叔永提出合并的问题的时候，孟和就大怒，说×ב压迫驱逐’。经我再三疏通……彼方表示可以合作。” 对于此事，丁文江是打着避免浪费金钱和人才的旗号而作出的收编决定。关于这一做法的得失功过，李济后来曾有所提及：“他（丁文江）的理由详细说来是很动听的。他说，中国的科学人才不多，而金钱更少，我们现在花一个钱，就应该有一个花这一个钱的意义。现在中国的学术机关，往往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买了很多仪器，却常常地没人用，等到上了锈，糟蹋了，也没人管，岂不是浪费？这毛病就是有责任的人不但对于金钱的价值没有真正的认识，对于人的价值也没有真正的认识。而这种损失，不特是金钱的、人才的浪费，更难估计的，为那追求的目标将愈离愈远。” 当时不只是李济一人，几乎整个中央研究院所属人员都颇赞成丁文江收编陶孟和这支流散队伍的做法。在他们眼里，陶氏在北方另立山头，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不舒服，必须收入麾下才觉心安理得。丁文江在收拾陶孟和与社会所一役终于如愿以偿，斩获颇丰。在凯歌声中，丁文江于声威显赫中接着排兵布阵，欲一鼓作气将中基会所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拿下，收编合并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一个由中研院领导、秉志主持的动物研究所。此时，中基会所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由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中基会第一届干事长、尚志学会会长、著名生物学家范静生草创。范不幸于1927年12月因病去世，为纪念范静生提倡生物学未竟之志，由其胞弟、化工实业家范旭东捐出范家在北京石驸马大街83号的房产作为调查所开办所址，由尚志学会拨付基金15万元，委托中基会组织静生生物调查所。1928年10月1日，静生生物调查所正式成立，由动物学家、教育家秉志任所长，植物学家胡先彇、动物学家寿振黄为主要成员，任鸿隽兼任该调查所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任书记。调查所成立后一切经费皆由中基会承担，与中基会成为依附的母子关系。因生物调查所的科研人员老老实实地依附于中基会这座大靠山，没有像陶孟和一样拉杆子造反另立山头的野心，因而，当中央研究院方面的丁文江率部袭来时，遭到了中基会掌门人与生物调查所双方的共同抵抗，丁文江见对方无隙可乘，久攻不下，最后只得收兵回城不再出战，收编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宏愿无果而终。 第七章 陶孟和逼上“梁山” 第三节 何处觅安居 当年少华山的史进、朱武弟兄被以晁盖、宋江领导的梁山武装集团兼并改编后，在后来的众势力平衡和兄弟排坐次中，史进被列入三十六天罡领导层之内，朱武居为七十二地煞星之首。陶孟和率部接受改编后，其队伍仍按梁山的办法，没有遭到分割肢解，仍按原建制保留，只是为了与旧体制，也就是少华山山头有所区别，让各位被改编者认识到此处非彼处，必须好自为之，名称改换成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以中央研究院第十一罡星的身份出任高级领导层的所长一职，副所长也由陶的旧部担任，算是地煞星之一员。当新的格局形成后，历史给予陶孟和一个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契机，那就是尽快招兵买马，培植自己的班底，以与林冲等原梁山旧部和原二龙山归降人马抗衡，免遭白衣秀士王伦被火并的悲惨命运。由于陶孟和在北大任教多年，树大根深，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在此之前，原北平社会调查所的人员全部来自北大，但此时情形有所不同的是，作为“北大之父”兼中研院院长的蔡元培，对这所学府和学子的影响与号召力，自然是陶孟和辈不能望其项背的。于是，在并入中研院之后，陶氏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战术，除从北大招收人员外，开始在清华、燕京、南开、武汉、复旦、中大（南京）等高校广泛撒网，招收毕业生入主自己主持的研究所，以这种特有的杂交混血式的新生力量，为自己连同研究所本身在中研院的立足奠定基础。因陶孟和梦想一举坐大，在气势上首先压倒山中群雄的心理作充，加之各大学的毕业生来势凶猛，陶孟和已无力选拔、延聘留学国外的“海龟”，直到抗战爆发前，陶氏所主持的研究人员与储备人员共50余众的研究所，只有梁方仲等4只“海龟”，其它均为党性色彩混杂的“土鳖”，且这仅有的4只“海龟”皆属于名声不大的小号型，相当于水泊梁山的朱武、陈达之流，压根无法与梁山英雄鲁智深、武松、杨志、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等相比拟的原二龙山派的学术“大鳄”如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李方桂等武功盖世的特大型“海龟”相提并论，而傅、陈、梁等人又出身名门，非常看重家学渊源与本人在学界的身份地位，因而中研院其他所的人员，包括史语所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戏称陶孟和的调查所为“土鳖”或“土包子”调查所，大有轻视之意。尽管如此，陶孟和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与称呼，依然按自己的处事哲学和行事方式，带领如汤象龙、梁方仲等几员大将与一帮小喽罗，在属于自己的小山包上默默经营，并渐渐打拼出一方天地。1937年抗战军兴，陶孟和带领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自南京西迁，由湘而桂、而滇，直到迁往四川南溪李庄。 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往李庄是在仓促中成行的。此前，既然陶孟和没能像同济大学或史语所那样派出人员前往李庄考察，并与当地士绅谈判，已形成被动之局。当陶率部来到李庄这块陌生的地盘儿后，同济大学师生几乎全部占据了李庄镇内镇外的“九宫十八庙”，处于龙头老大的位置，只有一个张家祠让给了李济掌控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而次一级的史语所占据了郊外的板栗坳张家大院与周围民房，势力相对不弱。社会学所到来后的境况是，前无救兵，后无粮草，没有一点人力财力支撑，只有扮演“三奶”之类的末流角色了。瞻前顾后，思考再三，陶孟和不得不放下师辈的身份，向学生辈的一代霸主傅斯年乞求。1941年10月28日，尚在昆明一筹莫展的陶孟和致电重庆的傅斯年：“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拨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也就是说，直到社会科学所的人拖家带口，乘车在坡陡路险的乌蒙山区颠簸的时候，陶孟和都不知道这些人该在李庄的哪个地方落脚御寒。 陶氏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且在北大主持《新青年》编务时，编发过傅斯年几篇文章，无论是师承还是私谊皆不算差，只是两人性格以及处事方式大不相同，傅斯年以他“目空天下士”的傲气和颇有几分绿林色彩的霸气与豪气，并不把这个曾做过北大教务长的师辈长者放在眼里。史语所在昆明时，与社科所相距并不远，但两所人员极少打交道，陶、傅二人更是很少来住。现在，整个李庄镇涌入的外地师生、科研人员、家属等人员已过万人，宫殿庙宇已被同济大学近万名师生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占。郊外山顶的板栗坳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式的庞大山庄有屋有房当是事实，但当地土著都在此居住，并没有太多的空房专等着中研院的人来填补空白，一个史语所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职员与家属近百口人涌进，已显得相当拥挤，怎好再霸王硬上弓，强行塞进一个社科所。倘若社科所的所长不是陶孟和，而是陶氏的朋友胡适之，傅斯年是拼了命也要在板栗坳为其找到一个安息之所的。遗憾的是陶孟和不是胡适之，傅斯年当然不会为其拼命效力，庞大的板栗坳栗峰山庄之门，轰然一声无情地向陶孟和关闭了。 可怜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大队人马全部抵达李庄后，镇里的头头脑脑与士绅们此前不知有个社会学所一同前来，故没有为其找院备房的准备，遂弄了个措手不及，陶部大队人马踯躅街头，不知将在何处栖身。此时已是寒冬季节，李庄的天气虽然没有北方那样冰冷，但长江的水气弥漫天空，挡住了阳光照射，使人感到有一种阴森森的彻骨的寒意。而这种气候对刚由四季如春的昆明迁徙而来的人员更是难以适应。为此，许多社科所研究人员，特别是随所而行的老老少少的家眷，先后“扑扑腾腾”地病倒在地，所属人员呈现出了一片困厄潦倒、无家可归、乞丐与叫花子般悲惨的凄凉景象。万般无奈中，匆匆赶到李庄的陶孟和只得和罗南陔、张官周等当地士绅协商，把社科所人员连同家眷化整为零，分散于有空房的户主家中暂住，先治病救人，恢复身体，等熬过严冬，来年春天再设法安置。 当1941年春天来临的时候，陶孟和总算在李庄镇找到了张家祠堂附属的三间仓库，并与张氏家族的士绅张官周等人商定，欲借此处作为社科所的办公用房。但天不合作，该仓库此前已租赁给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并存放着的该公司的部分物资，要想把这些物资搬到别处，必须征得民生公司的同意并给予转租赔偿。陶孟和深感自己势单力薄，无力与民生公司财大气粗的老板爷卢作孚抗衡，再次屈尊就驾，恭请傅斯年出面合力与民生公司商谈。傅斯年身在重庆，正以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的身份处理各项事务，见陶氏求援，本想不予理睬，又想到自己毕竟暂时还坐在总干事这把椅子上，社会所的事务就是自己的份内工作，遂与陶孟和联名致电民生公司老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卢作孚，请求“拟借用贵局在李庄张家祠仓库三个月，为两所临时办公之用，如承慨允，祈电饬该库管理人员以便商洽。” 想不到此事又遇到了麻烦。 自武汉沦陷之后，民生公司的活动范围被压缩在川江流域，由于航运通道缩短，船只来往频繁，民生在沿江的许多大小码头，都租赁仓库存放货物，以便更有效地运营。如果是在半年之前，凭傅斯年在朝野的威望或与卢作孚本人的私交，民生让出仓库是完全可能的，但此次却大不相同了。由于年前民生公司为史语所转运物资在宜宾翻船事件，导致史语所的珍贵图书落入长江并造成重大损失，傅斯年亲自找到在重庆的卢作孚，不依不饶地让其赔偿。面对确凿的人证物证，卢氏自知理亏，无力狡辩，只好咬着牙答应赔偿。而按照这批图书的价值算下来，民生公司为中研院几个所搬迁所挣的全部运费，远远抵不上要赔偿的巨额资金。尽管卢作孚身居高位，且爱国心切，堪称民族英雄，但商人毕竟是商人，其职业特性是不会改变的，且庞大的民生公司要生存发展，整日翻船赔款总是令人不快的事情。为此，卢作孚颇为恼火，但又不好迁怒于傅斯年，只有采取打掉了牙和血吞的方法，把这口闷气憋在心里，一面虚与委蛇，拖欠赔款，一面等待合适的时机予以发泄。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陶孟和不请自来，竟没事一样地向自己求援，卢作孚的心情可想而知，其抉择也就用不着作过多的考虑了。他当即给傅、陶二人回电道：“承嘱暂借李庄张家祠仓库一节，歉难应命，希鉴察。”可以想象，卢作孚在他那宽大的办公室向秘书口述完这短短的20个字时，嘴角上一定露出了令人难以察觉的冷笑。 此所谓没吃着羊肉反惹一身臊，傅斯年被弄了个灰头土脸，大骂卢作孚是小人一个，嘴里不住地嘟囔着“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等等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的无聊之语。为显示自己的“硬骨头”精神，也为了在陶老先生面前挽回一点面子，傅斯年索性一咬牙，告之对方可把李庄板栗坳的地盘设法先挤出两个院子，以便陶孟和与社会所的部分人员居住与办公。面对傅氏的义气与血性，陶孟和颇为感动。回到李庄后，先找板栗坳史语所代理所务的李方桂牵头，又找当地乡绅和房主商谈，总算弄了两个不大的院子。因院子过于狭小，显然不能安排社会所全部人员在此住居与办公，陶孟和只得再次率人在李庄郊外四处奔波，寻找地盘，直到1941年5月中旬，总算在距李庄镇五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尽管两处相隔四五里路程，生活、研究等极其不便，且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分离，整日牛喊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地入了牛马圈，但毕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在陶孟和的亲自指挥下，社科所人员分批迁入居住地和办公处。 至此，李庄的外来人员达到了1。1万之众，这些“下江人”在抗战烽火中，随着就读和服务的学校与学术机构，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第八章 扬子江头的来客 第一节 庙堂之困 各机构与所属人员在李庄古镇内安顿下来后，开始各行其是。史语所的日常工作由李方桂主持。未久，李方桂因史语所待遇微薄，入不敷出，索性辞职离开李庄到成都，进入以美钞作后盾的燕京大学任教，史语所代所长一职由董作宾出任。 按照工作计划，史语所考古组人员开箱整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李济指导人员整理殷墟出土的陶器；梁思永做侯家庄大墓出土资料研究。后来增加的四组吴定良等人整理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凌纯声、芮逸夫等则筹划做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调查。一、二组人员继续研究自己的课业，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李庄板栗坳（栗峰山庄）不时闪动着学者们忙碌的身影。当大家在这个新环境中渐渐适应并略感寂寞之时，有客人自远方而来。 1941年6月27日，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自四川泸州码头乘船，溯江而上，朝万里长江第一古镇——李庄进发。 梅氏一行自5月中旬陆续从昆明飞到战时陪都重庆，在处理了一堆繁杂公务后，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汇报并商谈解决叙永分校回迁事宜。 叙永小城坐落在川江以南，位于泸州的正南方，属于川、黔、滇边境之地，素有“鸡鸣三省”之称。此处有永宁河通往长江，往南可入云、贵高原，与西边的南溪李庄虽有一段距离，但同属于川南地区，两地在各方面多有联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等机构从昆明迁李庄时，叙永是必经之地。史语所的石璋如在押运物资从昆明迁往李庄的途中，曾在叙永附近翻车于河中，晚年他对叙永及西南联大分校的情况曾有片断回忆：“叙永算是一个关口，也不算小地方，不过查得没有蓝田坝厉害……当时很多搬迁的机构来到叙永附近，像西南联大就把招考的新生搬到叙永上课，结果有很多在昆明考上的学生，千里迢迢来到叙永上课，但是在叙永上课的地方很小，是借用一间小庙来用。我们在叙永的时候，联大正准备教室的布置，尚未正式上课。” 梅贻琦一行于6月9日由重庆到达叙永分校，因交通闭塞，地理位置偏僻，分校师生整日窝在破旧荒凉的野庙中上课，条件简陋，生活极端困苦，女生宿舍设在帝王宫，食堂设在城隍庙，更是多有不便。因是在小庙及周边安置课堂与宿舍，城内的电灯不能接通，晚上只有用一只小碗或小碟，灌上桐油或菜籽油，点燃灯芯照明。时间不长，埋头学习的学生眼毛、鼻孔已被熏得乌黑，倘不小心用手一抹，便成了戏曲中的黑脸包公。师生们整日伴着一堆黑乎乎的泥菩萨上课下课，文化生活几乎为零，不但青年学生难以忍受，即是随来的教授也觉得不好。梅贻琦等到来后，“助教多愿回昆，学生闻返昆讯皆大高兴”。对于战争局势的判断，叙水分校教授们的看法尽管有所不同，但又多倾向于“昆明敌所必取，而我方自亦必据守，但昆明如失则叙府（宜宾）继陷，而川南川东亦必不稳定矣。此种推测数月之后或能证明”。 鉴于师生返昆心切和前途未卜的情形，梅贻琦等三人返回泸州后，于6月19日分别致信昆明西南联大主持日常事务的常委蒋梦麟、教务长潘光旦等人，谓“详告叙永分校诸君对于取消分校之意见，正反各列五条，末附本人意见……总之无论如何以早决定为宜。如叙校迁回，同仁及眷属旅费应酌予增加”。 蒋梦麟等接信后，同意叙永回迁昆明，并上报教育部，着手筹措旅费等事宜。梅贻琦一行得知蒋的意见，颇感欣慰，表示在四川多待些时日，自泸州溯江而上，对抗战期间迁往乐山、成都的学术、教育机构作一番考察。 因泸州方面一时无船上行，梅贻琦等人只好坐地苦等，9天之后，总算于6月27日登上长丰轮，一路颠簸动荡来到李庄。此行的目的除了看望迁往该地的老朋友，还有一项任务必须完成，那便是由昆明迁往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部分青年学子的论文需要答辩，郑天挺作为该所的副所长，罗常培身为直接授业的导师，需完成各自应负的责任。李庄古镇在泸州去乐山一线的长江边上，此行正可一举两得。 创立于1918年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是以培养文、史、哲等学科研究生为主的学术机构。1921年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由沈兼士、刘半农担任正副主任，当年顾颉刚、罗尔纲等人曾在该机构担任编辑员。1934年始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由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所长，傅斯年为副所长。该研究所自组建之初，就具有学术资料丰富、工作范围广泛等与众不同的特点，且在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也不尽相同。如在历史、考古、整理编纂清朝内阁大库档案、参加1928－1929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调查并整理所获居延汉简等学术活动，都取得过举世瞩目的业绩。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文科研究所停办。1939年春，西南联大在昆明稳住阵脚，北大文学院一些大牌教授，深感一个具有光辉人文传统的研究所中断数载而未恢复，实有负创立者、特别是胡适所长的心愿，应借联大成立之机，在昆明重新鸣锣开张，以展示国人不屈之意志，并培养一批学术种子。这一想法得到了傅斯年的大力拥护与支持。在征得北大校长蒋梦麟同意后，于这年5月在昆明再度恢复。 由于胡适此时正在美国办外交，所长一职暂由傅斯年代理，原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担任副所长。文科研究所下设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史学等组，各组导师分工如下： 文字组导师：唐兰： 文学组导师：罗庸、杨振声等；哲学组导师：汤用彤；史学组导师：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语言组导师：罗常培、李方桂、丁声树等。 据说语言组导师本来还有魏建功，因魏和罗常培闹别扭，不久离开北大，赴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等院任教，其导师之职自然化为乌有。 恢复后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阵容之强大，远过于国内任何一所大学，师生暂借住中研院史语所在昆明靛花巷三号租来的房子学习与生活，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学术小圈子。第一届招收学生实到者十人（语言组招收的女生陈三苏未曾报到），分为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四组。因后来移居昆明郊外龙泉镇龙头村宝台山响应寺弥勒殿，很有点中国古代书院的味道，而书院的总负责人称山长，因而罗常培戏称郑天挺为“山长”，十名弟子号称“宝台山北大十翰林”。第一届研究生名单与专业分别是： 文学组：逯钦立、阴法鲁；哲学组：任继愈、王明；史学组：杨志玖、汪篯、阎文儒；语言组：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文字组：第一届未招生。 第二届与下一届的研究生有：王玉哲、殷焕先、高华年、董澍、王永兴、李孝定、王叔岷、王利器等，前后几届加在一起约20人。 对于昆明宝台山的这段生活，第二届文字组研究生王玉哲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如罗常培先生、汤用彤先生、郑天挺先生，大部分时间和我们住在这里。他们除了到联大上课时进城外，一般都和我们共同生活，朝夕相处。所居乡村，仅数十户，平时荒僻清冷，几不闻人声。研究所坐落在龙头村旁的宝台山上，设备简陋，我们住的几间小土房既是宿舍，又是图书室，连作［做］饭、吃饭也在里面。隔壁是只住有一两个老僧的破落寺院，从不见他们拜佛、诵经，而外面香客亦复鲜过。这也增加了我们似乎旧式书院的清静生活。几十个师生除了每天读书之外，便促膝纵谈学问，别无他事。由于乡下没有电灯，晚上我们是在菜油灯下攻读的……那时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是傅斯年先生，但是真正关心我们学习和生活的，却是作副所长的郑先生。” 因傅斯年并不常在龙头村或宝台山，所内事务大都由郑天挺主持，才有这样一个笑话传出。说的是：“每当有人来文科所访问，守门的那位老司阍就一定会问：您是找正所长，还是找副所长？接着解释说：正所长是傅（副）所长，副所长是郑（正）所长。”有一天，一位少壮军官模样的人来到昆明拜访傅斯年，当他费尽力气一路打听摸到龙头村宝台山文科研究所，那位忠于职责的守门老司阍挡住去路，开始用昆明土话没完没了地解释起正所长与副所长的关系来。时正值盛暑溽热，来者越听越糊涂，以为眼前这个老家伙装疯卖傻，原地兜圈儿故意与自己为难，遂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不耐烦地用山东话道：“你就不要给我瞎鸡巴胡扯蛋了，我要见的是傅所长，你装什么孙子？”言毕，顺手赏给了对方一个响亮的嘴巴。 老阍身子一歪差点倒地，待站稳脚跟，一看对方黑塔一样的块头，面露愠色，眼角有凶光透出，不敢再行多言，急忙转身跑到所内一间小黑屋，把郑天挺叫了出来，结果双方大眼瞪小眼，并不认识。因了这次尴尬事件，宝台上的研究生们在窃笑的同时，又戏编一副对联，曰： 郑所长是副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傅所长掌研所。 甄宝玉是假宝玉，贾宝玉是真宝玉，甄、贾宝玉共红楼。 晚年的郑天挺在教育界人士的怂恿下，曾想把这段特殊而有意义的生活写一长文留世，且把当时的学生名之为“宝台山子”，惜文未成而身已殁，令人扼腕。 尽管傅斯年因兼职过多，对研究所事务和学生学业管理、指导较少，但也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在导师的聘任和处理各方关系方面着力甚多。1940年8月26日，傅在写给驻美大使胡适的信中曾这样道及： 北大事，我这一年亦颇尽力，近则焦头烂额矣。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除教授兼导师外，请了向觉明（南按：向达）作专任导师，邓广铭作助教，考了十个学生，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汤公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大卖气力，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公超、膺中皆热心，只有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近彼大骂受颐无学问，我真不能忍耐，即与之绝交。我自求代理此事，一年中为此进城不少，又由史语所借了一大批书，弄得史语所中颇有怨言，真不值得。 傅斯年提到的受颐即陈受颐，原是留美毕业生，归国后辞却境外大学聘请，受胡适之聘到北大历史系任教，并做过一段时间的系主任，深得胡适与傅斯年尊敬。此时在昆明，受到正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的排挤，傅斯年为之大鸣不平。傅在信中提到的“从吾胡闹”之从吾，即姚士鳌，号从吾，河南襄城人，1920年毕业于北大史学系，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其间结识了傅斯年、陈寅恪、毛子水、俞大维、罗家伦、何思源等人，算是欧美派的一个人物。1934年归国后出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两年后出任系主任，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史学系教授，但其为人为学一直不为傅、陈等欧美派重量级学者所重。由于这种关系，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后，姚从吾没有再进北大，而是跑到他的老家河南大学做了校长。1948年6月，解放军围攻开封的战役打响，姚从吾负隅顽抗，最后见开封陷落，大势已去，便混于百姓中逃出城外。后企图在苏州恢复河南大学，刚及成形，便在解放战争隆隆炮火中仓皇逃往台湾，不久在台湾大学谋得了一份教职，得以继续从事教书匠生活。姚在台大的一个名叫李敖的学生，曾对其形象作过这样的描述：“大二时候，我选了姚从吾老师的‘辽金元史’。此公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欢用手去揉搓，满头白发，造型厚实朴拙，他一大把年纪，却对我们满口自称‘兄弟’。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他的牙，每颗都很大，并且N多，我始终怀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齿比一般人要多。当然我这样说，毫无根据，但从亚里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这种牙多之感，可见也不唯我独有也！姚从吾老师长得一副中原老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打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出，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组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说姚老师当时‘化装为一老农’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者造型原装即一老农，又何须化装啊！姚从吾老师学名姚士鳌，从德国留学回来，做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虽喝过洋墨水，但是出身河南襄城，人还是土土的。学生们乃把‘姚士鳌’戏呼为‘姚土鳖’，深为他所忌，乃用姚从吾之名代之。有一次同我两人照相，洗好后，我送他一张，背面题‘士鳌老师惠存’等字样。后来一个偶然机会，又看到这张照片，背后‘士鳌’两字已被他偷偷涂去，自改为‘从吾’矣！” 不只台湾学生称姚士鳌为“姚土鳖”，即在昆明时的研究生们也在背后偷偷地称为“姚土鳖”。而作为极其重视家庭门弟、家学渊源的陈寅恪、傅斯年等破落贵族子弟，平时待人接物最反感的就是一种唯唯诺诺、鬼头倒把的“土鳖”相。试想姚从吾如此一副嫉贤妒能、刁钻刻薄的中原“土鳖”做派，怎能赢得同仁的敬重。姚士鳌不幸，竟阴阳差错地与陈寅恪、傅斯年两只光芒四射的重量级“海龟”共为同学兼同事，因而被得出一个“外似忠厚，实多猜忌”“愚而诈”的结论，也就不能怪对方刻薄寡恩了。 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本可继续留昆明，因西南联大几乎没有图书可借阅，而史语所藏书丰厚，研究生们不得不像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一样随史语所迁川。1940年9月7日，郑天挺致信在重庆的傅斯年，专门谈及此事。信中说道： 此外尚有一事，即北大研究所址，非追随史语所不可。此事已数向兄言之，而兄皆似不以为然。但细想之，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 必致养成一班浅陋的学者。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盖我曹之高徒，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轫始，岂不大糟！弟亦知若此十余人追随史语所离开联大，在史语所，在吾兄均增加无穷麻烦，但此外实无他策。弟意：万一史语所与联大不能在一地，而研究生必须随史语所者，北大可每年或每学期，请一位教授随同前往，俾稍减史语所之麻烦，并负其他事务责任。兄意如何？如兄意以为可行，则此时即可准备起来也！ 此事涉及问题较为复杂，史语所迁川已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两个机构相依附，如今再加上一个北大文科研究所，实在令傅斯年头痛，但考虑到手心手背都是自己身上的肉，或者“肉烂在锅里”等事理，在郑天挺一再劝说下，傅斯年终于答应下来。据史语所档案显示，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随同史语所先后入川驻李庄者有：马学良、刘念和、任继愈、李孝定、逯钦立、杨志玖等。作为助教的邓广铭和他在北大的同班同学、进所不久的助理研究员、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等，也相继迁来李庄。有几位同学因各种情况留在了昆明，如周法高就因为车况问题未能成行。据周回忆说：“语言组的马学良、刘念和都随车去了李庄，而我却在停车场停留了好几天没有去得成。三十余年后，在台湾，当时的总提调石璋如先生曾经对我表示过歉意。后来在1941年秋天，我得到傅所长的同意，命我乘车赴李庄，由公家出路费。当时通常都是坐在卡车司机旁边的空位上，出一笔钱给司机，这样夹带的客人就叫做‘黄鱼’。我就是作为‘黄鱼’被带到四川的。”与周法高命运基本相同的另外几个研究生，也是以此种方法被当做“黄鱼”由卡车司机陆续带到了李庄。 既然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仍为北大研究所代理所长，在李庄为学生们适当安置一个读书的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况且，傅斯年办这个研究所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毕业生招到史语所留用，北大文科研究所，实际上成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一个预备培训班。当研究生们到达李庄后，全部被安排在板栗坳与史语所同仁一起居住、生活，平时则各人在图书馆看书学习，着手撰写论文。为了显示这股力量的存在，傅斯年还专门让研究生们在居住的门口挂起了一块“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彰显于世。若干年之后，当地政府在统计李庄外来学术机构时，北大文科研究所也理所当然地被列入其中了。 第八章 扬子江头的来客 第二节 梅贻琦在李庄流亡 李庄的几个学术、科研机构人员，除陶孟和之外，按照辈分排列，梅贻琦几乎是所有人的前辈，尤其清华出身的学子更是如此。声名赫赫的李济、梁思成、梁思永、李方桂等皆是梅贻琦的学生。1889年生于天津的梅贻琦（字月涵），于190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开私立学校第一届师范班，当时的校长为张伯苓，助教陶孟和，陶算是梅的师辈人物。1909年，梅贻琦考取了清华学校前身——游美学务处招收的第一批庚款留学生，直接入美国吴士脱工科大学机电工程系就读，1914年毕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后回国，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先后讲授数学、英文、物理等课程。据当年就读于清华学校的李济回忆说：“我是他（梅贻琦）所授的三角这门课程的学生，那时候所留下来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两点：他是一个很严的老师，我却算不得一个好学生。”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弟子们称为“寡言君子”（Gentleman of few words），若不与其相当熟悉，一般看不到他的言笑。梅氏颀长的身材常配一身青布长衫，脸形如棱角分明的雕塑，风度翩翩，算是那个时代的美男子，曾被来中国访问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和“中国学者的理想化身”。 梅氏的风度与雅量，早在1909年参加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考试时，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梅的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在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参加的全国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 后来李济赴美留学，所在的美国东部麻省乌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与梅贻琦早年所读的吴士脱工科大学在同一城中，这所大学已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就读。 有一次李济来到这所大学游玩，便有中国留学生对他说：“梅月涵先生就是从这个工业学校毕业的高才生。”这一情景，给李“留下了一个深的印象”。 当李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不久，梅贻琦接替张彭春出任清华学校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务兼管研究院事务，开始有机会一展其治学思想与才能。1928年至1931年，梅贻琦被派赴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931年冬，受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李书华举荐，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梅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心志表达了自己对清华的爱恋与深厚情谊。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梅贻琦率清华师生迁长沙，再迁昆明。西南联大成立，梅以常务委员的名义执掌事实上的联大事务。1940年，美国吴士脱大学鉴于梅贻琦在清华服务25年成绩卓著，而在艰苦的抗日烽火中主持西南联大呕心沥血的高尚人格与不屈精神，特授予他名誉工程学博士学位。此次梅贻琦等人的李庄之行，受到众位学者的普遍敬仰与尊重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梅贻琦等三人来到李庄的第二天上午，在董作宾、梁思永、李方桂陪同下，到吴定良等人的工作处如戏楼院、田边上、新院等地参观，顺便到北大文科研究所青年学子们的宿舍视察，并叮嘱准备论文答辩事宜。据梅贻琦日记载：“晚饭为董家备办，同座有凌纯声、芮逸夫，为第四组研究员，专民族学者。饭后因饮酒稍多，更觉闷热，汗出如浆，灯下稍坐即先归房睡下。李（方桂）太太给余万金油，令涂额上，盖余显有醉态矣。” 关于饮酒，梅贻琦在学界向以爱喝、能喝但不闹酒闻名，每遇他人在酒场敬酒，总是来者不拒，极豪爽痛快地一饮而尽，因而落了个“酒风甚好”和“酒圣”的美名。李济曾专门著文说道：“大家都知道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会中饮酒总保持着静穆的态度。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梅贻琦到台湾后一位叫孙观汉的助手在回忆文章中说得更加真切：“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在许多次的聚会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拒绝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赢得这一连串的“美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此点，在梅贻琦去世后，其子梅祖彦曾有过论述：“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闲暇时他也常与三五好友品尝美酒。在日记中他承认自己喝酒太多，也有过自我批评，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人云知子莫如父，作为儿子的梅祖彦，看来也是颇知父亲生活况味的。从梅贻琦日记看，在许多场合，梅氏都有喝酒过多且在事后自责的记载。就在此次由昆明飞往重庆，与来李庄之前的5月23日，梅贻琦日记载：“（晚）六点余至国货银行清华校友十六七人之饭约，食时因腹中已饿，未得进食即为主人轮流劝酒，连饮廿杯，而酒质似非甚佳，渐觉晕醉矣。原拟饭后与诸君商量募款事，遂亦未得谈。十点左右由宝弟等将扶归来，颇为愧悔。” 这次在李庄板栗坳董作宾家中，梅贻琦虽没有畅怀豪饮的“壮举”，也未当场失态，但从记载看，也多少有些悔意。当离开李庄与郑天挺、罗常培三人结伴赴成都与重庆考察时期，对朋友招待的各色酒水同样是来者不拒，且仍有不少的醉酒记录，在不到20天的短短时间内就有三次。请看梅氏自己的记载： 7月25日，6：30至南打金街99号赴邓敬康、王孟甫饭约，在彼晤佩弦、李幼椿、魏、李秘书长等。酒颇好，为主人及朱、李、宋等强饮约廿杯，微有醉意矣。 9：00回寓，苏永煊来谈清华中学事。留弟斋住寓中，在房中加设一床。 8月4日，3：00王铮如（中行专员）来，陪余往朝阳城垣访刘季陶，季陶适病疟稍痊，勉强起床。 晤其所中刘鸿万及康某。德章忽滑倒，伤颧骨，颇重。 晚饭为刘太太留住，并由余送信邀郑、罗及杨夫妇同来。饭时饮大曲，刘太太兴致颇好，但饭后即呕吐上床，罗亦至院中呕二次。余初代刘、太太打牌一圈，后牌停，在堂屋坐椅上竟睡去，盖亦有几分酒意者。 10：30归寓时误着王衣，余未觉，而王亦因醉先归去矣。 8月11日，5：30至小可食馆，主人为王翰仙、郑颖孙、戴应观、邹树椿，客为余等三人：杨仲子、任东伯、张女士。席间饮大曲，酒杯颇大，五杯之后若不自胜矣，临行竟呕吐，主人以滑竿送归，王君伴行，益感不安也。 上述记载，第一次是梅、郑、罗三人抵达成都之后，邀请者皆梅氏的故旧与学生，西南联大的朱自清（佩弦）时正休假被邀往成都讲学，因而陪坐在侧。梅氏一次痛饮二十杯，可见确是酒场中难得的痛快豪爽之人。当年的英雄好汉武松打虎前在插有“三碗不过冈”招旗的酒店里，也不过喝了十八碗“透瓶香”，到得冈上就不行了，且喝的还是劲道较小的当地自产的老酒，如果不是遭到猛虎惊吓和凉风一吹，打个激灵醒了过来，可能连人加哨棒都进入老虎肚中。而梅氏连干二十杯高度白酒，竟能回寓后还与来客谈论事务，可见确是海量，假如不幸路上遇到类似景阳冈上的吊睛白额大虫，完全可以搏上几个回合，只是身子骨没有武松硬朗，后果如何就不好说了。 上述记载的第二次，是梅氏一行返重庆途中的内江。第三次是已回到重庆沙坪坝青木关经历的酒局。以后类似酒局仍然不断，作为一家名牌大学的校长，酒桌上的应酬自是不可避免，只是身体很难抗得住酒精对健康的腐蚀力。1945年10月14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又记载道：“上午十时清华评议会，会后聚餐，共十一人。……食时饮‘罗丝钉’酒甚烈，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以后应力戒，少饮。”两个星期后的10月28日，又有“上午十时半清华服务社委员会讨论结束事项，会后聚餐，为谢诸君努力，饮酒约廿杯。散后大睡……” 据梅祖彦推测：“实际上他（梅贻琦）晚年得的中风病，肯定是和饮酒过多有关。” 梅氏博得的善饮美名，最终还是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引申出一个生活命题：人的生活习性一旦形成，很难因外力而改变，尽管理智、刚毅坚卓如梅贻琦者，亦不例外，并终因饮酒过度中风倒下。悲夫！ 且说梅贻琦在李庄董作宾家中痛饮之后，次日上午，梅、郑、罗三人到门官田陶孟和的社会科学所访问。据梅贻琦日记载，这天的天气是“晴热，蔚蓝天空，片云绝无，盖较昨日更热矣”。 几人气喘吁吁赶到社科所，刚在厅堂坐定，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梅贻琦问陶孟和：“这里不断有警报？” 陶孟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道：“警报是不断，不过这里不够级别，日本人没有那么多炸弹来照顾，有数的炸弹都投到重庆、泸州、宜宾去了。”正说着，外面传来了“隆隆”的轰炸声，梅贻琦等三位客人有些惊惶，所内十几位青年学者纷纷跑到室外向天空和四周观看，有几人回到厅内道：“可能是重庆那边被炸了，这边听到的是爆炸的回响。”梅贻琦听了，忍不住微笑起来，心想这年轻人是不是神经有毛病，重庆爆炸在几百里远的李庄山坳里怎能听得如此清晰？于是在当天的日记明确记载“不信声音能传来如此之远也”。 下午一点半时，警报声稍歇，所内清华出身的八九人告梅贻琦，要在李庄镇设宴款待，以表达师生情意。梅氏不好推辞，只得随之向山下走去。未走多远，突然又从东方传来巨烈的轰炸声，此时陶孟和面色骤变，立即招呼梅贻琦等奔到山坡下一片树林中躲避。如此躲躲闪闪，直到下午二点多钟才到达李庄镇。只见“街上人甚多，为赶场者，竟都不疏散”，梅贻琦认为如此冒险“实为不妥”。对此种情形，罗常培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问当地人听没听到轰炸声，咋不分散躲避时，赶场的乡民却若无其事地说：“这是轰炸重庆的回响。”第二天罗常培一对报纸，发现“所记的空袭时间，果然不错”。看来梅贻琦此前的估计有误，相隔几百里有如此大的回响，足见重庆被炸之惨烈。 参加李庄宴会者共13人，梅、郑、罗、董、陶等几位元老为客，年轻的后学，且清一色清华出身的汤象龙、梁方仲、巫宝三、潘嘉林、严中平、林兴育、桑恒廉、夏鼐（时属中博筹备处）八人为主。在异地他乡，师生相见，自是感慨良多、祝福良多，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恍于隔世又如在眼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意图已十分明了，国人的危机感越发紧迫。这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12月3日，梅贻琦到职，发表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演讲。同时强调大学教育“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的办学至理。对于“九一八”以来的危局，梅贻琦特别提醒师生“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谨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梅贻琦的良苦用心在这段文字中已表达尽致，但有些思想另类的学生觉得这个表达并不能代表广大师生及国人的意志，遂不明事理和不知深浅地向校长请愿，要求迁校，并有“爱国有心避难无术”的怪论贴到校内墙上，以蛊惑众志。时华北情形岌岌可危，表面上宁静，弦歌不绝的清华园，实际上已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履新未久的梅贻琦认为部分学生的此种要求，是懦弱苟安的软骨症行为，极为痛心失望，遂奋笔疾书，贴出文告，剀切地告诫师生特别是一部分欲偏安江表、苟安图存者注意：国家的将来依赖青年的努力与作为，“自强不息”是清华的校训，期勉青年负起时代的神圣责任，不可妄自菲薄。且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退还部分成立的，其中含有很沉痛的历史背景，因此清华学生应对国家更多一份“饮水思源”“自强不息”的责任。梅氏的布告在清华引起了极大震动，那些蛊惑迁校偏安的另类人士，不得不闭上荒唐怪诞的嘴巴。而梅氏的“这篇文告，对于民国二十年以后的同学播下了优良的种子”。 梅贻琦上任的时候，清华学生绝大多数无党无派，纯粹以求学为唯一目的，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学生开始有了较为坚强的政治理想和信仰，且有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政治派别作后盾，如此一来，便引起清华园的骚动。1935年冬，清华学生姚克广（依林）、蒋南翔、陆璀、黄诚、吴承明等辈，在中共北方局人员林枫、叶小舟、黄敬等人的暗中鼓动下，以抗日为号召，在北平策动了著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示威游行，以及1936年的南下扩大宣传队等政治活动。几次活动使大批爱国心切的学生被卷了进去，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恼火，多次派宪警到校园抓带头煽动学潮的学生，却又很难捉到。 1936年2月29日，正是年终大考的第一天，盘踞平津地区的军阀、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派出军队到清华园清查学生共党分子。宋本是受南京政府的指令行事，并不太情愿做此类出力不讨好甚至败坏名声的事，再加上清华校长梅贻琦等经常与宋见面交谈学潮问题及消融解决办法，宋哲元怀揣复杂的心态命令进入清华园的一个团，可以携带枪枝作威吓工具，但不得动真格的，最好是徒手将“刺头”的学生擒拿归案。该团团长得令，率部携带未装子弹的枪支进入校园。有消息灵通者得知这一命令并亲眼看到官兵们“温柔”的表现，认为大兵们很傻、很天真，且有点软弱可欺。于是乎，聚集而来的学生们在几名地下党学生分子的指挥下，一拥而上，将官兵们三拳两脚打翻在地，缴了枪支，掀翻了运输的车辆，团长以下的军官全部被扣留。越聚越多的学生们群情激昂，对官兵们指手画脚地开起了批斗会。几个激进的学生感觉只开会批斗并不过瘾，索性把几个当官的用绳子捆住吊在树上。与此同时，一个由师生组织的护校组织应运而生，这个组织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期与宪警对抗之意，只要发现风吹草动，便在园内小丘钟亭上敲响警钟，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不少有识之士预感到如此闹腾，必将引起更大的冲突甚至祸端。天快黑的时候，校园的气氛更加紧张，一帮学生关闭了校门，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亲自在门口与校警把守大门，严阵以待，预防不测。天黑之后，突然有一个师数千人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和部分警察、特工队伍，由西苑浩浩荡荡地开来，关闭的校门被轰然撞开，守卫的陈福田与数名警卫被闯入官兵一顿枪托拍倒在地，尔后用绳子捆了吊在树上，表示以牙还牙。大兵们喊着号子，潮水一样向校园深处袭来，黑暗中只听见跑步的号子声，撞击的枪管声，沙沙的刺刀摩擦声，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那些白天组织围攻官兵的“刺头”们，眼见对方来势凶猛，知道大祸来临，脑袋急转弯，丢下一脸茫然、不知如何应对的学生队伍，一个个鞋底抹油——溜之乎也。多数学生见平时蛊惑闹腾得最厉害者逃之夭夭，也在一片大呼小叫中四散奔逃。奉命追捕的官兵在黑夜中四处搜寻，先是到学生宿舍查寻，不见几个人影，最后在新体育馆中找到了近千名“避秦”的同学。官兵们将学生们分开，按照名单上的姓名一一查找、核对地下党分子和带头闹事者。折腾了大半个晚上，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抓到，只有二十余名参与者被官兵带走。 来势汹汹的军警特工们撤走了，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但有二十余名学生被捕，生死不知，令人无法平静。天亮之后，昨晚悄悄溜走的几个带头者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冒将出来，重登讲台煽动部分学生向校方质问昨晚的名单由谁提供？提供者该当何罪等。议论纷纷中，有人认为名单是教务长潘光旦提供的，便围聚到办公楼前堵截潘光旦，欲施以颜色，作为报复性惩罚。 潘光旦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因跳高伤了一条腿，未得到及时治疗成为终生残疾，成了“独腿客”，以后走路总是架着拐子，为此很担心留学问题。1922年，潘氏清华学业期满，到了该放洋的时候，他问代理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氏不假思索地说：“不太好吧，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人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来了！” 潘光旦听罢这个校长暗含讥讽侮辱的混账话，沮丧不已又无可奈何。有位教美术的美籍女教员司达（F。S。Starr）得知此情，专门找到严校长为潘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谁该出洋！” 经过一番周折，最后潘光旦总算与其他同学一道赴美国留学。潘氏抵美后，先入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攻心理学，并获理学硕士学位。1926年归国，在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书，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1934年回母校清华任教授。当宋哲元的官兵进校搜捕学生时，他正担任教务长。学生们见潘氏拄着拐杖来到校园，立即进行围攻，几名“刺头”上前把他的拐杖夺过扔到地上，潘只好用一条腿边站边跳以保持平衡。后面的学生见状，甚为得意，大呼小叫地兴师问罪。潘光旦头发凌乱，却面带笑容，在地上来回蹦跳。有一个叫林从敏的学生见此情景，于心不忍，与另一名学生方钜成上前扶住，将拐杖拾起，架着潘氏向大礼堂走去，后面仍有一群学生不依不饶地高声喊着讨伐口号。走至台阶，只见梅贻琦身穿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梅停留片刻，大体弄明事情经过，快步来到潘光旦身边的台阶上站定，面带愠色，表情肃严，眼睛瞪着二三百名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显然是尽量抑制胸中的愤怒。夹在人丛中高呼喊打的学生见此情形，顿时闭上了嘴巴，其他学生也静了下来。 只见梅贻琦往台阶上移了一格，挺起胸膛，对众人厉声说道：“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啦！您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 现场的学生顿时被梅贻琦的威严姿态和坚硬如铁的话震住，瞪着眼睛相互望望，缩着脖子，悄无声息地渐渐散去。许多年后，一直在现场架扶潘光旦的林从敏颇为感慨地回忆道：“我们记得某学长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但是在推打潘光旦先生这一天梅师坚定果断，毫不含糊其辞。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梅师表现他在‘危机’情况下，当机立断处事的精神。” 围攻潘光旦的学生们四散而去，此事并没有就此了结，名单的事可以不再追究，但二十余名学生的命运不能不加以探询。当天上午，梅贻琦召集全校学生讲话，以沉痛怜爱的口气告诫道：“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宿舍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了一下，又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学生，以维护学校和学术上的独立。学生们听罢，深为感动，皆报以热烈的掌声。 三日后，被捕的学生全部放回，一场风波就此消解。 梅贻琦“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虽不从事实际政治，但他对政治上的潮流却认识得很清楚”。这是李济对梅贻琦的评价，也是梅氏本人真实的写照。而如今，在李庄街头这个异乡餐馆里就坐的，有几位就是当年参与闹事的清华学子，当他们从梅贻琦那一直“保持着静穆的态度”和“不多但能切中要害”的言谈中，再次感到了这位“寡言君子”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政治眼光与坦荡胸怀，从而对母校清华和包括自己在内饱受战乱之苦的困境有了更多理解。在相互告慰与祝福声中，酒酣耳热的梅贻琦又向他的弟子们重复了不久前对清华同仁说过的几句话：“在这风雨之秋，清华正好像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告无罪。” 一番话令在座的清华学子热血沸腾，激情荡漾，纷纷表示要在这个偏僻小镇的山坳里老老实实地待着，不管是平日与牛为伴还是夜晚与狼共舞（南按：此时社会学所的青年学者仍与牛圈为邻，晚上时常听到狼嗥，并有狼窜进院内觅食和吃人之事传出），总要尽心研究学问，唯如此，方可向清华师友敢告无罪，云云。 宴会在情感交织与慷慨激昂的旋律中结束，此次梅贻琦连饮20余杯未显醉意，仍精神矍烁，豪气飞扬。离席后，与郑、罗二人在陶孟和引领下，步伐轻盈，丝毫没有拖泥带水，一如平常地来到李庄镇内禹王宫同济大学校本部，拜访了同大校长周均时，尔后至镇内羊街六号、八号，分别拜访了李济、梁思永等各家，天夕时分方重返郊外板栗坳。几人刚登上五百级台阶，如浆的汗水尚未擦去，年轻的董同龢夫妇就从一个小山包上奔过来，声言已在家中设了便宴，专等几位业师到来品尝。限于战时李庄的条件，董、王这对小夫妻只能以精心制做的打卤面来招待恩师。因中午已喝过白酒，晚上食吃卤面倒觉得特别舒服，为此，梅贻琦等三人很是满意。 董同龢乃清华出身，夫人王守京出身名门，其父是中国最早留日归国学生之一，王本人则毕业于西南联大，梅、郑、罗三人皆属是她的师辈人物。董同龢于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在校时曾任《清华周报》副刊编辑、清华中国文学会主席，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习音韵学。当时唐《切韵》残本正引起中国语言学者的注意和重视，董同龢抓住这一机遇进行研究，毕业论文就是《切韵指掌图的几个问题》，其文得到了导师与众多文科教授的高度称赞。因了这一成就，走出清华校门的董同龢顺利考取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生，先是给赵元任做助手，并不时地向李方桂、罗常培等名师请教。后从事方言调查，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收益颇大，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重视。关于这对夫妇颇为奇特的性格、学识和经历，石璋如曾有一个简单的回忆，说的是在昆明时，傅斯年表面看上去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同事平时都不爱跟他讲话，但是二组（语言组）的董同龢并不怕他，经常与其辩论。傅斯年的身材俨然一庞然大物，体重约一百八十多斤，走起路来像一座小山包在移动。有一次罗家伦笑傅斯年曰：“你这大胖子怎样能和人打架？”傅颇为自信地答曰：“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便是流传甚广的傅氏名言之出处。后来，傅斯年又在南京对他的学生、史语所助理研究员何兹全说：“我就是不怕死。在北大读书时，在红楼门口几十个人打我一个，把我压在底下，还是传达室的工友把我拉出，我也不怕。”从前后两段不同的话语中可见，傅斯年所谓的无往不胜和压倒一切，也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否则就只有被人打趴在地并踏上几只脚的份了。同世间万物皆相生相克的规律一样，史语所二组的董同龢同样生得人高马大，如黑塔一样耸立于众人面前，若以“体积乘速度”，产生的爆发力绝不在傅斯年之下，且董氏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比已现颓象的傅氏更具实力，所以初生牛犊的董氏并不畏惧傅氏这只号称“压倒一切”的老虎。——当然，二者的比拟并不是真的要拳打脚踢，刺刀见红，主要体现在平时的学术论战上。傅斯年虽学问广博，文史数理皆有精深造诣，号称练就了前记五百年、后算五百载的妙法神功，但史语所二组有音乐之类专门的学问，且这种学问并不是诸葛亮摆空城计弄的那种吹拉弹唱的小把戏就能蒙得住人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式的文化语言艺术，即是诸葛武侯再生，亦不见得尽解其中的玄机奥秘。在这方面，作为专家的董同龢自然要比傅氏懂得更多更精也更广，故石璋如所亲临的傅斯年每与董同龢辩论场合，“在许多时候辩不过董。有时不知为一个什么问题，二人就开始抬起杠来，史语所的同仁就聚过来围观”。傅斯年眼看自己出现力不能支的颓势，就以“这个董同龢最爱抬杠”为名宣告败退。 此时，无论是董同龢本人还是围观的史语所同仁，都不可能想到，这一场场看似激烈而傅氏又往住最后败北的论争，实际上暗藏着傅的另一种心机。几年之后，傅斯年在为董作宾撰写《殷历谱》的序言中，才将这玄机奥秘抛露出来。傅氏用心之细微和良苦，也才为大家理解和心生敬意，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第八章 扬子江头的来客 第三节 一场特殊的考试 且说梅贻琦等人在李庄镇内镇外转了一圈，江也渡了，山也爬了，酒也喝了，汗也流了。接下来的7月3日，开始对几位研究生进行考评。 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制度，每一个研究生配一位正导师，一位副导师，语言组第一届研究生研究的范围和导师为： 马学良，云南非汉语研究，导师李方桂、罗常培。 周法高，汉语历史音韵，导师罗常培、丁声树。 刘念和，汉语历史音韵，导师罗常培、魏建功（未就聘）。 每当研究生答辩时，不论是正副导师，按理都要参加。此时，与其他组的研究生一样，以上这三位研究生都将出席在板栗坳戏楼院召开的论文答辩会。但身处战时，受各种条件限制，导师、学生皆被战争炮火分割为几地，且有的导师如魏建功等早已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分道扬镳，哪里还有师生齐聚一堂的机会？因而，不但当年郑天挺在致傅斯年信中相商“北大可每年或每学期，请一位教授随同前往，俾稍减史语所之麻烦，并负其他事务责任”的事未能落实，即是在李庄板栗坳进行的这个答辩会，也因缺乏导师与学术委员会人员而变为一种外在形式，比不得在北平时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氛围，更无法与该研究所的创办者胡适当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时，面对的萧煞情景相提并论了。 可能由于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那段被搞得灰头土脸、口吐白沫，差点倒地不起的特殊经历，使他铭记在心，并在自己入主中国学界执掌学位生杀大权的漫长岁月里，显得格外宽容和民主，从而令无数后生小子感念不已。据一位叫陶元珍的北大文科研究生回忆：抗战前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常举行研究报告会，由研究生提出研究报告，所主任及导师加以批评。有次一位姓韩的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之后，胡适以研究所主任资格首做批评，言词谦和却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随即把胡批错了的地方一一指点出来。胡适立刻停止批评，毫不动气，请韩姓学生的导师、佛学权威汤用彤对报告继续加以检讨。当报告会结束时，胡适说：“以后举行报告，最好事先让我们知道题目，以便略作准备，免得像我这次对韩君的报告作错误批评啊！”此后胡适并未因此怀恨那位韩姓学生，反而特别重视，为其学习、谋生帮忙多多。几十年过后，陶元珍不无感慨地说：“他（胡适）的民主风度，应用到学术上，实足奖掖后进的学者，促成学术的进步，与借口维持师道尊严，压抑后进，僵化学术者，真不可同日而语。” 此时北大研究所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尽管郑、罗二位导师早已知道弟子们各自研究的题目，但也不敢像胡适那样听完报告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甚而提出批评，倒是把胡适大度、宽容的方式方法延续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这批研究生来到李庄后，与昆明相隔千山万水，郑、罗二人已是鞭长莫及，只是名誉上的指导教授而已。实际的情况是，李庄的这批学生，除了相互切磋，靠史语所藏书自学，主要依靠史语所几位大师指导。如罗常培在他的《沧洱之间》中所言：此时的“马、刘两君（马学良、刘念和）受李方桂、丁梧梓（声树）两先生指导，李君（李孝定）受董彦堂（作宾）先生指导，李、董、丁三位先生对他们都很恳切热心。据马君告诉我说，李先生常常因为和他讨论撒尼语里面的问题，竟至忘了吃饭，这真当得起‘诲人不倦’四个字。任君（继愈）研究的题目是‘理学探源’，他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熏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 早在昆明时期，马学良就曾跟随李方桂赴云南路南县的尾则村做过倮倮语调查研究。师徒二人在路南县境奔波了一个多月，各掉了十多斤肉，白皙的皮肤也早已变成灰黑色，总算把撒尼语的词汇记录下来，并整理出了一个语音系统。遗憾的是，由于经费短缺，时间不足，未能进一步记录其语法系统。1940年秋冬，马学良与张琨等研究生，随李方桂与史语所大队人马迁往李庄板栗坳，并继续在李氏的指导下，整理研究撒尼语资料，同时着手撰写毕业论文。 此时，郑天挺和罗常培看到马学良的论文，就是有关撒尼语的整理研究成果。对于马生本人及论文的评价，罗常培在他的《蜀道难》一书中作了如下叙述：“三日上午，约马学良君来，评定他所作的《撒尼倮倮语语法》。……李先生对我说，他这篇论文在已经出版的关于倮倮语的著作里算是顶好的。这虽然含着奖掖后学的意思，但是我看过论文初稿后，也觉得李先生的话不算是十分阿好或过誉。我一方面佩服马君钻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谢李先生指导的得法。”罗氏的记述，字里行间透着温暖和感念的真情，令人读后久不能忘。经过一天的忙碌，答辩会结束，对各位研究生提交的论文，郑、罗二人均感到满意，除个别地方需要“小修”外，全部通过。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当年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论文答辩时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面如死灰”的悲壮场面，师徒双方皆感欣慰。 7月5日凌晨，李方桂夫妇忽闻外面传来枪声，立即惊起，出门察看。只见板栗坳远山近林笼罩在墨一样的黑暗中，并无异常动静。刚要返回室内，枪声再度传来，且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清晰，似是沿长江边向板栗坳推移。 “土匪，是土匪，不是抢劫就是火并。”暗夜里，李方桂轻声对夫人说。 “要不要唤起梅校长？”李夫人徐樱悄声问着，此时梅贻琦就住在李方桂家中的楼上。 “他可能刚睡着，不要唤他，估计没啥大事。”李方桂回答着，夫人徐樱不再作声。枪声响了一阵，渐渐稀疏起来，见板栗坳周边仍没异常动静，李氏夫妇方回归室内。早上六点钟，梅贻琦等即起床准备下山，下午在李庄码头登船赴宜宾。早餐时，李方桂夫妇问道：“校长，昨夜听到什么异常动静没有？” 梅贻琦摇摇头道：“开始热得睡不着，等睡着的时候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李方桂讲述了昨晚外面枪声大作，并断定是土匪骚扰作乱时，梅贻琦略作惊奇状，叮嘱道：“看来你们以后要多加小心，我在泸州和叙永分校时，就听说川南一带土匪自抗战以来，像蝗虫一样在川江两岸窜起了。乱世出盗贼，自古亦然，只是你们别发生意外就好。”梅贻琦断断续续地说着，吃罢早餐，离开李家，同郑、罗二人一道告别了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诸君，在李方桂夫妇陪同下，往山下走去。 至一山坡，李庄镇内风物已看得分明，梅贻琦等在一棵大树下站住向对方辞谢。李氏夫妇恋恋不舍地望着三位师友，各自眼里含着泪水。握别时，李方桂道：“今日一别，何时再得一见，天南地北，恐遥遥无期矣！”一句话引得夫人徐樱的泪水刷地落下，众人顿感怆然。梅贻琦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乱离之世会聚为难，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 八点半左右，梅氏一行来到了李庄郊外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租住的院子，看望梁思成夫妇与刘敦桢等研究人员，并借此告别。 四川气候潮湿，秋冬时节阴雨连绵，这对在昆明时就一直身体欠佳、曾患有肺病未得到根除的林徽因来说无疑雪上加霜。1940年冬，梁家从昆明赶来时，天气的阴寒加上路途颠簸劳累，不到一个月，致使林徽因肺病复发，连续几个星期高烧40度。此时李庄随着民国战乱，百事凋敝，医疗卫生条件极差。恰逢梁思成为了营造学社的生计问题，已赴重庆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乞讨”活命与学术研究的经费。当他从信中得知爱妻发病的消息后，向重庆的朋友们借钱，买了些药品匆忙回赶。尽管心急如焚，从重庆到李庄，也要在水上漂流三天三夜才能抵达。据梁从诫回忆说，当时没有肺病特效药物，也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病人只能吃点于事无补的药物，凭体力慢慢煎熬。因了这一场病，林徽因卧床不起。尽管在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梁思成做些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梁思成的生活担子因而越发加重。 按照辈分，梅贻琦与梁启超算是同代人，梁思成夫妇自属晚辈，但平日相处做事却没有隔代之感，故双方交情颇好。此次梅贻琦等人来李庄，没有忘记这对可爱的夫妇，此前的6月30日，几人曾专程登门看望过梁氏一家，林徽因卧病不能起床，几人在病室谈约半小时便匆匆告辞，为的是“恐其太伤神也”。 此次梅贻琦等三人下山登门“再看梁夫人病”，令梁、林夫妇甚为感动，为表示礼节和礼貌，林徽因强撑着发烧的病体，令人将行军床抬到室外与来客交谈。对于当时的情形，梅贻琦在日记中记载道：“大家坐廊下，颇风凉。徽因卧一行床，云前日因起床过劳，又有微烧，诸人劝勿多说话，乃稍久坐。” 当梅贻琦问梁思成近来生活、工作等情况时，梁氏有些伤感地说：“除徽因有病外，由于营造学社经济窘迫，到重庆政府‘化缘’又没得到几个钱，大半年来未开展什么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也不能组织野外考察，只是猫在这房子里，整理前两年在昆明野外考察的资料，同时把抗战前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考察的报告也找了出来，继续整理。佛光寺的研究报告在长沙和昆明时整理了一大部分，迁李庄时草稿一并带来，现在正好借这个缺少经费外出考察的机会加一整理。如这部报告能顺利完成，接下去准备写一部英文的中国建筑史方面的著作”云云。梅贻琦等人听了，一股忧伤之情弥漫心头，不知话题如何说下去。最后，主客双方又谈了一些生活方面的事务，斜躺在帆布床上的林徽因认为李庄缺医少药，不利于养病，提出希望自己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重返昆明，与西南联大的朋友住在一起工作、生活。梅贻琦听罢，以自己所知的医学知识，深感对方的病情很难在短时间内好转，恐怕还要在眼前这张帆布床上度过一段漫长的岁月。而且由李庄迁昆明，千山万水又谈何容易，故未作响应。 谈话在郁闷与压抑的气氛中结束，梅、郑、罗三人离开营造学社，在李庄羊街六号李济家中吃过湖北做法的凉面后至江边一茶楼饮茶，藉等船来。此时，董作宾、芮逸夫、杨时逢、陶孟和、李济、梁思成、梁思永等皆来送行。李济的父亲、词人——李老太爷（郢客）也从家中颤巍巍地走来参加到送行之列，此举令梅氏甚觉不安。临别时，李老太爷与梅贻琦握手曰：“江干一别。”梅氏听罢，一阵酸楚袭上心头，“言外之意，不禁凄然”。 下午三点钟，长丰轮自下流开到李庄码头，仍以地漂（趸船）登轮，梁思成坚持独自踏“地漂”将梅贻琦一行送到轮上。望着思成瘦弱的身体和因过度劳累而灰黄的脸庞，想起林徽因躺在病床上送自己出门时，那双透着泪光、令人爱怜的眼睛，梅贻琦不禁生出了“余对此小夫妇更为系念也”的感慨。在无尽的祝福和感念中，长丰轮载着三位学界巨子，迎着滚滚的江水向宜宾方向驶去。 第九章 似水流年 第一节 人生若只如初见 梅贻琦等人离去不久，一位中年男子又自昆明来到李庄梁家。——此人便是被学界朋友们亲切呼之为老金的西南联大教授、哲学家金岳霖。 老金的到来，与梅贻琦一行到梁家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同韵味，他给梁氏夫妇特别是病中林徽因的慰藉，是梅氏等任何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 出生于湖南长沙的老金，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先后留学美国、英国，外加游学欧洲诸国，时间近十年，所学专业由早期的经济学转为许多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哲学。按照当时风行的清华——放洋——清华的人生模式，金岳霖于欧洲归国后回清华执教，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只是此点非彼“点”，正如许多年后一位叫王洪曦的山东武警教官所说：“不同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装了满肚子洋墨水的老金，已是今非昔比了。自满清同治年间金岳霖的家乡出了一位曾文正公，湖南人的雄心壮志就空前膨胀起来。据老金说，他少年读书时，就跟着学长们齐声高唱：“学友们，大家起来，唱个歌儿听，十万军人，狠狠狠，好把乾坤整。”另有更狠的，如“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国即将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这种“舍我其谁”的豪气、霸气加蛮气，贯注于金岳霖的神经与血液中，并决定了他对政治的态度，即“参政意识”和“改变历史”的意识。 只是由于欧风美雨的的浸湮，又使老金的“参政”与“改变”意识中少了土生土长的蛮霸之气，增添了现代主义的改良与民主性的因子。1922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读书、时年28岁的金岳霖，受罗素《数学原理》与休谟《人性论》的影响，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产生了自己的理想。面对国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等自由知识分子大张旗鼓地宣传鼓吹中国要有“好人政府”，也就是要选拔好人做官，由好人在政府里办事才能改良社会并使之进步等幼稚的理论与虚幻多于现实的理想，金岳霖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第一，知识分子必须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老金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做官当一种职业来经营。“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做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并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当时的金岳霖意识到，这个理想要落实到中国大地，并在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自然需冲破相当的阻力和荆棘遍布的围网，甚至漆黑的铁幕，还有一段遥远的包括流血的路可走。但他坚决地认为，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和阻力，中国的路非这样走下去不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在这条路上做出典范，“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 对于老金这一天真、率性、淳朴的禀性和独特的思想观念与行事准则，冯友兰认为“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这个比喻未见得妥帖，但从老金身上，能隐约看到或想象到魏晋人物、号称“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的影子。这里强调的只是一个影子，或者像《晋书·嵇康传》所言“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外在风度、风仪和韵味，并不是历史上真正的嵇康。金岳霖比那个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与司马氏新兴政治势力合作，动不动就抱着琴瑟大弹，年仅40岁就被司马昭砍了头的嵇康要聪明、清醒、理智和识时务得多。尽管当年的小金、后来的老金不只一次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却又不知不觉地对政治投入了相当的热情。与当时许多清华、北大出身的欧美派“海归”一样，中年与晚年的老金也曾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表宣言，特别对学生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等运动，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真诚，对新兴的政权也是从心底里予以服膺和配合。正因为老金不同于当年的嵇康，且在新政权统治时期一系列出色的政治表现，才有幸活到1984年90岁高龄去世，这样的际遇在金氏的同辈朋友、同事中算是个罕见的异数，由此可见老金的政治头脑以及对政治和王道理论活学活用的功夫，并非一般知识分子如陈寅恪、吴宓或叶企孙等人可以比拟的。 饱受欧风美雨的浸淫，思想、生活观念已相当西化的老金，自重返清华执掌教鞭后，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加上一米八几的高个头，可谓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在所有关于老金的逸闻趣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终生未娶。好事者们阐释的版本相当一致：他一直暗恋着心中的圣女、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据说，老金在英国读书时，曾得到很多妙龄少女的追捧，其中有一风流俊美、整天高喊着“哈喽”“OK”的金发女子，还一往情深地追随老金来到北京同居了一段时期。但自从金岳霖与林徽因相识后，与其同居的那位风流美女，便被老金想方设法打发到美国她老娘家，再也没有回来。 当那位金发碧眼的美女含泪离去之后，老金在长出一口气的同时，索性卷起床上那张狗皮褥子，提了锅碗瓢盆，于1932年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的院子“择林而居”了（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因与一位男作家重名，愤而改为林徽因。后来书信往来中，仍有称林徽音者）。后来老金对这段生活有过描述，说：“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他们家。”又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掉了魂似的。” 金岳霖与林徽因相识直至相爱，缘于好友徐志摩的引荐，而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相识则在英国剑桥，即徐志摩诗中不断吟咏的康河与康桥，著名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便是《再别康桥》的名句。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北洋时代分别出任财政总长和司法总长，皆属显赫一时的高官大员，又是多年的挚友。因了这一关系，梁思成与林徽因于1919年，也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在北京相识。尽管梁、林两家的前辈颇有结成儿女亲家之意，但梁启超并不想按传统婚俗行事，来个指腹为婚，或弄个娃娃亲之类的团圆媳妇（南按：即童养媳）。他曾明确告诉年仅18岁的梁思成与年仅15岁的林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你们自己决定。”令梁启超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便有一不知好歹的小子横冲直撞地钻入了林徽因的感情世界，并在大洋彼岸生发了一股狂涛巨澜。此人就是徐志摩。 1920年，当时在段祺瑞内阁任司法总长的林长民，因受各方政治势力排挤被迫卸任，旋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赴英国考察，心爱的女儿林徽因一同前往。其时林长民44岁，林徽因16岁。就在这年10月，徐志摩告别克拉克大学的同学好友李济，由美国渡海来到伦敦，入剑桥大学学习。两个月后，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林家父女。此时徐志摩出洋已三年，在欧风美雨吹拂的花花世界里，已蜕变为摧花折枝的情场老手。林徽因情窦初开、妙龄含春的音容笑貌，令徐志摩一见惊为天人。欲火难耐中，徐很快施出几十年走南闯北练就的八卦勾魂术与七步麻醉散，向林徽因发起爱情攻势。其用情之烈，完全可与水泊梁山一派人物中在孟州道上十字坡开人肉包子店的孙二娘有一拼，只是目的有点不同罢了。在浪急风高的异国他乡凭空遭遇这样一个猛汉的情爱袭击，林徽因惶恐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但林长民是个见过世面且豁然大度之人，对有妇之夫的徐志摩夜里挑灯看剑式的豪放做派，不但不横加指责，反而有些暧昧地为其开脱。从当年12月1日林长民给徐志摩的信中，可以看到各自内心情感的波动，林在信中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因问候”。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回国。仍在英国读书的徐志摩于1922年3月赶到德国柏林，由中国留学生吴经雄、金岳霖作证，与从国内追随而来的结发之妻张幼仪翻云覆雨地闹腾了一番后，由金岳霖作为见证人签字画押，正式离婚。同年秋，自认为挣脱了锁链的徐志摩匆匆结束学业，由伦敦归国。在家乡浙江海宁和上海等地稍事停顿，于12月来到北京。徐之所以匆忙离开欧洲回到国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听到林徽因已许配给梁思成的消息。而回国的目的，除了弄清虚实，还想以自己的实力和练就的情海勾魂术，赢得林氏的芳心，使其抛却旧构，与自己共结百年之好。然而，徐志摩一到北京，便听到梁思成与林徽因将要结婚的消息。这个消息如同当头一棒，令他许多天缓不过劲儿来。 清华出身的梁思成毕业于1923年，亦称癸亥级，这一级的清华学生曾产生了陈植、顾毓琇、梁实秋、施嘉炀、孙立人、王化成、吴文藻、吴景超等后来闻名于世的人物。梁思成本来在这一年出国留学，结果在1923年5月7日，梁氏骑摩托车带着弟弟梁思永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刚出长安街，就被北洋政府交通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倒路边沟中。梁思成血流满面，当场昏迷。尚清醒的梁思永飞跑回家说：“快去救二哥吧，二哥碰坏了。”等梁家的听差曹五奔到出事地点把梁思成背回家时，梁思成脸无血色，昏迷不醒，急送协和医院检查，梁思成右腿骨折，脊椎受伤。梁思永只是嘴唇被撞裂了一处，流血很多但无大碍。因是当世名人梁启超的两位公子被撞伤，媒体借机大肆炒作，一时产生了许多版本，徐志摩与林徽因也被卷入其中，成为炒作的化工原料，直至许多年后仍有一种较为刺激的说法在流行。这个版本说的是：当时在北京西山养病的林徽因，和“她的追求者们定下了一个赌赛：谁能以最快的速度从城内买到刚上市的苹果给她，就证明谁对她最忠心耿耿。有目击者称曾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自西山驶出”，于是在北京街头发生了车祸，梁氏被撞翻在地。记述此事的作者援引了一段当年的“本报讯”并附加了一个证据，“本文资料由陈从周先生书面提供。交代一句：陈从周先生为著名建筑学家，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同行，也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的表弟”云云。 无论如何，梁思成被撞伤是一个事实，梁启超夫人见肇事者金永炎在人前人后仍然牛气哄哄，拒不前来赔礼道歉，便直奔总统府大闹了一场，据说还跑到金永炎家中，从放洋油灯的坎子（小窗）伸进手去，把金次长的脸上抓出了几道血印子的传闻。 极其不幸的是，这次车祸使梁思成的骨折的左腿没能接好，左腿比右腿短了约一公分，落下终生残疾，走起路来有些微跛。更为严重的是，梁的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影响了他一生的健康。后来不得不穿上一件医院为此特制的厚重钢背心，以支撑上身。因了这一特殊情况，梁氏只好推迟一年放洋。 1924年，在梁启超精心策划、操作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同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许多年后，当梁思成谈到自己为何进入建筑专业，并成为中国建筑史一代宗师时，毫不讳言得益于林徽因的启示。梁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爱屋及乌，梁思成先是被林徽因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尔后才走上建筑这门学术道路。当然，这一抉择与乃父梁启超的思想观念与平时的教导密不可分。颇具学术眼光的梁启超，出于对世界学术前景的了解和关注，很想让儿子到国外学习这些在俗世看来极其偏僻的专业，并对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充满期待。梁思成与林徽因结伴抵达美国后，因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只好人该校美术学院学习，但仍选修建筑系的课程。 二人赴美入学刚一个月，梁思成的母亲李夫人病逝，梁启超再三阻止梁思成回国奔丧。第二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参与郭松龄倒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 梁启超亲自写信给梁思成，通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并给予林徽因极大的精神安慰。1927年，林徽因于宾州大学美术学院毕业，旋进耶鲁大学戏剧专业学习舞台美术设计，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舞台美术的第一位留学生。同年2月，梁思成获宾大建筑系学士学位，后入哈佛大学攻读并获建筑学硕士学位。根据梁启超的安排，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梁思成的姐姐梁思顺家中举行了婚礼。 1928年8月，梁启超在国内为梁思成夫妇联系好了工作——去沈阳东北大学创办建筑学系。梁思成担任教授兼系主任，月薪800元；林徽因担任教授，月薪400元。——这是中国大学最早设立的一个建筑学系。此前，梁启超曾在清华为梁、林夫妇联系了教学工作，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力主这对小夫妻去沈阳，理由是：“（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对梁启超的良苦用心，梁思成夫妇深以为然，表示完全听从父亲的指教。东北大学方面要求梁、林尽快到职，而这个时候梁启超的肾病日趋严重，梁、林这一对周身散发着温热，正沉浸在甜密幸福中的重量级“海归”，不得不中断婚后欧洲的考察和旅行，于这年9月匆匆赶回国内赴东北大学就职。 此时梁启超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与前些年去世的李夫人合葬于北京西山脚下。梁、林夫妇专程从沈阳赶回北平奔丧，并设计了造型简洁、古朴庄重的墓碑。梁思成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所设计的第一件建筑作品，竟是父亲的墓碑。天命人事如此聚合，令人不胜欷歔。 这年8月，林徽因在沈阳生下了一个女儿。为纪念晚年自号“饮冰室主人”的父亲梁启超，梁、林夫妇给女孩取名再冰。 梁、林夫妇在东北大学如鱼得水，工作极其顺利，遗憾的是东北地区严酷的气候对林徽因的健康极其不利。第二年，林徽因那原本有些柔弱的身体受到损伤，肺病复发，不得不返回北平赴香山双清别墅长期疗养。——沈阳回返，标志着林徽因青少年时代的肺病再度开始。自此之后，这种被时人视为像癌症一样不可治愈的肺病，一直与她形影相随，纠缠不休，直至把这位才华横溢的美丽女人拖向死亡的深渊。 由于林徽因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她重返沈阳东北大学工作和生活，梁思成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后的生活方向。恰在这时，一个新的机会出现在面前，这便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聘请。中国营造学社最早设在北平天安门里西庑旧朝房，后属于中山公园的一部分，是一个民办学术团体的科研机构，主要从事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建筑学研究机构。学社的发起人是朱启钤（字桂莘），人称朱桂老。此大佬1872年生于贵州，民国3年（1914年）10月出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后又代理过国务总理，1915年奉袁世凯之命修缮皇宫时，对营造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17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部湮没日久、由宋代建筑学家李诫（明仲）创作的《营造法式》抄本。此书编成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镂版印刷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朱氏看罢惊为秘籍，将此书借出馆外两次出资刊行，很快引起学术界瞩目。在一片追捧叫好与鼓噪声中，朱启钤头脑一热，索性自筹资金，发起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工程学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朱氏自任社长，办公地点就在他的家中，一些国学名家被邀入社成为社员。这时的情形，还是一群对建筑感兴趣的儒生聚在一起谈古论今的沙龙模式，没有形成什么气侯，更没有什么科学研究可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地区弥漫着浓重的火药气味，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不断以演习为名进行挑衅，经常闯入校园横冲直撞。为强行修建沈阳——铁岭的铁路，日本人竟把东北大学通往沈阳城里的一条大路截断，树起路障，上书：“随意通行者，格杀勿论”等散发着血腥气味的恐吓标语。政治形势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东大建筑系“弦歌”正处在断亡绝继之秋。中国营造学社的朱启钤探知此消息，托人捎信，希望梁思成夫妇能加入该社工作。此时东北大学校园内已是老鼠动刀——窝里反了，几位院长之间的派系斗争到了剑拔弩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步。梁思成看不惯日本人的横行和校内诸位鼠辈们拳脚相向与明枪暗箭的厮杀，加上林徽因身体不适，已不能回东大工作，于是决定离开他亲手创建的建筑系，一切事务交给当地人童寯料理，回到北平应聘到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继之被聘为营造学社校理之职。 当年梁思成夫妇在美国留学时，梁启超就曾给他寄去过由朱桂钤重印的《营造法式》，但在当时的学术界，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科学研究是一块尚未开拓的荒原，而这部《营造法式》更像一个浸在雾中的谜团，无人辨识真正面目。梁思成作为建筑系的学生，对《营造法式》的术语同样不知所云，遂视为“天书”。这个时候，西方学者对于欧洲古建筑，几乎每一处都作了精确的记录、测绘，并有深入而透彻的研究。此种情形，对于渐开眼界的梁、林既是一种启发，又是一种鼓励，两位海外学子似乎突然看到了天光乍泄，一下找到了为之奋斗的目标。梁思成怀着激动之情专门写信给梁启超，谈了自己日后要写成一部《中国宫室史》之类书籍的志向。梁启超接信后大为惊喜，立即回信鼓励说“这诚然是一件大事”，但还需要多方学习研究，才有可能达到目标。正因为梁思成心目中始终怀揣着《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不解之谜，以及乃父所鼓励支持并值得终生为之奋斗的一件“大事”的姻缘，才使梁思成最终决定离开东北大学，为实现心中的“大事”转入民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后来梁、林夫妇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梁从诫，有“跟从李诫”，并以此纪念《营造法式》作者、宋代大建筑学家李诫之寓意。 梁、林夫妇辞归北平不久，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一起来到北平投奔老师梁思成夫妇，从而成为营造学社的骨干。未久，曾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的建筑学家刘敦桢，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转赴北平，参加营造学社的工作并出任文献部主任。自此，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建筑学界的健将，构成了营造学社两根顶梁柱，并作为发起人朱启钤的左膀右臂，对学社的未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梁思成和林徽因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标志着他们古建筑研究学术生涯的开始。这个学社由于梁、林以及刘敦桢等精英的加入和卓有成效的工作，逐渐成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声誉的学术组织。自然地，中国营造学社本身也为梁、林等人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舞台。梁思成后来之所以能成为闻名世界的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史学的开拓者、文物建筑和历史名城保护的先驱，与他在中国营造学社这段生活经历有极大关系。 第九章 似水流年 第二节 林徽因与冰心成为仇敌 梁、林从海外归国时，家中已为他们准备了新房，即梁启超在东四十四条北沟沿胡同的住宅（南按：即今北沟沿胡同23号），但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在此住了不长时间即赴东北大学任教。当他们从沈阳回来后，全家搬入地安门内米粮库2号居住。当时米粮库胡同一带住着大批清华、北大的学术界名流，如陈垣、傅斯年住在米粮库胡同1号，胡适住在4号等。后来，梁、林认为米粮库胡同住宅过于狭窄，又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同米粮库胡同相比，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四合院，宽敞明亮，安静适宜，确是难得的佳处。 自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的四合院，梁、林夫妇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吸引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文化精英围聚而来，如当年在英国狂追林徽因，时已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另有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萧乾等。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谈天，坐论天下事。每逢朋友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总是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渐成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如萧乾、沈从文等小字辈人物，就曾因前来请教而得到林徽因的欣赏和提携。当然，这个时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萧乾这样的傻小子兼文学青年，一旦承蒙召见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一些喝过洋墨水的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此做派加以嘲讽挖苦。当年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对林徽因的为人作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之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惑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李健吾提到林的“仇敌”冰心，颇有些令后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核查历史，冰心确实写过一篇讽刺文章，标题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此文写毕于1933年10月17日夜，自9月27日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 这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结束，刚刚回到北平。从时间上看，李健吾的记载似有一定的根据，送醋之事当不是虚妄。冰心此为，的确刺痛了林徽因的自尊心。按冰心小说中的描述：“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又说：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三虚”，以及庸俗、低俗、媚俗等“三俗”，外加“一二”，即二杆子色彩，这“三虚”、“三俗”加“一二”人物的出现，对社会、爱情、对己、对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流。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对此作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当时尚是一名中学生，后来成为萧乾夫人的翻译家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且二人在清华同一寝室，属于真正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属福建福州同乡，其前辈就有接触，两对夫妻先后在美国留学，只是归国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梁、林夫妇服务于东北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这期间两对夫妇至少在美国的绮色佳，也就是当年陈衡哲与任鸿隽外加一个胡适搞三角恋爱的地方相识并有过愉快的交往。只是时间过于短暂，至少在1933年晚秋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完成并发表，林徽因派人送给冰心一酝子山西老醋之后，二人由朋友变为仇敌，以后的岁月再也难以相处了。 1938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居住了近三年，且早期的住处相隔很近，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即可相见，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经历。倒是围绕冰心这篇小说与徐志摩之死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且波及后辈，这可能是冰心与林徽因当时没有想到的。冰心在小说中所讥讽的那帮学界名流，却一直作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挚友和知音在时间的长河中绵延不绝。而“太太客厅”最忠实的参与者，当是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为此，有人说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离不开梁思成，缺不了金岳霖，也少不了风流情种徐志摩。此一语，可谓道出这三位优秀男儿对林徽因一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人格塑造。据林徽因的美国女友费慰梅说：“徽因和思成待他如上宾，一见了他们，志摩就迸发出机智和热情。他乐意把那些气味相投的朋友介绍给他们……无疑地，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持久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他最挚爱的友人之一、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老金’。” 徐志摩介绍了老金，自己的情感也渐渐转入另一个女人，这便是一代名媛兼交际花陆小曼。 当林徽因从英国归来，在与梁思成赴美留学归国这段时间，徐志摩完成了与发妻张幼仪离婚，再回国迎娶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中国军官王赓的夫人、京城名媛——陆小曼的感情历程（陆在徐的迷恋下，与其夫离婚）。对这段曲折变故，梁从诫曾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多于欢乐。”事实确如梁从诫所言，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迁往家乡海宁与南京、上海等地居住。1931年初，为了照顾新婚不久的陆小曼的生活并陪其开心取乐，徐志摩舍北平同事朋友而跑到上海光华大学与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意想不到的是，徐到南方不到一年，就化羽成仙了。 1931年11月19日早8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作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飞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只得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白马山（又称开山），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 噩耗传来，林徽因当场昏倒在地。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陈雪屏、钱端升、张慰慈、陶孟和、傅斯年等相聚胡适家中，众人相对凄惋，张奚若恸哭失声，林徽因潸然泪下。22日下午，受北平学界同仁委派的梁思成、张奚若、沈从文等人分别从北平和青岛赶到济南白马山空难现场，收殓徐志摩的遗骸。梁思成带去了他与林徼因专门赶制的小花圈以示哀悼。 丧礼结束后，按照林徽因的叮嘱，梁思成专门带回一小块失事飞机的残骸。此后的岁月，这块飞机残骸一直挂在林徽因卧室的墙壁上，以表达对徐志摩的永久怀念。 徐志摩乘风归去，与林徼因最为相知相爱的男儿，只有梁思成和老金了。 金岳霖比梁思成大6岁，比林徽因大9岁，在梁、林面前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自从徐志摩引见后，老金始终是梁家沙龙中最为痴迷的铁杆客人。梁家与老金之间，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就非寻常人可比。孑然一身、无牵无挂的老金，对林徽因的人品才华赞羡至极，而林对这位金大哥亦十分钦佩敬爱，二者之间的心灵沟通达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奇妙境界。徐志摩死后，金与林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最后到了心心相印，难舍难离，火花闪闪，一度到了干柴烈火加草木灰搅在一起不可收拾的程度。 关于金与林之间的爱情谜团，在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曾有所披露。据梁的后续夫人林洙说：“我曾经问起过梁公，金岳霖为林徽因终生不娶的事。梁公笑了笑说：‘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间，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梁思成进一步解释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从流传下来的可靠材料看，这三人间的关系真有点像西洋小说里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金和林一直相爱、相依、相存，但又不能结成夫妻。金终生不娶，以待徽因，只是命运多舛，徽因英年早逝，只留得老金成为一个孤独的骑士和爱情行旅了。 当欲望之火熄灭之后，金岳霖理智地看待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理性地掌控着他的处世哲学，许多时候用“打发日子”来形容他长期不成家的寂寞。他在后来著述的文章中，把自己与梁、林三人间的亲密关系作了简单的、纯粹外表上的描述，并发挥了对“爱”和“喜欢”这种感情与感觉的分析。按老金的逻辑：“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就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而“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看得出，此时的老金已真的把爱藏在心底，与梁、林夫妇以纯粹的朋友相互“喜欢”了。 由于老金在日常生活中名士气或曰书呆子气太重，在当时的北平学术界流传着许多令人为之捧腹的故事。因老金只迷恋林徽因一人，平时不太与其他女性来往（南按：只有一个沈性仁是个异数，后有详述），也不是那种太好热闹之人，闲来无事，平时迷恋起养鸡和蛐蛐等小动物，想不到这养鸡斗蛐蛐竟闹出了一件奇事。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回忆录《杂忆赵家》中说：赵家在北平时，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请赵太太赶快过来帮帮忙（南按：杨步伟原在日本学医，专业是妇产科）。杨步伟认为大概老金那时正跟一位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南按：即从美国跟来的那位金发碧眼的洋女），可能出了什么男女私情方面的事，跑去一看，原来是金家的一只老母鸡生不出蛋，卡在后窗的半当中，情急之下老金忙请妇科专家杨医生前来帮忙助产。此举搞得杨步伟哭笑不得，因而许多年后仍对此事记忆犹深。 除上述所列，还有更令人拍案叫绝者。据金岳霖自己回忆：陶孟和在北平时与老金是好朋友，陶也是介绍金在北平较早吃西餐的引路人。当时陶住在北平的北新桥，电话是东局五十六号，金岳霖平时记得很牢，可有一天给陶孟和打电话，突然发生了意外。老金拨通后，电话那头的小保姆问“您哪儿？”意思是你是谁。老金一听，竟一时忘了自己是谁，但又不好意思说自己忘了，即是说，对方也不会相信，一定认为是搞恶作剧，但是老金真的是忘了。憋了半天，急中生智，说：“你甭管我，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那位小保姆仍不依不饶地说：“不行。”老金好言相劝了半天，对方还是说不行。万般无奈中，老金只好求教于自己顾来的洋车夫王喜，说：“王喜呵，你说我是谁？”王喜听罢，将头一摇，有些不耐烦地答道：“你是谁我哪里知道。”老金着急地说：“你就没听见别人说过我是谁？”王喜把头一扭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使老金从迷糊中回过神来，急忙答道：“呵，我老金呵！”电话那头早已挂断了。 以上故事是说老金的“痴”与“愚”，下两例则是老金的“直”与“憨”。 留美才子、当年清华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吴宓与老金友善。一次，吴按捺不住爱情对他的折磨，公然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之句。众人闻见，大哗，认为吴有失师道尊严，不成体统，便推举老金去劝劝吴，希望对方以后多加收敛，不要锋芒毕露，刺痛了别人，也伤及自身。于是，老金便稀里糊涂地找到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话音刚落，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高声呵斥道：“你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的爱情不 不是毛彦文！”老金听罢，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木头一样呆呆地站着听吴骂了半天。后来老金曾自我检讨说：“我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金岳霖与梁家一起离开北平，转道天津赴长沙。后来，又先后抵达昆明。梁、林继续经营中国营造学社，老金则任教于西南联大哲学系，但多数时间仍与梁家住在一起。据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并听过老金讲课的汪曾祺说：“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老金这一颇具特色的鲜明形象，给听过课和相熟的西南联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中文系出身的汪曾祺还回忆道：“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的同学住在金鸡巷。沈先生（从文）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大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汪曾祺讲的只是生活中几个逗人的片段，就金岳霖而言，当然还有他生活严谨和忧国忧民的一面，否则金岳霖将不再是金岳霖，而成为王岳霖或什么张岳霖，甚或张学良乃父、东北胡子出身的军阀张作霖了。 老金一生所搞的逻缉哲学真正懂得的人不多，但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则是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就开设逻辑课，听的人不多，每堂课只有七八个学生，而真正能听懂且领会其中名堂的也就一二人。对于这门学问的深奥与哲理，与金同在哲学系的冯友兰曾有过这样的话：“金先生还有一种天赋的逻辑感。中国有一个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金先生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谚语有问题，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这和这个谚语的本意正相反。”当年在联大上课的学生做了教师之后，经常把老金例举的这一事例作为逻辑的辅助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只是说得更通俗易懂罢了。如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这话不合逻辑，既然钱财是粪土，仁义又值钱财（千金），那么仁义也就等于粪土。逻辑学的一个功用就是训练人的头脑，养成缜密思维的习惯，一步步与真理接近。对于这门深奥的学问，外行只能瞧个热闹，真正的奥妙是难得一窥的。金岳霖的学问中有很重要的理想主义成分，这个理想或者说梦想，充溢着反中国传统理念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新式思维，具有相当的特立独行色彩。当时在联大听老金讲逻辑课的几个学生中，有一个叫殷福生的学生在课堂上比较活跃，似乎颇得老金学说的要领。殷福生（后改名殷海光）曾这样描述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厉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1919年生于湖北黄冈回龙山镇一个传教士家庭的殷福生，中学时代迷上了哲学，曾写信向金岳霖求助，老金给予了无私帮助。晚年的金岳霖写过几十篇短小精悍的回忆文章，其中一篇《张东荪帮助我加入民盟》，明确提到了当年资助殷福生求学的事，并对时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大为不满。文中说：“我同张东荪的关系，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先说不愉快的部分。殷福生是当时要学逻辑的青年，写信给我要学这门学问。我问张东荪，有什么青年可以做的事，得点钱过过日子。他说那好办。我就让殷福生到北京来了。来了之后，张东荪说没有事给殷做。我只好维持殷的生活。多少时候，现在忘了。” 正是得益于金岳霖的资助和言传身教，殷海光才有了上西南联大的机会，并从金氏哲学中受益良多。到台湾之后，殷氏凭着一张大嘴和湖北佬的聪明，吸引了一批激进青年围观膜拜，一时声名鹊起，号称台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政论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现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飘扬在台岛上空的自由主义的一面光辉旗帜等。 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学生，许多后年，金岳霖的名声在台湾地区又响亮一时，并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人物，留在了知识分子心中。 第九章 似水流年 第三节 老金千里走单骑 却说老金来到李庄梁家，无论是林徽因的病情还是梁家的生活环境，都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林徽因之所以旧病复发，与当地的气候、环境有极大关系。 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工作、生活的德国人王安娜博士，在她的回忆录中，对重庆一带的环境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从飞机上俯瞰重庆，但见迷茫一片。每年十月至第二年四月末，全市都覆罩着浓雾。风平浪静时，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这两条大川的水蒸气，与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便成了烟雾。无数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使得重庆到处都弥漫着硫磺的气味。因此，重庆自不待说，河岸的各个村庄的空气对健康都很有损害，肺结核病蔓延得很广。”尽管李庄离重庆几百公里，但上游的泸州、宜宾等中等城市的情形与重庆极为相近，硫黄的气味并未消减，林徽因与后来梁思永，还有陶孟和的夫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沈性仁相继发病——且皆是肺病，第一祸首就是当地气候和环境被硫黄毒素污染的环境。 老金看到，梁家唯一能给林徽因养病用的“软床”，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帆布行军床，这张床已跟随梁家转了大半个中国。自晚清至抗战前的几十年，川南军阀混战不断，战祸连绵，此时的李庄已衰落凋零，整个镇子没有一所医院，也没有一位正式医生，更没有任何药品。林徽因告诉老金，家中唯一的一支体温计已被儿子从诫失手摔碎，搞得她大半年竟无法测量体温，只有靠自己的感觉来估计发烧的度数。在这种条件下，林的病情渐渐沉重，眼窝深陷，面色苍白，晶莹的双眸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咳喘的衰弱病人。此前林徽因在写给西南联大沈从文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表露过自己的痛苦、无奈心情：“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不需要活着，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我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没有？”每当看到爱妻躺在病床上痛苦地挣扎时，束手无策的梁思成便在心底呼喊着：“神啊！假使你真的存在，请把我的生命给她吧！” 好在随着天气转暖，林徽因发了几个月的高烧有点消退，但还是时退时烧，无法稳定，身体仍然十分虚弱，大多数时间都躺在行军床上，不能随意行动。这样的束缚对好动惯了的林徽因而言，无疑是一件莫大的痛苦。自从林徽因病倒后，家中一切事务自然要靠梁思成承担。由于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梁思成只好自己学着给林徽因打针，并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经过大半年的治疗和静养，人总算挣扎着活过来了，梁思成对妻子的坚强和上帝的惠顾心怀感激。 除疾病折磨和生活艰难，对林徽因另一个重大打击就是她弟弟林恒与其他飞行员朋友们的不断罹难。 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后，因父亲林长民已去世，林徽因的母亲与三弟林恒便跟梁家一起生活。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已考取清华的林恒受抗日爱国风潮影响，毅然决定退学，转而报考了空军军官学校，成为中国空军航空学校第十期学员。 当梁家迁到李庄时，从航校毕业不久的飞行员林恒却不幸在成都上空与日机作战时阵亡。 梁思成得知噩耗，没敢立刻告诉病中的爱妻，自己借到重庆出差的机会，先悄悄拐往成都，匆匆收殓了林恒的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墓地里。为了向林徽因的母亲（南按：抗战爆发后，一直随梁家流亡）隐瞒这一不幸的消息，梁思成归来，把林恒的遗物——一套军礼服，一把毕业时由部队配发的“中正剑”，小心翼翼地包在一个黑色包袱里，悄悄藏到衣箱最底层。后来老人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了真情，悲痛欲绝，当场昏厥。与自己的母亲相比，林徽因得此消息，尚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承受住了感情打击。据说，梁思成还专门在林恒的遇难地找到了一块飞机残骸，带回了李庄。后来，林徽因把这一块残骸挂在自己的床头，以示缅怀。 林徽因以惊人的毅力强抑住内心的悲恸，但相当长一段时间，梁家仍没有完全从林恒阵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老金的到来，使林徽因又想起了林恒，想起了与老金交情极好的年轻的“三爷”（在家中排行第三）。遥想当年北总布胡同时代，林恒还是个蹦来跳去的顽皮孩子，其志向与才识深得老金赞赏，二人经常开一些颇为幽默的玩笑，而老金有时称呼他为“三爷”。如今“三爷”驾鹤西去，再也无缘相见了。林徽因躺在病床上叙述弟弟的往事与阵亡经过，不觉悲从中来，几度泣不成声。坐在一旁静心聆听，极富理性的老金，也 禁不住为失去这位年轻的朋友而潸然泪下。 灾难和痛苦形影相随，但生活还要继续，梁、林夫妇“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拼上性命，继续坚持着自己为之追求的学术事业。自离开北平南下，辗转近万里逃难，梁家几乎把全部“细软”都丢光了，战前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却被紧紧地带在身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是他们生命中被视为最宝贵的财富。而那些无法携带的照相底版，还有一些珍贵文献，在离开北平前，经老社长朱启钤同意，梁思成经手，存进了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地下保险库，就当时的情形论，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法。意想不到的是，1939年夏季，天津暴雨成灾，整个市区呈水漫金山之势，那家银行的地下室倾刻间变成了一座水库，营造学社所存资料几乎全部被毁。消息两年后才传到李庄。此时，老金正在梁家，当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林徽因伤心欲绝，梁思成与老金也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失去的永不再来，劫后余存的资料使营造学社同仁倍加珍惜。在李庄上坝月亮田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与刘敦桢、莫宗江、刘致平、陈明达等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在几张简易木桌上，摊开他们随身携带的资料，着手系统地总结整理营造学社战前的调查成果。为实现多年的夙愿，梁、林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同时草拟《中国建筑史》写作提纲，欲完成一部积聚在心中多年的皇皇大著。凄风苦雨中，夫妇二人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又和他们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处心积虑地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此时，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再度发作（南按：留学前在长安街骑摩托车被撞的后遗症），常常折磨得抬不起头来，他只好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林徽因只要身体稍感舒适，就半躺半坐地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工作。床边那一张又一张粗糙发黄的土纸上，留下了病中林徽因用心血凝成的斑斑字迹。 为了给林徽因积弱的身体增加一点营养，老金从自己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到集镇上买来十几只鸡饲养，盼望着鸡们早日生蛋。老金是圈内知名的养鸡能手，早在北平北总布胡同居住时代，就养着几只大斗鸡，并有同桌就餐的经历。——当然也有请杨步伟医生“助产”的笑话。据梁从诫说，大家住昆明的时候，“金爸在的时候老是坐在屋里写呵写的。不写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用玉米喂他养的一大群鸡。有一次说是鸡闹病了，他就把大蒜整瓣地塞进鸡口里，它们吞的时候总是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我觉得很可怜。”正是老金具有丰富的养鸡和取蛋经验，在李庄集镇上买来的十几只鸡长势很快，不但没生病，后来还开始下蛋了，这让所有的人都为之开心。 至于老金自己，他对生活的艰难与当时的通货膨胀总是用哲学家的观点加以对待，他对梁、林夫妇和营造学社同仁们说：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最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是多么有价值，这时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富有。同时，人最好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非买不可的东西。”老金的“金口玉言”，使正处在艰难困苦中的岩穴寒士们精神上获得了一丝慰藉。 就在梁思成紧锣密鼓地准备《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之时，老金也借营造学社一张白木桌子，开始了他那部多灾多难的《知识论》的写作。按老金晚年的说法，他一生共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此书之所以花时间最长，其中有一段颇为离奇的插曲。1939年，老金刚到昆明不久，洋洋六七十万言的《知识论》已基本杀青。有一天，敌机忽来轰炸，整个昆明警报大作，老金正伏案赶写他那视若生命的《知识论》，且灵感大发，沉醉其中欲罢不能。迟疑间，突然几声巨响，房屋晃动，桌椅跳腾，碎片纷飞，尘土飞扬。痴迷的老金晃晃脑袋，抖抖手稿继续沉浸在忘我的写作中。待警报解除，师生归来把他叫出，才看到前房后屋皆被炸弹击毁，老金于惊恐中喊了声“幸哉！”，自此再也不敢只管书本不管炸弹了。每逢日机轰炸昆明，他便携带一只书箱跑到郊外，一边躲避，一边埋头修改书稿。 每次老金跑警报，手提箱里除了视若生命的《知识论》，还装着视为自己灵魂的林徽因写给他的信函。对这一情状，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在后来撰定的《跑警报》一文中说：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但“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汪后来曾对人明确表示，文中所说的金先生即金岳霖，那位“女朋友”就是林徽因，他对金、林的爱情和爱恋方式十分尊崇和敬仰。 当时昆明人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最普遍的是金戒指。老金提着林徽因的情书跑了几次警报后，忽然灵感迸发，非同常人的头脑立即意识到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既然有人带金子逃跑，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有了这个逻辑推理之后，便把这个发财的门道悄悄告诉了几个学生，让其如法试行。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几个学生每次回归都很留心巡视路面。果真有同学两次捡到过金戒指，老金闻讯甚为得意。逻辑推理有此妙用，是教这门课的金岳霖此前未曾料到的。 所谓有福必有祸，即福兮，祸之所倚也。金岳霖不但没有料到他的学生捡到金子小发一笔，同样没有料到自己那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手稿竟会黄鹤一去不复返。 却说有一次敌机突至，警报响起，老金同往常一样挟起藏有林徽因情书与《知识论》手稿的小箱子向郊外逃奔。当赶到城北蛇山安全地带后，日本飞机在城内轰炸，他坐在山中一块石头上，打开箱子取出书稿埋头修改。想不到这次日机轰炸的时间比往日长了许多，老金又饥又困，疲惫至极，以书稿当枕头躺着休息，竟一觉睡过去了。当老金醒来时，天就要黑了。老金坐起身，揉揉眼睛，提起箱子就走，恍惚中书稿被遗忘在山上。等回到宿舍忽然想起时，急忙提了灯笼赶回去寻找，凭着记忆找到白天躲警报的大体方位，怎么也找不到那块石头。待第二天再去找，方位是找到了，但只有几块石头和飘荡的野草在林中闪现，书稿却踪迹绝无。这部书稿到底是被风卷走，还是被人捡去保存，或当做垃圾随手扔掉，或者是老金误记了方位？等等，一切皆不得而知。回到宿舍，在一阵捶胸顿足之后，老金从巨大的懊丧与悲苦中逐渐恢复平静，痛下决心来个“重开窑子另烧砖”，一切从头再来。于是，这部后来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的哲学巨著于昆明创作了一部分，借休假的空隙，又携来李庄继续写作。老金之“痴”与“倔”，由于这一离奇事件的发生而传诵一时。 不过此稿最终完成时，已是七年之后的1948年年底了（南按：据老金回忆可能是12月12日或14日）。书成之后，老金曾送给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冯友兰审阅。只是像这样的专业性特强的书稿，不是一般的人能看得懂的，即是哲学家而不研究这个哲学分支的学者读起来也感到吃力，有时甚至不知所云，冯友兰也深有同感。据冯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他（老金）把定稿送给我看，我看了两个多月才看完。我觉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只能在文字上提了一些意见。美国的哲学界认为有一种技术性高的专业哲学，一个讲哲学的人必须能讲这样的哲学，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专家。一个大学的哲学系，必须有这样的专家，才能算是像样的哲学系。这种看法对不对，我们暂时不论。无论如何金先生的《知识论》，可以算是一部技术性高的哲学专业著作。可惜，能看懂的人很少，知道有这部著作的人也不多。我认为，哲学研究所可以组织一个班子，把这部书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使国外知道，中国也有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哲学家。” 冯友兰如是说，不排除有自谦和耍一点布袋戏的成分，但细考究起来恐怕多数还是真话，只是以冯当时的地位和名声，不足以令人、特别是当政者听从，对这部著作的出版与翻译等建议亦不可能有人理会。事实呈现给世人的是，老金从冯友兰手中接过《知识论》手稿，稍作修改即寄给商务印书馆，时中共军队正在围阻北平城，炮火硝烟中，印书馆的职员已是人心惶惶，各自顾命，没有人再去顾及这部天书一样的书稿了。直到三十年后的1983底，由于政治大气候的需要，商务印书馆才把倾尽了老金这部前后两次共十余年心血的结晶——《知识论》印了出来。此时老金已重病在身，和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住在一起，并由梁从诫家人负责照顾这位“金爸爸”的日常生活。当老金病情好转开始翻看这部大著并回忆写作的坎坷岁月时，已是1984年春天。这年10月，90岁的老金与世长辞，这部大著遂成哲学家金岳霖学术生涯的一曲绝响。 第十章 大爱无言 第一节 状元府走出的才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当老金休假期满，准备离川回昆，傅斯年又携妻带子离开重庆来到李庄。傅氏的到来，对正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梁家与史语所同仁无疑是一个喜讯。 此次傅斯年返李庄，除对史语所事务放心不下，主要原因是身体状况已糟糕得不容许他再行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了。傅氏身体垮掉得如此之快，除原有的病根与终日奔波忙碌，与他突遭老母病故有很大关系。 傅斯年父亲早逝，家中全靠年迈的祖父与母亲支撑。到了傅斯年祖父傅淦这一代，当年的状元府已经衰败，兄弟们分家时，处世淡泊的傅淦只要了一点末等房产安身度日，因而到了傅斯年成长的年代，家中就显得寒酸落魄，生活窘困。如有急事用钱，告贷无门，傅母只得忍心含泪命人从颓垣断壁上拆一些砖瓦变卖。因住房破损又无钱修理，每逢风雨来临，屋顶漏水，傅母只好怀抱幼子孟博，头上撑一把布伞遮风挡雨，生活十分艰难。按当地风俗，身为长子的傅斯年，在16岁读中学时，就由祖父和母亲做主，把聊城县绅士丁理臣之女丁蘸萃姑娘一顶花轿抬到家中拜堂成亲。年轻的丁姑娘虽略通文墨，号称聊城第一美女，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乡下小城，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傅斯年反差极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系统接受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的另类教育，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感到不快，对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更是深恶痛绝。他与丁媳妇长期分居，既已失了共同的志趣，感情更是无从谈起。傅氏为此悲愤满腔，想摆脱这种困境，又如同老虎吃天无处下口，转来转去总不得要领，令他苦恼之极。 当他留学欧洲归来，以一只全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学术“大鳄”重新爬上远东之岸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傅斯年挟西洋之学以自重，再也不管中国社会瘟疫一样繁衍盛行的那一套乱七八糟的“吃人”礼教，遂下定决心要与母亲娶的那位“儿媳妇”一刀两断。于是，在1934年那个酷热的夏季，傅斯年擦着满头大汗，咬牙掏出了一笔“青春损失费”，总算与丁媳妇在济南协议离婚。同年8月5日，与俞大维的小妹俞大綵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 出身名门官宦之家的俞大綵，幼冲之年即受到新式教育，及长，求学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尤擅英文，且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得益于傅斯年留德同学俞大维从中牵线搭桥，傅氏才与比自己年轻10岁的俞大綵缔结连理。1935年9月，儿子傅仁轨出生，傅斯年把在老家聊城的母亲接到北平与自己一起生活。据说，傅氏平时对母亲十分孝顺，虽已成了学界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且霸气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偶遇母亲发脾气，乃立即长跪不起，听任母亲斥责，直到老太太发完脾气，让他起来方才站起，或是对母亲解释，或是好言安慰。因傅母患高血压病，忌吃猪肉，作为儿媳的俞大綵为照顾婆母身体，不敢给她食肉，而傅母却偏喜好这一口，且极爱好吃肥肉，于是矛盾不可避免。晚年的俞大綵曾回忆说： 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空袭日频，危在旦夕。傅斯年由于领导中央研究院各所的搬迁事宜，无暇顾及家庭，更无力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南京沦陷，傅氏辗转来到重庆后不久，两个侄儿来见，傅斯年以为家人顺利脱险，十分高兴，当侄儿述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傅斯年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又各自踹了两脚。随后，千方百计令人把母亲于战祸连绵的安徽接了出来，辗转20余天由陆路逃至汉口，最后抵达长沙。斯时老太太年已七十余岁的高龄，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难事，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后来，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弟弟傅斯严（孟博）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傅氏老母体胖，加之为躲避战火长年奔走劳累，一旦安定反生病恙，时好时重。到了1941年春，作为儿子的傅斯年又一病不起。此病源于他身体过于肥胖，又患有高血压症，整日奔波操劳，遂使病情加重，不得不住进重庆中央医院救治。傅斯年患病的消息传出，远在美国的胡适曾专门致函表达了真挚的关切之情： 昨晚得你四月三十日的飞邮，才知道你病了，我真十分担心，因为你是病不得的，你的“公权”是“剥夺”不得的！你是天才最高，又担得起担子的领袖人才，国家在这时候最少你不得，故我读你病了的消息，比我自己前年生病时还要担心……你的病必须休息静养，若能如来书所云，“六个月内绝对休息”，我可以包你恢复健康，但不可忧虑气恼，也不可贪吃肥肉！你的兴致好，和我一样，我想你一定可以恢复健康的。 不管是“天才”还是“领袖”，或者是真龙天子，作为人难免是要生病的，上帝不会单独照顾傅斯年。但胡适的手足之情，还是在傅的精神上给予一些慰藉，使他增加了同病魔抗争的信心和勇气。几个月后，傅斯年终于出院，回到重庆郊外的家中休养。 意想不到的是，傅斯年出院了，他的老母却因胆结石引发的疾病死在了医院。 老太太病逝后，傅斯年因不知病情，医院方面的专家又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为此双方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院方提出解剖，以验证病症之要害。傅斯年犹豫再三，最后同意解剖，其结果确为胆结石所致。经此病案，借此可见当时中国头号医院医药设备及医疗技术是怎样的落后与糟糕，亦知傅斯年之心情是如何的悲愤交集又徒感哀伤了。 斯人已去，作为孝子的傅斯年能够做的就是尽其所能地料理后事。国难当头，丧事又须从简。傅母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中研院数学所办公处旁的一个小山顶上，由俞大维派兵工署人员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用水泥制成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在墓穴上方，整体看上去如同一个应用于战争的碉堡，极为坚固。为此，傅斯年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短短几十字，透出傅斯年的得意与宽慰之情。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1966年“文革”风潮兴起时，这个寄托着自己缅怀之情的“水泥之圹”，作为“地主妖婆”和“蒋帮特务的后台老板”的窝点，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以“摧枯拉朽”之势，用炸药炸开，抛骨扬尸，荡涤殆尽。此时傅斯年在台湾孤岛去世已15年矣。 傅斯年安葬了老母，怀着哀痛与悲壮的双重心境，拖着病体，坚持出席了11月中旬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会议，但仅出席了一半就因体力不支回到家中继续养病。此时，傅斯年对所谓的“参政”早已没了兴趣，只因为他的老对头孔祥熙，在前一段时间曾到处散布流言，谓“听说傅斯年病的要不行了！”言外之意是马上就要断气死掉了。傅斯年闻知怒不可遏，大骂孔氏是乱臣贼子，混账王八蛋，人人得而诛之等。这次带病出场亮相，完全是为了反击幸灾乐祸的孔祥熙，正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言：“盖证明我未死也！” 未死的傅斯年心力交瘁，越来越感到撑不下去了，遂下定决心离开重庆这块是非之地，回李庄休整。 1941年12月3日，已辞去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之职的傅斯年，携家眷乘长丰轮赶赴李庄。 就在傅斯年乘坐的轮船溯江而上，艰难前行的时候，日本帝国海军六艘航空母舰，盛载四百余架飞机，携同两艘战列舰、两艘重巡洋舰，以及驱逐舰、潜艇、油船等，共三十三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在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的指挥下，根据日本军令部发布的绝密作战命令，以颇为壮观的环形航海队形，在波涛滚滚、浓雾密布的太平洋海面上，向离日本本土三千海里以外的美国珍珠港急速挺进。 美国西部时间12月7日凌晨，日本舰队已抵达夏威夷群岛，并进入预定作战位置。1时16分，漆黑冰冷的太平洋瓦瑚岛海底，随着“咔嚓”一声轻微的响动，牵缚五艘日本潜水母舰的固定带迅速断开，随着暗流巨涛骤然滚动，五艘特种潜水母舰如脱缰野马，向位于夏威夷群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驶去。 夏威夷时间7日早6时15分，从六艘航空母舰甲板上起飞的183架日机，在黎明的夜空中编好队形，组成第一轮冲击波，发疯般向珍珠港扑去。 日本轰炸机群对珍珠港先后实施两轮攻击后迅速撤离，总计炸沉、炸伤美太平洋舰队各种舰船40余艘，炸毁、炸伤美飞机450架，有4500多名美军官兵伤亡，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美国时间12月8日，罗斯福总统身披深蓝色海军斗篷，登上国会大厦讲坛，发表了令全世界为之震撼并注定要流传后世的演说。罗斯福同时要求国会宣布：“自12月7日星期天无端发动这场卑鄙的进攻之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第十章 大爱无言 第二节 梁思永患病之因 因冬季上水行船，傅斯年乘坐的轮船行驶缓慢，连续五天的颠簸动荡，总算于1941年12月7日上午到达李庄板栗坳。一进家门，便感到头晕目眩，全身无力，一量血压，水银柱忽忽上蹿，竟打破了先前的一切纪录。面对血压高症再度加重，只得大把吃药，迷迷糊糊地昏睡了两天才稍有好转。当傅斯年从床上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出宅院，站在板栗坳的山顶上，舒展着筋骨。眺望东流不息的滚滚长江，大有“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此时，珍珠港事件已经爆发就在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宣战！ 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自由法国、波兰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德、意、日宣战。惊心动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12月22日，蒋介石电令国民党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66军编组以罗卓英、杜聿明为正副司令官的中国远征军，入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中国军队首次以战略进攻的姿态走出国门，与同盟国军队一起夹击日军。 1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国军事代表会议，对太平洋战局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演说：“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檀岛，使美国遭受不测之重大损失，……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南按：东南亚诸国）北进（南按：苏俄），独不反对其西进（南按：中国）。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蒋委员长一席话，令中方人员不禁想起当年最有实力制衡日本的美国，不但隔岸观火，而且还暗示日军把战火烧向积贫积弱、灾难连连的中国，以保存他们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面对日寇步步进逼与中国军民在长达四年半的时间里孤军御敌，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在座的军政大员无不悲感交集，溘然泪下。 国际战争局势明显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作为偏隅一地的李庄，却一如既往，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变化，所有的当地人和“下江人”仍在战争威胁与生活极端匮乏的阴影中艰难度日。 在此之前，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已被诸种繁杂的事务搞得疲惫不堪，祈盼傅斯年早日回到李庄主政，从他给傅氏的信中不难看出其迫切之情。1941年5月21日，董作宾致电傅斯年，询问“是否提前来李，当代筹备”；8月9日再发一电：“兄寓修成，弟当迁入，为兄守门户，静候返所”；8月27日，傅斯年从重庆致信董作宾，表示不日将回归李庄，并寄来一字据，曰：“兹经凌纯声、芮逸夫、董作宾先生介绍，承张雨苍先生雅意，愿将本宅大礼堂东边套房二间借与本人居住。本人亦愿出资，代为修理仓房五小间，以答厚谊。立此字据，附粘修理仓库房工料一单，并祈存查。”9月22日，董作宾再度致函傅斯年，告之曰：“兄之房子装修后大致可用，弟偶工作于此，以示其屋有用……”云云。 董作宾所说的房子，是专门为傅斯年预留的一个叫桂花坳的小地方。此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离板栗坳张家大院隔着几十米水田，石头垒起基脚，高出水田许多，视野比较开阔。在这个看上去既独立又和张家大院整体上连在一起的地方，几栋房子围成一个三合院，房前屋后茂林修竹，风景倒也典雅别致。傅斯年全家入住后，甚感满意。许多年后，俞大綵记述道：“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 这段叙述，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梁再冰、梁从诫等人描绘有很大不同。在梁家人眼里，这里是个偏僻荒凉、寂寞的“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除了潮湿、阴冷、简陋的农舍，就是满屋子乱窜乱爬的老鼠和臭虫，可谓“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林徽因语）。而在傅斯年夫妻眼里，除了环境如“世外桃源”，居住条件也如傅斯年给胡适信中所说：“两处皆是一片大好房子。”从宏观的角度看，梁家与傅家住房条件基本相当，甚或在上坝月亮田的梁家还更高一筹，之所以产生天壤之别的分歧，主要取决于各自的心境与面对苦难的生活态度。事实上，傅斯年在来李庄之前和之后，身体、生活条件并不比梁家更好，这一点从俞大綵回忆中可辨得分明： 孟真屡年来，因为公务奔波劳碌，感时忧国，多年的血压高症暴发，头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严重。不得已，在（重庆）郊区山中，借屋暂居，借以养病。那时，他奄奄在床，频临危境，悲身忧世，心境极坏，看不见他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了。 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而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 “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觍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们即迁李庄。 傅斯年到李庄稍作休整，狂涨的高血压症慢慢好转，而大山那边林徽因的病情却依然没有康复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语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时已身染重疴，性命堪忧了。 当傅斯年走出板栗坳，满头热汗地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驻地，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妻时，对于林的病情没有太感意外，闻知梁思永的病况如此之重，则大出意料，惊悚不安。 当史语所在昆明时，梁思永曾抱怨此处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气有冷有热，人会精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所以“当芮逸夫在李庄找到房子后，梁思永很赞成搬家”。按梁思永的想法，或许到了四川就可以提起精神多做一些工作，因而到了李庄之后，尽管路上受了很多苦，但精神很好，跑前忙后不亦乐乎。当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迁人李庄郊外板栗坳张家大院后，梁思永考虑到山上的环境可能对自己身体不利，便住进了李庄镇羊街8号罗南陔家一个单独的小院中。 罗南陔属于读书人出身，时任国民党李庄党部书记，无论是思想还是眼界都较一般当地土著为高。自梁思永携妻子李福曼和女儿梁柏有进住之后，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罗家种植了近三百盆兰花，见梁思永身体比较虚弱，还伴有类似气管炎的病症，春天来临时，罗南陔就命家人把几十盆上等兰花搬到羊街8号梁家院落，除了便于观赏，还借以改善环境，调节空气。当梁思永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于院中望着碧绿的兰花，嗅着扑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时在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的梁思成经常到羊街8号看望弟弟一家，罗南陔与梁思成也渐渐熟悉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罗家还开办了一个“期来农场”，仅菜地就达一百多亩，从开春到秋后，每当新鲜蔬菜下地，罗家总是专门精选两份，一份送给梁思永，一份送给梁思成一家，以接济他们艰难的生活。梁家兄弟在李庄近六年，与罗家的这种亲情一直保持下来。 梁思永把家安在李庄镇内，生活较为方便，由于史语所在山上板栗坳办公，上山下山都需爬五百多级台阶，来回异常辛苦，梁思永便采取周一上山在史语所宿舍居住，周六下山回家休息的办法，在镇内家中的时间是每周两夜一天。当时梁思永的身体尚好，工作热情颇为高涨，“在山上时，忙于工作，不分昼夜。虽然是研究室内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减田野工作的精神”。 自1934年始，由史语所编写、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考古专门报告《城子崖》出版之后，学术界好评如潮。受其鼓舞，傅斯年、李济等开始筹备安阳殷墟发掘报告《小屯》的编写、出版事宜。1934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西北冈发掘时，恰好小屯的发掘由一次至九次告一段落，即着手进行发掘报告编著。受城子崖报告编写方法的启发，梁思永拟把自己主持的西北冈工作告一段落后，接下来作室内整理工作，其他人可以主持另外遗址的发掘，这样田野、室内均可工作。待报告完成，再去作田野工作。如此循环往复，遗址不断发掘，报告不断出版，中国的考古事业将出现一个良性发展的盛况。遗憾的是，卢沟桥一声枪响，惊碎了这个辉煌的梦。抗战之前，梁思永只写出了《后冈发掘小记》、《小屯龙山与仰韶》两篇文章。仅此二文，就引起学术界广泛瞩目和好评，“在当时都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上是划时代的贡献，使中原史前文化的层位予以确定”。 来到李庄的第一个夏天，梁思永精神干劲一如从前，日间工作之暇，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与梁思永抱怨的昆明气候大为不同的是，李庄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只是这种刺激有些过火过度，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这种气候对他的身体极为不利。到了第二年初夏，梁思永卧病不起，不但不能再到田野工作，还差点丢了性命。 尝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的气候是造成梁思永发病的—个原因，但梁氏本身就有沉疴，其病症肇始于殷墟发掘的时代。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来到殷墟参加史语所考古发掘团工作，由此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身患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梁思永来回奔波，不能稍离工地，病情未得到及时控制。直至高烧几日，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梁思永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协和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样颜色的积水。经加量用药和多方设法救治，方稳住病情。当时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已怀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施以照顾。梁思永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渐渐好转，但未能完全康复，且在未来岁月中留下了一个潜在隐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与同乐寨的田野考古发掘，接着于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对于这次相会的情形，时隔20年，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间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是像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 抗战爆发后，梁思永与李济等组织全所同仁携带物资由长沙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一同随梁思永流亡到昆明的妻子李福曼，不得不在街道两边摆地摊变卖家中稀有的一点衣物艰难度日。据梁思永的外甥女吴荔明说：当梁思永一家从长沙撤往昆明绕道越南海防时曾稍事停留，5岁的女儿梁柏有在商店看见一个模仿美国当时红透世界的女童星设计的洋娃娃——秀兰·邓波儿，便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不肯离开，软缠硬泡让妈妈李福曼买下来。当时生活已极清苦，但梁氏夫妇实在不忍伤孩子的心，一咬牙买了下来。这个洋娃娃在昆明陪伴幼小的梁柏有度过了一段欢乐而难忘的时光，并于战时的西南之地给予她幼小心灵莫大慰藉。令人不忍追忆的是，1940年冬，当梁思永携家随史语所即将迁李庄时，家中生活实在困难，李福曼忍痛把女儿已爱抚了两年多的洋娃娃——可爱的秀兰·邓波儿，以18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富商的女公子。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灾变”，年仅7岁的梁柏有大哭不止，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久久难忘的伤痛。 来到李庄后，梁思永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前殷墟西北冈的发掘报告，并有“一气呵成”之志。这部报告自南京撤退长沙时即开始撰写，梁思永一有机会便出示标本，加以整理。在昆明时已将西北冈的全部出土古物都摩挲过一遍，写下要点，对报告的内容组织也有了大致轮廓，完成似乎指日可待。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未过几个月，梁思永开始患病。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三组的工作情况，顺便谈了自己的病况，信中说： 一、技术员张曼西君试用期满，成绩不佳，已于上月底辞去。三组绘图员一席又虚悬。请兄就便在重庆招考。关于资格，弟意：学历不必限制；年岁在廿五岁左右或以下，年青一些好；能绘图兼摄影为上选；绘图以钢笔黑墨画为主（尤着重线条）；须能写生兼机械画。三组各报告大致都进行到绘制图版之阶段，此项技术人员之需要甚为急切；如研究所不能供应，工作只好让实君（按：指绘图员潘悫）一人慢慢做，何年何月做得完，就无法估计了。三组现积之绘图工作，非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这次招考，研究所如能取用二人更好。如用二人，其中至少一个须能兼摄影。 二、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 信中看出，此时梁思永尚能带病坚持工作，并为撰写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之事操劳不息。但随着冬季来临，梁思永肺病再度复发，且来势汹汹，发展迅速，梁氏自称是“闪击战”，极大地威胁到生命。正在这个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傅斯年由重庆赶往李庄。 第十章 大爱无言 第三节 在困境中突围 在李庄镇羊街8号，傅斯年详细询问了梁思永的病情，虽暂时得到了扼制，但仍“颇使人忧虑”。傅斯年环视周围环境，认为罗家的房子虽好，但少阳光，且有些阴冷，这对患有肺病的人极其不利。经过反复权衡，傅斯年决定在板栗坳山上史语所租住的一个院内，专门腾出三间上好的房子，请来当地木工安上地板，钉上顶棚，在窗上装上玻璃，打造晾台等，让梁思永搬来居住，以便能每日晒到太阳，并可在晾台上做简单的室内活动。待一切准备停当，梁思永已病得不能走动，只得请人用担架抬到板栗坳。但上山需跨越五百多级台阶，为求万无一失，傅斯年与梁思成亲自组织担架队伍，先由梁思成躺在担架上请人抬着在上山的台阶上反复试验，出现问题及时设法解决，感到切实可行后，方请人把病中的梁思永抬到板栗坳称作“新房子”的住处安顿下来。 鉴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都已“吃尽当光”，只剩了一个“穷”字，傅斯年意识到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治疗梁思永和同样处于病中的林徽因的病症。于是，1942年春天，傅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信曰：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粱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粱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粱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敬颂道安弟 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 年又白此信发出11天，未见回音，担心重庆方面无能为力或深感为难，情急之下，傅斯年召开所务会，想出了一个新的援助办法，再度写信于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满怀挚诚与爱慕之情地历数梁思永功高过人之处，并请其核准史语所做出的决定。原文如下： 骝先先生院长 赐鉴： 企孙、毅侯两兄梁思永先生病事，兹述其概。十年前，思永于一年过度劳动后生肋膜炎，在协和治愈，但结疤不佳，以后身体遂弱。自前年起，忽生胃病甚重，经二年来，时好时坏。去年胃病稍好，又大工作，自己限期将殷虚报告彼之部分写完。四个月前，即咳嗽，尚听不出肺病声气。上月医生大疑其有肺病，送痰往宜实验，结果是＋＋＋！所听则左右几大片。此次肺病来势骤然，发展迅速，思永自谓是闪击战，上周情形颇使人忧虑，近数日稍好。思永之生病，敝所之最大打击也。兹谨述其状。 思永虽非本所之组主任，但其moral influence甚大，本所考古组，及中央博物院之少年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彼学力才质，皆敞所之第一流人，又是自写报告、编改他人文章之好手，今彼病倒，殷虚报告之进行，一半停止矣。思永尤有一特长，本所同仁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范围事，弟亦颇觉到敝所有暮气已深之感。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则已（亦不好管闲事），如过问，决不偏私而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为同仁所佩。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准备。抗战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风服，即他所同在长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称道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庆时，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渐渐养成一种空气，俾弟一旦离职，彼可继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兴趣，强焉亦可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见其精力甚好，前计又跃于心中，令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击矣。彼如出事，实为敝所不可补救之损失，亦中国考古学界前途之最大打击也，故此时无论如何，须竭力设法，使其病势可以挽回。此当荷诸先生所赞许也。查敝所医务室现存之药，在两年中可以收入二万数千至三万数千元（如照市价卖去，当可得六七万，今只是用以治同仁生病之收入，故少）。拟于此收入中规定数千元为思永买其需要之药之用（本所原备治t.B.之药甚少，所备皆疟、痢等）。此事在报销上全无困难， 盖是免费（即少此项收入），而非另支用经费也。此意昨经敝所所务会议讨论通过，敬乞赐以考虑，并规定一数目，其数亦不可太少，至为感荷！若虑他人援例，则情形如思永者亦少矣。以成绩论，尚有数人，然以其在万里迁徙中代弟职务论恐济之外无他人，故无创例之虑也。如何乞考虑赐复，至感！ 专此，敬颂日安！ 傅斯年 谨颂四月二十九日写完此信，傅斯年思慎半天，觉得意犹未尽，许多具体的操作细节亦未言明，为了达到终极目的，还需作一点补充说明。于是，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傅氏再次展纸，蘸墨挥毫，作了如下追述： 骝先吾兄： 此函尚有未尽之意。思永是此时中国青年学人中绝不多得之模范人物，无论如何，应竭力救治，彼在此赤贫，即可卖之物亦无之（同仁多在卖物补助生活中）。此种症至少须万元以上。此信只是一部分办法耳。去年弟病，兄交毅侯兄中央医院费公家报销，弟初闻愕然，托内子写信给毅侯兄勿如此办，内子谓，然则将何处出耶。弟后来感觉，去年之病，谓为因公积劳，非无其理，盖1月中弟即自觉有毛病，而以各会待开，须自料理，不敢去验，贻误至于3月末，遂成不可收拾之势，故去年受三千元，在兄为格外之体恤，弟亦觉非何等不当之事。思永身体虽原不好，然其过量工作，实其病暴发之主因。报销既无问题，甚愿兄之惠准也！ 专此，敬颂痊安！ 弟 斯年 再白四月二十九日与早年和梁启超交往并友善的李济不同，傅斯年与梁家并无深交，他进北大求学以及留学海外再归国的那段岁月，梁启超的思想光芒已经暗淡，影响力显然大不如前，思想不但与时代脱节，且有倒退之嫌，再也没有当年万人景仰的盛况了。故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奉校长曹云祥之命聘请梁启超为导师时，曾发出过“儿时读《新民丛报》，即于梁任公先生倾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又“及宓留学美国，新文化运动起后，宓始对梁先生失望，伤其步趋他人，未能为真正之领袖，然终尊佩梁先生为博大宏通富于热情之先辈”。傅斯年在给朱家骅的信中也曾明言“弟于任公，本不佩服”。但无论如何，梁任公对社会改良以及“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这就是说，梁启超思想光芒的余晖还是在吴宓、傅斯年这一代知识分子心中闪耀未绝，只是仅此而已。何况梁启超晚年竭力反对国民党的主张，并作为国民党的敌人，在演讲中公开骂过孙中山、蒋介石等人卑鄙下流，无论什么坏人，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握权者向来都是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什么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成了俎上鱼肉等。如此怨慨与评价，搞得天下舆论汹汹，对国民党北伐与日后的统治极其不利。尚以士大夫阶层和“御史”自居的傅斯年，政治立场一直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尽管他数次强调自己拥护政府，不是拥护既得利益集团，但与梁启超的是非观念自然有着根本区别。从梁思成与林徽因早期的交往圈子看，傅斯年偶有参与，如徐志摩乘机遇难之事，傅氏就曾与胡适等人一道参与了处理后事的讨论，但仍不能说是深交。当年北平以林徽因为主角的著名的“太太客厅”，也少有傅斯年出没的身影，这一缘由与傅氏本人有一多半时间在南方有关，但徐志摩也并不是全部生活在北方。却是“太太客厅”最为活跃的座上客。两相比较，可见傅与梁家交往之深浅。而今傅斯年之所以对思成、思永兄弟加上林徽因不遗余力地关心帮助，确如傅本人所言“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梁思永来到史语所后，一直作为傅斯年的下级从事工作，其间亦无其他如俞大维、陈寅恪、傅斯年等三人关系转化成亲戚关系的枝节横生。傅、梁二人之交，如同一条直道的河流在苍茫大地上毫不喧嚣地汩汩流淌，此景也壮观，其情也绵绵，纯粹属于自然界的正常互动，整个脉络清澈明媚，没有半点污浊之气，真可谓应了古人那句名言——君子之交淡如水。 当然，像这种四处求人，八方联络以取得款项的事，也只有傅斯年这样的“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和“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胡适语）才能做到——否则，仅就梁启超“曾为国民党之敌人”这道门槛就难以迈过去。因了傅的性格和在政学两界放射的巨大能量，在当时或之后，有不少学界和官场中人称傅斯年为典型的学霸或学阀。 这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的事，但也多少反映了时人对傅为人处世的定位。按台湾学者王沉森的说法，在那样一个时代，要成为“学霸”或“学阀”，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与仅有的一些基金会如中基会及中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的关系，而傅斯年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在政府关系方面，傅与国民党的组织部长、教育部长朱家骅形同莫逆，而且共同具有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理想。他与国民党内自由派官员关系密切，并最后得到蒋介石的尊重。在基金会方面，朱家骅是中英庚款的负责人，而与傅氏谊兼师友的胡适，则是中基会的负责人。不仅史语所的诸多经费——尤其是安阳发掘的庞大费用，能得到中基会的挹注，傅斯年实际上也常成为广大学者与政府及基金会间的桥梁。”又说：“在民间资源绝少的年代里，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种关系。而其来往书信中，与此性质有关者乃极多，尤其抗战期间，大量知识分子贫病交迫，为知识分子请求各种补助成为他的要务，傅氏成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王沉森说这段话的时候，曾翻拣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列举了几个事例，其一就是正在云南大理家乡进行民间文化调查的史语所研究人员李家瑞，曾致信傅斯年“因生活迫人，为儿女太多所累，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请假一年，暂营商业”，以免饿死。另一个就是为梁思永与林徽因请求补助一事，“梁思成夫人林徽音（因）在一封给傅斯年的信中表示他们感谢得不知说什么好”。 林徽因这封信在封存、湮没了几十年后，被台湾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整理者王沉森重新发现并公之于众，由此为傅斯年与梁家的交往又增添了真诚而感人的一笔。信曰：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因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幸运），终总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双安此信略有残缺，落款日期已难觅，因而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据辗转得到这封信影印件的梁思庄（梁思成妹）之女吴荔明推测：朱家骅收到傅斯年的求援信后，与翁文灏等人设法作了援救之策，而傅斯年得知确切消息或收到款子后，在转给梁思成的同时，顺便把他给朱家骅信的抄件一并转来，意在说明缘由。而此时恰逢梁思成外出（最大可能是去重庆办理公务），信落到林徽因的手中。林看罢自是感激莫名，未等梁思成回李庄，便先行修书 一封，表示对傅感谢，同时顺便做些谦虚性的解释，并问及其他事宜，如“思永已知此事否？”等等。 至于傅斯年为梁家兄弟讨来多少款子，吴荔明说：“因为当事人都已经谢世，无法妄测，只有耐心等待相关档案后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林洙舅妈记得二舅曾告诉过她：收条是傅孟真代写的。……傅斯年为思成、思永兄弟送来的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二舅妈林徽因和三舅思永，从此生活质量有了改观。”（按：林徽因去世七年之后，梁思成于1962年与清华建筑系女同事林洙结婚。）为了证明傅斯年确实送来了款子，吴荔明还引用梁思成给美国驻华好友费正清的信作补证，梁氏在信中写道：“你们可能无法相信，我们的家境已经大为改善。每天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事情的看法变了，而且有些小事也让她感觉不错，不像过去动不动就恼火。当然，秘密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两个月来增加了八磅半。” 吴荔明的这个推测，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令人困惑之处，从梁思成致费氏的信中看，内中并未述及傅斯年送款之事，而后来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在写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记中，引用这封信之前是这样说的：“可是，他（梁思成）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他现在成了管理者，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事通’，奔波在李庄和陪都之间筹集资金，成天忙于开会和联系人等等，而不是从容不迫地专注于他的研究、绘图和田野调查。”这段记载分析，似乎费慰梅更倾向于梁家生活的改善是梁思成本人奔波的结果。 当然，要彻底推翻吴荔明的论断是困难的，除了林洙一面之词外，最能证明梁家得款的证据是林徽因在给傅斯年信中那句话：“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倘若梁家未见成果，何以凭空生出“引见访谢”之意？ 这个谜团湮没了六十多年后，于21世纪初有了破译的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得知翁文灏日记有一部分收藏于台湾“国史馆”，经与翁的家属和台湾方面沟通，特派研究员李学通前往查阅核校。李从翁氏1942年的日记中发现了如下两条记载： 9月16日，访陈布雷，谈梁思成、思永事。又谈魏道明为驻美大使，美方颇为不满。9月28日，接见周象贤、Fitzroy、周茂柏、李允成、黄人杰、张克忠、胡祎同、周国剑（送来蒋赠梁思成、思永贰万元正，余即转李庄傅孟真，托其转交）。 如果没有相抵牾的推理，这两条日记就是梁氏兄弟得款过程和数目多少的铁证，其操作程序当是朱家骅与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咏霓）商谈，由翁找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陈布雷，再由陈向蒋呈报，蒋介石以他自己掌控的特别经费赠梁氏兄弟二万元，以示救济。——这个环节得以破译，上述三封信便可通解。 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从傅斯年上书到蒋介石赠款的五个月里，梁家兄弟的生活特别是梁思永的病情一直有恶化的趋势，必须随时用药物控制。而除了史语所有个医务室和一位被同仁称为“白开水”的专职医务人员（南按：据石璋如说，每当同事到医务室看病，这位老哥就说多喝白开水，于是大家便送了他一个“白开水”的绰号），要从外部购点药困难重重，傅斯年只好以割腕断臂的方式打起了内部主意，而这个主意产生的后果，正如8月6日傅斯年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信中所说：“又云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仁责言”。又，8月14日信：“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 由此可见，为了挽救梁思永的生命，傅斯年以他特有的霸气加梁山好汉的哥们义气，把医务室本来并不厚实的家底，几乎全部倾注在了梁思永身上，从而出现了史语所同仁不满和各种舆论滋生，而傅斯年本人也感到进退不得，颇为恼火。事实上，在如此艰苦卓绝、生死茫茫的紧急关头，因一个人的病情把整个史语所同仁、家眷所依靠的医务室弄得破产解体，这对全所人员造成的惶恐是显而易见的，舆论对傅氏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非议也是一种必然。——若不如此，才是不可思议的。看来，即是在别人眼里手眼通天、霸气冲天、牛气冲天的“三天”之才傅斯年，面对梁家兄弟这种特殊的情形，也有点力不从心。幸运的是，因有了蒋介石赠送的这笔款子，来回奔波的傅斯年，总算可以抬头挺胸抹几把额头上的汗水，长嘘一口气了。 第十一章 归去来兮 第一节 李济的哀伤 就在傅斯年为梁思永、林徽因的病情处心积虑谋划筹款、医治之时，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最为宏大和重要的支柱——李济，由于家庭突遭不幸，又出现了坍塌崩毁的迹象。抗战爆发后，李济带着一家老小六口（父亲郢客老人、妻子、女儿凤徵、鹤徵、幼子光谟），从南京到重庆、长沙、桂林、越南直至昆明，辗转数千里，备受艰难困苦，总算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万没想到，1940年夏，在史语所议迁李庄时，14岁的二女儿鹤徵突患急性胰腺炎，因得不到药物及时治疗而死去。一枝含苞待放的鲜花，无声无息地凋落在红土结成的高原之上，在西南边陲那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永久地与青山茂林做伴了。 心中滴血的李济夫妇在巨大悲恸中，来到爱女的坟茔作最后辞别，旋即含泪打点行装，带领全家匆忙迁往李庄。积在心头的哀痛尚未淡去，1942年初春，在李庄中学读书即将毕业，17岁的大女儿凤徵又不幸身染伤寒，一病不起。因李庄缺医少药，终于不治。爱女临走的那天下午，握着父亲李济的手，有气无力地说：“爸爸，我要活下去，我要考同济大学，在李庄读书，永远不离开您和妈妈，还有爷爷……”纵然如伟大的学者李济博士，连同迁入李庄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数位留德“海龟”教授共同努力，亦回天乏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美丽的双眸悄然滑下两滴泪珠，带着无尽的遗憾，走了。 凤徵的墓地选在李庄郊外一座小山冈的平坦之处，这是李庄乡绅张官周出于对郢客老人和李济父子的敬重，特地从自家的园地中辟出无偿出让的一块地方。小小的山冈之上，痛失爱女的李夫人撕心裂肺的呼喊，在荒草萋萋的山野回荡。李济的眼睛里汪着一潭痛楚的泪水，将一把把温润的泥土轻轻地撒在女儿的墓穴里。一片片于西南早春盛开的黄色花瓣被抛向天际，于新起的坟茔上空飘舞飞旋。没有葬礼，没有悼词，唯有滚滚的江水和阵阵袭来的山风，让人感到生命的凄美与哀伤。 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间，李济的两个爱女一“鹤”一“凤”，撇下风烛残年的祖父、悲痛欲绝的双亲以及年少的弟弟，悄无声息地撒手人寰，乘风而去。 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李济的心灵受到了重创，在一夜接一夜痛苦的失眠与哀叹中，精神支柱开始倾斜。彻骨的凄凉与过度的悲伤，终于使李济病倒床头。李济的父亲李权（郢客）老人，这位满清王朝末年的小京官，著名的词人雅士，面对两个从小围在自己身边唧唧喳喳，小鸟一样惹人爱怜的孙女不幸夭亡，更是悲情难抑，身体很快垮了下去，不久即中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老爷子自感将不久于人世，遂立下遗嘱，一旦自己魂归道山，让家人在其墓碑上镌刻“词人郢客李权之墓”以示纪念。五年之后，当身衰体残，骨瘦如柴的郢客老人在南京去世时，李济按照遗嘱一字未改地书写了碑文，算是实践了老人的遗愿。在凄凉悲苦的心境中，李济勉强从病床上支起身体找到傅斯年，于李庄郊外板栗坳一个月高风清的晚上进行了一次秉烛长谈。按李济的想法，他要辞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之职，去掉安在自己头上的两顶“官帽”，以便摆脱行政事务繁扰，调整心态，做点案头研究工作，借以缓解日甚一日的精神苦痛。对李济的处境，傅斯年深感悲戚，清醒地意识到这根宏大支柱一旦坍塌，对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工作将意味着什么。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紧要关头，他所做的不是顺水推舟，而是要尽可能地使对方从颓丧委靡中振作起来，在事业上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1942年3月27日，李济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李庄镇张家祠租赁的办公室，以忧伤的笔调给傅斯年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几里地之外的板栗坳，信中说： 前日所谈，感弟至深。弟亦自知最近生活有大加调整之必要，但恐西北之行（未尝不愿）未必即能生效，或将更生其他枝节。数月以来，失眠已成一习惯，中夜辗转，窃念研究所自成立以来，所成就之人才多矣，而弟愧不在其列，有负知己，诚自不安，然此亦非弟一人之咎。弟自觉念日最迫切之需要，为解脱，而非光辉。衷心所祈求者为数年安静之时间。若再不能得，或将成为一永久之废物矣。 从信中可以看出，前天晚上的交谈，傅斯年除了给予同情、理解和好言相慰，还为李济想出了一些解脱之法，如到西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等，以缓解对方的精神压力与恶劣的情绪。但一直处于极度痛苦与悲伤中的李济，虽被傅氏的真诚与热情所感动，终未能回心转意。 三天之后，傅斯年回信，再次以诚挚坦率之言劝慰： 惠书敬悉，深感！深感！大约四十为一大关，过此不能不宝爱时光矣，弟之大症，有一好处，即能辞去总干事也。虽今日治学未必有望，而在总干事任中必无望。援庵①之“开快车”（彼亦同感而言），寅恪之“损之又损”②，前者弟不能，后者弟亦求其如是矣。兄目前之事，不在博物院，而在精神之集中。博物院事，似乎办事人不比史语所少，兄可不必多操心（此人劝我语，兄或鉴于裘事③，然彼等事不能再有？亦不可有反常之心理也）。安阳报告固为一事，此外似尚须有一大工作，方可对得起此生。弟所以劝兄一往西北者此也。总之，治学到我辈阶段，无所著述，甚为可惜。兄之一生，至少须于安阳之外再有一大事，方对得起读书三十年也。然西北不过是一法；其他亦有法，要看战事如何耳。我之一病大约是一无结局，故此等问题多不敢想也。 傅斯年推心置腹的一席话，令李济不好意思再僵持下去，只好带着一颗悲伤、抑郁、孤独的滴血之心，在史语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之间艰难支撑。就当时的情形言，无论哪一个方面，都不容许李济轻易对呕心沥血为之经营的事业撒手不管。何况此时以史语所为主体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之事正在紧张地筹划之中，中央博物院的主力人马，对岷江流域彭山一带的田野发掘刚刚取得大捷，并酝酿对牧马山墓葬大规模发掘。头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两顶“官帽”的李济，此时如同干手插进湿面里，想抖搂得一干二净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给予他的，只能像在驻美大使任上的胡适自嘲的那样：“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早在1941年春，受“西北考察热”影响，在李济倡议下，经傅斯年、朱家骅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等实权派要员批准，拟组织一个西北科学考察团和川康古迹考察团，对西北敦煌一带和四川、西康两省的古迹作一次大规模调查和发掘。西北科学考察团由中研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中国地理所三家合作，并从西南联大文学院抽调以研究中西交通史闻名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向达（觉明）出任团长。由于事涉多家机构，此事一直在不间断地联系、组织中，迟迟未能成行。而川康古迹考察团却较为顺利地按计划实施起来。 川康古迹考察团由抗战期间流亡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三家机构联合组成。考察团以吴金鼎为团长，全面主持工作。1941年1月，吴金鼎率队赴叙府一带作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获得南溪葬地、九家村崖墓、双江头、旧州城等遗址。同年3月至4月，考察团由叙府沿岷江而上，至成都及周边地区，在新津发现堡子山葬地，旧县城故址。继而在彭山发现蔡家山葬地、双江葬地；在温江发现古城埂遗址；在成都发现青羊宫葬地；在郫县发现马镇古城等颇有考古价值的遗址。 调查工作告一段落，考察团成员撤回李庄休整。1941年5月，吴金鼎再度率中央研究院考察团自李庄乘船溯江而上，沿急流湍急的岷江直奔彭山而去。 当考察团一行抵达彭山地区后，经过调查走访，发现此处山岭相连，古迹颇多。自汉代始，随着各类墓葬制度和丧葬风俗的兴起，彭山县境成为四川汉代崖墓分布最为广泛、密集和重要的地区。考察团将地理方位与崖墓的分布情况作了大致了解后，决定以彭山县城东北约五公里，位于武阳江、府河与岷江交汇处的江口一带群山定为考察重点，并把江口镇东南一座名叫寂照庵的寺庙做工作站安营扎寨。此后以江口附近山中崖墓为起点，开始一路向西连排式发掘。尽管考察团人数不多，却是一支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精锐之师，尤其吴金鼎、曾昭燏、夏鼐三人，作为中央博物院乃至整个中国考古与博物馆界最明亮的新星，横亘于中国西南知识分子群落之中，光彩夺目，令人无法忽略他们的存在。而三人周身散发出的强劲势力与刚健锋芒，以及从大洋彼岸带来的最为新鲜的蔚蓝色思想与科技之光，也将随着此次调查发掘，在中国西南地区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辉煌。 第十一章 归去来兮 第二节 吴金鼎与城子崖遗址 作为本次考察团团长的吴金鼎（字禹铭），与傅斯年虽同为山东人，但身材短小，不善言辞，生性腼腆，有时在陌生人面前还偶露几分羞涩，全然没有傅斯年膀大腰圆、虎气生生、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山东大汉形象。在外形特征上，如把傅、吴二人比作水泊梁山好汉中打虎英雄武二郎与在阳谷县街头卖烧饼的大郎弟兄，当然不确，因为这对吴金鼎似缺乏公道和人文关怀。但若把傅誉为山东大汉，吴称为山东小汉，应该符合实际并说得过去的。尽管吴氏身材矮小，身子骨却壮健结实，脉管里流淌着山东人倔犟直行的血性，倘若打起架来，可与一般壮汉叫劲对敌，三拳两脚难分胜负，很可能还会把对方撂倒，这一特色算是多少弥补了五短身材的缺憾。 或许是吴金鼎与傅斯年在身材、性格、教育背景及思想等各方面相差悬殊，二人断断续续相处的十余年里，傅氏似乎一直不把吴金鼎放在眼里，不但缺少对这位既是后学，又是同乡的关照，相反在李庄期间，还表现出一些令吴氏不快的态度和处事方式。至少可以这样说，傅斯年与吴金鼎在感情上未曾建立过个人友谊并为对方倾心过。 相对傅斯年的态度，李济与吴金鼎的关系则显得情同手足，非同一般。这一情形追根溯源，自然与清华时代结下的师生之谊有密切关联。 1901年出生于山东安邱县万戈庄的吴金鼎，青年时代就读于山东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在毕业之后的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有幸成为第二届36名学生之一。他在清华主要追随导师李济学习人类学与考古学，其后在中国考古学与人类学上的巨大成就和贡献也根植于此。据当时吴金鼎的同届同学、后任职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戴家祥回忆说：当时“李（济）老师所讲的考古学与我们过去所讲的考古，或者挖古董、收藏古董，实在相去十万八千里。在第二届同学中，只有吴金鼎一个人选择这门专业。吴金鼎山东人，毕业于齐鲁大学，看样子实在是个木讷君子，整天拿着本巨型的外文书，据寅恪师背地对我说：‘吴金鼎英文好极了！’可是他没有写出论文，1927年暑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现场”。 吴金鼎在清华就读时研究的课题为《中国人种考》，李济作为他的指导老师尽管只有短短不足一年时间，但对其影响可谓至深且巨。吴氏在193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引言中，曾透露了他醉心考古人类学的心愿根植于清华，并受李济的影响至大。吴说：“当李济博士在夏县史前遗址进行发掘时，我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李济博士将其发掘所得的遗物带回大学。从典型器物的展览以至李济博士及袁复礼教授在茶话会中关于发掘工作的演说都十分生动有趣，使我也不自觉地想象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遗址，研究它，发掘它，并撰写它的历史。” 据清华大学档案显示，1927年6月7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第12次教务会议，审查并确认是年有30名毕业生合格，并给予毕业证书。李济也出席了会议，但合格学生名单上并没有吴金鼎的名字。吴没有写出论文，戴家祥推测他在当时可能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的现场，这个推测是否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待考证。只是吴金鼎英年早逝，没有留下与这一历史悬疑相关联的说明文字，他亲近的朋友如夏鼐等虽有回忆文字，但对此疑点同样没有只言片语的信息透露，这给考证者增加了困难的同时，也提供了多种思考空间。许多年之后，有台湾学者名苏云峰者，经过对这段史实折旧翻新，写出了下面一段话：“李济因主持安阳考古发掘工作及赴美参加考古学术会议，在（清华）研究院讲课的时间每学期不过数周，参加研究院教务会议次数也最少，所指导的学生仅徐中舒、吴金鼎二人，在他的《感旧录》中，无只字谈到清华研究院之事，可见他与学生之间，没有建立起像王国维和梁启超一般的亲密关系。” 苏氏没有点明吴金鼎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是与李济的关照不够有直接关系，但如果推理不误，想来苏氏之言应有这方面的指向罢。那么李济就吴金鼎的毕业证书问题，是否像当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于生死抉择的最后一刻，大名鼎鼎的导师杜威教授只是冷眼旁观，任其就地倒毙不起，还是曾热心奔波周旋？这一过程虽无确切的证据留传于世，但从后来李济与吴金鼎的关系看，想来不会像当年的杜威老夫子那样绝情，对考场上“面如死灰”的胡适视而不见，甚而见死不救。李济至少应为此做过一定的努力，只是最终未能成功罢了。 这一推陈出新的理由是，从可考的资料看，在后来的若干岁月，李济一直在鼓励、关注着吴氏学术事业的进展。吴金鼎后来在他的著作《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的引言中，曾这样说道：“民国十六年（1927）春，作者肆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蒙李济先生授以人体测验之方法。同时且就地实习以资熟练。更蒙助教王以中先生之助，约于一月期间共量清华学生六十八人。此作者对于人体测验工作之第一次尝试也。”又说：“既而清华放假整装回籍，济之先生慨允以仪器借予，俾得带回山东作长期测验，以完我未成之工作，所期望者尚远且大也。归鲁后任教齐鲁大学，逐日疲于校课，几无余暇得作课外之研究。所幸于学期内尚有长短若干假期，稍得从事工作。计自十六年秋迄十八年冬，共量二百九十一人。适济之先生以书来，询及所获成绩，于是乃取所有资料，核算之整理之草成《山东人体质之特质》一文，邮示先生，极蒙嘉许，十九年春来本所考古组，承先生命，取原稿重新计算之，乃成本篇。”如果此话不虚，戴家祥所言应有一定的道理，吴金鼎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完成论文而未拿到毕业证书。 想来1927年那个酷热的夏季，吴金鼎是带着怅惘和些许的遗憾之情离开清华的。走出校门后，他返回母校齐鲁大学做了一名助教。这个抉择，除他本人内心的故乡情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山东跟其他中国北方多数省份一样，有相当丰富的古代遗迹，自新旧石器时代一直追溯到汉代的古代遗物，几乎在每一个县区均可发现。既然吴氏有志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选择能够有机会进行考古工作的齐鲁大学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吴金鼎利用业余时间到野外作田野考古调查，并进一步坚定了他毕生从事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路向。他在《平陵访古记》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在1928年4月4日第二次踏勘龙山遗址后的心情：“自此之后余始确切认定此遗址，包含层中所蕴蓄之重大意义。而余之兴味自此不知不觉亦为之转移，平陵研究之热忱渐趋冷淡。嗣后所读参考书多关于新石器时代之文化。余暇所思念者，亦多为石器时代人之生活状况。盖余已认明此龙山遗址，确为新石器时代之一村落。一部古代史迹深藏黄土垄中。嗣后余将牺牲所有余暇，尽吾全力以求此遗址之了解。” 平陵访古是吴金鼎涉足田野考古的起点，也是他人生历程的重要转折点。1928年，当吴金鼎前往山东平陵进行考古调查时，就注意到城子崖一台地有异于寻常的堆积——这是发现伟大的龙山文化一个高亢嘹亮的前奏。后来经过多次探查拭掘，城子崖遗址埋藏着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得以正式出现在中国考古学的序列中，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不能说没有吴金鼎就一定没有龙山文化的发现，但至少这个发现要晚一段岁月，而晚些岁月发现、发掘的城子崖遗址，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是否还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则是无法想象的。对此，李济说得十分清楚：当“殷墟出土的实物分析出来，显然地呈现着极复杂的混合状态，相比的材料必须多方追求。在这类材料实现以前，殷墟出土物之意义，就不能十分明了。故史语所发掘殷墟以来即从事于类似之搜求……有了城子崖的发掘，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由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龙山文化的发现适逢其时，吴金鼎功莫大焉。 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之后，吴金鼎把主要精力全部集中到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追寻研究中，对于各地所出陶器特别加以注意。1932年春，吴氏跟随李济、董作宾等前辈再赴安阳殷墟进行第6次发掘，计得字骨一版及可分三期的建筑遗迹遗物。这年冬天，吴金鼎再于津浦路临城车站附近发现一处包含黑陶和石器的重要遗址，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鉴于吴金鼎在考古学上的重大贡献，山东省政府专门拿出奖学金，于1933年7月，派他携夫人王介忱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叶慈（Professor .Perceval Yetts）教授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南按：王介忱陪读）。同年冬，又跟随英国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Prof.F..Petrie）教授赴中东地区巴勒斯坦做发掘工作。关于这段经历，后来赴英留学的夏鼐回忆道：“我经过耶路撒冷城晋谒彼特里教授谈起吴先生时，这位八十七高龄的老教授还掀着银须说：‘吴先生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勇锐机警，但沉着勤奋，工作罕匹。’在巴勒斯坦碰到几个跟吴先生做过工的阿拉伯工人，提到吴先生，都跷起大拇指说他‘夸依思’（Kwaiyis.即华语‘顶好’），吴先生也常以幽默的语调，叙说他在巴勒斯坦跟从老教授工作的经验。”1934年，详细记录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缘起、经过及成果的考古报告《城子崖》一书，由中研院史语所出版。此书由李济、梁思永、董作宾任主编，傅斯年、李济撰写序文，主要撰稿人为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等。在赴英国之前，吴氏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这部中国第一部考古报告的撰写之中。该书共有七章，吴金鼎一人撰写两章，与人合写四章，几乎囊括了报告的全部。这一工作业绩诚如李济在序言中所说：“初稿大部分是由吴金鼎君预备出来的，他是城子崖的发现者，田野工作他费力很多，屋内工作及报告草稿也费时最久。他的初稿交到梁思永先生手中的时候，要比现在的多一倍以上，可见他用力之勤了。” 当《城子崖》考古报告在国内出版并引起业内轰动之时，吴金鼎却在万里之外的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未能亲睹这一盛况。1935年春，吴氏获伦敦大学中国委员会奖学金，返回国内搜集论文材料。就在这个时候，他与另一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夏鼐相遇了。 第十一章 归去来兮 第三节 考古界两只学术大鼎 191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城内厝库司前老屋的夏鼐（字作铭），原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主要选修功课有：张尔田的“史学”、钱穆的“国文”、萧公权的“政治学”、任宗济的“经济学”等。1931年暑期考取清华大学二年级插班生，改入历史学系。选修功课有：吴其昌的“中国通史”，孔繁霱的“西洋通史”，钱穆的“战国秦汉史”，史禄国的“人类学”，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研究”，以及“法文”，后再选修雷海宗的“史学方法”和“中国上古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刘崇铉的“西洋十九世纪史”，以及“法文”“日文”等。1934年5月完成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问题》，受到导师蒋廷黻教授赞誉，7月获文学学士学位。8月以考试成绩之冠（总平均83分），录取清华研究院近代史门。10月以考试成绩总平均78分，获得中美“庚款”提供的出国留学奖学金。据夏鼐研究者孟甫说：当时能获得留学美国资格的名额只有历史、考古各一名。夏鼐的同学杨绍震，自知水平不及夏鼐，便对夏说，如果你我都报考历史，我定会下榜，如果你考考古，我考历史，那么我们都有希望。这样我们清华就会有两名公费留学生了。夏鼐一听认为他说得也对，就同意，果然二人均被录取。就当时夏鼐的学习情形言，他原致力于中国近代外交史和经济史，对考古学所知甚少，为此他曾后悔，一度想放弃名额，准备重新报考清华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生。后经朋友劝说，才决定先出国看看再说。 当时要赴国外学习考古学，按规定学生在出国前必须有田野考古发掘的经历，于是，清华大学确定傅斯年、李济为其导师。夏鼐开始阅读考古学书籍，而他阅读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李济在清华研究院时期于山西西阴村田野考古的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1935年1月4日，夏鼐抵南京，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拜见李济，并在所中广泛阅读中外文考古书刊，时间长达两月有余。在傅斯年和李济安排下，这年3月，夏鼐抵河南安阳，参加梁思永领导的殷墟发掘团进行考古实习，在侯家庄西北岗殷代王陵区东部，先后发掘了几座小墓和车马坑。其间，与石璋如、刘燿、胡福林等考古人员相识。又遇及傅斯年陪同前来参观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许多年后的1983年，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在日本做了三次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讲演，在谈到商代文明和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时，夏说：“我是1935年春季在安阳殷墟初次参加考古发掘的，也是我第一次到这考古圣地。那一季我们发掘西北岗墓群。发掘团在侯家庄租到几间房住下去。因为当时盗墓贼猖狂，曾寄来匿名信，要我们不要染指他们视为宝藏的西北岗墓群，否则当心性命，所以住处的门前有威风凛凛的武装士兵站岗。” 夏鼐所言，自是安阳发掘后期的情形，而先前的发掘，其艰难险阻要比这时严重得多。最早驻守安阳的兵士由同情史语所考古人员处境的冯玉祥将军所派，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兵士的进驻，在盗贼蜂起的年代，客观上使殷墟发掘人员的生命和出土文物得到了保护，这是身处战乱不休的年代，颇为庆幸的一件事。 夏鼐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实习期间，接受的是李济、梁思永二人的指导训练，因而继吴金鼎之后，夏鼐算是从李济直接受业的弟子。鼐，大鼎也。历史竟是如此的巧合，此前的李济不会想到在中国田野考古这道亮丽的星河中，竟有两只大鼎齐聚自己门下，并在日后的岁月领一时风骚，发出灿烂光芒。当年李济与梁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皆受业于狄克逊教授并获益匪浅，因而李、梁二人皆主张夏鼐赴美后仍投奔到狄克逊门下攻读。不巧的是狄克逊刚好于这年病故，李、梁遂把英国伦敦大学定为中国考古学的培养基地。夏鼐征得有关方面同意，改赴英国留学。于是，一个原本对考古学知之甚少的大学生，由于命运的安排，从留美改为留英，并由心仪的历史学转向陌生的考古学。 夏鼐即将赴英就读，对同样陌生的大英帝国、特别是即将就读的伦敦大学充满了好奇与遐想，而这时恰好在殷墟发掘工地上遇到了一位从这所学校临时返回的留学生吴金鼎，二人自然地交往亲近起来。对于这段经历，夏鼐在回忆中作如是说：“我和吴先生的初度相识，是民国二十四年春在安阳侯家庄的工作站。那时他正由英国返国来搜集论文材料，偷空暇跑到我们的发掘团来看看。他的诚恳，他的模样，初见面时便令人心折，相见恨晚。” 1935年夏季，夏鼐结束了安阳殷墟发掘实习活动，于8月7日在上海乘意大利邮船赴英国。途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孟买、苏伊士运河、威尼斯，然后乘火车，于9月2日抵巴黎，3日到达伦敦。10月，正式在伦敦大学科特奥德研究所注册就读。 尽管吴金鼎比夏鼐大9岁，由于同为李济的门生，并有了安阳殷墟相识、相知的经历，外加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二人很快结成了亲密无间的挚友，在生活、学习上的相互帮助与切磋自是必然。对此，夏鼐在回忆中曾绘声绘色地说道：“在英伦时，我和他人很少往来，但时常不惜跑几里路，爬上几十级的楼梯，到他所住的三层楼小阁上去看他，一起聊天，有时在不列颠博物院中工作后一同出来，在英伦的狂雾中，并臂相偕，一面行走，一面谈话。”此段叙述，如同一幕幕电影画面，令人如同置身于雾都缥缈奇幻的生活中，亲眼所见两个风华正茂的东方青年学子，在雾气弥漫飞卷的伦敦古城，于一幢幢陈旧壮丽的楼群交织而成的街道旁侧，身心充满激情地探讨着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前景。那瘦削的背影在狂雾中渐行渐远，若隐若现，如同他们东方祖国的命运，于政治幕雾与战争硝烟的裹挟中升漂沉浮，前途莫测。 1937年，吴金鼎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次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的陶器》（Preoric Pottery in a,Kegan Paul,London,1938）获伦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并得以顺利以英文在伦敦出版，由此成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前各地区陶器的开先河之作。关于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吴金鼎在序言中有明确地说明：“中国考古学中最令人迷惑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以及中国与西方在古代的关系。而这些问题随着彩陶的发现又再复苏引起争论。”吴氏通过对各地区陶器的分析与比较研究，拟建立一个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顺序表，以解决当时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这部著作的成就，后世考古学史家陈星灿曾作过中肯的评价：“应该肯定吴金鼎已经正确地根据陶器的比较（主要在制作技术方面）把仰韶村的文化遗存划分为两个时期，这比梁思永漫然地称之为混合文化已经进了一步。”又说：“吴金鼎氏虽然没有论及彩陶的来源，但是通过对陶器的分析，把甘肃史前文化远远置于河南仰韶文化之后。这种做法也间接地否定了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设。” 时身在英国曾亲眼目睹吴金鼎撰写这一长篇论文过程的夏鼐，后来不无感慨地论述道：“为了做这一研究，吴先生不但翻遍了所有已出版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书籍，亲身观摩了几万片已出土的陶片实物，并且还特地在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院，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他的这一部书，因为所收入的材料的丰富，已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必备参考书。虽然因为近数年来西北的考古工作者有了好些新发现，加之安特生氏近来将他二十年前在中国发掘的收获，陆续写成报告发表，所以新材料增加了不少，有许多可以补充或修正吴先生的书中的说法。但是在还没有人出来再做这样综合的工作以前，吴先生这部书，仍不失为最详尽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参考书。”斯言是也。 1937冬，吴金鼎携夫人王介忱挟洋博士之光环、“海龟”之盛誉、成名著作《中国史前的陶器》之威力，涉洋渡海回到了生养他的故土。只是适逢中华大地硝烟弥漫、人头乱滚、血流涌动的“主大凶”之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已迁往长沙圣经学院，吴金鼎夫妇闻讯赶赴长沙，于战乱中寻找李济、梁思永等几位导师。想不到刚刚抵达长沙值敌机轰炸，差点死于敌人炸弹之下。惊魂甫定，便跟随梁思永等调查小吴门及北关外，因为那里常有铜器时代墓葬出土。“十二月南京沦陷，研究所紧缩，又拟他迁。” 1938年春，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迁昆明，吴金鼎受李济之聘，出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之职。自此，吴氏夫妇协助李济对安阳殷墟出土的二十几万片典型陶器标本进行全面审查整理。同年10月，在李济具体组织下，由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组织的“苍洱古迹考察团”成立，吴金鼎任团长，吴的夫人王介忱以及刚从英国学成归国的曾昭燏小姐为团员，另携几名技工赴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带进行史前遗址调查，至1941年1月，在吴金鼎主持下，曾、王二位女士带领技工在大理一带发现了苍山、马龙、龙泉、下关西等遗址。 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吴金鼎率领王介忱、曾昭燏等“苍洱古迹考察团”赴大理郊外，开始用现代科学手段对所获遗址进行发掘。据曾昭燏在1951年向中共组织部门提交的一份自传说：“吴氏夫妇皆基督徒，性格也较为保守，所以彼此在一起研究、生活的过程中关系相当融洽。”从后来的事实看，曾昭燏所言不虚，但吴氏在工作、生活中遭遇的挫折甚至悲剧，也与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此时吴金鼎、曾昭燏一行在大理民众中了解到，该地区的风俗习惯与中原有异，男人基本不下田劳动，所有的野外工作都由妇女承担，而此次发掘也只能采取入乡随俗之法，所雇用的技工几乎是一色的女性，因而有人说吴金鼎主持下的“苍洱古迹考察团”开了中国“女性考古”的先河，创造了考古史上的新纪录云云。发掘队先后发掘了马龙、清碧、佛顶甲、佛顶乙、中和中、龙泉、白云甲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7座古墓。经过对发掘遗物进行整理研究，吴金鼎与他的业师李济、梁思永等皆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异。鉴于发掘遗址分布于苍山之麓和洱海之滨，故定名为“苍洱文化”。——这一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开创了西南地区文化研究的先河，为中国西南部田野考古与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后来整个西南部地区文化体系建立了坐标，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42年，吴金鼎、曾昭燏主持编写完成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刊在四川李庄出版，这本报告的特殊性在于，插图全部用木版刻印，为考古发掘报告所罕见，从内容到形式都引起了业内专家热情关注。作为师辈人物的梁思永更是赞不绝口，并有“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之赞誉，并说吴金鼎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为中国的考古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云云。 历史行进到此处，吴金鼎成长历程的脉络以及他与李济的关系也就变得清晰明了起来。这里不妨旧话重提，试想，如果像苏云峰对清华国学研究院几位导师的评价，仅凭李济在自己《感旧录》中“无只字谈到清华研究院之事”，就武断地认为“可见他与学生之间，没有建立起像王国维和梁启超一般的亲密关系”，着实有欠公允，并有信口雌黄、胡言乱语之嫌。至于台北有一位名叫李敖者，谓李济其人的性格中“悲观”的成分过重，“严肃而不可亲，气量狭窄小气与态度跋扈专横”“把持职位、学术资料”“师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异己，唯我独尊”，外加老而不退，后继乏人，性格狷介，难免走上“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的十字街头等等一连串“罪名”，也就不再是正常的学术批评与道德论述，而是像邓公小平所说的某些“不怀好意”的外国鬼子一样，完全是由咬文变成“咬人”，甚至如同得了病的小疯狗一样狂吠乱咬了。一位叫徐复观的学者曾痛斥“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其间的“小疯狗”就是指四处咬文加咬人的李某人。 就李济而言，他尝谓自己“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这个“大不韪”他没有言明何所指，想来应包括强加在他头上的无奈之事与无耻之辞吧。尽管许多学界中人不一定像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生许倬云那样“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但从吴金鼎的身上，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李济对其至少是尽了自己最大心力来奖掖提携的，假如李济静夜独坐遐思，其“心”当是相“安”的吧。 如果没有过硬的反证，可以说，若不是李济十几年来不间断的教诲与鼓励，天分并不出众的吴金鼎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如李济之子李光谟所言：“李济一直把吴金鼎当作自己学术工作的接替者来看待。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所建立的一段师生情谊，亦驱使吴金鼎以李济为自己的终身学习的对象。不论是《山东人体质之研究》的完成；龙山城子崖遗址与黑陶文化的发现；《城子崖》发掘报告的撰写；安阳殷墟发掘的参与以至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调查工作，吴金鼎都是得到李济的支持和鼓励的。”事不避亲，其说应该算是公允和公道的。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吴金鼎英年早逝，失去了承接李济学术道统的机会。倒是另一位年轻的门生夏鼐步吴金鼎之后，继承了李济的学术衣钵与治学路数，并在十几年后的中国大陆创造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辉煌局面。 据夏鼐后来对人说，当他刚刚走出清华园来到安阳殷墟之时，李济除自己与傅斯年共同担任导师外，还特意把他安排到当时最好的发掘现场——侯家庄西北冈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工地，交由“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家”梁思永亲自带在身边栽培。这个时候学术界没有人特别留意年轻的夏鼐在安阳的实习和赴英留学对中国未来的考古学意味着什么，但此时的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几位名宿心中已十分清楚，以夏鼐出众的天分和才气，倘学成归国。无疑是接替李、梁二人挑起中国考古学发展重担的主要人选，因而在傅、李、梁等学术界大腕的眼里，夏鼐的渡海求学，关系到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声望，其意义与一般留学生不可同义而喻，而后来的事实也对此作了确切的明证。 可能傅斯年、李济对夏鼐寄予的希望过大和过于迫切，仅实习半年，傅、李二人就开始催促其远赴英伦。对于这一史实，夏鼐赴英后在给清华校长梅贻琦要求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中有所披露： 生曾于［1934年］12月23日陈请学校拟再留国内预备一年，当时承批复，此事须得导师同意。生曾与导师李济之、傅孟真二先生商酌，二先生皆劝以早日出国为是（李先生于二十四年四月初旬，致函安阳，劝生能早日出国，还以早日出国为佳。傅先生则口头接洽）。盖以国内考古学之标本实物，皆极缺乏”……生有见于自己预备功力之不足及国内预备之困难，曾企图转习近代经济史，结果未能成功，只得贸然出国……在这种情形下，夏鼐怀揣李济写给自己的朋友、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叶兹的介绍信，踏上了开往英国的轮船。从夏鼐踏上大不列颠国土的那一刻起，中国少了一个经济史学家，而多了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伟大的考古学家。 到达伦敦大学的夏鼐，在学习史前考古学，还是有史之后考古学问题上，于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这两座著名学府之间左右摇摆，最后终于决定在伦敦大学跟从叶兹教授学习“中国考古与艺术史”，选修“岩石与矿物学”、“普通测量学”等普通课程，并且师从惠勒教授，学习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后来主攻伦敦大学最为出名的埃及考古学。由于考古学过于繁杂与深奥，特别是需要学习艰深的古埃及文字，尽管绝顶聪明如夏鼐者，也不得不在四年的基础上申请清华校方同意给予延长一年的学习时间。在得到梅贻琦校长批准后，夏鼐如愿以偿，继续留在海外攻读。 1937年12月，夏鼐受学校指派，参加英国派遣的埃及考察团，前往埃及进行田野考古实习，途经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都灵、威尼斯、布林迪斯、罗得岛，直至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开罗及达卢克索附近艾尔曼特（Armant）遗址的工作站。1938年初，参观艾尔曼特地区的托勒密神庙遗址和撒哈拉遗址发掘。随后至尼罗河西岸的帝王谷，详细参观图坦卡蒙、拉美西斯二世古埃及帝王墓，以及戴尔巴哈里神庙。另转赴王后谷，参观尼斐尔提提王后（亚美西斯二世之后）等陵墓和卡纳克的库苏、阿蒙、亚美西斯三世、孟图、图特摩斯三世等神庙，以及尼罗河西岸的几十座陵墓，并对这些遗址皆作了学术性考察。3月2日，夏鼐随团由开罗抵达巴勒斯坦加沙，参加杜韦尔（tellDuweir）遗址的考古发掘。一个月后离开发掘工地，转赴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参观，并在那不勒斯停留，详细参观庞培、赫尔库兰尼姆两处遗址。4月19日抵达罗马，参观考察诸多古罗马时代遗址。直到4月23日返回伦敦。 此次旅行、发掘和考察，共用去了4个多月的时光，夏鼐自感所得的收获远超过四年室内读书生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得胸怀开阔，眼界高远，学问竟成的中国古训，在年轻的夏鼐身上得到了应验。而在这一期间，夏鼐曾瞅准机会通信和当面向吴金鼎的导师、耄耋之年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教授请教。夏鼐凭着自己过人的天资和刻苦努力，像进入埃及金字塔法老的墓穴一样，一步步接近埃及远古历史之门，直至进入辉煌殿堂，窥探到了深藏于学术烟海中的玄心妙诀。 1937年初，李济借赴英国讲学的机会，多次与夏鼐晤谈，关心其论文的写作，并约夏氏返国后与自己一道工作，嗣后又一再促其归国，为振兴中国考古学效力。1939年10月21日，根据导师格兰维尔教授的安排，夏鼐离开英国，前往埃及工作，并进一步收集撰写博士论文所需资料，于30日抵亚历山大和开罗。由于战争的关系。夏鼐的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回国以后于1943年最后完成寄往英国的。战后，伦敦大学于1946年复课，7月作为特殊情况免予答辩，通过授予夏鼐博士学位，夏鼐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专家（南按：1947年10月6日，夏鼐在国内收到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证书）。 同吴金鼎一样，在回国之前，夏鼐已接到李济代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发来的聘请函。作为一只才华横溢，光芒四射，对中国未来考古学事业肩负重大传承与发展使命的“海龟”，毫不迟疑地于1940年12月6日由开罗起程回国。先乘火车赴巴勒斯坦，由仰光乘汽车，经曼德拉、腊戍，向阔别五年半的祖国驶来。 1941年1月24日，抵达中国云南边境畹町。2月3日抵达昆明，与自己的师友相会于祖国西南这个兵荒马乱的边陲城市。而风尘未洗，又要离开，到一个自己从没有听说过的小镇生活。遥想当年，安阳殷墟发掘的宏大场面与虎气生生的风采英姿，是何等令人向往自豪，而如今，面对一张张因战争灾难而变得忧郁、压抑、慌张的菜色面孔，大有“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的恍如隔世之感。面对眼前的一切，夏鼐灼热的内心蓦地增添了一股悲壮与凄凉。 1941年2月28日，夏鼐未顾得回家乡看一眼离别5年的双亲与妻子儿女，按照傅斯年与李济的电示，由昆明乘汽车赶赴重庆，晋见傅斯年、李济，汇报留学事宜。3月19日乘船抵达李庄，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报到，出任筹备处专门委员之职，相继与郭宝钧、马长寿、王天木（振铎）等中博筹备处人员，以及史语所考古组的董作宾、梁思永、石璋如、高去寻等师友会面。7月7日，夏鼐受李济委派，由李庄出发，前往彭山参加以吴金鼎为团长的考察团，开始了抗战时期中国最著名的汉代崖墓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 第十二章 三只新生代“海龟” 第一节 一代才女曾昭燏 从李庄出发的彭山汉墓考察发掘团，除吴金鼎、王介忱、夏鼐之外，还有一位与吴、夏二人同在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专业的女性——曾昭燏。吴、夏、曾三人。是李济领导下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鼎盛时期所拥有的留学英伦的三只最著名“海龟”。 就吴、夏、曾的人生经历和取得的成就而言，虽是殊途同归，但毕竟又有各自的门径。自踏入考古之路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夏鼐跟随的导师基本与吴金鼎相同，治学的路数也大同小异。不同的是，二人同为人中之杰、考古学界的一代英才；相异的是，吴金鼎在许多方面却无法与夏鼐抗衡。二人在性格和习性上就充分体现了典型的南方人与北方人，或者更具体的浙江温州人与山东昌潍平原人的特点。吴氏木讷不善言词，天资一般却异常努力；夏鼐在言词上的表现虽不能誉为出口成章，呈江水滔滔之势，却清楚流利，尤其讲到英语，比吴金鼎更为流畅通达。就各综合素质论，夏鼐比吴金鼎更聪明，更有才华，更具有学术眼光和处事能力。这种落差是天生的，且是不可弥补与不可逆转的。这天生差异也是决定夏鼐在留学前后深受傅斯年赏识，而到李庄之后不久，其风头很快就盖过了他的学长吴金鼎的根本原因。 但是，此时和之后的夏鼐，也并非一骑绝尘，打遍天下无敌手。像天下事物有阴即有阳，阴阳相克、相生一样，继李济、梁思永等一代考古学家之后，在新生代考古学家中，堪与夏鼐叫板匹敌者，便是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时的女同学、晚清“同治中兴名臣”、著名爱国将领曾国藩家族后裔，具有女中英豪之誉的——曾昭燏。 晚清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曾国藩，是湖南湘乡曾家长子，同胞兄弟依次为曾国藩、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等五人，以祖父辈的家族序列排，分别为老大国藩、四弟国潢、六弟国华、九弟国荃、季弟国葆。哥五个在后来的岁月里，除仅具中等之资的曾国潢在湘乡原籍经营家业，曾国藩作为湘勇的缔造者和指挥者，率部与太平天国洪杨辈展开搏击拼杀。曾国华以下三兄弟均投笔从戎，加入了剪灭“长毛”的“圣战”之中。随后的结局是，曾国华在三河战役中战死，曾国葆在围南京时身染瘟疫病亡，曾国荃则成为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头功之将。 曾昭燏是曾国藩二弟（行四）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按照曾家“国、纪、广、昭”的排列，曾昭燏属于第四代。昭燏的祖父曾纪梁、父亲曾广祚都是清代县学附生，皆诰授中宪大夫。曾广祚是晚清举人，著有《屏锲斋诗文》行世。曾昭燏的母亲陈季瑛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女，即陈寅恪的嫡亲姑母。清宣统元年农历正月初八（1909年2月3日），曾昭燏出生在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荷叶镇峡石村曾家“万宜堂”，母亲共生十三个孩子，其中六个早夭，七个长大成人，依次是：长兄昭承，二兄昭抡，昭燏，弟昭拯（又名绍杰），二妹昭懿，三妹昭鳞，四妹昭楣。兄妹七人皆勤奋好学，且学有所成，各有所长。昭承为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昭抡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昭杰为上海大夏大学学士；昭懿为北平协和医学院著名妇科医师林巧稚的学生、医学博士；昭鳞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士；昭楣为西南联大生物系学士。七兄妹在世俗社会中名声最大者，当是昭燏的二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之后一度出任北大教务长、高教部副部长的著名化学家曾昭抡。 曾昭燏出生时，曾家虽失了往日的辉煌，但豪门显宦的余晖仍照耀着这座标志着梦想与荣光的巨宅深院。万宜堂为当年曾国藩所筹划取定之名，取“万代千秋”“宜室宜家”“万事咸宜”等寓意。房院规模宏大，具有明式风格，由曾国潢主持建造，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建成。此时曾国藩去世已近一年，曾国潢一支移居于此。国潢死后，两个儿子曾纪梁、曾纪湘分家，各居一头，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曾昭燏成长的时代。 在家庭排列中，曾国藩比曾国潢及其他四个弟弟分别年长10岁、12岁、14岁、18岁。作为晚清历史上扭转乾坤、声名显赫的一代人杰，曾国藩最初以吏部侍郎的身份在家乡湖南创办湘勇，与洪秀全、杨秀清等搞出的所谓“太平天国”展开血战，历经几年苦斗，终于平息了声势浩大的洪杨之乱。治军有方的曾国藩以卓越战功和道德人格平步青云，先后受封大清帝国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钦差大臣等高官显爵，一时名动朝野，为天下所重。曾昭燏另一位叔伯曾祖曾国荃，以著名的湘勇“吉字营”起家，在血与火交织的大拼杀中，率部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城，给予即将断气的洪杨残余势力最后一击，由此奠定了满清历史上著名的“同治中兴”基石。当洪杨为首的武装割据力量被歼灭后，战勋卓著的曾国荃登上了湖北、陕西、山西等省巡抚、两江总督等高位。一时间，整个湖南湘乡曾家祖坟上空，青烟呼呼乱窜，冲天盖地，直逼斗牛，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福禄周全，门祚鼎盛”的辉煌局面。家中的人丁也如三月的桃树，枝繁叶茂，一串串吐絮放花，繁衍开来。 当然，这个局面的形成是伴着长期的辛劳，无尽的血汗甚至付出生命换来的，得之并不容易。常言道，长兄如父，曾国藩未发达之时，就肩负起教导几位弟弟的使命，并为此踏踏实实地下了一番苦工夫。晚清著名外交家兼散文家黎庶昌所编《曾文正公年谱》道光二十六年条：“公与弟国潢国华相砥砺于学，有如师友。”从其他材料还可看出，曾国藩为师的时候更多，其中不乏代父发言的威严和责任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任职于京师翰林院兼国史馆协修的曾国藩写信给家乡的曾国潢等兄弟，谓：“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类似这样透着殷殷亲情的家书，在曾国藩书剑飘零的一生中可谓多矣。它不仅展示了曾家这位长兄望弟成才的苦心，更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其儒家文化忠实继承者的道德风范。在诸兄弟中，国藩与国荃二人面相极为相似，命运也颇相同，均同日封爵开府，又都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此巧合还属首例。 曾国藩一生崇尚功名，但更重视修身齐家之道，当他在京师任职时，接得家书，知国潢、国华两位弟弟未得入学，顿觉怅然。他回信说：“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讲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曾氏所说的“卫身”，乃修身向学，自食其力之意。又说：“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不精耳。” 曾国藩的嫡系后人及诸弟的后人，无不被这位声震天下的大清帝国同治“第一中兴名臣”光辉笼罩。而曾氏家风中蕴涵的一种脚踏实地、明智的奋发精神，则是由曾国藩一手促成，此点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尤显其重要和难得。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曾国藩致信欧阳夫人，又重复了他屡屡言及的“勤俭自持，习劳苦”“修身齐家”等道理：“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在这种家风熏染下，曾家后人中为官者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凭一技之长如数学、化学、教育、考古学、艺术等领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这个转变，不是从做官的形式中，而是从精神上使曾家达到了曾国藩所谓“福泽悠久”的功效。曾家的男性如此，女性亦然，且多有特立独行、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如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曾纪鸿一支）就算是一个极好的例证。1918年，曾宝荪与胞弟曾约农在长沙创办教会学校——艺芳女校，后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8年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1948年被选为国大代表，名动一时，成为中国妇女自强自立的典范。 曾国潢的曾孙辈中，曾昭燏、曾昭懿、曾昭楣等几位女性更是非同寻常，堪称一代女杰。曾昭燏的妹妹曾昭楣晚年在台北家中回忆湘乡生活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话：“熵姐长我十一岁。幼时我多病，每次都是她给我讲故事，剪纸人，喂药。先母治家甚严，对我们的教育尤为注意，家中设家塾，请一饱学的老师专授中文。我等都是五岁入学，读完十三经，兼背诵古文诗词等。满十二岁去长沙进初中。族叔筱屏老师从姐教起（长沙两兄另从一师），至我读书，整整在我家教了十八年。姐学得最精，诗词歌赋，无所不能。后人艺芳攻读六年，学行俱佳。” 曾家的姐妹之所以自小能受到优秀和新式的教育，与她们的母亲，特别是他们的祖母郭筠老太太有重大关系。郭筠（字诵芳）乃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夫人，其父郭沛霖，后世许多不明就里的人写文章，以为郭筠是郭嵩焘的女儿，其实不对。郭沛霖是曾国藩的同年，二人一起考取进士，又一起进翰林院，感情甚好。当曾纪鸿1岁的时候，曾家和郭家就把他们的婚事定下了。郭沛霖去世的时候，郭筠刚刚12岁，成了郭家的女主人。因要做很多家务事，没什么时间看书，后来郭氏和曾纪鸿完婚，才有饱读诗书的机会。郭筠晚年曾对同乡后辈们讲过：“大部头的书，如《十三经注疏》等，都是到曾家来，在文正公指导下才读的。”曾国藩有两个儿子，长子曾纪泽长期出使外国，从光绪三年离开荷叶镇富厚堂再没回来过。曾纪鸿早年患有咳血病，伏根已久，时作时辍，已而遂成痼疾。光绪七年（1881）病情加剧，不治而亡，终年34岁，与其同年的妇人郭筠遂成为寡妇，清朝诰封恭人、晋封一品夫人。 因了早年的家教和磨炼，郭筠持家教子不让须眉，且老当益壮，曾氏家族的重大内外事务，皆由郭氏决断。相当长的时间，郭筠其实是富厚堂真正拿得起放得下的第一主人，曾家子孙几十口人都听她的号令。郭氏写了个《曾富厚堂日程》，要求子孙自立自强，还一度把自己的书斋取名艺芳馆，并有《艺芳馆诗存》传世。这部诗集后由湖南湘潭大儒王闽运作序，在世家名门中影响很大。郭氏晚年立有“家训”六条，策勉男女儿孙要谋求自强自立，同时不要求女儿、孙女们缠足，不赞成八股文章，亦不愿孙辈去考秀才，却要他们学外国文字，接受新式教育。而“每房长孙，不管孙男孙女，她都要带到身边，她把女儿曾广珊的长子俞大维也带在身边教，并请了个日本人给孙辈们教日语，江南制造局一位留过洋的工程师教英语。除了私塾读完就嫁人的女儿，别的儿孙她都送到国外去留学”。因“曾家人才辈出实得益于老太太的早期抚育之故，以致女孙曾宝荪开设女校要以‘艺芳’之名作为纪念”。此时曾家仍然呈现着一派繁荣昌盛，从表面上还能看出曾国藩治家精神的痕迹和惯性作用，但又明显发生了新的、与时俱进的历史性大转变。 曾昭燏是1923年刚满14岁的时候，与其姐曾昭浚一起离开湘乡荷叶镇来到长沙，进入堂三姐曾宝荪创办的艺芳女子中学读书，翌年曾昭浚得伤寒症死去，曾昭燏备受打击，家母一度让她回湘乡，勉得再染病身死，幸得曾宝荪力劝才得以继续留校就读。 曾宝荪是曾纪鸿的长孙女，曾广钧之女，1913年进入伦敦大学西田学院就读，主修生物学。1916年夏获理科学士学位，旋进入伦敦师范学院就读。受西田学院在教育方法和尊重学生人格、师生相互信任的启迪，以及在师范学院受到的熏陶，曾宝荪从此立定人生志向，以教育为终身职业。1917年取道美洲归国，即着手教育事业的筹备。曾宝荪去英国前，曾在浙江一所高等女校读过书，自英归国，这所高等女校的校长巴路义（英国人）支持她在湖南办女校。于是，曾宝荪邀请刚从英国伦敦大学矿冶科毕业的堂弟曾约农（南按：曾纪泽长孙，曾广诠长子），一起在长沙创办了私立艺芳女子学校，曾约农任教导主任，曾宝荪为校长。曾昭燏的两个妹妹昭懿、昭楣也都在艺芳学校读过书，后各有成就。 艺芳学校先设在长沙西园，1918年开始招生，计有英文、算学专修生及大学预科两科，后迁曾文正公祠（即曾国藩祠堂）。祠堂位于长沙小吴门正街，占地广袤，约有百亩，系用清廷祭银三千两、门生亲友祭银四五千两，以及监商捐助建成，曾氏家族每年为其提供资费用以维护。艺芳迁入曾文正公祠，房舍和空间扩大，学校实行六年中学一贯制，除了开设数、理、化、英语、音乐、体育等现代科学知识的新式教育，还进行基督教义的宣传与洗礼，但在义理上与纯粹的基督教学校又有不同，明显地融入了中国优秀文化的特长。如编配班级就采用孔子主张游于六艺的思想，共编六个班，即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字，依序命名为礼字第一班、御字第一班等。 艺芳学校旁边即曾国藩祠的一部分建筑被船山学社占据，当年毛泽东主持的自修大学就办在船山学社。据曾约农从湘乡老家带到台湾的书童朱竹生回忆说，曾宝荪一直记得一件事——毛泽东有一次到艺芳女校对曾宝荪、曾约农讲：“你们两位曾先生，书读得好，品德也高尚，可惜我们政见不同。” 除了政见不同，后来两家为争夺曾国藩祠中的“浩园”矛盾加剧，最后的结果是船山学社里的人动用梭镖队对艺芳师生大打出手，艺芳师生四散奔逃，学校一度停办。此次事件又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双方势力在社会急剧动荡的长沙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角逐，除毛泽东外，李淑一之夫柳直荀，以及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等人都卷入其中，从而铸就了一连串的恩怨纠葛、爱恨情仇，并为曾氏家族成员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下文再表。 且说在艺芳这座基督教会的学校里，作为校长的曾宝荪期望学生“好学，又不专读呆书”，能“崇信基督，又不忘孔孟之道”，能“守校规，又能提出有条有理的建议”。这些校训和教育方法给少年曾昭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后，曾昭燏回忆说：“艺芳虽不是教会学校，而教育带有宗教性，因曾宝荪是个基督徒，不过她不是个普通‘吃教’的人，而是一个对于基督教的哲理有研究的人。她每天早上和我们全体学生讲话，告诉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做事要负责认真，做人要勇敢坚强，有是非心，有正义感’‘要爱人如己，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些话在我生平做人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1929年夏，20岁的曾昭燏于长沙艺芳中学毕业，校长曾宝荪劝其留在长沙升学，日后好在艺芳教书。曾昭燏出于对堂姐的崇拜，愿意留下，但其二哥曾昭抡力阻不允，并召其到南京或上海升学。在其兄的坚持下，曾昭燏来到上海住到法租界大哥昭承家中，由正休假住在上海岳父俞明颐家的二哥曾昭抡负责为其补习功课，准备报考中央大学。 曾昭抡（字隽奇，号叔伟），1899年5月25日生于长沙城内陈宅外祖母家（陈寅恪家），后随父举家迁回湘乡荷叶镇万宜堂居住。在父亲和塾师的严教下学习中国古代典籍，接受启蒙教育。曾家藏书巨富，在曾国藩旧居富厚堂专门修建了一座藏书楼，珍藏30余万册书籍，号称与中国近代四大藏书楼齐名，甚至还要出类拔萃的藏书楼之一。受先祖“勤奋好学，知书识礼”的故事和“吃千般苦，读万卷书”的家风熏染，曾昭抡的孩提时代就迷恋书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藏书楼和乡间的田埂上捧着书本度过。富厚堂藏书楼厅堂侧门上的一副对联：“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成为激励曾昭抡和曾氏家族子弟读书的源泉和动力。曾氏家族人才辈出，连续五代都有杰出人物出现，属于历史上少有的五世不斩的官宦之家，其长盛不衰的奥秘，或许就暗伏在这座藏书楼里。 同曾氏家族其他子弟一样，曾昭抡6岁进入家塾馆读书，9岁读《四书》《五经》。塾师对其惊人的记忆力绝口称赞。谓日后必有大发之时。1912年，14岁的曾昭抡与胞兄曾昭承一起赴长沙进入美国圣公会创办的雅各学校就读，半年后转入美国耶鲁大学民间团体主办的长沙雅礼大学堂预科就读。1915年夏，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期间，因学习成绩优异，只用了5年的时间念完了8年的课程，于1920年提前结业。同年夏，曾昭抡与其兄昭承同时考上了庚款留学生，即将赴美国读书。此举引起了家族的议论，姑母们大表反对，对两位兄弟的母亲说：“他们将来在番邦招了附马，你怎么办？”曾母表示招附马事小，留洋事大，坚决让儿子放洋。于是，曾昭承进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科，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并获硕士学位。曾昭抡进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学习，3年修完4年课程，后转攻化学，1926年获该校工学院博士学位，旋归国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科学社年会。时“大革命”在南方闹腾得正凶，曾昭抡受其影响，到广州兵工试验厂任技师，这是曾昭抡关注兵工制造业与战争理论研究之始。抗战爆发后，他对世界战争局势的分析与战后实施原子弹制造计划，与这段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当曾昭抡归国经过上海俞家拜谒重堂姑母曾广珊时，与俞大维胞妹俞大絪相恋。1927年6月，曾昭抡回到上海与俞大絪成婚，个人出资送俞大絪入上海沪江大学学习。未久，应当年与胡适同船赴美留学、时任上海政治分会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哲学博士胡明复（胡达）之荐，出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当曾昭抡来到中大并把手中的绝活亮出一二，其出众的才华与渊博的学识立即赢得师生喝彩，很快就兼任中央大学化工系主任。至此，曾昭抡与教育和学术研究事业结下了终生之缘。 在中央大学任教的日子，曾昭抡节衣缩食，设法让弟、妹们入学读书。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经曾昭抡一个暑假的辅导，曾昭燏报考中央大学并被外文系录取，秋季开学成为中大的学生。1930年秋季开学后，曾昭爝转入中文系。当时的中大中文系，可谓名师云集，高手如林，如黄侃、吴梅、胡小石、汪东等均于此执教。在几位大牌教授中，对曾昭燏思想学识影响最大的师辈人物首推胡小石。 胡小石，名光炜，字小石，号夏庐（斋名愿夏庐），以字行。原籍浙江嘉兴，生长于南京。1906年9月考取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三年后毕业。由于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天资聪颖，在校学习期间，受到学堂监督、经学大师、书法名家李瑞清（号梅庵，又号“清道人”）的赏识。李是中央大学前身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创办人，《清史稿》称他“诗宗汉魏下涉陶、谢。书各体皆备，尤好篆隶”。日本书家称他是“中国书法家五百年来第一人”。拜在其门下的弟子除胡小石外，另有张大千、吕凤子等人。1917年，经业师李梅庵介绍，胡到上海明智大学任国文教员。翌年1月，应邀到梅庵家中任塾师，在教其弟侄经学、小学及诗文的同时，又受李梅庵的指点教导。当此之时，“海内老宿像沈子培（曾植）、郑大鹤、徐积余、刘聚卿、王国维等名士，都流寓沪上，各出其平日所藏的金石书画，相与观摩讨论。小石交游于期间，得阂绪论，遂由碑版、法帖，上溯到金、石、甲骨刻辞，无不加意寻研”。稍后，胡小石又经李梅庵介绍，与江南才子胡翔冬一起拜师陈宝箴之子、陈寅恪之父，清末诗坛“同光体”领袖之一陈散原（三立）门下，从受诗学。陈氏因材施教，“命胡翔冬专习中晚唐五律，胡小石专习唐人七绝，而后再就性之所近，兼习各体。胡小石谨遵师教，转学多师，自成风格”。其诗作被业师陈散原赞为“仰追刘宾客，为七百年来罕见”。 胡小石步入大学讲坛执教后，除一连串著名教育家、学者、诗人、书法家等头衔外，毕生致力于古文字学、声韵学、书学、楚辞之学、中国文学史之研究，皆有巨大成就。许多年后，曾昭燏为胡氏所撰的墓志中，特地点出其生平最致力的三大领域，即古文字之学、书学和楚辞之学——这也是曾昭燏得益最多的三门学问。楚辞之学对于出生于楚地的曾昭燏来说，自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湖南湘乡荷叶塘时代，曾昭燏的母亲对包括她和曾昭抡在内的七个子女都教读过屈原的作品，昭燏本人还写过《读楚辞》九首之类的诗作，颇受时人称许。关于从胡小石问学的这段经历，曾昭燏有一段颇含深情的回忆文字：“余自一九三一年秋始识师。其时师在金陵南雍讲甲骨文及金文课，余往听课，惊其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自是有课必往听，亦尝登门请益。师手写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皆命余誊录一遍，余略知古文字声韵之学，皆师之教也。师讲中国文学史、楚辞、陶谢诗等课，不仅见解精辟，且深得其神味，听者座无虚席。师所居在城北将军巷，为自筑小楼一所，号为‘愿夏庐’。师自居二楼北室中，称北楼……为师挥毫作书之所。亦于此教余书法，初学即命写钟鼎文，不令习法帖，恐开头便落圆熟陈套也。余每习书，师自后观之，耳提面命，如诲蒙童。” 胡小石一生最得意的门生不过几人，当年得其书法真传者还有就读于金陵大学的张隆延和一位女弟子游寿。时游寿就读于中央大学国文系，曾昭燏转入中文系实得益于游氏的启发。据游寿回忆说：“我与曾昭燏是同窗好友，某日遇到曾昭燏，她在外语系一年级，我叫她转到中文系，学文字学，再学一点文献、考古文物，这样前途较广阔。”曾昭燏听了游寿的劝说，便前往中文系旁听，时胡小石正在讲授甲骨文及金文课程，倡导铜器上文字的变迁与花纹相适应之说，并主张将文字、花纹作综合的研究。两堂课下来，曾昭燏大受震动，惊其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于是兴趣大增，每课必听，并登门请益。胡小石手写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命曾昭燏誊录一遍，意在测其功底，曾氏很出色地完成，并对古文字声韵之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胡氏对曾的表现亦甚满意。于是，师生一拍即合，在第二年学期转换时曾昭燏便转到了中文系，并与游寿“共同构写了甲骨文前后编，用蝉翼笺影写，请胡小石先生题词”。1931年秋，曾昭燏与游寿、张隆延三人，按照旧式拜师规矩在胡小石“愿夏庐”厅堂一齐叩首，呈递门生帖，正式成为胡门入室弟子。后来游寿得以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张隆延留学法国南溪（Nancy）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并一度出任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等职，皆与早年这一历史机缘和打下的深厚学术功底密不可分。 曾昭燏拜师不久，曾昭抡因中央大学系主任开会之事，受到校长朱家骅“叫你们主任来”这句话的羞辱，一怒之下辞职去中大教职，应蒋梦麟之邀赴北平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孤单的曾昭燏遂移居胡小石“愿夏庐”吃住。对于这段生活，曾昭燏回忆说：“师所居在城北将军巷，为自筑小楼一所，号为愿夏庐。师自居二楼北室中，称北楼。一榻倚壁，前列几案，皆堆典籍，室中置大案，为师挥毫作书之所。亦于此教余书法，初学即命写钟鼎文，不令习法帖，恐开头便落圆熟陈套也。余每习书，师自后观之。耳提面命，如诲蒙童。”又说“愿夏庐之三楼，为藏书楼，牙签万卷，师甚珍之，外人罕得窥，余常读书其中，竟日不下”。 三年间，师生二人朝夕与共，留下了诸多温馨的慈父爱女般的深情厚谊。小楼的灯火，伴着苍穹的星光跳动明灭，神奇的知识之门无声地向年轻的曾昭燏打开，金石、书法、历史、考古、艺术、音韵学等宏大精深的学问，如汩汩清冽的泉水，从盛夏的青山高原流出，注入一位渴求知识的才女心田。 斗转星移，曾昭燏对其师的治学渊源和精髓深有领悟，而对音韵学的感悟、研习更是颇得要领，据南京大学所藏《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学生历年成绩表》音韵一门显示，曾昭燏连续三年考试成绩均为100分，藉此可见学业之精进。1933年《国立中央大学文艺社丛刊》第一卷第一期刊发的《古文变迁论》，就是曾昭燏记录胡小石讲课（演）稿。胡小石去世后，曾昭燏对这篇文章着重提出：“胡先生研究商周铜器，远在1931年、1932年间，就青铜器上文字的变迁与花纹相适应之说，主张将文字、花纹作综合的研究，其说见所著《古文变迁论》一文。”几年后，曾昭燏在伦敦大学研究院所做的洋洋十多万字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即是在《古文变迁论》基础上深入细致研究和对胡氏治学路数的传承。 中央大学毕业后，曾昭燏担任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国文兼职教员。1934年秋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深造，与其同班的有游寿、沈祖菜等几位好友，胡小石在此兼课讲授书法史课程。期间，曾氏完成了《读（契文举例）》一文，刊于1936年本校《小学研究》杂志。 当曾昭燏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时，她的二嫂、曾昭抡夫人俞大絪已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此为历届庚款中唯一录取的女性。俞氏到达英伦后，眼界开阔，感到世界真奇妙，放洋读书确是人生梦想中最绚丽的一刻。沉浸在新鲜时尚与激情澎湃中的俞大絪遂致函曾昭燏，劝其莫在国内空耗青春，赶紧赴英留学，以融入世界学术潮流之中。俞氏之说受到曾昭承、特别是曾昭抡的支持，曾昭燏感念兄、嫂的好意，决定渡海求法，窥资本主义列强之堂奥，得其学术真针。 1935年3月初，曾昭燏辞去金陵大学研究班学业并辞去附中教职，在两位兄长的资助下（昭抡出自己薪水的60％作学费，昭承出路费）赴英伦求学。行前，曾昭燏辞告亲友，登诣师门，一一作别，并特诣胡小石“愿夏庐”与恩师家人告辞。曾氏以礼称胡小石之母为太师母，当曾昭燏听太师母以“归后未知能相见否”之语，不禁凄然，顿时热泪盈珠。3月13日，曾昭燏由二位兄长送至上海码头，登上意大利邮轮，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这是中国首位赴海外就读考古学的女性，正是在这所世界著名的大学里，曾昭燏与吴金鼎、王介忱、夏鼐等三位海外学子不期而遇了。 第十二章 三只新生代“海龟” 第二节 伦敦大学的中国学生 夏鼐与曾昭燏皆出生于清宣统元年（己酉年），只是曾氏出生于农历正月初八，夏鼐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戌时生于温州城内厝库司前老屋。按中国传统历法的算法，曾昭烯生在年头，夏鼐在年尾。但按西历计算，夏鼐出生时已是1910年2月7日。比曾氏小一岁。 从曾、夏二人赴英国留学的时间排序看，曾在前，夏在后。曾昭燏由上海动身时，夏鼐正在安阳从梁思永领导的殷墟发掘团进行考古实习，直到这年的8月7日始离上海。尽管曾、夏二人人学时间相差几个月，但同拜在叶兹教授门下就学，属于同年同师真正意义上的同窗。因吴金鼎早已入学，且同为叶兹的学生，曾、夏二人自然尊吴氏为学长，或按武侠小说中的排行称为“大师兄”是也。 同祖上曾文正公常年撰写日记的习性一样，曾昭燏留学期间写有大量日记，其兄曾昭抡也有记日记的习惯，这大概是曾国藩所说的“有恒”的一种家风的再现。曾昭抡的日记大多在战乱中遗失，而曾昭燏日记原藏于曾氏后人曾宪洛家中，惜“文革”被抄没，只有少量残存。从南京博物院于2009年曾昭燏百年诞辰期间编辑印行的《年谱》所引曾氏部分日记、信函等材料可见，曾昭燏在英国留学期间，除了随导师读书，还有机会参加实际的田野发掘工作，生活颇有趣味，也是一生中难得的短暂的幸福时光。1935年10月，曾昭燏奉导师叶兹教授之命外出作考古发掘实习，在30日这天，她给堂兄曾约农写过一信，叙述了自己的学习生活等情况。信曰： 二哥则鉴： 妹走入考古一途，事亦滑稽。妹在国内，虽曾起此一念，然自问于此道，毫无根柢，念亦旋消。到英以后，顾小姐力劝妹入维斯堡校补习。因上期是学年最后一期，各大学例不收新生。妹以此校之设，似专门为各殖民地之公民训练的，于妹以不甚须。故妹未上此校，而往伦敦大学各学院接洽旁听。同时请用一教员补习德文及英文。故上期除私人补习外，在伦敦两学院旁听，欲在此一期从容考虑。因妹在中大所学是中文，于英国任何课目均不相衔接。不意伦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叶慈，系研究中国及印度佛刻铜器等艺术，现任中国考古及美术学教授，见妹大喜，即令为其校之旁听生。于妹基本科，如人类学等特加教习。再三劝妹专心就学此地。如此一期之久，下期已成不可离之势。妹亦不知其然而至此也。然录于此地亦甚满意……国土日蹙，强邻内逼，诚不知二三年后国家如何也。妹在此，遇三姐（南按曾宝荪）之前后同学数人，皆盛言三姐的天才，并问近状，妹一一告之。妹常自念，以三姐之学问才能十倍于妹，为艺芳终身牺牲，妹何以不能？……恺姐（南按：俞大絪，字恺芳）在牛津甚忙，大约明年可回国。妹因教授之命，来此地作发掘工作三星期，日与锹锄泥土为伍，亦觉有趣。拟于明日返伦敦。因闻恒姐（南按：俞大缜）将于后日来英，妹往迎之。恒姐到后，即将往牛津。妹在伦敦居一二星期，亦往牛津。四姐（南按：堂姐曾宝菡）已抵英，有信与恺姐，托于牛津觅屋。家人骨肉能于万里相聚，何乐如之？……11月1日，曾昭燏接自国内来的姑表姐俞大缜（恒姐）往牛津与二嫂俞大絪会合。至此，曾、俞两家表姐妹在英伦读书人数达四人，一班心性高洁的才女相聚于千里之外的异国校园，曾昭燏的快乐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1936年，曾昭燏利用寒假到各地博物馆收集散失在英国的中国铜器资料，为写作硕士论文做准备。这年6月19日，曾氏给傅斯年写了一封长信，内容不但关系她的留学生涯和治学路数的抉择，还牵涉到同在伦敦大学的夏鼐和吴金鼎。从这封信中，可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中国考古界新生代中，最有希望的三位考古学家的留学生活以及当时的处境。信曰： 孟真先生： ……前两个星期，夏鼐给您写与他的信给我看，您和他讨论他求学的问题，并要他转告我，我很感谢您的好意，所以今日冒昧地写信和您商量……当然在此地（Courtaulld institute）也有相当的好处，第一是伦敦大学各学院的课程很多，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听讲做实习，例如这一年来我和夏鼐、吴金鼎三人都在其他学院上课，夏鼐上的尤其多，第二论文可以马虎一点，而腾出较多的时间来学习其他的课程，不过根本而论，我们到外国来，应当学外国的东西，中国考古是无从学。 您信上说中国考古学之发达须有下列专科之研习者： (1)Preory. (2)Egyptology. (3)Assirriology(?)IncludingAnAsiajunior. (4)ClassicalArchaeology. (5)ByzantineandArabicArch. (6)IndianArch. (7)OicArch. (8)AmeriArch. 但是在英国对于考古并不十分完全，例如（5）（7）（8）是完全没有。关于“史前”的考古，爱丁堡是很有名的，但因地方小，钱太少，设备不十分充足。剑桥似乎也有一点，但我们不十分清楚。您信上说“中国学史前的已有数人”，劝夏鼐不必到爱丁堡去，所以我们也用不着讨论。关于Classical的，伦敦大学和牛津都有，但多注于艺术，尤其是雕刻，似乎和我们无大关系。“印度考古”伦敦大学也有少数的课程，但十分的不完全。伦敦大学考古部分最好的要算“埃及学”，其次便是“近东的考古”，包括米索波大米伊兰等。夏鼐大约决计学埃及学，我本来也想学埃及学的，已和教“埃及学”的教授接洽过，他表示欢迎，但夏鼐既学此，我不想学了，因为用不着两人同学一种。夏鼐劝我学“近东”的一种，巴比伦或伊兰，并劝我放弃一切科学的课程，如“测量”“制图”“地质”“人类学”等而专从事于“文字”和“历史”的研求，将来以近东的一种文字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的相比较，也是很有用处。我自己想也是这个方法最好，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比较于文字和历史用功多，而于科学用功少。但我许多的朋友反对，说既然有机会，何不多学点欧洲的文字，何必学这种“死语”干什么，恺姐也是反对的一个，恺姐说“与其学埃及、巴比伦的东西，不如学点梵文”，但我知道学梵文的中国已经有了，陈六哥（南按：指陈寅恪）和许地山就是有名的，您对于此事觉得如何？ 我还有私人的问题，我在国外读书，以前是家里供给，现在是老闻供给，但老闻收入有限，最多能供给我一年，所以我在英国，只有一年了。您给夏鼐的信说“不必学有所成，即学到半途而返，犹有用处”，假使我把这一年的工夫专学近东的文字和历史，您觉得有用没有？ 您信上又说“夏鼐与吴金鼎从叶兹读书，无非备其顾问”，当然呢，我也是顾问之一，但我在此地读书，或者可以借叶兹的力量，得到一笔奖学金，可以延长一年或两年，此事虽不可必，但有五分可能，本来是互相利用的性质，他利用职权（利用）我的学识，我利用他的金钱，也无所不可。我假使得了奖学金，便势不得离开此地，而势不得应酬式的写篇论文，但写个关于中国东西的论文，不到半年就完了，横竖是骗人的，他们也不懂，而我可以利用其余的时间来学其余的东西，您以为如何？现在我总结的问您几个问题： （一）假使我不能得奖学金，那我在英国只有一年的时间，我应当学什么？还是学点科学的方法？还是学一种文字和历史？不读学位，在中国有没有关系？ （二）假使我能得奖学金，则在英国尚有二年或三年的时间，除写一篇论文外，其余的时间，应当向哪一方面研求？ 我没有写信和老闻商量，也没有和家里其余的人商量，因为他们于中国考古界情形完全不懂，于外国考古学尤其不懂，冒昧地写信麻烦您，希望您为我个人着想，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我学什么东西最有用处，赶快回信给我，因为我在暑期中必须决定下期的计划，您既然不惮烦地指教夏鼐，希望您也能不惮烦地指教我，您知道老闻很深，一定能相信我一切的话都是真的，最后请您看完此信，即刻撕掉，不要给别人看。 ……曾昭燏写这封信的时候是27岁，其思想成熟或者说对世事洞察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她的同龄人，真有点当年曾国藩为官处事之老辣世故的意味。尤其是后几句，更见其道业之深和非同寻常的魄力。夏鼐是作为清华当时唯一一个留英名额，以中英庚款的名义公派到伦敦的，在他的身上肩负着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考古界前辈的热切期望，以及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前途使命，傅斯年与李济对他自是关怀备至，殷切之情溢于书信往来之中。曾昭燏没有这份运气，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途和自身利害计，她内心颇有些不服气，并对傅斯年有责怪的意味，因而便有了你“既然不惮烦地指教夏鼐”，为何不能一视同仁地也来指导我一下的怨气与期望。可以想象的是，以曾昭燏处事之老成，如果此信是写给李济或梁思永等诸前辈，是断然不会如此直白剖露心迹的。之所以在傅斯年面前敢如此大胆地放言，是与下面那句“您知道老闻很深”有很大关系的。此时傅斯年与俞大綵结婚已近两年，而俞大綵的同胞姐姐是俞大絪，俞大絪即是曾昭抡的夫人，也就是曾昭燏的嫂子。既然傅斯年与曾昭抡是连襟，那俞家、曾家与傅家，就自然地具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亲情，且傅斯年与曾昭抡夫妇私交甚笃，又加上陈（寅恪）家、俞氏家族与曾家有着三代姻亲的旧故，此时的曾昭烯自然要把自己放在这一个盘根错节的姻缘圈子里，并以小妹的身份向傅斯年来一番略带撒娇式的告白。 可以想象的是，绝顶聪明的曾大小姐在伦敦大学那雾气升腾的美丽夜晚，独自一人在斗室里纵情泼墨挥洒之时，也一定感觉到了这封信所言“一切的话都是真的”，甚或觉得太过于“真”了。这才有了让傅氏看完信立即烧掉的警示。恰恰是这最后的警示，更见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心照不宣的真性情，以及当年曾国藩于营中灯下密谋机要时谨小慎微、处处提防的影子。——当然，信中除了真诚的道白，并没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狭隘自私之处，相反还真诚地透露了曾大小姐要以“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的远大理想，足见其眼光之高，胸怀之广，气魄之大。或许这便是傅斯年终未将信烧掉，并把这一历史见证有意无意地留给后人参阅的原因吧。 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曾国藩致函“少负俊才”的长子曾纪泽说：“今年已二十三岁，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作诗文是尔之所短，即宜从短处痛下工夫。看书写字尔之所长，即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常常记忆否？”这一全靠“自己扎挣发愤”“从短处痛下工夫”的精神，在曾昭燏信中亦不难看出。如此不让须眉之气，不知是以曾国藩为核心父权文化下女性的“他塑”，还是女性本身的“自塑”，或者兼而有之？通观中国近代杰出女性活动的领域，多是在文学、艺术、教育、医学等几个门径中来往穿梭，而曾昭燏却从古文字学入手，最后选择了连许多男性都望而却步的田野考古学，而且能坚持下去，并蔚然成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女性奋斗史上的一个令人惊叹的异数。 接到信的傅斯年对大洋彼岸这位翘首以盼的曾大小姐作何答复，因公示的资料缺乏，无法妄加推断，但曾昭燏似乎没有学习近东或巴比伦等文字，主攻方向还是中国的历史、古文字和新兴的博物馆学。这个选择除了傅斯年的旨意，恐怕与李济的影响和指导大有关系。1937年1月21日至4月7日，李济应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和大学联合会及瑞典王储、考古学家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之邀，赴欧洲讲学和学术访问，并出席国际科学联合会总会的伦敦大会。期间，吴金鼎、夏鼐、曾昭燏陪同李济至伦敦大学科特奥德艺术研究所、皇家亚洲学会等处活动和讲演，参观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大学学院博物馆等地，并帮助李济联系英伦的考古界专家，先后陪同会见了伍莱、惠勒、赛利格曼、格兰威尔等著名学者。就在李济抵达伦敦不久，突患一场重病，住了二十余天的医院，幸亏吴金鼎夫人王介忱与曾昭燏两位女性悉心照料，才算康复得较好。据李济之子李光谟说，李济在英伦期间，与吴、曾、夏等学生过从甚密，并且“非常关心这几位青年朋友的成绩和他们的去向，时常约请他们讨论，探询他们的志趣。他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动员这几位青年人回国后到史语所和中博去工作，最后果然都实现了”。 据南京博物院档案显示，这年3月，曾昭燏允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每月百元津贴，并要求曾氏择机赴德国考察，借此研究博物馆学。这份档案和上述信函，连同个人回忆等基本证实，这一时期，傅斯年与李济对曾昭燏攻读方向和治学路数进行过具体的指教，曾氏接受了傅、李的好意，攻读门径与治学路数随即拐弯，先是从课堂与纸面转向了广阔的田野，再是从中国和近东的学术目光与研究理想，转向了处于世界前沿的博物馆学科。这个转变无论是对曾昭燏本人，还是对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博物馆学未来的发展，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转移与突破。中国文化中所谓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此时的傅斯年、李济、曾昭燏身上再次得到了生动鲜活的体现。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学术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得到导师叶慈的赞许并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实乃一部专著，文中所列古代铜器上的600种徽识，是从2082件青铜器中整理得来。这是曾氏留学海外数年的收获，也是她的成名之作，因了这部大著，曾昭燏在学术界的地位由此奠定。6月底，在牛津就读的俞大絪、俞大缜结束学业，与曾昭燏一起离开伦敦抵达巴黎，在稍事游览与休整之后，俞家姐妹购买船票归国，曾昭燏则按照中央博物院李济的约定和学习计划，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什维希威格（Sehleswig）为期十个月的考古实习。 曾昭燏到达柏林的这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曾氏闻听，大为惊骇，使刚刚告别同学加亲友、孤悬海外的她，“感觉沉闷愤激”和心中凄凄。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曾昭燏与同学们才“以万分振奋的心情，注视这战事的发展，而且慎重地考虑自己能在这抗战中做些什么事”，并“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考古，想当初如果随曾昭抡学化学多好”。此时曾昭燏认为，抗战爆发，祖国最需要的是枪炮弹药与军队的勇武牺牲，而学化学可以像汪兆铭、蔡元培、喻培伦、黄复生、任鸿隽等老一辈革命党人一样制造炸弹，把侵华日军的战舰炸个粉碎。只是自己有心无力，徒叹奈何而已。 怀揣这样的心境，曾昭燏经常与在柏林留学的袁炳南、吴大任、赵九章等中国留学生聚会，每次见面，总是谈论国内战争形势。当从柏林的华文报纸得知“北方将士抗战之艰苦情形，而人民逃避一空，救护无人，饮食不给。有饿死者、有自投河死者、转徙流离以达到后方救护所在者盖无几”的悲惨酷烈情形时，曾昭燏悲伤哀痛，心绪不安，归所后久不成寐，只有借助日记抒发心中的慨叹。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曾昭燏写道：“此伤心惨目之情况，真不忍言。余尚偷生此间，过欧洲人之普通生活，真何以对我战士耶！”11月14日晨，曾昭燏与中国留学生杨允植，同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德国的军事家蒋百里秘书谢君处探访消息，“闻其言，心绪更为不宁。又闻傅作义将军战死之讯，悲痛不能自已”。（南按傅氏之战死属误传）11月21日，曾昭燏往听蒋百里、张彭春演讲。当蒋氏讲到“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时（南按：蒋百里在他的《国防论》扉页上曾强调了这句话），心情为之振奋。但曾氏亦亲眼目睹演讲后的侨胞大会上，“两派争执几至动武”，于是大起反感，愤然道：“至今日党见犹不解除，事之可悲观者，孰过于此！……战败不足悲，惟今日国人而尚不能团结，则真可悲也。” 此时，曾昭燏逐渐认识到自己对于国家、民族和抗战的帮助，莫过于做好目前的份内工作，待学业大成再为国效力。想到此处，遂强按悲怆心境把自己埋于学问中。12月8日晨，曾昭燏一出家门，即见德报以大字登载南京失守的消息，曾氏立感“触目惊心，心痛欲裂”。本不欲往史前古史博物院实习，只是因为昨日说过自己必往，觉得“不能失信”，于是，“在车站徘徊良久后，仍决心一往工作如常”。下午，曾氏去学生会阅报，方得知南京失守是误传，心中“为之稍定”，同时认为“其实南京之失，于我战略无大关系。徒以为我首都观瞻所系，不由不特别关怀也”。这天深夜，曾昭燏悬着的心仍未放下，乃写信向朋友询问国内真实战况。10日晨，得到正在巴黎访学的北大教授向达信函和所附《泰晤士报》一份，知“南京沦陷，盖旦夕间事”，心情又陡然沉重，发出了“感痛何极”的哀叹。12月18日，正在史前古史博物院上课并实习修补陶器法的曾昭燏，突然从报上看到了南京确实已经失陷的消息，顿时痛苦失声。恰在此时，有一与曾氏同室修补陶器的工人询问中日战争情况，令曾氏有“出语伤人”之感觉，曾昭燏愤恨至极，“恨无手枪击之”。只是考虑“彼非有意，盖教育程度不够”，方没有动手胖揍这个不懂事的家伙一顿。 随后的日子，曾昭燏在学习的同时，仍关注国内抗战情形，并与同学好友以及由巴黎至柏林访学的向达、吕叔湘等竟日交谈，对归国后的前途一片迷茫。1938年1月31日，曾昭燏完成了柏林史前古史博物院实习课程，与指导业师Brittner教授和实验室同事依依惜别。想到国事家愁，前途暗淡，不禁流下了热泪。 2月1日傍晚，曾昭燏踏上了开往慕尼黑的火车，在德意志博物馆蔡司（Zeiss）教授指导下，到巴伐立亚国立博物馆、德国民族博物馆、人类民俗博物馆等众多博物馆参加藏品整理和展览设计实习工作。鉴于曾昭燏在异国土地上展示了中华女性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深厚的治学功力，英国伦敦大学欲让其留校任教。2月5日，得到叶兹教授相聘为助教的信函。曾昭燏接信后，当天复信许聘。3月24日，曾昭燏结束了在德意志博物馆的实习任务，前往柏林国家博物院与导师等人见面后，于1月16日返回伦敦，19日正式出任伦敦大学叶兹教授的助教，主要从事教书及编目工作。按曾昭燏当时的设想，如继续在本校工作兼学习，最终斩获一顶博士帽子，无论是凭本人的学识，还是与导师的真诚或相互“利用”的关系，当是顺理成章之事。这年3月12日，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军队吞并奥地利，引起欧洲动荡不安。几个月后，曾昭燏主动放弃留在英国工作和戴上博士帽子的双重心愿，决心辞去教职，回归祖国。在任叶兹助教期间，曾昭燏陆续完成了论文《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和《博物馆》等两部专著初稿，后在国内出版。 1938年6月3日，曾昭燏在伦敦大学工作整日，并得到硕士毕业文凭。据曾氏在后来提交的自传中说：“暑假时，伦敦大学举行盛大的典礼，授学位给上年的毕业生，发了通知给我，我不去，心里想：‘祖国的人民正在浴血抗战的时候，我何必去参加这种为个人荣誉的典礼！’我只写了封信去，让学校将文凭寄到我寓所来。”另据她当天日记载：“二年工夫只此一纸而已。” 6月10日，曾昭燏闻“广东遭敌机惨炸。平民死者已达五六千，惨不可言”的消息，发出了“此真百世之仇，不可忘也！”的愤慨与悲鸣，遂坚定了尽快回到祖国，与人民一起受难的决心，并写信向家人讲述这一打算。8月1日，曾昭燏收到时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大哥曾昭承信函，谓中国已战火遍地，混乱不堪，抗战前途甚忧，“力阻其归国”，曾昭燏一时“心绪颇乱”。经过几天的思考，仍坚持返回家园。8月21日，驻美大使胡适赴伦敦中华协会演讲，曾昭燏前往听讲，并与胡适“略谈”，且“印象甚好”，认为“所谓闻名不如见面”。从这条日记推断，此为曾氏与胡氏的初次谋面，而这次交谈为日后二人交往埋下了伏笔。9月14日，曾昭燏归国的决心已经下定，并写一航空信至柏林的朋友杨允植，让其代定二等船票。次日，曾氏应威格纳尔（ignall）教授午餐，席间，幽默风趣的威格纳尔讲了许多他当年在中国北平访问时的见闻趣事，说有一次与一美国人往看明陵，同乘一汽车前往，并雇一向导。因道路崎岖不平，那位美国人大为抱怨，并问向导：“此路何时所修？”向导从容答道：“大概两三千年。”美国人遂哑然而不作声。曾昭燏听罢，一股复杂的情愫涌向心头，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中国，如今却面临被外虐大卸八块的灭顶之灾，不能不令人备感神伤。当天晚上，她把自己决定归国并已定船票之事告知夏鼐，得到了夏的支持。 1938年9月19日，曾昭燏向导师和伦敦大学校长告辞，起程返国，由夏鼐和另外两位朋友送到维多利亚（Victoria）车站。在当天的日记中，曾氏以略带伤感和恋恋不舍的心情写道：“别矣，伦敦！” 26日，曾昭燏由柏林抵达巴黎，此时欧洲战局更趋紧张，巴黎民众人心惶惶，开始逃难。因一时不能成行，遂独自到卢浮宫一观，因时局混乱，那里已闭门谢客。正在怅然中，有一守门人问道：“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曾昭燏抬头答道：“中国人。”对方听罢大为欢喜，说我们两国人都是朋友呵！遂向曾昭燏送了一个飞吻。曾氏见状，心头的阴霾消了一半，心想法国人的愉快性情真非英国人所能比，笑意中，也学着法国佬的样子给了对方一个飞吻，对方大为高兴。晚八时许，曾昭燏登上火车前往马赛港，夜色朦胧中透过车窗向外看了最后一眼，心中默念一句：“别矣，巴黎！” 9月30日，曾昭燏踏上了由马赛港起程的轮船，向东方故国驶来，同船有中国留学生费孝通等数人为伴，倒也不显孤寂。10月22日，曾昭燏一行在越南西贡上岸，此时传来广州失陷的消息，顿感“晴天霹雳，闻者皆面无人色，大事从此去矣！” 经过几番周折和长途跋涉，曾昭燏等终于在29日上午接近国境，众人见到久违的国内风物山色，不禁触景生情，又“遥见一穿灰色衣之士兵荷枪而立，几为之泪下，看见其老迈龙钟之态，不免失望”。经过一天的颠簸，下午六时抵达昆明，与前来迎接费孝通的友人李君一同到居住在昆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家中晚餐。餐后乘黄包车到西南联大找二哥曾昭抡，到校后方知曾昭抡到重庆开会未返，而时在联大读书的三妹曾昭鏻亦居亲戚尹家，不在校内，遂大为失望，幸得曾昭抡同事介绍表哥俞大绂在此，方喜出望外，立即找寻交谈，并知道家中所有人的消息，久悬的心始落地。 第二天，曾昭燏与俞大绂谈及归国时，一路看到大好河山遍布疮痍，难民成群，民族危殆，欲暂时舍弃学术研究工作，做一名战地新闻记者，以便更直接地为中国的抗战服务。这一设想，除了曾昭燏对国难的焦虑，以及受爱国人士勇于牺牲精神的感召，在她的血液中，还暗伏着作为一名政论家和记者的因子。早在1927年，正在长沙艺芳读书的曾昭燏经历了“汤翯事件”。当时国民党正在北伐，一年仅17岁的女中学生汤翯，无父无母，家境清贫，平时并未涉足政治，因被国民党特务在其枕头中搜出共产党的传单而被捕。尽管汤翯声明这份传单她并不知情，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所为，但仍被关入监狱。事后查明，该传单为一左翼学生陈姓同学所放。尽管如此，国民党仍视汤翯为亲共分子，决定施以严刑。曾昭燏与汤姓同学平时来往密切，眼看好友蒙冤被难，挺身而出，不顾亲友的反对和自己被牵连的危险，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道设法营救，一面为其写法庭辩护词，一面让汤翯的婶母到庭长的姨太太处说情，公私两面夹击。但终于无果，汤翯被当做罪犯游街示众后惨遭砍头，遗体弃市，遭到凌辱。身临其中的曾昭燏目睹了惨痛的一幕，又在汤翯一个在教会做事的姐姐处读到了遇难者临刑前留下的一封带血的遗书，伤心欲绝，心灵备受刺激，难以释怀。1929年，曾昭燏就“汤鬻事件”的真相撰文在《新社会》杂志第9期发表，揭露国民党的暴行，倾吐了积郁在心中日渐膨胀的恶气，痛苦愤懑之情稍感缓解。此为曾氏第一次发表时事文章，也是她萌发日后成为一名报刊评论家和记者，揭恶扬善，传达民众心声的志愿的发端。1951年，曾昭燏在向中共组织撰写的自传中，专门提及这件往事，并坦承自英国回来后想当一名战地记者，为抗战服务的想法就缘于此。 只是，曾昭燏的记者之梦刚一萌生，就遭到在昆明的亲友特别是俞大绂反对。俞认为眼前这位曾小姐过于天真，对国内抗战情形亦不够了解，徒凭一腔热血欲弃多年的学术造诣不顾，去做一个并不熟悉行情的战地记者，于国于己皆无益处，还是以教书和进研究机关为正途。曾昭燏亦觉俞大绂所言有理，遂打消了做一个记者的念头，于11月4日到昆明靛花巷史语所租居之处拜见李济。5日，曾昭燏与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夫妇共同聚餐，商谈受聘中央博物院事宜。6日，赴昆明郊外温泉傅斯年、俞大綵一家居处拜访，就留学与归国后的前途等与傅斯年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傅明确表示支持曾昭燏进中央博物院筹务处工作，并对曾的事业和前程寄予很大希望。10日，曾昭燏突接一亲属自昆明打来的长途电话，谓曾昭承来信，嘱其回湘迎母，遂立即告别傅斯年夫妇搭车返回昆明。时俞大绂以“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聘书相示”，但曾昭燏思母心切，无暇顾及。当天下午，由在西南联大就读的曾昭媚相送曾昭燏至汽车站，“别时不觉泪下。此去湘中烽火万里，未知能生还否也？”按当时的行程计算，由昆明至湘中至少需要十二天，且时逢战乱，凶险莫测，故姐妹俩深感悲戚。 当曾昭燏乘车抵达桂林时，接曾昭承电报，告母似已逃出湘乡，正向西南奔徙，嘱其留桂探候。曾昭燏闻讯，立即在当地登报，并留有时住桂林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地址。11月23日，突有一个叫陈昭熙的表姐找上门来，谓家乡沦陷，熙妹与母亲及一男工逃出湖南抵达桂林，正准备赶往昆明投亲，想不到在此地看到了报上的消息，真是曾家祖辈烧了高香，才得到这异地相逢的因缘。曾昭燏闻讯，悲喜交集，立即随熙妹到下塌的旅馆，母女相见，自是一番热泪与亲昵。 经过一番旅途周折和千辛万苦，曾昭燏母女及随行的亲属经贵阳、越南海防等地，总算于1月19日到达昆明，与家中在昆的亲人团聚。也就是这一天，曾昭燏首次见到了刚从重庆回昆、分别四年的二哥曾昭抡，其亲近欢乐之情非外人所能体会。第二天下午，曾昭燏来到西南联大宿舍，与曾昭抡、俞大绂交谈未来工作事宜，俞大绂告“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以‘考古讲座’名义邀请其至金大工业讲学”，曾昭燏以“余心在中央博物院”而辞职谢了陈校长的好意。 其后，“为了使国内田野考古学的炬火不熄灭”（夏鼐语），在国难当头的危难中，曾昭燏正式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了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的苍洱古迹考察团，于1939年2月9日与吴金鼎、王介忱等人，一道赴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借此际遇，曾昭燏大显身手，首次向中国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发掘成果极为惊人。 1941年2月，曾昭燏以出众的学术才能和组织能力，被任命为迁往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位居李济一人之下而统揽实际上的全局事务。此时夏鼐已携英伦博士之盛名来到了李庄。自此，吴、曾、夏三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势同滔滔不尽的江河穿越层峦叠嶂的高山峻岭，在扬子江尽头的小镇融会集结，并将以锐健的英姿和蓬勃朝气，荡漾开一片烂漫的风景。 ——抗战期间最著名的彭山汉代崖墓大规模调查发掘的序幕由此揭开。 第十二章 三只新生代“海龟” 第三节 发掘彭山汉墓 自1941年5月始，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彭山江口镇方圆百里的崎岖山区展开调查，至1942年12月，共探明崖墓墓址900余座。6月14日，考察团对江口附近崖墓开始大规模发掘。此后以江口为坐标，一直向西廷伸，发掘地点计有寂照庵、石龙沟、丁家坡、豆芽坊沟，李家沟，砦子山等处，共发掘汉代崖墓77座，砖墓2座，所发掘墓葬均有详细的勘测记录并绘制了精确的实测图。如曾昭燏后来撰写的《永元残墓清理报告》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1941年6月12日，与吴金鼎君自寂照庵北行，往寨子山调查。于山之西向半腰上，见有近代石工所开之大缺口，其近处有一洞，盖一已开之崖墓。 入其内，见墓室尚完好，惟石椁破片与泥土堆积不平。吴君忽于墓之尽头处左侧，发现一内室，室门外两侧石上，各有刻字一行。向内一行过暗，不能读。 向洞口一行，有“永元十四年三月廿六日”字样。既已知墓之年代，当即决意全部加以清理。 15日，再往访此墓，为内室门侧刻字二行作拓片。内室不见天光，甚暗，持灯入，见瓦棺残片及泥土堆积，于土中拾得残陶数十片而归。 16日，率一工人往，将内室瓦棺碎片，堆于一处，室内泥土，全清理一遍，凡遗物皆为拾出。19日，清理外室左面石椁内之积土。20日，为内外二室作平面剖面各图，工作遂毕。据本地人言，四五年前，山下石工凿石修路，此墓遂开。然（英人）陶然士于1931年在《华西大学边疆杂志》上发表《四川西部崖墓与古代葬阜》一文，言在川所见之崖墓中，惟有一墓带刻字，可确知其年代，为永元十四年三月廿六日，但陶氏并未言此墓在何地。今吴君所发现之永元墓，与陶氏所见者年月相合，疑即为一也。 从简短的文字可以看出，刚刚30岁出头的曾昭燏，此时已超越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的范畴，完全按近代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操作，工作方法真正代表了当时英国乃至世界的先进水平，使田野考古学上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曾氏与吴氏等新一代考古学家的操作规程，可清楚地看到中国考古学在输入了西方科学理念之后，所发生的承前启后的重大转变。 曾昭燏在报告中提及的陶然士，乃一英国传教士，1908年，这位陶然士（Rev。torranee）来到中国沿四川岷江流域作汉墓调查，曾到过彭山，后写成《四川西部崖墓与古代葬阜》一文，发表于上海《亚洲学会会志》第四十一卷，曾氏显然读过此文。 事实上，四川省境内的崖墓自南宋起就有发现的记载，当地土著常在山区崖间发现洞穴，但并不认为是墓葬的一种，而称为“蛮洞”，也就是远古时代出没于草莽丛林中的野蛮人居住的洞穴。直到近代才被考察者证实为汉代人有意开凿的洞室墓，简称崖墓。20世纪初，当欧美学者、传教士、文化强盗，以各种名义纷纷拥向中亚和远东大陆进行古迹考察或劫掠之时，同敦煌藏经洞的命运一样，偏居西南一隅的彭山地区也引起了注意和重视。继英人陶然士之后，1914年，法国考古学家色伽兰（VictaIen，1878—1919年）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在转遍了大半个中国后，又沿嘉陵江和岷江进行崖墓调查。这支考古队一度抵达岷江流域的江口，并在彭子浩一带发掘了大量崖墓。色伽兰本人有《中国西部考古记》行世，书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叹中国文物“精美绝伦，名冠天下”。同时又以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武断地判定四川汉代崖墓的建筑形制来源于古波斯崖墓。1935年，色伽兰编写的《汉代墓葬艺术》一书出版行世。 1933年，美国人葛维汉（D.C.Granam），在充当川南传教士和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期间，曾专程到彭山江口一带调查崖墓，并对其中一墓进行发掘。墓壁用花砖砌造，惜此墓早已被盗，内中空无一物，无功而返。后来葛氏率华西大学一批师生，调查发掘了四川广汉三星堆玉器坑，从而揭开了三星堆器物与文化大发现的序幕。 此次以吴金鼎为首的考察团于彭山汉墓的发掘，无论是技术还是思想观念上，都比陶然士与色伽兰等人先进高明得多，因而所得到的收获与研究成果也就自然不同。如在第十五号墓发掘中出现的“秘戏图”，以及对该图的认识和处理就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例证。这个例证从1941年11月26日，吴金鼎于砦子山给李济的一封信中可辨大概：信曰： 前函谅达左右。作民（铭）兄于昨日去成都，明达兄回寂照庵帮豆芽房（发掘）队赶办结束，鼎一人留砦子山。今日新开本区第十五墓，忽然奇运来临。墓门面刻一凤（残），楣上刻双羊相向，中刻“春宫”——一对男女并坐拥抱接吻，男之右手搭过女肩持乳部，女左手抚男肩，余两手相携。 前函陈述，鼎及作民皆不主张凿取石刻，惟此处春宫或将视为例外。自今午出现以后，好奇来观者大有其人。因践损洞下麦苗以致地主厌烦，青年男女以此画为调笑 资料。由此二事可以推测，将来此处石刻不毁于地主之手，即遭道学先生敲碎。似不妨站在卫护彭山风化的立场上，将其移运嘉定存藏中博院仓库，地方人士当能谅解，甚或钦佩吾人之卫道精神，而同时亦不违反保护古物之旨。其唯一困难即石质不佳，石匠能否凿下而不致碎，极有问题。 吴金鼎发现的“秘戏图”门楣高浮雕，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汉代风俗中以往不为人知的一个侧面，向后人“提供了与历来正统观念相悖的题材，这就需要今人对汉代的意识形态观念重新加以估计”，尤其是将“秘戏图”置于墓口门楣处，不避讳甚至特意展示人体和性爱，这在中国性史和陵墓史上极为罕见，其保存、研究价值无疑都是极其重要的。从吴金鼎给李济的信中可看出，他主张把“秘戏图”作为标本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切凿下来移入博物馆作永久性保存，而一同前来发掘的陈明达则从建筑学上的完美性考虑，力主保持原貌，坚决反对切凿，于是二人展开了争论。吴金鼎在征求夏鼐等人的意见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硬是从当地请来极富经验的石工将“秘戏图”浮雕凿了下来。此图先是藏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仓库，后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那座雕刻“秘戏图”的崖墓，则于后来“文革”中被“已觉醒了的革命群众以满腔的热情全部捣毁砸烂”，成为一堆荒草飘荡，蛇鼠出没的废墟。而此时吴金鼎已去世多年，尚活在人间的陈明达闻知此情，不禁为之欷嘘，由此感谢吴氏当初的“固执己见”。 经发掘团的史语所研究人员高去寻考证，这幅“秘戏图”的功能和作用主要是辟邪厌胜，正如在他的论文《崖墓中所见汉代的一种巫术》中所说：“汉墓之有这类图像乃为保护墓葬或死者之尸体及灵魂的一种巫术之用也。”曾在抗战前参加过殷墟发掘的高去寻，在田野工作中特别注意对民风民俗调查研究，他于这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载：“午前彭山寨子山工人杨玉山谓余曰，‘此地有钱人家死后，绸子包尸首，玉环金圈戴在手腕上，因为如此则尸不朽烂。口内含银子，子孙可以有钱使’。余问曰近日此种风俗仍存否？杨曰：‘有钱人家仍然如此。’”这种在民间代代流传的材料，令善于思考的高去寻马上想到安阳殷墟发掘时，所见到的屈肢葬、殷礼含贝与握贝等风俗，他把这种风俗同彭山崖墓的“秘戏图”联系起来，共同作为宗教史与文化史加以考察、研究，从而得出了全新的结论，令学术界为之耳目一新。 除“秘戏图”之外，考察团还发现了佛教造像和飞羊乘人插座（南按：又称摇钱树插座，现藏于南京博物院），首次证实佛教至少在东汉时期就传播到了中国。而崖墓建筑格局及墓内大量的随葬品，第一次以实物形式模拟再现了东汉四川地区的现实生活场景，表现出与中原地带的地域性差异。特别是大量仿木结构的石质建筑构件的发现，如编号为460号墓墓门斗拱；530号墓墓内石柱，皆向古建筑研究者提供了接近原大的汉代建筑构件资料和堪与同时期希腊建筑柱式相比肩的中国建筑标志性实物。吴金鼎等人从墓葬的技术源流等各方面分析，所得结论与当年法国人色伽兰完全相反——四川汉代崖墓确系本土文化的产物，与所谓的古波斯崖墓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这一结论，再次对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给予了颠覆性回击。 历时一年半的彭山崖墓发掘，在资金短缺、生活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辉煌成果。正如夏鼐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所言：“那时候因为抗战正殷，经费困难，吴先生想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收获，当时住在山中一个叫做寂照庵的和尚庙中。吴先生提倡节约，以身作则。不但早晨吃苞谷面做的粗馍馍，还要轮流推磨磨苞谷面。发掘蛮子洞，有时找不到工人，便几个人亲自动手。逢到休息日，还跑十几里路赶街子买吃的东西打牙祭。然而生活虽是清苦，大家精神上都很愉快。每日收工时，大家从崖墓中钻出来，弄得满身是泥。返工作站换衣服，一起传观着新获的罕见的古物，抚摩欣赏。有几天，吴先生患了脚气病，只好留守工作站，看见大家收工回来，一一慰劳。晚上，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大家围坐着一盏菜油灯，吴先生谈笑风生，时常说几句笑话，使大家哈哈大笑，打破了古庙中沉寂的空气。此情此景，恍惚犹昨。” 1942年3月7日，彭山崖墓发掘工作结束。面对如此重大收获，作为发掘团团长的吴金鼎仍感意犹未尽，又率领人员移师牧马山再度展开调查发掘。与彭山崖墓不同，牧马山属于土坑墓或砖室墓类型。这类墓葬比崖墓要大得多，除拥有不同于崖墓的特色外，墓坑多未扰动，内藏器物极其丰富，具有极大的田野考古价值和收藏价值。 面对如此丰厚的文化宝藏，吴金鼎显现了少有的大将之风和罕见的气魄，他在1942年9月由牧马十七保一位周姓人家寄给李济的信中说道： 今春鼎在蓉参观华大及四川博物馆时，私立小小志愿，希于三年期内愿见中央博物院所有藏品在全国居首位，并使自己在汉代考古学上得有一知半解。自发现牧马山 葬地后，此志益坚。近与乡珊（南按：后补队员赵青芳）兄仔细计议，拟于短期内多开几墓，冀天从人愿，在江水大退前获有特殊重要发现。又说“今特早日以所志愿求助于先生，愿在指引之下，趁留川机会，尽力代博物院搜集标本，并增长个人学识，为公为私，苟得如愿以偿，则感戴之忱，更将倍于往日矣！” 胸中拥有如此气魄和宏愿，加上已发现的丰富地下遗物，在李庄大本营坐镇遥控指挥的李济，自然乐意设法筹集经费，使牧马山的发掘不至中断。吴金鼎等人得此支持与鼓励，不负所望，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很快发掘了大型墓葬7座，其中砖室墓2座，土坑墓5座，收获了大量的上等文物。 1942年12月9日，严寒的冬天已经到来，岷江水位急速消退，吴金鼎等人尽管心有不甘，但鉴于运输所必需的水位尺度，不得不开始停工撤退。在吴金鼎的组织指挥下，发掘团内人员把出土的各类随葬品，所采集的石质建筑实物标本等，总量在20吨以上，分装三条大船从江口镇起程，顺岷江浩浩荡荡驶往李庄镇码头——抗战期间最大规模的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以丰富的斩获宣告结束。 就在彭山汉代崖墓发掘斩获甚丰，捷报频传，李济从亡女的阴影中得以摆脱，梁思永病情逐渐好转，众人准备挽起袖子在扬子江尽头的小镇上大干一场时，蹲在板栗坳山顶上的“寨主”傅斯年，却进入了旧忧方解新愁添的尴尬境地，围绕“三百年仅此一人”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是否来李庄，以及薪金如何支付等一系列问题，与新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你来我往地叫起板儿来。 第十三章 三千里地山河 第一节 三百年来一大师 1928年，陈寅恪加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出任第一组（历史组）研究员兼主任。与李济和赵元任不同的是，因陈寅恪不舍得丢掉清华国学研究院这个与自己建立了血肉情感的学术阵地，以及那些好学上进的学生，虽答应了傅斯年聘请，并未前往广州赴任。当盛极一时的研究院解体后，陈寅恪仍在清华园担任大学改制后的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史语所一组主任职务属遥领性质，除人员聘请、职称晋升与研究课题等大政方针亲自操劳，具体事宜并不过问。 1929年春末，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陈寅恪得以与史语所同仁会合，并有了经常在一起研讨的机会。而这个时候，经陈寅恪与天津一位叫李盛铎藏书家无数次谈判，终于把清宫流出的号称8000麻袋，计约6万公斤内阁档案（南按：即满清入关后的档案文书，曾作为废纸被卖掉，后被罗振玉、李盛铎先后获得），以史语所名义买下并运到北海静心斋供陈寅恪主持的一组整理研究。——这是史语所自成立以来所获得的第一笔宝贵史料和学术研究资源，史语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达到了一鸣惊人，为天下学界所重的奇效。随着安阳殷墟发掘成果的扩大，史语所威望日隆，成为傲视群雄的学术重镇。正如董作宾后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一文中所言：到了1948年，中央研究院已有13个研究所，史语所排行第九，“该是一位小弟弟，其实他一向在研究院中被推居老大哥的第一把交椅上”。史语所人员多达84人，比其他的所多一倍至九倍。而“那些兄弟所们，在敬、畏、妒，复杂情绪之下，不能不尊他是老大哥，称之曰‘大所’”。 正在往“大所”路上行走的傅斯年自搬来北平，大有潜龙归渊，虎踞深山之势。除了统率史语所本部人马，傅氏还跃马挺枪杀回北大，于雾色苍茫中争占地盘，以再展当年学生领袖的风采与辉煌。傅斯年入主北大公开的名号是北大文学院历史系兼职教授，暗中的打算是借授课之机，发现读书种子和有希望的学术研究苗子加以栽培笼络，以便其人毕业后拉入史语所，继续扩大“大所”的阵营和声势，后来加入史语所的胡福林——也就是在昆明不辞而别的那一位，就是这个时候被傅斯年发现并着意栽培的学生。对于北海静心斋储存的数量惊人的内阁大档，傅斯年认为非陈寅恪出面主持整理不可，于是要求在北平郊外清华园居住的陈寅恪，立即“改住北平，至少可以在北平住每周数日，以便从事上列（内阁档案）工作”。 既然担负着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兼研究员之职，而整理内阁大档的工作又属于历史组，陈寅恪责无旁贷，遂痛快地答应了傅斯年的要求，除保留清华园新西院三十六号的寓所，另在北平城内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租赁了一处宽敞舒适的四合院，并把其父陈三立，连同本家大嫂从南京接来居住。有了城里城外的两处住房，且两处住宅房间墙上都安装了当时极其稀有的电话，陈寅恪开始比较从容地奔波于两地之间。除在清华授课，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北海静心斋带领史语所历史组人员如徐中舒、劳榦、李光涛等人整理内阁档案。这年9月，傅斯年与陈寅恪筹划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除傅、陈二人，另聘史学大家朱希祖、陈垣以及年轻的学术中坚徐中舒为编刊委员，拟列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历史组人员一边进行整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将珍贵史料公诸于世，取名为《明清史料》。——杖是陈寅恪一生在生活上最舒心、精神上最得意、学术上最有创见的极盛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据东三省，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渐南移。1933年4月，遵照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指令，史语所拔寨起程，由北平迁往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办公，除一少部分人员与内阁档案留守北平外，其他人员全部南迁。陈寅恪不忍舍弃清华园生活环境与学术氛围，没有随所迁移，仍留校任教，同时改任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南按：意为陈氏在史语所的主任与研究员名义保留，但只给一点薪金补贴，主要薪水由清华支付。）这是陈寅恪与他所统领的史语所历史组共同相处了四年之后首次分别。就陈寅恪当时的情形言，史语所自广州成立之日起，就有迁北平的打算，而陈氏之所以答应傅斯年出任历史组主任，正在于史语所迁北平后自己可以两头兼顾，或者辞去一头而专顾另一头，无论是在清华园任教，或到城内史语所办公处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二者皆可。想不到史语所仅在北平四年就来了个“孔雀东南飞”，一口气跑到了上海，独自留在清华园的陈寅恪遂有辞去史语所职务的打算，只因时局动荡，史语所最后在何处落脚生根仍未有明确的目标，尽管有定居南京的议案，但毕竟没有落实，何况政局不稳，说不定哪一天又出个什么岔子，再度返回北平亦未可知。于是，陈寅恪只好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视具体情形再作最后打算。1934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北极阁兴建的办公地点陆续竣工，大部分研究所陆续迁入，史语所随之由上海迁南京，同年5月增设人类学组，并于筹备完成后的1935年聘请欧洲归国的大字号“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产生了辞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心一意在清华园教书的想法，但未得到蔡元培和傅斯年应允。 1936年春，傅斯年致函陈寅恪，请其赴南京参加史语所会议，就未来大政方针和发展方向进行商讨。陈寅恪思虑再三，于1936年4月8日致函傅斯年，决定不予出席，并正式提出辞呈。函曰： 孟真兄左右： 首示敬悉。所以稽迟未即奉复者，以尚未决计南行与否故也。今决计不南行，特陈其理由如下：清华今年无春假，若南行必请假两礼拜，在他人，一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统合计之，非将至三礼拜不可也。初意学生或有罢课之举，则免得多请数日之假，岂知竟不然，但此一点犹不甚关重要。别有一点，则弟存于心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发见清华理工学院之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而文法学院则大不然。彼时弟即觉得此虽小事，无怪乎学生及社会对于文法学院印象之劣，故弟去学年全年未请假一点钟，今年至今尚未请一点钟假。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不过为当时心中默自誓约（不敢公然言之以示矫激，且开罪他人，此次初以告公也），非有特别缘故必不请假，故常有带病而上课之时也。弟觉此次南行亦尚有请假之理由，然若请至逾二星期之久，则太多矣，此所以踌躇久之然后决定也。院中所寄来之川资贰佰元，容后交银行或邮局汇还。又弟史语所第一组主任名义，断不可再遥领，致内疚神明，请即于此次本所开会时代辞照准，改为通信研究员，不兼受［任］何报酬，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因史语所既正式南迁，必无以北平侨人遥领主任之理，此点关系全部纲纪精神，否则弟亦不拘拘（泥）于此也。所欲言者尚多，特先约略奉复，即希鉴谅，并代候诸公，至深感幸。敬叩撰安弟 寅恪顿首四月八日傅斯年接信，对陈寅恪提出的不出席会议和辞职事皆不照准，退而求其次，想出了一个“两头兼顾”之法，让陈氏只出席几天会议，保证一个星期内可返北平。为了加重邀请的砝码，傅斯年与李济联名拍发电报，以示尊崇和迫切之情，但陈氏仍未南下。4月13日，陈寅恪在致傅斯年、李济的信中说道：“前日奉到来电，又迟疑久之，至今日仍决计不南行，殊负盛意，惶愧之至。弟虽可于一星期内往返，但事实上因身体疲劳及预备功课之故，非请假两星期不可。自昨日起，又略感冒受谅，则短期内往还之可能更少矣。又弟请于暑假后解除第一组主任名义一事，实考虑再三，认有必要，否则亦不拘泥，务求兄等与诸公会商允许，不胜感祷之至。”信旁注数语，其中有“弟不列会或可便于讨论，否则互相客气，又恐不易决定矣。此亦不必到会之一小小理由也”。 既然陈寅恪两次复函表示不再南下，并列举了相当的理由，傅斯年自然不便霸王硬上弓，强人所难，陈氏南下之事就此画上了句号，只是他所坚辞的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之职未能遂愿，不但这年的暑假之后未能解除，即是在抗日烽火燃烧于大半个中国之时同样没有实现。以陈寅恪在学术界超凡的学识与名望，满身霸气的傅斯年好不容易才延揽到自己麾下，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令傅、陈二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北平分别五年之后，陈寅恪与史语所同仁又有了一次相聚的机缘，只是，这次相聚不在北平，亦不在南京，而是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西南边陲昆明城。 第十三章 三千里地山河 第二节 天涯涕泪一身遥 1937年7月7日，当卢沟桥枪声响起时，陈寅恪作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在讲授多门功课的同时，仍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研究员。在此之前的七八年间，陈氏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颇丰，教学上业绩辉煌，深得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朱家骅、傅斯年以及清华大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等双方大小主事者的赞誉和尊敬。1934年5月27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特别提道，“若以寅恪事为例，则寅恪之职务，大事仍由其主持，小事则我代其办理。”又说：“且寅恪能在清华闭门，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所中一切同仁之上）。”这一时期，根据清华大学规定，教授月薪最高以400元为限，所在学科有特殊贡献者，可超过此限，其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教授总数的五分之一。陈寅恪属当之无愧的“特殊贡献者”，因而得以连年加薪，到1937年上半年，月薪已达480元，为清华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一家人生活稳定，无忧无虑。最令陈寅恪得意的是，他的父亲三立老人得以从南京迁北平城内和儿孙辈家人经常见面，不再孤独。平时城内与清华园两方面家务都有仆人打理，省心省力，大事小事均可通过家中电话随时联络，真正过上了俗世中所说的幸福像花一样的美满生活。 这一时期，与陈寅恪交往频繁、密切者有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以及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等名流大腕。由于陈寅恪日记不幸在“文革”中散失，他的心境已不得而知，但从好友吴宓留下的几条日记可窥知清华园内的景象和教授们不同的侧影。1937年5月21日，吴宓日记云：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近始感树木繁荣，绿叶浩浩发明光，景物之美丽， 居处之清幽，皆足以适我之性，怡我之情。能端居自读佳书，即是真乐。……盖宓久为志业、道德、恋爱诸事所困，劳苦多年，不知享受。近顷始渐能超然，略获解脱，稍致心安意得之境界。苟能长如此，则恋爱婚姻问题，无论如何途径解决，皆能得所裨益而不足为累矣。 如此怡性舒适的环境和心境，吴宓在整天思索着恋爱与女人相互关系与作用问题的过程中，与陈寅恪交往更趋频繁。沿着吴宓日记的轨迹延伸下去，可看到这样的场景： 1937年5月24日晚上、6月3日晚上、11日上午和晚上、22日晚上、23日晚上，陈寅恪要么到吴宓住处闲谈，要么二人在户外西园散步，谈学论世兼及婚丧嫁娶，兴致盎然。6月25日晚，陈寅恪与吴宓双双来到清华园西园散步，观天上各色雨云及彩虹，夜归后，吴宓作《写怀》诗，以舒当晚得意快活之情怀。 7月6日晚7时，陈寅恪与吴宓再次来到园中散步，后坐在体育馆后球场观晚霞，觉大自然之美妙，人生之苦短。忽陈寅恪心中若有所失，默坐了一会儿，又谈起时局变化，感日本之汹汹，叹中国之落后，不禁黯然神伤。第二天夜里，卢沟桥畔枪声响起。自此，西天的云霓霞光被腾起的炮火硝烟所笼罩。 7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道：“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我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此期亦不可谓不长久，然初未得所享受，婚姻恋爱，事事违心，寂寞愤郁，痛苦已极。回计一生，宁非辜负？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更伤心者，即宓本为踔厉风发、慷慨勤勉之人。自1928年以来，以婚姻恋爱之失败，生活性欲之不满足，以致身心破毁，性行堕废。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思及此，但有自杀，别无它途。” 7月15日，吴宓日记又载：“是日清华提前发给教职员七月份薪金。计私利，急逃避，此中国人之所能为者耳！”“夕5—6洪谦来（南按：留德哲学博士，时为清华大学讲师），同散步。洪君以国人泄泄沓沓，隐忍苟活，屈辱退让，丝毫不图抵抗，使日本不费力而坐取华北。如斯丧亡，万国腾笑，历史无其先例，且直为西洋人士所不能了解者。故洪君深为愤激痛苦，宓亦具同情。按西洋古者如troy与Carthage之亡（南按：指古希腊特洛伊城与古罗马时代迦太基之亡），皆历久苦战，即中国宋、明之亡，争战支持，以及亡后图谋恢复之往迹，皆绝异中国今日之情形。中国之科学技术物质经济固不如人，而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尤为卑下，此乃致命之伤。非于人之精神及行为，全得改良，决不能望国家民族之不亡。遑言复兴。” 7月21日，风闻卢沟桥已开战，此为大战之始，清华园内师生更加惊慌。面对此情此景，吴宓颇为悲愤地记述道：“3—4，蒋振东来。友生多为个人逃避之计，或包运书物，而绝少激昂悲愤，以谈论国事者；遑言舍生取义耶？” 7月29日，吴宓日记详尽地记述了战争紧迫，清华园末日，各色人等的形态，以及自己逃亡入城的慌乱情形： 晨，在荷花池散步，花犹盛开。日机在空中整队飞翔，偶闻一二掷弹或炮声，旋及平静。8：00企孙电告，因张自忠军及石友三保安队等倒戈，我军大败，宋等已于昨夜退走保定。城中已另有政治组织云云。一夕之间，全局尽翻，转喜为悲。不特为事实上之大损失，抑且为道德精神上之大失败。益叹人不能亡我，而我能自亡也！ 陈昌年来，言拟随同众学生走门头沟，由此南行，以避敌锋，因学生将被搜捕云云。甘肃学生冯绳武两次来，以存款不多，生活无术，求为宓之仆。宓拒之。此时，见学生纷纷乘自行车（携小包）离校，或以人力车运行李入城。教授亦纷纷以汽车载物送眷入城。校工则退还储金，又将发给两月工资解散。 传闻日军已南进至清河，前队已驻守清华园车站。不久，或即来校接收。情形甚为忙乱。宓深感清华瓦解之易，与员生之但求自逃，不谋团结维持。宓原拟终留清华，至是，叶企孙力劝入城。陈寅恪亦谓‘在此生命无忧，入城可免受辱’。宓以众教授如此行动，遂亦决入城（事后思之，实太急遽）。电K，则香山电话已不通矣。 10：00卞慧新来。还书。宓与吴延增匆匆收检随身零件，单衣，及一部分日记等，于二小手提箱。馀皆弃置（深悔平日不早决行止，双轨预备。此时尚可自雇汽车，多带要件及贵重物品书籍以行，乃全行弃置，悔咎无及）！至1：00毕。 约2：00，与吴延增别，托其暂管宓之书物。又以彦函一包，托彼携归家中保藏。吴延增又大悲泣，挥泪送我。宓忽如此舍弃可爱之清华园西客厅，一生美满舒适之环境与生活，从兹尽矣！关魁元亦来送。宓附乘叶企孙之汽车，并熊大缜君，入城。约3：00抵城内帘子库一号姑母宅中。 就在这一天，陈寅恪见清华园已经大乱，知花落春去，事不可为，亦乘一辆人力车携带部分小物件于纷乱中逃入北平城内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寓所与家人团聚。一进大门，陈寅恪便急切地招来侄子陈封雄说，其他的东西都可牺牲，唯多年购置的常用书籍与手稿不能丢，让陈封雄尽快想法雇车赴清华园寓所把这些东西抢出来。陈封雄知道书籍与手稿乃叔父的性命，想方设法雇了一辆小汽车前去抢运。陈寅恪购书之多在清华众人皆知，早在哈佛求学时，他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1919年8月18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南按：即梅光迪）君，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杏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宓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余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 陈寅恪归国时曾于国外购买一大批书，到清华后仍四处收购不辍。一次竟将积蓄的2000元购买一套日本印制的《大藏经》，约有二三百册之巨，放于清华园寓所中研读。此次陈封雄乘车赶到清华园陈氏寓所，本想把这套巨著一并带上，无奈体积实在庞大，汽车空间有限，只好暂时舍弃不顾，先把书桌内外的手稿及书桌周围的书籍匆忙收拾起来塞进车内。当满载书籍、手稿的汽车于慌乱中驶出清华大学西校门时，正好碰见一辆日军坦克迎面驶入，几个鬼子嗷叫着钻出坦克，荷枪实弹冲过来喝令汽车停下接受检查。待车门打开，鬼子们挥动枪上的刺刀胡乱挑检起来，见装载的都是一捆捆的破书乱纸，有些失望地冲陈封雄呜哩哇啦地喊了几句听不懂的鬼话，抬脚狠狠地踹了一下车门，示意放行。据陈封雄后来说，当时日军仍在西苑一带投弹，处境十分危险，遂没有再返回清华园。翌日，因通州败退之保安队为日军追击，溃败人员绕北平城北、城西而遁，西直门外万寿寺之地犹有战事，西直门连续几日关闭，不能出城，逃入城内的朱自清、陈福田、吴有训等清华教授皆乘车出城，欲入清华园抢救书籍、衣物，皆被阻回。后来清华园成了日军的兵营，陈寅恪又遭逢父丧，没再施行抢救措施，当年花费重金购买的《大藏经》和其他大量书籍全部下落不明。 正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古话，陈寅恪入城之时，85岁高龄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已身染沉疴，行将不治。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日本军队咄咄逼人的凶妄气焰，三立老人忧愤不已，情绪低沉，终致一病不起。无论家人如何劝慰，总是忧愤难平。卧床期间，每有亲朋故旧前来探视，老人则艰难撑起病体，以低沉沙哑的声调问道：“时局究竟如何，国军能胜否？”外传马厂国军大捷，老人特向来访亲友询问消息是否确凿。当中国军队败退，有悲观者言称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言毕遂不再服药进食，欲一死明志。平津沦陷后，老人伤心欲绝，大放悲声，曰：“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延至9月14日，一代诗文宗师溘然长逝。 炮火连天中，老父的不幸弃世，对陈家可谓雪上加霜。时陈寅恪几个兄弟均在南方，因交通阻隔，一时难以赶赴北平奔丧，陈寅恪只得在等待中先行准备丧事。 进入城中的吴宓自8月10日始，又几次潜入清华园，将寓中书籍、衣服被褥等物皆清点装箱，雇人力车拉回城内姑母家中保存。 9月2日，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发出公告：“开学无期，现组织校产保管委员会，自九月份起停止发薪。”各自设法向长沙集中，吴宓对此犹豫不决。23日，吴宓亲至城内姚家胡同陈宅参加三立老人祭吊。此时，北平早已沦陷，日军已进清华园，清华师生多数已躲避逃亡。吴与陈寅恪商量逃难办法。吴宓不愿南下，欲留北平暂避读书，陈寅恪表示赞成，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他适矣。”也就是说，日本人已注意到自己的身份并开始拉拢，且日后还会前来纠缠，身为富有民族骨气的学界名流，要想不受日本人拉拢和协迫，甘当汉奸，做有辱人格与民族气节之事，就必须离开北平，远走他乡。于是，二人决定奔赴长沙临时大学，吴宓比陈寅恪提前一个星期，也就是10月26日，携两位女学生与叶企孙、熊大缜等人一起离平去津，自此开始了流亡西南的乱离生活。而熊大缜抵津后。突然决定赴冀中参加中共指挥、吕正操直接领导的部队抗日，就此踏上了扑朔迷离的艰险生涯。 吴宓与叶企孙等同事好友走后，陈寅恪继续留在北平家中办理丧事。国恨、家愁交叠而来，陈氏急火攻心，导致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陈氏听罢，面露惊慌之色，但犹豫不决。据陈寅恪女儿陈流求回忆说：“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又说：“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当年，美延刚出生，流求八岁（南按：应为九岁）。侧听父母严肃交谈反复商量，从大人的语句中感觉出父母做出决定很慎重，也极艰难。父亲终于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此时父辈四兄弟均已抵达，共议祖父身后事，在祖父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于11月3日父亲隐瞒了教授身份，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关于陈寅恪身患眼疾的渊源，据流求说：“父亲出身在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家中藏书丰富，自五六岁人家塾启蒙后即嗜好读书”，从而影响了视力。另据陈寅恪在成都燕大任教时的助手王钟翰谈到陈寅恪突患右眼视网膜剥离症一事时透露：先生“一日见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本之书，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霄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了’。先生语毕，不胜感慨系之。”尽管陈氏自知“目疾非药石可医治”，但后来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英国医治，只是被他自己不幸言中，外科手术终告失败，终致一代史学大师双目失明，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陈寅恪常年漂泊海外求学，无心婚配，直到1928年39岁时才与唐筼结婚。唐筼小寅恪8岁，广西灌阳人，其祖父为清廷台湾巡抚唐景崧。1895年甲午海战一役，中国战败。4月17日，清廷代表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予日本。台湾官吏与士绅闻讯，激昂悲愤，联合上书唐景崧，谓：“万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之手，不愿死于倭人手”，力主唐氏抗日守台。同年5月23日，唐景崧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宣称“台湾同胞誓不服倭，与其事敌宁愿战死”云云。5月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唐景崧被推选为总统，年号“永清”，开始组织军队与招募义勇抗击日本侵台之敌。6月3日，日军陷基隆，台湾岌岌可危。6月4日，唐景崧自感力不能敌，遂化装为一老妇，带领随员和部分官银逃到沪尾（今淡水），转乘德国籍轮船鸭打号（Arthur）弃职内渡厦门。台籍士绅、新上任的义勇统领丘逢甲得知唐氏逃遁，亦不再抗日，于混乱中携带公款十万元，逃往广东嘉应州。此后，整个台岛人心惶惶，溃兵四处抢掠，台北藩库存银被抢劫一空，继之仓库失火，秩序大乱。延至6月7日，强悍的日军占领台北，昙花一现的台湾民主国宣告覆亡，台湾落入日本人之手。 唐景崧逃回大陆后，被清廷以抗命罢黜，1903年卒于家中，有《请缨日记》等传世。 当时陈寅恪的舅公，即俞大维伯父俞明震曾入台襄助唐氏策划防务并出任民主国内务大臣。而胡适的父亲胡传（字铁花）曾以台湾直隶州知州兼（军事）统领的职务，助唐景崧、刘永福守台，后于1895年退出台湾病死于厦门（南按：一说因弃台获罪，遭清廷赐死）。胡适5岁之前曾在台湾随父居住。许多年后，胡适由美国转赴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曾专门寻找过儿时的旧居，媒体多有报道。因了这一历史渊源，唐氏家族与俞家、胡家、陈家皆有交情。陈寅恪在海外学成归国任教清华，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时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体育教师唐筼相识并“一见如故”，在胡适、赵元任夫妇的撮和下缔结连理。在以后的若干岁月里，陈、唐夫妇相濡以沫，荣辱与共，手拉肩扶地走过了悲欣交集的人生旅程。 陈寅恪、唐筼夫妇共育三女：长女流求，其名为台湾古称；次女小彭，意指澎湖列岛，两个名字皆为纪念台湾岛和唐景崧所取。三女取名美延。抗战爆发，当陈氏一家自北平逃亡之际，陈寅恪47岁，流求9岁，小彭7岁，美延出生仅4个多月。 未久，陈寅恪与相继赶到北平的几个兄弟匆匆议定了父亲葬礼办法（诸如暂停灵柩于西郊寺庙等），未及出殡，便于1937年11月3日携带家人，连同佣人忠良与照顾美延的王妈妈等踏上了逃亡之旅。此时日军已在平津地区稳住了阵脚，整个局势已完全被日伪政权控制。为防止平津文化、教育界人士出逃南下与抗日力量会合，日伪军在车站码头及沿途重要关口设卡堵截。出逃之前，陈家就听说清华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车站一下车即被日伪军识破身份，当场按倒在地一顿拳脚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一根绳子拴住手脚扣押起来。为防不测，陈寅恪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址及人名，以便在走失后设法寻找亲人或故旧。待这一切匆匆安排妥当，一家人踏上了险象环生的逃难之旅。 此时，深秋已降临中国北方辽阔大地，在寒风的肆虐中，树叶枯萎，草木凋零，天地萧瑟。清晨，北平城内霜气阵阵，冷风袭人，越发令人感到凄苦悲凉。陈寅恪一家与北大毛子水等几位教授结伴，在凄冷、惨淡的星光映照下，于微明的夜色中踏着晨霜，悄然告别北平相依相恋的家园，由前门乘火车向天津进发。所幸的是，由于逃难人潮如黄河之水奔腾四溢，无论是火车之内还是沿途停靠的车站，如同一锅煮烂的饺子，人声鼎沸，身影绰绰，混乱不堪，使日伪军的辨别能力受到限制。陈寅恪等几名教授趁着混乱，引领家人小孩在慌乱的人群中穿行。孩子们则一个接一个牵着父母的衣角，越过了日军和伪警察设置的盘查关卡，提心吊胆走出了天津火车站，在租界暂时躲了起来。次日，先到一步的叶企孙已奉梅贻琦密电留守天津保管部分资金，与学生熊大缜共同负责清华师生南迁事务。陈寅恪自叶企孙处领到部分薪水作路费，择定乘英商船济南轮南下，一家人于天津紫竹林搭大汽车至大沽口码头，登上“济南号”英国邮轮向青岛驶去。跟随陈氏一家服务十年之久的佣人忠良，因家事不能前行，在把陈家老小送上轮船后，含泪作别，依依不舍地离去，只有王妈与陈家同行。另外，与陈家同行的还有袁复礼、毛子水和一位北大教授。轮船在大海中一路颠簸动荡总算到了青岛，乘客登岸后已过午夜，陈家与毛子水等几位教授不敢停留，急忙购好长沙联票，连夜挤上去济南的火车。行至济南，火车停开，班次皆无。此处风声更紧，商店关门，人相争传日军即到，各色人员争相离开这块危险之地，整座城市陷入混乱之中，逃难者如同被火烧着的蚂蚁，挤成一堆，滚成一团，又各自向心中的目标挣扎冲撞。火车站每有火车南开，人潮如江海巨涛，轰然而上，至于最终逃往何处，许多人并不清楚。陈寅恪一家被裹挟在涌动的大潮中，于茫茫人海中不知身归何处。幸亏苍天有情，一班列车停在车站未动，被挤撞得热汗淋漓的毛子水突然从一个窗口中发现清华教授刘清扬眷属已先在车内。这一发现，如同大海中迷途的航船突然看到了暗夜中的灯火，众人拼尽力气挤上前来求援。刘清扬等见车门已不能通行，索性把陈寅恪家人连拖带拉从窗口一一拽进车厢，毛子水等也借机钻了进去。车厢内如同一个被封了盖的热锅，拥挤不堪的人群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一片高呼小叫、哭爹喊娘中四处冲撞游动，以找到片寸落脚之地。不懂世事的美延突见如此混乱情景，连惊加吓大哭不停，弄得陈氏一家情绪低落，叫苦不迭。此时，北风呼啸，阴雨连绵，敌机不断在沿线轰炸，济南车站时闻炸弹在附近爆裂的声音，并有炸起的碎石尘土落入站台之上，车内车外惊恐凄苦之状令人心碎。所幸的是，陈家乘坐的火车没有遭炸弹掀翻，未久即驶出济南站，一路狂奔向南急驶。至徐州后下车，天空大雨连绵，日机不能起飞前来轰炸扫射，心神略安，陈家与其他教授转陇海线至郑州，旋又转车奔赴武汉，在入夜的混乱中，毛子水一只手提箱被人盗走，懊悔愤懑不已又徒叹奈何。在汉口旅店休息半日，即搭粤汉车冒雨前往长沙，历尽磨难，终于11月20日夜抵达长沙。同来的大小知识分子各寻住处，陈氏一家无处觅房，暂时在一位亲戚家借住。自北平至长沙，整个行程5000余里，历时18天。在天津之时，陈寅恪本想乘轮直去上海或香港再转长沙，为求快捷，决定在青岛登陆转火车南下，想不到此路竟拖延了十几天，且一家人备尝乱离苦痛，才总算熬到了落脚之日。 一家人喘息未定，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南迁云南昆明，陈寅恪只好携家眷继续登程。在迁往昆明的三条路线中，陈家选择了水路。在南下之前。陈寅恪将清华园抢运出的一批私人书籍另行打包邮寄长沙，但直到要离开此地时，邮寄的书籍因交通阻隔尚未收到。眼看师生已走大半，陈氏已顾不得许多，只好携家眷起程。据流求回忆：“我们离长沙时已经霜冻，经衡阳搭乘长途汽车，途中抛锚，走走停停，夜宿零陵县，入夜米糖开水的叫卖声，提醒我们逃难的路程已由辽阔的华北平原到达祖国富饶的南方了。”接着乘汽车到广西桂林市。广西是唐筼的故乡，父母早已去世，有些亲属在桂林工作和居住。这是一座看上去较北方安静的古城，买卖货物使用的是“桂币”，物价尚平稳。陈家住进靠近湖畔的一家旅馆，一面做继续上路的准备，一面在城中拜访唐氏的本家或亲戚。 桂林的日子很快过去，陈寅恪一家又要急着赶路。在蒙蒙细雨中，一家人登上长途汽车，经平乐到达广西梧州市，稍事休息，再转内河轮船，沿江夜航而下，经虎门抵达香港。此时已是1937年阴历岁末了。 初到香港，陈夫人唐筼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三女美延又身染百日咳，高烧发热，昼夜尖叫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找一家旅馆住下。据流求笔记：“这时香港大学许地山教授夫妇来我们旅馆看望，见三妹患病发高烧，许伯母把我和二妹带到他们家，并代租赁房屋暂住。我家就在这简单行李和家具的房子里度过逃难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之夜，幽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筼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意思是让尚不太懂事的流求、小彭们主动克制、谦让一些，尽量让王妈妈多尝到一点难得的美味。王妈妈从旁侧闻听，感动得泪流满面。 春节过后，陈寅恪必须赶往西南联大授课，唐筼心脏病未愈，体力不支，不能随行。陈氏只好告别家人，独自一人先行上路，自香港取道安南海防市抵达云南蒙自。几个月的艰苦跋涉，令陈寅恪与吴宓、朱自清等清华同仁在这座边陲小城再度相聚，抗战流亡的生命历程中添加了一个特殊的注脚。 第十三章 三千里地山河 第三节 由长沙到蒙自 因内地战事连连失利，凶悍的日军烧杀抢掠，大批官僚、士绅、商人与难民纷纷向西南边陲，尤其被誉为春城的昆明逃奔而来，使这座舒展安详的“世外桃源”很快淹没在滚滚人流与嘈杂的喧嚣之中。物价开始上涨，房舍更是高度紧张，几有爆棚、揭盖的迹象。面对此情，提前赶至昆明的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遂产生让联大师生暂在云南蒙自落脚之意。1938年2月底，蒋梦麟给长沙临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拍发一份电报，内称：“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蒙自海关银行等处闲置，房屋相连，可容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均佳，堪作校址。”未久，在“云南王”龙云直接过问、协调与昆明各界人士鼎力相助下，临时大学总算在昆明租到昆华农校与几家会馆以备急需，但校舍仍不能满足全校师生需求。于是，蒋梦麟亲赴蒙自考察，受到当地政府与士绅的欢迎，蒋认为此处可以供部分师生容身。3月14日下午，由蒙自返昆的蒋梦麟召集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秦缵、郑天挺等校务负责人在昆明全蜀会馆开会，决定联大文法学院设在蒙自，暂名蒙自分校，并派出郑天挺（北大）、王明之（清华）、杨石先（南开）前去筹备。王、杨二人先于郑天挺抵达蒙自办理租赁等手续，很快筹备就绪。 蒙自位于云南省南部边陲，为一偏僻的县级小城，靠近红河，可与安南（今越南）通航。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国用武力侵入越南南部，继而探测从越南通往中国云南的航线，期间不断派出军队窥探、入侵越南北部，1882年侵占北越重镇河内等地。 1883年，法国扩大侵越战争，迫使越南朝廷屈服，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国原与越南属宗藩关系，清政府为防止法国占领北越、危及中国边境，遂在西南边陲增派了军队，加强防务。此时法军已不把奄奄一息的大清王朝放在眼里，公然向清军挑战，中法战争随之爆发。光绪十一年（1885）4月4日，中法双方匆匆签订停战条件，战争终止。这年的6月9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特纳在天津正式签订《中法和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或《越南条款》，又称《中法新约》《李巴条约》。条约共十款，其中第一、二条为：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 光绪十三年（1887年），云南蒙自依照中法续议商务条约辟为商埠，设有海关、法国领事馆、法国银行、医院等，更有希腊人歌胪士在该城开设洋行、旅馆等商业设施。一时间，国内外商人蜂拥而至，纷纷向这块原本并不起眼的偏僻卑湿之地砸钱扔金，蒙自小城迅速热闹繁荣起来，四周的锡矿、铜矿等矿业加大了开采力度，闻名于世的“个旧滇锡”通过蒙自商埠，沿着滚滚红色河道，源源不断运往世界各地。据当时的数据显示，鼎盛之时，仅其一地的外贸额就占到了云南全省外贸的77％至89。9％，小小的蒙自一跃成为滇南甚至整个云南商业的龙头重镇。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法国借口在三国干涉日本退还中国辽东时有功，强迫清政府签订协定，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并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兴工。当389公里的越南海防至老街段筑成后，法国人考虑到中国境内山高谷深，路况十分复杂，决定全线铺设弯道半径小的米轨（两轨间距1米的铁轨）。中国段原拟从河口经蒙自、临安（今建水）、通海、新兴（今玉溪）、昆阳、晋宁、呈贡等州县达昆明，因建水、蒙自等地的无知官僚裹胁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流氓无产者，上蹿下跳，强烈反对在其境内修建铁路。加之法国勘测队在蒙自等地为非作歹，四处寻找良家妇女和花姑娘陪酒作乐，强暴奸淫，激起了沿线有良知的士绅和民众的强烈反对，迫使法国人放弃原选路线，从河口沿南溪河北上，偏东避开蒙自城，经碧色寨，过阿迷州（今开远）、婆兮（今盘溪）、宜良、呈贡抵达昆明。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法国政府批准东线全长466公里的规划，于次年正式开工。宣统元年（1909年）4月15日，一期铁路建成，通车至碧色寨。次年4月1日，全线通车。云南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国际线路——滇越铁路就此诞生。自此，云南的交通状况产生了突破性进展，这条线路对物资的内进与出口发生了重大作用。当然，在铁路修筑过程中，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法国殖民者对中国筑路工人进行极其野蛮的奴役、压迫，仅在滇段修筑的7年间，从各省招募民工总数30余万，而被虐待折磨致死者近8万人，可谓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中国人的缕缕白骨。 碧色寨位于蒙自县城东北12公里，未通火车前，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偏僻乡村。通车后，一跃成为滇越铁路上的特等车站。便利的交通给这个原先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无限商机，每当吐着黑色浓烟和淡淡蒸汽的火车呼啸而来，车站便挤满了上下车的旅客和堆积如山的货物。碧色寨像一个被注入空气的红色气球，眨眼间便热闹膨胀起来，成为一个装卸、搬运、运输极为繁忙的车站和商家、官家、旅人毕集的大集镇。 被冷落的蒙自、建水等地的矿主和商人眼见火车使碧色寨迅速崛起，遂于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联名上书云贵总督李经羲，要求修建一条由碧色寨经蒙自县城至个旧城的铁路，以便把成色优质的个旧锡与其他矿物销往国外。1921年，个碧铁路全线通车，以后又延长到建水、石屏，称为个碧石铁路。碧色寨车站正好处在北回归线与滇越铁路交汇的地方，是滇越铁路（米轨）与个碧石铁路（寸轨）交会换乘之处，碧色寨在商业上的地位如同一颗闪耀的明星，在滇南腾空而起，各色逐利谋财者在星光照耀下竞相奔来，一个小小乡村很快成为云南的繁华之区。 未久，碧色寨设有海关分关，国际巨商如美孚三达水火油公司、英商亚细亚水火油公司、法国加波公司、德国德士古水火油公司等十多家外国公司在碧色寨设立代办处。车站旁还有一家希腊人开设的歌胪士大酒店，经营项目应有尽有。中国商人、越南商人、法国商人、意大利商人在这块小小地盘上开设的各种旅馆、店铺更是不可胜数，此地一度被称为东方的“小巴黎”。 碧色寨的名声迅速蹿升，繁荣一时的蒙自县城却一蹶不振。原驻蒙自的海关移至昆明，很多商号、洋行要么搬迁碧色寨，要么搬迁省城昆明，蒙自很快衰落下去，重新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景况，只剩一片片被主人舍弃的高大坚固的洋房蹲在原处空守寂寞，偶尔以黯然的余光向世人昭示曾经的辉煌。——正是蒙自商业地位的衰落，大片房舍闲置，才给予联大文法学院师生进驻的历史机缘。 由长沙撤出的部分教授如汤用彤、贺麟、吴宓、毛子水等到达昆明后，暂住昆明迤西、全蜀两会馆，4月初分几批乘火车到达蒙自准备开课。校区主要分三部分： 一、原蒙自海关作为学生上课的教室，租期为一年零三个月，租金仅为国币一元，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二、法国银行、领事馆作为图书馆和教职员宿舍。此三处房舍在一个大院中，来往还算方便。据吴宓记述：“此乃法国人昔所经营布置，为一法国式之花园。花木繁盛，多近热带植物如棕榕（白树。寅恪云，即玉树神油，其汁可避瘴气，制金鸡纳）等。绿荫浓茂，美丽缤纷。……惟房屋甚稀少，半中半西式，且多破坏倾圯，现正在芟除修理之中。此间分校庶务，暂由郑天挺君（毅生，福建）主持，其人贤而才，而工程则夏震寰君任之。宓等均暂住银行一排有地板之半西式房内。宓与涂文君合住311室之前半小间，两床两写字台即占满矣。饭食在教职员食堂。晨粥，一鸡蛋。午晚米饭，每日饭费0。04元，恒患不饱。宓以安南人咖啡店所售之面包佐餐，夜晚以线绳悬面包于空中，防鼠食也。” 三、希腊人歌胪士（Kalos）开办的洋行，为另一批到达的教授居住，这是分校租赁的第二处，也是主要一处居住地。歌胪士洋行属于前后两进的二层楼房，面湖临街，建筑精美气派。临街一进的楼上作为教职员宿舍，楼下与后进作为男生宿舍。郑天挺回忆说：“我第一次去该处时，记得室内的月份牌为192×年×月×日，说明以后未再营业。洋行中尚存有大量洋酒待售，一些清华的教授见到，高兴极了，当即开怀畅饮。” 4月8日之后，到达蒙自的教授渐多，房舍开始紧张起来，在海关院内银行居住者，由每室2人增至4人，而各室内均有门互通，故其“喧扰纷乱之状况，与昆明全蜀会馆亦相差不远，读书写信均难”。 4月12日至20日，经粤、港来滇的男女学生，分批抵达蒙自。由长沙步行来滇的学生，也于4月底到达，如此多的外乡人突然拥入，当地乡民与士绅纷纷赶来观望，整个县城为之轰动。 5月4日，联大分校宣布开学，寂寞的蒙自小城又重新热闹起来。全体女生借住城内早街周伯斋宅第一幢被学生们号曰“听风楼”的三层小楼，周家不仅借出一幢楼房照应女生住宿，还设宴款待联大先遣团成员，令师生深为感动。因蒙自地处边陲，社会成分混杂，打家劫舍的匪徒不时前往光顾。为防不测，分校负责人经与当地政府商妥，由县里派保安队40名驻扎在“听风楼”附近的三元宫，对女生实施保护，每当晚自习散后，女生们要由校警护送进城住宿。 前来的师生发现，蒙自地理环境与内陆省份很有些不同，春天就是雨季，暴雨连旬滂沱不止，搞得人不能出户，城中店铺多数关闭，而“最堪忧惧者，乃时有巨蛇进入室中，惊惶逃避，不可言状”。原居住在蒙自海关的教授，因一室多人，性情各异，喧扰纷乱，不宜备课和休息，一些个性独特的教授开始自觅居处。4月下旬，吴宓、汤用彤、贺麟、浦江清和一位外籍教授于校外合租一幢西式二层小楼，吴宓为其取名为“天南精舍”。到了5月，几乎每天下雨，且较之前更大更猛，道路泥泞难行。由“天南精舍”到蒙自分校教室，须经一片田野，久雨则积水成为泥淖，跨越极其艰辛，一不小心就滑倒于泥潭，成为水中鸭子，或一个情形颇为狼狈的泥猴。不堪忍受其苦的吴宓等教授又陆续返回校内宿舍，在教职员食堂用餐。以久雨之故，凡居住在平房或楼房一层的教授，室中积水淹及床脚，除了蚊蝇乱飞，还有花花绿绿的大小群蛇窜入室内，沿床缠绕，对着主人摇头摆尾，瞪眼吐舌，作啮人状。教授们一见，便惊呼奔逃，久久不敢回宿舍就寝。有一位清华来的青年讲师，晚上看见海关院内墙上有条黑乎乎的大裂缝，颇觉奇怪，拿灯一照，只见一条碗口粗的大蟒从房顶倒挂下来，讲师大惊，手中的灯盏“砰”地一声摔出丈余，后退两步一仰身倒地不起。因海关旧址荒草丛生，蛇蚊特多，令人生畏，大多数教授想到条件较优的哥胪士洋行楼上居住，但洋行房间有限，需抽签决定。对此，郑天挺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原住法国银行314号，大批教授来到后，又重新抽签。314号为罗常培、陈雪屏抽得，我抽至歌胪士洋行5号房，邱大年住4号房，于5月3日迁入。此外住在歌胪士楼上的尚有闻一多、陈寅恪、刘叔雅、樊际昌、陈岱孙、邵循正、李卓敏、陈序经、丁佶等十几人。”又说：“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带家属。经常与我们一起散步，有时至军山，有时在住地附近。当时他身体尚好，我们一起去过蒙自中学参观图书。临离开蒙自时，大家曾去该地的黑龙潭游玩，往返15里，历时数小时。” 陈寅恪与政治系教授浦薛凤（号逖生）及一女生，在安南乘火车于4月23日下午4时才抵达碧色寨，尔后转乘小火车到达蒙自海关旧址，时已暮色苍茫，在与朱自清等教授见面后，方知临时大学已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原设在西安的临大，也已迁往汉中，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了。第二天，经与分校总务主任樊际昌商量通融，陈寅恪与浦薛凤、沈乃正等三教授没用抽签，即允准移住歌胪士洋行楼上一大一小相通的两室，浦、沈住外面一大间，陈寅恪独住里面一小间。一个星期后，闻一多由昆明来蒙自，住歌胪士洋行楼上二号一室。教授房中设备统一配置，分别是每人板床一张（三块板两张长凳拼铺而成），书桌一，木椅一，洋油灯一，余则一无所有。因条件实在过于简陋，陈寅恪等各出四元钱，每人向歌胪士洋行购得旧藤椅一把，后来的教授虽欲出重价索购，但藤椅早已售光，只能因陋就简，应付度日了。 由长沙经香港、安南赴滇时，陈寅恪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注》《五代史记注》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两只木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并视之生命的珍贵财富。万没想到的是，待陈氏赶到蒙自，雇人力车夫将运来的木箱拉到居住处兴冲冲打开校点，却发现箱内只有砖头数块，书籍等物踪迹绝无。面对如此惨状，陈寅恪当场昏厥。后据校内同事分析推断，很可能木箱在越南海防换滇越火车时发生了变故，而盗窃者可能就是铁路行业内部的不法分子，他们误以为箱内盛有金银珠宝，或其他贵重物品，遂想法窃走，因多数书都由包袱或其他物包藏，窃贼并不以为是书，或以为书中夹有重金。为防盗事过早暴露，另易砖头数块入箱内，以此蒙混过关。可以想象的是，当盗贼们怀着满腹发财的欲望在暗处打开包袱，发现包藏的竟是一堆破旧书籍时，一定气得七窍生烟。而流亡西南的陈寅恪眼望一堆砖头和两只空箱，自是悲愤交加，顿足捶胸，徒叹奈何？奈何？！ 陈寅恪所丢之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珍籍秘本”，而是他曾花费无数心血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细记录相关资料以及自己心得的批注本，其间有蒙古史、佛教史和古代东方书籍。这一批眉批本，可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是心血与思想的结晶，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润色，便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这些书籍在陈寅恪心中的地位之高和价值之巨，是一切读书人特别是靠读书、著书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所能深切体会的。1942年9月23日，陈寅恪在给好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信中，对此次遗失书籍与手稿作了如下披露： 弟廿十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后闻伯希和在库伦获元秘史元本，故欲俟其刊布，再有所增删。用力虽勤而原书价值颇不高，今稿既已失去，亦不复谈论此事矣。 又有世说新语注，主旨在考释魏晋清谈及纠补刘注之疏失。 又有五代史记注，其体裁与彭、刘旧注不同，宗趣亦别，意在考释永叔议论之根据，北宋思想史之一片断也。 又凡佛经与之存于梵文者，与藏译及中译合校，凡译匠之得失，元本之为何（今梵本亦非尽善本，有不及译本所依据者。又其所据之本，亦有与今不同者。其异同得失，皆略能窥知）列于校记。今虽失去，将来必有为之者。又钢和泰逝后，弟复苦其烦琐，亦不敢涉及此事。但有巴利文普老尼诗偈一部，中文无今译本，间散见于阿舍经。钢君不甚精巴利文，在北平时未与详校。弟前居柏林时，从德名家受读，颇喜妇人入道之诗，哀而不怨，深契诗经之旨。然俱是公历纪元前作品，尤为可贵。欲集中文旧译并补译及解精（？）其诗，亦俱失去。 正因为这批倾尽了陈寅恪心血与汗水的书籍与稿本遭窃，使若干部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新著不得不加以延迟，甚至成为泡影。如《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等“半成品”，一直未成完璧，遂成终生憾事。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小插曲，即此劫发生17年之后的1955年，栖身岭南的陈寅恪突然收到越南华侨彭禹铭一封信，言其家居西贡，曾到海防搜买旧书，偶得陈氏当年遗失《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寄存家中。陈寅恪闻讯大喜，急欲见到实物，惜越南政府禁书出口，法令甚严，一时无法携出，只好等待时机。未久，越南战火突起，兵火所及，将西贡数万家变成瓦砾之场，彭禹铭家不幸亦在其内，家藏数千卷古籍尽付一炬，陈寅恪批注本《新五代史》一并化为灰烬。据陈寅恪后来说，他唯一得到的“原箱遗物”，是一位旧时清华毕业生梁秩风辗转买得的《论衡》一部，惜这部书不过是当年为填塞箱子起见，偶尔放置其中，实非欲带之书。对此，陈寅恪在致他的学生蒋天枢信中满含遗恨地说道：“当日两箱中文书及古代东方文书籍及拓本、照片几全部丧失。此时身边旧箱中原物，仅余填补空隙不足轻重之《论衡》一种，可叹也。” 陈寅恪的命运如此，而战时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旅途中丢失财物者比比皆是。1937年11月27日，吴宓日记载：“阴，微雨。上午9：00至车站，宓之卯箱已运到，遂自舁归。但已破毁，以绳索之。箱内之黑云丝棉袍亦已为人取去。后此宓将卯箱中物，归并其馀各箱，而此牛津纪念品之卯箱遂不复存矣！”时局动荡，世道如此，面对一幕幕惨象，作为一介知识分子除了扼腕长叹，夫复何言？ 遭窃事件使初到蒙自的陈寅恪一病不起，悲愤交加中，仍做着登堂授课的计划。待身体稍有好转，便写信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仁求援。时史语所历史组的劳榦（字贞一）、陈述（字玉书）等人已抵达昆明，并与史语所同仁丁声树、全汉升等借住拓东路663号赵元任家。5月1日，陈寅恪致劳榦、陈述二人信中，以哀伤的笔触写道：“弟到蒙已将十日矣，欲授课而无书。不知史语所之三国志、晋书、南北史、魏书、隋书、通典等在昆明否？如在昆明，无论何种版本（即开明廿五史本亦可），请借出，邮寄或托友人带下均可。如昆明史语所无此类书，则朋友中能辗转借得否？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 5月7日，陈寅恪向劳、陈二人追加一函，谓：“三国志、晋书已在此间借得，可以不寄。通典如一时未能借得，亦可从缓。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书箱运到蒙自，借与联大。以无目录，又无人到此点交，故不知其中有无大藏经、四部丛刊、三通在内，请两兄代弟一查，并速示以在何号书箱内为感。此间联大已催史语所派人来蒙自点交，愈速愈好，因有许多功课皆视书籍之有无以为开班与否之决定也。弟俟孟真先生到昆明后当来昆一行，大约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也。所中同仁均乞代致意。” 劳榦与陈述接到陈寅恪求援信后立即行动，于5月5日寄出第一批书。然而路途关口阻隔，寄送并不顺利。5月12日，陈寅恪在复信中说：“南北史收到，感荷感荷。北史为百衲本，然则百衲本未运到耶？（五日寄南北史，八日即收到。）来示谓本月六日已寄魏书，今尚未收到，乞一查为感。”信未补充道：“蒙自已入雨季，起居饮食尤感不便，疾病亦多，吾侪侨寄于此者皆叫苦连天，想昆明或较此略胜。” 三天后的5月15日，陈寅恪接到劳、陈二人于11日发出的信件，谓大藏经不在昆明而在重庆。焦急中的陈寅恪再发一函述说急迫之情：“大藏经弟急需用，因弟在此所授课有‘佛经翻译’一课，若无大藏则征引无从矣。乞速航空信请重庆速径寄蒙自，不胜感盼之至。魏书今日已收到，谢谢！那君信已收到，所以急盼那君者，为大藏耳。今大藏既在重庆，不知昆明方面尚有哪位可卖或可借否？前云南省长王九龄提倡佛教，曾请欧阳竟无讲经，疑昆明或尚有可借处也。” 陈氏信中提到的那君，指史语所图书管理员那廉君，此前史语所拟派那氏赴蒙自点交寄往联大分校的书籍，陈寅恪欲让那廉君把大藏经一并携往蒙自，想不到昆明无书，希望落空。欧阳竟无，名渐，字竟无，亦称宜黄大师，江西宜黄人，著名佛学家、居士，与陈寅恪属同乡旧识，曾赴昆明讲经并为陈氏所知。 几天后，那廉君来到蒙自欲点交书籍，因涉史语所与联大的运费问题发生纠葛，未能开箱。陈寅恪亦收到劳、陈二人寄送的昆明佛经流通处所刊佛经目录。陈氏看罢，认为可买者不多，遂于5月21日回复道：“兹将目录寄上，乞查收，并希将右列六种购就寄下……屡次烦渎，心感不已，所费邮资谅已不少（如航空信），希示知，以便弟照数奉还。又，高去寻君文稿亦交那君带回，并附一复书，乞转交为荷。” 6月17日，陈寅恪给劳榦、陈述二人再发一函，此为迄今可查的陈氏在蒙自期间发给二人的最后一书。内容如下： 大作均收到，容细读再奉还。弟于七八月间必到昆明，如两兄不急于索还，则俟弟亲带至昆明面还。如急需，即乞示知，当由邮局寄上也。 联大以书箱运费系其所付，不欲将书提出。现尚未开箱，故联大无书可看。此事尚须俟孟真先生来滇后方能商洽解决。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匆复。 许多年后，陈氏弟子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师门往事杂录》中，摘录了陈寅恪致陈述三封信函，多涉学术方面的问题，陈氏对二人的关爱、呵护、教诲之情溢于言表。在转引6月17日致劳、陈二人信后，蒋氏曾注云：“其时先生漂泊西南，备历艰困，当流亡逃死之际，犹虚怀若谷，奖掖后学，孜孜不倦。其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之情伟矣！录上四信，藉见先生彼时情怀。世之读上录函件者，其亦省识先生当日感愤之深欤？” 第十四章 南渡自应思往事 第一节 对花还忆去年人 1938年6月下旬，蒙自地界连天的暴雨暂时停歇，天气放晴，无论是联大师生还是城内的土著皆以不同的方式活跃开来。 蒙自小城之南、联大分校附近有一片洼地，周围遍种杨柳，大雨过后，积水成湖，当地人称为南湖。湖四周有人行道，中有菘岛等景点可供游览。每到晚间，月亮升起，轻风微拂，杨柳飘荡，湖水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南湖月夜”遂作为蒙自八景之一写进县志。善于描写风物韵致与捕捉女子风情的吴宓，在日记中有过文笔生动的描述：“南有瀛洲亭，北岸为蒙自师范学校及Kalos洋行楼房，东为由校入城之石路，西侧为堤，有桥，有树。堤西更为巨湖，有荷花红白，极广且盛。更西南为菘岛，遥南为军山公园，湖岸环以柳槐等树，南岸有三山公园，又有昔法人布置之墅宅，以花树覆叠为壁，极美。夏日水涨，湖光鲜艳。”如此妙湖美景，自然成为联大分校师生课外时间闲游之所。在入南湖的堤上，有一横匾，上书“秋至杨生”四个大字，匾后是两排茂盛的杨柳。据历史系教授钱穆回忆说，初时，钱与联大教授皆不知此匾何所指，后来才知蒙自一入春便是连旬滂沱的雨季，雨季过后便到了秋天，这个时候杨柳才开始发芽，直到绿条成荫，与湖光水波构成一绝佳之景色。柳树本应春天萌生发芽，此处却独为秋生，令人惊异。有了这般胜景美色，钱穆“每日必至湖上，常坐茶亭中，移晷不厌”。而每当在环湖散步，“远望女学生一队队，孰为联大学生，孰为蒙自学生，衣装迥异，一望可辨。但不久环湖尽是联大学生，更不见蒙自学生。盖衣装尽成一色矣。联大女生自北平来，本皆穿袜。但过香港，乃尽露双腿。蒙自女生亦效之。短裙露腿，赤足纳两履中，风气之变，其速又如此”。有一富家出身的女生，本好打扮装束，自香港经安南一路到蒙自，学业没增长多少，装束与整容方面的业绩却上蹿了许多个档次。当这位女生一袭红白相映的新衣出现在南湖岸边时，游湖的师生惊为天人，继而恍于梦中突遇仙女下凡。只见这位仙女顾盼生辉，满面春风地含笑向自己走来、走来……众师生眼望垂柳摇曳的倩影伴着少女的花容月貌在眼前晃个不停，无不心跳加速，面赤腿软。——许多年后，当时有幸一睹芳容的政治系教授浦薛凤还牢牢地记着这位女生的名字——王慧敏。只是这位名动一时，号称“交际花”的王生，后来花落谁家，后半生一度出任台湾当局“教育部政务次长”的浦薛凤没有探听到确切消息，遂成人生一大憾事。 打扮艳丽的女生耀眼夺目，联大的男生也较劲儿般，各不相让兼加醋兮兮地跟在女生屁股后头尽展风流。就特色言之，北大的男生喜穿长衫，文质彬彬如同乡村学究；清华学生不乏西装革履者，如同归国华侨或时髦商人；南开学生则多穿夹克，头戴软底的小礼帽，有的还戴一墨镜，如同美国电影中的侦探，既神秘又恐怖，用北京话说，很是唬人。每有空闲，教授结伴游湖，男女学生也成群结队地在湖岸四周溜达，有调皮的男生还专门弄来蒙自特产的藤木拐杖拄在手中，像阔老一样西装革履、大摇大摆地走在前边，后边跟几位着丝绸旗袍，足蹬高跟皮鞋的女生。当地士兵有游湖者，认为来者是省府或地方的要员，情不自禁地向男女生立正行军礼，并一脸严肃、紧张地呼曰“长官”“太太”“小姐”等。男生们听罢，装模作样地点点头继续前行，女生们则羞涩地扭着高翘的臀部，以手捂住白齿亮丽的嘴巴，啼笑皆非地跑开。据当时在蒙自分校任教的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对他的学生回忆说，女生们从香港带到学校的奇装异服，尤使当地百姓感到惊异，有的顽童甚至包围女生，俯视旗袍之内是否尚有内衣内裤，其风气可想而知。刘强调：“这些顽童绝不是小流氓，只不过是惊异而已。” 除了顽童的取闹，面对如花似玉的丽人，动邪念者也不在少数。向来对美女和发生在美女身上惊险故事特别热心收集的浦薛凤回忆说，有一女生不知何故于晚八时许单独入城门回宿舍，途遇穿制服者二三人，喝问女生皮夹内有何物，女生以为遇到了打劫的盗贼，不敢反抗，乖乖将包递上，说：“可以将钞票取去。”其中一人接过皮夹看看，突然从袖中拔出一只手枪，对女生喝道：“随我来玩玩。”女生这才意识到对方不仅劫财还要劫色，环顾四周一片寂静，女生不敢强抗，只好跟随几个贼人往指定地点走去。来到一个拐弯处，忽见一老妇迎面走来，女生趁机一把抓住老妇之手大呼救命。老妇踉跄几步差点倒地，几个贼人就此溜掉。此事惊动了联大与地方当局，有人谓正是女生们装束及修饰太显讲究和新鲜，才惹得贼娃子想入非非，差点酿出祸端。于是，学校一面严令女生不得单独外出行动，一面要求穿着打扮不要追求时髦。前一项做到了令行禁止，而后一项却无效果，即是女生们不刻意装束打扮，对于当地人来说也如睹天外来客，新奇得不得了。其结果是，联大学生的装束打扮，不但令蒙自女生群起效之，蒙自城内的中老年妇女也深受影响。此前，当地妇女长裙及地，长袖及腕，无论冬夏，皆是如此。新娘子上街必打“遮羞伞”，青年男女上街不得并肩而行。自联大女生到来后，不但新娘子的“遮羞伞”送回了她姥娘家，即是一般妇女也开始穿起短裙，与年轻学生们争奇斗妍，甚至于争风吃醋。而联大学生还有更加出格的事情发生，如一男生被当地一咖啡店老板女儿姿色所惑，索性弃学入赘，当起了咖啡店的二老板。另有学生一男一女，晚自习散后不回宿舍，竟胆大妄为地借着月色在教室桌上拥在一起呈碌碡样来回滚动碾压，结果被好事者发现并报告学校当局，二生被勒令退学。 当然，这种性饥渴严重并饥不择食的学生仍是少数，大多数学生较为理性平和，在穿越饱受战乱的祖国山河后，深切感到自己的学习空间与时间，是散布在祖国各条战线上浴血奋战的将士所赐。时长江中下游两岸正炮火连天，武汉保卫战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民族存亡在旦夕，遂珍惜每一分时光用于读书学习，课余时间则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以慰藉心中的灵魂。到蒙自不久，哲学系学生刘兆吉与中文系学生向长清等人，联合一些爱好诗歌的学生自发成立了诗社，取名南湖诗社，聘请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为导师，社员有查良铮（穆旦）、周定一、赵瑞蕻、林振述（林蒲）、刘重德、李敬亭、刘寿嵩（绶松）、王般、向长清、陈三苏等20余名青年教师和学生，诗社不定期地出版诗歌壁报《南湖诗刊》，举行诗歌朗诵会、座谈会，讨论诗歌的创作方向与前途等问题。 事实上，这个以诗交友和励志的文学社团，自北平南迁湖南衡山时已初具规模，只是没有创作出几首新诗，未成气候便仓促撤离，倒是冯友兰的一首旧体诗，给师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诗的灵感来源于一次课外爬山，冯友兰与几位教授走到一个叫二贤祠的地方，据说是朱熹和张栻聚会之处。祠里正房叫“嘉会堂”，堂中立了一块横匾，上写“一会千秋”。冯友兰触景生情，作了几首古体诗，其中两首是： 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 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朱自清以深沉微颤的声调朗诵了这两首诗，全体师生受国破家亡的情绪感染，顿有凄怆悲凉之感，有的悄悄流下了热泪。 南湖诗社成立后，社员以写新诗、研究新诗为主，但不反对旧体诗，只是不在诗社主办的壁报上刊载。据诗社骨干成员、曾在长沙至蒙自步行途中收集民间歌谣并出版过《西南采风录》的刘兆吉说，像查良铮、赵瑞蕻、刘重德、李敬亭、王般等人都是外文系吴宓的学生，吴也是一位颇有名声的诗人，且曾翻译过不少英美诗人的著作。于是社员们想请吴为诗社的指导老师，后来怕这位《学衡》派主将，不仅反对白话文，还反对白话诗便作罢。 当第一期诗刊以壁报形式贴出来后，吴宓站在围观的人群中津津有味地品评。十几年后，当刘兆吉对吴宓谈起这段往事并为没有请吴作为指导老师表示歉意时，吴说自己反对的是不像诗的白话诗，而用白话写诗古已有之，算不得什么新发明，如李白的“窗前明月光”，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等等，都是优秀的白话诗。刘兆吉听罢，对吴宓的博学心悦诚服，也为当初的拘谨和对老师的误会感到一丝愧疚。 尽管刘兆吉为当年邀请了闻一多与朱自清而未邀请吴宓做指导感到不好意思，但就当时的情形论，刻板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的吴教授，确实不是新诗创作指导的上乘人选。从“南湖诗社”走出来的诗人后来言谈与发表的文章看，他们认为最好的一位指导者，是一位长鼻子的英国佬、著名诗人、学者燕卜荪。抗战前，刚过三十岁的燕卜荪应北京大学外语系之聘来华任教，未久抗战爆发，燕卜荪随校来到长沙、蒙自。此人饮食起居都很随便，休息的日子常独自一人到蒙自城四郊漫游，有一次在乡间小路上不幸遇上了贼人，钱物皆被劫走，但他舍不得常叼在嘴里的那把烟斗，居然不顾安危，又追上去要了回来。别看这个外国佬纯真率性，吃喝住行满不在乎，讲课却很认真，据说全部莎士比亚背诵如流。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位奇才，具有数学头脑的现代诗人，锐利的批评家。他在联大开的那门《当代英诗》，从霍甫金斯一直讲到奥登、艾略特、叶芝。所选的诗人中，有不少是燕卜荪的同辈诗友，因此他的讲解是书上找不到的内部实情，加上他对于语言的精细分析，与一般学院派大为不同，学生们受到的启迪也就自然非学院派可比。学生们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诗，又读狄仑·托玛斯的“神启式”诗。而“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略特与奥登……这些年轻作家迫切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深入夜晚。”在燕卜荪影响下，一群现代派诗人和一整代英国文学学者成长起来。如“南湖诗社”社员周定一在蒙自作的《南湖短歌》，以新颖别致的题材和艺术技巧，映射出联大师生当时的灵性和心境：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你问我的家吗？ 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我走得有点累，让我枕着湖水睡一睡。 让湖风吹散我的梦，让落花堆满我的胸，让梦里听一声故国的钟。 差不多与此同时，“南湖诗社”社员穆旦创作了《我看》《园》两首诗，以新奇的眼光，捕捉着进入这座边陲小城所看到大自然舒展开来的鲜活生命。《我看》这样吟道： 我看一阵向晚的春风悄悄揉过丰润的青草，我看它们低首又低首，也许远水荡起了一片绿潮；我看飞鸟平展着翅翼静静吸入深远的晴空里，我看流云慢慢地红晕无意沉醉了凝望它的大地。 O，逝去的多少欢乐和忧戚，我枉然在你的心胸里描画！ O！多少年来你丰润的生命永在寂静的谐奏里勃发。 也许远古的哲人怀着热望，曾向你舒出咏赞的叹息，如今却只见他生命的静流随着季节的起伏而飘逸。 去吧，去吧，O生命的飞奔，叫天风挽你坦荡地漫游，像鸟的歌唱，云的流盼，树的摇曳；O，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 让欢笑和哀愁洒向我心里，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 几年后，“南湖诗社”社员的诗名由昆明传向全国，风行一时，其中杰出代表穆旦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发表的大量诗作，深受时人追捧热爱，穆旦一跃成为诗坛一颗亮丽的明星。抗战后期，穆旦参加远征军入缅甸丛林与日寇作战，归国后以椎心泣血的情感，写出了一大批反映远征军战地生活的震憾人心的现代诗歌，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而久远的影响。1945年1月，穆旦诗集《探险队——献给友人董庶》，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其中收入了蒙自时期《我看》与《园》两首。 当时颇受青年学生推崇爱戴的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已不再写现代诗，专事《楚辞》和神话研究，除授课外，埋头于歌胪士洋行楼上轻易不踏出房门，每到课休或饭后，教授们结伴到南湖堤上散步闲游，患有眼疾的陈寅恪也经常参加，唯闻一多不肯“入伙”。据郑天挺回忆说：“在歌胪士洋行住宿时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闻下了楼，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记得一次与闻及罗常培相偕散步，途中又遇汤用彤、钱穆、贺麟、容肇祖等人，大家一起畅谈中国文化史问题，互相切磋，极快慰。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加融洽。” 郑天挺所言只是事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并未提及。闻一多在1946年7月所写《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有过一个片段式的回忆：“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又说：“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扬扬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 闻一多所说的“败北主义者”代表人物，是联大法学院教授陈瑾琨，此人不但在饭桌上公开宣讲他的败北主义，在课间也对学生大讲中国必亡论，不少教授对其说辞大为不满，但此人却不以为然，甚至大放厥词，公然宣称做汉奸未必个个都是坏人，就要遗臭万年等。另有历史系一年轻教师，把败北主义发挥到极致，认为“从历史上看亡国是正常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一国有兴即有衰，有亡才有兴，一个朝代与国家根本不可能‘万岁’”云云。这种亡国与做汉奸未必不好的言论，自然得到了像闻一多之类热血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斥责。许多年后，同在蒙自的政治系教授浦薛凤回忆道：“联大同仁，课余饭后，对于整个国家民族出路，尤其是对目前战局前途，不免时常谈到。……有时二三人散步提及，有时饭桌上彼一句此一句杂乱发言。”这些发言，大体上不外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姑称为甲乙两方面。“甲方面是着重情感，出于主见，表示乐观，认为早应抗战，精神志气，较武器尤重要，无论如何，不可委曲求和，必须作战到底，而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乙方面则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较优，倘能保持主权，虽暂时委屈，可徐图伸张，谚所谓‘能屈能伸’，亦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甲方讥乙方怯懦悲观，乙方斥甲方为鲁莽糊涂，甚或如寅恪所云，‘非愚即诈’。” 从浦氏的叙述中可知，所谓“主战”与“主和”两派，不但在共桌吃饭时争论，即是散步游湖时也经常争论不休。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双方，时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心中形成介蒂亦不可避免。被同仁谑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闻一多，当为“主战派”的代表，面对“主和派”人多势众的压力，他不甘屈服对方的观点，又憋着闷气不能倾吐，索性在饭后“躲进小楼成一统，那管春夏与秋冬”，来个耳不闻，心不烦，也算是一个解脱的办法——这便是闻氏不愿下楼的真正原因。 至于蒲氏文中所说陈寅恪云中国人“非愚即诈”，实乃陈氏一生之观点，这个观点蒙生于幼年，形成于青年和中年，并在战前有多次披露。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星期后的7月14日，陈寅恪在清华园曾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对于这段话，吴宓的解释是：“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侨怯儒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 相对陈寅恪的态度，吴宓似乎在战和之间摇罢，但精神颇为悲观，他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按今兹事变，吾侪不能慷慨激烈，为国效力，已属可耻，下至个人亲友安全之计，虽多议论，亦少实行。日日虑祸变之来，而终无所动作，无所预备。因循郁抑，坐待事机运命之支配，呜呼，精神之颓丧不乐，可知已！” 7月21日，吴宓在记述当日所闻战事情况之后，对陈寅恪观点和自己的想法再次披露道：“6：30叶企孙、熊大缜来此晚饭，又同出散步。陈寅恪亦来。熊电城中，并阅报，知宋完全退让，片面撤兵，日内平郊当可无战事。然和战无定策，事事随人转，岂云善计。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宓谓仍视何人为之，而为之者何如也。寅恪仍安静读书。我宜效法。” 此时的吴宓与陈寅恪观点仍不尽相同，他于悲观低沉中，寄希望中国有一位铁腕强人站起来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倾，而这位强人自然是蒋介石。“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急剧提升，无论是政客、军阀还是普通民众，皆认为能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寇一拼者，非蒋介石莫属。正如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一文所说：“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主席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随着平津、上海沦陷，南京弃守，吴宓同许多国人一样，对抗战前途的憧憬陷入低谷。12月15日，已迁往衡山圣经学院授课的吴宓记述道：“是晨，得悉蒋委员长拟来南岳，在圣经学院驻旌。本校奉令迁让。顷梅校长等赴桂林寻求校舍（终无所得）。临时大学全迁云云。甫完长途，又难安居！且自今日起，天气骤变，阴雨，且大风。兼之战事消息又恶。上海早败退，南京又失陷。或云蒋公离南京时，谒孙陵。悲甚，晕倒。……亦可为悲剧之英雄也。于是宓心亦甚悲郁无欢，自兹始矣。” 第十四章 南渡自应思往事 第二节 北归端恐待来生 流亡蒙自后，吴宓把在南岳滋生的悲观情绪一同带来，且比衡山犹甚。陈寅恪与吴宓于教课之余经常往南湖散步，并有诗文唱和，从流传于世的几篇诗作中，可见其悲戚哀伤之情。 据吴宓日记载：1938年5月，“阴雨连绵，人心已多悲戚，而战事消息复不佳。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外传中国大兵四十万被围，甚危云云。于是陈寅恪先生有《残春》（一）（二）之作，而宓和之”。 残春（一） 陈寅恪 无端来此送残春，一角湖楼独怆神。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 过江愍度饥难救，弃世君平俗更亲。 解识蛮山留我意，赤榴如火绿榕新。 残春（二） 陈寅恪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残春和寅恪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作于蒙自吴宓阴晴风雨变无端，折树摧花未忍看。 小胜空矜捷坦堡，覆军终恐败师丹。 降心苟活全身易，异志同仇御侮难。 一载颠危能至此、何堪回首梦长安。 诗中吴宓自注：“捷坦堡今译坦能堡（tannerberg）。”此句指发生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坦能堡会战，又称坦嫩贝格战役。1914年8月17日，俄罗斯第一、二军侵入东普鲁士，向首府哥尼斯堡进发。俄军成功进入德国，直到德国第八军在8月20日反击。德军设计了一个陷阱，让俄国第二军提前进入德国后，在后面反击其补给线。9月2日，俄军放弃整个作战计划，坦能堡会战后，没有再向德国领土进攻。虽然德军在坦能堡会战得胜，但德军原先并没有准备俄罗斯会在8月中旬开战，因此德军用了两支部队来抵抗俄军，造成德军的资源被分散，继而影响西线对英法联军的战事。吴宓诗中的师丹，一译绥丹（Sedan），今译色当，是发生于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一次战役，拿破仑三世因兵败向普鲁士投降。诗中的“小胜空矜捷坦堡，覆军终恐败师丹”，当指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取得大捷，而徐州很快失陷之事。据吴宓日记：“因忧共产党与国民政府不能圆满合作，故宓诗中有‘异志同仇’之语。而寅恪又有《蓝霞》一诗。” 蓝霞 陈寅恪 天际蓝霞总不收，蓝霞极目隔神州。 楼高雁断怀人远，国破花开溅泪流。 甘卖卢龙无善价，警传戏马有新愁。 辨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 按吴宓的说法：“蓝霞”二字出吴文英《莺啼序》末段，而寅恪用之则指蓝衫党，通称蓝衣社及红军。“寅恪之意，吾能识之。吾爱国并不后人，而极不慊今日上下之注重‘革命’等观念，而忽略中国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日本俘虏亦有能言此者，见报。此则二十余年来学术思想界所谓‘领袖’所造之罪孽，及今而未已也。” 未久，吴宓与陈寅恪又于南湖散步之余，以“南湖”为题各赋诗一首： 南湖一首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吴宓 南湖独对忆西湖，国破身闲旧梦芜。 绕郭青山云掩映，连堤绿草水平铺。 悲深转觉心无系，友聚翻怜道更孤。 亘古兴亡无尽劫，佳书美景暂堪虞。 南湖即景 一九三八年六月作于蒙自 陈寅恪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据吴氏解释：“宓以南湖颇似杭州之西湖，故有‘南湖独步忆西湖’之诗。寅恪以南湖颇似什刹海，故有‘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之诗。皆合。惟当此时，日军已攻陷开封（时已六月中上旬之间）据陇海路，决黄河堤（中日两军互诋，孰为决堤者，莫能知）。死民若干万人，我军势颇不利。故寅恪诗有‘黄河难塞黄金尽’（指国币价值低落。据云，语出《史记》封禅书或河渠书。）之悲叹，而宓和诗亦有‘舜德禹功何人继，沉陆殴鱼信有哉’之责机。” 陈寅恪诗尚以多典、隐晦著称，几乎无诗不典，不弄懂诗中引用典故，则难窥其堂奥。吴宓诗受陈寅恪影响颇大，当年吴、陈二人在哈佛时，吴曾向陈请教过作诗的奥秘。1919年5月25日《雨僧日记》载：“近常与游谈者，以陈、梅二君为踪迹最密。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心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又，“寅恪习惯，以诗稿持示宓等后，不许宓钞存，立即自撕成碎片，团而掷之。但寅恪在美国所作之诗，宓皆能背诵”。另据吴宓女儿吴学昭所言：“父亲很注意收集寅恪伯父的诗作，从哈佛同学时开始。他常说，寅恪伯父作诗不多，但很精美，寓意深长，不熟悉历史典故，不具有丰富的文学知识，不对其人有非常的了解，很难确切领会其诗深邃的含义。寅恪伯父关于诗词的谈论，语多精彩。如为诗作笺注，详叙当时情事，以贻后人，寅恪伯父谓之‘今典’。谈唐诗与唐代文学的特点，说‘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的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云云。” 透过这些记述和追忆，可见陈对吴在学术上和为文作诗方面影响之深。从已发表的吴诗看，大体沿袭了陈诗的路数，作为一代自由知识分子，陈、吴之诗字里行间透着国破家亡的哀愁与忧戚。但就诗的整体质量和艺术价值而言，吴诗比之陈诗稍逊风骚。陈寅恪《残春》一诗之深意，除吴宓简单提及，需解者尚有“读史早知今日事”“过江愍度饥难救”等句。晚年的陈寅恪栖居岭南之际，曾有《柳如是别传》一书问世，开篇有云：“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平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又《赠蒋秉南序》云：“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拣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 陈氏赠蒋文中，有两个名字属于难以直言的隐指，这便是辛有、索靖。辛有为周朝大夫，周平王迁都洛阳时，辛有在伊水附近看到一个披发的人在野外祭祀。披发是戎族的风俗习惯，辛有据此预言这地方不及百年必将沦为戎人居住之地。辛有死后，后秦、晋果然迁陆浑之戎人居于伊水之滨。唐代诗人吴融在《金桥感事》中用过此典。诗曰： 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风。 饮马早闻临渭北，射雕今欲过山东。 百年徒有伊川叹，五利宁无魏绛功？ 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 据《唐诗鼓吹评注》释读，此诗“指孙揆败于沙陀之事”。沙陀，以族名代称藩镇李克用。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李克用进据邢、洛、磁三州。昭宗不顾多数大臣反对，采纳了宰相张浚等人发兵讨李的主张。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结果三战三败。张浚的副手孙揆在这年九月李克用破潞州（今山西长治西南）时被杀。李克用的军队乘胜纵兵焚掠晋、绛、河中一带。百姓家破人亡，赤地千里。大顺二年春正月，昭宗被迫罢了张浚等人的官，二月又为李克用加官晋爵。诗人吴融时在潞州金桥，有感于此，写了这首诗。吴融生在藩镇割据时代，预感到唐王朝必将灭亡，但他不可能直陈其事，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用辛有的典故，巧妙地抒发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同时昭示世人，辛有的预言生前无人理睬，死后却备受赞叹，这又有什么用呢？肺腑之言，泻于毫端。尽管个人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作为诗人的吴融仍希望皇上采用古时魏绛的方法，以期收到“五利”之功。魏绛是春秋时晋悼公的大夫，晋国所在地的山西，是个汉、戎杂居的地方，民族间经常发生战争。魏绛曾建议用“和戎”方式解决矛盾，他认为“和戎”有“五利”，晋悼公采用了魏绛的主张，因此收到“修民事，田以时”的政治效果。吴诗人通过肯定魏绛，婉转地批判了唐王朝此次对李克用的用兵方略。 另一历史人物索靖，乃西晋时期著名书法家，累官征西司马、尚书郎，封安乐亭侯，谥号庄。当西晋行将灭亡前，索靖预见到天下将乱，指着洛阳宫门前的铜驼伤感地叹息道：“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唐代诗人李商隐有《曲江》诗，曾以索靖所指人事隐喻唐王朝的时势。诗曰：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曲江，是唐代长安最大的名胜风景区，“开元中疏凿为胜境……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已之节”（康骈《剧谈录》）。安史之乱后渐趋荒废。唐文宗颇想恢复升平故事，于大和九年（835年）二月派神策军修治曲江。十月，赐百官宴于曲江。甘露 之变发生后不久，下令罢修。李商隐这首诗，写于事变后第二年春天。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李诗中的第六句“老忧王室泣铜驼”，承起首“望断”句与颔联，以索靖忧西晋之亡，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整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而“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皆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 陈寅恪用辛有、索靖二典，谓其青少年时代即预感到中国将乱，外敌入侵。此两段回忆正可与“读史早知今日事”相互印证。而《残春》一诗，则暗合了李商隐《曲江》“伤春”之意。但与陈诗意蕴更接近的是陈寅恪的本家——南宋陈与义的《伤春》。 靖康之难，金兵入侵，权奸误国，高宗南逃，陈与义流落江南，以“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表达了对国家的忧虑和对未来国家复兴的希望。陈寅恪《残春》诗中的“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当自陈与义的《巴丘书事》“未必上流须鲁萧，腐儒空白九分头”而来，表达了作者面对国破家亡，自己无力匡扶大厦之倾而只能忧心愁悴，彷徨山泽，嗟号旻天的郁愤之情。此种心情从陈氏同首诗中的“过江愍度饥难救，弃世君平俗更亲”句中可见要略。 诗中的愍度，因避讳亦作敏度，即支愍度，西晋僧人。据梁慧皎《高僧传》载，两晋及晋宋之际，北方南下的高僧几乎遍及“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诵经”、“兴福”、“经师（转读）”“唱导”等各个方面，其中以“义解”高僧的人数最多。两晋时期南下的著名僧人有：康僧渊、康法畅、支敏度，“晋成之世，（康僧渊）与康法畅、支敏度等过江”。《世说新语·假谲》以诙谐、轻松的笔调叙述了上述南下、过江僧人及受其影响的南方僧人的佛教活动，如“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伦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当时南下过江的僧人并非都是一帆风顺，但他们凭着自己对佛教义理的深刻理解和掌握，使名士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流亡云南边陲的陈寅恪以支愍度南渡，喻自己漂泊西南，以授课为生计的无奈之举。正如他致史语所历史组劳榦、陈述信中所说：“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此话虽有自谦的意味，但正迎合了伧道人“治此计，权救饥尔”之意。 陈诗后一句所说的“弃世君平俗更亲”之“君平”，乃西汉蜀郡人严君平，名遵。道家学者、思想家，《汉书》记其人于汉成帝时隐居成都市井中，以卜筮为业。“因势导之以善”，宣扬忠孝信义和老子道德经，以惠众人。日得百钱足自养，即闭门读《老子》。精老庄之学，终身不仕，著书十万余言。年90余，以其业终。 据与陈寅恪友善的联大政治系教授浦薛凤说，在蒙自时，陈氏曾手书《残春》诗以赠，但与后来流传者稍有差异，其中上二句为“伧僧义旧饥难救，曹社谋亡梦已真。”前一句与“过江愍度饥难救”用典相同；后一句典出《左传·哀公七年》：“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社：曹之国社。后以“曹社之谋”，指灭亡他人国家的阴谋。北周庾信《哀江南赋》：“鬼同曹社之谋，人有秦庭之哭”即出此典，藉此可见陈寅恪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失望。陈氏的悲观之情，与《南湖即景》中的“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之句，可谓一脉相承。 所谓“南渡”，如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大片国土沦陷，政府与人民流亡西南，为第四次南渡。“殷鉴不远，在夏世之后”，陈寅恪对此次南渡的前途深为悲观忧虑，于是有“北归端恐待来生”之语。 作为史家的陈寅恪以史观今，企图“在史中求史识”，寻找“历史的教训”。而中国漫长的历史留给后世的一面镜子，就是立足中原的封建王朝三次南渡未归而终致灭亡的事实。这个事实在陈寅恪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晚清消亡，民国兴起，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刚刚缓过一口待死之气，又遭逢日本小鬼入侵，按照中国的军事实力与国人“上诈下愚”的德行，实难与雄视亚洲，具有超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日本帝国抗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陈寅恪与学界大腕丁文江、胡适、蒋廷黻，甚至抗战初期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包括国民党高层内部的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者流，具有相同、相通之处。 就在陈寅恪于蒙自南湖岸边感时忧国、徘徊苦吟之际，他曾经的上司兼好友、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近代史家蒋廷黻，正猫在国民政府实际中心汉口的一间房子里，埋头撰写《中国近代史》。在这本作者称为“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的薄薄的小书里，蒋氏谈到了1894年清朝和日本之间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特别指出：“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结果众人皆知，中国战败了。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和约》，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蒋廷黻因之说“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借古喻今，自是文人史家的惯用笔法，蒋廷黻此处所喻没有什么隐秘可言，仍无非是避战、慎战等与胡适、陈寅恪类似的战争观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欲吞并华北，继而全面征服中国的企图，胡适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相抗，力主避战求和，认为中国军力不足以言战，战则中央军力必毁，故“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竭力主张国民政府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这一主张使胡适成为“主和派”的靶子而为“主战派”群起攻之，并有司法院长居正要将其逮捕法办的激愤之语。许多年后，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坦承：“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认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我晓得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的官员。军队的后面，他们有最爱国、最勤奋、最俭朴、最守纪律的国民。尽管日本有上述的优点，我却不认为他对我国会构成永久的威胁。我相信时间是对中国有利的。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个伟大帝国。因此，我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又说“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日本外相］币原于那年夏天就曾要求当时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回南京向政府报告。‘报告你们政府。’币原说，‘一个大事就要发生了。除非中日双方政府谨慎处理，双方均将被毁。尽速和我来解决。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让步，我的政府必然会垮台，而后任将较我更甚，会要求无厌。’事实上，整个七、八两个月，币原一直都急于寻求谈判的机会，而南京和东北方面都尽量设法避免。明了对方所使用的策略后，我不禁感到我们政府措置失当。而且也越发使我相信日本民政党的政府是急欲将‘九一八事变’地方化的。” 为了应付这一险恶局面，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提议将东北南部的锦州附近地区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双方的军队。此议得到了蒋廷黻等《独立评论》派的赞成，认为这样做可使冲突紧张形势不致蔓延。蒋氏说：“《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自然其中会有许多讨论到和战以及国联是否可以信赖的文章。《独立评论》同仁中没有人主张立即对日作战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的主张是一致的。当时天津《益世报》编辑罗隆基，发表了一篇轰传一时的文章，题目是《枪口朝外，不可对内》。文中大意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在《独立评论》上为文答复罗氏，略谓：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社中同仁对我的主张均未表示异议……和这些人在一起，常常和他们讨论时事，我可以感到［丁］文江胸中的激愤，也可感到胡适心中的忧伤。”最后，蒋廷黻以惋惜的心情说道：“日子一天天过去，自由人士在日本越来越失势，迷信武力的主战者越来越抬头。在中国，反政府分子利用纯洁的人民爱国热狂，呼吁作战，而政府拿不出办法以缓和人民的情绪。我认为一项伟大的改革和建设计划或可代替人民主战的情绪，但是政府无力及此。我想《独立评论》的同事们的看法都是如此的，只是有时他们表示出来，有时不表示而已。” 蒋氏所言大体不差，除了《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者，像陈寅恪、叶企孙、金岳霖甚至吴宓等清华一些较理性的教授，所持观点与上述基本相同。1932年4月，陈寅恪在《清华周刊》发表《高鸿中明清和义条陈残本跋》一文，借古喻今，文章最后提醒国民党当局并警示世人：“夫明之季年，外见迫于辽东，内受困于张李。养百万之兵，糜亿兆之费，财尽而兵转增，兵多而民愈困。观其与清人先后应对之方，则既不能力战，又不敢言和。成一不战不和、亦战亦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国。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因略征旧藉，以为参证如此。”金岳霖在1951年12月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公开检讨：“抗日军兴，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于抗日底前途没有信心，所以我总想外国来帮助，尤其是英美。” 对于这些不同的论调和声音，正如浦薛凤所言，知识分子中主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主和派，对于“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之有无变化，而如有变化，其对吾国影响之利害得失，亦难预料”。因而才出现了“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的争持。而这个时候，无论主和还是主战，皆是政治策略上的主张不同，属于个人对时局的识见与判断问题，即政见之差异，当然不能一提主和就目为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设若以不损失主权为前提，以较小的代价与日本谋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只是事实上又如胡适后来所言：“和比战难”。而一般群众总是赞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旦果尔演成全面战局，则民族国家根基时感动摇，力不如人，气不足靠。因而，抗战爆发后，在蒙自的浦薛凤曾作过这样的推想：“最高当局内心恐本来宁愿忍辱一时，不愿轻启戎祸，只因一般高调论者，似乎非此不觉痛快。不得不孤注一掷。” 浦氏之推测自有道理。早在1932年，国学大师黄侃在《牡亡》一诗中就喊出了“羞与深仇同日月，不妨孤注掷乾坤”的声音，后来全国军民特别是知识群体中的学生，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曾产生了北平学生南下逼蒋抗日之举。在如此人势汹涌的潮流中，若说蒋介石是被这种声音逼上了抗战之路是合理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在发表的《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特别指出：“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这个讲话已透露出蒋氏内心的良好愿望与迫不得已的做法。而一旦战争打响，蒋介石却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孤注一掷，壮士一去不复还了。1937年12月29日，蒋介石对于右任谈话，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与战败而亡。”即是蒋的性格、决心与抗战的态度。 不可忘却的一个关键是，抗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渴望英美等大国施以援手，共同驱逐日寇，他派胡适、蒋百里等人出国即是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体现。只是对于这一方针，汪精卫一派人物并不以为然，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伪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的樊仲云曾发表一篇《和与战》的奇文，樊氏在文中大放了一番战难、和亦不易的厥词之后，以宋人南渡为个案剖析抗战得失并作了如下结论：“总而言之，战不容易，和亦非易。这是严肃的事实问题。诚如李纲之言，必须‘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若己无能力，而欲利用他人而求一旦的侥幸，如宋之借金灭辽，借元灭金，或者以为这是中国以夷制夷之上策，其实却是最愚蠢不过的办法。于慎行《读史漫录》中论曰：‘童贯助金灭辽，徽宗不纳种师道之谏，辽灭而北宋随亡。孟珙助元击金，理宗不能乔行简之谏，金灭而南宋亦亡。人病赢顿，不养其元气，壮其筋骨，而强举函鼎之重，则喘绝立毙。金，世仇也，中原，故土也，灭之而收其旧疆，其言非不正且顺也，然以江南半壁之积疲，蒙古新造之方锐，是病羸顿而举函鼎也。’所以感情与事实二者，必须慎重斟酌，度量轻重。屈己求和，诚不免于耻辱，尚得救亡图存，乘时自振。若其不然，贸然出于一战，则直亡国耳，岂有他哉！南宋之亡，便是如此。南渡之初，宋诚有可以一战之势，然而秦桧却专执和议，结果宋固由此而存，而一般心理对于和议，遂更深恶痛疾，几于不愿闻问。于是到了末季，舍和而战，遂以亡国。和战之不易言有如是哉！赵瓯北论宋之和战问题曰：‘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成，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所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祺。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廿二史箚记》）不能不说是持平之论。” 按樊仲云的观点，中国的抗战时局恰似北宋、南宋面临的危局，面对强盛骄狂的日本，中国既不能守亦不能战，是无能力。蒋介石欲求他人（英美）以夷制夷，这是“最愚蠢不过的办法”，相当于“病羸顿而举函鼎”，汪伪政府所谓“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是识时务之俊杰的图存之策。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樊仲云此文刊于《天地》第八、九期，时为1944年5月、6月，而不是胡适与陈寅恪声言“主和”观点的战前与抗战之初了。此时，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成为日本人手中的鹰犬和实实在在的帮凶，自然不是怀着对国家民族的春秋大义空头议论所比拟的。对于汪精卫这一变节行为，与汪直接打过许多交道的蒋廷黻曾说过如下几句话：“以人而论，汪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他主持洛阳国难会议，讲了好多次话，我仍不能获悉他的真意所在。我晓得他是反对抗日的。然而，在他任行政院长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发动过学生要求对日作战，以增加政府的困难。政客们为了争权会做出许多奇怪的事，但是用和战问题当做手段，我认为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我们《独立评论》的同仁于获悉汪氏出长行政院时曾在一次晚餐席上坦率指出此一任命对中国的不利。我自己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汪为了他个人理由也不愿对日作战。但是他在野时拼命煽动战争，一旦掌权时又是要大家维持和平，似乎是缺乏爱国心和对国家的真诚。” 蒋廷黻最后两句话，算是点中了汪精卫的死穴，而樊仲云等辈的言行，公开为汪伪政府和汪的叛逆行为张目，已远离了政见之争，不但缺乏爱国之心和对国家的真诚，实质上已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走向了人民的反面，成了典型的汉奸卖国贼外加反革命分子了。 第十四章 南渡自应思往事 第三节 别了，蒙自教授们 关于抗战成败的争论还在继续，众师生翘首北望，以复杂、悲怆的心境，关注着这场决定民族兴亡的战事。 1938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告世界友邦书》和《告日本国民书》，以纪念中国军民抗战一周年。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蒋氏要求全国军民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全力促成武汉会战的胜利。 就在这一天，联大蒙自分校全体师生在旧海关旷地举行抗战周年纪念礼。由樊际昌任主席并致辞，文学院长冯友兰演讲。冯氏语气平和，谓“一年来中国之胜而非败，语极乐观”。想不到演讲中突有一意外插曲，把会场搅乱。一个战前受聘于清华历史系、名字叫噶邦福的俄籍老教授，亦随校南来并参加了本次活动。当冯友兰演讲到一半时，只见这位白须飘动的俄国教授号叫一声扑地不起。身边的师生见状，以为是这位俄国佬因高呼口号未能呼出憋气倒地，或者是故意耍什么布袋戏，以活跃演讲的气氛。待细看之后，只见这位教授脸色发青，热泪横流，满面呈悲凄之状，方感另有隐情。众人手忙脚乱将噶邦福抬出会场请医生急救，半个小时后方缓过神来。原来这噶邦福当教授前曾做过俄国军官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线战役中，作为下级指挥官的噶邦福奉命率部冲锋，突遭敌机关枪扫射，乃紧急下令卧避。当枪声停止，噶邦福挥枪喝令前进，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其他官兵全部阵亡。此段酷烈往事随着冯友兰抗战演讲再度被忆起，遂有这位噶教授突发悲声，昏厥倒地的一幕。众师生闻知内情，受其感染，无不凄然，几个女生掩面而泣。 好在噶邦福教授引发的这段悲情插曲很快过去，礼毕，“是日上课如恒，并举行献金救国”等活动。本次献金活动，全体师生在物价上涨、生活困顿的情形下踊跃捐款。最初以陈岱孙教授的二十五元为首，随后学生中出现了捐献三十元者，有的女生无钱，而将手上的金戒指捐出，众人大受感动。在叶公超、金岳霖等各方怂恿下，教授们捐款数目开始增加，由四十元增至五十而六十五元，直到冯友兰攀升至七十五元，独占鳌头方止。本次捐款共得献金二千余元，超过了蒙自全城捐款的一半以上。 7月底，联大蒙自分校考试完毕，本学期的学业就此结束。此前，因蒙自地处西南边陲，交通、生活方面多有不便，西南联大在昆明校舍陆续建造并有了一定规模，校委会决定分校迁回昆明，蒙自校舍让于即将由广西柳州迁往该地的中央航空学校。联大校委会同时决定，自8月1日起放暑假，至11月底止，假日期间陆续完成师生向昆明的迁移工作。 因西南联大成立未久，本届毕业生均用原校名义发给文凭。清华毕业生专门编纂了一本“清华第十级年刊”纪念册，请朱自清写几句话以示纪念。朱欣然慨允并写道：“向来批评清华毕业生的人，都说他们在做人方面太雅气、太骄气。但是今年的毕业同学，一年来播荡在这严重的国难中间，相信一定是不同了。这一年是抗战建国开始的一年，是民族复兴开始的一年。千千万万的战士英勇地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胞惨苦地牺牲了。而诸君还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可见国家社会待诸君是很厚的。诸君又走了这么多路，更多地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 暑期开始，学生们背着行囊，告别师友，自碧色寨上车。在送行的队伍中，除了朱自清等教授，还夹杂着50多名当地青少年，即联大学生的学生。在蒙自不长的时间内，联大学生埋头读书，成立“南湖诗社”，还创办了一所平民夜校，从当地招收失学的青少年学生50余人，为其补习文化知识，讲解时事，教唱抗日歌曲等等。夜校设在歌胪士洋行一层两房间大房内，学生们热情高涨，当地群众极其满意，与联大师生感情得到了进一步沟通和升华，也播下了进步思想的种子，时间虽短，影响至深。当这50多名夜校学员闻听他们的老师——联大学生赴昆阳的消息后，自发组织起来到车站送行。有的为联大学生提包，有的握着对方的双手久久不愿放下，依依惜别之情催人泪下。据“南湖诗社”社员周定一说，学员中有一位年龄较大的跛子，只见他在车窗跑前跑后，脑袋一点一点地，满脸汗水为联大学生们递行李，和学生们一一握手告别，脸上淌着泪水。望着他那真诚、憨厚和恋恋不舍的样子，联大学生也流下了热泪。后来这个青年学员还率领几个代表，专门到昆明看过他们教师。 长鸣声中，联大师生随车启程，美丽的蒙自与南湖渐渐远去。 对于蒙自这段特殊的生活，许多年后，冯友兰回忆说：“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但是步骤都很协调，演出也很成功。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蒋梦麟说，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这个说法和比喻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认同，郑天挺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这种合作精神的开端始于蒙自：“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与其他教授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搬运行李。北大考虑干部时，也以敬业、勤奋、团结为出发点，避免不必要之误会。” 这段话在赞誉的背后又另有深意，而最有研究价值的是“不必要之误会”一句，此句到底何所指，郑氏没有明确所指，或者不便提出，但从清华教授浦薛凤回忆中可以略知一二。当初以蒋梦麟为首的筹备班子力主西南联大文学院迁蒙自，包括浦薛凤在内的清华部分教授并不认同，浦氏说：“予与寅恪未离香港时，早闻蒙自有飞机场，且紧贴校址附近，当即诧异联合大学当局何以糊涂至此地步。原所以由湘移滇者，纯为安全起见，俾教员学生得长期各事所业。今不于昆明郊外或西山一带，因陋就简，改作黉舍，又不听云南省政府之示意，到大理一劳永逸，而必贪便苟安暂迁蒙自，其故何在。”当浦薛凤与陈寅恪等抵达蒙自后，见机场与校址几乎相连，且均在一块广阔的平地间，若敌机飞至，必玉石俱焚，“于是私心更以为迁到蒙自殊不甚妥当”。当时北大部分教授认为浦氏的看法是杞人忧天，敌机不会光顾如此偏远的蒙自。其结果是徐州失陷不久，政府即开始扩建整修蒙自飞机场，柳州航空学校将迁蒙自，以迎战即将前往西南地区轰炸的敌机。在这种情况下，置于险境中的联大不得不被迫迁移。“然而眷属初来，喘息甫定者，闻之殊甚怏怏……及七月中旬，知已定夺，迁往昆明。异哉明知昆明而可设法，何不早在一处。若系敷衍一时，则曷不乘此时机彻底打打算盘。总之数位校长之委员制，自不能迅捷处理校务。” 由浦氏的说辞可知，当时云南政府曾有让文学院迁大理之意。大理是滇西著名的城邦重地，不但有著名的苍山洱海，依山傍水，风景优美，且寺院林立，空闲房舍尤多，当是办学读书的好去处。1939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从桂林迁入该地喜州小镇，借用当地的文庙、大慈寺、张氏宗祠及部分民居开堂授课，平安地度过了抗战岁月。不知为何，西南联大的代表蒋梦麟等人却拒绝了云南当局的示意，舍大理和昆明西山等处不就，匆忙定于偏僻闭塞又潜伏着战争危险的蒙自，未几又在仓皇中撤离。这一番颠来倒去的折腾，实在令人郁闷，此举因是以蒋梦麟为主的代表促成，引起部分教授、特别是清华教授不满和非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蒙自开学后，梅贻琦与蒋梦麟均分别来此地视察和小住。梅的到来与回返甚为低调，但蒋梦麟携带善于交际的夫人陶增榖到来，则不断招集北大师生开茶话会，引起清华部分师生的猜忌与不满。对此，浦薛凤说：“闻北大与清华学生方面，有些意见。据云起源于步行入滇团。盖彼此各自团结，曾到处互争卧地，而发生小冲突。南开学生甚少，固无所谓。北大自蒋校长到后，屡开会谈。闻钱宾士曾独排众议，谓此刻无所谓北大精神。清华则仍然个人主义，例如梅先生来，同仁绝未想到，设宴开会。” 浦氏所闻旅行团中的北大与清华学生在宿营地发生一些小冲突，不难理解，但似不是主要矛盾。而后面所说的“北大精神”与“个人主义”则是关涉这个群体团结与分裂的要害处。只是浦氏所说语焉不详，不知内情者难得要领，只有参考钱穆的回忆方才明白大体脉络。浦氏所说“力排众议”的钱宾四，就是此次事件的参与者、北大教授钱穆（字宾四）。钱氏说：“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蒙自）。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有学生来余室邀余出席。两邀皆婉拒。嗣念室中枯坐亦无聊，乃姑去。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竟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川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求发言。主席请余登台。余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羼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再在此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散。” 这个插曲，就是对浦薛凤上述含糊其辞的释解。蒋梦麟召开会议遇到的问题，不仅涉及北大本身，更关系到西南联大的兴衰存亡。而西南联大之所以没有像西北联大一样“三个人穿两条裤子”，由不可避免的摩擦、矛盾，导致互相扯皮，各自为政，甚至拉杆子搞独立，最终以辉煌的成果昭示于世，除了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南按胡适在北大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语），还与像钱穆这样识大体、顾大局的教授共同努力不可分割，如果没有这一团结谦让精神，西南联大、特别是后期的联大，极有可能要闹到三个人穿一条或者争夺一条裤子，直至大打出手，落个三败俱伤的的结局。此可谓不幸中的大幸。 蒙自分校学生走后，教授们陆续撤往昆明，有几人准备暑假后再返昆，期间或处理未尽事宜，或埋头读书。陈寅恪因身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职，比之好友吴宓等提前返昆，临走时，有《别蒙自》一诗赠吴宓： 我昔来时春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 来去匆匆数月耳，湖山一解已沧桑。 随着大批学生与教授离去，蒙自校园内外顿显冷落寂寞，令人怅然。吴宓1938年8月29日《雨僧日记》载：“是日下午，宓自城中西门步归。街中及城边，均不见诸多黄色军服之男生，与蓝袍或花衫之女生行聚，更不闻纯正爽利之北平官话。于是蒙自全城立成寂寞空虚，馆肆中尤阗其无人。而宓行过桂林街女生宿舍及早街之转角宅楼，不见倚窗人语，又有人面桃花之感矣！及出城，步绕南湖一周，风景依然，荷花正好，而寅恪诗中所谓‘桥边鬓影、楼外歌声’者，渺不可见闻。即Kalos教授学生所居之楼上下，亦门窗严扃，栏柱尘封焉。” 面对萧条落寂的景色，多愁善感的吴宓倍感凄凉，为排除弥漫心头的忧伤，吴氏想起仍居住在“天南精舍”尚未离去的汤用彤、贺麟二教授，于是在8月30日，索性打起铺盖移于“精舍”，与汤、贺二人一起居住。9月7日，暂留蒙自的钱穆、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四人也从校舍移于“天南精舍”，与汤、贺、吴三人共同居于精舍上下楼。在同住的七人中，多数埋头读书和研讨学问，吴宓除研读业务书籍，还弄来汤用彤的《印度哲学讲义》、《汉魏西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及谢佐禹的《人生哲学讲义》加以研读。唯年轻的沈有鼎不肯读书，经常弄出一些反常举动，令其他教授特别是吴宓大为恼火和反感。 生于上海的沈有鼎，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取公费赴哈佛大学就读，193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至1934年留学德国，先后在海德堡和弗赖堡大学杰浦斯和海德格尔指导下从事哲学研究。1934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次年任教授。早在清华读书时，沈有鼎就以才华出众令师生刮目相看，他的业师金岳霖与“哈佛三杰”之一的哲学家汤用彤都认为沈生才气非凡，日后堪当大任。而沈氏自己也感觉良好，且不免自负。金岳霖的得意门生王浩曾有这样一段回忆：台湾出了一本金岳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福生）临终话语的书《春蚕吐丝》（陈鼓应编），书中多处谈到殷海光与金岳霖交往的经历及对老金的评价，其中有一段讲到抗战前北平逻辑研究会。说的是在一次聚会上，有人提起果德尔工作的重要，“金岳霖说要买他一本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殷海光在一边看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大为吃惊。学生不客气地批评，老师立刻接受他的建议，这在内地是从来没有的。时在美国的王浩读罢这段记载，认为此事“大致不假”。而且觉得“大家都该有金先生这种‘雅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这样合理的反应被认为是奇迹，才真是可悲的。” 金岳霖的雅量令后人肃然起敬，但沈有鼎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不拘形迹的做法与口无遮拦的说法，并不能令所有的人都有如此雅量来对待。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时期，文学院的钱穆、吴宓、闻一多三教授与沈有鼎合住一室。据钱穆回忆：“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南按：即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钱氏所言，显然有褒宓厌沈之意，对沈的言行，只是没有露骨地贬斥而已。但类似事情到了吴宓眼中就大不同了。在吴氏眼中，沈有鼎虽聪明，且甚用功，“然其为人极可鄙。毫无情感，不讲礼貌。衣污且破，服装如工人。饭时则急食抢菜，丑态毕宣。置父与妻于不顾，而惟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惟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彤谓其似织工马南Milas Marner（注：1861年出版的英国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所著小说《织工马南》中之主人公）。众于会食或游谈时，恒以沈君种种为笑谑之资。宓有时不能忍，或且面斥沈君之非。沈君则夷然自适，不怒不慊。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噫，此又聪明自私之另一格耳。”在嘲讽责备一番过后，吴宓又颇为感慨地说：“平心而论，诸君皆难得之好人，待宓亦甚厚，然不免为普通中国式之君子，而宓重感情而好负责整饬，本末兼治，群己并顾，时乃感其不足之处。” 吴宓观察人物心理行为之细致，描述之生动传神，几令人拍案叫绝。但在略显刻薄的指斥之后，又不失宽宏大量的挚诚以待。尽管学人之间各自家庭、教育背景不同，性格迥异，且有这样或那样在别人看来足以笑谑或诟病的地方，但毕竟“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保存国家民族的读书种子而流亡西南边陲，日子还得过下去，团结互助不只是个人问题，更是民族大义之所需。因而，留住在“天南精舍”的七教授，在相互体谅包容中友好地度过了蒙自的最后一段岁月。而这段最后岁月，在诸位教授的记忆里，也自有跌宕起伏的情趣所在。按照钱穆所言，七人同住一处后，未久就听移驻蒙自的空军基地人员漏出音讯，说是日军很可能要来空袭，当然这个空袭是针对空军不是平民，但七教授住的地方与空军基地很近，一旦敌机投弹，难免会发生基地起火，殃及池鱼，诸位的性命堪忧。正在众位焦虑而又不知如何应对之时，沈有鼎发挥了他的特长，谓自己是《周易》研究专家，甚得卜筮之道，可以用八卦之占以卜吉凶。众人一听甚是欢喜，乃于月黑风清之夜请其占卜。沈有鼎挽起衣袖，施展法术，一番神秘兮兮的摆弄，得节之九二，验之以书，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众人大骇，遂召开集体会议，决定自明天起，每日早餐后，携带干粮、水壶与所读之书，立即出门，到蒙自郊外荒野偏僻之处各自读书，下午四点之后归宿。为了做到言而有信，行之有效，会议决定推选吴宓为本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每至清晨，由吴宓挨室叩门呼唤督促，迟到者则遭批评。早餐后由吴宓率队至郊外躲避空袭，一连数日皆由吴总指挥发号施令，其状“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 如此这般度过数日，10月17日，冯友兰从昆明致信汤用彤、吴宓等人，谓联大各院均定于11月15日提前在昆明开课。于是，“天南精舍”七位教授议定于10月29日集体离蒙自赴昆明，并推举汤用彤为赴昆明旅行团团长，吴宓为会计，总筹赴昆事宜。 10月27日，吴宓偕钱穆、沈有鼎二人至南湖、军山一带散步，游览蒙自秋景。傍晚返回，阅报得知武汉已于前二日失守，众皆悲戚。28日傍晚，吴宓独自来到南湖，在堤上伫立良久，作诗一首： 离蒙自赴昆明半载安居又上车，青山绿水点红花。 群飞漫道三迁苦，苟活终知百愿赊。 坐看西南天地窄，顾亭林诗云：“西南天地窄，零桂山水深”。心伤宇宙毒魔加。 死生小已遵天命，翻笑庸愚作计差。日前《云南日报》所登沈从文君《知识阶级反省》一文，愚甚赞同。 第二天，汤用彤率领吴宓等人打点行装离开“天南精舍”，由碧色寨踏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至此，联大最后一批人员告别了蒙自。曾经留下了联大师生欢声笑语和精神慰藉的南湖，连同一幢幢镌刻着岁月烙印的优美建筑，构成一道永恒的风景，长久地留在了师生的记忆之中。 第十五章 国破花开溅泪流 第一节 炸弹下的书生们 从蒙自撤往昆明的联大文法学院，因事出仓促，当师生陆续到达后，但院址尚无着落。据知情者说，筹划此事颇为不易，“初议江西会馆，但稍有眉目，而工学院主持者，又要抢用。嗣闻另有力者，或亦需用江西会馆。则工学院能得与否，尚未可知。” 就在江西会馆你争我夺，鹿死谁手尚难定论之时，蒋、梅二常委又派出陈福田、张奚若、陈岱孙三个系主任前往晋宁盘龙寺一带查勘，终因地势狭小荒芜、不堪应用而作罢。正在左冲右突了无着落之际，忽闻当地政府指令昆明城内各中学、师范学校移散乡县僻静之处，于是陈福田、张奚若等乃竭力串通蒋、梅二常委，外加潘光旦、冯友兰等实力派人物，租用昆明师范和农校等全部校舍，将联大文法学院师生迁入。这个决定公布后，一度得到部分教授的不满和抵制，浦薛凤则明确表示：“其意一若人愚我智，人怯我勇者。师范当局，已将校产之可搬动者，悉数运走。目睹光景，心殊不安。” 浦氏等教授的担心与不满自有道理，事后发生于师范学院的一次惨烈轰炸也证明了这一预感的正确，但在如此众多师生已云集昆明而学校又无处安置的艰难处境中，迁入师范学院亦是一个便捷的解决之道。未久，蒙自转入的大多数师生迁入昆师与农校，另有一少部分对易经和风水较有研究的教授，感觉此处乃属卦相所谓“主大凶”之地，一旦住进，很可能落个人财两亡的结局。于是自行在郊外租房居住，学校当局正好落得个清静，一概照准。 此时，比吴宓等人早一些时候来昆明的陈寅恪，由于兼职的关系，住进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昆明租赁的靛花巷青园学舍楼上——这是他自北平与史语所同仁分别四年多来再次相聚。想不到刚刚安顿下来，又一个不幸的消息险些将其击倒。在离北平的时候，陈寅恪曾托侄子陈封雄把一批书籍邮寄到长沙一个位亲戚家，以便自己到达后取用。想不到这批书直到陈氏一家离开长沙后一个多月才收到。更想不到的是，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岳阳逼近长沙，国民党军事高层欲实施坚壁清野战略放火烧城，因执行具体任务者发生误会，于12日夜间突然自行放起火来，长沙顿成一片火海，不知内情的百姓在大火浓烟中号啕悲呼，四处蹦窜，设法逃生。结果是，一场大火毁房5万余栋，死伤市民2万余人，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陈寅恪亲戚的住处也未免劫难，房屋俱被烧毁，而陈氏寄存的书籍也化作灰烬。这场灭顶之灾使陈寅恪一生积赞的心血结晶和心中最后一丝希望宣告破灭，禁不住潸然泪下。 不幸之中的万幸是，昆明的条件优于蒙自，况且还有一个藏书大户史语所在此，陈寅恪得以借到所需书籍应急，其在联大开设的《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制度渊源论》课业得以不缀。 陈寅恪居住的靛花巷青园学舍临近昆明城北门，联大教室则位于昆明文林街，每逢上课，陈寅恪都需步行一里多路到校。此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剥离，仅剩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却从不迟到。有学生不忍见一只眼睛已盲的史学大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每到上课时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遭到婉拒。据一位学生回忆“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坐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作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时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教的邓广铭慕陈寅恪才学与声名，经常跑到联大教室旁听，获益颇丰。对此，邓氏回忆说：“虽然因为我的根底太差，对陈先生所讲授的未必能有深切的体会，但反思在那一年多的时间之内，我在治学的方法方面所受到的教益，较之在北大读书四年所得，或许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陈寅恪人格学问，不仅得到了傅斯年与史语所学界大腕与年轻弟子们的尊重，即是当年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朱自清等辈也倍加敬重。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授印象记》，曾有一段对陈寅恪的描写：“在清华大学的校史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趣谈。例如，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可谓不小了，从1928年入校起，当过秘书长、文学院长，以至数度代理校务，在清华可称为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见冯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使我们感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令我们感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的威望和名声在他步入清华园不久，即凭着他的才学与人格力量，已深入人心并得到同仁的普遍尊敬。许多年后，哲学家金岳霖不无感慨地回忆道：“寅恪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靛花巷青园学舍小楼共分三层十八间，史语所人员撤往龙头村后，此楼成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大本营，但傅斯年等史语所人员进城，仍住一楼。陈寅恪因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历史组导师，一直在此居住。据当年在该所就读的学生周法高回忆：“研究生住在三楼两间大房里面，加外两小间，一问住的是陈寅恪先生，一间住的是汤用彤先生。罗常培先生是住在二楼。另外还有助教邓广铭先生和事务员郁泰然先生（郁是刘半农的亲戚，江阴人）。此外还有英文导师叶公超先生。”又说：“他（陈寅恪）本来是清华的教授，可能是因为他是傅斯年先生的亲戚和好友的关系，又住在靛花巷的楼上，就担任研究所史学组的导师了。不过他的脾气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关系吧！我们和他同住在三楼，彼此从不交谈。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慕名来看他，他一直打躬作揖把那个人赶下楼去。又有一次，二楼罗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满座，闹哄哄的，那时大概九十点钟吧，听到楼上陈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楼板敲了几下，罗先生吓得赶快偃旗息鼓。” 周法高的回忆，向世人透露了陈寅恪因疾病缠身而导致脾气暴躁与格外威严的一面，同时也透露了另一个信息，那就是陈氏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1942年8月30日，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此信是后来陈寅恪携家从香港逃出抵达桂林时，因家累与身体原因不能速返时已迁往四川李庄的史语所，而专门向傅斯年做的解释。但从这几句解释中可知陈氏之睡早觉、午觉，甚或感情冲动，爱发火等是确有缘由的。另据傅斯年1942年8月31日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信中言：“其实彼（指陈寅恪）在任何一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又，傅斯年以开玩笑的口气说“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常受他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按傅斯年透露的信息，此时的陈寅恪不理睬周法高辈，是合乎其性格和处世方式的。只是陈氏这个看起来与别人毫无关系的习惯，竟把傅斯年折腾得好苦。 傅斯年来到昆明后，为尽到北大文科研究所代理所长的责任，经常在靛花巷三号的青园学舍一楼居住。此时日机已对昆明展开大规模空袭，而发生于9月28日的最早一次轰炸就使迁入昆明师范学院的联大师生受到重创。当时的浦薛凤虽然竭力反对进住师院并因此而“心殊不安”，但因一时租不到居处，只好随文法学院部分教授如金岳霖等迁入。想不到进住不久，敌机轰炸开始。警报响起后，金岳霖、皮名举、刘晋年等五六人，未及时离开，等到看见银灰色敌机一排飞临上空，顿感不妙，急避图书馆内俯伏，扫射与爆炸之声随之响起。最后挤进的一个学生“哎哟”一声大叫，鲜血已顺着额头流淌下来。瞬间一枚炸弹落入图书馆楼后房顶，巨大的爆炸力将楼上一个南开籍学生冲出窗外，身无伤痕而亡，是为震死。片刻工夫，校园大楼正门破碎，窗尽震毁，一座洋房尽成瓦砾，不复辨认。两位联大校工和两名学生被炸后横尸校园。时联大校方正组织学生在昆师集训，一集训大队长躲警报稍迟，被炸弹劈成三段，下身半段尚在墙内网球场边，头部则飞至墙外操场上，所带两个小孩一同遇难，身首异处。敌机飞走后，外出躲警报回归的浦薛凤见校内一片狼藉，“尸身家属正哭场中，匠人则正挥斧做棺”，望之凄然。 当此之时，住在靛花巷史语所楼上的陈寅恪等人，同样遭受敌机轰炸的威胁，为了躲避空袭，傅斯年命人在楼前空地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但坑里经常水深盈尺。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一遇到警报，不惜带着椅子坐在水里，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为此，陈寅恪曾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调侃意味的对联：“闻机而坐，入土为安。”“机”，是指日本的飞机，“入土”者，入防空洞也。每次警报一鸣，众人争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尽快“入土为安”。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已经失明，左眼也开始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又由于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氏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而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奔跑，傅斯年则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地挽扶下来，送进防空洞“为安”，才算了却了一件心事，此举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正是由于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密切合作与共同努力，才使一个并不为时人所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跃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中心，并开一代史学研究之风气。许多年后，曾追随陈寅恪治学的史语所历史组研究员劳榦在台湾孤岛上回忆往事的时候说道：“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的贡献，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关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谨严而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此为赞誉，也是实话。 史语所撤出昆明迁入郊外龙头村后，陈寅恪的日常生活主要由好友、联大外文系的吴宓照应。当时吴宓住在玉龙堆，也就是后来改建的云南大学校门附近，与靛花巷相隔不远。每有警报响起，吴宓立即抛下手中事务，跑到陈寅恪居住的楼上将其扶下，因靛花巷楼下的防空洞过于狭小，吴不乐意委屈自己，乃携陈寅恪向远一点的山中躲避。好在穿过云大校园至环城北路就是白泥山（南按：吴在日记中称“第一山”），或越过古驿道至小虹山（南按：吴称“第二山”），二者路程皆不远，且山下苏家塘村还有几个茶点水果和烧耳块的小铺子，敌机来之前和之后可在此小住休息，吃些茶点之类的食物充饥，顺便打发无聊的时光，算是一个驻足歇息的好处去。据吴宓1940年10月28日（星期一）日记载： 晴。晨，上课不久，7：15警报至。偕恪随众出，仍北行，至第二山避之。12：30敌机九架至，炸圆通山未中，在东门扫射。时宓方入寐，恪坐宓旁。……2：00同恪在第二山前食涂酱米饼二枚。 吴宓所记的两山因距联大较近，大多为腿脚不灵便的老教授躲避之所，年轻的师生则跑到更远的山中躲避，这个地方便是联大学生汪曾祺在《跑警报》一文中所说的后山。这后山需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据说是某年某月由于地震造成。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是一处极佳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可怕，因为沟的两壁是死角，子弹是难以拐弯的。此沟之大可容数百人，年轻人常到这里躲避，无聊之时就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汪氏回忆说，至今自己还记得两副，一副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一副是：“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后一副显然是抄袭了陈寅恪的诗句，是一种对眼前场景的纪实。前一副如汪曾祺所说，表面看来“是一种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跑警报的时间与次数多了，在西南联大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情形：同学跑警报，成双成对者越来越多。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按照老金所教的逻辑课中的逻辑推理，有恋爱，就有三角，有三角，就有失恋者。当时联大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据汪曾祺猜测，在防空洞写下那副“恋爱三角”对联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不过，也不一定。 像这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对联，患目疾的陈寅恪虽未亲眼所见，但肯定知晓，至少对此类事颇感兴趣的好友吴宓会告诉他的。不过从陈氏留下的日记、书信及谈话材料看，丝毫看不出他对此有过什么议论和感想，可能听罢淡淡地一笑也就过去了。而好友吴宓却对此感慨多多，他在1940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就曾记载道：“逃避空袭出郊野终日，实为少年男女缔造爱情绝佳之机会。”可见吴对跑警报中所见所闻的男女恋爱逸事，是格外关注并充满幻想的，只是这种幻想落到现实之中又往往生出一种尴尬，而这尴尬一旦落到吴宓身上，又是一场揪心扯肺的心灵之痛。吴宓自早年与夫人陈心一离婚后，一直不间断地狂追死缠“三洲人士共惊闻”的梦中老情人、时在上海、重庆等地居住、工作的毛彦文，同时又感觉追逐毛彦文前景渺茫，远水不解近渴，乃在追毛的同时，又坐地追求联大生物系女助教B（英文名蓓拉），但这位B小姐却与本校一位姓赵的体育教员相好，这个“三角”令吴十分苦恼。某次跑警报，B小姐与赵青年跑至苏家塘东山之下并肩坐地歇息，忽见吴宓气喘吁吁地跑来，二人“见宓，低伞以自障”。吴宓见状，只好紧急刹脚，眼珠乱转一通，识趣地喘着粗气转道跑开，心中的滋味大概只有亲身经历过类似事件的人方可体会。数日后，警报又响，但见B小姐“装扮完整，服红灰色夹大衣”，而赵某人“衣航空卦，草绿军裤。手持照相机。身貌其伟健壮”，二人“相伴而行”。宓见之，大为尴尬，在拖着并不怎么灵便的身子往前奔跑中，只好“缓行，遥尾之”。一个既羡又妒又无可奈何的人物肖像，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 第十五章 国破花开溅泪流 第二节 鸡犬飞升送逝波 战事连绵，人心惶惶，日军飞机对昆明轰炸越来越凶。在这世事纷乱的艰难环境中，无论是吴宓还是陈寅恪，跑过警报还要继续上课，吴宓仍开设外国文学；陈寅恪除了应付史语所历史组、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等职责内的各项课业，还拖着病体，靠一只即将失明的眼睛，硬是完成了奠定其世界级学术大师地位的不朽名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写作。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校方已安排好该校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副手——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面对如此荣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夫人唐筼患严重的心脏病，不能抵昆团聚，同时借赴英机会可治疗眼疾，遂答应就聘。在得到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于这年6月下旬乘车由安南转往香港作赴英的准备。全欧汉学家闻陈氏将来，云集奥格司佛城，静坐以待。在重庆的史家、文学家陈衡哲得此消息，曾评论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意想不到的是，抵港未久，欧洲战火聚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时能够起程，沓无可知。陈寅恪茫然四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于港岛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此时的傅斯年亦无法可想，无奈中的陈寅恪只好于这年9月由香港重新返回昆明西南联大上课，继续等待可行的机会。对此遭际，陈氏有《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诗，藉见其悲感交集之心情： 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 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狐狸狐搰摧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 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 1940年暑假，听说欧洲方面战况稍有好转，陈寅恪再返香港等候赴英之机。其理由如致傅斯年函中所言，“英国如能去，则弟必须去，因弟复牛津函言去，故必须践约也。”想不到这次又出了差错，刚到香港不久，忽得中国驻英大使郭复初发来电报，谓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心灰意冷的陈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联大，恰在此时，日军为切断广西与越南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出兵攻占南宁，陷落昆仑关，滇越交通中断，致使陈寅恪无法回昆，而夫人唐筼除心脏病外又患子宫病。陈氏走投无路，一面写信请傅斯年“如本所及联大有迁地之消息，乞速示知”，一面作携家眷迁川之打算，并通过许地山在香港大学暂时谋得一客座教授职位，以换取微薄的薪金维持生计。 1941年初，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傅斯年致信陈寅恪，告之消息，并云西南联大也即将迁川，其时已在四川叙永建分校，如在香港不能支撑，可携家眷由香港直接转赴四川李庄，专任史语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但此时陈家已一贫如洗，根本无资迁川，处在两难中的陈氏在走与留问题上摇摆不定，“盖居港地，进退维谷”。1941年2月12日晚，几近陷入绝境的陈寅恪在答傅斯年信中道： 现除飞机外，尚有由广州湾至桂林一道勉强可通（亦需经过无穷苦难）。内人及小孩等不计其生死存亡，令其迁至广西居住，通计载运人身及搬运行李，据最近车船夫轿之价，约近四五千元国币，若此能设法筹出，或者于五六月，敞眷及弟全部可由港至广西，弟一人赴川而置家于广西，以免多费川资及免再跋涉之苦。但又不知彼时此道能通与否耳！总之，于今年暑假将届时，即五月间，能设法为弟借贷国币五千元或 英金百磅（与朱、杭诸公商之如何）以为移家至内地之费，则弟或不致愁忧而死，否则恐与兄无见之机矣！ 又近六月来，内子与弟无日不病，只得轮班治疗服药，以二人不能同时治病也，因此病又时发，未能全恢复健康也。所幸近已努力作成《唐代政治史略》一部，约七八万言，又考证唐人小说二篇（《会真记》、《东城老父传》）约一二万言，现因无人誊抄故，尚未能一时写清寄上求教，约暑假前总可誊清也！ 2月28日，陈寅恪再致函傅斯年，作为前封信的补充。 内迁既已决定，则广州湾亦有制限行李之事，衣被不能多带，故乘天气尚寒时，将皮袍棉袍尽量穿在身上带渝，以为过冬御寒及当作被盖之用。如有暇则赴李庄一看情形，以为迁后之准备。大约昆明地太高，心脏不能堪。如不能去李庄，叙永不知如何？ 傅斯年接信后，想方设法为陈寅恪筹集川资，但来回奔波几圈，几无所获，最后不得不与西南联大的杨振声协商，先从北大文科研究所资助三千元以解燃眉之急。但款尚未寄至香港，通往桂林的路又被日军截断，任凭陈寅恪捶胸顿足，仰天大呼自己身家性命如此之苦，但苍天却板着面孔，未有半点怜悯之意，陈氏一家只有在水深火热中倍备煎熬。陈寅恪在给史语所助理研究员邓广铭并转呈傅斯年的信中道：“弟居港下半年，即六月以后便无办法，行止两难，进退维谷，颇如待决之死囚，故半年来白发又添无数茎矣！”同时明确表示：“弟一人至川，而将家眷由广州湾赴广西居住，因路短费省，且可略带行李（运费极昂）”。最后，陈寅恪特地嘱邓广铭说： 弟到李庄之可能甚多，便中乞告以地方情形，即何物最须带，何物不必带之类，以便有所预备也。 当陈寅恪在势如牢笼的港岛左冲右撞，总是突不出重围之时，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日上午8时30分，日军空袭香港并以第38师团数万人之兵力进攻港岛。13日，九龙半岛沦陷，25日港岛失守。英国守军仅经18天抵抗便告崩溃，香港总督杨慕琦打着白旗亲到九龙半岛酒店向日本派遣军司令酒井投降，15000名驻港英军被俘，整个港岛为日军占领。随后，日本在香港设立了大本营直辖的占领地总督，以陆军中将矶谷为“港督”，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节制。 当日军偷袭珍珠港和继之空袭港岛之日，正是傅斯年从重庆赴李庄的第二天，而到后立即病倒。当傅氏在昏昏沉沉中得知战火已在太平洋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被困在香港的陈寅恪一家性命堪忧，必须立即设法促其离港，于是强撑病体，接连拍发了三封加急电报。 （款）重庆杭立武兄： 务盼设法助陈寅恪兄来渝，电复宜宾转李庄。 斯年 灰三十年十二月十日重庆王毅侯兄： 祈电丁巽甫兄，设法助寅恪离港，先垫款，弟负责料理此事，并陈院长。再此间无存款，前说四千元，均为同仁垫借，乞速汇。 斯年 灰香港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三楼陈寅恪： 已电杭及丁巽甫助兄，速飞渝。 斯年 灰就在傅斯年为陈寅恪一家命运焦虑不安，拖着病体设法营救之时。鉴于港岛已被日军团团围住且即将沦陷的危局，重庆国民政府火速派出飞机抵达香港，接应、抢运在战前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与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12月18日，最后一架飞机——中航空中行宫号呼啸着降落香港启德机场，此时英港督杨慕琦已经通过广播公开宣布向日本投降，整个港岛事实上已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尚未来得及离港的中国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已是大难临头，到了生死攸关的最后一刻。 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提议，“三百年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史学大师陈寅恪，当之无愧地被排在“抢运”之列。此前朱家骅已拍发密电通知陈寅恪，令其做好准备，携家乘机返国，万勿错过这最后一线生机。当陈寅恪于兵荒马乱中携家带口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无情地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在圈外的还有国民党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同时还有中央研究院故院长蔡元培的夫人等。阻挡者乃是蒋介石的“老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女儿、随从和豢养的一批保镖守卒。 当时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一级陆军上将陈济棠与夫人莫秀英，已抢先一步登上飞机。然而，孔家的二小姐、时常装扮成半男不女模样的孔令俊巡视整个机舱后，发现她心爱的两只洋狗“雪儿”与“黄雄”蹲在舱内没有落座。孔二小姐走向前来，沉着脸对陈济棠喝道：“你们两个老东西是怎么上来的？” 陈济棠抬头一看孔令俊不男不女的狗熊样子和粗鲁无礼的举动，面带怒色地高声回道：“我是陈济棠！是蒋委员长请我上来的。你这浑小子，他妈的是谁家的崽？” “噢，陈济棠，蒋委员长请你上来的，很好。只是我的狗还没有座位，我现在请你下去，把坐位让给我的狗狗。”孔二小姐面色冷峻，颇为气恼地说着，极度傲慢和挑衅性地瞥了一眼陈济棠。 陈济棠见对方如此无理，竟不把自己这位党国大员、一级陆军上将放在眼里，怒不可遏，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厉声喝道：“放你妈的狗屁！你是什么人，敢在老子面前撒野施横？” “我是孔令俊，孔院长的二小姐！你想怎么着？”孔令俊摆出一副轻蔑、鄙视的神情应道。陈济棠闻听对方来自孔门，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活阎王——孔二小姐，遂强压怒火，摆出一副老前辈的架式，责怒道：“呵，原来你是庸之先生的女儿，我和庸之在北伐时就相识，还是好友，你做晚辈的，应该照顾我才是，不该如此无礼！” 陈济棠话音刚落，拥挤混乱的机舱传出一阵吵嚷声，孔二小姐意识到时间紧迫，遂不再与对方纠缠，索性从腰间“嗖！”地一下拔出手枪，点着陈济棠的额头喝道：“妈啦个巴子的，你少给我啰唆，像你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也配当我的前辈？快给我滚下去，否则让你尝尝花生米的滋味，滚！” “他妈的，还真反天了，难道我陈济棠还不如你一只狗值钱？”陈济棠怒不可遏，欲作拼命状。 “你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能跟我这只德国纯种的狗狗比，快滚，快滚，否则毙了你个球的！”孔二小姐晃动手枪，在陈济棠的额头上连点了三下，陈氏像公鸡吃食且被噎着一样，前仰后合，嗓子眼发出“呜呜”的声响，额头上突显青紫斑块。 面对眼前的一切，陈济棠夫人莫秀英早已吓得面无血色，瘫软在座位上动弹不得，陈的副官见孔二小姐如此凶妄，意识到此时的陈济棠显然不再是当年的“南天王”了。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好汉不吃眼前亏，再争执下去，陈氏的老命可能真的搭在这里了。想到此处，强按怒火，起身充当调解人，连劝加拉地把陈济棠夫妇弄下了飞机，孔二小姐的两只德国纯种洋狗冲主人汪汪地欢叫着跳上空出来的座位。 正当失势的陈济棠灰头土脸地被赶下飞机之时，又一个人斜着身子从舷梯上拱了进来。孔二小姐一见，挥动手枪大声喊道：“机舱已满，不能再上，快给我滚下去！” “孔二小姐，我是大公报的胡政之，我们认识的，是布雷先生来电让我坐这架飞机的，我有要事，必须赶回重庆。”来人嘟嘟囔囔地说着，侧身挤进机舱，接着后面又跟进两个西装打扮的人。 “什么狗屁要事不要事，有要事就让他们派专机来接，都给我滚下去！”孔二小姐怒吼着，身边几个保镖蜂拥而上，将胡政之等几人连推加踹，“呼呼隆隆”地轰下了飞机舷梯。一代重量级军阀陈济棠与中国新闻界呼风唤雨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地下大骂不止，其他几十位党国大员、文化名流，面对如此骄悍的孔家主奴，更是无力登上飞机舷梯。所有的人只能两眼冒火，情绪激昂，高声疾呼“国法何在，党纪何在，公道何在，天理何在”等口号以示抗议。 此时，从天空落下的炸弹已在机场四周爆炸，溅起的尘土直扑机身，滚滚浓烟伴着火星笼罩了整个机场，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是逃离港岛的最后一刻了。此时只知有四大家族、蒋家王朝，不知有党纪国法的活阎王——孔二小姐，从容地指挥她的随从、保镖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洋狗甚至私人用过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强行下令开拔。飞机舷梯迅速撤除，空中行宫号挪动笨重的躯体缓缓划过跑道，在众人痛骂与呼叫声中腾空而起，直插烟雾弥漫的天空。身后，甩下了一群站在圈外，于凄雨寒风中悲愤交加、捶胸顿足，徒叹“奈何！奈何！”的党国大员与文化名流。 被孔家强占的飞机刚起飞两个小时，日军便进驻了这座当时香港唯一的一座堪能启用的机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孔家恶少把持的飞机抵达重庆机场时，国民党中央正在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为了抑制党内日甚一日的腐败，迎接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早日取得胜利。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制制度以修明政治》的决议案。听到赴香港飞机返回的消息，参加会议的党国要员和一批新闻记者按捺不住心中兴奋，纷纷赶往机场迎接。然而，从飞机舷梯走下的不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南天王”陈济棠，也不是许崇智、何香凝、胡政之，更不是陈寅恪、郭沫若，或蔡元培夫人，而是孔祥熙一家的恶少连同携带的老妈子与洋狗、床板、马桶。见此情景，接机者一个个目瞪口呆，悲愤交集，大有不知今昔何昔之感。 当年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时，北洋军阀及其一帮御用策士于盛怒中，曾指斥新兴的士风为“洪水猛兽”。对此，“北大之父”蔡元培曾专门着文反击道：“不错，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即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傅斯年进一步补充道：“洪水过了，留下些好的肥土，猛兽却不见了。”此时，躺在李庄板栗坳泥屋土炕上，强撑病体遥望西南云天的傅斯年没有想到，当年掀起的那场洪水巨浪早已过了许多年，而猛兽与猛兽的徒子徒孙们却还依然如故地兴风作浪。假使死在港岛的蔡元培地下有知，面对孤苦伶仃沦落于港岛的夫人与陈寅恪等文化大师们，不知作何感想？ 当孔二小姐一行在众人愤怒的目光逼视下驱车离开机场后，站在清冷的机场上不见自己老板胡政之的《大公报》接机人员，一路叫骂着回到报馆，向总编辑王芸生汇报了事情的大体经过和孔家的恶行，报馆同仁深为胡政之的处境担心，更为孔家的专横跋扈使大批文化名流沦落港岛而痛恨，纷纷表示以手中的笔做武器讨伐孔氏家族。盛怒中的王芸生立即拍板定案，奋笔疾书，很快草成一篇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论，于12月22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借题发挥，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孔氏家族霸占飞机的丑闻，同时揭露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文中说道： 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社评一经发表，舆论大哗，各地报纸相继转载，社会各界正义之士纷纷谴责孔氏家族用飞机装洋狗行径。12月24日，昆明《朝报》以《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洋狗》为标题，转载了《大公报》社评并对孔家的劣迹给予了尖锐抨击，文中指出：“香港战事爆发，有人把飞机装运沙发和洋狗到重庆，大公报前几天以社论原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痛砭此事，今将原文介绍如下……” 随着《朝报》对大公报社评的转载，立即引起了西南联大与昆明各校师生的义愤，校园内外沸腾起来。未久，当西南联大师生们得知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圈定的陈寅恪本该在“抢运”之列，而由于“飞狗院长”家中的主子与奴才从中作梗而未返回，悲愤交加。许多师生都以为陈寅恪此次在劫难逃，已经在乱枪流弹中死去了。于是几位历史系学生在一个名叫《论坛》的壁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悼陈师寅恪》的文章，以哀婉、悲愤的语调追怀香港沦陷后，生死与下落皆不明的陈寅恪教授及其家人，文中以悲怆的语气说道：“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 文章刊出，整个西南联大师生沉浸在莫大的悲痛与激愤中，积压在心中的怒火如电石碰撞，瞬间爆发。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历史系教授吴晗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按：指贾似道），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呵！” 力主师生起来反抗。置于义愤，联大学生邹文靖等26人立即用毛笔大字起草了“讨孔宣言”，张贴在校门口的墙壁上。宣言云：“国家之败，多由官邪。……今日，我国贪污官吏有如恒河沙数，而其罪大恶极者莫如国贼孔祥熙。孔贼贪污中饱，骄奢恣睢，已为国人所共愤，为法理所难容，而此次风闻由香港以飞机运狗者，又系孔贼之妇！致使抗战物资、国家硕老，困于港九，沦于敌手而不得救。嗟夫！铜臭冲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贻举国之害。此贼不除，贻害无穷；国事危急，奚容缄默！……呼吁我校学生自治会立即召开全校同学大会，群策群力，共商大计，并通电全国，同声诛讨。通过学运，掀起高潮，期树讨贼之大纛，倡除奸之首义。剪彼凶顽，以维国本。是为国民之天职，尤为我辈之责。” 在学生自治会组织下，全校师生立即响应，于校本部广场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讨孔”队伍。队伍的前锋是一幅用床单制成，上画脖颈上套一巨大铜钱作枷的孔祥熙头像。学生们在短暂集会后，高呼“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的口号，浩浩荡荡地走出校园示威游行。沿途有云南大学、昆华师范学院、南菁中学等十多所大中学校师生陆续加入，汇合成数千人的游行队伍。西南联大当时在校主持工作的蒋梦麟、梅贻琦二常委处于对孔氏一家恶行的义愤，不但对学生的义举未予劝阻，还暗中准备了应变措施，并乘车尾随游行队伍之后，以备万一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好及时出面加以调解。 游行过后，联大与昆明市众多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宣布罢课，并向全国各地高校拍发讨孔通电，以期通过这一运动，给国民党政府和孔祥熙之流的贪官污吏予以警告和惩戒。流落到西南各地的大学如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陕西汉中城固的西北联大等师生接到通电后，纷纷响应，相机而动，高举旗帜和标语，涌向大街小巷，高喊“打倒孔贼祥熙”，“惩治贪官污吏”与“铲除祸国殃民的豪门家族”等口号。远在四川李庄的同济大学师生接到通电，迅速集聚学生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因李庄是个小镇，师生们转了几圈觉得不过瘾，便挑着大旗、标语特地来中央博物院借住的张家祠门前、史语所居住的板栗坳、中国营造学社所在的上坝月亮田等地，高呼口号，背诵诗词，悼念被“飞狗院长孔祥熙的狗崽子害死的陈寅恪教授”。在李庄的陶孟和、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及其所属机构的同事，听到陈寅恪“死去”的消息，大为震惊，纷纷派人向傅斯年询问详情。傅斯年闻听更是惊恐万状，立即急电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探询实情。重庆方面的回电称同样听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却无法确定真伪。于是，整个李庄的科研人员与同济大学师生，沉浸在一片巨大的激愤与忧伤之中。盛怒中的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要“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 全国兴起的反孔倒孔热潮随着明暗两条渠道很快传到重庆，平时养尊处优，自恃有强权巨资撑腰的孔祥熙与夫人宋蔼龄还是感到了惊恐，这种恐惧或心理压力主要来自国际大环境和政治气候。此时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已初步形成，12月22日，国民党第五军、第六军已走出国门入缅甸对日作战。23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国军事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等决议案。24日，蒋介石约请美国代表勃兰德向罗斯福总统转达：“远东地区对日作战，端赖中国之陆军与英美海空军协同一致为一体。务望美国有一中、美联合作战计划。”30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决定授予蒋介石：“全权处理国事，以驳万变而赴事机”相当于国家元首的大权。1942年1月3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蒋介石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负责中国、泰国及越南地区联军部队的总指挥任务……就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作为老大的蒋介石自然意气风发，并想方设法在国际上树立自己作为一个大国领袖的良好形象。而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突然爆出他的胯下“老二”连同周边荒芜地区的歪瓜裂枣们，不识大体，招摇惹事，弄出了天下皆怨，学潮汹涌，舆论沸腾的局面。面对此局，蒋介石自是对孔氏一家怒其不争大为恼火。而孔氏一家，特别是官场老手孔祥熙，深知自己那不成器的老婆孩子给老大捅了娄子，且通过此次事件，自己平时的恶行与丑行得以广泛地暴露于天下，并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关注，不但损坏了自己多年苦心孤诣伪装而成的党国“干才”与“善人”形象，对蒋委员长的形象也是个致命打击，一旦老大感到扛不过去这个门槛，很可能就要拿手术刀把自己这个胯下“活宝贝”一刀切掉，到那时自己将血染灰土，成为人人可以辗踩的一块臭肉蛋了。 但是，孔氏家族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广博的人脉与强大的财力背景，令蒋介石不易、也不敢轻举妄动。蒋氏在深知暂时不能对这个胯下“老二”实施外科手术的情况下，凭借手中权力，联合各方势力共同消除影响，压制学潮与舆论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蒋介石与孔派人员开始向1938年1月出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和各地军政大员施压，要他们以抗战建国为重，设法压制和阻止学潮。陈立夫与各地军政大员不敢抗拒，只得向各学校校长施压，令其设法予以阻止。各校校长为保全学校与保护学生计，不得不进行配合，消解学潮。按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的说法：“校长总是比较难做，特别是学生运动，校长总是被夹在中间最不好受。一方面，做校长的跟学生对立好像说不过去，但另一方面，校长是政府当局任命的，大学的牌子上都写着‘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所以凡是闹学潮，校长总是非常为难。” 就在倒孔学潮爆发后的第二天，西南联大常委会突然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梅贻琦与蒋梦麟皆到场讲话。梅贻琦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都在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幸亏没出什么事。事情弄得很严重，现在是战争时期，你们不能老是这样。”又说“这次‘讨孔’运动已经够了，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学校不利，对你们求学不利，希望你们立即复课，不要再闹了。我认为这样已经够了。”梅贻琦讲毕，由常委蒋梦麟发表演讲，蒋氏说了一些与梅贻琦大致相同的话，最后几句颇为动容，竟至声泪俱下，说道：“你们再闹下去，学校就要关门了！”在一旁就座的昆明警备区司令宋希濂见蒋梦麟哽咽不能语，接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意是说：“孔祥熙也确实有问题，但要通过合法手续揭发检举。这样停课搞学生运动对学校工作不利，对社会治安不利，对抗日战争不利，希望同学们冷静一下，不要再继续搞了。”经此一会，学潮的热情被消解，昆明各校的“讨孔”运动陆续收场。尽管此次行动没有引发更大规模的学潮，使“讨孔”运动形成全国各阶层波澜壮阔的局面，但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贪污腐化，倒行逆施，也算是抡了几棍子，给予迎头痛击。 在重庆的蒋介石与孔氏家族并未因学潮暂时平息而弹冠相庆，喜形于色，当他们从C。C。头目、教育部长陈立夫处得知，西南联大学潮竟有三青团团员鼓动和参加时，甚为恼怒与惊恐，为防死灰复燃和发生更大的变故，蒋介石亲命黄埔系“十三太保”之一、原“别动总队”特务头子，时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的康泽飞赴昆明彻查此事。由于当时与蒋介石有隙的“云南王”龙云予以抵制，加上联大校方保护，以及西南联大教授陈雪屏等三青团骨干人员从中周旋，另有康泽本人与孔祥熙及其派系人员平时关系不睦等复杂的纠葛，康泽行前原打算逮捕学生的计划未能实施，只是对学生特别是参与“讨孔”的三青团成员集中起来训斥一通了事。1942年3月3日，随蒋介石从印度归国的宋美龄在云南大学讲演《访印归来及其他》，这位第一夫人对昆明学生的“讨孔”活动仍耿耿于怀，诡称洋狗乃飞机机师所带，箱笼等物资也不是孔家的财产，并以“我阿姐（宋蔼龄）是最怕狗的”等谎言为之辩护。此举正应了陈寅恪“狐狸狐搰摧亡国”的预言诗，入会师生非但不为其言所惑，反而从这位婆姨的狡辩与放浪姿态中，更加坚信孔氏家族与国民党政府崩溃垮掉的一天确是不远了。 此次规模浩大的学生民主运动以倒孔游行揭开序幕，尽管很快归于沉寂，但它的潜流却一直在校园和民众之间涌动不息，成为日后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正式登场的第一声惊雷。就陈寅恪而言，毕生从未直接参与现实的政治活动，此次却无意之中以自身的不幸遭遇成为“讨孔”活动的导火索之一。饶有意味的是，发生于国内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行动，身陷孤岛的陈寅恪并不知晓。 第十五章 国破花开溅泪流 第三节 残剩河山行旅倦 陈寅恪没有死去，只是被困在居处不得动弹，与家人共同承受着战争的灾难。在整个港岛大混乱、大失控的枪炮与硝烟之中，他需要尽快设法找到一条逃亡之路。但此时，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无论是陆地、海上还是空中，三位一体，所有的交通、书信、电传、票汇等一切全部断绝。香港大库的存粮全部被日军封存，以供军需。伴随而来的是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粮荒四起，大街小巷散落着满地的垃圾和在寒风中蹿动飘舞的疲旧报纸。昔日港岛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面崩溃，霎时笼罩在一片萧条破败之中，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坟墓式的孤城。在这种混乱危局中，要想在短时间内逃出孤岛，几无可能。无奈中的陈寅恪一家老小，只有伴随着这座孤城和孤城中几近绝望的人群，开始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地呻吟。陈氏的弟子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陈寅恪）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走笔至此，蒋氏慨叹曰：“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陷入港岛的陈寅恪确是遭到了天命与际遇双重的不幸。由于学校关门，粮库封锁，钱粮来源皆已断绝，只靠一点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命。陈氏困坐家中，惶惶不可终日。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甚觉味美无穷。忽一日，日军又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然而街上交通封闭，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慌失措，皆感大祸临头又莫不知何应对。陈家女儿流求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4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危难之中，陈寅恪决定不再顾及个人安危，豁出性命与日军一搏，遂毅然下楼与凶悍的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陈家那位原本有些牛气哄哄的房东对这位在日军面前大义凛然，且能用日语交涉的穷教授自此刮目相看，尊礼有加。 刚刚躲过被驱逐的厄运，夜幕沉沉中，忽又传来对面楼上爆出阵阵凄惨的哭叫声与厮打声，睡梦中的陈家惊恐而起，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天将大亮哭叫声才渐渐平息。次日有邻居转告，说是昨夜前方楼上一家五个花姑娘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此时陈家大女儿流求已上初中，母亲唐筼听罢打了个寒战，立即从身旁摸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不由分说，“嘁里喀喳”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女扮男装，以躲避可能的不测。恰在此时，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据说是当地一伙不法之徒趁乱所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陈寅恪欲助其难，但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只好空言劝慰，以减轻对方精神苦痛。 在不能出门、无法逃亡，只有苦撑待变的日子里，陈寅恪强支病弱之躯，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十二卷）倚床抱持诵读。此为宋代史家李心传所撰，建炎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自建炎以来，正是强邻压境，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的时代。战与和、忠与奸、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的矛盾贯穿着这一时期的进程。当读到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沦城之日，谣言与烽火同时流窜。陈氏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与史实印证，不觉汗流浃背，有切腹之感受。在书的最后一卷，陈寅恪跋曰：“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为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建炎以来志士仁人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事迹，激起了陈氏共鸣。未久，驻港日本宪兵首领得知陈寅恪乃世界闻名的学者，便祭出安抚、拉拢之道，欲令其为日本谋事。对此，令几个宪兵拉两袋当时在港岛已极其紧缺、而陈家又特别急需的大米以示恩赐。陈寅恪夫妇见状并得知来历，竭尽力气把已放于室内的米袋拽了出去，奉令行事的宪兵呜里哇啦地说着鬼话又一次搬回，陈氏夫妇再度拽出。如此往复多次，最后陈寅恪面带怒容用日语高声斥责宪兵，并告知宁肯一家饿死也不要这来历不明的大米，宪兵们见状，知强迫无用了，不再争持，将米袋拉了回去。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春节过后，忽有一位自称陈寅恪旧日的学生来访，谓奉命请其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巨款让陈老师筹建文化学院。陈寅恪听罢，愤而将对方赶出家门，并谓“你不是我的学生”。待静下心来一想，感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说不定哪一天会被日伪汉奸强行利用，想要不与狼共舞，就必须想方设法逃离港岛。而这时，在重庆的朱家骅已拍发密电至澳门，委一国民党地下人员告知陈寅恪，谓某日将有人携款由澳门至香港某地等候接应，请陈寅恪设法与其人接头，并携家眷按计划出逃。但这位携款人由澳门赴香港五次接头，均因日军盘查甚严，未达到目的。陈寅恪眼见形势紧迫，知事不可为，遂产生了冒死突围的想法，经过一番筹划与化装打扮，陈氏携全家老小于1942年5月5日夜，乘一艘运粮的小商船，在夜幕掩护下悄悄逃离了坟墓般的孤岛，并在抵达澳门时得以与接应者谋面。对方奉朱家骅之命送来由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款基金会共同拔发的款项一万九千元，另有部分逃亡的川资。饥寒交迫的陈寅恪得到这笔款子，如得天助，遂携家踏上了逃往内地的历程。先是由澳门乘船取道广州湾（即湛江），再由陆路乘车向内地进发，一路艰苦跋涉，于6月抵达广西桂林。 关于逃难经过与颠沛流离之苦，陈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信中有一段泣泪滴血的叙述：“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犹物质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信）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入绝境。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须自携，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见矣！” 同一日，陈寅恪在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和傅斯年等四人的信中补充道：“弟于疾病劳顿九死一生之余，始于六月十八日携眷安抵桂林。”又说：“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至四月底忽奉骝公密电，如死复生感奋至极。” 脱离虎口，流亡到桂林后，陈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正如给好友刘永济的信中所言：“弟前居香港半年，每食不饱，后得接济，始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而当远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其兄陈隆恪得知乃弟尚活在人间，且在港岛被困期间不食敌粟，设法摆脱倭督及汪伪汉奸的纠缠，携家安全脱险，庆幸之余又越加敬佩，即写《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诗一首作为纪念，内中有“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贼”两句，以示对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胞弟的称赞与嘉赏。 抵达桂林的陈寅恪一家，最初落脚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与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撤离长沙迁往昆明时，物理所、地质所、心理学所等三个研究所也随之撤离。鉴于各方面原因，三个所抵达桂林后不再前行，索性在离桂林市40华里外的良丰镇郊外山脚下安营扎寨住了下来。陈寅恪一家到达桂林，根据朱家骅电示，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专程派车把陈氏一家接到所内暂住。历尽千险万难，死里逃生的陈家，对这一历史性的会面，自是百感交集，怆然难忘。 按照陈寅恪女儿流求的说法，“父亲原打算继续上路赴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史语所的同仁也翘首以待，渴盼着大师的到来，为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古镇增添新的活力与砝码。遗憾的是，陈寅恪夫妇身体状况均不允许继续前行，使这一计划随着岁月流逝而渐渐偏离了前行的轨道，终致大师的身影与李庄擦肩而过。 1942年8月1日，陈寅恪给傅斯年信中道出了自己不能继续前行的详情：“然二月之久，舟车劳顿，旅舍喧呼，俟到山中，稍获休息。岂知久劳之后，少息之余，忽觉疲倦不堪，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复发。盖神经兴奋既已平静，大病又将到而尚未到矣，此时必须再长期休息，方可渐复健康。若短期内再旅行，重受舟车劳顿之苦（旅费亦将无所出，此姑不论），必到目的地，恐将一病不起矣！前上一书言，欲与中英庚款会商量，设一讲座于广西大学，即是此旨，想蒙谅解。”信中可见，身心俱疲的陈寅恪很有些打退堂鼓的意思，并极想在桂林这个山青水秀的古城小憩一阵，等身体复原后再作他图。 此前，陈寅恪已致信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商量设讲座事，已蒙同意，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与广西大学合出，为两家合聘之局，每周开课三小时，只是“月薪则不多”。但虑及“半年或数月之内，弟个人及全家皆不能旅行，又不可无收入以维持日食，授课之时既少，可整理年来在港大讲授旧稿，借此暂为休息过渡之计，作渐次内迁之准备”。 陈氏对自己面临的窘境和日后打算说得极为清楚，但此信尚未发出，重庆方面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已命人于前一日将聘书匆匆发往桂林，请陈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而这一切，正在李庄主持工作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却蒙在鼓里。当得知叶企孙竟瞒着锅台上了炕，置自己这位史语所掌门人于不顾，胆大妄为，擅自聘陈寅恪为“专职”之后，傅斯年怒火顿起，立即以笔当炮向叶企孙讨伐起来。 叶企孙，1898年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据叶后来自述：“父亲是科举出身，研究古书的经史部分。”又说“吾从十几岁起，读了相当多的古书，例如曾读完诗经，礼记和左传。这些古书使吾有正统思想。1931年入清华学校，又学了一些欧美资产阶级思想。” 1918年，清华学校毕业后，叶企孙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1920年获硕士学位，转赴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实验物理，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旋即旅游考察欧洲各国的著名大学，与国际一流大师交流。1924年回国，应东南大学之聘担任物理学副教授。1925年8月应清华大学之聘，担任物理学副教授，同时开始了理学方面的毕生创业。1929年出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代理校长。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出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特种研究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 1940年，随着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朱家骅经过激烈角逐如愿以偿登上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宝座，傅斯年出任总干事，后傅氏体力渐渐不支，不得不重新考虑找人顶替此职。朱家骅与翁文灏、傅斯年反复商量权衡，决定请叶企孙出山。经过一番周折，叶企孙与梅贻琦终于答应了朱家骅的要求。1941年9月11日，梅贻琦致信叶企孙“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华为一重大损失，在琦个人尤感怅怅，但为顾国内一重要学术机关之发展起见，不应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请假，暂就该院职务。”9月底，叶企孙离开昆明飞赴重庆，正式接替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傅则于同年12月初，携妻带子离开重庆，迁往李庄。 叶企孙与陈寅恪在北平清华园时期就来往密切，堪称挚友。卢沟桥事变前后，叶与陈曾就战争局势与南迁之事多有商谈，直到随校迁往长沙、昆明，二人仍保持深厚的友谊。当陈氏携家由港抵达桂林的消息报告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叶企孙遥望东南，以极大的热情和爱心关注着这位三百年才出一人的史学大师的命运。未等陈寅恪伏笔作书报告详情经过，叶以上海人特有的细腻与精明，开始为陈氏未来的生活打起了算盘。1942年6月9日，叶致书李庄的傅斯年，大意说：陈寅恪已到桂林，史语所是否有聘其为专任研究员的打算？月薪多少？又说：“薪似可从一月份支起，但从六月起实付寅恪，以前五月薪抵消旅费之一部分。以寅恪夫妇之身体论，住昆明及李庄均非所宜，最好办法，似为请彼专任所职，而允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 傅斯年接信看罢，心想这个叶企孙在杂事纷繁中还惦念着寅恪的工作和一家的生计，其心可感，其情可佳，实乃寅恪不幸之中的大幸。但有一点是傅斯年断然不能同意的，这便是专职与兼职之区别，他在随后复叶企孙信中说：陈寅恪来史语所任专职，则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仁渴望日久之事，但由于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严格的制度和服务规程，故陈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遥领本所专任研究员薪水，必须来李庄住在史语所租赁的房中办公，才可以拿专任之薪。如果陈果能来李庄，其薪金自应为六百元又临时加薪四十元。否则，不能为之。傅斯年再度搬出为梁思永治病，把史语所医务室弄得完全破产的尴尬之事以说明自己是个“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之人，而如今“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张本院应竭力努力，弟固以为应该，然于章制之有限制者，则丝毫不通融。盖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此信写罢，傅斯年似觉仍有话没有解释清楚，又在信笺上端一空白处特地注明寅恪何以历来称为“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之故云云。 叶企孙接信后，觉得傅斯年所言有理，于是在6月30日回信说“关于寅恪事，尊见甚是，请兄电彼征询其意见，徜彼决定在李庄工作，清华方面谅可容许其续假也。寅恪身体太弱，李庄昆明两地中究以何处为宜，应由彼自定。” 傅斯年接信，没有按叶企孙所言去做，理由是：“以前此已两函与之商榷此事，而电文又不能明也。然寅恪来信，未提及弟信，来信嘱弟托杭立武兄设法在广西大学为彼设一讲座云云。” 按傅斯年的意思，既然我两次写信问陈氏来不来李庄，何时来李庄，并把李庄的地域特点、风土人情都作了详细介绍，但陈氏回信除了说自己“正在著作，九月可完”外，“绝未谈及到李庄事”。这让傅斯年深感不解又有点窝火，心想你到底是来还是不来，总该有个说法，如此装聋作哑是何道理？在此种心情驱使下，索性把叶信扔到一边不再搭理。 7月下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办事员刘次箫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附一消息说：“叶先生函商院长聘陈寅恪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月薪六百元外加薪四十元，院长已批准照办。俟叶先生将起薪月日函复核，聘书即当寄贵所转寄桂林也。” 这一突然而至的消息，令傅斯年“甚为诧异”，心想自己并没有收到陈寅恪马上来李庄的信函，又没有变更此前的意见，“何以忽然有此？”尽管傅心中不甚痛快，但想到信中有“寄贵所转寄桂林”一语，稍感释然。按傅的打算，待聘书一到李庄，即将其压下，尔后再修书与叶企孙理论不迟。大出傅氏意料的是，7月31日又突然接到中研院办事处职员王毅侯信，告之曰：“发寅恪兄聘书已办好，企孙兄函嘱径寄桂林，免得转递之烦。并云一月至五月领薪由院保留作抵消旅费之一部，弟本日寄寅恪一函，征其同意（函稿另纸抄奉）。”又说：“自6月份起全部寄交先生应用”云云。 傅斯年看罢此信，如同平空挨了一记闷棍，当场把信摔在地下，大喊一声“他凭什么！”跳将起来，对叶企孙表示极大不满。8月6日，傅斯年向叶企孙发出了一阵连珠炮式的“声明”： 一、弟绝不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遽发聘书，而6月份薪起，即由寅恪自用，无异许其在桂林住而领专任薪。此与兄复弟之信大相背谬。 二、自杏佛、在君以来，总干事未曾略过所长直接处理一所之事。所长不好，尽可免之；其意见不对，理当驳之。若商量不同意，最后自当以总干事之意见为正。但不可跳过直接处理。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固不应发专任聘书，即发亦不应直接寄去（以未得弟同意也），此乃违反本院十余年来一个良好tradition之举也。 三、为弥补寅恪旅费，为寅恪之著作给奖（或日后有之，彼云即有著作寄来），院 方无法报销，以专任薪为名，弟可承认。在此以外，即为住桂林领专任薪，弟不能承认。此事幸寅恪为明白之人，否则无异使人为“作梗之人”。尊处如此办法，恐所长甚难做矣。弟近日深感力有不逮，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仁责言。今如再添一个破坏组织通则第十条之例，援例者起，何以应付。此弟至感惶恐者也。 如此言词激烈的战斗檄文作完后，傅斯年仍觉尚有千头万绪的复杂言语没有尽情说出，于是继续挥动大笔，以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长辈对晚生的口气教训、指导起来： 即令弟同意此事，手续上亦须先经过本所所务会议通过，本所提请总处核办。总处照章则办理。亦一长手续也。又及与此事有关院章各条文： 组织通则第十条，专任研究员及专任副研究员应常在研究所从事研究。 服务通则第二条，本院各处所及事务人员之服务均须遵守本通则之规定。 此外，间接有关者尚多，故领专任研究员薪而在所外工作，大悖院章也。 8月14日，傅斯年的激愤心情已趋平和，怕陈寅恪接到电报后产生误会，“此固以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已解决，然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于是又即刻修书一封，先是促其尽速迁川，“瞻念前途，广西似非我兄久居之地”，“若不早作决意，则将来更因难矣”。尔后对自己不满叶企孙发聘书之事，又向陈寅恪作了详细说明和解释：“此事在生人，或可以为系弟作梗。盖兄以本院薪住桂，原甚便也。但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此事兄必洞达此中情况。今此事以兄就广西大学之聘而过去，然此事原委就不可不说也。” 8月30日，陈寅恪复信傅斯年：“弟尚未得尊电之前，已接到总办事处寄来专任研究员聘书，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当时不知何故，亦不知叶企孙兄有此提议。（此事今日得尊函始知也，企孙只有一书致弟，言到重庆晤谈而已。）弟当时之意，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素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也……以大局趋势、个人兴趣言之，迟早必须入蜀，惟恐在半年以后也。总之，平生学道，垂死无闻，而周妻何肉，世累尤重，致负并世亲朋之厚意，唏已。” 在信的附言中，陈寅恪补充道：“所中诸友乞均道念，如欲知弟近况者，即求以此函与之一阅也。中山、贵大、武大皆致聘书，而中央大学已辞了，而又送来并代为请假（怪极）。弟于此可见教书一行，今成末路，盖已不能为生，皆半年纷纷改行，致空位如此之多，从未见银行或税关之急急求人也。庾子山诗云：‘何处觅泉刀，求为洛阳贾。’此暮年之句也。” 陈氏不愧是傅斯年的莫逆之交，他已从傅信中解读出“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的个中况味，为了不致引起诸位“大贤”的误会，陈寅恪特以这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方式，为傅斯年不动声色地予以解困。陈氏出身家业正值兴旺的名门望族，没有破落大户傅斯年那种自喻为“吾少也贱”的人生背景和复杂经历，有人云：“陈寅恪只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式大师尔！”但通过此次对自己洁身自律，对世事的洞达明晰，以及为傅斯年巧妙解脱史语所同仁可能产生误会所献的移花接木之术，可见此言大谬。此举正应了吴宓当年赞誉陈寅恪之语：“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通观陈寅恪一生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方法，不但不是埋头书斋的考据家或“书呆子”，而是一个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理的卧龙式人物。 陈寅恪这边已得到安抚，重庆方面的叶企孙迫于压力，亦来信向傅斯年做了道歉式解释，但傅斯年仍不依不饶，复函中明确表示“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还是要聘请陈寅恪就任史语所职，并以长者或老子辈对待孙子的架式，指令叶企孙再给陈寅恪发一聘书，傅在信中亲自列出了聘书的文字格式： “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注：此为十年相沿之公式（最初“为适用特约待遇”）。有换文，两方轮转，后来不转了。如改此式，恐须先在本所所务会议中一谈，弟觉此式似可不必改也。 叶企孙接到傅斯年的指令，甚感不快，回想自己在清华的地位与势力，曾几度出任代理校长，掌管清华一切事务，就连德高望重的梅贻琦也让着七分。而今身为中央研究院一人之下的总干事，居然连发个兼职人员聘书这种小事也要由“太上总干事”亲自授命，真是莫大的耻辱。想到此处，叶企孙脸呈紫红色，愤怒地当着总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面大声说道：“傅斯年此人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了！”遂把傅信弃之一边不再理会。尽管傅斯年“气魄大，要钱、花钱，都有本领”，且在别人看来“历来的总干事，都敬重他而又多怕他”（董作宾语）。但叶企孙却不吃这一套，他敬傅而不惧傅，心中有自己的主张。见傅斯年来势凶猛，大有不依不饶之势，于心灰意冷中理智地采取了敌进我退，惹不起躲得起的战略战术，萌生了挂起乌纱帽一走了之的打算。尽管在傅斯年的遥控、指挥、施压下，叶企孙最终还是给陈寅恪寄发了“兼任”的聘书，但从此不再过问此事，至于陈寅恪是走是留，是死是活，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1943年1月16日，借梅贻琦赴重庆办理公务之机，叶企孙与之进行了密谈，二人商定叶可于夏秋离渝返昆，重操旧业。同年8月，叶企孙不顾朱家骅再三挽留，坚决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返昆任教。辞却的公开理由是叶“觉得长期脱离教书，不合适”，“当初离开昆明时，是向联大请的假，按当时规定不能超过两年”云云。但据叶的家人（侄女）说，其叔父在中研院的同事曾向她透露，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则是“跟傅斯年合不来”。叶在中研院的助手何成钧（按：后为清华物理系教授，仍健在）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谓：“叶企孙有东南大学（后并为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与美国学术机构的人脉背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十几个研究所，人员大多都是这个系统的。叶人缘好，处事公道，很得这些所长与研究人员的欢心。而傅斯年是北大与欧洲系统的人物，这个系统在中研院的人数并不多，傅之所以能在此立脚，还有些作为，就是靠他性格中具有的山东响马与水泊梁山好汉们那股敢打硬冲的狠劲。但他那一套不是很受人欢迎，叶先生就曾亲自跟我讲过傅斯年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不能跟他共事等话。据说傅斯年到了台湾也还是很high-handed，这是他本人性格决定的，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叶辞职后，由物理学家李书华出任中研院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未久，李辞职，由物理学家萨本栋继任。 1943年夏，日军为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主力，由湖北向常德进攻，战火逼近长沙，桂林吃紧。迫于形势，陈寅恪只好再度携家踏上艰难而漫长的逃亡之路，向四川境内进发。一路经宜山、金城江进入贵州境，再过独山到都匀。原本就有病的唐筼不幸又染上了痢疾，艰难支撑到贵阳后，病情更加严重，腹泻脓血，经月余调养，复重新上路。此时陈寅恪又身染沉疴，只得咬着牙关继续奔波，一家人沿川黔公路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总算于11月底到达重庆，住进了姻亲俞大维、陈新午夫妇家中。原清华研究院毕业生蒋天枢、蓝文徵当时正在重庆夏坝复旦大学任教，听说陈寅恪一家至渝，相约前往拜谒。陈氏夫妇皆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见弟子到来，强撑身体倚被而坐。蓝文徵来时在街上仅买到三罐奶粉，陈寅恪见后爱不释手，叹曰：“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个样子呵！” 由于李庄地处偏僻，缺医少药，生活艰苦异常，对患病在身，双目即将全部失明的陈寅恪而言，几乎无法生存。此前陈寅恪已接到燕京大学聘书，在同俞大维夫妇协商后，陈氏决定赴条件稍好的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于是，在1943年岁暮，身体稍有好转的陈寅恪夫妇，携家离开重庆，乘汽车沿川渝公路赶赴成都。许多年后，据李济之子李光谟说：陈寅恪之女陈流求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寅恪先生全家由香港返回内地时，他原打算回到史语所工作（去李庄），后因得知李济两个爱女不幸夭折，说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陈先生担心自己和家人身体无法适应，乃应燕京大学之聘去了成都。” 陈寅恪原是奔李庄而来，最终却舍李庄而去。自此，一代史学大师失去了李庄，李庄失去了这位三百年才得一见的大师。而史语所同仁与陈寅恪之间的交往也如滚滚长江中游走的鱼，渐行渐远，直至冲出三峡汇入大海的那一刻分道扬镳，相忘于江湖。 附录 编辑辑絮语 一个年轻编辑的编辑絮语 两年前，当我刚刚参加工作，成为一名编辑的时候，我就拜读过岳南老师的大作《陈寅恪与傅斯年》。从那时起，“岳南”成了一个令我敬仰的名字。 正因如此，第一次见到岳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的。那是2010年4月中旬的一天，公司领导把我引荐给一个中年学者，介绍这是岳南老师。还没等岳南老师开口，我就有些急切地上前握着他的手说我读过您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非常喜欢，还写过一篇书评云云。 岳南老师说话山东口音较重，我一开始并不能完全听懂，后来他察觉到了，于是善解人意地放慢了语速，还会时不时停下来问我，听明白了没有？那天我们聊了很久，我了解到岳南老师把《南渡北归》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为写此书，他耗费八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拍了数千张照片，搜阅超过千万字的珍稀资料，从而第一次全景描述了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那个下午，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和庄重的使命感，成了《南渡北归》的编辑。 不久之后，《南渡北归》三部曲（第一部：南渡；第二部：北归；第三部：离别）的全部相关资料，包括120万字的书稿正文、40万字的注释和500多幅珍贵图片进驻我的电脑硬盘。一座甜蜜的大山压了过来。虽然事先做过心理准备，但接到书稿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点慌乱——规模如此之大、意旨如此宏远的一部作品，我能做好吗？ 好在公司领导和岳南老师给我找了个大师级“帮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世民老师。《南渡北归》的历史与考古部分，主要就是由王世民老师审校并提出很多精彩、专业的修改意见。 岳南老师每次给我写邮件，开头的称呼必是“康兄”或“康慨吾兄”。一开始我对此很不适应，因为我比岳南老师小20多岁，怎敢承受如此称呼？后来，随着对《南渡北归》理解的深入，我了解到民国的学术大师们，不管年纪相差多少，彼此都是以“兄”“弟”互称，这其实可以算作一种“民国风范”。再者，我也把这样的称呼理解为岳南老师对我的一种鼓励，它似乎意味着，不管你多年轻，在事业上，彼此之间没有辈分的差距，而是平等的。 有一段时间，我深深沉浸在《南渡北归》的世界之中不能自拔，以至于每天在吃饭、走路、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念叨着那些大师的事迹——当读到在抗战期间，冯友兰、梅贻琦、梁思成、金岳霖、林徽因等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日军的炮火，跋涉西南艰难办学，并且凭借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收获学术上的累累硕果时候；当读到在文革期间，诗人穆旦在寒冷冬夜冒着生命危险从改造农场中逃出，步行30里仅仅为了给妻子送去一块糖的时候；当读到大师们在艰苦岁月互相帮衬，不顾自己的极度穷困，为了提振民族精神力量而呼号奔走的时候……我没法不动容。我也相信，任何一位读者读到这些内容都会为之深深感动。 由于工作需要，我曾多次去登门拜访岳南老师。岳南老师和师母很好客，我每次去他们都会特意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让我受宠若惊。聊到书稿，岳南老师总是充满激情、滔滔不绝。有一次当他谈到穆旦的诗歌和人生，聊到最后，我们都悲凄不已，几欲落泪。其时已夜深，然而我们浑然不觉，直到家人打来电话，我才发现已经11点多了……CCtV买下《南渡北归》电视版权，并着手改编剧本、准备拍摄电视剧是8月末的事。当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着实激动了一阵儿。想到这样一部作品会通过电视剧的形式推广给全国人民，想到也许30年、50年之后还会有人阅读本书，这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一种巨大的幸福和骄傲。值此《南渡北归》编校完成、即将出版发行之际，我想用一位提前读过《南渡北归》的读者为本书写下的两句话来与大家分享： 披阅史料还原被蓄意掩蔽的历史真相，巨笔如椽再现被匆忙遗忘的沧桑辉煌。 一个半世纪以前，年轻的尼采苦苦寻觅一部能“为其生、为其死”的作品而不得。相比于尼采，我是幸运的，因为至少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内，我找到了一部融入我整个生命的作品，它就是这部20世纪知识分子的宏伟群雕——《南渡北归》。 《南渡北归》的编辑康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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