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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侨史话》 第一章 中国人移居南洋 第一节 古代华侨移居南洋 中国人是在公元7世纪即唐朝时开始移居南洋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鼎盛的朝代，对外贸易、航海事业都很发达。这时期就有些中国人旅居海外，从事商贸和宗教活动。唐朝的高僧义净，公元671年从广州出发去印度研究佛经，归途中，两度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室利佛逝(Sriwijaya)居住，前后共十二三年。有学者认为，他可算是最早的印度尼西亚华侨之一。公元10世纪时，阿拉伯人马素提在《黄金牧地》一书中，记述了公元943年他经过苏门答腊时，看见许多中国人在该岛上从事种植业。南部的巨港(Palembang)中国人最多，他们是在黄巢起义(9世纪末)失败后避居在这里的。这说明，唐朝末年已有一批华侨因政治原因而在南洋定居。此时，华侨的人数虽然不多，但由于唐朝强大，经济文化影响遍于四邻各国，国际威望很高，因此华侨总豪迈地自称为“唐人”，称祖国为“唐山”，把自己的海外聚居地称为“唐人街”。 华人大批出国，并且在某些国家开始形成华侨社区是在宋朝。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公元10世纪，宋朝建立，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宋朝的手工业、商业兴盛，海上交通比唐朝更为发达。发展和南洋各国的贸易往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这些，为中国人去南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当时华侨下南洋，乘的是风帆，要依靠季候风向，有些人错过返航的季风，只好在当地住下来，待次年再北返。后来随着贸易的发展，为便于商品交易，渐渐有中国人居住下来，叫做“住蕃”，而且一住就是10年、20年，娶妻生子。显然，这些“住蕃”，就是早期的华侨。据中国史书记载，中国商人到南洋的爪哇、婆罗洲等地颇受礼遇，他们和当地人民的关系融洽友好。 元明两朝(公元1271—1644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都比唐宋时期发达，这样，移居南洋的中国人就更多了。14世纪时，印度洋的航运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明朝初年，在1405年至1433年间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郑和率领着当时举世无双的舰队，访问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4个是在南洋。郑和的远航，增进了中国和南洋诸国之间的了解和联系，维护了通往南洋航道的安全，为华侨的出国和他们在南洋的经济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华侨在元明时期已广泛分布到南洋各地。他们开发侨居地，并形成了华侨的“新村”。在爪哇的麻喏巴歇(Majapa)帝国有几处要地都有这样的“新村”，人数相当可观，多的达到1000多户，大部分来自广东、福建南部沿海地区。其他如菲律宾、暹罗、马来亚均有类似的情况。据传说，郑和的船队曾在爪哇中部的北海岸登陆，他的副手王景弘因病重留居一个岩洞中。王景弘及其部下在这里休养、垦殖，使这个地区逐渐繁荣起来，成了一座纪念郑和(“三宝太监”)的城市，叫三宝垄(Semarang)。这传说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爪哇中部的名城三宝垄，最早是中国人开发的。这一时期，有许多华侨与南洋各国的当地民族杂居、通婚，并开始同他们融合起来。 从16世纪中叶的明朝中期到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300年间，南洋华侨人数急剧增加，活动的区域更为扩大。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剥削和压迫日益加重，闽粤两省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纷纷冒险出洋，寻求活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闽粤两省沿海人民去南洋经商而不回来的人也多起来了。明清两朝交替之际，政治动乱，也使不少人避居南洋。这是中国人较大批出国的原因。从南洋各国的情况看，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开始侵略这一地区，到19世纪末，除暹罗外，整个南洋地区，都成了西方的殖民地。为掠夺东方的财富，西方殖民主义者需要大批廉价而又有较高技能的中国劳动者。因此，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将中国东南沿海的青壮年诱引到南洋去当华工。这样，华侨中除原先的商人、政治避难者外，华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到鸦片战争前夕，南洋华侨的人数已接近100万，分布更为广泛，出现了更多的华侨聚居区。如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新加坡、马尼拉等城市，华侨都在万人以上，他们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鸦片战争前长达10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不断移居南洋，最后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在南洋形成了有浓郁的中国南方特色的华侨社会。华侨移居南洋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概括起来不外乎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两个方面。商人到南洋经商而定居，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为谋求活路而远走他乡，这些都可看作是经济原因造成的。国内发生政治动乱，为躲避战乱、政治迫害而亡命南洋，成为长期侨居在外的中国人，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华侨出国达到高潮，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第一章 中国人移居南洋 第二节 猪仔华工 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100年间，中国人，主要是东南沿海省份的劳动人民，大规模出国谋生，每年平均在10万人以上，累计出国人次超过1000万人，足迹遍及全世界，形成了“海水到处，便有华侨”的格局。 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大量移居国外的原因主要是：第一，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被破坏，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为寻求生路，不少人飘泊异乡。第二，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东南亚和其他殖民地的资源，加快了对这些地方的开发。特别是19世纪后期，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开始了向落后国家进行资本输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特别需要来自中国的劳动力。在殖民主义者眼中，中国人不仅是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是“不持武器而又勤恳的民族”，有较高的劳动技艺，这是矿山开采、园丘种植、公共设施的修筑中不可缺乏的。因此，他们大批招诱中国人出国。此外，华侨的大规模出国，和清政府政策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关系。清初承袭明朝的“海禁”政策，将出国视为大逆不道，一律禁绝，如有私出，要治杀头之罪。鸦片战争后，随着《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废除“海禁”政策，使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掠夺劳动力合法化，这也是形成华侨大规模出国的重要原因。 华侨在这一时期移居的地方遍及世界各地，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南洋。有一部分人是以自由人的身分到南洋去的，但大部分人是通过“契约华工”的方式出国的。 “契约华工”，是西方殖民者的叫法，是指华侨“自愿”通过签订契约，应招到外国去做工。其实华工的“契约”是在暴力、诱逼下签订的，几乎和卖身契差不多。也有把“契约华工”叫“苦力”(coolie)的，它源出于印地语。还有一种更普通的叫法是“猪仔”，说明“契约华工”在殖民主义者眼中与牲畜无异。“契约华工”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出现，但规模小，影响不大。大规模的“契约华工”出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才结束。 “契约华工”的买卖(“苦力贸易”、“卖猪仔”)是在“招工”的牌子下进行的。它大致的过程是这样的： 1.“招工”。 南洋各地的种植园主和矿场主将自己所需的华工人数及条件列出，交到设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洋行，由他们代招。洋行再转由专事人口贩卖的“猪仔馆”去操办。“猪仔馆”付款给人口贩子即“猪仔头”，由他们到各处去“招”人。所谓“招”其实是采取欺骗或掳掠等手段，将壮劳力拉进“猪仔馆”。常见的手段，是用花言巧语诱拐被招募的对象，如说出洋做工可以赚大钱，勾引那些赤贫的人们上钩。为凑足所需人数，在诱拐不成时，不惜采取野蛮的绑架手段，在荒村僻巷、通衢歧路，突然袭击，将人劫走。“猪仔”一进入“猪仔馆”就失去了自由。这种挂着“招工”牌子的“猪仔馆”，在我国东南沿海各口岸均设有，其中以澳门最多。1855年，清末著名学者容闳曾亲眼看见“猪仔馆”的“无数华工以辫发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这种“奴隶牛马之惨状”使他感到鼻酸。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猪仔馆”囚禁的华工在登轮出洋前，还要受到雇工单位及当地官吏的盘查，供词先由“猪仔头”口授，要说外出做工是出自“自愿”，否则就押回去吊打一顿，直至说出“自愿出洋”而被记录在案为止。“契约”是洋文的，主要内容是出洋做工，完全出于“自愿”，并规定了做工年限、地点、工资等等。猪仔大部分是文盲，当然也认不得洋文，一切只得任人摆布，在“契约”上按上本人指印。契约合同一经签立，领得一点“安家费”后，就“已为砧上之肉，釜中之鱼，欲炙炙之，欲烹烹之”(《郑观应集》上册12页)。下一步便是苦难的海上航程了。 2.“浮动地狱”。 运载“猪仔”的客船多是几百吨到一千吨的帆船，设备简陋，饮水不足，航速很低。由于贩运“猪仔”十分有利可图，船主为攫取暴利往往超额滥载。“猪仔”登船后即监禁于舱门紧闭的船舱里，形同囚徒。他们被锁在隔成几层的底舱里，非常拥挤，白天只能肩挨着肩屈膝而坐，晚上人靠人躺下。空气混浊，卫生条件恶劣，致使疾病滋生。“猪仔”们稍有不顺，即遭鞭笞。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们要忍受着肉体上病、饿、渴、闷、打的煎熬和人格的侮辱，死亡率高达20%—30%。在这海上的“浮动地狱”中忍无可忍的“猪仔”们常常被迫奋起反抗。他们杀死可憎的人口贩子、船长和水手。如果反抗失败，就宁可投海自尽而不屈服。“浮动地狱”的幸存者到达目的地后就被送进“新客馆”等待出售。 3.“苦难岁月”。 运到南洋的“猪仔”，主要以新加坡为集散地，那时那里共有六家“新客馆”。馆中设有一排圆木大栅栏，用来禁闭新到的“猪仔”。而且还有武装的会党人物防守，严防“猪仔”逃脱。从这里“猪仔”陆续被卖往东南亚各地的矿场和胡椒、香料、甘蔗等作物的种植园，在这些地方，“猪仔”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一名“猪仔”，从招募至运达南洋，盘缠食宿费用约五六十元，售价二三百元。根据契约合同，每月工资五元，期限三年，工资共180元，但经层层抽剥，“猪仔”本人所得不过几十元而已。如果无其他嗜好，三年约满，可以恢复自由。但是在种植园内，往往有烟、酒、赌博引诱，稍有沾染，就需欠债，到时只能继续当“猪仔”以抵债。“猪仔”们还会遇到生命危险。在印尼的勿里洞岛矿区，劳动条件极为艰苦和恶劣。如挑锡泥，华工要踩着狭窄的木板从三四十米深的湖底把锡泥挑上来，每担有百多斤重，劳动强度极大，许多人因体力不支，失去重心而身坠湖底。正像广东客家山歌唱的那样：“挑等(着)锡泥过浮桥，千转(回)过得千转好，一转失脚命会无。”熬过了苦难的“猪仔”生涯，许多人获得了人身自由，虽然心怀家乡，总想攒够了钱，落叶归根，回归祖国，但实际上能实现愿望的人并不多，更多的是终生留在南洋。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在异国他乡辛勤劳动、生息、发展。 契约华工制度从19世纪中期起盛行至20世纪初期才结束。这是华侨史上血泪斑斑的一页。 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人大批出国到南洋，主要目的是外出谋生，他们绝不是去征服和掠夺的殖民主义者。他们来自一个有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度，刻苦坚毅，有很好的生产技术，在远离家乡的新天地里，他们凭着自己的劳动和智慧，谱写出有血有肉的历史篇章。 第四章 两位开发加里曼丹的中国人 第一节 “大唐总长”罗芳伯 兰芳公司和其他“公司”在19世纪中期以后相继被消灭。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一位西方人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说：“这一地方便完全荒废，不但采金地带居民绝迹，其他地区也是如此”，“金矿衰落的结果，农业、商业和工业均随之而凋萎”。影响所及，当地原住民的生活也大受影响，如的人口竟在50年内减少了2/5。 1795年，领导兰芳公司近20年的罗芳伯不幸逝世，年仅58岁。罗芳伯死后，兰芳公司还存在了90年左右。19世纪初，荷兰殖民主义者开始侵略西加里曼丹。他们除了征服各苏丹王国外，也企图消灭那里的华侨“公司”。他们施展各种阴谋诡计，威逼利诱，终于用武力在1884年消灭了兰芳公司。 拓荒并被称为“新福州港主”的黄乃裳(公元1849—1924年)。 <hr /> 当时在西加里曼丹从事金矿开采业的华侨约有一二万人，已建立了14个“公司”。初来乍到的罗芳伯，很难在市镇里找到立足之地。于是他邀集了百名志同道合者，进入内地采矿。1774年，罗芳伯在东万律(Mandor)着手创建兰芳公司。他采取联合、合并等办法，将周围的许多公司纳入兰芳公司中。这样，兰芳公司就发展为以东万律为中心，辖有南北数十里产金地的大“公司”，人口约两万。罗芳伯是“公司”的总负责人，称为“大唐总长”、“大哥”，另设副头人、尾哥和老大三个职位作为他的副手。“公司”规定，所有男性青年都有选举权，在一切重大的事情上，“公司”的首领得征求所属各区代表的意见。苏丹管不到兰芳公司的辖地，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势力也还深入不到这个地区。因此华侨得以在自己的社区内部实行自治，推行中国农民朴素的民主主义。在“公司”内部，由于罗芳伯实行严厉的法制，因而社会秩序井然。“公司”注重华侨教育，还建立武装，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善的具有自治性质的组织。1772—1794年间，罗芳伯还应坤甸王国苏丹的请求，派兵帮助他平定内部骚乱，恢复了当地的平静。罗芳伯在他所作的《遣怀诗》里曾这样咏及这段经历：“平蛮荡寇经三载，辟土开疆已两回”。骚乱的平定，提高了罗芳伯和“兰芳公司”的威望，也使兰芳公司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加里曼丹岛，是世界第三大岛，毗邻我国的南沙群岛。全岛约有2/3地区是在印尼版图内，该岛的北部地区则分别是马来西亚和文莱达鲁萨兰国的领土。加里曼丹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隔海相望，舟楫便利，很早就和我国有往来。这个大岛，地广人稀，资源丰富，18世纪以后就有成批的中国人移居这里。他们在热带的茫茫林海中披荆斩棘，辟出了良田，开挖了矿井，给大地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18世纪中叶以后，广东省梅州、汕头一带的中国人开始成批移入西加里曼丹，并逐渐在那里形成较大的华侨社区。西加里曼丹盛产金矿和钻石，矿区集中在三发(Sambas)坤甸(Pon-tianak)一带，华侨的到来，使金矿的开采业迅速发展起来。三发苏丹(土王)素知华侨的生产技术和优良品德，因此主动招请华侨到那里去采矿。大约从1750年起，华侨便成为这一地区金矿的主要开采者。苏丹将矿场以租让的方式交由华侨经营，华侨则多以同乡同宗关系，建立起名为“公司”的集体组织来承租。“公司”是一种独立经营矿业的经济组织。“公司”成员共同承担开采任务，共同养猪、种菜和冶制工具，年终时均分采出的金沙。“公司”各有自己的头领人物。由于金矿开采成绩喜人，华侨就不断到来，每年入境多达3000人。他们散居在各矿场，华侨“公司”也越办越多，罗芳伯领导的“兰芳公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不过，无论如何，由于兰芳公司等华侨“公司”的努力，西加里曼丹终于被开发了。西加里曼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南加里曼丹，这是和罗芳伯生活的时代华侨的辛勤开拓分不开的。罗芳伯作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受到人们的尊敬，1937年在坤甸为他建立了纪念厅。战前，每逢他的诞辰，都要举行祭祀活动。他是南洋华侨历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 罗芳伯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家庭贫穷，为人豪侠，念过书，也习过武，是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他深感农村无用武之地，难于施展自己不平凡的抱负，因此想浮海远航，到海外一展身手，干出一番事业来。他选择了西加里曼丹作为目的地，当时传说那里是黄金遍地，洗一双草鞋就能捞到半个金盾，这对罗芳伯无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而且在那里有许多和他一样讲客家方言的同乡。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34岁的罗芳伯和十几位亲朋结伴，登上远航的帆船，在南中国海中漂泊了40多天，到了坤甸。开始时，他以采金和教书为业，颇得华侨敬重。 注释： 第四章 两位开发加里曼丹的中国人 第二节 “新福州港主”黄乃裳 黄乃裳，是福建闽清人，1849年生于一个世代农民家庭。他大约于1900—1904年间率众到沙捞越垦荒。在出国前，他还有一段值得一说的经历。 由于家贫，黄乃裳童年时代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基督教也传到了黄乃裳的家乡。1866年，18岁的黄乃裳，皈依了基督教。在教会里，黄乃裳除了诵读圣经外，还勤奋地学习英文和文化科学知识，初步接触了西方文明，了解了哥伦布、华盛顿的事迹，萌发了中国要“步美国后尘”、“以共和致强与富”的思想。1876年，27岁的黄乃裳半途出家，立志学习八股文。他这么做是为了“读书博科名”，走科举当官的道路。他在第二年成了秀才，后来在乡试中又中了举人。1897年，黄乃裳到北京参加会试，被选为。应该说，这时期的黄乃裳在读书当官的道路上，是颇为得志的。但黄乃裳却陷入痛苦之中。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签订了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而黄乃裳的弟弟黄乃模是“致远号”军舰的副管带，在甲午海战中和正管带邓世昌一道壮烈殉国。国难家忧，黄乃裳悲愤到了极点。在北京期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正在展开，年轻的黄乃裳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戊戌变法，他奔走于维新运动代表人物之间，自己曾先后八次上书光绪皇帝，献改良之策。然而，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就失败了，黄乃裳被列进慈禧太后要拘捕的200名维新分子的黑名单中的第11名，处境很艰危。他悲叹：“呜呼，三十年之热肠渴望，一旦飘荡于罡〔gang刚〕风。”在朋友的帮助下，黄乃裳逃回福建，为避开慈禧太后的淫威，也为了给贫苦的乡亲找到一条活路，他决定“下南洋”去。 1899年，他到达新加坡，住在女婿林文庆家里。第二年，他遍历南洋的英、荷殖民地，进行考察，物色垦殖场，但条件均不理想。最后他到了沙捞越，对位于拉让江畔的诗巫(Sibu)地区进行了13天的实地考察，发现这里丛林蔚茂、平原广阔、人烟稀少、土质膏沃，并且有灌溉舟楫的便利，很适于垦殖，于是便选定这里为垦场场址。1900年5月，黄乃裳与沙捞越王(英国殖民主义者)查尔斯·布鲁克二世签订了农垦条约17条，垦场命名为“新福州开垦公司”，诗巫也改名叫“新福州”。垦约规定：沙捞越英政府贷款给中国移民，贷款在六年内偿还；沙英政府准许移民在诗巫拉让江两岸垦种，每一成年人三英亩，20年内免税，期满后，一英亩年纳税一角；政府如果要征用移民耕地，必须按地价收购，以补偿损失。垦约还规定，中国移民有相当的自治权。垦约第13条写明：“不准任何人在垦场内开赌”，“至于鸦片，不准外人在垦场内售卖”。这一条款打破了一个恶例：历来南洋地区的大垦场主都必然在垦场内开赌场，包卖烟、酒，牟取不义之财。 垦约签订之后，黄乃裳就动身回国招工。三年之内，他从邻近福州的侯官、闽清、古田、永泰等县招募了1100多人，先后分三批到达诗巫。 万事起头难。开始时，移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劳动条件也非常恶劣。他们使用从中国带来的犁、耙等农具，冒着热带雨林湿热的瘴气，驱赶出没无忌的毒蛇猛兽，垦荒种植，种上了蔬菜、番薯、木薯、玉米、芋瓜等速生作物，后来还种上了稻谷并获得了丰收。他们居住的是十分简陋的“亚答厝〔cuo错〕”，即用“亚答”叶铺盖成的简易草房，睡的是“大统铺”式的连床，炊具简单，甚至有两三家合用一釜的。由于水土不服，生活艰苦，不少垦农患病或死亡。当时在垦场里流行着“今天去埋人，明天给人埋”这样的话，其艰苦状况可见一斑。作为垦场主持人(俗称“港主”)的黄乃裳日子也很不好过。他说自己“冒险艰、糜〔mi迷〕金钱、竭心力，任劳怨”，“食与共席，睡与同榻”，备尝艰辛。由于积劳成疾，胃病加剧，1903年他甚至感到自己已不能久于人世，竟写下了自挽联：“平生所愿事多违，差幸闻道壮年，天若有心，期尽藐躬分内事；故土每愁人太满，远辟殖民小局，我虽撒手，仍留余地后来人。”幸两个月后痊愈。 在黄乃裳的组织、带领下，1000多名中国垦农，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努力，将昔日荒芜的诗巫拓展成了初具规模的“新福州”垦场。垦场除种植粮食外，还发展了胡椒、橡胶等经济作物。在这个新垦场里，学校、教堂、医疗机构也办起来了。 当时的地方官员、报章对“新福州”和中国垦农的业绩有很高的评价。他们说，中国人“具有清醒头脑、勤力、守法、成家立业之精神”。新福州垦场“其田园皆井井有条，一望而知其出自著名于世之中华农民之手”。这些评价是很符合实际的。 正当垦场建设初具规模，各业渐次发展时，黄乃裳却在1904年6月悄然离去，并且再也没有回过倾注了他心血的“新福州”。他的离去颇为蹊跷〔qi qiao七敲〕，主要原因是他碰到实在无法克服的困难。比如他在坚持垦约第13条禁售鸦片的规定和英殖民主义者发生了冲突，后者为增加收入，一再施加压力要在场内出售鸦片，而黄乃裳则硬顶着。此外，“新福州”的1000多名垦农的一切费用都是以黄乃裳的名义借来的，以至他债台高筑，在几年里他总共亏蚀了四万余元，经济上的拮〔jie洁〕据，使他难于维持下去。此外，这个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蓬勃发展，而黄乃裳在戊戌变法后，在政治思想上就和康梁分道扬镳〔biao标〕，认识到“非革命不能救中国”，他决心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黄乃裳是1924年病逝的，他生命的最后20年是和辛亥革命、兴办社会公益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虽也吃了很多苦头，但仍努力进取。1918年元旦，进入古稀之年的黄乃裳撰联寿己：“问已往于世何裨，历数二万五千日以来，成甚事业；愿以后对天无愧，不虚六十有九年之外，再度余生。”这很能表明他终生奋进的心迹。 黄乃裳的名字在马来西亚第三省省会诗巫是为许多人熟知的，在市区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学校，还矗立着他的铜像，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华人仍然讲着福州方言。在他的家乡也设有黄乃裳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历史功绩。 <hr /> 注释： 第六章 中国移民和南圻开发 第一节 杨彦迪、陈上川率众南移 移居并开发南圻的另一支中国移民队伍是莫玖率领的。莫玖是广东海康人，明亡后不服清朝统治，大约在17世纪70年代率领一批仁人志士从广东南逃柬埔寨。先在金边、柴末等地通过设赌场、开银矿发了财。尔后，带领一批人到茫坎一带开发，建立了七社村。居民相传有仙人出没于河上，这个地方被叫作河仙。莫玖以河仙为中心，组织领导着东至金瓯角，西至磅逊湾口广大地区的开发。由于开发有功，他被柬埔寨国王委任为这个地区的地方长官。后来，阮氏集团将河仙七社村并入越南版图。1735年莫玖死，其子莫天赐继位，子承父业，继续开发河仙，河仙后来成为南圻的一个重镇。 中国人大批移居越南南部地区是17世纪中叶的事。1644年，清军占领北京，明朝官僚在东南沿海建立南明政权。到17世纪50年代末，南明政权趋于衰亡。1683年，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政权也被清军攻取，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局面完全形成。此时，有一些抗清失败后又感到“复明无望”的中国人，移居印度支那半岛。走陆路的，到越南北方；走水路的则大多数落脚越南中部和南部。到越南南部地区的主要是以杨彦迪、陈上川和莫玖为首的两支军民队伍。 今天越南南部(Nam Bo)地区，旧称南圻、交趾支那，原属柬埔寨(下柬埔寨)，它是于17世纪至19世纪初被越南逐步蚕食兼并的。这块包括胡志明市(原西贡市)在内的广大地区，虽然地处富饶的湄公河三角洲，但直到17世纪，它还是人烟稀少、未经开发的荒丘僻壤。它的早期开发和尔后的建设都离不开华侨，正像越南历史著作《嘉定通志》评价的那样：“其出力垦地者，惟唐人为勤，而海网、江簦、行商、居贾，亦唐人主其事矣。” 第六章 中国移民和南圻开发 第二节 开发、建设南圻 以杨彦迪等人为首的大规模海外移民集团，和以后陆续到来的华侨，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刻苦耐劳的优良品质和较高的生产技艺、文化素质，他们和生活在那里的越南、柬埔寨人民一道披棘辟莱，共同开发南圻。 农业是兵民衣食之所依，而湄公河流域又有发展农业所必须的良好条件，所不足的是，那里人烟稀少，是一块灌莽丛杂、未经开垦的荒地。于是，华侨在困难的条件下，垦地开田，变不毛之地为“桑蔗之野”，栽植烟草、瓜果，筑屋建店，为荒原注入了生机。这个地区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产米区，这是和17世纪中期开始，大批华侨的艰苦创业分不开的。 地处湄公河平原的南圻地区，河港交叉，有水利与河运之便。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水利建设，致使河道“迂远狭小，屈曲浅涸”、“泥淤草木壅塞，舟楫不通”，利反成害。定居在那里的华侨，于1816—1820年，分别参加了疏通瑞河、开浚永清河、兴修安通河的水利工程。其中，安通河兴修工程最为浩大。安通河在藩安镇西南，由于年久失修，河道弯曲窄狭，影响航运。1819年约有11000多名华侨在修河工地上劳动，他们“改故道，开新泾”，费时三个月，使旧河道变得“深广便捷”，便利了西贡市的对外运输交通。为纪念华侨在兴修河道过程中所作的贡献，安通河更名为中国河。瑞河、永清河、安通河三项水利工程的完成，对于越南南部地区的水利交通事业和经济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构立铺市，致力于城市建设，这也是南圻华侨的一大功绩。在17世纪以前，南圻地区不仅没有城市，连村庄也十分疏落。杨彦迪等人率众来后，在垦地种田、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的同时，也在华侨的聚居点构立铺市。最早出现的是陈上川招揽华侨商人在此营建的农耐大铺。到十七八世纪，它成为南圻地区的经贸中心，出现了一些被称为“巨擘”的富商大贾。莫玖在17世纪下半期营建的河仙镇是一个港口城市，到他儿子莫天赐时代，河仙镇更具规模，镇内市铺分立，胡同穿贯，店舍络绎，颇有些气派。不过，上述铺市如果和柴棍铺比较起来就有些逊色了。1771年，越南爆发了西山农民战争，许多华侨迁往藩安镇新平江畔居住，在这里逐渐兴起了新市镇——柴棍铺。柴棍铺内，笔直的大街与横街各相贯穿，成田字型布局。街内各式各样的商店林立，关帝庙、天后庙及福州、广东、潮州、温陵、漳州等同乡会馆分峙各街区，还有水井、小溪上架大板桥……完全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柴棍铺后来称柴郡，法国殖民主义入侵后将柴郡东面一带辟为政治中心，并以柴郡谐音拼作Sai Gon，华侨再转译为西贡。而原来的柴棍铺(柴郡)，广东籍华侨称它为堤岸。今日越南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胡志明市(旧称西贡)正是在200多年前华侨营建的柴棍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越南南部一些市镇，有莫玖街，还有陈上川、莫玖等的墓、庙，逢他们的诞辰日还有纪念活动，这说明华侨先驱人物在开发、建设南圻地区的功绩是为人们所肯定的。 第六章 中国移民和南圻开发 第三节 “明乡人” 讲越南华侨历史的时候，一定会接触到“明乡”(Minh huong)这样一个词，在堤岸还有“明乡会馆”。“明乡”原来叫“明香”，它源于明朝灭亡后，是一些不愿臣服清朝的明朝遗民相继亡命越南后建立的“明香社”组织。建社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明朝香火”不绝。其后，南来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杨彦迪、陈上川等率领明朝军眷大规模集体移来南圻后，华侨人口更是猛增。阮氏集团在安置这些新来的移民时，沿用了“明香社”的名称，为他们建立了特殊村社聚落。阮氏集团于1802年统一全越南后不久，特令在全越北、南、中圻建立明香社，用以管理中国移民，这样，明香社就在不少地方出现了。明香社的成员最早是那些以“复明”为己任的明朝遗民，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朝统治越来越巩固，“复明”已成泡影，明香社的政治色彩就越来越淡，其成员也就渐渐由那些遗民的后裔和清代以后移居而入明香社的新华侨所代替。到了1826年，阮朝皇帝诏令，改“明香社”为“明乡社”。明乡社的成员称明乡(或明乡人)，包括中越混血儿在内的中国移民后裔。前边提到的堤岸“明乡会馆”是明乡人的社团，该会馆内有一副对联：“明圣先王，越国亦闻声教；乡党宗族，亚洲同此冠群。”此联大致可以反映出早期的明乡人的心态，虽然落户“越国”，但念念不忘明朝皇上和宗乡梓里，割不断和故国的联系之情。 当时越南把华侨分为两类，一类是新移民，称“清国人”，另一类是明乡人。从阮氏封建王朝到法国殖民政府，都对明乡人实行不同于“清国人”的特殊政策。明乡人可以有独立的村社组织，并自主管理。明乡人税额较低，还减免徭役。可入试应举，入宦海为官，因此明乡人担任中央政府尚书(部长)、地方经略大臣、外交使节的人不少。在行政管理上，不让明乡人混居于一般华侨之中。1842年颁令规定，凡有五名以上明乡人的地方，可以另立乡社，但要单立户籍，并且禁止剃发结辫。法国殖民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将明乡人一律当越南人看待。明乡人生于越南、长于越南，还保持了一些中国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这一群体仍是越南华侨社会中颇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越化，融合于当地社会中，也是事实。 第八章 “红溪惨案” 第一节 华侨与雅加达的早期开发 华侨不仅垦荒种植，把从祖国带来的精湛的农艺传播到异乡的沃土，种出了水稻、甘蔗、果菜，解决了城市的供应问题，而且发展了农产品加工工业，特别是制糖和酿酒业。甘蔗种植在爪哇岛有较长的历史，但由于生产技术落后，长期无法满足需要。1637年华侨在雅加达办起了第一家糖厂。此后，糖厂不断增加，1710年增至130家，其中华侨糖厂占125家。糖成了该市重要的出口产品。华侨还积极参加市政建设。雅加达地处芝里翁河出海处，地势低洼，只有疏浚河道，开沟排水，才适于居住。在今日的雅加达旧城区卡渣马达大街和哈奄乌禄大街之间流过的河流，就是17世纪中期由华侨修成的“明岩渠”运河。华侨对早期雅加达发展的另一大贡献是从事商业活动。华侨的肩挑叫卖、小店零售，把各种零散的农副产品收购上来，出口外国，同时将中国商船运入的各种商品和爪哇其他地区贩入的粮食卖给居民，活跃了社会经济生活。 从15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华侨在印尼定居。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勤劳节俭的美德是人们所十分称道的。荷兰人也了解这情况。于是，他们想方设法招诱中国移民。采取的办法除了吸引中国商船前来贸易并同时引入中国移民这种文明的办法外，还采用野蛮的一套。他们派出船只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所谓“狩猎”，即诱拐、掳掠中国人到雅加达。他们甚至还在海上拦截中国商船，强迫改航至雅加达。1739年巴城的华侨人数已达到15000人左右。 雅加达是爪哇岛西部的港口之一，1527年正式建市，称为查雅加达(Jayakarta)，简称雅加达(Jakarta)，是“凯旋”的意思。 16世纪末，荷兰以雄厚的资本和一支庞大的商业舰队为后盾，开始掠夺富庶的东方。山川秀丽、物产丰富的印尼群岛，便成为他们的掠夺目标。1602年，具有殖民统治政权性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印尼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掠夺活动。雅加达被选中为滩头堡。经过激烈的争夺，终于在1619年夺得了它，并将它改名为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野心勃勃，想尽快把巴达维亚建设成为整个印尼最大的商业城市，以作为进一步侵略扩张的据点。但经过战火洗劫的巴达维亚却是一片破败的景象，市区早已成为一片瓦砾场了。此外，城市地势低洼，人烟稀少，土地抛荒，粮食无法自给。要改变这一切，重建城市，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劳动力缺乏是十分突出的问题。荷兰统治者就把主意打在华侨身上。 华侨被看成是“宁静而勤劳的居民”，“十分积极、勤劳、奋发”。一位公正的历史学家这样概括华侨在雅加达早期开发中的作用：“巴城如果没有华侨，几乎不能存在。” 但是，历史有时是被颠倒的。这些开发雅加达的功臣，却在1740年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叫巴达维亚(Batavia)，华侨简称它为巴城。华侨在雅加达早期发展史中有十分重要的贡献，但在18世纪中叶也曾在这里遭到荷兰殖民当局的大屠杀，酿成了“红溪惨案”。 第八章 “红溪惨案” 第二节 恐怖的一周 这场大屠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荷兰殖民主义者对华侨实行歧视性政策的结果。 出自统治的需要，荷兰殖民者千方百计地引诱甚至掳掠华侨到雅加达。但当华侨的人数激增，特别是华侨经济力量的发展危及它的经济垄断地位时，就转而采取歧视性政策，想方设法对华侨实行限制。17世纪末他们开始实行限制巴达维亚华侨人口增长的政策，企图通过减少华侨人口的办法来达到削弱华侨商业经济的目的。进入18世纪以后，荷兰殖民政府限制中国移民入境的政策更是变本加厉。1727年6月，“荷兰东印度公司”作出一项规定，所有最近10至20年内来巴达维亚居留的华侨，如未申领当局所颁发的居留许可证者，一律遣配出境。之后，又进一步规定，任何华侨在限期满后而未领居留证者，一概视为“非法偷漏入境或藏匿未报之人”，一旦发现，即拘捕入狱。到了1736年，甚至作了这样的规定：凡1729年以后入境的华侨，只有被当局认为“有用”的，在缴纳申请费、拿到居留许可证后，才准留下；而对那些被认为“对殖民者无用”的华侨则遣送回国。这种居留许可证制度，实际上成为荷兰殖民者敲诈、迫害华侨的一种手段。依据上述种种规定，荷兰殖民当局派出军警，在巴达维亚四周捉拿华侨，甚至发展到只要穿黑色衣裤的人，即被捉拿。因为当时的华侨喜着黑色服装。1740年7月25日，荷兰殖民当局通过一项决议，对华侨采取更加严苛的规定：凡被认为可疑的华侨，不论有无居留许可证，都要逮捕待审；凡是不能证明其有正当职业的华侨，一律遣送锡兰(今斯里兰卡)，由荷兰殖民当局作最后处理。这项规定，使巴达维亚华侨处于惶恐不安之中。华侨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作难而反，庶几死中求生”，已到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地步了。在巴达维亚郊区，华侨的反荷活动开始出现。9月上旬，在郊区的一家糖厂已聚集了华侨起义者，并且人数从最初的1000人迅速增至5000人，他们还推举了起义领袖。荷兰殖民当局开始对此事信疑参半，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胆小的民族”，不敢进攻他们。但他们忘了，这个时候华侨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10月7日，华侨的武装力量伏击了前来进攻的荷军。荷兰殖民当局以此事为借口，开始策划一场对无辜华侨的大屠杀。 惨剧发生在10月9日。 荷兰殖民当局的手段是相当毒辣的。他们先在10月8日向住在城内的华侨下令：夜间一律闭门静坐，不得点灯，不准外出，并且要交出包括小刀在内的一切利器。稳住城内华侨后，就集中力量去击退城外的华侨起义者。接着在10月9日夜，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倾巢出动，挨家挨户搜查华侨住宅，借口是查缴武器。华侨不知是计，仍然闭门静坐家中。很快，所谓搜查就演变为屠杀、抢掠、焚烧。荷兰人见到华侨，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杀害。荷兰总督还下令杀死关在监狱中的500名华侨，将因病、伤住在医院的华侨赶到街上，让暴徒一个个打死。据说，华侨的鲜血把流经巴达维亚的一条叫红溪(Angkee)的小河的河水也染红了。当天，全城大火，有600余间华侨房屋被烧成灰烬，这场大火足足烧了三天。刀光剑影，鲜血横尸，荷兰的档案里把10月9日夜称作“是巴城也许是全世界人类所遭遇到的最恐怖的一夜”。这场历史上称为“红溪惨案”的大屠杀，持续一个星期，城内被杀害的华侨有近万人，幸免于难的只有百余人。荷兰的档案里这样记载着：“惨案结束后，全城华人的房屋，没有一间是完整的。只见断瓦残垣，一切都被劫掠和焚毁。全城看不见一个华人。所有的华人，或被屠杀，或被烧死，或自缢，或溺毙。”在惨案发生的日子里，城外的华侨起义队伍曾奋力攻城，拯救城内同胞，但终因火器不足，无法攻入。起义部队边打边退，进入了爪哇的中部和东部地区。这一地区的华侨在“红溪事件”发生后，十分震惊和愤怒，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向荷兰殖民主义者进攻。他们的组织和装备要比巴达维亚的华侨起义者好，而且得到了包括部分当地王公在内的印尼人的支持，因此实际是在进行着一场华侨和爪哇人民联合抗荷的斗争。这场斗争进行了将近三年，最后在1743年以失败而告终，但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它谱写了亚洲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 第九章 叶亚来与吉隆坡的营建 第一节 年轻的华人甲必丹 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马来西亚的历史是其境内包括占全国人口1/3左右的华人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风光旖旎，绿树繁花，有“花园之城”的美称。而在100多年前，这个位于河口的城市还只是雪兰莪〔e鹅〕土邦内一块荒芜的沼泽地，只有三间草房。吉隆坡的营建渗透者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心血。华侨叶亚来(公元1837—1886年)是和吉隆坡的历史分不开的人物。他一生奋斗不息，对吉隆坡的开发和重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奠定了吉隆坡现代化的发展基础。在吉隆坡有叶亚来街，那里的叶氏宗祠和神庙内，供奉着他的遗像，人们怀念这位传奇人的的业绩。 叶亚来，字德来，1837年3月14日出生于广东惠阳县淡水镇一个世代贫苦的农民家里。据一些传记说，少年叶亚来“慧敏勇敢”、“豪迈侠义”，但因为家庭贫穷，只在私塾里念了两年书，便辍学在家。他八岁开始替人家放牛赚工钱，一干就是五年。13岁时结束了牧童生活到邻村当雇农，替别人种地，这样又过了几年艰苦的日子。在贫困的家乡，叶亚来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只好“过番”漂泊异乡。1854年，17岁的叶亚来，搭乘帆船，经过两个月的航行，到达马六甲，据说叶亚来身上只带着18个铜钱，算得上是赤手空拳闯南洋。 刚到马六甲，人地两生，幸好遇上族叔照料，介绍他到附近的一家锡矿场当粗工，干点掘土挑砂、挖塘养鱼的苦活儿。四个月后，这家矿场倒闭，他转到另一个族叔的杂货店里当小店伙计。大约干了一年，杂货店也关了门，叶亚来再次失业。两次挫折，精神颇受刺激，加上劳累过度，水土不服，他染上了疾病，族叔给了盘缠送他回家乡去。当搭乘的帆船在途中上水添粮时，叶亚来随伙伴上岸赌博，结果把族叔给的一点钱也输光了。处于窘境中的叶亚来，沿着海边小路徒步到了一个叫卢骨(Lukut)的小地方，在那里他的一生出现了转折。 当年的卢骨是一个处在兴旺阶段的锡矿场。1824年，约有200名华侨矿工在这里开矿，1828年猛增到1000人。这里的条件十分艰苦，在垦荒建矿的过程中，将近有20%的工人死亡，大部分是死于恶性疟疾。19岁的叶亚来在矿场里找到了一份厨师工作。他干了三年，用心学习采矿技术和矿场管理方法，并且省吃俭用，不再赌博，积了一点钱。22岁那年，他开始自立门户，做起了生猪和锡矿砂买卖，由于经营有方，赚了些钱。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双溪乌戎(Sungei Ujong)华人甲必丹(管理华侨事务的头领)盛明利和他的副手刘壬光等人，渐渐打通了各种社会关系。为求得进一步发展，他迁往经济较为繁荣、矿藏丰富的双溪乌戎，担任了盛明利手下的“副总巡”(相当于保安队的副队长)。 第九章 叶亚来与吉隆坡的营建 第二节 营建吉隆坡 吉隆坡城市的历史是从1860年算起的。在这以前，这里只是河口灌木丛生的沼泽地。大约在1857年，有几名华侨到这个新的锡矿中心垦荒，盖了三间草屋，从事锡矿砂收购和粮食日用品的零售生意。这个“三家村”就是今日吉隆坡的摇篮。随着锡矿的开采，新矿场的发现，吉隆坡日渐繁荣，华工人数也越来越多，邱秀出任了该地的第一任华人甲必丹。邱秀把刘壬光请来当助手。不到一年光景，邱秀病逝，刘壬光继任甲必丹。刘壬光约请叶亚来当他的总管。1869年，刘壬光病危，在征得马来苏丹(土王)同意后，决定由叶亚来继任甲必丹。 19世纪的马来半岛，仍然停滞在封建的分裂状态中，各土邦的苏丹大权衰微，土王拥兵割据，经常争权夺利，大动干戈。为了争夺矿地，华侨矿商中敌对的派系经常发生械斗。总之，这是一个混乱的无政府时代。叶亚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当上甲必丹的，他费了很多的精力、付出很大的代价去战胜各种分裂势力。早在1866年，雪兰莪的马来王室就爆发了被称为“巴生(Kelang)之战”的内战。一方以拉查马迪为领袖，另一方以拉查亚都拉为头头。两方为争夺经济特权，争夺锡矿征税权而打了起来。后来拉查亚都拉虽被逐，由雪兰莪州的摄政东姑古丁接替，但斗争继续进行。东姑古丁求援于叶亚来，叶亚来和他结成联盟。到了1870年，华侨秘密社会组织领袖张昌，企图夺取叶亚来的权利，就参加了拉查马迪那一方。从1870—1873年的四年里，吉隆坡曾经两次失守三度被焚，叶亚来为保卫吉隆坡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叶亚来曾经在战场上遭到重大的挫折。1872年8月的战斗中，吉隆坡陷落，叶亚来损失了700多名战士，他只好在夜幕的掩护下，率残部逃到巴生。但是，叶亚来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在困难面前不灰心，碰到挫折不动摇。他在巴生招兵买马，制定作战计划，自己亲任总司令，终于在1873年3月收复了吉隆坡，结束了内战。 叶亚来这个中国农家的孩子，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他懂得爱护战士，奖励有战功的人，绝不让部属的生命无谓牺牲。在战术上灵活机动，而且研制出被称为“花河”的土火箭炮等较为先进的武器去摧毁敌人的堡垒。所有这些，都帮助了他去赢得战争的胜利。 光复后的吉隆坡，经历多年战火的浩劫，已是一片废墟，居民逃散，只剩下12间茅屋，所有的锡矿场都因水淹而无法继续开挖。许多人失去了信心，主张易地再建。叶亚来说服了他们，使他们同心协力来重建一个新的吉隆坡。 1873—1880年，叶亚来被雪兰莪土邦委任为吉隆坡行政官，负责领导城市的重建工作。 他首先把破烂的土路改铺成红泥碎石路，并疏浚河道，架设桥梁，便利了市内交通，还修通了吉隆坡周边市镇的公路，使它成为交通枢纽。接着清理废墟，大兴土木，到1789年时，已建了400多间房子，其中半数是砖瓦房。 吉隆坡是在矿场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因此重建城市的关键是恢复锡矿业。他将随他征战归来的士兵全部解甲回矿场，并利用自己的影响，招集别处的华工前来。结果响应的人很多，仅巴生和双溪乌戎就来了2000多人。人齐了，购置设备的资金从那里来？只有靠借高利贷度过难关。他不断发展新矿场，并首先使用蒸汽抽水机，提高了功效。在叶亚来控制下的吉隆坡锡矿业日益发展，1880—1890年的10年中，锡产量足足增加了10倍。有人说，如果没有叶亚来，吉隆坡早就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废弃矿区了，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在重建吉隆坡时，叶亚来很关心教育事业。1884年开设了“唐人学塾”，请了一位举人来当教师。他自己还经常到学校检查学生的学业，对学习成绩优良的，他给予物质奖励。 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从1862年到吉隆坡，备尝艰辛，胼〔pian篇〕手胝〔zhi支〕足，20多年如一日，为现代吉隆坡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他是吉隆坡的开埠功臣。1884年，漂泊异乡30年的叶亚来想功成身退，返回自己的家乡。但繁重的事务，使他一直无法分身登程。而长期艰苦的生活，又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在这年年底，他病倒了，翌年5月，他不幸病逝，年仅48岁。 为他的死，政府当日停止办公并下半旗志哀。出殡之日，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参加殡葬仪式，政府机关再停止办公一日，人们怀念他。1959年，吉隆坡庆祝开埠百周年纪念并举办历史展览会，叶亚来唯一健在的女儿、83岁的叶金兰应邀主持开幕剪彩仪式，这充分表明马来西亚人民对叶亚来营建吉隆坡的丰功伟绩的缅怀和肯定。 第十章 南洋华侨与橡胶业 第一节 华侨与东南亚橡胶业 橡胶在19世纪以前，被视为巴西的“国宝”，统治巴西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严禁种子出口。通过对橡胶贸易的垄断，巴西政府攫取了巨额利润。为了打破这种垄断，英、法等国开始探索种植橡胶的途径。1873年，有个英国人受派遣到巴西偷采了1000株幼苗，运到伦敦试种，其中有六株被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栽种，结果是徒劳无功，一株也没有成活。1876年，一个名叫赫里·威克汉(rike>ｈｔｔｐ://ｗｗ</strike> 橡胶被作为一种价值很大的经济作物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性种植，首先应归功于华侨。为首的是被誉为“橡胶种植之父”的林文庆和“橡胶艺祖”的陈济轩(齐贤)。1894年，林文庆组织联华橡胶种植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购置4000英亩土地开始种植。1896年，陈济轩在林文庆的鼓励下，在马六甲试种橡胶获得成功，信心大增。他又联合一批华侨资本家，投资20万元，垦地5000多英亩，种植了50万株橡胶，建成了马来亚第一个商业性橡胶种植园，掀开了马来亚橡胶种植业历史的第一页。林文庆、陈济轩等人获得的成功给了新马地区的华侨很大的鼓舞，他们纷纷投资这一新兴的种植业，一时大、小胶园遍及各地。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是在1906年用1800元从陈济轩、林文庆那里买了18万颗种子，在新加坡“福山园”栽种，从而开始了他的橡胶种植业的。 伴随着橡胶种植业的发展，橡胶加工业也出现了。华侨建立许多加工工厂。如陈嘉庚从1906年开始种植橡胶，经20年的发展，到1925年，他除有15000英亩的橡胶园外，还建立了谦益橡胶制造厂，职工有三万多人，将种植、制造和销售联成一体，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企业。 华侨为东南亚的橡胶业确实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第十章 南洋华侨与橡胶业 第二节 何麟书与琼安公司 我国橡胶的种植和橡胶工业的发展，也是和南洋华侨分不开的。 橡胶的引进、种植要归功于马来亚归侨何麟书。何麟书(公元1861—1933年)是海南岛人。18岁那年，贫困的何麟书到马来亚谋生，曾在橡胶园里当工人。在有了点积蓄之后，何麟书自立门户，从事锡矿的采掘，渐渐成为一名实业家。积累了橡胶培植、管理经验并且又很熟悉海南岛自然条件的何麟书决定在家乡种植橡胶。1906年，他集资5000银元，建立了琼安公司，由马来亚引入橡胶种子开始种植。万事起头难。何麟书带领民工，胼手胝足，垦出了200多亩的胶园，并及时播种。但失败紧接失败，前后历时三年，把集来的5000元花光了，橡胶还是没种出来。何麟书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坚持认为海南岛和马来亚的自然条件相似，橡胶树能从巴西移种马来亚，也一定能在海南岛成长。在实践中他逐渐了解到，要进行苗栽才能成活。于是他卖掉房产，再集资15000元，冲破重重封锁，从马来亚运回了5000多株胶苗，经过精心培育，有3000多株成活了。1915年，琼安公司的首批橡胶树终于产出了胶汁，10年辛劳有了收获，何麟书激动万分。 除琼安公司外，还有许多南洋华侨在海南岛垦荒创办胶园，到抗战前夕，已发展到90家。 华侨不仅是我国橡胶种植业的先驱，而且是我国橡胶工业的最早创办人。中国第一家橡胶厂是“广东兄弟胶厂”，它是1917年马来亚华侨陈玉坡等人在广州合股创办的。 原产巴西的橡胶在东南亚被大面积种植，并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之一；它又从马来亚移种我国海南岛，经几十年的精心培育，巴西橡胶北移至我国北纬18—24度的广东、云南、福建、广西等省区并获成功。这个成就包括了几代人的努力，其中南洋华侨所作的开创性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第十一章 三位大企业家 第一节 “爪哇糖王”黄仲涵 从19世纪60年代起的100年间，印尼曾出现过一个算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也最闻名的华侨家族和华侨大企业，这就是黄仲涵家族和建源公司。黄仲涵从19世纪末至1924年逝世为止，主持建源公司近30年，以“爪哇糖王”而蜚声国际。建源公司的创建人是黄仲涵的父亲黄志信，他于1858年由福建同安移居印尼三宝垄。1863年创“建源栈”，经营土特产，这是公司之始。经30余年的经营，到1890年，由黄仲涵主持业务时，该公司已发展为爪哇地区的著名企业之一。黄仲涵在三宝垄出生，在当地接受私塾教育。他虽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精明能干，永不满足于现状，努力进取和学习先进的管理制度，并且知人善任。在他的主持下，建源公司的业务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1893年，他将公司改组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扩大了经营范围。公司经营甘蔗种植园，并从1894年起先后接办了五家糖厂，总投资达到1000万，其中的里约阿贡(Rejoagung)糖厂，是印尼最早实现电气化的工厂。1923年，全印尼有糖厂179家，其中华侨糖厂13家，建源公司虽只占了五家，但产糖量却占57%，产品行销世界各地，黄仲涵本人也因此拥有“糖王”称号。建源公司还经营木薯粉、橡胶、咖啡、胡椒、木棉等印尼土特产的加工和销售业务。为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黄仲涵先后在印尼、马来亚、欧洲各处设立公司分行和办事处，其中伦敦和新加坡是建源公司最主要的贸易及商品集散中心。1906年，创建了黄仲涵银行，作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金融机构。1911年，开始投资航运业，先后创办“协荣茂轮船公司”和“顺美轮船公司”，成为华侨航运界的一家重要公司。总之，子承父业，在黄仲涵主持下的建源公司，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虽然企业曾遭受多次的困难和挫折，尤其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击更大，但凭着黄仲涵的精明，知人善任，在经济活动中能审时度势，因此，到1924年他在新加坡逝世时，建源公司已是东南亚屈指可数的大企业之一。建源公司后来在黄仲涵的两个儿子主持下，业务曾一度迅速发展，但经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逐渐走下坡路。1961年建源公司被印尼政府没收和接管。 <hr /> 注释： 第十一章 三位大企业家 第二节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 胡文虎是另一位著名的华侨企业家。1882年生于缅甸，父亲开了“永安堂”药铺，并挂牌行医。1908年，胡父病故，胡文虎和弟弟胡文豹继承父业，精心经营，创制了万金油等五种方便成药，推向市场。这些药都以老虎图案为商标，“虎标良药”在南洋一带颇受好评。20年代初，胡文虎转往新加坡发展事业，先后在那里设立永安堂总行和制药总厂，职工人数600余人，每年营业额1000万元。30年代，虎标药品销售量扩大，胡文虎在南洋和祖国设立永安堂分行20余处，汕头分行还设有制药分厂，营业额与新加坡不相上下。胡文虎的名字和虎标药品在中国和东南亚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胡文虎有“万金油大王”之称。胡文虎的事业，除制造药品外，还有新闻事业。早在20年代，胡文虎在仰光就办过《仰光日报》、《缅甸晨报》，这是他办报的开始。1929年，在新加坡创办《星洲日报》，后来陆续在国内、南洋各地办了《星暹日报》、《星槟日报》、《星闽日报》、《星岛日报》等十几份报纸，形成了庞大的、很有影响的“星系”报业系统。1941年在新加坡成立了星系报业有限公司。胡文虎办报虽有给虎标药品作广告、扩大影响的商业目的，但他说过自己办报是为“改良风俗、促进文化”。星系报纸在宣扬中华文化，鼓舞人民爱国抗战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hr /> 注释： 第十一章 三位大企业家 第三节 “华侨旗帜”陈嘉庚 陈嘉庚，这是华侨史上一个光辉的名字，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国外有的学术著作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东南亚华族史上、甚至于亚洲近代史上的一位杰出的社会与政治领导人物”，是一位“传奇人物”。 作为一名杰出的东南亚工业企业家，陈嘉庚有自己的一番经历。 他生于福建同安，父亲在新加坡谋生，开了一家顺安号米店。幼年陈嘉庚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学习过四书、五经。1890年，他17岁时到新加坡在父亲的米店里当帮手，两年后任经理。陈家除经营米业外，还经营房地产、菠萝罐头厂和一些商号。到了20世纪初，由于父亲不大过问店务，加上地产跌价，各业亏损严重，已濒于破产。陈嘉庚因母亲逝世，于1900年冬返乡葬母，守孝三年。1903年重返新加坡时，见到陈家的经济事业一片萧条景象，顺安米号也倒闭了。但陈嘉庚并没有经此打击而一蹶不振，他看准了销路正在走旺的菠萝罐头，当机立断集资7000元(叻币)创设新利川号菠萝罐头厂，不久又接收同样也是经营菠萝罐头的日新公司。两厂在三个月内获利近四万元，陈嘉庚的事业呈现了生机。1904—1910年的六年间，是陈嘉庚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除了菠萝种植和加工业外，他还经营米业，特别是橡胶移植马来亚及新加坡获得成功时，他立即认识到橡胶业将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因此在1906年向试种橡胶成功的陈济轩和林文庆购买18万颗橡胶种子，将名为“福山园”的菠萝种植园从500亩扩为1000亩，套种橡胶与菠萝。福山园的种植，是他橡胶王国的开端。1910年，陈嘉庚在马来亚的柔佛新辟“祥山园”和“福山园”，继续橡胶种植业。这时，他已是一位拥有两座橡胶园和几家菠萝罐头厂、米厂、米店的实业家了。1912年以后，陈嘉庚在继续经营米厂和菠萝罐头厂的同时，还办过海上运输业，并把重点转入橡胶种植和橡胶加工业，他的“谦益”橡胶厂的各种橡胶制品，销售至世界各地。1925年，在陈嘉庚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有32000多人，拥有15000多英亩的橡胶园，30多所工厂，资产共1200余万元，这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他成了南洋地区的橡胶大企业家，有“橡胶大王”的称号。从1926年以后，陈嘉庚的经济事业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日本奸商的排挤、破坏，加上厦门大学及集美学校经费的沉重负担，经营十分困难，终于在1934年宣布公司收盘关闭。 第十一章 三位大企业家 第四节 爱国情怀 黄仲涵、胡文虎、陈嘉庚这三位著名的华侨企业家，在本世纪的上半期，特别是二三十年代，经济事业达到鼎盛。他们的企业繁荣了侨居国的经济，创造了就业的机会，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专才，并且出钱出力，兴办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为侨居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像当时的许多海外华侨一样，他们虽长期身居海外，但对多灾多难的祖国仍然念念不忘，倾注着赤子情怀。 黄仲涵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曾以“轩辕后人”的名义，向革命党捐款50000盾。1915年护法战争，他汇寄25000盾，支持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袁世凯斗争。他还多次向华侨学校捐款，以使华侨子弟得到学习中华文化的机会。胡文虎“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为职志”，曾先后捐助国内的一批大中学校。1935年，他宣布捐款350万元，10年内在全国各地建立1000所小学，因日本的侵略和尔后时局的变化，这项计划最终没能实现。他还积极捐款，在国内兴办医疗卫生慈善事业和赈济灾民。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步步入侵，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胡文虎捐款捐药，支持华侨的抗日爱国行动，仅在“七七”事变后到1939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胡文虎共认购“抗日救国公债”250万元，加上义捐，超过300万元，表现了一个华侨的可贵爱国热情。胡文虎虽然只在童年时在福建永定家乡上过几年学，但对家乡“祖宗坟墓所在，宗族戚友所居”，“莫不低徊想之”，有着很深的感情，曾积极策划家乡的建设。抗战胜利后，他倡议成立“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想利用华侨中小资本筹足300亿元法币来开发建设福建，自己投资10亿元。但由于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这个公司未办一事就夭折了。对此，胡文虎曾痛心疾首。 陈嘉庚倾资兴学、爱国爱乡的精神更是感人。 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在新加坡结识了孙中山，并在1910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胜利，他筹款20万元分别支援光复后的福建和支持孙中山。并且从1913年起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还陆续增办各种类型学校10所，另加医院、图书馆、科学馆，统称为集美学校。1921年，他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共300万元，独资创办了厦门大学。当他的经济事业遭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面临困难时，他仍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真的卖了三座大厦，以维持厦大。1937年，厦门大学改为国立，他颇为痛心。陈嘉庚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单独创办与维持一间私人大学达16年之久的华侨，为这所大学共捐出400余万元。他还热诚兴办和赞助侨居地的许多学校，其中有新加坡的道南、爱同、崇福等小学，南侨师范，水产航海学校，最著名的是1919年成立的南洋华侨中学，这是南洋第一所完全正规的华侨中学。陈嘉庚所创办的教育机构，为中国和南洋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今天仍然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文教领域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陈嘉庚在抗日救国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是他一生中十分光辉的一页。 1928年，日本出兵侵占山东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陈嘉庚闻讯后，立即领头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并被推选为主席，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宣传，并募集了130余万元，救济受难同胞。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嘉庚被选为新加坡华侨组织的“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主席，开展募捐及抗日救国活动，他自己以身作则认捐每月国币2000元，直至战争结束为止。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陈嘉庚被选为主席。“南侨总会”，名义上是“筹赈祖国难民”，实际上是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它是南洋华侨的爱国抗日组织。在陈嘉庚领导下，南侨总会组织侨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持祖国抗战。南侨总会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各种方式劝募得巨款汇回祖国，共达五亿多元。而1939年抗战军费是18亿元，可见其数额之大。南侨总会还组织了3200多名机工回国服务。当出现汪精卫叛国投降的逆流时，陈嘉庚大义凛然，迎头痛击，曾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一个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虽只寥寥11个大字，但字字千钧，曾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1940年，67岁的陈嘉庚亲自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回到祖国。他说，他“有颗心，这颗心随时随地都惦念着祖国”！这次回国，“带来的是一颗心，一颗赤裸裸而又热诚的心”。在回国9个月的时间里，慰问团在15个省进行了慰问和考察。抗战时期的祖国之行，使他看到了民族与国家希望之所在，也对他个人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坚定了他坚持爱国、追求进步的信心和决心。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嘉庚在险境中出面组织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新加坡沦陷后，他到印尼爪哇岛避难。在避难的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写成了自传体的《南侨回忆录》，并且身怀“氰化钾”一小包，准备一旦为敌人发现，立即服毒殉国，表现了一个爱国华侨领袖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当战争结束，陈嘉庚安全回到新加坡时，受到盛大的欢迎。 第十二章 企业家、教育家李光前 第一节 从作坊到企业集团 李光前，1893年生于福建省南安县。父亲李国专先后在厦门和新加坡做小生意。幼年的李光前在家乡私塾启蒙，10岁到新加坡，在英印学堂念英语和数学，周末到养正学堂学中文。1907年，清政府在南京办了专招南洋华侨学生就读的暨南学堂(暨南大学前身)。李光前由于学习成绩突出，于1909年被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资送到暨南学堂学习。暨南学堂毕业后，他先后到北京清华学堂(预科)、唐山路矿专门学堂深造。1912年回到新加坡。这次出国，他孤身一人，举目无亲，父亲已回国内。他先担任华侨小学教师，兼任《叻报》电讯翻译工作，后来考入测量专科学校，同时攻读美国某大学的土木工程函授课程。10余年苦读，李光前成为一位既受中华文化熏陶、又饱浸西方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兼通中英文、视野比较开阔的知识分子。但他未能如愿完成学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生活所迫，李光前只好辍学从商，到庄希泉开的中华国货公司任职。1916年，为扩展欧美国际市场，陈嘉庚将年轻的李光前招至帐下，处理中、英文函件和对外联络工作。陈嘉庚很赏识李光前的才华学识，不仅委任他当了部门经理，而且还把长女嫁给了他。在陈嘉庚的公司里，李光前贡献颇多，同时他也向老岳父学习了很多橡胶经营的知识，并建立了各种业务联系。耳濡目染，在言行品德上也颇受陈嘉庚的影响和熏陶。总之，在陈嘉庚的公司里任职11年，其所积累的经验，李光前终身受用不尽。陈嘉庚的恩情，李光前是终身不忘的，即使是老人家的事业遭到巨大挫折时，他也是初衷不改的。 1927年，李光前开始独立经营。他先独资创办了一个作坊式的制胶烟房，继而成立了南益橡胶有限公司。在他主持下，业务不断发展。他不仅经营传统的橡胶和菠萝种植与加工业，而且涉足金融界，是著名的华侨银行的股东之一。1939年他被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李光前已是闻名中外的实业家、银行家和华侨领袖。从30年代以后，由于诸种原因，陈嘉庚的企业遭遇了重重困难，并在1934年正式收盘，李光前则一如既往地支持陈嘉庚的爱国兴教事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李光前正好在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橡胶会议，由于交通中断，他被迫留居美国。日本占领东南亚时，因为他在战前积极抗日救国，他的产业被列为“敌产”全部没收。战争结束后，李光前回到浩劫后的新马，出任新加坡咨询委员会委员，在协助新加坡重建工作的同时，还着手恢复橡胶业。此时的李光前刚50岁出头，正值壮年；在美国的儿子学成回新，也投身于南益公司业务。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作为战略物资的橡胶业经营旺盛。李光前在橡胶业之外，还积极投资于其他领域，逐渐使企业经营走上了多元化的集团道路。1954年李光前退休，南益集团的业务由他的三个儿子成义、成智、成伟分工负责，对外活动由第三子李成伟代表。到1967年他去世时，南益集团已拥有26家公司，分布在新马泰及欧美，经营橡胶、食品、种植、航运、商贸、工程、木材、印刷等行业。主要企业是南益集团和华侨银行。李氏家族的资产估计超过16亿美元。 李光前在事业上能获得巨大成功，原因何在？首先是机遇。李光前的企业王国虽然也屡经挫折，但从总体上看，他在战前打下了基础，又抓住了二战后的发展机遇。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企业管理上有自己的一套，又吸收了陈嘉庚公司管理的许多优点。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儿子在李氏企业的管理中也起重要作用，三个女儿也占有企业的股份。和陈嘉庚一样，李光前为人办事公正、诚实、节俭，为社会、为国家谋利益。他是笃信儒家学说的，将儒家的伦理应用于企业人事管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关心雇员的疾苦和升迁，在企业中形成了大家庭的合力、向心力。他是那个时代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位企业家，精通中英文，常去欧美，因此也接触到很多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管理方法。有学者说他推行“中西合璧”的企业管理方法。比如，他在坚持企业家族所有制的同时，又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形成了法治的家庭企业管理法。南益集团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总部的董事会，他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是董事，全权负责整个集团的业务决策，但他们不参与企业的管理及执行事务，这些是聘专业经理人员负责。选择这些管理层和执行层的干部时，会充分考虑亲情乡谊因素，因此在南益员工中闽南籍华侨占多数，但首要的条件仍是专业知识和操行。李氏家族成员是企业股东，年终可按规定分红分息，但任何人无权挪用企业公款。这样，最高决策层以家族纽带维系，彼此没有利害冲突，人人以发展企业为己任。专业经理人员则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总之，南益集团管理制度的基础是法治，这就有效地防止了一些华侨企业的通病，如裙带关系、人情面子、包庇纵容、权力滥用等。同时，又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指导，讲忠孝仁义恕敬廉，讲求人际关系中亲情与和谐。因此，当他在1954年退休时，有条不紊地传下了企业的指挥棒。李光前在企业中建立了各种福利制度，很早就使用了电脑，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不仅创出一个至今还充满活力的多元化跨国企业集团，而且还为华侨家族企业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成功的管理模式。 第十二章 企业家、教育家李光前 第二节 兴学重教 李光前企业经营成功，富甲东南亚，然而克己节俭，不抽烟、不喝酒，一夫一妻，私生活十分严肃。对于个人财富，他反对挥霍奢侈，认为把它用之于他人，用之于社会，才越显出真正的富有。于是，他对人、对社会，特别对文化教育、社会公益事业非常慷慨。李光前热心文化教育事业，早在“打工”阶段就开始了。那时，他每月工资最高是110元，但就对侄儿、亲戚的学习给予帮助，还寄钱回家乡修祖厝和寺庙。后来，随着企业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使他有了更大的能力去资助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新加坡的第一所印度中学的校舍是李光前捐赠的，创办马来西亚第一所伊斯兰学院时，也是李光前慷慨解囊的。当然，他资助最多的还是新马的华文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恢复被战火破坏的华校，马来亚成立了华校复校辅导委员会，李光前出任该委员会主席。他运筹策划，出钱出力。福建会馆新办一所学校，李光前给了它大力支持，但拒绝以他的名字命校名，这所学校后来定名为光华学校。为创办南侨女中，他捐地捐楼。1953年，一些新加坡侨领倡办南洋大学时，李光前认捐该校实收捐款总数的10%，到1957年止共捐叻币104万余元，还捐建了文物馆、电脑中心，并每年为南洋大学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李光前倾注最多心血的还是华侨中学和马来亚大学。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成立于1919年，是东南亚最早的中文中学，首创人是陈嘉庚。从1934年起，李光前出任该校董事会主席，连任16届，前后达21年之久。在这20余年中，他领导董事会成员和教职员，尽心尽力办校。在物质方面，他承担了学校日常经费和扩建费用的大部分。上任之初，即先代为偿还华侨银行的七万元借款，巩固了学校的经济基础。又先后在1940年和1957年，独资捐建了科学馆和图书馆各一座。南洋华侨中学今天仍然是新加坡一所设备先进、教学水平较高的学校，陈嘉庚、李光前等华侨前辈苦心经营该校的功劳，将被永远铭记。 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李光前分两次共捐款叻币50万元。第二笔捐款是为该校图书馆购置图书文献之用，在捐款函中，他希望能多购一些东方文字的图书，注重东方文化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建议建造一座国家图书馆，并主动捐献巨款，附带的条件是：购藏中、马、印等东方文字图书，并免费借阅。该馆于1957年8月16日奠基，今天在图书馆的大门壁上铭刻着“李光前先生奠此基石，这座房子是由其慷慨捐款所促成”字样。他还担任过新加坡福利协会主席，主持赈灾救济工作。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学者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也得到了李光前的资助。 1952年，李光前创立了“李氏基金”，把南益集团的部分资产捐作基金。1964年，他又将自己名下的全部南益股权(总股份的48%)捐献给“李氏基金”。这样，“李氏基金”就成了南益的最大股东，每年数目可观的股息，全部用作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其赞助范围十分广泛，几遍及世界各地。40多年来，“李氏基金”共捐助了将近三亿新元，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贡献巨大。 由于李光前对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杰出贡献，他获得过各种荣衔。1962年，马来亚大学一分为二，成立新加坡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德高望重的李光前担任了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这个荣誉职务，他是以一介平民而荣膺此职的，相当难得。在隆重的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了一个演讲，结尾时引了三句话：“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有什么更好或更大于为它教育青年！”(古罗马西赛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孟子)“凡是要收获好稻的，必须先种好种子。”(马来格言)三句话的中心都是“重教”，这大概也是李光前的心声。 第十二章 企业家、教育家李光前 第三节 情钟祖国 李光前只是青少年时期在祖国生活、学习了十几年，他的事业、贡献主要在居住国，晚年成为新加坡公民。但他对祖籍国是十分热爱的。1993年10月，李光前诞辰100周年时，在福建举行了“李光前学术讨论会”。他的一位得力助手在会上讲了这么一段话：“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祖国。祖国若是政治安定，经济较好，他就高兴；祖国若有些不妥之处，他就烦恼。韩战期间，美军若胜了，光前先生就吃不下、睡不着；若是中国胜利了，他就开怀大笑。可见他对祖国的感情是多么地深厚！”关心、热爱祖国，在家乡兴办教育公益事业，这是李光前辉煌人生中的部份篇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光前即投身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他积极支持陈嘉庚出面领导筹款抗日工作，并率先捐献10万元。1938年10月，“南侨总会”成立，他参与筹备并当选为常务委员，带头认购了大量公债。 对于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李光前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30年代以后，陈嘉庚的企业连年亏损，陈嘉庚难于维持两校经费。此时包括李光前在内的许多华侨企业家雪中送炭、慷慨输财，支持了陈嘉庚的“倾家兴学”壮举，如在1936年他就捐了5万元给陈嘉庚建立一项支持厦门大学的基金，占了捐款数的37.5%。1950年为修复和扩建被炮火破坏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李光前响应陈嘉庚的劝募，慷慨捐赠港币600万元。从1951年开始，陈嘉庚用李光前的捐款，费时八年，扩建了厦门大学，共建楼24幢，总建筑面积等于解放前全校建筑面积的两倍。陈嘉庚曾被誉为厦门大学的“校主”，他为厦大的创办和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李光前为该校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致力于新加坡、马来亚的教育事业，积极支持陈嘉庚的兴学活动的同时，从1939年起，他在家乡福建南安芙蓉乡独资兴办了“国专小学”和“国光中学”。1943年创办国光中学时，他正流亡美国，在东南亚的产业已作为“敌产”被日本没收，经济情况困难，为筹措学校经费，他不惜变卖衣物。新中国成立后，他决定扩建国光中学，还请了陈嘉庚代为选址筹划。经几年努力，一个以国光中学为中心的“梅山学村”终于建成。学村座落在叫“大宇山”的荒坡上，方圆500亩，不仅建了国光中学的新校舍，而且建了四所小学、幼儿园和配套的医院、影剧院、体育场，总建筑面积七万余平方米。为梅山学村的建设，他共捐资400余万元。梅山学村不仅培养了很多人才，而且随着人的素质的提高，以学村为起点形成的梅山镇也成为一个文明富裕的侨乡。 一个熟悉李光前的人曾这么说过：“对于社会公益事业，李光前先生往往一掷千金而毫无吝惜。但在个人生活方面，李光前甚为克己。”在60岁以前，他曾经无偿献血18次，家人劝他说：“你把钱给人就行了，为什么连生命都要豁出去？”他却说：“人家今天要死了，若没有血就会马上死。而我们可以慢慢吃补的，紧急时血输给人能救人。我们是要做个榜样给人看，不然谁肯献血？”为别人、为社会他想得很多，肯“出血”。对自己的生活，他严苛得几乎有悖常情。1958年去日本观光，他竟以公共交通工具代步，和马来亚留日学生一起吃学生饭堂，令日本人惊讶不已。1965年他因癌症到上海治疗，作全面体检时，竟然发现他有“营养不良症”！奉献和克己，这是李光前魅力之所在。他留给后世的不光是一个跨国企业集团，而且还有不朽的精神。人们永远纪念他。 第十三章 杰出的华侨知识分子 第一节 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林文庆 谈到南洋华侨时，每每有这样一种看法：他们在经济领域中很有建树，涌现出许多巨商大富，而在文化科学上就似乎没什么值得提起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南洋华侨虽然大部分是从中国南部沿海移居到南洋的贫苦百姓，本身所受教育不多，但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一些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第十三章 杰出的华侨知识分子 第二节 “防疫斗士”伍连德 接下来要说的是被誉为“防疫斗士”的伍连德(公元1879—1960年)，他和林文庆是连襟，两人都是率众开发诗巫的黄乃裳的女婿。伍连德最大的贡献是在防疫学上，是饮誉世界医学界的防疫科学权威。他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接受英文启蒙教育。1896年，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去英国剑桥大学的意曼纽学院学习医科。看得出，伍连德的社会出身、教育文化背景和林文庆有很多相似之处。伍连德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学习成绩优秀，曾多次获得奖状和奖金。在经过严格考试之后，他得到一笔奖学金在圣玛利亚医院实习三年。他是获准在该医院实习的第一个中国人。伍连德在欧洲度过了七年的留学生活，曾在德国的哈勒大学、法国著名的巴士德学院作过研究。1903年，他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学成之后，他回到马来亚，并在吉隆坡医学院从事热带疫病研究，后来在槟榔屿行医。他还用一部分时间去为华侨社会服务，参加社会改革，反对华侨吸食鸦片。1907年，他应聘回祖国服务。他的第一个职务是天津帝国陆军军医学堂的副监督，负责军医培训工作。从这个时候起，伍连德连续在中国医药卫生界服务了30个年头。他不仅献身于防疫、灭疫战线，而且还致力于国家医药卫生界的行政和研究工作。1915年，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担任过会长，并负责《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事务，为促进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还兴办了几所医院，并在其中的一所北京中央医院工作过四年。他先后担任过外交部医官，京汉、京张、京奉、津浦等铁路的总医官。1930年被任命为全国检疫事务所监督，负责监督刚颁布的全国卫生检疫条例的实施。 1910年，他领导了一次灭疫斗争，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 1910年年底，哈尔滨发现黑死病流行，疫情十分严重。伍连德被派往疫区调查疫情，并负责领导一个小组，与瘟疫进行殊死的斗争。他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曾这样说：“那时候无人舍得离开北京文明舒适的生活，更无人肯冒险到瘟疫流行的东北去，所以我们便去了。”他到达灭疫斗争的第一线后，采取了十分有力的措施。首先是严格控制交通，建立隔离疫区和病人收容所，并严格消毒以防疫病蔓延。为了有效地做到这点，他调动了军警，严加管理。其次是集中火化尸体。伍连德初到疫区时，疫情正在发展中，死人很多，最多时每日死亡人数达180余人。当时，火葬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到处是一排排等待土葬的棺材。而带疫尸的棺材下葬等于是扩大疫源。为推行火葬，他只好请皇帝下旨。几天后“圣谕”到达，准其所请。伍连德立即组织人力，将两千多具尸体集中在一起焚化。邻近的俄国疫区也仿效中国的办法，甚至把已入土的棺材也刨出火化。伍连德的措施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次年三月，疫情就被控制住了。后来，在1917—1921年间，山西、东北又先后相继发生两次疫病，伍连德都亲赴疫区参加灭疫斗争。 由于在扑灭和研究疫病方面的卓越贡献，香港大学等著名学府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并选他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多次出席各种国际医学大会。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所得，写出一批学术水平极高的研究报告、学术论文以及《肺疫论》、《霍乱》、《中国医学史》(与他人合著)等专著，蜚声于世界医学科学界。 1937年，伍连德结束了自己在祖国长达30年的医药卫生活动返回马来亚，在那里挂牌行医。晚年，他写了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英文自传《防疫斗士》，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而且还记述了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和事。1960年，他死于槟榔屿，享年81岁。 第十三章 杰出的华侨知识分子 第三节 “奇才”辜鸿铭 被称为“奇才”的辜鸿铭(公元1856—1928年)也是林文庆、伍连德同时代的人。辜鸿铭，字汤生，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辜家是当地的显赫人家。他父亲是一家英国橡胶园的司理，颇得园主布朗的信任，这个园主还认辜鸿铭为义子。10岁时辜鸿铭随义父回英国上学，他在欧洲啃了十几年洋面包，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获文学、土木工程学位，精通英、德、法、日、意、拉丁、马来、希腊等文字，还懂俄文，可谓博学多才。1880年，24岁的辜鸿铭回到新加坡担任公职。后来受到维新改良思潮的影响，他下功夫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化，以便把自己的所学献给危难中的国家与同胞。30岁那年，辜鸿铭回到祖国。经别人介绍，辜鸿铭担任了清朝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而且一干就是20余年。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专长，为张之洞出谋划策，颇得器重。加上他精通多种外文，又熟悉西方事务，因此多次参与外事谈判。他担任过外务部员外郎，后又晋升为郎中、左丞。还担任过黄浦江浚治局的督办。1910年，成为文科进士。当时与他同榜的文科进士严复，工科进士詹天佑，后来都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应蔡元培校长的聘请，担任北京大学欧洲文学史教授，专心一意从事教学与著作。他说，他一生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倒是十分符合事实的。 辜鸿铭学贯中西，是一个有名的翻译家。他译的、《中庸》，译文流畅自然，译出了原文的风格，获很高的评价。英文著作《春秋大义》，介绍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战争的出路》、《中国反对欧洲思潮的理由》都是一时称诵之作。通过辜鸿铭的著作，西方人较好地了解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他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上的功绩是相当大的。在西方，他甚至有着比在中国更高的知名度。比如德国文化界就认为能代表东方文化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印度的泰戈尔，一个就是辜鸿铭。 在政治思想上，辜鸿铭因循守旧，狂热鼓吹儒家思想，反对维新，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他还一直拖着辫子，并且自诩“菊残犹有傲霜枝”，以当清朝的遗老为荣。但他是一个有广博知识、对外部世界有广泛了解和联系的人物，他在研究、比较了中西文化之后，坚持认为中国文化优秀于西方文化，中国只是近代才落伍了，他在1921年曾对来访的英国作家毛姆说：“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我们的思想不比你们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如，当你们穴居深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他这种可贵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让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想法，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尊敬。 第十三章 杰出的华侨知识分子 第四节 杰出生理学家林可胜 林可胜(公元1897—1969年)是杰出的生理学家，出生于新加坡，是林文庆的长子。他在童年时就到英国上学。中学毕业后升入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学习医科。毕业前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林可胜应征入伍，在战时医护岗位上工作了四年，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复学。1919年，林可胜大学毕业，获内科和外科两个学士学位，并受聘担任母校的生理学讲师。次年，获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24年，又获爱丁堡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同年，这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学者回到了祖国，应聘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教授、系主任，他是该医学院的第一位中国教授。在协和医学院工作期间，他创建了“中国生理学会”，兼任《生理学杂志》主编，1928年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 林可胜是富有爱国精神的科学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林可胜为投身抗战事业，免除后顾之忧，他将子女送回新加坡安顿在父亲家里，然后只身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他组织了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委员会，并成立救护总队，任总队长。总队先后派遣100多个分队分赴各战区。当时医护人员少，药品器材奇缺，林可胜就在贵阳办医校，培育医护人员并附设药品及医疗器械制造厂。1940年，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问团回国时，对林可胜的“努力之精神”大加赞许，并对他的工作给予经济资助。 1942—1944年，林可胜被派往缅甸，参加中国远征军。在那里他担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军医总监。在工作中，他不畏艰辛，经常每日工作10余小时，曾多次获得中、美、英政府的嘉奖，两次获得美国总统授予的勋章。 抗战胜利前后，他出任联勤总部军医署署长，国防医学院院长，创立军医中心教育制度。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5月去美国。在美国的20年间，林可胜主要从事医学教学和研究。他对疼痛及止痛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一生共著有《生理学大纲》及近90篇学术论文，是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 林文庆等人生于南洋华侨家庭，在西方接受教育，但都曾在不同的时期将知识和才华奉献给祖国，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一代南洋华侨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热爱。 第十四章 印尼的土生华侨 第一节 “伯拉奈干” 印尼的土生华侨叫作“伯拉奈干”(Per-anakan)，其原意是土生的人，后来成了专有名词，专指土生华侨。男性叫“巴巴”(Baba)，女性称娘惹(Nyonya)、诺娜(Nona未婚)。土生华侨的特点是：男性娶原住民女子为妻，或在土生华侨之间通婚，诺娜一般不嫁原住民而与“新客”移民结亲，因此任何一位土生华侨都有母系方面的原住民血统，而且有三代以上的侨居历史；一般不通或会讲一点华语或中国方言，日常生活交流随母亲讲当地方言，如巽他语(西爪哇)、爪哇语(东、中爪哇)；虽然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一些中国的文化习俗和行为准则，但由于受母系方面的影响，文化习俗和行为准则更加接近原居民。总之，土生华侨是中国和印尼两个民族通婚的结晶，也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产物。 中国人较早的时候就到达印尼，唐宋时期那里就有华侨定居，明朝时在爪哇北部、苏门答腊南部沿海地区形成了华侨村落。据载，直到17世纪末，才有一位中国妇女来到印尼，她的到来还引起了一番轰动。可以想见，在此以前，华侨娶当地女子为妻、生儿育女是很普遍的事，可见土生华侨早已出现。16世纪，中国人大批移居印尼，至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初达到高峰。一方面是“新客”源源而来，华侨人口骤增，另一方面是异族通婚现象越来越普遍，其结果是形成了人数日益增多的土生华侨社会，中国移民自然融合于居住地社会，成为其中的一员，“隔绝声教，语番语、衣番衣、读番书……奉回教，不食猪犬，其制度与爪哇无异。”(王大海：《海岛逸志》) 第十四章 印尼的土生华侨 第二节 华侨马来语和文学 土生的印尼华侨的特点之一是不讲华语而使用居住地的方言。印尼是一个方言复杂的国度，仅在华侨聚居的爪哇岛就流通着巽他语、爪哇语和沿海城市的“低级马来语”(与官方保护与推行的“高级马来语”相对而言)。使用爪哇语、巽他语的土生华侨在当地的文化艺术领域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出现了作家。大约在19世纪中期，土生华侨逐渐使用在低级马来语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华侨马来语”(也叫“中华马来语”、“市场马来语”)。这种马来语的基本语法和基本词汇是马来语，但糅入了很多汉语的表达方法，吸收了大量汉语(主要是闽南方言)词汇。它不仅成为操不同方言的土生华侨的口头和书面语言，而且在实际上成为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所有居民的混合通用语。今天印尼统一的民族语言是在20世纪确定的，它的基础是先前在印尼各地区流行的马来语。华侨马来语是马来语的一个分支，它对统一的印尼语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华侨马来语中有大量的汉语(闽南方言)借词，这些借词大部分为日常生活和商业用语，它们现在已经成为统一的印尼语言中的词汇。华侨，更具体说是土生华侨在印尼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应予肯定。 1901年，土生华侨出版了自己的第一份马来文报《理报》。随后，形形色色的马来文出版物包括孔孟著作、中国文史、创作小说纷纷问世，土生华侨的马来语文学也开始出现。最早的作品大多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译文。有学者作过统计，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初，印尼的华人作家共创作和翻译了3000余部作品。其中，翻译中国作品759部，而同一时期翻译的西方作品只有233部。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而且是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的古典作品如此大量地被译成同一种外文，这是举世罕见的。译者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华侨，特别是土生华侨。古典小说精品，除、等少数几种外，几乎都有马来文译本。在1883年就译出，这本书从1883—1912年短短的29年里，在爪哇各地至少出版了六个版本。1885年译出，在以后的百年里至少出了四个译本，有三个译本。其他如《精忠岳传》、、，各种公案侠义小说、神怪小说以及儒家著作相继翻译出版过。一些说唱文学作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有多种译本，并用地方剧种演出梁祝故事。梁祝故事家喻户晓，不仅征服了土生华侨社会，而且深入到印尼的各阶层中。总之，大批中国优秀古典文学作品通过土生华侨的翻译、出版，不仅受到不识中文的土生华侨读者的欢迎，而且也在印尼原住民中间拥有很多读者，大大促进了他们对中国悠久文明历史的了解。土生华侨译者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 中国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中国文化传播东南亚并对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这是历史事实。在印尼，传播的媒介是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土生华侨。通过印尼华侨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印尼，乃至在整个东南亚，华侨还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 第十四章 印尼的土生华侨 第三节 新报派 印尼的土生华侨生长于斯土，讲着当地的语言，完全融合于当地社会，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对中国相当隔膜，很少联系，对中国发生的各种事情一直采取消极旁观态度，但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风向似乎变了。这一时期，在文化上产生寻根和回归华夏文化的趋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大量翻译，儒家思想的宣扬即是明证。他们日益把命运与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居住区、旅行、入境等方面对华侨诸多限制，法律上歧视华侨，把他们列为二等甚至三等公民，乘车、看电影不能买好座位票，甚至无理规定华侨不许穿西装，一般华侨子女被禁止进入荷兰学校学习。荷兰殖民统治者的这些种族歧视政策，使华侨尤其是土生华侨感到屈辱，他们不满这种政策。另一个原因是，20世纪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感召。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使他们欢欣鼓舞，他们相信，中国一旦强大起来，自己的屈辱历史就会结束。因此，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回归”、倾向中国，并和“新客”华侨一道，投身于提高华侨的社会地位、争取华侨正当权益和支援中国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华侨民族主义运动。 华侨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这一政治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茂山、洪渊源和郭克明。郭克明是1910年土生华侨创办的马来文《新报》的社长、主编和记者。有的人(如柯全寿)虽不在《新报》工作，但持有和朱茂山等人相同的政治观点，因此被统称为“新报派”。新报派认为：华侨“既生为中国人，就永远是中国人”，坚持保留中国国籍；“不管中国是好是坏，是弱是强，中国总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中国是华侨的靠山，“最重要的是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华侨才有地位；华侨应该接受中国文化教育；反对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这些观点代表了中下层华侨的利益，面对荷兰殖民统治者歧视欺压，他们只有团结起来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斗争，并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富强上。新报派不仅在居住国积极反对民族歧视、反抗殖民主义的压迫，而且尽力支持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等历次革命斗争，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此外，新报派还同情和支持印尼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为之作过积极贡献。所有这些都应予肯定和赞扬。当然，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和个人不能不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而带有局限性那样，新报派也不例外。比如他们片面地要求保留中国国籍就是一例。其实当时的土生华侨已经融入所在国社会，对他们来说，中国实际上已是遥远的他乡，长期地在当地生存和发展下去才是最好的选择。 第十六章 投资祖国的华侨企业家 第一节 继昌隆缫丝厂 华侨在祖国创办的第一家企业是1872年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它也是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企业。创办人陈启沅(公元1825—1905年)，是广东南海人。他幼年时家庭虽贫困，但有志于学，因此读了不少书。后来他在家乡以农桑为业，并兼任教书先生。1854年赴越南谋生，渐渐成为富商，但他始终不忘农桑本业。1872年回到家乡办继昌隆缫丝厂，采用机器缫丝。在办厂过程中，陈启沅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遭到多方的刁难、阻挠，工厂还曾一度被迫停办。但由于陈启沅对兴办近代工业信心十足，认为用机器缫丝代替手工缫丝对蚕桑业大有好处，应该坚持办下去。他改造了机器设备，以适应生产发展。这样，不仅继昌隆本身办下去了，而且它还带动了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业的发展，增加了丝的出口量。南洋华侨陈启沅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十六章 投资祖国的华侨企业家 第二节 张振勋“实业兴邦” 张裕酿酒公司的创办，要晚于继昌隆缫丝厂20年，它是华侨资本家张振勋在祖国的多项投资中较为重要的一个项目。 张振勋(公元1841—1916年)，字弼士，广东大埔人。他出身贫寒家庭，只在村塾里受过三年的启蒙教育就辍学了。不满20岁，张振勋只身南渡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在那里他当过矿工和杂工，早年的生活相当艰苦。后来，渐有积蓄，又从岳父那里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以后，就开始自立门户开创自己的经济事业，他不仅在印尼，而且在马来亚开辟垦殖场，种植粮食和热带作物，此外还兼营锡矿，创办航运公司。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经过30年的经营，张振勋大约拥有七八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资金，成为19世纪末首屈一指的南洋华侨巨富。 张振勋成了巨富，但念念不忘灾难中的祖国。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在海外，他深深体会到，祖国不富强，华侨只能是被歧视的“海外孤儿”。张振勋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1898年，他与两位高级职员和一位德国籍的家庭医师从雅加达去新加坡，但德国轮船只卖给他们一张头等舱票和三张统舱票，原来该公司规定，华侨不能乘头等舱，只有德国人才能享此特权，因此那张头等舱票是卖给他的家庭医师的。此事深深地刺伤了张振勋的民族自尊心。在盛怒之下，他撕碎了船票，并自创轮船公司，悬挂清朝龙旗，和外国轮船一争高下。他热爱祖国，提出了“实业兴邦”的主张，积极在祖国兴办实业，发展生产，以振兴中华。他从海外调回大量资金，在“主权自掌，利不外溢”的原则下，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先后在广东等地办了机织、矿业、航运、垦牧、玻璃制造等企业，其中最有名的是设在山东的张裕酿酒公司。 选择山东烟台办酒厂，有这么一个缘起。1890年，他和法国驻雅加达的领事共进晚餐时，品尝了法国名酒。法国领事告诉他，如果能用烟台产的葡萄酿酒，可以酿出酒色不逊于法国名牌的好酒。法国领事言之无心，但听讲的张振勋却有意，他在问清原委之后，就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在烟台办厂酿酒。1892年，他延聘一批专家进行实地考察，作了充分论证后，决定创办张裕酿酒公司。他投资300余万银元，买了两座适宜葡萄种植的荒山，经三年的小片试种获成功后，就从国外购入大批葡萄良种，实行大面积种植。同时，积极建设厂房，安装机器设备，招募工人，聘请外籍酒师，开始精心地酿造葡萄酒。张裕酿酒公司的产品，最初只有白兰地与葡萄酒两种。1915年，白兰地在“巴拿马国际商品赛会”上获得金质奖状和最优质奖状。此后，张裕酒厂的白兰地就以“金奖白兰地”的美名传扬四方，至今不衰。据说，当时正率领中国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考察的张振勋得知产品获奖时，激动地说：“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后来居上，祖国的产品都要成为世界名牌！” 张振勋还担任过许多官职。从1892年被委任为驻马来亚槟榔屿的首任领事开始，他历任粤汉铁路总办、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他是一个亦商亦官的人物，但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暗中资助，而且十分热心社会福利和华侨教育事业。 第十六章 投资祖国的华侨企业家 第三节 潮汕铁路和漳厦铁路 筹集资本在国内进行铁路建设，华侨也是十分踊跃的。清朝末年的铁路有三条是民办的，这三条民办铁路全是华侨投资的。南洋投资建设的有两条。 一是潮汕铁路。这条铁路从汕头市到潮安县，再加支线，共长42公里。它从1903年筹备兴建，1906年全线完工通车。创办人是张榕轩兄弟。 张榕轩(公元1851—1911年)，又名煜南，张耀轩(公元1861—1921年)，又名鸿南。广东梅县人。早年到印度尼西亚，曾在张振勋企业中当职工，后渐渐发迹致富。在张振勋的劝说和鼓动下，张氏兄弟回国参与潮汕铁路的兴建。这条不算长的铁路共投资300万两，张氏兄弟占2/3的股份。潮汕铁路是国内最早修成的侨资铁路，它运行了30多年，直到1938年，因被日军严重破坏而停止运行。潮汕铁路的建成对潮汕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过有益的作用。 二是漳厦铁路。漳厦铁路公司于1905年成立，资金约300多万元，投资人以印尼华侨为多。1910年开始通车，全长只有28公里，实际只建成一部分，和其他交通线也不衔接，但对侨乡的客、货运输有一定的作用。 第十六章 投资祖国的华侨企业家 第四节 携巨资回国投资的黄奕住 在旧中国，华侨回国投资，规模最大的应该是印尼华侨黄奕住(公元1868—1945年)了。 黄奕住经历过十分艰苦的生活磨难。他生在福建南安的一个农家中。因家贫而辍学，帮父亲种地度日，并曾学理发。16岁时下南洋，经新加坡转到印尼爪哇三宝垄。开始时，人地两生，语言不通，他只好白天在路旁设摊剃头(理发)，后来改当肩挑小贩，晚上住在妈祖庙中，渐渐地，从摊商而经营土产和日用品，买卖越做越大，由零售而批发，由一店而发展到在各地广设分店。他开设的商号“日兴行”，专营糖业，在经营上很注意市场信息，在纽约、伦敦，特别在产糖国古巴都设有通讯点，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已成为一名富有的企业家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遇到一个难题。当时统治印尼的荷兰殖民政府规定，一切工商企业要补缴大战期间的各种税款，只有荷兰籍公民才享有减免权。按此规定，黄奕住大约得补交1500万盾左右的巨额税金。当时，荷兰官员曾劝他入荷兰籍，日本领事也以帮他减税为诱饵，请他入日本籍。但是，黄奕住有着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华侨的心理：自己是堂堂中华国民，不能忍辱“托人宇下，隶人国籍”，于是决定结束在国外的业务，携带了几千万元巨资回到祖国。 回国后，他选择上海、厦门两地作为主要投资地。最重要的企业是1921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南银行，该行预定总股金是2000万元，黄奕住占股75%。中南银行是当时最大的侨资金融企业，拥有钞票发行权，兼营国外汇兑，还在一些大城市设立分行、办事处。中南银行积极投资于纺织、化学、水泥、矿石等业，还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事业。对于福建家乡的建设，黄奕住更是不遗余力。在闽南地区，他投资交通事业，参与筹办漳厦铁路，开发龙岩的煤矿。他独资经营“商办厦门电话股份有限公司”，还集资办了“厦门自来水公司”。他创办的房地产公司“黄聚德堂”，在厦门和鼓浪屿建筑房屋。所有这些，对二三十年代的厦门市政建设无疑是有很大作用的。黄奕住年幼失学，深知无文化之苦，因此他十分关心教育事业，在家乡办小学、办师范班，并且资助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和新加坡的爱国学校、华侨中学等学校。 黄奕住是一位对我国的民族经济的发展及社会公益事业都有很大贡献的爱国华侨企业家。 陈启沅、张振勋、黄奕住等的名字代表着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批在祖国投资的企业家。他们几乎都是因为家贫而在青少年时期漂泊南洋的。在异乡，他们饱尝艰辛，历尽磨难，才渐渐在经济事业上站住了脚跟。虽然旧中国的苦难岁月把他们抛离到海外，但故乡故土时刻萦怀胸中，在海外的事业稍有成就后，就想到如何通过投资实业，以振兴祖国。华侨爱国爱乡的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 第十八章 晚清时期中国驻新加坡的领事 第一节 晚清的“护侨”政策 到了19世纪末的晚清时期，历代王朝执行的禁止中国人出国定居的态度有了转变，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第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朝的失败而结束，《北京条约》规定允许英法殖民主义者可以自由在中国招募华工。虽然早在上一个世纪就有中国东南沿海人民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用武装掳掠为奴工的历史，这些在清政府看来是非法的，但上述条约的规定，标志着华工出国是完全合法的。从此，华侨出国就没有什么禁令阻拦了。于是大批中国贫苦百姓卖“猪仔”当华工，背井离乡，走出国门。华工出国使华侨人数从19世纪初的100万左右增加到20世纪初年的近千万，大部分还是侨居在东南亚。华侨人数增加，他们在海外受到歧视和压迫的事例也不断增多，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清政府给予保护，如菲律宾华侨在1880年以后曾经四次具禀要求在该国设立领事馆就是例子。第二，19世纪末华侨经济力量有了相当的增长。华侨在国外，为谋求生存，可以说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干。由于大多数西方殖民主义政府都明令禁止华侨拥有土地，因此他们只好小本经营，从事小买卖。凭着他们的勤敏、刻苦、进取精神，买卖越做越大，有的人积敛了相当的资本，成了原居民和西方殖民主义者之间的中介商。他们以此为基点，逐渐进入制造业、种植业、金融业等领域。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地区逐渐出现了一批拥有几千万元资本的巨富。这些人熟悉侨居地语言，了解那里的情况，和当地政府也有良好关系，而且由富而贵，凭借财势，他们成为当地的侨领。出于内政的需要，清政府开始重视华侨的“钱袋子”，自然也十分重视富甲一方的侨领们。其三，清王朝的“天朝”地位在西方殖民主义面前被彻底粉碎了，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朝廷文武大员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亡国”的危险，在内政方面他们提出了发展工商业以求富国强兵的主张。发展工商业需要资金，而东南亚华侨口袋里的钱正是他们所需求的。而要利用华侨的经济力量，首先要保护他们，要赢得人心。这样，在清朝同治年间(公元1856—1875)，清朝逐渐改变了对华侨的看法，开始采取保护侨民的措施。 要想保护侨民，就得在华侨的侨居地开设使领馆，与各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部世界毫无认识，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刚愎自用，极端无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在西方列强枪炮下不得不屈服，开始和洋鬼子们打交道。此时，设立了总理衙门这一主持外交的专门机构，允许英法公使驻京，并派遣专使出国办理具体外交事务。光绪初年(公元1876—1877年)第一批常驻使臣郭嵩焘、何如璋、陈兰彬等人分别派往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这些使节送回了大量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或多或少开阔了清帝国朝野上下的视野，同时也对海外华侨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提出了在华侨聚居的商埠设立领事馆的建议。设领事馆的动机，首先是从经济利益出发，保护商民，此外也可通过领事馆达到控制华侨社会的目的。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朝就中国在菲律宾、印尼、马来亚设立领事馆问题，分别和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其中，与荷兰的谈判是最费时间的，前后拖了30多年，直到1911年9月才往爪哇岛派出领事，不久辛亥革命就爆发了。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是1877年的驻新加坡领事馆。与东南亚其他地方设领事馆的谈判相比，新加坡的谈判是顺利些，但也颇费周折，而且第一任领事还不是由中国政府派出的外交人员担任的。 第十八章 晚清时期中国驻新加坡的领事 第二节 左秉隆和黄遵宪 新加坡是南洋华侨商务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英国在东南亚的最重要基地。1877年初，驻英国公使郭嵩焘上任不久，即与英国外交部进行在新加坡设领事馆的外交谈判。英政府对此事持消极态度，但此前它已在中国派驻了多处领事，因此要完全回绝清朝的要求也是不可能的。他们采取拖延、推托、限制的对策，只同意清政府在新加坡一地设领事馆，而且对领事馆的职能作了很多限制，把领事馆设置当成是临时安排，领事只能作商业代办，不能过问华侨事务。尤为令人气愤的是要求第一任领事不由中国委派，而从当地华侨中遴选。为达到设领事馆的目的，郭嵩焘答应了英外交部的要求。 1877年10月，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开馆，第一任领事是侨领胡璇泽(本名胡亚基)。胡璇泽死于1880年，在任不满三年。他作为一位华侨领袖是颇有些作为的，但作为一名外交官，政绩就乏善可陈了。 胡璇泽的继任人左秉隆、黄遵宪等的政绩倒是相当突出的。 左秉隆，字子兴，于1881—1891年任驻新加坡领事，1907—1910年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前后驻节新加坡10余年。左秉隆是清朝同文馆的高材生，同文馆是培养外语和外交人材的学府，因此左的英文很好，曾随清使臣曾纪泽出使英国，任翻译官。左秉隆是清政府中比较通晓外交事务的官员，他任职期间做了一些好事，如：关心华侨疾苦，阻止新加坡贩运“猪仔”华工的活动；发动华侨募捐赈济祖国自然灾害；最为突出的是积极传播中华文化。他办“会贤社”，每月出题课士，宣传儒家思想，成立“英语雄辩会”，每周辩论一次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他还大力提倡中文教育，支持创办义塾，加强华侨与祖国的联系。左秉隆的所作所为颇得上司好评，华侨社会对他任内的政绩也有相当赞誉。 黄遵宪，字公度，1891—1894年间出任驻新加坡总领事。黄是一位举人，能诗善文，文学造诣很高，曾担任过驻日本使馆参赞，外交经验丰富。和左秉隆相比，黄遵宪显得更为大刀阔斧、更为果断一些，更符合时代潮流。左秉隆办“会贤社”，课士时出的题通常是传统国学旧论，而黄遵宪上任，将“会贤社”改组为“南社”，题目也改为结合当时列强和中国的现实问题。他还注重调查研究，实地了解侨情，对华侨不愿回国的现象，经详察后指出，是由于回国后要面临“官员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领里之讹索，种种贻累，不可胜言”，华侨“孤行孑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此有家想回而不敢回。他上书朝廷，请废除旧法，另立新章，豁除海禁，招徕华侨回国。黄遵宪在任内努力维护华侨利益，和英殖民政府公开抗争，因此英殖民官员对他十分不满，认为“如果他再留职五年，此地华侨对我们的忠诚将极大地削弱，华侨对我们的好感也会大受损害”，这倒是对黄遵宪政绩的很好肯定。 晚清驻东南亚的外交官中，左秉隆和黄遵宪是最突出的。但不论他们个人怎么努力，想尽其“护侨”之责，由于中国国力衰弱，正像左秉隆在一首诗里写的“世无公理有强权……外侮频来缘国弱”那样，一介领事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是难有作为的。 弱国无外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十九章 侨团、侨校、侨报 第一节 侨团林立 侨团林立，是东南亚华侨社会的一大特色。早期华侨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农村，他们长期依附于土地，自给自足，聚族而居，乡村中的祠堂，往往成为族人的活动中心，祭祀祖先成为族人的主要活动。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异乡飘泊，面临的种种困难往往要比在家乡经历的严重得多，生存的本能迫使他们更要依靠在家乡时的各种社会组织，彼此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于是，各种类型的社团就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逐渐形成了“侨团林立”这样一个东南亚的社会景观。 侨团的雏形是寺庙和义山。 当人们活着的时候，为着祈求神灵祖宗保佑，就为观音菩萨、土地神“大伯公”、航海神妈祖等早在家乡就崇仰的神修寺建庙。这些寺庙既是人们精神支柱之所在，也是人们聚集的地方。有些华侨死后，因贫病、因鳏寡，后事没人料理。出于同胞宗亲情谊，就会有一些人领头出面购置山地为公共坟场，即义山、义塚，以安葬死者。同宗同乡能同眠一处坟墓，在冥间不致成为孤魂，对于生者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1650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华侨修建了“观音亭”，它可能是东南亚最早的一座华侨寺庙。1775年，观音亭改名为“金德院”，是印尼现存最古的一座华侨寺庙。1673年，马六甲华侨修建了“青云亭”，也是奉祀观音的庙宇。至于公共坟场，巴达维亚的“唐人义塚”是1650年出现的，是东南亚最早的华侨义山之一。这些寺、庙、亭、宫、义山、义塚是后来许多按血缘、地缘建立起来的华侨社团的最初形式。 18世纪末，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侨团出现。 宗亲会馆，是血缘性组织，是一个姓氏或多个姓氏宗亲成员组成的社团，一般称为馆、堂、总会、公所等。1819年新加坡成立的“曹家馆”是最早成立的宗亲会馆，尔后成立了如“南洋唐氏总会”、“琼侨邢氏总会”等一大批按侨居地(南洋)或按祖籍省城(琼，即海南岛)的同姓氏组成的侨团。也有几个姓氏合组一个社团的，如雷、方、邝合组“溯源堂”；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后来赵云在古城入盟，四姓联宗，在东南亚华侨中就有刘、关、张、赵四姓的“古城会馆”。 同乡会馆，是基于共同地缘而建立的社团。这类社团相当复杂。虽然地缘相同，即同乡，但这个“乡”大小不一，同乡同镇自是同乡无疑，但有的是同县、同州、同府、同省，充其量只能算作“大同乡”了。还有跨省、跨县或一省一州一县内的因同方言、同宗、同乡的关系而分别组成社团的。广东会馆、福建会馆、中山会馆等社团从会名即可知它的地缘情况，可谓一目了然。冈州会馆是广东新会县侨胞的社团，新加坡“义安公司”是广东潮州籍华侨最早建立的同乡社团，它们用的是古地名。新会古称冈州，潮州古为义安郡，因而得名。同乡社团往往和方言群结合，而且更注重方言的共同性。如1888年新加坡成立“丰永大公司”，它是由广东丰顺、大埔和福建永定三县的华侨组成的，上述三县在地理上并不同州府，但由于都是讲客家方言的地区，属同一个方言群，因此也结成了同乡社团。 在东南亚，特别是在新加坡，存在着以宗亲、同乡或方言群体为中心的所谓“帮”。大帮是：广东省的广府帮、潮州帮、客家帮，海南省的海南帮，福建省的闽南帮、兴化帮、福州帮以及三江帮。三江帮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苏、浙江、江西三省籍人士组成。以帮划线，形成不同的群体，及至后来成立综合性的大社团时，理事名额也按帮分配。 同业公会，是业缘性组织。华侨，尤其是早期华侨的谋生手段包罗万象，行业众多，为了维护自身从事的各行业的利益，行业相同的人们组织了各种经济性的同业公会。1868年新加坡的“北城行”是较早出现的一个同业公会，供奉北城侯鲁班先师，是广东籍的建筑工人的行业组织。其他如米商公会、树胶公会等等都是。 除上述血缘、地缘、业缘性的社团外，还有一些其他性质的社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慈善社团，如泰国曼谷的华侨报德善堂(1887年)、天华医院(1905年)即是。它们施医赠药、济贫恤孤、创办学校，促进宗教和文化活动的开展，为侨居国的社会福利事业服务，信誉很好。 进入20世纪以后，东南亚侨团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侨团不仅数量增多、会员人数增加、社会影响和贡献增大，并且逐渐超越了帮派的鸿沟，出现了超地域、超帮派、超行业的社团组织：总商会、总会等。它们的出现表明华侨社会日益成熟、华侨的团结日益增强，侨团也已从分散、各自为政、为局部利益服务的小团体逐渐过渡到维护华侨社会的整体利益。 最早的中华总商会是1904年在马来亚吉隆坡、雪兰莪和菲律宾马尼拉成立的，原名叫华人(或中华)商务局。在20世纪初各地纷纷成立的商会、总会中，最有影响的是1906年成立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该会是在清政府商务部劝导下成立的。它维护华商的经济权益，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歧视政策，并且起着联系华侨社会、清政府和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1921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马来亚各地的中华总商会一道成立了“马华商联会”就是一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总商会出面召集了有118个侨团参加的“侨民大会”，宣布成立支援祖国抗战的“筹赈会”。在新加坡筹赈会的影响和带动下，东南亚各地纷纷成立类似的抗日救亡团体，并在此基础上，于1938年10月10日成立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最高领导机关，它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东南亚的综合性侨团还有“巴城中华会馆”(1900年，印尼)、“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23年，马来亚)等。 形式不同、性质各异的侨团，是随着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它是华侨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两手空空，离乡背井，移居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碰到困难时，凭着同乡关系，凭着共同的方言，“亲不亲，家乡人”，家乡组织雪里送炭，使他跨过了异乡生活的第一道难关；当这个人融入侨居地社会后，他仍然可以从各类侨团得到这样或那样的支持和帮助。当然，这个人也会把给予自己支助的社团看成是“家”，会给予回报，并且通过这些社团联系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履行一个侨民对祖国的义务。 侨团和自己所代表的群众有着血肉依存的关系，因此充满着活力。 第十九章 侨团、侨校、侨报 第二节 侨校遍布 尊师重教，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但早期的中国移民，经济条件极差，文盲占大多数，加上单身汉多，因此教育下一代的问题就无从谈起。随着人口的增多，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办学校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于是兴起了华侨教育事业。 大约在18世纪末，私塾在华侨社会里出现了。1775年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办的“明诚书院”和“南江书院”，是东南亚最早的私塾和义学，有人认为它们是东南亚华侨学校的开山鼻祖。到了19世纪初，最有名的私塾是1854年在新加坡开办的“萃英书院”。实际上，这类“书院”规模均很小，聘一两位老学究教几个孩子念念《四书》、《五经》而已，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校。 到了19世纪末，新式华侨学校才开始出现，20世纪上半期达到兴盛。 开东南亚新式侨校先河的是菲律宾，1899年，“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成立。但东南亚华侨教育事业发展最好的不在菲律宾，而是在新马和印尼。1901年，在印尼，新成立不久的巴城中华会馆创建“巴城中华会馆学校”，这是一间正规的侨校，以普通话教学。紧随其后，印尼的其他地方也纷纷建立中华学校，到1911年已达130所。1911年印尼成立了华侨教育的统一领导机构——荷印华侨学务总会。到1940年，全印尼的华侨学校约有650所，遍布城乡，不仅有小学，也成立了如巴城中华中学这样的著名中学，在校中小学生多达七万多人。在新马，1904年槟榔屿中华学校成立，它标志着马来亚新式教育的开始。辛亥革命前后，由幼儿园、中小学、女校、师范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基础教育体系，在新马地区基本形成。1919年，在陈嘉庚的首创下，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建立，这是东南亚华侨创办的第一所完全中学。随后尊孔中学(吉隆坡)、钟灵中学(槟榔屿)、中正中学(新加坡)等中学纷纷成立，这些学校规模较大，设备较为完善。到1941年，新马地区共有侨校1300余所，学生约10万人，是东南亚华侨教育最发达的地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各地相继沦为日本殖民地，华侨教育受到严重摧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侨学校在战争的废墟上恢复和发展。 在新马，1946年成立了马来亚华侨复校委员会，设立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三个分会，统筹全马来亚的华侨学校事务。老校纷纷复办，新校相继建立。英国殖民政府对战后蓬勃发展的华侨教育事业采取控制、扼杀的政策，甚至出动武装军警迫害华校师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新马的华侨教育还是有了可喜的发展，1949年华侨学校有1680所，比1938年增加了900余所。1956年，新加坡还成立了一所正规中文综合大学——南洋大学。在印尼，以雅加达为例，侨校也在迅速恢复和发展。老校如中华中学修建了规模很大的新校舍，新校也开办了一些，最著名的是1945年成立的巴城中学，它后来发展成为东南亚最有影响的华侨学校之一。1948年印尼华校总数是621所，学生有14万余人，比1941年的学校总数增长24%，学生人数增加一倍以上。在菲律宾，由于旧校复办和新校开办，战后侨校曾达150所之多。1948年泰国注册立案的侨校有426所，学生六万余人，是泰国华侨教育史上，学校数量最多的年份。到1954年，海外华侨学校总数为4376所(包括港澳地区)，绝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的新式华侨教育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侨校向华侨青少年灌输中华民族意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加强华侨与祖国和华侨自身的团结，其作用是积极的。 第十九章 侨团、侨校、侨报 第三节 侨报侨刊 在中国本土以外，由华侨创办的中文报刊是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在此以前，东南亚出版过几份由外国传教士办的报刊，1807年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最早出版的一份。这份月刊前后出版了六年，虽然也登载一些新闻及天文、地理等知识性的文章，但主要是有关宗教方面的内容，因为传教士办报的宗旨是传播基督教教义。类似的报刊有《特选撮要每日记传》(1923年巴达维亚创刊)。东南亚第一份由华侨创办的中文报刊是《叻报》。 1881年《叻报》在新加坡出版。创办人是薛有礼，他是第五代的华侨；主笔是聘自香港的叶季允，这位多才多艺、诗文俱佳的撰稿人，任职《叻报》前后达41年之久。19世纪末在东南亚还陆续出版了《星报》、《天南日报》、《日新报》(新加坡)、《华洋新报》、《屿报》(槟榔屿)、《华报》(菲律宾)等七家报纸。由于人力、财力等原因，这些报纸大多昙花一现，只能维持短暂的几年甚至几个月。只有《叻报》是个例外，它坚持出版了51年，直到1931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才停刊。《叻报》是当时东南亚最有影响的中文报刊。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东南亚出版了很多报刊，它们的政治倾向鲜明，围绕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和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之间的矛盾，形成不同的派别。 1904年由陈楚楠、张永福集资创办的《图南日报》是一份公开宣传革命的报纸。它在清王朝和各种保守势力的激烈攻击下，办得很有特色，从创刊时的每日30多份逐渐销到2000多份，影响日益扩大。但由于财政上的困难，只坚持了两年时间就停刊。新加坡在1905年出版的《南洋总汇报》和1907年出版的《中兴日报》，前者守旧保皇，后者宣传革命，针锋相对。1910年槟榔屿出版了《光华日报》，它后来逐渐取代了《中兴日报》，成为新马地区革命派最主要的宣传阵地。这一时期在印尼出版了《泗槟日报》、《华铎报》、菲律宾有《警铎新报》、缅甸有《光华日报》、泰国有《汉京日报》。 辛亥革命以后的30年，随着清王朝被推翻，东南亚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华侨自身经济力量的增强，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中文报业蓬勃发展。 在新加坡，除原有的《叻报》外，这时期创办了七份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南洋商报》1923年由陈嘉庚创办经营，从国内聘请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编报，内容丰富多采，是当时东南亚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星洲日报》创刊于1929年，是继《南洋商报》之后的另一家影响较大的报纸，这家报纸的创办人胡文虎还办了《星中日报》、《星槟日报》等一系列“星”系报纸。这一时期在马来亚，先后出现了30份报纸，其中只有《马华日报》、《光华日报》、《现代日报》等六家坚持到1942年初日军占领前夕。 在印尼，最有影响的是《天声日报》和《新报》。前者是印尼中国国民党支部的机关报，1921年创刊；后者由华侨创办，先出印尼文版，中文版到1921年才正式印行。《新报》在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洪渊源的领导下，从中国聘请知识分子来主持笔政和管理，办得有声有色，是印尼所有中文报纸中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报纸。菲律宾的《公理报》、《华侨商报》、《新闽日报》和泰国的《国民日报》、《华侨日报》、《华暹日报》、缅甸的《觉民日报》等算是各自地区影响较大的报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为日本侵略者占领，侨报绝大部分停刊。战后，东南亚报业一度呈现相当繁荣的局面。在新马地区，《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光华日报》等老报复刊，还出版了一些新报刊。在新问世的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1946年11月创办的《南侨日报》。陈嘉庚是该报创办人，胡愈之、夏衍、洪丝丝等担任过社长、主笔、社务委员会主任等职。在这个强大阵容的主持下，《南侨日报》坚持民主、反对独裁，而且新闻性强，社论、时评、专稿水平均很高。它的姐妹刊《风下》(胡愈之主编)和《新妇女》(沈兹九主编)也办得很出色。在雅加达，1945年由王纪元等人创办的《生活报》，是新办的报刊中办得最好的，它和《新报》是印尼最有影响的两家坚持民主、反对独裁、拥护新中国的报纸。1946年12月创办的《人民报》(开始为旬刊)，是仰光的第一大中文报。 从1881年《叻报》出版起，东南亚华侨报业在困难的环境中，历尽艰辛才得以存在和发展起来。作为华侨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它对华侨社会的团结、进步，对提高华侨的文化素养，对激发华侨的爱国之情和国际主义思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从舆论上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第二十章 南洋华侨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第一节 “南侨总会” 抗战爆发，南洋各地华侨纷纷建立抗日救亡团体，筹款赈济祖国伤兵难民。“新加坡、马来亚筹赈会”、“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印尼华侨救济祖国灾民慈善委员会”、“暹罗(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救亡团体相继成立。为了将南洋各地的人力物力集中统一起来支持祖国的抗战，1938年夏，印尼华侨领袖庄西言和菲律宾华侨领袖李清泉，联名写信给陈嘉庚，建议成立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最高组织。陈嘉庚完全赞同庄、李二人的主张，并积极主动地领导了筹组工作。1938年10月10日，来自南洋各地的40多个爱国团体的代表共160多人，齐集新加坡华侨中学，宣布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选为主席。由于当地政府的限制，不允许华侨公开用“抗战”的名义捐款，只好以“筹赈”为名，募集钱物支援祖国抗战。南侨总会号召南洋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南侨总会的诞生，是南洋华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在抗日旗帜下的爱国华侨大团结局面已经形成。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南洋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这类团体已增至700多个。他们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而以募捐的成绩最为突出。仅1938年和1939年两年，南侨总会的各地分会共募得一亿四千多万元，占同期海外华侨捐款总数的70%，汇回祖国及时支援了抗战的需要。 当时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陈嘉庚从“新加坡筹赈会”成立之日起，即带头每月认捐2000元，直到抗战胜利为止，同时，带头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李清泉购买救国公债40万元，他病重弥留之际，嘱咐家属将遗产的一部分共10万美元赠给中国政府，作为抚养难童之用。出钱出力的不仅有富裕的华侨领袖，而且遍及各个阶层，包括店员、工人、教师，他们节衣缩食捐献，涌现了一些十分动人的事例。印尼坤甸市华侨马细旦是一个残疾人，以手代步，靠行乞度日。抗战爆发后，基于民族感和爱国心，他在市中心区，“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在两天的时间里，筹得荷币40盾，如数捐助祖国抗战。马来亚山打根华侨郑潮炯，以小贩为业，曾七次沿门义卖瓜子筹款。1940年初，得知自己的父亲在家乡被日机炸死，他悲愤交加，把亲生的小儿子卖了80元作为捐款交出。他接着放弃小贩生涯，奔走各地，共募集了2800多元抗日捐款。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华侨刘长英的儿子在空战中为国献身。祖国政府向他颁发抚恤金一万元。刘长英将它全部捐赠祖国，作抗战军费。 南洋华侨不仅捐款，也积极捐赠抗战所需衣物。南侨总会捐献各种汽车200辆，菲律宾华侨在世界各地献机救国运动中，集资捐赠飞机15架，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 陈嘉庚领导下的南侨总会在支援祖国抗战中的功绩，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二十章 南洋华侨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第二节 回国参战 南洋华侨不仅从财物上支持祖国抗战，而且还有许多热血华侨青年，抛弃了海外较为优裕的生活条件，回到战火中的祖国，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8年，“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组成回国。义勇队的成员是通过公开征集，审查合格后才吸收进来的，人数共六七十人，负责人是年仅24岁的沈尔七。经过短期培训，义勇队首批共28人于1938年1月由马尼拉启程回国。这支小小的队伍，冲破种种阻挠，历尽艰辛，在福建西部参加了新四军二支队，改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服务团在团长沈尔七领导下，配合新四军，开展抗日的宣传工作。沈尔七曾两次奉派回到菲律宾，继续组织侨胞的人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1941年，沈尔七第三次回国后，不幸在广东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牺牲，年仅28岁。 印度尼西亚华侨为抗战前线派出了医疗队。组织人是著名医生柯全寿。医疗队的医生、护士和司机都是自愿报名，并经严格挑选和训练后才登程的。医疗队在前线艰苦的条件下救死扶伤，为抗战作出了贡献。还有许多印尼华侨青年冲破重重困难，参加抗日队伍，英勇战斗，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女英雄李林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李林(公元1916—1940年)是印尼华侨，14岁时回国，先后在厦门、杭州、上海念书，开始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到北平民国大学学习。1937年被派到山西、绥远一带进行武装斗争。担任过平鲁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政治部主任、120师独立第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等职务。她经常手持双枪，率领骑兵奇袭敌军，战果赫赫，有“双枪女英雄”的美誉，日本侵略军悬赏重金缉捕她。1940年4月26日，李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南洋华侨回国参战，突出的事例还有滇缅公路上的3000多名“南侨机工”。 “南侨机工”的全称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洋等地回国支援抗战的华侨汽车司机和修理技工的统称。抗战爆发，东南半壁河山沦陷，沿海的口岸、对外交通要道被占领或封锁了，国际军援物资运入困难。1939年年初通车的滇缅公路，成为抗战时期我国大后方的唯一国际通道。设在昆明的西南运输总处主任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希望他出面代为招募一批华侨机工回国，以解决滇缅公路上汽车机工缺乏的问题。南侨总会立即在1939年2月7日发表通告，号召机工回国服务，并定出了条件。广大南洋华侨热烈响应号召，报名十分踊跃，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例。机械工程师王文松，在新加坡每月有相当于国币700元的收入，而到滇缅公路当机工，月薪仅国币30元，但他自甘牺牲，不仅自己去，还招了10多个同伴，带了全副机修器械回国。李月美，女扮男装与弟弟一起回国参战。一次翻车受重伤，在医院抢救时方发现她是女性，曾被报纸誉为“当代花木兰”。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它们生动地反映了南洋华侨青年的爱国情操和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执著追求。 在1939年短短的半年内，来自新马、印尼、泰国等地的机工共3200余人，分别从新加坡和槟榔屿出发，踏上了回国参加战斗的路程。 滇缅公路从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戍，全长1200公里，是抗战时期我国与东南亚联系的纽带。这条新修成的公路，要翻越高黎贡山和大王山两座高山，渡过怒江、澜沧江、漾濞〔yang bi样必〕江三条大河，出没深山老林，“烟瘴之地”，全程要行驶七八天，十分艰险。南侨机工回国后，在昆明经过短期集训，就奔赴滇缅公路沿线，投入紧张的军事运输。滇缅公路不仅路情复杂，气候多变，悬崖陡坡，泥泞塌方，险情屡屡，而且疟蚊猖獗，许多人死于恶性疟疾。日军为封锁滇缅公路，还派飞机狂轰滥炸，机工的安全时刻处在严重的威胁之中。1940年，统治缅甸的英国政府在日本的诱逼下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多月(7月至10月)。南侨机工组织了一次突击“大抢运”，赶在封闭前将大批军用物资运入我国境内。公路重开后，日军飞机重点轰炸桥梁，企图切断交通线的咽喉。1941年1月23日，地理位置重要的功果桥在九架敌机的轮番滥炸下，有一半桥面坠入澜沧江中，敌人以为公路中断了。然而，南侨机工却用144个汽油桶扎成大浮筏，冒险抢行，及时将物资运达彼岸。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缅甸沦陷，滇缅公路运输被迫在次年5月中断。在三年多(1939—1942年)时间里，3000多名来自南洋的中华儿女，出生入死，日夜奋战，保证了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动脉的畅通，光是军火就抢运了45万吨之多，有力地支持了抗战。机工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有1000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和雪兰莪都树立了殉难机工的纪念碑。在我国滇缅公路的起点——昆明树立起一座“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碑文肯定了南侨机工的不朽功勋：“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第二十章 南洋华侨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第三节 “三年零八个月” 1941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占领区。“三年零八个月”(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对生活在南洋地区的1000万华侨来说是苦难、悲惨的岁月。华侨遭到残酷的屠杀、掠夺。以新加坡为例。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本占领军当局下令集中全岛华侨，进行所谓“大检证”(大检举)，前后进行了将近一个月，至少有七万名华侨被检举，约有25000人惨遭杀害。“新加坡大检证”是和“南京大屠杀”齐名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他如在菲律宾、马来亚，类似这类“检证”的惨案也发生过。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无论如何也是洗刷不尽的。日本侵略者还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如强迫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缴纳5000万元巨款作为“奉纳金”。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侨也有被勒索大量“献金”的事件，再加上经济上实行垄断政策，华侨经济几乎崩溃，生活处于绝境。 “三年零八个月”既是苦难的岁月，又是南洋华侨参加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光辉岁月。 战斗的第一幕是壮烈的新加坡保卫战。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新加坡登陆，英军节节败退，在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的要求下，当年年底成立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参加者包括华侨各界人士。“总会”下设若干个部，其中民众武装部组建了一支近3000人的华侨义勇军，领导人是林江石。稍经训练的义勇军队员，手持英国殖民当局发下的旧枪，就开赴保卫新加坡的前线。他们英勇作战，在海岸阻击登陆的日军，给来犯之敌很大的打击。直至1942年2月13日，英国当局决定放弃新加坡，华侨义勇军才宣布解散。新加坡保卫战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华侨义勇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在日军占领东南亚时期，各地华侨还建立了抗日组织，如菲律宾的“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印尼棉兰的“华侨抗日协会”，苏门答腊的“苏岛反法西斯同盟”，爪哇的“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西加里曼丹的“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越南的“越南华侨救亡会”，缅甸的“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等，这些组织冒着极大的危险，开展地下抗日活动，出版秘密报刊，支持侨居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 建立抗日武装，坚持对占领军开展游击战争，也是华侨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两支武装力量是较为突出的，一支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另一支是“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骨干力量和基本成员都是华侨，开始时只有160余人，在三年半的战斗中，队伍越来越壮大，后来发展成为一支有八个独立队的7000人的队伍。这支队伍在马来亚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曾和日军作战340多次，粉碎了敌人10多次的大规模围剿，击毙、击伤敌军5000多人，也有1000多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也叫48支队，1942年5月成立。这是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队伍。它在战斗中不断壮大起来，从开始时的50余人发展到700多人，共分为六个大队，经历了260多次战斗，歼敌2000多人，战绩赫赫，扬威吕宋。菲律宾建了一座“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纪念战士们的不朽功绩。 此外，潜入马来亚敌后活动的东南亚盟军136部队中也有不少华侨，他们曾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合作。该部队马来亚区华人区长林谋盛，新加坡沦陷前夕曾担任“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的劳工服务部主任。1943年11月潜回马来亚，联络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共同行动，准备配合盟军反攻，次年4月不幸被捕，在狱中威武不屈，牺牲时年仅35岁。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胜利。南洋华侨饱经苦难，和各国人民一道迎来了大地重光。他们和当地人民一道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战斗，在战争浩劫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华侨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战争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安危兴衰应该和长期居住的南洋融为一体，应该为它的繁荣、稳定、发展倾注更多的心血，并在整个南洋的发展中去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 第二十章 南洋华侨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第四节 九名九中国外交官被害 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沦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在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侵略者对华侨的残害是十分惨无人道的。丧心病狂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置国际公法于不顾，竟然杀害了杨光泩〔sheng生〕(驻马尼拉总领事)、卓还来(驻北婆罗洲山打根领事)等九名中国外交官。 杨光泩(公元1900—1942年)、卓还来(公元1912—1945年)，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而且还分别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杨光泩担任过华盛顿大学、乔治城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主编过报刊，资历颇深。1938年，杨光泩派驻马尼拉总领事，卓还来在1940年任山打根领事。此时，祖国大地正烽火连天，人民在浴血抗战，东南亚也战云密布，日本的“南进”战略正在执行。 杨光泩赴菲律宾前后，华侨已在当地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抗敌会”)等抗日救国团体，类似团体一时多达百余个。菲律宾华侨为祖国的抗战，出钱出力捐飞机，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回国参战，侨领李清泉还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全南洋华侨抗日最高领导机构南侨总会的两位副主席之一。对于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日本人恨之入骨，早在南侵前就派特务间谍收集了情报。1941年12月中下旬，日军登陆吕宋岛，从南北两面夹击马尼拉。日军一占领马尼拉，首先迫害爱国侨领，他们的生命财产必然受到威胁。在形势危急的关头，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采取了各种防患措施。他们曾一度考虑疏散华侨，但马尼拉城内华侨太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集体疏散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作出了“希望华侨特别是抗日活动分子设法自救”的决定，同时组织文教人员疏散，指挥销毁各种救国活动的捐款票据、公债登记、人员名单、文件记录，以免落入敌手。珍珠港事件前夕，中国政府在美国印制了一批货币。正在运回国内途中，战争爆发了，这批货币滞留在马尼拉海关。如果这笔巨款落入日寇手中，必然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总领事馆全馆紧急动员奉命将它们销毁。当时总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共8位，对于自身的安全，杨光泩总领事没有作更多的考虑，因为根据国际公法有关交战国不杀敌国外交人员的条款，日本人是不能对他们下毒手的。当日军登陆，美国驻菲律宾司令官麦克阿瑟撤退时，还为杨光泩等预留了机位，他婉言谢绝了。全体馆员会上他宣布“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1942年1月初，杨光泩等八名中国总领事馆官员被日军拘留，同时被拘的还有40余名爱国侨领。日本占领当局胁迫他们接受三个条件：(一)通电重庆政府对日“媾和”，并宣布拥护南京汪精卫汉奸政权；(二)在三个月内，为日占领当局募集相当于旅菲华侨1937—1941年给重庆政府捐款(1200万比索)的双倍钱款；(三)组织华侨协会，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并说如果这些条件能被接受，被拘人员即可获释，被冻结的财产也可以发还。限两日内答复。但被扣的中国人大义凛然，严辞拒绝了敌人的要求。威逼失败，日寇就将中国外交官和华侨投入监狱。杨光泩等八名外交官在圣地亚哥炮台潮湿的地牢里受尽严刑折磨。4月17日，日占领当局不顾国际公法，以所谓进行“抗日活动”、军事上协助重庆政府、抵制日货和“扰乱”治安等“罪名”，将他们秘密处死。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八名中国外交官英勇不屈，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在拘禁杨光泩等中国驻菲律宾外交人员的同时，卓还来也在山打根落入日寇魔爪。1942年1月19日，日军占领英属北婆罗洲山打根，中国领事馆未及撤出，外交人员陷入敌人包围中。日军冲入领事馆时，中国国旗仍高悬着，卓还来在办公桌前镇定自若。敌人迫令他交出文件，他将灰烬示之。日军大怒，立即逮捕卓还来和其他官员、家属。日占领当局威迫卓还来，如果投降加入南京汪精卫政府，既共享“大东亚共荣”，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子女也可获自由。对于敌人的威逼利诱，卓还来“淡然一笑”，断然拒绝合作。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卓还来被囚禁于集中营，做伐木、筑路等苦役，并在北婆罗洲各地被转移，生活条件极为恶劣。身心备受摧残的卓还来始终不向敌人屈服，他从日军办的报纸的字里行间，捕捉到了敌人行将失败的信息，对抗日必然胜利，信心十足。各地华侨尽其所能，从物质上给予他很多帮助，送饭送菜送医药，他们还计划帮助他逃离魔窟。特别是到了1945年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败局已定。盟军飞机频频空袭。为躲避空袭，日军对卓还来的管制有所放松，他的行动有些自由，华侨就为他拟定了逃走的计划。卓还来婉辞了，他充满深情地对好心的华侨朋友说：有大家帮助，逃走是很容易的，但日军抓不到他，必然要加害整个地区的华侨。几年的艰苦都过来了，现在和平即将来临，他不能抛弃大家而逃走。他勉励华侨“不要灰心，不要忘记祖国。祖国是不会忘记我们的。要耐心地等待胜利的到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7月6日凌晨，卓还来和另外四个西方难友被日军残酷地杀害。此时，离日军投降只有个把月的时间了。 历史总是公正的。 1945年8月，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1946年初，杀害杨光泩、卓还来等九名中国外交官的刽子手们被处决。1947年，杨光泩、卓还来等九名烈士的遗骸归葬祖国。在菲律宾、北婆罗洲、新加坡举行了悲壮的公祭和送行仪式。是年7月8日，中国政府在南京隆重祭奠九英烈。9月3日，烈士遗骸安葬于南京菊花台忠烈公园。在他们牺牲的马尼拉、北婆罗洲也建有纪念碑，铭志其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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