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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那些事儿》


正文 前言

祖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除了长城、运河、故宫这些物质财富外，还有唐诗、宋词、元曲这些精神财富。两者至今仍在充实着我们的心灵，陶冶着我们的情操、开阔着我们的视野。

但还有另一种精神财富——气节，在千百年岁月之后，通过教育的传递，她的基因，已牢牢地沉淀我们血液深处，平常时份，静静潜伏，非常时刻，她将激起热血喷涌、生命沸腾，唤起我们这个民族为了世间的正义、美好的理想，奉献出自己一切的所有！

在当年明月娓娓道来的笔墨中，《明朝那些事》那些气节故事，让我心潮澎湃，让我掩卷长叹！

在讲述完1644年3月18日夜晚崇祯帝自杀后，当年明月停下了笔。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于是独自去寻找。

在寻找我发现，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更精彩，更感人！

李自成的暴兴骤亡、吴三桂的名利抉择、弘光帝的游戏人生、史可法的疾风劲草、多尔衮的一意孤行、隆武帝的壮志难酬、钱益谦的去留俳徊、夏完淳的少年铁血、黄道周的舍生取义、洪承畴的立业立功、张献忠的嗜血变态、永乐帝的懦弱善良、李成栋的双面人生、孙可望的功亏一篑、李定国的坚贞不屈、郑成功的海岛孤忠……一切的一切，都在描绘着一个个丑中有美、虚中有实、恶中有善的往事。

这就是我所写的《南明朝的那些事》，从1644年到1662年，整整十八年，靠了那些前赴后继、慷慨赴死的英雄，南明，这一早已气息奄奄的政权，又在南方的“残山剩水”中，奇迹般存在了十八年。其间，几多磨难！几多兴衰！几多悲欢！

为南明生存而出生入死的英雄们，他们坚信：他们，在十八年的岁月中，已不是单单为一个政权而战，而是为了自己的民族生存而战，为了自己的文化延续而战！战得惊天地，战得泣鬼神！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这一切都不可逆转地过去了，成功者、失败者俱已成灰。但最后的结果却是种族的延续、文化的融合。中华民族在走过了一段坎坷艰辛的道路后，又奋然前行。

这难道是当时十八年中，那些书写中国历史的双方人物在碰撞、搏杀、互融、互学中，一致努力的结果吗？

这就是我读南明史留下来的心得，我把这些心得写下来，斗胆展示给各位，供我们这一个正徐徐走向盛世社会的人们阅读参考！

正文 第一章 进京赶考

<h3>入城</h3>

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

这年的三月十九日早晨，经过一夜厮杀的北京城，格外宁静、清爽。

城内的老百姓成群结伙地走出家门，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迎接一支来自大西北的王者之师、仁义之师——大顺军的入城。

旭日东升，大顺军入城正式举行，在雄壮的锣鼓声中，身经百战的大顺军迈着整齐的步伐，雄纠纠、气昂昂跨过德胜门，跨过天坛、地坛，向着心中的圣地——紫金城慨然进发。

队伍中簇拥着一位戴白毡笠，着红蓑衣，跨乌驳马，身材魁梧的陕北汉子，正频频向夹道欢迎，群情激奋的子民们挥手致意。

他就是明末“造反派”的杰出领袖，大明王朝第一掘墓人——李自成阁下。今天，他可不是以“流贼”身份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按照中国传统的“成王败寇”的选举法则，他已经有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称号——真龙天子。

面对这如山似海的“选民”，面对这无上尊贵的荣耀，马上的李自成不胜感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1606年，他出生了，家庭成份——世代贫农。

1612年，他有幸上学了，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劳综合发展的“五好学生”。

1613年，因成绩优异且家庭贫困，他提前毕业，成为半个在乡知识青年。

1626年，他20岁年，接过父亲的马鞭，成为一个小小的政府招待所（银川驿）的在职职工，虽然仅是一个小小的专职司机（马夫），但终于成功地解决了就业问题，并有幸成为大明政府体制中的一员。

1628年，在大明政府裁并驿站的机构改革中，他光荣而无奈地“下岗”了，他挥一挥衣袖，作别熟悉的马鞭，然后像一只勇敢的海燕，只身投入到“下岗再就业”的社会洪流中去。

1629年，他再就业计划受挫，因借高利贷被昔日效力的政府枷锁游行。在生不如死的生活面前，革命的火种在心中剧烈燃烧。

1630，他二次就业了，解决就业问题的，不是政府，而是由成千上万失业大军组成的反政府武装。

1635年，他就业的反政府武装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并做了一件捅破天的大事——在凤阳抛了当今皇上的祖坟。

1637年，他被反政府武装选择为“闯王”，但这并未带来好运。第二年，革命形势一片不好，他被老对手孙传庭打得只剩下18个兄弟，被迫躲进商洛山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640年，经过再教育的他从社会大学中深造完毕，复出后提出“不杀人、不纳粮、不征税”的竞选口号，大明走投无路的子民们纷纷加入麾下，年底又清点人数，已有二十万人的“革命大军”和成百万的选民。

1641年，雄心万丈的他率兵攻克了一座大城市——洛阳。在那里和革命大军们品尝了由福王和鹿煮成的“福禄宴”，然后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

1643年，他终于在襄阳开府建制，称“新顺王”，同年，消灭了明军主力，占领全陕，反政府武装开始向政府武装转变。

1644年，他占领了六朝古都——西安，自己注册成立“大顺”帝国。正月初八，发布新年文告，向天下宣告，“嗟尔明朝，气候已尽”，誓师东征。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在大顺军雷霆万筠的攻势下，“无数名城萧萧下，不尽降将滚滚来”。太原、大同、宣化、保定纷纷尽归手中，姜壤、唐通、白广恩等明将不战事而降。

今天，大明的皇都，不是也正张开温暖的臂膀，热情地欢迎他这位“这神器的十八子”到来吗？

胜利不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

他心安吗？不，高处不胜寒，此时的他，心忽然惴惴不安。

在骑马经过承天门中，心思不定的他忽然想来算一卦了。

算卦的方式很特别，他举起了手中的弓，搭箭对准承天门门额上“承天之门”四个字镏金大字。然后对紧随身后的牛金星、宋献策说：“我如能当天下之主，则一箭射中四个字的中心”。

说完，手中的箭脱弦而出，众人抬眼看时，搞砸了，箭没有如其所愿射中四个字的中心，而是射在了天字之下。

怏怏不乐的他自成收起了弓，低着头，四顾茫然……

牛金星急忙上去解卦，说：“您射中天字下面，这是上天暗示咱们至少也能中分天下”。

“中分就中分吧，总比一份没有强”，他也这样安慰自己，但心里再次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h3>找寻</h3>

李自成终于大踏进了他心驰神往的紫金城。在金碧辉煌的金銮殿，佳丽云集的后宫面前，他显不出丝毫的兴趣，而是风急火燎般去办一件大右——找寻“今上”崇祯和他的三个宝贝儿子。

李自成明白，自己虽然进了北京城，但只要崇祯帝和丰个宝贝儿子有一个逃出京城，振臂一呼，凭着大明公司近三百年的人望，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反革命势力将死灰复燃，这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苦恼。所以，四个难父难子必须找到——一个都不能少。

拷问遍宫女和太监，根本无人知道他们皇帝陛下到哪去了，崇祯玩起了失踪，这还了得，李自成于是咬牙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夷族”。

但冥冥上苍不会让李自成久等的，幸运之神再次向李自成降临。

在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两天后，宫中的一个小宦官在煤山脚下发现了崇祯帝的“御马”，大顺军士追踪寻迹，终于在山上一棵歪脖子树上发现了自缢而死的崇祯帝。

在这位三十六岁皇帝的零乱的自缢衣袖上，大顺军士发现有崇祯帝的两行临终遗言，一行是：“朕失江山，无颜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是：“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在崇祯帝吊死的不远处，还有一个陪同共赴黄泉的首席大太监——王承恩。

夕阳西下，辉映出崇祯帝愁苦万状的脸和王承恩白发苍苍的头；冷风吹过，倾诉着那晚曾发生的悲惨往事。

在专制体制下，当一个独裁者政冶生命结束的时候，自然生命也必将随之结束，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萨达姆、卡扎菲的下场依然再次证明这一簸扑不破的真理。

当李自成听说崇祯帝自我驾崩奏报后，“且喜且恨之”的滋味，涌上心头。

此次进京，李自成并不是来实施“斩首”行动的，他的上策是活捉崇祯，然后逼其“禅让”皇位，和平接管大明政府；中策是强迫崇祯帝下诏封己为王，中分天下；下策才是做掉崇祯，以武力攻取大明江山。

现在的结果，恰恰成了下策，自己将不但承担逼死“今上”的恶名，还得一个牙齿一个牙齿去啃大明剩余的半壁河山。

对于崇祯这位“爱岗敬业”、“克勤克俭”、“忠于职守”的国家前领导人，李自成谈不上敬，更谈不上爱，多少年来，他认为，自己的苦难人生，亿万人的饥渴交迫，都是拜他所赐！

因此，他更多的情节，是仇和恨。

但当他一步步走近这个“第一家庭”的内核时，这种仇恨正一步步减弱、消弭！

李自成见到的“第一家庭”的第一个成员，是崇祯帝的女儿——乐安公主。

其时的乐安公主既不乐、好不安，而是被疯狂至极的崇祯帝砍断右臂，昏死在地，生命垂危。

李自成一声叹息：“皇上太残忍”。下令将其医治。

侍伤势稳定后，李自成于是命人将她送到外公周奎家静养，也算给公主暂时找了一个合适的归宿。

接着，崇祯帝三个个宝贝儿子也顺利地“落网”了。

这三个孩子，大的叫朱慈烺已被立为太子，但此时的三个“金枝玉叶”，都穿着百姓破烂的衣服、帽子上与绝大多北京市民一样，贴着“顺民”二字。

见到崇祯帝这三个眉清目秀的孩子后，李自成同情心又一次被挖掘了出来。

虽然此时这三个孩子倔强地立而不跪，他也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安慰道：“你们今日即同我儿一般，不失富贵”，并马上唤人为他们换上新衣新帽，并各封为“王”。

接下来李自成以聊天的口气问太子：“知道你父亲的事吗？”

太子：“知道，父皇崩于寿宁宫”。

李自成：“你们老失家为何丢失天下”。

太子：“父皇误用庸臣”。

李自成不置可否，但也笑答：“你也明白这个道理”。

太子忽然转而忿恨地说：“满朝文武官员无情无义，很快就会来向您朝贺求官”。

李自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出生“草根”、“驿卒”的他，对于明朝官员的贪腐和无耻，他自然会比太子了解得更深、更全面。

让太子退下去后，李自成忽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该了断的自然了断，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他将手掌乾坤，唱着“春天的故事”，开辟自己的新时代。

<h3>差钱</h3>

处理完前任领导和潜在领导的问题后，李自成沉甸甸的心头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神清气爽地开地开抬了一天的工作。

今天，这是大顺朝进京后“挂牌营业”的第一次朝议，在众爱卿七嘴八舌的口水中，大顺国务会议确定了当前紧要的四件大事：

1、整编大明降兵，整顿驻京部队纪律，打造一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

2、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战斗精神，派遣大批主力部队南下，争取“打过长江去，解救全中国”。

3、争取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反正，使其能改旗易帜、拥护中央，解决大顺朝的后顾之忧。

4、成立登基筹备组，虽然年初李自成已在西安登过一次“基”，但那毕竟是“地方粮票”，现在在北京紫金城再登一次“基”，就可自动升级为“全国粮票”。

政令一下，朝气蓬勃的大顺各级干部就立即“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投入到如火加荼的革命浪潮中去了。

大顺军总司令率先垂范，在京城内遍贴告示，告示上明令：“大军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

告示颁布后，偏有两个不信邪的士兵抢劫了一家绸锻铺，对这两个胆敢以身的家伙，刘宗敏毫不手软，下令立剐于棋盘街。

这种杀鸡吓猴的做法立竿见影，原先对大顺军持观望、恐惧的京城社会各阶层大为宽心，于是工人做活，商人开业、农民下地、市民逛街，大顺军纪律整顿初见成效，北京又恢复了以往的安宁与详和。

南下工作也顺风顺水，大顺朝绵侯袁宗第率一支七万人野战王牌军择日南征，先在湖广地区击败南方明军主力——拥兵五十万的左良玉部，克复承天、德安，随即又北上河南平定大地主武装头目刘洪的叛乱。其它部队也如水银泻地，四出攻掠。

放眼天下，大顺政府己成功接管了陕西、宁夏、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革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黄河流域也就除了山海关一个点外，己是山河一片红了。

争取吴三桂的工作，己由原大明居庸关总兵唐通携大顺皇帝的诏书，慰劳白银四万两及其父吴襄的亲笔劝降信出发前往山海关，相信在大事大非面前，吴三桂自会认清形势，不会做鸡蛋碰石头的蠢事。

至于登基筹备活动，大顺朝未来的国务总理牛金星同志正在那里引经据典，忙得不亦乐乎呢！不过，这事不急，慢慢来，现在，他有一件十万火急的事要去处理。

这件十万火急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麻烦，就是——差钱。

大顺差钱吗？李自成可以明确无误地告诉你：大顺政府是不收税的，你说一个不收税的政府，它能不差钱吗？

不收税！这是李自成在商洛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肓”时，悟出的一个革命真理。

是的，大明政府的高负税政策己把占大明人口9O％的老百姓逼上了绝路，靠免税获取他们的衷心支持，才是大顺的发展之本，取胜之源，大顺朝能有今天的辉煌就是这一革命理论实践的丰硕成果。

那不收税，大顺朝这么多人，吃什么，用什么？

别忙，天无绝人之路，大顺朝的办法就是向大明大小官员、财主们“追赃助饷”，让这些剥削阶级害人精当年吃进去多少，再吐出来多少。因此，大顺政府光荣地被地主阶级尊称为“流贼政府”。

现在，进入京城这“首善之区”，李自成决定“与民更始”，不再和京城的大小财主“追赃助饷”，变“流贼政府”为“全民政府”，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至于财政问题，他有相当的自信心能予解决。

这个自信心来源“路边社”广泛宣传：据权威人士透露，京城皇宫和国库内存有大量真金白银。

李自成现在就象口念咒语的“阿里巴巴”，等待这两个宝库向自己敞开财富的大门。

当他等的花儿快谢了时，大顺统计部门问他报上让他心碎的数字：皇宫现存黄金十七万，白银十三万，国库现存白银二十万。

李自成仰天长叹：“唉，国贫如此，安得不亡！”

失望郁闷的李自成迅速召开御前会议，共同商讨如何应对目前严峻的经济形势。

他在发言中沉痛地说：“建国之初，依理应大赏将士，严明军纪，如今金银稀缺，怎么办”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道理大家都懂，但办法大家都无，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除了打仗搞钱外，再无生财之路。兴产殖业、开源节流对他们而言，前所未闻。

沉默，大顺高管们选择了前所末有的集体沉默。

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

大顺朝的“二把手”刘宗敏终于打破了沉默，说出了自己的高见。

1.向老百姓收农业税是不可能的，这违背本朝三年不征税的施政纲领。

2.征收其它税也是不现实的，征税是个社会系统工程，大顺朝的基层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组织和人员去征税。

3.因此只能实行老办法——“追赃助饷”。向京城内大大小小的明朝贪官污吏们追赃，靠追赃所得维持本朝无税政府的三年运作。

牛金星马上跟风，为保证追赃行动公开、公正、公平，将按明朝官员职务大小确定追赃金额，并且规定：献赃积极者，本朝优先录用为国家公务员，不积极者，将采取民主专政的暴力手段予以修理。

当下无计可施的李自成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依卿所言吧！”

<h3>追赃助饷</h3>

刘宗敏、牛金星这一武一文得令即行，为保证这项行动的保密性和周密性，他们联合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

牛金星先以本朝宰相的名义发布一道政令：“各明官俱于次曰朝见，朝见后，愿去者，听之；敢有违令者，斩！”

各明官对此政令的解读是：大顺朝开张营业，要招公务员了，这对下岗在家吃老本的官员来说，无异是瞌睡给了一个枕头，于是乎纷纷报名晋见。

第二天，李自成等大顺新贵高坐朝堂，百官依次进见，牛金星手执花名册，一一点名，其间“嬉笑怒骂，恩威不测”，尽情挥洒自己当年不得志的情绪。晋见明官乖乖听令，无人敢吭一声。李自成冷笑：“此辈不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对明官仅有的一点同情心荡然无存，只剩下了鄙视和厌恶。

点名完毕，各明官被大顺军士两骑押一人，全体驱往西华门外四牌楼街，这不象是请来当官的，而象请来进屠宰场的。众明官不禁魂飞魄散，个别胆小官员嚎啕大哭。

不过，没有想像的那么惨，他们来到的地方，是大顺朝新成立的一个工作机构，叫“比饷镇抚司”，司长刘宗敏，副司长李过。

在“镇抚司”里，大顺军士稳定了各明官的情绪后，和和气气请大家配合办三件事。

一、更衣、但换得是全世界人民都不爱穿的囚衣。

二、吃粽子、但此粽非彼粽，各明官被绑了个结结实实，个个变成了“粽子”。

三、进马棚，提前体验一下三百多年后“右派”进牛棚的滋味。

在马棚里不吃不喝，“与马共舞”了一天后，各明官终于得到最高指示：“以官第献银，一品献银累万，以下必须累千。痛快献银者，立刻放人；不献银者，大刑伺候。”

各明官还没有反映过来，就有人献银了。

不过，不是官员，而是一个大太蓝——曹化淳，在领导身边呆过的人，观察局势的能力就是强，领导还未放话，他就出手了，献银五万，立马被李自成任命为新大内总管。

榜样的作用是无穷无尽的，曹大公公开了头，其它在押的明官纷纷“慷慨解囊”，按官员等级“捐”出数量不等的白银，只求能快快逃离这大顺朝的“人间地狱”。

“捐”银数量最多的是老国丈周奎，一下子“捐”了五十万两白银，要知道，三个月前，女婿崇祯动员他捐款时，他只捐了一万两。

照大家这样“争先恐后”地捐款，刘大将军——现在应叫“刘司”，原来为明官准备的夹棍、剐人柱等刑具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但后来事情却出现了“拐点”，明大学士，前任首辅陈演按标准“捐”了白银四万两后，刘大将军喜其“慷慨”，正准备将其放回家时，他的家仆向阶级兄弟举报来了，陈大学士家中地下藏银无数，捐的四万两只是“冰山一角”。刘司长让人掘之，果然遍地白银。

刘司长出离愤怒了，他只知“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却不知“不到北京，不知自己眼小”。自己被明官这帮王八旦忽悠了。“天下乌鸦一般黑”，一个陈演能有如此之多的巨额财产，那么，其它明官又能好到那里去？

刘司长决心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各明官捐款数量成倍提高，那些“贪污成绩特别优秀”的官员，更是成为大将军重点关照的对象。

第一个被大将军关照的，竟然是一位与大将军从事同一职业的军方人士——率京营三大营兵士起义投诚的襄城伯李国桢。他的投诚使大顺军顺利踏进了北京的土地。

但大顺没有优待叛徒，搞统一战线的政策，李自成一见李国祯就骂：“你受天子重任，天子对你又恩重如山，你按理应为国而死，厚着脸来投降，无耻之极。”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反之，“上有所恶，下亦甚之”。恭喜李国祯，贺喜李国祯，对于“今上所恶”心领神会的刘司长，立刻将李国祯拿来当“专政逼捐”男一号。

先是刑拷，然后小火燎烧、大板痛砸，折磨一夜后，终于让这位李爷“捐了白银又丢命”，痛极而亡，这才是个开始，刘司长又命人抄了他的家，将其家产充公，老婆孩子分给手下当奴。

崇祯朝的最后一任首辅——大字士魏藻德，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刘大将军逼捐的“男二号”。

他的如意算盘是：“凭着自己状元的高学历和首辅的从业履历，跳槽到新开张大顺公司依然可以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却没想到被投到一黑屋里单独关押，自尊心严重受挫的魏首辅隔着窗缝大声抗议：“如果用我，就把我放出来；不用我，就把我放了。”

大顺朝看守对这位“天真可爱”的魏大人，不紧不忙地说：“本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按你的官职，交银十万即可放人。”

魏大人知道自己受陈演的害了，真是有苦说不出，做大官自己是实现了，但做又大又贪的官自己却正在努力奋斗中，真没贪了多少银子，交了一万两后，就再也交不出来了。

前任陈首辅贪银无数，现任魏首辅能两袖清风，鬼都不信，刘司长客串起法官的角色，将魏首辅提上堂来亲自审问。先用夹刑，边夹边问：“你当首辅，怎么把国家搞得一团糟。”

魏大人发挥一贯委过于人的光荣作风，嚎叫道：“不是我的错，一切都是崇祯惹的祸。”

现任的刘法官大怒：“你这家伙，本是一介穷儒，崇祯把你亲点为状元，不到三年，又把你提为首辅，崇祯有什么对不住你，你竟敢诬陷他，真是毫无职场道德。”

气愤难平的刘法官亲自下堂，用力煽了魏首辅十个大耳光，还不解气，又让手下夹棍猛扯，首辅十指皆断。疼痛之下，大脑短路，慌不择言地喊：“我有一女，愿献将军为妾。”

委过老板又出卖女儿，魏首辅真是活到头了。刘法官继续对其重点关照，首辅大人在被重刑伺候了六天六夜后，终于脑浆迸裂而死，成为大明历史最倒霉的状元公。

人死了，银子还未交齐呢！别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魏首辅的儿子小魏被抓来顶罪了。小魏叩头说：“我家确实没银子了，如果我父亲活着，还可向门生故吏借，现在他一死，哪里去借啊！”

刘法官听他这样一说，懒得跟他罗嗦，扬手一刀，砍下小魏脑壳。

大顺朝的“追赃助饷”活动继续风起云涌，如火如茶，整个京城内一边是大顺朝的“红旗卷起农奴戟，赤手高悬霸王鞭”，一边是大明官员被挖眼割肠、抄家灭门。而随着大明官员惨嚎之声的，是大顺收到的“捐款”白银数节节上升，直逼七千万两的大关。

七千万，这可是崇祯朝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崇祯搞得大明百姓家破人亡、民怨沸腾的“三饷”，几年下来，也不过才收了两千七百万两，大明京官真是“藏金卧银”啊！大明真是贫富悬殊啊！

有钱了，李自成终于可以“潇洒花一回”，他首先大赏全军，十多万驻京的大顺将士全部按功分赏，普通士兵少者得银二三十两，多者得银二三百两，至于中高级将领，更是分赏无数。

按照多年来“得军心者得天下”的革命实践，李自成决心再接再励，解决部分大顺军的生活问题，让这些多年来跟随自己浴血奋战的弟兄们能有一个“温暖而甜蜜的家”。

李自成先把眼光盯在紫金城数量众多的宫女身上，在他看来，让这些青春靓丽的“美少女”呆在这深宫大院实在是一种侵犯人权、违背人道的作法，于是他决定当一回“月老”，把这些宫女许配给为大顺朝建立做出特殊贡献的将士们。

他先是给刘宗敏、李过、牛金星、宋献策等功臣送去了数量不等的美丽宫女，然后将剩余的大部分宫女，不拘老少，编成名册后按抽签方式分配将士。

这些热闹了，整个大顺军营喜气洋洋，怨气洋洋。那些分到年轻貌美宫女的，喜出望外，抱之马上，在大街上来回奔驰，向战友们夸耀；分到丑陋或年老宫女的，只好垂头丧气，自怨倒了霉运，而什么也分不到的，也不用急，大顺政府规定：北京市民中没有嫁人的女子，一律强制配给大顺革命军人为妻。

按理说李自成钱也发了，家也帮着建起来了，大顺军人应该成为一支军纪严明、安居乐业的“人民子弟兵”，大顺也应成为一个“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钢铁政权，呈现出上下相安、社会和皆的稳定局面来。

然而恰恰相反，大顺朝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乱象”。

乱是先从大顺朝中高级干部中开始的，这批苦尽甘来的“高管”们，一直以推翻腐朽没落的大明王朝为终极目标，现在这一远大理想已经实现，认为“革命己经成功，同志可以享受。”于是乎纷纷过起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幸福而腐败的生活。

在领导同志的示范带头下，大顺中级层干部、普通士兵纷纷效仿。在赏赐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就以“革命”的名义，勒索各明官、地主富商“追赃助饷”，发展到后来，普通的北京市民也成为“被革命”的对象。更有甚者，在“分妻”中落单的部分大顺军，跑到居民家中，横刀相向，欲“借妆妻女姊妹作伴”，“革命的风暴”正大股大股吹散了普通民众对大顺朝原来美好的期望！

其时的北京城，原来的社会管理者——各级明官，成为了“革命专政”的对象，交好运的下岗在家，倒霉的正把牢底坐穿；而现在的社会管理者——各级大顺官员，却一头雾水、不知所干。结果就是北京整个迅速进入了“无政府状态”，人民过上了“有今天、无明日”的恐惶生活！

不仅是北京，在整个大顺“解放区”，大顺政府的行政作为都是和北京一脉相承的——“有政府、无管理；有组织、无纪律；有破坏、无建设。”！

整个大顺朝上下就在这“革命狂欢的盛宴”中渡过了一个多月的美妙时光，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把大家的美梦惊醒。

<h3>吴三桂的两次入关</h3>

惊醒大顺朝美梦的人，叫吴三桂，现任职务为亡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惊醒大顺朝美梦的过程，是个说来话长的过程。

早在三月初，吴三桂就忽然接到崇祯帝的圣旨：一、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二、放弃宁远，率部入关进京“勤王”。

这道忽来的圣旨，让吴三桂又喜又忧。喜的是多年封爵耀祖的夙愿终于实现，忧的是放弃宁远入关进京“勤王”。

放弃宁远就意味着吴三桂和他手下在宁远所占的土地统统放弃，大家都由“有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

进京“勤王”就意味着五万宁远铁骑要和百万大顺军死拼，个中风险不言而喻。

但大明公司还没有破产，崇祯老板的话还是要听的。吴三桂不敢再犹犹豫豫了，简单动员后，带着军队、军属及宁远百姓共五十万人，扶老携幼、牵羊拽牛，满含热泪，挥手告别温馨的家园，沓沓而行。一路上，这支黯然神伤的“逃难大军”，一步三回头，每天只能走三十多里，直到三月十六日才抵达山海关。

接下来的五天里，吴三桂在山海关附近的几个县安顿了一下带来的军属和百姓，在解决了后顾之忧后，才率部向京城方向挺进。三月二十日抵达丰润，却听说李自成已在前三天攻破京城，崇祯死难。

吴三桂和他的手下现在只能用“骤失所依、欲哭无泪”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是啊！皇上死了，大明亡了，他们这支孤军，又路在何方？

现在在吴三桂的面前，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就是带着现在的五万关宁铁骑冲入京城，和李自成亮剑血拼，捐躯赴国难，纵死侠骨香，做一个当今响当当的岳飞、于谦。但已三十三岁的吴三桂早已不是当年杀入数万军中，舍身救父的“愤青”了。岁月的风霜、战场的刀剑、官场的磨难己经一步步使他变得成熟和圆滑。他认为，他的生命，不仅是在为自己而存在，也是为身后的弟兄及宁远百姓而存在。如果他带着手下的这帮弟兄们玩命死光了，那么他们的妻儿老小在这战火纷飞的乱世又何去何从呢？

第二条路是暂时把队伍拉回山海关，据关而守、依势而动，“降顺”还是“反顺”得看形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做抉择。他要在这改朝换代的岔路口，为自己和手下选择最合适的路径。

他让行进中的队伍转向，后队变前队，急行军返回山海关。

在他踯躅徘徊了五天后，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山海关，给他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感动。

来人就是吴三桂的老同事，原大明居庸关总兵——唐通，他现在是作为李自成的特使，带着八千人来“和平接管”山海关的，作为交换条件，他给现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开出的条件不可不谓优厚：

1、李自成的“招聘通知书”，聘书表示吴若归顺，将不失封“候”之位；

2、预支工资白银四万两，请吴给久未开资的手下“表示表示”；

3、其父吴襄一封“语重心长”的亲笔劝降信，请他为全家三十四口人的性命及个人前途考虑，不可犹豫观望，速降李自成。

影响一个没有忠贞理想的人决策的核心东西永远离不开“利益”二字，在李自成“大棒和葫芦卜”的双重攻势下，吴三桂决心识时务者为俊杰，归顺李自成。

在将山海关防务交与唐通后，吴三桂与手下的五万关宁铁骑再次踏上了回京的道路。这一次，他们不是以“勤王”的使命进京的，而是以“朝见新主”的名义回京的。一路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的明朗心情在吴三桂的胸中荡漾。他相信，自己朝见李自成后，在新朝“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将不仅会给自己谋一份好的前程，也会给手下兄弟及带回关的众多宁远百姓一个合适的安置。

为了不引起没必要的麻烦，吴三桂沿途广贴行军文告：“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大家不必惊慌。”

但事实将无可辩驳地告诉吴三桂，乐不可极，乐极而生悲！

大军行至河北玉田时，碰见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北京城的难民队伍，个个蓬头垢面，人人惊慌失措，急于了解“北京最新信息”的吴三桂，马上召集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人士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现场座谈会”。

军方代表发言：大顺军不优待俘虏，任意抢夺其个人财物，对军官更是刻薄，已投降的三大营统帅李国桢被折磨至死，家破人亡；

民间代表发言：大顺军“变脸”真快，一进京还纪律严明，现在却烧杀抢掠、无恶不做。

公务员代表发言：大顺朝贼性不改、拷掠追赃、虐待广大的公务员队伍。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大顺政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的恐怖组织，无法给民众带来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这样的政府，注定是不会长久存在的。

吴三桂顿时感到事态的严重和复杂，他立即让队伍就地驻扎，并派出多名亲信人员，前往京城打探消息。

一位亲信不到一天就返驻地了，他给吴三桂带来了一个从京城逃出来的吴府家仆，这个风仆尘尘的家仆一席话，改变了三桂同志的后半生，也改变了明清历史的轨迹。

吴问家仆：“吾家可好？”

家仆答：“被大顺政府抄了。”

吴强装淡定，不露声色地继续问：“家父可好？”

家仆答：“不好，被抓了。”

吴依然装淡：“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了，待我回京后，家产会完好无缺地返还的，家父也会安然无恙回家的。还有，我的小妾陈圆圆呢？”

家仆吱吱晤唔：“被、被大顺军的权将军刘宗敏抢击了。”

淡定的吴三桂顿时血压急骤升高，脸色忧如被扔进铁锅中的蕃茄，先是红色，接着变紫色，最后就像是被大火炒成一团焦味十足的黑茄。

如果非要找个词语形容吴三桂此时的心情，那就是耻辱，再加一个词语，那就是愤怒。

“李自成啊！李自成！你们也太不把豆包当干粮了，家产抢了、老爹抓了，是能还回来的，这在男人心里，可以不算个事。但老婆被抢了，即使还回来，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个带兵打仗的统帅，威望何在？脸面何存？”

面对家仆复杂的表情，吴三桂仰望苍天，拔剑乱砍，尔后发疯似的狂呼：“大丈夫立于天地间，上不能保存社稷，下不能保存妻小，生者何用！生者何用？”

聊发了一阵少年狂后，吴三桂开始冷静下来，此时此刻，在这个战乱纷扰的世界上，“尊严诚可贵，前途价更高；投降李自成，两者皆得抛！”。他仿佛看见血肉模糊的李国祯正向他招手！

现在，要把尊严和前途找回来，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这些朝夕与共、同生共死的部下了，而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抚部下这些也同样神情不定的心灵，让他们看到光明和希望，还让他们懂得，未来的流血和牺牲，决不仅仅为了我吴三桂一家的私恨家仇。

他揣着一颗流血的心，将几个重要的部下召来，以坚定而平静的口吻说：“我之所以降顺，不是为别的，就是想让我和各位能在这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时刻，能有一个坚实的依靠，上使国家重归太平、下让父母妻儿各有所养，然而，大顺朝现在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明，这是个贼性不改的政府！这是个不能托靠的政府！因此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交给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府。”

隔着四百年的层层迷雾，我们今天不能只凭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来诠释吴三桂那时的抉择。但是，他的威信、他的魅力、他的成功，使他的众多部下多年来产生了一种无可替代的信赖。大家此时，更明白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内涵，众部下异口同声地说：“我等一切听将军号令！”

吴三桂决定和部下树起“扶明灭顺”的大旗，马蹄声碎、军号声咽，他们再次拔营返回山海关了。一路的奔波，是“孤村落日残霞，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

回望北京，吴三桂不胜感叹！“父亲，家人，原谅我吧！在这个世上，想要赢得他人的敬重，生命、财产、尊严、家庭等都是可以放弃的，但却有一样东西是永不能放弃的，那就是——功名前途。”

正文 第二章 山海关之战

<h3>醒悟</h3>

刚到山海关没几天的唐通总兵，正在山海关上望长城内外，叹江山如此多娇呢！却没想到已去“朝见新主”的吴三桂会郁闷地杀回来。

两军混战，惊慌失措的唐通军那里是“大明第一精锐”关宁铁骑的对手，几个时辰下来，唐通军就被同仇敌忾的关宁军打得落荒而逃。

不过，唐通也未敢远遁，而是在山海关附近的一片石驻扎下来，派人快马加鞭把吴三桂“反水”的消息第一时间报给了大顺最高领导李自成。

此时正在北京准备“登基”的李自成，每天过着“痛！并快乐着”的双重生活！

“痛”是因为进京这么多天来，他发现自己正陷入巨大的“网”中，当实现多年济世救民梦想的机会在一夜之间忽然降临时，他发现自己似乎力不从心了。每天的奏折，虽然不是很多，但自己没看几份，却早已睡意沉沉了，“政治圈里的世界很精彩，政治圈里的世界很无奈”，每天，他觉得自己似乎来去匆匆、日理万机；又似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快乐着，”是他发现：在紫金城里，帝王的生活实在太幸福了。“天下是自己的私产，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自己一人之淫乐。”这就是帝王生活的真实写照。作为一个从血流成河的死人堆里走出来的自我，不是为了过今天这样一份幸福的生活吗？

他时常这样安慰自己，虽不厚自奉养，只用“天天换新衣、日日听小曲”的低级趣味来麻痹自己沸腾的神经。

但这当口，不识时务的吴三桂却先降后反了，扪心自问，李自成想：“朕有何对不起他呢？封候、赏银、让其父写信，面面俱到，恩威并用，吴三桂又为何冒着身家性命和自己过不去呢？这实在是个问题！”

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李自成决定出宫找刘宗敏调查调查，研究研究。

久未出宫的李自成在大街上发现，“此北京已非彼北京”，和三月十九日进京时“百姓箪食壶浆迎王师”相比，这时的京城已是“千家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街上商店关门、人烟稀少，只剩三三两两的大顺军士敲门砸窗，威呵百姓、抢财夺物。！

在刘宗敏大将军兼司长的府前，竟有数十根剐人柱，正有交不出白银的明官在此细细挨剐，惨嚎声直冲云霄。问之，士兵答曰：“刘司长早已是杀人无虚日，现在更是一天不剐人就睡不好觉。”

刘府中，更是一副活脱脱“人间地狱”。宽大的院子里，被用夹棍夹过的几十名明官，有的在有气无力地哀号；有的连哀号的力气也没有了，其情其景，惨不可状。在这些被夹棍伺候的官员中，已没有多少大官大贵了，有的，只是翰林、科臣这些清贫小官员。

李自成一见刘宗敏，就怒不可遏地问：“你们做得太过了！你们难道不能帮朕做个好皇帝吗？”

刘宗敏以牙还牙、以眼瞪眼，俨然以一种对“黑帮”老二对老大讲话的语气回敬道：“我这不是帮你做个好皇帝吗？不让这些家伙们吐出银子，咱们那么多军队，吃什么？喝什么？我不担心民变，就担心军变呀！”

虽然已是黄袍加身，李自成对刘大将军的粗暴无礼现在却是无可奈何！

他转而语重心长地对刘开导：“民心是船、军心是桨、官心是舵，欲得天下，三者缺一不可啊！追赃助饷就收手吧！”

在李自成的亲自过问下，京城轰轰烈烈的“追赃助饷”活动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刘司长终于光荣卸任。但在大顺的解放区，此活动一直与大顺朝相始终，没办法！一个不收税的政府，除此之外还能怎样过活呢？

接下来，李自成向刘大将军通报吴三桂“降而复反”的情况，并征求刘的意见。

刘自然不能提自己那些“光荣事迹”，只能承认领导失误，为了推进追赃工作积极开展，不但抓了吴三桂的爹，还抄了他的家。

李自成忽然明白了“政治、政治，先搞好行政方能治理”的道理，事已至此，啥后悔药也别吃了，一切往“前”走吧！

三天后，即1644年4月13日的清晨，李自成怀揣山海关问题“七分军事、三分政治”的解决方案，和刘宗敏亲率八万大军（号称二十万），并带着明太子及他的两兄弟、吴襄、明晋王等一行特殊人物，浩浩荡荡，杀奔山海关而来，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吴三桂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h3>借虏平寇</h3>

当吴三桂打败唐通，重返山海关时，就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和李自成已经撕破脸皮，接下来的结果就是或鱼死、或网破。”

吴再次统计自己的家底：兵力——五万、地盘——山海关地区、粮草——仅够一个月。发胀的脑袋开始冷静下来。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知识改变命运”，读过书，有知识的三桂马上找到了答案。

当年唐朝安史之乱时，唐大将郭子仪就曾借了回纥的兵，平了唐朝的叛！

今天吴三桂同志决心让历史重演，那就是——“借虏平寇”，自已扮郭子仪，去向当今的回纥——满清借兵，来平李自成的叛。

这样做，三桂同志相当自信的，在他眼里，满清不过是一个穷得揭不开锅的恶邻，常靠身强力壮跑到自己家来抢口饭吃，没啥远大志向，帮忙后给点好处是可打发回家的。

“心动不如行动”，吴同志马上给满清现在的当权派——多尔衮同志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求援信。说我家招贼了，家长也被逼死了，请你看在当年常来抢饭吃的份上，赶来帮我家赶走贼儿，给家长报仇。到时候，我会给你一张长期饭票用（即割地以酬），并告知多入尔衮的行进路线。

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当上了特派联络员，怀揣信件，直奔沈阳而去。当行至翁后（今沈阳附近）时，大惊失色，多尔衮似乎和吴三桂心有灵犀，正率着满汉大军，在此恭候多时了！

杨郭二将猜错了，多尔衮不是来恭迎大驾的，而是来抢夺革命胜利成果来了。

早在今年年初，己归顺的鄂尔多斯部就来朝告大顺军己经占领陕西，早就灭明之心不死的多尔衮见有机可乘，马上派使者给李自成要求入股合作，共分灭大明的要约邀请，但风头正盛的李自成只打算设立“独资公司”，对多尔衮的一厢情愿，置之不理。

碰了壁的多尔衮“不抛弃、不放弃”，继续守株待兔。三月间，见吴三桂放弃宁远，倾巢入关，推测明朝一定发生了重大变故。大举伐明的时机到来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准备豪赌一把的多尔衮立即以顺冶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告大清全国军民书》，要求：

1、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大清臣民、满蒙汉八旗将士，请拿起武器，择日出征，到中原建立“王道乐土”；

2、此次大军出征，要严格执行“三不军纪”（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争取大明百姓更广泛的支持；

3、大军将从蓟州、密云直入北京城。

多尔衮这入倾国出动，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他现在已和皇太极的大儿子——豪格，已明争暗斗地不可开交，这个比自已大三岁的侄子仗着比自己啃过几年干粮，明里暗里挑战自己的权威，现在只有“祸水南引”，变内部矛盾为外部矛盾，靠战争把全体国民的心儿拴在自己的身上，团结大清的大多数群众，孤立以豪格为首的一小撮反动分子。

踌躇满志的多尔衮还认为：目前的大清，国力蒸蒸日上，政治上朝鲜臣服、蒙古内附、科举考试如期举行、各级政权建设走上正轨；经济上农业生产方式改变、粮食产量创历史时期最好的水平；军事上“山寨版”的红衣大炮产量翻番，军事装备己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入主中原己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现在，行进中的多尔衮却意外碰见了吴三桂的特使和求援信，却是惊、疑、喜三味俱全。惊者，他没意料到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原变故如此之大；疑者，他对“借虏平寇”心存疑虑，狡猾的吴三桂是不是正在玩一个天大的阴谋；喜者，如果三桂“借师”，那我何不将计就计、把入主中原梦想成真。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多尔衮和范文程、洪承畴这两个资深汉奸商议后，决定先让大军改变行军路线，直趋山海关而来。

“来而不往非礼也”，途中，他也给三桂同志去了一份“情意绵绵”的回信。

亲爱的三桂同志：

“接到您的来信，我深受感动。你我之间你打我杀、各为其主的暴力史将随着我们共同敌人李自成的出现，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大清欢迎您！

您若来归，我们将变成快乐的一家人，您以前失去的土地我们将统统还给您，我们大清还将给您最高的政治待遇——封王；您的部下和宁远百姓，不但能重返家园，还可另有封赏……”

<h3>大战</h3>

接到多尔衮这封烫手的回信，三桂同志的心真是哇凉哇凉的。“谁说少数民族好糊弄，我想借师助剿呢，人家倒在借刀杀人了！”

但三桂同志知道自己没多少资本了，二十万大顺军正马不停蹄地向自己杀来，现当务之急一要稳住李自成，二要拉住多尔衮。

三桂马上派人去见李自成，承认错误，请求再降。李自成一见吴三桂服软，心中松懈，一路上搞起了游山玩水的“自助游”。

搞掂了一头，三桂同志再派使者请多尔衮速出兵援助。军方代表、民间友好人士一批又一批派出去了，但多尔衮这个老狐狸就是“不见鬼子不挂弦”，三桂同志连个援兵的毛也没盼到！

实在没辙了！三桂同志只好亲自出马，跑到欢喜岭上向多尔衮“拜山头”，请他拉兄弟一把。

见火候已到，三桂终于变成了一个待煮的鸭子，多尔衮这才拉住吴的手说：“你为故主复仇，惊天地泣鬼神，我这次统兵入关，将严守军纪，如有人敢抢一粒米，敢动一株草，都会被军法处死，你去告诉关内军民，不必惊慌，各安其业。”

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吴三桂忙与多尔衮宰马杀牛，祭天宣誓，表示合同成立，请上天监督执行，以后谁违约谁就不得好死！（后来两人都不得好死）。

依依惜别时，两个“大魔头”约定：“为防误杀，明军肩缠白布，战斗中缠白布者即为盟军。”

次日，十四万清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30多年只能仰望的山海关。

慢慢悠悠走到山海关下的李自成依然对招降吴三桂“情有独钟”，他再让吴襄写信劝三桂“弃暗投明”。

三桂同志马上回信斥责老父：“自古闻父教儿以忠、未闻示儿以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又怎能作孝子！”

李自成的肺都要气炸了，“吴三桂，你既然王八吃秤砣，那就啥说了，直接开打吧！”

四月二十二日，决定双方命运的山海关大战在静悄悄的黎明中拉开了帷幕。

李自成和吴三桂列阵一片石，双方均以骑兵为先导。李自成骑兵用的是“三堵墙”战术，在不断攻城掠地的战斗中，李把骑兵建设放在了首位，他的骑兵，一个士兵备三匹马，天寒地冻时，怕冻伤马脚，竟用被褥绑在马蹄上。为保持马的野性，有时居然杀人剖开人腹，掏出五脏六腑，用人腹作喂马的槽子，久而久之，这些饮惯了人血的马见到了敌人，“辄锯牙思噬若虎豹”。与敌对阵，列马三层，称为“三堵墙”，凡前边的将士退回，后面的立即予以斩杀！因此士卒无不用命。

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则是一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队伍。在长年保家卫国的战斗中，这支由难民组织起来的队伍，被迫和满洲这只野蛮的“雄鹰”拼击博杀，也竞磨练出一支令满洲人也望而生畏的队伍来。宁远大捷、北京保卫战、登州平叛无不书写这支队伍的荣耀与自豪！

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两支汉族军队拼死博杀在一块儿了。明军是走投无路的哀军，呐喊冲杀、勇不可挡；大顺军携百胜之余威，又有主上亲征，个个争先。双方打得你死我活，天昏地暗。一阵阵刀光剑影下，是一条条鲜活生命的逝去……

昏头涨脑的李自成此时还不知道清军己经入关，从今天吴三桂出动的军队来看，数量明显不如自己。所以，他“胜似闲庭信步”，与崇祯太子并骑于高岗上，悠闲观战。

正午时分，李自成敏锐地看到自己的军队已占了上风，明军有些不支，逐呈败相。他不无得意地想：“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缚住三桂妖龙！”

但接下来诡异的事情忽然发生了！情节是这样的：“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看过《明朝那些事》的读者对这段话看起来十分眼熟。不错！这段描述曾在朱棣与南军的白沟、夹河之战中两次出现，看来老天爷总是爱在关键时刻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老天爷的这股风不但刮了起来，偏偏还是正对着大顺军吹过来的，李自成和他的士兵们顿时顶着大风沙，眼睛都睁不开了。

正在这当口，清军顺着大风，呼啸出击，万马奔腾，飞矢如蝗。原来归降大顺的明军首先认出这些狂风中缠着辫子，装束奇特的“不明之旅”就是清军时，顿时肝胆俱裂，嗷嗷大叫：“鞑子来啦！鞑子来啦！”转马头就跑。

已打了一上午仗，早就精疲力竭的大顺军，顿时阵容大乱，刘宗敏在战斗中负了重伤，李自成见败局己定，只好令全军风紧扯呼。

兵败如山倒，大顺军豕突狼奔、自相踩踏，明军与清军分进合击，一路追杀，二三十里间，很快堆满了数万被杀的大顺军尸体。

望着巍巍雄关和遍地的大顺军尸体，高兴之余，多尔衮立刻封吴三桂为“平西王”。

已损失过半的吴三桂，在王位的利诱下，一声叹息，和手下一干人等一同剃头降清，走上了“建设有三桂特色汉奸之路”的不归途！

李自成率仅剩的数千残卒，败退永平，清点人马，发现明太子及他的两兄弟竟不知所终，但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为泄心头之恨，他下令剐杀了三桂他爸吴襄，并把头颅悬于高杆之上请三桂同志“免费参观”。然后小歇片刻，急忙逃回北京！

正文 第三章 李自成的最后岁月

<h3>西撤</h3>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率残兵败将，沿着三月十九日的进京路线，再次经德胜门入城。山河依旧，心情迥异！此时，离他第一次入城，仅仅过了三十六天，三十六天，却事非成败转头空，天意乎？人意乎？

但是，生命还在，希望仍存！

次日，李自成和他的将军们又振作起来，面对已步步逼近京城的清军，积极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的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准备先严防死守北京城，待各地“勤王”的大顺军来援后再和清军决一死战。

但是，“北京保卫战”这点残存的希望立刻被无情的事实打破了！

事实一、李自成发现自己的军队已经不能再打了，大顺军的精锐不是南下、就是留在陕西守老窝，留给自己的八万精锐已在山海关下损失殆尽，侥幸逃回来的将士染上了“恐满症”，士气沮丧，根本不可能组织起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围城，自己和手下就可能变成“瓮中之鳖”。

事实二、北京城的老百姓太不“友好”了。他们看到自己败阵而回的狼狈样，谣言四起、兴灾乐祸，暗藏的“阶级敌人”蠢蠢欲动，正加紧建立“第五纵队”。

事实三、北京城物资奇缺！自从大顺军入城的那一天起，北京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就断了，北京城成了“死城”。粮食、布匹、煤炭、陶瓷都无法从南方运来。大顺朝从明官手里诈出来的银两，买不来这些急需的东西，反而让这些稀缺物资越来越贵。这次山海关之战后，物资损失惨重，京城物价更是一日三涨。

事实四、陷于“无政府管理”的北京城在一夜之间突然有了一种奇特的瘟疫，患疫之人忽冷忽热、四肢无力，三四日后就昏昏沉沉地死去。（后历史考证为鼠疫）

苍天啊！难道你真要灭亡大顺吗？

北京看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守了！还是回西安吧，那里纯朴的乡亲，那里雄壮的山河，将抚平我们这些游子的哀伤——“虽十燕京，岂易一西安哉！”

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伤中，李自成和他手下的“北漂”生活就要结束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在离京前，李自成要抓紧做三件大事，以资留念：

笫一件：把大叛徒吴三桂在京的全家三十四口尽数剐杀，一个不剩，让三桂同志彻彻底底变成“孤儿”。

第二件：在武英殿举行正式的登基仪式，追尊自己老李家前七代皆为帝后，认西夏国主李继迁为祖先，然后头戴冠冕，受“百官”朝贺。

第三件：把从明官那里剥夺来的白银熔铸成大饼，用骡子装着，运往西安。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办完这三件事，以“郊天”为名，尽行西撤。撤退前，他忽然悲天悯人，让手下告诉北京城老百姓：“鞑子来了，快快出城避难！”算是最后留给北京老百姓一点善念。

但北京老百姓决大部分没有出城避难，因为他们纷纷传言说，吴三桂己经夺回明太子，即将送回北京城即位。北京城劫后余生的明官和乡绅们，一面组织起民兵维持社会治安，一面准备了“卤簿”，出城迎驾。

五月二日，大道上尘埃四起，在众人企盼的目光中，大路上尘埃四起，一支衣甲鲜明、号带飘扬的队伍出现了。

迎驾的众人以为是吴三桂携太子来了，倒头就拜。

但抬头一望却发现眼前这支队伍竟然是当年三打京城，让人谈虎色变的“鞑子”，不禁惊呆了。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鞑首”多尔衮自报家门，然后“和蔼可亲”地接见了各位官方、民间代表，重申了大清将为各位报君父之仇，并严格军纪。

刚出大顺鬼门关跑出来的各位京城代表，把生命安全放在了第一位，管他大明大清，能给大家伙带来安全和秩序的军队就是“人民的大救星”。

于是乎各位代表就“将错就错”，把多尔衮迎入了硕果仅存的武英殿（其它殿都被“万恶”的李自成烧掉了），拜倒在满清新主子的脚下。这一拜，就拜了将近三百年！

<h3>不寻常的“官二代”</h3>

多尔衮进京前，怕吴三桂进京后“旧情复发”，与明在京残余势力勾勾搭搭，动“反清复明”的念头，于是以“吊唁”为名，跑到吴三桂的军营，先紧紧拉住孤儿吴三桂的双手，说了一顿节哀顺变的大鬼话后，又咬牙切齿地骂道：“李自成杀君家三十四口，此仇不共戴天！我让阿济格、多铎带一支队和你一起追杀李自成，你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用敌人的鲜血来报家仇国恨。”

“既生瑜，何生亮！”，盯着与自己同岁，且在满嘴跑火车的多尔衮，吴三桂感到深深的悲哀。带兵进京后见机行事，驱清复明是漂白自己汉奸污点，重建丰功伟业的最后机会！这个机会，在精明十足多尔衮的面前，将“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心中“五味杂陈”的吴三桂率兵于在五月初八，在河北庆都（今河北望都）撵上了大顺军，李自成忙命蕲候谷英率兵阻击。

一心想逃命的谷英部与一心想玩命的吴三桂部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结果可想而知，顺军大败，谷英丧命。

得胜的三桂同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又撵上了李自成，再战之，大顺军又败了个一塌糊涂。

两战两败后，大顺军在河北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吴三桂、阿济格、多铎也追累了，返回北京休整，双方偃旗息鼓，暂时进入停战状态。

当三人回京后，发现多尔衮同志为把留京“临时指标”变为“常住户口”，正在那里干得热火朝天呢！

刚过而立之年的“官二代”多尔衮，别看岁数上比李自成小，又无高学历，“汉语托福”考试也过不了关，但玩起政治来，却是咣咣的老道！

一个人的成长历程是离不开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生长在满清第一家庭的多尔衮，不但自幼长期接受老爸（努尔哈赤）老哥（皇太极）这两个“资深家教”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厚黑学的专业辅导，还在成年后下基层“挂职锻炼”，正逐渐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复合型”社会管理人才。

此次进京发展，下车伊始的多尔衮马上抛出自己的施政大纲，大纲的核心就是：“收人心、得天下！”

搞政治，打什么旗号是最重要的！此次进京多尔衮打的旗号就是“为大明君父报仇，示大义于中国。”为让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多尔衮下令办的第一件政事是：在京官民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礼部、太常寺再将崇祯帝棺椁挖出来再次以帝礼安葬，葬礼要比大顺朝搞得更隆重、更热闹！

“面子”上的事办完了，多尔衮又风风火火地办了一些“里子”上的事。

一、以大清新政府名义发布《安民令旨》，在表示了对大明百姓困顿的同情和哀恤后，宣布自即日起，“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永远停征，各地一律按万历年间的册籍只征收收正税（田赋）。

二、取消明朝手工业者要定期为政府义务劳动的制度，手工业者的产品一律可以进入市场公平交易，并且规定手工业者如不想当“匠户”了，可以脱籍改行。

三、把明朝早已失去军事功能的“卫所”制度改革，“卫所”军士改为屯丁，如有缺额，永不加补。

四、凡被起义农民军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甚至连前朝勋戚赐田、家产也照旧归还。

多尔衮还吸取了大顺朝虐待百官的教训，规定大清军兵、官吏均不得从事类似“追赃助饷”的活动。对于进京后的物资困难，他不但把满洲多年储备的粮食、金银、衣帛调运进京，在不足时，还强迫朝鲜“捐”出了二千石粮食，可谓下了老本。

在人才招聘问题上，多尔衮对于在京明官大批南逃的情况，四处张榜，表示无论是谁，只要归降大清，官复原职不说，还要加官晋爵，新有封赏。一些“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的明官们半推半就、纷纷留京，当上了铁杆的“拥清派”。

在人才使用问题上，多尔衮既不分党派（东林党、阉党），又不分“君子小人”（没法分，标准太杂），既来之，则用之。特别是把大阉党头子冯铨召纳为内院大学士，排在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这些老资格汉官之前，着实让天下阉党们扬眉吐气，结伴来投。

与李自成进京一团乱麻理不清相比，多尔衮目标明确，手段老成，降低了税收、开放了择业自由、安定了军心民心官心，京城及周边的大清占领区的秩序开始恢复。

多尔衮不是救世主，没有救苦救难的情怀，他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征服天下，让天下人做他俯首听命的奴隶。

在京城百姓为崇祯服丧三日后，多尔衮即下令全体北京汉人依满人风俗剃发，这下象捅了马蜂窝，汉人们纷纷上书请愿，要求收回成命。立足未稳的多尔衮见激起众怒，忙下令“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多尔衮第一次剃发运动宣告流产。

在进京没几天，多尔衮又干了一件弊政，不过，这是逼出来的。因为多尔衮发现自已散居在城内的士兵意外收到大顺军赠送的礼物——瘟疫（鼠疫），士兵接二连三地疬病倒、死掉。心里发毛的他在“大清防疫办”的建议下，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措施——疫区隔离。即让北京内城居民三日内必须搬到外城，不搬者一律杀头。疫区隔离有效控制了瘟疫，开创我国防疫史的新篇章，但就是苦了北京内城居民。

总之一句话，多尔衮这个不寻常的“官二代”来京工作业绩是可圈可点、卓有成效、功大于过的。

中国人民在他勤奋的工作下，又开始了一个坐稳奴隶的时代，以至连后来的乾隆大帝都称赞他：“本朝入关之初，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h3>李自成的反击</h3>

“墙倒众人推”，败退回山西的李自成现在深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正涵义，原来“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场面不见了，代之以处处“揭竿而起、斩木为兵”的叛乱！

四月二十七日，原大顺“解放区”山东德州乡绅赵继鼎、程先贞、生员谢陛发动叛乱，拥戴河北香河县的一个朱姓知县（朱元璋的N代孙）为“济王”，展开第一次“大明复国运动”。

复国运动得到广大爱国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济王”政府就收复了以德州为中心、横跨山东河北的四十三个州县，把大顺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落了个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李自成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但多尔衮眼见自已的劳动成果被别人白白夺去，一贯让别人为自己做嫁妆的他不干了。先是在五、六月间先后派明降臣方大猷、王鳌永进行了招降活动，结果毫无结果。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捣乱”！多尔衮愤怒了，他拉着吴三桂发表了《多吴联合声明》，无情揭露以“济王”为首的小一撮反动分子分裂祖国的阴谋，号召广大大清指战员为维护祖国统一血战到底，并以二人名义发动了进军命令。

由满将觉罗巴哈纳、汉将石廷柱统领的满汉大军风驰电掣、很快抵达济王政府的老巢德州，外强中干的济王一看来了真格的，立马解散部众、改旗易帜、乖乖纳土归降。清军一下子就很顺利地占领了河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

此时李自成正在山西搞“分区设防”的试点工作。他让马重禧守山西东大门的固关娘子关、张天琳守大同、陈永福守太原、袁宗第守晋南、刘忠守长治、看似井井有条，实则群龙无首。做完这些工作后，李自成有了“想回家看看”的念头，于是和老搭档刘宗敏打点行装，返回西安抚慰自己这颗受伤的心去了。

刚渡过黄河，山西就传来了坏消息。一度降顺的大同总兵、“倒戈将军”——姜瓖也和吴三桂有样学样，造反了。先杀掉大顺将领张天琳，打出故明旗帜，拥立境内的枣强王委以国政，但后来的这位“倒戈将军”在清朝的拉拢下，剃发降清。

在姜瓖的示范效应下，六月，紧靠大同的晋北五县代州、繁峙、崞县等在明降官吴惟华“糖衣炮弹”攻势下，陆续降清。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八月，唐通又在晋陕北部起兵了，并复制了姜瓖的程序，先打出复明旗帜，攻城掠地，打败李过占领山陕九县，待价而沽。后在清朝“定西候”的高官厚禄引诱下，欣然投怀入抱。

听到唐通降清后，自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他快刀斩麻般处死了唐通在西安的家人，让唐通继三桂之后，变成了又一个“倒霉的单身汉”。

姜唐投降门事件后，山陕北部门户大开，清军叶臣部自晋北而入，直逼山西省会太原。

在太原，同为降顺明将的河南人陈永福率兵坚壁清野，据城坚守，清军在城下损兵折将，十余天还没爬上太原的城头。

急红了眼的叶臣向中央求援，多尔衮派出看家法宝——炮兵，二十四门红衣大炮集中小北门猛轰，城塌，清军冲入，陈永福率军死战，死于乱军之中。

在明降将纷纷叛顺降清的浪潮中，陈永福是唯一为大顺朝尽忠死难的将军，人与人的差别就这么大呢？

原来早在明末开封战役时，守城的河南总兵陈永福就射瞎了李自成的一只眼，后来李自成在招降走投无路、但心有顾虑的陈永福时，曾折箭为誓，表示陈若归顺，决不相害！陈永福听后放心归顺，李自成实心相待。故在太原保卫战中，陈用生命回报了李的真诚，可见什么时候，真诚相待必会让人终有所得！

太原城陷后，李自成发现，想躲回山陕当一个地方的“在野党”，过小日子的想法太幼稚了，清朝那一帮人的“执政党”，为建立“一族专政”的政权，正挖空心思把所有“在野党”赶尽杀绝呢。明白了这点，他马上重整军马二十五万，并被迫放弃了“三年不征”的施政纲领，大肆征粮。一切就绪后，终于刀锋出鞘。十月十二日，在两个战场上同时向反动的清王朝发动进攻。

第一战场在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第二战场为河南西部，两大战场大顺军先后投入十万余人，攻克济源、盂县后，直扑河南怀庆。清怀庆总兵、汉正黄旗将金玉和与副将常鼎、参将陈国才被击毙。大顺军乘胜进攻怀庆府沁阳县，清卫辉总兵祖可法连夜领兵进城固守待援。

消息传到北京，多尔衮大吃一惊，他本以为大顺朝己是一只奄奄一息的病猫了。正己经兵分两路，一路由其弟多铎南下攻打建国不久的南明，一路由其兄阿济格从榆林进兵西安，收拾李自成，实现三兄弟一统中华的雄心梦。

现在大顺军的节节胜利让多尔衮清醒了许多，原来大顺仍是一只令人生畏的老虎，如果自己按原计划“两个拳头一起打人”，那到时李自成趁虚进攻山西、逼近北京。大清朝就有可能再回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开荒种地”去了！

多尔衮决定计划跟着变化走，速令多铎改变进军路线，由南下改为西进，先解沁阳之围，然后进攻潼关，和阿济格一起来给呆在陕西的李自成免费赠上一道“关门打狗”的大餐。

李自成不知道自己无意中当了一回“活雷锋”，为南明做了一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好事。当他明白过来时，已陷入清军的南北夹击中，潼关、榆林先后遭到疯狂进攻。

坐镇西安的李自成左右观察，认为南边的潼关战场只有马世耀八千人，众寡悬殊，而榆林尚抵挡一阵。权衡再三后他亲自同刘宗敏、刘芳亮星夜兼程，赶往潼关与多铎决战，继山海关之战后，又一场精彩粉呈的潼关之战打响了！

一群群来自西北和东北的汉子们，为了理想，为了胜利，在北方的旷野上开始了砍人或被人砍的生命博杀。

西北和东北是中国两个源源不断出精兵的地方，雄魂壮美的大西北千百年间曾出现过一统六国的秦兵、纵横四海的汉军；而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也出现过坚猛善战的鲜卑、过万则无敌的女真。

潼关战役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打响，因急着打败多铎，好回援榆林，李自成没有选择据城固守的战法，而直接旷野血拼，大顺军总司令刘宗敏与清兵先在潼关城外接战，不胜而回。

因1645年春节到了，考虑到双方战斗人员汉人居多，需照顾一下大家的情绪，双方休战，放松心情，欢渡春节！

1644年终于过去了，这一年，太波谲云诡了！太惊天裂地了！太大起大落了！展望四百年后的历史，只有1911年和1949年才可以和她媲美！

<h3>又一次撤退</h3>

春节公休三天后，初四，大顺军上班工作，由刘芳亮领兵再次出战，又不胜。李自成急了，亲自挥刀上阵，清军主帅多铎见李自成也上来了，嗷得大叫一嗓子后，挽袖子操家伙上阵，潼关之战到了最激烈最精彩的瞬间。

两军昏天黑地打了一天后，步兵为主的大顺军吃亏了，损失巨大。

见白天啃不动多铎这块又臭又硬的茅房石，初五、初六大顺军连续两晚发动夜袭。但上上下下、熟读熟纪、活学活用的清军岂是吃素的，大顺军的夜袭战“事倍而功半”。

初九，对清军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他们日夜思念、翘首企盼的高科技武器——红衣大炮，终于从太原运到了潼关。

在太原城下就大显神威的红衣大炮在潼关战场上再接再厉，对准潼关城一阵猛轰，本来就倾斜的战场形势更是出现了一边倒，大顺军成批成批的伤亡，“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吃了大亏的大顺军试图冲出潼关城，拔了清军的炮兵阵地，但刚出城，就被大炮打回。

在潼关战役正打得热火朝天时，陕北的阿济格留下明降将姜瓖继续攻打榆林，自己带着北路清军主力，绕过榆林，攻克延安，气势汹汹直向大顺朝的国都——西京（今西安）扑来。

在潼关指挥作战的李自成听到这个坏消息一下子愣住了，自己挨了多少骂，受了多少累，挣下的那点家当就都放在西京了，若让阿济格给端了老窝，自己可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舍不下家当的李自成只得丢下葫芦去按瓢，带大部队于十一日回援西安。他一走，马世耀一看没指望了，次日即向清军主帅多铎献关投降。

但献关后的马世耀见到了呆头呆脑、混沌未开、连汉语都说得有一句没一句的多铎后，觉得向这位爷投降实在有辱自己的品味，后悔了，他又秘密让手下送信给李自成，请他速回师潼关，和自己里应外合，打败多铎。

但托非所人，这封信竟稀里糊涂落到了多铎手里，多铎一看，就乐了：“想阴我，太小儿科了吧！别忘了，我可是‘阴谋大师’皇太极的高徒呀！”

但收拾马世耀的八千人还是要讲究些技巧的，经过多方努力，多铎版的巨型“鸿门宴”上演了！十三日，多铎以打猎为名，在潼关西南十里的金盆口设下埋伏，然后谎称将举办兄弟会盟宴，请马世耀和手下的弟兄们务必赏光参加。

马世耀认为多铎头脑简单、心眼实在，就带领手下大大咧咧地赴宴。

宴会上，原大顺军将士正喝得红光满面，东倒西歪之际，多铎一声令下，埋伏在狭谷中的清军一拥而出，老马及手下在酒足饭饱后，拍拍胸脯抹抹嘴，统统被清军快送往阎王殿报到，至此，潼关之战以多铎完胜而收场。

再无后顾之忧的多铎风风火火，由南往北直扑西安而去。

十三日就回到西安的李自成，与部下商议，在清军南北夹击下，大顺朝何去何从？

大顺将军谋士一致认为：谁不说俺家乡好，可惜家乡呆不了！这时的西安，虽然向各辖区下达了严格的征粮指标，但因陕西十年九旱，粮食稀缺，西安所征的粮食储备根本不足以维持与清军的持久战，一旦南北两路清军围城，缺粮的大顺朝迟早会因饥饿而趴下。

不在陕西呆了，那茫茫神州，何处安身？

最佳选项当然是四川，天府之地、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表里山河，但遗憾的是已被张献忠拿去做了自留地。李自成早就与张献忠撕破了脸皮，现在落难投靠，脸面上过去过不去另当别论，张献忠一肚子坏水，在他的地盘上，那会有大顺的好果子吃？

剩余选项是回湖北西部的“龙兴之地”，在那里一旦清兵再追来，就去找软柿子捏捏，把南明的半壁江山据为己有，再回过头来和满清周旋。中国这么大，难道清兵真有本事把自己追到“天涯海角”去？

决心东进湖北的李自成本来是要等上榆林的李过、高一功再撤的，但得知潼关失守，多铎正马不停蹄地向西安推进。李自成只好让人给李高捎话：“大哥先闪了，兄弟拾掇拾掇随后来，襄京再见！”

临撤退前，李下令部将田见秀把西安城内所有建筑、仓库、粮食、衣帛统统烧掉，来一个“焦土抗战”。幸亏这位田将军还算有人性，只点着了东门楼和南月门楼，百姓房屋、粮仓并未烧毁，李在撤退中回望西安，见城中烟火冲天，以为田见秀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指标，这才放心而去。

多铎十八日进入了“不设防城市”西安后，左寻右找，既不见敌人——李自成，也不见友人——阿济格，念天地之悠悠，独“快乐”而无比！

阿济格本来是应该先到西安的，但这家伙眼小，攻克延安后，转道塞外的土默特，鄂尔多斯部落“打秋风”（勒索驼马），逗留了一段时间，结果无意中成全了多铎的“好事”。

对此，“大清军事委员会”决议如下：多铎工作积极、富有成效，通报表扬，并奖励在西安休整一个月；阿济格消极怠工，会师迟到，通报批评，并不得休整，继续加班加点，追剿李自成，将功补过。

极度郁闷的阿济格把东进的大顺军当作了最好的“出气筒”，从河南西部咬住即紧紧不放，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共打了八仗，据自己上奏是“八战八捷”，也算多少挽回些面子。

李自成现在被阿济格这个大疯狗追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既不是胆小怕狗，也不是风格高尚，而是他有了更高更新的目标，懒得搭理阿济格。

他带兵从西安“闪离”后，穿山越岭、历经艰险，终于将老老少少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顺军及军属等撤到自己的老革命根据地——襄京四府（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后，即命四府兵员七万人迅速向自己集结。

这七万多襄京守备部队，是自己当年北上陕西时，留在襄京防守左良玉的。两年来并未打过硬仗。看着这支兵精粮足，训练有素的看家部队，李自成信心大增，将这七万人和他带来的部队进行了合编，组成了南征军，宣布了下一步的作战命令——“放弃襄京、进兵江南”。

“大顺襄京卫戍司令”白旺对这道命令提出致疑：说陕西丢后，襄京就是大顺唯一的一块根据地，况且自已在襄京已经经营了两年多，群众基础好，湖北又是鱼米之乡，供应充足。另外，大顺如果要夺取江南，那么自古就讲“守江必守襄”，当年南宋就是凭襄阳抵抗元军二十多年的。主上若想长久占领江南，襄京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坚守的。

但从北京、陕西跑路回来的大顺高级干部及军队领导人显然已得了“恐满症”，实在不愿陪满洲大兵在北国的平原上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他们坚信只有“笨鸟先飞”地到了江南，凭南方炎炎烈日、水网交错、河流纵横的“天时地利”，方能阻挡满洲人的铁蹄。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少数服从多数，意见可以保留，命令必须执行！

<h3>命丧九宫山</h3>

1645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全部家当——大顺军20万和干部、家属30万人，共50万的“难民部队”，由襄阳、承天，向汉川沔阳推进，准备找自己的老对手左良玉叙叙旧，并捎带分一杯羹。

驻守武昌的南明宁南候左良玉一听报就慌了，此一时彼一时，当年和李自成干仗就败多胜少，现在自己的实力更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虽号称八十万人马，但那是大大加了水份的，八十万人马大部份是游兵散勇、地痞流氓组成的，这支部队最大的特征就是——“征战不足、扰民有余、有饷则聚、无饷则乱。”

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左良玉连连向南明的南京政府告急，但忙于“党争”的南京政府那有心思来管他的闲事，盼来盼去只等来南明江西总督袁继咸领着一支小部队来到湖北蕲春阻击李自成。

左良玉没辙了，硬着头皮在顺河口打了一仗，结果曾被清兵打得落花流水的大顺军，转而又把左良玉军打了个流水落花，大顺军上下总算找回了一点失去的尊严和自信！

左良玉一看自己既无法与大顺军争锋，又不能担上“丧师失地”的罪名，更不敢到清朝那边“虎口夺食”。几番考虑，在手下的鼓捣下，左宁南候向死去多年的永乐帝借智慧，借口接到北来的崇祯太子密谕，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帜，整军沿江东下，宣称要去南京“清理门户”，除掉祸国殃民的马士英。

撤离武昌前，左良玉本着“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的人生信条，放火烧掉武昌城，害得李自成一到武昌，就被迫投入到水深火热的抗险救火的运动中去了。

刚客串了一回“救火队队长”的李自成，正准备洗洗睡了，那个“甩不掉的大疯狗”阿济格就又领兵追来了，还把个烟熏火燎的武昌城围了个数匝。

武昌被围后，刘宗敏、田见秀眼睛发直、脑袋发晕，率兵五千，出城迫战，但都被阿济格打了个满地找牙，逼得李自成再次激情上演“午夜狂奔”，——放弃武昌东下。

东下后的李自成日子那是相当的不好过，大顺军现在是既无后方供应，又要保护随行军属，伤员还无法安置。几十万人向炸开了锅似地在湖北荆州地区乱窜，到处搞一些“自己动手（抢老百姓），丰衣足食”的自救活动，上下组织混乱，指挥失灵，大顺“流亡政府”变成了“流氓政府”！

阿济格没有“饶人之处且饶人”的高尚情怀，四月初，在阳新富池口追上大顺军猛砍一顿。中旬，还在富池口，又把大顺军狂揍一顿，打得大顺军的士气如打了霜的茄子——实在是蔫。

四月末，阿济格又在江西九江口追上李自成，和大顺军又来了最后一次激情碰撞，结果这次碰撞，饥寒交迫的大顺军损失巨大，大将刘宗敏、军师宋献策和李自成的两位叔叔被俘。（此仗即是阿济格所奏的“八战八捷”的最后一仗）

随军出征的吴三桂一见生擒了仇人刘宗敏，大喜过望，亲自手执利刃，将刘宗敏和李自成两位叔叔细细剐杀，终于告慰了被残杀的全家三十四口之在天之灵。

激起仇恨的人，终将被仇恨淹灭！不知刘宗敏身受利刃的瞬间，是何感受？

同时被俘的宋献策头脑灵活，凭着自己周易八卦、奇门遁甲的专业技能，把个本来就疑神信鬼的阿济格哄了个五迷三道，不仅不杀，反而弄回北京供了起来。

这场战斗后，大顺朝丞相牛金星眼看和李自成混下去，是没有任何翻本的指望了。对革命前途灰心失望的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和儿子牛佺跑到清营摇尾乞降，牛佺被委任为清朝黄州知府，而牛金星因曾积极参与迫害大明官绅，早己成为“不耻于全国士林的臭狗屎”，清政府也不好安置。老牛同志只好成为了大清第一代“啃小族”，跟在儿子屁股后面“讨生活”，后老死于牛佺的官署中。

九江之战后，清军统帅阿济格认为大功告成，于是，率领志得意满、筋疲力尽的手下班师还朝。李自成终于摆脱了这条大尾巴疯狗。

擦干了身上的鲜血，掩埋了战友的尸体，冷眼送别了背叛的人们，李自成又踏上了新的征程，他满腔悲愤，却从未失望。

尽管自己已经称帝，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真实喜爱着“闯王”这个悠久的称号。“闯者，代表着勇敢，代表着无畏，代表着不屈不挠，代表着百折不回。”自从23岁起兵以来，他就在这个“闯”字的指引下，越过了一座座山，跨过了一条条河，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在屡仆屡起之间，他一次次浴火重生，一次次坚定地向人生的新高度攀登！

今天，他又失败了，生命又一次暗淡无光，一切仿佛回到了出发前的起点。

但，这一切，未曾不会是另一场成功的起点，自己刚三十九岁，生命正进入一个在反思中成熟，在成熟中反思的年轮。尽管所失很多很多，但生命还在，希望仍存，历史还将给自己一个改过自新、东山再起的机会的！

在失败的重重阴霾面前，李自成再次显现了自己不屈的韧性，他领着百战残存的部队，向着南京进发。

但进军南京的一千多条船被阿济格抢走了，加之在西安休整完毕的多铎部已从河南归德（今商丘）南下，直趋南京，原先的战略意图已无法实现。

李自成再次改变了进军路线，准备穿越江西北部进入湖南，在“湖广熟，天下足”的湖南地区从头再来。

多铎在占领南京后，也和阿济格一样，停止了南下的步伐。大顺面前的敌人，已换成了虚弱不堪的南明地方部队，李自成感到信心倍增。

五月四日，李自成率直属的一万余部队行至湖北通山县境，终于盼来了雨过天晴的好天气。他下令手下埋锅造饭，胡乱吃了几口后，带领28名亲兵来到了附近的九宫山，细细欣赏“空山新雨后”的美景。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各村寨为了自保，纷纷成立了由青壮年组成的“乡兵”，忙时生产、闲时训练、守望相助、声息互通。对他们而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家园，每一颗粮食都是血汗，每一个老乡都是亲人，谁要把他们抢占、杀害，“乡兵”们都要和来敌拼到底。

大顺军到达湖北后，给养困难、失败情绪弥满，对所过乡村一抢二杀三烧，“乡兵”们奋起自卫，“军地关系”格外紧张。

非常不幸的是，正在九宫山上转悠的李自成恰恰碰倒了这样一支巡寨的“乡兵”。

这些“乡兵”一下子纠集了八十多人，一下子就冲到了李自成一行的面前，出其不意地将这些外乡的“贼人”们包围起来。

混战中，乡兵们仗着人多势众、地形熟悉的优势，把李自成这些身经百战的卫队冲了个七零八散。

完全和部下走散的李自成慌不择路，独自逃到牛背岭后，坐骑陷到了一块泥潭中，只好下马牵着坐骑深一脚浅一脚前行。

“乡兵”程九伯见李自成单人独马，立刻手拿锄头窜了出来想抢李的“宝马”，李自成毕竞是见过大世面的专业杀人选手，业余选手“程乡兵”那里是他的对手，几招下来，“程乡兵”就被徒手格斗的李自成压在身下，李自成准备回手抽刀，宰了这个竟敢太岁爷上动土的家伙。

正当“程乡兵”命丧黄泉之际，外甥金二狗赶到，见亲娘舅被一大汉骑在身下要挨宰，想都没想，抡起铁铲冲大汉砸去，嚓的一声，削丢了大汉的半个脑袋。杀人后的舅甥俩不敢久留，牵着大汉的“宝马”快速逃回。

李自成死了，死得残烈、死得窝囊，他的死，虽然有偶然因素，但更有必然因素。

这个必然因素就是“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当李自成从商洛山复出，提出“均田免粮”，代表了当时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狂洋大海”顿时载起了他这叶扁舟，并把他送到胜利的彼岸。

当成功后的李自成无法建立一个长期代表人民利益的新政府时，人民失望了，军队也失望了，失望的军队开始抢夺、杀害失望的人民。双方的关系也由“水载舟”变成了“水覆舟”。

失望的人民遍布城乡、遍布山野，处处打击着由“仁义之师”变为“害群之贼”的大顺军。

如是，李自成被一普通农民“乡兵”杀害，就不难理解了，万事有因必有果呀！

后来，当地的清朝官员从被活捉的李自成余部口中得知，大名鼎鼎的“一号恐怖头目”李自成竟然被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乡兵”杀了，他们梦魇般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

李自成死了，但大顺军的革命之路并未完结。这支残存的大顺军仍然有田见秀、袁宗第、刘芳亮、刘体纯、郝摇旗等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在李自成牺牲的一个月后，他们终于进入湖南，集结于平江、浏阳地区，总人数含军属在内仍有21万之多，历史上把他们这支跟随李自成的部队称为大顺东路军。在新的地区，这支军队将接受新的历史史命，书写新的人生传奇！

在李自成率大顺东路军南下时，另一支十二万人的大顺军也正千里跃进、风尘仆仆地找寻着东路军的踪迹，这就是由高一功、李过率领的大顺西路军。

早在潼关之战正酣时，阿济格也率满军谭泰部、汉军吴三桂、尚可喜、姜瓖部攻打高一功驻守的榆林。在高一功严防死守，榆林久攻不克时，阿济格留下姜瓖围而不攻，自带吴三桂和满军劲旅绕过榆林，打败李过，攻取延安。

在榆林争夺战进入白热化时，高一功接到李自成撤离防区、南下会师的命令。即率兵迅速撤离榆林转进，与先前失守延安西撤的李过兵团会合，准备去西安同李自成会师。

但这时李自成早已撤离西安，西安城内已有了阿济格、多铎两路清军主力，因此，直接经西安南下已不太可能。

高李兵团于是进驻宁夏的惠安堡，然后，等待驻守西北甘肃、青海等地的党守素、蔺养成、贺兰的老闯营兄弟。与此同时，在清政府“葫芦卜加大棒”的政策下，大顺军驻守西北的原明降将如马科、左瓖、牛成虎纷纷投降清朝。

但老闯营的兄弟就是心眼实在，打死也不降。会合后的大顺军兄弟，组成西路军，开始了漫漫艰苦的长征，他们计划由陕西经汉中进入四川，然后顺长江东下，到达湖北与李自成会师。

征途中，他们先经历了原大顺汉中守将，但现已降清的贺珍、罗岱的袭杀、死伤惨烈。冲出汉中后，他们又经历了断粮断饮的困境，蜀道艰危的考验，但曾经的建国理想、曾经的生死诺言、曾经的兄弟情义，使他们携手并肩，一往无前！

1645年夏天，这支军队终于到达湖北荆州地区、人数也由出发前的十二万人下降为七万人。在这里，他们得知了李自成已死的消息。

这时整个西路军，已个个衣衫蕴缕、瘦骨嶙峋，憔悴的脸上，流露出前所未有的迷茫。

李自成死亡，标志着大顺政权的灭亡。

现在，有必要回答三个问题，对李自成及大顺朝作一个小结。

第一个问题：李自成是英雄吗？

我的回答是：凡是以自己的行为推动了历史进步或人类发展的，就应该算作英雄。

从这个论点出发，明末农民造反领袖李自成乃“驿卒之子，氓隶之人，下岗无业之徒，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走投无路之饥民，将数百之众，转而攻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一举推翻了存在276年，腐朽、没落、贪婪的明王朝，使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再次验证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一颠扑不破的人类真理。

因此，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李自成都可称得上一个英雄！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第二个问题：李自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认为：李自成是一个优点远远大于缺点的人，他坚韧、顽强、勤奋、节俭、志存高远、律己甚严、与士卒同甘苦，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苦难的人生及刀光剑影的博杀中，仍能有一颗真诚和宽容的心，率真不虚伪。而主要的缺点，是缺乏一种积极学习、与时俱进的心态，而正因为少了这种心态，导致了他在不断发展的现实面前，缺乏应该匹配的知识含量，从而不断出现认识盲点和误区。

第三个问题：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造反运动为什么失败？

是啊，李自成这样一个英雄，一个大写的“人”，他领导的明末农民造反运动，却在推翻明朝的统治后，功亏一篑地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五百年来让人挥之不去、扼腕长叹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众说纷纭、林林总总的答案。

但基本的观点是：李自成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原来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为报大顺朝“权将军”刘宗敏夺去其爱妾陈圆圆之仇恨，转而向关外的满清“投怀送抱”，并引清兵入关，在山海关联合打败李自成。之后，满清进入北京，建立满汉蒙地主联合政权，而李自成则从北京退到山西、陕西，最后退到湖北，撤退中丧师失地、一败再败，最后命丧九宫山，一代英雄骤然陨落，大顺朝由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我也来谈谈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吧，在谈这个问题前，先谈一个问题，在我国历史上，象李自成这样农民造反有成功的先例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我国的历史上，农民造反有两次成功的范例。

一次是秦末农民起义，农民兄弟中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刘邦同志领导农民造反军先推翻秦王朝统治，后打败项羽，建立了立国近四百年的汉王朝；

另一次是元末农民起义，贫农兼和尚的朱元璋同志借助农民造反的风暴，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扫灭群雄、兼并天下，建立了大一统的明王朝。

在我国数量众多的农民造反史上，除了这两个“成功人士”外，再无他人。张角、黄巢、李自成及后来的洪秀全等均以失败而收场。

恭喜我，答对了！那继续讨论，这两位同志造反成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大体而言，这两位成功人士的造反的社会背景就是四个字——“官逼民反”。秦末，秦朝繁重的徭役、兵役、沉重的赋税逼得人民只能揭竿而起；元末，除了上述原因外，自然灾害和元政府的民族歧视剥削政策也成为农民造反新的“催化剂”。

但是，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大大的原因千百年来被忽视，这就是这两次农民造反中，知识分子都曾大量加盟，并最终理性地促使造反由“破坏型”转向了“建设型”。

那么，这两个时期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大量参加造反运动呢？在其它时期，一贯标谤以“冶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转而就成了“把头埋在沙丘里的驼鸟”，对造反大业视而不见呢？

先从秦末说起吧！秦末，也就是秦朝刚统一建国后的11年，在这11年中，所谓的知识分子，成份比较庞杂，战国时期的儒、法、墨、道、兵、纵横家都可称为知识分子，但这中间，除了法家在秦政府中有些地位外，其余的几家都统统作为被专政的对象，这些知识分子与战国时期“游走列国、出将入相、倍受尊崇”相比，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时不时还应犯点小错误，把小命儿送上，“焚书坑儒”则揭开知识分子被“暴力打压”的序幕。

元朝呢，知识分子（此时以“儒生”为绝大多数）更是进入了继秦朝后的第二个“寒冬”，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不但丧失了前朝（即宋朝）“与君王共天下”高高在上的地位，反而被降为了连娼妓都不如的窘境，从此有了一个流芳千古的绰号——“臭老九”！

这还罢了，元统治者连碗饭都不赏给知识分子吃，90多年的立国中就有80多年，把已好好执行了近500年的科举制度废止了，知识分子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梯子都被扔到一旁。在元末的后十多年里，元统治者也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力量，被迫举行了十六期科举，但前后只象征性地录取了1600多人，这对全国几十万的知识分子而言，分明是永无出头之日。

还是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知识分子也是人，而且是有强烈愿望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人。所以，当秦末、元末农民造反的风暴掀起来时，知识分子就人数众多、争先恐后地入股农民起义，以推翻现存的，让知识分子倍感屈辱和痛苦的王朝，建立尊重其自身地位，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新王朝。秦末，张良、萧何、陈平、韩信、范增、郦食其、陆贾；元末，李善长、刘基、宋廉、杨宪、章溢、叶琛等大知识分子纷纷“毛遂自荐”地跑到农民造反领袖的麾下效力，在他们的“名人效应”带动下，成千上万的小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农民造反队伍中来，并在其间起了三大作用：

1、为农民造反及后来的建设运动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大到张良这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特殊的“万里之才”，小到大批大批管理一县一域的“百里之才”，这些大小人才在造反成功后顺利转轨为建设新国家的各级社会管理官员，使农民政权由短暂存在“武政府”转身变为长久发展“文政府”。

2、以吸纳古今、博取众长的知识，在长年累月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知识结构，使这些原本“文盲或半文盲”的领袖们知识含量大幅提升，视野大幅开阔。知识的增加必然会影响领袖们的思维、决策，从而也为农民起义提供理性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元末老知识分子朱升曾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至于其它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3、为整个社会提供有利于新政权的舆论导向。“士为民之首”，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在引导舆论导向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为农民起义者所利用，将会使农民造反运动迅速深入人心、做大做强。

这就是知识分子加盟造反运动后的作用，正因为这些作用，使刘邦、朱元璋有了“被成功”机遇。

反观那些失败的农民造反运动，小的不说了，大的如张角、黄巢，及本文讨论的李自成及后来的洪秀全，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被虐待、被迫加盟起义队伍的机遇。在这四位同志起义时，知识分子有了通过保举或科举能大规模参与原政权建设的路径，当然就没必要舍近求远、弃安取危地加盟造反这种“高风险”的投资事业。

相反，大量的知识分子在造反事业初起时，出于保护“既得利益者”的目的，往往会站在造反者的对立面——政府那边去，成为反对造反，镇压造反的生力军。

最后要补充的是：在大明体制下，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明朝不但恢复了科举，甚至连举人都有了做官的资格，还创建了大量的学校，上学的知识分子不但自己有些工资挣，而且家属还能跟着有补助。这项“助学兴教”的国策与明朝相始终，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主动投奔闯王造反，不是牛金星那种因官司丢了“举人”功名的主，就是小时候被门夹过，属严重政治脑残的“怪异人士”。

这样细细想来，李自成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落了个“粗人造反，廿年不成”就不为怪了。他刚开始造反时，大明的知识分子视其为“洪水猛兽”，惟恐避之而不及，即使后来眼看大明政府将要倒台，大顺政府像一轮“红太阳”冉冉升起时，知识分子仍然处于观望状态。

但在随后，李自成也一直拿不出吸引知识分子加盟的“优惠政策”来，而“追赃助饷”中，有些资产的知识分子又首当其冲，成为被无情剥夺的目标。因此，从李自成整个造反事业的发展轨迹来看，大明的知识分子是一贯与之对抗到底的，水火不融的，更不要说参加协助了！

这样，我们就发现李自成的人才库里，只有众多打打杀杀的军事人才，却不见众多治国安邦的政治及社会管理人才（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算大顺集团有些名气的文治人才，但这三位与萧何、李善长等人才相比，太小巫见大巫了！）。

没后一类人才的支撑，我们就发现李自成始终建立不起一套完善的国家政权机构来管理得到的人民和地盘，也就无法给人民以稳定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社会依然在痛苦中呻吟和期待。

另外，在大的决策方面，没有知识分子这些有头有脑的人来提合理化建议，终究顾此失彼、失误多多。

看来，出来混，最怕的就是没赶上好时光啊！

把李自成赶下岗的多尔衮呢，则幸运多了，因为李自成帮他把知识分子效忠的对象搞掉了，知识分子转而去找新的效忠对象了。多尔衮也紧握机遇，快快地编了个套，把大量的知识分子套了进来。这一套，也套出了大清267年的江山。

“知识分子加盟是造反成功必备条件”这一定律也可验证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也能在农民造反的基础上建立，因为领导农民造反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引进先进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团结工农而建立起来的政党。在她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但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积极加入，而且更有数以百万的知识分子投身其中呢！

大顺朝的那些事就说到这里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在各位英雄的推动下还在不舍昼夜地前行，南明，登场吧！

正文 第四章 弘光继位

<h3>帝位候选人</h3>

之所以现在才写到南明真正的历史，是因为本人叙事能力有限，只能用“花开两枝，各表一朵”传统方法，先把大顺的事说完再说南明的事，很对不住大家。来，继续！

1644年3月1日夜，大顺军占领大明首都北京，崇祯自尽！（专业用语：驾崩）

北京城成了大顺的天下，标志着大明中央政府的完蛋，但这并不表示，大明王朝就此终结。

在我国历史上，当一个政权的中央政府被推翻后，其“残余势力”换个地方，再搞出一个新政府，继渎打着老旗号，来延续旧王朝的存在，也是屡见不鲜的。汉族王朝的典型代表是东晋和南宋，少数民族王朝典型代表是西辽和北元。

而现在放眼大明的江山，虽然中原和西北已经“糜烂”，但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仍处于大明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而且，这些地方经济发达，国民生产水平居世界前列，还没有被“下岗农民”捣乱破坏。

更让人安慰的是，当年明成祖北迁时，一为了不影响老爹朱元璋在天上的“情绪”，二为了照顾子孙万一那一天在北方混不下去了，跑回老家南京来还有条退路，所以就把南京当作大明的“留都”保存至今。

要说我国有两个以上都城的王朝也不少，唐朝就有三都，西安、洛阳、太原；辽朝更绝，有五都，临潢、大定、北京、大同、辽阳。

明朝的“第二首都”南京和这些都城相比，还是有些区别的，不但一直保留了六部，而且还保留了都察院等一整套和北京相对应的中央班子，连名称也特别，南京所在的省不叫现在的江苏，而叫“南直隶”。

当然，与“第一首都”北京相比，南京的六部衙门多为虚衔，公务清闲，任职官员称为“吏隐”（相当于现在的巡视员），虽然没有实权，但地位和北京相对应衙门的官员是一样的。

凡事都有特例，在南京还是有一些实权部门的，最主要的实权部门有三个：南京兵部尚书、守备太监、提督南京军务勋臣。

按理说，两京制应该是个好制度，但倔强而又小心眼子的崇祯帝愣是没有利用，两次南迁留都的大好机会白白错过，导致了3月18日夜的煤山自缢，直让九泉之下的朱棣老老老爷爷捶胸跺足，大呼：“孺子不可教也。”

“前师不忘，后事之师”，后来的清朝皇帝就聪明多了，纯粹不以首都得失为怀，英法联军来了就放弃北京去“北狩”，八国联军来了又放弃北京去“西巡”，结果仍然还可以回过头来大大方方地重整河山，又嬴得王朝几十年的生存。

好了，题外话打位，继续说事。

自从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之日起，大明中央政府的一切政令就无法发出了，南京的各位“高干”们在接到崇祯皇帝命“天下勤王”的诏书后就再也收不到邸报了，这让各位“高干”越来越感到不安。

局势的骤变把南部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史可法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史部长个人履历如下：

史可法、男、1601年生，字道邻，汉族，祥符人（今河南开封），为“东林泰斗”左光斗的学生，崇祯元年（1628）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5），随卢象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崇祯十年（1637），被张国维推荐升任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县。崇祯十四年（1641）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在史部长43年的人生中，最突出的光辉事迹是一、雪夜苦读，庙遇左光斗；二、乔装改扮，探蓝左恩师；三、西安赈灾，廉洁无所取；四、巡抚安徽，领兵苦剿“匪”。而从这些履历里，可以看出史大人是一个工作勤奋、尽职尽责、清正廉洁、有所作为的学者型领导。

四月一日，史部长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倡议书，七日，率兵渡江准备北上“勤王”，两天后，他又误听了一个的消息，崇祯帝己乘舟由海逍南下，太子也从小路得以逃出。史部长立即将此信息对外公布，南京留守“高干”们个个喜形于色，奔走相告。

但第二天就传来了崇祯帝煤山自尽的消息，并且，这一消息在四月十七日被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予以证实。

皇帝死了，中央政府完了，经历了忽喜忽悲的“高干”们顿时醒悟过来，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象“土木之变”后一样，重新选出一位新皇帝，这样，大明才能“续统”，大家才能继续打工当“干部”。

新皇帝的法定继承人自然是太子，但悲惨的现实是：不但太子，而且崇祯帝的其它两个宝贝儿子都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不过，不要紧，大明自建国以来，朱元璋同志大力发扬多生快生的革命干劲，已使朱氏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目前的统计是：朱氏子孙己达八万余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

但大明好歹还是法制社会，不是这八万子孙都有皇位继承权的，皇位继承法那可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早在两百多年前，先知先觉的朱元璋早已为大明帝位的选举及继承制度确立了永不动摇“四项基本原则”。

原则一、有嫡立嫡，即皇后生的首个男性公民，不论其在皇帝的儿子中排行老几，即有当皇帝的权力，“残疾老青年”朱高炽即以此原则登上皇帝宝座。

原则二、无嫡立长，即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由皇帝的长子继承皇位。“大明第一懒皇帝”朱翊钧即沾此原则之光荣登大位。

原则三、兄终弟继，即在现任皇帝驾崩无子的情况下，由皇帝的弟弟继位。十七年前，年仅十六岁的未成年人朱由检即因此原则坐上了哥哥朱由校留下的“宝座”，从此开始了他苦难深重的人生。

原则四、血亲优先，即在现任皇帝是一个“三无人员”（无子无孙无弟），且忽然驾崩的情况下，可从其最近的血亲中选择一男性公民来继承帝位。比如正德皇帝朱厚照意外龙驭归天，堂弟朱厚熜就凭此原则，让天上掉下大馅饼，由一个乡下少年一下子变成了万民景仰皇帝。

按照以上的原则，朱元璋的99.99％的男性子孙就靠边站了，现在有资格继承皇帝大位的被选举人，就剩下了下面仅有的四位：

1、福王朱由崧

身份：万历皇帝的孙子、老福王朱常洵的儿子、崇祯帝的堂哥。

现居住地：原封地洛阳被大顺军占领，现逃难至南直隶准安府。

特长：A、热爱体育运动，善长马拉松长跑，B、美女鉴赏家，能识“西施”于万千佳丽之中，C、国家一级品酒大师，D、著名的“三级片”导演。

2、桂王朱常瀛

身份：万历皇帝的儿子，崇祯帝的叔叔。

现居住地：原封地衡阳，现逃难至广西桂林。

特长：胆小、听话、善良。

3、惠王朱常润

身份：万历皇帝的儿子，崇祯帝的叔叔。

现居住地：原封地荆州，现逃难至广西。

特长：虔诚的佛教徒，长年与经书木鱼为伴，身体力行的和平主义者。

4、瑞王朱常浩身份：

万历皇帝的儿子，崇祯帝的叔叔。

现居住地：原封地汉中，现逃难至四川重庆。

特长：无。

这四位中，惠王因为过于“好佛”，众“高干”怕大家和大明都被他送往“西天”，所以首轮即“pass”掉。

接下来，桂王、瑞王因为比崇祯帝高一辈，与大明继承法还是略有出入；目现居住地都离南京过远，山高路远坑深的，来一趟实在不易，所以也被“pass”掉了。

这样经过几轮淘汰后，福王就成了新一任皇帝的“不二人选”了，连福王也这样认为了，他正笑咪咪地等着皇帝的桂冠往自己的头顶上扣呢！

<h3>选举的变数</h3>

福王是帝位第一侯选人，这个看似板上钉钉的事情，却在部分选举人的操纵下，忽然发生了变数。

大明皇帝的大选，可不是全民普选，而是在某些条件下由某一类当权者进行的暗籍操作。

就现在的帝位大选活动来看，共有两大选举团加入选战，并提出了各自的侯举人。

甲选举团——挺“福”派

组成人员：南京勋贵集团

领军人物：南京军区卫戍司令赵之龙，诚意伯刘孔昭

提名侯选人：福王朱由崧

提名理由：维护祖宗家法

真实想法：大家能混到今天，血统很重要，要维护血统继承的延续性和严肃性。

竞争优势：符合大明帝位选举的四项基本原则。

竞争劣势：福王名声太差，除有个混帐老爹外，个人素质也不高，吃喝玩乐无所不能。

乙选举团——挺“潞”派

组成人员：东林党

领军人物：在籍南京礼部侍郎钱谦益（注意在籍二字，这说明其仅是保留侍郎身份在家歇着的“高干”），兵部侍郎吕大器、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

提名侯选人：潞王朱常淓

提名理由：潞王是万历皇帝的亲侄子，也能与大明帝位选举法“基本形似”。

真实想法：怕福王牢记当年老爹与东林党的血海深仇，上台后搞反攻倒算，血洗东林。

竞争优势：潞王乃当代知名的文化人士及社会慈善家，为祖国音乐、制琴、书法、篆刻等文化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竞争劣势：潞王与崇祯帝的血缘明显较远。

选举主持人：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

韩太监是明末难得的一个好太监，一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对于他来说，选谁当皇帝都是无所谓的，反正只要老朱家的就行，重要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大敌当前，大选工作一定要“落实落实再落实，抓紧抓紧再抓紧”。

这样一来，另一位大选主持人史可法的意见就至关重要了！

虽然不是东林党，但作为“东林泰斗”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是倾向于东林党力挺的“潞王”的，毕竟，让“社会上的贤达”当政总比让“社会上的混混”当政要让人放心的多。

但这时素有清名的淮抚路振飞上书了，说“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另外，社会知名人士刘城、给事中李清、章正宸、进士郑元勋也上书反对违反大明选举法的行为，纷纷主张“选亲则一，选贤则乱，亲高于贤”。

面对来自社会界、政治界的双重压力，史可法犹豫起来，他一、不愿意承担违反祖制、破坏国家根本大法的骂名，二、大敌当前，“团结就是力量”，他不愿因为选帝而造成新的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

思虑再三，史可法决定“三个鸡蛋上跳舞，那个都不能踩破”。于是他推出了一个新的折中方案，那就是既不选福王，也不选潞王，而从万历皇帝的儿子中再选出一个当皇帝，综合下来就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胆小怯弱但没干过坏事的桂王朱常瀛进入了史可法的慧眼之中。

至于“贤潞王”，史可法准备也将给他个光荣而艰剧的工作，让他掌管天下兵马，成为大明全国的“武装部队总司令”。

为了让这个“三全其美”的方案得以顺利实施，史可法决定利用兵部尚书这个国防部长的职权拉上一个带兵的仁兄出来压压场子，他盯上了凤阳总督马士英。现在，这位仁兄掌握着大明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江北四镇”，手下少说也有十二万人马。

史可法知道福王现在正于马士英的统辖区避难，为打消老马同志也想让福王“进步进步”的想法，心底无私、净如纯水的史可法给老马写信，信中直截了当指出了福王有“七不可立”的理由，分别是“贪污侵占公私财物、猥亵妇女、过度饮酒且酒风恶劣、遗弃父母、虐待雇员、不爱学习、干预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权”。

“话未出口，你是话的主人，话一出口，你就由主人变奴隶。”但态势己不容史可法有片刻的俳徊，在信中老史还十万火急地约老马到南京浦口一晤。

毕竟都是两个“有文化的大干部”，心灵还是息息相通的，浦口会谈很快达成协议：立桂王为皇帝，立潞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大明的两巨头都取得了一致共识，那南京的其它官员还说啥呢？于是，南京礼部准备乘舆法物，准备跨越万水千山，去广西把大明下一轮CEO迎来。

照这样的故事情节发展下来，朱由崧就由“流氓王子”变“流浪王子”了。

小朱同志这个窝囊、这个难过呀！

在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中，能称得上“时而去天堂上做客，时而来地狱边逛荡”，真是非小朱同志莫属！

1607年，小朱同志含着金汤勺出生于大明的“首富”——福王朱常洵之家。

十岁那年，小朱同志被封为德昌王，还未参加革命工作就进入了国家高级公务员序列。

十八岁，在老福王确定自己和正妻再无生育能力后，小朱同志便不费吹灰之力，直接由庶长子进封为福王世子，无限风光的人生画卷正向他徐徐展开。

三十六岁，大明社会“天翻地覆慨而慷”，小朱同志的家乡兼封地——洛阳，被李自成攻占，其父老福王被李自成当成了举办“福禄宴”的主要食品原材料给“做”了，千钧一发之际，小朱同志发扬一不管爹二不顾妈的精神，经过长距离奔跑，终于留得肥命一条。

幸亏崇祯帝对自己的这位堂兄还算照顾，洛阳收复后，让他回去继福王之位，小朱同志在地狱门口转了一圈后，又回到天堂里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痛苦这个人见人厌的客人又忽然“家访”了。洛阳再次被李自成攻下，小朱同志只好再次发挥长跑特长，从河南洛阳一口气跑到了南直隶的淮安。

但这次却是“青山依旧在，只是没柴烧”，堂弟崇祯也随后把自己挂了，小朱同志成了“无封地、无收入、无人关心无人爱”的空头“福王”。

衣食不继的福王在淮安地区四处流浪，偶尔也到马士英这些实权派那里打打秋风，一来二去，竟也混了个脸熟。

这次帝王大选是小朱同志唯一一次咸鱼翻身的机会，本指望老马同志看在两人有“债权债务”关系的面子上，出来拉兄弟一把，看来这个指望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小朱同志彻底陷入了人生的深谷之中，更年期提前发作，整天不是傻哭，就是傻笑，还有傻坐。

理解一下小朱同志吧，翻翻明朝以前二十二史，在那万恶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但凡是获过皇帝提名却未被当选的倒霉蛋，那个能有好下场，不是被杀，就是被囚，连个再次当自由民的机会都不给。

<h3>福王的“福气”</h3>

有道是：“国难见忠臣”，那家难呢？好歹也应该有个“义仆”吧！

小朱同志的“义仆”还真有一个，便是现任凤阳守备太监的卢九德。

卢太监，绰号“胎里红”，少年时代就在皇宫中伺候过老福王朱常洵，算是福王家的一个家仆，与福王气味相投，相交甚欢。

卢太监是讲良心的，看着没爹没妈的小主人这么可怜地被人拔弄来拔弄去，终于决定“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了。

卢太监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让福王大选成功，他不会去求无兵无枪、倔强无比的东林党，也不会去找“墙头草”马士英，而是釜底抽薪，绕过马士英，直接做“江北四镇”中黄得功、高杰、刘良佐这三个“丘八哥”的政治思想工作。

这世上本没有路，你大胆去走了，也就有了路。坚韧不拔且心机灵巧的小太监卢九德复制了两千年大太监赵高老先生的成功模式，以“定策、拥立”为诱饵，拉拢黄、高、刘变成了“挺福派”强大的后备力量。

大选局面顿时峰回路转，凤阳总督马士英眼看手下三员大将转眼间全部投向福王的怀抱，怕自己的兵权被架空，立即抛弃了与史可法达成的“浦口协定”，由“拥桂派”改为“挺福派”，并“毛遂自荐”地担任该选团的主席。

“江北四镇”中剩下的一镇——总兵刘泽清原本是站在东林党一边的，现在见其它三镇都变了脸，马上也改换门庭，加入“挺福派”。

实力大增、信心爆棚的团长马士英不敢和史可法再协商，直接给另一大选主持人，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写信，宣布属下的军方人士将支持福王朱由崧出任大明帝国的下一任国家元首。

早已对大选工作“只听锣响，不见唱戏”感到不满的韩赞周接信后马上邀请南京诸臣在家中开“party”，席间出示了马团长的公开信。

众人经过片刻的“莫名惊诧”后，只得承认眼前的既定现实，身逢乱世，丘八哥一言九鼎，谁让自己无兵无勇啊！

“挺潞派”团长，东林党党魁钱谦益听此信息，马上跑到大学士高弦图家核实，核实无误后，钱团长是立马挽袖子操大碗，别急！钱团长好歹也是国家级文化大师，不会动粗的，操大碗是为了喝汤，喝绿豆汤，一连喝了四大碗。然后抹抹嘴，拍拍胸脯说：“我吧！怎么说，也曾经当过国家大干部啊，福王登基是大事，咱们去龙江关迎驾去吧”！

党魁态度忽然来了个180度大调角，其它的东林党成员就暂时鸦雀无声了。

大选风波中，最霉的冤大头就是史可法部长了，当马士英己带兵万人簇拥着福王向南京进发时，史可法只能一声叹息，无可奈何地加入了迎驾的行列。

四月二十九日，福王在史马两位大佬的陪同下，乖船来到了南京的燕子矶。在燕子矶，南京六部、督察院等文武大臣在船上晋谒了福王。这时，“忠心表演秀”开始了，先上场演出的是吏部给事中李沾之，他当众高呼：“今天不立福王为皇帝，我就撞死在这里。”说完就到处找柱子，可能这位仁兄高度近视或悲伤过度，柱子能看见他，可他却看不见柱子。

诚意伯刘孔昭马上也来表达“诚意”，他也随之高喊：“如不立福王，我就立刻死于诸君面前。”说完这个本来佩剑的“伯”就到处找兵器。

或许是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和流离，或许是受到了现场气氛的感染。小朱同志对来之不易的幸运，已经三十七岁的他并没有表现得欣喜若狂，相反显示了应有的矜持和成熟。他对前来劝进的官员说：“我是只身逃难南来的，我的母妃尚不知在哪里。我本来只想在南方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躲避战乱，对于帝位我是想都没想过的。”他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现场顿时哭声一片，无论是东林党，还是勋贵集团，大家今天的泪水都真诚地代表了发自内心的感动、和对逝去故国的怀念以及对未来不可言状的担忧。

五月初一日，小朱同志从南京西南的水西门登陆，在群臣的簇拥下，从南京城外乘轿直至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孝陵门前，下轿骑马进入。孝陵有东门和西门，东门是所谓的御路，就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路，但小朱同志此时十分的谦恭，他回避了东门，而是从西门进了孝陵，来到了太祖的享殿，向这位伟大、光荣的祖先报到，拜谒，在这里，他心情沉重，悲从中来，再一次留下了两行滚烫的热泪。在孝陵，他还特意去拜谒了大明懿文太子朱标的陵寝，这种举动再次让大臣们感动。

两天的活动，小朱同志都给南京百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大家对这位“混混王爷”的形象有了巨大的改观。纷纷说迎立小朱同志是“宗社之福”。

拜陵结束后，小朱同志一行进入朝阳门，早已听到消息的数万名南京市民一早就赶到了这里，伏地迎候福王的车辕，众百姓见福王衣服半旧，手拿白竹扇，一副艰苦朴素的样子，顿时热泪盈哐，一声声高呼万岁的喊声响彻山谷、此起彼伏。

是的，那个已经逝去的王朝，那个已经灭亡的故国，曾经让我们唾骂、让我们诅咒，但是，当我们一起失去她时，才感觉出她的伟大、她的可爱、她的无可替代！

眼前我们迎来的这个人，他就是那个王朝，那个故国的化身啊！尽管他声名狼藉、肥头大耳，但是他和我们一样，在社会的动荡中，经历了磨难，经历了沧桑。苦难会使我们变得成熟、变得智慧，他也应该是这样吧！在他登基后，他将会领着我们一道，栉风沐雨、除旧布新、中兴大明！

满怀欣慰、满怀希望的南京百姓一直拥着福王，把他的车队由朝阳门送到下榻的南京内守备府。

因考虑到崇祯的三个儿子还下落不明，文武百官在与福王商议后决定先由小朱同志出任监国，就是代理皇帝，待过一段时间后再予转正。对于这一点，小朱同志是没有意见的。

五月初三，小朱同志出任监国，发表了一份令人振奋就职演说，在演说中他对大明历代祖先的功业进行的缅怀，对自己在群臣、各方势力的拥护和推戴下继承了大明的事业作了陈述，对大行皇帝勤勉奋斗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对农民的暴力反抗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在演讲的最后他决心要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为先帝复仇，收复山河，重铸辉煌。并宣布大赦天下，与民更始。

当监国，首要的问题是需要有个公章（玉玺）吧，但北京的玉玺被李自成没收了，又没法去要回来。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开动脑筋的礼部官员用黄金铸了一个新的玉玺，比起玉做的玺来，黄金玺既坚固耐用，又保值增值，也算南明对我国行政机关设施设备改革的一大创新吧。

经过了一系列的波折，南明新政府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大明的后续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正文 第五章 督师扬州

<h3>史可法的“突围”</h3>

南明中央政府这座庙终于竣工了，菩萨（即监国）也摆到了大殿上了，剩下的事情就是由和尚们（即百官）来忙活了！

和尚们（即百官）经过紧张的商议、激烈的讨论，一致认为：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团结、和谐、能战斗、敢战斗、办成事、不出事的领导核心（即内阁）。

经过胜利的、团结的、专业的百官代表大会（明代行政专业用语为“廷推”），大会鉴于史可法原来的职位以及有“东南第一名臣”的人望，全票选举史可法同志出任新的内阁首辅。

同时，大会还选举原詹事府詹事姜日广出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内阁成员；同时成为内阁成员的还有大学士高弘图、王铎。乍一看，除首辅史可法外，其余成员均为“东林党”，因此本届内阁被大家尊称为“东林内阁”。

除内阁外，东林党重要成员吕大器、刘宗周、李清等纷纷出任政府要职，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继天启帝初年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众正盈朝”。

东林党毫无“策立”之功，却一个个加官进爵，这可气坏了在福王竞选中荣立“集体特等功”的勋贵团和军人团，对现实的严重不满使素不相识的两派迅速靠拢在一起，为改变当下不公正的待遇而勤劳奋斗。

在马士英“总导演”策划下，善于进行“精彩表演”诚意伯刘孔昭再次登台亮相。一次“廷推”会议上，刘孔昭紧急提议：“因自己‘定策’有功，迫切需要组织安排，给予出任内阁阁员的政治待遇。”

刘孔昭的提议很快被东林党一系的大臣集体否决，否决的理由是：“依本朝基本法（祖制），勋贵人士一律不准出任内阁成员”。

等的就是这个态度，刘孔昭的第二轮博弈马上上演。

“如我不可，凤阳总督马士英难道不可吗？”刘孔昭继续背台词。

要驳回这个提议有些难度，马总督现在是要功劳有功劳，要枪杆有枪杆，以后，无论是“保卫江南”还是“北伐中原”，都离不开这位军界大佬的鼎力支持。

史首辅于是以坦荡的胸怀、诚恳的态度上奏朱监国，将马士英同志升任大学士，加入内阁，并居次辅的位置。

接下来，其它的勋贵团和军人团也得到了加封或赏赐。

皆大欢喜，南明朝廷一派喜气盈门的开国气象。

机构很健全、员工很满意、领导很支持，那么，“抓革命，促生产”吧！

史首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是他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事业舞台上，倍感责任重大，时不我待。

史首辅炯炯有神的双眼把行政的重点放在改善民生的问题上来，他知道，如不快快解决几件老百姓关切的大事，那大明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就会再度下降。

目前，百姓最关切的问题，一个是土地，一个是税收。

土地问题说白了就是土地占有的严重不平均问题，就是在大明的南方，也就是南明政府的管辖区域，90％的土地资源也掌握在10％的人手中，这些人除了老朱家的若干代的皇子龙孙外，还有各级公务员、大小地主。

土地占有集中，这也不是问题，无地的农民可以租地耕种呀，问题就出在这里，土地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他们就有了垄断的可能，事实上，这些“万恶”的地主阶级们统一把土地的租金提高到了占土地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比方说，你租种地主老财的一亩地，春播夏耘秋收辛辛苦苦下来，得到粮食100公斤，60多公斤是要交给地主老财的。

有地的家伙们收了地租，按理说应该给国家依法纳税了吧！但纳不纳税，这要看看身份再说！老朱家的皇子龙孙是不纳税的（已被边缘化的“庶民”除外），各级公务员是少纳税或不纳税的。只有那些无权无势的中小地主和老实巴交的自耕农才是纳税的主力军。

现在，明朝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大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占有土地，且越来越少向政府交税，于是政府只能越来越多地向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征税。结果是中小地主和自耕农越来越走向破产，政府的税收也就越征越少。

解开这团乱麻，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土地再次平均分配。

但史首辅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本身说白了就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地主，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不能干挖自己阶级墙角的事情。

土地问题暂时解决不了，那就减减税吧，好歹让南明广大的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有些盼头。

史首辅推出了减税方案，内容如下：

1、崇祯十二年（即1639年）后，一切正税杂税附加税末向政府交齐的部分，统统不再上交；

2、现征税标准按崇祯三年（即1630年）标准执行；

3、以后除正税外，附加税（如“三饷”），一律取消。

减税政策一公布，户部给事中李清上书，就减税后带来的严重问题向史首辅作了详尽的汇报。

他说：一、南明政府按旧有的征税标准预计财政收入为450万两（白银，以下同）。

二、南明军费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每镇60万两，左良玉108万两，郑鸿奎、郑彩、黄斌卿等八总兵也需240万两，行政支出及皇室经费100万两，合计支出688万两。

三、这样，南明本年度预计的财政赤字为238万两。（还没包括必要的社会救济所需费用）

李给事中补充道，他不反对减税，但减税后，南明政府将无法维持正常的运作。

减税是要进行的，但政府也要正常运作的，史首辅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

两天后，他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一、既然军费总支出已远远超出财政总出，那就从减少军费支出上着手吧。

二、减少军费的成功案例，无疑是本朝太祖朱元璋的“军屯”，他老人家让军人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战时打仗，平时种地，不但不花国家财政一分钱，还能给国家上交余粮。这一点，朱元璋老人家也曾骄傲地说过：“吾养百万军队，不费国家一钱。”

三、但搞“军屯”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军队，二是荒地，这两条件南方都没有，而江北却有，高杰、黄得功等有军队，河南、山东有大量“荒地”，不但适合开展“军屯”工作，而且还能北伐中原，光复大明！

史首辅决定了，绝地突围，到江北去。那里，广阔天地，大有所为；那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更加坚定了史首辅督师江北的决心。

第一件事是勋贵团骨干徐弘基（徐达之后），曾上本弹劾，说史可法勤王无功，没有及时救援崇祯帝，属于典型行政不作为，建议判处死刑，并立刻执行。

第二件事是江北驻扎的高杰、刘泽清两总兵上书中央政府，请派重臣督师江北，以保卫大明神圣领土不受侵犯。

眺望长江，史可法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认为自己必须离开朝堂，立功域外。这对其个人而言，是想在江北，为新的国家拼杀出一条血路来；对其形势而言，也是人心所向，大事所趋。

再说了，首辅出任督师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大明官员的学习谐楷模——杨嗣昌同志就曾以首辅身份出任督师，并在督师的工作岗位上光荣地以身殉职。

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心灵纯洁、心底纯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人皆乐其逸，我独服其劳，史可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五月十二日，在福王监国的十天后，史可法自请督师江北。

在督师江北出发前，史可法加班加点，为朱监国、为自己做一些扫尾工作。

十五日，在史可法、马士英领衔下，百官齐上表劝进。福监国在“谦让再三”后，登基即位，成为南明第一任皇帝，大明第十七任皇帝。年号弘光，弘光，取继承光大祖宗伟大的事业的之意。

十六日，史可法辞去兵部尚书一职，并推荐次辅马士英兼任，弘光帝许之，但保留其首辅的名义及待遇，并请史可法兼任礼部尚书。

十七日，史可法陛辞出京，开始了他艰辛、坎坷的督师路！

<h3>被迫“给力”</h3>

在讲述史可法督师前，先介绍一下南明武装力量的现状。

在大明解体后，北方成建制的武装力量就仅剩下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

而在南方，还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武装力量，主要有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左良玉率领的五支一线边防部队，另外还有如方国安、黄斌卿等率少数成建制的二线部队，另外，让南明引以为豪的，让大清大顺望尘莫及的，是南明还有一支能征善战的海军（即水师），目前正由郑鸿奎统领，驻扎浦口，拱卫南京。

早在五月初八，史可法就向当时的朱监国呈上“敬陈第一紧急枢务事”奏折，反对搞“划江而治，建立南北朝”计划，主张“守江必守淮”，即在长江与淮河之间驻扎军队，建立“国防缓冲区”，使其成为保卫江南的第一道屏障。

在他和马士英共同协调下，组建“江北五镇”的一线国防规划终于实现，原来隶属马士英的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左良玉分别担任各镇的司令员（总兵）。

现在，督师江北的史可法，就是在法律上拥有了对“江北五镇”的军事指挥权。

下面，来一一介绍“五镇”的基本情况。

第一镇：黄得功部

驻地：滁州、和州地区

兵力：三万五千人左右

司令员工作履历：黄得功同志，辽宁开原人，专业军户出身，自幼从军辽阳，为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辽军”一脉，崇祯年间长期在南直隶的江北及河南一带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反政府武装作战，获得战功后升至庐州总兵。明亡前，跟随凤阳总督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刘超叛乱，被封为靖南伯。

司令员个人特点：1、五镇之中，兵员素质最高，战斗力最强；

2、因弘光帝曾在其辖区“避难”，因此两人也最有交情，黄对弘光帝也最为忠诚。第二镇：高杰部

驻地：徐州、泗州地区

兵力：三万人左右

司令员工作履历：高杰同志，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乡），先加入李自成的反政府武装进行包装，后转正到政府武装中发展，既能作战有功，又善于保存有生力量。自从反政府武装中“华丽转身”后，从一个小小的游击将军作起，不断做大做起，现己升级为坐镇一方的诸候，一颗大明军界冉冉升起“新星”。

司令员个人特点：绰号翻山鹞，敢于太岁爷头上动土，向“大明第一大盗”李自成下黑手，“盗窃”走老李一生最珍贵的两样东西。

一为“窃妻”（非正妻，乃妾），高司令借助职务之便，与李妻邢氏一见钟情，再见难舍，三见勾搭，后为免予被李自成追究法律责任，乃“夫妻双双把命逃”，投靠大明政府寻求保护“婚姻自由”；

二为“盗名”，高司令在率部南撤途中，多次盗用李自成之名，组成“山寨版”的大顺军，打着“闯王安民”的旗帜，哄开了多所城池的城门。在哄开城门进城后，先集合军队，当众宣布自己作为“闯王部队”，将严格执行一不抢夺公私财物二不杀害百姓三不放火的军令，但令刚出口，军队已四散而走，进行一抢二杀三放火“工作”去也。此一作法，严重侵犯闯王的名誉权，并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有鉴于此，高司令成为铁杆的反顺派，誓死与大顺政权血战到底。

第三镇：刘良佐部

驻地：凤阳、寿州地区（朱元璋的老家）

兵力：三万人左右

司令员工作履历：刘良佐同志，北直隶人，崇祯年间统兵在宿松、庐州、广安一带同反政府武装作战，获得战功后升至总兵。明亡后，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的邀请下率部进入南直隶。

司令员个人特点：1、因常骑一匹杂色马，人称花马刘；

2、五镇之中，战斗力最差。差到什么地步呢？有例为证，南撤时，刘军“一路走来一路抢”，在临淮，军民关城门拒其入城，刘良佐恼羞成怒，干脆攻城，结果攻了三天三夜，刘军损兵折将，而临准却“我自岿然不动”。

3海外关系复杂，其弟刘良臣在松山之战后降清，因此该同志已被清朝有关部门确定为重点“统战对象”。

第四镇：刘泽清部

驻地：淮安地区

兵力：将近三万人

司令员工作履历：刘泽清同志，山东人，崇祯年间靠在平定登州孔有德的叛乱中，小打小闹，也竟然也混了个山东总兵。

司令员个人特点：1、善于表演“穿越剧”，在接到崇祯帝“勤王”命令后，竟一举穿越到汉代，扮起了“塞翁之子”，风风光光地上演了一出“坠马断腿”之戏；

2、人长得极漂亮，白面朱容，望之若画中人，但为人及其凶残，平时爱取死囚心肝下酒，为一小怨，即暗杀其亲叔；

3、典型的墙头草，帝位大选中，先为“挺潞派”，转而倒向“挺福派”。

4、善长进行房地产开发，在准安成功开发“南明第一豪宅——刘家（刘泽清家）大院”。

以上四镇，就是以前曾提到的“江北四镇”，也是马士英同志在选帝中的决胜力量。

第五镇：左良玉部

驻地：武昌地区

兵力：将近二十万人

因《明朝那些事》已对该同志已作过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在此只强调：

1.该同志再生能力极强，虽常被李自成或张献忠两位“造反大亨”打得几乎全军覆灭，但转眼间就能“完整加初”，目前，该部政府额定人数为五万人，但因左良玉同志喜欢“韩信统兵，多多益善”，同时也为了解决社会再就业问题，因此大幅招兵，使其成为南明政府兵员最多的一镇；

2.该同志属于“两头都冒”的特殊人才，虽然打造反军屡立战功，但一贯目无组织纪律，藐视上级领导，且特爱搞“杀良冒功”的伪政绩工程。

明朝自仁宗当政以后，国家实行“和平建设奔小康”全民工程，手握重兵的赳赳武夫成为了皇帝重点防范的对象，而深受儒家熏陶的文官们一般是不会“兴兵犯上”的，因而备受青睐，在军事上逐渐形成了“以文官制约武将”管理模式。

大明军事管理条例规定：文职总督为武职总兵的上级领导，总兵进见总督，要“甲胄行跪”（穿着军装行跪拜礼）。尤其是大明第一政治“牛人”张居正当政期间，大明“一等一”武将谭纶、戚继光、李成梁都要向这位文臣首辅行礼，一口一口自称“门下”或“小的”，这大大长了文臣们的“威风”，煞了武将们的“锐气”。

但自崇祯初年，在“满清及下岗农民”这两股反政府武装的内外压力下，形势发生了逆转，抵御外敌和镇压内乱都需要武将兵哥们领兵在前方打打杀杀。老祖宗朱元璋一手创立的“卫所制”早已名存实亡、运转不灵，只能采用“募兵制”来应急。

“募兵制”下，大兵的招收、训练、作战、工资、甚至小命，都掌握在统兵的武将手中，间接领导文臣们就插不上手了。

这样，大明末年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武将集团，武将们的出头之日终于来到了，文臣们发现自己的指挥棒不灵了。

但在崇祯同志的执政期间，这个问题还不是十分突出，因为中央政府还没有破产，法律的威慑力仍在，借助这一威慑力，有能力、有手腕的文臣们，如袁崇焕、洪承畴、杨嗣昌，他们在督师期间，武将兵哥们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听话的。

然而，随着三月十八日大明中央政府完蛋后，大明丢失的不仅是一半的国土，还有法律那至高无尚的咸慑力！

同时，通过对福王竞选的成功运作，大明武将们，尤其是前面介绍过的江北前四镇，更感到自己不菲的“硬实力”。“皇帝都是我们推上去的，天下其奈我何？”，四镇们现在可是牛皮哄哄吹，大话滚滚来！

可怜、倒霉的文臣史首辅就在这种不利的大环境下，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史可法先组成了“宣讲团”，“宣讲团”手持圣旨来到各镇军营开展“宣讲教育活动”时，高司令不高兴了，当面顶撞：“旨、旨、旨，什么圣旨，我敢在皇宫大殿上跑马，圣旨对我来说算个屁！”

第五镇左良玉更绝，因在帝王大选中未能履行神圣的选举权，维权意识十分强烈，竟然不承认弘光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拒绝圣旨开读，后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允许宣讲团开读成礼。

态度之恶劣、情势之严重，令史督师不寒而栗。

但史督师是何等人，二十多年的宦海沉浮，早已炼就了他“铜蜿豆”式的顽强。几经俳徊后，他很快就找到了新办法，这个新办法的“核心”，就是“给力”。

首先，他上奏弘光帝，以“策立”有功，封高杰为兴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刘泽清为东平伯，黄得功已经被封为靖南伯，提升一级，加封为靖南候，左良玉则以“守土抗战”有功，由宁南伯加封为宁南候。并准确无误告诉这五位兵哥，咱封的可不是短期饭票的“流”职，而是长期饭票的“世”职，好好给新老板干吧，辛苦你一个，幸福千万代。

其次，给予五镇在辖区内自由征税、自由开荒、自由开矿、自由任命官吏的“四大自由权利”，各辖区完全成为了南明属下的“特别行政区兼自由贸易区”。

最后，规定如果五镇能向北进军，收复领土，那么，“收复一地，管辖一地”，新收复的领土完全由各镇拿来建设“特别行政区兼自由贸易区”。

“各镇的兵哥们，放胆一博吧！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你们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必将能照亮大明惨淡的天空！”史督师自信地想。

<h3>德服高杰</h3>

史督师的“给力”政策让各镇们有了进取中原的决心了吗？

很遗憾地告诉您，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各镇兵哥的一致回答是：没钱。

史可法就纳闷了，钱不是按每兵每年二十两下拔了吗？政策不是允许各位兵哥先富起来吗？为什么就没钱了呢？

各镇兵哥的回答振振有词：钱，是下拔了，但仅下拔了一部分，况且我等为“北伐中原”及解决严竣的“社会就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兵员“扩招”工作，下拔的款项早已花光；另外，允许我等收税开荒开矿的政策是好的，但这三项政策的实施需要时间和人力，远水不解近渴。鉴于以上的实际困难，请督师大人稍安勿躁，耐心等候。

史可法这下无语问苍天了，他只得上奏，请次辅马士英同志伸出那双神通广大的手，速筹款备响。

还没等出个结果，扬州就出事了。

让扬州出事的人就是对闯王“窃妻盗名”，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高杰司令。

出事的原因如下：

高杰司令实际上是现在五镇中最穷的一个，多年来不断扩招，兵员军属负担沉重，这次驻防的徐州、泗州又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供养不足，日子紧紧巴巴。

缺钱，不是可以向北发展吗？但向北就意味着同大顺或大清刀兵相见，对自身实力有充分认识的高司令明显自信心不足。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高司令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定位在南明一个特大城市——扬州身上。

扬州，自唐代以来就进入世界最发达地区以及最适于人类（有钱人）消费的城市行列，唐诗曾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后虽经岁月变迁，风采浪漫依然，到明末，扬州已成为世界上十个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之一，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真正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鸡”。

高司令知道，如得到扬州，就会金钱滚滚来，穷鬼变富翁。但现在自己已是大明的伯爵，挤身于上流社会之中，再搞一抢二夺就大失身份了，思来想去，决定采用一种“讲文明、懂礼貌”的方式取得扬州。

高司令致信扬州巡抚黄家端，要求将抗战有功的将士家属安置在城内。巡抚尚在迟疑，扬州百姓见高司令的部队在扬州附近的村庄不守军纪，烧杀抢掠，于是纷纷罢行罢市，组成“自卫队”，登城坚守，誓死不让高司令的“蝗虫”军队进城。

高司令干脆一不作二不休，于六月初七下令攻城。这时，一个一心想“为人民做点事情”的爱心志愿者出现了。他就是扬州进士郑元勋，该志愿者自告奋勇，代表百姓出城同高司令举行和平谈判，达成了“只让军属进城，不让军队入城”的两点协议。

但当“郑和平大使”进城公布和平协议时，群情激奋的百姓立刻怀疑此中有大大的阴谋，郑大使是个“卖城贼”，一通拳脚下去，竟把这个可怜的“小人物”给打死了。

这下谈判无望了，高司令再次下达攻城令，十万火急之下，扬州黄巡抚见大势不妙，脚底抹油——溜了！

扬州人民只得一边守城，一边向南明中央政府求援。

高司令的这种作法，换在崇祯时代，一万个脑袋也不够砍，当年崇祯收拾袁崇焕、孙传庭两个方面大员，一道圣旨，几个锦衣卫就能解决问题。但此一时、彼一时，老办法没指望了。大明中央政府内阁会议经过紧急磋商，结果是只能烦请史督师出面，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次暴力冲突。

人命关天，史督师片刻不敢停留，带兵向高司令的大营冲去。这让高司令很紧张，连忙列阵以待。

但见到督师大人一行后，高司令发现自己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太大材小用了，督师大人是带兵来的这没错，但带来的兵也太少了，只有区区的三百川兵，不及高司令军队数的百分之一。

但就是这样，高司令仍一百个不放心。前些年袁崇焕玩“四两拔千金，收拾毛文龙”的经典剧目给他投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他热情地把督师大人迎至中军大帐，并留下了众多的“服务人员”，为大人提供“贴身管家服务”。

史督师抱定了“以道德引导人，以感情团结人”的服务宗旨，见高司令如此神经过敏，即将带来的三百川兵划出两百交与高司令统领，自己仅带一百川兵。

高司令的担心终于消解了一些，撤掉了部分“服务人员”，但仍对督师大人采取了“监视居住”的措施，并义务当起了督师的机要秘书，凡呈报史督师的机要文件，半文盲的“高秘书”首先要一一过目，然后才能送到督师大人的办公桌上。

“是可忍，孰亦可忍。”督师大人竟然也忍了！每天，形同监禁的督师一面粗衣劣食地生活，一面寝不安席地工作，并苦口婆心地与高司令着“教育与反教育”的心理较量。

这种唾面自干的修养震住了高司令，他不再坚持进驻扬州。而史督师，也考虑到高司令的“实际生活困难”，上奏弘光帝后，把京口附近的瓜洲作为高司令军队的又一个安顿之地。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和平处理完扬州事件的史可法刚想松一口气，高司令又闯祸了，但这次倒霉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五镇中的另一个大腕——靖南候黄得功。

黄高二司令一个“井水”，一个“河水”，坏就坏在黄司令的那张嘴上，黄司令自恃是正牌的政府军，根本看不起高司令的“水货武装”，加上高司令的部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所以黄司令很鄙视高司令，常在军政界大发特发高司令是“吃皇粮的土匪”等言论。

一个人被另一个人鄙视久了，自然会产生出不满和仇恨，黄司令的这笔帐高司令是牢牢地记下了。

恰恰此时，黄司令率军由庐州北上，高司令怀疑这是史督师劝他撤离扬州，把此城交给黄司令的。于是就在黄司令经过的土桥发动了袭击。

实际上黄司令这入这次北上是去接人的，手下只带了三百人，结果一交战，三百人全部“光荣牺牲”，黄司令在手下的拼命掩护下，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吃了大亏的黄司令岂能善罢干休，他一回驻地，马上整顿兵马，准备与高司令决一死战，内战一触即发。

还是史督师，又一次当仁不让地当起了“调解员”的角色。

经过督师大人的联络协调，竭力相劝，并拿出自己的钱，以高司令的名义偿付给黄司令，终于让这次内战消弭于无形，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协议”，暂归于好。

由于史督师多方奔走，串针引线，为南明的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江北人民给他赠上一个亲切的、恰当的爱称——“老媒婆”，当时流行的通俗歌曲这样唱到：“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绰号），闯仔（黄得功绰号）不和谐，平地起刀兵，亏杀老媒婆（即史可法），走江又走淮……”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辛苦、委屈、无奈的史督师依然在坚持、在等待、盼望自己的努力能有感动上苍的一天。

上苍有没有感动不知道，但却有两个人却被感动了，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了史督师的“统战”阵营中。

一个人就是当年背弃李自成，毅然决然同高司令携手“私奔”，现任高司令的正牌押寨的刑夫人，女人的心肠总是柔弱的，她见督师大人至诚忠义，就厚为调护，常劝高司令“改邪归正”，多尊敬领导、多和领导交流。高司令虽然桀骜不驯，却对刑夫人因为喜爱，所以惧怕；因为惧怕，所以听话，因此对督师大人的态度大为转变。史可法也感觉到这一点，投桃报李，把自己在扬州的府邸让给了邢夫人居住。

另一个人就是高司令的心理咨询大师——德宗，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有一个绝活，就是“谈祸福奇中”，为当时的一流佛学、占卜学、运筹学及心理学专家。连高司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魔都毕恭毕敬尊称其为“师傅”。德宗和尚很佩服史可法的忠义，就借讲经说法的机会为高司令作单独的心理辅导和暗示教肓。他给高司令讲：“史督师在儒家为圣人，在我法为菩萨，居士与之同心同德，可以成佛也”高司令不知为何，竟被说得连连点头称是。

终于到了水到渠戍、花开果熟的时刻，高司令开始礼敬起史可法来，变得规规矩矩，变得言听计从，“统战”工作有了成效，史督师也十分高兴，他不无欣喜地说：“我终于能得到兴平伯的帮助了，收复中原，大事可期，成功有望！”

1644年7月，史督师坐镇扬州，积极筹备高杰的北伐事宜，但这时，中央政府传来了皇帝的旨令：“督师您歇歇吧，政府要举行南北和谈了！”

正文 第六章 纷争的朝堂

<h3>马士英与阮大铖的故事</h3>

回过头来，说说南明朝内发生的那些事。

当凝眸史可法离去的背影时，次辅马士英笑了，笑得很烂漫！

史可法外出督师，有他己想立功域外的想法，但更离不开这位马次辅在幕后的“大力协助”——无论是徐弘基的弹劾，还是高刘两总兵的上书，都离不开次辅大人的私下授意。

要问这是为什么？离不开两字——权力。

马次辅太喜欢权力，太崇拜权力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可以用取得权力——丧失权力——再取得权力——再丧失权力四个过程来个一笔总结。

同史可法一样，马次辅也是一个“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莘莘学子，最终也是靠科举考试这块金砖敲开了仕途的大门。

步入官场后，小马同志一帆风顺，历任南京户部主事、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山西阳和道副使、宣府巡抚。

但小马同志太想加快进步的步伐了，而在明末官僚界，实现这一想法的捷径就是送礼——主动向当今朝贵们行贿。

送礼当然不能三核桃两枣，是需要大量政治资金的。但小商小贩家庭出身的小马同志显然没有这个实力，于是乎他就在宣府巡抚才当上一个月的时候，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官帑”（地方税收收入）。

也许是小马同志的人际关系没搞好的原因吧！他“挪用公款”的违法行为被同事——镇守太监王坤举报了，结果小马同志非但没升官，反而被丢官罢职，并被发配到边疆劳改。

但小马可不是匹任劳任怨的“好马”，不久，通过走关系终于离开了令他黯然神伤的劳改之地，并“无官一身轻”地回到南京。在这里，失魂落魄的老马同志（不能叫小马了，人逢霉事容易老，小马一下变老马了）遇到了同样落魄失魂的阮大铖同志。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安徽怀宁人，明末著名的戏曲作家，通俗画册编辑、资深军事发烧友，还有，一个大大的党棍。

阮同志与老马同志属同年进士，和老马同志一样，年轻阮同志也有一颗渴望进步的心。于是，由同乡左光斗作为入党介绍人，光荣地加入了当时的第一大执政党——东林党。

但后来，因在官位升迁中，东林党领袖赵南星投了他的反对票。这下，老阮不干了，愤而退党，并转而加入了当时第二大执政党——阉党。

在后来东林党和阉党的血拼中，老阮坚定地站在阉党的一边，充当了“文化打手”的作用，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仿照水浒故事，出版了第一部个人通俗画册专集——《百官图》。该画册出版发行上万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争相传阅，成为揭露东林党罪恶最有力、最形象的广而告之。

但即使这样，阮大铖同志还是“高处不耐寒的”，他的政治智慧告诉他“：阉党只能逞凶一时，不能逞凶一世。”

因此在每次拜会魏忠贤公公后，他总是花重金“赎”回自己的拜见帖（即名片），以不留下任何犯罪证据。

半年后，有第六直觉的阮大铖不愿这样提心吊胆地玩下去了，主动申请“内退”回乡了。

果不其然，随着崇祯的继位，魏忠贤公公就不断出现了成为一只被打落水狗的险情。

奈不住寂寞的阮大铖急于想回朝发挥余热，于是再度发挥写作天赋，挑灯夜战，整出两份内容不同的奏章。

一份是攻击阉党的，一份是既攻击阉党又攻击东林党的。他派人连夜把这两份奏章送到北京，请好友杨维垣见机行事，看哪份奏章对自己有利，就把哪份奏章递上去。

可杨维垣是个标准的“损友”，错误地估算了形势，把那份既攻击阉党又攻击东林党的奏章递了上去，这下阮大铖的麻烦大了。

东山再起的东林党人，对他这种“脚踏两条船”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一致的谴责，马上将其光荣地列入三等逆案政治犯名单，并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永远不许出任大明“国家公职人员”。

聪明反被聪明误，阮大铖就这样糊里糊涂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南京，老马、阮大铖这两个被迫下岗的“难兄难弟”又见面了，青山末老人已老，别有滋味在心头。他们很快地缠绵在一起，并且“相交甚至欢”。

与老马穷困潦倒不同的是，阮大铖那是相当地有钱，家里的土地豪宅就不必说了，还出资养了一个大戏班，每天自编自导、自娱自乐，创作了《燕子笺》《春灯谜》《桃花笑》等戏曲，有力地填补了我国古代戏曲界言情剧的空白。

老马就在老阮的关照下，度过了一段“官场失意、酒场得意”的幸福时光。

崇祯十四年（1641年），失势的东林党实行“金元政治”，准备筹集二十万的白银，以贿赂司礼监太监，使东林党推出的候选人周延儒出任首辅。这时，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阮大铖看出了新的“政”机，就主动找上门来，一出手就给东林党捐了六万两的政治活动金。

在“黑金政治”效力下，周延儒如愿以偿地出任首辅。但在如何报答阮大铖这件事上，既受到东林党党纪（正邪不两立）约束，又受到国法（阉党成员永不起用）的限制，一时间左右为难。

但出来混，欠下的帐终究是要还的。不得已，周延儒想出了个“折中”的方案，派人对阮大铖说：“你当官是没指望了，但你可以推荐一个自已的朋友当官。”

阮大铖马上就想到了老马，于是，不到一月，老马就被周首辅举荐为兵部右待郎、凤阳总督。

时值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崇祯帝命马总督速与进讨。深知得官不易的马总督格外卖命，驱兵围城，终于平定叛乱，活捉刘超。这让朝廷上下刮目相看，认为马总督“办事干练，长于谋略”。

在1644年的大动荡中，马总督长袖善舞，成功地将黄得功、高杰、刘良佐统战到自己的麾下，成为左右帝位大选的决定性力量。

之所以要拉拉杂杂介绍这么一大堆，是想说明这么三点：

1、与史可法同志“心如纯水、身似洁冰”的纯粹相比，老马同志可是一个很不纯粹的人，不但犯过挪用公款罪及行贿罪，而且善于权谋，毫无坚定的政治立场。

2、老马还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想为国家、民族和个人做些事情的人。

3、在老马成功的背后，站在一个曾给予他“无私帮助”的大男人——阮大铖。

现在，老马终于用计请走了史首辅，自己终于以次辅身份来主持内阁工作了，这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他实现更大人生价值的舞台。

<h3>老马执政</h3>

执政伊始的老马明白，现在的南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与史可法面临的问题一样，老马现在首要的问题依然是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其次是军事国防问题。

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最好的办法依然是增加税收。但史内阁的减税方案刚刚公布，继任的马内阁就改弦更张，显然会带来负面影响，降低新政府的公信力。

但冰雪聪明、足智多谋的老马马上就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掩耳盗铃的税改方案，方案的核心是一减一增。具体为：

1、沦陷区减、统治区增。马内阁规定：“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隶钱粮全免五年，四川钱粮免50％”（以上三区己大部沦陷），而在统治区的江南，则规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加二分、孰地每亩加五分，山塘每亩加一厘”。这一增收，即为马内阁加征白银51万两。

2、农业税减，商业税增。马内阁减了沦陷区的农业税，却以“劳军助饷”的名义大幅提高了包括沦陷区在内的各地商品过境税、茶烟消费税，实行更严厉的“食盐专卖”政策，力争将“繁华似锦”的江南打造得“满目苍痍”。

老马敢于“舍得一身骂，最把税来加”，究其原因，固然有南明政府生存的迫切需要，但也有老马对目前军事政治形势的乐观估计。

因为老马现在得到的情报是：大智大勇、忠君爱国的吴三桂己经借来清兵，打败大顺军，光复北京城。这一利好的消息让马内阁及朝廷上下欣喜若狂、弹冠相庆。以为大明中兴有望，新的税收政策切实可行。

五月二十七日，老马上疏弘光帝，称赞吴三桂“功在社稷”的义举，并建议：“应利用大明的海军，速从海上向三桂同志运送军粮予以后勤保障。”

弘光帝于次日做出批示：加封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会，并给诰券（最高荣誉勋章、世袭做官凭证及免死文书）、禄米、发银五万两、糟米十万石。同时加封还加封辽东巡抚黎玉田为兵部尚书。（黎现已降李自成，并出任大顺朝四川节度使，根本没有同吴三桂一起勾引清兵）

马内阁的做法，正在江北督师，已忙得一头雾水的史可法也是很赞成的，他也上疏给弘光帝说：“崇祯帝是圣明的君主，但让李自成给逼死了。李自成犯下了罪恶滔天，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应该从重从快地剿杀李自成，给长眠于地下的先帝和生活在地上的百姓都有一个交待。”

但因为他毕竟在一线工作，消息比老马要准确些，他不相信吴三桂已经成功地玩了一把“借虏平寇”的把戏。但有两点他认为是肯定的：一、李自成已被打败并败退回山陕；二、战胜的清军已占领北京并控制河北地区。

这两点己经是不容辩驳的客观实际，史可法认为南明目前应抢在李自成的前面，与大清联合，消灭顺匪，共图中原。

与这两位高层人士主张的“联清剿顺救中国”的态度不同，个别中下层倒是建议“顺清兼防”。

吏部给事中（科级干部）章正宸上书说：今天，我国的形势比东晋、南宋还要艰难，因为我国除了要防李自成、张献忠这两头“西北狼”外，还要防大清这只“东北虎”，现在李自成这头“西北狼”被打败，这未必是件好事，因为被打败的李自成很可能西窜与张献忠联合，而大清也会腾出手来对付我国。到了今年秋天，这三股反明势力如果从西、北两个方面进攻我国，那我国真是迎来一个“危急存亡之秋啊！”

兵部给事中陈子龙的上书则讲得更干脆，他说：“借助一个敌人消灭另一个敌人，成功的案例不是没有，比如唐朝借助回纥平定安禄山叛乱；但失败的案例却更多，比如北宋借金灭辽，南宋借蒙古灭金。前者能够成功，是在能借来回纥兵的同时，唐朝还有李光弼、郭子仪这样既忠诚又能干的将领，还有来自西北、塞北这样既众多又善战的士兵，自身实力依然强大。而宋朝不能够成功，在灭掉一个敌人后却被请来的盟友给消灭了，就是因为自身实力弱小，既无将又无兵。我国现在的情况和北宋、南宋是相似的，兵不精将不勇，想借虏平寇到头来恐怕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国最好的办法是先操兵练马，然后等清虏顺寇自相残杀之际，速出兵北上，光复旧山河。”

马次辅收到这两位小科长的上书，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觉得这两个小人物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想打回北方去，必然要依靠军队的力量，作为一个依靠统兵平叛，东山再起的“军事机关首脑”，他更清楚南明军队战斗力的现状和能力。

南明军队的战斗力，用一个简单的数学不等式即可一笔概括：

南明军队战斗力＜大顺军战斗力＜清军战斗力

靠这个不等式，就能解开一线“五镇”中为什么裹足不前的原因了，而这原因，可并非史可法所说的“缺饷”二字那么简单。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老马自我安慰。

但是，完全的行政不作为也是不行的，老百姓唾沫足可以将马内阁冲下台。

“老马识途”用在老马身上是很恰当的，不久，他就搞出来几笔像模像样的“政绩工程”。

吴三桂降清没降清暂时不要管他，但是，李自成被打败，山东河南大顺官员纷纷西撤，清朝还没能力接管，权力出现空白点，山东还爆发了以“济王”为首的“复国运动”。老马决心抓住机遇，派员接管。

六月，他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丘磊为山东总兵，后又命原蓟辽总督王永吉戴罪立功，总督山东军务，王荣（加三点水的荣）为登莱东江等处巡抚。

河南方面，归德知府桑开第与崇祯朝督师丁启睿的弟弟丁启光发动了反对“大顺暴政”的起义，逮捕了大顺知府及部分官员，并押到南京集体献俘。同时，大明河南援剿总司令许定国同志“自力更生”地组建起一批地方武装，占领睢州。

在他们的示范作用下，河南的原明朝官绅纷纷打出杀贼报仇的族帜，在推翻大顺伪政权，擒杀大顺伪官员后，改旗易帜，宣誓效忠南明中央政权。

大明两百多年的无形资产就是丰厚啊！捷报频传令老马喜不自胜，决心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他命令收编的河南土匪部队——刘洪起部（没办法，政府军用不动）领兵北进，与原开封推官陈潜夫一起去为南明收复失地，刘部在开封城北的柳园打败大顺军陈德部（陈德乃大顺太原总兵陈永福之子），收复大城市开封，南明的行政区域一下子跨越到黄河南岸。

老马的脸上又被镀了一层金，他立即请弘光帝委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刘洪起为总兵官，还在随后任命“反正起义”的有功人员——张缙彦，为河南总督（张为明兵部尚书，曾在北京降顺）。

不久，老马来了一个“以权谋私”，举贤不避亲地将自已的亲家公越其杰举荐为河南巡抚。

面对不断而至的胜利，老马同志没有飘飘然，相反，他发现“平静的河面下总会有暗流涌动”，朝堂外，自己委派到山东的官员慑于局势混乱，竟观望淮上，不敢去山东“为人民服务”；朝堂内，东林党夹枪带棒、左牵右掣，使自己深感孤掌难鸣。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关键时刻，他想提拔一个人，他相信，此人一出，他必能如虎添翼，如鱼遇水、如马得草！

<h3>艰难的提拔</h3>

老马想提拔的这个人，我不说，您也可能猜出来，谁？——阮大铖

老马想提拔阮大铖，有两个目的。

一是选才，阮大铖同志不仅是一位戏曲大编导，而且也是一个资深的军事发烧友，平时颇爱“谈兵论剑兴天下，塞上长城我自许”。

二是报恩，对于老马来说，生我者父母，恩我者老阮。邀想当年，老马落难了，穷途末路，破衣烂衫，谁人理，惟有老阮，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让官官我。没有老阮昨天的无私奉献，哪有我老马今天的灿烂辉煌，饮水思源，此恩必报。

但是提拔阮大铖这类特殊材料做成的干部，还必须迈过一个大大的坎！

这个坎就是阮大铖是当年崇祯帝挂牌督办的“逆案”案件中，著名的犯罪成员之一。虽然是从犯，但被无情剥夺了出任国家公职人员权利，并且这一判决终生有效。也就是说，老阮同志仍然在“服刑期”。

对于“逆案”影响人才提拔的这一问题，大明大智的史可法就在起草朱由崧监国诏书时，把原稿中“逆案人员一律不得起用”这一条删去，以达到“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目的，老马同志在一旁也举双手赞成。

但史可法良好的心愿并末实现，一贯以营造纯正政风行风为己任的东林党骨干吕大器在最后誊写时，利用手中的职权，又把这一条加了上去。

现在，老马同志要提拔阮大铖，就必须绕过这一条令人生畏的“政纪国法”。

老马先放了一个侦察气球，以“定策”（即拥戴弘光帝即位）和“边才”（即阮大铖有定边安疆的军事才能），向弘光帝举荐阮大铖。

弘光帝尚未可否，但一旁“冷眼向外看世界，一心想把乾坤正”的东林党及复社官员不干了，因为他们意识到：马次辅提拔阮大铖，这里面蕴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这个阴谋的实施程序就是：提拔阮大诚——即为逆案翻案——翻案成，证明东林党当年错——东林党错，一滚二抓三杀头，然后再被踏上一万脚，永世不得翻身。

多么黯淡的前途，多么可怕的前景！为了不让天启朝的悲剧重演，身负重任的东林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马批阮，防止阉党翻案风”的活动，“党争”的大戏在南明灿烂的天空下徐徐拉开了帷幕。

老马见激起众怒，马上改变策略，曲线绕行，迂回前进。

他先提拔了东林党党魁钱谦益，让这位在“策立”活动中站错队、投错票的“在籍”礼部待郎再次上岗，并火线提拔为礼部尚书。

得到提拔的钱尚书果然感恩戴德，兴奋不己。他立刻上疏弘光帝，公开拍老马的马屁，称赞：“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为周国家立大功者，孙承宗之后，惟马士英一人而已！”

这还不够，钱尚书继续上书，为起用阮大铖摇族旗呐喊，他说：“崇祯帝督办逆案时，开展工作的重臣们私心自用，从个人好恶搞扩大化，把一些无辜的同志牵连进来，这其中，就有可怜可敬的阮大铖同志。阮大铖同志，当年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虽然对本党进行了善意的批评，但更多的是对阉党进行了大力的讨伐，对这种事非分明的同志，怎么能以阉党论呢。”

与此同时，老马也向东林党重要的追随者及同盟军——复社，伸出了“罪恶”的橄榄枝。

现在隆重介绍一下南明的第二大党——复社的基本情况。

复社，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崇祯六年（1633年）在苏州虎丘成立。领袖人物为张溥、张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崇祯年间，朝政腐败，社会矛盾趋于激烈，一些江南士人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组织社团，主张改良。二张等合并江南云间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等几十个社团。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

复社成员多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2000多人，声势遍及海内。大名鼎鼎的骨干成员有陈子龙、吴伟业、夏允彝、黄淳耀、顾炎武、黄宗羲、侯方域、方以智、陈贞慧等。

老马原本就和复社领袖张薄颇有交情，现在更进一步，请复社骨干成员陈子龙、夏允彝等出任南明的公务员，以济时局。

这一招大大提升了老马的人气指数，被提拔陈夏等公开向老马表示：“现在，南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爱国大明人，将不分党派、不计前嫌，紧密团结在以马内阁为首的政府周围，为救亡图存奉献出自己的辛劳、热血及生命。”

自信搞掂了东林——复社反对势力的老马，再次把阮大铖的提拔摆上了议事日程。

提拔阮大铖，有两种“组织程序”——正常的与非正常的。

正常的组织程序，就是廷推，由老马提名，朝臣投票，赞成票超过三分之二，即可顺利通过，予以提拔。

老马先采用这个正常程序进行，但当他再次提出阮大铖时，到了他好处的钱谦益、陈子龙、夏允彝投了赞成票，未得到他好处的吕大器、姜日广、张慎言、刘宗周等统统投了反对票。

结果是赞成票＜反对票，阮大铖同志再次光荣落选。

马士英，你以为搞掂了领导就搞定了一切，做梦去吧！东林党、复社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有的只是歪风服从正气的传统。投了反对票的党员社员同志如是说。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走“正常的组织程序”不行了，那就只好走“非正常组织程序”了。

非正常虽然不好听，但操作简单，那就是——请皇帝利用手中无比神圣的职权，直接下“中旨”任命阮大铖为官。

老马不辞辛苦，亲自起草了提拔阮大铖的票拟，请弘光帝裁可。

弘光帝对老马很感恩，也很听话，他不顾大多数朝臣的反对，大笔一挥，召“逆案”被罢官为民的阮大铖来京陛见。

陛见后，弘光帝再次发力，不经朝臣会议，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设左侍郎。

东林党、复社一派的朝官闻讯大怒，上书反对无效后，部分官员纷纷挂冠而去，揭起了南明历史上第一次公务员大规模辞官浪潮，这让马内阁的政治威信受到巨大的冲击。

在阮大铖“提拔门”事件中，老马惨胜，东林党、复社惨败！

但阮大铖可不管这些，当上了兵部尚书的他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天看尽长安花。”身穿素蟒袍，腰缠碧玉带，一身奇装异服戏子打扮。除在南京招摇过市外，又跑到长江边检阅部队，真是既过足了官瘾又过足了戏瘾。

正文 第七章 游戏人生

<h3>弘光帝的转变</h3>

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发现，当政后的弘光帝并未有任何“道德沦丧”的表现。

“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这句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名言，真是放在谁身上都是很准的。

经过人生苦难的磨练，世态炎凉的洗礼，已三十八岁的弘光帝少了一份刻薄与浮躁，多了一份宽容与成熟。

出于对自己“流亡王子”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他更能体会到血脉亲情的可贵，因此在他担任监国后，就让官员们把自沦陷区逃亡过来的朱氏宗亲们接到南京附近妥善安置，并给予每个人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薪水。

他给崇祯这位以身殉职的大行皇帝谥为“思”宗，后又觉得不尽如意，在大臣的建议下，又改为了“毅”宗。以表达对这位堂兄的无限敬仰！

东林党最担心的打击报复、秋后算帐也没有发生，非但没有发生，他还在大臣的举荐下，下诏请众多的东林党及复社成员入朝为官。

并且，这位皇帝还废除了明朝的三大苛政——廷杖、东厂、诏狱，所有的南明大臣不必再怕被当众剥下裤子打屁股了，不必再怕个人隐私被窥探了，也不必再怕惹怒皇帝被下“特别蓝狱”了。个人的人格尊严、人身权利和生命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弘光帝泛滥的同情心还上朔到两百年前，他下特旨给被朱元璋处死的开国功臣傅友德、冯胜，以及被朱棣处死的建文帝忠臣齐泰等人恢复名誉，追加谥号、加封爵位。

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我们有理由相信，弘光帝即使达不到“明君”的标准，但至少是个“善君”吧！在这样“善君”的领导下，大明至少可以重温“南朝旧梦”吧！

但这良好的开端，随着一个人的到来，慢慢发生了改变。

这产生催化作用的人就是刚刚费尽周折才提拔上来的兵部侍郎——阮大铖。他的到来，给尚还清新的南明朝堂带来一股污浊的空气。

阮大铖豪门出身，生活品位极高，衣食住行就不必说了，还自费养了一个带有“公关”作用的梨园俱乐部。

为感谢弘光帝，阮大铖请同为“戏曲票友”弘光帝光临梨园，视察指导文化建设工作。

醉月飞觞、莺歌燕舞的梨园，竟让弘光帝“再忆洛阳宫阙，不知今身在何地，不知今夕是何年”，仿伟又回到了从前幸福的福王时代，暂忘了国恨家仇，暂忘了任重道远。

“卿之戏班，借朕一用”，酒足饭饱的弘光帝意犹未尽，酷爱祖国戏曲艺术的他准备连人一起打包带走。

送走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弘光帝，马阮两重臣发现自已的工作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漏洞。

这就是，已经三十八岁的弘光帝依然是一个“钻石王老五”。

因为弘光帝的两个夫人都已丧生于乱世，只有他苟存性命于今天。

丧偶后的弘光帝至今未娶，并非“看破红尘、清心寡欲”，而是大明以孝立国，老爹孝期未满，不能娶亲。

现在孝期已满，那就可以给皇帝陛下张罗张罗“终生大事”了。

“圣心安而后庶务举，根本定而后敌忾振！”——老马如是说。

一个有了家庭的男人责任心会倍增。——老马如是想。

皇帝结婚，专业名词叫“大婚”，为何叫这个名词，大概是因为皇帝身份大、未婚妻的规模大、花费也大吧。

但办“大婚”这件事前，得先做些铺垫工作。

马阮再次迅速联合行动！

一、将仍在安徽逃难的弘光帝嫡母迎入南京，并尊为太后。

二、迁老福王“梓宫”（老福王的尸骨只剩下被啃剩的几根骨头而已）入京，并上尊号为“恭皇帝”。

三、整修“新洞房”——明故宫。

弘光帝即监国位后，就从南京内守备府衙门搬到了原来的明故宫，但这里的宫殿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雨侵蚀，早现是“雕栏玉砌虽犹在，只是朱颜改。”这房子拿来做洞房自然对不起要“大婚”的“朱新郎”了。

“再穷不能穷皇帝、再亏不能亏陛下。”马阁首经过一番踌躇后，决定大力进行明故宫房地产的建设与开发，修建兴宁宫与慈禧殿（多么不吉利的名字，不知建好后是否会沾染了慈禧老佛爷的败家亡国的“霉气”），以为弘光帝营造一个优良的生活和办公坏境。

在“大婚”筹备前期，善解“君”意阮大铖、杨文骢、冯可宗等辈怕弘光帝等不及了，就偷偷地从民间买入幼妓数名，送给弘光帝“试婚”。

结果，三百多斤重的弘光帝也许是“久旱逢甘露”吧，竟一夜之间把两个幼妓给“弄”死了，这当然不是很光彩的事，得赶快采取措施，消除不良影响吧，于是乎让人把那两可怜的未成年人用被子裹了，偷偷从载月门抬出。

从下“中旨”提拔阮大铖成功的那一刻起，弘光帝看到了自已权力的威力。

接下来借用戏班、筹备大婚、兴建宫殿、接纳幼妓，弘光帝感觉到权力带来的欢畅。

“人之初，性本善”，一个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变坏，弘光帝也是如此。

从记事的那时候起，他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敬爱的老福王朱常洵，就把“生命有限，享乐无限”的人生理念毫无保留地灌输给了他。

在这个充满酒色财气家庭教育中长大的弘光帝，自然也对美女、醇酒、豪宅、珠宝等情有独尊，却惟独对奉献、责任、勤俭、义务等闻所未闻！

如果不是明末那两场巨大的灾难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么，弘光帝的人生字典里，根本不会出现“律己”二字。

好在那两场灾难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让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压抑了自己心底的诉求与渴望。

现在，随着环境的变化，条件的成熟，他那久被压抑的诉求与渴望，如同经过寒冬后的野草，在万物复苏的时刻，忽然苏醒、萌发、滋长。

他不止一次地进行心理的自我调节：“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充分享受人生的，比如自己。”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会让你我明白：当一个手握绝对权力的人一旦失去制约，他的失德荒唐的行为，将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多大的伤害。

<h3>弘光帝的四大喜好</h3>

终其一生，弘光帝共有四大喜好：美女、豪宅、戏曲、醇酒。

如果拥有这四大喜好的弘光帝仍然是那个洛阳福王，那么他带来的麻烦，也不过是“为王一地、危害一方而己”！

然而，地位不同了，他现在统冶的人民，是仍有四千多万的南明子民；他管理的面积，是仍有二百多万的南明国土。

如果拥有这四大喜好的弘光帝仍然是在太平年间登临大位的，那么他酿成的苦果，顶多是加速这个王朝的衰败，而绝不会瞬间灭亡。

然而，时间不同了，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群雄并起，逐鹿天下”的时代，各方的英雄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争取民众的坚持，南明王朝正处于一个可好可下的关键期。

“江山易改、禀性难易”自从发现手中的权力棒能给自己带来一系列物质及精神享受后，弘光帝就开始感叹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先抓紧时间享受一下吧。

先从他老人家的第一个喜好说起吧！

弘光帝对美女的追求是在以“大婚”的名义下进行的，“大婚”首要的事情就是选秀，此事由老马挂帅、阮大铖主持、太监屈尚忠主持具体工作。

“不是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屈尚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给领导办大事，给自己捞大钱。”屈尚忠就是这样的办事原则。

因为，在这个不知明日的世界究竟会是怎样的忐忑不安中，只有捞到更多的真金白银才能让自己感到安全和踏实。

选秀的地点定在曾经出产过“秦淮八艳”等美眉的南京、苏州、杭州，这三地，在弘光帝心中，肯定是一个个“桃花盛开的地方”。

在屈尚忠的主持下，遍布三地的“选秀组”成员马上将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他们忠实地、坚决地将领导的“凡是原则”贯彻到工作中去——凡是有未婚女孩的平民家庭，不分美丑、不分老幼、不分贫富、一律封门。

封门，就是将人家的门用专用封条贴起来，然后对这家人说：“恭喜你们家女孩光荣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室一员，为避免该女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我们将对您的全家实施全天候的封门保护。”

“喜从天降”的人家发闷了，“俺可是城里人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不能从自家的院里长出来，每天还得出去打工挣钱，这封门不是要附带把嘴也封上了吗？”

一场“权力寻租”的游戏开始了。

“要开门，可以，拿钱吧，封门是免费的，但开门却是要适当收取工本费的。”“选秀组”工作人员坐等白银乖乖奉上。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饱受摧残、求告无门的平头百姓只好以牙还牙，钻起了政策的漏洞。

“不是未婚女才被选秀吗？那好，大爷我就把未婚女变成已婚女。”

“忽如一夜北风来，千树万树桃花开”，三地在第一时间纷纷上演“火线选婿、突击嫁女”，这三地的未婚男士骤然间成了人见人爱的“俊潘安”，无论贫富，无论美丑、无论健康残疾，一律在第一时间内顺利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单身问题。这些受益的男同志是否在心里高呼弘光帝“皇恩浩荡荡、天子万万年”啊！

此情此景，我们好像似曾相识，噢！想起来了吧，当年朱厚照陛下下江南的时候，不是也曾在同样的地方上演过一回这样的喜剧吗？看来，基因这东西是可以隔代遗传的。

在这场活动中，弘光帝得到了人，屈尚忠等承办人得到钱，两者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撒向人间都是怨”，丧失的，是南明那一点好不容易聚拢来的人气。

得到美女的弘光帝马上加班加点，多方“临幸”，以求在有生之年早日解决接班人后继无人的老大难问题，上安社稷、下抚黎民。

但这位陛下毕竟是“奔四”的人了，心不老身却衰，没几天便败下阵来。

非常时刻，异人闪现。

一位正在“非法行医”的老道开出药方一张，自告奋勇解决弘光帝这一难言之瘾。

药方很简单，就是捕捉癞蛤蟆提取蛤脑配制全天然的“伟哥”，据老道统计：治愈率高达99.9％。

有病乱投医的弘光帝立即传令宦官为自己捕捉癞蛤蟆，多多益善。

被安排干此脏活累活的宦官们没有“为尊者讳”的高尚情怀，立即打出“奉旨捕蟾”的旗号，驱赶南京市民人人献爱心，个个出义工，为皇帝陛下捕捉癞蛤蟆。

被捉来捕蟾的市民工作非常主动，在紧张劳动之余，还开动智慧的大脑，给出现严重性功能障碍的弘光陛下送上一个流传千古、独一无二的呢称——“蛤蟆天子”。

这也使弘光帝第一次有幸与自己伟大的祖先——“蟋蟀皇帝”朱瞻基的站在了一起，共同为大明单调的历史画卷上增添了两分多彩的亮色。

与此同时，弘光帝一手抓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兴宁宫与慈禧殿，正在紧张有序地推进，在追求高起点、高品质的皇帝督导下，设计精益求益，建筑美仑美奂，费用一加再加。

还有，弘光帝对戏曲艺术的热爱自从借来阮大铖的梨园俱乐部后，更加益发不可收拾了！

他把南明唯一国资经营的娱乐业机构——南教坊所有的演艺人员（共六十四名）统统调入内宫工作，同时也大量“釆购”了民间的演艺精英。

在弘光帝废寝忘食的“率先垂范”下，演艺人员经过日以继夜的紧张排演，一部饱含“朱导”创作才华和创作激情的传奇剧——《麒麟阁》终于如期在大内上演，并立即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哄动效应。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是“朱导”对演艺人员的不懈渴望，为实现这一渴望，他是不惜唱一出“苦愁计”。

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一日，弘光帝忽然十万火急召会诸大臣议事。

慌忙赶快的诸大臣望着“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的弘光帝，首先联想到山河的破碎，工作的失职，纷纷开始了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岂知诚实可爱、童臾无欺的弘光帝一声长叹：“朕所忧者，不在社稷、不在民生，只叹宫内色艺双佳的演艺人员，真是太少太少了，使我满腹才华，竟无用武无地。卿若能大加举才，也不失治我的一块心病。”

“李白斗酒诗百篇”，可见艺术创作、艺术灵感是离不开酒精支撑的，弘光帝的艺术才华是大大的，酒量也是大大的。“俺皇爷醉烧酒全不呼”这是南明人都知道的事实。

一则明人笔记体小说这样记载：

国学大师、道德完人刘宗周觐见弘光帝，觐见毕被留下来共进午餐。弘光帝指着酒杯感叹到：“您常劝我不要贪杯误事，今天我坦诚接受您的意见，就不再饮了！”说完直勾勾的眼神凝望刘大师。

大师被盯毛了，赶忙说：“只饮一杯，有益无害。”

弘光帝就坡下驴，说：“依卿所言，止饮一杯。”说完瞪起咪咪眼，朝太监努了努大嘴。

太监会意，马上换了一个大金爵呈上。

弘光帝开始与刘大师对饮，饮至半杯，放下。

太监续满，弘光帝续饮。

再饮至半杯，放下；太监再续满，弘光帝再续饮……

如此周而复始，刘大师大骇：原来，一杯酒是可以这样来饮的。

此故事后被东林、复社等部门的通讯机构大量转载报道，可见在对待饮酒的问题上，弘光帝真是深刻理解、坚决贯彻了李太白的“酒仙”精神，即——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逐一谈完弘光帝的四大喜好，下面该谈这四大喜好带来的直接后果了。

直接后果有三个：一、不好好工作，二、烧钱，三、卖官。

不好好工作那是必然的，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边投入的多了，那边投入的自然就会少了。弘光帝也是如此。

忙大婚、忙排戏、忙建设、特别地忙，自然就忙不到朝政了。

弘光帝很明智，既然忙不过来，那就别忙了，交给更有能力，更精于此道的同志去忙吧。

马阁首自然成了弘光帝不二抉择。他公开向朝臣表示：“天下事，有老马在”。

烧钱也是必然的，因为筹备大婚需要购置珠宝，修筑宫殿需要购买材料，扩大演艺队伍要釆买歌儿舞女，这些都要白花花的银子来换，就是在专制的封建社会，这些东西也不能无偿划拔呀！

烧钱带来的结果就是皇室专用经费早就不够了，于是，就通过马阁首开始大量挪用国库的钱，首先进入弘光帝腰包的，就是那些曾获过“拥立特等功”军爷们的钱——军费。

等弦光帝新房建成了、婚结了、演艺队伍也扩大了。工部和户部却来联合报“丧”了。

目前，南明财政亏损己达250万两，户部止存银1000两。

弘光帝傻眼了。

“莫急莫愁，人生得意须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理财高手阮大铖马上支招。

招是损招，但很管用。这就是：

一、加强税收征收范围和征收力度，实行多征多奖的刺激政策。

于是，在政策的拉动下，南明的税收机器开足马力，高速高效地运作起来。克尽职守的税务官还把征税的范围扩大到“江北五镇”的地界上，使原来中央政府向各镇承诺“免税条款”转眼间变成废纸一张。

二、利用大明的品牌效应，成立“大明官位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大明官位的批发零售业务。

该公司的基本概况为：

董事长：朱由崧，总经理：马士英，销售经理：阮大铖。

经营的商品及价格：武英殿中书，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银二千五百两；内阁中书，银二千两；待诏，银三千两；拔贡，银一千两；推知衔，银一千两……

业务评价：该公司自创办以来，坚持薄利多销、公平交易的原则，业务量逐日攀升，营业收入显著提高，有效地刺激了内需增长，为解决国家财政危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文 第八章 制约和引导的力量

面对弘光帝的“行政乱作为”，有没有制约和引导的力量？各方有什么具体的反应呢？

答案是有的。因为即使在皇权专制下，虽然没有议会，没有法院。但，皇帝陛下的权利还是要受到来自内阁、朝臣、甚至军队等各方面的制约的。

更况且，弘光帝还是一个难得的“民选”皇帝，“选民”费尽周折地把他选上来，他更应该接受“选民”的制约和监督。

在目前的情况下，第一个能对弘光帝行为进行制约和引导的，当然是我们“德高望重”的老马同志，因为他不仅曾是当年的“选民首领”，而且也是今天实际的“政府首脑”，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集于一身。

在我国历史上，像老马这样“打工当权派”处理与像弘光帝的“东家荒唐派”，一共出现过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不好好干就废掉你。这是霍光模式，当年，西汉昌邑王继位27天，胡作非为出1127件荒唐事，结果被霍大将军动用家法，直接赶回地方作“海昏侯”。

第二种模式：榜样的力量影响你。这是诸葛亮模式，当年，后主刘禅同志也曾想腐败堕落一下，但看到“尚父”诸葛亮正在那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弄得自己也只能有样学样地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办事了。

第三种模式：你干“歪事”，我干“正事”。这是杨廷和模式，在大明最能闹腾的武宗朱厚照“耽乐嬉游，昵近群小”时，杨廷和同志兢兢业业地工作，勤勤恳恳地上班，总算让险象环生的大明航船顺利驶过了正德年间那段急流险滩。

第四种模式：你干“歪事”，我干“私事”。这是严嵩模式，一百多年前，严嵩同志就钻了嘉靖皇帝一心成仙、不理政事的大空子，成功地招权纳贿、贪污腐化，把自己成功打造成大明首席奸臣。

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幸的是，老马同志恰恰有朝第四种模式发展的“雄心壮志”。（这也是他后来被《明史》评为奸臣的主要原因）

但是，作为一个少年贫困、中年潦倒、晚年发迹的老官僚，老马同志还是颇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悲悯情怀”，只不过，他想在为国家、为民族办大事、谋大利的同时，也能为自己、为家庭办小事、谋小利。

这一想法，代表了我国从古到今官僚界绝大多数官员的相同心声，似乎无可厚非、不好指责。

所以，老马同志更乐意和弘光帝结成一种“各干各事、各取所需、两情相悦”的合作联盟。

特别是弘光帝发表“天下事，有老马在”的声明后，老马更“不好意思”干涉皇帝陛下的私生活了。

当然，在“不干涉主义”的背后，是老马同志多年来“冶国平天下”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变梦想成真；是老马同志多年来的发家致富梦，终于在“大明官帽有限责任公司”红火经营中，提前变成了现实。

看来，第一个能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就这样没戏了！

那看第二个制约和引导的因素，一向以正义化身自居的东林、复社两党表现吧。

两党现在的表现是——愤怒、出离地愤怒。

愤怒不仅是因为他们推出的“侯选人”未当选，而且还因为他们发现：新上台的国家领导人竟然是——痴如刘禅、淫如隋炀。

两党于是断然采取以下措施，以求感动皇帝、挽救时局。

还是那个老办法，一如既往、锲而不舍地上疏，巯中讲人生、讲理想、讲道德、讲创业、讲危机、讲发展、讲改良、讲健康、讲生活……想通过“填鸭式”的教育，心与心相交，以达到“惩前避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对此，难厌其烦的弘光帝干脆写了一份简单明了的“自白书”，并请大学士兼大书法家王铎用“对联”张榜告之，内容为——“万事不如杯在手，今生几次月当头”。

不错，朕现在是酒色曲艺，一个不少，看似其乐无比，可是，内心的苦楚，你等可知？

朕本一凡人，生在天地间；却被“有心人”，骤推此高处；高处有美景，却也不胜寒。

朕无法指挥动那些拥我成帝的“有心人”，不能插手！

朕不懂业务，缺少知识、缺乏兴趣、不愿插手！

朕上无父母（只有一个名义上的嫡母），下无子女、无牵无挂，这个世上，除了自己，无需负责，身外之事，不必插手！

父王大人花天酒地不得善终，堂兄崇祯终年劳碌亦难免一死，生于死世，生命无常，何苦终日愁闷，自苦其身。

爱卿们，心意领了，朕不会怪罪你们，世上的路千条万条，不必在意别人的说法，大胆去走自己的路吧！

两党对皇帝陛下没辙了，于是将满腔怒火洒向正在南明政坛上“春风得意”的马阮新贵集团。

就是这帮十恶不赦的家伙们，赶走了公正的史可法、带坏了皇帝、败坏了朝纲、培养了“黑恶”势力。

“擒贼先擒王”大学士姜日广、户部侍郎吕大器、户给给事中罗万象等大臣，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此集团领导马士英，纷纷痛心疾首地上疏弘光帝，斥责老马同志浊乱朝政，有意把弘光帝当成曹髦一样的庸君来掌控。

不久，东林党中的杰出斗士——在左良玉军中任监军巡按御史的黄澍同志入朝参见，把对老马同志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黄斗士面君完毕，忽然在朝堂高呼：“臣今来朝，誓当冒死以击奸贼！”

弘光帝老大不明白，左顾右盼，问：“卿以谁为奸贼？”

黄斗士大声回答：“奸臣大贼，乃马士英也！此人有犯罪前科，蒙先帝开恩被擢为凤阳总督，但先帝北京被困，他竟不发一兵一卒救助。此贼既昨天不忠于先帝，又怎能今天忠于皇上？此外凤阳乃祖陵，大明发祥之地，马士英本应与祖陵共存亡，却闻警即逃，使其落于乱贼之手，让皇上担上了不孝子孙的骂名……”

黄斗士越说越有理，越说越激动，为增强表演效果，竟开始使用肢体语言，直上前来大煽老马同志的耳光。

在场的两党人士见“领导”被打，不仅不去拉架，反而在旁暗暗叫好。

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老马同志，只善于文斗却不善于武斗，面对黄斗士咄咄逼人的暴力，只能跪倒在地，声嘶力竭地请弘光帝放自己一条生路，让自己告老还乡。

大脑已严重短路的弘光帝当即准奏。

两党精英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多日不能解决的问题竟在黄斗士的一顿耳光中了结，终于认识暴力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挨了耳光、丢了官职的老马同志回到家中，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火，辛辛苦苦好几年，怎么一下就回到“解放前”了呢？

生气窝火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反击方案还是：唬住皇帝，留住官帽。

老马同志挑灯夜战、奋笔疾书，给弘光帝上了一道紧急奏折，指出自己一旦离职后政坛将会出现的可怕后果：

“臣若离职，东林党将得势，得势后将立即废掉陛下，拥立潞王。”

与此同时，得到老马同志重金贿赂的两个长期跟随弘光帝的“贴心老太监”正在宫中对长着一对软耳根的陛下实行“哭谏”。

“皇上若无老马，不可能即位，现赶走老马，天下人都会骂皇上忘恩负义。而且，如果没有老马在前面辛辛苦苦的打拼，皇上又岂能在后宫安安稳稳地发展个人业余爱好？”

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的弘光帝立即收回成命，很快重新召回老马，继续主持内阁工作。

东林党狗咬尿泡，空欢喜了一场。

重掌乾坤的老马同志再也没有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毫无悬念地把东林党列为自己的头号敌人。

阮大铖同志也跑到老马同志面前，建议要王八乌龟一齐打，把东林与复社一网打尽。

因为与老马同志相比，阮大铖同志是不但与东林党有“仇”，而且还和复社有“恨”。

“恨”是六年前结下的。

那时，阮大铖同志刚刚被清理出“大明公务员”队伍，流落在南京做“寓公”。

广有钱财，擅长戏曲创作的他自费养了一个戏班，整日里编演新戏、交朋结友、迎来送往、好不热闹。

这种生活方式与复社一贯的倡导“名士”生活方式发生了“撞衫”，严重侵犯了复社的专利所有权。

138名复社成员在顾杲（东林党顾宪成之从子）、黄宗羲（东林党黄尊素之长子）、吴应箕、陈贞慧的领导下，开始了痛快淋漓的“维权”活动。

他们联名写了我们的一张大字报——《留都防乱公揭》，并在大字报上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同志进行了“大鸣大放式”的无情攻击。

已被列为“三等逆案政治犯”的阮大铖同志有口难辩，一败涂地，只得灰头土脸地跑到南京近郊的牛首山进行“政治避难”。

大获全胜的复社精英们在欢呼雀跃之时，却不知“恨”的种子已深深埋藏在阮大铖同志黑暗的心窝里。

现在，既然斗争的“号角已吹响、钢刀已擦亮”，那就干脆放马过来，拼个你死我活吧！与人斗，可是其乐无穷呀！

与人斗最好先要找出“薄弱环节”击而胜之！

“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但善于玩艺术，而且还善于玩政治的阮大铖还真找到了一个斗争的突破点。

这就是在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日子里，大部分在朝为官东林及复社人士曾一度投降“伪朝”——大顺，其中的“无耻之徒”——周钟不但向“伪主李自成”上了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的贺表，还建议其“早定江南，以成大统。”

找到突破点的阮大铖同志斗志高昂地对老马说：“彼攻逆案（指东林党以逆案政治犯来反对他当官），我作‘顺案’来针锋相对”。

“顺案”就是以专面打击这些曾“投敌叛国”明官的为宗旨的政冶案件，这确是个很好的理由，他成功使已方站在道德制高点，只一脚就可把对方——“失节分子们”们踢到“士林败类”的臭水沟。

结果，在“顺案”的打击下，两党曾有过此“失节”行为的党员，坐牢的坐牢，砍头的砍头。

一些曾“失节”，正在“南归”途中的前明官员，无论何党何派，闻此噩耗，只得掉转马头，无可奈何地投入大清的怀抱。

迫于压力，东林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内阁大学士姜日广、左都御史刘宗周、吏部尚书张慎言，纷纷引咎辞职。其后，又有更多的两党成员加入了“辞职大军”的行列。

由此，两党实力大损，旧日荣光不复存在。

“救国梦”的破灭使一部分两党高层人士由“绅士”转眼间变成了“嬉皮士”。

“嬉皮士”们常聚在一起搞搞“政治沙龙”，挥发一下心中的憋闷和不满。

聚会场上，他们时而伤叹身处“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的时代，时而又自恨没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本事，时而还幻想一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成功。千种滋味，万般苦愁，人有病，天知否？

一番感慨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太渺小太无助了，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不能舍弃，有太多太多的理想不能实现！那就哭吧、哭吧，“无尽哀伤滚滚来，泪飞顿作倾盆雨”。此时此刻，眼泪也许真可以宣泄些心中的苦闷。

“书生救国终是空，莫如一醉忘苍生”。叹过了，哭过了，那就开始最后一个项目——对酒且歌吧！

于是，哭未毕，曲已闻，伎杂陈，宴游场上欢意生；明天愁，不必问，今霄暂且歌声浓；躲进青楼乐一顿，管他风声和雨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南明立国己百天，东林、复社两党的大部分党员非但没有圆了自己的救国梦，反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的“愤青愤中”。

愤怒出诗人！这一个个的“愤青愤中”在南明政治腐败、统治松驰、文化审查不严的社会大背景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了一篇篇流传百年、脍炙人口的反腐诗词，使“揭腐评腐”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同时也使这些诗词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一朵朵瑰丽的“怪葩”。现仅摘录两首如下，以飨读者。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偏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

唉，可怜可叹的两党同志们啊，现在只能做一些隔靴搔痒，与世事无“正作用”，“负作用”却不少的“特殊贡献”了，可是，怪谁呢？

看来，第二个能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又泡汤了。

不必灰心，振作精神，看第三个能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吧。

他们就是国家的柱石，大明的保障。——“江北五镇”的军人们。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身世乱世，是众多黎民百姓不幸的时代，但却是军人们幸运的时代，多少英雄从他们中间涌现，多少辉煌在他们手中铸就！

南朝的刘裕、五代的郭威、北守的赵匡胤、南宋的岳飞，一个个响当当的军人名字，以自已的努力，改写了历史，把安定、和平、秩序这些美好的东西再次撤向人间。

南明“五镇”的军人们，时代赋予了你们神圣的使命，你们又将做何表现呢？

军人们现在的表现是——最近比较烦！

一烦是以弘光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竟然违背公开承诺，克扣起他们的军饷了。总漕都御史田仰受东平伯刘泽清委托打报告要求增加军费，向来“有求必应”的弘光帝竟然发起了脾气，并在朝堂上当着众大臣的面数落起自己的四个“恩公”——刘泽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来了。

弘光帝大声地说：“国家今年收了只能收500万两的税，你们四个一共是全年军费应拔240万两，现在实际己拔了360万两银，一年花了一年半的钱，朕哪里再有钱给你们？”

自这以后，弘光帝对他们就冷淡起来，军费下拔小里小气、时断时续。

这也罢了，原来承诺的管辖地“免税”政策随着中央特派税务官的到来，也名存实亡了。纷纭乱世，兵无饷则乱，无饷可发却要保持队伍稳定成了这些军队领导干部很头痛的事情。

二烦是部分东林党在领袖姜日广、刘宗周的带领下，对他们这些人发动了“恶毒的攻击”。先是说他们“无功受爵”，现又说他们“兵浮于饷”、“扫掠民间”、“怯于北进”，一顶又一顶帽子往他们这些人的大脑袋子上扣。

军人们毕竟精通兵法，他们不会像东林党那样四面开攻、八方出击。知道在受到“两面攻击”时，不能搞“双线作战”，必须稳住一方，再攻其一方。

他们把对弘光帝的不满深深埋在心里，蓄势待发。

他们在稳住中央政府的同时，对疯狗式的“东林党”进行了赤裸裸的还击。

刘泽清直截了当地在朝堂上说：“祖宗天下，都坏于这些看似忠诚老实、实则奸诈无比的白面书生东林党的手里，以后国家录用干部，绝不要从他们这些人中录用。我先去杀敌，待杀敌回来后我亲自主持考试，为国家迭拔出真正又红又专、学以致用的好干部！”

靖南候黄得功的作法更绝，朝中的那位两党成员上书攻击他，他既不生气，也不辩解，而是派出军队代表，请弘光帝把上书人押到军中，先体验一下“部队生活”后，然后予以“军前正法”——直接来砍下上书人那颗多嘴多舌的脑袋。（当然，这事在“英明”的弘光帝干涉下，没有办成。）

看见了吧，这就是第三个来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不用说，也没戏了！

最后的结果是：在明朝的皇权专制制度下，弘光帝虽然是被人推向皇位的，但他却不是汉献帝式的傀儡。他有皇帝的权力与威信，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帝国的未来，但是，在他一无责任二无能力三贪图个人享受的现实面前，权力和威信正大把大把地被“挥霍一空”。而且，在外界，有影响力的三者出于自身局限性或利益的考虑，非但没有制约和引导住弘光帝，反而被弘光帝“制约和引导”，陷于了“你骂我怨，你争我斗”的乱境中。

最后的总结是：一是在明朝，皇帝，已经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间特殊的铁屋子，并且让这个屋子越造越严密，越造越精巧，大臣、军人、人民这些生活在屋子里的人们，在这间铁屋子里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即使外面已经有人在砸屋子了，但屋子的主人不挑头抵抗，其它的人，想挑头抵抗一下，也是没有资格的，没有多少号召力的。

二是生活在屋子里的人们，并不把自己当作这间屋子的主人，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交了租金而暂时入住的房客，屋子的主人既然都不愿保护屋子，爱护屋子，自己作为房客，又何苦呢？道德高尚的，劝劝主人爱护爱护屋子，需要时也帮主人保护保护屋子；道德差的，干脆和主人一起折腾屋子，趁屋子没有倒下去时再偷偷搞点东西！

这是“皇权家天下”的悲哀，这也是中国在二千年都走不出来的“怪圈”。

只能等到267年的1911年，这个“怪圈”终于被打破了，因为在那年，爆发了改变中国历史方向的辛亥革命。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在探讨辛亥革命的深远意义时，是否应该把她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

因为，自那一场革命后，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个屋子里的人，已由“房客”变成了“主人”。而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在血泊中顽强坚持十四年，而最终获得胜利，是因为那些千千万万誓死抗争的人们，骨子里，已真正地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国家屋子的主人”！

正文 第九章 北使和谈

<h3>谈判条件</h3>

如果我们只看前面的文章，就会发现，作为阁首的老马同志，似乎只在政治、党务、财税、以及贪污这些领域中“游刃有余”，而对其他领域，却好像“不闻不问”。

这么说就太冤枉老马了，老马同志在以上领域孜孜不倦工作的同时，也始终在热情关注着另一件领域——外交，期盼在这一新领域也能继往开来、有所作为。

早在1644年6月，刚成为“北漂一族”的多尔衮同志鉴于北直隶、山东众多“恐怖组织”活动猖獗，“恐怖事件”不断发生，且最大的“恐怖头目”李自成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反恐”任务异常艰巨的客观实际，发表了一份“和平声明”。

声明中，多尔衮回顾了明清多年来的传统友谊，指出此次清军入关，是一次挽救中国危亡的正义行动，表达了清军“解放”北方地域的信心和决心，希望这些地域各界人士顺应时代形势，积极参加和平建设运动。在声明的最后，还阐述了将大清将尊重南方人民的自由选择，希望南方人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辅立贤藩”，建立一个与大清和平共存、互不侵犯、友好相处的新国家！

由于南北阻隔，这一声明经过一个多月，才跨越千山万水“姗姗”地传到南明中央政府的手中，这对立国之初就已确立“借虏平寇”国策的当权者来说，无疑是欢欣鼓舞的。

无论是在朝的弘光、老马，还是在外督师备战的史可法，都一致认为，应立即着手与清朝进行和谈，如果能与清朝南北和谈成功，那么南明将获得长期“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遇裁军减饷，缓和内部矛盾，从而象东晋、南宋那样得到长期生存的可能。

确定了“和谈”的基调，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派出和谈代表，列出和谈条件，然后才能开始南北谈判了。

“招贤榜”还没贴出，就有一个人已经“自告奋勇”地学毛遂自荐了，表示要主动为朝廷排忧解难，担当起和平谈判的艰巨任务来。

这位勇于担当的仁兄就是明朝的都督同知——陈洪范。

这位陈大人以前曾做过一件小事，但却足以改变历史，这就是他曾经救下了违反军规即将处斩的张献忠。

如果再联系以后他的所作所为，那我们就会悲愤地发现，这位仁兄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专门来做大明朝“丧门星”的。

陈大人这次自荐，名义上的理由是他同吴三桂有交情，便于联络，但实际上，是他早在六月底就被亲家——已降清的前明参将唐虞奉多尔衮之命“策反”成功，成为了大清在南明的一个重要的“卧底”。

这时，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也以“母死北京，愿同陈洪范一同出使”为名申请加入了谈判团，由于他的职位、名望都比陈洪范高，他成了正团长，先到的陈大人，反而成了副团长。

除此之外，老马同志还派出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担任另一副团长，之所以派他，是因为这位马副团长在崇祯时期已出使过清朝，和多尔衮、范文程等也算“老熟人”了。

使团中还有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已降清成为“大清高干”祖大寿的儿子祖泽溥（现在南明任锦衣卫指挥），把这位公子哥带上，大概是老马同志处于“统战”工作的需要吧。

代表人选解决了，下一步该是确定谈判方案了。

方案的核心是“以土地换和平，以身份促友谊”。这中间，土地是个实质问题，身份是个尊严问题。

土地问题上，弘光帝先让大臣们来提，在好久得不到答案的情况下，弘光帝只好自问自答，说国家可以拿淮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

见皇帝陛下表了态，大学士高弘图马上跟进，建议拿黄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显得比皇帝更加爱国。

谈判团团长左懋第却自我加压，建议只拿山海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他的理由一是，北京为大明历代皇帝陵墓所在之地，如果把北京拱手让人，那每年皇帝陛下去祭陵扫墓岂不要年年办签证，岁岁需出国；二是，所谓大清不过是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一帮强盗，鼠目寸光，三次北侵内地不过是为了抢人抢物，这次也不过如此，如果大明此次多给些钱物，还是有可能“赎回”山海关以南的地区的。

左团长娓娓道来，说得弘光帝连连点头。

老马同志对拿多少土地去换和平似乎不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第二个问题：谈判的双方——大明与大清的身份如何界定？

大明弘光帝马上就是“奔四”的人了，而清朝的顺治帝还是个小屁孩，如果让弘光帝的身份上比顺冶帝低一等，那就太有损“国家尊严”了。

老马提出：清朝皇帝年幼，可以和咱们的皇上认为侄叔关系，这一身份关系，既避免了大明向大清称臣的“尴尬”，又使两国关系“亲上加亲”，何乐而不为！

经过十来天的吵吵闹闹，和平谈判的草案终于出台，内容为：

一、拿山海关以外的地方给清朝换和平；

二、承认清朝由“藩邦”升格为一个与大明身份平等的国家；

三、设立“友好发展基金”，由大明每年“出资”十万两白银，用与协助大清进行开发建设；

四、改葬崇祯帝梓宫；

五、认亲——即弘光帝为叔、顺治帝为侄，双方成为有“叔侄”关系的亲属之国，友好相待，和平相处。

为彰显大国气度与和平诚意，在出使前，南明中央政府还作了以下的“突击工作”：

一是突击进封左正团长为南京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同时可相机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陈副团长为太子太傅，马副团长为太仆寺少卿，以提高代表团的整体规格。

二是突击赶制了“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蓟国公吴三桂的诰敕，告《北方人民书》的圣谕，以及谒陵祭告崇祯帝的祭文。

三是紧急从紧巴巴的国库中筹集了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作为给清方的“见面礼”。

临行前，弘光帝再次亲切接见的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告诉大家在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还要完成谒陵和“联络”前明降官的任务，最后鼓励各位不辱使命，载誉归来。

七月二十一日，五百多名使团成员在众人期盼和祝福的目光中，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征程。在下关码头，左团长眺望水天一色的长江，一种“风萧萧兮江水寒，此身一去兮不复返”的不祥预感忽然涌上心头。

<h3>艰难北上</h3>

使团北上，到达泗州，拜会在此督师的首辅史可法，左团长紧紧拉住首辅大人的手，谈出了自已心中的两点疑虑。

左团长说：“这次谈判，如果给清方利益大了，自己就会和秦桧一样担上千秋的骂名；如果给清方利益小了，谈判破裂，也会逃不脱误国祸民的责任。两不讨好呀！”

史可法大吃一惊，赶紧张开自己“老媒婆”的贵嘴，滔滔不绝地为左团长上了一堂内涵深刻的“思想教育课”。

史老师讲义浓缩为一点，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不好意思，借用了二百年后林大人的至理名言。）当前南明最大的政治就是谋取生存时间和空间。如果南北和谈成功，即使暂时挨了一身骂，时间也会为你证明一切的，到那时，国家会牢念你，人民会感谢你。

一番热情洋漾的讲话，让左团长如拔云见日，心里亮堂堂的，于是，他挥一挥衣袖，精神抖擞地再踏征途。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越往北走，越是这种荒凉凄残的景象！没有向导、没有驿站，缺粮少食、盗贼横行，使团的一行人饥一顿、饱一顿、小心翼翼、走走停停，终于在九月初五到达了清方控制区的第一个城市——山东济宁。

但使团在这里得到的，既不是鲜花，也不是掌声，而是代表了一声声猛烈的炮火（备注：不是礼炮）。

享用了一顿最高礼遇的大明使团只得郁闷地绕城而过。

九月初九，使团到达了汶土县，终于见到了一个还算“讲文明、懂礼貌”的人——大清河运总督杨方兴，他正在这里领兵疏通大运河。

杨方兴，辽东汉人，早在皇太极时代就通过科举考试“混”进大清公务员队伍，算是大清第一代有文化有理想的国家大干部。

“汉人见汉人，说话甭客气”，当杨总督得知使团的来意后，秉着“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直率，给头脑发热的使团成员大泼凉水。

“国家谈判要凭实力，现在清强明弱，这能谈出什么结果来？我看，你们应该是先把南方的粮食北运，来显示和平的诚意！这样我也可以帮忙向摄政王求情，但最好的结果是你们先取消国号，承认大清中央政府，以藩王的身份成为新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有得到充分地肯定，使团上下内心的沮丧可想而知，但方总督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清朝当政者的态度，使团一边自我安慰，一边继续北上！

十五日，使团到达临清，终于盼来了迎接的队伍，原明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时任清天津总督，念及故国之情，竟擅自作主派军队来为“南方人来的亲人们”（事后老骆同志因此而被撤职查办）保驾护航，这让使团感到了莫大的温暖。

但在抵达德州的十八日，这种温暖被一张张贴在大街上的告示刮了个干干净净。

这些告示是奉山东巡抚方大猷之令贴上去的，告示上写得明白：“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止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多人，俱许入京。”

作为降清的前明官员，方大猷采用这种方法来避免与南明使团相见，可谓用心良苦。

清朝政府的忽冷忽热，令使团上下疑惑不解，纷纷猜测：清朝的当政者是否对南明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

使团的猜测是没错的，多尔衮同志在“和平声明”发表还不到一百天，就对南明政府的态度又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由“和平共处”改为“武力兼并”。

变化的原因是这样产生的：

一是占领了特大城市——北京后的多尔衮同志，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北京及其周边的十多个县都闹起了不同程度的粮荒，作为“大家长”的多尔衮只好“大公无私”地把满洲这些年来的存粮都调来应急，仍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后来，在北京“经济界专家们”的指点下，明白了，这都是“南方独立”惹的祸！

北京城自从经过元世祖忽必烈兴建，明成祖朱棣加工，近四百年的发展，已使这个人烟稀少的边城一跃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和全国的政治中心，人口八十多万，所需要的粮食、布匹、茶叶等根本无法自给，必须从南方源源不断运来。

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物资供应链断裂了，南方得不到北方的马匹、煤炭等（这个相对好克服），北方得不到南方的粮食、布匹、茶叶等（这个比较难克服），结果弄得北京市面物资严重短缺，人民生活日趋困难，这也是李自成在北京呆不长的原因之一。而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靠南方那点年年进贡的“发展基金”是远远不够的，不如……（以下省略二十个字）

二是多尔衮同志对自已的统治手腕、行政能力又有了新的自信。最大的阶级敌人——李自成被赶回娘子关后，大半年龟缩不出、无所动作。河北、山东的“济王”叛乱已告顺利平息、大清政府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政策已经收到明显的效果。多年纷繁战乱的北方地区似乎正在慢慢地“尘埃落定”。

出现这种大好局面后，让他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水乡更加心驰神往，“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满族五百多年前的“一代枭雄”完颜亮未做完的“统一梦”，仿佛又在他的梦中浮现。

三是那些家在南方的前明降官们，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心愿比多尔衮同志更直接、更迫切，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家产、亲人都统统留在了南方，自己在北京可是“裸身做官”，如果“南北分治、一国两府”一旦实现，那只有等到变为鬼“才能回家看看”了。

不甘心“两地分居”的降官们自觉自愿地当起了国家统一的“急先锋”，争先恐后地给多尔衮同志上书，喋喋不休地讲“江南民风脆弱、不难平定”“福王昏庸无能、难继大统”这类假话大话，煽动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投鞭断流、立马吴山。”

在这三种因素的推动下，大清当政者已达成一致的共识——打过黄河去，统一全中国。

这就是大明使团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太快！

大明使团将何去何从呢？

<h3>首轮谈判</h3>

局势严峻，左团长紧急召开全体使团大会，会上他着重强调使团这次工作的目的——是议和而不是投降，因此要求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端正工作态度，不能卑颜屈膝，做出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来。

九月二十九日，被“精简”为百人的使团来到河北河西务，因为知道了清朝将定于十月初一举行“开国大典”（清顺治帝在北京即位，宣布将统治由东北扩展到全国），为避免不必要的“外交误解”，使团暂停于此。

十月初五，使团再次出发到达北京京郊的张家湾，清朝派出礼部官又奇库来迎接，总算给了南明使团一点薄面。

十月十二日，使团在清朝礼部官员的引导下，从正阳门入城，早已听到消息的京城百姓自发地走上街头，欢迎来自“故国的亲人们”，只见为首的左团长一身素服，手捧国书，昂然前行。

“国破山河在，相逢竟两朝”，现场气氛分外沉闷压抑，欢迎者、被欢迎者情绪悲凉。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无言的哽噎和无尽的眼泪。

“比起那些前朝的达官显贵来，这些百姓是多么淳朴啊！”左团长心生无限的感慨。

前几天，他秘密派出王廷翰、王言、祖泽溥，持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已成为当朝新贵的冯铨、洪承畴、谢升、吴三桂，希望他们为南明的“和平建国”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当年被崇祯帝打成头号大阉党的冯铨已对明朝毫无感念，接待来使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待答不理的表情，连左团长的信拆都不拆；

洪承畴似乎良心未泯，见信后面色沉痛，含泪欲滴，对来使也宽言相慰；

谢升则感情复杂，接信后忽而叹息、忽而鼓励、忽而谴责、忽而欣喜，让人不知所云；

吴三桂的答复是；因清朝法令甚严，现身不由己，暂不能相见，但故国养育栽培之恩，没齿难忘，今身发誓决不与大明为敌。

是的，这就是以前那些轻马貂裘、锦衣玉食权贵们的态度，可以讲些不负责任的宽心话，但实质性的帮助，却一顶点也没有。

这能责怪谁呢？这能谴责谁呢？

比起那个动不动就被皇帝监视、下狱、脱下裤子暴打的前朝来，现在的前明降官们整体状态感觉良好，并没有多少亡国之痛。明朝，已经在他们的脑海中渐行渐远！

不能责怪！不能谴责，惟有自己踽踽而行，以求一搏。

大明使团最后来到了此行的终点——大清外事接待部门，鸿胪寺。

由于刚才街上的一幕震惊了清朝的接待官员，所以当使团一行进入鸿胪寺后，这些清朝官员就如临大敌，不但将大门紧锁，还调兵将大院紧紧围住，搞得使团上下形同坐牢，再也无法进一步开展联络工作。

十月十三日，清朝礼部派出几个普通官员来到鸿胪寺，明知故问：“南来使臣所为何事？”

左团长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等前来，一则为与贵国商议联兵剿闯事宜，二则因贵国为我大行皇帝发丧，特当面递御书、银币表达谢意。”

带队清朝礼官漫不经心地说：“既然有御书，交给我好了。”说完作出伸手欲接的样子。

熟悉外交礼仪的左团长看出了此人的险恶用心，大声喝斥：“我等所奉为天朝御书，非一般藩邦进贡文书，必须当面递交给贵国皇上。”

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最后这位清朝礼官嘟囔一句“不收也罢”后，拂袖而去！

十四日，得到情况汇报后的多尔衮同志认为南明使团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于是考虑再三，决定派出满族的大知识分子——国史院大学士刚林作为大清的首席谈判代表，与左团长对阵。

作为满洲正黄旗人刚林同志，与大多数满人靠“武功”步入政坛的路径不同，这位大爷完全靠自学成才，熟练掌握了满汉两种语言，并在大清首届公务员考试以汉文应试，考取了“举人”资格（并非等同于“范进中举”中的举人，此举人必须精通满汉蒙三种文字中的两种文字）。后几经升迁，现已成为满洲首屈一指的文化高官，在内院大学士中仅排在冯诠、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这四个汉人大知识分子之后。

身挑重任的刚林大学士今天第一任务就想给左团长来个下马威，长一长征服者的志气，灭一灭被征服者的威风。

刚学士带卫士十佘人，威风凛凛地佩刀而入，到鸿胪寺的大堂上让人拿出一把椅子后居中坐定，先挥手让他带来的手下坐在他右边的地毡上，再挥手让左团长及其它大明使臣坐在左边的地毡上，这样的安排，是明显想让明使谈判未始，就低头一等。

左团长岂能吃此“外交礼仪不平等”之亏，厉声斥责：“席地而坐乃蛮夷之邦的坐法，我等来自礼仪之邦，快取椅子来坐！”

左团长气势之大、言语之正，令刚林吓了一跳，思索片刻后，让人搬来一把椅子，请左团长与自己面对面坐下。

形式争斗结束，双方开始了实质性的交锋。

自恃深通汉文化的刚学士站在“政冶第一”的高度，单刀直入、先声夺人。

他说：“，在旧国君被贼逼死之仇未报之前，应将讨贼复仇工作放在首位，而你等却先擅立新君，这严重违背了二千年孔专夫子《春秋》上的有关规定，作为一向标谤克礼复礼，以儒治国的贵国，不知贵使对此作何解释？”

你谈“政治”，我讲“法律”，左团长马上以《大明皇位继承法》应对。

“弘光帝乃我国万历皇帝之孙，大行崇祯皇帝之兄，按法自然应立为皇帝”。

被无形之中引到“法律领域”的刚学士也随之冒出了个法律程序问题。

“弘光之立，可有崇祯遗诏？”

左团长立即以法律中的“但书”原则应对：“崇祯帝忽死社稷，事出非常，我国即以非常应对，合法、合理、合情”。

整个谈判中，刚学士坚持南明除投降外别无他途，左团长则坚持必须保持南明的行政独立和领土完整。

刚学士越谈越显得毫无和平诚意，只想占一些嘴皮上的便宜。他象一个脾气暴躁的拳师，频频出招，看似气势汹汹，却毫无章法。

左团长则如一太极高手，腾转挪移，步步为营，识破了刚学士的一个个语言陷阱，并转而痛击之！

双方都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第一要务，把严肃的外交谈判，搞成了一个生动活泼、扣人心弦的“汉语大专辩论会”。

最后，在会上“负出”的刚学士恼羞成怒，以一句“勿多言，我国已决定发兵江南”来总结已方陈词，淮备结束了今天这场处于下风“大专辩论”。

左团长也立刻做了最后的慷慨陈诉：“我江南民风虽弱，但也可执干戈卫社稷；我江南疆域虽小，但也可凭河泽挡北骑。战端若开，孰胜孰败，尚未可知！”

首轮谈判就这样无果而终！

<h3>最后的结局</h3>

首轮谈判后，左团长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和焦虑之中。

从刚才与满族大臣刚林学士唇枪舌剑的交锋中，他己明显感到这样一个现实：满族，已经先进起来了，再也不是白山黑山之间那个混沌未开的野蛮部落了。

“落后民族在军事中可以征服先进民族，但却被先进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反过来征服”（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作为一个只有八万多人的少数民族，满族在征服、占领辽沈地区之后，立刻被淹没在百万汉人的狂洋之中了。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铸造工艺、国家制度、文化典籍如狂劲有力的春风，刹那间唤醒了满族沉睡千年的基因，使这个聪慧勤奋勇敢的民族再一次激情迸发，狂飙突进，十来年就走完了汉族上千载才走完的进化立路。社会组织机构也由“部落酋长制”迅速过渡到“封建帝王制”。

更关键的是在这个民族上层人士中间，在辽东汉人的影响带动下，已深深地把汉族的“正统”观念植根于心里，并正在积极赋之以行动！

这一观念，就是汉族封建士大夫四千多年一直坚持并实践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讲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已定鼎北京的清朝处处以“正统”自居，凭借自已方兴未艾的军事优势，灭掉偏安一域、羸弱不堪的南明，建立全国“大一统”的王朝就成为清廷下一步必然采取的动作了。

思想豁然开窍的左团长感到时不我待，忙修密表，派人急忙潜回江南，告之谈判难成，望南明政府早作御敌的淮备。

在首轮谈判无果后的次日，清内院官带领户部官员竟厚着睑皮来接收“礼物”来了。十万两白银、一千两黄金、二千六百匹蟒缎以及弘光帝另准备赐给“蓟国公”吴三桂的白银一万两，缎二千匹，也被这帮家伙们搜刮了个一干二净。

收到“礼物”后的清廷竟没了任何的表示，直接把南明的使团“晾”在了一边，不谈判、不释放。

直到二十六日，清朝的首席谈判代表刚林再次出现在鸿胪寺，宣布双方已无“判”可谈，作为代表中国唯一的“正统”政府，大清将以“不救先帝、擅立皇帝、各镇拥兵虐民”三项罪名讨伐南明，大兵不日即将出兵南下，南明使团已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请于接到本通告的次日即刻离京。

见和谈无望，左团长向刚学士提出最后一个要求——赴昌平祭拜大行皇帝崇祯。

但这一要求被刚学士断然拒绝，他的理由是：作为见死不救的罪臣，你等已自动丧失祭拜帝陵的资格，有资格祭陵的，只有我们驱逐贼寇、礼葬崇祯的大清。

左团长只好领着使团成员，设太牢望昌平方向遥祭，然后准备回国复命。

出发前，祖泽溥哭哭泣泣来向左团长辞行，诉说自己因父命需暂留北京，并一再表示，日后不论身处何地，将“永不叛国”。

使团无可奈何地踏上归程，但当十一月初四行至河北沧州时，被清朝学士詹霸奉多尔衮之令带兵将左马两团长及部分成员扣留，并押回北京，只放陈副团长一人带队南归。

押回北京城的使田成员没有再回到鸿胪寺，而是被关在太医院囚禁。

对于被囚的左团长，清廷当政者态度是：劝降！左团长一降，不仅得一人才，而且也会让全天下人看看，连来使的使臣都降了，大清王朝是多么“得道多助”，而南明是多么“失道寡助”！

洪承畴、李建泰这两位“投降模范”跑到左团长面前，现身说法，挨一顿痛骂后无功而返。

从被押回京的那一刻起，左团长知道，尽忠报国的时候了。特手书一联明志：“生为明臣，死为忠鬼。”后还画了一幅苏武牧羊画像，挂在墙上以自励。

当他刚刚参加“革命时，被委”任陕西韩城县令。韩城县有苏武墓，他曾几次俳徊在苏武墓前，感受斯人的气息与忠贞。今天，历史的机遇，竟把他与推到了与苏武一样的位置上。

二千年前的苏武，作为出使匈奴的汉使，虽未完成任务，但其凛凛不屈、坚守北地十九年的事迹却成为一个民族气节的化身。今天，同为使者的自己，也未完成“议和求存”的任务，唯一能不辱这次使命的，只有奉献出自己这条“卑贱的生命”。

只有这样，才可在九泉之下，无愧地相见因国家灭亡而绝食而死的母亲，无悔地相见因社稷易手而投环自缢的先帝。

冬去春来，在太医院的高墙内，他仰望天空中南归的飞雁，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绝命诗：“漠漠黄沙少雁过，片云南下竟如何；丹忱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只等生命的终结。

转眼到了1645年五月，又是一个繁花似绵的季节，但外界传来的消息却是南京被清军攻克，弘光朝灰飞烟灭。

清廷认为左团长一行已失去效忠的对象，特设“太平宴”，请左团长参加，作最后劝降的努力！

但左团长意志已定，再次严拒。

清廷改劝降为迫降，将左团长关进水牢，妄图以冰冷、潮湿、饥饿为武器迫使其“回心转意、弃暗投明”。

七天后，被提出水牢的左团长依然是：“我志已决，为国殉死之心，皎然如日月经天！”

六月十九日，无计可施的清廷将左懋第团长杀害于菜市口，一同被杀的还有使团随员陈用极、王一斌、王廷佐、张良佐、刘统。

左懋第，山东莱阳人，死时，年仅45岁，余者生平籍贯均不详。

在明末汉族反抗外族侵略以身殉国的烈士中，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们坚守自己信念的人格力量，却如一盏盏指路的航灯，既照亮了过去，也将照亮了未来！

正文 第十章 夭折的北伐

<h3>预备北伐</h3>

清廷上演的“扣左放陈”一出戏，制片人是多尔衮同志，导演却是资深潜伏特工——陈洪范。

陈特工之所以这样编导，为的就是把左团长挤出南明使团，好让自己放开手脚，把特务工作进行到底。

现在，如愿以偿的陈特工决心开展第一项特务工作——策反高杰高司令。

在高杰的军营，高司令摆酒盛情摆酒为这位载誉归来的使臣接风洗尘，在菜过三巡、酒过五味后，陈特工的特务活动开始了：

“国势衰微、清强明弱”陈特工开始了有意识的引导。

“此言不差！”高司令投了赞成票。

开局不错，陈持工再接再厉。

“将军宜早算安排”陈特工继续心理疏导。

“是”高司令再投赞成票。

“我有一套富贵送与将军。”陈特工急不可奈，“明廷让将军经理河南，将军不妨借机用河南之地去跟清廷换一套富贵回来。”陈特工终于亮出了底牌！

“哈哈！清廷若想要河南也不难，拿北京来换就行！”本来就对大明怀一颗感恩之心的高司令最近又在史督师的教导下，政治觉悟有了新的提高，小节方面，可以马虎，大事面前，决不含糊。

首次特务活动就此宣告失败，心理遭受重大挫折的陈特工赶紧拿“今酒醉耳，特来试探将军之心。”来遮掩，之后连夜逃出高司令的“魔鬼”军营。

十二月十五日，经过一个多月不紧不慢的“旅行”，陈副团长一行终于“光荣”回到南京复命。

在向弘光帝递交的总结报告中，他闭口不说和谈已经破裂，清军即将南下的重要情况，却一面大谈清廷尊崇万历、礼葬崇祯、和平有望；一面密报黄得功、刘良佐与清廷秘密接触、心怀叵测，对左马二团长被扣之事也语焉不祥。

整个报告逻辑混乱、思路矛盾，让人看了不知其所云。

弘光帝、马阁首也觉得事有蹊跷，但无任何证据可证明陈副团长“投敌卖国”，只得让其暂时回家休养。

但北使无功而返马上成为南明的“第一号新闻”，它宣告了南明“借虏平寇”国策的破产，各方猜测清军会即刻南下江南。

但侦察得到的信息是——清军正分两个方向朝李自成盘踞的河南、陕西进行大规模攻击，现在的边关仍然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当南明君臣上下都松了一口气，想免费再看一场精彩的“狼虎斗”时，南明政府名义上的阁首史可法同志却在第一时间跳出来，上书疾呼“明清必有一战！”。

史可法的判断来源于一封信，一封大清“实际当权派”多尔衮同志写给他的信。

他收到这封信时是今年七月二十八日，那时，南明的使团刚刚带着和平鸽，捧着橄榄枝、满怀希望与憧憬、向着北方缓缓而去。

多尔衮同志寄来的信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恭维，恭维史可法是南明的真正的领袖型人物，大清愿与这样的人物携手合作，共创美好的未来。

第二部分是颂扬，先颂扬了“弃暗投明”的叛徒吴三桂同志，后又“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地颂扬了大清驱逐闯贼、礼葬崇祯、厚待王室、重用明官、恩泽百姓的丰功伟绩。

一二部分和颜悦色、如春风扑面，但到了第三部分，却换了一副嘴脸，变得气势汹汹、似雷霆万筠！

第三部分充分了指责，指责南明臣民一不救先主、二不报君仇、三擅立新主。

最后的第四部分则更是赤裸裸的威逼利诱，在严厉谴责南明分裂国家的丑恶行径后，转而劝史可法利用其影响，劝福王“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否则将与李自成联合起来，东征南明。

因和谈即将开始，收到信的史可法同志马上用舒缓、平和的语气给多尔衮同志回了一封信，信中对没有及时救助先帝、共讨闯贼作了必要解释，再次强调了弘光帝的合法性，并希望明清两国承秉传统友谊、消灭共同的阶级敌人、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此信发出后，就如石沉大海，再也不见下文。

现在，北使的无功而返，更印证“清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灭顺后必然南下征明。

他呼吁政府丢掉幻想、拿起武器、赶快战斗、立即北伐。

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史可法把北伐的作战目标定在了“貌似落水狗”的李自成身上，而不是整天喊着要“消灭明朝”的清朝身上。

这也成为后人唾骂史老先生是“死不悔改的镇压农民起义反动派”的主要原因。

史老先生是“脑袋进水”，还是“欺软怕硬”，觉得农民兄弟好欺负？

其实都不是，我们翻开中国地图，看河南省区域图，就能明白史老先生的意图——打着进攻农民军的旗号，先把现在李自成占领的荥阳、洛阳、灵宝一线给占了，与先前占领的开封地区连成一片，在黄河以南形成南明的第一道“国防线”，利用黄河天险阻挡黄河北面的清军南下。

说来也可怜，政府首脑、大明督师、北伐军总司令史可法同志，现在北伐唯一依靠的对象，就是那个全体南明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骂千遍不解恨、剐千刀难报仇”的军阀头子——高杰同志。

为达到既不惹怒清廷，又能顺利实现完全恢复黄河以南疆土的战略目标，史可法亲自执笔，以高杰的名义给黄河北岸驻扎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希望能与清军“分道入秦、合共剿闯”，算是放了一颗烟雾弹。

做完这一工作后，史可法积极准备粮食、屯集给养，为高司令的北伐作充足的后勤保障。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史可法同志利用一个军阀打另一个军阀的良好愿望，能顺利实现吗？

<h3>睢州之变</h3>

1645年元月，春节喜庆鞭竹的硝烟还未散尽，李自成与多铎还在潼关血战，在史督师的安排下，高杰部约三万人开始了北伐。

史高制定的北伐路线是徐州——归德（今商丘）——睢州——开封——洛阳——灵宝，如北伐成功，南明在黄河以南的疆土将联成一片。

这中间，睢州总兵许定国，这个高司令名义上的部下，他的态度如何，将对北伐的成败起着关键的作用。

因为据得到的情报显示，许定国目前正与黄河北岸的肃亲王豪格勾勾搭搭，并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豪格那里“学习培养”。

高司令对这个情报半信半疑，他继续由归德向睢阳挺进！

但这个情报是真实的！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许定国同志的人生履历，思考他是怎样走上汉奸这条万众唾骂道路的？

许定国，男、汉族、现年七十一岁，河南太康人，家庭成份为赤贫，幼年唯一的特长是举重，双手能举起千斤大钟，有“许千斤”的美称。

家贫且有举重特长的“许千斤”为了生存，十来岁就跑到大明军队的这个大洪炉里锻炼成长，经过五十多年的漫长历练，靠着镇压自己阶级兄弟的丰功战绩，“许千斤”在六十九岁的那年，升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山西总兵），终于完成了从士兵到将军的转变。

在他七十华旦来临之际，大明崇祯皇帝为表示对这位把毕生岁月献给大明军队的老将军的“敬重”，特派锦衣卫送来自己独特而稀有的生日贺礼——诏狱免费入住券。

在诏狱里，崇祯帝给他定的罪是“不积极救援开封，并唆使部下哗变”，给他定的判决是“处以斩刑，待秋后执行”。

就在许老将军即将在这个冷冷的晚秋，如一片枯叶随风飘逝时，他曾经的阶级兄弟、大名鼎鼎的李自成出手救了他一命。

李自成在陕豫战场上消灭了猛人孙传庭，这让崇祯帝顿时发出了“蜀中无大将”的长叹！

感到人力资源已严重溃乏的崇祯帝想到了诏狱中那个处在生死线的“廖化”——许定国，于是大手一挥，把准备向黄泉路进发的许老将军给拉了回来，并马上送到了河南战场上。

重返阳界的许老将写军虽然被安慰性地戴上了“河南援剿总司令”高帽，但此时的他却“心中满是伤痕”。

从此那个以身许国、努力工作的老将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处处保存实力、时时培养个人势力的“老狐狸”。

在北京城被李自成攻克时，许老狐狸流窜到家乡附近的睢州，凭着“保境安民”的旗号，竟也拼凑了一支万人的“非法武装”。

为把这支非法武装合法化，在局势未明的情况下，许老狐狸暂时投靠了南明政府，被弘光帝封为“镇北将军”，名义上隶属于高杰领导。

但南明政府的所作所为很快让许老狐狸失望了，凭着自己七十年经历的风风雨雨，感到南明已是“夕阳西下不可留”，而大清却是“旭日东升无法挡”，旧恨新怨之下，决定向清朝积极靠拢。

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所说的一幕。

但许老狐狸选错了时机、找错了对象，豪格现在是“丫环拿钥匙，当家不作主”，况且清军主力已被多尔衮调去打李自成了，豪格对许老狐狸提出的出兵南下的建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让他“忍耐忍耐再忍耐，坚持坚持再坚持”。

就在许老狐狸心中倍受煎熬之时，高司令已经“雄赳赳、气昂昂”地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了睢州附近二十里处安营扎寨，并向他发出了限期“调兵北进”的严厉军令。

面对高司令咄咄逼人的军令，心中有鬼的许老狐狸再也坐不住了，在部下的支持下，一个小人式的“斩首”行动开始了！

正月十二日，许老狐狸亲自来到高司令军营，盛情邀请高杰、越其杰、陈潜夫等出席睢州各界代表为北伐军举行的欢迎酒会，以联络军民感情，推进北伐大业。

河南巡抚越其杰怀疑其中有诈，力阻高司令不必参加。

但高司令觉得这是一个消除误会、联络感情的机会，加之他“艺高人胆大”，并不把已过古稀之年的许老狐狸放在眼里，只带了三百亲兵就欣然前往，越陈二人只得陪同。

欢迎酒会在大明名臣袁可立的睢州故宅中举行，在窗外有美景、身边有美女、桌上有美酒的友好氛围中，宾主双方都把酒言欢，一醉方休。

酒会结束后，许老狐狸再尽地主之谊，把“沉醉不知归处”的高司令一行安排到睢州城的各大高档居所分散住下。

黑暗的伎俩总是借助黑暗的掩护进行，子夜时分，早已准备多时的许老狐狸率伏兵杀出，混战中，聍酊大醉的高司令在手执铁棒奋杀数十人后力战不支，被许军乱刃砍死。高司令分散于各处的三百多名士兵也大部分被杀死，越陈二人在手下的拼死掩护下，狠狈逃回军营。

许老狐狸自知后路已绝，马上带着高司令那颗宝贵的项上人头作为“投名状”，连夜率部渡过黄河，飞奔到豪格帐下自觉自愿地“报名入伙”。

高杰一世枭雄，最后没有死在报国的战场上，却死在一个小人之手，悲哉、痛哉！

许老狐狸闯下祸一走了之，灾祸却无缘无故地落在了睢州百姓的头上，得知高司令残死的部下立刻“化悲痛为力量”，在没有能力渡河找元凶复仇的情况下，立即执行了前所未有的“超级连坐法”，把睢州方圆二百多里的百姓几乎杀得个干干净净！

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之为“睢州之变”，它的发生，直接导致了南明北伐的夭折。

在徐州听到高司令死讯的史可法仰天长叹“中原之事不可为也！”而在此后，更大的考验还摆在他的面前。

因为高司令一死，军中无主，部队乱成一团，这给附近驻军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他们联名上书南明中央政府，要求“整编”高司令残余兵马，为国效力。不愿接受“整编”的高司令部下，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准备与来犯者拼个你死我活。

史可法再一次当起了“老媒婆”的光荣角色。

他奏请弘光帝后，会盟高部诸将，立高杰子为兴平王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部将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这一作法，立刻引起想“趁火打劫”的黄得功等三总兵严重不满，联名帐告史可法偏袒高部，用心不良。

但这一欠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者马士英同志这次却坚定地站在史可法一边，表示：“高杰属下将士众多，他们怎肯轻易被他人整编。”驳回了这三位大爷的状子。

高司令的邢夫人怕自己的儿子年幼不能服众，加上史可法这老同志又没有儿子，就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

没想到，这个“自作多情”的想法却让自幼饱受儒家理学教育的史可法坐立不安了。

史可法与高司令关系好是真，但这并不表明他很欣赏高司令、亲近高司令，对于这个过去“重大政冶污点”、现在又经常保持“烧杀抢掠”工作作风的军人，他内心充溢着深深的厌恶。对这一切的包容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利用高司令及麾下这一帮“打手”去实现他收复河山，救国济世的政治理想。

收了高司令这个“贼的儿子”，百姓听说了会怎样讲，同僚知道了会怎样看？对自己羽毛过度爱惜，洁身自好是大多数明清知识分子的通病，史可法大人也没有这样的“免疫力”。

他没有至圣大儒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务实，也没有救时宰相张居正“权谋通变”的灵活，他就是史可法，不管是在治世还是乱世，他都是一个严格按自已价值标准立身处世的人。

在这种价值标准的支配下，他不会收高司令儿子这样的人作“义子”，绝对不会。

但邢夫人已经提出来了，直接拒绝显然是不合适的，情紧之下，他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方法。

他把在军中督饷的高起潜大人请出来，让他为国为民，替自己收下这位烈士的后代作干儿子。

虽然同姓高，官位也不低，但高起潜与史可法比起来，不但名声很臭，而且，他是个太监。

史可法这个“李代桃僵”做法让高司令的儿子很是郁闷，让高司令的夫人很是失望，让高司令的部下很是寒心。

当史可法的目光再次与他们相遇时，从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再不是亲切与尊重，只剩下了巯远与冷漠。

还想继续北伐的史可法，发现自己离开了高司令这个“遥控器”，对这支军队的指挥已经完全失灵。

这时，老马同志又来“帮忙添乱”，派自己的亲信卫胤文到高司令军中，欲夺下李本深的军权。而素有高司令有仇怨的黄得功则已经由“心动”变成了“行动”，派兵直接进攻高部的“老营”。

高部急着要回后方保护家眷，纷纷回撤，无兵可用的史可法只得下令停止北伐，全军南返。

沛县著名的文人阎尔梅正在史可法帐下任参谋，他给史大人提出建议：向东晋时的祖逖学习，招募河南山东的义军，自己成立一支“义师”，进行北伐。

但怕拥有私人武装而遭到朝廷猜忌的史大人对此一口回绝了，此时的他，仿佛大病一场，变得失魂落魂、患得患失，只求回到扬州，退保江南。

南明的北伐就这样在一片喧嚣中落下了帷幕，南明的国防前沿非但没有北进至黄河一线，反而退回了淮河流域；军队非但没在战斗中得到团结一体的效果，反而变得更加四分五裂；史可法大人的威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是一降再降！

表面看来，高杰司令官的忽然遇害，是这次北伐夭折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跳出这个小圈圈，站在一个大框框的范围来进行理智的分析，就会发现，即使高司令不遇害，南明的北伐也断难成功，原因如下：

首先，高部是一支没有理想、没有纪律的军队，正因为这两点，他们并不懂得为何而战，每一次作战的背后，都离不开杀害平民和掠夺财富的恶劣纪录。

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有严明的军纪，是一支军队有持久战斗力的保证，无论是国家军队的汉军、唐军，还是私人武装的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在“高家军”身上，我们，却根本看不到这两点的一点痕迹。他们，更象一支“穿着军装的强盗”。

用这样一支军队去完成北伐中原、复兴民族的神圣大业，无疑是缘木而求鱼、抱薪而救火。

其次，单靠高部一支部队的北伐从开始就潜伏着失败的因子，因为这支部队即使能在黄河南岸暂时站住了脚，但在当清军打败李自成倾全力而南下之时。孤军深入、处于前线突出部位、没有友邻部队配合的他们，恐怕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最后，“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史可法安排高司令的北伐战争，因为其阶级的立场和恶劣的军纪，必然是一场单纯依靠军队进行的“片面战争”，既没有发动民众的意愿，也没有发动民众的能力，自然也就无法获得民众广泛的支持。就算其“北伐中原、光复大明”的政治理想再崇高、再伟大，脱离了民众的爱戴和配合，这支军队，最终也会一股没有“源泉”补充的溪水，在流淌中慢慢变得干涸。

南明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这样无可奈何、虎头蛇尾的结束了。接下来，等待这个政府的，将会是这样一个明天呢？

正文 第十一章 弘光三大案

就在史可法在前线为北伐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朝堂上，以阮大铖同志为首的“阉党”和群龙无首的东林复社两党“残余势力”也正斗得“不可开交”。

话说阮大铖自从利用“顺案”作武器，把东林复社两党整得“雄风不再”后，颇是自鸣得意了一番。然而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阮大铖同志一想起自己仍背着“逆案”的黑包袱，就如芒刺在背。

要想在政治上彻底翻身，就得让把“逆案”由黑洗白。经过再三思考，阮大铖同志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被崇祯帝下诏毁版的《三朝要典》重新上市公开发行。

《三朝要典》是当年由魏忠贤公公任总设计师，阉党头目顾秉谦任总编，冯铨等任编辑，集数年心血而成的反东林党白皮书。该书虽然是用官方语言编写，但文中却大量采用了白描、虚构等小说手法，对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进行了生动形象的艺术加工，使故事情节更加扑朔迷离、颠荡起伏。该书经天启帝批准后公开发行，成为阉党打击东林党的重要文化武器。它能让阅读此书的读者从中领悟到东林党所作所为是多么的“肮脏而黑暗”，而阉党所作所为是多么的“公平与正义”。

阮大钺同志就是想搬出这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证明阉党的清白，当然也就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想要实现他这个“小小的心愿”，并不是太难，只要弘光帝审批通过即可。而要让弘光帝审批同意，似乎也不是太难，只要激起这个“呆人”心中的怒火即可。

因为在《三朝要典》的主要创作素材——三大案中，大量涉及到了弘光帝亲奶奶——郑贵妃的政治名誉，阮大铖同志直白地告诉弘光帝，只要批准该要典重新上市，就可证明“陛下的奶奶”是当年那些斗争中无辜的受害者，她老人家不但政治上是清白的，而且思想上是纯洁的。

他还继续发挥演戏的天赋，对这个“呆人”进行诲人不倦地启发引导：“国家大仇固然要报，祖父母的恨也应当昭雪呀！”

但可惜在“头脑反应严重迟钝”的弘光帝面前，他的努力只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弘光帝只同意礼部访求散落在民间的《三朝要典》，作为历史资料放入国家档案馆——史馆进行保存，对再版发行只字不提。不过，为了告慰阮大铖同志的努力，弘光帝下诏，对因参与此书编纂而受到“政治迫害”的霍维华等人给予平反，死去的给开个追悼会纪念纪念，活着的可以出来“免费做官”，就此打住。

从这件事上，阮大铖同志看到了东林党在朝政上还是有生命力的，在弘光帝的眼中还是有迷惑力的。这让他的危机感进一步加强。

不过没关系，承秉“做事做绝、除善务尽”的阮大铖同志马上就又发现了一个“借力打力”的新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弘光朝三大案中的第一大案——妖僧大悲案，此案发生的时间是1644年12月。

这个月的某一天，有个和尚风尘仆仆地来到首都南京，他既没有去烧香拜佛，也没有去寻寺访友，而是直奔皇宫大门，叩门大喊，自称是大明亲王，因战乱出家，现特找弘光帝来寻亲认戚。

得知此事的弘光帝处理是：自行回避，移交有关行政部门审理鉴别。

审理笔录经整理后，“脱水”稿如下：该僧始称己为崇祯，再称己为齐王、吴王、定王，思维混乱，条理不清，疑患有间歇性神精错乱综合症。后经再三审理查明，该僧本名大悲，在苏州当和尚，见天下大乱，遂产生了冒充亲王进行招摇撞骗的犯罪企图。

见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弘光帝批示，按《大明律》定罪惩治。

但聪明绝顶的阮大诚同志在大悲语无伦次的陈述笔录中发现了“潞王贤明，当立为天下主”的供词，这让老小子大为兴奋，想到了一个将此刑事案件升华为政治大案的决窍——诱供。

在他的谆谆善诱下，大悲和尚的“供述能力”有了新的提高，涉案人员由大悲一人扩大到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史可法、高弘图、钱谦益、姜日广等高官及社会知名人士“案上有名”。

与此同时，为了使揭露“犯罪分子”的效果更加形象化和大众化，阮大铖同志以涉案人员为原型，推出了自己第二部大众通俗读物——《蝗蝻录》（第一部为《百官图》），蝗指东林党，蝻指复社。该读物列出两党中，危害国家的“大人物”有“十八罗汉，五十三善才童子，七十二圣贤菩萨”，图文并茂、易读易记。

后来，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的老小子再接再厉，短时期又推出自己的第三部大众通俗读物——《蝇蚋录》，两党中的“坏分子”增加到了“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应真”。牵连达千余人，企图把东林复社人士一网打尽。

其做法引得阉党一些“有识之士”也很反感，曾劝他：“现在天下大乱，你这样瞎搞乱搞，一味报复，最后不知是便宜了清虏还是闯贼？”

但阮大铖同志精神世界已经进入了“颠狂错乱”的状态，从前被东林党打压，被复社逐赶等一幕幕的“悲惨遭遇”又在他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于是，他口无遮挡地回答：“我已快到六十岁了，来日无多，我就是要把这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报复活动中去，让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人颤抖去吧！我不管是为清虏还是闯贼的结果，我只要打击过程中的快感！”

就在这老小子阴谋即将得逞之际，一个人，伸出自己瘦弱但却坚强有力的臂膀，挡住了他“狂飙忽进”的肥胖身躯。

这个人就是南明政府的实际首脑——马士英。

“阮兄，到此为止吧，难道你真要让我们的朝堂，变成一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墓园吗？”

“歇斯底里”的阮大铖终于被老马同志兜头的一盆凉水给浇得冷静下来，停下了自己进一步“违法犯罪”的步伐。

三天后，大悲和尚被“妖言罪”斩于闹市，此案最终还是以刑事案件收场。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阮大铖挑起来的争斗，真能就此消停吗？

当然不会，因为东林复社两党并不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

比起正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的马阮集团来，处于朝堂之外的东林复社两党似乎是一个“弱势群体”，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然。

这两党有两大优势，是马阮集团无法比拟的。一是人数众多，从大江南北到东海之滨，凡是有封建士大夫存在的地方，到处有他们的“好同志”。虽然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但千千万万的蚂蚁行动起来，也是能啃食掉一头大象的，况且是那个小小的马阮集团。

二是控制着社会舆论的导向。两党不但人数众多，且大多数乃“社会精英人士”，自诩代表了大明“发展进步的方向”，因此，在民众中有极高的威信，引导社会舆论向何处去的能力极强。而社会舆论，是具有“大规模杀伤效力的社会生化武器”呀！

现在，被阮大铖多重逼迫、严重打压的两党人士正积极行动起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决不能让天启朝的悲剧再次上演。

恰在这时，弘光朝又接连发生了两个大案，这让两党人士发现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好办法。

这两个大案，一个是“假太子案”，一个是“假媳妇案”，案件的当事人，都离不开弘光皇帝。

先说一下“假太子案”吧，此案发生的时间：1644年12月底。

案情是这样的：

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家仆穆虎从北京往南京逃难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少年，两人结伴而行。晚上睡觉时，穆虎发现这个少年一个天大的秘密，穿的内衣上竟然绣着龙纹。

胆敢穿绣龙纹的内衣且精神正常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活腻歪了想自寻死路的，要么就是——皇帝或皇子。大吃一惊的穆虎赶忙询问那少年的身份，少年也不隐瞒，直接告之——吾是太子。

觉得人生顿时“中彩”的穆虎自此一路小心伺候这位“太子”殿下，回南京后赶忙把这一“奇货”交与了自己的老爷——高梦箕。

作为政府官员的高老爷一时难辨真伪，不过，为了稳妥，他先让家人把这位“太子”带出是非之地的南京，先到苏杭一带“旅游旅游”，从而给自己留出思考和应对的时间。

但这位“太子”人在屋檐下，却肯不低头。旅途之中，招摇过市，公开为自己做起了“形象广告”。

这下高老爷傻眼了，为推卸责任，他第一时间给弘光帝上了密奏，将这位“太子”的情况汇报。

作为以亲藩得继大统的弘光帝，现在最怕的人，就是比自己更有继位资格的崇祯三个儿子了。这三个侄子无论那个忽然出现，从法律上来讲，自己马上就得卷铺盖走人让位。

所从早在今年七月，他就诏告天下，宣布自己的这三个侄子都已“壮烈殉国”，并分别给上了谥号。

但怕什么却来什么，高梦箕的忽然奏报让他一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毕竟当了半年多的皇帝，行政能力还是有了一些的弘光帝渐渐冷静下来，他先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太子”入京。

待太子于1645年三月初一来京后，弘光帝请锦衣卫冯可宗出面予以“接待”。

他则在次日召开群臣大会，在会上说：“现在有一个北方来小孩子，自称是先帝立的太子，请有关人员帮我甄别一下，如果真是太子，这也是一件大好事。朕无子，可以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已的孩子来抚养，上可告慰先帝在天之灵，下可安抚百姓殷切之愿！”他的发言简洁感人、有理有节，使自已一下子站在道德和法律的至高点上，赢得了与会大臣的一致称颂。

随后，由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相关人士组成的“甄别组”开始工作了。

“甄别组”成员中，最有权威的人士当属大学士王铎了，他曾经在东宫给太子当了三年的“家庭教师”，自然应该对太子应该相当熟悉。

“王老师”的甄别结论很快就出来了——此太子是一个典型的“山寨版太子”。

随后，另外两个也曾经当过太子“家庭教师”的刘正宗、李景廉及“太子同学”丘执中（一名太监，曾为东官伴读）也得到相同的结论。

这结论让弘光帝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在他的批示下，此案进入下一轮法律程序——用“审判组”接替“甄别沮”，审理出“假太子”的真实身份。

在“审判组”同志们的强大攻势下，此“假太子”终于招供：本人王之明，乃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高阳人，因贪欲富贵而走上诈骗的犯罪道路。

就在此案已炒得沸沸扬扬之时，另一个弘光朝的大案——“假媳妇案”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此宗发生于1645年元月，比前两个案子晚一个月。

这月的一天，河南有一个姓童的中年妇女来见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德昌王（即弘光帝最早的封号）的媳妇，因战乱与弘光帝走失，流落民间，现请巡抚大人帮忙，好“寻夫团聚”，并讲了其它一些细节。这让见多识广的越巡抚深信不疑，于是一面奏报，一面派人将这个“皇帝的媳妇”护送至京。

也是在1645年三月初一，“童媳妇”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京城，但是，却没有被迎进宫中与弘光帝“破镜重圆”，反而被直接下到最高级别的监狱——诏狱中，并被锦卫衣严加审讯。

“童媳妇”遭到如此待遇，是因为本案的另一个当事处——弘光帝根本就不认可这个“上门媳妇”的身份，指控其为奸人假冒。

被严刑审讯后，这个“假媳妇”的供词是：“民女三十六岁，姓童，十七岁入宫，由曹内监册封。当时同时被封的还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氏生子玉哥，因为战乱下落不明，我生一子金哥，现住在宁家庄，孩子胳膊上有我咬下的牙印作记号……”

拿到此供词的弘光帝气得七窍生烟，当场挥毫泼墨、奋笔疾书，指出其荒诞之处，为自己作“庭外辩护”：

一是朕妻早死，并已经追封，何处又冒出来个“童媳妇”；

二是朕从前仅是郡王，依《大明律》，郡王又何来东西宫；

三是郡王妃册封必须由朝廷派出礼部官员执行，又何来曹内监去册封一说；

四是朕从未有子，又何来金哥玉哥。

“辩护”的圣批条析缕清，让大臣对弘光帝的才能重新刮目相看。

皇帝陛下的愤怒引起了护送“假媳妇”进京官员的不安，为协助皇帝打击犯罪分子，纷纷上疏，提供旁证。

该妇在进京路上，举止轻浮，毫无“王妃”的大家风范；若官员供应不周，则掀掉桌子，破口大骂；官员参拜，则揭帘露出半张粉脸，如戏子般大叫“免”……

好了！现在无论是“假太子案”还是“假媳妇案”都可以定性了，只不过是两起性质特别恶劣的刑事诈骗案罢了！

且慢，东林复社两党的党章可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于这等国家大事，岂能放过。

非但不能放过，两党中的智能之士都还发现了其中蕴含着的巨大“政治价值”，最好利用此案端掉马阮集团的总后台——弘光帝，从而把这个小集团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由于两党人士人数众多，各自为战，所以在利用两案向弘光帝开火时，也就形成了“道德派”和“法律派”。

“道德派”以下层党员为主，由于层级低，眼光也低，对两案添油加醋，无非是要证明弘光帝既忘先帝之恩，又忘夫妻之情，是一个典型的当代“陈世美”，意在搞臭弘光帝，抒发一下心中的怨恨之气。

“法律派”以中上层党员为主，由于层级高，眼光也高。他们以两党的高人黄宗羲、王夫之等为推手，通过著书立说，从法律上直接否认弘光帝的身份。

“法律派”有的这样宣传：“童媳妇”是真的，但弘光帝不敢相认，为啥？因为他是假的，是马士英为达到个人“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目的，从街上拉的一个“小混混”。不但现存的弘光是假的，而且后来他接来的那个嫡母——邹太后，也是假的。

“法律派”有的那样宣传：那个北来的太子是真的，弘光帝不愿承认。是因为他一旦承认，就应该让座于太子，失掉其合法称帝的法律依据。

对于皇帝陛下的“媳妇”是真是假，那是他的“个人阴私”，老百姓可以不闻不问。但“太子”的真假却关乎国本，不能听之任之。出于对“烈士崇祯”光辉形象的缅怀，出于对马阮集团卖官鬻爵的憎恨，出于对弘光帝胡作非为的厌恶，大家主观意识中更愿信这个太子是真的，民间舆论一致要求政府澄清事实，还真象于天下。

这种舆论也传导到了军营里，感染得弘光帝当年的“恩公”——靖南侯黄得公竟也信以为真了。给弘光上疏说：“太子未必是假冒的，陛下您要慎重对待。此案审理中，千万不能对太子动刑，以免让那些审官们为了顺陛下的意思，作出冤屈的判决！”

上疏句句戳在弘光帝的心窝上，让他百口难辨。只能够嘱咐手下，对这个“太子”严加看管，不可动刑，更不可弄死，只能让时间来慢慢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对那个给自己无限尴尬的“假媳妇”，他就没那么客气了。让锦衣卫把她打得血肉模糊、精神失常后，扔到地狱中活活饿死！

可是，斗争是带有惯性的。在舆论斗争中尝到快感的两党人士更是“得胜更猖狂”，对弘光政府掀起了一股又一股“信任风暴”。这风暴，一直到弘光朝灭亡，也未尝停息，最终也算是“与国同休”了。

弘光三大案中，阮大铖同志率先搬起了石头，砸向东林复社两党的同时，反过来也砸了自己。

而两党的同志们搬起反击的石头，在砸向马阮集团的同时，反过来却砸了整个弘光朝的场子。自然，也砸了自己的场子！

“又是一年春来到，桃花杏花满天开”。但阴霾重重的弘光朝廷，能否在这生命蓬勃的春天开始全新的历程？

正文 第十二章 两面受敌

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而且还要加上利息！南明弘光小朝廷在1645年的春天，终于体会到这句话深刻内涵。

大清的当权派多尔衮同志本来是要两手开打的——既想派阿济格打西边的“农民兄弟”李自成，又想派多铎打南边的“地主哥们”朱由崧。这一方案，本来在1644年十月初就敲定的。

但就在多尔衮同志把“哥们”朱由崧的三条大罪都找好了，并准备自行南下“捉拿罪犯”归案时，“农民兄弟”李自成忽然先跳了出来，在河南先给了他当头一棒。挨了打后的多尔衮觉悟过来，顿时明白了谁是主要的敌人，谁是次要的敌人，于是，新的“先西后东”的方案出台了。

他对已被自己判处有罪的朱由崧转而采取了守势，而对李自成采取了攻势，派自己同父同母的弟弟多铎、哥哥阿济格两路大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进攻陕西的李自成。

李自成被这兄弟俩联合打败，撤离国都西安，经商州返回了自己的龙兴之地——湖北襄京。

因阿济格会师迟到，被罚立即率部追击李自成，授权其在消灭李自成后，可相机进攻驻武昌的明将左良玉。

多铎和部下则被奖励在西安休整一个月，期间，多尔衮同志任命汉官孟乔芳为陕西三边总督，全权处理西北军政。

一个月后，“休假”结束的多铎率部从西安出发，经潼关秘密抵达河南洛阳附近。在这里，他招降了大顺朝的平南伯刘忠，并驻扎于此，屯集粮草，等候多尔衮哥哥给他从蒙古、满洲再抽调来的一批八旗骑兵。

二月初七，万事俱备，多铎正式打出“南下征明”的大旗，分兵三路，直向归德杀来。其中中路由自己率领，右路由兵部尚书韩岱统率，左路由固山额真拜音图统领。作战对象主要是黄得功与刘良佐，老狐狸许定国也加入了他的队伍。

与此同时，多了个心眼的多尔衮为确保攻明一举成功，毕其功于一役。又在山东派出一支偏师，即由原驻山东的固山额真准塔率领，率部沿大运河水陆并进，直奔徐州而来，配合中路的多铎牵制李成栋与刘泽清。

这样，阿济格、多铎、准塔共三路大军，以满蒙汉八旗为主，入关后招降的明兵为辅，约十五万人，直向南明杀来，迟到的战争终于开始了！

多铎一军当先，进犯归德，遭到守将凌总兵的顽强抵抗。三月二十二日，城破，凌总兵自缢而死。

归德一失，安徽北部门户大开，清军随后轻而易举占领颖州、太和、毫州、泗州等，顺利渡过淮河，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直逼扬州城下，将“孤立无助”的南明督师史可法包围于城中。

读者看到这里会很奇怪了，南明倾国力不是养了大批“国防军”吗？在此驻扎的黄得功、刘良佐现在到那里去了呢？

说出来也许会大吃一惊，因为黄刘二部现在都被调到打“内战”去了，黄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府，刘被调到与黄隔江相望的长江北岸，这两位作战的对象就是南明最大的军阀——左良玉。

为什么要在大敌当前与左良玉干架，原因很简单，因为左良玉同志造反了，打着“清君侧，救太子”的政治口号正浩浩荡荡从长江中游向下游杀来。

左良王同志走到这一步，客观上来说，是李自成逼出来的（实际上是阿济格逼的）；从主观上来说，那就是马阮集团与东林复社斗争又一个“恶果”！

作为一个军人，左良玉本没有鲜明的党派立场。但在他的“成长史”中，却离不开一个“东林党恩公”——侯恂的大力赞助。

早在左良玉同志还是个“排级干部”时，就因受部下牵连而被“勒令退伍”。退伍失业后的他流落到昌平时，被候恂相中，再招入伍，并在其“关爱”下官位一路飙升。

“吃水不忘挖井人”，当侯恂的儿子——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就在得罪了马阮集团，跑到左营中寻求“政治庇护”，左良玉也给了这位公子哥莫大的关照。

有了这两层关系，左就被“形而上学”地被划进东林复社的阵营，老马本着“非我派者，其心必异”的行事原则，对左良玉同志也就多方压制，尤其在军饷方面，常常是一拖再拖，弄得左同志一肚子怨气。

还有在帝位选举中，掌握主要军权的左良玉同志却被老马排斥在“选举人”之外，使他失去了“建功立业”的好机会。这让他一段时期内很是不爽，一度拒绝承认弘光这个“中央政府”。

后来，明白这点的弘光帝赶忙制作了一顶“宁南候”的高帽给他扣上，才让左良玉的心中稍稍得到了一些安慰。双方就在这种“相看两厌”的状态中暂时维系着脆弱的平静。

但这种日子却被赶来讨要“见义勇为奖金”的李自成给中止了，再加上东林斗士——黄澍提供了一个“真实”消息，太子已到南京，但被弘光帝及马阮等以“假太子”的罪名下了监狱。他建议左良玉东下除奸救太子，这样既避免与李自成死磕，又能借助时势自创一片天地，何乐而不为！

既受崇祯帝多次“宽恕”之恩，又有美好前景引诱的左良玉与黄斗士“一拍即合”。

1645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同志借口接到牢中太子的密旨，动员自己的八十万大军（实际二十万）沿长江东下，就在清军已占领归德之时，拉开了南明弘光朝最后的“窝里斗”。

左良玉同志造反时，为了给自己造势，先后“绑架”了湖南巡抚何腾蛟、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袁继咸一起东下。

一面是左兵东下，一面是清兵北来，这就给弘光小朝廷提出一个生死攸关的命题：是先防“左”还是先防“清”？火烧眉毛的弘光帝速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弘光帝的开场意见是：“左兵急则先防左，清兵急先防清”。

这话无比正确，但根本无法操作，防左、防清的战场相距两百多里，南明这点兵，防了左就不能防清，防了清就不能防左。

刑部侍郎姚思孝、御史乔可聘、成友谦的发言是：明清是敌我矛盾，明左是内部矛盾。应以防清为第一要务，不防答应左良玉一些条件，以稳住其心，不再东下。

马士英阁首眼看弘光帝被这伙人勾引下去，自己就又成了与左妥协的“牺牲品”了，情急之下，骤然发飙。

“你们这些东林党这样做，不是想借口防清来达到帮左良玉东下的目的吗？皇上，清兵来了，我们还可以和他们议和，左兵来了，这些东林党人仍可高官得坐，可是我和陛下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老马同志咆哮着，狂吼着。

决策出现了一边倒，弘光帝出手诏从史可法手中抽调黄刘兵团防御左良玉。

四月初一，接到调兵令的史可法上疏反对，建议防清第一，并愿作为“和平大使”，只身往左营谈判。

但上疏遭到弘光帝的严厉斥责，不得已，史可法只得令黄刘紧急西进，这样，安徽及江苏北部的几百里内，再无大明军士一兵一卒驻防。

这时，攻克九江后继续东下的左部也有了新变化——主帅左良玉于四月初四一命呜呼！

左良玉虽死，但左部仍在其子左梦庚的统领下，仍脑子一根筋地向南京杀来。

虎父未必有虎子！左部在左梦庚统率下，战斗力大为下降，四月十一日，在铜陵，被江北总兵黄斌卿第一次打败。

左部虽败，但实力尚存，随时可以再次东下，黄刘两部仍未得以回防清兵。

而此时，清兵已开始准备攻打扬州，对史可法真正的人生考验开始了！

正文 第十三章 扬州悲歌

1645年四月十八日，刚刚从南京渡江返回扬州的史可法在清军兵临城下之际，以督师身份向四周各州县发出紧急调兵檄文，要求各部将领带兵到扬州集中。

调兵檄文发出后，只有总兵刘刘肇基、兵部主事何刚率忠贯营约四千余人到达，加上扬州原有的守军约有一万余众。史可法明白，现在，只有靠这些人来死守孤城了。

但多铎却先把扬州城围起来，并没有急于大规模攻城。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怯于此城城高池深，直接攻打伤亡太大，想等待攻城利器——红衣大炮从后方运来；二是想通过恐吓、引诱等“传统手法”来招降史可法，不战而获得扬州城。

多绎先派出驷州降将李遇春以老部下的身份持自己的信去试探性招降，被史可法隔城痛骂一顿后无果而返。

政府官员不行就派民间代表，二十二日，由“扬州老乡”们组成的民间友好代表团一天六次进城给史可法做“思想工作”，请他“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有利于扬州人民的事情，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扬州问题”。

史可法连信看都没看，统统扔到护城河中。与他同城的淮扬总督卫胤文这时也抛开了党派之争，坚定地和史可法站在同一战线上，毫不客气地推开了多铎伸过来的橄榄枝。

但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还是有人终于心动了，甘肃镇总兵李悽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就动了趁乱劫持史可法出城参加“和平运动”的心思。

史可法察觉了，但并没有把这两个人交给“军事法庭”审判，而是把这两个人叫到跟前谈人生观、生死观，说贪生怕死是人的本性，你们如果不愿随我一起战死在扬州，我也不拦你们，悉听尊便！

史的宽容和理解并没有唤醒这两人理解和良知，从史的“办公室”出来，二人就像黄鹤一样，拍拍翅膀，飞出扬州城外，直奔清营而去。

但大多数人却留了下来，在扬州城真正懂军事的将领——刘肇基同志的领导下，给尝试攻城的清军予以迎头痛击，使其伤亡达到千余人，不得不停止了进攻的步伐。

刘肇基，辽东老汉人，清军老对手，从1639年就站在抗清的前线，先后参加过锦州保卫战、松山杏山救援战，当与他同批的辽东老乡祖大寿、吴三桂等纷纷降清后，他却从白山黑水来到了江南水乡，加入了福王政权，被授左都督、太子太保衔。

刘肇基在清军初到时，曾建议其趁敌立足未稳，出城一战，但被史以“锋芒不可轻试”为由给拒绝了。后来，刘又看到扬州西门口的树林极利于清兵隐蔽偷袭，建议将其砍掉，但史以此林中有大明首辅李春芳之墓为由再次拒绝了。对此，刘肇基实在无话可说！

史可法登上城墙，凝望城外重重围困的清军，他知道：求胜是渺茫的，现在自己最好的出路，就是“求死”。

在中国官场这桶“酱缸文化”中，有一些人，虽然也饱读四书五经、圣儒经典，但一踏上仕途，仁义礼智忠信便被荣华富贵挤在了一边。但是，总还有那么一部分人，把书中的道义铭刻在心里，并视其为高于生命，矢志不移地实践。当追求的道义破灭之时，他们不会退而求其次或转而追其它，只会拿自已的生命来殉葬！

当他拿起笔，交代身后事时，一种深深的自卑与自责涌上自己的心头。一年中，从反对拥立福王到江北督师，从笼络高杰到北伐夭折，从尝试军屯到国贫民困，历历往事，都似乎在嘲笑自己——你不行，你只是一介书生，没有扭转乾坤的能力。

他给母亲的信中写到：“儿做官十八年，不能有益于朝廷，有何脸面于天地之问，今以死徇，诚不足赎罪！”

甚至，他还给城外的敌酋——多铎也写了一封信：“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有死足矣！”

攻城持久六天后，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的红衣大炮运到了，多铎再也不用再戴着“温情的面纱”来劝降了。一阵又一阵的炮声代表了他的无奈、残暴和怒火。

在扬州城即将残破之际，史可法招集部下，做最后的道别，“我自告城必破，城破后，谁能助我成此名节？”他坚定地问。

部将史德威跪而应之。

史可法拉住他的手又说：“我无子，你随我多年，我能否认你为义子。”

三个月前，当有兵有枪有能量的高杰儿子有意拜史可法为义父时，被这位倔强而不知变通的人拒绝了。对此，史德威是清楚的。但今日，却要认自己这个无权无势无能力的人为义子。史德威感动之余，再次下拜认了这个“义父”。

史可法欣慰地笑了，至此，一切的身后之事已经处理完毕。

得到红衣大炮帮助的清军，再次复制了太原、潼关的成功模式。二十四夜，清军用大炮轰塌城墙。二十五晨，清军从塌倒的城墙中冲了进来。

巷战开始了，刘肇基率四百多名明兵展开巷战，全部战死，这位来自遥远黑土地的刚烈男儿，终于把最后的一腔热血抛洒在这片陌生的红土地上。同时为国殉躯的还有扬州知府任民育、何刚等一百多名大小官员。

史可法眼见城已无法再守，大声喊史德威帮助自己自裁，史德威不忍下手，和部下拥上史可法向小东门方向突围。

在途中，他们被一队清军包围，为不连累他人，史可法自报官职，被围上来的清军俘虏。

多绎终于见到了多次拒降的史可法，再次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遭到拒绝后，将其杀害。

被害时，史可法年仅四十四岁。但是，被杀者的人格力量也震憾了屠杀者，当多铎听说一同被俘的史德威是史可法的义子时，将其释放，让他为史收殓尸骸。

扬州是南方顽强抵抗清军的第一座城，也是清军入关以来遭受伤亡最重的一座城。为了对扬州人民进行报复，也为了实施战争恐怖，多铎下令，对扬州实行为期十天的“战略屠杀”，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贵贱、不分贫富，见者，都可以统统杀掉。

对于这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屠杀，我不忍多写，您也不忍多看，这是我们民族自相残杀的伤疤，这是我们华夏大地永远挥之不散的悲怆！

在此，我只想补充两点，以醒生者。

第一点：被屠杀的人数？

明人的个人回忆录记载，此次屠杀，查寺院的焚尸薄，前后约有八十万人，这是一个让后人致疑的数字，因为推测当时的扬州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口“提供屠杀”。

明朝中后期，在世界上达到50万人口的十大城市中，扬州是其中的一个。

在高杰军队在扬州城周边农村胡作非为的时候，大城市扬州成为民众最好的“避护所”，大量的农村人口纷纷拥入城中寻找生命的依靠，扬州城的人口将远远超过的50万。

城破后，除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外，大部分人遭到屠杀。战后，扬州城几乎找不出一个完整的家庭。

这样推断下来，城中大约有将近三十多万人被屠杀，人数不会少于被外族——日本鬼子在南京所屠杀民众的数量。

第二点：屠杀者的身份？

长期以来，屠杀者的被告席上只有“满人”一个座位，这成为清末“反满民族革命”的最好宣传材料。但实际上，入关的“满兵”仅有六万人，留京驻守一部分，阿济格和准塔各带走一部分，随多铎攻占扬州的，充其量不过二万人，另外还有少量“蒙兵”。这样算下来，攻入扬州的十万军队中，“汉兵”无疑是占了绝大多数的。这其中，既有东北辽地的“老汉兵”，又有入关后北方南方投降的“新汉兵”。

不知这些“汉兵”在挥刀砍向同族同种同文同国的“汉人”时，做何感想。

有时候，我们自己民族的丑陋，直让我们悲哀得无话可说！

但扬州大屠杀的命令是多铎下的，没有他这道无情的命令，那么多无辜的生命不可能变成屠刀下的“血淋淋的亡魂”。

在明末清初的大战乱中，多铎不是惟一一个下过此类命令的人。李自成、张献忠、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都过同样的事情，宁武、四川、济南等地都遭受过同样的噩运。

有时候，在那些大人物成功成名的背后，却是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尽的泪水、血肉和尸骨！

作为扬州大屠杀的另一当事人——史可法，他的尸骨也被抛入了难民的尸骨之中，无处可寻。被释放的史德威无法找到这位“义父”的尸骸，只得用他生前穿过的袍子和用过的笏板，做成一个“衣冠冢”，安葬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

幸存下来的扬州人并没有把亲人逝去的怨气撒在史可法的头上，他们更记住了他勤政廉洁的作风、他忍辱负重的行为、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他与士卒的同甘共苦的品格，忘记了他是一个完全失败的人，一个没法给大家带来安全和幸福的人。

历史的筛选是无义的，民众的筛选是有情的。

1648年正月，在史可法逝去的三年后，宜城人朱国材冒充史可法号召反清复明，从者万人。

1653年，清廷在扬州建祠，纪念这位曾为抵抗他们而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义土。

1776年，清朝的乾隆皇帝下诏追谥史可法“忠正”，并将其存世的文章收集整理，出版了《史忠正公文集》。

至此，史可法，这个闪光的名字，这个饱受非议的人物，终于超越了民族与阶级的界线，成为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一个精神谐模，一笔无比珍贵共同的财富！

这是我们全民族轻生死重大义的体现，这也是我们民族走向复兴的支点！

<h3>弘光朝的挽歌</h3>

<h3>降幡一片</h3>

1645年的五月初二夜，南京皇城内，火树银花不夜天，欢歌伴舞庆太平。弘光小朝廷的“祝捷大会”正渐入高潮。

因为这一天，黄得功终于在板子矶打败了左梦庚东下的水陆大军，来自西面的威胁终于解除了。

当祝捷会上的老马同志正陶醉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丰功伟绩”时，一份份来自东边的“丧报”彻底打破了他的好心情。

扬州失守、江北的高杰余部在其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徐州总兵李成栋带领下降清，刘良佐在其弟策反下降清，刘泽清率部乘船逃往海上……

还来不及作出反应，五月初五，清军已进抵长江北岸，准备渡江。

弘光朝堂顿时陷入了一片惊惶失措之中。

大难临头，内心坚强的人会迎难而上；而内心懦弱的人会知难而退，并会更加沉浸在自己的喜好的事物中不可自拔，借以转移面临的痛苦和灾难。

内心懦弱、而又“酷爱艺术”的弘光皇帝就采用了这种“转移疗法”，他在宫中加紧拍练自已导演的歌舞剧，准备用歌声舞影带来的“艺术享受”治疗自己面临的亡国之痛。

但在片刻的欢乐之后，巨大的痛苦还是一次又一次涌上他的心头。前两次逃亡时，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终身难忘！

为什么幸福总是给得这么少，而痛苦总是给得那么多？

一阵阵痛苦俳徊后，他把希望的目光热辣辣地盯在马阁首的身上。

这时的老马同志的确体现了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宰相”风度，每天按点上班，按点下班，未见任何异常举动。

这给了弘光帝一股难以名状自信，他秘召老马进宫商量对策。

老马还是识途，他给弘光帝开出的药方就是一个字——逃

“皇上，此次清军南下，将和南宋时的金人一样，得之未必能守之，最终也不过是夺些钱财而返！我等就是丢了南京，还有浙闽湘赣粤川等他们周旋，实在不行，皇上还可回臣的老家贵州去，占一地称王。”

听君一席话，胜发十年愁，弘光帝心中有底了。

但“逃”只能私下进行，是万万不能和朝臣们研究研究，形成决议再执行。为丢掉包袱、轻装出逃，两人商定了出逃的日期和人数。

老马同志现在，对自己的恩人兼蜜友——阮大铖充满了失望和恼怒，出逃时连他也不准备通知一声。

五月初八，清军趁大雾夜渡长江。初九，占领镇江，在长江驻防的福建水师在总兵郑鸿逵率领下，稍作抵抗后，便扬帆南归，将长江天险转手赠与清军。

出逃的时刻到了，初十晚，借着夜幕的掩护，老马、弘光带着邹太后，在其子马銮及一千多名贵州家兵的护卫下，悄然离京。

第二天天色大亮，首都各界人士这才知道了“一号首长”及“二号首长”双双逃离工作岗位的消息，一下子惊呆了。

两位首长不负责任的行为，使愤怒的情绪一下子在群众中间爆发。

率先行动起来“革命群众”先冲进了马士英、阮大铖的家，将这两位的“灰色积累”洗劫一空，然后又冲进了大学士王铎的官宅，把这位美髯公的胡须生生拔得个一干二净。

抢了钱泄了愤的群众仍不满足，在挑头大哥的带领下，准备履行一下自己神圣的选举权，给大明专利的底板上增添一丝民主的亮色！

群众们冲进诏狱，把“北来的崇祯太子”给请了出来，前呼后拥地抬到皇宫的武英殿举行了“登极大典”，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选皇帝”诞生了。

但“民主”的光芒一闪而灭，两个时辰后，“南京卫戍司令”赵之龙带着武装部队赶到了，以“反革命的暴力”驱散了正在庆祝“革命胜利”的群众，又把那位“民选皇帝”拉下了龙椅，再送回诏狱，中国民主革命的“星星之火”让这家伙无情地扑灭了。

扑灭了“群众革命之火”的赵司令派出了军队，在南京各大街区维持治安，使首都重新恢复了法律和秩序。

下一步该怎么办？作为武将的赵司令一头雾水，他请出了东林党的“名誉主席”——礼部尚书钱谦益商量对策。

“钱主席”召集百官，准备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讨论、集体决策、集体负责的办法来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国内问题。

在这之前，这些决策者们已经从多种途径收到了多铎《关于扬州为何屠城的声明》，在声明中，多铎仿佛从一个“刽子手”变成了“救世主”，喋喋不休地解释了自己在扬州城下的和平努力，以及扬州坚持武力解决争端的严重后果，告诫以南京为首的江南各城以扬为鉴，顺应天命，不做无谓的牺牲！

扬州的残状和这份声明深深震憾了这些决策者的内心，大家都是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和多年的宦海苦熬才混到今天这个社会地位，不容易呀，弃之不忍呀！

他们大部分人有学习史可法的心思，却没有学习史可法的胆量，于是集体的意见是——投降。

想到前些天还在对投降李自成的“贰臣”们口诛笔伐，大家微微有些脸红。但弘光帝反正跑了，效忠的对象也不存在了，这又给了衮衮诸公少许的安慰。

五月十四月，清军的前锋已抵达洪武门外，赵司令再次担当重任，出任“和平大侠”，被士兵用箩筐装了，吊下城去，往清营接洽投降事宜。

在得到“投降要约承诺”后，十五日，也就是弘光登极一周年纪念日之际，南明首都南京城门大开，钱谦益、赵之龙、朱国弼、徐久爵、王铎、李沾等“国家高干”组成迎宾团，手持降幡，欢迎清军入城。

是日午时，风雨大作，不知老天爷是否是为277年的大明痛哭垂泪？

十七日，踌躇满志的多铎骑马进入了南京城，对于他来说，占领南明的国都固然是可喜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弘光帝跑了。

<h3>弘光被俘</h3>

当清军统帅多铎正在为弘光帝的“失踪”而犯愁时，大叛徒刘良佐为他送来了准确的情报——弘光帝现在黄得功的芜湖军营内“西狩”呢。

弘光帝是怎么跑到黄得功军营中去的呢？这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弘光帝与马士英逃出南京后，按老马的计划，他们逃跑的方向应该是和400年前宋高宗躲避金兵“追捕”时的南逃路线是一致的，先跑到杭州城，杭州背靠大海，如果清兵再追来，就乘船下海，反正清军没有海军，不可能跑到海上去“缉拿”他们。

但这一如意算盘一到溧水县就被打破了，在这里，他们携带的“丰富”行李立刻引起了一队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士兵的“注意”，这支数千“正规武装”立刻将他们这一千“难民武装”冲得七零八落。

混战中，老马同志的儿子马銮为保护弘光帝，被乱军打死，弘光帝在数十名士兵及宦官的保护下，狠狈逃出，与老马同志分道扬镳。

杭州不能去了，去哪？弘光帝用自已仅存的政治智慧思考了半天，决定找自己的“恩公”黄得功去，老黄同志有兵有枪、有情有义，找他准没错。

弘光帝领着一帮人迅速问芜湖方向狂奔。

明末可不是信息社会，正在芜湖休整的黄得功，对国都南京发生的那些事一无所知。弘光帝的“圣驾”忽然光临让他大吃一惊，从这位爷的狼狈样来看，显然不是来“视察工作”的。

问明情况后，这位侯爷对弘光帝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住地叹息道：“如果陛下死守都城，下一道圣旨就可召我回京守卫，臣也可借势而为。现在，陛下听从奸臣的话，轻而易举地将国都放弃，弄得人心丧失，进不可进，退不能退。我这里只是一座小小的军营，又怎么安置陛下呢？”

说归说，做归做，黄得功是一个满腔碧血的人，他还是赶忙把弘光帝迎入军营。

进入营中稍作休息后，弘光帝开始冷静下来。在黄得功的建议下，他迅速下了一道圣旨：加封郑彩、黄蜚、杜弘域、卜从善、方国安为伯爵，阮大铖、朱大典拜为内阁大学士，把这几位手里有些兵的大爷们都升了官，请他们速带军队向南京进发，收复国都。

但历史已经不再给弘光帝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多铎得知弘光帝的“踪迹”后，立即命刘良佐率部作为前锋，尼堪、图赖、阿山等率军跟进，到芜湖将“一号战犯”朱由崧缉拿归案，并招降或消灭黄得功部。

想露一手给清军作“进见礼”的刘良佐自恃与黄得功私交不错，就直接先派说客去和这位黄侯联络归降事宜。

岂料黄得功与刘根本不是“同道中人”，黄二话没说，宰了说客，以示与清军决战到底的勇气。

见招降主帅不成，刘良佐马上就来了个“曲线招降”，转而派出秘使，去招降黄手下的两员大将——田雄和马得功。田、马现在对不可救药的弘光帝早已失望至极，对刘良佐的招降一呼即应，并愿意配合刘良佐解决黄得功。

两军对垒之际，田马两军趁黄得功不备，阵前倒戈，向黄得功施以暗箭。黄中箭后在马上奋力坐稳，对上前企图活捉自己的田雄大喊一声：“我黄某岂可为不义屈，今日死国，为义也。”说完双手握住喉头之箭用力自刺，落马而死！

又一位来自黑土地的东北籍将领为了信念倒在了红土地上。

见黄得功已死，田马两位觉得发大财的机会来了，马上相约跑到营中去捉“猪”（朱由崧）。

于是，一出雅俗共赏、妙趣横生的捉“猪”小品在刀枪相向、烽火连天的战场上演了。

背景：两军阵前。

演员：朱由崧、田雄、马得功。

观众：明军、清军。

演出过程：1、兴高采烈的田马两位两位演员去营中拜见朱由崧，请安后由马抱脚、由田楼腰，背起莫名其妙的由崧同志往清营狂奔。

2、崧同志醒悟过来，于是“哭、大哭、大声哭”，同步配音为：“卿等看在我你君臣一场，快放我一条生路吧！”

田雄同志的表演是“笑、大笑、大声笑”，同步配音为：“陛下您可是我二人后半辈子的富贵依靠啊，岂能放之！”。

3、由崧同志的再表演是“咬、大咬、大口咬”，将田雄脖上的肉咬下“一片两片又一片，落入土中皆不见。”

田雄同志的再表演是“跑、大跑、大步跑”，强忍着血流满身的疼痛，以一百多斤的身躯继续背着三百多斤重的由崧同志向着太阳、向着清营、向着发财的方向奔跑。

观众反映：明军——只当我没看见，无人喝采、无人相帮。

清军——原来皇帝是可以这样欺负的，欢声雷动，掌声不绝。

结果：捉“猪”成功的田马两位受到多铎的亲切接见，并被进升为集团军正副司令，负责统领黄得功的余部，田雄后来还升任了清朝的“二等侯”。

见活捉了弘光帝，收降了黄得功部，尼堪、刘良佐兴奋异常，于五月二十五日边敲得胜鼓、齐唱凯歌还。

身穿蓝布衣的“一号战犯”——弘光帝被用一青毡小轿抬了，拿油扇掩面，跟在军中往南京而去。

尽管这样“乔装打扮”，在南京郊区，弘光帝还是被他昔日的子民们认出来了。这些“好客”的前子民们纷纷上前，用污秽的话语向这位陛下表达“亲切”地问候。个别感情真挚的前子民，还向他投出了“热情的石头”。

再次回到了分别数日的国都南京，下轿伊始的弘光帝就被带到了灵壁侯府邸，南下清军主帅——多铎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了。当晚，多铎在此为弘光帝举行欢迎宴会，反客为主地为这位“劫后余生”的陛下接风压惊，一同到会还有“伪太子”王之明及钱谦益、赵之龙等弘光旧臣。

宴会上的“客人”——朱由崧的心情是很不爽的，因为在座位的安排上，多铎不仅故意让“伪太子”坐在了他的上首，席间还故做“谈笑风生”，不时用胜利者惯有的话语刺激他这颗脆弱的心，让他食不甘味。

而与之相反，主人多铎现在的心情是很爽的，他不但捉获了弘光帝，而且据他的统计部门汇报：此次南征，来向他投降的南明总兵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多名，远远超过自己带来的那点兵将。

但这种爽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很久，杭州方面就传来一个让他沮丧的消息：那个大奸臣马士英在那里拥立潞王朱常淓出任监国，又一个跟大清对着干的“伪政府”在西子湖畔成立了！

<h3>夕阳西下</h3>

在弘光帝落荒而逃的一刹那，老马同志也被乱军冲散。忙乱之中，他率兵护着邹太后冲出包围圈。

重整队伍的他认为去杭州还是靠谱的，于是继续向东南方向转进。

在途经广德州时，老马想进城歇歇脚的小小心愿被知州赵景和同志严辞拒绝了，因为赵知州觉得这帮人“貌似土匪”。

接二连三的打击已使老马失去理智和风度，他马上做了一件与首辅身份极不相称的事情——下令攻破广德州，斩了忠于职守的赵景和，并让士兵们大肆抢掠一番后扬长而去。

五月二十二日，老马同志带着邹太后到达杭州，靠着老太太“国母”这块招牌的感召力，潞王朱常淓以及杭州文武官员都来朝见。但皇帝生死未卜，敌军近在咫尺，一阵心照不宣的问候后，大家都默然无语。

五月底，阮大铖、朱大典和总兵方国安逃来，老马和杭州的文武官员这才知道黄得功自杀，弘光帝被俘。现在，历史的发展又把首辅马士英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率杭州文武官员向清廷投降，谋一个一官半职，在富贵中靠着摇椅慢慢变老；一条是再拥立一个朱姓的子孙为王，继续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在艰难动荡中和满清这个异族政权对抗到自己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想到自己从少年时期就立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梦想未曾实现，想到一年来弘光朝的起起伏伏，想到儿子的残死，老马显现出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坚定果敢的一面，复兴大明的政治理想最终战胜了苟且偷生的私念。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六月初七，老马同志以首辅身份携同杭州文武官员朝见邹太后，请他以“国母”的名义令潞王朱常淓监国。

之所以请邹太后出面，是有成例可循的。当年“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就是由于谦等大臣出面奏请当时的孙太后，由英宗之弟出任监国的。

邹太后立即发懿旨给潞王说：“论亲，您是皇帝的叔叔；论贤，您在诸藩中首屈一指，现在国难当头，清你出来就任大明监国，领导我们光复山河吧！”

但此一时、彼一时，潞王这个“皇叔”却不敢去戴监国这顶“代理皇帝”的桂冠了。吃凉粉要看天气的，当监国也要认清形势的。现在一旦成为大明监国，就会自动升级为大清的“头号打击目标”，这种引火烧身的事情，聪明的潞王怎能会干呢？

见懿旨不起作用，邹太后流泪了。他不明白为什么洪武、永乐大帝的“英武强悍”的基因会随着富贵岁月的侵蚀会荡然无存，到头来他们的子孙沦落成一群贪图享受、怯弱卑屈的凡夫俗子。

邹太后的泪水激醒了潞王昏昏沉睡的热血，是啊，作为朱家皇室的一员，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他们的家族，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已经凭借权利，享用过无数的荣华富贵，现在，该是履行义务的时候了。

六月初八，潞王出任监国，残破的明朝又一次有了新的领导核心！

上台伊始的潞监国立即盘点自己的“国家实力”。

地盘：虽然清兵未曾南下，南方的云贵川赣浙湘粤等省仍在打着明朝的旗号，但潞监国能有效控制的地盘仅是杭州及其周围的几个县。

兵力：左梦庚统率的二十万部队已向清朝的阿济格投降，刘泽清的军队还在海上流浪，郑芝龙的部队远在福建。现在手中的部队主要是方国安和王之仁两总兵带来的一万多“正规军”及杭州城临时招募的几千“民兵”而已。

财政：仅有浙江一省的少部分地区的赋税收入可供使用。

局势已经火烧眉毛，潞监国在当政的当天，就紧急发布了四项政令。

1、财政上：各地赋税钱粮速向杭州解运。

2、军事上：令方国安发兵分守千秋岭、独松关、四安镇，王之仁守苏州，李国翰、高起潜守平望。并号召各地组织“义兵”，抵抗清兵侵略。

3、组织上：任命浙江巡抚张秉贞为兵部尚书，原嘉湖道吴克孝接任巡抚，黄道周为大学士入阁办事，诏传刘宗周出山辅政。

4、外交上：派“资深外交官”——陈洪范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换取一个“微缩南明国”的存在。

紧锣密鼓的对策之下，潞监国“偏安一域”的良好愿望能够如愿以偿地实现吗？

就在外交官陈洪范同志刚刚踏上和平之路时，六月初十，潞监国就接到了清兵在贝勒博洛的率领下，已绕过千秋岭和独松关，进抵到杭州附近的西塘的紧急战报。

这时，从清营返回的陈洪范和兵部尚书张秉贞到了，陈外交官说本来要去南京找多铎谈判的，但清兵行动如此之快，谈判的对象只能换成博洛。

在述职汇报中，陈外交官极言清兵“军容之盛，锐不可当”，并拿扬州因无谓抵抗而“血流成河”，南京因开门迎降而“秋毫无犯”的例子作正反比较，劝潞监国为全杭州百姓性命着想，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张秉贞也在一旁大讲特讲杭州的困难和实力。

在两位“双簧”演员的轮番劝说下，潞监国心动了！

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从当上潞王的那一天起，他就一改其父老潞王暴虐的作风，仗义疏财、礼贤下士，仁慈地对待每一个人，平和地处理每一件事，赢得所有和他接触过的每一个人由衷地称赞。

即使像福王这样的一个“混混”，在淮安衣食不继时，也得到他诚心的照顾，以致后来成为弘光帝的福王只要一提到他，也禁不住心存感激。

他也是一介儒生，儒家有云“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家、一姓之天下，有道者居之，无道者失之。”两百多年下来，老朱家也正从“有道者”一步步变为“无道者”，即然这样，就让自己的家族以一种“和平”的方式退出这带血的角逐吧！

他实在不想让全城几十万的生灵因为自己的“名节”全部陪葬，也不愿这“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人间仙境化为“千家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荒坟野滩。

归降吧！明亡清兴、南衰北盛、世道轮回、因果报应，这大概就是佛家所讲的“因缘”吧！这大概就是儒家所讲的“顺天应人”吧！

他让陈外交官奉表到清营请降，并把酒食用箩筐盛了，吊下城去来慰劳兵临城下的清军。

这一举动激怒了正在涌金门与清军血战的方国安部，方国安对潞监国的“资敌行为”大失所望，带兵东渡钱塘江往南而去。

得知潞监国准备归降的消息，老马同志穿戴齐整，来到宫内，向朱监国交出首辅印章，漠漠而退。

出宫后，卸任的老马同志头也不回，骑马向老乡方国安撤退的方向追去。后来，阮大铖、朱大典等人也纷纷踏上“逃亡之途”。

六月十四日，在潞监国的诏令下，杭州及附近的州县降下降旗，停止抵抗，清军顺利进驻杭州。

进城后的清军统帅博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多尔衮的遥控，派出使者，给在浙东各府“避难”的明朝诸王（周王、惠王、崇王、鲁王）送去了家乡的特产——人参、貂皮，请他们一同北上，共创“和平建国”大业。

周惠崇三王如约而至，但鲁王以“路途遥远，身体不适”为由婉言谢绝。

潞王自六月初八出任监国，六月十四归降清廷，执政仅仅六天，有幸成为中国历史上执政期最短的监国。

历史把他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供后人嘲笑和唾骂。

但在这位佛教徒兼儒生的心里，却是坦然的，因为他的选择，这块山清水秀的土地上避免了一场人为的劫难！

可能，历史既需要史可法的“坚强的气节”，也需要潞王这样的“明智的回旋”，前者存气节于后世，后者保民生在当下。

一个民族，有气节方可获得尊敬，有回旋方能得以生存！

潞王的选择不是本文所提倡的，但在满清还没有搞“留发不留首”的民族压迫前，江南百姓又把“清代明”看作一家一姓之争时，他的这种做法，自有其难言的苦衷，今天的我们，也不宜做人云亦云的指责。

1645年七月，接二连三的捷报送到北京，先是大明的东平伯刘泽清结束了一个月的海上飘泊，领全军解甲归降；后是潞监国纳土归降，弘光朝最后的余火也光消烟灭，明朝的南直隶特区变成了大清的一个普通行政区。

喜不自胜的多尔衮认为南方的那些“无主省份”完全可以“传檄而定、和平接收”，考虑眼下南方已进入暑季，南征的清军以北方人为主，难熬江南的酷热，于是令多铎将军事大权交给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后，班师还朝，江南平定地区留少数“八旗兵”及南明降军驻守。另外，他还给了熟知南方风物的福建佬洪承畴一顶“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响”官帽，授权他全权处理原南明剩余省份的招降工作。

九月初四，交接完工作的多铎携带弘光、太子、潞惠周崇等藩王及原南明政府的重要“高干”——钱谦益、赵之龙、徐久爵等一批“特殊人物”，班师还都。

二百多年前，明朝大将军徐达占领元大都，为宣耀“南人”对“北人”的胜利，将大都改名为“北平”，寓意“北方平定”。现在，作为“北人”杰出代表的多尔衮同志，也出于同样的目的，想宣耀一下“北人”对“南人”的胜利，于是在班师撤军前，将“南京”改为“江宁”，寓意“江南安宁”。

以后，“江宁”这个南京的新名字，被叫了208年，一直到1853年，汉人的一条好汉——洪秀全领着太平军打下此城，才把这里改为“天京”。

在回军途中，经过淮河时，邹太后这个刚烈的女人，投河自尽，这让同行的老朱家一帮男老爷们好不羞愧。

怀着一颗颗惴惴不安心回到故都的弘光及藩王们，并没有关到“滓子洞”或“劳改营”去接受思想和劳动再教育或干脆被一刀跺了。为在全国人民面前混个“仁义之君”的形象，也为了吸引全国老朱家子孙们参加大清“和平建国”大业，多尔衮同志早在七月底就授意大清政府向外界公布了老朱家各归降子孙的“工资待遇”。（以白银发放）

亲王500两/年、郡王400两/年、镇国将军300两/年、辅国将军200两/年、奉国将军100两/年、中尉以下给田30亩/人自养，世袭罔替。

这个“工资待遇”还是相对丰厚的，要知道，清初四品文官的年薪才是105两，一品文官年薪才180两。

除了“工资”外，大清政府还给这些朱家子孙们在北京分配了大小不等的“安居房”，以让这些亡国王孙们“入则有房、出则有钱”，充分感受新政府的温暖。

大清朝的“宅心仁厚”的确也感动了这些前一段还处在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生活状态的王孙们，他们选出潞王作代表，给清朝的皇帝——顺治上了谢恩折，表示自己一行人将“结草衔环，举家焚顶”，向上天祈导皇帝陛下“圣寿无疆”。

但四五个月后，大清的实际当权派——多尔衮就高兴不起来了，这倒不是他心疼每年流出去的白花花银子，而是他发现，“树欲静而风不宁”。自从政府发布“剃发令”来，南北方各地的“造反运动”此伏彼起，不少“造反派”打的旗号就是这些老朱家藩王们的，这其中，潞王、弘光、“太子”、秦王的名号常被这些家伙们“废物利用、推陈出新。”

这等于自己花了钱，却给别人做了贡献，这种亏本的买卖多尔衮不想干了，他动了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这些藩王们的心思。

这时，潜伏在潞王身边的谍报人员向他汇报，潞王私藏原来用过的公章，有危害大清国家安全的犯罪企图。

这让多尔衮终于抓住了“莫须有的辫子”，他让有关官员成立“专案组”加紧审理，以案牵案，终于让弘光、潞王、太子、秦王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现出了原形。1645年四月初九，这些人统统被斩于菜市口。

弘光朝最后的一点余烬也消散得无影无踪！

最后，我再来交待一下和弘光朝“休戚与共”的两个大人物——马士英和阮大铖的人生归宿。

马士英，即老马同志不愿跟着潞监国一起参加“和平运动”，就从杭州逃了出来。逃出时，他的手下只剩下从家乡带来的四百“私人武装”，为大树底下好乘凉，他加入了方国安的大队伍谋求一起发展。

这时，阮大铖这个难离难弃的战友又来舍生忘死地投奔他了。原来，在杭州被“和平接收”后，阮大铖先是跟着朱大典逃到朱的老家——浙江金华。但金华人民对他这个祸国殃民的家伙嗤之以鼻，坚决拒之于城门之外，走投无路的阮大铖只好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再次来找老马哥。

面对突然而至的阮大铖，老马同志没有丝毫劫后重逢的欣喜。痛定思痛，他现在对这个曾给予自己莫大恩情，又给予自己无数麻烦的老友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反思弘光朝的“短存骤亡”，这位老友真是功不可没，因此，他对阮大铖常常是态度冷淡、爱搭不理。

不甘寂寞的阮大铖转而去和方国安方司令套近乎，阮的“脱口秀”功夫不久就让方司令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两个老头子很快便陷入了“夕阳恋”。

方国安后来加入了拥立鲁监国的行列，并向鲁监国举荐了老马同志，但鲁监国对这位“臭名远扬”的弘光首很不感冒，拒而不见。鲁监国属下的各级官员对老马同志也是如见过街老鼠，个个喊打。

为将臭名声彻底洗清，老马参加了与方国安部攻打杭州城的战斗，结果方部在钱塘江被以逸待劳的清军打了个落花流水，老马那点残存的“私人武装”也在这次战斗中损失殆尽。

灰心失望的方国安和阮大铖在清军继续南下时，率军投降。

降清后的阮大铖在清军队伍中发挥个人专长，组织“文艺宣传队”自任团长，搞了一场又一场“心连心”的文艺汇演，这给清兵枯燥的军营中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气氛，阮大铖又获得了清营上下交口称赞，大家见面时都恭敬地称他为“阮老先生”。

后来清军攻打福建，阮大铖也随军出征，在翻越仙霞岭时，已经六十岁的阮大铖为了显摆其“老当益壮”的风采，和同行的清兵一起徒步爬山，结果一脚踏空，脑袋触石而亡，终于在八闽之地结束了这老小子罪恶深重的一生。

而老马同志在方阮二人投降时，却再次选择了“静悄悄地离开”。

他托人去给隆武帝送信，希望自己继续能在有生之年，为隆武帝复兴大明的事业发挥余热。

隆武帝派人对其好言相慰，但让他耐心等待。

这时的老马，子死妻亡、家破财尽，早已孑然一身，在江南大地几度辗转飘泊，最后投入了太湖吴易的抗清队伍中，并先后光荣地参加了攻打吴江和海盐县城的战斗。

坚持斗争两年多后，1647年初，太湖义军最后的营寨被清军攻破，老马、吴易等义军首领被擒获，在劝降未果后，全部被杀于太湖之滨。

老马同志在潞监国降清后，又不被容于鲁、唐两政权，但他并没有因此就转头投向清朝，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象，实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黄宗羲、张岱在鲁监国政权处境困难时，就悄悄回到清朝统治区遵制剃头，以明朝“遗民”自居，虽然不能见危授命、治国平天下了，但也出版些个人专著，靠骂骂“奸臣”马士英来证明自己是正人君子。

历史似乎就这样的“诡谲无情”，与弘光朝另一“著名烈士”——史可法死后屡获殊荣、筑庙祭祀、香火不绝相比，老马死后不仅被黄宗羲等“社会贤达”唾骂，而且，在清朝官方所著的《明史》中，还把他归为奸臣类，与严嵩、温体仁等同作一传，并美誉其为屠戮弘光朝的“第一杀手”。

同样是为国尽忠，同样是殚精竭虑，但人和人的差距昨就怎么大呢？

以下是我的一个小小分析，文字浅薄，仅供一览。

其一、“一把手效应”，老马同志虽然位居弘光朝的“次辅”位置，名义上是弘光朝的“三把手”（一把手为弘光帝、二把手为史可法），但一把手弘光帝既无履职能力、又无行政经验，放在朝堂上仅仅是一个摆设、一个象征；二把手史可法被他挤到“领导核心圈”外的扬州城去督师，这样南明朝真正的一把手就成了他老马同志，这是当时南明人和大清人都知道的事。

既然作为一个团队的一把手，那么，就不能只享受它给予的权利，也得履行它带来的义务，承担它带来的责任。如果这个团队出了大问题，最终被首要追责的，必然是“一把手”。

其二、能力问题，既然老马同志勇于担当，因势利导、费尽心机地成为南明的实际“一把手”，就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尤其此时的南明，真是到了一个“危急存亡之秋”，清朝、大顺、大西三个政权都对南明的生存构成了实质的威胁，时代对这个“救时的一把手”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

结合当时的形势，老马同志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具备两种“成功人士”的能力。一为“张良式”的能力，即能制定摒弃前嫌、拉住大顺、驱逐鞑虏、进取中原的大政方针；并能在实际操作中，以变应变，恰到好处地处理一些棘手舫冲突事件。

这一点上，老马同志差强人意，他把军队的主力一直归缩到长江、淮河一线，对河南、山东的“进取”只是名义上的“收编”，看不清敌友转化的大势，一直顽固地棒着“借虏平寇”衣钵不放。在处理左兵趁清兵北来东下这些突发事件上，顾此失彼；后来清兵渡江，又轻易弃都而走。这与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能力差距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另一种能力应为“萧何式”能力，即能在人事管理上调和文武干部、为复兴大明同心协力；经济管理平衡财政收支、舒缓社会矛盾、保障民生幸福。

这一点上，老马更是稀松差劲，人事上，他出于自身目的，参与了南明的军队干部、党派人土、官僚队伍这三者的互相争斗，更让这三者之间矛盾不断，纷争不息；经济上他没有出台任何的“裕民”政策，把“加税加税再加税，卖官卖官还卖官”做为解决财政危机的旁门左道，使江南农业工商业再遭重创、官场更加黑暗腐败、民众对政府的坚持率一降再降。

从以上可以看出，老马的确不是“救时的一把手”那块料，他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凤阳总督的任期内，那则的老马，意气风发、平灭刘超，保得江淮一带拔云见日、风平浪静，但其一旦忽登高位，官位大于能力，他就无法突破自身发展的瓶劲了。

其三、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明史上说其“贪鄙”，民歌唱其“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这些都不是无厘头的炒作。“贪鄙”这种作风，在明末贪污成风的官场，老马同志搞点“计划外收入”似乎也不值得过于吹毛求疵，但在南明立国之初、百废待新的时刻，剔除明末“公务员普遍贪污索贿”这块腐肉毒瘤，重塑政府良好形象为当时行政改良的重中之重，（此时的多尔衮同志正在北京搞创建“廉洁型政府”的试点工作）。但老马却为满足个人私欲，反其道行之，使贪污成为一剂加快弘光朝速亡的催化剂。

相比老马同志的不洁，史可法可是两袖清风，一无所驭，连督师厨房中的肉都分给将士们去过节用了，除夕夜他只能拿点盐和酱下酒，这自然能赢得当时及后人们无限的敬仰和爱戴。

其四、“损友”因素。朋友分三种——益友、诤友、损友。以此推论，老马同志执政期间，有两个很标准的“损友”坏他的事，一个是他的恩人阮大铖，一个是他的上司弘光帝。前者是毫无大局观念、私心自用、眦睚必报；后者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快活一阵是一阵”。对这两损友，老马同志一个出于“报恩”一个出于“利用”，都不能做合理的疏通与扬弃，反而在“党争”和“财政支出”这两个重要问题上被这两位牵着鼻子走，导致“国事日坏、人心日散”。

综合分析下来，老马同志这个“烈士”死后不但是轻于鸿毛，而且几百年来被后人指着名字责骂就不足为怪了，历史的天平毕竟还是自有其公正之处的。

正文 第十四章 弘光朝何以速亡

在即将告别弘光朝前，我将对其做一小结，分析其为何立国仅仅一年就告灭亡。

自弘光朝建立的那一天起，其君臣上下都有一个“偏安江南的曲未终，东晋南宋的梦未醒”情结，希望自已的南明王朝也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在南方的半壁河山中重新享国百年。

但是，这一情结，犹如一朵娇弱无力的花，没来及结果，就被来自塞北浩荡的冷风吹散得一干二净。

东晋、南宋何能再次立国百年，而南明，比这两个王朝控制的地盘更广、拥有的人口更多、经济的规模更大，却致速亡。这一问题，四百多年来，带着挥之不散的哀伤，深沉地在拷问着整个汉民族内心。

今天，我也加入到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之中，希望个人的一孔之见也能在南明史的研究中闪烁出一点微弱的亮光。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下面，我就从外因、内因两个方面来分析弘光朝速亡的原因吧！

外因：时代不同了，对手不一样。

东晋的对手，在相当的时期内，是一个个各自为政的北方十六国。公元316年，匈奴族刘渊建立的汉国灭亡了西晋，但灭晋后的刘渊并没有取代西晋、一统南北的能力和兴趣，而是在收拾好西晋都城洛阳的金银财宝后，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黄土高坡。其后的北方，则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状态，那个政权都无力挥兵南下。

东晋在公元317年建立，一直到公元383年，在前秦统一北方后南下的66年间里，都没有受到过来自北方实质性的危胁。这就给了东晋留出了从容建国、从容发展的时间。

南宋的对手，是刚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金国，金国在1127年灭亡北宋后，也和刘渊一样，俘着徽钦二帝、带着子女玉帛，快快乐乐地回老家上京享用去了。而在北宋原来的北方区域，金国在开始的几年里，则先后建立了楚、齐两个伪政权来统冶管理，自己则只满足于抽取“保护费”。

后来在赵构建立南宋的次年，觉得很不是滋味的金国在金兀术率领下发动了一场旨在“搜山检海捉赵构”的战争，战争进行了最后，是金兀术的十万得胜之师在一个小小的黄天荡被围困四十余天，自此断了南下的信念。

双方断断续续打了十年，这十年，对金国来说，是“逝去的十年”；对南宋来说，是“收获的十年”，十年后，金朝正式确立了对北方的统冶，但却不敢南下牧马，南宋稳定了在南方的政权，但也无力北伐中原。最后的双方只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相互承认对方的生存权。

而南明弘光小朝廷，所面对的，却不是这样的一个对手，明未辽东经济的发展已与内地等肩，占领了此地区的十万多女真人被二百万的汉人所包围，宛如一条强劲的小河汇入大湖的怀抱，在经济、文化、政治上迅速汉化，再也不是一个仅得辽东一隅就心满意足的富翁了。

“心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从后金变为大清，这不仅是一个国号的变更；从、盛京迁都北京，这不仅是一个行政中心的改变，这一切，都蕴含着一个新生民族伐取中原、一统华夷的政治理想，而辽东二十多年的行政锻造又催生了这个新生民族政治能力。

在外部碰上这样一个对手，就会促使弘光朝只能朝两条路上狂奔，要么在复兴的路上迅速崛起，要么在衰败的路上迅速死亡，根本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说完了外因说内因，毕竟，在促进事物发展变化的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促使弘光朝灭亡的内因有以下几点：

一、社会的主要矛盾——土地兼并，依然没有消解。

弘光朝所在的南方，是明朝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区域。之所以没有在此爆发大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是因为南方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佃农租种地主的地交出大量的租税后生存的条件还是要略好于北方；二是发达的工商业吸纳了大量农民的下岗再就业，成为社会的“稳压器”；三是农民革命战争的烈火还没有烧到南方，革命缺少揭竿而起的领导者。

但稳定并不代责安定，大量土地兼并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穷人过多。特别是在马内阁宣布田地加税后，下层民众的生活更加贫苦，对新政府是失望X失望=绝望，南明政府的统治基层根基己严重崩塌。当清军首次南下时，下层民众大部分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自发的抵抗寥寥无几。

而此时，在清朝统冶的北方区域，多年的战争破坏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为社会转入下一轮重建工作开创了良好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清廷又适时颂布了减税、认养无主地的政策，使大部分控制的北方地区开始安定下来，下层民众开始着眼追求安定、追求财富，社会经济开始慢慢复芳，结果是逐渐使清廷可掌握的社会资源有所增强，为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国家领导人——皇帝的继承和培养制度出现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朱元璋开国时制定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继、近支优先”四项基本原则，这实际上是一个身份决定皇位的原则，在这四项原则下，皇帝的继承者的数量有了保证，质量却不保证。心理变态者、不务正业者、好吃懒作者、贪财吝啬者等等各类持别性格的人物都有可能因身份原因登上皇帝的宝座。

在皇帝的岗前培养上，太子的培养是虽然有一套严密的制度，但并不科学，也不能与时俱进。

在特殊时期，如果太子的这一脉忽然中断，近支藩王就成为未来皇帝最直接的后备人选。

但在这些藩王行政能力的提前培养上，从“造反成功人士”——朱棣那一代起，为了国家的长治，为了王朝的久安，朱棣就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藩王兄弟们逐个赶出了政治和军事的舞台。

作为补偿，他在经济上给予这些藩王们“高薪厚养”，让他们一辈子在自己那块不大不小的封地上，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这些失去人身自由的藩王们，思想境界高雅的，可以从事一些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活动，比如向艺术界发展发展（如潞王）；思想境界低俗的，则只能在吃喝玩乐中虚度人生（如福王）。

这样的结果，就是国家一旦有事，这些大大小小的藩王们不但无力担付国家兴亡的责任，相反还会成为国家的包袱。中间身份特殊的藩王，骤登大位。虽有振兴国家的雄心，却缺乏振兴国家的能力。

明王朝的国家领导人——弘光帝就是这样的一个藩王。在时而花天酒地，时而落荒逃难中渡过了前半生，被拥立为皇帝后却发现自己的懵懵无知，一番挣扎后就把大权付之于首辅马士英，他则再埋下头来，重回到以往吃喝玩乐的人生状态。

这不仅是弘光帝个人的悲哀，而且是整个明未“藩王一族”的悲哀。在弘光帝之后的鲁监国、隆武帝、永历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不是自己不努力，而是能力这个看不见、模不着的东西，实在不是跟着身份与身俱来的，需要后天慢慢的培养和磨砺。而后天的环境，却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同期的对手清朝，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继承制度是在局部范围内的民主选举制，选举的标准就是能力最强者胜出。这样的制度下，皇太极、多尔衮这两个政治强人虽小经波澜，却从容地登上大清实际最高领导人的高位。

另外，这两位领导人在履职前，也不是锁在深宅大院死读书、读死书的，他俩不但经过了金戈铁马的战争考验，而且经过了抚国安民的政治锻炼，行政能力与对手崇祯、弘光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三、财政与军事“双破产”

明朝中后期，国家的财政收入70％来自南方地区。南明建立后，北方那些“烧钱”的行政区，如辽东、陕西、河南要么成为“沦陷区”，要么成为“不管区”，南明现在财政收入是“取之于南方、用之于南方”，财政应该是很充裕和潇洒的。

但实际状况是，1644—1645年度，南明财政收入是白银约460万两，支出却高达700万两，亏损240万两，比崇祯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造成这样的窘境，虽然说官吏贪污、弘光帝的高消费（大婚、重建明故宫、发展梨园事业消耗白银约百万两）两者“功不可没”。但大量的银子却被用来养兵了，尤其是来养处于国防一线的“五镇”兵，这些兵大爷一年就花了南明42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

但最让弘光朝堂恼火的是，花钱养了兵，关键时刻却没用得上，清兵一南下，这些高价养的兵大爷在他们领导下，或者搞了“窝里斗”，或者来了“反戈一击”，两者和清兵结合起来，成为南明弘光小朝廷直接的掘墓人。

对这段历史，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南明因为养兵拖跨了经济、摧残了民生，导致了弘光朝财政与军事“双破产”。那么处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清朝不是也养了很多兵，为什么就没有拖跨经济呢？爆发经济和政治危机呢？

后来我研究了古代中国的几类“养兵”制度，发现历史上以下的三种“养兵”制度是很省钱的，而清初的八旗制就名列其中。

A：唐初的府兵制；

B：明初的卫所制；

C：清初的八旗制。

这三种养兵制，为何省钱？就是因为这三种军制下，国家是不给士兵发饷的。非但不发饷，打起仗来，士兵还得自备马匹武器（平时把马匹武器保养不好的士兵，打起仗来，就等着丢命吧！）。和平时期，这些士兵仍回去当农民、牧民或猎户，从事社会财富生产，自养自足。

这样算下来，国家不但省了军人工资，而且还省了被装、武器、养马等各种费用，国家要直接支出的，只是在出征期间的粮草费。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国家也不能“无偿”使用这些士兵，作为交换条件，国家要拿出一块土地来，作为“补助”发给士兵，让士兵能够从这块地的收入中获得收益，养活自己和家庭。

这三种养兵制，还有一个大大的好处，就是士兵的归属感强，忠诚度高。

这也很好理解，这些士兵不比募兵制下，花钱雇来的士兵，后者与国家维系纽带就仅仅一个“钱”字，而前者与国家维系纽带多了去，土地、房屋、生死病死、各种福利都要靠国家来解决，不忠于组织不行啊。

又有一个疑问，既然明朝前期搞的卫所很省钱，为什么后来却搞不下去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恰恰是这三种养兵制的一个统一的宿命——在王朝的初期兴起，在王朝的中期终结。

这是因为，王朝初期，国家通过政权可以把战后大量的“无主荒地”掌握在手中，分配给为国浴血奋战的士兵。

但后来战争结束，和平建设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士兵得来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被“交换”“兼并”或者上级“贪污”掉了，而此时的国家，却再也无法拿出新的土地继续维持这种特别省钱的养兵制度了。

但军队是国家的柱石，士兵还得养，没办法，国家只能采取用财政收入来花钱养兵了。

而在一个王朝的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盗贼、战乱都需要国家养大量的兵来“压场子”。于是，财政支出就越支越高，可是养的兵忠诚度不高，战斗力不行。于是就再多养兵。无限的军费支出和有限的财政收入成为把这个王朝拉向死亡的深渊两匹脱缰的烈马（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这不仅是明朝走过的一个既定轨道，也是唐朝、清朝走过的一个既定轨道！南明弘光朝只是在明朝走过的轨道又行驶了一段而已，在这段已铺设轨道中，她的灭亡，只是或早或晚的事情！

四、弘光朝的另一致命因素——三大争，即党派之争、军阀之争、文官与军阀之争。

作为明朝的继承者，南明不但继承了她传统的项目——党争。而且还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党争之外，又推出了军阀与军阀之争，文官与军阀之争。把“争”的项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

先说搞得最历害的党争吧，南明的党争，不同于近现代社会中的政党之争。近现代社会中的政党之争是君主虚位下的竞争，有公开公平的规则，有透明严密的社会监督，双方的竞争原则是“对事不对人”。在近现代政党良性竞争的促进下，社会向着更公正、更合理的秩序迈进。

而明朝及南明的党争，完全是在一元君主专制下的门派之争，没有公开公平的规则，没有透明严密的社会监督，双方竞争原则是“对人不对事”，相互倾扎、党同伐异是其最大的特色。在此党争恶性循环下，社会向着更混乱、更腐朽的秩序转进。

南明弘光朝的党争，主要是以阮大铖为首“阉党”（主要由勋贵集团和阉党残余组成）与群龙无首的东林复社（主要是文官集团）搞的竞争，双方围绕“选帝”“逆案”“顺案”“弘光三大案”展开一系列的争斗。争来争去的结果是既没有成功者、也没有胜利者，双方都是失败者，得利的一方则是守在一旁看笑话的清朝。

清朝在定鼎北京后，也出现了“党争”，原复社领导人之一的龚鼎孳和原阉党领导人之一冯铨再度激情上演党争的传统剧，但政治嗅觉极其敏锐的多尔衮没有接这个碴，以自己的“英明神武”当机立断地将党争的苗子消灭于萌芽状态。

非但如此，多尔衮还严禁清朝高当利用科举之便搭车收取门生，一下子堵塞了党争的一个重要源头。

而此时的南明，不但在搞党争，而且，朝堂之外，军阀与军阀也不团结，各方因为防区的收益利益，你争我夺、枪口向内。上演了一出出“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窝里斗，使南明本来就有限的国防力量更为削弱。

在军阀与军阀互斗的同时，东林党人因看不惯军阀们的“行为方式”，参与了对军阀们的口诛笔伐，军阀们还之于颜色。而马内阁与南明最大的军阀头子——左良玉之间，因为门派和税收利益，争斗更是到了你死我活的状态。

弘光三大争中，千丝万缕，盘综错杂，怎一个“乱”字可以写尽！

上面的外因和内因累加下来，弘光朝“其亡也忽焉”就顺理成章了。

弘光朝速亡了，但南明朝却没有终结。随着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的实施。汉族，开始真正感受到了“亡文化、亡天下”的痛苦，救亡图存的民族自觉为南明朝的继续生存打开了一条缝隙，在这条缝隙中，南明朝，开始了其传奇而艰难的十七年抗争！

正文 第十五章 一个新政府的正面和反面

先说一下以多尔衮为领导核心的新政府正面形象吧！

多尔衮这个“外来户”从1644年四月入关，到1645年六月，既干掉了李自成，又消灭了弘光帝，取得了当年他老爹（努尔哈赤）、老哥（皇太极）做梦都未曾梦到的辉煌成就。

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才有果的，多尔衮能取得这样的辉煌成就。是因为他解决了当年崇祯皇帝想解决却解决不了的五大难题。

这五大难题是：耕地问题、财政收支平衡问题、太监干政问题、收拾人心问题、整肃贪污问题。

第一个难题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应该十分感谢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领袖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

明末，全国10％的耕地掌握在朱氏皇族的手里，另外还有80％的耕地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手里。农民兄弟绝大部分靠佃地为生（专业名词：佃农），过高的地租让大伙生活朝不保夕、生不如死。

对此，作为地主阶级总头子的崇祯帝心知肚明，但他却不可能出手相帮、把耕地从地主手中夺过来分给农民，甚至也没有出台过一些限制高额地租的法令。

但李自成张献忠这等农民军领袖就不同了，在战争中，他们对各级皇族、官僚、地主分子采取了最为严厉的阶级专政，依靠一赶二抓三杀的“革命暴力”，让这些特权阶级逃的逃、亡的亡，使他们掌握的耕地沦为“无主荒地”，并实际到了承租人——佃农的手中。

多尔衮新政府在征税工作中，按“谁耕种，谁纳税”的办法收取赋税，这等于承认了佃农兄弟对租种土地的所有权。

在这次波澜不惊的“土改”运动中，清政府真是捡了个大便宜，既没有担上迫害地主缙绅的坏名声，又让实际得到耕地的贫困佃农心存感激，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消解。

第二个要解决难题就是财政收支平衡问题。明朝的崇祯、南明的弘光都因为财政的破产而导致政权的破产。财政收支问题，关系到新政权存亡兴衰，多尔衮不可不慎。

而他面临的现实是——一手要靠减税来换取“本地人”对自已这个“外来户”的支持；一手还要满足军事行动、政权建设、社会救济各方面“用钱”的需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在第一手上，多尔衮除免除“三饷”外，还根据范文程的建议，赋税征收不按崇祯朝的高标准征收，而按崇祯节爷万历时期的较低标淮征收。

另外，还实行减税，大幅减免本年度“清统区”的正赋，征收办法是清军所过之处免征粮一半，未过之处只要真心归顺，可免征粮的三分之一。

除免了部分本年度的赋税外，还规定，以前年份老百姓欠崇祯朝的赋税，统统不再交纳。

正赋之外，对明朝一些不合理的附加税，如焦炭银、麻铁银、河夫银、匠班银等一律取消。

这边免税，那边花钱，清政府是如何“熬”过来的，这就该说多尔衮的第二手了。

一是运银运粮，把当年皇太极五次南掠明朝，抢到沈阳的银子都运到北京来使用。这些银子当年取之于汉地，现在用之于汉地，也算清初版的“转移支付”吧！新政府前后运到北京的银子不下二百万两，另外还从满洲运来了大量的粮食，有效地解决了面临的银荒粮荒。

二是支持很省钱的八旗军制不变。

三是减少花钱的渠道，据估计，明末至少有40％的财政收入用来养活老朱家的皇子皇孙了。而清朝，虽然也象征性地养了一些朱姓藩王，但其花出去的钱，连原来的千分之一都不到。

四是堵塞疏洞、整肃贪污，这个以后专门来谈。

这样两手下来，清朝新政府的财政完全达到良性循环的地步，这是南明和大顺朝都追之未及的。

第三个要解决的难题是太监干政问题。

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丞相，由自己亲自执行国家的行政权。但他的后代大部份比较懒。可懒人有懒办法，于是就拉上家奴——太监，帮自已一块干活，结果导致了太监集团的崛起。

明朝的太监不但可以外出监军，过一把沙场点兵、金戈铁马的瘾，而且还能掌握特务机构，派出秘密警察监视文官集团。更让文官集团抓狂的是，司礼监的太监还可以对他们给皇帝上的奏章，先予审阅，然后再票拟、批红、盖章后下发执行，这难道不是“披着太监外衣的皇帝”吗？文官们这究竟是在给皇帝打工还是给太监打工？

文官们为了能抱团取暖，就陆续成立了东林党、楚党、浙党等与太监集团对抗，以求自保。而太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就联络文官集团中的“失意之士”，组成了阉党与文官成立的各党派分庭抗礼，明末的党争由此拉开大幕。

太监们整体素质比较低，加上心理残疾，导致行为变态，从而成功地搞垮了一个伟大的王朝。新生的大清王朝大权如果再掌握在这帮残疾人手里，那么爱新觉罗家族用鲜血打下来的江山也会像明朝一样“变修改色”。

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在文官们喋喋不休的上书劝说下，多尔衮决心把太监集团踢出新政府政冶经济的舞台。

他接管北京的政权机构后，诏告天下，宣布大清将永远取消了司礼监、御马监、东厂等太监干政的机构，秉笔太监、掌印太监、东厂提督太监等和太监有关的职位，将永远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今后，新政府文武官员奏章的批红、盖章等权利一律由皇帝亲自行使（因皇帝顺治太小，现在当然由他——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阁下代为行使）。

经济上，他一进京便阻止太监去收取明代皇庄的地租，甚至不准太监离京到外地去采买物品，把太监同志们一个个“捞外快”的机会给剥夺得一干二净。

以前在明朝中后期，每逢大朝，太监们是可以穿着朝服与文武百官一齐朝贺的，但多尔衮规定，以后太监再也不允许“混入”大清公务员的队列中去参加朝贺了。

太监，从这一刻起，又回归原来的本色——皇宫内从事体力劳动的“特殊残疾服务员”。

太监干政，从这个时代起，就成为一个褪去“光亮彩色”的名词，彻底消失到历史的红尘深处。

第四个解决的难题是收拾人心。

收拾人心，先收拾黔民之首——知识分子的心。

多尔衮在这方面主要作了四件事。

一是尊孔，汉官李若琳上表，请多尔衮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多尔衮让礼部审议后，干脆直接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并按明朝的沿革，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

二是开科取士，1645年，多尔衮即在“清占区”举行乡试，并在以后摄政的七年里，打破三年一考的惯例，加试三次，取士1100人，全部纳入大清基层公务员的队伍。

三是扩大公务员队伍录用的范围，让各地举荐山林隐逸、怀才抱德的“文士”及武略出众、胆力过人的“武士”，这些被举荐的特殊人才可以不必参加科举，由吏部复核后直接录用为国家公务员。

另外，凡是在明朝因为“建言献策”或“诬告陷害”而被罢官的“另类知识分子”，只要没有犯过贪污罪的，新政府将全部为其平冤昭雪，有做官愿望的，一律起用，并参照原来的官位予以重新安排新职位。

四是在“知识分子”成为公务员后，皇帝将尊重各级公务员的人身权利，不搞派秘密警察监视人身自由那一套把戏，承诺以后大清公务员若触犯法律，将由有关执法部门按法律程序加以审理，不能再由皇帝直接打屁股，也不能再由皇帝直接下诏狱。

除了收拾“知识分子”的心，对“社会弱势群体”和“道德建设模范”，多尔衮也给予了特殊的关注。

新政府规定：取消末成年人、残疾人、老人的赋税；老人如果年满七十，可以留一丁在家中侍养，此丁应服的国家劳役全部取消，年满八十，则新政府每年另给绢一疋、锦一斤、米一石、肉十斤的物质补助，九十岁还加倍补助；对穷民鳏寡孤独残疾之人，由新政府拔出专门的钱粮进行保障性救济。

对道德建设模范，新政府规定：有德行著闻、为乡里敬服者，给冠带荣身；对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由地方各级政府建立牌坊予以表彰。

第五个解决的难题是整肃贪污。

对于“公务员贪污”这个“前朝顽疾”，新政府采取的对策是：

一是先大赦后严管，规定以1644年五月一日为界线。告知各级公务员，以前你们贪污明朝的钱，新政府可以既往不咎，但五月一日以后，换招牌了，我们是要建设一个“廉洁型、严管型”的新政府的，打工的各位大爷们要敢于贪污大清的钱，死了死了的。

二是及时公布了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并保证按时按量发放，虽然工资和明朝相比差不多，但细水长流，这让在战乱中衣食不继的公务员——那颗动荡不安的心开始平静下来，规规矩矩上班，兢兢业业做事，争取在新老板面前表现表现，贪污这项特殊活动暂时先告停一下。

三是官员大换血。

新政府的高层方面：对于归降区内巡抚、总督这类高级公务员，则大部分选用关外老班底中的汉人担任。这些汉人早已全部加入“汉军八旗”，有房有地有奴隶，还有组织纪律管着，贪污的欲望在现阶段并不是很强，相反还都有一番做出成就来洗清“汉奸”骂名政治理想。

如此一来，高级公务员的口袋扎紧了，中低级公务员就只能银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上行下效了。

中层方面：虽然大量任用了明朝归顺的官员，但对这些特殊公务员，多尔衮也是区别对待的。德才双佳者，提拔使用；有才无德者，酌情使用；有德无才者，限制使用；德才两差者，只养不用。

新政府的建设需要补充大量基层公务员，于是就通过科举、举荐德才之士等，吸纳民间的新生力量加了进来，使新政府的基层岗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运作。而在实践中，这些尚不沾染官场恶习的后进之才也的确也给新政府带来一股“清新气息”。

总的来说，多尔衮摄政时期，官员的贪污问题，和崇祯朝或是弘光朝相比，不算是一个大问题。

说完了正面说反面，多尔衮新政府的反面形象是——一切以满洲旗人利益为出发点，入关后陆续搞了五条“扰民害民”的恶政！

这“多（尔衮）五条”分别是：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剃头改衣。

多尔衮领着满蒙汉八旗大军从白雪皑皑的东北大地来到了人地生疏的华北平原，在为人民“剿贼灭寇、讨伐不义”的同时，自然要解决八旗大军，行政干部、后勤人员、随行家属共二十多万的生活、居住、生计等一系列的问题，以使跟着他跑出来干“革命”的一干人能够消除后顾之忧，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住房问题上，入京后的八旗军士、家属开始是与当地居民杂居的，但是，大顺军留下的“特殊礼物”——鼠疫吓坏了这些来自严寒地带的人们。出于防疫的目的，新政府想出了分城居住的办法。下令把北京内城的原住民一律逐出，逐空后把八旗军士、家属安顿进去。鼠疫过去后，多尔衮发现这个分城居住的办法挺好。不但能防病，而且还能防敌——一一旦汉人袭击，扎推在一块的旗人们马上就能拉出去打群架。

尝到甜头的多尔衮决定把这项“好制度”推广开来，以后，清军每打下一座大城市并需要在当地驻军时，都把内城的居民赶出来，建立“满城”，让八旗军士、家属集中居住。时至今日，太原、南京、杭州等驻过八旗军的城市，都还留存有“满城”遗址。

需注意的是，满城并非都住着满人，还有汉人、蒙人这些入了旗的“旗人”。

强占各大城市内城老百姓的房屋这种作法，连多尔衮也知道不太地道。随后于是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出台了一项法令，规定凡是被占了房的居民，新政府将根据所占房屋的多少，减免其一到三年的田赋。

这道法令如果放到现在，肯定会被人骂成是在搞“画饼充饥”式的作秀！但在明末清初，城市居民在城外还是大大小小有些田产的，这让那些被占了房的内城居民心里多多少少有了些“安慰”。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还是回家洗洗睡吧！

但不久，京城附近的老百姓发现：他们是旧怨未去，又添新恨。

因为新政府为了解决入关旗人的生计问题，又搞了一个“圈地”运动。

旗人们大部分还是种地为生的，但种的地在满洲、松花江畔，并没有随着清军的入关而入关，这些充当职业军人的旗人们入关后。四出打仗，家里那点地自然无人打理，撂荒了。

同时，给新政府打仗既不发饷，还不让随便抢劫，这就使旗人们生计困难，生活水平极剧下降，后方民怨沸腾，前方军心不稳。

这种情况下，多尔衮想到给广大旗人们搞点产业，他盯上了京郊州县的“无主荒地”。

京郊州县的“无主荒地”原本是有主的，主人就是明朝在京城内居住的皇族、勋贵、官僚、太监等权贵。但这些主大部分已死在了“大顺朝革命的屠刀”下。目前，这些地实际掌握在承租的佃农手中，并且，佃农们在1644年已按所耕种的田亩数向新政府交纳了“农业税”。

为把这些地变为旗人们的固定资产，这年的十二月，多尔衮发布了圈地令，宣布自此令下达之日起，将把京郊四十一个县的“无主荒地”分给东来的诸王、勋臣、八旗兵丁等。

此令一下，在政策的执行中，立即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

一是各旗官兵在旗主的授意下，撒开马儿去圈地。圈地时，不管耕地有主无主，一律圈占，自耕农、中小地主家中还有的一些耕地也被圈去。

二是各旗官兵们不但圈了地，而且连耕地附近居民宅基地、房屋也统统圈了去，立刻让这些人变成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

无家可归、无地可耕的农民、中小地主联合起来，采取和平的手段逐级把“上访材料”呈送到多尔衮手里。

为平息民怒，同时也为了解决各旗官兵有了地却没人耕种的烦恼，以“行仁义、救中国”为“己任”的新政府迅速出台了两项“补救措施”。

一是令户部传谕各州县有关部门，凡民间房产因为被满洲圈占，可视其被占耕地的多少、肥瘠程度，在他处速行补给，并保证公平公正，不让百姓吃亏。

话说得冠冕堂皇、天衣无缝，但这里不是在人少地多满洲，；而是在人口稠密华北平原，耕地在明朝中期就已被开发殆尽，所以在政策的落实中，各地官员只能从各县边远地区的荒山滩涂中划出一些“薄地”来，象征性地对失地居民进行补偿。

二是发布“投充”令，新政府为解决“汉族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鼓励他们投入到各旗下，以奴仆身份来耕种自己曾洒过汗水和泪水的土地。

在“投充”令下，大量的汉族农民倒是了有地耕，不流浪了。但第二天睁眼起来，却发现自己的身份变了，以往好歹还是可以自由迁移的佃农，和田主是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关系，合则留、不合则走。而现在乃至以后，自己及子孙后代都变成了旗人家的“奴仆”，不能迁移、不能改业、不能科举、不能搞信仰自由。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对“投充”令都骂娘的，一些脑瓜子转得特别快的地主发现了“投充”一个特殊的好处——偷税漏税。

这些地主和旗人们达成“秘密协议”，带着自己的地投向旗人的门下，虽然地还是自己的，但却不用再向国家交税了，另还能拉虎皮扯大旗，借旗人的名号横行乡里，何乐而不为？

这下该轮到多尔衮傻眼了，于是他紧急在“投充”令下达后的第三个月，发布了“反投充令”，宣布“投充”一事，永行停止。

但这项禁令只管住了普通旗人，旗人中的勋贵、王爷等特权阶层，仍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吸纳了大量的“投充”民户，成立“个人农庄”，并委派汉人中的强悍奸滑之徒担任“庄头”，对投充户进行集约化管理，集体化生产，反映清朝社会风貌的小说——第五十三回中，黑山村的乌庄头，就是这样一个厉害角色！

如果说“投充”似乎还有一点点“喜剧色彩”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第四个恶政——缉捕逃人法，则完全渗透了汉族百姓的血和泪。

了解缉捕逃人法，先得明白一个名词——逃人。

逃人，简单来说，就是不愿意在满洲旗人庄园当奴隶，想方设法逃出来的人。

这些人，原来是明朝辽东、河北、山东的普通百姓，在后金侵占辽东、五次进掠内地及征大顺伐南明时，被俘获并送到旗人的庄园中，作为奴隶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人数有40万之多。

在八旗军四出打仗后，大批旗人也随军出征，旗人庄园管理放松。有些忍受不了虐待和思乡之苦的“奴隶”，纷纷找机会逃亡，逃人问题由此产生。

仅1644年一年，就有四到五万名“汉人奴隶”成功从旗人的庄园中逃出。当逃人问题已严重威胁到满洲旗内各级人等的“生产生活”时，严厉的“缉捕逃人法”就在新政府的手中应运而生。

逃人们胜利脱离魔窟后，必然是只能靠投亲靠友才能活下去，这样，“缉捕逃人法”就涉及到两个犯罪主体——逃人及收留逃人的窝主。

在“缉捕逃人法”中，逃人是作为旗人的“特殊财产”出现在法律的客体中的，旗人们当然不会让自己的财产蒙受重大损失。所以，“缉捕逃人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案件判决量刑时，薄惩逃人、重治窝主。

逃人第一次逃被抓，第二次逃被抓，都是被暴打一顿鞭子后发还原主，继续接受劳改，直到第三次逃被抓，才是被处以绞刑；而窝主则是一旦牵连被抓，废话不说，直接砍头，并且不但窝主本人被杀，窝主的一家及左邻右舍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

但即使这样，逃人的数量还是有增无减，因此，新政府就把缉拿逃人作为本届政府施政的第一要务。不但在中央专门设立兵部督捕侍郎负责逃人的追捕审理，而且在地方也把缉捕逃人作为地方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数万逃人的背后必然会牵扯出数十万的窝主。数十万汉人血泪交加的痛苦，与征服者为所欲为的得意，形成了清初一道“沉重”的风景线。

逃人与窝主的痛苦，也深深刺痛新政府中汉族官员的心。血浓于水的民族情给了这些汉官为民鼓与呼的勇气。他们不断长篇累牍地上书，向摄政王多尔衮倾诉汉族百姓的心声，希望新政府能“以人为本”，适当减轻逃人法的惩罚标准。

但所有的上书最终换来了多尔衮一通怒气冲冲的斥责：

“你们这些汉官，就知道对逃人一事各执偏见，全然不知国家的大政方针，汉人奴隶为旗人干活受累，流的不过是汗，而旗人为国打仗牺牲，那流的是血，拼的是命！”

“没有汉人奴隶为旗人干活，那有旗人为你们玩命，当年老朱家的王爷们鱼肉百姓时，何曾见你们打抱不平；当年李自成杀人放火时，何曾见你们出手相助。正是我们旗人来了，才改变了这一切，为你们广大的汉族百姓带来了生活安宁。人，贵在知足，贵在感恩！”

发过脾气后，“缉捕逃人法”依然“我行我素”，接下来，又有更多的逃人和窝主被抓被杀，但，汉人奴隶的逃亡仍然是有增无减。

前面说的这四条恶政虽然可恶，但就其危害程度而言，仅涉及辽东、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而下面的这一条恶政，却危害到整个的汉族地区。在这条恶政下，数千万人不屈抗争，数百万人人头落地；在这条恶政下，多尔衮及顺治帝，都终其一生，也未完成对中国的统一。

这条恶政就是——剃发易服。

这条恶政，源渊流长，早在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后，就规定其占领区的汉人必须在发饰和衣服上和满人看齐，男子剃去头顶四周的头发，梳起金钱鼠尾的发式；脱掉宽袍大袖的汉服，改穿对襟窄袖的满装，女子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并把此规定上升到汉人是否真心归顺后金政权的政冶高度，违反者将被处以极刑。

皇太极时代，后金虽然在文化典籍、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等诸多方面大力推行汉化，但仍坚持剃发与满服这两项基本原则不变。

为何要坚持这一形式上的底线，这是因为在皇太极的心中，有三个这样的“特别情结”。

一、“我爱我族”的情节。作为满族的领袖，皇太极内心深处，自然有着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他认为汉族虽然在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是先进的，但在服装发饰方面，满族则是更“先进”的。它简洁、明快、实用、精干，让满族的男儿们能在北方的山林原野中盘马弯刀、挽弓骑射，尽显英雄豪姿。皇太极希望随着征服战争的进行，这种引以为豪的民族情感会随之“发扬光大”，在其它民族的身上都留下深深的烙印。

二、防止全部汉化，保持本民族纯洁性的情节。在皇太极执政后，曾组织后金的“文化人”翻译了汉族的二十二史，其中与满族“惺惺相惜”的辽金蒙古史成为皇太极经常翻阅的“历史教科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书中皇太极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契丹、女真、蒙古这三个强悍的马背民族在入主中原后，因为不能很好地保持民族持色，结果在“全盘汉化”之日，也就是“整个民族消亡”之时，对此，被征服的汉人也曾说过这样的“名族名言”——“胡虏无百年之运”。

三、满族统冶长久的情节。保留本民族的衣冠文化，对于满人来说，可以时时牢记自己是一个“以小博大、以少胜多”的民族，促使全民族发奋努力、自强不息，永远保持本民族“人上之人”的优越地位；对于汉人来说，也可以处处不忘本民族是一个被统治民族，应时刻谨言慎行、低眉顺目，对满人但存恭顺之心、休生叛逆之意。

后金——大清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多尔衮虽然在政治上背叛了这位四哥，但在心理上却深深受这三个情节的影响，以至于对“剃发易服”始终情有独钟。

在他最初入关进京后，就曾迫不及待地下过剃发令。但鉴于京城99.9％汉族居民的通力反对，立足未稳的多尔衮只得暂时收回了这道不得人心的成令。

随着灭顺亡明一系列胜利的到来，多尔衮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复活了。

就在这时，有一个叫孙之獬的汉官跑来为多尔衮给力加油。

孙之獬，明朝天启年间进士，多年儒家经典的教育并没有给这位“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投靠魏忠贤、贪污索贿，让这家伙政治上沾满污秽，经济上充斥肮脏。

但这家伙风向标转换特快，在多尔衮刚进京后就首先摇尾乞降，以此原因顺利当上了新政府的礼部侍郎。

但还想继续进步的孙侍郎不甘心就此停步，在没有能力为新政府治国平天下出谋划策时，剑走偏锋，率先领家人“剃发易服”。

但“剃发易服”后的侍郎大人立刻发现自己变成了朝堂上的“蝙蝠”——满族大臣不让他站满班，汉族大臣不让他站汉班。

在满汉大臣哄笑中出尽洋相的孙侍郎马上写了一道奏章，指出在全国实行“剃发易服”的必要性。

深受鼓舞的多尔衮终于在1645年的六月底下达政府令，要求全国男性公民在法令下达十日之内一律剃发，而后易服！

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多五条”恶政的危害程度，就会发现，前四条危害了公民的财产、自由及生命，是一种实质性的侵害：而第五条，仅侵犯了公民一部分表象权利。就其危害性而言，似乎应远远小于前四条。

如果你也是这样想，说明我们还是不了解自已的民族。

我们的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种“轻生死重大义”的气节，在五千年的民族史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基因已深深沉淀于民族的血脉深处。

凭着这股气节，我们的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闯过“五胡乱华”的动荡，越过“辽金蒙元”的杀伐，几度跌倒，又几度爬起，终于迎来了隋唐的辉煌，宋明的繁华。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固执己见的习俗，这其中，包含着恭孝、仁爱以及尊严。

这种习俗，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主动地变革，但这种变革，应该不是暴力对文明、征服对奴役！汉族的历史上，不是也曾发生过“胡服骑射”的故事吗？

而“剃发易服”，却并非另一场“胡服骑射”的变革，它对于每个汉族人而言，不啻于是一种人格尊严的侮辱；对于整个汉族而言，不啻于一种精神力量的阉割。

清代替明，爱新觉罗氏代替朱氏，这仅仅是国家的兴亡变迁。顾炎武老夫子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无责”。需要负责的，只不过一小撮享尽荣华富贵的特权阶层而已！

而“剃发易服”却是在亡汉族的天下了，顾炎武老夫子也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需要负责的，则是全体汉家儿郎。

沉默的汉族终于不再沉默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顿时燃起了反抗清朝新政府的冲天怒火！

也就从这一刻起，国内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

正文 第十六章 第一次抗清高潮

首先举起义旗，揭起第一次抗清高潮的，是南直隶常州府一个不起眼的小县——江阴。

江阴，位于长江的咽喉，其在漫长的历史中，涌现出了大批忠臣义士。

明代正德初，宦官刘瑾擅政误国，在朝的三位江阴人——主事黄昭、御史贡安甫、史良佐，或以挽死谏，或以奏章忤，被称为“江阴一时三忠”。

后来，在这块土地上，还诞生过勇斗魏忠贤，慷慨赴狱，死于酷刑，被列入“东林后七君子”的缪昌期、李应升。

在弘光政权土崩瓦解后，不愿做降官的江阴县县长林之骥挂印而去。

这难不倒清朝新政府，自愿成为大清公务员的人多得是，很快，方享被任命江阴知县，走马上任。

方县长到任后的第一件政务，既不是减免赋税，也不是救济贫民，而是落实上级政府的指令，督使江阴县的男性公民剃发。

听到风声的许用等知识分子，于闰六月初一在孔庙的明伦堂举行和平集会，会上通过了“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倡议，并把此倡议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

正在这时，常州府正式向境内的各县发出了严令剃发的文告。

当年没有先进的印刷设备，因此，收到文告的方县长马上组织县衙的书吏连夜抄写，准备次日在大街小巷四处张贴。

但耿气的书吏在看到文告中“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内容时，怒发冲冠，置笔大呼——“我等虽死也不能从也！”。

严令剃发、书吏拒抄的消息迅速传遍县城，县城的群众自发组成请愿团，到县衙向方县长集体上访，请他向上级如实反映江阴百姓反对剃发的心声。

表面对百姓和言悦色、好言安抚，但暗地里，方县长紧急写成“秘密报告”，请常州府赶快派兵来江阴“多杀树威”。

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秘密报告”未出江阴县城就被大家截获了。

“和平请愿”马上升级为“暴力革命”，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方享同志光荣地成为江阴革命的第一个对象，被革命群众的“铁拳”整得一命呜呼！

从揍死方县长的这一刻起，江阴的百姓就知道，在清政府强大的暴力机器面前，他们，已无任何路可退。

可他们也不想去寻找任何退路，对他们来说，誓死捍卫本民族尊严就是自己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归宿。

已经行动起来的江阴百姓马上做了三件事。

选出自己的领导——原县公安局局长（县典吏）陈明遇任江阴县“民众自冶委员会委员长”；

亮出自己的名号——江阴义民；

打出自已的旗帜——大明中兴。

但让大家大跌眼镜的是，当了“委员长”陈明遇同志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贤让贤。

这位“贤”就是他的前任，也曾做过江阴县典史的阎应元同志。凭借多年的了解，他发现这个老友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军事才能。

现在的“阎贤人”，之前已被弘光政府任命为广东英德县主薄（县办公室主任），但因老母病重，正在乡下的家中尽孝。

接到“陈委员长”邀请的阎应元同志二话没说，含泪辞别母亲，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为国尽忠的不归之路。

在阎应元同志进城后，“陈委员长”立即将一把手的位置让与这位老友，自己心甘情愿退到副手的位置上。

这不是胆怯，而是对自身能力审定后的正确抉择。

我们把在某一领域，通过勤学苦做，取得一定成就的人，称为人才；而把无需拜师学艺、苦熬苦练，就能触类旁通、一举成功的人，称为天才。

很幸运的是，江阴县的阎应元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才——军事天才！

在我翻阅过的历史资料中，没有发现阎应元同志与军事有关的从业履历。个人档案中，唯一能与战争沾上点边的事迹，就是曾领着衙役们，跑到乡下去缉盗捕贼，三箭射退海盗顾三麻子。

他意识到清军不久将至，在对双方优劣比较后，做出了合适的对策——据城坚守。

当年在宁远城，另一个军事天才袁崇焕就凭借这一战术创造过奇迹和辉煌。

为保证战术的正确实施，阎应元同志紧接着采取了五项措施。

一、组建部队：阎应元对县城所有居民按丁壮老幼进行分类，挑选出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另会合从江阴各乡赶来的“志愿军”，组建了约二十余万人的守城部队。

二、分工负责：东门由武举人王公略负责，南门由汪把总负责，西门由陈明遇负责，北门由阎应元自己负责，陈明遇及阎应元并负责总的联络及巡查。

三、定岗定人：每个城垛按十名人员进行配给，一日四倒，按时换班，保证各班次都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四、肃清奸细：在县城设立“侦缉队”，严格盘查行人，防止“第五纵队”混入城内。

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成立“物资管委会”，请城内擅长理财的人士，将城内公私物资分类汇总，统一调配，定量供应。

一瞬间，江阴城内的每一个人，消除了贫富差距、消除了阶级隔阂，消除了恨怨情仇，剩下的，是一颗颗同仇敌忾的决心。

刚刚做完这些工作后，常州市长（知府）宗灏派来镇压的三百“正规军”就赶到了。

对宗市长这种脑袋深度进水的行为，阎应元同志毫不客气，直接领兵数万出城，将这三百清军歼灭于秦望山下。

宗市长全军覆灭的战果传到南京后，深感事态严重的清军统帅多铎派出一位“军界大腕”，去搞定这件事，这位“大腕”就是原来南明五镇之一的刘良佐。

作为一名可耻的降将，急于想在新老板面前露一手的刘良佐，立刻率领所部的五万余人，浩浩荡荡向江阴杀来。

作为一支具有“悠久失败传统”的队伍，来到江阴城下的刘良佐部，仍一如既往地“熊包”，围攻县城一个多月，除了在城下扔下数千尸体外，一无所获。

急火攻心的刘良佐只得谋求“和平解决”，多次将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劝降信射到城中，结果却是如石沉大海。

不得已，刘良佐只得亲自出马，跑到城下，隔着城墙与阎应元同志“面对面”，企图以自已的“现身说法”，打动阎应元同志改弦更张，同流合污。

阎应元同志一句“有降将军，无降典吏”，就立马堵住了刘良佐劝降的“粪嘴”。

刘良佐的“先进事迹”传到南京后，多绎只得继续增兵。先派出恭顺王孔有德率部协攻，后又加派博洛、尼堪两贝勒率“正牌的满洲兵”及红衣大炮前去支援。

博洛一到前线，就以“统军无方、劳师无功”赏了刘良佐一顿板子作为“见面礼”。

羞愧难当的刘良佐，只得再次督促部队拼死攻城，但部下的表现，却没有因为领导屁股的被打，而增加成功的几率，江阴城仍旧岿然不动！

在江阴被围期间，阎应元同志曾多次派出徽商程璧等人出城联络援军。

明军黄蜚、吴志葵的水师在进军途中被清军打败，当年曾为敌手的海盗顾三麻子也领着一支三百人的“义师”赶来支援，但在路上遭遇大股清军截击，战败而返。

至此，江阴也完全成为一座孤城。

在坚守孤城七十多天后，江阴城的守城设备也严重匮乏，更让阎应元同志焦虑的是，城内的粮食只能够维持每人每天两顿稀粥的定量。

而此时的城外，已陆续聚集了二十四万的清军。

在八月二十一日这天，清军拿出攻城的刹手涧————集中近百门大炮对准江阴城的东北角猛轰，炸塌城墙一角后，清军终于如潮水般地拥入这座梦寐以求的城市。

但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江阴人不屈不挠的巷战。

陈明遇命全家男女四十三人一律自焚，然后，持刀与清军肉博，终于负重创而亡，死时，身体仍僵立墙旁！

阎应元负伤后欲投湖自尽，被清军从水中“救”起，在博洛面前，立而不跪，劝降不成后被杀！

清军开始疯狂的报复，江阴人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贞烈，投河而死。纵使七岁孩童，也毅然就义，无一人下跪降顺。

两日后，杀累了的清军“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

在一个自尽的少女旁，清军发现了这样的“遗诗”——“腐胬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另外，时人一副“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表达了每一位汉族同胞对江阴人的崇高敬意。

刚刚即位的隆武帝也由衷赞叹：“我家子孙，如果有幸遇倒此县的三尺幼童，也应敬重有加！”

在战争中，江阴城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忠义之邦”成为这个城市的千古一变的美称！

对比扬州的战绩平平，南京的不战而降，江阴保卫战虽然失败了，但却第一次向满洲征服者显示南方汉人坚屈不屈、英勇无畏、善于战斗的一面。多尔衮“吴地民风柔弱，传檄可定”的野心被严酷的现实击破了！

在江阴城“榜样力量”的号召下，南方的太仓、秀水、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太湖、大别山等城市及山野，觉醒了的汉族士民纷纷举行起义，杀死清军委派的地方官吏，开始了“保卫头发、保卫文化”的殊死抗争！

在这系列的起义中，嘉定、太湖民众的斗争更值得“特别报道”，因为这两个地区，前者坚韧，后者持久。

先说嘉定。

嘉定民众反抗新政府暴政的过程，前期与江阴出奇的相似。

先是清朝派出“伪县长”————张维熙到嘉定上任，上任后的张县长自然要贴出告示，准备忠实地执行新政府的剃发令。

看到告示后的民众愤愤不平，立即举行集会，请当地有名两位缙绅——侯峒曾、黄淳耀为大家伙“拿主意”。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国”与“家”实质上是分离的，“国”虽然作为统治政权的最高形式，但其统冶的范围却仅达到“县”这一层次。

在“县”以下的乡、镇、街道、社区、农村这一广大基层范围内，真正的统冶者却是“士绅”，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社会贤达”。

“社会贤达”们通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在维护传统道德、调解民众纠纷、提供社会救济、完善公共福利等诸多方面起着辅助政府管理社会功能，因此，这一阶层对新政府剃发政策的态度将会引导民众的下一步的动作。

面对民众焦急、信任的目光，侯峒曾，这位天启五年进士，曾任弘光朝通政司司长的“社会贤达”，声泪俱下，慷慨激昂地“亮”出自已的观念————与其漠漠无闻地剃发而苟生，不如轰轰烈烈地带发而战死。

兵随将令草随风，对“剃发令”早就不满的基层民众，于是在侯黄二人的带领下，冲进县衙，杀死县长，并也在城头竖起了“嘉定恢剿义师”的旗号。

接下来，侯黄二人紧急布置了一番。

一是按户分类，合理负担。他俩将城内居民按人口结构、财产多少分为三等，上户出人、出钱、备自己的粮及来做“守城志愿者”的粮；中户出人、出钱、备自己的粮；下户只出人和备少量的粮。

二是实行“精神激励法”。“侯贤达”每天在视察城防时，会常常发挥自身的特长，来一段即兴演讲，听他演讲的守城民众，常常悲愤泪下，发誓“城存成功、城失成仁”。

三是精密规划、物质刺激。侯黄二人拿出知识分子的认真劲，画出详尽的城防图，把城防分为四段，每段指定了负责人，每垛口也定岗定人。

与江阴不同的是，嘉定还搞了“物质刺激”，规定凡是守城人员，每天每人可发钱六十文，如在战斗中能砍下敌人脑袋的，另按每颗十两白银的标准给予额外奖励。

但让人失望的是，精心准备的嘉定却没有复制江阴的成功。

其中的主要原因出在“侯贤达”的身上，当他听说赶来的敌酋是原南明“逃跑将军”——李成栋时，就改变了据城坚守的初衷，直接带兵出城，计划歼敌于城门之外。

知识渊博的老侯似乎很懂孙子“十则围之”用兵原则，心想自己手中好歹也有十万人，而对方只带了四千人，25：1，靠群殴就可解决问题。

七月初一，嘉定保卫战在城外的兵砖桥打响。

嘉定义军摆出了蜂窝阵，想仗着人多势重，一拥而上，将清兵围起来后再往死里揍。

久经战阵的李成栋一下就明白了义军的意图，立刻摆出“螃蟹阵”应战。

“螃蟹阵”的大致战法是，中军先用弩箭顶住对方的冲锋，两侧则派出精锐骑兵，象螃蟹的夹子一样，轮番出动，左右攻击。

打仗不是打架，义军不到半个时辰，就被清军冲成了好几堆，不但彼此不能相顾，还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清军在随后趁机掩杀，结果战场变成了屠场。

幸存的义军，只得退回城内，清点人员，损失过半，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取得外围作战胜利的李成栋休整一天，在七月初三，对嘉定城发起了猛攻。

一天后，嘉定城就被攻破。

在军事上表现差劲的侯黄二人在气节上表现并不差劲，城破后，侯峒曾及两个儿子与清军血战，负重伤后被俘，不屈被杀！黄淳耀及其弟自杀。

李成栋则严格执行了清政府“遇抵抗、即屠城”的命令，居民中被清军刀砍、枪刺、马踏而死以及悬梁、投井、投河自尽者，一天即达到三万多人，史称“嘉定一屠”。

“一屠”后，志得意满的李成栋把从此地抢来的财物装在三百条大船上，率大部清军撤去，嘉定只留少量人员驻扎。

如果这里的人民从此就过上忍气吞声、忍辱含垢的“顺民”生活，那么，嘉定人在历史上，只能稍露一下脸，闪一闪光，转眼就被忘掉。

但劫后余生的嘉定人却再次选择了反抗，他们在另一位“社会贤达”朱瑛的领导下，重新吹响“集结号”，先杀光了驻军、后宰掉了县长，再次竖起了义族。

闻讯后的李成栋，于是又领兵连夜杀回嘉定，借着夜幕的掩护，从残破的城墙豁口中突入城内。对许多尚在睡梦中的居民，展开了血腥的屠杀。屠杀后，积尸成堆，放火焚烧，史称“嘉定二屠”。

屠杀后的李成栋擦掉血迹、收起屠刀，再次撤离，这一次，他相信嘉定人总算服了。

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在其仅仅撤离二十天后，嘉定人，又在一位叫吴之番的前南明将领带领下，再举义旗，重占县城。并且，这一回，还有嘉定附近数万乡民加入了反抗的队伍。

发了狂的李成栋，不得已“三顾嘉定”。这一次，双方都杀红了眼。在城墙根下，在居民房内，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殊死搏斗。

损失甚重的清军在战后对嘉定实行了“杀光、抢光、烧尽”的野蛮报复，史称“嘉定三屠”。

经过这三次的屠杀后，嘉定城真是“千户家杀尽，万门人踪灭”，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荒草僵尸！彻底成了————“嘉定、嘉定、家家安定”。

但在故国反抗暴力征服的历史上，却又增添了一个英雄的城市。

如果说嘉定人民的坚韧和顽强让人荡气回肠的话，那么太湖义军的智慧和持久则让人心生敬佩！

太湖义军的反清起义从1645年6月开始，一直坚持到1647年1月，前后近两年时间。

该义军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有一个好领导人——吴易。

吴易，字日生，虽然科班出身（崇祯十六年进士），但曾经跟着史可法干过参军，属于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在弘光政权垮台，清政府下达剃发令后，吴易看到“民心可用”，就以太湖为根据地，拉起了一支队伍，准备“欲与清虏试比高”。

之所以选太湖作为根据地，是因为吴易看到了南下清军有一个很大的劣势——只有陆军，没有水军。

而太湖地区，恰恰有丰富的“水军后备力量”。这里的众多渔民，稍加组织训练，即可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水上武装力量”。

心动加上行动，一支人数三千，战船五百的精干水师出现在烟波浩淼的太湖上，揭开了汉人“水上抗清”的帷幕。

1645年6月11日，吴易率太湖水师一打吴江县城，擒杀伪县长朱廷佐，获取大量物资后返回太湖。

1646年1月15日，吴率再率太湖水师二打吴江县城：杀伪代县长孔胤祖，再次获取大量物资后返回太湖。

1646年3月25日，吴易聚集一千多条船，声言将三打吴江，吓得伪代县长陈日升惊恐不安，连连向江宁巡抚土国宝，吴凇提督吴胜兆紧急求援。

吴胜兆的手中掌握着清朝唯一的一支水军，为对付吴易，他只得把这压箱底的“家伙式”拿了出来。分出一部分水师，让副将汪懋功带着，火速去太湖找吴易决战。

一到太湖，汪副将就抓了不少当地的百姓，一为了做苦力划桨，二为了做向导引路。

但当船划到湖中央时，这些被捉来的“百姓”却纷纷搞起了“跳水表演”。

跳也就罢了，但跳到水底下的“百姓”，却用事先藏起来的锤子和凿子把清军的船给凿沉了。

看过的读者，一定很熟悉这一歼敌场景。

不错！，吴易就活学活用了“吴用同志”的套路，让自己的水上健儿假扮当地的百姓，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水浒故事”。

这一仗，不但让汪副将及其带来的水师都全部报销，还让吴易声名大震，隆武帝和鲁监国都派人跑来给他加官进爵。

清政府“明战”不行，就来“暗战”，往太湖义军中派出多名“资深间谍”，开展情报收集和人员策反工作。

1646年6月下旬，清军收到一则吴易将到嘉善赴宴的情报，立刻做了精心的“准备”。

不知情报泄密的吴易在嘉善被埋伏的清军一举擒获，后因不降被杀。

吴易牺牲后，太湖义军就像一株失掉养分的大树，日渐枯萎，半年后，被清军消灭在太湖之滨。

在南方汉人为“保卫文化”而战时，北方的汉人，也在和清政府作着同样的斗争！

北方汉人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主要有：

1、京郊农民反“圈地”、反“投充”的武装暴动，其中以昌平县、三河县最为激烈，虽然这些“暴动团”以村为单位组成，各自为战。但在斗争的高潮时，曾一度包围了北京城，使西山的煤炭在二三月个无法运到北京。

2、天津、静海等地农民的“反清复明”斗争，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斗争，领导人并非社会贤达，而是江湖人士。

3、山东青州赵应元、鲁东谢迁、于七及鲁西榆园农民起义，领导人为大顺军余部的将领、农民中的“杰俊之士”。

4、河南地主武装刘洪起等的反清斗争。

5、陕西大顺降清将军贺珍的汉中起义，起义后，贺珍与原明朝将领孙守法，共同拥立明朝宗室，建立了反清历史上第一条“民族统一战线”，并一度集结马步军七万人攻打西安，是北方规模最大的武装斗争，给清政府以极大的震动。

但与南方汉人“大”（每一次起义的规模都很大，涉及一城市或一地区）；“全”（全民上阵、老少参与）；“广”（范围广，从长江以南到东海之滨）；“早”（弘光朝灭亡，剃发令一下就开始抵抗）相比，北方汉人的斗争却呈现出以下相反的特点：

1、“小”，每次的规模都比较小，即使规模最大的贺珍、孙守法起义，也不过只有七万人。

2、“散”起义此伏彼起，力量分散，就算在同一地域，也没有进行统一领导、统一战斗。

3、“杂”参与的人员有缙绅、农民、大顺军、山贼、草寇、跑江湖、做小买卖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4、“晚”在清军入关进京的相当长时期内，北方是相对平静的，只是在清朝推行了一系列恶政后，反抗斗争才陆续出现。

下面分析出现这样的差别的原因吧！

本来在北方，由于明末清军曾六次南掠，使河北、山东等地的民众生灵涂炭、妻离子散，汉人自然对清政府恨之入骨。

但在多尔衮实行了一系列的善政后，民众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清军，在老百姓的眼里，由财富的掠夺者，变成了财富的保护者。

而且，在对侍少数民族的心理上，南北汉人也有很大不同。

这是因为，虽然北方是汉族的原住地，但由于战乱的影响，汉族曾五次大规模地南方迁移。

这五次分别发生在东汉、东晋、唐朝、五代、南宋，持续时间近一千年。

规模最大两次南迁，发生东晋初年和宋金战争时期，而且，这两次的背景都是少数民族内侵。

汉族的迁移产生了两个后果。

一是使南方在经济上完全超过北方，文化上，南方也以继承和发展了“正牌的汉族文明”为自豪。

二是使留在北方的汉人与内侵的少数民族相互杂居，匈奴、鲜卑、沙陀、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逐渐融入了汉族之中。（大顺皇帝李自成即为西夏党项人的后裔）。

这样，就导致北方汉人与南方汉人相比，更多元、更开放、也更包容，对满族这个“外来户”的排斥程度并没有南方强烈。

但随着清政府民族迫害和民族歧视恶政的推行，一部分北方汉人不愿忍气吞声了，由依附变为反抗。

但与没有遭到过大规模战乱的南方相比，北方，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战乱，“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大部分地区的真实写照。

也就是说，这时的北方，战争的潜力，与南方相比，已挖掘尽了。

另外，三支有组织、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大顺、大西、明军的余部都己经转移到南方，使北方出现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几率，比南方降低了。

以上即是南北方汉人在第一次反清斗争中的表现，最后，让我总结这次斗争的意义。

这个意义就是，虽然斗争都先后失败了，但却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迟滞了清军的南下，为隆武及鲁监国政权的建立，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正文 第十七章 一皇帝三监国

在阎应元、侯峒曾据坚城与清军血拼的时候，有一个名人，意识到，这样做，不行。

这个名人，就是明末的大儒——黄道周。

黄道周，福建漳州人，一个王阳明式的圣人。

他在天启二年中进士后，因为几次上巯为倒了霉的大臣求情，结果是弄得自己也跟着倒霉，官是越做越低，有几年还被削职为民。

在崇祯继位后，黄道周被再次启用，但后因对大学士杨嗣昌作法不满，竟当面指责崇祯帝用人不当，结果是被降官六级，贬到江西按察司当了个小小的照磨（从九品，相当于副科）。

但这“副科”，黄道周也做得不安分，两年后又因为“胡言乱语”被判处到广西“劳改”。

可黄道周的名声太大了，在崇祯朝堂内部分“高干”的运作下，还没到广西，圣旨就下来了，免其劳改，官复原职。

这时的黄道周，已从冶国平安天下的美梦中清醒过来，重新定位自已的人生坐标——开坛讲学、传道授业。

经过数年在教育事业上的春种秋收，他被大明知识界公认为儒林领袖、一代宗师。

连大旅行家徐霞客也跑来拍他的马屁，称赞他“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

知识多了，眼界就高，因此在江南地区各自为战时，黄道周却在思考更高一个层次的问题——“汉族应该向何处去？”

经过一番思考，他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汉族要想复兴，捷径就是再打出“大明”这块牌子！

想打“大明”这块牌子，就需要再次推出一个“朱姓皇帝”。

如果再按大明帝位继承权来操作，现在唯一的人选就是桂王朱常瀛了。

但这个桂王现在远在广西，且名声也不太好，这让刚刚从“弘光恶梦”中惊醒中的他心有余悸。

这时，一个叫朱聿键的唐王进入到黄道周的视野。

朱聿键，朱无璋第二十二子的第八代传人，洪武大帝的十世孙。从血缘上说，与崇祯帝已拉开了千山万水，按继承法怎么也轮不到他。

但黄道周认为，目前的唐王，有做一个“好皇帝”三大优势。

第一优势是身世坎坷。朱聿键虽然出生在王府，却从小饱经忧患，原因是他的爷爷——老唐王朱硕熿很不喜欢他的爸爸，而喜欢他的叔叔，从小就把他和他的爸爸关在深宅大院里。

不但限制了这父子俩的人身自由，到后来，他的爸爸也被叔叔毒死了。

这是因为，他那个小老婆生的叔叔太想得到唐王那顶王冠了，而大老婆生的朱聿键之父是他唯一的障碍。

费尽心机的叔叔却没有如愿以偿，因为当地官员介入了此事，做贼心虚的老唐王赶紧立朱聿键为唐世孙来遮人眼目。

不久老唐王就归天了，正式当上唐王的朱聿键，第一件事就是宰了他的叔叔，替父报仇。

因报私仇怕被追究，朱聿键想到了立功折罪。

恰巧正值清军入侵，朱聿键便招募了一支人马，跑到北京去“勤王”。

结果连清军的影子还未看到，朱聿键就被大明的特殊执法机关——锦衣卫逮捕法办，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关进凤阳的“宗室专用监狱”服刑。

这是因为，大明法律明文规定：藩王不得擅自拥有和调度军队，违者一律法办。

不懂法的朱聿键再次被剥夺了人生自由，直到弘光继位，宣布大赦，他才被放了出来。

仔细算来，现年43岁的唐王朱聿键，其中24年就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不叫悲惨谁还叫悲惨。

孟子曾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恭喜朱聿键先生，正因为你这段悲惨的经历，历史将选择你去完成一件大事，使你的人生从此将不再枯燥乏味。

第二优势是喜好读书。在24年的囚禁生涯中，朱聿键喜好上读书，常常手不释卷。书，陪他渡过无数漫漫长夜；书，让他看到“铁窗”外广阔的世界；书，也让他懂得古今兴亡之道。从这一点来说，胜过不读书的福王百倍。

第三优势是封地有重大含义。唐王的封地在河南南阳，这里是东汉“中兴之主”刘秀的故乡，刘秀当年兵起南阳，扫平妖氛，恢复汉家天下。而今中原“遗民泪尽胡尘里，企盼汉家再一统”，让南阳的唐王朱聿键继承大位，领导大家干“革命”。一句话——吉祥啊！

在确定了被选举人人选后，黄道周便开始了联络选举人的行动。

他凭着自己的威望和人脉，联络了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泰枝、南安伯郑芝龙等，请他们和自己连上三道劝进表，请朱聿键同志为了大明、为了人民，勉为其难，出任监国。

少年时的坎坷、青年时的理想、中年时的磨难，铸就了朱聿键同志勇于担当的性格。六月十七日，在浙江衢州，借着阅兵的机会，他宣布自己将出任监国。

鉴于清军已经占领杭州，浙江已成为抗清前线。为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在黄道周、郑芝龙两个福建佬的劝说下，朱聿键领着自己的“流亡政府”，继续南行，翻越仙霞岭，进入福建。

1645年闰六月初六，朱聿键在郑芝龙统兵护卫下，到达福建首府福州，次日，正式就任监国。

二十天后，他又在臣僚的拥戴下，于闰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纪元从本年度七月初一开始，改称隆武。并改福州为福京，作为战时首都。政府命名为天兴府。

南明历史上第二个政权——隆武政府成立了。

去年还在牢内作囚徒，今年却在宫中当皇帝。没有任何班底和亲信的朱聿键同志，首先把在福建既有钱把子又有枪杆子的郑氏家族作为自己依靠的对象，即位伊始，就把自己唯一的礼物——官帽，大批量赠送给郑家兄弟，封郑芝龙为平虏候，郑鸿逵为定虏候，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

在中央核心机构——内阁的组建上，他也一口气任命为黄道周、苏观生、陈子壮、姜日广、傅冠等二十余人为大学士，一同入阁，创下了有明一代的内阁人数之最。

同时，还任命黄道周为吏部尚书，苏观生为吏部右侍郎，张肯堂为兵部尚书，何楷为户部尚书……

在完善了中央机构后，隆武帝颁诏各地，很快就得到了两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末沦陷区”残明政府的承认。

刚把台子搭好，还没赶上唱戏的隆武帝，马上碰到一件“闹心”事。

这件“闹心”事和敌对的清廷无关，而和自己的一个远方亲戚——鲁王朱以海有关。

朱以海，明鲁王朱檀的第九代传人，洪武大帝的十世孙。

和朱聿键一样，朱以海同志也是一个有过“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经历的“苦命人”。

在1642年那年，南侵的清兵攻破衮州，朱以海的一家被清军残杀，只有他，躲过了致命的一刀，侥幸活了下来。

因为他的哥哥鲁王朱以派也在这次大屠杀中殒命，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他承袭了鲁王的爵位。

后在1644年的大动荡中，他南逃到浙江台州作了“寓公”。

在博洛诱降活动中，内心受过深深伤害的他，没有上这个当，再次成功地躲过了一劫。

就在多尔衮下达剃发令后，曾经在抗倭战争中饱受锻炼，赢得过胜利和尊严的浙东人民不干了。

先是绍兴，后是宁波、慈溪、石浦、定海、奉化、象山，都纷纷打起了“护发战争”的大旗，公开和清廷叫板。

在战争中，有两支著名的正规部队加入到了起义的队伍中来，他们是撤退到钱塘江东岸的方国安部、宁波反正的王之仁部，两军共有三万余人，战斗力远远强于临时组建的民兵武装。

在形势一片大好下，当过明朝兵部尚书的张国维和“在乡高干”陈函辉、宋之普把选举“最高国家领导人”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这几位并不知道朱聿键已出任监国，在经过一番“举头望明月，低头思人选”后，发现在浙东地面上，有资格出任“最高领导”的，只剩下没有随博洛进京的朱以海同志了。

与清朝有着国恨家仇的朱以海不用群臣多费口舌，接到劝进表后立即到达绍兴，于1645年七月十八日就任监国。

同时，改明年为监国元年，至于今年后五个月的纪元，则仍用“弘光”的年号。

随后是例行的“答谢功臣”活动，方逢年被封为首辅，张国维在进封为次辅的同时，还被任命为督师，朱大典、宋之普封为大学土，入内阁办事，方国安、王之仁则被分别加封为镇东侯和武宁侯。

由于“烽火连三月，消息不灵通”，朱聿键和朱以海互不知道对方已经“建国”，到了七月间，局势暂时平稳，南明的老百姓发现，在自己的上空，竟然同时升起了两个太阳。

这自然让隆武帝很“闹心”。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况且大敌当前，更需建立“抗清统一战线”。隆武帝认为，鲁监国应该取消“监国”的名号，归属到自己的名下。

因为论辈分，虽然他和朱以海同为疏藩，但自己却比朱以海大一辈，后者见了他，还得张嘴叫一声“大叔”。

论登基时间，自己无论称监国，还是称皇帝，都比朱以海同志要早，监国、皇帝这种特殊的“交椅”，自然先来先得，后来无份。

论名号，他是皇帝，朱以海是监国，皇帝＞监国！

论行政区域，他己得到了南方各省的承认，而朱以海的行政区仅限于浙东一隅，只相当于自己的一个“地级市”而已！

但想法要靠办法去实现。为达到对鲁监国政权“和平兼并”的目的，隆武帝派出了自己的特使——兵科给事中刘中藻，前往绍兴颁诏，开出的价码是：

一、承认隆武政府是大明唯一合法的政府，鲁监国退位归藩；

二、鲁监国委任的各级官员均可“平调”到隆武政府任职。

刘特使的到来，立刻使鲁监国政府官员分成了“归统派”和“反统派”。

“归统派”成员：大学士朱大典、督师钱肃乐、大将方国安。

观点：强敌迫近，同姓相争，难以中兴，建议暂时以“皇太侄”的身份归于隆武帝名下，日后若能光复南京，皇帝大位自然非朱以海莫属。

“反统派”成员：大学士张国维、督师熊妆霖、大将王之仁、国舅张国俊。

观点：作为洪武爷的子孙，大家都有“登大位，救斯民”的权利，现在鲁监国已成为浙东抗清的一面旗帜。如果归统，鞭长莫及，领导乏力的隆武政府不但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反而会使整个浙东的大好局面濒于瓦解。

争来论去，归统派暂时在道义和人数上占了上锋。

性格平和、耳根柔软的鲁监国见此，便宣布退位归藩，承认皇大叔朱聿键的正统地位，并在“下野”后自动返回台州。

刘特使不负使命，带着丰硕的成果返回福州。

然而不久，鲁监国这帮官员就发现，归统后，隆武帝并非兑现自己的承诺，换来的，是自己官位的降低，赋税的流失。

痛定思痛之后，他们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拒绝承认隆武政府，并再次跑到台州迎回朱以海同志复位。

见第一次“兼并”泡汤，隆武帝马上改变了策略。

他从紧巴巴的财政中挤出十万两白银，让都御史陆清源带着，以镐师的名义前往浙东，准备来金钱来“赎买”鲁监国政权。

同时，他还给这位皇太侄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说自己膝下无子，只要鲁监国退位归藩，那么在自己百年之后，辛苦打拼下来的江山，将由朱以海同志的合法继承。

但出人意料，陆清源刚进入鲁监国的辖区，就被人暗杀，十万两白银也不知所终。

而在鲁监国随后给隆武帝的上书中，只称皇叔父，不称陛下，惹得隆武帝龙颜大怒，杀其使者陈谦。

陆清源、陈谦两使者被杀，标志着鲁监国与隆武帝进入敌对状态。

撕破脸皮后，两家展开了激烈的“不正当竞争”，都不惜以厚爵丰禄来收买对方的“高干”跳槽，结果导致官帽泛滥，人心混乱。

至于其它在人员、物质、情报上面的合作，更是无从谈起。

这种状况，最终使清政府得以从容调集兵力，各个击破。

但鲁监国与隆武帝之争并不是本文故事的结束，而恰恰是一个开始。

因为不久以后，隆武帝又得到一个确切的信息，老朱家又一位不甘寂寞的子孙也跑出来自称“监国”，向他的正统地位发起了赤裸裸的挑战。

这个子孙，就是封地在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

明代的王，是爵位中的最高段位，但这同样的王与王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

这个区别，就在于这个封号的字数上。

如果封的是一字王，如晋王、秦王，那表明这个王是亲王，和皇帝的关系就近。

如果封的是二字王，如枣强王、宁化王，那表明这个王仅是个郡王，和皇帝的关系就比较远。

有明一代，亲王和郡王在政冶权利、经济待遇可是有很大区别的。

就连清朝也是看“王”下菜碟，亲王投降过去，一年给银500两，郡王投降过去，一年只给银400两。

现在，想当监国的靖江王，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个郡王。

靖江王的祖上，就是那位想在朱元璋背后搞“小动作”造反，反而被其囚禁至死的亲侄——朱文正。

朱元璋囚死朱文正后，良心发现，封他仅七岁的儿子朱守谦小朋友为靖江王，成为明代唯一一支非朱元璋直系血统的王族。

传到朱亨嘉这一代时，已经是第14代了。

按照大明皇位继承法，无论是监国，还是皇帝，怎么排也排不朱亨嘉的身上。

但就在崇祯弘光相继完蛋，疏藩朱聿键称监国后，他那颗躁动的心变得开始不安分起来。

对于拿破仑来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对于朱亨嘉来说，不想当监国的王子不是好王子。

1645年8月3日，他终于如愿以偿了。在广西总兵杨国威、桂林府推官顾奕等“国家高干”的拥戴下，黄袍加身，面南背北，自称监国。

称监国后，朱亨嘉改桂林为“西京”，作为首都。封杨国威为大将军，兴安伯，孙金鼎为东阁大学士，关宁箴为广西布政使。

另外，凡在“西京”中，愿拥护他监国的大小“干部”，一律升职加薪。

靖江王这次起事，最有创意的举措就是采用“洪武”的年号来纪元，要知道，洪武爷早已“升天”二百多年了，因此朱亨嘉颁旨时，日期落款竟然是洪武278年。

他这样做，大概寻思着，靠洪武爷这块招牌，既能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又能激起全体大明人同仇敌忾的决心吧！

为把自己做大做强，朱亨嘉非常重视“军队建设”，履职之初，就派人到柳州、庆远、左江、右江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招募“土狼标勇”，作为自己的嫡系雇佣军。

此时广西“最大的国家干部”——广西巡抚瞿式耜，自然成了朱亨嘉首要的拉拢对象。在拉拢未果的情况下，干脆将其“非法拘禁”。

瞿巡抚在称帝问题上，本来是个铁杆的“拥桂派（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对隆武帝并不感冒。

但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被拘禁的他连连秘密上疏，在表忠心的同时，还恳请隆武帝早日出兵平叛。

隆武帝还没有采取措施，朱亨嘉就行动了。这主要是他认为广西是“贫困地区”，不能让他大规模地征兵征粮，就御驾亲征广东，准备打下这个沿海发达省份后大展拳脚。

南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在对两个“朱”衡量后，认为实力的天平在朱聿键的一方，于是积极响应隆武帝的号召，平叛立功。

丁总督和朱亨嘉是有些交情的，为麻痹这个对手，他打着“恭迎圣驾”的旗号，率兵赶到双方正在对峙的梧州。

四肢不发达、头脑却简单的朱亨嘉果然上当，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丁总督的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狼狈逃回桂林。

敌退我进，丁总督趁热打铁，挥师直向桂林城下。

脱险后的瞿巡抚成功策反了朱亨嘉手下的重要将领焦琏反正，协助平叛队伍顺利收复桂林城，并活捉了朱亨嘉及其党羽。

押到福京的朱亨嘉同志受到了“特别关照”，被安排到隆武帝曾经战斗多年的地方——皇室专用监狱，去接受思想和身体的“再教育”。

在这里，朱亨嘉度过了生命中一段痛苦而难忘的时光后，因突发“疾病”，与世长辞！

按下葫芦起了瓢，刚处理完靖江王这档子“家丑”后，朱聿键同志就又接到益阳王在浙江龙游自立为监国的不幸消息。

益阳王，是辽王朱植的后代。

现在，这家伙竟对外宣称得到慈禧太后（不是大清的西太后，而是弘光帝嫡母邹太后，现投河自尽）密旨，自已将作为朱由崧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出任大明监国，并在龙游、遂昌一带授官任职。

隆武帝简直要抓狂了！

不过，这位监国也没折腾起多少大浪来。

因为这位爷的人生理想，只不过是要借助监国的名号来卖官挣钱。在隆武帝下诏严厉斥责后，就灰溜溜地躲了起来。

隆武帝这下可真松了一口气。

正文 第十八章 隆武帝的努力奋斗

“家事”的纷争让隆武帝感到为难，但“国事”的不可为更让他犯愁。

和弘光帝不同，前半生在苦水里泡大的他，当这个皇帝，的确不是奔“提高个人生活品质”的目标而来的，所以在称帝后，依然保持了“安贫乐道，艰苦朴素”的作风。

个人喜好上：他不饮酒、不游乐、不和女人交朋友。

个人用度上：他把原来的福建布政使的官衙，末加改造装潢，就直接拿来当作“皇宫”；

宫中只许使用磁、瓦、铜、锡等便宜货，不许用金、银、玉等高档品；

甚至还不许使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被褥等生活奢侈品，只许用寻常布帛，实实在在保持了一个小康人家的生活水准。

他当皇帝，是奔着“光复河山、成就大名”的目的而来的。所以在生活上保持“低标准”的同时，在政冶上却对自己“严要求”。

他十分关心群众疾苦，以“群众的痛苦就是朕的痛苦、群众的愿望就是朕的愿望”作为自己政策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他大力整顿公务员队伍，净化官场环境，为此专门出台了“小贪必杖、大贪必杀”的强硬法律制度。对胆敢以身试法、顶风作案的邵武通判陈主谟、汀州市长王国冕、古田县太爷吴士耀等，毫不手软、严惩不贷！

其次他大力争取沦陷区的民心。

当他听说南明军队每次收复失地后，一旦发现有剃发的群众，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叛民”屠杀时，就紧急颁发“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的圣旨，对沦陷区的群众，声明不论其有发无发，一体保护。

此圣旨一下，立刻得到沦陷区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

此后，隆武帝的军队每收复一沦陷区后，该地群众均能出人出粮、踊跃支前。与先前闻“军”即逃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此之外，隆武帝在政治上还办了两件大事。

一是在总体政略上，改弘光朝的“平寇优先”（镇压农民起义优先）为“御虏优先”（抗击清军入侵优先）。在即位十天后，就诛杀了清政府派来的招降使者马得厂。并诏告天下，定于本年八月十八日，统率六师，御驾亲征。

别小看这一政略的转变，南明以后能联合大顺、大西农民军，坚持十六年的斗争，均得益这一政略的转变。这也印证了那句话————“观念不变原地转，观念一变天地宽”。

二是结束了党争，他发挥了自己的写作专长，亲自撰写了“缙绅”、“戎政”“儒林”三篇《便览》，总结了明亡于党争的现实，为结束党争创造了舆论氛围。

随后，他下诏赦免包括阉党在内的一切政治犯，对那个已成为过街老鼠的马士英，也允许其在江浙前线“建功赎罪、以观后效。”

做完这些工作后，隆武帝静静守在一旁，等待大明“中兴奇迹”的出现！

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无情，努力奋斗一番后的隆武帝，看到的，不是胜利的曙光，而是落日的余辉。

外部：清军依然步步紧逼，在湖南、江西、浙江三个战场上向南明政权发动新的攻势，各地丧师失地、一败再败的“丧报”纷至沓来。

内部：隆武政府虽得到了南方各省“残明政府”的承认，但这些地方政府不但不向中央“交钱”，反而不停地伸手向中央“要线”。

这下弄得隆武帝财政收分外紧张，不得已推出了“预征税于民”的政策。

福建民众负担更加沉重，不久便唱出了“清兵如蟹，曷迟其来”的流行歌曲，表达自己对隆武朝的失望和不满。

更让隆武帝伤心的是，福建仙游、永安、永福、永定、沙县、诏安、龙岩等地，竟然爆发了大规模农民的反政府事件。

万余名反政府武装围攻龙岩县城，还打下了诏安县，杀掉地方官，劫走了库银。

隆武帝如同遇到了一道复杂的方程式，苦苦求证，难得其解。

经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反复论证后，隆武帝认为：朝纲不振、百姓不宁，根子在福建军阀头子郑芝龙的身上。

郑芝龙，福建南安人，这个小公务员的儿子，从小就“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生就一副“梁山好汉”的底子。

但这小子私生活不检点，十八岁时，就因勾引后妈，被父亲赶出家门。

人生，有时会跌入低谷。

但这并不可怕，跌入的低谷也许会成为攀登新高峰的起点。

关键的一点，在于自己如何把握！

郑芝龙这个小同志的人生，现在就跌入了这样的们低谷，举目四望，无亲可依、无友可靠。

但个性顽强的他竟凭着聪敏的智慧、过人的胆识，混迹于澳门、日本、菲律宾等地，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做过鞋匠、厨子和专职翻译，并且加入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天主教。

在日本工作期间，他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生下了一个中日混血儿——郑森。

经过十多年的打拼，他成了东南亚海面上令人闻风丧胆、谈虎变色的“海盗头子”和八面玲珑、长袖善舞的“商界领袖”。

与李自成、张献忠这些拥有巨大政治野心的“陆盗”不同，“海盗”郑芝龙则拥有的则是巨大的经济野心。

为顺利实现这一野心，崇祯初年，他接受了朝廷的招安。

招安后的他，凭着天下大乱的机遇和自己善于经营的头脑，逐步攫取了福建大部分区域的行政权、国防权、外贸权，成为东南沿海地区最大的国际贸易商。

他有了上百只大商船、数万人的私人卫队，其他经营海外贸易的中外人士都得向他“保护费”后方敢下海航行。

在黄道周老先生发起的“拥唐”活动中，他看上了朱聿键“奇货可居”的价值，也上表拥戴，并热烈欢迎朱聿键的“流亡政府”到自己的地盘上来长期驻扎。

他这样做，最终目的就是想让自己的发展方式来一个大转变，由“经营商业”转变为“经营政府”！

对于郑芝龙的个人算盘，隆武帝心知肚明，但他自信通过自己的笼络、感化、驾驭等手段，可以逐步掌握郑氏家族，为己所用。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不但给了郑氏家族无与伦比的官爵和特权，还以自己无子为由，把郑芝龙那个混血儿——郑森，收作自己的义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并封为御林军都督，仪同附马都尉，不久又封为“忠孝伯”。

但随后隆武帝就发现自已的一片心血都白废了，郑芝龙只不过想利用自已来维持郑氏家族在福建“一族独大”的地位，对他下达的命令不听不从、敷衍了事。

隆武帝为收复失地，曾下诏宣示将于本年八月十八日出兵北伐，御驾亲征，但郑芝龙却以财政困难，缺乏军费为由推辞。

隆武帝想让郑氏从其外贸收入中给国家分一杯羹，但郑芝龙却用“预征税于民”、“逼大户捐助”、“卖官售爵”来应对。

几番交锋以后，他们的关系从“两情相悦”发展到“相看两厌”，彼此都对对方失去了热情和尊敬。

郑芝龙曾以自己在拥立活动中做出巨大贡献为由，要求在朝见时排在文武诸官之首。此议立刻遭到了阁首黄道周的反对。

反对的理由是按大明祖制，武将不能排在文武诸官之首，只能排在大学士之后。

隆武帝在这一礼仪之争上坚决站在了黄道周的一边，让郑芝龙大丢颜面。每次上朝，只能跟在一帮老夫子后面亦步亦趋。

在一次朝会上，郑芝龙、郑鸿逵当着隆武帝的面挥扇去暑，户部尚书何楷立即上疏劾奏他俩“无人臣礼”，隆武帝为敲打郑氏兄弟，马上嘉奖何尚书直言敢谏，并加了左佥都御史的官衔。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恼羞成怒的郑芝龙，处处创造机会地给何尚书难堪，致使何尚书无法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不得已，只好“退休回家”。

即使这样，郑芝龙仍然不善罢甘休，为向隆武帝示威，竟派人在路上割掉了何尚书的一只耳朵。

得知此事的隆武帝，却无法动用皇帝的权力对“凶手”予以惩罚，只得以泪洗面，仰天长叹！

这件事，被“路边社”编成了“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的“微博”，生动宣传，广泛转载。

万般无奈之下，隆武帝产生了找出一位忠臣，组建一支“新军”的想法。

隆武帝的忧、隆武帝的愁，急坏了一个人，他自觉地站出来，毅然上书，愿意组建一支“新军”，并代替皇帝外出督师。

这个人就是隆武朝的首辅——黄道周。

黄道周现在对郑芝龙拥兵自重、挟制朝廷的作法，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谁说文人不能整军经武？”他渴望自己这次能够带笔从戎，为君解忧，为国立功！

隆武帝感动之余，欣然同意。马上拜黄首辅为大明督师，让他先组建一支自己的队伍。

首辅外出督师，崇祯朝有杨嗣昌，弘光朝有史可法。

杨嗣昌外出督师时，崇祯帝给了他调动全国人力、财力、兵力的权力。

史可法外出督师时，弘光帝也给了他调动江北五镇兵力和使用江南江北钱粮的权力。

黄道周外出督师时，隆武帝能给他的，却只有几百张空白的“委任状”。

但黄老夫子竟凭着这些“委任状”，跑回家乡，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拉起了一支三千人的“人民子弟兵”。

这支“子弟兵”，什么人也有，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儒生、小商贩、船夫，大家仅凭着一股报国的热血，便聚在了一起。

这支“子弟兵”，什么武器也有，大刀、长矛、鸟铳、弓箭、锄头，但更多的是，是家中常用的扁担，因此这支军队又被大伙呢称为“扁担兵”。

一心想效仿大儒王阳明，为国家做点事情的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自己的实力。

王阳明先生涉足军界时，正是年富力强的四十多岁，手中拥有的，是一支有模有样的正规部队。

而今天的黄老夫子涉足军界时，却是早已过了花甲之年，手中拥有的，是一支毫无训练、毫无作战经验的“扁担兵”

当他带着这支队伍去见隆武帝时，皇帝也大为感慨。

为弥补自己在感情上的愧疚，皇帝下严旨让郑芝龙“出血”，为这支队伍配备了一个月的粮草。

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黄老夫子带着这三千“子弟兵”从福州开拔，越过仙霞关，准备经江西到安徽，与徽州、衢州一带的金声等抗清义军会合，开辟南方抗清的“第二战场”（第一战场为鲁监国的浙东地区）。

这支队伍，运输工具也很缺，只有十几匹马，结果是行军速度极慢。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江西广信府（今上饶）。

在这里，已无粮草的黄老夫子不得不停下来“筹粮备饷”。

施郎（后改名施琅，就是以后打败郑经，收复台湾那个主）正在这支“扁担兵”中，担任着一个小小的“连长”。

十七岁从军的他，凭着自已的军事经验，认为带着这样的军队去和清朝的正规军作战，肯定是必败无疑。

因此，他斗胆向黄领导提出自已“合理化建议”————遣散队伍，仅带少数精干班底从小路直接、快速进入赣州，用督师兼首辅的牌子来调遣赣南、湖广、两广等地的“正规明军”与清军作战。

但黄老夫子认为即使只有这么一支松松跨跨的军队，也能“聊胜于无”。

同时，他又觉得自已学生“桃李半天下”，江西、安徽很多县的县太爷都是自己的学生，凭着师生关系，完全能够达到所到之处，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的效果，就断然拒绝了“施连长”的建议。

“施连长”头脑很灵活，见“建议”被拒，立马开溜，不再陪黄老夫子向前找死。

在广信府，黄老夫子发挥个人专长，一边动嘴巴子搞爱国教育，一边摇手腕子为他人写字，目的只有两个——拉人入队和募集军费。

黄老夫子还真是有“名人效应”，一个月不到，竟又招来一大批新兵，队伍迅速扩大到上万人，募集到的粮食军费也够三个月使用。

人也有了，钱粮也有了，黄老夫子信心满满。他把这支队伍分成三股，一股向西进攻抚州，另两股向北进攻婺源和休宁。

这三股昨天还是老百姓的队伍，迎面遇到的，是由洪承畴指挥的，由南明降军组成的“伪军部队”。

虽然是“伪军”，但毕竟是“专业选手”，又因刚跟了新老板，急于想拿到“军功章”，因此这些曾经的残兵败旅在战斗中表现特别突出，将进攻婺源的这股“扁担军”打了个七零八落。

婺源这股义军失败后，休宁、抚州的另二股义军也被一一击溃。

得胜后的“伪军”们乘胜追击，广信府也受到了威胁。

义军中的广信兵要求回家乡守卫，黄老夫子同意了，让他们先走。

分兵后，黄老夫子手中仅有一千多人了。他领着这千余人继续北上。

十二月二十四日，这支队伍抵达了明堂里，在这里，突然遭遇到了大股清军的埋伏。

一场血战后，这千余人大部分战死，黄老夫子和他的学生——兵部主事赵士超、通判毛志洁等被俘。

被俘后的黄老夫子及其学生并没有遭到人格上的污辱和身体上的折磨，相反，他们象国宝大熊猫一样被“特殊”保护起来，客客气气送到江宁（原南明首都南京）。

到江南宁后，他们一行人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被集体安排到一处环境优美、格调雅致的“高级监狱”中居住下来。每天衣食不乏，保证供给，无丝竹之乱耳，无版案之劳神。

抱着“活一日，学一日”的心态，黄老夫子和学生们在狱中著书立说、咏诗赋词。

还每天抽出空来，接待络绎不绝的探监群众，整个监狱仿佛变成了“黄公馆”。

探监的群众中，有来叙旧的，有来劝老夫子认清形势、归顺大清的，有来求救学问的，但更多的人是来求字的，因为黄老夫子的字太有价值了。

黄老夫子与倪云路、王铎被并称为明末三大书法家。

沙孟海老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曾称赞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

此时，南京中的士人己猜想到他誓死不降，必将来日无多，因此争向跑来索字，得到了就当作宝贝收藏起来。

这种“自在囚徒”的日子整整持续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幕后的操手终于现身了。

这个操手，就是大清东南最高行政长官、著名大汉奸——洪承畴。

洪长官如此“善待”黄老夫子，并不是看在那几斤几两的老乡薄面上，而是他看上了老夫子一代儒林宗师的名望及隆武首辅身份。

如果老夫子被自己的“糖衣炮弹”击中而归降，那么对己而言，就可以改变在“儒林界”遭人唾骂的局面，为本人“识才惜才敬才爱才”打一个漂亮的分数。

而对大清而言，收黄老夫子的心就是收东南全体知识分子的“士心”，收隆武朝全体公务员的“官心”，这是一宗“四两购千金”的划算买卖！

根据自己“被劝降”的经验，洪长官明白，劝降能够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被劝降的人感到生的美好和可贵，从而愿意继续留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上！

现在，看到黄老夫子活得如此有滋有味，他觉得，劝降的时机到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洪长官来到了“黄公馆”，拜见老夫子。

两人以前在崇祯朝，就有过多面之交，但这次会面，却既没有“老乡见老乡”的亲切，也没有老友久别重逢的喜悦。

洪长官发现，在老夫子的眼神里，看不到一丝的感恩和祈求，透射出来的，是卑视、轻蔑、讥讽……

两人接下来的会谈也不投机，黄老夫子一口咬定洪承畴已死，面前的“这位洪大人”乃是“小人”假冒的，全然不予理睬。

遭遇无限尴尬的洪长官只得讪讪而退，黯然神伤地结束了这次精心准备的劝降活动。

也就在这一刻起，他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种人，会为了坚守内心的信念去献出宝贵的生命。

他不想让这个“崇高而伟大的生命”毁于己手，于是连夜给多尔衮上书，请他下旨特赦黄老夫子这个“知识界的楷模和文化界的名人”，为国家长远的道德建设和文化发展提供一个“活生生样品”。

但多尔衮没有洪承畴这样缜密的心思，不愿为看不见的将来操心，对于他来说，现实的需要就是不能让黄道周这类人存在下去，因为他们的存在会给本届政府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他下达了迅速处决黄老夫子的“圣旨”。

当处决令下来的时候，黄老夫子为求死已经绝食二十天了。

在绝食期间，黄老夫子的老婆子蔡夫人送来书信说：“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

有这样深明大义的妻子，黄老夫子已经了无牵挂，只求速为国一死。

1646年三月五日，黄老夫被押出南京东华门行刑，途经朱元璋的孝陵时，黄老夫子不打算往前走了，坚持就在此地行刑，好让自己未来的灵魂能长伴在洪武爷的身旁。

监刑官只好命就在此地施刑，一同被俘的学生蔡春落、赖继谨、赵士超、毛玉洁从后面赶快告别：“老师您先走一步，我们马上就赶来跟老师的魂魄汇合。”

四人也在同一天被杀，被后人合称为“黄门四君子”。

临刑前，随从请老夫子再给家人留几句遗言。

他咬破手指，撕破衣杉，用鲜血在上面写下了人生中最后的十六个大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黄道周，带着一腔纯粹的热血，带着一身纯粹的学问，带着一条纯粹的生命，走了！

黄道周就义的消息传到福建后，隆武帝异常惋惜，追谥其为文明伯，谥忠烈。

前有史可法，后有黄道周，弘光、隆武朝两位首辅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他们虽末能建功立业，但却用自己的言与行为我们金民族增添了一份厚重的精神财富。

150年后，乾隆皇帝理解了这两位当时的抉择，在给其“恢复荣誉”的同时，又命为其建祠祭祀。

在黄老夫子祠堂落成之际，精于汉学的乾隆帝，特地为其书写了“古今完人”的匾额，以表达了自己一份特殊的敬重和情感！

正文 第十九章 湖广战场

<h3>幸运的何腾蛟</h3>

隆武帝虽然和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一样，前半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牢中度过的二。但因为读了很多书，所以大事并不糊涂，因此没有把“北伐成功”的宝完全押到黄道周的身上。

郑芝龙用不上，黄道周太渺茫，遍览南明国内，发现在“省部级高干”中，能够独挡一面的，就剩下一个“老朋友”——现任湖北巡抚的何腾蛟了。

何腾蛟，在隆武帝还是在河南南阳当唐王时，就曾出任唐王的“父母官”，与治下的唐王交上了朋友。

在左良玉起兵东下时门，何腾蛟被劫持为“招牌”免费使用。

心有不甘的他趁人不备，跳入滚滚长江之中，打算“宁作水鬼，不作叛臣”。

但何腾蛟真不愧对“腾蛟”这个大名，在长江中闹腾起来还真像是一条蛟龙，竟然来了个“万里长江横渡”，顺利流到了长江南岸，安全着陆！

脱险后的他取道宁州、平江到达长沙，因为自己管辖的湖广北部（今天的湖北省）已大部分沦入清朝之手，于是就在六月初在这里开设办公机构，委派干部、管理地方、调遣军队，准备把湖南打造成稳固的反清基地。

这时，他接到一个十万火急的情报。

有一大股来历不明的土匪，正在向长沙逼近，估计有进省城集体抢劫的“犯罪企图”。

何巡抚马上调长沙知府周二南、副总兵黄朝宝，领二千多杂牌军外出剿匪，以歼敌于城门之外。

但战报却是“没剿了匪，反被匪剿”，周二南同志宰杀，黄总兵及数千官兵大败而归。

败归后的黄总兵还带来了让他心惊肉跳的消息——此土匪乃是大名鼎鼎的大顺军余部。

为防大顺军趁胜攻取长沙，何巡抚宣布全城戒严，关闭全部城门，动员老少爷们上城坚守，保家卫国。

但不久大顺军通过“父老乡亲”传过话来说，俺们不是来打长沙的，而是找何大人归降的。

何巡抚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找盘凉水洗把脸清醒了清醒，下令继续侦查。

随后的“侦查报告”证明了以下三点：

1、大顺军的归降是真实无误的；

2、归降的原因一是大顺军“皇帝”李自成己经驾崩，无人再继承他建立大顺朝的遗志，二是大顺军无后方基地，在清军打击下，迫切需要通过归降老对方来解决吃饭问题；

3、这股准备归降的大顺军有近二十万人（含家属），分别归属“伪”泽侯田见秀、义侯张鼐、绵侯袁宗第、磁候刘芳亮、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妆义、将领郝摇旗、王进才等统领，现主要驻扎在湖南平江、浏阳一带。

综合分析以上情报后，何巡抚感到“天上真要掉馅饼了”！

自己已经拥有了湖南这块物阜民丰的“风水宝地”，现在最稀缺的资源就是能守住这块宝地的“打手”，结果老天爷还真照顾，现成的“打手”就送上门来了。

因为当年手中没兵而被军阀左良玉欺负的痛苦日子立刻浮现在他的眼前，感到时不我待的何巡抚立刻派出“资深外交人员”去找大顺军谈判。

因各有所需，谈判异常顺利，在七月初，双方就达成如下“合营协议”：

1、大顺军放弃“大顺”称号，自此以后改称“明军”，宣誓忠于大明现政府。

2、合营后的大顺军听命于何巡抚的领导，按何巡抚划定的地域驻扎。

3、何巡抚负责解决合营后军队的后勤给养。

大批量地收购了逼死先帝、推翻政府的叛军，何巡抚觉得这件事好歹也应该向组织汇报一下，走一下组织程序。

恰在这时，福建方面传来了唐王称帝的消息，何巡抚感到这事好办多了。

何巡抚马上上了一道贺表，恭贺隆武帝继统，并向他汇报了“击毙”大顺“伪皇帝”李自成和收降其十多万余部的喜讯。

这两个喜讯让隆武帝“龙颜大悦”，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重新找到了新的“国家柱石”。

他立刻下旨升何巡抚为湖广总督，加封定兴伯，并可相机处置南方七省的军务。

人逄喜事精神爽，加官进爵后的何总督逮个机会就给湖南的官员“上课”，课上他大讲特讲自己与隆武帝的关系，以及隆武帝对自己的倚重，借此来提高自身的威望和人气。

但话好说，事却难办了！现在何总督最难办的事就是为这十几万归降的明军找饭吃。

何总督管辖下的两湖地区虽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胜誉，但因太阳黑子爆炸，北半球连续遭遇十多年持续干旱，加之到处都在搞“造反运动”，搞得农民兄弟是“抓革命、丢生产”，粮食产量比起前些年下降不少。

目前，湖南的粮食库存也仅仅维持在一个“大体自足，略有剩余”的水平线上。

由于何总督的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结果湖南一下子拥进来这么多“消费者”，粮食的供应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一紧张了自然就会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

加之，何腾跃同志本质上是一个大书生，的确缺乏乱世枭雄那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和“驾兵驭匪”的能力，结果弄得在“合营”不久，双方就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在统计归降人员的数字时，何总督发现，大顺军中“老一辈领导人”掌握的军队人数并不多，田见秀有七千人，袁宗笫有三千人，刘芳亮有一万人。

相反，军中“新一代领导人”中，却掌握了大量军队，刘体纯有三万人，其弟刘体统有二万人，郝摇旗有四万人，王进才最多，有七万五千人。

投资跟着实力转，感情向着能力跑。何总督本着“抓大放小、用新弃老”的原则，把郝摇旗、王进才收为亲信，委任为督标副总兵，不久升任总兵，并加封伯爵。

而对田见秀、袁宗第等却备加歧视，既不安置驻地，也不给足粮饷，想迫使他们手中的军队自动解体。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田袁等人在驻地大掠一顿后，率部往湖北荆州方向而去。

但他们不是北上投“清”的，而是准备和另一支大顺军合师的。

在北上时，他们曾通知了原来归降的大顺军将领统一行动。

但郝摇旗、王进才现在是“心有所属”，不愿再跟着他们一起跑江湖流浪了，跟着田袁二人走的将领有刘芳亮、张鼐、刘体纯等，带走的人有六万多。

为有更快速更便捷地与李高会师，他们“紧急征用”了长沙附近所有的民船，沿水路浩浩荡荡往荆州方向而去。

1645年8月，两支走过千山万水、经历千艰万难的大顺军终于在荆州地区会师了。

李过、高一功这才知道，他们伟大的领袖——李自成已经“光荣殉职”了。

悲痛之余，李过、高一功把李自成遗霜——高氏，由田、袁的营中接入到自己的营中奉养（高氏是李过的妗妗，高一功的姐姐）。

会师后，两军含家属总人数即达到了三十万人以上，为解决下一步的出路问题，大家迅速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形成了两点决议：

1、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人——李自成“漠漠无闻”的三弟李孜为大顺军“名誉主席”。

2、确定与明清双方进行联络，通过谈判争取“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的新思路。

<h3>统战高手</h3>

现在，在明清的结合部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的“外来军队”，搞得明清双方都很紧张。

按照“属地管辖”的原则，这大顺军问题，在清方来说，应该属于湖广总督佟养和同志负责处理。

佟养和，一个纯种的满洲爷们，满文名字叫屯代。

挂着“总督八省军门”空头衔的佟总督，现在可是手上无兵、心中发慌。

因为大清的独裁者多尔衮坚持“先东后西”的策略，把用兵重点放在了东南沿海，众多的南明降兵和有限的“满兵”，都被他放到了浙闽战场上，给两湖地区只留了一些南明降兵来“看看场子”。

佟总督不是“巧妇”，是无论怎样做不出“无米之炊”的。

这种情况下，这个东北人天生“忽悠”的技术便派上了用场。佟总督伸出橄榄枝，不断给李过、高一功写信、派使者，条件一次比一次优惠、感情一次比一次热烈。

他先是答应可以赦免李高等人的“造反”之罪，再下来又承诺将给其封官拜爵、加入大清高级公务员行列，后来还允许将李高田袁等人在湖南荆州等地“转业安置”。

收到信的李高等人既不说成交，也不说停盘，只是每次对使者客客气气、毕恭毕敬地接待一番，搞得佟总督的来使，每次都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因为考虑到自己十一月就是履职期满，急于给自己任期划上一个圆满句号的佟总督又开始了“from o there”的忽悠，他这次忽悠的对象是大独裁者多尔衮了。

他给这位最高上司不断上表，先是说在自己的辛勤努力下，大清统战工作卓有成效，连大顺朝的“国母”——李自成遗孀高氏也准备积极响应号召，劝说李高等人加入到大清的“和平建国”大业中来。

接下来又上表说李高等人在他的感召下，在荆州驻扎期间，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自愿地维护当地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后来又向多尔衮申请特殊政策，说为了做好三十多万大顺军的归顺工作，中央能否划出一块地皮来，让大顺朝这些人尝试建立“特别自治区”。

就在佟总督信心倍增地继续加大“忽悠”力度时，忽然接到一个让他想大抽自己嘴巴的信息。

李高等人挥一挥衣袖，作别了自己的一片痴情，转投那“腐败无能”的南明去也！

“我欲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失恋”后的佟总督撞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就要成功进“洞房”了，对方怎么就“闪人”了呢？

那么，就让我来揭开这个谜底吧！

佟总督之所以“失恋”，一是因为其有一个苛刻的“附加条件”；二是因为其遇到了一个比更有诚意的“竞争对手”。

这一个苛刻的“附加条件”就是——要投降，必须按照大清“全国一盘棋”的政策，大顺的男爷们必须剃发。

佟总督认为对于已经快饥肠漉漉的大顺军来说，肚子里拥有“卡路里”才是第一位的，至于剃掉头上的几两头发，是可以逐步通过引导而实现的。

但对于这群来自西北的汉子来说，十几年的冲杀、十几年的奋斗，原动力固然是为了那几口“吃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为之可以放弃一个汉家男儿最起码的尊严。

所以，这群汉子们一起发出这样的誓言——若剃发、吾宁死不降！

转而，他们又把目光投向南明。

按组织程序来说，他们还应和湖广总督何腾蛟联络，但何总督的做法已伤透这群人的心。思来想去，大家决定去走湖广巡抚堵胤锡的门路。

佟总督强劲的竞争对手，南明“第一”统战能手——堵胤锡同志由此闪亮登场。

堵胤锡，无锡人，祖上曾有两代人出任过镇江卫指挥金事、南京兵马指挥使副指挥等武职，但到了他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

他在十一岁，就父母双亡，幸亏从小定了一门娃娃亲，他便跑到岳父陈大懋家提前当上了上门女婿。

岳父家里虽穷，但却急公好义，不但收留了小胤锡，还聘请塾师教他诗文，后来又转学到无锡“名校”——“瞻宁居”学习，得到了“名师”马世奇的重点培养。

这是堵胤锡一生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他同马老师朝夕相处，在操行和学问等方面都受到了良好的培育。

1637年，堵胤锡考中了进士，正式踏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弘光朝肘，堵胤锡已经升任“湖广省教育厅厅长”，但他却身在教育，却不忘国防。

他在1645年6月，与章旷、杨培东从“知识青年”中募兵抗清，前后招募了“学生军”3000人，分成10营，称“君子营”。

不叫兵卒而称为君子，在表示尊重的同肘，还有激励大家舍身为国之意。

平时，他对这支军队的勤训苦练、还理论联系实际地讲解战术，以锻炼实际作战能力。

何腾跃升任湖广总督后，就把空出来的湖广巡抚一职留给堵胤锡，他终于成了全面主持一方工作的“省部级高干”。

因在战时，为加强地域管理，何驻长沙，堵驻常德。

李高等人想主动归顺的消息，是堵巡抚从“路边社”风闻的，因为双方还没有建立正式的沟通渠道，信息的可靠性还有侍于进一步证实。

但是，形势的险恶已不容堵巡抚有任何的彷徨和等待。

“男儿无需带吴钩，亦收关山五十州”，尚武立功的豪情在心中迸发，他开始其一生中最大的冒险。

堵巡抚只身率十骑直向李高营中奔去！

由武陵过澧水，堵率一行人到达了大顺军所在的老营——松滋草坪，入营直接与李高等将领相见。

李高等大顺军将领正在为无法与巡抚见面而犯愁，今见到巡抚大人竟然能亲临“险地”，一时间手足无措。

堵胤锡在李高等人的耳中，也是一个令他们敬仰的“榜样式人物”。

就在眼前的这个人，任北新钞关分司时，减餐停乐、茹蔬食粥、赈济灾民，活者万人。

还是眼前这个人，出任长沙知府时，秉公办事，革除陋规，处理积案300余件。

有一种人，无需权势、无需武力、无需金钱，就会让人折服和倾倒。

这是什么力量？

这是人格的力量！

下马伊始的堵巡抚马上开始“现场办公”。

他先以巡抚之身拜见了李自成的遗孀、大顺朝的国母——高氏。

然后他面对黑压压的人群，激昂演讲，开诚布公地讲忠孝大义、讲联合抗清，情意恳切之处，让听讲者竟感动得哭了起来，表示愿听从命令，与堵巡抚风雨同舟、无怨无悔。

高氏也感慨地对李高等人说：“堵公真是一片忠心，你切不可辜负他的好意！”

当时李高等人就为堵巡抚举办欢迎宴会，并准备搞一些娱乐活动——奏乐。

堵巡抚婉辞谢绝，哭泣着说：“两京还未恢复，百姓十分困苦，这难道是人臣欢宴听乐的时候吗？”

李高等感叹不已，为之撤掉筵席。

在友好而热烈的氛围中，双方开始了真诚的谈判。

谈判的结果就是：

1、停止内战，一致抗虏；

2、大顺军取消名号，改奉隆武正朔，但保持军队的独立和完整；

3、南明政府给予名份、划予驻地、资予粮饷。

带着丰硕的统战成果，堵巡抚返回常德。

然后，他准备兑现自己的承诺，为归顺的大顺军及大顺将领讨要“名份”。

讨要名份的正常程序是不应该绕开他的直管领导——何腾蛟的。

但因为这次招抚的对象中，有和何总督“不辞而别”的田袁等人，堵巡抚知道，他必须绕开他的这位“恩公”。

这不是为了私怨，而是为了公事。

堵巡抚派出常德民间知名人士兼社会活动家——举人傅传霖作为自己的特使，直接前往福州去向隆武帝汇报工作。

与何总督“瞒天过海、移花接木”式的汇报手法不同，傅特使详细地向隆武帝汇报了与大顺军“合作”的经过，并奏请皇帝陛下为李高等人封官拜爵。

傅特使的“要求”立即造成隆武朝堂内的“八级地震”，在震中大臣们形成了经渭分明的左右派。

左派：以内阁大学士蒋德璟、路振飞、林增志等为代表“高官”。

观点：招抚可以，封爵不行。

理由：国家沦落今天这等境地，起因就是李闯等贼人攻破北京、逼死先帝。李闯等人犯下的历史罪行，可谓“磬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现不加惩处，已是皇恩浩荡，如若封爵，何以“惩邪恶、扬正气”！

右派：以翰林兼给事中张家玉、顾之俊，御史钱邦芑为代表的“低官”。

观点：不但可以招抚，而且应该封爵。

理由：现实需要决定一切，现在“中兴”为大明第一要务，非常时期必须用非常手段；以一空爵套住一支三十万人数的百战之师，这是何等合算的一桩买卖。

最终的决策摆在了隆武帝的面前。

隆武帝与“老爸”被大顺军吃掉的福王不同，他对这支军队，其实并没有多少感同身受的恐惧和刻骨铭心的仇恨，他现在最大的苦恼，是天天为“缺乏武装力量”而犯愁。

所从他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赞成封爵的“右派”一边，并决定把“封爵”这件事搞得“有声有色”，把李过等人的面子“给够给足”，让大顺人感到本届政府的“与众不同”。

他封李过为兴国侯，赐御营前部左军龙虎将军印，其它归顺的将领也或封候、或封伯。

他还封大顺朝国母高夫人为贞义一品夫人，赐珠冠一顶、表里四匹；并在常德地区为高夫人立了一尊无比高大的牌坊。

隆武帝亲为牌坊书写匾联，上联：朝廷风标万方；下联：尔门芳留百世；横批：淑赞中兴。把这位当年“一号通缉犯的老婆”夸得跟“圣母玛利亚”似的。

不过，隆武帝也有一个附加条件，你猜？

当然不是剃头发，而是改名字。

他把大顺军改为忠贞营，李过改名为李赤心，高一功改名为高必正。

他认为：这不是附加的侮辱，而是自己殷切的期望——赤胆忠心、秉持正道。

当隆武帝的诏令传到大顺军营时，全军上下一时间对这位远隔千山万水的皇帝陛下产生了一股发自内心的感动。

这种感动是一种被尊重、被信任的感动，自这一刻起，他们被人骂了十几年“贼寇”之名将一扫而空，一种在阳光下有尊严的生活将由此开始。

没有豪言、没有壮语，但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他们将用鲜血和生命来回报这种尊重和信任。

<h3>荆州之役</h3>

整编大顺军后，堵胤锡明白，自己做了许多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军旅之梦就要实现了。

他用自己的真诚和耐心取得了上司何腾蛟的“谅解”，何总督同意，将和堵巡抚一同发动“秋季攻势”。

这一攻势将分三步走。

第一步：堵率忠贞营从常德出发，收复荆州，何率军从长沙出发，到岳州集结。

第二步：两军完成既定目标后，联合北进，攻取武昌，占领湖北全境。

第三步：以湖南湖北为“前进基地”，沿长江东下，光复南京，号召东南汉族民众进行“复国运动”，恢复弘光朝的疆域，与清朝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前途光明的，道路曲折的。

这一攻势能否顺利完成，首先在于忠贞营能否如期打下荆州城。

为回报隆武帝与堵巡抚的信任，李高等将领率忠贞营第一时间赶到荆州，将在座早在三国时期就大名鼎鼎的荆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忠贞营和荆州城是很有缘份的。

因为在今年的六月份，刚刚经过“千里大跃进”的大顺军，就曾和荆州城有过“一次亲蜜接触”。

当时打荆州城，主要目的有两个。

一是想惩治郑四维这个拿荆州城作为“投名状”，跑到清虏那里去入伙的“顺奸”。

二是想找一个大城市休整休整，补充一些物质和恢复一下精神。

但结果却差强大意，尽管大顺军用了“搭云梯、挖地道、填壕沟”等多种攻城手疫，但却终究没能爬上荆州的城头。

如今，又是同一地点，两个老对手又“旧别重逢”了。

一场新的攻防对抗赛由此上演！

防方选手郑四维同志先掉进了“完全恐怖的深渊”。

上一次，荆州，这一“千年历史名城”就差点让大顺军这帮“折迁专业户”给强拆了。怎么还不到一百天，这帮人又一次扛着家伙式来了。

郑四维现在比谁都明白：自古叛徒无好死！留取恶名臭丹青。一旦荆州城破，别人或许有生存的机会，唯有自己会孤独地去“阎王殿报到”。忠贞营已经准备了点天灯、五马分尸、剥皮充草等多种“报到路径”供他选择。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郑四维同志发飙了！

他采取了“以金钱换性命，以坚守待援兵”的应急方案。

一方面他拿出自已多年的“创收所得”，一一分发给荆州城的守城将士，鼓励大家严防死守，与阵地共存亡！

另一方面他向上司——湖广总督佟养和“紧急呼救”，请他看在“大清国的面子上，出手拉兄弟一把”。

刚刚布置完毕，忠贞营就攻城了。

不过让郑四维略感欣慰的是，多日不见，忠贞营的攻城技术并没有显著的进步，依然是那重复老三样——挖地洞、爬云梯、淘墙角。这样就使他的防守有了很大的针对性。

虽然这样，郑四维也明白，如果救兵不至，那荆州城的陷落是迟早的事。

他心里不断地咒骂佟养和这个见死不救的绿毛龟。

其实，此刻的佟总督，不是不救，而是实在无兵可救。

因为据可靠情报显示，何腾蛟麾下的多支军队，正向岳州集中，预计下一步的作战目标将会直捣自己的驻地武昌。

在仅靠忽悠无效的情况下，他只得拉上大清湖南巡抚何鸣銮，联名向清廷派驻南京的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求援。

勒克德浑接到湖广求救文书后，只得放弃“先东后西”的作战计划，将用兵的重点放在湖广战场上。于1645年十二月十八日率领南京大部分的满汉官兵沿江西上，次年正月初十到达武昌。

在武昌，勒克德浑听取了佟养和等同志们关于战场形势的汇报后，将此次作战的主要目标锁定在了荆州的忠贞营上，打算自已亲自出马，率主力搞定。

而把次要目标定在了岳州的何腾蛟部手下的几支杂牌军身上，由护军统领博尔惠率一支偏师对付。

一场事关南明西线战场的生死决战拉开了帷幕。

决战先在何腾蛟负责的岳州段打响。

何曾在岳州地区设立了“小四镇”，即马进忠、王允才、卢鼎、王进才部。

结果这小“四镇”在长期的战斗生涯中，患上了严重的“恐满症”，一见到满洲八旗的军旗，一不侦察、二不战斗，就齐刷刷地“风紧，扯呼”了。

被留在岳州的马蛟麟一见这四位都跑了，一气之下，向博尔惠献城投降。

“小四镇”南逃的败兵碰上了正往岳州督战总督何腾蛟、监军章旷。

为了使自已失败的原因合情合理，让人同情而不是追责，他们编造了一个“巧妙”的谎言————岳州方向出现了大股大股的“货真价实”的满洲八旗。

几百张嘴同时撒谎会有什么后果，后果就是变假为真。

在这一“情报”的基础上，何章两人召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迅速返回长沙，以保可爱的巢穴不被“非法侵占”。

他俩在撤退时，竟然毫无“军事道德”，没有把这重要战报向正在荆州鏖战的堵巡抚通报。

而此时的荆州城，却仍然久攻不下。

为加速战争进程，推官赵振芳建议，改进攻城方法，采用一种全新的攻城模式————扒开荆江大堤，水淹此城。

长江从荆州流过的这一段，被称为荆江。在这块“楚地阔天边，苍茫万顷连”的大平原上，形成了“九曲回肠”婉蜒性河道。

一旦上游来水过量，江水就会冲出河道，淹灭荆州。因此，人们常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为防止荆江水患，荆州人1600年前的东晋时代就开始筑荆江大堤防水。但因为长江带来的泥沙在此大量沉积，结果很容易形成江水高于江堤，造成溃口的情况。

而一旦溃口，整个荆州城就“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当地民谣也曾唱到：“不惧荆州干戈起，只怕荆堤一梦终。”

而在公元1998年的长江抗洪抢险期间，政府就动员了上百万人上荆江大堤昼夜巡查、严防死守、确保安全，由此可见大堤的脆弱性。

利用“人为毁堤”的办法，自然可以迅速拿下荆州。

但堵巡抚叹息道：“这确实是好计，然而我为朝廷恢复疆土，打着救民于水火的旗号而来，如今引水灌城，城必可下，但却害苦了百姓，还叫什么义师，我又于心何忍？况且东面有何总督阻截清军，现在荆州城内守军内无粮草，外无救援，只要我们坚持最后的5分钟，必能拿下此城。”

但勒克德浑却比堵巡抚的消息灵通，在得知岳州不战而得后，就命博尔惠统领的偏师也向自已靠拢，以便两路夹击忠贞营。

二月初三早晨，勒克德浑率轻骑兵抵达荆州城下。这时，老天爷也跑来“助纣为虐”，降下大雾，掩护清军的这次行动。

大雾中，忠贞营根本没有预料到背后的敌人。猝不及防之中，被打得四散而逃，并把一千多只“兵船”也丢给了清军。

荆州终于解围，郑四维这个“顺奸”又幸运地被阎王爷“遣返”。

得胜后的清军发扬了“下定决心，不怕疲劳，排除困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继续追击忠贞营于安远、南漳、襄阳等地。

忠贞营在撤退中，兵员、辎重损失惨重，被迫退入三峡的山区“舔伤口”去了。

在这次战役中，忠贞营的“名誉主席”——李自成的三弟李孜，以及田见秀、张鼐、李友、吴汝义在彝陵口带领手下五千多人向清军投降。

但多尔衮秉着“非我阶级，其心必异。”的心理，在一个多月后，以“反复难测”对他们作了有罪推断，下令将这些人及其部下统统杀光。

堵巡抚也在撤退途中坠马折臂，在途经新化驿时他感于时事不济、成败难料，呕血不止，愤怒之下，创作了这样一首诗——“不眠灯火暗孤村，风雨萧萧杂夜魂。鬼定有知号汉关，家于何处吊荒原？三更鸟化千年血，万里人悲一豆恩。南望诸陵迷野渡，钟山肠断可憐猿。”

此时的堵巡抚，眼看中兴大计化为泡影，情绪转入低迷期，诗为心声，所以，诗中既表达了对南明内部虚弱无能的忧虑，也夹杂了着自已对前途的迷茫。

湖广战场就暂时讲到这里，堵巡抚，别灰心，历史老人是不会一棒子把人打死的，这次失败了，振作振作，总结总结，还会有翻本的机会！

正文 第二十章 两朝败亡

<h3>鲁监国的失败</h3>

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东线的渐闽战场上来！

在1645年8月到12月这四个月里，东线战场的形势是不利于清，而利于明。

清军面临的局面是：正牌兵少、杂牌兵多、要应付事还不少。

这是因为，多尔衮把多铎、阿济格统领的大部分满蒙汉八旗军都调回北方“避暑”去了，南京只留了不到一万人的满八旗部队。

而大量的南明降兵，还要去南方各地镇压此伏此起的群众性“护发”暴动。

这种“到处有反抗，到处有镇压”的局面，对多尔衮来说，既无所谓，也不想改变。

因为他觉得：打死降兵除内患，打死义军除外患，反正自己两不吃亏。

但他打的“小算盘”却为隆武朝及鲁监国的创建提供了机会。

而现在明军面临的局面是：地盘还不算小、民众也比较配合、兵也不少。

南明仍还有南方大约200多万平万公里的土地，而全国汉族民众对剃发令的不满和反抗，无形之中提升了南明的人气指数。

同时，军队数量上，弘光朝不愿作降军的溃兵、南方各省的驻军、各地的“义军”，加起来也大约有七八十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抗清前线的鲁监国，就跃跃欲试地筹备来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645年8月，鲁监国在没有做多少准备的情况下，就指挥近二十万军队，急匆匆地渡过钱塘江，向杭州城发动试探性地进攻。

鲁监国这样做，的确有其难言的苦衷。

因为自已落后半拍，搞得除了浙东，南明其它的地方，都把他当成了一个争权夺利的“小三”。

为了能及时让自已“扶正”，鲁监国决定仗着自已的地利优势，先就近拿下杭州，然后直捣故都南京，跑到老祖宗朱元璋的墓前嚎几嗓子，在政治上渡渡金后，再和隆武朝的“朱大叔”叫板！

但真是打无准备之仗就等于送死，这次进攻中，明军只模了模杭州城的砖头，便被清军狠“扁”了一顿后赶了回来。

“失败是成功之母”，进攻失利的鲁监国跑回绍兴后，又攒钱又筹粮又招兵地猛干了三个月，准备再接再利地渡过钱塘江，二攻杭州城。

为保证群龙有首，鲁监国拷贝了汉高祖刘邦筑坛拜将的模式，也用石头搭了一个台子，煞有其事地拜方国安为三军总司令。

在进攻前夕的12月19日，鲁监国还亲临前线犒赏三军，一阵“同志们辛苦了”的口号喊过后，还给每个参战士兵发了两钱的“买命银”。

12月24日，战斗在杭州城下打响，但此时的杭州城，已经比八月份更坚固、更严密，明军打了几次，都劳而无功。

见明军表现如此“疲软”，守城的清军兵分三路，主动出城迎战，结果明军残败，被俘的副将有十一人，参将、游击、守备更多，有四十八人。

这次失败让鲁监国由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只能隔“江”兴叹！

但历史是不会慷慨地腾出大把时间让“弱者慢慢变强”的。

1646年2月19日，在湖广战场收拾了忠贞营及何腾蛟的杂牌军后，多尔衮已自信——“西线无战事”，就又把阴郁的目光投向了东线的浙闽战场上。

多尔衮对东线战场如此情有独钟，不仅是因为需要拔掉浙闽鲁监国、隆武两面抗清大旗，而且还因为浙闽是重要的产粮省份，打下这两个省就意味着不尽粮食滚滚来。

多尔衮决定实施自消灭弘光朝以来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以求毕其功于一役。

他再次大胆启用了“皇三代（努尔哈赤之孙、多尔衮之侄）”中的一个杰出将领——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固山额真图赖为副手，让他们领着己休整过半年的满汉八旗，沿运河南下，直抵南京。

到达南京后，博洛与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做了职务交接，勒克德浑同志带本部人马回京“度假”，博洛开始继续与南明对阵干仗。

为确保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人多力量大”，博洛连连签发调兵令，征调李成栋、曹存性、范绍祖等南明降将降兵中的“精英人士”约二万多人，陪同他一块儿南征。

这次军事行动中，博洛负责进攻的目标是浙闽。同时，他还命南明降将，现江西军区司令（提督）金声恒负责进攻江西，以作牵制。

5月15日，博洛统率的军队经苏州进抵杭州，开始为武装泅渡钱塘江作物质准备。

这时，老天爷又跑过来“助纣为虐”了。

因为这年浙江久旱无雨，钱塘江水量比往年同期下降了二分之一，以致于清军在江边训练时，发现当地人在江中心冼澡，水的深度也仅能没过人的胸部。

清军迅速将这一“水文信息”层层上报，博洛马上在夜间组织人员进行了“试渡”，结果发现人借助战马就可顺利过江。

博洛偷偷乐了一阵后，出台新的军事进攻计划如下：

5月25日，大清兵将兵分两路，一路由精锐的马步兵组成，充当主力，自杭州六和塔、富阳、严州一线涉水过江；另一路由“半吊子的水军陆战队”组成，充当副手，自鳖子门沿海而进，从侧翼打击部署在钱塘江的明军。

熟视无睹、司空见惯了的现象，往往就会造成人认识上的“盲区”。

明军总司令方国安，就存在这样的“盲区”。

在他的习惯性思维中，“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的钱塘江是清军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

但在5月25日夜，这让他付出了足以悔恨终生的代价！

清军主力在一夜之间，于几十公里的范围内，“走”过了钱塘江，直扑明军的南岸阵地。

配合主力作战的“水军陆战队”也从侧翼对明军发动了攻击。

明军的钱塘江防线瞬间土崩瓦解，各路明军纷纷放弃阵地，向绍兴方向紧急撤退。

此防线一失，杭州到绍兴已经无险可守，清军亮闪闪的马刀，已经冷嗖嗖地向鲁监国的国都劈来。

鲁监国既不学崇祯，做“国君死社稷”那种呆头呆脑的事；也不学弘光，做“孤身出逃”那种傻头傻脑的事。

非常时刻，他先派靖夷将军毛有伦保护老婆、孩子及保姆退往台州入海，然后请忠心耿耿的“水军总司令”张名振组织水军，护送自已离开绍兴，经台州乘船逃向了大海妈妈的怀抱。

但百密一疏，毛有伦为图方便，擅自改道由蛟关入海，在这里遭到叛将张国柱的偷袭，结果弄得鲁监国的老婆孩子全都被“请”到杭州做了特殊的政治“VIP”。

5月30日，博洛开始抵达绍兴城下，结果不到24小时，绍兴就被攻破。

一年前还在杭州城下铁骨铮铮的方国安，现在却严重缺钙，在绍兴城破之时，和大学士方逢年、谢三宾、宋之普及阮大铖等人一同降清。

但南明历史如此怪诞，在出现“思想严重堕落”败类的同时，又产生了两个“灵魂高度升华”的榜样——王之仁与朱大典。

王之仁，直隶保定人，明朝崇祯大太监王之心的弟弟。

靠着哥哥这位“特殊成功人士”的帮助，出身低微的王之仁步入官场，并一步步做到了“定海军分区司令（定海总兵）”的职位。

在潞王杭州降清时，深感富贵不易的他在几度徘徊后，决定随大流一起降清。

降清后他仍任原职，但却没有延续幸福快乐的日子，无数汉族同胞的头颅和鲜血让他内心波澜起伏，思考当时降清的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这时，宁波府爆发了以董志宁为首的“六狂生”起义，起义爆发后，手中有枪杆子的他他立刻成为“拥清派”和“反清派”都竞相争取的对象。

“拥清派”以大财主兼大官僚谢三宾为代表，这个“既得利益者”怕起义使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于是派人携亲笔信前往定海，请他速发兵镇压民众起义，承诺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反清派”以起义后新当选的“宁波民众自冶委员会主席”钱肃乐为代表，他也派出倪懋熹为使者来策反王之仁，请他看在民族大义上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两边的使者几乎同时到来，这让王之仁何去何从？

他给两派都回了一封信，说自己将在十五日统兵前去，请各位届时到演武场迎接。

当十五日他率兵赶到两派齐聚演武场时，戏曲性的一幕出现了。

洋洋自得的谢三宾认为钱肃乐等人必将血染演武场，但其看到的，却是王之仁掏出自己那封请求镇压民众起义的信，当众宣读。

听到信的民众自然义愤填膺，纷纷请求将三宾同志现场放血，以祭大旗。

三宾同志顿时晕了三次，醒了三次。

但这家伙脑袋就是反应敏捷，一阵痛哭流涕的悔过之后，表示自己将出“万金以充军饷”，请大家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正在为缺饷犯愁的王之仁与钱肃乐商量后，同意三宾同志“以钱赎命”。

反正后的王之仁进驻宁波，稳定了浙东局势，成为了鲁监国重要的军事力量。

后来他参加了对杭州城的进攻，虽没功劳，却有疲劳，所以被鲁监国先封公、后拜侯。

看到鲁监国的军队凄惨惨如高山倒、政权忽剌剌似大厦倾，而三军总司令方国安却不战而降，王之仁心如刀绞，心中涌起对方国安难以名状的怨恨。

但他不淮备“梅开二度”，再次跑到清朝那里乞食求生！

他召集了手下不愿做“亡国奴”的兵将，乘海船数百艘，携带大批辎重，由蛟门航海到舟山群岛，打算去找那里“岛军区司令”黄斌卿同志会师。

王之仁想：“黄斌卿同志现在虽然打着隆武帝的旗号，被隆武朝封为肃虏伯，但好歹大家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估计这位兄弟，对自己也会双手欢迎的。”

临近舟山群岛时，王之仁先派人去见黄司令，请求与其“会师共举”。

黄司令从来人口中，知道王之仁手中有大量辎重，就表示热烈欢迎之仁兄及手下各位莅临本岛，共图大业。

他先接收了王之仁的大量辎重，但当随后王的部队准备登岛时，迎接他们的，却是一阵又一阵猛烈的炮击。

炮击之后黄司令又指挥他的水师，从四周靠拢，准备将王的部队歼灭或收编。

猝不及防的王之仁兵船损失惨重，他对黄司令的“小人作风”痛恨不已，但却无能为力。

他下令部下放弃抵抗，归附黄司令。

但他自己却不准备归附，他将自己家属九十三人乘坐的海船凿沉，让家属先其一步，为国殉难。

随后，王之仁将鲁监国颁发的敕印也投入大海，自已则带着一条大船，大船上让大明的旗帜高高飘扬，并鼓乐齐鸣，大造声势地向已被清军占领的吴凇口驶来。

吴凇口的清兵见过投降的，却没见过如此“大张旗鼓”来投降的，但也不敢怠慢，赶忙向吴淞总兵李成栋禀报，李总兵立即将王之仁这一行人“迎接”后，转送到南京的洪承畴处。

洪承畴也认为王之仁是在玩“投降行为艺术”，于是就亲自在官邸会见了这位“表演艺术家”，看他如何步己后尘，成为一位著名的汉奸。

但这次会见却是从友好的氛围中开始，在敌对的氛围中结束。

会面后，王之仁态度忽然大变，慷慨陈词地说自已这样做，是因为不想因葬身大海，死得不明不白，让后人有所误解，所以不得已搞此表演，意在告诉这个世界——我，大明的王之仁，为大明而生，为大明而死！

当然，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能对外言传的理由。

这就是：我，曾失足做过一时汉奸，但我，决不会做一世的汉奸。

接下来，王之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洪承畴，指责其忘先帝之恩，负国家之义，引虏入室，卖国求荣，比当年的卫律、李陵还要罪孽深重，还要遗臭万年。

洪承畴当场被搞得无地自容、无言以对。

失去理智的洪承畴恼羞成怒，干脆连走过场的审判程序也免了，直接令亲兵用乱刀将王之仁剁碎，尸体直接埋在雨花台乱石滩下。

曾经做过一时汉奸的王之仁同志，就这样为自己的人生完成了最后的证明。

青山有幸埋忠骨，花台无愧伴英魂！

一位同志去了，另一位同志又昂扬地站在了历史的舞台前。

清军占领的“国都”绍兴，鲁监国败亡后，“国”中属下的浙东各府纷纷改旗易帜，拥立清廷，以保证自身生命及财产的安全！

但却有一个天下公认的大贪官——朱大典，率领民众，死守金华，唱出一曲誓死不降的绝唱。

朱大典，浙江金华人，万历丙辰进士。

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朱大典同志曾光荣地露过一次脸，那就是他带着以关宁铁骑为首的明军，把盘踞山东登州作乱的孔有德、耿仲明打得满地找牙，不得已而向海上逃窜。

有此表现，他也能算得上大明朝一个能文能武的复合型高干。

但该同志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贪官。

他在督师凤阳的时候，广泛索贿，身边的工作人员、下面的地方干部，都是他索贿的对象。

他索起贿来，不但有广度，而且有深度，以致于被索贿的大小公务员，不但要挪用公款，还得倒贴私囊。

被剥削、被压榨的公务员们求告无门，只得给他起了个“乳虎苍鹰”的美誉，在背后赠给他，以表彰他在贪污战线上的杰出成就。

但自1644年甲申国变后，朱大典同志变了，他积极参加了弘光政权的建设，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兵部左侍郎）”，总督江上军务。

工作期间，虽末再创山东时的辉煌，但也算克尽职守。

南京失陷后，大典同志见事不可为，就率亲信回到家乡金华，把当年非法所得的巨额家产全部拿了出来，招募民兵，成立“金华人民自卫队”，主动承担起了保卫家乡的责任。

鲁监国建国后，任命大典同志为文华殿大学士并兼督师，辖金华、兰溪、汤溪、浦江四县。

见朱大典在金华树立义旗、对抗大清，清军统帅博洛于是派朱大典的“老相识”阮大铖写信招降，他相信这位天下闻名的贪官，一定会为贪图富贵而归降的。

但大典同志将书撕碎，并杀掉来使以示决心。

清军统帅在得信后，亲自统率满汉大军从绍兴赶往金华，把该城四面团团围住，全天候24小时进行攻城作业。

但大典同志的军事指挥能力就是强劲，他指挥“金华人民自卫队”，整整与清军对抗二十多天，弄得城下的清军死伤累累，望城却步。

博洛傻了，如果照这种“攻城效率”发展下去，“江阴噩梦”就有可能再次在他的身上重演。

急红了眼的博洛只得一方面派人到杭州城去调“攻城大哥大”——红衣大炮，一方面让浙闽总督张存仁也带兵来助战。

最后在7月16日，金华城一段新修的城墙被清兵集中的炮火轰破，清兵从破坏的墙口中大举攻入金华。

大典同志依然顽强抵抗，直到“自卫队”将士大部分战死，他才从容召集家人22人、幕僚10人，来到金华八咏楼的火药局旁，用绳索一个个把自己捆在火药桶上，淮备全部同归于尽。

做好了这一切，大典同志向金华长山的五家村方向凝望，那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

少年时，他家因打官司失败，举家生活困顿，只能栖身村边伏龙庙中。

他敏而好学，但家境贫寒，无钱入学读书。

伏龙庙附近有一所私塾，他在割草拣柴之余，便常常到私塾边“倚窗听课”，后塾师及东家都被他的好学精神所感动，破例免费收他入学读书。

得到读书的机会的他，从此更加发愤读书，终于在1616年考中进士，踏上了仕途。

对贫穷有刻骨铭心记忆的他，一踏上仕途，立刻变成了一个“双面人”，既有一张勇于做事、敢于负责的脸，也有一张“秉性奇贪、多行暴虐”的脸。

整个大明王朝就在他们这些“双面人”的手中，虽然送走了山穷水尽，但却没有迎来柳暗花明。

历历往事，件件在目！

但这一切，都将逝去，仰望深邃的天空，嘹望苍茫的大地，辽阔壮美的大明江山呀，我曾负你，但更爱你！

愿我今日的付出，洗清我往日的污浊！

我本洁净地来到这个世界，还让我洁净地离开吧！

当清兵冲到他面前，朱大典同志毅然点燃引线，轰然一声，三十二人，全部为国成仁。

康熙年间，为保卫金华殉难的朱大典、严万龄、朱万化、朱万仍、朱钰等同志，被入祀乡贤祠和忠烈祠。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赐谥朱大典为“烈愍公”，并在金华通济桥北的双溪驿前，建造了一座高10米、四柱的青石牌坊，横额上勒刻“表海崇勋”四个大字。

人性虽然诡异，但并不复杂，内心高尚的灵魂，虽有一时的污垢，但终将会回归高尚！

谨将此言奉献与王之仁、朱大典两位特殊的“好同志”。

<h3>隆武朝的覆灭</h3>

拔掉金华这个“反清钉子户”后，博洛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在浙东灭掉了鲁监国，他的下一个目标，将是福建的隆武“伪政权”。

对于顺利干掉这个“伪政权”，博洛已有八成的把握。

因为据他的“优秀统战干部”——苏忠贵同志汇报，隆武朝中最大的实力派郑芝龙，已准备弃“明”投“清”，进见礼就是福建省及隆武帝。

苏忠贵带来的情报是真实的。

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一心把朱聿键推向皇帝宝座的郑芝龙，今天为何要出尔反尔，反戈一击。

这其中当然离不开两个字——利益。

当年郑芝龙拥护朱聿键上台，目的就是利用这位兄弟的牌子，在福建把郑氏家族打造成一个产供销结合、党政军一体的超级托拉斯。

但他很快失望了，在大明伟大领袖朱元璋同志277年“重君忠君”的愚民教育下，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平头百姓，并不买他的帐，愣活生生地把他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理想消灭于萌芽状态。

还有，那个每天都在做着“中兴大梦”的隆武帝，也没有掉进他设计的“温柔陷阱”里不可自拔，反而“布袍蔬食、晓夜焦劳”，整天价就是让他无私奉献——“出钱又出兵”。

后来，因为“二郑（郑彩、郑鸿逵）降爵”事件，隆武帝与郑氏家族的关系一下子降到了零度以下。

这个事件是这样的。

隆武帝为援助江西建昌的“反清义师”，曾令郑彩出兵杉关予以增援，但郑彩在到达杉关后即按兵不动。

无论监军张家玉如何催促，郑彩依然不理不睬、置若罔闻。

后来听到清兵将至，郑彩干脆拉起队伍一走了之。

张监军自然无比愤怒，立刻上疏向隆武帝大告御状。

隆武帝也不客气，马上行使皇帝职权，下诏削去郑彩的伯爵。

但郑彩的事还没平息，又冒出了郑鸿逵擅自令部下黄克辉从浙江江山撤退回闽的风波。

隆武帝这次更不客气，先下诏怒气冲冲痛骂郑鸿逵“空耗军饷、无故脱逃”，然后将其太师的职务降为少师。

对郑氏家族的极度失望，再加上黄道周北伐的失败，使隆武帝离开福建，重找靠山，转型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

湖南招抚大顺军的成功，使他充满失望的眼睛，又闪烁出一丝希望的光芒。

由于他并了解堵胤锡与何腾蛟的分歧和矛盾，加上对何腾蛟这个“南阳故人”的偏爱，使他把招抚成功的帐都记在了何总督的头上。

现在他认为，“地广粮又多、兵强马又壮”的何腾蛟同志是一个“值得信任、值得托付”的好同志，于是决定，去找这位同志“共创伟业”。

他找这位同志的计划分为两步走。

第一步：御驾亲征，借此把国都由福建的福州迁到江西的赣州。

第二步：如江西用兵得手，则乘势让西边的何腾蛟北伐，东边的郑芝龙配合，南边的两广提供后勤保障，自己则坐镇赣州居中指挥。

如江西用兵不利，就直接向湖南转移，在长沙建立新国都，利用水网密布的三湘大地与清军打一场持久战。

他的“两步走”计划，得到了江西督师万元吉的热烈响应，万督师给隆武帝上疏，大谈特谈赣州的重要性，双手双脚地欢迎皇帝陛下移驾赣州，领导抗清工作。

隆武帝不准备再犹豫下去了，他于12月16日离开福州，12月26日到达赣闽交界的建宁。

隆武帝的行动意图立刻被一个人察觉了。

这个人就是大清江西省军区司令（江西提督）金声桓。

金声桓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大清东南最高行政长官洪承畴报告，认为事关重大的洪长官与博洛商议后，迅速抽调柯永盛、高进库等“伪军部队”赶赴江西，协同金声桓作战，力争抢在隆武帝末移驾前将江西全境一举搞定。

1646年3月24日，金声桓等部攻克江西吉安，随之会同柯、高两总兵向赣南方向进发。

隆武朝的江西督师万元吉，计划在皂口据险扼守，但基层士兵战无斗志，纷纷南逃，清军马上乘虚而入。

6月8日，清军少量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赣州城下。

于是，隆武朝的最后一场大战——赣州保卫战由此打响。

对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隆武帝也是精心布置、周密安排。

在官员安排上，隆武帝一口气把江西督师万元吉、武英殿大学士杨廷麟、离任的江西巡抚李永茂、现任的江西巡抚刘广胤四位省部级“高干”都“空投”到赣州，就近指挥。

兵力安排上，除原有的江西兵（赣州守将吴之蕃、张国祚统领）外，隆武帝把所有能调动的兵都填了进去。陆续有云南兵三千（滇将赵印选、胡一清统领），两广兵七千（粤将童以振、陈课统领），两湖兵二千（湘将曹志建统领）等多省联军到达赣州，参加战斗，明军在赣州的总兵力即达到四万人以上。

为鼓舞大家的士气，隆武帝再一次发挥自己的文学专长，把赣州赐名为忠诚府（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发挥专长）。

另外，为了保证这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们能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隆武帝还指定了一个前敌总指挥——江西督师万元吉。

万指挥第一次指挥这么多的兵，进行如此重大的战役，心情真是既紧张又激动。

他没有打过仗，却似乎很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让各军扎牢营寨，抓紧时间休息，然后自己静静地坐下来，等待一个人的出现。

这个人，就是以前曾“修理”政府，现在却“护理”政府的海盗头子罗明受。

这位海盗头子的手中，现在有一支数量上千的“海军队伍”。

万指挥要的效果，就是随着这支“海军队伍”的到来，大明军队将实现“多兵种联合作战”，一鼓作气击败由“单一兵种”组成的清军。

但金声桓不是“稻草人”，会傻乎乎呆在那里，等明军聚齐了再挨刀。他派人先侦察到了“大明海军”停泊的港湾，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组织了敢死队，跑到军港里见船就烧，见人就砍。

黑夜中，没有陆军掩护的“大明海军”几乎成了挨宰的菜瓜。人员、船只损失近三分之二，后来幸亏万指挥及时派兵救护，才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命运。

没能救人反被人救的罗明受同志，只得领着残兵败将离开了这块令他伤心欲绝的地方。

“大明海军”这一败，导致万指挥威信大损，各路人马的指挥官都对这位只会纸上谈兵的前敌总指挥充满了轻蔑和鄙视。

这当口，金声桓却活跃起来，趁机带兵使用逐一操练、各个击破的战术，先打跑了两广兵，再干掉了云南兵。

金声桓连胜三仗后，其余增援赣州府的指挥官们一看这位“金兄”竟然如此生猛，纷纷抬腿走人。

一天之内，明军只剩下了城内的六千多人。

扫清外围后的清军，在9月19日后开始全面包围赣州城。待城内弹尽粮绝后，10月3日，全军出动，实施最后的攻城作业。

经过一天半的紧张作业，10月4日中午，赣州陷落。

万元吉、杨廷麟在城破后，双双投水自尽。

死前，他俩向福建方句叩拜，为没能顺利完成工作，而向隆武帝致以深深的歉意。

但他俩并不知道，他们敬爱的隆武帝，已经再也无法再收到他们的道歉了。

因为这位可怜而倒霉的皇帝，已于八月二十七日，在福建长汀以身殉职！

隆武帝在清军进入江西时，就预感到自个儿去找何腾蛟会师的想法有可能要会落空。

为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他派出使者，拿着自己的手敕，去长沙命何腾蛟派出精兵一万，来江西的湖东地区“接驾”。

后来，随着局势的恶化，同样的手敕他又发了一道。

在隆武帝两次催促后，何腾蛟派出郝永忠、张先壁率领一万多人，组成“迎驾军”，分左右两路，从长沙出发向江西进发。

但在两人上路时，何腾蛟又私下授意他们，此次“迎驾军”行动的原则是——慢慢走，等等看。

他这样做，是感到在湖南独立当“一把手”实在是过瘾，没有必要再找一个无用的上级来管束自己。

对于何腾蛟命令心领神会的郝张两人，一路上果然以老牛拉破车的速度向前推进，5月17日从长沙出发，9月2日才到达郴州。到郴州后，就以前方出现重大“敌情”为由，任凭隆武帝的使者杨守明、路太平怎样死缠硬磨，就是再也不前进一步了。

隆武帝至死也没见到这支“迎驾军”的“一兵一卒”。

就在隆武帝翘首企盼“迎驾军”大驾光临时，也“死马”当作“活马”用，布置郑芝龙派军队守卫福建的门户——仙霞关。

但郑芝龙己决定不跟着隆武帝再混下去了，他以福建沿海出现海盗为名，紧急收缩军队，将仙霞关的“郑家军”撤到自己的老巢泉州、安平一带，准备以此为基地与清军讨价还价。

清军于是不费一刀一枪就越过仙霞关，进入福建。

由于郑芝龙大规模收缩军队，进入福建的清军自然无仗可打，直接大踏步地向隆武帝的行在“延平”推进。

危险正一步步向隆武帝逼近。

8月21日，感到延平已经无法立足的隆武帝起驾西行，率领五百多名御林军准备赶往明军重兵集结的赣州。

他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赶到赣州前线，用自已的名号来鼓舞士气，打赢赣州保卫战，扭转战局，重振乾坤。

隆武帝不愧是一个“把书籍当作生命、活到老、学到老”好皇帝，即使在战火纷飞的转移途中，也依然带了十车书，边走边读、怡然自得。

8月26日，他们一行人到达福建长汀，当晚停驾于此地。

次日凌晨，有大队身着明军军服的人急叩汀州城门，声称护驾。

守门士兵大喜过望，连忙大开城门，迎接亲人。

城门一开，被迎进城中的“明军”见房就烧，见人就剁。

原来这些“明军”，乃是清将李成栋派出来实施“斩首”行动的“特种部队”。

当这些“特种部队”冲进隆武帝的住所时，隆武帝闻乱惊起，持刀抵抗。

“特种部队”也不淮备捉活的，一阵乱箭之下，隆武帝壮志末酬身先死。

同时遇难的，还有他的皇后曾氏和不满月的皇子。

隆武帝的忽然被难，标志着南明第二个正式政权——隆武政权的灭亡。

这个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也仅仅存在了一年零二个多月。

在隆武帝死后的二十二天后，志得意满的博洛开进隆武朝的“故都”福州，降下了这个政权最后的一面旗帜。

在结束本章前，我试着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探讨一下鲁监国和隆武帝，为什么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败逃，一个覆灭。

我认为，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两者都缺乏一块可以维持其发展壮大的“根据地”。

隆武帝虽然得到了除浙东之外南方各省的承认，但真正可以获得兵源财源的“根据地”，却仅仅只有一个福建省，而鲁监国则更少，仅有一个浙东地区而已。根据地小，可以获得的兵源、财源就少，也就缺少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资本。

二、政权与人民的“两张皮”。

根据地小，而为了维持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又不得已对这一块“巴掌大根据地”上的人民，加大征粮征税征兵的力度，结果弄得这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比崇祯时代还要下降。

“理想很崇高，面包很重要”，让“根据地”的绝大多数的人民勒紧裤带、饿着肚子支持伟大的，但却丝毫不能给大家带来幸福的“中兴”大业，的确是勉为其难！

三、两者都没有一支能独立指挥的军队。

无论是朱以海，还是朱聿键，都是借助“军阀的枪杆子”才混上台的，这就出现了“帝（皇帝）”指挥不了“枪（军阀）”，而“枪”却在自行其是。

“帝”追求的是长远目标，而“枪”追求的是保护既得利益。两者追求的不一致，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相看两厌、分道扬镳。

三百多年后，一位伟人曾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在这里则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皇帝的军队，便没有皇帝的一切。”

四、两者都没有自己的班底。

朱以海和朱聿键同志在没有当皇帝前，都是两个无所事事的“高级流浪汉”。骤登大宝，根本无自已的“干部人才库”及“铁杆哥们队伍”，没有这两种人，一方面对如何挽救时局不能提出正确的规划，另一方面也不能保证一些正确措施具体落实。

在这一点上，朱以海同志比朱聿键同志做得要更好一些。因为毕竟前者不像后者那样脱离社会，人情世故要通一些，从而成功地笼络了张名振这样的“铁哥们”作保镖，所以他虽然地盘小、影响小，但生存的时间却比朱聿键长得多。我们在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看到他在“抗清”岗位上一直战斗的身影。

清军虽然把这两个“南明政权”打得一个逃，一个亡。但是，南明的历史却没有终结，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她还会有其不俗的表现！

正文 第二十一章 不平静的东南

<h3>郑芝龙的选择</h3>

进入福州的博洛明白，虽然现在已经从肉体上消灭了隆武帝，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心无忧地把福建划入大清的版图。

因为在八闽大地上，真正当家作主的大爷，是那位一手掌握军队，一手掌控进出口贸易的郑芝龙。

并且，这个郑芝龙，掌握的军队品种还挺多样，不但有陆军，而且还有海军。

但对此，北大荒狩猎部落出身的博洛信心十足，他准备用“一打二骗三绑架”的不正当手段，套住郑芝龙这只“狡猾狡猾的老狐狸”。

“一打”的招术就是——派出固山额真富拉克塔统兵直逼郑芝龙的老巢南安，用大兵压境来给郑芝龙制造紧张空气。

“重压之下，必有懦夫”曾经不可一世的郑芝龙，心理压力果然开始急剧增大。

他赶忙给博洛同志写信，大谈特谈自己在引导清军入闽的“丰功伟绩”，其中有一、放弃仙霞关；二、从福建各地撤军；三、通令各州县严格执行“不抵抗政策”；四、通令各地为清军准备粮草被服，提供后勤保障。

博洛见郑芝龙有了反应，得知猎物已经上钩，于是开始实施第二招——骗。

他先下令富拉克塔将军队后撤三十里，摆出一副“友好相处”的姿态。

然后他派出大清内院学士额色黑为首的高级别代表团，去与郑芝龙举行“双边会谈”。

会谈中，郑芝龙见清方开出了单设“闽粤总督”一职，并让自己担任的条件，喜不自胜，决心加快降清的步伐。

就在他“大干快上”时，有一个人跑过来对他大泼凉水。

这个人，就是他的大儿子——同时也是隆武帝“义子”的郑成功。

当时还在儒家经典的海洋中遨游的郑成功，与他那眼中只有“利益”二字的父亲相比，世界观人世观价值观有很大的区别。

在他的观念中，人生除了“利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大义”！

他劝父亲，以山高水险、濒海临岛的闽粤作基地，收拾人心、大开海道、号召天下，为大明保血脉，为汉族存气节！

但郑芝龙认为，弘光朝凭借长江的天险，四镇的雄兵尚不能保全。现在仅凭东南的一隅之地，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清朝对抗，胜算的机率几乎为零。而一旦失败，则必然失去进一步谈判的资本。

郑成功见自己的意见不被父亲采纳，于是拉上叔叔郑鸿逵一起去劝说，但两人的意见一同被郑芝龙无情“棒杀”。

1646年11月15日，铁了心当汉奸的郑芝龙带着500名保镖来到了福州。

见郑芝龙正一步步向自己精心设定的陷阱走来，博洛终于使出了自已的第三招——绑架。

为麻痹这位在“誉满海内外”大混混，博洛专门成立了接待办，并亲自主抓郑芝龙的接待工作。

他大老远就跑到福州城外恭候郑芝龙的大驾，两人一见面，博洛就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在恭维的话说了一大罗筐之后，还特别保证原来让郑出任闽粤总督的承诺将“五十年不变”。

为增强表演效果，忠实粉丝的博洛当着郑芝龙拿出一支箭，朝天一举，折为两段后说：“若违此誓，当如此箭”。

这让相信少数民族“老实厚道”的郑芝龙，更是像加买了一份“人身保险”似的，心理的防线彻底崩溃。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郑芝龙受到了至高无尚的贵宾待遇，陆续出席了福州政界、军界、汉奸界、少数民族等界别为他举办的“高级别酒会”。

但在第四天的洪塘聚会上，当各界人士正在交杯换盏、其乐融融之际，清军忽然包围了酒会现场。

目瞪口呆的宾客突然看见酒会主持人——博洛先生来了个瞬间大变脸，只见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圣旨，以公事公办的严肃口吻向郑芝龙庄严宣告——“即刻进京、面圣听用、不得有误！”

郑芝龙现在才明白，自已被“貌似忠厚”的博洛给涮了。

但久涉江湖，经常被涮的郑芝龙很快冷静下来。

他和颜悦色地向博洛表示：“进京面圣听宣，吾所欲也；保持地方稳定，亦吾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面圣而求稳定是也！”

接着，他再次以自已如果忽然离闽，手下的兄弟们会搞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出来为借口，请博洛收回成命，宽限时日。

但年轻的博洛政治水平还依然停留在“擒贼先擒王”的初级阶段，离“斗争也需要适当妥协”的高级阶段仍还有相当长的一大段距离。

所以，博洛脑子一根筋地坚持郑芝龙必须进京，而且要即刻行动。

至于郑芝龙担心的问题，博洛也替他想好了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麻烦”郑芝龙以“教主”的名义给这些“心存不轨”的手下写信，请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接受整编。

在博洛这个不懂道理的“大绑匪”面前，一看“不识相就有会被破相”的郑芝龙只得一一照办。

做完了这一切，被绑架的郑芝龙在清军的“严密保护”下，恋恋不舍地告别家乡福建，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进京之路。

在北京，他受到多尔衮及顺冶帝的亲切接见。但对自已的“工作及待遇”问题，这两个“主儿”都只字不提。

随后，他们一行被安排下榻到一个“秘密的所在”，与“非典患者”一样被与外界完全隔离。

在渡过两年多的痛苦生活后，忽然有一天，郑芝龙同志时来运转，被清廷授与了“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爵位，并光荣地加入汉军正红旗的队伍。

郑芝龙虽然精通日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荷兰语，还做过专职翻译，但对满语这一小语种却一窍不通，所以他对这个“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爵位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但当他在入旗仪式上拜见旗主时，鼻子都气歪了。

因为这个要拜见的旗主，竟是一个被他认为如蠢猪笨狗般的小人物——左梦庚。

左梦庚，左良玉的儿子兼接班人，在被黄得功打败后，率领大部分部下投降清朝，被阿济格带回北京当作“归顺标兵”圈养了起来，后因“表现积极”被升任汉军正红旗旗主，并负责管理刘泽清、郑芝龙这些“投降大腕”。

郑芝龙不服左旗主是有原因的，想当年，他与左良玉江湖论剑、谁与争锋的时候，左梦庚这个小屁孩，还在撒尿尿和泥泥呢！

但世道就是这么不公平，已经年过半百的郑芝龙，现在就必须学会在左梦庚这个毛头小伙的领导下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

甚至连出城参加一次“北京一日游”，郑芝龙还得提前向左旗主打报告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出行。

唉！没办法，谁让人家比自己参加“投降工作”早呢！

后来，郑芝龙还搞明白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所谓的“一等精奇尼哈番”，翻译成汉语，就是个“一等子爵”。

在我国古代的爵位排名中，从高到低分别是“公侯伯子男”。这样算来，郑芝龙同志遭了一身骂，辛辛苦苦投了降，才仅仅混了个倒数第二的低等爵位。

在弘光朝时，郑芝龙同志已被封为南安伯。隆武朝时，再加封为南安候。

想当年，看今朝，郑芝龙心中的怨恨，如腾腾烈火，足以把那个当年哄骗自己的博洛烧成一根木炭。

人生啊！就像一列只能向前行驶的列车，不慎于初，必悔于终。

可爱的郑芝龙同志，虽然反省错误的过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您老应该欣慰地看到。

在东南沿海，您那个最有出息的儿子——郑成功，在抗清的大舞台上，已经“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了。

<h3>郑成功抗清</h3>

博洛在“绑架”郑芝龙后，就开始拿着他的信四处招摇撞骗。

别说，郑老大的信还真管用，在这一页白纸黑字的召唤下，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全部降清。

但却有一个郑芝龙“至亲至爱”的人，撕破他的招降信，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清的道路。

这个人，就是郑芝龙混血的大儿子——郑成功。

郑成功，生于1624年（天启四年）7月14日，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七岁以前随母亲田川氏居住在日本。

教育学家说：童年，是人一生的开始，她会影响人一生的性格。

七年多日本童年的生活，给郑成功的一生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让我借用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一本著作——，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中这个美国学者说，日本人象菊又象刀，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刚愎自用又从谏如流；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忠贞不二而又心存叛逆；既固步自封而又敢于接受新鲜事物……

虽然仅仅是短暂的七年，但这些“日本人双重性格”的基因已深深植根于郑成功的血脉之中，直至影响他的一生一世。

在郑成功八岁时，已是大明海军司令之一的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并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郑森。

接郑成功回国，目的就是让他接受国内更先进的教育，以免在日本这块“文化荒漠”里虚掷年华。

在随后的岁月里，郑芝龙为这位长子，提供了普通人家无法企及的教育条件。

另外，作为靠海盗事业“发家致富”的成功人士，郑芝龙不但让郑成功要“文明其精神”，而且还要“野蛮其体魄”。

郑成功也很理解父亲的这份苦心，所以，除了文化课之外，舞剑驰射等“体育项目”，也无不精通。

22岁那年，郑成功进入大明南方最高学府——南京国子监读书。

在国子监兼职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一见他写的文章就赞扬道————“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诚天才也。”

后来，钱谦益还主动收郑成功为自己的学生，并给其起了一个别字——大木。

大木者，国家之栋梁、社稷之伟器。

钱谦益的愿望没有落空，当弘光朝覆灭，隆武朝建立时，郑成功已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与隆帝帝“面对面”受到的那几句鼓励，对“说尽人间谎言无数”的皇帝大人来讲，或许这只是一次逢场作戏的演出。

但对于郑成功来说，却换来他一生至死不渝的回报。

以至他举起义旗，写信遣责降清的父亲时，曾这样写到：

“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众，朝廷不加诛，更赐爵命。……以儿之不肖，赐国姓，掌玉碟，畀印剑，亲若肺腑，即糜躯粉骨，岂足上报哉？……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

这封信，比起吴三桂那份“声嘶力竭”的告父书，更少了一份虚情，多了一份真意。

郑成功虽然举起了义旗，但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却不少，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自己缺少统军挂帅的能力，二是缺少与他一同真心战斗的士兵。

在隆武朝，他虽然曾奉命与傅冠出分水关，收复江西，但真正与清兵刀枪相向的战斗经验，却少之又少。

这个时候，与郑成功秉持同一理想的叔叔郑鸿逵来到了他的身边，成为他坚定的引路人。

他们叔侄俩来到南澳，开始用丰厚的家资来召蓦士兵。

那些清朝的“持不同政见者”、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志士、天不收地不管的海盗，纷纷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之下。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郑成功已成功拥有数千名身经百战的士兵。

郑成功的“不安分行为”招致了清军野蛮的报复。

1646年11月，他们攻进了郑成功的家乡安平镇，在例行的烧杀抢掠后，还奸污了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

这位刚烈的日本女性随之愤而自缢！

闻讯后的郑成功痛不欲生，他赶回了被清军劫掠一空的家乡，料理了母亲的丧事，并用黄金铸造了一尊母亲的坐像，饰以珠宝，朝夕上供。

在安葬完母亲后，他来到文庙，脱下所穿的儒服，焚之一炬。

对着圣德巍巍的孔子塑像，他慎重发誓：“昔为儒子，今为孤臣。”

因为他从此坚信：儒生的竹笔不能抵御武士的马刀，文教的力量难以抗衡野蛮的侵略。惟有和入侵者一样拿起刀枪，才能拥有生存的可能和尊严！

如果说他以前的举义只是为了“国恨”，那么，自今天这一刻起，他又增添了刻骨铭心的“家仇”！

为了能以牙还牙、以血洗血，他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647年7月，郑成功会同郑彩部队攻打海澄，8月，他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

1648年，南明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蓄积实力后再次出击，攻克同安县。5月，再围泉州。

一连串的进攻进攻再进攻，使郑成功逐步崭露头脚，成为一颗抗清战线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他的身边，东南沿海的抗清队伍正汇聚成一支让清廷胆战心寒的力量。

<h3>鲁监国抗清</h3>

在郑成功招兵买马、徐图自强时，在闽浙沿海，当年逃亡到海上的鲁监国，已重返大陆，并把“抗清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1646年6月，鲁监国在张名振这位“忠实粉丝”的保护下来到舟山群岛，请求“岛军区司令”黄斌卿予以接纳。

前面说过，这个黄司令的“行为做派”一如梁山前期的白衣秀士王伦，永远包藏着一颗“忌贤妒能、惟我独尊”的祸心，曾为了其一己之私，在背后黑了鲁监国手下的重臣王之仁。

但对张名振这一行人，黄司令虽然借口舟山是隆武朝的地盘，拒绝鲁监国入城，但却没有“再黑掉”，他在舟山主城外划出一块地盘，允许这些落难的人们暂时“借住”。

黄司令这样做，主要原因是他和张名振是一对“儿女亲家”，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佛面看亲面。

唉，任何时候，有关系就是好办事啊！

鲁监国、张名振就这样在岛上居住了三个月，听潮起潮落，观日升日落，常等闲，白了青年头。

驻守金门、厦门，仍未降清的永胜伯郑彩慧眼识珠，从茫茫人海中发现了鲁监国独特的利用价值。于是在这年的九月派出定海将军周瑞率400艘兵船夹到舟山群岛，接处境困难的鲁监国由浙入闽。

但郑家的老大郑芝龙已决定降清，知道此事后，就派人通知郑彩小堂弟，请他把鲁监国“包装”一下，当作见面礼赠送给清军统帅博洛。

但郑彩对降清不感兴趣，为防止郑芝龙背后“捣乱”，他把“货真价实”的鲁监国藏了起来，另找个了长相相似的人作为“水货”，摆在那里等郑芝龙来“处理”。

由于博洛的鲁莽和短视，降清后的郑芝龙很快被“绑架”北上，鲁监国再次吉星高照，成功逃过一劫。

博洛在靠郑芝龙的一纸书信招降了其十多万人马后，认为福建己进入了“和平建设期”，不久就率南征军打道回京了。

南征军一撤，清军在东南沿海的兵力顿时捉襟见肘。

这时，鲁监国的“独特作用”开始显示。

因隆武帝已经“壮烈驾崩”，独苗一根的鲁监国一复出，就立刻成为了闽浙两省抗清联军共同尊奉的“精神领袖”（郑成功同志除外，他依然奉干爹隆武为正朔）。

而这时闽浙两省的广大民众，对清朝新政府的“暴虐统冶”已经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纷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在各处点燃了抗清的熊熊烈火。

清朝在这里的“暴虐统冶”统治主要有三个方面：

1、自然是那个旨在阉割汉族男人气节的“剃发令”。

2、各界民众翘首企盼“轻徭减赋”的美事并没有出现，相反为应付旷日持久的战争，新政府反而加大加重剥削的力度。

3、大批清兵借“清乡安民”之名，行“扰乡害民”之实，每次清军下乡之日，便是百姓受苦之时，烧杀抢奸等“恶性犯罪事件”层出不穷。

在这些起义民众的配合下，鲁监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抗清斗争。

1647年1月，鲁监国在福建长垣誓师，封郑彩为建国公，张名振为定西侯，东阁大学士熊妆霖为太子太傅，提督杨耿、总兵郑联都率部加盟。

誓师后的当月，鲁监国的军队就收复了海南岛的海口。2月，又收复海澄。

7月，鲁监国御驾亲征，号召东南各省的大明子民发动武装起义，以迎王师。

一时间，闽浙大地“远近响应，义军飙发”！

7月4日，一支拥立鲁监国的义军攻克建宁，后又连克建阳、崇安、松溪、政和、寿宁等县。

8月，鲁监国亲率的军队又攻克连江，10月，又收复长乐、永福、闽清、罗源、宁德。

截止1648年3月，打着鲁监国旗号的福建各地义师，已收复了闽东北三府一州二十七个县，对省城福州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架式。

为尽快攻克这个大城市，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鲁监国亲临城外的闽安镇，指挥攻城。

每当好戏上演到高潮时，总会有些不和谐的音符出现，从而把戏从高潮拉回低潮。

这些不和谐的音符，在鲁监国基层政权的建设和高层人士的斗争两个问题上奏响。

基层政权的建设上，出现了各地义师自行建立政府，自主任命官吏，自由收取赋税，自发进行军事行动的局面。

这就导致鲁监国的国境内————“干红火、无效益”。

因为鲁监国的中央政府无法管理、控制这些基层政权，也就使鲁监国既无法集中财力办大事，也无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高层人士的斗争上，主要起因是鲁监国的“恩公”郑彩同志渐渐露出了“骄横跋扈”的丑恶嘴脸，想再次导演“郑芝龙操纵隆武帝”的续集————玩鲁监国于股掌之上。

“路见不平有人吼”，实在看不下去的大学士熊妆霖、义兴侯郑遵谦自愿加入到维护“皇权”的活动中去，与郑彩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但这场条件不对等的斗争结果却是：熊大学士被暗杀，郑侯爷被“包了粽子”（五花大绑后投入大海）。

听此噩耗的鲁监国，发出一番“忠臣被杀，如断手足，生之何益”的哀嚎后，准备投海自尽，追随两位先烈的英魂而去。

郑彩一见自己精心储备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就要自爆，赶紧出面劝阻。

在一阵好言好语的抚慰下，鲁监国狂躁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

想到肩负的使然任重道远，他决定忍下这口气。

但最后的底线还是要保持的，这就是————严厉追查肇事者。

郑彩爽快地答应了。

很快就有十名“肇事者”被查获，并即刻被处以“磔刑”。

经此事后，鲁监国对郑彩的感激之情荡然无存。

远在北京的多尔衮，一看博洛同志这一走，闽浙大地又变成了“牛鬼蛇神舞翩跹”的世界，只好再次组成南征军。由礼部侍郎陈泰（满族，名字为音译）、董阿赖（满族，名字为音译）、李延龄等统领，于1647年11月出发赶往福建，配合浙闽总督陈锦进行“反攻倒算”。

而此时的福建，鲁监国和郑成功正把“不合作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双方是“鼓声相闻”，却“打死也不相往来”。

这就给南征清军的各个击破提供良好的“可乘之机”。

1648年3月下旬，南征的清军进攻建宁，城中兵寡粮稀，守将王祁向在泉州、漳州一带活动的郑成功请求援助，郑成功表示了承诺。

但结果是直到4月4日建宁城被攻破，王祁战死，郑成功是既没有派战斗队来“给力”，也没有派运瑜队来“送粮”。

得到建宁后的南征清军又朝第二个目标猛烈冲刺。

这个目标，就是南明大学士刘中藻领导的义军。

刘中藻同志是福建义军首领中佼佼者，他领导的军队收复了福建及浙江的福安、罗源、景宁等八县，建立起一块统冶区域相当可观的“解放区”。

但这块“解放区”在清军的猛冲猛打，以及其它义师“隔岸观火”的情况下，陆续沦陷。

悲观失望的刘中藻同志选择了自杀成仁！

完成两个目标后的清军又向第三个作战目标——解福州之围冲刺。

福州城下的攻防战此时己呈现“围城”状态，里面的清军打不出来，外面的明军打不进去。

南征清军的加入一下改变了这一状态，得到援助的清军跃跃欲试，准备对围城的明军实施反包围。

见摘不到桃子反而可能被暴揍的鲁监国，只得下达了对福州的撤围令，全军向东退却。

进入福州的清军以此地为中心，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很快收回了被义军“解放”的广大福建地区，把鲁监国由“一国之君”，逼到闽浙交界的沙埕地区，无奈地当起了“游击司令”。

真是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

正当鲁监国连“游击司令”也快当不下去时，他的“忠实粉丝”张名振于1649年6月攻克了闽浙沿海的健跳所，并把鲁监国接来“团聚”。

在健跳所刚刚过了一段安定生活的鲁监国，忽然接到一封让他又好笑又好气的求援信。

信是“昔日恩公，今日仇敌”的郑彩同志写来的。

他向鲁监国哭诉郑成功在背后搞他，趁他在抗清前线浴血奋战之际，派兵袭击其弟郑联，占领自己的老巢厦门。

现在他请鲁监国伸张正义，和他联合起来，打败郑成功，收复厦门。

但鲁监国可没有“以德报怨”的高尚情怀，有的，只是“追打落水狗”的优秀品格。

他给郑彩玩了一招“笑里藏刀”，在表面答应派兵援助的同时，却暗地里发兵包围了郑彩的部队，并将其全部缴械收编。

失去枪杆子的郑彩同志立刻变成了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家寡人，几番思想斗争之后，决定还是去亲戚郑成功那里混碗饭吃。

他知道，如果直接去找年轻气盛的郑成功办这件事，那么成功的几率接近于零。

他采用曲线迂回的办法，找到了郑成功的奶奶黄老太太，请他去为自已说情。

在黄奶奶的撮合下，郑成功同意郑彩这个老同志脱下军装，转业为民，到厦门来养老。

郑彩同志就这样窝窝囊囊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过让他日后感到欣慰的是，郑家几个赫赫有名的兄弟中，就他混了个“自然死亡”。

鲁监国虽然趁人之危，无偿收购了郑彩的“剩余资产”，但日子过得也很不幸福。

这是因为，健跳所这地方实在太小太落后了！

在这块隶属于浙江临海县的小小卫所里，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吃穿基本靠抢，前途嘛，基本靠想。

想来想去，鲁监国手下的“二把手”张名振同志，又盯上了被“儿女亲家”黄斌卿霸占的舟山群岛。

1649年9月，他们浩浩荡荡开进了舟山群岛，宣布鲁监国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要求与这位仍打着隆武朝旗号的“岛军区司令黄斌卿同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黄司令当然一口回绝了鲁监国的“和平倡议”。

不过，他这次回绝的理由是——“本岛地窄粮寡，恐耽误大家大好前程，请各位另换大岛安歇”（似曾相识吧，参看水浒中王伦执行“关门主义”的经典语录）。

“另换大岛，翻翻中国地图就明白，东南沿海除了台湾岛和海南岛，最适宜我们发展的岛屿就是你这里了，我们要是有能力打下那两个大岛，谁还跑到你这里找不自在？”被拒之岛外鲁监国己经出离愤怒了。

他已不是三年前的鲁监国了，他这次可是带来大量走投无路的“打手”来的。

见来软的不行，鲁监国挥一挥衣袖，“打手”们便在第一时间挥刀动枪地“抢滩登陆”。

长年呆在岛上的黄司令军队，战斗力仍停留在三年前的层次上，丝毫没有的任何长进。

几个回合下来，竞被鲁监国的“百败雄师”修理了个稀里花拉。

打了败仗的黄司令自然不敢再牛逼哄哄，他赶紧上书向鲁监国请罪，并约定双方于9月24日举行和平谈判。

在谈判桌上，黄司的手下阮进忽然发飙，客串“林冲”，激情演绎了一出“手刃司令”的英雄壮举！

心有灵犀的张名振立刻配合，站出来迅急采取多项“善后措施”，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他首先以“亲家”的身份出面，上奏鲁监国后，礼葬了黄斌卿，并优养其家属。

然后对黄的旧部加以安抚，发放特别奖金，增加特殊工资，拉拢各位继续为鲁监国打工卖命。

最后由鲁监国出面，举行新老人物见面会。

在见面会上，鲁监国发表了热情洋溢而又亲切随和的讲话，号召大家以大局为重，大力支持他这位新领导的工作，呈前启后，继往开来，开创“反清复明”工作的新局面。

经过一系列的安抚工作，鲁监国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稳定了舟山的局势。

自此，“大明海上流亡政府领袖”朱以海同志，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块巩固的陆上根据地，为他的长久生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文 第二十二章 同室再操戈

在闽浙赣三省由“解放区”变成游击区后，南明的江山，也仅剩下了粤桂湘黔滇这五省了。

各种抗清力量迅速向这五省集结。

因地理的原因，粤桂两省率先垂范，勇敢地站在了抗清的最前线。

粤桂（广东、广西）两省在今天是两个独立的行政单元，但在明代，却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单元，统统归两广总督管辖。

当然，因为地域太大，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明朝中央政府又在下面分别设立广东、广西两个巡抚，来内部分开管理。

这些聚在一起抗清力量，摆在面前最迫切的任务，自然是要选出一个最高领导——“监国或皇帝”，以作为自己政权合法存在的法律依据。

现在张罗这件事最积极的人，是广西巡抚————瞿式耜。

这不仅是因为，拥有儒家正统观念的瞿大人，在帝位选举上有很浓厚的“血统”情节。

更主要是他认为隆武帝“兴亦匆匆、败亦匆匆”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亲不近，导致名不正；而名不正，导致事不成。

在当年在黄道周、郑芝龙以“贤能”为根据拥立朱聿键时，他曾以“血亲”为根据拥立过桂王朱由楥。

为何要拥立桂王？

这是因为，按血统排序，与大行皇帝崇祯血统最近的“王”，就只有福、瑞、惠、桂四个藩王了（万历帝留下的儿子们）。

但“国破山河在，花落知多少”，这其中，福王父子双双完蛋，瑞王全家重庆死光，惠王降清喋血京城。

现在迎风傲雪独自开的，就剩下桂王一家了。

桂王家的“户主”是老桂王朱常瀛，按辈分算，他是崇祯的叔叔，原封地在湖南衡州。

当张献忠带着“反政府武装”跑到湖南“流窜作案”时，害怕“壮烈殉国”的他带着三儿子安仁王朱由楥，跑到广西梧州避难。

而不小心丢掉的四儿子永明王朱由榔，就稀里糊涂地做了张献忠绑匪集团的“高级肉票”。

但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贵人自有贵人帮”，就在朱由榔性命难保之际，一个“混入革命队伍”中明朝官员暗中保护了他，让他和死神擦肩而过！

不久，张献忠又开始跑到四川寻找新的作案地点，朱由榔便乘机逃出虎口，以“难民”的身份在湖南永州“潜伏”下来。

南明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和部将焦琏，率军进入这一地区时，朱由榔终于否极泰来，被护送回广西梧州同父兄团聚。

真是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老话，就在朱由榔返回不久，饱经风霜的老父亲朱常瀛就挂了。

随后，他的哥哥朱由楥也由“安仁王”变成了“安息王”。

这样，援引大明“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法，朱由榔便由两字的“永明王”自动升格为一字的“桂王”。

现在，具有浓厚“拥桂”情节的瞿式耜，就直接向他的上司——两广总督丁魁楚建议，拥立新桂王朱由榔同志承继大统。

但“老奸巨滑”的丁总督，在没有获得隆武帝确切死亡的消息前，力主持重，并没有立即加入到拥桂派的行列中去。

直到隆武朝大学士何吾驺，写信告知他这一“国丧讯息”时，他才丢掉幻想，慌慌张张地加入到以瞿巡抚为首的“劝进”队伍中来。

1646年十月初十，经过照例的“三劝三推”后，年仅23岁的朱由榔同志，被大家拥立为监国，国都暂定在他的登基地——广东肇庆。

朱由榔同志承继大统，既有两大优势，也有两大不足。

两大优势，一是他内心善良。

善良，似乎不是政治家，尤其是乱世政治家所需要的“优秀品格”，因为一般而言，拥有这种品格的政治家，通常的下场就是变成强者桌上的“盘中餐”。

但朱由榔同志不同，他身上的这种品格，虽然没有给他带来事业上最终的成功。但他这一人性中最亮的闪光点，却让他得到瞿式耜、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倾心拥护，最终也使他能在环境更恶劣、敌情更复杂的残山剩水中，把南明的江山又延续了十五年，占南明整个历史岁月的90％。

一个善良的人，未必能得到历史的垂青，但却可以赢得无数人真诚的关心和帮助！

二是他的长相优势。

朱由榔同志相貌堂堂、长须垂胸、面如朗月，很像他的爷爷万历帝朱翊钧，颇有帝王之相，让人望而敬重。

但同时，他也有两大不足：

一是他是一个“失学少年”。

虽然贵为王爷，但由于连年的战乱，在他本应背起书包上学堂的时候，却打起包裹来逃难。结果逃来逃去，就错过了学习的黄金年龄。以致于他在登基之初，文化水平仍停留在一个“小学生”的层次上。

二是他性格懦弱。

懦弱的人，往往会在关键的时刻，逃避他本应担负的责任，而一个懦弱的帝王，当他逃避责任的同时，一起丧失的，还会有他珍贵的社稷和宝贵的生命。

也正因为后两个不足，使朱由榔同志就任监国之初，朝堂之上，就弥漫一股不和谐的风气！

这股风气就是太监专权和首辅之争。

这个专权的太监，叫王坤（又名王弘祖），他当年曾经跟着崇祯皇帝混过，精通“宫廷礼仪学”，现在在肇庆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完全够得上“国宝级的人才”。

在大家都对监国如何登基、如何接受大臣朝拜、如何封赏大臣等等形式问题，说不出个一二三四时，王坤同志上场了。

他发挥自己专业特长，把所遇到的难题一一化解，在得到大家钦佩的同时，也赢得朱由榔监国由衷的信任。

此后，朱由榔监国的一言一行，都要在王坤大太监的指导下方敢实施，王太监由此实际攫取了南明政府的最后决策权。

有权了，必然会有人来巴结讨好，第一个来和他走关系套近乎的人，就是两广总督丁魁楚。

丁总督因为在拥立活动中慢了下级瞿巡抚半拍，唯恐这位下级后来居上，成为首辅。所以就急匆匆地走这位专权大太监的门路，以使自己能够顺利成为朱由榔政府的首任首辅。

经过王大太监的“暗箱操作”，丁总督如愿以偿地入阁，并任首辅兼兵部尚书。

而获“拥立首等功”的瞿巡抚，也才仅仅得到个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书事的位置。

当了首辅的丁首辅有宰相之名，却无宰相之才。

他一是在国家高级干部的人事安排上，执行严厉的“关门主义”，把隆武朝的大学士何吾驺、苏观生、陈子壮等“社会知名人士”排斥于现政府之外。

二是在得知江西赣州失守后，他就带领朱由榔和刚搭好的政府班子，仓皇出逃到广西梧州，准备把广东的大好河山拱手让人。

他这种“低能”的举措，直接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南明绍武政权在广州建立。

绍武政权中的绍武帝，就是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

在隆武帝选择陆上逃难时，身为唐王（继承了他哥哥朱聿键的藩号）的他，却和另益王、辽王等四王选择了海上逃生。

实践证明，在清朝海军数量基本为零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安全系数极高的逃生路线。

朱聿鐭就沿着海上逃生路线，波澜不惊地“挺进”了广州城。

挺进广州的他，最初的理想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对于成为大明最高领导人这一伟大的抱负，他想都没有想过。

虽然他没有冷静地为自己思考未来，但却有人正在热心地为他谋划人生。

现在广州城里，朝思暮想，想让朱聿鐭同志由唐王“进步”为皇帝的，就是以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同志为代表的广州各级官员。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丁首辅执行“关门主义”的恶果，他把桂监国政府高官的名额都送给了“肇庆帮”，这实在让失势的“广州帮”极度郁闷。

恰在这时，又传来南明肇庆中央政府闻敌即逃的“糗事”，这让“广州帮”对“肇庆帮”的感情，由郁闷升级为鄙视。

鄙视之后的“广州帮”，内心升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何不援引兄终弟及的法律条款，另起炉灶，拥立唐王朱聿鐭同志为帝，这样大家便都可以因此而“共同进步”。

1646年十一月初二，在大学士苏观生、广东总兵林察（郑芝龙手下的部将）、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广州帮”文武官员的强烈要求下，朱聿鐭同志“勉为其难”，出任监国。

为抢在桂监国的前面，得到南明地方政府的承认。三天后，苏观生等人干脆趁热打铁，拥立朱聿鐭由监国升格为皇帝，改年号为绍武（自明年一月一日起正式使用），定都广州。

然后，绍武帝向南明各地方政府发出皇帝即位的“喜诏”，要求各地方政府承认——绍武政府，是代表大明帝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

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的商业规则，在政治上也同样适用，绍武帝的皇帝名号，在血统更纯正的桂监国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南明各级地方政府明确表示：“宁认桂监国的草，不识绍武帝的苗。”

这样，被桂监国血统优势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绍武帝，有效统治地域仅限于广州一城，他的国政府=市政府。

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国不在小，有权就行”，在绍式帝的“袖珍”政权里，苏观生同志升任首辅并进封建明伯。

在他的操纵下，他的“铁杆亲信”关捷光、曾道唯、王应华都以“拥戴有功”入阁并兼任各部尚书。

“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需要枪杆子”，深知得位不正的苏首辅尤其重视国防力量的建设。

除任命最有军事实力的林察同志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外，还“变废为宝、修旧利用”，把石壁、马玄生、徐贵相、郑廷球四大海盗集团，招安为绍武政权的“新编海军”。

绍武政权的“高调的建国建军行径”，立刻让逃到梧州的桂监国政权，陷到了万分尴尬的境地。

为挽回恶劣的政治影响，桂监国和丁首辅率政府班子在11月12日“回銮”国都肇庆。

11月18日，桂监国正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永历，国都仍为肇庆。

永历帝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派出兵科给事中彭燿、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嘉谟作为外交特使，到广州劝说绍武帝取消“第二中央”，归属“第一中央”。

彭燿同志把这一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苏观生身上，希望用“一劝二哭三闹腾”的不正常手段，来迫使这位首辅大人能尊重客观实际，遵守大明法律，作国家的功臣而不做民族的罪人，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拥护以永历帝为首的大明中央政府。

在做过一番深刻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后，彭燿和陈嘉谟同志双双“携子之手，与子同死”！

杀掉永历帝的外交特使后，苏观生同志摆出一副“我是中央我怕谁”的英雄架式，任命陈际泰为“讨伐军总司令”，组成“讨伐军”向广东肇庆发动进攻。

见绍武政权如此破坏外交礼节，损坏老朱家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光辉形象。一向温文尔雅的永历帝也变得“怒发冲动”。

他把韶关前线一万二千多名的精锐部队调下来，让“国防部副部长林佳鼎”带着，去找绍武帝的“讨伐军”拼命。

11月29曰，两个在粤建国的南明政权，在广东三水县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

第一仗，永历政府军胜。

初战告捷的“林副部长”充分发扬“宜将剩勇逐穷寇”的精神，率得胜之师直扑广州而来，企图将绍武政权消灭于“发芽状态”。

绍武政权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林察，临危受命，承担起保卫大广州的任务。

他利用自己与“林副部长”同族＋同事的关系，写信伪降。

放松警惕的林副部长兴高采烈，挥兵直投林察在三山地区，为他布下的“甜蜜大网”而去。

在这个“大网”里，林察总司令不仅为这位同族同事准备了陆军，还准备了海军（由招安的海盗组成）。

在林察总司令陆海军的联合打击下，永历政府军几乎全军覆灭，“林副部长”落水身亡！

永历政府唯一的这支机动部队，就在这场你争我夺的内战中烟飞灰灭。

“水货打败行货”的消息传到肇庆后，永历政府立刻陷入了一片“军事恐慌”之中，政府官员私下悄悄打点行装，准备再次跑路。

关键时刻，大学士瞿式耜自告奋勇，要去组建一支“民兵”武装，来保卫中央。

就在永历政府还在对这一方案是否可行议论纷纷时，广州方面传来了让他们“且喜且悲”的讯息。

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全部完蛋。

绍武政权为什么“如此之快就完蛋了呢？”

原来，听到内战中大获全胜的绍武帝君臣，立刻一个个变成“喜洋洋”。

为了发泄这种洋洋自得的情绪，他们君臣是既搞祭天，又搞祭孔，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继续对永历帝保持打压的态势，绍武帝继续陈兵边界，摆出一副“不破楼兰誓不还”的英雄架式。

就在这时，在福建“无事生非的清朝伪军部队”，在“集团军司令”李成栋，“政委”佟养甲的率领下，经潮州、惠州急速向广州挺进。

因为绍武、永历两政权正在“白吃白”，广东大地陷入了“无政府、无官员、无军队”的“三无”状态。

清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唯一能对他们的军事行动构成危胁的，就是那些仍在“坚守岗位”的塘兵（负责侦查、传送情报的军事人员）。

所以李成栋的清军每到一地，就采取“摸黑哨、打闷棍”的办法处理掉这些忠于职守的塘兵。

处理掉塘兵后，李成栋让人用缴获的南明地方官印，专门向绍武政府发出“平安无事了”的塘报。

接到塘报后的绍武政权，踏实地继续推进本届政府“粉饰太平”的工作。

1646年12月14日，李成栋派出300名身穿明朝军服的“特种部队”。从惠州出发，借着夜色的掩护，到达广州北郊。在次日天亮，城门大开之际，出其不意地闯入该城。

而这一天，恰逢是个好天气，风和日丽，万里无云。

带着打败永历政府军的豪情，怀着光复山河的壮志，神采奕奕的绍武帝带着自己的文武百官，莅临专门的军事人才培养机关——武学，视察指导工作。

当绍武帝与苏首辅正在为自己的“兵强马壮”感到欣慰时，忽然有“侦查员”向他们禀报敌情：鞑子来了！

闻此敌情的苏首辅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以“妄言惑众”罪将这位乱喊“狼来了”的“侦查员”斩首示众。

闯进广州城的清军立刻脱下明军这身“羊皮”，重新换上清军的“狼皮”。

披着“狼皮”的清军出现在“白发老者，不识干戈；垂笤小儿，未见刀兵”的广州街头，对这个在和平岁月里浸泡了两百多年的城市，造成了巨大的“恐慌效应”。

恐慌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入城清军的数量被“N”倍放大（N＞20）。

绍武帝君臣这才确信：“狼真的来了”！

但大批士兵被派去吓唬永历帝了，现在广州城连维持治安的“警察”都不足，更不要说上阵御敌了。

偌大的广州城就这样稀里糊涂被300名清军占领。

情急之下的绍武帝立刻想到了“化装出逃”，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他找了一条被子和一件破衣，把自已化装成一个可怜兮兮的乞丐，混入了趁乱出城的难民队伍中。

但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的“朱乞丐”一到城门口，就被清军雪亮的眼睛识别并当场擒拿，关在了东察院。

绍武帝失败的逃生经历让我明白：成功的艺术创作，是离不开真实而具体生活实践的。

为保护绍武帝这一“中国本年度风云人物”，“集团军总司令”李成栋派出专人，携带饮食予以“慰问”。

对此好意，绍武帝一口拒绝，表示：“作为太祖皇帝之后，若喝尔等一口水，吃尔等一勺饭，有何脸面见先人于地下。”

夜深人静的时候，绍武帝趁人不备，取下衣带，投缳自尽！

隆武绍武这兄弟俩，社稷在而存，社稷亡而殉，倒也算得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随同绍武帝被俘的，还有明朝的亲王、郡王共十六人。

“贫农”出身的李成栋，对这些昔日的“高级剥削阶级”，没有丝毫的热情和怜悯。

他连请示报告都不向多尔衮呈递，就把这些王爷们统统杀光。

首辅苏观生则趁乱逃脱，但这位“倔强无比”的同志既没有选择降清，也没有想着混出城去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而是跑到家中悬梁自尽。

死时，该同志在墙上留下自己简短的遗言——“大明忠臣、义固当死！”，完成了他“平日无功兴国家，难时一死报君王”的人生轨迹。

但让这位首辅死不瞑目的是，在他死后，他的“铁杆亲信”顾元镜、曾道唯等人，均没有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前进，反而屈膝降清，做了可耻的叛徒。

绍武政权就这样“昙花一现”后，永远地消失到历史的隧道深处。

她是南明最窝囊的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仅仅存在了四十天，连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绍武”年号，都没来得及使用一下。

她在历史上唯一引以为豪的“闪光点”，就是打赢了一场内战。

但就是这场内战，损耗自己和永历政权的力量，并加速了广东的陷落。

在清军占领广州后，为防止自己成为清军剿杀的下一个目标，永历中央政府悄悄收拾收拾，灰溜溜地告别国都肇庆，经广西逃往湖南。

正文 第二十三章 沸腾的红土地

<h3>小小的道滘</h3>

在李成栋、佟养甲率领清军消灭广州的绍武帝，吓跑肇庆的永历帝后，南明政府有组织的抵抗便趋于瓦解，正面战场迅速崩溃。

李佟集团军则继续扩大战果，趁势收取广东未降的府县。

1646年12月22日，北上的清军在英德打败明将陈课、童以振两部，占领广东北部重镇韶关。

1647年1月7日，继续北上的清军占领粤赣交界的南雄。

1647年4月1日，清军成功渡过琼州海峡，占领海南岛。

这样，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李成栋就凭着自己四千多人的“李氏清军”（主要由陕北人组成）和数万人的郑芝龙降军，完全占领了广东十府。

在这个占领的过程中，李成栋逐渐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现实：在广东这块红土地上，战胜政府军易，战胜非政府军（义军）难！

这一认识，首先来自于东莞一个叫道滘（念jiao）的地方。

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

“李氏清军”在占领东莞后，又发扬其“无恶不做的光荣传统”，对这个地方烧杀抢掠了三天（军队行话叫“放赏”）。

三天后，一支数百人“收获颇丰”的“李氏清军”，在道滘这个地方，遭到一大群“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损失惨重，约一百人被杀，所抢的财物及“MM”全部所夺。

逃回东莞的清军，自然不会善罢干休，他们又叫来了大批同伙，准备血洗道滘。

但这次清军结果更残，苦战六日，损兵两百。

事后，打了败仗的清军通过侦查得知，道滘这群非法武装的头目叫莫子元、叶如日。

他们把这一情况，迅速向刚被任命的“广东军区司令”（广东提督）李成栋汇报。

得报后的李司令结束了沾沾自喜的精神状态，派总兵陈甲领兵数千，由水路杀气腾腾向道滘逼来。

早就知道清军还会卷土重来的道滘人民，这几天当然不会闲着。

他们一边昼夜不停地抢修工事、打制武器、储存给养；一边向附近的沙湾、市桥、高鹤等乡镇紧急请援。

在这个曾诞生了袁崇焕的“英雄之乡”，普通的百姓政治觉悟和民族感情自然不会落后。

得到请援信的四乡百姓，在第一时间里自备武器粮草，紧急向道滘集中。

一时间，小小的道滘便聚集了战船千艘，义军万人。

刚刚准备完毕，陈甲的清军也由水面赶到。两家二话不说，立即开打。

大部分由“旱鸭子”组成的清军，在这场水上战斗中的结果可想而知——两千多名清兵被歼，陈甲被俘。

这是清军自侵入广东以来，遭到的第一场大败仗，它大长了广东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清帝国主义的威风！

它也再一次向历史证明：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道滘的胜利也让一个“东莞的社会精英人士”，由衷地感叹到：“清军能以三百人攻破大大的广州，却不能以数千人占领小小的道滘，可见我们家乡的民心可用啊！”。

这个精英人士，就是在东莞土生土长的张家玉。

张家玉，生于1616年，打小起，除喜好读书外，还爱好舞枪击剑、交江湖朋友，仿佛又一个“袁崇焕”重生再造。

1643年，他考中进士，因成绩名列前茅，直接进入“国家高级干部培养基地”————翰林院，任庶吉士。

这时，离袁崇焕英烈的故去，已13个年头。

13年来，大浪淘沙，水落石出。民间不断有人，对袁崇焕是否真的投敌叛国发出致疑，年轻的张家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京城，他曾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凭吊了这位同乡的在京故居，并写下了《燕京吊袁督师》一诗。“黄沙白雾皂雕旗，独赖孤臣两臂挥。热血作书招死士，裹疮临战立重围。遂令汉卒闻笳奋，共扫妖氛奏凯归。劳苦功高谁得似，中山何事谤书飞。”

自那时起，他就立下了这样一个志向，有朝一日，像袁督师那样，竭尽所能，不计诽谤，为国效忠。

第二年（1644年）的三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京城，张家玉被捉。

大顺军对这位“夙有清名”的大明官员相当客气，不仅没有将他纳入“追赃助饷”的黑名单，反而热情地邀请他“弃明投顺”，为新兴的大顺朝服务。

但家玉同志就是如此地不识时务，不但不降，反而搞起了绝食斗争。

绝食七日后，对他敬佩有加的大顺政府决定“网开一面”，放掉了这位耿气的“不合作者”。

被放后的他，知道自已在京已无所作为，就直接回到家乡静观其变。

弘光朝建立后，被人诬告犯有“投敌叛国罪”的他，被锁拿进京（南京）。

幸亏有人，拿出充分证据证明其清白，张家玉最终才被“免于刑事处分”，无罪释放。

弘光朝覆灭后，张家玉积极参与了“拥唐运动”，并在后来建立的隆武政权中，任翰林院侍讲，兼理吏、户、礼三科事。

不久，他被下派到郑彩军中，担任“政委”（监军）。

但郑彩阳奉阴违的做法让他认识到：依靠军阀建国，等于沙上筑塔。

明白了这一点，他立刻弘扬“知行合一”的精神，自己着手组建了一支小小的武装部队——武兴营新军。

在隆武帝汀洲遇害后，无粮无饷的他，一度对时局悲观失望，解散了新军，仅带了一部分骨干返回家乡。

道滘的胜利，让他在大发感叹的同时，也看到了希望。

他马上派出手下的参将陈登云，赶往道滘联络。

道滘义军头领莫子元、叶如日见这位名扬海内外的人士主动联络，异常高兴，他们马上派出战船，把张家玉所带的兵马及家眷等接到道滘，共商抗清大计。

张家玉的资历、名望、能力，使他一来就变成了这个抗清基地的“实际领袖”。

在他的主持下，道滘迅速完成了以下四项工作：

1、修泥城。

张家玉根据道滘的地形特点，提出一个“经济实惠，即刻可行”的工事修造方案——筑泥城。经过数千人热火朝天地加班加点，泥城在一夜之间便奇迹般地矗立在这块红土地上。

泥城内，坑道交错，陷阱、火炮、地雷依点设置，环环相扣，完全成了一个“绞肉机”式的堡垒工事。

2、整军队。

张家玉对这支来自四村八乡，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义军，申明约束，整顿军容，严肃军纪，使义军做到真为国、不忧民，取得当地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

在此基础上，他选出精壮骁勇的五千人，组成了“突击部队”，作为攻防作战的主力。

3、举义旗。

1647年3月4日，张家玉正式树起义旗，表示“弹丸之地”的小道滘将与“庞然巨兽”的大清国决战到底，并热忱欢迎华夏大地上，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加入到道滘的“反抗阵营”中来。

4、取东莞。

为将抵抗事业做大做强，张家玉并不死守道滘。他邀请博罗县的举人韩如琰，作为自已新的合作伙伴。约其从陆路进军，自己则率“突击部队”从水路接应，直取东莞。

双方于3月14日，发起水陆夹攻，当日就拿下东莞，活捉清朝新任命的“伪知县”。

张家玉四个快速而漂亮的动作，搞得在省城坐镇的李成栋晕头转向，特别是东莞的丢失，更让他觉得“无颜见大清权贵”。

为找回丢掉的尊严，1647年3月16日，李成栋全军出动，准备以武力收复东莞。

为确保此次胜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李成栋派出“秘密特工”，收买内奸对东莞的大炮作了特殊的“技术处理”。

3月17日，东莞攻防战打响。

义军在东莞城墙上架起大炮，计划对城外清军的阵地，展开轰击。

但经过特殊处理的大炮，在关键时刻，竟全部“哑口无言”。

大炮的无能为力，让义军的自信心大损，清军趁机发动了攻城战。

经过一天的力战，义军不支后退出该城，东莞重新落入清军的手中。

攻取东莞后，预谋对道滘斩草除根的李成栋，又开始进攻道滘的前哨————望牛墩。

与顺利攻取东莞不同，小小的望牛墩，成为清军一个新的“伤心之地”。

他们在这里苦苦地熬了七天七夜，扔下五六百具尸体后，才占领了这一块被鲜血染红的小高地。

3月26日，死伤累累的清军，终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来到了道滘的泥城下。

在清军发起进攻后，道滘的大炮这次毫不客气，滚烫的炮管中，发出一声声雄壮的怒吼。

在炮击中，攻城总指挥李成栋及其坐骑“幸运地中了头彩”。

坐骑当场炸了个粉碎，李成栋负伤，跌落到旁边的泥坑中，狼狈不堪。

两天下来，这支曾横扫东南的清军部队，竟在小小的道滘泥城下损兵折将，只能无可奈何地“望城兴叹”。

万般无奈的李成栋，忽然灵光大现，脑海里闪现出这样的一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他深信“重赏之下，必有内奸”，于是开出大价钱来收买内奸。

内奸李郝思现身了，作为张家玉的表兄弟，他参与过泥城的施工建设，熟悉其中的布防情况。

他给李成栋献上一份自画的道滘布防图，图上详细地绘制了泥城中的大炮、兵力、陷阱等部署情况。

对于奖赏，这个“井底之蛙”开出的价码并不高，只要求在城破之后，能得到一块叫李洲角的好田。

得到布防图的李成栋按图索骥，从泥城中的“薄弱”环节迅速攻入该城。

泥城被攻破后，不屈的道滘军民家自为战，人自为战，作出最后的抗争！发出最后的吼声！

血战中，数千义军被杀，数千义民同死。

死难的人民中，就有张家玉的祖母、母亲、妻子、妹妹、叔叔、婶婶等三十多人。

在亲人鲜血浸泡过的土地上，卑鄙、无耻的李郝思，终于得到了他那块“梦寐以求”的好田。

认为自己的责任，还远远没有尽到的张家玉，并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带着幸存的义军，撤到宝安西乡。

在清军带着杀戮者的满足撤走后，四面八方的人民齐聚道滘，将为国殉躯的军民集中归葬到金牛坊的一个特大水凼中，用泥土覆盖，命名为“道滘大坟”。

1826年，在道滘举人叶安济的倡议下，邻近各乡的人民，捐筹白银一千两，用麻石砌地，重新修整了此坟，以表达对一百八十多年前先烈的敬仰和缅怀。

生于斯地、葬于斯地、魄伴故园、情绕家乡！

伟哉，不屈的道滘军民！

壮哉，光荣的道滘山河！

<h3>桂林大捷</h3>

李成栋在与张家玉这一类“民间抵抗力量”死磕的同时，还在日思暮想地捕一条“大鱼”，好让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清统治者，见识一下他非凡的能力，为自己攫取“两广总督”这一职务，增加新的筹码。

这条“大鱼”，就是己由广东肇庆逃到广西梧州的永历帝。

1647年1月16日，李成栋带兵向肇庆进军，留守该城的南明两广总督朱治涧不战而逃。三天后，清军象征性地“挥一挥刀枪后”，便占领了这座永历朝的“废都”。

为将“追击进行到底”，李成栋继续向永历帝所在的梧州进军，南明思恩候陈邦傅不“思恩”而“思逃”，弃城滚蛋。

在此情况下，南明现任广西巡抚曹烨模仿古礼，脱下上衣，双手牵羊，向李成栋投降，并美其名曰“肉袒牵羊，以迎王师”。

李成栋虽然兵不血刃得到梧州，但心情却一点儿也不爽。

因为就在前几天，思想高度警觉的永历帝，己离开梧州，经平乐逃往桂林。

上天似乎想宽慰一下他受伤的心灵，这时，永历朝的首辅丁魁楚私下给他送来了一份大礼，并要求投降。

对如此美事，李成栋自然应诺，并派出副将杜永和，去和丁首辅接洽投降。

原来丁首辅见跟着不断跑路的永历帝混下去，实在是一项高度危险活动。为保证自己“多年积累的巨额财产”的安全，决定脱离永历帝，走李成栋的门路投降。

杜永和在接洽这位首辅时，见其家产整整装了三百只船，绵延数里，心中拥起对这位“巨贪”无比的垂涎，他马上将此情况通报给了李成栋。

李成栋决定“惩治贪官，为民除害”，他用两广总督的头衔，忽悠丁首辅返回广东，在半道上派杜永和予以劫杀。

结果，丁魁楚及其男性家眷全部被杀，女性家眷及巨额家产被李成栋军队瓜分，据说仅白银就有八十万两之多。

这都是金钱惹的祸，让我轻易宰了你！望着丁魁楚血肉模糊的人头，李成栋安慰自己稍稍不安的灵魂。

因为广东后方有张家玉等人在捣乱，李成栋不得已，带大部人马返回广东“平叛”，只派出一小股去桂林追击永历帝。

不明敌情的永历帝依然故我，敌进我逃，敌疲我驻，准备往湖南武岗去投靠军阀刘承胤。

东阁大学士瞿式耜坚定反对，他不客气地指出：“陛下是我们永历朝的象征，您己经逃了四次，每逃一次，人心就涣胜一次。如果再逃下去，局面恐更不好收拾。”

面对瞿大学士的指责，“好脾气”的永历帝作出的解释是——青山不老，绿水常青；能伸能屈，方为帝王！

无可奈何的瞿大学士，表示自己将留下来，与桂林共存亡。

永历帝勉强同意。

为表达自己心中的歉意，永历帝不但给了瞿大学士一顶“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的官帽，还给了太子太傅的荣誉称号。

送别永历帝时，瞿大学士强烈建议，为维系人心，皇帝不要离开广西，如果形势实在危急，就先跑到湘桂交界的全州去，千万不要跑远了。

永历帝虽然答应了，但实际过程中，他还是跑到了湖南西南腹地的武岗。

永历帝“率先垂范”地一走了之后，桂林城的南明官员，上至总督朱盛浓，下至桂林知府王惠卿，都像受惊的鸟儿，一个比一个逃的更远更远。

只有瞿式耜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官员留下来，成立了“过渡政府”，维持日常的运作。

到达桂林城外的数百清军，知道桂林已经“官去城空”，于是凭着一股“先入关中者为王”的骄横气焰，发动攻城战斗，一时间，竟然成功登上了西门的城墙。

“危难时刻现身手”，刚刚把永历帝护驾到全州，又连夜返回桂林的平蛮将军焦琏及时赶到，与登上西门城墙的清兵竭力死战，终于使这股骄横的清军非死即伤，狼狈逃出桂林城。

这是发生在1645年3月之间的事，两个月后，不甘心失败的清军，再一次对桂林发动了进攻。

这一次，瞿式耜可是信心满满，成竹在胸。

因为他在桂林城中，不但筹集了大量的兵力，筹备了大量的粮草。而且还准备了许多守城的利器——红衣大炮。

红衣大炮是司礼监优秀的“技术太监”庞天寿主持铸造的，结构紧凑、性能优良、质量可靠。

李成栋的清兵在军队建设上，迷信“二百五加葫芦卜”的精神，对新技术、新兵种的使用，远没有满洲“正牌八旗”那样重视和推广，结果这次麻烦大了！

在明军大炮一阵紧过一阵的炮火轰击下，攻城清军连桂林城头的砖头，都没有扒下一块，就成批成批做了南明炮兵的“移动靶标”。

等清军的战斗意志，被大炮轰得所剩无几后，“谁敢横刀立马，唯我焦大将军”的焦琏一马当先，率军从桂林杀出，对围城的清军实施“反围城”作战。

是役，清军损失惨重，李成栋派到广西的这支“优质清军”基本上被打残打废！

历史学家把这次大捷称之为“桂林大捷”。

“桂林大捷”是南明政府军，在东南沿海的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胜利。

这场战役，打破了清军（这次实际上是“伪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南明人民和军队，与敌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在“桂林大捷”后，焦琏领兵连取阳朔、平乐，尔后又与陈邦傅合兵收复梧州，把广西的清军全部“驱逐出境”，重新让这个地域广阔的边陲省份，插满了大明的旗帜。

“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我们在赞颂广西抗清明军浴血奋战的同时，还不应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个“幕后故事”。

这故事就是，在敌后的广东省，“岭南三忠”领导的义军，正用自已的鲜血和生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配合。

<h3>岭南三忠</h3>

“岭南三忠”除先前说过的张家玉外，还有“二陈”（陈邦彦、陈子壮）。

先说一下张家玉。

张家玉自从道滘撤退后，锲而不舍的他，在增城附近，很快就再次组织起一支数量相当可观的义军。

他把这支军队分为龙、虎、犀、象、豹五个营，自己则被推为大将军。

其后，他率这五个营，一举攻下龙门、博罗、连平、长宁、乳源、归善、河源等县。

攻下这些县城后，张家玉采取与民休息、长期驻守的办法，力争建立起一小块稳固的根据地。

在与清军的具体作战方式上，他采取了更番出御，战一而休四的“车轮”战术，让参与围剿的清军疲于奔命、顾此失彼。

1647年10月2日，张家玉领兵进攻增城。

翻开地图，增城距省会广州很近，现在增城是广州直接管辖的一个市，坐车仅需一小时，基本上属于广州的“城乡结合部”。

你打别的地方，李成栋同志可以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增城就不同了，要知道，连兔子先生，也是很保护窝边草的，况李成栋乎？

李成栋于是倾巢出动，赶到增城，与守军对张家玉的义军形成了内外夹击。

在清军的双重围困下，义军伏尸累累、血流成河，张家玉中箭负伤。

见突围无望，为不让自己成为清军的“活标本”，张家玉投水但自尽！

死时，年仅31岁。

说完了张家玉，说另一个忠义之士——陈邦彦。

陈邦彦，广东顺德人，因为其父是一名光荣的“民办教师”，耳濡目染的他，打小起就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但这并没有给他换来锦绣前程，因为他不是那种“死读书、读死书”的学生，所以在多次应考中，均未能中举，是一个典型的“应试教育”牺牲品。

仕途无望后，为了谋生，他接过父亲的教鞭，在大良北郊锦岩山下设馆授徒，成了大明千千万万“乡村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员。

弘光朝建立后，这位乡村教师面对学生，振臂高呼：“此时不思报国者，非丈夫也！”

自此，他告别了讲台，成为一名四海飘泊、命悬一线的“职业革命者”。

和两百多年后的同乡孙中山一样，他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上书。

他针对时局，精心撰写了万言书——《中兴政要》，开列了32条抗敌救国的方法，并千里迢迢，赶到南京进呈弘光帝。

可惜，正沉湎于舞榭歌台、梨园春色中的弘光帝，看到这封万言书后，仅发表了一句“此迂儒之议也！”的评论后，便一置了之！

隆武朝建立后，陈邦彦再把这份被“封杀”的万言书整理整理，上奏给隆武帝。

与弘光帝相反，立志中兴的隆武帝对这封“万言书”大加赞赏，并破格封陈为监纪推官，终于让这位在科举场上饱经风霜的士子，跨入了国家公务员的行列。

随后，他还与苏观生一道，参与了赣州的解围战。

赣州失陷后，清军开始进攻广东，他建议苏观生凭借五岭天险，阻挡来敌，被心中“另有所念”的苏大学士一口拒绝。

知道陈邦彦对自己已经心有怨言，已下定决心立绍武帝的苏观生，干脆派他去桂监国那里担任“联络员”，妄图想“借刀杀人”。

苏观生的愿望几乎变成现实，因为在绍武帝发起“独立运动”并杀了彭燿和陈嘉谟两特使后，一怒之下的永历君臣，就差点宰了这位“联络员”来败火泄气。

但以诚感人的陈邦彦，成功实现了自救，并被反派回广州进行策反活动。

知道自已无法完成重任的他，没敢返回广州，而是潜入了中途的高明山中，招募义师，等待时机！

在李成栋大举进攻广西，永历政权岌岌可危时，他想到一个中国军事学上常用的计策——“围魏救赵”。

他率领自己的小队伍，联络上了余龙等人的大队伍，组织起了上万人武装集团，跑到广州城下“游行示威”。

此举吓坏了呆在城里的清两广总督佟养甲，因为手头仅有数百人，他在关闭城门、全城戒严的同时，连连派出使者督促李成栋率主力回援。

李成栋只得遵令行事。

此举间接使“桂林大捷”成为可能，并让永历朝度过第一次“生存危机”。

引得李成栋从广西撤军后，在广州城下虚晃一招的陈邦彦，主动撤围。

他先和学生马应房收复顺德，尔后趁李成栋进攻张家玉之际，一举攻下江门。

视陈邦彦为心腹大患的佟养甲，竟不顾自已国家一品大员的身份，用卑劣的手段绑架陈妻何氏及两幼子，以此要挟他归降，但被他以“忠臣义不顾家”为理由拒之。

不久，何氏及两幼子一同被害。

1647年7月，在陈子壮攻打广州时，陈邦彦率军占领广州附近的清远等县城，以作战略牵制。

李成栋打败攻城的陈子壮后，下了狠心，决定铲除清远陈邦彦这颗令他深恶痛绝的“毒瘤”。

9月19日，李成栋四面包围了清远城。

这次，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中不断成长的“李氏清军”在攻城时，开始注重了对新兵种————“工兵”的培养和使用。

“工兵”们在步兵的掩护下，偷偷挖地道到城下，用火药爆开城墙，清军中的骑兵、步兵趁机蜂拥而入。

接下来，在惨烈的巷战中，陈邦彦身中三刀被俘，被押往广州。

劝降无果后，佟养甲下令将其押往四牌楼，在稠人广众之中将其“寸磔于市”。

临刑前，这位忠贞之士赋绝命诗：“崖山多忠魂，前后照千古。”

陈邦彦自起兵以来，日仅食一餐，晚上和衣而卧，枕戈待旦，与部下同患难，共劳苦。

因此他带出来的队伍，在各路义军中，战斗力是最强的，曾多次对陷入危险的其它义军施以援手。

所以，闻其死讯的各路义军，无不“泪飞顿作倾盘雨”，为这位令人敬重“陈老师”的离去，真诚地悲伤和惋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英烈士除深具民族气节外，诗文也饮誉当时，与黎遂球、邝露并称“岭南前三家”，并有“粤中杜甫”之称。

比起前“二忠”来，“岭南三忠”中的“第三忠”陈子壮是学习最好、官位最高、年龄最大，死得也最残的一位。

陈子壮，广东番禺人，年少时就异常聪明，是个“七岁能文”的神童。

1619年，年仅24的他，在“全国公务员考试中”，高中第三名（探花）。

其后，加入公务员的他，先后勤勤恳恳地为四个国家领导人（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服过务。

到了1632年，己是“四朝元老”的他，已官至礼部侍郎。

连自命不凡的崇祯帝，也每每称其“先生”，而不呼其名。

但后来因“政见不合”，他被崇祯赏了一顿“廷杖”后，“幸运”地下了诏狱。

直到第二年，崇祯帝才“法外施恩”，把他从诏狱里“捞”了出来，驱逐回籍，监视居住。

弘光朝时，曾以礼部尚书，隆武和永历朝时，曾以东阁大学士的高官显位，请他“出山”，但都被他一一回绝。

但在绍武帝和永历帝的“正伪之争”中，他坚定地站在永历政权的一边，上书表示拥戴。

在清军侵入广东，家乡沦陷时，已过了“知天认命”年纪的他，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己”，亲自操刀上手，拉起了一支义师，发誓与清王朝干到底！

当过大官的陈老爷子，要整就整大的，在1647年六月末，他和陈邦彦约定：攻打广州。

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认为，时下攻打广州，确实有四个有利因素。

一是李成栋正统兵在外，与广东各地的义军死磕，偌大的广州城只有清兵两百。

二是城里有了“自己人”接应，已降清的原广州卫指挥使杨可观、杨景晔，良心发现，自愿反正，配合义军攻城。

三是城里还有一面现成的“旗帜”————已出家当和尚的赵王朱由棪。

四是为确保此事万无一失，他还派出三千“花山盗”向佟养甲诈降。目前，这些人已成功取得了广州东门防守权。

起义的日期陈老爷子也选好了，七月七月七夕节。

“七夕节”是地下牛郎和天上织女相会的日子，也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

选这么个日子，大概陈老爷子已经盘算好了，让佟养甲与阎王爷，于此日在鹊桥相会，不见不散。

但“细节决定成败”，这个“近似完美”的计划，却坏在陈老爷子家的一个小小家丁的身上。

这个小小家丁，是陈老爷子七月五日派到广州城里贴传单的。

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这个小家丁被清军巡逻的士兵抓住。

一顿严刑拷打之后，“思想政治觉悟不高，意志不坚定”的小家丁，供出了这一“天大的秘密”。

得到这一秘报的佟养甲，立即采取行动，一方面捕杀杨可观、杨景晔，以“犒赏”为名诛杀“花山盗”三千人，勒令赵王自尽；

另一方面派出使者，请李成栋无论如何，要派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于七夕节前夜返回广州。

不知广州城已经“地覆天翻”的陈老爷子，在七夕节的三更，对广州发动了进攻，但迎接他们的，是城头猛烈的炮火。

陈老爷子这次打广州，所带的部队大部分是坐兵船来的，炮弹落在了兵船上，导致了不少船只当场起火。

这一夜，又恰好是北风大作。

风助火势，使逆风行驶的义军船只，由少数着火变成了多数着火。

佟养甲乘势出城反击，陈老爷子败守白鹅潭。

不轻言放弃的陈老爷子，还想再打广州城。

但历史也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李成栋已率军从新安赶回，并加入了对陈老爷子的进攻中。

在佟李的联合打击下，陈老爷子只得无奈地领兵，先退守九江，再退守高明。

在“剿除”了清远的陈邦彦后，十月下旬，李成栋又率本部兵马，和施福（原郑芝龙的部将）的“二伪军”，对陈老爷子扼守的高明县，发动了大规模地进攻。

这次清军攻城技术，又有了新的提高，由“工兵”挖洞填炸药，改为“炮兵”集中火力，进行“集中连片、由面对点”的轰击，操作更方便、效果更明显。

在猛烈炮击之后，高明县的一段城墙轰然倒下。

清军骑步兵急速跟进，冲入该城。

在巷战中，陈老爷子受伤被俘，也被押回广州，交佟养甲审理。

佟养甲以杀害陈老爷子的幼子相要胁，妄图逼他变节。

“舐犊之爱，人皆有之”，陈老爷子曾经犹豫再三，最后却选择宁死不屈。

他向佟养甲说道：“我儿子的生死，在你而不在我，悉听尊便”。

佟养甲逼降不成，怒而生恨，想了一条杀一儆百的毒计，判处老爷子惨无人道的“锯刑”。

“锯刑”即用铁锯，将人从头顶向下，锯成两片。

行刑时，刽子手因人的躯体晃动，无法锯下去。

陈老爷子对刽子手高喊：“蠢才，界（锯）人需用木板也！”，刽子手才领悟用锯行刑的方法。

至今“界人须用板”的典故，仍在广州父老当中流传。

在行刑现场，凶残的佟养甲遍召“广州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坐堂上观其受刑以惧之，还恶狠狠地问道：“诸公害怕吗？”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当自己的鲜血从头顶喷出，溅满全身时，老爷子依然骂不绝口，直到生命的最后逝去！

观刑“诸公”，害怕者有之，惋惜者有之，掩面落泪者亦有之。

但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动，以及对自已苟且偷生的卑视和自责。

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编剧家黄锡龄，还根据陈老爷子的光荣事迹，编成大型历史粤剧——《血染越王台》。

公演之时，依然让三百年后的今人，怦然心动、潸然泪下。

英烈的鲜血不会白流的，就在他们为复国理想、中兴事业，血洒疆场或刑场时。南明，在一点一滴地汇聚着反击的力量。

一场惊天裂变的巨幕已悄然拉开！

正文 第二十四章 惊天裂变

<h3>全州大捷</h3>

逃到湘西南武冈的永历帝不久发现，他在这里的心情，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不爽。

这倒不是武冈的生存条件太差了，相反，这里不仅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而且还山青水秀、气侯宜人。

让永历帝心情严重不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正被刘承胤这个小军阀——“玩弄于骨掌之上”。

刘承胤，大明军队专业化干部，因常使一根铁棍，人赠外号“刘铁棍”。

崇祯年间，“刘铁棍”曾任黎靖参将，因平定武冈袁有志起义，以及成功救出岷王世子的“特殊贡献”，被升为副总兵。

弘光朝时，他又被升为总兵，专门负责镇守武冈。

惊魂不定的永历帝，初来乍到时，也曾受到这位“刘铁棍”的热情接待。

为表达谢意，永历帝将其由隆武帝封的定蛮伯，加封为武冈侯。

民风淳朴、美丽险峻的武冈，一度吸引了永历帝的眼球，他把此地改为奉天府，打算由“暂居”改为“长住”。

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久，又被提升为安国公的“刘铁棍”，逐渐露出了其丑恶凶残的嘴脸。

他接连杀害了几个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还随意斩杀南明其他友军来使。

后来，因为和皇帝闹了一点不愉快，这个素质低下的小军阀，就干脆挑动手下跑到宫中，向永历帝“索响”。

一路逃难而来的永历帝，早已身无分文。

在虎视眈眈的逼迫之下，他只得动员王皇后把宫中“簪珥首饰”拿出来，这才让“索响”的大兵们一哄而散。

经此一事，永历帝在武冈的生活，便变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了，日日夜夜、惶恐不安。

经此一事，“刘铁棍”知道君臣情分已绝，开始密谋废掉永历，立自己的女婿岷王为帝。

恰在这时，督师湖广的大学士何腾蛟，来到武冈朝见永历帝。

见到这位“孤守两湖、独撑危局”的老臣，永历帝像见到亲人似的，向他滔滔不绝讲起了“刘铁棍”种种违禁犯上的不轨行为。

听着永历帝的痛苦讲述，何督师顿时触景生情，忽然也想起了自己一年来的悲惨经历，不禁悲从中来，泪如泉涌！

何督师在湖南整合了政府军，收编了大顺军，这让他手头掌握的军队，一下涨到了十二镇，近十五万人。

在如何使用这些丰富的“军力资源”上，这个“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骨子里永远脱不了轻“响马”（大顺军）重“南军”（政府军）的惯性，特别对张先壁、曹志建、黄朝宣这些政府军将领，更是“恩爱有加”。

除多次为他们加官请爵外，在粮草供应方面，也是优先保障。

可这并没有换来他所期侍的“丰厚回报”，这帮人仍然是扰民有余、御敌不足、不听指挥、胡作非为。

失望至极的何督师，于是分别从广西、贵州、云南等“老少边穷”地区，招来了三万多人的武装力量，作为自己的“督标亲军”。

他企图用自己的这支亲军，镇住下面这些不听话的各派武装，形成“强干弱枝”的局面。

在增添了这三万多拿高薪的“军务人员”后，湖南的财政更加紧张。

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何督师在湖南，除突击加派“救国义饷”外，还提前预征了一年的农业税。

结果，湖南每亩民田的实际负担，比崇祯时代提高了六倍。

即使这样，湖南仍然有很多地方的财政，仍是“缺米下锅”。

何督师只得“饮鸠止渴”，开始卖官售爵。

但这仍还是收不抵支，他便指使下属，敲诈富户，让其捐资助饷。

政治、经济、军事是一个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结合体，何督师这一轮“整军备战”搞下来，让整个湖南物价飞涨、经济凋敝、民怨沸腾。

为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何督师打算内部矛盾外部解决，于1646年九月，发动了“秋季攻势”，先向清军占据的岳州进攻。

但这次明显缺乏“给力”的北伐，非但没打下岳州，反而几乎赔光了“督标亲军”的全部人马，并引发了多尔衮对湖广战场的“重新认识”。

在平定浙江后，多尔衮派遣“汉奸俱乐部”的三个高级会员——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组成“平南军”，于1647年2月16日，会同佟养和一起以岳州为基地，对湖南发起了全面进攻。

何督师紧急调马进忠、王允才部，加强长沙的防卫。

但就在两部还在回援途中时，清军己占领湘阴，兵锋直指长沙。

长沙守将王进才一看兵力不敌，立即保护何督师等乘船南撤，2月25日，清军占领长沙。

长沙失守后，湖南局势一发不可收拾，浏阳、常德、衡州等重要城市均陷入敌手，何督师退到湘柱边界的永州地区，聊以度日。

君臣二人“互道衷肠”后，才慢慢愣过神来。

下一步，该怎么办？

跟何督师去永州，不现实，那地方，现在已是新的“国防前哨”了，清军随时都可能“朝发午至”，危险系数太大。

何督师于是建议永历帝不要犹豫、不要徘徊，下定决心，移跸桂林。

见“何老首长”竟然来和自己搞“同业竞争”，“刘铁棍”干脆一棍子戳到底，上疏要求解除其督师职务，改任为户部尚书专理粮饷，妄图将这碍手碍脚的“老首长”一脚踢出军界。

得到永历帝拒绝后，他便直接面见何督师，拿出一副“督师舍我其谁”的架式，请“何老首长”乖乖交出军权。

“何老首长”则不紧不慢地告诉“刘铁棍”，出任督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皇帝的任命，第二是能指挥动郝永忠、马进忠、张先壁这些大腕级将领。

“刘铁棍”傻眼了，不用说兵多势众的郝永忠了，就是实力最差的张先壁，人马都是自己的好几倍，甭说指挥，就是能让这几位“仁兄”，别来抢自己的生意，就阿弥陀佛了。

“此路不通、则走彼路”，头脑简单的“刘铁棍”，想出了一个一了百了的办法。

这就是干掉何腾蛟，使他的手下，自然而然地听命于自己。

何腾蛟，一个“官场斗争经验何等丰富”的人，对“刘铁棍”不法行径，很快心知肚明。

他上疏永历帝后，得到了赵印选、胡一青两营滇军，作为“贴身护军”。

在一个黑漆漆的夜，他忽然率这两营军开拔，返回永州。

得到“何老首长”午夜狂奔的消息后，无可奈何的“刘铁棍”，只能落得一声叹息！

逃回永州后的何腾蛟，立刻授意张先壁，率几万人开到武冈，去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刘铁棍”。

张先壁带领几万人马，没几天就来到武冈城下。

此举立刻让“刘铁棍”抓狂，抓狂之后，他仗着手中有永历帝这块牌子，指责张先壁“犯阙”。

有备而来的张先壁，则针锋相对地痛骂刘承胤“劫驾”。

这场官司的最后裁决者，便只能是南明最高统治——永历皇帝。

永历帝终于找到了当领导的感觉。

他“煞有其事”派出兵部官员龙之沫，前往张先壁的营中宣谕和解。

宣谕后，永历帝让张先壁率军，到离武冈不远的沅州驻扎。

这样做，等于给“刘铁棍”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也让自己有了一份安全保障。

在张先壁驻扎沅州后，“刘铁棍”一下子变成了“刘木棍”，相对老实多了，“废桂立岷”的政变计划也静悄悄地胎死腹中。

可这舒坦的日子，永历帝还没还多久，就秋天来了，清军也来了！

在长沙、衡州结束了“避暑”的清军，趁着秋风送爽，又开始对湖南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

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永历帝所在的武冈。

除郝永忠在桂阳、张先壁在沅州进行拆抗外，其它的南明将领，非战即降，孔有德率领的清军，很快到了离武冈不远的斗溪铺。

“刘铁棍”派出部将陈友龙等迎战，但战斗的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

他手下的蒋虎、孙华、聂鸣鹤、张承明、张大胜等重要将领，全部战死，清军现距武冈仅有三十里。

在这令人垂头丧气的事实面前，没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刘铁棍”的人生抉择，就是————投降。

为表示自己投降的热情和诚意，“刘铁棍”同志一边剃头“表决心”，一边派人找到“平南军”的一把手孔有德，表示可以把永历帝，当作“见面礼”，送给清方。

凡事都应该有一个“度”，“刘铁棍”的积极主动，不但没有让孔有德心花怒放，反而让他疑心重重。

作为投降业中“资深人士”，多次投降又多次反叛的孔有德，最怕的，就是别人和他玩“假投降”。

所以，对于“刘铁棍”的投降，他没有一口拒绝，也没有马上接受，而是用“研究研究、考虑考虑”的官场常用语来敷衍。

这就给永历帝的再次安全出逃，提供了“一线机会”！

永历帝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尤其对潜伏的危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他见清军步步逼近，而平时大言不惭、趾高气扬的“刘铁棍”，现在却默不吱声、行踪诡秘，感到情况有些不妙。

为防万一，他决定移跸靖州，并请出“刘铁棍”的老娘，请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这位饱受儒家教育的老娘，倒也深明大义、当仁不让。

在“刘铁棍”外出接洽投降，不在武冈的情况下。这位老人家，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威”，强令“刘铁棍”的手下打开城门，送永历君臣出城。

往靖州方向走了二十里，永历帝“先知先觉”的脑袋，再一次“灵光大现”。

他吩咐手下：“靖州是刘承胤的地盘，不可去，从小路速回广西。”

恰在这时，天又降下大雨，饥寒交迫的永历君臣，深一脚、浅一脚，找路直奔广西。

走到达广西古泥时，终于碰上了一支“亲人的队伍”————总兵侯性，领兵前往接驾。

感动万分的永历帝，就在侯性的护送下，安全到达柳州，完成了这次凶险而难忘的“逃生之旅”。

侯性因为这次特殊的贡献，立即被“火线提拔”，进封为商丘伯。

这次逃难时，为了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永历帝在半途，还特意命首辅吴炳护送皇太子，取道城步县入广西。

结果这回却“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两人都没有永历帝那么幸运，途中一起被清军擒获，押往衡州。

“刘铁棍”费尽周折，投入孔有德的怀抱后，随即引清兵占领武冈。

发现“见面礼”永历帝己经逃走后，大惊失色的“刘铁棍”，赶忙派出护军统领钱国安，带领一千名骑兵追往靖州。

这自然是无功而返！

在这次清军对湖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除了制抚堵胤埸率马进忠仍据守九溪，曹志建领兵扼守湘桂交界的龙虎关外，湖南各地都被清军占领。

何腾蛟见自已在湖南两年多的“经营成果”毁于一旦，也只得悲戚戚地离开湖南永州，撤到广西兴安。

随后，何腾蛟手下军事实力最强的郝永忠部，也随之来到兴安。

鉴于兴安太小，无法解决郝部的后勤问题，郝部便向桂林进发，希望能得到瞿巡抚的“关心和帮助”。

但瞿巡抚，却带着更高度数的“有色眼镜”，来歧视郝永忠这位曾有过“历史污点”的原大顺军将领。

他不但拒绝郝部进驻桂林城，而且连粮草也不给予供应。

愤懑不平的郝永忠，便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老传统，成立了“征粮队”，在桂林郊外实行“就地征粮”。

“征粮队”不时和当地民团发生流血冲突，搞得军地关系分外紧张！

这时侯，已是1647年11月了。

在这个黄叶飘零的晚秋，清军耿仲明部越过湖南边境，对广西北大门——全州，发动了新一轮攻势。

眼见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何督师、瞿巡抚这次紧密地团结起来，认认真真地组织了一场事关南明生死存亡的“全州会战”。

南明这次参战的将领，是五个经过“大浪淘沙、百炼成钢”的将军——郝永忠、焦琏、卢鼎、赵印选、胡一青。

南明这次参战的士兵，有原大顺军、湘军、滇军、桂军，倒也个个算得上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人数上，南明士兵约有十多万人，诸营并连，首尾亘三百里。

更重要的，全军上下此时的确有了一股同仇敌忾、誓死抗争的悲壮气概。

胜利的种子由此播下。

南征以来，一路顺风顺水、高歌猛进的耿仲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全州会是自己遭遇的下一个“滑铁卢”。

11月13日辰时，全州保卫战正式打响。

焦卢赵胡四将，负责对清军耿仲明部发起正面进攻，郝部则负责绕道小路，从背后发动袭击！

正午时分，当两军激战正酣之际，郝部“凶狠的一刀”，忽然朝清军的背后砍去。

在桂林城郊，受尽民团窝囊气，极想找机会发泄的郝永忠，现在终于有了撒气的对象。

他身先士卒，率骑兵卫队，直冲清军的“总指挥部”，一举打瘫了清军的“中枢神经”。

失去指挥的清军，乱作一团，奔溃北走。

南明军队趁势追击，把清军一举赶出广西境内。

据明军战报的不精确统计，此役“杀虏千余级，夺大西马三百余匹，小马无算，火炮、弓箭、衣甲、器械不计其数”。

历史上把这次大捷，称为“全州大捷”。

与比上次的桂林大捷不同，这次战斗中歼灭的，主要是由辽东汉人组成的“汉八旗”。

这支队伍属于清军中的“第二精锐”，战斗力仅次于正宗的“满八旗”。

这比起上次打败的“李氏清军”来，又整整提高了一个档次。

闻此大捷的永历帝，龙颜大悦地对这次难得的胜利，及时做出了总结表彰。

他专门下诏，赞扬这次大捷——“真中兴战功第一”。

随后在12月5日，永历帝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由柳州移跸桂林。

永历君臣还不知道，正是由于这次大捷，引发了清军内部阵营发生了巨大的分化。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降清的两个“重量级”人物——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宣布反正归明。

一场惊天裂变终于开始了！

<h3>江西反正</h3>

参与江西反正的，是清朝江西正副军区司令（正副提督）金声桓、王得仁。

金声桓，辽东人，原是明宁南侯左良玉的一个部将，在明亡时，已做到了总兵官的位置。

1645年5月，在“老主人”左良玉忽然死亡，“小主人”左梦庚向阿济格降清时，金声桓也一同投降。

多尔衮对明朝投降过来的武装集团，绝大多数采取的，是“囚主而用仆”的方针政策。

于是，降清后，左梦庚被带回北京，“恩养”起来。

而金声桓，则带领手下来到江西战场，充当炮灰。

王得仁，陕西米脂人，外号“王杂毛”，年少时候，为混一口饭吃，早早就加盟了李自成的反政府武装，为大顺朝的“做大做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自成同志牺牲后，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便投降了阿济格，并也被派到了江西，成为金声桓的副手。

一条东北汉子，一条西北汉子；一个曾经“保政府的”，一个曾经“反政府的”，在这纷繁复杂的乱世，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一起，开始了他们不离不弃、生死与共的传奇人生。

在江西，这两个“最佳搭档”，不费清政府的一兵一卒，就先后攻抚州、吉安、广昌、袁州、赣州等十一府，擒杀了永宁王朱慈炎，活捉了南明江西巡抚邝昭，消灭及整编了大批南明军队。

立下如此赫赫战功后，这两人觉得有资本、有必要跟大清中央政府，进行一番讨价还价了。

他俩联合上书，要求大清中央政府，从国家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出发，授与他们“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

目睹南明“枪指挥党”怪异现象的多尔衮，自然不会把江西的行政权、用人权拱手相让，让这块地方在这两人手中，蜕变成一个“独立自由的小王国”。

他三下五除二地驳回了两人的“无理要求”。

当然，为了安慰他们那颗受伤的心，他还是把这两位的官职，由镇守江西的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的总兵官，算是由“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

但同时，多尔衮也做出了硬性规定：“今后，所有事关剿抚等重大事项，必须与该省的巡抚、巡按会商后方可执行；会商意见不一致的，要报告给东南最高行政长官洪承畴同志，做最后的裁定！”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忙”，得到这个意外结果的金王两人，大失所望，可劲地痛骂多尔衮“刻薄寡恩”。

怒火，正静悄悄在金王两人心中积压、酝酿，就差一个爆发的机会了！

机会来了！

这就是发生在1647年底的全州大捷。

在与清军三年多的并肩作战中，俩人逐渐认识到，这样两个事实：

一是满人的实力，并没有吹嘘的那么神，只不过象一头贵州驴子————技止此耳罢了！全州大捷就很好证明了这点。

二是各地汉人“反清之意未灭，复明之心不死”，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必然风起云动、天下响应！

俩人相信，时势造英雄，自已完全可以，做一个振臂一呼的英雄，引导汉族人民，去建立一个有利于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新政府”。

就在这时，江西巡抚、巡按这两个可恶的上司，又很不识相地给他们添了一把火。

金王两位在收取江西时，凭借暴力抢夺，在战争中，迅速积累了巨额的“灰色财富”。

“见人发财，分外眼红”的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不时胁迫这两位司令向他们“行贿买平安”。

在私欲得不到满足时，章董就偷偷整点这两位的黑材料，时不时向多尔衮打份小报告。

这回，章董又把贪婪的黑手，伸向他们，要求两位出点血——捐银三十万两，作为军费。

这不是要他们出一点血，而是要他们流一大摊血。

这个无理要求，气得王得仁副司令“声如嘶吼，目睛皆出”。

大官逼小官，小官不得反，反他娘的。

1648年1月27日，金王两位司令先发制人，在南昌宣布江西改旗易帜，反清复明。

同时他们使用暴力专政手段，迅速逮捕了大清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等多名高官。

对于这些捕获的高官，两位司令是这样处理的。

“首恶犯”章于天，有制炮专业特长，免死，升为兵部尚书，专门负责为新政府制造新式火炮；

“协从犯”董学成、迟变龙等，只会当官，无专业、无特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反正后，金声桓自封豫国公、王得仁自封建武侯，请出了在弘光朝被“下岗”，回老家新建闲住的原大学士姜曰广，让其重新“上岗”，并主持新政府的全面工作。

南昌有一半多的政府在职官员，先后参加了这场“反正运动”。

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江西的吉安、饶州、袁州等地的官员，纷纷响应，宣布脱离黑暗的清政府，回归光明的明政府。

清朝在江西的地盘，一下子只剩下了赣州和广昌两府。

金王两人派出代表，秘密联络广西的永历政府。

实现成功对接后，江西便奉永历正朔，正式成为大明永历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下一步奋斗的目标，就是向何方进军，打败清军，收复河山，“多快好省”地建成大明永历帝国了。

经过会商，金王制定了“两步走”的进军计划。

第一步：北上拿下九江；

第二步：沿江东下，直取南京，迎永历帝还都，以政治上巨大的轰动效应，带动全国人民一起反正。

第一步计划，由于清九江知府吴士奇等各地官员的“蜂拥归附”，提前实现了。

到二月末，王得仁的军队已顺利接管九江、广济、黄梅、湖口、彭泽等地区，成功控制了长江中段航道。

在这一区域的辐射作用下，邻近的湖北、安徽许多地方的人民，按捺不住“保家复国”的热情，纷纷扛起了大刀长矛，背起了土枪弓箭，加入到起义队伍的洪流中来。

清朝在这两省的统治，顿时冰消雪融，趋于瓦解。

武昌告急！江南告急！大清帝国告急！

面对遍地反抗的烽烟，来不及做过多反思的多尔衮，紧急调兵遣将，于1648年3月25日开始了艰难的“武叛平叛”。

他调动的兵马，共有三路。

第一路是驻京八旗，由征南大将军谭泰、固山额真何洛会（两位均为满族）统领，赶往安徽的安庆，会同降将刘良佐部，由北向南进攻。

第二路是南京驻军，由江南总督马国柱率领，溯江而上，在安庆与谭泰会合。

第三路是湖南的平南军，由孔有德等三王率领，率主力由湖南回防武昌，镇压湖北各地的民众暴动，确保长江以北省份的平安。

孔有德接令后，立即从湖南撤军。

撤军时，见人心思乱，就干脆将降清的“刘铁棍”、傅上瑞等“投降人士”全部杀掉，让这些曾经“很识时务”的家伙，即使当了一回汉奸，也没有保住那颗可怜而可卑的“项上人头”。

孔有德的主力一撤，在湖南九溪卫蛰伏的堵胤锡率先行动，率马进忠部进攻湘北重镇常德，并顺利攻取之。

“刘铁棍”被杀后，他的部下归陈友龙统领。这位本不情愿降清的“爱国将领”，便利用这一难得大好形势，带领全军反正，并先后占领了靖州、黎平、武冈、新化、宝庆，同堵胤锡、马进忠部互相呼应，大有一举拿下长沙之势。

与此同时，在广西“蜗居”了半年的何腾蛟，也借第二次桂林大捷的余勇（第二次桂林大捷，是指1648年3月，何瞿等人再次在桂林，打败由湖南进犯的清军，此役歼敌人数超过从前的桂林、全州两次大捷），收复了一月份“不小心”丢失的全州，使永历王朝在广西的疆土，又再一次归于完整。

尔后，何腾蛟信心百倍地率领得胜之师，跨过湘桂边境，开始实施其梦寐以求的“全面复湘”计划。

江西、广西、湖南等省份的“量变”，又促使广东发生了“质变”。

那个曾经双手沾满江南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李成栋，也带领广东各界人士，宣布脱离清朝，反正归明！

<h3>广东反正</h3>

李成栋在广东的反正，与金、王两人相比，是“表相近、实相远”。

因为从表面看来，李成栋反正的原因，的确是多尔衮的赏罚不公。

在以往的章节，我们可以看到，在暴力镇压汉族反抗的战争中，随处可见李成栋“忙忙碌碌”的身影。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中有他，“长汀弑君”“岭南血案”中也有他，在他的身边，汇聚着千千万万汉族人不屈的冤魂。

他曾仅率四千余众，就横扫东南沿海，克江苏、战福建、取广东、攻广西，射杀了隆武帝，活捉了昭武帝，逼得永历帝团团乱转，为大清王朝疆土的“开拓”，社会的“安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他所做的这一切，在多尔衮看来，是一只走投无路、摇尾乞怜的“狗”，需尽的义务罢了。

虽然李成栋是一只有些能力、有些功劳的“狗”。但对于“它”的奖励，多尔衮认为：不必多，一根“骨头”而已！

因此，多尔衮在论功行赏时，就仅仅只给了李成栋一个“两广提督（两广军区司令）”的职务，而把那顶光彩照人的两广总督帽子，戴在了随军“政委”————佟养甲的头上。

要知道，在一路南下的浴血征战中，“佟政委”仅仅带了一百亲兵，在战争中担当的角色，不过是执行一下“特殊勤务”（监视李成栋）罢了！

当然，“佟政委”能得到这个职务，不仅仅是“特殊勤务”搞得好，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特殊的家庭背景。

佟养甲，辽东人，由于他的同族兄弟佟养正，早早就叛明降金，导致了一大家子，曾受到了大明政府“冷酷无情的迫害”，不是被杀，就是被囚。

佟养甲本人，就曾被关在山海关监狱服刑，后几经疏通，才得以戴罪释放。

重获自由后的他，隐姓埋名，浪迹江湖。

为了谋生，他投到左良玉的帐下，当了一名小小的军需官。

清军入关后，他终于咸鱼翻身、时来运转，不但恢复了真名实姓，而且还光荣“入旗”，并很快成为大清帝国上层建筑中，一个亮光闪闪的“零部件”。

因为有过“早年深知世事艰”的痛苦经历，所以即使在当上了两广总督后，对李成栋这位能力实力“双优”的下属，佟养甲依然是礼敬有加，两人表面上的关系基本融洽。

所以，尽管对多尔衮有很大的不满情绪，但当金王两人在江西反正的消息传来，李成栋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命人在粤赣边界上严防死守，阻止“祸水北来”。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汉族社会各界，是不会忘记李成栋同志——这棵“伟岸大树”的。

金王两人首先一次次派出策反人员，对他进行耐心地说服工作。

同时，广州城中的何吾驺（原崇祯朝大学士、隆武朝首辅）与降清的广东布政使袁彭年，也秘密成立了“工作小组”，暗中不断活动，配合金王的策反人员，对李成栋进行反正的“心理疏导”。

想到清军入关后对同族人民的屠杀、奴役和掠夺，想到自已曾经的“助纣为虐”、恶行累累，李成栋胸膛中那颗“汉族之心”渐渐复舒，反正的念头正一点点在心中萌发。

但在他的心中，仍然有一个无法向外人道来的顾虑。

这就是自已的母亲、幼儿等家人，以及辛苦半生抢来的万贯家财，都在千里亡外的松江府，且正处于清政府严密的“保护”之下。

如果自已一旦反正，那这一切都将玉石俱焚，化为乌无。

就在他“去留两徘徊”之际，两位亲人的苦谏，彻底截断了他的退路。

一个亲人，是他的干儿子李元胤。

这个干儿子，是李成栋在河南时，收养的一个孤儿。

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人是很容易偎依在一起，抱团取暖的，杀人如麻的李成栋也不例外。

对这个干儿子，他一直就有一种超越血缘的亲情。除了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外，学习也没放松，即使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仍没耽误过对这个儿子的培养教育。

他曾请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对这个孩子施以严格的家教。

和同龄的孩子一样，李承胤读过的书，无非就是那一册又一册的儒家典籍。

但就这让人诅咒了上千年的四书五经，承胤同学，却从中读出了其真正的内涵。

这内涵就是——丈夫处世、仁义为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因为教育有引导内心方向的力量，李元胤对于父亲的降清，曾经是那么地耿耿于怀，闷闷不乐。

在“九州生气放风雷、万马齐奔势可喜”的非常时刻，他大义凛然地对着父亲慷慨陈词：

“我华夏从少康至今，三千余年，虽时有衰微，但终能屡仆屡起，继而复兴；我大明深仁厚泽，远过唐宋；我先帝又为国捐躯，天下敬仰……”。

“现在，金声桓将军在江西揭竿而起，所向披靡，焦琏将军又血战收复两广七郡；天子虽居广西一隅，但将相拥戴，舍身相随……”

“这些都说明我大明不死、大汉不亡，父亲如果起兵响应，事成则封侯拜将，事败也忠义千秋！”

李元胤同学发自肺腑的一席话，竟说得李成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就在李无胤言犹在耳时，李成栋的另一个亲人——爱妾赵氏，则直接举行了“尸谏”，用生命的代价，为这次策反工作，划上了悲壮的句号。

赵氏，是从松江府，千里迢迢，赶来与李成栋鹊桥相会的。

在自北向南一路行途中，赵氏目睹的，是一幕幕鲜血沥沥的残像；耳闻的，是一声声人心思汉的呼声！

“家妇亦知亡国恨，愿效子归滴血花”，团聚之夜，赵氏在一五一十，讲述完路上的所见所闻后，便劝自己的丈夫，效法江西，担当起天下的兴亡。

李成栋说道：“一旦起兵，不但你生死难料，且松江的百口家人，立马化为冤魂，你让我如何是好！”

赵氏闻之漠然，夫妾一夜无眠。

次日，在李成栋外出之际，赵氏写下血书，拔剑自刎。

血书中，赵氏最后一次规劝丈夫——驱逐异族，光复汉疆！

闻讯而来的李成栋，伏尸大哭。

哭罢，他对前来吊唁的部下叹道：“难道我等七尺男儿，反不及一妇人乎？”

至此，他已身无退路，心无旁鹫！

1648年4月15日，几度犹豫、几度彷徨后的李成栋，终于在广东举起义旗，正式与满清政府一刀两断。

在他反正后的一个月内，他松江的百口家眷，全部被清政府杀害；巨额家产，也没收殆尽。

李成栋反正时，对自己的“欢喜冤家”——佟养甲，颇为关爱。

不但不杀，还把这次反正功劳的一部分，挂在了佟的名下，每次发布文告政令，都拉上这位“政委”一同署名。

李成栋的确是个能力实力“双佳”的特殊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广东是全境反正，没有出现像江西赣州那样的“钉子户”。

李成栋反正后，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广东地方政府与永历中央政府的关系。

他是个“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人，投降后对清政府的态度如此，反正后对永历政府的态度，也是如此！

他不但第一时间派出使者，向永历帝汇报广东反正情况，而且请皇帝陛下移跸广州，所需费用，一概由广东承担。

对于李成栋在广东的反正，永历帝先是“莫名惊诧”，然后就是“莫名狂喜”。

因为这将意味着，不但来自东边的危胁消除了，而且广西广东连为一体后，他和手下的大臣们，将不必再过那种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了！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怀着无比愉悦的心情，永历帝带领着他的班子，由广西南宁起程，向广东进发！

在路上，他下诏封李成栋为广昌侯，佟养甲为襄平伯，升耿献忠为兵部尚书。

在桂林时，大学士瞿式耜等向永历帝提醒：“若朝廷迁至广州，势必为反正官员操纵，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一句话吓醒梦中人，想想在武冈刘承胤那里，低眉顺眼、忍气吞声的日子，心有季悸的永历帝，马上改变了到大城市广州，谋求发展的念头。

他以“还于故都，居中指挥”的名义，“英明果断”地将此行的终点，定在了他的登基地——肇庆。

虽然隐隐约约感到了怀疑的目光，但已下了忠君报国决心的李成栋，还是派出李元胤到梧州“迎驾”。

1648年8月1日，永历帝带着自己的“流亡政府”，终于回到了故都肇庆。

李成栋率广东的“反正高干”及社会贤达，于郊外迎候并朝见天子。

粗中有细的李成栋，考虑到永历帝远道而来，囊中羞涩，便在宫中预先淮备了一万两白银，以备皇帝赏赐之用。

看到白银的永历帝，想起了武冈被“索饷”的经历，心中陡然涌起一丝难以名状的感动！

正文 第二十五章 昙花一现

<h3>“病变”的政权</h3>

李成栋在广东反正后，南明永历政权的实际控制区，由广西一隅，迅速扩张到广东的全部，江西、福建、湖南的大部。

又有几百万的人民，重新在大明灿烂的阳光下，过上了“穿我汉家衣，复我汉家发”，自由且有尊严的生活。

但这种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南明的百姓就发现，在永历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幸福指数，实在是降低降低了！

为啥？

因为在南明的社会生活中，令人恼火的“三多”现象，正一点点侵蚀着百姓的利益，剥夺着百姓的幸福。

这“三多”，一是“官多”。

在永历帝回驾肇庆，革命前景一片光明的大好形势下，各种“作官势力”如雨后春笋，蓬勃而出。

这些大大小小的势力，或自夸有“组织地下抗清运动”的功劳，或自称有在敌人面前有“忠贞不二”的气节，或自表有“反正救国”的贡献，请永历政府在对他们在表彰奖励的同时，能量才使用，以“民”代“干”。

为扩大“选民”的基础，永历政府对这些人才闯开大门，来者不拒。

结果，弘光朝“都督满街走，职方贱如狗”的丑剧，又一次在永历朝上演。

二是“为国奉献”的机会多。

南明百姓发现，自从“大明旗帜高高飘扬”在身边的那一刻起，他们“为国奉献”的机会，就成倍成倍地增多了。

先是服兵役的机会多了。

因为“反正三巨头”——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都是外来户，本身都没带多少兵来。

尤其是李成栋，他征服广东主要依靠的，仅是自已的四千“秦军”，和郑芝龙的降兵。

自从他反正伊始，“不堪忍受其虐待”的郑芝龙降兵，在施福、施琅带领下，跟他连声“bey—bey”都没说，就跑到福建投郑成功去了！

没办法，为了完成“中兴大明”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这“三巨头”只能实行本土大征兵。

在大征兵运动中，金王两人在江西征了二十多万兵，李成栋则分两次征了近四十万兵。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尔名”，赣粤的父老乡亲，忽然有了一个“拿起武器，报效国家”的大好机会。

征了兵，还得提供后勤保障呀！

这“三巨头”只能继续开动国家机器，又从民间，先后征发“民夫”二百多万人次。

汉族人不够征了，就征少数民族的，反正“爱国不分民族”呀！

征完了人，又从老百姓的家里，无偿地征收了弓刀、铳炮、火药、盔甲、骡马等大量作战物资。

官多兵亦多，必然会催生下“第三个多”——税多。

养活大小“干部”需要钱、打仗需要钱。

另外，对皇帝陛下也不能太吝啬了，多少也应给点皇室经费吧（每年六万两白银，确实不算多）。

各方都需要钱的结果就是——南明百姓，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家家纳税，户户捐输。

南明“群众”的日子，过得很苦，南明“干部们”的日子，过得也不轻松。

因为他们，不久就无奈而痛苦地看到：

在南明新生的躯体上，三个严重的“病变组织”，正在快速地长大、扩展。

第一个“病变组织”——“各自为政”。

永历王朝不算大的地盘，实际被八个强人分割着。

李成栋管着广东（含海南岛）及广西梧州，金声桓、王得仁拥有江西大部，何腾蛟占着湘中湘南，堵胤锡据着湘西。

瞿式耜名义上统揽广西军政，但行政范围却仅局促于桂林，广西的其余部分，则被陈邦彦霸着。

郑成功，则是孤悬在福建同安、厦门的两块“飞地”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只奉朔，不奉诏。

这些“独立自主”小政权的存在，使永历“全国一盘棋，打败多尔衮”的口号，就只能停留在书面计划上，直到最后被“全国另一盘棋”的清政府，打得再次踏上逃亡之旅。

第二个“病变组织”——“君权旁落”。

“君权旁落”这个问题，是一个需“一分为二”看待的问题。

如果君权，旁落到了一个“想做大事，能做大事，不出大事”的人（比如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手里，那对国家、民族、人民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但如果君权，旁落到一个处处以公权谋私权的人（比如伟大的阴谋家严嵩）手里，那带来的危害，你就掰完手指头，继续掰脚指头数吧！

永历帝的君权，恰恰就旁落到一个类似严嵩的人——“小阴谋家”马吉翔的手上。

跟随永历帝一路逃难的马吉翔，本来是一个有过犯罪纪录的小官。

但因该同志具有极强的协调联络能力，天生就是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好材料，因此很快就得到永历帝的青睐和信任。

永历帝以“护驾有功”，封马吉翔为文安侯，官拜锦衣卫都指挥使，使其逐渐成为南明国内，能左右皇帝思想及行动的“第一人”。

对于这一点，连现在南明的“第一强人”李成栋，也“身”有感触。

李在隆庆朝见永历帝时，为显示自已“尊君爱君”的诚意，专门将广东全省及广西梧州的官员名单，造册一份，交于皇帝。

他想用这种行动，表示自己治下各级官员的任用、更换，完全将由永历帝“乾纲独断”。

但不久他就敏锐地感觉到，能够“乾纲独断”的，并不是皇帝陛下，而是皇帝身边，那个掌握着签字“一枝笔”的马吉翔。

一日上朝，马吉翔对他说：“皇帝念你手下的各位将领反正有功，准备予以封赏，请把名单拿来，我来操作。”

李成栋郑重其事地开出了名单，呈递给马吉翔。

马吉翔为显示自已“非同一般”的能力，就当着李的面，挥毫泼墨，“缮写奏疏封进”。

不一会儿，永历帝就完全按马吉翔的奏疏，下诏封杜永和、阎可义等人或为侯，或为伯。

事后，回到住所的李成栋，感慨叹息道：“人传马皇帝，我尚不信，今日见之，此言不虚，权臣当道，中兴大业，凶多吉少！我舍母弃子，若事不成，九泉之下，如何相见？”

自此，他对朝堂上的马吉翔之流，由尊敬改为卑视；对永历中央政府，也由希望变为失望。

第三个“病变组织”——党争不断。

这是因为：

君权旁落的结果，必然是派系林立。

派系林立的结果，必然是党争不断。

党争，对于明朝来说，也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政治项目”了。

自从嘉靖皇帝“疏于工作，忙于养生”以来，党争便进入一个辉煌发展的阶段，120多年来，推陈出新，薪火相传，可谓是“党争恒久远，遗臭永流传”。

永历朝的党争，主要两党之争。

一党由“东来的反正功臣”组成，该党外有军人李成栋撑腰，内有虎头袁彭年、虎皮刘湘客、虎牙金堡、虎尾丁时魁、虎爪蒙正发充当打手，一时间兵强马壮，锐不可挡。

因其中楚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楚党”。

另一党为“西归的扈驾元勋”组成，外有霸占广西的陈邦彦、据守湘西的堵胤锡为援，内有宠臣马吉翔、“技术太监”庞天寿（善长造火炮那位）、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掌权，力量虽逊，却个个身处中枢机关，实力也不可小觑。

因其中吴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吴党”。

瞿式耜、何腾蛟本来是两个“无党派”人士，但因长期受陈邦傅、堵胤锡挤压，只得投到楚党的门下，寻求庇护。

在“道德层面”上，楚党认为吴党是小人当政、搅乱朝纲、祸国殃民；而吴党则认为楚党曾剃发降清，属朝秦暮楚、为臣不忠、为人不贞的狡猾之徒。

前期两党相争的焦点，主要是兵马、钱粮及地盘。

后期两党相争的核心，是如何开展与农民军（大顺、大西军）的合作上，楚党主张“纯洁阶级队伍”，宣扬与农民军“合作无用论”；吴党则主张不择手段，一定要把“农民兄弟们”拉到抗清的这条船上来，用“农民兄弟”的胸膛来挡住清军的马刀。

就其是非对错而言，前期的楚党，对多于错，后期的吴党，公大于私。

就其斗争激烈程度而言，前期是楚党得势，盛气凌人；后期是吴党崛起，反攻倒算。

争来斗去，结果仍还是对应了那个流传千古的寓言故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多尔衮终于从最初的惊慌中镇定下来，调动起大清一切可调动的力量，最后将吴楚两党“一网打尽”！

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人，寿命是注定不会长久的。

那么，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政权呢？

<h3>四星殒落</h3>

一个政权，政治与经济上的“病变”，必然会带来军事上的“溃烂”，最终导致这个政权丧失“生机”。

永历朝军事上的“溃烂”，在金声桓于1648年3月，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就略显端倪了。

金王二人反正后，王得仁率的北伐军，二月底就占领了九江地区。若顺江而下，就可朝发夕至，直攻南京。

但让金王深感不安的是，在江西境内，还有一头“笼中之虎”——赣州，没有消灭，其随时都有可能出来伤人。

是先东征南京，还是南取赣州，成为这次军事会议，亟需解决的难题。

大多数与会人士，都主张先取南京、尔后号召东南。

至于小小的赣州，现在正在首鼠两端，完全可以不去理它！待东南一定，赣州自然不战而下。

惟有刚被封为“五省总督”（总督川、陕、鲁、晋、豫五省）的黄人龙同志提出异议。

黄人龙同志说：“当年宁王朱辰濠，在南昌起兵造反，就是因为忽视了南边的赣州，结果就被赣南巡抚王守仁，在背后捅了一刀，功败垂成！”

他的“危言”一下子唬住了“不好好学习、不好好读书”的金声桓。

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1648年3月16日，金声桓亲自统率二十万“新建赣军”，水陆并进，直扑赣州。

刚平静了半年的赣州，一下子又被战争搅得热闹起来。

在赣州的决策层中，坚决不投降，愿意与金声桓大军死磕到底的，只有两人。

一个是“一把手”——清南赣巡抚刘武元，另一个是“二把手”——清赣州守将高进库。

其余的“高层人士”，则都在“边观察、边思考”，想等等局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做抉择。

刘武元不降，是因为他是辽东人，来赣州纯属“裸身做官”，为了老家的家眷，只能“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了。

高进库不降，是因为他和金声桓曾经是同事，一起在左良玉手下混过，知道对方是几斤几两的角色，所以坚决不打算上金声桓的“造反船”。

但金声桓这次，可是打着“光复大明”的旗号来赣州的，这一点，对赣州的汉族老百姓很有号召力和说服力。

战争说到底，就是让这边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

如果赣州的老百姓，不愿去打金声桓带来的老百姓了，那等待他俩的，除了审判台，就只有断头台了。

得想办法激起这边的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的愿望。

刘武元、高进库很快就有了“着眼点”，他们把半年前金声桓军队攻打赣州时，烧杀抢掠的黑材料整理加工后，派人迅速写成了一张张“大字报”，在赣州满大街地张贴。

赣州百姓那一块块还没有愈合的伤疤，在一张张“大字报”面前，很快就裂开了。恐怖与仇恨的“病毒”，在民众中大规模传染开来。

赣州百姓决定在刘、高两位长官的领导下，不讲明与清，只论善和恶，坚决不能让金声桓这帮无恶不做的“害人精”，再次踏进赣州城半步。

“种善得善，播恶得恶”，金声桓没想到，半年前的“作恶纪录”，会招来今日赣州百姓，无比凶狠的刀剑和无比强烈的炮火！

赣州是三面临水，一面靠山，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再加上老百姓的拼死抵抗，结果是赣州攻坚战打了一个半月，金声桓一无所获。

金声桓认为，他打不下赣州的原因，是军中江西兵庇护赣州老乡兵的缘故。

于是他下令在九江作战的王得仁，带“老部队”到赣州前来增援。

闰四月初一，王得仁带着“十万军队”赶到，同金声桓一起，对赣州发起新一轮的“狂攻乱打”。

但这种“群殴战术”并没有取得多少明显的效果，赣州城仍是“我自岿然不动”。

不但不动，反而在闰四月二十二日深夜，赣州守军主动出城，发动了一次忽袭。

在这次忽袭中，王得仁意外地中炮受伤，攻城大军的士气，更加低落。

金王两人，只得再次改变战术，对赣州采取长期围困，准备用“饥饿疗法”，让赣州屈服。

在水泄不通的围困下，赣州城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米价涨到四十两白银一石。

守军也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开始杀马充饥。

当七月到来的时候，饥饿的赣州，已变得气息奄奄。

赣州的抵抗，为清军顺利南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5月1日，南下清军在谭泰的指挥下，占领了守备空虚的九江。

7月初，清军逼进省会南昌。

见“老巢”有失，金声桓、王得仁只得下令停攻赣州，全军撤退。

被摁住打了四个月的赣州，终于有了“出气解恨”的机会，全军出城，对金、王的后卫部队猛追猛打。

待金王两人率军返回南昌时，江西的战场形势，已发生全面逆转。

清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明军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防御。

王得仁在南昌近郊的七里街，与清军展开激烈地会战，被打败后，悻悻地退回南昌。

7月10日，清兵包围了南昌，先分兵四出，扫清外围，切断该城与附近州县的联系。

然后，清军进行了猛烈地攻城，但都被守军顽强地击退。

尝到了“坚城铁拳”的清军，也“抄袭”起了金王两人曾在赣州使用过的战术——围城，准备用饥饿做“利器”，来拖跨南昌。

南明历史上最残烈的围城战——南昌围困战上演了。

最先被卷入战争漩涡的，是南昌郊外的汉族平民。

这些汉族平民在满人统帅谭泰眼中，完全可以视同为敌国之民，无需怜悯，无需保护！

炎炎烈日之下，这些无辜的平民被集体抓来，不分穷、不分富、不分老、不分少地充当“民夫”，为清军挖壕造桥、做围困南昌的前期工作。

为节约宝贵的粮食，这些从事高强度、重体力劳动的“民夫”，每天从清军那里，领到了食物，仅仅是一碗清可见底的稀粥。

为让前线的清军“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在谭泰的默许下，清军可以到南昌郊外任何一个村庄，抓来“民女”，“慰安”一下自己受伤的肉体和心灵。

等待这些“民夫”“民女”都丧失使用功能的时候，不但善于军事斗争，而且还善长经济建设的谭泰，便把他们集中起来，按“斤”论价，出卖给人口贩子，转售到全国各地牟利。

而被困在南昌城中的军民，与城外的平民比起来，生活更痛苦，结局更悲惨！

围城后，城中军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食物的匮乏。

在被围了一个多月后，九月底，南昌的米价己涨到六百两一石（是赣州被围时米价的15倍）。

到十月底，整个南昌已无米可售。

被逼无奈之下，一些特殊的食物被摆上了柜台。

这些特殊的食物是：狗肉、猫肉、乌鸦肉、麻雀肉，还有老鼠肉。

但这些特殊的食物，却个个价格不菲，就是“人见人厌”的老鼠肉，一个也需银二钱。

在各种可怜的动物陆续绝迹后，城中人们唯一可吃的，就只剩下了——人肉。

于是，死人的肉，病人的肉、俘虏的肉，便“堂而皇之”摆上了大家的餐桌。

痛苦让人对死亡产生麻木。即使在金声桓开展“放生”行动，动员城中百姓出城逃命时，响应者却也寥寥无几。

“放生”行动共进行了三次，前后仅有二百多人“自愿出城”。

但就是这仅有的二百多人，也没有得到自我标谤为“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清军的保护。

谭泰对逃生者的政策，始终如一，即“男人分杀、妇女分留”。

南昌人唯一的“求生通道”也被堵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逼红了眼的他们，分别在金王两人的率领下，向城外大规模地发起了九次“自杀式”的冲锋，取得了击毙清军一等梅勒章京觉罗顾纳岱的“特别战果”。

但在重重叠叠的战壕阻挡下，南昌人一次次地努力，却一回回地失败。

他们曾不断派人向永历帝求救，但直到城破，援兵依旧杳无身影。

在围困半年后的1649年1月19日中午，守军己经无力举刀杀敌。

看准战机的蒙古兵，率先竖梯登城。

南昌最终像一片耗干了养份的树叶，在饥饿与屠杀中痛苦地凋零。

在随后血腥的屠城中，熬过饥饿、熬过战争的几万幸存居民，也无一例外地享受了清军“男人分杀、妇女分留”的“非国民待遇”。

在全城哀嚎一片的痛苦声中，身中二箭的金声桓，投帅府荷花池自尽。

大学士姜日广，随后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自我了断。

王得仁则始终不改“英雄本色”，在清军阵营往来冲杀，三进三出，最后负伤被俘，处以最残酷的“磔刑”。

消息传到肇庆后，永历帝在悲伤之余，对其三人给予了“追赠爵位”和“谥号表彰”的“事后奖励”。

南昌城破后，清军陆续攻取了江西其它州县，将这片土地，再次归于清朝的统冶之下。

在这片胜利的土地上，胜利者看到的，是一片血染的土地，痛苦的土地，仇恨的土地。

并且，这次代价巨大的胜利，也让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在汉族的赳赳武夫中，也不乏一股铁血抗争、豪迈不屈的气节。

南昌刚被围困的八月初，李成栋已亲率大军，自广州出发，越过南雄，进入江西。

此行作战的目的，预备先打下赣州，之后挥师北上，与金王的军队“会猎”于南昌城下。

赣州，之所以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文中，是因为其正处在南昌——广州的中心点上，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这个特殊的城市实在是绕不开的。

但这一次，李成栋有十足的信心拿下该城。

这是因为：

第一，他手中有十万人的军队，想前年，自己仅有四千人马，就能横扫东南，现在旌旗十万，难道还不能摆平一个刚刚经过战争摧残的赣州。

第二，赣州守将高进库，是他的“老战友”了。目前，这个重情重义的战友，己不厌其烦地派出信使，向他表示了愿意“弃暗投明”的强烈愿望。

九月下旬，李成栋率军跨过梅岭，分兵两路，直逼赣州。10月1曰，大军已到达城下。

为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李成栋连营十余座，并在当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篝火晚会”。

整个赣州城外，人如海，歌如潮，篝火如繁星，大炮也不时向城中喷射出“美丽的焰火”，将整场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拂晓时分，狂欢了一夜的明军回营就寝，准备在天亮，听取一下赣州方面“观众”的意见。

热情的赣州“观众”，等不到天亮，就分别从小东门、南门、西门出城，直朝“昨夜无眠”的明军冲去，用刀剑来表述他们对那一场“晚会”的意见。

尚在梦中的明军猝不及防，被“意见满腹”的清军迅速冲入营垒。

李成栋带来的这支军队，建成还不到三月，绝大多数是一帮无实战经验“新兵蛋子”。

而且，这支军队，重“老”轻“新”，重“北”轻“南”的思想问题十分突出，官兵关系极不融洽。

在清军左砍右杀下，“新兵蛋子”们自相践踏，不战自乱；老兵们因被分散到各营中，根本形不成有效的合力，整个大军就这样像烈日下的雪人，瞬间消融。

事后统计，这次战斗，明军损失兵卒民夫一万多人，盔甲、骡马、器械半数落入敌手。

特别是费老鼻子劲，从广州运来的四十门新式火炮，全部成了赣州的战利品。

忿恨不已、后悔不止的李成栋，只得率残兵败将退回广东，以图再举。

经过短暂的休整和补充兵员装备，1649年1月，李成栋同志再次“组建”了一支人数在二十万左右的“新军”，再次北伐。

二月下旬，北伐的明军第二次越过梅岭，进入江西，作战的目标仍是赣州。

不知南昌己经陷落的李成栋，这回对赣州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扫清外围”的攻略。

可此时的赣州，早己是“今非昔比”。

在上一次险胜后，赣州城的“一把手”刘武元，就怀着迫切的心情，以李成栋必然会卷土重来为借口，不断恳请征南大将军谭泰发兵相助。

攻克南昌后，手头兵力宽裕的谭泰终于派出正红、正白两旗的“纯种满兵”，赶到赣州，使赣州的攻防能力大大提高。

1649年2月16日，这支满汉混合部队组成的清军，从赣州出发，向李成栋司令部所在地——信丰，主动发起反攻。

因为受到“反正”州县的节节抵抗，这支清军进展缓慢，直到2月29日，才挺进到信丰的附近。

在这里，他们与李成栋率领的明军展开激战。

明军失利，退守信丰，清军随后围城。

当时，信丰东门外桃江河水泛滥，难以涉渡。

“狡猾”的清军看准了这一点，专门采用了“围三阙一”战术，只对信丰城西、北、南三面围攻，单单放开了东门。

在清军“紧锣密鼓”的攻打下，无心恋战的明军纷纷从东门逃出，李成栋也被裹胁其中。

在明军渡桃江时，清军按计划从三门赶来，展开围捕，不计其数的明军落水身亡。

在战友的哀鸣中，幸存的明军向广东境内逃窜。

待逃到大庾岭时，明军却发现了一个天大的麻烦，主帅李成栋不见了。

明军只得派出“寻人小分队”，秘密潜回信丰，寻找李成栋的下落。

一天后，“小分队”找到了李成栋的战马。

三天后，“小分队”找到了李成栋早己发僵的遗体。

经过检验，确信该同志是溺水身亡。

据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此次出兵，一向“生性豁达、精力充沛”的李成栋，忽然间却变得“精神恍惚、唠唠叨叨”起来。时而为前线士气不振而担扰，时而为后方粮草不继而发愁。

就在信丰突围的前夜，该同志忽然发出了一声“苟活万事重，死去一身轻”的长叹！

也许是他前半生造孽太多，也许是历史不愿把成功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大名鼎鼎、纵横四海的李成栋，就这样窝窝囊囊、糊里糊涂地死了，死在一道小小的河沟里。

“成栋在，广东存；成栋亡，广东失”，伴随着李成栋的离去，永历帝发现，广东，已实际不再是南明的天下。

就在永历帝仍沉浸在李成栋“意外身故”的哀伤之中时，湖南方面，传来了再让他“痛心疾首”的消息。

督师何腾蛟同志，在湖南湘潭被清军俘杀！

何腾蛟同志是在1649年1月27日被害的，但因路途遥遥、山水阻隔，当消息传到肇庆的朝堂上时，已是三月中旬了。

何腾蛟的被害，固然有大环境不好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是他的咎由自取。

他实际上是一个“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的人，一方面勇于任事，面对挫折失败永不低头；另一方面，却自私偏见，处处洋溢着一股“小家子气”。

在江西、广东相继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孔有德等汉奸部队被迫大踏步后撤时，湖南的当时“革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但就在这一个“阳光灿烂的时刻”，何腾蛟却做出了一个令“仇者快，亲者痛”的反常举动。他让手下的“第一猛男”郝永忠同志，忽然对正在宝庆与清军浴血奋战的陈友龙部，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

何腾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和陈友龙不仅有“国怨”，还有“家仇”。

“国怨”就是我们的何大督师，不能把“复湘”的头功让风头正盛的陈友龙给占了。

因为在他看来，湖南是他的“何家大院”，以前从他的手里丢掉了，现在就得还在他手里夺回来，别人无权“越位行动”。

“家仇”就是陈友龙，在跟着“刘铁棍”降清后，为了能在孔有德面前混张好脸，竟然领兵跑到何督师的老家——贵州黎平。把何的母亲孙氏、老婆徐氏等家属一百多口人，都抓到清营充当人质，让年过半百的何督师，一夜之间变成了“痛苦的单身汉”。

毫无戒备的陈友龙部，被背后捅了一刀后，气得嗷嗷乱叫。

但胳膊是拧不过大腿，恶狼是斗不过猛虎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领着一帮子残兵败卒，跑到永历帝那里告御状。

经过一番血战得到的宝庆，转眼又成为清军的“囊中之物”。

赶跑陈友龙后，意气风发的何督师指挥军队，不但收复了湖南道州、永州、衡州三个大城市，还攻克了泸溪、辰溪、新田、黔阳等多座县城，逼得清军乖乖退到湘乡、长沙一带固守待援。

但占的地方多了，力量也就分散了。何督师的军队，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无力再次发动新的攻势。

湖南战场陷入了胶着状态。

为改变这一态势，堵胤锡决定，再次施展“统战”大法，请出忠贞营进攻长沙。

忠贞营自1646年围攻荆州被勒克德浑打败后，已在川鄂交界的大山里静静地蛰伏了近三年。

在接到堵胤锡的“盛情邀请”后，不忘旧恩的忠贞营，在李赤心、高必正的统帅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常德，并在这里击败了湖南长沙总兵徐勇派来的援兵。

随后，“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忠贞营乘胜东进，收复益阳、湘潭、衡山、湘乡等地，11月11日，包围长沙。

不断流动作战的忠贞营，虽然缺少攻城的大炮，但弓箭、鸟铳还是应有尽有的。

一时间，长沙箭如雨下，弹似雹落，城墙上的守军受伤者不计其数。

但这仅仅是个“引子”，目的就是让长沙的清军做一下“热身运动”。

随后，忠贞营向清军，推出了他们新发明的升级版攻城术——双重爆破法。

所谓的双重爆破法，就是在城墙下面挖出两层地道，埋上两层炸药，先引爆上面的一层，等清军前来抢堵缺口时，再引爆下面的一层火药，形成第二次打击。

在挖地道时，饶有兴趣的徐勇同志专门跑来，通过跺口“视察工作”。

结果被等在一旁的李赤心，一箭钉在城墙上，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坐标”。

就在双重爆破工程即将峻工之际，却传来何督师十万火急的军令——停攻长沙，速救南昌。

军令如山，堵胤锡只得在11月16日，怅然若失地带着忠贞营向江西进发。

可是挤调走忠贞营的何督师，直到次年的正月，也没有组织起一支像样的军队，去打长沙。

这时，多尔衮手中的最后一支满族王牌师，已经在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率领下，风尘仆仆地从京城赶到了湖南。

何督师为他的“私心自用”，来“买单”的时候到了！

1649年1月20日，进低道林的济尔哈朗，从俘虏口中得知何腾蛟与马进忠都在湘潭城中，就连夜进军，天明时分，出其不意地包围了湘潭县城。

马进忠慌忙领兵杀出。

混乱中，却“一不小心”地把可怜的何督师拉在了城内，成了清军的“高级俘虏”。

济尔哈朗曾想让这个“高级俘虏”投降，但被“威武不能屈”的何督师一口拒绝。

随后，何督师被杀害于湘潭流水桥旁的一个小坡下。

就义前，这位有南明“擎天一柱”的汉子，曾两手拍地，大呼“可惜、可惜”，以致两掌皆烂。

不知何督师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可惜，还是为南明的功亏一篑而可惜！

但对于有浓厚“死亡崇拜”情节的中国人来说，死的悲壮的何腾蛟，依然是一个“私德有缺、大节不亏”的好同志。

因此无论是官修的《明史》，还是私著的《永历实录》，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实际上，对于永历王朝来说，何腾蛟活着，郝永忠、曹志建、王进才、胡一青等部还能聚成一个拳头打人，他一死，这个拳头就再也形不成了。

伴随着金、王、李、何这四颗巨星的殒落，自“江西反正”形成的中兴局面彻底丧失。

南明的永历政权，再一次，被抛到了前途未卜的低谷之中。

正文 第二十六章 坚持再坚持

<h3>峰回路转</h3>

济尔哈朗在俘杀何腾蛟后，把下一个需要“重点打击的目标”，定在了大顺军重要余部之一的忠贞营头上。

刚赶到江西，就得知南昌已经陷落的高必正、李赤心，目前正领着忠贞营，返回到湖南郴州地区休整。

济尔哈朗马上率主力赶往郴州。

在郴州，以“西北人”为主体的忠贞营，与“东北人”为主体的满八旗，又一次绞杀在了一起。

虽然忠贞营的战斗能力，在南明的军队尚属前列，但这次与这支满八旗一较量，逢“满”必败的故事，再一次毫无悬念地上演。

打败忠贞营后，济尔哈朗又派出一支偏师，由阿哈尼堪率领，击溃了与忠贞营“同根同源”的王进才、马进忠、袁宗第部，占领邵阳、黔阳、沅州、靖州。

济尔哈朗再下一个作战的目标，就是有“松柏情怀、梅花性格”的南明新兴侯——焦琏，统领的正牌政府军了。

济尔哈朗采用奔袭的手段，占领了广西门户全州，然后以全州为钓饵，以逸待劳地引诱焦琏前来咬钩。

因深知全州事关永历王朝的安危，焦琏于是组织队伍，对该城先后发起了两次大规模反攻，与济尔哈朗、勒克德浑血战于全州城下。

虽然给了这支满八旗重大的杀伤，但最终焦琏还是被打败，无可奈何地退守桂林。

打败了焦琏，这支满八旗又在勒克德浑的带领下，跑到道州又找另一支南明政府军——曹志建部“切磋武艺”。

曹志建部比焦琏部差得更远，交战不到五日，道州便告失守。

济尔哈朗在湖南、广西打了一阵后，发现自已的对手中，单单少了一个曾在全州、桂林，给了清兵重大杀伤的郝永忠。

郝永忠同志到那里去了呢？

郝永忠同志打陈友龙的“秋风”去了。

在奉何督师之令揍陈友龙部过程中，永忠同志发现陈部不仅“人软好打”。

而且还发现，该部存在私设“小金库”，且库中的资金特别充裕的“腐败现象”。

这对穷得叮当乱响的郝部，非常地具有吸引力！

他于是乐此不疲着追着陈永龙乱跑，从湖南追到广西，再从广西追到贵州。

先将陈友龙的不法钱财抢光分净后，又把该同志杀人灭口。

正在分金分银正忙的时候，闻到钱味儿的阿哈尼堪，率着一支满八旗忽然“登营造访”。

措手不及的郝永忠部，被打得落荒而逃，新到手的“不义之财”，也丢了大半。

逃回广西庆远的郝永忠，这才知道，欣赏他的恩公——何腾蛟，已经黯然辞世，他转眼成为永历朝堂上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

瞿式耜以其擅杀陈友龙，挑起内战为由，上疏公开指责郝永忠为“大明叛逆”，不允许地方政府为其部提供任何物资供应。

郝永忠发现自已在永历帝的统治范围内，已无容身之地，只得怀着满腔的悲愤，带着部队离开广西。

其后，郝部一路飘泊，辗转西进，最后终于在夔州地区与“大顺老兄弟”刘体纯、袁宗第等会合，成为著名抗清武装——“夔东十三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半年的时间里，济尔哈朗统领的这支满洲军队，打败了南明朝所有能打的将领，再一次把永历王朝逼上绝路。用自己“战无不胜”的成果，向世界表明，他们不愧是17世纪“最优秀的骑兵部队”。

但就是这支让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在1649年七月的仲夏季节里，却像潮水般地向北一路退去。

不但济尔哈朗退去了，在这之前的五六月间里，占领江西的谭泰、何洛会也率部退回了北方，湖南、江西的“清占区”里，又只剩下了一些不堪一击的“地方武装”。

这是在“四星殒落”后，一愁未展的永历朝，接到的最大喜讯了。

南明将领中，也不乏“忠君爱国”的将领，焦琏、曹志建、马进忠、王进才、赵印选、胡一青，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无需动员、无需命令，这些将领，找准时机，主动出击。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陆续地收复了全州、永州、武冈、靖州等地，使明清的疆域，大致恢复到1648年十月前的态势。

本已感到“山穷水尽”的永历帝，忽然间，又峰回路转，迎来了一个果实累累的秋季。

<h3>三晋烽烟</h3>

如果你和我一样，同为山西人，那么，在这一节里，你可以小小地骄傲一把。

因为，在关键时刻，把济尔哈朗、谭泰等满洲八旗军“吸引”回北方，暂时挽救了永历皇帝，挽救了南明军队，挽救了汉族政权，正是我们三百多年前的“山西老西儿”。

首先引燃山西人民，反抗满清罪恶统治熊熊烈火的，是时任清山西大同总兵的姜瓖。

姜瓖，陕西榆林人，被明末清初舆论界美誉为“一株伟大的墙头草”。

据《朔州志》记载，姜家为将传多代，一直传到他这代；老大姜让在榆林，老二姜瓖在大同，老三姜瑄在阳和，都任大明总兵官；一家三个总兵官，“牛”过辽东吴三桂。

但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国恩的“军人世家”，在1644年“中国式的大变局”面前，都却贪生怕死，举手投降。

姜瓖，则是以大同作为进见礼，乖乖地归顺了大顺朝。

但大顺的最高领导李自成，不但对姜瓖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作法很不买帐，反而对其极度鄙视。准备以“不忠于职守”的罪名，杀掉这位杰出的“不抵抗将军”。

后多亏听了大顺制将军张天琳的劝说，才算作罢。

尽管李自成对于姜瓖的人品，极不“感冒”。可因为手下能独当一面的将领数量实在有限，他还是保留了姜瓖的武装，并让他配合张天琳来镇守大同。

姜瓖虽然投降了大顺朝，但是，从他“被鄙视”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打算把他自己的命运与李自成的命运紧密地系在一起。

虽说明朝江河日下，但要说李自成将能像大明开国皇帝洪武爷那样，领导大家不但能消灭一个旧社会，还能兴建一个新社会，姜瓖心中的确没底。

所以，他人在大同，但是眼珠子，仍盯着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山海关。

当李自成兵败山海关的消息传来，姜瓖的脑子又开始活动了。

他断定李自成，很难抵挡住吴清联军向内地的进一步深入，明朝必然会“死灰复燃”，作为北京的近邻，大同一定会首当其冲。

此刻的他，感到自己，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确信“无毒不丈夫”的他，在1644年的五月，杀害了自已的救命恩人——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占领了大同、宁武、代州，并恢复了明朝的旗号，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来“续先帝之祀”。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证明他这一次，真是下了一步“臭棋”。

大清的统治者多尔衮，根本不打算做一个“干活、收钱、走人”的简单打工者，而是要取代老朱家，直接地做中国的新老板，长期地剥削压迫全国人民。

姜瓖兄弟只得再次见风使舵，改换门庭，以自己手中的地盘和兵力为“股本”，申请加盟“爱新觉罗——大清无限责任公司”。

在姜瓖厚重的“股金”面前，多尔衮以“大清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允许姜瓖继续镇守大同。

因为以前犯了难以饶恕的糊涂，姜瓖非常希望通过自己今后的“努力工作”，让多尔衮对他刮目相看。

所以在这年的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力，跟随阿济格西征高一功时，就颇为卖力。

但“多次失贞”的姜瓖，在满洲贵族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廉价的“站街女郎”，召之即来，呼之即去。

结果在战斗中，姜瓖带领的参战部队，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连起码的补充给养，也很难保证。

无奈中的姜瓖，只好自己掏腰包，给手下的士兵买粮。

这种情况下，姜瓖难免发一些牢骚，这些牢骚经过“添油加醋”后，被放大为重大的“政冶问题”。

西北战局稍稍稳定一点以后，多尔衮就急于清算老帐了。

他把姜瓖召进北京，投入到了被告的席位上去。

主审官刚林、陪审员冯铨按照多尔衮的指示，依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要求姜瓖对以前犯过的“政治错误”，作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交待。

不明就里的姜瓖，按照官场的规矩，赶忙给熟识的冯铨，送了一份重礼，希望这位当朝新贵，放自已一码。

哪知道，曾为“晚明著名贪官”的冯铨，为了树立自已的“全新形象”，马上就把姜瓖的重礼如数向“组织”上交，并检举了姜瓖的“不法企图”。

这自然又让姜瓖增加了一项新的罪名。

在接下来讯问中，已撕破脸皮的冯铨，对“行贿人”姜瓖的态度，比满人主子刚林还要恶劣。

等刚林、冯铨二人的“双簧”戏，己经把姜瓖整得磕头认罪时，觉得火候已到的多尔衮，就开始塞给他一个甜枣，表示姜瓖同志，只要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仍可往事不究，还镇大同。

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孤芳自赏”的多尔衮，以为通过这种“打一巴掌揉三揉”的手腕，就可以让姜瓖心服口服。

哪知，他错了，从姜瓖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不是畏惧和感激，而是仇恨和反抗。

不要以为曾经懦弱的人，就永远没有反抗；不要以为曾经无耻的人，就永远没有尊严。

被蔑视、被侮辱的姜瓖，反抗的“岩浆”，已一点一滴在心底累积！

时间指向了1648年，这一年，在遥远的南国，同为汉人将军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的反抗之火，已把满洲贵族烧得焦头烂额。

11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又来给大清添堵，率兵犯边。

对“少数民族兄弟”的骚扰，多尔衮表现出“极度的关心”。

他立即派出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等近支亲贵，领兵镇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

但这件事，却冲跨了姜瓖“遵纪守法、了此一生”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蒙古的某个小部落生活困难了，来内地抢点东西“过渡过渡”，这事搁在明末，实在是一个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清军这次却“大动了干戈”。

对这一举动，姜瓖的解读是：多尔衮已察觉了他的“犯罪企图”，要抢先对他下手了。

大同地区的清朝行政官员，也以支援这次军事行动为借口，对境内的百姓，急如星火地征集粮草，让民众是怨声载道。

这种愤怒的情绪，又通过军属同志们的热情宣传，很快就传导到大同的军营里，让军队上下，也弥散着一股股浓烈的火药味。

起事的时机到了。

1648年12月3日，姜瓖趁清朝宣大总督耿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举起了反清的旗帜。

连姜瓖也没想到，他这一挑头，会激起全山西人民，反抗满洲贵族统治的“冲天巨浪”。

由于土地贫瘠、生活苦寒，自明朝中叶起，就不断有山西人，或走西口，或闯关东，去蒙古和满洲换取一份生活的保障，由此和满洲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原的冶铁、晒盐等“高科技”，也由山西人传播到了白山黑水之间。

清军入关后，山西商人还承揽了大清的政府采购、军粮运输、皇庄经营等一笔笔“大宗业务”，与政府及皇室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但少数商人的“获利感恩”的思想，并不能取代山西广大民众“失利反抗”的态度。

因对南方和陕西的频繁用兵，军费开支成倍增长，清朝中央政府的“减税”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一纸空文。

“恩诏纷纷下，差官滚滚来；朝廷无一惠，黄纸骗人才。”挨近北京的山西，权利没有享受多少，义务却要大量地承担。这让本来就在明末战争中大量失血的山西，更加痛苦不堪，难以忍受。

同时，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山西人纤弱的身躯里，依然沉淀了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在这块黄土地上，即使莽撞无知的村夫，他也能感到“剃发易服”的痛楚；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妇，她也在仰慕“忠义千秋”的关圣；即使白发苍苍的老翁，他也能讲述杨家将血染疆场的故事；即使是不满三尺的幼童，他也能理解“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

文化的力量，看似柔弱，却很刚强；

信仰的决心，看似无形，却很长久。

在大同反正后，同为晋北的朔州、浑源等地率先响应。

接着，晋西北的明朝退伍军官万练在偏关，刘迁在代州也发动起义，分别带领义军攻克了宁武、岢岚、保德、繁峙、五台等太原以北的县城。

12月底，阿济格在给多尔衮的秘密报告中，不无悲哀地称：“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在接到姜瓖“反叛”的消息后，多尔衮一是震惊，二是傻眼。

震惊是他没料到，他压根没有高看过一眼的姜瓖，竟然也还会挑头扛起“反抗大清”的大旗；

傻眼是大同与北京仅距300多公里，叛军的骑兵完全可以朝发夕至，直扑北京，而偌大的京城，现在几乎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手头基本上是无兵可用了！

没办法，一向趾高气傲的多尔衮，只得放下身段，派出特使，向姜瓖苦口婆心地解释，一切都是“误会”惹的祸，只要姜瓖卸甲来归，大清将既往不究，照旧恩养。

但姜瓖此时己经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山西的矛盾，决非他一人和清廷的矛盾，而是千千万万山西人和清廷的矛盾，根本不是他与多尔衮两人订一个“个人协议”，就能够解决了的。

因此，他这一次，挺直了腰杆，断然拒绝了多尔衮的解释和引诱，决心做一次历史的“排头兵”，用鲜血和生命，来找回做人的自尊。

靠舌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能靠拳头来解决了！

多尔衮只得主动沉下身子，从全国各地，挖空心思地去“找兵”平叛。

他先从河北、山东、北京、天津，拼凑起一支队伍，让敬谨亲王尼谌领着，会同阿济格一起，在晋北先建立一堵“防火墙”，阻止姜瓖向外圹展。

但大同的“多骨诺”效应，仍山西在延续。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多尔衮，只得在1649年2月，带了一支队伍，“一征”大同。

但他的这次亲自出马，并没有带来“马到成功”的效果，山西人民并不畏惧这位名震天下的摄政王，全省各地的起义浪潮，依然是——“后浪推前浪”。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多尔衮在大同城下毫无进展之时，忽然接到一个令他伤心欲绝的消息——他的同母弟弟多铎，己染上可怕的天花，即将撒手人寰。

快到不惑之年的多尔衮，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让他牵肠挂肚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自已的独生女，爱新觉罗？东莪；另一个就是这个弟弟多铎。

比起另一个同母哥哥——头脑简单、桀骛不驯的阿济格来，心思缜密、言听计从的弟弟多铎，更让他感到亲切和倚重。

方寸大乱的多尔衮，已无心恋战，准备急匆匆地赶回北京，去和这位可爱的弟弟，见上最后的一面。

在回京前，他亲自来到大同城下，隔着城墙与姜瓖对话，希望凭借自己的“权威和诚意”，能使姜瓖幡然悔悟，与大清再续前缘。

面对“情深深、话绵绵”的多尔衮，姜瓖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在降清以来，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这让战场两边的“观众朋友们”，听后无不为之动容。

自己的“劝降会”，变成了敌人的“控诉会”，这显然不是多尔衮同志所期待的结果。

尴尬之下，他拂袖而走，给姜瓖留下了冷冷的背影。

谈判的大门就此关上。

在多尔衮因私废公返回北京后，山西民众自发自愿的起义，一日千里，在晋中、晋南、吕梁等地区，不断掀起新的巨浪。

“喜看旌旗千重浪，遍地英雄下三晋”，在民众大起义中，郑名标攻占汾阳、胡国鼎啸聚潞安，陈杜、张斗光克复泽州、牛光天进兵平顺。

连在崇祯朝“饱受唾骂”的大学士李建泰，也在家乡曲沃，出资建军，共襄义举。

在四月底，山西除省会太原、晋南重镇临汾和盂县、崞县等少数县城，仍在清朝手中外，其它的地域，已完全掌握在了义军的手中。

更让汉族人民欣喜，满洲贵族沮丧的是，起义已“走出山西，迈向全国”，正源源不断地向临近的陕西、河南等省份“输出革命”。

虽然与永历王朝相隔千山万水，各地的义军政权，都承认永历帝为他们的“最高领袖”，姜瓖是他们的“反清大同盟盟主”。

形势的发展，使多尔衮只能暂时忘掉“丧弟”之痛，投入到紧张的“反革命”工作中来。

他紧令在江西战场“春风得意”的谭泰、何洛会停止向广东进军，迅速回师，守卫京城。

他速令佟养量，接替“玩忽职守”的耿焞，出任宣大总督，带山东兵前来平叛。

他急令陕西的孟乔芳、吴三桂、李国翰，先行剿灭深入陕西的义军后，再率军支援山西。

他敦令湖南作战的济尔哈朗，不必恋战，在该战场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择期领军北返。

紧锣密鼓地布置一番后，他浩浩荡荡带了一大窝“名王名将”，及京城的最后一些八旗兵，“二征”大同。

在他看来，大同就是山西起义的风暴眼，只要堵住了这个眼，风暴就会挟然而止。

他这次带来的“名王”，除了先前的阿济格、尼堪外，还有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算是基本上把爱新觉罗家族中，能打善斗的亲王，都统统带来了。

至于“名将”，更是不可计数，以致于有“大清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这次参战，才仅仅混了个随军偏裨。

但这次“众星璀璨、云集大同”，却没有取得“聚集效应”，仗从春打到夏，大同城还是“依然故我”

国事缠身、日理万机的多尔衮，显然不能继续就这样在大同耗下去了，1649年8月中旬，带着满腹的惆怅，他再向大同作了怨恨的一瞥后，匆匆离去，踏上了返京的行程。

他在大同取得的最大战果，就是完全、彻底地切断了这座城市与外界的任何联系。

实际上，就在他离去之时，大同已经断粮，“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整个城市到了承受的极限。

烈火炼出了钢，也排出了渣，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姜瓖手下的总兵杨振威，暗中派人出城，与围城的清军达成“秘密协议”——献城投降。

8月28日，杨振威带领手下的六百名士兵，忽然发动兵变，杀害姜瓖及其兄弟，持三人首级出城投降，清军终于进入了这座梦寐以求的城市。

但投降并不是大同和平的开始，而是灾难的降临。

为制造战争恐怖，慑服“不识好歹”的山西人民，多尔衮传谕：除投降的土兵及其家属外，将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并把大同城墙的高度拆除五尺。

大同，成为清军入关后，北方第一座因“集体抗争”，而倒在侵略者屠刀下的城市。

攻占大同，仅仅是剿灭山西起义的第一步，剩下的各县市，仍需要清军一口一口地去啃。

在此后的四个月里，清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南北合击、东西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开始了浩大而艰难的“平叛之旅”。

九月，满达海部攻克朔州、马邑；博洛部攻克孝义、平遥、辽州、榆社；自陕西出兵的孟乔芳、额色（满族）率满汉联军渡过黄河，收回了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运城。

十月，博洛、满达海合兵攻取汾州、岚县、永宁州（今离石）、太谷、沁州、潞安。

十一月，博洛、石廷柱、左梦庚等部又在泽州击败反清义师，擒杀守将张斗元。

十二月，吴三桂在晋西北渡过黄河，进攻偏关，义军总督万练在弹尽粮绝后，自焚而死。

多尔衮见“平叛”大势己定，决定除瓦克达继续留在山西清剿“残匪”外，其余亲王一律领军返京。

虽然山西大规模的起义，被清军以优势兵力镇压下去，但剩下的斗争势力，仍利用险峻的山区坚持斗争。

虞胤从运城突围后，率残部进入华山，并在笫二年亲赴贵州安龙朝见永历帝，接受指令后又返回山西阳城、沁源的山中组织抗清武装。牛光天则继续战斗在“山高林又密”的太行山上。

这两人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清廷难以根除的腋下之患。

山西民众全省范围的武装斗争，坚持了整整一年多，有力地坚持了南方人民的斗争，为北方人民大规模反侵略斗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山西在这次起义中，付出的代价也是异常沉重的，以致于到三十年后，山西的人口数量、耕地总量两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仍未恢复到1648年起义前的水平。

墨写的谎言，遮掩不住血写的历史，就在清朝正面大力宣扬，“山西平叛”是“救民于水火”的正义行动时，背后留下的，却是整整一代山西人，难以泯灭的“心底之痛”。

<h3>卷土重来</h3>

看着南征、西征凯旋而归的满族将士，多尔衮亳无成功者的自豪与喜悦，反而心头感到一阵阵苦楚与沉重。

“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在一次次辉煌胜利的背后，却是一个个满族将士伤亡数字的冰冷叠加。

“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这句唐诗，不仅仅让每一个处于豆蔻年华的汉族士兵悲伤心痛，也让同样青春年少的满族士兵感同身受。

从白山黑水之间，多尔衮仅仅带来了六万多满族子弟，如果照这样的伤亡速度发展下去，恐怕在征服全国之日，就是整个满洲民族毁灭之时。

不能这样下去了，得想一个办法了。

想什么办法呢？

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就是“以汉制汉”。

扪心自问，多尔衮认为，自已也是一个“以汉制汉”的拥护者、继承者和执行者。

但金王李姜的“先归后叛”似乎在提醒自己：“以汉制汉”的政策，已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真的是这样么？

多尔衮辗转反侧，冥思苦想。

经过漫漫长夜的思索，他终于茅塞顿清、豁然开朗。

把事业做大做强的过程，就是一个引导“无利益者”努力奋斗，从而变成“既得利益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各自所得利益的差别，必然会产生矛盾，当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爆发，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要防止矛盾的爆发，就要进行提前的调整，让矛盾进行提前的释放或中和。

同时，把事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也还是一个理解人、尊重人、团结人的过程。

如果仅仅有了利益，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团结，那么，这个事业就象是一条没有韧性的铁链，当外部或内部变化时，就会有忽然断裂的可能。

金王李姜四人“逼上梁山”的经历，让多尔衮明白，在发展大清统一事业的过程中，他输在了两点上。

一输在了自己不太舍得放权，让大家“利益均沾”，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这一点上；

二输在了自己对人的信任、尊重和团结的另一点上，自已常常试图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解决复杂细致的问题。

满族优秀的政治家、汉族人民的头号死敌的多尔衮同志，在经过一番痛苦而深刻的“自我总结、自我批评”后，为了满族人民的长久幸福、为了大清的千秋伟业，终于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决定。

一、改革大清中枢机构的设置。

他规定：今后在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的人员安排上，必须按照满汉对等的原则设置，设置的满汉官员要数量相等，身份平等、互不隶属、各管一摊（此制度执行至1912年清朝灭亡，也算是与国同存、与国同休了）。

二、推行新的地方行政模式，引导“三王”南下。

出于保护满族这个“稀有民族”的目的，多尔衮确立了“慎用满军，多用汉军”的南下作战原则。

当然，这里的“汉军”，并不是完全指从内地汉人中“招收”组成的军队，而仅仅指辽东地区加入了“组织（汉军八旗）”的汉族军队。

对于这支也是从黑土地走出来“汉军”，多尔衮认为，在多年的事业发展中，他们已和大清具有了密不可分的共同利益，对大清政府的“忠诚度”，将会远远高于那些入关后“有奶便是娘”的降兵降将。

而且，为了制造出更多的“既得利益阶层”，多尔衮决定，首先给这三王“改爵”。

他以顺治皇帝的名义，把孔有德由恭顺王改封为定南王，耿仲明由怀顺王改封为靖南王，尚可喜由智顺王改封为平南王。

读者朋友们可能要说了，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吗？这个王变成那个王，到头来还不是一个王。

这可还真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因为“此王”非“彼王”！

清朝封王，不同于明朝的用地名封王（如唐王鲁王靖江王），王的封号用的尽是我们汉语中博大精深的褒义词，如恭敬、端重、承泽等等。

这些被褒义词封出来的王爷们，只有荣誉及工资待遇，没有任何封地，从生到死，只能做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高级囚徒”。

即使出趟京城去旅游探亲或看病，都得提前向皇帝打请示报告，得到批准后，才能成行。

如果被封的这位王，封号中有了地名或方向，那么，恭喜这位王爷了，你肯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果然，“惊喜”随之也就来了。

多尔衮做出补充性规定：此次南下占领广东广西后，打下一县，你们就可以自已任命“县长（知县）”；打下一府，你们就可以自已任命“市长（知府）”；全省都打下来了，你们就可以任命“省长（巡抚）”。

各官员的印章，中央政府都给诸位刻好了，大家尽可拿出放心使用。

并且，为了表示对各位的信任，解决军人“两地分居”的问题及减少“性”犯罪，一下子变得体贴下属的多尔衮，还做了一项“充满人性”的规定：

南下的士兵及官员，均可携带家属同往，打下两广后，可以在此地分房分地，长期驻扎。

最后，他还给了这三位王爷，新增了大量的“招兵”指标。

孔有德在原来3100人的基础上，可增招16900人，耿仲明、尚可喜在原来4800人的基础上，可增招15200人。

这就是多尔衮在痛定思痛后，推出的“新思维、新政策”，其核心思想就是——诱之以利、导之以法；宁与家奴、不与外人。

政策一变，心情就变，在如此“给力”的政策面前，三个王爷马上生龙活虎、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各项工作就已就绪。

1649年7月，三王陆续率部开拔，独当一面的孔有德，单独负责攻打广西；能力有限的耿仲明、尚可喜两位，联合攻打广东。

当耿仲明、尚可喜在11月初，率部开拔到江西吉安时，大清“执法官员”忽然找上门来，与两位进行单独约谈。

约谈的官员严肃地告知他们，您二位因“窝藏逃人”，已严重违反了大清的“窝藏逃人法”。

前面讲过，所谓的窝藏逃人，就是指收留、包庇从旗人庄园逃出的汉人奴隶，其构成对旗人庄主“特殊财产”的严重侵犯。

要说窝藏个把“逃人”，对贵为王爷的两位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但这回两位明显地耍大了，一下子窝藏了一千多个“逃人”。

因此，负责此案的官员，转而严厉向两位指出：“大清现在己是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只要触犯法律，都将依法处理，决不姑息。”

在办案官员的暴风骤雨下，心理素质较差的耿仲明同志，竟一时经不住考验，于11月27日这天，畏罪自杀了！

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冶绑架法律的国家，即使刚刚建国的大清也不例外。

就在耿仲明同志那颗脆弱的心脏，刚刚停止跳动的时候，大清中央政府的处罚决定到了。

处罚决定共有两条：一、对两位的“犯罪行为”给予书面警告；二、各罚银四千两，仅此而已！

本来，大清的最高权力机关——议政王会议，给两位王爷做出的处罚决定是削去王爵，并各处罚银五千两的。

但多尔衮考虑到正在用人之际，就“网开一面，从轻从宽”处理了。

这下，尚家乐大了，耿家悔大了！

但这还不是耿家人最后悔的。

最后悔的是：清廷认为，耿仲明同志擅自自杀的不当行为，是纯粹对组织“惩前避后、治病救人”精神的不信任，是纯粹对大清法律的再次蔑视。有鉴于此，其长子耿继茂同志自动丧失王位的继承权。此次南下，仅以阿思哈尼哈番（男爵，爵位中的最低等）的身份，作为尚可喜副手，统帅其父旧部随征。

<h3>两广失陷</h3>

在两路南下的清军，被“吸附”回北方的一年多日子里，明清边境线上一片宁静。

双方在这段时间内，自觉遵循了“各守原防、和平共处”的两项基本原则，彼此之间都没有主动向对方发起过大的攻击。

这给了永历帝一个不错的感觉——未来的岁月，可以“波谰不惊”地这样过下去了！

在这样沐浴着和平阳光的日子里，朱由榔同志，终于“有模有样”地过了一段幸福而难忘的帝王生活。

要说他在这段执政履历里，做过什么大事，的确是无史料可查。但要说他什么事也不做，却也有失公允。

这位永历帝的个人工作简历，大致如下：

朝堂内，这位“亲西方的国家领导人”，在欧洲人卜弥格的协助下，制定并颂布了《永历新历》。

甚至，动员金家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的他，还派卜弥格作为特使，去遥远的意大利“借兵灭虏”，请“万能的主”来解救他这位受苦受难的“孩子”。

上帝虽然没有给他送来救兵，但却给他送来了一位新“太子”，终于让大明江山后继有人。

朝堂外，他解决了李成栋死后，广东明军无领导人的问题，由李成栋的副手杜永和出任新的统帅。

他还把郑成功“统战”到自己的旗号下，在福建成功地开辟了抗清的“第二战场”。

秘密策反陕西吴三桂的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吴三桂同志已经作出了“择期反正”的保证。

但这种“小打小闹、拾遗补漏”式的工作作风，并没有使永历政权整体改观，民众对国家冷漠和不坚持的态度，仍“涛声依旧”。

当1649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呼啸的北风，不仅给南明带来了冽冽寒意，还带来了真正的危机！

危机是先从广东边境开始的，1649年12月3日（阴历），尚可喜、耿继茂率部从江西临江府出发，27日即到达赣粤交界的南安。

在南安，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的尚可喜开始玩“阴招”。

尚可喜会全军上下一方面杀胖猪宰肥羊、贴春联买花鞭，摆出一副喜气洋洋过大年的欢庆场面；另一方面，却秘密派出多名特务，假扮商人，潜伏到广东北大门——南雄城中。

在爆竹声声辞旧岁的除夕之夜，存心不让南雄人民好好过年的清军开始行动了。

先是假扮商人的清军特务工作者，跑到鼓楼去人为纵火。

趁守城明军赶去救火的当口，“清特”们偷偷地打开城门，放早已守在城外多时的清军入城。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仓猝应战的明南雄守将杨杰、萧启等人被杀，六千多明军战死，南雄失守。

1650年1月3日，在南雄欢渡完春节的清军，神清气爽地向下一个城市挺进，准备一战取韶州。

但韶州的明军，早己人去城空，清军便顺顺利利地开进了这座“不设防的城市”。

南雄和韶州的相继失守，让永历帝那颗平静如水的心又骚动不安起来，他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永历朝廷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会上，“转进派”马吉翔引导了会议的方向。移跸广西梧州，成为这个会议不容辩驳的决议。

但这时驻守广州的两广总督杜永和，却上疏提出不同意见，请永历帝为了防止政冶上出现重大的负面影响，暂缓移跸。

面对实力派咄咄逼人的致疑，“心虚”的永历帝只得一面做搬家的准备工作，一面派刘远生、金堡跑到广州，代表自己，“虚心”地向杜总督，解释这次移跸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月1日，永历帝一行又悄悄离开肇庆，前往梧州。

离开这块“龙兴之地”前，永历帝连下两道圣旨。

一道圣旨，是令广西的庆国公陈邦傅、忠贞营刘国俊等部，东援广州。

另一道圣旨，是升马吉翔同志为兵部尚书，与李元胤督守国都肇庆。

但因为皇帝的带头逃命，导致圣旨的权威性和执行力急剧下降，东援广州的明军虽然人多势重，但却始终没有迈出广西“省门”一步。

在各方“你推我让”的不作为中，清军于3月6日，到达广州城郊。

清军统帅尚可喜、耿仲明，首先“很有礼貌”地向杜永和同志，表达了希望和平解决广州问题的诚挚意向。

在遭到杜永和同志粗暴蛮横地拒绝后，清军在3月9日上午，开始竖梯子爬城。

这种原始、笨拙的攻城方式，在这支由李成栋亲手调教出来的明军面前，实在是“一群菜鸟”的武装演习。

结果是攻城的清军既流了汗，又流出了血，个别的倒霉孩还送了命。

初战不利的清军，只能决定采取一种虽然古老但却很靠谱的攻城的攻城方式——围城，来辛辛苦苦地解决广州问题。

他们在东西北的陆地上，三边挖壕沟围困；在南面则收卖了部分海盗头子，成立了大清的“红旗水师”，来控制水上通道，从而完成了四面围困广州的“战略构想”。

但广州城，毕竟是实力雄厚的大城市，经济承受力，远比南昌、大同这些中等城市强得多。

在围城一百天后，广州城中的居民依然是“歌照唱、舞照跳、茶照喝”，仍旧一副优哉游哉的模样，压根就没有出现“营养不良”的征兆。

究其原因，这得益于城南的那条水道。擅长“投机倒把”的广州商人，通过这里源源不断为被围的广州，补充了生存的给养，并形成了一条龙的战时供应体系。

尚耿两位傻眼了，照这样的攻城进度发展下去，恐怕就要在广州城边长期“蜗居”了。

一心想进城过好日子的两位，经过一番认真地核计后，一面向清廷请求增派援兵，一面加紧实施一项特殊的军工生产——铸炮。

到十月下旬，这两项工作都有了显著地进展。

在赣州屡立殊勋，己成为大清“今日之星”的高进库，率援兵赶到。

新铸火炮四十六门，加上高进库带过来，火炮总数达到了七十三门，可以顺利完成集中火力、毁其一点的战斗任务。

11月1日，清军集中炮火，轰击广州城墙的西北角，不怕疲劳、不惧炸膛的清军炮手们，竟整整轰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奇迹终于出现了，坚固的广州城墙，被轰塌一道三十余丈的大口子。

苦苦等待了多时的尚可喜，亲自率着清军敢死队，冲进了广州城。

在确信广州无险可守后，依然保持了高度镇定的杜永和同志，指挥着守军，紧张有序地登上了一千多只大小船只，飘然出海，撤至海南岛的琼州。

仗打了八个月，仅得了一座空城，却让数万守军从眼皮底下从容撤离，尚、耿两位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无人喝采”的情况下，手无寸铁的广州居民，成为两位泄气败火的“良药”。

疯狂的屠城开始了。

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撰写的回忆录中记载，在这场完全是汉人屠汉人的杀戮中，共有二十多万男女老幼，悲惨地死于同族人的刀下。

就在广东战场搅成一团的时候，广西战场也出现了一塌糊涂的局面。

“孤胆汉奸”孔有德，在湖南躲过酷暑后，在1650年8月，熟门熟路地对广西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在广西，能拉出来的孔有德过几招的南明将领，就剩下曹志建和焦琏了。

曹志建现在正守在湘桂交界处的龙虎关上，准备和来犯之敌孔有德决一雌雄。

如果说火线提拔为永国公的曹志建同志的战斗能力，在“廖化级”的水平线上，那么孔有德，则已处于“张辽级”的档次。

龙虎关一战，这种差距立刻显现！

曹志建不但损失了一万多士兵，丢了龙虎关，而且更难以启齿的是，他把永国公的官印也弄丢了。

丢了就刻一个木的代替吧，刻完印后，心理调节能力极强的曹志建同志，跑到其弟驻扎广西灌阳，重整残兵，继续和孔有德叫板。

为教训这位“死不改悔”的抵抗派，九月中旬，孔有德分兵三路，逼近灌阳。

明清两军激战于青塘窝，曹志建同志再接再败，损失三千士兵和大炮28门，另手下有七名重要的将领战死。

又让他更难启齿的是，那块木刻的印也给丢了。

曹氏兄弟只得领着最后一点点残兵，逃入到深山徭峒中，以待时机。

自从把这位“很不识相”的永国公，赶到山沟里后，孔有德的攻桂之路，变得异常顺利起来。

孔有德率领的清军，以秋风扫落叶的态势，陆续攻占全州、兴安，逼近省会桂林。

大敌当前，能担当起桂林守卫重任的，也只剩下了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手下的滇军了。

但这支滇军，却在11月5日下午，带上亲人，带上财产，离开桂林，向云南方向转进，准备回家看看。

因为这支滇军的统帅赵印选、胡一青认为，既然曾有恩于他们的何腾跤已死，他们也就没有义务去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那个“素无交情”的桂林留守瞿式耜了。

滇军的不战而遁，让瞿式耜直气得捶胸顿足骂道：“朝廷平时以高爵侍你们，百姓以膏血养你们，你们今天却不发一矢就四散而逃，可知头顶三尺有神灵。”

瞿式耜同志，用神灵来约束我们的汉族，这的确是你的错，因为，你还没有弄懂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内心信仰！

在我们民族的幼年期，先知先觉的孔老夫子，就曾用“不知生，焉知死？”来教育我们这个民族。

在他老人家的谆谆告诫下，大部分汉人，变成了骨子里“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仙鬼怪”的“无畏一族”。

虽然东汉后，佛教西来，为全民增添了一些“心理约束”。但这种约束，却暗藏着“求财求利”的功用目的。

活在当下自我欢娱的世界里，不必问前世，不必管来生，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底色。

这种底色，使我们大部分汉人，在外族入侵、改朝换代的大变革面前，会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

但我们的民族，在大部分外，也会有少部分人，在用生命作为蜡烛，点燃令全民族感到温暖和希望的亮光。

在即将陷落的桂林城里，大学士瞿式耜是这样的一个人，总督张同敞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桂林城已无兵抗敌情况下，瞿式耜认为自己守土有责，决心与城共存亡。

在这危险万分的时刻，总督各路军务的张同敞，听闻瞿老师有如此决心，即泅渡过江，进入留守府中，要求与这位老师同生共死。

他慷慨表示：“君恩师义，同敞当与共之。”

而瞿老师则认为这位学生没有守城职责，不必留此陪他送命。

张学生则认真回答：“古人耻于独为君子，老师难道不许我与您同死吗？”讲此话时，情真意切，无虚无伪。

师生两人放声大笑，笑过之后，取酒同饮，明烛达旦。

11月5日，清兵在孔有德率领下，大摇大摆地进入桂林城。

当清兵进入留守府搜查时，见到瞿、张二位衣冠肃然，从从容容坐在大堂之上，大为惊讶的同时，也暗生敬佩。

清军将这喝了一夜酒的两位，押到孔有德面前，孔以高官厚禄相许招降，马上遭到一番从“外表到灵魂”的痛骂。

考虑到两位名气太盛，擅杀就会被社会舆论淹灭的孔有德，自作聪明地想到一条“折中处理”的办法。

他通过瞿的江苏同乡王三元，劝两位削发为僧，以规避大清法律的惩罚。

二位对这个自作多情的建议，嗤之以鼻。

好心做了驴肝肺，精神很受伤害的孔有德，马上对张同敞施以酷刑，将其手臂打断，眼睛打伤。

但从身残志坚的张同敞身上，孔有德听不到一丝求降的“软话”。

听到的，是狱卒反映的这二位孤灯对坐，以赋诗唱和，抒发正气，互勉忠贞的动人事迹……

这两位被关押了60天，写诗达百余首，平均每天两首。

二位在狱中，除写诗外，还给平乐的焦琏写信：“城中清兵无几，若劲旅直入，孔有德之头可立致也。”不幸，信被孔有德截获。

见信后孔有德，彻底丧失了做“好人好事”的耐心，在闰11月17日，将他俩残酷地杀害在叠彩山风洞前。

瞿式耜的殉国行为很好理解，因为在他的生长道路上，饱受国恩，国家曾给他铺满了鲜花和阳光。

但张同敞的殉国行为，却并不好让人理解，因为他为之殉节的这个国家，不但对其“无恩”，而且“有负”。

张同敞的曾祖父，就是明朝中后期那个大名鼎鼎的“救时宰相”——张居正。

张居正曾为了这个国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立下了巨大的功勋。连永历帝的爷爷万历帝，也曾经十分动情地说过：“首辅您为国家的付出，朕无以为报，惟有今后照顾好您的子孙，方可心安！”

但张居正一死，曾经信誓旦旦的万历帝，虽言犹在耳，却就对他的后代下手了。

出于对张居正曾经“福威自居、杀伐自为”的痛恨，万历帝对张家下达了严厉的抄家令。

在抄家和随后的审问中，张家一门十几口饿死，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自杀，在北京及老家江陵的家产被没收。

后来在大臣们“打抱不平”的上疏抗议中，良心上略微受到一丝震撼的万历帝，终于发还了张家一些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才没有让这个显经显赫一时的家庭彻底沦为“无产阶级”。

但从此，张家人就彻底沦为，一群时时处处需要夹着尾巴在世界上行走的“贱民”。

张同敞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在他的生长历程中，误解、歧视、坎坷如影随行。

直得天启年间，张居正得到平反，他才得以荫补为一个小小的中书舍人（从七品）。

就这点小小的补偿，却使他内心充满无比的感激。从那时起，他就立下誓言，将以生命来报达这个国家。

在李闯进京、崇祯自杀之时，他只身逃出，来到南京。

以后，无论在弘光政府里，还是在隆武政府里，他都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做好手头的每一项工作，用实际行动来抒写着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对国家特有的忠城。

在隆光帝死难、永历帝继位后，他又一次只身南下，投入到抗清救国的洪流中，最后终于在桂林，以生命作凭证，兑现了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

在“英烈如云”的南明史中，张同敞很普通，以致于在很多史料记载中，他仅仅作为瞿式耜老师一个配角出现。

但就是这样一个配角，却让我看到一种高贵的品格，一种能忍受国家“不公平待遇”，却九死不悔地为之奋斗的品格。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国家为我们做了什么，而要问我们为国家做了什么？”

西点军校的校训上说：“国家，无论对错，都是我的母亲”。

现在，我们的国家，也许贫富不均，也许善恶不清，也许美丑不明，但她广阔的土地承载了我们的躯体，她丰富的物产滋养了我们的身心，她灿烂的文化铸造了我们的灵魂，她给予我们的，永远比拿走我们的，要多。

所以，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国家的失望，像张同敞烈士那样，尽自已一份微薄之力吧，让自已的国家，在自己的手中，离真善美更近些，离假丑恶更远些！

1650年11月，对于逃难的永历帝而言，充满了阴霾与黑暗，广州、桂林两个省会城市相继失陷，继瞿式耜死难后，另一个可以依靠的将军——焦琏，也被准备降清的陈邦傅暗杀。

永历帝在无可奈何中，从梧州“移跸”南宁。

在南宁，他迎来了1651年的春节。

但新的一年，并没有给他带来欣喜，广西的陈邦傅终于投向了清朝的怀抱，海南岛的杜永和也放弃了最后的支持，改明旗易清帜。

在广东高州、雷州坚持抗清的李元胤兄弟，被叛军王胜堂等擒获，押往广州，因不屈被耿继茂杀害。

在黯淡无光的前景下，永历朝的大臣们一部分屈身降清，以求富贵；一部分遁入山门，不问世事；一部分返回“清统区”，苟存性命；只有一小部分官员坚持留下来。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南明的历史，将在1651年完全结束。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加入到了保卫南明的阵营中，并把南明的历史，又往后延续了11年。

正文 第二十七章 大西南

<h3>四川，血浸的土地</h3>

历史就是这样诡异，这股加盟并伴随着大明走完最后一程的力量，就是当年以推翻明朝为已任的一支重要武装——大西军余部。

大西军余部，由一支“反明武装”到“护明武装”的转变，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复杂因素。

这其中，有利害关系，有人心所向，有民族感情，还有个人禀性。

这种转变，是从张献忠在四川经营失败开始的。

1644年初，作为大明王朝“第二杀手”的张献忠，率领他的造反队伍，成功地占据了湘赣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就在大家都预测，他将直捣大明“留都”南京的时候，张献忠却放弃湘赣两省的地盘，调转枪头，杀向四川。

他这样做，并不是害怕“阶级敌人”——明朝的追剿，而是担心“阶级兄弟”——李自成的迫害。

明末两大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与李自成，仿佛就是三国时周瑜与诸葛亮的“翻版”。张献忠年纪比李自成大，出道比李自成早，生的也比李自成魁梧，可就是聚在身上的“闪光灯”，比李自成少。

出于这种妒嫉心理，他与李自成发生了多次的不愉快，后来还导致了大规模的“火并”。

现如今，李自成不但占据了陕豫鄂的大部分，而且还抢先一步，在西安称帝建国。

更关键的是，昔日的大明子民，已把李自成看作了下一届“真龙天子”的不二人选，“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革命歌曲正响彻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而此时此刻的张献忠，却仍然是一个“人人喊打”的流寇，名不正，言不顺……

“人与人的差距，昨就这么大呢？”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张献忠，经常愁眉紧锁、自怨自艾！

但难受归难受，现实归现实，掂量自己无法与风头正盛的李自成抗衡后，张献忠毅然决然地踏上入川之路。

当外面的世界已是“纷扰不止、干戈不息”时，动乱的飓风却丝毫没有越过巴山蜀水，刮进这个“天府之国”来，整个四川依旧是一片风调雨顺、太平祥和的景象。

唯一与这景象不协调的，是由一群“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摇黄十三家”，正在川北地区捣乱。

于是乎，四川的明军精锐，被悉数征调，去铲除这颗“化脓生疮的毒瘤”。

来得早不如来的巧，就在明军精锐被“摇黄十三家”缠住时，张献忠已带着队伍越下牢、渡三峡、克培州、取重庆、占成都，如入无防之国。

也许是已经腻烦了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也许是渴望乱世有一位强势保护者的出现，这时的川人，对张献忠的队伍既不欢迎，也不反抗，而是静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

投桃报李，在占领四川的途中，张献忠也特别注意军风军纪，严禁烧杀抢掠，这时军民关系，尚算融洽。

到1644年5月，四川除石柱地区外，已全部被纳入张献忠的控制范围。

因为饱受李自成“建国称帝”的刺激，有样学样的张献忠，终于在四川成都，圆了自已做了多年的皇帝梦！

称帝后，他给自己新建立的王朝，定国号为“大西”，定年号为“大顺”（把李自成的国号作为自己的年号，心理扭曲的张献忠，总算是占了一次嘴上的便宜）。

自然，他领导的那支军队，便被百姓称为“大西军”。

建国后，他很快发现自已，面临着和李自成同样的问题——如何管理好这个新生的王朝。

由被统冶者变为了统治者的大西人，既没有心情去对旧的官僚机器“回收利用”，更没有水平在短期内建立一支具有社会管理能力的干部队伍，因此，在四川由“流寇”变为“坐寇”后，吃饭问题便接踵而至。

最初，大西政府依靠没收官府、王族和明朝官员的财产来解决吃饭问题，但不久，这些财产很快就消耗光了。

钱没了，又不会按正常的社会经济管理手段来收取赋税，剩下的应急措施便是——抢大户了。

但四川即使再富裕，大户的数量也还是有限的，过了一段时间后，大户便被抢光了。

几十万大西军民、官员总不能空着肚子，为张献忠无偿服务吧。所以，大户抢光了便抢中户、小户。

抢来抢去，便是在大西国内，爆发了对起义者的“再起义”。

一向柔顺老实、乐天认命的四川人民，纷纷组织起各式各样、人数不一的“护粮队”，用游击战来消灭一小股一小股出来“打粮”的大西军人。

这样一来，吃饭问题还没解决，冶安问题，转而成为张献忠一个十分头痛的难点。

时常以“半个读书人”自居的他，马上认为川人之所以造反，完全是读书人引出的祸，于是觉得很有必要对四川的读书人，作一次“大清冼”。

他以皇帝的名义，再次向“全国”下达了在本年度，将举办第二次科举考试的圣旨。

圣旨还特别附加了一个硬性规定，所有读书人，必须来参加考试。不来的话，全家问斩，邻居连坐。

圣旨一下，全川99％的读书人在一个月内，齐聚成都，准备应考。

但在应试之日，考场变成了屠场，一万七千多名读书人，除留了十几名比较顺眼的幼童外，全部被杀。

杀完这些读书人后，仍心有余悸的张献忠，转而把屠刀挥向了“僧道、医卜、阴阳及百工技艺之流”，于是这些有一定知识含量的人，以各种名义被骗来后杀掉。

消灭了上述的两类人后，大西国内，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仍然是后浪推前浪，大浪带小浪。

只要有“再起义者”从田野杀向城市时，城市人就迫不及待地里应外合，杀死城里的大西军，欢迎这些“再起义者”入城。

恼火万状的张献忠，马上把这些不识时务的“城里人”，确定为下一步的屠杀目标。

对“城里人”的屠杀，是先从“首都”成都开始的，接着，简阳、荣县、洪雅等中小城市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杀了城里人后，张献忠便强迫郊区农民“农转非”，进城为大西政权服务。

1645年春天，南明将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占重庆。

明军的再次到来，让四川人民又怀念起这个曾保护过大家生命、财产及传统文化的政权来，于是纷纷从各地向重庆靠拢，曾英的统治的人口迅速扩大到五十万人。

张献忠忙派出义子刘文秀统兵攻渝，但很快被“团结起来”的重庆军民打了个大败而归。

在重庆胜利的鼓舞下，杨展等南明将领又先后占领了川东、川南的綦江、宜宾、叙州等重镇，逐步向成都所在的川西平原推进，各地幸存下来的四川百姓，杀死大西官员及少量驻军，迎接明军。

这时，清军又打着“出民水火”的旗号，以“解放者”的身份，从汉中向四川蚕食。

前方的大西军是屡战屡败，大西政权的地盘是越打越少。

对经营四川己经绝望的张献忠，决定“弃川入秦”，打回陕西谋求“再次创业”。

临行前，已在四川呆了一年多的他，对他能控制的地域，下达了最严厉的屠杀令，意在将自已得不到的江山，化为一片焦土，留下一个空壳。

他曾出台特别圣谕——“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为自己的屠杀作“无罪辩护”。

躲在城外的山野村民，成为他屠刀下又一批屈死的冤魂。

当杀得四野山川，如同月球一片寂静的时候，行军途中的他，发现自己储备的军粮，越来越少，且根本无法得到新的补充。

己进入颠狂状态的他，屠刀马上砍向二十多万新入伍的“川军”。

杀完了“川军”后，为再节约粮食和甩掉包袱，他把最后的屠刀挥向了军中的妇女及文官。

为率先垂范，他一口气把自已身边的三百殡妃杀得仅剩二十名，一千文官仅剩二十五名。

在我国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中，张献忠的滥杀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黄巢、洪秀全等前辈后生都“自叹不如”！

一个作恶太多的人，报应迟早会有的。

1646年底，当张献忠率军行至西充县凤凰山时，对其屠杀持不同意见而降清的刘进忠，已经领着清军，在此静候多时。

两军阵前，清军统帅豪格在刘进忠的指引下，让一名满洲特等射手，暗地向张献忠射了一箭。

此箭，如有神佑，不偏不倚正中张献忠的心口。

中箭后的他，并无英雄之态，亦如凡人一般翻落在地，痛苦嚎叫，挣扎而亡。

一个极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就终于走完了他丰富多彩、起起落落、罪恶多端的特殊人生！

他是一名革命的英雄，但更是一个凶暴的屠夫！

张献忠死了，但四川的灾难并没有随之结束，他播下的毒种，正萌芽、生根、茁壮、成长，结出一颗颗可怕的恶果。

“恶果”之一：饥荒蔓延

由于大西政府承秉“不事生产”的执政理念，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四川的农业生产“由兴变废”，绝大多数耕地被撂荒，粮食生产连续大幅下降，积存的粮食又大部分被强制征收。所以，在张献忠被杀、其部离川后，四川立即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

当残余的粮食、牲畜等被吃光后，“人吃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不但平民吃平民，而且军人也在吃军人，“人口”在这里变成了“人粮”。

“恶果”之二：“摇黄”崛起

张献忠入川，使本来已被明军整得奄奄一息的“摇黄十三家”，又一次起死回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在大西政权统治时期，不堪忍受其残暴统治的“暴民”，集体屠杀中逃逸的川军，纷纷跑到“摇黄十三家”投名入伙，使这个本来就不纯洁的“黑社会组织”，变得更加庞杂。

没有革命目标，没有救世理念，没有长远规划，这个组织追求的，仅是自己一时的饱满与痛快。

因此，他们对幸存平民的抢劫与杀戮，与大西军相比，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恶果”之三：瘟疫流行

如果没有一个政府强有力组织和救济，“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必会成为一对前赴后继的魔鬼，降临人间。

大头瘟、马眼瘟、马蹄瘟，这三大瘟疫，在四川大地上来回游荡，又夺去一批又一批的战争幸存者的生命。

“恶果”之四：老虎成灾

2007年，“华南虎照片”事件，曾把全国搞得沸沸扬扬，背后折射出来的，也有现代人一份对野外已灭绝的华南虎无奈的叹息。

但在本文中，华南虎却是一个“扬眉吐气”的“主角”。

在人类自相残杀之时，这种本来躲在深山老林中的老虎，数量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加，时常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城市乡村间。爬楼上屋、游街逛市、饥则食人、饱则昏睡，吓得“万物之灵”的人类，反而倒是无能为力，见虎即遁！

但这四大“恶果”，还不是四川灾难的全部。

假如你是一个四百年前的川人，即使从这四大“恶果”中侥幸逃生，但也别庆幸地太早。因为在未来的岁月中，你未必能艰难地生存下来。

因为，在其后的15年中，四川，作为明清一个反复争夺的战场，成为了双方一个提高士兵战斗力的训练基地，一个“高精尖武器”的试验场所，一个随时获取免费物质的供应中心。

在这漫长的战争中，无论明清那一方的兵来，都可“理直气壮”地按各自的目的，把日渐稀少的川人当作军人、役夫、奸细、俘虏、“人粮”，来使用。

四川最后一点点的人口，也在一个个减少。

在明清易代的战争中，四川，是一个“参与”较晚，但却“受伤”最重的省份。

1644年的川人，大约有400万人，到战后1685年统计，仅剩下了9万人。

省会成都，早在2500年前，就因“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但此时，在其繁荣千年后，却只剩下了二十多户，一百来人。

战后，成为全国稳定执政者的清政府，便从人口较多的湖南、湖北、广东等省，迁移了大批人口，去四川“开荒种地”。

于是，在我国历史中，产生了一个新的专用词汇——“湖广填四川”。

这冰冷的五个字后面，又“填”进了多少个无辜的生命、无助的灵魂、无言的申诉……

今日试问，当年四川的劫难之源，可单单归结于张献忠一人之上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不是明末的全民的战争，张献忠仅仅会是一个老实能干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者是个精明强悍的捕快，缉私捕盗，混吃混喝。是这场战争，把他稀里糊涂地卷了进去，并最终锻造成了一个十足的杀人狂魔。

况且，把全民族的荣誉或苦难，都集结于一个人身上赞誉或责骂，本身就是毫无科学道理的。

明末战争，归根到底，源于我们族人（汉族、满族等）没有止境、没有满足的贪欲。

贪欲如同一个锁在族人心间的恶鬼，制度的缺失为他解锁，信仰的漏项给他松绑，当他翻腾而出时，荼毒将祸害天下。

富人需要追求更多的财富，强民族需要挤压弱民族的生存空间，奴隶主需要占有更多的奴隶，社会收入的不公和民族发展的失衡，让农民起义战争和民族征服战争，在干旱肆虐的神州大地，同时迸发。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又诱发了良知泯灭、心理扭曲、集体变态、饥馑遍地、疾病泛滥，在没有自然灾难的外力下，族人的“内功”，却几乎把自身毁灭。

这不仅是明末四川的悲剧，也几乎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挣脱不开噩梦。

人之病，可治否？

<h3>云南，希望的家园</h3>

如果说李自成的死，标志着大顺事业的衰亡；那么，张献忠的死，反而意昧着大西事业的新生。

张献忠生前，对枪杆子握得是无比的紧，除自已掌握的直属部队外，大西国主要的武装力量，主要掌握在四个义子的手里。

这四个义子分别是：老大平东将军孙可旺，老二安西将军李定国，老三抚南将军刘文秀，老四定北将军艾能奇。

此时，己经溃不成军的大西军主要将领，都把充满期待的目光，汇集在了老大孙可旺的身上。

这不仅因为他是张献忠的“长子”，在大西军军中地位高，威信足外，还因为他读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在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大西军中，鹤立鸡群。

在我国十大风景区之一的黄果树瀑布，现仍存他的题字，笔锋苍劲有力，内容大气磅礴，足见其雄厚的文化底蕴。

在众将领公开的表决中，年仅28岁的他，被大家选举为新的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开辟大西朝新时代的希望。

骤升为“一号”首长的孙可旺，并无一丝的喜悦，相反，他更显得忧心冲冲、坐立不安。

因为，他现在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如何把这支已经人心涣散的军队，带出这前有明军、后有清军、左有长江、右有高山的险地。

在强弱利害对比后，孙可旺决定避实击虚，渡过长江，先取重庆，尔后进入贵州发展。

1647年元月，重新聚拢在一起的大西军，在孙可旺四兄弟的率领下，渡过长江，在重庆一举击败南明总兵曾英的部队，使曾英在撤退途中，落水而亡。

顺利进入重庆的大西军，在经过短期逗留后，转而进入綦江地区。

在这里，他们驻扎下来，一面收容残部，一面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整军运动”。

因为看多了无数平民哀怨无助的眼神，因为听够了众多百姓伤感失望的叹息，作为四个“农民的儿子”，孙李刘艾内心曾一次次对义父张献忠的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感到由衷的痛苦和不满。

他们一致认为，是到了改弦更张、拔乱反正的时候了。

他们联名向全军庄严宣告：自今以后，所过之地，爱护百姓，秋毫无犯，除在战场上执行战斗任务外，一律不得擅自杀人，违者军法从事！

为此，他们采取断然措施，逮捕及处死了仍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走张献忠屠杀路线的大西皇后及大西宰相汪兆龄。

也就是此时，孙可旺把自己的名字，由“可旺”改为“可望”。

也许，在他的心里，“旺”仅表达一家一户、发家致富的梦想，“望”才能寄托他达济天下、青史留名的理想！

经过“整军运动”，已初步获得钢铁军纪和政治理想的大西军，以焕然一新的军容军貌向遵义（此时属四川地界）进军。

一路上，大西军严格执行群众路线，不擅入百姓房屋、不践踏百姓庄稼、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公买公卖，所过之地，民皆安堵，全军形象取得极大改观！

而在此时，清军却因战线过长，粮食兵员接济困难，被迫退回四川保宁（今阆中），作长期休整，大西军终于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期。

大约在1647年二月初，大西军顺利占领贵州省会贵阳。

二月十二日，大西军攻克定番州，将逃到这里的贵州布政使曾益等南明官员杀死，使贵州全省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对于孙可望的大西事业来说，是一个绝佳的状态，他们兄弟四人迅速攻城掠地，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在烽火遍地的神州大地，以贵阳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袖珍之国”。

但贵州这地方太穷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确是这个地方最生动形象的描绘。

而随着大量大西军的归队，孙可望的手下，已陆续聚集了十几万军人及家属。

于是，在这个小的地域内，温饱成了大西朝目前最大的奢望。

就在孙可望，为大西军下一步向何处去而苦苦思索时，冥冥上苍，把一个阔别多年的“干爷”，送到了军中，为他指明了下一步进军的方向。

这个“干爷”，是一位少数民族人士，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

早在谷城“就抚”期间，张献忠就和这位龙土司义气相投，打得火热，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大批马匹、武器。后为表达谢意，干脆拜其为干爹。

自然，按辈分排下来，孙可望、李定国自然便尊龙土司为“干爷”。

在这位长辈诲人不倦的“义务教育”中，孙可望知道了“干爷”的家乡——云南，是一块四季如春、江河纵横、人口众多、铜矿广布、物产富有的神奇土地。

在张献忠再度反水后，龙在田土司也受到牵连，被以“通贼”的罪名，调回原籍，面壁思过。

“久别重逢话当年，执杯相劝莫相拦。额头已把光阴记，万语千言不胜谈。”在欢迎龙干爷的宴会上，想起物是人非、漂泊不定的这些年，大家都喟然长叹、不胜感慨！

一番“真情回顾”之后，龙干爷道出了此行的目的，邀请大西军，去他的家乡云南平叛！

接着，他又免费为大家，作了一场“云南目前政治及军事形势”的专题讲座。

作为一个最后纳入大明版图的边疆省份，明智的朱元璋因地制宜，对云南采取了“一国两制、土流结合、高度自治”的行政模式。

他封其义子沐英为西平侯，允许其世代镇守云南，在政冶、经济、军事方面，赋予了其比内地更多的特殊权力。

沐英死后，其子被加封为黯国公，在以后的二百多年里，虽然大明各届皇帝，对内地的“同姓王”采取弱化、分离、撤销的政策，但对云南的异姓黯国公，却一直感情永恒不变，友谊天长地久。

在具体的管理体制上，明朝除在云南设立巡抚、都指挥使、布政司、按察司这些流官，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外，对各地相当于内地州府一级的土司，则承认其现有地位，并允许其世袭罔潜、独立建军、自行收税。

在各方利益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云南维持着精巧的平衡，直到大明北京中央政府被推翻。

1645年9月，早就对现任黯国公沐天波盐税政策不满的武定土司吾必奎，发表了“已无朱皇帝，何有沐国公”的造反宣言，公然发动了针对云南现政府的叛乱。

因沐天波的主要军队，已经调到滇川边境上防范大西军去了，所以，有备而反的吾必奎叛军，便趁虚而入，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全滇震动。

眼见外患未至，却起家贼，抓耳挠腮的沐天波，只得利用家族多年来，手中积攒下来的那点威信和恩德，调集石屏土司龙在田，蒙自土司沙定洲，宁洲土司禄永命手下的少数民族军队，前来帮助平叛。

人多力量大、兵多好群殴，在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吾必奎的叛乱，在当月便一举平息。

顺利平叛后的沐天波，分外高兴。为表达谢意，特地多次在昆明的黯国公府，大摆宴席，犒劳这些“劳苦功高”的土司们。

但人头隔肚皮，做事两难知，他的一番好意，却没有换来所有土司的真心回报，在多次进出黯国公府时，沐家富可敌国的财富，引起其中一个土司的垂涎，并最终又引发了另一场更大的叛乱！

这个“见钱眼开”的土司，就是蒙自土司沙定洲，一个有理想有手段的年轻人，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年轻人。

从继承老爹沙源的职位，成为王弄土司的那一天起，这个狂傲不骜的年轻人，就有一个成为全云南土司的伟大梦想。

为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断然措施，就是——杀妻！

杀妻后，他以爱江山胜爱美人的政治胸怀，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迎娶了比他大十几岁的阿迷州土司普名的遗孀万氏，成功地将王弄、阿迷州合二为一。

当然，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蒙自土司，实力远在其他土司之上。

当在黔王府中接触到一种更为富有的生活，更具高雅的享受后，他那颗躁动的心更加不安，一个罪恶的计划，开始在他的心中逐渐酝酿、发酵。

为实施这一计划，在叛乱平息，各土司都带着军队返回家乡时，沙定洲却以各种理由，依然带着部队在昆明长期“逗留”。

对于眼皮之下的这支武装力量，胸无城府的沐天波，认为沙定洲乃世代忠良之后，断无二心，因此就疏于防范，听之任之。

但事实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最牢靠的是人心，最不牢靠的还是人心。

1645年的12月1日，蓄谋已久的沙定洲终于行动了，他以告辞为名，亲自率兵攻入黔国公府。

得手后，又分兵占领昆明的各个城门，成功控制全城。

眼见大势已去、江山易主，沐天波在几名“贴身保镖”的护卫下，携带官印、世袭铁券等物品拼死逃出。

在得到龙在田的保护下，沐天波暂时跑到杨畏知镇守的楚雄安顿下来。

但他的母亲陈氏、夫人焦氏却在这次动乱中，悬梁自尽。

并且，他老沐家二百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巨额财产，瞬间被沙定洲这个土匪抢劫一空。

实施抢劫犯罪后，妄图进一步杀人灭口的沙定洲，又派兵跑到楚雄缉拿沐天波，但被仍效忠沐氏的杨畏知一顿暴打，狼狈而返。

吃了亏的沙定洲，在被迫停止攻打楚雄的同时，一方面发兵西进，扩大势力范围；一方面假借云南巡抚吴兆元、在籍大学士王锡衮的名义，给远在福建的隆武帝上了一道“沐天波无故造反、沙定洲成功平叛”的伪折，妄图得到南明中央政府的追认，成为云南新的统治者。

但隆武帝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力主慎重，他下给云南的批复旨令是：一、扫除沐天波；二、沐天泽继爵。

眼见自己辛苦搬梯子，却帮别人摘桃子的沙定洲，由满怀希望变为满肚失望。

心中无限懊恼的他，转而产生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在云南自立为王，脱离大明中央政府。

他这样做，自认为是有一定资本的，因为放眼望去，除楚雄外，云南的锦绣江山，已全部归入他的名下。

为打击沙定洲的搞“滇独”不法行为，龙在田这才身负重任，来到大西军中，以自已的特殊身份，劝说这支特殊的军队，即刻入滇、为国平叛、为民造福。

龙在田在做完形势报告后，又向孙可望等人，着重指出进兵云南的好处及可行性。

好处之一就是云南地大物博，那里充足的粮食、丰富的铜矿、广布的盐池，不但足以养活大西十多万的将士及家属，而且还可为财政，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

好处之二就是云南人口众多、兵源不愁，尤其是少数民族籍的士兵，更是骁勇善战、忠于职守，是个出好男儿、好兵源的好地方。

可行性就是目前云南人民，对沙定洲的“伪政权”并不认可，如果有人带头振臂一呼，必然能得到云南境内各民族的一致响应。

在他摆事实，讲道理的鼓动下，大西军上下通过正式决议——挥师南下，直取云南。

入滇前，为减少进军阻力，在龙在田的建议下，孙可望派出谍战人员潜入云南，利用黔国公的威望，散布虚假情报说，入滇的大西军，是沐天波妻子焦氏的家族武装，专门为屈死的焦氏报仇来了。请云南各界人士，各个地方，届时请自行归顺，切勿为万恶的沙定洲尽忠守节。

这一招，果然十分有效，因为沙定洲在云南的统治，仅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花，云南各地方的人民，对其是“口服心不服，敢怒不敢反”，现见“焦氏大军”浩荡而来，所经的各县，都纷纷打开大门，热烈欢迎“亲人”入城。

1647年3月25日，大西军占领平彝，打通了进入云南的前哨。28日，攻克交水，29日，进军曲靖，歼灭沙定洲守军五百名。

为迷惑沙定洲，以最小的代价轻取昆明，大西军转而向沙定洲的原籍阿迷州方向移动，并在路上斩获其一千多人。

见老巢有失，顾头不顾腚的沙定洲，立即放弃昆明，全军西返。

在完成牵敌西下后，大西军忽然回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不血刃地进入昆明。

鉴于大西军的“真面目”，己被云南人民识破，大西军暂时停止进攻，转入地方政权建设和群众安抚工作。

由一军领导人跃升为一省领导人的孙可望，在政权建设中，采取了“稳老纳新”的政策，在将部分大西军队干部“军转民”，从事地方建设的同时，也大量留用了原明朝的各级官员，使政权变动引起的震荡降到最低点。

在做群众安抚工作时，孙可望等大西人，已敏感地认识到一个不可辩驳的现实，云南人民，对大明这个老政权的认同程度，要远比大西这个新政权要高得多。

而且，各届民众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也就是从这一时刻起，重归明廷，一致抗清的政冶理念，已不知不觉在大西军上下滋生萌发。

在政治工作告一段落后，统一云南的军事工作，再次提上孙可望的行动日程。

他亲率军队，向杨畏知、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地区挺进。

在禄丰县狮子口，大西军一举打败杨畏知率领的明军，并活捉其本人。

因为这位官居金沧兵备道的杨畏知，不但是孙可望的陕西老乡，又是云南官绅界的杰出代表，因此马上被孙可望列为“重点统战对象”。

在交谈中，杨畏知提出他的合作条件是：一、孙可望领导的现政权，取消大西国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不淫妇女。

后两个条件，让孙可望顿时感到“自惭形秽”，他再一次体会到四川大屠杀带来的恶劣影响。

他耐心地向这位老乡保证，大西军自进入贵州后，就早已改变了其一贯“烧杀抢淫”的恶劣传统，这一点，请杨老乡务必一百个放心。

至于大西国号，可暂用“兴朝”代替，如果以后，与南明合作成功，即作变更。现在，本朝可用干支纪年。

见孙可望迈出“改邪归正”的关键一步，杨畏知思考片刻，欣然归降。

归降不久，他就自告奋勇作为联络人，代表孙可望，以“共扶明室，恢复江山”为条件，与沐天波举行合作谈判。

己经家破人亡、兵少将寡的沐天波，现在主要的想法，就是先借助孙可望报仇雪耻，因此对于这个“既好看又好用”的条件，自然无任何异议。

为表实意，他还主动派出自己的儿子，去孙可望那里作为“质押物”。

由于沐天波这一特殊人物的加盟，孙可望统一全滇的道路，一下子变得顺风顺水起来。

到1647年10月，除沙定洲和禄氏（禄万亿、禄万兆）两土司外，云南的其他地区，都逐个参加了“兴朝”混合政权。

在随后攻打禄氏土司的战斗中，定北将军艾能奇不幸中毒箭身亡！

在成功消灭禄氏土司后，李定国率军，发动对沙定洲最后的一战。

经过二个月的征战，沙定洲最后的堡垒佴革龙被攻破，他和比他大十几岁的妻子万氏，双双被押回昆明后处斩。

云南，在经过又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乱后，再一次恢复了和平与秩序。

站在这块硝烟散尽的土地上，孙可望虽涌过一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气，但更多的，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沉重。

他异常清楚，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如何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播下希望的种子！

正文 第二十八章 统一抗清

<h3>三年生聚</h3>

临事而惧，对于事业的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因为惧怕，所以做事会多一份谨慎，少一份浮躁。

因为惧怕，所以做事会多一份周全，少一份片面。

因为惧怕失去云南这个最后的家园，所以从入滇的那一天起，大西军上下，都抱着小心翼翼的态度，力争使自己，能得到云南各界的承认和拥护。

先从政治方面说起吧！

为争取云南官绅、土司、普通群众的支持，孙可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共扶明室、恢复江山”的政治承诺。

为此，他主动取消了大西国号，在没有与南明永历朝廷取得联系前，建国不建统，纪年不纪号。

在内部官职上，孙可望等四兄弟曾一度称王，但在杨畏知的提醒下，全部“知错就改”地改称“将军”，向外界摆出了一副“虚位以侍”的高姿态。

“务虚”工作进行完毕后，“务实”工作即告开始。

占领全滇后，孙可望除黔国公沐天波的旧印仍可照旧使用外，将云南府州县官员的旧印，一概收缴，并随之对各级官员，开展重新“考察录用”。

贪污问题，是明朝中后期官场的通病。

几乎每个大西人，都对官场的贪污腐败，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创建“廉洁型政府”，便成为他们首要完成的奋斗目标。

所以，这次考察录用官员的标准，主要就是贪廉二字。

孙可望专门成立了“反贪委员会”，弓匠出身、现任新政府工部尚书的王应龙被任命为“委员长”，代表自已巡抚各地。

巡抚中，王应龙“委员长”是发现廉洁者升迁，贪污者砍头。砍头后，还将贪污者的脑袋，制作成标本，在云南各地进行“巡回展出”。

姚安知府谢仪的脑袋，就“非常有幸”地成为这样一个“反腐标本”。

为使新政权，得到更多云南百姓的认可和拥护，孙可望在苦苦思索后，终于从大明缔造者朱元璋那里，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允许百姓“上书言事”。

百姓“上书言事”，有两种操作途径，识文断字的，可以用“写信”的方式；不会读书写字的，可以跑到衙门口击鼓言事，口头向衙门的官长汇报自己的想法。衙门的官长在得到“口头汇报”后，不得隐瞒、不得截留，必须在第一时间，完整地整理成详细的“书面材料”，直接上报给孙可望本人。

“上书言事”的内容，主要是对新政权的“建言献策”，如内容可行，即可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依据。如内容不可行或妄诞不经，甚至出现偏激的“反革命言论”，也不追究上书者的法律责任。

此项政策，使普通百姓用民主而非暴力的手段，来“参政议政”，成为可能，并最终推动了其他政策的创建和实行。

下一步推出的经济改革，是新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而在经济改革中，土地问题，又是核心中的核心。

在我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中，对待土地问题，一般只有一种方法，先暴力杀死或赶跑地主，让“有主土地”变为“无主土地”，尔后使“无主土地”，自然地回到农民手中。

大西朝在四川的土地政策，采用的，就是这种“简单易行”的办法。

但这种办法，却是经济成本低，而政治成本高。

因为这种办法，对地主来说，集体武力反抗是除被杀和逃跑之外的必然选择；对农民来说，“无主土地”在刹那时便会成为“弱肉强食”的目标，这些土地，不是被公平地重新分配，而是强者多得，弱者少得或不得。

两边都不讨好，就是这种土地政策的结果。

多少农民起义，就在这种结果中，最终功亏一篑。

从四川失败的土地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后，新政府开创性地推出了一项足以影响后世的土地政策。

这一土地政策，就是在承认地主土地所有权和地租合法性的基础上，将地租一律限定在土地粮食总产量的10％。

而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地租的比例，一般为土地粮食总产量的50％。

这一政策推出后，农民率先拥护。

地主少收了租，虽也心中怏怏不乐，但因为毕竟能多少有点收入，所以拿生命为代价，来反抗新政府土地政策的，少之又少。

整个云南社会，就在这种温和的土地政策中，波澜不惊，达到了相对地和谐。

这一限定土地地租的先进措施，就是后来的清政府，也没做到。以至后来，清朝土地兼并加剧，地租负担加重，农民起义再次爆发。

但后来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却被共产党政权活学活用，演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抗战土地政策。

昨天走过的历史，就是今天最好的老师，此话诚然！

新政府的土地政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卫所土地的“承包制”改革。

以前曾说过，朱元璋老同志在解决土地问题及养兵方式时，曾推出一个“二合一”的方法——卫所制。

在云南这个边疆身份，卫所那是尤其的多，繁星点点、分布广泛。

但和内地一样，卫所发展到后期，完全蜕化为“军官地主”剥削“士兵农民”的隐蔽场所，当年的积极作用变为现在的消极作用。

新政府对卫所的改革，简单明了——“承包”。

具体的做法是：

一、新政府改卫所为营庄，每营庄设管营一人，由原大西军队中的偏裨管理。

二、管营将营庄的土地，承包给原来卫所士兵耕种，耕种的士兵，需交纳土地粮食总产量的50％，作为“承包费用”。

虽然对卫所士兵的剥削，相对比较重，但比起原来含混不清的无偿占有，还是有所降低。所以，士兵种粮的积极性，有所提高。

土地政策之外，新政府的经济改革中，还有对金融和盐课的改革。

金融方面，主要就是用新政府统一铸造的“兴朝铜钱”，代替原来民间私造的贝币。

说来也怪，云南虽然盛产铜，还曾为明朝制造了大量的铜钱，但这些铜钱却大量输往内地使用去了。在云南大量流通的，反而是五花八门的贝币。

贝币的发行，不掌握在国家手里，自然也就谈不上对经济的调控和掌握。

因此，对币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为保证新币铜钱的使用，新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法令，规定今后凡在云南境内使用贝币者，一律处之断足或割鼻之刑。

在国家暴力机器的维持下，铜钱得以顺利发行并进入流通领域，云南终于告别了贝币时代，由此活跃了当地的经济，并加强了其与内地的联系。

对盐课的改革，是从井盐生产的“国有化”开始的。

云南盛产井盐，这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但由于井盐的生产，由形形色色的地方豪强霸占着，结果，国家的财政，并末从中沾光获利。

新政府派总兵史文为盐税司，用军队直接进驻盐池，把井盐的生产，直接控制在“国家”的手里。

但对井盐的销售，却向民间开放，规定商人只要向新政府交纳相关费用，即可拿着“收费凭证”，到国家控制的盐场支盐，进行销售。

此举，当年即为新政府的财政，增收了白银十万多两，从而也减轻了其对田赋的单一依靠。在军事方面，新政权在收取全滇之后，分东中西三路向川黔进发。

东路军占领贵州的镇远，中路军攻克雪山关，西路军打到四川的大渡河。

然后，这三路军，把凡是能进入云南的通道，一一卡住，以此向外界摆出一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姿态。

大门关起来后，把士兵由“兽”恢复成“人”的工作，也随之展开。

从四川大屠杀中走出来的士兵，残忍、嗜血、暴戾，成了这个集体共同的特征，杀战俘、杀平民、杀家属，在士兵中屡见不鲜。

要把这些变态的行为，从军中彻底根除，就得先让这些士兵，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人的改造还原上，新政权是这样做的。

除留一部分士兵在昆明驻守外，其它的各营士兵，都到各州县或各卫所，分营驻扎。

这样做，有解决地方冶安和军粮运输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士兵们，能与地方群众融为一体，逐渐习惯正常人的生活。

要让这些士兵恢复“人性”，对其生活的关心，是实在不能成为缺项的工程。

入滇的大西士兵，大部分是拖家带口来的，因此，新政府在解决士兵供应，体现温暖关怀的同时，也把对其家属的生活保障，纳入新政府必须落实的实事之一。

新政府的军队供应条例这样规定：士兵，每人每日支米一大升；家属，三岁以上，每人每月支米一大斗，三岁以下，减半支米。

被服方面，士兵，每人每年发鞋袜一双，大帽一顶，袍子一件；家属，不分大小，每人每年发袍子一件。

在制定周到细致供应条例，并大力执行的同时，严厉的军纪条例，也被制定出来被严格执行了。因为，作为一个正常的士兵，不但要有温饱的生活保障，还应有守法的观念保证。

新制定军纪条例规定：士兵擅取百姓一物或擅杀百姓一人，杀；士兵长官尽不到监管职责的，打八十军棍；百姓财物被士兵抢夺或人被士兵杀死，不举报者，按“包庇罪”处罚。

把施害者和不敢告状的受害者一起处理，这是新政府旷古未有的首创，也是新政府以法冶暴的决心！

一位失手杀人的士兵，马上为这个新军纪条例的普及，做了一次免费的“广而告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一次军事训练中，一士兵失手，杀死一两岁小孩。

小孩的家长自然不让，于是立刻把状告到这个士兵的长官——杨总兵那里。

杨总兵对案件调查后，做出如下判决：

该土兵因属过失杀人，故予以从轻处罚，责打四十军棍，并赔小孩家长“丧葬费”白银十两。

但该判决，不久就被新政府的“三号首长”刘文秀稽查到了。

勃然大怒的“刘三号”，当时即将此案改判如下：

杀人士兵，不管故意还是过失，立即抓到昆明小西门斩首，斩首后的首级，送至被杀小孩的家乡，进行“展览”。

执法不严的杨总兵，杖罚一百。

这种杀一儆百的办法，迅速在军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原来把杀人作为“娱乐项目”的士兵，再也无人，去敢玩这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特种游戏”了！

在军队建设上，新政府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作法——“客土混编，多族合一”。

客：即远到而来的大西军；土：即当地的滇军，这滇军里面，既有整编的土司军队，也有后来招募的少数民族士兵。

为能恢复中原，以及获得当地土司、少数民族的支持，新政府在吸纳云南各地土司，到军中任职的同时，还大范围鼓励少数民族的“适龄青年”为国参军，把倮、徭、佬、侗、傣等少数民族中的勇敢之士，补充为大西军的“新鲜血液”。

依靠这些少数民族士兵，并利用当地的“大象资源”，善长军事的李定国，组建了一支新的军种——象军。

部队编制上，新政府将这些“新土军”与“旧大西军”进行了混合编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样做，不但加速了新旧军队的融合，而且使混编后的部队，既适应平原作战（汉族士兵的长项），又适应山地作战（少数民族士兵的特长）。

训练上，新部队实行一日一小训，三日一大训，日日必训，常抓不懈。

新政府除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颇有建树外，在文教、宗教事务方面，也可圈可点。

刚入滇时，孙可望就带着政府及军队的“高级干部”，亲自跑到文庙，祭祀孔子，并表示要发扬汉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云南的文教事业，发出了新政府与“知识分子”和解的信号……

接着，孙可望又令吏部尚书兼管翰林院事的严似祖，主持了一次小规模的科举考试，从中选拔了33名进士，到新政府中任职，新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合作，由此开始。

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稳定，科举考试的范围，扩大到了云南大部及贵州的一部，一大批包括少数民族儒生在内的举子，脱颖而出，成为新政府“各级干部”中的一员。

为鼓励举子们安心学习，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多次接见举子，给予物质奖励，鼓励他们为国家崛起而读书！

后来，新政府陆续出兵收复两广、四川、湖南等一些地方，而在这些地方任职的，就是这些来自云贵的举子们。

对生活困难的举子，新政府专门派人登记造册，定期发放粮食补助。

宗教政策上，入乡随俗的大西军上下，进入云南不久，就由“无神论者”，变为“有神论者”，对当地流行的佛教，顶礼膜拜。

孙可望曾明令保护宗教寺观，还带头刻印佛教经典，铸造供佛的香炉等器物。

这种“无意插柳”的行为，恰恰起到了尊重当地信仰，加强民族和睦的特殊作用。

“失败乃成功之母”，从1647年到1650年的短短三年间，吸取治蜀失败教训的孙可望等人，抓住这难得的发展机遇，埋头苦干，终于创造出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各族团结、社会安定、文教鼎盛、军队发展”的显著成就，从而为以后出兵北伐，挫败清军，成为抗清中流砥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h3>封王纠葛</h3>

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亡，其言亦善！

伟大的一代枭雄张献忠逝世前，曾对孙可望留了一席“石破天惊”的临终遗言：“大明国运未销，吾死之后，你等可速归大明，以图久存！”

对张献忠这没头没尾的话，孙可望等人当时是似懂非懂，将信将疑。

但随着入黔进滇以来，通过对民众人心向背的观察和思考，他们开始领会到张献忠的“高明和远见”。

因此，在云南，他们就用“共扶明室、恢复江山”这个新的政治诺言，作为号召，成功地把绝大多数老百姓，团结在了自己的旗帜下。

但政冶诺言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政冶谎言。搞搞宣传，欺骗一下善良的百姓可以，当真去落实的，少之又少。

孙可望对这个政冶诺言，本来是没有打算去认真兑现的。

但随着1649年的到来，孙可望对兑现这个政冶诺言，变得忽然热情起来。

他组建了以杨畏知为首的联络团队，积极向“永历王朝”这个“空架子组织”靠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热情。孙可望这种忽然迸发的热情，来源内外两方面。

内部的压力来源于李定国、刘文秀这帮异姓兄弟和其他手下。

孙可望虽然经过民主程序，被推为“一号”，但“此一号”却非“彼一号”。

当年的“彼一号”张献忠同志，一言九鼎，正确与否，无人敢说一个“No”。

而现今的“此一号”孙可望同志，一言九“顶”，不但“二号”李定国，“三号”刘文秀，就连排在后面的“四号”白文选、“五号”冯双礼等，都常常抑制不住“参政议政”的热情，时不时地针对他，来发达一下自已不同的异议。

品尝不到“一把手”快乐，却被“一把手”苦恼，层层环绕的孙可望，开始想方设法地实施自己的“权力突围”工程。

1648年的“演武场升旗事件”，成为他实施“突围工程”的第一步。

在一次例行的阅兵中，先行赶到演武场的李定国，命令升起帅旗。

见演武场的帅旗早已迎风飘扬，随后一步赶到的孙可望勃然大怒。

他以“主帅未至、擅升帅旗”为理由，当场下令责打李定国一百军棍。

不明就里的李定国，当场被拉到一边，当着三军将士的面，噼里啪啦地被打起板子来。

当板子打到一半时，孙可望忽然“法外施恩”，在下令停止施刑的同时，跑到了李定国身边，抱着这位二弟，好好一通痛哭。

见“大哥”如此有仁有义，心中没有多少花花肠子的李定国，马上被孙可望的表演，感动得一塌糊涂。

他拍拍被打的屁股后，当场跪倒，向孙大哥磕头请罪。

“演武场升旗事件”后，孙可望的威信，虽然有了一些新的提高，但与他最终的期望，仍还存在不小的距离。

对此，孙可望虽然心知肚明，但却无可奈何！

因为他的权力，是靠内部民主程序获得的。现在，既不好意思，也不可能，继续让大家发扬一下民主，让自已的权力，再上一个台阶！让别人的头上，再戴一个箍子！

知道无法借助“内力”抬升权力后，借助“外力”来提高权力——这个唯一可行的方法，在孙可望的内心，不断升腾！

而在他眼里，这个可以借助的外力，无疑就是肇庆的永历帝。

借助永历帝在南明的合法地位，封自己为王，从而使自已的官位，与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拉开较大的距离，为自已实现一统滇黔、再复中原、建功立业，穿上“合法的外衣”。

外部的压力，就是他己知道清军在孔有德率领下，正大规模南下，对湖南、广东、广西，志在必得。

如果湖广一失，那么必然会对滇黔，形成个半圆形包围圈。届时，两省的生存，岌岌可危。

想改变这种窘境，就必须先下手为强，把川黔抢先拿到自己的手中。

但川黔的大部分，分别掌握在杨展、王祥、皮熊这些军阀手中，他们打着“效忠南明”的旗号，死死卡住大西军出入这两省的通道。

如果自己与永历朝廷成功对接，烦利封王的计划实现，那么自己，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必再用武力攻取，就可以迫使杨展这些大小军阀，对自已这个货真价实的“大明之王”，乖乖听命。

时间，多么紧迫呀！

1649年2月，当“联络团团长”杨畏知来向他辞行，并请求面授谈判要点时，他立刻提出了两条自已与永历朝，互惠互利的合作条件：

一、永历朝廷封孙可望为秦王；

二、孙可望携云南全省土地及军民，奉明正朔，并出兵抗清。

身肩重任的杨畏知，自2月间从昆明出发，4月6日即赶到广东肇庆，以大明旧臣及孙可望代理人的双重身份，拜见永历帝，献上南金二十两、琥珀四块，良马四匹，表示敬意。

随后，他又将孙可望的“合作条件”，全盘托出。

在他看来，永历朝现在早已是“东风无力百花残”，金声桓、李成栋、何腾蛟相继败亡，郑成功若隐若现。只有一枝独秀的云南，才是南明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因此，孙可望封王这一“合作条件”，对穷途未路的永历朝廷而言，并不为过！

他开门见山地对永历君臣说：“可望兵强，可籍为用，不可因惜一封号而丢掉人心，反而树敌”？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孙可望要求封王的这一心愿，竟如巨石投水，让死水一潭的永历朝，刹那间分成反对派和赞成派，尔后两派唇枪舌剑、口水飞溅！

反对派之一是依附于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等人，他们怕孙可望一旦封王，将会使李元胤势力“彼长此消”，彻底丧失在永历朝堂上立足的资本。

反对派之二是镇守贵阳、遵义地区的南明军阀皮熊、王祥等人，他们惧怕孙可望封王成功后，将名正言顺地打着抗清的旗号，出兵黔川，并不动声色地“吃掉”他们。

反对派之三是大学士严起恒，孙可望封不封王，对他并无实质上的侵害，他之所以反对，完全是在维护大明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因为大明祖制规定：“非同姓者，不得封王”。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成栋，就被封为宁夏王，不过，那是在他光荣牺牲之后。

生而封王者，尚无前例。

因此，严起恒的反对意见，理亦直，气亦壮！

当然，赞成封王者，也不凡其人。

一人是“统战高手”堵胤锡，以前，他老人家曾成功地把大顺军余部，改造为忠贞营；现在，他依然赞成用王位为诱饵，把“势力更大、能力更强”的大西军余部，统战成为一支更可靠的抗清力量。

另一人就是庆国公陈邦傅，但他赞成封王的原因，却比较复杂。

因为他驻守的浔州，和忠贞营驻守的宾州、横州相邻，随时存在被忠贞营动掉“奶酪”的可能。

在达种情况下，交好孙可望，以“寇”制“寇”，这一别具一格的思路，就曾让这个老小子兴奋不已，他马上义无反顾地，往赞成封王的阵营中挤。

管不管他大敌当前，赞成派与反对派，为了封王问题，在朝堂上是争得是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见孙可望同志的封王问题，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心中焦灼的杨畏知，退而求其次，上疏改请封孙可望为公爵，李定国、刘文秀为侯爵，以便让他能快点回滇复命。

因有高一功、李过的先例，这一封公封侯的建议，在朝堂上并没费多少周折，便获大臣们的一致通过。

永历帝便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并“画蛇添足”地赐名朝宗。

堵胤锡闻讯，立刻给永历帝上疏，指出封公不封王的弊端，建议依旧封王。

他这一闹腾，原来的封公的方案也告搁浅，杨畏知只得继续呆在肇庆的驿站里，于一丝寂寞、几点闲愁中，打发着难熬的时光。

就在永历君臣三心二意时，有一个胆大包天的“投机分子”，却捷足先登了。

这个“投机分子”就是陈邦傅，他利用永历帝曾经给他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封王诏书。又暗中铸造了“秦王之宝”的金印，派自已的亲信胡执恭，冒充永历朝的使臣，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在敕文中，为讨好孙可望，陈邦傅专门进行了诸多“特殊”词汇的叠加，把“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描写权倾天下的词汇，一起打包，转赠给孙可望。

由于不知朝堂内的纷争，并对南明政坛上的假冒伪劣行为，缺乏防范意识的孙可望，对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喜不自胜，毫无疑虑！

他马上自导自演了规模宏大的“受封典礼”，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五拜叩头，跪受王号，一切搞得象模象样，有板有眼。

受封后，他又率其兄弟三人及三军将士，欢呼万岁，并接受了各级官员的庆贺。

接受庆贺时，他庄严宣告，大西军，以后将正式改称为“明军”，治下的云南，以后将正式成为永历王朝不可分隔的一个省。

昆明受封典礼结束后，孙可望又把敕书誉黄，布告云南各地，并举省欢庆三天，把他被封“秦王”这项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深入人心。

当了三年不明不白的“兴朝”臣民，终于再次回到“大明故国”的云南百姓，也很兴奋，整整一个月内，云南各族各界人民的庆祝活动，此伏彼起！

就在欢庆的气氛还末消散，喜悦的心情还末褪去之时，孙可望的“正牌”使者杨畏知，从广东返回来了。

杨畏知拿出一副“不辱使命”的架式，向孙可望呈上了永历帝的封王敕书和金印。

不过，他拿回来的，仅是二字王——“平辽王”，比胡执恭拿来的一字王，整整差了一个档次。

傻了眼的孙可望，愣了半天，才憋出这样的一句话：“我已封秦王矣”！

对质正伪的工作，随之展开。

被拉到对质现场的胡执恭，见事情穿帮，倒也不慌，干脆“以假攻假”，一口咬定杨畏知带来的“平辽王”金印，也是假的，永历朝廷真正封的，不过是景国公而已！

被骗后的尴尬、难堪，让孙可望羞愧难当。盛怒之下，他把杨畏知、胡执恭这两个“造假嫌疑犯”，统统关进监狱。

随后，他给永历朝送去启本说：“我先于某月某日接收秦王封号，后又于某月某日接收平辽王封号，其真假难辩，不知所从？”，并把前后接到的敕书抄送附上！

但在启本的后面，孙可望又留出了回旋的余地，表示因秦王敕印接受在前，且已举行过隆重的受封典礼，云南军民是路人皆知，已成既定现实，请朝廷能顺应民意，妥善处理。

面对孙可望踢来的“皮球”，永历朝臣们却“集体失语”，其表现犹如一群沉默的“老羊”。

沉默了一个月后，永历朝堂的“精英”们，采取了一个更不明智的做法：把贵州两个臭名昭著的军阀头子皮熊和王祥，一个封为匡国公，一个封为忠国公，请他们守住贵州，以防孙可望“狗急跳墙”。

闻此消息，怒火中烧的孙可望，立刻以“出滇抗清”的名义，发兵贵州。休养生息了三年的大西军，一出手，果然是气势如虹，锐不可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支军队，就活捉皮熊，击败王祥，占领贵阳、遵义。

接着，刘文秀、王自奇率领一支偏师，分两路入川，打败袁韬、武大定、李占春、于大海等南明大小军阀，收编其残余武装，占领川南川东地区。

占领这些地区后，孙可望一面整顿地方、发展生产，复制云南的成功模式；一面派御史翟鸣丰拜见永历帝，请求实封秦王。

具体操作程序上，孙可望也“非常周到”地替永历帝想好了。

那就是在他实封秦王时，仍可使用原来陈邦傅送来的那块“金印”，只是要求皇帝专门送来敕书一道，以便使“伪秦王印”，变为“真秦王印”。

最终，也能让他这位名符其实的“秦王”，更好地领导滇川黔军民，为国效力。

如果按这种程序操作，对永历帝而言，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因为这样做，原来敕书中“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过火的字眼，皆可全部去掉，而换之以比较温和的词汇。

况且此时，永历帝的日子，已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两广土崩瓦解，官员如鸟兽散，清兵南进的脚步，越来越近。

但即便如此，主持永历朝政的严起恒，却仍对孙可望“殷勤的建议”，置之不理！

1649年12月3日，逃到南宁的永历帝，已“寒酸”到了无兵无将无地盘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向孙可望发出了“封王”诏书。

不过，死到临头、穷到裤头的永历帝，嘴巴还挺硬，坚持封孙可望为“冀王”，而非“秦王”。

他这样做，明面上的理由，是秦王为朱元璋次子朱樉的封号，居诸王之首，传世二百年，应予避讳。

实际上，他还在抠气地坚持着“恩自上出”的底牌。

对永历帝这个“冀王”方案，孙可望嗤之以鼻，马上回奏。

在回奏中，他以自已用“秦王”的名义，发号施令，已经多时，如断然更改，必然在民众中引发“信任危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由，予以驳回。

1651年2月，清军由柳州南下，永历帝的“行在”南宁，已危在旦夕。

眼见永历帝眨眼就有可能成为清军的“高级俘虏”，不敢再继续玩酷的孙可望，连忙派出贺九仪、张明法，率领一支五千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跨过千山万水，跑到南宁护驾。

在南宁，贺张两人在完成“护驾”工作的同时，还超额完成了另一项工作，把阻挠封秦王的大学士严起恒，逼进了阎王殿去做客。

至此，己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永历帝，在封秦王的问题上，手中已无任何资本，与孙可望叫板。

1651年3月，他被迫追认了孙可望的秦王封号。

至此，经过两年多的沟沟坎坎、曲曲折折，孙可望实封秦王的问题，最终在强敌迫进之际，尘埃落定！

正文 第二十九章 中兴有望

<h3>杨畏知之死</h3>

实封秦王，对于孙可望而言，实在是一桩“名利双收”的好买卖。

一是他正式自称为秦国“国主”，对内，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自行任命吏、户、礼、兵部尚书，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对外，名正言顺地收编了原川、黔境内的各种“拥明”武装，使自已的军事实力，再次急剧“膨胀”。

二是当他以南明政府军的面貌，出兵川湘桂时，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对其敌视、猜凝的目光不见了，而代之以友好、信任的态度，他进军的阻力，大为减轻。

但与之相反的是，封王，对于永历帝而言，仅仅换来了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

在1651年十二月南宁失陷后，“已无立锥之地”的永历帝，只好很不情愿地跑到孙可望的辖区，寻求避护。

在云南最东边的一叫皈朝的村子里，渡过一个“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春节后，在孙可望的特别关照下，永历帝率着他仅存的文武官员五十余人，兵丁、随从、家属，二千九百多人，“移幸”贵州安隆千户所。

千户所，如果望文生义的话，应该是一个拥有一千户的卫所。但实际上，这里的人口户数，连一百户都不到。

把永历帝，既不安排到大后方的昆明，也不安排到行政中心的贵阳，而放在一个地狭人稀的小村庄里，孙可望“敬而远之”的想法，不言自明！

已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永历帝，对这种安排，除一声叹息外，别无它法。

他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将“安隆”改为“安龙”，并把“所”的行政级别，上升为“府”。

也许在他内心深处，皇室血脉，天生龙种，是他最后一点骄傲和秉持。

在对永历帝的物资供应上，孙可望也极为“小气”。

他每年拔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应永历君臣及随从。

入不敷出的永历帝，曾以“不足用”，要求孙可望增加经费。

孙可望对此置之不理！

不但如此，孙可望还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龙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对永历朝堂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程监控。如有风吹草动，立刻飞报。

这下，苦命的永历帝，只得在安龙这小村庄里，安安静静地做一条“卧龙”了！

孙可望这种不断升级的“虐帝”行为，惹得一名重臣奋起抗争。

这名重臣，就是曾为孙可望请封秦王的杨畏知。

作为一个大明故臣，他先对孙可望部将贺九仪，逼死首席大学士严起恒的“违法”行为，相当不满，上疏劾奏。

尔后，他又不经孙可望批准，就“擅自”接受了永历帝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并从此站在永历帝的一边，处处为皇帝陛下“打抱不平”。

杨畏知这种“吃里扒外”的越轨行为，在一次次地触动着孙可望狭隘而脆弱的神经。

直到有一天，这根神经已接近断裂的孙可望，终于命贺九仪把杨畏知“武装”押回贵阳“讯问”。

在讯问中，言语不合的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争吵中，愤怒的杨畏知，取下头上的帻巾，扔向孙可望。

此时大权独揽的孙可望，早已不是“旧时的脾气和模样”。

对杨畏知的“大不敬”行为，暴怒不止的他，马上采取极其武断的处理办法——令军士将其推出斩首。

这位曾为孙可望平定云南，建设云南，做出巨大贡献的杨畏知，转眼间身首异处，魂归天国。

杨畏知的忽然被杀，不仅让不少原来的南明官员为之心寒，也让与杨畏知关系一直不错的李定国、刘文秀，对孙可望“威福自操，擅杀重臣”的行为，大为不满。

三位异姓兄弟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

<h3>一蹶名王</h3>

在1651年4月，伴随着恩怨纠缠封王问题的解决，孙可望派出冯双礼率马兵一万余名，步兵数万，战象十余只，大举由黔入湘，分三路展开进攻。在攻克沅州后，又大举向辰州进攻。

在这里，冯双礼受到辰常总兵徐勇和剿抚湖南将军沈永忠，联合组织的拼死抵抗，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而此时，大清的定南王孔有德，却“胜似闲庭信步”地把广西的青山秀水收入囊中。

是先“复湘”还是“收桂”，这对孙可望来说，这是一个问题！

经过与李定国等人慎重研究后，他们决定：先“复湘”，后“收桂”。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孔有德这个“老兵油子”，现在风头正盛，且兵力集中，与其交锋，未必能到什么便宜。但随着其日后因攻城掠地，兵力必将分散，那时，与之作战的难度系数，将会大大降低。

二、现在湖南的统兵大员，就是那个“软柿子”沈永忠，这家伙手中的那点兵，大部分是湖南的地方武装及从山东带来的杂牌部队，比较好打。

三、“湘”与“桂”为门和户的关系，打下了“湘”，就等于关上了“桂”的大门，孔有德将变成一只“屋中之犬”，任由明军敲打扑杀。

“方针一定，执行是关键”。1652年4月，李定国亲率一支由他亲手训练出来的军队，由贵州进入湖南，在五月中旬，会同冯双礼部，进攻靖州。

感觉事态严重的沈永忠，丝毫不敢大意，赶忙派出一支八千人的“满汉混合部队”，由总兵张国柱率领，急匆匆赶来增援。

但这支精心打造的部队，并没给他长脸。靖州一战，损失军兵5163人（其中满兵103人），战马809匹，基本被打残打废。

李冯乘胜北进，攻克靖州，收复武冈。

去年，因为孔有德擅取衡州、永州的钱粮，沈永忠曾向朝廷打过其“小报告”，两人便于此结下了“梁子”。

但此时，面对明军的凌厉攻势，沈永忠像得了健忘症似的，连忙向广西的这位定南王求救。

“大人小量”的孔有德马上回信，除发了一顿旧怨外，并没有给这位急得团团转的“邻居”派来一兵一卒。

见指望不上孔有德，沈永忠便开始了自已的连续大逃亡。他丢宝庆、弃长沙，辛辛苦苦北逃到岳州方告停步。

在这位湖南“最高行政长官”的示范效应下，衡州、永州、郴州、道州、湘乡、新宁等三十五个府县的“一把手”，集体弃城逃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湖南除北边的岳州、常德和“孤岛”辰州尚在清军手中外，其余的各地，都统统落入“新编明军”的手中。

这同时也意味着，广西的大门被关上了！

但此时，被关在广西的孔有德，仍然沾沾自喜，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本就自视甚高的他，加上南下以来，打遍南明无敌手，更助长了其骄横的气焰。

即使已接到李定国军由湖南返回，正在攻打全州的信息，孔有德仍毫不介意，并没有从广西各地调兵回防他驻守的桂林。

直列6月28日全州失守，守将孙龙、李养性战死的“丧报”传来，孔有德这才认识到李定国这个比他小19岁后生的“可畏”。

第二天，孔有德亲自带着桂林守备部队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借险关挡住李定国进军的脚步。

但他的这一厢之愿，很快破灭，因为他的“百战雄师”，眨眼就被李定国的军队打得“浮尸蔽江而下”。

此时此刻，他才明白，自己碰到一支不同以往的明军。

这支明军，身后有亲人的期望，身前有汉人的希望，他们懂得为何而战！

这支明军，不抢不掠、不烧不杀，沿途百姓为其送粮、引路，心甘情愿！

这支明军，汉倮瑶佬，多族汇聚，既善长平原攻击，又善长山地作战。

深感难敌的孔有德，连夜逃回桂林。在紧急下令闭城死守的同时，“飞檄”急令广西清军放弃南宁、柳州、梧州，回援省城桂林。

但一切为时已晚！

7月2日，李定国已兵围桂林，4日中午，攻破武胜门。

闻城已破，孔有德“丑容失色”，连呼“完蛋”！

<h3>二蹶名王</h3>

在桂林，除了一蹶名王孔有德外，其它方面，李定国收获颇丰。

杀害焦琏、投降清朝的原南明庆国公陈邦傅及其子陈曾禹，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都做了他的高级俘虏。

8月2日，陈氏父子被押回贵阳。9月2日，丝毫不念及其当年“封王赠印”旧情的孙可望，下令将这父子俩在闹市剥皮揎草，尔后送到滇黔各地巡回展出，监刑官即是当年的“造假使者”胡执恭。

孙可望“不感恩”的行为，引起一个叫李如月小御史的强烈愤慨，他立刻向永历帝上疏，弹劾孙可望“擅杀勋爵、奸同莽操”。

对此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为，孙可望的处理也极其“幽默”。他直接下令将李如月由安龙带到贵阳，同样处以剥皮揎草。

孔有德一死，广西各地顿时陷入了“树倒猢狲散”的状态。梧州、柳州这些地方的将领，面对李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到了万家灯火团圆夜的八月十五，李定国已全部收复广西全境。

收复广西后，李定国委任总兵徐天佑为广西巡抚，并分派布、按、府、县各级官员，对全省进行有效的管理。

广西一失，广东的尚可喜、耿继茂立刻成为“惊弓之鸟”，为避免步广西的后尘，已经出台应急方案，计划放弃肇庆以西的州县，将兵力全部集中到肇庆以东固守待援。

信心十足的李定国，也准备跑到广东，再烧一把火，把尚耿两大汉奸及其党羽，化为灰烬。

但在这时，他却接到孙可望十万火急的军令，即刻提兵北上，进入湖南，迎战清朝敬谨亲王尼堪率领的“真满”部队。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接令后的李定国，迅速抽调在广西的大部分军队，组成“北进兵团”，于10月20日进抵衡阳。

南明军事战争史上最灿烂辉煌的一出戏——衡阳大捷，就此上演！

在这出戏开演前，我先来介绍这出戏的另一个主角——南征清军统帅尼堪。

尼堪，家庭出身为皇族，是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第三子，管多尔衮叫叔，管顺冶帝叫弟。

在本书中，尼堪这是第二回出镜。上一次出镜，是出征在大同造反的姜瓖。

但那次，作为一个辈份很低的“皇三代”，在“群星璀璨”的叔叔辈中，他仅仅当了一个小小的配角。

他这一回，能时来运转地当上主角，原因很简单。

原来的大清“总导演”多尔衮同志，已于前年（1650年）12月，永远地告别了自已钟爱的“政治演艺”事业，到另一个世界发挥作用去了。

大清现在的“总导演”，是年仅16岁的顺治帝。

在接到湖南、广西大部分州县“失陷”的报告后，这位大惊失色的未成年人，决定改变多尔衮慎用“真满军”的作法，直接派遣满八旗南下作战。

在军队的统帅人选上，顺治帝在自家人里东瞅瞅，西看看后，盯上了已过了不惑之年的大堂哥尼堪。

尼堪不但有过统兵打仗的经验、才堪大用，而且对多尔衮表达过强烈的不满，对自已表现过强烈的忠心，属于自己“皇圈子”里的人。

于是，1652年7月18日，顺治帝大笔一挥，任命尼堪为定远大将军，拥有指挥包括尚可喜、耿继茂军在内的南下清军的权力。

骤升为大军统帅的尼堪，顿时心潮澎湃，血压上升，接令后即刻组军南下。一路上，他决心在祖先光荣事业的基础上，再展雄风，再创辉煌！

面对这样一位踌躇满志的对手，李定国如何克敌制胜？

自万历朝明清开战以来，明军战胜“真满军”的唯一战术就是————据坚城，用重炮。

但今天，李定国决心换一种作战方式，来打败“战无不胜”的“真满军”。

这种新的作战方式，就是利用山地设伏，把善于平原野战的“真满军”，诱进他们无法施展武力的埋伏圈里来打。

对这种打法，李定国很有信心。

因为，他手中不但有一支特别善于山地作战的少数民族军队，而且还有一支特别的兵种————象军。

并且，在衡阳近郊，他还发现了一个绝佳的设伏地。

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创造条件，让尼湛率领的“真满军”，乖乖听话地走进明军设伏的地点。

而要把尼堪同志引到埋伏圈，也不太难，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即可。

这个条件，就是——示弱，向已经很骄横的尼堪示弱。

示弱也不难，因为尼湛率的“真满军”，一进入湖南，就成功地收复了省会长沙，目前，气焰百千丈，骄横似个长。

为让尼堪“再接再骄”，在李定国的安排下，明军主动放弃湘潭，以“狼狈不堪”的残状，向衡阳败退。

1652年11月22日，尼堪进军到离衡阳仅三十多里的地方。

在这里，他遇到了李定国派来的1800多明军的抵挡。在他整军发起凌厉的进攻时，这支军队又像先前遇到的明军一样，丢盔弃甲地向后败退。

骄傲的人，往往存在判断上的盲点。

对于明军这种一战即溃的作法，司空见惯的尼堪根本不加任何怀疑，继续发扬自已一贯“猛冲、猛追、猛打”战术，紧紧尾随其后，想借助这股溃军敲开衡阳的大门。

次日清早，在薄雾袅袅的晨曦中，尼堪与这股溃军再次“狭路相逢”，接战后，这支不堪再击的军队，仍“一如既往”地向衡阳方向败退。

尼堪则“一如既往”地发起追击，最终被“准确无误”地引进了李定国的埋伏圈。

这是一个一面临山，一面靠林，中间为深谷的狭长地段。进入这一地段后，尼堪带的“真满军”，很快被“自然而然”拉成一条长达几公里的一字长蛇。

当阳光驱散晨雾，鹧鸪传来阵阵鸣叫时，等待已久的明军，居高临下地向“真满军”开炮“请安”了。

伴随着一声声剧烈的炮声，埋伏在谷地两侧的明军，忽然如潮水般涌出。猝不及防的“真满军”，瞬间被分隔成无数条惊慌乱窜的“小蛇”。

尤其是大象这一庞然大物的出现，更使阵地上“真满军”战马嘶鸣、受惊狂奔，“真满军”也不战自乱、相互践踏。

混战中，身着黄马卦的尼堪，成为明军重点“收拾”的对象，无数的明军先仆后继地向这位主帅冲去。

尼堪的贴身护卫不断倒下，他本人直接暴露在明军的打击之下。

明军对这位“皇族人士”，毫无“优侍”之意，一通乱刀之下，尼堪被跺成了七大块、八小块。

跟着尼堪一起被跺的，还有大清的一等伯程尼。

战斗持久了两个多时辰，两个多时辰后，残余的清军拼死冲出，在多勒贝勒屯齐的带领下，垂头丧气地向长沙逃去。

衡阳大捷，是李定国同志继桂林灭掉孔有德后，又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

这两次重大的胜利，对明清而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明朝而言：

一、极大提高了广大官绅民众的“抗清”士气。

对这两次大捷，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曾有一段很精辟的评价：“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镢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

这句话说明，自万历明清交战以来，这两次战役，是超越宁远、宁锦之后的“大捷中的大捷”。它打破了明军无法通过“野战”打败“真满军”的历史，让大后方和沦陷区的汉人普通百姓，也真切地感到——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

二、改变了自身的处境。

两次战役后，欢欣鼓舞的汉族士坤，纷纷改变了对“大西版明军”的敌视态度，转而寻求与其合作，以求能实现自已“驱逐鞑虏、复明兴汉”的政治理想。李定国同志的人气指数，急剧攀升，一时间，成为汉人全体景仰的“民族英雄”。

三、大批抗清“游击队”及“地下武装”，大规模加盟李定国的明军。

“两蹶名王”后，李定国面临的形势，与当年岳飞取得郾城大捷后颇为相似——各地抗清风起云涌，争相加盟，大致情况是：

第一、原来已经被打成“游击队”及“地下武装”的民间抗清武装，纷纷向李定国靠拢，或直接接受其领导（如大顺军余部马宝，后成为李定国重要的将领）；或遥奉其为“精神领袖”（如活跃于湘赣边境罗霄山的刘京、李文斌），以求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第二、原来残存的南明政府军，在其将领的率领下，改变了与“大西版明军”不合作态度，放下身段，沉下身子，自愿地投到李定国麾下，主动接受其领导和调遣（如前面已多次露过脸的胡一青、赵印选）。

而与之相反，则是清朝皇帝的“痛心疾首”与官员的“集体恐惧”。

亲政两年的顺治皇帝，在接到大堂哥尼堪“为国捐躯”的噩耗后，仰天长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而清朝的官员，则集体陷入“歇斯底里”的情绪之中，一听到去湘桂做官的调令，就如丧考秕、愁苦万状。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个人利益面前，清朝的官员丢掉“以天下兴亡为已任”的“伟大抱负”，秘密向吏部官员行贿，以免补官湘桂。

正文 第三十章 僵局

<h3>暗流涌动</h3>

就像美丽的礼花，总在绽放之后归于沉寂一样，在南明取得了光彩夺目胜利的同时，三股污浊的暗流，也在随之涌动。

暗流一、广西大部，得而复失

在孙可望的要求下，李定国北上迎击尼堪时，带走了广西的大部分明军，这就给广东清军的反击，提供有了可乘之机。

本己打算卷铺盖搬家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马上改为卷袖子操家伙，直奔广西杀来。

1652年9月5日，在尚可喜的严令下，清军水陆并进，占领广西重镇梧州。

尔后，清军以梧州为“前进基地”，乘胜进军。

1652年12月23日，占领平乐；1653年1月15日，占领阳朔；1653年1月19日，占领桂林。

由于“一把手”孙可望的“顾此失彼”，在李定国北上的三个月中，明军在广西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大好河山”，又一次陷入了清军的手中。

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明军的后方，出现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暗流二、四川保宁，战役失利

孙可望在率主力出兵湖南的同时，也派出了一支五万人的偏师，由“三把手”刘文秀率领，分三路入川。

这样做，实在是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做法。因为吴三桂率领的清军，已占领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域，随时都可以越过省界，朝云南或贵州乱砍一刀。

但此时的四川，由于前几年张献忠同志的杰出贡献，全省是“有土无民、有兵无粮”，让在这里驻防的清军，日子过得苦巴巴、紧巴巴、眼巴巴。

因此，在“兵精粮足，土饱马腾”的明军面前，羸弱的清军几乎是不打自跑。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刘文秀就收复了叙府、重庆、绵州、广元，把吴三桂又逼回了原来盘踞的保宁州（今四川阆中）。

就这个清军在四川最后的“堡垒”，灰心失望的吴三桂也不打算再坚守下去了，他已令部下做好撤回陕西汉中的思想淮备。

但就在他跃跃欲试，打道回陕时，四川巡按郝浴却跑来，向他进行了一番“不死于贼，必死于法”的“恐吓式教育”。

联想到自己降清以来的种种恩德与猜忌，吴三桂犹豫了，停下了回陕的脚步。

就在他迟疑不决时，刘文秀同志，已经兵临城下。

入川以来军事上的一帆风顺，让刘文秀产生了这样的错觉：对方不过是一帮“屡战屡败、苟延残喘”的“弱弱”。

为将这帮“弱智人士”消灭于四川，不给老家人民添负担。他指挥全军铁桶般地围住了保宁，不给吴三桂同志留下任何“逃生通道”。

这种打法，兵法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关门打狗！

但狗与狗是有区别的，如果傻狗笨狗呆狗，关起门来打是可以的。但如果是疯狗，关起门来打，后果……？

而此时被关在保宁城的吴三桂，在死到临头的严峻现实面前，就马上被“锻造”成了一条疯狗。

疯狗吴三桂的工作状态，立刻由“不认真”转向“认真”。

他认真研究了自已手中的情报，发现了围城的明军中，存在一块硕大的“短板”。

这块“短板”，就是张先璧部，他领的部队，大部分为收罗、拼凑起来的原南明政府军，人软、心散、好欺负！

如想取胜，就从打张部开始。

为取得“李鬼扮李逵”的心理威慑，吴三桂偷偷让部下将绿营兵的旗帜，一律换成八旗军的旗帜。

10月11日，保宁战役打响。

明军先用火炮发起轰击，轰击结束后，用步兵发起冲锋。

待明军第一波攻击停止后，吴三桂令打开城门，率部以“夺命狂魔”的架式，向张先壁部冲去。

在这支以“关宁铁骑”为主力的军队面前，张部显然不是一个同级别的对手，被迅速打散后纷纷逃窜。慌不择路的败兵，还把王复臣的明军冲得乱成一团。

急火攻心的刘文秀见状，下令砍断了明军逃跑的浮桥，以求能产生“背水一战”的奇迹。

于是，“背城一战”的清军，与“背水一战”的明军，拼死厮杀在一起。

战场上，刀与刀相击，血与血相溅，命与命相博。

是役，明清两军损失都异常惨重。

明军土卒损失大半，骡马2300余匹，重要的将领王复臣、姚之贞、张先轸、王继业等战死。

清军则损失了三分之一多的精锐。

这场战役，最终以明军的惨败，清军的惨胜而收场。

保宁惨败，意味着孙可望全面复川的规划付之东流。不完整的四川，随时都可能处于清军铁蹄马刀的冲击之下。

为追究责任，孙可望将刘文秀解除兵权，发回昆明“反省”。同时还将不争气的张先璧，乱棍打死。

暗流三、孙李失和、宝庆再败。

在李定国取得衡州大捷的前一天，孙可望也取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胜利——攻克“孤岛”辰州，消灭守将徐勇。

但就在孙李都双双载誊而归时，这兄弟俩却失和了。

他俩失和最核心的原因，是两者个人本质及理想的不同。

孙可望的本质是一个政客，他在云南所采取的种种“建设措施”，其终极的理想，就是求在自己功成名就之时，能取代朱氏子孙，成为下一届的“汉人皇帝”。

而这一理想，在他看来，随着自已在滇黔两省经营的成功，正一步步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当他在贵阳独立开府办事时，举止做派，更向“帝王化”的方向发展。

他发布自已所撰的经书注解，并以此作为南明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占领了舆论的高地。

他铸造官印，任命官员，将人事任免权牢牢握在手中，树立了自已的绝对权威，建立了自已的全新班底。

他建立太庙，太庙之中，朱元璋居中，张献忠居右，自已的“农夫爷爷”居左，其有意向世人展现朱——张——孙的接班体系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而李定国，却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一个很“喜欢直与真、厌恶曲与假”的人。

最初，对于孙可望“归顺”永历明朝，他曾一时转不过弯来。

后来，还对孙可望“孜孜不倦”追求秦王封号的行为，不屑一顾地说：“大丈夫王者自为，何用人封。”

但当他打着“明”朝的旗帜，进湘入桂，受到沿途百姓从未有过的“热心帮助”时，他慢慢由浅入深，明白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千百年来，成功进行“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按大多数人意愿“行为做事”，并获大多数人拥护的过程。

而现在，大多数汉人的意愿就是“反清复明”，只有遵从这一意愿，并付诸实施，大多数汉人才会跟着你舍生忘死、赴汤蹈火。

最终，你和你的团体，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和持续的活力。

纯粹的李定国，明白这一朴素的道理后，终极的理想，便变得简单而神圣。

那就是，一心一意贡献自己的天赋与忠诚，重新让大明的人民，拥有一片自由的天空；重新让中国的文明，拥有一方延续的土地。

余者，皆非所虑！

象李定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不多，但还有一些，如李广、祖逊、檀道济、岳飞、余玠、于谦、袁崇焕、张自忠……

但可惜的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宿命：即都可以在某一时间、某一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但纵观其整个人生，却全部以悲剧谢幕。

也许，现实世界的复杂和污浊，很难容下“纯之又纯”的人，也只能让他们“质本洁来还洁去”。

扯远了，回到故事现场，继续探讨孙李失和的问题。

两兄弟的失和，归根到底，就是人生追求的境界不同，一个私心自用，一个公而忘已。

心有七窍的孙可望，首先洞悉了这一点，因此，他对李定国是既利用、又限制。

当全军上下，为李定国衡州大捷而欢呼、兴奋、赞叹，甚至嚎啕大哭时，唯一他，躲在阴暗的大帐中，眼睛里，流露的满是嫉妒和不安！

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如果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有朝一日，李定国那璀璨炙热的光芒，将把他那个做了多日的帝王梦，象露珠一样烤干蒸发。

于是，一个大胆的“自我拆台”方案，在孙可望狭小的心房里出笼了。

在衡阳大捷后，他密令冯双礼退守宝庆。在冯部退走后，马进忠部也随之撤出。

两部的“闪离”，让李定国顿时感到兵单力孤，不得已在十二月放弃衡阳南撤。

知悉这一情况后，心中窃喜的孙可望，又密谋定策，计划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李定国前来。

只待李定国一来，他便以“临阵逃脱、失守坚城”之罪，将其拘捕，尔后将其所率军队，交冯双礼指挥。

但他这一“疏而有漏”的阴谋，被刘文秀的儿子知道了，这个“胆大心细”的孩子，立刻派人赶到紫阳渡。在这里截住了正准备赶去参会的李定国后，把这“惊天大密”，全盘托出。

闻此讯息后的李定国在渡口遥望北天，木然呆坐。

半饷后，李定国喟然长叹：“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乎？”

为了泄愤，他现在可以统兵北上，与孙可望“一论是非”或“血拼高下”，但这一想法闪过之后，便被自己的冷静一驱而散！

“不能再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了，让时间去弥合我俩之间的裂痕吧！”在孙可望的主动挑衅面前，李定国决定选择漠漠地离开。

1653年2月下旬，李定国率所部的四五万人放弃永州（今湖南零陵），经永明县，越龙虎关，撤入广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几十年的兄弟情谊，自此一笔勾销。

挤走了李定国后，跃跃欲试大展鸿图的孙可望，亲率十几万军队，进抵宝庆近郊的周家铺，准备给那个在衡阳战役中“死里逃生”的屯齐，予以迎头痛击。

但战斗的结果表明，自命不凡的孙可望同志，的确是一个“政治上的巨人，军事上的侏儒”。

周家铺一战，被李定国打得满地找牙的屯齐，转而把孙可望打了个满地找牙。不但士兵、马匹、物质损失惨重，而且宝庆城也给弄丢了。

就在这三股涌动的暗流中，南明失去了最后一次乘胜进取的机会！

<h3>打破僵局</h3>

但此时，稳住阵角的清军，却像一个“疲态毕现”的巨人，在占领宝庆后，就长期龟缩在靖州、武冈一线，再也不愿跨“雷池”一步。

与此同时，四川、广西的清军，也停止了进攻，明清战场陷入了一片难得的沉寂之中。

清军这样做，自有其难言的苦哀！

长久以来，清王朝的军队，虽然被统一称为“清军”，但实际上主要是由四大主力组成的。

这三大块就是一、满军；二、蒙军；三、辽东汉军；四、内地绿营军。

入关后，蒙军只有少数军队，参加了为数不多的战斗。在战场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其它三大主力。

而在这三大主力中，每次最终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定乾坤的，是满军。

但现在，满军却是青黄不接，实力急剧下降。

这种实力下降，有两大表现：

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士兵数量，大幅下降。

虽然满族是个“全男皆兵”的民族，但即便如此，满打满算，总共能作战的士兵，也只有六万。

入关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战死、病死、负伤、致残，几乎成为这一时期普通满族成年男子“殊途同归”的命运。

而同期满族妇女的生育水平，又未见明显地增长，结果“人为减员”的速度，远远超过自然繁殖的速度。

在兵员减少的同时，进入各大城市生活的满军，也在大大小小“糖衣炮弹”的攻击下，逐渐脱离了“艰苦战斗、大力杀敌”的本色，变得开始讲究起“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来”。

这两者结合起来，对满军造成的后果就是——士兵少了，士气低了！

二、可以“统兵打仗、独当一面”的统帅型人才，越来越少。

清军入关后，生活中的无节制享受、战场上劳心费力的“体能透支”、政治圈里的争斗倾扎，使满军中一个个叱咤风云、骁勇善战的统帅，如阿济格、豪格、多铎、博洛、勒克德浑、满达海、瓦克达等，都英年早逝、未老先亡。

找到可用之兵，找出可用之将，让大清最终在这场战争中获胜这一重大课题，让“少年天子”顺治，常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他十分清楚，入关以来，号称“睿智多谋”的多尔衮，在用兵使将上，就曾踯躅俳徊、举棋难定，以致经历了先主用南明降兵降将，次主用满人满帅，后主用辽东汉军汉将的三个不稳定阶段。

而现在，满军满帅已证明再也“难堪大用”、蒙军又鞭长莫及。那么，可资一用的，就剩下辽东汉军和内地绿营兵了。

“以汉制汉”，成为顺冶帝的“救急”政策。

事情在转了一圈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但“形似”并不等于“神似”，此次顺治版的“以汉制汉”，与多尔衮版的“以汉制汉”，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以文制武”的用人思想，贯穿了对绿营兵将使用的整个过程。

因为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这些绿营武将都爱犯“头脑简单、性格冲动”的毛病，这让顺治朝的决策者们，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所以这次再重新使用绿营这帮“武大爷”时，就需要为他们配备一个能“管得住，用得动”的领导。

而且，这个领导，还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德高望重；2、老谋深重；3、忠心耿耿；4、是个听话的文官。

因为人才己被岁月的雨打风吹去，符合这四个条件的人，非常难找！

顺治帝在众里寻他千百度后，蓦然回首，却发现这人就在朝堂深处。

这人，就是明末清初儒林界众说纷纭，五百年来褒贬不一，集“汉奸与功臣”于一身的洪承畴。

高级文官洪承畴同志，早在明崇祯时代，就已经成为督帅蓟辽的方面大员，不但经验丰富，而且现在众多绿营高级将领见了他，都的叫一声“老首长”，以示尊重。

更为重要的是，已经“失节”做过一回“汉奸”的洪老先生，不可能再不顾老皮老脸，梅开二度，做一名“反汉奸”，因此，他对大清的发展事业，比较忠诚。

1653年初，顺治帝正式派遣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洪承畴以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名义，经略湖广（今湖南、湖北）、广西、江西、云南、贵州五省。

在权力的授予上，顺治帝规定，五省的兵马钱粮全由老先生支配；对参战的提督、总兵以下的武官，老先生有完全的指挥权；另如果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不听话”，老先生还可先斩后奏。

对这个“寄予厚望”的任命，“过河汉奸”洪承畴，不敢说半个“不”字。

为保证圆满、彻底地完成任务，在接到任令的那一天起，他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招兵选将工作。

他本着“贵精不贵众”“不分顺与明”的选拔原则，先后从京师、直隶、宣大、陕西、山东、河南等地的降兵降将中，选出一万一千多精兵，和王辅臣、李本深、刘忠、胡茂祯、范绍祖这些“精将”，组成了新的参战军团。

甚至而连老态龙钟的白广恩，也进入了洪老先生的选拔范围。

不过，老先生看上这位上马拉不得弓、下马提不动刀的糟老头子，并不是指望他来统兵打仗的。而是要仅仅作一个活生生的“招抚榜样”，带到军前，配合他与南明打心理战的。

其次，“以恩惠武”的特别政策，渗入了皇家巨大的“感情投资”和“权力转移”。

辽东汉军的优秀代表——孔有德同志的“为国捐躯”的光辉事迹，让满清统冶者深感惋惜的同时，也倍加欣慰，并下了重用辽人的决心。

通过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有一条重用辽人的“捷径”可寻，其主要采用用恩惠来笼络住辽人中挑头的“老大”，以“老大”再带动“老二”、“老三”……

目前，需要笼络的，共有三个“老大”。

这三个“老大”，大家想来也不陌生，他们分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

对于吴三桂，清廷统冶者，动员皇室把一个自已特殊的“宝贝”——“建宁公主”，嫁给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企图用“政治婚姻”这根草绳，把这位平西王，牢牢捆在大清滚滚飞驶的战车上。

对于耿继茂，满清统治者决定让其移镇广西，这样做，既可以接替定南王孔有德留下的权力空白，又让耿继茂同志看到奋斗的价值和希望，还能解决洪承畴鞭长莫及的弊端。

耿继茂移镇广西后，满清统冶者便非常“慨慷”地将广东让渡给尚可喜，以让这位王爷为了自已的“富、权、利”，来专心致志来经营好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两项政策，比起多尔衮当年的“给力”政策来，更彻底，更完全地让几位受惠的汉人们“心潮澎湃”，为清廷效力、为自已取利的决心，比之以往，更加强烈！

打破僵局的时机，似乎已经来临！

<h3>天才规划</h3>

就在满清统治者处心积虑，试图打破僵局的时候，有一位特殊社会知名人士，也在试图依靠自已的智慧，凝聚各方面的反清力量，创造出一个扭转乾坤、光复山河的奇迹来。

这一特殊社会知名人士，就是东林党前任党魁、原南明礼部尚书、南京“和平运动”的总策划人——钱谦益。

弘光朝灰飞烟灭后，满清统冶者对钱谦益同志顺应历史潮流，不做“螳臂当车”蠢事的模范行为，大加赞许，“积极邀请”其北上京城，参加大清的“建国大业”。

在北京，钱谦益受到大清“名义统治者”顺治帝、实际统治者多尔衮的亲切接见。随后便被任命为新政府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兼《明史》馆副总裁。

但与此同时，钱谦益开始领略一种“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生活滋味。

一方面，是朝堂上已降清的陈名夏、龚鼎孳等“汉奸前辈”，纷纷把他引为知已，对他犹如蜜蜂逐鲜花、众星拱北斗般狂捧不已，让他感到仿佛昨日辉煌重现。

另一方面，是民间中对他这位“东林巨擘”的临难失节的行为，耿耿于怀，冷嘲热讽其为“两朝领袖”，当时就“东林遗党”成员，用诗发表人物评论，盛赞“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作为一个“性情文人”，钱谦益内心敏感而脆弱，这种双重生活的挤压，使他痛苦，让他反思！

而时势的发展，又带给他以巨大的震撼！

自“得意忘形”的多尔衮颁布剃发令后，汉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便一发不可停止了。

“冬江水冷鸭先知”，作为一名新政府的高官，钱谦益拥有更快捷、更广泛的“资信渠道”，依靠这些“渠道”，他知道了直隶的圈地投充、江阴的拼死抗争、嘉定的血流成河……

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每想到这些情景，他就如冷剑穿胸，难眠难息！

原以为靠上爱新觉罗这棵大树，民众便可以保护，文化便可以保全，但血泪斑驳的现实，让他的一片痴心，眨眼之间，变为妄想！

就这样“与狼共舞、身心两疲”地煎熬了一年多，他终于托病返乡。

刚刚被鲜血浸染过的江南大地，安而不定，各种地下复明势力在此汇集、酝酿。

息影居家的钱谦益，能随遇而安，了此一生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为政界、学界的“双料名人”，他将与这个特殊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1647年，受淄川谢陛案牵累，他被捕并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牢。其妾柳如是扶病随行，上书陈情，誓愿代死或从死。

1648年4月，刚刚获得“保释出牢”的他，又因黄毓祺案，二度入牢。后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请托斡旋，终得复出牢狱。

两次坐牢的经历，反而让他看淡了生死！

两次坐牢的经历，反而让社会对他重新定位！

在1649年他从苏州返回常熟，移居红豆山庄后，己过花甲之年的钱谦益，便实际成为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重要的“联络人”。

在红豆山庄，钱谦益盖起了一座楼，并亲自题写匾额——绛云楼。

之所以要在楼名中带一个“绛”字，是因为这个字与赤、丹、朱三字同意，这一个小小的汉字，寄托着钱老先生表面著书自娱，实则赤血丹心、不忘朱明的志气与理想。

为了实现这样的志气与理想，他每天孜孜不倦收集情报、分析整合。

经过对各类情报精密筛选和精确筹划，钱谦益认为目前可寄予希望的抗清力量，共有四支，按势力大小依次排序为：

第一支：西南的孙可望、李定国；第二支：福建的郑成功；第三支：夔东大顺军余部；第四支：舟山的鲁王。

在这四支力量中，第一、第三支以“陆军”闻名；第二、第四支以“海军”见长。

对这四支力量整理后，一个“封锁长江、阻断南北、收复南方、徐图北伐”的天才规划，在他的脑海中，水到渠成地诞生了！

这一规划，共分四步走。

第一步：郑成功、鲁王的“大明海军”，自吴凇口沿长江西进，占领镇江、南京、九江等重要城市，造成王师伐罪“轰动效应”，并切断大运河这条南方物资北运的通道，让清政府陷入供血不足的“悲惨境地”。

第二步：孙可望的“大明陆军”，自湖南战场发起进攻，占领常德。尔后与沿江西进的“大明海军”，会师长江，进而完全控制长江航道，将清朝南北一截为二。

第三步：与此同时，李定国、大顺军余部发起进攻，最大程度地消灭“群龙无首”的南方清军，收复广东、四川及江西等失地。“大明海军”此时担当起封锁长江，阻制清军南下增援的任务。

第四步：待南方平定，一旦时机成熟，则出兵北伐，驱逐鞑虏、恢复故疆。

这一天才的规划，堪称钱谦益版的“隆中对”。

但与原版（诸葛亮版）的“隆中对”不同的是，要让这一天才的规划变为现实，不能坐等刘备来“三顾茅庐”，而要主动走出去，策动众多的“刘备们”，才能付诸实施！

恰在这时，一个叫姚志卓的神秘人物，来到了红豆山庄。

姚志卓，浙江钱塘人，曾组织义军在浙东参加过鲁监国的抗清活动，先后于天目山区和江西广信府境打过游击、摸过黑哨、宰过清兵，后被鲁监国封为仁武伯。

其父姚之朔，也曾参加过南方的反清复国运动，兵败后进入广西永历王朝统治区。

1649年7月在广西平乐，姚老先生在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的临终遗言后，溘然长逝……

为了父亲的心愿，姚志卓在鲁监国兵败后，一路潜伏，一路飘泊，终于在贵州与永历朝廷建立了“组织关系”，成为南明朝的高级“统战干部”，专门负责在清统区开辟“第二战线”。

在与钱谦益面对面，进行了一番“赤诚相见”的详谈后，姚志卓和助手朱古祀，立刻被钱老先生的天才规划所吸引，并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沟通各方的重任。

1653年7月，再次历经千艰万险后，姚志卓终于到达贵阳，先行拜见了“反清大同盟”的盟主孙可望，并把钱谦益的天才规划当面告之。

正被湖南战场僵局拖得愁眉苦脸的孙可望，闻此规划，大加赞赏，当场拍板。

若郑成功的“大明海军”，能溯江西进，则自己将于明年年初，发起常德战役，造成大明水陆两军并进的局面。

接下来，为能取得李定国、郑成功这两大“抗清实力派”的支持及响应，姚志卓随后向永历帝单独上疏，在详细介绍这一规划的同时，也建议永历帝以皇帝的名义，令郑成功西入长江，李定国东进广东，以使这一规划实施起来，能更有把握、更臻完美！

虽身在安龙，但心却不安稳的永历帝，也被这一上疏所打动，他马上召见姚志卓，并赐宴慰劳了一下这位劳苦功高的“联络官”。

在召见中，永历帝表示，自己将随后下诏给李定国与郑成功，令其出兵策应。

认为一切妥当后，姚志卓同志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踏上了东归之路，以把这一“好消息”飞报钱谦益。

正文 第三十一章 生死大会战

<h3>两攻广东</h3>

“百川入海，殊途同归”，就在钱谦益孜孜以求地规划自己的复明大计时，广西的李定国，己经在“另辟蹊径”了。

这一“蹊径”，就是联络闽粤沿海的郑成功，进攻广东！

李定国在孙可望“不欢而散”回到广西后，发现由于倾兵北上，原来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桂林、梧州己重陷敌手，自己所能完全控制的地域，仅限于广西西北部。

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李定国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路是“据桂自守”，即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恢复广西全境，尔后关起门来，做一方“呼风唤雨”的诸侯。这一条路，风险虽低，但收益也小。

另一条路是“东进广东”，同郑成功会师于岭南大地，尔后利用广东的财力（广东的财赋约为广西的十倍）及人力（广东境内仍有大大小小的抗清武装在坚持战斗），出师北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由南向北、收复失地。这条道路，风险虽高，但收益亦大。

自己“志存高远”的理想再加上对郑成功的信任，使李定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走后一条道路。

他通过“秘密渠道”，与郑成功建立了联系，多次给其写信，把自己进攻广东的计划，与这位“志同道合”的盟友，作了互动交流。

在得到郑成功的承诺后，1653年2月，李定国率部从广西贺县出发，先占领了战略重镇梧州，接着师出广东。

3月14日他指挥军队，经封川县攻占开建和德庆州，25日进抵永历王朝的“废都”————肇庆。

正如李定国判断的那样，经过“岭南三忠”与“反正起义”革命教育过的广东人民，政治思想觉悟贼高。

当李定国进粤后，广东沿海、韶州等地的抗清义师纷纷云集响应，攻城夺地，主动配合他的进军。

这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潮州总兵郝尚久的“再次反正”。

郝尚久，原为李成栋部将，1648年随李成栋反正，1650年见李大势己去，便转而叛投清方，属于一个立场不太坚定的“革命同志”。

任何一方，对这样一个朝秦暮楚的家伙，都不会太感冒。因此，清政府在广东局势稳定后，就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1652年8月，清政府派出南赣副将刘伯禄出任潮州总兵，而把郝尚久拨拉到一边，降格为有名无实的广东水师副将。

咽不下这口恶气的郝尚久同志，自然不干，在拒不听调的同时，开始积极为再次反水作淮备。

在得知李定国挺进广东后，郝尚久马上就在1653年3月22日，公开反清。并自封为大明永泰侯，改元为永历七年，下令全城割辫裹网，再着汉装。

郝尚久起义后，自知单凭本部兵力和李定国会师，恢复广东全境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于是在加强潮州防务的同时，不断遣使，呼吁郑成功看在“同保大明”的情义上，派兵西进。

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广东的尚可喜，马上会和死去的孔有德——“泉台相会”。

但郑成功对郝尚久数次的“紧急呼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概以沉默待之。

而与此同时，李定国对肇庆的“攻坚战”，也进行得异常不顺利！

“攻坚战”自3月26日开始，李定国先是架云梯强攻，后是用挖地道突进，但在“城高池深人顽固”的肇庆面前，均无果而终！

就在这时，深知肇庆断不可失的尚可喜，已亲率广州所能调动的军队，倾巢出动，赶到肇庆。

李定国同志的兵力，已不再占数量上的优势！

因为坚信郑成功言必行、行必果，“思想单纯”的李定国，仍然留下来，继续与尚可喜苦苦相持。

但在他付出巨大的牺牲和漫长的等待后，仍没有盼来郑成功的一兵一将。

万般无奈之下，李定国下达了全线撤退令。

在李定国撤回广西后，孤立无援的潮州，最终在这年的9月14日，被清军攻破。

郝尚久同志，已没有再做“汉奸”的资格和打算，在城破之际，与其子郝尧双双自杀，终于成仁成功地上升为一名合格的“大明英烈”。

李定国同志第一次进攻广东，就这样在郑成功的默不作声中，黯然收场！

“跌倒了，爬起来，擦掉泪，接着干”，李定国同志在第一次入粤作战受挫后，并末灰心丧气，转而在次年，重振兵马，再度发动对广东的进攻！

与上次进攻不同的是，他的这一次进攻，得到了其上级领导永历皇帝的大力支持。

早在1653年9月，已决心将钱谦益天才规划付诸实践的永历帝，就派出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程邦俊携带诏敕前往广东，向广东抗清义师的最高领导人——两广总督连城璧宣谕。

在这道谕旨中，永历帝摒弃了阶级偏见，亲切地把李定国同志尊称为“藩臣定国”，并高度赞扬了他“戳力效忠，誓复旧疆”的行为，请这位仍在敌后坚持抗战的连总督，在定国同志出兵之际，给予大力配合！

连城壁同志接旨后，立即亲自跑到义师头领王兴、陈奇策、罗全斌那里，做动员工作，与之约定在1654年3月2日统一集中，配合李定国的广东战役。

在向连总督下旨的同时，永历帝也向郑成功下去了一道道圣旨。

在这些“言辞急切”的圣旨中，永历帝指出了郑成功的两个进军的方向。

一是派“海军”北上，进入长江，以实现与孙可望“长江会师”的计划；一是派“陆军南下”，配合李定国收复广东。

永历帝如此青睐郑成功，是因为此时的郑成功，早己不是当年“毛头小伙”了。几年间，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为中心，抓住李成栋反正后父亲旧部回归的机遇，南征北战、做大做强，已成为一支依次于孙可望“大西明军”的抗清武装。目前在拥兵十万，虎视东南。

对于这两个进军方向，郑成功并无异议，但真正到了出兵之时，郑成功却变得愁肠百结，犹豫不定。

“不知我者谓我心忧，知我者问我有何求？”，郑成功不愿积极出兵的背后，有两个不可言传的因素。

一是郑成功自身的性格因素，郑成功是一个喜欢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的“特殊人才”，具有只愿意做“老大”领导别人，而不愿当“小弟”被别人领导的“特殊禀性”，也没兴趣玩那一套“挟天子令诸侯”的鬼把戏，因此对永历朝廷只愿意保持一种“若即又若离，奉朔不奉诏”的状态。

二是郑有功有一处深深的“心底之痛”，就是他那个“一失足顿成千古恨”的父亲，正被清廷羁押，随时都有被剥夺生命的危险。父子亲情，毕竟血浓于水，这让他处处不得不“投鼠忌器”，时时追求与清政府维持“不降、不和、不绝、不裂”的平衡。

去年他不愿出兵与李定国搞到一块，也不愿伸手拉郝尚久一把，就是这两种因素的外在反应。但今年如何处置，他尚无决断。

恰在这时，清顺冶帝的“安抚”诏书与和谈代表“不期而至”！

在诏书中，顺治帝将前些年对郑芝龙的“虐囚”行为，全都一推六二五地让给了下了地狱的多尔衮，表明自己自亲政以来，对郑家关爱有加，拨乱反正、特事特办，使郑芝龙同志的政治待遇极大改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清方的和谈代表还给他带来了乃父郑芝龙的亲笔书信，在信中，郑芝龙先用亲谊绵绵的话语，回顾了父子恩情，后用大义凛然的口吻，要求郑成功顺天应人，归附大清！

双管齐下，更让郑成功对出兵心猿意马，欲进不能。

见郑成功态度模棱，张名振立刻毛遂自荐，表示自己愿带本部人马，组成“海上抗清先遣队”，为郑成功开辟北上的“新航道”。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要问了，张名振同志不是鲁王的手下吗？怎么现在会跑到郑成功的地界上来混！

这且听俺慢慢为您道来！

自从鲁监国率部在舟山群岛立足后，清朝的浙闽当局，便如芒刺在背。

但大清的“海军”力量，相当有限，根本无法跨海作战。

清浙闽总督陈锦在望洋兴叹了一阵后，终于想出了两个用之千年而不“褪色”的“阴招”。一招是“渗沙子”，即派遣大量的“优秀谍战人员”，混入岛上，利用大家想回大陆过好日子的普遍心理，拉拢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叛明归清。

在这招诱惑下，舟山佥都（官名，主管监察工作）严我公率众降清。

归降后，想继续进步的严我公，向清廷献上舟山进剿十策，并表示自己愿意身体力行、充当向导！

严我公积极的工作态度，让多尔衮大加赞赏，亲自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先后两次亲切接见了这位“忠心耿耿”的叛徒。

随后，多尔衮授予其都察院右都御史及大清钦差大臣之职，专门负责舟山、沙埕等处的招抚工作。

另一招是“挖墙角”，这一招开始是毫无成效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挖墙角的特殊人才”。

但随着严我公这个“抡大铲人才”的加盟，“挖墙角”的工作业绩，便结束了“零”的历史，由无到有，由少到多。

个人表现欲极强的严我公，利用自已的关系网，不到半年，就陆续挖到鲁监国旗下的开远侯吴凯、义安伯顾奇勋、开平将军姜君献、总兵陈德芝等大小干部，可谓有大有小、有整有零。

多尔衮对严我公“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很配合。

他对这些被挖来的“墙角们”，不但赏赐了大量财物，而且还推出“对等封官”特别政策，原在“那边”为侯，“这边”也封侯；原在“那边”为将，“这边”也封将。

这“不拘一格、小才大用”的做法，搞得“墙角们”爽歪歪，搞得大清“原生态的官员”是歪歪操，私下里大加感慨，真是——“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啊！

在“墙角效应”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墙角们”半推半就地被挖，鲁监国的大厦底层，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窟窿！

但光这两“阴招”，还不足以让鲁监国这座“神圣而庄严”的大厦，轰然倒地。

给大厦致命一击的，是张名振和王朝先的“火并”。

在现在舟山鲁监国的干部系统中，实际上被人为地分成“旧”与“新”两派。

张名振是鞍前马后跟随鲁监国奋斗多年的“资深粉丝”，当然成为“旧派”的核心；王朝先当年不但剥夺了黄斌卿的性命，还吞并了他的人马，自然成为“新派”的领导。

“衣不如新，人不如旧”，在用人问题上，鲁监国更倾向于用“旧”不用“新”，这就让王朝先及手下的心态大为失衡，不满情绪如野草疯长。

觉察到“不稳定因素”存在的张名振，决定先下手为强，于1651年2月的一个清晨，将睡意朦胧王朝先斩杀于卧室之中。

见领导被宰，相当多“新派”们愤愤不平、怨恨难消，于是在张济明、吕廷纪的带领下，集体降清！

至此，舟山群岛对清朝己无任何秘密可言。

认为时机业已成熟的多尔衮，在1651年6月从江苏、浙江、福建大量抽兵，组成“海陆联合兵团”，由浙闽总督陈锦率领，准备向舟山发动大规模的登岛战，以求“毕其功于一役”。

大敌当前之际，鲁监国决定玩一回“围魏救赵”，他利用“海军优势”，组织主力军队千里跃进，计划直扑兵力空虚的南京，并想以此迫使清军从水路回援，以能在海上歼灭之。

但“魏”未围，“赵”先失，就在鲁监国北上之际，清军趁着一次大雾弥漫的机会，在张济明、吕廷纪的引导下，成功夺取舟山群岛。

舟山一失，“无家可归”的鲁监国，只得率张名振等部属南下，跑到厦门郑成功这里来认“干亲”。

郑成功以宗室之礼与鲁监国相见后，以自己现在奉永历正朔，不便“立场混淆”，将其晾在一边。

而对鲁监国带来的军队，郑成功却如见至宝，尽量“鲸吞蚕食之”。

到后来，仅有张名振部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其余的，皆成为成功同志的“囊中之物”。

“掉鳞苍龙、落毛凤凰”的鲁监国，只得面对现实，在1652年3月，宣布放弃监国名号，承认永历帝的正统地位。

至此，南明终于告别了“双日临空”的不正常局面。

张名振虽然改换门庭，但心中的复明之火，还是熊熊不息的。

这次主动清缨，其意可现、其志可嘉！郑成功虽不欣然，却也同意，并为其提供了物资，加派了兵马。

1653年10月，在风号浪吼、白浪滔天中，张名振率数千部下扬帆起锚，慷慨北上。

他们先到达了上海的崇明岛，在该岛的三尖沙、稗沙、平洋等处，安营扎寨、开荒种地，摆出一副“高筑墙、广集粮、常相驻”的架式。

以崇明岛为前进基地，张名振开始他三入长江的艰难历程。

张名振的率兵北上，实际揭开了明清最后一次生死大会战的序幕，我们姑且称其为南明第一方面军吧！

在不久后的1654年2月，李定国也从广西柳州领兵数万，誓师东征，我们姑且称其为南明第二方面军吧！

此次出征，李定国同志是精心筹划，志在必得。不但配备了大象、铳炮等“重武器”，而且还征购了门板、火药、铅铁等大量作战物资。

因连城璧同志的工作非常到位，所以自出兵之时起，第二方面军就在人员、情报上，得到了广东各地义师的大力配合。

这使第二方面军，一路上斩将搴旗、凯歌行进。取横州（今广西横县），克廉州（今广西合浦），下高州（今广东茂名），降雷州，几乎入无人之境。

在李定国凌厉的刀锋面前，尚可喜、耿继茂及广东督抚很是知趣，慌乱地放弃广东大部分地盘，把各地军队撤到广州地区，准备攥紧拳头后，才和明军较量一番。

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李定国，深知单纯依靠自已手中的这点兵，完全打下全广东，实属难做之举。因此，他还是把联合郑成功，同取广东，定成了这次克敌制胜的主要筹码。

所以，他把下一步进军的目标，定在了广州南边的新会。

新会，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西部，地理条件优越，有内河航道与外海相通，与上一次进攻的肇庆相比，更靠近沿海，这将更方便郑成功的“海陆联军”，以最快的速度抵达。

已被郑成功同志成功放过一次“鸽子”的李定国，这次仍对其信心不衰，是因为他相信在永历帝的“煌煌圣旨”前，一向自诩“忠臣爱国”，并和老朱家攀上亲戚的郑成功，这次断不会自食其言。

以自己单纯之心度他人复杂之心，这正是李定国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这次也不例外！

在四月份向新会进军途中，李定国同志在高州却罕见地病了，而且病的不轻，整日昏昏沉沉、水米不进……

病中的他，只得一面派自己的军队，会合广东义师王兴等部向新会进军，发起试探性进攻：一面派出得力使臣，赶赴厦门，催促郑成功同志早日出兵。

当李定国的明使心急火燎、风尘仆仆赶到厦门时，郑成功与清廷的谈判，正入佳境。

清廷现在已经敏感地感觉到湖南、广东战场的“不平静”，因此把竭力维持闽浙沿海的“平静”，做为这次谈判的首要目标，所以这次给郑成功开出的价码，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好！

具体标价如下：

1、封郑成功为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

2、划漳州、潮州、惠州、泉州为郑成功的驻兵之所，郑军所需经费，由四州财政解决，不足部分，可另向中央申请；

3、清廷对郑军武将一概不加调换，仍由郑成功任命，报兵部备案即可；

4、驻福建的清军金砺部，“友好”地撤离福建，调往他处。

这些标价，不能不让郑成功“分外动心”。

感情就像一碗难以端平的水，郑成功对清使投入的感情多了，对明使投入的感情自然就少了。

虽然对明使依然是客客气气、好吃好喝，但就是不准其外出游览一下祖国大好河山（保密需要），这让明使好不郁愤。

直到了夏日炎炎的八月，郑成功才放明使南归，并让其给李定国捎去一封“自说自话”的信。

在信中，郑成功向李定国做出了两点承诺。

一、他已派部将随张名振北上江浙，不久将会有佳音频传；

二、他将进军广东的潮州惠州，以作牵制。

送走明使后，郑成功终于“言行一致”了一回。

他拿着大清“海澄公”这张未到期的“承兑汇票”，跑到潮州惠州去提前支取，成功地把这两个地方的粮食，“支走”不少。

这也算他在这次明清大会战中，做出的一点唯一贡献吧！

在李定国收到郑成功回信的时侯，新会会战，已经打了两个多月。

这两个多月的会战中，因为李定国病重，未能亲临前线。仗主要是其部将吴子圣，领着广东义师来打的，效果吗？——旷费时日，劳而无功！

这里面，虽然有吴子圣指挥能力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清廷“权力下放，让惠于官”的政策，己在清政府内部，打造出一个既得利益阶层。

这个阶层看淡了民族界限，看轻了国家兴亡，而始终将维护自身荣华富贵，放在首位，坚决抗拒大明的“光复大业”的实施！

坚守新会的清朝官员，就是一群这样的既得利益阶层。

新会城打不下来，又收到郑成功这样一封敷衍塞责的信，李定国的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沉思半晌后，他用凝重的笔调，先给郑成功回了一封长信。

信上他强调了“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的忠臣行事原则，并直截了当指出“当今之急务，应全力会师新会，收复广东”。

长信发出后，唯恐话未说尽的李定国，又给郑成功，加写了一封意辞恳切的短笺，指出“圣跸艰危，不言而喻，请贵爵出兵相应，若出兵晚于10月15日（注意这个日期），则无济于事也！”

因有被对方“放过一次鸽子”的惨痛教训，所以在长信短笺发出后，放不下心来的李定国，只得扶病南下，亲自指挥新会战役。

他先派陈奇策率所部水师进入西江，攻占江门（今江门市），击毙清广东水师总兵盖一鹏。

这样一来，明军既控制了广州的出海口，又切断了广州同新会之间的通道。

江门一失，广州便有了一种刀架背脖的冷嗖嗖之感，尚可喜、耿继茂见无法再做缩头乌皂，只得手拉手地领着军队，在9月12日赶到江门，大力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

但鉴于定国兄过于生猛，两王也不敢继续向前推进，只得呆在江门，一面对着李定国虚张声势，一面对着清廷求助请援！

这就让新会的清军，陷入了特别“孤苦无依”的悲惨境地。

但铁了心与李定国对抗到底的守军，早已将全城居民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将自已的生死，放之“肚”内。完全采取了“城存民亡”的野蛮守城法。

军粮吃光了，就吃民粮；民粮吃光了，就吃“民人”；“民人”吃光了，就吃“名人”。

连新会举人莫芝莲、贡生李龄昌、生员余浩、鲁鳌等社会知名人士，都成了守军的“砧上肉、腹中食”。

恶莫大焉！

而在城外，明军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疫情，非战斗死亡人数，急剧攀升，士气大受影响。

攻守双方的战力，在12月来临之际，已经到了极限！

就在这时，清廷派出的满汉援军，终于在清靖南将军朱马喇的率领下，姗姗而至！

清军到达后，尚耿两藩王的军队，终于敢“狗仗狗势”。在12月14日这天，向李定国的明军，发动了总攻。

经过四天四夜的决战，明军全线崩溃，“戈甲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

持续半年的新会会战，最终以南明的失败而告终！

会战失败后，清军趁胜追击，李定国被迫撤回广西。广东光复的各州县，转而复失；广东起义的义师，转而复败。

撤出广东时，沿途六七十万，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百姓，跟随明军一起撤退。

望着绵延百里的难民队伍，曾经有“一匡天下”志向的李定国，想着两攻广东，两次惨败，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h3>会战失败</h3>

就在新会会战吃紧之际，郑成功同志终于出兵了。

他每一次“履约”的背后，都有其“别具一格”的目的，这次也不例外。

在和谈中，饱尝甜头的郑成功，对清廷要价，越来越高。

在地盘上，他的要求，已由驻军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提高到驻军全福建及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处州五府。

甚至，他还提出一项让清廷“极其恼火”的条件——参照朝鲜模式，他和他的官员和军队，对清只称臣，不剃发！

为让在谈判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郑成功考虑再三后，“煞有其事”地派出军队，开赴广东，淮备通过搞一次“武装游行”，向清廷来一个“精神恐吓”。

既然出兵是一个“形象动作”，那就得派一个颇为特殊的人员，来作统帅。

这个特殊统帅，就是“内战内行”的林察同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领着绍武军，打败永历军的，就是这位爷！

用这样一个有“特别前科”的人作“一把手”，郑成功之心，可谓良苦。

深谙郑成功内心世界的林察，在出兵日期上，一推再推，直到10月19日，才扬帆南征。

在前面，李定国曾一再提醒过郑成功一个日子——10月15日。

为什么李定国对这个日子，分外敏感？

这是因为在这天后，海面上将由刮北风转为刮南风，这在明末的帆船时代，将使南行船只的航行速度，大打折扣。

林察的舰队，就在这种南风的逆向吹拂下，走走停停、磨磨蹭蹭，直到11月19日，才到达南澳。

在南澳休整七天后，林察才向内河转进，终于在新会决战开始的12月14日，在大鹏所与陈奇策率领的一支水师，胜利会师。

他们会师的地点，距新会不过100多公里，如果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推进，完全可以朝发而午至！

如果这支三万人的生军力投入战场，战争究竟鹿死谁手，尚末可知？

但就像161年后的滑铁卢战役中，法军将军格鲁希一样，决战当口，林察却“不可思议”地停下来，而且一停就是数日。

胜利的机会，就在这样的停留中，不可逆转地逝去了。

得知李定国战败西撤的信息后，林察急速撤至海上，防止与清军“亲密接触”。

在碧波荡漾的海上，郑军不战不进地呆了数月后，最终在1655年5月，返回厦门。

在返回厦门后，林察因“勤王入援，逗留观望而回”，受到郑成功降级处分，结果仅此而已！

就在李定国战败西撤时，清廷以郑成功“词语悖妄、肆无忌惮”为由，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终止与郑成功一切和谈，即时发兵扑剿。”

接着，顺冶帝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辉等，统兵赶赴福建，发誓要将“屡抗天命”的郑成功，赶到海里喂鱼。

既然要打仗了，作为谈判工具的郑芝龙，顿时就成了废物一个。

不久，顺治帝应大清广大“监察干部”（御史）的强烈要求，将郑芝龙及其在京家属，全部下牢。

郑氏父子如何痛定思痛，不是本文关心的事情。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且看抗清的另一支生力军（我们姑且称其为第三方面军），在孙可望的领导下，于此次生死大会战中，如何表现？

虽然孙可望早与永历帝貌合神离，但在“东进讨清”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两者却是不谋而合的。

自打宝庆失败，明清战场陷入僵局后，孙可望同志，就非常渴望在抗清战场上再创辉煌，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信，让自己离皇帝的宝座，更近些。

但孙可望知道自己的水平是“官场得意，战场失意”，如果此次挂帅出征，难免又有被失败“撞伤”的可能。

自己不能挂帅，选谁呢？

李定国已和自己分道扬镳了，无法用；冯双礼、白文选非独当一面之才，不能用。

思来想去，孙可望又想起了因保宁战败，被自已一脚踢到昆明“闭门思过”的三弟——刘文秀。

很“豁达大度”的孙可望，转而以永历帝的名义，封刘文秀为“大招讨”（相当于督师），令其“都督诸军，出师东伐”。

而此时的刘文秀，在干什么呢？

被“废置”的两年来，刘文秀己适应了这种“众鸟高飞尽，孤云独自闲”的恬淡生活，整日里，他闭门不出，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已读书及教子读书上。

从高高的庙堂跌落到平凡的人间后，他开始与寻常百姓，有了密切的接触。

在昆明，关于孙可望思谋取代永历帝，建立“后明朝”的传言，正风生水起，越传越广。

虽然版本众多，说法不一，但百姓们一提出此事时，总爱用一个简单明快的字眼，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价值取向。

这个字眼，就是——“呸”！

一个小小的“呸”字，可以看出民众不讲自明的政治倾向。

可望兄，你听见了吗？你明白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以他对孙可望多年的了解，这位大哥有倔强的个性和偏执的人格，自己看准了的事情，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那么，接下来，也许就是民心顿失、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功败垂成。

一边是“民意”，一边是“亲情”，每思于此，就让他心乱如麻、不寒而颤！

为寻求解脱，他迷上了学道，想从这“生死混淆、虚无飘渺”的世界中，找到心灵的寄托。

当诏令传到他面前时，一身素袍的他，正准备入鸡足山专门学道。

堂而皇之的圣旨，把他从逃往虚幻世界的道路上，又拉回了现实人间。

但他知道，这圣旨来自何方，出自何人，意犹何为？

一想到孙可望那张“帝欲自为”的丑恶嘴脸，实不想为孙可望作嫁衣的他，便心冷如冰！

但再想到“百二秦关，尽陷胡尘；万千遗民，泪望王师”，他又心如滚汤，热血澎湃。

一番“去留两俳徊”后，刘文秀终于打点行装，踌躇北上。

在春暖花开的1654年4月，刘文秀同志，终于到达孙可望行营的所在地——贵阳。

孙可望很给刘文秀面子，不但带着文武百官，为其举行了隆重的郊迎仪式，而且还举办了盛大的接风宴会。

刘文秀却很不给孙可望面子，在接风宴会上，大发厥词，讲什么“皇上犹如佛菩萨，我辈犹如大和尚，需扮好各自角色，方能故敌制胜，恢复中原。”

为此，孙可望曾一度想再次“拿下”刘文秀，但想到无人可替，只得悻悻作罢！

但为防止刘文秀给他背后再搞小动作，在离黔前，他给自己的“嫡系”将领都做了“秘密训话”，要求他们对刘大招讨的军令，要区别对待，不能搞无原则服从。

安排好这一切，孙可望这才放心地踏上返回昆明的路途。

一路上，孙可望还不忘时不时地，给自己增添点“祥瑞”材料。

在经过黄果树大瀑布时，兴致甚高的他，就专门写了《望水亭记》，现摘录如下：

甲午（1654）夏，驻跸旧亭，临观赞赏，俄而（不一会儿）潭水且涌数丈，势若钱塘怒潮，喷云散雾，左右惊视，良久乃平。或曰：此神犀之效灵徵异也。爰（于是）命所司（当地官员）选胜为亭，以备临眺。亭成而胜益著，因记诸石，以纪厥异云。又题其石壁曰“雪映川霞”。

就像刘邦吹牛自已斩蛇是杀了白帝的儿子，洪秀全胡侃自已昏睡是在去见上帝，在这篇游记中，孙可望则在惊叹他看见到了神犀，别有用心地自己为自已搞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但刘文秀可不管孙可望搞的这些“八卦”，随着孙的离去，刘文秀马上在军中，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整风运动”。

他借口诸将现在威勇有余，忠谋不足，特印制了《百将传》，下发全军，组织将士们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学习、讨论，还请当地文儒们，到军营进行了专题授课。

不知不觉中，忠君爱国的观念，在这支军队萌芽生根！

在返回云南后，孙刘商定的作战计划是：即在本年八月，由湘江出长江，同张名振等会师，夺取江南。

而在当时明清对峙的湖南战场上，形势也是非常有利于明军举行大反攻的。

清朝方面，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屯齐，已经率所部满军北返；初来乍到的洪承畴，手头仅有一万多“精兵”，正被湖南大大小小的起义，搞得焦头烂额。

南眀方面，张名振率的二万“大明海军”，已进入长江；广东的新会战役，也正打得热火朝天。这两者正一北一南地拖住了清军的后腿，如果再进军给予其致命的一击，则整个明清战场，形势将会为之一变。

但在这时，刘文秀却止步不前了！

止步不前的原因，主要来自内部，这就是孙可望在返回昆明后，在一批批“民意代表”的拥护下，积极组织“筹委会”，迅速加快了正式登基称帝的步伐。

这自然引起了相当多忠于明室官员的不满，无形之中，便形成了以刘文秀为首的“拥明派”，和以孙可望为首的“去明派”的斗争。

内部的“政治斗争”取代“军事斗争”，成为南明国内的头等大事。

在纷纷攘攘、明争暗战中斗了十个月后，孙可望的“去明称帝”的计划，被无限期地迟滞了。

但与之一起被迟滞的，还有南明取胜的机会。

在这十个月中，清朝方面，却在洪承畴接二连三的“苦苦哀求”下，顺治帝只得再次抽调出一支生力军，让固山额真、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满族）率领，前往湖南湖北协助镇守。

另外，还有咱们前面提到过的，清军已取得广东新会会战的胜利，清方来自东南方向的压力，已大为减轻。

也就是说，在1655年春，当南明内部斗争暂时“尘埃落定”，刘文秀决定正式发起“东伐”战役时，他面前的形势，已变得很不乐观。

四月，在刘文秀的指挥下，南明大将卢明臣、冯双礼等部的马步兵丁六万、象四十余只，己在湖南辰州集结完毕，准备向清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刘文秀筹划的这次军事行动，共三步走。

第一步：攻占常德，切断洞庭湖西面面向长江的通道；

第二步：收复长沙、衡阳、岳州，完全控制长江的湖南段航线；

第三步：与张名振部会师后，进攻武昌，打开抗清战争的新局面。

为保证第一步——攻占常德的计划，能如期实现，刘文秀采取了水陆并进的方针。即卢明臣率水军乘船由沅江进发，他率马步兵从陆上挺进。

但常德战役的失败，就坏在这“水陆并进”上。

因为这时候，长江流域已进入了梅雨季节，连日降雨，江水猛涨，道路泥泞。

在这种气侯下行军，对水军造成的麻烦，不是很大，怛对陆军而言，可就大下了。

刘文秀带领的马步兵常被洪水滞留，行动速度大受影响，根本无法做到同卢明臣的水军同期抵达。

而卢明臣统领的水军，却借着猛涨的江水，轻舟直过万重山，4月17日即到达桃源，并攻克该县。

在桃源短暂休整后，卢明臣率水军继续前进，直趋常德。

而此时常德的防御，早在5月10日，就得到“全面强化”。

统帅常德守军的，是大清军政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苏克萨哈（日后康熙朝的四大辅政大臣之一）。

在具体的作战方式上，苏克萨哈决定向曾经的老对手李定国同志虚心学习，不搞被动防御，而是——且看下文！

5月23日深夜，准备夜袭常德的卢明臣部，刚到城下，就昏头涨脑地钻进了苏克萨哈精心设计好的埋伏圈。

激战到次日中午，没有得到陆军支援，且又被围起来狠扁的南明水军，几乎全部覆灭，主帅卢明臣同志，也不幸以身殉职。

清军在常德获胜后，再接再厉，趁胜加强了辰州方面的防务。

刘文秀见状，认为事已不可为，便将军队撤回贵州，以图再举。

本已对刘文秀不满的孙可望，根本不打算再给其“东山再起”的机会。闻此兵败，马上再次解除了其兵权，赶回昆明“闲住”。

孙可望集团这边的“迟滞不达”，到最后又不了了之，可苦了在长江中“遥望南天，翘首企盼”的张名振。

就在李定国刚刚挺进广东前夕，张名振已领着他的“大明海军”，开始了艰难的长江之役！

战役之始，正为缺少引路人而寝食难安的张名振，却意外地得到了“好向导”。

这个“好向导”就是“大明智慧之神”刘伯温的后裔——刘孔昭。

在前面讲的南明朝那些事中，刘孔昭绝对够得上一个标准的“跳梁小丑”。

在弘光朝的名利场中，这个“小丑”不停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以自己无与伦比的滑稽表演，为我们的故事增添了许多浓烈的悲喜色彩。

但真实的历史，就是如此地立体和丰富，在南明已快成为一抹夕阳的时候，孔昭同志却像一个追日的夸父，带着儿子，穿越生死封锁线，自觉自愿地跑到张名振军中效力。

1654年1月17日，张名振、刘孔昭、张煌言率领“大明海军”分批进入长江，冲过狼山、福山、江阴、清江等清军江防汛地，四天后即到达离京口（即镇江）只有“一水间”的瓜洲。

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张名振，终于在镇江金山发起了首次登陆战，并一举成功。

“脱手斩得小楼兰”后，张名振与刘孔昭、张煌言登临镇汇金山寺，在这曾经发生过梁红玉擂鼓战金兵的地方，三人眺望浩瀚长江，遥祭苍茫孝陵，不禁泪下沾襟。

两百多年前，洪武爷在此挥师北伐、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何等雄壮！

两百多年后，胡虏再来，中原沦陷、神州陆沉，又何等悲凉！

在万千感慨中，张名振挥毫泼墨，写下了《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而赋》。

“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桴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南望孝陵兵缟素，会看大纛祃龙津。”

张名振等在金山停留数日，以待上游“秦藩”出兵会师的消息，无奈杳如黄鹤。

而清江南总督马国柱所派的各路援军，正急匆匆地向这边赶来。

见军队孤悬江中，久留不宜，张名振只得挥师东下。

东下途中，在扬州府属的吕四场，张名振率军再次发起登陆战，击败了防守清军、缴获了大批物资。

尔后，从容返回崇明岛休整一个月后，在3月29日，张名振再次率部，二进长江。

这一次，他带来的兵更多，光运兵船就达六百多艘；西进的地域也更深，直达了距南京仅数公里的仪真。

但和第一次一样，他仍设有见到“秦藩”的一兵一卒。

对“秦藩”感到隐隐约约的失望后，返回崇明的张名振，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国姓爷郑成功的身上。

5月18日，张名振带着少数军队南下，先到温州买米七船。

然后他南下闽海，到厦门面见郑成功，要求其提供兵员、火药、器械等方面的支持。

在谈判中已经悟出“战与和”关系的郑成功，为了以战促和，对张名振的“有理要求”，没有拒绝。

他派大将陈辉统水兵五千、陆兵一万、大船近百艘随之北上，这让张名振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但笑容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船队起航后，陈辉便在其船上升起大纛，俨然以主帅自居。

见状，名振同志便要求其降下大纛，陈辉执意不从，两人因此于濠头分裂。

分裂后，陈辉率所部南下，独自行动，让张名振再次成为孤军独旅！

十二月，张名振、张煌言等率所部战船四百艘，第三次进入长江。

此次，比前两次又深入一步，十八日即到达南京上元县境的朱家嘴，焚掳了多艘江西粮船。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张名振的“大明海军”，在江苏、安徽的长江江面上走走停停、往来穿梭，不断探听着“秦藩”军队的消息。

直到粮食无法补给后，张名振才茫然若失地退出长江。

常德、长冮之役在悄无声息中落幕，标志着南明在这场生死大角逐中，将无缘再创东晋淝水之战，南宋釆石之战的胜利辉煌了。

历史是大方的，也是小气的，机会一旦错过，将来的“卷案下课”，不可避免。

在这场横跨东西、纵跃南北的大会战中，南明，更象一辆五马拉的大车。李定国、张名振一心一意，郑成功三心二意，孙可望别有心意，刘文秀有心无意，各有各想，各出各力！

相反，对立面的清朝，倒是同心协力，步调一致，故终在这次大会战中，迎风向雨，笑傲江湖！

在本章的最后，让我再来交待一下两位会战重要参予者的人生归宿吧！

张名振，在退出长江后，为寻找落脚点，再一次占领舟山群岛。

但让他大失所望的是，此时的舟山，早已是人去岛空。居民不是被万恶的清政府屠杀，就是强制内迁，偌大的岛上，仅剩六户人家。

气急怨恨加上奔波劳碌，张名振一病不起，不久便在灰心失望中，黯然辞世。

他死后，部下由张煌言统领，继续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斗争。

钱谦益，在得到姚志卓飞报后，与夫人柳如是一同慷慨解囊，秘密在山区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抗清武装。

在得知张各振进入长江时，这支武装即在姚志卓的率领下，穿山越水，投身其间，为之联络引路、筹备粮草……

当会战失败，一切抱负无法施展中时，钱谦益剩下的，只有书宅私和书本。

他一面痛定思痛，在书本中抒发无尽的悔恨与故国情思；一面校勘群书，保存传统文化中点点菁华。

1664年（康熙三年），钱谦益病故，享年八十二岁。

150年后，从国家绝密资科知悉钱谦益“首鼠两端”的乾隆帝，勃然大怒，点名将这位文化大师列入《贰臣传》的乙编，并做诗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还嗤之为“有才无形之人”，下令在全国封杀其所有著作。

即使在修集大成的《四库全书》时，钱谦益的著作，也被排斥在外，书中凡涉及钱谦益名字者，或改或删。

直到在全国人民前，彻底揭露出钱谦益的“丑恶嘴脸”后，乾隆帝方吿罢休。

又过了100多年，清王朝被推翻，钱谦益的著述，终重见天日，再次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朵炫丽盛开的奇葩。

正文 第三十二章 伤逝

<h3>十八先生案</h3>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这是一首“藏否人性、评论人生”的哲理诗。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能对一人一生作出完整全面评价的，既不是其一时的真善美，也不时其一事的假丑恶，而是那永恒流淌的时间之河……

有的人今天善良可爱，明天却邪恶可憎……

有的人在此可亲可敬，到彼却遭人唾弃……

有的人恶贯满盈，但死到临头，却感动世界……

在我们前面的故事中，这类“双面人”比比皆是，马士英、朱大典、李成栋、郑成功、刘孔昭……

也许正因为如此，人类的历史，才如此百态杂陈、百转千回。

孙可望，最终也“不能免疫”地成为了一个这样的“双面人”。

在刚到云南的三年创业期内，他曾经殚精竭虑、小心翼翼、勤勤恳恳，最终在这块彩云之南的神奇土地上，打造出一个欣欣向荣的政权！

但就在他事业一步步迈向颠峰，成为万众瞩目的“民族救星”时，其人生轨迹，开始逆转。

由“盟主”而“秦王”，由“秦王”而“国主”，一步步权力攀升，一步步威福自操，让他不可避免地体会到权力的强大和快感。

怕失掉所有的，想得到更多的，在权力的诱惑下，孙可望曾不止一次，目光复杂地向安龙张望。

“上有所好，下则媚之”，在孙可望集团内部，很快便“诞生”了以兵部尚书任僎为首的“劝进派”。

“劝进派”们为了自已的幸福，向社会大声疾呼：“明运己终，事不可为”，要求永历帝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早日“禅位”给孙可望。

除了喊口号，“劝进派”还搞出不少“祥瑞”的猫腻，为自已的理论宣传，提供“具体素材”。

其中的“星术大师”方于宣，就编出一套“帝星明于井度，天命在秦”的“美丽谎言”。

后来，连永历帝身边两个最亲近的人——“办公室主任”马吉翔和“保卫部主任”庞天寿，也非常“自觉”地加入到“劝进派”中，为劝进事业添砖加瓦！

在多种劝进势力的拥戴下，孙可望越来越想把自已由“打工仔”变成“东家”，把对天下的“使用权”，变为“所有权”。

但考虑到自已一旦称帝，就会授人以柄，外面的李定国、郑成功，甚至万恶的清政府，都有可能“名正言顺”地讨伐自已，孙可望感到进退维谷。

“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最终，孙可望还是“很明智”地把称帝这件事，暂时后放。

但他这很“有厘头”一番炒作，可把永历帝吓得够呛。

永历帝非常清楚，一旦小孙同志称帝，自己失去的，决不仅仅是政治生命……

人都有自保之心，何况对自身安全高度敏感、对个人生命高度重视的皇帝。

要自保，找外援，自已已没有多少力量的永历帝及其亲信，在对周边外援的兵力、能力、人品、与孙可望的关系等因素综合分析后，把外援的希望，寄托在了“思想比较单纯，能力比较突出，跟孙可望关系特别不好”的李定国身上。

随之，以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任组长的“引李入卫工作组”秘密成立，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地下联络工作。

在这个“工作组”中，除吴组长外，还有张福禄、全为国、张镌、徐极等二十多核心成员。

这些成员，有大臣、有太监，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当然，这个奋斗目标，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

说简单，是因为对于现在的李定国而言，一道“措词恳切、感天动地”的密旨，就可以把他引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说不简单，是因为要顺利引来李定国，必须迈过两道坎。

第一道坎是“选人”，即必须派出一个忠诚可靠的信使，越过千山万水的距离，经过兵荒马乱的考验，把皇帝的密旨，准确、安全、快捷地送到李定国同志的手中。

第二道坎是“保密”，就是这项工作，要慎之又慎、密之又密，千万不能露出一星半点的风声。否则，工作组将全盘皆输，成员将全军覆灭。

不用吴组长操心，工作组成员之一的林青阳，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送旨”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为把这件事做得更巧更妙，林青阳以“请假葬亲”为名，身藏密旨，于1652年底启程，前往李定国军中。

此时的李定国，正在肇庆战场与清军厮杀，接到永历帝的密旨后，异常冷静，认为“兹事体大，需从长计议”。

他把林信使留在军中，以待时机！

“引李入卫工作组”从冬等到春，又从春等到夏，还未见“佳音”回报，焦急万分的他们，再一次派了密使携密旨前往。

为防泄密，在派密使时，永历帝把早已吃里扒外的马吉翔，调到南宁当官。

这一次永历帝的密使，又不辱使命地来到新会战场上李定国的军中，把密旨庄严交到其手中。

这一次密旨，言辞比上次更悲切，感情比上次更哀伤，效果比上次更煽情！

以致于李定国看后，竟感动得“哽噎无语，泪如雨下”。

他冒着泄密的危险，给吴组长回了一封信，表示自已“宁负友（孙可望）不负君，在打下广东后，即接驾返粤。”

永历帝及工作组成员们，在接到李定国的回信后，一颗颗悬着的心，暂时又落回到肚子里。

但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时间的长河里发生变化，“引李入卫”的计划，也是如此！

引发这一变化的，就是“引李入卫”工作组外围成员刘议新。

刘议新，人如其名，特别喜欢对“新生事物”，大发评议。

评议也是可以的，但他却把刚到广西的马吉翔，拉来当自已的听众。

在他自以为是的思维里，作为永历第一宠臣的马吉翔，必将是自己“最好的听众”。

“最好的听众”马吉翔，也很够意思，从他的嘴里一听到“引李入卫新议”的短消息，马上将此“原文转发”给孙可望。

事关自已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孙可望对此短消息，自然不会等闲视之。

他马上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私通李定国专案组”，由亲信郑国、王爱秀任正副组长，专门严审此案。

永历帝，首先成为“专案组”审问的第一个“犯罪嫌疑人”。

已有了丰富“应对”经验的永历帝，马上援引陈邦傅伪造圣旨封王案，来严正辞严地辩驳说——私通李定国的圣旨，必定是“做假造假”产物！

既是“做假造假”，就要严惩造假者。

很快，吴贞毓、张福禄等二十多名“矫诏（伪造圣旨）”嫌疑犯，被“集体双规”。

对这些嫌疑杞犯，郑王两法官毫不客气，老虎凳、辣椒水、大夹棍统统拿来，轮番使用。

见事已至此，吴贞毓、张福禄等人倒也铁骨铮铮，威武不屈！

他们都众口一词地供述了自已“矫诏”的行为，完全是自发行为，与永历帝无任何干系。

取得供词后，孙可望马上以永历帝的名义，做出如下判决。

吴贞毓、张福禄等人，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行为成立，犯罪后果严重，故必须加以严惩。故首犯吴贞毓，赐自尽（照顾其首席大学士的官面，从轻发落）；从犯张镌、张福禄、全为国处以剐刑；胁从犯蒋乾昌、徐极、杨钟等处以斩刑，立即执行！

此案，共有十八名永历朝官员（含太监）被处死，历史上便称之为“十八先生案”。

<h3>定国入卫</h3>

随着十八先生头颅的颗颗落地，永历帝与孙可望的权力斗争，不是尘埃落地，而是尘土飞扬。

他一面下旨安慰孙可望那颗“受伤”的心灵，一面锲而不舍地再次派出密使，请求李定国同志，无论如何，排除万难，赶来救自已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密使赶快定国军中时，已是鸿雁南飞的金秋十月了。

虽气候早己由热转凉，但李定国的内心，却仍是夏日炎炎。

自去年底新会兵败以来，他带着自已百战余生的部队，转入南宁地区。边休整疗伤，练兵训马；边联络广东义师，准备三下广东。

但永历帝悲怆的呼救声，把他忧郁的目光，由东边引到西边。

如果永历帝被孙可望“无情迫害致死”，那么，反清复明大业，将失去源泉和动力。

事己至此，赴安龙护驾，便成为李定国最紧迫的任务。

但他也深知，此去安龙，必将和可望兄兵戈相向。

此时的可望，拥军二十万，兵强马壮；而他的士兵，仅存三万，伤痕累累。

若想在此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取得护驾工作的胜利，关键的一个字——快！

他下令从全军抽调精锐，组成一支快连应急部队，由自已亲自统领，以24小时不间断的急行军速度，向安龙进发。

三天后，这支部队即赶到田州（今广西田阳）。

田州横亘在广西到贵州之间，有－支孙可望派来拦截李定国的重要军队。

但出定国意外的是，这支军队，竟成为可望兄送来的第一份“大礼”。

两军阵前，不愿打内战的孙可望士兵，站如松柏，静如处子，就是不开弓放箭。

见状，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刘镇国、关有才，只得一逃了之！

李定国下令不得追击两将，并见“好”就收地为这支军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还下发二万两白银，作为“特别奖金”，以资鼓励。

“田州事件”让孙可望异常震惊，震惊之余，他马上派出他最看好的大将白文选，赴安龙将永历帝“迎驾（硬架）”到贵阳。

但人与人的看好是双向的，对孙可望肆无忌惮、妄自尊大行为并不看好的白文选，一到安龙，便华丽转身，由“反皇派”变为“保皇派”。

他以安龙地处偏僻，召募民夫不易为名，拖着“迎驾（硬架）”工作就是不办，而专门静候李定国军队的到来。

孙可望在贵阳等的菊花谢了梅花开，就是不见永历帝来“莅临指导工作”。

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的他，赶紧派出亲信小将叶应祯，前往安龙，督办此事。

叶小将和白大将的区别，就是他在“反皇保皇”这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根本没有独立的思维，完全以孙可望的命令，作为自已行动的惟一指针。

因此，叶小将一到安龙，就拿出不可一世的架式，一次次气势汹汹地逼迫永历帝“上路”。

但一次次逼迫，都被白大将“不愠不火”地挡了回去。

1656年1月16日，叶小将听说李定国军已旌旗在望，急得马上带兵入宫，做最后的“逼宫”。

但白大将又在关键时刻显身，再一次率兵赶到，用“文武并举”的手段，制止了叶小将的“狂热行动”。

22日晨，雾霭蒙蒙、天地混沌，忽有十几名骑兵直扺安龙城下，绕城高呼“西府大兵至矣”！

小小的安龙城顿时欢声雷动，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全城！

只有叶小将吓得只身外逃，跑去向孙可望报告这“不幸的消息”。

迎着穿云破雾的朝阳，跋山涉水、坎坷而至的李定国，一身轻松地率军进入了安龙城。

与李定国的相见，是永历帝这一生最激动万分、最真情流露的时刻！

这一刻，聚集了他太多的渴望，太多的思念。一时间，己三十多岁的永历帝，竟对着李定国的面，泣不成声、泪流满面。

因为从这一刻起，他将永远告别风刀霜剑、提心吊胆的日子，获得眼前这个人真诚的帮助和保护。

也许，作为“稀有品种”的君臣情义，只有在这一刻，才能闪现，才能体现。

当哭声停止，永历帝动情地对李定国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

农家子弟出身的李定国，见“天潢贵胄”的永历帝，对自己竟如此诚恳和器重，感动之余，顿生自责。

他双眼含泪，充满深情地回答道：“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本欲取两粤以迎銮舆，但却中途而废，辜负陛下期望，就是万死也不能自赎其罪。”

互诉衷肠后，双方的激情开始沉淀，头脑开始冷静。

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马上摆在君臣面前，他们将向何处去？

安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呆下去了，这里不但穷乡僻壤，大军居大不易，而且离孙可望的“巢穴”太近，恼羞成怒的孙可望一旦发兵而至，内战将不可避免。

与白文选等人紧急商议后，大多数人的意见，赞成返回云南大后方。

遵从大家的意见，三天后，李定国偕永历帝向云南昆眀进发。

2月11日，大军到达云南曲靖，定国请永历帝在此“驻跸”，自己则先率一支军队赶往昆明“探路采点”。

由于孙可望把大多数军队都调到贵州湖南去了，昆明及其附近的守兵并不多，满打满算也就两万来人。

且统率这些军队的王自奇、贺九义等，谁也无胆量和这位“两蹶名王”的李定国来对阵叫板。

情急之下，有病乱求医的王自奇急忙找刘文秀、沐天波这两位“治世良医”，为他把脉号诊。

刘沐两位给其开出的药方就是——迎接天子入城。

但王自奇仍心念孙“国主”的旧威旧恩，不愿叛之。

就在他犹犹豫豫之时，李定国己兵至城下，并以天子名义下令打开了城门。

事已至此，王自奇只得被刘沐等人裹胁着，被动地出城迎接。

在李定国军队入城几天后，3月26日，永历帝的圣驾，来到昆明。

自云南成为大明不可分隔的一部分以来，山高水远的昆明，从末有寻常百姓，见过皇帝。

因此，一听圣驾亲临，昆明城万人空巷，无一不想目睹这位真龙天子的“特别风采”。

与弘光帝的肥头大耳，鲁监国的其貌不扬，隆武帝愁容满面，绍武帝的大腹便便相比，永历帝“出落得”仪表堂堂、朱唇皓齿、面如朗月、长髯垂胸，一副标淮的皇帝“胚子”。

姿态万方的永历帝，不但引得昆明各界群众啧啧赞叹，更让大家对“中兴大明”，萌生出无限的向往。

可见呀！一个漂亮的容颜，对任何面试者而言，绝对是一个天然的“通行证”。

对群众的“看好”，饱经忧患的永历帝也很通“人情”，他专门掀起轿帘，任凭百姓“免费观赏”。

并且，他还当即下了一道口谕：“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观觇，巡视官兵不许乱打！”

在他“开明政策”的引导下，整整一天，昆明城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之中。

安居下来的永历帝，立即任命扶纲、雷跃龙为内阁大学士，张佐宸为吏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另外，兵部、刑部、大理寺、詹事府等重要的行政机构全部建立，官员全部敲定。

此举，标志着永历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了，朱由榔同志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皇帝了。

新中央政府成立后，立刻推出了两项“引人注目”的政策。

一项政策是“弃怨报恩”。

这位被历史上无数人称之为“胆小懦弱”的皇帝，对曾给过他无数个白眼和迫害的王尚礼、贺九义、张虎等人，非但没有以牙还牙，反而以德报怨。

他将王尚礼由固原侯加封为保国公，对仅有军职、没有爵位的王自奇、贺九义、张虎分别封为了夔国公、保康侯、淳化伯。

即使曾经“卖帝求荣”旳马吉翔、庞天义，他也仅仅判了个“隔离审查”（后心理严重脆弱的庞天义服毒自杀，而耐摔耐打的马吉翔则在做出深刻“思想检讨”后，再度起用并加入内阁）。

以德报怨之后，则是得恩报恩。

他一步到位地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使这两位异姓继孙可望的秦王之后，成为明代的另两位一字异姓王（后还加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

接着，封白文选为巩国公。

对那位有献城之功的“老亲戚”沐天波，永历帝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信任感”。

他让老沐同志执掌禁卫军，并给予其有紧急事情可以随时入奏的特权，这等于把自己一半的身家性命，交到他的手上。

另一项政策，就是缓和与孙可望同志的矛盾。

在来昆明的路上，永历帝就从“路边社”听到这样的短讯：“可望善治国、定国能用兵”，并看到了一卷卷国俗民丰的画面，这让他对曾经恨之入骨的孙可望同志，有了新的认识。

他渴望能与孙可望同志再续前缘，使其重新回归到他的旗帜下，成为大眀复兴事业的栋梁。

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孙可望脆弱的君臣关系。

自进城伊始，他己知道昆明最好的房屋，莫过于孙可望同志为已建造的“豪宅”了，但永历帝并未将其“拿来”使用，而仅拿空闲己久的定北将军艾能奇旧宅，作为皇宫。

对大臣们一份份上表攻击孙可望同志的奏硫，他一律留中不发，对该同志曾有过的不臣之心，也未加任何指责！

对该同志留在昆明的“余孽”，永历帝也不加岐视地“量才使用”。

在他“缓和政策”的引导下，整个云南的政权内部的过度，风雨不兴、波澜不惊！

接下来，就是展开与孙可望同志的直接“对话”了。

永历帝派白文选和张虎作为自已的特使，携带玺书前住贵阳，希望孙可望同志能以大局为重，摒弃偏见、消除隔阂、重归于好。诚若如此，则承诺其个人政治地位，仍在晋蜀二王之上。

临行前，本己穷得没有多少身外之物的永历帝，还把自己的私人物件——金篦一枚拿出来，让二位特使转交孙可望同志，以作信物。

两位特使一见孙可望同志，就得到该同志不同的“奖赏”。

张虎，忠心不二，一番亲切的表扬。

白文选，三心二意，一顿猛烈的鞭笞。

善于自保的白文选，在领受鞭笞后，马上表示了“驯服”，并再次赢得了孙可望同志的信任。

孙可望虽然对永历帝表示了不满和傲慢，但真正造一把反，他却很是胆怯。

毕竟于公而言，人家朱由榔是皇帝，站在制度与道德的制高点上，与他老人家为敌，不啻在自己脸上写下“乱臣贼子”四个大字。

于私而言，他自已的一大家子人，都居住在昆明，一旦造反，全家升天。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吴三桂同志看齐的勇气。

就在这种进退维谷中，半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半年后，永历帝派人把他的家眷，全部“完好无缺”地给送来了。

这让他很是感激不尽，一度打算与朱由榔陛下“和平共处、长期共存”。

<h3>可望起兵</h3>

恰在这时，王自奇同志来了。

王自奇同志这次来贵阳，身份仍为永历帝更高级别的特使。工作职责仅有一项，还是传达永历帝“和解”的善良旨意。

王自奇同志在“消极”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却“积极”地完成了一项非本职工作。

他别有用心地对孙可望同志说，现在的李定国、刘文秀，正在有滋有味地上演着“挟天子令诸侯”的续集。

阿Q同志的做事风格是“和尚能摸的，我也摸的”，孙可望同志的做事风格却是“我能摸的，和尚摸不得”。

因此，他对李刘两位兄弟，步自已的后尘，也搞出一个“山寨版挟天子令诸侯”的行为，感到由衷地愤怒。

他可以和永历帝和解，但却不能和这两个异姓兄弟和解。

诛李灭刘的怒火，在他心中开始熊熊燃烧。

但一想到这样一搞，很有可能把自已辛辛苦苦在云南搞出来的“丰硕成果”，毁于一旦，他的怒火又暂时平息了。

欲反不能，欲和不甘，在这样反反复复、朝朝暮暮中，五个多月又一晃而过。

昆明这边，见孙可望快一年了，无动于衷，估计其不会犯“神经”起兵了。

于是乎，他们放心大胆地组成一支“征川军”，由刘文秀率领，向四川进军，并陆续收复了一些地区。

刘文秀调兵出川后，云南昆明的兵力部署，再度空虚。

王自奇马上给孙可望送去一封密信，告之“定国孤军易擒”，并表示自己将回楚雄，整顿本部兵马，以作内应。

王自奇的密信，彻底地把孙可望同志，送上了起兵造反的不归路。

在昆明中央政府己成立了一年多，人民群众普遍认可这一既成事实时，孙可望同志，却“不合时宜”地起兵造反了。

当然，起兵造反毕竟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在付诸实施前，孙可望同志，也从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组织上，他以“国主”的名义，封马进忠为嘉定王，冯双礼为兴安王，其余凡是跟着他干“革命”的同志，皆有封赏。

舆论上，他援引大明基本法（祖制）―――“朝内有奸臣，外藩可起兵除之”的规定，庄严宣布自己将“奉天靖难，诛灭奸贼”。

军事上，他抽调湘黔一切可调动的军队，组成了征逆招讨军，由自己任统帅，白文选任大将军，马进忠、张虎、马惟兴、马宝为将领。统率十四万军队，于1657年8月1日誓师出征，向云南杀来。

望着这支足可“投鞭断流”的威武之师，孙可望同志的感觉，异常良好！

据他得到的可靠情报，李定国的军队，仅有三万，还不及他的一个零头，孰胜孰败，一目了然。

况且，他还有王尚礼、王自奇等人组成的“第五纵队”，在云南准备“里应内合，中心突破”。

这样看来，无论怎样推理，他都是稳操胜券。

以致于志得意满的他，未雨绸缪，专门让人在贵阳打制了三百副铁枷，准备在胜利之日，赠给定国文秀等人“无偿使用”！

8月18日，孙可望兵渡盘江，已渡过九年多和平岁月的云南，再一次在战争的刀锋下颤栗。

内战在即，被迫应战的永历帝，下诏“特加晋王得专征伐，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印，蜀王作副招讨”，速调云南四川之兵平叛！

为防王尚礼在昆明“添堵”，出兵前，李定国即将其所属部队，划拔到自己帐下听用。

做了“光杆司令”的王尚礼，疑事有变，将对孙可望的承诺，拋之脑后，自管自地跑到永昌府躲了起来。

9月15日，双方军队在曲靖的交水不期而遇，并分别驻扎下来。

孙可望的兵，扎营36座；李刘的兵，扎营3座。

即使力量如此悬殊，知道自已军事天赋不及李定国的孙可望，还准备玩一手阴的。

他派出张胜、马宝、武大定，带领一支轻骑兵，连夜操小路去袭击昆明，“非常热情”地准备给李刘增加点“后顾之忧”。

做完此事的孙可望同志，认为自己已考虑得万分周全，于是静下心来，只等战场上捷报频传。

他真的考虑周全吗？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孙可望的确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兵力、后勤、将领、阳谋、阴招，可谓滴水不漏。

但和世界上所有旳独裁者一样，自信过头的他，却忘了考虑一种最主要的因素。

这种因素，就是参战者作战的意愿。

对于原来大西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即将在战场上相遇的，有多少人，是曾经朝夕与伴的兄弟及伙伴。和之刀枪相向，于心何忍？

对于后期加盟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大家舍生忘死拥戴的，是自已的故国与故主，绝不是孙可望本人。

所以，从孙可望起兵的那一天起，统兵的白文选、马进忠、马宝、武大定等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和李定国、刘文秀取得了联系，将孙可望的各项军事计划，一一告知。

而这一切，孙可望一无所知。

9月19日，决定双方命运的交水大战，在天刚蒙蒙亮时打响。

开战之初，定国这边的前锋李本高就因马失前蹄被杀。

在高岗上观战的孙可望，一见李定国军失利，马上令全军出动，趁胜出击！

见情势危急，白文选马上率五千铁骑，向马惟兴营中冲去。

马惟兴一见白文选杀回，马上也指挥军队，跟随其向孙可望的大营杀去。

这边李定国一见，马上也掉转马头，跟随两军冲锋。

在三支军队所到之处，孙可望的士兵也很配合，既不开弓，也不放箭，而是纷纷振臂高呼：“迎晋王！迎晋王！”。

孙可望的一个个大营，就以这样的方式，在不到两个时辰内，崩分离析。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整个战场一下变成了选举场，孙可望的士兵，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履行了自已神圣的选举权。

而支持他们投出庄严一票的，就是自己雪亮的眼睛和公正的内心。

目睹这一“不可思议”变化的孙可望，欲喊无声，欲哭无泪。

等他的大小脑，都恢复正常运转时，才意识到，眼下最紧要的事情，是————逃命！

他在一小撮亲信的护卫下，仓皇东窜，把他带来的十几万大军，统统交给李定国去“和平整编”。

但对他失败的人生而言，痛苦才刚刚开始！

在他率着残兵路过安顺时，驻防在这里的马进忠，不仅连迎进去歇歇脚的人情都不给，反而派出一支军队，将他本来就所剩不多的护卫，又“收”去不少。

而就在孙可望同志兵败如山倒的同时，偷袭昆明的张胜、马宝、武大定的军队，也在昆明城边上演了一幕与交水“大同小异”的故事。

主角张胜同志袭城不成，却被配角马宝、武大定同志袭而擒之，并作为两人的“反正凭证”，献与永历帝。

几天以后，一脸凄凉，一身疲惫的孙可望，终于回到了起兵前的贵阳。尾随而至的，还有刘文秀追来的数万军队。

但这个他经营了几年的家园，也没有给他一丝的“温暖”。

坚决要与他划清界限的贵阳镇守冯双礼，在文秀大军末至的情况下，就大力营造恐怖气氛，搞得贵阳风声鹤唳，一日三惊。

早己草木皆兵的孙可望，实在受不了如此接二连三地打击，趁着神经尚未崩溃，他带着妻儿老小和部分铁杆共四百多人，从贵阳东门逃出。

一路上在经过新添卫、偏桥、镇远、平溪、沅州时，各地都深沟高垒、城门紧闭，无情地把他这位昔日无比尊贵的“国主”，拒之于外。

只有个别“良心末泯”的守将，像打发乞丐一样，从城墙上吊下一些“吃食”，对他表示一下“怜悯和安慰”。

他的想法，本意是到湖南暂避一时，卷土重来。但这一厢情愿的计划，立刻被眼前惨酷的现实，无情扼杀。

下一步，路在何方？

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但盘点下来，摆在他面前的，不过三条。

第一条：向历史上最勇于知错就改的廉颇老同志学习，跑回云南，玩一出“负荆请罪”的老把戏，请永历帝、定国老弟看在昔日的情份上，大发慈悲，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他马上，就自我否决了这条路。

因为照着这条路走下去，永历帝、定国老弟虽然会在稠人广众中原谅自己，但随后，就是找一个隐蔽的处所，把自己“优侍”起来，并且一直“优侍”到生命的终结。

“毋自由，吾宁死”，深知自由可贵的孙可望同志，决不能因一时的糊涂，走到这条“生不如死”的路上来。

第二条：找一个“世外桃源”，隐居起来，从此与世隔绝，终老林泉，做一个新时代的“陶渊明”。

但这一条路，马上也被他在苦笑中否决了。

如果仅仅是自己一家人，走这条路，未尝不可。但自己身后却有400多号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有志之士”，可不愿意跟自已去当“农民隐士”。

作为他们的领头人，他必须对大家的命运前途，负责到底。

前两条路都走不通了，那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投降。

投降到有杀父（义父张献忠）之仇，且与之打打杀杀了十年之久的“满鞑子”那里，出卖灵魂、出卖朋友。

但走这条路，富贵是可以重获的，生命是可以保障的，手下是可以交代的。

更关键的，是他斗败后的嫉妒、怒气、仇恨，都可以在未来的投降事业中，一一得到清算和发泄。

他歇斯底里地对部下涚：“今被李定国欺辱至此，故孤不惜剪掉头上的数根头发，降清以乞师，报这不共戴天之仇耳！”

在下了投降的决心后，他先派杨惺先，郑国光先到宝庆前线，与清朝湖南当局接洽。

招降纳叛是清朝做大做强、行之有效的传统手段，因此，在接到孙可望“投降要约”后，喜出望外的清湖南巡抚张长庚，马上派出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对接”。

而此时，逃到武冈的孙可望，前有武冈总兵杨武军的阻截，后有白文选军的追击，已到了无法脱身的地步。

幸亏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赶来，才把命悬一线的孙可望一行，从死亡线上“有情有义”地拉回来。

<h3>冰火两重天</h3>

人生如登山，只要有高峰还在前头，脚步便会坚实向前，一旦把千山万壑踩在脚下，真正的对手，便是自己了。

李定国同志的人生，便一步步走进这样的格局里。

战败孙可望、消灭内部对手、荣登南眀实际“一把手”高位，让他的人生境界，顿时发生改変。

逐渐地，固执、偏激、唯我独尊，开始渗透到他的行为之中。

作为一个纯粹的人，他很难接受中国政治上惯用的妥协和中庸，而更愿意有恩必报、是恶必除！

所以，一方面，他对剿逆功臣大加封赏，白文选、马进忠、冯双礼、靳武等，分别封王封公封侯，可谓皆大欢喜！

另一方面，对本可靠一纸赦罪诏书，就能“和平解决”的楚雄、永昌，他却亲自统兵、大打出手，将曾支持过孙可望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等人，逼得走投无路，挺而走险。

结果，又一场内战打下来，双方非死即伤！

接着，立足略稳李定国，又匪夷所思地搞起“关门主义”来。

他把“弃暗投眀”过来的孙可望旧部，称为秦兵；而把跟自己“出生入死”的旧部，称为晋兵。无论政冶侍遇、后勤装备、生活福利，皆是“秦劣晋优”。

如此一来，秦兵晋兵，各不相属，经渭分明！

慢慢地，这些感觉“低人一等”的秦兵，便汇集在“忠厚宽容”的刘文秀身边。

刘文秀同志，便在无形当中，成为秦兵的“领导者及代言人”。

结果，李定国与刘文秀的内在矛盾，潜滋暗长！

内在的矛盾，总会通过外在的具体事件，表现出来。

先是在孙可望“越界逃逸”的责任追究上，对耳熟能祥的李定国，疑心刘文秀演了一出“捉放曹”，私而忘公地把“万恶”的孙可望给放了。

李定国的怀疑情绪，感染了永历帝，他站在李定国的一边，谴责刘文秀，让其有口难辩。

接着发生的“迁都”事件，更把两人的关系，抛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迁都”事件发生的前提，是随着贵州、湖广、四川局势的稳定，刘文秀提出了“迁都贵阳，以利进取”的建议。

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合形势、合政策，永历帝也深表赞成，并定下了迁都的日期。

但李定国担心永历帝一旦走出云南，便可能让朝政大权，旁落到刘文秀手上，因此一个劲地表示反对。

争来闹去，一气之下的定国同志，赌气地向永历帝递交了辞职报告。

在李和刘之间，永历帝感激李定国，依赖李定国，也惧怕李定国。

最终，“对人不对事”的永历帝，在“迁都”问题上，屈从了李定国的错误意见。

这件事之后，李刘的裂痕，公开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让朝野上下，为之忧心重重。

见覆水难收，心存芥蒂的李定国，为防止再出现孙可望式的内乱，便动员永历帝在军队内“大换血”，把刘文秀及众多经验丰富的一线将领，调回毗明“待岗”。

内心极极度苦闷的刘文秀，一回昆明，就把各种事务，交予护卫陈建处理，转而把自己宅在家里，不问世事。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大于血冷”，在前途无望中，疾病开始快速侵袭刘文秀心灰意冷的肌体。几个月后，他由“宅家”変成了“宅床”。

当永历帝、李定国相偕来家中探望时，刘文秀已是面容枯犒，病入膏肓。

目送两位离开后，眼见来日无多的刘文秀，写下了自已人生中的最后一道上疏。

“北兵日逼，国势日危，现只有与夔东十三家联合，取四川以图存。尔后，进军陕西、河南，或能转败为胜，挽救危局……臣有窖金十六万两，此毕生积蓄，现捐出以作兴军之用。臣死后，家人仍会秉承忠贞，为国效力……”

这些遗言，既是对永历帝说的，也是对李定国说的。

1659年4月25日，刘文秀病逝于昆明。

虽然文秀同志治国不及孙可望，打仗不及李定国，但就其人品、谋略和组织协调而言，却有略胜一筹之处。

他的离去，让李定国在此多事之秋，顿时失去了一位“忠言可讲、危急可倚”的好兄弟。

南明的夕阳，正一点点地向天边沉沦！

与刘文秀在明永历朝饱尝猜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可望在清顺治朝的备受恩宠！

孙可望的归降，首先对已经陷入山穷水尽的五省经略——洪承畴老儿来说，无疑是一个柳暗花明的“利好”消息。

四年多来，由于寸土未拓、劳而无功，这位已被无数汉人唾骂为“当代秦桧”的大汉奸，在满人那里，也横遭非议，认为其所作所为，是不忘故国，有意“存明”！

“唾沫效应”加上年老体衰，让洪老儿有苦难言，萌生退意。

半个月前，忍无可忍的他，终于以“眼疾失明”为借口，向顺治帝打了辞职报告，并很快获准离职回京休养。

就在他打点行装、牺惶北上时，来降的孙可望，却像一位“妙手回春”的良医，未曾谋面，就让他药不到，病已除。

对洪老儿而言，作为“同道中人”的孙可望，不仅和自已有共同的语言可讲，而且在末来进军大西南的日子里，这位昔日的“国主”，将发挥别人“难以企及”的特殊功用。

于是，这老儿一扫病态愁容，棈神抖擞地赶到湘乡，去与孙可望“约会”。

在路上，他还心急火燎地向顺治帝上了一封“病已痊愈，愿留职为国效力”的奏章。

收到奏章的顺治帝会心一笑，自然淮奏。

12月28日，孙可望、洪承畴这两位新老汉奸见面会，在湘乡如期举行。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两位有过共同人生经历的汉奸，免不了做一番“虚情假义”的吹捧。

见面会后，洪老儿趁热打铁地给顺治帝上了一封用“小说手法”写就的奏章，夹在孙可望的降表里，一同呈上。

在这篇奏章中，洪老儿将孙可望“由叛到归”的过程，娓娓道来，让读者（内阁成员及皇帝）赏读之余，看到了洪承畴忍辱负重、以守代战，最终促使南明生变的“高大形象”。

当然，在奏章的最后，他也对孙可望“归来”的作用、意义、使用方法，也一一作了介绍。

其实，不用洪老儿费心，对“天上忽然掉下个孙国主”，顺治帝简直可以用“喜从天降、喜不自胜、喜极而泣”的喜悦三步曲来描述！

几年以来，就是在这个“孙国主”领导下，四季如春的云贵高原，成为了最大最牢的“反清堡垒”，把年轻的顺治搅得心神不定、未老先衰！

川黔桂千里国防的艰难建设，几十万军队的昼夜防守，数百万两白银的浩大支出，曾让顺治帝感到身心疲惫、欲振乏力。

更致命的是，明清战争状态一日不停，内地的汉人不甘心做顺民之心，便会一日不死。

因此一度期间，顺治帝已在认真考虑“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想通过让出长江以南的土地，划江而治，以使双方得到相互的认可和生存。

但现在，这种沉闷颓丧的空气，一扫而光。

而对孙可望的“攻心”工作，正式实施。

1657年12月，按“对等”原则，顺治帝下特旨，封孙可望为大清“义王”。

为体现封王的隆重及庄严，顺治帝特派出弘文院学士麻勒吉（副总理级）为正使，礼部尚书（正部级）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副部级）为副使，从京城出发，千里迢迢，赶往湖南，行册封大典。

1658年2月20日，册封大典在湖南长沙举行，“赶来”的省城各界群众，“有幸”目睹了这一难得一见的盛况。

这可是孙可望同志人生历史上的第二次封王了。

上一次，他拿着“广土众民、兵强马壮”的云南，归附永历，请求封王时，是何等的曲折、何等的艰难。

这一次，他土地、兵马、钱粮一无所有，仅靠400多人的资本，却被如此之快、如此之重地封王，出乎意外，始料不及！

一时间，即将“奔四”的他，竟在册封大典上，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洒泪之后，一种为新主子效犬马之劳的冲天干劲，在孙可望干涸的心田，勃然而生！

但这还不是“攻心”工作的高潮。在封王之后，孙可望在麻勒吉的陪同下，进京陛见。

5月2日，在北京京郊，孙可望受到了“外国国家元首”来访，才可享受的待遇。

以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为首，大清公侯伯等大批“高官”组成的“巨无霸郊迎团”，对其进行规模宏大、场面热烈的“十里郊迎”。

次日，顺治帝在太和殿接见了孙可望，并对其温言抚慰，关爱备至！

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在顺治帝的过问下，孙可望的住房问题、薪资问题、待遇问题，都“优质高效”地得到了解决！

考虑到孙可望远道而来、人地比较生疏，内心比较孤独，生活比较困难，顺治帝特别为其举办了三次高级别的“接风酒会”，并先后赐银一万二千两，锦衣多件、美食多种。

见孙可望转眼成了顺治帝的红人，大清的当朝官员，也争先恐后加入“捧孙团”，促使这位“大清义王”的人气指数，急剧攀升！

吃过了、喝过了、住过了、红过了，这一切之后，就该孙可望“加大工作力度，体现自身价值，积极回报组织”的时候了。

这一点，“义王殿下”也是心知肚明，因此在清军业己开始的进军大西南行动中，他就上窜下跳，积极扮演着“领路人”及“招降者”的双重角色。

他曾日以继夜、忘我工作，写出了累牍连篇的“永历朝国防白皮书”，对南明现在的山川地理、国防设施、兵力分布等，作了全方位地“揭密”，在书后并附上了自制的“滇黔地图”。

为将研究成果转化成“战斗力”，他从自己带来的四百多人中，选出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向导，经过思想改造后，带着他的研究成果，下拔到前线的清军中，作为“超级导航”使用。

在招降工作中，孙可望采取了“多处撤网，重点捕捞”的办法，不遗余力地给留在南眀阵营中的“老部下”写信，现身说法地引诱这些同志，沿着他开辟的投降道路前进！前进！进！

在写信中，他还超越责权地出台了一项特别政策————“各将可赦，惟定国一人不赦”，以此出了自已心中的一口“怪气”。

但实际上，他真应该感谢李定国这位“好兄弟”，因为正是在这位兄弟“关门主义”的配合下，孙可望的“招降政策”，才效果显著，成绩突出！

在清军进军西南的战争中，大批感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秦兵秦将”，自动放下武器，拿着“义王”的介绍信，归顺清朝。

正文 第三十三章 云南陷没

<h3>三路进军</h3>

自孙可望投降的那一天起，清廷上下就积极行动起来，筹备向南明发动新的进攻。

自李定国带着永历帝去了云南后，南明在广西的国土，就东一块、西一块地丢光了。目前，南眀的国土，仅剩下云南、贵州的全部及四川、湖南的一部。

清军的进攻，便是向这四个省份发动的。

其过程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突破防线、占领贵州；第二阶段为占领云南、消灭南明。

1657年12月15日，“大清国国家元首兼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爱新觉罗·福临同志（顺治帝）发表《告全旗、全军、全国人民书》，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对南明进行“最后的一战”，并签署了三路进军的圣令。

在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中，三路清军的具体构成及行军路线为：

西路军

统帅：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

军队构成：以吴三桂的嫡系——关宁铁骑为主，陕川甘豫的汉军为辅。

进军路线：陕西汉中→四川重庆→四川遵义→贵州贵阳。

中路军

统帅：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宗室成员、满族），固山额真济席哈（满族）。

军队构成：少量驻京八旗及洪承畴手下的部分汉军。

进军路线：湖南前线→贵州贵阳。

东路军

统帅：征南将军赵布泰（满族），广西提督线国安。

军队构成：少数驻京八旗、洪承畴手下的部分汉军、广西驻军。

进军路线：广西前线→贵州贵阳。

为给三路清军找一个统帅，坚信“打虎亲兄弟、上仗父子兵”的顺治帝，抱着的“用亲不用贤”原则，把年仅23岁的堂哥多尼（多铎之子），任命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统帅三路军队。

而把己辛辛苦苦干了四年五省经略的洪承畴，撸到一边当了多尼的“参谋总长兼后勤部长”。

1658年2月下旬，中路军的罗托，率先带兵向南明的湖南防线发动进攻，南明旳丧钟，伴随着隆隆的春雷敲响。

由于李定国在军中的“大换血”，明军前线的将领，正处在一个“青黄不接”时期，将不识兵、兵不认将、军心混乱、互相抬杠。

很快，这条纵横数百里、坚持四年多的防线，被罗托的清军突破。

突破防线后的清军，信心倍增，趁胜占领了贵州的镇远、黄平、平越州。到了春光明媚的四月，以“先入关中者为王”的骄横气焰，夺取贵阳。

西路军虽然也在1658年2月，由汉中入川。但因补给困难，直到3月4日才到达保宁州。在此短暂休整四天后，即经西充向前推进。

这时的四川，万物喧嚣，人类宁静。经过二十多年战争的“残酷洗涮”，百户不存一，千里无人烟，让这里重归“史前时光”。

此情此景，让这些饱经战阵、杀人无数的征伐之士，也“坚”肠寸断，彻骨生寒。

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雨一更。行军路上，这路清兵，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列阵以待的眀军，而是一个个凶残暴戾的野兽和一条条枳荆丛生的道路。

这支苦不堪言的军队，只能按图前进、伐木寻道，伐一程木，进一程兵，直到4月3日，才到达重庆，并把这座“兵微将寡”的城市，顺利占领。

占领重庆后，行军统帅吴三桂遵照清廷“先黔后川”的军事计划，置川南于不顾，率军径直经綦江向桐梓方向挺进，4月30日攻取遵义。

5月3日，经过艰苦卓绝行军的西路军，终于到达贵阳，同罗托的中路军会师。

会师后，西路军继续进攻至息烽，并在开州击败明总兵杨武部。

尔后，西路军回师遵义，并以该城为活动半径。一面休养士马，一面政治诱降。

相比中路军的“快捷”、西路军的“艰险”，东路军的进军可算是无风无浪、无忧无虑！

2月1日，东路军统帅赵布泰带到从洪承畴手里分来的三千兵马，从湖南出发。一路上走走停停、游游荡荡，直到3月5日，才到达广西。

在这里，他会同广西提督线国安手里的八千多兵，取道南丹州、那地州，进入贵州。先后收取了独山、都匀，并也“顺顺利利”地进入贵阳，与其它两路军会师。

至此，清军己占领了贵州除黔西之外的全部地域，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基本实现。

如果说云南是“室”，那么贵州则是“堂”，现在，堂一破，室必危！

永历帝和李定国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在清军一占领贵州后，就给一个叫罗大顺的土司加官进爵，请其领兵在五月间收复了新添卫，后来还给张先璧的余部，补充粮草、增添械器，助其反攻贵阳。

但这两次不成规模的进攻，因兵力单薄，或先得后失，或劳而无功！

除此之外，直到九月底李定国整军出滇前，南明在这四个多月时间，像一个反应迟钝旳老人，没有采取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反攻。

诸位读者可能要问了，从2月淸军行动以来，明清战扬上，怎么不见了李定国同志“克敌制胜”的身影，是不是消极怠工了？

我可以很负责任却又无可奈何地告诉您：“李定国同志没有任何消极怠工的表现，这段期间，他很忙，忙得不可开交！”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自从他主持永历朝的全面工作以来，文山会海、交际应酬、杯觥交错，让这位只有“军事专才”，没有“从政全才”的同志，顾此失彼，着着失策。

当把这一切都搞得似乎“有模有样”时，己经是秋风乍起的九月了，宝贵的时光和难得的机遇，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而占领贵州的清廷，却抓住机遇，大干快上，一面休整队伍、筹备粮草、加派援军；一面从各地选拔“优秀的基层干部”南下贵州，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并采取了一些“舒缓民力”的政策，让贵州的民心，渐趋稳定。

整军出滇后的李定国，先从四边包抄贵阳，准备一举收复之！

就在他刚刚部署完毕时，洪承畴、多尼带着大批援军，从湖南气喘吁吁也赶到了。

战场形势马上为之逆转，李定国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

他令冯双礼守关岭，祁三升守鸡公背，李成爵守凉水井，张先壁余部守黄草坝，白文选守七星关，窦名望、刘镇国守安庄卫，白己则带“总预备队”，守北盘江西面的双河口。

这种部署，您一看就很明白，横竖离不开一个“守”字。

对此，我稍作对比。

那是四十年前的在萨尔浒大战中，敌众我寡的努尔哈赤，面对四路浩荡压境的明军，“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完全不去死守一城一地，而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

结果在五天之内，就在三个地点打了三次大仗，歼灭了杜松，击败了马林，围杀了刘铤，吓跑了李如柏。

此役，成为“明亡清兴”的决定性战役。从那次战役后，满清的日子，就一天天地好起来；而明朝的日子，却一天天地坏下去。

四十年后的今天，李定国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军队，如星星点灯般散落于山高林茂的黔西战场。

另外，如果我们把李定国的战绩履历表，拿来细细考查，就会发现，该同志的军事特长，既不是凭城坚守，也不是野战强攻，而是以地设伏。他特别善于借助地形的掩护，以较小的伤亡，获取较大的胜利。

但这一次，他却“让人费解”地放弃了传统优势项目，而搞起了“最不拿手”的被动防御。

这种作法，就和两百多年后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放弃擅长的运动战，打起阵地战，一样失策。

孰胜孰败，在开战前，似乎已昭然若揭！

但他这样做，的确有难以言表的苦衷，因为现在的军中，“秦晋”矛盾已很突出。在这种境况下，李定国很难把大家拢在一起打运动战，只能把这些士兵东一堆西一伙放在各个阵地上，让他的“晋兵”监视、督导“秦兵”来打仗尽忠。

李定国这种舍长就短的军事部署，让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喜出望外。

在他的建议下，清军在平越州东南的杨堡召开“集团军司令员”会议，会上确定了分兵三路、继续进攻、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并根据新问题、新情况，将进军路线及新的统帅调整如下：

中路军

统帅：多尼。

进军路线：贵阳→安顺→关岭→普安→云南。

北路军

统帅：吴三桂（李国翰已死）

进军路线：毕节→七星关→云南。

南路军

统帅：济席哈、赵布泰、线国安。

进军路线：都匀→安龙→黄草坝→云南。

至于镇守贵阳、维持治安、转运粮草，则是洪承畴及罗托的任务（这工作安全系数大）。

会后，年轻气盛的多尼，急不可奈地带着中路军，向安庄卫发动了进攻。

在数量及战斗力双双占优的清军面前，安庄卫很快失守，守将刘镇国战死，窦名望逃回。

初战告捷后，多尼的下一个目标，是关岭。

防守关岭的冯双礼是个“老革命”了，见清军人多势众，马上主动放弃阵地，退到鸡公背，与祁三升合兵一处，准备在此给清兵还之以颜色。

鸡公背地势险要，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清军到了这里，强攻了几次，死伤累累，一无所获，比较犯愁。

但冯双礼更犯愁，因为眀军的后勤供应已经出现混乱，粮食已经好些天，没有运到这块高地上来了。

兵无粮自乱，几天后，吃光了存粮的数万名眀军，乱哄哄地撤出阵地。冯祁两总兵，只得“上级服从下级”，悻悻地弃黔回滇。

北路军吴三桂在进军中，主要的对手是白文选，主要攻取的目标是七星关。

但七星关真是一个“雄关阻塞戴灵鳌，控制卢龙胜百牢”的地方，对此，从山海关来的吴三桂同志，也只能望关兴叹！

攻不过去就绕过去，在关下挨了一顿暴揍后，打了半辈子仗的他，忽然“茅塞顿开”。

在重金的诱惑下，一名深通地理的当地向导，自告奋勇地带着吴三桂的一支“特种部队”，绕过七星关，从一条秘密小道进兵，直取关后的天生桥。

“唇亡而齿寒，齿亡而唇干”，失掉天生桥后，七星关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朩，不几天，各类作战物质便告枯竭。

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神情沮丧的白文选，只得带着和他一样心情的队伍，取道乌撒府（今贵州烕宁县），退回云南。

最后说说南路军。

南路军赵布泰碰到的“进军障碍”，既不是山，也不是关，而是江——北盘江。

在北盘江畔，明军已将清军一侧的船，全部沉到冮底，而在对岸列阵以待，只等清军过江时，“痛打落水狗”。

手中无渡船，对岸有坚兵，望着激流奔涌的一江秋水，赵布泰的心头，阵阵发悸。

但他很不简单，知道“智慧从群众中来”的大道理，于是，一个旨在向叛徒借智慧的“反正人士”座谈会，在军中随后召开。

在赵布泰的循循善诱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土官岑继鲁，向他献上“锦囊妙计”。

这个计策，实施起来，共分两步，第一步：在某地打捞出一批明军沉到江底的渡船；第二步：在下游十里处，找到一处明军忽视了的渡口。

就靠这两步，清军在夜间偷偷过江，并在天光微亮之时，面带微笑地出现在对岸的明军前。

面对如鬼魅而至的清军，大梦初醒的明军，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仓皇撤退，把北盘江天险扔给了清军。

带着成功渡江喜悦的赵布泰，迎着太阳，向着胜利，继续前进。在凉水井击败了李成爵的数万明军，在双河口、鲁沟连胜李定国亲率的“总预备队”，顺利占领安龙、贞丰、黄草坝。

战争中没有“双赢”的概念，一方的胜利，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失败。

黔西会场，便以李定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腹背受敌的他，只得令冯双礼殿后，全军撤回云南。

至此，贵州已全部沦为敌手。

得黔望滇，清军的下一个目标，便是神奇多姿的彩云之南。

<h3>退守滇西</h3>

1658年12月初，北路的吴三桂由乌撒府涉可渡河，进入云南，经沾益州、交水至罗平，与多尼、赵布泰在这里会合，迅速向昆眀推进。

在贵州的防御战中，己消耗了大批兵力的李定国，实在没有能力再组织一次“象模象样”的保卫战了。

万般无奈之下，李定国写了一道紧急奏疏，快马加鞭地送到永历帝的御案前，请其“移跸以避清人之锋”。

可以想像，看到奏疏旳永历帝，心境是何等的无助和悲凉！

从他即位的那一天起，动荡的时局加上个人的懦弱，让他“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在南国的大地飘泊无定。

只有到昆明以后，他才有了一种倦鸟归巢的感觉。

相对于刘铁棍的“骄横无礼”，李成栋的“神威难测”，孙可望的“目无尊长”，同龄人的李定国对他则是“平和可亲”的。

尤其在权力面前，李定国没有大权独揽的癖好，对他的尊严和权力，也从未进行过“践踏和干涉”。

在这种“两情相悦、相得益彰”的工作氛围中，他中央政府的各类衙门开始建立并正常“营业”，他也“有滋有味”地做起了“真正的皇帝”。

可以说，从1656年到1658年的这两年间，在他一生中最安逸、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特别是在打败孙可望后，他更相信，这种时光，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但幸福这精灵总是喜欢一闪而过，来不及细细品味，痛苦这个讨厌的家伙，就又如此之快地不请自到了。

现在，他将必须赶快离开这“温柔之乡”，重新开始他的飘泊生涯。

随后，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他将在那里重建他的“流亡政府”？

对这个问题，朝臣们马上分成了“北上四川”和“西撤滇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北上四川”即主张将“流亡政府”迁到四川的建昌。

这样做，好处一：四川建昌“风景这边独好”，经过大学士文安之等同志这几年的埋头建设，建昌的经济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大军及政府过去，吃饭问题是不用发愁的。

好处二：到建昌后，可以以那里为基地，收复重庆。尔后联络大顺的夔东十三家，征集船只，顺长江而下，千里江陵，一日可至，从而直捣荆襄、再回南京，并与东南的郑成功遥相呼应，再次让“反清复明”大业“死而复生”。

曾记否，刘文秀临终前，也提了这个建议。

凡是有利必有弊，“北上四川”之不好之处，就是一旦不慎，就有可能被重兵集结的清军包了“饺子”。

第二种建议是“西撤滇疆”，即主张将“行在”撤到滇西的永昌（今云南保山）。

这样做，好处之一是滇西地形复杂，民心依附，是一个长时间打游击的好地方。

好处之二是如果连游击也不能打了，就退到缅甸去。等清兵一退走，就重返云南，距离上比四川更近。

不好之处就是到边疆去，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慢慢地消失在中国人民的视野之外。

制定哪种方案，并不取决于朝臣的争吵，关键在于两个决策者——永历帝和李定国的态度。

永历帝和李定国毫不犹豫地坚持了第一种方案。

理由也很简单，“亲不亲，中国人；美不美，中国地”。如果能在国内混下去，谁愿意跑到凶险莫测的外国呢？

这一帝一王的意见一定，便计划在12月15日放弃昆明，经宾州撤往四川建昌。

12月13日，李定国从前线赶回昆明，具体主持“移跸”这一庞大工程的实施。

撤退前，如何处理昆明这一带的大量存粮，成为李定国同志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按惯例，这些存粮能带走的要带走，带不走要烧掉，以免资敌。

李定国、白文选商量后，也决定这样做，并将其上报永历帝作“最后的裁可”。

但永历帝却破天荒地裁了个“不可”。

他“不可”的理由是“一旦将粮食烧掉，饥饿的清军马上就会就地征粮。到头来，苦的还是当地百姓，所以，粮食不烧，就地封存”。

为防烧粮，他还紧接着下达了专门的圣旨。

他的这道圣旨，最终，被对云南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李定国“坚决执行”了。

不但昆明的粮没烧，连宜良等地的粮也没烧。

结果自然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些粮食，竟让入滇的清军整整吃了半年。清军吃饱后，便是整日里把永历帝及其手下，追来赶去。

但今天的我们，却真应该从内心深处，为这位生性善良的皇帝喝采，向这位心怀博爱的基督徒致敬。

因为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自诩为“爱民如子”的领导人能做到的。

即便是“苦孩子”出身的李自成，在撤出西安前，对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的粮食，也是企图一烧了之（但被田见秀执行时“打了折”）！

仅凭此，我们就可以谅解这位皇帝曾经有过的犹豫不决、碌碌无为、胆小懦弱……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

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谴责！”，但这褒奖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今天，平凡无奇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好人不受谴责！”。

因为这褒奖的，是我们做人的起点和归宿。

12月15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撤离昆明，开始了他最后一次流浪（专业名词叫“狩猎”）。

“东风无力百花残”，随他一起流浪的，还有在这个政权下，沐浴了十年和平阳光的昆明百姓。

于是，城里城外、哭声鼎沸、生离死别、扶老携幼的人间惨象，永历帝又一次耳闻目睹，又一次柔肠寸断，却又一次无能为力！

这支逶迤北行的队伍，共分前锋、主力、后卫三部队组成。

前锋由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带队，其主要任务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剿匪安民，为主力和后卫在荆棘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主力则像蚂蚁保护“蚁后”一样，簇拥着永历帝及其政府官员，经安宁、武楚、赵州，缓缓北上。

在12月21日撒出了昆明的李定国，则率军担任后卫。

现在，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尽快到建昌去，开辟新的家园。

但这一目标，在李定国撤出昆明后，却发坐了根本性的改变。

促使这一目标改变的，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马吉翔。

让马吉翔改变目标的原动力，既不是来自于运筹帷幄的思考，也不是科学严密的论证，却仅仅是一个端不台面的“心理障碍”——他本人与建昌的文安之大学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想当年，在广西梧州，他为了实现“签字一枝笔”的梦想，机关算尽，手腕使足，终于把这位东阁大学士逼得“离朝出走”，跑到四川“另谋出路”。

而如今，还没过了三十年呢，河东河西的地位，骤然倒置，自已则得跑到人家的地界上混口饭吃，这不仅让他颜面耗尽，而且权力丢光！

遥望四川，马吉翔心事浩渺，愁肠百结！

小人物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一已私利”，因此，如何说服“当家人”李定国同志把去四川建昌变成去云南永昌，成为他新的奋斗目标。

为了实现目标，他马上想到一个同盟者，李定国的重要幕僚——金维新。

之所以要“定位”在金维新的身上，是因为该同志和他一样，对北上四川也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

金维新曾经和现任建昌总兵王偏头，为争夺一位美女的“所有权”，而结下了至今难以消解的“梁子”。此去建昌，可谓生死未卜。

因为事关自已的“生死存亡”，金维新很快被拉下水，并成为说服李定国西撒的主力军。

对李定国，金维新太明白了，讲困难是吓不住这个“铁人”北上建昌步伐的。

但他己明显地感觉到，自从打败孙可望后，李定国己经深深患上了“揽权症”，任何企图挑战他地位的人和事，都会引起其高度的警觉和不安。

就像马吉翔说服他一样，他也迅速找到了李定国的“心理障碍”。

他对李定国“推心置腹”地讲：“我等新败，若去四川，袁宗第、郝永忠这些大顺军将领必轻视而不肯听命，皇帝也会厚彼薄我；东下荆襄后，如果这些人再立一些战劢，则也会和您一样被封为一字王。届时，在朝堂上的地位，您就会一落千丈！……”

“不如我等还是到永昌，仍可自成一体，静待天下之变！”

在权力的得与失、利与弊面前，“单纯”的李定国，也变得“不单纯”了，他同意了金维新的“建议”。

大军忽然改道，撤往永昌。

两个小人物的“私心自用”，让南明的历史，由此缩短。

“改道令”一下达，立马产生了两个灾难性的后果。

一是“前锋不听话”。

前锋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带领的部队，主要是“秦兵”组成，本对李定国已经心存不满，现见李定国朝令夕改，更是失望至极。他们集体拒绝执行改道的命令，继续北上，从此与李定国分道扬镳。

二是“高官大内逃”。

听说要撤到荒凉的边疆去，甚至还可能到落后的外国去。高官们那勤于思考、先知先觉的大脑，立刻便推演出可怕的后果。

思想决定行动，感到“红旗打不了多久”的高官们，选择了不辞而别，到茫茫旳山林中，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先是吏部尚书张佑宸、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左佥都御史钱邦芑这些“部级”高官内逃了，后是大学士扶钢这个“总理级”的高官也内逃了。

当然，也有既不留下，还不内逃的高官，如工部尚书——王应龙。

王应龙同志是个“工农干部”出身（陕北制弓箭匠人）的高官，自打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以来，就一直担任工部尚书一职，数十年以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现在，这位尚书己年过花甲、举步维艰……

面对用自己毕生心血建起来的大厦将要崩塌瓦解，他无法患难从君，无法力挽狂澜。

于是，他从容地迭选择了自缢，悄无声息地与自己钟爱的事业永远作别。

他死后，其子也随之而去！

“君臣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此情此景，让永历帝欲哭无泪。

1659年1月4日，刚撤到永昌的永历帝，就听到了一个让他“隐隐作疼”的消息。

他最后的国都——昆明，已于昨日被清军“和平劫收”。

看吧，一年年是国土的沦丧；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永历帝感到，是他采取措施，担负起天下兴亡的时侯了！

可他现在能采取的唯一的措施，就是像以前所有“犯了错误”的皇帝一样，写一份内容深刻的检讨书（罪己诏），向在冥冥之中，主宰中国帝王命运的“上天”，反省自己的不足。

永历帝写出来的检讨书行文深沉、感谢真挚，从政冶失败、用人失察、行政失误三方面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请求“上天”再给自已一次改正自新的机会。

与别的皇帝有所不同，这位笃信基督教的皇帝，在检讨书之外，还写了一封《告上帝忏文》。

《忏文》中，永历帝无限苦楚地向万能的上帝发问：为什么把当皇帝这个苦差事落在他头上？为什么既然让他当了皇帝，却不给创造好的外部环境？为什么让他吃这么多的苦？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何时才是个尽头？

他的确只能这样问问了！

他不止一次想过，如果自己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汉人，在这朝代变更面前，完全可以厕身其外、苟且偷安、了此一生。但自已这特殊的身份，却只能让他在这皇帝这个位置上死撑，与国同存，与国同亡。

这不仅是他的悲哀，也是所有末代帝王的悲哀。他们先人向未来借下的巨额债务，需要他们这些后辈用高额的利息，一一补上。

无论是中国的“上天”，还是外国的“上帝”，都没有阻挡住清兵奔驰向前的铁蹄。

“成功劫收”昆明后，清军统帅多尼并不感念永历帝的“赠粮”之恩，马上派出吴三桂、赵布泰向永昌进军，以求将永历君臣赶尽杀绝。

在玉龙关，士气高昂的清军大败士气低落的明军，成功占领该关。

战败后的明军，在白文选率领下，纵火烧断澜沧江上唯一的铁索桥，试图用这道地险挡住西进的清军。

但经过大江大浪考验的清军，已不再惧怕这浪急滩险的澜沧江了。

他们借助夜幕的掩护，成功进行了武装泅渡。

渡过澜沧江后的清军，如过江之龙、出笼之虎，直朝永昌扑来。

李定国只得令平阳侯靳统武领兵护驾，再往西撤，退往腾冲。

这年的闰一月十五日，李定国准备用来安身立命、东山再起的永昌府，也告“沦陷”。

几轮撤退下来，永历朝的疆土，就只剩下滇西的几个小县城了。

<h3>磨盘山之战</h3>

许多英雄，胜利面前，志得意满，昏昏沉沉；但在失败面前，却能志向坚定，百折不回。

李定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在不断失败面前，他胸中的血未冷反热，气未消反长。

他要寻求合适的地点和时间，给尾随而来的清军，予以猛烈的一击！

这合适的地点就是怒江边的磨盘山，时间是1659年的二月底。

这时的清军，已跨过怒江天险，雄赳赳、气昂昂地向西边的磨盘山逼来，准备攻取腾冲。

磨盘山，山高道险、径隘箐深，小路上只能容一人一马通过。

李定国旳“第六感觉”吿诉他，第一，这是一个绝佳的设伏之地；第二，常胜而骄的清军，必然会毫不防范地闯进这个地方。

通过前面的战例我们知道，凭险设伏可是定国兄的拿手好戏，当年在湖南衡阳，顺治的大堂哥尼堪，就稀里糊涂地被他用这一招，免费送上了开往“天堂”的快车。

为确保胜利，这一次设伏，定国兄还将其进行了“升级改造”。埋伏中有初伏、二伏、三伏三道，并且搬来地雷及大炮助阵。

初伏由泰安伯窦名望负责指挥，二伏由广昌侯高文贵负责指挥，三伏由武靖侯王国玺负责指挥。

具体的作战计划是：

清军进入初伏后，初伏不动，让其继续前进，直到三伏地段。

在清军进到三伏后，初伏的明军点燃地雷（非脚踏雷或手拉雷，乃第一代点火式地雷），施放大炮，宣布战斗开始。

二伏、三伏的明军，在听到炮声后，同时出击，将“万恶”的清军，围而歼之。

细节决定成败，定国兄还作出了一个专门的规定：所有的参战部队，必须预先制作干稂，埋伏时不得生火做饭，以免被清军发现。

刚刚部署完毕，不请自来的吴三桂，就大大咧咧地带着清军，走进了磨盘山埋伏区。

细节的确决定成败，但不决定人心。就在胜利已向明军翩翩招手时，叛徒卢桂生出场了。

为能换取自己今后的“富贵荣华”，卢桂生把这一天大的秘密，非常“廉价地”倒卖给正昂首阔步迈向“另一个世界”的吴三桂。

吴三桂听后，竟然激动地又哭又笑，随之，他下令己进入二伏的清军赶紧后撤。

后撤时，他还不忘顺便搞点“破坏”，专门派人到两旁的林朩从中搜杀设伏的明军。

因为没有听到进攻的炮声，伏在林木中的眀军，无人敢擅自出战，结果无声无息地死在了清军锋利的刀下。

见状，初伏的指挥官窦名望当机立断，下令鸣炮出战。

在高地指挥的李定国，也感觉情况有变，当即挥旗下令开炮。

听到炮声，二伏、三伏的眀军，一边发炮响应，一边冲向敌军。

险地求胜的明军，与困兽犹斗的清军，在磨盘山中，互不相让地绞杀在一起。

原来“设计精巧”的伏击战，转眼变成了惨烈的阵地战。清军的固山额真沙里布等十八名高级军官被击毙，明将初伏指挥官窦名望战死，至于双方普通士兵，更是死伤累累。

鲜血，将这片山林川涧，染成赤红。

战争自卯至午，最终，清军首先不支。吴三桂只得收集溃卒，撤出战场。

此时，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的精锐的明军，也无力乘胜追击。在清军撤走后，主动放弃腾冲，前往孟定（在今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区以西）休整。

磨盘山之战，是李定国在屡战屡败中的一次“绝地反击”，让屡战屡胜中的清军，终于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战后，清军停止了追击，灰溜溜退回昆眀养伤。

与此同时，为严肃法纪，清廷则开始了“责任追究”。经诸王大臣会议研究，决定给予统帅多尼罚银五千两，赵布泰革职为民，其余的统兵将领，包括吴三桂在内，或罚银，或降级。

由此可见，此战给清廷造成的“心理创伤”，何等巨大！

几年后，当南明已成为“过去式”，其遗民刘彬跑到磨盘山，凭吊战场，缅怀先烈。

当他到达此地时，正值日坠月升，斗转星移。

战场上的阵阵松涛、累累白骨，让他思绪万千、悲怀激烈，随之赋诗一首：“凛禀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磨盘战地人犹识，磷火常同日光鲜。”

清军的后撤，终于让退入滇西的明军，有了“喘口气”的机会，除李定国、白文选、高文贵这支军队外，贺九义、李承爵等从临安府撤至元江府，邹自贵、马得鸣等撤至顺宁府，马宝、马惟兴撤至丽冮边，这让原本沉寂的边疆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场面。

但就在大家都在欢庆劫后余生时，却发现了一个“十分不妙”的情况，他们的“名誉主席及精神领袖”——朱由榔同志，踪迹全无！

<h3>缅甸避难</h3>

就在定国兄为永历帝“去向不明”而犯愁时，永历帝一行，正心事重重地走在缅甸的大地上。

约在磨盘山战役前夕，永历帝己经带着他的“精简版”小朝廷，在靳统武的护卫下，到达中缅边境的布岭。缅甸的异国山河，已遥遥在望。

是继续留在国内坚持武装斗争，还是跑到外国寻求政治避难，面对此重大的人生抉择，这个善良而懦弱的人儿，一时间无法拿定主意。

自己拿不了主意，便会有人替他来拿，马吉翔又一次“越俎代庖”。

马吉翔替永历帝拿定旳主意，便是到缅甸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

和以前拿过的所有主意一样，这个主意，依然是他层层私欲累加后的“高度升华”。

一路上的人心涣胜、各奔东西的现实，让马吉翔清醒地认识到，自已主张的西撤，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错误并不可怕，对错误的追责才是可怕的。即使现在，在永历并不宽敞的朝堂上，依然有一股“反马势力”在潜滋暗长，这股势力正积极谋划以此错误为借口，预想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但如果到缅甸去，他将有充分的信心，在新的环境下，把“反马势力”消灭于无形，并进一步控制永历帝的一举一动。

接下来，马吉翔和其弟马雄飞、女婿杨在动员靳统武的副手孙崇雅，连夜发动了一场“兵变”，将随驾而来的大臣们洗劫一空。

人生和财产遭到“双攻击”的大臣，对原本黯淡旳前途，更加失望。失望之下，又有一批大臣选择了“伤心地离开”。

经过这次劫难，“反马势力”更为减少，永历朝的“小朝堂”，马上变成了马吉翔的“一言堂”，于是乎，永历帝的入缅，便成为新的既定方针。

2月26日，马吉翔裹胁着永历帝，率领了两千多人马，浩浩荡荡到达中缅边境。

与缅甸边关守将的联络工作，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黯国公沐天波的头上。

沐家在云南镇守两百余年，并世世代代代表大明帝国与缅甸进行外交活动，在缅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因此，缅将见是这位爷大驾光临，纷纷下马相迎，表现得异常恭敬。

对于永历帝的入境请求，缅将表示允许，但有一条，必须解除武装，徒手入关。

一心想入缅的马吉翔，马上以永历帝的各义，命随驾人员放下武器，捧着一颗和平的心进入缅甸。

命令一下，不但士兵，而且连武装起来的太监，全部解下弓刀盔甲。在将大量的武器装备赠给缅方后，赤手空拳踏上这片凶险未卜的土地。

护驾总指挥靳统武随后赶来，但已无力制止这一既成的事实，便迅速带兵折回，将这一重要情况向李定国报告。

得到永历帝的信息后，李定国焦虑不安的心，稍许平静。

但他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朱由榔现在可是反清复明大业中，唯一飘扬的旗帜，如果这位同志一去缅甸，岂不意味着旗帜半倒。

他马上让高允臣连夜出发，去把永历帝一行接回来。

但势单力孤的高允臣一入缅境，就被缅方“身份不眀武装人员”暗杀。李定国第一次接回永历帝的计划，就此告吹。

入缅之初，头脑尚还清醒的沐天波及华亭侯王惟华，就劝永历帝：“鸡蛋是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陛下您得和太子分开，您去缅甸巡幸，太子返回云南领导抗战，这样既能互有照应，又能以防万一”。

这一意见，甚为稳妥，永历帝当场允诺。

但当该“意见”将要形成书面文件时，却被中宫王氏“搅黄”。

“搅黄”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所说的太子，年方十岁，且是永历帝唯一的骨血。

作为一个“聪慧”的女人，她请永历帝回答：你们成年人都搞不定的事，难道靠一个未成年人就应搞定？

作为一个善良的母亲，她向永历帝表示：自己将和儿子，在干戈不休的乱世，生死相依，誓不分离。若太子回国，自已也将随之而去。

王氏振振有辞的攻势下，永历帝派太子回国领导抗清斗争一事，不了了之！

永历君臣的不请自到，的确给缅甸方面，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远亲不如近邻”，虽然和大明山水相依、声讯相通，但缅甸对其的感觉，是一没感情，二很恐惧，三还想逮机会就占得便宜。

造成这三种感觉，纯属自找。

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曾专门把缅甸列入“不伐之国”的行列。但缅甸就是不自量力，经常很“不自觉”地跑到云南“捞实惠”。

但那时的大明，岂是吃素的，因此每次缅甸都被鼻青脸肿地打了回来，被打得最悲惨的一次，就发现在永历爷爷万历年间。

而每次被打后，缅甸都还得向大明上表作“自我检讨”，并奉明正朔。

因此，在永历帝入境后，心中幸灾乐祸，但却不敢造次的缅王平达格力，马上派人派车派船接应，并传令沿途村寨供应伙食。

但是，缅王却不愿意和永历帝见面，拋开历史上的百年恩怨不说，现实的情况就是永历帝背后还追着一个强大无比的大清国，与永历帝面对面，会让大清产生错误的解读，从而作出对本国不利的举动，实力弱小的缅甸，可不愿冒这个风险。

思来想去，缅王决定低调从事，把对永历帝的接待工作，定位在一个“模模糊糊、半官半民”的状态上。

他断然将永历帝的“友好使者”马雄飞拒之门外，仅派出翻译官出面传达他的旨意，允许永历君臣深入缅内地居住，但必须服从缅方的统一管理。

在缅甸宽松的政策引导下，永历君臣沓沓而行，不知疲倦地来到了缅都阿瓦城（今天的曼德勒）城边，与该城隔河相望。

真是消痩旳骆驼依然大，永历帝的“超级避难团”，连上宫女、太监、护兵下来，竟然有两千人之多，这让缅王好不紧张。

紧张之余，他马上再派出翻译官告诉永历帝，因本国首都地小屋少，居大不易，请永历帝就此在郊外居住，缅方将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予必要的照顾。

必要的照顾随之而至，缅王派出士兵，将这个“超级避难团”，逐个安排到附近各村的村民中分散居住。一家一人，由村民负责“安排”该人员的日常活动及衣食供应。

刹那间，数量庞大的“避难团”，消失在缅甸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不过，对永历帝及其核心成员，缅王还算容气，专门划出一块“营地”，来让他们集中居住，还专门搭建了一些“简易房”，作为其办公起居之用。

另外，缅王还特别向永历帝“进贡”了粮食、疏菜、肉类等生活用品。

投桃报李，永历帝也将自已从国内带来的金银珠宝，大量“赏赐”给缅王。

这让双方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了“不愠不火、不冷不热”的低层次外交关系。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在异国的土地上，永历帝又一次过上了“得过且过”的和平生活。

但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新的麻烦接踵而至。

这个麻烦，也是我们小庶民经常遇到的——没钱。

这很好理解，在国内，永历朝廷好歹也是“中央政府”，即使掌权的军阀、权臣再操蛋，也会给他的政府拔付一些固定的经费。现在到了国外，成了名副其实的“流亡政府”，那里还有人再理这个碴。

现在这个政府，唯一的一丁点收入，就是缅王那点时有时无、杯水车薪的“物质帮助”。

老板没钱，自然给员工发不起工资。这种情况下，马吉翔等几个“维权”意识十分强烈的小人物，便团结起来，发起“集体讨薪”运动，请永历帝拿出私房钱（内帑）为大家开资。

面对人数不少的“讨薪团”，永历帝处理起来倒也干脆利落。他愤怒地将用黄金打造的玉玺掷于地下，大声向各位表示：内帑没有，仅存玉玺，可将此宝凿碎均分，为大家发薪。

典玺太监李国用，被永历帝的骤然发飙的动作，当场震晕，立刻叩头表示：“臣万死不敢用此宝。”

但“讨薪团”对基本丧失权力的永历帝，己没有任何威惧，他们马上令人将玉玺凿碎，分封给欠薪的各成员。

“讨薪凿玺”事件后，末世的情节，在永历小朝廷中大面积弥漫。

“官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躲进缅寨撮一顿，管他春夏与秋冬。”这些己失去人生理想和奋斗意志的南明大臣们，如一具具行尸走肉，常用身上仅存的珍宝衣物，跑别缅甸中换肉置酒，然后便短衣跣足，混入缅妇之中，席地坐笑、把酒言欢，全然忘记亡国之恨、君父之仇！

己若自轻，人更轻之，缅人见这些“大国流亡人士”竟如此自甘堕落，议论纷纷。

缅甸上层人士对此的品价是：“天朝大臣如此嬉戏无度，天下安得不亡。”

缅旬下层人士对此的品价是：“俺们看这些老爷，不像是兴王图霸之人。”

大臣在对外不树立良好形象时，对内也失去了基本章法。

为维护小朝廷的安全和体统，永历帝决定派官员轮流值勤巡夜，但值勤官员却“不务正业”地搞起了娱乐活动。“张灯高饮，彻夜高歌”，全然不顾忌永历帝低迷的情绪。

更有甚者，是绥宁伯蒲缨，太监杨国明竟然别开心裁搞起了“创收”。

他俩在“营地”中大开赌场，致使赌场产生的噪音，搅得永历帝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转眼到了八月十五，这既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也是缅甸的缅历年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远在异国的永历君臣，顿时思念起国内的山河和亲人来。

缅王此时也很“善解人意”，专门派人送来请柬，邀请沐天波代表永历帝，参加他们举办的“大型歌舞晚会”。

感到一丝人间真情的沐天波，携带永历帝赠送的礼品，妆装打扮，欣然前往。

但他却是“捧着一颗心来，揣着满肚气回。”

因为在联欢会上，缅王别有用心地让他脱下大明的衣冠，换上当地民族服装，同缅属小邦的使者一道，向缅王行跪拜之礼。

要知道，在过去的二百多年来，沐氏家族代表着大眀皇帝，与周边的藩属国家进行着“不平等”的外交活动时，当年的缅王使者到昆明拜会沐家，统统都得行跪拜大礼。

而今日，却是乾坤倒置，大长他人威风，大灭自已志气。

当沐天波把这一切告诉永历帝时，换来的，仅是君臣二人“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的无尽哀伤。

每到夕阳西下，永历帝都会走出“宫殿”，向北凝望，伫立良久。

他在思考什么，是故国的锦绣山河，是逝去的青春岁月，是为他艰苦而战的铁血壮士，还是一步走错步步错的人生历程……

我们无从知晓！

我们可知的，是此时此刻，在国内的大地上，当他的王朝，已如即将西沉的晚霞，快被漫天黑暗吞噬时，仍还有千千万万的忠贞之士，用生命和热血，奋力点染那最后的美丽！

正文 第三十四章 最后的美丽

<h3>梦碎重庆</h3>

到1658年，国内的抗清武装中，除了云南的李定国外，还有川东的明军和福建金厦的郑成功（张名振死后，其部在张煌言带领下依附郑成功）。

现在，就在清廷采取“抓大放小”，倾全力进攻云南时，其他的两股力量，当然不会见死不救。

事实上，在1658年到1659年之间，这两股力量，都伸出援助之手，先后发动重庆战役和长江战役，为挽救大眀尽自已最后的努力！

先从发起重庆战役的川东明军讲起。

川东旳明军，主要是由“夔东十三家”和“三谭（谭文、谭诣、谭弘）”组成。

其中，“夔东十三家”主要由大顺军余部演变而来，性质属农民武装；“三谭”由地方团练演变而来，性质属地主武装。目前，这两类武装，都尊奉大学士文安之为直接领导。

第一次进攻重庆发生在1658年7月，主要的参与者是“三谭”和刘体纯领导的武装。其战略目的，是迫使吴三桂由遵义回援。

担心后路被截、没有粮吃的吴三桂，只得急吼吼地带兵由遵义折回重庆，贵州战场的压力，有所减轻。

见任务完成，明军与清军小战片刻后，随之撤退。

到了10月份，在吴三桂又下贵州，川东明军则“故伎重演”，再攻重庆，准备再和吴三桂重玩一回“老鼠戏猫”的游戏。

为把游戏搞得更红火些，文安之这回把“夔东十三家”及“三谭”都拉进了“游戏场”。

自1645年转入南方后，适应战争的需要，大顺军余部逐步建立起一支“数量可观”的水师队伍。因此在这次攻渝之战中，文安之就采取了“兵分两路、水陆并进”的部署。“夔东十三家”中袁尽孝的水师载着“三谭”武装走水路，自已则率领“夔东十三家”的刘体纯、袁宗第、党守素、贺珍等陆师走陆路。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重庆是一个滨江城市，水陆联合行动，胜算的机率要大！

在当时没有公路汽车的情况下，水路行军的速度要大大快于陆路，当文安之和“夔东十三家”的陆师还在崇山峻岭中艰难跋涉时，“夔东十三家”的水师和“三谭”武装，已经抢先一步在12月2日到达重庆，既然到了，就别闲着了，干脆直接与重庆的清军开打。

这支明军，虽然仅有一万多人，但重庆的清军人数更少。十天下来，重庆城便被打得伤痕累累，危在旦夕。

领导重庆进行战斗的，本应该是清四川巡抚高民瞻，但这位毫无从业道德的高官，早已提前开溜。目前呆在城中克尽职守、领兵抗拒的，是清重夔镇总兵程廷俊、建昌镇总兵王明德。

程王两总兵看照这样搞下去，自己马上就要荣登本年度“大清烈士光荣榜”了，对生命的眷恋超过对荣誉的追求的这哥俩，十万火急地向驻保宁的四川总督李国英求援。

辽东汉人出身李国英还算忠于职守，接到求援信后，立马派兵。

但就在李国英的部队还在匆匆赶路时，明军这边却出现了意外的裂变————一心想去“好日子”的“坏地主”谭诣、谭弘，偷偷把“好地主”谭文杀了，并拿上其脑袋，向更能维护地主阶级总体利益的大清王朝投诚。

本已准备跨过奈何桥去见阎王爷的程王两总兵，一边笑而纳之，一边与“二谭”制定了下一步联合剿杀明军的军事行动方案。

12月16日，当了十多天的缩头乌龟的清军，忽然冲出城来，放狗咬人！

“二谭”一见清军出现，马上反戈相向，两军很快同流合污，朝谭文的陆营及疯狂冲来。

失去主帅的谭文部很快被打得稀里花拉，溃兵纷纷逃到袁尽孝的水营，弃陆登舟，结果是“翻船落水者，不知其数”，水营未战自乱、一片狼籍。

清军及明叛军随后冲来，大批明军不是被杀死，就是被淹死，余下的赶紧顺流东逃！

得胜后的清军，一直追到铜锣峡口才收兵回营。

险胜后的清廷，为在四川树立“倒戈榜样”，马上“火线提拔”，封谭诣为向化侯，谭弘为慕义侯。

率领明陆师到达丰县的文安之，闻水师已然大败，知道攻克重庆旳目标万难实现，被迫回师东撤。

二攻重庆旳失败，给明军投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直接导致了永历帝的前锋、转进到四川建昌地区的德安侯狄三品叛变降清。

狄三品降清，是背着自己的“老上司”庆阳王冯双礼悄悄干的。为避免良心上的谴责，他把对冯双礼“优侍”，作为向清廷投降的重要条件之一。

人逢喜事精神爽，川滇大捷后的顺治帝，棈神状态极佳，专门下诏，特许将“死不改悔的反清派”冯双礼“请”到京城，作为“忠贞标兵”养了起来。

一手奖“倒戈榜样”，一手树“忠贞标兵”，这大概也是清朝既抓军事建设，又抓思想工作，从而做强做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h3>魂断长江</h3>

“违约专业户”郑成功同志，终于要主动“履约”了。

在隆武时代，郑成功很年轻，很单纯，也很忠诚。

但人的单纯是和年龄成反比的，到了永历时代，长的大了一些的他，便变得很成熟、很复杂、并开始不太“忠诚”。

他处处把维护自已小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不愿意和不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的领导走得太近，不愿意和李成栋、李定国精诚合作。

这种坚持自我、趁势发展的理念，让他在其它抗清武装都“零落成泥”的时候，依然一枝独秀。

现在的他，不但有了一千余艘战船，近十万军队，而且海外贸易网遍及日本及东南亚，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非政府武装”。

但他非常清楚，一旦别的抗清武装被“扫地出局”，下一步被清军打击的，必然是自己。

因此，他终于在李定国同志在西南快要撑不下去之时，岀手相助了。

他相助的方式，不可能是从福建沿海一步一步往内陆打，那太不现实，因为他的陆军“不太靠谱”。

他最佳的援助方式，就是凭借自己“非常靠谱”的海军，从金厦北上，深入长江，直趋南京，阻隔南北，迫敌回援。

另外，据他推测，永历帝一旦放弃云南，必然会向四川靠拢，利用川东的明朝水师，顺冮东下，届时，他将可以在长江上“截留”住这位落难的皇帝，并打着其旗号号令东南，还于旧都（南京）。

这个“看起来挺美”的方案，在1658年7月开始付诸实施。郑成功带上他的大部分人马，驾舟北上，准备挺进长江。

但一贯喜欢给中国内政添乱的老天爷又来捣蛋，在8月10日中午，当眀军乘船到达浙江与江苏交界处的大洋山时，他老人家给送来了一股风。

而且，送来的不是普通的风，而是——飓风！

这股飓风，足可以和当年忽必烈远征日本时，元军遇到旳“神风”媲美。

飓风吹处、波涛汹涌、巨浪滔天、舟船颠覆、物质毁损……不但普通士兵死亡众多，就连郑成功的六位妃嫔、三个儿子，统统淹死。

出师未捷、噩耗先闻，损失惨重的郑成功，垂头丧气地带着残缺不全的军队，退回舟山群岛休整。

舟山群岛仍然没有从清军大规模“迁岛移民”中复苏过来，全岛依旧人烟稀少，荒草丛生。前几年，张名振带的几千人都不能在此生存，今天，郑成功旳数万人，在此则更难立足。

万不得已，郑成功只得带着他的全部人马，离开了这一座座伤心的岛屿，打道回府。

返金厦后，他积极整顿队伍，修补船舰，再造器械，筹集粮饷，以图再举。

1659年4月，一切准备就绪的郑成功，再度领兵北上。

要说这次出兵在中国历史上有何特别之处，那就是郑成功做出一项特别“人性化”的规定，允许“军哥”们可以带着“军嫂”们出征，好让夫妻双双把仗打！

“军中有妇，其气不扬；儿女情长，英雄劲短”，这是一条行军打仗的铁律，因此，郑成功在以往的出征中，是不准携带家属的（他自已除外）。

之所以这次破例，不是郑成功良心发现，要设身处地解决将士们的“两地分居”之苦，而是来源于他的必胜之心。

因为据“谍报人员”魏耕等人讲，清军主力除留守北京以外，已全都开赴云贵一带平叛，江南地界更是“薄弱无比”，南京的驻军，不过万人，周边的府县，每个平均不过百十来人。

另外，魏耕等人还告诉他，江南民众“思明”之心，如百川向海。只要自已高举着大明的旗帜一入长江，各地必将能近悦远来。

因此，郑成功打算这次一到江南，就搞一批“安居工程”，长期与杏花春雨为伴算了！

为防止老天爷再跟他过不去，郑成功这次特任命掌握了大量水文资料的张煌言担任前锋。

4月28日，明军成功夺取定海，获得北上的前进基地。

5月19日，明军由吴凇口进入长江。

6月16日，明军在长江用火攻的战术，焚掉清军“滚江龙（用铁链和船只连结而成的锁江防线）”一道，“木城（在江上用木头建起来的移动浮营）”三座，把清军辛辛苦苦建起来的“高科技国防工程”，毁于一旦。

随后，明军顺利攻克瓜洲，迫使清操江巡抚朱衣助投降。

6月22日，明军在镇江银山大破清江宁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派来的援兵，迫使清镇江守将高谦、知府戴可进献城投降。

瓜洲、镇江相继失守，下一步，明军马上就有可能兵发江宁、剑指南京。这让清两江总督郎廷佐分外紧张。

郎廷佐，辽东汉人，乃当年卖身投靠，当上后金高官的郎熙载之子，既是一个官二代，又是一个奸二代，对大清的事业自然是忠心耿耿、殚精竭虑。

面对明军声势浩大的进攻，郎总督与刚打了败仗的管提督（管效忠）商议后，采取了三项紧急对策。

向上求援：将江宁危在旦夕的情况，添油加醋地向皇帝陛下汇报，以连哄带吓的口气，请顺治帝速派援军。

向下调兵：不但向南京附近的滁州、六合、金山、仪真发了调兵令，而且向更远一点的杭州、苏州、崇明发了求援令，要求这些地方的驻军，不分满汉、不论老壮，速到南京增援，多多益善！

向中截留：一支由贵州前线返回北京“休假”的清军，途经南京，尽管无马无甲少武器，但也被郎总督“以权谋公”地截留下来，保卫江宁。

做完这一切，还放不下心来的郎总督，又给郑成功“情深意切”的劝降信，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劝“局内人”郑成功同志识天下之大势、念骨肉之亲情，欣然来归，尔后海内一统、至亲欢聚、遍游名胜、以娱天年、于国于已，善莫大焉！

自然，对这封信的效果，郎总督根本不敢作过高期望，只不过想拖延一下，为援兵到达争取宝贵的时间而己！

就在郎总督心急火烧、上串下跳之时，郑成功在镇江的“造势”活动，正进入高潮。

6月25日，就在占领镇江的第二天，郑成功在北门外的甘露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阅兵式后，又亲自巡阅全城，好让镇冮人民，目暏他这位国姓爷的“独特风采”。

巡城结束后，郑成功向全军发布公告，要求广大指战员严守纪律，不许随便出营，不许擅闯民宅，不许强买强占，以便把镇江建立成一座名副其实的“双拥模范城”，从而带动其它地区依次归附。

公吿发布后，果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整个镇江城是百姓安居乐业，市场交易平稳，毫无战争来临之时的慌乱！

镇江的安静如常，又推动了周边句容、仪真、滁州、六合等府县相继来归（由于全部郎总督调兵增援南京，这些府县已无清军组织抵抗）。仅仅三天，郑成功马上拥有以镇江为中心的一大片根据地，这是他进入长江后的“第一桶金”。

“良好的开头，成功的一半”，喜气洋洋的郑成功马上在6月28日召开全军提督、统镇会议，讨论进攻南京的行军路线问题。

中提督甘辉先声夺人地提出“陆进”的方案。

“陆进”方案的要点是挑选精兵强将，组成“突击兵团”，星夜兼程，袭取南京。

甘辉还补充到，千万不能走水路，因为现在风向不顺，坐船往南京走，不但逆水，而且逆风，行路速度将大受影响，结果会坐受良机。

但出乎甘辉意外的是，他的方案，立刻遭到大多数将领的反对。

大家反对的理由：一是现在天气时而酷热难耐，时而暴雨倾盘，十分不利于大军行动；二是本军为一支“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军队，重武器多且缺少马匹，走陆路不但会“师劳兵疲”，而且还会因重武器无法运达，影响作战效果。

“海军”出身的郑成功，思维定式是很难脱开“重水轻陆”的，于是，从水路向南京进军，成为这次会议无可改更的决议。

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常德战役、重庆战役中，走水路军队的行进速度，是要远远快于走陆路军队的，但这一次，却是个例外。

例外的原因，是因为郑成功带来的是海军，海军和水师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海军乘的船要大的多。

船很大，又逆风逆水，结果航行所需要的动力，完全来自岸上“纤夫的肩膀”。

结果，明军的镇江——南京之行，竟磨磨矶矶走了十天。而在六月底，被打败的清军从陆路逃回南京时，才仅仅用了一天。

在7月10日大军到达南京后，郑成功并不急于攻城，而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造势”活动。

7月11日，率大将甘辉、马信等几百人到钟山“考察观光”。

7月12日，全军着孝装，举行祭拜活动，以向当年“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大英雄朱元璋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决心继承其遗志，再造一个全新的大明帝国。

在祭拜仪式上，踌躇满志的郑成功，以高亢激昂的语调，宣读了其最新诗作——《出师讨满夷自瓜洲至金陵》。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备注：自从淝水之败的苻坚发眀投鞭断流这个词以来，但凡敢抄袭此词者，无一不是以战败者告终，这几乎成为一道战争魔咒）。

祭拜仪式结束后，郑成功才开始宣布围城。

但南京城太大了，200年以后的清军，用了江南、江北两大营，数十万人都没把南京围起来，郑成功带来的这几万人，要想全部围城，基本是个梦想。

结果，郑成功仅是如众星拱月般把南京稀稀疏疏地围了起来，南京与外界的通道，并未完全切断。

虽然郑成功对南京围而未攻，但呆在城里面的郎廷枢，己明显感到死亡的气息，正一步步地向其逼近！

急能生智，郎总督想到了用诈降来争取时间这个老办法。

从劝人家投降到向人家投降，这个角色郎总督怎么也转变不过来。于是乎，他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武将管效忠同志。

心中仅有几根花花肠子的管效忠提督，马上在郎总督的指导下，给郑成功写了封言辞卑微的求降信。

信中，管提督先向郑成功表达了自己的敬仰之情和投降之意，转而又向他摆出了自已的实际困难。

管提督说，按大清军律，守城如果超过三十天而失城的，则在量刑上不会连累到自己的妻儿。自己的手下，大部分是江北人，如果一旦未满三十天而向郡主您投降，那么他们的妻儿必会被没收为奴，为此大家都集体抵制向您投降。因此恳求郡主慈善为怀，宽限时日，待三十天一到，我等必打开大门，迎接郡主的大军入城。

令人绝对想不到的是，对这个画饼充饥式的投降请求，郑成功竟爽快地答应了。

这是许多研究南明史旳爱好者，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的事情！

今天，我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层层筛选，斗胆将鄙人的“研究成果”开列如下，来解释郑成功为什么答应南京延迟投降的原因：

－、对“江南民气”指数的高估。

镇江及周边县市的望风归降，让郑成功感到恢复大明，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他未来的复兴之路，将会是前途光眀，通畅顺达。

但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表象，自1645年清军南下到现在为止，江南已经经过近15年大大小小战争的锻造。战争虽然摧毁了经济、减灭了人口，但也创造了机会。

在这个“机会再造”的过程中，作为征服者的满族决策层是很“聪明的”。他们把对亿万汉人的基层统治，交给汉官去做。满人做的官，大部分放在了军中，在地方上仅是少部分，且大多数放在了省一级的高位上。这样一来，就在普通汉人与统治民族的满人之间，设置了一个很厚的“隔离层”。

对于普通的汉人百姓而言，异族的统治虽然是存在的，但并不直接。他们日常面对的，还是那些穿了一套满服的汉官，规章制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语言文字不变。作为一介介草民，大家照旧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家糊口、纳粮当差。

是的，要讲政治，但更要讲生活，慢慢地，江南在激越动荡了十多年后，又回到原来的轨迹上来。

只有文化士绅们，心有不甘，“剃头左衽”这套异族的打扮，与他们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化血脉，格格不入。这种“身心不一”的痛苦，在他们参拜着一身汉装的至圣先师孔子时，更加强烈。

因此，他们“祈盼王师、再造强汉”的信念，比起其它的民众，来得更深沉，走得更缓慢。

当郑成功率领的明师进入长江后，欢欣鼓舞的他们，更自觉自愿地加入到喜迎王师的队伍中来。镇江及附近府县的归顺，便是他们连拉带推的结果。

但郑成功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上天对他命运的特别眷顾，让他没有看到；出道以来一帆风顺的创业之路，让他没有看到；对自己能力的高度自信，也让他没有看到！现在，他对自己迫降南京的不可能，也没看到。

二、对清方军事情报的判读，让他更加确信清方无兵可调，南京守军已寥寥可数。

这一判读，除了谍报外，还从被截获的管效忠向松江调兵公文中得到证实，调兵公文这个一手资料，已清楚眀白地告诉郑成功，南京早已军心涣散，众意思降，因此，他曾毫不遮掩地对部下说：“南京必降！”。

三、其实他的手中，也没有多少可资使用的兵力。

这次出兵，他的军队号称十万，但实际并没有那么多。定海留了一部分，镇江留了一部分，带到南京的，也就是五万左右。而且大部分是海军。海上鏖战，是其所长；陆地搏杀，为其所短。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岂不甚好！

四、他也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探寻永历帝的信息。

彵判断，永历帝当下已进入四川，正有可能从上游东下，他需要耐心等待。

人什么时候最容易受骗？人在欲望最迫切的时候最容易受骗。

所以，郑成功在得到管效忠投降请求后，就厚赏来使，并当场做出三十天内不予攻城的承诺。

目送清使离去后，郑成功一面令部下“高筑垒、深挖壕、缓攻城”，一面让张煌言带着数千军队，继续沿长江西进，到上游的芜湖、九江等地宣传政策，并探访永历帝的消息。

得到郑成功的缓攻承诺后，南京城内的清朝官员心中那一颗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随之，他们便争分夺秒地投入到紧张的调兵助战中来。

时间就是效率，军队就是生命！

在郎廷佐严辞厉令下，苏州水师总兵梁化凤于6月28日率4000余军队由崇明出发，由陆路向南京进军。在苏州与巡抚蒋国柱的抚标兵会合后，继续星夜兼程，突击行军，终于在7月15日夜偷悄悄地进入南京，成为进入该城人数最多的一批援军。

接着，游击徐登第领着马步兵300名，金山营参将张国俊领着马步兵1000名，水师右营守备王大成领着马歩兵150名，驻杭州协领雅他里领着马步兵500名，驻杭州镶黄旗固山大雅大里领满洲兵500名、浙江游击刘承荫领精兵500名，陆陆续续地到达南京，从明军松松跨跨的防线中，进入南京。

与此同时，驻在城外的明军，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懈。

“胜利已然在望，同志无须努力！”，既然不再需要浴血拼命了，带着家眷而来的明军，便开始享受这难得的和平时光。于是，在风光秀丽的扬子江畔，常看到成双成队的情侣偎依漫步，三三两两的大兵结网捕鱼，好一派和平详宁的景像。

但这样的局面，仅仅持续了十三天。到了7月22日深夜，在南京蛰伏了半个月的郎廷佐，认为时机已到，开始了试探性的进攻。

梁化凤率500名骑兵出仪凤门，管效忠领千余人出钟阜门。次日黎明，两军向明军的余新部发起进攻。

睡意朦胧的明军，连盔甲器械都来不及披挂，便仓促上阵，很快便被有备而来的清军，冲了个七零八散，主将余新被俘。

清军初战告捷，干脆连城也不回了，直接在城外驻扎，准备和明军进行面对面地较量。

清军的忽然反击，让郑成功的和平梦骤然惊醒，急忙下令重新部署军队，令所有的军队务必在当天——7月23日，全部到观音山一带集结，准备收拢挙头再打人。

7月24日晨，刚刚搬了一天一夜“家”的明军，正准备躺下来歇口气，养精蓄锐了多日的清军，忽然杀到。

这次杀来的清军，不但包括了先期出城的，而且也包括城内的。当了多日缩头乌龟的郎总督，决心是倾巢出动，与明军决一死战了。

攻击先从攻打观音山的山头开始的。

已经精疲力竭的明军，与风头正健的清军一接战不久，便开始出现“崩盘”。守卫前山的蓝衍战死，部队后撤；守卫后山的杨祖部，不支后逃窜，观音山山头被占。

占领山头后，清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居高临下向山谷中的甘辉、张英部发起攻击。

陆战非所长加上疲劳作战，这两部的明军也基本覆灭，张英阵亡，甘辉被俘。

紧接下来，林胜、陈魁、万礼等部，也重复了这样的悲剧，主将或退或亡，阵地丢失。

擒贼擒王，管效忠在得胜之余，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专门派出一条“特种部队”直接攻击郑成功的指挥部。

在参军户官潘庚钟的舍命护卫下，郑成功才安全地撤到长江的战船上。

刚踏上战船的郑成功，转眼又遭受了更加意外的打击。清军派出的“放火队”，挟带硝磺瓶，潜入江中，靠近明军的火药船，点燃硝磺瓶后抛入船舱，马上导致火药船产生爆炸，所有火药一律报销。

火药船爆炸后产生的火焰，又点燃了周围的战船，整个江面烈火腾腾。

郑成功只得边指挥士兵灭火，边指挥船只向岸边靠拢，以接应岸边逃回的清军。

但事实已不可能！

因为紧追不舍的清军，已与明军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部分勇敢的清军，已跳上明军的战船，继续厮杀！

“毒蛇螯手，壮士断腕。”为保住海军力量，郑成功只得下令扬帆起锚，“无情”地将还在陆地上战斗的明军，留与清军。

被滞留在陆上的明军，顿时成了清军一道“细嚼慢咽”的开胃菜。

清军先用步兵射箭，后用骑兵冲锋，把溃散的明军，一点点地向江边逼近。

白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退到江边的明军，没有见到他们登陆时乘坐旳船只。汹涌澎湃却又温柔多情的长江，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没有受伤或受轻伤的明军，又折回去与清军博杀。但这已不是豪迈地求胜，而是悲壮地求死！

他们将用自已的死，证明他们虽然是失败者，但决不是怯弱者。

受伤已不能继续战争的明军，脱掉盔甲，跃身跳入江中。对于这些海边生海边长的男儿来说。长江，将把他们的身体和灵魂，还给蔚蓝的大海，还给亲切的故乡。

长江有意化作泪，长江有情起歌声！

通过“千里眼（望远镜）”看到这一幕幕的郑成功，欲哭无泪。

他已不忍再看，转而把深邃的目光，转向了虎踞龙蹯的南京。

那里是他年轻求学之地，那里留下他多少美好的青春记忆。他多么渴望以一个“和平人士”的身份再回到那里，捕捉逝去的幸福时光。

但这一切，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别了，多情的南京！

别了，冷酷的南京！

他先率着残余的军队，返回镇江。在这里，他开始细细清点自已的损失。

与上一次在大洋山遭受的天灾相比，这次遇到的人祸，损失更甚。

士兵损失约三万余人，大将万礼、张英、林胜、蓝衍、陈魁、潘庚钟战死，甘辉、余士信被俘（后不屈被杀）。

恰在这时，他又得到一个让他更加心灰意冷的消息——永定帝已“巡幸”缅甸。

在接连不断的失败面前，多少年得意人生带来的骄傲、自信，轰然坍塌。郑成功内心剩下的，仅是与常人毫无二致的软弱和逃避。

他已经没有在江南开创一番事业的雄心和壮志，他要赶快离开这让他肝肠寸断的锦绣之乡！

他下令镇江周边府县的军队，到镇江集结，尔后全军东返。

在撤离镇江前，已对这块地方毫无感情的他，专门下了一道死命令，烧毁所有的官衙，杀死所有的汉奸，带走所有的物资。

一时间，明军占领区火光冲天、杀声四起，抢掠遍地，仓皇撤退时的混乱和报复，不可避免地这里上演。

有多少草民的生命被株连杀害，有多少民众的物资被连带剥夺，有多少百姓的房屋被蔓延烧毁，无人统计、无法统计！

明军去了，而随着眀军一起去的，还有江南人民最后一颗颗甘尽苦至的复明之心。

“月光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当郑成功正为南京的残败而悲痛不已时，年轻的顺治帝却终于从狂躁和恐惧中解脱出来。

6月下旬，当瓜洲、镇江失守的败讯传到北京时，首先让南方籍官员惶恐不安！

对这些官员而言，家产与亲人都在南方。一旦明清再演变为南朝北朝，他们将有家难回、有亲难聚！

沮丧的情绪是可以交叉感染的，随着大臣们喋喋不休的汇报，亲政八年之久的顺治帝，完全失去了以往的镇静态度。

他先是想到了逃避，叫喊着要把政府机构一古脑搬回到关外的老家去。

这种消极作法，马上遭到了她的生母——目前众多清宫戏“女一号”孝庄太后的严厉叱责。

“祖先栉风浴雨、勇敢流血得来的江山，怎么能这样怯懦地放弃呢？”

孝庄的话，没有起到应有的灭火效果，反而让顺治帝大受刺激。这位与生母关系僵硬冷淡的皇帝，拔出宝剑，竟将御座劈成碎块，并表示自已将御驾亲征，或生或死，听天由命。

皇帝要御驾亲征的消息，马上像一阵风似地刮遍全城，但这给民众带来的不是大面积地镇静，而是更大范围的恐惶。

关键时刻，还是清廷一个集体决策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止了这位皇帝不负责任的冒险行动。

议政王大臣令议，是顺治他爹皇太极在“八大贝勒议事制度”上，推陈出新的一项带有一定民主气息的政治制度，曾以其小范围的“民主参与、民主决策”的方式，集众人之智慧，在清初的政抎上发挥过枳极的作用。

议政王大臣这次作出的决议是一、停止御驾亲征；二、从满州、蒙古调集部队，准备驰援江宁；三、加强京城治安管理，严罚“妖言惑众、煽风点火”之徒。

就在八月初大军准备南下时，江宁大捷的喜报，传至京城。

“忽听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盘雨”，喜极而啕的顺治帝，马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要发泄，他要报复。

他下旨将抗敌不利的蒋国柱革职查办，发配给王爷为奴；将虽立了大功，但曾有过败绩的管效忠革职查办，鞭一百，发配给旗下为奴（连当奴都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管提督真是比窦娥还冤）。其它打了败仗的满族巴图鲁，费雅住、扎尔布等，一律处死。

对曾经有过叛敌行为的江南士绅，顺治帝本着“一个也不宽恕，一个也不放过”的原则，对这些士绅以六等从逆罪分别量刑判罪，前后被捕者数万人。直到这位皇帝归天之时，仍有许多“漏网之人”仍在追诉之中。

后来，顺治帝又咬牙切齿地下了一道圣令：“令内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蔡洪、护军统领赖达等，组军南下，到福建准备与海逆郑成功决一死战！”

在本文的最后，交代一下被派往长江上游的张煌言。

张煌言和他的前任张名振一样倒霉，因为他无意之中，又被郑成功“放了鸽子”。

因为郑成功在仓皇撤退时，根本没有通知他张煌言。

也就是说，张煌言和他的几千余人，现在转眼成了深入长江的“孤军”。

而这时的张煌言，战果却非常显著。他率领的军队，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陆续收复了芜湖、池州、宁国、太平，开辟了一片和镇江不相上下的根据地。

当他听说郑成功兵败的信息后，就派了一名叫松隐的和尚，去给郑成功捎信，请他来上游共创伟业。

也不知松隐是否把信送到，反正自此以后，张煌言与郑成功天涯两隔、音讯全无。

就在张煌言踯躅俳佪时，郎廷佐己经派出一支水陆联合部队，切断了他的出海退路。

同时，另有一支清军水师，载着一大批马步兵，在清安南将军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的带领下，正急匆匆由荆州赶往南京增援，误打误冲与张煌言迎头相撞。

明安这里的这支水师虽然很“菜”，但人数众多，张煌言与之打了一整天，竟没有将其冲散。在暮色四合时，双方各自回营。

但一白天的激战，己让明安达理肉跳心惊，因为他并不知道南京的包围已解，而上级给他此行的目的是救援南京。因此他实在不敢和张煌言空耗实力。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便全军启航，赶往下游旳南京。途径张煌言水营时，为了壮胆，朝明军连放了几炮。

但这几炮却歪打正着，本已军心不稳的明军，认为这是清军前来劫营，便解缆开船，各自行动。有的返回芜湖、有的前往巢湖。

当天光大亮，张煌言举目四望，发现虽然清军早已消遁，但明军也所剩无几。

张煌言只得弃舟登陆，带着寥寥可数的部下，转进到皖鄂交界的英霍山区（大别山），准备与这里旳义师会合后再作打算。

但此时英霍山区的义师，大部分已被清军消灭或改编，小部分正在观望等待。

当张煌言栖栖惶惶到来时，这些义师，坚决拒绝这支败军之师进入寨中。

而这时，参与追剿的清军，已尾随而至，对进退失据的明军，发起疯狂的进攻。

早已饥寒交迫的明军，根本经不起这致命的一击，部队四散而逃，窜入山谷。到后来，张煌言的身边，只剩下两名随从。

张煌言就和这两名随从，孤苦相依、生死与伴，开始了艰难的回归之旅。

他们三人改装易服，经安庆、建德、祁门、淳安、义乌、宁海抵达海滨，行程约两千余里，最终在半年后，回到了海上义军军中。

长江之役，是南明灭亡前，提前奏响的一曲送行挽歌。他以郑成功、张煌言完全的失败，宣告了清朝南北一统理想的真正实现。自此以后，万里长江之上，再无大明的水师，在纵横驰骋。光复故国的美好憧憬，在江南江北人民的心中，已如涛涛江水，无语东流……

正文 第三十五章 尘埃尘落定

<h3>永成历史</h3>

从1659年夏到1660年夏，天地又走完了一个四季的轮回。

在这个四季的轮回里，平西王吴三桂收获颇多、心情颇佳。

永历帝亡命缅甸，其小朝廷已如风中残烛、仅存点点幽光。

四川明军有组织的抵抗，逐告平息。清军己次第占领灌县、绵竹、什邡、汉州、简州、成都等地，来自侧翼的威胁，已经解除。

南明云南沅江知府那嵩的“不合时宜”的起兵反抗，经过三个多月的大军围剿，已告平息。

退至滇西的明叙国公马惟兴、准国公马宝、汉阳王马进忠的儿子马自德、怀仁侯吴子圣、征蛮侯杨武等南明“高干”，陆续降清，并前后带来三万降军。这些降军，被三桂同志，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改编成十营新附军，成了他的一支“准嫡系”部队。

只有被打成“游击队”的李定国、白文选，贼心不死，仍在边境地区兴风作浪，蚍蜉撼树。

忆往昔，磋跎岁月！

看明日，豪情满怀！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胆大的念头，在吴三桂的脑海中，悄然诞生！

他想通过自己的运作，使吴家成为继明朝的沐家之后，成为世代镇守云南贵州的“新滇王”。

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愿望，也是自入关以来，跟来他一路风餐露宿，拿生命赌明天的部下集体的愿望。

是呀，十七年东奔西走，大家也应该——有一个安身存命的家了！

让吴三桂欣喜的是，他们的这一愿望，正在机缘巧合间，一步步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先是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征南将军赵布泰忍受不了这大西南的湿热，领着手下的满洲兵回北方去了。

后是经略洪承畴因眼疾加剧（这回是真的），回京调养去了。

只有脸皮最厚、适应能力最强的他留了下来，并总管云南贵州的军民事务。

虽清廷末给正式名份，但大权在握的他，已把这块彩云之南的神奇之所，看作了自已的“自留地”，禁止任何人再来染指。

自然，这块土地的旧主人——永历帝和李定国，就成为他必须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

但在永历帝与李定国之间，两者孰重孰轻，吴三桂和清廷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

吴三桂认为永历帝是脑袋，李定国是胳膊。必须先花大气力砍掉永历帝这颗大脑袋后，才能让李定国这根胳膊难存而亡。

但清廷可没有脑袋胳膊的认识，他们非常乐观地认为，一、逃入缅甸的永历帝，已如秋后蚂蚱，大可由其自生自灭；二、境内的李定国虽然活动猖獗，但只要新政府在云南注重民生、加强文治，这些“游击队”就会失去生存的土壤，完全可以不战而胜，也不必专门派兵进剿。

清廷作出这样的决策，不是仁慈，而是实在没钱了！

连年用兵、财政枯竭，到了1660年，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实在没钱给吴三桂再折腾下去了。

在与清廷意见相悖的情况下，吴三桂著名的奏折——“三患两难”，横空出世！

在这篇当时名躁一时的奏章中，吴三桂先说若永历帝在缅不死，则将给云南带来“三大忧患”。

一是李定国、白文选，随时可以打着永历帝的旗帜鼓惑人心，卷土重来，此是门户之患；

二是云南土司，对明朝仍藕断丝连、心存感念，一旦永历帝对其封官许愿，则有可能起兵反叛，此是肘腋之患；

三是投诚的明军，虽已经“就地安置”，但却难忘故主，一旦永历帝和李定国合起来内犯，必生叛心，这是腠理之患。

讲完“三患”后，吴三桂开始讲“两难”。

“两难”则讲如“三患”不除，则导致驻军过多；驻军过多，则导致民众负担过重；民众负担过重，则导致支持叛军；叛军猖獗则又导致驻军再增……其分折可谓丝丝入扣、环环相接。

这份奏章，的确是吴三桂同志多年来在公文写作领域，难得一见的美章佳作（让他没想到的，日后当其打着“为永历帝报仇”的名义起兵时，这一奏章立刻被他清廷公告天下，成为揭露其丑恶嘴脸的有力武器）。

在他这份处处透露着强烈危机意识奏章的引导下，清廷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被迫同意”了他的进剿方案，并由户部向全国加派特饷230万两白银，凑足后交给其作为行动经费。同时，还派出定西将军公爱星阿率一支八旗军赶往云南，配合他进兵缅甸。

吴三桂在1661年8月左右，收到白花花的银两后，却不急于进兵了。他慢条斯理地给缅王写了一封信，告知其大清将兵临缅甸，跨国追捕“头等逃犯”永历，请其好自为之，不作有损于本国人民利益的事，不做有损于两国友谊的事！

收到吴三桂恐吓信的缅王，已不是前些年那个叫平达格力的缅王了，而是他的弟弟莽白了。

不过，这个弟弟的继位，并不是按照“兄终弟及”的继承法和平实现的，而是在今年五月份，靠宫廷政变，杀死他的亲哥哥平达格力后上台的。

靠暴力手段夺取王位后，莽白在第一时间向永历帝发来请柬，请其派使致贺，以增强自已的政治影响力。

但永历帝虽然身陷异邦，穷困潦倒，但做大国之君的底线还是有的，他马上以莽白“得位不正”为由，严辞拒绝了其“不正当的请求”。

在这之前，李定国、白文选为接永历帝回国，曾三次深入缅境，虽末达到目的，但却给拦截的缅军以重大杀伤，这让缅甸国内的“反明”情绪，一度高涨！

旧仇新恨之下，莽白与“永历帝这个政治避难团”的关系更加恶化。

为排遣胸中的一口恶气，并进一步控制永历帝，莽白精心搞了一个“咒水誓盟”的阴谋活动，请永历帝派众大臣参加。

为消除永历君臣的疑虑，莽白派来的使臣一再解释：明缅双方的人员在一起喝咒水后，将会尽释前嫌、和平共处、再不相犯。

永远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一等的马吉翔，立刻拉上沐天波这个护身符，带着一大帮文武官员及护军，浩浩荡荡渡过河，前往缅方指定的者梗之睹波焰塔，兴致盎然地准备品尝一下“咒水”的滋味。

但一到塔下，他们一行即被三千缅兵团团围住。缅兵对这些来自天朝上国的客人，倒也很不客气，挥刀就砍，拔矛就刺。

可怜的南明官员及护军，手无寸铁，只得转身去找柴棒、石块来进行“紧急自卫”。

在这场毫不对等的战斗中，马吉翔最终没有逢凶化吉、遇难呈“翔”，在痛苦的哀嚎中，被缅兵一刀一刀地砍死劈烂。

随他一起来的邓士廉、杨在、马雄飞等官员，全部被剁，无一幸存！

沐天波本可以不死，对这位享有崇高声誉的大明黔国公，缅兵还是区别对待的，首先把他拖出了包围圈，但沐天波却很不识相，夺取了缅兵的刀奋力反抗，一下子杀死缅兵九人，最终也被怒不可遏的缅兵乱刀残杀！

沐天波同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他以自己的死，为朱沐两家执行了两百多年的生死契约划上完美的句号，诠释了一个家族累世的忠诚！

屠杀完毕后，意犹未尽的缅兵，转身朝永历帝的行宫杀来，展开了第二轮屠杀！

除永历帝、太后、皇后、太子、内官、宫女外及小部分官员外，行宫内的其余人员，全部被杀，所剩无几的财物也被劫掠一空，原来煕熙攘攘的行宫村内，顿时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莽白见自已目的已然达到，便摆出一副“正直善良”的面孔，下令部下终止了这次犯罪活动，并将现场清理，对幸存下来的南明君臣，给予粮米、铺盖、银两等加以安抚，这就是发生在1661年8月间的“咒水事件”。

自此事件后，永历帝的“政冶避难团”，完全成为莽白手中的一枚棋子，何时举起、何时放下，完全由其操纵。

当然，莽白操纵永历帝的目的，并不是完全出于个人喜好，他是想在明清的战争中，聊以自保本国的领土不受侵犯，本国的人民不受屠杀！

至于他是把永历帝交给明朝的李定国，还是清朝的吴三桂，暂时还没有定论，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就当他拿到吴三桂的吓唬信时，前思后量，举棋不定的原因。

但时间是不等人，就在这年的八月底，吴三桂的清军已兵分两路，不宣自战地进入缅甸。前锋势如破竹，到了十一月份，就直逼缅都阿瓦。

战争形势已不容莽白再“玩两个鸡蛋上跳舞”的把戏了，1661年12月2日，他让缅相锡真把永历帝一行哄出，送到清营，请清兵高抬贵足，息战归国。

整整一夜，永历帝恍然如梦，先是被人告之李定国将派人来接，后是被人连推带搡地架上了椅抬，一路狂奔到一条大河边。最后，在这条河边，他被一个自称叫王会的“明将”领着，向一座灯火通眀的营帐走去。

直到了营中坐下，看到一群群梳辫子的清兵时，他才明白，一切都完结了。

这一刻，来得他突然了，来得太不可思议了，他曾预想过自已的种种下场，但却没有预测到最终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出现到敌人的面前。

他此时的感觉，既不是痛苦，也不是恐惧，而是一股难以名状的窝火和无助。

在恍恍惚惚中，他半梦半醒地度过自已在清营中的后半夜。

次日清晨，胡乱地吃了几口饭后，永历帝开始在自已持殊的“行宫”内，接受各官的“朝拜”。

这些来“朝拜”的官员，大部分为汉官，小部分为满官。拜见时，或面露愧色，或神态悲戚，或啧啧称奇。拜见时，倒也很有礼貌，不是下跪、就是作楫，其后便默不作声，鱼贯而出。

对这些汉官满官，永历帝表现得很是淡定，既不怒目而视，也不哀怨乞怜。

一个多时辰后，一个身材适中、面容白皙、衣着华丽的人物，出现在永历帝面前。

来人直挺挺地站在永历帝面前，颇显孤傲冷竣，对着这个已经沦为阶下囚的皇帝，仅作了一个楫后，便默不作声。

凭直觉，永历帝猜测，来人应该就是这次“擒拿”自已的总策划人——吴三桂。

但他仍矜持地问：“下站者何人？”，一次未答后，便直勾勾地盯着来人。

僵持了一阵后，来人忽然扑通跪倒，声音苍老而悲凉地答道：“臣吴三桂是也！”

“是的，果然是你，引狼入室，把大明朝推入血海苦渊的特大罪人！”，多年来淤积于胸的怒火，终于在永历帝的心中，瞬息爆发。

九月间，当永历帝得知吴三桂统兵入缅时，曾亲自写了一封乞告信，请他看在大明列祖列宗的薄面上，看在大行皇帝崇祯的恩典上，看在同为汉家一脉的情份上，放自己一码。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自己的那一番表现，纯粹自取其辱、糟蹋感情！

好了，既然如此，那么就索性来一场洪洪烈烈的辩论吧！

作为正方，他厉声向吴三桂质问：“妆非汉人乎？妆非大明臣子乎？何甘为汉奸叛国负君若此？妆自问妆之良心安在？”

辩论由此开始，但我们却听不见反方吴三桂的任何反驳。

每一个人在成长历程中，都有过对不起的人，对不住的事，这些人和事，如沉重的铁锤，往往会在某一时刻，敲打着自己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

在吴三桂的内心深处，过去的大半生中，最对不起的人，不是为自已残死的三十三口亲人，而是崇祯朱由检。

十六岁那年，为救出被后金兵围困的父亲，他违反军纪，擅自带着一百多个家兵冲出山海关……事后，崇祯非但未予追究，反而赞誉其“勇冠三军，孝闻九边”，让他这个束发孺子，一举成名。

尔后，在崇祯的关爱下，他的仕图一路通达，不到三十岁，便成为独霸一方的统兵大员。

松山一战，他弃主帅（洪承畴）于不顾，临阵脱逃。但崇祯知道后，未加追究，反而在次年，将其擢升为山海关总兵，将大明最后的一点精锐，全部交给其统领。

而他最对不住的事，便是为了荣华富贵，投降异族。

因为，自己毕竟是一个汉人，流着汉人的血，说着汉人的话，受着汉族文化的恩泽……

这一切，常会让他在不经意间，辗转反思、内心不安！

永历帝连续的四问，加上那与崇祯帝隐隐约约相近的容貌，让他的良心的闸门，忽然开启，高傲的头颅，骤然低垂。他哭了，从低泣到嚎哭，最后竟哭得惊天地、泣鬼神！

哭吧，哭吧，亲爱的三桂同志，也许只有这滔滔的泪水，才能洗刷你内心的污垢，让你的心灵暂归纯净！

这下轮到永历帝不知所措了。

他本来想等着与吴三桂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以便在辩论中，树立一个“凛然千秋”的烈士形象。

但他这一丁点理想，却被吴三桂这一席泪水，渐渐软化！

他转而平静地对吴三桂说：“卿平身！”

这简短的三个字，传达着和解，递送着温情，让吴三桂的嚎哭，顿然停止。

但吴三桂没有站起，依然跪着，恭敬地询问着永历帝的下一步“规划”。

接下来两者的谈话，波澜不惊而“诚恳务实”。在吴三桂缓缓流淌的讯问中，永历帝求生的欲望，再次被激起，他说出了自己下一步的打算————“欲回北京为列祖列宗守灵！”

吴三桂没有异议，他坚定沉着地说：“臣愿实心办之！”

谈话就此结束！

吴三桂再次叩头后，准备退出！

但他发现自己的下肢完全麻木，一时间竟无法挪动。

幸亏左右发现了他这一尴尬，赶快将其扶起，踉踉跄跄地退出永历帝的“行宫”。

“行宫”外，阳光刺眼、乍暖实寒。众多的部下聚拢过来，向这位面如死灰的平西王，投向复杂的一瞥。

吴三桂烦躁地摆摆手，让部下各自退下。

回到大帐中的吴三桂，冷静片刻后，向全军传达了班师回国的军令。

捉住了永历帝这只“政治大鳄”，足可对清廷作一交待了，他已无心再战。

返回国境后，他除留下一部分军队对付李定国、白文选的“游击队”外，其余的队伍，整队向昆明进发。

一路上，永历帝及其家人，在生活上倒是受到了吴三桂“相当精心”的照顾，这让他感到了“归国”的温暖，求生的愿望，反而比以往更加强烈。

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1662年3月12日，永历帝及其家人，跟着吴三桂凯旋的队伍，回到昆明。

听说永历帝回来了，昆明的百姓，再次倾城出动，万人空巷地迎接这位落难的天子。人们对老朱家的感情，恍若隔世，但对这位撤退时不肯烧掉百姓存粮的朱由榔，却情有独钟。

大家仍清晰地记得，六年前，永历帝在明军的簇拥下，气宇轩昂地进入这四季如春的城市。那时的人们，何等欢悦，何等激动！

六年后的今天，永历帝在清军的押解下，黯然神伤地再返这美丽依然的城市。这时的人们，何等失望，何等哀叹！

此情此景，让本就多愁善感永历帝更是潸潸泪下；

此情此景，让本来天性豁达的昆明百姓也泪光滴滴。

但此情此景，却让心胸本不宽阔的吴三桂醋意大发。

1662年，注定将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份，冥冥上苍，仿佛已厌倦了华夏大地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乱与杀戮，将那些个代表了战乱时代的风云人物，开始一个个地召回天庭！

第一个被召回天庭的，是大清王朝的头号人物——福临。

1662年1月7日，年仅24岁的顺冶帝，患天花在北京出世，把一个锦绣却不安宁的帝国，交到了年仅8岁的儿子玄烨手中。

他为了不让儿子再吃家里人的亏，转而将这个帝国的行政权，交给家外人——四个辅政大臣，暂时打理！

就在这种权力的新老交替中，一个“顺天趋冶（顺治）”的旧时代，已经过去；一个“全民致富奔小康（康熙）”的新时代，已经开启。

这个时代开启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向天下诏告：“永历既获，大勋克集。士卒免征戍之苦，兆姓省挽输之劳。疆围从此奠安，闾阖获宁干止。”

换了新主子的吴三桂，马上考虑是否兑现自己的承诺，上书恳请清廷给永历帝一个善终！

他心中为数不多的善良因子在提醒自己，应该兑现诺言，保护故主，以便让全天下人感到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奇男子。

即使不能兑现诺言，他也不希望永历帝死在自已的手中，他想以“献俘”的名义，把永历帝交给清廷，让他们去处理，避免自已承担汉人万世的骂名！

但他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转眼间就被几场突然而至的兵变粉碎了。

在永历帝回到昆明的一个月里，昆明及周边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十几场兵变，兵变的参与者，不但有刚刚收编的明军，还有他从山海关带来的“辽军”。

这些兵变的目的，只有一个——救出永历帝。

闻此消息，准备兑现诺言的吴三桂，开始打起了退堂鼓。他那颗“私欲第一”的心，又一次支配了他的下一步行动。

他为了划清界限、撇开自已，十万火急向清廷上了一道建议将永历帝“就地处决”的奏折。

在利益面前，他又一次违背了自已的诺言，但这并不是他最后的一次违诺。在未来的岁月中，吴三桂同志，还将会屡屡违诺。

对吴三桂的奏请，清廷马上下旨同意，并由其具体负责执行。

傻了眼的吴三桂，只得玩起来“隐身”，把这一遭人唾骂的苦差事，交给副手——满将爱星阿去落实。

1662年4月25日，在昆明郊外的箅子坡，永历帝的大限到了，南明王朝的大限到了！

随同永历帝共赴黄泉的，还有他年仅12岁的儿子。

在爱星阿的建议下，处死他们的方式，比较干净，而且很具有满族特色——用弓弦而不用刀剑（参见多尔衮母亲的处死方式）。

当弓弦套到脖子上时，永历帝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相信一个只知利害的人诺言，多么幼稚、多么可笑！

随着弓弦的越勒越紧，他仿佛看见自已的一生，呼啸着从眼前飞过，他怯懦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又怯懦地被人从这个世界上赶走！

他的双手在拼命地挣扎，却什么也没有抓住。当生命即将终止的那一刻，他游离的目光，最终定格在儿子的身上。

“走吧，孩子，一起上路吧，愿我们自今而往，不复生帝王之家”。

“艰难苦恨繁双鬓，未老先衰尚英年。”永历帝被害时，虽容颜苍老，但却年仅39岁（同李自成、多尔衮、郑成功这些一世枭雄死时同岁）。

至此，永历这一年号，成为了永远的历史。

至此，那个懒皇帝万历帝的子孙，全部撒手人寰！

至此，南明的最后一面代表大明正统的旗帜，飘然坠地。

但旗帜虽倒，刀戟仍在，热血尤存！

接下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反清复明”这个幽灵，这个代表汉族不屈与抗争的幽灵，依旧会在大清的国土上，在新权贵们的头顶上，游荡、游荡！

<h3>定国之死</h3>

看着永历父子的生命，一点点地逝去。躲着暗处观刑的吴三桂，浑身颤栗，虚汗直冒。

为彻底清除这父子俩留在世界上的任何痕迹，行刑完毕后，吴三桂命昆明知县聂联甲，带领手下把他们的棺木抬到北门外，秘密焚化。

缅怀英雄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同情弱者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在听到永历父子死讯的昆明市民，置清政府的“白色恐怖”于不顾，三三两两地结伙出城，拾得父子俩未烬的残骨，合葬于太华山上。

以后，每到清明时节，昆明市民在给亲人祭奠扫墓时，也会向这位为国死难的父子俩，寄去一份怀念和哀思，并口口相传，将“篦子坡”改为“逼死坡”。

返回城中的吴三桂，马上就落入了一种莫名的狂躁之中。他曾杀人无数，但从没有像杀这父子俩，让他这样感到这样的恐惧和愧疚！

但这种不良情绪，很快就被清廷姗姗而至的“封赏”化解了。

清廷鉴于他在擒拿并杀害永历帝的“特大贡献”，特加封其为亲王（清朝历史上唯一活着就被封为亲王的汉人，孔有德是死后封的亲王），并镇守云南及贵州。

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到手了，虽然没有老沐家“世代镇守”的风光，但毕竟也是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这让吴三桂一时“春心荡漾”！

而且，好事接踵而至，中缅边境上抗清武装的重要领导者，李定国同志最亲密的战友——白文选，终于打熬不住，“不好意思”地带领三千部下，“羞羞答答”地投向了大清的怀抱。

放眼望去，整个云南也就只有李定国还“贼心不死”，领着五六千人，东奔西走，仍在不自量力地和他对抗到底。

对付这个死硬分子，吴三桂做的很是辛苦，一方面建立了多道封锁线，切断李定国军的“输血渠道”；一方面轮番派出军队，不断扫荡李定国军的“定居点”。

但随后的事实证明，李定国这个人，光靠物质的力量是打不跨的。

要打跨这个人，还得靠精神的折磨。

他分析，李定国从事“反清复明”运动的精神动力，就是坚信永历帝还活在，复明仍有希望！

是时候了，吴三桂马上通过各种渠道，把永历父子遇难的“不幸消息”，迅速向边疆地区传播。

而此时，呆在中缅边境的李定国，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失去政权就意味着失去税收，失去税收就意味着失去供养。现在，李定国每天睁眼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为手下的这五六千士兵，三万多家属，筹措粮饷！

接下来，他还得时时提防清军的袭击，间谍的渗透，意志薄弱者的叛背……

为此，他不断转移阵地，从孟定到洞乌，再从洞乌到九龙江。

但即使如此，当昔日的“队友”们纷纷弃戈归清后，他依然痴心不改，孤军奋战在澜沧江畔！

上天总会给坚持者以希望，1661年5月，暹罗国（即现在的泰国，当时与明朝接壤）派来了使者六十余人，主动和他联络，请他先把手下的明军带到景线（现泰国境内，与老挝、缅甸相临）休整。休整结束后，该国将提供大象、马匹和士兵，帮助他们收复云南。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暹罗国之所以“拔刀相助”，是因为在万历年间，明朝对“地区霸主”缅甸进行了惩戒性的自卫战争，从而使暹罗国免受侵害。两国就在那次共同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如今，岁月流转，强弱倒置，但该国却来偿还这份情来了。

这“迟来的爱”，一下子让苦闷中的李定国精神大振，他盛情款待了来使，并派出兵部主事张心和等十人，同往暹罗国商讨具体合作事宜。

但好事之后，往往就是坏事。就在李定国重燃希望之火时，永历父子遇害的噩耗，传到了军中。

李定国一听此消息，果然是捶胸顿足，失声痛哭！

由于戎马倥偬，他和他的部下读书都不很多，是他们常看、常听的一本“好书”，大家对忠诚的理解，皆从这本通俗读物领会而来。

在探讨“读书心得”时，部下常爱把孙可望比作曹操，把他比作诸葛亮。

每当这时，他总是立马纠正：“诸葛亮自不敢比，做一姜维，死而后已！”

“现在，一语成谶，蜀汉在姜维手中而亡，明在我手中而亡！”

对照自已，李定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痛苦之中。

但这还是不足以打跨这位“硬汉”的，老朱家的子孙很多，李定国只要能从永历父子死亡的阴影解脱出来，日后再找一个类似“隆武”或“鲁监国”的远支宗亲，仍还是可以扛着“反清复明”的大旗，继续和清廷斗下去。

但更大的打击，却平地而起！

由于他们驻扎在人烟稀少、物质奇缺的滇西，人员又以北方人居多，极难适应西南边陲这湿热多雨、烟瘴丛生的气侯，自五月起，军中便开始大规模流行瘟疫。

瘟疫，对这支失败情绪弥漫军队的打击，犹如雪上添霜。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就有近一半士兵无声无息地倒下。

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李定国唯一的办法，就是撰写表文，焚告上天！

他祈祷上天：“如大明国运未绝，则乞赐军民无灾；如大明气数己尽，则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累他人”！

上天似乎无动于衷，不断又有人因病含恨辞世！

“衷莫大于心死！”，看到天不佑明，李定国由希望变为失望，由失望变为绝望。

绝望之中，病毒乘虚而入，他也成为众多瘟疫感染者的一员。

自知来日无多的他，把军队交给了他最信任的靳统武统领，让其子李嗣兴拜其为父，并嘱告其“宁死荒徼，勿降清虏！”。

了结完这桩事后，他僵卧在四面透风的窝棚内，静静等侍死神的到来。

弥留之际，他恍恍惚惚地看到孙可望（孙可望已于1659年11月被清廷在出猎时“秘密暗杀”，官方公告是“病死”）和刘文秀，来到他的病榻旁，与他争论。

孙可望愤愤不平地指责他不懂谦恭礼让、赶尽杀绝，逼得自己功亏一篑，投身清奴。

刘文秀则唉声叹气地埋怨他孤傲冷峻、难当重任，搞得大明山穷水尽，终归于亡！

他刚想辩解，但二人已飘然而去。

他苦笑了，他相信身后真会另外有一个世界，在那里，大家终将相见！正确、错误、高尚、卑鄙、忠诚、奸诈，将一一辩明。

1661年6月27日，带着大业未成的遗憾，带着重振汉族的理想，李定国闭上了不屈的眼晴！终年41岁。

总结他的一生，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一生。

前半生，他在“反明”，反抗一个强者压迫弱者的明朝；后半生，他在“护明”，护卫一个弱者抵抗强者的明朝。

外在虽异，内核相同。

虽然他曾经被利益迷惑，曾经为权力折腰，但最后，却用最宝贵的生命，为以往并不完美的人生，补一个完美；为南明并不圆满的结局，添一份圆满！

至今，在勐腊，为纪念李定国而建立的“汉王庙”，仍香火旺盛。袅袅轻烟，诉说着多少代人不散的敬仰！

前文中，我曾赞美他是一个纯粹的人，现在仍然！

在李定国死后，接替者靳统武不久也染病身亡，失掉依托的李嗣兴与蜀王世子刘震，最终失去了格遵遗训的信心。

在这年的12月，他们带领士兵及家属1200余人，在洱海接受了吴三桂的改编，并被授与都统一职。

其后，一直兢兢业业工作李嗣兴，升到了清朝陕西宁夏总兵的高位。

他们的归附，标志着明军在云南边境有组织的抵抗，全部结束。

虽然停止了抵抗，但仍有数千不屈的明军及家属，没有归降。

他们自发地聚集在中缅边境阿瓦河东的荒山僻野中，艰难过活，对外则自称“桂家（以纪念桂王朱由榔）”。

后来，疆域变更，“桂家”的栖居地，全划入了缅甸。

经过三百多年，这个种群，仍在顽强地坚持着本民族血脉和文化。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们被缅甸政府界定为一个新的民族——“果敢族”。

目前，这个散落在异邦土地的汉民族，已有15万人口，他们日常用语，是汉语（普通话）；使用的文字，是汉字（简化字）。

从1647年大西军入滇，到1661年抗清战争失败。云南，实际成了反抗异族入侵的“中流砥柱”。

“母亲叫儿打东虏，妻子送郎上战场”，十四年间，云南为战争出力、出兵、出物，这让这个原本在全国默默无闻的边疆省份，在全国的大舞台上，崭露头角。

这场战争，锻炼了云南人民。从此给这里的人民，注入了一种“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血性。

近代，袁世凯窃国称帝，当全国尚在噤若寒蝉、鸦雀无声之际，是云南人民，在有“当代李定国”之称的蔡锷将军领导下，打响了“护国战争”第一枪。

抗战时期，在“一寸山河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的鼓舞下，又有多少云南青年，投笔从戎，为国而殇！

忠诚之后，延续忠诚；

英雄逝去，遍地英雄！

<h3>收复台湾</h3>

在云南抗清烽火渐渐熄灭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有组织、成规模的反清武装，就剩下“两大一小”。

“两大”指金厦的郑成功和夔东的十三家，“一小”指临门岛的张煌言。

下面，我将一一述说他们各自的结局。

在进攻南京失败后，郑成功前脚回军厦门，达素后脚就赶来围剿。

对这种登鼻子上脸的作法，明军上下都很愤怒！

于是，大家同仇敌忾、遇鬼杀鬼、逢魔降魔。结果一仗打下来，就把达素整了个七荤八素、折兵损将。

无颜回去见京城父老的达素，只得“引咎自杀”！

达素用他的失败及死亡，终于让清廷明白了一个铁一样的事实——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消灭海贼郑成功，无异是痴人做梦。

梦醒之后，清廷开始面对现实，虚心向各地官员征集对付郑成功的“良方”。

这一“良方”还真被提了出来，但让人恼火的是，“良方”的发明人，竟是大明的缔造者——朱元璋。

这一行之有效的“良方”，就是“迁海”。

所谓的“迁海”，就是把沿海一定范围内的居民，统统迁走，造成“海贼”们登陆后，居无所、食无粮、抢无物……在得不到任何“接济”后，自动完蛋。

明初，朱元璋在对付东南沿海的倭寇时，用的就是这个方子。结果搞得东洋小鬼子们在中国根本无法立足，只得乖乖回国另谋出路。

而今，清廷决定在不交任何“专利使用费”的情况下，古为今用，搞一个“迁海”大工程，把郑成功变成倭寇第二！

清廷以顺冶帝的名义颂布旨意，规定大清国的沿海省份，自直隶到广东（当时广东含现在的广西及海南），濒海三十里内的居民，一律内迁；内迁后，未许政府允许，一律不得擅自出海捕鱼及贸易；如有违反，全部按“通贼”治罪！

利用政权的暴力，迁海令基本得到了“贯彻和落实”，这给主要靠海外贸易和“无偿征收”生存的郑成功，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为重找新的发展空间，收复台湾提上了郑成功的议事日程。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早在三国时期，吴帝孙权就派大将卫温到达这座美丽的月牙岛，开始了中国人正式经营台湾的历史。

但如今，台湾却被全球殖民侵略的急先锋——荷兰霸占着。明朝虽然于1624年在澎湖打败了这帮强盗，但却没有能力乘胜收复台湾。

对于台湾，郑成功也并不陌生，父亲郑芝龙就曾在台湾设立了多个贸易网点，并组织过大批福建人到台湾屯垦，所以他对台湾的情况，已有了大致的了解。

恰在这时，何斌的到来，更坚定了他收复台湾的决心。

何斌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评议会中任通事（专职翻译）达十多年，掌握着台湾的核心机密。这次回归大陆后，专门向郑成功献上了一副秘密地图，图上专门标明了船只如何航行才能绕过荷兰炮台在鹿耳门登陆。

特别让郑成功欣慰的是，何斌还自告奋勇，充当向导。

万事俱备，1661年2月3日午，25000名明军在郑成功的率领下，从金门登上400多艘修造一新的战船，乘风破浪，向台湾海峡驶来。

次日中午，到达澎湖列岛。在此休整三天后，2月8日，直航台湾，下午一时左右，即抵鹿耳门。

在何斌的亲自引航下，大明船队成功绕过荷兰鬼子的炮台，顺利抵岸。

早已不堪殖民者压迫的台湾人民，早就秘密聚集了两万多人在岸边接应。在他们高效率的配合下，不到两小时，已有数千明军踏上了宝岛的土地，大批战船，也驶进了热兰遮城和赤嵌城之间的海湾。

明军登陆后，首先如何打败这来自万里之遥的“荷兰鬼子”。

但要问台湾有多少这样的“鬼子”，说出来挺寒碜人，总共也就有1200名陆军和200名海军。

其中800名陆军由台湾殖民最高长官揆一领着，呆在热兰遮城；另400名陆军由荷军总司令描难实叮领着，呆在赤嵌城；而200名海军，则分别呆在赫克托号等四艘战舰上。貌似不可一世的殖民者，在台湾，也就是这点家底！

第一场战斗，在海上和陆上同时打响！

自认为很不含糊鬼子海军，就用那四艘战舰气势汹汹地发动了进攻，明海军则出动了六十艘战船予以迎击。

这是一场“独虎战众狼”的较量，鬼子的战舰虽然拥有炮火（鬼子的船平均装有火炮40门，而明军每船仅有2门）、吨位上的优势，但在数量占优、机动勇敢的明战船攻击下，领头的舰赫克托号沉没，斯·格拉弗兰号重创。

剩下的两艘一见情况不妙，连赫克托号上的落水士兵都不予救护，拉上斯·格拉弗兰号余者狼狈逃窜，结果搞错了方向，逃向了日本。

陆上的战斗则更糟。

荷军上蔚拔鬼仔带着240名鬼子，手持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火枪，从热兰遮城出阵，但马上被一千明军藤牌＋火铳的组合，打得鬼哭狼嚎。拔鬼仔及180名鬼子全部报销，其余的鬼子则失魂落魄跑回热兰遮报丧。

双战告负后，领教了明军厉害的鬼子们，再也不敢主动出击。龟缩在热兰遮与赤嵌城，等待来自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救兵。

明军马上组织进攻，把这两座城分隔包围起来。

赤嵌城，虽然也叫城，但如果按中国人对城的理解来看，顶多就是个小堡子，而且以木石结构为主体。所以，围城后，明军便先拿这里开刀。

几天后，数万明军就每人抱上一堆柴火，热热闹闹地跑到赤嵌城堆“柴火山”。

堆好“柴火山”后，明军举起火把，通过通事向鬼子喊话：“愿生愿死，请君自便！”

鬼子们没有做“烤人”的雄心，一见如此，马上在总司令描难实叮的带领下，打开城门，恭恭敬敬地请明军入城。

第一个堡垒顺利攻破，但剩下的热兰遮，就比较难搞了！

热兰遮城是一项“优质建筑工程”，石垒砖筑、坚固耐用，炮轰不塌，火点不着，而且兵多粮足，明军一时半会还真攻不下来。

郑成功这次倒显得不急不躁，在用深壕高垒、群兵众将把该城围起来，就扔在一旁不再理睬，转而扎扎实实地推进自已的“三大建设”去也。

军事建设上他命令黄安带着第二梯队6000余人抵台，连同部分首批抵台的军队，向台湾腹地推进，用了不到一月，就轻松占领全岛。

政治建设上他出榜安民、开州设府，并亲自跑到高山族聚集的地区，同这些同胞联络感情。

经济建设上他更大规模从福建向台湾移民，计口授田，建立“民屯”；同时也让士兵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建立“军屯”。

这边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让呆在热兰遮城的揆一如百爪挠心，狂暴不安！

到了8月12日，事情还真的有了些变化，揆一盼望已久的援军，终于在雅科布·考乌的率领下，坐船从印尼来到了热兰遮海域。

但在中国的地盘上，老天爷还是帮中国人的。雅科布·考乌的船只一到台湾，就遭遇了一场大飓风。

雅科布·考乌见风就逃，带着舰队一口气跑到了外海。

在这里，他消消停停地呆了下来避风，且一避就是28天。

28天后，他带着舰队悄悄绕到明海军的船队后，准备搞一次忽然袭击。

但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早有防备的明海军，马上对他“反袭击”，搞得让他两艘主力舰被击沉，三艘小艇被俘虏，连兵带将损失128人。

雅科布·考乌这次仅带了700人，一下子损失了五分之一后，便心灰意冷，升锚返航。

随着援兵的溜号，空欢喜了一场的热兰遮城，再度陷入绝望。

鬼子们没有受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教育，一看这架式，不想再无谓地牺牲下去，便一小批一小批地出城投降。

而呆在城里的鬼子，因为缺粮少药、悲观厌世，不断有人去找中国的“阎王爷”报到。

在士兵非死即逃的情况下，1662年2月1日，经过城里台湾评议会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向郑成功投降。

2月10日，降下降旗的鬼子，全部走人。被荷兰人统冶了38年的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侵略的重大胜利，他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威风，大灭了帝国主义的锐气，为以后反击沙俄浸略的雅克萨之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二十多年后，这支军队中的藤牌军，将光荣北上，到冰天雪地的北国边陲与俄军精锐哥萨克较量）。

在南明历史上，郑成功虽然有过“割据自雄、不识大体”的不良表现，但他收复台湾的历史功勋，让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英雄，成为了我国英雄中的“极品”——民族英雄！

对这样的英雄，我们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但就是这样的一位民族英雄，在1662年5月8日，却“气噎而死”，享年也是39岁！

他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有的说是因得知永历帝遇害的消息，忧愤而死；

有的说听到父亲兄弟11人被清廷残杀，愧疚而死；

有的说是因难忍家族丑闻（其子郑经与其乳母陈氏有染，并生一子），气闷而死。

在他死后，其子郑经掌权，将金厦根据地的人口、兵员、物资大规模向台湾转移，与大陆的关系，渐行渐远。

在台湾，郑经虽然仍打着永历帝的年号，并以复明为标谤，但其所作所为，已经是在一心一意在建立一个与大明迥然有别的“郑氏王朝”。

故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也不再把他这段经营台湾的历史，划入南明史的范畴！

<h3>最后的烽火</h3>

一个政治团体，如果不能代表更多人民的利益，如果没有迎合时代需要的奋斗目标，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领导者，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大变局前，是很难开创出大业绩的。

大顺军自从一峰独秀的李自成死后，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

他们开始和南明搞放弃自身独立的合作，结果搞得是寄人篱下，屡遭排挤。

后来在1649年永历政权濒临瓦解时，跑到湖北西部、四川东部的大山“潜伏”起来，脱离了抗清的主战场。

其后的11年间，这支近七万人的队伍，在大山深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手中的刀戟，身上的军装外，他们与周边的山民，已无二致！

但他们毕竟是一群胸怀使命的军人，己习惯对外把自已称为“明军”。为不辜负这一称号，他们还主动发起过郧阳战役、襄阳战役、重庆战役，给清军以一定的杀伤。

无论怎么说，只要他们在这里存在，清军就不能“专心致致”地进攻滇贵，因此他们等于也在变相地保卫了永历政权。

当李定国、郑成功相继病死，清廷终于准备对这个“腋下之患”，痛下杀手了！

现在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清廷，财大气壮、兵多将广。为对付这个小小的夔东地区，竟拿出牛刀杀鸡的豪情壮志，一下子搞了个四省会剿。

这参与会剿的四省分别是四川、陕西、河南、湖广（包括湖南湖北）。

其中，四川总督李国英带着川、陕、豫三省的军队约五万人，向西边进攻；湖广提督董学礼领着楚军三万，向东边进攻。

在出征前，李国英照例发了一通招降书，无非是宣扬永历帝、李定国、郑成功已死，余部己降，天下大势已定。请夔东的各位，认清形势，自动归降。

招降书如果没有武装配合，是很难奏效的。1663年春节，诚心不想让大家欢渡佳节的李国英，督促部下对夔东边上的大昌县发动了“小偷式”地进攻，把驻该县的袁宗第赶了出去，还顺手牵羊地收降了贺珍的“鼠子”贺道宁。

收取了大昌后，他又向下一个目标——茶园坪，发动了进攻。

撤到茶园坪的袁宗第，手里只有五千人，根本抵挡不住李国英五万人的进攻。结果，茶园坪失守，明军损失过半，袁宗第带着残兵趁夜色跳崖逃跑，赶去和郝永忠会合。

李国英抵茶园坪后，发现这里存粮不多，加上自已的粮草也所携有限，只得乖乖地停下来等待粮草，这就给了明军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找到郝永忠的袁宗第马上发现，没有最惨，只有更惨，老郝同志在清军忽袭下，把经营了十二年的房县也丢了。

两人一核计，便一起来找十三家势力最大的刘体纯。

刘体纯的头脑比这两位好使，认为在清军两路进攻的情况，应该先集中力量打其一路。

袁郝两人也深表赞成，于是他们跑到东边的兴县来找李来亨，商量联合起来，共揍来自湖广的董学礼。

作为湖广清军进攻夔东的跳板，兴县正承受着清军攻击的巨大压力，因此对兄弟们这种“雪中送炭”的援助，热烈欢迎，忙杀猪备酒，犒劳三军。

酒足肉饱的明军如蛟龙出海、锐气重生。在7月23日的东线反击战中，把三万湖广清军打得抱头鼠窜，一直让其逃回了宜昌才敢收住脚步。

东线大捷后，李刘郝袁四人联合党守素、塔天保、马腾云等，组成五万联军，去西边攻打李国英驻扎巫山县城。

自茶园坪战役后，到了巫山县的李国英也一刻没闲着，除了修补城墙、补充粮草外，还把和夔、建昌、遵义、永宁的清军陆师和谭诣、谭弘的水师也统统调来了，准备在这里和明军决一雌雄。

8月24日，巫山攻防战打响，弹丸之地的小城内外，一时间聚集了十多万的人马在拼命厮杀！

大战之中，身为总督的李国英也颇会作秀，除了到处张贴赏罚公告、连哄带吓外，还随身带了一把小刀，表示一旦城破，将与“诸公同死”。

但他也知道，作秀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要打败城外的数万明军，还得另谋他法。

通过几天的侦查，他发现了明军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粮道单一、疏于防范。

这老小子马上派出一批“特种部队”，截杀了明军正在运粮的后勤部队，还坏事做尽地把运粮的浮桥砍断。

忽视了后勤保障的明军，马上就尝到饥肠辘辘的感觉。

9月7日，见时机已到，清军主动出城，在黎明时分，向明军发动了进攻。

早已羸弱不振的明军，根本经不住这暴风骤雨般攻击，在损失了七千多人后，惶乱撤退。

巫山战役是个转折点，自这场战役后，明军丧失了进攻的主动权，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状态。

得知巫山大捷闻讯的清廷，决定“绵上添朵花”，分别从北京、西安各抽调了一万“正宗满军”，赶到夔东助战。

到了1663年1月，这一地区已集中了十多万的满汉大军，另有临近数省的近百万民夫提供后勤支援。

战争变得越不越不对等，明军这方，地盘越打越小，物资越打越光，人马越打越少。

到了12月23日，清军已攻占了刘体纯重要据点——老木崆。

见无力回天，刘体纯便“引刀成一快，不负大明头”。

刘体纯是大顺军的第二代将领，生前其“骁勇有方略，御众严明，颇知爱民”。他自杀殉国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的百姓闻之，无不伤心落泪。

李国英为收买军心民心，马上将刘厚葬之，并亲临祭奠。

李国英的“仁义”行径，让看不到光明未来的明军将领们，心生摇曳。王光兴、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等，先后偷偷摸摸地向这位四川总督递上了降表。

为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李国英对这些自动上门的货色，心虽卑视，但却一一笑纳！

在姚雪垠著的《李自成》中大名鼎鼎，皆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郝永忠（即郝摇旗）、袁宗第，现在也走到了英雄末路。在清军封锁加进攻的双重打击下，身边的士兵所剩无几。

最终，在黄草坪保卫战中，他俩双双受伤被俘！

对于不屈而死者可以厚葬，但对不屈而俘者只能消灭。不久，郝袁两人被杀害于巫山县城。

到了1664年春，整个的夔东十三家，仅剩下了兴县的李来亨。

李来亨，李过（曾被改名李赤心）之子，李自成之堂孙，是在大顺军营中成长起来的“童子军”。

在十三家非死即降的情况下，他将粮草全部集中到兴县境内的茅麓山上，准备做最后的抗争！

初来乍到的“正宗满军”，不知深浅，很想露几手给汉兵显摆显摆，率先发动了进攻。

结果，被凭险据守的明军迎头痛击，“正宗满军”们不是中箭身亡，就是坠崖落涧，主帅穆里玛的三儿子都被打死。

伤心透顶的穆里玛，立刻改让汉兵们在前头冲锋陷阵，满兵们在后面“监督指导”。

汉兵们自然也不犯傻，打仗只挥刀，上阵仅呐喊，出工不出力，仗打了半月，毫无进展。

李国英、穆里玛这些决策者见此，决定采用一个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长期围困，来解决茅麓山的攻取问题。

于是，清军上下，加上“支前”的民夫，统统改行，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拉动大清GDP增长。

他们依山就势，修建木城，把个周长150多里的茅麓山，如木桶般地箍了起来。

木城的修建，共分三道工序。第一道：打桩，树起了间距不到20厘米的梅花桩；第二道：挖壕，在桩后挖宽深各近3米的壕沟；第三道：修城，把壕里挖出来的土，加上山上炸出来的石头，修成高5米、宽1.5米的长墙，墙后筑成一座座小城。城中驻军，昼夜巡视，进行24小时的严防死守。

也就是说，明军要攻破这些大大小小的木城，就必须一气呵成地完成三道工序——破桩、填壕、攻城，难度并不亚于当年攻打荆州城。

该木城工程历时数月，耗工百万。建成后，让围在里面的明军，粮草有耗无补、求战有应无答。

李来亨剩下的唯一的求生途径，就是突围。

他亲自带着明军，在六月份发起过两次大规模突围，但都是无功而回。

8月4日，得知明军己经断粮后，清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眼见早就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手下，不断被士腾马饱的清军残杀。李来亨知道，最后了断的时刻，已经来临！

他带着全家老小，举着一面大明龙旗，平静地走上了一座早就堆满干柴的烽火台上。

在清军疯狂的叫嚣中，他从容地点着了脚下的干柴。

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他、全家及这面大明龙旗化为灰烬！

这是大陆最后飘扬的一面大明龙旗，270多年前，这面旗帜从准河两岸升起，代表了一个民族坚强不屈、反抗外侮的心声。

今天，这面旗帜，又在湖北的大山中降下，代表的，依然是一个民族同样的心声。

伴随着这面旗帜的降下，明军在大陆地区有组织的抗清战争，全部完结。

但反抗的种子不会永远枯萎，只会暂时埋于地下，等待破土而出的阳光。

在围剿中少数幸存下来的明军，与当地的山民，融为一体，自耕自食、生生息息。

在这种平凡无奇的岁月中，他们将自已心中的英雄故事，从陕北起兵到江准纵横，再到夔东抗争，编成评书，口口相诵、代代相传。

132年后，在这块土地上，他们英勇的子孙，终于用“白莲教”这一独特的形式，再一次揭开了汉民族大规模反清斗争的序曲。

<h3>反抗与认同</h3>

1662年11月，听到45岁的鲁监国因“中痰（哮喘）”离世的消息，在浙江临门的张煌言，彻底失望。

当他在长江之役失败，跋涉千里，历时半载，辗转返回浙东沿海时，他没有失望。

因为没失望，他一面重整军队，一面写下了《北征得失纪略》，总结经验教训。

在郑成功执意要收复台湾时，他写信反对，指出台湾距下陆较远，复台之后，政权必偏居一隅，让大陆人民寒心！

但反对无效，郑成功依然率主力扬帆出海，他失望了。

接着在1662年的春夏之际，他陆续听到了永历父子、郑成功、李定国一个个伤逝而去，他失望了。

后来，他曾联络东南沿海一些忠于明室的“海上诸臣”，上书郑经，请他尊在金门做“寓公”的朱以海为帝，以继明脉。

但另有所想的郑经，做的只是继续延续永历的年号，而立更年轻、更听话的宁靖王朱术桂为监国，他再次失望了。

一次次的失望，让他醍醐灌顶，转而更全面地观察，更深刻地反思。

他发现“古往今来，何代无废兴”，改朝换代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在旧朝崩塌的废墟上，新朝将可以吸取旧朝的教训，利用旧朝的资源，再建一个强盛的新朝。

而现实上，现在的新朝也这样做了。

旧朝中，朱元璋的那些称王作公的子孙们，曾霸占了全国10%的耕地，如今，这些子孙不是被杀，就是逃亡，他们霸占的土地，实际到了以往耕种的小佃农手中。

新朝“顺应民意”，宣布这些耕地，全部“更名”为这些小佃农所有。

在内战中，生灵涂炭，百不余一的四川，曾空下了大量的耕地。

现在，新朝正从湖广、两广等人多地少的省份，组织人力，移民屯垦。

“有恒产必有恒心”，有了土地的幸存之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生息繁衍。

更往远看，原来的困扰旧朝百年的北部边疆的问题，随着满蒙汉的“合三为一”，消于无形。

阻敌入侵的万里长城，成了一道摆在那里让人凭吊的“风景名胜”。

这是崇祯朝做不到的，这是弘光朝做不到的，这也是永历朝做不到的。

这也许是民众在经过反反复复、挣挣扎扎、踉踉跄跄的抉择，最后认可了新朝的原因呢！

看透了这一点，他开始变得大度而坦然！

他给朋友写信，表示如果“新朝能礼遇旧朝的君臣，照顾旧朝的宗室，则能让天下的忠义之士，抚慰故国的悲思，感激新朝的恩德”。

诚如此，则一个“四海讴歌，群雄归命”的太平景象，将在神州大地上出现。

他这样说，是在承认新朝的胜利，但并不表示自己，将向这个新朝“摇尾乞降”，尽管新朝中已多次对其开出优厚归降条件。

可他也不想一直这样“反抗”下去，他认为多年的反抗斗争，已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这种反抗，就是“反方向”地促使新朝认可了旧朝中的积极的因素，并一一吸纳。

这种反抗，也使新朝认识了基层民众的力量，从而在制定新政策时，考虑民众的愿望和感受。

如果不是这种反抗，那么这个新朝，将永远把旧朝的子民，看做一个个奴隶。

就是在这种反向转变中，一个庞大、新兴的王朝，横空出世！

尽管他满身污浊，遍体血腥，但民众除了他，别无选择。

这就是二十多年来，明清大变局中的最终轨迹，每一个人在这个大变局中，如一粒粒尘埃，浮起、飘荡、落定……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江山依旧，风景依然，需要变得，是自己下一步的人生之路。

放弃反抗，但不能投降，他选择的，将是第三条道路——隐居。

他解散了余部，仅带了几名亲随，来到了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隐居起来。

他想在这日升日落、潮涨潮息的海外孤岛上，研究学问，了此一生。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对张煌言这个曾在“反清战线”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军人物，清廷是绝对不会放任不管的。一个追捕的秘密大网，在浙江水师提督张杰的亲自布置下，悄然撒开。

不久，张杰通过对张煌言购粮队伍的跟踪，发现了他隐居的小岛。

1664年7月17日，张杰派出特别捕快，在午夜潜入悬岙岛，从后山背偷偷攀到岛上，将睡梦中的张煌言一举擒获。

如获至宝的张杰，马上命人将张煌言先押到宁波，再押往杭州，交给浙江总督赵廷臣。

押解路上，无论在宁波，还是在杭州，张煌言都受到民众“明星”般的欢迎。这让清廷上下，好不汗颜。

对清廷来说，这样的人物，要么收降，要么消灭，别无他途。

负责先行劝降的任务，落到赵廷臣的身上。

赵在府中举办盛宴，款待这位头戴明朝方巾，身穿葛布汉装，神情坚毅平和的“抵抗人士”。

宴中，赵大谈了新王朝的巍巍盛德、赫赫武功，希望张煌言留有用之身，为国效力，并保证清廷将按张煌言现任职务（永历朝兵部尚书）起用。

但张煌言断然拒绝了，他虽然承认了新朝的成功，但他将仍坚守自己的信念。

每个人在生存的时代中，都有自己的责任，张煌言认为他这辈子的责任，就是用清白之身，为自己的民族，再留一股浩然之气。

1664年9月7日，他被清廷公开杀害于西湖凤凰山下。

“是日，骤雨昼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邵廷采《东南纪事》）

张煌言生前有诗云：“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从这首诗中，杭人读懂了他的心声。在他被害后。将其埋葬于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二墓为邻，并把他们三人合称为“西湖三杰”。

张煌言的精彩诗文，因为清廷的严厉禁止，从未曾公开刊印，但却被广大民众手抄笔录，争相传诵。

由于清廷对政治犯律令严苛，张煌言的坟墓，仅有黄土一抔。

但这抔黄土前，却是“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岁浇奠不绝”。

虽没有墓碑，但为他撰写墓志铭的社会各界名人，络绎不绝。

其中一代思想家黄宗羲就写道：“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文天祥），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

黄宗羲这是在赞叹张的英雄之壮，感叹自己的偷生之懦。

但在这个天崩地裂时代中偷生的人，并不全是懦夫，他们也许负有更大的使命。

在张煌言就义的这一年，黄宗羲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家乡，聚众讲学，并写出了划时代的《明夷待访录》。

“明夷”这个词，并不是在尊明贬清，“明夷”是《周易》中的一个卦名，本义指黎明前的昏暗；“待访”指等待明君来访，书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在黎明前等待明君来访的备忘录。

在这本书中，黄宗羲早已脱离了明清这两个朝代的恩恩怨怨，他梳理了4000年来的中国历史，从更高的层次，来阐明君主对国家的作用及危害。

他提出：“君主，天下之大害者”，主张实行“天下无君”！

这是石破天惊的一语，此一语，犹如在君主专制漆黑的夜空中，划出一道闪烁的亮光，照耀了全人类前进的方向。

这本书，比西方卢梭的《民约论》早100多年，被有些人成为“人类的第一步人权宣言”。

但代替君主制的新制度在哪里，他仍在思考。

可现实的情况，却是他身边的这个新生的王朝，正在君主的冶理下，日益繁荣强盛。

1669年，新朝宣布永远停止圈地，并出台政策，鼓励全国加强垦荒。

1681年，新朝平定“三藩”叛乱，切除身上最大的一块毒瘤。

1683年，新朝统一台湾，万里海疆，云散风平。

1685年和1686年，新朝两次打败了盘踞在东北边境雅克萨的俄军。

1689年，新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至此，作为一个可以领导人民抵御外海的王朝，他已得到了境内全体民族的认同和拥戴。

在理想与现实交织变幻中，黄宗羲的思想，开始反抗与认同中俳徊不定。

他支持不到新朝中的任职，也从不为新朝歌功颂德。

但言论上，他称新朝君主康熙为“圣天子”，而不是再向从前一样斥之为“夷狄”或“虏酋”。

行动上，他改变了与新朝不合作的态度，先后派出弟子万斯同、万斯言及儿子黄百家，北上京城，参与《明史》的编纂。

1695年，他终于走完了自已漫长而曲折的一生，享年86岁。

作为一个当时社会罕见的长寿者，他见证了这个大时代的衰败、动荡、战乱、承平、升平……至死，他仍在不停地思考这个时代的未来走向。

随着这个老人的故去，一个超越汉唐的盛世，正辉煌再现。

这个盛世，是旭日，还是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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