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 xp1024.com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第一章 杀戮前的大决战 1.上海失守前后，蒋介石“比较努力”

“好，诸位将军的决心让我感动、让我感动！”何应钦连连点头。

抗战前后，在蒋介石身边有几个重要的德国军事顾问，其中有名的一位叫法肯豪森，是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此人为中国抗战立下巨功，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诱敌深入”的战术就是法肯豪森出的主意。更可贵的是，在七七事变后，这位德国军人曾直面批评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的消极抵抗政策，并多次警告蒋“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含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还有一点更值得肯定：法肯豪森虽为希特勒政府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却与纳粹主义格格不入。二战后，法肯豪森出任中德文化协会会长，1966年在柏林去世，终年88岁。

何应钦这个时候正在重庆。他的任务是受蒋介石之命，与川军大员刘湘商谈给川军“消肿”的。

<small>同胞们，我们军队和各位暂时小别了，我们满腔怀念着各位同胞的痛苦和牺牲，对于同胞们所已表现的爱国精神，不是言语所能表达我们的感激于万一。我们永远纪念着同胞的鼓励，一定要再接再厉，奋斗到底。我们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我军在嘉定、南翔的阵地上，仍然望得见上海，我们殉国将士的灵魂，也仍寄托在上海，我们热烈抗战全国一致的一颗心，也始终离不开上海的同胞。我们和各位同胞的精神，相互永远的联系着，我们结成一条心，合成一个力，抗战一定胜利，复兴一定成功。我们军队一定在最短期内收复淞沪，来报答我们同胞，我们决不辜负上海同胞的热望。</small>

南京危矣！

“此番既去之，无论如何是要打到南京去的！”当时大本营给松井石根的任务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军，占领其四方要地，保护上海侨民之生命。”这样的军令显然是对上海派遣军的作战范围作出了限制，具体限制是给派遣军划明了“上海周围”之线便是苏州至嘉兴范围的战略限制线。但松井石根在东京出发前上火车的那一刻，同前来送行的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说了上面这句话，令首相和在场的日本要员暗暗吃惊，尤其是外交人士对他悄声劝语：“老将军，你可得三思而后行啊！”

我方不是没有动作。此时的蒋介石及幕僚们对形势的估计并没有错，于是密令张治中迅速在苏州一带部署，并准备在江阴封锁长江，命令3个教导师2个炮兵团（这些炮兵装备都是德国货，并不比日军的差，一团是口径100毫米的加农炮，一团是口径150毫米榴弹炮）向上海推进。8月11日夜，张治中的司令部移至南翔。第二天即12日，张治中及时对我方兵力作了重新布置，并向蒋介石报告。

也是。同僚们表示赞同。于是除了蒋之外，最高统帅部内设了参谋总长，何应钦任之。当即，最高统帅部制定了对日作战指导方针：“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锁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日刊社，第388页。）可悲矣，上海前线失守，“巩固首都”一事即成泡影！

<small>我军虽然暂时撤退，我们一刻不能忘记我们的同胞。在我军撤退上海的时候，敌人对各位同胞必然施用种种的压迫和引诱，这在我们是十分的悲痛，非常的挂念。但我们相信爱国的上海同胞，现在虽然处境很艰难：意志一定是坚决的。我们竭诚盼望上海同胞们始终抱着牺牲抵抗的精神，互相扶助，互相勉励，个个人当作自己是战场的兵士一样，誓死反抗敌人到底。上海同胞们一定不会忘却三个月中间军民死伤的惨烈，而继续发扬先烈的精神，上海是我们民族精神所集中发扬的中心，上海的同胞们要立志作国家精神上的长城。</small>

八一三淞沪战役持续整整三个月，一直打到这年的11月12日。纵观此役，我方先后投入的兵力达50个师、70万人。日方共增至10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总兵力不下30万人，更有大炮300余门，战车200辆，飞机200架，兵舰数十艘，日自夸其“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双”。在整个淞沪战役中，不能说蒋介石不卖力，从实际情况看，他其实也是尽了全力，一是亲自指挥了此次战役全过程，二是他把自己的嫡系部队也都投入了战场。最终老蒋失败，乃有一大失误，即战机的贻误。如果趁日本人还没有准备充足，在8月13日之前的数日开战，则战局形势可能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我军的装备和海军力量、空军力量较之敌方差距甚大，再加上第三阶段即11月7、8、9三日的最后决战中，由于日方第10军的突然出现，苏州河南岸的我军一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从而战局迅速发生变化。11月11日，日本藤田进的第3师团攻进上海市区。第二天，上海完全陷落。

1931年九一八事变让蒋介石对日本人的侵略野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基本上还是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精力主要花在“剿共”上。1936年，西安事变后，加之日本人不停挑衅，老蒋开始对旧友日本有些心灰意冷，反共的立场有所收敛，与“小日本干一仗”的决心渐定。1937年4月，蒋介石请假两月回老家休养。5月回南京，接着便上了庐山搞训练教育干部事宜。这期间，汪精卫在南京与日本人暗暗勾结，关系打得火热。中日国家关系则面临破裂，日外务省向中方提出3点要求：（1）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洲”为已失之领土。（2）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不侵犯日本在华权益。于远东发生战争时，中国应对日本保持亲善之中立态度。（3）中国应同意日本在华北享有之特权。关于内蒙问题，中国应注意日本意旨。

“对啊，小日本是想步步为营，逼我们服输。这回决不能让他们得逞了！”

尽管淞沪大战是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但此役仍然在中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一是张扬了民族气概，粉碎了日军由华北长驱直入武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阴谋；二是它争取了三个月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为日后中国长期抗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三是消灭了日军有生力量，并且造成了日军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不足，为之后的山西决战准备了时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民拼死抗日的决心与精神，洗刷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人的耻辱史，从而也坚定了国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淞沪“战斗中，将士们打得十分勇敢，每小时的死数以千人计，牺牲得壮烈，在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严重不如人意的情况下，仍顽强地和日军争夺一村一镇，并常常为一个阵地进行反复较量，白天日军攻占，晚上中国军队又把它夺回来，双方军队的伤亡都很大。在此会战中，国民党军队主力各师都补充了四五次，后方各省的保安团整团整团地补充上去，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2/3，旅团长伤亡也达半数”。（杨树标、杨菁《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华文出版社 2014年版，第101页。）

川军将领们一听，会场顿时炸了起来。

对警备司令谷司令掘一长濠并积土筑一高墙于雨花台周围及天堡城至太平门外公路之建议，鄙人完全赞成贵厅签呈主张。

若对正规之围攻军作战，则此种工事，苟中十五公分之榴弹数枚，顷刻倾坍，无甚价值，故鄙意以为不如仅采用加坚之野战工事（步兵支撑点，机关枪阵地，观测所等项），于可能范围内构筑或准备铁条及他种障碍物，如汜滥、蹈发地雷、触发地雷等，尽量向纵深地区逐渐增加。

12日晚，我方战将王敬久、孙元良两师长分别率领87、88师抵达上海江湾一线，兵陈吴淞，完成长江航道阻塞任务。此时的日本东京，已获悉我军用意，内阁紧急决定组建派遣军连夜出征……

“哼，中国的事我比你们都清楚。”松井石根不屑一顾地看了看劝他的人。

鄙意若为防敌侵袭首都，无需偌大工事，工程既大，需费必巨，需时甚久，需力甚多，转不如用以构筑新式而有效之防御工事。试一推算崎岖之岩石地中，需动何种土工，不难测知。

日军便开始将战刀指向上海……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毕竟不再是当年那个坐在日本火车上连怎样下站都不知道的“中国乡巴佬”了，现在他是堂堂中国元首、数百万中国军队最高统帅，他岂能容区区岛国的“倭寇”在自己头上拉屎！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世界上几乎所有对人类文明有重大贡献的国家，其首都除了在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外，还在战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比如希腊首都雅典卫城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等。南京大屠杀之前的首都保卫战，现在应当给予正视，因为这场近现代中国史上少有的悲壮之战，虽然最终以中国失败画上句号，并且因此有了后来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杀戮我30余万同胞的悲剧，然而毕竟我们中国人在捍卫自己首都时没有丧失尊严，故为什么不把当年真实的历史留下来呢？

“中央军会有向华北增兵的打算吗？”饶国华师长从座位上站起来问何应钦。

正是有了法肯豪森的建议和对初步方案的肯定，国民政府军事参谋本部也随之在1934年就有了第一个《南京防守计划》。这个计划从“敌情判断”、“防守方针”、“指导要领”、“兵力部署”、“水雷阻塞”、“防空”、“交通及通讯”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规划安排。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还有我——45军将士决不退一步！”45军军长邓锡侯接过饶国华的话表态。

军国主义时的日本当政者真的坏透了。

“对，决不能让小日本得逞！”

日本侵略者确实“大大的坏”。当他们处心积虑霸占北平和天津等要地之后，在本土的日本军部幕僚们暂时反对扩大对华战争，“极力避免在华中、华南使用兵力”，然而在侵华前线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们非常狂妄，尤其对中国经济重心的上海垂涎三尺。由此，他们故伎重施：8月9日，驻沪日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官兵二人，不顾中国守军劝阻，驾车企图冲入我虹桥机场滋事，被我守军击毙。日军借此集中多艘兵舰，并公开让陆战队登陆，甚至逼中方守沪保安队后撤并拆除防御工事，遭我方严正拒绝。

淞沪战役，日方伤亡5万余人，我方的伤亡数是其5倍，25万余人。

“那就赶快研究嘛！”

倾全国之精锐部队，苦战三个月，没守住大上海，如今全线撤离淞沪战场，蒋介石何以面对上海市民？

“何部长，如果前方真需要增援，我们川军首先报名，我145师全体官兵甘愿与小日本决一死战！”说话的是饶国华。

“比较努力”这个评价是毛泽东给他的老对手的。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蒋介石如此评价，我们先把话题转到日军侵华期间的南京大屠杀上来。

原本作为配合松井石根的第10军，现在变成了独自长途奔袭南京的主力，无论是粮食还是弹药都无法给予他们战斗保障，然而被“荣誉”和武士道精神塞满头脑的第10军将士们，将这些困难变成了另一种战斗动力：“粮食不足就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我们来说说德国军事顾问。

这个危非一般之危，因为从上海到南京，走火车很快；走水路，如顺水而行，也就两天之程，逆舟而行，一周时间也可抵达。即使步行，最多也就十几天时间。更何况，从上海到南京，除水路外，皆为一马平川，若有铁骑战车，不用一天，便可直抵紫金山。

呵，“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与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我军将士一边向敌人开炮，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着一年前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在看望华北前线将士们时所讲的话。

欲给当年的“学生”朋友致命一击的日军松井石根大将，因为想夺得生命中最后一次“至高无上的荣誉”，故而根本没有将对手蒋介石放在眼里。“鄙人以状元的成绩毕业于大日本军校时，他蒋介石还小着呢！”挥刀向南京出征的路上，松井石根心头这么想着。

早在1907年，蒋介石在清朝政府办的保定通国陆军学校速成班学习时，有过一件事。一天，一位日籍军医在讲微生物时，一边指着摆在讲台上的一块泥土，一边说：“这块泥土，大约有一立方英寸，这里面有四亿微生虫。”这位日本军医继而说：“这可以拿中国来比喻，中国有四亿人口，就像这四亿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地里一样……”“老师，你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突然，课堂上，有位年轻学生冲到教桌前，“啪啪”几下将那块泥团分成八块，转而怒发冲冠地责问道，“日本的人口是五千万，在这个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里寄生的微生虫，也可以说这就是日本人吗？”“你你！你大胆！”这位日本军医的脸涨得如猪肝一样，中国学生哄堂大笑。在当时，有谁敢跟日本教员顶撞，是要开除学籍的，但后来学校校长一调查，认为这位学生是出于爱国之心，所以便大事化小了结了。而这事让这个学生出了名，他便是蒋介石。

这时的1937年距年末仅有一个多月。大好河山连连失手，平津之役大败，上海又失，中国几个最好的城市不到一年时间便让日军占据。在进攻南京计划获得大本营的批准后，侵华日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而虎狼的血口已张，我首都南京危矣！危矣！

“打！支那人以为我们日本军是泥做的，所以他们才如此狂妄地想把我们赶出上海，那是白日做梦！”“支那人”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

刘湘一边吸着水烟，一边半闭着眼，慢慢道：“我若不去开会，不等于让南京来的人操纵整个会议吗？其结果只能对川军更不利。”

既然前线将士志在必得，参谋本部有何阻挡理由？日本最高统帅部迅速调整决策，批准了松井石根的请求，并任命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王中将为日“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则任日“华中方面军总司令”，统领上海派遣军和柳川的第10军等所有进攻南京的日军。朝香宫鸠彦王其实是南京大屠杀的头号元凶，因为他与天皇是亲戚，所以在战后清算战争罪行时他逃过一劫，活了93岁。日本王室和与王室沾亲者不被追究战争罪行，是东京大审判的一大缺陷，也给战后的日本在今天有那么多右翼势力叫嚣军国主义复兴提供了土壤。这是后话。

实际上，刚开始日军并没有制定攻打中国首都——南京的计划。淞沪大战结束，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兵力消耗极大的日本军部迅速向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在杭州湾登陆的第10军司令柳川平助发出命令：“扫荡上海附近之敌，战线在苏州、嘉兴以东。”其意显然是想喘口气，等待时机再“重惩中国”。然而，远离本土、刚从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平助的第10军居然拒绝了这道命令。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狂热的日本青年军官认为：刚踏上中国国土即停止作战是件让士兵们无法接受的事。于是11月15日，柳川平助撇开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独自临时召开扩大会议，允许中队长一级的下级指挥官破例参加会议。会上，一些年轻军官提议：“不要去管松井石根这个退役老兵的话了，我们第10军独自向南京方向挺进。”

中日两国之间的又一次大搏杀即将拉开血幕。日本方面更是志在必胜，开战的第三天，便设立了由天皇亲临指挥现场的大本营。此番设置大本营，可见日本从吴淞大战的血幕拉开之日起，便准备了与中国全面开战的举国之策。

蒋介石是1937年6月份到庐山的，他在那里搞“暑假训练团”，并自任团长。训练的对象为“全国各界文武同志”、“全国公务员”。按照蒋介石在6月27日对训练团大队长以上的长官发表的《建国训练的要点和实际的目标》讲话，此训练团的任务是：“在中央统一御侮、救亡图存的一向政策之下，人人奋发建国的热忱，激励其救国的责任心，向着共同的目标，能够自动努力，自动奋斗，尽忠于其本职，随时准备为复兴民族而牺牲，就是要人人尽忠于各人的职务，要人人知耻明义，牺牲奋斗，自立自强，自动地发挥其爱国的精诚，这是我们此次庐山训练的精神，也是本团教育唯一的目标。”

“倭寇犯我中华之贼心不死，吾当万不可掉以轻心！”这时的蒋介石是清醒的，而且也已有所准备，且这种准备从某种程度上讲算得上是“周密”和“提前”的。考虑到中国内战频发多年、国内人心涣散、军阀各自为政的实际，蒋介石了解日本，故在与日本尚未公开宣战前的两三年里，便暗地备战。其中之一是聘用了一批德国军事顾问，其二是派他的浙江老乡翁文灏主抓从德国进口军火装备。

“各位将士，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将展开。兹持揭橥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之岁月……”大战之前，张治中将军慷慨激昂地对他的部下宣誓道。

但，这回中国似乎也看清了日本人的意图。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算没白吃饭，被任命为“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将军在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还没有出来时，就已经密电给了南京的蒋介石：（1）日军在沪兵力，近日来迭有增加，综合各方情形，计陆战队官兵约5000人，业经组织健全之在乡军人约3000人，壮丁义勇队3500人。各种轻重口径炮约30余门，高射炮8门，战车及装甲汽车各20余辆。（2）本日由长江上游抵沪之日舰，计9艘，连原有在沪之日舰3艘，合计12艘。各舰可随时登陆之水兵，共计3000人。

11月12日，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以政训处的名义，在《申报》上发了一份《告上海同胞书》：

当日午后，何应钦急回南京，他手里捏着蒋介石让他立即召开统帅部军事会议的通知，准备部署七七事变局势下的军事安排。

侵华日军的年轻军官们在1937年11月13日这一夜，借着胜利的狂喜和上海外滩优美如画的景色，纵情地抒怀着自己作为天皇的帝国军人的那份武士道精神，他们或挥着战刀，或举着酒瓶，歇斯底里地高喊着“占领南京”的口号，目中无人，举枪就射，仿佛明天天亮时，他们便能看到太阳旗升起在紫金山上。

现在，攻打南京的是“恩师”和“中国通”，守在南京准备决战日本军的偏偏是“恩师”的朋友与学生辈的“日本通”：松井石根和蒋介石之间的这场“知恩报怨”的中日大战，一开始就非常有戏剧性——当然是场悲剧，这场悲剧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中日两国依然各自不依不饶地死咬着、斗争着。当然，罪在日本。

法肯豪森是位职业军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他曾到过中国，后在德驻日大使馆任武官，是位通晓东方语言的军事外交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肯豪森当了德国步兵学校校长。1933年到中国出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办事非常认真，尤其是像法肯豪森这样的职业军人，又有军校校长的经历，加上对中日文化和军事的熟悉，故法肯豪森一方面让蒋介石国民政府出钱装备先进的德国军事武器，另一方面更多精力放在训练国民党军队和布置对抗日本人的一系列军事措施上。蒋的军队在法肯豪森等一批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影响下，确实得到了整顿，战斗能力大幅度提升。鉴于日本日益剧增的吞华野心，法肯豪森在1934年便建议蒋介石尽快拿出一个保卫南京的军事计划。蒋对这位顾问的话是听进去的，并马上责令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负责初步方案。这年8月17日，法肯豪森看了谷正伦的方案后，作了充分肯定：

1937年初的蒋介石，刚从西安事变的惊吓中恢复一点儿元气，面对内外交困的国家局面尚处维持现状之势时，日本人又闹出个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能不火冒三丈吗？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即向全国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此时，正面战场的最高指挥与国防军的最高统帅是蒋介石。

此种工事，用以防御战车，效力之大，自不可没，惟遇敌轻袭，一时未必用战车参加，更未必在建议地区。

当然，言及“南京大屠杀”这一让中日两国结下“世纪之仇”的大事件，我们不能不从1937年发生在卢沟桥的七七事变说起。

退出军界的松井石根，巧逢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成立的“满洲国”尚不被国际所承认时。日本政府对此在外交上很伤脑筋，于是松井石根自告奋勇向首相提出自己与中国当局关系密切，可以想法让中国政府自己认可“满洲国”为“既成事实”，这样日本一手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不就可以很体面地让国际社会承认嘛！日本政府的算盘这么打，所以松井石根这位“中国通”的老将军也便有了用武之地。1936年初，松井石根以私人身份开始了长达数月在中国的游说，且与蒋介石有过深谈。老蒋当时因日本一再地侵犯中国领土并不断挑起事端弄得里外不是人，故而也没有给“老朋友”松井石根多少面子，尤其在让他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上，老蒋涨红了脸，对松井石根说：“你让我承认‘满洲国’，就等于允许外人扒我祖坟，也等于吾人自己打自己耳光！九一八事变时，我已经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了，你们把我的东北三省吃掉了，我痛得牙根常常‘嘎嘎响’，还要常常被共产党等人骂作‘不抵抗’的卖国贼。你说，你换成我，你能承认这样的‘满洲国’吗？”蒋介石如此“掏心窝”地跟旧友一番直截了当的话语，让松井石根一下觉得自己的使命是无法完成了。在离开南京的那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蒋对余之单刀直入态度颇为警戒，避免当场作答。”其实蒋是十分清楚地告诉了这位日本说客的，只是松井石根不想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大失颜面而已，他原本以为凭他与中国各界要人的“特殊关系”，可以说服其承认或至少在国际场合不怎么反对日本支持的“满洲国”，然而中国的“老朋友”没有给这位日本说客一点面子，这让自认为是“中国革命之友人”的松井石根很下不了台。“忘恩负义是要付出代价的！”回国的路途上，松井石根连连发表公开的和私下的谈话，大意是：中国民国政府的现任当政者，已经把他和日本当年曾经如何扶持孙中山等闹革命给彻底地忘了，既然如此，这个与吾等“不友好”的政府和国家，早晚会受到惩罚，以便让他们清醒。

作为军人，在异国打仗，还有什么比占领敌国的首都更“至高无上的荣誉”吗？从军40余年的松井石根，自知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作为军人为天皇和国家“效忠”的机会了，故而最终他下了决心：进攻中国首都——南京！

“目前还没有来得及研究。”何应钦说。

淞沪战役之前，面对强大的日军，蒋介石听进了法肯豪森的“以广阔之疆域，拖垮之后勤供应困难的日本”之“持久战”建议，并且也作了兵力和战术上的布置，将全国战场分为五个方面，其中东正面即江苏区和浙江区，包括上海。首都南京是蒋政府的总部，但由于南京与日军上岸线路太近，没有纵深和持久的防守可能，故撤出南京的计划其实在蒋介石心中早已有后备方案，但作为一国之首都，不保南京，显然无法向国人交待，更有损“国体”与“国威”，所以蒋介石在“誓死保卫南京”问题上一直调子很高。

面对这群举着拳头的川军将领，何应钦脸上一阵尴尬一阵兴奋。

“什么整军！老蒋前年把我们川军整掉了三分之一，这回姓何的又来收拾我们，目的只有一个：他老蒋是想吃掉我们川军！不去，什么鸟会！”刘湘的部下将领们纷纷出来劝刘湘不要去重庆见何应钦及陈诚、顾祝同等中央大员。

进攻南京的日军总兵力有10万余人，还有数十艘军舰。

不能不说日本旧军歌在鼓舞士气上颇有杀伤力，尤其是对那些年轻军士。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它绽放时有种冷艳之美、寒光之秀。日本兵将自己的生命比作樱花，外人觉得有些不可想象，他们的武士精神也很吓人，失败了、受辱后就得剖腹自尽，这种传统在日本军人之中极为盛行。笔者以前不懂也搞不明白，在写作此书时，正好看到一部叫《最后的武士》的电影，讲述的是19世纪70年代一位美国军人欧格仁上尉被日本武士部落的人俘虏后所经历的故事。在武士部落里，武士领袖胜元大臣把武士道精神的本质告诉了欧格仁：武士道精神就像樱花一样，每吸一口气、每凋谢一次，就是生命的一种醒悟。失败对武士来说必须具有耻辱感，有耻辱感就该自尽，自尽和被敌人杀死都是一种耻辱，战死在战场是很光荣的事。这便是武士道的信念。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武士道便成了效忠天皇的一种精神支柱和侵略工具。

“娘稀匹！”这回老蒋气坏了，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向外侵略，已至满溢时期。物极必反，其败可立而待也。”

如果说蒋介石一直不想抵抗日本侵略者，或者畏惧日本，那是不公允的。在日本数年的军校生涯和在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见习一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对日本军队是比较熟悉的，那种严明的纪律、细致的管理模式、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的意志和刻苦训练及精良的装备等，都给蒋留下深刻印象。也正是基于此，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从内心深处已经真正意识到：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这个曾经的“学生”留面子了，“吞我河山之心必然”已成日本的基本国策。可怜我一团散沙，各路军阀互不相让、不听从指挥……蒋介石内心的焦虑与无奈一直困扰着他的“卫国布局”。他心头还有一着棋是期待北边的斯大林和大洋彼岸的罗斯福两位强国元首支持。蒋是个好面子的人，美国方面他让自己的女人宋美龄出面，斯大林那边则有自己的儿子在周旋，当然除此还有给这两个大国实惠的地方：美国人爱做生意，那么我让给你巨大的中国市场；苏联人早死盯着外蒙古的大片土地，虽老蒋对祖宗留下的大片草原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可假如江山没了、总裁的宝座没了，那面子还有啥用？

年轻军官们挥动着战刀，在柳川平助面前怂恿和宣誓道。

松井石根确实对中国的事和中国的人看得比谁都清楚，淞沪大战的三个月，中国军队虽有勇却仍然不敌对手，尤其是后期阶段，可谓兵败如山倒。因此松井石根得出结论：只要蒋介石领导这个国家、指挥中国军队，我大日本便能无往而不胜！

“是嘛，老子用大刀砍他，也要砍死他个球儿！”

从7月6日开始，将领们吵了两天，会议没有多少进展。8日上午，第三天的会议开始，川军将领皆到了会议现场，却独不见何应钦。正当大家有些着急时，忽见何应钦手持一份电报，急匆匆地上了主席台，跟座位两旁的刘湘等低语一阵后，突然站起身，沉重地向全场将军宣布道：“诸位川军袍泽，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今天早上，我接到中央军委会紧急电话，刚才又接到外交部的紧急电报，日本华北派遣军驻北平丰台部队，于昨晚今晨，与我29军卢沟桥守卫军部队发生激战，双方均有伤亡，战事仍在扩大……”

其实，身为日内阁大本营派遣上海日军总司令的松井石根早知柳川部队的动向，只是这只狐狸一直在忖量着到底发不发兵南京。了解松井石根的人，知道这是他的一向作风，而松井石根自己更清楚，眼下日本国天皇和参谋本部对华方针还处酝酿之中，淞沪大战后到底下一步方向往何处走还不清晰时，他身为日军在中国华中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自然需要三思而后行。

川军将领热血沸腾，浩气冲天。

在写作此书时，笔者正好看了一本美国学者西格雷夫著的《黄金武士》，里面披露的日本在二战时侵占中国的种种伎俩，实令人作呕：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年轻人穿着好战的日莲宗僧服在上海一条拥挤的大街上游行，唱着歌庆祝在满洲里的胜利，显然这是有意激怒中国人——其实这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善良的中国人不知是计，他们袭击了这5个日本人，当场打死了1个。这些“和尚”实际上是日本的秘密特工，是在上海的日本特务头目田中吉少佐雇用的人。1个日本人死了，少佐按照日方高层预定好的计划，便借此口实，打着“保护”本国公民在上海的幌子，进行军事干涉。“东京总喜欢让自己看起来是受害者”的样子，开始进一步派遣军事力量进驻上海。而另一方面，在上海的日本特务组织，则着手动员在上海的3万名日本侨民中的数百名流氓和黑社会的暴徒，这些自称是“浪人”的日本人手持手枪、步枪和刀、棒等加入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中国军队的挑衅。于是中国驻军19路军不得不还击。日本天皇又立即派9万增兵迅速支援上海的日军。34天激战，日本军队与“浪人”们相互配合，先后杀死了18000多名上海平民和数千名中国军人，然后突然单方面宣布停火。看起来日本还是一个“仁义”的国家，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在上海站住脚跟后进行全面吞并上海甚至全中国的毒计……5年之后的1937年，日本人决心“吃掉”上海了，于是又用两个小兵制造事故，再次演出一场“苦肉计”，来掠夺中国更大的“蛋糕”……

北方的平津两地在一个多月里先后沦陷，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与师长赵登禹的阵亡震惊全国，也逼得蒋介石南京政府迎敌抗战。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蒋介石的抗日还是“比较努力的”——这一评价是远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给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毛泽东这么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037页。）

蒋介石在对日态度上，其实一直是犹豫不决的，他的“不屈服”后面，便是“不扩大”，即不想把战局闹大，尽可能让战火在“可控”的范围内。然而，一心想吞并中国的日本人并没有按蒋介石的心愿行事，他们变本加厉，步步紧逼，一直到把北平和天津两地全部归入他们的铁蹄之下。

南京是我国民政府的首都所在地。发生在大屠杀前夜的首都保卫战，仍是中华民族值得浓墨重彩载入史册的一部悲剧，鉴于此，我愿今天的国人摒弃成见，客观地对待当年的历史真相——

“打！跟他们拼到底！”

蒋介石决意在淞沪狠打日本人，一为挽回自己的“抗日”名声，二是轻信了身边宋子文这些人向他提供的“3个月内，日本将处于破产的边缘并面临革命”这一不实情报，三是原本期待此役可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并获取盟友的出兵干涉。这三个原因中，老蒋最期待的是第三个，但苏联与美国都没有给蒋介石面子，德国人倒是出力不少，不过主要是为了赚老蒋的钱——当他的军事顾问、做他的军火生意。当时在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人数达几十位，他们大多数是退役将军，与蒋介石政府签有私人聘用合同。

“此机不择，再等何时？”

上海失陷，首都南京即在敌人的眼前。中国的真正苦难由此开始——

7月11日，统帅部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商事11项，主要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派员到北平察看我军力准备，一旦对日事局变化，则将黄河以北作为战略落实地，也就是说：若日本全面开战，我方力争将战场摆在黄河以北的地方。

在第10军疯狂进军南京的5天后，也就是11月20日，远在东京的日本军部参谋次长多田骏得知柳川部队已扑向南京后大为意外，立即命令停止行动，但柳川毫不理睬。

“对，为天皇效忠的时候到了！我们到南京后再向本部报告也不迟！”

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此。根本的问题在于七七事变后的蒋介石及他的同僚们在对日开战一事上一直犹豫不决，并存有幻想，因此在实施防御备战中不那么有力，导致了日本人杀到门口时束手无策、慌乱一片。

毫无疑问，此时的柳川部队，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支亡命之师。亡命之师何等可怕！

从7月11日至8月1日的22天时间里，统帅部连续开了22次军事会议，每天研究敌情和七七事变后的前方形势，结果由于军力较弱和战略失误，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眼睁睁地看着平津失守，日军又在东边起兵滋事，在最后几次军事会议上已经着重研究了长江沿岸各城市的备战问题。可是，疯狂和野蛮的日军并没有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任何喘息时间，一步更比一步紧地向中国军事和政治中心——南京进犯。

从7月11日到8月1日的22天时间内，国民党军事最高统帅部开了22个军事会议，每天分析对日战争的军事情况，并做部署和安排。

<small>我军因为战略上关系，暂时从上海附近向后撤退。我们一方面用全力巩固第二阵地，必定在最短期内积极进取，来收复我们淞沪。我军这一次的撤退，是战略上有计划的撤退，绝不是战争的失败，而且真正的抗日战争，实际上从这时候方开始，这是同胞们所已确实认识而能格外奋勉的。我们军队和上海同胞别了，回想到三个月的抗战，我上海同胞不避危险，不分昼夜地和前线努力协助，前线一切需要，都能如响斯应。战区附近，牺牲非常惨烈，而军民合作抗敌的精神，愈久愈坚，这种义勇和热情，是我全体官兵所刻骨铭心，终生不忘的。</small>

“哎呀，你们啊先不要激动，听我说……”台上的何应钦一副愁眉苦脸道：“打仗要靠实力和头脑，不能全凭感情用事，你们很多人没去过日本，无法想象他们的军事实力、装备优势。以我们现在的国力和军力跟日本打仗，只能是以卵击石。”

几天之后，张治中将军又给蒋介石发电报，说日军不仅舰队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已经由龙港向上海市内前进，更有虹桥机场上空连续出现“不知国籍”的飞机多次盘旋。“据称日陆军省于今晨4时，对53岁以下的人进行了后备动员……”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更让蒋介石心头一震：小日本真的想吞下大上海了！

这话可惹恼了川军将领们，于是会场上乱嚷一片：“日本人也是肉长的，我们就不信他们刀枪不入！”

何应钦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劲儿地朝刘湘和川军将领们点头。他心想：委员长本想“吃掉”川军的算盘看来不能再打下去了，眼下对付日本，恐是当务之急的首要大事。

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开战之势已迫在眉睫，而淞沪大战打响后，日本当局迅速派一名中国通的大员出任前方总司令。松井石根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又被内阁召回到军界，出任日军上海派遣部队司令官，率第3、11两个师团，以支援原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日本政府之所以派一位退役老将军担当此任，是有其考虑的：一旦在上海引发战事，国际社会必产生强烈反弹，尤其可能引起苏联对中国东北的出兵，这样日本的“大东亚”计划将彻底毁灭。这是日本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上海这块肉既必须拿下，又不能惹怒“老毛子”（苏联人）及国际社会——日本政府的棋是这样下的。

“这些小日本鬼子，太不像话了！他们欺人太甚，吞了我东北，又想吃华北！”

坐在一旁的刘湘感觉似乎到了火候，对何应钦说：“何部长，我看你老兄最好向蒋委员长转告，我建议中央应当迅速转变思路，实行全国动员，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如果前线战事需要，我愿意率所部两个军，立即开赴前线！”

鄙意以为此种办法比原议之效力大，范围广，用途多，而造成一种速成而需费无多之掩护，更形重要……

“对，我们决不收兵！打到南京去！活捉蒋光头！”

战刀已出鞘，血腥怎可掩？

8月12日，上海告急，南京城里的蒋介石和军政大员们召开国民政府党政最高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抗战大计，并推荐蒋介石为陆海空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老蒋说：“现在都啥时间了，搞那么多名目有何实用？别再给我弄个大元帅的名堂了！有最高统帅部便是。”

这首原本为29军大刀队而作的歌，后来改了些词，成为全国抗日的战歌。之后的70余年里，它一直是中国军营里最响亮的军歌之一。

据资料显示，1937年前的两三年时间里，中国向德国购买的军火、兵工及重工业设备，不下2亿马克，其中军火装备占多数，蒋介石确实装备了一批自己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战役里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致使日本兵大伤元气。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蒋介石在这段时间里，重视与德国之间的军事与贸易方面的关系，所以中国特别是首都南京在抗战前夕出现了一大批德国人，后来在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的拉贝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是后话。

这是蒋介石在23岁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给表弟单维则写的一首诗。有道是“诗言志”也，蒋介石年轻时虽崇拜日本，同时也非常痛恨日本看不起中国的蛮横行径。

就这份《防守计划》而言，总体战略安排并没有特别不妥，问题是后来的形势变化和老蒋手下的那些实施这个计划的具体人身上出了大毛病。比如在南京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有个部队在守城时发现他们的水泥防御掩体，除了表面有一层水泥之外，里面竟然尽是竹竿等物，别说敌不住小鬼子的隆隆战车，就是子弹也抵挡不住呀！难怪守城士兵直骂老蒋和当官的是“拿我们的性命来养肥他们的家业和狼心狗肺”。

日本大本营根据松井石根等前线将士的报告，为全面进攻南京作了军事上的部署和调整，组成了分别有朝香宫鸠彦王率领的“上海派遣军团”与柳川平助率领的第10军。这两支军队中，中岛今朝吾和谷寿夫率领的日军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部队，也是日军华中方面军的王牌军。

“大将军，柳川部队已经向南京进发，他们是想抢在我们前面去摘战果给天皇，我们不能让这等好事独给柳川！”获悉“友军”第10军已向南京进军的消息后，上海日军主力的高级军官每天都在向司令官松井石根提出请求，要求尽快抢在柳川部队之前进攻南京。

中国军方领袖“不屈服”的态度，确实让中国前线部队打出了一些漂亮仗。在卢沟桥与日军交战的国民党29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虽在蒋介石看来是支杂牌部队，装备极差，但29军将士以勇敢出名，尤其是他们的大刀队，可以吓退一片敌军。这回跟日本的先进武器决战，大刀队在喜峰口一仗，杀得日军丢盔弃甲，一片狼藉。著名音乐家麦新有感于29军大刀队勇士的神威，专门写了一首《大刀进行曲》：

平津失守后，蒋介石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日本人不可能给他这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一点面子，收拾他蒋介石的江山已是早晚的事。“到了今天，大家一定要觉悟，不是日本灭亡我们，就是我们灭亡日本！我们再不能受敌人的欺骗，再不能以企求和平的苦心反而招致敌人的欺侮。”8月1日，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在出席中央军校的活动时，在《准备全国应战》的动员中如此说。

“哟西——向南京前进！”一片战刀的寒光下，柳川平助的眼珠贼亮。

七七事变前一两天，正在山中的蒋介石并非知晓全部情况，倒是他的军方左右手何应钦最先获得前线情况。

“汗了戎衣四十年，兴亡如梦大江流。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当听说新登岸参战的柳川部队已经向南京进发时，松井石根这几天一直在盘算到底出兵否，最后他在吟咏自己出征前写的这首“自勉诗”时，断然决定：“占领敌国首都，迫使中国屈服。”

11月12日政训处的几个秀才还真写出了一份冒着一些热气的文告书，但上海市民读完文告中那么多“一定”后，直骂蒋介石“讲的就是一句空话”，直骂“小日本总归不得好死”！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正式爆发。此次为我军先发制人引爆了战役的开端……当88师孙元良部队向敌方在上海八字桥的海军陆战队百炮齐鸣的一瞬间，那在我将士们心中囤积许久的仇恨与怒焰如火山爆发之势，震得日本兵丢盔弃甲！

就这样，一个疯狂而冒险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当代中国人对蒋介石的了解多数是负面的，其实在整个抗战期间，蒋是中国的领袖、正面战场的最高统帅，代表国家形象，成与败、荣与辱，皆与他有关。我们客观地了解蒋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中日决战中的表现，也应算是持一种唯物主义的公正的民族史观。

一国之都，岂能如此轻易让敌国军队得手？然而面对松井石根、柳川这样的虎狼，我等有何力挽狂澜之势？

这是日军一批年轻军官在攻占上海后，在当晚喝酒时你一句我一句的情景。胜利后的狂欢中，有人举起酒瓶，然后高唱《同期的樱花》——

经刘湘这么一说，川军将领们才憋着情绪，来到重庆参加何应钦主持的川康整军会议。会议要求川军师以上的长官都要参加，后来在“南京保卫战”中殉身的第145师师长饶国华也在其中。

国与国之间的战事纷争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差不多，小人做事便有小人的伎俩：日本从1931年九一八占领我东北三省后，便虎视眈眈地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向中国的纵深处进犯。于是在1937年7月7日这一天夜间，驻卢沟桥的日本军队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诡称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的宛平镇搜查，当场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于是随即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七七事变由此而来。日本借此事，立即在短时间内，制定出《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并调动40万兵力，对华全面宣战。

第一章 杀戮前的大决战 2.空袭从8月开始

南京也算是笔者的故乡。南京更是朱成山的故乡。朱成山后来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搞成中外著名的场所，与他对南京这个城市的感情有关。他说他的爷爷在当年日军侵占南京时就在市中心新街口的一家银行上班。“日本人打来后，爷爷逃回了老家六合。爷爷常说，日本兵杀人如麻。”数十天后，他爷爷回到南京时还到处能看到暴露在外的一堆堆尸体。朱成山因为爷爷在南京工作的原因，从小在南京长大。后来在南京当兵，转业后又很快当上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他是属于命里与“南京大屠杀”结缘的南京人。

在我写作之中遇到的许多南京人，他们说起“爷爷辈”的事情时，几乎都能说出一段段各不相同的有关日本人在这个城市留下的罪行。

日本人最先对南京犯下的罪行是8月初开始的大轰炸，因此南京保卫战其实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这一年——1937年8月15日即淞沪大战的第三天，日军战机便开始向南京实施大轰炸，而制定轰炸南京的计划则是在9天前的8月4日，日本军令部次长已经向在华的第三航队司令部发出了战斗指令，要求他们立即制定攻击南昌、南京、句容、蚌埠、广德和杭州的空袭计划。首次攻击南京的是第一联合航队的木更津航空队。

上海的中日大战刚刚拉开序幕，小日本的军机就将目标直指近在咫尺的首都南京。下面是一个名叫中佐阿信夫的人在他的《支那事变战记·海军航空战》一书中所描述的日军首次袭击南京时的场景与心境：

（1937年）8月14日以来开始了我海之荒鹫的渡洋爆击行动。当天目标有杭州和广德。翌日扩大到杭州、南昌、南京等地。

在此行动中，空袭中国首都和军事中枢南京，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精神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效果。

这天上午9时半许，我海之荒鹫越海长驱，令人难以置信地出现在南京上空。南京城在暴风雨中摇摇欲摧。这里，并非晴天霹雳，而是在大雨中突然听到雷霆。许多炸弹从云中落下，敌军狼狈不堪，南京市民惊愕不已，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达，这也不奇怪。

我海之荒鹫穿破密云急速俯冲，一机又一机，一队又一队，在南京城头穿梭一般掠飞，坚决对准敌人的重要军事设施，进行果敢猛烈的轰炸。下边警报汽笛声大作！从紫金山开始，然后是从围绕着南京城的防空阵地上，中国兵用枪炮向我低空飞行的海之荒鹫胡乱地射击，炮声和炸弹爆炸声在暴雨中混成一片。

敌10余架轻快的战斗机，迅速起飞努力进行防卫，在雨中的南京上空展开了极为壮烈的空战。

那时，我机队对南京城内外敌航空基地的飞机库实施轰炸，炸毁了3栋飞机库及其指挥所，还有库外的飞机8架以上。

这一天，在南京及苏州上空的空战中，确实击坠敌机9架。

这第一回空袭南京行动，无论是在我国的航空史上，还是在世界航空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一大历史壮举。

然而，为了这个伟大的战果，我军也付出了出乎意料的巨大牺牲。昨天以来，我军损失了8架飞机，机上可贵的空中勇士也大部分阵亡了。

他们的牺牲，主要由于天气浓云密布，以及在对敌军事设施和机关目标实施超低空轰炸时，受到敌人防空炮火有力打击的结果。

这种掠过南京城头的英勇的超低空飞行令世人震惊！由于天气不好，有可能危害到非战斗员及第三国国民，我们从皇军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影响出发，对此后果进行了认真考虑。

我们第一回空袭南京的伟大战果引人思考。我们对一去不归还的荒鹫上的英灵充满敬意。让我们听一听关于实战的谈论吧！下边是越洋空袭南京的官兵们在士官室里的议论。

司令说：“至今为止，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对南京的第一回轰炸。大家第一仗，就冒着猛烈的台风，大举进行从未进行过的越洋空袭。而在此前的13日中国空军重型轰炸机夜郎自大地在上海上空逞威。这令人十分遗憾！因此，大家都下了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悲壮决定！我认为，大家在暴风雨中干得太棒了！当然，在第一回行动中，我机队牺牲很大，这决不会忘却！”

接着，一名荒鹫队员谈了战斗情形：“接到司令的攻击命令后，我们机上的人都不折不扣地勇敢行动起来。海上视线极差，乌云翻滚，飞机高度仅70米，可以说是贴着海面飞行的。风暴异常凶猛，真担心机翼会折断，但它却很坚固。

“不知不觉，我机队已飞到了大陆，发现了著名的太湖后，将飞机拉高到300米。这时，有3架敌战斗机勇敢地冲了过来。空战进行了30分钟，我看见了1架敌机坠入湖中，另有1架在田地里迫降。

“此后，我机队飞至长江上空，高度降到200米。我机队沿着通往南京的一条大道直逼南京城。

“云层仍很厚，我机贴在云层下400～500米的高度飞行。

“我机队Y分队的飞机轰炸了明故宫机场，Ⅰ分队几架飞机轰炸了大校场机场，炸毁了许多飞机库及在停机坪上的敌机，在明确战果后，它们返航了。

“下关、紫金山及机场等处防空炮台上的高射炮和机枪对空中进行了猛烈射击。

“我位于分队的首架飞机上。轰炸过后，正与敌5架战斗机遭遇。经过一番空战，击坠了2架敌机。我分队的第4号飞机发动机好像中弹了，渐渐同机队拉开了距离，终于被敌机集中进攻，起火落地。

“当时，我的1号机也多处中弹，侦察员渡边曹长中弹阵亡。接着，发动机也中弹了，只剩一台可以工作。因此，飞行速度骤减，高度也不断下降。将机上重物全部投弃后，飞机维持了100米左右的高度，飞到太湖附近。

“为了保护指挥官座机，2号、3号机数次折返到我的机旁。尽管我命令它们立即返航，但它们仍飞回来。这样下去，我分队必将全部成为敌机攻击的牺牲品。于是，我强令僚机先行飞去，我机则用一侧的发动机，以一半的速度，勉强维持了150米高度，单独返航。

“由于无线电收发报机中弹不能用，所以我一时产生过悲壮情绪。但是看到部下都沉着地执行着各自的任务，我感到一定能冲破敌人空域平安返航，而决不应有绝望之念。

“当飞机在济州岛基地着陆时，我深切地感受到平素训练的结果和部下的信赖。”

司令一直听他讲完后，又说：“你在电报中报告称，我机现正用单引擎作单机飞行，航速X公里。此后几小时没有再报告一句话。我失望了，误以为你的1号机同4号机遇到同样命运了。哈……”说完后，惨笑了。

这一天，受损失的还有I分队和h分队。h分队长说：“我分队飞至中国大陆时，什么也看不见，并且与别的分队分开了。这时，我透过云层见到了芜湖市街。我曾想过，就顺便将这里的机场炸掉吧！但又一想，对南京的第一击是大事，所以没有随便投弹，一路飞向南京。

不久，见到了明故宫，于是在500米高度轰炸了地面的敌机。

紫金山上射来了猛烈的炮弹。我机在南京城上空盘旋一圈，发现了大校场机场后，投弹将地面4架敌机完全炸毁。

这时，敌军的五六架飞机前来挑战。经过空战，击落了其中的3架。此时，我分队的4号机中弹起火，倾斜逐渐下坠，着地时燃烧起来。在此前后，2号机也坠地起火爆炸。

完成了轰炸敌机场的任务后，我想无必要在低空受敌炮火伤害，便毅然拉升飞机高度，飞入云中。

进入云中后，外边什么也看不见，与3号机也飞散了。虽然通过无线电报得知该机平安，但此后3小时的盲目飞行非常困难。

不是悲观，只是与战果相比，我分队损失比其他分队多一倍。回想起僚机坠落情景，返航时我一心想下次一定要狠狠报仇！

司令接着说：“对南京的第一回轰炸，由于天气恶劣，云层低，又都是实施低空袭击，因此对敌人打击很大。然而，我们也遭到了损失。报仇之举就是对南京第二回轰炸，这样大家可以出出气了。”

以上是第一回轰炸南京的情况。

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抗战《战时旬刊》［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一月二十八日］上转录日本《亚细亚》报刊发的日军战地记者采访日空队长平本谈第一次轰炸的“战斗经历”，题为《小小地轰炸南京》的文章，同样记录了日军飞行员首次轰炸南京的详情。

从以上日军现场所述可以看出首次轰炸南京时的强盗心境，“激动”和害怕、“胜利”和惨败皆能详尽一睹。这些来自敌方的真实记叙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当时其实也不含糊，尤其是防空力量的坚决反击，给予了日本侵略者最沉痛的打击，这与之前蒋介石他们事先安排的首都防空计划有关。据笔者查阅到的，日方第一次轰炸南京的飞机共20架，由木更津航空队林田少佐指挥，上午9时从日本本土的大村空军基地起飞，横跨东中国海，直抵南京。下午2点50分到3点半之间以南京机场为主要目标实施了轰炸，晚上9点20分才回到本土，被我方击落4架。

8月16日，日机再次准备袭击南京，由于海上台风起，日军机临时改为轰炸苏州机场。两天下来，日军机损失很大，担任空袭南京的木更津航空队由20架飞机减少到了8架，“这是由于在恶劣的气象下，断然进行白天和黑夜低空攻击的缘故”，日方这样称。损失数量如此之多，给日军的心理上打击很大，“由于牺牲的增加，使对渡洋轰击产生不安情绪”。于是，日大本营调整轰击战术，尽量少用本土上的军机进行隔洋袭击和低空轰炸，改用驻台湾机场的军机飞抵中国大陆。

此间，中国空军尚有战斗力，因此日军机轰炸南京，中国军机除了出击迎战外，也向日本在上海的部队驻地发起攻击。那些日子里，京沪杭大地的上空，真正是演绎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日大空战。至18日前，双方不分胜负，虽然中方地面损失很大，但也消灭了日空军的有生力量。19日后，形势却急转直下，原因之一是日海军成功破译了中国空军的部分密码，故能迅速准确地察知我空军战机的移动和集中情况。得令的日军在这一天下午开始轰炸南京城里的火药库，随后又在黄昏时轰炸了军官学校和兵工厂，同时还袭击了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好在南京的对空防御设施尚有还击之力，这一要害部门并没有惨遭严重破坏。

然而，日本兵是如何得意呵——下面这段描述，还是那个平本向他们的战地记者描述19日那天他参加 “第二次轰炸南京”的战斗情形：

……一切我们都报复了。这是4天之后的事情。

天气已经晴朗了。我们准备在日落不久之后轰炸南京，我们从容地就飞到了。正和我们第一次轰炸南京一样，我们环绕着这个城市飞行了许多次，仔细地选择了目标。从紫金山，从城墙上，以及从城内，所有的高射炮都对准我们开起来了。夜空中突然间布满了从高角度的高射炮和机关枪中放出来的子弹，死亡整个地控制了这个古老的城市。

可是这些子弹好像几万颗五光十色的繁星同时在这城市所有的上空爆发起来。如同东京一年一度的，我国小孩子们所喜爱的大放烟火的奇景，与这比起来，简直是一根将熄的火柴的最后一瞬而已。红的、蓝的、橘色的火焰在不停爆炸着，布满了南京的夜空。

8时过了一点，我们找到了南京中央军校的一丛建筑，于是请它吃了10颗炸弹。所有这些建筑，一时间都化为灰烬。然后，我们又转向参谋本部的建筑，也请它吃了10颗炸弹。在又做了几件轻松的工作以后，我们飞向家乡了。

晶圆的明月在我们的上面，笼罩在无限的银光之中的大海在我们的下面。而最妙的是，第二次南京轰炸，我们未损失一机。因为这一次日本的“雄鹰”十分完好。在飞机里面，一共4个飞行员，除了驾驶员，都受了天赐的一场无梦的甜睡……

强盗如此得意忘形，而我堂堂一国之都，每天遭受强盗的空中大轰炸，惨不忍睹！自8月初日军空袭开始，古老而美丽的南京城，从此变成不堪目睹的火海与废墟……生灵涂炭，一片狼藉。

这显然是首“打油诗”。但写打油诗的人此刻却紧握铁拳，想把小日本鬼子砸个稀巴烂。他便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面对敌军狂轰滥炸，巍峨挺立的冯将军内心涌上一番有劲使不上的痛苦感觉！

从8月至11月13日淞沪大战结束的三个月里，日机除了阴雨天和台风时，几乎天天“光临”。南京人在那段时间里的苦难与无奈，只有南京人自己知道。面对日军如此猖獗的野蛮行径，当局和高层及知识界是如何应对和看待的，则是笔者很想知道的事。恰巧在写作此书时看到了郭沫若先生在1937年9月下旬来去南京时所写的一篇题为《在轰炸中来去》的文章，甚为兴奋，摘其中几段给读者——

二十五日的南京特别晴朗。一大清早起来便有人在说，今天恐怕有敌机来袭。果然，在九点钟左右，我正要乘汽车去访汪的时候，同居的人说，警报来了。——这警报在我半聋的耳里，实在什么也没有听见。

……

据我所看见的说，开始是有十一架敌机飞来，由南转向东城去预备散开，四处埋伏的高射炮一时震天响亮，炮烟在敌机的队中穿插。烟云和机影密接着，不易辨别清楚。

忽然有一声炮响得特别着实，敌机队中的第十架带着一股黑烟，像彗星一样坠落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敌机坠落了一架。友海高兴地向壕里报告。

敌机被打中了一架之后，其余的散开了，高射炮烟和它们角逐了一会，它们又各自逃窜了。空中的音乐告了一次中休。我和友海，索性离开了土壕，踞在土丘上瞭望。街道上除掉警卫的士兵之外，一个行人也没有。一切的交通机关早已绝迹。

寂静的街，万籁无声的海，但在这无声之中有意志力的波涛澎湃。

不一会又有一队敌机飞来了。这次是十五架，依然是由南而来，却转向城西北去散开。高射炮烟更加肩摩踵接地和它们角逐。忽然又是一声特别着实的炮响，敌机中的一架发出一朵红光，红光上冒着黑烟，又像一颗彗星一样，坠下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敌机又打落了一架！友海跳起来了，比刚才更加高兴地向壕里报告。

怎么会放红光呢？我怀疑着问。

——那一定是打中了汽油槽。友海很内行地向我说。

被打落了的敌机落在城西北区，还冒起了一阵火烟。

其他的敌机慌慌忙忙地乱飞了一阵，又逃窜了。

很有好一会，上天下地都凝寂着，没有声响。

——真是痛快，到了一次南京，亲眼看见我们的空中战，并亲眼看见我们的高射炮打落了两架敌机，真是痛快。我自己对友海述怀着。

——高射炮打中飞机是不容易的事，我也是今天才亲眼看见。

——怎么不看见我们的飞机来呢？

——我们的飞机是在城外和敌作战，堵截敌机。如敌机窜入了城空，使用高射炮射击。在城空作战，弄得流弹横飞，对于市民是相当危险的。

友海好像是很明白作战过程的一样，确否不得而知，好在是年青人随便的谈话，姑且把它记录在这儿。

警报期间特别长，太阳把头晒得有点痛，我弄得有点不能忍耐了。

——我看警报是快要解除的，我俩回去吧。我向友海催着。

——好的，大概是快会解除了。

友海陪着我刚好回到门口，他说：哦，你有先见之明，警报解除了。

他是听见了解除警报的哨声的，但我依然什么也没有听见。

不一会壕里的人也回来了，大家都笑逐颜开十分高兴。

接着又是新民报馆铭德来电话，这电话中所报告的消息，更于大家的高兴之中又增加了高兴。

据说，这次的敌机来袭，我机在城外和它堵截了好一会，窜进了城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又说我们的高射炮，在浦口一炮连中了三机。怎么连中了呢？是因为一炮打中了敌机的炸弹，炸弹爆炸了，自行打伤了两架，一并坠落了下来。

一炮中三机！这在将来恐怕要成为谚语。这比旧时的“一箭射双雕”更来得摩登而可纪念。

敌人宣言，要把南京化为灰烬。

我却亲眼看见，敌人在南京化为了灰烬。

警报解除后，汽车又开来了。汽车夫异常的高兴，在车里连连地向我说，我们的高射炮真打得好，真打得好！城里所打落了的两架飞机，他也看见了。

一街的人都是笑逐颜开的，那笑中自然有从恐怖里解放出来的安心，而更加不用说的是含有真打得好、真打得好的欢喜。这欢喜把我们民族的感情打成了一片，我们要把这民族的欢喜汇成哄笑，轰落下敌人的一切的飞机！视死如归的欢笑的轰炸，这是我们的至精锐的武器，敌人，你尽量地来吧！（郭沫若《革命春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58～488页。）

郭沫若是个浪漫诗人，中国军民对日军的抗击引发了他胸中的一股豪情，爱憎在郭沫若心中十分强烈而分明。

客观地讲，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作为国家首都，蒋介石还是十分重视敌人的空中袭击的，除了把防空列入防御准备外，还专门制定了《防空法》，从这一点上讲，算国民政府早作了精神上的准备。蒋介石于1937年9月7日签发的防空密令，全文如下：“市政府、警备司令部并转警备司令防空司令：霆密。现值抗战期中，敌机不时来袭，各该长官均负有维护地方治安，保障民众安全之职责。关于各该省市及所属各地方之一切防空设备应即切实规划，认真赶办，尤应指导并协助民众掘筑六尺深、二尺宽之简易防空壕沟，上盖木板，厚填土层，随地构筑，愈多愈好。即便闻警趋避，尤属费省易举，安定人心关系甚大。务仰督率民众切实遵行并应加重各县县长之职责，一体遵办，毋稍敷衍。倘有玩忽因循或遇敌机来袭时地方长官自行畏避贻误空防，致纷乱秩序，加重地方民众之损害者，一经查出，当按军法惩处。仰即遵照，并分别转饬所属一体遵照为要。中正。”

在政府和军队的动员下，当时的南京军民对日军空袭，从开始的惧怕到后来的无奈，再到从容应对、有条不紊，甚至嘲讽、蔑视，很有大国风范。这里有三位中外记者在当时采写的报道，可一窥大轰炸时期的南京人心态，很有味——国防部记者：

（刊于1937年9月20日《华美晚报》）

南京，是我们新中国的首都。它的轮廓，具有整齐的线条美，有古代宫殿式和现代立体式以及最精致的罗马式底建筑物，更有一切大都会所应有的热闹与繁华，无疑的，我们的南京，它和金的纽约，花的巴黎，铁的伦敦一样底庄严，一样底伟大，一样底重要！

前天，是一个闷热的秋之白昼，我翩然底从内地跨上了国都，那时正秋阳肆虐，柏油路被晒得软软的，发出一层油光来。当我的肉眼开始和首都接触的时候，我知道，首都已粉饰着一层战时的色调，玄武湖，非但没有“湖匪”——在湖中猎艳者——的疯狂，连卖划子的人都没有了！一派沉寂，虽然湖里的荷花还是那样抖擞底挺立着！

夫子庙的歌声是息灭了，毕竟被抗战的唤呼，惊散了我们的莺雉！

真的“鸡鸣寺”鸡不鸣，“莫愁湖”湖更愁了！

曾经梅兰芳博士登过台的大华戏院，门前钉起了一排木板，已变做了临时避难所，这好像是非常时期的一个特写镜头。此外如中正路旁的一个个地下室，也是战时特有的点缀。

晚上，新街口，花牌楼一带挺热闹的市口霓虹灯当然不会放光了，其他地方更不必说，就是中国银行屋顶上两个明亮底葫芦，也罩上了蓝布罩儿。

走上了建康路，另有一番风景线，在一家医院的上空，飘扬着米字旗，我们知道，全面抗战的空气笼罩下，南京底情绪，是相当的紧张了！

当我在一爿“家常便饭，随意小吃”的饭馆里吃饭，蓦地里大喉咙一声狂叫，告诉我这是紧急警报，于是堂倌走来，要我算账，而且还要我立刻离开那里，他认真的向我说：“在这个时期来南京，住旅馆也得要有保人，尤其是在紧急警报的时候，谁家店铺都不能容留谁。”无奈，我只得颤栗的走出饭馆，那时马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戒备森严，木壳枪脱了壳，长枪上了刺刀，平端在每一个军警的手里，宪兵坐着卡车，风驰电掣的来往巡逡，所有的商店上了排门之外，还拉上了铁门。飞机的声音在响了，我仿佛是一头傍［彷］徨的羔羊，刹那间，宪兵把我领上卡车，载到了一个新民戏院所改造的避难所，防空秩序之好，在内地确是少见的。

避难所里的同胞已经很多了，这是出于我意外的事，有佩圆证章的机关要员，有教授，有低级的骡车夫，缝穷妇，大家在同一呼吸下，受着同样的集体虚惊！

我探头一望，晴朗的天空，飞着的是我们底武装的铁鸟，在青云里上下翱翔，忠勇地保卫着我们的领空，啊！伟大的中国“赫尔古列斯”啊！（注：赫尔古列斯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但是我们确信首都的防空网是很密的，所以虽然站在生死线上，还有着无限的兴奋和无限的勇敢，实在的，首都的民众，都受有相当的防空训练，就是面对着这最凶暴最狰狞的现实，没有丝毫惶恐之色，这不能不算是中国的进步。

大概经过半小时许的光景吧？一个“解除警报”跳进了我的耳鼓，使我脱离了窒息的避难室。跑上马路，还看到一群驱逐了敌机，从容归来的铁鸟！

现在，虽然我已在一个夜里从首都回到了内地，但是我们空军的威力，在我的脑中，将经常底有着这个良好的信念。

徐志霖译的外国记者文章：

（刊于1937年10月23日英文报《大美晚报》）

南京的居民，现在是那么的习惯于日本飞机的空袭了，几乎是每天，当四周响起了防空警号时，他们便都满不在乎地躲入防空壕和地窟去，毫无慌张之象。

上海战事刚开始的那几个星期，日本飞机差不多天天光顾这里，有时一天来上个四五趟，那时候，当他们避入了地下室后，极其惊恐战栗，走出来时并窃窃私议着不知是否危险袭来。但是现在一听警号响起，都那样谈笑自若地走入地窟中，互相估计被击落的日机的数目。

显然的，南京的防空设备是非常的好，可算是全国各城市中最巩固的。在这里，有着很多架驱逐机，那确实数目当然是无从知道，总之是很多很多架，是专门用以半路截击来侵袭的日本轰炸机的。城的四郊和城内各处，都置着高射炮，那数量也非常丰富，那是抵御未被中国飞机截住的日机。

每当日本飞机刚露出一点影子于云霄时，警号就急速地响起，居民可以有充分的时间避入公共的或私人的地窟中。公共的地窟满街皆是，像是和别的城市里的公厕一样的多和普遍。警号响起以后，担任防空的军队和警察立即驱除路上的行人进入屋内或避入地窟，街上再无人行走，等日本飞机已经离开，解除了警报的声音又响起，极短的时间内一切都恢复了常态。

日机夜间来袭时，警号一响，所有的灯火即刻完全熄灭。防空部队在各条街上来去巡逻，查看在第一次警号与紧急警号之间，是否还有灯火未熄，事实上居民都非常遵守纪律，绝无留有光亮的。巡逻者还有一项责任是仔细的侦察，是否有汉奸在放信号给日机。

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机要达到他们的“炸毁南京”的目的，那真是谈何容易。

当记者在南京时，曾遇到一次空袭，在那三架日机尚未出现前好久，警号就响起了，路上即刻成为无人行走的死街，路人即避入了地窟中，没有中国飞机升入天空，高射炮正在发挥着效能。

我们听到的中国高射炮的声音和黄浦江里日军军舰射中国飞机时，那种漫无标的的不绝的杂乱之声完全两样，中国的炮兵开得那样的准确，每一发炮都打得离日机那样的近，有一架日机被打中而受了伤，几乎要倾落到地下来，结果却狼狈遁走了，但是比其他两架要迟了一个钟头才逃脱。据说在中途是降下经修理过了。

在历次遭空袭时秩序都能这么的好，居民能这么的沉着镇静，这都是要归功于从前一次的防空实习的。

虽然日机是不绝的来轰炸，这里的一切却平静一如往昔。政府机关方面，下至警察所，上至五院及各部，都照常办公，职员绝无弃职离京的，并因“非常时期”工作只有紧张而时间延长，商店也均照常营业，只有夫子庙那一带的茶楼酒馆和其他娱乐场所都关了门，因为这些场合，现在是再无问津者了。

看到这种平静的状态，一个刚来南京的游客，如果他没有注意及路旁的避弹窟，真是不会相信，这个城市曾是数星期来以至眼前，不知多少回遭日机轰炸过的，炸坏的路都连夜修复了，中央党部和下关那一带被炸区域，满眼秃墙断壁，残迹犹在。

我们还会去看过好几个被炸毁的区域，本来都是居民稠密的热闹所在，现在只剩得悲惨的一堆堆破砖败瓦了。

南京虽然时时有炸弹袭来，然而南京的居民，却镇定得如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人一样。

另有一篇中国记者陶镜寰刊于1937年10月19日《辛报》上的文章《首都空袭中的形形色色》更有意思：

首都空防警报计分五种，为空袭警报，紧急警报，解除警报，毒气警报，火灾警报，各以器具声响区别之。

首都首次遭受敌机空袭为八月十五日，遭受敌机夜袭为八月廿五日，轰炸最剧烈为九月十九至廿六日。

敌机赴首都夜袭，仅八二五一次，嗣后即未敢冒险牺牲。

九一九至九二六一星期中，敌机袭击首都，至为剧烈，全市商店，均困危险，令入防空壕避难，以致不能营业，唯酒馆业中山北路之岭南酒家，中央商场之厚德福，夫子庙之别有天等则仍照常开门，多数不怕死而好吃之客人遂趋之若鹜，故该数家酒馆，莫不利市三倍，而账房伙计亦均喜笑颜开。

首都防空部队，射击异常准确，余曾目睹敌机两架，被我高射炮击落，但见敌机中弹后，全身起火，机首下向，机尾朝天，迅速坠落，疾若奔电，转瞬之间，即坠地焚毁，同时机身附着之炸弹，亦于空中爆炸，机中零件四散落地，机中敌人亦随弹片飞裂，无劳我红十字会棺木为之收敛矣。

敌机在首都上空被高射炮击落者第一次为九月廿五日坠落于城内王府园索姓宅内，因索姓全家去乡，故未伤人。

全面抗战发动以后，首都房东，均自动停止收取房租，一般市民，既无房金之催索，复无电费之支出，深觉留京不特毫无危险，反有种种权利可享。

夫子庙著名茶楼奇芳阁，因惧轰炸停业，多数吃茶朋友，均望门兴叹。

敌机残骸，均分地陈列，首先陈列于第一公园烈士祠者为重轰炸机一架，各种零件亦附设陈列。因之前往观览者，日数万人，遂形成超纪录之繁荣。

近有人提倡，以为电影为教育之一种，首都影院自战事发动后，即停止献映，殊属影响宣传，亟应选拔关于革命，战事，冒险，科学，爱国，各种名片在各影院放映，以便提高国民爱国情绪。

某报广告部职员赵某，因敌机曾在国府路投弹，夫妇偕往观察，未及归家，敌机又至，乃趋避于公共防空壕，迨警报解除，平安返家，竟不得其门而入，盖已为敌弹光顾，财产荡然，仅余随身衣裤，于庆幸生存之余，仍有啼笑皆非之感。

某次京空战正剧烈时，突见一机受敌机之袭击受伤下降，余正为该机中我方战斗员危，忽睹机中有人跃出，俄顷而有一白色物件，逐渐膨大，跃出之人，坠在白色物下徐徐下降，因知该物必为降落伞，事后闻悉，天降落伞者，系已经击落敌机陆架之空军勇士乐以琴也，此役仅受微伤，现已痊愈，当又在追逐敌人效命疆场矣。

本月阴雨时多，每于雨时京市市民皆笑谓今日敌机绝不敢来，可以放放心心的做事，且有以此为赌者，深知敌人技术拙劣卑怯畏死非如我军之保卫祖国誓死疆场也。苦中作乐，乃我民族生根之土壤、雾霾里的清新之气。然而我们真要想了解日军空袭对南京军民和许多驻南京的外籍人士的伤害，则需要另一种文字。令笔者感到满意的是，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保存着一位当时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的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先生的“日记”复印件。这份难得的珍贵史料，原件存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1992年南京鼓楼医院建院100周年时，一位名叫加登英成的日本人向医院赠送了这份日记的复印件和有关录像带，而现在完整的威尔逊“日记”复印件则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着。罗伯特·威尔逊先生当年冒着生命危险，从一个医生的角度，详尽记录了日军从8月13日至南京陷落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和他的同事们如何躲避轰炸及给伤病员治疗的经历，在此我们选两天威尔逊的日记原汁原味地再现日军制造的残暴事实：

8月20日：

周三的缓解并没有持续多久。我还没有写完，警报就又一次拉响了，我们沉默了两个小时，只听见无数的飞机俯冲声。月亮很好，但我们实际上看不到飞机，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在空中可以不费力地看见对方。显然，日本人没有到达城市上空，因为没丢下炸弹。在最后的警报响起表示空袭结束之前（空袭从午夜持续到凌晨两点），我已经在床上睡着了，正如前面所说，我已经把床搬到了起居室，这样躲进地下室会方便些。

昨天早上一切都很平静，我们度过了相对正常的一天，查房、手术，干其他琐事。我比平时早些回家吃午饭，大约在12：15正吃的时候，警报又响了。这次日本飞机冷不防地潜入了城市。当它们大批进来的时候，我们已早有防范，但这次警报刚响，一架小飞机就开始俯冲了。一共只有2架飞机，它们丢下了不少燃烧弹，其中一枚落在我们房子的南面1英里，引着的火烧了大约15分钟。它不久就被扑灭了。

直到3点差1刻，我们才解除警报，我赶往医院，发现门诊有不少病人。一个年轻的飞行员有点轻度失调。他的神情非常之忧郁。昨天的乐观情绪业已开始沉浸在沮丧加剧、灾难将临的气氛中。他说，尽管围绕着南京，中国人在得分上相对要优于日本人，但在上海地区情况不是这样。日本在那儿的高射炮对中国飞机造成了大灾难，许多最好的飞机已经被击落了。上海市送给蒋总司令做生日礼物的10架飞机都被摧毁了。

柏睿德在下午晚些时候做了两次探访。在下关的一家商社里，气氛很紧张，有一种“今晚是大限”的感觉。然后他去了苏联使馆做拜访，那儿也笼罩着同样的氛围。他们都被吓坏了，感到在夜晚结束之前，我们就会听到敌机将采用不同以往的方式前来攻击，而我们对过去的方式早已习以为常了。

当我正在吃晚饭时，警报响了。除了降低了我的一点食欲，它没有任何影响。吃完饭，我和苦力、厨师走出去，上了门廊，去看中国飞机，它们从机场起飞，向西北方向飞去。大约半小时以后，它们回来了，开始降落。时近黄昏，我们洗了淋浴，云彩相当低，有一些条状的蓝天夹杂其间。突然听到了东北方向传来低沉而不祥的嗡嗡声。从我的门廊上，我可以分辨出轰炸机的第一架，一组有3架。然后是另3架，又来第三组3架。它们直奔我们而来，然后开始转向南方。当它们到达离此半英里远的地方时，传来了高射炮精彩的射击声。从何应钦公馆和法务部，射出了如雨的追逐弹和小爆破弹。追逐弹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子弹飞出的方向，能辨出目标是否准确。显然是不准的，因为飞机不停地来。正当我分辨出第三组的飞机时，两次巨大的爆炸震撼了大地，没等到数第四组的3架飞机，我发现爆炸就发生在我的身后，我赶紧躲进了地下室。当马达声减弱后，我又跑出来，发现在离房子半英里远的北边和东边有两堆火正在燃烧。正东的火堆是一个带弹药的军营，一直炸了约15分钟。

又过了一个小时警报才最终解除，我赶往医院，估摸着会满是伤员。一个人也没来，我和柏睿德、马克斯先生一起到了后者的房子，准备听收音机了解当天的新闻。那儿没电，因为收音机正常工作要接通电源，我们只能借着蜡烛围坐在一起。但这样的喘息没多久，很快警报又拉响了。我们吹灭蜡烛，准备往地下室去，他的地下室有一个水泥顶，我们坐在通往地下室的台阶上等着预告飞机接近的警报声。我们白等了大约45分钟，警报又解除了。还是没电，因此我们没有外面的消息。马克斯先生劝我在那儿睡觉，我不太愿意。我们3人做伴感到好多了。

今天早上，我们发现大约12人被杀，不少人受伤。这是我的手术日，我也就第一次真正开始战争下的外科手术了。一个脚截肢，一个手指截肢，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创伤修复。一个约十八九岁的小姑娘看到炸弹落下，背对着爆炸蹲下。她的臀部差不多炸飞了。我们清洗了伤口，等到引发的感染清除后，可以给她做植皮术。一个腿部骨折的男人因内伤而在晚间死去了。

就在给脚截肢的时候，警报器又响了，但我们继续手术，半小时后，警报解除，敌人的飞机未能抵达城市。现在各种报道和流言满天飞。中国报纸说，4架飞机被击落。好几个地方传出的谣言称，我们的飞机有意避战，是给高射炮一个机会，看看他们究竟能做什么。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希望他们不要再给它们下一次机会……

9月25日：

今天是糟糕的一天！！戴籁三夫人现在为国立中央广播电台做短波英文播音，你们可能听说过她，她和柏睿德、刘易斯·斯迈思一起在这儿吃晚饭。我们帮她设计今晚播音的开场白用词，“今天，平民流血以加仑计算，南京遭受了3次可怕的空袭”。

早饭后，我下楼去拿一些胶卷，两周前，在我去牯岭和汉口之前，我把它们寄放在商店里了。正在店里时，第一声警报响了，我跨上自行车，急忙赶往迪克那舒适的地下室。刘易斯·斯迈思和迪克已经在那儿了，斯迈思到这儿是帮助我们把汽车修好供紧急救护用的，我们看见我方战机有14架升空，向江对岸飞去。最近它们很少能和敌人的大机群交战，因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全体毁灭。它们离开不久，日本轰炸机成群结队地来了，它们开始投弹，我们的火力也在向其射击，此时我们已经钻进了地下室，每次炸弹爆炸时，都是地动山摇。许多人看见一架轰炸机燃着大火坠下，正掉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对面。

空袭结束后，我们去了医院，因为今天轮我值班手术，我做了个痈切除。我们刚要吃午饭，又一次空袭开始了，敌人实施了更猛烈的轰炸。这次他们叫我们去中山东路江苏银行对面。我们发现周围所有的窗户都震碎了，不少穷人的房子塌了。两个人在地下掩蔽所的入口处被炸死了，尸体血肉模糊。我爬上一间屋子的瓦砾，看到一个人被屋子的中梁击得平躺在地上。他的胸脯被打穿了，已经死去多时。等我自己走出瓦砾，我发现医院的一群人都已经走了，我只好开始走回医院，这时警报又响了。往家跑了大半地儿之后，我想应该去那个一流的由大使馆准备的地下室。回过身来，我跑进一堵空墙，因为门已经被锁住了，我发现它离我自己的房子很近，而日本飞机又在上空滑翔了。炸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周围，又造成了更大的破坏。我们能看到高射炮弹发射后的烟雾，但显然没人能找到它的轨迹。警报全部解除的信号刚停，几乎紧跟着又来了一次警报，但这次轰炸机没能到达城市上空。

现在是五点钟，我去医院找中央医院院长詹姆斯·沈博士( Dr.James Shen)，为把他的手下和病人转到我们医院来做些安排。据说有20颗炸弹落在了其医院附近，摧毁了他们的厨房、洗衣房、水厂，震碎了手术室的所有窗户，杀死了他们的电工，损坏了他们四辆救护车中的两辆，还伤了4个苦力。医生和护士没有受伤，大楼也完好，只是有些窗格玻璃碎了。沈医生从国外匆匆赶回，刚好赶上这事。

五点半，柏睿德、刘易斯·斯迈思和戴籁三夫人和我一起回家赶紧吃点饭，因为晚上我们要忙于护理伤员，帮助搬运中央医院的病人。这些人干得很棒。迪克用他的轿车接运病人。J.赛珍珠已经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了，但它锁在了福特车行，今晚拿不出来。等我们把它拿出来，我就要在其他工作之外再加个车夫的角色了。检查完我们接受的大约10个伤员之后，我们发现都不需要马上手术，于是我就回家来写这篇东西。今晚我们只有烛光了，因为今天早上的空袭给发电厂造成了轻微的损失，而他们因空袭如此频繁往复，没能及时修好，晚上就不能供电了。空袭和警报数已经上升到39次了。

威尔逊的“日记”每天都有，他的这些日记内容通过妻子之手，再寄给报界的朋友，在当时的美国报纸上发表，及时地向世界介绍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响。而今天笔者在读威尔逊先生的这些珍贵的“日记”时，感慨颇多：一方面对日军的暴行不断加剧愤恨，一方面又在内心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谢之情——这当然是要感谢能够在那种不知生死的战争环境中的威尔逊这样的外国朋友，他们怀着对人类生命的珍爱和对上帝的信仰，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神圣的工作——帮助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军人和平民医伤治病，同时又能认真细致地把魔鬼屠刀下的社会生活记录得如此细致详尽。

对这样的国际友人，我们中国人要学的东西很多。也因为这些国际友人的存在和他们的贡献，使得日本这样不讲仁义和骨子里从不承认自己罪行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有真正逃脱罪行的好运。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南京大屠杀”有30万人被害持异议，但他们对在大屠杀之前对南京进行的为期4个月的大轰炸所带来的灾难和伤亡缄口不谈，装作若无其事。

到底大轰炸给南京造成多少损失以及我军人和平民在那个阶段的伤亡情况，由于紧接着12月13日南京城的彻底沦陷，随即日本军人实施全城的大屠杀，因此对前期的损失和伤亡根本来不及统计，据战后有关方面调查核定，至少有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在大轰炸中死亡，而古城建筑有五分之一遭受毁坏。

“仅9月25日一天，日军出动了94架战机对基本没有防空力量的南京进行了狂轰滥炸，使这座名城陷入一片火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大屠杀”著名研究专家拿出一叠厚厚的日军当年轰炸南京的旧照片，如此向笔者讲述道。看着那些遍地尸体、墙坍垣倒桥断的景象，凡属人者，不可能不生怒焰。

然而，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何止这些？大轰炸只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前奏曲而已……

第一章 杀戮前的大决战 3.沪宁线上的生死搏杀

自11月12日淞沪大战定局之后，日军松井石根和柳川部队分东西两个方面向南京包抄合围。先行的柳川部队绕杭州抵嘉兴，然后沿太湖北岸直插长兴，再兵分两路：一队朝宜兴、溧阳北进直逼南京，另一队绕安徽广德、芜湖，后抄长江浦口至南京。松井石根的派遣部队则从笔者家乡昆山、常熟再朝苏州、无锡，然后直插武进、镇江。另一支部队便利用长江水道，陆军和舰艇并进，尤其是白茆口起兵与攻击江阴要塞两步棋，把京沪东侧的关键战场尽归于囊中。

如前所述，上海到南京，直线距离不足300公里，这是城中与城中之间的距离，如果城边与城边的最近距离，也就250来公里。我军自淞沪战役失利后，能够在当时的“京沪线”上作为战场的天然屏障的，只有长江、太湖和城郭了，因为美丽的江南水乡根本就没有什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大山和奇险。在侵略者面前，美丽富饶的江南大地，如一位裸身的母亲，当强盗出现在她的面前时，母亲只有遭受被践踏和奸污的命运……

童年的时候，笔者就听爷爷和奶奶诉说“东洋人”的罪行，笔者上的小学是一座半壁的旧堂，另一半就是被从白茆口起兵的日本兵用炮弹炸掉的。小学同桌金崇良同学的外公就是在这次日本兵的轰炸中丧生的。

“那时东洋兵厉害啊，他们见男人就抓去给他们搭桥、烧饭，见我们女人就逮去睡觉……”我奶奶说，当时她跟我爷爷才结婚三年，她和姐妹们躲藏在河边的芦苇荡里。“我们这儿的村庄密、人多，想躲的地方也不好找，东洋人抓人容易，所以我们只好用灶烟把脸抹黑。可是东洋人坏，看你不像是老太婆，抓住你往河里一浸，你啥样子就一清二楚了……许关泉阿哥和阿嫂就是这样被东洋人用刀刺死的。”奶奶说的人是谁家哪户的我都知道。我的一位远房亲戚，是当时抗日游击队队长，日军在一次袭击中抓住了他和十几位队友，开始令他们帮助铺路搭桥，后将他们拖在机舰船的后舵下，再用绳子一个个绑住扔进江里，日军随后发动船狂行，我的亲戚和队友们则在水中溺水身亡……另有百姓因为不愿给日军引路去抢劫与找“花姑娘”，鬼子便让他们先吃粗糠几碗，再强行让其喝水无数，等肚子胀痛得满地打滚时，日本军人便将他们装入麻袋，在上面乱踩猛蹬，弄你个半死后再用刺刀捅死，扔进河中。

侵略者在我故乡留下的罪行遍地皆是。但最血腥的还是在苏州等城市。

蒋介石政府在上海到南京之间设置了三道防御线，第一道即是以苏州为中心点向北到常熟、向南到嘉兴，连成一条防御链。日军柳川部队很快在11月10日前就把嘉兴拿下。松井石根部队见此情形便毫不示弱，立即对苏州城施予重击。

可怜我美丽的天堂姑苏，此时怎能经得起狼烟虎口的蹂躏！

<h3>血雨苏州城</h3>

日本人当然知道苏州是座什么样的城市，它既有与杭州并称的“天堂”之美，也有“中国威尼斯”的水城之秀，离上海约50公里。20世纪30年代，苏州城内就有35万左右常住人口。中国军队从上海退出后，苏州事实上便成了彻彻底底的不设防城郭，11月19日，这座如花似锦的城市便陷入日军魔掌。但是日军在进城之前因为惧怕城中藏有中国军队的重兵，所以先进行了几番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大轰炸。可怜我手无寸铁的故乡亲人们，像一堆堆无法挣扎的可怜虫一样，在铁蹄随意的辗踩中或死亡，或断肢流血……

“大量的炸弹从天空落下，猛烈爆炸，肢体、尘垢、砖石和泥灰，不断飞腾，好像一道道的瀑布，这真是骇人的景象，恐怖的疯狂的场面，使我们不敢正视，不敢留恋。日机整天在头上飞翔着，投下死亡的礼物。”一位当时在苏州旅游还没有来得及撤离的外国人这样描述。

数日后，日军仍然不敢贸然进城，以为城中仍有中国军队重兵隐蔽着没有被消灭，所以用飞机在城市的上空散发传单，并提出警告：三天以后，全城将遭更猛烈的轰炸！

“地狱！地狱！再不走就要入地狱了！”市民们真正着慌起来。于是，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地带着有限的行囊，离开他们久居的城市，无目标地向城外躲逃，那凄怆和无奈之景，难用笔墨描述。所有的船只、黄包车以及其他车辆，此刻都不够用，甚至有的人家用水桶作为渡河工具，带着小孩、老人，蹚水过河，而他们的身后，是日军密集的枪弹与看热闹的狂欢声……

许多市民根本来不及出城，日军便将整座城市包围了。12个小时的狂轰滥炸，接着又是扫地一般的地面进攻。此刻的姑苏城，仿佛一个美丽的裸女被千把利刀撕划后的情形，可谓惨不忍睹！

“天一明，我就起身进城，我们所目睹的死亡和毁灭，其惨状远非任何笔墨所能形容。我们的心里真难过极了，郁闷极了。一位中国牧师领导着难民一千人往广福去，这是唯一令人快慰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如何悲惨的一种景象呵！小孩子、老头儿、老太婆、跛足的，以及枪弹、炸弹轰炸下的残废者，跟随着牧师蹒跚前进，我想起了当初的基督。两天以内，五千个难民从苏州移送到广福。”一个美国记者进入了战争现场。他所说的广福，是个著名寺院。

“可是，有一次我们终于发觉教会的产业也大遭劫掠，一幢房屋的正门、旁门和后门都被撞开，校舍和住宅的大门，显然给斧头和枪刺所戳破。大大小小的房门均蒙光顾。各式各样的箱子均蒙检阅。凡是不需要的东西，任意投置，地板上凌乱不成样子，在我的住宅内杯盘狼藉，显然经过了猛烈的抛掷。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地板上一架小提琴，损坏到了不堪修理的程度。”这是必然的，日本兵才不在乎什么神庙圣地呢！

“另有一次，我去察勘晏成中学校舍。日本兵不知道我突然前往，所以我在校舍和他们狭路相逢。他们正在拼命打开一具保险箱，一个兵用鹤嘴锄斫柜门，另外几个兵想整个粉碎保险箱，更有几个兵则搬动校长和教务长室内的桌子。当我往别处找寻译员时，他们带了家伙扬长而去……

“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到晏成中学，保险箱门终于给日本兵打开了，抢去约四百块钱，有趣得很，那些匪徒把发薪信封内的三百块钱，丢在地板上，大概以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信件。同时，据我们检查的结果，另有几处教会房屋内的保险箱，以及银行商店内的大保险箱，均遭日本兵破坏，他们把所有的东西劫去。”

日军抢走的何止是保险箱里的东西，无数价值连城的古玩店更是遭受清仓式的浩劫。自明朝之后的二三百年历史里，苏州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镇，富足天下，此地又是文人雅士集聚地。皇家园林和富贵人家里私藏的红木家具就不知其数。算日本人识货，他们一车又一车不嫌累地把所有可以拉得走的好红木全部装到了舰船和马车上，源源不断地运回本土。但这对强盗而言，又算得了什么！他们要征服的是中国人，他们要灭绝的是中国人。

“日军占领苏州后，我们第一次回去的时候，看见街道尸骸累累，而那些尸骸足足搁了十天。最痛心的事情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层的妇女。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我个人知道许多次强奸的事情，纯属确实可靠。不过，我们也无须加以估计，因为九千五百次或九千六百次的强奸，对于这种滔天的大罪恶，究竟会有什么区别呢？有一天早晨，我在广福遇到东吴大学的一个学生，他含着眼泪告诉我，日本兵强奸了他的美丽的姊妹。我还看见许多乡民，坐在路边发抖，因为一队武装的日本兵把他们驱逐出来，截留了他们的老婆和女儿。

“那一晚，一个中国人恳求我住到他的家里，去保护他的女儿和几个避难的姑娘。我答应了，确乎做了一件好事。当夜十一点左右，我为电筒的闪光所惊醒（电光从门顶上的小窗射入）。有人在我耳边低语：日本兵来了。我手执电筒，冲入隔壁的房间。我瞥见三个日本兵用电筒闪照着在地板上的十多个姑娘。我的出现使他们大吃一惊。当我怒声训斥时，那些匪兵匆匆下楼。在紧张的关头，主人没有离开我的身旁……”

能在虎狼出没时遇上这位外国友人的保护，实在是三生有幸。然而绝大多数的苏州百姓怎有这等运气？他们只能接受日军的残暴与凌辱。

城市成了屠人之场，街道上流淌的血堵塞了下水道，于是顺着小巷大街，淌向附近的田野与村庄。

原本秋收的稻田，被日军的双脚与战车，踩倒一片又一片。村庄在冒烟，失去主人的牛羊被强盗顺手牵去屠宰，填饱肚皮后的野兽又开始新一轮的强奸与抢劫——呵，我苦难的苏州，苦难的亲人。

老天，我秀丽的江南水乡真的就没有半点可敌日军之力、之器？

老天不言。

老天开始不停地下雨……

呵，我们突然发现一队队小鬼子在雨水中冻得瑟瑟发抖，陷在泥地的双腿就是拔不出来——哈哈，老天在帮咱中国人！帮助咱父老乡亲们哟！

如前所言，从上海到南京的区区二三百里是一望无蔽的平川，倘若铁骑，也就几鞭即至的距离。强弱间的战争，最怕如此景况。我方能够抵御日军的除了城市，便是江湖——长江和太湖。偏偏太湖之水安然不动，平静如睡，敌我双方均不能借它之力。长江汹涌浩荡、滚滚东流，却无我强舰利船，反被日军舰艇逆流而上，气势汹汹，屠我两岸无数黎民百姓之血肉身躯！但日军尚未想到的是，秋日中国江南水乡，竟然雨水连绵，道路泥泞得难行寸步。本是一周的路程，却在日军士兵脚下，居然变得犹如永无尽头的悲悯遥途……

这是天意。

但是侵略者的脚步没有停下，在越过苏州之后，他们又向无锡、镇江方向进发，目标便是首都南京。日军的另一路，则正贴着太湖西岸，将魔掌伸向长兴、广德……企图包抄和斩断我首都守军的后路。

<h3>将军玉碎</h3>

日军柳川部队占领嘉兴后，很快进入我方第二道防线的太湖西南重镇长兴。长兴之后便是第三道防线，也是南京西南防线的最后一道外围防御线。显然广德和芜湖失守，南京等于在背后被人撕裂……

我方在长兴一带的守军，是由行程两千余里、步行到此的川军刘湘之部负责。松井石根知道，他的西南路部队所攻掠的各地均在蒋介石预先设防的国防线之外，广德属安徽，泗安属浙江，长兴当时属江苏，均在太湖之西、南京以南。如果该路部队迅速挺进，占领位于南京侧后方的芜湖，就可以截断南京守军退路，日军计划的“首都完胜”即唾手可得。于是，松井石根命令谷寿夫率两个师团自太湖南端的吴兴北进，同时令牛岛贞雄的第18师团越过太湖，包抄刚刚抵达此地的中国川军，形成两路合击之势，取长兴、宜兴，再攻广德，最后打下芜湖，从而彻底断掉南京后路。

这步棋蒋介石是看出来的，从柳川部攻克嘉兴往吴兴方向挺进时，蒋就意识到南京后路的危急，故立即令军委会成立第7战区，并委任川军领袖刘湘为总司令，指挥川军第23集团军进驻芜湖东线一带，牵制、阻截从太湖流域西犯南京之敌。

11月23日，145师师长饶国华率部队随第23集团军总部到达宣城十字铺，此时得悉的情况是：日军约3个师团以上兵力，此时已占据吴兴，谷寿夫两师团正沿京杭道（当时以南京为首都，因此南京至杭州的公路被叫做“京杭道”）向长兴急进中。占据苏州的牛岛师团，正搜夺民船向太湖的洞庭山前进，有越湖向宜兴包抄之势。刘湘的第23集团军总部综合各方面情况，迅速作出部署。

广德为南线战场关键所在，广德一失，芜湖必不能保。而泗安则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冲，泗安之名，就含有保障吴兴、宜兴、长兴、广德四方安全之意。广德、泗安两地，都是第145师防守，饶国华可说是肩负着南线战场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任务——正面抗击日军王牌部队。

“我奉命出川，志在歼灭强寇，还我河山，解我同胞倒悬之苦，现在幸而优先被派到前线御敌，战机就要来临，怎能不叫我热血沸腾，怎能不叫弟兄们揎拳捋袖，跃跃欲试。”饶国华对他自己的侍从副官说。这位贫苦家庭出身的川将，17岁便参加革命新军，随讨伐袁世凯部队转战南北，从士兵到排、连、营、团、旅长，一直升为师长，是川军名将。跟随枭雄刘湘后，饶国华深得器重。七七事变时，何应钦到重庆整军未成，全面抗战爆发。饶国华等要求上前线之愿，随战局形势变化，已成定局。9月初，饶国华率本师随刘湘的30万大军浩浩荡荡出川，支援前线抗日。从那一天起，饶国华立誓要跟日军决一死战。出川途中，部队经资阳时，饶国华特意回家看望老母亲。一向节俭的他，破例为母亲大办70寿宴，并遍扫祖墓。临别家乡时，饶国华对恩师伍钧先生道：“学生此行为国抗战，不成功便成仁。”此时，饶国华的妻子带着5个孩子在老家，他义无反顾地告别母亲、妻子和孩子，带着队伍，穿着草鞋，步行两千余里，来到了抗战的最前沿。

按照第23集团军部署，145师所守的广德和泗安，处于全军右翼，位置重要，但却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初来乍到江南水乡的太湖之滨，饶国华深感肩上重任。集团军副司令潘文华则直接给饶国华下了死命令：“即使打到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坚持到底。”

饶国华的回答只有五个字：“人在阵地在！”

在第145师抵达广德之前，驻守广德的是中央军第11师。交接防务时，仓促上阵的第145师竟然一个连还配不了一挺机枪，全师总共才有几门小炮，多数官兵的武器是前清留下来的“老毛瑟”、“汉阳造”，有的人甚至还背着打上几十发子弹就拉不开栓的“四川造”。再看看川军士兵们头戴斗笠、身穿单衣单薄裤，脚上是草鞋，简直不能算一支像样的国军。经过数千里的长途跋涉后的士兵们，许多人脚上裂口流血，钻心疼痛。11月份的江南，潮湿阴冷，川兵们只得靠嚼食自己随身携带的干辣椒来抵御寒气。

然而，相比之下的中央军第11师虽刚从淞沪前线溃败而下，士兵身上穿的却是军政部刚发的黄绿色咔叽布冬季军服，脚上是黑色胶底布鞋，手里端的为一色德式装备。第11师师长彭善不忍看着千里赶来的友军如此寒酸，便叫军需官尽所能从自己部队的补给中匀出一部分装备，加前一阶段缴获的一些日军武器一起转交给这些可敬的川军弟兄。饶国华闻此义举，不胜感激。可是第145师士兵们看着装备德国造步枪、机枪、大炮的中央军都在日本人的阵前败退，不免有人嘀咕起来：“中央军那样好的武器都抵不过日本鬼子，我们这些破铜烂铁咋个得行嘛。”

“委员长和总司令命令我们抗击敌人不是要我们发牢骚。有牢骚等打败敌人再发不迟。日本人不是铁打的，我们的枪虽然不好，可我们的子弹照样可以打穿日本鬼子的脑壳！”饶国华听后对自己的官兵们大声说道。随后他取来毛笔，在纸上写下六个大字：“胜则生败则死”，并将它高高举在众人面前，瞪着牛眼大声喊道：“有种的就要下这样的决心，跟敌人拼个高低。敢么？”

“敢！”一时间，川军官兵群情激奋。

“这还差不多！”饶国华笑了。

11月26日午后3时左右，布防在泗安一带的第145师下属435旅阵地前突然出现日军骑兵二百余骑，有持马枪者，有持手枪者，在阵地前六七百米远的地区东驰西奔，时而向阵地发射几枪，一被还击，便分数路驰去。同日，其余各师阵地也有小股日军出没。当川军鸣枪回应，日军便立即后撤，显然小鬼子在作试探性攻击。

“大战在即！”饶国华意识到，便要求部队高度警惕。当晚，集团军总部参谋处汇集各师旅作战情况后，判断27日必有大战爆发。

27日拂晓，日军果然出动飞机10架，轮番向刘湘的川军阵地猛烈轰炸。继而，日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分头向各阵地进攻。第146师正守京杭大道，为敌军前行的主要障碍。日军昨日未能得逞，今又卷土重来，来势凶猛。

“沉住气！让小鬼子以为我们无招架之力而溃退……”刘兆藜师长登高望见日军浩浩荡荡、趾高气扬地向我阵地横冲直撞，便故意让部队佯装落荒而逃，诱敌进入摆好的圈套。

“前进——！”日指挥官举着战刀，得意忘形地率部队向前。

“放——！”我军阵地上，突听师长刘兆藜大喊一声。顿时，数门大炮齐鸣。

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日军队伍大乱，人车互塞。此时，第146师预伏于隘道两侧的第875团和第876团迅速趁机杀出，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向敌人袭去，只见敌营队伍里烟尘蔽天，血肉横飞。

日军惨遭打击，进退不能，最后是在飞机的支援下才勉强撤出合围圈。初战大捷，146师俘虏日军士兵6名，击毁坦克3部、炮车4部、装甲车9部，缴获山炮3门、野炮1门、步枪89支、机枪2挺、大小军旗17面，其他物资300余件。可谓旗开得胜。饶国华对兄弟师取得如此战果，分外羡慕。

同日白天，另一队日军向泗安阵地发起攻击。这回他们采取先出动战机破坏我工事为策略，结果饶国华阵地一下“吃”了上千吨炸弹，费尽力气刚刚筑好的工事毁于一旦，阵地上的士兵死伤惨重。

日军好一阵得意。

泗安阵地分为三部分：上泗安、中泗安和下泗安。中、下泗安阵地由饶国华师的孟浩然旅的两个团守备，由于该旅与日军激战中官兵死伤惨重，全旅大幅减员。旅长孟浩然急求师长饶国华将佟毅的433旅换到前线。

“可以！”饶国华点头同意，并亲督佟毅旅全速推进。哪知此时的日军意在这一天必得中、下泗安，故433旅刚进入阵地，即遭以飞机为掩护的日军近六千余人的死攻。中、下泗安终于陷入敌手。

此时，驻防太湖西岸并担任全军左翼的第144师也同牛岛第18师团交火。狡猾的日军派飞机轰炸第144师防地的同时，偷偷用十几只满载士兵的木船和许多小汽艇从太湖上向我方阵地袭来。师长郭勋祺当机立断命令沿湖防守官兵全力阻挡湖上犯敌，结果惨遭空中敌机横扫，守军遍地死伤，血染太湖西岸。师长郭勋祺也险些被敌生逮，但毕竟阵地没有落于敌人掌中。

28日，日军第18师团前锋指挥官以为经昨日一天苦战的川军喘息不过来，正准备再度出击，不料才到拂晓时，周围枪声大作——原来川军来了个突然袭击！

“八格牙路！”日军指挥官气得乱挥战刀，慌乱中差点被我军击毙。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刽子手的谷寿夫闻知自己的先锋部队被围，增派20余架飞机，前来解围，方使困兽获救。

牛岛师团太湖边遭重创，差点又折先锋部队，日军对此恼羞成怒，决意报复“装备像农民”的川军。

于是29日一早，日军在上有飞机掩护、前有坦克炮车和轻机枪引道的情况下，分数路向川军阵地全线出击。两军数万人战于泗安之间，简直就是一场混沌的肉搏战。期间，师长饶国华亲率特务连，冲入敌阵拼杀，不幸腹部中弹退下。

到午后2时左右，上中下泗安全线相继失守。这时的日军主力沿吴嘉公路直奔广德。

“断不能让贼军越过广德！”受伤的饶国华心急如焚，即火速回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牌布防，以迎日军到来。

“这是我师最后的阵地了！”是夜，饶国华原希望得到援军，然而得知其他地方也纷纷失陷，广德是145师的最后阵地了。太湖秋夜，寒风习习。饶国华与同僚们不仅没有丧志，反而战斗激情更高。

“国家养兵是为了保国卫民。人谁不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如鸿毛。今天是我报国之时，当不惜一切努力报国，令我川军为谋人民利益而献身。阵地在我在，阵地亡我亡。望我官兵不惜一切努力报国，恪尽职守。胜则生，败则死，决不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要成仁不怕抛头，取义不惜舍身，恪尽职守，以身殉国。”饶国华在检查阵地时，对属部们如此说。

30日黎明，日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出现在饶国华的第145师面前。

面对狂风暴雨般的攻势，145师各部阵型已现溃散之状。饶国华又急又恼，忍着伤痛，亲率手枪兵20余人，距敌阵几百米之处督战，然也难力挽狂澜。

饶国华不得不率部退至广德境内的一处叫祠山岗的地方。

一切皆成定局。饶国华看着可数的145师官兵，依然振臂高呼：“我们都是军人，一起从四川出来，生一起，死一起。今天，大家都到了报国捐躯的时刻了，是好汉的就留下来。我们要跟小鬼子拼尽最后一滴血！”

“跟师长一起拼尽最后一滴血——！”饶国华得到的回应是震天动地的口号。

日军如潮水般涌来，将饶国华退至最后的十字铺重重围住。突然敌军又止步不前了。为何？原来敌首谷寿夫连日与川军作战之中，对饶国华怀有几分敬重，于是下令下属不必向饶国华逼近，可劝其投降。

“笑话。我饶国华，堂堂中国军人，大名国华，怎能做对不起中华民族之耻事？”

受困于虎狼之下的饶国华，安然地嘱咐自己的卫士在旷野的血地上，铺好卧毯，然后盘坐在卧毯中间。只见他缓缓昂首仰望天际——那是残月当空的苍茫夜景啊！将军有何感慨？

感慨太多了！感慨为何我中华民族让一个人口少许多的邻国几度欺负和蹂躏呢？

敌人的铁蹄声已经可以听到。刺刀的光亮已经在眼前耀动。

“将军，只要放下枪，你便可以获得宽恕！”日军用不流利的汉语说着。

“放下枪？做个失败者？”饶国华冷冷一笑，又突然高声道，“威廉二世如此强盛都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将来亦必灭亡！”

言罢，饶国华怒视敌方，然后猛地拔出手枪，对准自己头颅……“砰！”这声枪响，久久在火光冲天的夜空中回荡。

千里太湖，用自己的呜咽记下了这个时间：1937年12月1日凌晨2时许。爱国名将饶国华将军在日军重围之中举枪自戕殉国，时年43岁。

饶国华的遗体后经民生公司的“民俭”号运回四川。1937年12月12日——也就是南京被攻克的那天，饶国华遗体运抵重庆，陪都重庆国民政府特为其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蒋介石亲自撰挽联两副：

虏骑正披猖，闻鼓鼙而思良将；上都资捍卫，昌锋镝以建奇勋。

秉节之来，捍国卫民方倚舁；存仁而达，唁生吊死倍哀思。

国民政府还特别追赠饶国华为陆军上将。然，这能安抚得了将军的赤国情怀？更能救得了被强盗横扫而即将全面破碎的祖国河山？

写至此处，笔者恰逢到重庆、成都出差，听说我在写“南京大屠杀”，便有好心人凑过来聊天，其中有一朋友其父便是当年支援南京阻击日军的“川军”老兵。“何作家，你知道我们四川人现在打麻将牌中有个‘血战到底’是何出处吗？”

四川人打麻将全国出名，但对这类问题我只能摇头。

“就是我们四川人跑到南京打仗时叫出名的哟！”

“是吗？”我惊愕。

“当然咯！”这位“川军”之子便神气活现道，“我爹活着的时候经常跟我念叨，说他们当年被刘湘骗到安徽芜湖跟小日本鬼子打仗，那可打得惨去了。去的四川兵根本也就没有打过啥子仗嘛！小日本鬼子的炮弹一落地，大伙儿就吓得抱头四处逃窜。长官们被刘湘刘麻子骂得狗血喷头，说你们不能丢脸丢到南京这边来嘛！更不能在日本人面前丢脸，得死守住！就是炮弹、机枪子弹来了，也得把阵地守住，决不能在鬼子面前丢我川军的脸面！长官们着急了，又拿不出啥办法。于是有人出了个馊主意：说我从小给地主家放牛，为了不让牛跑掉，我就把牛的腿用铁链子锁住，这样你爱干啥照样干啥。长官一听这是好办法，于是就派人在当地铁匠铺里找出许多铁链子，给阵地上的川兵们一个个用铁链子锁起来——锁住他们的脚。小日本鬼子开始进攻了，炮弹和机关枪齐上阵，打得连石头、草皮都开了花、翻了个，但就是不见四川兵跑散，死死地守在阵地上回击。日本鬼子兵大败，留在川军阵地的是一片片尸体。”

这一下把柳川的第10军指挥官们弄糊涂了：刘湘麻子的部队里是不是有共军呀？经过一番侦察得出：并无共军部队。“调装甲战车来！”日军指挥官下狠心了，冲着川军阵地就开去20多辆战车，外加大炮和飞机一阵狂轰滥炸。望远镜里，日军指挥官明明看着川军阵地上的官兵们一个个脑袋飞得满地滚，可战壕里一排排没了脑袋的士兵们依然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岿然不动！日军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派敢死队往战壕里冲，结果发现：断了头的川军士兵们的一双双脚，原来都被一根根铁链子锁在了一起……

一个日军翻译问一位奄奄一息的川兵：“你们的，为什么脚被锁住了？”

川兵瞪了一眼日军翻译，说：“我们这叫血战到底！”

“血战到底”就是这么出来的。四川人现在把它用在麻将牌上，多少有些对自己的前辈不敬。不过笔者把“血战到底”的故事由来讲给南京的老乡们听后，有几个老人说，当年川军在保卫南京的外围战斗中，确实非常勇敢，死了许多人。

“血战到底”，苍天默然。进入1937年的12月，南京城已危在旦夕！此刻的战火，已经烤红了紫金山崖和长江水域……

<h3>江阴失守</h3>

南京外围真正可以抵挡一阵的可能唯有江阴要塞了！蒋介石这么想。日军司令松井石根也这么认为。

江阴要塞必死战一场。

新中国建立以前，江阴也属于苏州地区管辖，故此处也算笔者的故乡，且与常熟根接根、膀连膀，小时候父亲常带笔者去江阴看大江——即南京下游的长江最狭险处。江阴要塞即在此处，系南京水路之门户也。

滔滔长江，如从吴淞口逆流而上，在南通、太仓、常熟段的江面观江，可与大海相比，因为这里的江面均有十几里宽，甚至从此岸根本望不到彼岸。看惯了家乡的长江，后来当兵到四川、重庆一带见了那里的长江，我暗乐：这哪会是长江，简直就是我家门口的小河道嘛！

唯至江阴地段的长江，如葫芦口般地一下收腰勒细了自己的身段。此处江面窄道，水流湍急，原来是江阴境内的狼山、福山在大江东岸组成一道天然屏障，其小黄山、小君山如两把铁钳紧紧锁住江口，故而形成下游不可多得的天然要塞：对上可锁出逃海域的兵家，对下可拦逆进的犯敌。

淞沪之战开战前夕，查悉日本海军有5艘军舰和数10艘装备战物资的日商船，正在南京上游的武汉一带江上。蒋介石即令何应钦秘密派兵到江南要塞阻击日舰逃窜至下游，粉碎其与上海日军舰队汇合之阴谋。怎知军事秘密会议的记录被汪精卫机要秘书、汉奸黄浚获取，并告知日方驻华大使。8月13日清晨，接我海军总部之令，我平海、海容、海筹等10余艘舰艇，在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的指挥下，浩浩荡荡行驶至江阴地段的长江之上。突然，雾气笼罩的上游江面上冒出滚滚黑烟，稍许，只见在一艘名叫“八重山”号旗舰带领下的5艘日本海军舰队和数艘日商船，全速向上海方向急驶。

“天啊，是日本舰队呀！怎么回事？打不打？别让他们跑了啊！”我海军官兵个个急出一身汗，因为他们昨天半夜从南京出发奔赴江阴要塞的任务，就是准备阻击在上游企图要逃跑的日舰！现在日舰提前到达，就在我军要塞的大炮炮口之下和数十艘军舰的夹道之间……

“陈司令，我们到底怎么办？打不打？”各舰队首长纷纷寻问陈季良。

此时的陈季良也蒙了：我舰队的任务千真万确是要死堵上游的日舰！可怎么我才到，他们就来了呀？

“马上与南京方面联系——快！快快！”陈季良手忙脚乱地跳进舱内，让通讯官用电台赶紧与南京军委会值班室联系……

“什么？日舰已经到了江阴？怎么这么快啊？谁泄漏了我们的军事秘密呀？给我枪毙了他！”这么大的事谁敢做主？军委会值班室电话转了几道弯，最后接到何应钦那里，等到何大参谋总长气急败坏地吼叫“给我堵住！灭掉日舰！一艘都别让它跑啦”时，陈季良有气无力地向他报告：“何总长，一个小时前，日军舰队眼睁睁地从我们炮口底下溜走了……”

“你陈季良为什么不命令向敌舰开炮？为什么不？”何应钦从床上跳到地板上，对着电话大声责问陈季良。

“是、是……可之前我没有接到上峰的命令嘛！”陈季良哆嗦着身子，委屈地回答道。

本可被截获并能全歼的日舰，到上海后迅速加入了与我军殊死决战的日海陆空队伍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战场效应。这是江阴要塞失掉的唯一一个可以轻易取胜的机会。

之后的江阴要塞在被动的防御抵抗之中度过了最后的三个多月，能够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集中舰艇力量，阻止日海军逆流而上企图用炮舰攻打和进犯我首都南京；二是利用江阴要塞上的一百多门大炮和急从贵州等内地抽调来的几个师的兵力，死守两岸，全力打击从江上而来的日海军部队。

江阴要塞万万不能失了！一失首都南京便断了喉咙……没了喉咙，怎可活命？

老蒋、何应钦这一点还是清楚的。于是在淞沪大战期间，江阴的防御战备已经放在日程上，并成立了江防司令部，由刘兴任总司令，下辖原有的江阴要塞司令部——负责两岸8个炮台的锁江炮火群；江防司令部——下辖的第57军，有111师、112师及何知重任师长的第103师，分守在长江岸边的不同要地作为守备部队。还有国民政府耗尽国力从德国买进的十几艘战舰，在江上等待与敌舰搏杀一场。

“江阴要塞是我们的家！江阴要塞也是我们的坟墓！兄弟们，身为要塞司令，我和你们一样，活在江阴要塞，死也死在江阴要塞——！”许康是江阴要塞的司令，他平时就这样教育自己的官兵，眼下日军兵临城下，他把嗓子都喊哑了。

要塞的战备不能不说是花了功夫和代价的。如要塞的构筑工程处，是参谋本部城塞组派出的。在淞沪大战之前，军政部兵工署便运来从德国新买来的口径88毫米高平两用半自动火炮，4门装在东山，4门安在肖山，这种火炮到中国后被命名为“甲炮”，即中国最有杀伤力的好炮，高射射程可达9千米远，平射可达14500米，此炮在当时也算是世界上的先进武器了。中国总共从德进口20门，江阴要塞装备了8门，可见是花了血本。

至此，江阴要塞的防守虽不说“万无一失”、“固若金汤”，也算周密全面。严防江面江岸的守军，战斗意志高涨，齐声高呼：“与要塞同在！”

先前到达的通济、大同、自强、德胜、威胜、武胜、理胜7艘曾多次南征北战的老舰，突然接到命令：就地在江心“破釜沉舟”！

“什么，还没跟小鬼子干一仗，就让我们自己沉至江心？这是啥子事嘛！”舰队官兵一听，如晴天霹雳。几位老舰员，不由嚎啕痛哭起来。

“这是命令！沉舰堵江——让小鬼子的军舰驶不进我们的首都！”舰队司令陈季良这回板着脸，命令道。

无奈，首都危急，日舰随时都有可能逆水而至，不能让强盗从长江水路上得逞！沉舰开始——大同、自强、通济……一艘又一艘伴着呜咽的江水下沉、下沉。之后是德胜、威胜、武胜、理胜，统统的不战而自沉……

“谁下的臭命令？我要军法惩治他——！”据说何应钦向蒋介石汇报德胜、威胜等舰艇已经沉入江阴要塞处的长江底后，蒋气得大骂。其实沉舰阻拦日军舰艇的决定，是经蒋介石批准的，可身为中国三军统帅，老蒋实在心疼他仅有的十几艘海军舰艇啊……要塞处的江流太急，7艘旧舰下去，远不能达到封江之目的。军方立即出面，调来宁兴、醒狮等一批商船一起沉锁于江中航道。

“还是不行呀！”接任陈季良的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将军发现，这么多军舰和商船下沉后仍然没有封锁住港道，便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只好找到地方官员商量燃眉之急。

“还有没有其他船只了？”曾问江阴地方官。人家回答说：仪征县那边有个盐港，是淮盐的集散地，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食用盐都从那儿运去，故那里经常停泊几百条大大小小的运盐船。

“好，马上派人带我去！”曾司令一听，仿佛有了救命稻草。

次日，即有省里派来的两名专员，打电话告知仪征县长葛克信：“你到盐港那儿等我们……”此时正为办理“兵差”忙得不可开交的葛克信听说让他放下手中的活，立即到港口征用民船百余只，原想推辞，却遭专员大骂：“敢贻误军事，是要杀头的！”葛克信知道没辙了，便亲自到港口征船。百姓不知何意，只好连夜腾船，那盐船都是拖家带口的主儿，所以征船把整个盐港闹得比菜市场还热闹，老的喊，小的哭，女的骂。不管怎样，葛克信算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征船130余只。几天后，这些民船全部装满水泥和石子，然后在江中排成一排，凿破沉入江底，作为封锁港道的一部分。船主听说自己的船全被军队沉入江底，更是哭天喊地，举着木棍和鱼叉要找县长葛克信算账，可怜葛县长被逼得天天向南京方面要个说法：“那都是百姓的家产呀，总得有个赔偿什么的，要不咋交待？”

“没有说不赔，可现在是战时，小日本都要打到首都了，你做做工作啊，做做工作嘛！”上峰这样推诿道。

是啊，战时，一切都变得无头无序无章法！

旧舰该沉的都沉了。主力舰能调的都从长江上游全速向江阴要塞靠拢……

干吗我们总吃亏？趁小日本在上海吃紧，我们为啥不袭击它一下？江阴要塞处有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新组建的防御式的海军电雷学校，这里有一支鱼雷快艇队，是前两年从德国和英国进口的，共13艘，政府原本还向德国订购了一艘六千吨级的“谭伦”号航母，但尚未交货，另一艘从英国订购的“戚继光”号航母此时则在香港，还没能赶回长江防线。电雷学校的年轻海军学员们，个个血气方刚，他们向校方提出如此大胆建议。“奶奶的，干一把何妨！”校方领导竟然同意快艇队主动向下游的敌军舰队出击！

8月14日，也就是淞沪大战开战第三天，快艇大队派出史无102号、文171号两快艇，伪装掩护，由江阴黄泥港出发，经太湖、松江，从黄浦江上游，于16日深夜，出其不意地偷袭了敌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日海军好在实力强大，方没让我快艇全面得胜。而此举让日方着实吃惊不小，后日将军评价道：“这是中国海军唯一的一次积极性攻击。”

从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的日派遣部队的作战官兵们，决定给江阴要塞，尤其是那个敢于挑战他们的电雷学校来点“厉害”——果不其然，8月22日，有备而来的日方派出12架飞机，目标直接盯住电雷学校，进行报复性的轰炸。

“嗡——”警报在校园内紧急响起。

“敌机来啦——！”学校官兵迅速进入阵地，一时间，高射机枪、步枪，齐向空中盘旋的日机瞄准射击。

“哒哒哒——”

“轰隆隆——”

炸弹声、枪弹声，乱成一片。

敌机一架接一架地向学校俯冲而下，并掷下罪恶的炸弹。迎接他们的是一排排雨点般的子弹……地面上，有人流血，有人倒下，但没有一个退却畏缩。当敌第五架飞机再次俯冲而下时，地面学生队的机枪、步枪来了个迎头痛击，结果敌机拖着一团长长的烟尾，坠地摔毁在学校的校舍一角。见此景，其余敌机急忙掉头逃之夭夭。

“我们胜利啦！”警报解除。学员们纷纷跑到坠毁的敌机前观看胜利成果。这是中国海军在抗战中击落的第一架日九四式轰炸机，机号为“154”。

“电雷学员们不愧为我军英勇顽强的军中佼佼者！”江防司令给打下这架敌机的学校第三期学生队授予锦旗一面，上面写着四个大字：铅刀小试。

再说江中要塞的其他阵地。

日军自然不会轻易放弃把江阴这一通向南京的最重要的江域要塞作为主攻目标进行攻击。就在9月22日轰炸电雷学校的同时，日机开始向守卫在要塞江面上的我海军舰艇实施袭击。中午时分，三四十架敌机绕过炮台，轮番向中国舰艇投弹，落至江中和舰艇甲板上的炸弹，发出一次次可怕的爆炸声。中国海军早有准备，一时间，江面上的各艘舰艇的高射炮、机关枪甚至长官的手枪、士兵的步枪，齐向空中的敌机开火，为首的敌机很快被击中而栽入江心。战斗持续两个多小时，最后敌机因弹尽返航。此役中国舰艇仅有平海舰被炸伤进水，艇长高宪申负伤，舰员高品衢、罗汉霖阵亡，另有十余人负伤。

如此结果，中国海军非常振奋。然而日军怎能罢休？

“拼了！小鬼子敢再来，老子让它更多地栽到江中喂鱼去！”中国海军将士斗志昂扬。第二天——9月23日清晨，首先出场的是海军电雷学校的十余艘鱼雷快艇，年轻的中国海军学员们驾着快艇，绕游于我军舰艇周围，那隆隆之声震耳欲聋。这是江阴要塞有史以来所没有的阵势，一场恶战即将拉开序幕……江面上各艇队官兵也提前各就各位，盯住东方的天空，等待敌机的出现。

果不其然，刚过十时许，只见东边的天空上突然黑压压的一片向江阴要塞飞来……其数量是前一天的数倍！

“敌机来啦——！准备战斗！”

顿时，天上、江上，一个下掷，一个上射，整个江阴要塞上空一片光电闪闪，硝烟弥漫，炮声轰鸣。当一颗炸弹落在宁海舰上时，敌机也摇摇晃晃栽入水中。而我宁海舰艇上的舰长陈宏太刚要从驾驶舱探出头去救航海员林人骥，炸弹的一串弹片飞进他的胳膊，“哎呀——”陈舰长一声惨叫，摸摸手臂，血肉模糊，再回头看林人骥，他早已气绝命亡，白糊糊的脑浆溅遍了指挥舱……

“为林人骥报仇——！”陈舰长紧握着拳头，高呼着。

江面上空再度火光一片，江中的一根根冲天水柱，仿佛要刺破天空。

这回日军出动的战机达一百余架，目的是想把中国海军所有守卫舰艇全部“吃掉”，因此不管死活地向我舰艇实施轮番轰炸。我逸仙舰在高射炮弹药告罄后，官兵们毫不退缩，继续用大炮回击敌机，并击中一日机……数小时激战，敌机终因弹尽远走，江面上方才渐渐没了枪炮声。中国海军一点数：击落敌机5架，我数艘军舰受伤，其中宁海舰基本全毁，平海等舰也遭严重损伤。海军官兵多人牺牲，数十人负伤。但总体战果令南京的蒋介石、何应钦“满意”。然而我方舰艇此刻只剩4艘尚存有战斗力。不日，南京调应瑞、逸仙舰回南京守备，至此封锁江阴要塞江面的中方海军舰艇只剩海容、海筹二舰。后在上海方面的海圻、海琛二舰来到江阴要塞。可是，所剩的4艘军舰并没有正面迎敌，而是“奉命”沉舰堵江……官兵听后，再度声泪俱下。

至此，中国军舰在江阴要塞上的舰艇或负伤搁浅，或调离远走，而多数是被自毁沉于江中……欧阳景修是海容舰舰长，在数十年后回忆这段经历时痛苦不堪道：“我在舰上服务多年，谙于航行及水上作战生活，平生主要志向，愿展我一技之长为国效劳，但目睹当时我海军舰艇全部毁沉于江底，失去作战武器，使我原有理想趋于幻灭，且当时我年事已高。因此从江阴要塞下来后，便申请退休。数十年海军生涯，便从此呜呼哀哉也！”

呜呼哀哉的何止欧阳先生一人！更可悲的是，数千舰队官兵，在无武器可握、无舰艇立足之后，许多人徒步到南京，以求上司安置后路，哪知尚未进入南京城门，却被进攻南京的日军赶在前面，于是这些无家可归的中国海军官兵，成了日军屠刀下第一批被砍头的中国人……

军舰没了，要塞还在。日军便开始用他们的舰船进攻江阴要塞，企图冲破我方的防守。10月1日拂晓，敌派遣部队驻上海的海军第24分队3艘驱逐舰逆水上行，试探我方防守能力。乌山炮台我方官兵随即发现敌情，炮台副台长陈秉清下令各炮台开炮迎敌，4尊大炮同时瞄准来犯之敌，其中1尊因炮台没有巩固，结果一震便自行倒塌了，所幸官兵没有伤亡，不过也够丢脸的了。其余3尊大炮齐发，除1炮未命中敌舰外，有2炮击中敌舰之一，那日舰顿时舰身倾斜，硝烟弥漫。另两艘敌舰见此情形，夹着尾巴溜之大吉。

11月中旬，正当中国海军官兵斗志昂扬，准备再迎来犯之敌，拼死一战之时，江防司令部突然接南京方面的军政部来电：“暂守江阴候令撤退，中正。”蒋介石的命令刚下，军政部的具体指令又来：“将新炮准备拆到后方安装，铁驳一到即行起运，应钦。”什么意思？就是命令江阴要塞那些新安装的德国大炮拆掉，准备起运到其他地方。

什么？不要江阴要塞了？不在这儿打日本鬼子了？让他们在长江上直冲南京去了？南京方面的指令一传达，要塞上的官兵全给弄糊涂了：这是打什么仗嘛！

我们不干！为什么不打就撤？老蒋他想干啥？让我们当炮灰？不干！我们就是死也要与江阴要塞同死！要塞几千官兵愤然不从。

要塞许康司令无奈向南京汇报此情：怎么办呢？

南京方面默然。几天后，军政部又来电，这回内容全变了：“固守江阴，中正。”又是蒋介石签署的。

搞什么名堂！一国之君，才几天就全变了！要塞官兵虽然等到了好消息，但想想堂堂中国，最高统帅竟然在战斗关键时刻，下了两道完全不同的命令，实在令人心酸和不可思议。上峰回应是：英、美、法、苏同情我与日军作战，并予协助，故我们重树力量。

原来如此。老蒋从国际上获得了底气呵！

“死守江阴，中正。”要塞又紧接南京来电。

官兵们听后，哭笑不得。几天之中，他们连续接到最高统帅三份“撤”、“固守”、“死守”的不同命令，打还是不打？真打还是假打？打打松松？还是松松打打？

谁也弄不懂。弄不懂能不输吗？

“妈的，反正输赢都是他‘蒋该死’的。”官兵们开始骂娘了。这样的军心能挡得了如虎如狼、志在必得的日军吗？

其实，这段时期身为中国最高统帅的“蒋该死”也够可怜的，他原来想借淞沪之战引起国际上几个大国的支持，从而与日本坐下来“商议”维持七七事变前的现状，可是人家几个大国各有各的打算，况且这个时候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希特勒方面正在抓紧对欧洲邻国虎视眈眈，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大的战役尽在瞬间爆发，顾得了你中国吗？

日本大本营也是看准了这一点，所以更无顾忌地把目标盯在灭你首都南京之上。

地面部队的进攻比江面上的要顺利得多，松井石根的部队不仅顺利地踏平苏州、常熟一带防线，而且也很快收拾了无锡之中国守军。另一支进攻南京的部队在西太湖那边虽有些苦战，但自突破长兴、广德之后，芜湖已是早晚可以“拿下”的城池了！蒋介石不急才怪，故此刻他的命令出现混乱也属正常——方寸已乱，指令怎不颠三倒四！

这可苦了我前线将士。

11月25日，无锡失守。日军开始由锡澄公路直向要塞背后开始进犯，守军第112师和第103师坚守数日，苦战抵御，打得异常激烈。而日军此时已经大军压境，轻型坦克等也在前沿阵地出现。初始时，我炮台用炮火强压对方，尚能产生作用，但时间一长，两个师的守军渐渐吃紧。

12月1日，江防新任司令刘兴召集江阴要塞地的各军、师长及要塞司令开会，讨论对付战局之策。112师师长霍守义提出：我们步兵与敌人激烈战斗一个星期了，伤亡惨重，现在既无部队来接替，又无人来补充，要求撤退。103师长何知重也有此意，电雷学校教育长欧阳格则表示：留下打也行，撤退也赞成。

“那不行。江阴要塞是南京的门户，我们撤了，就等于给南京开了一扇大门，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撤！”许康怒了，拍着桌子嚎起来。

正在争执不休时，南京方面来电话：不用争了，最高统帅部决定你们撤离江阴要塞，而且还布置了具体方案：一、从现在起（当日晚8时），要塞炮兵火力，向江阴西门外射击，掩护步兵突围，到12时为止（意思是说，步兵守军必须在4小时内全部撤离江阴要塞，否则死活自保）；二、12时后，要塞进行破坏自毁，结束后要塞炮台官兵从靖江向镇江撤退；三、江防司令部准备快艇和船只，载司令部向南京撤退。

“各部队受命后立即行动！”南京方面加了最后一句。

呜呼！要塞将士听到这样的命令，哭的哭，骂的骂，更多的人则忙碌着收拾行李，准备后撤。炮台的官兵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那些装了没多久但还珍贵的德国“甲炮”不能留给敌军。拆！把所有零件能拆的就拆，不能拆的用炸弹炸毁！

可怜“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在日军强力攻击下巍峨挺立的要塞，最后还是被我军自己用铁锤、用炸弹，毁了个七零八落……

江阴要塞失守！我中国海军和守军丢下一片狼藉，或向芜湖方向撤逃，或向南京城后撤退，但等待他们的命运则更悲惨——

江防司令许康本想往南京撤，结果到仪征时就被日军堵在江边的一片沙滩上，差点丧了老命，后在几位下属的全力掩护下，改道到了武汉。据说到武汉时，堂堂许司令像只“落汤鸡”一样狼狈。许自己说：“能活着从那边出来，就是当一百回落汤鸡也不算最差的命了！”

可不是，他属下的几千江阴守军不仅没有当成“落汤鸡”，而且多数最后皆成了日本鬼子屠刀下的冤魂……

“师长、参谋长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的团长战死了，副师长带着我到镇江打了两天又失守，之后我们撤向南京。”时任103师618团团长万式炯回忆说，“12日我们赶到南京江边的下关。到了下关，那个混乱状况非我所料。到处是为寻找渡江器材而在奔跑的人群，官不识兵，兵不认官，谁也不听谁的指挥。我团早被冲散，身边只剩下吴凯。我们看到下关的情景，实在无法过江，就回头向南，随人流越过秦淮河，走到唐社附近，遭到敌军阻挡，情势十分危急。我急中生智，大声喊道：‘弟兄们，我叫万式炯，是103师的团长，我愿带大家冲出去！但要组织好队伍。’大家齐声说‘好’。 于是我把队伍分成两队，一队我带，一队吴凯带，我们沿小巷走。这时敌人来了个反击，枪林弹雨，我们的人如惊弓之鸟，四处散去，我反而被甩到最后。这时七八个日军端着刺刀向我扑来。好在我从小有武术功夫，打死四个敌人后我赶紧逃跑。发现又回到了江边，并与正在寻找船只的吴凯他们遇上，在上新河处我们搭上了别人的木筏，上了江心洲……自是捡了一条命。”

团长万式炯是庆幸的，他上了江心洲，可是他所在师的其他将士基本上都没有搭上过江的船只，后来皆成了日军大屠杀的第一批对象……

第一章 杀戮前的大决战 4.孤城哀鸣

不知是蒋介石真不知南京早晚会失守，还是着意拿出一副与日本决一死战的姿态。自淞沪失利之后，首都南京城的一切都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日军三路进犯南京，虽说我方也有三道防线，前线将士也确实浴血奋战，但终因武器装备和战斗力远不能相比，加之主力部队并没有全部压上，南京失守其实是谁都清楚的事。只是身为一国之主的蒋介石无颜向国人和世界交待，同时一国首都的丢失与沦陷，其实多少也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失败。为此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咬断牙根也要支撑到最后一刻。

从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到12月13日南京城落入侵略者魔掌，仅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时间里蒋介石和他的同僚们就没有在守卫南京上下点真功夫？

显然下了些功夫，但绝对不是什么真功夫。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清楚地告诉同僚：得作纵深持久作战的准备，并且指出后撤的地方乃是四川一带。

“我看你们成心要丢我大上海！”

“骂你是轻的！饭桶！饭桶！”

“你不用回来了！与守兵一起死在外滩算了！”

这一连串的骂声，都来自南京中山陵特设的蒋介石办公室。上海吃紧的那些日子里，老蒋天天骂：“你们顶不住，我就亲自去上海跟松井石根拼一回！娘稀匹，就不信拼不过那个老贼！”

这一天是11月13日，地址：中山陵蒋介石办公室。在场的只有蒋介石和他最亲近的幕僚：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军令部作战厅厅长刘斐。蒋介石还在一旁的窗口前站着，愤愤地生着闷气。

“……既然上海我们没有落实持久消耗敌人生力的战略精神，也没有达到我们调整战线、保存部队的目标，那么现在就不应该在敌海陆空军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跟日军胶着太久，且再看看所谓的‘九国公约’，那些一向示好我们的国家也并不想真正出手帮助我们，导致今天我们的极度被动。既然如此，依卑职看，我军应该继续坚持落实总司令的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不该再为一城一地的得失争强好胜，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如果拖到日本对占领国每一个县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守阵地的话，那时即使日本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它非垮台不可！”刘斐滔滔不绝地说完一通。

“我觉得刘厅长的意见有道理。”白崇禧手指刘斐道，“依你意见，说说我们如何处理首都南京的战事。总司令今天让我们来讨论的就是这事。”

刘斐获得了白崇禧的支持，便继续振了振精神，道：“鉴于上述判断，我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也不妥。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撤退。在兵力使用上，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那样会消耗我更多生力军……”

“刘厅长这个主意还是有道理的。南京一役看来只有这样了，只是苦了守军和南京市民啊！”何应钦长叹一声，转头问蒋介石，“总司令，你看这个思路怎么样？”

蒋介石似乎还在火头上，并没有马上回答。

那一刻，整个中山陵似乎都寂静一片——因为这座古老而历经沧桑的名城，还有城内几十万赤手空拳的市民的命运，将由这个光头蒋先生决定——“我看也只能这样了。不过，你们几个听好了：对所有人不能说我们不死守南京，那样我们不好交待，对市民、对军队，还有对留在这儿的总理——”蒋介石说到这儿将目光移至近在咫尺的那座白色的孙中山陵墓说道，“都不好交待。”

说完此话的蒋介石，似乎一时悲情难解。最后还是由何应钦收场：“大家听好了，刚才总司令最后一句话特别重要。记牢了吧？”

白崇禧、徐永昌和刘斐同声点头回应：“记牢了！”

11月15日，第二次高级幕僚会再次在中山陵蒋介石的办公室召开。

这次会议多了几个人，除了前面几个人外，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和南京市警备司令谷正伦等参加。主题仍然是讨论南京的问题。刘斐把上次会上的意见重复了一遍后，蒋介石让大家发表意见。

“我看不妥，南京非固守不可！”唐生智首先回应刘斐的话，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我们这些一直跟随总理革命的人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我不同意刘厅长的意见，坚决不同意！”说完他两眼盯着蒋介石，意思你老蒋到底什么态度。

没有人再说话，因为除了谷正伦外，其他人其实早知道蒋内心所想了。

蒋介石出声了：“孟潇的意见是对的，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吧！”孟潇是唐生智的别号。

这一天幕僚会没有最后决定正式方案。

第二天晚上，幕僚会又在中山陵召开。唐生智的意见居然占了上风，因为似乎谁提出不守南京，就有些对不住总理孙中山的在天之灵！唐生智是什么人？读者也许不知，其实唐某人过去一直是蒋介石的老对头，曾经参与过“讨蒋”，失败之后就一直称病，蒋也没有好心对待过他。唐生智在失去兵权多年后，一直耿耿于怀，欲求再执兵权。他在军委会任执行部主任，虽在核心层，其实也是听命行事的角色而已。有人说此次“病鬼”唐生智那么慷慨激昂地要固守南京，目的是想从蒋介石手中夺回些兵权。到底是真是假，蒋介石心里有数。

好嘛，老唐你不是想固守南京嘛，那就由你来吧。开第三次幕僚会之前，蒋介石已经想定主意。不过，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会议一开始，他仍然问几位高级同僚：“你们的意见想好了吗？”

唐生智还是第一个发言，固守南京的口气比前一天还要坚定。蒋介石瞅瞅何应钦等，问：“你们几个呢？”

没有人回应他。

蒋介石若有所思地说：“我看孟潇兄的意见是对的。”突然，他转而又问：“那——谁来负责固守南京为好？”

谁来固守？

大家看看何应钦，何应钦冷笑一声没吱声，心想：我是总参谋长，留下来总不太合适吧？

徐永昌摇头，没有说话。

谷正伦直着脖子，倒是想挺身而出，可又觉得自己可能不是这块料，便把目光移到了刘斐身上。刘斐心里明白，他是个“主撤派”，委员长加总司令肯定不会让他留下的。

“说啊，谁留下来固守最合适？”蒋介石又问。

继续沉默。

蒋介石生气了，说：“如果没人守，那就我来守吧！”

唐生智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委员长，你是一国之元首，全军之统帅！这回你不能身先士卒、独守孤城。若真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而且我向委员会和各位保证：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

蒋介石一听，似乎真的有些激动地走到唐生智身边，右手用力地拍拍这位曾经要把他“千刀万剐”的老对手的肩膀，说：“可贵可嘉！孟潇兄精神可嘉！很好，就由你孟潇兄负责了！”转身，蒋介石对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明白。”何应钦道。他心想：老唐你这头病马出任南京守备司令，实在是太合适了，一是我们有个理由向外交待，二则你这个可有可无的老贼即便被日军打断四肢，仍未真正伤及我军我国之有生力量也。

南京守与不守的大事便这么定下。几天后，关于唐生智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命令在军内和《中央日报》上公布。其实在这个时候，南京城已经出现一片混乱之势，原因是除了上海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外，《中央日报》已经在上海失陷后，发表《告（南）京市民众》社评文章，把中央政府移驻重庆的消息正式向世人宣布了。社评说：

此次政府移驻重庆的理由，是适应战况，统筹全局□□，而且是制敌不是怯敌，这一层在本报昨日社评中，已经解释得很明白。京市党部□□及各界抗敌后援会昨日发表告本市同胞书，希望大家凝定意志，勿自惊扰，为民族复兴而奋起，为国家独立而抗战，我们在这里尤其有阐明的必要。

第一，政府是处理全国政务的最高机关，它必须有行使职权的最大自由，不受任何威胁和牵制，所以政府的驻在地要适应环境，不能站在抗战第一线上。至于南京地方，除原有市政当局及军警机关依旧尽职服务外，政府并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率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这个给我们全市人民以莫大的安慰和兴奋。

第二，长期抗战本来不必过于重视一隅的进退和一时的得失，但是抗战的最后胜负，每每不决于前方的军事行动而决于后方的持久力量，谈□□□□，后方民众比前方将士所担负的更为重要。南京是前方的后方，对于前方的需要□□□□知道得很清楚，对于后方的援助，我们更居于集中策应的重要地位，所以我们目前所关心的，不是本身的安全而是如何使前线得到民众的援助而更加巩固，更加奋励。

第三，首都的拱卫既然设有专责机关，市面的治安，又同样能够维持得很周密，他如食粮充足，日用品源源而来，这都是抗战中最稳定的好现象。抗战已到了这个关头，国力的支持全靠民力作后盾，民众能多出一分心力和物力，政府不仅可以从容应敌，并且还有转败为胜转弱为强的把握，也是我们民众报国的最好机会。现在，全首都的市民应该把自己感觉到的责任和如何尽责的方法，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全国人民看看。大家照着这样凝定意志，为国奋斗，这种力量的总和是绝对不可侮的，我们期待着前途的光明由这种力量发挥出来。

老蒋都走了，我们留在南京不是死路一条吗？！迁都消息一被证实，南京市内人心惶惶，出现严重混乱现象。“仗还没有打，日本人还没有来，堂堂一国之首都乱成这个样子还行嘛？”蒋介石听了特务组织戴笠等人的报告，非常气愤。

“我要跟外面说一说！”蒋介石决定召开一次记者会，表表自己对南京和时局的态度。于是11月25日，当时的路透社这样报道说：

南京电：今晚蒋委员长接见外国新闻记者时声称，吾人坚信，公理终必战胜强权，抗战到底至最后一寸土与最后一人，此乃吾人固定政策云。蒋委员长偕其夫人入招待室，具有信任与决心之气概，绝无失败者颓唐形象。蒋委员长续称，中国拟维持决心抗战之政策，吾人将防卫南京，但在远处为之，外人之生命财产当予以保护，外传南京如有陷于敌手之危险，将付诸一炬之说，仅属谣言云。继言及停战之可能性，蒋委员长称此事决于日方。蒋委员长后言及日机近掷下一盒，内载一函事，谓此函不载寄者姓氏，其内容希望早日停战，并声明日本不欲提出严厉条件，仅欲得中国防共之合作，此种言论，殊与事实相反云。记者询以和议如何可开，蒋委员长称，讨论此事，今尚非其时，第一日本必须觉悟云。记者又询以是否希望苏联扶助，蒋委员长答曰，余所希望者乃国联机构内所规定之扶助。记者复询以九国会议既无助于中国，中国能希望他方面之援助否，蒋委员长答称，渠确信九国公约签字国将援助中国，如无此援助，则所有条约悉属无效，而破坏条约之举动反得奖励矣云。

都到什么时候了，蒋介石还在自欺欺人：九国会议假如真想出手救你中国，何必要让你蒋介石连首都也要丢掉？这么个道理，蒋介石能不清楚？他这么说，无非就是尽力想“安抚民心”，然而，用句老百姓的话，他这叫“睁着眼说瞎话”！

不管怎么说，该准备的还是要准备一下。就在同一日，蒋介石密电唐生智，对南京守备部队的战斗序列作了部署，总兵力超过10余万人。

民国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们，能走的都在忙着搬家运货，市民们怎么办？守卫部队军心如何安顿？身为守备司令的“病司令”唐生智好像那些日子一下来了精神，27日，他向报界发表了“与南京共存亡”的声明：“首都或在最近之将来成为战场，最高军事当局已拟定死守首都之意志。吾华人必须牺牲，今有两事可决者：一余为中国军人，拟为国家牺牲己身；一为吾人之牺牲，将使敌多所丧亡是也。”并坚定声称，他唐某人与南京“共存亡”！

好一派豪言壮语！但到底是真是假，百姓和守军有些糊涂，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蒋介石的精兵在撤离南京，换防进来的多数是新兵部队。另一方面，日本军队三路进攻势头，一天比一天迅猛，前线的血腥和硝烟已经弥漫到南京城内外……

南京呵南京，你还能坚守几时？苍天在问。

致大臣阁下：据26日夜驻南京纽约泰晤士报（今译为纽约时报）通讯员阿曼德谈称：26日，除蒋介石夫妇外，所有政府要人全都急先乘船去汉口，从其狼狈状况看，给人以南京陷落迫在眉睫的感觉。目前，南京市内军队和军需品通过，难民四处乱窜，混乱不堪……

这是一份发往日本大本营的密电，提供情报者是日本冈本总领事。他这样发往东京的密电已经编号到“第2441号”，南京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密电中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且源源不断地发往东京，而像他这样的谍报员在中国还有几百个。

日本人干事有一点值得称道：认真。侵略他国和屠杀别人前，都是经过精心策划与准备的。中国人能做得到吗？最高司令蒋介石还在期待国际支援的梦想中，日本人把所有侵吞中国的每一个细节都研究得透彻又精致，而且几乎不偏一二。

中方守军这些天忙碌不堪，总司令唐生智今天跑中华门检查城门工事是否牢固，明天到雨花台给守军打气，而在城内，实行了全城戒严，所有出入重要部门和军事要地的人必须佩戴“卫戍长官部”大印的臂章。另一件任务就是派兵员和宪兵队在大街小巷内到处张贴各种布告和命令。尤其是晚上，全城实行警报制，统一熄灯，一派战时紧急状态。

一日，唐生智在雨花台检查工事，随行的警备司令部参谋们都来了，唐生智向他的参谋人员宣布了一件事：“谷正伦司令前几天向委员长递交了辞去首都警卫军长的报告，现在就我一个人担起了南京全城的守卫任务。”唐生智说此事时的声音非常低沉，随后长叹一声，颇有些悲壮地说：“我是统帅，守土有责，决心与南京共存亡了。南京失守，我亦不生。你们还年轻，又都是我的幕僚，和我所处的地位不同，我不要求你们和我一道牺牲，万一城破，你们到时还可以突围出去……”

说到这里，唐生智闭上眼睛，继续轻声说着：“我只要求你们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坚持工作到底。”

“唐司令，你别这么说，我们誓死与你一起战斗到底，决不后退一步！”程奎郎等年轻参谋们被感动了，纷纷站起来向他们的司令表态。

唐生智点点头，眼里闪着几星泪花。

“孟潇兄，我是大钧呀，委员长请你下午四时到他官邸……”来电话的是交通部长钱大钧。

“好，谢谢钱部长。”唐生智当日来到蒋介石的官邸，以为委员长要撤出南京，结果是蒋介石说要唐生智陪他去巡视守卫部队及城防工事。

“委员长，外面已经非常不安全了，你还要去视察，实令孟潇感动不已啊！”唐生智的鼻子真有点儿酸。

蒋介石边戴手套，边微微一笑，说：“我知道，把南京城守卫的重任搁在孟潇你身上实在是有劳你了。我作为三军统帅，一国之主，我不能让你独自承担这么重的担子。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全力支持你。”

“谢谢委员长。”唐生智下意识地用手擦了擦眼圈。

显然，蒋介石视察城防和留守部队，一是为了给唐生智他们打气，二更是为了自己的脸面，后者才是他在大战将至时出现在南京公众面前最主要的目的。据第二天的《申报》称，蒋对城防和市内的秩序“甚为满意”，同时他还有意透露他的夫人宋美龄跟他一起依然留在南京。

“领袖夫妇在南京一天，南京就会平安一天。”市民们和官兵们这么议论。

“慕尹兄啊，你知不知道委员长到底何时离京呀？”12月4日，唐生智突然给交通部长钱大钧打电话询问。

“我没有看出他要走的意思……”钱大钧回复说。

“再不走，我可是要担当不起了呀！”唐生智是真急了。

“怎么啦孟潇兄，出什么事了？”

“你不知道，今天我的城防部队发现日本的便衣特务已经进城了，要不是我官兵警惕性高，还不知日本特务惹出什么大麻烦来呢！”

“南京城真是危险、危险了啊！”钱大钧在电话那头说，“孟潇兄，你也要多加注意些哟，实在扛不住就向委员长提出来……”

唐生智对自己冷嘲一声，道：“我已经把与南京城共存亡的话都说到家了，眼前的路只有一条，等着日本人来给我收尸了。”

“壮哉！壮哉也！”

唐生智放下电话，心想：壮哉不壮哉，还要看老蒋和日本人了，我唐某人只是个顺势而为的小卒，天真要塌下来，我这把病恹恹的老骨头，能顶得住？笑话！

不过，无论如何，唐生智自己知道，与蒋介石比起来，他这位湘军头领还差了些计谋。事实上也是，唐生智一直不明白：南京已经没老蒋什么事了，他干吗不带着娇妻宋美龄赶紧撤到武汉，却要冒着被敌机炸的危险留在中山陵呢？

“说孟潇一直是个天真的人你们还不信。”蒋介石在妻子面前几度如此嘲讽唐生智。“留在南京当然有我的道理嘛！”这回蒋介石正在密谋的一件大事并没有告诉这位守城总司令。什么事？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商量与日本“和谈”条件……

早在10月、11月初，国民政府就努力在私下里与日本谈“停战”条件。最初想出此计的是汪精卫，这位后来被定罪为“大汉奸”的人，与日本国有天然亲密关系，所以日本挑起淞沪战役后，他便主张“和谈”，其实就是体面的投降。开始蒋介石虽有不悦之意，但淞沪战役越打到后来，蒋介石越觉得早晚会输给日本，于是也慢慢心底里有意与日本“和谈”。这样的谈判，条件肯定是强者一方开。日本早已想吃掉中国，你想谈条件当然好啊，于是开出六个条件送给蒋介石看。

“不行！他们这样明明是想我让、让我的国家蒙辱！”蒋介石一看日方提出的包括国民政府必须承认满洲国和蒙古独立的条款时，气得把杯子都摔了。

日本的信息传来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就是要你中国丢尽脸！

“和谈”不下去，汪精卫干脆跑到武汉清闲起来。南京城剩下委员长蒋介石唱独角戏。

“实力为王”，这个道理军人出身的蒋介石非常明白，既然如此，那我也拿出点实力让你日本人看看。蒋介石心想：我在首都南京拿出决一死战之势，也让你日本人看看我大中国虽实力不够强，但我人多、地广，让你有所畏惧！

行呀，只要你有所畏惧，我们就可以再来“和谈”，那个时候你就别再逼我承认这、割让那了。蒋介石真正的底牌是这个！当然，现在跟日本人是属于撕破了脸的冤家间“和谈”，中间人缺少不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决定西迁重庆，南京城交给唐生智之后，蒋介石留下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等着老朋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

“日本人说话不算数，美国和苏联也不是信得过的国家，我相信你们德国，德国和你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希望你始终担任中日两国的调停人，并且期待成功。”蒋介石在12月2日晚上独自与匆匆赶来的陶德曼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具体讨论日本有可能接受的若干条件——当然，这些条件也是在日本提出的那“六条”基础上的商议。

“委员长不提走，我哪能问嘛？”钱大钧对唐生智几次问他为何老蒋不走时，这样为难地回答老友。

后来陶德曼从日本那里获得了一些让蒋介石感到满意的“礼物”了吗？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就在蒋介石再度授权和托付陶德曼大使去跟日本人谈条件的当天，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按照大本营的指令，向全线部队发布了进攻南京的战斗命令。命令要求西线的第10军于12月3日、东线和长江水域部队于12月5日正式向南京城进攻。此命令一出，三线日军“如脱缰之野马，日夜兼程，强度行军，目标——南京”！

“我亲爱的委员长朋友，日本人不同意你提出的修改条件，他们坚持原来的六点条件，不能动一个字……”陶德曼再次把日方的意见告诉蒋介石时，连人都没有出现在中山陵，而是用电报告知的。

“娘稀匹！娘稀匹！我知道日本人是要让我丢足脸面！我决不再与他们谈任何条件了！”蒋介石接到陶德曼的报告后，像一头怒狮，恨不得把小客厅两头的玻璃门都撞碎……

“洁民，你过来坐下。”晚上，蒋介石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脸色极其灰暗，十分沮丧地把卫队长俞洁民叫到身边，问：“现在你们还有多少人？”他指的是自己的卫队和侍卫官。俞说只有十几个了。蒋说：“你给这些人造个名册，交侍从室。”随后长叹一声道：“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也是我的最忠诚官兵，现在国难将至，我作为一国之主、三军统帅，本该留在首都南京，但抗战的日子还长，我不得不要离开南京了。可是南京是首都，也是我的尊严所在，理当我该守城，但身不由己啊！所以我想尽可能尽一份力量——你能干，会带兵，所以我想让你带两班军装卫士，暂时留在南京，听唐司令指挥，主要任务是看守停泊在下关码头的小兵舰。”蒋又说：“别小看那些小兵舰，它是用来稳定守城军心的。”

“明白，我一定完成好任务！”俞洁民自然清楚蒋的用意，因为停在下关的小兵舰，是蒋介石专用兵舰，军队只要看着小兵舰在，就意味着蒋介石他在，蒋介石要给守城军队和市民一个“形象”力量。

“走，我要到一趟唐司令家……”蒋介石起身。

唐生智后来回忆说：“蒋介石在离开南京的前夕，和宋美龄到我家里来。蒋对我说：‘孟潇兄，你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我回答说：‘这是军人应该干的事嘛！我还是要重复前几天对你说的话，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这回蒋介石是要走了。

12月7日，晨曦之中，一队车辆在严密的警戒下，飞驰驶向中山陵。车至孙中山陵墓前，蒋介石在夫人宋美龄搀扶下从车中走出。

蒋介石脸色凝重地绕孙中山灵柩一圈，然后三鞠躬。之后，与在场的留守南京的官员一一握手，至唐生智时，特意点点头，说：“全仗孟潇兄了！”说完，蒋介石举目远眺，望了一眼南京城，默然合上双眼……

车队随即奔向明故宫机场。早已停在那里的“美龄号”等蒋介石夫妇登机后，即刻滑向跑道，随后腾空而起。一队守卫飞机紧随其后，飞向天空，很快远远地离开了南京上空……

“现在只剩下我们了。”唐生智在心里轻轻哀叹一声。

南京开始哭泣。日本人的刺刀已经在一些城墙上闪着寒光了。

老蒋走了，但并不意味着唐生智不用给他报告守城的军事形势了，“一日一报”的综合战况报告必须照常送到蒋介石手上。从国民党在1949年离开南京逃往台湾时扔下来的秘密档案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唐生智是如何在蒋介石那里“半报忧半报喜”的——

12月7日：

午前二时，据六十六军不确情报，进据孟塘、大胡山之敌突然失踪，似有向北转进进攻龙潭模样。当命三十六师之一团暂控制在麒麟门附近待命。四十一师照常占领阵地，并向孟塘前进，与六十六军左翼确实连系。七十一军径开高桥门附近待命。拂晓后，得知大胡山附近之敌仍盘踞未去，因令各部继续连系前进，迅将该敌消灭。终以通讯困难及敌机之骚扰，各部队未能同时进展，未克奏效。是日，我汤水镇前面第一线阵地受在炮兵营房展开之优势敌军攻击，各处被敌突入，不得已于入暮后撤退至第二线，固守汤山及汤水镇。同日，龙潭、拜经台、保国山之线亦到处发现敌踪，与四十一师发生混战，双方各有伤亡。

淳化镇之敌，本日以步炮飞机协同向我阵地猛攻，机枪掩体亦被击毁十余座。我五十一师守军奋勇抗战，杀敌甚多，阵地屡失屡得，我部队伤亡甚大，嗣调该师预备队前往增援，得维持原状入暮。

秣陵关前面之敌分两路向我进攻，本日已进至杜桥、杨山之线，并有向我右侧大山迂回模样。

第四十八师部队本日到达南京，即命开往杨坊山、乌龙山之线占领阵地，赶筑工事。八十七师之一团乘车到达高桥门，准备在河定桥、上坊门、高桥门线上接防原五十一师第二线阵地。

在东昌街之一五四师，本日攻击前进，到达白兔镇、行乡镇附近，惜因汤山方面情况变迁，半途中止。

12月8日：

本日，敌以主力及炮兵机械化部队进攻汤山第二道防线，与我守军发生混战。至8时许，汤山镇状况不明，汤山及两侧高地始终在我手中。其后方珠山、青龙山之线复经一五六师派部队接防（该师已有二团于7日晚间由镇江到达麒麟门，归六十六军军长指挥），阵地渐形稳固。惟占领大胡山、高家庄之敌昨晚得增援后，本日拂晓向我进攻部队激烈反攻，并调主力向栖霞山方面包围。我四十一师及三十六师之一团反复冲击，毙敌甚多，终以敌机轰炸及炮兵优势，到处呈苦战状况，未能将侵入之敌依限解决，我进攻部队伤亡很大。

淳化镇方面，本日敌进攻愈烈，并分向东樵村、西庄附近包围，企图截断归路。我五十一师部队奋勇抗战，伤亡累累，其中五营官兵几全部壮烈牺牲。后援不继，该镇遂于午后四时失守。

本早，进攻牛首山之敌以战车四十余辆为先导，向将军山附近猛扑，经我战车防御炮击毁六辆，即迅速后退，全日战况极为沉寂。惟右侧支队受敌有力部队攻击，渐呈不支状态，下午自动向板桥镇后移。

八十七师本晚大部到达指定地点。一五六师余部及一五四师正向南京转进中。

鉴于上述情况及集中兵力固定南京起见，是晚下令退守复廓阵地，其部署要旨如左：

右侧支队固守板桥镇大山之线。

第七十四军固守牛首山一带据点至河定桥之线。

第八十八师固守雨花台。

第七十一军之八十七师固守河定桥至孩子里（江南铁路北）之线，右与八十八师及五十一师、左与教导总队联系。

教导总队固守紫金山。

第二军团固守杨坊山、乌龙山之线及乌龙山要塞。

第三十六师固守红山、幕府山一带。

第六十六军至大水关附近集结整理待命。

第八十三军之一五六及三十六师之一团在青龙山、龙王山线掩护撤退。

在镇江之一零三、一一二师向南京急进。

12月9日：

敌乘五十一师撤退、八十七师当时仅到二团、阵地占领尚未稳定之际跟踪而来，高桥门、七瓮桥及中和桥均不及破坏，敌遂得，于拂晓进至光华门外，将大校场、通光营房占领（敌约步兵二千、坦克车十余辆）时，光华门附近仅有教导总队少数守兵，见情势紧急，比将城门紧闭。敌将野山炮推进高桥门附近，向光华门轰击，不一时，洞穿二穴，敌军小部突入，当被我军击灭。此后随堵随破，几濒于危者凡三数次，赖八十七师后续部队之反攻及直属特务队之增援，至午后四时，始将大校场之敌击退。但盘踞通光营房内及城门洞内之少数敌人则始终顽抗。

同日，牛首山方面五十八师与敌激战竟日，因八十八师派出之右侧支队过早撤退，敌军一部进占大胜关，且有沿江北犯模样。我五十八师阵地形成孤立，入晚下令撤退，与五十一师连合担任双涧镇至宋家凹守备（在八十八师右翼延伸线上）。

12月10日：

敌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三峰同时攻击，战斗较九日为激烈，光华门复被敌突破二次，但冲入城内之敌百余人，悉被歼灭。比以一五六师增援通济门及光华门之城垣守备，一面于城内赶筑工事，并以一五九师控制明故宫附近，策应一五六师作战，另以新由镇江撤退回京之一零三师任中山门附近城垣守备，归桂总队长指挥。是夜，一五六师选敢死队坠城，将潜伏城门洞内之少数敌军焚毙，将盘踞通光营房之敌歼灭，光华门及通济门方面遂得转危为安。但雨花台八十八师阵地右翼稍形动摇，失去阵地前要点三数处。至第二军团方面，本日情况稍缓，不甚紧急。惟该军团四十一师以攻击孟塘方面受挫，正撤退收容中。

12月11日：

敌以主力一面向紫金山、雨花台攻击，同时以一部攻占杨坊山及银孔山，并以一部由大胜关渡江至江心洲，向我七十四军右侧背射击。至午后二时，我八十八师雨花台右翼阵地为敌突破，中华门城门亦被炮击毁，有少数敌军突入，但被歼灭。我第二军团因银孔山失守，与城内联络已断，午后战况不明。是夜，令八十八师缩短阵线，固守城外主要阵地，右与七十四军、左与八十七师密切联系，其城垣防务（除中华门、雨花台附近外）由一五六师及七十四军分担。原拟将六十六军或八十三军诸部队转移攻势，但考虑各部队疲惫已甚，无此力量。至一一二师、一零三师因新自镇江方面撤回，其疲劳则过之……

在敌我激战时刻，中日双方都有自己的每日“军事报告”，这些“军事报告”在战后的1938年相继被公开。有关日军进攻南京的“每日军事报告”是在1938年2月出版的《日本国际画报》上刊登出来的，现在南京市档案馆里已能查到这些资料。在此摘录南京遭日军大屠杀的前几天的日军“军事报告”，可以一窥敌我双方对当时军事的不同记录——显而易见，这些军情资料十分可贵。12月7日：

进攻南京的战幕终于拉开了。担任进攻的助川、片桐、大野、胁坂、富士井、人见、下枝、千叶、山田等部队，所向披靡，从东、南方向收缩包围，已经攻到了敌人的城下。今天下午一时，在隆隆炮声中开始了对南京的总攻击。郊外的部分敌军凭据碉堡拼死抵抗。从南京城东边的中山门到郊外高桥门的公路附近的房屋燃烧着熊熊大火。除海军航空队外，陆军飞行队、渡江部队也全部出动，从昨天中午开始发动总攻，对南京郊外之顽敌断然进行猛烈轰炸。目前，南京攻防战的生死决斗尚在进行之中。

12月8日：

南京的末日即将来临，顾祝同也协助唐生智，进行指挥，似乎仍在顽强的抵抗。现在，南京郊外正在展开激战。在东边，汤山附近的敌军据守高地继续抵抗。因此野田、片桐、大野等部队正在对之进行围击。助川部队则比之先进一步，已经开始与紫金山的敌军交战，山脚下的中山陵陵园附近的建筑物被敌军点燃，大火熊熊。在南方，从句容方向突破索墅镇的下枝、胁坂等部队，下午三时击退了扼守位于通往南京要道的淳化镇的敌军，占领了该镇，并继续向青龙山附近的高地进击。在西南方，从溧水方向进攻南京的千叶、山田等部队，突破秣陵关的险阻，与牛首山的敌军展开了激烈的山地战。在这场历史性的进攻战中，我军中岛中将于七日下午光荣负伤。……

12月9日：

全体国民翘首以待的最大喜讯即将传来，现在，南京进攻战已达最高潮。从汤山向紫金山进击的大野、野田、片桐等部队，作为东线的先锋，业已抵达紫金山东面仅两里的麒麟门。由于夜里敌军开始撤退，昨日晨该地已完全落入我军之手。我军离南京城只有一里半了，片桐、助川各部队仍在继续向前推进，以进攻中山陵附近的敌军，逐步逼近作为南京东大门的中山门。从东南方向进攻的胁坂、下枝、富士井、伊佐等部队一边攻击驻守通往南京要道两侧高地的守军，一边向前推进，到达了位于南京城外的著名的大校场飞机场，下午又向南京城东南角的光华门挺进。南路的长谷川、竹下部队，经过夜战终于占领了牛首山及其附近地区，坦克队下午已接近了通济门，炮兵阵地向靠近南大门的中华门的雨花台进行猛轰。这样，我军的三方面包围已经逐步收缩到了城墙边。松井最高指挥官昨天中午对南京防卫司令唐生智投了劝降书，为了等待答复，在十日中午前暂缓进攻。在宣城方面，藤山、野副、片冈、浅野各部队昨晨抵达芜湖南郊，转入正面进攻，于下午五时终于攻克芜湖。长野、山田的突袭部队昨夜到达当涂以东，特别是冈本（镇）部队出现在通往芜湖的交通要道上，并占领了离南京很近的西善桥及其附近要地。至此，南京敌军的退路终于被切断了。

12月10日：

南京守军不仅不听从我方劝降，反而继续抵抗。我军断然转入总攻，各部队以城墙为目标开始猛攻。来自广德方面的藤山、片冈、小界、野副各部队占领芜湖，同时长野、山田部队占领距南京不远的当涂。同夜，这两支部队分别在当地渡过了扬子江，登陆后昨晨袭击了乌江并占领之，随后向津浦线急进。因此，南京守军由于当涂、芜湖的失陷而被切断退路，向江北的逃窜也被阻塞，也已陷入绝境。

12月11日：

总攻第一天，我胁坂部队占领了南京城东南角的光华门，南京城头竖起了太阳旗，并击退了为夺回该城门而反扑夜袭的敌军，巩固了阵地。第二天的今天，各进攻部队经过奋战，扩大了战果。与胁坂友邻的伊佐部队下午一时许占领了光华门东南的高地，与城墙上的守军进行了近距离的枪战。下枝部队也同时接近了南京东南角。从紫金山东北侧进攻城墙的野田、大野、片桐、助川等部队从清平开始一直在激烈战斗，相继临近了和平门、太平门。大野部队的一部占领了紫金山麓的中山陵，随后和富士井部队一起在坦克的掩护下，与中山门守敌接上了火。进攻中华门（南门）的长谷川、冈本（保）部队从昨日早晨以来持续在这一地区鏖战。竹下部队继续进攻南京城的西南角，冈本（镇）部队与竹下部队一起在城西的莫愁湖畔激战。从紫金山及附近一带的高地的火炮群中倾泻出来的炮弹，全部命中目标，发挥了令人恐惧的威力。海军航空队于上午、下午在城区上空对敌军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从这几天日军的每日“军情报告”中，可以看到日军在进入南京前几天对南京进攻的概括性描述，其中有两件事值得指出：

一是7日那天，日军的中将中岛今朝吾被我军击中负伤；

二是9日松井石根兵临南京城下时给我方守军唐生智散发最后通牒“劝降书”。

第一件事发生在激战时刻，有一名日军中将负伤，确实让唐生智等中国守军士气为之一振。中岛今朝吾是日第16师团长，南京进攻战时日军的四路前线指挥官之一，他带领的部队负责城南一线的主攻任务，结果在9日下午3时40分左右被苏联志愿军飞行员的轰炸击中腰部。情报传到南京城的唐生智司令部，让中国守军好一阵欢呼。

但随即另一个消息就很让唐生智等憋气：有情报送来，说日本东京正在准备80万人的“夺胜南京”庆祝大会。

“太猖狂！太猖狂！我近20万大军还在南京城里巍峨挺立着，它小日本凭什么就认为胜利一定是他们的？”唐生智对参谋们说，“命令全城守卫部队，给我死死守住城门，绝对不让敌人进城的阴谋得逞——！”

当日，南京守军司令部发出两道“死守令”：一、我军目下占领的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线，各部队官兵应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全力固守，不许轻弃寸土；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者，定遵委员长命令按连坐法从严惩办。二、各部队所有船只，一律交本部运输司令部负责保管，不准擅自扣留。着派第78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官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若违抗，准以武力制止。

“死守令”刚刚发出，参谋颤颤巍巍给唐生智递上一份花花绿绿的纸——

“什么东西？”唐生智从头到尾扫了一遍，顿时怒发冲冠，“稀里哗啦”撕了个粉碎。“门都没有！松井他把我老唐不当人了！去告诉他们：只要我南京在，我唐生智就决不言‘投降’二字！”

原来，参谋递上的是一份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用飞机散在南京城内外的“劝降书”。上面这样写道：

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将陷入重围之中。观之战局大势，今后交战唯有百害而无一利。盖江宁之地乃中国故都，亦为民国之都城，明孝陵、中山陵等名胜古迹猬集。有宛若东亚文化精髓之感。日军将严厉处置抵抗者，不予宽恕，然对无辜民众及不怀敌意之中国军队，则宽以待之。乃至东亚文化亦有保护保全之热忱。然若贵军继续交战，南京势必难免战祸，千载之文化归于灰烬，十年之经营化为泡影。故本司令官代表日本军劝告贵军，立即和平开放南京城，然后按下文所记处置。

对本劝告书之答复，应于12月10日正午，在中山门至句容道路之步哨线，由我军收领之。若贵军派遣司令官代表，应准备于答复收领处，与本司令官代表达成关于接收南京城之必要协定。若于指定之时间内未得到任何答复，日本军将不得不开始攻占南京。

“劝降书”落款是：大日本陆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

“再传我令：决不投降！坚决死守！”9日当晚，有部下来探司令官口气时，被唐生智一顿臭骂：“谁要当汉奸，谁就去向敌人投降！我唐生智决不带头干这事！”唐生智大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于是在松井给出的10日“最后通牒”这一天，中国守军不仅没有放弃一扇城门的守卫，而且奉命将所有的城门用上各种可能的“武器”——比如沙石、水泥，或者木头、砖块，甚至百姓的门插等等，总之只要能抵挡和堵死城门的东西都可以用上。“实在不行，就准备汽油——等敌军攻城门时，烧它个焦烂！”

10日，日军见中国军队拒绝投降，便向雨花台、通济门、紫金山第三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况较前几日更为激烈。尤其是城东南方面，因复廓阵地已基本丧失，故日军干脆直接攻城垣，南京城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而当日包抄守军后路的日军第18师团占领了芜湖……此时的南京城三面临敌，十万火急。

狗急了也要跳墙。南京已是孤城一座，守不住就是两个出路：一是死，二是降。后者已经没了，那么只有死路一条。此时的死对守军来说，也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跟敌人拼死，二是让敌人杀死。

拼死当然光荣！当然值一点！

“拼啦——！”

“拼啦——！”

中国守军们有的人心头冒着火在喊，有的人眼里流着泪在喊，也有人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在疯叫，也有人摔着枪在偷偷哭泣……

这就是战争。

拼了。中国军队“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刻到了！

第一章 杀戮前的大决战 5.血染双“十二”

这一天是12月12日。

日本东京这一日有报纸发表社论说：“去年的今天，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性命危在旦夕的日子。一年后的今天，我军将入南京城区……”

日本人要彻底地辱没蒋介石，并且要让他“享受”超过西安事变十倍的耻辱。他们似乎胜券在握，志在必得。

<small>为什么？为什么见不到青天白日？</small>

<small>为什么？为什么折断的刺刀上还在不断流血？</small>

<small>看一眼身边堆积如山的战友尸体，</small>

<small>我身后千千万万兄弟姐妹的火，</small>

这不是诗，这是1937年12月12日那些守卫南京城的中国军队将士们在阵地前的最后呐喊。

事实上，松井石根对最后进攻南京城的军事部署与军事命令是在12月12日的前五天就制定好并正式发出了。我们现在有机会能从当年日军留下来的军事档案中查阅到这份军事命令：

一、 两军进至“中方作命第27号”所示一线。准备其后之攻城战。

二、 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当局尚残留在城内之情况下，当劝告对方开城以谋求我军和平入城。

此时，各师团当首先让抽选出来之步兵一个大队，作为基干部队入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作战。

三、 若敌之残兵仍负隅顽抗，则以抵达一线之全部炮兵布阵炮击，夺取城墙。各师团以一个联队为基干部队扫荡城内。

以上之外之主力，集结于城外示意之地点。

四、 城内扫荡战时，应指定作战区域，令部队严加防范，确保不发生友军相互间误伤之事件，且令其明确对不法行为应负之责任。

五、 两军于城内作战区域如下：

共和门—公园路—中正街—中正路—汉中路。

六、 各军警备之城门：

派遣军：中山门、太平门、和平门

第十军：共和门、中华门、水西门

松井石根选择的南京这6座城门，既是进南京的要道，也是中国守军重兵把守的关键军事要地。松井石根把最困难的任务交给了柳川部的第10军。日第10军仿佛也跟中国军队特别有仇似的，接受任务后，他们便与中国守军展开了死战。

日第10军最先进攻的是紫金山和雨花台，因为这是通向南京“中华门”的外围屏障，失紫金山、雨花台，便意味着南京城被撕开一个大口子。中国守军在此把了重兵，其中有孙元良的88师和蒋介石身边装备最好、实力最强、兵员最足的“御林军”——教导总队。孙元良是72军军长，他兼任88师师长。而教导总队下有3个旅和直属部队，共3万余人，如此两支部队把守紫金山与雨花台，可见此处多么重要。

12日前，这两个要处，敌我双方已经展开多场生死搏杀。日军先对守军薄弱的麒麟门一带阵地进攻，结果阵地先失。之后敌人集中兵力攻南紫金山老虎洞阵地，由于该阵地地势明显，炮火容易袭击，因此老虎洞阵地激战一天后，守军主动放弃，退至紫金山第二峰高地。日军以为中国守军不堪一击，有些得意地直向紫金山第二峰阵地进军，哪知这儿驻扎的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教导总队。这支队伍在这一带驻扎已4年，平日天天在此实战练兵，熟悉地形，加之工事牢固，日军首攻惨遭失败，留下一片尸体。吃了亏的日军，迅速调兵遣将，与守军在紫金山第二峰和西山一带再度展开拉锯式激战，枪炮声在山谷密林中呼啸怒号，震天动地，双方死亡俱众，但阵地依然在中国守军手中牢牢把着。久攻不下的日军急了，不仅不断增兵，且调来加农炮穿甲弹直射中国守军阵地。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水泥和巨石筑铸的工事被掀起数丈之高。但是令日军不曾想到的是，如此轮番轰炸，又一次次出动战车横扫，还有敢死队三番五次的出击，结果均被中方打退。11日，又是几番死杀硬拼，扒去厚厚一层皮的紫金山虽在流血淌泪，但仍然不肯垂下高昂的头颅。

12日拂晓，日军重新调来几个中队的飞机轰炸之后，又从左右两侧向紫金山北侧高地直射重炮……顿时，山峰间火球飞滚，乱石扬天，一片杀声和叫喊声。

“挺住！兄弟们，只要再挺住几小时，援军便到，我们就能守住紫金山防地……”教导总队第3团团长李开西被炸弹掀出工事之后，抖了抖头上的泥土，点了点身边的士兵，将最后几十位残部领到一片废墟的阵地上，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

“团长，援军不会来了！中华门那边听说失守了……我们团处在前后夹击之中，怎么办呀？”属下向李开西请示。

“我打电话给旅长！”李开西拿起电话，拼命地摇，但就是没人接。“旅长！旅长！我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团长，别打了。旅长他们早就溜了……”

“妈的，他们溜了？仗还没打完他们先溜了？”李开西不敢相信，但没人接电话，又没增兵，再看看阵地前后其他友军的乱象，他终于信了，“我的天哪！国军能不败吗？南京啊，我可怜的南京……”李团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后，他只得向身边数百具阵地上战友的尸体磕了三个头后，仓促离开了紫金山北侧的一个阵地。

“奇怪，敌军的主阵地还在激战之中，为何此处他们反倒撤离了？”日军指挥主攻紫金山阵地的是王牌军佐佐木少将任旅团长的第16师团步兵30旅团。打了两天没有拿下紫金山北侧阵地的佐佐木此刻有些弄不明白。“务必不能大意！在攻打南京最后一天的伟大时刻，我旅不能给总司令长官丢脸！”佐佐木警告下属。

随后，他把一部分队伍转移到旁边的一个叫兴卫村的小高地，准备向紫金山左翼进攻。

“必须在今天拿下主峰！”佐佐木的上司中岛今朝吾中将虽然受了伤，但仍然执掌着16师团的大权，这位杀人魔王肯定也不会放弃“夺取南京城”的头功。

“重迫击炮运来了没有？没有重炮攻不破紫金山主阵地，更攻不破城门！”佐佐木叫嚷。

“调你重迫击炮大队2个中队，33联队配合你们进攻！现在就等你们拿下紫金山了！”中岛回答。

接下去的进攻战是佐佐木所没有想到的，后来他在“日记”中记道：“阵地一片火海，突然一阵激烈的枪声从后面袭来，我奔出去问：‘怎么啦？’下官回答：‘刚刚击退敌兵，怎么又从山上黑压压地下来一大群？’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问：‘是不是败兵呀？’‘不像。’下官答。我便亲自上阵，指挥杀了一阵后，刚想歇息，下官又在惊叫。”后来佐佐木如此记录道：“敌军还在不断地从紫金山上向下冲，一群又一群，铺天盖地，满眼是敌军。他们都是驻守在紫金山顶的教导师的士兵。他们试图从我支队的缝隙间杀开一条血路，进行反攻，突围出去……这支部队是蒋介石最骁勇的嫡系部队，因此也是顽强战斗到底的最英勇的部队。”

岩崎昌治是日派遣军独立工兵第1联队的上等兵，他在给家人的信中也曾这样赞叹中国军人：“真不愧是支那的正规军，有些人死得大义凛然，甚至还有人堂堂地站在我们的枪口下微笑着赴死。如果像这样的男人占支那总人口十分之一的话，那么日本与他们作战应该是相当艰苦的。”

日本人尝到了苦头。

雨花台在南京中华门外南一公里处，是个丘陵地带，最高海拔为60米，是南京城南隘口，旧称“金陵南大门”。自古雨花台就是英雄洒热血的地方，南宋杨邦乂在此抗金兵遭敌剐心，留下千古绝唱；辛亥革命女英雄尹维峻在雨花台抵抗清军十天十夜，终为革命军夺取最后的胜利，留下不朽美名。而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恽代英等为共产主义而不屈斗争，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此……雨花台从来就是流血的地方。日军企图突破南京的这座南大门，不料遇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

9日上午，日军派出一个联队向雨花台进攻，哪知惨遭重创。后又增一个联队，再度进攻。原守军88师527团、528团前仆后继，寸土不让，两千多米长的阵地前，与日军展开轮番肉搏战，结果又一次击退敌袭，阵地前留下六七百具日军尸体。

10日一早，日军派出飞机和战车一起向雨花台扑来，企图一下消灭守军。哪知阵地上的中国官兵越战越勇，日军久攻不下，再度失利。

11日，敌人压上南线重兵，同时也对雨花台后路的中华门实施包围性进攻。结果当日中华门没攻破，雨花台更是依旧巍然挺立在守军那边，倒是日军在这块南京有名的坟地上痛苦地丢下了千数以上的尸体。

“好样的！我88师个个都是好样的！”师长孙元良为此骄傲了很长时间。

12日下午，日军先破中华门。破中华门之前，日军以为雨花台已经不在话下了，谁知中国守军88师将士们竟然在雨花台和中华门之间继续顽强抗击，又让日军丢上了足足四五百具尸体……守军88师死伤自然也不轻，262旅旅长朱赤、362旅旅长高致嵩及两千多官兵殉国牺牲。

在这场紫金山、雨花台的保卫战中，与日军拼杀的还有后来增援上来即战伤的团职军官、74师305团团长张灵甫，51师师长王耀武等名将。其中张灵甫的305团打得最为惨烈，全团折损官兵千余人，连长以下军官所剩无几，张灵甫身负重伤，是被王耀武硬从前线拉下阵的。张灵甫出名也是因为在此次守城战斗中，他令手下抬着棺材上阵地，可谓悲壮之举也！南京保卫战中紫金山之役的教导总队第3旅旅长马威龙，则是在半年后在河南兰考与日军的战斗中阵亡……那位在南京保卫战时担任教导总队最高指挥官的“常败将军”桂永清，由于与蒋介石、何应钦关系特殊，倒是有了另一种命运：抗战结束后连连升迁，直至到台湾后成了“国军”海军总司令、参谋本部总参谋长、一级上将，但寿命不长，1954年便病逝，终年54岁。

国民党的败将一般都能在蒋介石那儿卖好，且每次战事中又溜得快，这也是个常例。但留在一线守城的勇士则仍在战火中厮杀血拼……这一天是12日。12日的南京保卫战主要集中在各个城门内外。

光华门之战是又一处血流成河的地方。

此地为南京城郭要地，气势非凡的城门有八扇大门，在它的外壕35米宽、5米深的护城河水形成一道坚固屏障。当日军伊藤大队的副官中川少佐乘轻型装甲车偷偷前来侦察观望光华门时，暗暗倒抽了口冷气：妈呀，这怎么过去呀？此时的光华门，守军严阵以待，通往城门的道路被防御战车的战壕及五条路障挡得密不通风，道路两侧又有五道密密麻麻的铁丝网拦在水面上。城门西侧及城墙上有28个重机枪射击孔，把守此地的又是蒋介石最精锐的教导总队等“国军”王牌部队。

但想闯进南京城，光华门是必经的一道门关。

日军同样志在必胜。他们进攻光华门的首战在9日拂晓打响，由精锐的第9师团配合多辆战车，先向城门外的红毛山一带守军发起猛攻。教导总队一个营在此守战，结果伤亡近半，不得不退至光华门城墙处。天刚亮，日军又派飞机，直接轰炸光华门，雨点般的炸弹，守军无法躲避，死伤百余人。眼看城门要失守，唐生智司令得知后急调教导二团火速增兵支援。

“马上出发，坐公共汽车！”教导二团援军带上武器，上了由他们控制的几辆公共汽车，直奔光华门。

“你们是来支援的吗？”援军排长向鸿远刚抵城门，门墙边一个满脸乌黑的头颅竖起来，激动得大哭，“你们总算来了！我让给你来指挥吧！”

向排长总算搞清他是守军长官，便说：“那不行，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敌军情况，你得帮助我们。”

“行，你们来了就好！来了就好！”那军官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指着城门外说，“敌军就离这儿百十来米……千万别探出头看，我的士兵好几个都是这样死的。”

就在这时，向排长的头顶响起飞机声。“卧倒——！”刚出口，几颗炸弹即落在他们身后的城门内。

“奶奶的！小鬼子太欺人了！他们的炸弹落到城门内的监察部院墙内了，我的两个新兵连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我没人啦！老子到这儿跟他们拼了！”这时，一位四川口音的守军连长扑到向排长身边，端起冲锋枪就往城门外扫射了一通。

“哒哒哒……”

“轰隆隆——”

冲锋枪声惹来了日军好一阵炮弹和机关枪子弹。

“不要乱开枪！”向排长急忙制止说，“现在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我们万不能轻易暴露自己的火力，否则会吃大亏的。”

怎么才能弄明白敌情呢？向排长身边的机枪手说：“我有办法。”说完从口袋里取出一面小镜子，然后用两根步枪通条绑接，再在上面绑上小镜子，随即小心地向城垛口仰卧移动。这一照了不得，向排长他们发现敌人已在9辆战车的掩护下，正悄悄向城门这边移动过来……

“不好！敌人是想占据那边的小面粉厂，然后再通过那里居高临下袭击我们城门！”向排长朝日军移动的左侧前方一看，发现距光华门城楼百余尺有一座面粉厂，而且木质厂房的楼顶比城墙高出一截，一旦被敌人占领面粉厂，后果不堪设想。

“一定要先平掉面粉厂，否则我们不仅守不住城门，而且都得被他们打死！”向排长急出一身汗。

“那怎么弄呀？”守军官兵惊呼。

“抢先把这个面粉厂烧了！”向排长说。“我们组织敢死队去。谁愿意去？如果完成任务，回来后士兵的升排长！”

“我去！”

“我也去！什么升不升的，只要把城门守住，死了也甘愿！”

当即有十几个士兵站出来。

“好样的！”向排长无比激动，“人多了冲不过去，你们排成一队，每人抱上稻草，带上火柴，沿城墙过去，再用绳子吊下去，点火烧着就行……”

行动开始。第一名士兵刚从城垛上放下一米左右，就被日军发现打死。第二名上去，又被打死。

第三名士兵说：“现在轮到我了！但不能照老办法，需要换个地方。”此人机灵，一是改在另一处城垛下绳，二是在放下一半时，突然纵身跳下……

“掩护——！”向排长立即命令战友向敌阵射击。

“嘭！”在敌我双方激战之中，只见面粉厂那边蹿起一片火焰……“成功啦！”“成功啦！”光华门守军连声欢呼。

日军怎能吞得下此亏？见正面进攻受阻，他们便改变战术——趁着硝烟弥漫的黄昏，一支日军便衣敢死队沿着护城河冲向光华门，企图瞬间与阵地上的守军展开肉搏战，从而突破城门。

“光华门十万火急，还有什么办法顶住敌军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在电话里像是在向属下谢承瑞团长求助。

光华门是由教导总队谢承瑞团长带的人负责。“没有什么其他好招了。官兵们两天下来已经死伤无数，别无他法。我看就用最后的绝招吧！”谢承瑞咬咬牙说。

“啥招，你快说，谢团长。”

“请总队支援几车汽油来！我亲自背汽油过去。”

桂永清那边突然沉默。稍许，又说：“好！我马上让参谋长调汽油！”

汽油调来了。谢承瑞亲率二十几名敢死队员，背着油桶，飞步赶到光华门，趁着夜色，将一桶桶汽油顺着城门朝外倒出……

狂妄自大的日军哪知我守军有这一招，他们也在趁着夜色进行所谓的“最后决战”。然而这回他们吃了大亏——

“点！”一束火苗突然在光华门城口亮起，然后如一道火墙似的朝外闪电般地散开，直冲敌阵——

“呀呀呀……”火光中，只见日军像着了魔似的狂跳乱舞，很快又变成了一团团火球，然后便倒的倒、焦的焦……

“死啦死啦的——！”后面的日军一边骂一边四处抱头仓皇逃窜。

“冲啊——”突然，数日纹丝不动的光华门猛地开启，只见谢承瑞带着守军官兵，端着十几挺机枪向敌群狂扫过去。

好一个痛快的歼敌反击战！光华门前从此留下抗日英勇的美名。

这是光华门阻击战中的一个片段。中国守军打疯了，日军进攻也发疯了！

“八嘎——！”一队队头扎白带、上面写着“必胜”字样的日军敢死队，一手端着轻机枪，一手挥动着大刀，在坦克的掩护下，不管死活地朝城门方向冲来……

“手榴弹！手榴弹打坦克——”守军长官见横冲直撞而来的敌方坦克即至城门口，急中生智地组织起手榴弹火力网，使得敌坦克最后瘫痪在城门口。这个时候，已有十几名日军敢死队员趁机钻进了城门洞内。

“堵杀他们！快堵杀他们！”守军的敢死队见状，一边喊着一边凭着对城墙地形的熟悉，用绳子从城墙上徐徐下吊，出其不意地将来犯之敌杀了个精光。

“长官，给我们赏功吧！你们看——”第83军军长邓龙光部属的那个守军营长带着十几名士兵，挑着农民卖菜的竹篮，装着十几个日军的首级，以及缴获的轻机枪、左轮手枪和三八式步枪和战刀，无限荣耀地跑到长官那儿请求领赏。

“奖！该奖！”唐生智司令听说后，连连应道，不过他的奖赏还没有来得及发给这些光华门的英勇守军官兵，就传来光华门被敌人攻破的消息。

战后的中国军队都说光华门守卫战是整个南京保卫战中打得最惨烈的一役，前前后后持续了三天多时间。双方拉锯式的战斗远比笔者叙述的要激烈和惊险得多，而且在此留下了一大批勇士。团长谢承瑞是其中之一而已，这位可怜的守军团长，在开战之前便抱病在身，后又在这两天的城门保卫战中被战火灼伤，在光华门失守后的数小时即12日的下半夜，谢团长随撤向江边准备渡江逃生的部队散兵路过挹江门时，因拥挤而被自己的士兵活活踩死……

“那是谢团长！你们不能踩他呀！不能……”一起逃亡的教导总队参谋处参谋刘庸诚见谢承瑞团长被数不清的乱兵踩得血肉模糊时，跪在地上痛哭求情，然而根本于事无补。

这是12日最后几小时里发生的悲剧。

刻骨铭心的悲剧在1937年12月12日这一天的南京城内外比比皆是。

被奴役前的南京城处在窒息的时刻。

中华门是敌人最想进入的地方。中华门—南京城—中国政府，它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这样相连的。日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日军司令松井石根下达的最后命令中就把这场战斗作为进攻南京的“收笔之作”——显然，攻破中华门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都特别重要。

日军派出的是第6师团主攻中华门，同时配合的还有几个飞行中队、2个战车大队及几个联队的步兵和工兵。

中国守军是王耀武师等重兵。中华门的城墙比起光华门来似乎还要坚固，防守力量更是“固若金汤”，这非形容之词，你看那城墙上，每隔50米，便有一挺机枪，机关枪之间大约架着30余门迫击炮。而在城墙外，原来是一片密集的居民房，如今因战斗防御的准备，在日军到来之前，全被毁为平地。这样，站在城墙之上，可以一览200多米外的前方，敌军稍有动静，皆在守军眼里。这一招算是中国守军的高明战术。

然而，日军不傻，他们在安排有针对性的进攻战术——

12日天色刚有些晨光，地面的高炮、天上的飞机投弹，如山呼海啸般地在中华门城墙内外一顿猛烈袭击，于是中华门前后火光冲天，硝烟浪潮一波又一波地席卷而来……

十几分钟过去了。日军想看个究竟，结果大失所望：中华门和城墙岿然不动，丝毫没有要倒塌或失守的迹象！

日军指挥官愣了一会，突然大叫一声，令几辆75吨重的坦克向城门冲去——企图用它们来撞开大门。结果是：除了几声“咚咚”回声外，城门安然紧封。

日军指挥官再度傻眼。“八嘎——”这回是一队抱着炸药包的工兵上了：只见他们在重炮的掩护下，贴近城墙根，点燃了几十包炸药……

“轰隆——”

“轰隆！轰隆隆——”

硝烟过去，再看看城墙：除了几处掉下些墙皮和砖块外，大城墙依旧傲然挺立，如大象被小虫子咬了几口而已！

日军傻了，日军疯了，日军玩彻底了——他们开始什么都不用，只用一队队士兵和一把把亮光耀眼的刺刀……

武士道精神是日军最后的武器，也是他们认为最能战胜敌方的力量。

然而在这里——在中华门的中国守军面前，这回日军的武士道精神也不再顶用。

守军153旅旅长李天霞和所属306团团长邱维达轮换着指挥官兵，一次次或用枪炮或用身躯，将进攻之敌10余次挡在城墙根下和城门口。

战斗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敌我双方全都杀红了眼，只有倒下的一排排尸体在挡着他们进攻和坚守的每一寸土地。

“撤！唐司令来电要求我们撤……”

负伤的团长邱维达不相信。旅长李天霞也不相信。但这是真的，接近傍晚时分，司令部好不容易派来一位参谋传达唐生智司令的要求：153旅等中华门一带的守军全部撤离到长江边，准备渡江。

“我的两个营长都死了！全团1300多人就剩下我等一二百人了，我怎么向死去的兄弟们交待呀？我怎么交待呀！”邱维达痛哭流涕，就是不愿放弃中华门。

可是，撤离的命令是真的。

<small>十二日下午三时于南京司令部：</small>

<small>一、 本部各部队奉命向徽州附近地区转进。</small>

<small>二、本司令部直属部队及三十六师着于今（十二）日晚渡江，向乌衣、花旗营附近先集结待命。</small>

<small>三、各部队之行动，如另表规定。</small>

附各部渡江次序规定表一份（略）。签署此令的是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根据唐生智和其他国民党将领们的回忆，11日中午时，唐生智便接到参谋本部参谋总长顾祝同打给他的电话，顾转来蒋介石关于要求守军撤出南京的命令，要唐生智渡江向津浦路撤退，其守军借机突围。

“这个时候撤退，前线将士恐怕不会听令的！”唐生智为难道。

顾祝同说：“委员长已经下令，你就别顾三盼四了。你赶快到浦口，我现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

唐生智连连摇头：“不妥不妥，此时让我撤退，部队怎么办？我不能走！”

“你不会留个参谋长交待一下就行了？”顾祝同说。

唐生智没有当晚走，他盘算了一夜，觉得自己一走，实在对不起正在血海之中决战的全体守军将士。

12日下午5时许，唐生智将守军司令部军、师长级军官紧急召集到他办公处，然后宣读了蒋介石的命令，又将准备好的撤退部署令用油印纸发给每个守军将领，末后他拿出一张纸，要求将军们在“同意撤离”的字样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这样干明明是想推卸责任，而且根本不同我们商量，硬逼着我们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当时在场的一位师长后来回忆起此事时，依然非常气愤唐生智的行为。

唐生智在12日夜里撤离南京后，不日到了武汉，向蒋介石呈了一份南京战役概要，说了句“一切责任都是我的，请求处分”。蒋介石什么话都没说，之后唐称有病在身，回了老家湖南养老……这是后话。

但是唐生智的命令下达时，除了广东新增援过来的邓龙光、叶肇两个军按计划突围撤离外，宋希濂部撤到了浦口，其余中国守军没有多少人是按命令撤退了，因为他们大多数根本就不知道12日下午司令部已经下达了撤离的命令，而有的部队在火线上与敌人胶着在一起，更不可能接到什么命令，蒋介石的通讯与电台部队在12日中午后就已经收拾家当先走了……

呜呼！哀哉！我可怜的前线将士们，等待你们的12日这个最后的夜晚和明天的命运是什么呢？

也许谁都想了，但谁又都没有想到——其实只有简单的两个字：死亡。

12日之后的中国守军官兵们十有八九是死亡在等待着他们。等待着他们的是苦战、血战的最后命运……

呵，1937年12月12日的南京城上空飘着团团白雪，可是那里的地面却被一片片火焰和一摊摊被火焰烤沸腾了的鲜血燃焦着、抽搐着……

第二章 红了长江水（大屠杀第一天） 6.守军的记忆

无论如何，12月13日对那些原本在南京驻防的中国守军来说，这一天的结局是所有人都不曾想到的。当然， 12日当晚被人提前乘船接走的十几万守军最高长官唐生智及几百名随行人员除外。

南京大屠杀除了追究日本人，国内曾有人多次谈到蒋介石和唐生智的责任问题。蒋介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他有过自己的看法，总体来说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用毛泽东说的话是：1936年之后，蒋对抗日还是“比较努力”的，故他的责任似乎也就如此了。至于守军最高司令唐生智，多数人认为，他本来就是个摆设，只是南京处在虎狼威胁前没有谁敢站起来直着腰杆抵挡一阵、承担首都守城之职时，他这位病体拖身者的一番“慷慨激昂”成就了他当上总司令。能让唐生智担什么责任呢？蒋介石后来在武汉听唐生智汇报南京守城的过程时，没有吱一声，其原因也在此。

作为十几万守城大军的最高指挥官，唐生智在日本人进攻南京、守城部队每分钟都在成百成千死亡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也应该是记入历史的。由此，笔者看到了当时一直在唐生智身边的司令长官部参谋谭道平的一篇回忆文章，里面倒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当日下午四时，在极度危急中，唐生智召集罗卓英、刘兴、周斓、佘念慈及师长以上各将领在唐公馆开会，这是南京卫戍战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唐生智首先宣布说：“……南京现已十分危急，少数敌人业已冲入城内，在各位看来，尚有把握再行守卫否？”

大家都彼此面面相觑，空气冷寂到使人寒战，至是，他向大家公布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文：“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策后图。”同时，把撤退命令、突围计划以及集结地点，分别作了指示。到会将领都默不作声。不能言说的静寂刺激着每个人的感情，大家沉浸在悲愤的深渊里。

在这样的气氛下，唐生智又说：“战争不是在今日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战争不是在南京卫戍战中终止，而是在南京以外的地区无限地延展，请大家记住今日的耻辱，为今日的仇恨报复！各部队应指出统率的长官，如其因为部队脱离掌握，无法指挥时，可以同我一起过江。”

突围计划下发后，不久就快天黑了。从长官部的窗口往外望去，远远可见紫金山满山都在焚烧，雨花台、中华门、通济门一带，也全是火光，南京城里异常混乱……

是夜，城东南隅，已发生激烈巷战。我和李仲辛还在唐公馆迅速搜集文件，等我们赶出来时，卫士们正将汽油向这所屋子浇洒。原来唐生智在上车时，拿了500元和20瓶汽油交给卫士，要他们把这所屋子焚毁。我们离开唐公馆，立刻赶到铁道部办公室，那里除了几个散兵在无聊地来去走动以外，什么人也没有。我们走进地下室，看见一元一张的钞票，零乱地散在地上，一具死尸倒卧在那里。我和李仲辛把遗留的文件烧掉后，急急地离开铁道部。

我们想从挹江门出城，可是走到挹江门，看见两边却布满着铁丝网，中间仅留有一条小径。第36师的士兵们举着步枪，作着瞄准的姿态，禁止任何人的进出。第87师、第88师和其他部队退下来的官兵正向他们吵闹着，中间还夹杂一片老百姓哭叫的声音，四处断断续续的零乱的枪声。紫金山上火光照天，后面难民们扶老携幼还在络绎地过来，我们也只得在工事前面停住。我忽然想到第36师的这一团是奉命开来城中准备巷战的，因此，我就走向前去，对那守卫的士兵说：

“团长在什么地方？我有重要命令要交给他！”

“你是谁？”他问。

“卫戍长官部科长，我有符号在这里。”

他检查了我们之后，准许我和李仲辛通过铁丝网。我们到了挹江门口，见到了第36师的一位连长，我便把他们应担当的任务告诉了他。

我们已安然地出了挹江门，看见沿江码头上，秩序异常纷乱，枪声这边停了，那边又响了起来，人是成千成万，渡船却只有两三只。长江此时已成了生和死的分界线。一只船刚靠岸，便有一群人跳跃上去，冒失的坠入江里，也没有人来理会，几百只手紧拖住渡船的船缘。船上的人们怒骂着站在岸上不让他们开驶的人群，有的向天空鸣枪。水手经过一番好言劝说，竭力把船撑动。可怜！有好多人，还紧攀着船沿，随着渡船驶到江里，也有的跌在水里随着江水流向东方。在这时，人与人之间什么也没有了，战争的过失，黩武者的罪恶，让万代子孙永远诅咒吧！当渡船驶到江心时，对岸浦口，又在开枪了，他们禁止南船靠近江岸，渡船只好在江心里团团旋转。因为过去唐生智曾指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准南京的人员擅自过江。这次撤退，虽已有无线电通知第一军，可是当时胡宗南部驻在滁州，命令还来不及传到北岸的守兵，所以有此误会。

当时，日军也有一部分在江浦县境内渡江，所以隔江枪声很密，我和李仲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在枪声中向煤炭港匍匐前进，终于到达了海军码头，那里有江宁要塞司令部特务连驻守，停留着一只船。我们登船后，见船里已有三四百人，都是长官部的官兵，可是却不见唐生智、罗卓英和佘念慈。许多人主张立即开船，我尽力阻止他们，一定要等唐生智他们来后再开。等待了一小时以后，果然唐生智由南京警备司令部一个副官陪同着来了，一会儿罗卓英和刘兴也来了，佘念慈和廖肯却还没有来。唐生智命令又等待一个小时，后恐误了渡船的计划，所以只得下令开船。

现在再来谈谈这艘船的来历。原先在卫戍战发动时，唐生智为防止守城官兵私自渡江起见，把所有的船只交第36师看管，不准留有一船，违令即以军法论处。12月7日，江阴江防司令部装运一部分人员和军用品开到江宁要塞外面的乌龙山，停留在封锁线外，后来周斓参谋长坚持把这艘船暂时取来，所以由我通知江宁要塞司令邵百昌，由小筏引港进入，停泊煤炭港，此次卫戍长官部人员得以逃生，全仗这艘船。

夜里十点钟到达浦口，沿铁道北行，想到滁州，可是行不多远，在花旗营遭到伏击，据报江浦日军正向我们进行包围。因此，就改奔扬州向顾祝同部靠拢。唐生智因身体没有复原，行路困难，他的随从副官想了许多办法，只觅得一辆板车，车上还有牛粪。唐生智见了说：“这辆车如何可以坐呢？”因此，仍旧由卫士们扶着前进。走不了几里路，唐生智委实走不动了，又问副官有没有车。副官报告说，还是那辆板车。唐生智叹道：“我带兵二十年，大小百余战，从未有今日之狼狈。”无奈，只好上车向前行进，不时停车问左右：“长官部人员都过江没有？”“佘参谋长和廖处长来了没有？”态度异常沉痛。

由浦口向扬州，走不多远，途中有一座大木桥正着大火，我们一行共四五百人，在燃烧中的桥上艰难地通过。回望南京，火光烛天，尤以紫金山一带照耀如同白昼，数架日机在南京、浦口、乌龙山上空盘旋，枪声、炮声、炸弹声仍然在吼叫着……

唐生智走了，这位守城的最高司令长官走时心头肯定也很沉重，然而仅如此而已，他唯一感觉闷在心里很不舒服的是：他是作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替罪羊”，很没有面子地在自己手中丢了首都南京，从南京城败阵而走。

从史料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回忆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当时蒋介石只对唐生智和他身边少数几位要员作了“撤离”的安排，其余人员和守军都是要求他们“突围”。如何突围，突围到何处？唐生智的参谋人员虽然制定了，但那份草草制定出的“计划”，基本上没有人按此实施，最要命的是许多正在前线与日军激战的部队根本就没有接到这份“计划”的通知，当他们的最高司令长官其实已经从长江搭船远走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才开始听人说“上峰”已经下达撤离的命令。但那时日军的屠刀已经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即使想走也无法脱身。更何况，僵持在城门口的守军官兵怎能忍心拍拍战袍上的尘埃，扔下那些成片成山倒在血地里的战友就跑了呢？

不能。一般部队的官兵都不太可能这样做。但不这样做的结果又是什么呢？象征南京失陷的那一刻，当中华门被日军占领的13日零时30分钟左右，之前随着紫金山、雨花台、工兵学校等险要相继失守后，日军的大炮立即向城区内展开猛烈轰击，中华门血战数小时后，被日军扬扬得意地插上了太阳旗——南京城至此宣告正式失守。瞬时间，侵略日军如汹涌的洪流，迅速冲进城区，部分守军与日军即刻进行白刃相加、拼死肉搏的巷战和就地战。但同时，一队队听说唐生智司令已经下达“撤离”命令的中国守军乱了阵脚，甚至多数还没有弄明白在激战时刻突然要“撤离”是怎么回事时，就被潮水般的人流夹着、卷着、推着向城外的下关方向大逃亡……一时间，整个南京城陷入了绝望和恐惧之中。如果除去连日阵亡的一两万人，那么此时撤离的守军总人数仍应有十二三万！这十几万大军，此刻或有三三两两是有人带头在有序撤离的，但后来这些有序撤离的官兵仿佛溪水遇上了海啸，转眼被冲散了。此时的将军找不到自己的警卫，成营成团的士兵更找不见自己的长官，是炮兵的扔下了炮台化装成了伙夫，是机枪手的捡起了拐棍，是步兵的干脆把军装一脱穿上了百姓的便衣，军官已经沦落成“落汤鸡”无人理会，只凭自己的本事能走在前面的就可能捡条命，但走在前面的人发现比后面的人死得更惨——通向下关长江渡口的挹江门却不知何故死死地紧闭着，城门口，一位中校指挥官站在城墙上，握着手枪，向洪流般涌来的友军官兵，高喊着：“不准撤！统统回去——！”

“妈的，我们是奉唐司令的命令撤的！赶紧让我们过去！”

“再不让过去我们开枪了！”

乱成一片的逃亡队伍中有长官、有士兵，有拿枪的、有扛箱带包的，一看被自己的人堵住去路，便骂开了，甚至有当官的举枪就朝天开枪。

“我是上校团长，你个小小中校，给我让路！”

这下惹火了守城门的中校，只见他一挥手，命令自己的机枪手：“谁要敢过来，统统枪毙！”

“妈的！竟敢朝自己人开枪！给我冲啊——！”

“冲啊——”

城门内的逃亡大军，举枪的开枪，持棍的挥舞着向挹江门口冲去……

“打——”城门口的机枪、步枪齐鸣，一条条火龙袭向毫无准备的人挤人的洪流之中，于是赤手空拳的撤军队伍一片片倒下了，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人不仅没有后撤，反而更多、更猛地向城门口拥去……

“兄弟们，师长命令过我们，我们就是要守住这城门口，不让一个守城部队的官兵从这儿退逃！这是命令！决不能手软！给我打啊！狠狠地打啊，把他们都赶回城里去打小鬼子去——！”中校疯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士兵疯了。

冲向挹江门的撤军们弄不明白为什么逃亡路上竟惨遭自己人的残杀？

“营长！好惨，好惨啊！”教导总队“六勇士”之一的张勇隆，身强力壮，撤离时他跟营长郭岐一行分散了，不想以为走得快的他，竟然最先遇上了最惨烈的一幕：

宋希濂的36师没有接到撤离的命令，于是守在挹江门的官兵死活不开城门，源源不断拥到那里的几万官兵只有拼命冲向城门，企图撞开围挡，获得生路。而把守城门的官兵死死不放，最后只得双方出手开火……开始是朝天鸣枪，后来变成相互对射。城墙上的守军凭着居高临下的位置，机枪扫射下来，一片一片地倒在地上……但是后面蜂拥而来的人，身不由己，只好在惨死弟兄的尸体上践踏往前。君不知，刚刚死去的尸体是软绵绵的，一踏上去立脚不稳就会摔倒，这前面的人一摔倒，后面的人又把摔倒的人踩死了……如此一批又一批的新尸体倒在地上，又有一个又一个踩在尸体上摔倒的人成了新尸体……惨啊！谁也无法挡住这失控的局面。

朝挹江门方向来的逃亡人潮势头越来越猛。那些急于冲出城门口的官兵人群中，有人自作聪明，搬来木门和木墙板壁，铺在成堆成堆的尸体上，然后成千上万的逃生者跳上这些木板与木门，继续往前冲。殊不知，木板下的尸体顿时腹破肠裂，加上你一蹬、我一脚，那热乎乎的鲜血溅起好几尺高，溅得逃生者个个如头面分不清的血鬼一般……

然而，更可怕的是由于前面堵塞，耽误了大量守军的撤离与突围时间，使得后面的日军追兵有了足够的时间来收拾这些已经丢掉枪炮、毫无组织、实际上沦为逃亡难民的中国军队官兵。

于是，更多中国守军官兵们成片成片地倒下，成片成片的鲜血向长江边流去……

毕竟，当夜日军还没有全部进城，赶在逃亡大军后面的鬼子们还不算多，所以大部分的中国官兵最后还是撤到了下关的长江边上，然而等待他们的命运却比在挹江门时前有堵军、后有追兵的处境更悲惨——这就是南京大屠杀中最严重的血腥一幕：多达十来万的中国俘虏被日军集体杀害！

关于日军在长江边屠杀中国俘虏的现场情形和怎样造成如此残酷的血腥事件，后来有些幸存者——国民党军队老兵，在大陆和台湾都留下过不少珍贵的回忆。当笔者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相关地方获取并看完这些回忆文章时，内心的那份震撼与恐惧数天不能平静——

田兴翔，当时的国民党陆军103师613团排长，1937年8月底随部队从湖北罗田调到江阴，先在常熟参加阻击日军，后一直撤到镇江，最后随师部到了光华门参加与日军的决战。103师进南京城时共七千余人。副师长对田兴翔等官兵们说：“唐总司令说，南京是国家的首都，国际观瞻所系，我们这里有十几个师和特种部队，十几万人。我已下决心和大家一起，战到一兵一卒都要和首都共存亡……这是我们杀敌报国的好机会。”这番话，对官兵们振奋很大，大家都作了为国牺牲、与小日本鬼子拼死到底的准备。

田兴翔这样回忆道：

“我们接防按常规作战法，以主力布防第一线城垣内外，但这里是日军主攻方向，他们的炮火、坦克、空军、步兵配合轮番向我方轰击，造成我军极大伤亡。后来我军改变战法，把大部队后撤，一连一营地轮换坚守。可是敌人的攻势更加迅猛，城墙城门都被摧毁出数段缺口，部队既要堵击敌人，又得不断用沙袋等障碍物堆堵住击破口，这样伤亡更严重，一连一营换上去，不到20分钟即伤亡殆尽，尸横遍野。阵地前，敌人也留下许多尸体。

“12月12日入暮后，日军的坦克、骑兵数路冲入，师部电话紧急通知：‘总司令部电讯中断，不知去向。’此时电厂停电，全城电灯熄灭，而紫金山等地方燃着熊熊大火，城内炮火交织，房屋燃烧如同白昼。可失去指挥的部队却呈溃散之势，纷纷向挹江门逃往下关，企图渡江。我们退到新街口，中山路上已被军队车辆、逃难民众挤得水泄不通，行李什物抛塞满地，敌人的坦克骑兵又从后面追杀过来，故人群死伤遍地，原来成建制的连营甚至是团的部队彻底被冲散了，各自挤在乱成一片的人群中向下关奔逃。我挤到挹江门附近时，数万人不能出城，因为守城的36师宋希濂部没有接到守城部队撤离的命令而不让我们出城，且三道大城门洞口都用沙袋严严实实地堵塞了两米多高，人群出不去，于是急红了眼的城上城下官兵对射，造成遍地死尸，血流成河……”

田兴翔说：“正在这当口，我偶然碰上了师部副官主任王景渊、少校参谋岑元彪等十多个贵州老乡。见前有堵后有追、无法出城的情况，有人提议从城墙上吊逃出去。于是我们几个手忙脚乱地从街上绸缎铺里拿来几匹绸布拴在城墙垛口上，然后拉着绸布吊出城外，总算到达了下关，这已是午夜时分。不想到，江边已有数万军民混杂在一起，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大家到这儿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找船渡江，可根本没有船。所以为了活命，大家各使奇招，有用木杆的、有用桌椅的、有用床架的，也有用门板的，等等，人就骑在上面，企图渡向浦口。但已到12月中旬了，江水特别冷，那天夜里风浪又特别大，溺江而死者不计其数。王景渊主任见状，便对我们说：趁早离开下关，向燕子矶方向去找船。于是我们几个贵州老乡搭肩共行，费了很大劲才算到了燕子矶。在那里，我们在江边的小渔村里找到一只小渔船和一船夫。”

“我们以为有活路了，于是把船拉到江里，哪知突然小船上一下跳上几十个人来，小船即往下沉……”田兴翔说。当时算王景渊官职高，他说：“我先到对面的八卦洲叫副官开大船来接你们，你们先不要抢。”田兴翔等几位下官只好下船。

该船到江心时，这边岸上的散兵越聚越多，有人冲着王景渊开走的那船高喊：“把船开过来呀！”但岸上的人喊了一阵见无人回应，便端起机关枪就向小船射击。

田兴翔等一看渡江无望，便夹杂在其他逃亡散兵中向下游的芦苇滩乱窜。

“到13日中午，几十里长的大芦苇滩遍地都是散兵、乱马和逃难的老百姓。这时日军海军出现在江上，天上的日军战机也飞来了，他们从天上、从舰上，向我们芦苇荡狂轰乱射，芦苇顿时着火燃烧起来，我们这些逃兵，还有百姓，顿时被烧死的烧死，跳到江里的不是被淹死也是被敌人用机枪射死了……”田兴翔他们一起逃出城的贵州老乡此刻一下走散十来人，只剩下他和另外两人。他们躲在一个小山脚，既冷又饿，走投无路，只能等到天亮后再想办法。谁知黎明前，一队队日军扛着太阳旗到处搜寻中国逃亡守军，就在离田兴翔他们躲藏的几十米处，近百名刚刚逃来的中国军人恰巧被日军搜索队碰上，全部被枪杀。田兴翔等立即装死躺在芦苇里，这才幸免于难。

“不能再待下去了。”田兴翔说，无论如何要渡江过去，就是死在江里，也比被日军枪杀好。船找不到，他们便找来一只农民用的采菱盆——当地妇女们用来到池塘里采菱角的大木盆，又拣了两个散兵丢下的搪瓷饭碗作划水。

“下江时天已入暮，浑身又寒冷，不到半小时，一阵风浪吹来，我们被掀倒在长江里，一下失去了知觉……”田兴翔说，“等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见太阳正射在我头上，再定神一看，发现原来自己连人带木盆被一片芦苇拦住了！命大啊！我想哭都哭不出声……”

田兴翔确实命大。他后来被路过的一位老大爷搭救了。

“一年多后，我才知道了当时我们103师官兵逃出南京后的一些情况：师长何知重也是死里逃生从下关到了武汉，副师长戴之奇是化装成渔民脱险的，但全师活下来的只有一千来人，其余六千人全都被日军杀害在下关一带。师部的‘军士训练队’四百多学员兵被俘后遭日军集体屠杀，只有一个中校队长蔡国祥和一个身中七弹的学员兵劫后余生。”

这支在南京保卫战中立奇功的“贵州军”，幸存的人为了纪念死去的战友们，抗战胜利后在贵阳市三桥那儿修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上面刻上了在南京阵亡的连以上人员的名字，但建国后由于阵亡者是“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这个纪念碑被拆毁了。13日发生在下关的大屠杀事件，需要靠当时少量的幸存者回忆，而有些幸存者后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里，解放战争结束时，多数到了台湾。这些幸存者虽然人在台湾，却对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犯下的罪行，始终记忆犹新，并且写下了不少回忆录。下面是其中的一位署名“老兵”的回忆片段——

12日上午，敌军已经进入南京城内。此时，我守城部队，仍然各自为政，沿途与日军作激烈的巷战，唯因日军的坦克车队已经进城，我军与之抵抗，当然都是有死无生。

当日军沿中山北路，向我朝挹江门下关方面撤退之军民追击时，其中甚至发生我军自相残杀的现象。死伤累累，沿途尸首遍地皆是。

这时由新街口向下关方面撤退的人潮达数里之长。挹江门原来是关闭着的，待这一汹涌的人潮到达后，城门只被挤开了一半，其余一半，仍未推开。而一些急于求生的军民，便如潮涌似的，争先恐后一齐向下关江边奔驰。由于你争我夺，大家反而都不易出去；这时后面的逃难者，也想争到前面，于是你推我拉，大家打成一团。在后面的乱军当中，更有的用枪向前面射击的，再还有用汽车向前面冲击的。如此一来，前面的人潮，有的死伤了，有的倒下了；凡是倒下去的，即使你是活人，也永无机会使你再爬起来。因为后面的人们，便会毫不犹豫地一齐向你身上踏了过去。据说被人踩死的男女，就有好几百人。我那时也在撤退的行列后面，到了城门一看，挹江门前死伤的尸体，几乎砌有一个人那样的高，后来清查其数不下五千余人。我看大家很难由此出城，才转回水西门方向，另找出城的路径。

大家到了江边，这里混乱和悲惨的景象，更不是以言语可以形容的。因为大家都想利用船只向浦口方面逃生；但是这时江边的大小船只，少而又少了，这些麇集在江边的数万军民，如何可以敷用？负责运输的几只比较大的轮渡，开走以后，再也没有方法靠岸。刚才几只小轮才一靠岸，大家都如狂蜂似的一齐向上爬去；轮船一离码头，因为载重过量，连船带人即刻沉入江中。还有的人，看见自己还未上船，而船已经开走，他便用枪甚至机枪向船上射击，一人如此，人人如此，直把那船打漏得下沉为止。有人自雇木船，欲向对岸划去，或因超过重量下沉，或因被人打翻死亡，也没有一人可以渡过江去。更有的自用木板桌面做成临时木筏，以期脱离虎口，终因江中浪高数尺，空中风雪纷飞，结果仍然翻倒江中。于是满江都是人头，水面全是尸身；呼爹叫娘之声震动天地，救命叫子之音充满宇宙。世界上悲惨的事，还有比这一景象更甚的吗？

我由水西门从城壁上用绳子吊出城外，一到江边，正看见一只小木船离开岸边不远。因为装得太多，即刻沉了下去，其中有一位十分漂亮和打扮入时的小姐，掉下江后，左手提着一口小皮箱，右手抱着一块木板，大声在江中呼救。她说，如果有人能够救她性命，她愿意将她带的珠宝首饰以及现金二十万元奉送，而且也愿意嫁他。但是这时人人自顾尚且不暇，谁还能去作急公好义、人财两得的事？

下关江边数万军民，正在作生死的挣扎，意图渡过长江的时候，日军的炸弹和机枪又在向这群毫无抵抗能力的军民头上，大肆扫射和轰炸。顷刻之间，卧身血泊横遭惨死者，其数当以千计。大家惊魂甫定，蓦然，一队队骑兵和坦克车队，又分由长江上下两游以及挹江门方面，直向下关江边扑来。一阵枪炮声后，大量的人群，顿时减去了一半；而长江水中，则又陡增了成千成万的惨死之鬼。

我看时机迫切，即选择江边的贫民区去躲避。幸而离开江边不远，我用五元大洋买了一套破烂的贫民衣服，急忙将军服换去，并用灰土把脸上弄脏。恰好附近有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乞婆，坐在那里哭泣；我便一把将她背在我的背上，代她提着篮子，慢步向下游走去。口中塞着一块红薯，边走边嚼。突闻身后铁蹄声起，二十余个敌人，已经迫近我的身后，但我头也不回，仍然往前直走。一个十分凶恶的日本兵，一把将我抓住，嘴里叽里咕噜不知说的什么；这时我的心里，反而异常镇静。我“呀呀”的装成哑巴，而且又把我的左臂伪装成残废。那日本兵见我只是一个完全残废的乞丐，他就使力把我一推，将我“母子”二人摔倒在地，这群强盗这才呼啸而去，过了许久我再给了这老乞婆二元大洋，把她放在地上，我又另作打算。

水陆交通既已完全断绝，一时当然没法逃走。我虽然暂时逃脱了敌人的残杀，但久了又将如何呢？多方考虑的结果，于是在这天的下午，我便又到鼓楼医院外国教会所办的难民收容所去登记，意欲躲过几天再说。谁知收容所里，已经收容了五六千个男女，真是人满为患，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又有什么办法呢，仍然只有挤下去。听说像这样的收容所，全南京城不知有好多个，而且全都人满为患哩！

这天晚上，我们正挤在一起睡觉的时候，大队的敌兵，忽然来到我们收容所里搜查。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寻找年轻漂亮的女人，一方面也是为看收容所里有没有我们的官兵。我们大家排成数列，一齐站在鼓楼医院走廊的前面，由敌兵的队长，逐一加以检查，稍有姿色的妇女们，都被拉入敌人的军车中，凡是光头的青年男子，或者头上有戴过军帽的痕迹的男人，都一律被他们押入军车。我因为是干炮兵的，平日已经留上了西装头，这时已是一头乱七八糟的散发，再加上我穿的是破烂衣服，所以当时才侥幸逃出了他们的魔掌。凡是未被抓出的，以为自己的灾祸可以避免了，谁知敌兵正要撤去时，竟有一人大叫“立正”口令，敌兵看见男子当中，有谁听到“立正”而站好的，又被他们拖上车去。我虽然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突呼“立正”口令时，我也曾立了正，但我站的是中列，比较隐蔽，同时我立刻就已明白敌人这声立正口令的用意，所以我又马上装成毫无所闻的样子。于是，我又逃出了敌人严格搜查的大关，但我有一同学，就是因此罹难……

这位老兵后来在一个星期之后，趁着水上交通刚恢复，于当月21日再度偷偷从下关渡过了长江，沿铁路转入长沙，重新回到了抗战部队。

解放后一直生活在南京的唐广谱，也是南京大屠杀中从下关渡口死里逃生的少数“老兵”之一，1937年他是守城部队中的教导总队三营营部勤务员。这位“机关兵”也亲历了13日的劫难与之后死里逃生的那一幕。他给我们讲——

1937年，我才十几岁。当时在国民党教导总队第三营营部当勤务兵，驻守在上海江湾。自蒋介石下令国民党部队全部撤出，我也随教导总队从江湾节节败退，一路逃到南京。我们逃到南京不到一个月，日寇又进逼南京。教导总队被布置在城内担任城防任务，指挥部就设在新街口原国民党交通银行地下室，我做警卫。

我们进驻交通银行地下室不久，日军攻入了中华门。当得知日军冲到太平路时，教导总队的头脑们就拔脚先逃了。我和六个弟兄，也连忙向下关方向奔逃。这六个弟兄中有一个叫唐鹤程的，是盐城人，与我至好，故相约结伴逃命，至死不离。

我们六个人跟着逃亡的人群，向挹江门跑。一路上，逃命的国民党败兵像潮水。当我们来到挹江门时，挹江门口被人流堵得水泄不通。有的人在拥挤时被摔倒，人们就从他身上踩过去，再也起不来了。看到这情况，我们六个人相互用绑腿把彼此的手臂绑在一起，相约如果谁倒了，两边的人就把他拉起来。就这样，我们六个人一道硬挤出了挹江门。

溃逃的士兵把整个下关的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望着眼前的大江，人们不知往何处逃是好，我们也随着人流盲目乱跑。这时，有一个当大官的，骑着大马，冲进人群中，用话筒高喊：“……弟兄们，要活命，跟本人冲！”乱兵们看到有当官的指挥，也就镇定些了。那个当官的叫轻、重机枪在前开路，步兵随后，往上新河方向奔逃。当大量溃兵奔到上新河桥时，桥窄人多，很多人都挤不过去。我和唐鹤程没有挤过桥，其他四个人也和我们挤散了，不知去向。我俩没法，只得跟着没有来得及过桥的溃兵，沿着长江向龙潭、镇江方面跑。

我们利用高高的芦苇作隐蔽，在江边芦苇滩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奔逃，当我们逃到一座桥前，鬼子已在离桥不远的城墙上，架上几挺机枪，把桥封锁住了，许多想冲过桥的人，都被打死在桥头、桥尾，血流满地。我们趁鬼子扫射停歇的片刻，冲过桥，往燕子矶跑。到了燕子矶街上，已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找到一块厚厚的肉案板，两人使尽吃奶的力气，好不容易把它抬到江边，放在水里，想扶着它渡到江北去。可是我们忙得筋疲力尽，它还是在南岸边转溜，没办法，只得又回到燕子矶。

天黑了，日本鬼子杀人的枪声越来越近。我俩没命地跑上山，蹲在坑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天还没亮，日本兵搜山时发现我们。鬼子把我们押至街心的一个空场地里，背靠背，手臂对手臂地绑起来。此时，场地上已站满了像我们一样被绑着的人，而且还有许多人陆续被鬼子赶到场上，捆绑起来。后来，我俩随着这一大群人，被赶到幕府山原国民党教导总队野营训练的临时营房里。这所临时营房共有七八排，全是竹泥结构的棚子，里面塞满了被鬼子抓来的人。我们被关在里面，连饭也不给吃，到了第三天，才给喝水。鬼子稍不如意就开枪杀人。到了第五天，我们被饿得肚皮贴着脊背，都只剩一口气了。很明白，鬼子要把我们活活地饿死，有不少大胆的人，认为饿死不如拼命，就暗中商定以放火为号，各房的人一起冲出去。那天晚上，有人烧着了竹屋。火光一起，各房的人都一起向后冲去。当大家推倒营房竹围时，见竹围外是一条又宽又深的沟，人们急忙地跳下沟，泅水或涉水逃命。可是，沟外却是一堵绝壁，大家都傻了眼。这时，鬼子的机枪向人群扫来，血把沟里的水染得通红。逃命的人又被押回房里。因为房子被烧掉了不少，只得人靠人、人挨人地挤着，像塞人罐头一样，透气都十分困难。

第六天早上，天还没有亮，鬼子就把我们都赶到院子里，把所有的人臂弯对臂弯地用布条捆绑起来。等到全部人都绑完，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然后，鬼子用刺刀逼着这一大群人排成队，向老虎山方向走去。当时，人们已饿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了。日本鬼子在队伍两侧，看谁走慢了，就给谁一刺刀。走了十多里，天已经黑了，敌人改道把我们赶到上燕门离江滩不远的空场地。六天六夜没有进食，又走了许多路，一停脚步，大家就瘫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一时间，场地上黑压压地坐了不知多少人。

虽然如此，求生的欲望使人们觉察到鬼子要集体屠杀。我们相互用牙咬开伙伴的结头，准备逃命。人们还没有全部把结咬开，四面探照灯亮了，漆黑的夜一下亮得使人头发昏。接着，江面上两艘轮船上的几挺机关枪和三面高地上的机关枪，一齐疯狂地向人群扫射过来。大屠杀开始了。

枪声一响，我和唐鹤程赶忙趴在地上。只听见许多人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国万岁！”随着枪声、口号声，许多人纷纷中弹倒下，许多尸体一下把我压倒在地上，他们的鲜血染透了我衣裳。我憋着气，动也不敢动。二十多分钟过去，枪声停息，我战战兢兢地摸着唐鹤程，拉拉他，低声问：“你怎么样，受伤没有？”他说：“没有，你呢？”话声未落，机枪声又响了起来，我吓得伏在死人堆里，一动也不敢动。等到第二次扫射停止，我发现唐鹤程一点动静也没有，就紧张起来。我用力摇他，他还是不动。当我摸到他头部时，才发觉他头上中了一弹，鲜血直往外涌，吓得我连忙缩进死人堆里……

过了许久，不听枪响，我想：要赶紧离开这里，才得活命。我慢慢地、轻轻地从死尸中探出头来。前头尸体七横八竖，挡住了我。我想：向前爬，敌人一定会发觉，就用脚勾住后面的尸体，慢慢地一点一点向后缩，缩到了死尸堆边，我再也不敢动了。

探照灯早已熄灭，黑沉沉的夜，淹没了大屠杀惨绝人寰的现场，江水哗哗，真像凄惨的哭声。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听到鬼子收拾东西的声音，接着便是他们走的声音，汽船也突突地开走了，我才大着胆，慢慢地连走带爬，向下游走了十几里。我爬到一个窑洞边，只见窑洞口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被鬼子杀害的同胞。我也顾不得许多，爬进能避风的窑里。

迷迷糊糊地等到天亮，又迷迷糊糊地待到中午。当我看到一艘小船直向窑洞方向摇来时，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当小船靠岸时，才看见船上有一老一少，都是中国人。原来，他们是南岸的人，为躲鬼子到对岸八卦洲去，现在趁鬼子巡逻船不在，过江来装牛草。我立即跑出窑洞，奔向船头，请求老人家救我一命。老人见我满身是血，一副狼狈样，让我藏在船舱里，用稻草盖好，把我带到八卦洲……

13日这一天，对中国守军来说，是个绝命之日，也是日军残暴实施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杀戮人数最多和最集中的一天，主要针对逃出城却没能渡江而不得不滞留在下关江边的那些已经放下枪的中国军人。

当数以十万计的守城中国官兵冒死向长江边逃难时，所有人都在急切间忽略了一件要命的事：天堑长江胜于百万雄兵。撤退官兵如潮水般涌至下关之后，突然发现江边根本没有渡江所用的船只，于是只得在下关以西的三汊河和再往东的煤炭港这么几里路之间的长江岸边来回奔跑逃命……沿江的大船和小船几乎全被日军击沉，于是中国官兵们只好千方百计自行渡江，他们从老乡家里抬出一口口棺材，当作渡江木舟，哪知由于想逃命的人太多，一口棺材下水后，总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跳上去，抢啊、闹啊，又相互争夺着往江中划去，结果不出十几米或几百米后就被汹涌江涛翻沉于江心之中，棺材成了无数官兵们葬身于大江的陪葬品——那些溺水的官兵们多数喂了鱼，即使有些侥幸存活者，偏偏又迎来逆江而来的日军舰艇不分青红皂白、毫不留情地，甚至是在哈哈大笑中用机枪横扫，于是我可怜的中国官兵死得体无完肤……

言心易，上士，曾是教导总队公认的一位勇敢、忠诚的士兵，打仗时每每冲锋在前，杀敌无数，营长郭岐特别喜欢这位无敌骁勇的士兵。13日那天，言心易与撤退的部队在挹江门失散，便仗着他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怀着求生的意念，夹在去下关的人潮中东奔西跑。到江边后，一心想随便找一件漂浮物，再凭自己过硬的泳技和体力，希望能够游到长江对岸。可当他站在江岸上一瞅后，简直吓坏了：这么多人啊！哪儿去找漂浮物呀？哪怕是一块木板在那种情形下都是稀罕物。怎么办？正当言心易不知所措时，突然听到有人在高喊：“鬼子来啦！鬼子来啦！”顿时，江岸边更是一片混乱，跳江的跳江，往芦苇荡里钻的钻，更多的人则在岸头上无方向地奔跑……

言心易踮脚想看清日军到底从哪个方向来，可他的双脚还未站稳，就见头顶上火光闪闪——日军的炮火和机枪子弹已经“哒哒哒”“轰隆隆”地在他身边和周围开花了！

毫无战斗力和反抗能力的中国官兵立刻成了日军枪炮的活靶子，弹雨之中，成千上万的肉躯一排排倒下，而更多的人仍在奔跑和绝望地哀号。言心易见势不妙，便跟着抱头就跑，但他感觉自己的双脚不听指挥，怎么也踩不实，低头一看，原来都是那些被敌军机枪和炮弹击中的伤亡战友。“救救我，别踩我……”言心易觉得有人在他脚下哭喊着，也曾有人拉住他的腿，他想俯身看一眼，可很快又收回自己的目光——因为躺在他脚下的人太惨，惨得甚至连看一眼都不忍……还是逃吧，逃出去就是活路！

那一刻，言心易觉得自己就是罪人，因为在踩踏过程中他见过几张熟悉的面容，但此时此刻，他无法停止自己的脚步，否则另一个倒下去的一定是他言心易。

逃！没命地逃！言心易在千千万万混乱的逃亡官兵中寻找着自己的生路。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立正——！”

奇怪，谁在这儿喊这样的口令？言心易一惊，回头一望，见一名挥动着战刀的日军军官威风凛凛地站在一个高地上，用中国话在喊口令。

为什么要“立正”？言心易没有反应过来，却看到许多奔跑中的中国官兵突然停止了脚步，条件反射似的站住了。一个站住了，便有十个跟着站住了，随后有更多人站住了……言心易也不得不跟着站住了，因为他看到那些没有站住的人，被飞来的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击中倒下——子弹是从那个日军军官身后的至少有一个排的日军机枪手那里射出的。

“立——正！”日军官再一次喊口令。

言心易趁机扫了一眼停下来的中国官兵人数，约有两三千人，这都是些劫后余生的命大者。小鬼子让我们立正后想干什么？正在言心易想着的时候，第二个口令又从那军官嘴里喊了出来：“向后——转！”

向后转是——是长江呀！言心易本能地跟着所有人往后转身，而转身的第一眼，他和所有人都看到了滔滔不绝的长江。

“开步——走！”日军官发出第三个口令。

言心易迟疑了一下，却又把腿缩了回来，他见多数人顺着口令往前走，走向寒冷刺骨的大江之中……那些“扑通”“扑通”跳进大江的人很快有的挣扎，有的想往回游，有的则继续往前游，但无论往前还是往后游的人，都在雨滴般的枪弹袭击下慢慢地躺在江面上一动不动，只有身边的水渐变成一团团红色，直至一片红色、一江红色……

那是鲜血，那是水和血搅在一起的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下关段的长江。

我的天哪！言心易看着自己几千名战友仅在十来分钟时间里便纷纷丧失了生命。他想喊、想哭，可是没有力气，也没有机会。就在他迟疑和止步的瞬间，日军的子弹已经飞向他和那些停止脚步没有往大江里走的人……言心易的脑子里一闪：快卧倒装死也许还能活一次！但他的反应并没有子弹飞得快，骤然间他感觉后脑被什么东西重重的一击，身不由己地栽了下去……完了，一定是中弹了！迷迷糊糊间，他有一丝意识——他扑倒在一个尸体堆里。

是死了？言心易觉得自己也快到地狱了，但感觉好像没有，因为他意识到头顶有一股很腥很腥的东西在往嘴边流淌……呵，是血！是自己的血？脑袋开花了？言心易紧张地想着。

他轻轻地用左手到后脑一摸：黏糊糊的，是脑袋受伤了，但没开花。那流到嘴边的血是其他人的……其他人都已经不能动弹了！他们一定是死了，或者跟自己一样——半死不活。

“统统的枪毙！”

“死啦死啦的！”

言心易听到耳边又有声音了，一定是日军，他们说的中国话不利索。不能张开眼睛了，装死可能是唯一逃命的机会了！言心易慌忙闭眼，佯作死状……日军的皮靴声已在几米之外，那骂骂咧咧的听不清楚的日本话就在耳边。言心易知道日军正在检查尸体，给那些没死和装死的中国官兵补枪补刀。

日本兵的靴子声已经在他身边停住，似乎有半秒钟的时间没有声音。言心易的心吊在嗓门口：日军一定在审视着这具“尸体”……突然，言心易的腰部被重重地一击：日本兵猛踢了他一脚！言心易只有脑子是有意识的，所以他的身子顺着那重重的一脚翻了个身，顿时他觉得自己的头是朝下了，只有两只脚在上面，又过了半秒钟时间，突然身上被重重地压了两下：是什么？呵，一定是另两具尸体——真正的尸体。

言心易觉得自己被压得有些窒息。但他宁可这样被深深埋压，因为这样他就有可能逃过日军的眼睛。

他成功了。

日本兵骂骂咧咧地用刺刀在言心易的上面刺了几刀后，跨过了他的这堆尸体……

后面的时间是怎么过来的，言心易自己都记不清了，反正后来一直是迷迷糊糊的，似乎是睡了又似乎是昏过去了，总之等言心易再度清醒过来时，听到一个声音：“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会是谁？言心易的心一惊，闷住呼吸听……

不像是日军。于是他轻轻地睁开眼睛：是一个老人。

“你还没有死呀？”那个老人与言心易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言心易这回把眼睛睁大了：“老伯，鬼子走了吗？”

“走了，全走了！”老者点头，又俯下身子问，“你伤了哪儿？”

“好像是后脑壳。”言心易有气无力地说。

“没死就好！赶紧起来吧！”老者扶起言心易。

言心易这回可以左右看了。这一看，他彻底傻了：怎么全死了？死了这么多人啊！

“喔呕——！”言心易心头一阵恶心，肠根子立即像被钩子拉扯了一下，喉咙里顿时翻江倒海般倒着混浊的水儿……

那一眼谁都会吐断肠根。在言心易的身边，是堆积如山的尸体，多数还在冒着血泡，有的头裂开了，脑浆白花花一片；有的脑袋与身子只连着一层皮，还在水里摇晃着；有的赤身裸体，身上的衣服不知到哪儿去了；更多的尸体被血与泥搅混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了。

“老人家，这里都是死人，你来这儿干啥？就不怕？”言心易一边四处观望，看看有没有日军，一边问。

老者长叹一声后，说：“我老了，没啥可怕的。我想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总有个把活的吧。不想找了半天，就找到你一个……”

“谢谢老伯了！”言心易觉得自己有千言万语，但就是说不出来。

“走吧，小鬼子正在到处杀人呢！死人堆里不安全的。”老者拉起言心易。

“可南京还有啥地方是安全的呢？”摇摇晃晃站起来的言心易看看尸体如山、江水如染的下关江岸，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别别！千万别出声呀！我们走，走！”老者一把捂住言心易的嘴巴，拉着他快步离开了江边……

此刻，时间应当是1937年12月13日过后的第二天早晨。

1937年12月13日中国守军到底被日军杀死了多少人，一直是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几十年来想赖账的，他们甚至说“根本就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当年参与此地大屠杀的日本军人是怎么回忆的——

第二章 红了长江水（大屠杀第一天） 7.日军的记忆

其实，日本军人的记忆是非常清晰甚至非常详尽的，大到指挥整个进攻南京战役的大将松井石根、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小到普通士兵，他们对13日攻进南京城有太多、太深的记忆了。

这一天对日本人来说，简直就是“过大节”一样“欢天喜地”。在东京，这一天早早准备了80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这是天皇的旨意：好好庆祝一番，大和民族自建国以来，第一次胜利占领另一个国家的首都，且是几千年来一直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的邻国——中国的首都。

在给读者阅读日军自己所记录的进入南京第一天的大屠杀之前，笔者在浩如烟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1卷里首先看到了一位东京日日新闻社陆军随军记者铃木二郎撰写的一篇题为《我所目击的“南京悲剧”》的文章。他在“虐待毫无抵抗的俘虏”一段中这样说——

无论是日本军部还是我们，都认为如果南京陷落，国民政府就会投降，这场战争就能结束了。所以南京占领军的士气十分高涨，另外再加上“胜者”的骄傲和精神上的松弛，以及日本军的“三光作战”（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仅仅在南京就对多达30万的市民进行了屠杀。

第二天即13日，包括画家中川纪元、已故的大宅壮一在内的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社的后续记者以及摄影师等一行数十人，将市区内的一家不见人影的砖结构的旅馆作为前线本部，并搬了进去，而我则又一次返回中山门。

在那里，我第一次看见了惨绝人寰的悲惨的大屠杀。

在25米宽的城墙上，俘虏们排成一列，被刺刀一个接一个地刺倒在城墙外侧。

其中许多日本兵挥舞着刺刀，大喊着向城墙上的俘虏胸部、腰部刺去。鲜血在空中飞溅，那场面如同地狱一般……看着这一惨景，我长时间呆呆地站在那里。

但在这残酷的场景中，有一个我不理解的现象，让我一直无法忘记。那就是被刺的俘虏们的态度和表情：即将面临死亡的人们，露出冷冷的微笑，有的人有时还哈哈地大笑着，等待着“依次死亡”。

在这个战场上，手持红缨枪的一群人，不畏死亡，一次接一次地袭击，持续着让日本兵感到困惑的肉搏战。

……思维已经凝固，我离开了那个现场。回来的路上，我再次潜入“励志社”的院门。院内有一棵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大树，在那里有10余名俘虏被铁丝捆绑着。每个人的脸像纸一样苍白，光着膀子。有的人坐着，有的人站着，用无神的眼神看着我。

这时，吵嚷嚷地进来几个日本兵，其中有两三个人拿着镐，由此我知道了是他们的工兵。他们没有向站在旁边的我看一眼，其中一个人往大树前一站，叫道：“这些家伙竟然也想攻击我们的同伴。”说完就举起铁镐，对准这些毫无抵抗的俘虏中的一个挥下去。闪闪发亮的镐尖“咔嚓”一声砍下后，血就“咕噜咕噜”地喷了出来。其他人看了之后挣扎着身体，但是什么也做不了，任由其他士兵进行暴力行为。这简直是惨不忍睹的瞬间惨剧。在这些俘虏中，既有穿着军装、扎腰带的人，也有看上去像是市民的人。

看到这些，我没有办法阻止，只好逃了出去。

被日军逮捕的守城军和普通百姓，在这种情形下是无法逃跑的，他们的命运只有一个：死亡。

我们还是来看看那些占领南京后的日军官兵们是如何施行暴力以及他们的心境是怎样的——

这是1937年8月才应征入伍的高岛市良写的13日当天和第二天所看到的南京城的景象：

黎明前，枪声戛然而止。看来在山上死守了三天的敌军撤退了。第6中队为尖兵向天文台高地进发。

天亮了，炮声停了，昨天还笼罩在炮火硝烟里的南京城就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啊，南京！”长长的城墙轮廓分明。这时的喜悦，令大家眼里不由得泛起泪光……

尖兵激动地在天文台竖起日本国旗。

半开的太平门上写着“13日上午9时，野田队占领”几个字。

解除了武装的几百名俘虏跪在战壕里，都是些瘦家伙，眨巴着眼睛看着我军。

……立刻又要出发。第1小队抓到了两百多名残兵。他们是不知道南京已经陷落而逃来的吧。我去问大岛副官如何处置这些俘虏。大岛副官说：“不管是200还是500，随便拖到什么地方都杀了！”于是把他们装入了车站的空置车厢，决定由小队协助重机枪队在扬子江边处理俘虏。

货车中的俘虏“哇哇”地叫唤起来。货车里冒出蒙蒙热气。把俘虏一个一个地拉了出来，都光着身子，呼吸困难，“哇哇”地叫着，指着水壶说：“大人，大人，水，水。”“混蛋！”我怒骂道。他们捧着积在凹地中的泥水喝。俘虏排成4队，两手举起。我们拉着50人来到江边。

因为是在他们的脚下放上手榴弹，所以危险性极小。只是小分队人数少，下级军官也只有我和近藤两人，如果他们拼死骚动起来的话我们就控制不了了。把人从货车和仓库里拉出来，共1200人，让他们面朝江水坐在没膝盖的泥土中。命令一下，躲在后面战壕里的重机枪就一齐开火。他们便像骨牌一样倒下去，血肉横飞。跳进水里的数十人被等在栈桥上的轻机枪全部打死，鲜血染红了泥水。啊，多么残酷的情景啊！这种情景在人世间哪儿还有呢？还会蠕动的人，就用缴获来的枪再打。军舰漂浮在扬子江上，水兵们在甲板上眺望着这一情景。

扛着一面大国旗进入挹江门，门上写着：“12月13日下午5时，助川部队占领。”在焦黑的尸体上铺上沙袋走上城楼。不知城楼为何被烧的。烧了一半的尸体散乱在街头，衣服、刺刀、弹药满地都是，还有被遗弃的高射炮。电线杆倒了，电线像蜘蛛网似的绊脚。整修好的宽敞的道路也是没有可踏脚的地方。我们的战车拉着缴获的高射炮，威武雄壮地开过来。草地上有“忠孝、信义、和平、仁爱”八个大字，画着大大的抗日标语、漫画。海军部、铁道部等官府林立，海军部成了陆战队本部，飘扬着军舰旗帜，伫立着水兵的岗哨。

宽敞的官邸内，雄伟的建筑上飘扬着英国国旗，挂着“大英国驻中华大使公馆”的牌子。这就是每次对我们的作战做出不利的奇怪举动的英国大使居住的公馆么？扫荡市内。说是市内，除了政府所在街道外，都像是农村街道。第88师司令部仓库、学兵队兵营，几乎什么也没有。因为有电话机，就塞进放地图的包里带了回来。手榴弹丢得到处都是。

二三十人一组，反绑着手的俘虏有好几组。到处可听见轰响声，还烧起火来。想必是在用手榴弹处置俘虏吧。

进入南京城后，各个部队都面带喜悦，精神焕发……

上等兵井家又一记忆中的13日：

看到南京了！没想到真的见到了迄今一直进攻的地方，将日本国旗绑在机关枪上，抑制不住地喊出了响彻云霄的“万岁”声。

南京城墙沿着右手方向延伸到远处的山脚。远远看到了南京街道。霞光遮住了视野。“万岁”的呼声一遍遍地响起。城墙上一面接一面地飘起几十面日本国旗……

应征入伍90多天，在上海战场上多少次徘徊在生死之间。结束上海战役后前来南京并登上城墙……当想起天皇，想起父母、兄弟姐妹，祈祷平安无事、欢呼万岁之时，禁不住流下了止不住的泪水。

日第9师团一等兵水谷庄的记忆停留在13日7时20分登上南京城门的一刻：

站在城墙上，双手举着枪，向着东方声嘶力竭地不停高呼“万岁”！取出哥哥给我的日本国旗系在枪上，反复高呼着“万岁”，大家都激动得泪流满面。呜呼！盼望已久的南京城头，能够沉浸于这种激动之中的只是包括我们在内的极少数人。全身洋溢着军人的幸福感，我们百感交集。生为日本男儿真是好啊！

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第2小队第3分队士兵增田六助这样回忆13日：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是攻陷南京的日子，在我国历史上永远是辉煌灿烂的一天。不用说，南京是国民党的大本营、中国抗日排日的中心。南京的一面临着扬子江，另外三面为山和丘陵包围，地势天然险要，易守难攻。凭借防御工事，蒋政权欲与皇军一决雌雄，试验一下其政权是存还是亡。可惜蒋介石没有坚固的盾牌来阻止我皇军，在我正义之剑面前，蒋介石的军队不堪一击，仅三日即告城破。城门上飘扬着我日本太阳旗，皇军的勇士们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城内，脸上的热泪泛着光。

最先占领中山门并扬名军中的是大野部队的明星部队——坂清中队。下午1时，这位血达魔队长（日军第20联队第4中队队长坂清中尉，其在南京市东郊的战斗中右腕负贯通伤，故有此别名）带头走在前面，队伍里的士兵捧着阵亡者的遗骨，雄赳赳地开进了城内。中队官兵无暇休息，随即在田中少尉的指挥下，开始了对城内残兵败将的扫荡。我们进入了距中山门五六百米远的南京大众医院。这是一家有着好几栋四层楼房的医院，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非常宏伟壮观。医院是用来收容来自上海、常熟、无锡方面的伤病员的。

各分队都不许自己的士兵单独行动，而是集体去的。医院里只剩下沾了血污的军服、破帽和毯子等东西。尽管这只是可恶的支那军的一处收容所，但也让我们很生气。不管是柜子还是桌子，全被我们砸掉。药柜、器具和箱式时钟等也被砸掉了。各种照片、标本之类都无一例外地被刺刀捅破。

退出来后，在去中山北路的途中，我们看见满地都是逃亡士兵扔下的武器、弹药、被服，以及马、车之类。鳞次栉比的商家已经被支那军劫掠一空，街上别说人影，连只狗都看不到。

当晚决定住在室内，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久违了。掠夺本来不是出于本意，但连日来几乎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的持续战斗，不都是为了能有今日吗？为了能有今日，不是有许多战友光荣牺牲了吗？庆祝攻陷南京！庆祝占领南京城！

日第13师团伍长目黑福治对13日的回忆：

凌晨3时起床，4时出发，前往南京幕府山炮台实施攻击。途中，到处都聚集着敌军俘虏，据说其人数大约13000人。年龄从十二三岁的孩子到五十岁左右的人都有，其中还有两个妇女。敌军还在不断地投降，各队抓获的俘虏总数约100000人。下午5时，看到了南京城墙，部队在城外宿营。

中村弥关在1991年7月10日《沼津朝日》报上对令他终身感到“罪孽”的那一天是这样记述的：

12月13日，天气晴朗无风，明镜般的长江水缓缓地流着，我们船队和陆军相互协作，以南京为目标快速溯江而上。3时许，冲到下关栈桥并靠了岸。在这之前捕获了7名中国俘虏，半夜里就在甲板上将他们杀死并踹进长江。我所见过的残酷景象就从那时开始了。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上岸了，经允许我们上岸观看战场。整个南京城除了一面朝着长江下关城门外，其他部分全被城墙（高10米、宽4.5米）所围绕。许多地方有坚固的城门。陆军从外面控制着所有的城门，城里的人一个也出不去。进城一看非常吃惊，南京这个大城市成了一座死城。国破山河在。没有人、车和马，就连猫狗都看不到。能见到的只是连绵不绝、无限延伸下去的累累尸山。道路上、广场上、河堤上，都是一堆堆的尸体。有军人、有商人、有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死了。因天冷的原因，干涸的血液呈黑色，而尸体下方还有鲜血。

海军很少上岸，也很难见到女性。也许是这个原因，其中竟有狠心的人，用木棍挑开女尸胸部的衣服，还有人撩起衣服下摆看。

次日清晨，看了栈桥边上的河滩。这里也是尸体累累的尸山，还没有腐烂。沙土上还有鲜血流淌过的痕迹。尸体没有一点刀伤，看上去都是被枪杀的。

以上是我见过的真实情况。但是，这些是谁造成的呢？其数量是30万？10万？还是1万？我不知道。我认为，在那种混乱情况下，看来没有人能确确实实了解这些事，但肯定不止数千人。

日第6师团士兵赤星义雄这样回忆他参战的13日这一天：

12月13日，从早上开始对中华门城墙发起了总攻。野战炮对着曾被认为坚不可摧的中华门，不断从城墙下方向上方集中开炮，不久，垂直的城墙开始变形，人可以爬得上去了。

在轰炸机对中华门及城墙上的迫击炮和机关枪进行了波浪式攻击之后，手拿轻机枪和步枪的三人组成的敢死队冲上前去，在变形的城墙上挂上绳梯，在我们的掩护射击和敌人的攻击下爬了上去。其后，在猛烈的枪声中，约有40名步兵跟着上去了；敌人的反击好像仍在持续。

过了一段时间，日章旗在中华门上高高飘扬起来。这是13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

那一瞬间，所有人都举手高呼：“万岁！万岁！”都大叫：“太好了！太好了！”感动的同时我在想，能够平安无事地到这一步真是太好了。我们把“首先攻陷南京”作为口号。

敢死队爬上城墙后足足过了两三个小时，中华门的城门终于被打开了。随着小队长一声“入城”的命令，我们走向城门，然后进入了城内。城内堆满了长10米、宽4米左右的沙袋。民房被无情地破坏或者正在燃烧。到处都留有明显的轰炸和炮击的痕迹，空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另外，到处都被血染得鲜红，地上散落着被炸掉头或者内脏外露的尸体，以及粉身碎骨的肉块，令人目不忍睹。

城内除了红十字难民区，已经看不到一个游击队或者残兵败将模样的人了。

现在南京城已经真正落入了日军之手。

我们在市内反复进行扫荡，但几乎没有遇到抵抗。那天晚上，即13日晚，在城内的一角进行警备。

到了第二天，我们通过城内，向扬子江岸边进发。我们从那个炮台远望下方的扬子江，可以看到无数的木棒状的东西在流动。

我们下了狮子山，向着扬子江岸边走去。途中看到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在地上，有些没有头，还有些只有上半身，向人们诉说着攻击的恐怖。

扬子江岸边和普通的码头一样，是船出发和到达的地方。但站在那里看扬子江水的时候，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令人难以相信的情景。

在2 000米，不，可能更宽阔的江面上，漂满了无数的尸体。放眼望去，除了尸体，看不到别的东西。岸上有，江里也有，那不是士兵的尸体，而是普通百姓的尸体。大人、孩子、男男女女，就像漂浮在江上的木筏一样慢慢地流淌着。把目光移到上游，后面还跟着尸体堆成的山。我觉得好像后面跟着的尸体是无穷无尽的。

少算点也有5万人以上，而且几乎都是普通百姓的尸体，扬子江真正化成了“尸体之河”。

关于这件事我听说了如下情况。

前一天，从南京城撤退的多达几万人的中国军队和难民在前方8公里处的扬子江流域的下关港挤上可容纳50人左右的渡船，想逃往对岸。

在进攻南京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海军带着大炮、机关枪沿扬子江逆流而上，准备伏击撤退的军队和难民的船只，在他们的渡船到达对岸之前，所有的枪炮一齐开始射击。随着轰鸣声，炮弹和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出。船被直接命中，炸得粉碎，所有的船都被击沉了。

我在听说这些事的时候心里想：“为什么连无关的人都……”后来我想，可能这就是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吧。

日海军新兵三谷翔当年在舰艇上见证并参与了13日的大屠杀——

当时我18岁，参加了日本海军，是舰上年龄最小的一名新兵。我所在的舰艇是当时被称为日本海军最新锐的驱逐舰“海风”，它属于第24驱逐舰队。

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的消息传到了舰上。那天早上，开始大家都有点紧张感。我们停泊在南京对岸的浦口一带，一边等待命令，一边与南京岸边的炮台进行了炮战。那时，因为日本海军的舰炮射击非常精确并具有极大的威力，所以没花多少时间岸上的炮台就被摧毁了。

后来炮战及其他进攻结束了，我们看到江上从上游漂来几个竹筏，上面整整齐齐地堆着看上去像是中国人的尸体，尸体有一米半至二米高左右，堆得非常整齐，就像画出来的几何长方体。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生怕是伪装物，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所以甲板上的约20人都举起枪朝着竹筏拼命胡乱射击。也就是说根本不特别瞄准，而是大概朝着目标用手支撑夹在腰中射击。

我们拼命地射击，但竹筏上没有一点反应。4个竹筏就这样漂了过去……后来才知道，那上面尽是中国人。

作为中国人，笔者相信每一个读者看到此处，都会对日本侵略者当年在南京犯下的如此暴行而感到悲愤。从上面的这些日军官兵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日军在进攻南京成功后“三呼万岁”的“激动心情”，还是在江边或者其他地方任意残杀中国俘虏及百姓时所流露出的“欣赏感”或是“罪孽感”，都铁证如山地证明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

我们再来看看最有说服力的“大日本帝国将军”们的记述吧。这是日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的1937年12月13日这一天的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

12月13日 天气晴朗

清晨，步兵第30联队的将校侦察队［日军以将校（少尉以上）为领队，并带上必要的士卒以侦察敌情和地形等的部队］进入中山门，没有发现敌军的踪影，得知至此南京已全部被占领。

……

二十一、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

但由于是以1 000人、5 000人、10 000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不过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是一群群地走来，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虽然安全，但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处理。为此，增派部队乘坐卡车负责监视和引导。

13日傍晚，需要大批出动卡车，但由于战斗刚刚结束，计划很难迅速执行。因为当初从未设想过将采取这一措施，参谋部忙得不可开交。

二十二、 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

二十三、 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

二十四、 这些败兵的处理，大多由第16师团负责，因此，师团无暇顾及入城或宿营等，只是一味地东奔西走。

二十五、 在扫荡敌残兵的同时，还要寻找和处理危险的地雷，还必须收集被丢弃的武器弹药，其数量似乎也相当大。

处理上述问题，今后可能还需要数天时间。

看一看日军中岛今朝吾中将的这份“阵中日记”，里面所述的关于“处理”（枪杀）我中国守城俘虏的事实再清楚不过了。这是无法抹去的历史，当时的情景也只有这些当事人最最清楚。中岛提到的负责“处理”中国俘虏的佐佐木部队，其实就是大刽子手、日第16师团第30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此人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

说来有些让中国人不敢相信的是：佐佐木到一与南京大屠杀日军最大罪魁祸首松井石根一样，都是“中国通”，并且都与中国民国革命有着“深厚友谊”及种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前面说过，松井石根不仅是蒋介石的“恩师”，而且还是孙中山革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

这个佐佐木也是年轻时就对中国革命充满同情与向往的“热血青年”，1911年军校毕业后就踏上了中国大地，后来成了孙中山在广州领导大革命的军事顾问，唯一一位可以在孙中山的大本营里一挥“出入证”随便进出的外国军事专家。也就在给孙中山当军事顾问时，佐佐木认识了当时在参谋处任处长的蒋介石。据佐佐木自己讲，孙中山的“中山装”是他佐佐木应孙中山之邀而在一家日式西服店里特为国民党员们设计的。

松井石根是个很瘦小的干老头——他指挥淞沪战役和进攻南京时已经59岁，所以日本军队里的少壮派们暗地里都称他是“干老头”。别看“干老头”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却还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假秀才，在他侵华的日子里，每每取得一个“决定性”胜利时，都要赋诗作词。比如在进攻南京途中取得太湖一线“胜利”之后，他便作了两首七律诗：

一首叫《湖东战局后》：

枭敌运生日渐穷，旌旗高耀湖东空。休论世俗糊涂策，不拔南京皇道倥。

另一首叫《语拜受即吟》：

湖东战局日渐收，圣虑昭昭人未酬。遥望妖气西又北，何时皇道洽亚洲。

佐佐木虽不像老松井那样瘦巴巴的，而是个看上去满脸横肉、杀气腾腾的标准型军人，可他平时也十分喜欢舞文弄墨，不仅写日记，还同样喜欢赋词吟诗，笔调颇有些细腻之处。可惜现在的日本人对这位进攻南京的“大功臣”有些微言，因为佐佐木当时用了太多细腻的文笔，将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记得一清二楚，且格外详尽和“富有感情”。我们来读一读佐佐木记录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第一天的情形与心境：12月13 日：

……

上午8时，近处枪声大作，把我从梦中惊醒。通信员、运输队员和勤务兵都拿着枪噼里啪啦地射击。

“怎么啦？”我奔出屋子问道。

“刚刚才将他们击退。从紫金山上黑压压地下来一大群敌军。”

“是败兵吗？”

“正在搜寻时，突然就从上面攻下来了。一群一群地冲下来，每次都足有五六百人。”

“缴他们的枪了吗？”

“哪有工夫让他们投降啊，全杀了。”

敌军还在不断地从紫金山上向下冲，一群又一群，铺天盖地，满眼是敌军。他们都是驻守在紫金山顶的教导师的士兵。他们试图从我支队的缝隙间杀开一条血路，进行反攻，突围出去。

由于敌军想与其困在屋里无休止地抵抗，不如尽快换上便衣逃走。因此，那些三三两两来投降的敌军都将武器扔进水塘里，或扔进房子里放火烧掉了。他们这点做得很彻底。这支部队是蒋介石最骁勇的嫡系部队，因此，也是顽强战斗到底的最英勇的部队。

……另外，驻守在后方卫生所附近的骑兵团，黑暗中遭到敌军袭击。敌军冲进院内，使他们损失人员二百余名，马六十余匹，他们当时是慌作一团。该骑兵团其后又不断要求重炮增援，根本无暇考虑自己是否有自卫能力。而我们的部队拉开的战线长达数里，还要不断与两侧蜂拥而至的敌军进行激战……

其后接连不断地有俘虏前来投降，其数量高达数千人。情绪亢奋的士兵丝毫不理睬上级军官的劝阻，将俘虏一个个地杀死。回想到许多战友流的血和十天来的艰难困苦，别说士兵了，我自己也想说“全都干掉吧”。

目前，白米早就一粒不剩了。尽管城里能找到，可我军不可能还携带着给俘虏吃的粮食。

我们登上和平门，高呼三声“大元帅万岁”。今天的天气十分晴朗。金陵城墙头到处飘扬着日章旗。看着这一切，禁不住眼角发热。（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

这一天佐佐木太激动了，他后来实在兴奋得睡不着，因为南京曾经是他十年前“战斗过”的地方，与孙中山、蒋介石等中国国民党人士“生死朝夕干革命”的往事历历在目，让佐佐木不由得再度拿起笔，写了一首题为《进攻南京之歌》的邪诗：

<small>渡啊，渡啊，不断地渡过护城河。</small>

<small>谁不感慨国家兴亡。夜将过，黎明将至，</small>

诗写完，佐佐木觉得仍然不解心头的“万千感慨”，便继续写道：

我敢肯定，站在南京城头最有感慨的人，莫过于我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曾在这儿长住过两年半，南京是我曾经熟悉的地方。也不是因为八年前我离开时，南京城郭内还有三分之二的农田，并可以猎到山鸡和野兔，而如今已面貌一新，建设成了令人吃惊的、蔚为壮观的现代化城市。实际上，当我还在弱冠之年，即明治四十四年时，就以解决满洲问题为目标，并暗地里一直对国民党产生好感了。但由于他们实行了容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的投靠英美政策，令我非常不快。我深深地为皇国的前途感到忧虑而愤然离开了此地。昭和四年之夏的经历，至今还历历在目。

“看如今吧！”

我绝不是泄私愤，背信弃义的人终究要受到上帝的惩罚的……

安息在紫金山中的孙文之灵，一定对蒋介石的鼠目寸光扼腕叹息并哭泣吧。现代化城市一朝便成黄粱梦。战火还在城中熊熊燃烧，浓浓黑烟直冲云霄。

此时此刻，更深刻地感受到“国破山河在”之意。

佐佐木这一天真可谓“心花怒放”又“心潮澎湃”。他感慨万千之后，久久无法入睡，第二天在日记里写道——

现在，我完全掌握着两个联队，对城内外实施扫荡。部队将到处潜伏着的残兵败卒全搜寻出来。但是，他们已将武器全部丢弃或藏匿起来了。500乃至1000人的大批俘虏被接二连三地带来。看上去他们虽不是特别害怕，但个个都已筋疲力尽，也许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了。

直到12月11日夜，城外下麒麟村一带还曾有电灯和自来水。据情报称，当天的军事会议结束后，敌守城司令唐生智便渡江逃走，大批文武官员及其家属也大多乘民船逃往下游方向。

关于桥本欣五郎大佐的重炮是否轰击过外国船，是一度争论不休的问题，可能就是满载拥挤不堪的军民溯江而上的英国船（实际上船上到底装着什么，谁也不知道）。

金陵大学收容了上千名年轻妇女，原外交部收容着数百名伤兵，号称受到治外法权庇护而在接受外国医生的治疗。

没有比守将逃走，被抛弃的支那兵更悲惨的人了。他们有无斗志谁都清楚，更确切地说，他们之所以拼命抵抗，是由于没有退路。

虽说是残兵败卒，但仍有人潜伏在村落或山里进行狙击战。因此，对于那些继续顽抗、拒不顺从者，毫不留情地当即杀死。枪声终日不断。

太平门外的大护城河中堆满了死尸。

空荡无人的房屋都被搜刮一空。军装等物品散乱一地。手榴弹和步枪子弹丢得比比皆是。加上要害地点都被埋上地雷，真是危机四伏。

城内大道上为了进行巷战和防空，全部构筑了大型工事。发动机全被毁或被烧的汽车，一排排地被丢弃。其间都是乱七八糟丢弃的被服和器材，遍地狼藉。我方的空袭，将国民政府、军官学校，以及其他军事设施炸得体无完肤。城外机场也是一样。

民房被烧成一片废墟，有的火势至今不减，仍在熊熊燃烧着，看不到一个居民，只有丧家犬盲目地游荡着。

下关原来的闹市已被烧成灰烬，沿江马路上丢弃着数百辆汽车，岸边数百具尸体一个个被水冲入江中。

自从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二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城已整整十年了。城内人口从当时的30万增加到现在的80万。通过剥削农民成功地建成了一个炫耀自己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如今已成为过眼云烟，任何人目睹首都被破坏的惨状，都会感慨万分的……

一个刽子手，能把由自己亲手指挥的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写得如此“有感情”，真乃罕见！而这，又恰恰完全又彻底地证实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无可置疑。

还有什么可以置疑的呢？倘若还有置疑，那么请看下面的来自日本国自己人做的“访谈证明”——

第二章 红了长江水（大屠杀第一天） 8.“热线”里的记忆

用被害方的话来佐证，有人或许会说是不是掺了水分，那么这些日军士兵自己当年实时记下的“日记”难道不是最强有力的事实证明吗？其实，参与这场大屠杀的现场目击者和实施者至少有数万日军，对刀枪尖上的罪孽他们中间有人并不以为然，而有的则终身备感负罪，有的则在离开战场后再不愿在他人面前提及当年的这份罪孽，有人则出于良心上的强烈自责而在日后以“倾诉”的方式坦白了自己的罪孽，于是这些人或多或少地最终获得了内心的某种释放。这些日本老兵后来的行为应当得到尊重，并可以获得中国人民的宽恕。

在此，笔者必须给读者介绍一位名叫松冈环的日本女子的事迹。松冈环出生于战后的1947年，是个日本教师。1987年后，松冈环女士开始研究近代日本侵华史，南京大屠杀事件触动了这位年轻而善良的日本女子的心，后来日右翼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等一帮政治家不断在日本国内发表言论，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出于正义的良心，松冈环越来越强烈地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让日本国民了解历史的真相，于是在她的发起下，于1997年10月10日至12日三天里，她同“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的同伴们一起设置了一个面向参加南京战役的原日本士兵的“南京大屠杀信息热线”，令松冈环没有想到的是：“热线”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百上千的当年参加南京战役的老兵纷纷来电，要求“倾诉”他们经历的“那些事”。这让松冈环激动、感动不已，从此她开始了一项长达5年多漫长而艰难的被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称之为“勇敢不屈、坚韧不拔的伟大工作”——采访日本老兵。

“老人们都过80岁了，即将迎来人生的终点，如果现在不查明真相，这段历史将被埋入黑暗中，一旦失去调查南京大屠杀高峰期日本兵对中国人民实际做过的无数暴行并取得资料佐证的机会，将不会有第二次。”松冈环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但在日本要做这样一件被右翼分子骂作“卖国行为”的事，谈何容易。“调查虽然开始了，但即使找到了老人们，许多人也是有的不讲南京，有的顽固得连见过尸体都否认，有的说自己的部队什么也没干。除了反复访问，用足劲采访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松冈环没有放弃，她继续前行，“反复访问期间，触及南京大屠杀核心的证言增加了，协助我们调查的原士兵也出现了，这给了我们勇气。我们认为必须收录更多的证言。”于是又增加了访问原士兵的次数，到日本各地去录访。

5年间，松冈环和同事们访问了200多位老兵，并且一定要访问清楚是不是刺死了不使用武器的中国市民和有无强奸等残暴行为。她常常不得不与那些成心想否认暴行的老兵及其亲属们大吵大闹，直到最后他们“吐出真情”为止。后来，松冈环在采访200多名老兵的基础上，正式整理出了102位老兵的亲口讲述材料，编册成书在日本出版。松冈环视自己的这一工作是“黑暗中将有一道微光照到历史”。

2002年，由松冈环编著的中文版《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朱成山给该书作了序。

松冈环之举甚为可贵，朱成山先生出于对这位日本女子的崇高敬意，特意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展墙上开辟专栏，介绍了松冈环的事迹和她的书。

笔者因此也得到了如下的珍贵材料：日军老兵回忆1937年12月13日那一天他们所看到和直接经历的——

古川康三（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机枪中队机枪手）：

我们虽不知道地形和详细的地名，但下关这个地方却是去了。我至今还记得下关。为了去那里，我们（边看着地图边确认）经玄武湖畔，由北转到西，进入下关。

紫金山激战中，仅三天就战死了大量的士兵。下了紫金山，联队里有很多同乡和朋友，遇到时就相互说：“啊，还活着。”这成了打招呼的话。

下了紫金山以后中队在南京集中，平静了两三天后，接到了“使役”即收拾中国败兵的任务。我们扛着重机枪去了下关扬子江尽头的货车站。那儿货车排成一大排，里面挤满了中国士兵。打开车门，由于挤得太满，虽然是在极其寒冷的冬天，但他们都热得喘不过气，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这（情景我）还记得。我们让衰弱得东倒西歪的光身子士兵下了货车，乘上在扬子江上漂流的筏子，用重机枪向他们射击。

筏子能载二三十人。我们在对岸用重机枪对准从激流中漂过来的筏子上的中国败兵射击。有的败兵“叭”一声跳起来后掉入江中，也有好多兵就这样顺流漂去。最近距离的机枪射击那当然是百发百中。败兵被击中就痛苦地落进江中。谁做的筏子我不知道。大队本部的命令下到我们第2机枪中队，我按中队长的命令当“使役”的。

一个大队中有机枪中队，一个中队有4小队，一个小队有重机枪2挺。我是代理小队长，所以拿着2挺重机枪去执行“使役”的任务。

“使役”做过两三次，每次都是把中国败兵从货车里拉下来装上筏子让其漂流，我命令小队用机枪射击。对准漂流过来的筏子多次射击。筏子有各种各样，有的是绑起铁桶，把圆木排在上面；有的是用木材拼起来的。有做筏子的士兵，做这些东西的是工兵队吧。“使役”做了一星期左右不到两星期的短时间，但我还记得“使役”的经历。其他部队对败兵也不捆绑，体弱的就这样载上筏子，我们只是用重机枪射击漂过眼前的败兵。

用重机枪击毙的败兵，无法区别他们是军人还是民众。有的光着身子，有的穿着像日军那样的军服，有的穿着普通的衣服，败兵中是否有农民不清楚，但大致都当作败兵来处理。

据说除了用机枪处置以外，还有在外城墙埋下地雷，在这上面集中败兵，一爆炸就炸死几百人。南京陷落后，我们日军的任务就是收拾中国败兵。总之，收拾败兵用了相当的日子，做了这些事。在南京听说了大量其他中队这样那样杀人的事件，这就叫南京大屠杀吧。我们执行了这样残酷的任务，那是真实的事。

除了用机枪、地雷以外，还目睹过残杀行为。参加战斗的日本新军官、从干部候补生升上来的军官中的绝大部分，成为任官制少尉（受一年的培训后任官）后当上小队长的，他们常常说一句“试砍”，就以败兵为名把中国人抓来砍头。在士兵前是新小队长砍，而且说砍后脖子上留下一层皮最好。我清楚地看到过近在眼前的砍头。在南京陷落以前我也看到过好几次，进攻村庄抓败兵，小队长将败兵的脖子砍了。

现在想来，对中国人确实做了太残忍的事。提起这样的话，那情形就会在梦中重现。直至数年前，晚上还无数次做到被中国兵追赶的战争梦。梦境极其可怕，我被噩梦魇出了一身冷汗。甚至半夜常被妻子摇醒，问我“怎么了”。现在再想起来还要被噩梦魇住的。

大川俊介（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1机枪中队机枪手）：

我们用重机枪射击渡过扬子江上逃跑的中国兵。扬子江很宽，很多人都在逃，我们是从后面开的枪。我当时是射手，因为是战争，所以开了枪。部队渡扬子江时我担任掩护射击，说是掩护射击，但对方没有还击过。我们“哒哒”地追赶着射击。当时只有我们一方射击。……没去收拾尸体，在激战中死去的支那人的尸体到处躺着……

泽田好次（原日军第16师团第33联队防化兵）：

12月13日，从紫金山追赶逃跑的中国兵下山时，看见好多被踏烂的尸体躺着，也许是被坦克轧的。跨过尸体，我们中队追击下山。在进入下关以前，路上全是死尸。南京陷落是跑得快的部队先攻下的。步兵前进得太快，一下蜂拥至城门，后面的重炮、大炮误把步兵当作敌人打，因此有的士兵中了友军的枪弹。

我们跟在后面，从拥有大城墙的挹江门入城，扫荡民宅里的败兵。我们指挥班几乎没有扫荡，但其他的部队抓住了全部可以称为男人的男子。“这个奇怪，这个可能是士兵”，边说边拉扯着抓起来带往仓库去。这样的事一直反复进行着。

在下关码头有一大排大仓库，里面扔满了被抓来的中国男子。哪个仓库都塞满了中国人，人头黑压压一片，不知塞了几百个人。

扫荡结束后，听说要处置中国人，我们就跑到码头边，去看杀中国人。

仓库的入口处有9中队的一个分队，10个左右的兵，架着两挺轻机枪，枪口对准仓库里面警戒着，以防发生暴动。第9中队担任监视的任务，另外两挺轻机枪是用来杀中国人的。把塞在仓库里的男人拖到外面，让他们每五人左右一批由码头往栈桥上跑，从后面用轻机枪“哒哒哒”地射击。还有的是，让五人左右站起来，面对码头跑，这样反复着将他们全部杀害。男人们穿的是当地人的服装，有的是工作服。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让他们从码头开始跑，然后从后面将他们击毙。我们相互说“干得太惨了”。遭射击的中国人往扬子江中跳，因此不需要收拾，任其随江流去。

扬子江岸被飞溅的血染得通红。仓库里被两挺机枪瞄准着的中国人坐着，日本兵“哦”地举起手，就让中国人站起来往码头跑。不听日本兵命令的绝对是当场被杀，往江边跑也遭射击，跳入江中的也许有一丝得救的希望，其概率是极低的。

……扫荡时，师团发出“必须一户不漏地扫荡。如发现敌人潜入有外国权益的房子时，可以进行临场检查”的命令。由联队划分扫荡区域。联队全部参加扫荡，我们受命令去这处那处，在被分配的街头一角挨家挨户地临场检查。说是抓敌人，但不知道谁是敌人，就把感到可疑的称得上是男人的男人都抓起来了。什么地方都进去。我们进了挹江门就在紧靠边上的地方扫荡。

挹江门附近一带到处散乱着死尸。由于日军攻击的速度很快，所以敌人没有逃跑的间隙。死尸有的穿着正规军制服，也有的穿着普通衣服，各式各样。不但是城门附近，连扫荡进南京城内也全部是死尸到处躺着的状态。不仅是我们部队扫荡，其他的部队也在扫荡，所以有重复的地方，先到的先将中国人杀了。有时觉得那家中没有人的气息，一看里面的人全被杀了。也有的是看到日本人踏进来了想要逃，被从后面“砰”一枪射死的。各种各样都有，非常凄惨，想起来真的毛骨悚然。觉得可疑的人都杀了，又杀气腾腾地将逃跑的人带来扔到码头上。所谓南京大屠杀，我看到的就是让中国人往码头上跑，然后从背后用机枪将他们全部射死。码头这个地方很大，一个仓库能装多少人呢？中国人黑乎乎地坐着，有几百人吧。那样的仓库有许多，人数非常惊人。听说用机枪杀不光，最后点火烧仓库把他们都烧死的。那么多的人全部用机枪杀的话，花几小时也不够。

……扬子江表面流速缓慢，深处是急流，落水的中国士兵一个也上不来。听说扬子江畔有在中国人尸体上浇油焚烧的事。那么多的人，一下杀不完吧。（杀的人数）大概有几千几万，因为把称得上男人的人都抓来了。仅仅我们一个中队是处置不了的，其他部队都干的。南京的屠杀一直成为问题，可能指这些吧。不是士兵的好人也被杀了很多，职业与士兵没有关系的人也都被当作了士兵，邮递员也被抓走了。在日本，不知道的人很多，他们是怎样想的呢？连与士兵没有关系的人都被当作士兵抓去杀了。

冈崎茂（原日军第16师团第38联队第1大队上等兵）：

33联队是先头部队。那天晚上12点，33联队和38联队进行了交接。那里可以看见两公里前的和平门。上头下达命令说，上去三个分队拿下和平门。我们身后山炮和联队炮都开打了，这时就有人叫我“快上！”可其他两个分队的人却说：“冲得太快只会丢了性命，还是先在这里休息。”所以，三个分队中只有一个分队上去。我给轻机枪上了500发子弹后跑了50米。子弹“啪啪啪”从城门上打下来，我们已经分散射击了，可还是有人被盯上了，结果我们牺牲了很多人。当时南京最先陷落的是和平门。而最先进那座和平门的是我们！我们是挥舞着太阳旗进去的。1000名左右的支那兵还不知道，扛着军旗排成四排从城门外进来，我们抓住了这些支那兵，接着把俘虏装上卡车带到下关，让他们排成四排，开炮打死了他们……

在南京，我砍了五个人的头。那感觉就跟杀苍蝇一样。诀窍是留着脖子前面的皮不要切断。我们让他们盘腿坐着，双臂交叉在胸前，所以头被砍掉的时候人就往前倒了。他们是朝着紫金山的方向倒下去的，这等于在日本朝着皇宫倒下去。我们也曾经把中国人绑在房子烧剩的柱子上，叫部下用刺刀把他们刺死。大别山的战役很激烈，平均有一个人战死就有三个人受伤。当时38联队的第2大队全数覆灭，被杀了1000个人。我们当时认为，马是武器，士兵是消耗品，很悲惨。所以我们在杀中国人的时候比杀一只鸟还要轻松愉快。我当时就想，只要打下南京，日本就能结束战争了。

德田一太郎（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上等兵）：

12月13日，早上8点左右进入南京的太平门……士兵没有接到命令不得乱动。记得当时分队长说过“把男人都杀了”。进了南京以后，我们被提醒“有外国权益的地方绝对不得进去”，因为如果不注意的话，就会发生国际问题。我们只抓男人，因为没有命令抓女人，只有命令把男人全部抓起来。只要是男人都带来检查。“以前是当兵的吧”，就这么随便地说着就抓来了。太平门附近有大量的俘虏，一个个都是惊惶不安的样子。接着不管男女老少，三四千人一下都抓了起来。在太平门外，门右的一角工兵打了桩，然后围起铁丝网，把那些支那人围在里面，底下埋着地雷。在白纸上写着“地雷”以提醒日本兵不要去踩。我们把抓来的人集中到那里，一拉导火线，“轰”的一下，地雷被引爆了。尸体堆成了山一样。据说是因为用步枪打来不及，所以铺设了地雷。接着，我们登上城墙，往下边浇了汽油后，点上火给烧了。堆成山的尸体交错重叠在一起，非常不容易燃烧。上面的人大多死了，但下面还有大量活着的人。

……分队长命令新兵“刺致命的一刀”，检查尸体，把还活着的人刺死。我也踩在软绵绵的尸体上查找还活着的人，发现了只说一句“这人还活着”，接着就有其他的士兵上来将他刺死。刺刀往喉咙口猛刺下去，血就像喷水一样喷射出来，人的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经常听到“啊呀”的惨叫声。支那人非常不容易死。其他中队的人也在，中队长也在，我们中队主要刺致命的一刀。是以中队规模干的。那些尸体的处理由其他部队干，暂时先放在那里。据说是把尸体用电线拴在一起，让马和卡车拉到下关去处理。堆成山的尸体占地面积用农田的尺寸来说的话，大约有100坪（一坪约合3.3平方米——笔者注）。

穿着军服的俘虏拿着枪，我从中队去跟后方的大队长联系时，有五六个俘虏在，我就说“把你的大枪放了吧，放了”。在南京陷落后，枪对他们来说性命攸关，他们当然不肯放下，于是他们就往下关方向逃去。我想反正在扬子江上也会被杀，就随他们去了。投降的敌兵很多。因为太多了，也就不去跟大队联系了，回来把附近的投降兵都抓起来，带到工兵事先埋好地雷的地方去。还有一部分支那兵换了便衣躲在避难所里，后来也全部查出来拖出去。现在想想觉得他们非常可怜。大概其他的城门也有，有城内的人，也有从外面来的人。我们部队只把在太平门附近的人抓起来杀了，太远的地方没有去。我们干了相当残酷的事。听说现在南京城墙上刻有死亡的支那人的名字，想去看一次，但很害怕，去了也会被认为是无益之举，所以没去。

听说过在下关将活着的人用机枪处置的事，但没有看到过。据说那是因为支那人太多了，在下关用机枪杀不完，所以在太平门引爆地雷杀死了。

下村宇一郎（原日军第16师团33联队炮兵手）：

尸体最多的大概要数太平门附近了。太平门前有敌人的壕沟，壕沟里埋了大量尸体。那时是早上，有的“尸体”还在抽动。可以想象敌人在那里抗击日军的情形。

我们挖了壕沟，把土盖在尸体上面埋了。我们的车辆部队在那上面通过。只有车辆通过的地方才盖上土，其他地方还是老样子留着，所以可以看得到尸体。在不长草木的山背处，尸体就埋在那儿，还可以看到脚露在外面。尸体当然是中国人的，日本人的早已全部挖出来，火葬后成为遗骨。

壕沟大致是宽2.5—3米左右，长度就不知道了。深度大致是一个人高，2米左右吧。那样的沟挖了多少完全不清楚。

埋的人数有多少？根本没有注意在那里埋了多少人。我们已经很疲劳了，摇摇晃晃的。听说那时光6中队就杀了大批的人。

在经过太平门时看到了城墙，大概壕沟就在那附近。没有其他的部队，就只有我们中队。不知为什么，好像俘虏不是在那儿处置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实际情况，所以不知道。但是，恐怕就是这样的。那尸体的一部分，好像还在抽动……

在引用这些日军当事人的材料时，我曾经想过是否用第三人称来对他们所说的话进行“文学”的叙述，后来发现我无论怎么“艺术”、怎么“真实”，也比不上刽子手们亲口讲述的那样鲜活与血腥……战争是可以改变人性的，战争让犯罪的人并不感到罪恶，这是最大的悲剧。我们除了从这些老兵的口述中知道了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第一天的一幕幕“现场实景”外，还可以清晰地感受和触摸到这些刽子手们在杀害我中国同胞时的那份狂欢、那份平静、那份自然、那份处心积虑以及那种麻木。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与魔鬼打的仗。这就是失败国的悲剧。

好了，无须再多将日本老兵们的“记忆”一个又一个地取出来作为大屠杀第一天的“日方”证明了。仅仅上面这些人的“记忆”就足够让我们看清日军暴徒的残忍和歇斯底里了！

其实，松冈环小姐向我们提供的102位日本原老兵的“口述”史也仅仅是被中国守军的尸体染红的长江水中的一些点滴支流而已。真正的血流大潮被另一个记忆者永久地深藏着，它就是南京城——

第二章 红了长江水（大屠杀第一天） 9.城市的记忆

日军到底在进城的第一天杀了多少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似乎从浩如瀚海的史料中也很难找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不过笔者在采访中，发现了今天南京城中有一些专门为当年大屠杀而建的“遇难同胞纪念碑”。 这些纪念碑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由南京市政府统一根据大屠杀时的遇难同胞人数和地点建立的，但也有纪念碑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由民间人士自发捐建的，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见证了那个地方曾是日军残害我同胞的地点。如今这些纪念碑，恰似一个个不朽的记忆，稳稳地耸立在这个城市的躯体上，格外引人注目，特别提醒人们——

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碑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陷城之初，南京难民如潮，相率出逃，内有三万余解除武装之士兵暨两万多平民，避聚于燕子矶江滩，求渡北逃。讵遭日舰封锁所阻，旋受大队日军之包围，继之以机枪横扫，悉被杀害，总数达五万余人。悲夫其时，尸横荒滩，血染江流，罹难之众，情状之惨，乃世所罕见，追念及此，岂不痛哉？！爰立此碑，永志不忘。庶使昔之死者，藉慰九泉；后之生者，汲鉴既往，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维护世界之和平。

（此碑立于长江旁燕子矶公园内）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东郊丛葬地纪念碑（碑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疯狂实施南京大屠杀，我东郊一带，惨遭杀害之同胞，尸蔽丘陇，骨暴荒原，因久无人收，而致腐烂腥臭。迨至翌年四月，始由崇善堂等慈善团体从事收殓，计于中山门外至马群镇一带，收尸三万三千余具，就地掩埋于荒丘或田野。越数月，察及于丘壑丛莽间尚遗其余，故时或恶气四溢。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复经伪市政督办责成其卫生局，又于马群、峁山、马鞍、灵谷寺等处，收集死难者遗骨和残骸三千余具，丛葬于灵谷寺之东。嗣于一九三九年一月，立“无主孤魂墓碑”为志。考其碑文拓片犹在，惜乎原碑久已湮没无存。爰特重立此碑，以示悼念，且告方来。

（此碑立于东郊南京体育学院北侧）

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碑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我逃聚在下关沿江待渡之大批难民和已解除武装之士兵，共五万七千余人，遭日军捕获后，悉被集中囚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因连日惨遭凌虐，冻饿致死一批；续于十八日夜悉被捆绑，押解至草鞋峡，用机枪集体射杀。少数伤而未死者，复用刺刀戳毙；后又纵火焚尸，残骸悉弃江中。悲夫其时，屠刀所向，血染山河；死者何辜，遭此荼毒？追念及此，岂不痛哉？！爰立此碑，谨志其哀。藉勉奋发图强，兼资借鉴千古。

（此碑立于长江边上元门）

普德寺遇难同胞丛葬地纪念碑（碑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震惊寰宇。血沃钟山，水赤秦淮，我无辜同胞不幸遇难者逾三十万人。普德寺系我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之一，经南京红字会先后埋葬于此者共达九千七百二十一具，故亦称“万人坑”。附录其年月及埋尸记载如下：

一九三七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二百八十具。

十二月二十八日葬六千四百六十八具。

一九三八年

一月三十日葬四百八十六具。

二月二十三日葬一百零六具。

三月二十五日葬七百九十九具。

四月十四日葬一千一百七十七具。

五月二十六日葬二百一十六具。

六月三十日葬二十六具。

七月三十一日葬三十五具。

八月三十一日葬四十八具。

十月三十日葬六十二具。

兹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特此刻石纪念，旨在告慰死者于地下，永励后生于来兹：不忘惨痛历史，立志振兴中华。

（此碑立于城南雨花台共青团路）

江东门遇难同胞纪念碑（碑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日军将已被解除武装之中国士兵和平民万余人，囚禁于原陆军监狱院内，傍晚押至江东门，藉放火焚烧民房照明，骤以轻重机枪向人群猛烈扫射，受害者众声哀号，相继倒卧于血泊之中。遗尸枕藉，盈衢塞道，直至蔽满江东河面，且抛露风日之下，久无人收，情至惨烈。迨逾数月，因天暖尸腐，始由南京慈善团体收尸万余具，掩埋于就近两大土坑内，故称“万人坑”。爰立此碑，藉志其哀，悼念死者，兼勉后人，热爱祖国，奋发图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此碑立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

如今这样的大屠杀纪念碑在南京城里已有二十余块，每一块上的文字都很简洁，但它们却如一座座埋葬遇难者的“万人墓”，所有站在它们面前凝视这些文字的人都会心颤，因为它让我们活着的人瞬间在眼前浮现起人类史上最悲惨的那一幕……

我们有理由让纪念碑上的文字活起来，永远走在现实生活的前台，让制造罪恶者在历史的长河里不忘赎罪、不忘忏悔……

第三章 窒息的金陵城（大屠杀第一周） 10.见了男人就杀

除了13日进城第一天日军在下关一带集体屠杀渡江不成的中国守军官兵外，14、15日是日军在南京城内屠杀中国俘虏最疯狂的两天，这样的屠杀出于两种目的：一是日军害怕剩下的中国军人抵抗他们，二是游戏式的虐杀。故而出现了见年轻男人就杀的一幕幕惨剧——

14日，日军一个大队从紫金山上下来进城前，他们抓到了一位中国少校军人，逼他带路通过太平门进了城里。这时突然迎面见一队中国军人，于是日军联队迅速将其包围。通过翻译，日军告诉中国军人：你们的司令长官们都逃跑了，缴枪投降吧！中国军人便纷纷把枪缴了。问这些中国军人哪个部的，他们回答是刚从镇江那边撤退过来，以为南京城还有安身之地。日军听后大笑，以为这些中国军人都成为他们的瓮中之鳖。但日军联队很快有些紧张起来：自己才不足一百来人，“敌方”的俘虏却渐渐多达一千多人！怎么办？开始日军把俘虏过来的中国军人用绳子一个个绑住，让他们站在城墙一角，后来人太多，根本绑不过来，且一千多个人，吃什么？请示上峰关于给不给吃饭的问题，回答：不给吃。不给饭吃倒不是大事，反正俘虏，饿几天也不算虐待。但几十个人要看守一千多人，什么“好事”（指抢奸盗乐玩）都干不成了，于是日军联队的官兵再次向上峰反映怎么处理俘虏？上峰回答：“就地处理掉。”

“送你们走喽！”日军嘻嘻哈哈地把中国俘虏统统赶到城墙根下，让他们排成队，然后机枪、冲锋枪、步枪一起上……

一千多人用了十几分钟全部“处理掉了”。这个日军中队便扛着溅满鲜血的刺枪和太阳旗，洋洋得意地走向金陵城的大街小巷。

同一日，日军的一个机枪中队从紫金山往下走，一条铁道沿着山谷向远方延伸，警惕性很高的日军既紧张又害怕，担心有残余的中国军人阻击，于是机枪手们赶紧卧下身子，架上机枪。果不其然，不多时，只见一队约一个旅的中国军人从尧化门沿铁道向日军机枪中队这边逃亡而来。因为队伍是举着白旗，所以日军没有开枪扫射。

10000多人哪！怎么办？日机枪中队请示上峰，回答是：将俘虏带进城来。

“我们才几十人，押送这么多人不行呀！”日机枪中队请求增兵支援。很快联队又派来一个中队，并要求连夜将俘虏押进城里。

200来人押10000多人，依然是个大问题，且已夜幕降临。日军尽管表面上气势汹汹，心头小兔子直跳。

进城后，机枪中队的日军发现，他们押来的俘虏被塞进早已停在一块空地上的一辆辆货车中，说是分批送到一个地方去“处理”——俘虏们当然不知情。

这10000多俘虏就这样被货车运到下关的长江边，然后再由那里的日军实施集体大屠杀。“处理”的方法各不相同，有直接用机枪扫射的，也有用另一种办法——“那边有个山坡，大家稍稍用力一推，货车就会往下滚。上头说：‘把这些家伙扔到江里去！’于是大家就把货车连人一起推下了扬子江。”这是一个叫朝仓正男的日本老兵说的。

在城内搜索出来的中国俘虏越来越多，他们有的被货车运到下关江边直接“处理”了，有的是整编制的一营一团甚至一旅的俘虏，日军也有些顾忌，所以先把俘虏押送到江边的那些废弃的仓库里，骗俘虏要给他们“安置”，其实也是为了掩耳盗铃地实施更残暴的“处理”——“仓库被塞得满满的。过了几天，工兵往那里点上火。虽然是命令，但还是可怜，全给杀掉或蒸烤死了。南京的仓库是用砖和镀锌铁皮做成的，所以从仓库的窗户里到处冒出滚滚黑烟。仓库里全是中国人，再也没有（装人的仓库）了，于是让中国人排成4列，不是几十米，而是更长。他们密密麻麻地排成队，数量惊人。我们排好几挺重机枪和轻机枪。随着一声‘打’的命令，就‘啪啪啪’地开始扫射了。不仅是我们中队，是所有在那儿的联队都干了。”原日第16师团33联队第3大队老兵大田俊夫如此说。

日山炮兵第19联队8中队伍长近藤荣四郎在他的《出征日志》里也记录了他参与12月16日的一次江边“行动”：

……今晚两万俘虏收容所起了火。去和警戒中队的兵换班。终于决定今天把俘虏之三分之一、约七千人在扬子江畔枪杀。我们去护卫，于是全部处置完毕。残余未死者以刺刀刺杀。

月亮挂在山顶上。在皎洁清幽的月光下，临死者痛苦的呻吟声真是无比凄惨。如若不是在战场上是见不到这种景象的。九时半左右回来。这番场景终生难忘。

日军在16、17、18日三天内，对从幕府山下来投降的17000多名中国俘虏，用同样的方法实施了集体屠杀。

为了求证这样的血腥事件，笔者从史料中找到了当时的日军现场记录。比如与近藤荣四郎同一个联队的黑须信忠在16日的“日记”中这样说：午后一时，从我炮弹兵抽出20名去幕府山方面扫荡残敌。二三日前俘虏的支那兵之一部分五千余人被领到扬子江岸边用机关枪射杀了。其后再以刺刀恣意刺杀。我也在此时刺杀了绝对可憎的支那兵约30人。

登上成山的死人身上去突刺时的心情，就是要拿出压倒魔鬼的勇气，用足了力气去突刺。支那兵在呜咽呻吟，既有年长的，也有小孩，一个不留统统杀死，试着用刀把头砍下来。这样的事真是迄今从来没有的稀罕事……回来已午后八时，手腕相当疲劳。

听听，这样的魔鬼杀中国人时的心境是何等残暴，把他们的暴徒与魔鬼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士兵目黑福治的“日记”记得简单，却把日军犯下的事实和杀害中国俘虏的数量说得再清楚不过：

16日：午后四时山田部队枪杀了俘虏的敌兵约七千人。扬子江岸上一时间成了死人山，其状极惨。

17日：午后五时去执行任务，枪杀了敌兵约一万三千名。这两天内山田部队杀了近二万人。各部队的俘虏似要全部枪杀。

18日：午前三时左右起风下雪。早上起床见各山顶都顶着白雪，这是初雪。南京城内外集结的部队约十个师团。休养。午后五时枪杀残敌一万三千余人。

19日：本来应该休息，却于六时起床。把昨天枪杀的敌尸体一万数千名扔到扬子江里，一直到午后一时。

没有比这样的暴行更残忍的了！杀人在日军眼里已经变得很平淡很平常，中国人甚至连猪狗都不如。

俘虏兵的可怜无法想象。当时从幕府山等其他地方败下阵来的中国军人投降以后，他们以为日军至少会按国际惯例尊重俘虏的基本生存权利，但日军根本无视国际法和基本的人道主义。在俘虏们被押至江边关进仓库后，仍不知即将到来的死亡，中方俘虏中还有人向看管他们的现场日本军官写纸条恳求给一点点饭吃，从其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俘虏的悲惨情形和日军根本无视他们直至残杀俘虏的暴行。保存这份中国俘虏恳请纸条的是日军少尉天野三郎，当时他将这份东西寄给了国内的亲属：

<small>我们离了队伍投到大日本军队缴枪，希望给我们一个安置的办法。但是到了这处已有三天，究竟有没有办法处置？数万可怜的人，饿了四天多了，粥水都没有半点食，我们快要饿死了，在这生死的顷刻中，要求大日本来拯救我们数万人的命，将来服从大日本的驱使，报答你给我们的恩惠，赴汤蹈火，我们也甘愿，恳求大日本维持我们一粥一饭……</small>

呵，我可怜的投降了的中国官兵兄弟们，你们太天真和幼稚了！身为“胜利者”的日本皇军不可能发出“大日本”的慈善之心，带着屠刀来到中国的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起码的善良！永远不可能！

饿着肚子，被骗到江边，等待死亡是中国军人唯一的命运。

这一点，数万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军人是不曾想到的，他们的悲哀也在于此。

当时的日军认为，除了在13日晚和14日上午逃亡到下关一带的中国守城军人外，南京城内应该还有2万左右隐藏着的中国军人，因此日军见到街上50岁以下的男人不管你穿着什么衣服、什么打扮，或者你自己说什么职业，基本上都被作为“中国军人”而抓起来。抓起来的若是人数在几个、几十个和一二百人的，便随意找个地方“处理”了。

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松田五郎等人，14日在城内参加“扫荡”，在一个巷子内抓到了25名俘虏。抓到后怎么办成了这些基层日军碰到的难题，问长官，长官说不知道，又说：“反正由你们自己处理吧。”

于是分队长就下令：让俘虏们排成队，然后每人前面站一个持刺刀的日军。“我拿刺刀‘嗬’的一声刺去，哪知那人穿着棉袄，刀刺扎不进去，反而给紧紧地拽住了。我想这怎么行，就扣动了步枪的扳机，‘砰’的一响，那人马上死了。”松田五郎说。

“我进城后只抓败兵，结果就有年轻男人把衣服给换了。那时候是各分队长去听取命令，我们士兵不明白具体内容。分队长当时光说了一句‘现在去抓俘虏’。你说怎么区分那是不是便衣兵？所以我们就把年轻的给抓起来……”松田五郎对自己在南京城内做的事记得十分清楚，几十年后他非常肯定地说：“在城里杀人，都是就地而杀的。”

那一天他们中队抓了250多个中国俘虏，统统“处理”了。

有个日军海军，是个新兵，他是17日才被允许上岸。上岸后的心情，可谓“兴高采烈”：“每艘舰上都有十七八个士兵从中山码头上了岸，由不到100人组成的陆战队沿着中山北路徒步进城，在中山北路路面上可以看到无数散乱的衣服，好像是谁脱了扔掉的。”上岸后走了一段时间，他们终于从被土草包堆得严严实实的挹江门门洞的缝隙中进了南京城。进城后，这位日本新兵也被自己的“战友”所“干”的事情惊呆了：“我们到周围转了转，在看上去像是网球场的广场和看上去像是儿童公园的广场上看到尸体堆得很高，俨然是尸体堆积成的山。尸体有的手被反绑，有的四五人被绑在一起；有被刺杀的，有被枪杀的。另外当时怎么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大冬天竟然在尸体堆中发现了很多赤裸的尸体。枪杀、刺杀所留下的痕迹非常明显，从中可以看出杀人方法多种多样。明显是被屠杀的尸体堆得到处都是，有的广场上有2个尸山，有的广场上有3个。另外，在一个家里我看到了两具无首尸体倒在已凝成糊状的血海中。被砍去头颅的脖子基本上收缩进了体内，被砍的伤口小得已几乎看不到。真是惨不忍睹……这对于年仅18岁的新兵的我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打击。”

“使我无法忘记的是位于南京城北这一带的死一般的寂静。这里已没有生命，不用说已看不到活着的中国人，就连自由飞翔的鸟我都没有看到。”这位日军新兵后来看到的事，更令他终生难忘：“应该是12月18日。正在舰桥上站岗时突然听到了机关枪的声音，于是我猛然向中山码头望去，这时听到了射击声夹杂着似惨叫似怒吼的叫声，看到了人应声倒下的情景。这就是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发生着的事。凭直觉我觉得被杀的是中国人，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的脑海里一片混乱。”

回到舰艇后，这位日本新兵道：“只要船上站岗，每一天，从早到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分辨不出是俘虏还是一般中国人的一群群人被卡车运来，在中山码头被赶到河中后被机关枪射杀。尽管因为只离开几百米即使用肉眼也能看清楚，但我们放哨时很认真，都带着望远镜，所以用望远镜就看得更加清楚。卡车一车20人、一车30人地把人运到中山码头，日本兵就用机关枪扫射将他们屠杀在岸边的斜坡上。惨叫、怒吼，这样的叫声被轰响的枪声淹没，数十秒后一切恢复平静。遭射击的一部分人跳进河中以求逃生，但一会儿后就憋不住气浮上了水面，于是他们就又成了日本兵射击的目标，被击中的人要么当场沉入水中，要么顺着水流漂流而下，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着。他们有的穿着白衣服，有的穿着黑衣服，单凭衣服不可能辨别以前是否当过兵，但就这样被20人一车、30人一车地用卡车运了过来。为什么会被卡车运到被屠杀的地方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疑问，只能想象成被命令干什么活，或者是做什么差使而要带到某些地方去。不然的话，怎么不会在途中从卡车上逃跑，或者不一定要到这里，可以在其他地方屠杀。不管怎么思考，答案似乎只有一个：‘他们是在某种情况下被骗到这里的。’这样的情况每天都持续着。到了晚上偶尔会从对岸传来吵嚷声。看到的是火焰摇晃着突然横向飞奔，仔细一看是放火杀人的情景。到了第二天，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被烧焦的像人形状的东西就像火灾后烧焦的木桩一样倒在地上。当时扬子江已进入枯水期，水位每天都在下降。所以有时前面被屠杀后陷入淤泥的人的尸体在岸边会层层叠叠地显现出来。有时我们看到日本兵强迫七八个中国人收拾层层叠叠的尸体，有的是挖一个坑，用绳绑住头或者尸体的其他部位后拉到坑里，也有扔进河里的。当时我一直在想，被强迫收拾尸体的这些中国人的生命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生命的长久保障不会有吧？”

这个日军新兵特别强调：“我所看到的中山码头的大屠杀是17日以后发生的事……但我觉得日本兵的枪击一直持续到我离开那里的25日。站岗大体一天两小时，第二天的时间就会变化。因为机关兵等其他的士兵并不上甲板，只有水兵等兵种站岗，所以每天都会轮到自己，一天至少一次，有时是两次。站岗期间，每天、每隔一段时间枪杀等的杀人行为、大屠杀一直持续着。站岗时，不时有其他的机关兵等士兵嚷嚷着‘让我们也看看’，过来一起观看……”

屠杀中国人，在占领南京后，日军如同观看和参与游戏一般，时时处处，流露出“自然而兴奋”的心境。显然，这种游戏式的大屠杀，对“鬼子”们而言，刺激又亢奋，完全是兽性的、野蛮的，毫无人性可言的。

见年轻男人便杀，这是日军进城后最丧心病狂的屠杀——这过程中，失去组织和无处可去的中国守军官兵是最可怜的人，只要遇到鬼子，他们便成了枪下鬼魂。

江东门，原国民党“模范监狱”门口，一群50多人的中国守城官兵举着白旗，赤手空拳地在街上走着，迎面走来一队日军。“我们是俘虏了，我们来听从你们的安排。”中国军人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过一劫。

日军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枪将这50多中国军人赶到监狱附近的一个菜地，并命令他们排好队。突然其中十几个日军举起大刀就往这些中国军人砍去……

“我只记得有一个日本兵高举着军刀向我砍来的凶恶形象，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刘世海是唯一幸免于难的人，他苏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被两具尸体压着。“同行的50多个人仅有我活着，现在我的脖子上还有一条10厘米长的刀疤。”

投降的中国军人再不敢成群结队在大街上出现了，所有三五人结队而行的男人们都在日军就地枪杀的范畴内。

守城军某部的十来个士兵跟着他们的连长装成一队拉粪的民工，欲躲过强盗耳目，逃入附近的一个垃圾场。几个日本兵将其拦住，令其放下粪具，拿着扁担，搁在脖子上，列队成行。然而几把亮闪闪的军刀像剥蒜头似的砍下这些中国军人的头颅……当无首的身躯血柱喷涌时，站在一旁的鬼子们哈哈大笑，称之“臭熏红泉”。

这时一位中国男性市民路过，又被日军拦住，查他手相，见手掌有茧，便解下其棉袄上的带子，在其脖子上绕了一圈，然而由两个日军各执一头，开始“拔河”……

待这位中国市民气绝命断后，这两个日本兵又举起军刀，砍下其首级。当血淋淋的头颅在街头滚动时，日本兵又玩起了“踢足球”。

大街上，顿时血浆四溅，而日本兵竟然“笑逐颜开”。

日军猜测和试探败阵与散落的中国军人非常有一套。验手相——看是否有茧，有茧者不由分说，统统视为曾经的握枪军人，不管你如何辩解。被刀砍、吃子弹，全由鬼子想玩什么花招而定。

但有时也不尽然。有人在大街小巷里行走时，一见日军，吓得拔腿而跑时，日军便会举枪射击，直到看着你中弹而亡。这并非完结——加砍一刀、两刀，甚至十刀八刀，皆随兴致而言。

落魄的中国军人在城中东躲西藏，仍有很多人无处可躲、无处可藏，只好在街头佯装无辜市民。

日军见之，突然一声：“立正！”

习惯在军队里听长官命令的中国军人，被这样的“命令”一下收住脚步，直挺挺地立正在原地。

“哈哈哈……”日军见状，兴奋地狂笑。接着，便是“嘭”的一颗子弹完事，或者上前“剥蒜”、“开瓜”。

于是，红红的血和白白的脑浆，流淌一地。

中国军人便在强盗口中一个个“立正”口令中命丧黄泉。

有一个中国军官，反应颇快。当日军突然发出并不太正规的汉语“立正”时，他知是诈，刚刚收住的腿，立即松下，佯装跛疾。

“你的，军人的干活！”日军将军刀劈下。

中国军人的左腿断了。

“你的立正的不？”日军令少了一条腿的中国军人站直。

肯定不能站直。于是，“咔嚓”，军刀下又一条腿断下，血水一片……

“你的立正！”日军再度令中国军人用断了下肢的残腿做立正状。

肯定又是无法“立正”。于是，军刀当顶劈下……

许多“立正”的中国军人就是这样倒在强盗的“口令”之下。

有些中国男人并非是死在日军吆喝“立正”下的，他们是被扒光了衣服，在寒风凛冽的光天化日之下被残忍屠杀的。

一日，两个中国男人从小巷里走出，神情有些慌乱，因为他们确实是中国守城兵，两人是部队上的机枪手。

他们遇上了日军。

“把手伸出来！”日军比划着。

两人把手伸出。日军左看右看，似乎并不像整天握枪的人。这两个中国男人也算机灵，同样比划着手势，不断地指指肩头的担子，示意证明自己是小贩。

日军才不信，令他们把衣服脱光。

12月下旬的南京，第一场雪飘落而下。两中国男人光着身子冻得浑身发抖。小日本兵看着哈哈大笑，令中国男人转圈，不停地转圈。然后突然令其“停住”！

两把军刀搁在中国男人的右肩膀上。“你们的，军人的干活！”

“我们不是，我们军人的不是。我们是商人……”中国男人恐惧地分辩。

“你们的肩上有茧！扛枪的干活！”日本兵用军刀，开始在中国男人的肩膀上挑剥，血顿时流淌到中国军人的胸前，又流到下身……

军刀搁到中国男人的下身并慢慢移到生殖器上。

血又顺着生殖器淌下，如雨滴，但不是雨，是鲜红的“雨”……中国男人浑身开始抽缩抖动。

日本兵又是一阵大笑。瞬间，更残酷的一幕出现：只见两把军刀一个飞旋……那两个男人的生殖器不见了，落在了地上。

“哎呀呀——！”中国男人还未来得及叫疼，他们的头颅已经落在了地上。一旁的日本兵在比试着各自军刀的锋利。

一个身子，分成三截坠落在泥地上。

日军们轮流地用脚踢着三样东西：头、身子与生殖器。

许多中国男人就是这样被日本兵残害的。这是另一种“见了年轻男人就杀”的情形——

上等兵井家又一与队友一起在一户民房里做饭吃，因为天冷，几个日本兵想吃面粉拌葱汁，葱在何处？于是他们见街上有行走的中国男人，抓到了中队，说是让他们去附近的菜地拔葱。下午5时许，天快黑时，井家又一等被通知到大队部集合，“把拔葱的中国人一起带过去”。上司让他们把15个中国男人一起押到大队部。

“过去一看，只见161名中国人老老实实地待在大队部的院子里，他们望着我们，全然不知死神的降临。”井家又一回忆说。

后来这些中国人被连打带骂地赶到了古林寺附近的一个地堡处。那里有几所民宅。161名中国男人就被关在池塘边的一间单独的民房内。

“然后5人一组被带出来用刺刀刺死。有的哇哇叫着，有的边走边嘟囔着，有哭的，有的知道死到临头而失去理智。吃败仗的士兵最后的归属就是被日本军队杀死。”井家又一参与了整个屠杀的全过程，他这样记述这一惨剧：“用铁丝捆住他们手腕，扣住脖子，用木棒敲打着拉走。其中也有勇敢地唱着歌迈着大步的士兵，有的跳入水中挣扎的，也有的为了逃命，紧紧抱住屋梁藏起来，任凭怎么喊也不下来的士兵。于是我们就浇上汽油烧房子，两三个被烧成火人的人刚跑出来，就猛地被刺刀捅死……”

片刻间，这里又成一处人间地狱。为了掩饰，井家又一等日本兵往遍地的尸体上浇上汽油，再点着，连民房一起烧个精光。

井家又一他们的干法并非最出奇的。住在雨花台的幸存者傅礼勤亲眼看到当时住在他家附近的十几个穷苦百姓，因为他们是男人，所以日本兵硬将他们当作“中国兵”抓了起来。然后令这十几个排成一队，这回日本兵不是端起枪扫射，而是用一颗子弹，顶着第一个人的脑壳射击，再对准第二个、第三个……当日本兵发现有时一颗子弹一下能打死两三个“中国兵”时，便手舞足蹈地嚷嚷起来，一脸“欢欣鼓舞”。

“有一个人没有被击中要害，解放后还活着，外号叫‘四卵子’。”傅礼勤说，“能在日本兵枪口下活下来的男人，实在算是奇迹。”

第三章 窒息的金陵城（大屠杀第一周） 11.堵住防空洞就杀

在日军进攻南京之前，守军和国民政府为了防止日军轰炸而利用各种设施挖掘了大约5000余个防空掩体。这些掩体有军事用途的，也有的纯粹为躲炸弹所设，更多的是民间百姓自己在院子和房屋下自挖的地洞，大的可藏几百人，小至一家几口人所用。

一日，日军进城后发现，一些国民党政府和军事部门皆有坚固的地下工事，开始他们以为是蒋介石等珍藏宝藏的地方，因为这些洞穴一般不易被发现，皆有地表掩蔽物，有的深不可测，有的是水泥钢筋大门紧锁，有的曲径通幽，更有地堡式的军事设置。日军对此十分惧怕，干脆见到这样的建筑，就用炸药爆破或直接掩埋。

“有人！我们这儿有几十个活人哪！”日军某联队把重磅炸药放在一处地下工事的出口处实施爆炸。“轰隆”一声巨响后，只听倒塌的洞穴内传来几声乞求的哀嚎声，稍后见几个浑身血肉模糊的“泥人”从残洞口滚出来，举着双手。

“死啦死啦的！”日本兵见状，迅速后退几步，端起冲锋枪和步枪，一阵扫射。

洞口平静了。后来几个胆大的日本兵进去一看，里面躺着几十具尸体。有军人，也有百姓，他们都是中国人。

在原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防弹掩体里，日军搜出100多名放下枪的中国军人，然后让他们站在一起，用坦克上的机枪扫射，不足3分钟时间，100多具肉体全部倒在血泊之中。有位日军坦克手觉得射杀的时间太快，一点儿不过瘾，于是他把同伴拉到一边，自己拿机枪，再度对准已经躺倒的尸体，猛烈地射击了2分钟，直到把几串机枪子弹打光。他一边打，一边看着机枪子弹扫射下的中国军人的尸体血肉横飞的情形，哈哈大笑，这就是他们玩的“砸西瓜”。

后来日本兵对这样的防空掩体不再采取进洞搜索，一律用炸药将掩体轰塌封死，不管里面有多少人，也不管是死是活，统统掩埋。

百姓的小掩体太多太杂，这是日本兵非常讨厌和无奈的。但他们也有办法——夫子庙附近有个澡堂，澡堂的大门口有个地洞，日军进城时，十几个来不及逃跑的守军伤员和几个老百姓与5名孩子躲在里面。日本军进入澡堂，发现了地洞，对准洞内就是一阵扫射。怕还有人活着，于是在澡堂浇上汽油，一通大火，烧个精光。房子和地洞一起被掩埋在火海之中——不可能有活着的人存在。

李秀华，住在城郊西干长巷的幸存者。11岁那年，除她父亲外，所有的家人都藏在家里旁边空地下的防空洞内。日本兵来搜索，不见大人，便给小孩发糖，让小孩告诉他们大人藏在何处。小孩不敢吃糖，于是日本兵又继续搜索，结果发现了李秀华家的一个防空洞。日本兵威胁里面的人再不出来，就堵住洞口，用火烧，用烟闷死里面的人。李秀华的哥哥当时19岁，刚刚结婚没几天，衣服穿着整齐，头发也理得有模有样，他第一个从洞里出来，日本兵一见，便认定李秀华的哥哥是“中国兵”，于是便用军刀砍死了。第二个出洞的是李秀华的堂哥，也是19岁，这回日本兵用刺刀将其捅死。第三个出来的是李秀华的堂叔，命运同样。日本兵将3个男人杀害后，似乎仍不解气，“他们把尸体扔进洞内，又放进黄颜色、四方块的像肥皂一样的东西，然后点着火……”几十年后，李秀华回忆说。

第一批日本兵走了不到2个小时，第二批鬼子也来到李秀华家，这回日本兵逮到了李秀华的嫂子，将其强奸。李秀华的另一位亲戚大娘，以为五六十岁了，日本兵不会拿她怎样，结果还是被野兽们奸杀了，并且还将扒光衣服的尸体“展览”……

长白街头条巷18号，住着魏廷坤一家。日本兵进城后，魏廷坤的父亲带着老婆躲藏在成贤街的一座尚未竣工的楼房底下的地下防空洞内。当时的洞里已经藏了三四十人。一位炸豆腐干的老乡听到外面有动静，便在洞口张望，结果只听“嘭”的一枪，炸豆腐干的人就死了。日本兵这下发现了地洞，用枪逼着里面的人一个跟一个地走了出来。就在大人往外走时，人群中有个小机灵鬼趁人不备，钻进了墙边的一个烟囱里，这个小机灵鬼就是魏廷坤。躲进烟囱内的魏廷坤不一会儿，便听到外面一阵阵枪声……深夜时分，魏廷坤从烟囱里悄悄探出身来，暗淡的月光下，他看到自己的父母和30多个人全都躺在地上，已经被日本兵统统枪毙了。

日本兵对待这样的零星掩体，他们总结为“掘洞、打洞、埋洞”的“三洞”战术。首先在市面的商店和市民家里，发掘有掩体的地洞，倘若见是男人便就地枪毙或刺死，倘见是“花姑娘”就进行强奸——这叫“打洞”，然后把强奸、轮奸后的妇女扔进洞内，用手榴弹或炸弹，将洞穴掩埋。这就是所谓的“三洞”。

多少市民和俘虏被日军处死在防空掩体里，无人统计过，这仅仅是日军实施大屠杀的一个形式而已。

第三章 窒息的金陵城（大屠杀第一周） 12.闯进宅门大院就杀

这是日军进城第一个星期里在全城范围内犯罪最多的行径——

中华门内新路口一个院子里住着一户4口之家的回民，另一户是9口之家的夏家。夏家的三女儿叫夏淑琴，7岁，妹妹3岁，因为她和妹妹还小，所以幸存。

12月13日日本兵突然闯进夏家的院子，先将回民家的男人和夏家的男人枪杀，然后将夏淑琴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强暴后又枪杀掉。

夏淑琴和3岁的妹妹躲在被子里，妹妹被吓昏过去。夏淑琴由于恐惧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上刺了3刀，当时就昏过去了。黄昏时候，小淑琴醒来，才知自己还活着。除了她和3岁的妹妹，其余7个大人全被日本兵杀害。

家住城南的秦老板，因为家里有三进房子，是祖上传下的家产。日本兵进城前，许多邻居都逃命远走了，秦老板舍不得家业，便带老婆和孩子一家6口躲在家里。15号那天一早，几个日本兵端着枪一脚踢开秦家大门。秦老板虽惊恐，却依然装笑脸迎候。日本兵见秦老板戴眼镜、理平头、穿长衫，文质彬彬，不像是“中国兵”，又见秦的后面站着一位白发长者，“你们的什么的干活？”日本兵气势汹汹地问。

秦赶紧回答：“我是生意人，开豆腐店。他是我们的房客，我们这儿的邮政局长。”

“你们家有中国兵的没有？”日本兵问。

“没有。我们都是良民。”秦回答。

“有花姑娘的没有？”日本兵继续问。

“没、没有。”秦回答得心虚，因为他老婆和孩子都在家里躲着。还有长者的老婆也在里面。

日本兵似乎生气了，将秦和姓徐的邮政局长一起拖到巷子口，然后用枪托猛击两人，秦老板和徐局长当即倒在街上。日本兵不甘心这样空手而归，便再次踏进秦家，很快将秦夫人和徐老太搜出。“哈哈哈，花姑娘的有！”

几个日本兵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拥而上，将半老徐娘的秦夫人和徐老太扒光衣服，当着秦家4个孩子的面实施了轮奸……

被打昏在街头的秦老板和徐局长这时醒来，两人一听家里小孩哭、女人叫，知道出事了，赶紧往回走。年轻的秦老板走得快，一踏进门见自己的女人被日本兵糟蹋，欲上前与日本兵拼命，哪知还未动手，便被两个日本兵用刺刀一下捅死在家门口。

得逞的日本兵扬长而去。徐老太觉得自己一把年岁还被日本兵污辱，没有脸面活着，便要跳塘自尽。“你干啥？我没有走，你不要寻死嘛！”年近60岁的徐局长一声叹息，叫住了自己的老伴。

赤身裸体的秦夫人觉得自己在孩子面前给日本兵奸污了，无颜活在世上，于是边哭边拉着最大11岁的4个小孩子先后跳进了附近的水塘里……幸巧被路过人见着并救起，可怜最小的1岁孩子因溺水而亡。

玉带巷22号住着李福义父子俩，其他人家早已逃往乡下，李福义不舍两间旧居，所以日军进城后没有离家。

李福义平时胆小，一日，日本兵敲门，李福义不敢前去开门，敌怒，即向屋内连开数枪。李福义不得不踱着步子前去开门……“八嘎！”日本兵不等李福义将门全部打开，便飞腿一脚朝他胸前踢去，然后又把倒地的李福义拖到玉带巷口，拖一步刺一刀，一连刺了数十刀，直至他断气。

待在屋里的儿子李学才早已吓得浑身发抖。日本兵并没有放过他，在弄死李福义后，折身回到李宅，端枪直冲里屋，几把亮闪闪的刺刀戳向李学才的胸口。

“啊！啊啊——”李学才痛得死去活来，拖着血体，打算往后院逃跑。日本兵大步追来，直逼李学才至墙根，然后对准他的喉咙与脑袋，连开数枪，直至脑浆四溅……

新街口有一深宅大院，里面住着一位姓杨的老先生，他是个旧式老知识分子，也是富有家庭的后裔。据说杨老先生的祖上明清时曾有人在朝廷里当差，故而其老宅是有模有样的大院子。国民政府成立后曾想征用作为一个军事机构所在地，但由于杨老先生“根子硬”，所以连政府都没能征下杨家的这块风水宝地。

日本人来了，杨家的上上下下纷纷逃到了外地，唯杨老先生坚持不走。“不就是小日本嘛！有啥可怕的，我又没欠他们啥。”杨老先生满不在乎。

无奈，杨家只留下两佣人陪杨老先生守院。

日本人进城，大搜索、大抢劫到处可见。自然，像杨家这样的大院也难免。

“咚咚咚！”日本兵用枪托猛砸大门。

岿然不动。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日本兵的砸门声响如雷震。

“老先生，好像外面有人在敲门。开不开？”佣人请示。

“开吧！不开非礼也。”杨先生抽着水烟，半闭着眼睛说。

佣人赶紧去开门。五六个日本兵瞪着眼珠，冲向开门的佣人就是几刺刀。“先——”佣人“生”字还没喊出，就一命呜呼倒在血泊之中。

日本兵闯前庭，进二院，再入杨老先生安坐的后庭。

“你的什么的干活？为什么不开门？”日本兵的刺刀逼到杨老先生的鼻子尖上，并且用枪刺挑掉了他手中的水烟。

杨老先生眼皮一抬，不冷不热地：“我，中国人。南京市民。在自己的家里，什么的不干！抽烟的不行？”

日本兵大为惊骇，因为杨老先生是用日语回答的。

“你的，我们大日本的朋友？”日本兵张着惊恐的眼睛等待回答。

杨老先生轻蔑一笑，说：“我的不是你们的朋友。我的爷爷是与你们日本国当年谈判甲午战争后续条约的翻译秘书……”

“哟西！你的了不得！”日本兵相互对视后，发出一片嘘声。

“你家的，私藏中国兵没有？”日本兵追问。

杨老先生摇头，说：“我们家从不问政治和国事。”

“那你为何迟迟不开门？”日本兵又问。

“你说什么？”杨老先生耳朵一侧，似乎没有听清。

“问你为什么不快快开门？”日本兵粗暴起来。

杨老先生听明白了，淡淡一笑，说：“我耳聋，听力不便。”

日本兵感觉眼前的这位会说日语的中国老人在耍弄他们，于是战胜者的强盗占有欲上来了，不由分说，几把枪刺直向杨先生胸膛刺去……

“你们这些狗——！”杨老先生怒发冲冠地瞪大眼睛，大骂日军。

“死啦死啦的——！”日本兵抽出血淋淋的刺刀，又重新向这位不屈的老者刺去。

“鬼子！”倒下瞬间的杨老先生这回又用了日本兵听得懂的语言骂道。

以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杨老先生被剥夺了生命，他祖传数百年的杨家老宅也被日本兵一把火烧成灰烬……家门难挡日本强盗。佛门又能如何呢？

中华门外的长生寺，位于方家巷内。日本兵攻克雨花台后，也就是十四五日便逼近寺院。小僧宏量问师父梵根，“要不要闭门躲躲？”师父告诉他：“日本人也信佛教，都是佛门弟子，善哉善哉。”

梵根令宏量等所有寺院的大小和尚上大殿念经，香烛梵音。于是宏量等和尚们一个个跪在蒲团上，向慈善的佛祖顶礼膜拜。

这时，一阵皮靴声传来，一队持枪端刀的日本兵将和尚们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走进大殿，拍拍一个和尚的肩膀，意思让他到院中的丹墀上跪下。

这和尚在院中跪下后，口中仍然念着“阿弥陀佛”。

“砰！”跪着的和尚被日本兵一枪击毙。

第二个和尚又被叫出，同样跪在地上念经。又是“砰”的一枪……

如此一个个和尚被叫出，又一个个被杀害。

17个僧人先后倒在血泊之中，他们的黄色袈裟，被鲜血染尽。

“你——念经的有！”日本兵发现有个人并非像和尚，也令他念经。

那是俗家人，是当地卖油条的吴老汉。由于日本兵来得快，吴老汉没处躲藏，便来求梵根师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梵根师傅好心，便收留了吴老汉，也临时给了他一件僧衣伪装成和尚。哪知露馅，不会念经的吴老汉当场被日本兵用军刀砍在后颈上，结果颈骨砍断了，气管还连着，头耷拉了下来，血流如注。吴老汉疼得在地上翻滚……这时，一旁看热闹的另外两个日本兵上前，“咔嚓”连刺两刀，吴老汉顿时头断气绝。

“哟西，你的花姑娘的好！”日本兵突然被一位皮肤白嫩的和尚吸引住了。此和尚叫隆慧，是旗人，40多岁没长胡子，几个日本兵以为他是女人，于是好一阵高兴，七手八脚地扒掉隆慧和尚的衣服，结果一看是个男的，小鬼子气坏了，把隆慧和尚赤条条地拉到陀罗尼门的大石坎上，然后几个人一起将其抬起，又猛朝石头上摔下——隆慧和尚顿时脑浆四溅，一命呜呼。

平安数百年的长生寺，瞬间人亡寺毁，只剩下十三四岁的宏量和比他更小的妙兴徒弟二人。

年少的宏量吓得无处可避，于是逃到普照寺。位于莫愁湖的普照寺为千年古刹，当时有不少百姓也躲进了寺庙里面，包括不少老人和妇女。也就是十五六日，日本兵便踏进了这座佛门圣地。他们逮住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欲奸，结果引出了一群躲在佛像后面的年轻妇女，其中最小的才十一二岁，女人们没有一个逃出魔掌。可憎的日本兵仍不罢休，非要玩花招——让和尚与那些妇女“快活快活”。一个和尚双手合掌，口念“阿弥陀佛”。日本兵讥笑他“没有用”，于是便用刺刀将其生殖器割下，可怜那和尚疼得在地上乱滚，最后还是气绝丧命。

日本兵的铁蹄无论何门，皆一脚而进，暴行施绝。南京小心桥百岁宫有位70岁的隆华老师太，她见日本兵无视教规，作恶多端，虐杀生灵，便让尼姑们在大殿上架好柴火，自己盘腿独坐其上，当日本兵冲进宫后，隆华老师太点火自焚，与百岁宫一起化为灰烬……令日本兵目瞪口呆，即鸣枪致敬。

家门佛门皆挡不住日本兵的屠杀刀枪。徐长福的家是在江边的拖船上，他的家会被日本兵闯上来吗？

日本兵进城第二天，徐长福带着一家7口人搭上一条破“小划子”，顺着惠民河往上准备到水西门一带躲一躲，结果半途小划子漏水，徐长福赶紧又带着全家人上了堤岸，在江滩上临时搭了两个芦柴窝，相距几十米远。徐长福与二女儿、三女儿一个窝，其妻带着四个小儿子住在一个窝。入夜，徐长福的小儿子才几个月，因母亲没奶水，便哇哇直哭，这声音给日本兵发现了。电筒照到了徐家的芦柴窝。

日本兵一见徐妻，顿起淫心。徐妻死抱着几个月的小儿子就是不放，日本兵连打两枪，将徐妻和小儿子当场击毙。

就在几十米外的另一个芦柴窝里的徐长福及两个女儿不敢吭声，只能低泣流泪。待日本兵走后的下半夜，徐长福才带着女儿来到妻子的窝棚，含泪将妻子和小儿子装在用门板钉成的木盒内，露放在堤上，等待天亮后再作处理。哪知天亮后，又一群日本兵路过，见了徐长福，抓着他便走了，从此徐家儿女再也不知父亲的死活。

没了父母的徐家5个孩子，只得由最大的13岁的二闺女带着，在堤岸寻吃的找活路。第三天天黑前，二闺女想给弟妹们寻些吃的，便上了堤岸，结果刚露出身子，就被日本兵发现。

“花姑娘！”日本兵一见徐家二闺女，立即令她站住。小姑娘吓得拼命往河运学校方向跑，小女孩哪是日本兵的对手，几下便被贼兵抓住。日本兵欲扒她衣服强奸，哪知小姑娘死活不从，还抽了一个日本兵一耳光。这下惹怒了小鬼子，拔刀就将徐家二闺女的头劈成两半……

徐家只剩下可怜兮兮的4个娃儿，从此11岁的三闺女成了“家长”，她身后是3个五六岁的小弟弟。不日，三闺女被人领走当了童养媳，因受不了虐待而上吊身亡。徐家3个幸存的小儿子也分别被人领走，皆改姓易名。

徐家的悲剧代表了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市千百个家庭的命运。

第三章 窒息的金陵城（大屠杀第一周） 13.为迎“入城式”的大绝杀

对作为侵略者的日军来说，占领南京是他们“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占领他国之首都”的“千载盛事”。为了迎接这一“千载盛事”，占领军遵照上司的指令，从进城的13日开始的数日内，便开始了所谓的“整治市容”和消灭“残敌”的扫荡军事行动。

原定的入城式是在15日。据说因为司令长官松井石根大将那几天身体欠佳，常卧床难起，加之“城内秩序尚未稳定”的缘故，就决定拖到17日。

13日到17日，这也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人数最多的几天时间。在军事用语中，“扫荡”是非常清楚的字眼，那就是见敌人便消灭之意。“整治”这样的词是对外面说的新闻辞令，其实对拿枪的人和杀红了眼的人来说，连日军的将士后来也都认为，这就是“屠杀”的同义词。

掌握和了解这方面的史实，有个意外的发现是：笔者基本上看到的是日军方面的史料。

因为中国人——处在生死边缘的守城军人和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但求能够保住一条命，不太可能还有谁能心平气和地记录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只有爱记日记的日军将士倒是非常认真和清楚地记录了当时他们自己每天干些什么事——这也从加害者的角度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比如在进城前的12月7日最高指挥官松井，就在向部队发布的命令中专门提到了在进城后要“各师团以一个联队为基干部队扫荡城内”这样的明确指令。13日进入南京城后，各部队下达的关于“扫荡”的命令就更多更具体了。如佐佐木的第30旅团在14日就下达了“扫荡”命令的十条内容，其中有“旅团于本日（14日）要彻底扫荡南京北部城区及城外”、“各部队至师团有指示前，不得接受俘虏”和出动“独立轻型装甲车”等内容。显然这样的“扫荡”对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军人来说，就意味着被屠杀——“不得接受俘虏”的话很清楚：你即使是投降者，我也不接受你的投降，其结果当然是“死啦死啦”的。

进城的日军下属联队在13日后，也都相应作出了更具体的自己的“扫荡”命令。比如笔者看到一份《日步兵第38联队战斗详报第12号》报告，这份标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笼的军情报告，详细记录了该联队14日下午下达“扫荡”命令的具体任务分配和全天战况及其“扫荡”结果，签名的是联队长助川大佐。在这份14日的“扫荡”报告后面还附了3个表，其中第二个表中列出了该联队当天出动的兵力和消耗子弹的情况，共消耗步枪机枪手枪子弹3097发。在第三个附表的“备注”一栏里有一句话非常特别和醒目：“第10中队奉命守卫尧化门附近而驻守该处。但14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几千名敌人举着白旗来到该地。下午时解除武装后护送7200名俘虏到南京。”

关于这第10中队在14日所“接受”的7200名俘虏，另一个日军士兵的“日记”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俘虏后来迅速被押至下关的江边，全部被枪杀了。

在日军“步兵第7联队战斗详报”中，笔者还看到了出动山炮和坦克的内容，如“步七作命甲第105号（绝密）步兵第7联队命令”中有“应使用三分之二左右兵力”、“坦克中队（配合工兵小队长指挥的两个小队）应负责扫荡有特殊标记的道路”。这联队在之后的15、16、17号等日子里，都有相关的“扫荡”命令。也就是说，在那些日子里，进城的日军，基本上有三分之二的兵力主要用于在城内外“扫荡”——参与屠杀。

期间日军借“扫荡”之名到底屠杀了多少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还是日军“军情”报告和他们的将士“日记”透露了部分内容：

国崎支队，是日第10军的王牌部队，用我们的话，它是一支刽子手特多的“魔鬼部队”。在这个支队的12月14日“军情报告”中有这句话：“了解到江心洲上有不少残兵败卒，就让该守备部队在独立山炮第10联队的协助下负责扫荡该岛。扫荡队这夜到达该岛开始扫荡。岛上解除武装的人大约有2350名……”也就是说，这一天他们打死了俘虏2350名——“解除武装”紧接着的结果就是枪杀，没有掩饰，日军将士自己多次这样记述。

15日的国崎支队“军情报告”中又这样“报告”道：“……江心洲还有不少残敌，又派出第3大队再去该岛扫荡。”这份“报告”没有具体说当天他们“扫荡”了多少中国军人和百姓，只是提到了存留的“敌军番号及兵力”：（一）江浦附近：以第58、78师为主，以及第18、80、85、88、138、178师各一部，总兵力约3000人；（二）浦口附近，以第78、88师为主，以及第10、18、73、80、85、117、178、181各一部，总兵力5000人。上面这两个地方新发现的“残敌”共8000余人，后来被俘后都到哪儿去了？自然只有就地被杀，血染长江……

拉开大血幕之后的悲惨情景，本章前面已有所叙述——但多数讲到的有关“扫荡”是在下关长江一带和城内，其实在南京广大的市郊的“扫荡”行为，也是不胜枚举。

这里有一名参加南京城郊村庄扫荡的日军回忆：

有一次，我们因为怀疑某村庄有游击队潜入，于是就放火将它烧毁，一户也不留。另一次，单凭直觉认为村庄上有敌情，就将村庄烧毁，村民全部杀光，不留一个活口。

对居民而言，这实在是无妄之灾，但是，日军却单凭自由心证，在无重大理由的情形下，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我首次犯下烧毁民房的大罪，是在入侵南京的途中，一处名为“句容”的邻近村庄。当时我所属的大部队，以预备队的姿态跟随在第一线部队的后面。

随着接近南京，中国方面的抵抗也愈来愈顽强，在句容前方不远之处呈现胶着状况，于是部队就暂时停留在当地。在那一段短暂的停留期间，分队中的野吕一等兵伙同其他分队的士兵一行五人，不知前往何处去征收食物。

当时在附近仍有许多战败的敌兵潜伏着，他们少数人到离开街道的地方去行动，实在很危险。而且在战况不明，不知何时就要前进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忽视这个道理，私自外出行动。

我心中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如果他们平安无事地回来还好，万一发生问题，事情就闹大了。不巧的是，总攻击的行动正要开始，大岳队也接到了前进的命令。

此刻我再也无法隐瞒了，于是怀着恐惧心向中队长报告。虽然中队长非常愤怒，但事情既已发生又不能不处理。

如果是不懂人情的队长，也许会以“大事为重”的理由，不理会他们而率队出发，但是很体谅部下的大岳中尉，却立刻召集干部商量后，派出搜索队。

这个临时的搜索队，是由发生问题的本分队和丹羽分队的队员组成，由身经百战的三宅班长担任指挥。

仅两个分队的兵力，就敢进入敌方和游击队潜伏的地区，实在很危险。途中经过两三个小村落，未发现任何迹象，再继续前进约八公里后，看到一座周围用土墙围成的村庄，约有五六十户人家。

“这个地方很可疑。”说着班长就在村庄前方下令停止前进，然后自己带着三名士兵不知要前往何方，约三十分钟后就抓回三名状似当地居民的男子。

班长似乎打算从他们口中探出消息。结果不出所料，他们一回来就叫翻译人员沟口一等兵进行问话。

“你们有没有在附近看到几名日本士兵？坦白说，他们到哪里去？现在又怎样？如果有任何隐瞒，你们就没命。”

那三个居民看到班长拔刀在恐吓，可能是惊吓过度，一时竟答不出话来。班长却以为这是无言的反抗，而大声呵斥道：“臭家伙，你竟敢不合作，我要你的命。”同时高举军刀，做好砍首的准备姿势。

也许是因为我不认为他会真的砍下去，所以当我看到他那把锋利的军刀掠过居民的头部时，我的确吃了一惊。

锋利的刀锋不偏不倚地砍断其中一位居民的首级，滚落在草丛中，从切口喷出的鲜血染红了附近的草木。其他两位居民此刻非常害怕，于是就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道出。根据他们的说词，住在前方那座村庄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最近有几十名中国游击队员潜入。今天白天里，突然来了几个日本军人。不久就响起一片枪声，但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村庄内，他们不知详情，也不知道那几个日本士兵的下场如何。

听到这里，大家都判断野吕一等兵可能是因为征收而遭到杀害。下一步只需前往确认，然后准备收尸。但是不超过30名的兵力，想要从正面挑战实在太危险，一不小心很可能全部被歼灭。

于是班长就决定等到入夜村民全部熟睡后，放火烧毁村庄，趁居民们狼狈逃亡之际，一举将他们全部消灭掉。班长是一位沙场老将，作战经验丰富，他的作战策略从未失败过。

等到深夜，认定村民都熟睡时，我们就越过土墙，到处放火。不久，火势迅速蔓延起来，火光到处乱窜，将整个村庄烧毁。酣睡中被大火惊醒的民众，争先恐后地仓皇出逃。

这个时候，我们乘虚而入，展开突击行动，见一个杀一个，只在十几分钟内就再也看不到一个会动的人影，到处散落着死尸。其中也有类似游击队的武装人员，但我们并未遭到抵抗。也许是因为在睡眠中遭遇突袭，慌张过度而误将两个分队的兵力视为一个中队，以致丧失战斗意识。

战斗结束，在火光照耀下检查死尸后，才发现几乎都是普通民众。尸体中有抱着婴儿的母亲，也有10岁左右的小孩，以及老婆婆、老公公……

其实日军在向南京市郊“扫荡”时，是杀害无辜百姓最多的一段时间。通常情况下，日军到市郊的“扫荡”都是突然袭击，而乡村的百姓又缺少防范能力，他们不像城里人东躲西藏——因为几间草棚在这些农民看来，是他们唯一可留、可躲的地方，因此日军一到村里，他们大多数还留在家中，几乎是任杀任害。

笔者翻阅了几篇由朱成山等2005年编著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内部材料，这是一批大学生利用假期进行的社会调查完成的成果，其中多数是那些居住在市郊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自述。此处挑几份供读者一阅：

陶昌漫（85岁，永宁镇东葛村人）：

日本人把我们这里的8个人绑在凳上，旁边放上脚盆，把他们刺死以后血就流在盆里面，盆都装满了血，和杀猪一样！鬼子还把村里抓来的4个人用绳子绑起来，背面还加上大柱子，把他们从山上推下来，人都断气了。村里一个叫陶陇和的，当时50多岁，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村里还有一个叫叶维荣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也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另外一个叫余休金，当时50多岁，日本人烧房子，他待在里面，日本人不让他出来，结果烧死在里面了。

方有均（84岁，永宁镇东葛村人）：

我们家有草房上十间，一大家族住在一起，有上十口人，包括叔叔婶婶，兄弟十几个都住在一起。鬼子一来，我们都跑到河那边，房子和家里的东西全被鬼子烧掉了。我当时17岁，是家里四兄弟中老大，我有个11岁的兄弟，小名叫龙孩的就被日本兵打死了。我母亲是被日本人炸死的。村里有个叫刘知军的，鬼子看见他，他就吓得跑，鬼子就打枪，我亲眼见他摔倒死了。

邹万波（80岁，永宁镇侯冲村人）：

鬼子来的时候到处打鸡打狗，打死了就拿走，鬼子叫小孩帮他们逮鸡，逮不着就揍人。我亲眼看见王家楼子整个村子被烧掉了。有个叫萧家和的，当时40多岁，日本兵用装刺刀的长枪把他捅到水里刺死了。村里还有一个人是陈德教的父亲，他名字我记不住了，当时他是个读书人，鬼子见他像个知识分子，就绑起来，浇上汽油，在张家堡把他活活烧死了。

丁成英（76岁，永宁镇高丽村人）：

我原籍在上周八队。入冬，鬼子突然进村放火烧村。那天有一家正在办喜酒，鬼子来后堵住门，说里面的人是“坏蛋”，架起机枪就扫射，打死了13个人，其中有李邦国的父亲李常安、他二哥李邦友等。

张家林（永宁镇河北村人）：

鬼子进村那年，我大约六七岁。只知道鬼子见人就杀，一村子人被杀死一百个人还不止。当时鬼子占据了整个铁路，大人要是穿过铁路线，鬼子就以为你是坏人，就让狼狗咬，活活把人咬死。我看见一个跑反到此地的南京城里人，就让日本人一刀刺死了……

……

永宁镇是个小镇，而且也不是日军重点“扫荡”的地区，即使如此，这里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初始时间里，也多次惨遭“扫荡”，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死于非命。

而日军在“扫荡”中所实施的残暴花样，更令人发指。这在许多日军的“日记”和“回忆”中都有足够的描述与记载。下面这位叫田所耕三的日本老兵，是日军第10军第114师团重机枪部队的一等兵，他曾对人说：

我在城里扫荡残敌，把俘虏绑在树上，军官们一面教导我们怎样枪杀和刺杀的方法，一面把他们弄死。军官和下士官把蹲在挖好的坑前的俘虏脑袋砍下来。我嘛，那时是二等兵，只让我用刺刀刺……这样的屠杀在城里外一连干了10天左右。

当时，我们的部队驻在下关，我们用从铁丝网上拆下来的铁丝，把抓来的人每10个捆在一起，堆成井字形的垛，然后用煤油点起火来烧，这叫“捆草袋子”，这简直和杀猪一样。干了这样的事，再杀人就不算什么了，司空见惯！为了使俘虏们有所畏惧，也曾用割掉耳朵、削下鼻子，或者用佩刀捅进嘴里再豁开等等方法。要是把刀横着刺进眼睛下面，立即就有鱼眼珠一样黏糊糊的东西耷拉下来。从登陆以来，好久好久才有这么点消遣，如果这些玩意儿都不干了的话，还有什么别的乐趣呢？（森山康平《南京大屠杀与三光作战》，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用“惨无人道”来描述日军的残暴似乎远远不够。

15日那天下午，盘城乡丁解村史家有的父亲刚从家里走出，就被日军拦住，也不问什么事，日本兵举起刺枪就往史家有父亲的喉咙、两肋、胸口连刺4刀，受害人当场死亡。刘庆英说，她儿子韩小斌和邻居张家的两个儿子，因为身体长得壮实，“日本兵硬说他们是当兵的，当场被日本兵杀害。张家兄弟被砍掉头，死在家门前；我的独生子被日本兵用刀捅死，共捅了9刀，肚子两边各4刀，手臂上1刀”。另一位幸存者许金凤说，日本兵把她家房子烧后，又把其丈夫拖到塘边，“用刺刀戳进心窝，这还不算，又向头部打了一枪，直到脑浆出来后，鬼子才哈哈大笑地放手”。

郊区如此，市区更是日军施暴“展显身手”的地方。

碑亭巷的侯占清是个幸存者。那天，4个日本兵抬着他“在火上燎，用以取乐。把他燎得浑身是泡，然后扔在一边……”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兵当时看到街上另有几个年轻的中国男人路过去追杀，侯占清说他“肯定也会被当作‘烤猪崽’烤焦了”。王府巷的王二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被日军捉住后，剥去衣服，先打断一条腿，再放出一群军犬撕咬他。王二顺拖着残腿边逃边与军犬搏斗，可那猛兽似乎饿极了，疯狂地扑咬王二顺，很快王二顺就不是它的对手了。血肉模糊的他乞求一旁的日军指挥官放了他，哪知这日本军官不仅不制止军犬的撕咬，反而抽出军刀，又砍下王二顺的另一条腿。完全丧失抵抗能力的王二顺就这样活活地被军犬撕咬至死，直到肠子五脏拖落一地。如此恶心反胃的一幕，则让日本兵在一旁乐不可支。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把臭名昭著的当年日本战地记者自己报道的，近几十年来又一直被日本国内以为不大可能的“斩人比赛”的两位刽子手的事在此叙述一遍。

其实这件“斩人比赛”案最早是日本自己的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在日军进攻南京途中的1937年12月5日，日军打至南京郊区的句容时，两位日本随军记者浅海与光本给《东京日日新闻》发了一篇题为《“百人斩”大比赛勇壮！向井、野田两少尉！89：78》的报道。

1937年12月14日，也是日本占领南京第二天，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又在重要位置上刊出：

斩百人竞赛“超纪录”向井：野田 106∶105

两少尉进入加赛

［浅海、光本、铃木特派员发自紫金山麓］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于入南京前开创了“百人斩竞赛”这种比赛的先例。二人在10日紫金山攻略战的忙乱中创出了106∶105的纪录。10日正午，两少尉单手提卷刃的日本刀会面。

野田说：“喂，我杀了105人，你呢？”

向井说：“我杀了106人。”

两少尉哈哈大笑起来。结果，不管谁何时先杀超过百人的，二人马上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就算我们平手吧。但是我们再杀到150人，怎么样？”11日果真开始了斩150人的竞赛。11日中午，在俯瞰中山陵的紫金山上，正在搜捕残败军的向井少尉说起了“斩百人平局竞赛”的始末，“不知不觉中两方都超过了百人，真是愉快啊。我的关孙六刀崩刃是因为我把一个人连同他的钢盔一起砍了。说好了战争结束后，就把这把日本刀赠给贵社了。11日凌晨3点，在友军的珍奇战术下搜查紫金山残敌时，我也被敌人发现了，我站在弹雨中，心想：唉，听天命吧。可是却一次都没被击中，这都多亏了这把关孙六刀。”向井少尉给记者看了这把在飞来敌弹中吸了106人血的“关孙六”。

在这篇报道旁，《东京日日新闻》还刊登了向井手持军刀的照片。毫无疑问，这样一篇报道不可能有假。后来为什么没有了“150人斩”的报道了呢？因为当时这两篇“百人斩”报道出来后，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反感，日本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军队形象和国家声誉，这样的“杀人比赛”报道便被禁止了。

禁止并不说明没有“150人斩”的继续，从后一篇报道中向井的“豪言壮语”，及日本军人的争胜好斗个性，乃至日军占领南京后集体对中国人民实施大屠杀的客观情况看，笔者可以肯定一点的是：这两位日本刽子手必定又疯狂地屠杀过无数中国人，至于是否杀到了150人，还是200人，我们无法证明，但又有谁能证明这两个日本少尉进城后就什么事都没有干呢？谁能证明他们在看着“友军”大开杀戒时自己则突然不动手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日军在南京屠杀30余万中国人是指他们占领南京后的时间里所残害的人数，向井和野田比赛“百人斩”纪录时，只到12月10日，距大屠杀开始还有2天时间，之后的几周恰恰是日军几乎人人参与屠杀、奸淫和抢劫的“大好时候”，在比赛中誓言要杀“150人”的两个凶神会突然停止不杀了？即使是向井和野田不杀了，“山本”、“松井”就不杀了？“山本”、“松井”杀的人就没有100、150人？那南京大屠杀“30万人”是谁杀的？简直是自欺欺人！

问题的关键是：日本人近几十年来为了掩盖他们的滔天之罪，竟然连这两个遗臭万年的刽子手在10日之前已经杀了106和105人的事实都想抵赖！一说“报道虚假”，一说“再好的关孙六刀也不可能一下子能杀100多个人”，又说“即使一天杀10个人，也难以创造百人纪录”云云。

日本有些人的无耻也是在人类史上少有的！我们虽不知向井杀百人是否就是用的一把“关孙六刀”，也不知“关孙六刀”到底能不能在几天、十几天里因砍百人的脑袋而“卷”了刃——据说“关孙六刀”是日本的名刀，因曾受过天皇的赐名而负盛名，但有一点总是基本事实：浅海等随军记者的战时报道并非写一两篇，如果他们的报道有虚假存在，相信日方和日本军方绝对不会随意让其刊登；再说，一把刀杀一百个中国人，与用十把刀杀一百人有什么区别？

向井与野田杀中国人的“百人斩”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即使日本有人以各种方式企图掩饰或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抹杀真相的话，我们只能用这些词语回答他们：无耻！无赖！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犯罪，其本身就应该彻底地受到惩罚与谴责，而当这个犯罪的国家还想在事实面前抵赖与否定时，它只能被全世界所唾弃！

日本真的永远想做这样的国家吗？

正义终究战胜邪恶。历史也总是公正和客观的。1947年12月初，由中国开设的南京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法庭对刽子手向井与野田提出起诉：

向井敏明、野田岩（即野田毅）在作战期间，隶属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分充少尉小队长及副官。田中军吉隶属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队，充任大尉中队长。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会攻南京之役，因遭遇我军坚强抵抗，衔恨之余，乃作有计划之屠杀，藉以泄愤。田中军吉在京城西南郊一带，以“助广”宝剑，连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达三百余名。向井敏明、野田岩则在紫金山麓，以杀人多寡为竞赛娱乐，各挥利刃，不择老幼，逢人砍杀，结果野田岩戮毙百零五人，向井敏明则以杀百零六人获胜。日本投降后，野田岩等先后在东京被盟军总司令部缉获，经我驻日代表团解送来京，由本庭检察官侦查起诉。

历经一个多月的审议，法庭于1948年1月27日对这两个战犯作出了死刑判决。

1948年1月28日，这两名臭名昭著的刽子手被中国法警押向雨花台刑场枪决。南京市民一片欢呼。这是罪有应得的结果。

历史无须再为这样的鬼魂招安了。为鬼魂招安者一定是心怀鬼胎的人。

笔者在写完前面这些篇章时，有一天翻阅“日本军国教育·百人斩与驻宁领馆史料”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发现：1939年5月19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其实又刊发了一篇题为《宝刀“关孙六”向战死的竞争对手敬献的锋刃 向井中尉在汉水战线》的报道。这篇发自日军占领我汉水东部地区的报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随军记者某日在一个叫寺庄的小村庄偶然见了在此奋勇作战的向井中尉。

向井中尉在前年的南京之役中与战友野田中尉订下斩杀百人之约，并用爱刀关孙六斩杀敌兵107人，是一个勇敢的年轻军官。南京战役之后，他剃去留了很长的胡子，与战友野田中尉再次约定要斩杀500人，并转战徐州、大别山、汉口、钟祥各地，砍杀敌兵305人。可是野田中尉在海南岛战死（其实野田没有死，战后也被作为战犯在南京被审判处死）。现在他（向井）为了实现斩杀500人的约定，一个人在奋力作战。

实际上向井中尉的愿望是斩杀1000人。记者询问他“关孙六锋利吗？”朴实寡言的中尉回答道：“很锋利。刀尖有一点不顺手，但我有自信，所以没关系。出征以来，我没生过病，总是在最前线，却从未负过伤，很不可思议。大概身体生来就是能够坚持长期战争吧……”

呵，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想包庇的刽子手！当年南京审判时肯定没有获得上面这篇我所看到的报道，否则必定还会在对向井和野田的起诉书上加进去更多的罪行。而另一种情况的猜测可能是：由于当时对这两位“百人斩”的起诉是限于南京大屠杀的时间段，因此可能没有包括他们在后面几年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写到此处，我内心的悲愤不由再度提升，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包括现在的一些日本人，他们对自己人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其实一直采取的是能隐瞒就隐瞒、能抵赖就抵赖、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的态度，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对南京大屠杀这样十分清楚、历史早已定论的事实却总有日方发出完全不同的否定与歪曲的声音的原因所在！

其实，在中国进行“斩人”比赛在当时的日军中十分普遍，绝非只有向井和野田两个人所为。因为在战场上用军刀杀人，这也算是日本军人的一个传统和特点。可悲的是，日本人用的所谓的“日本刀”起源则是我们中国的刀。1939年2月28日，当日本军队横行中国时，《东京日日新闻》上还刊发了一篇文章，名为《解析日本刀》，文章这样写道：

日本刀之名，原本是800多年前由支那（即中国——笔者注）人所起，而日本人自身开始使用，则是在幕府时代末期国难之时。在国家危急之秋，日本人脑海中必将油然浮现出日本刀之名，这也是对日本刀之信念使然吧。不管现代武器有多先进，在决定最后胜负的短兵相接中，日本刀绝对不可或缺。此外，其对激发人的斗志也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一开始，军刀成为日军的重要武器，尤其是与武器落后的中国军队交手之后，日军官兵更觉得使用军刀“斩杀”对方，“实在过瘾”。

“泽渡勇敢踏上征途，因为在南京附近的追击战中，杀入敌阵，一气砍了15人而扬名全队。”（《福岛民报》1938年4月17日）

“登陆以来他第一次拔刀马上就杀入敌阵，出色地砍杀了7人……”（《福岛民报》1938年3月2日）

“要塞攻击战斗中，我与队长角田荣一中尉杀入敌阵，连砍了26人……”（《东京日日新闻》1938年1月27日）

这样的报道，在南京大屠杀后期，日方的国内报纸上不断有这类宣传“战果”的新闻，刊出过不胜枚举的军刀“斩人”“事迹”。

显耀呵！魔鬼的本领！

日本人在炫耀从中国老祖宗那儿传来的宝刀的威风时，并没有思考一下应该不应该杀那么多无辜的中国人，相反他们把这样的锋器用来屠杀一个个中国平民与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且以此为乐、以此为耀，真是恶魔！

日本军刀下的一个个幽灵将永远不会饶恕这等罪人！最最可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屠杀者竟然还要抵赖！

我们再来回头说日军进入南京城后所实施的大屠杀情况——

其实这样的大屠杀并非只在日军进城后的前几周，而是在整个南京陷落后的全部日子。这与日本国内大本营和前方最高指挥官们的默认与纵容有直接关系。20世纪30年代曾最早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的记者田伯烈所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结尾处便有过关于这一问题的代表性见解：

日本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暴行，难道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采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军队的暴行更发生在占领城市后不久，尤其是在这种占领使疲惫不堪的军队的军事行动将要结束之后，即使没有分辨的余地，也是能够了解其情况的。可是以南京为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军的暴行在占领市区后持续了三个月时间，直到作者于1938年4月上旬离开中国时尚未停止。

事实确如田伯烈所言，日军的暴行基本上一直处在无人管束的状态下，或者说日军当局明知其所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日军和日本大本营对南京发生的事一直是严密封锁的，即使对日本自己的国民也是“尽说好话”，不说坏话，“杀人”也被冠以“英雄杀敌”之类的鼓舞“斗志”和国民士气的美丽光环。而外界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实了解很少。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只有十来位，在日军施暴最疯狂的十五六日后统统被日军赶出了南京。即使如此，仍有一些零星的报道让全世界为之震撼，而这些也都是那些撤离南京的外国记者们通过极其困难的途径发出去的——

“在外国人的统治下，今天的南京，受到惊吓的人们生活在面临死亡、折磨和抢劫的恐惧之中。数万中国军人的坟墓，也可能是中国人反抗日本征服的全部希望的坟墓。”

（《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

“日军像用一把细齿梳子仔细地在城内搜索中国军人和‘便衣人员’。数以百计的人从难民营中被搜出并遭屠杀。临刑就戮的人们被两三百人一群地押往就近的屠场，被用步枪、机枪扫射枪杀。有一次，坦克被调来处决了数百名俘虏。

“我目睹了一场集体屠杀。一群几百个行将处死的人举着一面大幅日本旗穿街而过，他们被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押着，赶入一块空地，被一小组、一小组地枪杀。一名日本兵站在越积越多的尸体堆上，用步枪补射仍在动弹的躯体。

“对日军来说，这可能是战争，然而对我来说却像是谋杀。”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8年2月4日）

这就是谋杀，而且是日军上下在十分清醒和理智的状态下的屠杀。这样的有目标的、有计划的屠杀才是最最要命和恐怖的。

杀人恐怖，边淫边杀、先淫后杀更恐怖。

第四章 奸绝淫杀（莫愁湖的哀号） 14.不堪入目的现场

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强奸和轮奸中国妇女并随意将其杀害的极恶兽行，可谓是“遍地皆是”，而诸多场面惨不忍睹、不堪入目——

地址：东阳街

“哒！哒哒哒！”天色蒙蒙亮，城内的大街上，既有持枪的日本兵在追赶落魂而逃的人群，更有那些胆小的市民在自己的屋子和院子内坚壁锁门。但这没有用，铁蹄和枪弹势如破竹，想进哪就进哪……

“花姑娘的多多！”一群日军堵住一个巷口，“砰砰”两枪打死3个男人，同行的两个衣着破碎的“黑脸女”（脸上抹着锅灰），边叫边逃；但没出十几步，便被日军拦住。

“快活的有！”日军七手八脚地像扒鸡毛似的三下两下就把那两个“黑脸女”的衣服扒个精光，露出洁白玉体。

“哈哈哈……白，白白的！”日军兴奋异常，将枪一扔，解开自己的裤子，挟起女子就往街边的一间房檐下干了起来。另两个日军则在一旁持枪放哨。

8个家伙，先后轮奸了这两个“黑脸女”，然后分别对准其胸口和脑壳，“砰砰”就是两枪。

这时，另一个房子里传出一声婴儿啼哭。几个日本兵的脸上立即堆笑起来，前面靠近房子的两个鬼子抬起双腿，猛踢紧闭着的房门，后破门而入。

婴儿的哭声戛然而止，却传来另一个女人的一声大叫：“啊——！”随后听得屋内传来“砰砰咚咚”的响声。

“作孽作孽啊！”是另一个沙哑的女人声音。

鬼子从里面走出，带着几分淫欲之快。

后面的几个日军迅速替换而入。不一会儿，他们一人拖一条腿，将一个一丝不挂的老妇人从屋子里拖出。

“你们不要脸！不要脸啊！”老妇人的双手拍着地，一边哭喊着，“你们打死了我的孙儿，还有我的儿媳……畜生啊！”

日本兵似乎恼了，一枪托砸在老妇人的嘴巴上。而其中一鬼子拿来一根绳子，绑住她的两只乳房，又在绳子两端拴上两块石头，然后令老妇人在地上爬行：“你的前进！”

老妇人怎能爬动？日本兵则在一旁哈哈取乐。

突然一把刺刀朝老妇人的阴部捅去……老妇人痛不欲生。接着又有另几把刺刀戳向她身子。

这一幕被街边一间房子内的一个5岁小男孩看到了。“老太太死得好惨啊！”2002年夏，许发广对一群在暑假搞“南京大屠杀调查”的大学生说。

地址：小礼拜寺

日军进城的第一天，南京城内一片混乱，住在草桥清真寺内的15岁回族姑娘马芳（化名）像以往一样，清早起来，正准备出去帮父母到街上买些菜，哪知刚出门，就见街头一群日军围住一个中国男人，几把刺刀从五个方向他戳去，顿时那男人的头、前后背喷出血柱来。

“啊呀——”姑娘吓得一声大叫，抱头便往家跑。

“爹，鬼子杀人啦！”马芳进屋后跟父亲说了一声后，直往后屋躲藏。

父亲见状，一边招呼家人赶紧躲起来，一边把门掩紧。就在这时，外面的日军已经敲门而来：“咚！咚咚！”

“快快地开门！”鬼子在外面嚎叫。

无奈，马芳的父亲只好把门打开。

“你的花姑娘的有？”日军一边用刺刀顶着马芳的父亲嚷着，一边朝里屋走。

马芳父亲哪见过这阵势，早已吓得面容失色：“没，没有啊！”

这话提醒了后屋的马芳，只见小姑娘拔腿就往后屋的河边奔跑，说时迟那时快，身子一跃，跳进了一个防空洞内。

“花姑娘的那边——”不料被一个日军看到，于是他们狂笑着朝马芳躲进的洞口方向围袭过去。

“花姑娘的，出来！”日军朝洞内瞅瞅，捡起旁边的砖块，朝洞内扔去。“不出来的，死啦死啦的！”

马芳边哭边从洞内爬出来。

“哈哈……花姑娘的大大的好！”两个满脸胡子的日本兵左右夹起马芳就往附近房屋里走。

“脱！你的脱！”进屋后，几把亮铮铮的刺刀顶着马芳微微隆起的胸部，逼着她脱衣。

马芳一边哭一边脱……

“下面！脱！”日军令她连裤子一起脱掉。

“哟西！”还不等马芳的裤子落下，一个日本兵早已按捺不住兽欲，一下上去扑在姑娘身上，连啃带抱将姑娘奸了。

浑身瑟瑟发抖的姑娘还不知是咋回事时，第二个家伙又上来了……如此5个家伙前后一起折腾了半个来小时，处女的马芳身上血迹斑斑，雪白的上身一块青一块紫的。

“小芳！小芳——”门外突然传来马芳母亲急切的叫喊声。

马芳突然大叫起来：“妈——快来救我！”

“哈哈哈……大大的花姑娘！”日军转身见马芳的母亲出现在他们面前，一阵狂喜。

“你们想干啥？我是来找女儿的，你们……”马芳的母亲还没有说完，就被两个日军按在地上，一人捂住她头，一人扒掉她衣服，便在地上干了起来。紧接着第二、第三个鬼子扑了上去……

“你们这些畜生！”马芳的父亲闻讯赶来，双手抡起木棍子就要往骑在妻子身上的那个鬼子打去，被一旁的另一个鬼子猛地踢了一脚，卧倒在地。他刚想起来，“砰”的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肩膀……

“妈！爸——”见鬼子扬长而去，马芳拎着裤子从里面走出，见光着身子的母亲和血流一地的父亲，一下晕倒在地。

地址：王府园

一户民房内，住着临时在此躲难的小强一家人。

“走吧，听说日本人已经进城了，我们想法找个防空洞躲起来！”13日早上，小强的父亲对妻子和孩子们说。

“快跟上！”小强的妈一边抱着小儿子，一手拉着大女儿，一边催促着另外几个儿子。全家人刚走一段路，就遇上了一群日本兵。

“花姑娘的有！”日本兵“呼”的一下将小强一家围住。

“你的中国军人的？”前面的两个日本兵首先拦住小强的父亲，并且一脚将其踢倒跪在地。

“我不是。你们看看我这一大家……”小强的父亲极力争辩，哪知前后两把刺刀已经插进他的胸膛。

“他爹——！”小强的母亲见状，一声大叫，随手将小儿子掉在地上。

“花姑娘的干活！”一把刺刀顶在了小强母亲的胸前。另一个日本兵则用刺刀挑起摔在地上的小强的小弟弟的屁股，一下将可怜的小家伙扔得远远的，连一丝声响都没有。

“弟弟——”10岁的小强见状，扒开日本兵的枪刺，冲过去想抱摔烂的小弟，却被一个日本兵一脚踢倒在地。

这时，小强的另外4个小弟也跟着哇哇哭叫起来。母亲怕孩子吃亏，赶忙上前护卫。鬼子恼了，几把刺刀一齐对准母亲。小强和弟弟们不知哪儿来的勇气，突然一起扑向日本兵，连咬带叫，握着刺刀想保护他们的妈妈。

“反了！反了！”几个日本兵相互愣了一下后，立即用力从孩子手中拔出枪刺，“霍！霍！”一把把尖锐的刺刀像切西瓜似的向5个娃儿脑袋、胸口刺去……

顿时，孩子们全都倒在血泊之中。

“我的儿啊！”母亲疯了。

“弟弟——”小强的姐姐疯了。

可日本兵更来劲了。“哈哈哈，花姑娘的可以干活了！”

在血地上、在血地旁边的石板上，母亲和姐姐被这群日本兵轮奸了。

“妈！妈——”不知什么时候，小强突然从地上站了起来，死里逃生的他像触电后惊醒并四周寻找他最想保护的人。他看见了，首先看见的是躺在一边的还有气的身上挨了5刀的姐姐。

“找妈妈——”姐姐歪着头，有气无力地对小强说。

“嗳、嗳嗳。”小强隐约听到好像是小弟弟在哭，转头一看，果真是那个被鬼子用刺刀挑得远远的小弟弟还没有死，于是小强过去抱起小弟弟，随后又回到血泊中的母亲面前。

母亲下身一片血，躺在那里不能动弹。小强将不停哭泣的小弟弟抱到母亲的面前让她看。只见母亲轻轻地解开胸口，将奶头塞进小儿子的嘴巴，就在这时，小强见母亲的头突然一斜，再也没有动弹一下。

“妈——妈妈！”小强，哭个不停。可哭有什么用，他要看看倒在地上的亲人还有没有活着的。

他见到了一边双手拱着跪在地上的父亲。

“爸！”小强见状，以为父亲还活着，便上前推了一下父亲，结果父亲彻底倒下了。小强将其身子翻过来，见父亲前后都是刺刀留下的仍在流血的窟窿……

现在，全家这么多口人，只剩下小强和姐姐及小弟。

10岁的小强先把小弟抱进附近的一间屋内，又将受伤的姐姐拖了进去。

“呜呜……”刚进去，小强便听到旁边的屋子里有女人在哭。

“谁呀？”小强进去一看，有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坐在地上哭泣。一看便知又是被日本兵糟蹋过的。

“我男人是唱戏的，鬼子把他杀了。你们一家也怪可怜的，要不到我家去吧。”此女长得俊，又胖乎乎的，于是小强和姐姐称她为“胖妈妈”。

好心的“胖妈妈”帮小强将其姐姐和小弟一起拉扯到她自己家，给小强他们吃饭和养伤。第三天，3个日本兵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将小强的姐姐和“胖妈妈”又给轮奸了。

小强的姐姐被弄得下身数日不能动弹。“胖妈妈”的胸部则被咬啃得一片红肿青紫。

不日，“胖妈妈”听说金陵大学那边有难民营可以保护她们女人，小强便与“胖妈妈”一起扶着他姐姐到了难民营。

可是难民营并不安全，日本兵又多次进去将小强姐姐和“胖妈妈”奸污……

从难民营回来，小强不见了小弟，问邻居。人家告诉他：你小弟是冻死的，尸体被人拉走了。

几天时间，小强一家人，只剩下了他和姐姐。不多久，姐姐得传染病而死。小强成了孤儿。

小强真名叫常志强，原住燕子矶化工新村。

地址：申家巷17号大院

这个大院住着好几户人家，家境稍好一些的人家逃到了外地或远方的亲戚家，那些无处可避的穷人则留在院内，听天由命。

一日，日军见紧闭的大门内有炊烟，于是铁蹄入侵，鸡犬不宁。

“花姑娘的有？”赵家独子赵廷栋因为新婚，故而小夫妻俩与母亲都留在院内没走。这回小鬼子进院一见十八九岁、年轻力壮的赵廷栋，便把他当作“中国军”押走，在大街上砍了。

赵氏婆媳怎能抵得住日军兽行？新娘和婆婆一并被5个鬼子轮奸。

隔壁的张玉龙妻子躲藏在床底下，日军一刺刀便将其逼出。随后三番五次奸了近一小时。末后张妻欲寻短见，被家人硬劝方止。

平时靠捡垃圾为生的李氏也没有逃脱魔鬼之掌，不仅被奸，且被拖至街上，逼其光着身子来回跑跳，然后日本鬼子打断其双腿，使她毙命于露天。日魔仍不罢休，将李氏平时捡得的啤酒瓶子插在其阴道之内，任其仰躺在大街上……

地址：淳化镇

这一天，小鬼子照例出来寻找“花姑娘”，而且是骑着大洋马，神气活现。

“花姑娘的有！”突然，他们看到前面有一高一矮的母女俩走在路上。天下着小雪，母女俩手中撑着雨伞。

日本兵见了女人就像饿狼见了肉食，不管三七二十一，扒光对方的衣服就奸。虽然猖狂，但鬼子也有害怕之心，同时又怕军马跑了，于是在强奸之时，用绳子一头系在马腿上，一头绕在自己的脚腕上。

被奸的母亲光着身子，见不远处有行人，便羞愧难当，下意识打开手中的伞。不想，黑布伞突然打开，惊吓了军马。只见那马一声鸣叫，扬腿而奔。这下把它的主人——两小鬼子拖在地上狂奔了100多米。

“死啦死啦的！”被拖得血肉模糊的日本兵气坏了，扬着军刀，冲着这对被奸的母女跃马而去。

母女俩自知没有活路，跳进旁边的河里。

“砰砰！”“砰砰！”日军朝河中开枪扫射，母女俩中弹而亡。

这事可惹怒了这群日本鬼子，后来他们又增兵数人，对附近的两个村子进行报复。鬼子们将30多个男人抓到淳化小学后面，又将抓来的几名妇女当众奸污，其中多数是男人的妻子和他们的女儿。这还不够，最后将这些男人统统砍死，而被奸的女人也没有几个能逃出性命。

地址：江心洲

此地紧抱长江，是日军屠杀中国战俘的主要现场之一，同时这里也是日军强暴妇女的重要犯罪地。

由于江心洲四面皆是江，河塘纵横，芦草丛生，加之不少农家有小船小舢，似乎是藏身良地。哪知这也是日军犯忌的地方，故而成了他们疯狂袭击与扫荡之地。期间奸杀中国妇女数不胜数。

一日，一排日军开着汽艇来到此地，见李永年家的锅窑里躲藏着4个从城里逃来的女人，便一一拖出来奸污。

有村民王学江女儿不从，日军举起枪刺欲加害于她。该女聪明，连忙摆手说：“要干，我们到林中的小塘里，那边没人。”

其中一小鬼子大乐：“哟西！”便跟着王女到了塘边。该女指指岸边的莲盆，说：“我们到水上好做事。”

小鬼子心头痒痒，再次上当，跟着上了莲盆。王女熟练地划着那小小莲盆，离岸几十米后突然将莲盆弄翻，然后在水中扣住日魔，直至他一命呜呼。

第二天，日本兵水陆齐进，一场报复便在江心洲开始——

先是积余村王华明、王月德等百余村民和逃至此地的难民被杀，尸体扔在大茅坑内。

后是南上村的男人们被强拉到田埂上，与扒光了衣服的本村女人性交。谁不从，就砍谁的脑袋。

西下村不少妇女藏在草垛里，日军用刺刀捅，用火烧，逼着藏身的妇女出来，然后拖到一边轮奸。奸完后又逼着她们用嘴巴舔干其生殖器，不从者砍头。

一由城内逃至此地的商人全家，躲在小舢上用芦草掩着，被日兵发现后迅速划向江中想逃跑。他们哪是汽艇上日军的对手！小舢被拖到汽艇旁，男人和2个孩子被一阵扫射，命毙于江中。女人被日军拉到汽艇的甲板上10余次强奸，最后扔到江里，一枪击毙。这商人一家5口人的血，凝住了小舢四周……

地址：汤山镇

这里是丘陵地带，日军来后，百姓或上山躲避，或在屋前宅后掘个洞藏起来。

日军不傻，上山搜索，带着狼狗，许多妇女纷纷逃走。有个老太太上山困难，被日军发现。小鬼子变贼了，用刚刚学会的中国话对老太太说：“我们是中国军人，你让他们不要害怕，下山吧！”

老太太不懂，以为说中国话的都是好人，便向藏在山里的人喊话，结果下来五六个妇女。

“哈哈哈……花姑娘的好！”日本兵露出兽相，在草丛里就将这些女人一个个强奸了，最后连那个70来岁的老太太也没放过。

末后，3个日本兵骑马来到孟塘，几把火将村子烧了个精光。他们站在后巷的山头上，见行人就开枪。毛氏一家躲在地洞里，小孩子不懂事，从洞里探出头，被日本兵发现，几个点射，将7个人打死在里面。其中毛家新媳妇怀孕已有七八个月，被鬼子从洞里拖出。

“你的脱！”日本兵命令她。

“我有身孕了。不能……”小媳妇哭着乞求。

日本兵根本不听她的，扒掉其衣裤，就在洞门口将她强奸了。第二个日本兵还想奸她时，这小媳妇突然疯咬日本兵，结果惹怒对方，一刺刀便向她的肚子戳去，连腹中的婴儿也被挑了出来。

小媳妇死了，已经成形的婴儿也很快断了气。

小鬼子淫心不灭，欲火越烧越旺。

他们来到黄梅桥村西头的池塘边，从庞家的房子里拖出一个男人，让他找“花姑娘”。这男人平时在上海做皮箱生意，妻子躲在旁边的地洞内没有被日本兵发现。

男人似懂非懂地朝日本兵摇头。“咔嚓！”军刀向他脖子上横向挥去……

躲在洞内的女人不知外面的情况，探出头来往外看。日本兵见状，立即将其拖出，当着她还有一口气的男人的面轮奸了她，然后将夫妻两人一起扔到塘里，又补上两枪。

……

类似这样一个个惨不忍睹的场面和情形实在太多，以至于笔者不想再往下叙述。还有许多更为恶心和无法形容的强暴行为，是极不宜见诸文字的。而所有这些，令我数日难从这样的“现场情景”中自拔，每每半夜常被噩梦所惊醒。

有一名叫郭岐的国民党老兵，是当年南京守城军的辎重营营长。首都陷落后，郭岐与部队失散，匿躲在城内3个月，目睹了日军惊世骇俗的暴行。脱险后的他，写成了一篇名为《陷都血泪录》的几万字亲历记。后在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郭岐作为控诉日军罪行的证人出席。有关日军强暴中国妇女的情形，郭岐先生有过这样几段内容：

水西门烈女受辱记

水西门的悲惨故事，在南京大屠杀以后，永远都说不完。有一位读过点书，平时颇受人尊重的老者，膝下只有2个女儿，一个已嫁，一个未婚。南京陷落后先是女婿一时走避不及，被日军拉了去充夫子，自此不知下落：父女三人正在栖栖惶惶，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忽然有3名日军闯进门来，当时老者的二小姐正走过客厅，被首先进门的日军瞧见，顿时两眼发直，唇角流涎，连忙回头告诉他的同伙，他找到“花姑娘”了。

这位二小姐一看大事不好，吓得花容失色，忙不迭便向楼上逃。与此同时，老者跪下来，哭着求免，但是三名来势汹汹的日军，哪里来得及听。猛地一把，将老者推倒在地，然后，便嘻嘻哈哈、叽里呱啦说着日本话，相率直奔上楼。

老者的大小姐，当时也在楼上，一见3名日本兵，色迷迷地抢上楼来，心知这一回万难逃得掉，她救妹心切，便泪眼涟涟，挺身而出。她原想拼死受辱，救下她尚未出阁的妹妹，然而，日军人多，一个捺倒了她，另两个便去满楼追逐那位二小姐，终以楼小人多，二小姐也落入了日军的魔掌。

老者摔在地上，放声大哭。他大女儿舍身救妹，在楼梯口出现的那一幕，是他亲眼瞧见的。紧接着大女儿大放悲声，二女儿又在极喊求救，楼上5人，乱成一团。“谁无父母，谁无儿女”，此情此景，叫那位老者耳闻目睹，怎生受得了？可是他已年老体衰，又被横暴的日军推了一跤，即使能够挣扎上楼，赤手空拳，怎斗得过三名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呢？因此，老者在2个女儿哭喊哀号声中，心如刀割，伤惨万分，他只好勉力地爬出门去。多一半，他是想图个眼不见为净。

然而，当他刚刚爬到大门口，听到楼梯上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头一个逞了兽欲的日本兵，将老者的大小姐，让给他的同伙，手里拎着裤头，匆匆忙忙跑下楼来。因为，南京大屠杀后，日军固然四处淫掠，一见到中国女子，从10来岁的小姑娘到80多岁的老太太，一律难逃魔掌。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强暴，连禽兽不如的日军，也难免神明内疚，做贼心虚，兼以害怕中国男子拼命报复，所以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四下搜索，一旦找到了中国妇女，也必定是恬不知耻地轮流逞强，逞强时，还得派一个人在外头把风，就怕有什么风吹草动。

这一名抢先上楼而头一个下楼的日军，原是为同伙把风而急急出外的。他一眼瞥见那位老者正在挣扎着往外爬，误以为他是乘施暴者无备，赶赴门外去求救的。当下不由分说，抢上前去，照定老者的脑心，砰的便是一枪，接着，又是猛一刺刀，刺进了老者的胸膛。

楼上的两姊妹，正被2名日军捺在地上，纠缠不清，突然听见楼下枪响，接着又是她们父亲发出的一声惨呼。身既被辱，父又见杀，刺骨椎心的深仇大恨，任谁也不能忍受。于是两姊妹不约而同地奋身而起，拳打脚踢，张口便咬，抱定了决心跟鬼子兵性命相拼。2名日军正在恃强逞欲，吃那两姊妹一阵穷追猛打，于是恼羞成怒，取过枪来，挺起刺刀，向那赤身露体的少女一阵乱戮，2位烈女终告双双殒命。

两姊妹受辱之后又遭残杀，3名日军仓皇地穿好军衣，呼啸而去。那时候，挨了一枪又一刺刀的老者，其实还没有死，他血流遍体，又挣扎着爬向楼梯口，想要探看一下那已经惨死刀下的两姐妹，究竟“怎么样了”。然而，他奄奄一息，体力不支，爬行到了一半，仍旧猝然倒地。直到他的左右邻居，看清楚了行凶逞暴的日军确已离去，鼓起勇气过来探视，听老者断断续续地说了惨案发生经过，再到楼上，替那一对遍体鳞伤、气绝身亡的烈女穿好衣裳，回到楼下悲泣着告诉老者两姊妹已双双罹难，老者方才悲呼一声：

“天啊，这是什么世界？”

终于血流殆尽，一命归阴。

十二岁女孩遭毒手

12岁小姑娘的父亲，姓周，姑隐其名，他和他的太太，还有这个掌上明珠小女儿，一家三口，全都和我们一起，住在意大利总领事馆里，成为共生死、同患难的伙伴。可是，周先生的母亲，却住在中华门外乡下。周先生孝思不匮，时刻以他独居乡间的老母为念。因此，有那么一天，他便邀集了6位难友，组成一个“下乡团”，打算渡过中华门的日军封锁线。周先生要下乡探母，其余6位也想乘此机会，逃出终日杀人如麻的南京城。

那一天，周先生把7人“下乡团”组织好了，方始到我这里来备一备案，当时南京城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当然无法阻止周先生他们冒死逃亡，自寻生路，所以我只问周先生道：

“尊夫人呢，她去不去？”

周先生一脸苦笑地回答我说：

“我唯恐她此去路上或有危险，所以不叫她去，我只带我的女儿同行。”

当下，我便脱口而出地说：

“依我看来，令爱也是不去的好。”

然而，周先生却丝毫不以为意地答道：

“我女儿不过是个黄毛丫头，不要紧的。充其量，把她打扮成个男孩子好了。”

连他做父亲的都这样洒脱地说了，我当然不便再置一喙，否则的话，岂不是我杞人忧天、多管闲事了吗？当天早上八九点钟，我们这一群难友便帮着他们化装易服，掩饰行藏。周先生、董先生和同屋而住的5位难友，7个人全都穿上了破旧褴褛的衣衫，装扮成为苦力模样。12岁的周小妹妹，照周先生的意思，干脆女扮男装，装束得如同男孩子一样。

我唯恐周先生身畔所携的路费，会被日军搜查出来没收，还别出心裁地替他想了个主意，把钞票卷在一张油饼里，让他手拿油饼，边走边吃，不能吃到钞票，尽量避免引起日军的注意。

临行之际，再给他们一行8人，详详细细地检点一番。同屋而住的难友们，人人都觉得满意，似乎他们一行，全无破绽可寻。出城下乡的7位的装束，很像苦力。周家小姑娘，更像是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子。

于是，我们和心忧如焚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的周太太一起，直把这一队闯关下乡的8人，齐齐目送到街口，转一个身，倏而不见。自此以后，一心默祷但愿他们没有消息，便是顶好顶好的消息了。

然而，不到两个小时，我们便看见董先生神色惨沮，气色败坏地跑回来。我一见他，不由心中一紧，忙不迭地向他问道：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董先生眼中噙着泪水，他坐定下来，便愤愤不平地叫骂道：

“他妈的，日本人简直是禽兽！啊不！不！他们连禽兽都不如啊！”

周太太吓坏了，一迭声地追问：

“董先生，我先生呢，我女儿咧，他们怎样了，是不是也回来了呀？”

董先生眼睛望着周太太，又涌出了两股泪水。抽噎片刻，方始满脸苦笑地答道：

“周……周太太，请你放心，他们很好，而……而且都出城去了。”

但是周太太觑破董先生的神情，她仍旧惊疑不定，再三地追问详情。董先生却又碍在当着她的面，有口难言。一个盘诘不休，一个吞吞吐吐，局面越来越尴尬了。后来，董先生无可奈何，便只好一口咬定，他是挨了日军的耳掴，方始折回城来，憋了一肚子气，所以才说了那几句愤懑的话。加上我一个劲儿地敲着边鼓，才把周太太的满腹疑惑，给打消掉。不久，董先生眼见周太太回到她房间去，悄声地把真情实况一说，我们这才晓得，一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惨剧竟然发生了。

他们一行8人，一路顺利无阻地走到中华门。方到中华门的时候，日军便喝令所有出城的人都得排起队来，接受他们的检查。董先生他们明知道这一道关口非过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挨在人群里排起了队。日军的检查非常严密，每一个人都要搜身——其实呢，这便是日本兵的惯伎，所到之处，拦路打劫。董先生他们8个人先拿出了难民证，日军不过略看一眼，马上叫他们收回，然后便命他们自己打开衣服，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搜。幸好他们事先早有准备，人人衣袋里都有少数的钱，日本兵见钱眼开，花花绿绿的钞票一到手，立刻就挥手放行。他们当然无从料想得到，这8人绝大部分的钱都卷在油饼里面。

8个人全都毫无留难地过了关，仅只蚀了一笔小财，方自人人庆幸，心情轻松地走到中华门外金陵仓库，忽然听见后面有一名日本兵追上来，身上背着一支枪，他正用不纯熟的华语在吼叫：“站住，站住！”

8个人全都面面相觑地站停了脚步，不知道这一名追赶上来的日本兵，又有什么花样。他们万万料想不到，鬼子兵一见他们站住了，便大步向前，一语不发，单单把周家小姑娘往一间空屋里一拉。

剩下来的7个人，惊得魂飞天外，尤其是小姑娘的父亲周先生，更是又气又急，脸上都变了颜色。他正要急起直追，鬼子兵已经将大哭不止的小姑娘拉了进去，砰的一声，将空屋的门关上。当时，大家还以为日军纵使遍地淫掠，对于一个12岁尚未发育的女孩子，多半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的。然而，当他们七手八脚，把悲愤交集的周先生拉住，免使他遭了就在附近虎视眈眈的日军毒手时，蓦地，空屋里连续地响起了两次枪声，小姑娘顿时就停止啼哭，不再出声了，须臾，又有一声凄厉的惨呼，从空屋里传出，连小姑娘的父亲在内，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个方只12岁的小女孩，竟会惨遭鬼子兵的蹂躏！那时候，每个人的胸腔，都有熊熊的烈火在燃烧，周先生愤激得泪流满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鬼子兵的枪尖之下，没有一个人敢于冒着生命的危险，把那个正受无情摧残的女孩子搭救出来。

苦苦等待的那几分钟，竟像几天几夜一样漫长。董先生想起那个小女孩的遭遇，以及自己的坐视悲剧酿成，无能为力，他憎恨自己。噙着满眶的热泪，他再也不忍看那惨绝人寰的父女相会一幕了，他愤愤然地转身回城，放弃了这一趟可能逃出虎口的行程。

事后回想，董先生方才憬悟，他们在城门口被搜身检查的时候，那一名无恶不作的鬼子兵，早就发现了周小姑娘是个女孩子。因为，日军明知在他们的淫威之下，全南京的少妇长女，逃的逃，躲的躲，易服的易服，连五六十岁的老婆婆，也没有一个胆敢在日军跟前抛头露面。他们为了防止女孩子女扮男装，居然施出最卑鄙、最下流的伎俩：每当检查行人，搜劫一空以后，还要在被检查者的裤裆里面捞一把。就这一捞一摸之间，少女长女就再也无法遁其形了。

半老徐娘大遭其殃

周家的惨剧发生以后，不上几天，居然就在我所住的意国总领事馆楼上，我亲眼目击了一幕人间地狱的惨剧。在意国总领事馆的隔壁，有一幢很完美的洋楼，门墙高大而坚固，在我所住的房间，凭窗眺望，可以把那边的情景一览无余。那幢楼房的主人也是走得不知去向，南京城陷，便有四五十位难民，搬了进去居住。其中有十几位女子，都是儿女成群，徐娘半老，总以为鬼子兵不会看上她们的。因此，当鬼子兵第一次前去搜劫时，她们和孩子都未曾躲避。

那一天，隔壁洋楼门外来了几十名鬼子兵，领章有黑有黄，却既无部队番号，又无官长。他们猛力敲门，一个难民开门略迟了些，便被他们一把揪住，拳脚交加，打了个半死。直到他们瞥见大客厅里还有女人，马上就放了那个奄奄一息的开门者。鬼子兵有的厉声叱喝，有的浪声大笑，先把大客厅里的男人统统撵走，再将半老徐娘们拉了过来，当着小孩子的面，光天化日，明目张胆，就在大客厅里，把半老徐娘们的衣裳剥得精光，然后集体演出丑剧，三对一，五对一，去而复来，周而复始。被凌辱的女人起先高声哭叫，往后便只有声声求饶。孩子们怎会见过这种骇人的景象，一个个的全都吓哭了。这时候，正淫其母，灭绝人性的鬼子兵，居然会腾出一只手来，拍拍孩子的头，肆无忌惮地说：“不怕，不怕！不要哭啊！你妈就来了噢！”

客厅外，庭院里，那些女人的丈夫们，一个个失魂落魄，面红耳赤。有人伏在墙上，哀哀地哭；有人双手抱头，木立不动；老年人直在摇头拨脑，唉声叹气；也有几个人背负双手，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他们一脸的焦躁羞愤，抓耳挠腮，跌足叹息。从客厅看到庭院，我但觉得胸口一阵阵地抽痛，怒发上指，握爪透拳，我只有紧紧地闭上眼睛。

还以为这一次集体轮奸，很快地就会成为过去的呢？殊不知，一个兽欲已达，裤带犹未系好的鬼子兵快步走出门来，上了大街，又遇见了一队鬼子兵，又是好几十名。于是，鬼子兵呼朋牵侣，轻佻诡谲，那一批还在辣手摧花，这一批紧跟着又一哄而来。一批又一批，川流不息，大客厅里备受荼毒的女人，已经有气无力，连呼救声都发不出来了。

日寇陷我南京，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使南京城成为鬼蜮境域，恐怖地带，没有一个男人，敢说自己能活得到明天，没有一个女性，敢说自己能保得住贞节。固然，也曾有人说，鬼子兵是相沿军阀时代攻城略地的恶例：纵掠三日，封刀安民，过三天就不会有事了。然而，三天，一个礼拜，一个月……犹仍不见停止。甚至于三个月后，都还在四处搜劫，遍地淫掠如故。在南京城里苟延残喘、忍辱偷生的同胞们，只有无语问苍天：何时能够重见天日啊？

日军占领下的中国妇女，怎能有天日可见？郭岐先生的感叹只能让苍天一起跟着滴血……

第四章 奸绝淫杀（莫愁湖的哀号） 15.日军自述：天天“花姑娘的干活”

日军侵华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像无辜地戮杀中国百姓这样的事，当时的日本军方和政府有相当严格的纪律，也就是说，不经军方和官方审查，绝对不能将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指杀人放火的事随便讲给家人和亲友听，更不能写文章。在日本侵略者宣告投降后，日方对所有回国的将士都有最为严格的审查措施，在战场上的“日记”、“笔记”等见诸文字的东西一律禁止带回，一旦发现是要受严惩的。因此现在想从日方获取这方面的第一手史料非常不易。然而，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还是获得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日本老兵们当时留下的“日记”等。战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包括现在，一些对战争有反省意识的日本老兵们，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加之越来越悔恨战争，陆续有人开始写回忆文章，这使得当年日军在中国包括南京大屠杀时的罪行有了更加真切的反映。另有一些爱好和平的反战人士，如松冈环女士等更是自己行动起来，亲自找日本老兵调查核实其在华时的罪行，故而笔者有机会获取一部分日本老兵自己写的反映他们在华时强奸和轮奸中国妇女的材料。

一个男人强奸或参与轮奸女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要受到严惩的，但几乎没有一个强奸和轮奸过女人的男人会主动把这样的事说出来。战争中强奸和轮奸女人应该说不是只发生在日本军队里，但日本军队在中国特别是在占领南京时期对妇女的伤害，是特别残忍和可憎的。日本官兵自己也承认：几乎没有人干净过。强奸和轮奸女人就像“吃饭”一样，是他们“必须”和“随手可得”的事。

有事没事，“找花姑娘”；“征粮”、“征发”的主要目的也是“找花姑娘”；白天黑夜“找花姑娘”……当兵的“找花姑娘”、当官的“找花姑娘”，在南京沦陷的日子里，日本兵所做的最“来劲”的事基本就是这一桩。

“这场战争最糟糕的不是被烧掉的建筑和被摧毁的家园，虽然那也很糟糕，而是男人永远不会再回来，而妇女终生都要伴随强奸带给她们的身心痛苦和伤害。我几乎不知道男人被带走杀害和妇女在恐怖中幸存下来变成惊弓之鸟，哪件事更令人悲伤。”美国人米尔斯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这样形容他所看到的日军给南京百姓留下的最悲惨的情形。

“搞女人的事，是不会随便写在日记里的。”一位日本老兵的后裔这样对笔者说。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在极其有限的日本老兵的“日记”里找到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如原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33联队第1大队的田中士兵写过的《田中日记》中就这样记述过：

1月20日

分队的人终于带女人来了。她哭着说：“家里有婴儿，让我回去吧。”我们虽然没有父母的慈爱心，但觉得她很可怜。某某、某某家伙做了“好事”。

1月22日

又有姑娘被拉进来了。吵闹了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下面是日本老兵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接受调查访问时所自述的在南京强奸、轮奸中国妇女的原始材料——

秋山源治：

想要饭吃，就用性来换

我们在难民区也发现了姑娘。姑娘的征发，刚开始是闯进房子里搜查，一旦发现女的就干了。

攻陷后过了10到15天，我去了难民区。到了那里，我就说“剩饭跟×交换”。当时我是连锅端着去的，所以就说跟这个交换。跟女人，你就说“饭、饭、性交”或者“×，交换”。这么一来，女人就说把那剩饭给她。（很多人逃走了）房子哪里都空着，所以我说一声“走吧”，就干了。那时候局势已经稳定下来很多了。

鬼头久二：

发现女的便就地强奸

扫荡的时候是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如发现女孩子，当场就给强奸了。女孩子们大概都躲在床下或窗帘后边。被发现的时候，不知是害怕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没有反抗。因为没有受到宪兵队的阻止，所以可以随便干，没有限制。女人们脸上都涂着墨水之类。想不起来自己强奸了多少女人，只有一件事有印象，那是抓到逃跑的母女俩时，母亲说女儿还小，所以求我们只对自己来，我说了句“笨蛋”，把母亲推开了。干的时候是两三个人一起干。干的时候当然觉得不好，也想过，如果日本被占领，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女人被强奸该怎么办。但是，当时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所以趁还活着的时候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跟天皇的命令什么的没有关系。这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在南京当然有过强奸的经历，并且是不分场所，有很多空房子，就在空房子里的床上干。平时也拿着米去向母亲要女儿。还有，有的女人是自己从难民区走出来，用自己的身子换大米。米是我们自己吃的大米，一回给装满一只袜子的量［相当于5合（日本的计量单位，1合约0.18升）］。不是在南京城，而是在南京郊外，如果被宪兵队抓住的话比较麻烦，所以就杀死了女人。我是只在扫荡时进城的，也杀过人。

从这些事情来看，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有过的，我认为是干了坏事。

井户直次郎：

扫荡时的主要兴趣是强奸

（强奸）是所到之处都有。这是少不了的事情。在所到之处都目睹过扛着女人和强奸妇女的场面，连老太太也抓。强奸后就给杀死了。残酷极了。

陷落后过了两天，到下关进行征发的时候，在民宅征发过米和食物，那时也征发女人。打开屋里的衣箱盖时，发现里边藏着年轻的媳妇。因为是缠足，所以逃不快，就抓住了，就地扒掉衣服强奸。因为只穿了一条裤子，里边没有穿内裤，所以马上就可以干了。干完后，对方虽然说了“不要”，但还是对准胸口开枪杀死了。这是一种默契。如果以后宪兵队来了，事情败露的话要算作罪行的，所以给杀掉了。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干完就杀掉了。

过了好长时间，治安有所好转，宪兵队让部队所有的士兵排成一排，把受到强奸的妇女带过来，让她们指出是谁干的。跟平时不一样，这次不算有罪，只是被骂了一句“不要再干了”。不算有罪，也不算别的什么，只是挨骂而已。我们随心所欲地作恶，10个人里竟然有9个人干过强奸，还自吹自擂引以为豪呢。

大部分的部队都带着称为慰安妇的30多名妇女一起行动。几乎都是朝鲜的妇女。我们的部队也设置过慰安所。不是设在中队，而是设在野田部队的联队里。在南京（驻屯地）的光华门附近也设置了慰安所。

对城里女人藏身的地方也是了如指掌。年轻的、年纪大一点的都干过。干完后如被发现的话会惹来麻烦，所以就给杀掉了。不管是进南京之前，还是进南京之后，强奸妇女可以说是任你随便干，干多少都无所谓。还有的人自吹“干了70岁的老太婆，腰都变轻了”。在城里也有很多妇女被留下来了，几乎都藏在洞里边。即使设立了慰安所，也没有减少强奸事件。慰安所的妇女都是朝鲜人，分为军官用和一般用。费用大概是1日元或2日元。一般士兵的工资是8日元左右，我因为是伍长，所以有15日元左右。我们的分队还算好的，别的部队更是乱来。分队的士兵们几乎都经历过（强奸）。如果去城里干的话可以“白干”的。

还去过只收容女人的难民区（估计是金陵女子大学吧）。在屋里指手画脚地任意挑选，并且当场就干了。跟我同一个部队的，忘了是谁，在强奸的时候，被中国的败兵打了头部。从那以后强奸时，都会有人给你放哨的。是不分昼夜地干的。一般是以一个分队为单位行动。可能去过十几次。几乎所有的分队都是这样。同伙相互说“给我盯这边”、“给我盯那边”，干的时候也不顾虑旁边有没有人。说什么“结束了吗？这回该我了……”就是这样的情况。

士兵是一边说“死了，死了”，一边把女人带出来。女的也害怕被杀，所以立刻答应了。脸上虽然涂着锅底的灰，但是马上可以看出来的。每天净抓女人，虽然也害怕，但有意思的事情更多。

东征雄：

即使饿着肚子，看到女人就来精神了

……当时我25岁。从神户港出航，叫“利根川丸”的船上装载着1000人左右的士兵到达了南京。从那儿开始，参加了大别山和汉口战役。在我前面的士兵都参加过南京进攻战。听说过9师团的杀人，是让支那人往栈桥上跑，他们从后面开枪打死的。

在支那，根据队长的命令，为了给国内来的人壮胆，用刺刀刺死过捆绑着的支那俘虏。支那人“呀”地发出了叫声。第一次是在安陆战役时干的，在讨伐中也放火、征发，干尽了坏事，都是跟先来的士兵学的。闯入老百姓的家里，只要见到好一点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全部都偷回来。在支那是就地征发，所以任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偷什么都可以。

大家都把领章（所属的部队不同，领章的颜色也不同）摘掉后去抢东西。肚子虽然饿得受不了，但只要看见女的就立刻来了精神，一把就把女人给抓起来了。……部队里的所有人都干，就算默认吧。把女人打得半死不活的，因为反抗嘛。女孩子往往是不会让放过去的。反抗的就打，乖乖让干的就可能不杀，不让干的人就要杀掉……

有战友战死就产生了复仇心，想对中国人干残酷的事。不知杀死了多少人，记得有一回用手枪杀死了女的。冲进民宅让父母交出女儿，不交出来，就开枪打死了。受惊吓的女儿蹦出来看究竟，把她抓起来，大家一起干了，是6个人干的，最后女孩子好像死了。我没觉得可怜，认为“要恨就恨蒋介石”。在征发和强奸的时候也是认为“坏的是蒋介石”。我一直认为日本是“神的国家”，所以干什么都可以。当时我还一直想“干人们都干不了的事”。

大东亚战争的时候，在苏门答腊也跟荷兰的妇女睡过觉。不是在慰安所，是在俘虏收养所。跟那里的（被收容的）女的干的，干了与支那时一样的坏事。因为女人都饿着肚子，所以就用吃的引诱她们。日本战败准备回国的时候，受到了收容所二三十名妇女的“验明脑袋”，就是说要揪出干坏事的家伙。我因为剃了胡子，所以漏网了。可怕极了。

在支那，进村子之前，如果是进行抵抗过的村子，就放火烧掉。这是报复。杀死的支那人有10人或20人，这以上就记不起来了。只有一个是开枪打死的，剩下的几乎都是用刺刀刺死的。几乎都是男的，也有两三个女的。因为没有交出女的，所以给杀了。用刺刀刺很不容易死，就是说一刀下去也死不了人的，有的刺两刀也不死，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去看还在“噗噗”地吐血沫。这时候，我就说“你要恨就恨蒋介石吧”。对于（杀人）没当回事。不是我一个人干，而是大家都在干。大家都很年轻，都想女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喝一口国内的水，抱一抱国内的女人。支那女人身上发出的味儿不一样。台湾有台湾的味儿，朝鲜有朝鲜的味儿。可能是吃的东西不一样吧？（强奸过的中国女人）有10人以上，大概是30人左右吧。记不清楚了。……第一线部队就是这样的。第一线部队是无情的部队。说是去讨伐，其实是去抓女人。因为讨伐往往是突然袭击，所以女人来不及跑掉，抓起来比较容易。当时的目标就是这个。对老人和小孩子没有动过手，我只干年轻的女孩。

田所耕太：

把女人抓到驻屯地，由分队养起来再……

到12月15日为止是进攻战，从16日到（次年）1月11日是在南京附近当警卫。南京郊外开始出现了慰安所。是用玉米皮编的小草屋，窄得只能放一张床。女孩子有十五六个人，都是朝鲜女孩。士兵都站在外边排队等着。我因为是下级军官，所以等士兵们（从女人那里）走了以后才去的。价格是1日元50钱到2日元左右，是用军票支付的。日本的钱是一分钱也没有。在分队里训练的时候是把女人抓到驻屯地，分队养起来。待一星期或两星期就给放了，再去抓替补的过来。去寺庙里的话有很多，因为寺庙大，所以周围的女孩子都逃到寺庙里避难。去那里的话就有了。普通老百姓的家里也有，只要毁坏二楼，就会发现藏在那里的女孩。女孩藏在二楼稻草堆里，由父母每天给她们送饭。

分队是在民宅驻屯下来的。带来3个左右的女孩子，供住供吃，玩腻了就给换掉。刚开始姑娘们只是哭。但是，只要带到分队给她们饭吃就没事了。行军时（在去南京的路上），只要发现（女人）就干，就是说把背囊放在旁边，就地给干了。有年轻的，也有50岁左右的，都是农家妇女。父母没给藏起来，放东西的阁楼里和寺庙里藏得最多了。进军的时候自己心情会变得粗暴……干了50个人以上。现在想起来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情。自己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成了真正的畜生。上司们不会注意你的，因为自己也在干。也没有宪兵来，在中国的时候一次也没有见过宪兵。至于干完了给杀掉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干过，而且也没有听说过。所以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情况。但是，在上海和南京经常可以看见女人的尸体。在北支也见过，是裸着身子的。进攻南京和徐州的时候，因为忙于战斗，所以没有时间去干。那时候，最要紧的是吃，每天只是拼命地去找鸡蛋和鸡。因为我忙于照顾队长，所以没怎么去偷。

三木本一平：

以抓阄儿的方式轮奸女孩子

在南京，因为闲着没事儿干，就强奸了女孩子。部队的士兵们随便出去征发女人的事情，其实军官是知道的，但什么也不说，等于是默认了。因为男人嘛，有一年半载没有跟女人睡觉，是憋不住的。如果是男人的话，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人的话总想跟女人睡觉。闯进民宅的话，到处都有女人藏着。有藏在家里的，也有藏在稻田里的。几乎所有的女人脸上都用锅灰把脸涂得很黑。支那的女人因为不洗澡，所以很脏，但像住在南京那样的都市里的女孩，很多是弄得挺干净漂亮的。只要说一句“×看看（露出性器官的意思，士兵们使用的中国话）”，几乎所有的女人都老老实实地把衣服卷起来，露出来让我们看的。在挂着国际红十字旗的地方，南京的女孩子都逃进了那里。街上没有女孩子，所以搜查女孩是在到郊外进行扫荡的时候抓的，在稀稀拉拉地连接在一起的村落里干了坏事。

找姑娘是以分队为一个单位或几个人成伙一起去的。只要抓到了，分队的几个人就上前按倒，以抓阄儿的方式决定强奸的顺序。如果抓到第一的话，要把姑娘脸上涂的灰擦干净，然后才能干。五六个人轮流按着，姑娘已经吐白沫了。士兵们是如饥似渴。女孩子怕被杀死，所以全身直打哆嗦。在南京两三个人一伙去找姑娘的时候，房子里躲着一个穿着漂亮的中国衣服、像是国民党高官的夫人似的女人。我们对她说“×看看”，她是害怕被杀死吧，丝毫没有抵抗，老老实实地把衣服下摆拉上去让我们干了。事情结束后，因为让我们干得舒服，我们还向那个夫人说了声“谢谢，谢谢”，握手道别了。士兵们都很年轻，想到明天可能死掉，就更加急切地想和女人睡觉。抱女人是谁都愿意干的事情。……

听说过干完女孩子后，为了封口而杀掉的事情。还听说，有的部队让支那男女交媾，他们看着取乐。

拉来十九、二十岁的姑娘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跟过来，把头磕到地面上，做出求我们放过女儿的样子。但求也没有用，因为士兵们都是如饥似渴，没有一个人去听他们的。三五个人按住还没有跟男人睡过的女孩，那女孩当即就昏过去，嘴上直吐白沫。父母说“不要”，但我们还是非干不可。我也干过，但干这种事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全日本的士兵都干过这种事，只看你说不说出来罢了。因为是男人嘛，分队里如果有10个人，就有10个人干过。战争拖得越长就越想女人，别的部队也一样地干。人嘛，都一样。

大田俊夫：

抓来做豆腐的，让他找“美女”

一般的女孩子不得不都听从我们的话，只要反抗就收拾掉。如果碰到有力气反抗的，就认为是娘子军，也给杀掉。也有不就地杀死，而是让她们扛行李，带到别的地方强奸的。队长发现了，也只是轻描淡写说一句“不要干坏事啦”（嘿嘿嘿地笑）。队长也是男的，所以知道部下们在干什么，也不会去追究的。我们“是、是”地答应，一般是干完后几乎都放姑娘们回家。

做饭也使用中国人。我们一个分队抓的中国人是一男二女，让他们烧饭、洗衣服。倒是抓了能做事的中国人。男的是做豆腐的，刚抓住时他很害怕，全身直打哆嗦，拼命地求我们说“饶我一条命吧”，还在纸上写了“饶我一条命”，看上去有点儿学问。我们觉得这个男的可以用，就给他发了写着“公用”字样的臂章，留在分队里使唤了。

做豆腐的带路带得很好，因此可以偷来好多肉和鸡、毛毯及短裤等东西。因为他是做买卖的，所以对街里是了如指掌，加上有日军的臂章，所以不停地偷来手表和肉什么的。别的分队都很羡慕我们的分队。他还带来做豆腐的锅给我们烧饭。

接着让他去了绸布店里把我们的短裤和被子都偷过来。那个人还叫来两三个同伙，从店里偷了东西后竟然倒卖起来了。大模大样地把支那人的好东西偷来，干得还挺起劲儿呢。虽然店里的人挺可怜的，但我们还是得了好处。

我们在纸上写了“美女”二字，交给做豆腐的，用手势命令他去带来。男的马上说“挺好，挺好”，就出去了。“挺好”就是好的意思，说女孩子“挺好”是漂亮的意思。他去了难民区，很快就带过来两个漂亮的女孩子，是穿裙子的女子学校的学生。给她们每人一间房子，白天让她们洗衣服，晚上当然不放她们回去，留在分队里供我们玩儿。我们都很年轻，所以免不了要“洒一高”（性交）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分队在南京是十来个，两个女孩子足够玩儿了。但只放在我们的部队里，关起来不让她们出去。外边到处都是日本兵，她们也知道如果逃跑的话会被抓回来杀死，所以不会逃。我也同做豆腐的一起去绸布店里扛来绸缎、闪闪发亮的衣服给女孩们穿，让女孩子高兴。别的部队都很羡慕我们，也抓来女孩关起来。在南京去征发姑娘的时候，女孩子们都在脸上涂锅灰，涂得很黑，扮成了老人。但我们还是能辨认出是年轻人，因为是敌人的女人，所以都有想强奸的念头。

只要说“没有命的、开放”，拉开胸口的话，女人就猜到要干什么了。我们拉走女孩时，女孩子的父母或祖母跟出来求饶，我们不是给刺死就是放火，然后才回来。这是命令，听说如果不服从命令的话，就送到军法会议去。我们进南京的时候，那边的人是挺可怜的。

我们是轻机枪队，所以分散行动，在步兵掩护下打枪，不打的话不行。一定要在别人先动手之前杀掉对方，想活着就得杀人。只要放开胆子去杀就有功劳，就可以得到勋章。死了就不行，活着就要尽量多杀对方。13日，在扬子江边，步枪队一开枪，轻机枪也扫射起来了，只要谁说一句“下一批”，就把人排好打死。那时候我是以给战友报仇雪恨的心情扫射的，兴奋得连女人和孩子也杀。“南京是敌人的首都，大家都很辛苦，许多战友战死了。这回该让你们尝一尝苦头了，你们这些兔崽子。”因为战友死了，所以看见活着的中国人就恨。

南京大屠杀是存在的。说没有的人都是后来进来的人，是从东京过来稍微看一看、转一转便去南京的人说的。我们士兵是看见过的。

现在中国和韩国提出赔偿的问题，可怜的人真是太多了，日本让他们受到了残酷的遭遇。被谴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南京大屠杀是存在的，是我们亲手在扬子江边开枪打死了好几万中国人。

泽田小次郎：

扫荡的首要目标是女人

无论哪里的部队，当时只要是最先冲进了城，就肯定干得很彻底。强奸妇女、征发物资、杀人什么的，恐怕任何一个部队都做过吧！

我想，强奸妇女的行为相当普遍。战役结束后去扫荡，我们有的士兵被中国人扔进小河杀死，有的被扔到水井里。也就是说，一两个人去征发妇女，反而自己被干掉了。妇女不大出现在第一线上，扫荡的时候却到处都能见到。可能是战争一结束，她们就回到后方来了的缘故吧。妇女们经常躲在旱地里。有时候你一拿起水缸的盖子就能看到有女的躲在里面。我们的士兵好像是经常在这些地方发现她们，然后把她们强奸的。南京进攻战当中，大家一发现稻草堆就放火，里面就有妇女跑出来。战争发展成那么大的规模，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想象得出来。那和两三天的战役不一样，时间长，休息时间也长，休息期间给人的感觉是随你怎么玩都行。部队一驻扎下来就马上去附近的村庄进行征发。扫荡的话，首要目标就是妇女。我们这边尽是男人，而且又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所以事情也是很容易想象的。

慰安所被认为是士兵所必需的设施。部队刚驻扎下来不久，就有从军慰安妇被带过来了。如果没带过来，就会对居民犯罪了，所以我想，她们是为了防止不好的事情发生而被带来的。慰安所是部队驻扎下来后10天或15天设立的，南京城内热闹的地方就有过。下关也许没有。虽然我们联队没在城内干过，不过我想胁坂部队附近肯定有过。虽然没有亲耳听说，但是想来一般是设在部队附近的。慰安所到处都有，分不清是哪个部队设立的。慰安妇当中有朝鲜人，也有日本人。一旦治安好转，日本妇女也会不断进来。部队里要去慰安所的人每天都有。我们中队没有慰安所。我当时还认为慰安妇是由专门负责慰安所的部队带来的呢。我也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样的地方把人给拉来的。

川中洁一：

征发姑娘时两三个人去，征发粮食时则是一大群去

战斗开始的时候，随身口粮分到10天的量，除了米还有副食，所以想想带着走也很不容易吧。我有马帮忙，倒是很轻松。在来南京的战斗过程中，分队也进行了粮食的征发。就是赶赶鸡，赶赶猪，靠在当地置办生存了下来。

南京还多少有点米，可还是稻谷，所以我们也曾经自个拿臼舂了吃。攻陷以后，部队的流通也好起来了，这时候就靠军队的粮饷过活了，再适当征发一些猪呀鸡呀的副食。

征发物资是大家一起去，如果去征发姑娘，就只有少数两三个人去了。这些人尽管知道姑娘躲藏的地方，但是偶尔也会中埋伏的。

经过艰苦的战斗建立了赫赫战功的人当中，也有误入这种地方死的。为了不在那种情况下白白牺牲，见到败兵我们就袭击讨伐他们。去征发物资的时候，我曾经偶然看到外面的小屋里藏着二三十个女人。她们在屋里盖了稻草藏着，不过我什么也没干就把门给关上了。

每个联队都设立慰安所。我想，如果不正式设立慰安所的话，我们就会去征发女人，干下坏事，所以慰安所还是必要的。我们没在那儿待多久，所以也不太清楚南京的情况，不过，下天津的时候我曾经去那种地方玩过。因为大家全都是年轻人，有一种一时半会儿也忍不住的感觉。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也许多少有点不一样吧。上了第一线，吃饭睡觉全在一块儿，相互之间谁也不知道今天或者明天谁会死掉，所以不管新兵还是军龄两年的兵，都去征发妇女了。

下山雄一郎：

越是有老婆的人越要去强奸

我们是从上海乘船沿长江去的南京。过了一座小山，马上就进了南京。我们在埠头让人把马拉下来，骑马进去了。最初是乘很大的汽船。那时候离南京陷落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没有看见过尸体。

进了南京，我们在城外的步兵学校负责警备任务。攻陷以后进去警备，出城以后又布置了航空和飞机的警备任务。我只去干了航空的警备。当时是爬上步兵学校所在的山头进行警备。

城里没有一个活人。到了城内警备放哨的时候就毛骨悚然。听说还有败兵，所以挺担心自己是不是会被干掉。

早会的时候，9师团曾经发出“禁止去难民区”这样一条命令。

也有人去征发女人。可能越是有老婆的人就越是忍不住吧，他们经常强奸女人。骑兵当中也有这种人。他们抓住女人就在百姓家里干了，我甚至亲眼见过在路中央干的，就是我们中队的。师团不是有过“不准强奸”的命令吗？听说宪兵也进城了，不过最终还是没来。

他们强奸过女人之后就杀掉。听说我们师团也有这种事，我还听他们洋洋得意地讲过。说什么他一个人在路中央强奸，支那人都见到了。

我们因为是新兵，所以没去那种地方，但是肉和吃的东西是征发过的。他们告诫过我说，征发“会中埋伏，别单独行动”。征发的是鸡啊什么的。因为人必须得吃东西啊。征发是要去农家的。鸡、米、玉米等等，就成了大行李到来之前的粮草。

联队长经常说：“不准调戏妇女。”妇女到处都有，都藏在普通百姓家里。一旦进入了我们占领的地方，她们就往脸上抹锅底灰。抹上了锅底灰，看上去像老人，不过我们还是看得出哪是年轻人的。一次，四五个人去村里征发，女人吓得动弹不了，是因为敌人进来了的缘故吧，我们就轮奸了屋里的女人。

大川护男：

我是新兵，负责找女人，自己也干

我们干的尽是后方的事情，在第一线过去之后，搜查躲着的那些人，搜出了很多女人。女人和女孩子往脸上抹了脏东西，把自己弄得很丑。有的士兵做得很过分，抓到年轻的就杀掉什么的，我见过。我也经常看到裸体的女尸，其中有一具那里（性器官）插了根竹枪一样的东西，一丝不挂，摆成了“大”字形。看着这些，我就想，我们在干恶劣的事情啊！

驻扎下来以后，我也曾经去搜过慰安性质的女孩子，当场干了。部队里有人说，这种时候哪怕稍微干点坏事，之后被人知道了也很危险，所以干脆杀了她，干了坏事就把人杀掉。听说有的部队说是他们抗日思想顽固，就下令统统杀光。比如说，只要怀疑他藏了武器，或者觉得有点可疑，就把房子统统烧光。从上海到南京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属于后方部队，所以经过的都是已经烧成了灰的村庄。

在南京，我们在城内以分队的形式驻扎了大约一个月。南京当时是中国的首都，繁华极了，有丝绸，有棉被，什么都有。房主逃走以后，房子里还有好东西没来得及带走，只要是能吃的，我们什么都征发了。在分队，分队的10个人轮流出去征发女人或者食物。我们也去征发，乡下虽然有人，却没人抵抗。就算还有男人在，他们也只是怕日本兵，怕得跪地求饶。

我是个新兵，所以就负责去找女孩子。不去找就会挨骂，所以我们也顾不得其他了。上头说的话绝对不敢违抗，所以我就拼命去搜女孩子了。她们藏的地方不是房子，什么也不是。她们藏在墙呀砖头之类的后面。除了房子，连竹林和田里的稻草垛也躲。如果带回来两个女人，就必须送给中队长一个。剩下的一个，就从分队10个人的头头——班长开始轮奸。我们是新兵，所以想都别想了呐。就这样，轮奸完了女孩子，就把人给杀掉了。

我参加了战争，也曾经被扣押在西伯利亚。

这场战争，我想，是场日本人自我感觉太过良好的战争。日本的军队太为所欲为了。在西伯利亚这个地方，我们不得不劳动干活。军官待在别的宿舍里头，情况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我们这些下面的小兵是一样的。做下恶劣事情的人得到了同等的报应。

不能再发动战争了。

森田太郎：

把女孩子拉来放进中队的私设慰安所

支那事变开始时，我在3大队本部。

到南京光华门前后走了一个月，一路上都有战斗。去南京途中的战斗，敌人一副要逃跑的架势，根本没打头。到达南京是在12月中旬吧。结果光华门是急着赶到了，可行李又重，粮草又没跟上。两三天的话还能有米吃，可没想到接连一个星期到10天左右都没来。这种时候就要在当地征发了。去当地征发的是士兵。进了中国农户家里一看，也没个人影：逃了。不过，女孩子什么的倒是有的。居民很老实，都没反抗。

征发姑娘我们也干了。农家的女孩子爬上天花板躲着。只要看一眼这家的家具，我们就能晓得里面有没有女孩子。说是去征集食品，其实就是食品跟姑娘一块儿找。可能是语言不通的缘故吧，我们也没遭到反抗。女孩子都浑身发抖。这种事是各分队独自行动的。也有的分队把女孩子拉过来私自设立了慰安所。基本上一个大队有10个左右的姑娘。姑娘们由军队管理。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把女孩子给拉来的，可我知道里面有很多朝鲜姑娘。在淳化镇，女孩子都是征发的时候抓的，所以没有设过慰安所。在淳化镇，也发生过士兵去征发的时候强奸女孩子的事情。

小寺忠雄：

当地掠夺和队长玩女人

（辎重16联队）某个中队长是带着女人逛大街的。因为上司都这个样子，所以只要想干坏事，不管多少都能干。我也喜欢女人。分队的士兵们把抓到的女人带来，说“玩吧”。不管女人怎么不愿意，我们只说“好好”，大家就躲起来干了。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兵确实干了不少坏事，但也有不干的士兵，因为在家里是全心全意拜神的。士兵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

类似上面的日军老兵“自述”，只要心态正常的人，读了这些文字都会有想吐的感受。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兽性。

第四章 奸绝淫杀（莫愁湖的哀号） 16.独一无二的“奸情报告”

关于南京大屠杀，其实除中国之外，在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一些大学档案馆里也保留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史料大部分是当年留在南京城内的那些新闻记者、神职人士和公司外籍职员保存下来的，而其中多数是当年坚守在城内，用自己的生命和宗教信仰保护了无数中国难民的“安全区”里的国际友人，笔者把当年这些国际友人亲历所见并专为控诉与揭露日军强暴与残杀中国妇女的情况而形成的实录式《日军暴行报告》摘编出来供读者参阅，以便公众更真切地看到日军的野蛮罪行。

从历史档案中所查阅到的“报告”内容是以条目形式出现的，文字非常简单，且这些“报告”是多个人收集起来最后合在一起，作为向日方提出抗议的材料，因此条目秩序与时间顺序上并不统一。整个《日军暴行报告》包含了日军杀人放火残害中国百姓的内容，其中日军强奸和轮奸妇女相关的内容就多达400多件，由于篇幅有限，下面摘录一二十件，一窥日军的暴行——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前，山西路姚清思来报告说，日本兵闯入他家，把他的儿子姚蜀旗（首都警察四分局副局长）和十九岁的孙女抓走了。

据十二月十八日报告，宁海路上，日本兵向一孩子强夺半桶柴油，孩子因不愿继续运送，痛遭鞭挞。平仓巷六号的一只猪失窃。五个日本兵强抢许多匹小马。颐和路十二号内的几个姑娘被凌污。七个日本兵轮奸某茶馆内的姑娘，十八日香消玉殒，年仅十七岁。昨夜六时至十时间，三个日本兵奸污四个姑娘。日本兵数人轮奸莫干路五号的一个姑娘。昨夜，日本兵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绑去三个姑娘，今晨释回，均憔悴不堪。平安巷的一个姑娘被三个日本兵轮奸而死。在阴阳营一带，奸淫掳掠搜索的事情，不断发生。

据十二月十八日报告，广东路八十三号八十五号收容难民五百四十人，自十三日起至十七日止，日本兵三五成群，前往搜掠，一天有许多次。今天仍继续抢劫。日本兵每晚用卡车架去年轻的姑娘，第二天早上释回，被奸污的妇女已在三十人以上。妇女和小孩彻夜号哭。凄惨的情形，不胜毕述。

十二月十九日，据报告，日本兵闯入北平路五十九号第八区卫生调查主任的住宅，昨天六次，今天七次。前天，该处有两个姑娘被奸污，今天又有两个姑娘被奸污，其中之一，因摧残过甚，性命难保。今天，日本兵还架去一个姑娘。宅内难民所有财物，悉遭搜劫。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两点半，当菲济先生正准备动身到动力学教室去接两位女生来校办事，这时机工跑来说日本兵已经发现她们了，正要奸污她们。于是我们立即去平仓巷十三号，看见三名日本兵正在门房奸污这两位赤身妇女。我们当即制止他们，其中两个日本兵立即逃跑了，另一个日本兵还在寻找那位看大门的男人，检查他的手、背和足部，怀疑他是当兵的。这时两位被奸污的妇女赶快穿上衣服，跑进了菲济先生的汽车，驰往金陵大学。

十二月十七日夜，日本军官一人领导搜索队强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的职员齐集大门口，约一小时之久，该军官撕毁证明已经搜索的文件。同时，日本兵则闯入收容所，绑去妇女十一人。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七时半，两个日本兵轮奸怀孕九月的十七岁少妇，九时，阵阵腹痛，十二时，婴孩落地，今晨二时送入医院，产母神经错乱，婴孩无恙。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三时，三个日本军官闯入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的办公室，职员偕翻译和他们谈话，但他们置之不理，叫职员离开办公室，白昼宣淫，强奸了两个女人。

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兵闯入国际委员会德侨舒尔茨·潘廷(Soze Pantin)的住宅，该宅现由马吉牧师、进行恢复电力的波德希沃洛夫和给日方修理汽车的齐阿尔三人合居。日本兵在马吉牧师的许多中国朋友面前，强奸几个妇女。那些中国朋友目睹兽行，惊骇不已！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约有妇女一百人拥到我们的办公处来躲避。她们都住在附近，昨夜迄今，统遭奸污。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两个日本兵闯入汉口路小学收容所。搜索财物，并强奸女职员黄小姐。我们立刻报告特别宪兵队，宪兵到达收容所时，日本兵早已逃逸无踪，他们便把黄小姐带去，作为人证。黄昏，又来几个日本兵，轮奸王太太的女儿。七时左右又来三个日本兵强奸两个姑娘，一个仅十三岁。

一月二日上午十时半左右，一个日本兵闯入陈家巷五号刘培坤(译音)住宅，合家七口。日本兵向刘妻缠扰不休，刘妻正想脱身，刘培坤因气愤而掴日本兵的面颊，日本兵怀恨而去。下午四时，日本兵携枪重来，邻居跪求无效，刘培坤被击毙于灶间。

一月三日，据报告，日本兵在几天以前架去锏银巷六号内的妇女六人，名义上是给军官去洗衣服的，其中一人于十二月三十日入鼓楼医院。据她报告，日本兵把她们带到城中某处，那里好像是伤兵医院。白天洗衣服，黑夜遭强奸，年纪较大的每夜被轮奸十次到二十次，年纪较轻的和面貌漂亮的每夜最多被轮奸四十次。一月二日，两个日本兵又把她绑到一所荒凉冷落的学校内，戳伤十处，计后颈四刀，臂腕一刀，面部一刀，背上四刀。日本兵以为她已伤重毙命，舍之而去，后经旁人发现，再送入医院，也许可望恢复，但颈项恐难灵活旋转。

一月八日，四个日本兵昨夜闯入高家酒楼附近住宅，强奸三个妇女(二十一岁，二十五岁，二十九岁)。因为她们的行动稍缓，日本兵便以手枪射击。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鼓楼医院来了一个女人，据她报告，夫妇两人住在难民区圣经师资训练学校附近的草棚，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兵把她的丈夫捉去，同时把她带到南城某处，每天奸污七次到十次之多，夜间则予以休息的机会。她已身染三种性病：梅毒、白浊和下疳。五天以前，始获释放，重回难民区。

一月二十九日，某姓少妇(二十二岁)从难民区回三牌楼三号住宅，被日本兵奸污二次。几天前，她的丈夫回家时，被日本兵刺伤。

一月三十日，姚彩珍（译音）小姐年十六岁，随母亲去鼓楼医院探视友人，走近鼓楼时，被两个日本兵拖到广场强奸了。

一月二十八日，三个日本兵闯进大纱帽巷一号姓宋的家，抢劫了全部衣物，并强奸了一个幼女。次日，日本兵再次来到这里，要这家给一年轻的姑娘，回答说没有，他们就在室内到处点火烧屋子。

一月三十一日，在彩霞街一海货店隔壁小巷内，一位年逾六十的妇女和十二岁的小女孩，都遭日本兵强奸后，又用刺刀刺进她们的阴户而惨死。

二月七日，据报告，日本兵于二月六日下午五时左右，在百子亭后面击毙了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今天午前，死者的邻居到我们的办公处来证实此事。下午四时半，一个姑娘来报告，被击毙的女人就是她的母亲，恳求我们予以援助。她的母亲于几天以前从收容所回家，携带所有现款，准备克勤克俭，另立门户。所以，她希望从母亲的尸体上觅取现款。

二月五日，三个日本兵闯入三牌楼郑姓(译音)老妪家中，一人把守大门，两人轮流奸污。这老妪已经六十多岁了。事后，一个日本兵还强迫老妪以舌舐拭阳具上的秽物。她的孙儿因为哭泣不已，被戳两次……

上面的这份原生态的“奸情报告”，尽管对每一起日军的暴行用了非常简单的文字描述，然而我们依然强烈地感受到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恶，可谓举世罕见！当我们有机会再通过被害者的亲历诉说，感受“强奸”、“轮奸”、“奸杀”时，它是多么的残忍、卑劣、无耻与血腥——

第四章 奸绝淫杀（莫愁湖的哀号） 17.被害者的自述

不管是自己，还是自己的母亲或自己的亲姐妹，被人奸污，被人蹂躏，尤其是被一群异国的野蛮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地强奸与轮奸，这样的事是谁都不愿意再从自己的口中说出来的。当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些被害受难的人们是这样，几十年后仍然是这样。然而，为了清算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杀时的无耻行径，在20世纪4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政府和民间人士，为了核实清楚日军在占领南京时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先后数次对当年那些被日兵强奸和轮奸过的受难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目前南京市政府、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南京大学等单位都保存和收集了数以千计的日军强奸和轮奸中国妇女的当事者的口述材料。这些材料极其可贵，证明了日军犯罪的事实。更可贵和值得尊敬的是这些受难者丢弃了自己被辱的脸面而勇敢地站在世人面前控诉日军的暴行。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和证明日军的暴行，笔者相信不会有哪个中国妇女和中国男人愿意将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被奸污的事袒露在世人面前。下面选择了几位受害者当时的口述，她们（他们）接受采访时都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在此笔者先要向她们（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当笔者阅读这些“口述”时，忍不住与她们（他们）一起流泪，一起愤怒——

郑桂英：女，1921年11月9日生

1937年12月时16岁，家住雨花台邓府山

我叫郑桂英，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我16岁，住雨花台邓府山，家有大伯伯、丈夫和我三口人，叔叔、婶婶与我们分开过。

日军进城时，我们“跑反”到了南京郊区沙洲圩。我们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四周有水的洼地中间搭建的简易大棚子里避难。有一天，一队日本兵来了，在河对岸“喂！喂！”地喊，要我们划船过去接他们。把他们接过来后，日本兵就坐在凳子上笑。我们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开始还不怎么害怕，等到日本兵把一个小姑娘抓进屋里强奸后，才突然感到害怕。日本兵挂着东洋刀，端着枪，一个日本兵突然“砰”地打了一枪，我们吓坏了，很害怕，就从沙洲圩往山里跑。那个被日军强奸的姑娘则一路上边跑边哭，十分可怜。后来日本兵又跑到另一个小村庄，村里留下的9个人被他们打死了8人。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兵进村时，村里的姑娘们都逃难跑了，日本兵找不着“花姑娘”，就开始杀人。活下来的那个人让我们“快走，快走”，吓得我们连忙往山里跑。

我们在山里躲了将近一个冬天，到了第二年（1938年）开春“安定”时才回来，村子里二三十家房子被烧光了，20多个人集中住在半间未倒塌的破房子里。我当时16岁，个子比较矮，穿着破套裤，脸上涂上灰。一天，有辆日本兵的汽车开过来，停在路边，下来一群日本兵，挂着东洋刀，都很年轻，大约20多岁。有个日本兵要抓我，村上有一位叫小二子的人对日本兵说：“她还小，才10岁，是个小孩！”当时还有几个姑娘躲在床底下，日军发现床下有人，就过去抓她们了，我就乘机跑掉了。这些姑娘就没有像我那么幸运了。

有一天中午，我走在泥泞路上，碰上一个日本兵，被抓住了，没办法，我对他说：“先生，害怕，害怕！”他拉我往没有人的房子走，我知道他要干什么，如果按他的要求办，就没有人救我了。我很害怕，就往我家的方向走，到了一处破房子，里面躲着一些妇女，我干奶奶也在其中。她为我向那个日本兵求饶，被打了两个嘴巴后，日本兵放了一枪就走了。

后来，又来了一群日本兵，拖着一个姑娘进屋里强奸，外屋的人都吓得不敢去救她。有一个老太向另一个日本兵求饶，因为这个女孩是她的侄女，那个日本兵就往这个老太太身上乱摸。日本兵强奸以后就走了。后来我们又躲在坟摊里，结果又被日本兵发现，吓得我们拼命跑，尿都撒在裤子里，与我一起的那个姑娘，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姑娘又被抓住，再次遭到日军强奸。那个日本兵要我走开，姑娘要我陪着她，可是我太害怕了，就逃跑了，我踩着壕沟里遇难者已发泡的尸体，翻过两个山头，才逃脱。

日军还杀了很多人，有个姓李的，还有个姓方的，另一个记不清了，三个都被杀了。日军还用绳子捆着很多人，用机关枪扫射，有的妇女被奸后又被杀死。有个大妈，大雪天里被日军强奸后又推进河里，她向岸边挣扎，日军又嘻嘻哈哈地笑着把她推进河里……我有个婶婶的母亲，躲进防空洞里，日军就放火用烟熏她，从洞里拖进拖出共三次，反复地折磨她。

在雨花台普德寺一带，有两三处“万人坑”，一个坑就有一间房子大；我亲眼看到，红字会在这里埋了许多老百姓的尸体，死人中还有小孩。

唐润珍，女，1925年3月31日生，汉族，祖籍江都

1937年12月时12岁，家住南台巷2号

我叫唐润珍，1937年时我住南台巷2号。家中有哥哥、弟弟、妹妹、父母和我，我父亲是织绒的。

我哥哥名叫唐正年，当时30多岁，是瓦匠。日本兵进城后，他正在南台巷巷口，被日本兵抓住，用乱刀戳死。当时我爬到别人家楼阁上躲着，一直等日本兵走了才下来。家里人都害怕日本兵，不敢出去替哥哥收尸，后来是红字会把他的尸体运走掩埋了。

当时与我哥哥一起被日本兵用刺刀杀死的还有三个邻居，其中一个姓井，他的母亲在乡下也被日本兵糟蹋死了；另一个是拉黄包车的，40岁左右，还有一个记不清了。

我们院子里还被日本兵杀死了一个人，院子里的墙上写着他临终前的血书，即他的名字和住址——颜料坊，死者是求好心人为他向其家人报信的。

有一天，我们便跑到颜料坊去找，终于找着了死者的后人，住颜料坊11号，他们过来把字铲了下来，用死者的衣服包起来埋了。原来这个人看到鬼子来了，便往院子里跑，结果还是被日本人追上戳了数刀，死前他在墙上用自己的血写下名字及住址，有些字看不清楚，但“颜料坊”几个字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干河沿难民区，我还见到日本兵带走了两个姊妹，十六七岁的样子，都被糟蹋了，姐姐是被弄死了，妹妹井红宝不久回来了，现仍健在，住南台巷。

我还知道，铁管巷有一个日军慰安所，两层楼小洋房，里面的妓女全为日本人。

我哥哥被杀当天晚上，我们全家逃到干河沿难民区，住在楼梯过道里，每天靠领稀饭度日。日本兵有时爬过墙头找中国姑娘，我曾亲眼见到一位妇女被抓走（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丁伯祥，男，1924年10月12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3岁，家住佛心桥8号

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13岁，家住佛心桥8号，我家有7口人：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弟四人。日本兵进城之前，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四人逃到江宁县陶吴去了。60多岁的祖母留在家中看门，日本兵来了，向她要“花姑娘”，她说没有，日本兵便用脚踢她，还打她的嘴巴，后来她跑到难民区去了。这些都是我们从江宁回南京后，她告诉我们的。

我们家门口死的人很多，有个姓陈的老太，60多岁了，她儿子是皮匠，她被日本人强奸，还被用瓶子塞入下身阴部，尸体被扔在水塘边。有个外号叫夏三秃子的，四五十岁了，在家看门，日本人要他找“花姑娘”，没找到，也被戳死了。

日本兵还强奸了一个姓黄的妇女，并叫一个名为朱漆的男人和她发生性关系，朱磕头求饶，不肯干，日本人就戳了他一刀，血流得一地，幸好没死。

王华治，男，1926年10月25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1岁，家住沧波门街后村48号

我叫王华治，1937年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前，我家住南京沧波门街后村48号。家里有8口人，母亲王曹氏（48岁）、哥哥王华林（24岁）、嫂嫂王曹氏（18岁）、姐姐王华珍，还有表姐、堂姐、堂兄弟和我。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时，我们逃到江宁县的茅山寺庙里。在庙前树下，我看见有三个和尚被日军砍死了，他们的血还是热的。

1938年正月初七，我哥哥王华林和我家帮工梁东来（时年23岁，南京板桥人），与同村另外两人，共4个人，从沧波门到龙潭挑粮食，路过麒麟门时，4个人被日本兵杀死3个，另一个人也受了伤，腿被打折了。其中我哥哥王华林、帮工梁东来都被杀身亡。

当时我哥哥被日本鬼子杀7刀，在他还未断气时，向着我家沧波门的方向，忍着伤痛在雪地里爬了两里多路，到了湾营村旁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而死去，他的10个手指都磨掉了一节，棉裤膝盖处都磨通了，沿路留下了斑斑血迹。

我亲眼看见了收埋哥哥尸体时的惨状。哥哥他们遇难的消息，是和哥哥他们同时遭劫的4个人中那个受伤的唯一幸存者爬回来告诉我家的。

1938年4月，嫂嫂王曹氏被日本兵强奸了。因丈夫被杀、她本人受辱，受到极大的刺激，嫂子的精神失常了，后来还生下一个女孩，是日本兵强奸留下的孩子，那孽种两岁时病死了，嫂嫂在1988年去世。

堂姐王华英也被日军强奸过，她当时才15岁，堂姐于1984年去世。

王秀兰，女，1914年8月11日生

1937年12月时23岁，家住南京草场门

我家原来是在草场门种菜的，我是独生女。南京要打仗了，中央军将我们撵到城里。我的干爹赵永兴，当时50多岁，也是种菜的，他住在鼓楼四条巷6号，我们一家便搬过去与他同住。

我从农历九月份开始就到金陵女子大学做旗帜，那里招募了很多小姑娘，共有二三百人，10人为一班，我们所做的旗帜挂在难民区周围。

日本鬼子是冬月十一日进城的，到处杀人，抓妇女，当时我与母亲躲在金陵女子大学，住在三百号楼，母亲有时到四条巷6号看看。冬月十八日，也就是日本鬼子进城后的第8天，几个鬼子到四条巷6号，他们先是搜东西，我父亲王仕和当时50岁，鬼子在他身上没搜到钱，就将他打倒在地，在他肋下戳了两刀，我父亲捂着伤口忍痛逃到隔壁5号躲了起来。第二天，他被送到鼓楼医院治疗，肺全戳烂了，半年后他就死了。我干爹赵永兴的头上也被砍了几刀，当时没死，用烟叶子敷伤口，过了几个月也死了。

住在我干爹对门的人家姓邵，邵姓老夫妻俩舍不得在水西门开的药铺子，没离开南京，他们20多岁的小儿子又舍不得老两口，就留了下来。邵少爷在冬月十八日那天被日本鬼子戳了12刀，叫喊了一夜，第二天就死了，他妈妈也哭死了。邵小姐，也就是邵少爷的妹妹，在几个鬼子轮奸她时反抗，还打鬼子的耳光，她的乳房和下身被鬼子残忍地割掉了。

鬼子经常拖妇女到四条巷6号家中强奸，邵大妈名叫邵张氏，当时已经50多岁了，多次遭到日本人强奸。

鼓楼附近和上海路的死尸很多，都是老百姓，还有妇女，山西路的塘里也有很多尸体。

我父亲有一次外出买东西，在回来的路上经过鼓楼下坡时，看到日本鬼子在那儿把一个中国人的头皮割开，用药水往上洒，扒人皮，还逼我父亲看，我父亲吓得要死，回家后饭也吃不下去。鬼子太残暴了。

朱秀英，女，1925年6月16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2岁，家住中山门半山园2号

1937年，我家住在中山门半山园2号，日军空袭南京时，我们经常躲进防空洞，我哥哥被送到乡下姨妈家。后来日机轰炸越来越厉害，中山门也被堵起来了，母亲带着我与邻居一起去了难民区避难。

我记得是夜里去的，天亮时才到豆菜桥。我们带了点米，还有两只鸡。当时五台山、华侨路那儿难民很多，没地方住，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捡破毯子之类的东西搭棚子，后来又找来一些破芦席用。棚子里一下子住了那么多人，生活很成问题，没有厕所，大小便就在露天地里，那时也不怕丑。

三天后，日军进城了，汉奸让我们把太阳旗插在门外迎接日军。日本兵经常到豆菜桥来找“花姑娘”。一天，他们找了一个老头，逼着让他带路去找女人，看中了一个30多岁的妇女，老头乞求那个妇女说：“去吧，去吧，救救我的命吧。”

没办法，那个妇女就跟日本兵走了，后来她回来的时候，喉咙都哭哑了。我还看到一个女的，一边走，一边哭，手捂在屁股上，她的裤子被刺刀划开了。

我妈手上戴的金戒指也被日本兵抢去了，一开始，她还不知道日本兵要戒指，后来她看到日本兵拔出刀来，连忙把戒指给他，吓得要死。有一天，我与邻居的一个小姑娘去新街口，在新街口日本宪兵队门前，我们看到有个人被抓去，衣服被脱光了，只穿一条短裤，日本兵用长刀在他身上比划来比划去……我们见此情况吓得赶快往家跑。

我姑妈家住在东流，日本兵进南京后，我姑爹被杀害了。有一次，我姑妈与表弟上厕所，看到日本兵来了，掉头就跑，结果都被日本兵戳死了。我表弟叫席小牛，当时十二三岁，我姑妈名叫席朱氏，当时50多岁。这一情况是我母亲跟我讲的。

我家的3间房子被炸毁了，中山门到新街口的很多房子被烧了。我们回中山门后，仍不得安宁。有一次，门口有个姓陈的60多岁老太太，在家睡午觉时，被日本兵强奸了，哭得要死，我妈与邻居去劝她想开一点。

我们住在山上没水吃。有一次，我与哥哥下山拎自来水，那个水龙头本来就是坏的，关不紧。有个日本兵来了，认为是我们把水龙头搞坏的，我哥哥被打了两个嘴巴，水桶也被踢翻了，我们哭着跑回家去。

张慧如，女，1923年11月7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4岁，家住门西老虎桥

1937年我家住门西老虎桥，住的房子很小，是租的。我父亲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母亲张严氏（今年刚去世），当时带着我和比我小7岁的弟弟（张金浦，现居住在台北）留在家里。母亲靠给人家做针线活谋生。

日本兵进城前，母亲带着我与弟弟到金陵女子大学避难。华小姐（魏特琳）是个大个子，她对我们难民非常好，照顾很周到，发米发菜给我们，日本兵有时半夜翻墙进去，找“花姑娘”，她不允许，尽力阻挡，放狗咬，还开枪打。快过春节，我们才回家。

日本兵杀人很多，在回家的路上，走到中山东路上碰到一队日本兵，我们看到一个孕妇的肚子被日本兵剖开，肚子里面的胎儿被日本兵用枪挑着玩，我很害怕，躲在母亲身后不敢看，弟弟吓得直哭，母亲捂着他的嘴，不让他出声。我们年纪小，日本兵没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回家后，整天关着门，不敢出去，日本兵的皮靴声让人很害怕。

文孙氏（化名），女，1919年10月7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8岁，家住南京下关

我叫文孙氏，我家原来住在下关。我于1936年农历十一月结婚，爱人原来姓郭，因他是我家招的女婿，结婚后便改姓文。

1937年12月，日军进城前那一天，不少败退的国民党兵企图过江逃命，有的还到我家要门板。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全家进了附近的和记洋行避难，途中看到日军军舰对着过江的士兵进行扫射。

在和记洋行避难的人很多。有一天，来了六七个日本兵，带着枪，腰挎东洋刀，从避难人群中抓走了五六个姑娘，我也在其中，还有一个姑娘我也认识，她的小名叫小巧子。一个日本兵将我拖到一间空房子里，我记得他胖胖的，还有胡子。他一进去就用刀逼迫着要脱我的裤子，如果不顺从的话就没命了，没办法，我就这样被强奸了。强奸过后，那个日本兵对我说“开路开路的”，我被放了回来。

为了逃避日本兵再来骚扰伤害，当天晚上，和记洋行的负责人便将我们十几个妇女转移到打蛋厂的地窖子里，其中有几个姑娘还是从苏州逃来的难民。我在那里躲了半个多月，家里人偷偷给我送饭。后来，“安民”了，局势稍“安定”后，我才回到原来的住处，与父母住在一起。我在和记洋行待了一年多才回家。我的丈夫知道我被日本兵强奸的事，同情我，他于几年前去世了。在家里，我不敢与子女讲，还担心别人知道了，会看不起我。

我的表弟当时才十几岁，被日军抓走后，再也没回来。我亲眼看到很多人被日军杀害，我们有个邻居沈奶奶，80多岁了，她以为年龄大了，留在家里没事，结果被日本兵杀了，肚子都被剖开了。还有一个烧茶炉的，他舍不得家产，没有走，在家里也被日本兵杀了。

马玉秀（化名），女，1928年11月6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9岁，家住南京建邺路

1937年我家住建邺路，家里有奶奶、父母和两个哥哥。我家穷，日本兵侵占南京之前，父亲帮人踹布，后来就卖酒酿。不少有钱人都跑反走了，我家没有钱，到外地去坐船乘车都要钱，还要吃饭，所以就没有去外地。

日本兵进城时，我们就躲到泥马巷我家舅奶奶家开的铜艺公染坊，当时有不少邻居都躲在那里。日本兵在我们隔壁杀了很多人，我们听到“哎哟”、“哎哟”的叫喊声，后来就听不到声音了。当时，我年龄小，大人们躲在房间里面，我在房间外面，我还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日本兵已经站在我身后了，我吓死了。一个白发老太向他求情，说我是她的孙女。后来日本兵走了，我吓得躲在大厅的地洞口，浑身发抖。当时，日本兵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要找“花姑娘”，那个老太拿鸡蛋给他。后来，又来了一个日本兵，叽里咕噜的，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当时，有不少人躲在楼上，有的人就躲在染缸里，老太一边给躲难的人报信，“我带他去找‘花姑娘’去了”，一边引着日本兵到后面去了，楼上的人乘机下来逃跑了。但我舅爷爷被一个日本兵带走了，从此再也没回来。他姓王，当时有70多岁了，是个大个子。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出来商量，说这里不能待了，一同结伴去难民区吧。大家用大红巴巴往白纸上一贴，做了面日本旗举在手中。我的两个姑姑用锅灰抹在脸上，把衣服撕破，还把衣服反过来穿，头上顶着棉花胎，像“讨饭人”似的。我们是踩着尸体去了难民区，看到笪桥那儿死尸很多。

我妈没去难民区，她的脸上有麻子。我父亲去难民区后，在粥厂烧大灶。难民区里面的人很多，年轻的妇女住在金陵女子大学。我们住在学校外面。我就睡在水泥地上，连走廊里都住着人，打点粥吃。当时，我姑姑在金陵女子大学。她有个小女孩没带在身边，还在摇篮里，我帮着带，摇摇篮。姑姑家有点钱，我帮她带小孩，给我一点饭吃。有一次，日本兵来了，看到小孩，意思可能是要找小孩的妈妈，我又不知道他的意思，结果，他就将我糟蹋了，我那时才9岁……

彭善荣，男，1918年8月20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9岁，家住南京洪武路50号

我叫彭善荣，出生于1918年，但在我的身份证上写的是1920年，当年日军统治南京时，我怕被抓差，少报了两岁。我父亲曾在游府西街开了一家“彭荣记搭棚店”，我14岁那年，他去世了。两年后，我母亲又去世了。我与哥嫂、姐姐、姐夫一起生活，住在洪武路50号。我与哥哥彭善芝，都是电工。我姐夫叫陈文举，是送公函的差役。1937年，我已经订婚了，爱人姓谢，是小学老师，订婚才一个多月，日军轰炸南京，局势很混乱，不能举行婚礼了。

由于日本飞机不断丢炸弹，我们全家搬到夫子庙，当时那里的很多人都搬走了，对我们的搬迁，周围的人很奇怪，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到难民区，住在延安剧场边上的兴业里。当时，我姐夫的一个同事已经逃离南京，他的妻子，大约30岁不到，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与我们住在一起。因怕那里不安全，有危险，我姐姐、嫂子住进了金陵女子大学，那里有华小姐的保护。我姐夫同事的妻子没去那里，她在脸上抹上锅灰。过了几天，日军就进城了。

日军进城后，烧了很多房子，大华戏院、交通部等都被烧毁了，我们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一天，一个日本兵来找“花姑娘”，我们说没有，碰巧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出来，被那个日本兵看见，他便将我们几个人赶出房间，关上门将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强奸了，当时她哭得很伤心，我们都劝她。过了几天，她就带着孩子离开了我们到别处去了。

一个多星期后，我哥哥被日本兵拉走了。一天，我姐夫到金陵女子大学给嫂子她们送饭去了，我与四个年幼的侄子、外甥女待在家里。日本兵带着翻译又来找“花姑娘”，没找到，他们又到楼上，将门砸开，东西翻了一地。日本兵下楼后，又来盘问我，问我是做什么事的，我说我是电工。他们检查我的手、我的头，日本兵让我把棉裤卷起来，检查我的腿，用刺刀戳了一刀，鲜血直流。他们走后，隔壁姓杨的邻居拿了几支香烟，用烟灰敷在伤口上，才将血止住。到现在，我腿上的伤疤仍清晰可见。

我哥哥被日军抓到句容，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回来。没过几天，我又被日军拉走，与我一同被抓的共有23个人，推着独轮车送东西到汤山。到汤山后，天已经黑了，日军让我煮饭。我从没煮过饭，不知道放多少水，结果煮了夹生饭，我被日军打得半死。现在每遇阴天，腰还疼，耳朵也被打“背气”了，所以现在我的听觉很不好。一天深夜，我们趁日军不注意，全体逃了出来，大路不敢走，就走田埂小路，连续走了十多里地。天快亮时，我们走到何家塘，又不敢走了，碰巧遇见了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子，里面有很多稻草，稻草下面有不少死尸，我们就睡在上面，能摸到下面的死人头。天黑后，我们又上了路，在麒麟门，遇见了日本兵，又被抓了，被拉去挑东西，我们跟着日本兵进了城，把东西送到鸡鸣寺的考试院里。我们中的两个人逃跑，被当场打死，后来又有一人被打死。

在兴业里，我们的一个女邻居，30多岁，被日军强奸了。

城里面没菜吃。一天，我与几个人一起到水西门外找菜，被日本兵抓住，威逼我们与他们一起去找“花姑娘”。一个女的躲在一个棺材旁边，被他们发现了，四个日本兵轮奸了那个妇女，日本兵还不让我们走，逼我们在一边看。

一次在门东找菜时，又遇见了出来找“花姑娘”的日本兵。一位妇女躲在家里，被发现了，四个日本兵进去强奸，并命令我们在外面等着……

王维青（化名），女，1920年2月17日生，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7岁，家住南京升州路

我今年82岁，属猴。1937年家住升州路，我父亲经营一个杂货店，母亲是家庭妇女。我有一个姐姐，当时已经出嫁。我哥哥被国民党部队抓壮丁当兵去了，直到50年代才回家。我有两个弟弟，一个15岁，一个10岁，我是家里的老三，当时17岁。

南京被日军轰炸时，我们隔壁184号被炸死了好几个人。日本兵进城前，我姐姐随夫家跑到乡下，我们一家躲进了难民区。难民登记时，我大弟弟王道生因为个子高，被日本兵当作“中国兵”抓到一边，我母亲还不敢去认领，央求旁边一个老太去认领了。那些被当作“中国兵”的全被拉走了。

在难民区避难时，我的大弟弟被日本兵用枪拐打得吐血，病了很久才好，但结果留下了后遗症，他70年代去世时，也是吐血而死。

1937年，大约在元旦前，我去了金陵女子大学。当时到处都是尸体，我们去打饭时都不敢走。

过年后的一天下午，我与另外两个姑娘外出找东西吃，刚走出大门没多远，就遇见两个日本兵，醉醺醺的。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姑娘逃走了，一个日本兵前去追赶，我与另一个姑娘躲在一个店铺里，那个姑娘躲在柜台下面，死活不肯出来，被日本兵杀死了。我躲在店后面，被日本兵抓住糟蹋了，我不敢反抗，吓死了。

因为有这段经历，我结婚很晚。在我26岁的时候，经人介绍，我姐姐和我妈将我嫁到外地。他是矿山会计，我跟他走南闯北走了很多地方，受了很多苦，现在住在贵州六盘水，我至今还埋怨我姐姐。

我的丈夫知道我的经历，但我的七个儿女至今仍然不知道，我一直将这段痛苦的经历藏在心里。我是老南京，我很留恋南京。70年代，我丈夫去世后，我将他的骨灰迁埋到南京，我自己也准备日后葬在南京，我将小女儿嫁到南京。

我这次来南京是给丈夫上坟的，我很痛恨日本人。今天我本来准备回贵州了，想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推迟回去的时间，决定今天到纪念馆讲述我的这段苦难经历。

许大昌，男，1923年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4岁，家住通济门外米行街

1937年，日军进城前后，我们在通济门外米行街的家被烧光了，整条街被烧毁了。堂兄许大钧在信府河的家也被烧光了，堂兄被敌人的炮弹炸死了。姑表兄石朝义、石朝年被鬼子杀害了，表嫂遭到轮奸致残，他们在光华门外小山头开设的粮行及所有家具也全部被烧光了……

南京城破失守，日军疯狂杀进城来，到处烧杀淫掠，火光冲天，见人就杀，见女人就奸。日军杀到泥马巷林姑母家中，这时石氏兄弟全家藏在家内，两位表嫂被这群野兽从草垛里拖出，遭到这群野兽残酷的轮奸，惨叫不已。两位石氏表兄也被发现拖出，见他们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石朝义婚后刚生个女儿，石朝年结婚不久），不由分说，推到大门外的防空洞旁（在踹布坊口）惨遭杀害。此后，两位表嫂再被残酷蹂躏后，下部肿胀，痛得死去活来，不能动弹，后经邻里老人建议用土方治疗，流出大量脓血脏物，才幸免一死。此事因被害人羞于告人，从未公布，但她们改嫁后都终身不孕。如今数十年过去，她们都相继亡故，就连战前所生的婴儿石慧如也早已夭折，他兄弟两家人全都后继无人。

万秀英，女，1928年3月18日生，汉族，祖籍宝应

1937年12月时9岁，家住下关二板桥

我叫万秀英。1937年，我家住在下关二板桥，家里有父亲万学华、母亲万于氏、哥哥万来刚、姐姐万凤英，我那时才10岁。我家是做生意的，日本兵进城前，我们跑反到江浦西家店，那里全是柴洲，后来我与哥哥回到南京。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下关一带被杀了很多人。我的哥哥万来刚比我大7岁，我们躲在地洞里，他出来找东西吃时被抓到和记洋行，那里被抓了很多人，许多人被机关枪扫死了。我看到日本兵把死尸往长江里扔，潮水一来，尸体就被冲往岸上。

在二板桥，我看见有三个日本兵轮奸一个19岁的姑娘，强奸后又用刺刀挑开女孩的下身，她的妈妈在那里拼命哭。

为了躲避日军的强奸，我把头发全剪了，脸上抹得脏兮兮的。一天早上，我与哥哥到江边捞小虾子吃。在路上遇到日本兵，日本兵拽我哥哥，我不肯，就去拉哥哥的褂子，日本兵穿着大皮靴，踢了我一脚，把我踢伤了。当时日本兵一刀就把我哥哥的膀子砍下来，顿时鲜血直流，哥哥就这样被活活砍死了。

我父母回南京后，父亲给茶房帮工，我们没吃的，就吃小虾子、豆腐渣。我母亲万于氏到三汊河柴洲里拾柴火，走在鬼脸城附近的路上，被日本兵的炮弹炸死了，弹片炸进她的右边腋下。我们去找她的时候，看到柴洲里死尸很多。

母亲和哥哥被日军杀害后，姐姐万凤英天天躲在地洞里，不敢出来。她13岁，个子长得比较高，就怕日军糟蹋。我长得很瘦小，每天出来讨饭吃，天气很冷，有时我的脚磨破了，就跪在地上爬……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想大哭一场，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日本兵给我家带来的灾难，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李素芬，女，1923年3月12日生，汉族，籍贯南京

1937年12月时14岁，家住城南新桥船板巷

我叫李素芬。1937年我家住在南京城南新桥船板巷，和堂叔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一共住有近20口人。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后，无恶不作，我们全家都非常害怕。我的养母就带着我的小妹躲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收容所里，我们几个女孩子就躲在我们自己家的地下室里。可是没躲两天，日军就开始放火烧房子，从新桥一直烧到我们家，我们没地方躲了。于是就趁夜里，几个人结伴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收容所去找我的养母。找到了养母和小妹，才知道我的小妹被日军强奸了，她当时只有10岁，丧尽天良的日军连一个10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由于身心受到创伤，可怜的小妹没几天就死了。

我父母不放心家里，有一天晚上跑回家，可没有想到还是碰到了日军，我母亲被日军强奸了，我父亲受了刺激，得了脑溢血，没有几天就去世了。我母亲经过这场灾难的刺激，精神失常了，不久也去世了。我婶婶被日军逼问有没有看到中国兵，她不肯说，被日军杀死了。

这血海深仇我永不会忘，日军害得我变成了孤儿，我要控诉他们！

杨明贞，女，1931年2月9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6岁，家住南京市东文思巷

我叫杨明贞。1937年，我家住在南京市东文思巷（靠近大中桥），家中有三口人：父亲杨光源，53岁，是个编织竹器的篾匠；母亲杨宋氏，51岁，没有工作，在家里做家务；我本人当时6岁。现在，我家住在南京市罗廊西村16号。

日军是1937年12月13日（农历冬月十一日）进城的。进城第一天，日本兵到我们家来了好几趟。先是来了一个，我母亲招呼他坐，被他一脚踢倒在地。第二次来了两个日本兵，向我们要“洋火（火柴）”、“香烟”，我们没有，他们就拳打脚踢，没办法，我父亲就给他们包了一些旱烟叶，才把他们打发走。接着又来了两个日本兵，抢走了我家挂的咸肉。到了中午，又有五六个日本兵端着枪和刺刀冲进我家院子，他们先是对着一位看门的老头连开几枪，这个老头叫浦狗子，50多岁了，因流血过多，到了晚上就死了。接着，又对着房东朱老太太开了一枪，打在腰上，当场就打死了。当时我父亲在堂屋里也被日军打了一枪，左臂受伤，子弹头留在里面。到了傍晚，又来了一批日本兵，抢走了我母亲的金首饰、银圆和钱，还抢走了我们的棉被。

12月14日（农历冬月十二日）早上，天还没亮，我们一家准备到难民区去躲难，谁知刚走到大中桥，就被日本兵拦住了，日本兵用枪对着我们，我们只好又回到东文思巷。这天下午约3点钟，有一个骑马的大胡子日本兵带着枪，手握军刀，闯进我家院子。他一把将我抱住，解开我的棉袍扣子，脱掉我的裤子，我吓得又哭又叫，日本兵就用刀对着我的额头连砍两刀，至今刀疤还在。父亲看见了，用右手从日本兵手里把我夺了回来，日本兵见状，打了我父亲两个嘴巴，并使劲用脚将我父亲踢倒在地，还对着他的脖子砍了3刀。父亲为了救我，身受重伤，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尸体是被红字会拖走掩埋的，至今也不知道埋在哪里。

12月15日，日军进城第3天（农历冬月十三日），我和母亲躲在家里，为躲避日军的强暴，母亲在脸上涂满锅灰，用布包着头。这天下午约1点钟，来了两个日本兵，端着枪和刺刀。其中一个用刺刀挑开妈妈的衣襟，脱下她的裤子，把她糟蹋了，还用手抠她的下身，又用枪拐子捣（母亲的下身）。母亲疼得又哭又叫，苦苦求饶，可日本兵就是不放过。另外一个日本兵也强行解开我棉袍上的纽扣，将我强奸了。

之后，我母亲因受到严重的刺激、惊吓，得了精神病，眼睛也哭瞎了，不久就去世了。父母亲被害后，我成了孤儿，无依无靠，先是到处讨饭，后来做点小生意，卖烧饼、油条，勉强维持生计。日军糟蹋了我们，对我影响很大，不仅在生理上造成小便失禁，在心理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我父亲的一个师兄弟的儿媳妇，是个童养媳，当时才18岁，日本兵强奸她后，还用刀捣她下身，当场给活活捣死了。她遇害的地点在建康路。日军见到妇女就强奸，还有个12岁的女孩，被两个日本兵强奸后杀死。

日军占领南京城后对中国妇女犯下的罪行可以说上三天三夜，其丑恶的行径你想得到的他们都做了，你想不出的他们也做了，是人不敢想的事他们也全都做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骂这些禽兽不如的日军叫“鬼子”和“妖孽”的真正原因了。因为即使是鬼，也未必有那么残忍和恶毒。

在那么多女人惨遭奸淫与残杀的“奸情”档案里，我看到两位女性经历了两个不同的“37”这个数字，其中一位女性一天中被强奸了37次，另一位因为不从日军的强奸而被刺了37刀……

呵，1937年，中国南京的那个寒冬里的这两个数字“37”，让我为中国的女性而悲愤，让我为中国的女性而心痛，更让我对侵略者的兽性充满仇恨！

忘记这仇恨我们就不是人。是人就该把仇恨牢牢地铭记在心。

然而，在南京大屠杀的整个事件里，这还仅仅是一小部分的内容……

第五章 拉贝和他的“南京安全区” 18.关于“纳粹”的他

认识拉贝先生，我们可以逆时进行——

1945年，当苏联红军占领法西斯老巢——希特勒所在地德国柏林时，对所有德国纳粹分子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和清洗。有人向苏联红军报告：约翰·拉贝也是纳粹分子。于是此时仍在柏林西门子当普通办事员的拉贝先生被红军逮捕了。

审讯是严格的。审讯的目的是为了清算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分子的所有罪行与余党残孽，但拉贝获得比任何纳粹分子都要好的命运——他被无罪释放了。

苏联红军的理由是：你是一个对反法西斯斗争作出特殊贡献的德国公民，你在日本法西斯残酷统治下保护了中国南京数以万计的平民。

拉贝由此重新获得了一般德国人很少可能获得的工作机会。1945年苏联红军和盟军占领下的柏林，一片废墟，几乎见不到一座像样的房子。西门子公司作为给纳粹制造战争工具的企业也不例外地成为红军和盟军将士们清洗和报复的对象。然而，为了给同样受难的德国人民有一个生存的机会和可能，红军与盟军还是保留了这家“百年老店”。这样，一部分没有参与纳粹战争的工人和市民被留在了工作岗位上，拉贝可能是唯一有“纳粹”身份却重新获得工作的德国人，西门子公司以极大的热情保留了他的工作岗位。

西门子所在地位于柏林西北区，当时被英国军政府接管。德国重建工作极其繁重，可以重用的德国人对苏联红军和盟军来说，并不太好找，而拉贝这样的人便成了英国人比较放心的少数德国人之一，他被英国人雇用为首席翻译。但由于重建德国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特别难解的问题，即到底谁是最危险的人，德国内部也出现了巨大的困惑，因为战后的德国人彻底放弃了任何与战争相关的欲念，纳粹和希特勒分子都必须得到清洗和惩罚，所有政府部门和重要企业，一律不得有纳粹思想和纳粹背景的人参加工作，更不用说重要工作岗位。于是意见不一，拉贝最后还是被英国人解雇了。

出于对拉贝的一份尊敬和照顾，他获得了在公司提前退休的待遇，但仍可为西门子公司做些零工。据熟悉拉贝的人讲，拉贝回到德国后的日子非常艰难，全家六口人没有任何收入，就像他在南京所负责的20来万难民一样，有上顿没下顿，可谓饥寒交迫。为此中国方面曾设法帮助这位“活菩萨”，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拉贝晚年的心境与生活都极其糟糕。

在心境不好和生活困难等多重压力下，拉贝突然有一天中风不起，最后不治身亡。即使这样，拉贝也算是体面地离开了这个人世，相比其他德国人战前战后的命运，他还算好的，最终有尊严地闭上了眼睛——德意志人非常讲究这一点。

拉贝是1938年4月回到西门子公司的总部柏林的。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柏林，但日子并不好过。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因揭露日本法西斯在南京的暴行而受到希特勒政府的多次迫害；二是他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被战后非纳粹化的新德意志社会歧视，承受生活艰辛和心理压抑的双重之苦。

拉贝是个信仰和行为具有双重性的德国人。他并没有背叛自己的国家，甚至没有背叛他心目中的国家理想主义，对纳粹党领导下的国家也保持了独立的作为一个德国人的那份坚定，因而他必然遭受来自敌方和自己国家内部的双重挤压，压抑的心情导致了他失去身体上的最后支撑——中风而逝。

1938年2月23日，在柏林总部的西门子公司受到了来自纳粹政府的重压，让拉贝离开了南京。

拉贝在这之前的三个多月时间里，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而这三个多月，是他人生中最杰出、最伟大、最闪光的一段经历，他由此也成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的好朋友和国际爱好和平人士。

在南京的日子里，拉贝是个圣人，我们中国百姓称他是“活菩萨”。但拉贝毕竟是个德国人。德国人的性格不允许他彻底地背叛自己的民族与信仰。作为人的拉贝，他的善良、正义和爱心，使他成为在异国他乡拥有千千万万人去朝圣他的纪念雕像（在当年拉贝居住过的南京大学校园内的房子前）的伟大人物；而作为德国人，他具有当时德国社会、政治文化及民族所带来的心理和信仰上的缺陷——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他个人政治品质与人格上的问题，然而这恰恰又是导致他晚年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

拉贝确实是个“纳粹”党员，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纳粹”党员就一定是坏人，拉贝加入纳粹党一方面是由于他对自己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刚上台时所推行的政策的本质没有认识清楚，身为西门子公司海外职员的他，以德国人严谨而有些古板的民族意识，恪守着要“为国家服务”的信仰，同时还因为有特殊的原因，促使拉贝在并不了解国内政治和希特勒到底是何许人也的情况下，于1934年在南京加入了国社党（后来演变成纳粹党）。

这一年，已经在中国工作了20多年的拉贝，为响应和配合德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政策（事实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当时的德国政府关系一直不一般，如前文所言，即使在南京大屠杀前后，蒋介石身边的军事顾问基本上都是德国军人，而与日军决战的中国军队的重兵器和精良武器，基本也是德国人卖给中国的），作为西门子公司在中国首都的负责人，他在南京创办了一所德国学校，这学校主要是让在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德国人子女有读书的场所。身为中国地区的德国学校理事长，拉贝在海外办学，必须得到国内当局和执政党——希特勒的国社党的批准，这样才有可能申请政府给予的教学经费。

拉贝是在这种情形下加入了纳粹党。

“国社党”的全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如此名称对于长期在海外工作、对国内情况基本不太了解的拉贝来说，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且拉贝也看过许多作为这个党的领袖的希特勒的讲话，这样一位正直的德国人完全相信了他的主观判断：国社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领袖希特勒是“好人”。拉贝的入党与对纳粹党的信仰便是如此，简单而直接。法国历史学家克莱斯勒女士，在其研究“纳粹主义在中国”的过程中，证实了像拉贝这样的人并非因为真正信仰和崇拜希特勒而在远离本土时加入纳粹组织的。根据克莱斯勒女士的调查，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每一个德国人办的学校的理事会里，都有一个国社党的党员在代表德国国社党行使领导职权。这位专家因此认为：“一位德国的外交官、记者或者是国家企业在国外的代表，是很难避免不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

应该承认，拉贝先生对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身份颇为看重，并且在如何维护“党”的形象上具有自觉意识。正如他在1937年9月21日的日记中写的那样：“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是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便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从这话中可以看出，拉贝看重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有其内心存在的一种必须维护“党的荣誉”的自觉意识。

可悲的是，拉贝虽为“纳粹”党员，其实他对自己的党并不了解，更对希特勒的真面目知之甚少。

拉贝一生有30年时间在中国，其间有两次回国经历，但时间都很短。对国内的情况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希特勒到底是什么样，其实根本不清楚。

从拉贝加入“纳粹”党开始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显示出他对这个其实并不了解的党的认识和天真的信仰。远在东方的拉贝对自己国家内部的事和他所加入的党的了解，仅仅是靠一些从上海转到南京的英文报刊上零星的文章和新闻获得的。这些文章和新闻中的内容，多数是希特勒在上台初期蒙骗德国人民的东西，当然这样的东西也蒙骗了拉贝这样的海外德国人。拉贝从心底对自己加入的党和希特勒怀有特别天真的态度，这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出——

<small>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small>

这是中所写的诗句。像所有德国人一样，拉贝富有革命的激情，他对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怀有崇高的神圣感。也正是这份“崇高的神圣感”，使得他终究没能认识到纳粹的本质。因此拉贝在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后所受的种种“背水”命运，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回国之前，拉贝在上海举行了第一场记者招待会。这场招待会上，拉贝首次在公开场合把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公之于世，且是以他的所见所闻形式进行的。这对当时让全世界认识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拉贝始终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和有责任感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必须作出的贡献。事实上拉贝到上海做的这次揭露日本侵略军暴行的行动，也得到了包括当时德国驻中国大使的赞赏。拉贝对别人的赞美并没有沾沾自喜，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十分质朴、忠厚、谦逊和纯粹的德国人：

现在，我已在上海舒适而暖和地（像树与树皮之间的一条蠕虫）坐着，觉得很像是“胜利部队进入柏林后的吹牛家”。每个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这使人十分难堪。因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者在内心有什么堪称英雄的东西。每当有人唱起赞歌时，我就会一再想起一首美丽的诗歌。这首诗歌是说有一个汉堡少年，他救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伙伴的生命。晚上被救者父亲去拜访他（他已经躺在床上），感谢他救了他儿子的命，他说：“救了命？嗯，没有的事！”满不高兴地又翻身去睡了。

他的朋友也都几乎一致这样认为，拉贝是一个“质朴的人，只要能做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乐于助人，谦逊可亲，充满理智，诙谐幽默。这后一点尤其体现在艰难困苦的时期，他总有办法让自己心平气和地与别人达成共识。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相处随和。”当然，拉贝也像其他德国人一样，“虽然谦逊，但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点儿虚荣心，例如身着燕尾服，胸前别各种奖章，在柏林名摄影师的镜头前摆弄姿势表情”。这样评价拉贝的人，是拉贝的德国朋友埃尔温·维克特。

“质朴忠厚，仁爱之心待人，工作严谨而热情，富于强烈的同情心”，使拉贝作为典型的德国人而受到朋友们的一致赞赏和信任。维克特说：“拉贝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他的家乡与其说是德国，不如说是中国。他属于那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中国通，说一口纯粹的英语，但不会说中国话，和中国人打交道却用洋泾浜英语。”洋泾浜是上海的一个地名，那里有外国人在中国的租界地。拉贝他“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理解中国人，而且欣赏和热爱中国人”。这也给后来拉贝在日本军队残暴对待中国公民时能够挺身而出保护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

事实上，长期在海外的德国人拉贝，已经对自己的国家根本没有多少了解了，曾有的一点儿印象也纯粹是内心的某种虚幻的理想主义的东西。正是基于这一点，1938年初，刚刚经历了人世间罕见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拉贝，他的意愿是让全世界了解日本法西斯所犯的罪行。而这也注定了他对同为法西斯的希特勒德国从渐渐失去崇拜与幻想到彻底决裂。

拉贝天真地以为他在中国南京的善行和义举可以让自己在德国获得同等待遇。他肯定是想错了。

不过，起初并非如此。因为1938年的德国和希特勒还保持着很多假象，与中国的关系仍处在“半热恋”状态。读者也应当清楚一个时间点：这时的德国法西斯还是比较隐蔽的，而它跟日本、意大利成为法西斯轴心国的时间是两年多之后的1940年。这阶段的希特勒，不仅蒙骗了像拉贝这样质朴而单纯的德国人，连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这样老练的政治家都被他蒙骗了。

所以说从拉贝对希特勒怀有信任感这一点就断定他骨子里有“纳粹”血脉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

1938年4月15日，经历近一个月的海上旅程，拉贝与妻子一起回到了自己国家的首都——柏林。

毫无疑问，此时的拉贝已经属于除日本国之外全世界都公认的英雄，报纸上的宣传和他在上海和香港等地举行的几场公开揭露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的报告会震惊了国际社会，而他在南京的义举也受到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普遍赞扬。

离开中国时，中国政府授予他一枚蓝白红绶带玉石勋章。德国外交部也授予了他一枚红十字功勋勋章。

回到德国后的拉贝，忙于到处作报告，介绍和揭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他的“南京安全区”内所发生的真相。这些报告会引起了德国朝野的巨大反响，甚至让德国军方都十分感兴趣。5月25日，拉贝被邀请到国防部作报告，反响仍然很好。德国军人最感兴趣的是拉贝带回的由友人约翰·马吉先生拍摄的日军士兵在南京施暴的影片，拉贝后来明白了他的国家的军人们原来已经悄悄地视日本法西斯军队为自己的“榜样”了。

很快，拉贝就收到了“纳粹”党大区党部负责人的口讯：你不能再到处作报告了。

“为什么？”拉贝不解。

“你的内容影响到我们与日本国的关系问题。”人家这样告诉他。

拉贝沉默了，也开始痛苦。

“先生的经历和这些珍贵的影片资料，你应该让元首了解和知道。这也是你的责任。”这时有人向拉贝建议。

“确实我应该这样做了。”拉贝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回到德国，能够亲自向“元首”汇报中国正在发生的事的真相，是他的使命。之后的时间里，他在作了充分准备后，于1938年6月8日将平时作报告的文稿，寄给了希特勒，并且还附了一封信：

<small>我在中国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份完整的有关南京真实情况的报告面呈给您。</small>

<small>在此附上的是我所作报告的文稿，其目的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为了履行我对身在中国的朋友们许下的诺言，即向您通报南京的中国平民遭受的苦难。</small>

<small>如果您能让我知晓，此份文稿已面呈给您，我的使命也就此完成。</small>

<small>在此期间，我已被告知，不得再作此类报告以及展示相关的照片。我将谨遵此项规定，因为我并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small>

<small>我保证坚定地追随并忠实于您！</small>

然而，事与愿违。正当拉贝一心期待“元首”带给他的好消息时，一天，他的家里来了几个盖世太保，告诉他：“你被捕了！”

两名盖世太保官员搜寻了他的家，并且带走了拉贝的6本日记和约翰·马吉的影片资料。

在警察局里，拉贝被审问了好几个小时。

“我有罪吗？”拉贝非常生气。

“从此以后你要保持沉默，不许作报告，不准出书，不违反党员的纪律和责任，我们会马上释放你。先生能保证吗？”盖世太保盯住他眼睛问。

拉贝沉默片刻，点点头。

就这样，他被释放回家。4个月后，他被扣的日记还给了他，马吉送给拉贝的影片资料则被永久地扣留（这套极其珍贵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资料在战后被发现并成为证明日军犯罪的有力证据之一）。此后的他，直到柏林解放，一直在他自己的“纳粹”党监视下过着不自由的生活，远在南京的中国人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朋友们所期待的他回到金陵城的希望彻底破灭。

一直到去世，拉贝再没有离开他其实并不熟悉的祖国。

第五章 拉贝和他的“南京安全区” 20.市长走了，洋人拉贝成了“南京市长”

这事被韩湘琳言中。

12月1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南京城此时已如飘摇在风浪中的一叶小舟，所有搭载在南京这只“舟”上的人，没有一个不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包括蒋介石先生和他夫人宋美龄女士。唯独拉贝等二十几个决意留在南京城的国际委员会的外籍人士反而相对淡定。

整个南京城都处在忙碌的搬家和逃亡状态之中时，拉贝等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则在到处筹备物资，以备“安全区”所用。

9点30分，拉贝带着助手克勒格尔、施佩林赶到平仓巷参加国际委员会会议。根据拉贝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委员会确定了下面的相应机构及其负责人，他们是：

主席：拉贝

秘书（其实是秘书长）：斯迈思博士

总干事：菲奇

副总干事：杭立武

财务主管：克勒格尔

中方秘书处主任：汤忠谟

下设五个分工委员会：

总稽查：施佩林

粮食委员会主任：韩湘琳

副主任：索恩

住房委员会主任：王廷

副主任：里格斯

卫生委员会主任：沈玉书

副主任：特里默大夫

运输委员会主任：希尔施贝格

副主任：哈茨

“拉贝先生，我行吗？我可从来没有当过官呀！”韩湘琳对自己被任命为“粮食委员会主任”一职非常意外和激动，这样问拉贝。

“你行。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好你所负责的筹粮工作，而且我觉得你是我们所有人中最合适的人选。”拉贝拍拍韩的肩膀，说，“这几天你其实已经在履行职责了——你不是弄来好几卡车粮食了吗？”

“啊？！我……那我一定做好！”韩湘琳一听，心想：原来当官就是这样的啊！于是他暗暗下决心：要为拉贝先生多弄些粮食来。

“当然，难民最担心啥？就是两件事：吃、住！你的责任重大，所以我要把这样的任务交给像你这样最信任的人去做。”拉贝说。

“那——我这个粮食委员会的主任就这样算数了？”韩激动得还是有些不信。

“当然喽！你这个职务是我亲自任命的，怎么不算数呢？我是主席，国际委员会所有的任命都必须由我签发。”拉贝瞪大眼珠说。

“好勒！”韩湘琳从未有过的兴奋，哼着小调去告诉自己的家人和那些中国朋友了。

南京的马市长今天也出席了拉贝他们的会，而且给拉贝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政府给未来的安全区3万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

“这是振奋人心的大好事！”拉贝和委员会的人都过来跟马市长握手，表示感谢。

“要说感谢，是我要代表南京市全体市民向你们诸位表示感谢呢！是你们的无私帮助和牺牲精神，给几十万市民指出了一条生路……”马市长连连拱手相谢。

这一天的拉贝忙得不可开交。从平仓巷开会回来，便去安排韩湘琳给鼓楼医院送去12桶汽油，随即顺便带回了一台水箱放在他的院子里。

现在拉贝的院子里的第三个防空洞也建好了，顶上是结实的铁板，入口是用砖砌的，比较坚固。

下午，拉贝赶到唐生智的司令部，在那里他收下了蒋介石统帅部答应捐献给国际委员会10万元中的第一笔2万元。

“剩下的什么时候给？”拉贝精明地问中方代表杭立武博士。杭耸耸肩，说：“也许很快，也许永远得不到了！”

“是这样啊？”拉贝愣了半天，心想：这点钱可能也就够以后难民们的一天伙食。唉，能拿到总比一点都拿不到要好吧！

宁海路5号，现在归拉贝他们的国际委员会总部所用，于是菲奇、克勒格尔、斯迈思等几个国际委员会成员一起来此，希望亲眼观摩一下他们“主席”的新办公处。

“拉贝先生，你现在应该把名字改成‘约翰·拉贝·洛克菲勒先生’了！”斯迈思博士看完美观、豪华的住宅，如此对拉贝说。

“哈哈……我成世界巨富了！拉贝·洛克菲勒！”拉贝满脸笑容。洛克菲勒是美国石油大王，20世纪初的世界首富。斯迈思之所以称拉贝是洛克菲勒，是因为拉贝现在“拥有”的住宅确实太漂亮和豪华了：这栋两层的中式建筑，以当时的南京城来看，绝对算是“大哥大”，尤其是正门前的那个大花园和平展展的大草坪，用作救助难民的场所，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地方！总之，环境好，地方大，整座建筑又醒目，加之里面有坚固的防空设施，太适合拉贝作为“办公”地了！

这天晚上6点，拉贝他们在英国文化协会所在地再次举行国际委员会会议，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回请了不少新闻媒体。会上，拉贝代表国际委员会正式宣布了他们在南京设立“安全区”（中文翻译为“难民区”）的计划和相关人员的职务。

中外新闻记者对拉贝他们的国际委员会十分关注，当晚的各种询问也让拉贝有些招架不住：

“日本方面对你们的安全区设立是什么态度？”

“目前还没有日方的表态。”拉贝回答。

“这意味着日本方面有可能不同意你们的做法。如果这样的话，你们设立的安全区会不会反倒给日军屠杀中国人民提供了方便？”

“战争的进展我们无法预料，但安全区的设立是符合国际人道主义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违反人道主义必将受到全世界的谴责！”拉贝回答。

“日本人的行为已经无数次证明他们的军队是不会理会这种谴责的，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又是他们的梦想，当他们以胜利者姿态进入南京、进入你们的安全区为非作歹时，你们有何能力抵挡他们的枪炮和子弹呢？”

“我们没有枪，也没有子弹，但我们有一颗正义的心，相信世界上还有一样东西比枪炮和子弹更锐利的武器，这就是我们的良心和正义。”拉贝平静而坚定地回答。

“听说你也给你的德国元首写信请求支持你的计划，元首有答复了吗？”

“还没有。但我相信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拉贝说。

“果真这样？”

“我想是这样。”

全场哄笑。

拉贝突然涨红了脸，站起来说：“我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名义保证：我们的元首会理解和支持这样的行为的！”

又是一阵哄笑。

事后证明，拉贝的判断完全错误了，因为希特勒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不仅蒙骗了德国人，更是蒙骗了苏联人和其他各国人民，希特勒不久便与日本、意大利法西斯站在了一起，且成为了这三个轴心国中的主心国。一生以“纳粹”党为荣的拉贝也在晚年彻底地对自己曾经拥有这份荣耀而悔恨。这都是后话。

此时此刻的拉贝，依然充满希望：如果日本不搭理他的国际委员会，那么他希望他的元首至少能够出面说一句话给日本人听听。

新闻发布会后，委员会又换到首都饭店开会，会议的焦点仍然是在日本人没有答复的情况下如何展开工作。争论并没有统一，主席拉贝必须拿主意。

“我相信我们最初的动议不会有错，斯迈思博士他们推荐我当这个主席的原因之一，就是我背后还有一个希特勒——我们的元首，我依然相信：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拉贝在当日日记里把这话写了进去。可见他当时对希特勒深怀信任。

“谢天谢地，我们有救了！”罗森告诉他，他给元首的电报，已经通过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先生交了上去。拉贝得到此消息，几乎要欢呼起来。

会议开到晚8时左右，南京马超俊市长带一帮人来到首都饭店，与拉贝他们共进晚餐。

“尊敬的拉贝主席，各位先生：我今天来这儿，是来告别的……大家知道，日本人不久就会进入南京城，我们这里的人都将撤离。一旦撤离，整个南京城便没有了领导者，你们便成了几十万南京市民们唯一的依靠。拜托拉贝先生，拜托诸位了！”马市长说完话，连喝了三杯白酒，然后与在场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一一握手，他拉着拉贝的手久久不放，最后说：“拉贝先生，我这个市长其实在前些日子就已经不能发号施令了，现在，从现在开始，我要把市长的权力交给您了——尊敬的拉贝先生！”

“不敢不敢！市长是您！”拉贝受宠若惊。

回到住处，因担任重职依然兴致勃勃的韩湘琳过来对拉贝说：“我没说错吧！你现在就是我们的市长了！”

拉贝却一脸严肃地说：“我只是个委员会主席，怎么能是市长呢？不能。绝对不可能是市长，更何况是中国南京的市长！”

日本方面是否同意建立安全区，这一直纠结着拉贝。第二天即12月2日，法国神父雅坎诺终于从上海转来日本当局的电报：

<small>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small>

<small>若中国军队对平民（或）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small>

电报在拉贝手上放了很长时间，他看了一遍又一遍，默默地呆坐在办公桌前一言不发。

韩湘琳焦急地问：“先生，这电报上的话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的安全区呀？”

“不是说得非常清楚——不同意嘛！”另一个佣人说。

“但最后一句话说我们只要不与他们的军事措施相冲突，他们还是会努力尊重我们安全区的！”

“唉，外交辞令就是复杂，能说清的话非得绕来绕去的。”

施佩林过来说：“我刚才听收音机里的英国电台对此评论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我们的计划。”

“英国这样认为？”拉贝问。

施佩林点头。

拉贝从椅子上站起身，踱步道：“我不认为日本是断然拒绝我们的计划，因为从外交角度看，它的这个答复还是留了一条后路给我们的，就是说，日本人给我们的计划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只要我们不跟他们的军事行动发生冲突，他们是可以允许我们安全区存在的。所以仔细分析日本方面的这个答复，对我们还是有利的。”

“先生你这样分析认为？”韩湘琳等脸上露出了兴奋。

拉贝频频点头，说：“反正我这么认为，至少我们与日本方面还有余地可谈！”

“这就好！这就好！”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施佩林先生，我们必须马上请美国使馆再设法向日本方面转达我们的回应和善意。”拉贝对助手说。

“你的意思是……”

“以我的名义，马上向美国使馆发一封电文，声明我们得到日方表态后的意见。”拉贝重新坐到办公桌前，拿起笔，开始起草电文：

<small>我们恳请您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下列意见转发给饶神父（雅坎诺）：</small>

<small>衷心感谢您的帮助。日本政府承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它将尊重安全区区域，对此，委员会表示认可和感谢。中国当局完全同意严格执行我们原来的建议。因此，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安全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并通知您，难民已经开始迁入安全区。委员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在进行适当的检查之后，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安全区业已开放。</small>

<small>委员会恳请您，以最友善的方式再次与日本当局取得联系，促使对方注意：如果对方直接给委员会一个带有保证性的通知，将会大大减少陷于困境中的居民的忧虑。我们诚恳地希望不久便能收到日本政府相应的通知。</small>

当晚，拉贝通过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将日方以及他的这封电文的内容，向外界作了正式陈述，以此再次恳求日方对他们的国际委员会设立安全区的建议予以“友善考虑”，因为“由于必须事先采取措施以救助成千上万名只有在安全区才能找到避难场所的平民，委员会急需立即开始工作。出于人道主义，迫切希望即刻对此建议作出答复”。——新闻稿上引用了拉贝这段话。

什么叫日理万机？拉贝这位不是市长的“市长”，从跟马市长告别握手的那一刻起，他就深深地体会到了。12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罗森向他透露一件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和夫人突然回到南京了。

“是来支持我的？”拉贝大感意外。

“不是。是帮助中国当局与日本方面周旋……”罗森说。

“晚上无论如何要请先生到福昌饭店去一趟。杭立武博士要走了！”韩湘琳急匆匆地前来向拉贝报告。

“杭怎么能走嘛！他是我们的副总干事呀！他可是个大人物，他走了我们怎么办？”拉贝急坏了。

“听说他是蒋总统亲自点名要去完成一项特殊使命才决定走的。”内部消息灵通人士向拉贝报告。原来杭立武被调去秘密押运故宫珍宝。

一万四千多箱珍宝呀！都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东西，这样的任务不能没有人去完成！与杭见面后，杭立武悄悄对拉贝说出了自己所承担的秘密任务。

“太可惜！太可惜了！你一走，我们损失巨大。我无法找出一个更合适的人来接替阁下的工作。”拉贝有些沮丧。

“国难当头，我们皆无可奈何！”杭叹息道。

“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就是希望我们的安全区不要与他们的军事措施相冲突，这显然告诉我们，在安全区内中方不能有任何军事行动和军事人员的存在。唐司令长官，我们安全区能不能公开成为南京市民的避难地，全凭一个条件了：你们的军队不能在区域里面有任何军事行动和军人。希望您看在几十万南京市民日后的命运的份上，给您的部队下达一道特殊的命令。”拉贝在新闻发布会上，拉住唐生智总司令，以恳切而坚决的口吻请求或者说哀求道。

唐板着脸，长时间不作回答。最后从口里吐了一句话：“拉贝先生，我尊重您的建议。明天我将向部队发布命令，让他们停止在你们安全区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包括立即停止修筑工事。”

“谢谢唐将军！”拉贝十分感激。他要的就是这句话。

但拉贝很快发现，唐生智的命令其实已经不能落实到下面的部队了，或者说他未必是真的按他晚上跟拉贝所说的那样行事了。第二天，拉贝及其他国际委员会成员碰面时，大家反映：守城部队的官兵依然还有人在区域里面挖工事，甚至有的地方在重新架设军事电台。

“我必须向你们严正抗议：如果再这样下去，我这个国际委员会主席只能辞职了！”拉贝气得直接给中方当局打电话。

得到“保证”后，拉贝才缓了口气。但拉贝相信，此时此刻，即使是蒋介石出面，南京城里的人未必都听他的，军队也是如此。从这层现实上去理解，拉贝算平息了一丝怒火——韩湘琳总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给他解释类似的问题，令拉贝处事有了新的思考角度。为此，他一直非常感激韩。

不管如何，安全区的工作不能停止和拖延，每停止和拖延一天，灾难将会更大更可怕。拉贝决定：必须尽快让全市百姓了解和知道他们的安全区是怎么回事。于是也就有了当晚他们给新闻界和城市警方的一份标题为“在安全区安置居民及分发食物的暂行措施”的公告。内容为：

1. 安全区内还没有做好大规模安置居民的准备。目前的战局还没有到达必须这么做的地步。

2. 为了在紧要关头（也就是最后的时刻）将逃进安全区内的人数控制到最小程度，委员会建议，各个家庭可以和亲朋好友私下协商现在就安排好自己的住处。委员会保留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这些房子里安置难民的权利。

3. 一个负责安置难民的特别委员会目前正在区内忙于了解所有可以考虑安置难民的房屋的情况。凡是无法通过私人关系在区内找到住处的难民，该委员会将通过协商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也就是战局紧迫）时，将不实施该办法。一旦这个时刻到来，将会发布正式通告，正式宣布启用安全区。

4. 私下协商仅适用于私房，不包括公共建筑或学校。

5. 安全区内可供使用的空间有限，故家具或类似的财产不得带进区内。只允许携带铺盖、衣物和食品。

……

这是国际委员会第一份给市民看的公告，其内容同时还对什么时候开放安全区作了特别说明，指出：要等“中方军事人员及其全部军用设施全部离开区域”之后。拉贝对这句话是作了认真考虑的，一是这样可以催促唐生智将军赶快下达最严厉的命令，二也是给日本人看的。

“德国人做事太精明！”据说唐生智在看了第二天的报纸消息后说了这么句话。后来他下达了一个死命令：守城军队全部撤出安全区域，不得再在那里安置军事设施，更不能在这些地方进行军事行动。

12月5日是星期天。圣保罗教堂的钟声仍然低沉而清脆地响起。这一天是本月第一个主日，传教士福斯特照旧准备着教仪——

……一曲《我今天为你祝福》轻缓中带着几分忧郁，在南京城区的上空飘荡着。

来教堂做礼拜的人比平时少，但比福斯特想象得稍多些，且妇女占了多数。离开教堂，福斯特乘车准备到牧师马吉家，结果一上路，3颗炸弹从他头顶呼啸而过，随即不远处的地面高射炮齐鸣，福斯特赶紧带着一起从教堂走出来的妇女们迅速躲进街头一旁的防空洞。在马吉牧师家，福斯特与马吉等人激烈地讨论着如何建议中方不要再一意孤行守城了。

“既然没有把握能够抵抗日军进城，那么敞开大门让强盗进来也不失为一种智慧，何必非让惹怒的强盗再乱杀无辜。”马吉牧师也是这个主张。

“恐怕蒋介石先生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他已经被共产党骂了几年不抗日了，所以现在蒋先生是豁出老本也要撑着干出点样子来。这回在上海就把所有的精锐部队全押了上去……”福斯特说。

“结果又能怎么样呢？”马吉说，“中国的国力和实力都比不上日本，大上海他蒋介石押上了，输了；首都南京他还想有何作为？我还是那句话：既然无力抵御，干脆打开城门……”

福斯特笑：“我们几个普通神职人员，怎能影响得了他蒋总统？来，还是一起在上帝面前为南京市民们祈祷吧！”

耶稣神像前，马吉和福斯特在心中默默地寄托着自己的那份对和平的期待。

“轰隆——”拉贝这一边的情况则不同，他生活在现实中——日本人的炸弹已经一次次逼近他的办公室。有时爆炸声太强烈，他便让佣人将桌子搬到离窗口远一点的地方。收音机就摆在桌子上，这几乎成了他唯一最亲近的“伙伴”，一切最重要的消息都来自于收音机里传来的上海电台所发布的消息。

上海电台里讲，日本军队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距南京城只有13公里的地方了。“如果这情报属实，那么日本人将在两三天内进城，而不是唐生智将军所说的两个星期。”拉贝跟韩湘琳分析。

“有这么快吗？”韩不懂军事，一听拉贝这么讲，便着急地问，“我们的安全区还没有准备周全，市民也不太清楚我们的安全区到底怎么搞，是不是赶紧向外贴些公告一类的东西？”

“我也这么想。我们的委员会中有人还在继续做你们中国领导人的工作，希望他们在日本军队打过来时，干脆打开城门……”拉贝说。

韩一听，愣了半晌，问：“这不就是投降吗？”

拉贝看了一眼韩，说：“不设防，也是军事上的一种手段，并非绝对是投降的意思。”

韩还是认为：“我觉得与投降差不多，不打就开城门了，这等于是投降嘛！恐怕中国军队和南京人民有些不愿接受，太没面子了！”

拉贝摇头，喃喃地说：“中国人就是讲面子。要面子只会害死更多的人！”

“拉贝先生，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看，你们的安全区内，还有不少军人的活动，这是很危险的。”德国大使馆留守人员罗森博士急匆匆地跑来对拉贝说。

“唐将军不是答应得清清楚楚，他要下令彻底让军队撤离我们的地方和停止其中的一切军事活动嘛！”拉贝不信还有这等事。

罗森说：“唐将军下令不假，但下面的军人也越来越害怕日本人打进城来杀他们，所以正在以各种方式纷纷潜入你们的安全区……”

拉贝急得直搓手：“这太危险！必须制止这样的事！”他吩咐韩湘琳等筹备组织好人员在未来几天内在安全区各街口安排警戒，严防军人和换成便衣的军人进入。

12月6日，早上一起，空袭警报便不停地在响着。从芜湖方面传来的消息证实，停泊在船坞里的怡和洋行的“塔克沃”号轮船和太古洋行的“大同”号轮船，被日军战机击中，死伤数百中国人。停在附近的一艘英国战舰舰长也在空袭中负伤。

南京城的情况更紧张。日本人的炸弹落在浦口铁路站，一下炸死20多人。

拉贝来到中国守城军队的黄上校那里，与他商谈不准军人进入安全区事宜。

黄上校对拉贝设立安全区本身持反对意见：“设安全区本身就会从心理上让我们的守城部队瓦解了士气。”

“这是很明显的事。”黄上校解释道，“你想，过去我们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才输掉了这场战争，现在到了我们对首都南京坚守的时刻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调动一切有生力量来迎接与敌人的殊死决战，不让日本人占领我们的一寸土地。可现在你们弄出个安全区，百姓纷纷搬进去，连我们的一些军人也跟着往里面躲藏。这样，我们在与日本人打的时候谁来支援我们？这不是动摇军心吗？我不同意你们建立什么安全区！坚决不同意！”

黄上校显得很生气的样子，将身子转过去，有些不想理会拉贝。

“上校先生，是这样的。”拉贝觉得黄上校说的是奇谈怪论，必须让他明白建立安全区的目的和意义，否则误会大了。“是这样，想进我们安全区的人，都是留在南京城的人。他们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带着家人和一点点财产逃走，他们是穷人中最穷的人，难道应当由他们这些穷人用生命弥补以往你们军方所犯的错误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让穷人去为我们所犯的错误负责和弥补什么东西？”黄上校生气地看着拉贝。

“对不起，是我表达得不确切。”拉贝赶紧道歉，接着说，“尊敬的黄上校，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不命令南京那些富有的市民，那些逃走的有钱的80多万市民留下来？为什么总是要那些社会最贫穷阶层的人来献出他们的生命呢？”

黄上校沉默片刻后，又说：“即使像你所说的那样，建立所谓的安全区，也应该是在最后时刻，因为我们跟日本人打，就是到了他们进城后，我们的军队也还要与他们进行巷战到底！那时候建安全区可能比较有用。”

拉贝表示反对：“我不认为黄上校的想法切合实际。”他接着说：“如果不作提前的准备，一旦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城比你们预期要快的话，巷战或许根本就没有打起来，中国军队就撤出南京城了，那个时候即便有人想建安全区，恐怕已经晚了！”

“不行！我坚持认为，不到最后时刻，建立安全区是动摇军心的行为。这个关系到中国的形象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我是不会同意的！”黄上校似乎没有回旋余地。

与黄上校的交谈令拉贝有些沮丧。回来后，他痛苦地伏在办公桌前沉默了好几分钟。怎么办？部分中国军人如同又臭又硬的粪坑石头，不切实际的中国军人，让他们的尊严和荣誉见鬼去吧！

拉贝想到了日本人。是的，只有求日本人了，他们才是关键。如果日本人同意建安全区，拉贝他们的国际委员会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工作全面开展起来。对，日本方面不是已经有了一个表态吗？应该趁热打铁，进而向他们提出要求。想到这里，拉贝立即又一次起草了一份给日本当局的电文：

<small>1. 日本当局的答复国际委员会已收悉，委员会对内容已作了记录。中国当局目前正在减少区内的军事设施的数量并从区内撤出军事人员。委员会已经开始用旗子标记出区域的界线，旗子的图案是白底红圈红十字（红圈象征安全区）。在安全区转角处的地上或建筑物的房顶上水平悬挂画有上述标记的大横幅。</small>

<small>2. 鉴于安全区内剩余的中国军事人员正在逐步撤离，同时考虑到数以万计涌进区内的难民和其他平民的忧虑和困境，委员会希望日本军队在安全区筹备期间以及设立后不要轰炸该区，也不要对该区域发动任何形式的进攻。国际委员会将努力尽快完成赋予其的工作。</small>

<small>3. 国际委员会获悉，日本当局在答复电第5段中作出了承诺，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日方承诺内容如下：可以把下列情况看成是一种表态，日本军队无意对未被中国军队使用的地点或不存在军事设施或没有部署中国军队的区域发动进攻。</small>

<small>4. 国际委员会在此通知日本当局，共有15名～20名外籍人员志愿管理安全区。外籍成员继续留守在城市表明，他们认为中国以及日本当局在安全区方面所作的保证是诚实并且可信的，此外这还表明，委员会将坚定地负责将所有有关安全区的规定实施到底。</small>

在完成给日方的电文后，拉贝想了一想：觉得光给一个方面还不行，毕竟现在要使安全区正常运转，南京还在唐生智的掌握之下，怎么能离得开他呢？再说，唐本人不已经在前两天表态支持我们的安全区了嘛！问题出在他的下属和一些像黄上校这样的军人身上。应该继续争取唐生智的支持。想到这里，拉贝又拿起笔，给唐生智总司令长官也起草了一份电文：

<small>昨天您十分友好地和委员会主席及代表进行了交谈，委员会在此就您对委员会工作的首肯以及在帮助南京难民和平民方面所给予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small>

<small>委员会特别要感谢的是您就安全区事宜所给予的详细的保证：</small>

<small>1. 在安全区域内不设立新的军事设施、战壕或其他掩体，同时也不得在区内留有火炮；</small>

<small>2. 在安全区域作出明确标记后，下令禁止所有军事人员进入安全区；</small>

<small>3. 所有属于军事指挥所或其他部门的军事人员必须逐步撤出安全区。</small>

<small>对于您提出的为安全区作出明确标记的建议，委员会将立即执行，以便于中方军事人员执行您的命令。</small>

<small>委员会和受您指挥的警察局长方先生商定，张贴致中国军人的通告，向他们简要地介绍安全区的性质和作用，以便他们能理解禁止他们进入安全区的理由。</small>

<small>委员会关切地并充满理解地注意到了您的表态，即：委员会的愿望具体实施起来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对此委员会要指出，接待大规模难民有一定的困难。他们寻求得到保护，但是只要安全区内布置有军事设施和军事人员，这种保护就不能得到。</small>

<small>委员会不否认您说法的正确性，即：短时间内从安全区撤出武装军事人员比较困难。但另一方面请允许委员会冒昧地指出，由于通讯联系的难度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当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开始从区内撤出全部军事设施时，几乎就不会再有机会通知日本人安全区开始启用了。而在这一段时间内日本人会轰炸区内的难民，并指责中国军方因滞留在所谓的安全区而必须对此负责。</small>

<small>为此，委员会希望您继续努力，尽快从安全区内撤出所有部队。委员会已经发表了一项声明，表达了对您所作承诺的充分信任。</small>

<small>最后，委员会在此对您充满同情地顾及平民百姓的利益表示感谢，请求能继续得到您的友好合作以及您关于安全区各项努力的建议。安全区维系着许多中国人的命运。</small>

拉贝送出两封电文，自己都觉得似乎有些异想天开：已经打到南京市郊汤山的日本军队能理会他这个德国“纳粹”党员的建议？唐生智将军恐怕正在忙着为自己逃命作准备，还有心思为他这个“汉堡商人”想事？

听天由命吧！拉贝安慰自己。不过7日这一天早上起来看到头顶上掠过的大批中国飞机，再次证明拉贝他们留下来的全部意义了——蒋介石总统先生向自己的首都告别了，那位与拉贝争执半天要“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黄上校据说也跟着最高统帅离开了南京。

现在的南京城内基本上只剩下三类人：没钱的穷人，手无寸铁却心怀信仰的外国的传教士、生意人和教授及医生们，以及不知如何打仗又随时准备撤离的守城中国军人。

守城军人们在做两件事：把多数城门封死、封结实；把城门外的居民房全部烧毁，不给日本进攻时带去方便。于是整个南京城外一片火海与烟雾，这样那些被烧掉房子的居民和农民们大批涌进城内，借居宿营，有的就直接进到拉贝他们的“安全区”内。“这些人还不是最穷的，他们只是先头部队。他们还有点钱，可以花钱借住在安全区内的亲戚家。真正一无所有的人还没有进来。”拉贝与韩湘琳都这样认为，他们在与先头进入安全区的难民们交谈中了解到这些情况。

“吃饭是个大问题。”拉贝要求粮食委员会主任韩湘琳首先考虑这件事。

“同时还必须向学校的学生开放。”拉贝认为，大学生、中小学生是首先要保护的对象。

“这些学生的吃饭问题，可以提供集体膳食。”拉贝指示。

“我们给学生们提供什么食物？”韩见成队成队的孩子们进入安全区，有些不知所措。

“粥，当然是粥！谁提供得起米饭呀？”拉贝的眼珠子一下瞪大了。他觉得韩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想不到如此简单的问题。“我们让大家喝上一碗稀粥就不错了，谁还敢想在安全区里吃上米饭？上帝都不敢点头的。”

“是。我想也就是粥了！”韩松了一口气，他是安全区的粮食委员会主任，以后可能要有几十万人都要由他来解决吃饭问题，他老韩一辈子都没想到自己会担这么大的责任。“当官其实也不是好当的呀！”老韩第一次有了当官的别样感受。

关键是，这个时候，常常说好了有人送来几卡车米，但最后到拉贝他们手上的有一半就阿弥陀佛了——中途被军人和不明身份的人拦截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今天才进了2117袋大米，比原来说好的少了近一半。见鬼！”老韩报告说。

“别怨了，怨也没有用。最高统帅部答应给我10万元，现在才拿到4万元。那6万元肯定没着落了，怨谁？”拉贝倒是实事求是。

下午，他和委员会的全体人员一齐上阵，在安全区各个主要地段上都用旗子标了出来，并且在大街上向市民贴出了公告：

<small>在不久以前，上海战争的时候，国际委员会曾经向中日双方当局建议，在南市一部分的地方设立一个平民安全区。这个区域为双方所赞同的。中国当局允诺中国军队不进入指定的区域。这个区域既然没有驻兵，日方也就赞同不再攻打那个地方了。这个协定为双方所遵守的。在那个区域以外的南市各地方，虽然有恐怖和毁灭的事，然而这个难民区域却是被救了，而且又救了整千整万人的生命。</small>

<small>现在在南京的国际委员会也为本城作了同样的建议，这个区域的界址开在下面：“东面以中山路北段从新街口到山西路广场为界；北面以山西路广场沿西到西康路（即新住宅区的西南界路）为界；西面以由西康路向南到汉口路交界（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又向东南成直线到上海路与汉口路交界处为界；南面以汉中路与上海路交界。”这个区域的边界都用了旗帜作记号。在旗帜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红十字以外再有一个红圆圈，并在旗上写了“难民区”三字。</small>

<small>为着要使上述的区域为平民成为一个安全地点，卫戍司令长官曾允诺在本区域以内所有的兵士和军事设备一概从速搬出，并且允诺以后军人一律不进本区。日本一方面说：“对于规定之区域颇难担负不轰炸之责。”在另一方面又说：“凡无军事设备，无工事建筑，不驻兵，及不为军事利用之地点，日本军队决无意轰炸，此乃自然之理。”</small>

<small>看到以上中日两方面的允诺，我们希望在所指定的区域内为平民谋真正的安全。然而在战争的时候，对于任何人的安全自然不能担保的。无论何人也不应当认为进了这个区域，就可以完全保险平安。我们相信，倘然中日双方都能遵守他们的允诺，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得多啦，因此，市民可以请进来吧！</small>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这份中文公告书中把“安全区”译为“难民区”，是因为拉贝他们认为这个词更容易被南京百姓们理解。同时为了确保涌进安全区的市民有序地住宿，拉贝吩咐斯迈思博士给报纸提供了一份新闻稿详细将住宿和膳食告示如下：

1. 住宿：

（1） 建议居民尽可能在安全区内达成私人住房协议。需交付的房租应尽可能的低，绝不应超过和平时期通行的价格。

（2） 安全区内的公共建筑以及学校是给没有能力签订私人住房协议的最贫穷的人预留的。学校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予以开放。

（3） 对于居留在公共建筑物和学校的家庭，其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安置在一起，但是寝室的安置将根据性别区分。该住宿的安置是免费的，为了能安置大规模的难民，向每人提供的寝室面积不超过16平方英尺。

（4） 在安全区启用后，若以上设施不足以安置全部难民，委员会将要求安全区内所有空房或仅得到部分使用的房屋的主人免费接纳剩余的无家可归者。

2. 膳食：

（1） 指定分发给委员会并由委员会储备的大米、面粉由经过委员会特许的私商出售。

（2） 穷人的膳食（稀饭）由红字会和红十字会负责管理的粥厂以低价提供。粥厂分别位于五台山、金陵大学附近，以及山西路交叉路口……

拉贝忙得简直焦头烂额：一会儿，有人报告他送米的车子在城门外进不来，一会儿有人告诉他安全区的几个地方有军人把小旗子拔了。

“这绝对不能容忍！拔旗等于告诉日本人这个地方可以轰炸，那我们的难民怎么办？太危险了！我去看看！”拉贝一听就急了，迈开双腿就往那些被拔掉旗子的地方走。

“看，南京市长来了！”有中国人看见拉贝，便悄悄说。

这话让拉贝暗暗吃了一惊：我真当南京市长了？他突然想起了两年前在北戴河的一次茶话会上，当时的德国大使陶德曼先生就曾向他开过这样的玩笑。现在我竟然真的当上“南京市长”啦！

拉贝尽管没去理会中国人的街头碎语，但心头有几分得意。

“当时陶德曼先生说这话时我还有些不高兴。可是现在，这句玩笑几乎要变成真的了。当然，一般情况下，一个欧洲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国城市的市长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情况：前一段时间一直和我们合作的马市长昨天离开了南京。于是委员会不得不开始在难民区内处理市政管理工作和问题。这样，我真有点像一名‘执行市长’了。拉贝啊拉贝，你得意忘形吧！”12月8日的日记里，拉贝写了上面这段话。

“现在我是这里的最高领导者。你们唐司令长官是亲口答应我们的，安全区的建立，中方是在11月22日就已经非常明确地同意了，现在你们再进入我们已经规划定好的安全区，并且未经允许就拔掉我们向市民公布的区域的标志，这就是背信弃义！我代表国际委员会，坚决抗议这种行为！希望你们立即纠正错误！”拉贝气呼呼地站在一批拔旗子的中国军人面前。

“你是什么人？竟敢阻拦我们的军事行动？”有几个下级军人见这位洋人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很不服气。

大概他们的长官认识拉贝，只见一位上尉过来，与拉贝谈和：“先生不要冒火嘛！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如果你不同意，我们这就撤。”

“当然不会同意！我有你们唐司令同意的安全区域图……”说着，拉贝拿出前一天的报纸，上面有“安全区”的《告南京市民书》和《安全区域图》。

军人们传递看了看，相互使使眼色，再也没有吱声。“走吧走吧。”军人不耐烦地吹着口哨，走了。

“简直莫明其妙！”拉贝笔直地站在原地，很是威风。

“先生今天可真像市长啊！”韩湘琳在一旁乐。

“像吗？真像吗？”拉贝来劲了，干脆把脖子挺得直直的，然后斜着眼，问韩湘琳。

“像！关键是您发号施令，连军队都不敢违抗。”

“哈哈……”拉贝好不得意，“走，到其他地方看看。”

“是，市长先生！”韩湘琳等前呼后拥地跟着。

日本人的空袭，已经是随心所欲了，因为中国军方的飞机显然放弃了空中的抵抗，或者根本就没有了战机。这是12月9日的景况——日军飞机在城南投下大量炸弹，使得拉贝他们的运米卡车无法正常进城。其中一辆卡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与守城军人说通经过城门后，日军战机的炸弹便随即落在这座城门口，当场有40余人被炸死……

下午2时许，拉贝和贝德士、施佩林等在中国军方一名上校的陪同下，巡视了安全区沿线。他们站在山丘上登高俯瞰，只见到处浓烟滚滚，正在燃烧的民房冒出的烟雾笼罩着城郊。

“那里有一个高射炮阵地！”施佩林眼尖，突然指着安全区西南界内的一个地方喊了起来。

“怎么还在我们的安全区内安置高射炮阵地呀？”拉贝扶着眼镜，也看到了那一排高射炮，很生气地质问随行的中国守城军上校。

“呜——”上校还未来得及回答，便有3架日军战机从拉贝他们的头顶呼啸掠过……“快卧倒！”拉贝动作迅速地滚倒在地上，同时招呼别人。

“哒！哒哒哒……”那安全区内的高射炮突然猛烈向日机射击。拉贝等仰头看着空中的一场近距离激战。可惜地面的炮火总是打偏。“或者说幸亏它总是打偏，否则日本飞机上的炸弹一定投在我们的身上。”拉贝事后认真地说道。

“你都看到了，上校先生，如果你们的军队再不从安全区撤走，我将向我的元首报告，报告你们的唐将军失信，而我们的难民区将无法继续工作下去，我这个主席也不想当了！”拉贝从地上站起来，连尘土都没顾上拍净，便冲着随行的中国守城军上校发火。

“我有什么办法？”上校悻悻然道，“都这个样子了，谁还有本事拦住日本军队？如果先生有可能的话，我倒是建议您应该直接向唐将军提出，让他下令把部队撤出南京，别再硬撑着打什么保卫战！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嘛！”

拉贝愣愣地盯着上校，半晌没说话。

“对啊，我们找唐将军，看看他现在的态度如何？”末后，拉贝突然像缓过神似的说道。

“唐将军会改变主意吗？”施佩林等怀疑拉贝的想法。

“只要有一点希望，我们就该去争取。”拉贝坚定地准备试一试。

“可以啊，我本人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只要您能说服我们的蒋先生。”拉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把“停战”建议向唐生智司令长官提出后，对方竟然表示理解和同意。

“看来唐本人也已经对守城不抱希望了。现在就看蒋先生的决定了。”拉贝等兴奋地议论着。“既然如此，我们再努力一把，全力以赴争取停战的结果！”拉贝俨然是一个主宰南京城命运的大人物了，他匆匆地带着一行人，赶到停在下关的美国炮艇“帕奈”号——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在上面。

“艾奇逊先生，我以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想立即通过您请在汉口的你们的大使，给中国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和日本当局提出停战的建议。”拉贝有些激动地对艾奇逊说。

“好啊，我的南京市长，如果你能促成此事，我们美国方面肯定乐见其成。”

于是，拉贝回头又分别将两封内容接近的电文发给汉口的美国大使馆，请其转交中日双方 ：

在国际委员会能成功地得到日本军事当局（中国军事当局——发向日方的电文则这样称。笔者注）在可能的情况下放弃对城墙内南京城的进攻（采取军事行动——同上）这一保证的前提下，已经在南京城设立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向中国当局建议（向日本当局建议——同上），在城内不采取军事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建议南京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停火3天，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在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撤出。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委员会请求立即对此建议表态。拉贝在电文的最后庄重地署下“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字样。

中日在南京决战到最后时刻，双方都红了眼，这样的一份“停战”建议到底会带来什么结果，没有人知道。

拉贝像刚刚签发了一份几十万人的“生死状”，心情激动而紧张，激动的是他这位“汉堡商人”竟然在异国他乡能够有权去过问几十万中国人的命运，紧张的是如果一旦电文被蒋介石和日本当局当作废纸一张，他这个“市长”的权威性将受到极大质疑。

使命和虚荣心一时让拉贝内心涌起万丈波澜。

从“帕奈”号上岸后，他们穿过燃烧的下关回城。晚上7时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拉贝等听说日本军队的前方部队已经将炮火推到光华门了。这已不是什么可以瞒过大家的事了——南城门和光华门那边的火光肉眼都能看得到。

此刻的城内，路灯全被熄灭，夜幕中从前线抬回来的伤员和撤下的部队，三三两两，到处皆是，他们无目的地在街头流浪着。安全区各个进口处已经有大量的人涌入，其中不乏一些脱下军装的军人混在里面。这让拉贝他们很着急。

“日本军队一进来，发现这些人后，将对整个安全区带来不可估量的麻烦。必须采取措施，不让军人进来。即使是放下武器、穿着便装的军人。”拉贝说得非常严厉。

韩湘琳觉得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怎么可能去一个个核实其身份，再说他们也很可怜。”

拉贝的嗓门高了：“怜悯他们，就等于让更多的平民去送死！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保护更多平民！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先生。”韩等人不再坚持了。但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又一份经拉贝审阅批准的公告，于9日当晚通过新闻媒体发出：

<small>1. 战争期间没有任何地方是绝对安全的。（即使在上海的国际租界也有1000多人死于流弹、高射炮弹片、炮弹片和日本飞机及中国飞机误投的炸弹。）</small>

<small>2. 我们要记住，日本人从来没有保证过，不对我们的安全区进行炮击或轰炸。</small>

<small>3. 日本人仅仅保证在安全区内不存在中国士兵和军事设施的前提下不蓄意进攻安全区。</small>

<small>4. 为此我们紧急呼吁居民，空袭期间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瓦房同样也能保护不受高射炮弹片的伤害。）</small>

<small>5. 一旦城市开始遭炮击或轰炸，只要可能人人都应当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small>

<small>6. 即便只是听到城里有步枪或机枪声，也应当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或以围墙作掩护。射击时，在砖结构房子里的人不应当停留在门窗旁边。</small>

<small>7. 空袭、炮击、步枪或机关枪射击时，如果有人正好在街道上，而且无法很快找到安全的地方，如有可能，应当在坑里或围墙附近掩护自己。</small>

<small>8. 如果在城内或周围地区爆发战斗，行人不应成群结队，而应尽可能散开。</small>

<small>9. 伤员可以送到鼓楼医院，要救护车请拨打电话31624。</small>

“让我们进去！我们要进去！”在交通部门口，几百名带着铺盖和食物的老百姓，拼命往院内挤，却被安全区的“警察”死死拦住。

“怎么回事？”路过此地的拉贝看到后，责问那些护卫人员。他们告诉拉贝主席：里面两间房子里发现武器和弹药。

“那就先把难民们安置到另外的地方。”拉贝给出了解决的办法。

12月9日的夜间，所有南京城内城外的市民们没有人不被阵阵惊天动地的炮火声所惊醒。拉贝的国际委员会除了不停地接纳潮水般涌入安全区的难民和脱掉军装的男人们外，似乎只有等待两个字——等待日本军队进城后的可怕命运。

城内现在最多的是伤员，断腿缺胳膊的伤员到处都是。医生成了这个时候最受欢迎的上帝。中央军的军医金大夫前来向拉贝报到，说他手下8所军队医院还有80多名军医可为安全区提供服务。

“简直是奇迹！”拉贝高兴得拥抱金大夫，“越多越好，未来几天里，医生将最受欢迎。我敢肯定。”

马吉牧师已经向拉贝报告了他要在南京城成立一个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这个建议很好。你在欧洲人脉好，如果他们批准你的请求，就可以公开招兵买马了！现在我愁的就是救助伤病员。”拉贝非常赞同马吉的建议。

“只要有利于为市区的难民服务，我们支持所有建议和行动。”拉贝虽然做事严谨，但思想又非常开放，他的这一主张颇有市长风范，让身边的韩湘琳佩服得五体投地。

“下关的士兵要烧我们的粮食，你说怎么办？”韩又报告不祥消息。

“这是胡闹！决不答应！”拉贝觉得中国军队疯了。他们企图通过烧光的手段来阻挡日本军队进城，实在有些可笑，拉贝觉得。

“五台山上的那个炮兵阵地一直在向日本军队开炮，这样下去，日军将随时会用十倍的炮弹攻击我们的安全区……”又是一个可怕的信息。

拉贝无法忍受了！他让韩湘琳跟着他找到中方守城司令部，交涉的结果算是勉强成功。“你们假如要拿自己同胞的生命当儿戏，那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拉贝这回唱的是悲情剧，不过他说的也是实情，一旦军队继续在安全区内向日本军队打炮，日军的大炮更加猛烈回击是自然的事。何况，此刻的日军气焰异常嚣张。

拉贝最关注的还是蒋介石和日本方面对他的“停战”建议是否有回应。从汉口约翰逊大使那里传来的消息，拉贝得知他的电文已呈至蒋介石手中，而且约翰逊大使本人和美国大使馆对“停战”建议给予支持和肯定，但从大使非正式的口信中获悉：蒋介石批评唐生智同意“停战”，认为是个“严重错误”。这意思是说，蒋介石并不赞成拉贝的建议。

拉贝沮丧至极。他不甘心，绝不甘心！

于是他又向蒋介石发了一份新电文——当然还是通过美国在汉口的驻华使馆转呈。

<small>国际委员会在此诚挚地请求将此消息转达给蒋介石将军：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欢迎停火建议。但由于唐将军必须奉命保卫城市，因此关于中国军队撤退的问题须交最高统帅决定。南京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因为军事行动已经流离失所，还有20万人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在此紧要关头，国际委员会冒昧地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望迅即接纳该建议。</small>

12月10日，南京城内已经感觉时时在地动山摇。拉贝这一天的日记也是非常特别，有几个分段：早晨的、中午的和晚上的……而10日这一天的南京，其实是异常沉闷，沉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因为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已经向城内的守军通过飞机散发了“劝降”书，并且给了唐生智一天的时间回答。但以唐为首的中国守城军在松井石根规定的时间里没有答复。这样，日军便认为是中国军队没有投降的意思。于是，更加激烈的、南京最后的决战开始了——

拉贝的日记里记载了当日午夜后的情况：

午夜2时30分的时候，响起了猛烈的炮火声，其间还伴着机枪声。炮弹开始可怕地从我们的房顶上呼啸而过。我让韩先生一家以及我们的佣人们进入防空洞，我自己则戴上了一顶钢盔，头“最为高贵”，一定要完好无损。东南面起火了，火光将周围照得通明，前后长达数小时之久。所有的窗户不停地发出铮铮的响声，建筑物在炮弹爆炸的轰鸣中以几秒钟为一个间歇有规律地发出颤抖。五台山高射炮阵地遭到了炮击，同时也进行了还击，而我的房子就在这个炮击区域范围内。南面和西面也开始炮击。对这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稍微有些适应了以后，我又躺到床上睡觉去了。其实根本睡不着，只是打个盹。在日本人攻城之前，南京人大概都不可能闭着眼睛睡大觉了。炮火连天的夜晚过后，当第二天的晨曦微露，拉贝从床上轻手轻脚起来，拉开门窗的那一刻，他有些心怯，担心门外会不会有日本兵持枪顶着他胸前吆喝着“八格牙路”！

还算好。日本兵没有在门口站着。但屋里的水电全部停了。往大街上瞅一眼，“市长”拉贝有些不习惯：他的市民仿佛全都涌到了街头——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为了躲避炮火而向安全区转移的难民。

不知是喜还是悲。前些日子，拉贝等人整天忙着贴公告，插旗子，以标明何处是他们的安全区，现在看来，他的市民们完全清楚和熟悉哪个地方是“安全区”了。

“安全区”真的安全吗？在炮火连绵、势如破竹的日军进攻面前，拉贝突然反倒比过去那些日子少了几分信心，尤其是当他看到人群中夹着为数不少的士兵也跟着不顾一切地涌进安全区时，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就悬在嗓门口——多少次电文里和新闻发布会上，他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一个一向标榜“说话算数”的德国汉堡商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世人声称他的安全区里没有军人！

不是在说谎吗？不是在日本军队面前明着说瞎话吗？这种说谎和说瞎话的结果是什么呢？拉贝不能不紧张，因为他知道日本军队等的就是这种结果：你的什么的安全区，原来是给败下阵的中国军队作庇护所！

死啦死啦的！

拉贝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喉咙里直冒烟。

“韩，你赶快组织人，到安全区里，务必让那些士兵把身上的枪和其他所有武器全部、一样不少地丢在地上，我们把它们收拢起来……”拉贝的嗓子瞬间失声，严重沙哑地叫来韩湘琳。

“先生要武器干吗？准备跟日本人干？”韩觉得奇怪，有些不明白。

这让拉贝更着急，跺着双脚冲韩说：“你傻！你等着日本人来杀我们？”

韩猛然明白了，连连点头：“噢——你是说等日本人来了，我们把没收的武器交上去？好的，我马上去办。”

“轰隆——”

“轰隆隆——”

安全区终于迎来了第一批日本炮弹的袭击。施佩林马上给拉贝报告了他所负责管理的福昌饭店的情况：有21人当场死亡，12人重伤。

“我自己的胳膊也被玻璃碎片擦伤，流了不少血……”施佩林同时还报告了安全区另一个地方——一所中学内的伤亡：13名学生在炮弹攻击中死亡，20多人受伤。

“我马上去安全区检查！”拉贝知道接下来的伤亡会更严重。他叫上马吉牧师，两人坐上车子，行至山西路广场附近，见不少士兵在那里挖壕沟等工事。问他们为什么不执行唐司令的命令“不准在安全区内从事军事行动”，士兵们根本不理睬他这洋人。在中山路，更多的士兵在长官的指挥下，正在扛沙袋做路障，树木被大片大片地砍断横倒在路中央，并且用铁丝网联结着。拉贝与领队的军官交涉，军官尚算客气，但坚决地回绝拉贝“停止军事行动”的请求，说：“日军马上要攻城了，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坚决地抵抗到底！”

拉贝无话可说，心想：要真能抵抗得了，他作为一战的老兵，愿意跟着他们一起干，但他绝不干痴心妄想的蠢事。

晚上依旧如故的“新闻通气会”还按时举行，可惜除了拉贝他们几个国际委员会成员和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外，再无其他人参加。

记者没有从拉贝他们那里获得任何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斯迈思向在场的记者们报告了委员会成员在安全区抓到一个小偷。没事可做的记者们对此事反而有了兴趣，纷纷打听拉贝他们这个委员会如何处置这样的小偷。

是啊，我们该怎样处理？拉贝等有些不知所措。国际委员会对所有难民们的事一一有了事先的安排，唯独关于安全区内出现小偷这样的“违法”行为缺乏处理预案。

“我们没有法务机构。南京市所有的法院现在业已关门，怎么办？”最后几个聪明的洋人一商量，宣布道：根据国际委员会临时“陪审团”审议，判处该小偷死刑。

“哇！”记者们一片哗然。

拉贝紧接着又宣布：根据目前战时的南京市内缺少监狱和监押设施，对此小偷减刑为24小时拘留期。

“啊——”又是一片哄笑。

连拉贝他们都笑得前仰后合。其实，因为连拘留所都没有，这个小偷很快就被释放了。

12月12日。一整天内，拉贝如同一名警察，一会儿在安全区的左进出口查问和挡着那些看上去像军人的男人们，希望他们自觉地将身上的武器扔掉，当然能不进安全区最好，一会儿跑到右边的进出口指挥那些老弱病残和妇女们进安全区内……他发现，即使他有十条胳膊、十条腿，也无法在如潮水般的难民队伍里做成几件事。

听天由命吧！

大街上，所有的人都变得无所适从，曾经有过的狂奔乱跑现象也似乎一下停滞了下来：原来市民们和败下阵来的守军们，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死亡，还是活路？活与死，都是一样，都不属于他们自己能定局的……

多么可怕！拉贝第一次感到恐惧：原来人没了任何可想的时候才是真正可怕呀！

拉贝突然觉得自己也不知该干什么了。他回到自己的屋里后，不停地将药品放入皮包内，还有洗漱用的工具，似乎明天也要被日本人抓到什么地方去度苦狱一般。反正，像个小丑似的。“表演吧，小丑！全都成了小丑！”日记里他这样说。

晚8时，全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猛烈的炮击，地动山摇，六朝古都的所有城门仿佛都在开裂……

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把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

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俩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

我的朋友、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来了，他是我们安全区的财务部长。“我的天，你来干什么？”我激动而紧张地对他说。“只是来看看你们。”他说得平静。然后又说：“刚才有人愿意出手一辆尚未使用过的公共汽车，只要20元，你说要不要？”我快要疯了，说：“都什么时候了，克里斯蒂安！”“如果你不反对，那明天我让他到我们办公室来办此事。”克里斯蒂安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感慨万千：国际委员会有这样的伙伴，我们还怕做不出一些伟大的事吗？

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正在熊熊燃烧。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安置了30人，储藏煤的地下室外安置了3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这是南京大屠杀前夜的拉贝日记的部分内容。他这个“市长”院子里所安置和保护的200多人，在炮火的光亮中正向没有日本鬼子的最后日子告别。

第二天，他们迎来的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一页——南京大屠杀的黑幕，伴着日本军队的铁蹄声，正徐徐拉开……

第五章 拉贝和他的“南京安全区” 21.屠刀下的“安全区”

“叽——咚！”13日一大早，拉贝在睡梦中被一声巨响惊醒，随即连续不断的同样响声充斥在他的耳畔。

“有没有人伤亡？”拉贝迅速穿上衣服，走下楼梯，奔跑到一层和院子里询问。小客厅和院子内已经挤得满满的，绝对不是昨晚的200人。

“应该有300来人了！”佣人告诉他。“要统计出准确数字，一一统计起来。”拉贝命令佣人。

此刻的街头，天上乱飞的炸弹如冰雹般倾泻而下，四周的房屋已有多处在燃烧……孩子哭，大人叫，平民们纷纷向拉贝的院内拼命地涌来。

“你告诉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安全区了。我这儿住不了多少的，他们必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去。”拉贝担心他的院门什么时候被潮水般涌来的难民挤塌了。

无处可逃的一对老年夫妇拉扯着七八个看样子是他们儿孙的人，跪在拉贝面前请求进他的院子。“进吧！只许你们这一家进，其他的请往安全区那边走！十来分钟就可以到了，现在日本军队还没有全部进城，你们应该有个更安全的地方。快往那边去！”拉贝的身子贴在院门上，劝说着数以百计路经他院子的难民们，尽管他知道他的劝说并不十分有效。

“形势不可预期，我要到委员会的总部去开会。”拉贝再次命令佣人，“什么时候都不要开门。如果有日本军人来，你们就把这面旗帜举起来，这就行了。”他指指铺在院子里的那面“纳粹”国旗，好像这就是护身符，并且是唯一的。

“日本军队已经要全面进城了，眼下最严重的是大量伤员的出现，我们红十字会成立的事情不能再等了，所以今天正式宣布成立……”耶鲁大学毕业的传教士马吉先生在13日这一天是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来宣布上述消息的。他进而指出，未来的南京城内，将是救济难民最紧迫的时期，一切可能出现的危急情况都存在，期待各理事会成员能够发挥作用。

拉贝也被选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马吉告诉拉贝，前一天他运送前线的中国伤员途经首都剧院的包扎中心时，一颗日本军队打过来的炸弹正好落在街头，至少11人当场死亡。“后来我们路过金陵大学附近时，在华侨路见一处房屋也被日本炮弹击中，起码有20人被炸死，其中有七八个人是被炸弹的气浪抛到街上摔死的。一对可怜的老夫妇哭得死去活来，他们33岁的儿子脸上被炸了一个洞，躺在那儿已经死去了。今天早上我向总部过来的路上，则看到更多的中国军人被打死在工事里……安全区也未必安全。许多败下阵来的中国军人他们拿着枪，又不知干什么，有的就往安全区里躲，这让进城的日本军队看见后麻烦就会更大。”马吉提醒拉贝。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拉贝一听这话，脸色特别阴沉，“走吧，我们去安全区看看。”他叫上助手，驱车向他所担心的地方驶去。

大街上，呼啸的子弹和炸弹不时在头顶上飞过。挂有红十字会和德国国旗的车子，左闪右避着穿梭在大街小道上。在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门口，横七竖八的伤员躺满一地，他们都在等待设在里面的一所军医院的救治。

车至上海路段，一队日本兵用枪拦住拉贝他们的汽车。一个懂德语的日本兵知道拉贝的身份后，勉强对他的车子放行，并且告诉他，他们的军官也会马上进城。“马上绕开他们，抄小道走！”拉贝一面装着与日本兵打招呼，一面悄声告诉助手赶紧开车走小道。

“坏了！他们怎么还拿着枪乱晃呀？”沿途，拉贝迎面遇上了3个分队的中国士兵。他赶忙跳下车子，要求他们马上放下武器。“否则遇上日本兵会把你们全部消灭的！快缴械吧！”拉贝喊道。

“为什么缴械？我们不！我们要同小日本鬼子拼杀一阵！”士兵们不干，尽管多数人听了拉贝的话觉得有理。

“你们必须缴械，否则你们所有人的生命都不能保证！”拉贝说。

“你们的安全区不是安全吗？让我们进去吧！”士兵们围住拉贝，一个个用乞求的目光看着这位洋人。

拉贝扫了一遍这些可怜的中国军人，直着大嗓门说：“安全区不为军队提供庇护，尤其是你们现在这个样。我必须保证对平民的安全负责。”

这话不知起了什么魔力，士兵们立即纷纷扔下武器，有的则像变戏法似的把军装脱下扔到旁边的水沟或垃圾堆里，然后嚷嚷着请求拉贝放他们进安全区。

“那么你们就往前走，到外交部和最高法院去！”拉贝只好这样说。

“为什么让我们到那儿去？”士兵们不知拉贝指的两个地方已经变成了难民区，所以一听说到“最高法院”便紧张起来，直到拉贝解释清楚后才放心地往前走。

在铁道部门口，拉贝又遇上了同样的中国军人，有400多人。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劝说他们先放下武器。但有一名军官不同意，认为洋人的“馊点子”有损中国军人的形象，只见这位军官骑在马上，突然端起手中的卡宾枪，向四处猛烈扫射，末后说：“我们决不投降！”

拉贝觉得无奈，又无法阻拦这样的军人。“但，你们若要进我们的安全区，就必须缴械，否则我绝不会同意你们进去！”僵持几分钟后，多数士兵表示服从拉贝的建议，将手中的枪械扔在地上，然后向安全区逃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我把他们害了！”拉贝不曾想到，他苦心劝说中国士兵和军官们缴械的结果是，让日本兵在过后的日子里轻而易举地将这些赤手空拳的中国军人们统统地抓起来，活活地枪毙了。这是后几天里发生在南京大屠杀里的主要一幕，它十分惨烈。

“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安全区的边上发生巷战，那么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了。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毁，也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完全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除了被日本人当作战俘之外，不会有其他危险。”拉贝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解释自己坚持这样做的理由。

“把他的枪也给我解除了！”拉贝悄悄命令同行的哈茨先生对那位骑在马上的军官实施缴械行动。那个军官开始不从，后来竟然被哈茨制服了。“希望先生能理解，我们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意志而牺牲几百位你的士兵。”拉贝对这位不服气的军官说，“其实这也是保护了你！”

“去你妈的！你能保护我？”军官很生气地回敬拉贝。

拉贝确实无法回答和给这位军官提供任何保证。日本人能听他拉贝的？“但你要进我的安全区，我的话就是命令。”拉贝并不含糊。

那军官不再固执了，和他的士兵快步向安全区内撤。

安全区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难民潮——不是数以百计、千计的概念了！是数以万计！

如此巨大的人潮，中间夹带着数以万计的是败下阵的中国军人，这让拉贝伤透脑筋：不让他们进，就等于间接杀害他们——日本军人绝对不会客气。如果让这些中国军人进，等于让日本人有了侵犯和破坏安全区的理由。

“你们应该多派些人像施佩林先生那样守在大门口！”拉贝看着手持毛瑟枪、眼珠盯着每一位进出安全区的人的施佩林，对委员会成员们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拉贝先生。”韩湘琳向拉贝建议，“应该马上在我们的安全区门口各处贴上布告，告诉想进来的人一些规矩。”

“很对，马上去办。”拉贝于是立即让秘书和助手们行动起来，这也就有了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城后他签发的第一份文件——《致难民收容所难民的重要通知》：

1. 紧急呼吁所有的人尽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2. 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

3. 我们提请注意，难民区专为难民设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难民区无权为中国士兵提供保护。

4. 如果日本人来难民区检查或巡视，必须予以通行，不得向他们实施任何抵抗。

这位“南京好人”——后来南京人一直这样称拉贝，他期待没有任何战争防范意识的市民们千万不要轻易在日本军队进城时上街或到居室之外的地方“逗留”， 以防不测。

果不其然。这一天，家住评事街的孙仲芳，听说日本人要进城了，便与几位女伴上街看热闹，哪知突然听到有人大喊“鬼子来了”！几个人抬头一看，四面城楼上站着的都是持枪的日本人。“叭叭”“叭叭……”子弹立即呼啸而来。孙仲芳命大，在一片哭喊声中，她跑回了家。22岁的她，在母亲劝说下，抱起不到两岁的儿子“小狗子”，与哥哥随溃败的部队辗转到了安徽，这期间她与哥哥及“小狗子”走散。为了生活，孙仲芳第二次嫁人，丈夫是国民党士兵黄世清。孙的首任丈夫是南京市的警察，没能逃出日本人的魔掌，母亲也惨遭日本兵的奸污，不久便去世了。抗战后，孙仲芳与丈夫一起回广西老家农村，一住就是50年。丈夫黄世清去世后，孙仲芳又嫁给本村农民何成才。1990年第三任丈夫又去世。80余岁的孙仲芳因为没有与后来两任丈夫有过生育，故她格外思念失散的亲生儿子“小狗子”。2000年夏，孙仲芳老人回南京寻亲的消息震动了南京、上海等地，上海公安局的同志在查阅户籍档案时发现了一个叫“孙家才”的人，觉得与“小狗子”情况接近。经联系相认，孙家才果真就是孙仲芳走失的儿子“小狗子”。此时“小狗子”已是66岁的退休工人。当年7月19日，离别63年的母子终于相见团聚。“小狗子，我终于找到你啦！”孙仲芳老人抚摸着已是皱纹满脸的儿子，悲喜交加。

然而，那些没有逃出南京城的市民们，则没有孙仲芳和她儿子那么幸运了……

长长的秦淮区王府里小巷，此刻只剩下3号的周湘莲一家9口人了，由于周家的老奶奶舍不得老房子，所以日本人进城后周湘莲的爷爷及父亲挡在门外。年轻力壮的周湘莲父亲自知应当保护全家，13日上午，炮火在街头飞舞，他出门到南门外乌桥时，就被迎面而来的日本兵一枪击碎了脑袋。有人向周家报讯后，周湘莲的母亲当场昏倒。爷爷说啥也要把儿子的尸体找回来，结果出门后再也没有回家。等再有男人进周宅时则是几个日本兵。他们端着枪，一见脸上涂满灶灰的周湘莲母亲，不由分说，一枪托打过去，然后扒掉其衣服，当着周家老老小小的面强奸了她。

“花姑娘的有！”日本兵并没有就此罢休，将17岁的周湘莲和13岁的妹妹周湘萍轮奸了长达数小时……

闹市中心的新街口一民宅的防空洞处，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不知日本人进城的危险，趁大人不备时，自个儿站到了洞口。走在大街上的日本兵向小孩招招手，嘴着“叽里哇啦”说着听不懂的话。孩子害怕了，于是赶紧往洞里缩头，结果“砰”的一枪，小脑袋血浆四溅。洞内突然传来孩子母亲的哭喊声，几个日本兵端着机枪，先是扔手榴弹，再是机枪扫。防空洞很快塌下，里面的人一个都没有出来。

一队日本兵走到鼓楼医院门前，见一群穿着军装的中国男人往巷子里躲，便迅速将巷子两端包抄堵断，随后一阵密集枪声……小巷子内满地鲜血。

拉贝已经无法制止这些日本兵的暴行了，他们的车子几乎每走一二百米，就能遇上一起血腥的暴行，中国军人和平民们的尸体横满街头。“我检查了这些尸体，发现多数是背部被子弹击中的。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时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这样叙述。

沿路，拉贝看到无数民居和公共建筑被焚烧，而且在一堆堆大火中时常还能听到男人和女人那凄惨的叫喊声。当他企图去抢救时，日本兵用刺刀和枪托挡住了他。

拉贝只得去关切他所熟悉的德国人留下的财产——那个起士林糕饼店在他进去之前看样子已经被日本人洗劫了。黑姆佩尔饭店也被砸得一片狼藉。

有人提醒拉贝：应当告诉进城的日本军队，让他们了解安全区的位置，不允许其随便入侵。

拉贝认为这是对的。于是他带头举着德国国旗，手臂上还戴着红十字会袖套。有人向他建议还应当举一面太阳旗，并且这样告诉他：“日本兵不打举太阳旗的人。”

“我有自己的国旗就行了！”拉贝不从，因为他已经看到城内有人在家门口挂起太阳旗而被另一帮人骂为“汉奸”。

城门口，大批日本兵列成一个个方队正浩浩荡荡地开进城内。穿着西装系着领带的拉贝，站在路边，手中托着一张自制的地图，上前对一个日本军官比划着，指指点点地告诉他安全区的位置。

“你的德国人？你的大大的好！”满身都是血腥味和汗渍味的日本军人向拉贝竖着大拇指，既像表扬他，又像嘲讽他。

拉贝才不管这些，他认为能让日本兵了解他的安全区才是他的责任，这样可以避免更多的人受伤害。

“我已经命令手下的人在我们的安全区四周插上了许多小白旗，当你们见到这样的小白旗时，敬请一定不要进入。”拉贝苦口婆心地向一路走过他身边的日本兵解释着。真有人听他的？拉贝不知道，但他认为必须这样做。

离开城门口，拉贝搭上车子，飞速向城内的安全区驰去。路上，他们遇见了一队由日本兵押着的约200名中国工人队伍。

“先生救救他们，日本兵肯定会打死他们的！”同车人对拉贝说。

拉贝立即跳下车子，上前向日本兵亮了一下自己的身份后，提出要求释放这些工人。

一个日本兵上下将拉贝打量了一下，然后用枪托在他胖乎乎的肚子上一推：“你的，让路！”

拉贝对日本兵的粗暴无礼表示抗议。

日本兵朝他轻蔑地一笑，只管干自己的事。拉贝望着中国工人一张张可怜的脸，无能为力地耸耸双肩。他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祈祷他们平安。

“哒！哒哒……”拉贝没有走多远，就突然听到一阵密集的枪声和叫喊声。虽然视线被一堵墙隔着，但拉贝相信一定是日本兵对那些中国工人下手了。

12月13日，本应该向西门子创始人——恩斯特·维尔纳·冯·西门子先生做一次生日祷告，然而现在，拉贝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却看到了一群群比豺狼更狠毒更残暴的野兽。

野兽！他们就是野兽！拉贝眼睁睁地在司法部大楼里看着四五百名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军人被日本人捆绑着强行拉走枪毙。“这是惨无人道的屠杀！屠杀！屠杀——！”

在回自己家的那个小院时，拉贝的眼睛都要冒火星了：仅在离他院子50来米处，一个打死后又烧焦了的中国士兵被绑挂在竹竿上，尸体的焦味和炭黑的躯体，令拉贝呕吐。

“魔鬼也干不出这样的事！”拉贝咆哮着在屋子里骂了快半小时，如果不是斯迈思向他报告安全区面临的一大堆问题的话，估计这位汉堡商人这一天定会因这具家门口的焦尸而愤怒一夜。

“我不想说自己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我很少把时间用来阅读诗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总觉得这和一个汉堡正派商人的职业协调不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教育的缺陷’最终令人难堪地表现出来时，我便开始时常从‘女性’书中选出这本书来，以弥补我知识上的缺陷，但我不免左顾右盼，确定不会被发现。但是不知是谁听到了风声——女士们已经发现了一切，她们面带着沉静的微笑对我们的过失并不理会，对我尤其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某些特别有诗意的东西在我不知不觉、因而也就没有提出非议的情况下，被塞进了我的每日笔记本里，塞进去的纸条常常还露出点边。我今天对这样的一首诗格外钟情……”外面的枪声不停地响着，院子内时常有女人和孩子的啼哭声，同事们送来的一份份血淋淋的关于日本兵暴行的“报告”，都在此刻这位“汉堡商人”的耳边、眼前充斥着，喧哗着。

怪了，他竟然坐在办公桌前，拿着手中的一张纸条发呆着，默诵着：

<small>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small>

<small>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small>

<small>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small>

<small>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small>

<small>这个生命，人民和国家的造化。</small>

这是妻子写的一首题为的诗。拉贝读着读着，眼圈里泛着泪光。

“亲爱的，我已经将你寄来的这张纸条上的诗，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而且每天都放在我的面前。如果生命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之中，那么读起它便会有特别肃穆的感觉——谢谢你，我的妻子！”拉贝今天的心头激荡，妻子的诗让他更加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和可贵。

可是，在南京，在日本兵的屠刀下的中国人的命运又是怎样呢？拉贝感到痛苦，感到心尖上仿佛被针扎了一般的痛苦……

他要呐喊！面对日本兵的残暴，他要向全世界呐喊。

斯迈思博士赶过来告诉拉贝：铁道部和警察总部那边人满为患，安全区根本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各路溃退下来的中国军人，“最头疼的问题是，他们或者手里还持着武器，或者根本就没有脱下军装。日本兵坚持认为，这些中国军人会给进城的日本军队制造麻烦，必须将这些中国军队从安全区里拉走！但谁都知道，一旦被拉走，只有一个命运：死亡！”斯迈思问拉贝能有什么办法。

“找福田去，他是日本大使参赞，也是唯一可以对话的人。”拉贝说。

他们找到了日本大使馆的福田。“我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采取合理的做法的。”福田这样表示。

离开日本使馆时，拉贝颇有几分得意。但几个小时后，拉贝就接到了消息，滞留在铁道部和警察总部的1300多名中国军人，被日本兵强行地押走了，并且很快被全部枪决。“林理查和克勒格尔不是留在那儿监视日本人的行动吗？”拉贝听说后问斯迈思，因为事先他们怕日本人出尔反尔，便长了一个心眼，派了两位红十字成员留在现场盯着。

“林理查说，在我们走后，日本兵立即便把他俩驱赶走了。”斯迈思说。

“一个没有信誉的国家的士兵！他们彻底野蛮了！”拉贝无法容忍这种行动。他吩咐斯迈思，应当让所有国际委员会成员每人都把看到和听到的日本兵犯下的暴行记录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一件件他们无法抵赖的事实，逼其纠正错误，制止犯罪！”

“日本人认为，城里还有至少两万中国军人，他们有的还在抵抗，有的则躲在暗处袭击日军，有的则混在平民中间，这样的人对日军威胁很大，所以他们采取了见军人便杀的措施！”斯迈思从安全区管理者口中了解到上述情况。

拉贝沉默片刻后对斯迈思说：“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意见表达给日方听，即使是军人，只要放下武器，他们的生命就应该获得尊重，国际公约早就有了这方面的规定，难道日本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眼下我是南京市长，我必须出面提出抗议，否则我们将看到整个城市变成一个大屠宰场。”

难道不是吗？14日的南京下关，数以万计的中国军人死在长江边上，血水染红了滔滔江水，尸体堆积如山，惨不忍睹！城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斯迈思在汉口路上，亲眼看着50个中国男子被日军用绳子绑着，然后被押到一处墙根下，几个手持枪刺的日军像切西瓜似的朝中国军人的腹部捅去，没有死的人又被头上补上一枪……

“不行！我绝对不能容忍如此野蛮的暴行！”拉贝无比愤怒，伏在案头，向日本使馆参赞奋笔疾书道：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命运深感震惊。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力争做到安全区没有中国军人，到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的下午之前，这方面的工作成效良好。但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有数百名中国军人接近并进入了安全区，他们（出于绝望）请求我们帮助。委员会明确地告诉他们，无法提供保护。但是我们同时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放下武器，放弃对日本人的一切抵抗，我们认为，他们可以期待得到日方的宽待。那天晚上，由于匆忙和混乱，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经脱下了军装，委员会未能将已经解除武装的士兵同中国平民区分开来。委员会当然认为，这些中国士兵，一旦验明身份，根据法律就应当被看作是战俘，但是同时又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国平民！

拉贝继续写道，日军应当“根据有关战俘的战争法律规定，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予这些过去的士兵以宽大处理”。而且他认为，“战俘适合充当劳工，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能够尽快重新过上平民的生活而感到高兴”。

想得天真！日军师团参谋长原田看了看翻译过来的签名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信后，冷笑着问福田参赞：“这些德国人、美国人搞的委员会想阻碍我军在南京城内的行动？”

“他们多数是些传教士，以救济难民为己任……”福田吞吞吐吐地对横蛮一世的占领军长官如此说道。

“那——中午就找个地方见见他们？”原田问福田参赞。

“是！我约他们。”

15日中午，交通银行所在地，拉贝和斯迈思、施佩林三人代表国际委员会第一次与日军高级长官会晤。

“我们的将军说，他只对你们昨天信上提出的问题表态，而不是回答你们的问题。所以就不要提出新的问题了。”福田参赞事先对拉贝他们警告道。

“傲慢的占领军！”拉贝心头暗骂了一句。

“我们大日本皇帝，对所有平民是保护的，但现在是战争，战争就必须有非常规的措施。因此，我向你们重申：一、我们的军队要在全城内搜索中国残留军人；二、要在你们的所谓安全区入口处设置我们的岗哨；三、你们应当协助我们动员居民们尽快回到自己的家中；四、关于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你们应当把他们全部交给我方，并且相信我们的军队是讲人道主义的；五、你们雇用的警戒人员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但必须服从我们的命令，即对我们正在执行任务的军人行动提供方便，不能有任何阻拦行为；六、关于你们储备的一万担大米可以供难民们使用，但我们日本士兵同样需要大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你们应当迅速尽快地将大米交出来；七、你们应当协助我们实现城市内的供电、供水等事情的恢复；八、从现在起，你们要及时为我们提供劳工……”

“他把我们当作他的俘虏一样，根本没有认可我们安全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拉贝用英语轻声地对斯迈思说。

“尊敬的德国同志，你对我的指令有怀疑吗？”原田竟然用英语责问拉贝，这让拉贝吓了一跳。

“长官，你是胜利者，胜利者可以支配一切胜利成果。但我的任务是保护我们德意志人在南京的财产和战时平民的安全，关于我的使命，我的元首是知道的。因此也希望将军阁下能够给予支持和帮助。”拉贝这回用的是标准的汉堡口音的德语。福田参赞为他作翻译。

原田听后，点点头，脸上的表情表示了他对拉贝和希特勒的尊重。“先生能否下午陪我到你们的安全区看看？”

拉贝与斯迈思交换了一下眼色，认为这不一定是坏事，便答应了。

但是到了下午，拉贝失去了陪同日本原田将军的机会，因为有一队日本兵又要在安全区里带走一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拉贝知道所有被日本人带走的中国士兵结局总是悲惨的，因此他立即驱车赶到现场，并且一再向日本兵声明：“我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我在这里的一切行动都曾向我们的元首希特勒报告过，所以我以一名纳粹党员的身份和一个德国人的名义，向你们担保这些中国士兵——一群已经放下武器的俘虏，他们决不会与你们有任何军事方面的行动，你们应当释放他们。如果你们坚持要带走他们，那么连同我一起带走好了！”

拉贝做出了让日本兵不知所措的姿态——他用胖乎乎的身躯挡在日本兵面前。

“你的死啦死啦的！”有几个日本兵生气地用刺刀对准拉贝的鼻子尖，企图吓唬他。汉堡商人仿佛根本不在乎，依然大义凛然地站在原地，面不改色。

最后还是一个日本军官出面解了围，命令他的士兵放下枪，并向拉贝表示歉意。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总部等待拉贝，说有要事向他报告。于是拉贝不得不将现场交给了那个曾经表示“歉意”的日本军官处理。拉贝亲眼看到这个日本军官带着他的士兵离开了现场，才动身前往总部。

“不好了，先生，日本兵又回去抓走了1000多中国士兵，而且这回来的武装士兵更多，100多全副武装的家伙哩！”还没有进委员会总部办公室，有人便气喘吁吁地向拉贝报告道。

“走，我们马上回去！”拉贝一边嘴里生气地骂日本人不讲信用，一边对斯迈思和米尔斯说。三个人重新上车，疾驰至安全区。但任凭拉贝他们与日本兵费尽口舌，对方就是不放人。

又是1300多人从眼前被强行拉走。拉贝涨红了脸，几次欲冲到日本兵面前去挡拦，皆被斯迈思博士拉住。

“你们美国人怎么就没有一点血性？你看看这些日本野兽！他们连野兽都不如！”拉贝简直愤怒至极。

斯迈思无奈地说：“拉贝先生你还有所不知，今天他们日本飞机甚至把我们的军舰都炸沉了，而且还炸死了两个人！”

“如此胆大妄为？”拉贝不敢相信。

“我刚刚得到消息，说日本人把我们的‘帕奈’号炮艇炸沉了，死了一个意大利记者和一名船长。我们的大使帕克斯顿先生多处受伤，休斯艇长断了一条腿……”斯迈思悲伤地诉说着。

拉贝拍拍朋友的肩膀，安慰道：“上帝保佑我们。”

“走，还是去找找福田先生，他是我们唯一可以结交的日本朋友。”拉贝拉上斯迈思，又一次去日本使馆。

福田参赞答应出面跟军队说说。

“如果这样处决中国人的话，我无法为你们的军队去招募劳工了。”拉贝拿出这个理由，是希望日本军人想一想可能带来的后果。其实日本兵才不管拉贝的想法，在安全区抓捕中国军人已经是日军进城后的首要任务。尽管日军攻克南京城后非常嚣张，但他们内心依旧惧怕中国军队的抵抗和袭击，尤其是不敢轻视巷战和游击战一类的战斗，所以当进城后听说安全区潜伏了大量中国军人后，“扫荡”的矛头直指安全区。

从14日开始，日本军队不断派出“扫荡”分队进入安全区，凡见15岁至50岁左右的中国男人，统统要一一查验身份，要验看他们的手、肩和头发等等，看看手上有没有握枪的老茧，查查肩膀上有无扛枪的印痕，头上有无戴过军帽的发迹。稍有发现，立即拉出去枪毙。于是有人传说戴过帽的人头上都会留下印记，因此许多男人就把头发统统理成光头。哪知第二天日本人专抓光头的男人，可怜那些本不是军人的汉子们也被日本兵无情地抓走枪毙……

更加可恶的行径还有很多——

15日，安全区内的6名街道清洁工奉命在鼓楼一带打扫卫生，结果日本兵闯进去，见是一群男人，立即将其捆绑起来，押到一处墙根，用刺刀一个个捅死。

16日，在拉贝他们的国际委员会总部工作的伍长德被日军抓走，理由为他是一名中国士兵。伍以前是南京警员，他被带至首都剧场对面的一片空地上，日本兵让他在那儿站了几个小时，此间又有1000多个中国男人也被抓到那里。他们随后被带到汉西门，日本兵命令他们蹲在地上，后又被强行分为七八十人不等的几组，押至城外，用机枪处决。伍长德被分在最后一组，这时天已黑，机枪扫射时，他未受伤，随即装死。日本兵随后用燃烧之物将所有尸体焚烧。一名日本兵走到伍长德的身边，发现他没有死，便用锄头猛击其背部，并用柴火堆放在他身边。柴火点燃后，日本兵走了，伍才成功逃走。10天后伍长德化装成乞丐才重新回到国际委员会总部，拉贝他们才知道了这一起日军暴行……

“把所有的日军罪行记录下来！”拉贝悲愤难忍，他让斯迈思整理出第一份《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材料，决定通过福田参赞向日军提出严正抗议：

日本士兵昨天在安全区的暴行加剧了难民的恐慌情绪，许多难民甚至不敢离开他们所待的房子去旁边的粥厂领取每日的定量米饭，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向收容所运送米饭的任务，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向大众提供粮食方面工作的难度，我们甚至找不到足够的脚力来将米和煤运送到粥厂。结果今天早上有数千名难民没有得到食物。为了让中国的平民能得到食品，国际委员会中的几个外国委员今天早上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日军巡逻队，把卡车开到安全区来。昨天，我们委员会好几个委员的私人汽车被日本士兵拖走了……写到这里，拉贝有种不吐不快之感，他疾笔如风，愤怒见纸：“不结束目前这种人心惶惶的局面，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正常的活动！”为此，他向日本军方提出“立即采取的预防措施”：

1. 所有搜家活动由负责军官指挥，率领正规组织的小分队进行。（制造麻烦的大多是四处游荡的士兵，他们3人～7人一伙，无军官带队。）

2. 夜间，最好也在白天，在安全区的所有通道口安排日军岗哨（昨天我们已经向贵军的少佐先生提过这项建议），阻止四处游荡的日军士兵进入安全区。

3. 立即发放汽车通行证，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以免我们的卡车和私人汽车被日军士兵扣留（即使在城市保卫战的最艰苦的时期，中方司令部还是向我们提供了通行证，虽然此前已有车辆被扣，但在递交了申诉后，所有车辆都在24小时内物归原主。此外，当时中国军队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但仍然提供给我们3辆卡车为平民百姓运送粮米。与此相比，日本皇军具有更好的装备，而且已经控制了全城，城内的战斗也已经全部停止，因此我们坚信，在目前中国平民百姓需要得到日军的关心和保护的情况下，日军会表现出更高的姿态）。

想起前一天与原田将军见面时的情景，拉贝不由更加气愤，他还有话要说：“日军最高指挥官于昨天抵达南京，我们原以为市内的秩序和安宁会由此而得到恢复，因此昨天我们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但是昨天夜里的情况比前天还要糟糕，因此我们决定向日本皇军指出，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

真是忍无可忍！但不忍你又能怎样呢？拉贝觉得自己活到五十岁，还没有一件事能比与日本人打交道更无奈、更令人气愤的！

他再次想到了妻子的诗句：

<small>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small>

<small>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small>

是啊，妻子说得多好！生命就是“必胜的信念”、“不尽的奋争”。面对强盗和野兽般的日本军队，你唯有坚持不尽的奋争，才会有必胜的信念。

拉贝讲究尊严，德国人一向讲究尊严，但在南京，在日本军队屠刀下的南京城内，德国人此刻已经没有了尊严。日本士兵可以想什么时候进来就什么时候进来，想抢什么东西就抢什么东西。屋子里的人已经不敢随便出门了，为了方便国际委员会和自己的汽车出入，拉贝有时叫佣人干脆把院子门打开，但又遇上了困难——守在门外的妇女和孩子们就会突然如放闸的潮水往院子里涌。拉贝无法劝阻他们，因为他们会集体跪在地上磕头求助。上帝也无法拒绝他们。拉贝只好“投降”。可是进院子后又能怎么安置他们呢？小小的院子里已经有600多人了！吃喝拉撒住都成问题。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挤上十几个女人和孩子，院子里的草坪上，躺满了人，有的甚至成了两层和三层——地上躺着的是一层，凳子上又躺一层，凳子上面还有一层门板上再坐满几个人……如此境况下，仍要不断遭受日本军人的骚扰。

“哐！哐哐哐！”有人在踢门。

“谁？”拉贝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走下楼。

“是日本兵。他们想进来。”佣人胆怯地说。

“啪——”拉贝突然打开手电筒。一束亮光照射到院墙外几个探头探脑的日本兵脸上，他们见光而逃。

拉贝让佣人拉开院门，追赶出去。走过一段小巷，满地是血淋淋、臭乎乎的尸体。佣人们吓得往回就跑，拉贝虽然不怕死人，但气味实在难闻。回到院子，见女人和孩子们瞪着惊慌失措的眼睛一个个都在看着他。“他们希望我这个‘洋鬼子’能帮助他们驱赶凶神恶煞，我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拉贝常这样自言自语。

又有两件事令他无法平静：一是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认为拉贝的国际委员会的存在没有“法律根据”；二是受命于国际委员会的50名安全区警察也被日本士兵当作中国军人强行押走并枪毙了。拉贝觉得这是日本军队对他和他的国际委员会的严重挑衅行为，为此他不能坐以待毙。“任何企图削弱或无视我们国际委员会存在的行为，就是一个目的：更随心所欲地屠杀中国人。”

“这是绝对不能让步的！”拉贝认为他与日本军方的斗争已经水火不相容了，必须严正地批驳日本人的阴谋。为此，17日，他又向日本使馆陈述自己的立场：

我们从未考虑寻求某种权力，与日本当局进行政治上的合作。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政府马市长将城市在特别时期的几乎所有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这其中包括管理警务、看管公共机构、消防、管理和支配房屋住宅的权力、食品供应、城市卫生等等。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的上午，贵军获胜进城的时候，城市的管理权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唯一尚在运行的机构。当然，我们所获得的全权不能超出安全区的界线，而且我们在安全区也无权享有主权。

日本驻上海当局曾向我们保证过，只要安全区内没有军队或军事设施存在，贵军就不会蓄意攻击安全区。鉴于我们是唯一的城市管理机构，贵军进城后，我们立即试图和先头部队取得联系。12月13日下午，我们在汉中路遇见了一位贵军大尉，他正率部进入预备阵地。我们向他作出了必要的解释，在他的地图上标出了安全区的界线，此外我们还恭敬地向他指出了3个红十字医院的位置，通告了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情况。他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配合和平静增强了我们的信念，即：我们得到了贵军的完全的理解。

当天晚上和次日早晨我们起草了12月14日的函件，并让人译成日语。为了将这封信转交给日本当局，我们的拉贝先生、斯迈思博士和福斯特牧师3人一直在忙于寻找贵军高级军官。关于这一点，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可以证明。我们一共和5名贵军军官进行了接洽，但是他们都指出，此事要等到第二天最高指挥官抵达后和他联系。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日，日本帝国大使馆福田德康先生和关口先生来访，关口向我们转交了“濑田”号舰长和舰队军官的致意帖。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12月14日的函件，并向关口先生保证，我们愿意为电厂恢复供电提供帮助。同一天中午，我们荣幸地在交通银行和特别长官（参谋部和特务机关长官）进行了会晤。对我们12月14日的函件，他给予了口头正式答复。

……但是恰恰从这个时候起，只要没有欧洲人陪同，我们的卡车在街上就会被扣留。从星期二早晨起，我们领导下的红字会开始派车在安全区收殓尸体，但是他们的车不是被强行拖走，就是被企图扣留，昨天甚至有14名该会的工人被拖走。我们的警察在执行警务时受阻，昨天在司法部执行警务的50名警察遭逮捕。据在场军官称，要带走他们枪决。另有45名我方的“志愿警察”昨天下午也同样被带走（这些“志愿警察”是委员会于12月13日下午组织起来的，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安全区内的“着装警察”尽管必须日夜执勤，但靠他们仍然不可能完成安全区内的警务工作。这些“志愿警察”既不着装，也不拥有任何武器，他们仅仅佩戴臂章，而且从性质上看不过就如同欧洲的童子军，他们临时承担一些小型服务工作，例如帮助维持民众秩序，做一些清扫工作，在急救时帮帮忙等等）。

12月14日，我们的4辆消防车被贵军征收用于运输。

我们力争让日本大使馆和贵军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为了南京平民百姓的利益，将城市的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一旦日本当局成立新的城市管理机构，或者其他的组织机构，我们将移交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职能。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对于我们为了平民百姓的利益，为了维持安全区的秩序所进行的工作，贵军士兵横加阻挠。这样做的后果是破坏了我们为维持秩序而建立的体系，从12月14日早晨起，扰乱了我们必要的公务活动。具体地说是这样的，12月13日，当贵军进城的时候，我们在安全区几乎集中了城市的全部平民百姓，安全区当时只遭受到轻微的炮击损失，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对安全区没有进行任何抢劫。完全可以说，我们为贵方和平地接过了整个安全区，在城市的其他区域恢复秩序之前，为使正常的生活能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作出了一切的准备工作。一旦秩序恢复，就可以在全城恢复正常的交通。但是到了12月14日，贵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留下来的27个欧洲人和中国居民一样震惊了。

在拉贝的这封抗议信中提到安全区的“志愿警察”被日军杀戮一事，在过去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文章中很少提及。事实上这是日军在南京犯下巨罪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日军接近南京时，拉贝他们的安全区建立后，考虑到维护秩序需要，原南京市长马超俊应拉贝的请求，于12月1日，调派了450名警力，担任安全区警卫，这支队伍由南京警察厅第六警察局长伍建鹏兼任警卫长。但后来涌入安全区的难民人数激增，原有警力不够。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一天，国际委员会便从难民中组织了一支既无制服又无枪械，仅佩戴国际委员会自制的臂章，类似童子军的志愿警队，由拉贝向日本使馆和日军代表口头应诺：“难民区内留置警察，除警棒外，不准携带任何武器。”但在日军随之而来的追捕“中国军人”的大扫荡中，这些志愿警察几乎都被日军当作“中国军人”而拉走枪毙了。1945年11月，审判日本战犯时，警察陈永清就曾出庭作证：“日本中岛部队在南京难民区中的司法院查出军民及警察等2000余人，每行列用绳捆绑圈住，赶至汉中西门，用机枪扫射，已死者及伤者都被日军用汽油焚烧。”原中国军队87师副排长仲科也在作证时描述道：“……忽来敌百余名，押我等及院内所住之难民千人，出诸室外，排列成四路队形，向汉中西门去，途中又有未及更衣的警察400多人衔拉而行。敌兵时顾余等作狰狞笑。距城关一箭之地，敌兵以手示止踵，并以粗如臂、长数十丈之麻绳围绕警察约200余名，押往城外，十分钟后，闻机枪大作。接着，持绳之日军冉冉而来，分批圈杀。”据当年东京审判前的调查，日军杀害警察人数约2000余名，多为担任安全区警卫任务的警察专员和志愿警察。

我们把话题回到拉贝与日方交涉这一环节——

针对城内接二连三的暴行，拉贝等多次口头或书面向日方提出抗议或建议，希望日军派出巡逻和警卫，以维持基本的秩序。日军一方面表面上答应要重视拉贝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另一方面其实一直在怂恿其官兵的无节制暴行。这一点最让拉贝不能忍受。他指出：“昨天晚上8时至9时之间，我们委员会的5名成员巡视了安全区。巡视过程中，不论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交界区域，没有看见一个日本巡逻哨。在贵军的威胁下，加上中国警察被拖走处决，我们自己的警察在街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只在安全区的街道上看到了两三个一伙四处游荡的贵军士兵。我写这篇报告的时候，安全区的四面八方又传来消息，这些四处游荡、无法无天的贵军士兵正在奸淫掳掠肆意蹂躏。这表明，贵军没有考虑我们昨天（12月16日）函件第2点中提出的请求，即：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岗哨，阻止四处游荡的士兵进入安全区。”

“过去3天的蹂躏和破坏如果得不到制止，救济工作的难度必将成倍增加。我们组织安全区的原则是，鼓励每个家庭尽可能通过个人途径在安全区商定食宿事宜，以减缓突发局面给我们的组织机构造成的负担。目前的局势如果得不到改善，那么要不了几天大部分居民就要挨饿。各家自己储备的食品和取暖物资已经告缺，中国人的钱、衣物和个人财产都被四处游荡的贵军士兵抢走了，人们怕上街，怕重新开店做生意，因此正常的生意和其他的活动只能小规模进行。我们的供应也陷于停顿，从12月14日早晨起，货车运输可以讲几乎陷于瘫痪。贵军进城前，我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向安全区运送储备粮。我们准备过一段时间再分发粮食，因为我们已经要求居民们带上能维持一个星期的食品储备。为了防止一些收容所出现粮荒，我们委员会的欧洲委员不得不在夜幕降临后用自己的私人汽车给收容所运送粮食。”

想到日本总领事傲慢且无视国际委员会存在的言行，拉贝心情难以平静。“如果不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粮食供应，居民将受到饥饿的折磨。另外一个折磨中国居民的因素是贵军无休无止的骚扰。一些家庭向我们诉苦，他们的房子被砸开，遭抢劫，他们的女人一个晚上被强奸多达5次。于是他们第二天早晨逃离住所，找一个希望能得到安全的地方住下来，这难道奇怪吗？”

而日军有些借机杀人的做法，也必须加予坚决制止。拉贝举例：“昨天下午，贵军指挥部的3名军官前来我处交涉，请求在恢复电话通讯方面提供帮助，就在这同时，一批电话工人被赶出了他们在安全区的住所，他们都佩戴委员会的袖标，我们不知道他们逃匿到什么地方了。如果任这类恐怖活动继续发生，我们就不可能提供必要的工人，从而帮助对民生至关重要的机构恢复工作。”

“如果市内贵军士兵的秩序不能立即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就无法保证20万中国平民中无人饿死！”拉贝愤怒地写完最后一句话，在他看来，如果不对日方指出这样严重的后果，那么日本人是不会停止更大范围的屠杀的。

德国人做事的严谨和穷追不舍的作风也许永远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拉贝认为自己的“严重声明”和“抗议”还不足以提醒日方改正暴行，由此他第二天又让另一位国际委员会成员给日本大使起草了一份更加详细、措辞更加严厉的信件：致南京日本大使馆：

由于贵军士兵持续不断的抢劫、暴力和强奸，整个城市笼罩在惊恐和悲惨的气氛中。1.7万多人，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逃到我们的建筑物里来寻求保护。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涌进安全区，因为外面的情况比我们这里还要糟糕。下面我列举在过去的24小时中在我们的建筑物中发生的暴行，这些暴行还不算是最严重的。

1. 大学附中，干河沿：

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被军用刺刀刺死，另一个被刺成重伤，即将死去。8名妇女被强奸。我们好几个试图帮助这些可怜的人并向他们提供食物的雇员，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无端殴打。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有贵军的士兵爬过围墙。许多中国人已经3天睡不着觉了，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损害，变得有些歇斯底里。如果有朝一日这种恐惧和绝望导致了对贵军士兵强奸妇女行径的抵抗，那将会发生毁灭性的大屠杀，对此贵当局要承担责任。

美国国旗被贵军士兵以污辱的方式撕扯下来。

2. 蚕厂，金银街：

两名妇女被强奸。

3. 农具仓库，胡家菜园11号：

两名妇女被强奸。

4. 系所在地，汉口路11号：

我们委员会的人员居住在此，两名妇女被强奸。

5. 系所在地，汉口路23号：

我们委员会的美国委员居住在此，一名妇女被强奸。

6. 农艺系，小桃园：

这座建筑物多次遭到日本人的恶意骚扰，因此所有的妇女都逃走了。今天早上我去那里察看时，6个日本士兵站在我的对面。尽管我用极为客气的方式向他们提问，询问他们是否遇到什么麻烦，其中的一个日本兵仍然始终用手指扣着扳机，多次用手枪对着我。

以上未经修饰的事实还没有提到那些白天被四处游荡的日本兵骚扰多达10次、夜间多达6次的可怜人们的困难。这些日本兵出来要么是为了找女人，要么是为了抢劫，这些情况表明了立即实施管制的必要性。

贵方的一些代表声称，昨天夜里在所有这些建筑物的大门口，以及其他一些安置了大批难民的地方，都布置了军警岗哨。但是我们却连一个岗哨都没有看见。由于日本士兵到处都在翻墙越院，因此仅靠几个岗哨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除非在日本士兵内部普遍恢复纪律和秩序。

如果贵军士兵的行为不能重新得到控制，那么设立在原何应钦公馆的日本秋山旅团司令部对周围居住的人就会构成极大的威胁。如果贵方的将军们能关心一下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地方甚至能变成一个能提供特别保护的地区。

不仅仅是在这里，在整个城市，居民们的食品和现金财物都被日本士兵洗劫一空，这些人已经被逼到了绝望的境地。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他们的衣物和被褥也被日本士兵劫走，这些人因寒冷而患上了疾病。

贵当局打算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都有饱含着眼泪的市民悲痛欲绝，他们抱怨说，只要日本士兵一露面，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栋房子会安全。这种做法想必不会是贵政府的意图吧？南京的居民希望日本人能给予较好的待遇！

如果贵方有机会，我建议，和我一起去查访一些地区，就在贵方院墙之下发生的一个个恐怖事件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就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被7个来我们这里检查的日本士兵打断了，我必须和他们打交道。所谓检查，无非就是看看有没有女人能让他们晚上拖出去强奸。

我夜里就睡在这栋楼里，而且我还将继续在此过夜，希望能给这里无依无靠的妇女儿童多少带来一些好处，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我所能提供的微薄的帮助。

我和我的朋友们（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进行我们人道主义工作的时候，多次遭到贵军士兵的威胁。如果在此过程中我们被酗酒或失去纪律约束的贵军士兵杀害或伤害，那么谁应当对此承担责任，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我一再努力本着友好和谅解的精神来书写这封信，但是却无法掩盖字里行间所反映出来的自贵军5天前进城以来我们所经历的绝望和悲痛。

只有贵方迅速采取行动才能整治目前的局面！

签名：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 M.S.贝德士

信件发出后，拉贝觉得不能就此了结，要想让日方收敛其军队的野蛮行径，必须与其面对面地进行斗争。

18日下午5时，拉贝和斯迈思作为德国和美国代表，决定再次去找那个傲慢的冈崎。

“今天我们是作为德国和美国民间人士的代表来的。希望冈崎先生充分注意到，斯迈思是美国著名教授，而我作为德国的一名纳粹党员，且是德国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德国在华人士的代表，来向你反映情况和表达我们的意见……”拉贝今天一身笔挺的西装，并且在西装上别着明显的纳粹标志，见了冈崎后，毫不含糊地递交了长长的意见书和早已准备好的《日军在南京所犯暴行的报告》。

这让冈崎感到气氛有些很不自然。其实这名日本政府的代表根本不惧怕眼前的德国人和美国人，他有所顾忌的是“纳粹”和纳粹领袖希特勒。因此，这一天的会面，冈崎变了些口吻，甚至后来确实让拉贝感觉日本兵不再像前几天那样任意到安全区拉走男人去枪毙了。

正是以拉贝为代表的一群欧美教授、商人、医生和传教士们以他们自己脆弱的身体作为武器和盾牌，在强大的日本军队面前，无私无畏地坚持着人类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正义及良心，并且一次次地跟日方交涉，申诉理由，甚至直面抗议，同时通过“秘密”渠道将南京城里日军的残暴行为公之于众，令日本政府恼怒又有些无奈。尤其是17日后松井石根大将率部进入城内后，为了顾及他“英雄部队”的脸面，似乎也拿出了一些“整治军纪”的行动，比如不再进入安全区随意抓住男人当作中国军人而成群成批地枪毙，而这也是拉贝他们在阻止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

这来之不易。这个时候，拉贝每每回到住处，就会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眼近在咫尺的那具悬挂在竹架上的中国军人的焦尸，心头便会涌起无比的悲怆——他为苦难的中国军人、为无助的中国平民们悲怆、痛苦，甚至暗暗落泪。

泪水像这个冬天的雨水一样多……

第五章 拉贝和他的“南京安全区” 22.拯救女人

拉贝此刻的双手在剧烈地抖动，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很少有的，他是一战老兵，在非洲的苦难日子让他对再残忍的现实也有了很强的心理承受力，但现在他捏着由广州路83号、85号内住着的难民们写给他和国际委员会的信，无法平静了。

<small>我们这些签署本信的540名难民被安置在广州路83号和85号，拥挤不堪。</small>

<small>本月的13日到17日，我们的房子多次遭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的搜查和抢劫，今天日本士兵又不断地来抢劫。我们所有的首饰、钱财、手表和各类衣服都被抢劫一空。每天夜里都有年轻妇女被抢走，日本人用卡车把她们拉走，第二天早晨才放她们回来。到目前为止，有30多名妇女和姑娘被强奸。妇女和儿童的呼喊声日夜不绝于耳。这里的情况已经到了语言无法形容的地步。请救救我们！</small>

老实说，这份由难民们自己写给国际委员会的信中所述内容，对拉贝来说，并非骇人听闻，问题的关键是：吃得太多苦的中国人一向不善言表，他们即使受尽非人的苦难甚至是死亡，一般也不会向人诉求，似乎一切都必须容忍。太多的血泪和苦难，让市民们变得麻木。而在这种麻木中，在无路可寻的情形下，有人竟然向拉贝他们这些“洋鬼子”求助，并且是带着完全沙哑的哭腔在乞求帮助，还能有比这更凄惨的吗？

一向冷冷的拉贝，看着这封信，泪流满面。他自责没能保护好他的“臣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现在是“南京市市长”，中国人也早已认可这一点，所以拉贝更加觉得无法原谅自己。

“一个失职者无权为自己辩护。”拉贝坚持这样认为。

很少有人见过拉贝独自掉泪。这一天韩湘琳发现拉贝先生的眼睛红红的，长时间地伏在办公桌上哭泣，并且有时哭得双肩都在颤动。

“日本人！总有一天我要把你们的罪行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拉贝一次次地诅咒魔鬼。

前些日子，拉贝为了急于保护数以万计的中国男人——因为在日本兵的眼里，几乎所有在南京城内活着的成年男人都是中国军人，而这个数字足足可以让南京城再一次血流成河，故而拉贝必须全力以赴挺身而出保护他们。现在他发现，自己过去的几天里，做对了一件事，却犯了另一个错——救了许多男人，但有无数女人被日本兵强奸、轮奸甚至杀害了……

这笔账一定要算。国际委员会成员们从安全区汇总来的报告让拉贝感到触目惊心：

13日上午，47岁的朱女士，她的丈夫9年前已经死了，朱女士带着母亲和10岁的女儿住在离南门不远的一条很偏僻的街上。这一天日本兵闯入她家，抢走了她丈夫给她留的所有钱财，14、15日，日本兵每天要去她家10至20次，朱女士因此被强奸达20多次。女儿和母亲也遭受同样命运。15日后城南开始燃起大火，朱女士带着老母亲和女儿向城北逃跑，在离家不远处，老母亲走失。朱女士和女儿一路走着，又被日本兵多次强奸，母女俩悲痛万分，一并跳进了路旁的一口井里，幸运的是那口井很浅，她们在井里安全地待了一天，最后是路过的一位商贩发现并救了她们。16日，母女俩进了安全区，才算活了下来。然而安全区并不安全，当晚3个日本兵又将朱女士强奸了，其中一个家伙还逼迫她张开嘴巴吞下他生殖器上的污秽物……

“恶心！人类历史上最恶心的事！拉贝先生，你不用看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了，我这儿全部详细记录都有。”斯迈思抱来厚厚的一叠材料，他说他已经把各个委员从安全区内收集的日军暴行事件记录在案。“从14日开始，至少每天有1000名以上的妇女被日本兵强奸或轮奸，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大量我们没有发现和统计到的……”

“昨晚在我旁边的一栋房子里，发生了同样的事。那房子里面有个防空洞内藏了20多个妇女，几个日本兵闯了进去，拉出其中的几名妇女正在实施强暴时，有人跑到我们这边报告了，我们的哈茨就立即赶过去，这才把几个畜生赶了出来。斯迈思，你说我们怎么办？”拉贝摘下眼镜，用纸擦了擦眼镜，然后看着“智多星”——斯迈思。“有什么新的建议？我们必须立即制止日本兵的这种兽行！”

“还能有什么新的建议？日本人根本不会理睬我们美国人的任何建议。除非你——尊敬的德国人拉贝先生外，他们蔑视所有的人。”斯迈思耸耸双肩，一时无计可施。

“无论如何，福田先生还是一个可以为我们说些话的日本朋友，我们必须把新的抗议书送达他的手上，再希望他尽快转交给日军指挥官。目前最关键的是要在安全区内8个妇女比较集中的地区让日本指挥官派他们的宪兵来保护。这是当务之急。”拉贝说。

斯迈思想了想，说：“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可据我所知，目前整个南京城里，日本军队只派出了18个宪兵，他们却要看住几万人的战友……”

拉贝摇头：“分明是他们的长官在放纵属下奸淫强暴、烧杀抢夺！明天我跟你们一起到他们的使馆去。”

但是第二天即19日上午，拉贝没有去成，因为当晚他的院子里差点发生了危险的事情：6个日本兵像贼似地爬过围墙，跳进了院内，想再从里面打开院门，好让院外更多的日本兵进院……

“日本人进来啦！”

“救命呀——！”突然，院子内哭的喊的闹成一团。

“八格牙路的！”日本兵生气地冲着那些叫喊的人拳打脚踢起来。情况万分危急时，拉贝出现在日本兵面前，他用电筒扫了一遍，然后直照在其中的一个日本兵脸上。

“八格！”那日本兵愤怒地从腰际拔出手枪，对准拉贝，“你的什么的干活？皇军的要花姑娘！你的滚蛋的！”

拉贝用英语骂道：“畜生！我是德国人！你——好好地看看这个标志！”他把纳粹袖章在那个日本兵面前晃了晃，随后又在所有日本兵面前晃了一遍，又怒斥道：“这是我的院子！我们的元首赋予我保护它的权利！你们如果不想找麻烦，就请立即从院子里出去！”

那个日本兵看见拉贝的纳粹袖章，一下愣住了，随后收起了手枪，朝一同跳进院子的另外5个伙伴挥挥手，向大门走去。

“不行，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就请从什么地方出去！”拉贝一个箭步，上前拦住日本兵，用手指指围墙，示意日本兵爬墙出去。

后来的一幕实在让院子里所有中国难民也包括国际委员会成员欢欣鼓舞了一番——6个日本兵狼狈不堪地在拉贝的手电筒照射下从高高的围墙上连爬带滚地跳了出去。

“哈哈哈……拉贝先生，你是唯一能让日本兵滚爬着出去的人！太伟大了！德国人万岁！”韩湘琳和所有在院子里避难的中国人向拉贝又是磕头又是欢呼。

国际委员会的美国、英国人无一不向拉贝竖大拇指。难得一笑的拉贝，这回站在梧桐树下洋洋得意了一番。他指指一人多高的围墙，说：“假如它再高出一米，他们恐怕即便能进得来，也不好再爬着出去！”

拉贝的话再度引得满院哄笑。这一天发生在小粉桥1号的故事，如同一曲经典小调，在拉贝的当天日记里和许多国际委员会成员们所留下的宝贵史料中都有记载。

但，当时的南京城毕竟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无恶不作的日本兵会轻易饶了令他们屈辱的“洋市长”？

“无论如何，拉贝先生您今天不能离开这个院子，小日本可不好欺，他们一定记恨在心，必定找机会来报复。这个院子里现在已经有200多位妇女，她们的命可全仗着您老了啊！”韩湘琳在听了难民的一片担心声后，向拉贝恳求道。

“可是……我是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要对整个安全区的20万人负责。今天是约好要去见日本使馆人员的，这可怎么办呢？”拉贝搓着手，很是着急。

“拉贝先生，你不能走啊，你一走日本人再跳进来，非把我们全杀了呀！”拉贝正在犹豫之际，突然脚跟前围了几圈妇女和儿童，哭哭啼啼地跪在地上向他乞求着。

“上帝！”拉贝暗暗叫苦一声。只见他仰天一叹，双手从空中向下一掷，说，“好吧，今天我在家里给你们当守卫！”

“好人！大好人！”

“拉贝先生大好人！”

“好人拉贝”从此在南京市民中叫开，并且不断地流传开来。

此刻的日本大使馆内，斯迈思和贝德士、医生威尔逊等正向福田参赞等日方外交官递交两封事先准备好的“意见信”——在日本人面前他们不敢说“抗议信”，其实就是彻彻底底、名副其实的抗议书。

一封是威尔逊作为医生的“抗议信”。他“抗议”了18日夜在他所在医院发生的事：

在此请允许我向贵方指出12月18日夜间发生在大学医院的事件。这所医院里除了有医护人员和员工，还有150多名病人。这所医院以前曾经享有特权，为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提供医疗护理。

晚上将近8时的时候，3名日本士兵从医院的一个后门闯入，放肆地在医院的走廊里跑来跑去。医院65岁的护士海因兹小姐接待并陪同了这些闯入者，尽管海因兹小姐一再声明她的手表属于私人财产，他们仍然抢走了她的手表。此外被偷走的还有6块怀表和3支钢笔。3人中有2人离开了医院，而另外一人则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晚上9时15分的时候医院方面得知，剩下的那个日本士兵强行闯进了护士的寝室。我对这间房进行了检查，发现这个日本士兵和6个护士在房间里。当我赶到时，其中有3名护士已经被强奸。全体护理人员对此感到极大的震惊。

我们原先一直以为，医院能受到保护，免遭这类事件的侵扰，因此没有急于向贵方提出要求给予特殊保护。现在我们不得不提出这种要求，并请求在医院的入口处设置岗哨，或采取其他措施，防止这类暴行再次发生！

威尔逊，这位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博士，1936年获准到南京金陵大学医院工作，南京沦陷时，他是全南京城唯一留下来的一名外科医生，经历了大屠杀现场。威尔逊先生作为医生，其实从1937年八九月份开始，就一直在从事救治中国伤员的紧张医务工作。日本军队进城之后的日子里，威尔逊看到了无数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惨遭日军野蛮和残暴的枪杀而致死、致伤的案例。这一天他向日本大使馆提交的“抗议书”，仅仅是因为拉贝先生临时通知他“准备一份最新现场材料”而完成的一份简单材料。事实上，在18日晚，威尔逊给他家人写的一封信则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日军从13日至18日这一周中犯下的暴行。威尔逊这样告诉家人——

今天是当代但丁炼狱的第六天，是用血腥和淫秽的大字写成的。大批人被屠杀，成千上万妇女被强奸。看来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些野兽们的残暴、淫欲和野蛮。开始我对日本兵笑脸相迎，免得惹起他们的愤怒，但微笑渐渐就不起作用了，我的目光也像他们一样变得冷漠和怀疑。

晚饭后我返回住所时，发现三个士兵已经仔细搜查过这个地方。海因兹小姐陪着他们去后门。有两个家伙到了那儿，另一个却不见了。他一定是藏在附近哪个地方。我给外面的其他人打手势，明确告诉他们这是美国医院。你们怎么能这样呢？那两个家伙允许把他们领出去。他们抢走海因兹小姐和其他人的手表，还抢走了一些钢笔。

让我讲述在前两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昨夜，大学（指金陵大学）的一位中国教员的住宅被捣毁，他的两位亲属被强奸。一所难民营里的两位大约16岁的女孩被强奸致死。在金大附中有8000名难民，昨晚日本兵翻墙进去10次，抢劫食物、衣服并强奸妇女直到他们满足。他们用刺刀捅死了一个小男孩。上午，我花了一个半小时为另一个8岁男孩做了缝补手术，他被刺了5刀，其中一刀刺穿了他的肚子，一部分腹膜流了出来。我想他能存活。

我快步走出去，因为发现了第三个日本兵。他正在护士宿舍的四楼，那里住着15位护士。她们一生中的这一刻给她们留下了永远的创伤。我不知道在我赶去之前他已侮辱了多少姑娘，但在我来到之后，他就没再做任何事。他拿了一只或两只手表，还想带走姑娘们的照相机。我让他把照相机还给姑娘，让我惊奇的是他居然还了。然后我陪他去前门，并和他“深情地”告别。不幸的是，他对我的注视并不领情。先前来的一名士兵耍弄着他那支令人恐惧的手枪，我很感激他没开火。

今天我收治了一位有3处子弹孔的男人，他是80人中唯一的幸存者，80人中包括一个11岁的男孩。他们被从所谓“安全区”的二幢房屋带到西藏路西边的山坡上，在那里被屠杀了。日本兵离开后他苏醒过来，发现周围79人全死了。他的3处子弹伤得不太严重。说句公道话，在这80人中只有几个是前军人。

这儿有个女孩子，我认为是个因出生而致伤的弱智人。她除了用手去抓抢她仅有的被子的日本兵以外，没有任何理智，但得到的结果是被军刀砍掉了颈部一边一半的肌肉。

另一个17岁的姑娘，颈部有一道可怕的又深又长的伤口，她是她家中唯一的幸存者，其他人都被杀死了。她是南京和记有限公司的雇员。

我查看完我所照料的150名病人后，离开医院回去吃晚饭，一轮圆月从紫金山上徐徐升起，夜色非常美丽，简直无法形容。但这时月光下的南京城却是太平天国以来最荒凉的时期。城市的十分之九被中国人抛弃，街上游荡的日本士兵四处抢劫。剩下的十分之一地区将近有20万惊恐的市民。

……难民在不久的将来将面临饥饿，冬天的燃料也没有着落。这不是我们期望的令人愉快的冬天。1937年12月的南京，迎来格外寒冷的冬天。尤其是在日军占领后的第一个星期里，南京市民们所受的苦难被威尔逊比作是“当代但丁”炼狱的一周，这一点也不过分。

在日本外交官面前，另一位美国人斯迈思所交的抗议书其火药味就更浓了，因为他递给日方的是一份列举了54起日军在安全区内所犯的奸情的报告——之前他和拉贝已经上交过16起案例。用事实说话，让细节作证，这是西方人在二战甚至更遥远的历史过程中一直采取的战胜对手的武器之一。

面对肮脏血腥的强奸、轮奸还有残暴、别出心裁的奸杀行为，一向十分傲慢和强词夺理的日方官员，也无奈地在斯迈思、威尔逊面前频频摇头。

“我们一定转告军方，希望他们严整军纪。”福田说。

“拉贝先生为了保护他院子里的300多名妇女和孩子，他不能在危难之际离开他们，所以今天没有能出席我们的会晤，在此我代他向你们表示歉意。而拉贝先生和我们一样，寄希望于贵方能满足刚才威尔逊先生提出的请求，在他所在的医院的入口处以及我们昨天提供的清单上列出的18个收容所的入口处设置岗哨，这样在洗掠抢夺的汪洋中，至少我们可以开辟出19个安全岛，向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居民提供保护。”斯迈思向日方力争。

日方口头表示考虑。然而拉贝他们后来发现：日本人根本没有履行承诺，偌大的南京城包括安全区与医院附近在内，仅有十几个日本宪兵，而且这些宪兵本身就没有像样地在履行职责，故而放纵的日军变本加厉地到处“找花姑娘”，行兽性，杀无辜。

就在斯迈思等从日本大使馆出来的路上，他们正准备去金陵大学附中核实前一天晚上被日军拖走的3名女学生（其中有一名女学生在被拖走之前就被3个日本兵在门口轮奸）的案情时，发现美国的布洛姆莱小姐被3名日本兵押着。

“他们连美国姑娘都敢欺负啊！”斯迈思、菲奇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你们想干什么？”斯迈思从车子上跳下，朝日本兵冲过去，挡在他们的面前责问。

“八格牙路！”日本兵显然愤怒了，两把枪刺对准了斯迈思和菲奇。

“我们要求布洛姆莱小姐上我们的车。”斯迈思说，“她是我们美国人！”

“不行！”日本兵坚决反对。

“那好，你们如果坚持的话，我们一起到你们的大使馆去解决。”斯迈思的话起了作用。

菲奇趁机将早已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布洛姆莱小姐拉上他们的汽车。但日本兵依然不罢休，企图用战马拦住斯迈思他们的汽车，偏偏那些马不争气，见了马达隆隆的汽车发怵，结果斯迈思他们成功地搭救了布洛姆莱小姐。

“岂有此理！他们应当对这样的事件负责！”斯迈思认为，日军的无法无天必须让他们的使馆了解，于是他们又驾车到了日本使馆，向田中大使提出强烈抗议。

田中大使直皱眉头，喃喃道：“我们对贵国公民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大使先生你认为现在的南京城里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布洛姆莱小姐安全地安置下来？”斯迈思问。

“这个……”田中大使窘迫不堪，最后说，“还是你们自己将这位小姐安置吧。”

还有比这样的国家更无耻的吗？斯迈思一行离开日本大使馆后，一路气愤地诉说着，因为眼前满街的烧杀抢淫，活生生地告诉这些异国见证者：日本侵略军和纵容他们的日本政府已经完全不把南京人民当作人对待，而在这样的无节制的烧杀抢淫过程中，日本军人也实实在在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个魔鬼和恶棍。

把布洛姆莱小姐送到大学医院安置好后，斯迈思一行驶车准备到拉贝住处向这位“南京市长”汇报。一路上，他们的车子不断被求救的中国人拦住，不是向他们申诉日军的暴行，就是哭喊着求他们去救人……十几分钟的路，结果快到傍晚他们才与拉贝见面。

就在这时，威尔逊医院那边又传来一件更让这些国际委员会成员悲愤的事：一个怀孕6个半月的19岁姑娘，因为反抗日本兵的强暴，面部被砍18刀，腿部还有多处伤口，其腹部被军刀刺破一道深深的口子。姑娘生命垂危，腹里的婴儿流产……

令人发指！发指！拉贝听后，与斯迈思等一起赶到医院看望这姑娘，威尔逊正在全力抢救她……“你们还是不要看的好，太惨了！”外科医生出身的威尔逊这样劝拉贝等，他说从8月份以来，他看过数以千计的伤员，但这个姑娘挨的刀是最多的。“上帝看了也会颤抖的。”医生喃喃道。

这个当时19岁的姑娘叫李秀英，她在威尔逊和拉贝等人的全力抢救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她成为了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者，曾经与朱成山馆长一起到过日本，用她亲身经历向日本人民控诉了当年日军的暴行。

1999年9月8日，时年已至80岁的李秀英老人，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受了德国学者哈璐特博士的采访，她为远道而来的拉贝研究者讲述了自己惨遭日兵强暴的情形和承恩于拉贝的亲身经历——

我于1919年2月24日出生。13岁的时候我的妈妈死了，以后我在家里带我的弟弟。1937年的时候我结了婚，我的爱人在上海做打字员。上海淞沪大战开打后，我打算回到南京。当时我准备过江，但那时候南京没有长江大桥，过江只能用小船划着过江，很危险。那时候我已怀孕6个多月了，所以船工不愿意带我走，因为我肚子大不能动，怕给他们带来麻烦。后来在一次次哀求下，他们才答应把我送过了江。

日本人进城后，南京的一些外国人组成了一个安全区，范围很大，我们老百姓都认为安全区是安全的，日本人不敢来欺负我们。哪里知道日本人进城以后就把机枪架在安全区的十字路口，不管是谁，一看见就开枪，或者用枪扫射，老百姓害怕得马上就乱了。日本人坏透了，他们看见远的人就用机枪打，走近的人就用刀刺。在安全区里就是这样。他们看见妇女就掳，狂得不得了！

当时我们在安全区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体育馆一带，那个地方以前是外国人办的学校。我们住在学校的房子底下，里面原来是储藏室，还放着桌子，我们进去后就把桌子等搬出来便住在了里面。

日本人是13号进南京的，18号的时候日本人来到了我们的地下室。18号下午抓了一些年轻男子出去。上面有几个老人准备了一些帐篷，每天做饭，早上天亮的时候我们吃饭，到了晚上日本人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再上去吃东西。一天只吃两顿。一听到日本人来了，大家就会把老人和孩子推到前面，我们妇女躲在后面。

19号早上天一亮，那些老人把饭做好了给我们送下来，然后把门关上，再用椅子和桌子堵上。刚吃过早饭，我们就听见日本人的脚步声，大家都很紧张。日本人来了是要抓年轻的女人，我一看就知道不好，因为我是一个大肚子，没有力气跑掉，于是我就把我的头撞到墙上，结果昏倒在地。日本人就抓了另外几个年轻的妇女。他们走了以后，一个老人把我弄醒了，然后我仍然躺在床上睡觉。那个床很矮。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手表也没有钟，房间里面什么也没有，也没有灯，很暗。冬天的白天时间很短，天黑得很早，我们的地下室只有小窗子那里有一点亮光。那一天晚上又来了日本人，几个老人看见日本人来了就叫我起来，他们说这个地方不能睡了，快起来吧。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头刚刚撞过墙，头上有一个大伤口，所以我不想起来。因为我知道出去也是死，反正是准备死了，干脆不动。这时候进来两个日本兵，一个人各抓一个年轻妇女往外拖。当时我躺在床上，其他难民对日本人说我是个病人，那个日本兵看了看我头上的伤口，信了，就走了。可是还有别的日本兵没有走，他扑过来要动手扒我衣服，我知道逃不脱，就在他不注意的时候顺手把他腰间的刀拔了出来，然后我一翻身就坐起来背靠墙站着。那日本兵根本没有想到我一个女人竟敢这样做，他吓坏了，扑过来抓住我拿刀的手死死不放。但小鬼子个子还不如我高，所以我就把他的领子拉着，然后我就咬他的胳膊，他疼得哇哇直叫。这时候，一同来的另外两个日本兵听见了，就把他们手中的两个女人扔下后，端着枪刺就直奔过来，朝我腿上就刺，但我宁死也不放被我拎住领子的那个鬼子。那两个鬼子就拼命地用刀戳我的腿，见我仍然不放手，就用刀向我的脸上戳，顿时我脸上的血哗哗地直流，开始是眼睛看不见，后来又觉得肚子上猛的一阵痛，就再也不知道后面发生了啥事……

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你看我的脸上，我的脸上外面已经缝起来了，但是里面没有缝。

估计当时日本兵以为我死了，加上当时天也很黑，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就灰溜溜地跑了。他们走了以后，我父亲回来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家离五台山也不太远，他正好趁天黑回来吃点东西和拿换洗衣服。一进屋我父亲就吓坏了，旁人告诉我父亲，说你女儿跟日本人打了起来，被他们刺死了。当时我满脸浑身是血，大家都认为我死了。父亲摸摸我，见我没有气息，也以为我肯定死了。之后有两个老人开始准备把我埋掉，他们用门板把我抬出了屋。那个时候因为冬天，外面很冷，结果我的嘴里还在呼呼地吐血。这两个老人一看，说我没有死，还有气，于是他们就把我送到了鼓楼医院……当时鼓楼医院是美国人开的，送到了医院以后，有一个外国医生来看我，把我的脸缝了起来。后来我知道这个医生就是威尔逊大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肚里的小孩弄出来就死了。那个时候，有一个传教士叫约翰·马吉，他听说有一个被戳了37刀、小孩已经流产的女人还活着，就带了照相机，对我拍了几张照片。

当时医院里每天来的受伤的人很多，住不下。等我伤势稳定后，他们要我出院。但我没家呀，怎么办？后来是马吉先生和拉贝他们帮我在安全区找了个比较好一点的地方安置了下来。

安全区是拉贝当主席，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德国好人。拉贝住的地方和附近有很多中国人住在那里，他们一有什么事就喊拉贝来挡驾，日本人很怕他。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拉贝是啥纳粹党员。在我们心目中，不管他是不是纳粹党员，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反正他是好人。我们南京人记得他，谢他。中国人就是这样：你做一点好事，我们报答你十倍。那个时候能够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不多，如果没有拉贝不知道要死多少中国人。

“好人拉贝”是南京人自大屠杀之后几十年来一直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其实，“好人拉贝”，既是对拉贝本人的赞誉，也是对拉贝领导的所有留守在南京参与拯救中国难民的外籍友好人士的赞誉。

“好人拉贝”如一首经典歌曲，在南京市民口中传唱了几十年，这也确确实实再次证明了以拉贝为代表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在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所做的卓著贡献。

然而，当年拉贝他们在面对日本军队疯狂和野蛮的屠刀时所要做的每一件事，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光说“冒着生命危险”是不够的，拉贝他们清楚，整个南京城仅安全区内，他们20多个人就承担起了照顾20余万难民的责任，而散落在安全区外的市民又有多少呢？基督教教义和人的良心告诉他们：凡是受难者，凡是自我无力生存者，凡是受到野兽般侵袭者，他们都有天然的来自上帝召唤的责任去保护。

拉贝他们知道，与日本人打交道，除了勇敢，还必须有智慧，还必须有超常的努力和奋争。

为了让妇女们尽可能地少被日兵官兵强暴，拉贝等决定：把分散在安全区各个地方的妇女们尽量转移到金陵大学来，把这些数以万计的妇女保护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这样日本兵就不敢胆大妄为，至少收敛些吧！

如此行动并不容易，首先是不能让日本官兵有所感觉是拉贝他们着意这么做——如果一旦明目张胆行动，兽性已盛的日本兵会以为拉贝他们是有意绝断他们“找花姑娘”的欲念，那一定会有大麻烦。即使如此，国际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里格斯先生在汉口路28号转移妇女时，遇上了急于要“找花姑娘”的日本兵，争执之中，有1人被日军打死，4人受伤。斯迈思等在汉口路19号转移妇女时，发现正有4名日本兵在强奸一群妇女。斯迈思等洋人在一旁怒骂或有意弄些骇人的声响，结果把日本兵气跑了。斯迈思等又迅速将这群妇女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到底强暴和杀害了多少妇女，其实连细心记录案件的拉贝等也难以搞清。斯迈思的“奸情报告”有400多例案件，而这也仅仅是日军强暴妇女的冰山一角。漏记与未报的还有多少？斯迈思自己估计至少有几倍数之上，因为这400多例只是他们国际委员会成员的所见所闻。英国《孟却斯德导报》记者田伯烈说的“至少2万以上”妇女被奸，其实也仅仅是粗略的数字。而且从时间上看，到1938年2月份拉贝走了之后，仍有大量日军到处奸淫残害中国妇女。不过，必须十分肯定地承认，如果没有拉贝他们竭尽全力、每天东奔西跑地出面制止，一次次到日本使馆甚至官方最高人物松井石根面前抗议，那么被强奸、轮奸和杀害的中国妇女将至少比田伯烈所估计的“2万以上”要高出几倍……

拉贝等洋人们对南京妇女们的救命之恩可与不尽的长江水相比，下一章还将专门叙述另一位杰出人物在这一方面的特殊贡献。这是后话。

我们现在再来看拉贝等洋人所做的另一个巨大贡献——

第五章 拉贝和他的“南京安全区” 23.“洋菩萨”

毫无疑问，拉贝等动议设置安全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妇女和孩子，而是要保护所有遭受日军暴行的南京难民们。

这谈何容易！

20余个洋人，20多万难民，面对的是数万发了疯的持屠刀的日本鬼子——拉贝他们面临的是怎样的一种局面？

时至1937年圣诞节前夕，南京城里的日本军队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到处纵火焚烧这座千年名城。

那些日子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间，南京城到处火光冲天。难民们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了日军飞机的轰炸，怎还会处处熊熊大火？原来是日本人在到处焚烧。

为什么要焚烧？开始大家不明白，后来终于有人揭开这一谜底：原来不断有西方记者通过种种渠道，或多或少地报道了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日方有了压力，于是为了掩饰他们的大屠杀罪行，来了个彻底的“焚烧计划”，即将血流成河、抢劫掠夺、遍地奸情的罪证，统统借火一把抹尽……

“夜里2时30分，我被院墙倒塌声和屋顶坍塌声惊醒，大火已经蔓延到了主要街道中山路。这个时候危险是很大的，因为大火会蔓延到我的住处和中山路之间的最后一排房子……”这是拉贝在21日的日记中描述的一段话。从中可一窥当时日军疯狂焚烧南京城的罪恶场景。

为了顾及美国使馆和美国人在南京的一些财产，12月20日，由斯迈思、威尔逊、马吉等14名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人联名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发去了一份紧急电报：问题严重，急需在南京派驻美国外交代表！

话仅有一句，但足以表达美国人的严重恐惧与极度焦虑。公然抢劫大使，撕毁美国国旗，焚烧美国人财产，甚至对教堂等场所实施同样的抢劫与焚烧……日军无恶不作，即使是德国的使馆和德国人的私人住宅，日军照样“不给面子”，更何况让日本人不爽的美国人了！

笔者从史料中查阅到当年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美国政府派往南京的外交官了解日军侵犯美使馆财产及美国公民人身安全的情况资料，看到了美国外交官爱利生先生向美国国务院有多份报告。其中一份报告里详尽描述了一天时间内的日军侵扰活动：“从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已有15件涉及日军擅自闯入美国人房产的事件报告到大使馆。擅自闯入的过程中除了抢走美国公民及机构的财产外，还强行将住在上述房屋里的10名中国女难民掳掠。最近的一次，也是最声名狼藉的事件，发生在今天上午：日本兵驾驶两辆卡车闯入属于统一基督教会的大院，搬走一架钢琴和其他财物。搬钢琴时，他们毁坏了一大段院墙……”

国际委员会则有一个记录南京城西南部双塘一天24小时内惨遭日军13次侵袭的报告：

13：50 3个日本士兵拉走并强奸一名妇女。

14：10 一个日本士兵带走3个中国人去干活。

14：30 4个日本士兵来收容所四处乱看，20分钟后离开。

15：25 3个日本士兵带走10个中国人去干活。

16：10 3个日本士兵把一名妇女拉到一所大门外面但仍属于收容所的小屋里强奸。

16：40 2个日本士兵闯入收容所找姑娘，找了15分钟后离去。

17：05 3个日本士兵闯入大楼，把所有物品扔得乱七八糟，20分钟后离去。

18：35 2个日本士兵要求2个难民为他们弄到姑娘，当这2个男子拒绝他们的要求时遭到了殴打。

23：00 3个日本士兵翻越围墙，抓到2名妇女并把她们拉走。

1938年1月7日：

10：00 一个日本士兵闯进收容所四处乱看，10分钟后离去。

10：15 一个带着武器的日本士兵来寻找姑娘，但未能如愿而离去。

10：30 3个日本士兵来拉姑娘，没有拉到，但是拿跑了门卫的棉鞋，给他留下了他们的旧鞋。

10：50 一个日本士兵闯进大楼，把所有物品扔得乱七八糟，10分钟后离去。

贝德士先生是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他在日本占领南京后，就曾为日军闯入大学校园和他及其他美国人士的住宅施暴共给日本大使馆写了13封抗议书。其中12月15日的抗议书这样说：

“在我们照管1500名老百姓的新建的图书馆里，4名妇女遭强奸；2名被劫持、强奸后放回；3名妇女被劫持走，尚未回来；一名妇女遭劫持，但因在你们的使馆附近碰上宪兵而放了回来。日本兵的行径给这些家庭、给他们的邻居、给住在城市这一带的所有中国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与恐惧。今天下午又有100多起发生在安全区其他地方的类似案件报告给我。这些案件现在不该由我来管，但是我提及这些案件是为了显示在你们近邻金陵大学发生的问题只是日本兵抢劫、强奸老百姓造成巨大苦难的一个例证……”

美国大使馆的馆舍也没有逃脱日军的骚扰。仅12月一次日本兵闯入馆内抢走3辆汽车、5辆自行车，并把使馆人员的钱财物抢走无数。日本兵甚至用枪刺顶住大使馆秘书的脖子，令其打开门，并企图在现场强奸中国妇女。其间撕毁和脚踩美国国旗的事件发生数起。更让美国人不可接受的是：当美国外交家爱利生到日本大使馆去提抗议时，还遭到日本人扇耳光。

“美国人确实是难受极了。到目前为止我很有派头地指一下我的纳粹袖章、我的党徽以及我房子和汽车上的德国国旗还能起到相应的作用，还能奏效（太棒了），但是日本人对美国人就丝毫不理会。”拉贝有些得意地嘲笑和同情美国朋友。

19日这一天，在鼓楼医院，美国特里默大夫和麦卡勒姆牧师因为与日本人发生争执，日本兵开枪差点把这两人打死打伤。这事在国际委员会成员中引起极大恐慌。

“拉贝先生，你们认真想想：我们目前尚能控制局面的‘假象’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这是斯迈思认真而严肃地提出来的。他进而说：“如果难民区里的一个中国人打死了一个正在强奸他妻子或女儿的日本兵，那么局面就会失控，我们这些人能否阻止日本兵更大的屠杀？”

这个问题让包括拉贝在内的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沉默无言。是啊，假如这样，安全区还有安全吗？我们所有的努力还有意义吗？而并非没有出现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妻子或女儿被强奸后奋起反抗杀死日本人的……拉贝他们不敢吭声：因为他们就见过这样的事——有一次他们赶到一个地方去帮助一对正在被日本兵强暴的母女时，发现那两个日本兵被这对母女家的男人们杀死了。这还了得！国际委员会的人知道惹大麻烦了，他们将死掉了的日本兵扔在里屋，然后劝这家人赶紧逃跑，见四周没有人了，他们点了一把火，将这座房子连同那两个日本兵一起烧了个精光。

拉贝他们对此事守口如瓶，日方曾向他们询问过。“不知道。从没听说过。”他们摇晃脑袋时的“真诚感”让日本人无法判定到底是真是假。总而言之是躲过了一劫。

但这并不代表整个可能恶化了的局面。小心翼翼、千方百计实施保护难民行动，才是拉贝他们的聪明之处，也是他们顶着巨大压力和冒着生命危险的出发点。

1937年12月那个寒冷的冬季，这曲《圣夜静歌》，终在南京著名的基督教圣保罗教堂（简称圣保罗堂）内传出，它高昂中带几分凄婉，随着日军进城后的日子渐久，这《圣夜静歌》也变得那么悲愤——悲愤这世界本应该多一些博爱、仁慈与和平、公义，然而现在只有一样东西还留着，那就是：牺牲。

为谁而牺牲？牺牲谁？圣主是为普天黎民与教徒们牺牲，教徒们为捍卫正义和公义而牺牲，这牺牲便是基督教价值的核心——博爱。

笔者无意传播和宣扬基督教教义，然而在战争与死亡面前，当年留在南京城的那些包括拉贝在内的洋基督教徒们，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对异国他乡的难民如此奉献，就是因为内心有强大的博爱信仰。

说到南京的圣保罗堂，笔者不能不说到一个人，他叫福斯特。这位1895年生于美国宾州、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传教士，1920年左右来到中国，先在扬州马汉学校任教。1936年福斯特与美国著名律师汤森的女儿克拉丽莎结婚，夫妻俩在南京沦陷前的一个月到了南京城的圣保罗堂工作。战前的圣保罗堂非常气派，当时造价就达1.2万美元。这座朴素典雅的教堂后成为南京一景，为基督教开展教义活动的重要场所。

虔诚博爱的洋基督教传教士福斯特来到南京后，住在中国饭店对面。日军在1937年12月初就对南京进行大轰炸，中国饭店也被炸得遍体是伤，炮弹碎片将福斯特家的大门撞出两个大窟窿。12月14日，圣保罗教堂也被日军轰炸，损坏严重。安全区成立，福斯特传教士加入了国际委员会。他遵照拉贝主席等指示，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每天像守护神似的把着大门，严防日本兵侵入。但手无寸铁的传教士，怎能抵挡强盗入侵？每每此时，福斯特总竭尽全力与日本人周旋力争，也正是他的勇敢无畏多次让日本兵望而生畏。可福斯特一走，日本兵就偷偷闯入，并且当众强奸妇女。有位福音传道士卢先生，当时40来岁，文静温和又慈祥，可眼前日军的残暴，让他内心万般痛苦，每天嘴里不停地念着“恶魔降临到人间”、“恶魔降临到人间”……福斯特劝慰他，但仍然无用。不日，卢传道士投河自尽。福斯特发动教徒们到处寻找，几天后才在水塘中找到遗体。福斯特怀着悲痛给卢传道士买了口棺材，并用基督教仪式将其安葬。

从那时起，福斯特传教士几乎每天24小时盯守在他分管的那片难民收容地的大门口，时刻严防日军侵入和骚扰，为数百名妇女、儿童和其他难民保平安。

笔者还要提到一位丹麦人辛德贝格先生。这位曾在里多次出现的人物，他在南京大屠杀时用“最大的丹麦国国旗”庇护了2万南京难民，其功绩近几年才被公众所熟知。辛德贝格的事迹，在今年——2014年4月27日，让正在中国访问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专程来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女王在纪念馆工作人员弹奏《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玫瑰》这首歌曲时，为自己国家的英雄献上了一束美丽的玫瑰。

这一天，有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苏国宝老人向随女王而来的辛德贝格外甥女玛丽安讲述了当年这位丹麦英雄的事迹——

当时苏国宝只有10岁，日本兵侵入他所在的村子湖山村，一家4口人为了躲避日军暴行，逃进了辛德贝格先生负责管理的江南水泥厂。辛德贝格见小国宝可怜，便给了他一块大洋和18斤大米。苏国宝手捧大洋，跪在地上向辛德贝格致谢。“这块大洋让我们全家维持了好一阵生活。当时男人们被日本人杀死了太多，辛德贝格先生为保护我和让我养家糊口，叫我在他的水泥厂工作，还说以后等不打仗了送我去读书。他是个大好人。”苏国宝对辛德贝格的外甥女说。

辛德贝格的故事一直以来并不为人所熟知，2002年朱成山馆长率团到丹麦举办南京大屠杀展览时，无意间知道了辛德贝格的家乡就是展览地奥胡斯市，这让朱成山很是激动，他便通过当地报纸刊登了寻找辛德贝格的启事。结果是辛德贝格的妹妹看到了，便与中国大使馆取得联系，原来辛德贝格本人已经在1984年去世了。辛德贝格在南京的事迹让其外甥女玛丽安小姐感动不已，她决心为舅舅栽培一种特殊的黄玫瑰来纪念他。

“选择黄色是因为在丹麦文化里，黄色代表勇气。黄玫瑰是非常难以培育的。我想这正如我的舅舅：勇敢、独特，不易被复制。”玛丽安小姐如此说。2006年春天，辛德贝格先生的妹妹、80岁高龄的安德森和来自美国、黎巴嫩的6名亲属在南京和平广场栽下了这批黄玫瑰，次年又将这批玫瑰移植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在那里开辟了一个“南京·辛德贝格玫瑰圃”。

“正义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玛丽安说。

南京人民自然更不会忘记辛德贝格这位“丹麦好人”。1937年至1938年，辛德贝格先生受雇于丹麦史密斯公司，赴中国南京负责江南水泥厂从丹麦购买的年产20万吨水泥生产设备。南京人都知道，江南水泥厂当时非常有名，除了它的设备是从丹麦引进的外，更主要的是日军侵入南京城之前，中国军方和南京市各界包括一些有钱的市民都在修建军事工事、防空洞等，水泥成了急需紧俏物资，所以江南水泥厂的生意自然极好。辛德贝格与另一位工程师京特，是1937年12月5日才到南京的，几乎一到南京，他们就承担着在日军炮火之下保护这套水泥设备的重任。

江南水泥厂在栖霞山附近，日军攻占栖霞山后，水泥厂由于是丹麦人开的，加上辛德贝格出了一招：他在水泥厂房顶上撑了一面达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同时又经拉贝先生同意，在厂区内插了不少德国国旗，以避免惨遭日本飞机的轰炸。当时栖霞山一带中国军队与日军决战后，不少中国军人和难民纷纷躲进了水泥厂。为了确保难民们的安全，辛德贝格向拉贝申请，决定将水泥厂作为国际委员会领导下的一个城外特殊安全区。这个城外安全区，采用拉贝他们在城内的安全区一样的管理模式，并始终与拉贝等紧密协作、统一领导，故先后收留了15000多名中国难民。直到1938年3月，日军为了强化他们的所谓“统治有方”，硬逼辛德贝格离开南京，于是这个城外难民安全区也不得不随之宣布解散。水泥厂的工人和难民们为了感谢辛德贝格，特意制了一面丝绸条幅，上面写着“见义勇为”四个字赠予辛德贝格，有11个中国人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在1938年的国际劳工大会上，由于辛德贝格向全世界工人代表们讲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并在会上播放了马吉先生拍摄的记录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影片，当时中国人十分感谢辛德贝格，特意在他的护照上写上了四个字：中国之友。

笔者注意到中多处对辛德贝格的赞赏，尤其是辛德贝格在城内的安全区严重缺粮时，送来大量粥给难民们吃，这让拉贝异常感激。

日军在杀人抢劫强奸高潮后的12月20日前后，开始了新一轮犯罪：大焚烧。这时，辛德贝格入城最多，他一方面与拉贝他们联络安全区的管理和共同与日方交涉，同时又帮助拉贝解决粮食问题，也及时把日军到处焚烧尸体、烧毁建筑等以焚烧消灭罪证的情况报告给拉贝他们。

21日，拉贝根据城内和辛德贝格提供的城外焚烧情况，以德、美、奥、俄4个国家的22名外籍留京人士的名义，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三点建议式抗议：一、制止在城市内大部分地区纵火，以免尚未被毁坏的其余城区继续遭到肆无忌惮的有组织的破坏；二、一周来，日本军队给城市造成了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这种破坏秩序的行为必须立即得到制止；三、抢劫和纵火已经使得城市的商业生活陷于停顿，全部平民百姓因此而拥挤在一个大难民收容所里，鉴于这一情况，同时考虑到国际委员会的粮食储备只能供20万居民食用一周这一事实，我们在此紧急呼吁，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恢复安全和秩序，恢复市民的正常生活环境，补充粮食和燃料储备。

“目前的状况必将在短时间内导致饥荒。我们别无请求，只请求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住房、安全和食品！”拉贝这次拿着抗议书直接见到了日军的最高司令长官松井石根。

“如果贵军再纵容这样的大焚烧，那么这座城市将会被全部烧光。”拉贝对松井石根和日本大使田中这样说。

“不不不！南京是不会被烧掉的，我们大日本皇军在这里与你们一样需要住、吃和安全。”田中看看松井石根，十分怪异地微笑着否定了拉贝的看法。

与大胖子拉贝形成鲜明对比的“瘦老头”松井石根似乎装着很客气的样子，拍拍拉贝的肩膀，说：“我知道拉贝先生是我尊敬的德国朋友，有一件事我想请拉贝主席帮助我的军队……”

拉贝有些吃惊地问：“我能帮助将军阁下什么事？”

松井石根显得极为真诚地说：“你看，我的军队已经到南京城一周了，我们的警备机构也已建立，可是南京市民们还都在你的安全区里，这与城市的管理很难对称。我们希望市民们都能离开你的地方，回自己的家，这样他们才能安居和恢复工作是不是？”

拉贝警惕地听着，心想：你想干什么？是想通过这一招让难民们放弃生存？任凭你们的军队野蛮屠杀？

“放心，拉贝先生。”松井石根似乎看透了拉贝的心思，接着说，“我们马上要给所有市民发放身份证，这样可以确保他们的身份合法。有了合法的身份，才能有安全的保障，先生，你说是吗？”

他们又要搞什么名堂了？拉贝的眼珠瞪得更大了，紧盯着这个日军最大的魔鬼，沉默应对。

“哈哈哈，今天跟拉贝先生的会谈，非常有意义。我们日本和德国是伟大的朋友！我们永远地友好！”松井石根伸出干枯的双臂，紧紧拥抱了一下拉贝，“你的大大的健康！”说完，便叫警卫人员送走拉贝等人。

拉贝离开“永远友好的朋友”，回到住处，发现“永远友好的朋友”又多次光顾他的院子，甚至把他的私人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

“无耻！真正的无耻！”拉贝气得嘴唇都发紫了，他发现那个内装23000元的钱柜也被日本人用刺刀头挑划了许多道痕，好在那钱柜结实，铁锁没被撬开。

此刻，城内依然到处熊熊大火。拉贝一面让人保护好他的小院——他一直以为这里只有二三百难民，结果韩湘琳告诉他，现在院子里总共有603个妇女、孩子和老人。

“无论如何，我决不允许在我的院子里发生被日军施暴的事情。”就在他又一次准备出门到安全区救火时，又有6个日本兵翻墙欲进。

“出去！哪个地方来，就从哪个地方滚出去！”拉贝直挺挺地站在那些翻墙而进的日本兵面前，一手拍打着纳粹标志的袖章，一手指着围墙，命令“永远友好的朋友”离开院子。

日本兵悻悻而走，显然极为气愤，可又没有办法。

等入侵者滚出院子，拉贝十分得意地昂着头告诉大家：“我的‘朋友’走了，你们放心吧！”

“我必须再去现场制止他们的行为！”拉贝坐上车子，飞速驶向一个新的焚烧地。

“呵，这是一个无休止的恐怖岁月，无论人们怎么想象都丝毫不会过分。在雨中，我的难民们相互依偎着挤在院子里，无言地注视着美丽得可怕的熊熊火焰。如果火焰蔓延到我们这里，这些可怜的人们就没有了出路——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入夜，拉贝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轻轻地推开窗户，他看到院子内横七竖八躺在雨中的难民们，写了上面这段话。

拉贝感到自己肩上压着千斤重担。此刻，他在想着白天松井石根所说的事……是啊，明天，明天日本军方弄出的招数，又会给可怜的难民们带来什么灾难呢？

明天是1937年12月22日。

12月22日这一天，日本人用蹩脚的中文在市区各个地方尤其是在拉贝他们的安全区内贴出了一张张布告，其内容如下：

<small>本司令官由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向难民及一般老百姓们发给安居乐业为目的的安民护照，故人民等各自向日本军发给所报到，领收护照为要。如有代领者，概不许可。须要本人自己报到。如有年老幼小有病人等均须跟同家人报到为要。以后倘若没有（请）护照，有一经查出，一概不许在南京城内居住，切切特示。</small>

“日本人又耍花招想把我们杀掉？”市民看着日本人的布告心里直打鼓。但最心惊肉跳的是那些躲在安全区内的放下武器尚留存下来的中国军人：“这回是死定了！”

“求求先生们，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去登记领证。去就是送死！”那一日，拉贝被难民们绝望的焦虑搅得心情异常烦闷。如果按日本人要求鼓励难民们去登记，势必又有一大批被日军认定为“中国军人”的无辜难民和其实已经沦为真正难民的前中国军人遭殃；如果难民们抵制登记，日军定借机解散安全区，后果同样不堪设想……怎么办？

国际委员会“总部”会议持续开了两个多小时，足智多谋的斯迈思也不知如何应对这场新的灾害。

沉默。

再度沉默。

“我看这样行不行……”韩湘琳举手发言，得到拉贝的鼓励后，他说，“显然，不去登记也是麻烦事。而去登记的话又有不知多少男人掉脑袋，多少妇女吃苦头。但我想，有一个办法至少会减少很多人的危险……”

“韩先生快说，你到底有什么妙计？”斯迈思有些着急了。

“不是现在我们安全区老人孩子比较多嘛！但实际上这些孩子和老人中间，他们的父亲或儿子早已在前些日子里失去了，他们肯定恨日本鬼子。而另一方面，我们安全区内又有大量妇女和放下武器的男人已经是单身了。这种情况，恰恰可以给相当多的人一个机会：让那些老人和孩子与这些没有丈夫的妇女和单身男人假装搭配成临时家庭，然后再去登记……”韩湘琳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斯迈思张开双臂，拥抱住韩湘琳，在他脸上猛亲了一口，说：“韩，你太英明了！这是个绝顶好的主意！怎么样，我的主席，我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拉贝思忖片刻，点点头，说：“韩的办法应该行得通。不过我们要防范日军的狡猾。”

韩湘琳解释说：“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在前头，至少能在日本人刺刀下救出相当一批人的命。”

“马上行动吧！”拉贝用手指戳戳脑壳，说，“这是一项秘密任务，大家要多动动脑筋。”

22、 23日，这本来是西方人忙于准备圣诞节的日子，但这一年以拉贝为首的20多名留在南京的洋人们，则假借筹备圣诞节礼物之名，与数百名雇用的像韩湘琳一样的中国工作人员，穿梭在安全区各个角落，向那些本不是一家人的男女老少牵线搭桥，组成一个个临时家庭，或是临时的母子、夫妻……

24日，天色刚亮。山西路广场上已经站着几十个袖上别着太阳臂章的中国人——他们是前一天刚被日军任命的“临时治安”人员，而在他们身边，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

“市民们，从现在开始，大日本皇军有令：每一个16岁以上的南京市民都必须领到一张安居证！就跟以前我们的居民证一样。有了这张证，你可以在城里走来走去，自由了！现在，皇军就要给大家发证了！发证之前，皇军要对你们的身份进行核对，所以——你们凡是一家人的，就一起上来验身领证；如果有人作假，那就格杀勿论！开始领证了——”

排队。赶快排队！

一家家男女老少前后跟着排队……或两人，或三人，或爷拉孙，或妻挽夫。

“大伙再听着——”别太阳臂章的人又在说，“凡你以前是中央军的，就站到一边。你们没有家人，也不能永远流浪下去了，只要你们站在一边，皇军会对你们另外安排的，愿意做工的做工，不愿意的就可以回家，皇军还要发路费！”

有男人兴奋地从人群中跳到一边；有男人则疑惑地前后张望着……

“嗯，你的军人的干活？出列！”突然，有日本兵架着枪刺，将那些疑惑张望的男人从女人或老人身边拉出来。

越来越多的男人排到了一边，4个人一排编列起来，赶到卡车上。“不要怕，皇军让你们去劳工的干活，有白米饭的吃！”日本兵哈哈大笑，那笑声听起来毛骨悚然。

这样的男人一卡车一卡车地被拉走。

“走！登记！登记去！”日本兵在逼着排队的难民们往前走。

“哒！哒哒……”不远处，传来一阵又一阵密集的枪声。

拉贝的眼睛里冒着火，低声对韩湘琳等说：“告诉大家，别上日本人的当！”

“明白！”韩等别着红十字会臂章的安全区工作人员，若无其事地假装帮助维持登记现场的秩序，悄悄地向那些单身成年男女传话——“不要动摇，坚持认定是夫妻，是一家人！”

“不要动摇，坚持认定是夫妻，是一家人！”

“我们是夫妻！我们是一家人！”

一个个临时家庭、临时夫妻领到了“安居证”，他们悄悄向站在一旁的拉贝等致谢。

登记处又出现了骚乱——“你的，把脸擦干净！”日本兵拉住一个满脸黑乎乎的女人，逼着她擦净脸部。

贼亮的刺刀面前，女人只得服从。“哈哈……美丽的花姑娘！”日本兵淫笑起来，“你的请到这边！”刺刀面前，女人被逼站到一边。

“你的把外衣脱掉，检查的有！”有一个妇女被日本兵的军刀拦住。

妇女无奈地把外衣脱掉。日本兵兴奋不已的双手往那女人丰满的胸部乱摸起来：“你的大大的好！站到这边，为皇军的干活去！”

另站到一边的女人的队伍越来越长。很快，她们被另一些卡车拉走，到了日本兵营……一天或者两天甚至七八天后才被放回，多数人被10次、20次的强奸或轮奸，而有的根本就没能回来——死在被强奸或轮奸的现场。

“日本兵借用所谓的发放身份证，又杀死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男人，至于借机强奸和轮奸的女性更是不计其数，而全城实际领到身份证的只有十六万人。也就是说，又有数万人被日军屠杀。”一位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如此说。

到底日军借登记之名杀了多少人，拉贝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在我们安全区的其他地区，日本人把居民赶成百人一群，然后带他们到登记办公室外去。据我听说，清理出来的人有两万名，一部分送去做劳役，剩余的被枪决。”

笔者需要说明一下：事实上，拉贝他们同样也救下了几万人的性命，因为他们不管在登记现场还是暗里所做的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让数以万计的原本是单身的中国军人和难民们通过扮成假“夫妻”、假“亲属”而得以获救。

日本人发身份证的意图，除了想更有效地控制南京城内的几十万中国人外，还有一个非常阴险的目的，就是彻底削弱安全区的作用，并企图达到解散安全区的目的。日军高层还通过自己的外交官，试图跟拉贝讲明其意，但被拉贝等国际委员会成员拒绝。

“日本人是一群不讲信誉的魔鬼，我们不能再听任他们摆布了！”马吉把自己拍摄到的影片放给拉贝等国际委员会成员们看。

“决不能答应！”斯迈思非常坚定地对拉贝说。

“我作为一个德国人，曾经向自己的元首和中国人表明过立场：我留在南京，就是为了这些难民的安危。所以，我的态度非常明确：任何解散安全区的阴谋不可能得逞，除非还有更好的保护难民的办法出现！”拉贝最终也亮出了自己的决心。

12月24日，是西方基督教徒们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平安夜，然而1937年的圣诞节，对南京城里生活着的拉贝他们来说，是有生以来最不讲究和最令人不开心的节日。即使如此，拉贝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份责任让生活在“罪恶下的”难民们还能想起耶稣留给人世的一份仁爱，于是一大早他就把自己前一晚准备好的红色圣诞小星星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包装好，连同西门子公司寄给他的日历簿一起作为圣诞礼物给安全区的洋同事们送去，他尤其想起要给一直在手术台上拯救生命的威尔逊医生送上一本日历簿。趁着这个机会，拉贝跟随威尔逊到病房看了一下几个伤员。在此，拉贝见到了被刺37刀的李秀英，现在她的情况已经好转。而拉贝看到的另一个伤员则令他极其难受：这位年轻的渔民，是前些日子被日本兵从金陵大学蚕厂的一栋大楼里带走的，连他一起带走的共有70多人，他们都被拉到一个地方用机枪或刺刀杀害，然后浇上汽油焚烧。这位命大的伤员被刺两刀，在浇油焚烧过程中滚了出来，幸免于难活了下来，但伤势严重，三分之二的皮肤重度烧伤，是他自己拖着血肉模糊的身子跑到医院的。威尔逊尽全力抢救他。“我无能为力。”经过几小时的连续抢救，威尔逊说此人希望不大。（拉贝后来知道，该男子入院20小时后被宣布死亡。）拉贝还进了停尸房，在那里他看到了更多的被日本人的枪炮及刺刀等手段残害的尸体。其中有一个大约7岁的男孩尸体上有4处刺刀的伤口，其中一刀刺在胃上，伤口有三四寸长。威尔逊告诉他，这个孩子几天前送来时还能痛苦地呻吟，后来死了。

阴森的停尸房里充满了血臭味。威尔逊劝拉贝别看了，拉贝则说：“我所以要看，就是要目睹日本人的这些残暴行径，以便我以后能作为目击者将发生在南京的事向全世界说出来。”“对这样的暴徒是不能沉默的！”拉贝认真地对威尔逊说道。

威尔逊点点头，其实医生也一直记着日记。他们都是基督教徒，上帝赋予他们共同的使命。

从威尔逊处回到住处，拉贝突然感到眼前熟悉而陌生：整个房子不知被谁瞬间打扮得喜气洋洋，一派圣诞气氛！

“祝拉贝先生圣诞快乐！”姓张的雇员带领着全体难民同声向拉贝先生祝贺并请他点燃6支蜡烛……

“谢谢，谢谢你们！”拉贝激动了，少有地激动了！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发现大家都喜欢上了我！这很奇怪，以前据我所知是没有人能容忍我的。或者，难道是我的错觉？我的多拉，亲爱的儿孙们，我知道，你们今天都在为我祈祷，我感觉到了，我被爱的思念所包围。在过去的两周中我不得不经历了那么多东西，现在能有这个，真的太好了！请相信我，我也在心中为你们大家祈祷。

“我目前身陷其中的可怕灾难使得我想起了童年的信仰。只有上帝才能在烧杀淫掠、为所欲为的匪帮面前保护我，委员会的所有抗议都是徒劳的。日本人答应要纠正，但是到今天为止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

“我以下面这番祈祷结束我今天的日记：仁慈的上帝，请您保佑所有的人免遭灾难，也请您保佑所有像我们这样已经身陷灾难中的人！我丝毫不后悔留下来，因为我的存在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极端的难受！

“阿门！”

拉贝写完当日的日记，然后在胸前画着十字，双目紧闭，只见其脸颊上落下两颗硕大的泪珠……

第二天一早，施佩林等委员会成员跑来，他们一定要亲眼看一看“南京城里唯一的一棵圣诞树”，而且另一位传教士克勒格尔还给拉贝带来一瓶白葡萄酒，据他自己说是从沙尔芬贝格家的废墟里抢救出来的。“可惜只有半瓶。”施佩林举着瓶子对拉贝说。

“为了我们家人的平安祈祷吧！”拉贝与他们一起举杯。

施佩林和克勒格尔非要拉着拉贝一起去平仓巷与另外几位美国朋友共度圣诞节，但拉贝说不行，他必须保护好自己院子里的600多名难民。

这一天，这一夜，拉贝一直佩戴着纳粹徽章，一步不离地坚守在安全区和自己的院墙内外，无论谁劝他都不行，他说他要看护好自己的“臣民”——“现在我是南京市长！”他骄傲而忧伤地说着这句话。

日本人用登记发证的手法企图使难民们就范，这一招很毒，让拉贝十分纠结。他生怕出更多的事，生怕更多的难民被杀害，生怕自己无法保护他们。

日本人甚至来到了他的院子。“他们必须登记！”日本兵告诉拉贝。

“他们全体都是难民。你们可以让他们登记，但他们是否愿意回家，必须由他们自己决定。另外，你们不能从我的院子里随意带走一个人！”拉贝站在日本人面前毫不退让。

他作好了死也要保护好院子里所有人的准备。

现场气氛极度紧张，甚至连孩子都不敢哭了。

日本兵拔出枪刺，对准了拉贝的胸膛……

“我已经说过了，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拉贝面不改色。

日本兵的脸部肌肉在颤抖。

“哇——”现场，一个孩子突然吓得大哭。

“哇哇……”突然，更多的孩子大哭。

“呜呜……”突然，现场更多的女人大哭起来。

拉贝的目光里射出火焰，一动不动地盯着日本兵。

“那么好吧，就按拉贝先生说的办！”日本兵终于妥协了，其实他们并非惧怕这位胖墩墩的汉堡商人，而是惧怕他袖子上的那个纳粹徽章。

韩湘琳和姓张的雇员及所有留在院子里的600多位中国难民在日本人离开的那一瞬，立即欢呼起来，他们簇拥着拉贝，纷纷跪在他面前，一个劲地感谢这位“洋菩萨”。

然而，拉贝的脸上始终没有笑意，因为他看到了那具近在咫尺的烧焦的尸体仍悬挂在那里，一直没有人敢将其收葬……还有他知道就在离他家不远处的金陵中学里又有20多名男子被日本兵借登记之名抓走枪毙了。

他要继续向日方抗议！

“大日本帝国打下了固若金汤的南京，竟不能奈何他一个德国胖子！岂不有损我天皇威望吗？”在收到拉贝一封又一封的抗议书后，日本大使馆的外交官和日军高官坐在一起，大为光火。

“将军，您认为怎样做才更合适？”田中大使没有理会你一句我一句的争执，他希望松井石根大将拿主意。

于是所有的目光转向沉默不言的松井石根。

“本人深知中国的文化，而中国人现在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眼里，自觉自愿地跟着几个西方洋人待在安全区，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鬼子，他们洋人是菩萨。鉴于此，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快选出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委员会，以此来替代拉贝他们的国际委员会。这样一来，洋人们的安全区和国际委员会就自然没了在南京的合法地位，问题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

“高！实在是高！大将军的主意大大的好！”田中鼓掌附和，其他日本外交官和军方将领们跟着热烈鼓掌。

一个新的阴谋在日本大使馆内密谋筹划。而此时的拉贝及他的同事们则在忙碌着为过冬的几十万难民们准备取暖的煤炭及每天需要的食物。

煤炭从何而来？

“我们有……”斯迈思给拉贝发来一份详细清单。

“太好了！”拉贝一见清单，两眼放光，这是他最期待的宝贝！有了它，几十万难民至少不会被冻死或者少被冻死些人。不过他想到：“应该留一部分煤给粥厂，否则难民们没有食品充饥，也会饿死一大批人的呀！”

“我们已经想法提供部分煤炭让粥厂来运。”问题到了斯迈思处，他总会有提前的预案。

“可我最担心的是：怎么运输呢？一旦日本人发现我们在运送煤炭，他们肯定就会半途拦下，从而成为他们的了！”拉贝搓着手，踱步思忖。

“这就得靠你这个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招牌了！”斯迈思盯着拉贝说。

“你以为我这个招牌什么事都管用啊？上帝可没有给予我那么大的法力！”拉贝苦笑道。

“但有能力与日本人争取的也只有你了！”斯迈思说。

拉贝摇头：“这就是你们美国人的狡猾之处，你们推荐我当主席就是要把我放在烧红的铁板上去烤，现在不都证实了？”

“哈哈哈……拉贝先生您是当之无愧的主席！”众人大笑。拉贝也跟着笑了起来，并说了一句中国谚语，“我是被你们拉到贼船上了。”

既然上了“贼船”，就得拿出胆子去“偷”几回——明的暗的都得“偷”。明的：拉贝一次次出面与“还能说上话”的日本外交官福田先生拉关系，请求他从中与日本军方交涉，争取把部分储煤拉到安全区或粥厂去，当然这部分的煤至少有一半被日军借机打劫走了；暗的：借公开运煤的指标，实为多运多走几趟，将煤拉到自己需要的地盘上去。

德国人在这方面不缺智力。可是日本人也不是傻瓜，他们坚持要自己运煤，只要求拉贝他们提供藏煤的地方，剩下的事由日方派军队去干。拉贝知道这事犟不过他们，于是就跟日本人谈条件：你们可以拉走部分煤，但必须按我们的要求提供给我们4个粥厂的煤量，否则安全区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役给你们日常需要。几万日军和官员们在南京城也要过日子，并且还要享受，拉贝的条件他们不会全听，也不得不听一点。

“生意”就这么做成的。“汉堡商人真的比我大日本人更精明啊！”日本人内心对拉贝还是有几分佩服的。

然而任何生意场上，强者总是欺负弱者。拉贝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处在弱势地位。

1938年1月1日是中国的新年元旦。日本人给拉贝又滴了几滴眼药水——他们已经在前一天就事先通知给了他：元旦这一天上午，在鼓楼广场举行“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仪式，要求拉贝等人务必到会“祝贺”。

出于礼貌和战术考虑，拉贝带着斯迈思等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去了现场。当他看到自治委员会的会长和一名副会长、一名顾问都是隶属于他的红十字会成员时，吃惊不小。“汉奸！”拉贝用中国人的话暗暗骂道。

拉贝终于明白了日本人的意图：他们是想通过这个所谓的“自治委员会”来替代他们的国际委员会。

仪式没有结束，拉贝就悄悄离开了现场，他不想让日本人导演的闹剧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因为这一天早上起来，韩湘琳等中国人告诉他：他们几百名难民要以隆重的仪式，在新年到来的第一天里感谢拉贝给予他们的救命之恩。

汽车回到住处，拉贝就远远地听到迎接他的鞭炮声——这太难得了，后来据雇员张先生告诉他：鞭炮是他们从庆祝“自治委员会”现场偷来的。“他们那个玩意有啥庆祝的，我们这儿才重要！”韩湘琳兴奋地对拉贝说。

“我受到国王般的欢迎，他们夹道欢迎我，并用鞭炮和鲜花向我致意。然后600多个人围着我，向我献上了用红墨水写在白色包装纸上的新年贺信，所有人向我三鞠躬。当我点头致谢，把贺信叠起来放进口袋时，他们都很高兴。”拉贝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当天的情景。

接过贺信之后的场面让拉贝一生都不能忘却：鞭炮声中，600多名中国难民，在韩湘琳的带领下，整齐地列成两队，齐刷刷地跪下，一起向这位“汉堡商人”致新年磕头礼……

拉贝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他从没有接受过如此隆重而恭敬的礼遇。

他深深地爱上了南京人，也深深地爱上了中国。他再次发誓要为这些苦难的平民献出个人的全部。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拉贝忍不住从口袋中取出那封很大的贺信，上面写着如下内容：

herrn Rabe

mit deen üns für

ein glückliches Neues Jahr.

Millionen sind Dir nah！

Die Flüchtlinge Ihres Lagers

1. 1．1938

拉贝先生：

恭贺新年吉祥，亿万滚滚而来！

您收容所的难民1938年元旦

“‘亿万’是什么意思？是我得了彩票？”拉贝兴奋不已，却不解其意，便把韩湘琳找来寻问。当明白那是恭喜他来日“发大财”时，拉贝欢欣鼓舞了好一阵。

“我爱你们！爱中国！”拉贝用自己生硬的汉语向恭贺他的中国难民们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1938年新年来临，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新气象，日军到处烧杀抢淫的暴行没有任何改变，而所谓的“自治委员会”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不仅不作为，且令市民生厌。

与之相反，拉贝的安全区仍然聚集了巨大的人气，多数难民又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这里——主要是人们发现回家后根本没有任何安全可言，尤其是妇女，她们开始以为拿着“安居证”就能重新开始过日子了，结果多数人在当天甚至在回家的路上，就被日本兵野蛮地强奸与轮奸，而且有的则被抓到“安慰所”充当妓女。于是这些妇女们又拖家带口回到了拉贝他们的安全区。

原本以为“自治委员会”的成立将使安全区渐渐消失，哪知鼓楼“庆祝大会”的鞭炮声尚在耳边回响，安全区里依然热热闹闹。尤其是那条原本弯弯曲曲、冷冷清清的上海路，竟然成了全南京市最红火的跳蚤市场——也有人把它称作“共产市场”：说是生意场，却都是难民们自己的东西，旧衣服、茶壶茶杯、草纸尿布……日常用品，样样都有，且便宜得很。

“一块钱，拿去吧！”

“老板可怜可怜吧，我只有这几个铜板。”

“行，就它了！”

生意交成。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共产市场”：不讲价钱，相互谦让，互相帮助。

“走！走走！”突然有一个早晨，几个穿皮大衣、戴黑眼镜、手臂上别着“太阳”标徽的家伙，张牙舞爪地走到摆摊的难民面前，挥舞着棍棒，拳打脚踢。

“你们要干什么？”难民们愤怒地责问。

“皇军有令，安全区必须解散！你们还想在这里摆啥摊子？快滚！”

“烧了，把这些旧棚烂摊统统烧了！”一群别“太阳”袖章的家伙竟然动起手来。带头的那人叫方浩，有难民认识他，姓方的过去是一个律师，此刻他得意扬扬地告诉认识他的人说自己现在“当官”了，是来“执行任务”的。

“烧！烧光为止！”姓方的见难民们并不买他的账，甚至有人悄声骂他是“汉奸”，这让姓方的大丢面子，于是直起嗓门，命令小喽啰们点火烧棚。

“汉奸！汉奸！”

“杀千刀！我们跟他们拼了！”

“拼了——！”

以姓方的为首的一群“自治委员会”小喽啰们哪想他们的烧棚毁摊行动惹怒了难民们，一时间，木凳、茶杯、鞋子甚至还有街头路边捡来的泥块、砖头等，雨点般地落在姓方的这群喽啰们头上、身上……

“撤！”姓方的一群喽啰落荒而逃。“共产市场”上的万千难民，一片欢呼。

“拉贝先生，我无意冒犯您和您的国际委员会朋友们，但有一个事实你们必须接受，这就是：新成立的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是经我们大日本皇军亲自批准的管理眼下南京市的临时机构，管理市民和这个城市是它的职责，你们的安全区和国际委员会不能再存在了，一切管辖权应当归自治委员会。”日本使馆派人向拉贝传达所谓的“命令”，而且留下狠话：否则日军将进行军事干预。

野兽终于露出本性。日本人向拉贝他们摊牌了！

怎么办？国际委员会的命运面临考验。拉贝和斯迈思等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商讨对策。

“卑鄙！无耻！他们竟然威胁还要没收我们的钱财和物资，并说要清算我们以往的资金及物资用途情况。”韩湘琳说。

“另一方面，他们的野蛮与恶棍行径一点也没有收敛。这是昨晚我又在几个地方拍摄到的日本兵留下的罪行……”马吉紧接着控诉道。

“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权利！救助难民和伤员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谁也阻止不了我们的行动。”斯迈思说。

“对，这是最后的斗争了！日本人企图把南京置于他们的残暴统治之下，而我们则成了他们把南京变成地狱的唯一障碍。我们决不退让！”

“决不！”

宁海路5号的“总部”，再一次成为了全南京反抗日军残暴统治的大本营。此刻，十多个国际委员会成员群情激昂，请求拉贝拿主意。

只见拉贝用双手向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他说：“日本人的意图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们是不想看到在他们统治下的地盘上有一个并不隶属于他们领导下的组织在保护着多数南京市民的现实的存在，挖空心思除掉我们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因为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占领军、统治者，所以他们可以想出一千个所谓的理由来修理我们，这并不奇怪。但我想，我们之所以成立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其实只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上帝赋予我们对人类的仁慈，这个责任在今天的南京，就是我们怎样千方百计地保护好几十万难民！这份责任，除了上帝，没有人可以从我们的手中剥夺！它日本军队也同样不可以剥夺！”

“好，说得对！”

“说得好！”

“我们决不放弃上帝赋予的权利！”

国际委员会最后形成一致意见：一是向日方再次陈述国际委员会的职能和责任，二是有针对性地把各安全区管理情况作一详细汇总，并将两份材料一起上交日方，以争取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你成立所谓的‘自治委员会’不就是为了管理好几十万难民吗？你指责我们国际委员会不合法，那么我们将告诉你我们这些日子里的所作所为！”这是拉贝的主意，这样绝地求生的谈判智慧，也只有像他这样的德国商人才有。

很快，一份份诸如下面文字的安全区“检查报告”出笼了：第三难民收容所——陆军学校

12月31日，由洛、王、米尔斯和福斯特先生检查。

所长：赵永奎

难民人数：约3200人，分成27个小组，每组设一个组长。

在这些难民中，每天应日本兵要求，派遣若干劳役。收容所平均每天分发10袋大米，约三分之一的难民自行解决粮食，其余的三分之二由国际委员会供给膳食。

难民们对国际委员会的管理满意。

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

1月1日，由福斯特等检查。

所长：郑大成

难民人数约1400多人（以前为1500人）。

每天有4袋分配来的大米。几乎所有的难民吃干饭（不是稀饭）。分发时成人和儿童没有区别。

虽然这个收容所住处十分拥挤，但难民们对领导满意。

……

安全区难民所的“检查报告”整理完成后，拉贝与斯迈思起草的另一份关于“国际委员会当前的状况”的报告也随即完稿。其语气显然是给日方和日方的傀儡组织——自治委员会看的：

1. 我们是一个民间团体，成立的宗旨是帮助饱受战争苦难的平民。

（1） 食品和资金是供我们支配的，是供我们委员会用于上述目的的，因此我们要设法使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救济金时要适应当前这里的状况。

（2） 我们履行的行政管理工作由我们的合法基金单独支付报酬。（警察的薪金不由我们支付，而是由他们的行政管理机构单独支付。我们向警察提供大米，所提条件与我们向其他所有的难民和自愿助手提的条件相同。市政当局派给我们组织的那3个职工的薪金单独汇给。）

2. 我们一开始就同红字会和红十字会合作，并且对自治委员会将继续持这种态度。我们将准备始终以下列标准判断合作的建议：最好地为委员会的目标服务或最有利于委员会的目标。

3. 我们的基金我们不会交出。这些资金是委托给我们妥善保管的，我们将用我们的声誉保证，这些资金只用于应该用的场合，不会作其他用途。

4. 我们必须警惕，不要让人把会耗尽我们财力的工作或任务移交给我们，也不要指望我们会进行使我们对这笔资金失去控制的工作。

5. 自治委员会在恢复秩序和恢复国家公务方面一直得到我们的充分支持和承认。但我们的基金首先是用于避免严重的食品短缺以及用于在其他方面帮助居民。

这份被拉贝和斯迈思标注上“机密”的“内部文件”，虽然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其实语气里暗藏着非常坚定而明确的观点，即：国际委员会虽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它被赋予的使命和日军占领前后几十天来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是谁也不可以改变的。

据说，上面的两份材料交给日方后，对日方高层特别是傀儡“自治委员会”成员造成巨大冲击，因为无论是日军还是那几个汉奸，他们自知根本不可能有谁能像拉贝他们那样把几十万难民管理得如此井井有条，更不可能做到让几十万人基本上不饿死。

“田中先生，我看还是让他们管吧，我们可没有办法从哪个地方弄那么多粥和饭给那些穷光蛋吃啊！”

“可不是，像他们那么干，还不累死我们！”

汉奸们首先退却。接着是日方外交官福田等人反对一下子取消安全区的做法。“至少我认为拉贝他们还可以为我们所用。再说，他们手上有来自各个方面的资金支持。我们何不顺水推舟，省去一些麻烦！”福田说。

“参赞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至少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吧。”日本军方给出了松口话。

其实在给日本官方正式信函的同时，拉贝也给他的“半个朋友”——日本大使馆的福田参赞写了一封信。拉贝认为，在所有日本人中，福田是位比较正直和有良心的人，而且从以往的交往中，这位日本外交官无论如何也是给了拉贝他们不少帮助的，这份情谊对拉贝来说，十分重要。故而有些官方不能解开的纠结问题，拉贝通过与福田私下的友情获得了理解和同情，甚至是支持。在安全区面临存亡的紧急关头，拉贝自然首先想到了福田。于是他私下给福田写了这样的信：

<small>有关我们昨天的会谈，我冒昧地向您保证，国际委员会渴望看到的无非是南京秩序和正常的生活条件迅速恢复。我同样可以向您保证，为此目的，国际委员会将乐意看到地方自治委员会尽快承担起地方民政机关应承担的一切职责，如治安、消防和公共卫生等。您可以相信，国际委员会绝对不想继续履行平时属于地方主管部门的任何一种行政义务，也不想为自己要求这样的义务。</small>

<small>我们委员会首先是（我想说仅仅是）一个救济组织，它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饱受战争痛苦的平民服务。这些人遭受的命运是无情的和悲惨的，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同情和怜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成立了遵循相似目标的各种委员会，它们中比如有上海委员会，松井将军个人给该委员会汇款1000元，这证明了这样一类委员会得到了日本军方高层的赞同。</small>

<small>因为留给我们委员会的现金和储备是专门委托我们用于上述目的的，所以依我看，国际委员会有专门的义务表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我觉得不论是现金还是储备都不能交给任何一个别的组织。我们当然愿意同别的救助组织合作，比如同红字会和红十字会，同这两个组织我们目前已经在进行合作。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资金必须保留完全的支配权。</small>

<small>我相信，如果您考虑到我们的状况，会承认我们的理由是正确的。</small>

<small>此外，我还想指出，同目前的困境和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相比，我们的现金和储备都是很有限的。我们委员会所做的救助最好能被看作是对地方自治政府为自己提出的（我个人这样希望）更大的合适的计划的补充。不论是我们委员会还是红字会或红十字会肯定都会尽一切力量，但是我们希望自治委员会比我们委员会或其他任何一个组织做得更多。</small>

<small>我们也希望，在向难民提供食品和燃料方面，日本军事当局对自治政府能比迄今为止对我们表示出更大的诚意。虽然大家都在共同努力缓解危难，但危难的程度依旧大于所提供的救助。</small>

<small>毫无疑问，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救助行动将是恢复士兵中间的秩序和纪律。在士兵的秩序和纪律没有恢复之前，难民不可能重返自己的住所，商店不可能重新开业，交通不可能恢复，供电、供水以及电话都不可能正常运作。万事皆取决于所有问题中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small>

<small>只要军纪恢复，救助问题就会变得比较容易解决，居民正常生活条件的重建也会变得较为可行。</small>

<small>我诚恳地希望，日本军事当局会把恢复军纪当作他们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small>

显然，我们刚刚看到，日方在研究讨论如何处理拉贝他们的安全区时，拉贝给福田的信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

“英雄的拉贝先生，您和您所领导的22个留在南京的外国人，表现得像罗马的首批基督教徒那样勇敢！”德国大使馆罗森博士为拉贝带来了柏林德国外交部的“表扬”。

这对拉贝来说是巨大的荣誉，他很在乎，内心也很高兴。不过，他对罗森说：“当年在罗马的基督教徒们是被斗兽场上的狮子吃掉了。可我们这里的狮子只喜欢吃中国人的肉，因为日本人发现我这个汉堡商人的肉又臭又硬，他们嚼不动。”

“哈哈……”罗森大笑。

获得“最高荣誉”的拉贝，如打了一剂强心针一般，为着他的20多万安全区内的难民们每天的一碗粥和一点点烤火的暖意奔忙着……

“好人！”

“菩萨！”

南京城里所有看见那辆挂着“纳粹”旗子的汽车的人，都会投去感激和敬爱的目光，向那个戴着眼镜的“老头儿”致敬。

拉贝觉得自己无上荣光，因此责任也越发重大。

他的脸始终绷得紧紧的、紧紧的。

突然，人们发现这一天拉贝的脸绷得更加紧了。“先生，您身体不舒服？”韩湘琳关切地问。

拉贝摇摇头，他轻轻地从口袋中拿出一份电报给韩看。

“他们要让您和我离开南京到上海去？”韩一看，是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发来的电报，内容是让拉贝带着韩尽快离开南京，到上海“休假”去。韩觉得这份电报有些怪异，便问拉贝：“为什么这个时候让您和我离开南京呢？”

拉贝说：“我也在想为什么。我留在南京的事，连元首也知道，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且现在几乎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南京所做的事了。这个时候让我离开南京，搞不清他们为什么……”

这事让拉贝内心有些堵。晚上，他给上海西门子洋行总部的迈尔经理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

<small>您的上述电报经过德国大使馆的转递，我已于今日收到，特此确认。收到您要我到汉口的消息时，已经太晚了，德国人早已经乘坐“库特沃”号船前往汉口去了。此外我认为，在危难的时刻不抛弃逃到我这里的中国职员，如韩先生一家和其他装配工，是我应尽的职责。在回答您上一份电报时，我就已经告诉过您，我担任了此地成立的国际委员会的主席职务，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组建一个安全区，为20万中国平民提供最后的避难场所。日本人以中国高级军事人员及其参谋部一直到最后（也就是说到撤离南京前）都驻扎在安全区为理由，拒绝给予安全区以全面的承认，所以安全区的组建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真正开始受难是在轰炸以后，也就是说是在日本人占领城市以后。日本军事当局像是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控制权，军队在进城后抢劫掠夺达数周之久，约有2万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奸，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这其中也有43名电厂的工人）惨遭杀害（用机枪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已经算是人道的方式了）。他们还肆无忌惮地闯入外国侨民的房子，60处德国人的房子中，约有40处遭到不同程度的抢劫，4栋被彻底烧毁。整个城市约有三分之一被日本人纵火焚毁，时至今日，纵火事件还在继续不断地发生。城市里没有一个商家店铺未遭到日本人的打砸抢。整座城市，被枪杀的或被其他方式处死的人暴尸街头，随处可见，日本人甚至禁止我们殓尸安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离我房子约50米远的地方，那具被捆绑在竹竿上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自12月13日以来就横在街头，距尸体仅数米远竟有一个日军岗哨。许多池塘里漂浮着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尸体，有的里面竟多达50具。</small>

<small>委员会设立了粥厂和米面分发点，到目前为止我们以此还能养活涌进安全区的20万南京居民。但是现在日本人下达命令，强迫我们关闭粮食销售点，因为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想要接管救济难民的工作，而且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迫使难民离开安全区，返回自己的原住处。前面已经提到过，安全区以外的城区里没被损坏的房子已经所剩无几，所以难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该投身何处，更何况仍然不时有日军士兵在街上烧杀劫掠横冲直撞，难民们见到他们就害怕。我们委员会尽力希望能和日本人以及由日本人新成立的自治政府达成谅解，起码要保证难民的粮食供应。另外，如果日本人以及新的自治政府能接管我们的工作，我们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而且我们希望越早越好！一旦市区内恢复秩序，当局准予我离开南京，我将前往上海。到目前为止，有关此事的所有申请都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在此我补上我的请求，请同意我在安全区委员会解散之前留在南京，因为几个欧洲人的去留实际上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仅仅在我的房子和院子里就有600多名赤贫阶层的难民，自12月12日夜晚以来，他们纷纷逃到我这里躲避兽性大发的日本匪兵的污辱和杀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住在院子的草棚里，靠每天的定量救济粮生活下去。我们委员会总共管理有25个难民收容所，约7万名难民，其中的5万人必须要靠我们的救济过日子，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您可能很难想象出这里的情形。攻占南京前，日本人对南京进行了数月之久的狂轰滥炸，但是，这同占领城市后日军造成的苦难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自己也感到不可理解，我们怎么能安然地活到今天。请求您不要公开这封信，因为这样很有可能会给我们委员会带来灾难性后果。</small>

电报发出后，拉贝依然全心全意投入到安全区的工作中，他认为自己在南京的工作不仅干得坦荡而伟大，而且单单从保护德国人的利益去看，也是卓有成效。“如果不是我们在南京天天张着德国国旗，别说财产，就连德国使馆早已成一片废墟了！”拉贝曾对罗森博士这样说过。罗森和大使陶德曼先生完全同意拉贝的这一判断。然而，只有经商经验、没有政治经验的拉贝哪知道，此刻远在万里之外的元首希特勒已经完全不是他心目中曾经期待和幻想过的革命领袖，而是一心想称霸世界的法西斯主义极端分子了。

伪装了多年的希特勒，就在日本占领南京时，正想着他自己如何干出一番比日本帝国更伟大十倍的“事业”来。而要实现这一“理想”， 希特勒构想的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轴心国正偷偷地勾结着……日本军队在南京的丑闻不断在世界各地遭受曝光和谴责，希特勒本不想沾边，但他的那个“汉堡商人”处处与日军作斗争，日方通过驻德大使馆多次通报给了他，这让希特勒不能不管了。

“德意志的西门子公司不能在南京做有违于我们日本朋友的事。”希特勒根本用不着亲自下达命令，他的纳粹组织只需向西门子公司吹一下风就足够了。

于是就在拉贝认为他给上海西门子洋行驻中国总部的信一定会起作用时，上海洋行总部收到了来自柏林西门子总部的要求，通知南京的拉贝关闭公司驻南京的办事处，也就是说拉贝留在南京的合法身份将被他自己的公司和祖国取消！

“怎么会是这样呢？”拉贝无法相信这个事实。他甚至歇斯底里地愤怒了好一阵。不过，他又很快平静了，因为他是商人，是西门子的老员工，公司的命令必须服从。这也是他常常引以为豪的“汉堡商人”的品质。

但这毕竟有些突然，至少现在关门有些事情得妥善处理，比如雇员的工资怎么办，新年刚到，堂堂西门子公司以后又不是说不到中国来了，不能说关门就拍屁股走人了，这样有损西门子的形象。为之拉贝迅速向上海的洋行总部发了一封信请求给雇员们再付一个月的薪水或奖金什么的，算作补偿！

拉贝的这份合理请求获得批准。现在让拉贝觉得最痛苦和最难办的事，就是如何向跟随了他多年，特别是与他一起为保护难民而并肩战斗的韩湘琳这样一批中国雇员交待呢？“当时是我拉贝扯起了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的大旗，如今日军还在城里作威作福、烧杀抢淫，几十万难民仍处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上，我拉贝却甩手走了，韩他们怎么办？我如何向他们开口说我自己要走了？如何向他们开口说公司要解雇他们了？”

拉贝摇了一百个头，仍然拿不出办法。他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向韩湘琳等人当面说这事。

不说就走？或者留一封信，悄悄溜走？不行，这都不行。即便要走，也该把安全区和国际委员会的许多事情安排妥当后才能动身。

还是写信吧。拉贝提起笔，可手却在颤抖——

<small>由于所有商务因战争而停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根据我们总部的指示，我们在南京的商务办事处必须关闭。</small>

<small>由此您在我们洋行的工作令人遗憾地也将结束。但我们也准备一旦条件许可，在战后继续聘用您，请您告诉我们您今后的地址，以便我们在许可的情况下能和您联系。</small>

<small class="right">你无限忠诚的朋友：约翰·拉贝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small>

西门子在南京办事处的中国雇员还有佟柏青、蔡子良、张福根、孙龙生等，拉贝分别给这些人写了同样内容的信，以示告知。

写完信的时间已近黎明，拉贝的心情无法平静。自南京被日军占领后的一个月里，拉贝从一名纯粹的商人，已经转变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和难民事务组织者，他在其中遇到了过去几十年从商经历中不曾有过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交甚至是外交等等问题，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至少他认为世界上除了做生意外，还有更神圣的事！这就是拯救苦难！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有太多心酸的事，但很充实，也很自豪。

拉贝唯一遗憾的是：他的工作才刚刚有个良好的开端，还有很多事亟待解决——比如几十万难民的吃住问题就是当务之急，当然还有如何阻止日军在城内的烧杀抢淫，还有城内到处可见的尸体……想到这些，拉贝的目光下意识地往院墙外不远处的那具依然悬挂在架子上的烧焦了的中国士兵尸体望去。看到这个，拉贝心底就感到恶心，就咬牙恨日本人！

太没有人性！

拉贝赶紧掩上门，拳头紧紧地握着。他突然觉得离开南京前还有许多事必须去完成。“否则我的灵魂不能安宁。”他自言自语道。

第五章 拉贝和他的“南京安全区” 24.离开南京前的最后日子

这一夜拉贝丝毫没有合眼。最让他放不下心的依然是留在安全区内的几十万无家可归的难民。如今留在安全区内的难民是一些最穷、最需要别人帮助的人，他们多数是被日军暴打受伤或被严重摧残而失去生活能力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人去为他们弄来吃的，安排好住宿，也许这个冬天都难以过去。原本，作为占领军，日方有责任管起这些难民，至少给他们基本的生存条件，但日军似乎对此并不放在心上，除了继续不断地从这些难民中拉走人去充当劳役外，至于他们明天或后天是否还活着的事，显然日军并不关心，甚至蓄意阻挠和破坏拉贝他们安全委员会对难民们所做的一切，比如过冬的粮食问题。20多万人每天都需要数额巨大的食品供应，但安全区根本得不到多少粮食。

当时国际委员会成员贝德士先生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如此描述：食品供应的前景很黯淡。日本人拒绝卖给我们，既不让我们卖，也不让安全区里别的人卖，或者让我们将粮食从上海用船运过来。这是长时间艰苦谈判的结果，我们有了相当大的一笔现金，2300袋大米（每袋一石或200磅），我们每天拿出100袋，免费分发给最需要的人群和粥厂。红字会从一个特务机关那里获得大米，开办了两个大的粥厂。“自治委员会”被看作是替日军做分发工作主要，甚至是垄断的代理人。但实际上他们在10天里已经收到了500袋粮食，5个星期总计2500袋——这是我们用卡车为他们和红字会运的。每天消费在1500到2000袋之间。有些面粉，我们在初期的分发和销售时动作快了一些。大多数蔬菜价格几乎翻了10倍，部分低的也要5倍。数千人除了米糊糊就没碰过其他东西。我们想通过炮艇搞到1000磅鱼肝油作为医药用品。总的来说日军方面是冷漠的，日本人中没有一个人对平民问题动半点脑筋或加以注意。粥厂的煤是一个问题。我们一天又一天地侥幸弄到手，通常没有得到任何的官方允许。城市里的供应粮食很快就要见底了，没有人来。日军各部在竞相掠夺和挥霍。大量的煤、米和麦子被焚毁了……

最可恨的是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那几个汉奸官员个个心怀鬼胎，想着如何借机为自己赚一把。难民的苦才不管呢！

“谁都不管，我们得管，且要管到底。”拉贝认为：只要他在南京一天，就要管一天难民的事。想到这，他又再度拧开煤油灯，觉得应该给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写一封信：他们是美国大使馆爱利生先生、 英国大使馆布龙先生和老朋友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博士。这三位外交官是目前留在南京可以直接发挥作用的人物，拉贝这样认为，因此他写道：尊敬的先生们：

你们中的每个人都曾友好地对如何解决城里25万平民的食品问题给予过关注。正如斯迈思博士先生1月17日致爱利生先生的信（曾有副本寄给你们）中所表达的，我们已向日本人着重提出3点建议，即：

1. 尽快实现由自治委员会通过商业渠道分配米、面粉和煤；

2. 准许国际委员会运进我们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购买用于救济的3 000袋米和9 000袋小麦（这些粮食目前存放在下关、三汊河和汉西门外）；

3. 准许国际委员会将600吨补充食品从上海装船运往这里。

昨天当斯迈思博士先生第三次请求答复这些建议时，福井先生要他去找田中先生。斯迈思和菲奇先生随即找了田中先生，后者告诉他们，日军没收了上述仓库里的米和小麦。他们提醒他注意那是私人财产而不是中国军队的财产时，他认为这些存粮有可能会被日军用于中国的平民。上述两位先生一再请求日本当局准许从上海船运3000袋米，但每次请求均被一个简单的“不”字加以拒绝。他对他们说，也不会有船来装运这3000袋米以及另外的600吨补充粮食。斯迈思和菲奇先生提到日本船只时，田中的解释是“均已用于军事目的”。当两位先生又提出用英国船只时，田中先生没有回答他们。他们只得询问日本人现在有什么打算，田中先生对此回答说，日本军队将会承担解决中国平民食品问题的责任。

斯迈思和菲奇先生随即对他解释说，日军自12月13日起只提供了2200袋米和1000袋面粉出售给中国平民。田中认为，供应量比这要多，但手头没有数字材料(日军1月10日交给自治委员会1200袋米，1月17日1000袋米和1000袋面粉，第二批粮食应在城南出售。国际委员会帮助运输了这些粮食，因为日军不提供运输工具）。

谈话结束时，斯迈思先生向田中先生询问，他是否应该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即我们请求准许运进在下关购买的大米以及从上海船运粮食之事现在已被日本当局拒绝了。对此的回答是：是的！

随后立即发出了由菲奇先生签署的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博因顿先生的电报（在这事情上我们一直与他有信函往来），现在只有看上海对此能采取什么行动了。

<small>我的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件事上打算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将设法使你们经常了解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并向你们转告我们对此提出的建议。我们并不认为当前再进一步强调我们的要求是可取的，因为田中先生已经声称，日本军队将负责解决中国平民百姓的食品问题。如果你们遇有机会时，非正式地要求日本人告诉你们，他们做了些什么，也许是合适的。</small>

<small>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恢复秩序和整顿好交通，重新通过商业渠道分配大米。国际委员会关心的只是敦促日军注意到食品问题的严重情况，并在此期间采取补救措施，使无力购买食品的穷人们能免费得到大米。</small>

<small>绝对有必要使日军明白，承担中国平民食品的责任意味着什么。至今他们只把这个问题当作儿戏，难得一次拿出1 000袋大米交由自治委员会出售。</small>

<small>1. 每天正常供应2000担（相当于1600袋）大米或约同等重量的面粉（按1担供100个成年人1天正常消耗计，25万人每天需要2500担；较小孩子的定量当然要相应地减少）。</small>

<small>2. 每天至少需要40吨～50吨煤或其他燃料。</small>

<small>3. 由于自治委员会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来运进这个数量的大米、面粉和燃料，而日军的卡车又遍布全城，因此应由日军负责运到自治委员会的店铺。（在我们就供应食品事宜与石田少佐商谈时，他曾表示准备负责运输。可惜这些协议由于日本上级部门的命令而作废。）</small>

<small>除了大米和面粉供应，还应采取附加措施保证一定量的其他食品的供应，以防止发生各种疾病和瘟疫。我们还打算从上海运进这类食品。运输之事也得由日本陆军承担。</small>

<small>如果能够将所需粮食提供给自治委员会，自治委员会在分配工作上就不会有困难。</small>

<small>当然，对于那些回到原住处的市民，日本人必须保证给予任何一个像样的政府都会提供给自己市民的保护。日本人也同样应当保护食品及燃料的正常分配和出售。</small>

<small>感谢你们对我们事业所表示的关心。</small>

<small class="right">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签名）</small>

拉贝的意图非常清晰：希望这几个外交官在他走之后多多关心安全区的难民，尽可能地继承他没有完成的任务。他的心完全被苦难的南京人民牵着。要保证安全区内的难民们艰辛地活下去，资金显然是最重要的。拉贝在写完给三位外交官的信后，突然觉得英国大使馆的布龙先生在资金问题上更有些办法，于是几天后拉贝又提起笔，专门给布龙先生写信道：

<small>作为驻南京的代办，您对南京安全区的设立以及与此相关的难民工作等所有重大事件非常熟悉。关于难民工作，我想在此再多言几句。</small>

<small>南京25万难民中的一大部分是由于城内及周边地区火势的蔓延而无家可归的。在许多家庭里，养家糊口的人不是被日军带走就是遇害，于是家里剩下的人便陷入了极度的困境。这样的事不说有千万件，也有千百件。如您所知，居民的经济生活被完全摧毁。有许多居民，他们带着少量的食品和钱进入安全区，他们仅有的这一点储备都快用光了，现在他们变得一无所有。</small>

<small>可供委员会支配的救济基金当然也捉襟见肘。我们在南京有10万元，在上海可以再得到5.7万元。要想摆脱25万人的困境，这15.7万元是远远不够的。令人焦虑的是这成千上万的人需要的不仅是食品，还要有安身立命之地。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使他们能开始新的生活。</small>

<small>给予一些贫困家庭相应的经济资助，这对他们能够重新生活也是一种极大的帮助。进行这样的援助，我们只能依赖这笔基金了。</small>

<small>因此请允许我提出如下请求：请您帮忙，获得伦敦市长基金的相关资助。我们已从美国顾问委员会获得了一笔捐款，即包含在上文提到的5.7万元中。我们也希望英国委员会不吝给予我们援助。</small>

<small>预先对您的支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small>

<small class="right">您忠实的约翰·拉贝（签名）主席</small>

拉贝是个操心的命。每一件事到他手里，都事无巨细。除了吃和住，水电也是生活必需品。为此，拉贝亲自带着几十名工人冒着中途被日军屠杀的危险，来到长江边的自来水厂和发电厂工作。要命的是电厂，战前拉贝多次来过，但一个多月后的电厂，已经面目全非，这里的43名技术工人被日军当作军事人员绑到长江边上全部屠杀了。厂房和机器设备也惨遭破坏。令拉贝生气的是：那些破坏电厂的人——日军现在却也嚷嚷着令他帮助把电厂修理好发电。按拉贝的性格才不愿为“破坏者”卖命，但想到难民和国际委员会成员们也需要用电时，拉贝“忍气吞声”地勉强接下此活，并且亲自出面向上海洋行总部聘来几个专业工程师，一起帮助使发电厂重新恢复了工作。

1938年1月底，德国使馆外交官从日本大使馆获得消息：2月4日起，日军将正式开始遣散安全区内的所有难民。这是件大事，拉贝认为必须同国际委员会成员们紧急商议。29日，拉贝召集国际委员会成员开会，重点讨论了请求相关国家的外交官到日本方面弄清楚以下情况：一是日本人会不会将外国辖区和外国侨民住宅里的中国难民驱逐出去；二是日本人是否允许拉贝等人在自己住处的小安全区内收容更多的难民。

“这是我们最大限度地争取紧急情况下保护更多的难民。当然，如果日本人还能以其他方式继续保留我们原有的安全区，这当然是最好的打算。但现在我们需要作出最坏的打算。用中国人的话说，在安全区的问题上，看来日本人是想对我们进行釜底抽薪！”拉贝分析道。

委员会成员们全体沉默、悲愤。

“今天的南京是日本人的天地，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力拯救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拉贝开腔道，“我想尽管中国人骂自治委员会的几个官员为汉奸，但毕竟现在是他们在行使管理南京城的行政权，我们对他们也要争取一下。”

“那帮人甚至比日本人还贪赃枉法，我们能从他们那里争取到什么呢？”马吉不信。

拉贝说：“难道你们忘了，在日军占领前，当时的马市长曾经答应的一万袋大米和一万袋面粉？日军占领后，这批粮食就一直被日本人扣着，我们让自治委员会的人到日本人那儿要，以用作给难民们赈灾。一方面也给自治委员会的人一个立功的机会不是？”

“哈哈……汉堡商人真精明、狡猾啊！”斯迈思和马吉等不由调侃起拉贝来。

后来证明拉贝的这一主意还真达到了一定目的，虽然日本人没有把这批粮食全部用于赈救难民，但至少让日军吐了些血。

1月30日，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下午4时左右，拉贝驾车准备去平仓巷，车至汉口路，只见迎面约50多名中国人将他车子拦住。

“拉贝先生，你快去救救那女孩！”中国人纷纷向拉贝说道并比划着。

拉贝一听，便知三分了：肯定日本兵又在强奸妇女了！

“走！”拉贝二话没说，跟着中国人，来到蒋家巷4号。

“日本兵就在里面……”有人说。

拉贝推门便进。房子里面早已被日军抢劫一空。在一间敞开的里屋，放着一口棺材。再往隔壁的一间堆放稻草和杂物的屋子走去，拉贝发现了一名日本士兵正在强奸一名妇女。拉贝火了，上前一把拎起那日本兵的后领就往外拖，并且一直拖到走廊外。

“你的！你的什么的干活？你的……”日本兵又气又恼。

“你的强盗！野兽的干活！我的决不允许！”拉贝也怒发冲冠地回敬和训斥道。

那日本兵看看拉贝，又看看停在一边的挂着德国国旗的汽车，拎着裤子夺路而逃。

“哈哈哈……小鬼子也害怕呀！”中国人拍手欢呼，并纷纷竖起大拇指赞拉贝。

“大家快离开这儿，说不定日本人会马上过来。”拉贝朝围着他的中国人挥挥手，让他们尽快离开。等现场所有人走尽后，他也登上汽车，走了。

农历新年初一，是中国人最喜庆的日子。拉贝院子里的难民们，一早就起来排着整齐的队伍，向他们的救命恩人拉贝先生三鞠躬。姑娘们还向他献上了一面长3米、宽2米的红绸布，上面写着一行长长的汉字。这行汉字拉贝读不懂，有人这样翻译给他听：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天，我怎能受此大礼！”拉贝一听，脸都涨红了，说自己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如此赞誉。有位在此避难的前中国政府官员是名学者，他笑眯眯地走来对拉贝说：“我把这句话翻译成一首阁下听得懂的诗吧！”

“太好了！”拉贝拍手赞同。

翻译后的难民献辞是这样的——

“谢谢，谢谢你们！愿上帝也保佑你们！”拉贝又一次被自己的“臣民”感动了。

这一天，拉贝觉得阳光有了一丝暖意。因为他举目往外眺望时，发现院墙外那具中国军人的尸体终于被搬走下葬了。

2月4日，也就是中国人过新年的第4天，这一天拉贝早早地起来了，因为他要在这一天亲自站岗——“今天我得亲自站岗，也就是说，我必须注视着自己的难民收容所，双眼盯着我家后面德国学校里的600名难民和我家前面中学里的约5000名难民。如果日本人强行闯入，我虽然阻挡不住，但我起码可以做一个目击者，观察事态以向世界通报。我一定想方设法保护好我自己的房子，我们倒要看看，他们敢不敢在我面前侮辱德国国旗！”拉贝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整个这一天的行动也是这样做的。他穿着特别整洁的西装，袖子上的纳粹徽章格外显眼，而这一切都表明，他决不会让日本人在他面前随心所欲地破坏他的安全区和欺负他所收容的中国难民们。

入夜，拉贝的日记这样写道：“担惊受怕的一天2月4日过去了，一切都很平静。这意味着只要日本人有所顾忌，我们就不会遇到麻烦。我们大家对此都感到非常高兴。今天是中国春节的最后一天假日，尽管天公不作美，下着雨雪，但中国人仍然兴奋地在院子里燃放鞭炮。这些可怜的人如此知足：只要不被打死，他们就满意了……”

写到此处，拉贝想起了前一天的事——

“拉贝先生，您一定要出面救救栖霞山寺庙内的难民，他们太可怜了！无论如何，您得出面。”江南水泥厂的丹麦友人辛德贝格来了，他见了拉贝，事情还没顾上说，就立马请求拉贝答应他的求助。

“你说吧，把情况给我报告一下。”拉贝知道肯定又是一件令人愤怒的事。

辛德贝格这时才想起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是僧人们给您和所有相关人士的公开信……”

拉贝接过信，看着看着，他的手开始抖动——显然是难以抑制的愤怒。公开信的内容是：

<small>值此，我们向您简要汇报该地的情况及本寺庙所遇到的骚扰——</small>

<small>南京沦陷以来，每天都有数百人逃至我庙寻求保护，要求安置。我写此信的时候，寺庙里已聚集了2.04万人，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几乎都被枪杀或被掳去为日本士兵当苦力。</small>

<small>下面，我们扼要地列出日本士兵自今年1月4日以来所犯下的罪行：</small>

<small>1月4日：一辆载着日本士兵的卡车驶来，他们掠走了9头牛，并勒令中国人为其宰杀，以便把牛肉运走。与此同时，他们放火焚烧邻近的房屋以消磨时光。</small>

<small>1月6日：从河上来了很多日本士兵，他们抢走了难民的1头毛驴，并抢走了18个铺盖卷。</small>

<small>1月7日：日本士兵强奸了一位妇女和一个年仅14岁的少女，抢走了5个铺盖卷。</small>

<small>1月8日和9日：有6位妇女被日本士兵强奸。他们像往常一样闯进寺庙，寻找最年轻的姑娘，用刺刀威逼她们就范。</small>

<small>1月11日：有4名妇女被强奸。喝得酩酊大醉的日本士兵在寺庙内胡作非为，他们举枪乱射，击伤多人，并损坏房屋。</small>

<small>1月13日：又来了许多日本士兵，他们四处搜寻并掠走大量粮食，强奸了一位妇女及其女儿，然后扬长而去。</small>

<small>1月15日：许多日本士兵蜂拥而来，把所有年轻妇女赶在一起，从中挑出10人，在寺庙大厅对她们大肆奸淫。一个烂醉如泥的士兵晚些时候才到，他冲入房内要酒喝、要女人。酒是给他了，但是拒绝给他女人。他怒火冲天，持枪疯狂四射，杀害了2个男孩后扬长而去。在回到火车站的路上，他又闯进马路边的一间房子，杀害了一位农民70岁的妻子，牵走了一头毛驴，然后纵火把房子烧了。</small>

<small>1月19日：日本士兵大闹寺庙，砸坏门窗和家具，掠走7头毛驴。</small>

<small>大约在1月20日，开来了一支新的队伍，换下栖霞山火车站的岗哨。新来部队的指挥官是个少尉，他心地较好，自他来后，形势明显好转。他在寺庙内设了一个岗，哨兵努力把专来捣乱、偷窃和抢女人的士兵拒之于寺庙大门之外。因此，我们害怕，一旦这位少尉撤离此地被派往别处，原来可怕的情景会重新出现。所以，我们请求你们，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阻止重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即可。安置在我们这儿的难民百分之八十已失去了一切，他们的房屋被毁，牲口被杀，钱财被抢。此外，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孩子没有了父亲，大部分年轻男子遭到日本士兵的杀害，另一部分则伤的伤，病的病，躺在这里缺医少药，谁也不敢上街，害怕被杀害，而我们还只剩下少量的粮食储备。我们的农民既无水牛又无稻种，怎能春耕播种呢？</small>

<small>在此，我们所有签名者再次恳请您的帮助。</small>

看完信，拉贝长叹一声，说：“城内的情况其实并不比栖霞山寺庙好多少。你看看斯迈思等这几天整理的情况报告……”

拉贝随手从桌子上拿起几张纸，给辛德贝格看。这是《日军在南京暴行报告》的后续，这份报告已经登记到300多个案情了。

辛德贝格看到如下报告——

2月2日下午，朱先生想返回位于建康路的家中，他与他朋友同行。他们到达铁管巷时受到5个日本士兵的阻拦，他们不得不听从日本兵的命令，为他们工作到深夜。从此他们再也不敢有试图回家的想法。

2月2日，江先生要返回位于新街口的住所，在云南路和中山北路的交叉口的一个街角，五六个日本兵遇见他，强迫他挑餐具到挹江旅馆。他办完事正要回家，在铁道部附近又遇上日本兵，要他把大米扛到上元门，他遵命完成后，时间已晚，最后想想不得不放弃回家的想法。

2月3日：上午9时，一位18岁的叫蔡晓喜（音译）的年轻男子离开难民收容所回家，走到四象桥时，因没有立即向日本兵行鞠躬礼，被这位士兵用刺刀捅了一刀。今天下午，他回到我们这里接受医生治疗。

2月3日：上午10时左右，七八个日本兵闯进白下路江先生和江太太家——他们刚刚从安全区回到家，日本兵命令江先生出去，企图对他太太施暴。江立即指指手袖上的“国际委员会”标章，日本兵才悻悻地走了。江当晚带着太太回到安全区，他们说，回家太可怕，决定继续留在难民收容所。

2月3日，马太太回家途中，在同仁街某屋前被3个日本兵抓住，拖到一间屋子内进行轮奸。……

后面的都是有关诸多妇女离开安全区试图回家过日子时被日本兵或在家或在途中强奸和轮奸的案例。辛德贝格没看几个就直骂：“恶心！”

“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放弃安全区，将等于帮助日本人再次屠杀南京人嘛！”辛德贝格冲拉贝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这样做！”

拉贝拍拍丹麦朋友的肩膀，说：“我们正在与各国驻华大使馆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并同日方和新成立的南京自治政府取得协调，力争保留国际委员会所担当的责任。”

“有结果吗？”彬彬有礼的辛德贝格看来也被形势逼得要发疯了。

“相信会有些结果。”拉贝说，“请向栖霞山的方丈们转达我的问候。他们那边的情况，我们一定协调顾及。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我们自己如何坚定对安全区的自信和自治能力，特别是食品的基本保证。”

“明白。”辛德贝格带着拉贝主席的一丝希望，离开了肮脏而焦味十足的城区。他对拉贝说：“如果不是为了我那边两万多难民的事，一次也不想进城……”

拉贝苦笑道：“可我们还必须每天24小时守着到处是尸体臭味的南京城。因为我们的岗位在这边——20多万难民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我们。”

是的，无论南京城如何凄惨与肮脏，无论空气如何让人窒息与迷漫恶臭，拉贝也无法离开。2月4日，是日本要求安全区难民撤离的第一天，但除了拉贝和几个美国人住所内的难民们没有被日本军队驱赶处，其他地方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日军强行而野蛮的破坏、骚扰。在拉贝一直关心的与他住处近在咫尺的金陵大学附中内的难民也纷纷逃了回来。5日当天，负责这所中学难民的格兰姆斯先生向拉贝发出求救信：

尊敬的拉贝先生：

在此，请允许我转告您，越来越多的难民回到我们学校寻求保护。他们说，他们不可能继续留在家里，因为日本人不断进行骚扰，向他们要姑娘。如果他们不从，就威胁要杀死他们。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峻。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民们怎能返回住所？请您给予他们仁慈的帮助，除了您和您的朋友之外，我再也不能请求他人保护。请您与德国、美国和日本大使馆商谈此事。难民来找我帮忙，可我却无力相助。自治委员会丝毫影响不了日本人。人们告诉我们说，除了国际委员会，谁也不能保护他们，即使是自治委员会官员的夫人也跟平民百姓一样难免遭受日军的奸淫。我简直无法理解。自治委员会怎能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还要求难民返回自己的住所。它自己也很清楚，在安全区外，谁也不能保护难民不受日本人的欺凌。

这些难民多么可怜，简直难以形容。我祈求上帝，不要离开中国，拯救我们吧！如果您及您的朋友不帮我们，谁还能帮助呢？恳请您及您的朋友考虑一下，通过什么途径帮助这些难民。

尊敬的、亲爱的拉贝先生，您是我们的先导，我写此信时已泪流满面，但愿上帝与您同在，请为我们祈祷吧！

您的D. G. 格兰姆斯（签名）“立即通知召开理事会！”拉贝对斯迈思说。下午，国际委员会在拉贝的要求下，再度召开了理事会紧急会议，重点研究了日军在安全区内驱逐难民后的形势，以及如何安置回来的难民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当前，我们可以说到了委员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大家无论如何要坚定我们的信仰和决心，其实也应当有理由坚守我们安全区的职责，这一点事实上尽管日方不直接承认，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工作是普遍支持和同情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自治政府要求市民们回家，但多数难民他们不敢回家，或者说回家了因为害怕日本兵的骚扰又回到了安全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多数难民是信任我们而不信任日本人和自治政府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我们继续为他们服务的理由吗？所以只要我们坚持，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拉贝是个商人，很少能说如此激情的鼓动话，但这一天他说了，说得很像一个德国政治家。斯迈思等美国朋友给予了拉贝很高的评价。

坚定战斗意志对此刻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来说，异常重要。

“寒冬总会过去。面包不能没有。”大家相互鼓励，困难似乎又在这群洋人面前变得轻如鸿毛。

这是1938年2月6日，拉贝收到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是他的助手之一、金陵神学院安全区的陶忠亮代表他负责管理的全体难民感谢拉贝的。信这样写道：

<small>战争在上海爆发并不幸蔓延至南京时，国际委员会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它帮助难民免遭危险，获得安全，这件拯救工作使全体难民至死也难以忘怀。</small>

<small>我们——您的助手，愿为您的追求献出我们的全部力量，我们把这看成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收到您的来信，信中对我们的工作大加赞扬，随信还附上了15元钱供我们欢度春节。虽然我们认为，我们不配接受这份礼物，但我们不予拒绝，以免让您生气，从而失去您的器重。</small>

<small>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已把钱分发给各位工作人员。特写此信，以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small>

<small>代表金陵神学院难民收容所全体职工</small>

自日军宣布要驱逐安全区内的难民以来，拉贝的神经每天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多数时候是一件件忧心如焚的事，但偶尔也有高兴的事，比如他从罗森博士那里获悉，通过拉贝等多方努力，上海方面已经将100吨蚕豆往南京起运。这对处在饥饿与死亡边缘的南京难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救命的好消息，而对拉贝他们来说，更加让他的国际委员会有了一份信誉，因为这样的物资援助是连日本军方都很难破坏的。它属于慈善援助，国际社会的眼睛都盯着呢！拉贝能不高兴吗？

但与此同时，拉贝又收到了几个令他情绪低落的坏消息。其中有一件说，一个日本士兵闯入民宅，屋内住有1个妇女和她2个女儿。这个士兵想要强奸2个女孩，遭到反抗。随后，日本兵把3个女人锁在屋子里，纵火烧屋，最后2个女儿烧成焦炭，母亲则烧得半死逃了出来……面对如此不断的暴行和噩耗，拉贝只能空握拳头。

“能做的就是更多地救助那些可怜的难民，或多给他们一碗粥喝，多让他们安全地睡上一夜……”拉贝内心一次次向上帝祈祷。

国际委员会的争取一直没有停止，拉贝在不停地向日方直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2月10日，他代表国际委员会向日方当局就“恢复秩序和纪律”、“食品供应”和“医院和卫生所的人员”等问题提出了要求。

在发上述信件给日本使馆方面的同时，拉贝也收到了一份来自上海报刊转载德国汉堡的新闻报道：

一个德国人卓有成效的工作

（上海1月10日讯）南京的许多报道一致肯定了德国西门子洋行（中国）驻南京代表拉贝值得赞扬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1月中国当局完全撤离以来，他以难民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实际上做了市长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国人和外国人的支持下，维护社会秩序，关心市民的福利。据日本大使馆一名代表的报告，拉贝的工作对过渡时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对目前为了居民和难民的利益而与占领军进行的合作也是很有益处的。留在南京的中国居民怀着感激的心情赞许拉贝的帮助。

拉贝是个荣誉感特别强的人，尤其是来自自己国家的新闻消息他特别在乎，这也是他能够坚持并如此奉献于中国难民的力量源泉之一。这篇新闻他看后很多次告诉给朋友们。

离开南京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拉贝觉得身为“主席”的他，有必要做完两件事：审计在任委员会主席期间的财务情况和对未来委员会的命运作一安排。这也再一次显示和体现了他这个“精明的汉堡商人”的工作严谨性。

很快，财务报表和今后的财务预算送来了。“员工们的工资和医生的工资支出，必须件件落实，如果这方面留有问题，我宁可不走！”拉贝对金陵大学报来的财务表中没有明确的内容，很认真地要求细致的补充。

现在，拉贝要签署一份他认为他走后最重要的文件，即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名称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我们选择这一名称，是为了更好地符合其目前作为纯民间救助组织的工作性质。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存在的理由，我和斯迈思博士正式向日方提出上述请求。我本人——将不在新的机构里担任领导，但希望斯迈思、马吉、施佩林、米尔斯牧师等诸位成为这个新机构的领导人，过去的工作已经证明他们是卓越的……”18日，拉贝在国际委员会的最后一次理事会上，发表了“告别”讲话，斯迈思对会议作了认真记录。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都留在了美国耶鲁大学，成为世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历史档案。笔者有幸阅读到它们，就像与当年的传教士、基督徒、医生们在一起交谈了那段无法忘怀的沧桑岁月……

拉贝在南京主持难民安全区的事迹几乎全世界爱好正义的国家都已知晓，更不用说他在南京城内的影响，所以当他要离开南京的消息传出后，许多难民纷纷给他写信致敬。下面这一封由24位难民签名的信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吧。

<small>日本人占领本城后，从1937年12月16日起押走了许多中国人，据说是命令这些人为他们从事必要的劳动。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有些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我们的独生儿子也在内，他们都没有兄弟。许多人是商人家庭出身，从来没有当过兵；另一些人是手工业者或是小商贩，但大家都是本分的公民。现在留在家里的只有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无人养活的妻子儿女。</small>

<small>我们从未有过财富。在您建立安全区时，我们希望能够在那里继续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并且不会受到伤害。可是，64天前，日本人突然从那里拖走了我们的儿子，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我们这些老老少少、女人们和孩子们，在安全区没有任何收入，在风里雨里，在严寒的冰雪天，等待着他们归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这些从未当过兵的人就会因饥饿和寒冷而死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儿子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如今怎么样，家属们日日夜夜都是在泪水中度过的，其中有些年老的和身体虚弱的因悲痛而病倒了。我们的笔难以给您描述这些人的痛苦。你们的委员会过去曾表示过，你们感到有责任去调查那些被押走的人和失踪者的下落。我们曾于1月28日和2月1日两次给您写信。现在又过去了几个星期，但是毫无结果。我们大家（我们这些为儿子、丈夫及其他人担心的人）走投无路，不知该向谁求救，但我们知道您心肠好、怜悯人，因此再次请求您找到能帮助我们的方法和途径，使那些年轻人能够回到我们身边，把赡养者还给家庭，搭救我们的性命。请求您告诉我们，您能为我们做些什么？那些年轻人是否还活着？他们此刻在哪里？（活着还是死了？）他们是否还能回到我们这里？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请您不要对我们隐瞒什么。请您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相信您的好心肠和怜悯心，我们将一辈子都感激您。</small>

<small class="right">许朱氏 许潘氏 费于氏等24人签名</small>

拉贝是个办事十分认真的人，他对所有类似这样的来信，都一一回复，并且总是将对方期盼的事尽可能地去努力处理和安排。

2月21日，国际委员会总部举办盛大招待会，这个招待会是专门为欢送拉贝所举行的。招待会在一首悠扬中略带忧伤的曲子——《南京难民合唱曲》中拉开序幕。这首曲子是由幽默大师麦卡勒姆牧师特意为拉贝所作，歌词独特：“e beans for our breakfast，beans for our lunch……”（中文：我们要蚕豆做早饭，要蚕豆做午饭……）当麦卡勒姆牧师将他所写的歌词告诉大家时，全场人都哄堂大笑了，甚至连受邀的几个日本外交官都忍俊不禁地捧腹狂笑。拉贝觉得麦卡勒姆是个天才，他竟然能把一个严重而复杂的外交问题和关乎几十万难民生死的难题，用调皮的曲调，作为今天这个盛大而隆重的欢送仪式的主题曲，这也一下让整个招待会充满了苦中作乐的氛围。

斯迈思代表国际委员会，宣布他们在拉贝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一次临时委员会会议，并把会议上的一个专门写给拉贝的决定当众宣读：

<small>我们荣幸地将下述决议通知您。该决议为今年2月15日在南京安全区9个区的区长及25个难民收容所所长第六次联席会议上作出的。会议一致决定：感谢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M.D.拉贝先生为组织和管理安全区所做的极其宝贵的工作以及与此有关的救援和救济工作。对拉贝先生为南京居民的利益所做的努力表示最高的赞赏。我们将永远感激地记住他的名字。</small>

<small>上述决议也应该向西门子洋行（中国）和德国大使馆通报，使他们了解南京居民对拉贝先生在这段困难时期所做工作的感激之情。</small>

<small>上述会议，还委托签名者向西门子洋行（中国）提出请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保留您在南京的住房以及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职务。</small>

<small>虽然安全区本身已经不再存在，但居民们的困苦仍然很大，比以前更加需要对他们进行救济。由于这个原因，全体区长和收容所所长请求您，如有可能，继续在这里工作。告别像您这样一位经过困境考验的朋友，使我们大家深感遗憾。</small>

<small>因此我们十分希望，西门子洋行（中国）会考虑我们的请求，允许您为南京的利益继续您的工作，并请您在它的同意下决定继续留在我们这里。如果不能如我们的心愿，也仍然希望您不久就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给原有的友谊换上新的纽带。它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对我们变得如此的珍贵。</small>

<small class="right">南京安全区各区区长和各难民收容所所长的代表（签名）</small>

这份由董沈玉先生书写，有南京安全区全体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各区区长、难民收容所所长签名的“决议书”至今仍然保留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长长的签名，足以证明拉贝在任国际委员会主席期间的业绩与威望。

这是拉贝获得的最高荣誉，尽管它是非官方的。

2月23日，拉贝在他最信任的中国助手韩湘琳和公司助手施佩林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停靠在长江边上的英国“蜜蜂”号炮艇。英国大使馆及炮艇司令长官等热烈欢迎他的到来。

“呜——”炮艇拉响一声长鸣的汽笛声，滚滚的长江水顿时在艇尾翻卷……此刻，拉贝向码头上欢送的人群频频招手。他内心不由泛起难以抑制的波涛：啊，别了，我亲爱的南京！别了，我们几十万苦难而叫人牵挂的难民！

1938年2月25日下午2时许，拉贝乘坐的船抵达上海。码头上，他与久别的爱妻重逢。两人长时间的拥抱，场面感人。

到上海的次日，拉贝看到了刚刚出版的上海德文报纸上的一篇题为《向约翰·拉贝先生致敬》的短评。此评这样说：

当日本的部队在11月底以极快的速度向中国首都南京挺进时，在外国人的私人圈子里产生了建立一个安全区的想法，使外国的侨民和中国的平民在预期发生的战斗中可以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

国际委员会由此诞生了。它把不同国家的公民（其中有3个德国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等）联合了起来。西门子洋行（中国）南京办事处代表约翰·拉贝先生在他的全体委员们的信任下，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

战斗爆发时，安全区已经组织完毕。委员会的成员们本来可以到停泊在扬子江上的轮船上去避难，这并不困难。可是，拉贝先生和他的委员们放弃了让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机会，决心将承担的使命进行到底。由于他们不怕自我牺牲的行动，在中国部队撤退和日本人占领南京后那些困难日子里，使数十万人得以免受饥饿和寒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他们免受可怕的遭遇。

只有在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的全力投入下，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才能做出这种完全是人道主义的贡献。

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承担着最大的工作压力，工作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约翰·拉贝先生在南京困难的日子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献身精神，给“德意志”这3个字和他的祖国带来了荣誉。一定是先行到上海洋行总部的克勒格尔一帮朋友们弄出来的。拉贝内心很开心地猜想。

不过，拉贝更喜欢另一封“表扬信”，因为这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博士的亲笔信。拉贝认为，这可以称得上是德国官方和政府对他在南京工作的肯定。

尊敬的拉贝先生：

鉴于您在1937年11月—1938年2月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为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做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

陶德曼德国大使（签名）在上海，拉贝第一次向外界公开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从此他的名字在新闻报刊上时常出现。在他的故乡德国，他做了同样的事。然而几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失败，日本也被打败。拉贝的命运则很特殊：一会儿被捧为英雄，一会儿成法西斯代表——因为他的纳粹身份无法逃避战后的严讨与追查。

关键时刻，中国各界和有关方面纷纷站出来为拉贝提供和出示了他在南京反日本法西斯时所作的特殊贡献的证据，这才将拉贝的“纳粹”身份给予了澄清。下面是盟国占领区委员会主席杨克签发的一份法庭判决书：

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庭认定

拉贝为非纳粹分子的判决

现在从事口译工作并且有时被西门子公司临时聘用的拉贝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并且于1934年在中国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当时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国学校，有必要获得德意志帝国的支持，因此他必须加入该党。1935年约翰·拉贝临时担任了该党南京地方组织负责人。当时在中国的德国人并不了解国社党的罪恶目的和犯罪行径，有关这一点，证人的证词可以证实。南京安全区在日本人突破防线的时候建立，在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请求下拉贝担任了该委员会主席。作为委员会主席他似乎是使得安全区避免了日本人轰炸。1938年拉贝回到德国，途中他作为贵宾乘坐了英国“蜜蜂号”炮艇到上海。拉贝在德国作了数场关于日本人残酷非人的战争行径的报告，因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禁止进一步从事有关这方面的活动。战争期间，拉贝的工作是负责照料西门子驻外工作人员。

阿尔夫雷德·霍普和阿尔贝特·阿尔姆布鲁斯特与拉贝一起在中国待过，而且不是党员，这两个证人以及所获得的可代替宣誓证词的陈述词均能证明以上的全部内容，特别还要考虑到的因素有，在1934年的时候，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和帝国主义目的在中国尚不被人所知。

鉴于以上所述，同时也尊重上述人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的和社会的观念，委员会经多数票通过，支持认定其为非纳粹分子的提议。

一位德国“纳粹”在中国南京所建立的特殊功勋，为拉贝的命运画上了句号。

2014年夏的一天，笔者来到位于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拉贝故居，在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雕像前，深深地鞠了三躬。当我抚摸这位已经远离我们的德国友人的头像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因为我和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假如当年没有拉贝和他领导与组织的“安全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造成的中国人死亡人数绝不止30万……

第六章 坚守“生命孤岛”的洋小姐 25.终身未有孩子的女人从不放弃孩子

魏特琳与张纯如在不同时期同毕业于伊利诺州大学，且都与“南京大屠杀”有关并患同样的病，后又同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何曾想到，这两个出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的女人竟然在冥冥之中有着如此相同的命运，不可思议，也非常遗憾。

“我怎么能放得下孩子和学校呢？”魏特琳还是那句老话。

不知是女人的直觉感强于男人的缘故，还是美国人对国际政治有天生的敏感，魏特琳对日本人对中国动武一开始便高度警惕并看穿了其野心。这年北平的七七事变后，魏特琳立即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我们得到消息，7月7日，一名日本兵失踪后，在北平南面数英里的地方出现了麻烦，日本兵是如何失踪的？为什么失踪？没有人知道详情。自那以后战争扩大了，我们不敢说它将如何结束。”这是她在七七事变后的几天写给美国朋友的信，魏特琳当时就如此尖锐地指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米尔恩说过：‘1914年在萨拉热窝有两人被打死。对此，欧洲所能做的就是再杀1100万人。’米尔恩的这个结论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个人损失、愤怒和疾病引起的死亡和对经济的破坏，以及日益加深的仇恨。 中国不想打仗，并且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我认为日本人民也不希望战争，但是日本无法控制其战争武器。”

我们现在来说说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小姐。这个美国女人一生未要孩子，却从不放弃数以万计的中国孩子的生命。她因此被南京人称作“观音菩萨”。

“华小姐！快到防空洞躲躲！快！”程瑞芳等使劲拉她进防空洞，而魏特琳仍然胸部剧烈起伏着在不停地咒骂扔炸弹的日本飞机。

魏特琳有自己的事，她提前从青岛度假回南京，主要是为了检查新建的教工住宅。这个新公寓是魏特琳非常在意的一项工程，院长吴贻芳对此做了很大努力，造房的预算总在超额，这让一心想有个美国式公寓房子的魏特琳有几分着急——她期待自己在中国有一个理想的住处。但日本军队开进中国后一切都改变了，包括魏特琳个人的这么一点小愿望。

真是疯了，战争的发起者和胜利者是疯子，战争的受害者也疯了！魏特琳看着她曾经如此迷恋的中国六朝古都与秦淮河美景，心中无数次呐喊，但似乎没有人理解和听她的。她唯一庆幸的是：她们的院长吴贻芳女士是位开明而有独立信仰的“头儿”，吴院长既没有执行“涂黑”，更没有执行“焦土”，她认为即使日本人的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亮出中国人的豪气与美丽”。魏特琳非常敬佩吴贻芳博士，说她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灵魂和象征。吴是该校首届毕业生，后赴美国读博士，回来接任院长之职，是位真正的教育家。因为吴贻芳的存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首都南京也是所名声非常好的学校，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经常光临并不时赠送些礼物与纪念品。

第二天是中秋节，魏特琳心情愉快，因为这一天下了一场雨——雨天日本飞机是不会来轰炸的。而雨后的天空特别晴朗、清新、凉爽。这是自8月份以来南京人很少度过的难得的一天。白天，魏特琳挨家挨户去学生的家里做家访。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南京市民在无望的压抑日子里，竟然开门看到一位慈母般的“洋小姐”来家问寒问暖，怎不感动和激动？

9月18日，金陵大学作出决定，欲在10月4日在南京开学，这消息让魏特琳受到极大鼓舞。这一天，魏特琳与程瑞芳等同事一起，通知了所有生物专业的学生们到武昌去上课，因为那里已经有6名她的学生重新获得了上课的机会。“我个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带着孩子的母亲应该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如果身体能够承受目前压力的话，我们其他人应该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最大的感情投资是与年轻的教会成员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当人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离开了，在我看来这是丢掉了一次需要我们服务的绝好机会……在我的传教生涯中，一个长期期待着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担负特别责任的妇女得到了与担任同样责任的男子相同的待遇，没有要求我们与带有孩子的母亲同时离开。”当天的日记里，魏特琳为自己能留在南京继续她的神圣工作而自豪。

日本人的飞机已经把南京城炸得遍体鳞伤、鸡犬不宁。“这是谁家的鹅？”突然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两位警察，指着满地悠闲地摆动着身体的几只公鹅责问魏特琳。

战争把人的聪明逼至极致。有一天魏特琳来到美国大使馆办事，发现外交官们忙着将一面巨大的星条旗（美国国旗）张掩在房顶上。“这样日本飞机扔炸弹时就不会朝我们头顶上扔了！”使馆人员这么说。

“喂，使馆吗？我是魏特琳。我想向你们借样东西……”

“太谢谢了！谢谢你们！”魏特琳和凯瑟琳高兴地抱在一起欢呼。她们把这件事报告了吴贻芳院长。

“必须走了！凡是女人都应该离开，所有不是必须留下的男人们也要走。”美国使馆一次次来人对魏特琳她们说。

魏特琳有个中国名字，叫华群。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西科尔小镇的她，在26岁时即1912年来到中国合肥办学传教。如此一位具有高等学历且年轻美貌的美国姑娘，甘愿独自一人来到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传教办学，一直到耗尽生命的全部能量。魏特琳在中国的贡献，尤其是日本军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挺身保护万余中国妇女和儿童的义举，让人感动且有几分悲切。

“听说你们使馆的国旗还要下降？”魏特琳追出几步问道。

她没有了其他准备，唯有的准备就是与所有南京人一样：准备“迎接”日本人的任何行为——无奈的“迎接”。

在埋葬皮特勒之后，魏特琳又一心投入到为她的学生们筹备新学年开学的事宜上。在许多人看来，中日军队在上海打得血肉模糊，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开学的可能性吗？魏特琳听了这样的话显然很生气，说：“战争是战争，孩子是孩子。我们无法制止两个国家的战争，却要尽一切可能让无辜的孩子上学。”

城内传来另一个消息：为了不给可能进攻南京的日本人留下任何宝贵资源与财富，当局传出要百姓和所有机构配合进行“焦土政策”，即中国宁愿把南京和其他大城市变成焦土，也不让日本人占领后得到任何好处。

其实“华小姐”已经51岁，早已不是姑娘年龄了。“外国人称没有结婚的女人都为小姐。”后来一些不明白此事的中国人也都知道为何如此称呼人到中年的魏特琳了。

“轰隆——”歌声尚未停止，突然，近处传来炸弹爆炸的巨响。令人生厌的日本飞机又在扰乱和破坏，这让魏特琳和孩子们更加蔑视与憎恨日本人。

“小可怜！我的小宝贝呵！”魏特琳抱起小家伙，直奔医务室，给它上药，然而已经太晚了。皮特勒不久便永远地“解脱了痛苦”，魏特琳好伤心，与程瑞芳等几人用白布将小家伙包起来后，埋在一棵小树下。

魏特琳特意为它默默祈祷。这是日本人犯下的一个间接罪行！她这样认为。

“我个人现在开始抵制日货。”魏特琳告诉教友，但她指出，“我还会努力地争取与日本民间取得联系，让日本的工人、农民了解他们的军队在中国做了些什么事。”

形势越来越不好。别说是推迟开学的事了，学校本身都面临着马上搬迁的问题。这已经是政府的命令了，留下的人员只有少量的看守者，学生和教师都得往内地搬迁。南京城从8月份开始，整个城内都处在大搬迁的乱象之中。大人忙、孩子哭；军人忙，流氓笑；车马忙，鸡狗闲……总之，堂堂中国首都，此刻已是一片战前乱局。金陵女子学院现在有三个人最忙碌：院长吴贻芳和舍监及非常委员会成员程瑞芳，还有一个就是魏特琳。

接下去的日子，魏特琳与所有南京人一样，除了坚持自己的正常工作之外就是挖防空洞。11日，传教士马吉和安娜来找魏特琳，三人在办公室里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有关基督教目前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没有结论，只有忧虑。

“轰隆隆！”

她决意留下，也是为这。

当局很快下达了一项让人无法接受、但又迅速被民众接受的命令：把所有的房顶涂成黑色或者灰色——屋檐下的红柱子也要涂改掉颜色。“否则将成为日本飞机扔炸弹的目标。”当局这样说。谁都怕死，于是这项计划很快得到响应和实施。“可怜的鼓楼也穿上了灰衣。”魏特琳不能接受这般惨状。她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例外地没“穿灰衣”，吴贻芳院长和魏特琳等爱美的女性教授们和学校董事会成员坚决反对。

2014年夏天，笔者来到当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旧址，拜谒了魏特琳的雕像——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洋小姐”，面庞慈祥、亲切、和善，而这仅仅是表象。当真正了解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所为时，笔者才懂得了张纯如女士为何在阅读她的日记时泪流满面……心灵的震撼能改变一个人的信仰。

使馆那边让魏特琳她们听消息。“有希望。”魏特琳朝凯瑟琳做了个鬼脸。

“好点子！”程瑞芳和凯瑟琳迎合道。

这就是吴院长她们所痛恨的汉奸吧？！

上海战役越打越惨烈，前线的伤病员大批大批地转运到南京地区的医院。魏特琳和程瑞芳还奉院长之命，接受了给大量的伤病员分送慰问品的任务。

这也是这位“洋小姐”生命之花盛开得最艳丽的部分。1919年至1940年5月，魏特琳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系主任，并曾两度出任该学院院长之职。可以说，她是位杰出的女性教育家，一位让笔者将其比作“圣母”的传教士。

如果说拉贝这个人在南京期间是“以恶治恶”的话——他常常无奈时向日本人炫耀他的“纳粹”袖徽来吓退野蛮暴徒，那么魏特琳是一生都以仁爱和美来对付恶行的人。魏特琳不是一个出身富有家庭的洋人，做铁匠的父亲不能给全家人丝毫的奢侈，12岁那年魏特琳就被送到邻居家干苦活，寒冷的冬天里她为别人家放牛。她的学生时代全靠她自己打零工挣学费。在两年制的大学读书，她只能半工半读，用了4年时间方毕业。后来她为到中国办学传教，甚至不得不与已经订了婚的恋人分手，最后一生未嫁。

“那就更要留下来，我倒想看看日本人的炸弹真的敢往我们孩子身上和学校里扔！”

“还用说！炸弹并不长眼。”

“唉！都到这个时候你还不信！”帕克斯顿缠不过魏特琳，甩甩手走了。“如果你还有需要可以给我和使馆写信……”他留下一句友好和关切的话。

“轰隆隆！轰隆隆！”

1995年的一天，一位美丽的东方女子安静地坐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内，她正在认真阅读一部厚厚的档案材料，并且不时用打字机摘录着其中的内容……这位女子便是张纯如。多愁善感的张纯如一边翻着那部陈旧的档案，一边在不停地擦眼泪。是什么让这位东方女子如此感动？原来，张纯如继发现后，她又发现了极其重要的《魏特琳日记》。

女人走上街头搞捐助，发动妇女给伤员缝洗衣服甚至代为家人写信等等，魏特琳感觉自己完全融入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甚至连自己的肤色都忘了，而中国人也完全把她当作了“自己人”。开始人们叫她“洋小姐”，后来知道了她的中文名叫华群，于是就叫她“华小姐”。

“我们的星条旗至少也能让日本人有所顾忌。”魏特琳来了精神，说，“我马上给使馆打电话，趁他们还没有走。”

“也是，太小了点。”凯瑟琳感觉也不满意。

1937年夏，魏特琳已经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工作了19年，这个时候她是这所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而此时的院长是中国籍著名女教育家吴贻芳。这个夏天是改变魏特琳命运的一个炎热的季节，原本她计划在这年的夏天回美国休假一年，但她工作的所在城市——南京被日本人改变了命运，因此年过半百的华群小姐也随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魏特琳便是这样的人。

“是。国务院批准的。”帕克斯顿的声音。

“坐坐，华小姐，吃个月饼吧！”

“来来，华老师，我孩子今年还能去上学吗？”

<small>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small>

魏特琳寻思了一下，说：“明天我们再去买点布，想法做一面比这大三倍的美国国旗！”

魏特琳依偎在石栏上，看着远去的帕克斯顿的背影，两眼充满了忧虑。“我认为，如果所有的使馆都降下国旗，并撤走人员，这将是一个悲剧。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甚至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就可以对南京进行无情的、毫无顾忌的狂轰滥炸。我希望日本空军无法得到这种满足……”这是魏特琳找来女伴凯瑟琳小姐一起商量后给使馆的正式回复。

警察似乎相信了魏特琳，临走时说：“那你们也得管住它们。”

“难道日本飞机对你们例外？”当局有人批评魏特琳她们。才不管哩！她们独行其道。这也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出了名的风格。

张艺谋的电影是根据女作家严歌芩的小说改编的。严歌芩之所以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她与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有过交往。张纯如曾经给严歌芩讲过魏特琳的故事，因而激发了严歌芩的创作灵感，并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即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张艺谋电影的文学母本。

“那么整个城市的百姓怎么办？”魏特琳看着这一幕，内心很为南京市民和中国人伤痛——他们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张自己的国旗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倒是外国人能用自己的国旗保命。

8月13日，上海大战拉开序幕，所有从那边到南京的通讯全部被切断，交通情况也如此。首都南京从此开始恐慌。

魏特琳是位爱好和平的教育家。一届届毕业生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走向工作岗位，这种年复一年的喜悦，让魏特琳乐不知疲，因为她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全部兴趣和幸福感以及成就感——尽管连她家人都始终不理解。但魏特琳感觉自己很充实。1937年夏季的毕业生令她满意，共有42名青年女生要离开她奔赴工作岗位，其中60%的毕业生将成为教师。

接下去的日子令魏特琳和同事们极其烦心，因为只要天气好一些，日本飞机就会在她们的头顶上扔炸弹。可怕的警报声和乏味的洞穴生活，让女人们非常痛苦和焦虑。而这期间还不停有伤感的消息传来：不是在上海日本人又炸死了多少人，就是南京城内又有多少房屋被毁、多少人死伤……

“这是我们的实验生物，宰它们不公平！”魏特琳分辩说，“再说，如果日本人知道是鹅在叫，还以为是农村了，他们的驾驶员可能就放弃了对我们的轰炸呢！”

世上本没有真理，真理是掌握真理的人创造的。世上本没有仁爱，仁爱是仁爱的人酿制的。世上本没有美丽，美丽是美丽的人将真正美丽呈现出来后才有了美丽。

吴贻芳也十分满意，说：“你们马上去拿回来吧！”

“你们还有几条狗吧！”警察追问。

9月1日，往年开学的日子。但这一年这个日子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完全是另一番样子。这天晚上，魏特琳与院长吴贻芳和另一位同事住在山顶防空的宿舍内，讨论着如何计划没有学生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下一步的工作。两位中国女性在谈论她们国家的时局时说的一句话令魏特琳印象深刻：“如果我们国家被日本人打败的话，那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缺乏勇气，而是我们队伍里有汉奸！”

魏特琳的内心感到异常痛苦。为这，她对自己的祖国渐失信任，这也是她甘愿以生命的代价换取留在南京的原因。“我宁可为了几个中国孩子，也要站在日本人炸弹飞得到的地方，这样我的心会安宁些。请上帝相信我、理解我，也请我虔诚的基督教徒的父亲能理解我……”

魏特琳一听，眼睛猛然一亮：“这是个好主意。听说西门子的拉贝先生就已经在自己住的院子里放了好几面他们德国的旗子，日本飞机还真不敢往他院子里扔炸弹呢！”

魏特琳看着警察远去的身影，无奈而自嘲地摇摇头，真的都患上了“战争病”。

“魏特琳小姐，你应该清楚，日本军队可不像你们基督教徒那么善良，他们的声明就是一个通牒令。如果再不走，他们的意思是炸死和打死概不负责。”

魏特琳等把一面崭新的，有9英尺大的美国国旗拿回学校后，平展安放在校园的方草坪中间。“小了一点。恐怕日本飞机上投炸弹的人不一定看得清楚。”程瑞芳过来瞅了几眼，如此说。

日本人真的“履行”了他们的诺言——开始在南京实施绝对的破坏性大轰炸。“实业部今天被当场炸死41个人。”吴贻芳院长以沉重的心情向魏特琳等通报了这一消息。

现在，到了该让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的南京大屠杀的“主角”出场的时候了——这个主角与张艺谋的电影有关。

“我已经说我不走了，因为我要是走了，正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吴贻芳博士和中国同事们将要承担更多工作，我是文理学院的教学负责人，我尤其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这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到中国几十年来的使命，就像危险之中，男子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魏特琳对自己的使馆外交官们说。

“受过教育的妇女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魏特琳喜形于色，过去的19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职期间，她一年比一年更好地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因此当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日本人又于8月初在上海点燃战火时，魏特琳她们仍在研究这一年的招生计划。讨论的结果是：决定把每年9月初的开学日期推迟至9月20日。实际上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当时也建议在上海和南京等危险地区的学校都将新学年的开学日期推至这个时间，这也从一个角度看出当时的国民政府上上下下对在上海跟日本人拼一场硬仗有些担心，或者就根本没有半点信心。推迟20天开学能说明什么？20天仗是打完了还是永远打不完？20天是打赢的考量还是打输的时间？似乎谁都没说明白。

<small>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small>

“国旗。就是像你们撑在屋顶上的那种大国旗。”

月光下，魏特琳站在自己国家的国旗前，思绪万千。她想起了自己的家乡伊利诺州，也想起了自己有病的父亲以及对她一肚子埋怨的弟弟……然而魏特琳想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国家。她心头默默地说道：这些年来，如果我的国家不是那么自私、不是那么贪婪的话，这面国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国家完全可以有巨大的能力使得日本人不敢为所欲为的！然而现在不是。他们都走了，连大使馆的门都要关了，他们的正义感到哪儿去了？

这一天里，魏特琳连续参加了几个她所认识的中国女孩的婚礼。开始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那么多女孩子突然结婚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女孩子的家长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趁日本人还未打进南京，给自己的女儿找个婆家结婚，兴许仗打过来后女孩还有个保护。

情况越来越不妙。从青岛度假回到南京，已是7月下旬。途中的情况已经让魏特琳感觉到时局发生了变化：“途中我遇到了5趟敞篷军列，载着士兵、战马和其他装备。在酷热中，这些士兵看起来很可怜，其中一些人还是少年。”女人是敏感的，她们会从细节中看出许多问题，比如中国军队的频繁调动，比如军人中可怜的少年说明了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和兵力不足所带来的问题，等等。

她在胸前画着十字祈祷着。

与所有传教士一样，魏特琳到中国来最初和最根本的使命是传播基督教教义，以“拯救落后而愚昧的姐妹们的命运”，但后来残暴的日本军队改变了她的使命，从而使得一个纯粹的传教士变成了南京人民世代不忘的女神、圣母或我们中国人叫的“观音”式人物。

“好！”

下午2点30分。魏特琳与几位老师特意在她们的邻里学校布置了一个特别聚会，30多个孩子和18名成人参加，她和孩子们与宾客一起唱着熟悉的歌曲，心头充满着希望与期待。

历史竟有如此相同的地方！当年由于在南京目睹日军大屠杀现场及数年间挺身保护身边数以万计难民而耗尽心血的魏特琳，终于在1940年底患上精神分裂症和严重的忧郁症。她不得不回国治疗，但病情仍不能得到控制，次年5月14日人们发现她在家中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63年后的2004年，东方女子张纯如——这位对魏特琳小姐十分崇拜的祖籍南京的姑娘也因患忧郁症在汽车内开枪自杀。

“我们充分理解魏特琳小姐您的态度，选择留与走是您个人的意志，使馆尊重您。”使馆的态度让魏特琳感到愉快。

魏特琳是爱好和平人士，她对战争脚步声感到愤怒。可那是日本人逼迫中国的后果，因为日本的军事机器正快速地开着。魏特琳回到南京后记下了七八月城内的战争气氛。

中国内部的汉奸是谁？主战的蒋介石先生不可能是吧？汪精卫？魏特琳弄不明白中国的内部，只是有一点她是知道的：每当日本飞机夜间袭击南京城时，全城早已命令不准在重要公共场所或重要机构及军事设施开灯照明，然而总有一些坏蛋在黑暗中举起火把，给日本军机指引方向。这很可怕，也十分气人。

“难道连孩子和学校都不例外？”

<small>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small>

她为此也更恨日本人：你们凭什么跑到中国来害人家嘛！

“魏特琳小姐，非常荣幸地告诉您，我们的大使已经同意了您的要求。”电话铃响，对方说。

<small>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small>

“噢——明白了。请稍等……”

家长们对魏特琳的到来，纷纷给予最热忱的接待和问候。“下午，下午我们就有一个地方的学校要开学聚会，我们一起去参加吧！”魏特琳以非常肯定和无限热情的态度告诉她的学生和学生的家长们。

“什么呢？魏特琳小姐，我们很愿意为您效劳。”

在千差万别的生命中，只有那些把生命奉献给了别人的人才会拥有最灿烂的生命之花。

“难道它对战争还有危害吗？”魏特琳十分不解地反问警察。

魏特琳把一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而最值得我们记忆的便是她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几年中为保护数以万计的难民所做的点点滴滴……

“他放的是纳粹旗，日本人害怕。”凯瑟琳说。

9月16日这一天魏特琳特别痛苦。晚上8点多她从防空洞出来，发现了她的“皮特勒”——那只捡来的与她相依为命的小狗趴在地上不动弹，唯有两个小眼睛可怜地盯着主人，泪汪汪的。原来它被一条毒蛇咬伤了。

魏特琳点点头，但她说：“它们很听话的，我们什么时候进洞，它们就跟着进洞，而且从不乱叫。”

“悲剧！”魏特琳听后，直痛到心尖尖儿。可，你有什么办法呢？魏特琳站在耶稣像面前，觉得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现在，她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保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块地方。她心想：这里既是她的工作岗位，更是孩子们的理想家园。如果她们的家园都被日本人破坏或毁灭了，孩子的理想必定成为泡沫。

9月20日，美国大使馆帕克斯顿参赞来找魏特琳，向她宣读了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的一份声明，“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毁灭南京所有的军事设施、机场和通讯中心”，从明天开始，日军将要对南京进行真正的攻击，换句话说，就是要真打南京了！

“当我在耶鲁读完魏特琳的日记和书信时……我既愤怒又很困惑，为什么这些记录没有被编辑成一部书出版呢？为什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魏特琳却被公众遗忘呢？为什么魏特琳的精神没有成为全世界所共有的遗产呢？”张纯如曾在日记里这样感叹。她的祖父是抗日国军将领，小时候张纯如听过爷爷讲述当年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幼小的心灵因此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当她第一次阅读到一位女性传教士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日记时，也就格外声嘶力竭地连喊三个“为什么”。是啊，张纯如的三个“为什么”问出了一个人们不该不做的事。这位美丽如仙的东方女子从此身体力行，一边努力地研究和挖掘包括拉贝在内的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重要当事人的资料，一边倾力推动《魏特琳日记》的翻译出版工作。终于，2000年4月，历史学家胡华玲完成了此项任务，并在同年10月将《魏特琳日记》的中文版付梓。

大轰炸过后的夜色下，月亮探出头来。魏特琳从防空洞出来，回到实验室，当她推开窗户，一眼就看到了平展在草坪上的那面星条旗，忍不住走了出去。

“滚！滚滚！孩子们想上学有什么错？有什么妨碍你们的？”魏特琳仰头朝天怒骂从头顶掠过的日本轰炸机。

第六章 坚守“生命孤岛”的洋小姐 26.顶住头上的炸弹——开学！

真的怪了，南京人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天气。

“我很难过，今天早上朝霞很美，似乎将是一个好天气。我在凝视窗外的时候，玫瑰色的绚丽朝阳已悄悄顺着我东面窗外长长的垂柳枝溜了进来。我在想：白天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多少痛苦、悲哀和破坏，多少残缺不全的尸体，正像最近的空袭所造成的那样……”这是9月25日早上魏特琳起床后写的一段日记。天气如此之美，她和她的学校与学生们却将要接受日军飞机的一次次大轰炸。

没有比这更可怕的现实了。

9月26日那天，魏特琳应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邀请，与吴贻芳院长等一起参观了中央医院被炸后的境况。

“他们是蓄谋已久的。”威尔逊指着院子内的一个宽约30英尺、深达15至20英尺的巨大弹坑，愤怒极了，“这儿距我们的防空洞这么近，如果稍稍偏离一点儿，昨天我和里面的100多名医生、护士和工人将全部葬身于此！”

魏特琳看着弹坑四周溅起的泥土，有的甚至飞到了周边的屋顶上。网球场东面的礼堂西墙已经倒塌，显然是被炸弹震塌的。再看看医院内的其他建筑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机枪的扫射。多座房子被炸毁，其中有护士楼，还有乒乓球室。“显然是精心安排的一次大袭击。”威尔逊说，“日本人就像一位技术娴熟的外科医生一样，用炸弹给我们的医院动了一次外科手术……”

“医院里的伤员将搬到哪里去呢？”魏特琳担心地问威尔逊。

“政府已经安排了另一所军队医院。”

“百姓病人怎么办？”

“他们被要求尽量回家。”

但魏特琳看到许多病人在家属的搀扶下，往防空洞内转移。一位年长的病人显然没有家属帮助，他很吃力地朝防空洞走的时候，摔倒在地。魏特琳赶紧上前一步扶起他，并问家人到哪儿去了。

“他们上一个月就离开南京了，到乡下的亲戚家安顿过日子。你是华小姐吗？我们都认识你。你是好人。”老人竟然能认出魏特琳，这让她感到惊喜和幸福。

“大爷，你害怕日本人吗？恨他们吗？”魏特琳关切地问。

“不怕。才不怕小东洋人呢！”老人回答得干脆，并说，“我让家里人离开南京，就是为了让他们有机会等日本人来了后多杀他几个！不然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太好欺了。我要活着，活着看他们到了南京干什么！”

魏特琳被这位老者的话感动了。这次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日本人正在让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得更紧密，他们要是明白这一点就好了！以往我从未见过中国人的这种勇气、信心和决心。”

入夜，魏特琳独自走在街头，发现竟然空无一人。走到学校附近，却意外看到这些平时她不太注意的房屋，此刻都被人租住了，而且连一些放杂物的空置房也有各式各样的人居住着。

“挨着你们学校安全。”

“小日本人不敢向孩子们动粗动武。”

魏特琳听到新搬到这儿住的市民们这样说，这让她既满足又担忧：日本军队真的能像南京市民们想的那么文明吗？

不可能！几乎不太可能。鼓楼医院被炸就已经说明，他们连病人和伤员都不放过，还能放过孩子和妇女？魏特琳这样认为，但她没有说出，因为实在不想破坏那些可怜的租居在她学校旁边的那些百姓的愿望。

10月10日，是民国政府时期的中国国庆节。这一天一早就开始下雨。老天为南京城提供了一层天然保护伞——炸弹不可能在这一天从天上落下。魏特琳一上午都在为教会忙着祈祷仪式，后来带着一群孩子到医院去慰问伤病员。下午她走在大街上，发现整个南京城竟然每家每户，更不用说政府机构了，他们的门口和屋顶上都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魏特琳仿佛在那一瞬间消除了内心的全部积怨——来到中国和留在南京是多么有意义！那一刻，她是幸福的。然而，日本人的飞机，很快在第二天又出现了，魏特琳的这份幸福心情也随之荡然无存……

现在，魏特琳最关心的事还是她的学生能不能在10月下旬开学。从友校金陵大学获得的信息：他们的新生目前已有100多人注册，是往年的1/10。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已经迁移到武汉和上海等地，总部的魏特琳她们则主要是协调这些分校招生、开学和全校的基本预算等事务，尽管南京母校的教学职能基本丧失，但所有分校的每一个工作安排和学生的情况，仍在魏特琳与院长吴贻芳她们的关切和掌握之下。

10月30日，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必须举办的“创始者节”。魏特琳忙碌了一天代吴贻芳院长向每一个分校和每一位学生写信致意，并以母校的名义，向各分校发出如下电文：

<small>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全体成员通过不懈的自我修炼，无私地承担起民族的危难，使自己无愧于学院创始者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理想。</small>

<small class="right">——1937年10月30日，你们的母校</small>

这一天令魏特琳特别高兴的是她收到了武汉分校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如此写道：“虽被分开，但不沮丧，依靠信念，不久又会欢聚一堂。母校久长！”

“我爱你们！”魏特琳拿着电报，久久地吻着不放。她仿佛在日本人的炸弹声中听到了她的学生们的琅琅的读书声。

“魏特琳小姐，今天我们也该庆祝一下创始者节了！晚上我们在母校也应该有个聚会。”吴贻芳在下午对魏特琳说，她那轻盈的身姿在魏特琳面前飘过，留下一句特别温馨的话，“叫上所有的教职员工，一起聚一聚。”

“OK！”魏特琳愉快地领取了任务，并与程瑞芳等投入了紧张的准备。

当晚，学校教学楼的大客厅内，热闹异常。这是自日本人大轰炸以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少有的欢乐气氛。参加人员共有36人，男士女士各18人，分为6桌。美丽的菊花使大厅大放异彩。

节目并非是载歌载舞，因为能跳跳唱唱的人都不在学校。但魏特琳等依然感到欢欣鼓舞。在喜忧参半的聚会后半段，有院长吴贻芳博士的演讲《面对当前危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魏特琳的演讲《如何应对眼前的危机》，而最有趣的节目是传教士马吉先生的《让我们别忘了笑》，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说话风趣而幽默，虽然讲的是关于上帝的话题，折射的却是当代中国和中国妇女的信仰问题。他的观点是：当下日本军队气势汹汹地进犯首都南京，对中国之命运的信念，其实也是对中国妇女的信念，而对中国妇女的信念，更重要的就是对上帝的信念，这样才有了中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在南京遭遇大屠杀的每一天、每一时，当地的民众所感受到的洋传教士们的仁爱之心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是超凡的和伟大的。

魏特琳当然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0月的最后一天，魏特琳步行来到鼓楼做完礼拜，而后她跟几十位中国教会成员一起高唱“上帝，拯救我们的国家”时，魏特琳竟然热泪盈眶，她事后对程瑞芳说：“我好像自己就是中国人一样，看到自己苦难的母亲受难，心里特别难受，很想为她做点事，哪怕是为正在上课的孩子挡一挡头顶上掉落下来的弹片和泥尘。”

仅仅10月31日这一天，魏特琳为了满足留在南京城内的孩子们的需要，她一个下午就去了3所学校，为那些被炸弹吓坏了的孩子们唱歌、讲课，让一颗颗幼小的心灵获得片刻的安宁与愉悦。当看到孩子们仰着天真无邪的笑容望着她时，魏特琳感觉那一刻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离开孩子，回到校舍，站在圣母玛丽亚像前，魏特琳的心一下又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武汉、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的学生们连在了一起……“孩子们，我听到你们在读书，听到你们在歌唱，听到你们在夜幕下脸上露出的甘甜微笑，还有你们一天比一天隆起的少女胸脯。我在母校为你们祈祷，上帝保佑你们！”这是她怦怦跳动的心声，似一泓清泉潺潺而流，似一道霞光普照。

“孩子们，你们听到我的心声了吗？”魏特琳每天都在对着苍穹倾诉着。

她在成都分校的学生们来信了：华群小姐，我们有20人参加了“创始者节”庆祝活动。今年的庆祝活动主题是“植物”。查普曼先生和夫人以及我们全体分校的学生都参加了。我们的节目是：画一只手，中间有一个学院的校徽——这意味着我们想念您和校长她们……

她在武汉分校的学生们来信了：这是一封航空信。66位校友与学生、教师在圣·希尔达教堂的庆祝活动热闹而庄严。孩子们告诉魏特琳小姐：外面的天在下雨，可我们的庆祝活动欢声笑语不停，大家十分高兴。我们的活动主题是“有巢的鸟”。这主题意味的是我们这些在外飞翔的鸟儿，向往早日回到我们可爱的巢——母校。

上海分校的学生们也来信了：尽管日本飞机的轰炸声和中国军队的高射炮的回击声伴随着庆祝活动，可鲁丝小姐和纽夫人依旧毫不逊色地照旧高声朗诵了她们的赞美诗。

“留在母校的我们，就像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同一天收到来自三个分校的信，我不得不说这是最幸福的一天。”魏特琳在当晚的日记里写下这句话。

新一天醒来的时候，魏特琳与所有南京城里的人一样关心天气。她的一个中国女教徒说：“很奇怪，我们的变化多大呀！现在我们坚持认为：坏天气好，而好天气坏。在下雨的星期天，我们肯定要去教堂。”

那么南京的普通百姓怎么办？下雨时，他们肯定要去街头忙着买些东西回家；而太阳出来的日子，他们一定早早地躲进了自己的或别人家的防空洞内……

无奈而忧愁的日子这样过着。

11月18日，魏特琳第一次正式听到她的朋友们正在组织一个“难民安全区”，并且得到了政府的首肯，美国使馆也表示赞赏。斯迈思是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担任秘书职务。当他把这个安全区的情况介绍给魏特琳听后，她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串问题：日本人真的那么快就打进南京城了？南京城会被彻底摧毁吗？中国军队会被迫撤退而不是被困在城内？会发生抢劫或者更严重的杀人放火？恶战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们该怎么办？

“使馆为你们准备了舰船，你们必须在这几天撤离，否则就不可能再有多少机会了！”使馆似乎在暗示日本军队马上就要打到南京城了。

魏特琳还是原来的那句话：我不会走，除非日本人的炸弹将我炸飞了！

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始终彬彬有礼地说：“我们尊重魏特琳小姐的决定。”这让魏特琳感到自己国家的外交官很有修养，他们尊重别人的意愿。

这是魏特琳小时候在家乡替人放牛时唱的歌。现在，她哼着它，平添几分凄凉。

11月21日，星期天。这一天，魏特琳的日记这样写道：

<small>我们发现伤员们一群一群地聚集在火车站的各个地方，也许有200人，但我不能肯定。没有医生护士，有些伤员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由于没有足够的被褥，普通的麻袋也被当做被子。那里还有其他像我们这样的志愿者。我们尽自己所能安慰他们。有一个眼睛和鼻子都严重受伤的士兵在痛苦地呻吟，但我们只能用这样的话安慰他：我们会尽快将他送到医院。另一个伤兵从腿到臀部都被炸掉了，他的伤口已有数天没有得到医治。我永远也忘不了腐肉所发出的气味。当我回到家时，首先用来苏尔水，然后用肥皂洗手，但手上还是有气味。后来我用了面霜，然后又用了香水，但今天一整天，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气味。</small>

<small>我希望所有在7月和8月份认为有必要进行战争的人，要是能先看一看昨晚大批重伤员的痛苦情形就好了。我肯定他们会向我承认，当战争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时，战争就是一种犯罪。这些士兵只是些普普通通的青年和孩子，就像我们在我们邻里中所看见的人一样。面对现代战争，他们看来缺少训练，缺乏装备。</small>

<small>我不会轻易忘记一个可怜的人，当我从他担架旁经过时，他请求我不要在今晚就把他送进医院。他说他太累了，已经在火车上待了两天，并且很疼。当我帮他调整一下位置，使他舒适些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被子已经湿透了。我试图找一条被子，但只找到了一些麻袋，于是我只好用麻袋当被子。他说早先的外国医生对他很好，每天为他换药。他还说：“你知道吗，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我对那名医生说，如果我年轻一些的话，我想让他做我的教父。”说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在想，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谁来照顾这些伤员和穷人？他们不可能到西部去，他们会被留下，并成为鸦片馆的牺牲品吗？</small>

次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吴贻芳院长的建议和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以便处理日益严重的即将发生的难民问题——日本人进攻南京和早晚要占领南京的事实似乎不言而喻了。因此“紧急委员会”的成立是一种应对措施，当吴贻芳院长征求魏特琳的意见时，她坚定地支持校长的这个主张。这天下午3点，第一次紧急委员会会议召开，讨论和得出了4个阶段必须做好的准备工作：1.战斗阶段；2.中国军队撤退后；3.城里没有军队，很可能没有警察，不法分子可能要利用这一机会；4.日本军队进城。委员会由5个人组成，3位男性，2位女性，程瑞芳和魏特琳便是这两个女性成员。

“金陵大学也有一个紧急委员会，共有30多人留下。”程瑞芳对魏特琳说。

“太好了！这样我们也有相互支持的机构和队友了！”魏特琳为程瑞芳带来的消息而高兴。

学校已经在为一旦日军进城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作准备了。自然，首要的问题是处置学校的那些宝贵的设备和财产，转移是首选，其次是隐藏，而这些都让力气有限的魏特琳她们累得几乎每天都快要窒息。魏特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需要做，那就是了解学校到底能安置多少难民，而南京市整体将会有多少难民。拉贝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认为将有20余万难民，他们已经与尚未撤离的政府机构统筹了一个计划，其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将安置约200到1000难民。即使是这个数目，魏特琳和吴贻芳认为已经超出极限。

“200人是最大量了，1000人就是灾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方面这样认为，因为她们的估计并非保守。事实上到11月，留在学校且能干些活的人总数不足二三十人，按1个照顾10人计算，200多个难民进驻就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最大限度了。

“谁也不能保证将来的难民是否那么理智，或许是500人，或许是1000人，或许更多……”拉贝主席对魏特琳这样说。

不可控是关键问题。所以魏特琳在紧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后，便把一部分精力放在调查学校周围到底还有多少孩子和妇女将留在南京的工作上。安全区成立后的分工明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旦接待难民，其主要对象是妇女和孩子。魏特琳因此认为有必要先把周边的难民情况做一调查。

11月25日是感恩节。1937年的感恩节对魏特琳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特殊，她在用自己的行动酬谢上帝对她的哺育：装扮校园。

这是一份非常细致而特殊的工作，由吴贻芳她们几个女士提出的：要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装扮成全美式的基督教领地，并以此作为保护难民的“生命孤岛”，不准日本军队在此横行霸道。

按照学校地形，魏特琳和程瑞芳选择了学校4个醒目的高地和要口，插上4根旗杆，以示以后难民一旦进入后的不可侵犯的范围。第一根旗杆插在西山顶上；第二根插在两栋男教师住宅的中间；第三根旗杆在门房的拐角处；第四根插在南山两栋男教师宿舍的中间。另在实验学校里也插了一根。

旗杆上将挂上美国国旗。这是魏特琳的主意，她希望吴贻芳院长给予支持，因为金陵女子文理学校的前身和目前的办学资金仍然是以美国基督教等传教机构为主。“这没有问题，金陵女子学院就是美国教会组织办的学校。应当让日本人了解和知道这一点。”吴贻芳非常肯定和明确地说。

“以前我们学校门口挂的两块牌子应该找出来。”吴贻芳是金陵女子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她建议魏特琳和程瑞芳找到当年用中英文写的“大美国女子学院”两块老牌子。

“它会在什么地方呢？”魏特琳有些为难了，尽管她到学校也有19年了，但19年前的事她却一无所知。

“我记得阁楼上还放了些老东西。”程瑞芳说。

于是两人便到布满灰尘的阁楼上翻箱倒柜。结果发现国民政府注册前使用的一块“金陵学院”的老牌子，却没有找到她们想要的那块。

“先用它对付！”魏特琳觉得“金陵学院”也能管点用。但就在她们往外搬的时候，老牌子被翻过去的一瞬间，奇迹出现了——那“金陵学院”老牌子的背后，竟然清晰地有一行大字：大美国女子学院。

“哈哈，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平时不苟言笑的程瑞芳这回大笑了起来。

魏特琳更不用说有多高兴！她轻轻地抚摸着那几个大字，发现它们皆被一层厚厚的红油漆覆盖住了，而字形却仍然醒目可见。

“我们用白字黑底一描，‘大美国女子学院’几个字就清楚明白地显露出来了！”程瑞芳出主意道。

“太好了！上帝保护了它，我们就让它保佑我们吧！”魏特琳抱住“大美国女子学院”的牌子，用脸颊紧紧贴一下，十分激动地说。

吴贻芳知道后，用了5个字形容这失而复得的老校牌子：人间悲喜剧。

吴贻芳院长要走了，她是政府官员，并应蒋介石夫人之请，必须要离开南京。这是政府的命令，所有中方重要人物和重要机构都必须离开南京。魏特琳对此很难过，但又一想觉得吴贻芳院长离开南京比留在南京更好，因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所有分校和绝大多数学生现在都不在南京，她们需要校长，校长的存在就是全体金陵女子学院的灵魂所在。她应该走。

现在，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区内，她魏特琳就是最高领导者了。

“我们家庭手工学校现在还有5个学生，这可能是南京唯一还在开学的学校。学生们要求继续上学……”魏特琳为此感到骄傲。

南京城不倒。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不会倒！

第六章 坚守“生命孤岛”的洋小姐 27.生命孤岛

日历已经翻到1937年11月末。这个日子几乎是和平的南京城的末日了——来势凶猛的日本军队已将南京城团团包围。

南京已成孤岛。城内城外，人心一片恐慌。那些曾经在这个皇皇中华民国政府首都作威作福、有模有样的人，如今都走了，留下的都是些穷人和与这个城市没有多大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信徒和一些医生、志愿者等。守城军队当然占有总人数的很大比例，但他们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所有的乱象，魏特琳看得清楚，也看得伤感：

现在悲哀的气氛在南京占主导地位，一些人认为，日本人3天后就要到了；还有一些人说要几个星期。今天一些城门关闭了，目的是防止散兵游勇进来。伤员现在不再送进城里。

上午10时。我到大使馆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神学院的哈伯特·索恩、基督教男青年会的菲奇、金陵大学的贝德士、鼓楼医院的特里默。帕克斯顿先生谈到士兵抢劫的可能性和对外国人产生的危险。他说，外国人应该尽可能多地立刻撤离南京，现在不能立刻走的人应该做好撤离准备，当大使馆撤离到美国军舰“帕奈号”上去的时候，这些人也一道走。如果城门关闭了，大使馆选定了两个地方作为用绳索爬出城的聚集地。然后要我们每个人代表自己或是所在的单位表态。贝茨和我认为，我们的责任使我们有必要待在这里。我们的解释被接受，并受到尊重。

今天，去鼓楼教堂做礼拜的不到20人。

今天有90多人参加了我们邻里学校的礼拜，原因你们可以猜到，不是为了面包和鱼，而是为了了解在危急时他们能否到我们校园来。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保护妇女和儿童，但只有当情况变得非常危急的时候你们再来。只带被褥和食物，不允许带箱子。”

2时30分。我从上海路步行到明德中学。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不断碰到一群群妇女和儿童在寻找“安全区”。她们依稀听说了安全区的事情，想确定一下它的位置。我不得不停下和她们交谈。我告诉她们，安全区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但是，一旦定下来后，市政府会通知她们的。她们多么像没有牧羊人的羊群。

我去参加了礼拜，沿着中山路步行。中山路是南京的主干道，它看起来也很凄凉，实际上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我只看到四种运输工具：拖着战争物资如高射炮的军用卡车呼啸而过；坐着军官的救护车呼啸而过；北方的骡车和拉着穷人及行李的人力车……

今天，除了下关邮局外，所有的邮局都关门了。安全区还没有确定。路透社的记者向我建议，在安全区计划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允许妇女和儿童到我们学院避难的话，我们应该让美国大使馆把这一情况通报日本指挥官。虽然，我并不对自己是在场的唯一女性感到高兴，但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是魏特琳11月28日所写的日记。是夜，南京城内不时响起巨雷般的声音，随处可见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际。几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在凄惨地嚎叫，听来令人心颤。

第二天一早，程瑞芳给魏特琳送来一包热腾腾的豆腐干，说：“今天的南京城，除了你和海因兹小姐、鲍尔小姐外，再没有第4个外国女士了。”

魏特琳苦笑道：“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南京城内，除了我们在为家庭手工学校的5个学生开课外，可能也不会有其他一个学校在上课了。”

程瑞芳说：“那么上帝应该给我们颁发勋章了！”

魏特琳转身，站在耶稣像前，十分虔诚地问道：“上帝会吗？”

“上帝还要看我们日后的表现呢！”程瑞芳抿嘴一笑。

女人们对战事的敏感程度有限，但她们对身边的弱者则格外在意。

跨进1937年最后一个月的门槛，南京城的寒气已经十分逼人，而战争的硝烟似乎也已呛到了每个人的嗓子眼上。“在我们刚要去鼓楼教堂时，紧急警报响了起来（现在已不再发两次警报了，因为日本的战线离我们太近了），很快就传来了轰炸的声音。后来，威尔逊医生告诉我，空袭发生在清朝修建的‘西华门’。我很难过地说，空袭造成的灾难都落在了穷人身上。他说，有一户人家母亲和女儿被当场炸死。当威尔逊发现那个已麻木的父亲时，他仍然抱着他的孩子，小孩头的上半部被炸掉了……我的心为中国士兵痛楚，我得知有50名伤员从20英里外的地方跋涉到南京。他们说，许多受伤的同伴倒在了路边。”12月5日是星期天，一清早，城里就听得几声巨响。不用说，肯定又是日本飞机作的孽。

用三头六臂来形容现在的魏特琳似乎很贴切。为了做好接待难民的工作，在她带领下，学校已经把所有的宿舍和科学楼、艺术楼、中央楼等可能腾出的房子全部搬空了。

“一定不要让难民们睡在地上，哪怕是给铺一层稻草或木板什么的，不然会冻坏孩子们的……”魏特琳细心指导着大家。

“好好，就这样。每个人把人带进学校后，就要告诉她们应该在哪儿住下，然后告诉她们应该如何注意卫生，而且一家人必须待在一起。对了，不要把进来的人随便引到楼里，要一栋楼安排满后再安排下一栋楼……”校门口的小草坪上，魏特琳举着小旗，正在指导她的“引导员”如何接待和安排即至的难民。

她的队伍很可怜，除了程瑞芳和几名工人外，其余的都是留校教职员的孩子。不过，他们都很认真，似乎都像刚入伍的新兵，练得一丝不苟。

“华小姐，我们能搬进来吗？”就在这时，校门口已经聚集了一群拖着铺盖、拎着包的女人和孩子，她们在门外喊着魏特琳的名字，乞求着。显然这些人的家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不远，所以她们都认识魏特琳。

“来了就请进吧！”魏特琳一边招呼着门外的人，一边指挥门内的人，“把先来的人带到实验学校去，那边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快把这第一批的人安顿好，让她们先有口水喝……”

第一天接待难民，人数并不多，但却让魏特琳感到工作的艰辛。刚把一个80岁的老人安置稳当，身边的3岁娃儿一泡屎就拉在楼道里……

“今晚，我看起来有60岁，感觉像是80岁。”深夜，魏特琳筋疲力尽地回到宿舍。合眼时，她在镜子面前照了照，不由得吓了一跳。

12月9日，城内各种传说和谣言四起，但有一句话大家并不怀疑：日本人马上就要进城了。

“为什么城西北那边火光冲天？是不是日本飞机又扔炸弹了？”早上起来，魏特琳就见城西北方向，浓烟滚滚，数条火龙直蹿天际。

程瑞芳告诉她，是中国守城军队点的火，军队正在采取“焦土战术”——把靠近城墙的外城建筑都烧掉，以免日军借此作为攻城的掩护屏障。

“能解决问题吗？”魏特琳觉得中国军队的战术有些愚昧。

“我们也搞不清，但这造成了大批没有房子住的难民们往城里涌……估计今天会有更多的人到我们这儿来。”程瑞芳说。

果不其然。当天，魏特琳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下接待了300多名难民，其中有一些人还是从无锡来的。这些难民告诉他们：日本人一路杀过来，他们只得往首都逃亡。“南京是蒋总统待的地方，总比我们家安全些。我们想，要死也要跟这些当大官的一起死在皇城里。”有难民对魏特琳她们这样说。

可怜的人啊，他们哪里知道，首都南京其实还不如小城和乡下更安全，这里的大官们早已跑的跑、逃的逃，哪还等着与你们这些穷苦人一起死嘛！魏特琳一下感觉中国的穷人又可怜又可悲。

每晚一会的“记者招待会”，魏特琳也是必到的代表之一。这一天晚上，记者招待会照常进行，但魏特琳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官方人士参加了，中方人员除了2名记者外，只有2名政府的低职官员，其余的全是拉贝和贝德士、斯迈思等外国人了。

“轰隆——！”招待会刚刚开始十来分钟，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将所有在场的人从座位上震了起来。

“炸弹！炸弹马上要轰到我们头上啦！快散吧！”有人大喊起来。

拉贝对他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说：“估计明天开始不会再有这样的会了。”

魏特琳从会场回到自己的家，发现窗台上的一盆花也被爆炸的震波震落了。在看望新进来的难民时，她听到的都是哭哭啼啼的悲惨经历。一个妇女说，她是有事到南京来的，结果她12岁的女儿进不了城，现在她自己又出不了城。“我女儿就在光华门那边，那里打得死去活来，我女儿真出事了！可怜可怜我吧，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女儿呀！”那妇女坐在地上痛哭流涕，但似乎谁也帮不了她。

魏特琳心酸得不知如何是好。

另一位来自三汊河的妇女，则发疯似的说要找她母亲。魏特琳问她母亲到底到哪儿去了，那妇女自己也说不清，只说是刚刚在校门口走失的。魏特琳与程瑞芳商议了一下，估计会不会在附近的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那边。“走吧，我带你去那边找找。”魏特琳便拉着那妇女快步来到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结果还真找到那人的母亲，母女俩见了面抱在一起就大哭。

魏特琳一了解，圣经师资培训学校已经接待了1500多个难民。天，这还得了！魏特琳一想，估计明天她的学校也会有难民潮涌进来。这可怎么办？她和吴贻芳院长最初计划安置的最大限度是1000来名难民，现在才不到两天时间呀！想到这儿，魏特琳飞步就往回走……她想着明天，明天会是个什么样呢？

明天，明天是12月10日。1937年12月10日的南京城，显然已经在日军重兵的包围之中。这座古老的皇城此刻已经完全陷入敌我双方的重炮密弹和硝烟弥漫的激战之中。大街上已经看不到人，偶尔见到的一定是流浪的难民，他们不是被炮弹或子弹打死，就是抱头在寻找避难的场所……

“快进来！进吧！”魏特琳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门前与后院门口，都挤满了难民。很快，旧的教师宿舍住满了人，中央楼也开始进人。有些滞留在校门外的难民，则在自己想办法：他们自发行动搬砖砌房，转眼间，砖变成了一间间小房子——不需要瓦匠，只要用一两张芦席盖顶，这便成了自己的房子！

“华小姐，你看看，我的房子行吗？”有位男人非常自豪地把魏特琳拉到他的杰作前，一定让其进去参观。魏特琳看了几眼，很是佩服。但她心想：这安全吗？

不过，学校场地有限，又只能安排妇女和孩子，有人特别是男人能通过自己的办法解决避难处，这不失为一个选项。魏特琳还是对此表示赞赏。

“轰隆！”

“轰隆隆！”

就在魏特琳踏进校门的那一瞬，突然连续几声巨响，她顿时感觉地动山摇，身体站不稳，连连摇晃了几下……没有倒下，是旁边的一块墙石帮了她的忙。待她再回头四周一瞅：妈呀，几颗炸弹估计就落在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几百米的神学院等地。炸弹落下后腾起的烟雾和燃烧的火光，似乎要将她的学校与外界隔绝——“我们马上要成生命的孤岛了！”那一刻，魏特琳想到了一个凶多吉少的词。

校门口，那位丢失12岁女儿的母亲站在那里，焦急地在街头来来往往的逃难人流里寻找着——也不知什么地方一下拥出了那么多人！魏特琳也觉得奇怪。

10日这一天，魏特琳的助手——作为安全区第4区卫生组组长的程瑞芳在她日记里记下这样的细节：

……今日七百号（校楼名称）也住满了，搬至安全区的人路上不断，涌到学校的也是如此。洋车没有了，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自己挑、抬，飞机声、大炮声他们也不管，真是凄惨。新住宅区的房子都住了难民，有的租，有的不管，搬进去住。金男大（金陵大学）已住了好几栋房子，新的图书馆也住了，院子里也搭棚子，他们比我们人多，因男女都住。我们只住妇女、小孩，也不许烧锅弄饭，有的自己家里送饭，没有饭吃的不多，我们给她们吃，早上给她们水洗面，给她们三次水喝。有一千多人，忙极了，预备水、开水，一日送两次。现在预备在大门外对面开一粥厂，过两天就有粥吃了。吃进去的是小事，出来的是大事。有的人逃出来没有带马桶来，虽然院子外面四处有粪桶，是为小孩子的，她们不到那里去就随便，所以到处都是尿和屎。皇宫式的房子现在加上了一些彩色，窗上挂的晒的破衣服、破被和尿布，树上挂的也是……一百号这边的水塘成了洗马桶、洗尿布的了，图书馆这边的水塘成了洗衣的地方，有人也在那里洗碗。

啥叫难民区，这就是！两个字：脏、乱。可谁还顾得了这些，保命在此刻最重要。

让魏特琳多了一份着急和担心的是：难民中有些妇女刚刚生下孩子，11日早上起来，她便听到有两个妇女在哭，原来她们的婴儿死了，一个是闷死的，一个是病死的。从程瑞芳那里获悉：已经进来的妇女中还有五六个已近临产……

苦命的孩子！“重点保护好产妇和刚出生的婴儿。”魏特琳特别吩咐程瑞芳，从没有生过孩子的魏特琳像自己失去了亲生孩子一样。母性让她格外关注小生命。

12月12日，是南京失陷前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是南京最混乱的日子。从中国守军总司令到街头的一条小狗、小猫，似乎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唐生智将军从早晨开始就忙着执行蒋介石下达的撤离“手谕”，后来他当晚就在一帮警卫人员护卫下非常狼狈地从下关的长江边撤走了，而他一走，十多万守城的中国军队几乎全乱套了。

被日本军队的机枪子弹和重击炮轰得找不到东南西北的流浪狗、流浪猫只能傻呆呆地在大街小巷看着那些与它们同样傻呆呆的人群四处逃窜……

12日的魏特琳，用她的日记来记述，也许是最准确的“当时”——

12月12日，星期天。

晚上8时30分。我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城市西南部又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窗户被震得摇撼。为慎重起见，我离开了窗户。一整天轰炸不断，有人说，日军已进城了，但我无法证实。一个士兵告诉我们的守门人，日军曾数次突破光华门，但都被赶了回去。我们还听说，87师正在接替88师。但很遗憾，整天都有中国军队从安全区经过。

在今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听说卫戍司令唐生智已无法指挥自己的部队。除了安全区以外，城里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抢劫（从可怕的爆炸声来看，我想那古老而美丽的城墙恐怕所剩无几了）。现在日本飞机可以自由出入，投下大批炸弹，他们既没有遇到高射炮火的阻挡，也没有中国飞机的拦截。

我认为，把城墙外面所有的房屋以及城墙内的部分房屋烧毁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种牺牲没有多少价值。谁遭受破坏的痛苦？还不是中国的穷人！为什么不把城市完好地交出？

今天上午10时30分，我去了鼓楼教堂，那儿大约有60人。教会紧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做了很好的布道。教堂院落里住了许多难民（现在枪炮声实际上已经停了下来，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城墙已被突破，日军进了城）。

难民继续涌入校园，三幢大楼已住满了难民，现在，艺术楼也开始接纳难民。不幸的是，由红十字会管理的粥厂仍未开张，因此，对没有带食物的难民来说，日子非常艰难。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粥厂可能明天上午9时开张，但如果今夜城市陷落，恐怕连这也做不到了。

在危难和恐怖之际，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我们东门街对面的那个姓管的裁缝，傻乎乎地让“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撤离南京前，将他们的一些物品存放在他家的一间屋子里。随着日军的临近，他开始担心起来。今天，我打电话叫来了菲奇先生，我俩叫他把所有的文字材料都销毁，并由我们来承担销毁的责任。整个下午，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所有的亲戚，把一堆堆材料搬到我们的焚化炉里烧掉。他们一趟趟地搬着，累得满头大汗，及时销毁了所有的材料（从枪声可以听出，日本人已经进城了）。

一向精干的中央楼林管理员，由于竭力要这些难民保持地面整洁，今晚嗓子都喊哑了。下午他对看门人说，要孩子不在地板上小便比登天还难。看门人说：“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叫他们不要随地小便？”林用沙哑的声音说：“我哪能不说？！但我一回头，他们又尿了。”

今天下午5时。在我去英语部时，看见紫金山上有一条着火带，环绕在山顶部的1/3处。我不知道火是怎样烧起来的，但这意味着许多松树被毁了。

今晚9时～10时。我和陈先生巡视了校园，洗衣房姓胡的工人和他的邻居都来了。他们担心今晚有撤退的士兵过来，因为他们家有年轻的姑娘。今晚，城里是不会有多少人睡觉的。从南山公寓，我们可以看见城南仍在燃烧，下关也一样。今夜我得和衣而睡，以便在需要时随时起床。但愿黑夜快点结束。

刚好一年前的今天，蒋将军在西安事变中被拘留。

魏特琳的记性真好。她在如此混乱和紧张的时刻，竟然还能记得一年前蒋介石被困西安的事？一年前的“蒋将军”是因为不真心抗日，让他部下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给逮了起来，于是有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逼迫之下，中国最高领袖才不得已开始主张抗日。如今才一年，抗日之烽火燃遍东半边的中国，却是节节失败的惨景！

魏特琳显然是有所感思。这位深深爱着中国、视中国为自己第二故乡的美国传教士，她在为中国的苦难和不幸落泪、哀叹。

13日，是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一天。这一天在南京城内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呆怵的，他们不知道举着屠刀进城的日本人会如何处置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还能做些什么？逃命？命在别人手里，如何逃？逃往何处？何处安全？

城内有个“安全区”，十几个洋人能抵挡得了几万占领军？但无论如何，“安全区”总比自家要保险些吧！大家都这么想，于是不管是百姓，还是原先的守城军，他们或拖家带口，或弃枪改装，纷纷逃进安全区……包括魏特琳她们的金陵女子学校。

“这是女子学校，男人们是不能进来的！”开始程瑞芳她们还用这样的话拦住了不少男人，后来根本拦不住。那些当兵的似乎更害怕日本兵，所以不少国民党兵甚至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脱掉便翻墙往学校内跳。

“喂喂，你们这样进来，一会儿日本兵进来看到你们的话，在我们这儿的妇女和孩子们咋办？大家不是都不安全了吗？”一个校舍工人拉住两个当兵的男人，吆喝起来。

“求求大叔了！我们实在没地方藏了，要是回到街上，肯定被日本人砍掉脑袋的。求求你们了！求求……”当兵的中国人跪在地上，好可怜。

“让他们进吧！赶快把身上的军装脱了！”魏特琳路过，示意自己的工人放了这两个当兵的。

“谢谢，谢谢菩萨！谢谢观音菩萨！”当兵的立即给魏特琳磕头。

魏特琳直摇头。她摇头是因为这一天里她不知处理了多少类似的事。这一天南京人只做一件事：逃命。而魏特琳她们则要做几十件甚至上百件事。

这一天，她这样记录：

听说凌晨4时，日本人已从光华门入城了。重炮彻夜轰击着城门，据说是在城南，而我听起来却像在城西。城内枪声也很激烈。一夜我都没怎么睡。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我感到日军似乎在追逐撤退的中国士兵，并向他们射击。由于担心出事，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脱了衣服睡觉的。

5时过后，我起床到学校前门，那儿一切都很平静，但看门人说，大批撤退的士兵从门前经过，有些人还乞求给他们一些老百姓的衣服。今晨，在校园里也发现了不少军装，我们的邻居也想进来，但我们试图说服他们，如果他们在安全区内就和我们一样安全，安全区任何地方应该都一样安全。

今天早上，我们学校门前的那个粥厂终于开张了，我们根据难民们到校园来的先后次序，依次向各幢宿舍楼发送早饭。这顿饭到10时30分结束。下午我们将再开一次饭。

……下午4点，有人告诉我们，西面山头上有好几个日本兵。我去南山公寓察看，在我们的“西山”顶上果然站着几个日本兵。不久，另一名工人叫我，说有一个日本兵进了我们的家禽实验场，索要鸡和鹅。我立即赶过去，用手势告诉他：这里的鸡不是出售的。

在经历了猛烈的炮击与轰炸后，城市异常平静。三种危险已经过去——士兵的抢劫、飞机的轰炸和大炮的轰击，但我们还面临第四种危险——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取得胜利的军队手中。今晚，人们都十分焦虑，因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晚上7点30分。食堂负责人报告说，日本兵正在强占我们校门对面有大米的房子。我试图同这批日本兵的头目取得联系，但没有结果。门口的卫兵凶神恶煞，我真不愿意看到他。后来，我为此事见了拉贝主席，他们说明天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谨慎从事。

今晚南京没有电灯，没有水，不通电话和电报，更没有报纸、广播。我们所有的人确实被一个无法穿透的区域隔开了……

这便是生命孤岛。

12月14日，南京城内的日本兵到处在抓人杀人，主要是针对那些没有逃出城的放下了武器并躲藏在各处的中国守城军人。大街上已经到处血流成河，而日军制定的“扫荡”计划才刚刚开始，且直指拉贝领导的“安全区”内……

“安全区”内的人此时并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更不知道日本兵已经举着屠刀往他们这边冲杀过来。

魏特琳只知道做她们能做的事。

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抢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今日五百号三楼也住满了。中午有七个兵从三百号后边的竹篱笆跳过来，华小姐不在，只好随他们吧……魏师傅今早送信到鼓楼医院，今晚未回来，恐被日军拖走了。街上有许多人被拖走了，不知死活。金女大现有四五千人了。

这是程瑞芳记的日记。她告诉我们到14日这一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已经接收难民有四五千人了！“忙死了！累死了！”程瑞芳用这六个字，向魏特琳汇报了当天校园内的工作状态。

但这时的魏特琳，似乎更关心校园外正在发生的大事——日本人正在下关一带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实施大屠杀！

“天亮前似乎又有猛烈的炮火轰击城墙——也许是在轰掉那些阻碍日军主力入城的路障，不时还夹有枪声，也许是日军士兵在向撤退的中国士兵开枪，或者是向抢劫者开枪。我还能听见下关方向的枪声。在我的想象中，这些子弹是射向坐在拥挤的舢板上、拼命向江北划去的中国士兵们的。可怜的人啊，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逃脱这些无情的子弹。”魏特琳对下关等地的大屠杀如此清晰的记录，这绝非是她的“想象”，显然是不止一个亲历者向她讲述后才会如此准确地记录在她的日记里。

以一个讨厌战争的异国传教士的身份，魏特琳谈到战争中女人的作用时，如此说：“在我看来，如果人人都应对战争尽责的话，所有主张宣战的人们都应该志愿参战。妇女们可以在医院服务，为伤员提供衣物和安慰。在装备和维持一支部队所需的无数工作中，甚至女中学生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在中学或大学里可以参加军队或是红十字会，或者是去社会服务部门工作。当战争结束时，妇女或青年们将面临更繁重的任务，照顾阵亡将士的孤儿寡妇，更不用说帮助伤残士兵这一光荣的任务了。”她继而指出：“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国家犯罪，是违背上帝创世精神的一种罪恶。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者是在战争时期被飞机大炮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魏特琳作为心存仁爱与慈悲的女教师，她更不愿看到日本军队对中国妇女所施行的兽行。

城里其他地方已经传来不少关于日本兵到处抓“花姑娘”强奸和轮奸的事。为这，魏特琳愤怒地告诉程瑞芳等：“在我们这儿，决不允许日本人干这样的勾当！”

从安全委员会总部开会回校，魏特琳发现自己学校门口把守的竟是日本兵时，便立即亲自站在门口，准备随时在日本兵企图抓走女难民时进行坚决的斗争。

“你的不用站在这儿！”一个日本兵持着枪，用刺刀头挑挑魏特琳的裙子，示意她走开。

魏特琳毫不退让，说：“这是我的学校，我有义务把好大门。”

日本兵无可奈何，只得退至一旁。但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得出，他们一定是在想着法子，如何对付这个不好惹的美国女人。

15日，又是一个难民潮涌进校园的日子。为了防止意外，从早晨一直到天黑的十多小时里，除了吃饭时间，魏特琳一直亲自站在大门口，看着源源不断的难民往校园内走。日本兵来了几批，但当他们看到这个臂袖上别着红十字标徽的美国女人时，只得灰溜溜地走开了。

校园内已经人满为患，魏特琳跟程瑞芳初估，至少新进来了3000余人！“有人只求在草坪上有个坐的地方就行，可即使这样的请求，我们都难以满足。”魏特琳说。

最让她不能接受的是，无数难民向她诉说自己和家人的不幸，她们或丈夫被日本兵所杀，或儿子被杀，或自己及女儿被日本兵强奸、轮奸……

“如果上帝赋予我权力，我真想亲手杀了那些强奸我姐妹的日本兵！”魏特琳气得双手紧握，对天发誓。

“今天简直是地狱，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黑暗的一天。”16日，魏特琳的朋友菲奇先生过来对她诉说怨气。魏特琳回答道：“我也有同感。”

16日的日记里，魏特琳这样记录：

……上午10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经历了一次官方视察——彻底地搜查中国士兵。一百多名日本兵来到校园，首先搜查了一幢大楼。他们要求我们把所有的门都打开，如一时找不到钥匙，日本人就很不耐烦，其中一人备有一把斧头，以便强行劈门。当彻底搜查开始时，我的心便沉了下来，因为我知道，在楼上地理系办公室里放着数百件为伤兵做的棉衣，这些棉衣是妇救会做的。我们还来不及处理这些棉衣，我们不想把它烧掉，因为我们知道，今冬许多穷人非常需要棉衣。我把日本兵带到那个危险房间的西面房间，日本人想从一个相邻的门进去，但我没有钥匙。幸运的是我把他们带到阁楼上，阁楼里有二百多名妇女和儿童，这分散了日本兵的注意力（天黑后，我们把这些衣物全部烧掉了，陈先生也把他的一支枪扔到塘里去了）。

有两次，日本兵抓住我们的工人，说他们是士兵，要把他们带走。但我说：“他们不是士兵，是苦力。”他们才得以逃脱被枪杀或是被刺死的命运。他们搜查了我们所有住有难民的大楼。4个日本兵，其中还有一个低级军官想要点喝的，我们把他们带到程夫人的宿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校园里架着6挺机枪，还有更多的日本兵在校园外站岗，并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如果有人逃跑就开枪。当那个级别最高的军官离开时，我给他写了一个证明，说我们这里只有妇女和儿童，这帮助我们在今天其余的时间里，将其他小股日军挡在了校门外。

中午刚过，一小股日本兵从原医务室的边门进来，如果我不在的话，他们将会把唐的兄弟抓走。后来他们沿路而上，要求从洗衣房的门进来，我也及时赶到了。如果日本人怀疑哪个人，那么其命运将与在他们身后被捆着的4个中国人一样。日本人把那4个人带到西山，我听到那儿响起了枪声。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昨天，30名女学生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女孩仅12岁。日本人还抢食物、床上用品和钱。李先生被抢去55美元。我估计这座城市每一户人家的门都被打开过，并被反复抢劫。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上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一些人的悲惨命运，而且他们很可能不是中国士兵。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今晚，我们南山公寓的工人程师傅过来说，房子里的灯都亮着。我的心一沉，我想一定是被日本兵占据了。我上去后发现，瑟尔·贝茨和里格斯先生昨晚忘记关灯了。

科学楼管理员蒋师傅的儿子今天早上被抓走了，还有一个姓魏的也至今未归。我们想做点什么，但不知如何做。因为城里没有秩序，我不能离开学校。

……南京今夜成了一个可悲而破碎的空壳，街上空无一人，所有的房子一片黑暗，充满了恐怖。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占领南京或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是从道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这将破坏未来与中国的友好与合作，而且将永远失去今天居住在南京的居民的尊敬。

要是日本有良知的人知道南京发生的一切就好了！噢，上帝！阻止日军凶残的兽性，安慰今天无辜被屠杀者的父母们破碎的心，保护在漫漫长夜中备受威胁的年轻妇女和姑娘吧！愿没有战争的日子早日到来！正如你在天国所为，你也一定会恩泽芸芸众生。

漫漫的长夜里，魏特琳连续数次起来在耶稣像前为她热爱的南京城和留在她校园内的数以千计的妇女孩子们祈祷……同时，她真的很恨日本占领军了。

12月17日这一天，对日本占领军来说，是个“喜庆”日子，他们的最高司令长官松井石根要来了，几万日军在中华门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然而这一天，对南京市民来说，也是最耻辱的一天。

对魏特琳来说，则是永远耻辱的一天——这一天，她为了保护校园内的姐妹兄弟和孩子们，与日本兵对峙，日本兵打了她耳光，并且不止一次用肢体动作和谩骂来污辱她……

这一天她的日记写得很长，字字句句都是对日本人一直想抵赖的大屠杀罪行最直接和最有力的控诉：

我7时30分到校门口，给与F.陈在一起的索恩先生捎了个信，红十字会的粥厂必须有煤和米。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要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知道这些恐怖的事实就好了）。但愿这里有人有时间写下每一件可悲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抹黑脸庞、剪掉头发的年轻女子的遭遇。看门人说，她们从早上6时30分就开始进来了。

整个上午我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时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3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

整个下午都在校门口，管理交通，阻止难民的父亲、兄弟和其他携带了食物和日用品的人进入校园。

校园内原有四千多名难民，现在又来了四千多人，食物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对进来的人必须谨慎选择。

人群不断拥入，我们简直无法应付。即使有房间，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我们与金陵大学联系，开放了他们的一个宿舍，他们将派一名外国人在那儿整夜守卫。下午4时～6时，我接受了两大批妇女和儿童。这真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惊恐的年轻姑娘、疲惫的妇女拖儿带女，背着铺盖和衣物，拖着沉重的步履走来。我很高兴我和她们一道走，因为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好几批日本兵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他们身上背着各种各样抢来的东西。

好在玛丽·特威纳姆在校园里，因此，我认为我能够离开一会儿。我返回时她告诉我，下午5时，两个日本兵进来，看见草坪中央那面很大的美国国旗，他们把它从旗杆上扯了下来，企图把它带走，但旗帜太重，放在自行车上太累赘，于是就把旗帜扔在科学楼前的一个土堆上。玛丽在配电房找到了他们。当她与他们交涉时，他们脸红了，因为知道自己干了坏事。

我们吃完晚饭时，中央楼的那个男孩跑来说，校园里有许多日本兵正向宿舍走去。我看见两个日本兵在中央楼前推门，坚持要求把门打开。我说没有钥匙，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中国士兵，日本的敌人。”我说：“没有士兵。”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打了我一记耳光，也狠狠地打了李先生，坚持要开门。我指了指侧门，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在楼上楼下到处看，似乎在找中国士兵，当我们出来时，看到另外两个日本兵绑着我们的3个工人出来。他们说：“中国士兵。”我说：“不是士兵，是工人和花匠。”他们确实是工人和花匠。日本兵把他们带到前面，我也跟着去了。当我到前门时，看到一大批中国人被迫跪在路旁，包括陈先生、夏先生以及我们的一些工人在内。一名日军中士及他手下的一些人在那儿。很快，在日军的押送下，程夫人和玛丽也来了。他们问谁是学校的负责人，我说我是，然后他们让我来指认每一个人。不幸的是，有些新人是最近刚雇来帮忙的，其中有一个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士兵，他被粗暴地带到路的左边，并被仔细地审查。当我来指认工人时，陈先生开口说话，想帮助我，他被日本兵狠狠地揍了一顿，并被带到路的右边，强迫他跪在那里。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真诚地祈祷，求主保佑。这时一辆车开来，上面坐着菲奇、斯迈思和米尔斯。后来，米尔斯留下来和我们待了一夜。日本兵强迫他们下车站成一排，脱下他们的帽子，并且搜身，检查他们有没有手枪。幸好菲奇和那个中士能说一点法语，那位中士同他手下的人讨论了好几次。起先，他们坚持要求所有的外国人以及程夫人和玛丽离开，当我说这是我的家不能离开时，他们终于改变了主意。随后，他们让男性外国人坐车离开。当这些被抓的人站着或是跪在那里时，我们听到尖叫声和哭喊声，并看见有人从侧门出来，我猜想是日本兵把大批的男性帮工带走了。事后，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计谋：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当这一勾当干完后，日本兵带着陈先生从前门出去，我们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们走后，我们还不敢肯定日本兵确已离开，而是以为他们还守在外面，并准备向任何敢动的人开枪。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当我们默默地站在那儿时，“大王”过来说，有两名在东院的妇女被抓走了。我们叫他赶快回去。我们为陈先生和其他被抓走的人祈祷，希望他们能够获释，我肯定以前从来没做过祈祷的人，那一夜也做了祈祷。

时间似乎凝固了，在恐惧中我们长时间没敢动，到10时45分，我们才决定离开。看门的杜偷偷地向门外看了看，没有人在那里。他悄悄走到边门，边门似乎也关上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离开了那里。程夫人、玛丽和我到东南宿舍，那里没有人，程夫人的儿媳及所有的孙子都不在了。我被吓坏了，但程夫人平静地说，他们一定和难民们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她的房间里，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显然是被抢劫过了。接着，我们到了中央楼，程夫人的一家、王小姐、何小姐和布兰奇·邬都在那里。后来，我和玛丽到实验学校，令我吃惊的是，陈先生和罗小姐正静静地坐在我的客厅里。当陈先生告诉我们他的经历后，我想真是奇迹救了他的命……

这一天，程瑞芳亲眼看到魏特琳被日本兵打耳光，也亲自看到日本兵如何欺负魏特琳的助手陈先生等一幕幕场景。程瑞芳这样写道：“华小姐她是一个美国人，竟然跟我们受一样的罪……”“这种亡国奴的苦真难受，若不是为民族争生存，我要自杀。”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呐喊与愤慨。而此刻，我们的“圣母”——魏特琳女士则仍在默默地承受，更加忙碌地安置难民和处理一件件棘手的事。

“一大早，神情惊恐的妇女、年轻姑娘和孩子就潮水般涌了进来。我们只能让她们进来，但没有地方安置她们。我们告诉她们只能睡在露天草地上，不幸的是天气现在冷多了，她们又得忍受另一种折磨和新的痛苦……”魏特琳对拉贝等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诉说，她本希望几个男士能帮助她，可人家告诉她：金陵大学等其他地方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拉贝主席的家里，就那么一块手掌大的地方，已经挤了600多人！”有人悄悄对魏特琳说。

魏特琳再无怨言了。只能如此：各管各的事，大家全力以赴，能救多少人就救多少人吧！可怜的中国人！还有可憎的日本人！

“你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魏特琳觉得现在最难对付的就是那些蛮横而粗暴的日本兵。他们时不时地端着枪，跑到学校里来找“花姑娘”。17日晚，就在魏特琳忙于对付一个上楼的日本兵时，另几个日本兵强行从程瑞芳等眼皮底下抢走了11个年轻妇女。

“我的上帝！她们不该去呀！”魏特琳一听就火了。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这11个人只回来了10人，她们个个都低着头，不好意思见人。其中有一个妇女告诉魏特琳，她们全被日本兵奸了一夜，有的人被日本兵轮奸了20多次……“野兽！狗都不如！”魏特琳气得尽量想用最脏的话臭骂这些日本兵。

大概日本兵也知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的“花姑娘”最多、最漂亮，因此他们想尽办法、以各种方式进来找“花姑娘”，这让魏特琳忙得不可开交。学校连她只有3个外国女人，日本人除了她们3个外国女的，任何人都别想拦住他们。有一次程瑞芳想挡住一队日本人拖走一名妇女，结果日本兵立即用刺刀顶着她的胸部说：“你的敢挡，将你一起的带走！”

“这是美国学校！你们不能如此无理！”只有魏特琳出现时，日本兵才不敢为所欲为。

“我的就要花姑娘！你的走开！”日本兵有时也在魏特琳面前发狠。一次，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地用枪刺顶着魏特琳，坚持要带走人和拿走抢劫的东西。

“你们谁敢？！”魏特琳大义凛然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双愤怒的大眼睛透过镜片，死死地盯着威胁她的日本兵。

“你的——死啦死啦的！”气急败坏的日本兵举起军刀，直朝魏特琳当头劈下……他们想吓唬她退却，但失败的却是日本兵自己。

魏特琳冷冷地从鼻子里透出一声：“哼！”面不改色地依旧岿然不动。

倒是有一次几个日本兵趁魏特琳她们忙不过来，偷偷翻墙进来，欲对两名妇女实施强暴时，被匆匆赶来的魏特琳喝住后一顿臭骂，骂得那几个日本兵红着脸溜走了。

“不能让日本兵如此无法无天！”18日，魏特琳带着秘书一起跑到日本使馆，向日方外交官提交了日本兵在校园内所犯的暴行记录，并要求日本使馆出面制止日军的劣迹。

魏特琳的一身正气，令日本外交官田中先生也大为感慨道：“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唯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啊！”

可不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要忘了一些普通的美国人为我们做了许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好事。

逃难的妇女和姑娘仍如潮水般地涌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压在魏特琳和她团队肩上的担子重如泰山。难民们已经不再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作一个简单的避难场所了，而是唯一能保护她们贞操与生命的圣地！

她们和她们的家人，为了进这里，宁可长时间地跪在地上乞求魏特琳她们。“起来！姐妹们起来吧！”魏特琳的心尖阵阵发痛，她甚至一边抹眼泪，一边扶着这些弱女子和她们的孩子，一步一步地引他们走进校园——尽管这个地方她们也只能用自己的肉体抵御日本军队的刺刀和枪炮。

女人伟大。女人不易。天下的女人都有一颗同情的爱心。当她们看到野兽向自己的姐妹施暴时，她们绝对是站在同一战壕的，即使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女人。

昨晚又是一个恐怖之夜。许多人跪下请求让她们进来。我们让她们进来了，但不知今夜她们将在何处睡觉。

8时，一个日本人同日本使馆的一位官员一起来了。由于我们已经知道难民的米不够了，我要求他把我带到安全区总部，他同意了。在总部，一辆德国车送我去见索恩先生，他负责大米的分配。他许诺9时把大米送到学校。随后，我坐这辆车回宁海路5号。现在唯一能保护汽车的办法就是有外国人在场。在我走回学校的路上，许多父母亲和兄弟们一再请求我，要我把他们的女儿、姐妹带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有一位母亲，她的女儿是中华中学的学生，她说，昨天她家被反复抢劫，她已无法保护自己的女儿了。

上午其余的时间，我都从校园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把一批批的日本人赶走。我去了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园的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那里有两个日本兵上了楼。在楼上538房间里，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我的出现和我手上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使他们慌忙逃走。在我内心深处，我真希望自己有力量把他们揍扁。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接着，我又被叫到西北宿舍，发现两个日本兵正在偷吃饼干。看到我时，他们匆忙离开了……——12月19日的日记里，魏特琳这样写。

日军进城以来，天天都在烧杀抢奸，尤其是一周以后，日军官兵主要犯罪集中在“找花姑娘”过程中的奸杀上。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保护妇女和孩子的主要“安全区”点，因此在一周之后仍有大量妇女拖儿带女地涌进这个校区。原本只准备接待200～1000名难民的校园，此刻的难民人数已达万人之上，几乎可以站立的地方都被人占满了，草坪上、道路上……凡是脚能踩着的地方，全被难民挤占了。程瑞芳带的团队是负责难民吃饭问题，一万人一天只吃碗粥，也得有十几只大锅才能满足，哪来那么多米粥，那么多锅？更何况，这些老百姓哪懂什么规矩，一听说有粥饭来了，就争抢着去盛上一碗两碗，结果许多人一天抢不上一碗粥，于是哭的闹的甚至还有抢的。“排队，排队的人才能有供应！”程瑞芳示意难民这样才能确保不乱，确保分配平均。

吃一顿兴许能对付一下。可吃一天、吃十天如何解决呀？魏特琳必须找拉贝主席去协商，结果是：拉贝主席说他那里还有多出十倍的难民也没有解决哪怕一天一碗的食品供应问题！

“难道只能让我们自行解决？”魏特琳真是急了。

拉贝耸耸肩，说：“或许还有一个办法……”

魏特琳忙问：“什么办法？”

“找日本人去要！”

魏特琳的眼珠子一下睁大了：“他们？他们会给难民们吃的？上帝，这不等于让羊去问狼你饿不饿一样吗？”

拉贝苦笑地说：“大概就是如此。”末后又说：“不过国际法规定：占领军有义务担当起难民和俘虏的基本生活保障。”

魏特琳摇头表示：“我想日本人才不会管这些呢！”

“办法还得自己想：一万多人的吃喝拉还有生病、生孩子都得要我们想办法。”魏特琳知道现在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团队。

然而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现在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妇女们最担心的就是生命得不到保护。日本人每天进来要“花姑娘”，不从者肯定是死亡，顺从者也有不少是去了回不来的。

“华小姐，快！快快！南山公寓那边又来了几个日本兵正在拉着几个妇女施野呢！”

“不得了啦！教师宿舍里怎么也跑进了几个鬼子呀！他们在屋子里就干了起来……”

“哎呀呀，华小姐你快去救救她们吧！日本兵又在干坏事了！”

20日一天里，魏特琳像一名四处灭火的消防员，不时被人一会儿拉到南山，一会儿又叫回中央楼……“滚！你们这些不要脸的日本兵！快滚！滚！”每一次魏特琳出面，起淫、动奸的日本兵只得被迫停止犯罪和收敛行为，他们又气又恼，却又不得不赶紧逃跑。日本兵不是怕魏特琳，而是怕她是一个美国人，而且是一个敢于去日本大使馆告状的美国人。也正是因为怕魏特琳的原因，所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周成百上千的蠢蠢欲动、欲火难抑的日本官兵潜伏在那里，都在伺隙乘虚看着魏特琳不在现场的那一瞬，窜进校园，抓住“花姑娘”就施暴……

“只要我知道，我看见，我就决不会让这帮野兽糟蹋了我的姐妹们！”魏特琳紧握拳头，愤怒地发誓。这也让她每天24小时处在高度紧张的战斗状态之中。

“每天要处理和阻止多少起日军奸淫中国妇女的事？我自己也记不清了！”魏特琳对拉贝主席说，她希望他从其他安全区内调些志愿者“警察”过来帮助维持秩序。拉贝真帮了忙，并且同日本使馆方面交涉后，日方另增派了几个宪兵。哪知这些日本宪兵来后，不仅要吃要喝，而且还顺手牵羊多占“花姑娘”便宜！这让魏特琳更愤怒。“我们宁可自己维护秩序，也不要狼来看护羊群！”

软弱的“羊群”，自发组织起对抗的队伍，同残暴的恶狼斗争，谁胜谁负，似乎十分清楚，然而正是魏特琳的无畏、勇敢和智慧，把一群群贪食强淫的恶狼赶走和吓跑了。这也让“华小姐”的名声在日军占领后的南京城里一传百、百传千，“女人想活命，想不被日本人糟蹋，就找华小姐去”。在如此氛围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再度成为妇女和孩子们集结的地方——魏特琳“麾下”的难民人数激剧增至两万余人！

如何照顾和安置如此庞大数量的难民，魏特琳与她的团队超负荷地工作着，现在她们连“忙死、累死”这样的话都没时间顾得上说了。所有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要工作20小时以上，剩下的4小时休息时间里，也会至少被打扰几次。而这并非是魏特琳她们所承担的全部责任。

12月24日那天，日军来了一位高级别的军官，还有一名使馆外交官及一名翻译，他们一起来找魏特琳，提出要让她配合从妇女中挑选100名妓女为日军“服务”。

魏特琳对如此赤裸裸地公开侵犯中国妇女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她不同意日方的要求。

但来者不善，而且带着威胁的语气告诉她：“如果为日军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我们的这些士兵就可以减少到你们这儿骚扰。”言外之意是：如果不从，你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休想能安宁。

“妓女干她们的本行，这也无可非议嘛！”翻译悄悄跟魏特琳说。

“那也得她们自愿。”魏特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给你一个下午的时间考虑。”那位日军军官显得很傲慢和愤怒地甩下一句话，带人走了。

显然这是下的最后通牒。

这事让魏特琳犯大难了：同意吧，妓女们愿意吗？到日本兵那里，可不是闹着玩的，之前早听说也有妓女跟着日本兵走了，但回来的却很少，不是被他们奸死，就是被他们折腾半死后扔到一边杀死。谁还敢在日本兵那里“吃荤饭”？

与程瑞芳等商量的结果，认为只能试试而已。后来的结果，如张艺谋的电影里所描述的那样，有21名过去曾经当过职业妓女的妇女站了出来，她们站出来的行为，没有受到其他妇女们的歧视，恰恰相反倍受尊敬，因为她们每站出来一个，就救了另一个良家妇女。魏特琳感激她们。其他所有的难民也感激她们。

第一车被日军拉走的妓女们临走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们表示了对她们的敬意——起立目送。

还有79人怎么办呢？日本人会不会从其他妇女中挑呀？这是大家所担心的。

程瑞芳很担心发生不测，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所有的难民都一下陷入了万分惊恐之中。

“只要我在，她们就是安全的！”就在这时，魏特琳站了出来，像女神一样。难民们尤其是那些良家妇女们向她投来无限信任和期待的目光。

“无论如何，华小姐你要救救我们啊！”妇女们依然心惊肉跳地担忧可能发生的可怕一幕。

“请大家相信我。”魏特琳安慰姐妹们。其实，魏特琳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她区区一个弱女子，能抵挡疯狂的已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军？

接下去的每一分钟里，魏特琳觉得自己是被扔在火红的铁板上炙烤——她的神经和心脏绷得极度紧张。

果不其然。傍晚前，日军拉人的卡车又来了，说必须要把剩余的“名额”拉走。

“这是不可能的！”魏特琳坚决不同意。

“你敢违抗皇军的命令？”日军蛮横地用枪刺顶着魏特琳的鼻尖。

“不是我敢不敢违抗的问题，而是我们同你们的将军与外交官商定的事——我们只同意你们带走自愿去从事性服务的职业女性。现在这里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我当然不能随意更改同你们长官达成的协议。”魏特琳义正词严道。

日本兵气得不知所措，只得空车而归。

“华小姐太伟大了！”“救命菩萨！”校园内顿时一片欢呼，妇女们围着魏特琳欢呼雀跃，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甚至痛哭流涕，她们感激魏特琳救了她们，也救了她们的家庭。

战争时期被侵略者占领地区的女人，向来都会碰到格外多的麻烦事。现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万余名难民中，不断传来一声声婴儿的啼哭——“今天又新生了两个孩子！”程瑞芳又来向魏特琳报告。程是唯一的护士，她主动承担了这些新生孩子的接生任务。在这乱成一团的难民营里，妇女生孩子是件最麻烦和头痛的事。

“一定要千方百计让孩子和母亲都健康地活下来！”魏特琳这样对程瑞芳说，“即使全校只有半碗粥了，也要留给产妇和婴儿喝……”

“我明白。”程瑞芳点点头，事实上她一直在这样做。

魏特琳一生没结婚，可她却有一颗天下最好的母亲之心。只要有空，她一定去看一看新生婴儿及产妇，让工作人员尽量照顾好她们。可惜条件太差，程瑞芳向她报告：十多天里出生婴儿10个，死了3个，另有5名有病的婴儿去世。

“上帝，求求您保佑我们的孩子吧！”魏特琳听后，心头无限悲痛。

现在又一个难题摆在魏特琳面前：越来越多的妇女向她反映她们的困境——如果她们和丈夫在家里待着，日本兵来时就用刺刀将丈夫逼走，她们便遭强奸；如果她们逃到校园来，丈夫留在家里，日军去后她们的丈夫就被当作中国军人抓走并杀害。

“华小姐，你救救我们！想想法子，我们不知怎么办呀！”可怜的妇女们跪在地上哭泣着、乞求着。

这可怎么办？魏特琳听后，感到有些绝望：留住这些妇女，她们的丈夫在家要被杀；让她们回家，等于送自己的姐妹去遭受日军的奸污，弄不好还会被残杀。怎么办？魏特琳觉得自己快被逼疯、逼死啦！

魏特琳快支撑不住了。就在这时，她再次闪出一个念头，尽管这个念头非常危险，但总比没有办法好吧！

这个办法是：魏特琳决定让有上述“两难”的妇女们报名，然后她拿着这些妇女及她们丈夫的名单，去日本大使馆找日方交涉。

“这成吗？”程瑞芳等表示极大怀疑。

“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魏特琳反问。

大家都摇头。“那就只能去试试。”魏特琳说。

“这样太危险了。你已经许多次得罪日本人了，华小姐！”程瑞芳提醒道。

魏特琳轻轻一笑：“既然已经惹恼他们多次了，再多一次也无所谓了。我不怕，因为我是美国人。”

到了日本使馆，当魏特琳代表她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部分女难民找到福田先生时，福田感到惊诧不已：“魏特琳小姐，你真是中国人所说的观音菩萨啊！”

魏特琳则摇头道：“不，我只是出于一个女人的本能，帮助这些可怜的有家庭的妻子来保证她们的丈夫的安全而已。阁下，你也是一位有妻子的丈夫，我想你能理解这些身在难民营里的妇女们的那份担心吧！”

“我尽力而为。”面对这样一位坚韧不拔、无私为人的美国女人，福田先生只好这样答应。而这，也使近千名身处困境的妻子的丈夫免遭屠杀——当然仍然有部分妇女的丈夫因为被日军坚持认定为“中国士兵”而杀害。

难民营的问题越来越多，就在魏特琳为那些家有丈夫而身处“走留”两难困境的妻子们实现日方确认身份、争取保命的同时，又有更多的妇女向她提出：她们的丈夫和儿子现在不知在何方，她们急着想寻找丈夫和儿子的下落……“不找到他们，我们活着还有啥意思？”“不如死了算了！”“我的夫啊！”“我的儿啊！”校园里，不时传来一声声如此悲切和绝望的哭喊，让魏特琳心如刀绞。

“这事我们得管！”魏特琳忍不住了，她又要挺身而出。

“可华小姐，咱管得过来吗？这可是几百、几千人哪！”同事们一听就摇头，“现在校园内每天供一人一碗粥、一人一口水就忙死我们了，还要天天防着日本兵偷着来奸污——昨天你去国际委员会总部开会时，两个日本兵就跑到南山公寓楼拉出几位姑娘在走道里强奸了……我们顾不过来呀！”

魏特琳一边听着一边抿着嘴唇，最后说：“我明白大家说的都是事实。但你们想想：到我们学校来躲避的这些妇女和孩子们，她们多么无助，而我们的学校现在就像一座生命孤岛，靠难民们自己是无法做成一件事的，因为她们只要一出门，日本兵肯定不是弄死她们，就是十次、二十次地强奸和轮奸她们。这情形我们谁也不想看到，哪怕是有一个姐妹受这样的罪，我们都不允许。但你们再想：如果你们也不知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的死活，你们会着急吗？会千方百计出去找吗？我想肯定会。所以，将心比心，我们就应当为她们着想，至少力所能及地帮助她们找到丈夫或儿子的下落。难道不是这样吗？”

没有人再开口了。魏特琳便叫校工老王去统计要求寻找丈夫和儿子的妇女名单。第一批名单很快送到魏特琳的手上，560多名妇女提出这样的请求。

此时的南京城，仍然到处是日军在烧杀抢。为了掩盖其大屠杀的罪行，日本军方已经在组织各种力量对大屠杀现场进行“清理”。如果不在此时出去寻找，那么那些失去丈夫或儿子的妇女将永远不知其亲人的下落。然而要让这么多妇女上街满城寻找不知生死的丈夫或儿子，谈何容易！

日本兵让吗？即使让，一旦他们见到大街上突然出现这么多“花姑娘”会怎样？魏特琳再次陷入欲罢不能的处境。

再找日方？

“我的天哪！华小姐，这回我一定要劝你了，你无论如何不能再为这事去找日本人了。”程瑞芳等不让魏特琳行动。

“为什么？你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魏特琳知道大家的好意，但她坦言问程瑞芳。

“我们也没有办法。可华小姐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些人——不，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校园里的一万多名妇女和孩子怎么办？”程瑞芳真是急了。

“放心，日本人不会拿我怎么样的。”魏特琳似乎对自己的命运很有把握。

“如果万一呢？”程瑞芳坚持。

“我亲爱的程夫人，现在是战争时期，所有的万一都有可能。可我们不能因为‘万一’，而不去尝试一下吧？你也是有夫有子的女人，你很爱他们吧？我们的那些不知自己丈夫和儿子下落的女人们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帮她们呢？”

“我说不过你。可华小姐……”程瑞芳委屈地抹眼泪了。

魏特琳伸开双臂，将其紧紧拥抱，亲昵地说：“谢谢程夫人对我的爱。放心，我会注意保护自己的。”松手后，说：“我去日本使馆了，学校就交给你了！”

程瑞芳点点头：“早点回来。”

“嗯。”魏特琳挥挥手，消失在校门外的大街上。那大街上浓烟滚滚，鬼哭狼嚎……

在魏特琳的力争下，日方同意魏特琳她们自行组织帮助失散的妇女去寻找亲人，但提出条件：学校须派出人力去协助掩埋尸体。

只要是为受难的中国姐妹们做事，魏特琳就必须接受日方提出的任何条件甚至是苛刻与屈辱的。而这件事也让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目睹了日军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它们都记录在《魏特琳日记》之中：

你们曾经在南京住过的人永远也想象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样子！那是我所看到的最悲惨的景象：公共汽车、小汽车翻倒在街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1937年12月21日）

日本使馆想把电厂修好，以便恢复供电。于是拉贝先生找了50名雇员，把他们带到电厂。当天下午，他们中的43人被日本兵枪杀了，理由是他们过去是政府雇员。（1937年12月22日）

住在我们东院的邻居孙说，昨晚有60~100人，大多数是年轻人，被日本人用卡车运到金陵寺南面的小山谷里，用机枪打死，然后把尸体拖入一间房子里，连同草房一起烧掉。（1937年12月23日）

下午4时30分，我去金陵大学。在这之前，有一批哭哭啼啼的妇女告诉我，她们听说日本人从难民中挑选出一些男子，如果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的身份，他们将被杀死。（1937年12月24日）

今天早上，我和一些在校园里出售热水的人一起出去，目的是帮他们弄一车煤。他们不敢单独外出，怕被抓或车子被抢。我站在煤店门前等着车子装完煤。这时过来一名妇女，她说她来自孝陵卫，在城外国家体育馆附近。她说孝陵卫被彻底烧毁了，先是中国军队烧了一部分，接着被日军彻底烧毁。她家10口人中仅剩下她和丈夫及一个孙子，她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媳及一个孙子都走散了，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1937年12月29日）

今晚，我们的信使魏对我详细讲述了他的经历：去年12月14日，他去国际委员会和鼓楼医院送信时，在鼓楼医院附近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一个用刺刀顶住他的腹部，另一个用枪顶着他的背。他当时佩戴的美国大使馆的袖标，被日本兵扯了下来。他被押到下关，以后在那里待了10天，每天为日本士兵挑抢来的赃物，然后把赃物装上卡车。他说，他看见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有士兵，也有平民，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到处都是尸体……后来他被押回城内继续干活。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每个水塘都满是人和动物的尸体……（1938年1月3日）

魏特琳肩负重任，到处在找受难姐妹们的亲人，但通常是没有什么结果。偶然也有喜事：比如早先在校门口寻找12岁女儿的那位母亲，意外地找到了女儿；一位哭得死去活来的妇女在另一个安全区找到了失散十几天的丈夫。然而多数妇女再也没有能与她们的亲人团聚……这便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结果与事实。

“继续找！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想法出去找！”魏特琳认为自己必须尽全部力量帮助失散的姐妹们寻找到自己的亲人。然而，每一次出去找人的时候，魏特琳的心灵都受到极大刺激——1月26日那天下午，她在一座废墟前见到一位熟识的妇女，那人问魏特琳知不知道杨家附近的山谷池塘里有大量尸体，并说愿意带魏特琳去看看。于是两人来到池塘前，魏特琳看到了这里的一切。她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

我们找到了那个池塘。池塘边有许多具焦黑的尸体，尸体中间还有两个煤油或者油罐。这些人的手被铁丝绑在身后。有多少具尸体？他们是不是先被机枪扫射，再遭焚烧？我不得而知。在西边小一些的池塘里还有20~40具烧焦的尸体。我看到这些人穿的是平民的鞋，而不是军人的鞋。山丘上到处都是尚未掩埋的尸体……

像魏特琳这样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不会说谎的。我想今天的日本人应该相信这样一位基督教徒在70多年前记录下的南京大屠杀现场不会有假吧！

在帮助妇女们寻找丈夫或儿子期间，魏特琳依然是千万名妇女和孩子的守护神。有许多事连魏特琳自己都记不住了，因为她每时每刻都在为校园内的难民们挡风遮雨，甚至常常忘了自己也是一个女人。

程瑞芳与魏特琳在一起时间最长，并且也用日记形式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她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情况。我注意到程瑞芳的日记里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魏特琳的文字。其中有几处程这样写：

今天日本兵又来了，有人立即叫我们过去。华小姐总是走在前面。她一出现，日本兵就拎起裤子跑了。

今日中午进来，有一姑娘在外面，日本兵把这姑娘抱到三百号后面竹子处，把姑娘的衣服脱了将要奸，华小姐赶到猛地叫了一声，那兵吓跑了。所幸快，那姑娘没有受害。那个地方顶不干净，尿屎都有，那个姑娘衣服上都是屎，这些日本兵还算是人吗？青天大白日，简直是畜生。

有人在大街上把我们叫住，说日本兵正在强奸他的女人，让我们救。华小姐一听就赶紧跑到小巷里，见几个日本兵正在一个院子里将女人按在地上……华小姐就上前阻止。日本兵很凶的样子，用枪杆撞华，示意她别多管闲事。华不从，大声与日本兵争执。日本兵显得很愤怒地停住了施暴，后来走了。但可以看出，他们很恨华。我劝华要小心，南京城这么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事。可她不听……

驻城的日军又出邪招——让难民们登记，说是要发“身份证”。

这是一个大阴谋：除了他们想更严厉地控制和镇压中国人外，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样的难民营里的妇女们则是日军借机寻找的猎物。

魏特琳与程瑞芳商量：要让这些美貌的妇女“有病”，“有病”后日本兵就再不敢碰她们了。

果真，第二天，日本兵又开着车来了，向魏特琳要人。

“她们病了，不能跟你们去。”魏特琳平静而耐心地跟日本兵说。

日本兵不信，抓来几个他们认识的美女，令她们脱裤子。看一眼后，日本兵大皱眉头：那些女人的阴部，又肿又黑，不堪入目。

强盗的欲望被迫遏制。

美女们感激涕零地围住魏特琳，连声“谢谢菩萨”！“谢谢华小姐”！

“一场暴风雪，到现在雪还没有融化，而此前的几个星期一直温暖如春。紫罗兰和三色紫罗兰正在开花，春梅也含苞欲放。由于天气骤变，今年可能结不了果实。这种天气更令人放心不下因物价飞涨而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穷人。一想到这些穷人将来怎么生活就使人忧心忡忡。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件好事，因为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最没有文化的人，也看清了‘东亚新秩序’的真实含义。”

这一段话是魏特琳于1940年3月2日写的日记，这已经是日军占领南京三年多后的时间，她的话，让我们再次见证了日军统治下的南京人民是生活在何等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在这三年多的艰难岁月里，魏特琳用她一个女人的纤弱身躯，为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和孩子做了无数令人难以想象的事……

第六章 坚守“生命孤岛”的洋小姐 28.花落泥尘

1938年5月14日，这个日子对一般人来说没有意义，但对魏特琳来说却非常重要。如果这个日子再往后三年——三年后的这一天，是魏特琳告别人世之日。

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心地善良、充满热情、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活力的人，仅隔三年时间，竟然对生命绝望而启动煤气阀门自尽……

魏特琳去世在自己的家中——美国伊利诺州的老家。她去世时身边没有人，她的葬礼连自己的弟弟也没有出席。如此一位被中国人称为“圣母”和“观音菩萨”的女神，为何走得这般凄凉与孤独？

我们后来知道，魏特琳患了严重的忧郁症。而我们更知道，魏特琳之所以患忧郁症，完全是因为在南京最后的三年里，她每天都要饱受来自日军的种种骚扰与残暴行为，同时要为数以万计的躲避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妇女和孩子的安全与生存操劳。

就在1938年5月14日的前一天，魏特琳正坐在办公室为她保护下来的孩子们安排初、高中秋季学期课程表时，一名姓姜的老太带着女儿来见她。老太告诉魏特琳，她有一个53岁的儿子，患肺病数年，有妻有儿；老太的另一个儿子33岁，在碾米厂开机器，每月挣50美元，这个儿子有妻子和4个孩子。全家9口人都靠这个33岁的儿子养着。去年底，全家逃往江北，用光了所有钱物，在走投无路时，遇上了日本兵，33岁的儿子被当作“中国军人”给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老太求魏特琳能够收留她全家，否则她全家人也将会死光。

魏特琳听后，心如刀绞，又无可奈何——因为这位老太和儿媳已经双双跪在她面前，求她给她们一家人一口饭吃。

刚刚安排好这一家8口人，又一个人前来向魏特琳报告，一位姓刘的老太家出事了。刘老太就住在三牌楼附近，有3个儿子和2个儿媳妇。4天前的晚上，2个日本兵推不开她家门便破窗而入。日本兵要她交出2个儿媳，刘老太拒绝，于是日本兵就在她脸上砍了2刀，随后又补1刀捅在胸口……后来这家2个儿媳妇被日本兵强奸了。

“她们现在想来您这儿避难，不知可否？”原来那人是帮助刘家打听情况来的。

魏特琳没有回答。人满为患的校园虽然不允许再多进一个人了，但魏特琳的良心告诉她无法拒绝。

三年后的5月14日是魏特琳去世的日子。

但在1938年的这一天，我们看到的魏特琳还是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女神。

“我们已经有250多个学生了！这样必须将她们分为6个班，下星期的这一天，孩子们就可以重新返回课堂了！我真为他们高兴！”这一天一早，魏特琳从床上坐起后便在桌子前伏案疾书——她在为孩子们分班，也在为他们安排配置老师。当程瑞芳带着自己的孙子来叫她一起去做礼拜时，魏特琳如此高兴地向自己的好友表达了心情。

8点刚过，她们做完礼拜回到学校时，魏特琳便发现她的“小卫士”胡利病倒了，不多时便断了气。“我的主，它多可怜呵！”魏特琳好伤心。这是她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失去的第三只心爱的小狗了。尤其是小胡利，它虽小，但懂事，每天蹲在门口，守护着魏特琳。遇上陌生人，它一定毫不客气地“汪”上几声，直到魏特琳提出“放行”或其他命令后才停止“战斗”。小胡利的死，让魏特琳发誓再不养狗了。

“它们跟了我没有好的命运。”她如此解释。难道冥冥中她在暗示什么？

魏特琳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她内心的所思所想。人们只能看到她的行动——每天为她所收留的那些妇女和孩子们的命运奔波、操劳。

下面这些事都是她日记中零星记载的——

5月19日：今天我们救济了一个带着5个孩子的寡妇，我们给了她5美元现金，她要把两个大女儿暂时留在这里，而将那3个较小的孩子带在身边，她用这微薄的5美元试着去做某种小买卖。她那个负担全家生计的20岁的儿子被抓走了，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昨天，一个带着3个孩子的女人也领到了5美元，她丈夫在日本人进城时被杀害了，她也要努力开始新生活……程夫人和我商量，决定到9月1日为止，我们要尽力挑选出100名最需要帮助的妇女和姑娘，并为她们建一所手工学校。

5月23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我们举行了“难民所第三期培训班”的结业典礼，有353名学生出席。33个班都演示了所学的内容。没有分数，不考试，不发毕业证书，但展示了丰富的内容和真正的兴趣。她们唱了许多歌，中文班翻译了经典著作的部分选段，有些人讲故事，还有很多人背诵圣经的章节。一个大约9岁的小女孩生动地讲述了一个故事。她一直生病，不能参加排练，但她还是来了。家禽班已经准备了一段对话，展示了她们所学到的一些重要知识。我完全可以想象，当这些女人们老的时候，她们将会向孙辈们讲述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难民的这些日子。

5月24日：我们在宁海路5号召开了由难民所负责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会议，重新尝试确定必须得到帮助才能重新开始生活的人的最低数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在有：无家可归且又失去父母的年轻女子32名，无家可归而又没有亲戚的年轻女子672名，无家可归且十分贫穷的年轻女子237名，无家可归的还住在危险地区的年轻妇女127名，无家可归的寡妇16名，还有跛子、盲人和无依无靠的7名。

5月25日：上午，我花了很长时间用于会见来访者。第一批是穷苦的妇女，其中1名妇女失去了3个儿子，另外2名妇女都失去了2个儿子。我确信，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无法像她们现在那样勇敢地面对生活。一名只有1美元做资本的妇女正试图做小生意。没有人能责备她们卖香烟甚至是卖鸦片，因为她们必须生活。我和米尔斯就如何处理这6个难民所关闭时约1000名穷困的难民，商议了很长时间。

5月28日：今天上午，我给3位非常穷困的女人每人发了6美元作为资本，她们有一个或几个儿子被抓走了，现在无依无靠。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她们之后，她们一直在和自己家里的其他成员计划如何谋生，其中一个人打算去卖扇子、肥皂和蜡烛；另一个人和她女儿要开一家小洗衣店。她们对这一帮助万分感激，并且郑重地保证要将这笔基金作为资本。我用于这一目的的这一小笔钱，是美国的一群人募捐并通过辛普森小姐转来的。

5月31日：今晚6时，程夫人在南山公寓的阳台上，用野餐款待一直在四百号楼吃饭的全体人员。8时，玛丽加入了这群正在举行游戏晚会的人们。为了年轻人，我们必须保持正常的生活，但对我来说，当我不断地想起那些战场和今天正在遭受轰炸的城市时，我很难欢笑和开心。

…………

笔者所能看到的《魏特琳日记》的最后一篇内容是她准备离开南京回美国前的1940年4月14日这一天。这一天的日记里，魏特琳开头就这样写道：“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但是谁来为实验班的事操心呢？有时我想，最好停办实验班，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办一个更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班，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上哪儿去找教师呢？”

魏特琳太累了。她终于病倒了——每天睡不着觉，一说话就呕吐……她倒下了，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1940年5月14日，在美国教会朋友的帮助下，魏特琳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离开中国南京时，程瑞芳和几百名曾经得到她救助的难民们自发地为她送行，为她在教堂里祈祷……

一遍又一遍地祈祷，一遍又一遍地为她祝福，就像为圣母玛利亚——

在中国人民和南京市民心目中，魏特琳就是这样一位美丽、仁慈和永爱我们的圣母。她的肉体虽然安放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的密歇根州雪柏镇的一片草地里，可她的精神和灵魂则永远地留在东方古国——中国。

“假如我能再生一次，仍愿为中国人民服务。”这是魏特琳离开中国时说的一句话。她家乡的人将这句话浓缩成“金陵永生”四个字，镌刻在魏特琳的墓碑上。

华小姐——魏特琳——“观音菩萨”——金陵永生。这四个不同称呼，是南京人给予一位圣母般伟大女性的，而这样的称呼和评价，只有魏特琳才配得上。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恶行，成就了这样一位圣母。

她的离去，也让南京市民在清算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时多了一份血泪账！

第七章 审判与证词 29.盟军司令的“演说”与审判长的“理由”

历史已经告诫人们：任何侵略者和侵略罪行都将受到良心和法律的清算，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更是如此，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日本作为侵略国所无法逃避的，即使一百年、一千年过后，这桩灭绝人性的罪行依旧不会轻易被抹杀，更不用说有人妄图掩饰和否定。

对日本这样有侵略本性的军国主义国家，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一定要时常拿出来晒晒的，因为制造这场悲剧的人和他们的后代一直并不甘愿承认其罪恶。就像二战的最后时刻，当同盟国的领袖们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宣布向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个轴心国发起全面反击并责令其投降之后，日本人无动于衷，继续疯狂地与和平世界作斗争，而随后由美、英、中首脑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发表的公告明确指出“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终归全部残毁”。如此严厉的警告，穷凶极恶的日本人竟然我行我素，拒不投降，并且不仅在中国等亚洲战场继续顽抗，屠杀平民，而且制定了“本土决战”和“一亿玉碎”计划，即准备付出一亿日本人的生命来换取最后的挣扎。

在这种情形下，1945年8月6日清早，美国出动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将整个广岛化为火海。然而即便如此，日本人依然拒不投降。

1945年8月8日下午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通知他：由于日本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因此苏联履行对联合国的义务，宣布自远东时间9日凌晨起，苏联将认为自己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莫斯科和远东的时差恰好有数小时，莫洛托夫通告日本大使时，其实在远东已经接近9日凌晨，莫洛托夫向日本大使宣布通知后不到半小时，即8月9日零点十分，苏联远东部队150万大军闪电般地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最后一击。日本人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的王牌军便已经土崩瓦解了。

同日，美国对日本本土的长崎岛再投一颗原子弹，同时又对日本首都东京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惩罚性大轰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不得不宣布投降，显然日本是在强压下宣布停战和投降的，并没有甘心举起双手并对自己的侵略罪行作起码的自省，这也为日后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对侵华历史与罪行不能正确对待留下了祸根。贼心未泯，罪名当然可轻之、略之。

我们今天在与日本方面发生历史和领土争论的时候，常常提到著名的《波茨坦公告》，是因为该公告的条款中有两条规定得十分明确而坚定：一是重申了《开罗宣言》中所指出的战后“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二是“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当今亚洲地区的乱象不少，尤其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问题，大都是因为美国和日本方面刻意忽略了上面这两条极其重要的内容，由此才引发了种种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和矛盾。祸根在何处，世人应当清楚。

我们先来说说二战结束之初的情形。

应该说，同盟国和当时新成立的联合国机构对清算发动法西斯战争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政府所犯罪行，是非常及时和积极的。1945年下半年，二战胜利国们除了忙于各自医治战争创伤外，便开始实施具体行动“收拾”战败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欧洲诸国负责“收拾”德国和意大利；美国和中国等重点“收拾”日本。

1946年1月19日，正在日本东京执行“全面改造日本”任务的盟军总司令和占领军最高指挥官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签署了一份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声明”：

鉴于反对轴心国非法侵略战争的美国及其同盟国曾屡次声明要对战犯加以审判；

鉴于对日作战的各盟国政府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作为日本投降的条件之一，必须对所有战犯包括虐待同盟国俘虏的战犯予以严厉的审判；

鉴于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签订的投降文书，作为签约国的日本已奉天皇及该国政府之命并代表天皇及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中所规定的此项投降条件；

鉴于统治日本国的天皇及政府根据投降文书必须接受盟军最高统帅的支配，盟军最高统帅有权采取适当的措施落实投降书条款；

鉴于本声明的签名者被盟国指派为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武装力量的投降；

鉴于美、英、俄政府于1945年12月26日在莫斯科达成落实日本投降条件的共识，中国也同意由盟军最高统帅发布一切落实投降条件的命令。

因此，作为盟军最高统帅，本人麦克阿瑟为落实投降条件中关于严惩战犯的要求，现在根据授权，特发布命令和规定如下：

第一条 为对犯有包括破坏和平罪在内的个人、团体以及兼具此双重身份而被起诉者加以审理起见，特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第二条 关于本法庭的组成、司法权限和功能，均依本日由本统帅批准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解释之。

第三条 本命令所规定之任何事项，均不得妨碍为审理战犯而在日本或曾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之联合国成员国所已设置或行将设置之任何国际、国内或占领地法庭或委员会以及其他法庭行使司法权。

以上由我亲自发布，1946年1月19日于东京。

<span class="right">美国陆军五星上将、盟军最高统帅 麦克阿瑟</span>

这位1919年就担任美国西点军校校长、领导战胜日本的太平洋西南战区总司令、代表联合国与日本代表签署日本投降协议的二战名将，在此次的声明中，充满了法律文本的严谨词汇，三条声明内容，明确而坚定。事实上，麦克阿瑟还可以称得上是个作家，他的《往事的回忆》曾被世界诸国著名军校列为指定的教材。他更是位激情澎湃的演说家，会法、德、意、西班牙和英语等5种语言。他所作演说——《责任—荣誉—国家》，曾经激励过多少代美国军人和年轻人——

责任—荣誉—国家。

这三个神圣的名词庄严地提醒你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可能成为怎样的人，一定要成为怎样的人。它们将使你精神振奋，在你似乎丧失勇气时鼓起勇气，似乎没有理由相信时重建信念，几乎绝望时产生希望。遗憾得很，我既没有雄辩的词令、诗意的想象，也没有华丽的隐喻向你们说明它们的意义。怀疑者一定要说它们只不过是几个名词，一句口号，一个浮夸的短语。每一个迂腐的学究，每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每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每一个伪君子，每一个惹是生非之徒，很遗憾，还有其他个性不甚正常的人，一定企图贬低它们，甚至对它们进行愚弄和嘲笑。但这些名词确能做到：塑造你的基本特性，使你将来成为国防卫士；使你坚强起来，认清自己的懦弱，并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胆怯。它们教导你在失败时要自尊，要不屈不挠；胜利时要谦和，不要以言语代替行动，不要贪图舒适；要面对重压和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要学会巍然屹立于风浪之中，但对遇难者要寄予同情；要先律己而后律人；要有纯洁的心灵和崇高的目标；要学会笑，但不要忘记怎么哭；要向往未来，但不可忽略过去；要为人持重，但不可过于严肃；要谦虚，铭记真正伟大的纯朴，真正智慧的虚心，真正强大的温顺。它们赋予你意志的韧性，想象的质量，感情的活力，从生命的深处焕发精神，以勇敢的姿态克服胆怯，甘于冒险而不贪图安逸。它们在你们心中创造奇妙的意想不到的希望，以及生命的灵感与欢乐。它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教导你们成为军人和君子。

你所率领的是哪一类士兵？他可靠吗？勇敢吗？他有能力赢得胜利吗？他的故事你全都熟悉，那是一个美国士兵的故事。我对他的估价是多年前在战场上形成的，至今没有改变。那时，我把他看作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现在，我仍然这样看他。他不仅是一个军事品德最优秀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最纯洁的人。他的名字与威望是每一个美国公民的骄傲。在青壮年时期，他献出了一切人类所赋予的爱情与忠贞。他不需要我及其他人的颂扬，因为他已用自己的鲜血在敌人的胸前谱写了自传。可是，当我想到他在灾难中的坚忍，在战火里的勇气，在胜利时的谦虚，我满怀的赞美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在历史上已成为一位成功爱国者的伟大典范；他在未来将成为子孙认识解放与自由的教导者；现在，他把美德与成就献给我们。在数十次战役中，在上百个战场上，在成千堆营火旁，我目睹他坚韧不拔的不朽精神，热爱祖国的自我克制以及不可战胜的坚定决心，这些已经把他的形象铭刻在他的人民心中。从世界的这一端到另一端，他已经深深地为那勇敢的美酒所陶醉。

当我听到合唱队唱的这些歌曲，我记忆的目光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步履蹒跚的小分队，从湿淋淋的黄昏到细雨蒙蒙的黎明，在透湿的背包的重负下疲惫不堪地行军，沉重的脚踝深深地踏在炮弹轰震过的泥泞路上，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他们嘴唇发青，浑身污泥，在风雨中战抖着，从家里被赶到敌人面前，许多人还被赶到上帝的审判席上。我不了解他们生得高贵，可我知道他们死得光荣。他们从不犹豫，毫无怨恨，满怀信心，嘴边叨念着继续战斗，直到看到胜利的希望才合上双眼。这一切都是为了它们——责任—荣誉—国家。当我们蹒跚在寻找光明与真理的道路上时，他们一直在流血、挥汗、洒泪。

20年以后，在世界的另一边，他们又面对着黑黝黝肮脏的散兵坑、阴森森恶臭的战壕、湿淋淋污浊的坑道，还有那酷热的火辣辣的阳光、疾风狂暴的倾盆大雨、荒无人烟的丛林小道。他们忍受着与亲人长期分离的痛苦煎熬、热带疾病的猖獗蔓延、兵燹地区的恐怖情景。他们坚定果敢的防御，他们迅速准确的攻击，他们不屈不挠的目的，他们全面彻底的胜利——永恒的胜利——永远伴随着他们最后在血泊中的战斗。在战斗中，那些苍白憔悴的人们的目光始终庄严地跟随着责任—荣誉—国家的口号。

这几个名词包含着最高的道德准则，并将经受任何为提高人类道德水准而传播的伦理或哲学的检验。它所提倡的是正确的事物，它所制止的是谬误的东西。高于众人之上的战士要履行宗教修炼的最伟大行为——牺牲。在战斗中，面对着危险与死亡，他显示出造物主按照自己意愿创造人类时所赋予的品质。只有神明能帮助他、支持他，这是任何肉体的勇敢与动物的本能都代替不了的。无论战争如何恐怖，招之即来的战士准备为国捐躯是人类最崇高的进化。

现在，你们面临着一个新世界——一个变革中的世界。人造卫星进入星际空间。卫星与导弹标志着人类漫长的历史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太空时代。自然科学告诉我们，在50亿年或更长的时期中，地球形成了；300万年或更长的时期中，人类形成了；人类历史还不曾有过一次更巨大、更令人惊讶的进化。我们不单要从现在这个世界，而且要从无法估算的距离，从神秘莫测的宇宙来论述事物。我们正在认识一个崭新的无边无际的世界。我们谈论着不可思议的话题：控制宇宙的能源；让风力与潮汐为我们所用；创造空前的合成物质以补充甚至代替古老的基本物质；净化海水以供我们饮用；开发海底以作为财富与食品的新基地；预防疾病以使寿命延长几百岁；调节空气以使冷热、晴雨分布均衡；登月宇宙飞船；战争中的主要目标不仅限于敌人的武装力量，也包括其平民；团结起来的人类与某些星系行星的恶势力的最根本矛盾；使生命成为有史以来最扣人心弦的那些梦境与幻想。

为了迎接所有这些巨大的变化与发展，你们的任务将变得更加坚定而不可侵犯，那就是赢得我们战争的胜利。你们的职业要求你们在这个生死关头勇于献身，此外别无所求。其余的一切公共目的、公共计划、公共需求，无论大小，都可以寻找其他办法去完成；而你们就是受训参加战斗的，你们的职业就是战斗——决心取胜。在战争中最明确的目标就是为了胜利，这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的。假如你失败了，国家就要遭到破坏，因此，你的职业唯一要遵循的就是责任—荣誉—国家。其他人将纠缠于分散人们思想的国内外问题的争论，可是你将安详、宁静地屹立在远处，作为国家的卫士，作为国际矛盾怒潮中的救生员，作为硝烟弥漫的竞技场上的格斗士。一个半世纪以来，你们曾经防御、守卫、保护着解放与自由、权利与正义的神圣传统。让平民百姓去辩论我们政府的功过：我们的国力是否因长期财政赤字而衰竭，联邦的家长式传统是否势力过大，权力集团是否过于骄横自大，政治是否过于腐败，犯罪是否过于猖獗，道德标准是否降得太低，捐税是否提得太高，极端分子是否过于偏激，我们个人的自由是否像应有的那样完全彻底。这些重大的国家问题与你们的职业毫不相干，也无须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你们的路标——责任—荣誉—国家，比夜里的灯塔要亮十倍。

你们是联系我国防御系统全部机构的纽带。当战争警钟敲响时，从你们的队伍中将涌现出手操国家命运的伟大军官。还从来没有人打败过我们。假如你也是这样，上百万身穿橄榄色、棕色、蓝色和灰色制服的灵魂将从他们的白色十字架下站起来，以雷霆般的声音喊出那神奇的口号——责任—荣誉—国家。

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是战争贩子。相反，高于众人之上的战士祈求和平，因为他忍受着战争最深刻的伤痛与疮疤。可是，我们的耳边经常响起那位大智大慧的哲学之父柏拉图的警世之言：“只有死者才能看到战争的终结。”

我的生命已近黄昏，暮色已经降临，我昔日的风采和荣誉已经消失。它们随着对昔日事业的憧憬，带着那余晖消失了。昔日的记忆奇妙而美好，浸透了眼泪和昨日微笑的安慰和抚爱。我尽力但徒然地倾听，渴望听到军号吹奏起床号和那微弱而迷人的旋律，以及远处战鼓急促敲击的动人节奏。

我在梦幻中依稀又听到了大炮在轰鸣，又听到了滑膛枪在鸣放，又听到了战场上那陌生、哀愁的呻吟。然而，晚年的回忆经常将我带回到西点军校。我的耳旁回响着，反复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

法律是严峻和冷酷的，而对曾经造成他国无数生命毁灭与痛苦的战争罪犯，这样的严峻与冷酷是必需的，这关乎所有无辜的受害者与主权国家的尊严。

在发动法西斯战争的刽子手们放下武器的那一刻，曾经饱受战争之苦的战胜国都没有忘记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抓捕战犯——那些领导和发动法西斯战争的头目们。

抓逮战时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的“一号逮捕令”于1945年9月11日，由麦克阿瑟将军签发。当天下午4点，盟军少校劳斯带着一群美国宪兵赶到东条英机住处。

“你们来敝处有何贵干？”二楼的窗户突然打开，一个已经失去光泽的秃头探出窗口，颇为生硬地责问美国宪兵们。

“你就是东条英机大将吧？”劳斯少校很客气地说，“我们奉麦克阿瑟将军之命，请你到盟军司令部报到。”

“对不起，没有我国政府的命令，我不与任何人见面！”东条英机说着，将脑袋往里一缩，又将窗户紧闭。就在劳斯等宪兵们有些不知所措时，突然楼上传来“砰”的一声枪响……

“坏了！”劳斯知道不妙，立即带兵冲进屋子，上了二楼，找到东条英机的房间。只见此时身穿短袖运动衫的东条英机，仰躺在书桌前的摇椅上，左胸前一团鲜血正往外涌……

“快快！救护车！”劳斯命令手下，并同几个宪兵一起将东条英机抬下楼去。

“我……没有错，大东亚……战是……是正义的……”东条英机没有死，只是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仍不停地念叨着这句话。一个月后，他的伤势明显好转，并被正式关押起来。

与此同时，美国宪兵和武装人员每天在东京及日本各地忙着抓捕被盟军确定的战犯，此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底。南京大屠杀要犯松井石根是9 月19日被捕的。此前一星期，他还大言不惭地对美国记者说：“至于敝人，二次大战期间虽曾奉命出任上海派遣军和华中方面军负责长官，指挥过淞沪会战与南京会战，但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这不能视为犯了‘战争罪行’，因此敝人问心无愧。”可惜的是松井石根对《波茨坦公告》理解得极为有限，难怪盟军到他家抓捕时，这位瘦小的老家伙浑身抖动不止，显然他始料不及。

审判日本战犯的罪行必须是无情和严肃的。而如此重大的“世纪审判”艰巨而艰难，尽管战犯的罪行有目共睹，但一切程序和法律条文的运用必须严格且严谨，不能有失误之处，这既是使战争罪犯获得最严厉的审判之需要，更是对人类正义的伸张。

关于如何审判世界大战的战争罪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审判日本战犯之前，已经有机会看到一个先例，即欧洲方面对德国法西斯的纽伦堡大审判。这个审判早于东京审判，在1945年11月20日便正式开庭了。

纽伦堡这个“忧郁的庄严”的法庭，历时近一年时间，最后判决了12名纳粹头目绞刑，数十人重刑。后来又陆续审判了800多名纳粹重要分子死刑，而追寻那些逃避纽伦堡审判的在二战期间犯有罪行的纳粹分子的特殊司法战斗则持续了几十年。

希特勒自杀了，他因此没有被审判，但纽伦堡的判决书对其作了最彻底和公正的道义审判。

由于日本投降比德国晚些时间，所以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相对也晚了一些。纽伦堡的开庭经验则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和帮助了东京大审判。东京大审判开庭次数818次、法庭记录4.8万页，出庭作证人数达419人，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其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为人类历史上真正的一次“世纪大审判”。

对于东京审判，从一开始，日本方面就放出很多话，似乎有人一直在置疑它的合理合法性。

1946年5月3日，东京国际法庭首次开庭，作为起诉方的总检察官、美国的基南先生一上来就对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合理性”，向包括在场的日本战犯在内的整个法庭作了陈述。这位著名的法学家，以洪亮而激情的声音告诉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全世界人——

庭长先生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先生们：

作为起诉方的总检察官，我向各位提供一个法律理论的概述，根据它，我们将进行此次起诉并提供事实，这些事实将证明每一位被告犯下了起诉书所指的罪行，这些是我根据法庭宪章应尽的责任……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表明此次审判是有史以来的最重要审判之一。它对在此参加审判的11个国家非常重要，而这11个国家建立了有序政府，包括了占地球1/2的人口；它对其他的国家和所有国家的未出生的数代人同样重要，因为这些诉讼可能对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诉讼一开始，检察方清楚表明其目的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总的目的是有序地落实法律程序；我们具体的目的是尽我们所能最终为预防侵略战争的灾祸做出贡献。

庭长先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审判，因为我们正在此进行一场文明社会坚定不移地防止整个世界被摧毁的战斗，此次审判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对世界的威胁不是来自自然的力量，而是来自个体及小团体故意策划，这伙人为了他们疯狂的主宰世界的野心似乎愿意让这个世界过早地毁灭。

这是一个强烈的论断，但有如此多的事实使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无法用更和缓的语言来描述它。

整个世界有一小撮人，包括被告，决定擅自处理（世界事务）并将他们的邪恶愿望强加于整个人类。他们向文明宣战。他们制定规则，决定问题。他们决心要摧毁民主及其基础——自由和人格尊严。他们决心要除掉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而建立他们所说的“新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与希特勒集团联手。他们以条约的形式，正式地联合，并对此感到自豪。正如起诉书所列举，他们一道策划、准备、发动了对民主国家的侵略战争。

他们愿意将人当作奴隶和人质来处理。这意味着对数以百万计人的谋杀、征服和奴役对他们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这包括了在全世界各地屠杀老人和儿童的计划和图谋，以及将整个社团灭绝对他们来说都是不重要的。它将引起世界的年轻的花朵过早凋谢，包括他们自己的，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在他们的头脑里条约、协定和保证只是单词和纸片，对他们的企图并不构成威慑的影响。他们的目的是将武力施加于这个世界。他们以武力和征服来思考，完全忽视正义的目的。在这一事业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可以死去；国家的资源可以被摧毁。在他们的疯狂的征服和控制东亚的计划中，以及随着计划的实现，最终控制整个世界的目标里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他们的阴谋的主旨。

我们现在面对这一问题：现实残酷地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文明的存在是否正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它被迫袖手旁观，并允许这些暴行而不加以阻止？

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不一样，这一点任何人都不需要被提醒。今天，更重要的是明天，以及从此往后，战争必将是全面战争。今天或是明天战争都不会有领土的限制。受害者会是年轻人和老人；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无论是大都市还是最偏远的小村庄，不会有任何家庭可以免遭它的破坏。未来战争将威胁到的不仅是文明的延续，而且是任何生物的生存，这点变得具有如此的真实性，以致反复强调显得多余和陈腐。人类一直渴望的和平问题现在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破坏能力，即使是在很原始的阶段已达到了这样的规模，但只有我们人类想象这种破坏能力的最发达阶段，我们才能应对现实。在这十字路口的我们，实际上现在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活着还是死去。”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无穷的耐心、宽容和最诚实地达成理解和协定的努力。我们只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法庭里我们能用所赋予我们的权利以公正和高效的方式为防止未来的战争做出什么贡献？

我们的目的是一种预防或是威慑。它与复仇和报复这种渺小、低劣的目标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们的确希望在这些诉讼中，那些对人类造成如此灾祸的个人，作为普通的重罪犯人被烙上罪犯的标记，并得到相应的惩罚。这可能对未来的以他们为原型的类似的侵略战争产生威慑效果，这一愿望并非不可能实现。

因此在这些审判中我们具体的目的是确认已经被广泛承认的原则：一个国家里身居官方职务或在其他位置的个人，策划侵略战争，特别是违反条约、保证和协定的战争是普通的罪犯。应该，并将受到数世纪以来所有国家对谋杀者、土匪、海盗和抢劫犯所进行的惩罚。

我们主张发动（战争造成）的谋杀与公正和法律永远是不相容的。我们在此主张，策划、发动战争因而摧毁数百万生命的犯罪与策划、发起谋杀一个个体生命的行为同样是犯罪。

我们进一步主张对一国法律和宪法宣誓效忠并不能对惩罚产生豁免权；也不能因将夺取数百万性命的战争描述为“事件”而产生豁免权；同样，声称是为促进本民族的愿望，因而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此种解释也不能产生豁免权。

我们认为，在本法庭引证并提交的事实和详情将表明，控制政府或影响其行为的这些被告违反了有效的法律和日本国的条约义务。

我们将毋庸置疑地进一步显示这些被告中的每一个人完全知道他们在策划、准备、发动的战争将导致人的生命的毁灭，不仅是在战场，而且在家庭、医院和孤儿院，在工厂和田地；受害者将是年轻人和老人，健康者和病人，男子、妇女和儿童……

这些被告发动了宣战和未经宣战的侵略战争，或发动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在纽伦堡正在进行着类似的诉讼！其他一些被告正坐在被告席上。除了向本法庭表明这些被告与纽伦堡的被告的目标一致，并与他们在征服世界的企图中结成了盟友外，我们并不关注他们。

那么，从字面意思上看，如果我们的观察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决定人类得以延续或是终结。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我们怀疑任何善于思考的人会认为这是夸大其词——无疑我们是在一个新的且至关重要的时代。对于那些要求有精确的已经确立的先例来指导行动的人，我们会指出这（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审判）完全不是什么全新的观念。从史前和原始社会开始，并经过中世纪直到当代，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惩罚侵略战争组织者的诉讼程序。

“成立一个国际法定的法庭，并允许这样的战争罪犯拥有为自己辩护和声称自己是无辜的特权，这是文化和宽容的现代文明理想的顶点，它已被固化、结晶。”基南说到这里，目光落在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战犯身上，他发现他们的头轻轻地抬了一下，目光在碰撞，似乎重重地缓了口气，但很快松缓的胸口又被压上了重重的石头，因为这些战犯们看到了在场中国法官目光里从没有改变过的严峻……

基南的语气变得稍有些舒缓和低沉：

“今天，我们心怀谦卑，但十分诚实地开始我们的任务，着手从事我们的工作。因为为了这样关键的目的，我们必须采取公正的行动。正如我们检察方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能做出诚实的努力，做出我们的贡献，如果战胜国不能做出所有正确的事情来阻止毁灭世界的力量，这本身将构成一个不可原谅的犯罪。我们唯一的恐惧是缺少做好我们工作的才智和能力，因为这个责任本身是非常苛刻的。”

“谢谢庭长先生。”基南结束了他的第一部分“审判的意义”的陈述。毫无疑问，他的这番陈述实在太出彩了！它让战胜国和战败国、受害方与加害方的控辩双方都无话可说。

<small>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small>

<small>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small>

<small>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small>

这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堂恩的诗段，美国作家海明威将其放置在他的《丧钟为谁而鸣》的扉页上。现在，这首诗则在松井石根等这些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的脑海里回荡着、震撼着，死神的哀鸣搅动着他们的每一根神经。强作镇静的松井石根，嘴角边轻轻地抽动了一下，虽然极其细微，却依然没有逃过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尤其是中国法官们的锐利目光。

“庭长先生，现在我陈述下面的内容……”基南总检察长用了两天时间在法庭上陈述了对日本战犯进行起诉的首个综述报告，除“审判的意义”外，还有“被告罪行要旨”、“审判的法理概述”、“被告所违反的法律条款”等五个方面，可谓字字点穴，句句见血。针对当时少数人认为的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责任、个别区域的战场犯罪与战犯个人责任之间的不同观点，从法理和事实根据上作了有力的驳斥。他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可剥夺的自卫的权利。但是侵略战争在该理由之外。战争是一个罪恶的东西。将1937年的战争描述成降临人类的最大的灾难之一并非夸张。因此发动一场战争不仅是犯罪，而且是战争犯罪之首恶。就其全球性的规模而言，它不同于违反某一战争法规的具体的战争犯罪。它是所有罪恶之总积累。如果有可能想象出一个以最人道方式和骑士精神进行的战争，发动这一战争，如果它是非正义的战争，仍然是一种犯罪。它是破坏和平罪。”基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南京大屠杀”的性质：日本军队“系统、无情地屠杀、强奸、拷打成千上万名战俘、平民、妇女和儿童以及肆意、大规模地摧毁家庭和财产完全超出了任何可能的军事需要，是日军占领南京的特征。通常被称为‘南京的浩劫’的这一行动在现代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基南进而指出：“南京只是众多城市中的一座。作为它们侵略计划的一部分，日本通过犯下在特点和规模上几乎难以置信的、严重的暴行，在占领中国城市时寻求摧毁（中国）人民抵抗意志。”显然，“南京的浩劫”，是名副其实的反人类罪。

审判战犯的法理定性和依据，从心理上给了当时的日本和日本战犯们重重的一击。接下去的是漫长而艰难的法庭审理，历时两年有余，可谓“旷世之战”。而这场法庭上的“旷世之战”，又一次让南京人民心口上的伤疤流血……

第七章 审判与证词 30.将谁押上审判台？

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的军队犯下那么多罪行，谁该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这本是无可置疑的事，然而在堂堂国际军事法庭审议的台前幕后却出现了一系列怪现象，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美英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留下的一些问题。我们慢慢来细述——

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事实与受害者皆在——尽管日本人也曾千方百计在占领南京后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粉饰和销毁所犯重罪的证据，几十万被害者的尸骨也被埋在深深的泥土里开始腐烂，但中国人民随手可拾身边的和记忆里的累累血债……人们在等待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一水之隔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给了中国人机会。

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是必然的。对日本人的犯罪清算也是必然的事。

不过，对日本国的战争犯罪的清算，时间是从他们策划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开始至1945年9月2日宣布正式投降那一天，此间日本军队在中国所犯罪行可谓罄竹难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南京大屠杀”事件作为对日本战犯的重点清算罪行之一，并且确定了以基南为总检察长的起诉团队，这中间也包括几名中国的法官。但由于当时中国政府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采用的英美法系不甚了解——这个法系重视证据和证人的作用，尤其是关键证人的证词往往能影响到最终的法庭审判结果。而我们中国一向采用的是大陆法系，这个法系的特点是偏重法官作用而忽视证据的收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其罪行世界有目共睹，因此认为东京审判仅仅是走走形式而已，判日本战犯死刑是十拿九稳的事。于是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我方派人去参加时，也仅仅派了一个人数极少的法官团队。连中国派遣法官倪征燠也说：“国民政府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有料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

但中国人估计错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非如此审判，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英美法系做法。整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主导权在美国人手里，同时还有一批英国法学家配合。

判处罪犯，证据和起诉书无疑特别关键。担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此项任务的是美国的基南先生，他既是检察局的总检察长，同时又是美国派遣来东京的重要法庭成员。在麦克阿瑟签发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前的一个多月——1945年12月6日，基南就抵达东京了。

57岁的基南，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1933年便担任联邦司法部部长特别助理，两年后被任命为司法部刑事局局长。此人办案果断且无情，故有“魔鬼检察官”的诨号。

日本侵略军是魔鬼，魔鬼的罪行由“魔鬼检察官”来审判，非常合适。但基南到达东京后，麦克阿瑟就对他明确指出：“关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我提出三点意见请你考虑：一是要尽快审判；二是将起诉日本战犯的理由简单化，可集中到屠杀这一点上来；三是珍珠港事件应为重点……”

基南听盟军总司令如此一说，心里有些嘀咕，但也只能点头示意赞同：“同是美国人，我会把将军的话牢记的……”

什么意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为他们美国人开设的？那么我们中国作为胜利国之一，作为抗日主战场，我们死伤了3500万人就可以撇到一边吗？或许是，或许不是。反正后来出现了许多怪事：

首先对亚洲的公敌——日本的起诉书，起草者竟是英国人。法庭检察局和主审官基本是美英人士。

中国检察团是1946年2月抵达日本的，领队的是著名法学家梅汝璈博士、向哲浚检察官。

2月底，11国参审代表聚集在一起，对起诉书内容作出定调与安排。担任起诉书起草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英国检察官卡尔居高临下地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鉴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影响大，工作量浩瀚，因此应从简从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把被告人数限定在15人以内，至多不得超过20人。

20人？这怎么可以呢？我们中国政府提供的日本甲级战犯名单就有33人之多，如果按卡尔先生的意见，那些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犯就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逃避惩罚了？

“对呀，我们如何向国人与政府交待？”

“不行！20人绝对不行！”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等表示强烈不满。

33人？你们中国人的胃口也太大了！知道纽伦堡法庭起诉德国纳粹战犯是多少人吗？是22人！这回是坐在基南和卡尔身边的国际检察局的卡本德很武断地插话了，瞧他那副高傲的样子，似乎根本就没把中国的检察官放在眼里。

向哲浚没买他的账，反驳道：阁下是否清楚一个基本事实：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和亚洲所犯罪行比纳粹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道我们的审判一定要按某一个法庭的先例来确定自己所要起诉的人数而不是按照战犯们所犯的罪行审判吗？

卡本德沉默了。只见卡尔双手一摊，朝身边的基南耸耸肩，意思是：还请阁下定夺吧！

会议出现了暂时的冷场。

现在又轮到美国人上场了：太平洋战争是因珍珠港事件而爆发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毫无疑问应当把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战犯作为严厉惩罚的对象，而其他的日本战犯都可以从轻发落。

如此奇谈怪论！中国检察官一听，更加愤怒：日本侵略者在亚洲犯下的罪行，在时间上远远超过德国纳粹对欧洲疯狂犯罪的时间，而犯罪的严重程度更是远远超过偷袭珍珠港，因此所有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犯下罪行的日本战犯，都应严惩！

“你们的严重，难道他们偷袭珍珠港就不严重了？”美国人从椅子上站立了起来。

“那也不能以偷袭珍珠港事件作为起诉主体嘛！”中国检察官绝不让步。

“好了！好了！先生们说的都有理，然而整个案子过于庞大复杂，且时间不能拖得太长，起诉的人数应适当限制，至于第一案没有来得及起诉与审理的战犯，第二批或第三批起诉也可以。另外，相关国家也可以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授权设独立的战犯审判法庭。这样就可以解决诸位和各国提出的要求，你们认为此建议如何？”老道的基南最后提出平衡性建议。

“OK，我们同意这个方案。”

“那——我们也不反对。”中国检察官虽觉无奈，但还是对这一折中方案举了手。

那么，谁该成为押上历史审判台的罪犯呢？一场新的激烈争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审前开始了——1946年3月11日，东京明治生命大厦议事厅再次召开由国际检察局执行委员会主持的全体检察官会议，11国检察官围成一圈，讨论决定对日战犯第一批起诉的被告名单。

东条英机——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被全票推举为受审的首位战犯。能获得此份“荣誉”，是因为美国检察官列举了一批铁证如山的证据和证人。

其他亚洲国家的检察官跃跃欲试，都在期待自己国家的意志获得所有检察官的支持。

中国怎么啦？中国检察官向哲浚这一天就坐在总检察官基南右边的第三个位子上，很醒目之处，但会场上他却有些焦虑不安，时常走神。

“现在讨论松井石根，请中国的向检察官宣读你们的起诉内容吧。”基南点名向哲浚。

“谢谢总检察官。”向哲浚似乎有些慌乱地拿起起诉书，开始宣读。

读毕。基南扫了全体检察官一眼，然后喊了一声：“请中国的证人提供证言。”

此刻，早已等在休息厅的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以军人的严整姿态，大步进入会场，出现在众国际检察官面前。秦的一个标准军礼，又加之早有所闻的“南京浩劫”事件，立即让会场格外兴奋起来。

秦德纯胸有成竹地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提前拟好的证词，像小学生朗诵似的读了起来，那内容中频频出现诸如“日军到处烧杀抢奸”、“罪恶滔天”等词汇，洋洋洒洒，十几分钟过去……

“不不不，亲爱的中国检察官先生，这是法庭，不是你们的课堂！请你们出示日军杀人放火的实证！明白吗？我们要实证，而不是空洞的文字！”突然，一位美国检察官打断秦德纯的话。

会场顿时“叽叽喳喳”地窃窃私语起来，众检察官纷纷附和美国检察官。向哲浚等中国检察官的脸全都涨红了——我们政府怎么会派这等笨人出庭？中国怎么会让这样的人当军政部次长？

唉！向哲浚的手有些抖动，事先他曾与秦次长交流过，哪知这位次长一副高傲姿态，说“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凭我一说即可将那些大战犯送上断头台！”“也怪我太相信他了……”向哲浚暗暗自责，可为时已晚矣。

“秦德纯先生，你带实证或者具体的案子了吗？”主持会议的基南说话了。

“这个、这个……”秦德纯不知如何回答，竟然一下连说了好几个“这个”。好家伙，这下引来其他国家的检察官的一片嘲笑。

“证人无实证，来东京是观赏我们美军的炸弹威力？”美国检察官得意忘形道。

“你们中国人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没有证人和证据，我们的法庭不成了你们的戏台了吗？”

“……”还有更难听的话，尽在众检察官嘴里频频说出。会场气氛又一次破坏。

“诸位安静！安静！”基南有些不满了，双手示意大家。然后他将脸侧向右边的向哲浚：“向检察官先生，真是遗憾，贵国没能提出足够的实证，我们无法将南京大屠杀罪犯松井石根列入第一案审理。请你尽快向贵国政府转达现在的法庭准备情况，我充分理解你们深受日本侵略之苦，作为胜利国的代表，相信你们知道如何行事。”

向哲浚频频点头，就是不敢把头抬起来。他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太丢脸了。这何止是丢脸！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杀了那么多人，却没能拿出实证将罪犯押上审判台，这不是奇耻大辱吗？“作为一国之代表，我们这些人不要被四万万国民骂死吗？”

向哲浚不知自己是如何从这一天的会场里走出来的。

晚上，中国代表聚集帝国饭店的梅汝璈房间，你一言、我一语，个个既生气又愤怒。“国弱受人欺啊！”梅大法官数度长叹。

“现在有啥办法弥补？得赶紧想办法呀！”

“啥办法？赶紧回国找实证呗！”

“对啊，这边我们向国际检察局申请重议，另外必须马上派人回国去取证！”

“向检察官，你说呢？”梅汝璈征求向哲浚意见。

“我也是这个意见——得有人马上回去取实证！”向哲浚说。

“我回去吧！”33岁的裘劭恒主动请缨。

“好！劭恒啊，你的担子重如泰山，我们在东京等着你回来！”梅汝璈和向哲浚拉着裘劭恒的手，千叮咛、万嘱咐。

“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裘劭恒说。

说干就干！身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官们开始兵分两路：一路是裘劭恒回国取实证，一路是以向哲浚为首在东京找证据——盟军攻克日本首都东京后截获诸多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机密文件！向哲浚他们收获颇丰。

再说裘劭恒回国后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后，受到重视。听说要为“南京大屠杀”举证，首都南京人民立即自觉自愿地站了出来。所以裘劭恒这次是带着许多实证回到东京的。

另一方面，国际检察局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也感觉不能轻视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否则有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声誉，所以决定由基南亲自到中国走一趟，尽管这位总检察官忙得不可开交，但为了把日本战犯送上法庭，他必须亲自出马。

基南到中国的时间是1946年3月16日，仅距开庭一个半月时间。基南带着霍克斯、赫斯特、洛克、李佛等几名国际检察局成员，匆忙而行，他们乘坐盟军飞机先到了上海，一路又转至南京。在中国检察官向哲浚陪同下，他们先后见了十几位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同时获取了一些实物，便回到东京。虽然短暂而仓促，但基南一行所获证据仍被国际检察局认定为“做得最有成绩的”。

4月1日，国际检察局召开最后一次关于确定起诉战犯名单的会议。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被列入第一批起诉的战犯之列。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等总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现在距计划中的5月初开庭还有一个来月。基南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有一场持久的大审判，时间会很长，因此在向法庭列名的战犯提出起诉后，各国仍可根据情况继续收集实证，以便在法庭上更有效地审判战犯。据此，国际检察局也再次向中国派出了他们的检察官劳莱。

美籍检察官劳莱到中国走一趟后，带回不少新证。然而基南看后，仍觉不满，便再度派出自己得力助手萨顿。就这样，萨顿于5月31日下午，带着助手卢克·李上尉、乔·亚历山大少尉和随员道格拉斯一行4人抵达上海，重点调查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在中国推行鸦片等罪行。

6月3日，萨顿到达南京。

“有一个人你们能够找到他，对法庭审判必定特别重要。他叫菲奇，日军占领南京时，他一直在这座城市。现在菲奇先生还在中国工作呢！”在联合国救灾总署驻中国总部，有美国朋友给萨顿提供了一个令他兴奋的线索。

“请中国政府帮忙，马上约见菲奇先生，最好让他跟我们到东京去。”第二天，萨顿立即约见中国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希望他帮助将菲奇从河南开封调回南京。

“虽然这事有些难，但我们会积极配合。”翁文灏抿抿嘴，用英文回答萨顿。菲奇此时是联合国救灾署驻中国河南地区办事处主任，他的岗位显然如果不是特别的需要，是不可能离开的。

萨顿听了翁文灏的话，便立即通过美军驻中国司令部调一架飞机，专程将菲奇从开封找到并带回南京。

“去东京法庭作证？没问题！日本人在南京干的事太可恶了！我义不容辞！”菲奇与萨顿见面后，当即表态。

“本人早听说教授先生在当年南京大浩劫时与一批美国教授和医生及传教士们，为中国人做了大量救助工作，现在你能再出庭控诉战犯们的罪行，我代表美利坚和远东法庭感谢教授先生！”萨顿给了菲奇一个热烈的拥抱。

“你还应该找到一个人，他很重要。我们当时建立南京安全区时，他是我们的秘书，负责所有日军犯罪事实的调查与材料整理……”菲奇说。

“他是谁？”

“斯迈思教授。”

萨顿大喜：“听说过此人的大名！这位教授现在在哪？”

“就在南京。”

“太好了！马上去找他。”萨顿如获至宝。

萨顿与斯迈思见面后，满怀信心请他与菲奇一起到东京时，斯迈思则泼了他一盆冷水：“我与菲奇先生同是金陵大学的教授，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俩同时离开岗位是不可能的事。”

“你？！”对日战犯审判牵动全世界的每一根神经，却在中国受到冷遇，这是萨顿所想不到的，他的脸一下涨红了，可在教授面前他强压心头怒火，平静几分后，说：“日本发动战争，不仅对中国和亚洲，而且对我们美国也造成巨大伤害，珍珠港事件就是一例。教授先生应当清楚，基于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去法庭当证人，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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