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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创世纪》


第一章 会当凌绝顶 超越吉尼斯

有人计算过，如果把历年开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卡车排成队，刚好绕地球一圈。

<small class="ter"> ——</small>

据吉尼斯记载，这个市场的面积是：10．6万平方米。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世界各地”节目中看到过它，那是一幢五层楼高的18世纪砖瓦楼房。远远望去，大西洋的落日荡漾在绛红色的瓦片上，似乎正散发出浓浓的鱼腥气来。

就交易额而言，1996年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年成交额达到了创记录的185亿元，折合美元为20多亿元，相当于鹿特丹市场的一倍。而成交额在80亿元以上(折合为10亿美元)的专业市场，浙江也在10家以上。

也许人们对“50万平方米到底有多大”，还缺乏一个形象化的认识。作一个相对接近的比较，那就是：这一面积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三倍，相当于一个半亚运村。

在最新的吉尼斯记录上，全世界最大的集贸市场是荷兰鹿特丹的鱼类市场。

<small class="ter">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small>

那些吃惯了荷兰鱼的西方人，说到世界第一的市场，便很自然地到荷兰去寻找了。

在浙江省，绍兴和义乌市场并不是仅有的两个吉尼斯记录挑战者。

浩浩荡荡，昼夜不息，那是一道多么奇妙的车流。

但事实上，这项记录早在几年前就被中国浙江的农民们轻易地打破了。

到1995年，该省市场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集贸市场就达30家之多，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向现有的吉尼斯记录叫板。而到1997年，这一行列中又至少增加了8家市场。

在货运吨量方面，鹿特丹市场更是被抛下了一大截。义乌市场目前开往全国各地的联运线路达90余条，每天平均开出大卡车将近1000辆。

第一章 会当凌绝顶 数不清的全国记录

1994年，有两则新闻把浙江省推到了中国经济大舞台的聚光灯下。

第一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一项调查结果。该所根据改革开放14年来的中国统计年鉴。选择了20个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用综合指数法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结果显示。浙江省的综合指数增长超过了上海和江苏，居于全国各省市之首。

据这项统计表明，在中国近14年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是浙江省，每年增长在11％以上，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也是浙江省，平均指数达10．6％。

第二则是德国《经济周刊》委托波恩一家研究所作的调查报告。这家研究所调查了已在中国各地投资的50家德国企业，评出中国投资条件最好的十大地区，浙江省“意外”地荣登榜首。

调查报告认为，浙江省的工业化程度为中等以上，劳动力知识水平列全国前茅，而工资却为沿海最低，省内交通较好，特别是市场繁荣，消费能力较强。

这两项调查，很是让浙江人扬眉吐气，因为在此之前，在中国经济地图上，浙江省一直是一个富有而名声不大的省份。

凡是稍稍了解一点浙江省情的人，都觉得它蛮不容易的。

浙江省的陆地面积只有十万多平方公里，仅比台湾和海南两大岛省大一点，在诸省之中列倒数第三。

人均耕地不到0．6亩，比全国平均数少了一半，可谓寸土中金。

全省人口则多达4500万人，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浙江省的自然资源储藏又相当贫乏，重要的地下资源几乎无一可数。而自1949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浙江一直被当成“海防前沿”，1978年之前国家对该省的总投资只有区区十亿元，又是个“全国之最”。

就是这么一个浙江省，又是凭什么秘密武器，在短短十余年间便悄无声息地超越了群雄？

在上述两项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国内主要的新闻媒介以及一些兄弟省市纷纷派员。专程到浙江进行了考察。

他们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

《光明日报》记者叶辉的观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浙江的成绩，来自于4500万浙江人，特别是广大浙江农民的生产力的解放，使他们创造了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奇迹，并培育出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专业市场群。”

有关数据为叶辉的评述提供了生动的注脚：浙江省乡镇企业的经济总量占到了全省经济总量的80％左右。浙江农民的人均收入已经连续11年蝉联全国第一。在全国百强县中，浙江省占据了22个，在百强乡镇中，浙江省则占到了24个。

很显然，乡镇工业和县镇经济的繁荣，是浙江成为经济大省的真正谜底。

而在这个斑斓多彩的“浙江现象”中，最具特色和创造力的，却是浙江专业市场的发达。

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曾专门撰文谈到：专业市场已成为浙江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浙江经济之所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浙江市场尤其是专业市场的发展比较快，市场的作用范围增大了，人们的市场观念增强了。

浙江专业市场的全国记录有多少，恐怕连浙江人自己也数不清了。

也许，没有一个省市可以在某一重要经济领域拥有这么多的全国记录。

以下是一份“挂一漏万”的记录表：

浙江专业市场的家数最多，大约在5000家左右；浙江专业市场的成交额最大，1996年统计为2545亿元；年成交额上亿元的市场，浙江最多，1997年初统计为271家；年成交额在10亿元以上的市场，浙江达52家；全国百强市场中，浙江省占到了24家，为全国最多；位居全国专业市场交易量前三名的，都在浙江，它们分别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和路桥中国日用品商城。

全国交易量最大的专业市场，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它同时还拥有别的几项记录：

它的面积最大，50万平方米；它的客流量最大，平均每天20万人次以上；它是第一家开办省外分市场的专业市场；它目前拥有13家省外配套市场，其中，乌鲁木齐分市场又是西北最大的专业市场。

中国专业市场的“亚军”，是绍兴的中国轻纺城。它是亚洲最大的轻纺产品集散地，它同时也拥有别的几项记录：

它是最早被国家工商局冠以“中国”两字的专业市场。

它是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中唯一的专业市场；它是全国第一家、目前也是唯一的一家股票上市的专业市场。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全国第一家与期货市场相对接的专业市场是浙江湖州的南浔建材市场；第一部地方性的专业市场管理条例诞生在浙江；第一座因市场而兴旺起来的“农民城”是温州的龙港；第一个以公开拍卖形式出租市场摊位的是浙江，而最贵的摊位也在浙江——每平方米3．7万元，贵过上海南京路上的摊位；有统计表明，浙江省工业品批发市场的成交额占全国市场总成交额的四分之一。

就各经营专项而言，浙江拥有的全国记录更是五花八门：

全国最大的皮衣市场在浙江——海宁皮革城；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在浙江——桐乡濮院羊毛衫市场；全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纽扣市场在浙江——永嘉桥头纽扣市场；全国最大的日用家电市场在浙江——浙江家电市场；全国最大的小五金市场在浙江——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全国最大的通讯器材市场在浙江——浙江通讯器材市场；全国最大的鞋类市场在浙江——温州鞋革城；全国最大的鸭鹅交易市场在浙江——缙云鸭鹅市场；全国最大的香菇市场在浙江——庆元香菇城；全国最大的丝绸市场在浙江——杭州丝绸城；全国最大的绣品市场在浙江——湖州织里绣品市场；全国最大的珍珠市场在浙江——诸暨珍珠市场；全国最大的水产市场在浙江——温岭松门水产批发市；全国最大的陶瓷品市场在浙江——杭州陶瓷品市场；全国最大的牛皮市场在浙江——海牛皮市场；全国最大的衡器市场在浙江——永康金江龙市场；全国最大的眼镜市场在浙江——安马屿眼镜市场；全国最大的教具市场在浙江——永嘉桥下市场；全国最大的人参鹿茸市场在浙江——苍南灵溪药材市；全国最大的胶合板市场在浙江——浙江南浔建 材市场；全国最大的毛毯市场在浙江——龙港再生腈纶毛毯市；全国最大的灯饰市场在浙江——温州东方灯具市场；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市场在浙江——柳市电器市场；

……

第一章 会当凌绝顶 “办市场，看浙江”

“办市场，看浙江。”

没有什么比这六个字更能让浙江人感到自豪了。

在当今这场以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中国经济改革大潮中，浙江人以其独特的方式拔了头筹。

这些年来，无数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赶赴这里，巡行在那些不知名的山村里，流连在土头土脑的江南农民中间，他们真的被迷住了。

杜润生，这位元老级的经济学家、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是最早注意到浙江专业市场萌芽的有心人之一。1985年春天，他只身到浙南各地考察，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表现出特有的兴趣。

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市场是个大概念，我们过去把市场理解得窄了，还是沿袭那个‘日中为市’的旧概念。为什么浙江的专业市场特别发达，值得研究，偶然性和必然性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嘛。”

当年5月，《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讨论温州十大专业市场的运营特征，并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温州模式”。

而在当时的国内，“市场”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名词，在一些保守的地区，这还是一个带有“资本主义气味”的禁用词。而在浙江，它已成了农民们摆脱贫困的“金字真言”。

1986年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先生听说温州有一套与苏南不同的模式，便兴冲冲地到温州考察八天。这位身兼国家领导人及著名社会学家双重身份的老人马不停蹄地走了二十多个村镇。他先是一声不吭，光听不说，渐渐地他觉得有话要讲了，再然后，他觉得非讲不町了。

他说：浙江的市场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商带工，二是小商品大市场。

他说：浙江的专业市场和百万购销员，造出了一个“民间流通网”，这个事情，意义重大。

他说：苏南模式是“牛郎织女”，温州模式是“八仙过海”。

我这趟温州是来对了，农民给我上了一堂课。

也就是从此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浙江，往往要选一个市场去走走。

199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考察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和永嘉桥头纽扣市场；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考察温州来福门鞋革市场；1991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考察温州东方灯具市场、乐清柳市电器市场；1992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鹏考察乐清柳市电器市场；1993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考察瓯海不锈钢市场；199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考察义乌小商品市场和乐清柳市电器市场……这些最高决策层人士的行踪往往也为浙江的专业市场做了一次又一次的生动广告。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浙江人办市场的名气越传越大。

从现有的资料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Mathire博士，可能是第一位关注到中国专业市场现象的西方学者。

1987年5月，这位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的“马紫梅”博士，站在了拥有5400个摊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前。她后来形容当时自己的惊讶，“不亚于看到了一处从未发现过的异域文明”。

她原本是打算到天台国清寺去的，中途安排在义乌吃午餐，饭后有人给博士安排了…个节目，陪同的中国翻译便热心地把她带到了市场。

在她的眼前，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操着各省口音的农民，像中了魔似地赶到这个小县城，然后又大包小包地往百里千里外的家乡赶。

hy？

据当年陪同马紫梅博士的义乌县委干部回忆说，马紫梅博士一口气问了六个“why”：

这些农民是怎么找到这里米的？

这么遥远的运输，还会有利润吗？

为什么这里的商品会那么便宜？

上面的三个“为什么”，义乌干部还能使出浑身解数来一一应答，因为每一位到义乌市场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摆出这三个问题，而洋博士后面的连珠炮式的提问，却把大家难住了：

为什么美国在工业文明初期，没有出现过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超大型专业市场？

为什么在欧洲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

为什么一场前所未有的专业市场热潮，会偏偏出现在20世纪末的中国，而在中国，晟大、最著名的专业市场群又会出现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省？

此刻，这位来自美国的洋博士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的海滩，一些不知名的、美丽的贝壳深深地吸引了她。

据当时的《经济生活报》报道，“最后，马紫梅学者高兴地说，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中国农村经济繁荣的一个典型”。

女博士临走时还买了一打尼龙袜子带回美国，折合美元为0．6美元。

“不可思议地便宜。”

由于资料的短缺，我们无法获悉马紫梅博士离开中国后，是否去寻找过她遗落在义乌的六个“why”。

但是，这些“为什么”，无疑已经使浙江农民成了一则传奇的耀眼主角。

第一章 会当凌绝顶 “农民”的意义

1981年，英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保罗·哈里森出版了一本使他跻身世界名人录的力作：《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以下简称《第三世界》)。

这是他历时四年，遍访亚、非、拉美三大洲23个发展中国家之后的呕心之作，它也被认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的最认真的一次考察。

在这本书中，哈里森首次发现了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五种根本性失调现象：农业没有得到适当发展，就发展起了工业；小规模工业没有首先得到发展，大规模工业就发展起来了；城市化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相对工农业水平而言，服务行业发展过快；人增长超过了就业面的扩大。

在该书的第三部分，哈里森描述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路。

“在整个第三世界，人们为了寻求工作而进行的迁移的速度正在加快，农民洪水般地拥向城市……因为，那里有他们所向往的就业机会、受教育机会和良好的居住环境。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已经成了一个被偏袒坏了的孩子，公用事业的投资大都集中于城市……”

为此，公正的哈里森非常忿忿不平：为什么政府如此明显地偏袒城市，如此惊人地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公民实行歧视？但是，哈里森也不得不承认：

“只有城市里才有工业所需的道路、交通、动力和消费市场。”

那么，这些被现代文明忽视了的农民们。除了“洪水般地拥向城市”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通往现代生活的“罗马之路”？

在翻译成中文达30万字的《第三世界》中，哈里森始终对此感到茫然。

哈里森显然不是唯一感到茫然的西方学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门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模式的发展经济学，逐渐成了经济学领域中的新兴学科。在这门学科中，农民问题简直成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百慕大三角区”。

在这些西方学者发现的无数发展模型中，农民扮演的始终是一个落后、远离城市文明的人文角色，是一个等待拯救的可怜的“戈多”。

我们似乎很难将这样的理沦归咎于偏见。

但是现在，我们亲眼目睹了这种理论之外的另一条通向现代化之路。

在中国农村，特别是沿海的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农民们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培育了自己的市场，然后，又开始建造自己的城市。

与原有的城市体系相联系，他们构筑起了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现代生存环境。

第一章 会当凌绝顶 “双子星座”

在这一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社会变迁进程中，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是一对互相辉映的“双子星座”。用浙江农民的话来说，就是“一辆车子，两个轮子”。这车子就是发展现代商品经济，这轮子就是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这是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中农民的两个伟大创造，两个历史性的成果。

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来描述草创时期的乡镇企业，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从70年代末开始，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特别是在地少人多的东南沿海地带，成千上万的农民赤脚站在田埂边缘，从那里出发，他们开始织造起自己的工业梦。

于是，无数的农机厂、打铁铺、服装作坊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到1982年前后，东部农村的小商品生产已呈如火如荼之势。

乡镇企业的产品先是以一种在中国乡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一人力成本一肩背手提地倾销到贫困的农村和同样不发达的中小城市里，低成本、低价格、质量粗劣，是这时的产品特征。

之后不久，便出现了最早的专业市场。它同乡镇企业一样，都是传统计划体制外的“野孩子”，它也同样游离于正统的国有_工商业体系之外。

这对患难与共的“双子星座”之所以能成为80年代之后中国改革星空中最辉煌的一道风景，是同当时的国情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是社会需求，特别是农村消费能力的极度膨胀，另一方面是城市辐射功能的衰弱；一方面是地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准的巨大落差，另一方面是长途运输网络的相对健全；一方面是信息的相对闭塞，另一方面是某些先行者获得的优先利润……正是这林林总总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使那些率先觉醒的农民们获得了一块纵横驰骋的大天地。

到80年代中后期，现代工业技术的成熟化，为部分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乡镇企业提供了又一次巨大的机遇。它们得以迅速地改良自己的装备，提高产品的档次，在广阔的中国市场上，它们的市场份额呈几何级数地上升。

在沿海各省份，乡镇企业的经济当量进一步膨胀。它们在全省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都达到了50％以上，在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更是“五分天下有其四”，这可以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未有之局势”。

与之相伴，专业市场中的商品档次和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升级，出现了超大型的工业品批发市场。它们的年交易量往往占到全国同类产品交易量的10％以上，这一比例甚至可以影响全国市场的价格波动。

在浙江省，数以千亿元计的乡镇企业产品，是通过专业市场渠道销售的，而全省至少有3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在市场的各个环节寻找自己的机会。

以一个专业市场转移500个农业人口计算，浙江省的5000家市场便至少转移了250万人。如果要靠办工厂来消化这些劳力，则起码要建25个诸如宝钢这样的大型钢铁厂。如果要建城市来容纳这些人，便至少要新建两个杭州市。

显然，这是一串让“城市”和“城里的人们”感到难以置信的数据。

渐渐地，专业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身影。城里人奔往农村的专业市场购物，进而，农民商人进城办市场，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

而随着国际问流通的扩大，专业市场的供给半径甚至超越了国界，延伸到了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

再然后，这些市场所在地便萌生出了初级城市化的趋势。

这便是发生在中国部分沿海省份，贯穿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翻天覆地的乡土变革浪潮。

在这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中，中国农民再次让“农民”这个被轻视了许久的名词，焕发出逼人的光彩。

现在，它被称为是“本世纪国际经济中最富中国特色的乡土经济发展模型”。

而在全国各省中，浙江省又以最发达的专业市场网络和庞大的乡镇工业体系，成为这一发展模型中的样板。

1980年前后，为厂写作《第三世界》，哈里森跑了23个国家。他甚至去了名不见经传的布基纳法索和已经不是第三世界的新加坡。

可是，他在飞行汁划中偏偏遗漏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当时，一场激动人心的乡土变革正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方兴未艾。

保罗·哈里森，实在应该为自己感到遗憾。

他漏掉的也许是最精彩的一章。

他真应当来中国，同中国的农民们握一下手，唠一段家常——如果他到的是浙江农村的话，也许更会感到不虚此行了。

第二章 大梦谁先觉 焦炭 纽扣 新校徽

第二天，酒醒了，这位叶老兄丁丁当当地千他的小五金活。中午，他坐在门口纳凉，往口袋一摸，摸出了昨晚撕下的半张报纸，他认字，便无聊地读了起来。

这是一起很普通的交通事故。

为什么资源贫乏、地处偏远的浙江农村会出现最早的市场萌芽，继而义发育成中国最大的专业市场群？

在到火车站的路上，他们匆匆经过一家国营纽扣厂的门口，哥哥突然眼前一亮，在墙角转弯处他发现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报废纽扣。

“反正是空着手回家。不如捡回去，说不定能赚点钱。”哥哥嘀咕说。弟弟一想，有理。但是他们手头又没有麻袋，怎么办？弟弟眼睛一转，便利索地脱下一条棉毛裤，将两只裤脚用绳子扎住，纽扣就哗哗地倒了进去。

一辆从北方开来的大卡车正在飞驰，这时已过了长江，进入浙中盆地永康县的境内。

那封《读者来信》大家都读到了，为什么全中国就金乡那位叶老兄“读”出了一个铝塑标识市场？

<small class="ter"> ——一位农民购销员的自述</small>

他们的家乡是浙江永嘉县的桥头，那是浙江南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单氏兄弟的纽扣摊子一摆开，没三天就被一抢而空。兄弟俩一点钱。净赚156元8角，比他们弹一年棉花获利还多。于是，马上再往河南赶，再运来一麻袋纽扣。

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往河南赶、往江苏赶、往广东赶，往纽扣厂多的地方赶，桥头的纽扣也越来越多 ……几年之后，这里竟成了东南亚最大的纽扣市场。

一位姓叶的农民正摇摇晃晃地蹒跚在苍南县金乡的土道上。他在连襟家里多喝了两杯，这时头晕得慌，到了一堵大墙边，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全吐了出来。吐后的嘴巴又苦又酸，他随手往墙上一抓，正好抓到一张报纸，撕下一块擦了嘴，剩下的揉成一团往口袋里一塞，继续走。

这样的问题，已几近抬杠了。但是说实在的。在浙江市场的无数发迹传奇中，确实充满了太多这样的偶然。

一对垂头丧气的单氏兄弟打算从河南回家了。他们辛辛苦苦弹了一年的棉花，扣除食宿零用，只赚了个来回路费，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全国最大的铝塑标识市场，就这样闹哄哄地诞生了。

为什么？

1979年的一天，记不清是什么时节了。

一车车的焦炭又运到了永康，这回不是过境，而是农民们特地买来经销的。

如此多的偶然事件，终于让人会忍不住问一声：

还是浙江人的市场神经天生就特别发达？

一周后，回信来了，要两千只，依图制作，看样付钱。

那堆花花绿绿的纽扣倒在墙角不止一天了，为什么独独被单氏兄弟“背”出一个纽扣市场？

运焦炭的卡车翻掉的不止一辆，为什么在别的地方没有“翻”出一个焦炭市场？

1978年的一天，大约是秋季。

在那么多的“偶然”背后，是仅仅堆积着另一群“偶然”，还是涌动着一个悠长深厚的“必然”？

生意那么好，那几位青年人就动脑筋了。数日后，有人便奔北方去了。

一个更大一点的“为什么”是：

是老天特别地垂青浙江人？

渐渐地，桥F的焦炭在邻近县镇出了名，成了一个极热闹的集散地，1984年挂牌，名曰：永康焦炭市场。

第二天清早，桥下村的农民起床出门，便发现路上翻了一辆卡车，司机已不知去向。地上四处是倒翻出的焦炭，大约有四五吨。

忽然，他眼皮一跳，一条消息吸引了他。那是一份《读者来信》，湖南一位师范大学的教师向编辑部写信反映，当时国内刚恢复高考，各大高校招生量陡增，便出现了校徽需求量急剧增加的情况，许多高校因此发不出新校徽。

校徽，不就是一块铝片敲敲打打吗？他顿时手痒，便依着报上的地址，给那位教师写了封信，说他要多少校徽都可以马上供应。

也许是连日奔驰。驾驶员已是疲劳异常，永康的沙石路又不太平坦，终于在江南名山方岩附近的桥下村，只听汽车“轰”

的一声，翻在路旁。

1979年的一天。月高之夜。

有几位年轻人拿了畚箕，把焦炭扫成十几堆，然后在路边叫卖起来。谁知生意竟很好，许多乡镇的小五金工厂都来买，短短几天就卖光了。

<small class="ter">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跑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small>

叶家做校徽的事当晚就传遍了全金乡，很快一封封定货信从这个小乡村飞往全国各大高校。

第二章 大梦谁先觉 “善于背东西”的人

中国，浙江。

站在一张大比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前，远远望去，浙江正处在这只昂首高歌的金鸡的前腹部，北与沪苏接壤，南连闽粤，西通赣皖，东临大海，一条温驯的钱塘江自浙、皖、赣边境的莲花尖流出，呈“之”字形，蜿蜒400公里，穿省而过。每年秋天，钱塘江人海口的大潮，以汹涌壮观为天下闻。

“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逸仙说的是天下大势，写的是钱江大潮。

这里，自古便是文物之邦、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在这片滋润富裕的江南水土上，到底生活着一群怎样的人们？

让我们试着透过一位外国人的“第二只眼睛”来看浙江人。

1861年，鸦片战争后的第二十个年头，古老而沉重的国朝大门刚刚咿呀洞开。一位长着一把火焰般红胡子的德国人在中国大地上好奇地行走着。

这位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国博士，是一位失意的地质学家，这一年，他得到上海英国商会的赞助，开始了一次与地质关系不大的人文考察。

当时他接受这样的考察工作，无非是为了筹措一笔在中国旅游的费用。但是当他在内地进行了七次实地考察，走了二十来个行省之后，他突然对中国人发生了奇特的兴趣，于是便有了一本奇书：《中国——亲身旅游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

在这本书中，利希霍芬博士以他的地质学家的敏感，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中国19个省份的人的性格特点。而他描写的第一部分人群就是“浙江人”。

那是一份不无纷杂的印象式的素描：

“浙江省人，由杂种多样的人组成，只是近几百年才服从朝廷的统治。山地风土各异，沿海较为整齐。一般的浙江人性格柔和给接触者以好感。

“……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宁波人在勤奋、奋斗努力，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

“……居民很能干，善于背东西，女人和男人一样干活、撑船、做生意。

“……在中国，浙江的势力更表现在买卖人上，尤其是商业上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广东商人作为大商人，要求和欧洲人一样的价格，而浙江商人则更看重小的、零碎的利润。”

“善于背东西。”

在利希霍芬博士对浙江人的描述中，这是最令人喷饭但又最传神的一笔。

背东西干什么？那必定是要出门，必定要把东西运到某个地方，或卖掉，或交换掉，总归，是一次商业行为的开始。

也是一个德国人，不过很有名，是哲学大师黑格尔，他曾对海岸文化作过一次很精妙的论述。在他看来，当人类面对茫茫无涯的大海的时候，会感到自己的力量同样也是无涯的，便能够鼓起勇气，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因此，黑格尔作出了海岸地区商业和航海共生的文化推论。

很巧，浙江正是黑格尔所描写的海岸区域。不过，浙江人的商业才能没有发挥于航海，而是转向背靠的大陆，在充满未知的“陆地之海”中去寻求自己的商业机会。

浙江人的“商业血统”，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良渚人能生产工艺水平很高的夹砂黑陶和麻织品。在那时，部落之间就出现万物品交换的迹象。

自古以来，被公认为华夏商家鼻祖的，是春秋时的范蠡。

他襄助越王勾践踏灭吴国，成就霸业后，便携天下第一美人西旋弃官从商。究其一生，大多活跃在江浙一带，后来以经营丝绸而富甲天下。

魏晋时期，浙江“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唐代，宁波、温州被辟为贸易港，“来往市舶，遥达海外”，在史书上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就有李邻德、张支信、李处人等十数位。

自南宋以后的两百年中，由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浙江一度成为了“王朝心脏”。“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当时全国号称繁盛大都市的有40个，而两浙就占了23个，杭州更是以“参差十万人家”而一跃成为全国最大城市。

明清以降，安徽的徽州人和浙江的宁波人是当时最具商人气质的民众。“无徽不成镇，无宁不成市”的谚语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自明代以来的历史j：，曾出现过所谓的“十大商帮”，浙江人就拥有两席：宁波帮和温州帮。

尤为难得的是，浙江人不但在行为上重商兴市，而且在思想上别立体统，成为正宗的中原文化之外的一个“异数”。

宋朝一代，抑商重农的程朱理学在官方和民间的普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以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却在东南一隅大力提倡“通商惠工”、义利并重的思想，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用之虚语耳”。

这一学派对后世影响巨大，到明代中叶，便发育出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他们鼓励人们从经学和理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倡导“经世务用”，并付诸“亲身践履”，在此基础上，引发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带有浓厚世俗化色彩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的江浙农村，耕耘出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分工不断扩大，生产的商品化因素明显增大，改变了小生产状态下的自给自足经济。在许多地方，雇工现象已相当普遍，以丝织业为代表的商业经济蓬勃兴旺。据史载，“明代以后，杭州、湖州、温州等均有数十个市镇，大者万家以匕，小者干户，成为商业、手工业的聚散地”。

到了近代，浙江商人更是得风气之先。孙逸仙曾这样评价浙江人：对工商之经营，经验丰富……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

便是在这片实践与思想同样丰腴的土壤上，浙江人走进了20世纪80年代。

第二章 大梦谁先觉 十万大军闹神州

90年代某一天，新华社国内部众记者聚会北京，言谈间，话题便扯到了温州，来自浙江的记者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昕得大家津津有昧。未了，众记者给浙江同事出难题，要他用一句话讲清楚温州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

那位能言善辩的浙江记者一时间竟卡在了那儿，看着他的为难样，众人大笑而散。

第二天清晨，一夜未眠的浙江记者终于找到说法了。

他红肿着眼睛大声说，温州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每一个角落都有铜板在跳动。

其实，这位新华社记者是化用了温州人的一句“自诩之辞”。那句话由温州人自己发明，并流传得很广；全中国，有铜板跳动的地方，就有温州人。

现在，让我们再换一种说法，那就是：温州人可能是全中国第一批随着铜板而跳动的人。

温州人的“铜钱舞”跳得最早，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最缺铜钱。

1985年，在温州已经名满天下之际，《人民日报》记者、著名农村问题专家吴象专赴温州探寻市场之谜，他在报道中写道：

在鱼米之乡的浙江省，温州算得上是一块贫困地带。全市人均只有四分地，比人多地少的珠江三角洲还少一半。自古以来，当地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谋生，因而经商气氛特别浓烈，明清时代，温州便以“其货纤靡，其人商贾”而闻名。

建国以来，温州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全市人均固定资产只相当于浙江省平均数的28％。因而，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之下，家庭工业的火苗一直没有熄灭，1978年之后，这一经济形式更是蓬勃兴起，到1982年，温州已有家庭工业10万余户，从业人员40万人。

吴象还总结了温州家庭工业的四大特点；一是补城市大工业之不足，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使它得以站稳脚跟；二是容易学，容易做，容易在农民中普及，使它得以不断扩大；三是投资少，成本低，竞争力强，使它得以薄利多销，占领市场；四是变“小而全”为“小而专”，使产品专业化、系列化，而且很快形成“拳头产品”、“王牌产品”。

事实上，在吴象的“四大特点”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在支撑着整个温州家庭工业的繁荣，那就是温州的十万购销大军。

对此，1983年至1988年出任温州市市长的卢声亮更有体会。这位自称是“温产干部”的老领导如是说：

温州人被外界所了解，所议论，首先就是因为它那些满天飞的农民购销员。有人说他们是“蝗虫”，有人说他们是“地鼠”，有人说他们是“当代英雄”，好听难听由它去，总之，是这十万人七手八脚乱哄哄地把温州推进了市场经济。

这些人天南地北全国跑，把温州的产品卖出去，又把原材料采购进来。后来很流行的“四千精神”就是由他们总结出来的，那就是：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跑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

那么多的农民闯荡天下，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他们又把全国各地的需求信息，带回了温州，再通过千家万户的家庭工厂加以消化，就这样，温州连接全国大市场的一条条红线也就若隐若现地牵上了。

到1980年前后，温州农村便出现了一些富有专业特色的商品产销区。由于产品新颖，价格极低，便渐渐地名声日隆，开始有全国各地的人闻讯赶到那里去采购。

再然后，那些规模较大的地方，就被好事者通称为“温州十大专业市场”。

第二章 大梦谁先觉 话说宜山

“要说宜山是怎么发起来的，它是从全国人民的衣料边角缝中钻出来的。”舒坦地坐在陈志国那幢造价80万元的“豪宅”里，听他追忆艰辛往事，不免让人时时生出一种不真实感来。

在以后的采访中，这样的不真实感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过。

但最后，我们发现它们都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这里是个半山区，田很少，人均还不到三分，不够种，从1960年开始就搞单干，没把田交出去。为什么？交不了，一交就饿死人。宜山的土纺布是温州有名的，各家各户纺出来的土布有得多，镇上就有人拿出去卖，这行当，一直有人干。”

身强力壮的陈志国当年也是干这行当的。据他说，他所在的村400多户农家，起码有500人长年在外跑。

“后来大家管我们叫购销员，好听多了。其实，当时主要是到城市里收购破棉花和布厂的下脚料，背回来纺成再生布，再拿出去卖。”

就是这样的一收一卖，使陈志国们成了地地道道的“市场人”。1979年，有一位姓林的农民在郑州的一家纺织厂搞边角棉布料，正好厂里的仓库积压了一批腈纶布边角料，厂里一定要他“搭”了走。好在这批布只要几分钱一斤，小林就带了一大堆回到宜山。

在街上一摆就是好几天，没有人对腈纶布头感兴趣。那时宜山的再生布是用棉布和棉花做原料的，腈纶、涤纶的边角料一上开花机，就会冒烟起火。

小林知道这回是亏了，但也没法子，自己又要出去跑生意，临出门做了个顺水人情，把这批腈纶布一古脑儿送给了隔壁的孙老太。

谁知，这顺手一送，把宜山送上了天。

孙老太，当地人都叫她阿茶婆，据说，年轻时是一个貌美人俏、心灵手巧的织布高手。这回，一大盆没用的腈纶布堆在脚边，她动开了心思：能不能让这批腈纶布头开花，再生成纤维，纺成纱？

“那时，我们都说阿茶婆犯痴，城里人都没办法的事，她一个老太能行？”陈志国回忆说。

可是，阿茶婆还真行。老太太每天不思茶饭，关在屋里琢磨。她尝试用手工操作对腈纶的下脚料进行开花，接着她又制作了一架简易开花机。一个月后，当阿茶婆抱着新织出的再生腈纶布摆上大街后，人们大为惊异。

“那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布，摸上去很柔软，很光精，简直和新的一模一样，比起用旧棉布旧棉花纺的布不知好上多少倍。”陈志国至今说起来还津津乐道，毕竟那是一块改变了他和宜山人命运的布。

像风一样，孙老太发明再生腈纶纺织技术的消息传遍了山乡。要知道，在当时的国内，腈纶边角料几乎是被当成无用的废料处理的，如果能把这些废料再生利用，宜山人无疑是打开了一扇金矿之门。孙老太是无私的，每来一位乡亲她就笑呵呵地手把手地直到把他们教会为止。宜山区的再生腈纶很快形成了气候，到1981年，全区的再生腈纶纺织机就达到了两万台。

“在宜山，当时一户人家只要投入160元钱，就可以改造出一台土制的纺织机。我们这些人也开始全部跑腈纶边角料的采购，那真是太容易了，人家厂里正愁没地方丢呢。”说起那阵子，陈志国当然很得意。

再生腈纶纺成布后，宜山人再把它制成运动衣裤、儿童拼衫、腈纶地毯、腈纶花边等等等等……宜山远近出名了。

一个宜山腈纶纺织市场，脱胎而出了。

1983年春天，被宜山人尊为“当代黄道婆”的孙阿茶去世。那一天，宜山数万台织机、上千户家庭的男人和女人，都停下了手头的活。整整三天，宜山村村不闻机杼，夜夜有人暗泣，出殡那天，送葬队伍排成队，绕过了两座山。

同年的11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三次提到宜山，他说，“大家都应该到宜山看看，那里展现出农村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

宜山是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中成名最早的几个之一。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那几年，全社会的生产力刚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压抑已久的消费潜能，特别是农村消费力面临着一次总爆发，而同时，像温州家庭工业这样的先行者，正具备了一股遏制不住的生产冲动。这两大扇丽之间的无序冲撞，便需要有一柄“扇把”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显然，十大市场的出现，正是充当了这个“扇把”的角色。

在这里，我们把这十大市场的名字一一抄录下来。因为在中国专业市场发展史上，它们的地位实在是太显赫了。

除了宜山之外，它们分别是：桥头纽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湖前塑料编织袋市场，北自象建材市场，仙降塑胶鞋市场，水头皮革市场，萧江编织袋市场，金乡铝塑标识市场，钱库小商品市场。

第二章 大梦谁先觉 灵昆岛的故事

下面再说说灵昆岛的故事。与温州十大市场相比，灵昆岛不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但是，灵昆岛几乎就是温州市场的一块活化石。

灵昆岛四面是水，孤悬江心，与温州市遥遥相望。它的方圆面积只有3．6平方公里。而在这个岛上，却聚集了200多家服装加工厂，每天生产西装近一万件，产品销往全国27个省市的500家商场。

灵昆岛，整个儿就是一个规模不小的服装专业市场。

十多年前，灵昆岛跟浙江沿海所有的小岛一样，30来户人家，靠撒网捕鱼为生，岛民们的生活贫穷、苍白而自得。

曾几何时，隔江吹来的市场风，撩动了岛民们古井般的心。

有人开始出岛了，有人弃船上岸，去那块离他们并不遥远却让他们胆怯而陌生的陆地上谋生了，这其中的甘苦不足与外人道。

过了一两年，有人回来了，带来了一手做服装的好手艺。

于是，第一家服装铺子诞生了，由于手艺好，价格低，生意竟很不错。便有邻居把自家的孩子交来做学徒。岛民是天生慷慨而爽直的，便全心授徒，倾囊而出。不久孩子就出师了。他便在师傅的铺子旁开起了铺子。

出师一个就增加了一爿服装铺，越来越多的孩子来，越来越多的铺子就开起来了，这使得灵昆岛的服装很快成了气候。

渐渐地，有外地人摆渡到灵昆岛来买服装了，他们一捆一捆地扛回去，也把灵昆岛的名声带了出去。

更多的人来了，灵昆岛陡然间热闹了起来。一些陆上的人发现岛上的“人气”居然比陆地上的还要好，便也纷纷舍近求远，把服装背到灵昆岛来卖，然后，又有服装工厂索性迁到了岛上，产供销一条龙。全在岛上完成了。

市场，就这样不经意地呱呱落地、蹒跚学步了。

我们说灵昆岛是温州市场的活化石，是基于这样的事实：

灵昆岛的市场是在家庭工厂的基石上发展起来的，而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温州，全民皆商式的家庭工业正是专业市场得以萌芽的最初土壤。

有一个称呼上的变化不太被人注意到，今天所谓温州的十大市场，其实最早被称呼为“十大产销基地”。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当时“市场”还是一个半违禁诃汇，另一方面则体现出温州市场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前店后厂，由产带销，家庭作业，合作分工。

在灵昆岛，市场正是由一家一户开始，渐渐地由点成片，便演变成了一个“专业服装岛”，并因此产生出规模效应。而在运营上，则体现了社会化的分工。

岛上的每个家庭工厂，其实并不独立完成一件服装的整个工艺。他们中间，有专门剪裁的，有专做袖子的，有专做领口的，当然也有专做成衣的，分工合作已非常地精密和默契。这种结构使得灵昆岛生产的服装精细度大大提高，成本却相对较低。

在生产之外，岛民中还自然地分化出了新的分工，有人长年在外，专门从事布料的采购，有人专事成衣的销售，有人专事运输，如此等等。

小小灵昆海岛，大大服装市场——其中，便蕴含了温州市场的全部秘密。

有资料显示，到80年代初期，温州已拥有工业品市场130多个，为浙江最多。198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在专业市场发达的乐清县做了一次“万元户情况的调查”。结果发现，该县竟有7000个万元户，占全县总户数的8％。

同年，温州做过统计，随着家庭工厂和专业市场的发展，当时温州已有70，5的劳动力从农田耕作中转移了出来。在整个农村的产值中，工副业产值已大幅度超过传统的农业产值，上升到了65％。

1994年，马洪再次谈到温州现象，他说：“温州的十大专业市场在80年代影响了整个中国市场的发育，其生动的市场机制和优秀的市场开创者曾推动了全国市场的发展。”

第二章 大梦谁先觉 温州百谜唯一解

1986年，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赴桥头考察，汽车行进在瓯江北侧的山峦之中，董教授兴致盎然地欣赏着四周的风景。

“桥头还有多远？”车子开了好一会儿了，董教授开始关心起目的地。

“马上就到了。”陪同的人答道。董教授狐疑地望着前方，山峦仍在延伸着，前方并没有热闹起来的迹象。

猛然，汽车偏离杭温公路，驶进一条颠簸不平的土路。

顿时间，车摇人晃尘土飞扬，窗外一片模糊，等到视线清晰起来的时候，眼前已出现了数百个摊位，成千上万的人群。

嘈杂忙乱的景象迎面扑来，而这一切仿佛是从地底下忽然冒出来似的。

“为什么，”以学者特有的敏感，董教授发现了一个反常，“纽扣市场不设在杭温公路旁，而偏偏在这个山旮旯里？”

从理论上讲，市场的设点以交通便利为第一要素，但是温州的许多市场不是在山里，就是在岛上，往往是在一些水陆交通都不太方便的偏僻地方。

有人测量过，从桥头到杭温公路有3．5公里，桥头人是凭什么神力，硬是“牵”着市场多弯了3．5公里的土路？

1990年，物资部部长柳随年在温州考察，他到了宜山。

地方官员滔滔不绝地介绍着情况，忽然，他冲口而出的一串数字，引起了以严谨出名的柳部长的猜疑，“停停，你再念一遍看看。”

再念一遍：宜山的腈纶市场每年要从外地购进腈纶边角废料达17000吨，相当于34万亩棉田生产的棉花。每年采购来的旧棉布达300万匹，而每年从宜山推销出去的再生腈纶衣裤为2亿件，再生棉布，300万匹。

看来没听错。

柳部长一边摇头，一边感叹：如此巨大的物资流，每年在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运到一个不通铁路、不通国道的偏远的小镇，这简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那是多么庞大的运输量，需要多少节车皮呀。哪怕是让物资部亲自调度，也未必运转得过来，可是温州农民是怎么做到的？

是啊，温州农民是怎样做到的？

1986年，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温州，其中一站他去了柳市：

走在忙碌的电器市场中，万里一路看，一路问。

这是电煤灯，这是交流接触器，这是矿灯配件……在一间摊位前，万里问一位正在采购的东北客商：“你为什么大老远赶到这里来？”

“这里的东西便宜，货齐，质量也还行。”

“你为什么不到大城市商店或国营企业去买？”

东北人笑而不答。

临离开柳市，要万副总理讲几句，这位老政治家却陷入了沉思。他当时的讲话实录如下：“如果这个市场在上海郊区出现，人们还可以理解，而在远离大工业城市的浙南沿海小镇上形成，这说明我们国家的工业还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像这类产品，国营企业完全可以生产。”

按说，国营企业的设备、技术、资金，哪怕是地理条件，都百倍地好过温州。但是，为什么国营企业竞争不过温州农民的家庭工厂？

以上三位经济学家、部长和副总理的疑问，只是无数“温州之谜”中的一小部分。

那些年，每一个到过温州的人，都是带着一两个这样的疑问离开温州的。

有人说，温州藏着无数的谜。

有人索性说，温州整个儿就是一个谜。

温州也一直被包围在这些谜中，而显得愈来愈神秘。

现在，我们终于触及到开篇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核心了：

如此多的“偶然事件”，如此多的违背“经济规律”的市场现象，是怎么成为现实的？

“你去过杭温公路吗？”张仁寿幽幽地问我们。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仁寿是一位从温州大山中走出来的中年学者。近二十年来，他为温州写了数百万字的论文，可谓是浙江学界的头号“温州通”。但是他说，他是在某一天夜间站在杭温公路边上，才彻底悟出温州的全部谜底的。

“站在杭温公路边，站上一阵，你会发现几乎每一分钟就有好几辆汽车疯狂地从你身边开过。从温州到杭州，一般要开13个小时，温州人往往傍晚出发，天明到杭州，卸下货后马上再装一车，开回温州。为了赶路，每辆车都开得飞快，整条路上车灯首尾相连，昼夜不停，翻车事件几乎每晚都有。那条路有很长一段是沿着山涧走的，车翻了要么是撞在山石上，要么就掉下深渊，死人的事常发生。有人说，全中国的公路，属这一段最危险，全中国的司机中，属温州司机最野蛮，最玩命，这话可能一点不错。”

张仁寿停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而这种野蛮和玩命，就是温州之谜的谜底了。”

他再说宜山。

“柳部长到宜山时，宜山已经通公路了。可是在1989年以前，从外地到宜山，要转两次车船，临进镇的十来里土路，卡车还开不过去，要再把货翻到小一点的三轮车上，才运得进去。

在有的乡村，则完全是靠农民的肩挑进去的。你能想象吗？每年上万吨的腈纶布就是这样一担一担挑进去，织成布、做成衣后，再一担一担地挑出来的。”

肩出血，人玩命，温州的市场还有什么太多的神秘？其实，那么多年来人们对温州市场的所有不可思议，都是对温州农民所爆发出的创造力的惊诧。

“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大多在相对偏远的山沟里或海边，其实也很好理解，在那些地方，计划经济的约束相对少一些。如果桥头是在公路边，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被取缔了。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束缚较为薄弱的地区。交通，原本是物资流通的第一要素，设备和技术，原本是市场竞争的首要条件，但是在那个时期竟都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其实是：哪里长期来存在现代商品生产的胚芽——家庭工业，哪里农民的市场冲动和激情就表现得越为明显。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会像催化剂一样，使蕴藏在那些农民中的这股冲动和激情比任何地方都更早、更强烈地喷发出来——温州专业市场在全国的先行一步，除了历史、人文和时代的渊源外：百谜一解，就在这里。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论证地缘与生产力水平的辩证关系时曾经写道：

“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

不知道这段文字，足不足以让隐藏在无数“偶然事件”背后的那个悠长深厚的“必然”显出形来？

第三章 风雨洗礼 没有起名的新生儿

事实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许多的地方，在不少人的目光里，市场并不是一个正经的名词。

<small class="ter"> ——一位中国诗人写在80年代初</small>

如果有人认为，浙江农民的市场梦从一开始就非常地顺畅，那显然是大错特错了。

市场的命运，实在很像一朵苦菜花。

<small class="ter">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small>

市场，就像一个没有起名的新生儿，当它怯生生地来到人间的最初，迎接它的不是微笑和呵护，而是无情的暴风雨的洗礼。

第三章 风雨洗礼 市场“吉普赛人”

很多年以后，每当张德力回忆起当初的情景，都禁不住要叹口气。

他至今心有余悸。

“我是浙江南部山区J县h乡的农民，我们那里靠近金华地区的永康和义乌，地少人多，从来就是出生意人的地方。

我们那里人做的鞭炮和暖炉很出名，有几百年了。但是，那时J县管得比较死，农户做出来的鞭炮和暖炉都要卖给队里，由供销社统一收购，不能私自销售的。”

从1978年起，25岁的张德力和他的表弟，以及五个气方刚的同乡开始了他们的冒险生涯。

“为了把鞭炮运出乡村，我们动足了脑筋。冬天，把鞭炮缠满全身，身上、手上、腿上都紧紧地缠一些，然后披上一件特大号的军大衣，摇摇晃晃就出村了。到夏天就麻烦些，当时邻近的一个公社每隔三天有个集市，大队允许每户带两只鸡鸭去，换一点食盐和布匹，我们就把鞭炮藏在篮底，铺上一层鸡粪。

“但是，这样一次能带出的鞭炮不够多，只好半夜‘偷运’。

有一天夜间，土制的鞭炮突然自燃了，那时离村子还不远，骑在自行车上的人吓得一路狂奔。好在鞭炮里的土药火力不强，否则非阉出一条半条人命不可。”

鞭炮运出来了，还要想办法卖出去。张德力他们到了管得相对松一点的永康县，在县城附近的一个乡村摆起摊位来。过了一年多，由于他们的鞭炮质量确实好，远近的人家都来买，竟形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鞭炮小集市，逢年过节、婚丧喜事，“J县人的小摊”上生意就特别旺。

出了名，有好处，但坏事随之也来了。

大队的干部听说在永康有一个J县人开的鞭炮集市，那还得了，当即开会决定要把他们抓回来。好在张德力有个本家在大队部当公家人，漏夜通报消息，贩子们顿时作鸟兽散。人虽没被抓去，但永康的集市是开不下去了。

过春，张德力和他的鞭炮贩子队转到了兰溪，这时，张德力已是在公社挂了号的“走私贩子”，没法回家了，偷运鞭炮的括儿就得让别人干。实际上，在贩子队里最初级的分工已经出现了，有人专门回乡里一家一户地收购鞭炮，另外有专人想办法偷运出来，还有专门的人负责把鞭炮送到兰溪，张德力则是坐摊叫卖的头儿。

“说句见笑话，我们那时已有了一点广告意识。为了把四村八乡的农民吸引过来，我们自己描了许多红纸条，到各队各社去贴，上面有种类、价格和摆摊的地点。听说谁家娶媳妇，我们就派人上门推销，多买多便宜。”

但是好景不长，1980年，兰溪也呆不下去了，上面有政策，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集市都要关。张德力的流浪生涯又开始了。

“我们最远到了福建的北面，但不到一个月就逃回来了。

那里是老区，管得更紧，生意没法做。”

便是在这样的飘零流浪中，张德力成了浙江农村的第一代市场人。

“后来，我们有了经验。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我们的摊位摆在几个公社交界的公路口，谁也管不了。这个法子是跟毛主席学的，当年他老人家打游击建根据地，就是选几省交界的地方。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首先去拜访当地的工商干部，他们默许了，意外的事就少多了。

“为了争取地方队社的支持，我们有时也给队里交一点钱，算是摆摊费也好，管理费也好，总归争取一些当地的好感。”

尽管张德力已经是“机关算尽”，但他总感觉自己是一条身不由己的船，沉浮在暗礁林立、漩涡众多的激流之中，一种巨大的恐慌感时时使他心力憔悴。

1981年的一天，他的贩子队再次遭到驱逐，尽管当地的村民已经接受了他们——有这些鞭炮贩子在，村里不但热闹了，其他的布贩子、小百货贩子也来得勤厂，买卖东西毕竟方便了许多。工商所干部也对他们甚是同情，这些贩子一不滋事，二不捣蛋，每个月还上交一点钱，总归没啥坏事。但是这回是上面派出了工作组，文件的口气好像很严厉，是没法留了。

没有人向张德力解释什么，他本来做的就是“非法”的事，留他是面子，不留是原则，走人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张德力欲哭无泪。他一怒之下，扛E五箱没有卖完的鞭炮，跑到旷野之中。

此时的江南，刚刚割过稻子，地还没来得及翻，一堆一堆的稻草很茫然地立在空旷的大地上。风，没有方向地四处吹。

噼噼啪啪，一阵狂响。

天高地宽，他却无路可走，满腔苦楚，能与谁人诉说？

站在田野的大风中，汉子张德力沼如雨下。

张德力的无声的呐喊，其实正是时代压抑已久的心声。

如果有那么一方天地，它可以让这些办市场的农民有一块安放摊位的地方，有一处大声吆喝的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再担惊受怕，不再被追来赶去……张德力们便愿意千里万里地去投奔它。

但是，这方天地，它在哪里？

于是，这时，“天意”把大任降临到了浙江中部盆地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县城身上。

于是，这时，就出现了义乌。

第三章 风雨洗礼 “到义乌去”

如今，在中国许多农民商贩的心目中，义乌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从义乌来”，“到义乌去”，几乎便是人们奔赴致富之路的同义词。

但是，在公元20世纪80年代以前，义乌从来就是一个毫不引人注目的小县城。它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东西：地处浙中盆地，三面环山，狭窄的街道、低矮的木屋，1980年，全县28万劳动力，剩余劳力达15万人，人均年收入只有88元。

今天的义乌人，被形容成具有强烈协作意识、丰富想象力和锲而不舍精神的当代农民的典范。而义乌人更愿意说t他们从来就是这样的。他们举的第一个例子，便是关于9义乌”来历的传说。

义乌，也就是“有义气的乌鸦”。

传说，古代有一个叫颜乌的孝子，出身贫寒，却深知礼仪，孝顺父母。有一年，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了，他没钱办丧事，只得在山中筑坟安葬。他日里负土堆垒，夜间通宵守坟，单薄的身子日渐消瘦。

山上的一群乌鸦被感动了，它们纷纷衔土相助，在七七四十九天里，终于一口泥一口泥地把坟筑好了，而那群乌鸦的嘴巴也全都啄坏了。

这个传说，多次出现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可见流传之早之广。秦始皇元年，此地定名为乌伤县，唐朝武德七年改为义乌。

细细咀嚼，似乎真的可以从这个传说中回味出一点协作、想象和锲而不舍的意思来。

传说很浪漫，县史极悠久，但这一切都无助于改变义乌人的命运。

近百年来，义乌最出名的却是“敲糖换毛”。

义乌是江南著名的产糖区，千百年来盛产红糖，同时义乌土地贫瘠，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当地有鸡毛肥田的习惯，俗称“塞毛”。为了收集鸡毛，农民们常常肩挑糖货担，手摇拨郎鼓，走村串乡，“敲糖换毛”。

新编撰的《义乌县志》是这样记载的：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饼或生姜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禽畜毛骨、旧衣破鞋、废铜烂铁等，博取微利。清咸丰、同治年间，糖担增售妇女所需之针线脂粉、髻网木梳等小商品。抗日战争前夕，本县操此业者增至近万人，并发展成为独特性行业 ——敲糖帮。

很显然，敲糖帮便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家商贩了。这些人熟悉民间，头脑灵活，吃苦耐劳，还懂点生意经，义乌人的精明和坚韧恐怕便由此遗传。

解放后，乡村供销社收购质量较好的鸡毛供出口，敲糖郎日渐增多，在70年代前后，至少有一万余名农民以此为生。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就是从这些整日里东奔西走的敲糖郎手中的拨郎鼓里摇出了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978年，在义乌东部的二十三里乡、福田乡出现了自发的乡间集市。十多副货郎担在那里设摊，出售各色针头线脑、自制的鸡毛掸子、板刷，可以用现钱，也可以用鸡毛换购。由于价格便宜，地点固定，大大方便了四周的农民，一天下来，营业收入最多可有十多元，远胜过走村串乡“敲糖换毛”。

一时间，歇担设摊成了新风气。

很快，这样的摊集蔓延到了县城稠城镇，一副担子摆下来，附近马上冒出两三副，然后更多。小摊位蜿蜒而行，吆喝声渐成声浪，仅仅半年时间就发展到了二百多摊。

自然地，一个小百货集市就呱呱落地了。

这时，一个个让人惴惴不安的悬念也已经渐渐逼近了：

这个小百货集市到底能开多久？

当地政府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张德力式的命运是不是也正在不远处等着这些敲糖郎？

便是在这种如履薄冰般的氛围中，日后的“中国第一市场”上路了。

第三章 风雨洗礼 “中国市场第一证”

朱关龙是最早进城的农民之一。

这位义乌北部山区陶界岭村的村民，走出大山的时候已经36岁了。1978年前后，他一一直在福田乡附近摆摊卖针线，1979年，他随着几位同村人挑着担子进城了。他们先是在稠城镇最繁华的县前街旁边找了一块空地，后来又转移到了北门街一带。

10月的一个清早，他还在睡梦中，忽然被人一把从被窝里拉到了大街上。

天蒙蒙亮，街上已一堆一堆地站满了人。

就这样，懵懵懂懂地立在街上，他听说县里要发什么证，要求他们凭各自乡村的证明，三天之内到县政府去领。

朱关龙嘟嘟囔囔了一阵，又转回去睡觉了。

他真的不知道，他的命运就在这个懵懵懂懂的早上改变了。

《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

这就是朱关龙领到的证。

一个很拗口的名称，长长的一串，乍一看让人还摸不着头脑。

但是，就是这个拗口的《临时许可证》，成了中国专业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件重要历史文本。

在义乌工商局的档案室，我们从一包已经泛出微黄的存档文件中，找到了它。

颁发这一临时许可证的通知这样写道：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搞活农村经济，促进农副业发展，发挥优势，根据我县传统经营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行业的优势，利用他们串乡走户、收旧利废、变废为宝、活跃经营的特点，特颁发此许可证。

1980年10月，中共义乌县委、县政府颁发了这种许可证，发放数为7000份。

从证件的名称和通知看，无疑保留着当时“以粮为纲”的痕迹，但它的发放却无疑是在铁桶般的计划经济藩篱中放开了一个不动声色的缺口。它意味着，义乌县从政策上承认了敲糖帮的合法地位，从而也间接地肯定了由这些敲糖帮组成的小百货集市的合法性。

若干年后的今天，人们把这一许可证视为中国小商品市场落地时的第一声啼鸣。也就是从此之后，经商农民怀揣许可证，可以名正言顺地跑到外地去做生意了，他们的足迹开始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把全国各地的小商品运到义乌，再从义乌把它们运往全国各地。这些获得许可证的7000余名农民，便也成了专业市场历史上的第一代正统的创业者。

80年代初，农村土地承包到户的改革已初显成效，各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提高，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也同步骤升，而从事小商品贩运及买卖的人仍然很少。因此，对于取得“合法护照”的义乌敲糖郎们来说，这自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岁月了。

许多年后，朱关龙向人讲述了这个《临时许可证》的奇妙效用。

有一年，他的摊位购进了一批塑料眼镜，有稍息说，在厦门这种眼镜很好卖，他就打算去那里碰碰运气。谁知，眼镜摊刚一摆开，就被当地工商所没收了。

那可是300多副眼镜呀，是他朱关龙除了一条命以外的全部家当。

他死皮赖脸地跟进了工商所，说好话，没用；递香烟，没用。

“再胡闹，我就把你押回你的老家。”很严肃，看来他碰上的是一位讲原则的干部。

“回老家？我老家可是同意我做生意的。”朱关龙被逼到了绝境。

“证件，你有证件吗？”

一急之下，朱关龙忽然想起了那张《临时许可证》，幸好他随身带着。

一双迟疑的眼睛，读了一遍，看看朱关龙，又仔细翻看了一遍。

拨个电话给义乌。那是一台老式的摇把电话摇得朱关龙的心里七上八下的。放下电话，脸色好像放晴了，又挖着耳朵想了想。

“你，还有眼镜，可以走了。”

1981年11月，稠城镇上的摊位已增至300多个。这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现在还找不到任何资料可以反映出，当时县领导们颁发7000份《临时许可证》的初衷。

从“临时”两字可以猜测，他们的用意，可能是投石问路。

即使今天，义乌人也习惯性地把1980年前后视为小商品市场发育的“自发形成”阶段。事实上，在1980年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关于那个小商品集市的争论在义乌县政府的大院里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因为，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条文，这个集市至少违反了三项政策：农民不能弃农经商，集市贸易不得经销工业品，个体户不允许批发销售。

如果仅仅是走村串乡地做生意，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现在是300多个摊位明晃晃地摆在了县城里，上面来人，邻县来客，谁来都能看到，指指点点的人难免少不了。

一度，义乌的一些部门，对它采取了劝、堵、赶的办法，有的还写信给省里，报告说义乌出了个“资本主义的小温床”。

看来，单是有个《临时许可证》还不行，羞羞答答也不行。

允许？不允许？

无数双眼睛盯着义乌县的领导班子，你得给个说法。

第三章 风雨洗礼 “铜像级”县委书记

1992年，小商品市场管理处接待了一群特殊的义乌农民。他们拎着一只沉甸甸的蛇皮袋，一拉开，里面装满了现金。

当时接待他们的老何，如今还在管理处工作。他一开始很紧张，不知出什么事了。

“小商品市场马上到建市10周年了，我们想表点心意。”

老何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但是你们拿那么多钱来于什么？”

农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还是一位青年人开了口：“我们想树一尊像，我们几个是代表大家来的。”

老何又有点紧张了，什么像，别是财神菩萨什么的，这回看来还挺认真的，那劝阻起来可要费好大一番口舌了。

然而，农民们接下去的话又出乎他的意料。

“我们想为谢书记树一尊铜像。”

他们所说的谢书记，就是1982年出任义鸟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同志，当时他离开义乌已经八年了。

那是一个瘦削矮小的中年人，顶多九十来斤，一米六五还不到，走在马路上，像是一朵棉花在飘。

但是，就是这朵“棉花”，在金衢盆地已经流传成了一位极富魅力的传奇人物。据说，当时为了小商品集市到底能不能办下去，县委、县政府开了三次办公会议，可还是意见不统：。

在满屋子的烟雾中，谢高华把手‘挥：实事求是办，大家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答案。

然后便有了二十多天的深入农村、街道、机关的大调查，辩论，交流，对抗。

据说，最后是一位瘸腿老头的经历让谢高华和他的同事们下了决心。

这个老头是华溪村人，过去每年伸手向国家要救济，四十多岁还讨不起老婆。

1980年以后，他在别人的鼓动下也加入到了商贩行列，他拄着拐杖到江西进货，雇人发送，就这样两年下来不但娶上了老婆，还存下了万把块钱。

据说，当时谢高华正在华溪村搞调查，听到这个例子他激动地一拍大腿，直起身来，大声说：好，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了嘛！

谢高华在随后的县委、县政府扩大会议上是这样讲的：敲糖换毛是我县的一大优势，应予以大力支持。小商品市场是根纽带，必须加强管理，把它办好。

1982年8月25日，义乌县政府宣布，自9月5日起，正式开放稠城镇小商品市场。

同年11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会议。会上，县委书记谢高华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冯爱晴是当年参加代表会的专业户之一。她在义乌也是一位很出名的人，小商品市场的第一张工商营业执照就发给了她。

她曾经多次作为商贩代表，向县领导直陈意见，同谢高华也是老相识了。

她回忆说：“开代表会那天，我就坐在第一排，跟谢书记面对面。他的眼睛里满是血丝，看来熬了好几个夜。那‘四个允许，是他一字一顿从牙缝里逼出来的，他说完后，会场上一片寂静，很多人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时至今日，人们可能已经很难真切地体会到这“四个允许”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力和解放力了。

也无法真切地体会到，当年谢高华和他的同事们所承担的巨大的精神压力。

因为，无论是专业市场的正式开放还是“四个允许”，在当时都是直愣愣地冲着某些政策“高压线”撞去的。

在1979年到1982年期间，全国沿海许多地方都出现过市场萌芽的现象，但是，当改革中的新生事物同原有的僵硬体制发生碰撞的时候。不少人选择了逃避和退缩，有的则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无数脆弱的“市场胚胎”便在这样的氛围中悄然夭折了、萎缩了。

哪怕是在开风气之先的浙江省，也是到1984年3月，才公开提出“搞活流通，促进商品生产，发展集市贸易，支持个人贩运活动”。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80年代初那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拉锯战之中，基层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这时候，便涌现出了一大批尊重现实、勇于创新的地方干部，他们适时地成为了农民群众的领头羊、专业市场的接生婆、创业精神的捍卫者。

1992‘年，有记者采访谢高华。重提往事，谢高华仍然非常激动，他说：做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封建官吏尚能如此，何况我们共产党的干部。

如果没有谢高华和他的同志们，义乌小商品市场能否走到今天，确实是一个疑问。正是这些敢于对现实、人民和自己负责的干部，在一个特定时刻的勇敢坚持，成就了一段辉煌的神话。

其实，谢高华的铜像能否在义乌树起，已无关紧要了。

他和他那一代的共产党干部已经被演绎成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传奇人物，他们的功名，将从此流传民间。

1982年底，义乌小商品市场摊位激增到7001983年底，又激增到1050个。

当年7月，义乌县政府投资58万元，建造起一个占地20亩的摊棚式市场，场内全部是水泥地面，钢架玻璃瓦。区别于先前的街巷交易。它被称为是第二代小商品市场。这也可能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专业市场了。

1984年，市场摊位增加到了1800多个。

同年，义乌县在全国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兴商建县”的战略方针，这也是谢高华为义乌做的最后一项工作。这一年的11月，他调离义乌。现在，他是浙江省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万事开头难，谢高华作为第一位为专业市场拓荒开路的地方干部而被义乌人民所惦念。然而，当我们的目光离开正在叙述中的t984年时，我们又会发现，谢高华并不是唯一的。从提出“兴商建县”到“办活市场，百业兴旺”，到培育起一个多类型、多层次、配套完整的市场体系，一任一任的县领导-不断推动小商品市场登上新的台阶。

这些干部，向人民学习，在实践中探索，渐渐地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市场通”。而那种接力棒式的发展思路，也终于使义乌走出了一条堪为全国楷模的市场之路。

第三章 风雨洗礼 凹地效应

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奇迹中，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凹地效应”。

在整个80年代，深圳是中国最大的一块凹地。特区政策的优惠性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使大量国内资金和优秀人才“孔雀东南飞”。后来，深圳的秀才们写了一本书，叫《深圳的斯芬克司之谜》。

其实，最重要的谜底之一，便是凹地效应。

义乌也是一块“凹地”，不过这是一块农民兄弟们自己挖掘出来的“凹地”。

1983年，张德力听说义乌开城招商，便将信将疑地赶了来。

这时他的流动摊贩队已经发展到了十多个人，他们在当时的篁园路谋了四个摊位，渐渐地，他们的附近就成了鞭炮和农村文化用品的小集散中心。

漂泊多年的张德力终于有了到家的感觉。

现在，张德力已经是一家拥有。120人的服装厂厂长，他在义乌和奉化的市场上都有自己的分店或摊位。

当年，在金衢、温台盆地上，流散着成千上万像张德力这样的农民，他们跟水一样地四处流淌，找不到一个聚积的地方。后来，他们突然发现了义乌这块当时独一无二的“凹地”，于是，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他们立即像潮水一般地蜂拥而来。

一个巨大的凹地效应产生了。

1984年6月，一位叫朱恒兴的有心人对小商品市场进行了一次较详尽的摸底调查，据他记载：在小商品市场，每天前来参加交易的人数为6000人，旺季可达10000多，其中六成以上是外地人，以温州、台州人居多。上市的商品多达3000多种，本地产工业品约占三分之一，其他大多是来自省内乡镇企业以及江苏、广东等地的产品，而销往地多为长江以北及云贵等省份。很显然，一个跨越省界、辐射全国的市场网在当时已显雏形了。

有意思的是，当年前来投奔义乌的除了散兵游勇式的商贩，更有整个整个的市场。

下面是我们亲身采访过的事例：当时，在浙南的丽水曾经冒出过几十家小型金笔工厂，因而也培育出了一个很红火的金笔市场。然而，当地有关部门总是看它不顺眼，连着一年多在市场里抓“偷税漏税”，抓“非法商贩”，结果很快市场渐渐萎缩，终于没了踪迹。而在义乌，则迅速地兴起了一个金笔集散中心。

1992年，丽水地区搞思想大解放，新闻媒体拿来反思的第一个例子就是：金笔市场为什么跑了？

如果说，丽水的金笔市场是被逼跑的，那么，还有不少市场则是给吸引走的。在温州的乐清，曾经有过一个规模不小的服装市场，但是，随着义乌的兴起，经商农民纷纷迁巢义乌，道理程简单：义乌的地理条件比乐清好，通铁路，通国道，更重要的是，义乌的人气足，生意自然旺。

1990年前后，有位温州干部做过一个统计，他发现80年代初在温州从事小商品经营的个体户，后来有一半以上的人去了义乌。因而他得出结论说，义乌市场是靠温州人撑起来的。

而在台州、绍兴以及金华地区的一些地方，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义乌市场是某某县人撑起来的等说法。

这些说法的总和，其实是：义乌人摆了个大戏台，把全浙江农村的名角都吸引过去了。

义乌这块“凹地”，不但吸纳了商流、吸引了人才，还吸纳了资金、技术和信息。

有资料显示，到1985年，义乌市场的资金年吞吐量就达到了20亿元，这对于一个山区农业县来说，已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而十年之后，更飙升到了280亿元，全县的资金净回笼为23亿元，竟占到浙江全省总额的三分之一。

1984年底，《文汇报》记者沈吉庆听上海的熟人说，在浙江有个叫义乌的地方，一种新颖小商品或新技术，只要在国内的城市商场一出现，没过多久，人们就可以在义乌市场上找到它了。他便饶有兴致地赶到了义乌，呆了三天了写出一篇《小山沟里的大市场》，这是义乌市场第一次登上全国性大报。

他写道，在小商品市场周围活跃着2000多家家庭工厂，而义乌人的技术都是商贩们从全国各地带来的：塑料加工是从广州学来的，针织工艺是从绍兴、嘉兴引进的，童鞋制作是从温州移植的。

他还讲了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市场上有位经营户，听说在城市里太阳帽的生意非常好，就特地赶到杭州去买了一顶回来，钻研了三天，就仿制出了一模一样的太阳帽，在义乌市场上一露面，果然很抢手。

半年之后，在义乌市场上。加工经营太阳帽的农户就达到了3000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太阳帽产销中心。

第三章 风雨洗礼 第一个高潮

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1982］1号文件发布，新一轮以逐步市场化为特征的农村改革拉开了帷幕。

10月，浙江省政府确定首批开放197种小商品，实行工商企业协商定价。第一年3月，省政府决定在完成粮油统购入库后，开放粮食市场。11月，进一步开放了882种小商品的价格。在同月举行的中共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把“积极开拓市场，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写进了党的文件之中。

1984年，是中国当代改革画卷上光芒四射的一页。这年的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年前后，中国的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一场全国性的兴办市场热也随之来临：

1983年底，武汉市“打开城门，向全国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迎来了五湖四海的客商；1985年开春，沈阳五爱小商品市场、成都荷花池市场相继开张；同一时期，珠江三角洲崛起“经济四小虎”，其中南海的布匹市场、番禺的小家电市场、东莞的服装市场开始为人所知也是在1984年前后，浙江省的专业市场建设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在浙江省有关年鉴中，有如下记载：

“1984年，全省集贸市场2241个，比1980年增加826个，年成交额26．9亿元。上市商品主要是农民自产自销的农产品和副食品，少数商品经济活跃的地方，在集市贸易和商品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批零兼营的专业市场，主要销售竹木、水产品、小百货、家禽、废旧钢材等。据统计，在1984年这样的专业市场全省形成了63个。”

另外，在浙江省统计部门的存档资料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数据：在1984年的专业市场交易中，工业小商品的成交额占总成交额的18．5％，为5．4亿元。

有一个与以上叙述关系不大的数据，但是，却很值得人们回味：1984年，浙江省的全社会零售总额为149亿元，消费品零售额为1165亿元，而12年之后的1996年，义鸟小商品市场的成交额便达到185亿元，也就是说，一家市场的交易额就大大超过了12年前全省的社会零售总额。

咀嚼一番这组数字，再回首十多年前那段披荆斩棘的草刨岁月，任何人都会对义乌，对义乌的农民及义乌的谢高华们行注目礼了。

第四章 突围在曙光中 星火可以燎原

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就这样不期而至了。

这篇评论员文章，没有把农村商品市场仅仅看成是“拾遗补缺”，它把发展农村商品市场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

发生在义乌的奇迹——一个既没有地缘条件，又缺乏资源优势的山区小县城居然能够办出一个轰动全国的大市场，让数以万计的人们趋之若鹜——这一火辣辣的事实，在上千万浙江农民的眼前闪现出了一道耀眼的曙光。

“民间市场容易把千家万户的商品生产，同F变万化的社会需求衔接起来，这是仅仅靠国营商业一家难以做到的。

<small class="ter">摄制组问一位正在摆摊的浙江农民：你成功的奥秘是什么？</small>

市场如同一个伸手可及的希望，迅速地点燃了人们的脱贫之火。正是在这样的曙光之晨，希望致富的农民开始突围了。

“强国富民的力量源泉于干百万人民之中。发展民间市场的根本意义是，使干百万农户积极主动地参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开发进程，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从而使经济发展具有强大活力，形成充满生机的发展格局。

“民问商业作为一条不受行政区域限制、利益与效益紧密结合、靠供求关系调节的流通渠道，将加快城乡贯通和商品交换，它有利于促进整个市场网络的形成。”

“农村在完成以家庭承包制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步改革后，怎样引导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呢？显然，过去那种依靠指令性计划、自上而下地指挥生产的老办法不行 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已经取得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的近两亿个农户，他们有自主决策权，可以和社会各方面发生横向联系。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把市场机制培植起来，才能引导农民 逐步进入市场，通过市场交换来友展商品生产。也就是说，要积极地把过去高度集中、只依靠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改为以多样化、多层次的市场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small class="ter">这位农民十分腼腆地说：我总是不停地想，不停地干。</small>

文章写道：

“在农村，尤应提倡积极发展由农民和农民群体组成的民间市场。

<small class="ter">——1994年5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的一个镜头</small>

“……义乌经验证明，兴民间商业有利于培植市场机制，这是农村第二步改革要做的一篇大文章。”

他们突围，突破了地缘的限制；他们突围，突破了观念的束缚；他们突围，甚至突破了横亘在城乡之间的那遭深深的鸿。

“义乌县发展民间市场，培植市场机制，引导农民背靠市场搞活经济的做法，对我们下一步如何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很有启示。

第四章 突围在曙光中 香菇的故事

要在呈椭圆形的浙江地理版图上找到庆元县，得费好一番眼力。事实上，一直到十年前，不少浙江人还不知道，浙江省居然有这么一个县。

庆元地处浙江最南端，是那个椭圆形葫芦的顶尖儿。它也是离省城杭州直线距离最远的县。1984年，庆元的人口是17万，全县农业人口比重占到了94％。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满山遍野的原始森林，是全省林业重点。

山多人少，地偏路遥，对大山中的庆元人来说，外面的世界离他们实在是太遥远了。

庆元县县城松溪镇东头有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廊桥，约五十来米长，静静地横跨在山涧之上。近百年间，这里一直是山里人进行集市交易的唯一地方，三日一小集，七日一大市。每当到了这样的日子，山民们就从百十里外赤脚挑担，姗姗而来。担子里挑的是自家产的青菜、山笋和鸡蛋，换回的是山里生活不可或缺的蜡烛和布匹。

千百年来，涧水清清，大山静静，贫困像山藤一样缠住了庆元人。

可是，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就在20世纪的最后十多年里，庆元人突然冲出了大山，他们扯开那双在大山中跋涉惯了的大脚板，三步并作两步，竟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追上了现代生活的步伐。

在浙江省的所有县市中，它是第一个在省级电视台上替自己做形象广告的县；它是第一个向国外派出农民留学生的县；它还是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视为第三世界农村发展新模式的县。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香菇和圆它而生发出的市场带来的。

1985年，庆元县政府的一位干部无意中收集到一张剪报，那是一条只有数十字的简讯：香菇成了都市居民餐桌上的新宠儿，不久前，福建莆田农民发明了“袋料香菇培植法”，使当地的香菇产量大增。

这位干部眼睛一亮。庆元县除了树木，最多的就是这香菇了，为什么不也来开发一下？香菇最大的优点是体积小，分量轻，价值高，正适合长途运输条件不佳的庆元。

于是，一个“兴菇立县”的计划启动了。

全县二十多个乡镇的山民都被动员起来了，金融部门千方百计为农户提供启动资金，供销、工商部门则开办各种产供销示范班，县政府不但组织人员到莆田学袋料香菇的新技术，还于1986年派出三位有知识的青年农民到现代香菇的发达地日本国的静冈县去留学。

也许是被贫困缠得太久了，任何一个“脱身”的机会对山里人来说都是那么地珍贵。1987年，全县从事香菇生产的农户星火燎原般地发展到丁2500户，香菇总产量达到了64万公斤。香菇堆满了屋前房后，上千个菇民自告奋勇地出山推销。

而县政府也为打响庆元香菇的名气动足了脑筋。1989年，他们得知香港中文大学有位叫张树庭的生物学教授已论证出世界香菇的源头就在庆元时，他们立即意识到一个金娃娃掉进了庆元大山中。

于是，便有了1990年的“国际香菇生产暨产品研讨会”，便有了从1992年开始的、每年一度的“中国香菇节”，便有了轰轰烈烈开张起来的“中国香菇城”。为了扩大影响，县政府咬紧牙关，硬是从紧巴巴的县财政中抠出几十万元，在浙江电视台做起了广告。为此，当时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自愿少领三个月的工资。

深藏山谷的香菇终于香了起来，清香飘出了庆元，飘出了浙江，而后又飘出了中国。

如今，庆元香菇年产量已超过了一万吨，占全世界香菇产量的八分之一，全国产量的五分之一。这些香菇中的70％被来自日本、东南亚的客商收购。

庆元理所当然地成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香菇生产和集散地。

1996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在香港的一次国际菌类会议上大力推荐庆元经验，称之为第三世界国家落后地区脱贫致富的典范。

市场对于一个像庆元这样贫困而闭塞的农村来说，它的魔力是怎么形容也不为过的。

如果没有市场，庆元这朵香气扑鼻的香菇，还将在寂寞的山谷中独自飘香，千年如一。

有这样一个数字：在开办香菇市场之前，每年前来庆元的客商不到千人。那时候，几个衣着鲜艳一点的陌生人的到来。

都可能被山民们当作一桩希罕事说上好几天。而如今，不但全国的香菇商贩争着往庆元赶，还吸引来了一群群大鼻子、蓝眼睛的洋人。这一切，对山里人的眼界开阔和观念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1994年，庆元大山里的几位年轻人办了一件很轰动的事。他们向航空公司租了一个舱位，把庆元当天采下的鲜香菇加急运到杭州，然后装上飞机空运香港，第二天就摆进丁香港的超级市场，使当地市民吃上了最新鲜的香菇。

这件事很是让省内外的记者们忙活了一阵。

香港，在这些大山儿子的眼里，已经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地理名词了，市场使庆元终于成了现代文明的一极，大流通把庆元人一把拉进了喧嚣的商业社会。

一切都是那么地陌生，那么地不可抗拒。

在过去，山里人最缺的是钱，而最羞于谈的也是钱。以他们那种特有的纯朴和直爽，为了一点点东西去跟人家讨价还价，在他们看来，那是丢脸的事。

但现在，他们必须学会斤斤计较了。他们必须跑到遥远的城市去推销；他们必须学会同素昧平生的人们打交道、递名片；他们必须知道别的地方或国家的香菇行情，如果别人有了新的培植技术，他们还得设法弄到手。

市场搅乱了一切，它让山里人的生活突然变得忙碌和慌乱起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牧歌式的生活规律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市场给庆元及庆元人带来的所得和所失，是一个一言难尽的话题。但是，无论如何，是市场让庆元的许多人用上了电话、电视，唱起了卡拉OK。

今天，县城里那座古老而美丽的廊桥。仍然静静地卧在水渡之上。

原先的集市早已不存在了，新的、四车道宽的水泥公路从它身旁擦肩而过。

廊桥如庆元的过去，宁静而寂寥。

现在，它仅仅是一道供人追忆的风景了。

第四章 突围在曙光中 馅饼与玫瑰

诸如庆元这样的故事，在浙江大地上可谓俯拾皆是。

今天的人们可以轻易地发现：每一处市场的兴起和纂荣，几乎都有一则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的生动故事。特别是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正是从市场开始，人们走出了狭隘的小天地。

可是在写作本书时，我们也在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个认识倾向，那就是：农民是专业市场天然的拥护派，他们天生就是一种“市场精灵”，农民的价值取向代表着市场的必然走向，等等。

其实，在通往市场的路途上，并非没有坎坷、荆棘和迟疑。

与其说市场是一块可口的馅饼，倒不如说它是一朵扎手的玫瑰。

尽管农民被认为是“天生的革命派”，但是他们也必然受到自身认识水准的限制。在对待市场的态度上，他们有着渴望致富的内在冲动，但同时他们又是功利而“现世”的。他们希望今天播下种子，明天就获取收成。

事实上，农民在走近市场这个庞然大物的时候，他们并不完全清楚市场将带给他们的一切。

专业市场的燎原过程，实际上也是农民对自身观念局限性的一次突围。

因而在市场的创办过程中，便也发生了一些极富戏剧性的情节。如果对这些情节采取忽视的态度，便不能全面地展示这一时代的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下面要讲述的关于绍兴轻纺城的故事，就显得异常地耐人寻味。

第四章 突围在曙光中 摊派出来的市场

绍兴轻纺市场是当今国内仅次于义乌小商品城的第二大专业市场，它是亚洲最大的布匹集散中心。但是，也许没有人会相信，在并不久远的九年前，它还是一个需要摊派才能勉强开张的市场。

摊派两字一点都不用带引号，因为那是正儿八经的摊派。

并且，它差一点被当地农民用炸药包给炸掉。

绍兴，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个大大出名的地方。

就人物而言，这里出现过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卧薪尝胆的勾践、文才盖世的陆游、佯狂佯瘴的徐渭、豪侠伺傥的秋瑾、深刻尖锐的鲁迅……除了这些响当当的名字，绍兴人物中，最出名的还有一类，就是绍兴师爷。

鲁迅先生曾言：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自古以来，绍兴一直是一个出师爷的地方，即所谓的“无绍不成衙”、“天F师爷绍兴半”。

有人曾把繁体的“绍兴”两字拆开，为绍兴人画了一幅漫画像：

拗七拗八，一支刀笔，一张利嘴；到处认同乡，东也搭半个月，西也搭半个月，一言以蔽之日：八面玲珑剔透。

寥寥数言，绍兴人的精明和耐劳已跃然纸上。

以这份精明、耐劳和地产的丰裕，绍兴从来就是一块风流繁华地。

绍兴最知名的行业有三缸：酒缸、酱缸、染缸，其中又以染缸最具规模。

所谓染缸，也就是织造印染业。绍兴出产的越绫，早在唐代已非常风行，据史载，唐末的浙东观察使每十天就要向朝廷上交越绫一万五千匹，可见当时绍兴轻纺业的繁荣。

走进近现代，绍兴的“三缸”中也是染缸发展得最快。

改革开放的序幕一拉开，领风气之先的绍兴农民便冲在了前面，当地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形成了与“苏南模式”并称的著名的“宁绍模式”。这其中，轻纺业挑了重头。在80年代初，绍兴县就拥有了2000多家乡镇纺织企业，近5万台织机和20余万名由农民充当的产业工人。

到1984年前后，绍兴的轻纺业就领略到了繁荣的喜悦。

据统计，当时绍兴年产各种面料已近十亿米，可供全国人民每人缝制一件新衣裳了。而当时国内许多地方的经济才刚刚开始腾飞。

在当时的绍兴。并没有一个像样的专业市场，只是在轻纺企业较集中的柯桥镇上有一条百把米长的“布街”。

绍兴人很骄傲，他们的市场是靠一万多名“既精明又耐劳”的供销员给跑出来的。、可是，过了两年，“风水”突然倒着转了。国际轻纺市场出现周期性疲软，脆弱的中国轻纺业措手不及。国内轻纺企业出现大幅度滑坡，绍兴境内也是一片风声鹤唳。有一年，县经委搞了一次摸底调查，结果一出来大家都吓了一跳：全县轻纺企业的应收款、库存及三角债加起来已达到了13亿元，竞相当于所有银行贷款的总数。

老路似乎已走到尽头了。县领导一班人心急火燎，这时，义乌人的经验正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他们便也想到了办个市场。

既然义乌人能搞得那么成功，为什么我们不也来试一试？

规划很快做出来了，是一个占地两万平方米的棚屋结构的大场子，模样有点像义乌的“第二代市场”，起名是：绍兴轻纺市场，以专销化纤面料为主，地址就选在原先的“布街”上。

建这样一个市场，起码要500万元。县里出一点，银行贷一点，各大企业不但要积极进场，还得再募捐一点。可是，方案一推出，好多农民老板有点算计不过来了。

绍兴县第三纺织厂厂长戴仲明，至今仍记得当初找他谈话时的情景。这位五十挂零、乡村会计出身的“老江湖”当时满腹的狐疑。

“现在生意那么难做，跑出去还卖不出布，坐在家门口反倒卖得出了？”

“不能这样看问题，市场办起来，就会有人来，绍兴布的名声就会大起来，而且，市场办在家门口，信息还灵一点哩。”

“话是那么说，但是能行吗？”

“不行的事政府能干？县里早派人做过调查了，目前国内的服装市场是有不少，但是专门搞面料的，特别是专做化纤面料的还没有。如果搞一个，肯定会吸引不少厂家，咱们搞这样的市场有基础。”

“八面玲珑剔透”的农民厂长还是将信将疑，“万一搞不成呢？”

“怎么会搞不成？要有信心嘛。这样吧，你就带头出个7000元，进场后的管理费免五年，就当支持县里的工怍。”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戴仲明一咬牙，“那就支持吧。”

范天福是当时的乡镇企业局局长，后来出任中国轻纺城开发管委会副主任。如今，他笑着谈到这件事：“说得难听点，这已几近于摊派了。”

第四章 突围在曙光中 筑巢引来大老鹰

1988年10月，好歹，市场是给办起来了。

办市场的初衷，大家是心照不宣的：经营者以绍兴人为主，主要是筑巢引风，推销绍兴布。

可是，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发生了：巢是筑好了，引来的却是老鹰。

市场一开张，买布的客人还没来多少，卖布的同行却闻到“腥味”接踵而来了。先是距离最近的温州人，跟着是老对手江苏人，再后面是南边的广东人。与这些温州人、江苏人、广东人同时来的，便是潮水般的外地布。

看来，县政府当初的市场定位是准确的：搞专业的化纤面料市场，否则哪来那么多的厂家加盟。

但是，那么多外地布涌进来抢饭吃，这可不是绍兴人的初衷。更要命的是，在这样的群雄纷争中，绍兴布竟然弄得个土头灰面。

原来可以卖十元钱一米的布，现在却只能卖七八元一米了。原来还零零散散销得出去的布，现在是死活不动了。

这是市场对绍兴人的第一次打击，谁知第二次的打击更加沉重。没过多久，市场里又先后冒出了来自香港、台湾的卖布商，他们带来的是港台及韩国、日本的花布。这种内外夹攻的架势，简直把绍兴人逼得透不过气来。市场办起来。却使得许多企业库存加大，雪上加霜。有资料说，在1990年10月前后，市场内的绍兴布有40天左右一米未卖出。

在那个时候，市场让绍兴人“丢脸”的事一桩接一桩。原本，绍兴布在杭州市场还动销得较快，那是绍兴供销员们拼命保住的一块“属地”。但是，自打市场办起后，杭州的商家到绍兴一看，喜欢上江苏、广东货了，于是，杭州各大商场中的绍兴布专柜一个又一个地少去，说到罪魁祸首。还是那个要命的市场。

市场办到这种田地，似乎已成了一团湿手干面粉一一昨捏咋不像。本来就对市场持怀疑态度的农民厂长们受不了了。

有一段时间，雪片般的联名请愿书、意见书飞进了绍兴县府大院，飞上了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办公桌。气冲冲的字里行间都是同一个意思：市场把绍兴布和绍兴人给坑苦了，现在请政府替我们做主，要么关门，要么限制外地客商进场，否则，“绍兴轻纺业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据说，有一位笔头较好的厂长下笔干言，列出市场的“十大罪状”贴在市场的大门口。

据说，还有人大代表为此事郑重其事地向县人大提交议案。

据说，有些性急的经营户宣称，要抱个炸药包把市场给炸了。

戴仲明算是当时“闹事”最凶的一个领头人，“那会儿，我上县府、拉签名，比谁都闹得欢。我还去找了当初动员我进场的那位干部，对他说，我想退场了。如果能把市场关掉，我愿意再出7000元。”

第四章 突围在曙光中 与农民的“对峙”

风起青萍之末。

市场，在此刻的绍兴农民的眼里变成了一头狰狞的怪兽，它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而且还把他们原有的利益给抢走了。

现在已出任绍兴县委书记、当时是县长的陈敏尔回忆说，“在那样的形势下，一些原本非常坚定的市场派，也有点动摇了。那么多请愿书垒在一起，几乎就是‘民意所在’了。”

当年只有三十来岁的陈敏尔和他的同事们，面对的情形似乎比当年谢高华在义乌的境地还要“险恶”得多。

谢高华只要果敢地站在农民的身旁，他就可以因此而名垂青史。现在，陈敏尔们却不得不与倔强的老乡们“对峙”。

这种“对峙”，便是一次观念上的大冲撞。

“我们觉得绍兴布被自己己的市场打败，不能单纯地怪市场，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事后讲起这样的观点，似乎人人都会赞同，但在当时要大声说出来，就要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了。

为什么绍兴布敌不过江苏布、广东布和韩国布？

能不能比较一下，绍兴布到底差在哪里，我们的企业到底弱在哪里？

难道关了轻纺市场，绍兴布就可以避开广东布、日本布了？

市场是一个全面开放的空间，在这里进行商品交换，就要全面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律，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公平是市场最重要的准则，根本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什么“保护”。

1992年9月，轻纺市场的北区市场开工。

动员大会是在施工现场开的，领导剪完彩后，就是奠基仪式。

在千百双火辣辣的眼睛的注视中，一位温州商人和一位绍兴商人携手走到现场，各拿一把铁锹为市场奠基培土。

掌声。迟疑的掌声，会心的掌声，由衷的掌声。

存掌声中，陈敏尔大声宣读县委、县政府的倡议书，倡导“外地商品与本地商品一视同仁，外地商人与本地商人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市场的大门仍然大大地敞开着。

与此同时，对绍兴布和绍兴轻纺企业的清算开始了。

绍兴布吃败仗，关键的关键是在质量、款式和工艺上都已经落后了，而市场无非是让绍兴人更切肤地感受到了这一痛苦。

装备的落后已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了，全县五万台织机，有一万台还是解放前的铁木织机，其余的都是70年代的国产织机。而在江苏、广东的企业中已经较为普及的无梭织机，绍兴只有四台，剑杆、喷水、喷气织机一台没有。一些新技术，如倍捻、减量染整等，许多厂长连听也没听说过。前几年市场好，大家忙于一个劲地赚钱，忘了给“母鸡”加食了。

装备的落后直接影响到工艺的先进性。就拿化纤网络丝来说，绍兴企业用的是打拈工艺，这样纺出的丝省工时、成本低。在前些年当然有竞争力，但是它的通透性差，缺乏下坠感，而且手感也不好，而江苏、广东已进步到了强拈工艺，生产出来的是仿真丝产品。同样的原料比绍兴企业多了一点工时，但是效益就差远了，在轻纺市场上，仿真丝的布一米能赚十块钱，还抢手，而绍兴布只赚两三毛仍无人问津。

“落后就要挨打”，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现在想起来，真是要感谢轻纺市场，是它给了我们当头一棒。这一棒敲醒了绍兴轻纺业。”几年后，戴仲明满怀感激地说。

这位当初闹事最凶的“老江湖”，也是“见风转舵”最快的人，正是他在1992年底率先淘汰老国产织机，以50万元一台的价格从意大利购进一批剑杆织机，打响了绍兴轻纺业“纺机革命”的第一仗。然后，又是他用化纤丝与麻丝混纺，发明了麻纱工艺，使这一新品种在绍兴遍地开花。

据说是因为“不好意思”，戴仲明后来就没迈进过轻纺市场一步，尽管他的厂子在那里有摊位，但他自己却只是隔几天就远远地去望上几眼。

“如果能让我变掉这张老脸进市场，我愿意再出7000元。”这是他与一位相熟的记者开的玩笑话，但也是这位耿直老头掏出的心里话。

只要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以绍兴人的“八面玲珑剔透”，又哪有过不去的桥、走不通的路？而在这次近乎于脱胎换骨的纺机革命中，绍兴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然和奉献，不禁又让人想起他们的先王勾践和他的卧薪尝胆——两千年之前的那出复兴大戏，便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的。

在追述那段日子的时候，人们常常提到一个名字，陈炳法。

他是绍兴县第一批洗脚上田的农民之一。他跑供销办厂子，建起了光明丝织厂。为了引进一整套价值：i000万元的设备，他一年内几赴广州。日本，终于，在设备安装完毕的一周后，这位农民厂长因劳累过度不幸去世，时年只有45岁。

如今，光明丝织厂已经成为一家日产白布2．5万米的大中型企业。那天，董事长、陈炳法的弟弟陈煜法领我们去参观他的兄长当年为之殉身的设备。

在一间数百平方米的标准化车间里，96台整齐划一的日本产喷水织机正轰轰作响，仿佛在大声吼叫着一个并没有走远的人儿。

陈煜法谈起他的兄长热泪盈眶：“他是被过度的劳累和巨大的压力击倒的。要知道，那时候绍兴县里的纺织厂，规模最大的不过百把万元资产，他一下子借贷数千万元引进设备，那份压力和风险是别人无法想象的。他是想一步登天呀。”

然而，为了那市场的召唤，陈炳法和数百名农民厂长们还是冲出去了。到1997’年6月，绍兴县在四年多时间中累计投入技改资金100亿元，引进无棱织机12000台，其他配套设备一应俱全。绍兴人豪言，他们这是开了一次万国纺机博览会。

与此相对应。绍兴布在轻纺市场的声誉也日渐好转，每米的价格从七八元上涨到十来元，又涨到二十来元，如今已是丝毫不让江苏、广东布了，绍兴人不但全面收复了失地，更让他们的竞争对手感到了压力。

在轻纺市场内，原有一条“香港街”是由六十多位来自港台的布商组成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里一直是最热闹、最显眼的地方，他们的一举一动几乎能影响轻纺市场的流行趋势和价格动向。但是，随着绍兴纺机革命的兴起，绍兴布的质量、花样已完全能匹敌境外布。这条“香港街”上的生意渐渐地难做起来了，到1997年初，竟然就了无踪迹了，原先的那些客商如今大多是以经销绍兴布为主业了。

到1995年，绍兴轻纺业就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而当时世界范围的轻纺工业又出现了滑坡唯有以江浙轻纺工业为龙头的中国轻纺市场，抵抗住了这滑坡，而且创造了夕阳产业的朝阳现象。

1991年，绍兴轻纺市场交易额为7．8亿元，进入全国专业市场十强榜，名列第五；之后，它的位次一直在五六位之间徘徊。

1995年，市场交易额。150亿元，一跃为全国专业市场第市场带给绍兴人的是一次痛快淋漓的脱胎换骨。市场在如今的绍兴人眼里，早已成了一块无与伦比的宝地。

1996年，已改名中国轻纺城的轻纺市场内有一些店铺公开招租拍卖，其中，面积为6．4平方米的一号铺位竞争最为激烈，经过69个回合的竞拍，最终一位绍兴农民以71．4万元中标，取得了该铺位的三年使用权。这一价格创国内专业市场的天价，至今未破。

那是一个场面火爆的竞拍景象，几方争持，一举万金。

在那个时候，是否还有人记得，就在不远的几年前，这里的铺位还是要靠摊派才租得出去，这里的市场差点在喋喋不休的声讨声中半途夭折？

在日后关于轻纺市场的报道中，很少有人提到上述的那段曲折经历。面对一个神话，人们似乎更喜欢用一种彻头彻尾的喜剧手法来描述它，而将某些过程不经意地“避讳”掉。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记录在这里。

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唯其有了这样的曲折，才显出社会进步的艰难，才能真实展现出农民在市场大风浪中的心路历程。

第四章 突围在曙光中 投奔乡下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注视一下另一处地方，那个距离正在发生着巨变的浙江农村并不遥远的地方：城市。

那里从来就是农民们向往的地方，“过城里人的生活”，曾是所有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

在那里，商业文明已经发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尽管那里的人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和忧虑，但是他们毕竟过着远远优越于农民的都市生活。这么多年来，农民们一直怀着遥不可及的羡慕，远远地仰视着城市，那里有他们想象中的繁华。哪怕有那么一天，他们小心翼翼地进城了，也是沿着高楼大厦的墙角，迟疑地穿行。

有什么可以让这些迟疑的农民，不再胆怯和自卑？

如果要有的话，那可能只有商品的大流通了。

在专业市场的初刨阶段，市场内推销的产品相当粗糙，主要是为农村消费市场提供的。随着原始积累的完成，乡镇企业渐渐地开始了技术和设备上的革新，由此也带来了商品的升级换代。有那么一天，农民们突然发现，原来城里人生产的服装并不比他们生产的艳丽和时髦，城里人生产用的机器的性能也未必有他们的高级。

于是，便有了那一份跃跃欲试。

“进城去，卖我们的货。”

于是，骑上市场这匹烈马，浙江的农民傲然四顾，开始在城乡之间纵横驰骋了。

1994年秋天，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引起了当地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记者们发现，每每到了周末，在城里闲散惯了的杭州市民却纷纷搭上一辆辆小中巴，往北面赶。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喜气洋洋的，身上大多披着一件全新的真皮皮衣。

他们去的地方，是距离杭州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叫海宁的农村县城。

海宁临近入海口，并没有很大的草原和牧场，但是海宁却是中国皮革制造业的重镇。自80年代中期以来，海宁乡镇皮革企业迅猛发展，竟多达2000来家，年产各类皮革服装1000多万件。国内首批准予挂牌“真皮标志”的18家企业中，海宁就占去了9家，刚好一半。就是以这样的实力，海宁农民硬是从内蒙古、青海等省份手中，夺去了“中国皮革皮衣之乡”的称号。

1992年，海宁人在一片荒芜的草地上办起了市场一年下来，就刨下了成交额10亿元的辉煌业绩，海宁皮衣的名气传进了杭州城。当时，在都市青年人中，皮衣正成为最时髦的高档服饰。而一些偶尔到过海宁市场的人却发现，那里的皮衣价格竞比城里要便宜三分之一。

一件皮衣起码上千元，便宜三分之一可就不是个小数目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终于掀起了一股海宁热。有晚报记者计算过，在1994年秋季以后，每到周末，海宁市场的外来车辆就超过1500辆，日成交额超i000万元，日客流量将近两万人。这其中，以零买为主的杭州客人占到了一半以上。

一车车的城里人赶来，又带来了更多的城里人。向来只是繁荣在农村的专业市场开始向城市招手了。

面对那道妩媚的微笑，城里人终于挡不住了。

与城里人投奔乡下相映成趣的是，乡下人对城市的进军。

。1991年开春，42岁的温州农民刘永方只身来到杭州北郊，他随身带着一只在当时还非常稀少的玩艺儿：移动手机。

他可以随时随地向国内的任何地方拨通电话，这在接待他的城里人眼中也不无新奇。

在一群城里人的簇拥F，他站在一片空地前，旁边是一条出城的国道。他把手大大地划了一圈，说，我要在这里圈一块地办个通讯器材市场。

刘永方搞了多年的通讯器材经销，他知道杭州市区和附近的富阳、余抗和临安等县市是国内较集中的电缆、通讯器材生产基地，每年都有无数的配套及组装企业赶到这里来采购，但是却没有一个集散市场。而当时国内的通讯器材专业厂家已达数千家，通讯产业以每年25％的高速在增长。

这么大一块市场肥肉怎么就愣没人想到去吃？

刘永方请来浙江建筑设计院的专家搞市场设计，请来杭州城建公司搞土建和装修，仅仅半年后，一个占地25亩的杭州通讯市场就热热闹闹地开张了。那是一座八角形的三层大楼，投资700多万元，共300间营业房，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他的投资显然得到了回报。1994年，人们在浙江省十大专业市场排行榜上意外地读到了这匹“黑马”的名字。当年这家市场成交额高达24．4亿元，一跃为浙江省第七大专业市场，同时也成为国内最大的通讯器材交易市场。

如同无数都市人很自然地跑去海宁乡下购买高贵的皮衣一样，如今，当西装革履的人们赶到这个由温州农民一手创办的市场里挑选代表身份的“大哥大”的时候，他们或许也早就习惯了。

而其实，这种习惯本身就隐喻着一次令人激动的跨越。

来自浙江省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91年，全省各大城市的日用品及工业配件专业市场只有105家，而到了1996年底，单在杭州这类市场就已多达240家，其中大多数的市场创办者是来自杭州郊县及金华、温台地区的农民们。

市场，对城市人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了。而这一堂课，是乡下人给他们上的。

第四章 突围在曙光中 攀向顶峰

从1986年到1992年，浙江省专业市场进入到了燎原期。

市场的魅力得到了初步的认同。

浙江省规模较大的市场绝大多数是在这一时期创建的。

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一些开明并具有开拓意识的地方干部逐渐成了市场创建的积极分子，他们的参与大大加快了市场的燎原之势。到1990年底，全省共建专业市场1636个，这一数字占当时全国专业市场总数的七分之一，其中浙江省工业品批发市场的成交额占全国比例的四分之一。

1991年，在全国首次公布的十大专业市场排行榜中，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以10．25亿元的成交额雄屠榜首，绍兴县轻纺市场名列第五。

浙江市场渐露“冠军相”。

第五章 阳光下的浑沌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质量万里行”一行到市场采访。市场管理部门自然十分重视，布置会场，整理材料，忙活了好一阵。

假烟。陪同的浙江省技术监督局干部一言断定。

那酒店的小蛆、浙江市场部的经理、报社的小张记者，肯定都被问得目瞪口呆。显然，有一个“幽灵”在四处游荡。

“你说，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港方老总一头雾水，连忙询问策划部门。

于是，马上通电全国各大市场部：密切关注，如果有类似肥皂出现，立即举报。加防伪商标的肥皂是假的，不加的倒是真的，一件空前绝后的咄咄怪事。

当时，防伪商标刚刚引进国内，一些知名企业已经开始用这一技术来保护自己。

当晚，夜班编辑认真校稿，仔细拼版，稿件处理得异常醒目。

福建某合资肥皂公司正在研究设计使用防伪商标的具体事宜，突然从浙江市场部传来紧急电话：在浙江某市场出现了加防伪商标的该公司最新产品。

市场管理人员大窘。

“你说，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市场管理人员大大窘，低声斥问酒店小姐：

<small class="ter"> ——1991年5月14日，温州夜市</small>

<small class="ter">摊主是个年轻的女孩，她不假思索地说：“假的。”</small>

浙江某著名市场。1992年。

当日，众记者在会议厅内济济一堂，听取情况介绍。

一串名单中，小张记者报道的市场，赫然在榜。

突然，一记者盯住了桌上的“中华”香烟，拿过一瞧，烟标印刷不清，塑封带有皱纹，拆开一闻，烟味显然不纯。

报社倡导深入基层调查。记者小张蹲点一家大型市场一月有余，写出了一篇4000多字的长篇通讯，事例生动，入木三分，颇具典型性。稿件传真至报社，上下一片叫好。总编辑敲定，上头版头条，配评论。

编辑一肚子恼火，抓过电话把记者从被窝里叫醒：

到了午餐时间，在酒店里一圈坐定，有小姐捧酒上桌。谁知，记者中有专门采访酒厂的老手，精于鉴酒，拿来一瓶剑南春，假酒；拿来一瓶茅台，假酒；拿来一瓶五粮液，还是假酒。

<small class="ter">李瑞环指着一串珍珠项链，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small>

浙江某大报。1992年。

销售人员问道：是否公司还有别的渠道在浙江搞经销？

正当浙江专业市场刚刚步入全盛时期，正当“办市场，看浙江”的名声刚刚传出不远，一个假冒伪劣的幽灵就开始缠得浙江人寝食不安了。

夜间9时，样报已经过了二校。突然，编辑的眼睛瞪着电脑不动了，只见从刚刚接收到的新华社电讯稿里跳出一条新闻：国内若干市场假冒产品成风，国家工商局对其点名曝光。

于是，立即撤版、换稿，一阵手忙脚乱。

答日：本公司的防伪商标正在拟定中，市场上的所谓加防曲商标的肥皂显然是假货。

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五章 阳光下的浑沌 重拳击柳市

在全国数万家市场中，柳市低压电器市场可能是享受“重拳”最狠的一家了。

1990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国发［1990］29号文件，转发国家技术监督局等六大部局《关于温州市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对柳市电器市场的假冒伪劣现象进行了痛斥，并严厉要求整顿。“柳市区低压电器市场销售无证伪劣电器产品已造成严重后果。”

由国务院亲自出面进行整顿的专业市场，柳市算是第一家。

柳市是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之一一，也是浙江省成名最早的几家市场之一，柳市事件曾经一再地给浙江的市场形象蒙上阴影。

柳市的“发迹”，是‘个说不清的谜。

誉之者称它是“东方启动点”、“温州家庭工业的主要发祥地”。毁之者说它是“走私王国”、“贩黑中心”。

但说来说去，还是一个谜。

我们在浩瀚的文海中找到了一个文件，也许它与柳市的起家有点渊源。

那是1982年，国务院下达的第150号文件。文件决定1980年以前积存的机电产品一律作报废处理，报废产品总价值上百亿元。

在这种背景下，无缝不钻的柳市人寻找到了自己的机会。

于是，许多报废机电设备在送往废品回收站的途中“失踪”了。

于是，数以百辆、千辆计的大卡车装着贴上报废字样的机电产品，源源不断地驰向东海边上的一个小镇——柳市。

这些报废机电产品，经过柳市农民的加工、拼装，换上新的商标，然后又浩浩荡荡地销往全国各地。

这中间，有合格的产品，那是柳市人为抢救国家资源做出的贡献。这中问，当然也有不台格的产品，那就成了日后毁灭柳市埋下的祸根。但在当时，发财心切的柳市人实在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了。

仅仅几年，柳市的市场成交额便跃居温州十大市场之首，一度成为浙南最富裕的集镇。

1984年，在国内一本大型文学刊物上，一篇关于柳市奇迹的长篇报告文学发表了，作家富有激情地写道：柳市，这块古老的土地，正描绘着中国农民生活的巨变，正展示着一个民族的光明。

这篇报告文学的标题是《东方启动点》。

所有的柳市农民都沉浸在荣誉的光环中。

这时，幽灵出现了。

柳市电器“东窗事发”始于1984年。

当年，在东北鸡西煤矿，连接发生了几起瓦斯爆炸事故，造成多人死伤。井下爆炸的阴影引起了人们严重关注，矿方专门派人赴京求援，煤炭部专家迅速飞抵鸡西调查。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确定事故是由于矿灯漏电产生的电火花引起。

查。矿灯所有72个零配件全部送质检中心。结果15个检测项目中居然有13个不合格。

追查。零配件出自何方？

一个陌生的地名浮出水面：全部出自浙南柳市低压电器市场。

情况上报上级部门，有关中央领导为之震怒。

国家煤炭工业部立即下达“通令”：困柳市产矿灯配件不符合防爆要求，下属所有企业“不准购买柳市的电器产品”，并要求柳市停止生产不合格矿灯。

1986年春天，万里副总理视察柳市。当时柳市刚刚被煤炭部重击一拳，当地干部以农民群众怕政策变化为由，希望副总理能够留下几句对柳市有利一点的话。

副总理语重心长地说道：“搞电器产品，同桥头这些地方搞纽扣生产不一样。变不变，在于你们自己，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你们如果不提高质量，生产这样的商品是不行的。”

副总理的车队在轻尘中消失，他的谆淳教诲也在柳市人茫然的视线中随风飘散。显然。柳市并没有认真吸取矿灯事件的教训。

就在万里离开柳市不久，4月，国家机械工业部向全国发出《关于柳市低压电器产品突击抽查结果的通报》。通报称，中国低压电器产品检测中心对柳市的低压电器产品进行随机抽查。结果发现各大类别“全部不合格”。

机械工业部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机械厅、局(公司)……所有单位均不得采用柳市产品。”

随即，国家经委、工商总局纷纷电传浙江省政府要求对柳市电器市场进行停业整顿。

在这期间，国内各大新闻媒体也对柳市“毫不留情”了，《人民日报》在批评新闻中。记者更是直截了当地以《柳市电器产品质次，用户不要上当受骗》为题，异常醒目。

第二二记重拳击向柳市。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柳市市场内的部分经营户仍然不思悔过。

他们又发明了“挂户经营”的新办法，在电器产地上隐去柳市字样，或者索性向省外企业购买商标，并在推销过程中一再运用行贿、回扣等不正当手段。当时柳市区有34万人口，而电器工厂却多达2300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柳市终于迎来了第三记重拳。

而这记重拳又是那样地干净彻底。

就在1990年的国办文件下发后，国家六大部局联合组成工作组，进驻柳市，查假打劣历时半年之久。工作人员采用的是“沿海沿路堵截，厂里店内搜查，大街小巷清理”的坚决措施。“恶瘤”被一点点地切除了。

这一年的9月4日，对这一全国瞩目的打假事件，新华社播发通稿：柳市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已全部关闭。1544个家庭生产工业户已全部歇业，注销了59间经营电器旧货的门市部的营业执照，吊销了186家企业的营业执照。从6月下旬到8月底，查处无证低劣假冒低压电器：36000箱。

柳市，为它的放纵付出了惨重代价。

第五章 阳光下的浑沌 火烧温州鞋

与柳市的低压电器相比，“温州鞋”在消费者中间的“名声”也许更大。

有人戏言，在最近十年间，某地出产的—种产品，到了“举国共讨之”地步的，除了福建晋江的假药外，大概就是温州的皮鞋了。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温州人说起他们的皮鞋时的神情，却比说起柳市电器时要复杂得多。

至今，在温州，不少人仍觉得温州鞋的命运多多少少有点冤。

“说起温州鞋，那真是大苦大甜一言难尽。”鞋匠王跃进“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外地人走过我的鞋摊。我看见他的皮鞋特别漂亮，就收了鞋摊跟着他，一直跟到饭店。他起疑心了，转过身问我，干嘛跟着他。我说，你的皮鞋漂亮，能不能卖给我。他说我已经穿了一年多了，怎么卖给你？那时他准认为我疯了。但我执意要买，结果我花一千块钱买下了他那双穿了一年多的意大利皮鞋。”

有了这双鞋，王跃进请了三个小工，开起了自己的第一间鞋铺，并依着那双鞋的样子，做了上万双皮鞋。

王跃进的故事几乎便是温州皮鞋的兴旺史。

80年代以来，从仿制起步，温州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使国产皮鞋赶上了当时世界的新潮流。他们做出了中国第一双猪皮皮鞋、第一双硫化粘胶皮鞋，到1987年，温州皮鞋产量达到2400万双，几乎占到了全国的一成，并超过我国传统的皮鞋生产基地上海市三成。还有人做了估算说，全国每两人中必有一人穿的是温州皮鞋。

在温州，最大的鞋市出现在鹿城区，区内的来福门鞋革市场也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皮鞋专业市场。而在这个区内，就有大大小小1254家皮鞋厂。规模之大，令人咋舌。

然而，也就在那几年，幽灵“附”上了温州鞋。

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投书《经济日报》，称她买了一双高跟鞋，谁知穿了一天就掉了跟，仔细一看，竟是用浆糊粘起来的，而所谓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

此文一出，舆论大哗。

一时间，“一日鞋”、“晨昏鞋”、“礼拜鞋”的帽子就一顶顶地套在了温州鞋的头上。有报社还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十大主要城市中，消费者投诉最多的皮鞋，就是温州鞋。

“那时的来福门市场，就像是皮鞋的海洋。整个温州，差点就被来买鞋的外地人淹没了。一双皮鞋，批发价只要20元，而几年前物价还没涨的时候就是这个价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对头了。”王跃进回忆说。

高潮出现在1987年6月。

那个月，先是在杭州闹市区的武林广场，市民们把上千双温州鞋堆成小山，一把大火烧掉。继而这把火烧到了南京市、长沙市、株洲市……很快，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驱逐温州鞋。

无数商场挂出“奉劝顾客，勿买温货”的招牌。

当时刚刚出任温州市市长的陈文宪回首那段时光不由苦笑，那时他三天两头会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邮包。到邮局领回一打开，是一双温州产的破皮鞋。

“火烧温州鞋”所带来的结果，是使全国商界对浙江市场的印象大坏。

随着温州鞋的足迹所至，迫打之声一路不绝，而一句句让浙江人难堪的顺口溜也开始流传在城镇街巷：

“打假首自浙江始！”

“本店不售温州货！”

“排温运动！”

“在浙江的市场里，除了人是真的外，其余的都是假的。”

更难听的是，人们把满天飞的温州产品蔑称为：“瘟(温)疫。”

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到1990年，一个飞来横祸”又砸向温州鞋。

那年9月。新华社播发了一条700来字的通稿，题为《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

新闻说，7月12日，商业部长胡平在湖北考察时，逛了逛武汉百货商场，在皮鞋柜台前，他看中了一双带网眼的稼色牛皮鞋，于是付款49．5元，买了下来，并当场穿上，继续参观。

13日下午，胡平回到北京，谁知到家一脱鞋，就发现右脚那只鞋的后跟已掉了一块。他一细看，这双鞋既没有商标，又没有生产厂家，只是鞋底上有“上海”两字。

数日后，在11城市商业局长会议上，胡平谈到此事时大为气愤，说道：伪劣产品，实在可恶。轻工部部长曾宪林表示，将就此事进行追查，并在年底举办一个假冒伪劣鞋的展览会。

由于这条新闻简短生动，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采用了。而几乎所有的人在看了这条新闻之后，都“直觉”到，套在胡部长脚上的鞋，肯定是温州鞋。

尽管事后的追查表明，那双鞋的鞋面是武汉生产的，鞋底足j二海货。但是，舆论的一时倾泻，则全部倒在了温州人头上。

温州皮鞋再次在全国各大城市遭到清剿。

乇跃进说，那年年初在北京摆鞋摊、租赁皮鞋柜台的温州人有一万多人，到年底就起码有七成左右的人被“赶”出了京城。原本热闹非常的来福门鞋革市场在经受两次冲击后，也显得萧条了起来，“温州鞋那时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也实在是太臭了，吃了冤枉亏也没处诉苦。”说到那件事，王跃进唯有摇头不已。

第五章 阳光下的浑沌 为幽灵辩护

那么温州鞋是否就真的那么不可救药？鞋匠王跃进断然否定。

“你想想看，温州每年要出2000多万双皮鞋，起码有2000家以上的皮鞋厂在生产，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一日鞋’，就是20万双，怕是万分之一，也有2000双。谁能保证一万双皮鞋里，没有一双坏的？”

这是一种“难免论”，但这显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温州，还有许多人则认为是外地人把温州鞋的名声搞臭了。

这就是“背黑锅沦”。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考察温州，温州人曾同他就伪劣皮鞋问题有过一番“经典探讨”。

那天，李瑞环兴致勃勃地出现在温州鞋革市场上，他到了一家皮鞋厂的摊点上就不走了，一边拿过一双皮鞋看看、拧拧，一边开口说道：

“我这次来温州，就带了一个温州皮鞋的问题来。现在外面有两种观点，有的人说温州皮鞋穿半年就坏，是坑人。也有的说温州皮鞋就是更新换代快，价格便宜，坏了就买新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他闯到的那个摊位，是温州海螺皮鞋厂的，厂长邵奇星刚刚年过30岁，自这次与李瑞环交谈之后，他被温州人目为“替温州辩护的英雄”。

当时，邵奇星应声答道：“作为产品，质量当然要保证。但这里也有一个价值取向问题。温州皮鞋才二十来元一双，如果上海皮鞋也是这个价格，会不会也做出像温州这样的皮鞋？温州皮鞋本身价格就是这样，至于中间商拿到北京卖六七十元一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邵奇星的这番话，并非他的发明，在温州，这套逻辑十分深入人心，并成为他们生产低价产品的“理论支柱”。

1990年，我们在温州采访，见到街上有两元钱一条的“金利来真皮皮带”出售，不由得大惊，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看，竟看不太出破绽。那摊贩倒实在，朗声说：“别看了，是马粪纸做的。

买一条回去，有大场面时系系，两元钱买个面子，便宜不？”

我们恍然大悟，“但是如果有人拿这两元钱皮带到别处卖二十元呢？”

摊贩睨视着我们，一笑：“那是他的本事。”

当时，李瑞环听邵奇星讲完，笑着说，“对对，我听懂了。”

邵奇星接着说：“这种二十来元的鞋，我如果半年穿坏一双，一年穿两双，也只五十元，同外头那种六十来元一双能穿一年的差不多。而我这样一年就可以穿两种款式了。问题是北方人拿过去卖到七十多元，那消费者当然会认为应该穿一年了。”

李瑞环笑着连声道：“对，温州应该宣传宣传。昨天晚上我看夜市，碰到一个卖珍珠的女孩，她也这样说，很痛快。”

前一天，是李瑞环到温州的首日。当晚，他信步走人温州夜市，体察民情。在一个小商品摊位前，他饶有兴致地低头细看，突然，他指着一串在灯光下晶莹发亮的珍珠项链，问摊主：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摊主是个年轻的女孩，她当然知道眼前的人物是谁，但她不假思索地说：“假的。”

当下，陪同李瑞环的当地领导心中大惊，有的连脸色也变了。政治局常委面前卖假货，那还得了。只听那女孩继续说：

“这些都是仿制品，没真的，所以便宜。”

一席坦率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李瑞环对摊主竖竖大拇指，含笑离去。

假的就是假的，所以便宜。

假的当作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那就没错。

温州人的逻辑似乎很正确。

但是，为什么全中国的消费者就是“不理解”他们呢？

尽管“邵英雄”的“背黑锅论”颇能够自圆其说，并道出了一定的事实，但是，这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

因为，温州货的问题绝对不能全部归咎于流通环节的不畅或“北方人”把他们的名声搞臭了，否则以温州人的精明，问题早就解决了。

幽灵到底因何而生？

当我们回眸浙江专业市场的发展长河时，我们便有了更深层的发现。

我们发现，浙江专业市场的产品被视为假冒货或伪劣货而屡屡遭到曝光，是在1986年以后，而那正是农村专业市场进入全盛期、市场产品首次面向都市消费群大规模进入城市的时候。

这是新一轮“农村包围城市”。丽在这一进军中，市场货却遭到了出乎农民意料的强烈抵触。

在此之前的市场货，绝大多数是面向农村市场销售的，它主要由两大类组成：

一类是把城市里的积压产品或废旧原材料“激活变新”。

这一特点在当年的温州十大市场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如宜山再生商品的原材料是城里工厂不愿回收的腈纶布脚料，萧江的编织袋生产是城里工人不愿做的苦力活，柳市的低压电器则是被国家明文规定的报废电器，等等。

而桥头纽扣市场在这方面更为明显。桥头最早交易的纽扣大多是商场积压的低档纽扣，桥头农民曾经把辽宁阜新百货站积压了10年的500万粒纽扣和广州百货公司批发部积压了20年的24吨纽扣全部变成畅销货。很显然，这些积压了10年、20年的纽扣已不可能在城市中畅销，它们的去向只能是农村市场。

另一类则是由乡镇企业生产的低档廉价小商品。

当时，在市场中曾有两句话很风行，那便是：“别人不要的我要，别人不生产的我生产。”这里的别人就是指城里的国营和集体企业，也就是说，浙江省最初的乡镇工业是以生产国营企业不屑生产的日用小商品起步的，哪怕是义乌、绍兴等市场，其早期销售的产品也无不是以低档廉价为特征的。

这样的产品，在农村销售时，农民对它们的接受根本不存在任何的障碍。当广大农村已设覆盖之后，它们便又大胆鲁莽地涌向了城市，特别是涌进了大中商场，这次，它们遭到了迎头一击。

从城里人的角度看去，说这些市场货是“假冒伪劣”似乎并不为过。

首先，它们在农村销售时大多没有或不重视品牌。有资料显示，80年代末，在来福门市场上销售的温州皮鞋，仅有“宏顺”、“东方红”、“东风”等五六个牌子，其余的仅有产地，而无品牌。进入市场之后，农民销售员迅速地发现了这个短处，而他们的弥补手法也非常地简单：要么花点钱向城里的企业买些商标贴贴，叫做“挂户经营”或“联合经营”，要么索性从外国杂志中找一些世界名牌，一冒了之。这难道不就是名副其实的“假冒”？

其次，这些产品的低价往往是与低质相联系的，进入城市后，像那种“两元钱买个面子”的消费观念并不能为成熟的都市消费者所接受，再加上流通渠道的层层加价，称之为“伪劣”，好像也不太冤枉。

这样的假冒伪劣，套用一句城里很流行的歌词则是：我们的农民兄弟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在浙江数千家专业市场中，尽管有个别造假制劣者，但95％以上的经营者是诚实的，他们仅仅希望城里人能够喜欢他们的产品、来买他们的货。然而，市场就是这样地严酷，当不适当的商品出现在不适当的场合的时候，产销者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了。

第五章 阳光下的浑沌 在“清剿”中新生

作为重点打假区，浙江的市场和经营的农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尴尬的境地。

有一年，一位浙江青年农民设计出一套居民身份证的样本，并投寄到国家有关部门联系订货。他宣称已掌握印制身份证的全套技术，可以批量生产。

这样的订货单若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寄来的，或许有关公务人员也就一笑了之了。而这位青年农民的回函地址却是著名的商标印制之乡苍南金乡，公务人员的神经陡然紧张起来：

那里可曾是著名的假冒商标集散市场啊。

当即一份汇报递交给了上级，公安部门得悉此事后非常重视，迅速成立专案组，当成一起严重的伪造证件案进行侦查。

我们的那位发财心切的金乡农民，一不留神，就有了闪失。

好在温州市委领导了解详情，立即与上级公安部门协商，认为这是那位青年农民不懂法律的莽撞行为，应与有意伪造区别开来，费了好大的劲，才总算大事化小，教育了事。

一场虚惊。

然而在虚惊之中，人们看到了无数双充满怀疑的眼睛正警惕地盯着浙江的市场和市场中的浙江农民们。

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得感激那些年对假冒伪劣现象的全民“清剿”。

正是在那样的“清剿”中，浙江的专业市场获得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新生。

“那阵子我们真是抹干了眼泪继续干，打脱了牙齿往肚里咽。”还是那个鞋匠王跃进，1991年，他创办了霸力皮鞋厂，并做出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皮鞋和最小的皮鞋。他给我们看了上海吉尼斯记录的认可证书。

而温州皮鞋的复兴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鞋业管理协会成立起来了，严格的行业管理规则制订出来了，一个个新的品牌出来了，新的设备和技术也引了进来。

温州鞋的声誉在一日日提高，毕竟，消费者是不会鄙视或偏袒哪一家的。

1993年9月，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主办的“中国首届鞋业大王”评选揭晓，在公布的名单中，人们几乎是惊奇地读到了一个又一个温州皮鞋的名字：

在十大“鞋王”中，有温州长城鞋业公司的康奈品牌；在三名“荣誉鞋王”中，有温州霸力皮鞋厂的霸力品牌；在十二名“金鞋”中，有温州的稳泰和吉尔达；在“推荐产品”中，有温州的福利特、皇冠、帅特、达富盛、赛狼、白鲨、海螺。

在所有上榜品牌中，温州皮鞋品牌最多。这一年，温州鞋产量达到3800万双，占全国总销量的七分之一，超过以前全盛时期产量的40％。1995年，北京一家机构做调查发现，温州鞋在北京市场再度旺销，平均每十个北京人中就有六个穿着温州鞋。

再说柳市电器市场。

在经历了1990年的重击后，很多人都认为柳市这下子肯定“万劫不得翻身”了。但是，柳市人硬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上千个小家庭作坊被取缔了，经营户们开始聚集起来，以股份的形式组建起新的、规模远大于从前的电器工厂，区内农民还投资855万元建成总面积为2．33万平方米的工业小区。

清理整顿后的第二年，柳市已有22家企业的53种产品通过国家低压电器产品检测中心的审查，并领到国家机电部颁发的低压电器和电子产品生产许可证77个。

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柳市人是铆在低压电器这个市场上了。

随着质量的提高，柳市竟很快又热闹了起来。如今，柳市有33家企业获得机电部低压电器生产许可证，比任何省、市、自治区的持证企业都多。国家航空航天部也开始从柳市市场采购配件，用于火箭和卫星的制造。

1994年1月，温州市在全国率先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市委、市政府提出：不抓质量的干部，不能当第一把手。搞假冒伪劣的企业，其法人代表的名字将登报公布，若千年内不能在温州地域内注册办企业。

而在这期间，在浙江全境，一场对假冒伪劣产品的全面“围剿”正如火如荼。

1994年1月25日，是浙江打假史上的重要一日。这天，全省47个市、地、县燃起大火，共销毁假烟17万条、假酒95吨、劣质食品和滋补品260吨、非法印刷物15万件，总标值3600万元。这是浙江省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中毁假行动，全省上下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有资料显示，在最近的三年中，浙江省有关部门共出动人员33万人次，查获假冒伪劣案件27000起，其中大案1500件，捣毁制假窝点近3000个，总案值超过三亿元。

浑沌之水趋于清澈。

幽灵开始在阳光下消遁。

第六章 霞光四射 “千家万家市场开”

而确实，这些年从南边和北边都传来过大兴土木、直逼义乌的“市场战撮”，一会儿是某地政府“气吞山河”，要投资10亿元建个药材市场，并声称三年之内交易额赶超义乌的消息，一会儿又是某著名电器市场要全面扩建的新闻，据说扩建图纸已登报了，新市场面积比义乌大5万平方米。

不是说“找市长不如找市场”吗？不是说“办一个市场兴一方经济”吗？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市场的召唤，看到了市场对经济腾飞的促进力。

“义乌，不就是几十万平方米的面积吗？投它三四个亿，就赶超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在义乌人的耳边不时飕飕地刮过。

神州大地，不知有多少市场瞄着这顶帽子。毕竟，它能够给一个地方带来的不仅仅是川流不息的商潮，更有声誉、自豪和政绩。“全国第一”是诱人的，更何况是市场经济形势下的中国第一大市场。

义乌人常常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专业市场的所有荣耀似乎都被领先一步的浙江农民独占了。

在激越昂扬的市场交响曲中，在迅速升温的“市场热”里，开始飘出了几缕不和谐的音符。

<small class="ter"> ——D．h．帕金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1987年)</small>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就是在这样霞光四射的时刻，“会当凌绝顶”的浙江农民，突然有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如果说，义乌是在为它的桂冠而“卫冕”，那么，许多地方的干部则是为他们的“地方经济”和“政绩”而忙碌了。

1995年，全国百家企业试点名单公布，绍兴中国轻纺城作为唯一的专业市场赫然入选，到第二年的年底，它的A股股票在深圳挂牌上市，使其成为全国第一家股票公开上市的专业市场。

自从1991年戴上“中国第一‘市场”的桂冠后，义乌人每年都觉得沉甸甸的，无数道来自大江南北的炙热目光都快要把义乌人烤焦了。

<small class="ter">市场日益发挥作用的关键是专业化，专业化又取决于经济规模、低成本运输及没有过分的风险。</small>

“中国第一大市场到底有多大？”

而素有“市场大省”美誉的浙江省更是快马加鞭，锦上添花。

这是一个跨时代的纲领性口号。

自此以后，“市场”成了神州大地上一个最热门、最具魔力的字眼。

“忽如一夜春风来，干家万家市场开。”新一轮专业市场建设热潮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骤然升温。

这林林总总的信息，一度让义鸟人憋足了一口气，他们每年都在扩充市场摊位，并使成交额直线上升。

“风景这边独好。”

第六章 霞光四射 小镇战事

这里是浙江南部的两个毗邻小镇：

温溪——人称“浙江西藏”的丽水地区的“东大门”；桥头——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温州市的“西关口”。

两镇相距仅13公里，山水相连，世代修好，然而自80年代末以来，这两个万人小镇发生的变迁及相互问没有硝烟的竞争，却演出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小镇战事”。

要说家底，温溪、桥头都只有一个穷字。两镇所在的青田、永嘉均曾是省级贫困县。

要说“地利”，温溪好过它的近邻。

温溪地处一块小平原中，104国道穿镇而过，日车流量达5000辆，境内还有丽水地区唯一的内河码头。水陆交通，堪称浙南第一。

而桥头夹在两山之间，距104国道线尚有三公里多尘土飞扬的机耕路，人均耕地只有0．23亩。

70年代末，商品经济的春风吹拂小镇。早已在两分地里走投无路的桥头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天时”。一对浪迹江湖的单氏兄弟在外地一家纽扣厂门口捡到一堆次品纽扣，带回桥头摆起摊来，谁知生意竟出奇地好，在远近乡村都出了名，自此‘发而不可收，同镇人竞相追随。数年之内，上千个摊位和100多个家庭作坊式的纽扣工厂纷纷开张，3000多人的供销大军奔波于29个省、市、自治区。

全国各地的商贩从四面八方拥来，挤进这条泥泞、窄小的纽扣街。没多少年，桥头生产和经销的纽扣已达16大类、1500个品种，占全国的一半以上，日交易额以数十万元计。

神话般的经济奇迹，震惊了13公里外的温溪人。以前的难兄难弟一甚至条件还没自己好——却一跃成为远东最大的纽扣市场。

正是在这种刺激下，温溪人开始大胆地把脚探进了市场竞争的海洋。

这一年，一个声势浩大的擂台在温溪一字排开。

有关部门立下“军令状”不惜一切代价，把纽扣市场夺过来。

刚刚闯进市场“百慕大”的温溪农民和千部们坚信：在以往三十多年行政手段搞经济中运用得轻车熟路的工作“法宝”

仍将百战百胜。

由当地政府、供销社牵头，筹集巨资，去各地采购来大批各色纽扣，售价比桥头便宜。

一时间，商贩纷纷从桥头转向温溪。

几天后，桥头农民应战：相应降价。

温溪立即作出反应一一继续降价，低价竞争。干部们很自信：胜利在握，前途光明。这边是阵容严整的“政府军”，那边是一盘散沙的“农民军”，胜负不言自明。

虽然一降再降，售价已接近甚至要低于成本，卖出一粒纽扣要赔一分钱。但温溪人咬咬牙：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终于，桥头农民不耐烦了。他们潮水般冲进温溪，迅速将摊头上所有优质纽扣抢购一空，扬长而去。

很快，桥头纽扣市价回升到“战”前。

而此时的温溪人，资金已耗去大半，殚思极虑，再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反击。

一场纽扣“肉搏战”，至此鸣锣收兵。

“肉搏”失利温溪人办市场的雄心并未因此泯灭。一项“筑巢引鸟”的持久战计划随之形成。

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直在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这一筑巢工程一个占地21亩，浙江省最大的镇级车站建成；一条24米宽的标准化商业大道建成；两座造型别致的贸易大楼建成；两座拥有500多个床位的大旅馆建成；一个占地5280平方米的小市场建成；还有日供水基500()吨的自来水厂、11万伏的变电所、3000门自动电话的邮电大楼，镇办公室桌上还装起了当时连地委书记都没有的国际直拨电话……数年之内，温溪征地350亩，建房面积23万平方米，相当于老温溪的一倍。

温溪人倾囊而出，用3600万元筑起了一个现代化的“金巢”。

他们翘首以待，南来北往经商办实业的“风鸟”们，这下总该翩翩而至了吧？

1992年初，在温溪，我们耳闻目睹的却是——五层的天香楼饭店，开张不久便告歇业。服务总台堆满了毛边纸，当年恭贺开张的喜匾浮尘满面、蛛网悬角。

拥有242个摊位的小商品市场中经常营业的只有150多家，商品无特色，摊贩比顾客多。五层的贸易大楼和四层的商业大楼俱栅门紧锁。

一条24米宽的处州大街空荡洁净。偌大的停车场有一半长期堆放木材。来往车辆川流不息，却大多一闪而过。“凤鸟”仍然直飞13公里外的桥头和其他更诱人的所在。

一个雄心勃勃、苦心经营的“筑巢引鸟”计划不战自败。温溪的干部们在痛心之余更多的是大惑不解：“我们这儿的设施远比桥头好，为啥吸引不了人？”

第六章 霞光四射 发现“空壳”的人

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都修成了“正果”；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都给一方经济带来了繁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在中国的确立，绝不意味着这一模式在中国已经成功，而实际上，这仅仅是序幕的拉开而已。

就在人们起立向市场欢呼的时候，市场却仍然不动声色。

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有自己的生存条件，有自己的辩证法。而在这条曲折澎湃的“市场之河”中，人们无非刚刚摸到了第一块石头。

温溪镇上那个空旷得让人伤感的“金巢”，并不是唯一的景观。1992年底，新华社记者胡宏伟带了一个“展示浙江市场繁荣景象”的课题走遍各地，满载而归之后，他却写下了一个连他自己也预料不到的标题——《冷眼慎看市场热》。

就是在这篇通讯中，他提出了“市场空壳现象”。

“空壳是一个在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浙江的市场步伐领先于全国，因而问题的出现也早于其他地方。”胡宏伟如是说。事实上，直到数年后的今天，这一“空壳难题”仍然困扰着许多省市的市场创办者。

在行文中，这位跑了十午农村新闻、年轻而老成的新华社记者解剖了三种变形的“市场观”：

一种是“一抓就灵”的理想主义“市场观”。

“浙南某市。去年下半年，由当地政府领导现场拍板，兴建起一座颇具规模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然而，庆贺开业的震天爆竹响过之后，偌大的市场就再没有出现第二次热闹。人散房空，冷清得让人心酸。无奈之下，这座市场不得不改成了如今的停车场。

“记者在各地调查时感到，像这样由于政府部门的一厢情愿，匆匆上马而造成的‘空壳’市场不是个别的。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市场虽然没有出现如此极端的冷清，但也仅仅是维持而已。所发挥的作用与当初寄予的美好愿望相去甚远。

“细细剖析不难发现，与前些年主要由农民自发办市场不同，在近年兴起的新一轮‘市场热’中，不少市场建设的投资主体已转换成了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参与大大促进了市场发育的进程，但同时，过分的行政色彩及简单化的工作手段，也产生了一定的负效应。

“在许多地方干部的脑子里，市场‘一抓就灵’，建一个市场易如反掌，而办起市场后一切工作难题又可以自然地迎刃而解：

我们这里企业不兴旺，好，办一个市场‘筑巢引鸟’；——说今年的产品销路打不开，好，办一个市场‘引来八方客’；一说自己的发展思路不够开阔，好，办一个市场……“这些干部对市场怀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期望和热情。而由于传统的思维惯性，这种期望和热情又往往建筑在一种理想化了的思维定势之上一一他们误以为只要圈出一块地，搭起几个棚，‘渠’成就自然会有‘水’到，梧桐栽下又何愁风凰不翩翩而至上下翻飞？然而，事实往往无情地击碎他们顺理成章的‘市场梦’。于是，“匆匆忙忙划地皮，热热闹闹忙开张，冷冷清清守摊场’”便成了这类市场共同的命运三部曲。

“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并不尾一个唾手可得的甜果儿，它的产生与发育需要特定的环境条件及过程。同时，市场也不是一粒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要繁荣一个地方的经济，除必须花大力气建设好市场外，还需要在营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发展特色产业等等方面付出心血，做大量的工作。

“对市场的理想主义的简单化认识，主要症结正在于我们对市场规律的无知。无知造成盲动，盲动造成被动，被动之后则更加不知所措了。”

一种是“高大全”的形式主义“市场观”。

“浙北某县、市场经济向来不发达。不久前，该县投资一千余万元，建起一座硬件现代化水准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型商城。

在剪彩仪式上，一位当地领导不无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市场将有三方面特色：高起点、大气派、全功能。”

“好一个‘高大全’。”

“近年以来，浙江各地迅速崛起相当一批夫型市场，建设造价均在百万元以上，投资达几千万元的也不少见。其装修之豪华、门面之气派绝不比‘义乌第四代’逊色。有信息表明，从总体上看，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档次的不断提高，是浙江市场体系日益发展、扩张的必然要求。事实也证明，这一趋势对进一步推动浙江城乡经济的活跃与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并非这一切都是合乎规律、令人拍案叫绝的。

“一些市场发育基础并不好的地区，为何会脱离实际需要与可能，硬要‘一掷千金筑金巢’？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同志分析认为，在目前的大气候下，许多政府官员急于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上有所作为，而轰轰烈烈办一个市场就算为搞市场经济破了题，就算树起了一个高大的改革形象。这样，不管条件是否具备，市场当然是建得越大、越气派越好。

“这位同志不无担忧地疾呼：办市场中盲目攀比、贪大求洋的形式主义倾向应当歇一歇了。

“义乌市政府的一位领导不无遗憾地说，现在到义乌参观的干部中，不少人希望能取一点市场速成经。

“他们往往只看到表面上的东西，只单单把硬件现代化学了去。这样办市场，结局好不了。”

还有一种是围着“钱袋子”转的本位主义“市场观”。

“一条公路干线横穿浙东甲、乙两市。甲市紧贴这条公路干线在乙方一侧建起了一个副食品批发市场，前个把月刚剐开业。而乙市却决定在同一公路干线的对面与前者相距仅几百米处也办一个副食品批发市场。现在，这个投资数百万元的市场已经开工建造。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同志指出，这绝不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行政长官意志在作怪。类似于这样极不合理的市场布局并不少见。

“市场的孕育与生长，本应该是打破行政区划的人为界线，由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态势所决定的。而事实上有不步干部目光短浅，在考虑建设一个何种类型的市场、这个市场办在何处时，往往把无形的行政区划疆界视为篱笆墙，习惯于在自己所辖的地盘上打转转，并通过行政手段强行付诸实施。这种旧有的封疆自宁式小农经济阴影下的本位主义市场观，最终必然导致市场发育的不良。

“环顾当今‘市场热’，不难发现，把部门自身利益视为办市场的主要追逐目标，是本位主义市场观的又一‘佳作’。

“近年，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发出文件，鼓励各部门大力兴办市场，并相应实行了‘谁办场、谁管理、谁收费’的政策。这对调动多方力量，推动市场网络的进一步发育本是件好事。但是也有少数部门对活跃与繁荣经济这一办市场的根本目的性比较淡漠。尤其是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生存脐带逐渐被割断，这些部门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兴办市场成了他们既可树转换职能的改革之名，又可行为本部门小团体创收之实的好机会。他们或设立各种名目。增加交易手续以多收环节费，或干脆公开大幅提高市场管理费额度。增收部分并未用于市场再建设，却落入了部门的‘钱袋子’。

“对这一本位主义市场观的‘新创举’，许多群众称之为‘唱着新调子，踏着老步子，走着歪路子’……在这篇洋洋长文的最后，胡宏伟又加了一段并非多余的话：

“市场热仍在升温，市场热应该升温。

“即使在市场相当发达的浙江省，市场的发育仍然有一个长远而艰难的历程。目前，在全国各地，无论是市场数量还是发展层次都远远不够，仍需继续大发展。只是，在把握了这一基本认识之后，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多做冷静的分析，以避免今后市场建设中的失误。”

就在美誉鹊起的热闹声中，为了让全国的市场发展免走不必要的弯道，浙江人扒开了隐藏在皮下的“伤口”给天下人看。

先行者的理智与坦荡，在这里一览无余。

第六章 霞光四射 义乌到底有多大？

1995年12月，义乌小商品城第五代市场——宾王市场正式开业。

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国家工商局有关官员、浙江省一些部门的领导及国内重要小商品市场的管理者们纷纷前来祝贺。

站在那座20层高的楼顶上俯瞰义乌，只见上万个小商品摊位如蛇行龙走，蔚为壮观，来自全国各地的20万客商云聚风散，蜿蜒十数里，阵阵热浪直上九重霄。

惊叹、羡慕之余，那个老问题又一次被提及了：

“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呀？”

面对国内市场界的头面人物，时任义乌市委书记(义乌已于1988年撤县建市增严高文觉得现在是讲讲义乌人的“最大观”的时候了。

“义乌市场的面积是50万平方米。”这是一项全国记录，在场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小商品市场的周围是一个20平方公里的工业小区，再外围是一个由150多个‘一村一品’的专业加工乡村组成的生产基地，目前那里有4000余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小商品市场销售的产品中，有20％是他们生产的。”

噢，人们的目光放长了一点，远处，阳光普照下的土地上好像正传来机器的轰鸣声。

“除了大家现在看得到的部分，义乌小商品市场目前在国内各地还拥有13家分市场。最北的是黑河市场，最南的在海南，它们每年的成交额在80亿元左右，70％以上的小商品是从义乌运过去的。”严高文不动声色地继续说。他知道对于今天在场的尊贵的客人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些干巴巴的数字具有更大的震撼力了，果然他听到了一阵起起伏伏的惊叹声。

在喧嚣的气氛中，那天的谈话实际只进行到了这里，毕竟那不是一个探讨问题的最佳场合。

但是，在严高文和义乌人的眼里，义乌还远不止那么大。

在近些年的实践中，义乌农民探索出了一整套崭新的市场思路。他们办市场的真正秘诀，并不在于建起了多么漂亮的市场外壳、运用了多少优惠的政策，而在于他们做好了一篇更深层次的市场大文章。

现如今，一系列与小商品市场相配套的要素市场体系已初具规模：

信息市场一商品的流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信息的流通，谁在信息的交流中占有了主动，谁也就最终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1993年10月，在小商品市场内挂出了一块独特的公司招牌：中国小商品城信息有限公司。以这家公司为依托，一张《小商品世界报》应运而生。现在这张撤纸每周出三期，发行5万多份，成了市场内的一件抢手“信息商品”。1994年初，在信息公司的努力下，义乌小商品市场与全国最大的39家批发市场和1200家小商品市场实现信息联网。通过这信息网，现在义乌市场的价格波动及市场行情已影响到国内各大市场，成了全国小商品流通的晴雨表。

联托运市场一交通便利与否，是一个地方市场发达的重要前提。目前义乌已开辟通向全国127个城市的运输专线，平均每天发送货物2000吨，便捷发达的运输网把义乌同全国各地市场的距离大大拉近了。

小商品技术市场一一近两年间，义乌举办了近十次小商品科技成果、国外新技术、新专利展销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厂家客商，连不少海外公司也派人前来参展、定货，了解行情。

从1995年开始，义乌市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中国小商品名优特产品展销”，这一展销已成为中国小商品产业最重要的聚会。

金融市场——在小商品市场内，一个较完善的结算、通汇、存贷服务网络已初步形成。目前，市场内拥有29家金融机构，其密集程度为国内罕见。为了方便客商，小商品市场同全国35个地市建立了通汇业务。1996年，义乌市场的资金吞吐量为280亿元，全年资金净回笼23亿元，占全省总额的三分之一。1997年，义乌又成为浙江省首家尝试银行本票业务的试点。

此外，房地产开发、产权交易、人才劳务等要素市场也得到了大力培育。

正如一些专家所描述的，在今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中，除了熙熙攘攘的“客商流”、数以百亿元计的“商品流”外，更有看不见的“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这个无形的、却是更加庞大的市场大网的编织，使有围墙的“中国第一集市”得到了重要的支撑。众星拱月式的市场格局的形成，把“中国第一集市”带入了一个全新的繁荣时代。

“市场并不是造得越大越好”，“市场的先进性首先体现在配套要素市场的发育与成熟”，“市场功夫在场外”……这些新颖、超前的市场新意识是义乌人在实践之中点点滴滴地领悟出来的。今天的义乌农民已经发现，一直以来，他们需要超越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第六章 霞光四射 三大市场模型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个曾经被农民们拒绝的市场——绍兴中国轻纺城。它的今天正与义乌小商品市场互相辉映。

如果问一个与义乌市场相同的问题：“轻纺市场有多大？”

也许更没有人回答得出来了，因为它似乎已不必回答。对于中国，甚至世界轻纺产业来讲，绍兴轻纺市场的意义已完全超出了成交额的范畴，它已成为这一产业的最重要的代言人之一。

过去，不少人对农村专业市场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在这类“摊贩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产品必定都是些价格较低、面向农村市场的初级产品或小商品，与其相配套的也必定是些轻小型、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企业。而绍兴轻纺市场向人们展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发展新态势。

全国现在所使用的化纤面料布中，有三分之一是通过这个市场集散的。更具有竞争力的是，在它的周围已经成长起东南亚最大的、也是最先进的轻纺工业群，年工业产值在400亿元以上。就如此巨大的经济当量而言，国内已无市场堪与之亿敌。

在今天的轻纺市场与轻纺工业群之间，正生发出强烈的互动效应。而这一态势的出现，赋予了专业市场以新的生命意义：

——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的革新进步。“市场办到了家门口”，不但使绍兴当地的化纤产品有了销售渠道，省内外的众多厂商也纷纷入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谁拥有先进的技术，谁就占有了市场优势。于是，一场“技改热”便在这里的轻纺企业中悄然兴起，短短几年里，绍兴轻纺业就走完了从铁木织机到有梭织机到喷水、喷气织机的“三级跳”。

一产业的进步推动了市场的升级换代。以往，轻纺市场中的交易品以中低档的化纾织物为主，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进步，前市场内交易的轻纺产品不仅品种众多，并且翻新极快，与美国、日本及港台等地产品的流行时间差和质量差日益缩小。市场交易产品的高档化，不但吸引了国内著名的纺织企业和商家纷纷进场，同时也引起了国际轻纺贸易商的注目。

——共同发展造就市场新格局。随着绍兴轻纺业的快速发展，企业对市场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当地有关部门又顺应这种趋势，近年在专业市场的建设中，不搞简单重复式的叠加，而是在市场的进一步专业化分工上下功夫。1994年2月，在离柯桥轻纺城12公里远的钱清镇，一家占地。15000平方米的大型轻纺原料市场正式开业，第一期招商就有300多家省内外客商入市，当年市场交易额就突破了32亿元，呈现出强劲的市场发展势头。随后几年间，在中国轻纺城的周围，还相继建成纺机市场、再生丝市场、装饰布市场、服装市场及棉纺织品市场等。这个连锁化市场群体的出现，构成了绍兴轻纺大市场的新格局。

总之，正是由于产业联动态势的生成，使轻纺市场成为近年来国内发展速度最快的市场。

也许这样的陈述，显得过于枯燥乏味。

但是发生在绍兴市场的一切，实在太难以用文学化的语言来描绘了。它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新寓意，足以让最优秀的经济专家们寻味再三了。

这是一个已经生成的事实：就在国内许多地方正热衷于“圈地招商建市场”的时候，浙江农民已开始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他们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开放、有序和富有特色的市场新体系。而这一切，无论成熟或幼稚，对中国集贸型商品专业市场的未来走势都具有极其珍贵的借鉴意义。

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浙江专业市场已经出现了三大发展模型。

一种是义乌模型。

它以小商品专业市场为龙头，通过各类要素市场的健全和市场网络的培养，把市场的集散功能发挥到了椴致。

一种是绍兴模型。

这类专业市场与当地的工业产业互相联动，并形成相当规模的产业群体。在这一进程中，市场的功能早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消化当地小商品”，而是与现代大工业相衔接，形成区域经济的优势。应该说，从长远来看，这一模型更具生命力。

在浙江，这种依托当地产业而迅速崛起的市场不在少数，如浙北的羊毛衫市场、浙中的小五金市场、杭州地区的通讯市场、温州的鞋革市场等，都有与绍兴轻纺市场相似的发展轨迹。在浙北羊毛衫市场，其四周二市五县，相关的企业就达4000余家，形成了国内生产及销售羊毛衫密集度最高的产业群。而在温州，其国内最大的鞋革市场的繁荣也与周围的七千家鞋革制造工厂息息相关。

第三种，就是我们至今还没有来得及详细评说的杭州模型。

就在不久前，杭州城里的诸多商家还津津乐道于彼此间的“明争暗斗”。而似乎在一夜之间，它们的身边一下子冒出来上百家场地偏远、设施简陋的市场群。面对这些市场连续不断的冲击，“商业大佬”们颇有点措手不及起来。

事实上，近三年间，市场对商场的挑战一直呈步步紧逼之势。1994年，温州商人大胆闯入杭城，创办四季青服装市场；几乎同时，浙北厂商挟“濮院羊毛衫热”的余藏，进军杭城建立外滩羊毛衫市场。这两家市场一炮打响。此后，多家服装、家电、家具等市场相继开业，使本来就不显多余的“商业蛋糕”又被瓜分一番。到1997年初，杭州市区的市场总数已超过了240家。

在杭州发生着的这一“市场挑战商场”的现象在国内诸多城市之中实属罕见。

对此，不少大商场的老总们由漠然而重视，由重视而惊恐不已，有的还因此做出了相应的降价反应。在1995年，甚至因此而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黄牌风波”。

当时，杭州一家冰箱大厂在浙江家电市场内设立专柜，其销售量直逼各大商场。于是，有四家商场达成攻守同盟，要求这家企业马上把冰箱撤出该市场，否则这四家商场将对其产品进行驱逐。

谁知，企业在再三权衡之后，还是选择了市场。而商场的非正常制裁也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这一风波最终在争论中不了丁之。然而，市场的脚步声却越来越逼近了。

在最近两三年内，专业市场实施“化整为零”的战略，把商场的原有经营份额一块一块地蚕食掉。先是家具部分，再是大家电部分，再是食品部分，再是服装部分，再是皮货部分……向来以老大自居的商场终于被专业市场逼得精疲力竭。

正发生在杭州城里的这种“市场包围商场”的现象提供了这样的启示：由于城市商业格局的落后，使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农民们，可以将专业市场的营运模式直接嫁接到都市商业的肌体上，从而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推进了后者的改革。

其实，这些参与渗透和包围的专业市场，已经突破了多年以来的城乡隔绝状态，从植根于乡村的批发集市开始向城郊结合部的仓储式超市演变。

而这便是专业市场发展的第三种模型。

在这个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旋律的大时代里，专业市场的扩张和延伸的轨迹，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如同一只巨大的章鱼，在现代经济的大海洋中，大力地延伸着自己的触角，同时，又把周遭的生物体吸纳过来，并融为一体。

这是一种具有无比伸展力的新型的经济形态，它不但与原有的村镇经济，甚至与现存的都市经济，都在发生着令人炫目的嫁接。

如今的浙江专业市场，之所以会成为全国市场的样板，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规模上的优势，最重要的是，这些市场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产业链效应，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周围数十、乃至上百平方公里的人文环境和经济结构。

其实，专业市场正以。种独特的姿态，成为了浙江农村迈向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的耀眼的一环。

对此，人们至今还很少注意到。

第七章 好大一片天 江南来的“候鸟”

也正是这种放飞和牵引，使浙江市场每每立于不败之地。

一位浙江记者从青藏高原采访归来。他说，在高原最边远的一个兵站旁有一间小杂货店，跑进去一问，是一对乐清夫妻开的；一位东北官员很不服气：我们开放了黑河，结果赚钱的不是东北人，而是像蝗虫一样的浙江皮贩子；一位上海市副市长在全国商业交流会上说，上海有一条北京东路，中小电器商店最多，这些年，温州人硬是一家一家地把它们吃掉，现在，那里已经成温州电器一条街了；一个友好考察团到靠近云南边境的缅甸寨子搞交流，发现那里的丝绸很便宜，便一人买了一大包，谁知讨价还价中，发现对方居然是浙江湖州人。而贩子们也很奇怪，他们在这里做了两个多月生意了，只是觉得收到的钱有很多花花绿绿的不认识，原来已出国到缅甸了。

之外，正有数以万计的商贩奔波于大江南北，渗透于各个销售渠道之中，或零卖，或专卖，或批发。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浙江专业市场放飞在中国经济上空的一只只有长线牵引着的“经济风筝”。

有说200万，有说300万，还有说400万的，但是哪怕是按晟保守的说法，15个浙江农民中就至少有’个人是这样的“候鸟”。

他们都讲着难懂的方言，往往是结群而行。他们的个子都比较矮小，眉目清爽，态度和气，吃得起全天下最苦的苦。在一些当地人眼里，常常把他们同乞丐之类的混为一谈。但是，当他们脚步轻快地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的鞋底里可能正藏着当地人一到两年才赚得到的钱。

显然，羊毛衫并不是浙江人唯一的王牌。

在河西走廊、在云贵高原、在海南岛、在东北平原、在海岛沙漠草原边塞驿站山沟大街小巷……无数个匆匆而行的身影，在中国的版图上划出了一道道极其怪异的足迹线。

再说说那地方的自然条件吧。那里的草长得再高，也只有小指头的三分之一那么点，江南的幼羊、一般养三年就长大了，而在那里起码要七到八年。如果把江南的羊放到那里去养，准添不起草，饿死。

“人多了，不怕抢生意？”

专家们发现，要把这些商贩赶出商场，一是谈何容易，二是无从下手，三是必要性不大，结果，此事便不了了之。

此外，在西装、童装、皮衣等等柜台前，无不闪现着浙江人的憧憧身影。

有路的地方，去；没路的地方，闯。只要有炊烟飘起的地方，就肯定有生意，就能找到浙江人。、到底有多少浙江农民如此这般风餐露宿地行走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至今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

按一般规律，移民总是从边缘地带向中原地带、从贫困地带向繁荣地带、从战乱地带向平安地带流动。但是，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逆向而行。他们的出发地是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他们的目的地是较为贫困的三北地区和中南、西南大山区。

他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补鞋的用具，一头是镜子、牙膏、打火机等小百货，我还试了试，沉甸甸的。他告诉我，从开春以来，他就是挑着这副担子，踏着初融的积雪，追赶着骑马的哈萨克部落东迁西移。牧民们穿的马靴是用牛皮缝制的，一沾地上的雪水，非常容易磨穿，这就是他的挣钱机会。那些天，他就这样追来赶去，住无定所。他洗脚时，脱下袜子，满脚的血泡。

原来，国内各大城市的大中型商场已有一半左右的羊毛衫柜台破浙北商贩租赁、承包了。在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桐乡濮院，就有5000个农民长年在外，把持着各地柜台。

他们现在被研究者称为“浙江人族群”。

但是，人能活，你说奇不奇。

说实在的，过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挺记挂这位只缘一面的老乡。我的眼前常常浮现出这样一个情景：一个挑着担子的南方人，拖着一双冒血泡的脚板在追赶马背上的哈萨克牧民。

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是社内外有名的“地质通”，他常年随同中国地质勘测大队在西北跑动。他是浙江黄岩人，下面是他的一次“老乡奇遇记”：

“过去，牧民镶颗牙，要往返1000公里到西宁，如今在家门口就成了。过去，有几个姑娘见过这么时髦的裙子，现在电视里的女主角穿啥，她们也能穿啥。”

第二天，我起床去看他，竟已人去床空，一大早，牧民提前出发，他也随着走了。

“开头是我和两位同乡先到的，看看生意还过得去，一招呼，来的人就多了。”

他们便是浙江农民。

据我所知，在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这样的游牧民族中，不少人历来是鄙视商业，不屑与商人为伍的。他们整年悠然于马背上，认为“好人不经商”。由此可想见，我的这位老乡处境的艰辛。他问我能不能回北京后帮他给家里捎封信，我答应了。

夏天到了，高原绿意初生。

“又来了，又来了，有最新的保温杯，是城里干部用的，来买呵。”

他们显然不同于盲流或纯粹靠力气吃饭的打工仔，他们的流动带有一定的指向性。在80年代初以前，他们主要是以手艺活为主，如弹棉花的永嘉人、修鞋的萧山人、补袜子的诸暨人、敲糖的义乌人、修眼镜的金华人、理发的温州人、补锅的永康人、做棕床的嘉兴人。之后，他们就主要以贩卖小商品为主了，这些商品大多出自他们家乡的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

于是，在这个小县里，先是浙江人的镶牙铺，再是照相的，再是修收音机的，再是服装、小商品、电器……现在，一条季节性的商业街已形成了。

人们已经看到，在那些林林总总的“全国最大专业市场”

有资料显示，目前，在全国各大中型商场里，有一万名来自桥头纽扣市场的商贩占据了7000个纽扣柜台，有两万以上的温州人占据了一万多个皮鞋柜台，有五千左右的宁波人占据了100多个衬衫柜台。

莫晓林站在那条他熟悉的石头路上，不时朝熟人打招呼：

那是一年春天，在新疆阿勒察地区，我们到了沙漠边缘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县。说是一个县，其实县城只是一条百来米长的土街，住着四十多户哈萨克牧民。然而，就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位四十出头的黄岩老乡。

黄河源头第一县…青海省玛多县。

他们的一举一动、一反一复便足以让市场波动了。

“笑话，生意哪是做得光的。一个人吆喝起来声小。人多，就成气势了，就成市了。说句玩笑话，就连打架，也还要有几个帮手哩。”

像候鸟一样，每年夏天莫晓林就到这个偏远小城做生意，已经三年了。

有一年，中国轻工总会陆续收到一些城市的“投诉”，惊称全国的羊毛衫价格已被一群浙江农民“垄断”了。总会遂派专家赴各地暗访。

不访不知道，市场现状让专家们大吃一惊。

第七章 好大一片天 新华饭店

新疆，乌鲁木齐，有贵客飞临。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理微笑着走下飞机，握手，拥抱，交谈。

主人同，几天访问，总理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吗？

总理伸出一个手指：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新华饭店。

新华饭店不是饭店，新华饭店是一个市场。

在边城，在全疆，甚至在中亚和独联体国家，新华饭店的名声都是大大的。

新华饭店里，闹哄哄的，有2000多个浙江农民商贩。

1986年，二十多名浙江人到边城来碰运气。准知偌大的边城，竟没有放得下一个摊位的地方，不是抓，就是赶，无证商贩嘛。

走投无路怎么办？扛着几大包服装、小百货，要么回去。

要么另谋出路。可是，不到头破血流，这些农民又怎么肯回头呢？

他们住的饭店，是城酉河滩上的一座三层楼房，便宜。一大间二十来平方米，每晚只要八块钱，还不太有人住。他们打起了饭店的主意。

于是，包下四大间客房，一间大家挤着住，三间权当摊位，一字排开。

饭店经理是个开明人，反正空着也是空着，摆个摊也没明文规定禁止，摆吧。

很快，消息一传十，十传百。

“知道不，新华饭店有浙江人在卖服装了，比商场便宜几十块呢，款式还新，快去，快去。”

于是一同去。

三间客房挤满了人，再开两间，再三间，索性包下两层得了。生意一火，浙江人越来越多，到年底，就有90多个摊位了。

到1991年，新华饭店内的摊位已多达720个，连楼道拐角处和原先的办公室也改成了售货点。四年中，饭店累计向国家上交利税787万元。

天上掉下那么大一块“金子”，一家伙砸开了边城人的“市场窍门”。1992年，当地政府在饭店旁边拓出2500平方米左右的空地，开办了一个新华贸易市场，共350个摊位，一招商，一下子就被饭店里的浙江人买走300个。那一带，很快成了当时边城最热闹的服装、小百货集散地，至今“香火”旺盛。

“浙江人办市场出名，倒不单纯是浙江当地的市场办得好，还在于浙江人把市场办到了全中国，大家耳闻为虚，眼见为实，不得不服。”

这几乎已成了一个公论。

“你猜猜看，一家有5000个摊位的大市场，要多久能从无到有，红火起来？”江金波问我们。他不无 得意地把两个食指交叉了一下，“十个月。”

1992年初，浙江人江金波到西安近郊的李家村租了一个门面。他从绍兴贩来数百件衬衫，在当地一售而空。很快，“大部队”就一拨一拨地进村了。

“你的房子多少钱能租？我要了。”这时候已来不及讨价还价了，早开一天，就可能多卖出一百打衬衫。

仅仅十个月后，李家村就冒出了一个西安浙江村服装市场。往往是一个经营户就租一上一下两层楼，楼上是加工厂和仓库，楼下是店铺。当晚赶出来的衣服，第二天一大早就拿出去卖。

在陕西，浙江村服装市场是一个不断有人去参观、“偷拳头”的样板市场。

像西安浙江村这样的“浙扛村”、“温州街”、“义乌大道”在全国有多少，又是一个没法统计的数字，总的来说，一百个肯定不止，一千个可能不到。而这种市场对当地人的陈旧观念的冲击，就更难以用数字来估算了。

“先前李家村的人隔着窗户看我们，嘲笑我们。”如今是浙江村服装城董事长的江金波说，“后来，他们看我们那么快就发财了，也心动了起来，就有小青年给我们递香烟、套近乎，然后跟着跑市场、贩服装，再然后他们自己也租房子干起来了，再再然后，就出现了争摊位、抢生意的事。”

在计划经济气息还遗留较多的地方，在闭塞偏远的地方，在很多人觉得根本没法搞市场经济的地方，浙江人就如同一粒粒市场火种，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大江南北。他们赚了当地人的钱，也给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市场课。就在他们足迹所至的地方，忽而有那么一天，就轰轰烈烈地燃起了一片市场之火。

浙江人在很多地方的“名望”是很高的。

1993年7月，新华社记者王云峰从兰州发出了一篇新闻稿，报道甘肃省临夏县的经商气氛浓厚，专业市场发展很快。

记者用的标题是：《甘肃临夏堪称“西部温州”》。

王云峰说，在大西北，“温州”就是发展个体经营和专业市场的别称。

自这篇新闻后，国内新闻媒体上就不断出现“西南温州”、“东北温州”等提法。

他们把所有外出的浙江农民都通称为“温州人”，因为温州人办市场实在是太早了，太出名了。

第七章 好大一片天 “输出市场”

徐林不是第一个“输出市场”的人，但他可能是第一个有策略、大手笔地尝试这一思想的人。他是一个32岁的农民，但他出的课题让大学里的教授们蹩渠做了三个月。

他的第一个试验品是一家空壳市场。

1992年，专业市场热在浙江如火如荼，还没有一家像模像样市场的富阳人坐不住了。他们派出了两车干部，走金华，过台州，跑温州，琢磨人家的市场经。到了龙港，一听经验，他们觉得开窍了：为什么不在富阳也搞一座农民城？

于是，回到富阳，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在城区西北角划出一块1500亩的土地，拉起一面大旗：浙江第二农民城——富阳农民城。

彩旗飘飘，风光一时。

然而接下去的，就是1500亩的空空荡荡，1500亩的茫茫然。

市场好造经难念，富阳人陷入了进退两难之中。

这时，飘飘然来了徐林。这位靠搞灯具销售起家的青年人早就盯着这个市场了，现在他知道，他的机会到了。

听说有人来救市，富阳上下自然惊喜异常，出城相迎，互道仰慕，两厢坐定，问计高人。

徐林说，搞第二座农民城，一没出息二没出路，要搞就搞第一座温州城。

须知，如今在杭嘉湖一带做生意的温州人不下20万，但都是借人家的场子唱自个的戏，如果能给他们造一个窝，肯定大受欢迎。况且，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新闻，记者们一来炒，广告效应也有了。

富阳人拍腿叫绝，这时才明白过来，他们先前从温州搬来的只是一只市场的“椟”，真正的能发光的“珍珠”在徐林的手里。

徐林说，要办好市场，首先要把市场放到市场经济里来办。听起来拗口，其实就是要把市场股份化，风险大家担，别让政府或徐林一家扛。

1993年3月，“包装”一新的温州商城粉墨登场了，一家温州商城开发有限公司也随之成立，25位农民大款参股，徐林出任总经理。

一整套的市场推广计划开始实施了。为了在全省招募温州商人，徐林同团省委联系。将温州商城作为当年暑假全省大学生走向市场的社会实践基地。‘时间，数万名大学生身着“中国富阳·温州商城”的文化衫，活跃在各地、县、市。

仅仅半月，首批推出的178间店铺就一售而空。

徐林觉得自己闯出了一条新路，透过富阳的温州商城，他看到了不远处的一道阳光：“浙江人会办市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品牌，而办市场的经验就是一种无形的商品，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一下这个品牌，把浙江的经验卖个好价钱？”

听听很浅白、很势利、很铜臭味，但细细想想，不正是那么回事吗？

但是，到底如何有效地整合浙江市场的优势，如何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市场营运模式，如何在理论上寻求支持，徐林觉得要做的工作太多了。这一年的5月，他把这几个问题当作一个课题交给了几位大学教授，他管这个h旷花钱买思想”。

同时，他赶赴北京，造访杜润生等经济学家。他一边侃侃而谈，一边虔诚聆听，这个青年农民恨不得在一夜之问让自己成为“输出大师”。

之后，徐林在浙北德清、北京丰台等地筹资圈地，筑造温州商城，“贩卖”温州模式，至今，他仍在为他的“输出”事业日夜奔忙。

徐林不是唯一一个“输出”浙江市场经验的人。

在90年代以前，全国各地的浙江村、义乌街，都是自发形成的，其中不无偶然的因素。而这以后，就出现了大规模、有意识的异地市场建造。

1994年前后，我们一再读到这类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闻：

上海滩崛起浙江大市场一个建筑面积为四万平方米的浙江商城在繁华地区黄浦区建成，自1994年11月起全面招商，总经理为义鸟商人王政安。据他宣称，浙江商城将是一座以批发为主的日用品市场，由浙江老板进场经营。据称，在招商第一天，就有温州人一次预定了100间营业房。当地舆论认为，浙江商人涉足上海商业，对声名远扬的城隍庙市场构成了威胁……二连浩特出现大型浙江市场——1993年，由浙江上虞人投资建造的国际贸易市场在边境城市二连浩特竣工。该市场面积1．3万平方米，投资1320万元。在招商时，采用了浙江市场较为普遍的集资参股方式，进场企业或个人只要交纳6．6万元，就可获得一块展销场地，使用15年……京城出现浙江商品市场——1993年6月，浙江的一个县级市瑞安市在北京建造了一座浙江瑞安商品交易厅。该厅位于永安门外沙子口，营业面积1100平方米，据粗略计算，瑞安在京经商者约一万人。该厅建成后在浙江新闻媒体连做一周广告，张贴宣传纸万余份，首期开业129个摊位全部爆满……无论是在哪里建市场，浙江农民始终把握一个宗旨，那就是嫁接浙江当地的专业市场，为漂泊在外的浙江商贩提供服务。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使那些市场即便在千里、万里之外，仍然散发出浓烈的浙江气息，使在那里经营的浙江商贩并没有孤单无援之感。

一块块“浙江飞地”在大江南北堀起，为浙江的市场神话掀开了新的篇章。而我们其实还没有讲述到最具气魄和轰动性的一页。

那就是义乌人的“连锁输出”。

第七章 好大一片天 “连锁”全中国

听说过连锁超市、连锁快餐店甚至连锁宾馆，但是有没有听说过连锁专业市场？

一个并不为许多人所知的事实是，自1993年以来，“中国第一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已在国内建成了13家分市场。

义乌农民黄允贵是第一个分市场的直接参与者，他的讲述基本可信。他的话头是从先前说到过的乌鲁木齐新华饭店开始的。

黄允贵就是第一批在新华饭店摆摊的二十多人中的一位。

“90年代前后，乌鲁木齐已成为浙江商贩在西北的聚集中心，单是义乌在乌市的经营户就已达2000人。

“新华饭店早已是客满为患，由于乌市冬季寒冷异常，根本不适合露天摆摊，于是那些闲置冷僻的饭店、宾馆便成了我们的吞并对象。有一段时间我被选中当‘踩点’的，整日里生意也不做了，就是满城地找饭店宾馆谈。”

正是在黄允贵们的游说下，一些旅社宾馆成了第二、第三新华饭店。先是长征饭店被“开发”了，再是群众饭店，而后又是新疆军区第二招待所，紧接着火车南站附近的四家旅社被一并吃掉，一时间，“饭店旅社变市场”成了全疆上下议论纷纷的话题。

但是，一家饭店宾馆顶多二百多间房子，有的只有50来问，根本不够商贩“蚕食”。另外，商流分散数处，不但形不成规模效应，反而秩序大乱，成了当地工商部门整顿的对象。

游子有难，求援家乡。1991年底，一群义乌商贩联名致信义乌市政府，希望能够在鸟市办一个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分市场。

“我也是写信者之一，但是到底是谁第一个说出了办分市场的好点子，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谁都不重要。”黄允贵说。

显然，那是一段忙乱而兴奋的岁月。

而义乌市接到这样的求援信后，正是求之不得。仅仅一周后，义乌工商局与小商品市场的个体劳动者协会便飞赴乌市，具体洽谈。在乌市的浙江商贩异常踊跃：如果义乌来开办分市场，愿解囊襄助。

一家濒临倒闭的木材厂被相中了。这家厂占地广阔，地处市郊，交通便利，不远处就是火车站，几乎是办市场的风水宝地。

乌市对义乌人的建议也相当重视，毕竟从新华饭店的兴旺中，当地人已经感到“办工厂不如办市场”了。很快，一个占地面积36000平方米的市场平地而起。其实，那时候在乌市办一家浙江人自己的市场已是一件瓜熟蒂落的事。义乌人登高一呼，在乌市谋生的东阳、温州人立即响应。

鄢份集资办市场的文件，黄允贵还保留着一张。据载，当时为了办市场等资630万元，进场的浙江商贩每户摊4000元，可以享受前两年免交摊位费，后十年再优惠18％摊位费的待遇。

就这样，1992年春，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乌鲁木齐分市场开业了。营业房’700间，摊位3200个，地下室仓库213间。

“说实在的，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什么大官来剪彩讲话。”黄允贵实话实说，“只是后来才听说那是整个大西北最大的专业市场至今还是。”

乌市一役，首战告捷，让义乌人眼睛一亮．一直说要辐射全国，但一直找不到好“抓手”，分市场模式看来是妙棋一步。

说到妙处有三：第一，义乌外出经商的农民达十万之众，而浙江全省外出经商的农民起码超过两百万人，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两百多个城市和地区。如果能将这些人的能量聚集起来，重新进行一次市场资源的组合，必然能生发出更强大的市场能量；第二，当前全国的小商品市场在千家以上，有不少市场的区域优势已经确立，义乌市场的全国流通中心地位势必受到挑战。而通过分市场的方式，则可以进一步促进大流通、远吞吐，将义乌市场的辐射力增强十倍百倍；第三，充分发挥义乌的“市场品牌”，输出浙江人办市场的经验，既可以提高知名度，同时也是对全国市场发展的一个贡献。

迅速地，一家中国小商品城实业总公司成立了，专门从事外地市场的选点和开发。

一张有形的市场大网张开了，它如章鱼之足，悄然间伸展于东西南北。

一阵阵市场小旋风由浙江刮起，刮遍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各个角落，现在。这阵阵小旋风又陡然间汇成一阵更大、更强烈的飓风。

很快，全中国都能听到那渐渐逼近的、巨大的隆隆声响了。

在北京，义乌小商品市场通县分市场开业；在黑龙江，哈尔滨、黑河两家分市场开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分市场开业；在甘肃，兰州分市场开业；’

在江苏，淮阴分市场开业；在福建，建阳分市场开业在广西，凭祥分市场开业在海南，三亚分市场开业在四川，广元分市场开业一家家分市场建立了起来，一群群义乌人集结了起来，一车车浙江货运送了出去。

在选点建场过程中，出现了预料中的争抢景象。人们都看到了，这是提高地方市场形象、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天赐良机，把义乌人引进来，其实就等于把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搬到了家门口。有一个省，为了定点，省政府开了三次协调会，地市之间互不相让，有的地方领导则亲自奔赴义乌，摆优惠，讲优势，苦口婆心攀亲家。无论在北疆南域，每一处分市场的开业，无不在当地引起一阵轰动。

从选点中可见，义乌人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其选中的城市大多为都市近郊或一省省会，有的则是潜力巨大的边境集贸中心。这些市场，有的是按乌市办法，集资兴办，有的是由实业总公司建成营业房，统一出租给经营户，有的则是与当地有关部门合建。

一位经济学家在考察了义乌人的分市场模式后感慨不已：就在别人刚刚认识到市场魔力的时候，义乌人已经将市场当产业来开发了。

到1997年初，这13家分市场的年成交总额已超过80亿元，相当于义乌小商品城的二分之一，与全国第四大市场的成交额相近。

从“买全国货，卖全国货”，到“连锁全中国”，义乌农民的气魄可谓大矣。

第七章 好大一片天 鏖战犹太商

法国巴黎，浪漫之都。

1982年，平阳人胡法宗站在机场出口处，举目一望，满眼都是碧眼白肤的陌生人，再摸摸口袋，只剩下两个法郎，他一点浪漫的感觉也没有。

“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呢？”胡法宗嘀咕出了声音，他想让自己听到一句中国话，哪怕是自己发出的也行。

但是，到哪里去呢？

一个人匆匆路过他的身旁。

“你是温州来的？”听到他正用方言在自言自语，这个人便停了下来。

一个中国人，温州人。

就这样，胡法宗跟着他到了巴黎三区，那是巴黎最古老的一条街，也是华人聚集最多的地方。

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门口挂着一块牌于，用繁体汉字写着：旅法华侨俱乐部。十年后，该俱乐部主席叫潘金照，也是一位温州人。

如今已是旅法华侨了：商联合会理事的胡法宗回忆说：“找到俱乐部，就算到家了。我那时没有资金，就靠祝会来帮忙。”

祝会，是华人之间在经济上互相支援的一种传统方式。初到法国没有本钱的人，就靠乡亲筹集资金，等赚到了钱再连本带息偿还。

“帮助我的共有34个老乡，每人5000法郎，一共17万法郎。我在三区租了个小门面，就开起皮革铺了。”

胡法宗在国内时，是做皮革生意的。他所在的乡有个很大的皮革市场，他是其中的一把好手。

但是，在三区他感到别扭极了。

“那会儿，三区就是巴黎的皮革买卖中心了，但那是犹太人的天下。犹太人做皮革生意已经有几百年，在全世界也是出了名的，他们几乎把持了三区的皮革行业。”

胡法宗的铺子前不断有人来丢石头、找麻烦。他进的货，对街的犹太人也进，而且就是比他的便宜几个法郎。

幸好那时在三区做皮革生意的浙江人多起来了，大家为了生存，就把店铺都移到了附近，一是有个照应，再是容易形成一定的规模。

“别人认为同样的生意挤在一起没法做，但我们认为只有挤在一起才成气候，这是浙江人的生意经。”胡法宗说，“同犹太人相比，大家进的原料都差不多，手艺也各有千秋，能比的就只有一项了，比勤劳。他一天做2个小时，我就做20个小时，他半夜关门，我就通宵不关门。”

这样，中国人皮革制品的成本就比犹太人的低了，价格也下来了。营业时间长，生意也必定好一点。再然后。胡法宗他们又在款式设计上二下功夫，在适销对路上动脑筋，步步为营，着着紧逼，到1990年前后，中国皮革制品在三区终于成气候了。

“那竞争也够狠的。”笑谈如烟往事，胡法宗对他的对手犹存敬意。

有一年，一种套在椅子上的背垫很好销。在三区，开始卖50法郎一副，犹太人先降价，到40法郎，浙江人马上降到35法郎，再降到30法郎，再到20法郎，一年后，只卖7法郎。犹太人终于顶不住了，开始从浙江人的店里进货，后来全法国的商家都到这里来批发。

1996年初，中央电视台记者到巴黎三区采访时，三区的皮革业已有80％的市场份额被浙江人占有了。

在街头，中央台记者采访一位过路的犹太商人，翻译是胡法宗。这位犹太人显得落落大方，他说：中国很好，祝贺你们。

如今，三区的皮革市场被称为是“温州模式的巴黎版”。

飘洋过海，伶仃一身，投亲靠友，手艺谋生。近百年来，这几乎是数十万浙江人飘零天涯的写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信心的增强，今天的浙江人开始走出小天地，谋求更大的发展。这些年，东欧、独联体国家和北美地区与中国经济的交往日渐频繁，远赴这些国家的中国人也日趋增多，市场细胞特别发达的浙江人便又动开了办市场的念头。然而，在异国他乡办市建场谈何容易，在一些人看来甚至是一件匪夷所思的天方夜谭。但是，浙江农民还是想试试。

1995年，一座画檐勾角、极富东方建筑色彩的中国商城在“东欧第一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中心开业，在当地顿时引起轰动。

这座商城的建造者便是一群来自浙江的农民。

据有关报道称：“该商城以经营中国轻纺产品和日用小商品为主，占地1．76万平方米，并配套有2万平方米的停车场。

近年来，中国商人大量拥入东欧国家，中国商城的出现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最后，再说一则小故事。

恩格斯的故乡是德国莱茵河畔的一座叫巴门市的小城。

1991年，一位浙江人不知怎么地就“流浪”到了那里，他在导师的故居前开了一间中国小餐馆，故居的工作人员每个星期有五天在他那里吃饭。

这位叫李为州的浙江人，就这样朝夕相处，做了恩格斯的邻居。处熟了，有的德国人就跟他开玩笑，“你是不是中国政府派来保护你们的导师的？”

李为州嘿嘿一笑，不作答。

晨钟暮鼓之际，眺望着对面的红房子，这位中国农民总会产生一种很亲近的感觉，他很想对导师说点什么。

或许，那位睿智而博学的老人也会对他的故事感兴趣？

第八章 我们的城市 农民的气魄

从古到今，天上人间，有过这样的农民吗？

<small class="ter">Rome is not built in a day．(伟业非一日之功。)</small>

是一条走不到头的路。

20世纪末的中国，中国农民正从农田中走出，他们有了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市场，现在他们要建造自己的城市了。

这是一个青年农民写的诗，刊登在一本由他自己印刷的小册子上。

现在，我们

造城。

从农村到城市，

<small class="ter"> ——西方谚语</small>

有过这样自信和豪气冲天的农民吗？他们要造文明，要造富裕，更让人瞪大眼睛的是——他们要造城。

从蒙昧到文明，

造富裕，

是一个做不尽的梦；

从贫困到富裕，

我们用自己的力气，

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而这一伟大事业的起点，就是专业市场的繁荣。

造文明，

第八章 我们的城市 从沼泽地开始

又是温州。

我们已经多少次地为那片土地而震撼、而感动了。

每次，我们颠簸数百里赶到那里的时候，我们的呼吸都会变得通畅、清新起来。在那片贫瘠而狭小，偏踞于东南一隅的狭长带黄土地上，是那些不善表达、讲着‘口难懂方言的农民们，一次又一次地给中国的改革带来了光荣——最早的私营工业、第一批专业市场、“非驴非马”的股份合作企业……这是一片怎样的土地，培育着一群怎样的人们啊。

我们在称谓伟大、杰出的人物时，习惯加上一个“大”字：

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大军事家、大律师。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愿意在温州农民之前加一个“大”字：

“大农民”。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而言，他们都是无愧于这个称号的。

现在，他们又令人惊奇地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选择了一块沼泽地，作为他们的新传奇的发生地。

即使在温州，那也是个鲜为人知的冷僻渔村。但是，它却有个响亮而吉利的地名：龙港。

这就是龙港？龙在哪里，港在何处？

陈定模卷着两只一高一低的裤腿，站在他的“领地”面前，心里不禁有点发毛。

眼前是一条被称为方岩的老街，弯弯曲曲，坑坑洼洼，两百来米长，是清朝同治三年修筑的。两旁有数十问泥坯农舍，歪斜不齐，了无生气。再往前看，便是一大片滩涂，到处是没过膝盖的芦苇、野草，偶尔有一两只野鸭嘎嘎惊起。

一条鳌江汩汩而过，竟没朝这片荒芜了百年的土地望上一眼。

“方岩下，只见水流过，不见人留下。一首民谣隐隐约约在天边低唱。

这是1984年6月的一天。

刚刚任命三天的龙港镇委书记陈定模，就这样与他的土地第一次握手了。

在他的身后，站着七位自告奋勇随他而来的干部。在他的口袋里，揣着三千元的开办费。

陈定模轻轻问自己，就这里，造一座农民城，陈定模你能成吗？

此时的陈定模，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他已不是那种容易被幻想淹没的青年了，甚至从来他就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人。

这位温州农民的儿子，从小就跟土地打交道，没有一样农活是他不会干的，后来有机会被送到学校念书，学马列，读经济，想中国农村的问题。然后在温州市委办公室当了几年的理论科干部，两年前，被下派锻炼，当上了温州私营经济最活跃的苍南钱库区的区委书记。这次，县里本来要调他到县委机关工作的，但他听说要在龙港造新城，便立即毛遂自荐。

“这辈子还有什么比做一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更痛快的？”

陈定模大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兴奋感。

但是，痛快是痛快了，可城从哪里造起，事从哪件做起，造城的农民又到哪里去找？

“没有金钢钻，哪敢揽瓷器活。”如果说陈定模的心里一点没底，那肯定不可能。那么，陈定模的金钢钻是什么呢？

数年后，有记者采访陈定模，问到此处，老陈莞尔一笑，他慢吞吞地打开抽屉，掏出一张图纸，皱巴巴的，有一处还被烧了个小烟洞。他小心翼翼地展开。这就是陈定模的金钢钻了。

尽管当时眼前还是一片滩涂老街，而在他的心中早已勾画出剐样的景象，哪里是街道，哪里是楼房，哪里是市场，哪里是幼儿园、学校和医院，都已经各就各位了，整个新城呈井字形，街巷纵横，一目了然。

龙港要建城，光造路、供水、排污等三项公共设施，就起码要500万元，陈定模就全指望这张图纸了。

7月，一则《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旁边就是陈定模绘的那张规划图。公布的优惠政策有八条，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建房。

鼓励进城，共同开发”的口号，同时。将图纸上的地块分成若干等级，征收不同的公共设施费。

陈定模还把七位干部加上他自己八个人，分成四支宣传队，到各地大肆鼓吹，促销龙港。

一图出而天下动。

“龙港要造城”的消息，如长了翅膀飞遍温台盆地。

《决定》发出第十天，已有2200户农民申请入城，到第30天，七县十二区乡的5000户农民就挂上了号。

为了彻底方便农民，陈定模专门成立了一个“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按规定，农民进城要跑八个部门，盖八个章，陈定模向县委打报告，把审批权全给要下来了，八个部门的大印被绑在一起，一盖一个准，这样，办事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1984年12月31日，是首批登记建房交款的最后一天，简陋的龙港镇政府门口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一包一包的钞票，一捆一捆的希望，就这样迫不及待地堆到了陈定模的面前。

日后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这位龙港的“首席设计师”还是感慨万分：“我也没想到，造城的魔力会那么大。”

有统计说，龙港建城共投入市政建设资金8亿元，其中98％的钱是进城的农民们掏的。

第八章 我们的城市 火山喷发口

一座农民城就这样梦幻般地从地平线上升腾起来了。

“拥有一座自己的城市”，中国的农民等待这一天已经太久了。

其实，在人类漫长而充满艰辛的发展历史上，随着人类社会的一次又一次分工，随着大自然的一次次被征服，随着一次次产业革命的浪潮，都有一批批的新城市诞生，而最初的城市居民。很多是原先的农民。

然而在中国，从50年代初开始，一切都被纳入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之中。人们被分成了居民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区块鲜明的部分。城里的人，可以世世代代吃商品粮，而农村的人则子子孙孙吃自己种植的粮食。如果谁要跳跃过这一鸿沟，唯一的途径就是“农转非”，而这又曾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字眼啊。

终于，在一场前所未有的乡土改革中，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农民们，开始“自谋出路”了。巨大的能量，无穷的渴望，都已积蓄太久，而龙港在这一时刻的出现，便立即成了火山的喷发口。

陈辨初是在一个蒙蒙亮的清晨，开着嘭嘭作响的拖拉机进龙港的。车上坐着他的妻子，三岁的儿子，还有一只黑色人造革皮包，包里是他的全都积蓄，齐整整25万元现金。

儿子咬着糖葫芦稚声稚气地问爸爸：“我们现在是去哪里呀？”

陈兴初大声说，咱们呀，这回是去做城里人了。

洪亮的声音在晨雾中传得很远很远。

陈兴初的老家就在离龙港四十多里外的湖前，那里有个塑料编织袋市场，也是温州当时有名的十大专业市场之一。陈兴初是村里最早一批闯市场的农民之，他做过土布生意，全中国于山万水地跑。当得知国内水泥厂和化肥厂奇缺编织袋的信息后，他又迅速返回湖前，联合一些伙伴把土布织机改造成编织袋织机，专门生产和推销编织袋，到1983年，湖前的编织袋机已多达1800多台，陈兴初成了村上的大户。

渐渐的，陈兴初就觉得湖前太小了，首先是交通不方便，从温州到湖前，就要转两次汽车和一次船，生意来往和编织袋运输都极其麻烦；二是通讯条件太差，村里的邮局三天开一次箱，打长途要通过县城转；再者，全村就那么百来户人家，闭塞得很。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哪甘心这样过日子，早先是没办法，忍着，这些年别人有点钱就盖房子，他没有。他的心思一直飞得很远，他在琢磨的是怎样跳出这个小湖前。

这不，现在龙港要建城了。陈兴初是仔细研究过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和规划图的。他觉得有戏。

别看现在的龙港还是一片滩涂，但它的地理位置却是整个苍南最好的，那里左临鳌江，水路直通大海，右靠104国道，交通非常便利。而且，它的周围就是非常著名的宜山、金乡、钱库等，经商气息很浓。更重要的是，他看中了陈定模的规划图，在不远的将来，那里就有医院、幼儿园和学校，有钱的可以自己盖楼房、开工厂，这样的生活难道不正是陈兴初梦寐以求的吗？

几乎没有太多的犹豫，陈兴初就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决定。

在最初来到龙港的5000户农民中，陈兴初是不起眼的一位。

那些最早进城的农民的经历，绝大多数与陈兴初相似，是闯荡市场多年的农村能人。他们大多来自龙港周边的宜山、金乡、湖前和钱库等乡镇，而那些地方都是几年前就闻名遐迩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的所在地。

也就是说，在农民城的建设者中，我们又发现了当年拉开温州市场序幕的那批农民，他们的身影依然矫健。

1984年前后，在专业市场起步最早的温台地区，已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万元户、十万元户，乃至百万元户。由于历史的缘故，他们原先所在的乡村往往都比较偏僻，已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和追求生活质量的需求。于是，他们便自然地成为了建造农民城的最积极的拥护者和参与者，甚至可以说，农民城正是在他们的呼唤下才成为了现实。

我们看到，小城镇的崛起与专业市场的成熟度是密切相关的。温州的市场发育比浙江其他地区先行了将近五年，而那里的农民城也比其他地区早诞生了五年。

第八章 我们的城市 龙港对话

1987年，这一年温州的夏天特别炎热，在炎热的6月，以《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家驹教授为首，十余名经济学家聚会龙港。

于是产生了至今仍为理论界津津乐道的“龙港对话”。

窗外是宽敞的马路，一排排鳞次栉比的楼房，连张广友、马家驹这样的顶尖级农村问题专家都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兴奋的陌生感。

以耿直而名噪天下的马教授笑称这是一场“遭遇战”。面对勃勃生机的龙港，理论界显然还准备不足，而温州的农民们却早已找到了自己的“说法”。今天，他们的代言人就是龙港镇委书记、被他们封为“实干主义土理论家”的陈定模。

独自一人坐在十多位经济学家面前，陈定模此刻的心情却比三年前他而对那片滩涂时要宁静、自信得多了。到1987年，龙港的入城农民已达6300户，集资投入2亿多元，建筑了102万平方米的城区面积，修建道路27条，总长23公里，城市设施一应俱全，并建起了五所学校、七个幼儿园、三座电影院，还有一个旱冰场。

陈定模首先发言：“温州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的发展，势必带来人口的新转移，并因此提出了城镇建设的迫切需求。而要在农村建起新的城市，首先要在制度创新上有所作为。龙港的经验，第一条是充分发挥了农民的创造力，第二条则是尝试了非农业生产用地的商业化。”

陈定模话音未落，当即有经济学家用钢笔轻轻敲了一下桌子，提出疑问：“土地是国家公有的，怎么能商业化？”

。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比如哪个部门或农民在哪一片土地上盖了房子，所处的那片土地实际上就是他的了，国家得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级差地租理论，用土地有偿使用的办法，以地租的形式来真正保障土地的国有化。”

“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适合国情吗？”

“我觉得是适合的，至少在龙港是行通了。”以实践者的身份，陈定模感到自己底气很足，“我想请问在座的大教授们，为什么在你们的城市里，各项建设老是搞不上趟？为什么城里人总是被走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所困扰？”

经济学家们睁大了眼睛，显然这不是一个书斋话题，而是摆在无数中国城市面前的一只拦路虎。他们实在很想听听这位农民出身的土理论家是怎么说的，并怎么干的。

“因为土地没有价值，国家就没有钱来进行再开发。”陈定模扬声畅言，“在龙港，每一寸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因此价值就低，后来搞了建设，地价就高起来了，而且以后会越来越贵。不久前我们搞了一次建筑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我们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设……“我提倡人口梯度转移的观点，就是平原的向城镇转移，山区向平原转移，山上向山下转移，这样就能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好地实现农村城市他。从我们龙港这两年发展的事实来看，我们走的农村城市化这条路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强行圈地和农民的痛苦之上的，而在我们龙港，农民是在一片锣鼓声中，兴高采烈地进城的。

“农民建城的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改造了一代农民。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摧毁了小农意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使他们得以从根本上摒弃小农观念和狭隘的乡土观念陈定模侃侃而谈，在他的背后，一座崭新的农民城正骄傲地为他的观点做着生动的注脚。

在理论的大平台上，满腹经纶的经济学家们突然发现，眼前这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温州农民的儿子已经可以与他们平坐对视了。

本次对话后来刊登在《农民习报》上，也就是从此之后，关于土地有偿使用的制度化问题成为了一个极热门的课题。

在温州的不少材料上，都把陈定模称为中国尝试土地有偿使用的第一人。但是，实际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并不是陈定模的发明。

在1980年，深圳率先在全国向外商出租土地，以换取开发资金，是为土地有偿使用的首例。然而，这一举措在随后的几年内一直被争论不休，特别是国内企业和个人能否有偿使用国有土地的问题，像烧饼一样不知被翻了多少遍，而自深圳之后，这一尝试便几乎停止了。

一直到七年之后，也就是1987年底，深圳才又率先在全国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相比之下，龙港在1984年就将国有土地有偿交付农民使用和开发，便显得非常地显眼了，至少从现有资料看，它是国内最早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内地城镇，而且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它的开放对象是：农民。

1988年秋天，由龙港渔村外出求学的李浩然回到了家乡。当年他是赤着脚离开方岩老街的，现在，他成了全龙港学历最高的人：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在李浩然自己的要求下，他被留在了龙港，担任副镇长，主管经济工作。在三年的磨炼中，这位为家乡巨变而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写出了一本《龙港发展模式——中国农村城镇化道路新探》。

如今，当我们因此而称他为“龙港专家”的时候，这位名牌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却大摇其手：“其实真正的专家，是那些像陈定模一样的农民干部。”

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从1984年到1997年，龙港共有五任镇委书记、镇长，而他们都以“土理论家”而在当地闻名。他们中有三位出过书，其中两本是关于。龙港模式研究”的专著。陈定模和前任镇长李其铁都是理论干部出身，前者曾任温州市委办公室理论科干部，后者则是市委宣传部理论科长。

长期的理论熏陶和脚踏实地的实践探索，使他们具备了超乎一般人的勇气和能力。

从陈定模、李其铁到李浩然，我们看到了一群农民儿子前行后随的坚实脚印。这似乎也是龙港的幸运，所以它从一出生，就显得志向远大，气质不凡。

第八章 我们的城市 农民城里无农民

建造一座新城市，单就经验而言，它对薪一代农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是，这些年来他们跌打滚爬，早已掌握了一个简单而实用的方法，那就是：把一切难题交给市场。

搞市政建设没钱，农民自己掏，甚至连投资超过8000万元的程控电话网也是城内农民按股份筹建的；搞工业区没钱，还是农民自己掏，谁用地谁出钱，捎带门前造马路的钱，这样厂房建好了，路也修好了；开发滩涂没钱，仍然是农民自己掏，两万亩的滩涂在短短四年内就改造一新；还有引进科技人员、建宾馆、造医院、办学校、搞文化娱乐中心……十多万龙港农民把龙港城全给“包”下来了，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便也在这种大包大揽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正是在这种畅快自由的投资建设氛围中，龙港一日千里，面貌大变。1997年5月，我们在阔别五年之后，再次走在龙港宽敞、笔直的马路上，环顾左右，目睹的是一道道充满现代都市气息的街景风光：缓缓而行的公交汽车，俏丽显眼的无人电话亭，都市标志的交通红绿灯，游乐设施高空缆车，全国第一所私立外国语学校……一时间我们竟有“当面相逢不相识”的感叹。

今天的龙港，城区面积58平方公里，已与建国初期的温州城相当，居民人口增长到了15万，城内工业企业800家。

1994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数万乡镇进行实力评估，龙港，这个“无中生有”的年轻的农民城，列全国乡镇综合经济实力的第17位，可谓业绩卓著。

那些进城来的农民，绝大多数是市场能人。他们不仅仅带来了数十亿元的资金，更带来了千丝万缕的市场网络，这使得龙港迅速成为浙江南部的一个经济中心和物资集散基地，并形成了富有自己特色的再生毛毯、布角、钢材、工业品等十大专业市场。其中，再生腈纶毛毯专业市场，以年销毛毯2000万条而成为全国之冠。

然而，龙港人的建城步伐并没有就此停止。在农民城西端。一座规模相当于现有城区面积…半的龙港新城已投入开发。这座新城投资20亿元，以一条宽50米、长3．4公里的商业大街为主轴，两旁是各具持色的庞大楼群，依目前的规划，其中20层以上的摩天楼字就有将近20座。

这便是今天的龙港，一群“陌生”的农民正在建造的“陌生”的农民城。

就在我们行将离开龙港的时候，又一条龙港新闻吸引了全国新闻媒介的注意力。

根据国务院11个部委关于龙港实行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的精神，经有关部门认可，龙港城区内的农民将在近期全部转为城镇居民。在办理户口后，居民在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将享受与其他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

又是一项电无前例的记录。

“农民城里无农民”，无数城里的报纸、电视用这种赞美、羡慕的语调来报道此事。

在所有城里人看来，对于他们的农民兄弟来说，还有什么礼物比这个更贵重？龙港人实在太幸运了。

在龙港，曾发生过这样一桩真人真事：1987年，一位从宜山农村搬迁来的老人即将去世了。他一辈子赚了不少钱，可就是没有一张城镇居民户口忙，想到留给子孙的还是一个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农门”，临终时怎么也闭不上眼。

一度，这件事曾经成为龙港人发愤建城的精神动力。

此刻，老人的愿望终于在他去世的十年之后实现了，我们期待着分享龙港人的喜悦。

然而那几天，在龙港却没有看到太多的喜庆景象。很多农民也是从热热闹闹的报纸、电视上才得知自己已不是农民了。

他们笑了笑，互相递根烟，又分头干各自的活去了。

一开始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但渐渐地我们明白了。

如果是在几年前，这样的事情一定会让他们欢腾雀跃，相拥而涕。

但是现在，当奇迹初现、梦想成真之后，这种待遇，在龙港人的心中却已经没有多大的诱惑和分量了。

花几百元钱办一份粮食保险，再领回一张城镇居民户口卡，这对于早已跨越了城乡藩篱的龙港人来说，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城里人所拥有的繁华都市和舒适生活，他们其实已经有了。而他们拥有的创业荣耀和创造激情，却是城里人未必拥有的。

或许，他们更愿意自己还是一个农民，龙港还是一个农民城，这样不是更有特点，更醒目吗？

第八章 我们的城市 现代都市不是梦

龙港的经历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

在浙江省，更多的农民城则崛起在专业市场所在的区域周围。那里，由于商流的聚散，逐渐形成了城镇的模样，在当地政府的有效规划下，走上了城市化的道路。

台州路桥的建城历程似乎更带有普遍性。

地处东南沿海的路桥，素有“百货汇集，远通数州”的商名，从80年代初开始，这里兴起了一股小商品加工和销售的热潮，并逐渐形成了四万人的农民商人队伍。这期间林林总总的小商品市场在路桥冒了出来，到1990年，在这个只有3．2平方公里面积的小镇上竟集中了71个专业市场，其密度之大为国内罕见，形成了一个“无街不市，无巷不贩，无户不商”的路桥现象。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个小城市化的计划开始实施了，在短短五六年内，路桥城区面积增加了三倍，常住和流动人口达25万，各项城建设施也逐步完善。而在路桥建城的全社会总投资中，民间筹措的资金占到了80％以上。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路桥的专业市场也进一步发达。

到1995年，路桥的中国日用品商城成交额高达97亿元，成为直逼义乌和绍兴之后的全国第三大专业市场。由此浙江农民把市场排行榜的前三位都抢到了手。

1996年“两会”期闻，由国务院制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出台。人们在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中听到了这样一段文字：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提高经济效益，发展乡镇企业宜相对集中，并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

1997年1月，全国首次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浙江龙港举行。

这次会址的选择本身就非常地吸引人。在全国57个小城镇试点中，浙江占到六席，为全国诸省最多，而龙港更是举国闻名的“中国第一农民城”。在会议上，浙江小城镇建设的成就引起了各省市的关注。

资料显示，在1978年，浙江省的建制镇只有167个，而到1997年初，已发展到965个，增加了四倍多。小城镇人口达1400万，约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吸引农村劳动力却已占到了全省乡镇企业劳动力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些小城镇中的乡镇企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五分之四，提供给省里的财政收入占全省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些枯燥的数字正凸现出一个生动的事实：浙江小城镇在全省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越来越突出，整个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正在加快。

一位《农民日报》记者曾经参加过十年前的那场“龙港对话”。十年之后，他随会采访，再到龙港。当他看到了比当年更为剧烈、精彩的变化时，不仅感慨万千，在一篇新闻中，他信笔写道：

“当僵化的管理模式、层层叠叠的机构把城市弄得臃肿不堪、举步维艰的时候，当一个又一个城市病、一道又一道的城建难题让市长们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更感到了龙港和它的兄弟们的活泼和灵巧。

“也许口粮自理、谁出钱谁建房，这个被云雾笼罩了几十年的道理，正是中国城市改革出路的终极所指？

“而这个简朴的道理在浙江农民眼里早已成了无需论证的公理。”

第八章 我们的城市 新“江村经济”

1939年，年轻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江苏江村住了两个多月。

他那本先以英文发表，后翻译成中文的名著《江村经济》，成了本世纪第一部关于中国乡村变迁的人文著作。书中有一段被后来者常常引用的精辟论述：

“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都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中，所以是乡土工业……”

可惜的是，千百年来，这些“分散在无数乡村”的工业只是处于饥贫边缘的农民们为了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而进行的一种“补充劳动”。在重农轻商的封建时代，它的存在从来就是微不足道的。到本世纪初，由于西方工业的入侵，乡土工业已濒临崩溃的境地。

作为第一个观察到这一现实的中国学者，费孝通疾呼；最终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办法乃是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

费孝通的声音孤独地走了好久，终于在四十年后的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回响。与乡土工业有血缘之亲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把中国农民带进了现代工业的新天地中。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费孝通在30年代末所无法想到的。

那就是：“乡土性的现代工业”除了能够帮助农民改善必要的生存现状之外，是否有可能再向前进化一步，成为有别于传统都市模式的另一条城市起源的途径？

这样的话题，真是让人激动不已。

这是另一本全新的“江村经济”。

但是，在浙江农民的实践之前，我们没有在现有的理论典籍中找到答案。

甚至，在西方经典社会学家的语境里，这样的问题也是荒唐的。

被许多人视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的马克斯·韦伯。是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他曾表述过这样的观点：蒸气机之生就是磨坊之死，传统小工业是根本无法进化成社会化大生产的。

自韦伯之后，当代西方主流社会学的研究者们一直未把乡土工业放入他们的考察视野之中，而是想当然地把它看成是一个等待着被淘汰，或被都市文明逐步蚕食的“落后社区”。

在这样的理论构筑中，与乡土工业相依存的专业市场便也当然地被排斥在了社会变迁的积极因素之外了。

如果有谁认为——“从乡土工业的肌体中能够生长出新鲜的现代都市血液和骨骼”、“在专业市场的基础上可以发育出具有现代商业特点的城市来”——那是违背他们的原理和思维惯性的，因而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在今日中国，在浙江农村的一些地方，农民们已经部分地推翻了这些大师们的论点。在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在路桥，在浙江农村的小城镇开发热中，一个梦想正脱胎成火热的现实；在当代中国这一广阔的时空范畴中，乡镇企业的现代化大大拉近了广大农村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距离。而与乡镇企业互为支撑的专业市场更是进一步增强了乡土工业经济的辐射力，并由此创造了一次新的社会结构重组的机遇。也就是说，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将不同于西方大师们所“发现”和“指点”的“历史规律”或“普遍发展道路”。

1994年11月，年事已高的费孝通不辞辛劳再访温州。

在八年之前，他曾因出于“好奇”，只身赴温州考察，那次他访问了四县五镇十多家市场，写下了一篇《温州行》。那篇文章对温州的专业市场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对发生在浙江大地上的乡土工业浪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篇文章成为日后许多人寻访温州之谜的指南。

八年之后，同样是在温州，却是另一道风景吸引了他，那就是小城镇的风起云涌。在随后的一篇《家底实创新业》的长文中，这位“八五老翁”仿佛是在接着当年《江村经济》和《温州行》的话题继续往下说：

“专业市场的发展，活跃了流通，带动了工业，促进了小城镇建设，15年前，我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所论到的小城镇那种冷冷清清局面，也成过眼云烟了。这一页历史掀过之后，紧接着是80年代农村工业化浪潮，进入90年代以后，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农村城市化时期，其重要标志就是小城镇建设步子明显加快。

“……很明显，这预示着中国农民在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更大作为。”

第九章 人的革命 四金一毛两道汤

“当然，这项竞赛也是以主人们的富有程度为背景的。因此，寻找温州椅子坟有了这样一个当地人共知的规律：哪个村镇最富有，那里的坟墓就最辉煌气派。”

这样的故事，似乎已经没有继续讲下去的必要了。

198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为280元，到1996年，已增加到3463元。自198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一次全国各省市农民人均收入情况，从那一年至今，浙江农民已经连续得了11次第一。

在这里，我们愿意提供几则新鲜的人物传奇。

“满山遍野白花花的，便是闻名天下的温州椅子坟。这些堂而皇之，居高临下，傲视天地的椅子坟包藏着的，不只是温州人祖先们的骨血。这是来自传统的精神的流向，这也是来自市场的新财富的流向。沿着这条一眼可见的线索，可以发现不同文化精神交锋、交融的重要秘密。

一毛：冬天是过膝的裘毛大衣，夏天是狐毛短裙。

像这样的灰色幽默，在浙江跑一圈，就几乎可以编一本书了。

一度，婚嫁之际，女方父母先要参观对方家的“阴宅”。

物质和金钱，给它的创造者带来了令他们眼花缭乱的电器、楼房、家具和声光享受，同时，物质和金钱，也让它的创造者在光怪陆离之中，越来越难以驾驭自己了。

“这里，也是不亚于市场的一个激烈竞争的战场。你的大，我的比你还要大，你的漂亮，我的比你更漂亮，你修了祖先的又修自己的，我修了祖先的修了自己的，还要再修儿子的。

浙江农民的钱袋子跟脑瓜子一样，在全国是出了名的。

于是，一只潘朵拉的欲望之盒打开了……在浙东沿海某村，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漂浮一只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另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了十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为“表表心意”。

1987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苏珊·蒂夫特在浙江市场走马观花三天，回国后写了一篇不无惋惜又有点幸灾乐祸的报道：在那里，弃农从事小型手工业获得了成功，然而，贫富悬殊的不断增大，带来了类似西方国家存在的恶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浙江人的坟墓成了外省人议论纷纷的一道风景。山西籍报告文学作家麦天枢曾用很惊讶的笔触描写道；“船行瓯江，迎面扑来的成千上百的坟墓，是人们对温州的第一印象。

一天，市场某摊位上出现了一条罕见的黄鱼王，当即引起轰动。当地有风俗，如果谁家能吃到黄鱼王的鱼胶，必能交一世好运。于是，一场竞价就开始了，从一万元，到两万元，一路上扬。这时一些外村的渔民也参与进来，一开口竟喊到了十万元。这个村子的人憋气了，但一家又舍不得买，一阵商议，村里的六位大户“挺身而出”，合资以12万元的价格买下了黄鱼王。

我们愿意说，他们才是当代农民的代表。在这场乡土革命中，农民不但在经济上翻了身，更要紧的是，他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他们自己。

似乎在一夜之间，世界在富裕起来的农民面前突然变得陌生起来。

曾经是金钱荒漠的山村乡间，就这样在短短十多年间热闹了起来，“阔气”了起来。

时光之轮转到90年代，一句由浙江人唱出来的顺口溜，更是让他们的钱袋子曝光于全天下：“万元户贫困户，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是真富。”

暴富，对缺乏思想文化准备的人来说，仍是一个“不能承受之重”。

毕竟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对奢侈的追求都不会绝迹，而种种丑恶和腐败都会像细菌一样腐蚀每一位意志薄弱者。我们甚至没有太多的理由去责备刚刚摆脱了千年贫困的农民们。

那里原本非常贫困，几年前当地渔民们办了一个鱼产品市场，吸引了远近客商，生意一红火，村民的日子就好过起来了。有了钱之后，先是造房，再是买家电，再之后，就开始买无聊了。

四金：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丁丁当当走出去，一个人就是半爿金铺了。

而致富人群，又以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发达地区为最集中。1986年，有人对温州、台州和金华三地区的10．6万户专业户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户均收入为6800元。那一年在纽扣市场桥头，全镇5000余户人家，万元户已有4200户。

曾经作为新华社记者在温州常驻了八年之久的陈坚发已经没有情绪再重复以上的描述了，他所有的感慨只是：

一度，在浙南，一位女人上街如果没有“四金一毛”，那就是在给她的男人丢脸。

一度，在某些地方，有派头的人物请起客来必上两道汤。

“在我国现行混合体制下，温州个体工商业者的资本有相当一部分滞留在流通领域，宁作投机资本，不作产业资本。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还把大多数利润作为了消费资金，挥霍一空。这部分资金逐渐退出了生产、流通，达数十亿元。”

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万元户都是一个让人羡慕的称号。

第九章 人的革命 大学生妻子

28岁的应广良在许多人眼里是值得惊羡的时代宠儿。

他生活的永康县是国内最大的小五金集散地，1990年，他接手父亲经营的私营华通电器公司。那时这家企业已拥有资产百万，年产值：300多万元。

可应广良总觉得还缺少些什么，于是，这一年盛夏，这位永康芝英镇三村的农村小伙子和同镇另外三位与他同样年轻的私营业主一起，骑上摩托，一路豪情，长驱京都求学。

求学求知却又求来了“凤凰”，这大概属始料不及。

在偌大的北京城，他们四人壮着胆儿访清华，探北大，最终叩开了中国人民大学庄严的校门。一番坦诚的表白之后，校方被他们炽热的求学热情所打动，同意接收他们就读工业经济系工业企业管理专业，使之成为人大有史以来第一批为期两年的自费进修生。

四位腰缠万贯的私营老板的出现在人大校园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他们自己却心静如水，埋头苦读。

为了快速提高英语水平，他们找到学校大学生服务中心，希望聘请课外辅导教师，吃点“小灶”。

就这样白白净净、清清纯纯的劳动人事系劳动经济专业89级女生魏雅清，操着一口漂亮的英语，闯入了应广良的生活。

“我当时主要是出于好奇心。”魏雅清回忆说，“社会上，校园里对私营业主的议论很多，什么剥削发财，唯利是图，浑身铜臭味等等，我倒想探个究竟。”

诚实、成熟、干练，这是一段时间后，魏雅清对应广良得出的最初评价。尤其是应广良那强烈的事业心，给魏雅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小应平时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可一谈起自己的公司，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他告诉雅清，自己父亲原是乡间一个极普通的手工匠。1985年，在热腾腾的富民政策推动下，全家人东挪西借，凑了1．2万元，在当地的小五金市场中开了个铺子，几年后又有了自己的小工厂。凭着勤劳的双手，凭着比常人多十倍的艰辛，厂子日渐红火起来。“要说钱，我有，够快活一辈子。可我总想再加倍奋斗一番，给自己、给社会留_F得更多些。正为了这，我才千里迢迢赶到高等学府，给脑瓜子充电、加油。”

彼此不断加深的了解和共同的志趣，悄悄地使两人坠入爱河。

爱情的选择并不总是浪漫的，毕业后何去何从，作为生在南昌，长在都市的知识女性，能过得惯想象中贫穷、枯燥的乡村生活吗？有一年寒假，满怀忐忑与疑惑，魏雅清随应广良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眼前的永康芝英镇活脱脱已是一个“乡村里的都市”：铺着水泥路面、店铺鳞次栉比的商业大道，一栋紧挨一栋令城里人惊叹不已的农民别墅。白天，年创产值三亿元以上的1200多家集体、私营企业机声隆隆；入夜，十余处文化馆、影院、舞厅华灯竞放，笑语欢歌。在小镇上，魏雅清听到了无数农民奋发创业的匆匆脚步，摸到了中国农村怦然跃动的强劲脉搏。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用武之地！魏雅清终于确定了自己未来的人生坐标。

1993年7月，揣着经济学学士证书，提上简单的行囊，魏雅清正式来私营永康华通电器公司报到，就任公关部经理。

从一开始，魏雅清就没打算做阔太太，当花瓶。8月，她直奔省城，与浙江电视台洽谈公司广告业务；9月，再出奇招，举办了声势颇大的“华通杯”永康市首届影视歌曲卡拉OK大奖赛。一时间，公司形象脱颖而出，声誉鹊起，引来各方啧啧称赞：“大城市的知识人有胆识，眼界宽，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得到妻子的鼎力相助，应广良如虎添翼，就连走路都是。噔噔”作响。他先后发明了三项国家技术专利，运用这些专利生产的电炒锅、电暖锅等产品投放市场后极为抢手。不久前，公司又投资250万元，新建了4000平方米标准厂房，并购置了机器设备等，预计今年的产值可增至2000万元。

应广良夫妇不能说不富有，然而享受财富似乎不是他们的嗜好。他们至今仍与父母、兄弟合住一处。这是一栋几年前盖的并不起眼的灰色小楼。没有满壁生辉的装修，没有豪华的摆设。夫妻俩十余平方米的新房也普通得令参观者颇感失望。

打开衣柜，属于雅清的衣物中，找不出几件与主人拥有的财富相称的时装精品。“论银行存款，我们在本地只能算得上穷人。”应广良说，“但看到公司一天天兴旺，看到全镇经济一天天繁荣，就是自己最大的享受。”

更有趣的是，当年与应广良一起去人大求学的几位同伴竟也大多良缘喜结。胡建已娶了一位女研究生为妻。他的私营企业力士达有限公司甚至租赁了江西省一家有500多万元固定资产的国有企业，越办越红火。名下拥有年产值2000多万元的私营永康市铝业总厂的胡清，则恋上了人大投资系的一位张小姐。

“说心里话，娶女大学生为妻，绝不是为了赶时髦，给自己脸上贴金。”应广良解释道，“刚开始办厂时小打小闹，肚里那点货倒也勉强对付得了。随着企业的壮大，技术要更新，管理要上档次，这就像登楼梯，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求知识、求文化的冲动，再加上命运的巧合，这种在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跨城乡、跨阶层的姻缘成为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九章 人的革命 “胆大包天”

王均瑶眯着眼睛愣愣地看天空，蓝天，白云，有一架飞机掠过。

王均瑶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站在他身旁的伙伴谁也没听清他到底说的啥。

27岁的王均瑶当时是苍南商标之乡金乡市场里的经营户，做了几年的生意，年轻人的心思开始活跃了起来；他总觉得应当做一些什么，让大家吃惊一下。

1991年的一天，他走进了湖南航空公司，接待他的是一位面容冷淡的女秘书。她听完王均瑶的来历后，嘴巴张得大大的，然后风一样地把总经理叫来了。

王均瑶说，我想要承包一条航空线，从长沙到温州。

“你这是想包天呀。”总经理的吃惊程度比那位女秘书好不了多少，航空业从来就没有对私人开放过，这位浙江小伙子可能是第一个朝这方面打主意的人。

“农民的胆子，大起来也是可以包天的。”尚不到而立之年的王均瑶神情不改。“胆大包天”王均瑶的名声就是从那时传开的。

好在湖南航空公司真没把王均瑶当成疯子或异想天开者，在他们向上级部门汇报的同时，一场艰难的谈判也开始了。

在王均瑶的市场眼光里，长沙一带是温州商人的活跃地带。从长沙到温州陆地交通1000公里，乘汽车转火车起码要两天，如果拉通一条航空线，省下来的时间值多少钱，温州人算得比谁都快。

在湖南方面，能开通一条新航线自然是上上大吉，至于风险他们是不愿承担的。

合作方案出来了，王均瑶按架次、里程上交营运费，以确保航空公司的利益，经济风险由承包者承担。自7月开始包航，每周来回两个航次。

湖南谈成后，王均瑶回到温州，谁知温州民航局死活不相信有此等离奇之事。

没办法，王均瑶只好连夜打电话请湖南给出个证明。于是，湖南省人民政府便郑重其事地用加急电报给温州发了个证明。

几乎是不可思议，中国第一家私营包机公司就这样成立了。王均瑶一不小心成了新闻人物。

从当年7月到第二年4月，这条航线飞行140个航次，载客率达95％，营业额200万元，王均瑶首战告捷。紧接着，他与南京航空公司谈判，开通温州到上海航线，然后是温州到福州航线……至今。王均瑶的包机公司已拥有30多条航线，每周航班一百多架次。

有一天，他的伙伴突然问起，几年前的那天，他望着天上嘀咕了一句什么时，他说：“我当时在想，地上的市场都能竞争了，为什么天上的市场就不能？”

连天上的生意都敢抢，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在包机公司走上正常轨道后，王均瑶的心思又活络起来了。在深思熟虑之后，他打算投资实业。

没多久，一家均瑶奶制品公司成立了，生产的是当时刚刚在国内大都市中时髦起来的纯牛奶。这回，王均瑶孤注一掷，用他的名字做产品的商标。

“拜托大家了。”在职工大会上他拳头一拱，神情严肃，“如果公司出品的牛奶不合格，消费者开口操的就是我王均瑶，我现在是把全部家当和一张脸都压在你们身上了。”

为了推广“均瑶牛奶”，王均瑶又开始异想天开。听说名人广告效果奇好，他便也想请一位名人来为他的牛奶吆喝。

“当今哪位歌星最红？”他问。

“你指的是内地，还是港台？”谋士们问。

“当然既可以是内地，又可以是港台的，而且最好是没有做过广告的。”王均瑶的口气从来就不小。

于是就排队，一大箩大陆、港台明星一位位挑过来，就没唰几个了，其中最醒目的名字是张学友：“四大天王”之一，人称“欧神”，偶像群广泛，特别是对白领阶层有号召力，而他们正是纯牛奶市场的主要购买者。最关键的是，张学友从来没有为大陆企业拍过广告片。

“就是他了，张学友。”王均瑶一拍桌子。

那是1996年的1月，为了此事，王均瑶三飞香港，从绝对不可能，到商量商量，到OK，王均瑶再次如愿以偿。

说到制作了，张学友提出要求，一定要精拍，不能少于200万元。王均瑶一笑，结果拍出一条30秒广告，花去500万元。

要播出了，王均瑶直指中国第一广告媒体中央电视台，最好的台，还要最好的时间，挂在“新闻联播”之后。就这样，从1997年3月到5月播出三个月，费用是2000万元。

这时的王均瑶已近乎一掷千金了。他说，咱们浙江人做生意就是这样，做之前要千思万想，真的做了，也就别留什么后路了。据说，自张学友的广告片播出后，“均瑶牛奶”的市场销售量直线上升，看来，这回王均瑶又“包”中了一次。

王均瑶是一个行走如风、不太爱看地的人。他说，我的父亲、父亲的父亲都是农民，他们看了一辈子的地，现在我得改改了。

第九章 人的革命 奔驰在互联网上

与年龄相仿的王均瑶相比，看上去文绉绉的金建新的生意似乎还没有做到那么火爆，但是他的胆气却一点也不比王均瑶小多少。

“世界上最大的‘集贸市场’在哪里？”带着一点诡秘的口吻，这位瓯海康华眼镜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这样问我们。

从16岁开始闯江湖，金建新几乎跑遍了全中国的天南地北，他在国内二十多个城市的小商品市场和商场中租了专柜，1995年，他甚至拉了一卡车的太阳眼镜千里迢迢到越南、缅甸去碰运气。

但是，他总觉得靠两条腿跑市场实在是太不过瘾了。

有时候，他也会像王均瑶一样，愣愣地望着天空发呆。与第一代草莽出身的市场人不同的是，年轻的金建新们更喜欢幻想，哪怕同样是促销眼镜，他们也想闹出一点新名堂来。

1997年6月，“推销高手”金建新在家门口被别人推销了一把。

闯进他办公室的，是浙江一家信息公司的经理。

“世界上最大的‘集贸市场’在哪里？”这位精明的信息公司经理一句话就把金建新问住了，就如同后来金建新一下子就问住了我们一样。

那位经理的手指指向了上方：“在天空中。”

确切地说，他指的是当今世界的第一宠儿——国际互联网。

“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互联网上有自己的网址，1996年全球贸易的15％是通过互联网完成的，这个比例每年还在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

I，互联网，全球贸易，陌生的名词，无限的诱惑。这是另一个全新天地，金建新充满了难以言传的惊奇。

如果我在那里有一个“摊位”，全世界就都能听到我的声音？

是的，是的。

我坐在这间办公室里，就能同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商人谈生意？

是的，是的。

在那个“市场”上，我能够及时地知道全世界最新的眼镜信息？

是的，当然是的。

那么，我怎么才能去那里？那个“天空中的集贸市场”？

很简单，你只要有一个网址。

“．asunglasses．”，互联网，中国太阳眼镜。

这就是信息公司要卖给金建新的“商品”。标价4．3万元人民币。

“这是互联网上的国际一级域名，简单明了，容易查找，就如同一家市场中最好的摊位。”

显然，信息公司在这点上并没有欺骗金建新，而这又是一家精明的信息公司，金建新很快就知道他们当初注册这个域名只花了150美元。

“他花多少钱注册来的我不管，那是他的眼光和本事，我只关心对我而言值不值得。”这是浙江农民共有的生意理念。

很快，一份协议就达成了，金建新拥有了这个“最好的摊位”。

1997年9月18日，我们在自己的电脑上打开互联网，键入“．asun—asses．”。

很快，英文“中国眼镜”映现在了一个浅绿色的背景之上。

“这里的所有信息均来自中国眼镜制造业。”屏幕下面，显示出的是康华公司的E—mail电子邮件信箱。

在这个网站中，人们可以轻易地了解到太阳镜品种、近视眼镜品种、眼镜制造技术和眼镜新闻等六大类信息。

这里不光有康华公司所有的产品，而且已经有十多家温州和杭州的眼镜公司在通过这个网址发布信息了。

电脑显示，这一天，我们是第117位访问者。

“仅仅两个月，我们已经接到了美国、土耳其等客商的七八份订货意向书。我想组织更多的眼镜公司上网，把‘中国太阳眼镜’办成一个‘专业市场’，我还想每年在上面搞一两次中国眼镜网上交易会，把这个网址变成中国眼镜业在互联网上最大、最权威的窗口……”金建新已经意识到他买到的决不仅仅是一个“摊位”，而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产业，今天，他非常庆幸那天信息公司经理闯进的是他的办公室，而不是别人的。

金建新不是唯一一个在互联网上奔驰的浙江农民。

几乎就在金建新上网的同时，温州100多家打火机企业购买了“中国打火机”——“．”的域名，并于同一天集体上网。

在杭州，一家信息公司注册了“中国低压电器”的域名，已有三百多家低压电器企业在通过这个网址发布信息。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在喧闹的市场中遇到一位摊主，在他递过来的名片上居然有一个长长的互联网英文网址名，你可千万别感到太大的吃惊。

那仅仅是他在“另一个市场”上的一个新摊位。

第九章 人的革命 江浙丽人多老板

江浙多美人。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或浓妆，或淡抹或庄重，或飘逸，加上天生丽质——在水灵灵的江南城镇街头，“丽人行”早已为国人所熟知和艳羡。

事实上，当今浙江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容貌的艳丽。

在嘉兴羊毛衫市场的一问宽敞的业务室里，范莉娟一边转动着铅笔，一边朝我们妩媚一笑，露出一对巩俐般的虎牙，她说，我就是经理，有事找我谈吧。

在她的旁边，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噼噼啪啪地算账，那是她的母亲。一位中年男子满头大汗地指挥小工把大包羊毛衫搬到车上，那是她的父亲。正在吸烟的汽车司机是她大哥，还有一位二哥没在。

范莉娟说，他们这个家是女人说了算，确切地说，三年前是她母亲说了箅，现在是她说了算。

范家原来是运河上的一户渔民，1982年，水上生活过不下去了，便上了岸。范莉娟的父母开始帮人家打短工。这时，浙北的羊毛衫厂多起来了，她的母亲就从一些小厂里低价买了几什次品的羊毛衫，到市场上卖，久而久之，就包了个摊位，做起老板来了。这其中的甘苦是一言难尽的，范莉娟读书到了初三就休学了，专门帮父母拉客户。

由于母亲比父亲能干，渐渐地母亲就成了一家的主人。

“你可能不清楚，对爸爸这样的运河渔民来说，男尊女卑的观念是多么地强烈，让女人来当他的家，是万万不可接受的事。但是没办法，在河上是他力气大，到了市场里，妈妈卖掉的羊毛衫就是比他多。”

从三年前开始，范莉娟上手了，她大江南北地跑客户。在商业谈判中，母亲已经没法跟伶牙俐齿的女儿相比了。渐渐地，女儿的营业额越做越大，母亲退居二线，让权了。去年范家的摊位重新登记，摊主作了第三次更改。变成了范莉娟。

很显然，在今天的浙江市场上行走，像范莉娟这样的丽人老板随处可见。

温州市曾经有一个统计，在当地年营业额超过100万元的民营企业中，唱主角的女法人代表就有500多人，至于规模较小的个体工商业中，女老板少说也有一万人以上。她们的年龄一般在二十到四十岁之间。经营领域包括制鞋、服装、娱乐业等二十多个行业。

1995年，义乌小商品城也做过调查，发现市场内的两万多个摊主中，女摊主占到了四分之一。当年，市场的第一号工商营业执照就是发给了一位叫冯爱晴的妇女。她被认为是市场草创时期的功臣，1986年，她作为浙江省第一批个体户代表参加了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表彰大会。

近年来，义乌市场中的女中豪杰更是层出不穷。在新开张的宾王市场内有一位叫俞巧仙的妇女，今年只有32岁，从前也是一位不起眼的乡下妹子，自打进市场摆摊后便显得神奇异常。她专做保健品经营，在短短三年中，竟一口气争到了11个品牌的总经销权，其中包括名声不小的金日、康富来、万基、太太口服液等名牌。今天，在义乌市场说到保健品，俞巧仙已算得上是一位“大姐大”了。

第九章 人的革命 与文明同行

求知欲望强烈的应广良、异想天开的王均瑶和金建新、俏丽能干的范莉娟、俞巧仙以及千千万万背井离乡把生意做出省界、国界去的温州、义乌商人，这些活泼泼的市场人物，构成了当今浙江农民的新形象群体。

在市场的风浪中，他们不但取得了应有的劳动收获，同时也正在让自己的生命发出更绚丽的光彩。他们的知识观、风险观等等，都与他们的前辈发生了根本的决裂，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中，许多旧观念、旧风俗早已随风而去，许多价值都亟待重估。

在80年代，温州曾经是闻名全国的失学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一度，那里的童工现象还引起过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严重关注。“有钱没知识”，是人们对温州的一大印象。

然而，近年来，温州人“摇身一变”，竟又成了倡学兴校的楷模。据当地教委信算，近五年，全市群众用于教育的捐款、赞助等就达5亿元左右。同时民间办学之风日盛，其规模在全国屈指可数。目前，全市共有个人创办的幼儿园1800多所；各类民办职业技术学校100余所；私立普通中学13所。国内第一所私立外国语学校，第一所私立聋哑学校，也都在这片土地上冒出新芽。

据说，如今的温州人是最肯在下+一代身上花钱的。在浙江省，出巨资送儿女出国深造的人家，最多是在杭州，其次就是温台地区。在杭州、上海等地的一些高级民办中学中，人们时常可见温台、金华人后代的面孔。一位叫李光明的义乌老板曾经写过一篇“自自”，表述他对教育和对下一代的心情：

“我们这一辈子，为了摆脱贫困，把什么都牺牲掉了——从无忧无虑的青春到接受教育到各种享受。现在虽赚下一点钱，但自己已没有再上学的可能和精力了，于是就一心想让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谁都知道，把钱留给他们是没多大意思的，但是如果能用我们的血汗钱为他们增加点知识，却是我们最最心甘情愿的。有人说，‘农民若致富，三代无贵族。’贵族什么的，咱也不稀罕。只求子孙们一个个体体面面的，有文化，不被人小觑。”<u>.９９ｌｉb.</u>

阅读这样的自白，我们触摸到了一颗滴血而自信的农民心。

其实，人的观念的转变，往往渗透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没有一代人的牺牲和草莽创业，可能就不会出现今天的温州奇迹。而如果没有那种交织着冒险、苦干的原始积累，又哪有经济能力办得起那么多的私立幼儿园和中小学校？

这中间的无奈和必然，是很可以让后来的人们咀嚼良久的。

为了寻访到真正的市场之谜，我们行走在一个又一个拥挤忙乱的市场中。

面对着那一张张土气未消的面孔，聆听着那些陌生而新鲜的生意经，我们常常被一个念头所缠绕：到底是什么“神怪”，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改造了整整一代原本闭塞、保守的农民？

如果说改造了他们的经济命运的是市场的话，那么改造他们的性格和观念的又是什么？

结果，我们发现，答案可能还是：市场。

正是那种大开放、大流动、大变幻的市场氛围，让我们的农民开朗了起来，大胆了起来，耳光远大了起来。

是市场，在潜移默化中重新“组合”了农民的性格特征。

市场是无边的。

在那里，一个农民，他的生意有大有小，终归是有限度的，但是，他的视野、他的触觉，他的想象力和他的机会，却可以是无边无涯的。这种自由和旷达，是他们在冲破土地的束缚之前根本无法预料到的。

而这种无边无涯的市场意识，也让他们的心灵变得更加地宽阔。

1994年，一位老经济学家考察浙江农村，他连着跑了好几个市场，在苍南灵溪的参茸药材市场，他在一家经营户的门上看到了一幅大红对联：

百业振兴，四海升平。

数日之后，在北京的家中，追忆起那个情景，这位老人仍然激动不已，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段饱含感情的文字：

“浙江农民想的不仅仅是家门口的百业振兴，还有更大世界内的四海升平。他们的市场从家门口直通五湖四海，与之休戚相关。没有四海升平，也很难有家门口的百业振兴。怀着过好日子的愿望，浙江叭走出家门，走向全国，要走出一条发财致富丰衣足食的路子。走着走着，他们从个体走向了群体，从家庭走向了社会，从经济走向了更宽广的领域。表示吉祥和祈愿的对联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了他们的心迹。

“百业振兴还能理解为只是个经济意义上的愿望，四海升平则是一个内涵丰富得多的社会意义上的理想了。透过这一点去领会浙江农民乃至中国农民的历史追求，我想是不会失真的。”

第十章 世纪之问 “慢板”敲起来

1994年12月，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新闻，国家内贸部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宣称．全国商品批发市场发展重点将从“以建为主”逐步转向“以管为主”，内贸部将对新建大型批发专业市场的规模、数量及布点进行适量控制。

维持它的生命能量是否还能走过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或者更久？

须知，当时市场热潮在全国范围形成气候尚不到三年，而专业市场第一次进入国家宏观调控的产业范畴之内，便成为适量控制的对象，于是在不少人眼里，专业市场在中国的命运开始显得扑朔迷离起来。

它对中国乡土变革的意义究竟有多大？

<small class="ter">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small>

有记者在温州采访调查时，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十分意外的现象：在中国专业市场的发祥地——浙江温州，当地的专业市场已呈萎缩趋势。

氛围略带沉闷。

而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条更具爆炸性的新闻逼到了人们的眼前。

有资料显示，在1994年，温州全市市场虽然有513个，摊位10．1万个，年成交额137亿元，但与快速增长的温州整个经济相比，落差日甚一日。1983年，温州乡镇工业产值6．95亿元，其中依赖专业市场实现销售的为5．2亿元，占70％以上，而十年之后，这一比重已下滑到不足40％。

在当代信息社会中，以现货交易为特征的专业市场究竟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

记者在观察笔记中写道：80年代初，温州家庭工业风起云涌，经济改革与发展领先于全国。与此相伴随，包括桥头纽扣、柳市低压电器、金乡徽章等著名的十大市场在内的温州集贸型专业市场也如雨后春笋，规模之大，声震全国。专业市场为整个温州经济的活跃和扩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今天的温州专业市场却相对萎缩：当年的十大市场中有的停滞不前、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已销声匿迹。

这段无须翻译的文字，摘自中国古老的典籍之中。

这也是在古典文献中能够查索到的对市场的最早描述。

内贸部要求改革现有一些批发市场的招商、摆摊和赶集等交易模式。充分发挥市场的大批虽商品集散、配送，信息和数据处理等功能，扩大辐射面，提高商品交易能力。

当年雄睨天下、生机勃勃的温州市场竟然在短短十多年间便显得如此乏力不堪，这一令人吃惊的态势，不由让人扼腕叹息，进而对专业市场这种经济形式的生命力产生很大的怀疑。温州在中国的市场影响无可低估，发生在那里的“萎缩现象”很快在浙江，乃至全国引起了一连串的惊呼声。

专业市场在温州经济中的地位似乎已不再那么地显赫和举足轻重了，闪烁在温州上空的市场光环正在浙渐退色。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佐证是，1991年全国评选“十大专业市场”，温州竟无一‘家上榜。在当时全国162家超亿元市场中，温州市场中名声最为显赫的桥头纽扣市场也仅仅列在倒数第一位。

这条新闻顿时在国内引起了一定的震动，正如新闻媒介在采用此稿时所用的同一个字眼一敲响慢板，很多人都隐约意识到了，大型批发市场建设的步伐行将放缓。

1992年，温州在浙江各市地市场总成交额排列中名居第三，1993年就退居第四，1994年更降到了第七。这一年浙江省评选“十大超级市场”龙虎榜，温州再次榜上无名。

<small class="ter">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small>

从易经时代到公元20世纪末的今天，人类社会究竟已经走过了多少王朝和文明台阶，恐怕已很难尽数了。然而，让人惊奇的是，“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市场却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这也可能是保留得最悠久、最完整的一种经济方式了。

那么，这种“恐龙式”的经济交易方式还将流传多久？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前，海天浩荡，临风披襟，我们不禁有此一问。

忧虑像影子一样，一一直追随着我们的视线。

第十章 世纪之问 与“萎缩者”对话

多少次了，我们随意地往那片充满灵性的土地上一站，迎面扑来的必是一番让我们惊叹不已的风景。多少次，我们为那里散发出的奇异之光而炫目、而兴奋。

可是这次，我们却不得不与这片土地进行一场不无尴尬的对话：为了它的“萎缩”。

然而，出乎我们一万个意料的，是温州对自身“萎缩”的坦然。

作者：温州专业市场的萎缩，其实给中国今后的市场发展制造了一个悬念，那就是专业市场是不是一个初级的、落后的经济形态？

温州：对于一个像专业市场这样具有丰富内涵的事物来说，任何简单化的论断都是不严肃的。温州的“萎缩”并非几个数据就可以讲清楚的。“萎缩”，只是温州市场现状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它仅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更大的事实隐藏在海平面之下。

作者：如此说来，“萎缩”的背后另有隐情？愿闻其详。

温州：众所周知，温州在80年代初的崛起，最主要是凭借了观念上的先行优势，然而温州毕竟地域偏远狭小，不利于货物的大流通，因而温州市场的演变就比较剧烈，并且非常地多样化。以十大市场为例，就起码出现了三种演变。

作者：哦，这倒是前所未闻。

温州：比如在钱库、湖前、仙降等乡镇，原先都是以产销低价小商品为主的，现在那里的有形市场确实已经甘渐式微了，然而，那里的富裕程度和经济活跃程度仍然是全温州最高的。

原因在于，那些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农民都到更大的天地中去闯荡了，在义乌、绍兴以及许多国内大市场中，你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他们。在钱库等乡镇，外出经商人口占到了全镇青壮年劳力的60％以上。

作者：看来他们是一团团温州火种，到别的地方去烧市场之荒了。有资料说，温州300万人口，有100万在外经营，经商人口比例之高，全国很难有可与匹敌的。我们在采访中也看到了，国内确实有很多市场是由温州人点起第一把火的，夸张一点说，温州称得上是中国专业市场的黄埔军校了。

温州：第二类，像桥头纽扣和金乡徽章，那里的市场至今仍是非常*旺的。然而，由于他们的经销商品非常地专业，因而成交额就不可能很大。桥头每年两亿多元的成交额已经拥有了全国70％的年纽扣消费量，而来金乡订货的客户更是遍及全球，如美国陆海空三军的军徽、福特牌高级轿车的标徽、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帽徽、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纪念章等，都由这个小镇生产，但是从市场年交易额上，这些并不能体现出来。

作者：或许正是这种小而专的特点，使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具备了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温州；第三类，则是鹿城区、柳市等地的皮鞋和低压电器市场。在那些市场的周围都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群，企业户数都在千家以上。专业市场事实上成了当地工业的孵化器。

作者：这样说来，那里的市场就不应该会“萎缩”了？

温州：这是一种想当然的思路。实际上，随着当地企业规模的扩大，它们对有形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大大降低，许多交易都是通过电传、合约或期约等方式进行的。

温州全年的4000万双皮鞋大概只有20％通过专业市场销售。这种交易场所的移位，是合乎经济规律的。

作者：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现在看来，在狭小的意义上，温州市场的确落榜了、萎缩了，但是从商品交换这一根本意义来看，从整个市场体系的发育来看，温州的市场却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大了、层次更高了。

温州：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不瞒你说，前两年温州一些乡镇也曾发出过“聚一地财力，造一个巨无霸大市场”的呼声，但是人们很快发现，这种象征物式的市场对温州来说，是根本没有意义的。再拿皮鞋来说，如果2000多家企业的4000万双皮鞋都在一个场所交易，那成交额肯定可以冲进全国十大市场之列了，可是这样做一是不可能，二是根本没有必要。商品流通有自己的规律，局限于某一种方式无疑于作茧自缚。

作者：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温州市场的千种风情，其实已经融合到温州整体经济的大格局中了。不过，温州人对自己是专业市场发祥地这顶花冠是怎么看的？

温州：我们当然是无比地珍惜和自豪。然而，我们仍然认为培育市场是发展地方经济的一种手段和途径，却不是目的本身。创造了专业市场奇迹的温州人，如果最终只能依赖于专业市场才能够生存，这倒是温州人的悲哀了。这之间的微妙情结，不知你能否理解？

作者：我能够理解。不过我们交谈了那么久，我的最后一个疑问还是没有完全消除。从温州的今天来看，专业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形态是否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

温州：这样的判断有一定的片面性。温州市场因为受自身条件的约束，才呈现出今天这样的多样化演变，并最终没有成长起一个超大型市场，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信息流通的相对闭塞、农村消费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专业市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此外，我们还认为，像义乌、绍兴那样的市场早已超越了当年的温州模式，在那里体现出的新生命迹象，是人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

第十章 世纪之问 评说十大趋势

与温州的对话，仅仅开了一个头，在若干年后，实践会给我们更多的答案。

在这样的对话中，一个真理其实已经凸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那就是；市场的生命在于不断地突破自己，实现飞跃。近年以来，浙江农民并没有拘泥于市场数量和规模上的嘭胀，而是在市场运行的整体机制上寻求发展。市场显然已经由量的扩张演进为质的成熟。

这一耐人寻味的转折性变化可粗略概括为以下十大态势：

一、传统集市贸易开始与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对接。其特征是一批以市场为依托的股份制公司破土而出，办市场从单纯的政府行为转变为以经济规律为导向的企业行为。过去，专业市场一般是由工商部门代表政府，从规划、筹资到建设统包操办。如今，许多市场已经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完全由公司负责运转，工商税务部门角色回归，负责依法登记、收缴税费等管理工作，当地政府则承担宏观协调推动之职。这种市场建设企业化的趋向有利于政企分离，有利于接轨国际惯例，有利于搞活机制、吸纳资金，促使市场迅速壮大，因此受到了国家体改委的重视和肯定，称之为“市场发展的方向”。

二、培育市场的思路不再一味靠税费优惠，而是从更广阔的空间着力改善市场发展的综合环境。如同前些年不少地方为吸引外资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一样，浙江各地在兴办市场之初往往实行轻税低费，营造政策“凹地”。这一状况目前正在改变。

三、商品交易手段从现货即期交易向契约化交易或远期合约交易延伸。其前提是一些市场的摊主经过大浪淘沙脱颖而出，积累了资本、扩大了经营规模，有的甚至还几户联手组建起各类贸易公司。昔日的小贩已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他们不再跋山涉水、肩挑背扛，而是利用电话、传真等现代通讯载体沟通信息，并与客商签订合同，据此组织生产、供货。还有不少头脑机敏的经营大户则正在转化为商品交易经纪人，为本地或外地厂家、客商任总代理、总经销，获取中介差价。

四、市场经营主体趋向多元化。长期以来，浙江各地的专业市场曾经基本上是个体户一统天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有、集体工商企业也跻身这一广阔舞台同台献艺，争妍斗艳。

仅在杭州丝绸市场进场设点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就有300余家，其中包括杭丝联、都锦生、喜得宝等知名大企业，经销产品上千种。在某些市场，更有大批香港及东南亚各国的商家前来开设窗口。多种经济成分的汇流，为浙江市场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五、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出现交融、联动。浙江的许多经营者最初都是围绕专业市场靠从事购销活动白手起家，当原始资本积累到一定量后，即转而投资与市场相关的各类加工业，由此，带动了与专业市场相适应的个体、私营及股份合作工业的迅速发展。

六、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市场群体，逐步取代划地为牢、各据一方的“诸侯市场”。过去普遍存在的仅隔一道县界、市界，相距数十里，同类市场重复建设，彼此内耗的现象正在改观。有些已建的“诸侯市场”开始被相邻的优势市场合并。

七、专业市场开始突破区域局限，辐射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实现这一转变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依托当地产业群的优势而在全国稳坐“霸主”交椅，有的则借助闯荡全国的无数浙江商贩在各地租赁柜台、经营摊点，形成无孔不入的市场触须，还有的则尝试了母子市场的新模式，在天南海北直接开办分市场。

八、市场内假冒伪劣产品藏污纳垢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这既得益于各地政府摆正了繁荣与打假的关系，也得益于广大经营者素质的不断提高。

九、专业市场从农村逐渐向大中城市发展渗透。由于所经营的商品档次的升级，它们开始受到城市企业及消费者的青睐，更由于大中城市地处交通枢纽。资金、信息密集等优势，专业市场已不再是乡村的“专利”。

十、集贸型商品专业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日益推动各种要素市场的加速形成，两者关系趋于紧密化。这一方面是专业市场的发展事实，使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市场意识进一步浓厚；另一方面是各地为更有效地壮大专业市场，开始放开视野，着手培育与之相关的要素市场。时，要素市场的发育，又为商品专业市场在更高层次上的生长、发展刨造了可能。

十大新趋势的出现，表明专业市场在内在运行方式上已经实现了飞跃性的进步。

然而，我们在期待更激动人心的突破。

第十章 世纪之问 千年一握手

1996年春天，上海。中国最大的商业都会。

这一天。位于浦东新区即墨路上的上海商品交易所总部零零落落地走进了几位浙江农民，他们‘进门就四处张望，向人打听“总经理在哪里”。

上海商品交易所是我国最重要的期货试点机构之一，：1995年1月成立，拥有近400家会员单位，平均每天的商品合约交易额在200亿元左右。在证监委批准的试点范围中，它以胶合板蕞交易品种，而胶合板在国际期货市场上也是五种最主要的交易品种之一，上交所在中国期货市场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每天进出上交所的人物，形形色色数也数不清，但都一律的西装革履，风度不凡。那天，蓦然进来几个农民，倒是让大家眼睛一亮。”上交所结算中心副总经理胡政博士笑谈当日事。

来的都是客，其貌不扬者可能携有亿元家产，在这方面上交所不乏见识。然而，这几位浙江农民一开口，还是让胡政和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

“我们是来谈谈合作的事的。”

合作？

与上海商品交易所合作？

就几位浙江农民？

“我们有位同事当时差点笑出声音，出于礼貌，她只好强忍着端起茶杯猛喝茶。”胡政博士说。

‘但几乎是一转眼间，胡政就觉得没什么好笑的了。

。我们是从浙江南捋镇来的。我们那里有个建材市场，主要是做胶合板生意，去年销售胶合板一亿多张，成交额为38亿元，是浙江省十大专业市场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胶合板集散地。我们那里的1000多个经营户已经同贵所90％以上的会员单位建立了经销关系。”他们一口气报出一大串的数字，算是自报家门了，然后，也端起茶杯喝一口茶，很诚恳地盯着胡政，“我们觉得，同上交所还是有合作基础的。”

有条不紊，有备而来。

胡博士抓过一张纸刷刷刷记下这些数字。

湖州南浔，一个距离大上海100公里、秀丽古朴的水乡小镇。胡政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那是一个具有750年历史的江南名镇，。浅渚波光云影，小桥流水江村”，素有“江左四大名镇”之一的雅称。镇上的小莲庄、嘉业堂、颖园等都是闻名天下的园林佳构。自古以来，南浔就是富足之地，80年代以后乡镇经济迅猛发展，成为全国百强乡镇之一。

而南浔发展建材市场的时间却不长。1987年前后，南浔各村镇先后出现了三百来个家具工厂，长年从事 家具销售的人员逾万人，家具制作的最主要材料胶合板的经销就成了热门行当，慢慢地，一个以胶合板交易为主的建材集市便在南浔自发形成了。1992年，当地工商部门因势利导，在古镇西侧兴建一个占地两万平方米的大型交易场所，次年，南浔建材市场正式开张。

在短短三四年内，市场迅速兴旺起来，几经扩建，经营面积增大到7．5万平方米，营业户上千。在市场内，各类进口、国产胶合板品种达一百余种，国内二十多个省市的两百余个市县都有客商前来采购和设点经销，很快，这里成了国内最重要的胶合板集散中心之一。

1995年，当上海商品交易所挂牌成立的时候，南浔农民就敏感地瞄上了它。一部分有胆识的经营户联手入市，尝试起对他们来说认识几乎是空白的期货交割业务。久而久之，市场内的1000多家经营户已与上交所绝大多数的会员建立了经常性的赡销关系，到1995年底，上交所每季交剖的胶合板总量中，近90％被南浔建材市场内的农民经营户所收购。

便是在这样的悄然渗透之后，今天，这几位经营户代表坐在了交易所总部的沙发上。

“请问，你们的市场怎样与我们合作呢？”这回轮到博士小心翼翼了。

“如果我们能联起手来，肯定能做番大事情。”屁股翘得快离开沙发了，一口夹杂着太湖南岸方言的准普通话，不久前对期货是何物还一无所知的南浔农民开始侃侃而谈了。坐在他们面前的，是名牌大学毕业、在欧美期货市场浸淫数年的中国第一代高级期货人才。

“我们希望南浔市场能够成为贵所的胶台板销售基地。如果行得通的话，一方面对我们经营户来说，可以根据期货市场季度交割数量来推算下季度的现货成交数量，这样可以大大增强南浔市场的交易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两家一个是现货一个是期货，可以互相影响，我们的最新销售形势可以成为期货价格走势的参考依据，对交易所增加信息量和提高灵活性也是大有好处的……”

笔在纸上走得飞快。

博士与农民之间的语言障碍早已荡然无存。

“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胡政事后说，他的言谈总带着文人的激情和学者的理智，“期货交易所从来只是发展会员单位，提供期货服务，而很少与别的机构进行什么合作的，但是跟南浔建材市场，我们破例了。

“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合作，不但有利于双方业务的发展，更是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中的一大探索。近年来，由于过量社会资金的超常涌入，使期货市场内部运行失衡，出现了明显的过度投机现象。而如果我们与南浔的对接能够成功，期货市场能够拥有一个现货市场作为现实合理的‘价格着陆点’，无疑大大有助于这一弊端的消除，这对幼稚的中国期货业来说，可能是一件功莫大焉的尝试。”

很快，更加细致周密的洽谈开始了。

1996年10月18日，浙江南浔古镇。

一个特别的签字仪式正在进行中。

因为是前所未有的新探索，所以协议的名称就很长很慎重：《关于密切协调加强现期货市场联系和调控 办好胶合板销售基地的协议》。

协议中最主要的条文是，南浔建材市场成为上海商品交易所交割胶合板销售基地；上交所对南浔市场吞吐其会员单位交割的胶合板给于积极支持；双方建立胶合板信息互换制度，实现信息共享；同时制订不定期的会商联系制度，对两大市场对接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进行探讨，等等。

那是一个静悄悄的仪式，没有太多的领导和记者参加，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双方以特有的谨慎开始了他们的特殊的合作。

两双大手仲了出来。

一双代表中国最重要的期货交易机构，一双代表普普通通的浙江农民。

一双代表诞生不到50年的现代商品交易的最高形式，一双代表千年流传的现货交易的专业市场。

两双大手跨越无尽时空，紧紧握住了。

千年一瞬间，相握何融融。

第十章 世纪之问 理想主义的光芒

我们也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知道上海商品交易所与南浔建材市场对接的消息，双方似乎更看重探索，而无意制造什么轰动新闻。据了解，1997年初，南浔建材市场又与苏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建材交易所等实现了对接协作关系。

这次采访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我们在再次感受到浙江农民的超乎寻常的想象力之余，更眺望到了未来专业市场发展的无限延伸空间。

我们愿意在下面再述说一个理想主义的故事。

很可惜，它没有像南浔那么成功，但是闪烁在这个故事中的灵感和思想光芒，却丝毫不逊色于前者。

故事的主角比南浔建材市场还要出名一点：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

“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百年歌谣唱到今，歌中的“康”便是浙中盆地的永康。

永康向来就被称为“百工之乡”。在这个县级市中，五金机械企业就多达4000家，从业人员15万，约占全永康劳动力的一半左右。永康的五金产品大至轿车、拖拉机，小到钢桶、火锅，一应俱全。其中电动工具年产100多万件，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自80年代以来，在永康的各个乡镇先后自发出现了16个小五金专业市场，年总成交额在14亿元左右。但是，由于布点分散，始终形不成一个拳头市场。永康的邻县便是以“天下第一集市”而闻名的义乌。正是在这位强邻的启发下，永康人走出了大胆的‘步。

1994年6月，一个雄心勃勃的市场计划开始启动：永康人拿出了境内最具潜力的一块地皮，在城区东侧金温与杭温公路的交叉点上，征地500卣，创建五金市场。

“我们的设想是，”在一份市场蓝图中，他们写道，“把五金市场建成一个以五金批发为主的综合性、多功能、有特色的大型市场，把科技信息与市场结合起来，荟萃全国五金产品于一城，逐步与国际五金期货市场接轨……”

很显然，永康人想走一条与义乌市场截然不同的新道路，似乎，他们的起点和视野比义乌人更加高远。

他们敲开了中国最高科技领导机构——国家科委的大门。

“小五金是一个极有发展潜力的现代产业，但是我国的五金产品科技含量非常低下，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永康五金市场愿意作为国家科委的试点，为我国五金产业的科技进步和交流尽一分心力。”

国家科委被这群纯朴而心气极高的农民感动了，有关领导拍板，同意作为五金市场的协作单位之一，全力支持市场的发展。

他们又敲开了中国最高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的大门。

“我国的五金产业之所以落后，主要在于最新技术和信息无法在科学家与企业之间进行最快速的交流，无数企业厂长为找不到一个好项目而苦恼，而许许多多的科研项目又躺在保险柜里睡大觉。永康五金市场愿意成为一个沟通上下的窗口。”

科学家们也被感动了，很多科学院院士表示，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到五金市场去，并可以亲自到现场指导。

就在这样的奔走和沟通中，五金市场的招牌挂起来了：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

在国内上万家专业市场中，冠以“中国”头衔的寥寥可数，而所有市场中，以科技为立市之本的，唯有永康这一家。

“我们要实现现代科技与专业市场的联姻。”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大构筑。

“永康拥有全国最大的五金工业群，在4000家企业中，哪怕只有20％的企业从五金城里获得了，新的技术和信息，对永康和中国五金业来讲都可能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市场创办者的抱负可谓不小。

为了摆脱传统的造市套路，永康人借鉴发达国家的常设博览会模式开始了自己的探索。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在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全力支持下，他们在市场内先后建立起中国日用五金技术开发中心永康分中心和永康科技情报中心，设立了“科技项目馆”、“新型五金样品馆”、“国内外样品馆”，并设计研制出国内第一个“五金专利查询系统”和“五金人才项目查询系统”。

一个完全陌生的专业市场，就这样活泼地呈现在了农民经营户们的面前。

“技术从市场买，产品到市场卖。”这是市场创建者提出的最新的办场理念。确实，在科技与市场的联姻上，永康人已经尽心竭力了。

永康的市场经验受到新闻界和理论界的高度评价，在市场中也可以随处收集到某些企业从科技中心获得了中意项目的新闻。

好评如潮水，期望如高云。

但是，建场几年来，市场的成交额却增长不快，偌大的交易现场营业房有开有闭，同数十公里外义乌市场上的冲天人气相比，这里不免有点冷清了。

很难说他们的尝试就完全失败了，毕竟五金城目前还是全国最大的五金专业市场，但是永康人的失意还是写在了脸上：

是我们的联姻思路太超前了？

还是我们没有找到更好的能被经营户接受的方式？或者我们在某一环节出现了不应该有的疏忽？

理想与现实的差异，以严峻的事实困扰了今天的永康人。

在这里，我们无意替五金城的出路寻找答案。

我们要说的是，永康农民在这次探索中所体现出来的天马行空般的市场新思维。已堪与义乌、绍兴和南浔的农民们相媲美了。

他们身上所激发出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正是专业市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的生命之源。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专业市场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一直在动荡、在突破，一直在寻求更合理、更丰富的生存内涵，它总是随时势而渐变，永无定型之日。

近年以来，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专业市场始终在寻求与其他经济要素进行碰撞和融合，以产生新的运行机能。

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市场与工业产业嫁接，产生了绍兴模式；市场与都市商业嫁接，产生了杭州模式；市场与期货嫁接，产生了南浔模式；今天市场又企望与科技嫁接。便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永康模式。

在浙江的其他市场，在全国的许多市场，这样的嫁接和碰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或许，永康的市场低迷是暂时的；或许，永康的探索失败了。但是，另外一群农民在另外一些地方的探索终会成功。

谁也无法预测未来十年、二十年后，生长于乡土之上的专业市场奇葩会演变成一番怎样的景象。

其实这样的预测也是毫无意义的。

在浙江，每天都有市场在萎缩、在消失，有心栽花花不发的事天天都有；但同时也有新的市场在诞生、在壮大，无意插柳柳成荫的事也每每发生。浙江农民的市场之路是从一片荆棘中起步的，他们的未来，又怎么可能找得到一条现成的捷径？专业市场的明天，又怎么可能寄托在某一种既定的模式之上？

正如他们的同乡前辈鲁迅先生所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一代农民，一直就是习惯于自己找路自己闯的。

第十章 世纪之问 重估乡估村

一位伟人曾经告诫，中国要实现经济富强，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那顶多只能算是小半个强国。

还曾有领袖人物感叹，改造农村是一场漫长的革命。

现在，我们要说，在本世纪末的中国现代化之路上，农村不但没有拖城市的后腿，反而为后者提供了大量的宝贵经验。

我们更要说，那支正在改造农村的最重要的力量，不是别人，就是农民自己。改造农村的那场革命，注定了将不发生在别的地方，而就在那片广袤的乡土之上。

1980年，一个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考察了中国农村，带队的教授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大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D帕金斯教授。他们的报告编成了一本《中国农村的小型工业》一书，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杜出版。此后西方许多专家在研究中国乡村工业时，都较多地参考了这本报告中的论点和数据。

“中国人已经完成了在市场经济国家看来是最艰巨的任务，他们在各乡村中心建立了觋代化的小型工厂，为那里的消费者提供农业投入物、设备和消费品。”这是教授们在中国发现的最重要的事实。从此以后，中国农村的小型工业，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乡镇工业，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成为了一个“成功经典案例”。但是，教授们始终是怀着疑惑的目光行走在这片东方乡土上的：

“但是，中国农村运输和销售系统的发展很差，使农村社会脱离了城市生产中心。尽管小型工业计划获得了成功，然而对它的指望显然是有限的。

“不能期望农村工业会代替现代化城市工业，也不能指望它会成为脱离农村的就业机会的发生器。

“现代化小型工业设在农村地区并不那么容易，它们本身不可能是促使较小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分散的动力。尽管消费品的生产者能够在小城市中心找到足够的市场，但制造生产资料的厂家需要位于他们为之服务的大城市制造商的附近。

此外，所有的小生产者需要靠近材料投入供应来源，也就是要接近码头或运输设旌。他们需要靠近企业家和熟练工人所在的城市增长中心。简言之，除消费品市场之外，小型工厂像大制造厂一样，要依靠城市的外部经济效果。”

在现代西方的“城市中心理论”中，这样的论断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就在帕金斯教授离开中国的17年后，上述的评论看来都要被一一重写了：

中国农村的运输和销售系统不但得到了改善，并且还生长起了庞大的专业市场流通体系；农村的小工业并没有不可遏制地涌向城市，相反，它们在田野之上建立起了与城市工业密切相联的产业群体；过去的那种单向输动的城乡一体化模式早已被打破。在今日的东南沿海，乡村已不再是城市的附属体，而正在成为双向互动的一体化的强劲一极。

显然，在20世纪末的今天，中国乡土的价值亟待重估。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们一再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这并不仅仅是为了点缀。我们只是在大量的阅读中，企图找到一个理论参照系，可以与浙江乃至中国专业市场的发展相对应。

但是，我们一次次地失望了，事实上，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这场乡土变革是现代经济模型中的一种“异端”形态。

在失望之余，我们感到的是更大的惊喜。

因为，正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显然是诎从未上演过的神话剧。

而专业市场的全部意义，也只有放到这个神话之中，也就是放到中国农村社会进步的整体格局之中，放到一代农民的命运大变迁之中，才会焕发出更耀眼的光彩。

有那么一天，那是一个春天。

在采访之余，我们途经一个私家桑园，在主人的盛情邀请下，我们入内参观。

在少年时代，我们也曾有过采桑养蚕的经历，那分对新生命的惊奇和呵护，至今仍荡漾在我们的意识之海的深处。然而，在那一天，站在那么大的一个桑园里，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在蚕白、桑绿、椹红之间，耳边响起千千万万条小生命蚕食桑叶的丝丝声，我们还是被深深地感动了。

在那一刻，我们由眼前的蚕桑想到了中国农民和专业市场。

农民如蚕，市场如蛹。

蚕吐丝而成蛹，在蛹的怀抱里渐渐成熟，终于有一日，蚕破蛹而出，蜕变成蝶，翩跹天地间。

或许，这便是正发生在浙江大地上的这场伟大的社会变迁的全部历程吧。

在这个蚕白、桑绿、椹红的艳阳天里我们期待，那破蛹而出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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