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能过好日子·中国百姓致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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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能过好日子·中国百姓致富调查》

第一篇义乌：田埂上崛起的“曼哈顿” 序感受“华夏第一市”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会让人感觉到它的富有，富有得满地都铺着黄金，如山的黄金闪亮着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脸庞，他们那么自豪，那么从容，那么轻而易举地将自己变成一个个千万富翁、一个个亿万富翁……

这里的人告诉我，如果你稍稍用些心，你就可以在三五年中成为千万富翁；如果你认真一把，三五年中你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如果你智慧加努力的话，你就可能是驰骋国际商界的巨富——巨富的财产可以跃居世界富人榜。

这里的人拿着一份最新排名的“百名富人榜”朝我笑道：不准，这太不准了！我们这儿至少有几十位富商可以进入这个排名的，可他们没有进去，其实那些所谓的富人调查机构根本也不知道我们这儿到底谁最富。

呵！这就是义乌。这就是中国的义乌，一个农民们靠做小商品起家的中国义乌，一个叫人不可思议的富有之地。

这个城市靠鲜活的市场演绎了令世界震惊的传奇。仅仅20年时间，从原本一个贫困的农业小县变成了影响世界小商品市场的国际性商贸名城，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的伟大理想。它以42万种小商品、年成交额近400亿元的力度打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超市”！这里的海关每天出口的标准集装箱有1000个，每年有40万个集装箱把40多万种商品运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世界各大商家就有8000位代表长年扎营此地！

20年里，这里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4%，高出全国发展水平15个百分点！

义乌，一个中国最赚钱的地方！一个赚全世界钱的地方！一个全世界人都在此赚钱的地方！

你无法相信，这里过去是个完完全全的“一无所有”之地：既不靠海也不沿边，浙中盆地交通不便；没有资源，人均耕地稀少；没有工业基础。义乌最初唯一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就是“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声。

但是20年后的今天，所有来义乌的人都会赞叹这儿的市场之大。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如果想把义乌遍布全城的50个专业市场和专业街全部逛上一遍，以一天8小时计，每个摊位逛1分钟，整个义乌市场则需要走120天。

义乌，世界商城之最！

同样，所有来过义乌的人都会发出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是：这里的人到底是怎样富裕起来的？

有关义乌市场和经营这个市场的文章现在很多了，但对于这个市场到底是如何走过来的，亿万富翁们的昨天是怎样个景况，看一看8年前笔者用3个多月时间调查采访得来的第一手素材，你会看得津津有味——对长久居住在首都北京的我来说，当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说在中国某一小地方有个“华夏第一市”时，不免有些好笑；不过后来很快得到证实，这确是个事实。1998年末和1999年初的三四个月里，由于工作需要，我来回在北京、深圳、海南和苏南几个城市间穿梭着，在感受中国的首都、特区、大特区和被誉为改革开放最具活力地区之一的苏南之后，我两次来到了浙江中部那个以往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义乌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真的在这里见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华夏第一市”——一个以繁荣和生机取胜于别人的城市。

在深圳和海南，或许这里已经走过了它最辉煌的时代，或许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尚未脱出阴影，总之我没有像过去来时被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所激动，眼下的深圳和海南一切都很平和，或者说商业气氛明显有些萧条。

苏南是我的故乡，在以往的几年里我曾对其投入过极大热忱并用笔多次讴歌过。但走过义乌后再看一看我的故乡时，我多少有些伤感地必须承认：今天的义乌人，无论从外部的直感或从深层次的实质内容上看，都已超过了苏南地区，而且至少5年甚至更长一段距离……

虽然目前还没有哪里可以同首都北京相提并论，但有一件事却异常令我深思和吃惊：这几年，北京城里盖了一家又一家大商场，其规模、其豪华程度一家胜一家，但很多商场开张之后的景况却不尽人意，场内冷清的、没多时又关张的不在少数。地处二环路边的“新万通广场”便是一例，然而这家论档次、论规模、论地势都是一流的新商业大厦，却在开业不到两年之内不得不关张歇业，令附近的京城百姓嗟叹不已。1999年元旦之日，我再一次路过此地时，恰见“新万通”改头换面成了“小百货批发市场”。经不住人山人海的诱惑，当我走进大厦之内，不由得阵阵惊喜，因为这儿的商业气氛远过于西单、王府井那些老牌名街而一举成为北京人渴望一走的商厦。细细一打听，更为吃惊的，那就是托起这首都繁荣商厦的业主竟有三分之一是义乌人，那些叫京城百姓如醉如迷的商品则几乎有一半以上来自千里之外的义乌市！

不服是不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在论说谁英雄谁好汉时再也不能按其传统的概念了。君不见，一个年轻的比尔·盖茨电脑王国竟然可以抵我泱泱中华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国有大企业的全部产值和利润；君不见，一个弹丸之国的日本为什么总有人不肯甘心低下那颗军国主义的头颅，就是因为它有优于你十个、二十个国家的财力和技术在作后盾；我们不是也有像“春兰”、“海尔”这样一两个品牌抵得某些省份几成或过半国民生产总值的事吗？

义乌人正在成为我们13亿中国人生活中的这样一种角色。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全国规模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这里有一家兄弟3人开的“浪莎”袜厂，一年生产的袜子能供13亿人一年每人穿一双；

这里的一个叫大陈的小镇人还能每3年可以给全中国人供应1件质地优良、款式新颖的衬衫；

这里……这里还有数不清的“全国第一”早已悄悄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信不信，只有那些到过义乌并能细心观察的人才会首肯这一点。

我首肯义乌为“华夏第一市”，既不是因为她在全国几万个专业市场中连续7年营业销售额领居首位，也不是因为这个几乎在一夜之间崛起的已具现代化色彩的城市如何在浙中闪烁着夺目的光彩，而是从亲闻目睹的几件事中所感受到的——我第一次对义乌感受到激动的是，这里的主人亲自领着我来到那个无边无际的商品大世界里，无比自豪地用脚随意在原地划拉了一下，说：“这儿的每平米土地出售价高达6.9万元！”6.9万元1平米？那在此处设店的业主光买下这么小的块地皮就得50多万元？在我倒抽一口凉气时，主人潇洒地笑笑，说业主虽出钱多些，但能获得如此一块风水宝地，赚的会更多！后来我查阅资料方知，深圳黄金地段的地价历来是中国最高的，曾经拍卖过1平米为7.2万元的天文数字，可那是10年前的事，现今别说深圳，就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用地能开出5万元1平米的价来，也是少有的超级新闻了。但义乌的6.9万元1平米是在1998年发生的事。有道是，贫市长街不留一分银，贵市寸土卖得成吨金。可见义乌的“市”含金量之高。

第二件事是我今年初再赴义乌途中的一路感受。那夜我下飞机出杭州城已过10点钟，从西子湖畔到义乌需要近3个来小时的夜路。我原本以为可以偷着一路眯盹，但后来始终没能，因为我的双眼完全被公路上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所感染，而这样的感受使我一下联想起一年前我访美时从纽约到华盛顿那一段夜路。虽然杭州到义乌的路远比纽约到华盛顿的高速公路差得多，然而如此川流不息的车辆使人怎不对义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市”肃然起敬？由此我同样联想到在同样时间的一次行进在京津高速公路上的那种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不见一辆车的情形。于是那一夜虽说风尘仆仆，却异常加深了我对义乌市的真切了解和体会。

什么叫“市”？只有那种大道通衢、商客云集、永远红红火火的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

义乌就是这样一个叫人从心底称道的商市。义乌的市既在你所能看到的高楼与大厦、马路与商坞的视觉中，又在你用同样的钱买到比其它地方更多种类、更高质量商品的实惠中。而更多的是你能从这儿的空间，从这儿的氛围，从这儿的每一个飞驰的车辆，从这儿每一张精明脸庞与每一句随口说出的言语中感受到……

第一篇义乌：田埂上崛起的“曼哈顿” 第一章三个里程碑，中国式的人物

如果说本世纪后20年的中国是条真正醒来的巨龙，那么催醒这条巨龙的人便是邓小平。短暂的历史所发生的巨变的现实，证明了邓小平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是中华民族再度称雄世界的思想基石。

如果说当年安徽凤阳农民在一张土地承包书上重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而走出了中国农民实践小平理论的第一步，那么义乌人仅用十几年时间在一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建成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现代化大市场，则是中国农民真正运用小平理论，进行着一场祖先们几千年来一直梦想却始终得不到实现的伟大革命，这就是使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们得以扬眉吐气地成了城市的主人，使每一块过去只种粮食的庄稼地奇迹般地变成了生金收银的市场。听起来似乎都很平淡的一段往事，然而作为同一时代的我们，又怎能不理解其瞬间的历史中曾有的那充满曲折与惊涛骇浪的漫长……

义乌在哪里？义乌人是谁？义乌？好怪的两个字，什么意思？兴许几年前像我这样常在各地奔跑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话。

是的，连义乌人自己都这样告诉我，换了十几年、二十来年前，他们自己都不愿张口让外人知道自己是啥义乌的人。那是义乌人没有自己敢显耀的地方名称，取代他们的是被人瞧不起或吐唾沫的“鸡毛换糖”的“敲糖帮”。在过去的江南，有句话这样说：“苦，苦不过大年初一披风戴雪走千家的敲糖帮；烂，烂不过夜宿猪棚日讨饭的叫花子”。据说，已有几百年靠敲糖换鸡毛历史的义乌人，在十二三年前的公元1986、1987年时，才彻底扔下那副靠赚一把鸡毛一根猪骨来维持生计的换糖担子。

后来我才明白，今天的义乌人为什么一听说我要写一部义乌新史时就最先把冯爱倩抬了出来。

出现在我面前的冯爱倩，是个很典型的南方阿婆。她说今年她已经59岁了，生意做得不大不小，现在主要精力在参与管理“中国小商品市场”。“忙哩，几万个摊拉，十几万个商家，天天都有你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事……”冯爱倩递过名片，我一看职务还真多：义乌市政协委员、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主席、市场治保副主任……

“人家说我是华夏第一市里的‘一号臣民’，这还真不是吹出来的。你们外人现在来看看我们义乌市场今天这么热闹，这么了不得，可你们是怎么也想不出我们现在这些百万富翁、亿万富婆，在当年是如何一步一磕头、一跪三作揖走过来的。”冯爱倩眼里闪着晶莹泪花。

“过去义乌人穷得远近闻名。别说乡下种地的农民，就是我这样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户的日子也过得有了今朝没明朝。”如今早已是“百万富婆”的冯爱倩一谈起往事，总会情不自禁。她说，她年轻时也是种地的乡下人，为了实现做“城里人”的梦，敢作敢为的她不顾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大姑娘一人扎到爷们堆里参加了“生产合作社”。那时冯爱倩的生活根基虽说还在乡下，但那种“吃商品粮”的感觉使大姑娘的她内心充满着自豪感和优越感，成天小嘴里有唱不完的小曲。但穷地僻壤的义乌小城镇，在当年就像一艘漂泊不定的破船，没几年，冯爱倩就被上面一声令下，又把户口转到了乡下。为了养活5个儿女，仅靠在供销社工作的丈夫那几个死工资，连一家人的嘴都填不了。冯爱倩十分辛酸地告诉我，有一次为了给孩子做一顿饱饭吃，她竟然连跨了6条门槛也没借到一粒米。她不得不携子拖女在丈夫单位下面当家属临时工，并且一干就是7年。一晃到了1979年，孩子们也开始大了，上学、穿衣都得花钱，做妈的冯爱倩顾不了啥“面子夹里”的，她看到稠城镇的一块火灾烧毁的房基地上有人提起篮子在卖各种小商品，一天也能赚回几块钱来。这对巧妇无米炊的冯爱倩来说，太有诱惑了。当她兴冲冲地到街道申请“做买卖”时，街道一名负责人大眼瞪小眼地朝她嚷嚷道：“我们正准备抓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呢，你可好，还想跟他们合帮呀！”冯爱倩吓得再不敢进街道管委会那个门。

可日子还得过。1980年，做了近40年“城里人”梦的冯爱倩终于实现了梦想。为了把农村的户口迁到城里，她卖掉了10担谷子，每担8元，总得80元。入夜，冯爱倩摸摸口袋里的钱，心里不停地想着“小钱变大钱”的事。

“哎，你有没有钱借我？”她推醒正酣睡的丈夫。

“你……半夜了想什么事吗？”老实巴交的丈夫揉了揉眼，问，“要钱干啥？你不是刚卖谷吗？”

“我想做点生意，那点钱不够本。”

“啥？你要做生意？”丈夫似乎一下被吓醒了：“我们今天下午还在开会说要狠狠打击投机倒把，你不是将鸡蛋往石头上砸吗？”

“啥砸不砸的？我全家人要吃饭，谁管？”冯爱倩生气了，“你到底有没有钱借我？”

“除了工资全交给你了，我哪还有钱嘛？”

丈夫说的是实话。无奈，冯爱倩后来只好托人从信用社贷了300元。有了这380元的本钱，40岁的冯爱倩便开始了艰辛的从商之路。

最初的生意很简单，先到百货公司那儿进点很便宜的纽扣、鞋带、别针什么的，这些都是义乌“鸡毛换糖人”的必需品。少进小出，第一天摆摊，除去成本、开支外，净赚了6元多。冯爱倩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她过去当了十几年的临时工，一天工钱不过9毛钱，一个月下来也就是27元。如今一天就是6元，这笔账谁都会算。第二天摆摊比第一天还多赚了几元，第三天冯爱倩回家一点当天的生意，呀，整整赚了22块！

做定了，这“奸商”我做定了！尝到甜头的冯爱倩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她知道要赚钱，一是必须进货便宜，二是必须出手快。当时义乌只有两个像样的集市，一是稠城镇集市，另一个便是“鸡毛换糖”的发源地廿三里集市。两个集市一逢农历双号，一逢农历单号。为了赶这两个集市，冯爱倩头天早晨在这个集市摆完摊后，下午就得立马乘车赶到外地进货，当天夜里必须赶回并配好货，这样才能赶上第二天的另一个集市。不说一个妇道人家在大街上摆摊做买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单说上外地进货这一项，冯爱倩说她现在想起来都会感到是一场场噩梦——

“……头年夏天，我到金华百货公司进货，求人敬佛，好不容易进了2000把纸扇，当我担着担子往回赶火车时，因为天热担重，又空了两顿没进一口水和一粒粮，我沿铁路走着走着，突然心头发闷，两眼直冒金星，连人带担子倒在了铁路边……我怎么也起不来，心想这回惨了，别说赚钱，就是性命都捡不回了。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道口工瞧见了，是他把我扶进小屋，又是端水又是帮着揉腰，才算使我缓过劲来。说起到外地进货的苦处，真能讲几天几夜。那时各地的政策还没开放，我们这些个体户上国营单位进货，人家就像见瘟神似的害怕，生怕多收你一分钱也会沾上‘资本主义病菌’。可毕竟有不少企业的积压产品太多，又见我们都是现钱交易，所以我们的货源还能解决。但回程的路常常比上门求货更难，铁路线上的‘打击投机倒把’比抓小偷还严。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检查，我们都不敢走火车站的检票口，全得等火车出站或到站放慢车那段时间里扒窗上下车。你想都是几十岁的妇道人家，又带着筐子拖着货，那扒车的光景谁见了都说我是要钱不要命啊！可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孩子能上学吃饱饭，我这么做是既要钱来又不敢舍命啊！有一次带着货跳车稍稍慢了一个眼神，结果差点摔断我的双腿。那时我们这些上街出门摆摊做生意的人，都被看作‘投机倒把分子’，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市管委’那些戴红袖标的人抓进去，罚没钱物，上学习班。我印象中最可怕的情形要算外出进货回义乌的事了。那时哪像现在条条大路通义乌，只有一条铁路连着外面，所以我们出去进货只能搭乘火车。每次回义乌时，眼看快到站时的那几分钟里，远远先把货从车窗口扔到铁路旁边的庄稼地或野草丛里，然后人再随着减速的车子一个跟头跳下去。转身猫着腰重新捡起货物拔腿便跑……你问为啥这么做？怕呀，每趟车到站时总有好几队戴红袖标的人，像宪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几百米之间巡逻，抓住还了得！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好笑，有一次我跳车下来刚刚把扔下来的货物重新收拾到担子里，刚直起腰就见迎面有个戴红袖标的人朝我这边走来，吓得扔下担子扑通卧倒在地。你说戴红袖标的他检查就检查吧，可偏偏这冤家遛遛逛逛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里好几个小时，苦啊，现在回想起来就要掉眼泪……”

刚直的冯爱倩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掉泪，她把头往上一仰，嗓门一下高出两倍：“你说我们这么玩命从外面运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场上摆摊换那么几个辛苦钱，可偏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硬要砍断不可。当时我们义乌城关的稠城镇没现在这么多的人口，城市面积也没这么大，但也有几万人在这里生活着呀。我们这摆小摊的人天天就像游击队似的东摆一时辰，西摆一时辰，好不容易后来在县委、县政府门前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了可以做买卖的气候。有关部门的人就一下出动了好多人，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和来买货的顾客赶得四处奔跑，当时百姓们敢怒却不敢言，因为上面也一直在喊不准这不准那。可我们是小老百姓一个，要吃饭要生活呀，卖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针头线脑、牙膏笔头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们一帮在北门街摆摊的小贩们扎堆在一起议论，一议论就心里来火。大伙好不伤心地说，阿拉义乌人看来永远只能外出披风戴雪去当‘敲糖帮’，过吃百家饭的苦日子了！我听后心里也好难过，寻思着难道自己的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就这么不能体察民情？不行，我一定要弄弄明白，说啥也得让当官的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一声，到底让不让我们百姓有口饭吃？

“决心已定，我就一连几天守在当时的县委大门口。因为听说县里刚来了个新县委书记，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大伙都知道我要找县委书记论理，都又盼又怕地跟在我后面想看个究竟。一天，有人告诉我说那个个头不高、衣着很朴实的人就是新来的县委谢书记。我见他刚从理发店里走出来，便壮着胆迎上去问道：‘你就是谢书记吗？’他打量了我一下，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在市场上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为啥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或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我说完这几句话，谢书记用不同寻常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见在我身后又站了一大群围观者，便把头一甩，说你到我办公室。一听县委书记这句话，我身后的那些伙计们真吓坏了，心想你冯爱倩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来，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时‘文革’刚结束没几年，大家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太深了。我当时心里也紧张，人家是一县之官，我小小老百姓一个，他一句话说不定够我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我即便是坐牢入狱，也要从共产党的书记嘴里弄个明白：到底做买卖错在哪里？

就这样，我跟着进了谢书记的办公室。不想这个谢书记一进门嗓门就大了，说你在县委的大门口吵吵嚷嚷成何体统？我一听也来火了。看他在桌子上敲一下，我就在桌上拍两下。兴许谢书记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敢在他面前为了摆摊与不摆摊的问题如此动肝火，于是竟然慢慢平静下来，给我让坐倒水，又坦诚相待地问我义乌百姓的生活。我呢，一看这么大的父母官能静下心来听百姓的话，顿时多少年憋在心头的话像开了闸的水，我说’我们义乌人祖辈穷，穷就穷在人多地少田又薄。可为什么还能在此生活繁衍至今呢？就是义乌人会经商，你可别小看这‘鸡毛换糖’，它作用可大呢，一方面解决了我们这儿人多地少劳动力充裕的矛盾，另一方面大伙通过点点滴滴的做些生意弥补了家家户户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义乌人最敢闯，肯吃苦。如今其它地方都在搞开放，我们义乌人没有啥优势，也学不像人家，但我们这儿的人都会经商，都会‘鸡毛换糖’呀！要能把‘鸡毛换糖’的精神和经商积极性发挥出来，我就不信义乌人不如别人。我说到这儿，谢书记眼睛也跟着亮了起来，问我，你真认为行吗？我说怎么不行？随后我把自己前阵子做小生意，有时一天赚的钱比过去一个月挣的工资还多的事一说，谢书记频频点头，又不停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起来。后来，他站在我面前，大声说道：‘好，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我一听很高兴，刚出门又想起一件重要事，便转身问谢书记：‘那我们能不能在街上摆摊呀？’他一挥手，说可以，你们先干干再说。我又担心地说道：‘可市场管理人员天天赶我们呀！’谢书记双手往腰里一叉，说：‘放心，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的。’跟县委书记见面会有这么好的结局，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难怪当我走出县委大门时，那些等候在外准备看热闹的经商朋友一下拥了过来，说你怎么没被抓起来呀？我笑笑说：‘谢书记还给我倒茶递烟，怎么会抓我呢！’可大伙最关心的还是让不让摆摊经商的事。我说：‘只管摆，我有谢书记的话呢！’大伙将信将疑，我呢心里有底，像以往一样挑起担子往马路边一放，便吆喝起来，而且这天的嗓门比平时更清脆响亮了许多。伙计们一看我真的毫无顾虑地重新做起生意，便纷纷跟着摆摊设店起来。这不，一连几天我们红红火火摆摊卖货，顺顺当当，再没有人来赶我们了。而且不几日，县委以‘整顿市场领导小组’的名义，发布了在义乌改革开放历史上有名的第一号《通告》。这个《通告》是手抄的，在北门街上贴了有七八张。这对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般的经商户来说，是天大的喜讯。《通告》一贴出，市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那场面至今让我难忘。没几天，北门街头的小商小贩一下多了几倍，而且每日见涨，直到后来整个一条街上摆满了摊位，到这儿来买货看热闹的就更多了，这就是我们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的维形。现在一说起当年的事，义乌人就半真半假地说我是义乌市场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夸我说要不是你冯爱倩敢冒坐牢房的险，跟县委书记较真，‘第一号《通告》’就不会那么快出台，小商品市场就可能形不成今天这个样，咱义乌市的发展更谈不上了！‘哎哟，我区区一个小百姓哪敢贪天之功呀！要说义乌有今天，当家做主的谢书记才是最了不起的功勋！’

“对，正好这次博览会他也来了，你一定采访采访他才是。”冯爱倩从那段难忘的回忆中恢复过来的第一句话对我这样说。

她说的谢书记，全名叫谢高华，是1982年7月调任到此的义乌县县委书记，任期至1984年底。谢高华在义乌只有两年多时间，但他是义乌历史上口碑最好的一位县领导。因为在60多万义乌人心目中，他们一致认为，是谢高华书记当时排除阻力，适应民心，果断地站出来砸碎了紧箍在人们手脚上的枷锁，之后才有了义乌飞速发展的商品市场和现代化建设，以及人民的富裕生活。

谢高华是义乌人心中的丰碑。

我来义乌便听说，前两年就有人自发起来集资，要为他们的谢书记立一座大理石碑，后来因为远在衢州过着退休生活的谢高华本人极力反对，才放弃了此事。1998年10月底，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成员，在义乌市参加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期间，有幸见到并采访了谢高华本人。

现今卸任颐养天年的谢高华，比我想象中的传奇人物显得瘦小得多，然而谈起当年他在义乌的政治生涯，却是滔滔不绝——“我是浙江衢州人，刚调任义乌时情况不了解，但对这儿‘鸡毛换糖’的传统却早有所闻。80多岁的老母亲听说我要到义乌工作，很心酸地说，儿啊，你干吗要到一个穷地方？就是老母亲的这句话，在我心头留下了阵阵隐痛。俗话说，为官一任，总得给百姓留点什么才是。义乌是个穷得出名的地方，我去后能有些什么作为呢？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在下面‘左’的干扰还很严重，可是我到义乌后的感觉是，这儿的农民思想很活跃。外出经商，上街摆摊的不少。但由于当时的政策不太明朗，有关部门对这些现象一般都是采取‘批、打、管、刹’，百姓为此怨言很多，那天冯爱倩上我办公室论理，说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她走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既然义乌有善经商的传统，而且百姓能从中改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因势利导，网开一面呢？当我把自己的想法放到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讨论时，我没想到大多数人沉默不言，这是为什么呀？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因为义乌自古以来有‘鸡毛换糖’做些小买卖的传统，‘文革’中的历任领导甚至包括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一直遭上级的批评，原因是即便‘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岁月，义乌始终没断过有人摇着拨浪鼓偷偷外出‘鸡毛换糖’搞经营的历史，而且一些大队、生产队甚至公社干部带队外出。这在‘文革’年代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抓住一个这样的典型，肯定没好结果。但义乌的同志又告诉我，在咱义乌，‘鸡毛换糖’的事，就像野火春风，你怎么打、怎么禁、怎么赶，它就是断不了根。我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呢？他们只告诉我一句话：穷到头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呗！冯爱倩和这些干部们的话，给我当时的心灵上触动巨大，我决心要把义乌一直受压制的‘鸡毛换糖’经商风，作个彻底的调查，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为此我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的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本人亲自到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了解。因为我新来乍到，那时不像现在县里市里都有报纸、电视，我当县委书记的也没多少百姓认识，所以下去很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但也有例外的，有一次工商局的一名干部坐在吉普车上跟我一起下乡，当地那些参与经商的人过去被工商局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见我们下车便纷纷出门躲避。我对那位工商局干部开玩笑说：‘不行，一两年之内，你不能跟我同行，否则连我都接近不了一个百姓！’”

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以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应当大力提倡，百分之四十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对。有了这个调查依据，谢高华在县机关大会上就提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一大优势，应当大力提倡和鼓励……”这话刚落音，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看得出大多数人是喜形于色，但也有人立即反问：“可上面要严厉打击各种投机倒把活动，像‘鸡毛换糖’这样的经商活动，分明算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应当给予坚决的打击，应当毫不留情地割其尾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当时他内心也很激动，但还是强压着自己的情绪，用通俗的语言坦诚地对大家说：“过去我在别的县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当地生产力发展，百姓怨声载道。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干工作实事求是。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但从百姓的话里，从干部的深切感受里，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道理。就拿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的传统来说，人家过大年欢天喜地，咱义乌货郎却在冰天雪地里走南闯北，没日没夜，一脚滑一脚撺地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去用糖换鸡毛、换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支援出口，差的直接用来做地里的肥料，把鸡内金卖给医药公司，自己呢赚回一点利，这样利国又利民的经营，好还好不过来，怎么可以说成搞‘资本主义’呢，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呢？我在这里向大家表态，从今开始，我们要为义乌人‘鸡毛换糖’正名，不仅不准再把这类经营活动归为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且要大力提倡，积极鼓励！”后来的第一号《通告》就是在此次会后，谢高华敦促下面的人搞出来的。最先开办的稠城、廿三里小商品市场便名正言顺地由“地下”走到了“地上”，义乌人从此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

我注意到谢高华那张与他实际年龄并不相符的脸上，有过多的沧桑，而这也许正是他性格中异常刚毅的一面。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开禁，使整个几十万本来就善经营、敢干事又肯吃苦的义乌人，解脱了多年束缚在身上的枷锁，纷纷加入到了经营行列。一大批农民从田埂走向了城里，有的重操拨浪鼓干起传统的“鸡毛换糖”，更多的则上街摆摊开店，到外地批发进货运回义乌。特别是一些能工巧匠，全都行动起来，他们把祖先留传下来的本领，重新用于开发像制糖、产枣等传统加工业上。正当农民们欢天喜地，甩开膀子大干时，那些国营和集体商业的干部职工却大呼其苦，说谢高华这一放，把整个义乌搞乱搞烂了，一时间，县里收到的告状信就多达两麻袋。尤其是城内几家国营商业单位的人，甚至堵住县委大门，要求谢高华撤回“一号《通告》”。“你们是不是文具用品商店的？”谢高华扫了眼，见人群中有几位是商业局下属商店的职工，便问。

“是嘛。”对方不明其意。

谢高华笑笑说：“我先给你们讲件几天前发生的事，那是我的亲身经历。那天我批文件用的铅笔用完了，便上街到你们那儿买笔。当时我见一位营业员正在埋头看小说，又正看得起劲，我问她有没有铅笔卖，她头也不抬地说没有。我低头往玻璃柜内一看，里面明明放着很多我想要的那种笔嘛，就说同志这儿不是有笔吗？这营业员很不耐烦地站起身，拿出一支笔往柜台上一扔，也不说价，只管低头看她的小说……同志们，我说这件事可不是胡编的呀，你们自己承认不承认有这样的事？可就是这样的经营态度和服务水平，人家小商品市场上的经营者怎么可能不把你们冲垮？要我说，你们不改变自己的问题，堂堂国有、集体单位被小商小贩冲垮挤掉，也是活该！”

书记的一番话，说得这些刚才还理直气壮的人一个个面红耳赤地低下了头。

但问题远非那么简单。

外埠人都知道浙江有闻名中外的名特产——金华火腿，其实“金华火腿”的真正发源地是义乌。谢高华放手让农民搞经营和市场后，具有传统工艺的佛堂镇几个农民办了家“田心火腿厂”。消息传出，省、地、县食品公司不干了，找到县委坚决要求关闭佛堂镇农民办的火腿厂，理由是金华火腿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由国营食品公司独家经营的，农民无权参与。谢高华一听很生气，说：“金华火腿是金华人民创造的而不是食品公司创造的。农民创造了火腿，哪有没有加工火腿权利的道理？至于私人火腿加工的质量和产品出口的问题，只要保证达到有关要求，服从上面的计划安排就行！”

“谢书记，你这么说，就等于放纵农民破坏国家政策，我们不能同意。如果你不令他们关张，我们就到省里、中央去告你！”来者不善，且针锋相对。但他们碰上了一个为了人民利益从不害怕的县委书记。

“要告随你的便，但让我下令关农民的加工厂，就是撤职我也不会去做！”谢高华回答得斩钉截铁。

历史便是这样一位无情的法官。我们不妨作个假设，如果说，十几年前不是谢高华这样一手为个体经济大开门渠，一手力挽狂澜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义乌会有今天的“华夏第一市”之称吗？能惊当今中国、世界殊吗？

不会。64万义乌人明确地告诉我。

但，经历沧桑，如今依然过着平民生活的谢高华却这样说：“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关于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具体规定出台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义乌的实际出发，敢于承担风险，允许个体经济，开发小商品市场，这不是哪位领导者的功劳，而是义乌人民从祖先那儿继承的血脉里就有一股敢为天下先、敢说实话办实事的精神所致！”

是啊，论自然条件，论地理优势，义乌没有一点可以同沿海开放地区的县市相比，就是在浙江、在金华，义乌也比别人无半点先天优势可言，然而它恰恰比别人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先行了，并且走得那么雄赳赳，气昂昂！难以想象，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和大无畏的胆识是断不可能的。

勇于探索，敢于实践，自古就是义乌人的秉性。当我踏上这块热土之后，方知儿时熟吟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的作者竟是义乌人，他便是人称“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想当年，骆宾王“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讨武檄文，震荡武氏朝廷而后又成为千古名作。也许正是骆宾王的这种铁铮铮的傲骨，才使近代的义乌屡出人杰。《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译者、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革命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杰出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皆为义乌人士。

我第一次来到义乌时，正值举国上下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如今已被写入党章，写入国家的宪法。这是民心所归，国魂所归。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什么？对，是提倡实事求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和他的理论就是对上述问题为我们找到了科学、准确和开创性的答案。任何一个真理与历史经验都需要实践来检查。而真正哲人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最初的敏锐与发现。当历史已经走向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过头看一看义乌人在十几年前率先于全国，首创了以个体经营为主导的小商品市场时，你会惊骇地发现冯爱倩、谢高华等人，在当时的所作所为是何等了不起！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挥笔重墨写到义乌的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骆宾王的子孙，冯雪峰同族后裔冯志来。

冯志来几乎与义乌现今的市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从稠州北门路上冯爱倩他们摆摊开始，到今天遍地开花的义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长的整个历史，冯志来只是一位热心和冷静的旁观者、思想者，虽然他也出版了有关对义乌市场思考与发展的专著《兴市边鼓集》，但他却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最先提出的非凡人物之一。就像今天被称为“华夏第一市”的义乌农民市场经济令国人不可思议一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冯志来竟在30多年前的1962年就写出了与今天我们高举的邓小平理论旗帜内容极其吻合的《半社会主义论》和《为什么》两篇著作。

1962年时的中国是个什么历史阶段？那是极“左”思潮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正重袭神州大地的特殊时期。人民共和国在风风雨雨、颠颠簸簸中行进了10多年，虽然人民翻身作了主人，但国家的躯体和人民的心灵上却留下了千疮百孔的伤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往何处走、怎么走？这些似乎早已被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下了一个个定义的问题，又一次次使那些善于思考和探究的哲人产生了疑问。在没有哲学纷争只有贫苦困扰和时时处处受人监视的一个偏僻的浙江农村长大的、一位年仅27岁的义乌青年，正在暗淡的煤油灯下写下了六个大字《半社会主义论》。

怎么？社会主义还有半个一说？

是的，这位刚被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义乌青年，面对一件件触目惊心、屡屡刺痛国民心脏的严酷现实，他大声疾呼：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保证了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开始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但是近年来，由于照我们所创造的一套办法行事之后，那一丝刚刚挂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脸上的笑容，又不得不去坐它的禁闭……”一句话：“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这是中国的主客观多方面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违背这个经济发展规律。”

我看到冯志来的《半社会主义论》原文是在他写出30多年后的今天。今天是个好年代，今天我们共产党人通过对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我国现阶段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个初级阶段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聪明的人们自然会发现，当今天我们认真读一下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上所作的报告，读一读关于全国人大会议所作的修改宪法的决议，你是不是感觉到为什么30多年前义乌人冯志来所论述的“半社会主义”理论与今天我们党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何等相似相近！

不错，就其精神实质，冯志来当年的“半社会主义”概念完全可以说与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出一辙。冯志来了不起也就在于此。要不然，他这么个小人物也不至于成为毛泽东所言的“两个半包产到户理论家”之一而载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史册。

30多年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段灾难的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进行社会主义有着很多迷茫和混乱的理论与实践，致使社会民生危机四伏。义乌人冯志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真理的重新探求，他生活于社会底层，对农民和百姓生活有切肤之感，当然对社会上刮起的极“左”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更深刻、更直接的了解。他从祖先骆宾王那儿继承了刚正不阿的血脉，又从同族叔伯冯雪峰身上学到了献身真理的勇敢精神，故而他孜孜不倦地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向毕生所挚爱的党投出了一部惊世的诤文——“我党近来犯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毛病，非但在生产力不能为农业提供成套农机的时候，实行了全盘合作化，而且还利用加重粮食征购，平调农民财产的手段来发展工业，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遭到破坏。”

那么出路何在？

“我认为包产到户确是一条相对的唯一出路。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恢复小农经济，是单干。我说这是十足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诚然，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单干，是搞小商品生产。但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它是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这难道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一模一样吗？难道有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

“应该得出结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包产到户的小商品生产，允许农民独立经营，允许为他们服务的商贩和手工业的独立经营……这样做，是完全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完全是为了解决六亿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完全是为了抑制农村高利贷苗头、防止阶级分化。这是六亿人民的呼声！中华民族的呼声！是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国家所绝对必要的！”

听，中国人民听到了吗？

呵，义乌人，我好为你们感到自豪！想象你们在30多年前，就有人站出来为你们后来所进行的包产到户、发展小商品市场而大声疾呼！智慧的哲人总是先知于别人。在激动地读着冯志来当年写下的《半社会主义论》原稿时，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假如历史允许有一种这样的假设——当年义乌人就按照冯志来所疾呼的“包产到户”、搞小商品市场，那今天的义乌是不是就可以同新加坡比个高低了？假设毛泽东同志也听进了冯志来的一声疾呼，后来的“文革”是不是就可能避免？整个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比现在要强上10倍、20倍呢？然而，我们假设的一切都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倒是冯志来这位不屈的硬汉子做了一件书生气十足的举动，最后落得自己的几十年苦役，而且还激怒了毛泽东，牵连了冯雪峰……

1962年4月底的一天，就在《半社会主义论》完稿一周之时，冯志来满怀壮志，带着口袋中仅有的农业局补发的160元工资，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当然，他的身上还有最重要的东西，那便是他几个月呕心沥血、几经易稿写出的《半社会主义论》文稿。为了能让最高层的决策者和舆论界重视，他特意抄了三份，每一份前面都附了一个便笺，上面引用了文天祥就义前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表骨梗在喉、一吐为快、不计生死的壮志。两天之后，他来到北京前门的一家小旅馆住下，随即分别将文稿送至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

“你？一个兽医竟大谈政治？”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处，一位年轻干部不屑一顾地扫了一眼冯志来递上的文稿，然后不无轻蔑地说，“下面刮‘五风’的情况，中央已经知道了，你就去干好自己的工作，啊？”

冯志来望着那张十分幼稚，又一副装腔作势的脸，心头顿涌无名之火，可他又能再说什么呢？冯志来当时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位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的“跑腿”，就是后来在“文革”中出尽风头的戚本禹。

回到故乡后，冯志来一直天真地期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能把他的文章刊登出来，或者派人来征求意见什么的，可一等几十天如同石沉大海，他周围的农民兄弟们依然狂热地举着旗帜，在进行着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使他不能置之不理的是他一直热心关注的安徽省包产到户经验也开始被批判，被解散了。于是在无人理会他的《半社会主义论》的两个多月后，冯志来压不住心头之焦虑，用更加尖锐的笔锋直向权威发出挑战。

“我这篇文章是为了修正与补充《半社会主义论》一文的。都是献给共产党内的同志们看，献给革命者看的。所以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那是懦者的表现，不是老实态度。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觉得在困难关头，人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去挑几斤担子。任何明哲保身或袖手旁观的自由主义态度，都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它有负于天下苍生，有负于人民期望。为此，不管本文怎样触动权威，都希望同志们耐心读下去……”

冯志来为这篇取名为《怎么办》的文章，让革命的同志们读些什么呢？我们不妨找出原文看一看：“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怎样造成的？错在哪里？人们往往以自然灾害和五风来加以回答，但是除非政治上的庸人，都不难认识，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五种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人民要求对他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对于我国命运有着决定意义的广大农村采取正确路线和策略。为此，我们依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说，首先承认中国经济发展之不平衡，及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长期性。对于那些确实增了产已经形成集体生产之物质条件已基本成熟的先进地区，应全力巩固和发展集体经营。另一方面，对集体经营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区，应当在现有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按口粮基分，包产到户。对于缺少劳力或遭天灾人祸无法独立经营的少部分赤贫户，可根据他们自愿，另行组织贫困队，在国家扶持下实行集体经营。即使他们自愿包产到户，也应该帮助他们实行各种形式的互助。这样，我们抓住了先进地区一头，又抓住了农村中贫困落后的一头……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物力，就能够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

冯志来这回又同样将文稿一式三份寄至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只是为吸取上次杳无音信的教训，想了个“小聪明”：在署名处加了“冯雪峰侄儿”几个字。他知道同族叔叔是名人，容易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这一招还真被冯志来想对了，不过“大右派冯雪峰”早在毛泽东那儿挂上了号，在看到冯志来写的《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的文稿后，便有了后来毛泽东见浙江省委书记时，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浙江工作没多少起色，包产到户的理论家却出了“两个半”。冯志来算得毛泽东话中所说的一个吧。

后来的结局可以想象，不久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此次全会上提出的，冯志来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直至1980年，他上书胡耀邦，终于在1983年10月彻底平反。此时正值好官谢高华在义乌当县委书记，他读完当年冯志来写的《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拍案叫绝：“这是个人才呀！”不几日，谢高华把冯志来从兽医岗位调进了县委机关。几年后，冯志来成了义乌市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直至1998年退休。而这段时间，正是义乌农民联产承包、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小商品市场逐渐形成的时期，冯志来不曾想到的是，30年前他在受监视管制的茅棚油灯下畅想的“半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如涓涓小溪流进了邓小平理论这条大江之中，而且就在自己的家乡，父老乡亲们依靠劳动和智慧，取得了市场经济的卓越成就。

八月秋高蔗正甜，枣红橘绿桂花香。

风吹禾稻连曦色，迷尔楼台笑夕阳。

滚滚车轮近日月，纷纷云燕竟翱翔。

市场吞吐五洲利，喜鹊招来四海商。

在一派繁花似锦、商意浓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蒸蒸日上的景象面前，冯志来这位当了几十年的深沉哲人，诗兴大发。

第一篇义乌：田埂上崛起的“曼哈顿” 第二章 “拨浪鼓”奏出的乐章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古称乌伤。有关它的地名，还与一则美丽动人的传说相联着：传言有一个叫颜乌的孝子，此人出身贫寒，却深知礼义和孝敬之道。那时中原战乱频繁，为避战祸，颜乌和他相依为命的父亲都来到江都义乌地域居住，不久父亲病重而逝，悲痛欲绝的颜乌因家中一贫如洗，为了埋葬父亲，他用双手刨坑，手指破了，鲜血和着泥土，一群乌鸦被他的孝行所感动，纷纷帮他衔土葬父，乌鸦的嘴伤痕累累，颜乌也因此悲痛欲绝地倒在了父亲坟旁……乌伤的地名便取自“颜乌葬父”之说。

义乌当头，反映了义乌人的传统美德。然而，为了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颜氏的后代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山耕地，培育和种植出了大批枣树和甘蔗，从此义乌因盛行制糖业和出产金丝琥珀枣而名扬天下。地处浙中的义乌，旧时山穷水稀，交通闭塞，虽说有钱经商者不愿长此驻足，却也留住了一批历代官府谪贬的人众和一拨拨战乱中的败将伤卒。渐渐地，义乌成了一个人多地少更穷得出奇的地方。穷则思变，于是，就有人想法将地里的甘蔗制成糖块，然后到异乡以糖换物，再将换来的物品分类，或卖掉变现钱，或作肥料种植粮食。据《义乌县志》记载：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块或生姜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禽畜毛骨、旧衣破鞋、废铜烂铁等，博取微利，清咸丰同治年间，糖担货仓增至妇女所需针线脂粉、髻网木梳等小商品。抗日战争前夕，本县操此业人数增至数万，发展成为独特性行业——“敲糖帮”。

也许北方人谁也没有见过“敲糖帮”是个什么样，但在南方，30岁出头的人几乎都见过那些手持拨浪鼓、肩挑货郎担的换糖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一到农闲，特别是正月过年的那些日子里，换糖人来得就特别多，几乎天天能见着。此次到义乌采访，方使我明白儿时天天盼的换糖人原来竟是今天的写作对象，这不免让我记忆起小时候的一幕幕情景。那时，家居乡下的人过年过节时，总要杀鸡宰猪，而余下的鸡毛猪骨头常常被扔在一边，老人和小孩则喜欢把这东西捡起来收拾好，一等摇拨浪鼓的货郎担来，便可以换一块甜甜嘴的棒糖、卷糖。如果东西多一些呢，家里的大人就要从货郎担那儿换回些针头线脑的日用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奶奶每次梳头时总要把梳子上的一缕缕掉下的头发卷好后积存起来，等货郎担来后就拿出一卷卷头发给我这个大孙子换上一两块糖吃。那时我多么希望奶奶每次梳头都掉下些头发。而我奶奶呢，虽然已是90高龄、风烛残年的老人，可她至今仍保留着积存残脱头发的习惯。说来也巧，1999年的春节，当我从义乌采访完毕顺道回老家时，我的奶奶竟又从她的床底下拿出一大卷头发，说阿明（我的小名），你看我一直把头发给你留着呢，可现在的换糖人怎么再也不来了？我赶忙接过那一缕缕花白的头发，忍不住告诉奶奶，说过去那些换糖人早已不出来了，他们现在做大生意，都富了。奶奶一听，两眼一亮道：真是世道变了，过去的换糖人是最苦、最可怜的人哪！

我奶奶的话没错，但她老人家不像我这样有福气，亲眼目睹过去的换糖人现今个个都富得快要流油的景象！

“敲糖帮”？拨浪鼓？如今我还能见得到你们吗？

当我知道儿时看到的换糖人货郎担都是义乌人时，来到义乌的第一件事就想再见一见那二三十年前常常盼望在村头出现的“敲糖帮”，以及他们手中咚咚响的拨浪鼓。然而我寻觅了多少天后，一直没有见过一把拨浪鼓（遗憾之际，我特意向当地干部建议应当将传统的拨浪鼓当作一个特色产品大为开发。）于是说到了挑货郎担的“敲糖帮”。义乌人都笑了起来：现在哪有呀！我们都在摆摊开店办工厂，谁还干那行当嘛！其实这一点我也能猜到，只是因为到了义乌，到了拨浪鼓的故乡，它勾起了我儿时对“换糖人”的那份特殊感情，在今天日日尝惯了冰淇淋和雀巢咖啡之余，很想再尝一次阔别了几十年的正宗的义乌青糖块。义乌人又笑了，说我们现在可以给你搬来很多很多糖，却还实在没有哪家能一下给你拿出一块当年换鸡毛的那种糖块了。我听后虽然多少有些遗憾，但在看到当年的换糖人如今家家富裕、户户小康的新景象，心中仍然兴奋为多。

但我还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亲自到一趟廿三里，看一看这个曾经是拨浪鼓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廿三里在义乌一带名气很大，由于它同周围5个集镇的距离在旧时均为23里路，故而得名。眼前的拨浪鼓发源地，与我想象中的小镇差距实在太大。你看那数公里长的宽阔大道，主人说最宽处有36米；再看大道两边全是清一色的崭新楼宇，均有四五层高。“从路面到楼房，都是农民自己花钱修建的。”主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

就是这个以往只有一条小街的拨浪鼓故乡的小镇，如今仅集镇面积就达四五平方公里，本地城镇居民人数达两万多。加上1万多外地打工者，集镇人口已超过3万人。近千个大中小私人企业密布全镇，组成了已具现代化规模的浙中名镇。据说，小镇上的一块四五十平米的地基，现今售价在30万元以上。如果在好地段还不止此数。当我跨进镇政府的大院，抬头仰望正面耸立的办公大楼时，我马上为京城的“部委楼”叫屈，因为廿三里的镇政府大楼好个气派！

“这是托改革开放政策和义乌市场红火的福。”接待我的几位镇干部连声谦虚，等中午就餐时我才知道他们说的全是实情，与我同桌的5个镇干部中，有3个是当年摇拨浪鼓出身的“敲糖帮”。主人们介绍说，在他们这儿近几百年以来，几乎每家每户都是摇拨浪鼓的。那时，男人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去“鸡毛换糖”，家里的女人则把男人们换回来的货物分类处置，或制糖扎花，做些小工艺品，为当家人再次出门备货。廿三里的那条不足两百米的小街，便是远近“敲糖帮”们进行自由交易的唯一场所，也就是后来发展成整个义乌小商品大市场的“始发站”。

“旧街现在还有？”

“有，镇里保留了它。”

这是个喜讯，我情不自禁让主人带着前往。

眼前的这条一线型小街，是那种我儿时熟悉的江南小镇街道。它的街道仅有两根扁担那么宽，弧形的石子马路，左右两边的铺面依然是旧时的内容：杂货铺、小面馆、剃头店，而这街景注定现在不会再顾客盈门了。在一个字画店铺里，见一位斯文的老者正在写春联，我便过去招呼。

老伯姓赵名伟懋，今年66岁，以前是位教书匠，退休后在自家的临街小屋里开了个书画铺面。“现在大家都富裕了，逢年过节，大利大吉什么的都爱添点喜色，所以我的小生意一月也能挣上几百元。”老伯乐滋滋地说。

“这条小街有多少年头了？”

“远的说不上，但现在这条街，据说太平天国时就这个模样。”

“那……你记忆中什么时候来这条街上做生意的人最多？”

“割尾巴的时候呀！”老伯脱口而出，我却一下未解此意，他忙又说一句，“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那时我们义乌这一带的人没得好日子过了，所以外出‘鸡毛换糖’的人最多，那时这条街也就最热闹了！”

老人的“黑色幽默”使我们忍俊不禁。可不是林彪、“四人帮”在农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中国老百姓割得苦不堪言！“狡黠”的义乌人有这“鸡毛换糖”的高招，故而廿三里这条小街上长着的“资本主义尾巴”竟异常粗壮，这不正是一则义乌人创造的绝佳“政治幽默”吗？

但义乌人自己清楚，为了这则“黑色幽默”，他们所付出的却是滴滴血泪……

在义乌几十万经商大军里，施文建是第一批从廿三里走出的“红色地主”……因为他不仅当过村支书，还是现在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的劳协第一任党支书。1985年时，正值义乌市场大发展，施文建已经是当地从商人员中的“大哥大”了，但这位“14950”摊主却放弃滚滚而来的钞票不赚，当起了为别人赚钱作铺路石的个体协会副主任。施文建不是傻人，他做生意时的精明是出了名的，但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当亿万富翁的机会。现今已65岁的老施告诉我，他愿牺牲个人的赚钱机会而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富起来，就因为他有太多的摇“拨浪鼓”的苦难经历，他太知道他的众多摇“拨浪鼓”的乡亲们渴望摆脱贫困。

“我是土生土长的廿三里人，我那个如甫村在义乌是出名的穷村。1956年我就是村上的党支部书记，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农村受左的思潮影响太重太深，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干啥都不行，你想带领大伙弄点好日子过，就得挨批挨斗。我们村所在地土质瘠薄，播种水稻如果没有家禽家畜的毛货作基肥，水稻就会发棵分蘖不良，产量也就上不去了。为了肥料，我们的祖先就利用当地产青糖的优势，很早就有了‘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其实义乌人最早的‘鸡毛换糖’并不是为赚钱，而是为改良土壤不得已之举。后来在‘鸡毛换糖’过程中发现它不仅能解决用家禽家畜的毛充作肥料，从而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外，还能赢得一些可以改善生活的薄利，于是‘鸡毛换糖’从此成了义乌人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赖以生存繁衍的一种基本手段。”

施老先生向我讲述了一般义乌人讲不出的“鸡毛换糖”的道道来。然后他用充满沧桑的语调，以自己的经历，向我诉说了义乌人“鸡毛换糖”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苦难：“咱这儿的人本来就穷，哪有什么本钱出去做买卖？不是靠家里的老母鸡生下几个蛋不舍得吃或者等圈里的猪仔大了后卖掉凑上几个钱，添一些小百货，再挑上一副货郎担，摇着‘拨浪鼓’就出门了。以前我当村支书时不能带头外出‘鸡毛换糖’，造反派把我打倒了，使我也有了摇‘拨浪鼓’的机会。1967年我第一次出门到的是一个大山区，因为只有那些没有人去的地方，才可能用我们的义乌青糖和小百货换得些农家人闲置的家禽兽毛。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门走的那趟路，那真叫‘吃的六谷糊，走的上脚路’。雪大风大，出门时我挑着担子没敢穿衣，这一路哟，进不能进，退没处退，而风尖子雪花儿照常直往我心口上钻。眼看天快黑了，我心头急，脚想抬得快些，结果不小心一撺，连人带担跌倒在路边的潭子中……那一瞬间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这样白白淹死在他乡异地！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当初是怎样从刺骨的潭水中爬到岸头的。等到上岸后，我又最先想到了担子里换来的货物，于是顾不得透湿的全身，挑起担子直奔当地的供销社，待到把货卖掉时，我的衣裤全成了冰碴碴，身子上下没一处不是通红浮肿……可要说最受苦的还不是这。我们摇‘拨浪鼓’的，最怕的是被人无端地怀疑或误解。那年我看到一些地方的农民兄弟很喜欢毒鼠药，于是也在货郎担里带了几包。哪知有个村的一位妇女因同丈夫不和，歹心用毒药害她男人。幸好那男人闻得饭中有味，当即倒给家犬吃掉，那可怜的家犬当场倒地而死。我并不知其前因后果，所以路过那地仍然吆喝着‘有鸡毛换老鼠药的吗？’我的话刚落音，一队臂套红袖标的‘红卫兵’不由分说就把我揪住，并一顿围攻……好在事后有群知情的老太太争先恐后地一边来买老鼠药，一边取笑地对那些红卫兵们说：‘我们买药可不会去毒死丈夫的，再说我们的男人早就入土了！’一阵嘲笑声中，我方才被‘解放’，可那受惊的心几天都没平静下来。”

骆有华，廿三镇的副镇长。他并不是我预先定下的采访对象，但我们一坐下来，这位曾有6年军龄的汉子忍不住挥泪与我诉说他的“拨浪鼓”生涯。骆镇长说他1975年从部队回乡时，在生产队干一天只能得两毛钱，最好的年成也就5毛一天。那时一斤大米4毛钱，一个壮劳力一天怎么也得吃一斤大米，出力流汗干一天，却还不够一天吃的，日子自然无法过下去。他骆有华在外从军6年，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但生活所逼，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手持拨浪鼓，远离家门去“鸡毛换糖”。“我当时是生产队干部，又是部队入了党的人，上面规定是不能带头出去搞啥‘资本主义’的呀！可当干部的也得过日子嘛！无奈，我托人从外生产大队开出了一张证明。那时没有证明外出可要吃苦头的。我们义乌就有人因为半途身上带的证明丢了，结果到江西‘鸡毛换糖’的路上，不仅被没收了全部货物，而且整整关了几个月，当家人几经周折将其救出来时，早已成了半人半鬼。我现在还清楚记得第一次出去时的40元本钱是怎么来的：那是全家3口人省下的四丈五尺布票换来13块5毛钱……那时每尺布票能卖3毛钱，另外自留地里的菜卖了两块，加上生产队分的9斤黄豆卖掉后换来的一些钱，加上我退伍剩下的24元，这总共40块钱的来源已时过30多年了，我还一笔笔都记得清楚。这说明啥？说明那时我们义乌人太穷，不出去做点小副业就别想过日子。可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也不是啥好生意呀！除了义乌人，没听说谁干过‘鸡毛换糖’的事嘛。为啥？还不因为那是又苦又没利可图的生意嘛！但我们义乌人比别人不一样之处也在这里：敢吃苦，不怕利小，再小的利只要是利就去做，这兴许是我们今天义乌的大市场能形成的精神内涵所在吧。你问我‘鸡毛换糖’的生意怎么做下来的？我告诉你是这样：譬如我开始出去就40块本钱，先得把这40块本钱换成货，那些所谓的货都是些针头线脑，以及女人用的头花发卡什么的。到一地你先得找好落脚点，在那里花1块3毛钱住一宿吃两顿饭，早一顿，晚一顿，中间十几个小时就是你摇‘拨浪鼓’的时间。‘鸡毛换糖’的生意说来简单也简单，比如我用本钱一毛钱买上一包纳鞋底的针，一毛钱一包的针有25根，我们出去可以用两根针换一把鸡毛，一毛钱一包的25根针，通常可以换一两斤鸡毛，一两斤鸡毛是可以卖好几块钱哪！所以一般我们从秋后的11月份开始外出‘鸡毛换糖’，一直到春节过后的2月底3月初才往回走。三四个月奔波下来，除了每天交一块钱给生产队记工分外，也能积下三四百元。那时一个冬里攒下三四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我们义乌人虽然自知吃的苦可以用担子挑，但从不愿轻易放弃‘拨浪鼓’。”

“你最远的地方到过哪里？”我问。

“江西。是搭火车去的。”骆镇长说。

“一天最多走过多少路？”

“嗯……反正记得有一次连爬山走路，过了两个县城，足有百十多里路吧！”他说，“我记忆中最惨的一次是自己两天没好好进一口食。”

“为什么？”

“那次本来计划是当天返回落脚点的，后来见生意不错，只管往山里走，不想一进去就出不来了，整整两天两宿不见人烟，虽说早已肚皮贴着后背，可肩头的担子不敢丢呀，那两天的路就像当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我们现今四五十岁的人，很多人有胃病，十有八九都是摇拨浪鼓弄出来的毛病……”

骆先生的话使我陷入了一个久远的回忆：我记得那时我才刚上小学，这一年春节我的一个小姑姑结婚，家里来了很多亲戚。中午时分，村边来了位“鸡毛换糖”的“野人”——我们苏南那一带这样统称养蜂换糖的外乡人。在当时，我当然不知道那个摇拨浪鼓的“野人”是义乌人，更不知道他们为了生计所承受的苦楚。那“野人”进村后突然倒在了地上，参加婚礼的我家亲戚们慌忙将那人扶起，给口水喝后，那摇拨浪鼓的人慢慢醒来，随后我和在场的人都看到了他的口角流淌着一丝鲜红的血痕。我吓坏了，听到大人们在不安地说：“不好不好，今天触霉头了！触霉头了！”于是有人摇来一只摆渡船要送那换糖人到镇上的医院，可那“野人”摇摇手，就是不愿去。我看着那人担着担子，摇摇晃晃地走出村子，手中的那只拨浪鼓后来也掉在了路边的水沟里。我和村上的孩子虽然很喜欢拨浪鼓，可谁也没敢去捡，因为听大人说第二天人们发现这个丢拨浪鼓的换糖人就死在半道上……这件事是我小时候几个有限的记忆中始终没有忘却的其中之一，如果不是30多年后有幸与义乌人相识，恐也渐渐淡漠了，然而当我再度在拨浪鼓的故乡重新回忆起这个孩提时的片断，更增几分对换糖人的怜悯之心，同时也想借机纠正一下我们苏南人不该对外乡人的那种明显有歧视成分的称谓。

“哎——有鸡毛猪骨旧衣破帽换糖哟——！拨啷，拨啷——！”义乌之行，我没有想到自己的情感竟然始终难以弃舍那童时耳边常常回荡的吆喝声。这吆喝声中，使我不禁无数遍地体味着昨天的义乌人是在怎样的生存与奋争！也许正是我从小就有过对拨浪鼓旋律的特别情感，因此现在似乎更能容易倾听和接受义乌人从原始生命中所奏出的那种旋律。

在义乌，我听人讲了很多有关“拨浪鼓”手们的故事：——

有一位“拨浪鼓”手到江西“鸡毛换糖”，因为当地人认定他是搞“资本主义”，而这位义乌人又半途丢了生产大队开出允许出外经商的证明，结果人家把他当作流窜犯对待，在一个石场被迫干了近一年的苦役。而在这其间，家人以为他饿死在外，结果当他从石场放出回到家时，妻子和独生女都成为别家的人了——

有一位“拨浪鼓”手刚出门就遇上倒霉事，夜行山路，不慎双腿摔断，留下终身痼疾。80多岁的老母亲把儿子伺候了一辈子，最后还是老母亲为其儿送了葬……——

有一位现在仍经常流浪在小商品市场的疯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在三四十年前的一次“鸡毛换糖”途中得病后身亡在异乡。那个亡夫与这位妻子当时是新婚，新娘子日盼夜盼郎君回家，可她盼枯了眼窝，哭干了泪水，几年后一次突然的哈哈大笑，从此便变成了疯婆子……

在廿三里镇的廿三里村党支部书记朱有富家，主人告诉我，拿他们廿三里村为例，过去一到农闲季节，村上就见不到十五六岁至60岁的男人了，哪一家男人不出门“鸡毛换糖”是不正常的事。朱有富的名字起得实在称奇，他家的四层楼房可以眺望廿三里新镇的全景，风水之好远非一般。但与周围新楼叠起的左邻右舍相比，朱有富家已经是几分寒酸了。这也许更证明了他大堂内3块由市府颁发的“富民书记”金匾为什么一直闪闪发光，也由此可见这位当年的“拨浪鼓”手是位名副其实造福于民的好带头人。

谈起今天的廿三里，朱有富激情异常，从他的嘴里我知道了现今像个现代化城市的廿三里镇，十几年前还是个仅有一条不足两百米长的小街，以及仅有几户城镇居民不拿工分的“小码头”而已。如今的廿三里，仅镇区面积就达4平方公里，宽阔的马路，成行的楼宇，处处都是繁荣的景象和通达八方的商品市场。在农民心目中视为“上层社会”和身份象征的城镇居民户口已达到3万多人。朱有富说，他的村现在全都是“城里人”了，2000多号人个个都变成了“居民户口”。他说你们城里人不太明白，可对我们农民来说，这“居民户口”那真是了不得的事。有人说百万元千万元的钱好挣，但谁能把农民的户口变成“居民户口”才叫真本事哩！看，现在我们全村人家家户户都成城里人了，这对农民来说可是最大、最实际的变化呀！还有两个现象也可以说明我们廿三里人的今非昔比。你看到咱新镇区了吧，几平方公里全是新街新楼，而这些新街新楼不是政府出钱拿经费盖的、铺的，而全是我们个人拿钱盖的楼铺的路，政府只是进行了规划布局。可能你已经听说了我们廿三里镇的一块40来平米的商业用地已经卖到21万元了！过去都说大城市里的黄金地段寸土如金，现今我们偏远的农民土地也值钱了，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变化吗？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同样道理，仅拿我们村来说，本村人口仅为2400多，而现在常住的外地人口却已超过了5000多，是本地人口的两倍以上。他们中间不仅有打工的，而且已有不少人落脚在这儿做中小生意了。你问为什么一个小镇留得住这么多外地“凤凰”？当然是因为这儿有经商的市场呗！

“廿三里自古是块经商宝地，也是义乌人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故乡，可以说，义乌有今天，就是因为先有了我们廿三里至今仍留在新城区边的那条老街，作家同志你不是已经去过那条老街了吗？它可是我们义乌人从被人看不起的鸡毛换糖的货郎叫花子，到今天成了让全中国人都羡慕的经商骄子的见证。”朱有富有理由这样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就是义乌整个社会的变化过程。他在我临别时说的一句话叫人刻骨铭心：“咱廿三里对义乌市场的贡献是用血与泪铸造出的……”

当我深入采访那些当年从廿三里小街上每天一分钱一毛钱起步，到今天每年创造一个“百万富翁”的义乌商贾们时，对朱有富的话便有了更深切的体味。是的，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否定不了的事实：如果没有昨天在廿三里小街头的那种为了一根鸡毛一根猪骨而不惜摇断拨浪鼓的精神，那么今天的义乌人自然不可能有“华夏第一”的大市场，更不可能富得流油，说不定会有更多的拨浪鼓手依然背井离乡。

历史的任何巨变，总是锻造着一种深刻的民族精神。义乌人也不例外。

第一次来到义乌时，我随的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这里举办的“98中国小商品市场博览会”。在那隆重、热烈和想象不到的商业气氛中，我的那颗难以平静的心时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义乌既没有广州、深圳那样的“资本前沿”的好风水，更没有上海、苏州那样具有数百年沉积的经商韵律，可为什么偏偏在这儿创造了本世纪中国农民的经典？

我终于弄明白了，那便是只有义乌人才有的“拨浪鼓”精神。这种“拨浪鼓”精神便是勤劳、敢闯和不懈地努力向上。

“拨浪鼓”是一种经商附用乐器，它的每一声旋律都用来为“鸡毛换糖”服务的，因而它的全部魅力也在于鼓手的摇力上。几乎每一个义乌的经商者都懂得这一点。

何海美是我见到的众多的经商者中很不一般的佼佼者之一，如今年近50的她依然风采不减。何海美年轻时没奔上好时光，聪明伶俐的她因为“文革”只好过早地做了“初中毕业生”。由于个头矮小，与别人一样干一天重活，她只能得四五个工分，到年底分红连件衣料都扯不起。1976年她嫁给了城里做工的小金，丈夫一个月33块工资，那时也算“富裕”人家了。但第二年等儿子生下后，由于户口只能随母亲，何海美家的日子依然不好过。更让何海美难上加难的是她母子俩所挂的户口所在地竟以何海美嫁给了城里人为由，连其儿子的口粮一起吊销了。家在城里的何海美在城里又找不到一处可以糊口的活，于是就凭着自己手巧开了个成衣店。这可是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尾巴”呀，突然有一天“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闯进何海美的成衣店，不由分说地抬走了她的缝纫机，并严厉地责令道：“出路只有一条：关店别干！”何海美天性倔强，可为了儿子和丈夫，她含泪低下了头。俗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就在何海美欲生无路时，她的哥哥在部队回家探亲时带了几张剧照，令左邻右舍的年轻人爱不释手。对啊，这是个来钱的好买卖哩！何海美心灵手更灵，她知道照片制作并不太难，于是就花了35元本钱，买了一套简易的洗相设备。当时义乌电影院正在放戏剧片，看厌了样板戏的人们对这种古装戏异常有兴致，几乎场场爆满。何海美似乎有种特殊的商业敏感，她拿了一台借来的旧照相机坐在电影院的第一排，看准年轻人喜爱的几个镜头连连“咔嚓”，又回家连夜将照片冲洗出来，第二天当她带着自制的照片在影院门口的石板上摆起小摊时，围观者竟然里三层外三层的。一场电影下来，她所洗的几十张照片全都出手，许多小年轻连价都不问一声便买走了。“一、二……五、六……”何海美偷偷一点，净利十几块钱！那一天她乐得嘴都合不拢。生意就这么做开了，但那时城里根本不允许有生意人出现，何海美只好到乡下的廿三里镇，据说那儿每逢农历一四七集市时可以摆摊设铺。头一回到廿三里，何海美看到的所谓能做买卖的也就是有那么百十来个人，分坐在那条老街两边，摆上些各式各样的小百货小杂品而已。何海美对当年到廿三里摆摊的情景记忆犹新：头天晚上夫妻俩先把照片洗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得出发，那时从城里到廿三里镇不通汽车，就是通了汽车也没人乘——做小本生意时的义乌人从来不会轻易花一分钱。廿三里的做生意光景，何海美一回忆起来就想笑：“那时既没有摊位，也没有桌椅，我就在胸前挂一只哥哥给的军用挎包，站在供销社门口把一大把照片样张往一张白纸上一粘，就开始吆喝起来。我当时做的生意对一直做鸡毛换糖的本地人来说是个新鲜事儿，开始没有人买我的货。我便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对他们说，你们只管放心拿去转卖，卖得好我们双方赚钱，卖不掉可以退回，反正我天天在这儿，放心好了！这一吆喝还真灵，三三两两地就有人从我手中把照片买走了，因为有人真的把我洗的照片带到南昌、合肥等地赚了钱，他们把一两毛钱的照片卖到一块钱一张，所以后来好多人从我手里进货，我便成了廿三里市场上唯一一个经销照片的业主了，生意自然超出了想象。不夸张地说，后来我们义乌出现闻名全国的印刷品市场，最早就是由我卖小照片成功后引发的。”

关于义乌的印刷品市场几年前就有所闻，不想它的发源竟是一位普通农家女的几张照片引来的，这真让人感到市场经济的魔力之大。如今已经发展有几万种热销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每一个义乌小商品，毫不例外地都有像何海美那样一个个动人肺腑的传奇故事。

我第一次走进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内的繁花般的世界里，一眼就被市场里头那望不到边际的花类摊商所吸引。记得在京城有一次“误闯”小商品市场，我的女儿竟然再也不舍得挪动脚步，无奈中我也耐住性子细细观赏起这些据说来自义乌的头花小商品，不想我完全被义乌人创造的这些奇妙的手工艺品制伏了，一方面不仅它有巧夺天功之奇，另一方面它的品种之多让人难以想象，更重要的是义乌农民们所拥有的那种叫城里人都感到超前的意识，令人由衷地钦佩。那天我女儿趁机大捞了一把，回家的路上要不是我帮着提溜那一大包“玩艺”，她一个人无论如何是回不了家的。更叫我称绝的是一向对商品买货异常挑剔的妻子，这一次却格外喜爱女儿买回的义乌头花产品。来到义乌的收获之一是使我有机会直接认识开发头花商品的这些“拨浪鼓”手。

义乌人告诉我，他们的头花产品源于廿三里的郑山头村。现在这个小村子已经成了头花专业村和全国的头花生产基地，每年出产的各种头花、插花、礼品花及其它花类商品已有上千种、万余吨，除供给全国几百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外，还销往香港、美国和南非等十几个地区与国家。“其实头花产品完全是我们义乌人在‘鸡毛换糖’过程中所创造的无数商品中的一个小品种而已。”郑山头村的百姓回忆说：1982年，廿三里派塘李樟弟从广州带回一朵头花，是用纱绸制作的，老李买来是给他媳妇戴的。偏巧被我村摇拨浪鼓路过的金正海看到了，他当即想仿制。但李樟弟给媳妇买的头花用的纱绸只有广州才有货，有心计的金正海想了想能不能改用他平时“鸡毛换糖”从湖州红旗绸厂买的纱绸替代？一试果真行，金正海把自制的头花往市场上一投，姑娘、媳妇们爱不释手，销路旺盛，而且每只头花可净赚利润5至8毛。金正海也是好样的，见头花生意好，毫无保留地向村上人传授开了，于是郑山头村在短短的时间里，家家户户都做起了头花生意。郑礼龙和郑朱龙、郑以枫、金益平4人还率先在这一年办起了头花专业厂。虽然当时这4户的厂不算大，但却是义乌农民从手工作坊式的加工业向机械工业迈出的具有历史性的关键一步。郑山头村离城镇较远，开始大伙用自行车驮着货上街卖货，可供不应求；他们再改三轮车驮，还是供不应求；于是就同城里的汽车站商议开通一趟客车送货，然而依旧满足不了要货的客户。干脆，再加租一辆行李车！几位头花生产的大户一商量，事情这么简单地定了下来。稀罕事，“农民进城经商买月票！”郑山头村人的头花生意，惹得《人民日报》等都发表文章称道。

现今有“头花大王”之称的郑礼龙，忘不了当年郑山头村从事头花生意的初期，他为了留住进城送货的汽车司机们，亲自出钱修建了驾驶员停车场和宿舍。冬里，他怕司机冷，便每人供给一个电热毯；夏天热，只要司机一进村头，他便送上冰过的红枣绿豆汤。有个夏季，光红枣他郑礼龙就买了100多斤。“那时其实我不是怕送货的司机跑了，而是怕咱们郑山头村的头花生意给别人抢走了。这不，后来我们的生产发展了，生意越做越大，自己都有了汽车，村上也有了四通八达的商业专线，头花的生意更是做遍了全国、全世界……”郑礼龙不无感慨。

在廿三里的街头，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有位妇女叫金惠明，她丈夫在廿三里的街头听人说有种铁皮五角星很走俏，她听后暗喜，因为金惠明的远房亲戚在办铁皮加工厂，自然每天有不少边角料白白处理掉。金惠明心一动，连夜从亲戚那儿拉回一车边角铁皮，又和丈夫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地干开了。丈夫军人出身，对五角星有特殊感情，他把铁皮五角星认认真真地漆上了红颜色，于是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红五星就这样出现在廿三里市场上。令金惠明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货一上市就被人“一口吃掉”，而且卖了个好价钱。她回家把喜讯告诉丈夫，俩人兴头上决定：咱就做这红五星！这一干就收不住了：每天上午金惠明蹬着车到亲戚的铁皮厂把边角料运回家，下午就动手干起来，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停工。第二天天蒙蒙亮再到街上卖掉，如此一阵子干下来，她金惠明竟成了市场上销售铁皮五星的专业户，本地商外地商都找她要货。于是金惠明由手工加工改为机械化生产，她的红五星后来竟然走遍了江苏、湖南等大半个中国。几年之后，贩铁皮生意的金惠明成了义乌市场上的家电销售大户，而且直接能在自己的家庭工厂里生产出热销的产品。

仿佛还是昨天的事：20年前，在城市里的姑娘们突然对一种折叠伞如醉如痴。谁要是手中有把花色小折叠伞，便是一种可以在别人面前显耀的本钱。记得有一次我从云南边境花了20多元买了一把带给了在北京的女朋友，她单位的小姐妹们见后嫉妒死了。但之后没几年，中国大陆的市场上便到处有了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小花布折叠伞。而给中国人创造这美丽世界的竟是我们的义乌农民，这就是在义乌无人不晓的九联村制伞专业户们。九联村龚姓居多，十几年前，村民龚益民、龚昌金等龚氏兄弟看到南方一带的城市姑娘爱随身带一把花布折叠伞，雨天晴天都能用得上，便回村一商议，办起了一个制伞厂。不多日，小花布折叠伞就在廿三里一带市场上卖开了，客商像疯了似的抢着要货。于是小制伞厂变成了大制伞厂，一个厂变成了5个、10个厂。不到两年，全村80多家农户在农闲时一半以上参与加工折叠伞。由于九联村的花布折叠伞在市场上销路好，自1994年起，全村人全部投入了制伞业，即使这样，他们的生意仍供不应求，因为每年市场需要他们500多万把伞的生产量。现今的九联村不仅自己成了制伞基地，周围的几个村子也成了他们的联营户。有人曾计算过：中国现在每年的折叠伞，市场销量在1000万把左右，而从义乌出品的则达95%，从九联村一带出品的占了其中的90%以上。你看，常常是义乌人的一个小小的动作，竟给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带来某种革命性的冲击！以花布折叠伞为例，十几年前的每一把这样的小伞市场价在20来元，现今在义乌市场上三四元钱一把就可以成千成万地批发到，这不是革命性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真不要小看了义乌人的“鸡毛换糖”精神。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商业史书中，专家们几乎通病般喜欢记述昨天的徽商和今天的比尔·盖茨式的传奇与业绩，但我以为应该在今后的世界商学史中加进摇“拨浪鼓”的义乌人的“鸡毛换糖”经商精神。在我看来，影响中国封建经济的徽商和影响今日世界的比尔·盖茨固然值得我们作为座右铭来推进未来的市场经济革命，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发扬“鸡毛换糖”的经商精神似乎更显得重要，更显得有中国特色与符合中国国情。

千千万万义乌人前仆后继地摇动“拨浪鼓”，不懈地进行着“鸡毛换糖”，其市场意义的理论价值非同小可。它可以视为中国的一种固有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人朴素勤劳的美德遗风。“鸡毛换糖”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人类最原始的交易取值方式，同时又是现实时代人们渴望倡导的敬业体现。有一种简单的理解：先不论我们已经比较富裕的今天，即使是在我们谁的手头都比较拮据时，有人可以厚着脸皮去讨饭，或者干脆冒着胆子去偷去抢，但很少有人愿意学着义乌人的样，挑着货郎挑，摇着“拨浪鼓”，专在别人欢声笑语的喜庆节日里出远门、走长路；每每论说生意，有人总会夸口要赚大把大把的钱，却从不愿像义乌人走百里、上高坡地去依靠“鸡毛换糖”挣回那一分两分的脚力钱。许多专家在考证义乌小商品市场之后常常感叹：为什么一无地理优势、二无产业特色的义乌人能创下震惊世人的奇迹？左说右说的论点很多，但没有哪一条叫板到点子上，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理论家们无法深刻地理解和感受义乌人在“鸡毛换糖”中所磨铸的本质东西。一句话，没干过“拨浪鼓”手，焉能懂得“鸡毛换糖”之奥秘和甘苦所在。不懂得这一点，自然也就无法真正弄得清义乌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鸡毛换糖”有着深刻和无限的商业奥秘与精神实质，只有在久摇拨浪鼓的旋律中才能细细品出它的独特性与深刻性。

对义乌人和义乌市场来说，廿三里是一个特殊而又不可抹去的里程碑，它不仅缔造了“拨浪鼓”和“鸡毛换糖”，更重要的是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形成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把义乌农民在20世纪末所进行的伟大实践，看作是中国农民运用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进行的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那么，廿三里走过的路则是这种伟大实践的缩影。

廿三里，当我着意再一次满怀情感迈步在那条百米老街时，我仿佛听到脚下无数块青砖都在隆隆发响。呵，那是千千万万个“拨浪鼓”手在向苦难的历史告别发出的铿锵步履和向往新生活的怦怦心跳声。呵，当我的脚步轻轻移动在那每一块青砖石垒时，分明再一次清晰地感受到，那一条条缝隙间流淌的，正是义乌人几百年来向命运奋争所付出的成吨成吨的血与泪；而踏步在老街尽头那小桥头的级级台阶时，我分明意识到义乌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奔小康过程中所肩负的沉重。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在那割“尾巴”的年代，有一妇女想上街用自己的长辫去换几盒“蛤蜊油”途中，一群造反派丧心病狂地抢走了她心爱的长辫后向她扔下一堆唾沫，并骂道：“见鬼去吧：臭资产阶级分子！”

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当有个农民第一次提着自家的母鸡上街想为新出生的儿子换几块稍稍柔软的尿布时，突然一群“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员将他拉进一间黑屋责问，而胆小的他竟然吓得当场小便失禁……

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那年的一个风雪之夜，有位“地富反坏右”子女刚把几盘“义乌青”糖块和货郎担备好，几个打砸抢分子带着棍棒和手电不由分说地横冲直撞进门，将那副未挪窝的货郎担和青竹做成的拨浪鼓，连同其主人一起砸得皮开肉绽……

我更忘不了冯爱倩说的：“有一次上苏州没有进到货，我就改道到上海，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货进到后，老天下起了大雨。为赶路，我便冒雨挑着担子上火车站。哪知车上人很多，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车门进不去，我便想扒窗子。可当时衣服湿，手也湿，车身也湿，我攀着车窗刚往上挣扎，手突然一滑，我的整个身子儿像小泥袋一样重重地摔在铁轨上，头也摔破了一层皮，疼得怎么也动弹不得。可眼看火车快要开了，我不顾一切地跳起来伸出双手再一次扒住车窗，但我还是勾不住，因为我的手是滑的，车也是滑的，可火车则在隆隆起动，我当时真的眼泪哗哗往外流，就在这时，是车上的好心人伸手将我拉了上去……等火车到了嘉兴，我透过车窗见也是经商在外的我们义乌的楼香云等4个妇女，正在站台上焦急万分地一边嚷一边跺着脚，个个全身淋得像落汤鸡。我心头一阵酸痛，忙伸出双手招呼她们。我一手接过她们的货担，一手抓住她们的胸前衣襟，拼着全身力气将她们一个个拉进车厢。楼香云她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倒在车厢内脸色苍白，刚开口就哇地嚎啕大哭起来，那情景我至今想起便想哭……”

我更忘不了朱关龙说的：“那是1985年正月，我同堂弟楼桂贤和楼华明一起到温州进货。由于春节刚过，在温州一时找不到货源，于是我们又回到以往落脚的永嘉一带寻找货源。我们搭乘的是一辆机动三轮车。那三轮车刚开出不到十分钟，突然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大客车顶头相撞，我当时只听耳边一声巨响，随后是身子翻了个个儿，便不知人事了……当我清醒过来、从倒地的车厢爬出时，第一眼便看到我的堂弟一动不动地倒在一边，他的嘴上和鼻子边直冒鲜血。坏了，堂弟他死了！我的最初反应就是这个。还有楼华明呢？我转头一看：楼华明正痛苦地呻吟着指指他的腿：快快，我的右腿不行了！我一看，他的脚不多不少，被扭了个180度。我想起了自己曾在部队学过医的，便迅速上前抱住他的腿，来了个扭正动作。老天有眼，还真的成功了！当我再回头时，发现堂弟的身子轻轻地扭动了一下，啊，他还活着！还活着！我悲喜交加地一边告诉楼华明，一边开始上路招呼过路的车子，请他们帮忙搭救我奄奄一息的堂弟。可……可我太失望太痛苦了，从我身边至少驶过了十多辆车子，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搭救我们，我眼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堂弟带着对生命的无限眷恋痛苦地离开了人间。当时我的堂弟年仅25岁，原定正月十五完婚，可为了生意而被意外的事故就这样永远离我们而去。多少年来，每每想起那一幕，我的心总难平静，因为春节，我求了好多人想把堂弟的遗体运回义乌，却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愿意拉尸体的人，我为此伤心了好久好久……”

我更忘不了卢浩说的：“我父亲原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中校教官，1949年在杭州投诚，经过党和政府教育，被留任在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院校任教。在极左年代，我父亲阴差阳错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于1965年病逝。他老人家一死了事，而我却从此成了‘罪人’。‘反革命狗崽子’成了我儿时的别名。长大了，没人愿意嫁给我这样的‘坏蛋’，无奈我跟自己的表妹结婚，对此我从没后悔过，然而有人却连生活的权利都要从我这儿剥夺。村上的人可以出去摇‘拨浪鼓’，我却不能，似乎放我一出去就会跑台湾去。‘十年浩劫’结束了，我也由‘狗崽子’变成了与别人一样的可以行使正当权利的公民了。可在最初的开放年份里，一切变化都在非常非常的沉重之中。村上的人都开始经商做小买卖，我学着也捣鼓起来，可刚一动手，背后的‘枪手’就来了。那年，队上分给我1200元的政府征地费。苦了快半辈子的人了，我也想学着大伙的样做起买卖。于是我到杭州边的一个地方进了1200双袜子，下午坐火车回义乌。那时车站上的‘打击投机倒把’的便衣检查人员到处隐伏。我刚把200双一包的袜子从车窗递给妻子，突然几个彪形大汉从我妻子的背后冲上前来，扭住我妻子的胳膊。我一看吓坏了，慌忙将头缩回车厢内，随即脱下外衣，又转换了一个座位。我知道不这样做的话，马上就会面临恶运。果不其然，几个便衣检查人员迅速登上车厢，逐一搜查，好在我若无其事地装着与一位乘客聊天，才未被认出。可等检查人员下车时，我摸摸自己的衣襟，早已湿了一片——那是冷汗呀！我好怕好怕，怕得不知如何处置：是下车还是怎么着？我心头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我全家的1200元货物泡汤！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车开了，开到了另一个地方，我又急又怕，这时一个好心的乘客帮了我，使我在半途跳车逃下了火车。我终身难忘的是那个再不能黑的夜晚。当我一脚高一脚低地摸着回到家门时，妻子‘哇’的一声哭得差点背过气。她告诉我：来搜家的人刚走十几分钟……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叫到车站候车室一个房子内受审。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把你弃农经商搞资本主义的罪行交代出来！瞧，那时候做点小买卖有多难！多心悸啊！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小屋子出来后，我的后背就像多长了两只眼睛，时不时地要往后看看有没有人在后面盯着。妻子劝我说有什么怕的，咱一没偷二没抢，让我再去街上卖袜。我就是不愿去，她偏让我去。最后我只好去，当我战战兢兢提着一包袜子上到街头刚放下正准备吆喝，我又一下目瞪口呆：几个‘打击投机倒把’人员像铁面包公似的站在了面前……我怕，我真的想如果不是后来党的政策开放，我现在恐怕早已得神经病了，咱义乌人做买卖的开始时期，没有几个不像这样天天是在心惊肉跳的情况下出外摇‘拨浪鼓’，做小买卖的……”

在我去“拨浪鼓”故乡的那一天，廿三里镇正在举行一个特殊的表彰会，几十名自动出资捐助政府修路的农民披红戴绿、手持镜框，从崭新的镇政府大楼里走出。当我得知此情况时很想上前采访一下这些无私为公益事业做贡献的农民兄弟。但我始终未上前打扰哪一位，原因是廿三里镇女党委书记告诉我，她这儿的大多数公路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兴建的。开始我心头有些疙瘩，想是不是这里“坑害”农民的现象很严重？女书记大笑起来，说这可是你们太不了解咱义乌人了。她说我们义乌在处理农民利益问题上在全国也是做得比较好的，从不在利益问题上坑害农民，恰恰因为在政策和制度上这么多年来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农民才真正富裕了起来。而富裕了的农民今天他们又主动自愿地出钱出力来支持政府搞基础建设和公益事业。比如像最近镇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当地的投资环境，决定修建一条新交通要道，由于政府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当农民们知道后，主动组织起来进行捐献，300多万元没几天就集齐了。女书记自豪地说：“在义乌，农民们在做生意上一分一厘会算，但对支持公益事业上也是最大方的，几千元、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几百万地拿出来不眨一下眼，而且是作为一种荣耀。我相信，因为在去年的那场大洪水过后的捐助活动中，义乌农民的捐款数额在全省是最高的，如果人均计算恐怕在全国农民中也是最多的。有位农民一个人就捐了10万元。”

这就是义乌人。他们的每一次抬手举足都叫人心服口服，都叫人难以置信，然而我们更多的是缺少了解他们每一次举手投足时所经历的非凡。这是最重要的。

“廿三里市场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多，再加上由于受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影响，我们义乌的多数出外做小生意的拨浪鼓手，此时已经感到传统的‘鸡毛换糖’远不如直接做其它的生意收益好了，特别是那些经常跑广州、上海方向的人，更感到摇几个月拨浪鼓，不如走两趟广州、上海贩点小商品赚得多。再就感到廿三里毕竟是小镇，离火车站、离县城又远，很不适合做买卖，于是摇了几百年拨浪鼓的义乌人，从此放下‘鸡毛换糖’的活计，把注意力放在了做各类小商品买卖上。在告别廿三里老街的旧市场时，我们小镇上曾经出现了齐山村的一户农民用了两台拖拉机把全家积存的1吨多重‘鸡毛换糖’而赚来的硬币，拉到信用社储蓄。银行为此发动了全体工作人员整整数了5天，才把这两拖拉机的硬币数清，总共是43439元！”

在我临别廿三里时，村支书朱有富别有一番感触地向我透露了当地的这一传闻。这个真实的传闻，虽然是在无意间听说的，但它在我心头却占了很大的空间，因为我不止一次在品味拥有1吨多重硬币的主人在平时是如何积存它的，而当这些辛辛苦苦积存下来的硬币被满满地装上两台拖拉机驶向信用社的路上时，其主人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虽然因为时间关系我没能采访到这位存硬币的农民，但从他一家一户所拥有的如此多的硬币以及他最终毫不犹豫地将其存入银行的那一瞬间，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义乌人独特的积财方式和从商的决断行为，那是十分叫人钦佩和深思的。

许多精神是可以学习得到的，而许多精神又是无法学习得到的。义乌过去创造的“鸡毛换糖”从商方式流传了几百年，使在一方贫瘠土地上繁衍生息的骆氏后代得以传宗接代。今天他们继承和发扬“鸡毛换糖”的精神，在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中谱写新的乐章，具有深刻而不朽的宝贵精神财富。

就在被如今的义乌人视为“中国小商品市场”奠基者的谢高华书记到任义乌前夕，义乌县城所在的稠城街头便开始了一群群做小买卖的生意人。这中间有上面提到的冯爱倩、何海美、金莲珠等人，他们都是义乌市场的第一代经商者。这些人中间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黄昌根——现今义乌市场里绝对的大亨。

黄昌根也干过“鸡毛换糖”的事，而且是廿三里市场上最早的客户之一。但因为黄昌根是“地主狗崽子”，生产队不发他外出从商的证明，于是他只好在家摇他的“拨浪鼓”。而正是这种非人性的压迫使这位具有经商天才的农家汉子饱受痛楚。在今天千千万万个义乌经商者中，上一点年岁的都知道和了解黄昌根这个人，因为在义乌所有经商者的眼里，早期的黄昌根是受苦最多的一个。他母亲是解放前的“地主小老婆”——解放后改嫁了还当了“好人”，所以这就决定了黄昌根要比别人更往下低头；他黄昌根多才多艺、聪明过人，因而也就决定了在那个特定年代里他要比别人更多地碰上倒霉的事。那年他实在脚痒也想偷着出去“鸡毛换糖”，可老天不作美，在经过一条山溪时，滂沱的大雨唤来咆哮的山洪，挑着货郎担的黄昌根只觉脚底一滑，连人带担掉进了滔滔而去的山洪激流之中，当时他唯一的知觉是：这次是死定了。但上帝没有让其过早地结束苦难，一位卖山货的人路过时搭救了他……黄昌根因此认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哪来福呀？他听说廿三里市场上能做小买卖，于是手巧心灵的他便在自个家里办起一个小作坊——其实就是在家门前挪出一块空地，做黄泥哨子。这种不用任何本钱的事正好适合他黄昌根做。黄泥哨在当时对小朋友们来说是很受欢迎的一种玩艺，只要有力气和手巧就能制作，经黄昌根十个指头来回掐掐捏捏，一把把小哨子就成了，而且他一天竟能做500个这样的小哨。“快来买啊，一分钱一个！”黄昌根哪敢在市上把这些泥巴做的小玩艺卖高价？他把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压到了最低点，没想到这些小玩艺大受欢迎，毕竟一分钱能买到一样东西，再穷的人也不会在乎这么便宜的买卖。黄昌根呢，回家一点钱，整整5块哪！他想我在家挣工分一天也就几毛钱，这几毛钱与5块钱之间的差异可非同一般呀！黄昌根望着门前的一堆黄泥巴乐得合不拢嘴，而就在这一瞬间，他的心灵深处从此牢牢根植下了要出去做生意的坚定信念。但黄昌根想不到他的生意越兴旺自己的命运就会越倒霉。“地主狗崽子”搞“资本主义”肯定是罪加一等。一天，“革命领导小组”来了一群人把他的家特别是门前那个制作黄泥哨的家什搅了个翻天，最后留下一句话：“你要是再干，就准备再在批斗大会上下跪吧！”黄昌根心想，下跪的日子太多了，我又不是没跪过，但要让我瞅着5块钱一天的生意白白闲过去，那怕是难了。这不，不让“狗崽子”干了，可左邻右舍的老百姓们闲不住呀。捏黄泥哨的活儿大伙都学会了，可没有人会做那模具。于是东家出5块钱请黄昌根做一个，西家又出5块钱请黄昌根再做一个模具。哈，黄昌根乐死了：不到半小时做一个模具赚5块钱，比自己上街卖小哨子还来钱呀！黄昌根真是因祸得福着实赚了一大笔——当然，邻居们也没有少赚。这是1966年至1970年之间的事。黄昌根那时正少年，脑子聪明好使，看到卖泥哨子的人多了，他便翻着花样卖老鼠药。两分钱一包的磷化锌，经他一加工药性不改价值却变成了两元，升值99倍。那时正值“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杀老鼠和斗“地富反坏右”同是农村斗争的重点，黄昌根因此常常一天就能赚得四十几元钱，而当时一般工人一月的工资也才三四十元，用黄昌根自己的话说，“老鼠药简直让我对老鼠都有了感情！”

黄昌根自己也不会想到，义乌今天出现令世人瞩目的庞大市场，正是当初有了像他这样一批依靠自己的聪明与勤劳，又不断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与可能，做着一样又一样小而实用的百姓日用品，才慢慢形成与构筑起了现在“中国小商品市场”的根基和它的商业定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义乌人还清楚地记着20年前的稠城街头，时常有一批极为惧怕被抓却又始终抓而不走的地摊小贩们，整天串东街走西巷。别小看了这些人，在义乌人眼里，这些提着竹篮或者仅拿着一块破布满城跑、满街摆摊的“游击商”们，无论是在昨天还是今天，他们都是英雄，是了不起的英雄。因为正是这些“街头游击商”的吆喝声，才唤醒了千千万万曾经只会在异乡和偏远地方去“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手，同时也给管理这片土地的那些父母官们以清醒的重新认识。

第一代的义乌市场经商者都还记得这样一幕：手巧的黄昌根在大街上正向来回走过的行人演试着他用肥皂重新加工制作的一种新型油渍洗涤剂。用了几十年固体肥皂的百姓，对黄昌根发明的用液体洗涤剂去污特别是去普通肥皂去不掉的油渍，极感神奇。因此每当他在大街上吆喝售卖这些东西时，总能吸引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而正是这种非正常的街头行为，使得黄昌根一次又一次地被早先的“造反派”和后来的“打击投机倒把”工作人员抓起来批斗。黄昌根呢，好像就根本不把这种批斗当回事，似乎自己这样的“地主狗崽子”不被批斗才不正常呢。生活的无奈和有利可图的诱惑，使他无法不上街兜售他自制的手艺制成品和连同他的聪明与智慧。那时商品匮乏的义乌街头的众多行人，又特别喜欢黄昌根这些人手中的既便宜又花样新的小商品。因而除廿三里外，义乌县城街头便从此不断开始出现像黄昌根一样的小商小贩，他们最初是各干各的“游击”式的兜售，后来是自发地成群结队地满街吆喝，再后来便是占地为市，设棚摆摊。老城的新华书店门口来往的人多，黄昌根等最早“吃螃蟹”的小商贩们就集中在那儿叫卖。后来他们觉得挤在大街上影响过路行人容易被有关部门取缔，这时正好对面有块火烧房基空着，于是就到了那儿。不多日子，做买卖和来买货的人越来越多了，黄昌根他们就把小摊延伸到了北门街的两侧人行道。

义乌城内的这条叫北门街的小街从此失去了它的宁静，而整个县城乃至县城外的所有1105平方公里的义乌大地也失去了宁静。神州大地的改革春风和本土上涌动的叫卖声，此时正剧烈地撞击着千万个行程途中的“拨浪鼓”手，他们从自己的亲友口中知道了家乡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再不能犹豫了，再不能单一地依靠传统的货郎担去从事“鸡毛换糖”了！义乌农民们心底里期盼的自我革命的时刻到了！

而此时，一个重要人物也将天降大任似的来到了义乌。

他便是谢高华同志。冯爱倩的一席抨击，打开了这位县委书记的心扉。

义乌人的一场新的为改变自己命运的革命由此开始……

第一篇义乌：田埂上崛起的“曼哈顿” 第三章神奇的“无形之手”

1998年10月底，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团一行10多人应邀赴义乌参加由国家国内贸易部和浙江省联合在此举行的“98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我们老中青三代作家都是第一次到义乌，一切都感到新鲜，一切都感到惊喜。虽说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走南闯北的文人墨客，啥世面没见过？但我们却真的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市场，而且是在一个显然远离开放地区的小小的县级城市。历经中国农民几次革命运动的《李双双》作者、老作家李准先生本来身体有病，一到义乌却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兴致勃勃地游览市场。著名诗人李瑛先生更是诗兴大发，长吟“农民兄弟赶天路”……由于我在义乌逗留的时间比其他人长，所以许多当时我们作家们惊愕的事我都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比如在开幕式那天义乌大街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踩街游行，这样的街头大活动在京城首都也是久违了的。当时我们作家代表团中就有人惊叹地想弄清义乌市政府为了举办这样隆重而热烈的场面花费了多少财力物力。后来我才知道，整个踩街活动及其所展示给来自四面八方宾客的几十个方队的彩车等，义乌政府有关部门除了组织外，几乎没有花费任何钱财。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则向我透露了另一个有趣的信息：考虑到整个活动时间，计划中的方队出场是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控制而确定的。但后来活动布置时则令组委会的同志大伤脑筋，因为政府原考虑为了节约经费，便对参加踩街方队的要求作了原则上的规定，即采取各单位、各企业自愿报名、自筹资金的做法。这一条一公布可不要紧，却使具体办事的组委会办事人员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最初一些日子，报名参加踩街的单位和企业成百个，后来我们作了一定限制，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比如一个彩车方队，早先我们怕因为经费比较大而弄不起来。可事实上消息一出去后，想参加彩车方队的最多。有影响、有实力的单位和企业就不用说了，光个人或以家庭出面的就多得让我们来不及应付接待。大伙都这么说：‘只要让我参加，几万几十万的钱是小意思！’”听了市政府的同志介绍，我手中的笔忍不住有些颤抖，心想义乌人也不知咋回事，做“鸡毛换糖”这样一分一厘的小本抠门生意是他们，像踩街这样过市一回扔下几万几十万元钱不眨一下眼的也是他们。说真的我有些弄不懂。后来宣传部长朱连芳解开了我心头疑虑，他说：富裕了的义乌人现在最想做的是希望能向社会作回报，因此像参与博览会这样很有面子的事，谁都愿意干。

是啊，人们追求巨大物质利益的最终目的，不就图个过上更加自由自在的幸福日子和心情舒坦的精神境界吗？

人所具有的巨大的贪婪性与博大的施舍性，总常常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上。对曾经是非常贫穷的中国农民来说，追求基本的生存和富有从来是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目标，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几千年来一直为之奋斗过，然而就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过。今天的9亿中国农民中，虽然很多人在新政策下得到了基本和良好的生存环境，但大部分人仍然处在非富裕阶段。义乌人则不然，他们已经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一切，已经由贫穷过渡到了小康，又从小康迈向富有……而这正是中国农民最梦想实现的王国。

中国农民梦想的王国是个什么样呢？是有田地？不，他们现在已经都有了。是有饭吃？不，他们也已有了。是有钱花？有很多钱花？是的，富有的第一阶段就是物质上的满足，而物质上的满足，也是中国共产党承诺为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做好的头等重要的事。

实现农村的富裕生活，在我们的传统理论和概念中似乎只有靠土地一条出路。当然这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不能千篇一律。义乌是个人多地少田又薄的地方，人口密度比全国平均密度高出4倍多。义乌人既继承了祖先的从商传统，又适应了新历史条件下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开创了一个农民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在今天，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不仅已被从商的经营者首肯为“华夏第一市”，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外国实业家们也一致承认它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然而在我看来，义乌市场的有形世界纵然令我们中国人自豪和扬眉吐气，但我更看重义乌人创造的一个缤纷多彩的无形世界，这就是义乌人在建立大市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创经验与不懈追求精神。它的存在，远比一种指标、一幅蓝图要宝贵得多。

义乌人创造的无形资产早已开始发生魔力。不是吗？看一看它与周围地区已经拉开的距离，看一看它与同时代中国农村的进程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1982年，谢高华书记在听取冯爱倩等经商者的心声后，毅然决定在当时的县城一条老街上辟出一块地用作小市场，并随即发出了农民进城经商的“四个允许”，这无疑给早已憋了一股劲要想好好干几把的众多“拨浪鼓”手开了绿灯。但后来发展的形势之快又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很快，北门街的小市场人山人海，逢到赶市高潮更是无法行车走人，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市容，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发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现象，多数人包括不少干部在内不知所措。那时人们的思想里通常把经商与“搞资本主义”连在一起看待。是放任这样的潮水漫天冲涌，还是及时制止或者睁一眼闭一眼地不去管它？三种态度，后一种态度居上风。然而已经冲出堤坝的潮头怎有回逆之理？就在这义乌市场正式形成的徘徊时刻，一位颇有远见者站了出来，他就是义乌市场管理部门的前身——稠城工商所负责人徐至昌。

徐至昌这个人物在义乌也算是位名人。倒并不是因为他后来成了义乌市场管理的奠基人之一的缘故，而是他年轻时就因同单位的人一起到乡下调查的路上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而被人背后捅了一刀，结果当了20多年的右派，这其间吃了多少苦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他在稠城工商所当负责人时，距平反和恢复公职仅两三年时间。那时北门街冯爱倩、黄昌根他们那些做小买卖的商贩，已经有了六七百个摊位了，可徐至昌他们的工商所小市场管理工作才刚开始，连一间正式的房子也没有，临时租的一间农民房，内放一张办公桌、一台扩音机和两条专门用于接待及处理小商小贩的木凳。为了照顾另一位日常处理事务工作的同志，他徐至昌甚至连张办公桌都没处放，于是只好天天上外头与工商们为伍。这样的日子还真给徐至昌这位工商干部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十几年后，已经退休在家的徐至昌谈起当年的事依然激动不已：“当时我感受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义乌市人多地少干啥啥都上不去，可为啥冯爱倩那帮做生意的事却越做越红火？而且从县委发了《第一号令》后，来北门街摆摊的人与日俱增，最后达到无法走路的地步。好多小商小贩也不断向我建议扩展市场。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为市场管理人员，我当然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经商者的心声向上反映，而且结合我多年对义乌经济与社会的研究考察，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想法，即我们义乌要在没有任何自然优势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就应当紧紧抓住农民经商这个积极性，大力开发和拓展商品市场。于是我决定将自己的想法和经商者们的意见，汇总成一份报告给县领导。工商所的同事听说后就劝道，说老徐你平反才刚过几天舒心日子，千万别再忘了心直口快的教训啊！听了大家的话，我心头也矛盾，同事们的好心我明白。但令我不能平静的是众多经商者们一颗颗滚烫的心。他们听说我有可能因为他们说话而面临‘双开除’的可能时，便都来找我说：老徐你为我们写报告，如果有一天被开除公职，我们就带你一起做生意，去赚比你现在多几倍的钱；如果你坐牢，我们就天天给你去送饭……”徐至昌说，他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人如此向他掏心窝子，于是就更坚定了他向领导建议在义乌正式建立商品交易市场的决心。1984年3月15日，一份署有“徐至昌”大名的《关于建议中共义乌县委采取强有力措施，迅速建成规模巨大的小商品专业市场的报告》送到了县委……

十几年过去了，义乌已今非昔比，徐至昌也从一位年富力强的汉子，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现在再看看当时他写的那份报告似乎并不感觉它有什么太高明之处，然而在那个时期的那种情形下，有人如此大胆地构想出了义乌今天这样一个宏大的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因为它所包含的内容可以任我们去畅想，去思考。像今天的经商者不忘谢高华书记一样，不论义乌现在的经商大户还是小户，只要曾经在北门街一带摆过摊的人都还记得徐至昌给他们提了一个发生命运根本变化的好建议。

徐至昌的报告正巧转到了县委书记谢高华手里，自1982年9、10月县委发出《第一号令》后，百姓对公开允许经商一片赞美，但随即也有人不断在谢高华耳边吹冷风，说打小市场开放后，所在街道人满为患，经常发生行人与车辆的矛盾。一个时期里居民对此还真有些怨声载道。到底怎么办，当时县委和谢高华书记也正在思考之中。徐至昌的关于移址扩建市场的建议，无疑给谢高华和县委决策“以商兴县”的大目标点了把火。

“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干部做什么事？说到底，就是为人民群众办事。徐至昌的建议说明了啥问题？说明了我们当干部的有些思想和观念还跟不上群众。这怎么行呢？这可是要拖改革开放的后腿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谢高华一边抽烟一边不时地站起身子向干部们大声说着，台下则静得出奇。大家知道，这个会议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县委要作出一项将影响未来义乌的决策，要把经商、兴商当作彻底改变义乌落后贫穷面貌和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战略任务。

“我们义乌需要发展，可我们既没有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又连个侨胞侨眷都找不出来。靠什么来着？有呀，人民群众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那就是我们义乌有不怕吃苦不断进取以小本滚雪球的看家本领——‘鸡毛换糖’呀！别小看了这一把鸡毛、一个纽扣，它里面的学问还是进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哟。今天我们要把这看家本领统统地全部地毫无保留地拿出来，你们给我举个手，看看谁摇过拨浪鼓？”

谢高华书记的话刚一落，台下顿时“哄”地热闹起来。

“举手啊！”台上又催了一句。于是台下树起了森林一般的手臂……

台上的谢高华书记一边重新点上一支烟——他的烟瘾使他的嘴上基本不断“燃烧”，特别是在异常兴奋之际。“好好，我们义乌不愁富不起来！你们自己看看，除了我这个外地来的和个别同志，你们都曾摇过拨浪鼓，都干过‘鸡毛换糖’嘛！行，义乌以商兴县一定能成，这是我们最大也是别人无法与之可比的优势！”

“谢书记，是不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放开经商这个口子了？”有人问。

“这还用问？而且明年再开县委扩大会议，第一议程我就要让诸位讲一讲谁发动群众经商最好，谁就是第一个受表彰的干部！”谢高华答道。

“那么私人开厂也是可以了？”

“这也还用问吗？不开厂就干不了大事。义乌人的厂开得越大，我这个县委书记就当得越踏实！”

“哈哈哈……”谢高华的回话引得一片欢笑。

“再想问个问题：我们干部家属能不能也去经商？”

“可以。干部家属也是群众，也是义乌人民的一分子嘛！”

“那我们当干部的能不能去参与经商呢？”

这可是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喧哗一片的台下顿时安静下来，几乎所有的目光集中到了谢高华的脸上。干部们只见谢高华再次接上一支烟，然后把话筒往嘴边挪了一下，大声说道：“只要不影响工作，不搞特权，我看就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去经商做买卖！就像你们当年偷偷外出‘鸡毛换糖’一样！”

“好、好——！”干部们说这是“文革”以后一次最开心的会。而就在这次会上县委作出了《关于建造稠城镇小商品市场的决定》，并批示工商局在县城内的太祖畈一带划地建市。

1983年12月26日，义乌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固定场所的小商品市场建成并开业。冯爱倩、黄昌根、何海美等一批曾经多年来一直游荡街头、东搬西移的小商小贩们，第一次佩戴着胸徽，穿着整齐的职业服装，像国营商店的营业员一样站在自己的柜台前售货卖商品。他们中间好多人都激动得哭了，因为他们不仅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固定的经营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第一次像人似的被顾客叫作“同志”、“服务员”了。别小看了这种变化，它给予经商者的不仅是简单的一处漂亮的经营场地，它所给予的东西恐怕连冯爱倩他们自己都难以说全。那应该是一种人格的恢复，一种必须的尊严，一种可以施展才能的战场，或者说是一块通向自由王国的天地吧。总之你只要能比喻出的都可以用上，因为今天的义乌人从建立正式市场后从中获得的内容太宽泛和丰富了。

赚钱在当时是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现今在义乌名声显赫的“大户”几乎都是在那个时期真正发迹的。

此间担任市场个体劳动协会主任的何海美，给我谈了她在那段时期的心理历程。

从简陋的北门街的地摊市场向第二代市场进驻时，有一天县城所在的稠城镇一位领导的秘书突然来找何海美，给她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说何海美你的工作问题解决了，领导安排你到义乌饭店上班。如果这个消息提前几年，何海美一定激动得向这位秘书同志跪下来谢他。你想，一个乡下户口的农家女子嫁到城里后，她何海美近十年间为了寻找一份工作，不知求过多少人，但回答她的最多也是一份临时工。那时对何海美来说能有一个正式工作不仅保证了自己和新出生的儿子有饭吃，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意味着她的身份得到了彻底改变，即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城里人！那时在普通的农民眼里，一个城镇户口、一份正式工作，就是搬不尽的金山银山。但令这位秘书没想到的是，他过去一次又一次接待的这位要求安排工作的何海美，竟然摇摇头回答说她现在只想经商，不想再要啥正式工作了。“想好了？可别后悔。”“早想好了，决不后悔！”何海美拒绝接受有关部门的好意，是有她的道理的。她说她当时看到第二代市场的建设，特别是政府和顾客们开始把她这样过去被赶来赶去的小贩也当作人一样对待了，心里有种说不尽的感激。而这种精神力量远远超过了多赚与少赚钱的意义。另一方面从经商的条件看，“马路市场”与正规市场之间的差异也极大。过去在马路边摆摊，其规模、其信誉都受影响，进入室内市场后就大不一样了。每一个工商户都有固定的摊位，固定的经营场所，顾客从你这儿买东西也放心，如果发现问题可以随时找到货主，还可以找工商管理部门论理索赔。摊主的经营形式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马路市场”时期一不敢多进货、进长货，二都是现钱进货、现钱交易。正规市场的经营形式就多样了，摊主从货源地进货时如果该商品销路好可大量吃进，如果资金周转紧张供货方很放心地可以向你先发货，待货出手后再结账。而何海美告诉我，她和其他一批早期的义乌经营者之所以“发”，是因为他们这些个体经营者进入小商品营销市场时，货源大部分是国营企业的滞销产品，他们进货时不仅价低，且大部分都是销完再结算，这使得何海美他们左右逢源，八方得利。特别是当某一滞销产品的企业得知义乌人给另一个滞销产品的企业解决了大困难后，就主动找上门请何海美他们代销代售，甚至出现“半送半卖”的现象。

这一阶段，义乌很多人赚了大钱，也使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名声大震。一时间，似乎好卖或不好卖的商品，只要到义乌、到义乌人手里就可以卖个好价钱，就可以变死钱为活钱。早在“鸡毛换糖”时就有异地交易传统的义乌人，这回更是发挥所长，有的经营者人未出义乌，却把广州的紧俏产品与上海的滞销货就那么一交换，嘿，钱赚老了！然而这仅仅是有形的物质世界。对义乌广大个体经营者来说，他们通过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获得的收益，不单单是丰厚的钞票，更丰厚的是思想上的飞跃与进步。黄昌根、何海美、潘茂法、吴承先等一批曾在极左年代被视为带头“搞资本主义”的经商积极分子，都是在这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以自己守法经营、助人为乐和慷慨支持公益事业的行动，在广大个体经营者中间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为整个义乌市场的良好风气奠定了基础。十几年后当我来到义乌实地采访时，虽然主人没有专门为我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但当年这批个体先进分子，至今一直保持的带头作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到市场里找何海美和冯爱倩等人采访时，她们都忙得很，但奇怪的是并非在为自己的生意忙碌，而是在专门为市场和别的经营户做事。什么劝架呀，什么帮助联系运输呀，或者找“消协”呀，总之没有一桩跟自己的生意有关。开始我很奇怪，问何海美、冯爱倩她们，为什么你们放着自己的买卖不做而专为别人在忙乎？她们告诉我，市场发展大了，每天有几万经营者和几十万客户，而买卖之间既有合同协议一类的大事，又有缺斤少两一类的鸡毛蒜皮小事，光靠工商和市场管理部门就管不过来，所以我们这些积极分子就把这些事都揽了下来。一方面我们本身是经营者，熟悉和了解经营者之间或经营者与顾客之间的问题，加上我们又都是市场的“元老”，处理啥事时大伙容易听得进。

我在向何海美、冯爱倩采访时，正好有两个经营者为了摆放货物发生矛盾而来到市场办公室论理。快嘴利牙的冯爱倩几句话就将两个刚刚还像斗鸡一样的小老板说得无话可说地低着头出了门。虽然在短暂的采访中我无法获悉更多的相关事例，但义乌市场管委会冯爱倩、何海美、龚辉潮他们这些人的身影，引起了我无限的思索：义乌市场之所以能够与众不同、之所以不断地繁荣，它有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就是充分发挥和依靠了冯爱倩、何海美等一大批积极分子，这些创业者的勤业精神与无私奉献，是义乌市场闪闪发光的基石，它支撑着这座五彩缤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厦。

在第二代市场建立不久，原设计的1800多个摊位在开业不到一个月里由于经商人员猛增，市场管理部门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利用可利用的一切办法，使场内摊位扩至2800多个，但参与经商的人员依然如潮水般地涌来。经历当时这一幕的义乌人都还清楚记得，新市场开业时，大伙对当时全省第一大室内市场叹为观止，可转眼间竟然被挤得无立足之地，别说远道而来的客商们进不了市场，就是本地的摊主进出都成问题。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看好市场，因此几度出现摊位租赁费猛增，有人看着摊位抢手，便干脆倒腾起摊位来，这更加剧了市场的吃紧与混乱。1985年4月下旬，已经从谢高华手中接任的新一代县委领导现场办公，在征求工商户的意见基础上，决定为适应市场需要提出了再建一个市场的方案。然后令决策者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再建方案一传出，当即引起了另一种异议，由于新方案中必须占用一定数量的良田，因此一部分人就借此向省里甚至向中央写信说：“这么好的田毁掉建市场太可惜了，光靠市场能吃饱饭吗？”一句直截了当的话是：你们这么干，既毁田，又盲目，不要被眼前这些自发的又自由散漫的个体户、小商小贩们所制造的某种不正常的现象所迷惑！在当时，这种意见不是没有社会基础，而且从大多数人特别是大多数干部的心态来看，对搞市场到底能不能持久和能不能成为义乌发展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打了问号。怎么办？路只有两条：或者再建，或者不建。再建就是把市场向前推，不建就是让市场发展到此为止。两种泾渭分明的意见都集中在县委身上。那时的县委书记是赵仲光，此次拍板得靠他。赵仲光书记处理此事既简单又不简单，他叫上县里五套班子成员，跟着他来到实地考察，最后来了个集体表决的方式把再建市场的事定了下来。“有意见只听不改，定下来就快上，明年国庆节前开业时我来剪彩！”赵仲光书记最后特意指示道。正是快刀斩乱麻，而义乌的决策者们从谢高华开始就一直做着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便是顺应市场发展的自身规律，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蓬勃向前。

1986年的9月26日，仅用了10个月时间，一个更大规模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在义乌城内建成。

形势依然出乎想象。开业之初呈现的欣欣向荣景象，令义乌人自己都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总之市场之好连经营者都有些弄不明白了。时隔仅半年，在1987年的春季到来之时，义乌的第三代新市场再度告急：经营场地爆满不说，整个义乌城内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市场——由于室内场地不够用，许多经营者和客商只能见空地方就凑在一起买卖交易起来，曾出现过有人什么生意都不会做，就在火车站旁边租了一栋楼给外地人提供进货发货中转，结果此人一年下来轻轻松松赚了100多万元！义乌人太精明呀，有人听说出租房屋赚大钱，于是便掀起了在县城内大兴新宅基的热潮。哎，这一热，连一向头痛如何把城市建设赶上去的城建干部都没想到的事出现了：搞了几十年却从没多少改观的义乌城市建设在一夜之间楼群遍地，马路一新，整个城区面积一下扩大了好几倍！叫人兴奋的是政府没掏多少钱，仅仅多拿了几套规划而已。

市场给义乌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短短几年间的市政建设使以往的一个小旧镇，瞬间一跃崛起，成了浙中的现代化城市。1988年，义乌正式由县变成了市。而这撤县改市的进程，如果没有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也许义乌的今天仍然是个县级建制的地方。

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中指出，资本进入自由经济时，它的发展将常常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同样的道理，当它一旦进入良性状态后，它的发展将超乎我们想象，并对整个社会形态都将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在第三代市场开业不久，摊位的紧张再度成了义乌市场的首要矛盾，而此时外地客商对义乌市场的热情则越来越高，故经营者纷纷向已经是市府的义乌领导们强烈要求再把市场扩大，其急切心情胜于火燎。看来第三代市场的决策过程又是短期行为了。别犹豫了，再扩吧！这回上下几级干部和大多数群众都看法一致，因为实打实的好处使义乌很少有人再对市场说三道四了。集体决策很快形成：在第三代市场后侧过稠州路向东延伸的120亩地作为第四代市场规划区。6月份决定，7月份就以市委办公室名义向全市发出了通告。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千千万万个经营者和60多万义乌百姓都在期盼着更大更精彩更宏伟的“中国小商品市场”诞生。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从北京刮遍了中国大地，一时间神州大地上空乌云阵阵。中国人民陷入了痛苦和迷茫，未来的前途到底如何，成了每一个人重新期待的大课题。让义乌人感到最不可理解和难受的是社会上此时盛行“个体户是动乱的根源！”、“国家要继续举起红旗，就必须先得产除私营经济！”云云。义乌人和义乌市场此时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是当头悬着的利剑般的压力，虽然有些现象想起来是莫名其妙的，但在那些日子里却被说成有鼻子有眼的事，似乎个体经济就是产生动乱的土壤，个体户便是动乱的有力支持者，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最活跃，故而那里的政治问题就最值得关注。简而言之，义乌的人和义乌的事应当引起上面足够的重视和注意！

“什么，这个时候你们还要扩建市场？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先把个体经营行为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给弄弄清楚再说！”

有人对义乌呈上的报告不屑一顾，打着一副很政治味的官腔。更有令义乌人心寒的事：一向对义乌市场热心，并常常喜欢将义乌市场发展的成就，纳进自己成绩挎包里的个别领导，到了义乌市场却不敢往里走一步，好像走近一步就会把他的乌纱帽摘掉似的……那是一个令义乌人极其失望与期望并存的时刻，义乌人因此而更加不忘当时的市委书记郑尚金和他的“一班人”。在大风大浪面前，郑尚金等领导作出了果敢和负责的决策，百姓们因此一直记着这些在义乌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性人物。虽然我没能有机会采访到现已是金华市市委书记的郑尚金等人，但他们在特殊时期为义乌所作出的功绩，在义乌人民心目中是座不朽的丰碑。当时参与《关于扩建义乌小商品市场问题的论证报告》的现任市委宣传部朱连芳部长向我介绍说，当时整个义乌市场人心浮动，其根本点是弄不清个体经济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义乌办小商品市场到底对不对、还要不要办的问题。中国有许多事可以等着决议了再做，但当时义乌市场已在全国挂上名了，庞大的市场一天不经营就会影响几万、十万经营者的利益，几天不经营就可能使我们几年苦心经营和造就出的市场一下垮了，所以那时我们市里领导急，市场管理者急，个体经营者更急，怎么办？那时每走一步都可能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值得义乌人感到欣慰的是，当时的义乌市委、市政府领导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即坚定不移地肯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营者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办义乌市场昨天没有错，今天扩建它更没有错。为此，我们做了大量艰苦而有成效的稳定人心的工作，如每天把市委、市政府的意见用广播等形式，不时地向经营者们宣传，出动机关行政干部深入市场给群众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和宣传工作。同时又专门配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反映义乌市场的专题片《独立的王国》宣传，使在义乌从商的全体经营者都明白，义乌走的路没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仅没有，而且是更加完全正确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搞个体经济光荣，参与办市场就是为社会主义办更好的事。认识清楚了，信心也就坚定了，我们的市场也就越办越好。

1990年10月5日，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沈祖伦大笔一挥：义乌市场扩建确有必要。于是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波之后，义乌人办市场、办大市场的决心更大了，这回他们是彻底要瞄准“全国第一”目标进军，因此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的设计一出台就令人激动不已：义乌要建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以上的全国最大的室内商品交易市场！

第四代市场从提出到开工到正式营业，用了1年零10个月时间，这场决战义乌人非常难忘，它既使从商者完成了从商品交易的原始和简单的阶段到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色彩的整个过渡，也是弄清了什么是姓“资”、什么是姓“社”的经营性质上的根本认识。几年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1999年初的全国人大第九届二次会议上又把邓小平理论连同“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组成部分”一起写进了宪法。其实对义乌人来说，他们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和运用，与发展市场经济来推进社会前进的实践，则早已开始并获成功。当义乌人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市场经济也真的像一只“无形之手”，帮助和促进着整个义乌市场的健康发展。

1992年，在义乌的历史上可以重重地记下几笔：由国家工商局确认的全国十大市场中，义乌市场名列榜首，并为此得到国家批准，将义乌小商品市场改名为“中国小商品城”（在这之后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连续7次排名全国第一，即年年处在几万个商业市场的“老大”地位）。其二是，义乌当年向国家上缴的财政收入中，个体私营企业税收达50.5%，实现了第一次过半。别小看了这一“过半”，它的意义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是个极其重要的实践依据，当然对于义乌人自己来说，搞市场此时已不再是简单的管与不管的“副业”了，它是实现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大产业！非抓不可！非抓好不可！

我曾同一位经济学家讨论过这样的话题：在中国，类似义乌的商品批发市场不下几千几万个，为何独有义乌市场发展得如此迅猛与健康？这位经济学家运用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试图来向我论证义乌办市场的成功经验。但他的那些出自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无法使我信服，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规律别人也曾运用过，但中国很多市场在办的过程中就时好时坏或者压根儿就失败了，可义乌从来就没有失败过，一直发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这是哪只“无形之手”在作怪？在发魔力？

这正是我和许多人想弄明白的。

这正是义乌超人的魅力所在。

曾经听到一则民间传说：有个广州商人在80年代中叶认识了一位义乌人，这个广州商人已有30多万元资产，那时这样的数目绝对是大款了。当时那位义乌人是刚扔掉拨浪鼓第一次出门去广州想批点小商品回家赚个过年钱。他身上仅有500元钱，本来只够批一些最便宜的文具小商品。广州的那个老板说你要货不是？是想便宜点不是？好啊，你就请我进一次“OK厅”玩玩怎么样？那义乌人心想城里人不就是爱那个“寻开心”嘛，去就去呗。这一进去不要紧，最后一结账那义乌人差点急出性命：整整花去了他400元！这怎么进货呀？那广州人大概看出对方的窘境，说老弟你放心，我看你还算仗义，进货的钱你暂时可以不付，留下身份证下次再付也成，不过有个条件：必须在半个月之内你得把钱送来。人家已经够朋友了，那义乌人还有啥可说的？行，就这么定了。那义乌人挑着货物往火车站就跑，哪知一掏口袋只剩了20来块钱，连张火车票都买不到。这可咋办？义乌人急得全身直冒汗，他想过回去再到广州老板那儿借点钱买个回程票，可又觉得自己太丢人现眼，说不好人家以为你是故意敲诈啥的。左想右思不得要领。正在他极其为难时，他看到附近有个小店有卖竹担子的，义乌人对竹担怀有特殊感情呀，那义乌人便马上过去用身上所有的钱跟那店主讨价还价买了副竹担，并把批发来的货物全部装在担里，就迈开双腿重新当了一回特殊的“货郎担”。从广州到义乌一千余公里，那义乌人一路摇着“拨浪鼓”，边卖货边兼程回家，整整用了12天时间赶回了义乌。第16天，正当那广州老板心里骂着“不能当好人”时，义乌人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并且把准备好的钱一分不差地呈上去，说了声：“大哥，实在对不起，因为赶路我耽误了一天时间。”待广州人听完义乌人从头到尾那么一说，“老广”感动得连呼“义乌人天下第一商！天下第一商是义乌人也！”5年后，那个义乌人已经是“千万富翁”了，而那个广州人则老老实实在义乌打工，每月只挣两千来元生活费。有人奇怪地问他为啥放弃生意不做而来义乌为别人打工，你道那广州人说啥？他说：“天下既然已有义乌人在做生意，何必再有其他人从商？”关于这则民间传说的真实性我无法去查证，但从中可以让人侧面认识一件事，那便是义乌市场的兴旺发达，长荣不衰，与义乌人独特的经商之道密不可分。

义乌人从小孩到老人，都能说出下面几句话：“踏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这个“四千”精神是义乌人祖传下来的经商法宝，它源于“鸡毛换糖”的摇“拨浪鼓”生涯，可以说是义乌人经商成功的精髓。

与众多初次到义乌的人一样，开始我同样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最大的一个商品交易市场，它既不在北京，又不在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却在义乌这么个贫穷偏远的小城市？现在我才明白，这既是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在这里实践得好，也是义乌人的独特经商之道所决定的。也可以这么说，除了义乌人之外很难有第二个地方能与它竞争。这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刚刚开始不久，尤其是在我们的商品信息与流通渠道十分不健全的国度，特别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人民的生活用品及生产资料都赖于单一渠道的供给，横向的流通渠道几乎是零。在这种特定的机制下，当我们一旦始发市场经济的快车时，就会发现其不健全和不畅通的轨道常常会严重地阻碍我们的进程。而义乌人则在此时此刻充分发挥了他们独有的优势，这就是他们用双脚踩出的信息与商品流通的渠道。最初的义乌市场，基本上仍然是“鸡毛换糖”的延伸。但绝不要小看了这种延伸，正是这种像蚂蚁搬山式的延伸功能，使得义乌在得到政策允许大办市场时，它所释放出的巨能变得就像原子能所产生的裂变。当成千上万的“拨浪鼓”手们发现用货郎担将各地所产、所剩的商品，以蚂蚁搬山一般往回拉的形式，已经无法满足日趋潮涨的需求时，他们就改用车拉、船装甚至飞机代托等办法一次次地将全国各地的那些紧俏货物像蚂蚁般地搬回家乡……而就在此时此刻，他们的家乡义乌便成了万千货物的集结地。这些货物都是些百姓日用的紧缺用品，当然很快就有人买、有人批走了！这你一运，我一卖，他再一批发，物品流通便越走越快。这时“拨浪鼓”手的身份已经成了采购员，但由于他们的本质没有改变，肯吃苦，肯赚小利，所以从不怕别人抢自己生意，也不怕别人与之竞争，相反他们十分愿意在这种激烈的相互竞争中练就自己更过硬的从商本领。在80年代，我们国家的交通行业远不能适应物品流通需要，很多地方连车都不通，或者只有一两趟班车。有个义乌人对我说，他在一次外出采购货物时，不说车上没座位，就是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找不到，为了保证把货物运回家，那次他整整在火车上睡了一个星期“卧铺”——就是把身子横卧着钻在座位底下。有谁设想一下那种不能抬头、不能直腰，连撒尿都不能的滋味是怎样一种生活体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该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其实义乌人今天所呈现在国人面前的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中的无数人，曾经以同样的吃苦耐劳精神，像蚂蚁搬山般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全国各地的小商品就这样神奇地跑到了义乌，这种巨大的流入过程在同时间又向外传递着一个信息：义乌有各种你想要但别的地方没有、或者价格不如义乌便宜的货物。于是无数经商者就跑到义乌来，他们兴高采烈地搬走他们想要的商品。而在这同时，义乌人再一次发现了什么东西是别人最喜欢的，什么东西是最能赚钱的，于是又形成了新一轮的采购，蚂蚁搬山式的采购再一次从各地运回义乌。不久，聪明一些的人就采取不来回跑，而是常驻某一地，通过调拨来及时运回义乌方面所需要的商品；再有高明者在向义乌运回货物时，又从义乌市场发运常驻地紧缺的商品，如此坐地一方，来回赚钱，不亦乐乎。更有高明者，他完全靠义乌市场上或者是从其它渠道获得的信息，根本不经义乌市场，直接从有货的某地拨调至缺货的某地，如此天马行空，赚的钱便更多了！但不管哪种形式，源头始终在义乌，因为操纵整个市场和流通过程的是他们义乌人。千万别小看了义乌人这“一进一出”的运作过程，它对市场形成和促进中国产业发展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有个叫楼香云的服装贩商，最初在上海进了一批丝织方巾，很好销，后来她听说这是嘉兴产的，就拿了方巾直奔嘉兴，到那儿一打听才知这是距嘉兴市还有20里路的王江泾生产的。楼香云一看此地，交通异常不便，当地农民劳动力大量剩余，但生产的丝织产品却工艺精湛，于是说以后你们的产品我全部包了。原本一直为产品销售犯愁的王江泾人听了这话就像见了财神爷，于是一口答应。从此楼香云每天往这儿跑一趟，几年过去，王江泾就在楼香云的一次次奔跑中盖起了一排排楼房，农民们今天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楼香云呢，自然不用说，她的口袋里早已鼓得发胀。像这样的事太多了，目前义乌人在外跑生意的约有五六万人，与楼香云一样跑富了自己又带富了一片的比比皆是。

义乌人在历经上面这阶段后，慢慢发现，要使市场不断地有竞争力，赚更多的钱，以往的那种来回运拨式的生意其成本仍高，而且商品的式样受原有式样的限制。义乌人便动起了脑子：为啥不能自己动手生产？干呗！这一干不要紧，心灵手巧的义乌人几乎把各地出现的紧俏商品和尚不被人认知却必大有市场的商品，全都给制作出来了，比如有人在广东发现了“呼啦圈”，三天之后，义乌市场上就能成车成车地批发，哪来的货？义乌人自己做的呗！那一年开始流行女式长丝袜，义乌人在三天之内生产出的长丝袜比广州百货商场里销售的还要花色品种多，当然价格低了近一半，袜商们兴奋得夜不能眠，源源不断地从义乌批发，一直批发到今天，而今天义乌的袜子生产量已经是全国的绝对第一，占全国总生产量的三成以上。袜子是义乌市场几万种商品中的一种，几乎每一种商品对义乌人而言，都可以形成他们的某一个拳头产业。这里面的奥妙其实不算太复杂，用他们的术语叫做“前店后厂”。所谓前店后厂（或叫前摊后厂），就是经营者在市场里开个店租个摊，店里摊上卖的什么货，其生产出处就在他的店后或摊后的工厂。别小看了这种前店后厂的生产经营方式，它也许是中国农民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就像曾经统帅过中国工业生产“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一样，它正在或者有可能再度成为中国国民生产的“半壁江山”。在义乌我最初感受到的就是这儿的百姓的房子特别地大，每家每户基本都是一栋四五层的大楼，而义乌城区到义乌下面的城镇，大部分街景都是由百姓自己动手建的楼宇组成。开始我有些不理解义乌人为啥要造那么大的楼？三四口人住那么大的房子不都空着吗？后来我一进这些农户，才知道义乌人的家居跟其它地方都不一样，他们一般把一层开设为商店或铺位，直接售货，二楼三楼是厂房，只有最高一层的一小部分才是主人的生活用房。目前义乌的4个大市场上，共有6万多摊主，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前店后厂”。因此进义乌市场批发货物，你千万别小看了只有小小一两平米面积的摊主，说不定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位亿万资产的大老板。

我遇到这样的事不止一次。有一回我到市场采风，见摊主是位卖服装的。看了她不足3米的摊位上放了好几种品牌的衬衣，我问她这么多品牌的衬衣都是从哪儿批发来的？女主人一笑，说都是她自己的。我心想，这也许正是那种自己做了一大批各种名称的假商标，然后往别人的产品上那么一贴便冒作自己商品的投机商。女主人听说我是专门来写义乌市场的，又见我如此不信她的话，便非要带我到她家瞧个究竟。“否则你大作家凭自己想象一写，我们义乌人的脸面不就全没了吗？”哈，女主人很有“义乌意识”。于是我就跟着到了她家，这才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女老板家竟有两栋五层大楼，光雇用的工人就有600多个。走进她家的厂子车间，我看到的已经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而是一色的日本进口的现代化制衣机。她家的产品陈列室里，总共有6个品牌的衬衣，其中有3个是获得全国或省级专业机构颁发的优质证书。正是不见不知道，一见方知义乌人之利害。

我们知道，无论何种市场经济，供求、价格与竞争是它的基本要素，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过程，便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即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引起市场价格的变动，价格变动反过来影响供求关系的变化，无论是价格变动还是供求关系变化，都会导致利益格局的改变，进而引发市场竞争；竞争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供求和价格。市场机制的如此动作，一方面激发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进取精神，不断想方设法提高技术，降低成本，改善经营，从而推动整个市场及社会的发展。而这促进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发展的整个动作过程，便是我们所说的那只“无形之手”——即市场经济的规律。

义乌人从80年代初始，仅用了10年时间，由最初的“鸡毛换糖”的经营方式，争取到了自我生存的机会，发展到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市场，垄断了全国小商品生产和流通及交易行业，使12亿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市场的价格，随义乌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把自己从一个连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的贫困小县，建设成“中国百强县（市）”，人民安居乐业，家家富裕小康。这一切正是他们恰到好处地将传统的“鸡毛换糖”精神与市场经济的那只“无形之手”联在了一起，并使之发挥出了最佳的魔力。考察一个市场是成功还是失败，最好的时机并不是在全社会或者说整个大市场都欣欣向荣之时，而应该是像这一两年中我们普遍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等影响下，各种市场不太景气时，方能看出谁英雄谁好汉来。当这两年国内大小市场都在大叫“跳楼”时，我们再看看义乌市场那依旧风风火火、热热闹闹，你才意识到义乌确实值得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乌托邦，它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义乌就是这样的典范。

我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最活跃的商业流通市场、最繁荣的日常生活用品生产基地，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偏偏在浙中那个不起眼的义乌？我也一直想弄明白像上海、广州、苏州、常州这些一向统领中国轻工产品的著名生产企业的产品，为什么十分愿意舍近求远，跑到义乌来抢占市场？甚至我们还会发现，这些地方生产的名牌产品在义乌市场上的价格，比它们在本地或自己的出厂价还要便宜？而且十分有趣的是这些地方的老牌或名牌企业的老板们，还时常以在义乌抢占的市场份额多少作为自豪的本钱！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1998年那个金秋日子召开的’98中国小商品博览会上，来自中外几千个商家抢占同一市场的热闹场面我是看到了，但这并不能满足我这个外行想研究一下吸引那么多商家到义乌来的“门道”。深入之后，我恍然大悟：义乌人运用市场经济那只“无形之手”可谓到了称绝的境地。我们已知市场经济的“三大要素”，其中能吸引商家的最重要的无非是价格。在义乌市场，价格的力量是一切商品能够生存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每一个经营者及商家成与败的关键。通常一种同类同质的商品，在义乌市场一般都要比其它市场便宜三成以上，有的甚至便宜一半。这三成以上的差额便是商家的利润和义乌市场可以同别的任何市场决战的本钱。那么义乌为什么可以洒脱地做到而别人就难以做到呢？除了上面已经说到的义乌人敢吃苦、会利用“前店后厂”的办法外，再就是义乌人头脑里从来就树立着不求赚足钱而只求能赚或少赚钱的经营思想。说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做生意人不想做大生意，不想多赚钱？究竟义乌人为啥要这样做？

首先，义乌人清楚只要自己的某一种商品出手时利润一大，马上就会在一夜之间有十家百家地跟着你来做同一生意，那么你昨天赚大钱的生意到了今天、明天可能就连老本都赔了进去，三三得九地赚钱，再来个二五得十赔钱，结果你是赚了还是赔了？义乌人比谁都会算这笔账。除非在自己有足够的实力的情况下，我做某一产品的“独家代理”或独家生产者，那我就可以足足地赚它个“天昏地暗”。其实现在义乌市场上早已有这样干“独家代理”和独家生产与销售的主了，他们理当是市场上的“老大”。其二是，义乌人把赚钱的最大渠道放在批发上，量是义乌经营者追求的最大目标，在他们看来，与其抬出某一高价引来千百户商家跟着自己竞争，而一下枯了赚钱的“大江”，远不如开拓十条、一百条价格上有绝对竞争优势的“涓涓小溪”实惠得多。义乌人有个竞争法则：同一类商品，你有一元赚，我绝不赚过九毛九；你把赚一毛为目标，我不把赚五分钱视为吃亏。你卖一分钱不赔不赚，我五厘卖出去眼睛不多眨一眨。啥道理？他们自己说这是赚钱的真正奥妙：出手快、快出手，才是根本。到义乌市场亲自转一转，亲眼看一看，你会发现，同一个商品，在同一个市场内会有几种甚至几十种价格，就连你在同一个摊主那儿，此一时与彼一时买的货，也会有完全不同甚至上下差异极大的价码。你用不着瞪大眼睁小珠，因为这就是义乌市场的独特奥妙。如此强大而又不可抗拒的价格竞争所出现的后果是，你必须提高供求的能力。供者，有别人无法求取的远来货，也有近得不费任何费用的“后厂”直销货，更有名厂名牌的独家货，这些都是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中取胜的某些先决条件和必要因素。你这样做了，我便想出更绝的办法超越你。于是他便不能再重复前者的路子，只能去另辟途径：或靠更新技术，或靠提高素质，或靠引进先进管理机制，总之你得想尽一切可以想出的办法。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式地前进，市场便在这种循序渐进中发育和健全，处于崛立不败的境地。上面所说的市场运作规律是对那些直接在商场内参与经销者而言的。而那些外地的著名企业、名牌产品，它们在义乌又为什么甘心情愿“舍利卖血本”呢？第一次到义乌采访时，正巧有位苏州老乡和我住在一个楼里。他告诉我他是苏州某丝绸厂家的，这个厂名与所生产的丝绸产品，我知道是在苏州当地也颇有名气，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的苏州老乡舍近求远来到义乌，而且听说他在这儿的批发价比苏州还低出几块钱。老乡笑了，说表面上看我们来到义乌市场似乎是在做赔本生意，其实天底下哪有专做赔本生意的事呀？所谓的赔本是专门念给那些要买你产品的人听的。你想，当有人听说你是拿了比自己出厂价还便宜的货到义乌来，就凭这一条，他客商不买你的货才怪！好啊，这一卖你的生意不就成了嘛！这是第一步，我们看中义乌，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现在已是全国包括服装在内的最大市场，它是整个国家的轻工纺织产品的集散地，其价格和销售情况便是整个行业的晴雨表。我们在这儿插上一只脚，就会知道全国乃至海外的市场信息。有了这样的信息，便可以指导我们企业的生产销售决策，在今天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晴雨表”掌握好了，就能使我们在市场上的每一次出击都取胜。你说，我们在义乌市场上的局部“赔本”换来的是什么呢？合算不合算？

我笑了。生意人都是“狡猾狡猾的”。据说现在义乌市场上全国著名轻工产品的商家大部分在此设有总代理和总经销。我专门探访了上海某著名笔厂的一位总经销，他告诉我为什么外地那些著名厂家愿意在义乌市场的另一个秘密。他说他是义乌本地人，市场开放的早期，他自己专门跑上海这个笔厂。后来熟了，厂里也看他一次次来提货的数不断往上涨，很高兴，因为上海厂他们自己的销售已经有点走投无路，没想到义乌一个个体户帮了他们不少忙，自然很感激。上海笔厂的厂长又专门上义乌市场考察了几天，发现这儿正是一块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发现的销售大战场。厂长这时跟那个义乌人说，干脆你在义乌当我们的总代理吧，我按低于出厂价给你，你批发给别人多少钱完全由你自己定，我总厂还给你一个奖励政策：每多销一百万元产品，我给你奖励若干万元，如何？这么好的事傻瓜才不干！义乌人很快接受了，从此这位义乌“总代理”就把上海笔厂完全看作是自己的厂一样，尽心尽力地一方面不断开拓市场，打开销路，另一方面随时注意整个笔业的发展动向，及时向厂子提建议、提改进方案。几年下来，他先后为厂里提出了几十个改进产品与市场对策的建议，厂子根据他的建议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不断推出了近百个符合现代中小学生的流行款式，市场销路大增。3年来，这个笔厂的产值翻了两番，这在全国笔业生产面临严重倒退的时期，上海厂家不仅保住了饭碗，而且还吃上了“生猛海鲜”，上海厂家乐得常常把感谢义乌市场的话挂在嘴边。再说说义乌那位“总代理”，他当了上海笔厂总代理后的3年间生意越做越顺手，因为再没有人跟他竞争了，整个同品牌的产品全由他一人操纵市场，所以十分得心应手，销售额较以往增加数倍，收入当然也随之水涨船高，仅上海总厂奖励他的钱就是好几百万！

哈哈，彼此赚钱！大家赚钱！在这般同庆同喜之中，义乌市场又再一次向前大踏步地迈进了……

这就是市场经济学专家所言的“无形之手”的神奇之处？是的，一百多年前，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他所著的那本厚厚的《资本论》里，其实早已给我们描述过，只是后来各式各样的继承者对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产生了多种分歧，使得本来为人类共有的社会基本规律，硬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了，而反把社会主义社会该享有的经济财富给剥夺了。义乌人的成功实践又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和享用这种财富，并在这种认识和享用过程中创造着神奇。

从上面所涉及的事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捉摸不透又叫你每时每刻处在激动与兴奋之中。也许这就是它的魔力所在。义乌市场能有今天这样长盛不衰的景象，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联托运市场的完备发育，紧随其主体市场和中心市场的健康发展。只要踏进义乌市，你就会马上感觉到这儿的运输线路和运输车辆之多，用“四通八达”来概括似乎太缺少了艺术色彩和想象力。义乌的主人告诉我，他们的市场繁荣实在少不了以联托运为主体的运输管理体系的有效建立。而这恰恰是国内一些专业市场为什么最后不敌义乌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抓“运”这个环节上输给了义乌人。最初的义乌人经商，靠的是两条腿。后来发展了，自己有了车子，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拉快跑”，可仅靠这要想与市场的蓬勃发展相适应，还是远远不够的。长期的计划经济严酷地限制了经营者的双腿，你不是有了车子想“多拉快跑”吗？那不行，路是国家的，线是集体的，我让你走你就可以走，我不放行你有车子也白搭——多少个市场最后就死在这个体制上。义乌人聪明，当中心市场已呈规模后，他们随即把运输也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并像管理中心市场一样，给予运输业以同样的政策，并且把运输业本身当作一个完整的关联性质的市场进行大举开发。交通路线是国家公有的，而我可以给你政策呀！于是一整套个人承包的“联托运市场”管理方法便出台了。这对经营者来说，就好比你在他的双腿装了两个轮子，就好比在他两胁插了翅膀……那才真叫舒坦、活络！现在，义乌每天出出进进的数十万吨货物，就是靠那数百条天上的、地上的、水上的运输线路源源不断、畅通无阻地连接着全国、全世界，并以最快捷的速度和最合理的价格满足着义乌市场的每一位经营者去织编他们心中的美梦。

从上面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可以看出，义乌的经验也向我们提示了另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在正确利用市场经济规律的那只“无形之手”的同时，建立有序的管理机制、金融政策和人的思想行为准则，由于它们的得力，而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那只神奇的“无形之手”更加发挥魔力。我申明的是：本作品不是篇学术论文，故而无法用过多死板的语言来论述那些十分宝贵的经验。比如义乌在办市场过程中自始至终的税收政策、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正规灵活的金融体系等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内部的管理体制，直到经营者之间一旦出现问题时所设置的调解机制等等，无一不是一环扣一环，环环显神威。但我依然想写进些片言只语让读者同我一起去感受义乌人和义乌市场的另一面——一件是关于义乌市场管理部门处理和打击假货问题。

曾在几年前，国内商界对义乌市场有个说法，说它是“中国最大的次品市场”。似乎有了义乌市场，便跟着就诞生了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这着实把为人正直的义乌人冤枉得不轻。可事情偏偏不是无中生有，义乌市场发展之快，市场之大，又有那么多赚大钱的机会，谁不往你义乌这块风水宝地钻？可苦了的正是义乌人。但埋怨没有用，担心倒脏水连孩子一同泼出去也不是办法。义乌人从1991年开始，工商部门连续5年甩了“四把斧子”，那听起来真是有点惊心动魄：头一把斧子是对所有名优产品的销售摊位实行“定点定摊、亮牌经营”，就是说，你对自己销的名牌产品除了要有厂家的代理代销证明外，你自己必须对销出去的商品敢拍胸脯，出了问题，不仅要加倍赔偿，还要在全市场列名张榜，使你不得再在有大钱可赚的义乌市场里设店摆摊。第二斧子更绝：来检举查证的不光是工商管理部门和广大消费者，而是请生产厂家派专人来监督查询。说到底，最恨假冒伪劣产品的还是厂家，请厂家派人到市场来监督不就等于耗子洞前养了一只猫，谁还敢轻举妄动？第三、第四斧子属于高明办法：义乌主动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定期承办名优新产品博览会；与各名牌企业建立联络机制，在商城特设名优产品展示柜等。如此连挥大斧，那些企图混水摸鱼者再不能随随便便在市场内兴风作浪。几年下来，义乌市场不说一片净土，却也差不多清澈见底。你今天到市场里走一走，再抬头看一看街头路旁铺天盖地又醒目多彩的大广告牌，就知道现在国内多少名牌产品的厂家已经在义乌立足了。有位上海国有大企业的老板，前几年听人传言义乌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如何如何之多，去年他亲自前往考察了一趟，大呼不该轻信别人的偏见之言。当年，他的企业产品大举进入义乌市场，别人问他收益怎样，那老板笑着只说了一句话：“谁要是失去了义乌市场，谁就是最大的损失！”

第二件事是我在商场内碰到了一个不能不写的人物。

他叫黄昌桂，是义乌市场的派出所所长。黄昌桂的名声在几万人的义乌经营大军中非常显赫。从80年代初起，随着义乌市场的快速发展，这块生钱的宝地也成了各路不法分子竞相显身手的场所。国内某一市场，曾经由于法治不力，盗贼云集又猖狂，结果好端端的一个市场最后谁都不敢去了。你想，商客们外出辛辛苦苦做生意求的啥？当然是钱财，但钱财又怎能与性命相比？义乌市场不是没有出现过令经商者心惊肉跳的事，眼下仍时有出现。然而那些胆大妄为的盗贼与歹徒一旦领教黄昌桂的铁臂火眼后，就再不敢轻举妄动了。黄昌桂听说我也是军人出身，便格外高兴地聊起他和同伙们的事。他说组织上把他放在商场这个特殊岗位，是因为他的“反扒”本领突出。

“可以不含糊地说，凡是想在我们义乌市场里干偷偷摸摸的事，就别想吃好果子。”身材瘦小、面容清癯的黄昌桂一开口便让我颇为吃惊。

“几十万平方米的大市场，每天流量就是十几万人，你有把握不漏过一个小偷？”

“只要他敢在商场里停留几个小时，我就可以逮住他！”

“真的？”

“军中无戏言。”

我看不出一副诚实可信的黄昌桂能有半个字是含水的。其实在采访他之前就有人向我介绍，他是远近闻名的“全国优秀民警”荣誉称号获得者，但这样非常绝对的话出自一位对工作勤勤恳恳的老实人身上，则更让我对他肃然起敬。看到不断有人来找黄昌桂处理事情，我只好请他讲些逮住盗贼的个别精彩“片段”：就说说去年破获几起摩托车大案吧。黄昌桂顺嘴说道，你大概也看到了我们义乌市场外的摩托车群吧？咱这儿的经营者个人使用的交通工具基本都是摩托车，几个市场门口的摩托车加起来足有近万辆。盗贼早已看中了这块“肥肉”。现在的犯罪分子信息快，技术高明，团伙作案居多。我们公安部门早已在前两年就掌握了有几个在其它地方嚣张作案的犯罪分子扬言要“铲平”义乌市场。这些盗贼非同一般，都是偷、运、售一条龙作案的，而且出手快，遇到对手反击残忍。去年他们果然来了，看到义乌几个市场外有那么多停放着的摩托车，简直要流口水。可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我从“内线”得知他们流窜到这儿后，就及时带领便衣小分队在各个市场外巡逻。盗贼们大概看出门道，所以来义乌后的头几天里都没敢下手，后来他们改变了行窃地址和时间，专在晚上窜到居民小区探点。他们万没想到的是，其实我们一刻也没有放过他们，国庆节前后的那两个夜晚，这帮“黑手”以为该到上手的时候了，可他们哪想到黑手刚刚伸出，立即被我们生擒活捉。等候在火车站接应的那几个销赃的家伙，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我们铐进了囚车。事后这帮横行各地、屡屡作案的盗贼们沮丧地承认：他们曾多年走遍大江南北从未失手过，但却弄不清为啥偏偏栽在义乌？我对他们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说你们不是知道义乌的市场最能赚钱吗，可你们忘了最赚钱的地方一定也是治安工作做得不同一般。那帮盗贼听后细细一想可不是这理？黄昌桂说，去年以来的半年中，义乌境内连续破获了7个摩托车盗窃大案，其中经他之手破获的就有3个，共逮捕17个犯罪分子。“要让市场欣欣向荣，就不能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黄昌桂说，这几年来，在经商市场里最多的犯罪行为是明目张胆地拎包和假装谈生意对你行骗，这也是广大经营者最惧怕又防不胜防的事。为了打击这一类犯罪，我们派出所干警本来就少，不得不经常全部出动，并且人人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就在前不久的某个周末。市场上的人格外多，黑龙江来的一群歹徒以为这时候我们公安人员都回家休息了，他们便集中在布匹市场瞅机会夺包抢取他人钱财。快到中午时分，其中的一个家伙盯住一个准备进货的上海人动手。那家伙根本想不到就在他出手夺人包时，一双更有力的大手死死地钳住了他，随即我们将这一个夺包团伙一网打尽……

如果不是又有两人因为生意上的事争吵起来而非要黄昌桂出面调解，我本可以听听他更多的传奇。因为我听说他和同事为了让经营者能安全地在市场正常买卖，曾不止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与歹徒搏斗，而且已有几位干警永远地倒在了血泊之中……可他来不及给我讲这些，却出人意料地讲了另外一件事：“我现在最感到不安的是，我手下的5名同志，由于人手少，大家天天都得加班，仅去年一年每人平均加班近3000个小时，等于一年干了两年的活。大家太辛苦了，可我又没法让他们过正常的节假日或正常上下班，你都看到了，咱这儿守护的是全国最大的市场，越到节假日，这儿的人就越多，我们的工作也跟着越忙，离不开人哪！唉——”临别时，黄昌桂无奈地朝我甩了一下手，便消失在人头攒动的繁华市场里……

望着人山人海的市场，看到人们一个个脸上挂着平和喜气的神情，我正想对黄昌桂好好说一声：可敬的英雄，义乌人民、和义乌市场息息相关的所有经商者一定会牢记你和你们的，因为大伙都明白，市场的繁荣，依靠的正是无数只有形和无形的巨手在支撑！

第一篇义乌：田埂上崛起的“曼哈顿” 第四章崛起在田埂上的中国“曼哈顿”

在义乌的日子里，有一幕令我很激动，那个晚上我到市科协大楼现场观摩农民们学外语，这本身就是挺新鲜的事。曾几何时，中国的农民还在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进行着艰辛的“修地球”，后来苏南一带的农民首先走出了一条乡镇企业之路，再后来就有了安徽“小保姆”和浙江温州“鞋匠”进城的故事，近几年又纷纷出现了农民搞企业、办市场，欲与城里人争个高低的事，但我还是头回听说农民们做生意已经到了要学外语的层次！其实这在义乌已经有两三年的历史了，不算啥新鲜，只是我们这些太缺少对中国农民现状了解的人才感到新奇而已。

那晚令我激动的是，在远离京城的浙中地区我发现了一个中国“曼哈顿”！因为它同样也有像西半球海岸边纵横交错的宽阔大街；也有人流车水拥簇着高楼林立、广厦成群间那灯火熠熠的不夜城；也有潮海浪卷下听不够、数不尽的舞与乐……其实当时我知道，这是由于自己沉浸在对新城义乌的一种陶醉之中的感觉。可在黎明之后的第二个青天白日下，我依然感觉自己是在“曼哈顿”城！没错，微有不同的是两年前我在大西洋东岸所见的那个曼哈顿四面都是潮海，而现在我眼前的这个“曼哈顿”四周是商海——商的潮海。

曼哈顿是世界商之都。

我激动和自豪自己的发现，是因为中国的“曼哈顿”不仅已崛起在我们面前，而且已经成为亚洲的商之都。1105平方公里的面积，并不是一块小地方，它大于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几倍，也近乎是两个新加坡国、一个香港特区那么大。在西方，有谁敢轻视过那片承载着美利坚合众国经济巨轮的小岛屿曼哈顿？在东方，有谁怀疑过称雄“亚洲四小虎”之一的弹丸富国新加坡？那么，从现在起谁藐视中国的义乌便是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

有几个数据，也许可以最直截了当地介绍给那些没有去过义乌的人们，使其有个清楚的认识：在改革开放的前夜，义乌全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28亿元，财政收入为1779万元，农民年人均收入180元。20年后的199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0亿元，财政收入达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500多元。弹指一挥间，在同一块土地上，衡量一个地区主要社会发展的三大指标，竟出现了分别为94倍、28倍和25倍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等时间里，能出现如此高速的增长，也许是罕见的。但义乌人实现了，并且面对如此的高速增长数目，他们会平静地微笑着告诉你：这个数字里藏着不少的“埋伏”，实际的情况将远远不止这些！

其实我早已感受到这一点。你只要看一看市领导的年度工作报告中列举要完成的“几件大事”，以及亲身实感到的每天都在变化着的城市，再走进商城或普通市民家庭，随便问一声某人全家去年到底多少收入时，你听后定会惊心地一跳。我已经对此不以为怪了，因为在义乌这个市场经济社会化、来自个体和私有制的经济已占主导地位的地方，你想通过简单的统计，是很难得出正确的数据——“往低里说”则是普遍现象。有一个活脱脱的数字倒可以从侧面让我们了解一下义乌人的富有程度：每年年底浙江省从银行方面所统计到的资金净回笼情况，义乌一市要占浙江全省资金净回笼总量的三分之一！得了，浙江全省现今共有68个县市，小义乌原来是个重量级的“腰包”！今日之世界，早已明了一个新的公理：国的强弱已不在地盘大小，人的力量更不在体胖高瘦，义乌人在自己的田野上正垒起一个东方“曼哈顿”……

今天（1999年3月30日），我在晚上吃完饭正看“新闻联播”时，突然荧屏上出现了一个亲切的名字和品牌——浙江义乌的大陈镇和“能达利”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榜上有名”。前者的大陈镇，是义乌市二十几个乡镇之一的“中国衬衫之乡”，后者则是这个镇上有对兄弟创出的“中国衬衫之王”的一个名牌产品。关于大陈镇这个地名了解它的人可能还不算多，因为中国这样的农村乡镇有几十万个，就是与它同名的镇也许能排成一长串，但我们现在说的义乌市的大陈镇，则在任何一个同名镇或者不是同名的中国乡镇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奇迹，那就是从这儿生产的衬衫，每年可以供给12亿中国人中的十分之一人穿。一天近50万件，源源不断地输向市场，一年就是1.5亿件，如此的数量，如果将其平展开来，那不是可以把西海岸的纽约曼哈顿整个地罩在柔软的温情之中——我为东方“曼哈顿”编织了一个美丽之梦。

今年春节前，我再度来到义乌采访，第一站便到了大陈镇。我渴望感受“衬衫之乡”的豪迈与温情。在这之前，我听说了一个动人的传说。在十几年前，有一个走出大山到外地打工的大陈镇农妇，因为第一次上城里人家做工，她特意自个儿扯了一块“洋布”，赶个夜缝了件罩衫。进门头天，城里的女主人欣喜地扯着她的罩衣左瞧右看，连声道好。第二天女主人也到街上扯了块更时行的布料请这位大陈农妇帮她缝了件罩衣。“好极了，我的同事们都说好，她们每人想请你做一件，5块一件工钱怎么样？”一天，城里的女主人抱回一堆布料。脸上充满喜色的农妇说：“行，允我几天时间。”大陈镇的农妇爽快地接了过来，几天后便将几件缝好的罩衣端端正正地交给了女主人，而女主人则不亦乐乎地交给她整50元钱。“这是工钱，你一定得拿，是人家给的。”她无法推辞。日子久了，这位大陈农妇一日见女主人穿了一件绣花衬衣回家，横竖觉得标致。后来她在回大陈时试着给同村小姑子也带了两件绣花衬衣。这一下可美坏了她的小姑子！村上的姑娘见了好眼红，于是就偷着为自己缝起绣花衬衫。这一传十，十传百，大陈镇的姑娘家都穿起绣花衫来。后来便有人往外面和城里带这种绣花衫，这一带不要紧，不多时便有无数手巧的农妇加入了缝制绣花衫的行列。大陈镇的服装生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后来男人们也加入了做服装生意的行列。大老爷儿们干起来就是不一样，这好比都说中国的女人主家事，会做饭菜，但当好一名烹饪大师的又多是男人，这是因为手巧和技术是两个概念。进了门槛的技术真正要说好的还应该是大老爷们儿——当然不排除也有女强人打天下的，就是大陈镇上也有为数不少的女能人。可是成大气候的毕竟大老爷们占多数，大陈镇在成为“衬衫之乡”的进程中也不例外。

“衬衫之乡”比我想象的要气派得多。年轻的镇党委书记徐江琦不像有的乡镇干部一开口就拿出“年度统计表”一类，堆给你如山一样的数据，他指着排排高楼叠起的街道问我，他这儿像不像城市，他说你们北京人最有权威评判这个问题。我四周瞧瞧，颇有些为难，因为按照“城市”的标准，这儿似乎少了些喧哗，多了些幽静，虽然宽阔的大街上也有不少车来人往，但显然井井有条，没有那些叫人烦恼的拥挤。于是我只好直说：“城市还不一定够得上，但比起北方的中等县城，绰绰有余和现代化得多。”小徐听了哈哈大笑，说这就满足了，因为他曾同别人打过这样的赌，要是有人能把他们的大陈镇说成像座城，那他从市里下到小镇来当书记算是一种“高升”。现在他从我嘴里得到了“高升”的引证，自然有些自得其乐。小徐书记曾是市委宣传部的才子，因而很幽默。“不过我内心真的感到我们大陈镇的许多了不起。”他深情道，在过去“农业学大寨”年代，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陈人也有过露面的时候，是省里的老典型，可农民们除了能得到几句空头的表扬外，两手依旧空空，儿女娶亲出嫁还得靠摇拨浪鼓的老父亲外出“鸡毛换糖”挣得的几个脚钱办事。改革开放给大陈镇人带来了真正的机遇。当像本市的廿三里人开始形成自己的有形市场时，特别是后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蓬勃兴起，大陈镇的农民们便着手建立自己的产业优势，即已经渐成气候的衬衫加工业。最初的是东一家、西一家的作坊式加工场；后来是东一村、西一村的小规模形式，之后便是成片成片的衬衫加工户；再后来就是一个又一个衬衫生产厂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这一过程很有趣，就说销售运输这一块吧，大陈人最早的销售是靠几个妇女提着竹篮或是拿一个布兜搭乘拖拉机什么的往城里的自由市场上自己吆喝着卖；后来是男人们带着样品跑外联系客户，再通知家里发货；再后来是整车整车地往外拉；而今都是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客商自己跑到大陈镇来拉货等货。农民们办厂和经商的方式也随之改变着。由最先的家庭作坊式，到几个人的联户互助式，再由几户联合到大户独立作战态势，发展到现在集团和名牌产品企业领头，与全镇千百户小企业互动并进的局面。集团企业与名牌产品构筑着今天大陈镇作为“中国衬衫之乡”金碧辉煌的大殿，千百家中小企业则是烘托这“中国衬衫之乡”金碧大殿的基石和四围的绿地与花园……如此参错有序的产业形式结构，组成了大陈镇今天固若金汤和名副其实的“中国衬衫之乡”。

小徐书记指着几乎全为新建筑的街道与两边的楼房说：“农民们现在可懂得什么是市场了。我们现在全镇共有400多家制衣企业，为了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过去分散在各村寨的家庭式工厂，现在几乎都搬到了镇上，其中60多家大企业基本都集中在镇上。我们这儿是过去的一户农民，现在差不多都是一个品牌甚至是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品牌的企业。他们往镇上每搬一户，大陈新镇就等于延伸了一段，规模大了一片，现代化了一程。这种符合市场规律的聚集，带来了小镇建设的城市化，企业经营的规模化、地方优势的产业化、供销运输的快捷化、优胜劣汰的竞争化和整个大陈镇自身形成市场的良好气候与条件。而大陈镇自身形成的市场化给我们‘衬衫之乡’原有的优势所带来的好处更是不计其数：信息的互用、价格的良性调节、企业与企业之间联合兼并的方便以及共同构筑‘衬衫之乡’的形象与影响度。就在几年前，谁认识我们小小的大陈镇嘛，连义乌这市名在全国也没几个人知道。可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服装业尤其是搞衬衫行业的，他如果不知道或不了解咱大陈镇的行情那他准吃大亏。另一方面，正是‘衬衫之乡’的市场影响力，使得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衬衫行业的经商者都往这里跑，大陈镇本身就成了整个衬衫行业的市场中心和发挥着第一市场的作用。”

“面对这种发展，你们是如何适应的？”

这回小徐书记拿出了一份文字材料给我看，那上面是大陈镇“1999年18项基础设施投资与实施计划、责任人”等情况的详细规划。我粗略一算，总投资超过一个亿。“这几年我们镇政府每年都要投入这么多钱来完善和改造好小镇基础设施，使小镇真正成为不仅具有产业的‘衬衫之乡’优势，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衬衫之乡’的市场优势。”他说。

“一个镇级单位每年要拿出亿元资金搞基础建设，钱从何处来？”

“当然首先得有实力呗！”小徐自豪地说，“去年我们全镇工农业产值达到20亿元，财政收入190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6080元。从这个数字上来看，作为镇一级的经济成果已经了不起了。大幅度发展镇区建设，仅靠政府的力量明显不足，但我们的潜力在于农民手里有钱呀！咱这儿的企业全是个体和私营者，现在的个体、私营者可是不一般了，他们大的几千万、几个亿资产都有。像我们今年要搞的18个项目中，5000万元的资金是由镇政府出，另5000万元就靠我们的那些个体私营老板了！”

从廿三里的百姓主动出资修路的事，我不再怀疑大陈镇人同样也有义乌人民共同的一种美德：个人富了，从不忘集体和公益事业。

大陈镇的今天已经是很规模很超前的城镇了，而政府今年的18项新投资项目，更让人心潮澎湃。看，他们又要在世纪末的今年内建起美丽如画的“江滨绿廊”、可以开四道车的大陈大道和像大都市里的那种立交桥……

我忍不住又想起了曼哈顿。于是便对小徐书记说：“希望你们的大陈镇成为‘中国曼哈顿’的‘时代广场’！”

“没问题。下次你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陈广场’了。”我仔细再一看他手中的18个项目，可不是，里面有一项就是要在年内建设一个集各种交易和市场功能的“大陈广场”。

好你个义乌人，似乎你们昨天已经在做了的一切，都是在为明天成为中国的“曼哈顿”写注解！

来到大陈镇，我不能不去中国“衬衫之王”之一的“能达利”。

这是一个哥俩办起来的厂子。目前他们厂的“能达利”产品已成系列，国家服装公司认定他们在中国衬衫行业的市场销售量和品牌优势在前五、六名。“能达利”在义乌是当然的“衬衫老大”，哥叫陈溪见，胖乎乎的，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弟陈溪东，清清秀秀，一表人材。哥俩从开始干衬衫业到现在成为全国衬衫行业的龙头企业并没有多少年头。1992年前，哥俩还是拎着皮包扛着麻袋满世界跑推销的“小货郎”。说起来陈氏哥俩的发展并不复杂，他们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共有兄弟姐妹4个。老大陈溪见高中毕业时极想上大学，可几次拼搏都没考上，于是只好回家当农民。这小伙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当他在别人已经开始做起服装生意时，他心里尽管仍做着“大学梦”，但毕竟离生活的现实远了些。这时弟弟陈溪东也初中毕业，哥俩一商量，说咱们也做生意吧。那时并不像现在正儿八经地办厂，他们先买了一台缝纫机，等种地天黑回家后在小煤油灯下试着做上几件，再到街上卖卖看。如果能卖掉，就再做几件。如果卖不掉便上地里种一段田再试着来。做着做着，便有人来接货，就是把货低价卖给中间人，这些中间人负责帮你推销。一件衣服最多赚上一两块甚至几毛钱。可这也比种地好啊！在与命运苦苦挣扎中的陈氏兄弟，决定把积存起来的钱全部买缝纫机，然后又雇了二三十个小工。这样他们在乡下又干了足足两年，等到第三年时便在小镇上租房办起了一个有点像样的厂。

“从1989年到1996年的那8年里，真的像‘八年抗战’，那段时间是我们哥俩最辛苦的年份。”在气派非凡的会客厅里，已是总经理的弟弟陈溪东颇有感慨地道：“当时我们的年产在二三十万件左右。这个规模是属于既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产品，又缺乏市场价格竞争优势的阶段，唯一能跟人家拼的就是靠销售上的灵活性。可这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我哥俩分工，他跑西安我跑沈阳，这一西一北大半个中国，你只要能说得出的地名，没有我们哥俩没去过的。有些当地人都不是特别清楚的，我哥俩都涉足过。那几年你知道我们的生意是咋做的？嘿，现在想起来真觉得蛮有点意思。那其实不叫做生意，是认门呐！因为我们是小厂，没人认识我们，更不认我们的货，所以每次只能去认人家的门。但就是这几年，我们认门认出了门道。觉得在中国做生意太有潜力了，那就是我们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那儿的特点便是代表了中国百姓的基本水平，而生产销售适合这些地方的对路产品，也正是摸准了中国市场的门道。1996年，经过‘八年抗战’的锻炼后，我们哥俩决定像模像样的办个衬衫大企业，于是一投资便出手3000多万元。当时仅买地皮一项就花了1000多万，因此有人猜测我们是不是炒房地产，等到我们的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全套从日本进口的设备开始飞转时，大陈镇的父老乡亲们惊诧不已，说这才像做大生意嘛！”陈溪东一边领我参观他的现代化成衣流水线，一边不无神采飞扬地讲述他与哥哥俩人当年决策的英明：“你都看到了吧，这么大摊子，开始不少人说这哥俩，抽的洋烟穿的名牌，全都是贷的款，有他们哭的日子。可仅仅3年时间，我们依靠自己的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一下占据了中国衬衫业的制高点。同时又由于‘能达利’的名牌优势，使得企业像乘了火箭一样的发展速度。如今年产值已达1个多亿，利润超千万元，光‘能达利’名牌的无形资产就值1.6亿元……”

陈氏兄弟是自己亲口告诉我有多少财产的“亿万富翁”。按照目前“能达利”在中国衬衫行业中所占的市场份额以及名牌效应，他陈氏哥俩就是躺着也有挡不住滚滚而来的钞票。只有初中文化的陈溪东听了我的话，露出了一副只有农民儿子才有的憨厚的微笑，他说：“多少钱对我哥俩好像现在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你可能不相信，我们的父母亲还都住在乡下，我们还种些地，虽然他们可以从儿子这儿拿走用不完的钱，但他们依旧愿意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哥俩则有另一种人生追求。我们更多想的是如何进一步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让中国的男士们都能穿上我们的‘能达利’，有朝一日也要让老外们都穿一穿中国的‘能达利’而不是‘皮尔·卡丹’。”

我完全相信陈溪东的话，因为义乌人用了十多年时间建立起了一个亚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能达利”在中国衬衫行业称雄一方的时间更短，仅五六年。“皮尔·卡丹”老了，而陈氏兄弟才三四十岁，你认为谁赢呢？当然是我们的义乌人，我们的“能达利”！在走出厂区时，陈溪东特别邀我到他工厂前的公园坐一坐。我举目四眺，在观赏花丛锦簇、小桥流水、青岭飞鹤之后，不免有些自卑起来：什么时候我在京城的家门前也能看到如此一方仙境，那该是何种人生？

“光这儿的地皮我们就花了500万元。但为了让大陈镇的父老乡亲也能像城里人一样在公园里享享福，我们非常乐意做这件事……”陈溪东的话，让我感到大陈农民的胸膛里有股岩浆般的滚烫！（从报纸上获悉：陈氏兄弟现在更了不得。他们不仅在新加坡有了“中国时装”上市公司，最近还投资两亿元参与筹建“钱塘航天有限公司”，成为民营航空公司老板）

我以为不接触孙荣福这样的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义乌市场的起源与变化的深刻性，也当然就说不上真正了解义乌人的精神世界了。

他把他的家安在义乌市郊的一个山头上。从义乌繁华的市区来到孙荣福的“领地”，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那篱笆还在，那菜地还在，那足前脚后的鸡鸭狗猫更是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欢势着……孙荣福的“领地”是整个山头加上一直往下延展的山坡，总共有100多亩面积。这儿有他一新一旧的两个家址。旧的是典型的江浙农舍，新的则是我所见到的个人住宅中最豪华和气派的一栋西洋式楼房——即使是某些京城的高级领导或者高级别墅也远不如孙府新宅。孙荣福让我领略了什么叫富，然而这不是主要的，孙荣福让我领略更多的是义乌人所具有的崇高追求和品质。

老孙到底有多少钱？我没有问他，这是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但我知道，义乌市区内目前唯一的一个稠州公园是他孙荣福个人捐建的。这事发生在10年前，当时义乌的市场还处在一般水平，义乌人还仅在脱贫过程和刚向小康迈进时，孙荣福一下投资几百万元，用了两年心血，将义乌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公园建了起来。1988年，开张一年的公园就有了几十万元的收入，不用说，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好多人都说老孙这家伙又瞅得比别人准，是着实的“冷门生意”。但就在这时，人们正准备看着孙荣福在第二年抱“金娃娃”时，他老孙竟上书给市府，说要无偿将公园献给市里。当时，几十万义乌人全都被震住了：他孙荣福简直太了不起了！

孙荣福确实了不起，这并不在于他有钱，而重要的他是个会经营且骨头很硬的汉子。在常人眼里，老孙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然而只有走进他的心灵，你才会明白这位硬汉的脸上为什么很少有笑脸。也许在今天那些众多的义乌“富翁”身上每个人都有一部不平凡的传奇故事，可似乎谁也难比孙荣福，因为他曾经饱受的辛酸与折磨已经浸入他的骨气之中。我了解孙荣福的一些情况最先还是从老书记谢高华那儿得到的。“老孙在‘文革’期间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就是因为带领农民外出打工，结果被定为‘黑包工头’而开除了党籍。”谢高华说，“我于1982年到任不久，有一天孙荣福给我写了个条子，提出要承包凤凰山——那是个集体所有的果木场，连年亏损。凤凰山名字好听，其实只是个荒山头而已，共有120亩地。孙荣福提出承包的条件有三：一是承包期为5年；二是每年上缴大队两万元；三是原果木场的10个人的工资由他负责。此事在当时尚没有先例，问题就在于他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可我觉得老孙自己拍胸脯承包一个连年亏损的集体企业，并能给10个人开工资，这事利国利民，给一个‘犯错误’的人也算是个出路吧。我就在他的条子上批了‘同意’两字，又写道：‘5年承包期太短，可以承包30年。’这件事我是顶着风险办的，后来果真传来很多风言风语。”

孙荣福家共5口人，除孙与老伴俩人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大儿子结婚了，但作为家庭公司的“义乌永强养殖有限公司”，只有本家5个人的股份。孙荣福一家过得非常和睦，老孙现在是这个亿万家产的公司董事长；大儿子是总经理；老二是女儿，当会计；老三小儿子跑外勤；孙夫人是出纳。很有趣，5个人看起来职务有别，但较起真来谁都不比谁权力小，不信你老孙头不是董事长吗？你不职务最大吗？可你决策要有错，在家做饭炒菜的孙夫人就有治你的办法——她不给你支付一分钱，看你董事长到哪儿牛去！

“我们家实行民主议政，集体决策，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老孙对家族企业的“内幕”进行了首次公开透露。他说：“前年我就想投资养殖娃娃鱼，但方案拿到股东会议上就没有通过，只有我1票是赞成的，他们4票反对。我没辙，大家认为养殖娃娃鱼投资大，风险更大，特别是中国市场到底能不能使娃娃鱼成为气候，这还有待考察。我虽然个人认为中国的娃娃鱼市场必定前景可观，但既然股东会议不同意，我只能服从。又过了两年后的今年，当我再一次把开发养殖娃娃鱼的事提出来后，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各方调查论证，最后全体举手，于是我们才决定拿出1300万元的投资来……”

孙荣福的家庭公司，让我看到了中国现代私营经济趋向成熟的喜人景象。

像孙荣福那样成功的家庭与私营企业在义乌不是少数。从孙荣福那居高临下的凤凰山下来，我看到了义乌市的另一个令人拍手叫绝的地方，那就是义乌农民们自己建设起来的一个个现代化的大型农庄。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是个平原与丘陵兼有的地区，还有一部分山区，它具有中国农业县市十分典型的自然条件。在看到已经具备都市风采的义乌城区和如大陈镇、廿三里那样初具现代化规模的乡镇，我曾设想了一种对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担忧：以后农村都成了城市，那么那些自然条件差的山区或丘陵地区的农民怎样实现现代化呢？或者说，义乌市这样一个城市建设随着市场的超乎想象的发育，会不会本地自身之间出现严重的贫富差异？假若我们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许多过去是种地的农民，后来因为办企业或经商而走进了城市，或者有的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城镇发展而一夜之间由农民变成了市民。那时土地谁来种？种田的人能不能生存？怎样使我们的土地上依然有生生不息的儿女？

与义乌市现任领导见面时，已经不是我所想获得的那种表面文章了。然而题目出给这些年轻的市领导时，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胸有成竹地解答了我的疑虑与担忧。他们告诉我，在他们这一任目前集中最多精力的就是在今后的5年内，更好地解放思想，理清思路，并切合本地实际，坚定不移地实施“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依托已经形成的专业市场优势，把义乌市建成一个具有相当现代化水准的中等城市。具体而言，便是要在进一步加快义乌市区建设进程的同时，重点加快苏溪、廿三里、佛堂和上溪4个卫星镇的建设。“那时，我们的义乌城区由于4个卫星镇的介入与并合，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全市乡村行政区将向卫星镇集拢，而卫星镇与卫星镇之间，卫星镇与中心城区之间实行轻捷快道相联接，整个义乌乡乡村村，围绕中心城区组成一个相互映辉、相互作用的网状构筑，从而形成合力互动的巨大发展态势。那样我们传统意义上所担心的城乡差别便将真正消除，农民与市民之间不分彼此……”赵金勇书记跟我说这番话，是在他办公室一边挥毫时未加思索的坦言。我当时听后内心有种强烈的震动——这来自我想象之外的那种震动。我觉得在一个地方能看到某种繁荣的景象并不太费劲，费劲的是我们常常听不到当地的决策者们高屋建瓴的思想。

义乌决策者那充满时代色彩和无限激情的高屋建瓴思路，改变了我原先想进入世外桃源式的农民庄园，不得不回首折身，领先进入义乌领导者为我展示的他们的那个未来世界。而这不由得使我联想起1997年的那个冬季。在那个冬季里，我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走遍了美国东部的几座重要城市，那里有记录当今世界最强大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我因此到了美国本土民族与英国茶商浴血抗斗的波士顿，也因此到了华盛顿签署《独立宣言》的费城，后来是在白宫前的独立广场上我走进了林肯纪念堂，最后才久留于纽约。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努力寻觅着一个答案：到底是什么使一个仅有两三百年历史的民族，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得如此迅猛？靠的东西很多，有外在的，更有内在的。但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一段美利坚的强国历程，都总是有一位用中国人说的话叫作“明君”。我们熟悉华盛顿，熟悉林肯，但遗憾的是我始终没能搞清楚是谁缔造了纽约的曼哈顿岛。当我站在“帝国大厦”俯视森林一般的楼宇和楼宇之间那涌动的车流人流，我唯一特别想知道的是谁缔造了这个世界之最的商都？我当然知道商业的力量可以推动城市建设的发展，我当然也知道市场可以营造繁华氛围，然而我想寻求那个缔造了这座世界商都的领导者与开拓者，但我没能做到。可这并不意味着锁断我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建设与历史进程难道不是因为一朝“明君”一朝繁荣吗？

义乌人应该感到庆幸，他们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相应获得了这种可能。改革开放20年，义乌市场18年，从谢高华那一任算起，义乌的领导已经换过数任，百姓们心里清楚，哪个时期发展最快，便必定有一位人民拥戴的好领路人。今天义乌在跨世纪的重要时期，又恰值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向誉满神州的现代化中等城市迈进的阶段，今天的义乌人民自然把眼睛投向了他们今天的领路人。

显而易见，像义乌这样一个社会实力和人民生活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地区，如何顺时应势，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摆在现任班子面前最重要的课题。在挑战面前，班子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们高擎“再创业、再发展、再提高”的旗帜，没有一天放松过肩上的责任。

市委书记赵金勇很清楚这一点，他对我说：“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县太爷’，我知道百姓想的是啥，要的又是啥。老百姓是一个区域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母鸡’。只有把这个主体力量充分地动员起来，把这只‘母鸡’喂饱了，它才有可能生下很多蛋，进而推动社会的历史进程。现在有时我们一说工作成绩，就总是先在某某领导、某某部门的‘直接领导下’、‘亲切关怀下’，最后才说到是‘在广大群众努力下’，这实际上是不对的。人民创造历史和财富才是第一位的。义乌有今天，难道不是这个理吗？领导的作用当然很重要，可领导的作用只有顺应民心时它才发挥真正动力。什么是民心？对一个地区而言，根本的就是发展经济，让人民生活富起来，让社会朝前走，这是体现民心民意的根本所在。要实现它，决策者和领导者就必须把工作的着眼点和心思放在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上，锐意创新，又能善于凝聚人心，在上上下下营造出一个思想同心、目标同向、工作同步的局面。我因此要求自己和市级领导班子的同志都要把关心和解决老百姓的事放在头一位来开展工作。拿我们义乌来说，就是我们的市场越办越兴旺，大家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而且多了以后还能生活得有质量、有情趣。这就是我们现任市级班子为什么把精力都重点放在要把义乌建成现代化水平的中等城市之上。因为对中国的农民来说，能在身份上和生活方式上成为城里人这是最高的一种理想追求，而我们因此不断强化加速城市和集镇建设，为的就是满足老百姓的这种追求。同时城市发展了，我们又不能放弃农业生产，那么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我们当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此。啥叫当干部？当干部就是干老百姓心里想的事，或者是心里想却又不能如愿的事。我常对下面的人说，我就是要你们拼命地工作、干活，为啥？为的就是不能把百姓的事给耽误了……”

（义乌市的领导从赵金勇书记之后已换了几任，现在的市委书记是楼国华。楼书记在义乌已工作数年，他的执政理念更令人折服敬佩，因而也有了义乌近几年更飞速的跨越式发展。）

义乌的百姓告诉我，别看他们的市场已经在好几年前就在全国闻名，可义乌作为一个像模像样的市还是最近几年的事，这得归功于现任班子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工作的大手笔。曾几何时，这个本来只有几万人的小镇，一下成了拥有二三十万常住人口和每天十几万流动人口的城市。然而尽管许多百姓的户口完成了“农转非”程序，但思想、意识和行为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农民。而当这种非城市化的意识和行为，集中在一个公共区域表露出来时，它给予我们的城市形象是绝对的丑陋。义乌市在一个时期很不叫外人中看，可以说是“水不清、路不平、灯不明”，污水横溢、垃圾遍地、交通阻塞……

“抓，一定要把城市的形象树起来，把市民的素质提高上去！”市委、市政府因此大刀阔斧地作出了加强城市建设的几大工程，而且在之后的连续几年里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那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并不理解，认为是决策者“拿百姓的钱为自己出风头”。

“其实我们是用心良苦啊！我们这些市级领导中，大半也都是农民出身，当我们接待外面的客人上义乌街上一走，你猜人家对我们说什么呀，他们冲着我们说：义乌人靠小商品市场是赚了钱，赚了大钱，但看看义乌街头脏兮兮乱哄哄的样，集市不像集市，城市不像城市，他们骨子里是成不了器的农民嘛！听了这些话，我们脸红呀！难道我们义乌人就只会赚钱只会办市场，而不会把自己收拾成标标准准的城里人吗？”市府的一位领导在自己的办公室一边情绪激昂地走动，一边如此对我说道，“不信我们农民就只能永远成为被人瞧不起的乡下人，我们更不信义乌人除了赚钱就不会建设自己的城市。于是我们发誓要把义乌的城市建设搞好，一方面是硬件要上去，比如加宽马路、规划新区等，更重要的是在提高市民的素质上。可农民身上确实有些习惯与传统并不好，你去帮助他改掉未必受到欢迎。这时候你推行正确的决策就必须坚决、果断，甚至敢冒落骂名的风险……”

这位领导同志自己没有给我讲述他们是怎样抓这些事和碰到了哪些可能要落骂名的事，但义乌的百姓却给我讲了。前年，市府针对义乌城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就大抓了街头“三禁”：禁喇叭、禁烟炮、禁养家禽，那阵势百姓记忆犹新。先说禁喇叭。自打义乌小商品市场办起后，义乌人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是大街上“车水马龙、喇叭声声”，而且曾经有领导在大会上把这种现象归为义乌市场繁荣的象征。现在市里要抓禁喇叭声，这对已经无拘无束按了十几年喇叭的车手们可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禁锢运动”，一句话，哪儿也不习惯。

“不习惯也得改！”市领导铁了心要做这件事。“市交管部门要专门设一个箱子，用来装违章的驾驶证，这个箱子要上3把锁，交警部门1把，城管部门1把，市府1把。有话在先：谁也别想对违章的人开后门，谁也别想讲情。谁讲情，谁开后门，就撤谁的职！”那些日子里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带着能出办公室的机关干部、交警人员、城管人员，浩浩荡荡地走上大街。他们见一个按喇叭的就扣一个司机的驾驶证。百姓们讲述当时的情形时形象地说：“那段时间里，大伙对违章按喇叭者就像见过街老鼠。那劲头……哈哈哈！”

这一招可以称绝，连义乌人自己都不相信竟然自己能把像按喇叭这样的“老毛病”治好了。有了自我的信心，之后的禁烟炮、禁养家禽等也都大获成功。“三禁”一治，义乌市面上似乎一下换了个样，百姓回头一瞅，发自心底的一种意想不到，原来我们也是可以变成文明的城里人哪！

本来嘛！决策者们笑了。

百姓服了。

然而这仅仅是“初级阶段”，在义乌市领导的一班人心目中，他们勾画的现代化义乌市，应该是个“农工商贸市”齐发展的中国式新都会。而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必须在建设好城市的同时，还要建设好农民的美丽家园和不断扩张“中国小商品市场”的经济外延。这就是我下面所要描述的义乌最令人激动的内外两幅日新月异发生着裂变的锦绣——让我回到距市区一公里外的那个“福田庄园”吧。

中国真的有农庄吗？中国的农庄是个什么样？像当年的地主（我们今天50岁以下的人根本就没有见过地主的家业是什么样）？还是像电影里看到的外国富豪们所拥有的那种庄园？总之，庄园这个熟悉的名词，在我的概念之中是模糊的。前年的北美之行，我确实到过加拿大人的私人庄园。那些庄园基本是农庄式的，主人拥有很多地，一望无边。然后在一个合适的地方盖一个不太大的住宅。那住宅不像中国人那种四周有严实的围墙，或是一栋楼，或是几排加工厂。因为农庄主一般都要把生产的粮食或果品加工成半成品、成品。但我问过当地的农庄主现在有没有真正的那种西方电影里看到的富豪们所拥有的典雅庄园，他们告诉我已经很少有了，整个加拿大都不多。原因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发达，有钱的富豪们已经都搬到大都市去了，乡下的那种田园式生活，对新一代富豪们已经失去了诱惑力。西方的庄园不再叫人留连忘返。那么我们中国的庄园是什么样呢？

跨进义乌的“福田庄园”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中国的庄园是这样！你一定想象不到，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民的庄园。有一泓无边、碧波荡漾的水面；有人工湖畔架起的最现代化的水上乐园以及清澈见底的海浪游泳场；有曲径通幽、风情万种的垂钓塘泊与无法尽收眼底的种植、养殖园圃……然而我最钟情的是那十几栋别致优雅、错落有致的小木屋，以及小木屋四周郁郁葱葱的绿林和一条条找不到同一形状的弯弯小路。呵，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庄园，中国的农民庄园！

主人楼瑛财问我这个京城里来的人对他的庄园作何评价。我竟一时答不上来。“真的，这里太美，太气派了！”我似乎一下意识到自己目光的局限和想象的贫乏。客观地讲，在义乌，我曾被入进难出的浩大市场而震动过，也为飞速崛起的小城感叹过，但我坚持认为义乌农民们建起的无数像“福田庄园”一样的农庄，是所有让我心潮澎湃中最热血沸腾的地方！

楼瑛财的福田庄园始建于1996年，总面积达35.5公顷，其中陆地21.2公顷，水面14.3公顷。总投资为一亿三千多万元。它的最大开发潜力是观光、休闲、旅游和附加值特高的商品农业，以及水面产业三大块。庄园的整体设计充满现代化色彩和乡村特色，是主人请了当代中国最有设计实力的中科院、浙江省农科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航天部、中船总公司等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共同完成的。楼瑛财说，整个庄园的投资全是他家庭的股份，预计在8年左右收回全部投资。

“有把握吗？”

“应该有。”楼瑛财对我的问话，回答得很肯定。他说1995年政府号召开发荒山，他是第一批从小商品市场上撤出来搞农业开发和建设农庄的人。我问为什么敢冒过亿元的险，投资去搞农业开发，楼瑛财的话匣子就被打开了。

“我是农民呀，我们不种好地还有谁来建设农村呢？”楼瑛财动了真情，“我从小因为出身不好，初中毕业便回家种地。那时有门路的人跳出农门死也不想种地，可对我来说就不一样，能不被别人歧视，再苦再累的农活干一辈子觉得是一种幸福。可那时种地能得到什么呢？干一天10个工分，合3毛来钱！咋个活法？我全家8口人，老的老，少的少，全靠我和孩子妈俩人支撑着。那时我们生产队地少人多，又都是丘陵，大部分是荒地。为了养活全家，我几次想在荒丘上开块地种点农作物。可别人看到后就批你，踩你，把你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又是批来又是斗。无奈，我也出去当拨浪鼓手，去外地‘鸡毛换糖’，挑了8年货郎担，最远跑到湖南。1978年开始做些小生意，把上海市场上的卫生纸、彩色小纽扣，贩到江西、湖南山区等。那时我到上海商店买女人用的10个小镜子，商店的服务员瞪大眼睛就是不卖你。我只好让买菜的老太太帮着去买，多出几毛钱给老太太作为报酬。1980年我被评为‘万元户’，乡里送来‘万元户’牌匾时我怕得要命，因为那时人们的思想还处在对什么都拿不准的年代。就在我当‘万元户’的当口，有一次我到宁波进了一批塑料气球，上义乌马路市场批销，结果碰上了‘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瞪着眼睛来查我。从那起我又不敢做生意了，回家想种地又没地，我们整个义乌人多地少，我所在的村更是这样。饭总要吃吧？于是只好又去做手艺。一直到1984年以后，政策明朗了，我才又开始重新经商，接着是办厂，搞畜毛产品加工等，生意越做越大了。我有3个儿子1个女儿，那时孩子们大了，他们便一起与我做生意。我俩儿子脑子灵，他们敢作敢为，利用广州和义乌两地优势，生意越做越活，越做越大，当然钱也赚了不少。赚了大钱到底还干什么呢？我对儿子说，我们家祖辈是农民，过去连饭都吃不上，现在有钱了，搞其它投资自然可能赚钱更多些，但在外面赚得再多，如果不把家乡建设好，就对不起养育我们的土地。儿子很懂事，听我这番话后，钱赚得最多的大儿子说，爸爸，我明白你的意思，儿子一定要让家乡这块土地成为流金的地方。正好这时政府号召我们开发农业资源优势，于是我们全家一商议，决定买下现在已经建成农庄的这块30多公顷的土地……”楼瑛财抬腿用力踩一踩脚下的沃土，说，“这儿以前可是一片只长草不长粮的荒丘呀！但我们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把它变了样。”

我看到楼瑛财深情地蹲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嫩绿的禾苗，眼圈里滚动着晶莹。“我常常做梦都在想，这眼前辽阔的一大片土地是不是我楼瑛财楼家的呀？有时我独自在办公室时常偷偷拿出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左看右看，看个不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没想到党的政策会这么好，让一个过去追求了几十年想有块地种着养活全家的‘土地迷’终究圆了自己的梦，而且是超乎想象的梦。你说我们当农民的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吗？”楼瑛财的话强烈地感染了我，这使我又能从另一个方面感受到义乌市的决策者在领导他们的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时，为什么能以比别人快出几倍的速度在前进，归结点便是他们所作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从百姓的最终利益着想。

“听说你的儿子到美国去学习了？”

“是。因为这个庄园是他投资的，他是老板，我是给他打工的呀！”老楼说话很幽默。后来我才知道他真的是在为“福田庄园”董事长的大儿子打工。

有意思。我问：“你儿子一个月给你老爷子多少钱？”

“1500元。”

“有奖金吗？”

“这得看年度效益。”

“情愿给儿子干吗？为什么自己不继续做生意了？”

“年岁大了，就再没有年轻人闯劲儿足。再说儿子这一大摊子得有人给他盯着不是？”

“你儿子到美国学什么？”

“学农业综合开发。”

“听说光学费一个月就要4000美金？”

“是。”

“花这么高代价值得吗？”

“当然。我们搞庄园是为了实践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开发，这就得应用先进科技和管理体系，你看，我这么大年岁还在学习操作计算机模拟。新时代的中国农民庄园，可不是过去的‘地主老财’那一套呀！”楼瑛财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在那开怀爽朗的笑声里，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拥有土地的农民对自己的选择和未来所充满的自豪感。听陪同我的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介绍，在义乌像楼瑛财家这样的大农庄已有几十个，他们或从事农副产品开发种植，或从事禽牧业养殖与加工业，或从事连片的水面资源开发，或承包整个荒丘秃岭进行花林果树的商品化耕作开发……而正是一大批像楼氏家人那样敢于花大钱并根据当地实际，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走向规划设计出的一个个大手笔蓝图，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概念，在义乌这块已经勃发热火朝天的商品经济土地上，又有了一个更为宽泛、更为广阔的搏杀与竞争的大战场。这就是赵金勇、周启水等一班人，刻意要将一个具有更强实力、全面拓展的义乌带进新世纪的两大战略措施之一。

here are you from？（你是哪里人？）

I'm from Yiwu，a。（我来自中国义乌。）

I'm a business man。（我是一位商人。）

I'm a business woman。（我是一位女商人。）

那天我们从“福田庄园”回到城里，已是繁星闪烁、霓虹灯四射的夜晚了。在一个已经收摊的门市部前，两位女商家在用英语对话。一问才知道，她们正准备随团到南非做生意。

“你们过去是农民吗？”

“是。8年前我还在家里种地呢！”其中一位灵巧的姑娘抢过话头对我说。

“义乌市场的生意这么红火，为什么还要到外面甚至是国外去做呢？”

“为什么不呢？市场是没有界限的，我们义乌人生意做得好，就是从来不把自己划死在一个固定的地域，只要哪儿有钱赚，有生意做，就是我们义乌人要去的地方。”

这是义乌人的又一个特色意识！

我早听说中国的生意人中，浙江人是最吃苦耐劳和最能生根结果的。打改革开放后，早期的外出做工赚钱的要算安徽的小保姆和浙江的修鞋匠，后来便是四川的打工仔。在这三股人潮中，浙江人最精，他们不仅仅是以出卖劳力挣个饭钱，而且靠自己的手艺与才智赚钱。在浙江人中，温州人是以自己制作产品而著称，义乌人则把商品交易做到每一个角落而见长。拿温州人与义乌人相比较，前者更多是依靠在自己的土地上，用制作出精良多样的产品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后者的义乌人当然也有很多自己独立制作的产品而称雄市场，但他们更多的是依靠市场直接进入商品交易的流通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是整个商品市场中最活跃最快捷又能产生最大利润的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义乌人之所以在连温州那样的地理优势都不具备的条件下，能称雄浙中乃至大中华的由来。

在80年代最初时，也就是在义乌市场刚刚开始形成阶段，义乌便有人用塑料袋和双肩扛着，远涉千山万水，不顾生命危险，奔至西藏拉萨做生意。若干年后，在世界屋脊有了第一个小商品市场，而这种被西方经济学家称奇的“现代文明与原始地理相融合的奇迹”，着实让中国以外的人们瞪大眼睛惊叹了好一阵。这件事其实仅是一个义乌农民促成的，而像这样的叫“老外们”甚至中国人自己都感到惊诧的事，在义乌人眼里实在太寻常不过。义乌的主人告诉我，凡有人群和可能形成市场的地方，我们义乌人就必去插足。

为什么？

很简单。做生意，追求的是有没有市场。义乌人的前辈在缺乏交通工具时，他们的“鸡毛换糖”能走出百里千里之外的跨省地域，而今天我们有了四通八达的交通以及多种多样的交通工具，他们义乌人便把双足插遍可能形成市场的每一个角落。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到余汉平。

余汉平是谁？余汉平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义乌农民，可余汉平又是现在中国西部最有影响的巨商。说他是义乌的一个普普通通农民，是因为现年43岁的余汉平式的人物在义乌很多，就是像他这个年龄成了“亿万富翁”以及他成功的经历，也与义乌富商们大体相近。说他是西部最有影响的巨商，是因为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像他那样勇敢而有效地开辟出了一条将东部的现代化小商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大西北的“新丝绸之路”，以及他极其成功创办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兰州义乌商贸城”。

1997年10月28日，这一日子对兰州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纪念意义，但这一天由于一个义乌人在这儿投资了一个亿的钱办了一个日后影响兰州人生活，甚至影响整个西北人生活的大市场，使这一天因而变得有些特殊。这个名叫“兰州义乌商贸城”的大市场自然就是余汉平的。

义乌人为什么要到大西北另辟商市，这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者们大智大勇的战略决策。从赵金勇书记和周启水市长的口中，我不止一次听他们这样盘算他们的大略：义乌要成为中国式的“曼哈顿”，第一步就要自己有个永不沉落的有形市场——已建了近20年的大市场；第二步就是把整个义乌的每一寸土地变成市场经济的基地和直接的出产品、搞交易和从事流通的全方位市场；第三步就是以义乌现在的“中国小商品城”和义乌全市的每一块土地、每一个企业与家庭都当作大后方，然后利用义乌人的经商经验与精神，在各地建立义乌市场的无数只“巡洋舰”与无数只“航空母舰”。

余汉平是完全由自己航行出去的一只“西北号”义乌航空母舰。

余汉平选择西北市场，就像义乌人选择建立小商品市场一样聪明。义乌的小商品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是满足中国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物品，所以它一直欣欣向荣。因为12亿中国人的内需市场就是一个让全世界所有客商感到眼红的肥肉，而在中国的内需市场中，辽阔的大西北便是中国内需市场中最具潜力的市场。义乌人运用了邓小平理论建立起了中国小商品市场并繁荣和富裕了人民，余汉平则运用了义乌经商办小商品市场的经验，成功地在大西北再度实践了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

“西北是什么？西北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西北的希望在哪里？西北的希望在开发，开发的先导在流通。”余汉平干的就是流通。他把自己的资金重重地投到了西北，就是因为大西北是块商品经济刚刚苏醒的处地女，它有太多的诱惑和太多的梦可做，当然也有太多的钱可赚。到达一定境界的巨商们对赚多少钱有时已经显得并不太看重了，看重的是自己的决策对头与否以及自己的行为对民族发展有没有利了。

听听兰州人对义乌人来办市场是怎么说的。

兰州人说，我们这儿几十年来一直是在计划经济下生活的，虽然改革开放也有20年了，但由于我们地处大西北，没有多少财力和物力像沿海地区发展那样快，单纯靠国家有限的投入已经不是快捷向现代化进军的唯一出路了。而浙江义乌人到兰州办商城，一方面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资金投入很大的建设项目，建在了我们的土地上，又直接把沿海的商品带入了我们大西北，并以最适合大西北百姓经济承受力的价格进入千家万户。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给西北人带来了东部人的开拓精神与市场经济意识，这是最宝贵的财富，它给予我们的远要比商场本身的意义大得多。

余汉平的这艘“西北号”义乌航空母舰已经成功地停泊在西北重镇兰州，连续几年创下了甘肃省和西北地区室内市场销售额第一的纪录，成为兰州人必去和引以自豪的一个大市场。而余汉平办这座商城对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老家的义乌市场本身，也带来好处多多。首先是一批义乌商贩把赚钱的机会延伸到了大西北，并且钱要比在义乌当地赚得还多；其次是义乌作为中国小商品城的中心市场，它的货源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输放。现在，余汉平的“西北号”航空母舰不仅开到了兰州，今年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又将在青海省会西宁市再出现一所投资7000多万元的“西北号”子舰。然而这对余汉平来说仅仅是开始，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十分醒目的蓝图，那上面是他公司发展和准备要占领的市场的示意图，另有一句豪言：立足兰州，辐射西北，服务大众——是我们不变的宗旨。（余汉平现在商城不仅办到了中国西部数个省城，而且办到了韩国的首尔。他在那里办的商城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为当地最气派的中国商品城。3亿多资产，5000多员工，这就是今天的余汉平。）

其实在每一个义乌人心头都有像余汉平那样一幅幅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奋斗蓝图，那就是尽力地占领可以占领的一切市场，为自己创造财富，为他人谋取幸福，为社会作出贡献。

义乌现有人口65万，除去老人和儿童，那么将有近40万人，而这40万人中间，再除去国家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在剩下的30多万人中，将有60%以上的人在从商，而这部分人中，有近五分之一的人是在非义乌本土的外地市场上从事经商。主人告诉我，目前全国联托运的人中有70%是义乌人，据说广东、海南等地的公路段运输承包者中几乎全是他们义乌人——公路段运输承包是件风险很大的生意，但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所以都给义乌人去干了；义乌还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个人承包火车运输的主呢！此人叫贾建军，30多岁，魄力大，为了承包从义乌到东三省的火车行包专列，一下拿出500万元交给铁道部作押金！了得吧！这样的事只有义乌人敢干！

呵，义乌人的生意火，在家乡的土地上他们把生意做得红火了近20年，在他国异乡，他们又把生意红遍了神州大地与海外市场。

那天从“福田庄园”回城，宣传部的同志让我一定要见见一位“三闯南非”的义乌大亨。这位叫名赵贤文的大亨，就是义乌市第一个星级宾馆——“华丰宾馆”的老板，同时又是华丰机电设备公司的总经理。在义乌“华丰”名声可不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它是义乌新城第一家三星级宾馆，而且还有国家总理朱基留下的墨宝呢！

朱总理到下面视察的作风是众人所知的，他常爱批评那些不负责任的干部和单位，从他口中得到表扬的并不多——尽管他心头记着。1995年5月某日，朱基同志到义乌视察，中途要在“华丰宾馆”下榻。这可惊喜坏了赵贤文，但惊喜之余赵贤文更有几分担心，因为他老赵也早已耳闻朱总理的脾气，弄不好准挨批评。

中午时分，朱基同志来到“华丰”用完餐后，环顾了一下餐厅，说：“这宾馆不错嘛！”在步入走廊时，他用手敲了敲装饰柱，问赵贤文：“这是什么材料做的？”

赵贤文忙上前回答：“是石膏制作的。”

朱基很高兴地：“不错，管理得这么好，我还以为是大理石呢！哎，你这个老板造这宾馆花了多少钱呀？”

“3000万元。”

“哪儿来的钱？”

“是我的一个福利企业——义乌发电设备厂投资的。这个宾馆是全国民政系统第一高楼。”赵贤文带着几分自豪地汇报道。

朱基同志一听便哈哈笑起来：“我明白了，你们是用了免税的钱盖的楼。”又问，“你的企业残疾人有多少？”

“占企业人员的56%。”

“生产什么产品？”

“发电设备——柴油发电机组。”

“质量怎么样？”

“曾获得省优质产品、亚太国际博览会银奖，出口50多个国家。这次广交会上成交1000多万元。”

朱基同志大为惊喜：“啊，看来这产品是赚钱，你真是又赚钱又免税，又给社会办了好事。行，你能干！”朱基同志拍了拍赵贤文的肩膀，十分高兴。于是就有了后来他特意为“华丰宾馆”留下的墨宝。

赵贤文确实不简单，他是义乌经商精英中的精英。他钱比别人赚得多，但吃的苦也同样比别人多得多。老赵已经快60岁的人了，但谈起往事仍像小伙子那样激动。他说他也是农民出身，后来进了厂，可那时大家都在吃“大锅饭”。他想挑头做点事，让企业活起来，却反而落了不是，直到被免职。那年他和妻子俩人靠2000元起家做生意，第一笔生意就赔了个精光，老伴恨不得跟他拼命，可老赵一边帮着妻子擦干眼泪，一边又重新开始在商海中学着摔打。几年下来，他有了些积累，便办了一个福利厂，组装发电机。生意就那么越做越大……但是老赵不满足，他觉得义乌人要把市场办好，除了占领国内市场外，还应当走出去。于是前年开始他就只身到国外转了一大圈，他在领略世界经济市场的先进水平的同时，发现了一个可以适合于我们中国人开拓的非洲大市场。这就是他日后“三闯非洲”的前奏曲。

“你看，这就是我要在南非建的‘中华门’商业中心。”赵贤文指着办公室一侧的那面大墙上的一幅蓝图，介绍说：“它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市，占地9万公顷，耗资1200万美元，其规模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国外建设的最大商业城。”

“它主要经营什么呢？”我问。

“什么都经营。”赵说，“当然首先是适合非洲人民需要的东西，而非洲是稍落后于我国的发展中地区，目前我们国内市场上拥有的大量商品，正是非洲兄弟特别喜欢的商品，所以我做这件事会很有钱赚，可更重要的是我看好中国商品在整个非洲的市场……”

“‘中华门’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

老赵颇为得意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想做成的一件大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我们义乌人办市场能不能‘敢为天下先’的一次大胆实践。因为这个市场一旦成功，它将给我们义乌乃至整个中国对外贸易带来深远影响，所以我给它起名为‘中华门’。”

一个响亮而含义深刻的名字，它既包含义乌人追求市场最高境界的那种胸怀大志的气魄，同时也象征着12亿中国人的民族骨气。

老赵说，他的南非“中华门”已经投入商业运营，然而一些出境劳务手续令他十分头痛。但他坚信“中华门”就像其名字一样，一定会在非洲大地上响彻四方……（67岁的赵贤文现在已在尼日利亚做发电机生意，因为尼日利亚盛产石油，开采石油需要发电机，老赵的生意因此像井喷的石油，滚滚不息，气势如虹……）

我相信。因为义乌人那种特有的“敢做天下事，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正是他们沿着邓小平理论指引的道路，在强市富民的伟大实践中，留给20世纪中国农民革命史的神来之笔和经典之作。

第二篇小榄：中国第一富裕镇第一章 332亿元说明问题

2005年，广东省中山市的小榄镇全年经济总收入332亿元。

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在欠发达地区，这个数字几乎接近一个省的经济收入！

天下的事竟有这般神奇！

当年，浙江温州人，靠着一台补鞋机，搞出了一个“温州模式”，制造了一个富裕浙江。如今，广东的小榄人，凭借一把锁起家，进入了中国“工业革命”的高层次领域——制造业，开启了中国又一个“致富模式”。

小榄镇的奇迹，源于一群共产党干部先进的执政理念，赖于全体人民勤奋与智慧的创造。

关注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们的目光决不可以绕过“中国第一镇”——小榄。

2006年春，在中山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的推荐下，当我们的双脚踏上小榄镇这片神奇土地的那一刻，就被它深深地迷住了……

是城的世界，还是世界的城？是蓝天白云，仰头可见的清澈还是绿阴鲜花，伸手可触的馨香？是欢声笑语的柔风，扑面而来；还是亲善和谐的氛围，沐浴身心？呵，这就是小榄镇——一个农民们用心血和汗水建设起的现代化城镇，一群时代开拓者用智慧与信念编织出的五彩锦绣！

2005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和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综合实力百强镇排名第七的中山市小榄镇，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西岸的中山市，这里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乡。

2005年，该镇全年经济总收入达到了332亿元。2005年，当许多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均年经济收入才只有一两千元的时候，小榄镇的人均存款余额就已达到7万元——储蓄存款余额，那可都是实实在在的“闲钱”啊！

这一切，实在让人感到振奋。然而，在改革开放前，小榄镇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经济上也是穷得一贫如洗。改革开放以来，其发展跨度之大，变迁之巨，实在令人称奇。是什么让这个小镇在短短的20多年中获得如此迅猛的发展？他们在从农业化转入工业化，迈向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这正是促使我们踏上这块土地的真正动机。

说小榄是镇，其实是一种有趣的无奈。这是因为，小榄确实是中国的一个镇级行政区域单位，然而小榄又不是“镇”，它实际上是个城市，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有规模和气势恢宏的城市，与内地许多中等城市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小榄镇的城中驱车行走，一个小时之内出不了城。这就可以想象得出它所具有的规模了。中山市像小榄这样的镇不是一两个，小榄只是更具规模而已。

1978年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始使这座古老的小镇获得真正的发展机遇。小榄镇党政领导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切实利用本地优势，在这块古老而年轻的热土上，迎来了自己的风流岁月，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更使这里的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首要的还是要发展经济。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支撑，其他一切工作都只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采访中，中共小榄镇委书记黄标泉多次向我们强调他的这一观点。

第一也“传承”

中山市可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这里不仅诞生了一代伟人孙中山，在近现代史上，还出现过唐绍仪、孙科、王云五、吴铁成等4位“民国政府”的总理级人物。一个中山市（时为县治）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竟出了5位总理级人物，实可谓“人杰地灵”啊！

在文化、教育界，仅近现代，中山就涌现出许许多多闻名全国、甚至闻名世界的人物：岭南大学创办者钟荣光，被誉为高等教育“第一位华人校长”；萧友梅，是近现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开创者，我国第一所音乐学院的创办者；阮玲玉，在她25年的生命历程中，主演了29部电影，演技高超过人，被誉为“一代艺人”；郑君里，是我国屈指可数的著名电影演员和导演……

小榄原是南海古海湾的岛屿，因境内小山丘形似橄榄而得名。又以菊花著称，曾称“小柴桑”，1959年被誉为“菊城”。

这个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颇负盛名的侨乡，有旅居世界5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4万多人。

小榄镇自南宋建村，距今已有850多年的历史，是一座具有浓厚岭南特色的古老城镇。各色氏族祠堂、文武府第、寺庙、坊表、文塔、桥梁、镬耳楼等古建筑逾千座。

小榄镇更是地灵人杰、名人辈出的地方。明清两代，科名鼎盛，共有文进士19人，武进士33人；文举人143人，武举人161人；贡、监生恩荫193人。总数达549人，占当时全香山县科举总数1832人的29.97%。较知名者，明代有吏、礼、兵三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中极殿大学士何吾驺；南京礼部尚书李书宸；清代有闽浙总督兼署福州将军何；湖北正考官、广西提学使李翰芬；镇威将军卢殿标；武探花何乃斌等。前面提到的那位岭南大学创办者、被誉为“第一位华人校长”的钟荣光，也是小榄人。

无独有偶。在距今已28年的1978年，中国农村涌现出来的“第一个农民万元户”，也是小榄人！——这应该说是一件颇值得欣喜的事儿。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优势”和“传承”。

南宋咸淳年间，中原人南迁，使这里人口骤增。中原人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引水灌溉，围堤固沙，筑坝垦耕，使这里的农耕技术和堤围质量均有提高。

到了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陆续派兵在这一带屯田，大大扩大了这一带的耕地面积。农闲时，屯兵做竹织用具及刀、锄等生产工具，从事手工业的屯兵，逐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小榄最早的手工业生产者。

历经500余年，到了解放前夕的1948年，小榄镇的工商业形成了电力、机械、碾米、制糖、制灰、制砖、建筑器材、化工、竹器、木器、玻璃、食品、五金利器、绩麻、纺织、绳缆、毛巾、草葵制品、烟酒等30多个行业。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虽然使这里店铺林立，人民生活仍处在极其贫困的状态。

1949年11月8日，小榄获得解放，人民这才当家做了主人。

1953年9月1日，成立了小榄镇手工业独立劳动者协会。1954年1月5日，成立了中山县工商业联合会小榄镇分会。1955年，成立了小榄镇小商贩协会。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在此后的20多年里（直到1979年），小榄镇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工商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人们在经济生活方面仍然很穷。

但，小榄人勤劳、智慧、勇敢、聪明。

即使是在那政治上禁锢、物质上贫困、精神上套着重重枷锁的“特殊年代”里，小榄人也无不时刻在为增加收益，为尽可能免遭饥馑之苦，而发挥着自己的勤劳、智慧、聪明和才艺。农民兄弟为了发展经济，更多的是在大田地里种植蚕桑树、甘蔗林、优质高产水稻等一些经济类农作物，以及干些开挖鱼塘放水养鱼的营生。

城镇居民则想方设法在手工业加工、商品贸易和物资流通领域追求利润。“特殊年代”自有特殊年代的“特殊”之处，有许许多多本不应禁止的事儿却偏遭到“禁止”，不准“经营”。别无出路，人们在呻吟感叹中挣扎着……

苦海无边，彼岸何在？

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在农村和城市的一些政策，才渐渐有所放松。随着一些经济工作方面政策的逐渐放开，“来料加工”、“来图订做”、“来单加工”和“补偿贸易”等经济活动允许开展了。及待后来改革开放春雷响起，小榄镇的工商业才渐渐得以“复活”。到1979年末，全镇就拥有各类厂、社46家，职工人数（包括交通）达到9360人，工业总产值达到3740万元，农副业总收入达到150万元，社会商品销售总额达2038万元，储蓄余额570万元，向国家提供财税收入270万元。

如今，对于小榄镇来说，上述这些数字显然太微不足道。可在当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这些如今看似微不足道的“数字”，就如同欠发达地区的人们看今天的小榄镇一样惊奇！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靠劳动致富，全家一年劳动所得10500元，使得他成为全国农村出现的第一个农民“万元户”。这便是小榄人在那个时候的骄傲！

小镇风流曲从一开始就显得美妙、动听！

磅礴气势——走在小榄镇的土地上，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宽宽的街道、高耸入云的林立楼群、清清的小河流水、绿绿的草坪与花园、大气磅礴的中心广场……小榄镇处处显示的是一种气势、一种气魄！

是的，只有“气势”，才能“磅礴”。

这是我们对小榄镇物体和环境的感觉，同时也是对小榄人的精神与行为的感觉。见过小榄镇党政领导一班人后，我们从他们身上感受的仍然是一种浓烈的磅礴气势。

那天主人带我们走进一座19层高的现代化办公大厦。晚霞映照下的这座银灰色建筑，无论从高度和质地，都使我们仿佛置身于美国有名的波士顿式的金墙银座世界之中！泱泱中华大地，数万余城郭，像眼前这样的现代化银座建筑，怕不是很多。如此气派的建筑，即便放在北京、上海，也是非常抢眼。何况，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南国的边远小镇所看到的！而小榄的这座建筑在今天不是唯一的，它的建成时间是在10多年前！

你无法不佩服小榄人的气势和胆识。

当我们登上耸入云霄的楼顶“观光”，鸟瞰小榄全景和远处的中山市境，视野中尽是一览无余的繁华街市和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立交桥，以及别墅群、绿色公园和连天的碧水青山……小榄镇城镇建设发展总公司的银座，如“鹤立鸡群”在城中城间……

“这是小榄镇城镇建设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站在大楼高处，现任小榄镇城镇建设发展总公司总经理的唐燕梅女士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说。

唐燕梅这位跟随黄标泉多年拼杀在建设一线的“柔弱女将”，却是这栋顶天立地的银座大厦的“老板”哩！

唐燕梅本人就是小榄的一个传奇。她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先是在一家企业里干了一年多，后到小榄镇城镇建设发展总公司，一直干到今天。她说刚调来时，她是公司的出纳。公司最初是在一个极小极小的办公地点办公，当时只有4个人，后又调进一人，共4间简易办公房。她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她与会计占一间房，叫做“财务办公室”。财务办公室的左边是负责道路、桥梁的两位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财务办公室的右边是总经理办公室，里面除了两张桌子外，还摆着一条长木椅子，能坐3个人，是专门为前来造访的客人准备的。另有一间接待室。黄标泉是总经理，头衔不小，兵马可怜。但谁也想不到，弹指一挥间，这个小公司竟然把一个古老而破落的小镇，建设成今天如此规模和气派的都市！

黄标泉和他的公司职员在历届镇党委和镇政府的领导下，高举改革大旗，从实际出发，立足长远，描绘出了小榄镇炫目的现代化图画。

唐女士告诉我们，在黄标泉任总经理的最初几年，公司便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队伍也迅速扩大。短短几年时间，公司拥有员工5000余人。小榄镇城镇发展，正是依靠这支主力军，左冲右突，创造了每年经济收益都在百分之二十几、三十几的增长速度，成为小榄镇经济发展中的一支创效益最好的队伍。

小榄镇的镇志告诉我们，有800多年历史的名镇小榄，在改革开放之前也仅有两平方公里的面积，而现在，小榄镇城区面积一下扩大了10多平方公里！纵观小榄的发展，城镇建设几乎可以称其为龙头。而引领这个龙头的正是黄标泉与他的这支“城建队伍”。在今天的每一条街、每一座楼、每一个社区前，人们都可以讲述一串串关于小榄人当时创业的动人故事，但这仅仅是整个小榄镇建设与前进大协奏曲中的一些小音符而已。

我们身边的唐女士还是喜欢“建楼说楼”。“小榄城建要说的事太多，还是说说盖这楼的经过吧！”从银座大厦的顶部落地窗，唐燕梅指着我们身后的雄伟建筑说，当时小榄镇政府提出要盖这样一座具有小榄镇标志性的建筑时，有人听了直摇头，怀疑小榄镇100年后也不能发展到那样的光景。谁也不曾想到，十几年后，我们的小榄镇呈现出了现代化的都市规模。从这事上可以看出，他们这一代镇领导的超前意识和干大事的能力。为建这座百年不落伍的标志性工程，黄标泉先后率有关人员多次赴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等地考察，从设计到施工，每个环节都凝聚了小榄镇的领导者和建设者的心血。

“你们觉得这楼怎么样？”唐燕梅笑着问我们。

“超一流！在小镇上能看到如此宏伟的建筑，不可思议！”我们除了感叹，依然是感叹。

“黄书记做事，就是这个样。他所干的事，既想得很远，又想得很近。远在能对小榄前景的展望有预见性，近在能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唐燕梅的话，一语道出了小榄镇领导们的高瞻远瞩与求真务实。黄标泉自己和我们所采访到的许多干部群众都透露过同样一个事实：小榄镇党委和政府他们一班人，干什么事前，总要进行几番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然后走出去学习考察，再回来细细琢磨，最终作出自己的正确决策。

“一块红绸，一旦做了旗帜，就会布满弹洞……”在第一次与黄标泉见面时，这位小榄镇掌舵人，就曾充满诗意地对我们如此说。“其实我最害怕宣传我本人……”这位“害怕宣传自己”的镇党委书记，没有向我们讲述他自己曾经的辉煌业绩与“难忘经历”，但从其表情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领航人对现今的小榄的自豪感。“我热爱这片土地，因为它养育了我，我对它有感情。有感情，就想把它建设好。这就是我对小榄镇的全部心思。”黄标泉用最朴实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基层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胸襟。

我们的视点，还是眼前这座19层大楼。据说大楼刚竣工那些日子里，由于它也是全中山市最漂亮的建筑，所以一时成了全市人民的一个新“旅游景点”。

国家建设部部长到小榄镇视察、考察工作，看了这座大楼，夸奖中又多少带点儿羡慕的口气说：“你们小榄镇可真不简单呀，我们建设部也没有这么一座大楼！”

离开大楼前，唐燕梅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是小榄镇城镇建设发展总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不失时机地向我们介绍她的公司现在的情况：公司已发展为集公用事业、房地产、电子、贸易、高新科技等于一体的多元化综合经济实体，是小榄镇政府的直属企业集团，其所从事的产业是镇四大经济支柱之一，年产值超12亿元。现在公司的主要业务，除在国内广为开展外，还在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铺开。

正是：小榄镇的哪一个人，哪一个单位，都不可小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靠劳动致富，全家一年劳动所得10500元，使得他成为全国农村出现的第一个农民“万元户”。

近年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小榄人创造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惊人奇迹！

成功举办了第二十届世界男子乒乓球锦标赛、第九届全运会男子蓝球赛，成功举办了“2004年中国轻工业产品博览会”、“小榄（甲申）菊花文化艺术欣赏会”、“全国首届‘小榄杯’县镇书法大赛”等。

先后被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授予“中国五金制品产业基地”，被中国电子音响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音响行业产业基地”，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菊花文化之乡”和“中国民间艺术书画之乡”，被中国书协授予“中国书协小榄镇创作培训基地”，被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授予“国家卫生镇”，被国家农业部等授予“全国乡镇进出口创汇五强镇”，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先进绿化百佳镇”，被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授予“全国环境优美乡镇”，被国家体委等授予“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和“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镇”等等。

还被列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可持续发展小城镇试点……

截至2005年年底，在小榄镇这片总面积只有75.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户籍人口15.7万，外来流动人口却有16万人之多。全镇拥有工业企业6005家，中等规模以上企业619家。

全镇经济总收入332亿元，其中工业销售收入287亿元，商业营业额100亿元，农业收入1.36亿元；税收总额17.8亿元，人均税收1.1万元；人均GDP7万元，人均存款7万多元，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62万元，年末各项存款余额150.8亿元；三大产业比例为0.8：63：36.2；形成了以固力、华锋制锁集团和聚龙公司为代表的五金制品基地，以美加、惠亚为代表的电子电器音响基地，以及食品饮料、服装制鞋、化工胶粘、印刷包装等六大支柱产业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全镇民营工商企业19980多家，占企业总数的94.5%，民营经济占全镇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成为小榄经济的主体。

全镇31家企业拥有国家、省名牌名标73个，其中“中国名牌产品”5个，“中国驰名商标”3个，“国家免检产品”10个，“广东省名牌产品”31个，“广东省著名商标”24个……。在这73个名牌名标产品中，“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和“力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分别还在深圳、新加坡上市，成为小榄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今天的小榄，无疑是“富裕”的象征。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努力，小榄镇的经济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提前在20世纪末迈入了现代化进程。我们对小榄现代化进程不难理解为首先是经济发展的过程，而经济发展又是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三个过程有机结合的一体化过程。

在今天的每一条街、每一座楼、每一个社区前，人们都可以讲述一串串关于小榄人当时创业的动人故事。

第二篇小榄：中国第一富裕镇第二章 “锁”门里欢跳鲤鱼

著名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曾经发问：为什么传统社会未能产生自我维持的增长？为什么会有近代以来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

在此，我们也想对小榄发问：小榄的经济发展进程到底是怎样启动的？

那是个凉风送爽的傍晚。茶室的庭园外，灯光明亮而柔和，举目近处远景，令人陶醉又赏心。善谈的董祖文副镇长与我们席地盘坐在飘着清香的茶室的沙发软席上。

“一个小镇，能拥有今天的辉煌，我们自己也感到自豪。问题是，没有多少年前，我们同其他地方的农村乡镇也没有多少差别呀！就这一二十年的奋斗岁月，我们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老百姓能够过上这么好的日子，社会和谐稳定，各行各业都充满生机，干群关系亲如一家。这种景象让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由衷地感到幸福和自豪。它从本质上，也体现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而纵观我们小榄镇发展的特点，我个人的总结可以概括为这样的话：人、一群对这片土地充满感情的人在各种机遇面前，既激情张扬又非常理性地忘我地在为小榄镇发展努力探索着、献身着……”

董副镇长不愧是小榄镇政府里的“秀才”。这位在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小榄镇领导层中唯一的一位非本土籍的镇领导者，发自内心的这份感慨本身就是一种引证。它引证了小榄镇历届领导班子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始终抓住发展是硬道理，并在发展过程中，紧紧依靠人——这一决定历史与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因素，通过改革，放手让一切劳动、智慧、技术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成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动力。

因人而生动！静心地思忖一下小榄镇的经济发展过程和结构，难道得出的不是这样的结论？

“锁”中找窍门——人，小榄人，以前与所有乡村一样背朝皇天、面朝地的庄稼人，他们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饱含了对贫穷的倦态和对富有的渴望，于是在改革开放春风刚刚吹拂的那一刻，就敏感而迅速地行动起来。人多地少的小榄人，素以手工见长，特别是对小五金加工的擅长，使得小榄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别的地方尚处在命运的顾盼与混沌状态时，就拿起小头、小锤子“叮叮当当”敲打起来，于是古老的小镇满街的人摆摊设店，各显身手。于是乎，慢慢形成了“小五金”一条街、一个市场……

小榄镇过去有个制锁的小厂，别小看了这一产业的“萌芽”，有心的小榄人就是从锁厂那儿学得了本事，摸到了“制造”的窍门和商品的交换道道。这一回来，二回去，十人学艺，百人制锁，最后弄出了一个扬名四海的锁业制造基地！

天下的事就是这般神奇。浙江人靠一台补鞋机，搞出了一个“温州模式”、制造了一个富裕浙江。小榄人不笨，从一开始就进入“工业革命”的高层次领域——制造业。

你制锁，我卖锁；你卖锁，我“吃”锁——“吃”因制锁业带动的商业、饮食业、旅游业。

“咱小榄因其地形而得名。其地形又如橄榄状，所以有其美名。小榄是块风水宝地，台风到此也会拐着弯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小榄人得意自己处在天赐的风水宝地。这里风调雨顺，一年四季常青。只要你辛勤劳作，不愁没有收获。

然而千年的农耕经验告诉我们，手工业革命如果不进入现代化的体制性工业革命，那样的社会仍然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人，依旧是穷。

小榄镇自发式的工业革命是长期受“左”的思潮禁锢后所产生的反弹力作用形成的。它要进步，就必须适应一定的生产关系。要不然，人，依然生动不起来。

关键时刻，执政者站在改革潮头，审时度势，以“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大无畏精神，着眼从抓旧城改造入手，为已经开始形成的自发性市场提供养分与空气。

“这是需要拿出些勇气的！甚至还会有很大风险。但镇党委和镇政府认准一个理：一切从小榄镇的全局出发，一切从百姓的利益考虑，有了这两个基本点，再大的风险和压力也不会把我们吓倒。”年轻的镇长彭志辉在回顾几届前任时这样说。

“目标和方向一旦确定，全镇干部上下一条心，前进的路上没有一个人把责任撂在一边，更没有人对家乡这片热土的感情游离……”董副镇长以一个外籍“小榄人”的身份，向我们这样保证。

“小榄发展这么快，首先有赖于一群土生土长的激情四射的干部。他们实干，永远想做第一，又正派和公道，知道怎样为自己的父老乡亲谋幸福。举个例子：在改造新永路时——现在这条街是全城最繁华的商业街，谁都知道谁能在此占一块地、盖一栋楼，就可以吃一辈子。可镇党委明确作出决定：镇干部中不得有人在此占便宜，即使你有钱买这里的房子，也得退至二线，让沿街的房子先卖给百姓。这样的举措，老百姓看在眼里，服在心里。”董副镇长讲到此，给我们讲了一则颇可思考的小故事。他说前段时间他负责接待来小榄参观的几个地市级领导干部，这几个领导每人从千里之外乘坐一辆专车。董副镇长见后，便问那几个领导：你们那儿的年财政收入有多少？人家回答说：有几千万。董副镇长一听，再也没有什么情绪去接待这群领导干部了。

“为什么？”我们好奇地问。

“你想想，我们小榄一个镇级行政小单位，一年的财政收入4亿多，可我们黄标泉书记和所有的镇干部外出或平时公务都没有使用过一人一辆专车。他们一个地级市，几百万人口，却只有几千万财政收入，可这些干部们则要摆那么大的阔气，外出参观都要一人一辆专车！你们想想，这样的领导干部心里能装得了多少为民执政的意识？”

难道不是吗？

小榄镇“党政办”主任小冯姑娘在陪同我们采访时透露了镇领导干部的几个“内部情况”：一是小榄镇飞速发展的20多年里，没有一位镇干部因犯错误而被处理过。“这是因为镇里有几个硬性规定。干部不能经商，干部不能上企业吃喝，一般干部不与钱沾边……”小冯说，这“三个不”，防止了经济腾飞过程中小榄干部犯错误的许多可能。

为百姓创造富裕、并在富裕的社会里执掌权力的小榄干部们，个个给人以一种朝气、正气和和气的感受。

有一个现象很让我们好奇：从黄标泉书记到镇长彭志辉，从女镇党委副书记梁丽娴到副镇长董祖文……他们每天每人有干不完的工作，但他们每个人都是体育运动的热心者和坚持者。他们或每天游泳、或每天一场篮球、或一小时跑步，个个精神抖擞，充满活力。

“丰富的精神，便是财富的创造动力。”有哲人这样说过。

“党委和政府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角色是服务，既然是服务，你就得有旺盛的工作姿态和健康向上的素质。我总以为，人是一切问题的决定因素。我们要求小榄镇所有干部首先对这片土地、对这一方百姓要有感情。有了感情，你干工作的所有出发点就会被人们接受。你的服务就会自觉自愿，并且到位。在20多年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企业是水，政府是鱼，企业越多越强，水就越深，鱼就越肥，尤其是小榄镇民营企业势单力薄，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企业发展了，群众就业解决了，群众生活改善了，社会风气好了，政府就收到税收了……”黄标泉的这番“鱼水理论”道出了小榄镇党委和政府的执政理念。

从“橄榄”到“鲤鱼”——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小榄人通过10多年的艰苦创业，开始形成相当规模的产业。各路群英崛起，同时又如“固力”这样日益壮大后的大型企业，因产权不明晰而出现了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情况。为此，镇政府大胆放权，将一批正处效益顶峰的优良企业进行产权改制或股份整合。

“像‘乐百氏’、‘固力’这样的大企业，当时效益都非常好，可我们没有犹豫，首先把它们通过股份改造，卖给了法国、美国等著名企业。有人说我们这样‘卖’，是不是亏了？其实相反，我们卖了十几个亿，一方面政府还清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欠银行的钱，同时又投入到了新的更有效的项目上去，一下子把小榄经济发展的瓶颈给破了……”董祖文副镇长激动地说。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并不亚于当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有人甚至当面责问老书记，说你们在企业发展最好的时期把工厂都卖掉，是不是成心想搞垮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呀？

老书记笑着耐心地向那些责问者透露出藏在心窝里的“秘密”：姑娘嫁人什么时候最好？是不是该在她最漂亮的时候？对呀，姑娘最漂亮的时候才能找到好男人嘛！

原来如此！

发生在小榄镇上的那场企业改制革命，涉及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它对体制外和体制内的所有人都是一次巨大冲击。在观念和利益、眼下与未来的种种问题面前，小榄人经历了脱胎换骨，而所有人都在其中获得了新生。小榄镇的历史也因此跨入了全新的阶段。

接下来，是对中小企业的整合。这回镇里采取的做法不是“整厂整店卖掉”了，而是只卖经营权——厂房、土地还是归集体所有。嗬，这一招着实让小榄镇每一个百姓都得到了长久而实惠的好处——随着小榄城镇建设的迅速发展，成倍成倍扩大和成倍成倍增值的那些土地与厂房，使全镇人民都享有丰厚的利益，因为租赁出去所获的收益归属权都在集体那儿。人民的政府为人民赚钱，百姓拥护又欢迎……

“这里原是一块坑坑洼洼的庄稼地，即使风调雨顺也收不了多少粮食。可打新城区开发后，这里一下成为黄金宝地。农民们通过政府对土地资产的整合利用，单靠租赁土地和厂房及铺面，就可获得滚滚财源。”党政办主任小冯指着一片繁荣的街景，脸上泛着红光对我们说，“现在这个社区里‘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有的是！”

“集体经济可以确保人民群众的利益。小榄镇这几年快速发展，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都可以产出巨额经济收益。由于我们始终注重发展和壮大集体，使得我们政府手中有钱，并通过这些钱，为百姓谋取更大的利益。”不愿别人宣传自己的黄标泉书记，却向我们透露了小榄镇的一笔“家底”：近年，他们用集体资金，与邻镇合作开发了5000多亩地。“过去小榄镇的地形是一枚橄榄，现在因为添了这5000亩地，整个地形如跳跃的鲤鱼……发展空间一下大了许多！”

这就是小榄镇干部——一群从百姓根本利益出发、致力于长远发展的智者！

永宁模式——在小榄这块热土上，到处闪烁着灵秀光芒。永宁村便是其中的一个闪光点。

永宁是小榄镇的一个村，然而它可能是改革开放前全国人口最多的一个村，总人口达26000多。据村干部介绍，如果把外来人口加上，现在少说也有五六万人。

永宁是个村，但现在不叫“村”了，小榄镇发展了，这个村也变成了“永宁社区居民委员会”。因为，在这里早已城市化和工业化了。现在，在小榄镇，15个村委会全都“村”改“居”了。也就是说，在小榄镇75.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基本实现城市化、工业化了。

到永宁社区居委会采访，一走进社区居委会会议室，我们就被会议室墙壁上挂满的各种奖状、证书所吸引——有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他们颁发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牌匾，有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颁发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广东省乡镇企业百强村”等等。

永宁社区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屈桂添同志向我们介绍：早在1997年，他们社区下属的30多个企业，年销售额就已超过20个亿。后来大部分已经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有5个规模较大的企业，现在仍属百分之百的集体经济，这在全国也不多见。仅这5个仍由集体经营的企业，近年来的销售额，就连年在20个亿以上。除此之外，在物业方面，他们社区自1999年起步，到2005年底，物业收入就增长了5倍，占全社区总收入的65%。永宁社区的26000多名百姓，享受着如此丰厚的收益，生活如同掉进了蜜罐子里……

主人介绍：永宁发展工业较早。永宁人爱交朋友，爱钻研技术，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人在搞工业。尽管当时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把企业办得很好，不可能办得规模很大、收益很高，但的确是有人在壮着胆子搞。啥事儿都有个开端，头一开，渐渐就会积累经验，这为永宁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到上个世纪80年代永宁就办起了一批工厂。现在享誉全国乃至世界的永大集团，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办起来的。到1999年，这块“蛋糕”就做得大得很了。永大所生产的“永大牌”胶贴带、胶粘剂系列产品，荣获“广东省名牌产品”、“广东省著名商标”和“中山市十大名牌”等一系列荣誉。永大生产的胶带，在全国产量最高，销路最广，销量最大，是全国胶带企业的行业“老大”。不算永大集团自身，这些年仅从永大学习、掌握了技术，然后出去单独创业的人，所创办企业的销售收入，也绝对在一二十亿元以上。

作为一个社区，一个原来的村级基层小单位，却有如此大的经济收入，这在全国也为数不多。永宁之路，在广东乃至全国，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种模式。谈到“永宁模式”，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在集体企业里当老板，也能发大财！

听了老屈同志向我们介绍的上述“基本情况”之后，我们便产生一个疑问：在永宁，集体企业为什么能够健康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在全国大多数地方，特别是一些地方的村办企业、乡镇办企业、甚至县办、市办、省办企业，除国家直接掌控的“特别行业”企业外，凡“国有”、“公有”、“集体所有”性质的企业，上贪下占，资产和无形资产变相转移等等，大多弄得半死不活，甚至关门倒闭。

手头就有一个“集体企业”无形资产被“变相转移”的例子：

有一个县办企业，是个生产方便面的工厂。本来经营得还行，近千人的职工队伍，工资还发得下来，吃饭还是不成问题的。后来调去一个新厂长，经营不到半年，掌握了配方，学到了技术，并在摸清各种“路子”之后，他一边当着县办工厂厂长，一边在另一个地方悄悄地自己又建一个方便面生产厂。明面上看他没贪没占县办企业一分钱，可企业的配方、企业的生产技术、销售网络全被他给“拢”了过去，使一个好端端的县办方便面厂说垮就垮了下来……

例子实在举不胜举。

因心有疑虑，于是我们就向屈桂添书记提出来：“永宁的集体企业何以能够如此健康地发展？”

屈桂添书记告诉我们，关键是激励机制对头，管理措施得力。他们的具体做法有两点：一是阳光采购，厂务公开。凡是集体的钱，只要与企业无关，厂长也无权使用。如果在生产经营中产生失误，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无论是厂长还是一般干部一般职工，一律由个人承担责任，如数赔偿，一个子儿也不能少。二是奖励机制。小榄镇党委、政府几年前就在全镇推行“奖励机制”的做法了。在集体企业里当老板，照样能够发大财。企业里的干部，工资待遇是“上不封顶”的。只要把企业搞好了，效益上去了，厂长可以多得，副厂长也可以多得，中层领导和一般干部、职工都可以多得，总之是“胜利果实大家共同分享”。只有这样才能调动起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屈桂添书记还向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前几年永大公司一下子走掉了8名中层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人是有自主选择在什么地方干、不想在什么地方干的权利的。人家要走，就说明人家可能要抓住一个新的能为他们带来更大经济收益的“机遇”，强留并非上策。在永大，8名中层领导的离去，并没有使公司陷入瘫痪状态，一切机器照常运转。为什么？关键在于一把手。为使自己所负责的企业能时刻处于旺盛不衰、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一把手早已培养好了企业的“后备力量”——试想，一位对自己企业没有长期打算的厂长、经理，又怎能做到这一点呢！

或许出于“企业机密”的缘故，老屈同志始终没向我们透露永宁社区集体企业的几位老板的“高收入”究竟是怎样一个数字。他只是“含蓄”地告诉我们：1992年，当永大公司只有800多名员工的时候，一般中层干部的年薪就可拿到五六万元了。

“到永宁村当农民，是一份荣幸。”这在小榄镇是人人都知道的事。这是因为永宁太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流淌着金子。

现在拥有数亿元的永宁社区的“固定资产”已经通过股份制改革与完善，并且已“固化”给了居民。这些居民就是以前的村民。我们知道，这个社区的所有正式居民（有一个时间界限）都是可以坐享红利的股民，每年他们从日益增长的集体经济的股份中都可获得可观的分红收入。永宁社区到处可见洋房别墅区，而且一代更比一代豪华与精美。据悉：永宁社区目前几百家掌握着管理权的工商企业、物业，其中有好几个年收入在亿元以上……

在我们的“诱导”下，老屈最后还是笑眯眯地向我们说出了他这位社区党总支书记的年薪：人民币30多万元！

那一刻，我们除了羡慕，更多的是对永宁人的敬意：他们真的了不起！

其实后来我们知道，在小榄镇，像永宁这样借助城镇优势，开辟市场，富足百姓的板块有许多许多……

绩东二社区腾飞启示录——谈到衡量一个地方的经济水平时，中共中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崔国潮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就好比一只木桶，这只木桶的容量是多少，只能从木桶周围最低的那块板算起……”

小榄镇绩东二社区，是小榄镇最偏南的一个社区，总人口6059人，外来人口16000多人。1999年社区总的集体收入才只有450万元。到2005年，社区集体收入就达到了2750万元。2000年以来，几乎每年都以300多万元的速度递增。

为什么发展这样快？

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权枝、居委会主任林权兴，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社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些情况。

1999年以前，绩东二社区是小榄镇最穷最落后的地方。在1999年以前的几年里，社区没有任何发展，没建过一间厂房。小榄镇党委、政府从大局出发，为了五埒片（含8个社区）的发展，下决心走“工业强镇”的道路，搞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工业开发区。他们绩东二社区十分幸运，工业区建在了他们这里。他们社区总共6000亩地，工业区开发，一下子就要征用他们近2000亩的土地。工业区一开发就为他们这里修了路。路一通，地就火爆升值了。当时镇政府提出两个方案让他们选择。一是镇政府投资把路开发出来，路两边20米交给他们开发。二是全部由镇政府投资，地征上来后镇政府与他们一起开发。他们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因为他们社区当时不但没有钱，还欠着银行几千万的贷款和群众几百万的债，那是1992年至1997年间村子里以办厂办工业区的名义欠下的，是当时“泡沫经济”留下的恶果。虽属“遗留问题”，可社区里没钱是个事实。没有办法，他们只有选择第二个方案。选择了第二方案之后，在两年的时间里，镇政府给了他们400亩已经实现“三通”的土地（指路通、水通、电通），让他们自己开发。同时镇政府还以每亩36000元的价格，给了他们1900余亩土地的征地款，总计7000余万元。镇党委、镇政府为扶持他们尽快发展起来，富裕起来，就等于白给了他们400亩地让他们开发。

镇里给他们的征地款，他们没有拿来分给个人，而是让镇政府为他们掌管着（镇政府并且付给他们利息），什么时间需要投资，镇政府就什么时间给他们。他们拿这笔钱搞建设，进行“可持续发展”投资。除400亩他们社区自己开发外，镇政府投资，把在他们社区地盘上剩余下的近1600亩土地也都开发了出来。这下好了，工业区成形了。小榄镇的投资环境好，在当时就已经出了名的。这么一来，投资商们便纷纷涌了进来。他们把土地全租出去，一亩地一年收回14000元租金，这样社区的经济开始上去了。到2005年底，他们可收租金的厂房、物业，就达2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绩东二社区能有今天，饱含了镇党委、镇政府的诚心与诚意。

另一个让绩东二社区感受镇党委、镇政府恩泽的是，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当地发展的管理机制。这就是新实行的村一级核算，即取消原先的村民小组。尽管村一级核算目前已在全镇全部推行开，但对绩东二社区这样的穷社区来讲，尤为重要。因为像他们这样的地方，经济基础太差，连一点儿“底子”也没有，又是个偏远社区。村一级核算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就多了。首先是便于资源整合。比如土地，大体分为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农田这3种。没实行村一级核算前，社区往往当不了村民小组的家，有时候想弄个“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的事儿，却不好办。二是便于经济的整合。实行了村一级核算后，去年他们把原15个村民小组的收入和社区的经济整合起来，一下子就盖起5座厂房，总建筑面积68000平方米，确保了每年几百万收入的递增。再就是便于人才整合。取消村民小组后，他们把原来的30名村民小组长（副组长），优中选优，只选用了9名同志进入社区工作，分片包干，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降低了工作成本，深受群众欢迎。

为确保村一级核算成果的巩固，镇党委、镇政府还给他们社区3000万不付息的贷款用于发展。绩东二社区没辜负镇领导的一片苦心，他们用这笔钱，组织村民们以最快的速度建起15万平方米的厂房和库房，并完成了对外租赁，于是昔日贫困潦倒的绩东二社区开始……

绩东二社区近年来经济建设得到快速发展，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

毫无疑问，首先是镇党委、政府执政为民办实事的一贯理念。倘若没有小榄镇这个领导班子真心实意帮助绩东二社区这样的边远村摆脱贫困的决心和诚意，倘若没有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一切可以拿出的优惠政策给予百姓们，绩东二社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立地致富”的。这就是小榄镇今天得以全面飞跃发展的支柱与根基。

尽管绩东二社区这几年发展很快，但和永宁社区比起来，其经济收益的差距仍旧很大。毫无疑问，绩东二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决不会有很高的年薪收入。但是，绩东二社区作为一个偏远村庄，作为一个几年前还穷得要命的地方，现在社区每年收入在2700多万元，并且每年仍在以三四百万元的速度递增，也是前景看好令人乐观呀！

绩东二社区近年来经济建设得到快速发展，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启示是：社区领导班子有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和战略思想。机遇对于他们，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主要”——假若他们虽有了好的机遇，镇党委、镇政府给他们的那笔征地款到手里就让他们一家一户地给分掉了，怕是啥事儿也干不成。他们聪明就聪明在懂得投资，懂得搞可持续发展，这才是最为关键的。

绩东二社区经济建设得到快速发展，给我们带来的第三个启示是：实行村一级核算，取消村民小组。虽然这一做法在小榄镇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全镇各社区都这么搞了。但是，这一做法，对类似于绩东二社区这样的穷村，其“意义”就尤为“重大”。

我们是否可以把小榄镇推行的集体经济村一级核算改革，视为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场“深层次革命”，可另作探讨。但是，小榄镇的这一做法，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凸现规模效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主办的《党建研究》杂志，在2006年第4期上以《小榄镇推进城市化的实践》为题，对他们的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文章说，小榄镇的这一做法，“一是实施集体经济村级核算后，全镇原有213个村民小组自然消失，重新整合为15个村（居）委会，将分散的213个村民小组的土地、资产等生产要素进行整合的高效配置，实现了规模经营；二是基础设施得到统一规划建设，大型项目征地难、统一规划难等问题迎刃而解；三是集体资产管理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经营更加高效，监控更加到位，确保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四是缩小了村民之间收入差距，避免了恶性竞争，促进了社会和谐”。

启示——确实，手工业革命如果不进入现代化的体制性工业革命，那就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要进入，就必须适应一定的生产关系。如何进入，这需要执政者绝对清醒的认识，比如：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仅靠内源力量还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借助外部力量。

因此，在我们对小榄镇的经济发展探索过程的把脉中，不难发现，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小榄人的独特创造。更进一步说，“小榄模式”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模式”，即小榄人的思维模式。这个思维其实并无模式，但特点是：打破传统，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

第二篇小榄：中国第一富裕镇第三章 “非常小器”争得巨无霸

如何让小榄的每一寸土地变热、变富、变得生机勃勃，小榄镇党委、政府一班人自有办法。他们懂得如何既可筑“巢”，又可引“凤”；他们懂得如何培育、扶持土生土长的企业家，也懂得如何留住“飞来的凤凰”。他们不搞花里胡哨，他们只注重两个字：真诚。

也许，正是这“真诚”两字，才使得一个小镇，拥有了十来个“全国第一”：指甲刀、门锁、家庭音响、蚊香、胶粘带、吸尘器、男装内衣内裤、乐百士桶装水……

如今，在小榄镇这块土地上，有着两万多家工商企业，拥有国家、省名牌、名标73个：“乐百氏”食品饮料、“华帝”燃具、“本田”制锁、“永大”薄膜、“力王”胶粘带、“建华”管桩、“民森”服装、“威卡”脚轮、“欧力”电池、“史丹利”工具……

作为采访者，我们不可能走遍所有的企业，只能是“花开满树，单表几枝”了。

“华锋”和“长青”——华锋制锁有限公司与长青集团，这是小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靠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创办起来的两家企业，如今一个荣获“中国锁王”称号，产品在世界同行中称王称霸；一个产品远销36个国家，被誉为“燃气具外销冠军”。

采访“华锋”老总何文烈先生，他正在篮球场上打篮球。何老板人高马大，一副潇洒的帅哥形象。

“他是我们小榄镇的篮球协会主席。他出资100万为镇上办过全国性篮球比赛。”陪同的镇干部告诉我们。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何文烈摆摆手，意思是说不值一提。

但是一说起锁业，何文烈先生便关不住话匣子：别小看一把锁，可几乎每个人都离不开它。一个生活在家庭或者社会里的成人，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你可能与几把锁、甚至几十把锁天天处在一起。开门关门有锁，抽屉开柜有锁，出门旅行大包小包上还有锁……

“华锋”这个创办于1996年的制锁企业，现在拥有5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员工4000多人，年产各种锁具3000万把，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及东南亚各国，并畅销国内各大中城市。

真是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神话！

“华锋”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何文烈先生就带领他的员工们，做出了一个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品牌，实在可喜可贺！

当我们走进“华锋产品展室”，各式各样的锁具展现于眼前，令我们眼花缭乱。三柱式球锁、三柱式执手锁、圆筒式球形锁、建筑用锁、木球锁、二级锁、圆筒式铸球锁、圆筒式压铸球锁、陶瓷锁、呆锁、外装门锁、套锁、拉手套锁、简易插芯锁，以及铜门铰系列、不锈钢门铰系列、华锋五金系列、锁舌系列、扣板等等，真正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别说是锁的样式、种类了，那各种锁具的颜色，有镀缟色、青古色、红古色、仿金色、砂金色、钛金色、不锈钢砂光色、仿不锈钢色……单单各种锁具的颜色，我们数了数，竟有百种以上，实可称之为一个“锁具世界”、“色彩世界”了。何文烈先生告诉我们，他正准备筹建一座“锁具博物馆”，把制锁业当成一种文化经营，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光大——何文烈先生的这些打算，无疑是美好的。可我们却有着“与此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锁”这种东西，虽然它像那忠诚的卫士，保护着千家万户的安全，抵御着不义之徒的侵犯……但，它毕竟是“乱世”的产物，社会安定，则与它毫不相干。我们期盼着锁厂停产，就像期盼着卫士们能弃甲归田！——只可惜这个社会还不太平，这个世界还不安宁。何文烈的事业，仍将在创新中光大！

何文烈是土生土长的小榄镇人。1972年，他与许多同龄的小榄人一样，进镇办锁厂当学徒，一干就是20多年，当了时间不短的车间主任。1992年小榄镇锁业集团成立，他任副总经理。不久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老外”当了大股东。何文烈有过一段痛苦的徘徊：是拿几十万年薪给别人打工，还是自己出来独创一番事业？后来在几位朋友的动员下，1996年他扔掉“铁饭碗”，开始自己创办企业，“华锋”就这样诞生了。何文烈确信自己的能力，而给我们的感觉是这位彪形壮汉身上有股不服输的气势。“外国公司有钱，不远万里来到小榄镇买下我们的‘固力’锁业集团，我是小榄本地人，我不相信他资本家除了比我有钱外，还能比我更知道小榄和小榄作为锁业基地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所有技术与人文历史。所以我要干自己的锁业，一直干到能够与他们同在世界锁业市场上比个高低……”何文烈的血脉里充满了“好斗”气质。如今10年过去了，何文烈从白手起家，竟然一直干到了把所有同行远远甩在后面的水平，成为中国第一大“锁王”！

在谈起创业往事时，何文烈先生感触最深的不是当年自己如何有本事，而是直言：“没有小榄镇党委、政府对企业和我本人的支持，就没有‘华锋’的今天。”我们注意到，意志如铁锁的何文烈似乎在这个时候，才有所动情。“办民营企业不容易，像交通、电信、口岸、海关、税收等等，无论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把你弄得焦头烂额。”何文烈说，“可在小榄镇这个地方创企业，我们就是幸运者了。因为这些问题在这儿就不可能有，企业遇到再难的事，镇党委、镇政府都会采取相应的协调办法，去耐心细致地帮助你解决问题。有时难免碰上一些复杂的事，镇领导会亲自出面，像比做自己的事还要重视和热心地去办。你说有这样的当家人在，我们搞企业的还有什么后顾之忧？一句话，在小榄镇做生意、办企业，能越做越大。因为我们心里踏实。”

小榄镇不简单的地方很多，除了在全国乃至世界锁业界称霸的制锁产业外，我国的两个著名燃气生产企业也都在小榄镇上，它们是“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长青（集团）有限公司”。由于采访时间太紧，我们只到了“长青集团”一家。

长青集团的老总何启强，最早也是搞锁具的。他在1985年创办自己的这个企业之前也是在锁厂工作，1975年到1985年，整整10年。何启强在锁厂10年，19岁就当上了车间主任。他当车间主任当得很出色。当时接些“来料加工”的活儿，把效益搞上去了，给大家发了奖金，外车间的人就眼红他们。外车间组织旅游坐的是大卡车，他们车间外出旅游包了几辆小面包车，外车间的人更眼红死他们了。

1985年前后，那时候工资很低。要养家糊口呀！后来何启强就会同几位工友出来搞压铸。找到广州一家电风扇厂，把人家的设备借来，修修便用了。又遇上一个厂子搞灶具，何启强就找人家谈，要做人家的那个“阀”。他与几个年轻人一起，挂了一个牌子，叫“小榄压铸厂”。人家以为他们是个什么“厂”，便同意他们来做那个“阀门总成”。何启强也真敢干，很快弄出了个样品送过去，获得了对方的信任。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什么设备，要批量生产，就没有办法了。对方是个大厂，国营企业。他们就打对方的“主意”——借用对方的设备为对方做“阀门总成”。把对方的设备拉来，又没地方放。终于有一天，人家提出要来看看生产厂地，结果发现何启强他们什么也没有，根本就不是个厂子，吓坏了。何启强就把对方的来人请到自己家里说：“请放心，有你们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定能把阀门做得很好。”对方见小伙子是个干事的，就鼓励他好好干。结果，做了几年，做成了当时中国最好的产品，并且产量也高。5年后，何启强便开始搞更高价值的产品，搞热水器，并且做终端产品。

何启强，同样是土生土长的小榄人。这位富有激情、又对文化钟爱的实业家，对市场的见解独特而精辟：“未来的任何一种市场走向，都将走向全球化。在国际市场上，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合作可以认为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他向我们表示，他的企业产品必须要更上一个档次，必须面向世界，寻求合作。否则，没有出路。为此，在上海同济，在华中科技大，在哈工大等全国7所高校，从1993年开始，他就投资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叫“长青燃气教学奖励基金”，总投资已达300多万元。“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最终实现一种合作可能，即人才和技术的合作。经济全球化的一大特征是：各种资源的不断整合。人才资源的整合是最大的合作内容。谁先抢占了这种合作资源，谁就是某一产业和市场的老大……”

长青集团的发展，何启强先生的成功，是小榄人的骄傲，同时也是他的企业理念的必然成功。小榄拓荒者之一的何启强，十分感激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十分感谢小榄镇党委和政府。他说：“我在小榄镇，在外地、外市、外省，共建有6个厂子。我认为，数小榄这地方好，最适宜我的创业。我这么说，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幼生长在这里的缘故，可能有这种成分。但是，小榄镇的领导干部们出业绩的确不是为了升官，他们不在乎那个东西。他们最在乎的是公众对他们的评价。这与其他一些地方的确不一样。”

繁荣的小榄镇，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一种党与群众、政府与企业之间有着如同徐徐春风般的亲和与暖融。

“美加”和“惠亚”——假如我们把“华锋”和“长青”看作是一直在小榄镇上空盘旋、飞翔的两只雄鹰，那么，“美加”与“惠亚”，则是两只从远方飞到小榄镇安营扎寨、建家创业的金凤凰。

美加科技（中山）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炼是四川人，副总经理梁贤康是广东韶关人。

美加在1999年以前有一个品牌，叫“丽声”。“丽声”后来分了家。杨炼带他的副总梁贤康等人，一直在找地方建新厂。他们有一位员工认识小榄镇的一位副镇长，很简单的一次考察，就决定要把新厂建在小榄。这简直就是一种缘分！因为，当时在没到小榄考察之前，他们已经去过广东东莞，已经基本上定下来要在东莞建厂了。可他们听有人介绍说：“小榄镇的父母官与其他地方的父母官不一样！”就这么一句话，便改变了他们的主意。

这就是小榄镇“外部形象”的魅力！

美加在小榄镇落地，在一片烂地上开始基建，作为“外来户”，他们是在小榄镇工业区落户的第一家企业。新创品牌叫“爱浪”，从外面通往工厂的道路于是就叫了“爱浪路”。

美加副总梁贤康先生说：“我们公司在这里创业、发展，已经7个年头。7年里，我们没请小榄镇领导吃过一顿饭。不是我们小气，是请不来他们。相反，我们公司的总部在广州市内，黄书记他们每逢中秋节和春节都要带上礼品专程来慰问我们。在这7年里，我们一旦遇到什么难事，小榄镇党委、政府马上会帮我们解决问题。”

梁贤康先生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正是他们生产旺季，电力部门突然通知要停他们的电。在那生产旺季的日子里，停一天电，就会给他们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们马上打电话报告给镇党委黄标泉书记。半夜三更了，黄书记在电话里对他们说：“我不敢马上答复保证不停你们的电，但我会尽快并以最大的努力去协调这件事。”仅仅过了几分钟，黄书记就打电话来告诉说：“协调好了，不停你们美加的电了。”事后才知道，为了保证他们公司的用电，黄书记动用了所有可能，与电力部门协商，确保了该公司的用电。

梁贤康先生对黄标泉书记充满着万分感激之情，打心里敬佩这位小榄镇的父母官。他说：“在我们眼里，黄书记压根儿就不像个官员，而像是我们的一位兄长一样。他每次见到我，总是问有什么困难没有。这多让人心里踏实，多让人觉得有依靠！”

美加这只外来的金凤凰第一个落地小榄镇工业区，给小榄镇增了光，添了彩！

这就是小榄镇干部的魅力：心到了，创造财富的凤凰和百鸟都在这儿啼鸣歌唱！

进入21世纪的第6个春天，美加老总杨炼先生就中国音响如何变革创新等相关话题，充满自信地说：“中国音响的最终出路，是音响必须与电视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现在的所有技术都在围绕一个点做文章，那就是——如何让顾客能将音响天天都使用起来，而不再仅仅是一个摆设。”

杨炼是大家，是中国音响业的“巨无霸”。作为中国电子音响工业协会副会长，以及国内最为成功的音响品牌爱浪的缔造者，他的充满自信的预言就是现实——是不久的将来即可实现的“现实”。

美加音响，必定更响！

惠亚集团在小榄镇的安家、创业、发展，更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金凤凰，为小榄经济的腾飞，扇动起有力的翅膀。仅2005年一年，就创产值8.8亿。现拥有员工4000多人，其中有相当比例为小榄人。

采访中，当我们问及：当初怎么就选择了要在小榄这个地方来发展的呢？

皆利士多层线路板（中山）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梁结珍女士说：“还不是看好了这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嘛！”

梁女士和高级生产部经理梁健华、人力资源及行政部经理刘明辉先生，还向我们讲了这么两件事：一次，涉及他们公司一笔业务的进出口事宜，深圳海关和广州海关，同一项政策，执行起来却成了两样（两种不同的标准）。为此，他们向小榄镇党委书记黄标泉同志作了汇报。黄书记为了他们的这件事，一级一级往上找。事关一些“政策性”的东西，迟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后来，黄书记找到了广东省副省长那里，最终使难题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

还有一次，一批产品，明明每件只需交一元钱的税，却要按9.8元来征收。那样的话，他们公司基本上就可以关门了。这也是镇党委、镇政府领导出面，黄标泉书记亲自跑上跑下帮他们解决的。据说那件事后来影响很大，惊动了国家有关部门……

“非常小器”的非常气魄——在极为有限的被采访企业中，我们有幸采访了“中山圣雅伦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格外有意思的是，这家公司的主打产品是“非常小器·圣雅伦指甲钳系列产品”。就是这么一个公司，就是生产的这么一种“非常小器”的产品，该公司的年产值竟接近两个亿！

“圣雅伦”公司总经理叫梁伯强，小榄镇本地人，1962年出生，“文革”后期高中毕业。这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研习翰墨10年，曾和高考擦肩而过。在本镇“固力”锁厂当过工人，分别于1980年4月和1984年10月两次偷渡去过澳门，当过“包工头”。他于1985年4月在小榄镇蚕种场内，开办过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小榄润记首饰厂，成为小榄第一个“职业经理人”。1986年开始，在小榄正式招工办公司，取名“聚龙公司”，意在“把一批有本事的人聚集在一起”。

梁伯强喜欢看报。在澳门，他就曾两次当“报”发户：两次都是通过看报找到的工作。

总理点题，梁伯强揭榜。

1998年5月的一天，梁伯强吃过午饭，顺手从茶几下面抽出一张旧报纸。那是一张包过东西的旧报纸，上面还被人用铅笔画过。但梁伯强一眼就被其中一篇《话说指甲钳》的文章抓住了。这一次的随手一翻，梁伯强的人生路随之改变了。

《话说指甲钳》中有这么一段：最近，朱基总理在接见全国轻工业集体企业代表时说：要盯住市场缺口找活路，比如指甲钳子，我没用过一个好的指甲钳子，我们生产的指甲钳子，剪了两天就剪不动指甲了，使大劲也剪不断（据1998年4月5日《深圳特区报》报道）。他以小小的指甲钳子为例，要求轻工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

梁伯强看了这则“过时”的新闻以后，非常兴奋，认为其中一定有文章。国家总理日理万机，而一个小小的指甲钳引起他这么大的关注，这说明指甲钳并不小，市场有空白点。他当即找来与他一起创业的老友、五金模具专家苏钢华。苏钢华支持并鼓励了他。两人稍作商议，又叫来公司几位骨干，大家很快统一认识，认为这个项目值得开发。

梁伯强说：“这个题目是朱总理出的，咱们聚龙公司要干就要干出点名堂来，争取早一天给朱总理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没通过任何形式的报批，梁伯强等一班人开始摸索指甲钳。

梁伯强找来大量国内和国外生产的指甲钳，从中比较，发现国内生产的指甲钳造型单一，并且粗糙。韩国的做工精致，贴近大众。日本的款式新颖，让人喜欢。德国则把指甲钳当作一种高技术产品来生产，产品质量无可挑剔，但价格太贵了，一把要几百元……在梁伯强环球搜寻指甲钳之后，一个改变中国乃至世界指甲钳版图的计划，在他心中逐渐形成。36岁那年，梁伯强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做世界指甲钳大王！

时代呼唤英雄。

当时，朱基总理出的考卷，谁又能料到，将由小榄人梁伯强来完成？——事实上，应该说是梁伯强主动请缨揭榜领命！

梁伯强勤奋好学，既然进入了指甲钳这个领域，他就会努力熟悉它，尽快去掌握它，成为这个领域的行家里手。

如何提高指甲钳的锋利度，是提高质量的主要课题。

按照传统的生产工艺，指甲钳上、下两刃是对齐的，刃口由于不断对碰、撞击，很容易变钝。经过多次分析、试验，梁伯强和一帮工程师们提出了指甲钳上、下刃错位的设计，使上、下刃口有剪切间隙，闭合时，上刃口伸入下刃口。采用这样的错位刃口，剪切指甲时更轻松，既无震痛感，指甲断面又没有向上的毛刺。这一工艺改进，大大提高了指甲钳的内在质量。

梁伯强先生带我们在他的指甲钳生产车间参观，真没有想到，生产一个小小的指甲钳，要经过30多道工序。钢材分条、冲压、点焊、热处理、研磨、磨口、电镀、装配等等。在指甲钳生产中，虽然大量使用机器自动化生产，但其中的几道关键工序如磨口等，仍需依赖人工的娴熟技术解决。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99年4月，聚龙公司的第一批标有“圣雅伦”商标的指甲钳生产出来。拿到北京参加“国际礼品展”，让梁伯强倍感意外的是，圣雅伦展位的“人气”居然“压倒一切”，特旺！

“圣雅伦”脱颖而出，令国家轻工总局、中国五金协会领导十分惊喜。

“五金协会领导要见你，马上到北京。”1999年5月的一天，梁伯强在北京新闻界的一位朋友，从北京打电话给正在香港处理事务的梁伯强。

梁伯强从香港赶回小榄，拿上几把指甲钳火速飞往北京。中国五金协会有关领导已在北京和平饭店等梁伯强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从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突然冒出来一个能生产出质量不错的指甲钳企业来！

到了1999年国庆节前夕，聚龙公司生产的“圣雅伦”产品，被国家轻工总局推选参加“建国50周年成就展”。

1999年9月20日晚，朱基、温家宝等领导同志亲临展览馆。在轻工展区的展示柜里，“圣雅伦”牌指甲钳与国内许多名优产品一起，接受检阅。国家轻工总局陈士能局长把一套印有“非常小器”的圣雅伦修甲产品送到朱总理手中，向他汇报说：“我国的指甲钳质量现在可以与韩国的名牌产品相比了，您给轻工企业提出的任务，我们正在努力完成。”朱总理打开盒子，10件修甲美容器具件件精致，品质不凡。朱总理露出满意的笑容，高兴地说：“这就像个样！”记者们按动快门，拍下了这一珍贵镜头。

梁伯强说：“产品无国界，小王也是王。”

梁伯强说：“营销无定式，锤子、剪刀、布，各有各的玩法。”

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王麻子、张小泉，一万年不能倒。”

梁伯强则感慨道：“毛主席的这句话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做小商品也要有大气魄，思路要宽，见识要广，目光要远。梁伯强的目光盯着的不只是小榄本地、本国男人的胡子和人们的指甲，而是放眼全球，让所有男人都来使用他的剃须刀，让全世界人都使用他的指甲钳！

从“圣雅伦”指甲钳看小榄人的创业精神，从梁伯强先生身上找小榄镇“创造奇迹”的“力量源泉”，答案一目了然。

镇党委、镇政府一班人在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广东省委、省政府和中山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带领全镇干群实施着奔向未来的“总体发展战略”，在各项工程中争创第一。黄标泉书记说的是“争创第一”，彭志辉镇长说的是“争创第一”，各社区总支（支部）书记、主任说的也是“争创第一”，唐燕梅、何文烈、何启强、杨炼、梁伯强以及更多的“张燕梅”、“王文烈”、“李启强”、“赵炼”、“刘伯强”等等活跃在小榄镇工业区的行业领军人物，都在说“要把企业做大做强”，“要争创一流”！……上上下下，大家都在干事创业，像一匹匹骏马，在大干一番事业的征途上狂奔，个个争先恐后。因此，小榄镇的经济发展，一天比一天繁荣，一天比一天富强，就成为一种必然！

“小榄人家”——小榄镇规划出了12平方公里的新城区、12平方公里的工业区，这是一张蓝图，一张气势恢弘的蓝图，一张大气磅礴的蓝图。如果不是工业区的建立，这里仍然是一片产生不了多少经济效益的沉睡的土地。伴随生活在此地的百姓只能依旧以解决温饱为最高境界。而如今，我们踏上这片土地所看到的是车水马龙、厂区连园区的繁荣景象，真是如诗如画，美丽又动人……而据当地的农民介绍，这才是两三年时间内所发生的光景！

行走在小榄这片热土上，我们随时可以遇见各路在此展示才华的能人。那天晚上，主人带我们进了一个名曰“小榄人家”的酒店。没有想到的是，这小镇上竟然会有如此环境幽雅、设施豪华、品位极致的饮食佳地！正在我们左右环顾、兴致正浓时，一位端庄漂亮的年轻女士笑容可掬地出现在面前，她就是“小榄人家”的老板周萍。

“小榄人家”开业一年多，如今在小榄镇已名声显赫，成为餐饮业的佼佼者。这主要归功于酒店的特色和档次上。

“我的定位是：小榄尽管是一个小镇，但这里的人口已近内地中等城市。来我们这儿的客人，五湖四海，有世界各地的著名企业商贾和贵宾，所以我们的定位是，要让客人能够在小榄享用到大都市所有的一切档次和品位。你也许没有听说过酒店的服务员要每天跳舞、跑步吧？在我这儿，不管男服务员、女服务员，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我的服务员，女的个个能歌善舞，男的个个英武威壮。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培训他们吗？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一流水平的酒店，就得有一流水平的员工。小榄镇发展这么快，在我看来，居民的素质就必须是第一流的。而我这样做，正是为了从另一个方面来回报小榄镇这些镇领导多年对我的帮助与支持……”漂亮的周萍说到此处，眼里噙着泪花。

这让我们感到意外。

周萍自己简述的故事，让我们更加明白了小榄人为什么能够“自觉跟党走，共谋大发展”。有十几年管理酒店经历、在原镇集体企业当“副总”的周萍在3年前因特殊原因“下海”后，自谋生路。她选择了老本行——酒店业，并一出手就是个投资千万元以上的高档餐饮酒店。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小榄人家’，当时这儿是个鱼塘，周边坑坑洼洼的不像样。我们完成选址后，就碰上了如何与居住在这儿的村民打交道的问题。你们不知道这有多难啊！施工的建筑队要上马了，可我们跟村民的事还没扯完，而且越扯越复杂似的。我都急死了，满嘴都是泡，到后来根本也不知道怎么弄下去了。黄书记知道后，亲自跑来帮助我出面与村民和村委会协商。别以为书记一出面啥事就能解决的，有些事情靠的不是权力，而是将心比心。黄书记处理事情就是用的他那颗叫人热乎乎的心！等后来事情处理好后，我不知如何感谢黄书记，便对他说：黄书记，我什么本事都没有，只有一样我还行，就是要把‘小榄人家’办得够咱现代化的小榄镇水平！黄书记听后格外高兴地对我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周萍那晚不无感叹地告诉我们：“‘小榄人家’有现在的档次，有现在火旺的商气，就是黄书记他们这些镇领导给足了我底气和志气！”

在我们的整个采访中，不论是企业老板，还是一般群众，众口一词，都念小榄镇党委、政府服务意识好，办事效率高。当我们回过头来，与镇党委、镇政府领导同志在一块儿座谈，黄标泉书记对此却有他的“另一种”解释。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做事，把企业的事做好了，把群众的事做好了，其实是在为自己（指党委、政府）做事，是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黄标泉书记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说，“仔细想一想，假如企业的事没有做好，群众的事没有做好，他们就会来找党委、政府，要求党委、政府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企业的事做好了，群众的事做好了，天下太平，企业为政府交税，还帮政府做好就业安置工作，是企业帮了党委、政府的忙，是他们为党委、政府做出了贡献，为全社会做出了贡献。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给予热心帮助呢？”

这就是小榄镇领导们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可以改变一个执政者和一级政府的工作作风与行为方式。

我们在采访中还得知，小榄镇党委、政府有一条极严格的要求：任何职能部门和个人，都不准向企业要钱要物。假如某些职能部门或个人，确有解决不了的实际问题，可以向镇党委、镇政府提出，党委、政府宁愿拿出些钱来帮助有关职能部门和个人解决问题，也决不准他们到企业里去找麻烦！

中国锁王——“华锋”。

小小一把锁，何以成为一个能赚满口袋钞票的产业？

实际上，世界上的锁业生产国并不多。比较有规模上档次的，亚洲有中国和韩国，北美有墨西哥。在这三个制锁大国中，中国（包括台湾）虽不敢称王，起码可以说是“世界三大制锁王国”之一。中国的制锁业，成规模形成气候的，有三个地方。一是广东中山，也就是指小榄镇的制锁企业，再就是山东烟台和浙江温州了。在中国，小榄镇的“华锋”算不算老大？“锁王”何文烈认为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中自己要知道自己。“俗话说得好：阴天晴天可以不知，自己钱包里有钱没钱应该知道。我们华锋现在的年产量为3000万把，种类有几千种。大部分为客户来样订做。我们的产品90%出口。”

外销冠军——“长青”。

长青集团拥有占地面积90000平方米的五大生产基地，员工3900人，位列“广东省百强民营企业”之中，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燃气具及其配套产品的制造和出口商之一。长青集团始终致力于热能科技的研究、创新和纵深应用，是中国燃气热水器、燃气灶具、旋塞阀、调压阀四项产品的行业国家标准起草人之一。产品涵盖燃气具阀门、燃气热水器、蓄能式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中央浴暖壁挂炉、燃气灶具、燃气取暖器、燃气烤炉等系列产品300多个，2000多个规格，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近100项。在行业内，率先进军国际市场，产品远销五大洲30多个国家，深受国外客商和用户的青睐，外销产品占集团总销售额的60%。近年来，长青集团凭借雄厚的国际资本实行战略转型：从单一的产品经营向产品经营与资本经营结合的转型；由国际市场向国内市场的方向转型。旗下品牌“创尔特”以出口世界30多个国家的崭新形象强势回归，得到了业界和消费者的赞赏。2004年2月，长青与中山市政府签订总投资2.55亿元的垃圾综合处理基地焚烧发电项目的BOt（特许经营权）协议，标志着长青成功迈出进军热能环保产业的第一步。

音响“巨无霸”——“美加”。

美加在小榄镇工业区共占地186亩，现拥有员工1000多人，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音响基地。周边围绕音响的配套的企业也有几百家。目前，小榄镇的音响与电子产业的年生产总值，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28%。

美国“惠亚”。

美国的“惠亚集团”，总部在美国的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美国、加拿大、英国、墨西哥、荷兰……惠亚集团在全球都办有工厂。在亚太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香港、北京、青岛、上海、深圳、广州、中山的小榄镇等，均有惠亚集团的附属公司。

在小榄镇惠亚集团的附属公司叫“皆利士多层线路板（中山）有限公司”，是一家配备先进机电设计能力的高价值电子产品制造商，为密布全球的集团与厂基地所需的印制线路板、大规格背板、电线、电缆和机箱提供产品制造和组装服务。

其公司制造的成品产品，主要服务于五大行业：一、汽车业。为全球领先汽车制造商和一级汽车电子产品供应商提供重要元部件。二、消费电子业。该公司不仅是全球主要电器制造企业举足轻重的供应商，更是电线、电缆组装服务的首选供应商。三、电信业。最坚实的根基可追溯至其在电信基础设施市场高度复杂的电机组装，拥有着全球生产、组装和测试高层板、背板、机柜和电缆等等的能力。四、电脑及数据通讯业。是在电脑处理器行业领先的供应商，可提供多种用途的印刷线路板及主板，能够为数据通讯和网络技术提供从印刷线路板、背板、机柜、电线电缆的组装、测试以至成品的运输物流等全方位的机电需求服务。五、工业及仪器业。通过与客户的合作，以价格优势设计和制造高端元部件，满足用户对复杂性高、成本低的电子和机械元部件的需求。

世界指甲钳大王——一个公司，就是生产这么一种“非常小器”的产品，该公司的年产值竟接近两个亿！梁伯强和他的“非常小器·圣雅伦”一路走来，迎接他们的，一直是“鲜花”和“掌声”——1999年6月16日，国家日用五金制品监督检测中心为“非常小器·圣雅伦”颁发了有史以来第一张“指甲钳质量检测合格证书”；1999年8月16日，“非常小器·圣雅伦”夺得行业第一大礼品订单——北京铁路局纪念安全行车1000天的47万套礼品单；1999年12月，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为“非常小器·圣雅伦”产品举行新闻发布会；2000年10月8日，国家轻工总局授权“非常小器·圣雅伦”生产企业“中山聚龙集团”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指甲钳行业标准；2001年2月16日、2002年7月15日，中国五金制品协会连续授予“非常小器·圣雅伦”为“中国指甲钳行业第一品牌”；2002年4月4日至9日，“非常小器·圣雅伦”参加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国际五金联合会年会，“非常小器·圣雅伦”指甲钳个人美容护理用品，作为会议唯一礼品赠送世界五金巨头，其高贵品质博得普遍好评；2002年7月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确认选用“非常小器·圣雅伦”为外用礼品。

2003年3月，梁伯强先生当选为“2003年中国十大创业新锐人物”……

启示——不难发现，小榄致富模式的本质特征是“小商品，大市场”，也许，我们可以理解，小榄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它发展了乡镇经济，更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球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更重要的一点，这里也隐含着行政管理者高超的指挥艺术与民本理念。

第二篇小榄：中国第一富裕镇第四章和谐之下黄金遍地

2006年1月25日，小榄镇委书记黄标泉同志在小榄镇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2006年的工作任务，可以用‘一、二、三’来概括，就是人均生产总值净增1万元，税收达到20亿元，做好三件工作。三件工作，就是推进全面基础素质教育；调整产业结构，鼓励科技创新，发展第三产业，优化投资环境；扶持一般收入家庭加快发展致富。从而达到提高全民综合素质，提高发展质量，加快发展步伐，推动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目标。”

两个“一号”文件。

改革开放以来，小榄镇党委、政府一届接着一届干，抓新城区建设，抓旧城区改造，抓工业区开发，并且在近几年又进行了村一级核算和村改居工作，推进了农村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小榄镇的经济发展一年上一个台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小榄人的日子过得宽裕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有句话说得好：“富裕不一定和谐。”很显然，小榄镇党委、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在全镇大张旗鼓地开展全民基础素质教育，把对公民基础素质教育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2006年新春伊始，小榄镇党委、政府下发“榄委〔2006〕1号”文件，作出关于《推进全民基础素质教育的决定》。这是小榄镇党委、政府为提高全民的综合素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和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小榄的一项重大举措。

小榄镇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小榄进入了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但据调查，小榄镇17岁至40岁的户籍居民当中（不含在校学生），尚未达到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占有相当大比例，与小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极不适应。小榄镇党委、政府提出了推进全民基础素质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的要求。通过党委组织，社区发动，部门配合，学校负责，全民参与，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人才资源优势，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适应效益社会建设，适应市场竞争需求，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其目标任务是：力争在几年内，让全镇17岁至40岁尚未达到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户籍居民，通过参加成人高中或成人中专的培训，学习掌握一定程度的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达到成人高中或成人中专文化程度。同时，鼓励40岁以上的同类人员积极参加培训，争取达到相应的文化程度。

让没有达到高中文化的居民参加培训班，进行培训补课，这在有些地方简直是“天方夜谭”。别说没有开展这种活动，就是开展，也不见得会有人响应、参加。而在小榄，我们看到的，则是十分火爆的场面。全镇现正参加培训人员已达4130人，分布于全镇的6所中学里，到课率达93.6%。每天晚上两节课程，每节课时为45分钟，并且个人要交学杂费，每学期380元。

小榄是个富裕镇，每年政府为社会公共事业投下的钱不是小数。可对百姓进行文化教育培训竟然还要个人交钱？镇领导对我们的疑惑不由得笑了。后来还是镇社区文化教育办公室主任辛群英给揭开了这个谜——在培训没开始前，有关人员曾作过一次问卷调查，征求群众的意见，其中有一条问到参加培训人员的学杂费是个人交好还是由政府出钱为好。问卷的结果，大出所料：多数人说应该由个人交。再往深里问：为什么？群众答：不是自己交钱，学文化的自觉性就不会强！听听，这就是小榄人的素质！镇党委、镇政府就顺水推舟采纳了群众意见。为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学习、培训，他们最后制定了一个奖励办法，即凡到课率在80%以上者，期终再把个人交的学杂费以奖励的方式返还给个人。

辛群英主任告诉我们，仅成人高中（中专）文化补习培训这一项活动，镇里每年将拿出100万元，作为培训经费。

辛群英主任说，目前参加培训的4130名同志，90%的人都是有工作岗位的。群众积极参加培训，与他们“切合实际”的课程设置，也是不无关系的。他们是本着“重基础，求实效”的指导思想来开展成人教育的。根据学习对象范围广、年龄跨度大、水平参差不齐和成年人的特点，注重“群众性，知识性，实用性”，分成人高中和成人中专两种，开设相关课程。比如成人高中，他们以文化基础课程为主，同时适当地开设实用专业技术选修课程。文化基础课程有应用语文知识、应用数学知识、应用电脑知识、综合课（时事、政治、公民道德、家庭教育等）。成人中专则以专业课为主，同时开设部分文化基础课程。比如专业设置有电工、数控机械加工、印刷、家电维修、服装设计与工艺、美容美发、农业种养、农业园艺设计、会计、商贸英语、企业管理、行政管理（文秘）等。学制为两年。全部科目考试合格者，成人高中由镇成人学校颁发毕业证书及相应专业技术等级证书，成人中专由中山市财贸中专颁发毕业证书及相应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国家承认学历。

那天在小榄镇文化教育办公室采访，辛群英主任和文化教育办公室的几位同志争先恐后地向我们介绍文化班的“趣事”：开展成人教育培训班以来，有夫妻双双报名的，有父子同班同桌学习的，有一家几口人到课堂的。永宁社区有一个5口之家，60多岁的老人家带着他20多岁的小女儿，同进课堂学习的还有他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妇。

有位妇女，参加培训学习十分积极，每天晚上不到点就来了，并且从不请假，也没迟到或早退过。文化教育办公室的同志就问她为什么坚持得那么好？那位妇女说，由于她不会说普通话，学校开家长会，她的儿子都不让她去。她说连儿子都歧视她，她再不学习学习，还不早早被这个社会所淘汰？

还有一位学生家长，他说他来参加培训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孩子。他不会电脑，儿子在那儿鼓捣电脑，儿子到底是在学习还是在打游戏或上网聊天，他看不懂，怎么监管儿子？

这只是其中几个有点儿“特别”的例子。更多走进文化补习班的人是为了学知识、学技术，提高个人在社会上的竞争能力。

小榄镇党委、政府，一边在全镇推进公民基础素质教育，把小榄镇打造成学习型社会，使学文化、学技术蔚然成风；一边鼓励企业技术创新，鼓励发展第三产业；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等。与《关于推进全民基础素质教育的决定》一样，2006年新春伊始，同样下发了一个“1号”文件。不过，这个“1号”文件是以小榄镇人民政府的文件下发的，叫“榄府〔2006〕1号”，主题为《小榄镇调整产业结构，鼓励科技创新，优化投资环境的暂行办法》。“暂行办法”对在小榄镇这片土地上，为社会、为人民做出各种突出贡献的人员，如何进行奖励和重奖，作出具体规定。

在2006年新春伊始，小榄镇党委、政府，分别出台了两个“1号”文件，一个号召学习，一个重奖突出贡献者，并已开始进行卓有成效的实施，在社会上树立起一种“比学习，比进步，比文明，比贡献”的良好风尚，这本身就是一种和谐，一种唱响“文明、进步”主旋律的大和谐！

政府作担保——在小榄镇采访，我们听说了一件新鲜事——小榄镇有一个“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专司为企业和一般收入家庭担保贷款和创业贷款服务的机构，如今已扩展到帮助困难学生担保助学贷款等业务。

政府设置一个机构，为企业和困难群众担保贷款，我们不知其他地方有无这种事，起码稀罕。据小榄镇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经理李家浩说，像小榄镇这种以政府的名义专门设置一个担保公司，为企业和困难群众开展贷款和创业贷款担保业务的，在全国其他地方有没有我不敢说，但在广东省确是绝无仅有的独一家。

小榄镇政府的这家信用担保公司，建立于2001年，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把这笔钱存放在银行里，以此作为担保基金。截至2006年3月底，已累计为企业和创业群众以及困难学生担保资金11.14亿元，担保金额为3.13亿元。一批原本没有资金，又想干番事业的创业者，是这一担保基金的最大受益者。

小榄镇生产的“榄菊”蚊香，是广东省的名牌商标，同类产品在全国占有量为“老大”。但“榄菊”也曾发生过困境，一度出现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使企业无法正常运转。正在“榄菊”走投无路时，信用担保公司及时为他们担保了贷款，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像榄菊蚊香那么大的企业，为什么还要找镇信用担保公司担保贷款呢？我们不免产生疑问。

李家浩经理接过话茬说，因为在银行贷款，抵押要求多，办起手续来十分繁琐。像“榄菊”蚊香那样有实力的企业还算好些，费点事不通过担保公司，也许能办成。可银行贷款有时单靠企业运作时间也拖不起。而对于一些刚刚创业、起步的私营者来说，想完成一宗银行贷款几乎是“上天无路”。他们找到担保公司当然就方便多了。由公司来担保为他们贷款，就等于担保公司成了他们贷款的“抵押”。

原来如此！

当然，镇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企业担保贷款，并不是盲目的，也不是对什么企业都可以担保的。担保公司要视其情况“具体对待”的。比如，在采访中，李家浩经理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家五金企业的老板是小榄人。由于种种原因，前些年他到外地去发展了。受各方面条件限制，他的企业也没有发展很大。小榄工业区开发得火爆，于是他就一心想回家乡来发展。可他缺少发展资金，就找到镇政府担保公司，请求让担保公司为他担保贷款。像这种情况，担保公司采取一种“反向”的方式为他担保贷款，即：担保公司协助他在工业区置地办厂，以此作为抵押，担保公司先为他担保贷款，待他取得各种手续后，再返还担保公司。目前这家企业已发展成为一个中型企业。

据李家浩经理介绍，在小榄镇工业区落户的很多项目，都是采取上述“反向”方式，让企业获得贷款发展起来的。

小榄镇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常年为企业担保贷款，确保了企业的顺利、健康发展，让那些想致富又没有资金实力支持的中小企业有了致富的“梯子”，这自然是一种落在实处的“和谐”动力与机制。据介绍，担保公司为企业担保贷款最大的一笔高达千万元，一般是做500万元以下的担保，以50万至100万之间者居多。

近几年来，担保公司担保最多的，是对那些困难群众的“创业贷款”担保。

小榄镇政府副镇长董祖文、镇党委宣传办公室主任梁满坤，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近年来，小榄镇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企业的发展，带动了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困难家庭解决困难，走出困境逐步致富，均收到显著效果。以此来推动共同富裕，构建和谐小榄。

镇领导介绍，在小榄，所谓一般收入家庭，是指本镇户籍人口中人均年收入低于3万元的家庭。镇党委、镇政府为鼓励一般收入家庭成员自立自强，勤奋努力，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对他们在创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给予必要的帮助。其中有一项，就是政府的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他们提供创业贷款担保。

为创业贷款担保，这句话的本身，就充满了对弱势群体、对一般收入家庭、对不安于“小富即安”而立志创业者、对立志于创业而又手头拮据者的一种关爱，一种支持，一种鼓励和鞭策。政府操心让群众致富，群众致富缺乏“启动”资金，政府担保为群众贷款——小榄镇政府的这一善举，实在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啊！

李家浩经理告诉我们，仅2005年一年，他们公司就为49名群众成功申请了创业贷款，总发放金额为210.5万元，同比办理人数增加33人，发放金额增加153.5万元。2005年，他们还为184人担保了助学贷款，总发放金额190.78万元。进入2006年，第一季度就发放创业贷款57人，发放金额245.5万元，为186人担保了助学贷款，发放金额200.8万元。

这何止是一种简单的经济担保！它是一种阳光，一种温暖，一种社会的热心援助和党的温暖关怀。

我们不难想见，在那为创业群众担保的众多创业贷款户中，会有经营不错者，会有经营一般者，也肯定会有经营不善者，最后弄得血本无归也不是没有可能。然而，在谈到这一点时，小榄镇党委书记黄标泉同志坦然一笑说：“是的，真正出问题的很可能是在创业贷款上。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又无创办企业的经验。因此，我们还搞了一个帮贷后的跟踪服务，力争所有创业贷款户都能如政府所愿，如他们自己所愿，尽快发起来富起来。我们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是起到鼓励创业、促进就业的作用。”末后，黄标泉书记说：“为让更多的小榄镇人富裕起来，让社会真正和谐起来，我们赔点小本也值得！”

“三个一”民生工程——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小榄镇实行了三大改革。一是推进农村的股份合作制，即把原来的集体经济“固化”给每一位村民，使村民成为了股民，每年按股分红。二是实行村一级经济核算，有效减少了基层管理成本，提高了资源效益，同时也解决了村民小组之间发展不平衡及股民分红差异大等问题。三是村委会改制为社区居委会，促进了全镇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变，促使全镇农民从“洗脚上田”上升到“洗脑进城”，加速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20多年来，小榄镇的经济一直在快速前进。

然而，经济快速发展的小榄镇，并非没有贫富差异。虽然大多数家庭都过上了好日子，却难免有一部分家庭由于各种原因，日子过得仍很紧巴。据2003年、2004年对全镇就业情况的调查，“零就业家庭”就有44户。有病医不起的现象也有。建立和谐社会，就是为了减少或消除这样的不和谐之音。为此，镇党委、镇政府果断作出决定，在全镇实施“三个一”民生工程

“三个一”，即：让每一个有就业愿望的小榄人（劳动力）都有一份工作，让每一个小榄人都有一份医疗保障，让每一个适龄的小榄人都有一份社会养老保险。

民生工程之一：就业。

为让每一个有就业愿望的小榄人都拥有一份工作，镇党委、镇政府早在2001年就成立了“帮助本地群众就业办公室”。次年，镇党委又专门成立了就业工作领导组，由镇党委主要领导任组长，一名副镇长和一名党委委员具体负责。领导组下设办公室，配有多名专职工作人员。各社区也相继成立了就业办公室。全镇共有专职人员50多人。镇党委并且把就业工作列入干部考核岗位责任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加大帮助群众就业的工作力度，2004年10月，镇党委、镇政府在2003、2004两年对全镇就业情况进行普查的基础上，再次对全镇“零就业家庭”、困难家庭和有就业意愿且有劳动能力的待业人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逐一登记并建立了工作档案，研究制定了帮助就业“三步走”的方案，采取强有力措施推进“零就业家庭”、困难家庭和有就业意愿且有劳动能力的待业人员的就业工作，把生活保障与工作保障结合起来。既注意给经济困难者的生活保障，更着力协助其谋求工作出路；既重视“输血”功能，更注重“造血”功能。“三步走”方案，即：第一步，2004年12月底前，主要解决“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第二步，2005年春节前，主要解决“困难家庭”的就业问题；第三步，2005年6月底前，全面解决有工作意愿、有工作能力的人就业。到2005年5月底，“三步走”方案提前完成，全镇共解决了961人的就业问题。其中，44个“零就业家庭”中，除两人患病无法就业外，其余42户中的42人全部就业。全镇199户困难家庭中，除弱智和残疾的18人、4名无就业意愿的家庭妇女外，其余177人全部就业。全镇881名待业人员，除吸毒、病残、超龄的51人和无就业意愿的88人（主要是家庭妇女）外，其余742人也都有了工作岗位。现在的小榄镇经多次安置，仍未就业的劳动力不到总劳动力的1%。

民生工程之二：医疗。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温饱问题已不再是多数老百姓所担忧的事情。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自己及家人的健康，更加担心的是当健康出现问题时有没有医疗保障。尤其是患了大病、重病之后……百姓最关心这样的事！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使小榄人病有所医，镇党委、镇政府决定，从2004年开始，在原来的10万农民参加的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础上，在全镇各社区都建立起了合作医疗机制，将原来没有参加合作医疗的5万居民，全部纳入到了合作医疗范围。截至2005年6月底，全镇共144452人参加了合作医疗。具体做法是：以户为单位，个人每年缴合作医疗保障金120元。以“保住院，保大病”为主，在本镇医院住院的药费、手术费可报销90%，且上不封顶（门诊不报）。这一做法，有效地解决了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全镇合作医疗参保率达92.5%，其中农民参保率达99.8%。不少居民在拥有社会医疗保险后，又参加了合作医疗，从而获得双重保障。

2004年，镇政府补贴合作医疗资金800万元，2005年补贴930万元，为全镇群众提供了有力的医疗保障。2005年，全镇参加合作医疗、商业医疗、医保的群众达21.9万人，即有三分之一的小榄人，享有两份医疗保障。

民生工程之三：养老。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是每一位老人的梦想，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此，镇党委、镇政府提出了让全镇达到年龄的人民群众，都要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并拟定全镇社保工作“三步”计划。第一步，确保在企业工作的小榄人全部参加社保；第二步，确保达到年龄的社区股民全部参加社保；第三步，协助达到年龄的其他本地户籍人员参加社保。

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小榄人拥有一份社会养老保险这一民生工程，不但解决了老人退休后的后顾之忧，还为小榄人创造了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

200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雒树刚到小榄镇考察工作，在接受小榄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你们提出了‘三个一’工程……这‘三个一’，解决了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和生活保障，解除了群众的后顾之忧。这是人生之本，这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这就给全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欧广源在小榄调研时说：“你们搞了‘三个一’工程，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对落实好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你们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个前提。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强大的经济支撑，其他工作便是空中楼阁。”

是的，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一切都无从谈起。同样，没有一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再强大的经济基础也保证不了社会和谐进步的发展。我们采访小榄镇党委书记黄标泉同志时，当谈到实施“三个一”民生工程，他说：“我们当时提出让每一个小榄人都拥有一份工作，也不完全是针对‘零就业家庭’和‘困难家庭’的。我们还有一种考虑，就是动员富裕户家庭人员，也都积极参加就业，为社会创造财富。小榄镇经济的发展，使部分富裕起来的群众，产生了‘小富即安’、‘稍富则满’的思想。如果小榄镇因经济发展而滋养出一批衣食无忧、吃饱等饿、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懒大头’，岂不大煞小榄镇的风景吗？”

黄标泉书记的这番话，让人深思。

尊重富人，关爱穷人，帮助“四种人”

尊重富人，关爱穷人，帮助“四种人”，是中共小榄镇党委、政府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目前，一个居者有其屋、少有所学、劳有工作、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无人不饱暖，无处不安康”的和谐社会，已在小榄镇初步形成。

一提到“富人”、“有钱人”，某些对富人有着抵触情绪者，往往在大脑里更多闪现出的是“杀富济贫”、“为富不仁”、“富而不贵”之类的字眼。

这也难怪。

我们读过许多赞美玫瑰、鸽子以及蜡烛的诗，但从未读过一首赞美富人、有钱人的诗，反倒有不少唾骂富人和金钱的檄文。是人们不喜欢富人？是人们生就对有钱人有仇？是富人对人类的贡献比不上玫瑰、鸽子和蜡烛？不是！实际上这只能算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或者说是人们对富人在心理上的一种“对峙”——有着这样一种抵触情绪，又怎么会写诗赞美富人赞美有钱人呢？

然而，在小榄镇“尊重富人，学习富人，赶超富人”，是一种早已深入的社会风尚；“不能仇富，不能劫富，更不能杀富”更是一种社会公德。

2005年初，小榄镇党委、政府向全镇提出了“尊重富人，关爱穷人”的号召。

据调查，小榄镇家庭财产超千万元的富裕家庭，约占6.4%。镇党委认为，这些“富人”依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勤奋拼搏，努力创业，过上了富裕生活。他们不但积累了资产，也向国家交纳了税金，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为国家和社会，特别是为小榄镇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富人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镇党委、镇政府及全镇人民，应创造更好的环境，让富人更加富裕，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此，镇党委号召全镇人民以富人为榜样，鼓励更多的人创业，勤奋劳动，走上发家致富之路。镇党委、政府一方面每年组织企业家到外省市和国外参观考察，广泛交流，让他们获取市场信息，了解形势发展，把企业做大做强，并为成长性好、缺乏流动资金的企业协调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一方面积极引导教育，鼓励富人“富而向善”，“富而行善”，积极参加各种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活动，如扶贫济困、赈灾助学等，主动扶助需要帮助的人，向社会奉献爱心，用实际行动赢得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全镇成立了28个文体协会，根据各位企业家的爱好和兴趣，将他们请到协会中去，并让他们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如华帝公司总经理是镇摄影协会会长，榄菊集团董事长是镇青年书法协会理事兼小榄印社顾问，华锋制锁公司董事长是镇篮球协会副主席等等。仅镇篮球协会，就集中了数十位大中型企业的业主。这些企业家既是文体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又是组织者和策划者，更是文体活动的资助者。如镇传统的三人篮球赛、中国象棋赛、乒乓球公开赛、书画大赛等活动，费用全部由企业家自发资助。

各协会开展的文体活动，极大地丰富了群众业余生活，提升了文化品位、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

关心群众生活，特别是关心贫困群众的生活，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

截至2005年底，小榄镇的贫困家庭仍占约3.1%。这些家庭的困难，不是“社会体制原因”所致，不是“缺乏工作岗位原因”所致，也不是“个人原因”所致，而是“特殊原因”——有些甚至是“不可预见性原因”所致。如家庭成员患上绝症或慢性疾病；如意外事故导致丧失劳动能力；如家庭成员有遗传性缺陷……对这些因种种各不相同的原因而致贫致困的家庭，怎么办？镇党委、镇政府在提倡尊重富人的同时，更重视关心、帮助穷人的工作。镇里多方面、多渠道投入人力、财力、物力，构建和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五保户供养制度、临时性困难救助、基本医疗报销制度、教育基金制度、就业救助和法律援助等等社会救助体系，形成了全社会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的良好社会风尚。

如今，在小榄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人均每月350元。全镇共办理低保户829户2439人，经费由市、镇两级政府共同负担，每月发放低保金371557元，镇财政负担发放金额的73.6%。残疾军人的生活补贴，也由原来的家庭人均每月500元提高到800元，同时政府出资356352元，为48名残疾军人购买了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彻底解决了残疾军人的生活之忧。临时困难救助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自2001年至2005年底，全镇共实施临时困难救助500余人次，救济金额1578744元。从2003年起，镇党委、镇政府决定在全镇实施基本医疗救助金报销制，制定了农村低保户每人每月35元和城镇低保户每人每月42元的定额救助制度，减轻了低保家庭的医疗负担。2005年，全镇又把基本医疗救助标准统一调整为每人每年500元，同时为全镇低保家庭成员共1675人，全数购买了合作医疗，解决了穷人看病难的问题。从2001年至2005年，全镇资助镇外读高中、大中专学生近200人次，资助金额70余万元。同时还开展了“同在蓝天下，共享一片爱”活动，全镇500多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850名困难家庭学生……

呵，社会太复杂！形形色色，包罗万象。构建和谐社会谈何容易！它需要平衡协调每一个条块，关注整体的每一个角落。经济腾飞、政治文明、民生幸福的小榄人也不得不把一部分精力用于管好“四种人”身上！

所谓“四种人”，是指吸毒解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行为偏差人员（含在校行为偏差生）和辍学青少年。

“虽然这‘四种人’在小榄镇为数不多，但如果不能有效地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不但会影响他们现在和将来的家庭，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使其成为社会包袱。因此，镇党委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把社区教育就业工作列入了文明社区建设的考核内容之一。”镇党委书记黄标泉如是说。

为做好“四种人”的工作，2004年8月，小榄镇成立了“小榄镇社区教育就业办公室”，由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党委委员专门负责。各社区也相应建立了“社区教育就业办公室”，全镇建立起一支由159人组成的社区教育就业工作队伍。

镇教育就业办公室辛群英、麦少容两位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自2000年，近7年来，全镇共有刑满释放人员283人，吸毒解戒人员524人，辍学青少年204人，行为偏差人员（含在校偏差生）142人。镇党委、镇政府要求，一定要做好吸毒解戒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生活和思想动态跟踪，想方设法为他们妥善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使其尽快重新融入社会，走向新生活。一定要热情、耐心地做好行为偏差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转变对社会的看法，转变人生观。一定要积极帮助辍学青少年解决学习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使他们重返学校完成学业。为切实做好“四种人”的工作，镇教育就业办公室的同志们“多管齐下”，采取与社会、学校、家庭相结合，与就业工作相结合，与培训工作相结合等等办法，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辛群英、麦少容同志还向我们介绍了不少生动的事例——初二女生李某，受外面世界的影响，经常出入于酒吧，发展到后来连学都不愿上了！镇教育就业办公室的同志三番五次地找学校和家长了解情况，在摸清了该生的“具体情况”后，再“对症下药”，最终使李某回到了课堂。

社会青年罗某，是个独生子，他父亲去世后，因母亲是个清洁工，收入微薄，不能满足他的开支要求，常常动手打他母亲。镇教育就业办公室的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多次主动上门做罗某的思想工作。先是动员他参加技能培训班，结业后又帮他联系到一家企业，让他当了一名维修工。如今，罗某不但不打母亲了，还给母亲钱花，并且还谈上了女朋友……

据介绍，全镇179名辍学学生，基本上全都复学回校了。其他“三种人”，也大都悔过自新，融入社会，走上了新生活。

尊重富人，关爱穷人，帮助“四种人”——小榄镇开展的这些温暖人心的活动，实在让人感动。这些看似“小事”、“平常事”的事，处理得不好，就会后患无穷，就会给社会给家庭给个人带来极大的悲哀。比如说那些辍学的孩子，如果没有帮助“四种人”的爱心活动，他们就会陷入泥坑，甚至不能自拔。如今他们都回到课堂上去了……

近年来，小榄镇党委、镇政府倍加重视教育，加大了教育事业的投入，促使其成为小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领跑员，带动小榄镇经济社会更快发展。

1.布局调整：把原有的41所中小学校采取“撤销、合并、搬迁、转制”等办法，调整为小学20所，中学8所，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2.硬件投入：近几年来每年均投入超1亿元，共投入近6亿元，新建扩建了24所中小学校舍。另外，镇政府还发动了镇属几大公司资助农村小学的建设以及增添现代化教学设施，其中2004年资助额为500万元，2005年的资助额800万元。

3.重视均衡：在重点学校里挑选优秀的教学骨干，派到薄弱的农村学校担任副校长，带去优质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4.创建品牌：目前，全镇已有国家重点职业中学1所，省一级学校13所，市一级学校或市规范化学校5所。2003年11月，小榄镇顺利通过“广东省教育强镇”督导评估验收。

5.普及教育：普及12年教育，使所有学生都能读上高中，并能上到自己满意的学校。

小榄镇虽小，但是折射的却是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世界！它的发展过程既是发展经济的过程，又是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它让所有了解它进程的人感到激动。让我们尤为振奋的是，富裕了的小榄人，没有忘记“精神文明”建设，他们建设了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和谐小榄镇，建设了一个“无人不饱暖，无处不安康”的美好家园！

在春光明媚的4月里，我们行走在小榄75.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不见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了，工业化、城市化已在这片热土上处处展现。只有在偏远之地，偶见一片片“田园风光”，栽种的却是花木，而不是庄稼。陪我们“观光”的冯结红小姐告诉我们，那一片片“田园风光”是一家规模较大的花木公司。前几年在昆明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就是这家公司代表广东省去参展的。

我们去参观小榄镇工业产品陈列馆的时候，已是中午下班之后的时间。为了多看一些单位，采访安排十分紧张。参观镇工业产品陈列馆，只能“见缝插针”。我们去时，只有一位姑娘正在吃着盒饭。冯女士向她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她便领我们去陈列馆参观。姑娘一边领我们参观那一排排、一层层品种繁多、应有尽有的各种工业产品，一边向我们讲解。小姑娘不仅普通话说得好，而且能把那么多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产品，从生产厂家、产品品牌、市场占有率、消费者满意度、所获得过的荣誉、所产生的效益等等，全凭她那张伶牙俐齿的美嘴，说了个溜儿转。我们都被姑娘的记忆和精美的解说所折服，便好奇地问她是什么地方人？哪所高校毕业？芳龄几许？姑娘笑笑说：“我就是小榄镇人，去年高中毕业没考取名牌大学，就到这儿来上班了，今年算是20岁了吧。”我们问她咋就讲解得这样好？她再次向我们微笑作答说：“干一行就尽可能干好一行呗。”

小榄有“菊城”的美誉，菊花文化贯穿于小榄的历史。

初起有“菊试”、“菊社”等民间组织，后逐渐演变为10年一度的“黄花会”。清嘉庆甲戌年（1814）举办大型菊花盛会，此后相约每60年一届盛会。

1994年11月19日至12月5日，小榄镇隆重举行了第四届甲戌菊花大会。大会布展10平方公里，陈展菊花82万盆，1568个品种，吸引了海内外嘉宾、游客600余万人观赏。

2004年11月，小榄镇举办（甲申）菊花文化艺术欣赏会，以“魅力小榄，展示菊艺新风采”为主题，在布展和菊艺上均有新突破。最大的一棵单株菊达45圈6211朵花，楼高23.26米的赏菊楼和单株嫁接247个品种的大立菊，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菊会期间，国家文化部授予小榄“中国菊花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2005年底，“小榄菊花会”被推荐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菊花的精气神韵已与小榄人融为一体，成为小榄人不畏艰苦、勤劳勇敢、拼搏奋斗的精神动力，更成为现代小榄人把握先机，开拓各项辉煌事业的原创生命力。

小榄菊花，久负盛名，然而这只是小榄之一景。“全国小城镇建设试点镇”、“村镇建设全国楷模”、“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镇”、“全国民政工作全优乡镇”、“全国造林绿化百佳镇”、“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创汇五强镇”、“国家卫生镇”、“中国花木之乡”、“中国书画之乡”等等，的确是景点多多，让人目不暇接！

蓝天，碧水，绿地，花鸟。

小榄镇由一个以农业人口居多、以农业为主业的乡镇，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以极快的发展速度，如今已发展、建设成为一个拥有15.7万户籍居民、16万外来人员的总计30余万人的新兴工商业城市。街道宽广洁净，建筑雄伟壮观，河流清澈见底，绿地如织似锦……小榄镇美不胜收！小榄镇真是遍地黄金可收！

小榄镇真美，处处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洁净、卫生，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要说宾馆饭店、办公场所、旅游景点、文化中心、临街商铺、集会广场……就连旮旯里也难见灰尘。这里离海洋近，也许与“海洋气候”有关。即使是这样，我们认为也是与政府对这里的有效管理分不开的。如果说穿皮鞋在小榄镇行走，十天半月仍是一尘不染、不需上油与海洋气候有关，那么地上连个烟头儿都见不到，就出自政府对这座城市管理有方的原因了——据说，中央某部一位官员到小榄镇调研，为验证离京前有人向他介绍的“小榄如何洁净卫生”之说，便在进入小榄境内后以步当车，沿街穿巷而走，走了几里路才发现地面上有一个烟头。随之这位官员连声称赞：“小榄洁净卫生果然名不虚传！”

南海之滨美丽的菊城，你是祖国的一颗明星；

看万菊争艳人杰地灵，闪烁着中华文明！

这是《菊城之歌》中的一段歌词。

小榄的确太美，美得让人有种冲动，有些忘返。怪不得现任菊城中学校长的吕麟和小榄镇教育办副主任的杨新华等这些高学历、有作为的年轻人，不仅自己应聘来到这里，而且把妻儿老小也纷纷从老家接来，永久性地在小榄镇安家落户——原来，他们都是被“创业、居住”两适宜的“小榄之美”迷住了！

何止吕麟、杨新华，如今在小榄安家扎根的已有十几万人，他们与饱含感情的小榄本土人一起，激情地演绎着这个美丽家园中国式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传奇故事……

第三篇中山：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第一章你真的认识中山吗？

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也许并不奇怪。一个人要爱上另一个城市就不那么简单了。

广东省中山市能让许多去过的人都爱上她，足以说明这个城市的魅力。

我来自北京，从小在江南的苏州长大，似乎让我再去钟情哪个城市并不容易，但我竟然也爱上了中山！这说明了什么？我自己都有些诧异。然而，中山确实让我深深地迷恋上了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去了四五次，这或许是一种说明。到中山，并非休闲，虽肩负紧张的采访但仍感惬意。

这个小城，很美。7月，太阳向地球狂热地表达着她的激情！在中山小城随处可闻的花木香气和满眼的翠绿，似乎让你忘记了这是炎热的夏季，空气中总掺杂着海滨城市独有的湿湿淡淡，让你情不自禁地想张开灵感的翅膀，欲吟欲诗……漫步于静穆的夏夜，温情的晚风轻拂着一张张友善的面庞，好客勤劳的小城人此刻也放下了紧张的工作，或散步或随着音乐在灯光如幻的公园广场上翩翩起舞……怎能不爱小城？！

一位年轻人和我攀谈起来。一问，他说他是刚来中山的，并且意外得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太可能的事。单位的主管告诉我：只要我定下到这儿落户，就会得到市政府、镇政府和所在单位的几十万元的各种补贴，还可以每年有10万至20多万元的创业基金和每月1500元的生活津贴，另外还能有一套房子……这样的好事哪儿去找？”一位年轻的博士说。他不慷慨激昂才怪呢！

另一位满口广东话的小伙子抿抿嘴，笑着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甚至连多说一句话的时间都不给：“对不起，我今天要赶去巴黎的航班，那儿的一个国际博览会需要我去签约……”他来自号称“中国灯都”的古镇。中山古镇的灯饰市场名扬全球，每年有200多亿产品销售海内外。

感受一个城市的优雅与美，用不着别人指点和介绍，只要你去体味便是。

在当今中国，尤其是被称之为“世界工厂”的珠江三角洲，你想感受哪一个城市还具有优雅和美，怕不容易。或许中山不是唯一的，但极少有谁可与中山相比！

在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的今天，我们往往在看待和衡量一个城市与地区时，总会首先询问一下它的经济发展指标。毫无疑问这并没有多少错。但询问之后人们再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社会形态时，就会有另一种并不舒服的感受，常常是GDP很高了，城市和环境却无法叫人忍受……然而中山不是。中山的GDP同样高速增长，2005年达到880.20亿元，人均为36207元。一个人口不到140万人的微型地级市，每年创下的财政和国民生产总值却超过中西部地区不少省区的水平！关键是，百姓口袋里的钱更多，生活的质量更是滋润无比……

城市的优雅与美，是可以转化为产生一种令人舒服的心境。而中山的优雅与美，不仅仅是外在的建筑物与生态环境，更是这儿的政通人和与人们的精神世界。

那是一个公休的假日。由市民成为“嘉宾”的“城市论坛”上，一位小学生在看到众多大人们的一个个建言献策，被市领导们接纳后，忍不住也将自己的小手高高举起：叔叔阿姨，我可以提个意见吗？当然可以！论坛主持人笑着回答：你也是我们中山市的小公民，有什么好建议、好意见，尽管说来听听。受到鼓励的小朋友说：“以后建新公园，能不能也考虑一下我们小朋友，给我们建一些又好玩、又刺激的体育、游泳设施！”“好嘛，这意见好！”事后，决策者欣然接纳了这位小朋友的建言。

这是中山“政通人和”的小小一隅。

每年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元宵节。这一天，中山有个与众不同的传统：全市人民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会自觉地加入一个特别的盛会，那便是他们持续了20年的“慈善万人行”活动。“富而向善，富而行善。”4个多亿由百姓自愿募捐的钱，表达了富裕起来的中山和那些在中山创业与打工的“新中山人”，一次次重新演绎着先哲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与伟大。

文脉殷殷，城郭彰显。

今天的中山人精神除了“博爱”两字，还有“创新”、“包容”与“和谐”六字。毫无疑问，“博爱”是中山精神的魂与核，有了它，“创新”、“包容”与“和谐”将是自然和必然的。博爱，会使创新更具明确的价值取向；博爱，使包容变得更加温馨与细腻；博爱，产生人性与和谐。

自古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我想人类进入21世纪了，在这话后面应加上一句：“今有中山”。中山之美，当与苏杭相比，更胜人间天堂。

但中山人并不满足。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山人……

中山不是她的原名。中山原名香山。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时，辖现今的中山、珠海和澳门等的区域叫香山县。香山建县850余年，历史变迁几度，现今的中山市则是香山的根基。

香山更名为中山，是因为20世纪的香山大地上出了个伟人——孙中山。1925年，在香山的另一位名士唐绍仪先生的提议下，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将香山更名为中山，以志对已故中山先生之永久纪念。中山，因此成为全中国唯一以伟人的名字命名的地级市。

孙文何以起名中山，是件非常偶然的事：1897年，在日本流亡的孙文先生因投宿一家旅馆，取名为中山樵。后革命党人便称他为中山先生。“中山”二字，冠于一个伟大人物的身上，从此变得不凡。

中山先生生前并没有对自己名字作过任何解释。但从字义而解，可谓“中国之山”，这也许是笔者的浅见。然而中山确实显示的是一种力量，一种端庄的力量，一种充满正气感的端庄之美与力感。

难道不是吗？中山先生作为20世纪中国的革命先行者，他的全部伟大功绩，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关闭了几千年的封建之门，他开启了“四万万人”的新纪元。

他一生奉行的“天下为公”的博爱理念，正是中山精神的端庄之美的最高境界。

他矢志坚守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正是他从博爱理念，延伸至自由与平等，使人类的端庄之美向崇高之美升华的一种永恒的追求。

他自行设计的“中山服”，也已成为人类服饰中最为经典的百年时尚。

中山先生留给中国和人类的遗产本身就如同中国的山一样巍峨、浩荡。同样，中山先生留给故乡人民的则更无法形容。中山的每寸土地，荡漾和滋润着这位先哲的浩浩恩泽……但在中山大地上，孙中山先生的伟人之气还不是唯一和绝后的。

在现今的中山市孙文西路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内珍藏着一份毛泽东所写的借书条：“泳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有史记载，毛泽东父亲在一场诉讼中，由于对手在法庭上巧妙地引用了一句经书语而败诉，由此深刻教训，少年毛泽东要苦读经书。一日，毛泽东从表兄处借得《盛世危言》一书，从此爱不释手，并成为终身挚爱。《盛世危言》作者正是中山人士，名曰：郑观应。此人比孙中山先生年长24岁，他的这部《盛世危言》竟然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

在喊出“盛世危言”和“振兴中华”的郑观应与孙中山之前，香山还出过另一位高扬“西风东渐”的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这位1854年就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学士的香山人，正是因为他的不懈努力，才使中国在19世纪就有了四批幼童出洋留学的历史，也才有了后来的詹天佑、唐绍仪、蔡廷干、唐国安等民族英雄和民主先驱……

中山因革命先驱中山先生而得名。但中山绝非因一代伟人而失淹自己特有的本色。

站在珠江之口，遥望苍茫海域，再回首中山这片临洋之地，你会有种全新的感受，这感受源于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作为著名的中国门户之一，中山从16世纪中叶开始，就成为华夏儿女了解世界和向外开拓的一个桥头堡。而身处这个桥头堡的中山人，怀着“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带着冒险的冲动和致富的梦想，远涉重洋，将东方的文化与陶瓷带到异国他乡，同时又将西方的文化与洋货带回香山。无论是“叶落归根”，还是“落地生根”，中山人勤俭淳厚、敢为人先的印记，永远地铭刻在历史的传承之中。

侨乡的中山，交融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买办与买办阶级的产生，平衡着两个不同世界里的物质和科技的进步与落后。从上世纪初始，中山人就已经习惯了那些拖着长辫、说着洋文的“老乡”串巷走户。在翠亨村，我们能看到孙中山自己设计的那幢欧式洋楼，与周边充满岭南风情的民居如此和谐地牵手，便是中山侨乡文化最典型的例证。

今日之中国，我们言必市场经济，其实说的就是商道。而中国的近代，最重商贸之道、最精于商贸之术的即是中山人士。且不说像郑观应和孙中山这样的名士所倡导的“商战”、“商务”之道，是如何影响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单说当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四大百货公司的开办者竟皆为中山人。他们是：先施公司的马应彪，永安公司的郭泉、郭乐兄弟，新新公司的刘锡基、李敏周和大新公司的蔡兴与蔡昌。现今街头我们仍能经常听到的什么“明码标价”、“顾客永远是对的”、“有奖销售”等等，都是中山商人在百年前就发明了的东西。

开放务实，中西融会，与时俱进，中山人就是靠这样的精气神，凝炼出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与气质，并最终将“中山”两字陶冶得金光灿烂。

中山的人文历史充满着无限魅力，她让旁人无法比拟。但这不是中山的根本。中山的真正魅力，只有在你一步步深入了解她的时候，才更有味道，更知其意。

现今的中山面积共有1800平方公里，与旧时的香山隶地缩小了许多，作为一个县级市直接升格为地级市，中山承载的历史与现实的担子丝毫没有减少，反之变得更加突出和耀眼。

因为与历史伟人的名字联在一起，人们看待中山和中山人看待世界必须是另一种目光。这目光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焦，又从这里伸向远方……

居珠江出海口之西，又与大海相连，江海交汇。于是中山把目光伸向东去、再东去……

这一天，一个来自中山的声音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城内回荡：“在这里，请允许我利用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向各位介绍我的祖国、我的家乡。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有着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创造出丰富灿烂的文化。她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一起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是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源地。中华文明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她拥有13亿人口，人均拥有资源量少。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资源总量除以13亿就变为一个很小的数目，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意味着，中国要跨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碰到的困难会很多。尽管如此，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逐步走向富裕……现在，人们在财富增长中追求幸福，在社会文明进步中享受自由，在不断满足物质和文化需求中安居乐业。期望各位更多地了解中国、关注中国。

“我的家乡中山市，位于中国的南方，广东省的中南部，毗邻香港和澳门……今天的中山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城市发展成为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中等城市。去年，城市综合实力排在全国同类城市中的第十二位。现在，排名世界500强的企业在中山兴办了20多家企业，常住中山的外国人有1400多人，中山的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国际市场。

“中山的发展为市民增加了财富，人们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实惠。目前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8？5%，已经达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富裕标准；居民平均预期寿命76？2岁，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社会福利事业蓬勃发展，人们生活在富裕安康的家园里……1997年联合国将全球人居领域最高奖项‘人居奖’颁给中山，以表彰中山市政府在‘人类居住区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近年来，中山获得国家授予的多项荣誉，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生态建设示范区等等。去年又获得全国关于城市文明建设的最高奖项——全国文明城市。中山虽然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各位，中山没有烟囱林立，相反却处处绿树成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哗——”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中山最近20多年的快速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这么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这是中山经济从封闭式发展走向开放式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关键词就是‘开放’。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山，还是以农业为主，局限于本市域内的发展，甚至与香港、澳门这些本属同一个地理单元、同一个自然经济区的城市，都少有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这种封闭发展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经济落后、目光狭隘。我们发觉，中山的发展必须面向国内、面向世界，封闭式的发展没有前途。于是，我们开始用开放的思维来调整思路，用优惠的政策吸引投资。短时期内，香港、澳门、台湾和国外的资本不断涌入，纺织、服装、五金、灯饰、家电、食品等传统产业产生了集群效应，医药、科技、生物工程、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电气机械和汽车配件等装备制造业开始兴起。城乡劳动力充分就业，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整个经济开始活跃。到2005年，中山已经拥有工业企业22000家。

“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之初，这是中山全面推行改革，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核心内容是‘改革’，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在这个阶段，政府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回给市场，国有企业逐渐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同时财政加大投入，完善包括养老、失业、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改革过程中受影响群体如失业工人的利益。同时，大量精简机构，规范工作程序，政府由指令型、审批型向指导型、服务型转变。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真正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得以维护，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中山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充满活力。

“三是本世纪初期开始，这是中山进入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推进‘和谐’。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城市，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是一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不但要能满足本代人的需要，还要给下一代人留下足够的资源和发展空间。我们把目光聚集到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上，真正让全体市民成为城市发展的主体……

“我们对中山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我们期望在未来的5至10年，将这座城市建设成为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成为能够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城市……”

这声音发自地球的另一端，此时，中山市委书记崔国潮正出席墨尔本大学高级顾问的受聘仪式。

中山！中山让我们向往！

墨尔本再次为远方来的中山人欢呼、鼓掌！那一双双激动和兴奋的目光里充满着敬佩与羡慕……

于是中山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她属于所有关注她的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向往之地。

呵，中山，你雄居伟大民族改革开放之前沿的珠江三角洲之首，你涌动起的每一波浪潮，拥抱着大海，拍打着陆岸，震撼着天与地！

那是一片什么？

在海与岸的联结之处，在水与陆的相嵌之地，生长着一片茂密的小树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它叫红树林。你折一根看看它们的心吧，是红的，它由此而得名……红树林只能生长在海陆交界处、海岸低潮线和高潮线之间，大多集中在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可别小看这其貌不扬的红树林，它对保持大陆架免受海水侵袭的作用可不一般呐！”一位老乡如此告诉我。

原来它就是红树林呵！真的其貌不扬，可又真的独具韵味，无法替代！

大海呵，你时而汹涌，时而激荡，时而放纵，时而低吟……你释放的是力量与张狂，包含了对陆岸的所有爱恨。你总想在陆岸前表达自己所向披靡的浩瀚，你总想嘲弄陡崖脆弱的筋骨，可你在红树林前变得如此调皮无奈，继而转为柔情万般，端庄无限。于是陆地有了更加葱郁，陡崖变得更加坚固。

谁还会怀疑大海与人类保持如此和谐与平衡的功劳，竟是那片其貌不扬的红树林？

红树林让我想起了中山，想起了中山在中国版图上的位置——中山在珠江之口，中山在中国陆地与大海的相嵌之处……葱郁而富有生机的中山，不正是具有红树林性格与精神的中华民族之宝吗？

于是我的耳边响起又一个中山人的声音：“主角当然会令众人瞩目，但一出戏不可能有那么多主角，有时当一个名配角也很好，只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每座城市都会精彩……”

你想体味这段话的“中山精神”，你就得了解下面的背景——

我知道广东人对自己的几个你追我赶的城市有个排名：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之所以有这样的排名当然首先要看的是它们所拥有的经济总量和对国家的贡献。这种排名虽然从简单的GDP数字上很容易叫人明了，但它绝对并不具有公平性。像广州、深圳、佛山，都是拥有一千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并管辖着数个区县级地区。中山不同，中山是个县级地区直接升格为地区级的小城市，它所辖的面积和行政地域只有24个镇区，加之外来人口，也仅有200多万人。但排名时，人们通常并不考虑这些因素，实力和速度是唯一的基本标准。“轻量级”的中山，与“重量级”的广州、深圳，需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奔跑和测速，没有理由，没有解释，只有“名次”。

于是广东“十城市”、“四小虎”一直在比赛着，你追我赶，暗里明里较着劲。中山在几个不同的方阵里，都不具备天时地利的优势——论个头，几乎最小；论量级，也是最轻……但既然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的“发令枪”已经响起，没有谁会刻意照顾这些因素，人们只看你的速度，只看你的姿态，只看你所处的位置。

于是中山人只有拼足力量，奋力向前。

他们拼搏，他们不卑，他们更不屈。他们走具有自己特色的路……

忽地有一天，广东人发现“轻量级”的中山，成为赫赫有名的“四小虎”之一。2005年，经济总量位居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的第5位……

它，连续三年创珠江三角洲城市的工业增长速度之最；

它，一年里有365天空气质量达到优和良的纪录；

它，是全省唯一拿到“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的地级市……

这样的纪录和水平，只有中山人创造和拥有它们。于是中山在人们的心目中变成一个刮目相看的巨人了。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人民和全国人民希望中山成为创造奇迹和辉煌的历史主角——然而，中山人在这样的期待和热盼中温文尔雅地告诉人们：

“当一个配角也很好。”

“只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每座城市都会精彩。”

你该了解中山和中山人了吧？

中山是什么？中山是个不张扬的城市，但它锐意创新和开拓；中山是块沸腾的热土，但她始终平和与理性；中山临海拂面，但她稳重坚实，一鸣惊人！

中山人保留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在中和间保留着自我的本色又不断收他人之长；在中和间平衡地前进又在前进中不断创新求索。一切顺其自然，又在自然中不断探求着改变自然的各种可能，并与时俱进。

呵，这就是中山。

第三篇中山：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第二章好布局就先胜一筹

先胜一筹这正是中山——地处珠江出海口西岸，北接广州、顺德，西邻江门，南连珠海，隔海与深圳、香港相望……

得天独厚。优势多多。

然而，中山处在广东经济飞速发展的诸多“列强”的夹缝之中。那轰鸣而隆隆震荡的前进车轮，无时不在催醒着中山人的每一根神经——你稍稍喘息，后来者即傲居于上；你想迎头赶上，必须百倍努力……

“中山人杰地灵，各项发展形势喜人。中山要建设成为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示范市。”200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德江在视察中山后向中山市领导这样说。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意味着什么？那是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后加了个“示范市”，并且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最快的广东全省的“示范市”，这要求包含了多少期待与期望，中山人心里自然清楚省委书记说这话的分量。

“中山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作出符合中山实际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考。”市委常委会议上，崔国潮书记将一双浓眉往上一扬，说，“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情况，也就是说对中山目前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情况有个科学的评价体系，有了这个客观真实的评价体系，我们才能确立下一步的发展战略目标及对策思路……”

“这是个大课题。中国人没有做过，外国人也没有做好。世界经济学家们都有一个理论：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后，其之后的发展将是一个关口，一种可能是能够抓住机遇，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不丧失发展的黄金时期，最终实现现代化，另一种可能是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拉美现象’，便是突出的一例。”有人这样说。

张德江书记向中山提出要建设“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示范市”时的2003年，中山市的人均生产总值已近4000美元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山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关口。

这个所谓的“关口”用经济用语即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大都依托本国或本地区资源和相关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以低成本换取经济的高增长——中国现阶段的高增长，基本属于这类情况。而经济发展的梯度推移理论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均1000美元就是一个“关口”，原有的优势将消失，产业如果得不到升级与调整，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将难以为继，甚至严重倒退。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拉美国家就曾饱受此苦，至今仍萎靡不振，停滞不前。

“我们中山绝不能步拉美国家的后尘！更要防止那种在经济发展了，政治文明却严重缺失、社会分配不公、百姓对现有制度的普遍不信任等现象的出现。”崔国潮警示他的同事们。

“我们中山已经有了这个那个的国家级荣誉，但这些荣誉只能说明我们还是个‘单项冠军’，现在我们该向‘全能冠军’的目标前进了！”市长陈根楷的话引得同仁们的频频点头。

“单项冠军”固然可庆可贺，但“全能冠军”才是实力的真正体现。

孔子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古人的生态伦理观，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朴素思想。

“中山先生有句名言：‘发展文明，非仅关乎财富一方，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这句话言中了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中山是先人创下的文明之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关乎‘人民之幸福与安全’是我们为官者的根本职责，这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我至今仍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崔国潮说到这儿，又举出一次他随考察团到某市参观一著名“治安安全示范区”所看到的那一幕：漂亮的小区内戒备森严，形同固若金汤的城堡。表情严肃的保安人员在小区内来回走动，目光里充满着警惕；架设在小区四周的各种监控设备，更如一个个严阵以待的哨兵监视着可能出现的每个细节……而小区外则是涌入这个城市的各色谋生的人群，在小区外的大街上带着几分神秘感地看着“城堡”内的一切景象。

“这样的所谓‘安全’，我不欣赏。”崔国潮话锋一转道，“我们中山人也正在富裕起来，但我希望他们在一面享受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的同时，能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山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进程中，就已经把这一创建文明城市的核心价值，当做衡量工作的一把毫不动摇的尺子，并取得宝贵经验。

他们因此有了这样的收获——连续三次蝉联“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地市（单位）”的荣誉称号（在广东省也是唯一的城市）。

“宁愿放弃1亿元产值，也决不上马一家重污染企业。”在这样的理念和原则下，中山市早在1985年起就未雨绸缪，请专业规划机构作了第一张建设蓝图，从而在之后的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有效地防止了无序建设的现象。例子比比皆是：正值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开发最火爆时期，市政府断然否决了城东新区一个外资项目，斥资1亿元建起当时全省最大的城市生态公园……

土地资源是珠江三角洲发展的基本资源，大量粗放型的外资企业涌入这里时寻求的正是这里的廉价的土地。而珠江三角洲能够快速发展，最直接的优势便是这儿拥有与港澳台地区最相邻的地理环境。“有地就能发财”，这是广东多数地方的“至理名言”。可中山是个小市，土地面积本不富足，但中山的执政者则在与别人拼争吸引外资的搏杀中响亮地提出了“零土地”招商。

可能吗？中山也在作秀？是不是想把外资拒之门外？非也。

中山人回答道：第一，“零土地”招商的概念在中山之前就有人提出过，我们中山所做的正是为了将它化为现实。第二，实行“零土地”招商后的中山引资情况势头良好。

无法叫人相信，可又不得不令人信服。中山每年有个“3.28”经贸招商洽谈会，在他们提出“零土地”招商那年的第一个“3.28”招商会上，签约项目319个，合同协议利用外资17.97亿美元，完成预期目标的208.96%；签订贸易合同4754宗，出口合同2521宗，成交额20.77亿美元，是预期目标的241%；内销合同2233宗，成交额32亿元人民币，是预期目标的190%。

你能解释这是为什么吗？中山市三乡镇党委书记梁欣笑着透露“真相”：比如拿我们三乡来说，因为土地控制得严，地价甚至达到了别的镇区的两三倍，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外资和内资企业愿意到这儿来呢？其实原因并不复杂，是老板们到我们这儿生活可以放心，衣食住行样样满意，产业发展也比较成熟，自然环境更没说的，这样的地方他不来投资，还上哪儿去？

是啊，中山凭借的不是廉价的给予和自我的丧失，而是依靠追求整体协调，实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要求下的功能最大化。即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状态要求有序调整经济社会的内在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其与生态环境可持续支持前提下的能量供需，促使其以接近均衡状态的高层次水平发展。用更通俗的话说，这种高层次的发展水平，其实就是以实现全面发展为目的，以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支持为基础，通过调整区域内经济、人口、环境、资源和制度等系统及各系统内部元素间的相互作用，以形成能够适应外部环境机制的良性循环态势。

中山正是在不断创造和构建这种势态中，使得这块热土变得异常缤纷多彩，从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那些渴望有个良好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投资人。

在张德江书记要求把中山“建设成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示范市”的第二年（2004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610亿元，人均GDP达到44005元，折合美元人均过5000元大关！

五桂满芳菲，中山尽妖娆。

这一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来到中山视察，当听说中山正在全力构建“既适宜居住又适宜创业”的现代城市时，非常高兴地称赞“提得好”。

市委书记崔国潮进而汇报道：“创业要求开发更多土地和资源，容纳更多的人口、企业和交通工具，而居住则要求更多的绿地、更舒适的环境和更洁净的空气，这可是个‘世界城市难题’……”

“正是‘世界难题’，才要交给你们去破解！”总书记充满期望地对中山人说。

破解“世界难题”——总书记的嘱托，也是中山人的追求。

提出既适宜居住又适宜创业这一命题，似乎与鱼和熊掌兼得一个道理。可世上哪有鱼与熊掌兼得之理？中山执政者怀着对父老乡亲和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以不懈的努力，甚至有时是痛苦的抉择与奋争，将鱼和熊掌一起托在自己手中，并赢得人们的青睐。

这一年，一位北京的年轻人带着妻子和儿子从京城迁到了中山，问他的理由时，他回答得叫人有些不敢相信：“因为中山很和谐，没有一些城市那种贫富悬殊的视觉冲击，外地人很容易融入这个地方。”

这个年轻人叫赵为民，他是总部在顺德的著名家电企业——格兰仕集团公司总裁办公室的副主任。2004年，格兰仕在中山投资20亿元的空调厂投产。“适宜居住又适宜创业不是一句随便说说的空话，它是必须经得起历史和现实检验的。我认为中山做到了这一点。格兰仕不久前在中山开个2000人的订货会，这本来是我们企业的事，可当地政府竟然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与我们对接，提供各种服务，就像我们格兰仕的口号：‘努力让顾客感动’，你说在这样的地方创业、投资，谁还会走吗？”

中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远明向笔者介绍过，说中山市每年要组织各级干部除了到国内发展快的地区学习取经外，还要走出国门，到世界发达国家学习进修。市级机关的干部和镇级干部基本都走出国门学习进修过，甚至连三分之二的村级干部也到过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学习进修。

中山还有“一绝”：市政府按照每年企业的纳税额，将纳税大户选派的人员送到国外学习，无论是本地企业主，还是外地投资者，你只要达到一定的纳税水平，你就有机会获得政府的这种选派。格兰仕的赵为民谈起此事，颇为激动：“这比颁奖更有意义，是中山政府真切了解企业所需后的一种反哺。虽然我们企业自己也可以出国走走，但政府选派我们出去，其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是自家人的感觉。”

在古镇采访，我因此也明白了为什么在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上，会有12000多温州人落户在此地做灯饰生意！古镇温州商会主席董承聪说：我们温州商人在这儿创业，所获的利益和企业的成长速度基本是在别的地方的两至三倍，而生活成本则低得多，相反生活质量又不比其他地方差。这样好的地方谁不愿来呀！

中山诱人，中山留人。中山的发展十全十美了！？

“恰恰相反，中山的发展还存在很大问题——这不仅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本身就是个永无止境的奋斗目标，而且中山越往前发展所面临的压力和问题也越来越凸现……”那一天，崔国潮书记与我第一次见面是在饭桌上。不知是特意，还是本色，崔书记着一身很得体的唐式休闲服。市委书记与作家对话，能这样“休闲”，笔者还是第一次遇到。

“发展！一切社会问题必须依靠发展获得最终解决。中山今天在全省和珠江三角洲有些优势和位置，并不能代表明天的中山还能成为广东的‘老七’、‘老五’……中山已无退路，只有前进，而且必须是更大手笔、更快步伐的发展思路与行动！”

崔国潮的两道浓眉紧锁，铿锵的话语透出坚定的信息。

可，路在何方，何方是路？

崔国潮书记、陈根楷市长再一次站在《中山市区图》前久久凝视着。市委常委和市政府成员也都站到了这幅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地图前，一起久久凝视起来……

身在中山看中山——中山确有灼人的荣耀之处：它的面积比新加坡大出近三倍，它的发展速度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名列前茅，其产业聚集度居全国城市第二位。如今，她以占广东省1%的国土面积和2.7%的人口，创造了占全省3.8%的国民生产总值。它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快速发展和每年都有1500多家企业落户的情况下，仍然保留了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储备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五桂山生态保护区——更何况还有诸多国家级和省级的荣誉……中山似乎可以安逸地坐在太师椅上笑傲自己的“无限风景处”！？

可是……可是什么？

可是将《中山市区图》换成《珠江三角洲区域地图》时，崔国潮、陈根楷等这些中山领导者的目光里显得有些局促与不安了——先看北边与中山紧邻的广州市，其南拓的战略咄咄逼人，一条南港快线把临港用地拓展了375平方公里，直逼中山市民三联围，而气势磅礴的龙须港仍在不断向南延伸，大有将珠江口岸的优势一揽于怀之势；与中山肩并肩的东莞市，这些年更是风流倜傥，名震海内外，快速发展的势头不仅始终未减，现在他们又搞出一个以沙田镇为中心的近百里通向海域的“新虎门港”计划，大有与广州南港比雄气的势头；与中山隔水相望的深圳更不须说了，填海造地建设再掀高新产业带的浪潮已经撼天动地；比中山更具海岸优势的珠海这些年毫不示弱，其新的发展思路是从下栅到淇澳的科技黄金海岸，将整个珠江西岸与大海接壤的数百里海岸线包含在自己的战略地盘之内；还有后来居上的惠州这一两年也急起直追，势不可挡……珠江三角洲的新一轮经济竞争，呈现欧米茄之势态！

中山的明天该怎么办？难道中山甘愿在这群雄四起的珠江三角洲和万马奔腾的伟大时代里，被人远远地甩在历史进程的末梢？

不不，这不是中山人的性格，中山是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故乡的中山！中山能选择的只有一条路：乘风破浪，与万马奔腾的兄弟团队一起“出海迎战”，去承载历史和未来的责任，去接受命运和人民的期待。

毫无疑问，新一轮的竞争比改革开放前25年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之间的竞争要激烈和复杂得多。或许是一年一个台阶的差异，或许是三年五载的梯队差异，那时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经济圈内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可能不再是“大老虎”与“小老虎”之间的差异了，而是大象与山羊的区别了。

中山是做“中山羊”，还是做“中山象”，这何止是为官一任的几个领导者的面子问题，它无疑会是影响整个中山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呵，放在自己区域的地图上，中山显得似乎还不算小；放在珠江三角和泛珠江三角时，中山变成了“小中山”；如果再放在全中国的地图与世界地图内，中山则显得太渺小了，渺小得像一粒小豆珠似的……中山呵中山，你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呵？

站在版图前的市委书记崔国潮、市长陈根楷，已经很久很久了，他们心潮在起伏，目光渐渐从版图的中心向西移动，又从西向东移动……

中山的中部，是那片新崛起的现代化城郭，它是目前中山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西北部，以小榄、古镇等镇为轴心的五金、灯饰产业经济区域——这一区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民营工业经济圈，在目前的中山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都具有重要影响；南部，以紧靠珠海的三乡镇为代表的出口加工区也已具备一定规模。现在剩下的就是东部了。中山的东部实在是一块宝地，这里有孙中山先生的家乡南朗镇，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这里有个“火炬开发区”。这个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工业开发区，从最初的市加工工业区和以印刷业起家的原张家边镇及中山港三合为一开始，形成了势不可挡的发展局面。至2003年，工业开发区的工业总产值已达450亿元，而且继续以每年100亿的增长速度在向前大踏步地跨越。更主要的这儿是中山唯一与珠江口接壤和通向大海的出口处！

前几年的中山市委、市政府为了把像小榄的五金产业和古镇的灯饰产业所自发形成的这种区域经济块做强、做大，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中山特色的经济概念，即组团式经济体。也就是说，通过一个镇和若干个专业镇已经形成的产业群体和产业链，进行有意识的组合与扩大，并发挥这样的经济强势来加大整个中山的经济航母队伍。同时结合城市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对这些已具规模的组团式经济区域的发展现状、产业结构、布局空间和未来方向，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新的规划，使得组团式的经济体在近三五年内，产业规模大幅增长，从而使中山全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连续几年领先于周边的其他城市。

然而，这些大多以当地传统产业为主体的基础产业，俗称“一镇一品”的经济形态，虽然通过组团式的整合，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仍有发展潜力，但与珠江三角洲已经拉开的新一轮经济竞争的宏大时代潮流相比，似乎有些小巫见大巫。

中山人的忧虑是明显的，中山人的忧虑显示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感，而这种忧虑又使他们的目光向着更远的方向……

“东部！东部是中山唯一可以参与珠三角新一轮经济大竞争的战场！”站在地图前的崔国潮书记，只见他的浓眉往上一扬，顺手操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是陈市长吗？我有个新的想法……”

那一夜，市委书记办公室的灯光亮到很晚很晚。

“丁零零——”新一天来得又是那么赶急，上班的时间未到，市委常委、开发区党委书记冯梳胜办公室的电话就已经响起。

“是老冯吗？现在你有时间吗？”

“啊，崔书记，我有时间。”

“这些日子我和陈市长想了很多，有些思路想与你沟通沟通……”

“是关于开发区的发展吗？我马上来！”

不多会工夫，一位身材壮实、脸色黝黑的中年汉子匆匆来到市委大楼。

崔国潮书记、陈根楷市长已在小会议室内等候。

军人出身的冯梳胜，是正宗的中山人士。三十几岁时就是广州军区某集团军的正师职后勤部部长，1996年转业回家乡，担任中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后任党委书记。在他在任的10余年里，开发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速发展期。他功不可没，是众人眼里的一名干将。

“……开发区这几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的速度和产业内涵都是有目共睹，市委、市政府是十分满意的，这些不多说了。我和陈市长最近心头一直压着一件事，就是在我们珠江三角洲，或者再往更大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看，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正在加快，如今进入我市投资的企业不少，进入开发区的则更多，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我们又十分担心，因为我们中山的工业用地矛盾日益突出。开发区的空间也已基本没有多少了，这样下去我们就会失去很多发展机会和空间。前段时间，我和陈市长还先后带队去了浙江、上海、山东、广西等省区和广州、珠海、东莞等兄弟市学习考察，各地正你追我赶，正如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所说‘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不进则退呀！因此，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也思考了相当一段时间了。中山市要实现市委、市政府的‘十五’规划发展目标，承载大规模的工业发展，加快全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就必须在现有的中山土地上寻找和拓展发展空间……可我们中山本来面积就不大，不像其他兄弟市有那么大、那么多的土地空间。怎么办？”崔国潮说到这儿，把后面的话停顿了下来，似陷入短暂的沉思。

“老冯，开发区要肩挑更大的担子啦！”陈市长笑着将目光投将过来。

“我思前想后，左看右看，开发区或中山的未来发展，正如前两年市委和你们两位领导已经思考和提出过的，必须向东，向东部进军！我看现在该到我们真正实施的时候了！”说到这儿，崔国潮书记的嗓门突然提高了几倍音量。“太好了！”冯梳胜高兴得差点跳将起来。

“我和同事们最近也一直在考虑开发区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初步想在目前开发区的左邻右侧，开拓出一个绝好的大战场，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冯梳胜说到这儿，“哗”地铺开一张地图：“这儿……”

“以马安岛为中心的这一片临海的区域，组成一个面积可达100平方公里左右的临海经济带，或者暂时叫它临海工业园区。它的地理位置堪称珠江三角洲的真正黄金宝地！也是市委、市政府前些年没有实际动用的一块工业处女地。它东临珠江口的横门水道，隔水与广州南沙相望，西临横门西水道，隔水与南朗镇的横门相望，南隔百米宽的河涌与市围垦公司的围垦用地相接，北与横门水道中山港第二码头作业区的港池相连。该工业区一旦实现，其区内面积达20平方公里，约25000亩——不包括已建的一个电厂。其中工业用地可以是20000亩左右，商住用地5000亩。在马安和围垦的40000亩内，留足码头、仓储、客运和海滨新城用地……这样，中山有可能在这里建成一个‘新中山’……”冯梳胜平时话不多，可眼下他却越说越兴奋。

“好，我们不谋而合！”崔国潮书记站起身，将右手掌重重地拍打在桌子上，“这两天我们就开个办公会议，专题讨论东部开发问题！你说呢，陈市长？”

“临海工业园、东部开发……老冯和市委、市政府想到一块去了！我建议办公会议马上召开！”市委书记、市长站起身的时候，中山大地响起一阵隆隆春雷……

第三篇中山：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第三章伶仃洋西岸土很热

那一天雷声过后，雨下得特别地大，似乎在预示着一个新中山的降临……

我们已知中山的前身是香山，而古香山在并不遥远的历史镜头里，它是个被海洋包围的小岛屿。因其“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也。由于珠江水日夜不息的冲积和先人们世代的辛勤围垦，“洲岛日凝，与气俱积，流块所淤”，香山岛渐渐地和浮在珠江口的那片海洋上的小山连在一起，于是有了现今我们所看到的珠江与大海相接的珠江入海处的一片新海域。当地人都知道，这片海历史上早有名，它叫伶仃洋。古人称海不称海而叫洋。洋似乎比海更大。古时的伶仃洋确实很大，在闭塞和落后的百余年前，珠江三角洲的人知其伶仃洋而并不知南海，以为伶仃洋是他们通向那个不可知的大海的唯一海域，因而伶仃洋在当地乃至中国的近代史上留下了许多英名与传说。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南宋丞相文天祥的那首《过伶仃洋》的诗篇了——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如今许多人并不知道近代中国历史其实是从伶仃洋开始的。

泛义讲的珠江海口，事实上就是伶仃洋通向南海的那一片宽阔的海面区域。当年中英“鸦片战争”就是在这里拉开序幕的。曾有人把古老的中国地形比作一个“四合院”，而伶仃洋则是这个“四合院”的门房。现今珠江口仍有“横门”、“磨刀门”、“金星门”等江洋交界之处的地名。

伶仃洋在中国近代史上出名，是因为清朝政府将掌管“门房”钥匙，交给那位“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后才名扬天下的。当年英国侵略者为了打开东方帝国的大门，就是从伶仃洋发起了一场让中国人耻辱的战争。然而伶仃洋本身带给中华民族的东西有许多并不为世人所关注。不说唐宋时海洋“丝绸之路”的木船是如何从伶仃洋启程远航太平洋、印度洋，就说中山引以为自豪的容闳、孙中山这样的历史伟人走向世界时，他们无不都是通过伶仃洋才见到了人类的“新天地”。伶仃洋因此给中华民族留下了落霞般的血色悲壮，同时产生过更多的辉煌诗篇。近百年中国与外界的商贸和人才的交流，尤其是文化融会，无不带着伶仃洋的海风色彩。

伶仃洋的海风如同它的水势一样，凶猛与温存并存。而伶仃洋的水质更为独特一方，它既有海的咸性，又有内江之水的淡味。咸淡交融，内外相嵌，使得周边的海域与陆岸组成了中国南海之滨的一个聚宝盆。这聚宝盆置于大中华地域的“门房”之前，恰似宅居前的一个开满荷花的半月池。

黑格尔有言：“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激起勇气，要去超越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

饱饮了伶仃洋咸淡水的香山人，当然首先应该是中山人，他们正如黑格尔所言，成为最先激起超越自我和超越民族的激情，在寻求改变自己落后命运的过程中，“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义无反顾地向前，直到望见一片洒满阳光的新天地。也许伶仃洋在近世纪的数百年里饱受了险恶与屈辱的痛苦太多，故而在潮落潮去的公元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特意在这儿画出两个经济“特区”，从此之后的伶仃洋变得扬眉吐气而一发不可止，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最为辉煌之地，以还其雄强本色。

伶仃洋的历史代表了中山的昨天和今天，伶仃洋的潮起潮落更折射了中山现代化建设的风起云涌。

1990年，伶仃洋西岸的中山土地上，燃起了一团火炬，它便是由国家科技部、广东省政府和中山市联合创办的中山火炬开发区，这是伶仃洋周边第一个由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它的诞生，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从此使伶仃洋的西岸明耀耀地亮起一把不灭的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火炬，其威势使珠江三角洲为之惊叹。

谢力健，现任火炬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这个自称与冯梳胜为“最佳搭档”的中山人，有着一股拓荒牛的“牛劲”。“冯书记是搞战略的，擅长谋篇布局，而我是个搞战术的，在经济战场上滚打多年，也算有点实战经验。战略战术的紧密结合，就能无往而不胜。”

冯梳胜是正规军出身的正师职军人，强于谋划，而农民出身的谢力健，是当地有名的经济能人，强于实战。这位农民出身的经济能人在现今这块中山热土上，同样有过辉煌的业绩：1978年，19岁的谢力健看着伶仃洋边的张家边乡穷得可怜兮兮，从那个晒干汗珠子的采石场一步跨出，来到中山名镇小榄，买下了一个淘汰的小厂设备，回到自己的家乡办起了“张家边印刷厂”。当时谁也不会相信，在伶仃洋边的庄稼地里办印刷厂能成气候，更不相信谢力健靠8000元能干一番大事业。

“搞战术的人的本事就是会把一个又一个梦想和愿望变成现实。”谢力健的自信来自他成功的创业实践。“当时许多人劝我，说如果在城里办个印刷厂什么的还可能有点生意，你在荒滩野地里办印刷厂，不是神经出了毛病，就是年纪太轻不懂世故。可我没有动摇，心想：小榄那地方也不是天生能做生意之地，可人家的五金生意越做越红火，靠啥？靠的是勤奋和眼光。张家边人不是天生的穷光蛋，不缺胳膊不缺腿，缺的是闯劲。后来我的印刷厂越办越好，连续几年成为当时全公社效益最好的企业。那会儿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企业遍地开花，产品包装成为许多企业的必需品，我的印刷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做生意越多。我的厂效益一好，有人就学着我干起来了，于是你办厂他办厂，整个张家边的印刷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仅10年工夫，原来没有像样企业的张家边，成为中山第一个被国家命名的产业基地——中国包装印刷产业基地。”

“瞧，前面的这个包装印刷产业基地的标志就是老谢设计的。”那一天结束采访谢力健，回开发区的路上，陪同的同志指着“丁”字形路口的一个方形雕塑对我说。在这个“包”字组合成的标志雕塑后面，是现今火炬开发区的六大支柱产业园区之一的中国包装印刷产业基地的主公司——张家边集团公司所在地。这个集团公司如今虽然不再是单一的包装印刷企业了，但一年100多个亿产值的印刷包装产业仍是它的主业。

身为中国包装协会副会长的谢力健，无疑是张家边能够成为闻名天下的包装印刷产业基地的功臣，同时他也使昔日有名有姓的张家边乡从此甩掉落后帽子，去姓除名成了今天中山火炬开发区的一部分。

将张家边一带建设成中山市国家级火炬开发区，并非谢力健他们建立起来的包装印刷产业所形成的势态，更重要的是这儿虽然过去缺少工业基础，但有广阔的土地空间，而且有个连通伶仃洋的中山港。

中山港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是孙中山的同乡、国民党元老、民国政府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花了数年时间苦心而建。孙中山先生曾对这一港口建设亲自作过实地考察，并在《建国方略》中，主张将这一港口建成能行驶万吨巨轮的大港口，以同英葡帝国主义者把守的香港、澳门港口抗争。但由于唐绍仪的建港计划没能得到后来蒋介石政府的支持而搁浅。之后，中山港历经沧桑，终未显示雄风。但它是珠江三角洲的明珠之一，更是中山人的一个梦想。

中山港关联着中山的历史和未来。火炬开发区选择面向大海通道的中山港和已成气候的包装印刷产业园区并具有广阔土地空间的张家边作为自己的战场，天时地利皆具。

“当时的开发区叫加工区，第二年改成了现在的名字。那会儿，我们的创业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但市委、市政府的决心很大，我们下面干活的人也信心十足。”自称“老开发”的孙浩添，今年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可因为对开发区的感情太深，他身患严重糖尿病，却不愿离开这片热土。他是我在中山开发区的最后一位被采访者。老孙做过中山东升镇的党委书记，自1990年来到开发区后就没有离开过。“开发区的初期并不具有规模，港区、张家边印刷基地，各成一块。后来我向市里提出了‘三合为一’的想法，这一建议与市领导想到一起了，之后的开发区发展就像上了快速道……”老孙颇为自豪地向我介绍他最得意的“功绩”。

“冯梳胜来开发区后，谋划了一区五园的思路，优势凸显，招商势头很猛，整个开发区更像熊熊燃烧的火炬了……”老孙对后来居上者更加敬佩。

所谓的一区五园，就是在开发区的统一规划下，根据不同产业划分成若干工业园区。这一做法堪称“火炬模式”。

开发区“一把手”冯梳胜是位具有中山性格加军人作风的典型代表，我很想听他自己介绍这个模式，但他总是开口“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云云来谦虚地表达开发区的每一个进步与发展细节。

言归正传。“火炬模式”的意义确实值得全国许多地方学习。中山火炬开发区其实从纯粹的地理与环境看，它在珠江三角洲并不比别人占优势，然而它的发展速度和产业的内涵则令人刮目相看。一个突出的因素是它的管理机制与发展模式，即“火炬模式”。通常的开发区，划一块地，筑好路，造好桥，搭好电线水道，再引入投资企业……中山火炬开发区的建设当然离不开对基础设施的基本建设，问题是之后的管理模式，他们独树一帜，颇有创新。

冯梳胜接手开发区后，正值中国各地进入“开发区热”，各式各样的“开发区”多如牛毛，连乡镇一级都在办。中山火炬开发区从1996年后，一方面大举吸引投资者进入，另一方面采取了独特的园区开发思路，他们率先提出经营高素质园区的发展理念。将整个开发区划成若干个“园区”，每个园区各有产业特色。各个园区采用“公司制”管理，即一个园区由一个直属开发区的集团公司来运作和管理。这个集团公司既承接开发区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相应职能为投资者服务，同时又以独立的公司参与这个园区的经济开发活动，发展不同产业。公司既是所在土地成片开发的主体，又是招商引资、外经外贸、资产运营、科技创新的主体。公司全面引入现代化工业园区的管理模式，使区域的产业发展和公司自身发展同步展开。开发区分成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包装印刷、装备化工等园区，每个园区争取建立一个国家级基地，同时在园区内再分成几个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以龙头企业带动，形成上下衔接，左右关联的产业链，从而建立园区内具有独立的竞争力和辐射力优势的产业方阵。如此“小世界”里所产生的产业链，成本低、物流快，可以使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大世界”里更具产品优势。以电子信息产业园为例：通过几年产业归类的引进投资，目前这个园区已形成以国基电子、维用电子、逸仙晶园为龙头的微电子产业群；以宏基电脑、欧科音响、佳能电子、卡西欧电子为龙头的多媒体产业群；以波诺威光纤、宏钜光电、台光电子为龙头的光电通信产业群；以液晶电视、变频空调、变频吸尘器产品为龙头的应用电子产业群。每个园区汇聚若干个产业群，所带来的是“11＞2”的效应。

“各个园区由一个公司独立运作，每个园区形成自己的产业规模和产业特色，这种运作方式，好比毛泽东主席当年打游击战，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样，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火炬开发区的成功发展，里面贯彻和学习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位执著于研究“火炬模式”的学者，一语道出火炬开发区党委的战略思想来源。

“我们的火炬开发区能够在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中独家拥有6块国家级基地的牌子，这足以说明我们在建设开发区过程中对打造产业链的创新管理模式是极为成功的。而以现代企业的公司管理模式去运作一个产业工业园区的做法，又使我们的开发区实现了‘两个翅膀一起飞’的理想。”中山火炬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梁有荣说的“两个翅膀一起飞”，一是指公司管理园区的优势，二是管理园区的公司在开发与管理土地过程中的自身发展。“拿我所在的公司来说，我们成立于2003年，当时政府没有出一分钱，但给予了我们公司这块园区的土地政策和资源，约2至3个亿的土地资本。我们就是通过对土地投资的滚动效应获得资金再开发，以建厂房出租和物业两个主导产业来实现公司的自身发展。仅三年时间，公司在开发园区的同时，本身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现有资产10亿余元。正是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我们现在已开始独立地向三产方向发展的同时，看准高新技术产品进行开发。最近我们与香港的一家公司联合开发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超微细线电子产品，预期每年市场产值可达数十亿元……”

梁有荣领导的工业联合公司虽说是开发区“五朵金花”中最嫩的一朵，但由于借助了开发区管理模式上的独特优势和他们自主创业的精明意识，现在已成为国家技术市场科技成果产业化示范基地。目前已在这个园区落户的代表国内外先进技术水平的科技含量很高的企业就有16家、其他产业链相关的企业近百家、经营客商200多家，2005年该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34亿元。

“在开发区，我们的公司成立最晚，但招商速度最快。”雄心勃勃的梁有荣悄悄告诉我一个喜讯：他与承担国家“863”项目的某著名企业签订了协议，该企业在他的园区买下200亩地。“这个公司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非金合金材料用于航天技术。这个项目的开发，3年内就可以为我们园区创造150亿的产值！”

坐在一旁的火炬开发区健康科技产业园总经理梁兆华，听着“老弟”梁有荣的介绍有些坐不住了。他说：“我们健康科技产业园1994年就成立了，现在已发展成按照国际认可的GLP、GCP、GMP和GSP标准建设，集创新药物、医疗器械和健康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临床试验、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我们的健康科技产业园是全国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唯一的一个健康科技产业基地。目前基地已建成华南地区最大的药品物流配送中心，像三才医药、中智医药、德国默克——雅柏药业、瑞士辉凌制药、美国安士等国内外知名医药企业都落户在此。2005年，我们园区完成工业产值达43亿多。去年国家直销条例出台后，催生了新一轮保健直销企业的投资热潮，我们抓住机遇，一举引进内外资36个项目，其中包括美国十大保健品之一的立新世纪公司、瑞士最大的医疗器械公司之一的鸿升公司等。”

“在外界看来并不起眼的中山开发区竟能如此吸引这么多国际著名医药企业，靠的是什么磁性呀？”令人惊叹的现象，我不由得拍案叫道。

老梁一笑，颇为自豪地说：“也许全中国还没有一家开发区像我们这个健康科技产业园区这样规范地按照国际化标准在运营产业。你知道，几乎所有的国家对医药生物产品的生产都十分严格，尤其是这类产品的生产批文更难拿到。可所有落户在我们这个园区的企业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或许在其他地方为一个生产批件苦等几年，而我们园区有一个专业报批队伍，服务是‘一条龙’的。相关的医药企业和科研单位在此投资或研发，只要有报批项目，我们就会帮助到底。除此以外，我们还发挥专业园区的产业优势，重点帮助他们建立与之配套的产业链，使其投资周期缩短，效果成倍增加。如现今在华南最大的医药物流中心——九洲通医药物流中心，原来在湛江也投资过，可8个月就关闭了。2002年到我们这儿后，开始心里没底，也是采取了‘租用厂房、小步慢走’的战略，由于我们园区的真诚合作，当年他们就实现产值5个亿。这个公司的上上下下震动很大，认为我们中山开发区的管理模式是科学、诚信又高效，于是第二年就改变了投资方式——自行置地建厂……3年下来，产值成倍往上涨，去年达到销售产值15亿元，今年20亿产值已是稳握在手了。这个企业的老板前些日子对我说，他们要在三五年内通过我们的园区实现60亿左右的产值。”

高速发展的火炬开发区，每时每刻都有新鲜事在发生，也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高新技术项目落户此地。老梁忍不住心头喜悦地告诉我，他们园区目前正在与市政府、广东药学院联合建立“华南现代中药城”。“这是个虚拟市场，将把整个华南乃至全中国的中药产业联结起来运营。该项目已经纳入广东省‘十一五’计划，准备5年投资52个亿。这一项目一旦进入商业性运营，那么它所带给我们的园区甚至整个中山市的经济发展，将是不可估量的。少说每年也能增加上百亿营业额吧！”

“有人说，21世纪真正的产业是人类对自我健康的保护，因而有人说，健康保健类产业是未来最有前景的朝阳产业。现在除了著名医药企业进入你们园区外，还有没有一些自制研发单位呢？”我问。

“有啊！”梁兆华扳起手指，说，“比如中山大学有个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当时来的时候就带了十几万元，可他的研发产品非常有前景，我们园区公司就帮助他投资研发，一直到批量生产。现在他的产品已经卖到日本了，效益惊人。像这样的企业，至少有20多家……”

那天应开发区党委副书记葛志斌先生之邀，顺着宽阔的马路和绿阴如画的风景，在火炬开发区转了一圈。途中见一辆辆旅游车驶入某厂区，颇觉新鲜。“那是我们园区的一家食品生产厂，叫咀香园，是中山的百年老字号。以前在老城区，因为厂区地方小，生产环境差，厂家不敢将客户带到生产车间参观，只能看他们的‘产品展销厅’。百年老字号越做越小。后来咀香园搬到了我们园区，纳入了现代化的管理，生产规范了，环境条件好了，市场效益连年翻番。如今他们推出的企业旅游，每天接待大量游客，口碑非常好。”

中山火炬开发区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光辉，除上面已经介绍到的几朵“金花”外，还有规模和效益更好的“电子信息科技园（中国电子基地）”、“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园（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包装印刷产业园（中国包装印刷生产基地）”、“国家科技示范基地”等园区，组成了中山东部最具活力和生机的产业群体。

“我们中山火炬开发区自1991年被正式批准为国家级高新区后，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管理体制，使得整个开发区能够得以高效运转，这恐怕是我们取得比较好的发展速度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的管理体制分为中山火炬开发区领导小组和中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两级机构。区管委会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开发区享有市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和一级财政体制，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而开发区的体制特点是运营成本低。我们管委会的82个人，管理了相当于内地一个中等工业城市经济规模的开发区；直接行政费用只有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管理园区的各大公司以现代企业的运作方式在运营，其体制为全国独创，其效益也是在全国高新区中数一数二，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开发区人这样总结道。

其实在我采访过程中，还处处感受到中山火炬开发区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比如除了这里的产业集群明显外，其产业科技含量也高。国家兴办高新区的目的是将国内外科技成果在开发区产业化。中山市本身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因为它没有什么大院、大所和大学。然而中山人坚持办高新区的宗旨不变，并不断摸索出一条适合于中山高新区实际的科技创新路子。兼收并蓄、勇于创新是中山这块土地上人们的一种精神特质。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自己的革命思想时曾说道，“余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开发区人秉承孙中山先生这种创新精神，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坚持做到“五个引进”，即引进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引进研发机构，引进科技型企业，引进人才、技术项目，引进科技基金；坚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区内设立了科技创新基金（每年1000万元）、创业基金（每年1000万元），出台了《博士经费补贴暂行规定》（博士以上学历的人才，如果在中山开发区落户，能够得到市、开发区和园区的三种补贴，一人一年仅这一块补贴就能拿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坚持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建设科技新城。已经建成的火炬创业中心和正在建设的火炬创业园，将成为研发机构、孵化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软件开发机构、中心实验室的平台，成为留学生创业基地和博士后工作基地。目前在开发区的各类专业研发机构有49家，共承担国家“863”计划项目11个，重点国家火炬计划两项，国家火炬计划44项，国家攻关项目5个，国家重点新产业计划10项；科技型企业108家；科技从业人员超过12000人。科技创新为开发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在整个开发区的工业总产值中占78%。开发区每平方公里所产生的工业产值约35亿元。全开发区产业用工约8万人，人均创产值超过50万元。

开发区还有一个特点是：由于开发区实行的是“国字”体制下的公司运营制，使得整个开发区在经营园区和经营城市的过程中，公有资产获得了空前增值和巨大发展。据统计，目前开发区区属各大公司控制的物业这一块资产积累就达80亿元，每年资产净收益达3.5亿左右。

“其实，我们开发区最具亮点的还是它的人文精神。”在开发区采访，听到最多的还是这样的话。

赵云清，开发区党委办公室主任，一位湖南口音的精干小伙子。“我来这儿的成长经历就是一个例证。”小赵说，2000年来中山之前，他是湖南某县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我们湖南人上广东打工的很多，当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是跟单位请假偷偷出来的。那时中山市在报纸上做广告，说要招人。我就带着报纸上这儿来了。开始报考的并不是开发区，而是一家网络公司，可就是在报考当天，我见火炬开发区也在招聘现场设了摊位。我在老家是公务员，所以还是比较看中政府单位，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开发区招聘处，结果人家一看我熟悉办公室业务，当时开发区的招聘工作人员就给领导打电话，说他们准备招聘的人中我最合适，问领导态度如何，开发区的领导当场就拍板要留用我。第二天我就上开发区上班了，就是现在我所在的办公室工作。起初说好的是半年试用期，结果不到3个月领导就决定正式录用我，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开发区的冯书记就这么告诉我的。5年来，开发区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倍加关怀，丝毫没有把我们这些外地人当外人看待，有什么重要的事都交给我们办。用冯书记的话说，中山火炬开发区要成就大业，就必须有纳五湖四海之水、容天下各路英才的胸怀。开发区管委会正是一直坚持以这种格外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创新和把人才当做第一资源的观念和办事原则，使在这片热土上工作的每一个人才尽其能、超常发挥。”

小赵从一个临时聘用人员，到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是个很好的说明。中山火炬开发区管理层的干部中，现在外地人几乎过半。人称“虎将”的现任临海工业园区负责人沈素勤在开发区的经历更能说明，中山人是如何重用人才的。

沈素勤是湖南长沙人，当兵后就在1979年参加了发生在我国南疆的一场战争。1982年转业到湖南省轻工厅，后又在省信托投资公司任职，是个商界能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与老首长冯梳胜重逢，此时冯梳胜已转业回老家中山执掌火炬开发区大印，正在谋划开发区经济发展大计。

“中山开发区发展前景很好的，过来一起干吧！”老首长一句话如同在部队时下达的命令一样。沈素勤义无反顾地丢下在湖南的优越岗位，只身来到伶仃洋边的这块热土。

那时的开发区条件还较艰苦，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冯梳胜对开发区的另外几位领导说：“沈素勤可是个人才，湖南已经为他交了十几个亿的学费，他从商有一套，我们要好好把他肚子里的那点生意经全都掏出来为我所用！”

冯梳胜书记说的湖南为沈素勤已经交了十几亿的学费，是说沈素勤在原来的单位，每年手握十几亿资金，驰骋商界，生意做得颇为成功。“我是1997年到中山开发区来的。当时正值亚洲金融风波，其影响直接波及我们的开发区。为了杀出一条血路，冯书记把工业联合总公司的担子交给了我。冯书记在市领导面前说过，办这个公司不要一分开办费，以项目养公司。我们都是军人出身，冯书记当过集团军的高级指挥官，战略思维意识强，目光远大，又有一股勇往直前的作风。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的总公司就在逆境中挺着前进，先是搞了个五星陶瓷城，再后来又搞了民族工业园区，之后又一步步往前走……开发区发展到今天有这么大的实力和这么快的速度，这与市委、市政府和冯书记他们始终如一地大胆用人有密切关系。冯书记和中山市的领导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少说多做，有些事做了再说，有的做了也不说。务实作风体现了中山精神。”

火炬开发区的用人之道，聚集的是人气，创造的是和谐的环境与源源不断的财气。

“明阳电气”，这在中山火炬开发区是个无人不晓的企业。但进驻这儿之前是个无名之辈的家庭作坊式小企业。老板张传卫是河南人，来中山之前在老家河南的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听说中山的创业环境好，便在此安家落户。对机械产品具有特别敏感的张传卫在学人走路一段时间后，自主研发产品，并一举打开了销售。1997年进驻开发区，买下50亩地建起新厂。“短短几年时间，我们企业的发展速度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去年全企业300来人，创造了6亿多产值，而且完成了国内第一家由民营企业生产出来的第一台2000千瓦高压电频调速装置。现在我们又在开发区购置200亩土地，准备新一轮的创业。因为火炬开发区的高新技术创业环境好，我们不久前开发的风力发电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销售旺盛，已经接到的订单就达10亿多元。用张总的话说，‘是中山成就了我明阳的事业’！”同是从河南来到中山工作的“明阳电气”工程师王金发感慨道。前年温家宝总理到中山视察，对“明阳电气”为我国装备制造业所作的贡献很是赞赏。

像“明阳电气”这样在火炬开发区获得迅速发展的企业不胜枚数。

一个雨过天爽的午后，我们来到专为“本田汽车”生产配件的日资企业——日信公司。颇有些“东北大汉”形象的日本老板清水建词先生满脸笑容地出来接待我们。下面是我们的一段对话。

何：“贵公司为何选择了中山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企业基地呢？”

清水：“我们在到中山之前曾经选择过许多地方，但最后还是觉得这儿是最好的……”

何：“好在什么地方？”

清水：“你知道，对我们日本企业来说，效率是最重要的，而中山人办事的效率是我在中国所遇见的最好地方。我们在本土之外的地方办企业，另一个十分注重的是生活环境，中山的环境我们认为又是最好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在这儿办厂。”

何：“听说你们是2003年在这儿办的厂，两年多来，企业在此有没有遇见不满意的地方？”

清水想了想，摇摇头，笑道：“没有。现在还没有。”稍后突然想起一件事：“电力方面的事我们遇到过困难，比如用电紧张时曾经出现过停电现象。后来我们向政府提出后，他们非常及时地帮助我们解决了，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困难了。很满意。”

在这间外形和内部都充满日式企业的接待室里，我看到高挂在墙上的“日信公司”的企业理念：竭尽全力去对应满足消费者的期待。

还有一条是针对员工的“企业贡献”：做到将自己的努力当做喜事去体会。

细细品味这两条，如果用在中山火炬开发区的主政者和管理者们身上，似乎也非常贴切。

中山火炬开发区能将国内外那么多著名企业吸引到自己的地盘上来，难道他们不是为了“消费者”（投资者）的期待去竭尽全力吗？难道他们不是将自己的努力当做喜事去体会吗？

“快活着地劳动，就是人生的喜事。”一个哲人这样说过。

陪我采访的小赵曾经说过一件事：有个外商已在中山邻市谈成一个投资项目，第二次他从广州那边搭车过来，准备去洽谈好的地方置地办厂，因为在高速路上早出了一个路口，结果跑到了中山火炬开发区。那老板下车后一看这里环境幽雅，有成片的日资台资企业，一拍大腿，说：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了，就在这儿办厂！这位外商如今已在中山火炬开发区落户3年多，已经投下3个项目了。

还有一位名叫“八田”的日本商人，因为自己在中山火炬开发区曾经多次受到开发区管理人员的热心真诚的帮助，念念不忘中山人。他退休后回到日本，义务当起了“中山开发区招商”宣传员，先后帮助引入好几个日资企业。

如此“一巢引来万凤临”的事，火炬开发区还有不少。

正是因为火炬开发区有这样一批充满激情和务实精神的领导者和开拓者，紧紧抓住机遇不放，牢牢盯住“高新技术”和“产业园区”做文章，依靠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大胆用人，苦干实干，才使这片伶仃洋边上的热土，熊熊燃烧着火炬般的光芒，使中山大地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一次又一次显示出独特魅力和灼人奇迹，为即将拉开的中山东部开发序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呵，南海之风浩浩，伶仃洋面激荡。我们仿佛又听得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在向世界宣告：振兴我中华，中山必先行！

第三篇中山：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第四章中山再风流

南海的风，一次又一次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历史的巅峰。

我们应当还记得，关于中山东部开发最早的动议是在21世纪初的第一缕曙光洒满伶仃洋之时，市委书记崔国潮和市长陈根楷等领导就围绕中山今后向何方发展等战略问题讨论时，就提出了东部开发的概念。之后是2001年年底，崔国潮书记第一次正式听取了有关部门所作的《中山东部沿海地区开发利用研究》的汇报，这次报告也是首次将“中山东部”概念延伸到火炬开发区、三角、民众、南朗等“一区三镇”的范围。崔国潮书记在听取此次汇报后，明确指出：中山的经济定位是工业立市。而且给未来东部开发定下如此一个方向：横门口东道以西滩涂70平方公里的可围垦地将是中山市未来发展的一个主攻方向！而且崔国潮书记及市委一班人在讨论中山未来发展时一再认为：中山东部开发，既是中山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一项战略选择，同时又是增强中山在与珠海竞争中提高自身综合能力的必由之路。

2002年年末，当开发区党委正式向市委、市政府报告东部开发的初步设想后，崔国潮和陈根楷两位市领导心头的“东部开发”浪潮，已经极其激荡了。次年2月9日，南国伶仃洋的海风仍然带着几分早春寒气时，崔国潮带着市委常委、秘书长王远明来到开发区，先是在健康科技园区、民族工业园区等视察，然后在冯梳胜的陪同下，穿上救生衣，乘快艇顺着横门之江道，对马鞍岛和围垦地进行了实地考察。3位领导时而乘风破浪，指点江山，时而跪膝蹬地，俯身看图，时而恳切倾谈，时而仰天大笑……

“2002年开发区的工业总产值是多少？”崔国潮在滩涂地一边拍打着溅在身上的水珠，一边转头问冯梳胜。

“339亿！”冯梳胜答道。

“好。东部开发区一旦建成起步，你这儿的工业总产值应当在1000亿！1500亿！甚至是2000亿！”崔国潮豪迈地拍着冯梳胜的肩膀，心潮起伏道。

“太好了！老冯，那个时候你这一块可是我们中山的真正半壁江山了！”站在一旁的秘书长王远明颇为激动地对冯梳胜说。

“崔书记、王常委，我想只要市委、市政府的东部开发意识变为现实，这儿不仅可以成为中山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而且这里还应该是一个新的海滨新城！”冯梳胜一边卷着地图，一边胸有成竹地对两位市委领导这样说。

“提得好！未来的中山城市规模可能是——现在的中心城区是一块，你这儿的海滨新城又是一块。这样一中一副，内陆海滨，两城相连，是真正的大中山了！”

“崔书记的构想，可能用不了10年就有希望实现！”不易激动的冯梳胜此刻也有些心潮澎湃了。

“东部开发，真是惊人一笔！太值得记录和宣传了！”王远明面对滚滚东流的珠江，在激扬地抒情呢！

崔国潮看了一眼年轻朝气的秘书长，笑了笑，心头在想：他适合当宣传部长。（后来真的在并不长的时间内，市委秘书长的王远明改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一直到他主事把“香山文化”这一新概念推向全国学界，并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的今天，这是后话。）

“东部开发，关系到整个中山的未来，我们一定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招商。尤其是启动区的开头阶段，必须按照这个原则做！”

“是！”冯梳胜代表开发区党委应声而答。

“以马鞍岛为主的临海开发，是整个东部开发的关键，你准备让谁来担当此任？”

冯梳胜脱口而出，说：“我已经有人选了……”

“好，那这件事我就不管了。下一步是要抓紧东部开发的规划。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对东部开发工作拟个时间表，做到分秒必争！”崔国潮像自言自语，又似下达战斗命令。

“是！”

送别崔书记和王秘书长，冯梳胜回到开发区本部，拿起手机就拨：“喂，素勤啊，你赶快来一趟……”

沈素勤应召而来。

冯梳胜对他说：“市委已经正式决定要拉开东部开发的战幕了，临海工业园区建设是启动区，现在这一块是由我们的建设发展公司管，下一步马上会正式成立临海工业园区，让你去就是接这一块。”

“我才上上市公司一年，刚刚把那边理顺，怎么又调我走了？”沈素勤一脸不解。

冯梳胜神情严肃地：“没错，就调你去！你赶紧回去交代一下上市公司的事，然后到建设发展公司报到。”

沈素勤瞪大眼睛：“这么快啊？”

“对，市委市政府决定了，从现在起，东部开发必须分秒必争。”

“什么？你这就要走啊？”沈素勤回到上市公司与几位副总一说，他们全都傻了似的就差没跳起来。

“沈总啊，你再跟上面说说，我们上市公司在开发区举足轻重，你来一年后我们全公司刚刚有新的起色，你不能这样就走了！我们不放你走！”同事们嚷嚷起来了。

“不不，那样不好，要说还是我去说吧。”沈素勤把同事们挡在公司门内，自己硬着头皮到了冯梳胜的办公室。

“老领导，我还是不想离开上市公司，请党委考虑换别人到临海去吧……”沈素勤一脸恳求道。

“那不行，定下的事不能更改！”冯梳胜没有给自己的老兵半点回旋余地，倒是认认真真地让沈素勤坐下，整整用了半天时间给他讲东部开发和临海园区的战略意义。

“我跟了冯书记好多年，那一天他跟我谈的话最多，从此我也坚定了上临海工作的决心。确实我也感到临海开发对中山东部开发太重要了，一个人能在这么伟大的开发中做点事，一生无悔！”沈素勤事后这样说。

东部开发已经摆到议事日程。2003年，市长陈根楷在中山市十一届人大六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东部沿海开发建设。至此，整个中山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重点也开始向“东部开发”倾斜……千头万绪，规划先行——这一任务交给了著名的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来完成。

而所有开发项目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前提是：钱！钱的问题影响着整个东部开发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有钱吗？开发区的确有些钱，但远远不够，东部开发仅临海一块的基础设施建设粗略匡算，就得38亿元人民币！启动经费也不少于十几亿呢！

没钱，先借呗！向银行借。

可银行的钱也不是那么容易借的。你得有符合他们要求的一系列程序和条件，简单地说，你得拿出贷款的可行性报告来。

“小赵，你现在可以把其他的事放一放，集中全部精力，给我做《报告》，必须在3月份之前把贷款的可行性报告给我做出来！”冯梳胜对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赵云清命令道。

“他的一句话，可把我整苦了！”小赵回忆说，“为这份贷款《报告》，我不分日夜，整整干了近半年。到了2003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广州分行来了4个人审查我们的《临海工业园区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这审查过程比我当年考大学还紧张，那一个星期，我带着电脑，吃住在酒店，他们随时抽问，我必须当场回答所有问题。人家银行要一项一项地核实我们的报告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我的任务就是必须圆满地回答好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4月，政府与银行签约。5月，开发银行就把钱打到了中山。

于是，临海工业园区的基础建设全面拉开序幕——先是联通东部新开发区的通道——东环（南段）公路建成。再是将规划面积的40平方公里内的土地统一征集……

“临海工业园区，是以马鞍岛为主体的滩涂围垦地，这里沿海沿江，是珠江口少有的通江通海的一块直接关系到中山未来的风水宝地和经济命脉，适宜搞大产业、大港口、大物流、大规模、大发展。市委、市政府从调整中山现有的产业结构出发和未来发展的空间考虑，决策东部开发战略，对改善中山的城市空间，提高城市竞争力、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对外部而言，东部开发战略的启动，势必对促进穗港经济走廊的形成，和对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体的格局整合都产生影响。而临海工业园区的建设是整个东部开发的龙头，也是我们参与珠江三角洲的新一轮产业竞争，‘力争上游’是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铆牢大企业、聚集高新产业的奇招！也可以说，临海开发，是我们东部开发势在必行的第一步战略！”冯梳胜在回答记者时，句句话语掷地有声。

临海的优势太诱人了！它东临珠江口，北与广州南沙开发区隔水相望，西临横门西水道，南与珠海淇澳岛相邻。广阔而平展的滩涂围垦地，是开发工业区绝佳之地……天赐宝地，对开发区人来说，干不好，枉此一生！

“临海开发区首先要做的是整合土地资源。别看这滩涂围垦地一展平滩，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不少。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没完没了的跟‘地主们’讨价还价！”沈素勤说的“地主”是在临海这块滩涂地上的土地归属的主人。

临海开发区域内到底有多少“地主”，起初连开发区人都弄不清，反正异常复杂。有当地农民的，也有省级单位的，也有部队的。与农民打交道，征了地还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生产和以后的生存；与单位打交道，钱当然是第一重要的。但有的单位不在乎钱多少，而在乎他们不想出让这样的风水宝地。

“既然临海要成为希望极大的工业园区，用不了几年，这儿的地价不知要翻多少倍。好吧，你开发区不是要我的地吗？我出个天价你要不要？”有的人窃喜道。

于是谈判一轮又一轮，一次又一次的苦口婆心，最后还是中山市领导和中山市开发区的同志以自己的诚心诚意打动了别人，化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仅东部开发的基础设施，就是几个亿、几十个亿投了进去，为的是啥？为的是想让人来投资办企业。于是一边开发，一边招商，是开发区上上下下最要花心思的事。项目大小、项目多少，决定着开发区的成败。招商可不是你想让人来人家就会来的事，得花更大的耐心和耐力。那天采访冯梳胜书记时，就已知中山人为招商所下的功夫了。11点钟采访，3点来钟冯书记就要上广州乘飞机去泰国。“一个不是太大的招商项目。但人家有诚意要到咱们这儿来投资，我们就必须拿出更大的诚意见见人家。”冯梳胜颇有些对不住我似的解释道。

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个投资项目的老总重病了，住在北京301医院。崔书记知道后，非要亲自去看望，可当时有位领导要到中山来视察工作，崔书记只好让冯梳胜书记代为往北京去看望那个老总。冯书记当时在开发区也忙得团团转。于是他顾不上换件干净些的衣服，直奔机场。上医院看望那个老总后，又立即折回机场，再赶回中山主持开发区的一个重要会议。后来听说，那个住院的老总特感动，说中山人实在，我的项目就放在中山了！

国电集团有意向在临海建燃气电厂，总投资超过75亿元，将来电厂建成可实现年经营收入34亿元，年税收在4亿元左右。这么个大项目，崔书记一听，命令手下：“只要国电的领导到中山，必须立即通知我！”国电老总来了，崔书记全程陪同，一丝不苟。陈市长在北京开全国人大会，挤出一两个小时的空隙时间，他拔腿就去登门拜访国电领导，送去中山人的一片真诚……

“这样的事太多了，不足为奇。”崔国潮书记仰头大笑地对我说，“招商是开发区的头等大事，客商是上帝……”

有位开发区的园区老总说：“我对自己的亲爹娘都没有那么好过，可对客商，我每一次都要做得十全十美、全心全意。”

也许是中山的临海工业园区地理优势和规划前景太诱人，也许是中山人热情真诚的感动，东部开发的号角刚刚吹响，各路招商人马传来的喜讯令人鼓舞。

2004年年末，临海工业园又传来一件叫开发区上下为之兴奋的大事，国家科技部正式批准临海工业园区为国家火炬计划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至此，中山火炬国字号基地由原来的“五朵金花”，变成了“六大金刚”。而临海园作为国家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其意义更不同一般。因为临海园区一有正在建设中的万吨级海港码头，二有北边紧邻广州的南沙开发区。已知广州的南沙开发区目前已经引进大型炼钢厂、大型造船厂和丰田汽车等几个特大型制造企业，这些制造企业势必会在周边寻找相应的配套厂家。临海园与之距离最近，现在又被国家授予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其产业链的优势和旁人无法比拟的地理位置，无疑将成为广州南沙开发区诸多大型制造企业的首选配套产业链带。如此美好的前景，着实让中山人欣喜万分。

“什么？新加坡的外资企业也不行！临海工业园区的产业配置关系到整个东部产业结构的前景，不能随便让一些不符合高新产业的企业进去。这是个原则！陈市长的意见与我一样，你们要立即放弃这样的引资项目。同时，必须重新对整个临海工业园的产业配置作规划，我和市委要听取你们的汇报！”一日，临海工业园区的同志正在为成功引进又一个外资项目而庆贺之时，市委书记崔国潮给了他们当头一瓢冷水。

“这么好的一个大项目，放弃了太可惜！”开发区那些为这个引进项目跑断腿的同志，对此大为不解，甚至有些气馁。

“崔书记和陈市长的意见非常重要。从引资角度看，新加坡的精美特用鞋厂项目确实放弃它有些可惜。人家要买我们1000亩地，将来有10000多人用工，每年可以上缴我们3000多万元的物业租金……但市领导的眼光比我们看得更远、更深。临海园区是块得天独厚的宝地，中山的未来发展空间需要它去拓展。而在新一轮竞争中，产业优势的竞争是关键与根本，别人都在追求新的产业方向，调整原有的产业结构。如果我们还在克隆现有开发区的产业门类，抱住传统加工产业不放，不仅没有前途可言，而且还会降低损害临海园区乃至整个东部开发的层次，丧失竞争优势，后果极其有害。”开发区人在进一步提高对临海工业园区开发战略思想上的认识基础上，对招商和规划作出重新部署。

之后才有了“临海偏重——抢占上游产业制高点，以能源、重化工、装备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四大产业为支撑，打造适度的重化产业和物流平台；高区偏高——火炬高新开发区则以科技新城为中心，以电子、高科技、生物制药、包装和技术转化为五大基地，夯实高新技术产业平台；南部偏大——抢占支柱产业制高点”，这“南”即为东部南片区，它将突出三区五园，围绕汽配产业、现代包装产业、医药制剂饮片产业和应用电子产业等五大园区，构筑支柱产业平台。藉此形成前重后轻、梯度布局、相互依存、错位配置、集群发展的南片区产业格局。从而实现“港口带动、三区互动、物流联动之效果”的战略重新布局。

进入2005年，东部开发工作如奔腾东涌的大江之水，汹涌澎湃。春节刚过的3月1日，中共中山市委本年度的第一个常委扩大会议搬到了火炬开发区召开，专题研究东部开发问题。市委书记崔国潮在会议开始就发表了一个令与会者振聋发聩的讲话。

……从目前的竞争态势和中山未来的发展走向分析，我们认为，东部沿海地区开发，决不简单地理解为缓和火炬开发区土地不足的问题，而是关乎中山发展大局，关乎未来发展走向的一个战略选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必须在市党政班子的层面上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明晰思路，以加快推进这一战略性调整。

在珠江三角洲的新一轮竞争和整合中，如果我们不抓住机遇，不寻求新的突破，就一定会落后，甚至有被完全边缘化的危险！

解决上述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尽快在我市打造一个辐射全市、引领全市经济梯度发展的中心，确立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这也是我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逻辑。开发东部沿海，协调东部地区的发展，使之在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结构转型、基础设施完善和生态环境优化等方面能协同作战，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将东部沿海地区建设成为中山未来的城市副中心、市域临港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地区，这是促使我市融入珠三角新一轮合作与竞争的发展格局，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因此可以说，中山未来的希望在东部！

市委书记的讲话，拉开了领导层面对东部开发的认识、再认识、直至升华的一个个阶梯……庞大的东部开发，影响面和波及面对中山而言，是空前的。存在一些认识和实践上的问题是正常的。

比如上面提到的关于临海工业园区的开发思路，由于它是作为东部开发的龙头和全市经济结构调整的依托和带动点，需要它必须做到较高的开发标准和准确的产业定位，正确科学地处理“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特别重要。因为规划中的临海工业园区将与未来中山的东部滨海新城是联成一体的，因此它是城市里的工业园，其规划和布局，必须符合整个新城在空间、功能、居民生活等方面的要求。

另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是，关于深水港的建设。东部开发的关键点，是东部有邻江通海的港口。珠江三角洲发展快的城市，无一例外地是依托大港口。中山东部开发看中的首要条件，也是在这里可以建设一个大港口。但围绕中山建设深水港口问题，有不少争议。一是是否存在重复建设问题，其理由是珠江三角洲沿岸已经有诸多大港口，没有必要扩建更多的深水大港口。实际上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中山深水港口，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看，它的建设和存在，都是必需和必要的，这既是中山市本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在参与国内、国际新一轮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第二个问题是，中山建设深水港的客观条件。在珠江三角洲近30年的发展中有一种明显的现象，即珠江东岸比西岸发展得快，原因是什么？原因之一是东岸更适宜建港口。“伶仃洋西部河口多沙、泥沙回淤强”的观点，一直是工程界有争议的问题。不少人还拿珠海九洲港作例子。事实上九洲港失败的主要问题在于港区与水流呈垂直方向，泥沙无法排浚。中山港区的情况如此吗？

“不对，我们经过各方测试和论证，结果是中山港区与水流呈同向，对航道排浚十分有利。有人担心的泥沙回淤问题，其实并不是决定港口能否建设的唯一因素。我国不少多沙的河口如天津港、上海港的泥沙回淤量都很大。另外，广州南沙港的自然条件远没有我们中山港好，可那里已经建成了大港口。所以中山港扩建成深水港区，从技术和自然条件层面讲，并不存在不可行的问题。”胡军，临海工业园区副老总、港口专业在职博士生，用非常专业的语言，回答了关于中山能否建深水港口的问题。

“中山建深水港口，是几代人的愿望。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就在《建国方略》中提到，后中山籍唐绍仪先生曾作过有效的实践和尝试。进入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20多年中，中山市几届领导都为此努力过。这也可以说是中山人做梦都在想的事。过去是我负责招商的，走遍了世界各地，与外国大公司经常打交道。其间，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你有没有大港口，直接关系到招商的结果。这种体会太深刻了……”胡军说，他因此在去年报考了河海大学的在职博士生。“中山深水港必须建成，这是我考博士的全部意愿！”年轻人的一腔热血令人感动。

为中山港倾心倾力的何止胡军一人！

在“火炬城建”办公大楼里，我见到了一位埋头在“图海”之中的老规划设计师、人称“中山规划设计第一人”的原市规划局局长、退休高级工程师伍瑞家先生。68岁的伍工，已经退休多年，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1985年他从重庆某技术单位来到中山后，几乎参与了中山城建的所有重要规划设计项目，对这个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中山市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座桥梁、每一栋楼房，每一块绿地，都充满了感情。

“设计城市，就得考虑以人为本的原则。建设什么样的城市，你自己就得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的理念。有了自己是城市的主人理念，你的一切设计思路和行为会考虑建设中所有适宜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优化的问题，才可能有科学、合理、舒适、美观等要素的出现。中山实施东部开发，要建滨海新城，深水港是关键，中山能否再崛起，中山深水港一纲举目，影响全局。所以，我认为在建设中山深水港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值得犹豫的！我愿用自己的一把老骨头为它的诞生尽绵薄之力……”伍瑞家滔滔不绝地一直给我讲了近3个小时，他是个激情满怀的老技术专家。为了中山的未来，他每天十几个小时甚至20多个小时伏案制图。为了东部南片开发区规划，他利用星期天和假日，跑遍了南朗的山山水水。

胡军、伍瑞家……还有孙浩添、沈素勤等，我所采访到的正战斗在东部开发一线的同志们，他们用热血、汗水和智慧，在为中山的未来描绘最好最美的画卷。

进入2005年后的东部开发，如出弓的飞箭，每天这里都在发生着一件件大事——5月17日，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中山市规划设计院30多位研究人员历时一年编制而成的《中山市东部沿海地区总体规划图》出炉。崔国潮书记、陈根楷市长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出席。

5月25日，东部开发建设指挥部正式成立。市长陈根楷任总指挥，市委常委、火炬开发区党委书记冯梳胜任常务副总指挥，常务副市长邓小兵、副市长冯煜荣任副总指挥。下设专门的办公室履行日常工作。

6月9日，指挥部在火炬开发区召开首次会议，标志着东部办工作正式启动。

7月15日，东部开发建设指挥部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市长陈根楷向指挥部各位成员和协调单位强调：“全市各级、各个部门都要站在全局的高度认识东部开发，在思想上和市委、市政府保持一致，在行动上全力配合，共同推进东部组团开发的各项工作。指挥部是落实领导的各项战略设想、推进东部开发建设的日常运作机构。可以说，指挥部的统筹能力、运作效率、协调水平，对东部开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指挥部的职能，用八个字概括：落实、协调、推进、管理……东部开发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我们务必抓好指挥部的各项工作，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为推进东部开发战略、推进我市建成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示范市做出不懈努力！”

9月9日，东部沿海地区规划工作小组在火炬开发区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

11月4日，中山港二期扩建选线方案科研成果汇报会召开。崔国潮、陈根楷等领导出席。

12月20日至21日，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到中山火炬开发区临海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工地视察，高度评价东部开发的思路是对的，开局令人鼓舞。

而这一年，围绕东部开发的亮点还有很多。其中整合“三镇一区”的资源，便是一大重要环节。所谓的“一区”，即火炬开发区的现状和未来，已经勾画明确。“三镇”中的三角镇，原有的产业是以电子、化工、轻工为主，主要包括了高平和金鲤两个工业园区。重新规划后的三角镇，近期将发展染整、印染、制革等工业，远期发展附加值高的与技术含量高的无污染工业；金鲤工业区主要发展服装、食品、包装等产业。民众镇，现有以及规划后的工业区主要包括沙仔工业园、城南工业园、第一工业园、原发工业园以及沿江工业园区。沙仔工业区近期发展纺织业等轻工产业，远期发展石化等下游产业和仓储业。原发工业区发展装饰材料和毛纺塑料业。第一工业区发展以家具、灯具、磨具灯饰为主的产业。

东部重镇南朗是孙中山先生的家乡所在地，这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山清水秀，是块南国难得的宝中之宝地。五千多年前，人类就在此繁衍生息过，是香山文化的主要发源地。除孙中山外，这里还是人们熟悉的四角号码字典发明人王云五、一代艺人阮玲玉、著名漫画家方成等名士的故里。如何建设开发这块名人故里、自然风光优美之地，成为东部开发的一个焦点。

周小川，现任南朗镇党委书记，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抑不住内心对家乡和东部开发的感情，他表示：生于斯长于斯，对南朗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了然于胸，感情浓厚。南朗要借东部开发之势，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环境优势、地缘优势、人缘优势，树立新思路、确立新产业。建设“绿色南朗”、“文化南朗”、“历史人文南朗”、“旅游南朗”和“生态农业南朗”是我们的定位。

南朗既然有如此丰富的与临海滩涂地完全不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优势，其开发的方向也将不同。南朗开发牵动着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心。于是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2005年12月31日，市委颁发了“中委办〔2005〕62号文件”，这份文件转发了中山市委《关于火炬开发区与南朗镇资源整合若干管理问题的实施意见》。文件明确了关系南朗未来命运和地位的几个重要决策：一是成为火炬开发区托管单位，同时具有独立的镇制行政权；二是实行“一级财政、递增上缴”的财政政策；三是人事体制管理享受开发区特殊政策；四是所有资源将与火炬开发区统筹支配与规划。

南朗因此成为“特区”中的特区。首期在南朗开发的“东南绿色工业园”，则是中山东部南片区开发的一个示范性工业园区，也是“适宜创业、适宜居住”的代表作。而立足翠亨现有人文资源，将历史人文园、生态旅游园和影视文化园等聚集汇合成的“文化产业园”，将使孙中山故里的知名度和香山文化及华侨文化推向全球化、推向产业化。

毫无疑问，在2005年里，东部开发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临海工业园的开发与招商。长约35公里的环岛通江公路已建成，21公里的水泥道路全部通畅，数万亩土地完成“三通一平”，一座连贯岛内外的桥梁在崛起，一个个内湖河谷被填平……在这其中，令开发者常常念叨的是在整治滩涂地内的河道时，市长陈根楷的一个好主意，不仅顺利地解决了费力耗资的旧河残桥问题，而且一下多出了3600余亩工业用地。

“临海园区的土地太值钱，陈市长的一个主意多出了3600亩工业用地，等于我们坐地进账了几个亿！所以科学合理地开发临海每一个细节，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沈素勤说的是去年夏天的事。当临海工业园园区骨干路网进入如火如荼的建设时，由于在园区内几条河涌之间要进行桥梁建设，但在河涌间架设桥梁不仅需要向省有关部门申请立项，而且建设工程大，建设工期长，建设投入多，建成后也只是发挥园区之间的交通功能而已。随着园区的建设，过去主要用于滩涂地灌溉的内河涌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正当临海工业园的同志为这个事发愁时，一个高温中午时分，陈根楷市长来到临海工业园极其简陋的建设指挥部现场办公，在听取临海工业园的汇报后，陈市长实事求是地根据建设现状，果断地作出决策：将河涌填掉！他的这一决策，因此给临海工业区带来了巨大效益。

在开发区采访的第一天，我看了开发区电视台拍的一部纪录片，叫《临海一日》。在那个小片里，我看到沈素勤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为了整治滩涂地，每天一身泥水一身汗水地战斗在珠江边，既当农民，又当渔民，还随时要当救险突击队员。8月一场台风袭击岛内，洪水将正在施工和喷沙的几个工地淹没，沈素勤就不用说了，连冯梳胜、谢力健等开发区的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出动，苦战一夜，其情其景，开发区的同志记忆犹新。

“我们苦得值得，因为园区开发每前进一步，后面的招商引资就能上去三个台阶……”沈素勤在办公室接受采访时，不时有工作人员向他报告一批又一批新的投资商来洽谈。这让我不忍多打扰他。

“你可以看看这个材料。”沈素勤让助手递给我一份已经确定在临海投资的项目名单。

投资名单长达数页，我无法一一记录。但从上面几个著名企业和投资额可以看出，刚刚启动的中山东部开发已在海内外产生的投资效应是何等地大！仅一年多时间，东部开发为临海工业园引来的投资项目金额就超过160亿元！

如果说2005年是中山东部开发的全面启动之年，那么进入2006年后则是东部开发的“提速之年”。

新年伊始，《关于东部（一路八园）开发的基本设想》出炉，这意味着东部开发的战略构想已经成型。“一路”，指的是为实现港口带动、城区推动、多园联动目的，能够将东部分散、块状的工业园区连成一片的快速汽车专用干线，全长约50公里，总投资42亿的又一个重大基础设施战略。“八园”是指经过重新整合，布局在东部的汽配、化工、五金、石化、文化、大泉、临海、火炬等八大产业园区。这个“八园”加上原三镇的现有企业，到2010年将要实现年度工业产值1850亿元。

2010年，仅是眼前的时光了。1850亿元，真正的中山“半壁江山”了！而且这仅仅是东部开发起步阶段的工业产值效应。

东部开发前景无限好！

于是“再造一个中山”的概念，似乎不再是中山的一个梦想了，新中山将是一个美好的滨海城市就在人们的明天……

东风浩荡，战鼓正急。

2006东部开发大事日志：

1月9日，东部开发工作在南朗召开年度总结会。一个通向外界的东部组团网站正式开通。网站包括了东部概览、东部规划、聚集东部、东部产业、投资东部、东部生活、一区三镇等丰富内容。

2月5日，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市委崔国潮书记、市委副书记余荣伟和市委常委、开发区党委书记冯梳胜、常务副市长邓小兵，便来到临海工业园区现场调研。可见东部开发在市领导心目中的分量。

2月21日，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局长李奕贤带领新加坡10家国际企业代表莅临中山，这些新加坡企业家对中山东部投资兴趣浓厚。

3月1日，继去年同一日召开的市委常委扩大会在开发区召开后，今年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又在开发区召开。崔国潮书记在会上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如果说去年的常委会是统一思想认识的话，那么今年的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加快推进东部开发的问题。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东部开发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东部开发战场已全部拉开战幕，必须树立大东部的意识，将东部组团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实施联动开发、全力开发、整体开发。必须坚持理性发展，提高东部开发的效益。要坚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开发原则，使整个东部开发沿着正确方向加快发展。

3月28日，已坚持多年的中山招商经贸洽谈会办得热火朝天，新引资6.54亿美元。此次招商引资与以往不同的是呈现出优势产业投资额度大、科技含量高、新项目多等特点。

6月5日至9日，市委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主题仍是围绕东部开发为中心的组团式发展方向。5天会期，前3天代表们集体到河源、惠州、广州、珠海等周边城市和中山东部考察，之后是两天的分析讨论。崔国潮书记在会上再次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关于东部开发，市委常委已经开了3次主题会，为什么？因为正确地判断和分析形势是决策的基础，是发展成功的关键。崔国潮联系到5月中旬带领市有关部门领导5天一口气跑了6个城市，他动情地说，山东沿海及长江三角洲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在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上的大手笔、大气魄，令我备受震动。如日照，一个比中山无论从面积还是经济实力上小而弱得多的城市，他们敢投资几十亿搞个总面积920万平方米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威海也是个小城市，可他们利用海岸线，正在打造与澳大利亚媲美的“幸福海岸”，48亿元的扩建港口投资和80亿的城建改造工程也在进行；杭州、上海更不用说，其发展的势头，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中山再不奋起直追，真的要落后了。崔国潮说到这儿，十分激动地说：“我说这话已经是客气的了！”市委书记话锋一转，声音倍增，“再看看我们的周边市，同样发展的势头强劲……我曾经说过，如果说过去的落后是暂时的落后，那么未来的落后将是永远的落后！”

当政者的清醒，便是人民的庆幸！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当前中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还未形成一个能够支撑未来竞争、应对经济社会两大转型、承载‘两个适宜’城市建设的发展平台……”

“中山能不能寻找到新的突破口，能不能和别人竞争，关键就是能否打造一个足以支撑长远发展的新平台！”

“有条件打造这样一个发展平台的，只有东部！”

“能够与周边城市竞争的，也只有东部！”

东部，让市委书记魂牵梦萦。

东部，让市长呕心沥血。

东部，让中山人翘首期待。

6月21日，市委书记崔国潮主持召开原四套班子领导“市情通报”会。让有经验的老干部、老领导们了解和参与东部开发，一直是崔国潮、陈根楷等市领导的传统做法。会上，老干部们对东部畅所欲言谈看法，提建议，气氛热烈真诚，收获颇丰。之后又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暑假座谈会，通报东部开发进展。

6月30日，崔国潮书记、李启红副书记和常委冯梳胜以普通党员身份，来到南朗镇与火炬区和南朗镇的村民党员代表一起参加“巩固党的先进性教育成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村民党员代表和市委领导，共商东部开发和建设新农村大计，场面感人。

7月6日，中山市东部组团产业发展研讨会召开。崔国潮书记的口气变得颇为振奋：“东部完全可以成为中山未来发展的新平台。我们设想，经过5至8年的努力，东部这一块就完全可以再造一个现在的中山！”

7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到中山视察，在现场视察开发区和听取市委及火炬开发区的汇报后，作了重要讲话。张德江同志的讲话，让中山人感到振奋。他说，中山市已“基本建成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示范市”。这个评价，含金量太大了！让中山人深感自豪。张德江同志对中山东部开发和所取得的进展，更是频频称道。

7月下旬，笔者在中山采访东部开发。抵达中山当晚，一身休闲装的崔国潮书记在饭桌上与我长谈数小时。他的“城市的主体是居住在这儿的人，人是这个城市的动力，所以建设城市，必须首先考虑要让居住在这里的人感到舒服。而舒服是有几个层面的：“文化的，生活的，商业的，自然环境的”、“中山的发展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我们不断的学习”、“作为一个城市的决策者，一定要对这个城市的发展把握好‘度’”、“一个地方的工作要有长远思考，短期行为一定做不好。衡量一个干部的工作，要看他对长远发展是否作了贡献”、“执政为民，利益向下，才能真正富甲一方”等等高见，令人折服敬佩。谈到东部开发，崔书记更是一发而不可止：“东部开发，是中山的希望所在。”“我的工作方法是，先要把好脉，再开处方。”“我当了11年书记，但还是个新兵。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新东西层出不穷。同一问题，也在不断变化着。因此我鼓励干部、也激励自己要手勤脚勤头脑勤，否则就会落伍。”“中山东部开发，就是为了中山10年不落后，百年不落后……”

8月28日，这是东部开发有史以来最隆重热烈的一天。在临海工业园区现场，市委、市政府领导和东部“一区三镇”及全市各镇代表和中外投资者数千人，在这里举行“中山市东部组团八大工业园区招商推介会暨临海工业园动工庆典”。庆典仪式上，有总投资100个亿的100个项目一起奠基开工！那鞭炮声、锣鼓声、欢笑声，在珠江汹涌的浪涛声裹挟下，如惊天动地的战斗乐章，震撼着珠江两岸，回荡在南海之滨……

呵，中山，你再度风流，再度辉煌，再度崛起。你在自我比照和追赶别人中奋进，你在发展与创造中追求和谐，你在前进与思考中追求理性以及完美。这正是孙中山的性格，也是中山人的本质。

东部崛起，南国蔚然，中华生光！

第四篇古镇：照亮世界的“灯都” 第一章爱迪生迷上中国古镇人……

我们的人类有无数值得纪念的事。但谁能说出还有比征服黑夜更伟大的事来？设想一下：假如我们人类只有白天能够生活和活动，那么黑夜将使我们的生命演变成什么样呢？

由此，公元1931年10月21日在地球西半球的美利坚合众国发生了一件让历史永远记载下的事情。那天下午6时，全美国所有灯光突然熄灭，甚至连高高耸立在纽约湾的自由女神手中的那只从不曾熄灭过的火炬也隐去了光芒……黑暗持续了一分钟后，所有灯光重归明亮绚烂。于是美国和全世界的人从那一刻都知道了征服黑夜的伟大和那个征服黑夜的巨人——爱迪生。

关于爱迪生发明灯的故事，我们从孩提时代就都知道了。

在爱迪生这位伟大发明家的一生中，他发明了许多东西，然而，能够立即得到人们热烈欢迎的，却只有电灯。因为电灯的好处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它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又有了一轮太阳，人们的活动不再受到黑夜的制约了。早在1821年，英国的科学家戴维和法拉第就发明了一种叫电弧灯的电灯。这种电灯用炭棒作灯丝。它虽然能发出亮光，但是光线刺眼，耗电量大，寿命也不长，因此很不实用。“电弧灯不实用，我一定要发明一种灯光柔和的电灯，让千家万户都用得上。”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暗下决心。

像进行其他发明一样，电灯发明的路程也很漫长。爱迪生从试验灯丝的材料开始：他先用传统的炭条作灯丝，可一通电灯丝就断了；后改用钌、铬等金属作灯丝，通电后，亮了片刻就被烧断；接着他又改用白金丝作灯丝，效果仍不理想。就这样，爱迪生试验了1600多种材料。一次次地试验，一次次地失败，很多专家都认为电灯的前途黯淡。英国一些著名专家甚至讥讽爱迪生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一些记者也报道：爱迪生的理想已成泡影。

面对无数次的失败，面对有些人的冷嘲热讽，爱迪生没有丝毫退却。他明白，每一次的失败，意味着向成功又走近了一步。一日，爱迪生的老朋友麦肯基来看望他。望着麦肯基说话时一晃一晃的长胡须，爱迪生突然眼睛一亮，说：“对不起，麦肯基先生，我要用您的胡子……”麦肯基先是一愣，继而爽朗大笑，说：“我知道你又在为你的发明想事了！行，拿去吧！”老朋友当即剪下一绺胡子，交给爱迪生。

爱迪生满心欢喜地挑选了几根粗胡子，然后进行了炭化处理，再装在灯泡里……可令人遗憾的是，试验结果也不理想。

“那就用我的头发试试看，没准还行。”麦肯基一不做二不休地鼓励说。爱迪生被老朋友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但他明白，头发与胡须性质一样，于是没有采纳老人的意见。爱迪生起身，准备为这位慈祥的老人送行。他下意识地帮老朋友拉平身上穿的棉线外套。突然，爱迪生又惊叫起来：“棉线！为什么不试棉线呢？”

麦肯基一听，毫不犹豫地解开外套，撕下一片棉线织成的布，递给爱迪生。“谢谢。”爱迪生把老朋友递过来的棉线放在U形密闭坩埚里，用高温处理。进入实验室后，爱迪生用镊子夹住炭化棉线，准备将它装在灯泡内。可由于炭化棉线又细又脆，加上爱迪生过于紧张，拿镊子的手微微颤抖，因此棉线被夹断了。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爱迪生才把一根炭化棉线装进了灯泡……

夜幕降临，爱迪生的助手把灯泡里的空气抽走，并将灯泡安在灯座上，一切工作就绪，大家静静地等待着结果。接通电源，灯泡立即发出金黄色的光辉，把整个实验室照得通亮……

“成功啦！”爱迪生和助手们欣喜若狂地欢呼。

13个月的艰苦奋斗，换用了1600多种材料，试验了7000多次，终于使电灯发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这灯究竟会亮多久呢？1小时，2小时，3小时……这盏电灯足足亮了45小时，灯丝才被烧断。这是人类第一盏有实用价值的电灯。

这一天是1879年10月21日，后来被人们定为电灯发明日。

“45小时，还是太短了，必须把它的寿命延长到几百小时，甚至几千小时。”成功后的爱迪生并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而是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夏日的一天，天气闷热，爱迪生顺手取来桌面上的竹扇，一边扇着，一边考虑着问题。

“也许把竹丝炭化后效果更好。”发明家简直是见到什么东西都想试一试。试验结果表明，用竹丝作灯丝效果很好，灯丝耐用，灯泡可亮1200小时。经过进一步试验，爱迪生发现用炭化后的日本竹丝作灯丝效果最好。于是，他开始大批量生产电灯。他把生产的第一批灯泡安装在“佳内特号”考察船上，以便考察人员有更多的工作时间。此后，电灯开始进到寻常百姓家。再后来，人们便一直使用这种用竹丝作灯丝的灯泡。几十年后，有人又对它进行改进，即用钨丝作灯丝，并在灯泡内充入惰性气体氮或氩。这样，灯泡的寿命又延长了许多。如今我们使用的正是这种灯泡，它可以使黑暗变成白昼……

一位著名诗人曾经写过以下诗句：

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使人类因此有了新一轮太阳，使人类不再忍受没有光明的世界。

工业革命是以生产规模和劳动利润作为成功与发展标志的，电灯产业从此如同初升的万丈霞光，将每一位有头脑的商贾照得雄心勃勃，欲誓死一搏。

聪明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很快占据了灯饰制造的艺术顶峰。祖先的精湛手工技术与18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生产的完美结合，使爱迪生所在的美国反而远远落后于欧洲灯饰的各路豪杰们以及他们创造的光明市场。

此时此刻，当欧美充分地享受着光明的照耀时，处于地球的另一端的东方又是处于一个怎样的世界？

其实，早在爱迪生发明白炽灯的几千年前，东方人的祖先就发明了火药，然而农耕式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火的焰光变成工业化的长明灯光。油灯让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一直在半明半黑的世界里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直到20世纪中叶，仍有半数中国人靠着煤油灯在黑夜中摸索着期待天明……

又过了近半个世纪，日历翻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时候，美国和欧洲人，还有邻近中国的日本人已经在天上建起人造太阳了，而我们多数中国人却还在为着能够买上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拼上血本。

中国太落后了，比别人落后了整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1982年秋。香港。

两位身着皱巴巴的中山装的大陆农民，在一家商场内被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所吸引，他们如痴如醉地观赏着、评说着，并不时地从口袋里掏出小本本记录着什么。

“灯！看这里的灯多美！”

“嘻，瞧这灯还能挂在墙壁上呢！”

在一个灯柜前，两人爱不释手地指点着那些玻璃灯。其实这样的玻璃灯是非常低档的，只是简单的壁灯而已，可在这两位中国大陆的农民眼里简直就是“洋灯”了。

“洋灯”让这两位比普通中国人早了几年商品意识的大陆农民心头发痒：如果我们也能做出这样的灯，一定会发大财！

“买几盏回去？”

“买！”

谁也不会想到，这一个“买”字，使中国大陆一个边远的南方小镇在日后成为扬名天下的“中国灯都”，年销量达150多亿，产品占中国灯饰市场的60%，并跻身世界灯业之王……

这两位大陆农民来自广东中山的古镇。他们都是古镇海洲村人，一个干部模样的“负责人”叫袁达光，另一位面相精明的叫袁玉满。袁达光的确当过干部，不过他的最大“官职”是大队窑厂厂长。一年前，在他的怂恿下，袁玉满和另一个村窑厂的侯瑞垣、袁广明、区伟松4位跑供销的农民兄弟，一起合伙“下海”做生意。倒钢材、卖水泥，一年下来虽然没赚上几个钱，不过也练就了一些生意经。本来嘛，跑供销的他们就比在地头种菜的农民兄弟脑子要灵光许多。

“这玻璃灯多美呀，放在墙壁上又好看又明亮，准有销路！”区伟松从袁达光和袁玉满手中接过从香港带来的几盏灯，左看右看，满脸闪动着金光，仿佛明天就可以当“万元户”了——那时“万元户”就是富人的代名词。

“这灯并不复杂，成本也不会高，不就一个灯泡、一根线圈、一块玻璃嘛！我们完全可以做出来！”侯瑞垣和袁广明则开始琢磨起工艺，并信心十足。

“厂长想的就是这个。现在倒钢材、弄水泥的人太多，要是我们几个能搞个灯产品来，说不准让全古镇的人都眼红呢！”袁玉满瞅一眼袁达光，示意他快把想法告诉伙伴们。

性格内向的袁达光这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其他生意咱们先放一放，从明天起我们集中精力找材料，争取先把这玻璃灯仿制出来，然后我们再到市场上试试好不好卖，最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干……”

“行。我去搞玻璃片。”

“我去弄线圈。”

“小螺丝我来弄……”

袁玉满等几个合伙人，各领一项任务，分头寻找材料去了。

“这么些小货色，怎么这么难弄？”

“可不，我的腿都快跑断了，竟然连一寸长的线圈都没寻觅到……”

几天过后，袁玉满他们拖着疲倦的身子，唉声叹气地回来向袁达光汇报。80年代初的中国，百废待兴，各种原材料处在极其匮乏之时。那时中国人仍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资料统一调拨，连买鸡蛋也要排队凭票购买。

古镇海洲村的几个农民被刚刚燃起的“发财梦”焚烧得有些焦头烂额。

“我再出去试试。小榄镇那儿有几个厂……”袁达光仍然一副不紧不慢的神色，瓮声瓮气道。

小榄镇是紧挨古镇的另一个乡镇，相比之下，是个有些工业规模的地方，这里因有一个锁厂而带动了一些配件生产小厂，加上小榄人历史上就比周边的乡村会做买卖，所以袁达光选择这个近邻是很自然的事。

袁达光来到小榄镇，不想为找一个能制灯座的厂都找不到。好不容易，仅有一个厂说他们能做，但是必须是铜制灯座。

“估计成本多少钱？”袁达光必须考虑灯的成本。

“怎么着也得10来块吧！你看我们搞一吨铜也是很不容易的。”人家说得也是实情。

袁达光掂了掂铜块，觉得灯座是铜制的，又沉又贵。他只好摇摇头。

“后来我又跑遍了小榄，总算找到一位姓汤的私人老板，他有一台制塑机。塑料灯座成本要比铜制灯座便宜得多，又轻便美观。”20多年后的今天，我在海洲一家并不起眼的灯饰厂见到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古镇灯饰产业的“元勋”时，他仍然不紧不慢地回忆道，“我们初创时要啥没啥，连螺丝配件都十分难找。最后是在佛山的张槎镇才找到了一个生产螺丝的小厂……玻璃片也难找。好不容易找到货了，又找不到磨玻璃的地方。灯饰玻璃不能太簿，又不能太厚。没法子，只好找替代品，最后是袁玉满他们说用胶片，一种茶色的玻璃胶片……”袁达光想找盏当年他们“发明”的灯饰给我看，可寻了半天也没找到相近或相似的。如今他的灯饰厂有几百种销往全球的各种精美的灯饰，但再也找不到古镇第一代灯具了。

“那个时候的灯不能跟现在比。也就是在灯泡前面安上一块玻璃什么的，稍后些就是在玻璃片上涂几个花纹，算是很美观的了。年轻人结婚能在新房里安上一两盏这样的灯就算时尚的了……”老袁的话让我们都笑起来了。是啊，才一二十年时间，中国的变化有多大！别说那个时候没有五彩缤纷、奇妙无比的灯饰样品，就是在我们文化人的笔下也绝少用上“时尚”二字。

袁达光们的第一盏灯——也可以说是古镇作为“中国灯都”由民间自制的灯，是在1982年底正式出品的。那盏灯尽管非常简易，更谈不上美观，但它却改变了袁达光们和古镇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命运！

全民性的古镇灯饰产业就是从此开始的。它的意义不能用现在的商品意义去看待，它是一个历史，一个中国农民们想走出一条致富之路的历史开端，一个后来让全世界为之惊叹的“灯都”形成的历史产物！

忘却了袁达光他们这些开创者的历史功绩，是对古镇“灯都”伟业现实的一种割裂。

创业何其艰难。袁达光他们的灯制作出来后，因为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包装，只好存放在他们自己那间简易的茅棚子里。

翌年，袁达光们总算找到了一种包装，于是5个人先是进行了创业的第一个大动作——合股建厂。每人一万元，在古镇通往江门的那条西江边的一个码头边搭了一间茅棚，约一百来平米面积。“当时没有用厂名，先试着做。”袁达光说。

初始的卖灯比做灯要难得多。没有人手，是最要命的事。袁达光和袁玉满等5人按地区兵分5路在广东地面上跑开了……远的多带几箱，随车托运走；近的用单车驮着，早出晚归。

“那时现卖现收款，而且多数是卖给公家百货商店，虽小打小闹，销售却比较稳定。”老袁说。

江边的茅棚作业不到半年，因为生意兴隆，袁达光他们进行了第二次搬家，这回租下了海洲食品站约600平米面积的一排水泥房子，作为灯具厂房，同时还招用了30多个农民工。古镇“灯都”发源地——海洲这才正式有了一个有名有姓的灯具厂——“裕华灯饰电器厂”。

“当时我们的厂名还招来当地一些农民们的不解，说灯具就灯具吧，怎么叫个灯饰？其实我们也是套用了香港灯饰业惯用的‘灯饰’，连我们办厂的5个人也不是真正弄得明白灯具与灯饰到底有啥区别。”袁达光趣言道。

袁达光他们的“五人”灯厂发大财了！又是一年后，当“裕华灯饰电器厂”达到几十万元的销售时，海洲村的农民们眼睛红了起来：原来搞灯也能发大财啊！

“干吧！袁达光他们能干的事我们也能干！”“不能让他们一家发大财，有财大家一起发！”素有商业头脑的海洲人，目光瞄准“裕华”，第二天就出了个“宏泰”，再后来“丽达”、“华光”等等“灯饰”工厂也就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

不足两年时间，数里长的海洲街道成了灯的海洋，到处是卖灯人、灯饰店、灯具厂……尤其傍晚时分，街头灯光齐放，照得数里外清晰可见，同时也惹得周边的百姓心头痒痒的。

“海洲人发灯财，我们干吗还不行动？做灯吧！”先是海洲邻村，再是海洲邻村的邻村，再是延伸到海洲几里外的古镇，于是“中国灯都”从此拉开了史诗般的“建都”神话。

……是什么样的神手拨亮了。

奇迹的浪涌无数的鱼龙。

什么样的罡风也吹不熄。

滚地的闪电稳稳地凝定于。

一千盏一万盏十万盏。

灯如瓶如伞如柱。

如银河里的卵石时间之所冲冼。

向日葵的花瓣番石榴的籽实。

通通注入24小时的。

阳光搓碎再拼成。

新的闪光的璎珞挂上大地的前胸。

这是古镇的万家灯火。

村民的宫殿光的狂欢节。

诗画雕塑匠艺与科学的盛宴。

谁是主人谁是宾客。

都是一片灯光璀璨中。

人生只有一次梦也只有一次。

我梦见了一万万家灯火。

十万万家灯火。

照亮万岁千秋所有的黑夜。

这个梦如此古老。

又如此年轻。

这是著名诗人邵燕祥先生写给古镇“灯都”的诗，她如一幅浪漫的写实画，即使有人没机会来古镇一游，读这首诗也能感受到“灯都”那如画的光与诗……

3000多家注册灯饰企业；150多亿元的年销售额；80000余从业人员……聚集在这块几十平方公里的南国小镇，编织和绽放着世界上最光亮、最华丽、最耀眼、最精美的灯之光与诗的乐章，这便是“中国灯都”——古镇镇的风采与魅力所在！

它，小如手掌；它，大如寰球；

它，窗前一月；它，光如太阳。

它是天上的太阳兄弟，它是地上的又一轮新日。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灯都”古镇。

第四篇古镇：照亮世界的“灯都” 第二章点亮那盏世界上最亮的灯

政府的作为——你能说出世界上哪盏灯最亮？是纽约湾的自由女神右手向前高高举起的那个火炬？是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夜间闪亮的那盏红绸裹着的灯笼灯？还是多伦多电视塔顶照射全城的夜光探照灯？或是横渡大西洋的巨型客轮上那盏乘风破浪的长明灯？

不，都不是。世界上最亮的灯，在中国古镇。

在那些制造照明世界的灯都人心中……

古镇人每人都有自己心中最亮的一盏灯。这灯，照亮着他们奔向展示智慧、聚集财富的征程。

时针回转至1993年那个火热的夏日。古镇的镇政府会堂里，正在举行一次影响这个南国小镇历史的一次重要会议：选举新一任镇长。

本是一次换届的例会，但这回代表几万古镇人民的选举者们显得特别庄严和激动。因为出现在新镇长候选人的名单上，有一个让许多代表感到新鲜而异常的名字：吴润富。

关于吴润富这人，古镇多数代表并不陌生。问题是他不是“机关干部”——虽然他在这之前早已是古镇镇属某集团的总经理，但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镇政府官员。一个连副镇长都没有干过的“老总”要当古镇镇的镇长，这不是新鲜是什么？是思想解放、超前意识？还是在胡闹前面还得加个“瞎”字？

吴润富，时年36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先后在多个乡镇企业做负责人，对经济工作非常熟悉。尤其是该同志忠诚党的事业，体贴和关心群众，特别是有较强的驾驭全局的能力……中山市委组织部领导一字一句地向代表们介绍着。

“吴润富”、“吴润富”……选举表决开始。代表们一个个举起庄严而兴奋的手臂，口中和心中都在念着这个名字。

吴润富，年富力强，懂经济，又爱百姓……选他！

就选他！

古镇的历史又一次掀开新的一页：没有当过一天镇领导的吴润富从“老总”一跃成为古镇镇长，甚至跳过了副镇长这个台阶。古镇镇历史上没有先例。在中山市也属“鲜见”。

“当镇长开始半年，我还兼着原来集团公司经理一职，后来一去才发现这镇长其实跟集团公司老总很不一样。”现今早已是古镇党委书记的吴润富回忆起10多年前初入官道时，如此开怀笑言。

吴润富上任镇长，不像别的官，他是用管企业的“老总”的目光去工作，去剥离那些无效和有害的东西，归拼和重塑那些优良单位——

先跑企业。

一圈跑下来，吴润富发现，古镇不大，但计划经济时期留剩的各式各样的大店小厂却不算少，而且名存实亡、集体亏损个人富足的占绝大多数。

“我的意见是：必须尽快转制！最好集体一个不留……”吴润富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来了个“超级资本主义”。好在这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已经不在人们争论的视线之内了，但将公有成分的企业“一个不留”地实行转制——说白了就是都卖掉，变成私有化为主体的新型企业形式，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也是件非常敏感和超前的举动。

“镇党委，政府想干什么？”改制必然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触动，于是有人质疑这种决策到底是否在为全镇几万百姓的利益着想，这种质疑成了当时古镇的焦点。

“转制是在群众和相关专业部门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的，多数是以公开拍卖的形式完成的，因此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发生，更不用说我和镇政府其他官员是否在其中谋什么好处了。我的观点非常明确：集体企业办不好，企业只有私人办才能有活路。这个道理其实也简单，产权和利益转制后，办企业的人用的心就不一样了。公有制下的企业赔了是公家的，亏的是集体和国家，赚了是少数人的，更可气的是一些企业亏得很厉害，而少数人却口袋里鼓鼓的。我们是乡镇一级基层，除了用电用水等涉及百姓生活的政府需要控制的行业外，再没有让一个企业还由政府来背。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认为：集体企业办不好，企业只有私人来办。我们古镇从1995年开始将集体的企业全部转制，用两年时间基本全部卖掉了。政府从此一身轻。”

“那么政府的作为在哪儿呢？”面对“卖掉”理论，笔者发问。

“作为的地方多啦！”似乎对这样的问题，吴润富书记格外提神，“我提出政府的责任，应该是服务好社会，管理好社会，发展好社会。具体怎么做？主要应体现在指导、服务和经营上。而上面这三者之间，经营是最重要的。”

“怎么讲？”

“因为任何一个政府，它不讲究经营是没有成效的政府，即使指导再好、服务再好，也是纸上谈兵和被动的政府。只有经营好了，才能使指导更具说服力，服务更到位。”这样的话，只有出自从事经营工作的人才能有，看来组织推荐和群众选举“老总”出身的吴润富当古镇镇长就是不一样。他带给政府管理理念上的全新意识。

谈起“经营”，吴润富的脸上泛着光芒。

“干什么事，其实都得有经营的理念。经营，就是要学会算账。别小看一个几万人口、几十平方公里面积的乡镇，经营好坏，那出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吴润富激情挥动着双手，“我就跟你讲咱们古镇的土地这一块的经营情况吧。你们也许也知道，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或者是考虑到政府一级的财政问题，把大量土地以各种名目给卖掉了。结果政府可能一时缓解了财政状况，但到头来，穷的是百姓，惨的是政府。道理很简单，你政府没有了给一方百姓创造幸福的资源了，百姓不买你的账，天天找你解决这解决那，你的日子不惨还会有其他景况吗？相反，我们古镇从一开始就提出了‘经营城镇’的理念。特别是抓了自然资源——土地这一块的经营。我们把所有的土地全部控制在政府手里，谁也没有权利随便出卖土地，只有政府一支笔审批。政府在经营土地时，首先抓的是规划。我们古镇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把灯饰产业的发展和古镇城镇的长远建设同步考虑，因此在古镇发展成今天的‘灯都’时，你们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城乡建设与‘灯都’的发展产生矛盾，而且总体来说是协调的。这就是早先的规划起了作用，当然规划是可以随时调整的，但最初的大规划必须科学合理和具有前瞻性。”

吴润富书记的话令我们的思绪出现了暂时的游离……那一天，当我们踏上气魄雄伟的古镇政府大楼台阶时，不由得在仰视完耸立云天的“百年不失风采”的大楼后，回首远眺起古镇新城来——呵，那真的是一派欣欣向荣、勃勃生机的景象：宽阔整齐的街道，林立有序的楼宇，方正宏伟的区域构架，城区的绿地空间和花木簇拥下的厂区……所有的一切都搭配得如此和谐与自然。你置身在此，既可感受到大都市的繁华与时尚，又可享受田园农耕式的牧歌生活。这就是吴润富他们经营下的今日古镇。

“没规划的时候，我们这儿的土地是6万元一亩，现在最贵的已经超过了600万元一亩。工业用地也是这样，最初只有1万元一亩，现在则达到60多万元了！同样一块地，注入了经营理念和价值体现，那就一个天一个地。政府多了钱干什么，还不是实惠了百姓？现在咱们古镇的农民，人均收入超过10000元。去年底全镇银行存款余额近72亿元，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足7万人口的古镇百姓，在银行的存款人均达8万元。从这个数字上我们可以十分自豪地说，在古镇，百姓是富有的，企业主是有钱的，当干部的虽然钱比别人少一点，但受到的是敬重，因为我们的政府和干部是真正坚持了科学发展观和执政为民的理念，把经营好一个乡镇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当作了头等大事和根本方向，并始终如一地做到、做好。还用土地这一块来说事：古镇全镇的土地资源总共是58000亩，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中心区，已经基本建成了比较现代化的‘中国灯都’和世界灯饰产业基地，但我们仍有38000亩土地资源的可利用空间。这是我当镇长和镇党委书记10多年来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

呵，稍会算账的人都能明白，吴润富和他的镇领导班子们在这十几年中运用经营理念，仅在土地资源这一块，其实就为古镇人民创下了巨大的现实财富和未来财富！利用过去原址和新开发的20000亩土地，建起了一个世界级的“灯都”新城，同时还保留了30000亩有更高利用价值的土地资源和生活空间。

“了不起”三个字不是随便可用的。但在古镇和在吴润富一班人的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什么是科学发展？什么是构建和谐社会？古镇的“经营城镇”理念和实践结果就是！

“老板”当政——在古镇采访的那些日子里，一个时常闪动在脑海里的问题总在叩问我们：为什么一个毫无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南国边远小镇，能够在极其短暂的历史瞬间，建设成名声显赫又富甲天下的“灯都”呢？原来，是懂经营的吴润富和坚持“利益向下”的政府在起着根本的和主导的作用。

我们到古镇采访下榻的是代表古镇现代化都市水准的五星级“国贸大酒店”——小镇上拥有五星级酒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并不多。这个投资近4亿元的酒店，集住宿、娱乐、商场、休闲于一体的建筑，开始建设时投资人曾胆怯过，他们担心亏本，所以在建设初期心存疑虑。镇政府领导当即决策，政府入股，这意味着政府愿共同承担风险。而镇政府对其他投资者则加了一条承诺：一旦酒店出现盈利，政府即时退出。3年过去，“国贸大酒店”随古镇“灯都”的迅猛发展。当客流蜂拥而至，财源滚滚时，政府毫无条件地作出了退出股份的决定。这在所有古镇的投资者中传为佳话。

镇党委的“高招”并非仅在经营土地资源上，在人才和干部资源上的“经营”更大胆，更具开拓性。

“灯都”古镇，就是从“经营人才”的理念之上迅速崛起的。它因此成长得如此健康、茁壮，如此富有活力和生机，甚至无可挑剔。

我们需要重新把视线回闪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几乎在“卖掉”集体企业的同时，镇党委通过对一个个村委的调查发现：当时镇村级干部太老了！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甚至相当一部分村长村支书已达六七十岁仍在位主政。

“原则上55岁以上的都应该下去！”这是镇党委班子的决定。

“为什么？”有人质问。

“这些干了几十年革命的老干部，他们有觉悟，有思想，可建设和发展新农村，尤其是搞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他们已经没有了体力，也缺乏搞经济的实践能力！今天我们搞经济建设，光有觉悟和思想是不够的，必须还得有体力！体力有时直接影响觉悟和思想所要实现的结果。所以镇党委决定把全镇所有55岁以上的村级干部全部撤换下来。”吴润富这回说得更绝。

有人质疑镇党委：要撤换这么多人，但到哪里去找那么多人来接替他们呀？

镇党委认为，古镇这些年从地里洗脚上城里做生意的人多的是，找那些办企业和做生意成功的人！其二找那些自己办企业、做生意有能力的人，同时有群众基础的、自己又甘心情愿为百姓服务的人。

好家伙，找那些“老板”来当村干部，这不是要闹个天翻地覆吗？

有人紧张得赶紧把镇政府的会议室大门关紧掩上：小声些，要不传出去我们还没有决议，人家就上家来砸党委和政府的门了！

为了统一意见，镇党委、政府专门召开了闭门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通过了选举企业主（经济能人）担当村的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会议开得十分热烈。最后仍是“一致通过”了提议。因为没有干扰，古镇各村老干部仍在岗位上吆喝着自己的农民兄弟。但几天后，他们开始大骂——“党委想干什么？”

“让我们下，换那些‘老板’当村干部，这不等于把共产党的天下拱手给资本家吗？”

“古镇这回要完了！真完了……”有人叹气，有人跺脚。

“帽子”加气话，压得党委一班人有点喘不过气来。但，党委的决议已不能更改，撤换计划按既定方案实施。

几天后，全镇47%的村干部被撤换下来，一批经群众推荐、组织考查、自己又愿意放弃“金饭碗”、回到村里捧“泥饭碗”的“老板”们走上了村长、村支书的岗位。

“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对这精彩的历史转折，我们怎能不想探个究竟？

如今已坐在“灯都”古镇领导班子第一把交椅上的吴润富，万分自豪地告诉我们：古镇辖属的12个村，后来全部改成了由“老板”出身的人当村长和村支书。多数是1994年、1995年开始当选的，他们中有三分之一的已经工作了10年以上。实践证明这些“老板”出身的干部，脑子聪明，又懂经济，年富力强。当人民群众给了他政治地位和权力后，他们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他们有崇高的信仰，有为百姓利益奉献的精神，加上我们平时经常组织他们学习、教育，特别是到先进的国家参观学习，同时增强他们的法制意识，严格规定了三点：一是当共产党的干部，得按共产党的规矩办事；二是你得拿出真本事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三是所有财务、政务要公开。因此，10多年过来，除1名村干部因违反规定多发了奖金被组织处理外，其他的都成为带领农民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从这个层面讲，我们古镇能够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特别是我们成为“国家文明镇”、“全国投资环境百强镇”、“全国造林绿化百佳镇”、“广东省教育强镇”、“广东省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等荣誉称号，靠的都是这些基层村干部辛勤工作的结果。我们古镇2005年全镇村级集体收入达2.57亿元，平均每村2441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10050元。现在村村农民都有医疗、教育和退休保障，比较好的农民退休金每月能达五六百元，另外还有集体经济所带来的每年几千元的年终“分红”收入……

这就是“老板”当村干部的结果！吴润富为古镇人民做了件开天辟地的创举，也为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了一个榜样。几年前，镇党委让企业主当村干部的做法得到了中组部的肯定。

“你们可以到村里去听听农民们的看法，也可以看看我们那些老板出身的村干部们是怎么干、怎么想的。”吴润富希望我们对此了解得更深入些。

于是暂时告别喧哗和热闹的“灯都”，去花木飘香、田园牧歌的古镇农村走一走，成为我们采访的另一项行动。

古一、古二村的那些党员们——“灯都”首富的古一村，距古镇中心区最近，他们占了“灯都”最佳的地理优势。但这样的优势如果不是放在能人手里，或许可能成为百姓怨声载道的话柄。然而我们在古一村没有看到这种情况，相反，跃入我们眼帘的首先是那一栋栋连成片的风格各异的“洋房”别墅……这样高档的别墅，我们只在江苏华西村见过。古一村的农民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足见他们的富足。

正在宅前阴凉处下棋的几位退休老农，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作家前来了解村里的变化时，不由得喜形于色地介绍起来：古镇成了“灯都”，我们农民才有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好日子。这得感谢政府，感谢带领百姓致富奔小康的苏德添书记。

“苏书记是为我们村民累病的啊！作家同志，你们一定要写写这样的好干部，他自己不当亿万富翁，却为村里培养了好几个亿万富翁，最后自己得了重病……”一位上年岁的老大爷噙着热泪如此说。

苏书记？重病？我们听后不由得心头一紧。

“是，你们确实应该采访采访苏书记。”陪同我们的镇干部小崔对我们说。

那天上午，突然下起大雨，我们来到古一村的苏书记家。从这位身材魁梧的庄稼汉身上看得出曾经的风采。本来不想多打扰重病的他，可老苏一谈到村里的变化，情绪非常高昂。于是我们从他口中知道了他和古一村过去十几年的事。

老苏是镇党委提出让“老板”当村干部的第一批党员。1994年他从个体企业里回到村子，担任村支书。“当时我自己像做梦似的，有点不敢相信。”老苏回忆说：他在70年代当过生产队长，在改革开放后出来做生意，卖过鱼，办过塑料制品加工厂，生意不错。“假如干到现在当千万富翁不成问题。但回村当干部后，命运改变了……”

“后悔吗？”我们问。

“没有。我很高兴当初选择的路……”老苏坚定地摇头说，“我是一名党员，老实地说在做生意那些年里，整天钻在生意里，基本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为别人服务的共产党员了。我想不到镇党委、镇政府和村里的百姓，还能重新给我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入党时我曾经宣誓要终身为人民服务，可老实说当了个体老板后，你不得不一门心思想着自己的事。后来发了些财，但心头常常有些空荡荡，尤其是看到村里的多数百姓还看不起病、供不起孩子上学时，我心里就更加空荡荡的。那时我能做的就是掏点钱给乡亲们，但解决不了根本……回村当村支书，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觉得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是父老乡亲们对我的信任。我因此十分珍惜它。所以回到村里，我把办村里的事跟自己以前办个体企业一样认真地来办。古镇这些年因灯业发展而发展，我们古一村挨古镇中心区最近，能不能抓住发展机遇，关键要会算账，要会投资，要会管理。这些年我和村里其他干部一起，几乎把精力全部放在如何为村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投资机会产生最佳、最好的效益上。我们从搞实业开始，又把各种资源进行科学的整合，并重点放在发展物业这一块上。在重大决策时，充分体现党员和群众的意志，在决策每一个项目前，都做到公开向村民代表和党员征求意见。1994年我上任时，村级年收入在400万元左右，现在全村每年的集体经济收入稳定在五六千万元，是过去的十几倍。村民到退休年龄后每人每月能拿到600元的退休金，还有作为‘股民’的一份很可观的分红收入……

“但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当村支书时，全村5000来名村民中只有80个党员，现在已经有130多个党员了，其中有不少是年轻同志。他们多数是私营企业主，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对村民有爱心，对国家贡献也大。我们村上这十几年中，出了好几个亿万富翁！”

呵，老苏书记，一位身患重病的共产党员，当他滴着汗珠向我们讲述他村子里的这些变化时，我们内心油然升腾起一种崇高的敬意。这就是古镇选拔的那些“老板”村干部的精神境界！一批真正共产党员的本色！

林荣湛，古二村老书记，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古镇人。因为他的“华星”企业在当地也算是塑料制品的“龙头老大”，生意做到全世界。土生土长的林荣湛当过4年兵，在部队由于“海外关系”而没能入党。复员回古镇后当年因表现积极被当时的大队党支部吸收成了一名党员。这位见过世面的农民，难得他有一颗立志在农村干番事业的心。“我生在农村，愿意在农村干出点名堂。”在“灯都”的一个工业园区，我们在一家规模很大的厂房里见到了林荣湛。他的开场白令我们产生敬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就办个体企业了，先是承包生产队的一个船队，赚了几千元后，又承包起公社的农机厂。1983年又拿了几万元钱上中山之外的地方去承包砖厂，一直干到1985年，我可能属于古镇比较早的一批‘先富起来’的农民之一。”依然保持一股军人作风的林荣湛，说起话来干脆爽快，“古镇在80年代初就开始有人办厂，我从外地承包回来后也办了一个建材机械厂。1993年，我们这儿的灯业市场开始热起来，我看准机会，拉着本村同族的4位亲戚，合股办起了‘华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我们的生意很好，连我在内的5个股东，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年收入人均100万元的利润。可以说在古二村甚至在古镇都挂上名了。就在这个时候，当时的镇党委领导来找我，希望我出任村支书。我没有犹豫，当即表示愿意回村当干部去。但由于我在‘华星’有20%的股份，而且是‘华星’的‘一把手’。如果我上村里当支书，就再不能参与企业管理了，我的角色和股份便成了一个问题。最后在镇组织部门的协调下，‘华星’接受了这样一个方案：我在‘华星’的股份不动，到村里所获的收入——工资奖金这一块，全部交回‘华星’，然后再由‘华星’给我发工资和执行原来的股份分配。有人戏称我是‘转会老板’，其实我知道组织上让我回村是要好好带领百姓脱贫致富、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富裕目标的。

“我们古二村由于不像古一村那样离镇区中心那么近，村委和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我上任村支书的头天是开着自己的汽车进村委的。村民们有人好奇，也有人说这‘企业家’回来当我们的家，还不是用他管企业的那一套来管理吗？我听后很不是滋味，暗暗发誓，一定要用好经管企业的那一套管理好我们的村，绝对不能让我们古二村的父老乡亲们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家园变了色……”

林荣湛确实是个搞经济的能人。有人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回村当10年村支书，他林荣湛经营自己的企业少说也能赚回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钞票。然而林荣湛说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当组织和村民需要自己为家乡出力流汗时，他甘心情愿舍去个人的企业。

古二村当时留给林荣湛的是个薄底子，村上仅有的一个小化工厂，名义上是合资企业，实际是外商跟他们玩了把假投资的戏法。

“立即停办！”林荣湛摸清这个小化工厂的底子后，当机立断。“即使现在赔点本，也比掉进别人事先掘好的大陷阱要强。”他让村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能人的本领就是不一般。上任村支书的林荣湛，瞄准古镇灯饰产业大发展的机遇，决定率先在本村的土地上建立“灯都”的第一个大型工业园区，共占地1200亩。

“咱古二村远离镇中心区，如果没有商家来投资办厂，你林荣湛咋处理这1200亩地呀？”一些村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个头不高的林荣湛，则朝着古镇中心区的方向挥一挥有力的手臂，大声说：“把通向古镇中心区的道路修好，你们再看结果！”

宽阔的大道修好了。村民们站在村头盼望“凤凰落巢”。果真，不几日，第一只“凤凰”进村了。林荣湛笑呵呵地以每亩8万元的低价，租给了第一只落户古二村工业区的“凤凰”。

这么便宜啊！他林荣湛算的什么账嘛！部分村民怀疑林荣湛的能力了。

别着急。有了第一只金凤凰入巢，后面的凤凰就可以为我们村里源源不断地下金蛋了。村民们听着林荣湛不慌不乱的话语，半信半疑。

果不其然。工业园区进入第二年，每亩的租金就升值到15万元，而且租期反而缩短了20年。又过3年，古二村的地又在每亩15万元的租金基础上翻了一番，达30万元，租期则仍为50年。

哈哈哈……真是绝了，坐地收金，财源滚滚而来，推也推不开哟！古二村的百姓喜得不知所措。

到2002年，原先规划的1200亩工业园区用地全部被灯饰企业主们抢摊走了。林荣湛当机立断，再增300亩扩大工业园区，又一次引进一批企业落户古二村。至此，村民们惊喜地发现：咱古二村不仅与古镇中心区连成了一片，而且初步形成的“中国灯都”竟然有相当大的面积就在古二村地盘上呀！哈哈哈，古二村的地值钱了，咱家家户户也可以将多余的房子租给那些想开店办厂或打工者了……钱！钱！钱！满袋子的钱也进了咱庄稼户啦！

“林书记，林书记呢？我们要谢谢林书记的英明决策！他、他上哪儿去了？”村民们找到村委会办公地，可村办公室的同志阴着脸，沉重地告诉他们：林书记上广州医院电疗去了……

啊！林书记得啥病了？

没事，没事。你们看，我不是挺好的嘛！一辆汽车急速地在村委会楼前停下，林荣湛吃力地从车厢内走出，强颜欢笑地对乡亲们说。

林书记……村民们感动了。

林荣湛则向大家摆摆手，转身又进了会议室。

“同志们，今天我找大家来，是想一起研究一项投资5000多万的投资项目，即我们古二村准备买下古镇新建的目前最大的商业城的物业管理……”会议室里，林荣湛根本不像一个病人。

“那些日子很难忘，我们正在同镇上商洽签订两个投资大项目，偏偏我被医院查出患了重病。医生要求我到广州住院电疗，在这投资的节骨眼上，我哪有心思住院看病嘛！后来只好想了个办法：上午半天上广州去电疗，中午赶回村里上班。60天电疗，天天如此。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必须每天在清晨6点往广州赶，然后中午前赶回来主持工作……1999年至2002年，是我们古二村工业区引资最紧张和最见成效的年份，我是村支书，许多重大决策得由我来敲定，我不干谁干？”林荣湛撮了一把头发，说，“有人说我显老，就是那几年忙的……”

古二村的百姓告诉我们，正是这位一心扑在村民利益上的党支书的苦心经营，古二村才从一个穷困村，变成了古镇最富裕的村之一。有一笔账记录了林荣湛的功绩：他刚当村支书时，全村的资产不足200万元，2002年他离开村支书岗位时，古二村的集体资产已达2.6亿元。

“听说你是在古二村实现富裕后才主动让贤的？”

林荣湛似乎对我们的问题早有准备。“是的。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记者问过了。其实很简单：当年镇党委、政府找我回村当干部，是为让古二村富裕起来。现在古二村富裕了，今后的发展也有了保障，所以我在2002年底辞去了村支书职务，让给了比我年轻的同志。”林荣湛说得很平静，他把10年艰苦创业赚下的两亿多元巨额资产交班，看作好像是一次车间里的日常交接。

“我们是共产党员，贡献再大，也是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任务，没有必要躺在功劳簿上自己给自己添负担。你们看我现在不是也挺好……”林荣湛告诉我们，他回到自己当年创办的企业后，为了不影响与原股东们的利益关系，自己提出重新办个新厂，白手起家。“你们看，这‘华劲塑料厂’，就是我现在的企业，用了3年时间，现在在古镇也算是灯饰配件产业的塑料制品同行中排位‘老二’了。‘老大’是当年我创办的‘华星’……”林荣湛指着与“华劲”一路之隔的气势颇为宏伟的古镇著名企业“华星”厂区，颇为自豪。

林荣湛放弃大老板当村官、10年后又将创造的亿万财富主动让贤的事迹，在古镇被传为佳话。

毛泽东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镇党委、政府大胆起用“老板”当村长、村支书的做法，直接带动了古镇这10余年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小镇，朝着具有自己产业特色的灯饰产业王国的目标飞速而稳步地向前。

古镇模式，看似简单，却是中国共产党一级基层组织，在探索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所创立的一种全新的执政举措与执政理念，它的意义无疑将是深刻而广泛的，只是我们或许还没有完全认识和理解而已。

呵，走出古一村、走出古二村……当我们折身返回古镇中心区的“灯都”时，正值西天落日，突然在夜幕与白昼交汇间，古镇大地亮起一片光明……那光映照半天，明亮通体地将整个古镇烘托成一个光芒万丈的、生根在大地之上的一轮新日，它淹没了城镇与乡村之间所有隔离的空间，也淹没了时间与岁月的回轮，一切的一切汇聚成光的海洋、光的世界、光的明与亮……

呵，这才是我们所要见的“灯都”！

这才是古镇共产党人拨亮的那盏世界上最亮的灯的璀璨与荣耀……

第四篇古镇：照亮世界的“灯都” 第三章小镇大世界龙头产业

世界上有许多事无法用常规的思维去解释，但这并不影响某一事物或现象的存在与价值。南国小镇的中山古镇成为有世界影响的“灯都”，中国灯饰产业无须争辩的王国，就是这样一件用常规思维无法解释的事。

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地上，正在和已经发生了无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古镇“灯都”便是特别耀眼的一例。

从工业革命的产业角度看，小镇开创大世界的先例并非鲜见。比如闻名世界的意大利瓷砖业，它居然高度集中在梭罗萨这样的小镇；德国印刷业闻名全球，而它也集中在欧伯瑟镇上……这说明，一个产业群的形成，具有“小镇大世界”的现象并不奇怪。问题是，像古镇这样既不具备“灯饰”产业的先天条件，又不具备世界级商品市场必须有的销售与网络的地域优势，然而它就偏偏将中国灯饰产业之王的实质性荣誉搬到了自己的地盘上，并且让它生根开花又结出累累硕果，这就是古镇的神奇之处。

来到“灯都”古镇，几乎所有的外界人在为“灯都”惊叹之余，立即会发出一个问话：古镇人凭什么竟然把一个根本不起眼的地方变成了世界灯饰产业基地呀？

是啊，我们都有些弄不明白。

就说“古镇”这地名，先前我们一直以为它像山西的平遥、苏州的周庄、河南的开封等名镇那么具有悠久历史。古镇的古，其实与久远的历史无关，而是始于一二百年前两个姓古的家族在此安居立业，后慢慢形成了古镇这样一个小集镇而已。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二三十年前的古镇，仅用一支香烟的工夫便可以遛达完的一条小街。小镇街头除了一家卖些小百货的供销社和几个摆摊的小贩外，没有什么其他商市。但古镇人却从骨子里有经商传统，农民们除了种地以外，农闲时洗尽脚上的泥巴，拎只竹篮、背个口袋，到处捡破烂、拾废铜烂铁则是一贯传统。灯饰产业形成以前，邻近的小榄镇人开始以锁为业，大做生意时，古镇人则帮助镇里的小商小贩和小榄镇上的公私企业主，兼当远行千里之外的供销员。跑外勤的古镇供销员多时达千余人，这在中山一带颇有些名声。

供销员与纯粹的种地的农民相比，见识广了，脑子也显得聪明，经商意识必然强人一头。当袁达光等一批人弄出做灯的名堂后，古镇人——首先是那些跑外勤的供销员突然意识到做灯能赚钱，于是迅速调转船头，回到故里，你学我学，你干我也干，几乎是在一夜间把做灯赚大钱的意识，传遍了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打开了每一位原本就有经商意识的古镇人的心扉……袁达光他们做灯时，开始是合股的5个能人自己动手，包揽了一切工序和配件及市场经销，但后来生意做大了，原材料和配件再不可能单靠合股的几个人封闭式的拳打脚踢。于是，你做灯罩，我做灯座，你制玻璃，我铸螺丝……生意就这么越做越大。而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民的生活迅速向小康水平迈进，家居建设似乎标志了多数国民奔小康的心态，无论从城市还是乡村，美丽的室内灯具装饰成为一种必需品，于是灯饰产业市场空前发展，势如破竹。袁达光们为古镇灯饰产业发展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古镇“灯饰一条街”即使在国内同行中也颇有名气。然而当时的浙江温州人做灯的水平和数量远在古镇之上，加之原有的如上海等国营大型灯具企业仍在主导主体市场，“中国灯饰市场”呈现多个烽火硝烟状态，谁是老大，谁来称霸，尚不明朗。

“讲什么都没有用，论长处，我们古镇现在的状况，无法跟别人相比。但我们有自己的强势，那就是我们想把灯饰产业做成全镇的龙头产业，这是影响和主宰全镇人民今天和未来的历史选择！”还是吴润富，他在新一年的施政报告中，几乎是用了“背水一战”这样充满火药味的誓言，向全镇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召。

这是1996年的事。当镇政府基本完成对原有的集体企业转制工作后，摆在古镇镇党委、政府面前的任务是：如何确定古镇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时的古镇镇有三大特色产业：一是花卉苗木种植。古镇农民有传统的种植花卉苗木技术，据说深圳市民消费的花卉苗木一半来自古镇人之手。二是塑料加工制品业。1996年之前，古镇的工业产业比重中塑料加工产值名列第一。再就是新兴的灯饰业。

三足鼎立，何以单单选择了灯饰产业作为发展的龙头产业？凭什么？

“凭我们对市场前景的基本判断。”吴润富书记对我们的提问回答得很干脆。但这是他在2006年的口气。10年前的时候，他可没有底气。那时他有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誓死要把灯饰“老大”的皇冠抢到自己手里的义无反顾的坚定信心。

“尽管当时我们决心很大，也看到了灯饰产业的前景，但毕竟要把全镇产业的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忧心显然是存在的。”吴润富书记坦露心扉道，“为此，在镇党委提出产业发展设想后，我们专门组织了班子成员和一批企业主到全国各地考察调研，结果是大家认为：国家发展迅猛，人民生活在不断提高，房地产业至少要持续10年、20年，居室中的灯饰产业肯定方兴未艾。古镇搞灯饰产业干定了！那次考察调研回来后，我们镇政府立即拍板，确定古镇未来应当全力发展灯饰产业！

“有人当时提出疑问，说按照经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发展产业，就像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一样，免得一只篮子掉在地上，鸡蛋全部打碎了。也有人劝我，大船不好调头，还是多个产业齐头并进稳当。我回答说：‘大船何必一定要调头，如果看准方向，乘风破浪，不是能更快地达到理想的彼岸吗？’其实问题的根本并非是鸡蛋放一只篮子还是两只篮子的问题，也不是大船小船谁好调头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对某一产业认识和判断是否有准确的依据。当时中山市委、市政府提出‘一镇一品’战略，就是一个镇建立一个品牌产业的发展思路。这是很有远见和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像我们古镇这样的小镇，放在全国、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看，如沧海一粟。能够把一个产业做好、做大、做够，其市场空间和产业空间几乎永远是不成问题的，关键的关键是你能不能把这一品牌产业的主导权握在你手中……”吴润富10年前就在做“中国灯都”之梦。

他的理论是：世界上任何事物可能有个头，有个尾。但白天和黑夜则是永恒的。白天有太阳，我们不用愁，晚上就得有灯光。有黑夜，就有我们做灯人的事干，就有永远的市场让我们去赚钱。这一朴实而充满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对坚定古镇人的信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可以怀疑生意的终极，但谁能怀疑黑夜会有一天突然消失？根本没有做灯历史的古镇人对灯饰产业的理解，就是从这朴实而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中强化了自己的信心。

而他们的政府领导人则是发展这一产业最坚定的信仰者、支持者、鼓励者和领航者！

首届中国灯饰博览会——吴润富的劲头十足。1998年，他就有个梦想——他要在自己的家乡办首届中国灯饰博览会。

“看看人家浙江义乌人是怎么搞市场的。他们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就是靠办博览会形成了强势。之后，没有人再敢与他们义乌竞争。我们古镇为什么不能搞灯饰博览会？”吴润富在会议上，拳头在桌子上敲得“咚咚”响。

“人家是义乌，我们是古镇，一个小镇也想办全国大博览会，传出去会不会让人笑歪了嘴？嘻……”有人窃笑。

“小镇为什么就不能搞大博览会？我们古镇要开这个先例！”吴润富很不服气。

“其他的先不说，论灯饰产业，目前温州和宁波那边比我们古镇的灯饰厂家和从业人员还要多，所以我们不算老大。这博览会一开，会不会让人笑话我们？”这个问题比较现实。如果博览会一开，人家多数专业灯饰人员和商家不往你这儿来，还真可能是一场笑话。

吴润富的嘴角微微一笑，自信道：“这个不用担心，我已经在温州和宁波灯饰主那儿了解实情，他们给我反馈的信息，更坚定我们古镇可以搞灯饰博览会的信心。”

“何以见得？”

“温州和宁波的灯饰商家向我透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他们那儿的政府并不把灯饰放在当地重要的发展产业上，更没有像我们古镇政府能够倾全镇之力来支持和鼓励灯饰产业，所以我认为我们办博览会一定能成功！”

反对意见暂时平息。

“现在举手表决：同意镇政府今年筹办灯饰博览会的举手……”吴润富把决策建议亮在办公会议上。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没有被多数人通过。这是1998年的事。

“不着急。把准备工作和宣传工作再做扎实一些。争取明年办成功！”时任镇党委书记的陈付松过来安慰他的搭档。

吴润富是个梦想主义者，他认准的目标一定要实现。“因为我的梦想是把古镇建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灯都’，我要让古镇人扬眉吐气，让中国人扬眉吐气！”1999年，吴润富再次将筹办首届中国灯饰博览会的提议交镇政府和党委成员及人大代表讨论时，获得顺利通过。

“举办全国性的博览会，不是我们想办就能办得了的呀！它是以国家行业部门的名义办的，所以必须人家批准你才能办。”吴润富又率领人马北上京城。

“古镇？古镇在哪个地方？倒是听过你们那儿做灯的人不少。不过要办全国性灯饰博览会，得在我们协会的专家调研合格基础上，经领导批准后才行。”国家轻工业联合会下属的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工作人员这样对古镇人说。

对啊，去找老朋友、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的会长陈燕生先生！吴润富一拍脑袋，顿时兴奋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吴润富想办博览会的事被拖下后，他并没有停止织梦。当时他听说中国照明协会正在广州召开理事会，便立即赶到会议现场。经人介绍，他见到了权威专家、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的曾耀章、陈燕生、刘升平等有关领导。他们都是热心人，又见吴润富如此真诚，特别是被他对古镇灯饰产业发展的未来设想深深打动了。“那好吧，我们上你们古镇走一趟。”他们爽朗答应道。

吴润富简直快要掉眼泪了。想想，一个芝麻粒大的小镇产业，能把国家权威机构最大的专家和会长请去考察一番，这面子有多大？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的专家们此次古镇行，确实为日后古镇灯饰产业被国家权威部门认可，及申报“中国灯都”和1999年举办首届中国灯饰博览会，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那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古镇这个地方。”多少年后，曾耀章老先生这样回忆道，“被朋友从广州拉到古镇一路上，我就在想：一个小小的古镇，还真能生产出什么像样的灯饰产品来？那些生产厂家充其量也是些规模小、档次低、不入流的小企业罢了。但我始料不及的是，当我将信将疑地来到古镇后，看到一个连一个的灯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拨地而起，上规模、上档次的灯饰门市不胜枚举时，我被彻底地惊呆了。这就是古镇？这就是我们还没有听说过的古镇灯饰市场？从此以后，古镇两个字就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尽管岁月流逝也永远无法去。回到广州后，我兴奋地把在古镇发现的新大陆告诉了所有参加会议的理事单位和与会代表。他们听后也十分惊讶，会后很多人都跑到古镇来了。古镇的灯饰市场和名声便开始迅速在我们行业内传播，影响越来越大……”

北京之行，申办博览会的事宜顺利获得批准。现在就看古镇自己的了！

“老实说，真把博览会的举办权拿到后，我的双手反而有些发抖。你想，如果一旦我们把博览会办砸了，或者办得不伦不类，那古镇的整个灯饰产业和市场，可能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我怎么能对得起古镇的父老乡亲？怎能对得起全国几十万灯饰产业的朋友们？我们古镇的经济发展还要重新另起炉灶？我们真的没有退路，只有把博览会办好！”吴润富谈起当年举办博览会时，心潮仍然澎湃。

“那时我们的城镇建设都还在起步阶段。客人来了也没个饭店宾馆住，只能把客人安排到几十里外的中山市区和一江之隔的江门市，每天早出晚归地派专车接送；更没有博览会的主场馆，于是只好沿用古镇的‘灯饰一条街’作为博览会的主会场。大街上办博览会，可能是我们古镇人的首创……”吴润富苦笑着对我们说。

“那怎么办呢？”

“我们找了‘灯市一条街’上最好的地段，全长1.2公里，中间统一留出13米的通道，搭建临时展位，形如一条长龙。白天遮阳，晚上各种灯光一照，还挺壮观和美丽……”说到这儿，吴润富书记自个儿先笑了起来，“没法子，我们当时只有这样的水平和条件。对办博览会我们也没经验，为了办出点水准，我们特意从香港请了一位博览会总监。那人是个女的，又比较胖。有人就骂我，说吴润富不知要搞什么名堂，竟然还请了一位‘洋肥婆’！我是有嘴说不清，心想，现在没时间跟你们一件件事都细细解释，办好博览会才是真事。

“虽然小镇办博览会，但我们是代表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的，得有点规模不是？于是我们准备了600多个参展摊位。其中给台湾商家留了160个位置。台湾灯饰在世界上有名气，我们古镇灯饰的许多工艺和技术就是受台商影响的。台商能参加博览会，代表了一种水准。哪知距博览会还有一个星期时，台商竟然一个都没来报到，我们当时非常紧张，觉得这太没面子了。中山市领导听说后也非常着急，说无论如何得想出个应急措施。到底怎么办？拉郎配也不是办法。我只好把古镇灯饰的企业主找来开临时紧急会议，请自己的灯饰企业帮助，大家还真挺帮忙，说愿意顶上那160个展位。好了，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拉开博览会帷幕……就在开幕式前两天，我们意外发现，那160个展位都被台商布满了五彩缤纷的灯饰产品！

“1999年10月15日，古镇有史以来最隆重和最伟大的时刻到来了。那天，古镇和海洲两个博览会场上人山人海……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我们的灯饰博览盛会。当我看到那么多喜气洋洋的古镇人、中山人，还有从北京及全国各地、海外来的领导、朋友和商家时，我知道我们古镇成功了！我们古镇的灯饰产业有希望了！那一刻，我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梦想……”吴润富激情满怀地向我们讲述着第一届有50余万人参加的古镇首届灯饰博览会的盛况。

“新梦想是什么？”

“我想我们古镇应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灯都！”吴润富的眼里闪闪发光。

灯都！多么诱人的名字！多么浪漫的遐想！多么美好的前景呵！我们今天站在已经成为“灯都”的古镇土地上，再去玩味当时吴润富的这个梦想时，虽然无法像他一样激情与浪漫，但我们知道这位古镇“灯都”的领航人，在带领全镇人民争取和建设这个伟大荣誉过程中所经历的所有酸甜苦辣……

历史总是在奋斗中创造着奇迹和推动着我们的认识。吴润富与古镇人正在不断开创诗一般的时代新篇章。

共产党人的风采就是在为人民的执政实践中闪烁光芒的。

灯都！古镇要建成“中国灯饰王国”、“世界灯都”！这豪迈的宣言，拨动了古镇和古镇周边所有人的心弦……

是浪漫的畅想？是现实的梦幻？是浪漫和现实的交响乐？

是的。是一群共产党人站在历史与未来交汇的制高点上，引领自己的人民奔小康、奔中康……发展强大国家的豪迈之气！

是的。是一个小镇人民联合整个产业的友人与商家们，搏击全球市场经济竞争浪潮的冲锋号角！

古镇人，从举办第一届全国灯饰博览会后，对“灯都”的渴望与追求已势在必得。

2500万元举办博览会，全部由政府投资……古镇党委和政府所做的一切，至今让古镇人民和中外灯饰业的人士念念不忘。一个这样的党，一个这样的政府，能不被它的人民所拥护吗？

“让世界认识古镇，让古镇灯饰走向世界。”这是古镇首届灯饰博览会的主题口号。

“灯的艺术，灯的海洋。”这是2002年举办第二届灯饰博览会前吴润富又一次亲自想好的主题宣传语。

灯，是光之诗；灯，是艺术之光；灯，是人类组成诗一般生活的必需品。灯，作为商品时，它可以流淌出金钱的脆响声；灯，作为人们对事业的一种追求心理时，它涌动的则是激情与浪漫……呵，古镇人，是浪漫的现实商人；古镇人，又是现实的浪漫者。古镇人，注定要在灯与光的世界里，逍遥成充满现实主义情趣的浪漫诗人！

1999年之后的古镇灯饰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古镇人自己的想象。至2002年，古镇的灯饰年产销量达60亿元，在全国灯饰市场上的占有量达60%以上，并在国际市场上显露实力。

古镇作为“中国灯都”的议题，已经不再是吴润富他们自己的梦想了。中国的权威们和全国灯饰市场的各路精英都将目光投向南国古镇。

2002年7月29日。古镇人有些紧张，又有些激动，因为这一天全国照明电器行业的100多位专家来到古镇，召开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第四次理事会。再过3个多月，古镇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灯饰博览会又将开幕。而此次博览会对古镇人非同一般——他们已经向国家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照明电器协会提出了“中国灯饰之都”冠名的正式申请书了。国家级行业理事会在古镇的召开，其实就是一次“申冠”的检阅。成不成，几乎是在此一举！

会议那几日，古镇人始终在激动和紧张中度过着。100多个专家，虽然每天脸上都带着笑容和惊喜，但也时不时地闪动着挑剔的目光……他们看到的是振奋，听到的是豪迈，当然最想知道的还是实际的和现实的。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我们古镇灯饰从初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史。如今我们正不断在向‘中国灯都’的道路上迈进。至少我们现在可以向诸位报告我们申请‘中国灯都’冠名有如下理由：一、古镇灯饰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60%以上；二、在国内，古镇的客户资源最丰实，灯饰企业高度密集（仅古镇就有1800多家，成千上万个国内外专业买家不请自来）；三、古镇出口企业已达270多家，产品销往72个国家和地区；四、在国内灯饰行业中，古镇灯饰市场的硬件设施最完善；五、作为一个小镇，它居然拥有一份行业中影响力最大的专业报纸（《古镇灯饰报》）和一个点击率最高、信息量最丰富的专业网（《灯饰在线》）；六、拥有一本覆盖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物流网络；七、行业信息最集中；八、人居环境优越（古镇是全国文明城镇）；九、各类专业人才最集中；十、配套产业最完备……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领导，我想上面的这十大理由还不足以完全概括目前古镇的优势，但它已足够说明古镇具有中国灯饰之都的魅力！”

“哗哗——”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理事会会场，响起雷鸣般掌声。当吴润富的眼睛再抬起时，他感觉自己的眼眶已经很湿很湿了……

“祝贺你！祝贺古镇人民！”2002年11月8日，第二届“中国·古镇国际灯饰博览会”如期在古镇开幕。那次博览会上，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正式授予古镇“中国灯饰之都”的匾牌。那一天，古镇沸腾了，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喜庆之中。只有吴润富——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几次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外。

他躲在不显眼的地方，拭着泪……那泪很热、甚至有些烫感。

他比谁都清楚：“中国灯饰之都”落户古镇，这将对古镇意味着什么！

它不只意味着金山银山，更多的是意味着使命和责任，并且这种使命和责任不仅是古镇的，还是中山的、广东的、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

第四篇古镇：照亮世界的“灯都” 第四章 “灯都”如此辉煌

如果说，1999年，第一届灯饰博览会的举办，使海内外第一次认识古镇镇的话，那么2002年第二届博览会期间获得国家授予的“中国灯饰之都”的冠名，则使古镇镇真正掀开了历史上的新篇章。

谁也不用怀疑古镇了，从参加第二届博览会的声势和阵营就可以看出：原先报名的参展企业达900余家，需求展位1000多个。而有限的场所，不得不使古镇人精选了400多家客商和742个展位来参展。而细心的人更会留意到，此次参展商中，除了国内那些著名灯饰企业和重要客商全部到会外，台湾的商家成为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值得一提的是，像飞利浦、tCL、施华洛世奇、北京松下、松本、朗能等国际著名灯饰厂商也摆开空前的阵势，始终如一地参加了展会。6天展会期间，总成交量投资达68亿元人民币，创下中国灯饰产业展会新纪录。

“灯都”已毋庸置疑，60余万的参观、参展人员就是对古镇现实和未来的一次大检阅。

结论：古镇成为“中国灯都”当之无愧。

别以为小镇办不成大事。古镇人干得非常漂亮。与首届博览会相比，此时的小镇早已旧貌变新颜——26层的五星级“国贸大酒店”气势宏伟、金碧辉煌，使远道而来的中外宾客，有种置身国际大都市的感觉。那二十余万平方米的展览大厅，尽显国际博览会的高科技与星级式的服务；四通八达和热情周到的物流，让采购商从心底感受轻松与满意。再看看古镇新城，更是眼底尽收美景：那条号称“十里灯饰街”的新兴大道，如今又在原有基础上，加宽加长，绵延在古镇的城区与乡村之间，使得灯饰产业的空间更加绽放，更显异彩；与新兴大道遥相呼应的另两条新建大道——中兴路和东兴路，则使“十里灯饰街”向纵深和立体方向延伸，并与其他横串纵道的大街小巷相联结，勾出一个恰如巨型灯泡形的大“灯都”……

古镇“灯都”异彩纷呈，令人心潮澎湃，目不暇接。

到了“灯都”，你不看灯是种遗憾，但，你看完这里的灯便不想再看天下的灯了。“灯都”的灯，将历史和未来、传统和时尚、中国和世界的灯，几乎一网打尽，尽在此间。

灯饰艺术的顶尖水平——什么叫“灯都”？商人理解：那一定是汇总了天下各式各样、可以交易与贸易的灯；厂家理解：那一定是有你的我的和天下所有能工巧匠精心制作的、可以互相学习取经的灯；官员理解：那一定是代表当地与当代的时代背景、人文气息和民风民俗并体现执政主题的灯；美学家理解：那一定是注入了风格、个性、象形与欣赏、感悟、抽象、写实和其他美学元素的灯；文学家理解：那一定是语言、情愫、心态、结构和诗化的灯……呵，“灯都”，既然是灯的都市，就该具有天下所有人都能享受和获取的艺术、画面、景观和感觉、价值与愉悦……

古镇人做得到吗？那是一群以农民为主体的做灯人，他们能行吗？

这也许是我们这些已经生活惯于大都市的、远道而来的访问者内心特别想探究的事。

“灯都”古镇，你经得起这样的考问吗？

你必须经受这样的考问。因为你是“灯都”——中国的灯都！

一个普通的中午时间，主人带来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介绍他是“开元灯饰”的老板，叫区庚权。

“姓区的多吗？”笔者问。

“多！我们古镇做灯的人中区姓占了相当部分。我是属于第三代古镇做灯人了。第一代在90年代前，第二代是2000年前的，我们是2000年以后开始从事灯饰生意的。”

“区庚权与我是同龄人，生意可是了不得啦！‘开元’在古镇和灯饰业中名气很大……”陪同的小崔说。

“小生意啦！我们仅仅是做点小生意而已。”区庚权说得很谦虚，表情上没有一点做作的样子。

“你祖上有人做过灯吗？”

“没有。祖辈是农民。”小伙子说，“我父亲是冈东村的老支书。他老人家在70年代养过鱼、种过花木，最多时承包过110亩地呢！后来古镇许多人做灯饰，我父亲也跟着改行做灯了……我中学毕业后，没上大学，出校门后看到大家都在做灯饰，就挤了进来。头几年给别人打工学艺。2000年开始自己做，起名‘开元’，意思是，新世纪到了，开创新纪元呗，图个吉利！”小伙子笑道。

“现在企业有多少人？”

“900多人。”

“年产能达多少？”

“1个来亿元。一半销国内，一半外销。民用灯为主，室内和户外灯都有。”

“有自己的品牌吗？”

“有。主要有两个：‘开元’和‘阿亚卡’。”

小伙子始终与笔者是一问一答，尽显谦和与低调。

“开元灯饰”到底如何？古镇人的制灯水平又到底如何？这是笔者在古镇时心头时常涌起的疑问。

必须破解。

机会来了——那天采访正路过“灯市一条街”。“开元灯饰”十分醒目地跃入眼帘……“停停！我们上‘开元’看看！”

“好吧。”还是小崔陪同。

踏进“开元”那一瞬，我们的目光惊呆了。数百平方米的“开元灯饰”首层销售大厅，吊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晶灯饰，有的大如冰树，遮天盖地；有的如银藤，攀岩登壁；有的似雪花飞流，仙女散花；有的似火树银花，光芒四射……总而言之，眼前一片晶莹剔透，光彩绚丽，尽显洁净、透明、耀眼、豪华、奢侈、和美之感。笔者10多年前采访过我国著名的水晶之乡——江苏东海，故而对水晶制品略知一二。今天重新置身在水晶艺术世界，不由得油然升起那熟悉而陌生的情愫来。于是特别挑出几例细品起来。哇，这里竟然也有来自奥地利施特劳斯系列水晶垂饰，那颗颗含苞欲滴的水晶珠，呈现的都是奥地利最著名的艺术大师洛世奇的原创意境，其特点是不但在水晶切割技术方面出类拔萃，而且这样的水晶珠一旦与光线完美交融时，最能折射出光线的耀目光彩和高雅气质。“开元”对许多水晶灯饰采用的冷光灯光源，是当下国际最新颖的透明或半透明的乳色防爆灯杯，于是还原水晶色彩的效果更好，使其景物更真实、更玲珑剔透、完美无瑕，让颗颗水晶在灯光的照明下，反射出自身的全部魅力，或似宇宙间颗颗小太阳，或似月亮边的繁星，或似与太阳和月亮争艳的少女，楚楚动人、婀娜多姿……

“欢迎欢迎。”见过面的区庚权小伙子，热情出面接待。

“这些都是你的企业生产的？”笔者轻轻抚摸着一盏盏美轮美奂的水晶灯饰，迫不及待地问主人。

“都是。”小伙子还是轻易不多言一语。

“原料是国内的？”

“有一部分。但多数是进口的……”

“这么美的工艺都是你们自己制造的？”

“对。我们有比较先进的设备，还有一个专门的研发部门，他们都是一流的技术人员。另外，我们公司在质量管理方面也注意得比较早些，2001年时就通过了国家的IS09000质量体系的认证……”小伙子不经意的话，令笔者暗暗佩服，因为中国一些地区的产业虽然市场占有率很高，可假货次货问题始终让中国人抬不起头的事似乎是一个通病。古镇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样是我们的心头疑虑。

“古镇从灯饰产业形成初级阶段时，我们就非常重视抓灯饰质量问题，而且可以说是下了血本。1996年时，镇政府就专门成立了一个质检办公室，有4名专职人员。后来又抽出20个人，进行专业培训。这批人是古镇灯饰质量把关的专门队伍，他们的职责是及时监督灯饰市场上存在的问题，并按具体的管理条例严格监管。由于国家尚无民用灯饰质量的检测管理标准，我们镇政府便领先吸收国内外专家技术，自定了一套符合国际水平的民用灯饰质量检测体系，把普及灯饰质量与普法教育一样在全镇灯饰从业人员中进行宣传教育，利用电视特设了每天播出的‘灯饰质量一分钟’节目。所有这些都由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定期检查，通报情况。对各企业业主，我们进行定期的培训，要求他们在自己的企业里建立质量检测专业人员。几年下来，古镇灯饰质量完全达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先进水平。我们可以从近几年像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际著名企业，到古镇灯饰企业寻找‘贴牌’生产的趋势看出，古镇灯饰质量是过关的、硬气的……”镇长吴礼煊的落地有声的话语，突然回响在我们的耳边。

古镇灯饰质量过硬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开元”老板让我们见识他的“国际产品展厅”时，我们所见到的产品彻底地将原先留存在心头的怀疑抛弃了……

呵，这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灯饰！还有这样美的灯饰！还可以有这样美和多彩的灯饰！

你瞧，那一款出自意大利著名设计师之手的具有明显的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艺术色彩的灯饰，它形如一条固定在半空的缎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独特而无可替代的。朴素无华的台灯营造出极简的美学。虽然灯臂和灯座简单如弯曲的线条，却丝毫不影响它的照明功能，低瓦的灯管使台灯不至于炙热，而红色的灯管也是设计的一部分。设计中也简化了灯座，使其不占空间，如此的一盏台灯，显然是设计者希望让购买这款灯饰的人，能享受一种回归数学的理性。从这一灯饰，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世界级灯饰艺术的顶尖水平。

“开元”的区庚权介绍说，“素来自信是全世界最好的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理念简洁而富有新意，实现了功能、美感和环保的完美结合。‘开元灯饰’有一半销往国际市场，因此，学习和吸收世界顶级艺术设计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策略。而由于我们‘开元’是中国的灯饰，所以我们除了注意吸收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著名灯饰设计大师的艺术风格外，还十分注重自主创新。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灯饰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有自己民族风格的自主设计产品。”

“你们准备怎么做？”

“我们不是准备怎么做，而是已经做了不少。请上楼参观——”小伙子带我们上了另一个灯饰展厅。

哈，这是灯？这真的是灯！古镇的灯！

我们又一次被眼前的奇妙的灯饰惊呆了——呆透了：这是个绿色的、粉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世界！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植物园——灯的植物园！这里有“菊花灯”、“牡丹灯”、“荷花灯”，有“西瓜灯”、“香蕉灯”、“蟠桃灯”，还有“柳树灯”、“棕树灯”、“向日葵灯”……呵，这才叫是艺术！取自自然胜于自然的艺术！

“你们怎么会想得出这种创意？简直太绝了！”

主人笑笑，说：“因为我们是农民出身，所以迷恋自然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灵感也由此而来……”

哈哈哈……绝妙的回答。可不，古镇灯饰人，多数是农民，但谁能说古镇农民不能创造人间奇迹？他们不是已经创造并且也被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吗？

一个经典的灯饰作品，应该包含很强的地域文化和民俗美学的成分，它是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种方式，更是对人类美感经验的一种体现。“开元灯饰”系列，正是突破了传统灯具的设计理念，又将欧式与中式完美统一，在现代中透露出古典，将浪漫主义的朦胧风格发挥到极至，所以令人痴迷和陶醉。面对如此精美绝伦的灯饰艺术，我们不可能不畅想和诗化，也不可能不产生文学的感觉。

于是我们在想：在生活中，许多感官需要被满足。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灯具，就像人没有了眼睛一样，没有了眼睛的家庭只能生活在黑暗中。所以灯，无论在室外还是在室内，它是我们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生活组成部分。如今人们将照明的灯具叫灯饰，从称谓上便可以看出，灯具不仅仅是照明，而且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点缀。而环境则对人的情绪产生绝对的影响。灯饰有时就像一曲舒缓的乐曲，有时如楚楚动人的少女，有时又如一首心灵的诗歌……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和人的价值观发生某些变化与更迭，也为推进这个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一定作用。制造灯饰的人，因此需要商业意识，需要艺术创造，同时更多需要历史与人文的注入，这样的制品才会永恒。

在“开元”，我欣慰地看到了这一切。

古镇灯饰行业的“黄埔军校”

在古镇，不识“华艺”一定是个遗憾。

“华艺”代表着古镇灯饰人的创业精神与古镇灯饰的艺术灵魂。“华艺”的灯饰品牌在同行中影响非常大，古镇搞灯饰的无人对其不晓。但“华艺”的老板与“开元”的主人一样，很低调，这让我们对古镇人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好感。“只管干好自己的活，从不在嘴巴上抹油”。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总有一种令人敬佩的文化。古镇也不例外。

老板也是区姓，与区庚权是同村人。属龙的区炳文说，他们区氏家族在古镇做灯饰有个行业品德，都不愿太宣扬。“你们是北京来的，政府又打电话来让我一定要接受采访，所以我不得不跟你们聊几句……”

这一聊，就是半天。最后区炳文自己都感到有些意外，笑说：“看来我们有缘。”

“华艺灯饰”在古镇算是第一代了。1986年10月13日，区炳文是被叔叔的一个儿子拉下“灯海”的。“这个日子我一直记着。因为当时心里很没数，你们不知道，在下灯海之前，我搞花木生意6年了，现在一下转行搞灯饰，心里有些发虚，压力很大。可既然干了，就不能吃回头草了。于是我叫上自己的弟弟区锦标，及表侄蔡健铭，3个人共集资5万元开了华艺灯饰电器厂……”区炳文说。

3个人凑出5万元而不是6万元，是因为区锦标拿不出两万元，所以股金只好5万元。开始都是小打小闹，再说谁心里也没底，这灯饰生意到底能做到什么样子。“我们开始根本也不会搞。买了一台照相机，跑到外面的商场和酒店，看哪种好就把它照下来，再印成照片，然而拿着照片跑到兰州等地去问人家要不要。如果有人看着照片说这个我要多少、那个你给我备货多少，我们就赶紧跟人家订份合同，再火速返回古镇做灯……”原来“灯饰大王”是这样起家的呀！

区炳文笑道：“那时所谓的灯也比较简单，就是一块玻璃，一根钢管，一只灯泡，你要是在玻璃上弄点花样，再把钢管拧个图案，或者在灯座上弄点新名堂，可能就是一盏非常畅销的灯具了。”

“开张4个月，到第二年春节，我们已经赚了4万多元。加上本钱共有近10万元了，所以想做更大的生意。我们就在村里租下了农机维修站的300多平方米的厂房……生意不错。10个月下来，我们正在成都那边铺开销路，有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假如要把生意做大，就得建立‘根’。我问啥叫‘根’，他说就是你得有自己的品牌产品。他的话对我启发很大，从那时开始，我们‘华艺’就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特别注意研制自己的产品。当时吸顶灯老百姓都很喜欢，而吸顶灯的灯罩式样是关键，于是我们花血本买了台吸塑机。有了吸塑机，就能抽出各式各样的吸顶灯罩。生意果然不一样。第二年，我们把头年赚的钱全部用来买设备，一下又进了11台吸塑机。这在当时的古镇，算是少有的。同时为了接待各地的客户，我们正式在古镇街上开了一家灯饰店。这也是古镇比较像样的第一家灯饰门市。这下不要紧，我们的店一开，古镇人都知道做灯能赚大钱，后来就哗啦全上了。古镇灯饰行业就这么一下起来了，直至今天这个样……”

早听人说“华艺”是古镇灯饰业的“黄埔军校”，从区炳文嘴里我们得到了证实。“这不奇怪。当时我们办厂比较早，后来赚了钱，所以厂子里有一些头脑精明点的员工就自己另开炉灶……好事。如果没有这些人跟着我们做，古镇的灯饰市场就做不大，单靠我们华艺一家也撑不起来。”区炳文对此引以为自豪，并无任何压力。“即使到了现在，古镇灯饰产业要发展，也必须依靠你追我赶的激烈的市场竞争，才有好戏看，否则一潭死水成不了潮汐，一枝独秀成不了春色。”

“华艺”之后的战略，是向外扩张。他们以其强大的实力和品牌，在全国各地建立办事处、连锁店和专卖店，多时达1000余家。“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早已稳居古镇灯饰“老大”的区炳文先生是个十分坦诚的经营家，他说古镇灯业发展到今天，走过的道路也有曲折的时候，让外人和后人知道这些情况，对古镇未来发展是有好处的。“钱赚多赚少只是个数字，但经验和教训才是经商的真金。我们华艺也有一个低潮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古镇正处在大发展时，我们华艺的主场则在古镇之外。后来我们及时将战线从外面拉回古镇本土，可由于投资策略上一次重要失误，结果丧失了一次黄金发展期。好在后来我们及时纠正发展的战略方向，重新将企业发展重心回到灯饰。同时依靠相当强劲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把产品转向节能灯饰，又建立了自己的包装、配件和外贸体系，使得华艺能以灯饰‘航母’的阵营，乘风破浪杀回市场。特别是借助与专业配套产品企业的强强联合，以及大力开发有自己知识产权和质量保障体系的品牌产品，使华艺在很短时间内，重振雄威。”

似乎必问的一个话题：“‘华艺’的年销量现在达多少？”

区炳文笑笑，淡淡地回答：“四五个亿吧！”

我们的内心有种敬佩：实在不能小看古镇人！

“走过20多年的灯饰之路，尤其是我们古镇成为‘灯都’后，我们再不能简单地以产值和销量来衡量自我了。作为‘灯都’产业的龙头企业，我们的责任应该比别人多一份，这就是如何维护和推进这个产业的更大化、更具竞争力。文化和素质，便是今天古镇所有灯饰从业人员与企业的生命线。一种文化的产生，需要点滴积累。企业文化的形成，关键在指导思想。灯饰之都的文化形成，则需要整个产业的从业人员特别是起着领航示范作用的业主们，加强学习，不断学习。吴润富书记提出‘学习、学习再学习’的理念，非常英明。他的一句名言，值得我们所有古镇人品味：搞灯饰的人不来古镇是他自己的错，但来了古镇再不来则是古镇的错。一个‘灯都’领导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一种含义非常深刻的文化。‘华艺’能够从一个‘兄弟合股小厂’，发展到可以与国际著名灯饰企业竞争的国际化集团企业，我们遵循的正是一种始终从自身找问题和不足的文化意识。这是一种内动力。就像古镇当年力争‘灯都’冠名面临的考验一样，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细致的内动力，再好的市场、再好的机遇，也只能如一阵凉风从身边吹过一样，你不能获得真正的凉意……”区炳文品着香茶，侃侃而谈，似乎根本不像在接受采访，而像古镇灯都的一位“教父”在传授着播智除愚的真谛。

我们似乎开始明白古镇为什么能够成为“灯都”了。

“华艺”现在的总部在古镇“灯饰”繁华的地段，拥有30余亩大的面积。“太小了！越发觉得束手束脚了！”区炳文在我们走向告别时透露：他已经买下170亩土地，投资几个亿的新厂区即将开工。“可我最得意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些年里，从我们‘华艺’走出去的人中，至少有50人成为老板，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年产亿元的大企业主……”区炳文认为，这是他对古镇最大的贡献之处。

难道不是？

我们又一次重新认识古镇人。

筑巢引凤——漫步在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灯都”。像“华艺”、“开元”这样的品牌企业，如繁星般的众多——“东方”、“华达”、“松本”、“巨人”、“中意”、“华裕”、“迪安”、“奥本”、“华泰”、“一铭”……

“赛迪斯”、“罗浮宫”、“欧利斯”、“雅诺斯”、“太平洋”、“澳诗宝”、“金苹果”、“普斯特”、“威特丽”……

他们——她们中间的故事，每一个都很精彩。

“做生意与做人一个道理。要想做好生意，先必须把做人的道理弄明白。”“巨人”的老板区超鸿给自己的企业定位是：诚实做人，诚信做事。做好自己的产品，做好自己的工作，拿出手的东西必须让人叫好。

“巨人”之舟这样开启远航——再回首。

一条艰辛而辉煌的道路，迎面，清新的海风已送来爽朗的潮声，蔚蓝色的海面上，虽有风浪和惊涛，但汹涌着无尽的内涵与力量，这就是走向世界的“松普”照明，这就是走向国际的“松普人”——“松普人”以一首诗来介绍自己的企业与主人，表明了他们拥有顽强而坚定的自信、气吞山河与海纳百川的胸怀。

“你是一个消费者，你必定在选择商品时，首先考虑的是否中意。你是一个企业，你必须把自己的产品打磨得你自己先中意。中意是内心的一杆秤，它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你自己……”一个才20岁出头的姑娘，她把经商的真谛摸得如此透彻，她的事业不“中意”才怪。

虞圆媛撑着“中意”之舟，演绎着小镇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

“我是古镇人，我为自己是古镇人而自豪。但今天的古镇意义和‘古镇人’的概念完全不同了。古镇不只属于我们古镇人自己，而今天的古镇人属于来自五湖四海的那些热爱古镇、专注灯饰，并为繁荣古镇灯饰产业奉献聪明才智的所有新古镇人。”这段话，出自古镇镇曹一村党支书区群松之口。

“只要你看一眼我们这个远离古镇中心的农村今天的景象，你就会理解我的话。”那天到曹一村采访，村支书老区就这样对我们说。

于是我们推开他的办公室，朝向窗外举目远眺。眼前是一个楼宇林立、街道纵横、车水马龙的完全的城市！其规模、其水准，可以同任何一个内地的中小型城市媲美。

“统计过在你村里现在居住着多少人？”

“本村居民是5600来人，但外来常住人口和每天的流动人口无法统计，到底多少谁也没有真正说对过。因为我们曹一村现在是古镇灯饰市场的物流中心，每天往全国各地的车辆和人员多数经过这里，你能数得清来来往往的人吗？但有一个数字我可以告诉你们，2000年时，我们村干部们在研究本村经济发展时，看准了古镇中心区灯饰市场蓬勃发展的前景，想通过本村的地理空间优势，搞一些与古镇中心区配套的房产出租业和物流生意。第一次投资2000多万元盖了3栋楼，开始大伙很担心会不会有人来租。后来不仅很快有人来求租，而且不断有人来问有没有新的房源，于是我们村就不断盖房，5年下来，我们不知盖了多少房子，甚至连自己都记不住……百姓也跟着一次次翻新自己的住宅，扩大自己的厂房。这小乡村转眼间便与城市相连在一起……”当兵出身的老区，依然保留了一些军人的豪爽性格。他也是当年从“老板”走向村干部的“红色资本家”之一。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村支书。

“古镇发展，单靠古镇人并不能有大发展。古镇人必须把巢筑好，才能引来四海的金凤凰，才能带动古镇腾飞。”区群松说他的这套理念是基于本村的发展经验。他介绍说，自从古镇举办第一届灯饰博览会后，全镇上下都在大发展，可作为远离镇中心区的曹一村如何发展成为摆在他们村班子成员面前的一个头等重要的思考题。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傍着“灯都”这只大船一起航行，曹一村才可能“有吃有喝”，否则孤舟搏浪，随时有沉到海底的危险。怎么办？举兵进军镇中心区与人争夺市场？不能。那是人家的地盘，你曹一村在那里既无资金实力又无土地资源，空凭一股激情和勇气，与阿Q没什么两样。“筑巢引凤”、“滚球战术”！区群松在村委会上亮出自己的观点，并将数月实地调查下来的一条条理由向村干部和村民代表们亮相，同时把具体实施方案一一掏出。

“群松啊，你的账算得在理，可要是房子盖了，没人来租咋办？”几位老村干部问区群松。

“那就得把房子盖得比古镇镇上的房子都要好！”区群松回答说。

“筑巢引凤”战略启动。第一批造房子3栋，总投资达2100多万元，倾全村之力……区群松带领干部群众没黑没白地战斗数月，气派非凡的3栋写字大楼在田园花木丛中巍然崛起，独领古镇风骚。

“我们要了！”东莞一家在古镇的贸易公司当下以百万元的年租金要下其中一栋，随即又有数家大小公司租下另一栋……哈哈哈，房子还是我们的，一年尽收200万元租金！赚大了！“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全村所有退休老人的养老金都有着落了！并且在原有基础上每人每月再涨100元！月月领取！”村民大会上，区群松的腰板从未如此硬朗过。

“天大好事！”

“群松，你能不能再盖几栋大楼呀？”

村民大会上，那些老村民满脸笑哈哈地冲区支书嚷嚷道。

“只要大伙儿支持，我们还要盖更多更多的大楼！”

“好，盖吧！你们放手盖吧！我们支持没说的！”

干群一条心，登天也有梯。曹一村的房子后来越盖越多，一直盖到今天这个样——如镇如城，又连镇连城，成了“灯都”的一部分。有人说今日的曹一村是“灯都”古镇的后花园。因为它是四周由田园簇拥的新城新镇，又是新城新镇连片的田园……

“当我们的曹一村成为古镇‘灯都’的后花园时，如何让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的外来从商人员把根留住，成为我们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区群松说，这几年，村里从物业获得的集体收益中，拿出相当大的数目用于改造道路，改善教育条件和居住环境。“不是吹的，曹一村的学校、曹一村的道路、曹一村的环境，敢同古镇上任何一个地方相比！我们不比第一，但比最好。”区群松书记底气十足地这样说。

“走，咱们去看看刚建好的‘天宏物流市场’！”区群松一定要让我们开开眼界。

穿过一片崭新的街道，我们的眼前是一栋气势宏伟的建筑，那造型是中西结合物，而更多的是古罗马式的风格。

“这么好的地方，做什么用？”

“物流。古镇现在是‘中国灯都’，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和海外的货物几千车次，物流产业必不可少。我们这里就承担了这一任务。”区书记的解释让我们终于明白过来。

“不就是车来车往，用得着建这么好的建筑？”

“那不对。古镇既然是‘灯都’，它的所有配套设施都必须符合‘灯都’的要求和水准。让所有来到我们古镇的外地宾客，哪怕他只停一天、留一宿，我们都要让他有种回家的感觉……”想不到古镇农民已有如此好的“都市意识”！

古镇不只属于我们自己的，古镇属于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这样的话我们不仅随处可听，而且随处感受。

温州人的第二故乡——没有比温州人更深切体会古镇人的这句话的内涵与意义。

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非常了不起。他们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古镇“灯都”，同样不可去温州人的功绩。

温州人比古镇人干灯饰要早，而且即使在古镇人雄心勃勃称霸灯饰天下时，温州人的力量仍然不比古镇人逊色。但温州人以“温和”的性格“投降”了古镇人——他们在无奈中举家迁移到了第二故乡——古镇。

温州人从商的伟大和不屈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新都酒店3楼，中山温州商会就设在此。

温州人做生意的满世界都有，他们虽然各奔前程，但普遍有组织严密的同乡商会。中山市的温州商会竟然在古镇，可见温州人在中山的生意人主要集中在古镇。一问会长董承聪，答案更加明了，原来温州人在中山市的生意人，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古镇做灯饰生意。

吴润富书记也不止一次对我们讲过：古镇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灯都”、产业发展到如此之大，温州人功不可没！

温州人在古镇的贡献无论从他们所参与的人数，还是他们给这个“灯都”留下的财富，都是巨大而不可替代的。

“目前在古镇的温州人大约有18000余人，占古镇灯饰从业人员近三分之一。”董会长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数字，“10多年前，灯饰产业曾经是温州四大产业之一，并列于皮鞋、服装和五金产业。但10年以后95%的温州灯饰老板都跑到古镇来了。现在温州本地的灯饰企业已经消亡，只有个别主要不是靠灯饰产业活着的企业，没有人再相信温州灯饰还有多少生命力。”

“为什么温州灯饰由老大最后变成了古镇的‘臣民’？”

“主要原因是古镇的政府对这一产业的全力支持起了关键作用，相反温州地区的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予这个已经发展很好的产业以政策上的支持。市场经济就是这么残酷，竞争嘛！但任何一种产业，要具备规模和强大的竞争力，当地政府不给予支持和扶植，终究会丧失优势的。”

“你们不埋怨温州政府？不记恨古镇政府？”

“不。相反，我们非常感激古镇政府。因为是他们使我们这些温州灯商有了越来越大的生意做，我说的完全是实话。”董会长一再这样解释，“温州灯饰在1995年前比古镇这边要强，做灯的人也多。但温州的产业基本上都是靠个体私营业主自然发展，得不到政府更多的扶植和支持。而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和国际灯饰市场出现新的产业变化。作为全球灯饰产业重要地区的台湾灯饰产业商们，开始寻找大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他们首选了广东，选择了古镇。由于台湾灯饰业具有国际灯饰产业的先进管理理念与先进设备和生产技术工艺，古镇的灯饰从这个时候逢到了两个大好机遇：一是台商把大量的先进技术与设备带进来，二是政府倾力支持这一产业，比如像古镇办第一届灯饰博览会，政府掏出2500万元来为发展这个产业做‘赔本’生意。这样的举措恐怕只有古镇能做得到。温州灯饰业失败于古镇是一种必然。温州灯饰业没有这些好事，从温州灯饰产业的结构而言必然输给古镇，因为过去我们主要做低档产品。80年代、90年代初期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高，我们生产低档灯饰，市场还不错，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装修房子、配套家居也向中高档看齐了，以中高档产品为主的古镇灯饰便超过了我们温州灯饰……”

“有人说，1999年古镇灯饰举办首届灯饰博览会是古镇灯饰与温州灯饰竞争的分水线，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这是事实。但我想即便古镇不开这个博览会，古镇灯饰早晚也会战胜温州灯饰的。这是内部和外部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古镇在这两个方面都优于我们温州。”

“你们现在服输了吗？”

“我们早就服输了，而且今天的温州灯商以自己能融入古镇灯饰业和成为古镇‘灯都’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为什么？”

“很简单的道理：近10年中特别是新世纪后的这些年里，温州灯商绝大多数迁移到了古镇，今天大家的生意多数是越做越好，这在温州本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做生意是为了赚钱，不赚钱就是死路，温州人做生意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成功者，更不是干什么产业那个产业就兴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温州灯商从心底里真的非常感激古镇。是古镇灯饰产业的发展让我们温州灯商有了新的发展希望和生存空间。但我想特别告诉你们的是：由于古镇人民和政府对我们温州灯商的包容与政策上的关怀，我们今天的温州灯商，已经更多的是自愿做古镇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古镇人了！”董承聪会长告诉我，早在前几年就把户口从温州迁到了古镇。“乐观地讲，我们在古镇从商的10000多温州人，至少有一半已经实质上成了古镇人。我的一家是其中之一，我的大孩子是在古镇这边考上大学的，现在在广州读大学，小儿子也在这里上学，他们不可能再回温州了。我们温州灯商的第二代基本上都会把根留在古镇、留在中山。因为这里有我们的生意和事业，温州人的个性是，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与生意连在一起。”

“感觉这里有什么不适合你们的地方吗？比如习惯、比如本地人有没有排外行为与心理？”

董会长使劲地摇头：“没有。至少我来这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中山市和古镇这里有个传统，他们有包容心，对人博爱。我们温州人来到这里后，他们完全没有把我们当作是外地人，在经商和生活方面，一视同仁。相反，在许多方面比对本地百姓还要照顾我们，甚至连政治方面都是这样。我个人就是个例证，我是中山市的政协委员和中山市工商联常委。我们不少温州籍的新古镇人中，有好几个是市和镇级政协、工商、人大的代表与委员，他们与本地人享受着同样的政治权利。”

“温州人作为新古镇人，你们的优势是否还能存在和发扬呢？”

“当然。不仅存在，而且发扬得很好。”董会长谈这个话题似乎特别起劲，他说，“温州人的优势在于勤劳，不怕苦。而且从市场网络这个角度，我们比哪个地方的经商者都要强势。即使在现在以古镇为中心的全国灯饰市场上，温州灯商的网络优势仍无人可比。我们温州人做生意比较早，并且都是依靠亲戚朋友建立起的网络，非常可靠牢固。还有一个情况是，温州人到古镇来做生意，多数是带着资金来办厂办店的。有人作过统计，古镇目前的灯饰市场产业中，温州人投资额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甚至有半壁江山。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当我们成为新的古镇人、新的中山人后，我们把建设美好的古镇和美好的中山也当作了自己的一份责任。我们商会积极要求会员们都起来为新的家乡贡献力量，大家都来为新家乡招商引资。最近我们商会就为古镇近邻东升镇引进了一个置地1600亩、投资6亿多人民币的大项目。投资人是我们温州人，牵线搭桥的也是我们温州籍人。”

“温州人与古镇人越来越融合在一起，成为一家人。我们在商海中，发挥各自优势，并合力缔造古镇灯都，前景无限美好。”董会长激情满怀，他说你们应该去采访一些在这里干得非常漂亮的温州灯商，“他们比我的体会更深切。”

自然的事。

说温州灯商，离不开“欧普”。说“欧普”，先要说王耀海。

在古镇，王耀海是个传奇。他所缔造的“欧普”是灯饰界的一个神话。王耀海是浙江丽水人，不是真正的温州人，但他自己归属温州人。王耀海是大学毕业生——古镇灯饰界现在大学生已经不少。初到古镇时，他给别人打工、当管理人员。有人不理解，说温州人都愿意自己做老板，只有他王耀海“傻”。王耀海笑笑，不理会别人怎么说他，只管干好自己的那份工作。几年下来，王耀海摸清了灯饰业的全部生产、经销和管理等等环节的门道，1997年自己开店办厂，第一个品牌是“绿明”。这家伙后发制人，一进灯饰产业，就成了一头雄风四起的“黑马”——如今他的“欧普”在温州灯商里是“老大”，在古镇灯饰界是第一方阵，在国际行业里同样名声显赫，威震全球。

有人说，王耀海智商太高，学不了他。但像王耀跃一样在古镇创造奇迹的温州籍灯商人士，则非王耀海一人。

“爱的华”总经理华云光算是一个。小华年岁不大，但做灯的时间却不算短。1991年他在自己的家乡那儿的灯市场特别红火，便与年轻的妻子商量后开起了一个“夫妻店”。但后来生意不是做得那么好。一直到2000年他到古镇一次后，命运就发生了改变。古镇的火爆灯饰市场，使小华认定“要不就别做灯，做灯就必须到古镇来”的决心。父亲和妻子都支持他到古镇来。于是小华带着7个技术人员、100余万元资金，在古镇灯市旺地租下铺面，又在海洲建了生产基地，开始了他的“第二故乡”的创业……弹指一挥间，5年过来了，“爱的华”如今在古镇灯饰界到处可见其影，成为品牌。

温州籍新古镇人有一大批在灯饰界叱咤风云，而同时他们又默默无闻，埋头苦干。董承聪会长介绍过，有个“大志一川灯饰”，或许连古镇人都很少有人听说过，但这个企业做得相当棒，国际市场上“老外”都认“大志一川”产品。“大志一川”的老板是纯粹的温州人，他在温州时的企业名称叫“大志灯饰”，后来到古镇办厂重新注册时出现了重名的问题，于是老板灵机一动，把儿子“一川”的名字加在原来的企业名字上，国外有人以为他的产品是日本人的。“大志一川”老板响当当地告诉人家：“我是中国人，是中国古镇灯商！”

古镇“灯都”里还有来自众多四川人、贵州人、沈阳人……还有台湾人、意大利人、新加坡人……古镇属于中山，属于中国，属于全球的灯饰业界的心中圣地。

古镇“灯都”属于中国。“中国灯都”应该向世界和人类展示何种风采，何种标志，何种未来？每个古镇人心中对此都有一种理解和梦想。它应该是非常壮丽的、伟大的、精美的、气魄的，并且具有一定的霸气、一定的风格、一定的诗意、一定的自豪感……

“灯都”到底是什么样，当然是由古镇人说了算，因为“灯都”在古镇，是他们建立了“灯都”，缔造了世界“灯都王国”。他们因此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梦想去建设未来更美好的“灯都”。

“未来的古镇灯都，将通过灯、灯市场、灯饰产业基地的吸引，拉动半径30至50平方公里范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聚集。”——

这是吴润富书记向我们描绘的第一个“世界灯都”的轮廓。听后，我们的面前仿佛看到一个比大上海和美国纽约更具激情的城市……

“未来的灯都，不仅仅是卖灯、做灯，我们要在5年之内，举办世界首届灯光展……要让人们感受真正的灯光艺术与灯光生活，让灯光展成为一种节日，一种充满诗意的中国人的狂欢节！”——

这是吴润富书记向我们描绘的第一种“世界灯都”文化。听后，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在急剧膨胀，热血在沸腾……恨不得这一天马上到来！

“我们已经用了5年时间论证和设计，要在古镇建一个高303米、里面有12000平米的一个灯饰博物馆和观光台、酒店餐厅等设施一应俱全、造价5亿左右、总占地1000亩的‘世界灯王’！这个‘灯王’，是我们灯都的标志性建筑，也将成为世界著名的人类标志性建筑之一。我们要让所有来到古镇的人，一见‘灯王’就有一种激动，一种向往，一种享受，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这是吴润富书记向我们描绘的最震撼人心的“世界灯都”形象。听后，我们已经有了蠢蠢欲动的期待……真的有些不想了！想想，谁见过如此伟大和壮丽的灯王？有谁不想亲眼见证“世界灯王”的诞生？

史无前例。举世瞩目。空前绝后！

呵，“灯王”，在我们所见所闻的古镇每个角落，我们到处都在听人传说它的名字。“灯王”如今是古镇人的一个梦想，也是所有全世界灯饰人心中的梦想。街头，我们见到几个正在古镇洽谈生意的高鼻子的欧洲“老外”——

“灯王！OK，我们知道，古镇了不起！我们都想看灯王！”

是的，古镇要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最漂亮的“灯王”！

让我们都来期待和祝福“灯王”的诞生吧！

第五篇常熟：50000个服装老板的沙家浜引言天幕上有颗“常熟星”

许多人知道“沙家浜”，而并不知道常熟，其实“沙家浜”讲的就是常熟。常熟对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及其五千年的文明史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近至一百年前那场掀开中国近代变革史诗的“戊戌变法”的“维新第一导师”（康有为语）翁同龢（ēng tóng hé，1830~1904）就是常熟人。

“峨峨常熟相，凿空辟乾坤。”这位土生土长的常熟人，一百多年来一直被他的老乡们引以自豪。清朝状元、两代帝师的大学士翁同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下荐康有为、上劝光绪皇帝“从内政根本变起，尽天下弊政”，成为维新变法的旗手，他那一生追求改革的功绩，政比欧阳修、文似司马光的才华，因此而被慈禧太后革官逐出京城回到常熟，过着“青果白菜，权当芹献”的凄悲残年，备受世人敬重。

远至中华民族的开元之纪时，有位在《左传》、《史记》中都有记载的圣贤，他叫虞仲，又名仲雍，是商末周太王次子。在当时的王室中，由于虞仲精于文韬武略且又忠厚勤劳而深得人心。但太王则中意其幼子季历之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继承商周大业。虞仲明白后便规劝兄泰伯一起顺从父意，让国避位，并借采药为名从渭水流域，千里迢迢来到当时仍为荆蛮之地的常熟、无锡一带。后来昌顺利继位，并使中华民族有了一大段兴邦历史。而身为王子的虞仲与兄长却在江南一带的荒蛮原野上“断发文身”，垦田治水，深得百姓的拥戴和归附，兄弟俩后自立“勾吴”，从而中华民族也就有了江南东吴的悠久大业。虞仲殁后葬于常熟城边的山头，此山也因此得名“虞山”。虞山乃江南一大名岳。

促雍随伯氏，让国来荆蛮。放言求自废，民迹终忘还。端委治勾吴，子孙列雄藩……虞仲的这段美德为千古所传颂。

说到江南勾吴的开山祖师爷，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位创东吴文化的常熟人了。他就是读书人言子（即子游）。据传，这位名偃字子游的常熟学子，乃九州三千名孔圣人弟子中唯一的一位南方人。中记载：言偃勤奋好学，且以文学见长，深得孔子赏识，曾任武城宰，言子遵师训、行礼乐，孔子过武城闻处处弦歌之声，以“割鸡焉能用牛刀”赞之。言偃学成南归，道启东南，被后世尊为“南方夫子”。唐代开元八年，言子名列十哲中第九。后人把读书人称之为“老九”是不是由此而来？不过，“读书鼻祖”出在常熟，对千年来这一带人爱读书是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区区常熟小城，历史上出过9名宰相、8名状元和481位进士，是当地百姓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事。其功绩首当应归先圣的好学遗风。

了解一点这儿的历史与特殊的文化底蕴，对下面我们认识常熟人今天所取得的卓著功绩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这样做了，而不是那样做了是大有好处的——就像我们探究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发展时所抱的认真态度。

《常熟市志》上有这样—则掌故：

据传孔圣人晚年不放心各地学生的作为，驾着马车到南方察访言子的德行。一日，孔子来到常熟西南郊的“十里亭”，时值炎夏，一路上闷热异常，孔子一行很想进城早些歇息。他举目四望，见附近河中有一赤膊孩童正在捉螺蛳，即下车含笑问道：“此去城内有几许路？”那孩童见孔老夫子样子斯文，便拿起盛螺蛳的钵头顶在头上，口中有板有眼地吟唱起来：“钵为冠，水为衣，此去琴川一十里。”（常熟城古名琴川）。孔子听罢，暗自思忖：“此地孩童都如此知书达礼，足见此地文风之盛。吾何须再去关照子游？”于是便挥鞭折回了山东。

两千余年过去，我想如果今天孔圣人再能到常熟—游，必定会“听歌而醉”，“轻车而至”。像所有被吸引入城的人一样，我是被一首“新吴歌”的魅力而开始“常熟之行”的——

要来就来常熟，山青燕高飞；

要来就来常熟，人杰地灵美。

要来就来常熟，改革天响雷；

要来就来常熟，开放地增辉。

来常熟，有滋味，待日再来你更醉；

……

这就是常熟——歌美，田美，山美，川美，人更美。

这就是常熟——它东临上海，西接无锡，南邻苏州，北连张家港。三四千年的文明史，使其建城史同苏州古城相差无几。

“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为之灾，则岁得常稔。”常熟由此而得名常熟也。宋代大诗人杨备对这块使人不用对它品味便能闻其富饶与丰收甘蜜的地名，曾这样引吭高歌道：“县庭无讼乡间富，岁岁多收常熟田。”自南宋以来，我国的经济中心由中原转到了苏南地区，而地处苏南腹地的常熟则一直是这个中心的首富，并有着“苏常熟，天下足”之称。史有记载：在康熙年间，常熟就是“实征平米40万石，额征地丁20万银两”，居全国州府首位。

其实，即使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间，在苏南诸多县市中，常熟人无论向国家交售的粮食还是缴纳的财政收入，一直位居第一。

这样的贡献只有常熟——无论在苏南乃至全国。

1997年4月14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江苏省政府近日公布的对全省64个县（市）小康水平的162项指标测评结果表明，常熟名列第一。

这则消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10年前的江苏省是全国小康水平最高的省份，常熟市在江苏省名列小康榜首，也等于说，常熟目前的小康水平也是全国县（市）级中的第一位！常熟始终名列在全国“十强县市”前列。

常熟本不该仅凭一曲《沙家浜》而引世人瞩目。也许是受虞仲的“让国”美德的影响，也许是承言子谦学进取精神的遗风，也许是东边的上海、南边的苏州、西边的无锡、北边的张家港，还有像昆山、吴江等“小老虎”们这些年来太光芒炽人，“富地明珠”常熟的步子声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国人面前“隆隆”作响……然而，历史并非因某个“音符”的高低声论说英雄，当透过五光十色的迷幻与各种各样的噪杂声响，回首再看一看常熟时，我们肃然感到：贤圣虞仲、言子的后代们，不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铿锵的步履，而且走得越来越有力。只是在这样的行程间，他们的双腿迈得更实实在在，更富有常熟人的特色。他们的脚步，已经迈在了向中等发达国家甚至更高水平的征程上……

昨天的孔子不进常熟城是对的。今天的圣贤若再不去看常熟人，那将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不知是为了还两千多年前孔子圣人之愿，还是感恩岁月对常熟人的特别偏爱，1995年10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一群科学家，慷慨激昂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着同一个主题。他们共同提议要把最新发现的一颗编号为“3221”的异常闪亮的行星，奉献给为中国建设四化征程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常熟人民，并定名为“常熟星”。

从此，天幕上那颗闪烁着特别光芒的“常熟星”，与我们人间的常熟星，交相辉映……

第五篇常熟：50000个服装老板的沙家浜第一章马路地摊垒出的神话

凡爱吹嘘的那些记者、作家们都会发现：跟常熟人打交道要比其它地方难得多。原因是，常熟人即便得了100分的成绩，他也不愿你说成90或95，他会认认真真、有板有眼地告诉你说：最多只能说80，当然，不说最好——末后他还留下这样的话。

但是关于“中国服装城”的神话，常熟人是瞒不住的。至少对我。

服装城是常熟人迈向市场经济的一个窗口，也是“常熟模式”（或者叫“常熟精神”）的一个缩影。

长镜头之一：不识城中城——做生意的人，尤其是做服装生意的人没有不知道常熟服装城的。

据说10个中国人身上穿的衣服有3个人的衣服是出自常熟这个商城。可见这个市场之厉害！在香港、在巴黎、在莫斯科的大商场里也能见到中国的“常熟服装”。而中国百姓们身穿常熟服装却不知道常熟服装城的是大多数，这并不奇怪。就像北京人包括中央领导们都说“红都”服装棒而并不知道“红都”的首席师傅就是常熟人一样，如今改头换面的东西太多，谁也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也没有多少必要去弄明白它。因为常熟市场上的服装本来就来自天南海北。今日之世界乃是个流动的生命，像贝利、泰森那样的大明星连自己“播”下的种子都可以不去管它，更何况是流通的商品。

常熟人对此从不在乎，因为他们非常自信：只要中国乃至世界的服装市场火爆，“常熟服装”不管如何改头换面或者流向非洲还是美洲，它的血统还将是“常熟”的。有了这一点，坐在潮头的常熟人便永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描绘美丽的诗篇。

同许多男士一样，我平生最怕的就是逛商场。妻子每次兴致勃勃拉我去商场，回来时差不离都会气得想一脚把我踩到街路底。不过我知道在北京有王府井和西单两大商场，大概它们在中国算得上数一数二了。北京人和外地到北京的人十有八九进过这两个商场——它们确实也代表了首都和中国最大的购物场所及其水准。每次走进这两座大商场，我心头总情不自禁地埋怨起中国人太多了，多得连盖个商场也非得把人转晕才是。尽管如此，王府井和西单两座商场一直是烙在我心中的恐惧宏厦。

但到常熟之后，我对王府井、西单商场的那份恐惧消失了。这是因为说来你肯定有些不信的常熟招商城内竟有好几个与我心中的“宏厦”不相上下的大商厦！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走进去了。

眼前的这座大楼叫“万利商厦”，大概是一本万利的意思。为了证实一下它的宏伟，我不得不暂且扔掉惧逛商场的毛病，从一楼转到四楼，又从东头走到西头，再由南边逛到北边……当我从商厦出来时，就差还能认出东南西北。

“比你北京的西单商场大还是小？”门口的“保安”笑嘻嘻地过来问道。

我摇摇头，说早糊涂了。

“保安”看我汗水淋淋的样，便道：“你不用丈量，肯定比西单商场大。”

“你怎么知道？”我有些不服。

“我在北京当过兵，西单商场常去。那也是四层，但总面积比我们的‘万利’小。”

“这楼有多少建筑面积？”

“7.8万平方米，占地近43亩。共可以安排3000个店铺。”

对数字没多少概念的我无法作出比较，但面对如此宏伟的建筑以及刚才“巡视”的感觉，我相信“保安”的话基本是正确的。

“像这样的商厦在服装城总共有多少处？”

“老商场、新商厦加起来不是26就是27吧，这你可以去问问我们干部。”“保安”说完，不无自豪地为我指点道，“你看，那边是鞋帽城，挨着它的是‘国贸商厦’、‘长江商厦’，那边有‘金谷商厦’、‘交通商厦’……东边还有‘华盛’服装市场、‘永丰’羊毛衫市场等等好几个呢！”

“都跟‘小西单’似的？”

“那倒没有。不过有的还真比‘西单’大。”“保安”问，“你去没去我们常熟服装城的‘王府井’？”

我朝他笑笑，心想常熟人是不是太有点牛了？但是当我跨入被他们称为“王府井”的那片大无边际的服装城中心商业区时，我真正的认为常熟人确实应该牛，因为他们有资格牛，牛得在理！

所谓的“王府井”实际是常熟服装城中最大也是最热闹的一个商场——“招商场”，它也是形成整个服装城最原始的一片地域——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城。不，确切地说应该把它称其为长城——服装的长城！如果从第一个摊位开始，你有心沿着一排排整齐有序的各种款式、各种档次、不同产地、不同花色、从地上一直挂到顶棚的衣服的“队列”，不停地走到最后一个门市，那至少得花上一个小时左右。在部队时我练过用标准的步伐加时间来计算距离。于是我开始做了一件常熟人自己可能也没有做的事，丈量“招商场”（常熟官方对这“王府井”的用语）……结果，我整用了55分钟。当年的考官对我的考测是每小时正常步行速度为6.7公里。如此算来，这座招商场真的是“十里长摊——服装长城”了！

这个数字对外地人无疑是一种惊叹，我想对常熟人可能也是一个振奋，一个激动。

它实在值得常熟人振奋和激动。因为我所言的“十里长摊”那个商场的面积，还不到整个常熟服装城的十几分之一。由此你就可以想一想整个常熟服装城商市该有多大多宏伟多气派了——而一个县级市竟有好几个像北京大城市中的“王府井”、“西单”那样的大商场，其本身就说明了常熟商市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一现象早已引起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等的重视，而文学的介入我为初入者——但我还是觉得在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问题上，作家比社会学家要落伍得多。）

从史书上我知道，常熟始建于商末的勾吴时代。当时吴王为抵抗从长江而入的外敌，在虞山（常熟城西，现已为城区一部分）设立兵站与望所。为解决兵士的营宿，吴王下令在山的东边垒了几间茅棚，这就是常熟城最初的形成。古常熟城的发展比蚂蚁爬还慢。到1000年后的隋朝时，常熟城仍只有“城周240步、列竹木为栅”的堡垒式小城池……然而又过后的1000年间，常熟城因其所处的独特富饶之地而获得大发展，到明清时已成为江南名城。

然而3000年前的古常熟城比起常熟新城，比起常熟新城中崛起的另一座“城中城”——中国服装城来说，那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下面的一组数字可以使我们作最简单的比较：从隋朝时的“城周240步”到1950年的1000多年中，常熟城面积扩大到3平方公里；从1950年到1985年的35年间，常熟城面积扩大到8.25平方公里；而从1985年到今天仅20年多一点的时间，常熟城扩大到30多平方公里。这中间被常熟人称为“城中城”的“中国服装城”则占了一定比例。

常熟人在10年中为建“中国服装城”投入了30亿元资金。当地的建城费约为北京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常熟人用这么短时间等于北京人拿出300多个亿人民币新建了一个全新市场，而这使我们足见常熟农民们建起这座服装城的意义所在了。

然而常熟“中国服装城”的意义远不在此。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既非国家重点工程，没用过国家一分钱投入，而全是农民们凭着双手和智慧自己建起的——

它既非在已有的什么框框下铸出的“金色模型”，而是由马路地摊滚雪球滚出来的市场经济产物。

一座城市般的巨型市场！

一座每天拥有一二十万客流的市场！

一座年成交额200亿的市场！

这就是常熟人做出的一个奇迹！

这就是常熟农民在市场经济海洋中涌动的潮！

长镜头之二：雪球是这样滚出来的

凡是常熟人都知道，如今占地面积达3.7平方公里的服装城那块地方原来并不是现在这个样的。

那时是什么样？

那时没有样，常熟人都这样回答我。

这么大个市场咋发展起来的？

你知道吗？不知道。那你呢？不知道。常熟人又大都这样回答我。

好像是一夜醒来的事，老乡们谈论这事时脸上的笑容总透着一种光彩的憨气，其实是一种自豪和聪明的狡黠。但是对我和所有外来的人，常熟市场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总是个感兴趣的话题。

你说说——我找到第一批进驻市场的小商贩沈某。

沈某现在已是拥有数个几百万的老板了，但他还是自谦地喜欢别人称他为“小贩”。“咱常熟服装城里一竿下去能打上几个百万富翁，我算不了啥湖潮。”（常熟方言，即不算什么）他回答我的问题时也这么简单，说他一直是种地的。有一年儿子从他们乡办厂里拿回几件腈纶衣，说出厂价才两三块钱一件，到外地就能卖10来块。我听后心一动，就让他从厂里多买回了几件想抽空去卖卖看。到哪儿卖呢？我一下先想到了常熟城南门汽车站那儿。因为那儿人多又有不少外地人。于是我用中午和下工时间上那儿试着卖，结果一两天就卖出了10来件，赚了50来块钱。一想这不等于干一个多月的农活所得吗！值。从那开始我就一直在汽车站门口的马路边搁一张旧报纸放上几件衣服摆起了小摊。后来有人看我小生意做得蛮实惠，就跟着学。马路边小摊多了也就有些乱哄哄，我们就被集中到一起。开始大伙都不乐意，因为那儿离车站100多米远，买东西的人不易去。管市场的人说会有人来的，过了些日子，真的客人都往这边来了，而且越来越多，进市场头年只有4个来月时间，我就赚了一万多块。第二年翻了番。第三年又翻了四番……这往后的钱就像潮水涌来似的，推也推不走。我回头再看看左右前后的摊位、门市不知啥时候里三层外三层，转眼又一个里三层外三层，比潮水涨得还快。接着是一栋栋好大好大的商场，像春笋似的从地上冒了出来，弄得我现在几天在摊位没动窝，都对服装城有点不摸门了！

我又把老蔡找来了。因为有人告诉我老蔡是成立如今，这个中国农民第一集市的最早建议者之一。他自己告诉我他还是常熟服装城商市的第一位“工商”、第一位市场营业领照人。看了他的名片我又给他加了个“第一”：常熟“中国服装城”的第一位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这是他现在的职务）。

老蔡的全名叫蔡小兴，53岁，当过生产大队会计、大队长、书记。他从“泥腿子书记”岗位上下来，是因为当时的乡多种经营服务公司（简称“多服公司”），需要一个管管在乡管辖范围的汽车站门口前马路上所出现的那些摆小摊的人。老蔡当时的任务是，每天带着小本本沿马路挨个让小摊不要太放在马路中央碍事，顺便为“多服公司”收每个摊位3毛、5毛管理费之类的事。

汽车站门口的马路市场开始也就是几十个小贩。到1983年时有了一百来个。1984年时一下多到四百几十个小贩。那么多小贩天天堵在车站门口又吆喝又占路，简直把老蔡累得喘不过气来。要单累还不要紧，要命的是老蔡整天跑东头奔西边的还不落好。有的部门说他是“纵容资本主义尾巴来扰乱社会主义大道”；小商小贩们骂他是光知收钱而不管开绿灯的“吸血鬼”。里外人鬼不是的老蔡只得抱着一团怨气到上司那儿发牢骚，说再不想法子说不准哪天汽车轧死几个人，我跟你经理大人都得被撤职……

“那你看咋弄？”经理问。

“在车站边弄块地把小贩们集中一起。”老蔡说。

经理自言自语说：“这样好是好，可不知行不行。”

“咋不行？人家报纸上都介绍过说这叫办市场。”老蔡固执道，并翻出一张《人民日报》要经理看。

“那就向上面打个报告试试吧。”经理终于松口。

“报告”是以老蔡他们的“多服公司”和湖泾村联名向市政府请示的。不想市政府很快批准了他们关于筹建“常熟市招商场”的建议。

老蔡拿着市里的“批复”，领到那张招商场营业执照时，真有点欣喜若狂的味道，只是当他怀揣“执照”去请他的一位城区“老工商”朋友，出城帮忙做市场管理员时却碰了一鼻子灰：“叫我？你想得出的！你们乡下人也搞市场？省省劲吧老弟，反正我是不会去的。”“老工商”这样回答他。（不过后来老蔡还是死皮赖脸地把“老工商”拉到了乡下他的那个马路市场，并且俩人一直一起干了很长时间）。

“你当时心目中的那个市场是不是就是今天常熟‘中国服装城’这个样？”我问老蔡。

老蔡直摇头，说：“哪里哪里，讲句实话，当时我们提出建市场与其说是为了发展经济，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为了治理车站门前的脏、乱、差。服装城的形成完全是后来市场本身所带出的市场效果，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确实，常熟服装城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常熟人自己都没有想到的。然而也确有一个常熟人是想到的。他就是被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农民经济奇人”的服装城开创者、首席功臣顾邦君。

高高的个头，硬邦邦的身子，走路气昂昂，雄赳赳——这是见他后的第一印象。60岁上下的人了，一点不显。而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与颇有魅力的风度，更难叫人将他与一个农民划等号。然而他的精明、睿智、直率和纯朴，又是典型的中国农民性格。

顾邦君的传奇故事可以用一根扁担两个筐子挑；而他也乐意别人夸他的才能是从“一00大学”获得的专利。

“一00大学？中国有这样的一所大学吗？”美国记者把眼珠子瞪大了。

“有呀！一条扁担，两个粪桶，这不是一00吗？我是挑粪出身的农民，在实践中学的知识。中国10亿人中有9亿跟我一样是从这个‘大学’毕业出来的。”他这样风趣幽默地告诉外国人。

市府关于在车站边建个市场的“批复”下来后，当时的琴南乡党委书记夏祖兴找来乡里办企业的“能人”顾邦君。

“你发话，咋搞？”

“我要知道咋搞，还搬你出山做啥？”

夏书记回答得干脆。顾邦君要的就是这样的话——要让我干，就得敢放手。

但放手并不等于事情就好办了。要钱没钱，要地没地。

“老顾你不是要钱吗？有。但商场办起来我们得拿大头。”

“顾老板不是要地吗？有。但商场办起来后得解决我们一二百个农民工吧。”

市场还不知在哪个地方呢，而左边要“拿大头”，右边要解决那么多农民工……顾邦君拱着手说我谢谢大伙了，办法还是我自己想。

在这之前，顾邦君就是有名的能人。要说刚起步就有人能难倒他，那顾邦君就不是啥能人了。

地很快得到解决，在距车站百米处湖泾村划出10亩耕地。村支书的条件是：“顾老板只许你成功，眼下村民勒紧裤腰带是等明儿吃你个饱。”

钱也有了着落：连借带贷共60万元。

钱与地到手后，顾邦君便开始挥起他的大手笔，要建就建一个大市场。他在乡干部会上敞开了自己的宏伟蓝图：3年之内，这个市场要达到“占地百亩，千个摊位，利润百万，年成交额一亿”的苏南之最。老顾在10多年前说这样的话，在商界可算夸下海口了。

“哈哈哈，老顾啊！老顾，这回他是只顾自己吹广东牛皮了。”别人这样笑话他，但并没有动摇顾邦君的长远规划。

既然这个市场可能是常熟明天的希望，那就得有个好名字。起什么名呢？市场市场就是要欢迎客人客商进来，那——就叫“迎客市场”吧！“迎客”的名字起完后，老顾又觉得这名有点不够劲，可自己又一下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市财贸书记老魏人称“常熟才子”，于是顾邦君上门求教。

老魏一听，想了想说：“香港有个招商局，天津有个劝业场，开始都不大，后来名气都大得很。我们常熟自古人杰地灵，惊天动地的事没少干。如今办市场要办就办叫得响的。老顾，我们给它起名叫‘常熟招商场’咋样？”

“好，这个名字好，太好了！”顾邦君连说了三个好，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名字。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办商市一开始也是难上难。

且不说最初的常熟服装城那简陋的钢棚与水泥板摊位，叫小贩和购物者感到多么不舒服，就是想规范一下四周的环境，必须要建的那道围墙，老顾吃的苦加起来就够几桌的。那时村民们不认也不懂市场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祖祖辈辈靠在这里生存的他们看到土地被人占了，就像饭碗给人砸了一样，一次又一次愤怒地把那道围墙推倒……

“赔！赔我们的损失！”见顾邦君来了，他们的情绪更加激动。

“不是乡里已给各家各户补占地费了吗？”

“可满地的青苗绿麦你没赔！”

老顾没辙，拱拱手说我现在拿不出钱满足大伙，不过请相信，一旦市场办起来，那时你们附近村民一定会得利的。

“少来糖气球。再说谁不知道你现在是大老板一个，快给我们钱！”

老顾双手把两只衣袋底掏给村民看：“我要是有钱就给大伙了，可我实在穷得精光。”

“哐——！”又一段围墙被推倒。待老顾从灰尘中钻出来时发现自己那辆蛮新的自行车已被人砸了个断腿少链，他只得无奈一笑。后来还是湖泾村委帮忙拿出3万元钱了掉“青苗赔偿风波”。

事情没算完。原来在路口的几个厕所因为建市场碍事被扒掉了，村民们联合起来，扬言要用掘顾邦君的祖坟来换扒掉的厕所。谁都知道，农家粪对农民来说是多么重要和值钱，有人说好市口的一间厕所就是一棵“摇钱树”，那地处车来人往的车站边的厕所不就是一个“小银行”了吗？

“赔！都赔！只要把市场建起来就是将我的皮扒光也赔！”顾邦君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打心里想为农民兄弟们筑个“聚宝盆”，竟遭如此不理解。这个被村民们视为“很有钱”的顾老板赔到最后，只得与同事拿出自家卖掉生猪的钱填在建市场的最后一块砖上。然而让他更忧心的事还在后头。

1985年5月10日，一个占地面积近12亩、设有2200个摊位的“常熟招商场”，仅用80天基建时间就正式挂牌营业。那天老顾—反以往开业又请领导又唱戏的热闹场面，带着他的部下一早便静静地坐在大门口。有人见了戏笑说：“你顾邦君过去办事情从来都是讲面子的，这回堂堂‘常熟第一市’开张你咋小气得一点面子都不讲呀？”

老顾一抹嘴，绷着脸，认真道：“就因为这是常熟几千年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市场，而且是我们农民一手搞起来的市场开张，要面子的事暂且顾不得了，这回我要的是‘夹里’”。

哈，他要“夹里”？那我们就面子也不给他！

这一天直到夕阳西斜时，宽敞敞的商场内老顾他们竟没等到一个小贩，又没见一个客人进场。鸟巢筑好了却不见鸟儿进来，顾邦君这回可真急得心里长毛。

“不行，就是赶也要把他们赶进来！”他发令道。

第二天，招商场全班人马出动到马路上像赶小鸡似的将小贩们往市场里赶，那场面简直逗死了，顾邦君他们这边赶，小贩他们那边就逃，赶了半天竟没进去一个。下午，老顾请来交通警察，这招还真灵。没料到警察在前面刚把人赶进去，转眼屁股后面又全溜了……

第三天依旧如此。

“5毛钱！3毛钱……我老顾一分不收摊位费你们还进不进呀？”眼看着空荡荡的商场，顾邦君站在大马路上恨不得跪下去求小贩们，可是谁也不领他的这份情。

“哈哈哈，老顾啊！老顾，那车站马路上的小贩大多是本地农民，他们本来就不懂得商道，又祖辈种地出身，散漫成习了，你现在画个圈硬让他们钻，自然没人听你的。别急，明天我一定帮你把他们请进市场，怎么样？”当时的市委书记孟金元听了顾邦君的汇报，好一阵乐。之后他这样打保票。

次日，孟书记真的带了一班人马早早就来到招商场，他三下五除二开了半天现场办公会。下午，顾邦君他们往市场内一看，简直心头乐开了花，小贩们全在里头，而且买东西的客人也三三两两地跟着进来了！再回头看看车站前那个杂乱了好几年的“马路市场”已荡然无存……

市场经济这东西真像一个魔方，你要是不摸它的门，它就会让你处处无路可走，而一旦让它良性启动后，你面前就会一天一个世界。而这个市场所产生的效益也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顾邦君这位如今已退居二线的常熟“中国服装城”的功臣告诉我，他任总经理的当年（仅4个月时间），招商场就实现利税52万元，商品成交额达6000万元。到1987年底，他老顾当年梦想要把常熟市场发展成年成交额达亿元的“苏南之最”提前实现。再之后的8年，常熟市场的“雪球”又滚大了整整100倍，一直大到令中国人乃至中国以外的人都为之惊叹！

我问老顾在他创业的10年前是否想到过常熟市场发展成今天这个样？他说他想到过，只是速度之快出乎意料。常熟市场从“马路地摊”——招商场——中国服装城的发展过程，经历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轨迹，这符合马克思的资本经济学说理论。

“你看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看过。”老顾对我的惊诧不以为然，他说他曾自己花3500元买过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

这样的中国农民能不创造人间奇迹？！

长镜头之三：创最高含金量的门市——在京城玩股票的人都知道北京师范大学对面有个证券交易所，很热闹。

4年前，它的前身北京皮鞋厂因无力再生存而花血本将厂房重新装修改成招商场，受铺天盖地的广告影响，我曾亲自带刚开始做服装生意的妹妹前去租了一个摊位，月租金1000元，结果不到一个月就同所有商家一起大撤退，原因是做来的生意还不够交租金。这个热闹了3天的招商场也最终因不敌萧条而改头换面。

同样例子。南京人在前几年因受常熟市场的红火诱惑，也学着样在长江大桥边的浦口大兴土木，建了个庞大的服装招商场，意在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与交通优势，抢“小弟弟”常熟人的钱袋，其宣传攻势可谓做到了家。他们的工作人员拿着“摊位、门市租金比常熟招商场优惠5至7成”的招商广告，挨个给常熟招商场内的老板们送。据说当时光常熟客商就被南京浦口方面拉走上千户。“完了，这回常熟招商场非被浦口挤垮不可！”这种担心在当时不仅有外界人，连常熟人自己在心头也捏把汗。毕竟浦口在省城，且又占据长江的黄金地段和京沪铁路之优势。然而不出3个月，浦口服装招商场不得不因招商失败而宣告收场，而上千户在浦口交了摊位、门市租金的原常熟招商场的摊主不仅全部返回常熟，还从那儿带回了几百个新客商……

“A门市部底价租金30万，谁要价？”

“我要。”

“我要……”

“我出价65万。我要”。

“70万，我出70万！”

“我出80万！”

“我出90万”！

“好，还有谁出价？快——！”

“我，我出95万——！”

“真是天文数字！还有哪位老板出价？有吗？没有了？好，A门市部95万元成交！”

“哐——！”随着拍卖师手中的槌声落地，标志常熟招商城的门市与摊位价码创下全国之最。

在商场内一个十几平米的门市柜面租赁使用费高达95万元，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即便是对走南闯北的商界大亨，也是件灼手的事。据我所知，在中国的大型商场中年租金最贵的要数上海的“一百”和北京的“国贸”了，而这两个商业大楼的一个十几平米的柜台年租金一般也没有超过三四十万元的。再一种比较是，中国目前最昂贵的沿街门市要数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南京路。然而这两处黄金地段的同样面积门市，年租金最高也只在四五十万元左右。这就是说，常熟服装城内的门市含金量是名副其实的全国之冠了。

带着这不可思议的仰慕，我执意要到那个含金量居“全国之冠”的门市看看。从我采访住的招待所到那个门市约一站路，这使得我有时间进行一次这样的计算：一张百元大面额的人民币长为16厘米、宽为7.6厘米，合每张为123.2平方厘米面积。如果门市的面积为18平米，那么95万元的年租金就等于要用百元大面额的人民币在这个门市的地面上铺6.6层厚！这也就是说一张百元人民币那么大的一点点面积，一年要用660元钱才能把它租下来！

啧啧——我的常熟市场，你真的可谓是寸土寸金！不，应该是寸土尺金！难道不是？一个人如果不是为了从660元租下的巴掌那么大的地方赚回三至五倍的利润，那肯定这家伙神经有问题。

如此一算，我不由得情不自禁地瞅了一眼自己的那双脚，我心里对它说，你老弟今天到常熟来也跟着沾“金”光了。这一说，我的双脚竟有些颤抖起来，它说它从没踩过像常熟这样含金量那么高的地。我说我们共同抑制一下高亢的情绪。但我还是发现它比平时的速度要快得多。

然而我真到达那个门市时，却多少有些失望，因为我看到那十七八平方米大的门市没有什么特别，除了它处在商城的最繁华地段外，并不显眼。我也没有见到像上海“一百”或北京“国贸”柜台前那种涌动如潮的购物人流。据说像上海“一百”和北京“国贸”那样的柜台，每小时的有效购货者为10名左右。可是我在常熟服装城这个价码最高的门市柜台前冷眼观察了一个小时，见前来谈生意的和直接购物者也就是七八个人。至此，我不由得为出了“血本”的柜台老板担忧起来，于是便走进去跟他聊道：“听说你出那么多租金生意好像并不红火呀？”他愣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意不好？”我说：“个把小时中我看上你这里来的客户没多少嘛。”大概他已看出我是外行，便乐着对我说：“现在是淡季，人是少些。不过就是这个季节，刚才一会工夫你知道我谈成了几笔生意？”我说：“全算进去方才进你门市的人，也就是七八个人嘛。”老板笑了说：“这就得，我们常熟服装城的生意主要是批发为主，零售根本没放在眼里。你刚才不是看到上我这儿有七八个人吗？告诉你实话，其中有5个买走了7件衣服，3个是来跟我订货的。光那3个订货的你知道要了我多少件衣服？”我摇摇头说猜不出。“要了整整2400件！”老板说完哈哈大笑起来，说：“我们这儿值钱就值在上我门市1个客户，抵北京上海大商场里10个、100个甚至1000个购买者！在我们常熟这儿零售根本不算账，我为什么要出那么高的租金把这个门市拿下来？就是要利用它所处的繁华地段来的客户多，做大生意。一天来那么10来个客户，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生意最好时上你这儿的客户有多少个？”我问。

老板说：“客户来多少并不能说明生意好坏，有时来10个客商不如来1个批发大户，准确的说法要看哪一天批卖出最多才行。”

“那你最好的一天批卖出去多少衣服？”

“3万4万都有过，最多我一天干出去7？8万多件！”老板说。

“每件能赚几块钱？”

“不多，一般我们只赚一两块。”

“还不多呀，一两块一件一天也就赚了十几万哪！”

老板对我的大惊小怪不以为然，说人家一天赚几十万的都有。

我说：“那你怎么能一天之内经常不断地批出1万、10万件的货来呢？”

“你要货吗？”老板一下瞪大眼睛对我说，“如果你真要货，别说一万两万，就是十万百万件货，我也可以马上给你调来，这就是我们常熟市场含金量高的厉害之处！你是作家，可以去采访到。”

不用他提醒，这自然是我非常想得到的宝贵材料。不过对他敢于下95万元租金的胆量我还是想探究一下，于是便追着这样问他。不料这位老板一下紧张起来。

“你可别向外说我是用95万租这个门市的呀！”

“这有什么，拍租是政府搞的，你担什么心？”

“你搞错了，我这个门市是从别人手里倒来的。拍租95万的那个门市在那边”老板有些紧张地用手指给我看，说那门市的地段比他这儿还要好。

我不由得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搞错了。不过我还是问道：“为什么你当时不去拍卖会而从别人手里高出一半的价倒了一个呢？”

“你何先生就别提了。”老板像自己的伤疤被别人猛戳了一下，显得很有些失面子似的告诉我，他就是吃了浦口那次招商的苦头。当时他也受人怂恿，在常熟尚未站稳便跑到南京想发大财去了，结果财没发倒是赔掉了两万元摊位费。等到再回常熟时这儿的好摊位、好门市全给别人租走了，无奈的他只好私下里从别人手里倒过了现在这个门市。

“你不觉得白白多花这几十万有点冤吗？”我说。

“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他悄悄告诉我有人现在愿出150万转租他这个门市，可他没出手。

“净赚50多万还不干？”

他连连摇头，说倒一下门市是可以赚一笔钱，可我丢了这门市一年的经营收入损失恐怕就是几个50万了，你说我能舍得把这“钱庄”轻易转出去吗？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这个账。我问这位老板，目前常熟市场上最高的门市与摊位租价实际有多少？

他明确告诉说，明面上政府公开拍租的那个95万元为最高，而实际在商人间私下交易中好的摊位达四五十万一个，最好的门市巳炒到一百多万了。

一年出一百多万租一个一二十平米的门市？我觉得也太天方夜谭了。为了证实是否有这样的事，我特意问了招商城的一些负责人，他们没有否定。

常熟啊！常熟，是什么原因使你的每一寸土地产生如此高贵的魔力？是你那先人所赋予的美妙名字的本身？还是独特的地理优势，或者是与中华民族同样悠久的历史所致？似乎是，似乎又不是。

第五篇常熟：50000个服装老板的沙家浜第二章 50000个老板的战场

商界的弄潮人永远是那些执著的老板们。常熟服装城内从事经营的大大小小老板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共有30000多个，而要加上那些在外围和不在管理部门注册，却常以市场为中心业务的固定经营者，就恐怕谁也说不清个准确数了。服装城的“老工商”拍胸脯说：绝对不会少于50000个！

在一块不到4平方公里的界地，聚集了如此众多的商海战将，足见这里的“战火”之激烈。

那是一种真正的战斗。

一种金钱与物质、智慧与战术的战斗。

一种灵与肉、道德和非道德相交融的有序战斗。

所有的战斗集中了一个目标：赚钱。

所有的战斗体现了一种精神：自我价值的升华与沉沦。

战例之一：老彪的“收网术”——老彪其实并不老，只是因为他在近乡远邻算得上个老板，所以大家把他原来的大名“小彪”叫成了现在的老彪，以示对他的一份敬意。

30来岁的老彪在常熟服装城里始终没有注册，因而他在市场上也始终没有名分。但像他所采用的经商之道——“收网术”，却是当地相当一批老板普遍采用的一种战术。老彪的全部经商家底是他的那辆摩托车，他的经商之道也是随这辆摩托车走出来的。在采访此文时有几天我就住在老彪家旁，开始我并没在意还有像他这样的常熟小老板存在，这完全得谢他的那辆昼夜不息鸣的摩托车。当然，起初我十分地恼火那摩托车声，原因是它总在我准备入睡的深夜十一二点和清晨四五点钟时“哒哒哒”地响个没完。如此几天下来弄得我白天不能正常采访，夜晚不能按时入眠，有一天半夜时我终于爬起来到老彪家问个是非因果。“实在对不起，看把你折腾的。”老彪知道我的意思后很是歉意道。然而他告诉我，他的生意必须在这两个时辰做，否则就不成。经他一介绍，我终于明白了这位老板赚钱的全部秘密。

老彪本人对服装是个门外汉，而他的服装生意开始，则是有人让他“顺便”往常熟城里的那个市场里带几件、几包衣服，这样一次两次给“顺便”捎出来的。带的趟数多了，邻居们不好意思了便给老彪3块5块10块8块钱的。后来老彪想，既然这“顺便”也能“带”出生意，何必不来个干脆。专门像打渔收网似的，帮有织机的各家各户，把已做好的服装成品送到市场去卖呢？这一干脆，他的生意还真做成做长了。

常熟的广大农村过去几乎家家有纺线织衣的机子，但并不是家家都有人又有时间到市场去买卖成品。这就必须有专人帮助他们把每天生产出来的衣服，拿到市场上迅速换回利润——即使最笨最小本经营的生意人，也知道尽快把成品换回现钞是一种最有效的赚钱方式。老彪正是适合了这种需要才把生意做成做长了的。

一台织机一般一天能织成20来件衣服，这20来件衣服由一个人做，其工时大约得十五六个小时，也就是说从早晨6点干起，得到晚上10来点做完，也就是说在每天刚刚把衣服做完时把成品送出去，能最有效地赚钱。老彪正是每天在此时此刻，骑上摩托车去做完衣服的各家各户收成品，所以他的生意有了最基本也是最活跃的源头。那些做衣服的人能在最快的时间里，看到自己由劳动到货币之间最短的交换过程。虽然这时的劳动价值可能比自己直接将衣服成品拿到市场卖掉要少赚些钱，但他们也愿意眼前的这种交易，因为它来得快速、简单、不受骗、不耽时。而老彪这样的老板也正是依靠这个时间，能以最低的价格拿到货物。每天这时，老彪开着摩托车飞驰在乡村巷间，以最快的速度将各家各户的衣服成品像收网似的收到自己家中，第二天一早，他又开着摩托车直飞常熟城内的大市场，卖给那些有摊位有门市部的老板们。当晚，老彪又用早晨赚来的钱去各家各户“收网”……如此循环往复，老彪口袋里的钱也跟着鼓了起来。农忙，当农家人暂时放下织机下地收割时，老彪的摩托车还是不闲着，他开始去贩卖各种农副产品，所采取的还是“收网术”。

像老彪这样的小老板在常熟乡间田头数以万计，虽然他们并不是常熟服装城内真正意义上的老板，却是常熟服装市场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们的存在为常熟广大农村那全民性的服装加工业与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战例之二：坤师的“撒网术”——坤师原来是位颇有小名气的木匠，后来受蓬蓬勃勃的服装生意诱惑，而搞起新行当来的。比起老彪那样的小老板，坤师一起步的实力就充满了经商味道。

他直接进原料，然后根据市场发展趋势决定一种或数种服装款式，将原料分发到那些没有实力直接进料，却愿意稳当赚些加工费并自愿与他长期合作的各加工者手中，各加工者只完成一件服装的成品或半成品加工，然后一天或两天或再稍长些时间将成品半成品送回到他家，由坤师再在自己家完成全部加工工序后分批发往市场。某一种款式好时，某一个季节的生意旺时，坤师便把他的“网”撒得大些，某种款式、某个季节生意不好时他便把“网”口撒得小些，这撒“网”的过程便是坤师赚钱的过程，而撒“网”的大与小，决定着他赚钱的多与少。

较之老彪的那种“收网术”，坤师的“撒网术”所产生的效益要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当然其风险也同样要大几倍甚至几十倍。在坤师的“撒网”过程中，其加工者和在市场上那些将服装卖给消费者的销售者是不冒风险的——因为加工者在坤师尚未完成“撒网”时便早已拿到了应得的加工费，而那些市场销售者如果一旦发现坤师的产品在市场上不好销时，就不会再要他的货了。干坤师式的“撒网术”必须具有市场的正确判断力和应变能力，否则将可能撒一次网而破了一辈子的家产。我问过已有七八年经营服装生意的坤师是否也有过失败史时，他极为坦诚而平静地回答不止一两次，即便是现在仍然难免。“要不为什么说商场就是战场，要不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像我一样玩‘撒网术’？”坤师如是说。

但我看到的坤师却明显是位商界的“撒网”高手。他家那座气派非凡的三层楼宇和他在当地所享有的声誉，足以证明这一点。

他告诉我，他现在的“撒网”已非小打小闹了，那没劲。他现在撒“网”一般都是按一个季节撒一次，而每一次的投入也常常在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当然赚钱的绝对值也在相应上升。

坤师这样的“撒网”高手，使常熟服装界有了一批高明的生产经营者，然而这样的“撒网”者在常熟服装市场上，仍然是打外围的中小老板而已。

战例之三：黄希芝的“地盘术”——当她默默走到你面前时，你或许永远不会相信这是个拥有千万元资产的“大财主”。是的，她普通得像在常熟城里每一条大街小巷内随处都可以见到的那种上了年岁的老妇人形象。但你不得不承认，她是那个闻名天下的常熟服装城内有名的大老板。

已过花甲之年的黄希芝，现在是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常委和常熟招商场商会会长。她的“翔祥公司”与她的名字一样在常熟服装城内颇有影响。我是先采访黄希芝而后知她的“翔祥公司”的。在采访完她本人的第三天，我正好在服装城内现场观摩，却无意被黄希芝的那个“翔祥公司”所吸引。这倒并非因为她的公司有什么特别的气派，而是我一路发现有好几处是她公司的招牌。那其中有服装门市的、有饭店的、有旅社的……这一发现使我彻底相信了黄希芝这位极普通的常熟“老阿婆”，绝对是个“千万元户”。有人告诉我，她现在就是坐着不动脑筋每年也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稳定收入。

早在常熟服装商城还仅是个大棚棚的时候，黄希芝就已有先见之明，与当时的市场场部签下了代建合同，出资两万元自建了一个服装辅料专营店，成为商城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的这一吃可就吃出了味。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现在常熟服装城内最值钱也来得最快的是摊位及门市的地盘，但黄希芝的“地盘术”却并非靠倒腾地盘发财。她的“地盘术”是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和在别人谁都不敢时，就能审时度势地把握机会。她先是开门市搞服装辅料专营，后来常熟火爆了，她就直接与名牌产品的厂家联营搞服装销售。之后常熟市场的规模大了，她就开始占据好市口，经营起饭馆等服务行业的生意来。如今，黄希芝的“翔祥公司”已在服装城内有十几个经营点，共计1000多平米的营业面积，在寸土寸金的商城内她不战也能获胜。

黄希芝的好名声不仅在她善于把握机会占据有利地盘，更难得的是她有颗慈祥的“阿姨”心。10余年间，在她手下曾经当过“伙计”的张水琴、龚雪莲、守青华等20来位年轻人，如今都是服装城内的经营好手，这些人的经营之道差不多都是黄希芝手把手教出来的。有时候这些新手独掌门面后，在资金、经验不足和碰到难处时，她们的黄阿姨总是倾心相助，甚至不惜将自己的“黄金”地盘让出为其所用。身为服装城的个体经营者领头人的她，这些年为地方公益事业所作的贡献更是数不胜数……

当我问起这位驰骋商界的女强人，为什么有那么敏锐的商业地盘意识和慈母般的善心时，大老板黄希芝竟然掉起了眼泪……

她说她在共和国成立前夕曾经是位军人，那时她才15岁，是个很富有浪漫色彩的少女。苏州女中毕业后正值人民解放军南下，她瞒着父母偷偷跑到华东军政大学报名参了军，后因军队考虑她是父母的独生女儿将她的工作关系转到了地方政府，成了当时常熟市政府机关的一名年轻干部。1958年，一件不经意的生活琐事铸就了黄希芝后来曲折的一生。她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家庭幸福，更失去了美好的青春理想。后来她一病就是好多年，在这其间她结识了远在新疆支边的老陈并与之结合。1979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黄希芝有了第一个孩子，但小孩才几个月，她却身患癌症动了大手术。生活真像一杯无底的苦水，手术刚出院的黄希芝就不得不一边为了儿子能有口奶水喝，一边让正在新疆办回内地手续的丈夫安心而上街头摆摊。可在那时，街头摆摊仍被视为是“投机倒把”行为而被列入打击范围。无奈的黄希芝每天只得肩背儿子手提货篮，忽儿在码头忽儿在车站，整个儿似“流窜犯”一般地被东赶西驱地度着艰难岁月。城里呆不下去她就跑到乡下，可乡下还是没有她的立足之地。于是她只得长途几十里跑到别的地方摆摊，而在他乡异地的遭遇就更是苦不堪言。所以，当1985年常熟招商场一开张，饱尝无地摆摊之苦的黄希芝，凭着自己的经商经验和久积的那份期待，倾囊两万元，把自己用汗水和泪水凝结成的辛苦钱，全部用在了买地盘上。而这一招，黄希芝也真走对了，并且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后半生。从1985年第一批进市场到今天的10来年时间，她不仅成了拥有千余万元资产、年收入稳定在百万元的大财主，而且又是常熟服装市场上一名深得管理部门、同行老板和广大客户爱戴的“好阿姨”。

战例之四：老K的“搭桥术”——这位老板眼下生意做得正“火”，再加上用他自己的话讲：他现在玩的一套经商术就夹着那么一张纸，捅穿了戏就不好唱了，所以他再三希望我不要露了他真名，故此处我只好以老K来代替他的大名。

老K说他十分后悔当初没听人劝，到服装城里租下那么几个好市口的门市部，所以现在他在常熟市面上没啥值得叫人一瞅就很派的牌子。“但我绝不比别人少赚钱。”从小爱好武术的他说起来总带几分武行话，“中国的武术像赵长军他们善用棍棒称雄天下，可日本人玩空手道也照样能让世人叫绝。虽说我在常熟服装城内的市场比别人少了几块用武之地，然而我看准常熟这块地面上有成百上千的乡镇服装企业，于是从1991年开始我就专门给外地来常熟的那些急于要货的客商牵线搭桥，结果发现此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哈，赚了。老K得意地如此对我说。

他确实赚了，他领我到他的“寒室”参观，一套近200平米面积的居室内，地面用的全是高级大理石，浴室和厨房用具均是意大利进口货……老K说他乡下宅基上的那套房比城里这套多花了至少3倍的钱。老K将我叫进他那富丽堂皇的客厅，说还是谈谈生意经吧，你们作家不是就喜欢“细节”吗？他说其实他的“细节”并不复杂，只要广结朋友，耳听八方，双腿勤跑，就能赚钱。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本子，那上面密密麻麻地记了无数个人名、厂名和货名、价码等等。老K指点道，说穿了他是靠“信息”吃饭。比如某乡镇企业的服装厂有那么几千套衣服压着，一下出不了手而又急着盘活资金，这时老K得知此批货后，马上打开他的“信息库”一查，结果可能就会发现某地市场正需要这样的货，于是一个电话过去，对方说我要而且全要，一笔生意就这么做成了。老K不仅从中得了一笔可观的差额收入，而且卖主买主双双还向他道谢，因为在他们看来，老K是在为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朋友就这么交上了，下次有货必定先想着老K。这时的老K不仅嘴里朝他的朋友连连飘出“OK！OK！”，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口袋里也早OK了。

当然，老K的“OK”并不是所有都那么简单容易。有一回，某厂说有5000件夹克要赶在春节前出手，否则准砸在库里，故请老K帮忙。“老关系”的事能袖手不管吗？于是老K胸脯一拍说这5000件我老K全包了，因为前几日宁夏有个百货店正巧曾问过他有没有夹克。谁知这时宁夏的那个老兄出差到了哈尔滨。这可急死了老K，几十万元的货如果不在春节前弄出去可就全砸在自己手里了。电话打了一宿还没找到人，老K不得不连夜直飞哈尔滨。到哈尔滨后却又得知宁夏那老兄回山东老家准备过节去了。等到老K追到山东再回头从常熟把5000件夹克发出，千家万户喜度除夕之夜时，老K正一声高，一声低地哼哼唧唧着被家人抬向医院……

谈起此事时，老K仍是十分潇洒地说道：“赚钱没有不苦的，但比起苦来，赚钱的乐趣要更多些。”

这大概是所有老板们的共识。

老K说，现在他已是“搭桥专家”了，像“夹克事件”一类的风险已很少再出现，当然难免还可能出现“风衣事件”、“西服事件”……做生意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吃一堑，长一智，经商就像打仗，越打越精，越打越高明。而今常熟服装商城里从事“搭桥”生意的中介式老板很有一批，他们每天活跃在常熟的乡间和城内，进行着一桩又一桩的买卖，在装满自己腰包的同时也帮助那些企业盘活了资金，销出了积压产品。随着生意的不断扩大，这些人也把“桥”搭到了附近地区的广大城乡，而常熟市场则永远是他们赖以赚钱的中心，因为常熟市场本身就是服装交易的最大信息场所，像老K他们之所以能赚钱靠的就是信息，玩的也是信息。

信息，对一切生意人来说都是生死攸关。

战例之五：徐琴梅“滚雪球”：从一块八毛一直“滚”到——年年可买“大林肯”

6年前，徐琴梅听说常熟办了个服装招商场，于是便搭长途汽车从苏州到了常熟。这趟路一点也不长，只几十分钟时间，但徐琴梅觉得像是蜗牛爬山一样慢。

“师傅，侬能不能再快点好哦，这车格慢呀？”

“要快，侬就坐小轿车呀！”

“侬个人哪这样讲话呀？”

“哪讲？勿这样讲还就要我开林肯小轿车送着侬讲？”

“侬……”

“哈哈哈……”

俗话说听苏州人吵架相骂就像是听一场好戏一样舒服，可这头回上常熟做生意却把徐琴梅给气惨了。她原本是听说凡到常熟做服装生意的人都发了财，而自己眼巴巴瞅着还在路上，悠悠晃晃心里着急，谁知这汽车师傅更给她火上浇油。当时徐琴梅的眼泪就在眼眶里转悠。打这她发誓有一天一定自己要买辆“林肯”，而且还一定要开在苏州到常熟这条公路上。

没几年，徐琴梅的愿望实现了，现在她每次从常熟回苏州开的都是她那辆崭新的“大林肯”。

当我听说这一传奇后，在采访她时坐在旁边的服装城“个协会长”老蔡说，徐老板开“林肯”已不是啥新闻，可以作新闻的是她从一块八毛钱开始滚雪球，滚到现在在咱常熟做生意，年年可以买辆大“林肯”。对此，徐琴梅只淡淡一笑，她用十分好听的苏州话说道：“这得谢谢你们建了个常熟市场。”

后来我了解到，徐琴梅这位共和国同龄人，曾有过一段相当艰辛的岁月，而她如今能在常熟的短短五六年间成为“千万元富翁”，则与她在那段艰辛岁月中“滚雪球”式的辛勤拼搏，有着直接关系。

1969年，刚满20岁的徐琴梅，像许多城市知青一样加入了“上山下乡”的时代大潮，下放到苏北一个穷得黄土里水都不出一滴的地方。这位本来就弱不禁风的姑苏姑娘，因一连43天没沾上一滴油腥而患了严重的“营养不良症”。无奈她只得回城长期病休。可家境不好的她为了生存只得一边养病一边开始琢磨起如何自己养活自己。找工作，没人要。顶班，不够条件。走投无路的徐琴梅便只好撕破姑娘家羞涩的脸皮，掏出仅积攒的一块八毛钱做起了小生意。这或许是常熟服装城内30000多老板中起家最可怜的一个了。

一块八毛钱能做什么呢？徐琴梅左想右想，后来看到地摊上有人卖山芋年糕皮成本很便宜，于是她拿一块八毛钱从别人手里进了一些山芋年糕皮，又“借”来弟弟的一个用完了的作业本，将山芋年糕皮包成一个个小三角包，上街头两分钱一包地做起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生意。结果生意不错，200个小包全部脱手，一共卖了4块钱，比成本翻了一倍多。徐琴梅好不高兴，随即她又用这4块钱本重新买回山芋年糕皮，又一小包一小包地叠成小三角包，第二天再到街头用旧报纸往地上一铺便吆喝起“又便宜又好吃的山芋年糕皮哟……”。后来，有人告诉徐琴梅说卖“五香豆”更有赚头。于是她把卖“山芋年糕皮”赚来的钱全部投到了卖“五香豆”上。这“五香豆”是苏州的特产，外地人很爱吃它。徐琴梅就上火车站去卖，结果那里面有“市管会”的人盯着，小贩一出现就有人出来逮。好几次徐琴梅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和物全部被充公，如果想逃避充公就必须学会兔子一样的本领，那阵子年纪轻轻的徐琴梅就是成天过着野兔一样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尽管如此，她毕竟有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微薄收入。1979年，她办了回城手续进了工厂。全国上下的改革开放之风使徐琴梅又重新复活了做生意的心，她算了一笔账：自己在厂里一个月才挣那么30多元钱，还不如过去在街头卖一天“五香豆”得的多。政策也允许做卖买了，我干吗不干个彻底？想通后她就从工厂跳了出来，把过去积攒的本钱拿出来在苏州观前街租了个小百货店。生意做得还算可以，然而这毕竟是“水盆里游泳”，没大出息。就在这时候离苏州仅几十里的常熟服装市场办得越来越红火。有人告诉徐琴梅说在常熟一年可以顶上苏州生意10年！做生意讲的就是赚钱，如此诱惑谁不动心？

徐琴梅就是这样来到了常熟。她开始出钱租了一个门市，头年就赚了辆大“林肯”的钱。之后她又在大“林肯”之上滚雪球，由一个门市发展到两个、4个、8个、16个……现在她在常熟服装城内共有摊位、门市300多个！先不说一个摊位、门市一年能产生多少利润，单就她这300多个摊位、门市如果按目前常熟服装城内最低行情每个10万元倒出手，徐琴梅她坐地就可以白捡几千万！

“才不，我到常熟市场算晚的了，至少再干它十年八年呢！”苦尽甘来的徐琴梅深谙经商之道，她说她不会轻易放弃常熟这块生财福地。

战例之六：高保忠玩招：“秘密武器”源于鸡蛋换皮蛋之道

他是和大名鼎鼎的徐琴梅老板一起来我住处接受采访的，但相比之下他这个“千万元富翁”的风度要差得多。高保忠自己也笑了，说你看我哪像个老板，倒蛮像个瘪三。

不过你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其貌不扬者，他们玩起真的来可叫你上天，也可叫你入地。前年广州有位自称是个服装界“跨江过海”的高手，听人说常熟有一批“土包子”出身的老板玩起“秘密绝招”来，搅得服装市场上那些名家高手唏里哗啦地直泄水，他偏不信，于是携巨款来到常熟发誓要跟“土包子老板们”玩一把。外行兴许不知，随着社会的发展，服装界的激烈竞争已呈全球化，并且自80年代以来这种竞争日趋白热化。而在这样的激烈竞争中最集中和最突出的便是服装款式的竞争。新潮的、适时的和超越于人类思维想象的服式，可以一夜之间在服装界称雄天下，相反那些不合时势、没有个性又远离生活现实的服式，则可能使你从此在服装界失去立足之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中国，当你走进今天的大大小小商场就明显感到，服装界正在刮着的竞争烈焰是那样地热烘烘。那位广东佬自恃对中外服装的走势特别是对南方服装深谙的独特优势，到常熟后并没有真正研究当地市场的特有的规律，一出手就推出了10万件毛涤女式套装并以此想在常熟市场上一展威风。不料当地“土包子”老板们对他的“毛涤女套装旋风”反应十分地冷淡，我行我素地推出了一种叫做“里根衫”的新款式，这种名曰“里根衫”的男式便服，是一位当地农民老板从电视里看到美国里根总统穿的休闲服，而自行设计自行命名的一种大众服。结果别说那个广东佬就连常熟老板自己也没想到，当“里根衫”一推出，整个常熟服装市场火爆起来，出现了谁卖“里根衫”谁就有客户，谁就赚大钱；谁不卖“里根衫”谁就没有客户，谁就赔大钱的局面。“里根衫”后来不仅风靡整个中国服装市场，而且一直影响到西欧和美国本土。这一年，那些经营“里根衫”的常熟“土包子”老板们全发了财，而那个广东佬的毛涤女式套装则差不离全砸在手里。据说后来这位广东高手再也没有在常熟地盘上露过面，只听人说临走时他扔下这样一句话，说没法跟常熟老板交战，他们玩的那套全无规则。这位广东老兄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他是说歪了，那就是常熟人玩的服装产销术并非无规则。从表面上看，那些“土包子”老板设计出的产品，确切地说是那些服式既不全新又非特别，既非貌似高档又非土得一塌糊涂。然而就是这样的服式，每年总十分地走俏常熟市场，当然也同样走俏全国市场。

问起这其中的奥秘，整个儿“农民脸”的高保忠老板告诉我说：常熟服装市场之所以能有今天，之所以能全国九十九个市场垮台而它不垮，之所以我们常熟农民能在服装界打天下，就因为我们这儿的服装从款式到价格，都完全是面向12亿广大中国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情与销售趋向。中国大多数人现在还不富，或者说刚刚开始在富，且中国10个人中有9个是农民，所剩那一个的阶层中也十有七八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谁的立足点放在上面的这些消费对象上，谁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好聪明好精明的常熟人！

然而，这并非他们在服装界取胜的全部秘密。他们的秘密除了上面所说的在选择服装方向上对头外，还在于他们中间一些高手在战术上十分注意使用“秘密”。

高保忠是其中的一位精于此道的能手。

在我采访他时，一同约来的徐琴梅见了高保忠，就有些坐不住地向他探起“军情”来。

“不管哪能讲，侬得给我点货。”想不到堂堂徐老板竟用如此乞求的口气向她的同行要货。可徐倒很不在乎地对我说：“这没啥丢份的，在常熟市场上搞服装的高手不是一个两个，像我是以门市为中心的销售，这就得动脑子进准货，进市场对路的畅销货，否则就要吃大亏。像高老板他们每年都能推出些产销对路的新款式，常常影响整个季节的服装市场。所以他们这些人才‘激滚’（注：当地方言，厉害的意思），他们是我们的老大哟！”

徐老板软磨硬泡了很长时间，可高保忠始终没有松口。后来就我们俩人时，我问高保忠干吗不给同行一点面子？他坚定地说：“绝对不能，我宁可送她几万块钱，可就是不能提前把我要向市场推出的‘秘密武器’先透给她。若我真那样做了，她倒合适了，而我就可能倾家荡产。”“有这么严重？”我说。高老板说：“你想，我每搞一个产销对路的新款式，从开始侦察市场、研究行情到设计出来——设计还都是请像上海纺织大学里的专家，这就得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段工作主要是时间花得多。接下来便是大投入，从购原料到出样品，再大批量生产，这就海了去了。你不知道，现在在咱常熟市场内和市场外，至少有几万个专门靠跟市场走势吃饭的中小老板，他们一般在淡季就去做别的什么买卖，从不像我们这些专业搞服装的人整天跑啊看啊，瞅眼下服装到底咋走向，下步自己又咋办等等，一年到头干不完的事。他们就不一样，他们平时养足精神，一到卖服装的季节到来时，便开始活跃起来，整天在市场里转悠，只要看到谁的衣服好卖，他马上就盯住不放，出几块、几十块钱买你一件，然而不出三两天跟你一模一样的服装就出来了，而且价格要比你便宜，数量也要比你多几十倍甚至几百几千倍。到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人用你设计出的新产品赚了大钱，而你自己辛辛苦苦一场最后只能死在那里……”

原来如此。我又一次闻到了商场就是战场的血腥味。高保忠告诉我，在服装界玩“秘密武器”这一手不是所有人都能干得了的，首先得大笔本钱，其次得有高超、准确的市场观察力和非同一般水平的超前意识。没有本钱是干不了大买卖的，但有了本钱也并不一定就能干成干好，如果你对市场的走势判断稍有误就会酿成大灾。

既然市场如此复杂与残酷，又要求如此高深的学问和市场洞察力，我不得不对像高保忠这样的“土包子”能否真做得同他说的一样多少产生了些疑问。这位自称“不像老板像瘪三”的农民大概看出了我脸上的疑虑，便狡黠地一笑说：“你反正不是玩服装生意的，我可以放开胆子给你讲讲。”他说他这不是贬那些专家，因为学校、研究所里的那些专家可能设计一流的款式、一流的产品，但他们的一流款式、一流产品却常常不能推到市场，或者说不能及时地推到市场上去。“而我就不一样了，我研究出一个新款式、新产品先是请专家论证把关，这就保证了款式和产品一定的水准，然后我就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啥时将新款式、新产品推到市场我们就啥时行动。比如我在今年秋季要推出的又一个‘秘密武器’，先说它的原料构成就花费了我近半年的市场调查，之后是做出样品和请上海等地几个专，院校的专家把关，这前后又得花近3个月时间。现在我已经开始批量生产，在季节到来之前的10天左右，得投入几百万元的资金。你说投多了不怕风险？风险当然是难免的，可我的‘秘密武器’也不是狗皮膏药呀。这几百万元的货向市场推出大约两个月左右周转期，这样别人即使想学也不会影响我的市场销售。因为我的‘秘密武器’单其原料这一道有人要想学得一模一样，就得花3个月时间完成配料工序。刚才我讲过而我的货全部到市场后周转期是两个月，这两个月中如果出些毛病耽搁些时间也无妨大局，等那些‘学派’学成后赶上来时，我的货就差不多全脱手了。这时候倘若市场还行，我就可以作第二个周期的运作。如果不行，我即刻收兵。这样一旦风云突变，失败的肯定不是我。”

“高，你实在是高。”我不由得伸出大拇指。但有一个结我始终解不开，于是又问他：“你这一套本领是怎样学出来的呢？老板，这大概不会又是‘秘密武器’吧？”

我看到他第一次有些不好意思。高保忠顿了顿，说：“其实瞎浪费你时间。我土农民一个，虽然现在口袋里钱不少，但还不是在常熟这块地盘上转悠吗！如果说现在我在做服装生意上能摸出些道道来，这跟以前我做了好几年‘鸡蛋换皮蛋’有关。”

这倒是个有趣的细节。

高保忠告诉我，他当年干起“鸡蛋换皮蛋”的买卖，完全是出于生活所迫。他高保忠1964年就进的厂，可以算中国最早的一批乡镇企业工人了。那时进乡镇办的厂与当农民没啥两样，都是拿工分吃饭。因为油水太少，所以高保忠就利用上下班时间干起了当地乡村最简单也总有些保障的小生意——鸡蛋换皮蛋。这活用不着多少技术，3岁的小孩也能在10分钟内学得会。一个鸡蛋换一个皮蛋别人是一分五，他高保忠只收一分钱。生意虽说小了一点，但每天还总能比厂里别的职工口袋里多出几角活泛钱。这个过程虽然高保忠也没有发什么大财，但他却从“鸡蛋换皮蛋”这简单的经营操作中，获得了一份极为可贵的收获。即物与物之间的交换，既可以获得财富和精神上两种满足，还可能改变一个人一辈子的命运。打这以后的高保忠可就在工作之余，完全把自己置身于这种“物与物之间交换”的快感之中。有一次厂里因需处理一批积压纺织成品，派高保忠到武汉跑跑，结果还真给跑成了，厂里积压的那些货全给卖掉了，为此高保忠还受到领导的一番表扬。此次武汉之行使高保忠对“物与物之间交换”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那就是干10年100年的“鸡蛋换皮蛋”，可能不如一次像他武汉之行所做的事。“哇，物与物之间的交换简直像一个魔方，那里面巨大而又无边无际，神奇而又多彩……”此时的高保忠连做梦都在瞅机会玩它一次，不，应该是10次、百次、千次的像武汉之行那类大的“物与物之间交换”的买卖。机会终于来了。1985年8月，高保忠听说常熟城内的汽车站旁边建了个允许私人做买卖的市场，二话没说，他让自己的妻子和妻弟进了市场。当时反正占摊位不要钱，他高保忠让妻子一下占了4个位置。精明的高保忠就到这个时候他都没辞掉工厂的那份工作，他当时的理论是：“一工一农，一世不空”。但到了这年年底，高保忠再也呆不住了。妻子在常熟商场里一天下来的生意，要比他工厂一年干的还要多几倍！高保忠一拍大腿，对妻子说：机会到了，该放开手干了。这回他彻底跟工厂再见了，连那个背了十几年的“鸡蛋换皮蛋”的木架架也一起扔了。好哇，进常熟服装市场后的高保忠简直不相信这世上“物与物之间交换”一旦进了市场后就像发了疯似的出现奇迹。过去他连想都不敢想的钱一天天成倍地涌进自己口袋。他发现，他的摊上放什么就能卖什么，放多少就能卖掉多少。后来生意越来越好，大量的批发业务需要做，他干脆把摊位转手卖掉了，一下赚进50多万元。资本大了后，高保忠就开始自己办厂，直接生产服装，又直接销售服装，这种把原料成品加工与市场销售连成一体所产生的效益，又比单一批发销售要大出好几倍。到这时的高保忠已是个名副其实的大老板了，但大老板也有大老板的苦处，那就是他每次按市场上好销的产品走，总感到很被动，弄不好就可能亏在里面。这就促使他独立搞新产品的研究。可这也出现许多麻烦，你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搞出个新产品，刚投到市场没出几天别人就铺天盖地地抢了你的生意。如此过程，逼得高保忠不得不开始研究起“秘密武器”来……

“进入规模生产和经营后，注意产品的保密性是市场经济中的一条取胜的必由之路，非走不可。”高保忠今天颇有经验地说。现在，这位“鸡蛋换皮蛋”出道的服装商，不仅拥有自己的多家工厂，而且还有自己的旅店、自己的车队，光在常熟城里他的私宅就有3处。

战例之七：黄允岳搞批发，带出浙江千员将——没想到在常熟能见到闻名江苏常熟的“中国服装城”和浙江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的“批发大王”黄允岳先生。

黄允岳告诉我，目前在常熟服装市场上做生意的老板中，浙江人占绝对多数，约占总人数的50%以上，而本地的常熟老板只占30%左右，其他外乡人约及20%。浙江人会做生意闻名全国，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这几乎是一条不变的真理。

他黄允岳，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但又同时是一位精明的经营大师。对我的采访，他极为坦诚地端出了他在江浙两大市场发迹的过程。

“我在部队当了6年兵，1975年回乡进乡办企业。后来厂里生产不好便出来学温州人卖补鞋机。一台补鞋机成本50元，背到长春每台卖到150元。我们一次背五六台，除去路途花费还能赚100多元，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钱可就不算少了。我们义乌比不上常熟那么自古富有，义乌是山区，过去穷得很。可地穷咱义乌的人志不穷，在咱老家传统的‘敲糖换鸡毛’买卖，就像常熟这儿的‘鸡蛋换皮蛋’一样自古时兴。‘文革’结束后，我们那儿就有了做起小买卖的小自由市场。我家就在那小市场的旁边，便开始学着人家的样提着篮子贩卖一些小百货。可义乌地盘小又穷得掘地三尺也未必见着点油水，于是我带着乡亲跑到上海。起初大伙连家门都不敢离开，我当过兵，大小见过些世面。在上海我们到百货店批发，可人家不批我们，那时我们是私有，人家国营商店当然不敢同我们做直接批发卖买。后来有师傅问你们义乌有没有什么土特产？上海人爱土特产就像我们义乌人爱吃‘敲敲糖’一样。我赶紧说有，我们那儿鸡蛋特多。上海师傅说好啊，你弄点鸡蛋来我就批你些小百货。我说行。他眼睛一眯，又笑笑说你那鸡蛋多少钱一斤呀？我一猜他啥意思，便赶忙说一分一个。那师傅一听眼珠都快瞪出来了，说便宜呀！我心想当然便宜唠，三分钱一个我说成一分钱一个还能不便宜吗？其实在上海当时你三分钱一个鸡蛋卖给他也已经是很实惠了。为了打开生意门，我知道必须有所亏方能有所赚。跟上海人的批发生意就这样做开的。我们把低于上海市面价的上海货拿回家再批发出去，专吃这中间的差价。后来我发现上海的货大多数又不是上海出的，无论是服装还是小百货，很多是苏南的一些厂家产的。这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路：何不到出产的厂家去批发？那儿肯定更便宜。于是我瞅准在咱义乌生意看好的纽扣，并寻找到了它的产地常州市。到常州后我才发现自己简直像掉进了钱坑里。一进常州纽扣厂，当我说明来意时厂长像见了救星似的搂着我，说你要多少货我就给你多少。原来他的厂里正积压了几百吨纽扣发大愁呢！看厂长这么高兴，我心里也有了底。于是便同他讲起价了，他原来的出厂价是四块钱一斤，我说你得三块钱一斤卖我。三块一斤太低了吧，看他有些心疼，我说那就三块二一斤。厂长咬咬牙，一挥手，说就三块二一斤，但你得全拿走。我心里高兴得就差没叫出来，说行，我保证半月之内把货全部拿走。当下我向他们付了2000元，背回了50斤纽扣。太重，只能背那么多。一路上我想：常州有那么多纽扣，我一个人干不知来回这样要背到何年何月？不行，得让队里人一起出来像我一样背。回义乌后，我跟队上的乡亲们一说，瞧他们竟个个摇头。我问为啥有钱不想挣？他们冲我说，没本钱，所以没法跟你到常州去。我说要不了多少本钱，每人有300元就可以了。这他们才跟我一起上了常州。就这样，我带着—个开始是十几人后来是几十人的‘纽扣运输队伍’，每3天一次地往返于常州与义乌之间……义乌后来形成的‘纽扣市场’就是靠我们这些人‘背’出来的。”

“1985年，我在继续‘背’纽扣过程中得知常熟搞了个服装市场，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就火了起来。与义乌相比，我觉得常熟的优势要大多了，虽然常熟也没有铁路，但它与上海、无锡、苏州都十分近，陆路水路又都很方便，且此处本是富庶之地，一定比我们浙江的义乌、温州市场有前途得多。事实后来证明了我当时的判断，常熟市场确实潜力非同一般。刚来时这儿连摊位基本都是不要租金的，我出5角要了个摊位，结果生意好极了，我赶快又租了几个摊位。还是搞小百货，把常熟这儿的东西批回到义乌，其利润大大高于过去我在上海、常州做生意。因为常熟这儿交通方便，货色好，又是一般产品的产地。像服装一类的东西，上海市场上的多数产品基本上常熟一带都有生产厂家。相比之下，这儿的价格肯定便宜多了。咱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哪儿能赚钱能多赚钱就往哪儿跑。常熟的市场占价格的优势，货的质量也过硬，而且这儿的人文风气好，天生是块做大生意的好地方。到常熟三下两下就发了，我家乡的浙江老板们便急红了眼，说啥也要跟着我过来，这不没几年，常熟市场上都快让我们浙江人挤翻了。现今随我而来到常熟搞服装生意的就有五六千老板，他们有不少人比我会做生意，最多的一年在这儿就赚千把万元。你说吓死人？那当然，在常熟服装市场上赚钱赚得吓死人的可不是一两个。”

“你不知道？上海人才真厉害呢！你可以去采访他们……”浙江“批发大王”结束采访时对我说。

战例之八：上海人插足：一掷千万元——浙江老板慨叹自己无法与上海人相比，大概也基于此。

在常熟服装市场上的商战中，应该说上海人是最早参与的一批外地老板了。他们精明、会做生意是出了名的。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常熟服装城形成的前几年间，上海人在常熟市场上所有从商老板中占30%之多。但后来上海出现了股市，许多人回上海玩股票去了。可是这两三年中，常熟服装城里又回来了一大批上海老板，问其原因是：股市没多少赚头，弄不好老本都得亏进去。常熟服装生意可不一样，这儿是稳赚，好时也能像玩股票，几天内大发一场。但它绝不会出现像股市那样一夜间倾家荡产的风险，差到家也最多是少赚了些。上海人从“血”的教训中重新认识了常熟市场。而有时我们为什么说聪明的上海人精明有余却高明不够也基于此理：在家门口的股票疯似的吸引那些梦想一夜之间就能当百万富翁的上海人打道回府时，浙江等地的老板们便要过上海人丢下的摊位，稳稳当当地照干他们认为赚钱不薄的原行当。结果浙江等地继续留在常熟市场上的人们在上海人去玩股票的几年里大发常熟服装财。

归结起来，你说浙江等地方的人厉害还是上海人厉害呢？结论不要下得太早，因为转过弯来的上海人这次回常熟杀回马枪来势之猛，实在让浙江等地的老板们有点招架不住：——

某上海老板，1994年一出手近200万元租下服装城内的“华盛市场”、“招商场”等黄金地段若干门市，又在春秋两季连续推出新款女套装，当年一下从常熟市场上“卷”走1000余万利润——

某上海老板1994年底携全家4口，分兵三路，买断常熟3家纺织企业的全部产品，然后在常熟、上海两地同时开辟战场，结果又创年利润1000余万元。

“恒申祥针织时装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批杀到常熟的上海老板的代表。此次我有幸到这位上海老板在常熟开设的厂里去参观。工厂就在常熟城北边的“申大工业城”，一个占地20亩、有6栋厂房近两万平方建筑面积且装饰一新的厂区，使人一看这儿就有一种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感觉。年轻的董恂经理对我说，他和合伙人1995年9月以1600万元的代价买下了这座厂房的产权。当时是座空厂房，现在除了买这笔产权投资外，至少又另投入了六七千万元。

天，我给他一算：里外不就快一个亿了吗？！

“差不多。”年轻的上海老板不以为然地说。

“这么多钱你都用在啥地方？”小董似乎看出我的一些疑问，便将我带到他们厂的车间。这是一个宽敞的大车间，从已到位的几排纺织机可以看出是个尚未全部投产的主生产线。但这儿显然已经在边安装边生产，在一排排织机旁站着一个个秀美的姑娘，看她们一点不见忙碌的样，你无法将她们与纺织女工的职业联在一起。我问：“为什么？”小董笑笑说：“你走近看看我们的织机就明白了。”我走到姑娘身边，发现她们操作的织机确实与通常我们看到的大不一样，这里的织机全是由电脑控制的全自动设备，完全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我不懂英文，只好讨教老板问这是什么机器。

“岛精（音）横机。”他回答。“哪儿产的？”

“日本”

“是否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纺织机。”

“是。”

“岛精横机开创于80年代初，现在有三代了，我们进的这一批是目前最先进的一代。它好在什么地方？为啥非用它？岛精横机由于全是电脑控制，所以它在工作时对线质线色、服式工艺等等有其极为精确细致的自动识辨能力和调整功能，它的智能模拟，是非一般人工所能代替得了的。现今国际上高档的服装都必须由这样先进的机器才能生产得出，这可以说已是一种先进的世界性纺织革命……”小董竟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起当代纺织革命潮来。然而我关心的是他本人和公司的情况。“这一台‘精岛’多少钱？”我问。“美金是16万元。”他说。我一数，车间里共计有39台。一八得八，这39台就得折合人民币5000万元呀！小董说：“他公司共有这样的设备79台，是全国最多的一家，就是纺织部长吴文英手下最大最先进的企业也没有他一半的‘岛精’设备。”

感叹之余，我问小董：“你跑到常熟来投入如此大的代价到底求的是什么呀？”

“两个字：赚钱。”董恂回答非常干脆，继而他终于给我扒开了他的心头账。就服装生意而言，常熟市场为全国之最，这里有几个第一、销量全国第一、参与经营者全国第一、市场经济的规范水平全国第一、竞争激烈程度全国第一。这里每天发生的一切，就像季节的晴雨表，这对从事服装行业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现在的国内行家都知道，看一看头天常熟市场的行情，就知道五天半个月的全国服装市场的走势了。既然常熟市场有如此功效，作为搞服装的人来说，不到这样一个主战场直接参与作战，实在不是一位好的服装买卖高手，也不可能大展宏图。他们就是据此从上海而来。当然，除了上面原因外，还有一点也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常熟离上海近，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可这儿办厂的自然条件、劳动成本、工人素质、税收及其它管理等不知要比上海市区好出多少倍。同样的投入，同样的运作，在常熟生产和销售要比在上海生产和销售，所得利润约多30%左右。还有谁能不到常熟来呢？“哈！你问我们到这儿后的生意做得是否同设想的差不多？不，实际比设想的要好。我们去年9月份到这儿，花了160万元年租金从别人手中倒过来两个门市，够贵吧？就是。可生意好呀，半年下来我们仅在这两个门市上的销售额就超过5000万元。你说常熟的服装市场基本是以中低档为主，我们为何一下投入那么多那么大的先进设备？这一点你可点到了我们的要害。不错，常熟市场上的服装主要是中低档为主，这应该说是运作这个市场的管理家们的高明之处。他们抓住了中国的服装市场的商情，把着眼点放在发展中的人民和发展中人民的发展水平之上。现在全国各种市场特多。假如100个中有99个要倒的话，那常熟就是没倒的那一个。我们投入那么大那么多最先进的设备，从表面看，似乎我们与常熟市场有些背道而驰。其实，我们在投入前是极为周密地研究了包括像你所提的诸多问题。作为服装业中的一个具体操作者，我们在选择自己的方向时，从另一个方面正是抓住了常熟市场这个最能体现中国服装业水平的特点和根本，并从这个特点和根本研究决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那就是，从常熟市场可以看到中国服装市场明天的水平与走向，看到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明天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光辉前景。因此，当这种迅猛前进的市场经济大潮的‘水平与走向’及光辉前景刚刚开始呈现在面前时，作为一个清醒而高明的经营家就应当牢牢地抓住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常熟插足、为什么一下便投入几千万元资金。抢占制高点，这就是我们的战略思想，也是现代社会下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取胜的重要决策。”

听了董恂的一番高论，我似乎不仅看到了常熟市场上那狼烟四起的商界战火，更欣喜地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代有头脑、有远见、有魄力的新型中国商人！

战例之九：——有一个晚上我在服装城里转悠，这时热闹了一天的市场大多打烊，唯有十字路口的那座五层楼的天鹅宾馆灯火辉煌，进进出出的人异常之多。看这些人的口音和架式便知道是外地来此做买卖的老板。这使我发生了兴趣，于是便随流而入。

宾馆的三楼以上是客房，一二层都是茶室、娱乐和就餐的地方，主人的这种设计和安排本身就很有些商业氛围。它给各地来常熟做生意的老板们提供了一处既可休闲又可娱乐更可交流生意经的场所。正如我所言，一二层的各处座位差不离均有主儿在那儿。那操劳了一天的老板们有的举杯痛饮，有的开怀取乐……好一派自得其乐的景象。就在这时我见几位身材不高却气度不凡的年轻人进入我身后的一只包厢。观其色，听其音，知其是一帮福建来客。开始我并不在意，但他们那半是隐秘的谈话渐渐将我吸引了过去。

甲：“据几位本地人介绍，今秋常熟市场有可能像前两年那样出现低价走势，所以我们不能同浙江、上海人一样在此打持久战。”

乙：“依你之见？”

甲：“抄一把就走。老三，你说呢？”

丙：“我同意。不过常熟服装毕竟价码占绝对优势，我们不宜抽身太急反落得没多少油水。”

甲：“我已有安排。我们四千万资金分三个阶段投进：具体为‘一二一’。即开头探行情投入四分之一；中间是历年常熟服装大轰大甩阶段，价码最低，这时我们适合大批购进，故投入大头；季节的后一段走向通常不明，再投四分之一进去好坏不吃亏。你们看呢？”

乙、丙：“行。就这么定了，算我们又像去年一样上阳澄湖来了一回‘捕鱼捉蟹’……哈哈哈。”

甲：“别得意太早，小心被‘阿庆嫂’识破。”

乙、丙：“‘阿庆嫂’？常熟真有阿庆嫂吗？”

甲：“有啊，咱们上城里去找呀！”

乙、丙：“哈哈，走，去找‘阿庆嫂’……”

……这几位福建老板活活脱脱地消失在小城的大街上。我打赌他们是不可能找得到他们想找的人，因为此时此刻常熟的千千万万个“阿庆嫂”，正在万家灯火下的织机前，或忙于编织七彩的致富梦，或忙于盘算新一天如何对付像3个福建老板那样的竞争对手……

走出宾馆，我见常熟城内已是一片灯火阑珊，再抬头又见繁星点点，此地此景，天地人间，不由得使我从方才几位福建老板的对话中联想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空间，都因服装市场的张扬而充斥着聪明与智慧、金钱与物质、勤奋与焦灼的抗争。这种只有在市场经济、只有在完全由自我角色走入市场的自由经济条件下才产生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例战术，可能几种、几十种甚至几百种都不止。也就是说，在常熟服装城市场上，若想探究透它的买卖、它的买卖之战斗、它的买卖之战斗的错综与激烈，你或许永远无法获取，因为你会很快发现在这个见不到硝烟的战场上，每一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一种战术、一种谋略、一种求取生存并力争胜利的精神！

“忠一实业公司”的老板刘国忠，我在第一次“常熟之行”时没采访到他，但因为常熟市政府的领导在我面前多次夸奖过这位出手不凡的“商界少帅”，故“刘国忠”的名字一直印在我脑海中。第二次赴常熟时，我如愿以偿见到了他。

然而如果不是事先已知和走进刘国忠的厂子，我想我是不可能相信面前这位满脸稚气和腼腆的小伙子，竟是个拥有千万资产、在商界驰骋已达十五六年的“老兵”。农家出身的刘国忠虽然今年还没到“而立之年”，但在常熟服装市场，也算是一个经营有道的成功者了。当我问起他的成功奥秘时，刘国忠直率地回答说，他自己的全部“商业秘密”只有两个字：做人。他说，他始终认为经商做生意赚钱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做人。要创一流的产品、一流的质量、一流的业绩，首先就得有一流的人生和人格。俗话说，无商不奸，其实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生意要比“奸”字重要十倍。经商中做人就是要讲信誉，有了人格力量意义上的信誉，最终是不会在商战中吃亏的。小刘说他的公司现在的产品销路对象大多是国内外著名商家，并且彼此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这使得他近年来的生意一直保持直线上升的发展态势。

“我爱先与别人交朋友，交了朋友就会彼此有感情，有了感情做生意彼此就顺当。这是其一；二是，我爱同客户做生意时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要让对方冒险，这样时间长了人家就对你放心，对你放心就愿意跟你做生意、做大生意。其三，我爱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特别是产品质量上追求最好的。有了这种自我追求‘最好’的精神，客户便会主动奔你而来，这样我的企业最终也就能八面来风，人财两旺。”

刘国忠的这番“经营之道”，透着年轻商人的另一种高明与实在。

在常熟服装城，50000个老板就有50000种战术，50000种谋略，50000种精神。这50000个老板拧成的50000股力量在营造常熟服装城的人气、商气、战气、财气和福气的同时，也使他们自身不仅有了财富的增加，而且有了更多灵魂与血脉的吐故纳新。而在常熟真正参与“服装战”的又何止这50000个老板！在他们的身后是整个常熟的百万人民以及由50000个老板们接力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的那些更是数不胜数的经商大军……在他们身上，也同样在市场经济中进行着灵魂与血脉的吐故纳新！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给予我们的和我们民族的，不正是这些吗？

第五篇常熟：50000个服装老板的沙家浜第三章雄赳赳地打出“中国”字头

1989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来到常熟服装城调查，当他看到古城边的农民们仅用几年时间，就在自己的菜地里和水塘上建起了一个超级服装市场，每天五彩缤纷、热闹非凡的场面，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了“常熟商场，购物天堂”8个大字。

与当时的商场相比，今天的服装城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几倍几十倍。而今的常熟，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来此的外地人，如果你问他一声到常熟哪儿最值得看一看，哪儿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你所能听到的已不再是郭建光唱的“芦花放、稻谷香”的阳澄湖和阳澄湖里的大螃蟹，以及阿庆嫂的“春来茶馆”了。（不过你初次到常熟的话，千万一定要尝尝阳澄湖大螃蟹，那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味。茶馆也是常熟的一大特色，取之当年姜太公钓鱼的尚湖之水，再泡上虞仲圣贤留在虞山顶的那片无污染茶叶，喝它七七四十九壶，然后天南海北胡吹一通，那感觉可是在靠自来水对付宾客的北京一些茶馆里绝对找不到的。）你所听到的肯定是“服装城”。

是的，常熟的干部口中现在有句名言，他们称自己这儿“抗日战争出了个‘沙家浜’，改革年代出了个服装城”。昔日的“沙家浜”和今日的服装城，永远是常熟人心目中的两座丰碑，也是他们常熟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中营造的两座丰碑。

“沙家浜”的革命斗争史，给中国革命提供的是一种适合苏南地区的游击战争模式；服装城的创建实践与成功经验，给今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的是一种适合乡镇条件下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模式。

仅就这两点，常熟人就足可以在12亿中国人面前挺起胸膛。

然而他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常熟服装城无论从规模、从销售额，还是它在中国服装界已有的声望和影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可为了给服装城取得一个“中国”字头的牌子，市里、商城里的干部不知往南京、北京跑了多少趟，但结果依然不行，原因大体是中央有文件规定，带“中国”字头的单位和企业，必须是国家或国家直接的单位和企业。一句话，你常熟是地方上的“小弟弟”。对此，常熟人不必懊丧。

其实他们没有懊丧。他们照样在服装城几处最繁华、最醒目的出口处，挂起了巨幅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和另一位副委员长李锡铭书写的十分苍劲有力的“中国服装城”5个大字。据说，对此上至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李鹏总理，下至中央各部委大员视察常熟时，当看到这赫然醒目的“中国服装城”字样时，不仅没有表示疑义，相反脸带微笑。

常熟人心头放下了秤砣。

事实上他们没有放不下心的。打服装城成为远近闻名的市场以后，他们一直把它当作在本地执行邓小平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搞市场经济的一块“丰产示范田”，在认真细致地耕耘运作着——

这就是始终贯彻百分之百的办市场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自主、平等、公平、竞争，能让人放放心心安安全全地赚钱。

常熟人明白，“中国”字头的牌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没有内容的牌子早晚是要倒下的。（值得一提的是常熟服装市场成功后，周边的大市小市和一只只大小“老虎”后来也办起了“某某服装城”、“某某纺织城”，有的一上来就高高地打出了“中国”字头，可最后还是大多以失败而告终。）

诚然，在当今中国出现办“市场热”的时刻，那些饱受失败之苦者回过头来认认真真地学一下常熟人办市场的经验，似乎太有必要。我曾经用下面的文学语言对他们的经验作过如下总结，即：

由自己想赚钱到先让别人赚钱；

由自己也能赚钱中先尽可能地让别人赚好赚足钱；

由自己也能躺在已赚的钱上享福到办更多的事，让别人赚永久钱赚升值钱；

最终实现自己和别人的共同赚钱。

像这样可能被一些人认为是“傻到家”的生意经，恰恰正是常熟人与其它什么地方的人经营市场的不同之处。这除了他们特有的悠久地域文化所培养起来的那种“礼教”式的待人宽容和皆富则安遗风外，更深层的意义是他们那些领导者，从一开始就把立足点放在“先富民，再兴邦”上。因此，他们紧紧抓住了“中国”牌子的实质内容，这就是：

建立一流市场的要素之一：公平与自由

汽车站“十字路口”的琴南乡的那帮常熟人，开始办服装市场是为了自己能赚钱才起起劲劲办市场的；风景秀丽的虞山脚下的坐在办公室的那些常熟市长、书记们，开始也是为了市里能赚钱才起起劲劲支持琴南乡办市场的。为振兴一方经济不想或不主动赚钱是假话，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同是赚钱却有不同的目的与境界。常熟人在兴办服装城时体现的第一种精神便是：由自己想赚钱到先让别人赚钱。这对视利益为生命的小生产者的农民来说，是件十分困难和痛苦的事。然而常熟服装城从开始创建至今的整20年间，作为所在地的原琴南乡的农民们包括后来的常熟全市百姓，都经历过在利益面前是先让自己富还是先让别人富的困难和痛苦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他们曾经作出了许多可贵的牺牲。

有一件事，对当地农民和常熟百姓记忆是深刻的，那就是服装城的摊位问题。

创建初期，从“马路市场”转向规范的集市时，大伙儿集资兴建的市场不仅出现负债，且摊位根本没人要，于是那时的摊位只能靠分配给农民和干部们。这种情况发生在1985年“招商城”创办后的最初几年。到了80年代末，服装城的境况完全出乎常熟人的意料。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服装城的生意之红火以及自身发展速度之快是谁都想象不出的。做生意的人形容道：谁屁股占了个摊位，谁就像坐在了一座金山上；谁在服装城内插上一足，谁就等于跑进了自己的银行。那时，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服装商像潮水似的涌向常熟，昔日5毛一天也租不出去的摊位，此时轻松一倒就是成千上万元，好的市口摊位、门市甚至翻到几万几十万。不少前一天讨媳妇还要借钱的农户，一夜醒来便成了百万富翁……

市场摊位与门市的占有，使当地百姓和外地生意人在利益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本地人的摊位、门市是分摊来的，或者是“走后门”批条子来的，成本低廉。而外地老板是出高价租来或是高出租价几倍甚至几十倍，从当地那些有摊位却无人从商的村民、干部手中倒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必然会挫伤那些远道而来的商人，也最终影响市场正常发展。

1994年春，一位决策者提出：从现在开始建造的所有摊位、门市，全部实行公开拍租，一律停止村镇、机关单位对村民特别是干部的“人头分摊”。

这位决策者就是受市委、市政府委派，到服装城兼任“第一把手”的徐国强。对服装城内的常熟人来说，他们并不陌生徐国强，因为在他兼任服装城“第一把手”之时，他还是服装城的主管上级——虞山镇的“第一把手”，同时他还是虞山镇的主管上级——中共常熟市委副书记。派这样一位大员到服装城任职，单就这一点可见市委、市政府的重视程度。

当徐国强把这一决策在服装城一公布，服装城内简直炸开了。可是那些外乡人虽然没几个认识徐国强的，听说这一决定后情不自禁地说：“这是位懂市场经济的好决策人。”而一部分当地村民及一部分干部则急红了眼，说他这样做，不是存心跟咱本地人过不去吗？好，如果他坚持要这样做我们也就叫他过不去。

1994年7月骄阳似火的一天，徐国强书记来到“招商城”，一群村民真的把他团团围住了，之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起哄，形成了数百人的围攻势头。从中午一直堵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村民们想问个明白，为什么要把常熟人手中的金饭碗捧出去分给外地人？

“道理非常简单：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公平竞争。以往把摊位按人头摊分的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势必影响服装城的发展。服装城发展不起来，最吃亏的要算我们常熟人自己。”徐国强说。

村民问：“前几年办市场刚开始搬家拆迁、征用土地，甚至有的祖坟也迁了，吃亏的是我们，现在眼看我们也能赚钱了，可又把金饭碗捧出去分给大家一起吃，这叫啥道理？”

“这叫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徐国强回答道，“市场市场，先得建场，然后方能有市。如果按老办法分配摊位，中间炒来炒去，既不公平，也不利于形成市场，还造成许多不正之风。如果把市场比作一个笼，那么客商则是鸟。有笼没有鸟，或有鸟没有笼，就等于我们没市场。再说，摊位公开拍租，面对的是所有人，对外地客商有好处，我们本地经商者同样可以公平竞争嘛！”

吵吵嚷嚷了一天的村民们听了这番话后，顿时静了下来。顷刻，又有人站起来问：“徐书记，我们可以把摊位让出来公开拍租，但干部手中的怎么办？”

“一视同仁。”徐国强在这一点上回答得特别肯定。

“可据我们所知，前几天有干部听说徐书记决定要对摊位一律实行公开拍租时，就赶忙先为自己捞了好几个摊位。”有村民揭发说。

“谁？你们把名字告诉我，只要查实不管是谁，一律退出。”徐国强掏出笔记本，神情极为严肃。

“村支书。”

“查！如果属实，不仅要责令其将摊位全部交出，还要视情节轻重严肃处理。”徐国强特别强调。

群情一片振奋。有人冒出一句冲话：“徐书记，如果有人揭发你不公正或自己有摊位咋办？”

“有一罚十。如果谁发现我徐某人或亲属在摊位、门市分配上作手脚，谁就有权不让我徐国强进服装城一步！”

“要是镇上、市里干部来要摊位，徐书记那你咋办？”“同样对待。总之一个也不准走后门。”

“……”

3天后，徐国强再次来到“招商场”，当即宣布了那天向群众许诺的3件事：原湖泾村党支书停职检查，对所拿的10个摊位全部退回。市场的新摊位、新门市拍租方案交群众讨论；对涉及村民环境卫生、劳力安置等实际问题，采取具体的解决措施。

一个久积的难题，一场利益的冲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化解，服装城也因此获得了质的飞跃：大批客商因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拍租中获得摊位、门市的经营权后，纷纷在此“筑巢下蛋”，由此给服装城生意带来空前繁荣。这里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1992年前，市场内的经营者常熟本地人占多数，外地人仅占少数；如今，外地人占70%，本地人占30%。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说现在本地经商人少了，而是从商人总数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外地人在常熟市场上赚的钱要比本地人多得多。其次，1992年前，市场的年营业额10来个亿。如今已到200多个亿。服装城的税收和利润也由1992年的4000万元，到现在的两亿元。

有人现在评价当年的“拍租摊位、门市”一招，盘活了整个常熟服装城。而徐国强说，这只是我们市委包括具体办市场的同志在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一招棋而已。20多年来，常熟干部们为了保证这块市场的绝对“公平与自由”，是实实在在花出代价与努力的。早期他们这样做了有人把“告状信”写到所有中央、省的主要领导与部委那里，因此也引出了一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大争论。争论的结果证明他们走的路没错。应该指出，在当时有人对“完全自由式”的商市提出疑义本身应该说也是一种进步。历史就是在这种反复认识中前进的。

前一段时间，突然有两位北京人闯进我的办公室。他们一见面就说要谢谢我，这使我大惑不解。北京朋友笑了，说我们是看了你的大作才到常熟服装市场搞起服装生意的，现在赚到了钱，所以来表表心意。我听后也恍然乐了。前阵子我的另一篇专写常熟服装城的报告文学《商市在常熟》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后，这已经是第三拨人找到我了。

“你的文章没瞎说。”北京人直率得有时让人受不了，其中的一位小伙子冲着我就出言道：“我们到常熟做起服装生意完全是被你的文章‘骗’去的。现在看来我们对你们作家有些误解了，以前总以为你们笔下的文章多半是瞎编的。通过这次常熟做生意，我们可要给你们‘平反’了。至少——你何作家写常熟这篇没瞎编。”

我们几个一起哄然大笑。

另一位早已按捺不住地对我说：“过去我们俩是在京城做建材生意的。这两年建材生意不好做。今年年初我俩正愁着不知干什么呢！这个时候看到了你的大作。你把常熟服装市场写得够玄乎的，竟能把我们硬给迷进去了。不过开始我们不全信，是抱着去试试看而到常熟的。欺生是所有城市的通病，起初我们对常熟的看法也不例外。什么摊位公平、买卖自由，好多地方把这些东西仅作为金字招牌招揽客户而已，真做到的没几个。嗨，常熟人还真讲公平自由哪！”

“说说，从你的体会中是如何体验常熟人的公平与自由的？”

先前的那个小伙子抢过了话：“我俩看了你的作品后，没过春节就往那儿跑了。虽说人生地不熟的，可那儿的人很热情。我们去时是准备空手回的，结果看到有个商厦正在拍租牌摊位。起初我们以为也就是摆摆样子，那些地段好的、价格适中的，到最后肯定还不是他们当地人自己占了。可这回在常熟咱哥们算想邪了，拍租结束后一公布，我俩竟捞了个最好的摊位。这不，春节一过，我们就‘南下沙家浜’，又巧逢服装销售旺季，两个月下来，你说我俩赚了多少钱？”

“万儿八千不成问题吧？”

那老兄狡黠地伸出两根手指。

“两万？”

“加个0。”

“20万哪！走，该请我客了！”

一片笑声中，两位刚刚从常熟回来的北京服装商与我约定说，等到成为“百万富翁”后一定在王府饭店“见”。

我知道这并不是遥远的事。

建立一流市场的要素之二：人和

我免去了天时、地利这两个重要的市场要素，是因为相比之下“人和”在所有要素中占居核心。再者不用我多讲，常熟独有的天时、地利自古就盛昌。人是创造一切的，同时他也可以是毁灭一切的魁首。

人什么时候把自己改造好了，谁就是胜利者。

在服装城内，有一位来自河南商丘的老板非要请我到他在常熟的新居坐坐。我笑问他是不是大“发”了。他说到常熟来做生意“发”是肯定的，不过我请你到我新居坐坐是因为听说你是北京来专门写服装城的，所以想跟你说说心里话。这可是巴不得的事。但终因时间太紧，我未能到他新居看看。然而他却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

“你问我叫什么名字？当然可以告诉你嘛。不过也就是在常熟这块地盘上我才敢这样做，如果在其它地方我真的不敢这样做。你问啥原因？黑呗。有人会黑你呗。谁黑我？那就多了，有管理部门的，也有黑社会的，但更不好对付的还是本地人。你知道，做生意的无非为了想多赚钱赚足钱嘛，可在不少地方你就不敢赚钱不敢赚足钱。你只要一赚钱，马上就有人后面盯上你了。哪一路你都吃不消。比如工商、公安、税务等找你头上来，敲你多少你就得交多少；黑社会找你头上，你为保小命也得老老实实拿出去；要是当地人找你头上来，你更得拱手相送，否则你会没有立足之地。常熟这儿就不一样，我们河南一起出来做生意的人不少，到的地方也不少，大伙有体会。在南边有些地方赚了钱你就得赶紧往家跑，要不哪股黑势力说不定啥时候就盯上你了。在那些地方，你带着钱上厕所都得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人瞅上你。东北我们也去过，那儿你外地人要在他家门口赚了钱人家就开始挤你了，最后你还是呆不下去。我们河南农村许多地方穷些，跑出来做生意赚点钱本身就不容易，要是碰到上面几种情况你说咋办？只好打道回府呗。这几年中，当初跟我差不多一起出来到外地做生意的一批老乡，基本上都没在哪个地方呆住。唯独在常熟这个地方我们的一批人差不离全扎下了根。你问现在我们河南人在常熟共有多少人经商？仅我所在的商丘一个县大约就有一千三四百人，其中，有二三百是有摊位、门市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另外一千多人都是在服装城四周做卖菜、开小饭店一类劳务活。这些人大部分是我带来的。现在光我们商丘一个地方就有20个客商在常熟城里买了房子，把家都安到了这儿。问为啥？这儿好呗。常熟是富庶之地，过去要说我们河南人到这儿安家落户是想都不敢想的事，那会我们河南人只有到这儿讨饭的资格。现在不同了，我们在这儿赚了钱，又有了自己的家，你说我不打心眼里谢常熟人还谢谁呢？他们办了一个市场，给我们穷地方的外地人创造了两个‘天堂’：一个是赚钱的‘天堂’，一个是安居乐业的‘天堂’。就说像我吧，过去我想都不敢想我的小孩能到无锡市的‘贵族学校’上学，现在我的两个娃儿都进去了，去年进的。一下交了6万元，每年还要几万元的学杂费。不算啥，我觉得合算，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事现在都成了现实，还有什么不合算的？你问我是不是一辈子在这儿了？那当然。不但我，连下一代都在此永远生根了。常熟现在是我正儿八经的故乡嘛。这儿又能赚钱，本地人又不欺咱，生活条件也好，我安家在这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河南老板葛晓峰追着我要想说的就是这些话。他的这些话确实让人听了感动，我想就是常熟人听了也会涌热泪。其实常熟人都明白：如果你们捧出的不是一颗心，要想留住任何一位无论是有钱还是穷光蛋的异乡游子，都是件极不容易的事。然而常熟人今天做到了。他们是在遵循小平同志理论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做到的。对这事本身受教育的不仅是像葛晓峰那样的异乡客，就是常熟人自己我想也应该是一种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教育。几千年来，由于地域上的自然差异，富土上的民族或部落甚至国家，总是排斥那些来自地域自然条件差的穷人。这种民族的、文化的、传统的和心理上的差异，构成了富国排斥穷国、富地排斥穷地、富人排斥穷人的习性，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这样的问题，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它在我们中国也同样存在，即使在今天。然而从河南老板葛晓峰以及他身边的一批已经顺利从自然条件落后的地方迁移到富地常熟的现象中，我们应当欣喜地感到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上的繁荣，而且可能是包括民族大融合在内的历史性进步。

应当指出的是：常熟人办常熟市场带来的不仅是吸引像河南人那样的、在常熟发了财又在常熟扎下了根的现象，而更多更重要的是那些来常熟并通过常熟这个市场采到了“花露”又回到自己那儿酿出了更多合味“蜜汁”的辛勤“蜜蜂”……

有道是无蜂的花园不是好花园。我想，觅不到蜜露的花园应当说也不是好花园。常熟服装市场能吸引全国各地的经商者蜂拥而至，究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儿批发到的服装稳赚钱。采访中，就这一问题我向各类外地来的经商者作了详细调查，结果是百分之百的客商告诉我：从常熟服装城内批发到的商品，其利润率在任何时候都能保证在30%左右。这样一个“任何时候”可包涵了许许多多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诸多内容，它说明了那儿的商品价格上具有的“三维”优势。

商品价格从来是决定一个交易市场繁荣与衰落的重要因素。

任何一个时间内、一个空间内、一个地点内的服装商品，只要你不具直接批发地、直接原料产地、直接生产加工地中的任何一个条件，你就永远无法与常熟市场相竞争。而像常熟这样既具备坐落中国南北之间的地理优势，且是设施一流的批发地，又是棉纺原料出产地和有数千年服装加工生产最高水平的三位一体之地几乎难找。然而，服装界的行家们说，这仅是促成常熟市场繁荣所占的天时、地利的两大优势，还有一个可能是最重要也是其它地方的市场办得最欠缺的因素，即“人和”二字。

常熟人表现在办市场中的“人和”二字，包括了两方面的重要内容，即政策上的宽容和心理上的包容。

当我向市委领导探究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时，他们认为：对一个市场来说，政策将决定其一切。有什么样的政策便有什么样的市场。近几年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几乎都掀起了办市场热，但真正办得好的能坚持办下去的并不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地区在对市场的管理上过严过细，甚至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所以导致今天轰轰烈烈，明天就关门倒闭的结果。然而在常熟经商的几万客户们却反映这儿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客商们在这一点上最感到满意的是，常熟服装市场从始至终一直实行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原则，特别是对商品价格的彻底市场化：即产销者对商品的价格完全根据市场“气候”自己决定。在那里，无论你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无论你是国营的还是合资的，所有进入市场的商品，其价格一律平等地无条件服从市场的走势。常熟服装市场实际上是一个服装批发集散地，它的零售额仅占总成交额的百分之几。而来常熟市场上搞批发的又差不多都是外地客商。这就是说，由于它实行的是市场价格的自由，真正赚钱赚大钱的正是这些搞批发的外地客商。

那么，由于实行价格的完全自由，完全放开，它给常熟人自己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一句话：他们少了利润。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然而这是事实。

我明白这一事实也是在我走入常熟人中间之后才恍然大悟，才更加从心底里敬佩为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而作出自我牺牲的百万常熟人……

这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约4点左右，我独自出了饭店朝服装城走去。此时东方刚刚露白，我以为起得很早，本意想看看商城的早市成交热。结果见了几位骑摩托车的常熟本地人都已准备回家了。我拦住其中的一位问为什么这么早就结束成交了？

“不能再晚啦，再晚我每件衣服就又要少卖一块钱哪。”货主说。

“那是怎么回事？”我问。

他说：“再晚，上市的人就多了，货比货你就只能少卖钱嘛。”

“难道在这儿的一个市场内一天中还有几个时价？”

“你可能不是做生意的吧？”货主看看我得到证实后，便坐下来有意跟我聊了起来。他说在常熟地盘上生产服装的人是很难赚钱的，因为竞争太激烈。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大小不同的服装生产厂，由于市场上的价格是自由的，所以生产服装的人都想尽快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卖个好价钱，快些周转资金。这样就出现争客户。你不是刚才问我为什么起这么早就把货卖掉了？也就是为了争客户呀。时间晚了没人要你货你不就惨了吗？他说他是小户，每天生产出的货都得上市场来销，而那些生产大户则直接把客户接到家里。到市场上销就得注意时间段了，外地客商一般都是当天购货当天运走。近的有车直接走了，远的赶早班汽车托运。所以我们卖货的就要赶上他们运输前的那个时间，才会稍稍有个好些的价格，否则到了中午、下午就上不去价了。

我问他卖出的是什么服装，他说是小童装。

“多少钱一件？”

“8块。”

“这么便宜？有没有利润可赚？”

“基本没有。”

“不会吧，没利润你还干它做啥？”

“在咱常熟都是靠做服装吃饭，你不干这干啥？”他说他讲没利润是实话，不信可以上他家看。

我问这没有利润是怎么回事？

还是市场上把价格放开的原因。他说：“做一件小童装成本就是7块，另加一块是生产制作费，这不就没利润了吗？如果讲利润则都到了批发商和销售商手里去了。像一件童装批发商从我手中买走8块钱，运到别的地方转给销售商一般总要加出三五块，这批发商除去各种费用不会少于30%利润的。而从常熟8块钱批来的一件童装到消费者手里至少在15元以上……你是北京来的？嗨，我们这儿的服装上你们那儿利润就更大了。同样一件夹克在我们常熟只卖到45元，可在北京商场里就得卖120到150哩！”

“产销价差这么大，那为什么你们不把价提高些，利润不也就出来啦？”

他朝我笑笑，说：“这你就不懂了，在常熟任何一种新款式新产品都不可能把价格提得很高，即使有时也可能冒一冒，但出不了三五天就会回落。”

“那是何故？”

“自由竞争激烈呗。你可能听说我们这儿只要一个新产品在市场上露面，只要一种服装能卖好价钱，不出三五天这种产品、这种款式的服装，就会在整个市场上铺天盖地地出现，那先前好的价格就一下泡汤了。‘毛利三分吃饱饭，毛利七分饿死人’，这句话在我们常熟服装界是句至理名言。谁要是违背它，谁可能就会吃大亏。它的中心意思是你在这儿做生意要想做得好就必须采取薄利多销的战术，如果违背了它，一时你可能吃了一个胖娃娃，但到头来吃苦头的还是你自己。咱这儿开始不是没有这号人啊，包括那些大企业啊，他们出了一种新产品新款式，投放到市场后可能每件比平时的利润高出几块十几块，这时按这儿的规矩你就不能这么做，你问为什么？道理太简单，咱常熟搞服装的几乎90%以上是农民，他们一般不怎么会独立设计服装款式，事实上除非那些有特别多资金的人，才会自己独立搞款式设计。像我们这些中、小户一般都没必要也不合算自己专门设计新产品，再说市场变化那么快，像‘秋艳’、‘圣达菲’那样有实力的厂家，一天就要向市场推出好几个新产品，而且人家有专业的高级技术人才，我们能跟得上比得过他们吗？比不过的。比不过就学人家。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常熟农民们大多数虽然自己不独立设计服装，但对哪个产品式样好、哪个产品不好卖都心里清楚。同时在长期的跟别人后面走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一套本领，这就是极强的摹仿力。如果你拿一件皮尔·卡丹服装来，我们也能用几天时间把它摹仿出来，粗一看—模一样。你信不信？”

我笑说：“为什么现在市场上伪劣产品太多了，大概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摹仿高手太多的原因吧？”

这位常熟人连连摆手，说你这就完全说错了。他说他们常熟人不会有一个人去做这种事。他解释道，他们常熟人不会去干假冒像皮尔·卡丹那样的事，倒也并非所有当地做生意的人都那么老实巴交，说到底还是因为受服装市场及其价格的影响。你想，做一件皮尔·卡丹那样高级的服装其用料和做工就都会很大，这样一件衣服成本也就必然很大。你土农民一个，拿出去一件即使跟皮尔·卡丹一模—样的东西，可人家照样将你当几十块一件的普通服装来向你要价，那时吃大亏的不还是你吗？话说回来，像皮尔·卡丹那样质量的服装在我们常熟能做出来的人有的是。只是我们这儿独特的市场价格决定了我们做那种产品，干那种假冒的事只会吃亏，所以才不去干嘛。再说，我们常熟人也有自尊，像你们北京的“红都时装”不也是我们常熟“小裁缝”田阿桐的手艺吗。要我看，我们这儿产的“秋艳”等一类服装其工艺不比皮尔·卡丹那样的外国名牌差哪儿去。你们大城市里人就是有点儿迷信洋货，可洋货跟我们的“土”货差多少价？几倍？几十倍吧？而且你可能也知道，像中国市场上的皮尔·卡丹一类外国服装实际上都是在我们中国生产，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就因为贴一张名牌商标，价格几十倍地上去了。时间长了，你们大城市里的人也明白过来一点了，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商场都到我们常熟来进货，这不是很好的说明吗？说穿了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穿服装图啥？不就是款式新一点，做工好一点，价格便宜一点吗，而这三点我们常熟正是全有了。

一个农民服装商能有如此精辟的“服装市场观”与服装营销理论，真使我大吃一惊。然而令我更加吃惊的，还是常熟人在支持和维护服装市场的自由价格中所作的，每年有12亿人次的受益者没有看到或没有想到的那部分可贵的特殊贡献。

常熟服装城内的“王府井”——招商场总经理马盛元给我讲起了一件事。有一日，乔石同志到他的商场视察，见这儿同样一件衣服，可比北京要出奇地便宜。于是乔石同志就问，为什么这儿的服装卖得这么便宜？马总说，这儿的服装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实行市场自由价格后出现激烈的竞争，生产服装者的利润就是劳动力本身，而劳动力本身计入生产者的利润之后，就形成了常熟市场上的服装价格大大低于其它市场的现象。另外加上常熟又占有棉纺原料产地和产品直接生产地的优势，这就构成了到这儿批发和购买服装总是能赚钱的根本所在。

劳动力等于生产利润——这就是常熟人民在开拓市场经济的征程上为我们所作的特殊贡献。

本来，作为一个地区的一个市场，当地行政部门为了维护当地的利益，是可以出面对市场价格作一定干预的。比如某一种服装在某一个季节，当地有关部门可以定出一个统一的价格来对待外来客商，这样就能使生产者的利润在一定额度上有了绝对保证。可是常熟没这样做。为什么？服装城的负责人坦诚地表示：既然是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地方保护主义。我们常熟服装市场实行的是自由价格，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这对服装原料、加工和生产者的我们常熟人而言，可能每出售一件服装、每批发一个产品，少了一块或几块钱的收入，然而我们对社会却多了一份贡献，尤其是对繁荣市场起了积极作用。对这样的利益牺牲，我们常熟人感到值得。与其把河塘里的鱼都捞尽，倒不如将它放入活水里自由地养大……这就是常熟人面对自由价格的冲击所坚持的态度。

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位本地货主为什么说“没有利润”的真实涵义。其实，亏本生意是没人做的，常熟人所说的“没有利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作为商品，他们从家里或者还是从国营、集体厂里拿出的服装就以生产成本投入到市场，确实“没了利润”。但另一个方面，正是他们以仅有的与生产成本等同的价格，将产品投入到流通领域，才确保了市场价格的绝对优势。而一个繁荣、稳定的市场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者所从事的产业的空前繁荣与持久稳定。

常熟常熟，常种常熟——这个道理，大概只有聪明、精明、高明的常熟人才对此最有深谙的理解与实践。

在乡村采访时，我问一位个体服装生产者从事了多少年服装生意。他说打服装城开张到现在他一直没停过。我又问他的服装从生产出来到销售完每件平均赚多少钱？他说1到5元。我问为啥不多赚点？他说常熟市场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市场，尤其是价格。非特殊情况下不会出现某一种商品持久地上扬。同样，只要跟着潮势走，你也不可能一直坐背水。如果你想赚大钱，那或者投入大，或者得动脑研究和推出新产品。如果这两条哪一条都不占，那你就得提高和改进劳动技能，尽可能地降低劳动成本，否则就没有路。他说他10年来之所以还在做服装，靠的就是最后一条路。即努力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能力。

“10年前我带着妻子女儿3个人一起干，一天最多也就生产十几件衣服。现在我一天至少要出产二三百件。靠的就是技术与设备的提高。”老板很自豪地领我参观他用做服装生意赚来的钱而修起的一幢别墅。在常熟，像这样靠双手勤劳致富的大有人在。我想这应该算作是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所作牺牲的一种回报吧。

正当我和常熟老乡谈得十分投机时，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老板急匆匆地前来找他。于是常熟老乡很抱歉地说对不起，他必须马上去帮一下忙。我问什么事？他说他的邻居——这位浙江老板的厂里出了毛病得去看看。浙江老板的厂怎么在这里？常熟人为啥如此热心地对待冲到自己家门口抢饭碗的外地客商呢？……一连串百思不解的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等老乡回来，我终于弄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位常熟老乡与浙江老板是在生意中认识的。那是5年前的事，当时这位姓陆的浙江老板初来常熟，不摸门，进货时没直接找当地货主，半途被一位沈阳来的奸商给骗走了十几万元的货款。正当陆老板走投无路时，事情被我采访的这位常熟老乡知道了，他把浙江人接到自己家，安慰说你先不要着急，我这儿正好有一批货你先拿去。浙江老板说我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拿不出了，哪还有啥本钱进你货嘛。常熟老乡说，我的这批货你只管拿去再说，货款用不着现在就付，等你回浙江把货卖掉给也不迟。当天他帮助把货托运妥当，并掏钱买了车票将浙江陆老板送上车。几天后，浙江陆老板风尘仆仆赶回常熟，一见帮助他的常熟老板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地说道：“您是我的救命恩人……”俩人从此成了好朋友。后来浙江陆老板在常熟发了大财，又在当地买下了一座服装厂。由于陆老板是外地人，加上对服装生产并不在行，平时一有事总要请他的常熟好友帮这帮那。而每逢此时常熟老乡也总不厌其烦地进行各种指导，为此耽误了不少自己的生意。于是就有人说是你帮浙江老板发了大财，现在该人家重谢你的时候了，你不敲他十万八万的？这位常熟老乡摇摇头说，别人有难帮一把是应该的，不管他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做了好事再去敲人家的竹杠，这不是我们常熟人做的事。后来有一次，那位陆老板真的拿了10万元钱要谢他的恩人。可人家常熟人就是不收，说你们外地人现在能在我们这儿办工厂赚大钱，就说明咱常熟有魅力，引来了“金凤凰”，作为常熟人，这就足够了。

“瞧人家常熟人啥修养？我不在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地方做生意还到哪个地方？”浙江陆老板听说我是来采访的，非要与我见一面，并不时这样说道。

有一天我正在采访服装城办事处陆关生主任，半途他被银行的一个会议叫走了。“你也去吧，这个会很特殊，有不少外地在常熟做生意的大老板都去。”陆主任的话，无疑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便跟他进了一家宾馆的会议室。

走进会议室，见里面座无虚席，原来是市农业银行的行长们在此举行一个特别主题的会，叫做“星级客户”恳谈会。开始我并不明白这“星级客户”是什么概念，后来经银行行长一介绍才得以弄清楚。所谓的“星级客户”指的是在服装城内的农行办事处单户存款在50万元以上的存款户，这是常熟农行给市场大户的一个特别荣誉称号。我没有调查在全国金融系统是否有过这样的先例，但常熟农行的做法令我深为佩服。他们想客商所想，急客商所急的行动，真可谓把工作做绝了。在此次恳谈会上，农行行长在一片赞扬声中，又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那些口袋里装满钱的大客商们，做出新的三项承诺：延长营业时间，由过去的12小时变成24小时服务；凡“星级客户”享受贷款优先；经商中发生金融问题紧急时可直接找行长……

主人召开这次会议对我和到会的那些客商们都是在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看不出半点的做作。正是因为这一点，连我这个跟常熟银行无任何关系的人，听了行长的一项项承诺后，心头不知咋的也好一阵热乎乎的感觉。

散会时，我找了一位福建客商请他谈谈对当地银行过去和现在的种种做法的直接感受。因为这位老板当时就要去交易一笔生意，他只在我的采访本上匆匆写了八个字：“肝胆相照，坚强后盾”。

“作家同志，我指的不单是常熟银行……”已走出了很远，这位福建老板回过头对我说。他后面的话没说完，但我明白其意，并更明白其意的分量。

从服装城形成的那天起，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工商、交通、公安、金融等那些以往被广大个体经营者称为“见了就怕”的管理部门，放下架子，坚持不懈地以服务者的形象和服务者的姿态出现在市场、出现在经营者之中。他们宣传的是“你经商，我欢迎；你赚钱，我收税；你困难，我帮助；你亏本，我同情；你违法，我查处”的办场原则。他们倡导的是“实行宽容政策，创造宽松环境；上下齐抓共管，不留文明死角”的工作标准。他们力求的是“确保客商进得来、留得住、赚得着、睡得稳……”的完善服务。而仅仅上面这三句话，要把它做到做好，就足见其苦心了。然而服装市场的经营者们说：这里的管理部门说的与做的确实一样。

不妨你试一下去工商、税务部门办套营业手续，你会发现只须半天时间就全能办完。

不妨你试一下在这万商云集的庞大市场里报次案，你会发现不出三五分钟，商场的保安员、“110”警务站的快速行动干警会即刻出现在你面前。

不妨你试一下想存一笔钱，这里的33个储蓄所你可举步即至……

在一个市场，赚钱者和被赚钱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通常是矛盾和对立的。在我们所知和不知的许多本来不错的市场，搞到后来慢慢衰落与消失了的主要原因，常常就是出在赚钱者和被赚钱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对立上。常熟服装城并非不是没有这种矛盾和对立，然而常熟人用自己的心和真诚彻底化解了这种矛盾与对立，把在市场商业行为中单纯的相互赚钱的关系，变成了相通互利的社会主义合作发展关系。

“市场至上，客商至上，服务至上。”服装城的主力市场、“招商场”总经理马盛元的话，掏出了他们在管理和对待市场与客商问题上取得成功的真谛。

以“招商场”为例，这个如今拥有好几个亿固定资产的服装城的“王府井”市场，是20年前的前任总经理顾邦君靠那么60万元借款，在湖泾村的“一亩三分地”上一步一步滚起来的超级商场，从创建开始到今天，一直坚持着“招徕商贾，荟萃信息；搞活流通，服务城乡；立足本市，面向全国”的办场宗旨。现今也已当了六七年“老总”的马盛元告诉我，他商场现在的实际固定资产约为4个亿，每年“招商场”有2000万元的利润。我一听，心想当这样的老板实在可以高枕无忧了。但马盛元却说，要是我商场的账上钱特别多，我就有些睡不着觉，因为这就说明我办市场的工作出现了问题。你想，我的钱是办市场赚来的，严格说是因为每天有那么几万十几万来自全国各地的老板们在这儿经商才使我们有了钱，而要是我们钱多了，存在银行里不动，不就说明我们市场的发展及各项服务工作没做好没做周全吗？

“商界有句‘不会赚钱的老板存钱，会赚钱的老板用钱’，说的是不是与你一个意思？”我忽然想起哪本书上有过这样一句话，便请教起马总。他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商界确有一批会赚钱的老板很少把资金存在银行不动，他们努力把赚来的钱投进去是为了自己赚更多更大的钱。但对我们“招商场”就不全是这样了。市场市场，为的是让客商们有经商之市，有赚钱之场。如果办市场的人不把眼睛放在如何办好市场，而把目光只盯在自己怎样赚钱上，那这个市场必衰无疑。“当然，我也用不着给自己涂脂抹粉。说我们一点不想赚钱也是假，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首先要把市场办好。这个好不是你自己说的，也不是一两个客商一两篇报道说好就好，要看整体，要看是不是留住了客商，是不是绝大多数的经商者赚到钱了，而且还要看赚钱是不是能永久能升值”。

又是一个新鲜观点。我问：“什么情况下赚的钱能永久能升值呀？”

“那就得看这个市场是否有长久的寿命，是否有超越于别人的足够优势。”

“如果做到了这两点，又如何来理解让客商赚永久钱赚升值钱？特别是升值钱，怎么个升值法？”

“永久的市场对客商来说就可以赚到永久的钱。我们常熟服装城自创建以来10年有余，现在的几万个老板十几万个批发商也基本上一直是固定的，特别是对我们本地以及周围地区的几十万农民服装生产商，他们的经济收入几乎是与服装市场共命运。服装市场永久，他们的经济也永久；反过来说，他们的服装和生产业的永久，也促进了服装市场的永久。至于说到赚升值钱，这要看市场本身的发展和内部的运行机制。在我们常熟服装城开办的十几年间，所有经商者凡租赁市场摊位和门市的基本都是年年经营赚钱、摊位和门市也年年升值……”马盛元的这一番解释，方令我对常熟市场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马盛元告诉我，他还曾因自己的年终奖太多而睡不着过。按他作为一个年创收利润2000多万元的商场总经理，他每年可以拿十几万元的奖金，但马盛元当“老总”六七年中从没拿过这么多。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一、如果我拿了，心里不平衡，我是个党员。二、如果我拿了，下面那么多经理、科长怎么办？三、如果我拿了，是不是说明我的市场各项工作都做得无可挑剔了？事实不是这样，市场管理上还有很多事要做……所以我不能拿。

这就是一个常熟农民市场管理者的胸怀。

在我采访的那些日子里，亲眼目睹了这样一批有头脑、有干劲、有远见、有胸怀的市场管理者与开拓进取者的风采——

一个周日的早晨，我无意在商场碰到了徐国强书记。我问他为什么假日都不休息，他说一到上班时间就有许多事推着你去干，周日就有了些空，一空便想下来找干部找客商们聊聊，一聊，事情就出来了，那又得逼你去干……

市场每早6点开张，晚上6点关张。商城各部门的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也都得从早到晚地跟着商市的时间表走。市场经理们这样说，在他们的日程表上从来就没有星期天、节假日，360天，天天两班倒早已是他们的习惯。

为了给服装城、给万千商贾创造一个舒适的卫生环境，市委书记、市长等市领导班子成员亲自坐镇，组织指挥……

……

可以有一百个这样的镜头。可以有一百个这样的人物。所有这样的镜头和人物，都是在做一件共同的事，那就是建设市场，服务市场，发展市场。20年来，常熟人为了这样一件事，他们投入了十几个亿的资金，建起了一个以服装、针织、布匹、小商品市场为主体，融新兴产业、经济交往、房地产业、金融流通、旅游服务、交通运输为一体的现代化“城中城”：

——这个“城中城”，有200条水陆线路，每天联结着除西藏外的全国所有省市区的2000多个城乡商业网点；

——这个“城中城”，有30多个各具特色、各具规模的专业市场，每天在它的内部和周边完成着日创4000万元的贸易额；

——这个“城中城”，有千家农户舍出自己的家园，有万台织机敞开自己的胸怀，每天安顿和留住了20多万经商的外地老板与打工妹……

有一位台商告诉我，前年底他在旅店丢失了证件、护照和钱物，服装城的公安人员仅用半小时就在苏州车站将小偷抓获。这里装备精良、措施严密的保安系统令他来此投资与经商十分放心。

有一位浙江客商告诉我，那年广州的一位老板与他发生一笔货款纠纷，无奈中他求助工商局的同志。工商局的同志二话没说，竟几下南方帮助把货款如数追回。

有一位安徽的“计生”干部告诉我，她所在的县有几万名育龄妇女在外打工，如何做好这些长年在外的“超生游击队员”的计划生育工作，是最令她和政府头痛的事。可她对在常熟市场上的数百名她所在县的育龄妇女十分放心，原因是常熟服装城里的计划生育工作替他们做得比自己还好。而服装城的“计生”干部丁巧玲介绍说，她管辖的12000多名在此经商的育龄妇女，自1992年来，年年保持计划生育率的100%和节育率的95%以上符合政策规定。她仅讲了一个她与同事为了让一位河南女客商做手术，亲自下厨房，上医院当“保姆”近一个月的经历，好不催人泪下……

常熟人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一个让人放心，让人满意的赚钱与经商的好环境。而有了一个好的环境，便有了正如徐国强书记给市场下的定义那样：能赚钱环境好＝市场繁荣。

第五篇常熟：50000个服装老板的沙家浜第四章小裁缝引发大革命

1997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喜庆的年份，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要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原来属于自己的“东方明珠”香港。

150年前，一个泱泱大国竟被西方的几艘炮舰打得割地求和；150年后，这个泱泱大国的12亿人全都沉浸在宝地失而复归的喜洋洋气氛之中。用150年的代价，换来这个不寻常的从耻到荣的结果，我们在喜庆之后，是否应该认真地进行一次历史的沉思。

结论并不复杂，因为过去我们穷，穷就挨打，受欺侮，现在我们终于强大了。

150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是个很短的一瞬间。同我们中国相比，当年打败我们的英国其本土、其人口、其历史，都不能同日而语，可是他们赢了，赢得让我们那些扎长辫子的祖宗们瑟瑟发抖。其实英国本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当时已经开始了持续近两百年的那场“工业革命”。就是从18世纪就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这个欧洲西海岸的区区小国称雄世界，到19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发达、最富有的一流强国。即使到了20世纪，我们仍不得不承认它依然是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富庶国度之一，它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用我们现在的速度，仍可能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才行。

英国人了不起在于它那场使它强大了近三四百年的“工业革命”。当我们今天有兴趣掀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联合王国发达的面纱时，竟发现它最早的“工业革命”动源，与我们的常熟人开始市场经济的动源同出一辙：都是一台纺织机！

工业革命前，英国原是个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农业国家，当时人称“快乐的英格兰”。它的居民有80%从事农业生产。由于英国很早就把自己的大量羊毛卖给欧洲邻国，这使得它的农业经济比当时任何国家都具有更深刻的商业性质。随着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逐渐密切起来。走过“圈地运动”和“海盗生涯”后，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便创纪元地进行了后来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生活与人类进步的大工业革命。这场革命最先肇始于棉纺织工业部门。当时英国有过这样一项法令：凡死在英国领土上的人都要用毛织的寿衣来入殓。但与此相反的棉纺织业则是英国一个新兴的工业部门，由于没有传统的束缚，这个部门的技术革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懂行人知道，棉纺织业有两个重要门类：纺纱与织布。这两者必须保持平衡，生产才能正常。可是在1733年，兰开夏的一位钟表匠发明的飞梭，完全彻底地打破了这种平衡。用飞梭取代手工引线，使织布效率提高了几倍，这样纺纱的人就赶不上织布的了。这“纱荒”潮让英国人着实头痛了整整30多年，直到1765年有位名叫哈格里佛斯的人发明了“珍妮纺织机”，才算透了口气。

大胡子哈格里佛斯每天下班后看着妻子珍妮很劳累地纺着纱，心疼地叫爱妻早些休息。珍妮“哎”了一声，手一松，不慎将纺车碰翻在地，纺车子则仍带着那只锭子飞旋着。哈格里佛斯看着看着，突发灵感：如果把几个锭子同时竖起来，效率不就可以比横锭纺纱车快出几倍吗？第二天正是星期日，哈格里佛斯一早起来就干开了他拿手的木工活计，一台多锭纺纱机很快就在这位英格兰汉子手下完成。妻子一试，连声“OK”！为了表示这台机器是给爱妻的礼物，哈格里佛斯特意把它取名为“珍妮纺织机”。就是这台木工哈格里佛斯发明的小机器，连我们伟大的恩格斯都这样评论道：“珍妮纺织机降低了棉纱的生产费用，从而扩大了市场，给工业以最初的推动力。”瞧，小小的“珍妮纺织机”多了不起！

但是“珍妮纺织机”还有更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诞生还导致了无产阶级的产生！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唐突，大胡子哈格里佛斯给爱妻做的一台小小的纺织机怎么可能与我们伟大的阶级、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的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在了一起呢？只要我们细细看一下后来因“珍妮纺织机”而引发的一系列工业革命运动，就会明白事实正是如此。

当时在英国由于棉布需求量的增加，织工的工资不断上涨。因此一些原来织布的工人开始放弃以往兼营农业生产而专司织布业，这样就在英国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批无产者。他们没有了自己的财产，只靠工薪维持生活。此外，“珍妮纺织机”的问世还促进了纺织业中分工的发展，结束了过去那种纺纱与织布在同一屋完成的生产关系。操作“珍妮纺织机”是个力气活，男人们就渐渐成了这职业的主导群体。许多家庭往往靠男人所从事的纺纱工作得来的钱维持生活。同时另一些家庭因为买不起“珍妮纺织机”，使用过时的手摇纺织机又无济于事，于是干脆放弃手摇纺纱而专门从事织布。这样纺纱与织布同在一个家庭完成的现象彻底消逝，而替代它的是明显的职业分工。这种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业分工，由于各司其专业，使得纺织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剧。而专业化的加剧又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更加明显。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无产阶级也就在这个时候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具自己阶级的特征。

“珍妮纺织机”的历史功绩，似乎超越了当时整个英国社会所给予它的评价。它诞生后为人类造就了一个崭新阶级的同时，又大大促进了另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强大活力，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突飞猛进。

随着“珍妮纺织机”带动的纱绽日渐增多，以人力作为纺纱动力显然越来越难以胜任。1769年，理发师阿克赖特，在哈格里佛斯基础上发明了能解决动力因素的水力纺织机。这使得整个英国纺织业又大大地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并真正推进了近代工厂制度的出现。所以别看理发师的技术是从一位木匠那儿窃来的（当然毕竟阿克赖特有其自己的创造），但在普遍意义上人们还是一直把他当作英国近代工厂制度的始作俑者，这一点我们的马克思也赞同。

木匠哈格里佛斯和理发师阿克赖特的发明，为英国社会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生产革命、技术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革命。这三大革命后来由英国发展到周边国家，直至整个世界。过去我们一直把英国的工业革命归功在瓦特的蒸汽机发明上，是有误的。其实瓦特的这一人类性发明，是完全始于“珍妮纺织机”和水力纺织机的基础上的，而且瓦特的蒸汽机最初应用，也仅是为纺织工业服务。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珍妮纺织机”开始，至水力纺织机、到瓦特的蒸汽机，英国社会的一场后来曾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工业革命，就是这样产生的。

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英国人靠一台“珍妮纺织机”改变了自己，创造了富有，同时它也改变了人类，包括出现了后来像我们的香港被它掠夺走的命运。一台“珍妮纺织机”带给英国人更多的是文明与进步，对人类也是这样。

我的主人公——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常熟人，或许自己尚不清楚他们正在走的路，与现今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的英国的经济最初发展模式为何如此吻合！

常熟人自然不会想到，或许他们就根本不想这么想、这么比较。但有一点他们应当明白，他们今天在走有自己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中，萌生的许多追求，许多举措，许多创新，实质上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这就是从实际出发，抓住当地当时自身优势，把握机宜，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对自我价值与自我财富及自我发展所抱有的创造天性、本能追求，并使之成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源。

就其形式而言，今天的常熟人与当年工业起步时的英国人在生产力发展现象上十分地相似。但就其本质而言，则是十分地不同。当年的英国人运用纺织机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常熟人运用纺织机则是生产关系出现改变时的一种有序进步。但对两种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同一现象我们可以用同一种结论，那就是不管是昨天的英国人，还是今天的常熟人，他们从自我发展的自我条件出发，同样依靠一台纺织机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即为了改变自己的落后，增加自己的财富，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虽然我们不能预计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纺织机，是否也能像昨天的英国人一样后来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命运那样，令人激动人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常熟人今天手擎纺织机，终有一天也会让世人所惊殊！事实上这种强大的工业化、商品化、资源化、财富化、实力化，已经从他们身上显示了出来。只是过去没有人这么讲，没有人这么去想而已。任何一场深刻的革命都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被人们有所认识。常熟人的经验，或许在更长一些时间后，更能让人从本质上理解和认识到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所起的某种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暂时让我放弃这种预言，带着读者们一起去看一看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纺织机而带来的那场正在涌动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吧。

常熟这场革命的产生，首先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始于棉纺业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常熟这个地名始于宋代，当时的官人取名这块“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地为“常熟”，可谓聪明备至。常熟常熟，常种常熟。常熟常熟，种什么熟什么。常熟人富裕首先要感谢先圣虞仲开垦出来的那片让老天爷都无法拒绝不熟的肥沃土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出现，而早期的中国民族工业，又都以与人们生计十分紧密的日用品工业生产为起点。常熟作为粮棉产地，又近靠上海、苏州等城市，这时期便出现了一批商人到这里办厂的浪潮。如江西籍盐商独资27万两银元，于光绪30年在常熟支塘镇建的“裕泰纱厂”便是一例。此厂占地200亩，所引进的设备都是1888年英国“道勃生”和“汉斯顿”制造的纺织机，其生产规模在中国早期纺织工业可算非同一般。20世纪20年代，又有一批上海、无锡商人到常熟开厂，形成了常熟纺织业工业第二个发展阶段。之后是抗日战争开始，上海、无锡等城市的工厂又为免受日军飞机的轰炸而纷纷搬到离城不远的常熟乡村，这客观上又给常熟纺织工业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其实上述原因还远非是常熟纺织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常熟纺织业之所以今天能成为当地人民走向市场经济的“火车头”，主要还是常熟人自身的条件在起作用。

在常熟的浒浦镇，人们告诉我一个很有点像18世纪中叶的那个发明了“珍妮纺织机”的大胡子哈格里佛斯式的人物，不过这个人物是位女性，她叫季根仙。不知是因为她的祖先季陵是宋代名将之故，还是她生来就有灵仙之气的原因，父母给她起了如此一个名字。根仙生于1884年，卒于1978年，是位有94岁高龄的老寿星。在她的家乡浒浦镇大居家宅基，乡亲们为她塑了一尊像，这是常熟土地上唯一一尊老乡们自发地为一位平民农妇塑的像。在常熟市内，政府也为季根仙塑过像。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上点年岁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出口创汇产品中有一样就是在世界手工艺界也享有盛名的“常熟花边”。而中国的“常熟花边”的开山鼻祖，便是季根仙这位活了近一个世纪的农妇。

1919年，家境贫困的青年妇女季根仙去上海徐家汇投亲，经妹夫介绍，受洗礼加入天主教，后跟教堂一位外国修女学手绣花边，时约半年。因季根仙心灵手巧，所绣的花边不但超众，且在工艺上既承外国之技术，又融中国传统手工之精华，在质量上堪称开辟花边之一代先河。后季根仙回故里浒浦便开始以刺绣花边为业，这时总有邻近姑嫂姐妹结群前来观赏。因当时刺绣花边工价较高，且又是手头针线活，学起来也并不费劲，所以每当季根仙做活时就四周拥满学艺者。为了让众农家姐妹们也能学到刺绣花边的技术，次年春，季根仙租下白宕桥居氏一大厅开始正式传授刺绣花边技术兼营发放业务。由于绣花边能使妇女们不仅更加心灵手巧，而且有了一门其收入远超于其它农家副业的本领，所以到季根仙那儿学艺的人蜂拥而至，后又一传十，十传百，到20年代初的常熟一带农村，数以千计的农家妇女都学会了“做花边”。妇女们农闲在家做，农忙带到田头做，也可以在给孩子喂奶时剌上几针，也可以在做饭等火时绣上几行。等一张花边做完交活后，就可以换回数元、数十元现钱。那些手巧的姑娘们三年五载下来由绣花边得来的私房钱，就足够办嫁妆用的了。刺绣花边的这种效应，使得后来常熟一带的民间流传着一种风俗：哪家的姑娘小姐不会“做花边”，就找不到好的婆家，而“做花边”快的姑娘小姐则当然成了婚嫁娶亲的抢手对象。如此的风俗反过来又大大刺激了花边业的发展。至解放前，常熟的花边商行多达300余家，而在常熟周边的县市也出现了数以百家的花边商行。解放后，由于常熟城内有了独立的花边出口业务，乡乡镇镇也都设立了花边收购发放站，所以农家妇女们的这种手工艺，便完全形成了一种地方产业，县里乡里还办了几家专门的花边厂，“常熟花边”也因此成了国家的一个著名的地方出口产品而享誉世界。

1978年，94岁高龄的“花边皇后”谢世，两年之后由她自成一派的“常熟花边”，荣获国家金质奖。

季根仙的“花边传播现象”，看起来似乎很寻常，其实却深刻地揭示了当地人心灵手巧的天性和特有的商业敏锐性。说到常熟季根仙的“花边现象”，我不能不在这儿说一说常熟市场经济中的另一个独一无二的“小裁缝现象”。所谓的“小裁缝”，在当地是人们对那些靠做衣服为生的手艺人群体的一种称呼。你可千万别小看了常熟“小裁缝”。读者知道有个北京“红都”服装店，它生产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服装。然而“红都”的“第一把剪刀”是谁，也许没有人说得上来。常熟人却可以明白地告诉你：那就是他们的“小裁缝”——田阿桐。

常熟是著名的棉花产区，从明代开始这里就有了农民自产自用的土布纺织业。土布纺织业日趋成熟后，便出现了一大批与木匠、泥瓦匠并称当地“三仙”之一的“小裁缝”。特别是20世纪初至解放后，随着脚踩的“洋机”越来越多地替代手工缝剪之后，江南特别是像常熟这样的棉区，几乎村村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小裁缝。在尚未有市场经济时，小裁缝完全是一群个体手工业劳动者，他们靠自己的劳动，走东家串西村地为近邻远亲裁衣缝裤，一天最多能挣得养家糊口的微薄报酬。然而尽管得的是微利，可比起纯靠干农活为生的“田匠”，用今天的话说，那小裁缝就算是“白领人”了。因为他不用晒太阳，不用抓粪灰，而且还能又吃又拿（客家得管饭付工钱）。所以，小裁缝在六七十年代之前的苏南一带非常吃香，不管是男是女，找个小裁缝做对象在当地可算一门“高攀”的亲事了。在这种风俗的影响下，小裁缝就遍地皆是——尽管有的一个月接不上一两桩活，但这并不影响学裁缝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到了7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南一带广大农民先是有了较好的吃，后来又家家户户住进了楼房。人生“吃、住、穿”三件事，到再后来，穿好就成人们生活中的大事了。于是江南一带的小裁缝，便有了从未有过的大发展和用武之地。

1991年秋，在华东地区爆出了一个令中国纺织业同行们震惊的新闻：常熟小镇王市在自己的小镇上举办了一个“农民时装节”。此事在当时不仅引起国内强烈反响，就连外国数家报纸都相继报道。在人们的印象中，像时装节这样极为高雅的服饰艺术的专业盛会，只有那些高雅人才欣赏得了，非一定水准的大中城市不能举办。那些脚上带泥的“土包子”们怎么可能搞这样的活动呢？确实，据说当时有不少人对这样一个几乎全是在种棉花的地里、卖棉花的路上、织棉花做服装的厂里举办由清一色种棉花的人、卖棉花的人、织棉布做服装的人唱主角的“农民时装节”，抱有怀疑。但后来人们发现自己错了，就像上海大明星张瑞芳所说，她开始便是考虑农民兄弟的面子才接受邀请的，可到了常熟王市小镇后这位大明星激动得直掉眼泪。她说她从50年代开始一直演了几十年的农村妇女，以前一演这种角色，导演就让穿有补丁的衣服，好像越破就越像农村妇女似的。可今天到了常熟小镇参加农民时装节一看，她们人人穿得那么漂漂亮亮的，我以后再演农村妇女时就可以对导演说，我也要穿漂漂亮亮的衣服上台了。

王市小镇的时装节如今已办了好几届，且办出了名。费孝通先生曾对小镇时装节给予高度评价，并写下“王市小镇，衣被天下”的题词。说到王市的农民时装节，就不能不说支撑这个时装节的“秋艳”服装了。而今驰名中外的“秋艳”时装，就出在这个王市小镇上。常熟人自豪地向我介绍，他们的“秋艳”作为名牌服装产品，是江苏服装行业最先的一个免检产品。作为企业集团，它名列全国500家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前茅，年产值达两个多亿，利税3000万元。现有职工1200多人，每天生产5000套成衣，可企业自己没有一个专职产品推销员，它的产品年年都是别人追在屁股后面要。“秋艳”所在地的王市小镇，现在大大小小共有120多家服装厂，生意虽没能都像“秋艳”那么火，但全是属于“丰衣足食”。我了解后发现，所有这些厂的厂长是清一色的“小裁缝”出身。小镇当家人向我透露：王市之所以今天能在激烈的纺织业中独领风骚，就是因为这块土地上长期保有一千多名心灵手巧的小裁缝。就拿“秋艳”来说，六位厂级领导个个都是当年的小裁缝。在常熟本地有句很流行的话，叫做“内行当厂长，裁缝打天下”。探究一下常熟服装业发展的因果，你会发现此话不无道理。

如今已有1.4亿资产的“秋艳”集团董事长、全国著名企业家潘炳福，想当年也仅是位吃百家饭的小裁缝。在“秋艳”的本部办公楼，我与这位驰骋“穿”场的大老板仅有一面之缘，但就这短短的瞬间，他那双目光深邃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你说潘厂长的眼睛？那当然。他厉害的目光是出了名的。”常熟的服装同行一说起老潘的眼力，无不流露出敬佩之意。

早在1980年初，那时“秋艳”才刚刚挂牌，没有半点名气。一次老潘在上海人立服装商店获悉：滑雪衫将取代中西式棉衣。当时中国市场上还未出现这种新时装，但老潘认定滑雪衫必将风行中国市场。于是他果断决定转产，并亲自南下广州购料采样，回厂后与技术人员一起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种色彩对比鲜明的独特的带帽女式滑雪衫。此款式一投放到市场就风靡上海城。那穿着最讲究的上海女人，当年为了买上一件“秋艳”牌滑雪衫，可以请上两天假去人立商场排队。据说那年仅人立商场一家，在一个星期内就卖了8万套这样的滑雪衫。

都说老潘爱用双眼去“扫市场”，而且口袋里还总带着三件宝：小剪刀、皮尺和计算器。当他的目光“扫”到一个新款式、好面料时，他就用上自己的“三件宝”，然后回厂开动脑子，用不了几天就出个让同行眼红死的新产品。1983年的一天，老潘又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淮海路等地开始“扫市场”，在五颜六色、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老潘从众多穿中山装的人流身上敏锐地发现已有一部分人开始着起紧身卡腰、线条优雅的西装了，可多数中国人当时仍相对保守。取两者之优，兼顾国人时尚，必胜无疑……老潘一边走一边心中已有一种适合中国市场的新服式了。果然不久，上海商场里出现了一种用中长马裤呢作面料，内托全夹，紧身大方，富有青春活力的“卡曲衫”。新款服装一上市，又在上海并很快波及全国地掀起了一股“卡曲热”。

1984年，老潘推出“航空式”、“森林式”新颖滑雪衫；

1985年，老潘推出白色西装系列；

1986年，老潘推出女式绣花仿毛、粗花呢西装及男女风衣系列；

1987年，老潘推出毛呢“飞龙衫”、“木耳衫”；

再后来，老潘每月推出一个新产品，每天推出一个新产品，到现在一天推出三个以上的新产品……

“常熟小裁缝太厉害了！”一位与老潘屡次交手最终便不知如何再做服装生意的上海服装商如此感叹道。其实，包括上海服装商在内的中外服装界敌不过常熟“小裁缝”的原因是：他们并不清楚现在的常熟小裁缝早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那些吃百家饭的小手工艺人了，这些小裁缝他们后面的牌子都是一个个大企业家。他们之所以在市场上驰骋自如，是因为他们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他们可以自己设计款式，自己决定生产，自己走入市场。面对这样的对手，所有一般意义上的服装商不甘拜下风才怪！

而且，常熟“小裁缝”还有一个更厉害之处，那就是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说起这一点，我不得不给读者介绍另一位常熟“小裁缝”。

他就是以“波司登”品牌而驰名国际服装界的江苏康博集团总裁高德康先生。

你也许无法想象一个小裁缝出身的农民所生产的一个服装品牌就值1.58亿元，然而这是事实——对“波司登”品牌价值评估的是江苏省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这个机构是政府的权威部门。

常熟“小裁缝”高德康的康博集团，是一家以生产羽绒、牛仔等系列产品为主的国家级大型服装企业，拥有1.25亿元固定资产，全套引进美、日、法等国先进的服装生产流水线，其“波司登”系列产品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远销美、德、日、俄等十几个国家，是国家羽绒制品中唯一免检产品。1995年康博集团年产值超两亿元，刨利税2850万元，列全国缝纫业十强之一。纺织业在西方人眼里是个即将步入暮年的“夕阳产业”，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夕阳产业”中，我们中国的一个农民，竟把它振兴得如此辉煌灿烂。

高德康是常熟白茆镇人。你别小看这个白茆小镇，它可是有不少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地方。名闻遐迩的“白茆山歌”，不仅是我国东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还是日本民歌的鼻祖。以小镇名命名的“白茆塘”，是太湖至长江的重要泄洪道和苏南水上交通要道。“白茆大米”更是过去皇宫里的佳肴。现今的白茆依然物产丰富，名流辈出。“波司登”名牌与老板高德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小裁缝于1975年出师，但不久，“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那种极左思潮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死寂的中国大地重新开始有了些生机。就在这时，我们的小裁缝高德康不甘寂寞，领着他的11位师兄师弟组成了“康博”的前身——白茆山泾村缝纫组，全部家当是他们自己的8台缝纫机。在开始的许多年里，像所有常熟“小裁缝”一样，高德康他们干的活不是来料加工就是替别人代做活。但后来情况就很快发生了质的变化。

常熟离上海很近，所以上海很多名牌服装过去一直是采取由上海市内设计——常熟“小裁缝”做工——再回上海市场销售的方法。以上海为中心的我国南方服装生产业，几十年一直沿着这样的方式，现在还是如此。常熟服装业今天为什么会立于不败之地是有其特殊的区域原因的。上面已讲述过，常熟本身是产棉区，土布交易和服装自制业的历史又悠久，小裁缝多就必然造成制服工艺的不断精细与提高。后来加上像上海这样文明程度和现代技术水平的国家乃至世界一流的大城市的新技术、新款式、新思想不断输入，常熟小裁缝们的自身素质的提高异常之快。又因为常熟小裁缝的勤学肯钻，他们与大服装商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很快由过去的“主仆”关系到后来的合作关系（你上海是设计与市场的老板，我常熟是加工和原料的老板），再后来就变成了我常熟小裁缝是掌握原料、掌握设计、掌握工艺当然也掌握高利润的大老板，你上海人就只能当市场销售的小老板了。

高德康走的就是这条路。

他和他的缝纫组给别人“打工”的时间不算短。后来有两件事促使高德康从为别人“打工”的小裁缝变成了走入市场的大老板。一件事是他一次带着自己厂生产的针织涤纶服装到开封市场销售，因产品质量过硬，一下全销了出去。尝到甜头的高德康从那起就有了一个信念：应该早日打出自己的产品，尽快结束为人“打工”的局面。1989年，高德康的“缝纫组”此时也早已在3年前改成了“白茆服装厂”，这一年他们与上海天工服装厂联营并实际由高德康他们唱主角的“秀士登”羽绒服投入市场后风靡华东，被评为“上海市名牌产品”，双方工厂都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但高德康从自身企业发展出发，开始了更审慎的思考：自己的企业如一直采取与别人联营，打市场、拿品牌的是别人，而且从经济角度自己也是拿“小头”，横竖自己都是“冤大头”。不行，这种为别人做“嫁衣”的历史再不能继续下去了！

1990年，高德康打出了第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的品牌“波司登”，精明的“小裁缝”一开始就到工商部门将这一牌名注册。他当时想的就像今天做到的那样：让真正土生土长的常熟“波司登”，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国际一流质量与工艺的名牌产品，去豪迈地占领世界市场！

“小裁缝”高德康清楚，有过“秀士登”的成功，并不就代表“波司登”也能有名牌效应，质量无疑是一个品牌成与败的关键。而质量并不是一句空话，它涵盖了一个企业的人员整体素质、原料把关与先进技术设备等诸多内容。为此，我们的“小裁缝”一出手就来了个大手笔，筹资3000万元，引进一批用计算机控制的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来取代双脚踩踏的老式缝纫机，当然常熟“小裁缝”特有的手上功夫是不能丢的，而且只能加强。第二步是确定企业战略，把“波司登”作为未来国际名牌从里到外地全方位包装。高德康清楚，他当年与上海人合作打出“秀士登”名牌就是因为质量与工艺取胜于别人，而现在他的“波司登”要超越“秀士登”，并且目标又是放在世界级水平之上，不在生产流程中一丝不苟地苛求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为此，我们的“小裁缝”向全体员工提出这样的苛刻要求：“产品不达国家纺织部颁布的标准不出厂，产品工艺不达国际一流水平的不进市场，产品不达最佳设计不送向消费者。”后来，高德康的这些要求在自己的厂里都得到了实现，因而他的“波司登”也很快在国内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服装界的东方黑马”雅称——

1993年，“小裁缝”的“康博集团”被国家统计局信息中心授予“全国缝纫业十强企业”称号；

1994年11月，“波司登”羽绒服、羽绒被在“首届中国羽绒名牌产品推荐活动”中被确认为“中国羽绒名牌”榜首；

1995年6月，“波司登”羽绒服被确认为“江苏省免检产品”；

同年8月，“波司登”羽绒服又被国家授予“中国公认名牌产品”；

同年9月，“波司登”羽绒服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名牌服装服饰博览会获“名牌金奖”。

同年10月，“波司登”羽绒服被确认为“中国羽绒制品专业委员会监制产品”、“国家服装质量监督中心跟踪产品”；

还是这年的11月，“波司登”服装被确认为“全国服装市场认可名牌商品”；

1996年2月，“波司登”羽绒服装获江苏省产品采用国际标准验收合格证书；

同年5月，“波司登”作为唯一的羽绒服特许产品进入亚特兰大奥运会。

……

10余年中，“波司登”的品牌争跃至全国同行之首，并牢牢地稳居头把交椅，并且驰名中外。

你读到这里是否与我一样深深地领教了常熟“小裁缝”的真正厉害之处了？是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某一先进性，常常最有力的就是它的民族技术先进性。我说常熟不败讲的就是它在服装行业中那种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优势，是任何一个别的地区、别的国家都恐怕难以战胜的，而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

常熟小裁缝掀起的“波司登”浪潮，我想我和许多北京的男士女士们都会有深刻印象。那冬日里无论你走到哪里，“波司登”会带着御寒的丝丝暖意迎面而来；即使是炎热的夏季，“波司登”那秀丽逼人的广告宣传也会随时传入你的感官。

常熟“小裁缝”就是这么厉害！其实，这种厉害仅仅只是常熟市场经济特征的表象，真正厉害的地方既非一传十、十传百的季根仙，也非制造一竿子捅出去就让全世界人都为之震惊的“秋艳”现象和“波司登”飓风的那些小裁缝。真正厉害的是由女性为主体的“季根仙”们与男性为主体的“小裁缝”们联手结成的产销组合力量！

还有一个常熟人的故事不得不讲：

这个人现在的北京办事处就与我家的街道相对着——我是从《北京晚报》上接二连三的广告上看到的。这个常熟人什么都不是，他仅是个“捕蛇者”。人们都不会认识他本人是何等尊容——凡是蛇都怕他！但我们却可能都知道他所创造的那个教你明白“健康的皮肤从哪里来”（广告语）的营养食品——蛇粉“隆力奇”。

“隆力奇”的主人叫徐之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那篇充满传奇色彩的“捕蛇者说”吧！

徐之伟的家在常熟与苏州之间的“常熟南大门”辛庄镇界善村。这位被人冠名“中国蛇王”的捕蛇者，现在拥有的“中华东方蛇园”资产达6000万元、年产1.58亿、年利税2000多万元，可在10年前这里还是个连蛇都不易见到的一片水乡沃土。“蛇王”开始并不与蛇打交道，因为是“富农”子女，他读小学成绩年年全班第一却没能跨进中学大门。13岁他就跟大人一起翻地、挑担；16岁开始就已经干起农活中最繁重的罱河泥、摇船、拉纤等活。也许为了改变一下命运，18岁时他干起了吃百家饭的木匠。3年出师后，因手艺高超，一连带了8个徒弟。这之后，师徒9人走南闯北，生意越做越红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这位昔日只有干活的份、不能抬头看人的“小富农”，恢复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当时界善村因附近有个乐器厂需要大量蛇皮，结果不少农民就在农闲时当起了“捕蛇者”。徐之伟也就在这时候加入了“捕蛇者”的行列。

干就得干出个样子。徐之伟兄弟4人在1981年一开春，穿着荷花布鞋，两脚绑着布条，身背竹篓，手提钩棒，从江苏到浙江，又辗转到江西和湖南洞庭湖。他们披星戴月，时而穿草丛，时而钻芦苇，常常为逮一条蛇要蹲在湿地里数小时……那是一种真正的艰辛，真正的困苦，真正的危险，但徐之伟感到苦中有乐，这种乐是当他在与恶劣环境和毒蛇猛兽的较量中成为胜利者时才有的。

后来他不再当小“捕蛇者”了，他开设了铺店，成为专门经销和收购蛇类，并经营蛇皮、蛇肉、蛇胆等蛇生意的大“捕蛇者”。他因此也开始扬眉吐气地穿上西服革履，又用了没几年时间，成了一个名声显赫的“蛇王”。

穿西服革履的“蛇王”，依然长着一双当年头戴草帽、肩背竹箩的“捕蛇者”的敏捷眼光。他细细读着《本草纲目·蛇篇》上说的：“蛇，能内走脏腑，外切皮肤，清热于肌之内，克毒于皮肤之外。然蝮蛇以治身痒癣风见长，乌梢蛇以祛风湿、舒筋血见长，水蛇以散疮毒、治恶疮见长也……。”“有了！我要生产独一无二的蛇粉保健品，以治国人之多种顽疾！”

“蛇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原沈阳药科大学生化教研室主任、蛇药专家陈建智。陈教授连连称其好，并提出将蝮蛇、乌梢蛇、水蛇这3种优良蛇种合为一体，制出一种全新的蛇粉保健品。于是，1992年在常熟蛇业公司、苏州苏华实业公司和香港星辰公司共同努力下，“蛇王”徐之伟的“东方蛇园”宣告成立。随之他推出的“隆力奇”系列蛇粉保健食品、蛇粉珍珠粉、蛇皮制品、蛇药……迅速占据市场，成为全国同行业中首屈一指的名牌产品和百姓信得过保健食品与药物。1993年“隆力奇”荣获印度尼西亚“中国医药卫生科技成就展览会”大奖，1994年又获国家林业部名特优新产品银奖，1995年被上海评为“上海市场放心产品”。与此同时，“蛇王”的蛇皮制业产品更是大打出手，光远销美国和西欧市场的年出口量就达5000多万元。

1986年8月28日这一天，我们的“蛇王”异常兴奋，这一天正是他的“江苏隆力奇集团”成立十周年之日。听一听这回“蛇王”又是怎么说的——

“过去10年，我们‘隆力奇’从一个乡镇企业发展成在全国同行业中市场占有量和产品质量都为第一的企业。在第二个10年起步之时，我们‘隆力奇’已经确定了战略方向，那就是——总部设上海、驻足在香港、左右东南亚、影响全世界……！”

“隆力奇”现在的年销售额超过20亿！

听听，这就是来自常熟的声音、常熟的威力。

这就是有无数男女老少参与的那种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大则大、宜小则小的广泛植根于民众之中的常熟大市场。

在为共和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作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科学家王淦昌的家乡常熟支塘镇，我耳闻目睹了一个几乎是在瞬间形成的华东第一大副食品市场，其实目前还没听说其它地方也有类似的副食品批发和交易的市场，所以这个在并不为人所知的小镇边迅速崛起的副食品市场，也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和唯一的呢！

支塘是个乡级小镇，只是因它紧挨着204国道和支塘镇边有个闻名全国的“阿里山”瓜子厂，所以造就了这个小镇汽车站前那么一块可以做些小买卖的黄金地段。这个市场的形成过程跟常熟“中国服装城”很相似，由开始的马路地摊小贩，到后来的万户商贾云集。但它发展的形式和内容却与服装城不尽相同。常熟服装市场从初期到现今的成熟阶段用了10年时间，而且仿佛是人们一觉醒来形成了现在这么规模宏大的市场。这主要得益于常熟本身就是个“纺织之乡”和具有成千上万的国有、集体、私营服装厂以及几十万农民服装加工者的直接参与。支塘副食品市场则不同，从速度而言，它的今天可以说就是常熟“中国服装城”的昨天，从发展前途看，常熟“中国服装城”的今天可能就是支塘副食品市场的明天。但支塘形成的这个新市场，其经销的形式与内容除了最初的一些“炒品业”与本地优势有些联系外，如今这儿市场上销售交易的物品几乎与当地产品无任何相联关系。譬如香烟、酒类，譬如饮料、糖果，譬如保健食品、旅游方便餐这些东西，都不是本地货但在这儿应有尽有，你在京城或上海、广州见得到的“可口可乐”、“健力宝”、“维维豆奶”、“康师傅方便面”、“上海大白兔奶糖”、“红塔山”……等等这样的名牌，在支塘这儿都有。而且这个市场上你见不到这些名牌产品的假货，因为所有这些厂家都在这儿有直接的代理商或办事处。这里的货品还有个特点：一律都是出厂价。那些千里之外的名牌厂家不惜长途跋涉将货品运达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镇上，与客户进行出厂价交易本身，就说明支塘市场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支塘副食品市场目前年营业额已达30亿元，而且每年正以40%的速度在递增。它靠的是什么？一不靠自我优势，二不靠天时地利，靠则靠常熟这块土地上独有的人和与商旺！是的，探究福地常熟大地今天之所以能出现如此无处不商、无处不市的一派繁荣景象的原因，归结一点：就是这儿的人们遵循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合本地实际，富有创造性地营造出了一个人和与商旺的新天地。

然而“人和商旺”的繁荣景象，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和谁都能创造得了的。也许我们看一看常熟的干部们、企业家们和广大从事经营的农民们那种务实、求实、实干的精神后，更会得出准确的结论。

常熟常熟，熟了你就常来。

你常来了就知道这块热土真的越显成熟，她成熟于科学发展，成熟于社会和谐……

第六篇京唐港：渤海湾上的中国北方大港第一章见了《建国方略》里的北方大港

眼前的那片港湾很美、很壮观……旭日升起时，高高的吊车伸展着雄健的臂膀，总在多情地拥抱每一轮新的希望和新的沸腾；晚霞落海时，这里又是一个机欢船歌的不夜城，叫你热血沸腾，流连忘返。

我如此相信：京唐港，这个位于渤海湾上的港口很快会被所有的世人铭记，因为它必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令人瞩目的大港。

在地图前，与京唐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民站在一起回顾昨天、今天和畅想明天的这个港口时，我们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这种冲动对主人而言，是奋斗和创业征程上的一种气势磅礴的斗志与胸有成竹的信心；对我这样的旁观者而言，那是一种民族的自豪感与光荣感。

渤海湾上的中国北方大港，从无到有，从100万吨吞吐量，到1000万吨……1亿吨吞吐量，大约只需用20年的时间，这样奇迹在世界港口史上也是罕见的。而依然在飞速崛起的京唐港的今天与明天，更加令人惊叹和振奋！

为这，谁能不激动？如果你也站在那片大海边上……

所有这个港口的建设者们告诉我，在他们心目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那便是要在渤海湾上亲眼看着从自己手上建起一座与百年名港的天津塘沽和秦皇岛港一样的大港，甚至要超过它们。然而，在以刘卫民为董事长的这一班领航人之前，谁也不敢这么想过。因为在十几年前，此处还是一片杳无人烟、杂草丛生的盐碱地和秃裸的原始海岸线。

刘卫民说，他想过，但这个梦想是在他近几年的不断奋斗和思考中渐渐形成的，并且也是受着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宏愿所激励的——

孙中山的伟大不仅仅是他作为一个旧中国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者而存在的，他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华民族而曾不辞辛劳，用数年时间考察各地，写出了那部《建国方略》大著。其中在“北方大港”一节中他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国情角度，以满腔的爱国赤诚之情，极其详尽地描述了建设中国北方大港的地理优势以及远景规划。他指出：“兹拟建筑不封冻之深水大港于直隶湾中，兹所计划之港，为大沽口、秦皇岛两地之中途，清河、滦河两口之间，沿大沽口、秦皇岛间海岸岬角上”，并提出“将欲于有限时期中，发达此港，使与纽约等大”，建成“不淤不冻”、“为世界贸易之通路的北方大港”。

有一幅意外获得的中国旧地图，让刘卫民格外珍藏着。那幅中国地图上，“北方大港”，“使与纽约等大”！孙中山用其指点江山的手杖，在上面清晰地画了“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北方大港”三个振兴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海港。其后的峥嵘岁月里，“南方大港”和“东方大港”早在广州和宁波建起，并称雄世界港业界。唯地处“大沽口、秦皇岛两地之中途，清河、滦河两口之间”的“北方大港”，始终在涛声不绝的渤海湾内哼吟着企盼的催生曲……

“北方大港”，“使与纽约等大”。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雄伟的蓝图！

然而，先人的遗愿，终因风雨的无度变幻，贻误在无数的踌躇与贫穷之中。倒是近邻的天津塘沽和秦皇岛两港迅速崛起并成一代名港而风流至今日，而具“地势居水陆要冲”，“深水与岸头相近”，“终年无封冻之虞”，又“港湾能容多数船只停泊”四大优势的天然良港的“北方大港”，则在左右双雄的夹击下始终没有出世。中华民族的版图上也因此少了一个金色的亮点。

唐山人感到一种遗憾，一种无法平静的遗憾。孙中山划出的“北方大港”，就在唐山隶属的乐亭王滩海岸线上。这里是李大钊的故乡，忙于播撒推翻“三座大山”革命火种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没有来得及拾起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细细品味故乡土地上建起一座通商大港的那种惬意，便热血洒尽在敌人的刀把下……唐山人失去了一代拥有乡情的伟人的呵护，也就失去了一段漫长而珍贵的兴邦之旅。这期间，渤海湾没有平静过，各路港口纷纷崛起，紧随其后的是大片腹地的乡村和城市的大发展。唐山人感到了一种失落和紧迫。尤其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一波高过一波的涌天巨澜下，深埋在唐山人心目的那个梦想，被一次次的搅动和唤醒。

唐山是谁？唐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煤矿，第一条工业铁路，第一台蒸汽机，第一袋水泥和第一件卫生陶瓷。唐山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近现代工业史的起始点与代名词。这里的煤炭、钢铁、水泥、纯碱和陶瓷，从始至终称雄于中国工业界，即便是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这种格局仍然没有多少改变。

这是唐山人的骄傲。然而，正是这种依靠智慧和独特的资源优势锻铸出的骄傲，让唐山人感到了另一种无法忍受的屈耻与不甘，那就是“有海无港之痛”！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我相信，能熟读老子这段的唐山人不止今日执掌“北方大港”航舵的刘卫民一人。“上善若水，利民者兴”，以水利于万物而不争的美德，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发展他人，在发展他人同时又促进自己前进的理念，正是刘卫民这样的唐山人的宽阔胸襟和处世立业的坐标，决定了他们的历史抉择。

唐山的发展何止是唐山人自己的事，唐山的崛起波及的是整个渤海湾经济圈和京津唐乃至中国版图上的北部和西部的无垠疆域，那正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黄河流域。

百年前的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在渤海湾，偏偏钟情于在唐山地域的海疆上建一座定名“北方大港”的港埠，是“此地西南为直隶山西两省，与夫黄河流域，人口之众约一万万；西北为热河特别区域及蒙古游牧之原，土旷人稀，亟待开发。夫以直隶生齿之繁，山西矿源之富，必赖此港为其唯一输出之途。倘将来多伦多诺尔库间铁路完成，以西伯利亚铁路联络，则中央西伯利亚一带，皆视此为最近之海港……穷其究竟，必成将来欧亚路线之确实终点，而两大陆于以连成一气。”中山先生因此认为，“中国该部地方，必需如是海港，自不待论。”

伟人的目光总是犀利的，并能一针见血，明察秋毫，言及本质。

“北方大港”，不建是一种国威的丧失，民族的遗漏；晚建同样是一种浪费和迟钝。唐山无法再等待了，只争朝夕是好汉。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唐山人的建港之想就无时不在牵动着每一根神经。“以钢为纲”的岁月里，“北方大港”的建设问题随着唐山钢铁基地的建立而一直在酝酿之中。这一构想即便在1976年几乎彻底毁灭了这座钢铁城市的“唐山大地震”中，它也从来没有被泯灭过。

唐山人的建港信仰如同珍视生命一样毫不动摇。

有一段历史和有一批人是永远不能忘却的：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之后的1979年至1984年间，国家计委提出了京津唐地区国土开发和生产力布局要向滨海地带推进和重点开发冀东地区的战略。“北方大港”的所在地王滩海滨一下骚动起来，一项由600名专家组成的调研工作如火如荼的全面铺开了。“钢铁基地和海滨大港”必须同时考虑！专家们的建议让参与这一伟大战略构思的副市长王大名和市计委负责人魏振江兴奋不已。1984年，一位在“北方大港”建设史上必须提到的重要人物到唐山市任职，他就是新任市委书记岳岐峰同志。这位后来又出任河北省省长的建港热心人，以非凡的远见，组织决策了建设唐山港的宏伟规划，并在筹措资金上不遗余力。就在他离开唐山到石家庄就任省长时仍不忘用冀东水泥厂所交省政府的能源建设基金里每年留下5000万元作为唐山建港启动资金，这笔钱决定了“北方大港”从纸上谈兵到具体实施的历史性转折。

1988年，唐山市建港指挥部正式成立。“8”字从此与这个港口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之后的港口许多重要日子几乎都连着吉祥的“8”字。

谋划建港的初始，当时的市长陈立友作出唐山港“要建就建万吨级泊位”的决策，使日后的王滩海滨向真正的“北方大港”迈进，留下了精彩的伏笔。

“砸锅卖铁也要把港口建起来！”唐山人的热血为建港的宏伟蓝图沸腾着，一支支建设大军开始向那个只有烟波、没有人影的盐碱荒滩进发。刘卫民一边回忆当时的情景，一边深情地说：“那时我们听说要在自己的家乡建设大港口，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年我刚好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一听说这事，连夜跑到县里去打听消息，后来又去找资料。当知道要建的港口就是当年孙中山先生规划的‘北方大港’时，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去王滩建港！”当年，刚刚脱下军装的刘卫民在唐山港打下第一根桩的两个月后，与一群大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先后来到了建港工程指挥部报到。

“波高浪涌涛声紧，建港大军枕海岸。烈日当空酷暑炎，洒下汗珠融碱地……”唐山港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艰苦创业和工程技术及市场经济的三重历练。

建港初始，王滩海滨的条件十分艰苦，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上无一片瓦，下无一棵树”的不毛之地。按照港口建设惯例，建设一座万吨港口，一般至少需要5年乃至10年以上。然而唐山人知道：自己的港口建设已经被历史原因和条件限制耽搁了太久，现在留给他们的唯有只争朝夕、迎头赶上。早日在蓝色海岸线上托起自己的理想，是所有参与建设唐山港人的全部追求。他们为此展开了与时间争速度的卓绝战斗——盛夏的海滩上，烈日炎炎，无遮无挡，周围的水洼里衍生着漫天飞舞的大嘴毒蚊，张着血口，肆虐地向施工人员袭来，即便穿着厚厚的帆布衣也常常被咬得浑身疙瘩；冬日里，刺骨的寒风，漫天的风沙，吹得睁不开眼。但唐山人以当年的“抗震精神”，迎难而上。没有道路，在荒滩上踩出一条条盐碱堤；没有住处，在杂草丛中竖起一座座简易帐篷；没有淡水，便从十几里外的地方去拉运。甚至开个党员大会和业务培训，竟然也只能在通勤车上。建港者们说：祖国处处都在大发展，我们唐山人没有理由再言一声苦和累，唯有迎头赶上，才能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当年建设“北方大港”的遗愿。

“笑拓亘荒成旧事，壮哉重觅新缘中。”建港者的精神，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唐山是座英雄组成的城市。唐山人的不朽，在于他们的热血里涌动着不甘落后的骨气。

“兹港所在，距深水至近，去大河至远，而无河流带淤，填积港口，有如黄河口扬江口时需浚渫之患，自然之障碍，于焉可免。又干燥平原。居民极鲜，人为障碍，丝毫不存，建筑工事，尽堪如我所欲。”这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巡视王滩海域后，面对大海，在《建国方略》中对“北方大港”良好海域地理所作的欣然描述。唐山王滩海域水深岸陡，即由海岸线向海洋每推进5公里，自然水深就达负10米，基本上是每500米海域水深1米这样一个极具建设深水港口的天然良址。技术人员在这一海域建港工程时采取的是“挖入式”造港，即在陆地上人工开挖形成港池，好处在于投资少、见效快，港内泊稳条件好，一次投资、长久受益。渤海湾的王滩海域属于粉沙质海岸，在这样的地方要建设停泊万吨级船只的“挖入式”港口码头，当时在国内是首创。更让建设者们感到自豪的是，在建设这一“挖入式”万吨级大港时，他们还有一项“世界首创”技术，即依靠地下连墙作为码头主体结构的工程技术，在建港中发挥了巨大的效应。由于这两项技术在港口建设中发挥了超乎想象的成功，使得建设者们实现了两年完成4个1.5万吨级码头工程建设的世界建港奇迹，而且工程投资节约20%。

“可以说，我们在港口工程建设中运用‘挖入式’和‘地连墙’技术，成功地实现了在粉沙质海岸线上建设港口的创举，为日后的京津港能够向世界级大港口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一直参与工程建设的现京唐港股份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董文才，谈起这一话题时，神采飞扬，难以抑压内心的激动。

1991年8月28日，渤海湾的王滩海岸上出现了一次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数以万计的人群，如海潮一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刚刚建好的简易港口，翘首仰望从远海驰来的“海龙”号巨轮。“来啦！大轮船来啦！”那一天，长长的王滩海岸线沉浸在沸腾之中。有趣的是，无论是唐山市委领导，还是祖祖辈辈居住在海边的渔民百姓，他们都被第一次驻足至眼前的巨轮所惊喜、所震撼、所激动。“别看唐山有几百里黄金海岸线，别看王滩盐碱荒地有600年人迹，但我们都是头一回见到如此巨轮，那个高兴劲甭用说。‘海龙号’停泊的那些日子里，天天吸引了几万的围观群众，他们有的是祖孙三代、有的是从几百里外的唐山市区和北京城里赶来的，当然最兴高采烈的要算我们这些建港人。”现任京唐港公司党委副书记的李贵琢，是位在建设祖国重点工程战线上转战南北、又见过大世面的老“铁道兵”，但谈起京唐港开埠的那一幕时，同样显得很兴奋。

“啊，我的港湾/你是水手温柔的摇篮/你是游子梦中的唐山……”也许唐山人太渴望早日“张开热情的双臂去拥抱远方驶来的风帆”，当第一艘巨轮来到自己跟前时，他们甚至还没有准备好与之相配套的吊车和自动输运带，其实我知道是他们“囊中羞涩”。于是，第一船的几千吨货物，有近一半以上是靠人拉肩扛的原始装运从码头搬到巨轮上的。干这一活的领头人就是今天京唐港的掌舵人刘卫民。“那时我们就是凭着一股要在家乡的海岸线上建设一座北方大港的信念，靠肩膀和汗水托着万吨大港的码头……”当了十几年军校教官的刘卫民在学习一年多的专业知识后，回到自己的港口时被安排到生产一线的装运队当队长。谁都不会相信，这位文气十足、为人坦诚的军校教员出身的转业军人，竟然是铁骨铮铮的一条硬汉，200多斤重一袋的原盐和粮食，“吭哟——”一声落上肩膀后健步如飞，那些腰胖体壮的装运队员探探舌头，搬起麻袋，随之跟上……

唐山人就是靠着这样的信念与干劲，“还中山夙愿，绘渤海彩虹。”素有“神京之肘腑”的唐山有了自己的港口，从此使这块富庶而神圣的热土与海疆跃上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平台。简易港通航不到一年后的唐山港在1992年7月18日，随着万吨巨轮“风采号”徐徐驶出港湾的那一刻，向世人宣布正式通航，从此之后的这片渤海湾的金色海面上，白日笛声习习，暮时高灯送晚。

1992年，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是个让人们难以忘却的年份，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渤海湾的唐山港口同样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期。就在这时，一位当年在冀东抗日游击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北京市老领导来到了唐山，他在烈士陵园为那些死去的老战友扫墓之后，应唐山市委同志的邀请，参观了正在不断建设中的港口时，兴致勃勃道：“北方大港”不只属于唐山的，北京也应该有份。何况北京现在正愁着找一个理想的出海口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愁着寻找建港投资合作者的唐山人的心弦被这位北京市老领导重重地拨动了一下，于是试探性地提出：如果北京方面愿意与我们合作建港，我们举双手赞成。“好事嘛，我给你们撮合撮合！”这位老领导欣然应诺，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多次穿梭往返在北京和唐山之间，为两家合作建港立下汗马功劳。

“北方大港”迎来又一个7月18日的重要日子。1993年的这一天，由北京市政府和唐山市政府领导共同起草的更名为“京唐港”的文件签署的那一刻，正值万吨巨轮“洪茂海号”远洋货轮乘风破浪驶离港口，它示意了渤海湾上一个向国际通航的新港口诞生了！

“京唐港”从此成了“北方大港”的正式名字。

北京和唐山的合作，使孙中山先生近百年前梦想建成的“北方大港”真正插上了翅膀……京唐港人因此不会忘记为这一成功合作做出特殊贡献的北京市老市长焦若愚，英年早逝的北京市副市长、“好人”李润五，唐山市梁志忠、张士儒、张和及京唐港早期建设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们的功绩。

逝者如碑，今人如旗。

京唐港从在渤海湾打下的第一根桩柱那一刻开始，就与众不同。这里的建港不是靠国家和政府的资金投入，市场经济的运作，是港口生命的全部血脉。与首都北京联手投资的股份制建港形式，谱写了我国第一个跨省市建港的精彩篇章；企业独资、合资建设业主码头则是京唐港在发展蓝图中出彩的又一创举。当你迈步在日夜沸腾的大港码头时，你会发现这里有开滦矿务局的煤炭专用泊位，有冀东水泥集团与新加坡外商联合投资的散装水泥筒仓设施；有中晨能源仓储公司的进口液化石油气泊位，还有山西晋煤等琳琅满目的国内外著名企业的专用码头……它们如一颗颗璀璨的繁星，烘托着京唐港这轮光照四方的明月。

刘卫民十分自豪的告诉我：京唐港用10多年的时间，跨入了别的港口需要用几十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千万吨国际贸易大港的行列，靠的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靠的是运营机制的活力。如今，该港口包括码头建设、港口铁路等辅助设施在内的50多亿基础建设投资，几乎完全依靠的是社会资源和企业自身能力。难怪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在听取京唐港建设的汇报后，动情地说：只要中国人民发扬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任何愿望和理想都是可以成为美好的现实。

京唐港人，把昨天伟大革命先驱孙中山的遗愿和今天中国人强国富民的理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第六篇京唐港：渤海湾上的中国北方大港第二章好汉浪里滚

唐山人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在他们有历史记载的漫长岁月里，也许更多地把目光依恋在唐山的“山”上。唐山的“山”皆是宝，山确实让唐山人在世人面前自豪和风光。然而唐山的区域里也有宽阔无边的水，这水连着五湖四海。又是孙中山先生将这水拨亮了唐山人放眼世界的目光……

相信到港口之后，刘卫民才真正领悟到水的涵义。

这之前，祖籍河北唐山乐亭的刘卫民，与其他唐山人一样，说起家乡的骄傲时，不是钢铁，就是“开滦”，绝对没有把“水”引以为自豪的内容。1976年冬天，大地震后的唐山还处在一片废墟时，刘卫民应征入伍。因为表现突出，第二年他就被推荐进入军事院校学习。后来由于刻苦用功，功课优异，毕业时刘卫民留校当了教官，并且一干就是10年。1989年，刘卫民转业回到家乡。本可以进党政机关工作的他，一听说自己的家乡要建“北方大港”时，热血沸腾地报名上了当时极其荒凉的王滩盐碱地的港口建设工地……

“这辈子就留在这儿了！”刘卫民第一次以成人的心态，站在海边，面向一望无边的大洋时，他才真正开始认识水，认识水对自己、对家乡的未来是那么的重要和关联。他因此暗暗下定了这个决心。

“上善若水，利民者兴。”刘卫民是在建设港口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渐渐感悟出这水的精奇。

建港初始，他当装卸队长，之后到港务局商务部从事业务工作。“京唐港？在哪儿？怎么没听说过？”一次上交通部联系业务，一位工作人员的一句反问，深深地扎痛了刘卫民的心。从那一天起，他知道：不把港口做大，不“港”就等于像缺了水的巷，越走越窄，无人问津。而要把“巷”变成“港”，必须依靠磅礴的“水”，大海的水。京唐港地处渤海湾，连着黄海，连着太平洋……近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预言，此港是“可与纽约等大”的中国“北方大港”。

“生而不为，为而不恃。”刘卫民对家乡土地上建设“北方大港”的认识和信仰，是先从认识“水”开始的，而他的性格里其实也融入了水的许多美德与质地——貌似文质柔弱，实能摧岸破石；平日涓涓细流，不惜百折千回，转眼江涛汹涌，浩渺不竭。聚时，可容百川之怀；行时，一泻千里不回头……“目标认准后，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而工作中，要过细求实，这是我的作风。”刘卫民这样评价自己。

英雄显本色的时候到了。

1998年5月，已经当了3年多京唐港港务局副局长的刘卫民，在北京办事期间碰到了时任唐山市市长的张和和分管组织工作的市委副书记陈满。当年带领建设大军在盐碱地浴血奋战的张和，如今是唐山一市之长，那天他把爱将刘卫民叫到一边，语气肯定而干脆地说：“卫民同志，告诉你一件事。组织上决定了，让你主持港务局全面工作。你有发表意见的权力，想好了，晚上8点钟给我回话。”

刘卫民一下子愣住了。

“说句实在话，当时我真的没有思想准备。”采访时，刘卫民同志说，“自己虽当了几年副手，可副职相对轻松。万一出了问题，前头还有一把手顶着。一把手如果干不好，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把手没有退路。关键是，当时京唐港已步入困境。大规模的拨款时期已经过去，工程建设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笔钱从哪里来？1996年港口的吞吐量已达450万吨，1997年却只有435万吨。当时全国港口的吞吐量每年都在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京唐港却在下滑，这种局面怎么打破？由于生产经营效益不好，干部、工人的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只能发到60—70%，拿什么稳定人心？还有更重要的是：谁都知道京唐港是省里、市里的重点工程、一号工程，连交通部、北京市都在盯着，那京唐港的名字不是白叫的，干不好就会给唐山600多万人民丢脸！”

可市长在晚上8点钟要等回话，这该如何是好？刘卫民坐立不宁，思想斗争异常激烈。

“可转而又想，”刘卫民说，“当年孙中山先生的遗愿，那么多人为之奋斗的北方大港之梦，还有自己的梦想，不就是要靠一代又一代人去奋斗、去实现吗？如果自己在关键时刻患得患失，不能勇敢地站出来担当大任，还算什么男子汉？！算什么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

刘卫民自责自己的不敢作为。这个时候，他的脑海里闪出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在对他说：“怎么啦，刘‘港长’，难道这点勇气都没有了？好好干！我等着要去看你的‘北方大港’呢！它是中山先生心中的大港，是我们全体唐山人的，也是我们全体北京人的，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子孙后代的！”

爱称刘卫民为“刘港长”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北京市老市长焦若愚同志。

焦老是河南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冀东游击队与日本鬼子殊死作战，对冀东这片酒满了烈士鲜血的土地有着极深的感情，京唐港今天与焦若愚有着直接关系。自唐山与北京联合建港后，刘卫民曾作为京唐港北京办事处副主任一职数年常驻过北京，期间他与焦若愚老市长等北京方面的领导结下了深厚友谊。焦若愚则对刘卫民这位办事干练、为人正直的年轻人十分欣赏。早在刘卫民任京唐港副局长时，焦老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称他为“刘港长”了。那些年里，焦老不顾年高体病，经常奔波于京唐两地，为唐山和港口建设及发展操劳。尤其是焦若愚每次到唐山都要上烈士墓为那些牺牲的战友扫墓，每每这个时候，这位老革命都会双腿跪下，在那些死去的战友墓碑前泪流满面地发誓要“以建设好新唐山的行动来告慰牺牲的战友”。

“焦老他们那一代人对唐山这片热土的感情，经常在激励我，激励我一定要把港口建设好的决心。”傍晚，刘卫民如约去见市长，并接受了重任。

1998年5月，当刘卫民走马上任“港长”时，京唐港是个什么样子呢？

“用溃不成军，快到了关门封港的地步来形容并不为过。”现在的京唐港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这样对我们坦言道。

“一般的港口，年增长10%的吞吐量属于正常情况，而我们当时的情况是负增长！职工的工资不能按月足额发放……”

“港口是个啥地方？是岸上的人期盼大船小船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热闹非凡的地方呀！可我们那个时候，岸上的人竟然都想卷起铺盖走人了！你说那时的港口是啥景况？”

刘卫民接的就是这个摊子——一个铺得很大、却没有了人气的港口。

京唐港处于历史的最低潮，加之“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港口进出船只的减少，更加影响了港口人的工作信心。有几件事一直烙在刘卫民的心头——灯泡见“鬼”的事件。

办公楼楼道上方安有几盏灯，走廊里夜间照明用，因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办公楼的设计也很简单，就是一座筒子楼，因此也就没给那几盏楼道走廊上的灯泡安装防盗罩。可那阵子电灯泡总丢，往往管后勤的同志刚弄个新灯泡拧上去，一转眼就不见了；再拧上一个新的，转眼又不见了。后勤人员没有招儿，向领导诉苦说：“我总不能搬个凳子坐在楼道里，一天一夜24小时去看着那几个灯泡吧，真是见了鬼了。”

领导说：“那你就24小时给我蹲在那儿看守嘛！”

后勤人员立即瞪圆了眼，说：“行呀，你要按时给我发满月工资，我就去蹲24小时！”

领导的嘴闭上了，不再吭一声，因为他不能保证给职工按时发满月的工资。

会“飞”的水龙头。

港区自从通上了自来水，所有生产区、工作区、生活区，自然都要扯过去水管，安装上几只水龙头，以方便全体员工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可是那阵子，一度水龙头又总丢失。偷水龙头的人并不知道水闸在什么地方（其实知道闸在什么地方也不会去关了闸再偷水龙头，不然就不会去偷了），把水龙头拧跑了，水一个劲哗哗地淌，淌得叫人心疼。当领导批评管道工：“怎么搞的？”管道工说：“安装时又不是没拧结实，可安装上了它偏偏又‘飞’走了，你说咋整？”

领导又是无语，其实谁都知道怎么回事，但谁也似乎想不出招来。

其实，灯泡也没有见“鬼”，水龙头也不可能长出翅膀来飞掉，都是因为管理混乱职工穷，于是就有人要“损人利己”了，就有人要“损公利私”了。应该是“损公肥私”，笔者在这里没用“肥”字，是因为一只灯泡一个水龙头，怎么也“肥”不到哪里去。他们把公家的灯泡、水龙头拧下来拿回去，拧到自己家的灯头上和水管上，不就省下了自己掏钱上街买了呗！能省一点就是一点，至于单位怎么办，那是领导的事。职工们当时就这样想的，因为他们看不到退潮裸滩的港口会带给自己什么光明与前景。

刘卫民上任伊始，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港口。

一千多职工，一千多双眼睛盯着他，看他有没有三头六臂，看他能不能长出三头六臂来？

“好，同志们，我希望你们把我刘卫民的一言一行，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但有一个理我想让大家明白：既然我们昨天一起能够在一片盐碱地上建起了港口，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管好这个港口，就能够把京唐港建设得更壮丽、更美好！京唐港是我们全体职工的京唐港，它发展了，有每个职工的一份贡献；它落后了，也有职工的一份责任。京唐港的美好明天需要我们所有人携起手来，共同创造和奋斗。因此，我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争当先进，团结拼搏，创新进取，拿出劲儿头来，为我们心目中引以自豪的‘北方大港’，尽每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吧！”刘卫民的激情动员如火炬般点燃了京唐港人的一腔热血。

“那会儿，工作最要紧、最实际的还是解决职工的饭碗问题。员工们不能按时满额的拿到工资，就稳住不了大家干好港口事业的心。当时，以刘卫民为‘班长’的新班子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保证员工工资。”主抓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李贵对港口的问题看到了实处。如果职工们的口袋是满当当的，还有谁去偷偷拧掉那些不值啥钱的灯泡和水龙头？

但就这一件事，也够难为当家人刘卫民的了。“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银行贷款。”刘卫民说。

求人难哪！过穷日子的要想获得贷款，也是现实中难上加难的事。刘卫民当“一把手”后出门的第一桩事就是带着一副虔诚的笑脸，毕恭毕敬地去见银行管贷款的业务人员。

“京唐港？你们也要贷款？你们不是跟北京合作了，怎么还要贷款呀？”

“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想贷点款，解决一下职工的工资。”

“工资都发不出来了？那——恐怕不行。”

凭刘卫民磨了半天嘴皮子，结果仍然是白跑一趟，人家银行不贷。再说白一点，人家银行不愿贷你这样揭不开锅的单位。

刘卫民是条汉子，从银行回来后没有把这遭人小看的情节告诉港口的人，而是独自将苦水咽进自己的肚里。有首歌词这样唱：大男人不好做/再辛苦也不说/躺下自己把忧伤抚摸……刘卫民心想，京唐港要拥抱大海，建设“与纽约等大”，不喝尽咸苦的海水几乎也是一种妄想。

天无绝人之路。

凭着他刘卫民平时良好的个人魅力，听说港口急等筹集资金解决职工们的吃饭问题时，许多单位和友人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唐山市委书记、市长亲自到京唐港召开现场办公会，又做出决定：市财政再困难，也要支持建港！

由于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刘卫民和京唐港人度过了第一个难关。

“接下来当时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接揽生意。港口没有货船来，你还有活路吗？”刘卫民的目光里始终透着一股冷峻的睿智，而冷峻的背后是一团火焰般燃烧的激情。“港口要有活路，首先是你得有符合客户所需要的港口条件，再者是你的服务水平和态度。而当时，我们的港口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资金短缺。仅1997年全港拖欠工程款就达近2亿元，市财政款迟迟到不了位。怎么办？我们没有袖手等待，最后把办公楼也抵押了出去……那会儿有人给我开玩笑说：他刘卫民是卖了船出海！没有法子。不然京唐港就只能原地踏步。可我们是港口，是已经跨进了市场经济海潮的航船，原地踏步就意味着随时面临着被汹涌的海潮所淹没。但我们不甘心这样的命运，所以我们只能背水一战。”

“这一年全港上下干得很苦，但我们干出了几个‘历史最好水平’。”年底时，刘卫民的脸上有了第一次微笑：在资金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全年建港投资比计划超出近一倍；克服了外部市场环境十分不利的客观情况，实现总运量520万吨，首次突破500万大关；全港实现利润1200万元。这一串数字对今天的京唐港人来说，实在有些微不足道，可对1998年时的京唐港而言，确是起死回生的精彩一笔！

“港口不同于其他单位，它像一部庞大的机器，要使它发挥马力作用，就必须调配好每个环节，使之进入最佳状态。”时任“总调度”的李贵谈起当年事，格外来神。“那会儿我们在刘卫民的带领下，花了很大精力来调整内部机制，将原有的机构进行拆并分离，划分成综合管理、运营生产、生产辅助、建港和多种经营五大系统。这五大系统按港口的规范和计划统一运作，既充分享有自主的独立运转机制，又要配合有序，各显神通。”

“而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调动各个环节中的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比刘卫民早7年军龄的李贵对自己的年轻“上司”有一份格外的佩服之意：“这一方面，为民他没有白当10年的军校教官。”

教官的本事在于什么？在于传授学员们在未来战场上作战的本领。港口人的本领，第一位的当然是要学会揽货商务。然而要使揽货商务红红火火，你首先得夯实自己的港口基础，港口形象，港口服务水平。于是乎，这时的京唐港才有了热火朝天的“百名先进竞潮头”、“一个党员一面旗帜”、“我为港口添光彩”、“京唐港人新形象”、“客户满意是京唐港人的服务标准”等如火如荼的活动。

“京唐港的企业精神，其实是从艰苦创业过程中形成的。而从低谷走向辉煌的历程中，企业精神的灵魂更加闪耀着它的光芒和魅力。”党办主任马志刚总结了一句很到位的话。

企业精神是什么？其实就是企业的一种内在的文化，这种文化能够产生一种综合的力量，它可以使全体企业的员工在思想情感上、价值取向上、行为操守上都与企业的决策者制定的奋斗目标保持高度的一致。它是一种双向的力量，既是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更是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它既蕴含着物质的力量，也蕴含着文化的力量。

“京唐港在刘卫民的领导下，很早就提出了坚持人本思想，建设和谐港口。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意识，也是当时内部存在的问题给逼出来的。”马志刚说。

港口，在中国是个特殊的行业，所有的港口建设无一例外地是国家投资的，即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港口经济，基本上沿袭了计划经济的诸多模式。分配大锅饭、工作“大爷作风”是这一行业的弊病所在。然而这样的毛病对于一个从一开始就依靠自筹资金、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京唐港来说，同类问题所带给港口的前途则是致命的。

分配大锅饭是造成当时京唐港经济效益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干多干少不能在职工的分配收入上体现出来，势必严重挫伤了大多数人的工作积极性。

“必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刘卫民看出了京唐港所存在问题的症结。分配不公是必须要动“大手术”的症结之一，并且要快、要干脆，拖一天就使单位受一天损失。

于是，一个以岗位和贡献相结合的新的工资方案很快在全港形成，奖勤罚懒有了衡量的依据。

但是，刘卫民他们很快发现另一个问题：原有的港口编制在中层单位这一级，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有些单位“一张报纸一壶茶，闲来无事嗑嗑牙”，就把一天天的“好日子”给打发了。别看这些人把日子过得那么悠闲，那么舒坦自在，可人家是中层领导干部呀，照样享受职务补贴和岗位津贴，你有什么招？有些中层领导干部，水平低，能力差，没有一点儿“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意识。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他不知道该怎样努力才能完成。如果一段时间里上级没向他布置（或下达）具体任务，就更成了他闲着的理由。

“必须精减机构，减员增效，这种工作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局面一定要彻底打破！”刘卫民和班子坚定地认为。

可是，拿掉谁呀？他刘卫民自1989年来到京唐港，当时已经10个年头了，大部分中层领导干部都和他一起共过事，甚至在一块儿摸爬滚打过。有些虽然水平低、能力差，从个人关系个人感情上，都挺好。这时候，只要刘卫民的心稍微一软，就啥事也弄不成了，他所设想所决定要开展的“机构改革”、“人事改革”（即用工、人事、分配三项改革），就将成为泡影。

“咋啦？你让他出去打听打听，哪个港口不是这样设置的？既然是港口，就得有像模像样的科室、部门！”

“改革？改谁？想改掉我们这些创业建港的‘元老’？哼，看他们能耐的！”

机构改革的风声传出，有人立即不屑一顾。

怎么办？关键时刻，刘卫民没有犹豫。他首先召开领导集体班子会，统一思想，研究方案，决定把原来的32个处室砍掉10个，对4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采取竞争上岗，能者上，庸者下。此举一出，就有16个能力差、威信低、缺少工作干劲的干部落聘让位。其中还有2人被降职使用。经过机构改革之后，一批有知识、懂业务、观念新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原先的一些工作效率低下的部门出现生机勃勃、你追我赶的景象。

港口党委趁热打铁，在机构改革的一段时间后，自上而下进行了建港以来第一次规模最大的“评先进、学先进”活动。110名个人、12个集体在此次活动中被授予荣誉称号，大大激发了全港干部职工学先进、赶先进的革命热情。

白手起家建港难。然而刘卫民深知：建港之后要让港口充满生机和活力其实更难。

就说当时京唐港的管理混乱局面吧，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完全是前任所为。前任能不想把工作搞好吗？更何况他刘卫民就是前任领导集体中的一名副职。当然，有前任管理不善、要求不高的因素，但更是一些政策因素所造成的。而当时国家和地方出台的一些政策，其实也是根据当时的“大背景”，从实际出发而出台的，它的合理不合理在一定阶段很难用简单的是否去衡量。

比如机构改革之后，刘卫民又准备的另一个大运作：撤销京唐港一个由300多名职工家属或子女组成的“大扫帚队”，就碰上了大难题。

10年前的京唐港年吞吐量也才几百万吨，在全国的港口中是“小弟弟”，可却有一个300多人组成的“大清洁队”，这真是一大笑话。但多少年来，谁也没有敢碰一碰这支“拿钱干不了多少活”的“娘子军”。何故？原来当初建港，由于条件太艰苦，为动员各方面人才积极参加港口建设，相关部门根据上级批复的文件精神，曾出台了一系列对参加港口建设者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其中有一条政策的大意是：凡参加港口建设的干部职工，家属子女是农村户口的，可以农转非；家属子女是城市户口的，可以优先安排工作。

这一政策对建港人是一大吸引力，并且确实稳定了相当一部分职工留在港口的心。

“农转非”的吸引力，使港口建设队伍迅速壮大，家属子女也随之入住港区。这些农转非的家属子女们既然来到港区后，就要吃饭，就要生存。原京唐港领导班子也是出于对自己职工的关爱和体贴，于是就把一些困难户家属子女，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清洁队，每人发一把大扫帚，让她们负责打扫港区内的卫生。开始当然没那么多人，可安排了张三，李四说他家的困难更大，渐渐清洁工队伍越来越大，最后竟达到了302人。一个300多人的大扫帚队，真够壮观的！可港区哪用得了那么多的清洁工？活儿少，她们每天打扫几下就将扫帚放下，织毛衣、抱小孩、生火做饭、洗衣服去了，要不就仨仨俩俩地自由结合说“张家长、李家短”去了。可到月底该拿多少钱还拿多少钱，一个子也少不得。

“我们在码头出力流汗，她们却拿钱不干活！”一线生产工人对此怨气冲天……

刘卫民和领导班子集体开过无数次会，研究撤销这个“大扫帚队”的事，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因为这是要砸那么大一群临时工家属子女们饭碗的大事，弄不好就要出乱子。为了京唐港能尽快发展起来，兴旺起来，为了这些家属子女们的长远利益，最后刘卫民他们还是决定一个不留地把“大扫帚队”给撤销了。

撤销大扫帚队的工作量有多大？阻力有多大？刘卫民的心里最清楚。

如今，在京唐港，一线的职工实行的是计件制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机关和部门职工实行的是薪点工资制，即把每个岗位定为多少个薪点，按薪点拿工资。根据工作量，每个岗位的薪点数都不是固定的。专门有一个测定小组做这件事，并有监督机制。这种做法虽然也不可能保证绝对公平，却也相对合理。

企业要发展，要兴旺，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企业员工们的精神面貌，思想状态。而员工们的精神面貌思想状态是否振奋，是否蓬勃，关键在于这个企业的领导者，能不能让他的员工们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在这一点上，刘卫民和现任京唐港的领导班子的思路十分清晰。

“任何一个人，当他来到这个世上，都想有所发展，成就事业，实现自身价值。”采访中，刘卫民体味颇深地对我们说，“自从接任一把手，我就想，京唐港是一个年轻港口，参加港口建设的员工队伍，大多是年轻人，我有责任让他们在这里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是个什么材料放个什么位置，让他们的智能和潜力发挥到极致！”

在竭尽全力让职工们按月拿到工资之后，在大刀阔斧进行了分配制度改革、机构撤并改革和竞争上岗的领导岗位用人制度改革之后，刘卫民把对普通职工、一般干部的长效培养、使用机制的建立，摆到一个突出的重要位置。

刘卫民在大会小会上经常讲，京唐港常年开通两条通道，一条是“行政通道”，一条是“技术通道”。你有做行政领导工作的才干，就会有你做行政领导的岗位在等着你。你愿做一名专业技术人员，想当专家，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就决不会埋没你这个人才。在京唐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人都有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人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人才战略计划，是刘卫民从接任“一把手”后便开始实施的一项战略工程。最早实施人才战略计划而引起员工们震惊，这是让真正的人才都可以看到前程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次40多名中层以上干部的竞争上岗。此后，这种人才战略计划，一年一年不停顿地在进行着，一旦发现了人才，就会马上启用。

对于人才战略的具体实施，总经理孙文仲的脱颖而出，应该说是董事长刘卫民的最得意一笔。

改制时，董事会委托刘董事长物色一位总经理人选，他把目光聚焦在当时任副局长（改制前称港务局）中最年轻的孙文仲身上。孙文仲时年38岁，科班出身，又懂业务。利用一次去天津出差的机会，他二人敞开了心扉。刘卫民说：“我推荐你担纲总经理一职，希望不要把它当官去做，要当事业去做。心里想事业，就能施展才华，增长才干。”孙文仲听了很受感动，对刘卫民说：“你董事长本身就是一位想事、干事、能干成事的人。我一定不负众望。”孙文仲受命上任后，在董事长及公司领导集体的大力支持下，大胆创新，对用工、人事、分配三项制度进行改革，开创了新局面。

每每谈及于此，刘卫民颇感兴奋，称这些年轻人就是善谋实干的新型人才，也是一批“拼命三郎”。

管理企业要着眼长远发展，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则是确保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刘卫民因此认为，人才资源是港口最宝贵的战略资源，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体。企业的成长壮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为此，京唐港树立起新型的知识经济、市场经济、国际化和多元化人才观念，按着港口企业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建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体系，以造就一支善谋实干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这方面的例子不乏其多。现任京唐港下属所有中层领导干部，几乎全是实施人才战略计划后优中选优，从各个方面吸引和选拔上好的那些热爱港口的优秀人才。

马志刚原为中共乐亭县委机要干部，调入京唐港后一直在公司机关工作。马志刚这人勤奋好学，干起工作来最讲“认真”二字，且会动脑子，想办法，也就是说他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才”，是一种很难得的“才”。公司领导集体发现了他的这种“才”。前几年公司投资亿元建设“唐山港大厦”，就把这一重大任务交给了他，让他负责组织实施来完成这一重大工程。在京唐港大厦建设的全过程中，马志刚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程里去，没黑没明地干，操心劳神，生怕有一丁点儿疏忽。他在接受着锻炼，同时也在接受着考验。要知道，那是一项亿元工程，手脚稍有不净就会染上铜臭。马志刚同志是好样的，他经受住了锻炼，也经受住了金钱的诱惑和考验。如今，这座象征着京唐港恢宏气势的标志性建筑，以醒目的高度及新颖的结构、独特的色彩等诸多建筑美学的元素，成为京唐港壮观的一景。马志刚也因干起工作来最讲“认真”而且又有公认的“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能力，因而非常自然地成了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工作部部长。

还有值得一说的，是一对小夫妻在京唐港的“浪漫成长”史。

陈晓军和丈夫赵秋玉，都不是唐山人，而是几百里之外的河北集市人。他俩分别毕业于河北理工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1993年，俩人还没有结婚，赵秋玉先一步到了京唐港。是爱情的力量，使陈晓军也随之到了港口。

“说实话，如果不是爱情的力量，我是不会到京唐港来的。因为，当时的京唐港，连一棵树都看不见，茫茫无边的盐碱荒滩，下了车还要走很远的泥路才能到达港口……”采访时，陈晓军说，“现在回想起来，还挺浪漫呢！”

可是，当他们落户京唐港后，渐渐从迷茫之中看到了希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京唐港的用人机制，使许多像陈晓军一样的大学毕业生们，在这里激活了青春的生命活力。13年过去了，如今，陈晓军成长为运营保障部主持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高级经济师；赵秋玉成长为引航站站长、特级引航员。他们的小孩子也已经11岁，并且家里买上了小轿车……真是爱情、事业、家庭全丰收啊！陈晓军并且还爱上了文学创作，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她的诗歌、散文作品，在京唐港小有名气。

“这几年不断有外港来挖我们家的秋玉，说要给几十万元年薪……可秋玉和我哪里也不会去的，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一辈子留在京唐港。因为我们就觉得京唐港好，在这里工作、生活，心里觉着踏实，有意义！”采访结束时，陈晓军心花怒放般对我们说。

京唐港，开始让人羡慕了！

第六篇京唐港：渤海湾上的中国北方大港第三章战略思维最重要

2001年，是京唐港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他们突破了1000万吨的吞吐量，达到1102万吨，跨入国家大港口的行列。全年港口实现总收入2亿元，利润3500万元。而在这期间，京唐港人还做了一件功不可没的大事，即为如今已成为渤海湾最具远景意义和发展前途的曹妃甸港口完成了基础工程的主要项目的投资与建设。曹妃甸，作为京唐港的“姐妹港口”，现在已被国家确定为我国第一个科学发展示范工业区，如一颗耀眼的新星正在太平洋的东方海岸线上冉冉升起。刘卫民和京唐港人作为这一新兴港口和示范区的开拓者与建设者，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

现在，我们还是把目光收回到进入新世纪后的京唐港海吧——

这一年年末，一位记者来到京唐港，在港口现场作过一段描述：此时的京唐港，巨轮来来往往，高耸的吊机紧张地工作着，坨港铁路线上，满载货物的列车风驰电掣。短短10年，从通航到千万吨大港，京唐港人付出了多少心血？那天，远航的“安达海”号满载2.5万吨优质煤炭驶往南京港，汽笛在蔚蓝色的渤海湾回荡，海鸟追逐着渐渐远去的巨轮，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刘卫民的眼角潮湿了……

刘卫民的眼角不能不潮湿，因为从他担任港口的“一把手”以来，仅用3年时间，就把一个正在滑坡的新建小港，建设成名列全国港口前23位的千万吨大港口！这，绝非是件简单和容易的事。

“古人曰：‘一名之立，数旬踟躇。’又曰：‘名者，实之宾也。’是说，立名虽则不易，名称只是一种叫法，叫什么都是次要的，关键要看实质。一个发展着的港口建设，重要的是要不断调整思路，找准定位，也就是说只有从‘实’出发，‘实’而‘名’正，港口的发展才能突破瓶颈，走上快车道。”刘卫民是个意识里充满着哲学感知的思想家，同时又是善于把这种感知转化为行动的实践者。

“港口，如同一个舞台。港口人就是这个舞台上的唱戏人。舞台多大，你的戏就能唱多大。一个有作为的艺人，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歌唱家，你的舞台就要成为面向世界的一流舞台。港口做不大，港口人就永远不能与世界贸易融合在一起。”刘卫民经常用这样的比喻影响和灌输自己的港口职工。

调整思路，找准定位，用“蓝色思路”改写“煤都历史”。这是京唐港人在进入新世纪后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奋斗目标。

《左传》有句话叫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意思是，坐着柴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去开辟山林。刘卫民对这句话特别欣赏，他经常用这话教育自己的职工，希望港口人将此作为建设港口的座右铭。

“京唐港的机制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其它港口一样，可以在有了政府和国家大笔大笔的资金后再进行规模建设，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穿着破烂衣服’去开辟山林的宏愿。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要把北方大港建设成‘与纽约等大’的国际贸易大港口，如今实现这一愿望的历史责任已经落在了我们的身上，京唐港人自然必须接受这副重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开路者和子孙后代。”刘卫民的心中装着雄才大略。

“把京唐港做大做强，做成‘与纽约等大’！”这是刘卫民和京唐港人的毕生愿望，他们为此呕心沥血。他们知道，如果自己的港口只是局限在背靠“煤都”唐山、做单一的货种，即使把吞吐量做到几个“千万吨”，那也摆脱不了“搬运站”的痕迹而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港梦想。，

“做大做强，这是唯一的选择！”它不仅仅是让京唐港人自己受益，而是让所有与京唐港相关的广大客户受益，让唐山市、让河北省、让京津唐及整个渤海湾经济区受益，更能为推动全国的经济大发展发挥作用。在河北省建设沿海强省的布局中，京唐港早已被赋予当“领头羊”的历史重任。历史已经赋予京唐港人这样的责任：作为渤海湾经济区的未来沿海新兴港口城市，这里通疆达海，后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前有通向世界的大海，发展空间无限，发展前景美好而壮观……

然而，如何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扩大京唐港的建设规模？刘卫民和京唐港人几乎每天都在掐着手指算账：吞吐能力应该达到多少万吨才能成为大港？而要称其为大港，还必须投资建多少个5万吨级甚至10万吨级的泊位？要建这些超大吨级码头得需要多少投资，钱又从哪里来？如果有了足够的钱该怎样干？如果没有那么多钱又该怎样的干？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异常。沿海港口如雨后春笋，每一个港口的主政者都想把自己的地盘做得最大最强，京唐港将向何方发展……所有这一切，刘卫民与班子成员必须想明白，然后还得拿出做法和措施。光有一般的做法和措施是不足以参与群雄四起的港口经济竞争的。

港口经济是什么？它应该是区域占领与辐射式渗透相结合的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经济；它应该是条块垄断与海纳百川相烘托的具有明显垄断专营优势的经济，它还应该是追求尽可能的低成本、高效益的服务型经济。不不，不仅是这些，港口经济更多的还应该是一种具有明显战略特征的战略经济！

“对，港口经济从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意义上讲，它应该属于一种战略经济。”刘卫民很喜欢军事术语，因此他对港口经济的理解会比一般人更具有战略思维意识。这也使得他在谋划京唐港发展时，比别人高出一筹的本领。

战略的目光总是看得更远、更深刻。

刘卫民明白，要把京唐港做大做强，仅仅依靠政府投资，绝对不行。于是，他与他的伙伴们一起，下决心另辟蹊径。

多元化吸引各方资本参与港口建设，这在京唐港建设方面早有传统。港口建设之初，国家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只有唐山市财政投放的3000万元。这点有限的投入，对于资金密集型的港口建设项目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面对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唐山市政府、唐山港京唐港区应急求变，加强了与北京的合作。于是他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内引外联，采取了“跨地域”、“跨所有制”、“出让岸线”、“土地折价入股”、“企业独资”等方式方法，进行多渠道筹资，多方式合作，联合建设港口，走出了一条以“利益共同体”为纽带的市场化建港之路，使港口规模迅速扩大。

不过，在这条联合民间资本建港的“创新”之路上，京唐港走得虽然颇感欣慰，却也并不轻松。采访中，刘卫民董事长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引民营资本进港虽具有创新意义，因为这在全国也是第一次在港口业内超前地引入民间资本，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可是，2003年，当中国港口协会请我介绍引入民间资本经验时，我还是感到为难。我说过，那时做了也只能偷偷地做，不能公开说，要不然就会招致麻烦，招致有关部门或学术舆论界的批评。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针对港口经营中引入民营资本的相关政策。党的十六大召开和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形式’的政策，才被明确地提了出来。从那时起，我们京唐港的做法似乎开始理直气壮了。”

京唐港过去与其它港口一样，是采用的港务局的行政体制。2000年开始，他们在北京、唐山两市领导的关怀下，大胆探索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近3年的实践，于2003年初，正式改制为由北京金泰集团、河北燕山集团、唐山港口投资公司等6家股东组成的股份制企业，从此走上了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营的现代企业管理与发展的新路子。

港口要做大做强，码头停泊能力和与之相适应的机械设备是基础的基础，而这通常也是一般港口在发展中所遇到的最头痛的“瓶颈问题”，即大量资金无法落实。对京唐港而言，这也是外人敬佩刘卫民他们“不简单”的地方。几十亿的资金，没有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想建大港，简直是异想天开的事。但京唐港人依靠企业自主经营的灵活机制，把这样的异想天开的事变成了实现。他们采取了与股东合作建港、在港口让出部分海岸由业主独资建码头、以土地折价入股与投资方共建仓储配套设备和与世界500强企业联手合作经营集装箱运输等形式，多渠道、多元化建港的形式，使港口在短期内迅速有效地解决了资金问题，基础建设跨越式的提升，促进了港口吞吐量的翻倍增长。

在这期间，利用民间资金，完成和满足了码头运输的机械设备市场化管理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值得称道。过去，京唐港与其他港口一样，码头运营中的运输和机械设备一直是个难题，即资金占有特别大，又损耗大，使用和管理好这一块是又费力又费钱的事。从2001年开始，他们打破单纯依靠自筹资金购置流动机械的传统模式，公开向社会竞标转让了流动机械69套，成功置换资金1255万元，实现了港内货物倒运市场化，加大了港内市场对内外对开放的力度，在港口内部建立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无形市场”。如煤炭接卸机械化一项，港口以零标竞拍，收入中标费30万元，并由此引入800多万元的卸煤设备，而且实现了火车煤炭接卸作业的机械化，提升了京唐港铁路运输接卸处理能力。与民营资本互动，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实现港口、民企、设备厂商与银行等多方面相关企业的多赢局面。

出售机械给民营企业，使港口解决了投资基础建设的资金不足问题，同时又释放了被设备占用大笔资金的“瓶颈”，为港口增加了不少新的生产资本，进而加速了港口企业的生产能力。同时，民营资本的参与，使港口不仅集聚了人气，而且通过新的资本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之所有在参与港口商务与经济活动中的单位和个人，都成了港口的主人。更值得关注的是，京唐港的这种做法，由于清晰了产权，解决了国有企业很难做到的“管理高效”的环节。

“过去，一台吊车分几班，由几个人开，要让每个人都爱车养车很难，稍有一点毛病，就送到修理厂去了。卖给民营企业之后，港口就不用管那些如‘爱车养车’的具体问题了。你想，个人倾全家之财力买了吊车，是要用这台吊车赚来的钱养家糊口的，还用你去教他如何爱车养车如何节约用油吗？”采访中，刘卫民一谈到民营资本引入港口建设的话题时，难以抑制依然激动的心情，“从资产资本经营的角度看，我们所展开的融资租赁业务，一方面解决了现实社会里的金融壁垒，实现了多方共赢。从港口发展需要的角度看，技术改造是我们永久性的任务，但港口却有一批批旧设备挤占了大量资金。现在我们通过出售那些技术含量并不太高、港口又必须具备的机械设备给民营企业，将此置换成可支配的资金。这是第一个直接的双赢。除此，接纳民营企业进入港口运营过程中，他们也在不断更新技术设备，但现有的传统金融壁垒又无法使这些民营企业获得理想的贷款，怎么办？我们港口再次大胆创新，采取给那些与我们有市场关系和租赁关系的民营企业在技术更新改造时，只需要他们先支付三分之一的资金，其余部分由我们港口方面代付，继续租赁给他们，并在未来3年内将其为港口服务所得收入抵偿租金和财务费用，3年后这些设备完全归属于民营企业所有。如此互动，港口自身通过提供先期的投入，企业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改善和发展，民营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也大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收入大幅增长。这是大家都能摸得见看得见的双赢，谁不从心底里高兴？”

京唐港在引入民营企业资本为港口发展服务方面开创了同行业的先河，受到有关部门高度评价。

在商界，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对港口建设者来说，同样重要。然而刘卫民和京唐港人更清楚，战略思维对港口建设更重要。

一个追求细节的商人，可以成就一笔可观的生意，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品牌王国。但没有战略思维的人，绝对不能建设好一个大港口。大型港口，如同一个将军指挥的百万兵马与敌人争夺胜利的决战场所，缺少了高瞻远瞩的意识和决断的目光，指挥员就永远无法成为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

刘卫民和他的共同奋战在京唐港建设前沿阵地上的战友们，无疑是一群思维超前、胸怀大略的港口建设的战略家。他们仅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在一片荒滩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一个国际大港口，走完了别人需用几十年时间才能走完的路，显现的是雄才大略和高超的智慧。

现任唐山港口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文才，也是一位与刘卫民同时间参与京唐港建设的“元老人物”。谈起京唐港高起点、跳跃式的发展过程，老董心潮澎湃，滔滔不绝。他向我们讲述了他亲历的这样一件事的“过程”：

开始建港，最初定的是建5000吨级的泊位。因为泊位等级决定着港口等级，后来一港池才算改变了规划，建了7个1.5万吨级的泊位，一个3.5万吨级的泊位（沉箱式码头）。为争取建这个3.5万吨级的泊位，还算顺利。那时候京唐港还叫港务局，董文才任副局长。他向局长说，如都建成1.5万吨级的泊位，还搞什么大码头？局长听了他的见解，很感兴趣，于是他们就去找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设计院，设计院组织了28个人听他们汇报，当即就拍板定下来了。后来建5万吨级的泊位，可就费了老鼻子的劲。当时有一个粮油加工集团找到他们，要5万吨级的码头和5万吨级的航道，他们没有，就答应人家，保证多长时间建好。可人家等不及，就去了其他港口。仅这一个企业，一年600万吨的吞吐量就失去了。他们十分心疼，于是下决心要建5万吨级甚至7万吨级或更大吨级的泊位码头。可是上边不批怎么办？他们不忍心等待下去，因为等待下去港口就没有出路，眼看着重量级货轮不能靠港，那流失的不是货轮，是市场，是滚滚流逝的财源啊！为此，京唐港人没有在无为的等待中放弃雄心壮志。他们依靠自己对市场和港口未来发展的正确判断，坚持上马。为这，他们承受过来自有关方面的种种压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京唐港人没有做错。

“要建大港口，心里没一个‘大’字，眼里没个‘远’字，这大港口永远只能是个虚幻的梦，而且容易在实际建设中造成极大的浪费。”董文才说，他最佩服刘卫民的一点，就是“超前意识比别人强”。

“对港口建设的决策者来说，能否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将是日益竞争激烈的港口业中能否占有一席之地的关键。”董文才就此谈起“大秦铁路线唐山开线直通京唐港”一事，更是收不住满口对董事长刘卫民的赞誉，他认为这是“刘董事长带给京唐港和京唐港人未来百年福祉的又一个精彩手笔！”

话还得从国家为改变“北煤南运”的紧张运输现状，想从在大（大同）秦（秦皇岛）铁路线上搞煤炭分流的话题说起。

许多年来，“北煤南运”都是通过秦皇岛港口出海的。而如今4亿吨运量的铁路线给秦皇岛港口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仅靠一条线路所可能造成的能源运输安全，让国家领导人日益忧心。可往哪里分流呢？怎么个分流法？国家相关部门的决策者在寻觅……渤海湾的港口不少，京唐港并不是国家唯一的选择。再说，京唐港虽然初具规模，可从大秦铁路线上，并没有通往京唐港的铁路呀。这么一比，京唐港就没有多少优势了！怎么办？

消息传来，急于想为国家分忧并又期待把这块“肥肉”弄到自己手的刘卫民听后一身冷汗，彻夜难眠。他站在挂在办公室的那幅巨大的《中国全图》前，久久凝视。两眼死死盯着大秦铁路线看，硬要把那条铁路线看穿、看透似的、看出个模样来才罢休！看得大秦线不好意思地向他低下头，然后顺着他的目光顺着他的意志从大秦线迁安站往南为他幻化出一条每天载着煤炭和物资的火车源源不断地开向京唐港的铁路来……。刘卫民久久凝视着《中国全图》，凝视着那条大秦铁路线。他要从中找出属于京唐港的“优势”，然后去找有关领导，发表他的“高见”。

刘卫民当然从《中国全图》上发现了属于京唐港的“绝对优势”——在他看来，京唐港当然有着最具优势的优势了。

“问题是失去这样的机会，我们就是京唐港的罪人！机会决不能失去！”刘卫民对自己立下誓言。

在一次非常普通的会上，刘卫民可以直接见到铁道部领导了。会议议题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不少人心不在焉，可刘卫民在会上没闲一分钟。有人见他总是手里拿着一支笔在纸上没了没完的画啊画，也不知画些什么……刘卫民在画他心中的那条铁路，那条从大秦线分支通向京唐港的铁路。他要画，画成能让铁道部领导一看就非常明了的铁路，画成领导们一看就过目不忘、拍手称道的铁路！

为这，刘卫民在几天之内快成了铁路“设计专家”了。

示意图已经画好，只等亮相机会。

刘卫民按住“砰砰”直跳的心，选择了一个最佳机会，直接面向铁道部领导汇报了他的想法。

“你们看，大秦线如果从迁安分支向我们京唐港方向延伸，将是最佳最好的选择。因为……”刘卫民此刻在铁道部领导面前，犹如一场决战前的总参谋长，他的每一句话如磁铁般吸引着在场的人。尤其当他展示出自己画的那张他的看法，他的计划、打算和对未来的展望，并恰到好处地向铁道部领导展示了他画的那张“示意图”时，所有人的目光仿佛一亮。

“这个方案很好！与我们的设想不谋而合！”掌声响起。

刘卫民禁不住有些热泪盈眶。

因为原先不占优势的京唐港人，在这回博弈中得了头彩。铁道路和国家计委批准——大秦线分支从迁安直达京唐港！

大秦线唐山分线直通京唐港，将意味着什么？业外的人士当然有所不知：这一线路的开通，这一煤炭大通道方案的确定和实施，将大大加快京唐港向亿吨港口前进的步伐——项目初期，每年就可以为京唐港增加3000万吨的煤炭运量！

2006年12月2日，当我们采访结束返回北京的时候，大秦线唐山开线直通京唐港的运煤专列，已是开通在即。

当然，这并非是说，大秦线唐山开线直通京唐港这一煤炭大通道方案的确定和实施，就是源于刘卫民同志的一个大胆设想，就是因为铁道部领导看了他画的一张草图听了他的一次汇报。但是，我们也不难想象，假若刘卫民和他的战友们在机遇到来之时，一个个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假若京唐港事先没有“未批先干”改建了数万吨级的大泊位，大秦线唐山开线会不会“开”往别处？

每年增加3000万吨的吞吐量，无论是对于京唐港，对于任何一个港口来说，都是滚滚的财源，滚滚的黄金。

什么是竞争？这就是竞争。

竞争中，胜者是刘卫民！是京唐港人！

京唐港注定是胜者。因为京唐港人懂得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港口经济。

“港口经济，实质上就是战略经济。”——军人出身的刘卫民深谙此理。

京唐港地处京津唐一级经济网络之中，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国家重点开放开发地区，其地理位置正是沟通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最近出海口。背靠着京、津、唐、承、张等20余座工业城市，占据着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咽喉地带，上能同京九、京沪、京广交通大动脉相连，下能同京哈、京承、京包欧亚大通道相连。腹地广阔，货源充足，交通便捷。直接经济腹地唐山，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多种农副产品富集地区，已形成煤炭、钢铁、电力、建材、机械、化工、陶瓷、纺织、造纸、食品等10大支柱产业，又是沟通东北及华北的商品集散地和运输要道，每年有大量的内、外运货物。间接经济腹地可覆盖河北、北京、山西、宁夏、内蒙古和陕西等地。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引领下，河北省一再强调要建设沿海强省这一新的战略决策。在这一布局中，河北省又赋予了唐山当领头羊的历史重任，意味着全省的生产力布局将进一步向唐山集中，全省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将进一步向唐山集聚，各项政策将进一步向唐山倾斜。

唐山崛起，指日可待。港口经济，再度成为人们的热点和焦点！

政治家和经济战略家们算了一笔账：唐山港区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广阔滩涂，在这里建临港工业区平均GDP水平是每平方公里19.6亿，世界平均水平是每平方公里将近40个亿。最高的是日本，环太平洋临港工业区每平方公里折合人民币达60个亿！按照中国的平均水平20个亿算，在这里可以做到20000个亿。20000亿是个什么概念？20000亿就是在这里再造一个广东，再造一个江苏！

临港工业发达，港口自然就会繁荣兴旺起来。优势是有的，更何况临港工业要发展起来，毕竟还是需要些时日。眼下让刘卫民和所有京唐港人不能感觉出轻松的是，北（东北）有秦皇岛港，南（西南）有天津港。两个百年老港在那里，京唐港处在“夹缝”里，且又是一个只有17年建港历史的新港，无论是比规模，比设备（设施），比固定客户，比名声……尽管京唐港有自己的“特色”，可真得“比”起来，“不如人”之处还是显而易见的。

刘卫民清醒地意识到，京唐港要想异军突起，必须以一位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把京唐港的视线拉得更长，看得更远。

刘卫民再一次在《中国全图》前站定，眉睫紧锁……

这一次，他盯着的不单单再是大秦线，而是整个“三北”地区（即西北、东北和华北）。那密密麻麻的大小城市标识，山川河流脉络，公路铁路走向，以及区域划分、河流分界、道路分布，等等。他还常翻动那一本本厚重的地方志书，从中了解各地经济发展状况，支柱产业，地方特产和地方所需……然而这一切，在他看来都不过是纸上谈兵。

港口是干什么的？常言说得好：“船到码头车到站。”港口就是在海河岸边设置的船舶码头，供船舰停泊，从事运输的地方。港口就是水运线的交通枢纽。泊位等级决定着港口等级，而吞吐量则标志着一个港口的兴衰成败。京唐港要兴旺发达，认真做好直接经济腹地的货物运进运出，重要的是抢占市场，抓住货源。可直接经济腹地的货源毕竟有限，且市场竞争又是那么激烈。要把京唐港做大做强，就必须把占领市场的触角伸出去，伸得越远越好。要把“物流圈”越画越大，先近后远，由“点”击“面”，让四面八方的客户和货源，开始如涓涓细流，后来便成奔涌的百川，向京唐港滚滚涌来……

此刻的刘卫民，目光放得更远了，他要亲自到距京唐港千里之外的间接可覆盖经济腹地走上一趟了。这是他多年在梦里编织的一张“京唐港商务全图”，那全图的“境界”包含了中国的西北部的广袤区域和这个区域之外的异国边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京唐港的胜与败，应在千里之外的战场！

早春4月，在中国的大西北还是冬天，格外显冷。刘卫民和总经理孙文仲等一行，开车直抵青海省西宁市，然后往回走，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地进行实地考察，与当地政府及相关企业谈生意，交朋友。虽多为一面之交，倒也谈得惬意，谈得痛快。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实地考察一路走下来，不久便在考察之地设立了几个办事处，开展了工作。

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大西北之行，暂时从所产生的货源来看，数量还不算太大。但董事长刘卫民说得好：“占领间接经济腹地‘三北’市场，不在数量多少，而在于检验我们占领市场的能力，看我们有没有与强手竞争的意志和勇气。”

大西北实地考察，刘卫民和孙文仲这两位京唐港的老总，可真是委屈了他们自己。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京唐港直达西宁，然后从西宁返还，途经兰州、银川、包头回港。随行的京唐港业务部部长、物流公司总经理张小强粗略算了一下，那是两个“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程。也就是说，他们每天行程都在1000多公里以上，并且每天还要安排拜见当地的政府要员和企业的老总们，真可用“马不停蹄”来形容那种紧张和繁忙。

4月的大西北，地上看不到绿。戈壁滩上，飞沙走石。张小强同志告诉我们：当他和董事长、总经理乘坐的车子开在戈壁滩上时，遇到沙尘暴，飞起来的石头把车窗玻璃都打碎了。连天加夜的赶路，董事长疲惫至极，下车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坐车坐得那个难受啊，“死的味都有！”

然而，这还不算啥。更让董事长、总经理心存“委屈”的是，他们在大西北之行所遭到的“冷遇”。按说，无论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他们都是国有企业的“老总”，都是“县、处”级领导干部呢（按京唐港现有规模，属大型企业，级别还要高些）。在京唐港，他们都是能顶得住天立得住地说话算数的人。他们去大西北考察，可都是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的。他们有这个思想准备（其实，在京唐港，他们也都不是善摆官架子的人，都很平和，很平易近人）。当然了，在他们拜见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时，几乎全都对他们热情有加，且以诚心相待，三两句话一扯，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可偏偏就遇上了一位素质欠佳者，让他们吃了闭门羹。

一天中午，董事长和总经理慕名去拜见那家小有名气的民营企业老总，人家却不给他们面见。一般老总都很忙，他们理解，并不见怪。问题是你老总忙，还有副总，还有接待部门嘛，怎么能以“不见”二字打发慕名而来的客人呢？然而，刘卫民和孙文仲两位“老总”的脸上并没有显出丝毫地不悦。

“中国的港口，基本都是‘官办’的，官办的就自然容易长‘官商’、‘官气’。我们京唐港从多年前就要求职工和所有运营部门，都必须改掉‘官商’的毛病，‘大爷’的毛病。‘官商’和‘大爷’的毛病是什么？就是见得了笑面孔，见不得别人给你冷面孔！京唐港过去在这方面吃过不少的亏。1994年，唐山半壁店有个叫韩建国的客户从我们港口走一船钢材，由于我们码头上的工人给了人家冷面孔，结果这个客户拍着胸脯说，今后再不从京唐港走货了！这样的事过去不只出现过韩建国一个客户。客户跑了，货船不来停泊了，你港口还有什么牛的？从那以后，我们就以铁的纪律要求员工们在自己港口对所有的客户都要做到笑脸相迎——这个笑脸，除了服务态度外，更重要的是服务质量。同时，我们要求所有跑外勤的业务人员，还要经得起别人的冷面孔。也就是说，你得有啃硬骨头、受挫折的心理准备。一次失败了，再来两次三次，直至感动客户为止。这一点，我当‘老总’的首先要做到。”刘卫民对此自有一番理论。

与董事长、总经理那次西北同行的一位业务员欣喜地告诉我们：“在甘肃，有家著名企业开始连门都不让我们进，后来勉强派了一位副书记与我们的董事长、总经理洽谈，结果大出所料：从此两家建立起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两家‘老总’相见恨晚，成了好朋友。这家企业现在有大批产品将从我们京唐港出航远行……”

“如果说港口经济是一种战略经济的话。港口人又是什么？港口人应该是实现这种战略经济的运营者，或者说是战斗员。因此，港口战略经济要有生机，要实现目标，港口的所有战斗员就必须像对待上帝一样为客户服务。”这样的话、这样的意识，刘卫民经常讲，京唐港人也经常挂在嘴边。

道理并不复杂。

假如你是货主，你运了一大船陶瓷品到了一个港口，卸船时你的陶瓷被装卸工人野蛮装卸打碎了不少，你会怎么想？

假如你是货主，你运了一大船进口香蕉到了一个港口，卸船时你的香蕉被装卸工人极不文明地打开包装给掏出来吃了，甚至有的还被成箱成捆地被人给偷走了，你又会怎么想？这种“不愉快”事件，在京唐港都曾发生过。

京唐港通航之初，一度管理混乱，野蛮装卸，或是偷拿卡要，把货主的货物给摔碎了，损坏了，或是拿了跑了，把货主气得脸都变了色，从此不再与京唐港打交道了。刘卫民走上港口“一把手”的岗位后，经常拿这些“不愉快”事件说事儿。他不止十次百次地批评说：“这种不文明不道德行为，决不准再在京唐港出现！这种行为，给港口所造成的损失，不是少来一两艘船的问题，而是破坏了我们的市场，败坏了我们的名声的大问题。”从此，在京唐港，始终坚持开展“客户满意是京唐港人的服务标准”的学习讨论和竞赛活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们还制订了严格、详尽而又具体的服务标准，以及对违犯者的处罚条款，轻者给予罚款、检讨、向客户道歉等各种处罚，情节严重者，则给予直至开除出港的严肃处理。

对全体干部职工严格要求，严明纪律，在全港唱响“打造服务品牌”、“创建诚信港口”的主旋律，从此那种“不愉快”事件在京唐港再也没有发生过。所涌现出来的，更多的则是一件件说不完、赞不尽的感人“细节”——

有一次，一位外轮的大副不小心掉进了船舱里，伤势很重，在舱体里动弹不得。京唐港人闻讯立即赶往现场救人。船舱里空间太小，根本无法再下去一个人，只好弄来一台吊车，用吊车把那位大副先生从船舱里吊了出来。与此同时，已经与医务部门取得了联系，等把那位大副从船舱里吊出来的时候，救护车也及时赶到了现场，使那位大副得到了及时救治。事后，船“老大”感激万分地说：凭京唐港人的真诚与真情，我们的货船首选在这儿停泊。

还有几次，一些外轮的舱盖打不开了，请求港方帮助。相关部门立即派技术人员过去，帮助打开舱盖。外轮人员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给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港方人员钱，以表谢意，均被一一谢绝了。

最为突出的，当数不久前在京唐港发生的两件事。

某日，一艘“华山”轮装载着印尼原矿石抵达京唐港。按合同要求，矿石直径大小不得超过300毫米，可运来的矿石，最大的直径竟有1米多。其实矿石大小对于接货单位并无妨碍，当时签订合同时之所以要求矿石直径不得超过300毫米，就是考虑到矿石太大会出现装卸难的问题，卸不下船来。这艘货轮在港口多滞留一天，就将给船方造成20000美金的经济损失，把船方人员急得哟，团团转，干挠头。为不使船方造成损失，能及时卸载离港，京唐港方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为船方解困，最终采用抓车为船方卸货的方案，把矿石卸了下来，使船方至少减少损失40000美金。“华山”轮为此感动得直夸“京唐港人好！”

又一天，一艘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船只，开进了京唐港。船上装载的货物很杂，有许多种。京唐港人不厌其烦地为其卸货，为其一一清理分类，干得十分认真，使船方深受感动。船方深受感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船所装载的货物太杂，在某一港口遭到冷遇后才又开到京唐港来的。这自然是后来船方介绍才知道的。他们开始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京唐港而来，没想到京唐港对他们的服务会这么有耐心。他们临离港前表示，要动员他们所熟悉的货轮，都尽可能与京唐港建立起航运关系。

打造“服务”品牌，创建“诚信”港口，京唐港人没有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做好事”和“为客户排忧解难”上，京唐港人在以更深层次的“服务”和“诚信”为客户“排大忧解大难。”比如中材集团出口到非洲的生产水泥的设备，一件设备大得简直像一栋小楼；一些钢铁集团生产的卷板，一卷重达10数吨数十吨……这么大这么重的货物，怎么才能装到船上去？那是非依靠专用装卸设备和大型装卸机械才能完成的活儿呀！怎么办？京唐港人果断作出定做专用设备和购置大型装卸机械的决定。

京唐港人对客户的“特殊服务”还有很多。比如他们利用场地广阔的优势，对多品种多份额的货物，为客户一一进行单独配货；利用场地广阔的优势，为客户提供筛煤场地，并为外贸煤的出口，投入资金为客户提供筛煤设备；为粮食（以玉米为主）货种提供储存仓库，等等。

我手头上有一份《京唐港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很能说明京唐港人创建“诚信”港口的决心。其中“铁路煤列卸时不超过3个小时”、“船舶靠岸20分钟即开始作业”、“客户举报问题1小时之内给予答复解决”，等等，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京唐港就是这样，以优质服务和“言必行，行必果”的诚信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回头客户”越来越多，稳定客户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客户也越来越多。

京唐港人要向亿吨大港挺进，假若没有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信誉，也将会是一句空话。

刘卫民董事长说：“我们不一定做吞吐量最大的，但我们一定要争取做服务和诚信方面的最好！”

“京唐港人要‘买’中国，‘卖’中国。还要‘买’世界，‘卖’世界！”

如今，刘卫民所追求的目标更大了，他的眼界更宽阔了！

“一个现代港口人，必须是一位商务信息嗅觉极其灵敏的人。有灵敏的嗅觉还不行，还必须将这样的嗅觉，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思维，调动一切信息手段，付诸现实。”刘卫民经常对部下这样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有几家大公司要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市等地联合投资数百亿元，兴建两座大型现代化化工企业，刘卫民立即派员前去洽谈从内蒙往京唐港铺设管道事宜，让该企业的产品将来从他们这里出海……两座现代化大型化工企业正式投入生产后，每年可给京唐港增加1800万吨的吞吐量，京唐港人怎么会怠慢？

有客人从广州来，饭间，客人说他有一位做钢材生意的朋友，要买大量钢管，唐山是钢铁生产基地，问有没有办法帮忙。客人竟不知道刘卫民所在的港口什么样的钢管都有。刘卫民马上告诉客人说，可以让你的朋友登陆京唐港网，想要什么型号的钢材，京唐港全有。结果，这一大宗钢材生意做成，不但增加了京唐港的吞吐量，更为那位做钢材生意的朋友减少了许多环节，获得了更加丰厚的利润……

港口的吞吐量在连年猛增，京唐港人对此并不满足。

刘卫民他们始终这样认为：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要建设“北方大港”，要“与纽约等大”，京唐港目前所取得的这些进步，并不能算什么！前面要走的路还很远，丝毫没有值得满足的理由！更何况，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物流业的信息化、网络化，港口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能做的事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港口概念。未来的港口，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将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经济坐标”意义和“轴心”功能。

一次大西北之行，让刘卫民他们体验到了“走出去”的重要。设局布点之后，暂从所产生的货源来看，虽数量远不算大，实地考察所结下的友谊之花，已经结果。包头钢铁公司的产品已源源不断地从京唐港下水。西北办事处的同志还把组织货源的触角伸向了新疆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新疆的棉花和颗粒粕，独联体国家的钢材，分别在京唐港开通了通道，向韩国、日本走货……

“作为港口运营者，我们手里有很多业务信息。我们知道哪条船什么时间到港，装的是什么货物，货主是谁，将把货运到什么地方；也知道有什么货物什么时间进港要装哪条船，目的地又是哪里。我们港口的经济运营模式不仅仅只是到外面揽活，等别人送货上门。而是要利用我们已知的这些宝贵的信息资源，运用现代的管理手段，凭着制定规则来赚钱，让所有与我们相关的客户和业主共同赚钱！让大家在共同赚钱过程中，尽可能的节省成本，获取最大的方便和利润。这叫做：在港口经济这个运营链条上，建立共同的赚钱规则，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新物流经济！”被刘卫民称之为“第三方物流经营构想，如今已在京唐港初见端倪，深得各方称道。

从筑巢引凤，到揽活赚钱，再到合作共赢，京唐港的经济业务跳跃般的跃上一个又一个台阶。从一千万吨，到两千万吨，到四千万吨，仅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明年是多少？后年呢……亿吨大港的年吞吐量，在京唐港已经不是遥远的梦想了！

呵，建一个“与纽约等大的”中国北方大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京唐港人每天都在期盼着、奋斗着……

第六篇京唐港：渤海湾上的中国北方大港第四章有爱就有财四富

我有一个愿望/百年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海港/让我每天迎送中外货轮/驶向五洲四洋/不要坟头/不要墓碑/千万不要占地/留着寸土寸金的土地/建设新的码头、仓库和堆场……

这是一首参加京唐港建设的一位普通员工写的诗，写得很深情、很悲情，非常感人。

在京唐港，所有参与这座大港的建设者和经营者，对自己的港口都有一份真挚的感情，透过这样的感情，我们能够感受到京唐港人热爱自己的港口、热爱自己事业的那份赤诚。

从20多年前在那片盐碱地的草丛里支起那块“唐山市港口建设筹建处”起，多少人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这片海岸线上……人们清楚地记得，当年时任筹建处主任的崔抚礼领着筹建处几名职工来到王滩海岸的时候，北风卷着雪花扑面而来。地面上没有路，他们硬是在荒滩上踩出一条路来。没有住房，他们就在盐碱地上搭起帐篷。没有电灯，他们点亮蜡烛和煤油灯。没有取暖设施，他们燃起堆堆篝火。啃着馒头和咸菜，他们硬是把冰结的冻滩和沙岩凿开……

是他们，怀着理想，送来了希望，带来智慧，沸腾了海湾，——举起擎天的臂膀，驾长风，鼓起燕赵大地的希望风帆。

在这里，无时不在拼搏，在这里，无时不在奉献，在这里，每一分钟都是一个惊叹号，在这里，每一秒钟都在描绘美好的明朝……

京唐港人谁也不会忘记创业的每一个春秋。

建港之初就参加了筹建处工作的张印春说：“那会儿，我们几个人别的什么也没想，只想着把建港动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要说当时苦，可是真苦，受的那个苦、遭的那个罪，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我们都感到值。我一个冬天就穿烂了三双鞋。我爱人也曾生过我的气，我就劝她说，一个人活着总得为社会做点事情吧！”

京唐港人从一开始建港就把自己融入了港口建设的事业中。这种情结是怎么也割舍不下的。就像好夫妻二人过日子，开始是爱情，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亲情，就相互成了各自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建设京唐港的日子里，许多感人的场面，许许多多感人的人和事，说出来能叫人掉眼泪：

天津大学毕业生潘利民，毕业后分到了京唐港。他接手的第一项外出工程就是京唐港挡砂堤。当时他正在谈恋爱，在工地上一干就是6年多，恋爱、结婚只能挤出时间来安排，后来儿子出世了，工地上离不开他，直到儿子出世第八天他才回去看了看……

潜水工段长齐振江的爱人，煤气中毒被送进医院高压氧舱急救，醒来后要求前来看望她的领导说：“别告诉老齐，他忙，不能让他为我分心。”老齐的儿子见父亲一个多月没回家，赶到工地上看看爸爸在干啥，老齐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竟没顾上和儿子说说话，儿子只好默默地回了家……

赵柏朝的爱人在单位食堂上夜班，晚上家里只留下一个不满10岁的女儿。女儿得了腮腺炎，连续输了12天液，母女俩硬是没有告诉在港口施工的赵柏朝……

郑国江的父亲患癌症久卧病床，郑国江不能在父亲床前尽孝，渔讯时花掉半个月的工资买些鱼托人带给老人，当老人离开人世时，他还在工地上忙活着……

京唐港的建设者，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了海港，每一个港池都盛满了他们对事业的真情，每一个码头都是他们筑起的丰碑。

如果说，是建港初期的有限条件，建港人演绎了不计其数的艰苦创业的动人故事，那么在京唐港已初具规模、各方面条件都得到了改善的今天，一位癌症患者，每天化疗后自己掏钱搭乘车五、六十里，仍坚持着上班，已长达一年之久，并且仍在坚持着，又该作何评说？

运营保障部主持党支部工作的副书记陈晓军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党支部委员夏连生的动人事迹——

夏连生同志患的是淋巴癌，他自己知道，医生没有瞒他，可他一直瞒着单位。从去年检查出来是淋巴癌，他只向单位说身体不适，要请假看看病，每天要晚到岗位一会儿。陈晓军这位女支部书记心细，见夏连生老请假看病，觉得不对劲儿，就常去医院或家里去看望夏连生。接连看望了几次，夏连生的“机密”就保不住了，只好给陈晓军同志说了实话，但要求陈晓军绝对不准对外人讲。陈晓军心疼自己的职工，掉了泪，组织大家为夏连生捐了款，去看望夏连生更勤了。陈晓军作为党支部副书记对夏连生的关心，使夏连生深受感动，他对陈晓军说：“我虽然得的是癌症，可也不是一天半天就能要命。组织上对我这么好，同事们对我都这么好，我活一天，就应该坚守工作岗位一天，为单位做些事儿。”

采访中，陈晓军同志很动情地对我们说：“都说战争年代容易出英雄，和平年代不容易出英雄，特别是在企业单位里，怎么出英雄？英雄的标准是什么？以我看，夏连生同志就是一位英雄！”

尽管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未能见到这位英雄，但从夏连生同志身上，我们看到了京唐港人爱港如家的精神，看到了京唐港人敬业的思想境界，同时也看到了京唐港“人性化管理”的巨大力量。请注意夏连生对陈晓军说的那段话：“……组织上对我这么好，同事们对我都这么好……”京唐港的人们，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都在用感情感染着感情。

京唐港人，爱港爱在骨子里！

写京唐港这些年来所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和先进工作者，我们还真的有些为难了。那么多的先进、劳模和英雄，写谁不写谁？仅已经走入我们视线记录于我们的采访本的，就有这么一个十分壮观的“队伍”了——

储运公司库管员陈贵民，装卸公司调度室主任王大勇，拖轮公司党支部委员、航标主管李光，技术管理部副部长王荣山，总经理助理兼装卸公司总经理王瑞杰，总公司副总经理李建振，总调度室主任赵克非，拖轮公司经理刘维胜，储运公司经理王纯生，引航站站长、特级引航员赵秋玉，业务部部长兼物流公司总经理赵小强……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绩。京唐港之所以日新月异，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就是因为有他们，以及更多的诸如赵贵民、钱大勇、孙光、李荣山、周瑞杰、吴建振、郑克非、王维胜等先进、模范和英雄们的爱港情结、敬业精神所取得的。

花开满树，单表几枝。

王瑞杰是一位杰出青年。1990年，王瑞杰从武警部队转业，被分配到京唐港工作。他曾历任门机司机、门机队队长等职。从部队转业来京唐港之初，他对电工知识知之甚少。在实际工作中使他认识到，做一名合格的门机司机，不懂电是不行的。于是他买了许多《电工基础知识》之类的书籍，从易到难开始自学，并虚心向电工师傅们请教。有时为了弄清一个电子元器件的构造，他就找来已报废的元器件进行拆卸分解，然后再按图一件件对照着组装，直至弄懂为止。他学完了《电工基础知识》，又开始系统地学习《电工拖动知识》，作了近10万字的学习笔记。这些知识为他提高门机修理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边学边用，在排除故障时将电器的故障记录下来，然后查找资料，分析原因，直至找出排除故障的办法。王瑞杰成了修理门机的技术能手。

前几年，京唐港从青岛港购进了两台已使用过14年的旧门机，门机上的电器都是旧型号，并且电缆老化，工作起来稳定性极不可靠。王瑞杰凭着对门机修理的熟练技术，带领一班人对那两台旧门机进行改造，使门机的工作性能得到了全面提高，一下子就为单位节约了近8万元的维修资金。王瑞杰以身作则，扎实做好自己所负责的每一项工作，表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一天夜里，有一施工船因大风撞在了挡砂堤上，船舱里进了水，被拖到了一个泊位里。这时候，如果不把船舱漏水处吊离水面，排水堵洞，船将沉入泊位水底，麻烦可就大了。危急关头，王瑞杰主动请缨，和工友们一起下决心要把船吊起来。当时大家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因为稍有不慎，将造成机倾人亡的严重后果。王瑞杰和工友们凭着过硬的技术，利用海水的浮力，并随着潮水涨落，直至将船舱里的水排净并堵住漏洞，才从门机上下来。王瑞杰在工作中不怕脏，不怕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有着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对他来说，工作中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多年来，他没与家人一起过一个团圆年，很少休过一个完整的星期天和节假日。有一天，王瑞杰的母亲因病住进了医院，公司领导让他去医院照顾母亲。可是，3.85万吨矿粉船马上就要在5号泊位靠港停泊。5号泊位是1.5万吨级泊位，靠3.85万吨级的船只能乘高潮进港，在低潮前卸出5000吨才能保证船舶在港的安全。并且这条船卸的快慢对今后此类货源能否在京唐港上岸至关重要。他坐出租车到医院匆匆看了一眼病中的母亲，就含泪回到了生产现场……

像王瑞杰这样的奉献者，在京唐港为数不少，他们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都说：“干工作，能把自己所负责的事情做好，能把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担当起来，让组织放心，让领导满意，让周围的同志们都有一个好的评价，认为自己还行，是件很愉快很幸福的事。”

是的，劳动着和奉献着就是一种愉快，一种幸福的事，这是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港口，热爱自己的事业，也热爱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京唐港人的人生哲学，这哲学渗透了他们的灵魂与行为。

如今，王瑞杰已不是当年的门机司机或门机队队长的王瑞杰了，而是总经理助理兼装卸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责任重大，他身上担子格外沉重。京唐港共有员工1000多人，装卸公司员工人数占了1/4。人多并不是他肩上担子沉重的主要原因，人多加强管理就是了。关键在“装卸”二字上呢！不论京唐港的年吞吐量是几千万吨，还是上亿吨，都是要靠他们装卸公司来完成任务的。就像打仗，装卸公司是港口最前沿的阵地，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在那里，任何夸夸其谈，任何纸上谈兵，都是毫无用处的，要的是实打实，硬碰硬！

王瑞杰和他的装卸公司全体员工们，是好样的。2006年，按上级下达给他们公司的装卸任务，他们已超额完成了800万吨。

李光，现任京唐港航标主管，是一位许振超式的好员工。

李光1990年应征入伍，在海军部队里就从事航标管理工作。1994年转业来到京唐港后，就对港区不规范的航标设施提出了积极的改进意见。首先是对5万吨级航标灯质和发光周期的调整。原导标的前中标为4秒单闪，后中标为6秒双闪，不能突现同步。李光提出将前标改为0.25秒等明暗快闪，后又改定为定光，大大提高了航船的安全。原设在航道内的活节式灯桩，每座造价十几万元，安全系数又低，在使用中曾有5座被先后撞沉。李光改活节式灯桩为经济适用的24米浮标，既经济，又提供高了安全系数。

在担任航标主管岗位上，李光还进行了自行布标的创新。1998年，2万吨级的航道疏浚完工后，所有航标都要重新布设。当时是京唐港最困难的时期。为节约支出，他提出了自行布标并得以实施，一边实施一边学习用GPS定位。经过180天的奋战，他带领员工们安全起标20余座，为单位节约了大笔资金。自行布标，既是李光的大胆尝试，也是京唐港人的一次创举。

在京唐港，张小强是业务部部长兼物流公司经理。别看在他手下只有21个人，他这个岗位可是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岗位。

张小强是河北遵化人，1994年河北农大毕业后分配到京唐港。在河北农大，他学的是农业机械，京唐港有个机修厂，于是张小强就被分到机修厂里去了。其实，农业机械和京唐港的这个港口机械修理厂，绝对是“驴头”对不住“马嘴”的，可世界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要不然怎么会有“阴差阳错”这个词呢？

既然来了，就好好干呗，张小强在机修厂一干就是4年，直到1997年，他才开始干业务。

据张小强介绍，1997年那会儿干业务，就是坐门等客，来货就干，不来就算。刘卫民任董事长后强调：“等米下锅就是等死！”从此才开始有了紧迫感，才知道干业务要有个清晰的思路，要有目标，要有意识去追去求。想想也是的。环渤海湾的港口那么密集，京唐港西有天津港，北有秦皇岛港，眼皮子底下又有个孪生兄弟曹妃甸港，按常规去发展的确没有出路，因为自己确实不存在什么“比较优势”。

张小强笑着自我介绍道，可能刘董事长、孙总经理发现了他还是个有点脑子的人，就把他调到业务部长、物流公司经理的领导岗位上了。常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是有一定的道理。没到领导岗位之前，对业务对物流方面的事他虽然也想，但很少往深里往细里去想。到了领导岗位上就不一样了，他就要尽职尽责了。可这个“业务部”、“物流公司”的“职责范围”有多大呢？说小也可能很小，说大就能大得无边无沿。因为这是一个“物流大市场”，也可以大到“全中国”，也可以大到“全世界”。

别管这个“市场”有多大，张小强总是干得比较出色吧，就连刘董事长都夸他“动脑子了”呢！

出任业务部长和物流公司经理后的张小强，首先把“会员”开始了分类。直接经济腹地上的稳定客户，被他称之谓“核心会员”；重点大型企业的固定客户，被他称之谓“支柱会员”；间接经济腹地及重点在建企业的客户，被他称之谓“战略合作会员”……接着，他开始了做“过细地”工作。21个人有21个人的不同分工，没有一个人会蹲在办公室里闲嗑牙，谁也没那个闲工夫，人全都“下去”了。张小强布的有两张“网”，一张“外网”，一张“内网”。所谓“网”，并不是他们要设置一个什么“陷阱”，逼着一些企业“就范”，并不是他们要去拆兄弟单位业务方面的“台”，而是要与广大客户建立友谊，结交朋友，向客户们介绍京唐港的“好”，参与市场公平、公正的竞争。比如他们是这样拉国丰钢铁企业在他们那里“下水”的。丰南县是个钢铁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多年来一直不知道用外来矿石。虽然当地矿石资源虽然非常丰富，但他们不了解用外来矿石可降低钢铁生产成本。工作这么一做，“国丰钢铁”开始用外来矿石生产了，一生产尝到了甜头，从此年产钢铁500万吨，年外进矿石200万吨，就都在京唐港下水了。

董事长刘卫民十分称赏张小强他们的智慧之举，说：“与周边港口竞争，最多是超过他们。与世界港口竞争，才能走向世界。”

目前，善谋实干的张小强，正在按照董事长的思路，带领他的21名精兵强将，把“物流圈”越画越大。

《字典》上讲：“单位”除特指计算长度、重量、时间、温度等标准量外，再就是指机关、团体或其所属的部门。

“单位”二字在国人心中，曾经被看得比“家”还重要。因为“家”只是一个让人歇息和获得天伦之乐的港湾，“单位”里才有每一个人的事业、追求、理想、友谊和希望，甚至才有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等等。可是，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老同志写文章，写回忆录，抒发“有单位的感觉真好”的情怀。近些年来，不掩饰地说，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腾飞国家所取得的成绩无可否认），别说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就是在某些“机关、团体或其所属的部门”里，在那些连《字典》上都承认可以称作“单位”的单位里，“单位”的“感觉”也没那么好了。人与单位之间，单位领导与领导之间，被领导与领导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什么“友谊”、“事业”、“理想”、“希望”，等等，真不知该用个怎样的词儿来恰当地表述了。就连那份用于赖以生存的微薄工资，也不太想给了……

而在京唐港，却是别开洞天的一片新天地！

京唐港是国有股份制企业，属唐山市属企业，却又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单位。在这里，公司设置有党委、团委，中层设置有党支部、团支部，基层设置有党小组、团小组。在京唐港，有着浓厚的政治气氛，有着充满勃勃生机、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李贵琢是京唐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和监事会主席。分管组、宣、办、工、青、妇等一切党委应该分管的工作。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说：“刘卫民董事长兼着党委书记，就好比在部队，他是司令、政委一肩挑。可他毕竟只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全公司以及公司以外但与公司有关的那么多大事在等着他去处理，去表态，去安排，去落实，他比谁都辛苦，我这个当副书记的，就没有理由不把所分管的工作抓紧抓好，高标准负起责任来。甚至不在我分工之内的事，该管的也要管，这叫分工不分家嘛！”

李贵琢书记也是军人出身，满身的豪气，耿直、正派。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最大特点是：能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了。李贵琢书记也是挺有“个性”的一个人，凡事，他有他的视角，他有他的独到见解，一句话，他是一位“有自己思想”的人。可当我们问及“班子”的话题，他却慷慨激昂，说了这么一段令人感动的话。他说：“这个班子团结一致，没有杂音，关键是刘卫民这个‘班长’当得好，他从不做推诿扯皮的事，如果工作中出了事，事再大再小，他都敢于承担责任，从不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的。”

这是最可宝贵的品德。大到一个国家，甚或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那位“最高首长”干脆利索，不推诿，不扯皮，有了荣誉与民共享，出了问题敢于承担责任，这本身就是政治，是最重要的政治内容之一。我们每个人都不难想象：一个不敢承担责任的领导人，能把他所领导的单位，“领”到“导”到怎样一种昏天黑地的混乱境地……

在京唐港，“政治气氛浓厚”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定期召开的党内民主生活会，支部工作经验交流会，常年设置的党员先锋岗，以及灵活多样的政治学习制度，思想汇报制度，等等。这些原本“务虚”的内容，在京唐港都可看可触。比如党内民主生活会，党委书记无论再忙，一般都会参会，并亲自组织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方面的重要讲话等；比如常年设置的“党员先锋岗”，就更具体到“岗位”和党员“个人”了……

京唐港更有着充满勃勃生机、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且不说公司诸如“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等节日约定俗成举办的各种文艺演出，团拜会，茶话会，也不说公司免费对职工开放的图书馆、阅览室，以及每每有新员工到港召开的欢迎新员工座谈会，建军节与驻港部队、转业军人举办的联欢会等，仅每周八版的《京唐港新闻》报，设置的“要闻”、“党建”、“生产”、“运营”、“管理”、“观察”、“纪事”、“技术”、“模范”、“战略”、“风尚”、“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栏目，就足以把全公司的文化生活活跃起来。

采访装卸公司党支部书记沈孝达，他深有体会地对我们说：“做一名优秀的政工干部，也是挺不容易的。一名优秀的政工干部，不仅要有文化理论水平，更要在广大职工群众中有号召力和凝聚力，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每位职工的心里去。”沈书记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党支部在生产第一线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做法。一是充分利用班前会、船前会5分钟8分钟的时间，一天几次地向职工贯彻国家政策、上级精神，以及对每位员工的具体要求，使大家都铭记于心；二是常年开展互助友爱活动，随时掌握每位员工的思想动态，家庭困难，并及时给予救助，等等。

“人是需要关怀的。有了成绩需要表扬鼓励；遇到愁肠百结的事需要开导劝慰；遇到困难，无论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物质层面上的都需要救助。只有这样，员工们才有归属感。”沈孝达书记说。

人有“归属感”太重要了！

这使我们想起了另一位青年工人的“转变过程”：

葛希峰是京唐港运营保障部的一名青工，前几年因年轻气盛，讲哥们义气帮朋友打架失手而栽过跟头，从此自感前途无望，破罐子破摔。遇上他爱人患脑瘤家里出现了过不去的坎了，单位组织全体员工为他捐了款，使他体验到了“单位”的温暖，工友们的友情，使他重新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原来单位领导和同事们并没有抛弃我！”从此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但工作表现好了，而且有了上进心，连年技术考核都是全优，成为单位里的一名优秀职工。

在京唐港采访的每一天，我们都被京唐港人的“团队精神”感动着。无论是领导与领导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还是各中层、基层单位之间，机关单位与生产一线单位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京唐港人与客户之间，无不处处充满着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

“对于任何一个单位，团队精神都是非常重要的。”刘卫民董事长说。

为了培养、锻炼京唐港人的团队精神，公司还专门拿出培训经费，把员工们拉到北京进行过“拓展训练”呢！

所谓“拓展训练”，是国外一家公司设计制作的专门训练团队意志、毅力、合作能力、生存极限挑战等诸多课题的一种超常规训练项目。在一系列训练课目中，每个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甚至每一点细微的“个人主义”行为，一旦出现了与所属团队不协调，都会导致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比如要钻过一架铁丝网，网眼有大有小，团队成员有胖有瘦，要胖瘦搭配得当，才能钻过网眼。一人钻不过网眼，就算“触电身亡”，标志失败。比如两个人面对面要走过一座独木桥，配合稍有不紧密，哪怕一点点的疏忽，就会“跌入河中”……

“公司专门拿出培训经费，对员工进行拓展训练，就是为了增强大家的团队意识，树立起大家的团队精神。”党委工作部部长马志刚、副部长李杰同志向我们介绍说。

“团队精神”的形成、发扬和光大，是京唐港人整体素质得以提高的结果。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打造诚信京唐港，京唐港人已把“服务人民为荣”的荣辱观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落实到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里。刘卫民董事长这样认为：“办企业，一为职工谋利益，二为区域经济发展作贡献，三作为服务行业，心里要想着客户，为客户在京唐港实现最大利益而尽心尽力。没有客户谈何发展？”

京唐港人的整体素质，就是在这种不断灌输清晰经营理念的先进思想文化中得以提高的。京唐港人明白，单位利益就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客户利益就是他们的个人利益，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每个人都应自觉地、积极主动地从方方面面来维护这个“利益共同体”。正由于此，公司涌现出了那么多先进工作者、英雄人物和劳动模范。京唐港人“爱港爱在骨子里”，那可是一句没有丝毫夸张的赞美。

2003年的那场风暴潮，对京唐港人的“团队精神”，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检阅。

2003年月10月10日，一场大暴雨伴以11级的狂风和由此而引发的风暴潮突袭了京唐港。雨越下越大，潮水越涨越高，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海浪涛天……仅几个小时，货场就积水盈尺。铁路运输受阻，进港列车无法装卸，部分散垛已被大水冲垮！

严峻考验面前，京唐港人以解放军大无畏的“抗洪抢险”精神，与暴风雨、风暴潮展开了搏斗。刘卫民董事长到南方出差没有回来，获悉遭遇风暴潮彻夜难眠。孙文仲总经理、李建振副总经理亲临现场，组织抗风暴战斗。是的，这是一场战斗，其严峻性绝不亚于那销烟弥漫的战场。因为这里时刻都有将人置之死地的危险。狂风将人掀到海里可以使其丧命，塔吊等各种码头机械设备和设施被刮倒在地砸住人可以使其丧命……更何况又是在夜间！

面对危险，甚至可以说是面对死亡，京唐港人没有人退缩半步。储运公司副经理裴俊先从10日下午就带领员工们顶风冒雨对保税区的几十垛货物进行苫盖，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副书记刘庆林、铁运科科长刘德权等，都战斗在抗风暴战斗的最前沿阵地上……根据分工，大家有条不紊地与暴风雨和风暴潮作斗争，所有员工都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经过两天两夜、连续作战，直到12日上午，才终于使港口恢复了生产。在这场抗风暴战斗中，贾生银、刘志忠、裴建辉、王凤利、王俊陆、马永龙、李国伟、李安明……他们有的是负责对门机的就地加固，有的是负责排水，有的是负责排除各种故障，等等，虽分工不同，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了突出贡献，充分表现出了“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协作”的团队精神！

京唐港人爱港，已经爱到了“下意识”的境界。

有这样一件小事，挺能说明问题。一天，董事长刘卫民坐车路过港区，看到有一个人用自来水冲洗摩托车。车子开得快，隔着车窗玻璃，刘卫民并没有看清是什么人在用自来水冲洗摩托车，车子一闪就过去了。到了办公室，他立即打电话让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把那个人喊了来，原来是他的一个老熟人。老熟人早些年曾在港区打过临时工，好长日子没来过京唐港了，那天骑辆摩托车来港区里转转，看看摩托车有些脏，港区如今又安装上了自来水，挺方便的，于是就拧开水龙头冲洗开了。

“老熟人也不行！”刘卫民批评老熟人，“你知道这自来水多少钱1吨吗？3块多！你咋不用你自家的自来水冲呀？”老熟人被刘卫民狠狠批评了一顿，批得老熟人面红耳赤……

就这么一件小事，难道作为管理着那么一个大企业的老总，也要亲自过问这种“小事”吗？如果连这样的小事都要亲自过问，是不是有点儿太小家子气、太琐碎、太没有大将风度了？可刘卫民不那么看，他认为，港区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甚至是一滴清水，一片树叶，都是不容随意糟蹋的。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与让全体员工得到越来越丰厚的收入，过上越来越富裕、舒适的日子，并不是矛盾的，对立的；相反，是统一的。京唐港股份有限公司领导集体一面严格要求员工们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情的革命传统，一面在考虑着要不断为员工们增加工资，提高福利待遇。如今，在京唐港，工作餐是免费的，服装是免费的，图书阅览等许许多多文化生活，体育活动，都是作为“公益事业”来做的。员工们的薪水待遇也一年比一年提高。现在，比如一个门机司机，在京唐港，每年可拿到5万元。像赵秋玉那样的专业技术人员（特级引航员），年薪可拿到20万元。在京唐港员工中，个人买私家车的已不在少数。也许与一些地方相比，京唐港员工们的收入并不是最高的，可是，要知道，这里是一个才只有17年建港史的新港口。2007年，京唐港的年吞吐量将接近翻番，三五年过后，这里将会有一个裂变，会是一个更加兴旺发达的模样！

京唐港的确前途无量！

最近，正当我们结束这部作品的采写之时，又有好消息传来：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新任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同志，深入唐山海港开发区调研，调研结束后发表了一个振奋人心的讲话，为唐山、为海港开发区，更为京唐港人，给予了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赵勇书记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设好唐山港（曹妃甸）科学发展示范区，这是对我们提出的崭新要求，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光荣。京唐港和曹妃甸之间75公里，这75公里是一个偌大的工业走廊。以这个工业走廊为主，周围可以建立若干功能区。每个功能区要有各处的特点，特点要鲜明。未来的发展将在许多方面超乎人们的想象。按部就班，就无法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宏伟蓝图。一定要找国际一流的专家来做大的规划。现在我们面临的机遇是崭新的机遇，要“抢”这个机遇。明天的唐山将是一个崭新的唐山！一座能够直接看到海的城市。它将是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海滨城市。

是的，唐山正在向辽阔的大海靠近，靠近大海的唐山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城市，她向世人展示的是中国的气魄！而作为建设新唐山大战略中的桥头堡的京唐港，刘卫民他们更明白在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如何更加开拓眼界，放开胆子，将自己的“北方大港”建设得更加美丽光彩，不负使命。

呵，京唐港，你的明天让人羡慕、让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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