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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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的抉择》

正文主要人物表

亚当·芒罗：英国秘密情报局训练班情报教官。

奈杰尔·欧文：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

巴里·弗恩代尔：英国秘密。情报局苏联处处长，亚当·芒罗的顶头上司。

朱利安·弗兰纳里：英国内阁事务大臣。

琼·卡彭特：英国首相。

哈罗德·莱辛：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商务处一等秘书。

蒂姆·霍姆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上校。

理查德·普雷斯顿：英国巡洋舰“阿盖尔”号舰长。

西蒙·法龙：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

罗伯特·本森：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威廉·马修斯：美国总统。

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美国总统的安全事务顾问。

戴维·劳伦斯：美国国务卿。

莫顿·唐纳森：美国驻莫斯科大使。

迈伦·弗莱彻：美国农业部首席苏联粮食问题分析专家。

查尔斯·奇普·艾伦：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行动计划的副局长。

本·汉：美国中央情报局主管情报分析的副局长。

迈克·曼宁：美国军舰“莫兰”号舰长。

马克西姆·鲁丁：苏联国家主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尤里·伊凡南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瓦西里·佩特罗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组织部部长。

德米特里·赖可夫：苏联外交部长。

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苏联党的理论家。

尼古拉·克伦斯基：苏联元帅，国防部长兼红军总司令。

安纳托利·克里沃伊：在苏联党的组织部工作，维希纳耶夫的得力助手。

瓦伦蒂娜：亚当·芒罗年轻时在西柏林结交的女朋友。

安德鲁·德雷克：英国籍，父亲是乌克兰人。别名：安德里亚·德拉契；又自称斯沃博达。

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苏联乌克兰西部地区持不同政见者的游击队队长。

列夫·米什金：乌克兰地区的犹太人，游击队成员。

戴维·拉扎雷夫：乌克兰地区的犹大人，游击队成员。

阿扎玛特·克里姆：加拿大籍，英文名：阿瑟·克里明斯，父亲是苏联克里米亚地区的鞑靼人。

哈里·温纳斯特鲁姆：北欧航运公司的老板。

索尔·拉森：瑞典籍的挪威人，“弗雷亚”号的船长。

简·格雷林：荷兰首相。

德克·范·格尔德：马斯控制中心站董事长。

迪特里希·布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阁总理。

路德维格·费希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司法部长。

康拉德·沃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荷兰大使。

本亚明·戈伦：以色列总理。

正文前言

美国总统读着备忘录，脸上越发露出了恐怖的神色。

“骇人听闻，”他在读完时说道，“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总归有人要丧命的。”

亚当·芒罗站在对面望着他，毫无怜悯之情。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已认识到，政客们在原则上对于人头落地是不怎么反对的，只要公众无法看出他们本人与此有什么牵连。

“这种事以前是发生过的，总统先生，”他毅然决然地说道，“毫无疑问，以后还会发生。在‘企业’里，我们称之为‘魔鬼的抉择’。”

正文序幕

如果不是一个名叫马里奥的意大利籍海员目光敏锐的话，遇难者则可能在日落前命赴黄泉。即令当他被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处于昏迷之中了。他身上几乎衣不遮体，由于烈日的燎烤，身上裸露的部位已造成二级晒伤；浸在海水中的部位已被海水泡得又白又软，就像腐烂的鹅翅膀一般。

马里奥·柯西奥是“加里贝尔迪”号轮船上的厨师兼服务员。“马里贝尔迪”号是一艘讨人喜欢的旧商船，它从布林迪西起航，正缓慢地驶向因杰角，然后再继续向土耳其北岸东部尽头的特拉布宗港行进，去装运从安纳多卢发货的一批杏仁。

就在1982年4月下旬的一个早晨，马里奥拿定主意要将一桶土豆度从上风栏杆处倒入海里，而没有从船尾的垃圾运送槽中倒掉。至于为什么，他自己根本说不清，别人也没有要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呼吸一下黑海的新鲜空气，暂时摆脱一下狭小的厨房里没完没了的热蒸气。他踏上甲板，走到右舷栏杆跟前，使劲把土豆皮倒入了海中，大海漠然置之，顺其自然。然后他掉转身来，蹒跚地向他的工作岗位走去。刚走了两步他就停下了，皱着眉头，又转过身来走回到栏杆跟前，感到迷惑不解，捉摸不定。

“加里贝尔迪”号当时正向东北偏东方向行驶以绕过因杰角，所以当马里奥用手遮住阳光而越过横梁朝船尾方向凝视时，正午的阳光正好直射在他的脸上。但是他确信，在20海里以南的土耳其海岸和轮船之间，他看见有一个东西在汹涌的淡蓝色海面上漂浮着。由于无法再看到那个东西，他急忙快步走到后甲板上，沿着外面的扶梯攀上桥楼的翼台，并再次凝视着。在徐徐涌起的浪峰之间，他在一刹那又清楚地看到了那个物体。他向身后开着的舱门转过身去，舱门通向驾驶台，他大声喊道：“船长！”

说服船长维托里奥·英格拉奥颇费一番口舌，因为马里奥是个头脑简单的小伙子。但船长毕竟是位经验丰富的海员，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确实有一个人漂浮在海面上，他是有责任掉转船头去看个究竟的，况且雷达上也确实显示出了回波。船长花了半小时的时间才掉转了船头，把船驶向马里奥所指的出事海面，那时，船长自己也看到了那个东西。

小船几乎不到14英尺长，船身也不很宽。那是一艘轻型快艇，可能是那种海轮上携带的单座艇。在船体中线的前部，有一块座板横跨船身，座板上有一个孔，是固定桅杆用的。不是船上根本就没有桅杆，便是桅杆没有固定好而翻过船体落入大海了。当“加里贝尔迪”号停下来在浪涛中颠簸的时候，船长英格拉奥靠在桥楼翼台的栏杆上，看着马里奥和水手长保罗·朗希开动摩托救生艇去把小艇拖到船旁。当小船被拖近时，居高临下是可以看到小艇里面的情况的。

艇里的那个人躺在海水里，水积了有几英寸深。他瘦得皮包骨头，面容，憔悴，胡须很长，已经不省人事，他的头歪向一边，而呼吸很急促。当他被吊上船以及水手们用手摸着他脱了皮的肩膀和胸膛时，他呻吟了几声。

“加里贝尔迪”号始终留有一个备用舱房以作病房之用，那位遇难者就被安置在这间舱房里。在马里奥的主动要求之下，船长就让他专门去照顾这位遇难者。马里奥很快就把这个人当做为他的私有财产，就像一个小男孩照料自己亲手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的小狗那样关心备至。水手长朗希从急救药箱里取出一针吗啡给他作了注射，以减轻他的疼痛。他们两人便着手医治晒伤。

作为卡拉布里亚人，他们对于晒伤是略知一二的；他们配制了世界上最好的晒伤油膏。马里奥从他的厨房里端来了一盆新鲜柠檬汁和酒醋各半的混合剂，又从他枕套上撕下了一块软棉布和取了一碗冰块。他把棉布浸人混合剂中，再包上十几块冰块，然后把它轻轻地敷在晒伤最严重的部位上，紫外线几乎已经穿透到此处的骨头。当冰冷的收敛剂使晒伤的肌肤散发出热量时，一缕缕的热气从昏迷者的身上冉冉升起。那个人颤抖了起来。

“发点烧总比晒伤休克而丧命好。”马里奥用意大利语对他说。那个人未能听见，即便他听见了他的话，也会不解其意。

朗希和船长一起走到摆着小艇的后甲板上。

“发现什么了吗？”他问道。

船长英格拉奥摇了摇头。“这个人身上一无所有，没有手表，没有写上名字的标签。穿一条廉价的衬裤，上面商标也没有。他的胡子看上去大概有十天没刮了。”

“这里也是空无一物，”英格拉奥说，“没有桅杆，没有风帆，没有桨，没有食品，没有淡水箱。甚至连船名也没有，不过船名也有可能是剥落了。”

“会不会是海滨胜地的游客，被风吹到了海面上呢？”朗希问道。

英格拉奥耸了耸肩膀。“也可能是一只小货轮上的幸存者。”他说，“还有两天我们就要到达特拉布宗了。当他清醒过来会说话的时候，土耳其当局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我们就准备开船吧。哦，我们还得给我们在特拉布宗的代理人发个电报，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他。我们靠码头时需要有辆救护车开到码头上来。”

两天后，遇难者仍然昏迷不醒，连话也说不出来；他躺在特拉布宗一家市立的小医院的病房里，身上裹着洁白的床单。

海员马里奥曾陪着这位遇难者随救护车从码头来到医院，同行的还有船方的代理人和港口的卫生检疫官员，那位官员曾坚持要检查这个神志昏迷的遇难者是否有什么传染病。马里奥在床边守候了一个小时才告别了那位仍在昏迷之中的朋友，回到“加里贝尔迪”号上去准备船员们的午餐了。那是前一天的情况，傍晚时分，这艘破旧的意大利不定期货轮就起航了。

遇难人的床边现在站着另一个人，由一位警察和穿短大衣的医生陪着。这三个人都是土耳其人，但其中一个穿便衣的矮胖子说着能过得去的英语。

“他会醒来的，”医生说，“但眼下他的病情很重，中暑、二级晒伤、昏迷，看起来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体质虚弱。”

“这些是什么东西？”那个穿便衣的人指着插入病人双臂中的输液软管问道。

“生理盐水和浓缩葡萄糖，帮助病人克服休克状态。”医生答道，“海员们用冰块使晒伤部位散热，也许就这样救了他的命。但我们已用甘汞制剂给他进行了清洗以帮助伤口愈合。现在他就托真主的福了。”

尤米特·厄达尔是厄达尔——瑟密特海运贸易公司的合股人，兼任劳合社驻特拉布宗港的副代理。“加里贝尔迪”号的代理人已满怀感激之情把这件事情交给了他。那位病人的眼睑在黝黑而又满是胡须的脸上微微颤动了起来。厄达尔先生清了清他的嗓子，弯下腰，用他说得最好的英语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得既缓慢又清楚。

病人呻吟了起来，把头左右晃动了几次。这位劳合社的代表把头又凑近了一些倾听着。

“佐拉兹意，”病人喃喃说道，“佐拉兹意。”

厄达尔直起腰来。“他不是土耳其人。”他用斩钉截铁的调子说道，“但他的名字可能叫佐拉兹意。这个名字该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人呢？”

他的两个同伴都耸了耸肩膀。“我将通知伦敦的劳合社。”厄达尔说，“也许他们会掌握黑海的某个地方有船舶迷航的消息。”

《劳合社海报》是世界各地海运行业中颇具权威性的日刊，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都出版，只是登载有关海运的社论、特写和新闻。它的一位伙伴是《劳合社航运通报》，负责发布世界上3万艘运营商船的动态报道，诸如船名、船主、注册旗号、建造日期、吨位以及最新获悉的驶离口岸及目的港。

这两种报刊是在英格兰埃塞克斯郡科尔切斯特市希本大街的一幢大楼里出版发行的。尤米特·厄达尔就是用电传向这幢大楼报告了有关船舶在特拉布宗港进出的情况。他在电传上又加上了一小段文字，以引起设在这同一幢大楼里的劳合社海运情报处的注意。

海运情报处核查了海事记录，证实了近期在黑海并无迷航、沉没的船只，甚至连延误航期的船只也没有，然后就把厄达尔发来的这段文字转交给了海报的编辑部。一位编辑提议将此作为一则简要新闻登在第一版上，包括那个遇难者自己所说出来的那个名字。第二天上午，这则消息就见报了。

4月下旬那一天，大多数看了《劳合社海报》的人，对有关特拉布宗港那位身份不明者的消息都一翻而过。

但这段消息却吸引住了一位男子敏锐的目光和注意力。他30岁刚出头，是一家租船代理公司的高级职员，且深受公司的信任。租船代理公司坐落在伦敦商业区中心一条名叫“铁拐修道士”的小街道上。公司中他的同事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安德鲁·德雷克。

德雷克全神贯注地读了这则消息之后，便离开办公桌来到公司的海图室，查看了带边框的世界航海图。航海图上指示出了主要的风向和海洋环流情况。在春、夏季节，黑海大都刮北风，指示海洋环流的箭头呈逆时针方向环绕这个不大的海域。从黑海西北部远端的乌克兰南海岸，流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海岸，然后又向东转到伊斯坦布尔和因杰角之间的航道。

德雷克在便笺簿上作了一些计算。一只小艇从敖德萨以南的德涅斯特河的三角洲地出发，在顺风和顺水的情况下，能以4至5节的速度行驶，向南经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驶向土耳其，但三天之后，他就很可能向东漂流，偏离博斯普鲁斯海峡而转向黑海的东端。

《劳合社海报》的“气象与导航”专栏也证实了九天以前该区域内的气候恶劣。德雷克沉思着，那种气候对一艘由一位生手来掌舵的小艇来说是会丢掉桅杆和所有的装载物品，并把船上的人都抛到海里去的，即便他能再次爬到船上来，但也只能任凭烈日和大海摆布了。

两小时后，安德鲁·德雷克要求享用尚未动用的假期，为时一周。他的假期是核准了，但只能从5月3日，也就是从下星期一开始。

他怀着期待的心情度过了那个星期，并从附近的旅行社预购了一张伦敦至伊斯坦布尔的来回票。这时，他的心情有些激动。他决定在伊斯坦布尔用现款购买伊斯坦布尔至特拉布宗的联系。他还查实了持有英国护照的人去土耳其是无须签证的。在下班之后，他到位于维多利亚的英国航空公司卫生中心为自己搞到了所需要的天花预防接种证书。

他很激动，因为他感到经过多年的等待，现在也许正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找到他正要寻找的人。与两天前守候在那个遇难者床边的三个人所不同的是，他确实知道“佐拉兹意”这个词属于哪个国家的文字。他还知道，那并不是人的字名。病床上的那个人一直是在用他的母语喃喃地说着“被出卖了”。这是乌克兰语。这可能意味着那个人是一位逃亡的乌克兰游击队员。

安德鲁·德雷克用的虽然是英国姓名，但他却是一个乌克兰人，而且是一个狂热分子。

到达特拉布宗以后，德雷克首先到厄达尔先生的办公室去拜访。他是从劳合社里的一个朋友口中得知这个名字的。他找了个借口：他要到土耳其海岸去度假，由于对土耳其语一窍不通，他可能需要有人帮忙。尤米特·厄达尔看了德雷克所能出示的介绍信，便欣然不去过问他的客人为什么希望见一见当地医院里的那个遇难者。他给医院院长写了一封私人介绍信。午饭过后不久，德雷克就被引进那个病人住的一间单人小病房里。

当地那位劳合社的代理人告诉了他，这个病人在恢复神志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而在醒着的时候，他守口如瓶。当德雷克走进病房时，病人正闭目仰卧着。德雷克拿了一把椅子靠床边坐下，他对病人憔怀的面容凝视了一会儿。几分钟后，病人的眼睑颤动了起来，半睁开了眼睛，然后又闭上了。德雷克搞不清楚病人是否已经看见客人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但他知道，此刻病人正处于近乎清醒的状态。

他慢慢地向前倾着身子，对着病人的耳朵清楚地说道：“Snra Urallla。”

从宇面上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乌克兰没有灭亡”，但也可以比较灵活地译成“乌克兰继续活着”。这是乌克兰国歌的第一句歌词，俄国当局是禁止唱这首歌的，一个有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人会立即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病人眨着睁开了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德雷克。几秒钟后，他用乌克兰语问道：“你是谁？”

“和你自己一样，一个乌克兰人。”德雷克说道。

病人的眼内布满了疑云，接着说：“卖国贼？”

德雷克摇了摇头。“不，”他心平气和地说道，“论国籍我是英国人，在那儿出生和长大，我父亲是乌克兰人，而母亲是英国人。但在我的心里，我和你一样是乌克兰人。”

床上的那个人执拗地盯着天花板。

“我可以给你看我的护照是伦敦签发的，但不能说明什么。一位俄国的秘密警察也可以掏出一本护照来试图欺骗你，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

“但你现在已不在乌克兰了，这里没有秘密警察。”德雷克继续说道，“你没有被海水冲到克里米亚海岸，没有被冲到俄国南方的海岸，也没有被冲到格鲁吉亚。你也并没有在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登陆。你是被一艘意大利商船救了起来，在这儿——特拉布宗港登陆了。你是在土耳其，你是在西方。你已获得了成功。”

现在那个人的眼睛注视着他的面庞，目光显得警惕而又神志清醒，意欲表示相信。

“你能活动吗？”德雷克问道。

“不知道。”病人说。

德雷克朝着小房间对面的窗户点了点头，窗子外面来往车辆的嘈杂声清晰可辨。“克格勃的人可以装扮成医院里的工作人员，看上去像土耳其人一样。”他说，“但他们不能为了一个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加以拷打以逼取口供的人而使整个城市改变面貌。你能走到窗子跟前吗？”

那个人由德雷克搀扶着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走到窗户跟前，朝外张望着街上的情景。

“这些是从英国进口的‘奥斯汀’和‘莫利斯’牌汽车，”德雷克说道，“还有法国的‘别儒’牌汽车和西德的‘大众’牌汽车，广告牌上的文字是土耳其语，那面的广告是可口可乐。”

那个病人把一只手背贴着嘴巴，嘴咬着指关节，迅速地眨了几下眼睛。

“我已获得了成功。”他说。

“是的，”德雷克说道，“你已经奇迹般地获得了成功。”

“我的名字，”病人在回到床上时说道，“叫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我出生于特尔诺波尔，是一个游击队的队长，队里有七个乌克兰人。”

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情况就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了。卡明斯基和六个同伴都出生于特尔诺波尔地区，这儿曾经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温床，至今也仍有余烬在复燃。他们决定对他们国土上无情的俄罗斯化计划进行反击，这个计划在60年代业已加剧，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已经成了对整个乌克兰地区的民族艺术、诗歌。文学、语言和意识的“最终解决方法”。在历时六个月的战斗中，他们伏击并击毙了两名基层党组织书记——莫斯科强行派到特尔诺波尔地区来的俄罗斯人，还打死了一名克格勃便衣特务。接着他们就被出卖了。

当他们在一座农舍里开会以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时，佩带绿色徽章的克格勃特种部队包围了这座农舍。不管是谁走漏风声的，他也死在克格勃的枪林弹雨之中了。只有卡明斯基逃了出来，他在矮树丛中抱头鼠窜。他白天就躺在谷仓和树林里，晚上就向南朝海岸逃跑，心里隐隐约约想登上一艘西方的海轮。

要接近敖德萨的码头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只能靠吃田野里的土豆和芜青甘蓝维持生计，并试图逃到敖德萨港西南方德涅斯特河口的沼泽水乡避难，朝罗马尼亚边界移动。最后在一天夜晚来到了位于河溪畔的一个小渔村，偷了一只小艇，艇上有分节的桅杆和一张小帆。他以前从未坐过帆船，对大海一无所知。他竭力设法扬起帆，操着舵，边祷告边抓着不松手，凭着星星和太阳乘风向南方驶去。

他完全是靠侥幸而避开了在苏联近海水面上巡航的巡逻艇和渔船队。他乘着的那艘细长木船又避开了海岸雷达的扫描，直至他脱离了雷达的扫描范围。然后他就在罗马尼亚和克里米亚之间的海面上迷航了。小艇继续在向南行驶，但离靠得最近的商船航道还相差甚远，虽然他也许并不知道航道究竟在哪里。暴风雨的袭击使他措手不及。由于不懂得如何收帆，他就翻了船。在晚上他都是竭尽仅剩的一点力气紧紧抓着倾翻的船壳。到了清晨，他把船又翻了过来，并爬进了船舱。他先前曾把衣服都脱了以让夜晚的风吹凉他的皮肤，现在衣服已不知去向。他的一些生土豆，用柠檬水空瓶装的淡水，以及帆和舵都已无影无踪。太阳出来以后，随着气温的升高，他周身立即疼痛起来。暴风雨后的第三天，他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当他恢复知觉时，他已经躺在一张床上了，默默地忍受着晒伤的痛楚，倾听着他自以为是保加利亚语的各种声音。他连续六天一直闭着眼睛，不吭一声。

安德鲁·德雷克听完了他的自述，顿觉心花怒放，他终于找到了他已等待多年的人。

“我要到驻伊斯坦布尔的瑞士领事馆去看看，尽力从红十字会给你弄到临时性的旅行证件。”当卡明斯基露出疲劳的迹象时，德雷克说道，“如果我办到的话，我也许能使你到英国去，至少是临时性的签证。然后，我们可以设法要求避难。我过几天就回来。”

走到门口，他又停了下来。

“你可知道，你不能回去，”他对卡明斯基说道，“但在你的帮助下，我可以回去。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也是我所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安德鲁·德雷克在伊斯坦布尔逗留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长些。直到5月16日他才带着卡明斯基的旅行证件飞回特拉布宗。他给伦敦挂了长途电话，与代理公司一位资历较浅的合股人争吵了一番才续了假，但那是值得的。因为通过卡明斯基，他对自己可以实现毕业后惟一的雄心壮志感到很有把握。

斯蒂本·德拉契是罗夫诺大学的学生，当时他参加了乌克兰师。他是幸运者之一，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1945年，他在奥地利被英国人俘虏，后被遣送到诺福克当了一名农工。1946年，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悄悄地策划把200万“雅尔塔的殉葬品”交给斯大林处置。他肯定是会被遣返回国而被苏联秘密警察处决了的，但他又一次是幸运的。他在诺福克的一垛干草堆后面把一位战时代替男子从事农业劳动的英国姑娘撩倒了，而且使她怀了孕，他们后来就结婚了。六个月以后，以怜悯为借口，他就被兔除遣返回国，并获准留了下来。离开农场以后，他就利用当无线电报务员时所学到的知识，在布雷德福——侨居英国的3万乌克兰人的中心——办了一个小修理铺。他们的第一个婴儿出生不久便夭折了。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50年，是个儿子，在洗礼时取名为安德里亚。

安德里亚自幼就在他父亲的膝下学讲乌克兰语，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对他讲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以及有关喀尔巴阡山脉和外喀尔巴阡地区那些荡然无存的往事。他吸收了他父亲仇视俄罗斯人的思想。在这个男孩只有12岁的时候，他父亲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去世了。他父亲在生前每天晚上都要和乌克兰逃亡者们围在起居室的壁炉旁，用他母亲根本听不懂的语言谈论他们的往事。而他母亲对此感到厌倦，于是她就把他的姓名全都改成了英国人的名字，把姓改成德雷克，把名字安德里亚改成了安德鲁。这个孩子就是用安德鲁·德雷克这个名字上了中学和大学，他也是用安德鲁·德雷克这个名字领到了他的第一份护照。

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年近20岁，并获得了新生。学校里还有别的乌克兰学生，他在用他父亲的乌克兰语说话时，又变得很流利了。当时是60年代的后期，短暂的乌克兰文学和诗歌复兴运动方兴即艾；到那时为止，大多数复兴派的先驱者都已在古拉格群岛劳改营中作苦役了。他事后又懂得了这些事件，并知道了这些作家的遭遇。当70年代起初的几个年头渐露端倪时，凡是他能搞到手的材料，他都阅读了。但他所阅读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出于那些被称为“60年代派”的作家之手，因为他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曾欣欣向荣起来，直至勃列日涅夫再次镇压而扑灭了他们所倡导的民族尊严为止。他阅读了奥斯达丘、乔尔诺维尔、莫罗兹和祖乌巴的作品并为他们感到悲痛。当他读到年轻的鼓动者——帕维尔·西蒙南科的诗歌和秘密日记时，他为他那从未见过的国土而感到肝胆俱裂；西蒙南科是苏联国内大学生们极为崇拜的人物，28岁时死于癌症。

由于他对先父的故国满怀钟爱之情，他对这个国土上的迫害者的仇恨也随之加深。他贪婪地阅读了从国内抵抗运动偷运出来的地下刊物《乌克兰先驱报》，上面报道了数以百计的不知名人士的遭遇，他们是惨遭不幸而被人遗忘的人，他们并没有受到莫斯科对于丹尼尔、辛雅夫斯基、奥尔洛夫、斯恰兰斯基等人进行大审判时所受到的广泛注意。每一篇详细的报道都加深了他的仇恨，以至于对安德鲁·德雷克——也就是从前的安德里亚·德拉契——来说，世界上一切罪恶的化身都可以被称为克格勃。

他具有足够的现实感，能够避开老一辈的流亡者身上那种狭隘、拙劣的民族主义，避开他们在东、西乌克兰之间的分歧。他也反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而乐于将既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又是一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格卢兹曼的论著作为一位乌克兰同胞的信条。他分析了侨居英国和欧洲的流亡者社团，认识到其中存在四种类型。一是语言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过是企求使用他们父辈的语言来说话和写作；其次是空谈民族主义者，他们整天到晚碟蝶不休，但无所作为；再者就是那些刷标语的人物，他们使所在侨居国的公民感到恼怒，而丝毫又未能触动苏联这个庞然大物；最后就是那些活动分子，他们在来访的莫斯科权贵们面前举行示威，但特工部门对他们都小心谨慎地拍摄了照片存档，他们只是在转瞬即逝之间引起了公众的注目。

德雷克把他们统统摒弃在外。他处处显得温文尔雅，循规蹈矩，冷漠超然。他南下来到伦敦，找了个职员的差事。许多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在私下里都有自己强烈的爱好，而所有的同事又都一无所知。这种爱好花去了他们的全部积蓄、业余时间和一年一度的假期。德雷克就是这样的人。他悄悄地串联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四处寻找他们，与他们见面，和他们交朋友，并和他们立下了山盟海誓，而且吩咐他们要有耐性。因为安德里亚·德拉契有他不可告人的梦想，正像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所说的，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他是在睁着眼睛做梦的”。安德里亚·德拉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他要给莫斯科的执政者一次迎头痛击，使他们经受那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他要穿透他们的权力堡垒，并直接从堡垒内部使他们大伤元气。

他的梦想充满了活力，而对于找到了卡明斯基来说，则意味着向这个梦想的实现迈进了一步。当他乘坐的飞机越过和煦的蔚蓝色天空飞向特拉布宗时，他已下定了决心，显得激情满怀。

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望着对面的德雷克，脸上显露出犹豫不决的神情。

“安德里亚，我不知道，”他说道，“我就是不知道。尽管你为我做了这一切，我就是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信任你。我很抱歉，但我这辈子不得不那样处世。”

“米罗斯拉夫，你在以后的20年时间里也许会了解我，但不会比你现在所了解的更多了。我告诉你有关我自己的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你不能回去，那么就让我替你回去。但在那儿我必须要有接头的人。如果你知道有什么人，无论是谁……”

卡明斯基终于同意了。

“那里有两个人，”他最后说道，“当我的游击队被消灭时，他们并没有垮掉，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只是在几个月前我还见过他们。”

“但他们是乌克兰地区的人吗？是游击队员吗？”德雷克急切地问道。

“是的，他们是乌克兰地区的人，但这并不是他们主要的原因，他们的人民也遭受苦难。和我的父亲一样，他们的父亲也在劳改营里被关押了10年，但被关的原因不一样。他们是犹太人。”

“但他们憎恨莫斯科吗？”德雷克问道，“他们也想迎头痛击克里姆林宫吗？”

“是的，他们憎恨莫斯科，”卡明斯基回答道，“就像你和我一样。他们似乎是受一个称为‘犹太人保卫同盟’组织的影响，他们是从收音机里收听到关于那个组织的事的。和我们一样，他们的意图似乎也是开始反击，不再忍气吞声地忍受迫害。”

“那么，让我与他们接头吧！”德雷克催促道。

第二天早上，德雷克就带着住在利沃夫的两个年轻犹太游击队员的姓名和地址飞回了伦敦。不出两个星期，他就预约参加了由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团体旅行，定于7月初去基辅、特尔诺波尔和利沃夫游览。他还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并取出了兑换成现金的毕生积蓄。

安德鲁·德雷克，别名安德里亚·德拉契，即将开始孤身奋战克里姆林宫，而没有被任何人所觉察。

正文第一章

5月中旬的华盛顿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之中，街道上的行人第一次开始只穿件衬衣，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落地长窗外面的花园里，玫瑰花第一次绚丽地开放着。虽然窗户敞开着，花草的芳香随风飘进了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的私人会客室里，室内四个人在聚精会神地研究着远离美国的另一个国家的农作物。

威廉·马修斯总统坐在历届总统惯坐的地方，背朝着南面的墙壁，面向北方，隔着一张宽阔的古式办公桌对着举世无双的大理石壁炉，炉子占据了北面墙壁的显要位置。他的座椅和他大部分前任们的座椅截然不同，他们偏爱因人而异专门定做的座椅；而马修斯总统的椅子却是一张工厂生产的高靠背转椅，美国高级董事们也许会坐这种椅子。因为“比尔·马修斯”——正如他坚持宣传广告要这样称呼他——在历次卓有成效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总是一再强调，他在衣、食和其他物质享受方面的要求是简朴而又大众化的。那些他喜欢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亲自迎候的许多代表将会见到这张椅子，所以它就不应该是豪华的。至于他面前那张高雅而又古色古香的办公桌，他总是竭力说明这是他继承来的，而且那已成了白宫的传世之宝了，它将代代相传。

但是，威廉·马修斯就在那儿划了条界线。当他和高级顾问们举行秘密会议时，这位甚至最卑贱的选民都可当着他的面称呼他“比尔”的人物就不值一顾了。他还抛弃了原先那种好好先生的声调和兜揽生意人带着满脸皱纹的露齿笑容，这种音容笑貌曾诱使选民们把这位“近邻”送进了白宫。他的顾问们知道，他不是那样的“近邻”，而是一位至高无上的人物。

坐在总统办公桌对面直靠背扶手椅里的，是三位那天上午要求他单独会见的人物。与他私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他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问题顾问和外交事务方面的知己。在西廊房和行政大楼附近，人们把他叫做“博士”或者“那个该死的波兰家伙”；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面部长得轮廓分明，有时为人们所厌恶，却从未有人低估过他。

他们俩凑在一起是不可思议的，何况是如此情同手足；一个长着金黄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是从南方来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族新教徒，另一个肌肤黝黑，是一位沉默寡言的虔诚天主教徒，在幼年时便离开克拉科夫来到这儿。但比尔·马修斯对于一般欧洲人，尤其是斯拉夫人转弯抹角的心理状态并不理解；而波克尔威斯基受过耶稣会的教育，具有计算机一般的脑袋；总统常常倾听他的意见，这样也弥补了自己的不足。波克尔威斯基之所以受到总统的赏识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他极为忠诚可靠，且并无任何超越比尔·马修斯幻想之外的任何政治野心。但有一点保留之处——那位博士对莫斯科的人持怀疑和厌恶的态度，而国务卿的估价则较为温和，这样马修斯就常常不得不用那位出身波士顿的国务卿的看法来平衡那位博士的观点。

国务卿没有参加由波克尔威斯基个人请求而召集的这次会议。在总统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就座的另外两个人，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本森和卡尔·泰勒。

文章上经常提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局是负责所有电子侦察活动的机构。人们普遍这样认为，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实际上国家安全局负责在美国本土以外代表美国的利益从事与侦听活动有关的那部分电子监视和侦察活动：电话窃听、无线电监听，尤其是每天从太空中收听用几百种语言和方言传输的数以亿万计的字码，进行录制、解码、翻译和分析。但间谍卫星不属于它的管辖范围。通过安装在飞机上，尤其是宇宙卫星上的照相机对地球进行视频监视，则一直是美国空军和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联合机构——国家侦察办公室的职责范围。卡尔·泰勒便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他是美国空军情报局的少将。

总统把他办公桌上一堆十分清晰的照片聚拢起来，递给了泰勒。泰勒站起来接过这些照片放进手提公文包里。

“好吧，先生们，”他缓慢地说道，“你们让我看到了，苏联境内一小部分地区的小麦长势不良；也许这些照片中显示的小麦只有几英亩。那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波克尔威斯基看了一眼泰勒，点了点头。

泰勒清了清嗓子说：“总统先生，我已冒昧地设法通过屏幕来显示从我们的‘秃鹰’卫星现在正传送来的图像，您愿意看一看吗？”

马修斯点了点头，看着泰勒走到一排电视机旁。在书架下方呈曲线形的西墙内放置着好几架电视机，这些书架都特意做得很矮，以为电视机让出地方。当民间代表在这间屋子里的时候，新近安装的这一排电视屏幕都被用滑动式的门遮住。泰勒打开了最左边的一台电视机，回到总统的办公桌旁。他从六部电话机中抓起了其中一只听筒，拨了一个号码，只是说了声：“播放。”

马修斯总统对于“秃鹰”系列的卫星是知道的。它比先前的其他任何卫星都要飞得高，卫星上配备最先进的照相机，能在200英里以外透过雾、雨、雹、雪、云和夜幕显示出人的指甲的特写镜头，“秃鹰”卫星是性能最佳的最新式卫星。

早在70年代，摄影侦察是不错的，但是很费时，主要是因为拍摄过的胶卷盒必须在特定位置从卫星上弹射出来，在保护装置保护下任其自由飘落到地球上，依助卫星发出的无线电尖峰信号和跟踪设备将其回收，并在空运到国家侦察办公室的中心实验室经显影后放映。只有当卫星位于可与美国、或由美国控制的某个地面跟踪站直接沟通的飞行弧度内时，才能进行同步电视传输。但当卫星飞越苏联上空时，由于地球表面的弧度阻碍了电视的直接接收，所以观察者必须等待卫星再次绕过来之后才能收看。

到了1978年的夏天，科学家们用“抛物线对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用计算机为环绕地球表面运行的六架宇航摄影机的飞行轨道，设计了一个无比复杂的发送方向控制装置，以求达到这样的目的：无论白宫接通哪一个“空中间谍”，只要发出一个信号指令，它就可以开始把所观测到的图像发射出来，以低抛物弧的形式把图像发送给另一个视域，第二个卫星又将图像发送给第三个卫星，依次往下输送，就像篮球运动员在运动中传球一样。当所需要的图像被美国上空的一个卫星截获后，图像就可以传输到国家侦察办公室的总部，并从那儿经过转接传送到椭圆形办公室。

卫星以每小时4万英里的速度运动；而地球则时时刻刻都在转动，并随季节不同而发生倾斜。计算和置换都是天文般的数字，而计算机解决了这些问题。到1980年为止，美国总统只要按一下电钮，就可以不分昼夜随时通过同步传输获得地球表面每个角落的情况。这使总统先生有时感到困惑不解，但从来没有使波克尔威斯基迷惑住，因为他以前是在忏悔中揭露各种隐私的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秃鹰”卫星就像忏悔室一般，而他就是忏悔室里的神父，正如他本人以前差点儿当上了神父那样。

当电视荧光屏显示出图像时，泰勒将军把一张苏联地图推开在总统的办公桌上，并用食指指着。

“总统先生，你现在看到的是由‘秃鹰’5号发送来的，运行轨道在这儿，东北方向，在萨拉托夫和彼尔姆之间，越过处女地和黑士带。”

马修斯抬起目光注视着电视荧光屏。大片的土地从上至下慢慢地展现在荧光屏上，其范围宽约20英里。大地看上去光秃秃的，就像秋季收割后的田野。泰勒对电话中轻声吩咐了几句。几秒钟后，图像集中在较小的范围内，缩到几乎不足5英里宽的地带上。一小簇无疑是用木板条建造的农家棚屋，在广阔无垠的大平原显得模糊不清，在向荧光屏的左侧漂移。接着一条道路出现在图像之中，在屏幕中间停留了不知多长时间，随即从荧光屏上消失了。泰勒轻声说了几句，图像显出了一片土地的特写镜头，有100码宽。此时图像比较清晰，映出一个男人牵着一匹马在越过广阔的平原，接着又消隐了。

“速度放慢一些。”泰勒对着电话中命令道。照相机镜头下面的大地掠过的速度减慢了。高空中的“秃鹰”卫星仍在其轨道上以同样的高度和速度运动着，国家侦察办公室所属的实验室内图像的宽度和速度却降下来了。图像变得更近，更慢了。一个苏联公民，背靠着一棵孤树的树干慢慢地解开了他的裤扣。马修斯总统不是一个在行的人，因此一直感到十分惊异。他在提醒自己，自己正坐在华盛顿一个温暖的办公室里，时间是一个初夏的上午，观看着一个男人在乌拉尔山区某个地方的树荫下解手。这个农民慢慢地朝荧光屏的底部退出了视域。接着出现的图像是几百英亩宽的一片麦田。

“固定这个镜头。”泰勒对着电话中说道。图像慢慢地停止了移动，最后稳住不动了。

“特写镜头。”泰勒说道。

图像越来越近，直至整个一码见方的荧光屏上只显出20棵幼小的麦苗。每一棵麦苗都显得弱不禁风，枯黄萎缩，并且沾满了尘土。50年前，马修斯在幼年时对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是很熟悉的，他曾在那儿常遭干旱和尘暴袭击的田里见过这种庄稼。

“斯坦。”总统提示道。波克尔威斯基曾要求召集这次会议并播放图像，所以仔细斟酌着自己的言辞。

“总统先生，苏联今年粮食产量的指标总共是2.4亿吨。现在这个指标可以详细列为：小麦1.2亿吨，大麦6000万吨，燕麦1400万吨，玉米1400万吨，裸麦1200万吨，其余的2000万吨是稻米、小米、养麦和各种豆类作物。大宗作物是小麦和大麦。”

他站起身来，绕过办公桌走到仍然摊着苏联地图的地方。泰勒关掉了电视机，又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在苏联每年的粮食作物中，大约有百分之四十，或者四亿吨左右的粮食，来自这儿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南部的库班地区。”波克尔威斯基继续说道，一边指着地图上的这些地区。“而且那全是冬小麦。也就是说，是在9、10月份播种的。在11月份初次降雪之前，作物已进入长出嫩枝的阶段。积雪盖住这些嫩苗，保护它们免遭12月和1月份寒霜的侵袭。”

波克尔威斯基转过身去，从办公桌那儿走到总统座椅后面直连着天花板的弧形落地长窗跟前。他有这种边踱步边说话的习惯。

从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观察的话，人们实际上看不到隐藏的西廊房小楼背面的椭圆形办公室，但由于从1000码以外的华盛顿纪念碑却可以看到办公室中这些朝南长富的顶部，所以这些窗户上早就装上了厚达6英寸的绿色防弹玻璃，以防狙击手在纪念碑附近试图进行远距离射击。当波克尔威斯基走到窗户跟前时，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的蓝绿色光线使他已经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没有血色。

正当马修斯要从转椅上回旋过去以便能看到他时，他转过身走了回来。

“去年12月初，整个乌克兰和库班地区出现了一种反常的融雪现象，以前这两个地区是有过这种现象的，但从来没有像这样温暖。从南面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一阵强大的暖气流，朝东北方向移动而遍及乌克兰和库班，暖气流持续了一个星期，把上面一层积雪融化了，大约有6英寸厚。小麦和大麦的幼苗秆都露了出来。10天以后，像是要弥补一下似的，整个地区又出现了同样反常的气候类型，受到霜冻的袭击，气温降到零下15度，甚至零下20度。”

“这对小麦是极为不利的。”总统提示道。

“总统先生，”中央情报局的罗伯特·本森插话道，“我们第一流的农业专家估计，如果苏联人能挽回乌克兰和库班地区百分之五的农作物的话，那他们就是幸运的。损失是惨重的，无法弥补的。”

“那么，这就是你要向我说明的问题，是吗？”马修斯问道。

“不是，先生，”波克尔威斯基说道，“这次会见的目的是这样的，苏联农作物中其余的百分之六十，将近1.4亿吨，来自处女地和黑土带的大片土地，处女地是赫鲁晓夫在60年代初期开垦的，黑土带靠近乌拉尔山脉。一小部分来自西伯利亚的山区。那就是我们在向你说明的问题。”

“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呢？”马修斯问道。

“怪事，先生。苏联的粮食作物发生了奇怪的事情。这剩下的百分之六十全都是春小麦，是在融雪后的3、4月份播种的。现在应该是长得青葱可爱的了，但庄稼长得矮小、稀疏、零散，像是得了某种凋萎病似的。”

“又是气候造成的吗？”马修斯问道。

“不是。在这个地区的冬季和春季，气候是潮湿的，但并不严重。现在阳光充足，天气很好，温暖而又干燥。”

“这种……凋萎病的分布有多少？”

本森又插进来说道：“我们不知道，总统先生。我们对这个专门问题也许拍了50卷样片。当然，我们往往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军事方面的集结上，如部队的调动、新的火箭基地、兵工厂。但我们现在已掌握的情况表明，分布肯定是很广的。”

“那么，你想要怎么办呢？”

“我们想要，”波克尔威斯基继续说道，“你批准在这个问题上要花更多的注意力，要找出那对苏联人来说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这将意味着尽量多派代表团、商人到那儿去，把许多空间侦察设施从非紧要性的目标上调拨过来。我们认为，找出莫斯科即将不得不在这儿要对付什么样的问题，是符合美国的切身利益的。”

马修斯考虑了一会儿，看了一下他的手表。再过10分钟，一批生态学者约定要前来向他致意，并向他再次赠送奖章。然后，他还要在午饭前会见司法部长，讨论新的劳工法案。他站起身来。

“很好，先生们，你们可以这样做。由我授权。这是一个我认为我们需要知道的问题。但我想在30天以内得到一个答复。”

10天之后，卡尔·泰勒将军坐在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本森设在七楼的办公室里，他向下注视着自己的那份报告，报告的纸页用回形针夹在一大扎照片上，一起放在他身前一张低矮的咖啡桌上。

“那是件怪事，鲍勃。我无法理解这件事。”他说道。

本森从面对一排大窗户的方向转过身来。窗外风景如画，那排窗户在兰利的局长办公室中组成了一垛完整墙壁，朝着北偏西北方向，越过长长的一大片树林便是无法看到的波托马克河。就像他的前任那样，他喜爱那儿的景色，特别是在春末和夏初，树林中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他在一张低矮的长沙发上就座，咖啡桌的那面是泰勒。

“我的粮食问题专家也搞不清楚，卡尔。而我又不想到农业部去。无论苏联那边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竭力避免把事情宣扬出去；如果我让局外人士插手，要不了一星期，事情就会捅到报纸上去。那么，你搞到了什么情报了呢？”

“嗯，这些照片表明，作物凋萎，或者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毛病，并不是全国范围内传染的，”泰勒说道，“甚至也不是地区范围内传染的。难就难在这儿。如果病因是气候性的，应该有气候方面的现象可以对它做出解释。但丝毫没有这种迹象。如果那直接是由作物病害造成的，那将至少是地区范围内传染的。如果那是寄生性病害造成的，也同样会是这样的。但那是偶发性的。在受到灾害的田头旁边都长着一片片长势良好的小麦，枝繁叶茂，没有病害。‘秃鹰’卫星的侦察结果没有显示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模式。你说呢？”

本森点头表示同意。

“那是不合逻辑的，没错。我已派了几位能干的特工到现场去，但他们还没有送报告回来。苏联的宣传工具对此只字不提。我自己那些搞农业的伙计已对你的照片反复琢磨过了。他们所能得出的结论不过是种子有某种病害，或者是土壤里有病害。但他们也根本无法理解其中的偶发性。与那些已知的模式对不起头来。但关键在于，我必须为总统对苏联今年9、10月份可能的粮食总产量做出某种估计。而且我必须很快搞出来。”

“我没有办法对苏联每一块田地的小麦和大麦拍出照片来，即使有‘秃鹰’卫星也不行。”泰勒说道，“那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你能给我那么长的时间吗？”

“根本不可能。”本森说道，“我需要中国边界一带部队调动的情报，以及有关土耳其和伊朗对面军事集结的情报。我需要一刻也不停地监视东德境内红军的部署情况和乌拉尔山背后新的SS-20导弹的方位。”

“那么，我只能根据至今我们已拍摄到的情报得出一个百分数，并用外推法求出个苏联全国范围内的数字。”泰勒说道。

“那必须是准确的数字，”本森说道，“我不想让1977年的事情重演。”

泰勒想到这件事便畏缩了一下，尽管在那一年他还不是国家侦察办公室的主任。1977年，美国的情报机构上了苏联一场大骗局的当。在整个夏季，中央情报局和农业部的所有专家一直在对总统说，苏联的粮食产量将达到2.15亿吨左右。访问苏联的农业代表团被带领去看了长势良好的小麦田。事实上，这些小麦田是个例外。摄影侦察分析出了毛病。到了秋季，当时的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镇静自若地宣布，苏联的谷物产量只有1.94亿吨。

结果，美国超出国内需要的剩余小麦价格上涨，完全相信俄国人终究不得不购买将近2000万吨。已经为时太晚了。在整个夏季，莫斯科通过以法国为基地的代理公司出面，用期货交易买到了足够的小麦来弥补不足的部分——而且是以早先的低廉价格买进的。他们甚至通过挂名的代理人租用干货舱位，然后使开赴西欧途中的货轮改道驶入苏联的港口。这件事在兰利看来，是扎在身上的一根“刺”。

卡尔·泰勒站了起来。“好吧，鲍勃，我将继续拍一些令人满意的快照。”

“卡尔，”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喊声使他在门口停住了脚步，“好的照片还不够。在7月1日之前，我想让那些‘秃鹰’卫星去监视军事部署情况。你在月底之前把你最准确的粮食估计数字报给我。如果你的数字不得不有出入的话，要谨慎。如果你的伙计找到了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的任何线索。可以回头重新拍摄。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找出苏联的小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马修斯总统的“秃鹰”卫星可以窥见苏联的大多数目标，但卫星无法看到哈罗德·莱辛。驻莫斯科英国大使馆的商务处中有三位一等秘书，而哈罗德·莱辛是其中之一。在第二天的上午，他正坐在办公桌旁。不过，他脸色苍白如纸，感到病人膏盲。

英国驻苏联首都外交使团的大使馆主楼是一幢富丽堂皇的大厦，这幢古色占香的建筑物是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建造的，位于莫里斯·多列士大堤上，面朝着北方，隔着莫斯科河与南面的克里姆林宫围墙遥遥相对。在沙皇的年代里，这幢大厦曾经属于一位经营糖业的百万富翁，英国人在革命之后很快把它占了下来。苏联政府自从那时候起一直在尽力把英国人从那儿撵走。斯大林恨那个地方。当他每天早晨起床时，他从他的私邸必然会看到莫斯科河对岸的英国国旗迎着清晨的微风在飘扬，而那使他感到非常恼火。

然而，商务处未曾得幸栖身于这幢高雅的、漆成米色和金黄色的大厦之中，而在两英里之外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上一幢黄褐色的办公大楼中执行公务。这幢大楼是战后偷工减料建造起来的，几乎与婚礼蛋糕式样的乌克兰饭店隔街相望。这个大院只有一扇门可供出入，由几位常备不懈的民兵守卫着，里面还有几幢黄褐色的公寓大楼，作为十几个外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的住宅，人们都称它是“外交大院”。

哈罗德·莱辛的办公室位于商务处办公大楼的顶层。当他在5月份那天晴朗的上午10点30分最终晕倒时，那是他把电话机摔掉在地毯上的响声惊动了隔壁办公室中他的女秘书。她冷静而又敏捷地传唤了商务参赞，这时莱辛已差不多恢复了神志，参赞让两位年轻的随员搀扶着他穿过停车场，并上楼进了他自己的单元住宅，他的住房就在外交大院六号的六层楼上，相隔100码远。

在此同时，参赞给莫里斯·多列士大堤上的使馆本部打了电话，把事情告诉政务参赞，并要求派使馆的医生到那边去诊治。在中午之前，医生在莱辛自己寓所的床上已对他作了检查，这时正在与商务参赞磋商。使他感到诧异的是，那位高级官员打断了他的话头，并建议他们驾车前往使馆本部与政务参赞共同商量，这位医生是英国一名通看各科的开业医生，在大使馆供职，任期三年，享有一等秘书的地位；他只是到后来才认识到为什么这样做是必要的。政务参赞把他们带到使馆大楼中一间特别的房间，这儿保证不会受到窃听，商务处肯定没有这样的房间。

“那是胃溃疡出血，”医生对两位外交官员说道，“他好像是得了自认为是胃酸过多症的毛病，已有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了。认为是工作过于坚张而引起的，吞服了大量的解酸药片。傻瓜，真的，他应该来找我的。”

“那需要住院吗？”政务参赞问道，一边凝视着天花板。

“哦，确实要住院。”医生说道，“我想，我花几个小时就可以让他住进这儿的医院。当地的苏联医生治那种病是挺有办法。”

当两位外交官交换眼色时，出现了片刻的沉默。商务参赞摇摇头。两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他们俩对于莱辛在大使馆中真正的职责是心中有数的，而医生并不知道。商务参赞听从了政务参赞的意见。

“那是不可能的，”政务参赞圆滑地说道，“对莱辛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必须让他乘下午的班机飞到赫尔辛基去。你能担保他能顺利到达那儿吗？”

“不过……”医生开始说道，随后他就不说了，他认识到了他们为什么不得不驱车两英里来作这样一次谈话。莱辛肯定是秘密情报局派驻莫斯科的情报站长。“啊，是的。嗯，好了。他休克了，也许流失了一品脱的血液。我已给他注射了100毫克的麻醉镇痛药杜冷丁。今天下午3点钟我可以再给他打一针。如果派司机开车把他送到飞机场而又一路有人护送的话，他可以平安到达赫尔辛基。但他一到那儿便需要立即住院。我愿意亲自陪他去，以便把事情办得稳妥一些，我在明天就可以回来。”

政务参赞站了起来。“太好了，”他断然说道，“你就用两天时间吧。我夫人有几样小东西已用完了，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好。吗？多谢！一切事情由我在这儿安排好。”

英国的秘密情报局，简称SIS，又称MI-5。多年来报刊、杂志和书籍都习惯把它的总部说成是在伦敦布兰贝思区的某一幢办公大楼里。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都私下里觉得有趣，因为兰贝思这个地址是精心设置的一个门面而已。

与此相仿的是，在柯曾街的莱肯菲尔德大楼也设置了一个门面，仍然被人们当做反间谍机构（即MI-5）的总部，这样可以哄骗那些多此一举的问询者。事实上，那些孜孜不倦的反间谍能手在“花花公子俱乐部”附近并不是才待了几年的时间。

世界上最诡秘的秘密情报局的真正总部，是在离首都通往南部地区一个主要火车站只有一箭之遥的大楼里，这幢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大楼，是由环境事务部分配的，而情报局在70年代的初期就把它占了下来。

午饭过后，秘密情报局局长在他的一套办公室里收到了有关莱辛患病的消息。他的办公室位于大楼的顶层，透过染色的玻璃窗可以眺望泰晤士河对岸英国议院钟楼的塔尖和议会大厦。电话是由人事部门的负责人通过其中一条内部电话线路打来的，而这位负责人是从地下密码室收到的信息。局长仔细地听着。

“他要离职多长时间？”他终于问道。

“至少几个月。”人事部门的负责人说道，“在赫尔辛基的医院中要待上几个星期，然后回家还要多住上一段时间。也许还要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康复。”

“遗憾，”局长沉思了起来，“我们将不得不很快就派人去替换他。”他的脑海中回想起了莱辛手上掌握着两位俄国特工，他们分别在苏联军队和外交部中担任基层的职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却是有用的。最后，他说道：“莱辛在赫尔辛基安顿好就告诉我一声，给我一份替换他的候选人名单，人数不要多。请在今晚下班以前送来。”

奈杰尔·欧文爵士是接连第三位职业情报人员晋升到了秘密情报局局长的职位，而在同类的机构之中，人们在口头上则常称其为“企业”。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机构远为庞大得多，它的奠基人艾伦·杜勒斯使它的权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在70年代初期一意孤行，飞扬跋扈，它最终被置于一位局外人士——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海军上将的管辖之下。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完全在此同一段时期，英国政府最终却与此相背道而驰，打破将“企业”隶属于外交部高级外交官的传统，而让一位职业家接管。

这一挺而走险之举奏效了。“企业”长时间以来为伯吉斯、麦克利思和菲尔比事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杰奈尔·欧文爵士决心让职业家领导“企业”的传统代代相传。那就是他意欲在杜绝出现洛恩·兰杰斯这样的人物方面，要与任何一位他的前任同样严格的原因。

“这是效力，而不是荡秋千，”他以往常对在比肯菲尔德受训的新手们说道，“我们到这儿来不是听喝彩的。”

当三份档案材料送到奈杰尔·欧文爵士的办公桌上时，天色已经黑了，但他想把人选定下来，并准备继续干下去。他花了一个小时全神贯注地阅读档案材料，但人选看来明摆着的。最后，他用电话请那位还没有离开大楼的人事部门负责人顺便去一趟。两分钟之后，他的秘书把那位负责人领进了办公室。

奈杰尔爵士殷勤地为那个人倒了杯威士忌拌苏打水，他自己也是在喝这样的饮料。他认为没有理由不让自己享受一下生活中的若干奢侈品，他为自己布置了一个设备齐全的办公室，也许是为了补偿1944年和1945年战争期间和40年代后期在维也纳蹩脚旅馆中的辛酸苦难。那时候他在“企业”中是一位等级较低的特工，在奥地利的俄占区内作苏维埃人员的策反工作。他在那段时间招收的两名特工，虽已潜伏多年，但仍然在接受指令，他是可以为此而庆幸一番的。

尽管秘密情报局的办公大楼是一幢用钢筋混凝土和镀铬件构成的现代化建筑物，但顶层楼面的局长办公室却装饰成一种更为古色古香的高雅的色调。装饰纸是一种宁静的浅咖啡色，室内铺的地毯是一种深橘黄色。办公桌以及桌子后面的高脚椅和前面的直靠背椅，还有那张背面带钮扣饰物的皮睡椅，都是名副其实的古玩。

英国行政机构中的达官贵人，可以到环境事务部的美术画库中选取画幅以装饰自己办公室的墙壁。奈杰尔爵士从中捞了一张迪菲的画，一张弗拉曼克的画和一张是否出于布勒热尔之手尚略有怀疑的画作。他曾看中一幅小巧但很精美的图画，是由弗拉戈纳德画的，但被财政部中一位惯耍花招的要人捷足先得了。

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中，墙壁上悬挂的都是前任外交大臣的油画肖像，例如坎宁和格雷。“企业”侧与此截然不同，总是避开先辈的肖像。不管怎样，英国历届间谍头目是些避免抛头露面的人物，谁曾听说过他们这样的人物喜欢自己的肖像公布于众的呢？威风凛凛的女王肖像也不怎么受到欢迎，而白宫和兰利则张贴着新任总统亲笔签名的照片。

“这幢大楼里的人立誓为女王和国家效力用不着再四处张扬。”一位从兰利中央情报局来的客人曾经听到有人这样对他说，使他惊讶得目瞪口呆。“如果那需要张扬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在这儿工作了。”

奈杰尔爵士停止了凝视河对岸伦敦西区的灯光，并转身离开了窗口。

“看来像是该选芒罗，你说呢？”他问道。

“我想也是这样的。”人事部门负责人答道。

“他像是什么样的人？我已看了档案，对他略有了解。但我想听你说一下这个人的特点。”

“守口如瓶。”

“好的。”

“有点像是离群索居的人。”

“该死。”

“问题在于他的俄语，”人事部门负责人说道，“另外两个人的俄语是好的，可以派用场。芒罗可以被人当成是俄国人，平常可不是这样。对他们用乡音很重的一般性俄语讲话，当他不用那种腔调时，他可以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嗯，要一接到通知马上就去操纵‘野鸭’和‘秋沙鸭’的话，漂亮的俄语将是很宝贵的。”

“野鸭”和“秋沙鸭”是莱辛招收和操纵的两位基层特工的代号。苏联境内由“企业”所操纵的俄国人往往都用禽鸟的名字，按招收的日期以字母顺序排列，这两个是最近搞到手的。奈杰尔爵士咕哝着说道。

“很好。那就定芒罗，他现在在哪儿？”

“在训练班。在比肯斯菲尔德讲授特工业务。”

“明天下午叫他到这儿来。既然他还没有结婚，也许可以马上动身。没有必要到处去逛荡，我在明天上午可以让外交部批准他在商务处中替换莱辛的工作。”

比肯斯菲尔德离伦敦市中心不远，几年前，是首都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喜欢在此建造高雅的乡村别墅的地区。到70年代的初期，大多数别墅都用来举办学术讨论会、休养所、讲授经营管理和销售的经理培训课程，甚至用作为奉行宗教礼仪的场所。其中一幢别墅被作为联合勤务参谋部举办的俄语学校，这所学校是相当公开的。另一幢较小的别墅安置了秘密情报局的训练学校，而这儿根本是不公开的。

亚当·芒罗的特工业务课程是受人欢迎的，那决不是由于它打破了编码和解码这一套令人厌倦的常规。他吸引住了全班的注意力，他也知道这一点。

“好吧，”芒罗在当月最后一周的那天上午说道，“现在来讲一些意外的困难及其克服的方法。”

全班仍然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常规的程序是一回事，而嗅一下某种货真价实的敌手的味道更为令人关注。

“你必须从一位联络对象那儿去取货，”芒罗说道，“但你被当地的密探尾随了。你在一旦遭到拘捕的情况下可以用外交官身份作掩护，你的联络对象却没有。他完全是无依无靠的，是一个本地人。他正走来碰头，而你又无法挡住他。他知道，如果你自己闲荡的时间太长，就会惹人注目，因此，他将等候10分钟。你怎么办？”

“把尾巴甩掉。”有人建议说。

芒罗摇摇头：“一则，你应该装成一位清白无辜的外交官，不是一位霍迪尼。把盯梢的人甩掉，你就暴露了自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特务。再则，你也许不会把他甩掉。如果那是克格勃的话，他们用的是第一梯队，你不能那样干，除非躲回到大使馆里去。再试一次。”

“完蛋，”另一个学员说道，“不要露面。那位无依无靠的递送情报者的安全是头等重要的。”

“对，”芒罗说道，“但那样会使你的那位伙计无法交货，而那东西又不能在他身边久留。况且没有约定另一种碰头的程序……”他停了几秒钟，“或者，他是不是……”

“一旦遇到挫折，就有第二种约定的程序。”第三位学员建议道。

“好，”芒罗说道，“当你在自己受到监视之前与他早先单独顺利会面时，你要对他说明在万一受挫的情况下所应采取的一系列别的碰头方式。这样，他等候10分钟，你不露面，他就若无其事地到第二个接头的地方去。这种程序称作什么呢？”

“退却。”那位曾想把尾巴甩掉的机灵小伙子斗胆说道。

“第一线退却。”芒罗纠正道，“过几个月，我们要在伦敦的大街上把这些都演习一遍，所以都要搞清楚。”他们努力写着潦草的笔记。“好了。你在城里约好了第二天接头的地点，但有人仍然在盯你的梢。你一筹莫展。在第一线退却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鸦雀无声。芒罗给了他们30秒钟的时间。

“你们不在这个地方碰头，”他讲授道，“根据你已向你的联络对象交代的程序，第二个地点始终是一个也可以看到你的地方，而你可以与他相隔很长一段距离。当你知道他正观察你的动静，也许是从一块台地上，也许是从一家咖啡馆，但始终与你保持很长一段距离，你就给他一个暗号。什么都行——搔耳朵、捋鼻涕、撂下一张报纸再把它拾起来。这对你的接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按照你预先约定的程序，你在安排第三个碰头的地方。”那位机灵小伙子说道。

“一点也不错，但你仍然被人盯住了。在第三个接头地方又发生什么情况呢？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这一次，谁也没有押宝。

“那是一幢很普通的建筑物——一家酒吧间、俱乐部、餐馆或者你所喜欢的任何房子——这幢建筑物的门面是关闭的，这样，一旦房门关上之后，谁也不能从街上透过玻璃窗看到底层楼里面的情况。好了，为什么选那样的地方相互交货呢？”

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几下，教务主任从门边上探过头来。他向芒罗作了个手势，芒罗离开了讲台走到门口。他的上司把他拉到外面的走廊里。

他轻声说道：“‘老板’想要见你。在他的办公室，3点钟。午餐休息的时候离开这儿。贝利会接替下午的课程。”

芒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地回到了讲台那儿。“老板”是对担任情报局局长这一职位的人半是亲见半是尊敬的浑名。

班上有位学员提议道：“这样，你就能走到那位联络对象的桌子跟前取货而不被发现，是吗？”

芒罗摇摇头。“不太对头。当你离开那个地方，盯梢的对手也许会留一个人下来盘问侍者。如果你直接走到你那位伙计的跟前去，接头人的面孔就可能被人观察到，向你提供情报的人就会被人认出来，甚至由别人描述一番长相就行了。还有别的人要说吗？”

“在饭店里面设一只假的信筒。”那位机灵的小伙子提议道。芒罗又摇摇头。

“你来不及，”他告诫道，“盯梢的人在你身后过几秒钟就匆匆走进来了。也许，那位接头的人按照预定的方式在你之前到了那儿，他不一定会找到没有被占用而又适合的马桶间，或者找不到适当的空餐桌。那样的话，偶然性就太大了。不行，这一次，我们得采用擦肩而过的方法。注意，那像是这样做动作的——

“当你的接头人第一次退却的地方收到你已被人尾随的暗号时，他按照约定的程序转移了。他就通过公共场所走得准的时钟，最好是通过电话报时台，把自己的手表尽量校准得分秒不差。你在别的地方也这样把手表校准。

“在约定的时间，他已坐在约定的酒吧间之中，或是任何别的地方都行。在门外面，你完全是准时走上前去，尽可能分秒不差。如果你提前到达的话，可以把鞋带重新系紧，或在商店橱窗前逗留一下，这样可耽搁一点时间。不要明目张胆地看自己的手表。

“你分秒不差地走进酒吧间，门在你身后关上了。在这同一秒钟，那位联络对象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账单已经付清，至少要有5秒钟的时间门才会重新打开，密探才会进来。你在里面离门口几步远的地方与你的联络对象擦肩而过，务必注意门是要关着的以挡住视线。当你擦肩而过时，你就把东西递过去，或接过来，然后就分手，走到空着的餐桌或板凳那儿去。敌手们过几秒钟就会进来；当他们从接头人身边走过时，接头人已经走出去，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过后，酒吧间的工作人员会证实，你没有与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与任何人接触。你没有在任何人的餐桌旁逗留，也没有任何人到你的餐桌跟前。你已把东西装在内口袋里了，你喝完饮料就可以回到大使馆里去。但愿那些敌手会汇报说，你在散步的时候自始至终没有和任何人碰头。

“那就是擦肩而过的方法……吃午餐的铃声响了。好了，我们现在就暂且谈到这儿。”

到了下午1点30分，亚当·芒罗已置身于情报局总部大楼下面安全可靠的资料室里，开始埋头钻研一堆牛皮纸案卷。他只有五天的时间，而要掌握和记住大量的背景材料，以使自己能够作为“企业”驻莫斯科的“合法常驻代表”接替哈罗德·莱辛的工作。

5月31日，他从伦敦飞往莫斯科去担任他新的职务。

在第一个星期中，芒罗忙于安营扎寨。对于大使馆中所有的人员来说，除了少数几位知道内情的人之外，他不过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是匆匆来替换哈罗德·莱辛的人物。大使、政务参赞、首席译电员和商务参赞知道他真正是干什么工作的。至于他到46岁这样大的年纪才当商务处的一秘，有人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他进入外交使团的时间较晚。

商务参赞担保，他可以对那些搁在他面前的商务案卷尽量放手不管。在大使的私人办公室中，芒罗受到大使短暂然而正式的接见；他和政务参赞一起较为不拘礼节地喝了些饮料。他遇见了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并参加了一系列外交招待会，与西方国家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会晤。他还与美国大使馆中他的同行面对面地进行了更为事务式的会谈。正如中央情报局的那个人向他所证实的那样，“业务”是清淡的。

在驻莫斯科英国大使馆中的任何工作人员之中，谁不说俄语的话，谁就像受伤的拇指翘起那样显得很突出。尽管如此，芒罗在自己的同事面前，以及在引见过程中与俄国官员交谈的时候，他说俄语时只是使用一些刻板的说法，而且带着乡音。在一次聚会上，两位苏联外交部的官员在几步之外用口头语很快说了几句话；而他完全听懂了。因为说话的内容颇为令人关注，他向伦敦写了报告。

在他赴任后的第十天，他独自一人坐在一张露天长椅上，这儿是杂乱无章的苏联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位于俄国首都北郊的边缘。他正在等待与红军中的那位特工首次碰头，这个人他是从莱辛手上接管过来的。

芒罗生于1936年，父亲是爱丁堡的一位医生，他在战争年代度过的童年生活是平凡而又小市民式的，平静而又幸福的。他在当地一所学校一直学习到13岁那一年，然后在费蒂斯学院度过了五个寒暑，那是苏格兰最好的学府之一。就是在这儿就学的这段时间中，他那位阅历很深的语文老师发现这个小伙子对于外语具有特别灵敏的听觉。

1945年，他加入了陆军。在那时，国民义务兵役制是强制性的。经过基本训练之后，他在他父亲的老团队——“戈登第一苏格兰高地联队”中供职。调防到塞浦路斯之后，他就在那年夏末赴特罗多斯山区，投入了反对“塞浦路斯为争取与希腊联合而战全国组织”游击队的作战行动。

当他坐在莫斯科一个公园里的时候，他的心目中仍然能看到那座农舍。他们听从一位通风报信者的密告，花了半夜的时间在石南属植物丛中匍匐前进去包围那个地方。黎明时分，芒罗独自一人被派驻在那幢山顶上的房子后面一座悬崖峭壁脚下。天刚破晓时，他那个排的大部分兵力袭击了农舍的正面。这时，晨曦落在他们身后低矮的山坡上。

在山冈的另一侧，他可以从头顶上方听见“斯登”轻机枪在沉寂的黎明时分发出了哒哒响声，他借着初升的阳光可以看到有两个人匆匆忙忙在阴影中从屋后的窗户里爬出来，他们朝前沿着峭壁往山下逃命直至离开了房子的背阴处。他们径直朝他奔去，而他蹲伏在树林阴影中一棵倒伏的橄榄树背后。他们迈腿飞奔时竭力在山岩上保持身体平衡。他们越跑越近了，其中有一个人右手看上去像是捏着一根黑色的棍子。他后来自言自语，即使自己大声喊叫的话，他也将无法止住他们的冲势。但在那时候，他并没有对自己那样说。瞄准取代了一切，当他们到达离他50英尺远的地方时，他站起身来放了两枪，发出短促而又致命的爆裂声。

子弹的威力把那两个人都抬了起来，一个接着一个都止住了自己的冲势，猛地倒在山坡脚下的片岩上。当一缕蓝色的火药烟雾从他那“斯登”机枪的枪口飘散开来时，他走上前去俯首看着他们。他想，他也许会感到恶心的，或者会晕倒的。但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是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他看着那两张脸。他们是两位少年，比他自己还要年轻，而他的年纪是18岁。

他的中士穿过橄榄树林闯了过来。

“打得好，小伙子，”他大声喊道，“你把他们干掉了。”

芒罗向下看着两位少年的尸体，他们将决不会娶媳妇，也决不会生儿育女，决不会随着布素奇琴的乐曲声翩翩起舞，也决不会再感觉到阳光的温暖和美酒的芳烈。其中一个人仍然紧紧抓着那根黑色的“棍棒”，那是一根香肠。有一小段香肠从嘴巴里伸了出来。当时，他正在吃早餐。

芒罗转身面向那位中士。“我不是属于你的，”他大声说道，“该死的，我不是属于你的。我只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

那位中士把他的大声喊叫归因于第一次杀人所引起的神经紧张，因而也没有汇报这件事。也许那是一个错误。因为有关当局并没有注意到，亚当·芒罗并不是彻头彻尾、百分之百驯服的。从来也没有这样。

半年以后，有人敦促他考虑自己具有那种可能被提升为军官的素质，把他在陆军中的服役期延长到三年，这样可以获得担任短期军官职务的资格。由于他对塞浦路斯已感到厌倦，他这样做了，并被派回英国加入伊顿公学的军官学员训练队。三个月以后，他的肩章上就获得了作为一名少尉的金星。

在伊顿公学填表的时候，他曾提到自己能说流利的法语和德语。有一天，他在无意之中接受了这两种语言的考试，结果证明他填写的内容是符合事实的。就在他接受军官的任命之后，有人提议他也许愿意申请参加联合勤务参谋部举办的俄语课程，当年是设在康沃尔郡博明市称之为“小俄国”的一座军营中。另一种选择是到苏格兰兵营的团队中去任职。这样，他就同意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的俄语不仅仅是流利的，实际上可以被人当成是一个俄国人了。

在1957年，他不顾来自团部要他留下来的巨大压力，从陆军中退役了，因为他已拿定主意要当一名驻外记者。他在塞浦路斯曾见过一些这样的记者，因此他自己宁愿干这样的差事而不愿意坐办公室。在21岁时，他在自己的家乡爱丁堡加入了《苏格兰人》报社，当了一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两年之后，他迁居伦敦，受雇于路透社，这家国际通讯社的总部设在舰队街85号。在1960年的夏季，他的语言再一次帮了他的忙。他在24岁那一年被派往路透社驻西柏林分社，做分社社长艾尔弗雷德·克卢斯的副手。当时是柏林墙建造起来之前的那个夏季。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便遇到了瓦伦蒂娜，现在他已认识到她是自己一生中惟一真正爱过的一位女人。

一位男子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并咳了一声。芒罗猛地从他的沉思中清醒了过来。他自言自语道，给新学员上了一个星期的特工业务课，过了两个星期自己便把基本规则抛到了脑后——在接头以前千万不能放松注意力。

那位俄国人疑惑不解地看着他，但芒罗系着所必需的圆点花纹领带。俄国人慢慢地把一支香烟叼在自己的嘴上，两眼盯着芒罗，举止像乡巴佬似的。但那还是管用的，芒罗掏出打火机，把火苗凑到了烟头上。

“罗纳德两个星期前在他的办公桌旁病倒了，”他心平气和地轻声说道，“恐怕是胃溃疡。我是迈克尔，要我来接替他的工作。哦，也许你能帮我的忙。奥斯坦基诺电视塔真的是莫斯科最高的建筑物吗？”

那位身穿便衣的俄国军官吸了口烟，感到如释重负。这些话完全是莱辛用惯了的套话，他只知道莱辛名叫罗纳德。

“是的，”他答道，“它的高度是540米。”

他手里拿着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并把它放在两人之间的座位上。芒罗那件折叠好的雨衣从膝盖上滑落到地上。他把雨衣拾了起来重新叠好放在那张报纸的上面。两个人有10分钟时间谁也没有理睬谁，那位俄国人始终抽着烟。最后，他站起身来，弯着腰把烟蒂在地上踩熄。

“过两个星期的时间，”芒罗喃喃说道，“新国家马戏场G区下面的男厕所。在波波夫丑角表演的一场。演出在7点半钟开始。”

那位俄国人走开了，继续在闲逛着。芒罗冷静地对这周围端详了10分钟。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兴趣。他一古脑儿把雨衣、报纸和里面夹着的牛皮纸信封拾了起来，并乘地铁回到了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信封中装着一份最新的红军军官花名册。

正文第二章

6月10日上午11时稍差片刻的时候，亚当·芒罗正在革命广场地铁站换车，而一列十几辆长车身的黑色“吉尔”轿车，在离他西南方向1000英尺远的地方，正驶过克里姆林宫围墙中离他头顶上方100英尺高的鲍罗维茨基城门。苏联政治局即将开始举行一次改变历史进程的会议。

克里姆林宫是一座四周有围墙环绕的三角形建筑群，它的顶角耸立着索巴金塔楼，面朝着正北方向。在三角形的每一条边上，筑有一垛50英尺高的围墙，墙上散布着18座塔楼，由四扇城门连通宫内。

这个三角形南部的三分之二地区是供游览的地方，安分守己的人们成群结队去瞻仰教堂、大厅和早已作古的沙皇的宫殿，中间部分是一条畅通无阻的柏油碎石道路，卫兵在路上巡逻，那是一条无形的分界线，旅游者不允许越过那儿。但那天上午，由手工制作的高级轿车发出低沉的颤动穿过了这片空场，驶向克里姆林宫北端的三幢大楼。

其中最小的一幢楼就是位于东侧的克里姆林剧院。剧院后面，半映半掩耸立着部长会议的办公大楼，看来是政府的所在地，至少部长在这儿举行会议。然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真正当权者并不是部长会议，而是政治局——组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层的执政小集团。

第三幢楼规模最为庞大。大楼位于西侧，恰在宫墙上炮眼的后面，俯视着下面的亚历克山大罗夫斯基花园。大楼的形状是一个南北走向的狭长三角形。南端是古代的武器库，那是一座古代武器的博物馆。但在武器库的后面，内墙是被堵死的。如要到楼上去，必须从外面穿过一道高架锻铁栅栏，它跨越了部长会议大楼和武器库之间的空隙。那天上午，高级轿车从锻铁栅门飞驶而过，停在通向那幢秘密大楼楼上的入口处旁。

武器库大楼上层的形状像一个空心的长方形，里面是一个狭长的庭院，南北走向，把整个大楼分成两排更为狭小的套间和办公室，连同顶楼在内共有四层。在三层楼上，位于内面东侧办公楼的中间部分是一间会议室，从那儿只能俯视庭院，为了挡住人们窥探的目光而用屏障挡了起来，每星期四上午政治局在那个会议室中举行例会，对2.5亿苏联公民发号施令。

对于一个帝国来说，那是名不虚传。尽管在理论上，俄罗斯共和国是一个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苏维埃联邦的国家，而实际上，那是一个由古到今俄罗斯沙皇对其他14个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实施铁腕统治的国家。俄国为了实施这个统治而使用和需要的三条胳膊是红军（一如既往，包括海军和空军），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拥有10万工作人员，30万武装部队和60万告密者）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的党组织部。党组织部控制着从北极地区到波斯的丘陵，从布伦斯威克的边缘到日本海沿岸各地党的干部的工作、思想、居住、学习和娱乐的每一个领域。而那不过是帝国内部的情况。

克里姆林宫武器库大楼中政治局的会议室大约有50英尺长，25英尺宽，与其中所蕴藏的权力相比，那并不是很宽敞的。里面采用党魁们所喜爱的深色大理石作背景，但一张t字形的长桌占据了大部分的地方，桌上铺着绿色的台面呢。

1982年6月10日的上午是异乎寻常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收到议程，而只是收到开会的通知。而且，那些围桌而坐的人都觉察到，只有出了紧要的事情才会把他们都召集到这个顶层楼上来，有某种重要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

在丁字形会议桌首席的中央，作为群龙之首的马克西姆·鲁丁在他常坐的那张椅子中就座。从表面上来看，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于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这个头衔。但除了气候之外，在俄国没有一样东西看来是表里一致的。他真正的权力来自他作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头衔。他以这个身份同时兼任中央委员会以及政治局的主席。

他已是刀岁的年纪，显得容貌粗犷，郁闷多虑，而又诡计多端。要不是诡计多端的话，他决计不会登上那张曾经由斯大林（他很少召集政治局会议）、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占据的宝座。在他的左右两侧坐着来自作为他自己私人班底的秘书外的四位书记，那些人效忠于他本人；而这一点是高于一切的。在房间中他身后靠北墙的每个角落里各摆着一张小桌子。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位速记员，一位是男的，一位是女的，用速记写法记下所说的一言一语。在另一张桌子旁，两位男子俯身在一架磁带录音机慢慢转动的胶带盘旁边，录音可用来复查校核。还有一架备用的录音机，在换胶带盘时可供接替。

政治局的其他十二位成员坐在t字形会议桌伸长部的两侧，一边六个，面前摆着便笺簿、玻璃水瓶和烟灰缸。在桌子伸长部的尽头是一张单独的椅子。政治局成员们核对了人数，查明没有任何人缺席。但那张空的椅子是惩罚性的座席，只有在那个房间中作最后一次露面的人才会坐在那张椅子上，被迫倾听由他以前的同事对自己的批判，从而成为一个身败名裂的人。不久前，有人就曾葬身在卢比扬卡监狱的“黑墙”处。习惯的做法总是让受到谴责的人稍迟一会儿进场，临到他进入会场时就会发现所有的席位上都已坐满了人，而只有那张惩罚性的座位空着，那时他便心中有数了。但在这天上午那张椅子是空的。人人都在场。

鲁丁向后倚着，半睁半闭着眼睛审视那十二个人，嘴上始终叼着卷烟，升起的烟雾从他的脸部飘过。他仍然十分喜爱那种老式的纸烟卷，一半是烟叶，一半是薄纸板卷筒，卷筒在食指和拇指之间掐了两次以过滤烟雾。他已吩咐助手为他一支接一支地递烟，并告诫他的医生不必多嘴。

在会议桌伸长部的左侧是瓦西里·佩特罗夫，49岁，是鲁丁手下的门徒，对于他所担任的职务来说是年轻了一些。他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党的组织部部长。鲁丁在未来即将面临的困境之中可以指望佩特罗夫是靠得住的。坐在佩特罗夫旁边的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长德米特里·赖可夫；他将站在鲁丁一边，因为他没有别的出路。他那面便是尤里·伊凡南科，长得身材修长，在53岁的年纪便变得残酷无情，身穿伦敦裁剪的漂亮西服，犹如一只受伤的拇指那样翘着显得特别突出，似乎在向一帮对形形色色的西方式样深恶痛绝的人们显示他自己老于世故。伊凡南科是由鲁丁一手提拔起来担任了克格勃的主席，他将站在鲁丁的一边，因为反对派是些对伊凡南科恨之入骨的人物，都想把他搞掉。

在桌子的另一侧坐着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就像勃列日涅夫离任后的政治局中半数的成员那样，他对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来说也是年轻的。他在55岁时成为党的理论家。他长得身材瘦小，信奉苦行主义，凡事百般刁难，主张惩罚持不同政见者和异端分子。他又是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捍卫者，由于对资本主义西方世界怀着一种病态的憎恨而变得形容憔悴。鲁丁心里明白，反对派将来自这儿。站在他一边的是尼古拉·克伦斯基元帅，63岁，国防部长兼红军总司令。他将惟红军的利益是从。

那样还剩下七个人，包括负责农业的科马罗夫。他坐在那儿，脸无血色，因为他像鲁丁和伊凡南科一样，约摸知道即将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位克格勃的头目却不动声色，其余的人都被蒙在鼓里。

鲁丁向站在会议室尽头门口的其中一位近卫军士兵打了个手势，让那位在外面惶恐战栗地等候着的人走进室内。这时，会议便开始了。

“同志们，让我介绍一下伊凡·伊凡诺维奇·雅科夫列夫教授。”鲁丁高声地说道，那个人战战兢兢地向前走到桌子的尽头，并站在那儿等候着，双手握着被汗水浸湿了的讲稿。“这位教授是我们的高级农学家，农业部的粮食问题专家，科学院院士2他要给我们作一个报告。请讲吧，教授。”

鲁丁早在几天以前已在他幽静的书房中读了这份报告，此刻，他向后倚着身子，凝视着尽头那个人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伊凡南科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西方的大号过滤嘴香烟。科马罗夫拭了一下他的眉宇，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那位教授清了清他的嗓子。“同志们！”他犹豫不决地开始讲话了。谁也不曾对他们是同志持有异义。那位科学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低头注视着自己的讲稿，并直陈其辞地作起报告来了。“去年12月份和今年的1月份，我们的长期气象预报卫星做出预测，冬季和早春将特别潮湿。为此，根据惯常的科学实践，农业部已经决定，我们供春播用的种子应该使用预防剂进行适当处理，以抑制也许由于潮湿而蔓延的真菌感染。这在以前已做过许多次了。

“所选用的拌合药剂是一种具有双重用途的药剂——一种可以抑制在发芽种子上受到真菌侵袭的有机汞化合物和一种称为‘林丹’的杀菌剂兼驱鸟剂。在科学委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由于冬小麦作物遇到霜冻而蒙受不幸的损失，苏联将需要从春小麦播种中收获至少1.4亿吨谷物，那就需要播下625万吨种子。”

所有的眼睛现在都盯在他身上，他坐立不安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政治局的成员可以觉察到，危险就在前面。只有科马罗夫，即那个负责农业的人，在痛苦中凝视着会议桌。有几双眼睛转而看着他，意识到有一种血腥的味道。

那位教授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并继续说道：“按每吨种子使用2盎司有机汞种子拌药剂计算，就需要350吨拌合药剂。库存只有70吨，随即向古比雪夫生产这种药剂的工厂发出了一份订货单，要他们立即投产，补足所需要的280吨。”

“这样的工厂只有一个吗？”佩特罗夫问道。

“是的，同志。所需要的吨数并不表明要有更多的工厂。古比雪夫的那个工广是一个主要的化工厂，生产许多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等产品。生产280吨这样的化学品要不了40个小时。”

“继续说吧。”鲁丁吩咐道。

“由于通讯联络中的混乱，工厂正在进行年度保养。如果拌合药剂要分发到联盟各地的127个种子拌药站，种子处理之后还要及时运回几千个国营和集体农庄进行播种，那样时间就很紧迫了。所以，从莫斯科派了一名年轻而又有干劲的党员干部去催办这件事情。看来，他命令工人们停下手上的活计，使工厂恢复了生产秩序，并重新开工了。”

“他没有按时办成这件事吗？”克伦斯基元帅用刺耳的声音说道。

“不是，元帅同志，工厂又开工了，尽管维修工程技术人员还没有怎么把事情干完，但又出了故障，一只漏斗的阀门坏了。林丹是一种药性很强的化学品。它加进有机汞化合物其余配方中的剂量必须严加控制。

“林丹漏斗上的那只阀门，尽管在控制台上显示出来的状态是开启三分之一，而实际上却完全打开了。整个280吨拌合药剂都受到影响。”

“质量管理怎么样呢？”一位在农村中土生土长的成员问道。那位教授又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但愿自己能悄悄地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而不要再受这个罪。

“那既是巧合又是过失，”他坦白地说道，“在工厂停产期间，负责分析和质量管理的总化学师正在索契度假，不在厂里。打电报去把他唤回来了。但由于古比雪夫地区大雾，他不得不改道而乘火车返回。他回厂时，生产任务已完成了。”

“拌合药剂没有经过试验吗？”佩特罗夫用怀疑的声调问道。

那位教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懊丧：“那位化学师坚持要做质量管理试验。而那位从莫斯科去的年轻官员想要把全部产品立即发运。接着发生了一次争论，最后达成了一项妥协。那位化学师想在每10袋药剂中抽查1袋，总共是28袋。那位官员坚持只能留1袋给他作试验。那时候就犯下了第三个错误。

“新的袋子与去年留下来的70吨备用药剂堆在一起。在仓库中，其中有一位装卸工，在收到要送1袋药剂到化验室作试验的报表之后，便挑选了1袋陈年的药剂。试验结果证明药剂完全是合格的，于是这批货就全都发运了。”

他的汇报到此结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他也许会尽力解释接连发生了三次差错，一次是机械故障，一次是两个人在重压之下判断失误，还有一次是库房里的人粗枝大叶，三次差错组合在一起便造成了灾难。但那并非是他的差事，他并不想为别人找些站不住脚的借口。房间中的沉寂像是腥风血雨一般。

维希纳耶夫发言了，尖刻的言辞一针见血。

“有机汞化合物中林丹的成分过多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问道。

“同志，那对田里发芽的种子来说会产生一种有毒的作用，而不是起保护的作用。如果麦苗能长出来的话，那也是稀稀拉拉的，会长出一种褐色的斑点。这样受到感染的麦秆上实际上不会长出任何粮食。”

“春播受到影响的作物有多少？”维希纳耶夫冷若冰霜地问道。

“大约恰好是五分之四，同志，70吨库存的药剂完全是好端端的。280吨新的药剂都受到那只出毛病的漏斗阀门的影响。”

“那么，有毒的药剂都与种子作了拌合并播种了吗？”

“是的，同志。”

两分钟之后，那位教授被打发走了，去开始他那湮没无闻的幽寂生活。

维希纳耶夫转身面向科马罗夫。

“原谅我的无知，同志，看来你事先知道一点这件事情。那位弄出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的官员已怎么啦？”他使用了俄语中一个粗鲁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指人行道上的一堆狗屎。

伊凡南科插话道，“他在我们的手里，”他说道，“还有那位擅离职守的分析化学师，智力很低的仓库保管员和维修部门的几位工程师。工程师们声称，在他们完工之前曾坚决要求签发命令他们收工的书面指示，而且拿到了书面指示。”

“至于这位官员，他开口说话了没有？”维希纳耶夫问道。

伊凡南科考虑了一下，心目中想起那位穷极潦倒的人的样子，他是被囚禁在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里。

“无所不谈。”他说道。

“他是位破坏者，还是位法西斯的特务呢？”

“不是，”伊凡南科叹了口气说道，“只不过是一位白痴，一位野心勃勃的官僚主义者，竭力想提前完成任务。关于那一点，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确实知道了那个人的脑袋瓜里装些什么东西。”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这样，我们都能搞清楚这件事情的影响有多大。”维希纳耶夫转身面向那位郁郁寡欢的科马罗夫。“我们已经知道，从预期的1亿吨冬小麦中只能保全5000万吨。现在看来，今年10月份我们将从春小麦中收获多少吨呢？”

科马罗夫对鲁丁扫了一眼，鲁丁略微点了一下头。

“从1.4亿吨春播小麦和其他粮食的指标中，我们无法合乎情理地指望收成会超过5000万吨。”他轻声说道。

与会者在令人惊愕的可怖气氛中坐着。

“那意味着两季作物的总产量是1亿吨，”佩特罗夫低声悄语，“全国短缺1.4亿吨。我们应该能够对付短缺4000万吨，甚至7000万吨。我们以前是经历过的，忍受一下粮食短缺的苦楚，从别的地方尽力去购买一些。不过，这个……”

鲁丁结束了这次会议。

“我们在这儿面临着像我们历史上所曾遇到过的那样的严重问题，中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包括在内。我建议休会，分头搜集一些意见。那不用说，这个消息不得外传。我们的下次会议在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召开。”

当十三个人和尽头桌子旁的四位助手站起来时，佩特罗夫转身面向那位脸上毫无表情的伊凡南科。

“这并不是意味着粮食短缺，”他喃喃说道，“这意味着饥荒。”

苏联的政治局委员们走到楼下司机驾驶的“吉尔”牌高级轿车跟前，仍然在沉思着所获得的消息——一位弱不禁风的农业学教授在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其中一个大国下面埋设了一颗定时炸弹。

一星期之后，当亚当·芒罗坐在位于卡尔·马克思大街的大剧院楼厅中时，他的念头不是放在农作物上，而是在爱情上面；而他钟爱的又不是他身旁那位兴高采烈的使馆女秘书。他是被她说服了之后才带她来看芭蕾舞演出的。

他并不是一位芭蕾舞迷，尽管他承认自己喜爱一些芭蕾舞曲。但优美高雅的击脚跳和变身跳，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转身跳，并没有使他感到激动。演到《吉赛尔》的第二幕——傍晚的供品——时，他的思绪又回到了柏林。

那曾经是一桩美好的事情，是毕生一遇的爱情。他当时24岁，很快就要满25岁了；而她是19岁，长得皮肤黝黑，十分可爱。由于她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只得秘密相爱，在暮色朦胧的街上幽会，这样，他就能用自己的汽车去接她，并把她带到夏洛滕堡西端自己的小公寓里而不被任何人觉察。他们纵欲相爱，侃侃而谈；她为他煮晚饭，他们再一次同床做爱。

起先，他们的私通具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性质，就像已婚的夫妇抛弃各自的配偶私奔，而这又使这种性爱别有风味。在1961年的夏天，柏林的树林里枝叶茂盛、鲜花怒放。一些年轻人有的在湖面上泛舟荡桨，有的从岸边游向湖心。这时，事情给搞僵了，的确是令人沮丧。当时，他向她提出求婚，而她几乎同意了。要不是以后冒出了柏林墙的话，她也许还是会同意的。柏林墙是1961年8月14日建成的。柏林墙还会加高。这在一个星期之中看来是显而易见的。

恰在那个时候，她拿定了主意，而他们发生了最后的一次性关系。她告诉他，她不能对她的双亲所可能遇到的遭遇而听任不管，不能坐视他们蒙受耻辱，不能坐视她的父亲会丢失深受信任的工作，不能坐视她的母亲会失去在艰难时世之中等待了多年的、十分心爱的公寓。她不能毁了她的胞弟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和前途。最后，她无法忍心从此再也见不到她所热爱的祖国。

这样，她就离去了。他望着她从阴影中穿过柏林墙中最后尚未接通的地段溜回到了东方，她显得悲痛欲绝、形影相吊、伤心惨目，而又长得如花似玉。

他没有再见到她，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她，他用苏格兰人沉默寡言、守口如瓶的特性把她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他从来没有透露，他曾受过，而且仍然爱着一位名叫瓦伦蒂娜的俄国姑娘；她当时是参加柏林四国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秘书兼速记员。正如他知道得很清楚的那样，那是严重的不轨之举。

在瓦伦蒂娜离去之后，柏林便变得索然寡味。一年之后，他被路透社调到巴黎。在那之后又过了两年，正当他返回伦敦到舰队街总部坐冷板凳时，一位他曾在柏林结识的老百姓着意要去看望他以继续保持往来，那个人曾在英国设在那儿的总部，即原先希特勒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中任职。曾经举行过一次聚餐，而另一个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从体育场来的那个熟人在喝咖啡的过程中说声“请原谅”便走开了。新来的人态度友好，并没有说明来意。但到喝第二杯白兰地酒时，他便直陈其辞。

“‘企业’中我的一些同事，”他带着一种使人可以疑云顿消的羞怯神情说道，“想知道你能不能为我们帮点儿忙。”

芒罗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企业”这个字眼。以后他将学到那套词汇。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报业务存在一种奇特而又存有戒心，但极为重要的联盟关系；对于那个联盟中的人来说，秘密情报局始终被称为“企业”。对于它的雇员来说，在反间谍部门中工作的那些人是“同事”。位于吉尼亚吉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是“公司”，其中的工作人员是“堂兄弟”。而其对立面，则称为“敌手”，它的总部设在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是以旧时契卡的奠基人——列宁的秘密警察首领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名字而命名的。这座大楼始终被认为是“中心”，而“铁幕”以东的领土则是“集团”。

伦敦餐厅中的会晤发生在1964年的12月份，所提出的建议是“到‘集团’中去临时跑一趟”，这项提议随后在伦敦切尔西区一套小型公寓中进一步确定了下来。他在1965年的春天办了这件事，而表面上他是在东德报道有关莱比锡博览会的情况。那是一趟苦差使。

他适时离开了莱比锡，驱车奔赴德累斯顿靠近艾尔伯蒂尼姆博物馆的地方碰头。他感到内口袋中的一包东西像是五本《圣经》那样，似乎人人都在望着他。那位东德的军官迟到了半个小时，他知道俄国人在萨克森山坡上部署战术火箭的方法。两位人民警察，毫无疑问，此时似乎正在监视着他。在附近公园中某个树丛之中，互换包裹进行得很顺利，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汽车那儿，朝西南方向动身前往格拉的交叉路口和巴伐利亚的边防检查站。在德雷斯顿的郊外，一位当地的汽车司机从右前方撞上了他的汽车，尽管芒罗走的路线是对的。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把那包东西转移到后排座位与车尾行李箱之间的储藏处，东西还在他那件运动茄克衫的胸袋之中。

他在当地一个警察站中度过了如坐针毡的两个小时，无时无刻都害怕有人下令说：“请把你的口袋翻过来，先生。”紧贴他的胸骨那儿放着足够的证据可送他到波特马劳改营待上25年。最终他获准离去了。那时，电瓶中的电耗尽了，四位人民警察不得不推车使他起动。

右前方的那只轮子由于轮子中的滚珠轴承损坏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有人提议，他也许可以待一个晚上再走。并把车轮修好。他以自己的签证到午夜就要过期为理由（事实上是这样）又动身了。他在午夜前10分钟到达位于东德的普劳恩和西德的霍夫之间萨勒河上的边卡，一路上每小时驱车20英里，前轮刺耳的尖叫声响彻了夜空。当他驾着嚓嘎嚓嘎作响的汽车通过另一侧的巴伐利亚州卫兵卡时，他已汗流浃背了。

一年之后，他离开了路透社，接受了别人的建议，作为一名年长的申请者参加文职官员选拔考试。当时他的年纪已是四岁。

对于想要加入国家行政机构的任何人来说，文职官员选拔考试是必不可免的。根据考试的成绩，财政部首先择优录取，那样，它即使把英国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也能在学术论证上无懈可击。随后轮到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进行挑选；由于芒罗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他毫不费力地进入了外交机构，而这通常是为“企业”招收工作人员而作的掩护。

在以后的16年中，他专攻经济情报和苏联问题，尽管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国家。他曾在土耳其和奥地利、墨西哥担任过外交职务。1967年，他刚满31岁的时候，就结了婚。但在度过了蜜月之后，这个结合变得越来越没有爱情可言，那是一个错误；婚后第六年便悄悄地离婚了。从那以后，当然有过暧昧的两性关系，不过，这些事情都是为“企业”所知道的，但他一直是单身的。

有一起私通事件他是从来没有向“企业”汇报过，而要是这件事的原委和他隐瞒此事的做法透漏出去的话，他将会当即被解雇的。他在加入情报局时，就像别的任何人一样，必须写一份完整的自传，接着由一位高级官员进行一次口试。

这一程序每过五年便重复一次。在令人关注的事情之中，肯定有与从铁幕后面来的人有任何感情上的或社会关系方面的牵连，或者有关那种事情与别的任何地方的人有什么牵连。

第一次他被盘问时，他内心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很反感，恰如在塞浦路斯的橄榄树林中所曾发生过的那样。他知道自己是忠诚的，在瓦伦蒂娜的事情上，即使“对手”知道这件事，也是决不会被人收买的；他相信，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有人在这件事情上试图讹诈他，他将供认不讳并辞职，但决不会就范。他就是不想让任何别的人刺探他的内心中最隐秘的部分，更不用说保管档案的职员了。我只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人。所以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从而违犯了规章制度。一旦陷入了说谎的困境，他就不得不照样撒谎下去，在16年的时间中，他重复了三次这样的谎话，并没有由于撒了谎而出什么事情，将来也决不会出什么事情。他对此是有把握的。那次男女私通是一项秘密，早已石沉大海，湮没无闻。那将始终是这样的。

要是他并没有像这样深陷在浮想之中，以及不是像他身旁那位姑娘那样对芭蕾舞感到出神的话，他也许会注意到某种东西。从剧院左侧墙上很高的一个私人包厢中，他正受到别人的注目。在幕间休息的电灯点亮之前，那位观察的人便已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会议桌旁的十三个人，都不动声色，各怀戒心，意识到农业学教授的报告可能会触发一场自从赫鲁晓夫倒台以来还从未发生过的派别斗争。

鲁丁如同往常那样透过冉冉升起的香烟烟雾察看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在他的左侧，党组织部的佩特罗夫坐在他惯常坐的那张椅子中，他那边过去便是克格勃的伊凡南科。外交部的赖可夫翻弄着他的文件，理论家维希纳耶夫和红军的克伦斯基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鲁丁审视着其余的七个人，心里盘算着要是斗争爆发的话他们将何去何从。

有三位不是俄罗斯人：维托塔斯，波罗的海地区的人，来自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查瓦兹，格鲁吉亚人，来自第比利斯；穆哈默德，塔吉克人，属于东方人，生下来就是一位穆斯林。他们每一个人的出席对于少数民族来说都是一种让步，但事实上，每一个人为他的一席之地都曾付出了代价。鲁丁知道，各人都已是完全俄罗斯化的；代价是昂贵的，比一位大俄罗斯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还要高。他们都曾是各自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而其中两个人现在还兼任着那个职务。他们每一个人都强令推行坚决镇压自己民族同胞、持不同政见者、民族主义分子、诗人、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纲领，只要他们哪怕是暗示不要百分之百地接受大俄罗斯对他们的统治，没有莫斯科的保护，他们谁也无法回去。如果万不得已的话，每一个人都将与保证他们幸存的一派，也就是说，与获胜的一派站在一起。鲁丁对于派别斗争的前景，并不抱赞赏的态度，但自从他第一次独自在自己的书房中读了雅科夫列夫教授的报告以来，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这样剩下的四个人都是俄罗斯人。管农业的科马罗夫，仍然极为忐忑不安；斯蒂潘诺夫，工会的负责人；舒希金，负责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还有皮特里耶诺夫，在经济和工业计划方面负有特殊的任务。

“同志们，”鲁丁慢慢地开始说道，“你们都已从容不迫地研究了雅科夫列夫的报告。你们都已注意到了科马罗夫的一份报告，大意是说，今年9、10月份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将比指标歉收将近1.4亿吨。让我们首先考虑事关重大的问题。苏联靠不到1亿吨的粮食能不能维持一年的生计？”

讨论持续了一个小时，气氛是激烈的，言辞是刻薄的，但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粮食这样奇缺将导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食品匮乏。即使国家进口最低限度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城市制作面包的话，农村中几乎所剩无几。当冬天的牧场为积雪所覆盖而牲口没有饲料时，屠宰牲口将使苏联的四足牲口丧失殆尽。那将花费一代人的时间才能使畜牧业恢复元气。在农村即使留下最少量的粮食也将使城市挨饿。

最后，鲁丁打断了他们的话。

“很好，如果我们坚持承认，在粮食以及几个月之后在肉类的方面将面临饥荒的话，在全国的纪律方面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佩特罗夫打破了接着出现的沉寂。他承认，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骚动情绪，这从最近接连发生小规模的闹事和退党事件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通过党的机器中无数的触须，这些情况都在中央委员会中向他作了汇报。在面临一次货真价实的饥荒时，许多党的干部可能会与无产者站在一起。

几位非俄罗斯人点头表示同意。在他们的加盟共和国中，中央集权总是比俄罗斯本身内部的集权来说要稍差一些。

“我们可以从六个东欧的卫星国身上捞一些。”皮特里耶诺夫提议道，甚至没有费心劳神把东欧人称为兄弟般的同志。

“波兰和罗马尼亚首先会大发雷霆。”舒希金辩驳道，他是负责与东欧联络的人。“也许匈牙利会跟着干起来。”

“红军可以对付他们！”克伦斯基元帅咆哮着说。

“一次不能对付三个，现在不行了。”鲁丁说道。

“我们只是在谈论总计征集1000万吨粮食的问题，”科马罗夫说道，“那是不够的。”

“斯蒂潘诺夫同志？”鲁丁问道。

工会是受国家控制的，它的负责人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自己的言辞。

“一旦在今冬明春一直到夏天确实发生饥荒的话，”他说道，一边注视着自己的铅笔，“要担保不爆发骚乱将是不可能的，也许是大规模的。”

伊凡南科一言不发，凝视着自己右手食指和拇指间夹着的西方大号过滤嘴香烟，他鼻孔中嗅到的味道不仅仅是烟味。有许多次，他嗅到了恐惧的气息——在逮捕的程序中，在审讯室中，在他大本营的走廊中。他现在已嗅到了这种气息。他和他周围的人是有权势的，享有特权的，而且是受到保护的。但他对他们都了如指掌，因为，他设有档案。他对自己并无任何后顾之忧，就像没有灵魂的人那样不懂得什么是害怕。他也知道，他们都对一样东西比起战争来说都更为害怕——苏联的无产者忍受了长期的苦难，他们忍耐着，在赤贫面前像老黄牛那样驯顺，如果他们一旦突然变得狂暴起来……

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的身上。公众“闹事”及其镇压是他所管辖的范围。

“我能够，”他心平气和地说道，“对付一个诺沃切尔卡斯克。”从桌子边传来一阵倒吸一口气的嘶嘶声。“我能够对付10个，甚至20个。但克格勃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也无法对付50个。”

提到诺沃切尔卡斯克，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把鬼魂都从糊壁纸里招了出来。在1962年6月2日，几乎恰好是在20年以前，在诺沃切尔卡斯克这个巨大的工业城市中爆发了工人骚动。但是，20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依然记忆犹新。

当时，政府中的一个部提高了肉类和黄油的价格，而另一个部恰巧将规模庞大的布德涅电气机车制造厂的工资削减了百分之三十，这愚蠢的巧合引起了这场骚动。在随之而来的骚动过程中，大声喊叫的工人占领了这个城市达三天之久，这在苏联是闻所未闻的现象。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他们讥笑当地党的领导人，使他们浑身哆嗦着钻进自己的总部而自作囚徒。他们的叫喊声淹没了一位苏军上将的声音，他们向荷枪实弹的士兵队伍冲击，用泥巴向坦克发起攻击，以致观察孔都被堵塞住了，迫使坦克戛然而停。

莫斯科的反应是强烈的。通往诺沃切尔卡斯克的每一条线路，每一条道路，每一条电话，每一条小路都被封锁了。那座城市变成了一个真空地带，这样消息就不会泄露出去。克格勃不得不派出两个师的特种部队去了结这件事情，并肃清闹事者。有86位老百姓在街上被枪杀，有300多人受伤。没有一个人返回自己的家中，也没有一个人是在当地埋葬的。不仅是受伤的人，而且死伤者的所有家属，不论伤亡者是男的、女的还是年幼的孩子，都被遣送到古拉格的劳改营去，惟恐他们不断查问自己的亲属，而使这件事情永远留在记忆之中。每一个痕迹都被抹掉了，但事隔20年之久，克里姆林宫中的人对这件事依然历历在目。

当伊凡南科放过炮之后，会议桌的四周又是一片沉寂。鲁丁打破了这个局面。

“那么，很好，结论看来是无法回避的。我们将不得不史无前例地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科马罗夫同志，我们最低限度将需要从国外进口多少粮食才能避免这场灾难呢？”

“总书记，如果我们在农村留下最起码的、必不可少的粮食，而且动用我们所有的3000万吨国家储备粮，我们将需要从国外进口5500万吨粮食。那将意味着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在大丰收年景的全部余粮。”科马罗夫答道。

“他们决不会把余粮卖给我们的。”克伦斯基大声说道。

“他们不是傻瓜，元帅同志，”伊凡南科轻声插话道，“他们的‘秃鹰’号卫星肯定已向他们作了预报，我们的春小麦已经出了问题。不过，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多大的问题。现在还不会，但到了秋季，他们会了解得相当清楚的。而且他们是贪婪的，始终贪得无厌，要捞更多的钱。我可以提高西伯利亚和科雷马金矿的生产水平，从莫尔多维亚劳改营调运更多的劳力到那儿去。至于买这样一批粮食的钱，我们是能够筹集起来的。”

“我在有一点上同意你的意见，”鲁丁说道，“但另一点上不能表示同意，伊凡南科同志。他们可能有粮食，我们可能有黄金，但有一个可能，不过是可能性而已，这一次他们将要求我们做出让步。”

听到“让步”这个词，每一个人都僵住了。

“要到谈判才会知道，”鲁丁说道，“但是，那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可能性。他们可能会在军事领域里要求让步……”

“怎么也不行。”克伦斯基大声说道，他站起了身子，面孔涨得通红。

“我们已别无选择的余地了，”鲁丁辩驳道，“我们看来已经一致同意，全国范围内发生严重的饥荒是无法避免的。那将会阻挡苏联的进步，并由此而使马列主义统治全球的计划推迟10年，也许更长的时间。我们需要粮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如果帝国主义分子在军事方面硬要我们做出让步，我们可能会不得不同意使进程推迟两三年的时间，但只是为了在恢复元气之后更好地前进。”

到处都可以听到表示赞同的喊喊喳喳声。鲁丁行将获得与会者的赞同。

然后，维希纳耶夫开始说话了。当喊喊喳喳声平息下来时，他缓慢地站了起来。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同志们，”他通情达理地开始说道，“是严重的，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我提议，要做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结论尚为时过早。我提议休会，直到两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再议，在此过程中，我们大家都仔细考虑一下所说过的话和所提出的建议。”

他的这一套手法成功了。他赢得了时间，正如鲁丁私下里所担心他会来这一手的那样。与会者同意休会，暂不做出决议；表决结果是10票对3票。

尤里·伊凡南科走到了底层，恰恰要跨进正在等候着的高级轿车，这时，他感到自己的肘部被人碰了一下。站在他身旁的是克里姆林宫卫队中一位身材高大、服饰漂亮的少校。

“总书记同志想在他的私邸中与你说句话，主席同志。”他轻声说道。随着，少校二话不说便转身朝大楼中背离大门口的一条走廊中走去。伊凡南科跟在后面。那位少校身穿非常合身的巴拉瑟亚军服呢上衣、浅黄褐色马裤呢裤子和闪闪发亮的皮靴。伊凡南科在尾随着他时心中想起，如果有朝一日，政治局中有人要坐那张惩罚性椅子的话，随后将由他属下的克格勃特种部队进行逮捕。那支部队被称为边防军，他们佩带饰有翠绿色镶带的军帽和肩章，在帽檐上方是由剑和盾组成的克格勃徽记。

但如果单是他伊凡南科本人将遭到拘捕的话，就不会让克格勃来干这项差事，就如30年之前不能信任他们来逮捕拉夫连季·贝利亚一样。那就将是这些漂亮而又高傲的克里姆林宫高级卫士来担任这项任务，他们是最高权力宝座周围的禁卫军。也许就是这位走在他身前而又神态自恃的少校，而且他将毫不手软。

他们走进一架外人不得乘坐的电梯，升上了三层楼，伊凡南科被引进了马克西姆·鲁丁的私邸。

斯大林以前曾隐居在克里姆林宫的中心，但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停止了这种做法，而宁愿让自己和亲朋好友住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尽头的公寓大楼里。从外面来看，这些大楼是难以形容的，不过寓所里面陈设豪华。但早在两年前，鲁丁在妻子去世时迁回了克里姆林宫。

对于这位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来说，这套公寓是比较朴素的。公寓共有六个房间，其中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厨房、铺着大理石的浴室、书房、起居室、餐室和卧室。鲁丁单身居住，吃得很少，并没有享用奢华的高级品。由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清洁工和始终形影不离的米夏照料。米夏是一位身躯笨重但走动起来无声无息的退伍军人，他从不开口说话，但总是寸步不离。当伊凡南科随着米夏悄悄的手势而走进书房时，他发现马克西姆·鲁丁和瓦西里·佩特罗夫已经在里面了。

鲁丁挥手让他坐在一张空着的椅子里，不用开场白便开始说了起来。“我请你们两位到这儿来，因为有人在兴风作浪，我们对此都是心中有数的。”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年纪大了，而且我吸烟太多。两个星期之前，我到孔策沃去请医生看病。他们作了些检查。现在他们又要我回去。”

佩特罗夫用敏锐的目光对伊凡南科扫了一眼。克格勃的头目仍然无动于衷。他知道有关到莫斯科西南方向森林中那家索价特别昂贵的诊所去看病的事。那儿有一位医生曾向他作了汇报。

“接班的问题还没有办妥，我们都很明白，”鲁丁继续说道，“我们也都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维希纳耶夫想接班。”

鲁丁转身面向伊凡南科。

“如果他接上班的话，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他的年纪是够轻的，那你就完了。他决不会赞成让一位职业家接管克格勃。他将用他自己的人——克里沃伊——来替换你。”

伊凡南科伸直了他的双手，反过来凝视着鲁丁。早在三年前，鲁丁破除苏俄长期以来让一位政党的杰出人物担任克格勃的主席这一传统。谢列平、谢米恰斯内伊和安德罗波夫——他们都是保安系统以外的党的于部来领导克格勃。只有职业家伊凡·谢洛夫经过浴血奋战而差一点爬上了宝座。然后，鲁丁从安德罗波夫的几名高级助手中选拔了伊凡南科，并赞成由他当新的首领。

那不仅是打破了传统的做法。伊凡南科对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警察和间谍头子这份差事来说是很年轻的。再说，他早在20年以前曾在华盛顿充任特工，这对政治局中那帮憎恨外国人的官员来说总是一个涉嫌的渊源。他在自己的私生活中喜欢西方的高雅。而且他在私下里对于教条持有某种保留的态度，这是众所周知的，尽管谁也不敢提到这件事。至少对于维希纳耶夫来说，那是绝对不能饶恕的。

“如果他接班的话，不管是现在还是任何时候，那也将点你的牌，瓦西里·亚历克赛维奇。”鲁丁对佩特罗夫说道。在私下里，他乐意用他们熟悉的、源于父名的姓称呼他的两位门徒，但在公开场合，是决计不能这样做的。

佩特罗夫点头会意。他和安纳托利·克里沃伊共同在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的党组织部工作。克里沃伊年岁较高，资历较深。他曾指望获得高位，但当出现空缺时，鲁丁选中了佩特罗夫担任那项职务，而这将导致迟早会在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局中获得一席之地。克里沃伊在怨恨之际便追随了维希纳耶夫，并任职作为党的理论家的首席顾问和得力助手。但克里沃伊仍然对佩特罗夫的职位垂涎三尺。

伊凡南科和佩特罗夫都没有忘记，那是维希纳耶夫的前任——党的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凑集了在1963年推翻赫鲁晓夫的多数票。

鲁丁让他的话更深入人心。“尤里，你知道我不能让你当我的接班人，根据你的经历是不行的。”伊凡南科低下他的脑袋，他在那方面并无任何幻想。“但是，”鲁丁接着说道，“你和瓦西里一起能够使这个国家保持稳定，如果你们团结一致并支持我的话。明年，不管是按哪一种方式，我要卸任了。我卸任时，我想要你，瓦西里，坐上这把交椅。”

两位年纪较轻的人之间出现的沉默气氛是令人震惊的。他俩谁也无法想起鲁丁的前任曾这样直陈其辞。贝利亚曾试图夺权，而被他那些深受迫害的同事们逮捕和处决了；马林科夫身败名裂，赫鲁晓夫也同样如此。勃列日涅夫使他们大家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仍然捉摸不定。

鲁丁站起身来，表示接见到此结束。

“最后一件事，”他说道，“维希纳耶夫居心叵测。他即将在这次糟糕的小麦问题上图谋在我身上搞一次苏斯洛夫式的袭击。如果他成功的话，我们都完了，也许俄国也完了。因为他是一个极端分子，他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现在我必须了解他正在干些什么，他会突然提出些什么东西，他在试图招收哪些兵马。为我把情况摸清楚，在14天以内摸清。”

克格勃的总部（即“中心”）是一幢庞大的办公大楼，位于卡尔·马克思大街尽头的捷尔任斯基广场，占据了广场整个北端的街面。这幢大楼实际上是一个空心的方形建筑。正面和两翼都供克格勃使用，背面的大楼是卢比扬卡审讯中心和监狱。两个单位相互靠得很近，只有内院是互相隔开的，这样就能使审讯者完全可以驾驭他们的工作。

主席的办公室是在三层楼上，位于大门口的左侧。但他总是乘高级轿车来的，由司机开车，带着保镖，从侧门出入。那间办公室十分宽敞，陈设华丽，墙上饰有红木镶格板，铺着昂贵的东方地毯。一面墙上挂着所必需的列宁肖像，另一面墙上是一张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本人的相片。房间中有四扇高大的窗户俯视着广场，窗户上都悬着帘子，玻璃是防弹的。观察者透过窗户肯定会再次看到“契卡”奠基人的塑像，那座青铜像高达20英尺，耸立在广场的中心，没有视力的双眼凝视着通向革命广场的马克思大街。

伊凡南科不喜欢苏联官场那一套浓重、浮夸、摆设过多以及锦缎似的装饰。但他对于办公室又不能不适应那种铺张的作法。只有那张办公桌的摆设，是他从前任安德罗波夫那儿继承来的，他对此表示赞赏。那张桌子很大，上面摆着七部电话机。最重要的是那部“克里姆雪夫卡”机子，直接使他可与克里姆林宫和鲁丁通话。其次是“弗尔图希卡”机子，漆成标志克格勃的绿颜色，可使他与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通话。其余的电话机通过高频线路与苏联和东欧卫星国各地的主要克格勃代表沟通联络。还剩下的电话机接通国防部和它的情报同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所有的机子都通过不同的电话总机。他就是用这最后提到的那部电话机接电话的，在6月底三天前的那个下午，他为这个电话已等候了十天。

电话很简短，是由一位自称阿克迪的人打来的。伊凡南科曾吩咐电话总机受理阿克迪的电话，并直接把电话接通，通话只有三言两语。

“最好当面谈，”伊凡南科简短地说道，“现在不行，这儿不行，今晚在我的家里。”他放下听筒。

苏联的大多数高级官员从不把工作带回家中去干。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俄国人都扮演两种明显不同的角色：他们有自己的官场生活和自己的私生活；如果可能的话，那两种角色是决不会交融在一起的。爬得越高，界线就越是分明。如同黑手党党徒那样，妻子和儿女根本不能插手官场那一套通常并不怎么高雅的事务，甚至倾听一下公务性质的谈话也不行，而政治局的头目与那些党徒是很相像的。

伊凡南科是与众不同的，那就是为什么政治局中已爬上来的官僚们不信任他的原因。出于最世故的原因，他没有家眷；他也不想住在与其他人靠近的地方。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平时，每天都心满意足地居住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西端的公寓中，相互挨得很近，在周末，就住到茹科夫卡和乌索沃周围相邻的别墅之中。苏联特权阶层中的成员从来不喜欢相互离得很远。

在接管克格勃之后不久，尤里·伊凡南科便在阿巴特找到了一幢漂亮的旧房子。这儿位于莫斯科城的中心，曾经在革命前是为商人们所偏爱的优美住宅区。克格勃属下的建筑工、油漆工和室内装饰师，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把那幢房子整旧如新。要不是为一名政治局委员的话，那在苏俄是一项望尘莫及的奇迹。

尽管配备了最现代化的保安和告警设备，这幢房子还是恢复了昔日的高雅气派，随后，伊凡南科也毫不费力地用西方的家具——苏维埃最高地位的标志——来布置内室。厨房是最新型的加利福尼亚方便设施，整个厨房由西尔斯·罗布克邮购公司装箱空运到莫斯科。起居室和卧室采用途经芬兰运来的瑞典松木镶板，浴室用大理石和瓷砖装饰得非常典雅。伊凡南科自己只占用楼上一层，有一套设备齐全的房间，其中包括一间书房兼音乐室，配备有菲利浦立体声墙式音响设备，还有一间图书室，既有外文书籍又有禁书，外文中有英语、法语和德语，这些外语他全都能说。在起居室中有一间与餐室相通，卧室连通着桑那浴室，这些就组成了楼上的整个一层楼面。

司机、保缥和贴身男仆都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全都住在底层，底层还设有车库。

阿克迪来的时候穿着一身便衣，尽管要是穿上他平常穿的红军少将制服的话，他会感到更自在一些。他长得体格结实，面色红润。他是伊凡南科安插在军队中的特工之一。他向前倾着身子坐在伊凡南科起居室中的椅子上，说话的时候人蹲坐在座椅的边沿上。瘦削的克格勃头目宽舒地朝后倚着身子，提了几个问题，在一本便笺簿上偶尔作了些笔记。那位少将说完之后，伊凡南科向他道了谢，站起身来接了一下墙上的按钮。转瞬之间房门便打开了，贴身男仆赶来引领客人从侧墙中的门走出去；男仆长得相貌堂堂，白肤金发，是一位年轻的警卫员。

伊凡南科对所听到的消息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越发感到疲倦和懊丧。这么说来，维希纳耶夫是在干那样的勾当。他将在上午去告诉马克西姆·鲁丁。

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洗了澡，身上散发出伦敦一种昂贵的浴油的芬芳气息；他用一件丝织浴衣裹住身子，嘴里呷着一种法国白兰地陈酒，他最终回到了卧室里，把电灯都熄灭了，只剩下屋角里的一盏小灯亮着，摊开身子便躺在宽阔的床罩上。他拿起床边的电话听筒，按了一个呼叫按钮。立即便有人答话。

“瓦洛佳，”他轻声说道，对弗拉基米尔采用温情脉脉的呢称，“到楼上这儿来，好吗，请！”

正文第三章

波兰航空公司的双引擎喷气式飞机，在第聂伯河宽阔的河面上倾下一只机翼，并降下高度，最后向乌克兰首府基辅郊外的鲍里斯比尔机场逼近。安德鲁·德雷克从他靠窗户的座位上热切地俯视着下面杂乱无章的城市。他由于心情激动而感到紧张不安。

他与其他一百多位从伦敦出发的团体旅游者一起，在当天的早些时候曾在华沙乘车观看市容；他们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队等候护照验证和海关的检查。在移民管理柜前，他把护照塞进平板玻璃窗下面，并等候着。待在分隔间中的那个人身穿边防军的制服，帽子上饰有绿色的织带，帽檐上佩有克格勃带剑和盾图案的徽记。

他看着护照上的照片，然后狠狠地盯着德雷克。“安——德雷夫……德拉克是吗？”他问道。

德雷克微笑了起来，并点着头。“安德鲁·德雷克。”他轻声地纠正道。

那位管理移民事务的人反过来对他怒目而视。他检查了伦敦办理的签证手续，把入境手续的那一半纸片撕了下来，并把出境的签证夹在护照上。然后，他把护照递了回去。德雷克入境了。

在从机场到高达17层楼的里比德旅馆的旅行社专车上，他又观察了一番他的那些旅伴。其中大约有一半是乌克兰人的后裔，是到他们祖先的故国观光来了，感到兴奋激动，他们是清白无辜的。还有一半人属于英国人血统，不过是好奇的旅游者罢了。所有的人像是都持有英国护照。德雷克用的是他的英国名字，故置身于第二批人之中。他没有表露出他能说流利的乌克兰语和说得过去的俄语。

在汽车上，他们遇到了旅行社负责安排他们旅游活动的导游卢德米拉。她是一位俄罗斯人，用俄语对司机说话；司机尽管是乌克兰人，也用俄语作答。当汽车离开机场时，她笑容可掬，开始用说得过去的英语叙述正等待着他们的游览活动。

德雷克对他的旅行计划扫了一眼：在基辅待两天，到圣索菲亚教堂的周围逛逛（“这是兼有基辅和俄罗斯建筑特色的光辉典范，亚罗斯拉夫王子是位圣贤之士，他就埋葬在这里……”卢德米拉在前面像鸟啼似地讲着）；还有公元10世纪建造的金色城门和弗拉基米尔山，没有提到国立大学、科学院和植物园。毫无疑问，德雷克痛苦地想道，不会提到科学院图书馆1960年发生的火灾，有一半乌克兰民族文学、诗歌和文化方面的宝贵手稿、书籍和档案都付之一炬；不会提到消防队迟到了三个小时；不会提到是克格勃自己纵火作案，并以此作为对60年代民族主义著作的回答。

参观基辅之后，将乘水翼艇到卡涅夫作为时一天的旅行；然后在特尔诺波尔逗留一天，那儿一位名叫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的人肯定不会是人们议论的话题；最后转到利沃夫。如他所预期的那样，他在基辅这样高度俄罗斯化的首府的大街上听到的只有俄语。只是到了卡涅夫和特尔诺波尔之后，他才到处听到人们在说乌克兰语，他听到各地都有这么多的人在说乌克兰语时便感到内心的激动；他惟一的遗憾是，他不得不时而说：“很抱歉，你说英语吗？”但他将一直等候到自己前往两个已记得滚瓜烂熟的地址去登门拜访，那时，他就可以用乌克兰语回答他们了。

在远隔5000英里的地方，美国总统正在与他的安全事务顾问波克尔威斯基。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本森和另一个来自农业部的首席苏联粮食问题分析专家迈伦·弗莱彻举行秘密会议。

“鲍勃，对于泰勒将军‘秃鹰’卫星的侦察结果和你的实地报告都得出这些数字，你是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疑问而感到相当有把握呢？”他问道，一边再次扫了一眼他面前的一列列数字。

早在五天以前，他的情报头目通过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向他递交了这份报告，上面把整个苏联划分成一百个粮食生产区。从每个产区都选一个边长为10英里的正方形取样区，采用特写镜头拍摄照片，并分析了取样区的粮食问题。他的专家们从这一百张照片做出了全国范围的粮食预报。

“总统先生，如果我们有差错的话，那是偏向于谨慎的，偏向于比苏联人有权利预期的粮食产量要高一些。”本森答道。

总统望着对面那位从农业部来的人。“弗莱彻先生，用外行的话来说，这是怎样分析的呢？”

“嗯，长官，总统先生，首先，人们必须从总收成中至少扣除百分之十，以得出一个可供食用的粮食数字。有人说，我们应该扣除百分之二十。这个百分之十的数字并不过分，其中有含水量，有像石子、砂粒、灰尘和泥土一类的杂质，有运输途中的损耗和由于缺乏储存设施而造成的浪费；我们知道，他们为缺乏储存设施而吃足了苦头。

“然后人们不得不由此而扣除苏联人必须首先留在农村的粮食吨数，然后国家才能收购余粮来养活工业人口。你将在我另外一份报告的第二页上找到有关这个问题的表格。”

马修斯总统翻动着他面前的纸页，并查看了那张表格。上面写着：

〖1．种子用粮：苏联必须储存供下一年冬小麦和春播小麦的播种用粮总吨数……1000万吨；

2．口粮：必须为居住在农村地区、国营和集体农庄以及从各类小村庄直至人口不到5000的区镇的人口所留出的总吨数……2800万吨；

3．牲口饲料：必须为冬季各月直至春季解冻这一段时间所留出的牲口饲料用粮总吨数……5200万吨；

4．总计：（尚未扣除百分之十必不可免的浪费部分）……1亿吨。〗

“我想指出，总统先生，”弗莱彻接着说道，“那些并不是宽打宽算的数字，而是供应城市用粮之前所需要的绝对最小数字。如果他们削减人的口粮定额，农民们只好屠宰牲口充饥，不管是否会获得批准。如果他们削减牲口的饲料用粮，牲口将被完全宰光，在冬季他们的肉类食品就吃不完，而在以后的三四年时间里，肉食就会奇缺。”

“好的，博士，我同意那个意见。那么，他们的储备粮又怎么样呢？”

“我们估计，他们全国的储备粮为3000万吨。没有说过他们把储备粮耗光了，但如果他们是这样的话，那将给他们添上3000万吨。这样，他们从今年粮食收成中可为城市留出2000万吨——这是供应他们5000万城市人口的总计数字。”

总统朝后向本森转过身去。

“鲍勃，如果采用由国家购粮的办法来供应城市中千百万人的口粮，他们必须怎么办呢？”

“总统先生，1977年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最糟糕的年景，就在那一年，他们‘刺’了我们一下。他们的谷物总产量是2.94亿吨。他们从自己的农庄上收购了6800万吨。他们仍然需要找借口从我们这儿购买2000万吨。即使在1975年，他们需要为城市提供7000万吨的粮食，而那一年是他们15年中最糟糕的年头。而且这样还造成了粮食奇缺。现在，人口比那时候已增加了，国家购进的粮食不到8500万吨，他们就无法应付了。”

“那么，”总统说道，“根据你的数字，即使他们使用全部国家储备粮，他们也将需要3000到3500万吨外国的粮食，是吗？”

“对，总统先生，”波克尔威斯基插话道，“也许甚至更多。有这么多粮食的只有我们和加拿大人。弗莱彻博士，对吗？”

农业部来的那个人点点头。“看来，北美洲在今年将是大丰收的年成。把我们和加拿大都考虑在内的话，超出国内需要的部分也许有500万吨。”

几分钟之后，弗莱彻博士在别人的陪同下走了出去。辩论又开始了。波克尔威斯基坚持他的观点。

“总统先生，这一次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这一次我们必须要求他们给予补偿。”

“与此相联系吗？”总统用怀疑的声调问道，“我知道你对于那个问题的想法，斯坦尼斯拉夫。那在上一次没有管用，反而使事情更糟了。我不会重蹈杰克逊修正案的覆辙。”

三个人都郁郁寡欢地回想起那项法案的命运。在1974年底，美国采用了杰克逊修正案，所订的条文大意是，如果苏联在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问题上不放松控制的话，美国将拒不提供用于购买技术和工业品的贸易贷款。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政治局对这个压力嗤之以鼻，发起了一连串令人瞩目的反犹太人审判来示众，又用从英国、德国和日本搞来的贸易贷款买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要使讹诈成功的话，关键在于，”奈杰尔·欧文爵士曾对罗伯特·本森说道，他在1975年曾到过华盛顿，“你必须有把握，受害者缺了你手上有的某种东西就混不下去，而且又无法从别处去搞到。”

波克尔威斯基从本森那儿听到了这句话，并向马修斯总统又说了一遍，但避开了“讹诈”这个词。

“总统先生，这一次他们没有办法可从别处搞到小麦。我们的剩余小麦不再是一个贸易问题。那是一件战略武器，相当于10个中队核轰炸机的价值。我们决不可能靠向莫斯科出售核技术赚钱，我敦促你援引《香农法令》。”

紧接着在1977年被“刺”了一下之后，美国行政当局最终在1980年为时已晚地通过了《香农法令》。那项法令规定，联邦政府享有美国余粮的购销特权，并按照华盛顿宣布政府希望做出选择时每吨的时行价格计算。

粮食投机商们对此怀恨在心，但农民们是赞成的。这项法令消除了世界上粮价某种较大幅度的波动——在丰年，农民们卖出的粮食价格太低，而在歉收的年份，粮价又特别高。《香农法令》如果施行的话，可以确保农民们获得一个公道的价格，但投机商们将歇业。它也将使行政当局在与侵略性的或是谦卑贫穷的购粮国家打交道时获得一件强有力的新武器。

“很好，”马修斯总统说道，“我将实施《香农法令》。我将授权使用联邦资金购买预期达5000万吨余粮的期货。”

波克尔威斯基感到兴高采烈。

“你不会为此而懊悔的，总统先生。这一次，苏联人将不得不直接与你总统打交道，而不是与中间商打交道。我们完全可以支配他们。他们是走投无路了。”

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的想法不一样。在政治局会议刚开始时，他就要求发言，并获得了发言的机会。

“这儿没有任何人，同志们，会否认我们所面临的饥荒是无法接受的。没有任何人会否认剩余的粮食是在腐朽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有人示意，我们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低三下四，并可能在我们的军事力量方面接受让步，随之而接受马列主义向前推进方面的让步，以便购买那些余粮来渡过困难。

“同志们，我不同意这样做，我请你们与我共同来拒绝向讹诈屈服和背叛我们伟大的鼓舞者列宁的那种做法。另外还有一种办法，用这种办法我们可以使全体苏联人民接受最低水平的粮食定量，在全国范围内鼓起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并实行那种为渡过即将面临的困难而必不可少的纪律。

“有一种办法，我们可以使用今年秋天收获的少量粮食，动用国家的储备粮以熬到明年的春天，可以用牲畜和家禽的肉食来代替粮食，然后，当一切都耗光的时候，可以转向西欧，那儿的牛奶流成河，牛肉和黄油堆如山，还有十来个富裕国家的储备粮。”

“是去购买这些东西吗？”外交部长赖可夫冷嘲热讽般地问道。

“不，同志，”维希纳耶夫轻声答道，“把这些东西拿过来。我让克伦斯基元帅同志发言。他有一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审阅的案卷。”

12份厚厚的案卷分发了下去。克伦斯基把他自己的那一份留着，并开始照本宣科。鲁丁让他面前的那份案卷原封不动摆着，并接连不断地抽着烟。伊凡南科也让自己的那一份放在桌面上，并凝视着克伦斯基。他和鲁丁在四天前就知道那份案卷的内容如何。克伦斯基在维希纳耶夫的配合之下，从总参谋部的保险柜里取出了那份鲍里斯计划的案卷，那是以俄罗斯的伟大征服者——鲍里斯·戈登诺夫命名的，现在这份计划已是最新式的了。

当克伦斯基在随后的两个小时中朗读这份计划时，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在明年的5月份，驻东德红军通常举行的大规模春季演习将具有空前的规模。但有一点不同，这次将不再是演习，而是实战。一声令下，3万辆坦克、载人装甲车、自行火炮和两栖车辆将全都转向西方，挥戈越过易北河，向西德境内进发，矛头直指法国和英吉利海峡的港口。

在此大队人马之前，5万名伞兵将在50个地方实施空降，占领法国境内法国人的、以及德国境内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主要战术核武器机场。另外的10万名伞兵，在强大的近海海军力量的掩护下，将降落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四个国家，目标是占领首都和交通要道。

军事进攻的矛头将避开意大利半岛和伊比利亚岛，在这些地区的政府中执政的都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伙伴，苏联大使将命令他们不要参战，否则卷入战争必将自取灭亡。在以后不到五年的时间中，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将像成熟的梅子那样掉落下去。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也同样如此，瑞士将会被避开，奥地利只是用作为一条通道。这两个国家以后将成为苏维埃海洋中的孤岛，但为时不会很长。

主要的战区和占领区将是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法国和西德。作为前奏，英国将为罢工所瘫痪，并被极左翼分子弄得混乱不堪，这些人将遵命立即大吵大嚷着要求采取不介入政策。伦敦将被告知，如果动用易北河以东的区域性袭击司令部所拥有的核武器的话，英国将从地图上被抹掉。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苏联将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首都声嘶力竭地呼吁停火；而联合国则声称敌对行动将局限于西德，而且是暂时性的，完全是由于西德向柏林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所造成的，除德国以外，欧洲的大多数左翼分子将会相信和支持这样一种说法。

“而在这段时间中美国怎样呢？”佩特罗夫打断了话头。克伦斯基在滔滔不绝地宣读了30分钟之后被打断了话头，为此而显得很恼火。

“不能排除在整个德国境内使用战术核武器，”克伦斯基继续说道，“但其中大部分核武器将摧毁西德、东德和波兰，当然，对于苏联来说是没有任何损失的。由于华盛顿的软弱无力，既没有部署巡航导弹，也没有设置中子弹。苏联方面的伤亡人数估计至少在10万和20万之间。但因为三军中将动用200万兵力，这样的伤亡比例将是可以接受的。”

“持续多长时间？”伊凡南科问道。

“机械化先头部队的尖兵单位，将在越过易北河以后的100个小时内占领英吉利海峡法国一侧的港口。到那个时候，可以允许搞停火的活动。扫荡性的战斗可以在停火的掩护下进行。”

“那个时间表是切实可行的吗？”皮特里耶诺夫问道。

这一次，鲁丁插话了。“哦，是的，那是切实可行的。”他轻声说道。维希纳耶夫用怀疑的目光扫了他一眼。

“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佩特罗夫指出，“美国怎么样？他们的核打击力量——不是战术核武器，而是战略核武器——怎么样呢？他们洲际弹道火箭部队的氢弹弹头，他们的轰炸机和他们的潜水艇呢？”

会议桌四周的眼睛盯在维希纳耶夫身上。他又站起身来。

“在一开始就必须用绝对可信赖的方式向美国总统做出三项庄严的保证，”他说道，“第一，苏联，就自己单方面而言，将决不会首先动用热核武器。第二，如果驻扎在西欧的30万美国部队要参战的话，他们必须在常规战争和战术核武器战争中冒与我们的部队作战的风险。第三，一旦美国诉诸目标针对苏联的弹道火箭的话，美国最重要的100个城市将不复存在。

“同志们，马修斯总统将不会用纽约来与堕落的巴黎作交易，也不会用洛杉矾来与法兰克福作交易。美国人将不会用热核武器进行回击。”

当这一前景深入人心的时候，大家都默不作声。偌大无比的食品仓库（包括粮食仓库）、消费品仓库和西欧所拥有的先进技术都唾手可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希腊和南斯拉夫在几年时间内将相继陷落；瑞士的大街下面埋着黄金宝库；英国和爱尔兰在新的苏联海岸对面完全与世隔绝；不发一枪一弹便可控制整个阿拉伯地区和第三世界。那是一个卤莽的混合体。

“那是一个完美的作战方案，”鲁丁最后说道，“但看来，那都是基于一种假设，即如果我们答应不向美国发射核弹头的话，它也会对苏联大量使用核弹头。如果维希纳耶夫同志对那个充满信心的声明具有确凿的证据的话，我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洗耳恭听。总而言之，那是一个已经证明的事实呢，还是一种天真的希望？”

“不仅仅是希望，”维希纳耶夫厉声说道，“那是一种现实的预测。作为资本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美国人将始终是先想到他们自己。他们是纸老虎，软弱无能而又优柔寡断。首先，当他们临到自身灭亡的时候，他们是胆小鬼。”

“他们真的是这样吗？”鲁丁若有所思地说道，“嗯，好了，同志们，让我试图来总结一下。维希纳耶夫同志的方案，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现实的，但那全都取决于他的希望——我请他原谅——取决于他的预测，即美国人将不会用他们的重型热核武器做出反响。要是我们以前就曾经相信这一点的话，我们肯定早就完成了把西欧被奴役的大众从法西斯资本主义下解放出来的任务。从我个人来说，我感到并没有任何新的因素可以证明维希纳耶夫的预测是合理的。

“然而，他和元帅同志都从来没有与美国人打过任何交道，也从来没有到过西方。就我个人而言，我与他们打过交道，而我持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让我们听一下赖可夫同志的意见。”

这位年迈而又经验丰富的外交部长脸如土色。

“所有这一切都很有点赫鲁晓夫主义的味道，就像是发生古巴事件中那样。我搞外交已花了30年的时间。驻在世界各地的大使们向我汇报，而不是向维希纳耶夫同志汇报。他们之中谁也不会的，一个也不会；在我掌管的部门中，没有一位分析专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美国总统将对苏联使用热核武器攻击，存有丝毫的怀疑。那不是一个以城换城的问题。他也能看到，这样一场战争的结果将是苏联几乎独霸全世界的问题。那将使美国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不再是一个强国，而只是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他们在被迫放弃西欧并随之而放弃世界之前将会摧毁苏联。”

“我要指出，要是他们这样干的话，”鲁丁说道，“我们至今还不能挡住他们。我们从宇宙卫星上发出的高能粒子激光束还没有完全发挥效能。总有一天，毫无疑问，我们将能使打过来的火箭在到达我们这儿之前便在内空间化为乌有。但现在还不能。我们专家的——维希纳耶夫同志，而不是我们乐观主义者的——最新估计表明，英美的全面热核打击将歼灭我们的一亿公民，大部分将是大俄罗斯人，并将摧毁从波兰到乌拉尔山脉百分之六十的加盟共和国。不过，请继续补充，伊凡南科同志，你对于西方是有经验的。你有什么话要说？”

“与维希纳耶夫和克伦斯基同志不同的是，”伊凡南科说道，“我掌管遍布整个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数以百计的特工。他们经常有报告送来。我对于美国人将会做出反应也是没有丝毫疑问的。”

“那么，让我来把这个问题概括一下。”鲁丁突如其来地说道。争论的时间已结束。“如果我们为了小麦问题而与美国人谈判，我们也许不得不同意那些可能会使我们推迟5年时间的要求。如果我们忍受饥荒，我们也许要推迟1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发动一场欧洲战争的话，我们可能被消灭，肯定会推迟20到40年的时间。

“我不是理论家，而维希纳耶夫肯定是的。但我似乎可以想起，当在每一个阶段必须采用每一种手段争取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马克思主义统治的胜利时，不应由于愚蠢的冒险行动而危及前进的步伐。我估计，这个计划是基于一种愚蠢的冒险行动上的。因此，我建议，我们——”

“我提议付诸表决。”维希纳耶夫轻声说道。

那么就这样了，算不上是一次对他不信任的表决，鲁丁想道。如果他输掉这一轮的话，那种表决随后会来的。现在一场宗派斗争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地感觉到，他现在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如果他败下阵来，就将不会有体面的退休，也不会像米高扬那样保住别墅和特权。那将是毁灭、流放，也许子弹会钻进他的颈背。但他故作镇静，他先将他自己的提议付诸表决。一只又一只的手举了起来。

赖可夫、伊凡南科和佩特罗夫都举手赞成他的提议和谈判的政策。会议桌旁有人犹豫不决。维希纳耶夫已拉到哪些人了呢？他向他们许诺了什么呢？

斯蒂潘诺夫和舒希金举起了手。最后，那位格鲁吉亚的查瓦兹也慢慢地举了手。鲁丁把针锋相对的提议，即赞成在春季发动战争的提议进行表决时，维希纳耶夫和克伦斯基当然是赞成的。农业部的科马罗夫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杂种，鲁丁想道，就是你该死的部门使我们弄得这样一团糟。维希纳耶夫肯定已说服了那个人，使他相信鲁丁不管怎样都将使他身败名裂，所以他认为自己这样是万无一失的。你错了，我的朋友，鲁丁想道，而脸上则毫无表情；我将为此而要你的老命。皮特里耶诺夫举了手。他已获得让他当部长会议主席的允诺，鲁丁想道。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维托塔斯和塔吉克的穆哈默德也追随维希纳耶夫赞同战争。那位塔吉克人将会知道，如果爆发核战争的话，东方人将在废墟上实施统治。那位立陶宛人已被收买了过去。

“每种提案都是6票，”他轻声说道，“我自己1票赞成谈判。”

“太接近了，”他想道，“实在太接近了。”

到散会时，夕阳已经西下。但这场宗派斗争，大家都知道，现在将持续到得以解决为止。现在谁也不能后撤，谁也不能再保持中立。

旅游活动到了第五天，那一伙游客才抵达利沃夫，并在旅游社的旅馆中留宿。在此之前，德雷克一直按照日程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游览，但这一次他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头痛，希望待在房间中。那一行人乘专车到圣尼古拉斯教堂去之后，他立即换了一身更为普通的服装就从旅馆中溜了出去。

卡明斯基曾告诉他穿那种不会引人注目的服装——短袜、便鞋、不要太时髦的便裤和一件价格较为低廉的开领衬衣。他带了一份市区街道图便动身朝列凡季夫卡城郊杂草丛生而又贫穷的工人住宅区走去。他一旦找到那两个人的话，他们会用极为怀疑的态度对待他的，对此他是没有丝毫疑问的，当考虑到他们出生的家庭背景和境遇时，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回想起了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在土耳其医院的病床上对他说的话。

在基辅的附近，有一个巴比雅峡谷。在1941年和1942年纳粹分子占领乌克兰期间，党卫军在那儿屠杀了5万多名犹太人。乌克兰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伊凡·祖巴曾于1966年9月29日在那儿发表了一次演说。演说是异乎寻常的，因为是一位乌克兰天主教徒在强烈地谴责反犹太主义；而反犹太主义在乌克兰始终是盛行的。

祖巴的长篇演说开始像是在呼吁怀念在巴比雅遭到屠杀的犹太人，是在直接谴责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但当演说逐步深入时，他的话题开始围绕所有那些专制统治集团：尽管他们取得了技术上的成就，但他们践踏人性，并试图说服那些即使遭到践踏的人，使他们相信那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对于每个社会，”他说道，“不是用它表面上取得的技术成就来判断，而是用它给予人的地位和意义来判断，用它对予人的尊严和人的良心所赋予的价值来判断。”

当他说到这一点时，那些混入默不作声的人群中的契卡分子已认识到，诗人根本不是在谈论希特勒的德国，而是在谈论政治局领导下的苏联。在演说后不久，他就被捕了。

在当地克格勃营部的地下室里，首席审讯官就是一位平步青云的年轻上校，是从莫斯科派来的、掌管克格勃的第二把手。在审讯室的角落里站着两位彪形大汉，都手持着沉重的、长达一米的水龙软管，这两个人都对上校俯首听命。上校的名字叫尤里·伊凡南科。

但在巴比雅听演说的地方，有两个年仅10岁的男孩，靠着他们的父亲站在前排。当时，他们相互并不认识，只是在六年之后他们才在一处建筑工地上邂逅，并成为忠贞不渝的朋友。一个人名叫列夫·米什金，另一个名叫戴维·拉扎雷夫。

米什金的父亲和拉扎雷夫的父亲出席了那次集会，并也受到注意；当他们在多年以后申请准予移居以色列时，两个人都被指控参与反苏活动，被判在劳改营中长期服刑。

他们的家庭失去了公寓住所，儿子失去了上学的希望。他们尽管非常聪颖，却注定干使锹和镐的活计。两人现在都已是26岁的人了，他们就是德雷克在列凡季夫卡忙碌而又肮脏的偏僻街道上所要寻找的年轻人。

他是在第二个地址才找到了戴维·拉扎雷夫；经过一番介绍之后，拉扎雷夫用极为怀疑的态度对待他。但他同意请他的朋友米什金前来赴约，不管怎样，德雷克知道他们的名字。

那天傍晚，他遇到了列夫·米什金；那两个人用近乎敌视的目光望着他。他对他们诉说了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逃跑和获救的全部过程和他自己的身世。他能掏出来的惟一证据是那张他自己和卡明斯基在一起拍摄的照片，那是在特拉布宗的医院里由一位护理员用波拉罗伊德照相机拍摄的，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那天当地出版的土耳其报纸。这份报纸是德雷克放在衣箱里做衬垫带来的。他把报纸向他们展示了，以作为他所说的情况的证据。

“瞧，”他最终说道，“如果米罗斯拉夫被海浪冲到了苏联的领土而被克格勃抓住的话，要是他在谈话中泄露了你们的名字，以及如果我是从克格勃来的话，我是不会请求你们提供帮助的。”

两位犹太工人同意在当夜考虑他的请求。为德雷克所不知道的是，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早就有一种共同的理想，与他自己的理想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要报仇雪恨，迎头痛击克里姆林宫中的统治集团。但他们已近乎歇手不干了，被一种没有外界的帮助便一事无成的绝望情绪压垮了。

两个人都想在苏联境外寻找一位同盟者；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们在深更半夜握手言定，要将那位英国国籍的乌克兰后裔当做自己的知心人。第二次会晤是在那天下午，德雷克又悄悄地躲开了一次由导游陪同的旅游活动。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在市郊附近路面宽阔而又未铺砌的巷子里逛荡着，轻声说着乌克兰语。他们对德雷克诉说了自己也想给予莫斯科致命一击的愿望。

“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打击？”德雷克说道。

拉扎雷夫是两个人中更为沉默寡言、更为重要的角色，他开口说道：“伊凡南科，在乌克兰是最可憎的人物。”

“他怎么样呢？”德雷克问道。

“杀死他。”

德雷克在路上停住了脚步，凝视着那个肤色黝黑、神情专注的年轻人。

“你根本就接近不了他。”他最终说道。

“去年，”拉扎雷夫说道，“我在这儿利沃夫干活。我是一个房屋油漆工，对吗？我们当时是在为一个党魁的寓所重新装饰。有一位矮小的老太婆与他们待在一起，从基辅来的。她走了之后，那位党魁的老婆提到她是谁。后来，我在信箱里看到一封盖有基辅邮戳的信件。我把信拿下了，是那位老家伙写来的，信上是她的地址。”

“那么她是谁呢？”德雷克问道。

“他的母亲。”

德雷克对这个情况想了一会儿。“你想不到像那样的人会有母亲，”他说道，“但在他会来看望她之前，你必须对她的寓所监视很长一段时间。”

拉扎雷夫摇摇头。“她是诱饵。”他说道。并扼要地叙述了他的计划。德雷克考虑了这个计划的重要性。

在来到乌克兰之前，他曾从许多方面设想了如何给予克里姆林宫的强权统治一次他所梦寐以求的迎头痛击，但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方案。刺杀克格勃的头目将直捣政治局的中心，可使权力结构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细微的裂痕。

“那也许会行得通的。”他承认道。

如果能办成的话，他想道，那将马上被掩盖起来。但如果消息传出去的话，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特别是乌克兰，将会造成巨大的创伤。

“那可能会在这儿引起空前规模的起义。”他说道。

拉扎雷夫点点头。在得不到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很明显，他独自与他的伙伴米什金已为这个计划绞尽了脑汁。

“真的。”他说道。

“你将需要什么样的装备呢？”德雷克问道。

拉扎雷夫告诉了他。

德雷克点点头。“那些东西在西方都是能搞到的，”他说道，“但怎样带进来呢？”

“敖德萨，”米什金插话道，“我在那儿的码头待过一阵子。那个地方完全是腐败的。黑市交易非常兴隆。每一艘西方的船只都有海员在与当地做黑市交易的人大做生意，有土耳其的皮茄克衫、羊皮上衣和斜纹粗棉布工装裤。我们将在那儿与你碰头。那儿是在乌克兰境内，我们就不必使用加盟共和国之间适用的护照。”

在他们分手之前，双方都对计划表示了赞同。德雷克将搞到装备，并从海上带到敖德萨。他将在他本人到达之前提早在苏联境内邮寄一封信给米什金和拉扎雷夫，以使他们处于待命状态。措辞将是平凡无奇的。约会的地点选在一家米什金所熟悉的咖啡馆，他在19岁时便在那儿做帮工。

“还有两件事情，”德雷克说道，“事情办完之后，把它公开宣扬出去，向全世界宣布事情已经办成，这是至关重要的，几乎与这一行动本身一样重要。那意味着。你们得亲自去把事情公诸于世。只有你们知道具体的细节以使大家相信这是真的。但那意味着，你们必须从这儿逃到西方去。”

“那是不用说的，”拉扎雷夫喃喃说道，“我们俩都是走投无路的人，我们都已像我们的父亲在以前那样试图移居以色列，但都遭到了拒绝。这一次，我们会出去的，不管是不是获得批准。这件事办完之后，我们必须到以色列去。那是我们安度终生的惟一地方，如果终究安然无恙的话。一旦到了那儿，我们将向世界上宣布我们已干成的事情，使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的那些杂种在他们自己人的心目中声名狼藉。”

“另一个问题是紧接着第一个问题而来的，”德雷克说道，“事情办成之后，你必须用密码信或明信片通知我——以防逃跑万一会出岔子。这样，我就能尽力协助把消息公诸于世。”

他们同意将从利沃夫向伦敦的一个留局待领地址发一张明信片，上面的措辞也将是平淡无奇的。他们记住了一切细节便分手了；德雷克重新加入了他的旅行团。

两天之后，德雷克回到了伦敦。他办的第一样事情是买一册他所能找到的、关于轻兵器方面的内容最详尽的书籍。第二件事情是给一位在加拿大的朋友发了一封电报；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汇集了一份知名人士花名册，其中都是些像他那样对敌人怀着深仇大恨的移民者；而那个人是那些出人头地的人物之一。第三件事情是开始制订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已被搁置了很长时间，那是要通过抢劫一家银行而凑集所需的资金。

在莫斯科南郊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的尽头。一位司机驶离鲁布列沃路的林荫干道而向右转弯，行驶20公里的路程之后将到达乌斯彭斯科雅的小村庄，这儿是周末乡村别墅的中心地区。在乌斯彭斯科雅周围偌大的松树和烨树林里，就像苏联特权阶层乡村别墅林立的乌索沃和茹科夫卡那样有许多村落。恰在莫斯科河上的乌斯彭斯科雅大桥的那一头便是一片沙滩，在夏季，那些享有较少特权、然而很富裕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小汽车）便从莫斯科来到这儿，从沙滩上到河里去游泳。

西方的外交官也来到这儿，那是少数几个西方人能与普通俄国家庭成员紧挨在一起的地方之一。在盛夏的星期天下午，甚至克格勃对西方外交官盯梢的常规也像是放松了。

1982年7月11日，亚当·芒罗与一伙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星期日下午来到这儿。他们之中有些是结过婚的伴侣；有些是单身汉，而且都比他年轻。在3点钟之前的片刻，他们一伙全都把毛巾和野餐用的饭篮留在树丛中，沿着陡岸走向沙滩去游泳了。芒罗回来时拾起卷着的毛巾开始把身子擦干。不知什么东西从毛巾里掉了下来。

他停下来把那样东西拾了起来。那是一张不大的硬纸板卡片，有一面用俄文打着字：“离这儿以北3000米的树林中有一座废弃的小教堂。请过半小时到那儿去见我。十万火急。”

当使馆中的一位女秘书笑吟吟地走过来要一支香烟时，他依然笑脸相迎。当他为她点烟时，他的心里在想着他所能想到的种种可能。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想递送地下印刷品吗？那样的话，会招致种种麻烦。是一伙信仰宗教的人想到大使馆寻求避难吗？美国人在1978年曾碰到那样的问题，并产生了数不清的问题。是克格勃为了识别大使馆中谁是秘密情报局的人而设置的圈套吗？始终是可能的，没有任何普通的商务秘书会接受这种邀请，这显然是某一位尾随着他、并从周围树林中偷看的人把卡片塞进卷着的毛巾中的。然而，那对于克格勃来说未免太笨拙了。他们会在莫斯科市中心安排一位假装的叛逃者来传递情报，而在交货的地方布置偷拍照片。那么，谁是偷偷摸摸的投书者呢？

他很快穿好了衣服，但仍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穿上鞋子，并下定了决心。如果那是圈套的话，那么，他并没有接收任何文件，只不过是在树林中散步而已。他独自一人动身走开了，使那位著有所望的女秘书感到扫兴。走了90米之后，他停住了脚步，取出他的打火机把卡片烧毁了，用脚把烟灰踩人地上一层松树针叶之中。

他靠太阳和手表辨认出了正北方向，转身离开了朝南的河岸。10分钟之后，他走上了斜坡，看到山谷中2000米以外洋葱模样的教堂圆顶。几秒钟之后，他又钻进了树林里。

莫斯科周围的森林中有几十座这样的小教堂，曾经是村民们的礼拜堂，现在大部分已被弃置不用了，门窗都用木板钉死了，无人问津。那座他正朝着走上前去的小教堂矗立在一片林间空地上，他走到空地的边缘便停住脚步端详那座小小的教堂，那儿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见到。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那片空地上。在离关闭着的前门几米远的地方，他看到了站在拱廊下面阴影中的人影。他停住了，两个人相互凝视了有好几分钟的时间。

确实无话可说，所以他只是说了声她的名字“瓦伦蒂娜”。

她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并答道：“亚当。”

“21年了，”他惊异地想着，“她肯定已是年近40了。”她看上去像是30岁的人，依然乌黑发亮的头发，漂亮而又有一种无可言谕的哀伤。

他们坐在其中一块墓碑上，轻声谈论着往事。她告诉了他，她在他们分手后几个月便从柏林回到了莫斯科，继续为党的机关当速记员。她在23岁时与一位年轻有为的军官结了婚。婚后第七年生了一个孩子，一家三口都生活得很幸福。她的丈夫官运亨通，因为他有一位叔叔在红军中身居高位；在苏联，有保护人的话，与别的地方并无什么不同。那个男孩现在已有10岁了。

五年前，她那位已晋升为上校的年轻丈夫在一次直升飞机的坠毁事故中丧生，当时他正在远东侦察红色中国在乌苏里江一带的军事部署。为了解除悲痛，她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她丈夫的叔叔利用他的影响使她获得了有地位的美差，享有种种特权，例如可以出入特设食品商店、特设餐厅，拥有较好的住宅和一辆私人汽车；而这一切都是与党的机关中的高级职位相联系的。

最后，在两年前，在获得特许之后，她在人数不多的机要速记员、打字员小组中赢得了一席之地，那是隶属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处或称为政治局书记处的一个科室。

芒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是很高的职位，而且深受信用。

“谁，”他问道，“是你亡夫的叔叔呢？”

“克伦斯基。”她喃喃说道。

“克伦斯基元帅吗？”他问道。她点点头。芒罗慢慢地呼着气。克伦斯基，超级的鹰派。当他再次看着她的脸时，她的双眼是湿润的。她很快眨着眼睛，几乎是要哭出来的样子。他在一时冲动之下伸出胳膊搂住了她的双肩，而她就依偎在他的身上。他嗅到了她头发上的气息，依然是20年前在他青春岁月时曾使他情意缠绵而又兴奋激动的甜蜜气息。

“怎么啦？”他轻柔地问道。

“哦，亚当，我太不幸了。”

“对上帝发誓，为什么呢？在你的社会中，你已应有尽有。”

她慢慢地摇摇头，然后从他那儿挣脱了开来。她避开了他的目光，凝视着空地那边的树林深处。

“亚当，我这一辈子，自从我是一位小姑娘以来，我相信，我真的相信，即使在我们相爱的时候，我相信社会主义是优越的、合理的，即使在艰难的时世，在我的国家生活必需品奇缺的年代里，当西方拥有所有的消费品而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仍然相信，我们的俄国总有一天会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传遍全世界，那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那是一种将给我们大家都带来一个没有法西斯主义、没有贪财的欲望、没有剥削和没有战争的世界。

“我接受了那样的教育，我真的相信了那种东西。那比你，比我们的爱情，比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更为重要。至少如同这个国家——俄国，一样重要，祖国是我灵魂的组成部分。”

芒罗了解俄国人对于他们祖国的爱国主义，它是一种将使他们能忍受任何苦难、任何贫困、做出任何牺牲的熊熊烈火；当他们受到摆布的时候，它将使他们毫无异议地服从他们克里姆林宫中的最高掌权者。

“出什么事啦？”他轻声问道。

“他们已经背叛了。他们正在干着背叛的勾当。我的理想，我的人民和我的祖国。”

“他们？”他问道。他正扭曲着自己的手指直至看起来手指像要断下来似的。

“那些党内的头目。”她厉声说道。她爽快地吐出了俄语中意味着“大亨”的俚语。

芒罗曾两次目睹有人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当一位真诚的信徒失去信念时，狂热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到奇特的极端。

“我崇拜他们，亚当。我尊敬他们，我崇敬他们。我在那些人身边已待了好多年，我一直在他们的庇护下生活，接受他们的礼物，享受了他们大量的特权。我已见过他们在私下里勾结在一起，听到他们谈论那些为他们所瞧不起的人。他们是腐败的，亚当，堕落的，残忍的。凡是他们经手的东西全被他们变成了废物。”

芒罗把一条腿跨过墓碑，这样他能面对着她，并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她在轻声哭泣。“我无法说下去了，亚当，我无法说下去了。”她对着他的肩头喃喃说道。

“好吧，我亲爱的，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带出去呢？”

他知道那样将会毁了自己的前程，但这一次，他不会让她脱手了。那将是值得的，牺牲一切都将是值得的。

她挣脱开了，脸上泪痕斑斑。“我不能离开，我要为萨沙着想。”

他默不作声地搂着她，这一次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他感到心如乱麻。

“你怎么知道我在莫斯科？”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她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显露出丝毫惊奇的神态。无论如何，他问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

“上一个月，”她边吸着气边说道，“办公室里有一位同事把我带去看芭蕾舞。我们是在包厢里。当光线暗下来，我以为自己肯定是看错了；但在幕间休息灯光变亮时，我知道那确实是你。在那以后我无法待下去，我以头疼为借口很快就离开了剧院。”

她轻轻揉着自己的眼睛，不再哭泣了。

“亚当，”她最终问道，“你结过婚吗？”

“离开柏林很久以后才结婚的，但那并不成功。几年前，我们离婚了。”

她设法露出了一丝笑容。“我感到高兴，”她说道，“我感到高兴的是不必在乎别的人。那在逻辑上并不是十分必然的，是吗？”

他也反过来对她露齿而笑。

“对，”他说道，“那并不是必然的。但听你这样说，我很高兴，我们能相互见面吗？在将来。”

她的笑容收敛了。她的双眼中有一种失魂落魄的神态。她摇着她乌黑的脑袋。

“不，不能经常见面，亚当，”她说道，“我是受到信任的，享有特权的，但如果一位外国人来到我的公寓，那很快就会受到别人的注意，有人还会汇报；对你的寓所也同样是这样的。外交官是受到监视的——你知道那一点。旅馆也是受到监视的。不办手续在这儿是租不到公寓的。那是不可能的，亚当，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瓦伦蒂娜，你发起了这次约会，你采取了主动。那是不是只是为了旧时的缘故？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的生活，如果你不喜欢你为之效劳的那些人……但如果你由于萨沙而不能离开，那么，你想要干什么呢？”

她使自己镇静下来，并想了一会儿。当她开口说话时，声调是相当沉着的。

“亚当，我想尝试一下去劝阻他们。我想尝试一下，使他们停止正在干着的事情。我想这样干，到现在已有几年时间了，但自从我在大剧院见到你以来，我回想起了我们在柏林时所有那些尽情相爱的所作所为，我开始越来越想着这件事。现在我对自己感到确信无疑。如果你能够的话，就告诉我，你的使馆中是否有一位情报官员？”

芒罗感到震惊。他曾在现场处理过两位叛逃者的事，一位是来自驻墨西哥城的苏联大使馆，另一位是在维也纳。一位像瓦伦蒂娜那样是从崇敬转而憎恨他自己的政权，另一个是由于得不到晋升而怀恨在心。前者则更难对付。

“我想是这样，”他慢慢地说道，“我想肯定是有的。”

瓦伦蒂娜在置于自己脚边松树叶上的一只挎包中搜索着。显而易见，她已下定了决心，于是毅然决然地反叛到底。她拿出一只塞得鼓鼓的信封。

“我想要你把这个交给他，亚当。答应我，你将不会对他说那是从谁手上来的。求求你，亚当，我为自己正干着的事感到胆战心惊。除了你，我不能相信任何人，谁也不能相信。”

“我答应，”他说道，“但我必须再次见到你。我不能像上次那样眼巴巴望着你穿过墙中的缺口走开了。”

“不，我也不能再那样干了。但你不要试图到我的公寓中来找我。那是一个筑有围墙的大院，是供高级官员住的，围墙只有一扇小门，有一位警察在守着门。不要打电话给我，电话是受到监视的。我决不会与你大使馆中别的任何人见面，即使是情报站长也不行。”

“我同意，”芒罗说道，“但我们在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呢？”

她考虑了一会儿。“我要走开总不是那么容易，萨沙占据了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但我有自己的汽车，没有人盯我的梢。明天我必须离开两个星期，但我们能在这儿碰头，时间是从今天起的第四个星期天。”她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我得走了，亚当。我要到离这儿几英里的一幢夏季别墅去参加一个家庭聚会。”

他吻了她的嘴唇，就像以往那样。而且，那一如既往是甜蜜的。她站起身来，穿过了那片空地。在树林的边缘，他在她身后喊了起来。

“瓦伦蒂娜，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他举起那包东西。

她停住了脚步，并转过身来。“我的工作，”她说道，“是为政治局会议整理逐字逐句的记录稿，为每个成员都整理一份。为候补委员整理一份摘要。根据录音整理。那是一盘6月10日开会的录音磁带。”

然后，她就消失在树丛之中。芒罗坐在墓碑上，向下望着那包东西。

“该死，活见鬼。”他说道。

正文第四章

亚当·芒罗坐在一间房子里，房门锁着。这儿是位于莫里斯·多列士大堤的英国大使馆主楼。他倾听着身前录音机上磁带的最后几句话。房间是安全可靠的，决不可能受到俄国人的电子监视，这就是他为什么向政务参赞借用这儿几个小时的原因。

“……那不用说，这个消息不得外传。我们的下次会议在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召开。”

马克西姆·鲁丁的声音消失了，磁带在录音机上发出嘶嘶的响声，然后就停住了。芒罗把录音机关掉。他向后倚着身子，轻声吹了一声长长的口哨。

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比20年前由奥利格·彭科夫斯基带过来的东西更为重要。有关彭科夫斯基的事在秘密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犹如民间传说一般，克格勃对此始终怀恨在心。彭科夫斯基原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少将，可以接触最高机密。他由于对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不再抱有幻想，便先是与美国人，然后与英国人打交道，主动要求提供情报。

美国人怀疑这是个圈套，于是拒绝了他。英国人接受了他，“操纵”了他两年半的时间，直至他被克格勃诱捕、揭露、审判和处死。在他的那段时间中，他带来了秘密情报的大丰收，但尤为重要的是，那发生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那一个月之中，肯尼迪总统在古巴设置导弹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地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相对抗，显示出高超的技艺，全世界都为此而拍手称快。世人所不知道的是，由于彭科夫斯基的缘故，那位俄国领导人确切的实力和弱点都已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

当危机最终完结时，苏联的导弹已运出了古巴，赫鲁晓夫威风扫地，肯尼迪成了一位英雄，而彭科夫斯基受到了怀疑。他在11月份被逮捕。不到一年的时间，经过一次装门面的审判以后，他就一命呜呼了。也是不到一年的时间，赫鲁晓夫就倒台了，是被他自己的同僚们推翻的，表面是因为他在粮食政策上的失败，事实上是因为他的冒险主义使他们吓得六神无主。而且在1963年的同一个冬天，肯尼迪也离开了人世，刚好在他获得成功之后的第十三个月。民主党人。暴君和间谍都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不过，即使是彭科夫斯基也从来没有钻到政治局的营垒中去。

芒罗把磁带盘从录音机上取下来，又把磁带重新安在录音机上。雅科夫列夫教授的声音对他来说当然是陌生的。磁带的大部分录音是他在照本宣科。但在教授之后的讨论中，共有十个人的声音，至少有三个人是可以分辨出来的。鲁丁低沉的咆哮声是很熟悉的；至于维希纳耶夫的傲慢腔调，他以前是听见过的，当时是在观看电视上播送那个人在党代表大会上演讲的情景；而他也曾在电影和录音带上听到克伦斯基元帅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集会上的喊叫声。

他的问题在于，当他把录音带送回伦敦作因人而异的声波纹分析时，该如何把录音带的来源掩盖起来，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他是必须这样做的。他知道，如果自己承认在浴巾中发现了打字的便条之后到树林中秘密赴约的话，有人就会这样问：“为什么是你呢，芒罗？她是怎么认识你的呢？”要回避那个问题将是不可能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惟一的解决办法是设想一个可能的来源，既要是可信的，又要是无法核对的。

他到莫斯科仅有六个星期的时间，但谁也无法怀疑他甚至对俄语中的俚语也十分精通，而这使他得益匪浅。两周前，捷克大使馆曾举行了一次外交招待会，当他听到身后有两位俄国人在窃窃私语时，他是在与一位印度随员交谈。他听到其中有一个人说道：“他是个牢骚满腹的家伙，自以为是应该混进最高权力机构的。”

他曾顺着那两个说话的人的凝视目光看去，注意到他们正在盯着房间那边的一个俄国人，也许是在议论他。后来查了来宾的名册才证实那个人是安纳托利·克里沃伊，他是党的理论家维希纳耶夫的私人助手和得力干将。那么，他有什么好抱怨的呢？芒罗核查了他的档案材料，查到了克里沃伊的履历。他曾在中央委员会党组织部中任职；在任命佩特罗夫担任要职之后不久，克里沃伊便出现在维希耶纳夫的班底之中。愤然离去吗？与佩特罗夫有个人恩怨之争吗？是受到冷遇而牢骚满腹吗？这些都是完全可能的，对于一位驻在国外的情报站长来说，都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

克里沃伊，他沉思默想着。也许，仅仅是也许而已，他也许至少可以接触到维希纳耶夫的记录稿，也许甚至可以接触到录音带。而且他也许是在莫斯科，他的上司肯定是的。当东德总理在一个星期之前到这儿时，维希纳耶夫是在场的。

“对不起，安纳托利，你才改换门庭。”芒罗在把塞得鼓鼓的一只信封塞进内口袋时说道，并走上楼梯去见政务参赞。

“恐怕，我得与星期三的信使袋一起返回伦敦，”他对那位外交官说道，“那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刻不容缓。”

政务参赞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他知道芒罗的差事，答应安排这件事。外交信使袋实际上是一只大口袋，或者至少是几只小帆布袋，每星期三从莫斯科发往伦敦，而且总是利用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来不搭乘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航班。女王陛下的信使队经常从伦敦飞往世界各地接收驻外使馆的邮袋，邮袋由于印有王冠和灵提的国徽而受到保护；信使队从伦敦派人来取邮袋。非常机密的材料装在一只金属文件盒里，由链条缚在信使的左手腕上；比较常规的材料装在帆布袋里。信使亲自上机舱检查邮袋是否安放妥贴。一旦进了机舱，那便是登上了英国的领土。但在到莫斯科去的情况下，信使是由一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陪送的。

谁都抢着干这种护送的差事，因为那可以很快返回伦敦一趟去采办些货品，还可能乐滋滋地度过一个良宵。那位在那一周轮值护送的二等秘书为失却了他的机会而感到恼火，但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英国航空公司的300B型“空中公共汽车”，在下一个星期日从谢列梅捷沃机场起飞了；那个机场在1980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已焕然一新。飞机掉过机头便朝伦敦飞去。坐在芒罗身边的那位信使长得身材矮小，但干净利落，是一位退伍的陆军少校，他很快就旁若无人地搞他的业余爱好了——在一份主要的日报上做填字游戏。

“你得干点儿事情来消磨这些没完没了的空中旅行，”他对芒罗说道，“我们人人都有自己乘飞机时的嗜好。”

芒罗咕哝着，朝后越过机翼遥望远去的莫斯科城。在下面某个沐浴在阳光中的街道上，他那位心爱的女人正在她即将背叛的那些人之间工作着，活动着。她孑然一身，无人问津。

挪威的国土，从它东面的邻国瑞典孤立来看，像是史前时代印在化石上的一只巨手，从北极伸向丹麦和英国。那是一只右手，掌心向下朝着海洋，一只又粗又短的拇指向东紧贴着食指。它的首都——奥斯陆，就坐落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缝隙边缘。

折断的前臂骨向北方伸展到特罗姆瑟和哈默菲斯特，插入北极的纵深地区，有些地方非常狭窄，以至于从海上到瑞典的边界只有40英里之遥。在一张轮廓鲜明的地图上，那只手看上去像是被神仙用大锤砸得粉碎似的，把骨骼和指节迸裂成无数的碎片。西部的海岸比起其他任何地方来都显得更为支离破碎，那儿该是那只手的下缘。

这儿的陆地分裂成一千片碎块，海水流进了碎块之间的缝隙形成无数的河流、溪谷、海湾和峡谷；在悬崖峭壁直落波光粼粼的水面之处，狭窄的隘路婉蜒盘行。这些就是挪威海岸边的峡湾；就是在这些峡湾的源头，人类的一个种族在1500年前形成了，他们是海上驾船或是利用风帆航行的杰出航海家。在他们的盛世衰败之前，他们曾远航格林兰和美洲，征服了爱尔兰，殖民于英国和诺曼底，猎获西班牙和摩洛哥，并从地中海开辟到达冰岛的航道。他们是北欧的海盗，他们的子孙后代仍然在挪威的峡湾以捕鱼为生。

索尔·拉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船长，海轮的主人；在7月中旬的那个下午，他在从航运公司的总部返回旅馆的途中正漫步经过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王宫。行人往往躲开一步为他让路，他体高6英尺3英寸，身躯就像老城区中的人行道一样宽阔，长着碧蓝的眼睛，蓄着胡须。因为是上岸，所以他身穿便衣。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他有理由认为，他也许很快将在一艘新的船上当船长，他刚才已到位于轮船码头的北欧航运公司总部去拜访过了，总部现在已被抛在了身后。

在上了半年由公司出资安排的学习课程之后，他渴望回到海上去；学习的课目包括错综复杂的雷达，计算机导航和超级油轮技术。到总部去是为了从北欧航运公司的老板、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私人秘书手里取一份邀他在当天傍晚去赴宴的请帖。应邀赴宴的还有拉森的妻子，她已接到了电话通知，正从挪威乘飞机前来这儿，飞机票是由公司支付的。老头子破费了一点，拉森想道，肯定要有什么事情了。

他越过尼布鲁维肯河上的桥梁到旅馆的停车场上去取他租来的汽车，并驱车到了37公里以外的飞机场。当莉萨·拉森携带着短途旅行包来到候机大厅时，他像心花怒放的圣伯纳德那样温情脉脉地迎候了她，把她拎起了地面，活像拎一个小姑娘那样。她长得小巧玲珑，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柔软的栗色卷发，显得体态婀娜多姿，使人看不出她已是38岁的妇女了。他深深地爱着她。

早在20年前，他才25岁，当时他是一位身材颀长的二副，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冬日在奥斯陆遇见了她。她在冰上滑倒了，他把她像布娃娃那样搀扶了起来。她头戴一顶用毛皮装饰的兜帽，帽子几乎盖住了长着红鼻子的小脸蛋。当她向他表示谢意时，他只看到她的一双眼睛，透过雪花和皮毛在朝外张望，就像冬天森林中雪鼠明亮的眼睛那样。打那以后，在他们的恋爱、结婚和其间的岁月中，他一直称呼她为“雪鼠”。

他驱车把她送回到斯德哥尔摩的市中心，一路上碟蝶不休地询问着远在挪威西海岸的澳勒松家中的情况，询问着他们两位年仅十几岁的孩子有何进步。

在南方，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飞机沿着从莫斯科到伦敦的大圆航线上飞了过去。索尔·拉森对此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

那天傍晚的宴会将在有名的奥罗拉地下餐厅中举行，餐厅位于古城区中，是由一座老王宫的地下贮藏室改建而成的。当索尔和莉萨到达那儿时，有人指点他们沿着狭窄的梯级走到地下室中去。店主人伦纳德正在底下等着他们。

“温纳斯特鲁姆先生已到了这儿了。”他说道，并把他们领到其中一小间餐室之中。那间餐室像是一座幽静的小山洞。拱顶是用500年的古砖砌成的，室内横架着一张笨重的餐桌，年代久远的木料亮锃锃的，铸铁烛台上的蜡烛放射着光芒。当他们走进去时，拉森的雇主——哈拉尔德·温纳斯特鲁姆蹒跚着站起身来，拥抱了一下莉萨，并与她的丈夫握了握手。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航海为业的人之中，哈拉尔德·温纳斯特鲁姆在他自己的一生中似乎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现在已75岁了，又短又硬的眉毛已成了灰白色，显得参差不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斯德哥尔摩，从他的父亲手上继承了六艘小货轮。除了希腊人和在香港的中国人所经营的船队之外，他在35年的时间之中建立了一支规模最大的私营油轮船队。北欧航运公司就是他创建的，在50年代的中期，拥有从干货轮到油轮的各种船舶。他为迎接60年代的石油繁荣拨款建造了油轮。这是凭借他自己的判断，而他的主张常常是与潮流背道而驰的。

他们坐着，吃着，而温纳斯特鲁姆只是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询问有关家庭的情况。他自己结婚已40年了，结果在4年前他的妻子先去世了。他们并没有孩子。但如果他有儿子的话，他会愿意让他像桌子对面那位身材魁梧的挪威人那样而成为一名水手之杰；他还特别喜欢莉萨。

鲑鱼是按瑞典的烹调方法用盐水和波萝腌制过的，味道鲜美；来自斯德哥尔摩盐碱滩上的嫩鸭特别可口。索尔坐在那儿喝着甜酒，而温纳斯特鲁姆则闷闷不乐地呷着他那球形玻璃杯中的白开水。“该死的医生现在只让我喝这种东西。”当他们喝完酒后他才开始言归正传。

“三年前，索尔，回到1979年的时间，我自己说了三条预言。一是1982年年底，石油输出国组织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二是美国总统缩减美国石油能源和副产品的政策将会失败；三是苏联将会从一个纯粹的石油输出国变成一个纯粹的石油输入国。有人对我说我是发疯了，但我是正确的。”

索尔·拉森点点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立及其在1973年冬季使石油价格上涨三倍，曾造成世界性的市场萧条，那几乎使西方世界的经济濒临崩溃，也使油轮造船业在七年的时间中一蹶不振，使成百万吨才造了一半的油轮半途而废，成为毫无用处、不经济而又蚀本的废物。谁能提前三年预见到1979年至1982年期间所发生的事件，那就是一种胆识；随着阿拉伯世界分裂成世代结仇的宗派，石油输出国组织便分崩离析；伊朗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尼日利亚四分五裂；激进的石油生产国以任何价格倾销石油，以为大量购买军火提供资金；鉴于普通的美国人相信上帝赋予了他们滥用世界资源而寻欢作乐的权利，美国的石油消耗量在螺旋式地上升；苏联本土的石油工业由于技术落后而在不断下降，产量很低，从而迫使俄国再次变成一个石油输入国。这三个因素在1982年的夏季促成了现在的油轮造船业开始繁荣起来。

“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温纳斯特鲁姆接着说道，“去年9月份，我与日本人签订了一份合同，购买一艘崭新的超级油轮。在交易场所，他们都说我是发疯了。我的船队中有一半是躺在斯特罗姆施塔德海湾里，而我又订购一艘新的油轮。但我不是发疯。你知道有关东岸石油公司的事情吗？”

拉森又点点头。10年前，一家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为基地的小石油公司，转到了雄心勃勃的克林特·布莱克的手中。在10年的时间中，它已发展壮大，以至于即将兼并七姐妹公司——世界石油卡特尔中的庞然大物。

“嗯，到明年，也就是1983年的夏季，克林特·布莱克将要拥人欧洲市场。那是一个难于对付而又拥挤不堪的市场，但他认为他能把它敲下来。他正在欧洲各地的高速公路上兴建几千个加油站，销售他自己那种牌子的汽油和润滑油。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他就需要油轮吨位。我已把一份为期七年从中东运原油到西欧的合同拿到了手。他已经在鹿特丹建造他自己的炼油厂，就在埃索、美孚、雪弗龙等石油公司的旁边。新的油轮就派那个用场。油轮很大，是超现代化的，造价很贵，却是划算的。它在一年之内可从阿拉伯海湾地区到鹿特丹跑上五六趟。在五年时间内，它将可以分期偿还投资。但那并不是我建造这艘油轮的原因。它将是最大的，最好的，又是我的旗舰，我的纪念碑。而你将成为它的船长。”

索尔·拉森默不作声地坐着。莉萨的手偷偷伸过桌面放在他的手上面，轻轻地捏着。两年前，拉森知道，因为他是挪威人，所以他决不可能成为一艘悬挂瑞典国旗的船只的船长。但自从前一年签订哥德堡协议以来，瑞典的船主可以为杰出的斯堪的纳维亚籍。但非瑞典籍的高级雇员申请瑞典的荣誉公民资格，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担任船长的职务。他代表拉森提出了申请，并获得了成功。

咖啡送了上来，他们带着欣赏的神情呷着咖啡。

“我是在日本的石川岛播磨造船厂建造这艘油轮，”温纳斯特鲁姆说道，“世界上只有这个造船厂建造得起来。他们有干船坞。”

两个人都知道，在船台上造船，然后使船滑到水中去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体积和重量的因素太大了。现在，巨轮是在巨大的干船坞中建造的，这样，在轮船造好后可以下水时，就通过船坞的闸门把海水放进来，轮船便从龙骨墩上直接浮起来，并从船坞里下水。

“去年11月4号就开工了。”温纳斯特鲁姆告诉他们。“龙骨是1月30日安置的。船的样子现在就出来了。它在11月1日就可以浮起来。经过三个月时间在码头组装和出海试航之后，到明年2月2号它就可以起航。你就将站在它的驾驶台上，索尔。”

“谢谢你！”拉森说道，“你将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

“啊，是的。我已考虑过了。你还记得中世纪的北欧传说吗？我们要给它取一个使海神尼翁高兴的名字。”温纳斯特鲁姆轻声说道。他正紧紧抓住那只水杯，眼睛盯着身前铸铁烛台上蜡烛的火焰。“因为尼翁管制火和水，而火和水是油轮船长的两个大敌；也就是爆炸和海洋本身。”

他杯子中的水和蜡烛的火光映在老人的眼睛中，恰如当年他无可奈何地坐在救生艇中时火光和海水曾映在他的眼睛中那样。那是1942年的往事。他平生第一次当船长；他的油轮在大西洋中部烧得火光冲天，他在离油轮四链远的洋面上看着他的船员在他周围的海面上受尽折磨。

索尔·拉森凝视着他的保护人，心中怀疑那位老人是否会真的相信这个神话；莉萨，由于是位妇女，确信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最后，温纳斯特鲁姆宽舒地休息着，不耐烦地把玻璃杯推到一边，在供他备用的玻璃杯中注满了红葡萄酒。

“所以，我们将根据尼翁的女儿‘弗雷亚’来取名，她是所有的女神中最漂亮的一个。我们将称它为‘弗雷亚’号。”他举起了酒杯，说：“为‘弗雷亚’号干杯。”

他们都饮了酒。

“当它航行的时候，”温纳斯特鲁姆说道，“世界上的人还从未见过像它那样的油轮；而当它不能再航行的时候，世界上的人将决不会再看到像它那样的油轮。”

拉森知道，世界上两艘最大的油轮是法国壳牌石油公司的“贝拉马雅”号和“巴蒂勒斯”号，两艘都刚超过50万吨。

“它的载重量是多少，‘弗雷亚’号？”拉森问道，“它能装多少原油呢？”

“啊，是的，我忘了提那一点了，”老船主淘气似地说道，“它将运载100万吨原油。”

索尔·拉森听到他身旁的妻子倒吸一口气时发出的嘶嘶声。

“那是大的，”他最终说道，“那是很大的。”

“世界上空前未有过的最大油轮。”温纳斯特鲁姆说道。

两天以后，一架巨型喷气式客机从加拿大的多伦多飞抵伦敦的希思罗机场。机上的旅客之中有一位名叫阿扎玛特·克里姆，他是一位移民的儿子，出生在加拿大。他像安德鲁·德雷克一样，已把他的名字英国化了，称为“阿瑟·克里明斯”。他是德雷克几年前所发现与他具有完全相同信念的人中的一个。

当他从海关走出来时，德雷克正在等着迎接他，他俩一起驱车前往德雷克位于贝斯沃特路的公寓。

阿扎玛特·克里姆是一位克里米亚地区的鞑靼人，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说话声音清脆。他的父亲与德雷克的父亲不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与红军并肩作战的，而不是与红军打仗。他对于俄罗斯的忠诚并没有使他有任何收获。他由于在战斗中被德国人俘虏过，他和他的民族被指控为与德国人相勾结；那显然是莫须有的罪名，但整个鞑靼民族被驱逐到东部的荒山野岭之中。成千上万的人死在没有暖气、用于运牲畜的卡车中，更多的人由于缺吃少穿而死在哈萨克和西伯利亚寒风刺骨的荒野上。

在一所德国的劳改营中，成吉思·克里姆曾听说他的全家人都已离开了人世。在1945年被加拿大人解放之后，他很幸运，没有被送回去处决或关进奴役营中。他与一位加拿大军官交上了朋友，那位军官原是加拿大卡尔加里的一位牧马骑手。有一天在一个奥地利的养马场上，他对那位鞑靼族战士驯马的高超本领和非凡的骑术表示钦佩。那位加拿大军官便为克里姆办好了移居加拿大的批准手续。克里姆在加拿大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阿扎玛特现在已是30岁的人了；像德雷克一样，由于他父亲的同胞所遭受的苦难而对克里姆林宫怀有深仇大恨。

德雷克在公寓中对自己的计划作了一番解释，那位鞑靼人同意与他一起参与这顶行动。他们共同对那项计划作了最后的修订，图谋在英格兰北部抢劫一家银行以获得所需要的资金。

在总部听取亚当·芒罗汇报的人是他的顶头上司巴里·弗恩代尔——苏联处处长。几年以前，弗恩代尔曾在现场执勤；当奥利格·彭科夫斯基陪同苏联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时，他曾协助向那位俄国变节者面面俱到地盘问详细的情况。

他是个矮胖子，面色红润，神情快活。在他兴高采烈、看起来像是天真烂漫的外表背后，却隐藏着敏捷的头脑和对于苏联事务的渊博知识。

他的办公室设在“企业”总部大楼的五层楼上；他在那儿从头到尾听了从莫斯科捎来的录音带。听完之后，他开始使劲擦着他的眼镜，激动地用单足跳跃着。

“天哪，我亲爱的伙计，我亲爱的亚当，多么不平凡的事情，这确实是无价之宝。”

“如果那是真的。”芒罗小心翼翼地说道。弗恩代尔为之一怔，似乎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啊，是的，当然，如果那是真的。好了，你得告诉我，你是怎么把它搞到手的。”

芒罗小心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除了他声称录音带是来自阿纳托利·克里沃伊之外，其余每一样细节都是真的。

“克里沃伊？是的，是的，当然听说过他的情况，”弗恩代尔说道，“嗯，好了，我得把这个材料翻译成英语，把它拿给局长看。这可能是确实很重要的，明天你不能返回莫斯科去，你知道。你有地方可以住宿吗？你的俱乐部吗？很好，一流的。嗯，好了，你顺便来玩，吃一点好的东西，在俱乐部待上几天。”

弗恩代尔给他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当晚他不能返回家中，而要在城里过夜；他那幢并不华丽的家宅位于伦敦西部远郊的平纳。她理解他所干的工作，对他这样离家不归已习以为常了。

然后，他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里，把录音带的内容译成了英语。他的俄语是流利的，但并没有芒罗所具有的那种对于语气和调门异常敏锐的听觉，而那种听觉是通晓两种语言的一个标志。但他的俄语是够好的了。对于雅科夫列夫的报告以及随后十三位政治局成员简短而又惊愕的反应，都一字不漏地翻译了出来。

第二天上午10点钟，弗恩代尔尽管彻夜未眠，但刮了胡子，用了早餐，一如既往显得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他用内线电话给奈杰尔·欧文爵士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明要求见他。10分钟之后，他便到了局长的身边。

奈杰尔·欧文爵士默默地阅读了记录稿，放下稿子，并注视着摆在他面前办公桌上的那盘录音带。

“这是真的吗？”他问道。

巴里·弗恩代尔收起了他的欢快面容。作为一位同僚，他认识奈杰尔·欧文已好多年了；他的朋友晋升到最高的职位并被封为爵士，并没有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丝毫的变化。

“不知道，”他若有所思地说道，“那将需要进行大量的核查工作。那是可能的。亚当对我说，就在两个星期之前，他在捷克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曾与这位克里沃伊见过一面。如果克里沃伊实在想过来的话，那要看他的运气了。彭科夫斯基的所作所为是完全相同的；遇见了一位与这一行毫不相干的外交官，随后安排了秘密会晤。当然，他将受到很大的怀疑直至他的情报得到核实为止。那就是我想在这儿办的事。”

“把事情说清楚。”奈杰尔爵士说道。

弗恩代尔又开始擦拭他的眼镜。他用手帕在镜片上转动的速度，人们这样说，是与他思维的步调成正比的。而他此时正在拼命擦拭着。

“首先，对于芒罗，”他说道，“一旦发现那是个圈套，那么第二次会晤就要跳出这个圈套。我想让他在这儿休假，直到我们把录音带的事情办完。‘对手’也许，仅仅是也许而已，会试图在政府之间制造事端。”

“他可以享受休假吗？”奈杰尔爵士问道。

“是的，他确实可以休假的，他在5月底被匆忙调到莫斯科，他应该有两周的暑假。”

“那么，就让他现在休假吧。但他应该保持联系，而且不能离开英国。巴里，在这件事理出个眉目之前不能让他逛到国外去。”

“然后就是录音带本身的事，”弗恩代尔说道，“那可以分成两部分。雅科夫列夫的报告和政治局成员的声音。就我所知，我们还从来没有听到过雅科夫列夫讲话。所以，就不可能对他进行声波纹分析试验。但他所说的内容是高度技术性的。我想请化学拌种技术方面的一些专家来核对那一部分讲话。农业部中有一个精于的班子是处理那种事情的。任何人都没有必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想要了解那件事，但必须使我相信由于林丹的漏斗阀门失灵而造成这种事故是有现实可能性的。”

“你记得一个月以前我们的‘堂克弟’借给我们的档案吗？”奈杰尔爵士说道，“记得‘秃鹰’卫星拍摄的照片吗？”

“当然。”

“将症状与明白无误的解释作一对照。还有别的什么吗？”

“第二部分可进行声波纹分析。”弗恩代尔说道，“我想把那一部分割成许多小段，这样谁也用不着知道是在谈论什么问题。比肯斯菲尔德的语言实验室可以检查词汇、句法、方言。乡音等。但决定性的问题是比较声波纹。”

奈杰尔爵士点点头。两个人都知道，人的说话声音在化成一系列电子寄存的尖峰信号和脉冲之后，就与指纹一样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两种声音会是相像的。

“很好，”他说道，“不过，巴里，我坚持两点。眼下来说，除了你、我和芒罗之外，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如果那是假冒的，我们不想使人空欢喜一场；如果那不是假的，那将是非常爆炸性的。搞技术的人谁也不能知道整个内容。第二，我不想再次听到阿纳托利·克里沃伊的名字。为这个宝贵人物想出一个代号，将来就用代号。”

两小时之后，巴里·弗恩代尔唤芒罗到他的俱乐部中共进午餐。电话打通之后，他们就使用习以为常的商业行语。

“总经理对销售报告感到特别高兴，”弗恩代尔对芒罗说道，“他很高兴，你可以有两个星期的休假，这样可以使我们对报告进行透彻的分析，看看我们从这儿怎么下手。你对休假的地点有什么想法吗？”

芒罗没有任何想法，但他明白，这不是一项请求，而是一道命令。

“我想回苏格兰待一段时间，”他说道，“在夏季，我总是想沿着海岸从洛查伯步行走到萨瑟兰去。”

弗恩代尔欣喜若狂。“苏格兰高地，美丽的苏格兰峡谷，一年中的这个季节是非常优美的。我自己从来就受不了花费体力的事，但我相信，你会从中得到享受的。与我保持联系，比如说，每隔一天，你有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对吗？”

一个星期之后，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靠他的红十字会旅行证件到了英国。他是乘火车跨越欧洲大陆的，车票是由德雷克付的钱，而德雷克已几乎到了财源枯竭的地步。

卡明斯基和克里姆都被作了介绍，卡明斯基领受了指示。

“你得学习英语，”德雷克告诉他，“早晨，中午和晚上。书和唱片都有，比你以前学任何东西都要更快。同时，我将为你办好一些像样的证件。你不能永远用红十字会的证件旅行。要到我把事情办成，而你又能用英语表达思想的时候才能离开公寓。”

亚当·芒罗花了10天时间在苏格兰高地步行，途经因弗内斯。罗斯和克罗马蒂，最终到达萨瑟兰郡。当他第六次打电话到巴里·弗恩代尔位于伦敦郊区的家中时，他已到达洛钦弗镇，北明奇海峡在此向西伸展到刘伊斯岛。

“你打电话来使我很高兴，”弗恩代尔在电话中说道，“你能回到办公室来吗？总经理想说句话。”

芒罗答应不出一个小时就动身，乘火车到了因弗内斯。他从那儿就可以搭乘返回伦敦的班机。

谢菲尔德是约克郡的钢铁重镇；7月下旬的那天上午，阳光灿烂，诺曼·皮克林在城郊的家中吻别了他的妻子和女儿，驱车离家到银行去上班，而他就是银行的经理。

20分钟之后，一辆标有一家电气用具公司名称的小运货车停在那幢房子跟前，从车子里走出两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来。一个人把一只很大的纸板箱搬到前门跟前，他的同伴手拿着一块带夹紧装置的书写板。皮克林夫人出来开门，两个人走了进去。左邻右舍谁也没有在意。

10分钟之后，那个手持书写板的人走出门外驱车离开了。他的同伴在表面上像是留下来安装和试验他们交付的电气用具。

在那之后半个小时，运货车停在离银行两个街口远的地方，那位司机并没有穿他那件白大褂，而是身穿一套炭灰色的西服，手里拿的不是书写板，而是一只大公文包；他走进银行，向其中一位女职员掏出一只信封，她看了一下，注意到上面写着皮克林先生亲启的字样，便把信封送到里面去给他。那位商人耐心地等候着。

过了两分钟，那位经理打开了办公室的门向外张望，他的目光落在正等候着的商人身上。

“帕廷顿先生吗？”他问道，“请进。”

安德鲁·德雷克只是在身后的门关上之后才开口说话。他说话的声音中丝毫也没有他家乡约克郡的痕迹，而是带有一点源自欧洲大陆的喉音。他的头发染成了红色；厚边框的染色镜片在某种程度上遮住了他的眼睛。

“我想开立一个账户，”他说道，“还要用现金提款。”

皮克林感到疑惑不解，他的主管职员应该能办理这笔交易。

“一个大额账户，又是一笔很大的交易。”德雷克说道。他把一张支票推到桌面那边。那是一张银行支票，是那种可以从柜台上拿到的支票。支票是皮克林自己那家银行的支行——伦敦的霍尔本支行开出的，开立的款项达30000英镑。

“原来如此。”皮克林说道。这样一大笔钱当然是经理的差事。“提款吗？”

“20000英镑现款。”

“20000英镑现款吗？”皮克林问道。他伸手去拿电话机。“嗯，当然，我得给霍尔本支行打个电话，还要……”

“我想那是不必要的。”德雷克说道，把一份当天早晨的伦敦《泰晤士报》推到桌子那边。皮克林目不转睛地看着报纸，德雷克接着递给他的东西甚至使他更是瞪大眼睛凝视了。那是一张照片，是用波拉罗伊德照相机拍摄的。他认出了上面是他的妻子，他才在30分钟之前与她分手的，而她此刻吓得圆睁着眼睛坐在他自己那张放在火炉边的椅子上。他可以认出照片上的一部分是他自己家的起居室。他的妻子用一只胳膊紧紧搂着孩子，摊在她膝盖上的就是刚才那份《泰晤士报》。

“一个小时以前拍的照片。”德雷克说道。

皮克林的腹部紧缩了起来。那张照片的摄影质量是不会得奖的，但前景中一位男子肩膀的轮廓和对着他家眷的那支锯短了枪管的枪是相当清晰的。

“如果你要报警的话，”德雷克轻声说道，“警察会跑到这儿来，但不会到你的家里去。不等他们闯进来，你就没命了。过一个小时，不早也不晚，那个人就会扣动扳机，杀死你的妻子和孩子。除非我打电话去说我已拿到钞票平安离开了。请不要以为我们是在开玩笑；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是准备好丧命的。我们是‘红军派’”

皮克林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他的办公桌下面，离他膝盖只有1英尺远的地方，装着一个与无声警报器相连的按钮。他又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就把膝盖移开了。

“给你的主管职员打个电话，”德雷克说道，“吩咐他开立一个账户，把支票上的钱记在账户的贷方，开一张提取20000英镑的支票。告诉他，你已给伦敦打过电话，一切都是好端端的。如果他表示惊奇的话，告诉他那笔钱是用于一项规模很大的贸易促进活动，其中支付奖金的钱将用现金。振作精神，把事情办妥。”

那位主管职员确实大吃一惊，但他的经理像是泰然自若，也许稍许有些屈从的样子，但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正常的。他面前那位身穿浅黑色西服的人显得轻松自在，热情友好。甚至他俩面前都摆着一杯经理的雪梨酒，尽管那位商人还戴着一副薄手套；对这样暖和的天来说，戴手套是件怪事。半小时之后，那位主管职员从保管库中把钱拿来放在办公桌上就走开了。

德雷克不动声色地把钱装进了公文包。

“还剩下半个小时，”他告诉皮克林，“再过25分钟我将打个电话，我的同事一点儿也不会伤害你的家眷的。如果你在那时候之前报警的话，他会先开枪的，然后，就让他碰运气去与警察周旋了。”

当他走了之后，皮克林先生呆若木鸡似地坐了半个小时。事实上，德雷克过了5分钟便从公用电话亭中打电话到那幢房子里。克里姆接了电话，对那位双手和踝关节被绑在一起而躺在地板上的女人略微一笑便离开了。两个人谁也没有用那一辆在前一天偷来的运货车。克里姆用的是那辆停放在街道远处随即可起动的摩托车。德雷克从运货车中取了一顶摩托车防护帽以掩盖他那火红色的头发，骑上了停放在运货车附近的第二辆摩托车。两个人在半小时以内便离开了谢菲尔德。他们把车子扔在伦敦的北部，重新在德雷克的公寓中相遇。他在家中把头发上的红色染发剂冲洗干净，又把那副眼镜摔得粉碎。

芒罗赶上了第二天早晨从因弗内斯向南飞的航班。航空小姐在收拾好用餐的塑料托盘之后，便分发刚从伦敦捎来的报纸。芒罗由于坐在飞机的后座，没有拿到《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但拿到了一份《每日快报》。报纸的标题是有关两位身份不详的人，据信是属于“红军派”的德国人，从谢菲尔德银行抢劫了20000英镑。

“该死的杂种！”芒罗邻座那位来自北海石油钻探队的英国人说道。他轻轻敲着《每日快报》的标题。“该死的共党分子，我要把他们都吊死。”

芒罗承认，将来肯定必须考虑绞刑的问题。

在希思罗机场，他乘出租汽车到了靠近办公室的地方，直接被人引进巴里·弗恩代尔的办公室。

“亚当，你看上去判若两人了。”

巴里让芒罗坐下，并请他喝咖啡。

“嗯，好了，录音带的问题。你肯定非常想知道，事实上，我亲爱的伙计，那是真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切都核对过了。苏联农业部中发生了令人可怕的大改组。有六七位高级官员被撵走了，包括那个被关在卢比扬卡监狱里的人，我们认为他肯定是个倒霉鬼。

“那有助于证实这件事。不过，声音是真的，毫无疑问，试验室的伙计这样说的。现在谈大事情。我们的宝贵人物中有一位在列宁格勒的郊外工作，他设法开车到城外去跑了一趟。北面那儿没有长出多少小麦，但还有一点，他把汽车停下来去解手，顺便偷拔了一棵受感染的麦苗。三天前，麦苗用邮袋带来了。昨天晚上，我从实验室得到了报告。他们证实，麦苗的根部中含有过量的林丹。

“所以，我们如愿以偿了。你已发现了我们的美国‘堂兄弟’们美其名日‘宝藏’的好东西。事实上，是24K金。顺便说一句，局长想见你。你今天晚上要回莫斯科去。”

芒罗与奈杰尔·欧文爵士的会见是友好的，但很短暂。

“干得好，”局长说道，“根据我的理解，你的下次碰头时间将是在两个星期之后。”

芒罗点点头。

“这也许是一项长期的行动，”奈杰尔爵士接下去说道，“你是新近才到莫斯科的，这样快就办成了一件好事情。如果你待上几年时间的话，谁也不会瞠目吃惊。我想要你催他提供更多的情报，我们所能挤得出来的所有情报，以防万一这个家伙变卦。你需要任何帮助、任何支持吗？”

“不要，谢谢你，”芒罗说道，“那位宝贵人物已经冒险尝试了，而在同时又坚持只能与我接头。在这个阶段，我不想让其他的人插进来把他吓跑了。我认为，他也不能像彭科夫斯基那样到处旅行。维希纳耶夫从来不出去旅行的。因此，克里沃伊也没有理由出去旅行。我得单独对付这件事。”

奈杰尔爵士点点头。“很好，你可以这样干。”

当芒罗离开之后，奈杰尔·欧文爵士把办公桌上的案卷翻了过来，那是芒罗的个人档案材料。他对芒罗是有疑虑的。那个人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与大家合伙干就会感到不自在，是一个可以在苏格兰的山岭中单独步行而解闷的人。

“企业”中有一句格言：有老牌特务，也有大胆的特务，但并没有既老牌又大胆的特务。奈杰尔爵士是一位老牌的特务，但他赞赏谨慎。这个芒罗是从外面转来的，是位出其不意而来的不速之客。而且事情发展得很快。但另一方面，录音带是真的，那是毫无疑问的。他办公桌上当晚到唐宁街去见首相的传令单也是真的。当录音带经检验合格之后，他当然已告知了外交大臣，而这就是汇报的结果。

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的黑色大门，也许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门之一。它位于白厅旁边一条死胡同的右侧，位于离入口处三分之二远的地段，巷子的两侧耸立着内阁办公厅和外交部两幢雄伟的大厦。

这扇门上印着素雅的白色“10”宇，还装着黄铜的门环；门前由一位手无寸铁的普通警员看守着。旅游者们围在那儿相互拍照，观看那些来来往往的信差和知名人士。

事实上，说话无足轻重的人才从前门进入，而达官贵人常常是使用侧门的。称为10号门牌的那幢房子与内阁办公厅的大楼成直角相交，房子的后部几乎是相互连通的，在黑色的栏杆后面圈着一块不大的草坪。在后墙角几乎相接的地方，有一条通向一扇小侧门的走道把空隙遮盖了起来。7月底最后一天的傍晚，秘密情报局局长在内阁大臣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的陪同下，正是从这扇门走进去的。他们俩被直接引上三楼，穿过内阁会议厅走进了首相的私人办公室。

首相已阅读了政治局会议录音带的记录稿，稿子是由外交大臣交给她的。

“你有没有把这件事通知道美国人？”她直截了当地问道。

“还没有，夫人，”奈杰尔爵士答道，“我们最终证实它真实可靠性才有三天的时间。”

“我想要你亲自去办这件事。”首相说道。奈杰尔爵士倾了倾他的头。“苏联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小麦饥荒，它所带来的政治前景当然是无法估量的；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余粮生产国，美国从一开始就应该插手这件事。”

“我不希望‘堂兄弟’在我们这个特工身上插手，”奈杰尔爵士说道，“操纵这个宝贵人物可能是非常微妙的。我认为，我们应该自己单独来处理这件事。”

“他们会竭力插上一手吗？”首相问道。

“他们会的，夫人，他们会的。我们联合指挥过彭科夫斯基，尽管他是由我们招收过来的。但其中是有原因的。这一次我认为，我们应该单枪匹马来干。”

首相很快认识到控制这样一位特工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因为他是一位可以接触政治局记录稿的人物。

“如果有人施加压力的话，”她说道，“就说是我决定的，我将亲自与马修斯总统来谈这件事。与此同时，我想要你在明天乘飞机到华盛顿去一趟，把录音带，或者至少是逐字抄录的稿子递给他们，我无论如何想在今天晚上与马修斯总统通话。”

奈杰尔爵士和朱利安爵士起身告辞了。

“最后一点，”首相说道，“我完全理解你不便让我知道这位特工的身份。你将告诉罗伯特·本森他是谁吗？”

“肯定不会说的，夫人。”秘密情报局局长不仅断然拒绝告知他自己的首相，或是外交大臣，有关这位俄国人的身份，他甚至也不愿意告诉他们有关操纵那位特工的芒罗的情况。美国人将知道谁是芒罗，但决不会知道他操纵的是谁。在莫斯科的“堂兄弟”也不应盯芒罗的梢；他也将注意到那个问题的。

“那么，假设这位俄国变节者有一个代号，我可以知道一下吗？”首相问道。

“当然，夫人，现在这位变节者在每一份档案里都被称为是‘夜莺’。”

所有苏联籍的特工都是以禽鸟的名字命名的，而“夜莺”恰巧是禽鸟名册N部分中的第一只鸥鸟，但首相并不知道这一点。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那是多么得体啊！”

正文第五章

8月1日，气候湿润，多雨。上午10点钟刚过，皇家空军攻击司令部的一架VC-10型飞机从位于威尔特郡的莱纳姆基地起飞，朝西向爱尔兰和大西洋飞去。飞机已陈旧，但很舒适，上面装有四台喷气式发动机。机上的乘客不多，但已够数了：一位空军上将和一位身穿一件蹩脚雨衣的老百姓。空军上将在前一天晚上接到通知，这段时间中在这一天到华盛顿去访问五角大楼对他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讨论的内容将是即将到来的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术轰炸机演习。

那位空军上将向那位意想不到的老百姓作了自我介绍，从对方的回答中获悉，他的同伴是外交部的巴雷特先生，是到位于马萨诸塞大街的美国大使馆办理公务的，他奉命搭乘这架VC-10飞机，这样可为纳税人少花费一张来回票。那位空军将领从来没有听说过，皇家空军的飞机实际上还可以派别的用场。

在VC-10飞机以南的另一条航道上，一架“波音”巨型喷气式客机离开了希思罗机场向纽约飞去。在飞机上的300多位旅客之中，有一位化名为阿瑟·克里明斯的加拿大公民——阿扎玛特·克里姆，他背后的口袋中装满了钱，正向西去执行一项采购任务。

8个小时之后，VC-10飞机安然无恙地降落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位于华盛顿东南方向10英里之处。在停机坪上，当发动机停车时，一辆五角大楼的公务车飞速驶到舷梯底部，接着从汽车中走出一位美国空军的少将。当空军上将步下舷梯走到欢迎的人群跟前时，两位空军宪兵啪地一声站成立正姿势。不到5分钟，欢迎仪式完毕；五角大楼的高级轿车驶离机场返回到华盛顿去，宪兵们迈着大步走开了，空军基地无所事事的人员和好奇心重的人也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谁也没有注意到，10分钟之后，一辆挂着非官方号码牌的普通轿车驶到了停着的VC-10飞机跟前。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在仔细的观察之后注意到车篷顶上奇形怪状的天线，而那种天线则显露出那是一辆中央情报局的汽车。谁也没有留意那位衣服都弄皱了的老百姓，过了片刻之后他便走下舷梯径直钻进了汽车。谁也没有看到那辆汽车离开了空军基地。

美国大使馆位于伦敦格罗夫纳广场。其中“公司”的代表曾在前一天夜里接到通知，而他发回兰利的密码电报就为这辆汽车作好了安排。汽车司机穿着便衣，是一位级别不高的工作人员，但那位坐在后座前来迎接伦敦来宾的人是西欧处的处长，是主管行动计划的副局长手下其中一位分管地区事务的部属。之所以选他来迎接这位英国人，是因为他曾经是中央情报局驻伦敦的情报站长，而且两人很熟悉。没有任何人喜欢由旁人来替代。

“奈杰尔，又见到你很高兴。”他在认出来宾确实是他们盼望的人之后说道。

“你来接我真是太好了，兰斯。”奈杰尔·欧文爵士答道，心中非常明白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那是客套而已。在汽车中谈论的话题是有关伦敦、家庭和气候，没有提出任何“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这样的问题。汽车沿着首都环形大道飞速行驶到波托马河上的伍德罗·威尔逊纪念大桥，向西便进入了弗吉尼亚州。

到了亚历山德里亚的郊区，司机向右拐入乔治·华盛顿纪念大道，路边与河的整个西岸相邻。当他们慢速穿过国家机场和阿林顿公墓时，奈杰尔·欧文爵士朝右侧的车窗外扫视着华盛顿市内的高楼大厦在天空中映出的轮廓。多年以前，他曾在位于那儿的英国大使馆中充任秘密情报局与中央情报局之间的联络官。发生了菲尔比叛逃事件之后，时世艰难；当时对于英国人来说，甚至天气状况也被列为机密情报。他想到自己公文包中所装的东西，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样慢速行驶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偏离了干道，又掉过车头朝森林中驶去。他记起上面光写着“BPRCM”字样的一小块路标，又对他们为什么得用路标把这个地方标识出来感到迷惑不解。你要么知道情报局是在什么地方，要么你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怎么也没有人请你费神。

兰利的四周竖立着高达7英尺的链环式栅栏。他们在栅门处停住了，这时兰斯出示了他的通行证，然后他们继续乘车向前去，朝左转弯驶过了令人望而生畏的会议中心，这是被人们当做为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因为在外表上是很相像的。

“公司”的总部由五幢大楼组成，一幢大楼位于中央，中央大楼的每只角上各有一幢大楼，大致上就像是圣安德鲁式的斜十字。那座圆顶建筑附属于靠近大门那只角的大楼。在穿过四进的中央大楼时，奈杰尔爵士注意到那座庄严的门厅和门厅前面用水磨石铺砌的巨幅美国国徽。但他知道，这个前门的入口处是供众议员、参议员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物使用的。汽车继续向前行驶，越过那幢大楼，然后向右拐弯绕到了背面。

这儿有一段斜道，用一扇钢制吊门守护着，斜道通到比地面低一层楼的第一层地下室。底部是一片供指定车辆用的停车场，至多可停放十辆汽车。黑色轿车停住了，那个名叫兰斯的人把奈杰尔爵士介绍给了他的上司——查尔斯·奇普·艾伦，负责行动计划的副局长，他俩之间也很熟悉。

停车场后面那面墙壁中安装着一架小电梯，钢制梯门前由两位武装警卫守护着。奇普·艾伦查实了他那位客人的身份，为他签了字，并用一张塑料卡打开了电梯的钢门。电梯发出轻轻的嗡嗡声，悄然升上七层楼面后到了局长的那套办公室。又用了另一张磁性塑料卡片开门，以便让他们走出了电梯而进入一间面对着三扇门的门厅。奇普·艾伦在中间那扇门上敲了敲，罗伯特·本森在接到楼下的通知之后便亲自出来把英国客人迎进了自己的休息处。

本森领着奈杰尔爵士从大办公桌前走到米色大理石壁炉前的休息处。在冬季，本森喜欢在这儿燃起劈啪作响的柴火，但8月份的华盛顿是用不着生火的，空调系统在加班加点地工作着。本森在房间里把宣纸屏风拉上了，这样把休息处与办公室分隔开了；然后他在客人对面舒服地坐了下来。咖啡端了上来，当只剩下他们两个在场时，本森最终问道：“什么风把你吹到兰利来了。奈杰尔？”

奈杰尔爵士呷了口咖啡，宽舒地坐着。

“我们，”他用平淡无奇的口吻说道，“已有一位新的宝贝人物在为我们效力。”

他谈了几乎有10分钟的时间，然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打断了他的话语。

“在政治局内部吗？”他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就在内部吗？”

“让我们这样说吧，可以接触政治局会议记录稿的人。”奈杰尔爵士说道。

“我把奇普·艾伦和本·汗唤来谈这件事，你不介意吗？”

“根本无所谓，罗伯特。不管怎样，他们不用过一个小时就肯定会知道的，避免重复。”

罗伯特·本森站起身来，走到摆在咖啡桌上的一架电话机跟前，给他的私人秘书打了个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凝视着窗外风景如画、郁郁苍苍的大片森林。

奈杰尔·欧文爵士，对于他那位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老相识在他一开始介绍情况就在场，并没有感到不快。所有纯粹搞情报的机构，与像克格勃一类情报与秘密警察合一的机构所不同的是，都有两个部门。一个是“行动计划”，分管具体获得情报的差事；另一个是“情报”，负责对搜集到的大量未经处理的情报进行核对、相互引证参照、解释和分析。

两个部门都必须是完善的。如果情报是有缺陷的，那么即使做出最好的分析也是不足取的；如果分析不当的话，那么搜集情报人员的一切努力都将功亏一篑。政治家们需要知道其他国家正在干些什么，不管是友好国家还是潜在敌国，如果可能的话，还需要知道他们想要干些什么？他们正在干的事情，现在来说，常常是可以观察到的，而他们想干的事情却是观察不到的。那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高空摄影机决不会取代一位才华横溢的情报分析家的缘故；他是根据从别人的秘密会议内部搞来的材料开展工作的。

在中央情报局中，所任命的局长可能是一位政治家，而隶属于他的两个人是分管行动计划的副局长和负责情报分析的副局长。赋予惊险小说作家以灵感的是行动计划这个部门；情报分析部门是在密室中干的差事，这是枯燥乏味的，慢慢吞吞的，而又井井有条，常常是令人厌烦的，但始终是非常宝贵的。

分管行动计划的副局长和负责情报分析的副局长，就像孪生的兄弟俩一样，必须亲密合作；他们务必相互信赖。本森作为一名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获得这项任命的人是幸运的。他那位分管行动计划的副局长奇普·艾伦，是一位英国新教徒的后裔，曾经是一位足球运动员。他那位负责情报分析的副局长本·汗，原是一位犹太籍的棋王；他们两人就像一双手套那样是天生的一对。不到5分钟时间，他俩就在休息处与本森和欧文坐到了一起。咖啡也被遗忘了。

那位英国的间谍头子几乎谈了一个小时，没有人打断他的讲话。然后，三位美国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夜莺”的记录稿，观看着放在聚乙烯塑料中的录音带。奈杰尔·欧文讲完之后，有短暂的一刻大家都默不作声。奇普·艾伦首先打破了沉默。

“翻过来了，彭科夫斯基。”他说道。

“你们会想把这一切都核查一番的。”奈杰尔爵士心平气和地说道。谁也没有不同的看法。朋友归朋友，但是……“那花了我们10天的时间，但我们无法找出它的毛病。声波纹检查过了，每一个人的。关于苏联农业部的失败，我们已交换过电报。当然，你们有自己‘秃鹰’卫星拍的照片。哦，还有最后丁点……”

他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只不大的聚乙烯塑料袋来，里面装着一支小麦的幼苗。

“我们一位伙计从列宁格勒郊外的一块田里把这支麦苗偷来了。”

“我也会让我们的农业部对它进行检查的。”本森说道，“还有别的要说吗，奈杰尔？”

“哦，真的没什么了。”奈杰尔爵士说道，“嗯，也许有几个小问题……”

“爽爽快快讲出来吧。”

奈杰尔爵士吸了一口气。“俄国人在阿富汗的军事集结。我们认为，他们可能会通过山口对巴基斯坦和印度采取行动。我们把那件事看做是我们的活动地盘。好了，如果你们能派‘秃鹰’卫星侦察一下……”

“可以的。”本森毫不犹豫地说道。

“另外，”奈杰尔爵士接着说道，“关于你们在两个星期以前从日内瓦带出来的那位苏联叛逃者。他看来像是知道不少关于我们工会运动中投靠苏联的敌特的情况。”

“我们把有关那个问题的记录稿给你们送去。”奇普·艾伦急忙说道。

“我们想直接接触一下。”奈杰尔爵士说道。

艾伦看着汗。汗耸了耸肩膀。

“可以。”本森说道，“我们能接触‘夜莺’吗？”

“对不起，不行。”奈杰尔爵土说道，“那是不一样的。‘夜莺’的情况非常微妙，完全是遭到了冷落。我不想去惊动这个家伙，以防他万一变卦。你们会得到我们所搞到的所有情报，而且搞到手之后马上转来。但不要插手。我正在尽力让他加快提供更多的情报，但那将是花费时间的，还要非常小心谨慎。”

“你们约定下一次是在什么时候交货？”艾伦问道。

“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至少，那是碰头的日期工我希望会有东西交过来的。”

奈杰尔·欧文爵士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位于弗吉尼亚州乡村的一间密室中休息，第二天，“巴雷特先生”便与那位空军上将飞返了伦敦。

那是在三天之后，阿扎玛特·克里姆才赶到纽约港的49号码头，登上陈旧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客轮远航到南汉普敦去。他决定乘海轮，而不乘飞机，因为他感到从海上走的话，他的主要行李可以逃脱射线检查的可能性较大。

他要采购的东西都已齐全了。其中一件行李是一只普通的肩负式铝质箱子，就像职业摄影师用来保护照相机和镜头用的那一种箱子。像这种东西是不能用射线来进行检查的，但将必须经受人工检查。箱子里成型的泡沫塑料块使照相机和镜头不会相互碰撞，塑料块是用胶粘在箱子底部的，但那个底部比真正的箱底留空了2英寸。在那个空档之中放着两支装有子弹夹的手枪。

另一件行李深深地掩藏在一只装满了衣服务的大衣箱的中间。那是一只带螺纹旋盖的铝质圆筒，里面装的看上去像是一长排圆柱形的照相机镜头，直径大约是4英寸。他盘算着，如果要检查到它的话，除了那些疑心十足的海关官员之外，人人都将把它当成是那些摄影迷用做远距离摄影的那种镜头。箱子中的镜头旁边放着一些有关禽鸟的摄影书籍和野生动物的照片，目的在于证实那种解释。

事实上，那是一种图像增强器，也称为夜视瞄准具，那种东西在美国不用证明文件便可买到，但在英国不用证明是买不到的。

8月8日，星期天，莫斯科骄阳似火，那些无法到河边沙滩上去的人都蜂拥着挤到城市中无数的游泳池去了，特别是挤到了为198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建造的综合体育设施中去。英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随同十几个其他国家使馆的人员是在位于莫斯科河乌斯彭斯科雅大桥上游方向的沙滩上，亚当·芒罗也在他们的行列之中。

他竭力使自己显得像其他人那样无忧无虑，但那是很难办到的。他看手表的次数实在太多了，最后穿上了衣服。

“哦，亚当，你不是想回家去吧？天色还早得很呢！”一位女秘书对他大声说道。

他勉强苦笑了一下。“礼节性拜访，或者更确切地说，安排曼彻斯特商会的拜访活动。”他大声对她说道。

他穿过树林朝他的汽车走去，把他游泳的用具扔在车子里面，私下里张望了一下以看看有没有人对他感到兴趣，并把汽车锁好了。那儿穿着拖鞋、便裤和敞开的衬衣的人实在太多了，多那么一个人并不惹人注目；克格勃的伙计看来像是从不把他们的上衣脱掉的。在他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人看来略微像是“对手”。他动身穿过树林向北走去。

瓦伦蒂娜正在等着他，她正站在树荫深处。他的下腹部紧缩了起来，缠成了一团，尽管如此，他为看到她而感到喜出望外。但她决不是识别尾巴的行家，很可能已被人盯上了梢。要是她被尾随的话，他有外交官身份作为掩护，最多被驱逐出境，不会遭到比此更为糟糕的下场，但影响将是巨大的。然而，那并不是他的主要忧虑，他担心的是，如果她被逮捕的话，他们将会拿她怎么办。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对她所作所为的结论将是“叛国罪”。

他把她抱在怀里，亲吻着她。她反过来吻着他，她的身躯在他的双臂中哆嗦着。

“你感到害怕吗？”他问她。

“有一点。”她点点头，“你听到磁带的录音了吗？”

“是的，我听了，在我交出磁带之前。我想，我不应该这样做的，但我干了。”

“那么，你了解有关我们面临的饥荒的事吗？亚当，我小时候见过这个国家发生的饥荒，就在战后不久。情况是糟糕的，但那是由战争造成的，是由德国人造成的，我们能够忍受，我们的领导人站在我们一边，他们会使情况好转的。”

“也许，他们这次也能够应付这件事情的。”芒罗说道，但无法自圆其说。

瓦伦蒂娜怒气冲冲地摇着头。“他们甚至不是在尽力而为。”她大声说道，“我坐在那儿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一边在打字机上打着记录稿。他们只是在争吵，尽力保全自己。”

“那么，你丈夫的叔叔——克伦斯基元帅呢？”他轻声问道。

“他和别的人一样是坏蛋。我与我丈夫结婚时，尼古拉叔叔是参加了婚礼的。我认为他是个性情很快活、很和蔼的人。当然，那是他的私生活。现在我听到他在公共场合中的讲话，他像他们之中所有的人一样，残酷无情而又玩世不恭。他们相互之间只是争权夺利，全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我想，我该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人，但我又不能这样。现在不能，再也不能了。”

芒罗的目光越过林中的空地落在松树上面，但他看到了橄榄树，并听到一位身穿制服的小伙子在大声喊道：“我不是属于你的。”奇怪，他沉思默想着，那些大权在握的机构有时怎么会搞得如此过分，怎么会由于无所不用其极而无法控制他们自己的忠实信徒？不是始终如此，也不是经常如此，但有时是这样的。

“我可以使你离开这儿，瓦伦蒂娜，”他说道，“那将意味着我要离开外交使团，但在以前已经是事在人为了。萨沙还很年幼，可以在别的地方长大成人的。”

“不，亚当，不，那对我是有吸引力的，但我不能那样做。不管是什么样的结局，我是俄国的一部分，我必须留下来。也许，总有一天……我不知道。”

他们手握着手默默地坐了一阵。她最终打破了沉默。

“你们那些……搞情报的人已把录音带转到伦敦了吗？”

“我想是这样的。我把它交给了我认为他在使馆中代表秘密情报局的那个人，他问我是否还有另一盘磁带。”

她对自己的挎包点点头。

“那不过是记录稿。我已不再能搞到录音带了。录音带在整理成记录稿之后就保存在一只保险柜里，我没有钥匙，挎包里面的文件是关于后来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你是怎么把东西取出来的呢，瓦伦蒂娜？”他问道。

“会议结束之后，”她告诉他，“录音带和速记稿在警卫的护送下送到中央委员会大楼。大楼里有一个封锁的部门，在那个部门工作的是我和另外五位妇女，负责人是一位男的。记录稿整理好之后，录音带就被锁起来了。”

“那么，你怎么拿到第一盘带子的呢？”

她耸了耸肩膀。

“从上个月以来，负责的那个男人是新调来的。他前面的另外一个人比较马虎。隔壁有一间录音室，录音带在被锁进保险柜之前可以重录一次。上个月，我是独自一人在里面，时间相当长，足以把第二盘带子偷下来，换上了一盘假的。”

“一盘假的吗？”芒罗惊叫道，“如果他们一旦重放录音带的话，他们会发现那盘替换的带子。”

“那是不可能的，”她说道，“记录稿在与录音带核查无误之后就成了档案。我拿到那盘带子是很幸运的。我把它装在一只购物袋里带出来的，录音带上面放着我在中央委员会的配售商店中购买的食品。”

“你不受到搜身吗？”

“几乎从来没有，我们是受到信任的，亚当，是新俄罗斯的高贵者。文件要容易一些。在工作时，我穿一件老式的紧身褡。我在机器上复印了6月份最后一次会议的记录稿，但多印了一份，然后把计数器拨回一个数字。我就把这多印的一份塞进自己的紧身褡，稍微鼓出一点是看不出来的。”

芒罗为她冒这样的风险而感到心惊肉跳。

“他们在这次会议上谈些什么东西？”他问道，并朝那只挎包做了个手势。

“后果问题，”她说道，“当发生饥荒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俄国人会拿他们怎么办。不过，亚当……打那以后，有一份会议记录，在7月份，我没有能复印那一份，我是在休假。我无法拒绝休假，要不休假就太惹人注目了。但当我回来时，我遇到一位整理那次会议记录稿的姑娘，她的脸色都变白了，不愿意介绍那件事。”

“你能搞到那份记录稿吗？”芒罗问道。

“我可以试一试。我将不得不等到办公室中没有人之后再使用复印机。用过以后我能把它重新调好，这样就不会留下动用过的痕迹。但要等到下个月初，要到那时候我才会单独值晚班。”

“我们不应该再在这儿碰头，”芒罗对她说道，“老是一个样子是危险的。”

他又花了一个小时介绍如果他们继续会面她所需要了解的那套特工业务。最后他给了她一叠打印得密密麻麻的纸页，他是把纸页塞在自己裤腰带中的，外面套着件宽松的衬衣。

“这都在上面写着，我亲爱的。记在脑子里，阅后烧毁，把灰烬放在抽水马桶中冲掉。”

5分钟之后，她从包里拿出一卷薄纸给了他，纸页上整整齐齐地打印着西里尔字母。她悄悄地穿过树林，走到半英里之外一条沙石路上。她的汽车停放在那儿。

芒罗退避到大拱顶所投下的阴影之中，拱顶下面是教堂凹进的侧门。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带子，把裤子脱到齐膝处，并用带子把那叠纸页缚在大腿上。把裤子又拉上去用皮带束好之后，他在走路时就可以感觉到纸页紧贴着自己的大腿，但外面套着俄国缝制的那种宽松下垂的裤子，纸页是看不出来的。

在午夜前，他在自己寂静无声的公寓里把稿子看了十几遍。下个星期三，记录稿将装在信使用铁链系在手腕上的文件盒里送回伦敦，结实的信封是用蜡封口的，并写着代号，表明仅供驻外交部的秘密情报局联络员收阅。

通向玫瑰花园的玻璃门紧闭着，只有空调器的呼呼声打破了白宫中椭圆形办公室的沉寂，6月份温和的日子早已逝去，华盛顿8月份的酷暑使得门窗都紧闭着。

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一侧的建筑物周围，热得汗流浃背的旅游者，对于白宫的前门入口处及其圆柱、旗帜和弧形的车道等熟悉的建筑特色表示赞赏；有的排着队跟着向导游览美国这一最神圣的名胜。他们之中谁也不想穿过那幢小小的西廊房。但此时，马修斯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正在那里举行秘密会议。

总统办公桌的前面是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和罗伯特·本森。国务卿戴维·劳伦斯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原是波士顿的一位律师，东部财团的中流砥柱。

马修斯总统合上了身前的案卷。他早已贪婪地阅读了第一份已译成英语的政治局记录稿。他刚才看完的是他的专家们对它的评价材料。

“鲍勃，你所做出短缺3000万吨粮食的估计是非常接近的，”他说道，“现在看来，他们在今年秋季将短缺5500万吨。你对于这份记录稿直接来自政治局内部没有丝毫疑问吗？”

“总统先生，我们已想尽一切方法对它进行核对。录音中说话的声音是真的，麦苗根部林丹含量过高的痕迹是真的，苏联农业部内部大动于戈是真的。我们认为，对于录音磁带是政治局开会时录下来的这一事实并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疑问。”

“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处理好，”总统若有所思地说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打错算盘。从来就没有过像这样的机会。”

“总统先生，”波克尔威斯基说道，“这意味着，当你在上个月实施《香农法令》时，苏联人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面临严重的短缺，他们正面临一场饥荒。”

他不知不觉地重复了佩特罗夫两个月前在克里姆林宫与伊凡南科所说的离题的话，这段话没有录在磁带上。马修斯总统慢慢地点着头。

“我们同意那种说法，斯坦。问题是，我们对此怎么办？”

“让他们去忍受饥荒，”波克尔威斯基说道，“自从斯大林在1941年春天拒不相信西方有关纳粹分子在他的边境集结部队的警告以来，这是他们所犯下的最大错误。这一次，敌人是在内部。因此，让他们用自己的办法去应付吧。”

“戴维呢？”总统问他的国务卿。

劳伦斯国务卿摇摇头。鹰派头面人物和那位谨慎的波士顿人在观点方面的分歧是富有传奇色彩的。

“我不同意，总统先生，”他最终说道，“首先，我认为，如果苏联在明年春天陷于混乱的话，我们还没有足够深入地检查那种也许会发生的情况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按我的看法，那还不仅仅是让苏联人自作自受的问题。这样的事情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影响。”

“鲍勃呢？”马修斯总统问道。他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正想得出神。

“我们来得及的，总统先生，”他说道，“他们知道你在上个月实施了《香农法令》，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想要粮食的话，他们必须来找你。正如劳伦斯国务卿所说的，我们确实应该检查苏联发生饥荒可能引起的前景。我们到目前为止是能办到那一点的。克里姆林宫迟早会想尽种种办法。当他们这样干的时候，我们的手中就有王牌。我们知道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尴尬；而他们并不了解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有小麦，我们有‘秃鹰’号卫星，我们有‘夜莺’，我们的手上有时间。这一次，我们手上掌握了所有的王牌。还没有必要决定如何来打出这些王牌。”

劳伦斯点点头，并用尊敬的目光注视着本森。波克尔威斯基耸了耸肩膀。马修斯总统拿定了主意。

“斯坦，从现在起，我想要你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组成一个特别小组。我希望这个班子要小，而且要绝对保密。你，鲍勃和这儿的戴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我想知道，如果苏联发生饥荒的话，在全世界范围内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我需要知道，而且要很快。”

他办公桌上其中一部电话机响了起来。那是从国务院通来的专线电话。马修斯总统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戴维·劳伦斯。

“是你给我打电话吗，戴维？”他笑着问道。

国务卿站起身来，把听筒从叉托开关上取了下来。他倾听了几分钟，随后把听筒放回原处。

“总统先生，步调加快了。在莫斯科，两个小时以前，外交部长赖可夫把唐纳森大使召到了外交部。他代表苏联政府建议，美国在明年春天向苏联出售5500万吨各类粮食。”

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有好长一会儿时间只能听到大理石壁炉上方镀金时钟的滴答声。

“唐纳森大使是怎么回答的呢？”总统问道。

“当然是这样回答，这个请求将转达华盛顿进行考虑。”劳伦斯说道，“还有，毫无疑问，你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回答。”

“先生们，”总统说道，“我需要那样的答复，而且我很快需要答复。充其量我可以在四个星期之内不作答复，但至晚在9月15日之前我必须做出答复。当我答复时，我将需要知道我们在这儿对付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每一种可能性。”

“总统先生，在几天之内，我们可能会收到‘夜莺’发来的第二批情报。那会指出克里姆林宫是如何看待这同一个问题的。”

马修斯总统点点头。“鲍勃，如果情报送来的话，我希望立即把它翻译成英语，而且立即送到我的办公桌上来。”

当总统办公室的会议在华盛顿的黄昏时分解散时，在英国早已是夜阑人静了。警察的档案随后表明，在8月11日夜晚至8月12日的凌晨这一段时间中，曾发生了几十起夜盗和破门而人的案件；但最惊动萨默塞特郡警察的那起案件，是在风景优美的田园城市汤顿一家运动枪械商店发生的偷窃案。

显而易见，盗贼们在前一两天的白天时间里到商店里去过，因为防盗警告装置被某个看到布线走向的人干净利落地切断了。使报警装置失效之后，盗贼们就在商店背后靠小巷子的窗格子上，使用剪钳切断了铁窗槛。

店铺里并没有遭到洗劫，通常的失盗物——用来抢劫银行用的短管枪——并没有被盗去。店主证实，所缺少的是一支猎用步枪，是他拥有的其中一支芬兰造的“萨科·霍内特－22”型高精度猎枪。还丢失了两盒这支枪用的于弹，是那种软丸重量为45谷（0.045克）空置式的“雷明顿”子弹，时速高，穿透力强，接触目标时的杀伤力强。

安德鲁·德雷克与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和阿扎玛特·克里姆一起，坐在他位于贝斯沃特的公寓中，凝视着他们那些摊开在起居室桌子上的猎获物，其中有两支弹夹都装满子弹的手枪、带两盒子弹的猎用步枪和图像增强器。

夜视瞄准器有两种基本的型号：红外线瞄准器和增强器，在夜间射击的人往往更为喜欢增强器；而克里姆具有在加拿大西部地区狩猎的经历，并曾在加拿大的伞兵部队服役三年，所以他选得很好。

红外线瞄准器的基本原理是向射击方向发射一束红外光以照亮目标，目标在瞄准器里看来像是一种淡绿色的轮廓。但由于它发射出光，即使这种光对肉眼来说是看不见的，红外线瞄准器就需要能源。图像增强器是根据将“黑暗”环境中存在的所有微弱光素都聚集起来加以强化的原理而工作的，就像猫头鹰的眼睛具有敏锐的视网膜，可以把谷仓中微弱的光线聚集起来而看见走动的老鼠，而人的肉眼在那儿是什么也觉察不出来的。那不需要任何能源。

小型的手持式图像增强器原先是为了军事目的而研制的，到了70年代的后期，美国庞大的保安行业对它发生了兴趣，它对于工厂的警戒人员和其他的人是有用的，而且很快就在市场上出售。到了80年代的初期，在美国各地的商店柜台上，就可以用现金买到可以装在步枪枪管上的那种较大型号的增强器。阿扎玛特·克里姆购买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图像增强器。

步枪的枪管上侧已经铣了凹槽，可供装配一具望远镜瞄准器以进行打靶练习。克里姆用一把挫刀和一台固定在厨房餐桌边缘的虎钳，开始把图像增强器的夹头改装，使其能适配枪管上的凹槽。

正当克里姆在干活的时候，巴里·弗恩代尔在1英里之外的格罗夫纳广场到美国大使馆进行拜访。根据事先的安排，他正在拜会中央情报局驻伦敦的负责人，很明显，他是隶属于使馆工作班子中的一名外交官。

会晤是简短而又亲切的。弗思代尔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文件递了过去。

“墨迹还未干呢，我亲爱的伙计。”他对那位美国人说道，“恐怕数量是相当多的。这些俄国人确实健谈，不是吗？不管怎样，运气很好。”

那些文件是“夜莺”第二次递交的情报，而且已经译成了英语。那位美国人知道，他将亲自把文件译成密码，而且亲自发送。别的任何人都不会看到文件。他向弗恩代尔表示了谢意，并坐下来通宵苦战。

那天晚上几乎彻夜不眠的人不仅仅是他一个。乌克兰远在万里之外的特尔诺波尔城，一位克格勃的便衣离开了克格勃营房旁边的士官俱乐部和餐厅，开始步行回家，他还不够资格配备一辆公家汽车，而他自己的私人汽车则停在家宅的附近。他并不在乎，那天夜晚天气温暖宜人，他在俱乐部中与他的同僚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傍晚。

他没有注意到马路对面门廊中有两个人影；那两个人像是在监视俱乐部的入口处，并相互点了点头。

时间已是午夜过后了，在特尔诺波尔城，即或是在8月份一个温暖的夜晚，也谈不上有什么生气。那位秘密警察的行踪偏离了大街，走进谢甫琴柯公园杂乱的树丛之中，那儿枝叶茂盛的树林几乎遮盖了狭窄的小道。那是他所曾走过的最漫长的捷径。他走到公园的中途，身后便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转过半个身子，太阳穴上却挨了一棍，那棍子原是对准他的后脑勺的，他颓然倒下了。

他醒来时已是将近黎明了。他被拖进了一簇灌木丛中，他的钱包、钞票、钥匙、供应卡和身份证都被抢走了。警察和克格勃对这一非常怪诞的行凶抢劫案连续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查询，但并没有找到罪犯。事实上，那两个人都搭乘第一班早车离开了特尔诺波尔，并回到了利沃夫自己的家中。

马修斯总统在特别委员会的会议上亲自挂帅，会议上讨论了“夜营”的第二批材料。

“我的分析专家已经提出了一些由于苏联在今冬明春发生饥荒而引起的可能性，”本森对椭圆形办公室中的八个人说道，“但我认为，他们之中谁也不敢像政治局委员们所说的那样，预测到会发生一场全国范围的暴乱。那在苏联是前所未闻的。”

“我的人民也是那样。”国务院的戴维·劳伦斯表示赞同。“政治局委员们这儿是在谈论克格勃守住防线。我认为，在我们的预测之中，我们不可能把话说到那般地步。”

“那么，我怎么答复马克西姆·鲁丁要购买5500万吨粮食的要求呢？”总统问道。

“总统先生，对他说不卖，”波克尔威斯基说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时不再来。你的掌心中握着马克西姆·鲁丁和整个政治局。20年来，每当苏联人遇到了经济上的问题，历届美国政府都放过了他们。每一次，他们反过来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气势汹汹。每一次，他们都以更深地卷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来做出回答。每一次，第三世界都受到怂恿而相信苏联是自力更生从挫折中恢复过来的，相信他们那一套经济体制是管用的。

“这一次可以向全世界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们那一套经济体制是不会管用的，将来也决不会管用。这一次，我建议你把盖子拧得紧紧的，确实密不透风。你的每一吨小麦都可以要求得到一项让步。你可以要求他们从亚洲、非洲和美洲滚出去。如果他不让步的话，你可以把鲁丁撵下台。”

“这个，”马修斯总统轻轻拍着身前“夜莺”的报告，“将使鲁丁下台吗？”

戴维·劳伦斯答话了，而且没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

“如果政治局委员们自己在这儿所说的事情确实在苏联境内发生了的话，不错，鲁丁将会身败名裂而倒台，就像赫鲁晓夫那样倒台。”他说道。

“那么就使用你的权力，”波克尔威斯基敦促道，“使用你的权力，不错，鲁丁已走投无路，他别无选择的余地，而只得同意你的条件。如果他不同意的话，就推翻他。”

“而继任者——”总统说道。

“将会看到鲁丁的下场，将会从中吸取教训。任何继任者将不得不同意我们所提出的条件。”

马修斯总统征求了其余与会者的意见。除了劳伦斯和本森之外，人人都同意波克尔威斯基的看法。马修斯总统做出了他的决定。鹰派获胜了。

苏联外交部位于一幢婚礼蛋糕式样的大楼之中，与这种式样很相似的大楼共有七幢，是斯大林所喜爱的式样，那像是一位发疯的糕点商凑集在一起的新哥特式建筑，是用棕色的沙岩建成的，都矗立在阿尔巴特广场转角处的斯摩棱斯克林荫大道上。

在月底的前一天，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卡迪拉克”牌轿车，发出嘶嘶的响声驶进了大门前的停车场，莫顿·唐纳森先生被领进苏联老资格的外交部长——德米特里·赖可夫的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四楼，里面陈设豪华。他们相互很熟悉，唐纳森大使在来到莫斯科之前，曾在联合国一度任职，而赖可夫在那儿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人物。他们在那儿曾常常在一起友好地干杯，在莫斯科也是这样。但今天的会见是正式的。唐纳森由他的政务参赞陪同，赖可夫带了五名高级官员作陪。

唐纳森小心翼翼地逐字逐句按英语原文写的信件照本宣科。赖可夫懂英语，而且英语说得很好，但一位助手还是对着他的右耳很快地接连不断作着翻译。

马修期总统的信件只字不提他获悉苏联的小麦所遭到的灾难，对于苏联在月初提出大量购买5500万吨的粮食丝毫也没有表示惊异。信件使用字斟句酌的措辞表示遗憾，美国无法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出售所要求的小麦吨数。

唐纳森大使几乎毫不停顿地接着朗读了信件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尽管是紧接着上文而来的，但看来像是与第一部分毫不相干，对于1980年冬季结束、被称为第三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没有成功地缓和世界紧张局势表示遗憾，并表示希望，预定在今年秋季和冬季进行初步讨论的第四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以使世界在走向公正和持久和平的道路上迈出真正的步伐。信就写到这儿。

唐纳森大使把信件的全文放在赖可夫的办公桌上，从头发灰白、面容抑郁的苏联外交部长那儿领受了一本正经板着脸说出的谢辞便离开了。

安德鲁·德雷克把那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全神贯注地读书上。他知道，在威尔士地区的某个山岭中，阿扎玛特·克里姆正在精密校试那支枪管上装了新的瞄准器的猎枪。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的英语正在不断取得进步，但他仍然在刻苦攻读。对于德雷克来说，问题集中在敖德萨这个乌克兰南方的港口上。

他的第一本参考资料是红色封皮的《劳合社航务通报》，这是一份周刊，为开赴世界各地终点港而在欧洲各港口装货的船只提供指导。他从这份刊物上获悉，从北欧到敖德萨并没有定期的营运航班，但有一家规模不大、独立经营的地中海航运公司的货轮也停靠若干黑海的港口，其名称是萨洛尼卡航运公司，共有两艘船只。

他又进而阅读了蓝色封皮的《劳合社航运通报》，在各个栏目中搜索着直至找到了那两艘货轮。他微笑了起来。萨洛尼卡航运公司经营的每一艘船的所谓船主，都是些在巴拿马注册的、只拥有一艘船的公司；毫无疑问，那意味着，个别而言，拥有船只的“公司”在巴拿马城律师事务处的墙上只不过挂着孤零零的一块铜牌。

第三本参考资料是一本棕色封皮的名册，称为《希腊船主名录》。他从中查实，船代理是作为一家希腊公司注册的，船代理的办公室设在雅典的海港——比雷埃夫斯。他知道其中的意思是什么。当人们与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轮船的希腊籍代理人打交道时，几乎可以肯定，人们实际上是在与船主打交道。他们假装成只不过是“船代理”而求从中渔利，因为代理人对于他们委托人的不轨之举不必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这样的不轨之举包括工资等级低。船员的工作条件恶劣、船只的适航性差、对于安全标准含糊其辞，然而对“全部灭失”保险的估价却有明文规定，偶尔还发生因疏忽而溢出原油的事故。

尽管如此，德雷克出于一个原因而开始对萨洛尼卡航运公司产生了好感。一般希腊注册的轮船肯定只允许雇用希腊籍的高级船员，但可以雇用世界各地的普通船员，无论是否持有正式的解职证明文件，只要持有护照就足够了。何况那家公司的航船定期停靠敖德萨港。

马克西姆·鲁丁向前倾着身子，把那封马修斯总统回信的俄译本放在咖啡桌上，信件是由唐纳森大使递交的，答复是否定的；他还仔细注视着他的三位客人。外面已是暮色苍茫，他的私人书房位于克里姆林宫武器库大楼的北端，他喜欢使书房中的灯光暗淡一点。

“讹诈，”佩特罗夫怒气冲冲地说道，“该死的讹诈。”

“当然，”鲁丁说道，“你原先在指望什么呢？同情吗？”

“这一套是那个该死的波克尔威斯基搞的。”赖可夫说道，“但这不可能是马修斯的最终答复。他们自己有‘秃鹰’。号卫星，我们又主动要买5500万吨粮食，这样肯定就告诉了他们，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处境。”

“他们最终会谈判吗？”伊凡南科问道。

“哦，是的，他们最终会谈判的，”赖可夫说道，“但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拖延时间，让事情磨蹭下去，直到饥荒开始产生影响，然后就根据我们做出屈辱性的让步来拿粮食作交易。”

“但愿不是过于屈辱性的。”伊凡南科轻声说道，“我们在政治局中只有七比六的多数，拿我来说，我很想保持这个多数。”

“那恰好就是我的问题，”鲁丁咆哮着说，“我迟早不得不派德米特里·赖可夫到谈判室中去为我们奋斗，但该死的，我手头没有任何武器可以交给他。”

当月的最后一天，安德鲁·德雷克从伦敦飞抵雅典，开始寻找一艘开往敖德萨的轮船。

在这同一天，一辆住房拖车驶离了伦敦前往海峡沿岸的港口城市多佛，然后从法国经陆路前往雅典。拖车里面设有两个睡铺，是由一辆小型运货车改装而成的，学生们在假期中就爱用这样的车辆周游大陆。藏在汽车底板下面的是枪支弹药和图像增强器，幸运的是，大多数毒品是从相反方向发货转运的，即从巴尔干半岛运到法国和英国，所以在多佛和加来的海关检查是敷衍塞责的。

当司机的是持有加拿大护照和国际通用驾驶执照的阿扎玛特·克里姆。他的旁边是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他的英国护照是崭新的，尽管并不怎么合乎正规。

正文第六章

在乌斯彭斯科雅靠近横跨莫斯科河的大桥旁，有一家名叫“俄罗斯伊兹巴”的饭馆。它建成俄罗斯农民居住的木屋式样，而这种木屋就称为“伊兹巴”。房子的里里外外都是用劈开的松树树干搭起来的，用钉子与圆木柱子连接在一起。缝隙部分都按传统习惯用河泥抹平，与加拿大用圆木搭建的小木屋并不一样。

这些木屋看上去可能是原始的，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常常是这样的；但在俄国滴水成冰的冬天，这种木屋比起用砖或混凝土建筑的房子来说要暖和得多。在那家伊兹巴饭馆，里面是温暖舒适的，分成十二间雅室，有许多这样的雅室只能容纳一伙就餐者。与莫斯科市中心的饭馆所不同的是，那儿职工的工资允许与利润刺激相联系，结果，与俄国餐馆通常的经营方式构成了越发鲜明的对照：那儿的食品可口，服务殷勤而又快速。

亚当·芒罗就选定在这儿与瓦伦蒂娜下一次碰头，时间安排在9月4日（星斯六）。她与一位男朋友约好去会餐，并说服了他把她带到这家饭馆。芒罗邀请了使馆的一位女秘书赴宴，并用她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名字预订了餐桌。这样，预订簿上写下来的文字都不会表明芒罗或是瓦伦蒂娜曾在那天傍晚露面。

他们不是在同一个餐室中就餐，而在9点钟整，他俩都借口要上厕所而离席了。他们在停车场碰头，芒罗自己的汽车挂着使馆的号码牌，太惹人注目，于是他跟着瓦伦蒂娜走到她那辆“日古利”牌私人轿车那儿。她精神抑郁，忐忑不安地一口口猛喷着香烟。

芒罗由于有应付以前几位俄国背叛者的临场经验，心中明白在几个星期中用花言巧语进行秘密接触之后，对方在神经上会开始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我算是幸运的，”她终于说道，“三天以前，7月初的会议，我几乎被当场抓住。”

芒罗感到提心吊胆。无论她自己认为在党的机关内是多么受到信任，没有任何人、确实没有任何人在莫斯科的政治生活之中曾真的受到信任。她是在走钢丝，他们俩都是在走钢丝。所不同的是，他有一道护身符，即他的外交身份。

“出什么事啦？”他问道。

“有人走了进来，一位警卫员。我刚好关掉复印机而回到了我的打字机旁。他是非常友好的，但他倚身靠在那台机器上，上面还是热乎乎的。我想，他并没有注意到什么，但那使我吓了一跳。那不仅仅使我受了一下惊吓。在我回到家里之前，我连记录稿都看不下去。往复印机里塞记录稿可把我忙坏了。亚当，那太可怕了。”

她掏出汽车钥匙，打开了小贮藏柜的锁，取出一只厚厚的信封递给了芒罗。交接东西的时刻通常是监视者的猛扑之机，如果监视者在场的话；当砂砾石地面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时，车门会被拉开，里面的人就会被拖出来。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芒罗对自己的手表扫了一眼。将近10分钟过去了。太久了，他把信封放进了里面的胸袋中。

“我将尽力获准把你带出去，”他说道，“你不能老是像这样生活下去，甚至再拖更长一段时间也不行。你也不能恢复以往的生活，现在不行了。我也无法这样拖下去，知道你在城里日子不好过，知道我们相亲相爱。下个月，我有一次休假。那时，我将在伦敦向他们提出请求。”

这一次，她没有表示异议，那是一种她的精神表露出崩溃的迹象。

“好吧。”她说道。片刻之后，她走到了漆黑一团的停车场上。饭馆的门打开时透射出一摊灯光，他看着她走进去而不见踪影了。他在她走后又待了两分钟，然后回到他自己那位陪客身旁，那位小姐已等候得不耐烦了。

当芒罗看完那份鲍里斯计划时，时间已是凌晨3点过了；这是尼古拉·克伦斯基元帅征服西欧的作战方案。芒罗给自己倒了一杯双料白兰地，坐在那儿凝视着放在自己起居室桌子上的那份文件。他默默地想道，瓦伦蒂娜那位热情和蔼的尼古拉叔叔肯定已把它和盘托出来了。他花了两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份欧洲地图，到日出之前，他和克伦斯基本人一样已感到满有把握，就常规战争而言，这份计划是切实可行的。其次，他相信，赖可夫说的话也是对的，热核战争将会接踵而至。第三，他深信，除了灾难真的临头之外，决不可能使政治局中持不同意见者相信这一点。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户跟前。曙光从东方越过窗外克里姆林宫的塔尖而照射进来。对于莫斯科的公民来说，一个平淡无奇的星期日开始了，就如同过两个小时之后对于伦敦人，以及过5个小时之后对于纽约人来说是同样的。

在他整个成年时期的生活之中，要确保夏季的星期日这样平淡无奇，则取决于一种良好的平衡——一种相信敌对的超级大国在力量和意志力方面保持平衡、一种守信不讳的平衡、一种恐惧的平衡；尽管如此，不过是一种平衡而已。他浑身哆嗦了起来，部分是由于清晨的凉意，但更有甚者，是由于认识到他身后的文件表明，那种早已令人可怕的事物终于从阴影中冒出来了：平衡正在被打破。

星期天日出时，安德鲁·德雷克的心境要好得多，因为他在星期六夜晚获得了一种与此不同的情报。

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不管是多么渺小，不管是多么神秘，都有其自己的行家和热心之士。每一伙这样的人都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可以在一起交谈、讨论、交换各自的情报和散布最新的流言蜚语。

地中海东部的航务动态几乎构成不了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课题，但在那一方面，却成了对于失业海员具有巨大兴趣的话题，而安德鲁·德雷克正把自己装扮成这样的一位海员。关于航务动态的问询处设在一个名叫“卡沃多罗”的小旅馆中，旅馆矗立在比雷埃夫斯一只游艇港池的岸边。

德雷克已经观察了一番萨洛尼卡航运公司代理人（也许是船主）的办公室，但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哪儿去拜访。然后，他住进了卡沃多罗旅馆，并在酒吧间中消磨时日。船长、大副、水手长、代理人、码头上爱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和找工作的人都坐在那个酒吧间中，谈论他们所掌握的点滴新闻。在星期六的夜晚，德雷克找到了他想找的人——一位曾为萨洛尼卡航运公司干过活的水手长，并花了半瓶希腊松香酒才把情报掏了出来。

“最经常停靠敖德萨的那艘船是‘萨那德里亚’号商船，”那人对他这样说，“那是一艘航速很慢的旧船。船长是尼科斯·塞诺斯。我想船现在是停泊在港口。”

它确实是在港口，到上午过了一半时间光景，德雷克找到了它。那是一艘在地中海地区运营的甲板问式商船，载重量为5000吨，到处是铁锈，而且肮脏得要命；但假如它在下一个航次是开赴地中海并抵达敖德萨的话，纵使它有千疮百孔，德雷克也是毫不在乎的。

在太阳下山之前，他已找到了它的船长，因为他已获悉塞诺斯和他的所有高级船员都是来自希腊的希俄斯岛的人。这些希腊人经营的商船大多数几乎是一家子包揽的事情，船长和他的高级船员通常都来自同一个岛屿，而且常常是有裙带关系的。德雷克不会说希腊话，但幸亏英语是国际海运界的混合语，甚至在比雷埃夫斯也是如此。在日落之前，他找到了塞诺斯船长。

北欧人下班之后便朝家中跑，到老婆孩子的身边；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则朝咖啡馆跑，与朋友一起聊天。在比雷埃夫斯，咖啡馆社团的麦加是海滨沿岸一条名叫“阿克蒂·米亚乌里”的街道，街道一带几乎全是航运机构和咖啡馆。

每一位老主顾都有自己喜爱的咖啡馆，而咖啡馆里总是济济一堂。塞诺斯船长在岸上时常光顾一家店门敞开的咖啡馆，店名是“米基”；德雷克在这儿找到了他，他正坐在那儿，面前摆着必不可少的浓咖啡，盛冷水的玻璃杯和装茵香烈酒的闪色平底无脚酒杯。他身材矮胖，长着深棕色的皮肤，黑色的卷发，胡须已有几天没刮了。

“塞诺斯船长吗？”德雷克问道。那个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面前的这位英国人，并点了点头。

“是‘萨那德里亚’号的尼科斯·塞诺斯吗？”

那个人又点点头。他的三位伙伴已闭口不言，都在观望着。

德雷克微笑了起来。“我的名字是安德鲁·德雷克，我可以为你买些饮料吗？”

塞诺斯用一只食指对他自己和同伴的玻璃杯子示意了一下。德雷克仍然站在那儿，招呼了一位侍者，各样都买了五客。塞诺斯对一张空着的椅子点了点头，那是邀请他加入他们的行列的表示。德雷克知道事情不能操之过急，也许要花几天的时间。但幸运的是，他已找到了他想找的轮船。

五天之后，椭圆形办公室开会的气氛仍然没有缓和下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七位成员，都出席了由马修斯总统主持的会议。大家花了半个晚上的时间阅读政治局会议的记录稿；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克伦斯基摆出了他的战争计划，而维希纳耶夫则图谋夺权。八个人都感到大为震惊。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西·克雷格将军的身上。

“问题是，将军，”马修斯总统问道，“那是切实可行的吗？”

“就从铁幕到海峡沿岸港口的整个西欧地区进行一场常规战争来说，甚至于即使采用战术核炮弹和火箭，总统先生，那都是切实可行的。”

“在明年春天之前，西方能否增强自己的防务，以至于使这个计划完全无法实现呢？”

“那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总统先生。当然，我们在美国可以把更多的人员和装备运到欧洲去。那样的话，将为苏联人提供增强他们兵力的充分借口，如果他们需要这样一种借口的话。但至于我们的欧洲盟国，他们并不拥有我们所掌握的后备兵员。由于在以往的10年时间中，他们裁减兵员和装备，松懈战备状态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力量和华沙条约武装力量之间常规兵员和装备的不平衡程度，已无法在仅仅9个月的时间中弥补起来。人员所需的训练，即使现在征兵的话，具有足够先进水平的新式武器的生产——这些都不是在9个月之中可以办得到的。”

“所以说，他们又恢复到了1939年的状态。”财政部长闷闷不乐地说道。

“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怎么样呢？”比尔·马修斯轻声问道。

克雷格将军耸耸肩膀。

“如果苏联人全力以赴进攻的话，使用核武器是无法避免的。事先得到警告就可能预先武装起来，但现在的装备计划和训练计划都费时太长。像我们这样事先获得警告，我们就可以延缓苏联的向西推进，破坏克伦斯基提出的100小时的时间表。但我们是不是能把他阻挡住——整个该死的苏联陆、海、空三军，那是另外一码事。到我们知道答案时，不管怎样，也许已为时太晚了。那就使我们无可避免地要做出使用核武器的选择。当然，先生，除非我们放弃欧洲和我们驻扎在那儿的30万兵马。”

“戴维呢？”总统问道。

戴维·劳伦斯国务卿轻轻地拍着面前的案卷。

“在我毕生之中大概是破天荒的一次，我同意德米特里·赖可夫的话。那不仅是一个西欧的问题。如果欧洲沦陷的话，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地中海东部的国家、土耳其、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就保不住。10年前，我们用的石油中有百分之五是进口的。5年前，进口量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现在是接近百分之六十，而且还在上升。即使整个美洲大陆，北美和南美，开足马力生产也无法满足我们需求量的百分之五十五。我们需要阿拉伯的石油，离开了它，我们就像欧洲一样崩溃了，一枪都不用打。”

“有什么建议，先生们？”总统问道。

“‘夜莺’是宝贵的，但不是须臾不可离的，现在不是这样，”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说道，“为什么不与鲁丁会面并把事情摆在桌面上呢？我们现在知道有关鲍里斯计划的事。我们了解这个意图。我们将采取措施挫败那个意图，使它无法得逞。当他把那一点告诉他的政治局时，他们将会认识到，出其不意的成份已经丧失殆尽，而战争的选择也将不再管用了。那将使‘夜营’末日来临，但那也将是鲍里斯计划的破产。”

中央情报局的罗伯特·本森拼命摇着头。

“我认为，事情并不像那样简单，总统先生。据我对这个材料的理解，那不是一个使鲁丁或赖可夫相信的问题。如我们所知，在政治局内部现在正爆发着严重的派别斗争。鲁丁的接班问题已危若累卵，而饥荒正在他们头上徘徊。

“维希纳耶夫和克伦斯基已提议发动一场有限战争，作为获得西欧剩余食品和把战时纪律强加在苏联人民头上的一种手段。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暴露给鲁丁——那改变不了任何东西，甚至有可能使他倒台。维希纳耶夫和他的一帮人将接替；而他们对于西方，对于我们美国人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将会如何做出反应，是漠然无知的。即使出其不意的成份已经消失，但粮荒依然迫在眉睫，他们仍然可以尝试战争的选择。”

“我同意鲍勃的意见。”戴维·劳伦斯说道，“这儿出现了与日本在40年前的处境相类似的情况。石油禁运使得稳健的近卫文磨一派倒台。于是我们碰到了东条英机将军，这样就导致了珍珠港事件。如果马克西姆·鲁丁现在被推翻的话，我们会使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接替他的位子。而根据这些文件，那可能会导致战争。”

“那么，马克西姆·鲁丁决不能倒台。”马修斯总统说道。

“总统先生，我坚决不同意。”波克尔威斯基激动地说道，“难道我可以认为美国现在应致力于使马克西姆·鲁丁安然跑脱吗？我们之中难道已有人忘记他为使自己爬上苏联的权力高峰所干的事情，忘记在他的政权统治下遭到残害的人民了吗？”

“斯坦，我很遗憾，”马修斯总统用下结论的调子说道，“上个月，我批准了美国拒绝供应苏联解除饥荒所需要的粮食。至少是我当时并不了解那场饥荒将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不能继续执行那次拒绝出售粮食的政策，因为我认为我们现在知道了那样会带来什么样的前景。

“先生们，今天晚上，我将起草一封写给鲁丁主席的私人信件，建议由戴维·劳伦斯和德米特里·赖可夫在中立国领土上会晤以共同磋商，并建议，他们就新的第四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问题以及任何感兴趣的其他问题进行磋商。”

当安德鲁·德雷克在与塞诺斯船长第二次见面后返回卡沃多罗旅馆时，已有一封信在等着他。信是阿扎玛特·克里姆写来的，信上说，他和卡明斯基已住进他们商定的那家旅馆。

过了一个小时，德雷克就到了他们的身边。那辆运货车平安无事开来了。在夜里，德雷克到卡明斯基和克里姆那儿分别跑了几趟，把枪支弹药都一件一件地转移到了卡沃多罗旅馆他自己的房间中。当所有的东西都锁起来保存好之后，他便把他们俩带出去用餐。第二天上午，克里姆乘飞机返回伦敦，居住在德雷克的公寓里等候他的电话。卡明斯基在比雷埃夫斯后街上——家小型的膳宿公寓中借宿。那儿并不舒适，但可以隐姓埋名。

正当德雷克他们用餐的时候，美国国务卿正关在屋里与爱尔兰驻华盛顿大使私下里进行协商。

“如果我与赖可夫外长的会晤要取得成功的话，”戴维·劳伦斯说道，“我们必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必须绝对小心谨慎。冰岛的雷克雅维克太引人瞩目，而我们在那儿的凯夫拉维克基地像是美国的领土。会晤必须在中立国领土上举行。日内瓦到处都有监视的耳目，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也是这样。赫尔辛基像冰岛一样太惹人注目。爱尔兰地处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中途，而且你们在那儿仍然推崇隐居独处。”

那天夜里，在华盛顿和都柏林之间交换了密码电报。不出24小时，都柏林政府已同意做这次会晤的东道主，并向双方提出了搭机旅行的计划。没过几个小时，马修斯总统致马克西姆·鲁丁的私人密信即发往驻莫斯科的唐纳森大使。

安德鲁·德雷克到了第三次尝试时，才得以与尼科斯·塞诺斯船长私下里进行交谈。到那个时候，在那位希腊老船长的心目中，对于这位年轻的英国人想从他身上捞些什么，已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但他并没有流露出任何好奇的迹象。如同往常那样，德雷克买了咖啡和茴香烈酒。

“船长，”德雷克说道，“我有一个问题，我想，你是能够助我一臂之力的。”

塞诺斯皱起了眉头，但注视着自己的咖啡。

“到将近月底的时候，‘萨那德里亚’号将从比雷埃夫斯开往伊斯坦布尔和黑海。我相信，你们会到敖德萨去的。”

塞诺斯点点头。“我们预定在30号起航，”他说道，“嗯，是的，我们将在敖德萨卸货。”

“我想到敖德萨去。”德雷克说道，“我必须到敖德萨去一趟。”

“你是位英国人。”塞诺思说道，“有组织到敖德萨的团体旅行，你可以乘飞机到那儿去。苏联还有客轮从敖德萨开出，你也可以乘船去。”

德雷克摇摇头。

“事情并不像那样容易。”他说道，“塞诺斯船长，我无法获得敖德萨去的签证。我的申请将被送到莫斯科去办理，我不会获准入境的。”

“你为什么想去呢？”塞诺斯用怀疑的口吻问道。

“我在敖德萨有一位女朋友，”德雷克说，“是我的未婚妻，我想把她带出来。”

塞诺斯船长斩钉截铁地摇摇头。他以及他家乡希俄斯岛上的祖先，自从荷马开始学话以来，就一直在地中海东部一带私贩这样那样的东西，他知道敖德萨出出进进的走私贸易非常活跃，他自己的船员顺便捎带一些像尼龙袜、香水、皮衣一类的奢侈品到乌克兰港的黑市上，就可以生活得很宽裕。但偷偷地带入是大不相同的，而且他不想卷进那样的事情之中。

“我想，你是不理解，”德雷克说道，“决不是把她从‘萨那德里亚’号船上带出来。让我来解释给你听。”

他掏出一张他自己和一位如花似玉般的姑娘一起拍的照片，两人坐在连结城市和港口的那座珀特姆金楼梯的栏杆上。塞诺斯立即恢复了兴致勃勃的神态，因为那位女郎确实值得一看。

“我是一位布雷德福大学攻读俄语的毕业生。”德雷克说道，“去年，我成了一位两国之间交换的留学生，为期6个月，而那段时间是在敖德萨大学度过的。我是在那儿遇见拉莉萨的。我们相爱了，并想结婚。”

就像大多数希腊人那样，尼科斯·塞诺斯以他生性浪漫而洋洋自得。德雷克便与他有了共同的语言。

“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他问道。

“苏联当局不让我们结婚。”德雷克说道，“当然，我想把拉莉萨带回英国成婚和定居。她申请了离境，但遭到了拒绝。我接连不断地从伦敦方面替她提出申请，但并不幸运。然后，今年7月份，我像你所提议的那样干了，我参加了到乌克兰的团体旅行，途经基铺、特尔诺波尔和利沃夫。”

他翻开他的护照，向塞诺斯出示了基辅机场带日期的印戳。

“她到基辅来见我了。我们发生了性关系。现在她写信来告诉我，她已怀孕了。所以，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不得不与她成婚。”

塞诺斯船长也懂得规矩。他们从一开始就想争取他的交情。他又看着照片。他所不知道的是，那位女郎其实是一位伦敦人，照片是在离金斯克洛斯火车站不远的一家照相馆中拍的；他也不知道，拍特姆金楼梯的背景是按一张旅游招贴画放大复制的，招贴画是他从苏联旅行社驻伦敦办事处搞来的。

“那么，你将怎么把她带出来呢？”他问道。

“下个月，”德雷克说道，“有一艘苏联的班船‘利特瓦’号，运送一大批苏联青年运动（也就是共青团）的人离开敖德萨，到地中海地区进行一次教育性的休假旅游活动。”

塞诺斯点点头，他对“利特瓦”号班船是很熟悉的。

“因为我在拉莉萨的问题上当众吵的次数太多了，所以有关当局不让我回去。在通常情况下，拉莉萨是无法获准参加这次旅游的，但内务部在当地的一个分支机构中有一位官员，想捞外快过上优裕的生活。他将为她办妥所有证件而使她参加那次航海旅行；当轮船在威尼斯靠岸时，我将去等候她。但那位官员想要10000美元。我已搞到这么多钱了，但我必须把东西交给她。”

对于塞诺斯船长来说，那完全是讲得通的。他说道，在乌克兰的南部海岸、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贪官污吏比比皆是。一位官员图谋获取足够的西方货币，以求大大改善自己的生活，从而“办理”一些证件，这完全是不足为怪的。

一个小时之后，交易就办成了。再加上5000美元，塞诺斯就将在下个航次中接纳德雷克作为一名临时水手。

“我们在30号起航，”他说道，“我们该在9号或10号到达敖德萨。在30号下午6点钟起到‘萨那德里亚’停泊的码头旁，一直守到船代理的管理员离船之后再说。然后，恰恰在移民局官员到来之前上船。”

4个小时之后，阿扎玛特·克里姆在伦敦德雷克的公寓中接到了德雷克从比雷埃夫斯打去的电话，告诉了他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所需要知道的日期。

马修斯总统在20号收到了马克西姆·鲁丁的答复。那是一封私人信件，就如他给那位苏联领导人的信一样。鲁丁在信里同意由戴维·劳伦斯和德米特里·赖可夫在爱尔兰举行秘密会议，日期安排在9月24日。

马修斯总统把信件从办公桌上推过去递给了劳伦斯。

“他并没有浪费时间。”他说道。

“他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国务卿回答道，“一切都在准备之中，我现在已派了两个人到都柏林去检查安排的情况。由于收到了这封信，我们驻都柏林的大使将在明天会见苏联大使，把细节问题都敲定下来。”

“嗯，戴维，你知道该怎么办。”美国总统说道。

阿扎玛特·克里姆的问题是要能够从苏联境内给米什金寄一封信或明信片，并贴上俄国的邮票和用俄语书写，又要不耽搁时间；而要等候苏联驻伦敦的领事馆给他办理签证手续的话，是肯定要耽搁的，可能要花四个星斯的时间。在德雷克的帮助之下，他比较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1980年之前，莫斯科的主要机场是谢列梅捷沃机场，那是二个又小又脏而又破旧不堪的机场。但为了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缘故，苏联政府在那儿建设了一个崭新的机场候机大楼，德雷克曾在那儿考察过一番。

新的候机大楼中的设备是极为优良的，用于接纳所有飞离莫斯科的长途航班。在飞机场的各处都挂满了许多颂扬苏联技术成就的匾额，但并没有提到莫斯科不得不请一家西德的企业来建造这个机场，这样就显得引人注目。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家苏联的建筑公司能达到那个标准，也无法按期竣工。西德人拿了一大笔可观的硬通货，但一旦在198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之前不能完工的话，他们的合同规定了严格的罚款条约。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只用了两样当地的俄国材料——沙和水。其余的一切都是从西德用货车运去的，以求确保按时交付使用。

在宽敞的中转旅客候机大厅和出发旅客候机大厅中，他们曾为忘记从莫斯科市内发最后一张美术明信片的旅客设置了邮筒，可供他们在离开之前投寄邮件。克格勃检查从苏联进出的每一封信件，每一张明信片、每一份电报或者每一个电话。尽管这个任务十分繁重，但都完成了。而谢列梅捷沃机场新建的出发旅客候机大厅，既用于国际航班，又用于苏联境内的长途航班。

克里姆从苏联民航总局驻伦敦办事处得到了明信片，从伦敦的斯坦利·吉本斯邮票商店公开买到了现代的苏联邮票，票额足以支付在国内寄一张明信片所需的邮资。明信片上的图案是一架“图波列夫-144”型超音速客机，信是用俄语写的：“随同我们工厂中的一批党员到哈巴罗夫斯克去远征。非常激动人心。几乎忘了给你写信。10日是你的生日，谨祝你长寿。你的表兄，伊凡。”

哈巴罗夫斯克位于西伯利亚的最东面，靠近日本海。乘苏联民航总局到那个城市去的一批旅客，就将从同一幢候机大楼出发而登上飞往日本的航班。明信片上写的是由戴维·米什金收，用的是他在利沃夫的地址。

阿扎玛特·克里姆搭乘苏联民航总局的航班从伦敦到达莫斯科，并从那儿换乘苏联民航总局从莫斯科飞往东京成田机场的航班。他持有一张不定期的回程票。他在莫斯科的中转旅客候机大厅中也有两个小时的候机时间。他在这儿把明信片投入了邮筒之中，接着继续上路奔赴东京。到那儿之后，他就立即改乘日本航空公司的班机返回伦敦。

明信片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克格勃邮政值班员的检查，被当成是由一位俄罗斯人写给一位乌克兰表兄弟的，两个人都在苏联境内居住和工作，于是就发出去了。明信片在三天之后邮到了利沃夫。

那位克里米亚鞑靼人浑身筋疲力尽，且因高速飞行而引起了剧烈的时差反应；正当他从日本飞返回国时，挪威布拉森斯——赛夫航空公司一架国内航班的小型喷气式飞机，在奥勒松渔城的上空倾斜着机翼，开始向位于海湾中地势平坦的小岛上的市政机场降下飞行高度。索尔·拉森从其中一扇舷窗向下观望着，感到心情一阵激动。每当他返回这个养育他的小城镇时，他始终有这样的心情，这儿将永远是他的家乡。

1935年，他出生在老布霍尔曼区一个渔民的小屋中，这个地方早已被炸毁了，以为建造新的公路让出地盘。在战前，布霍尔曼曾是渔民的住宅区，到处是杂乱无章的木屋，颜色有灰的、蓝的和赭色的。他父亲的那幢小木屋连着一片空场，就像那一排其余的房屋一样，像他父亲那样的个体渔民从海上回家时都把他们的小船系泊在码头上。这儿也散发着他童年时期的气息——船的颠簸、树脂、油漆、盐和鱼。

他年幼时就曾坐在他父亲的码头上，观看着巨轮慢慢地驶往斯托纳斯卡伊亚的泊位，他曾梦见过那些向西远涉重洋的巨轮肯定停过的地方。到7岁时，他已能驾着轻舟，从布霍尔曼海岸驶出去几百码远，来到峡湾对面古老的苏拉山旁，山峰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投下了阴影。

“他将来会成为一名水手的，”他的父亲从码头上带着满意的神情边看边说道，“不是一位老待在近海水面上捕鱼捉虾的人，而是一位水手。”

当德国人来到奥勒松时，他年仅5岁。那些身穿灰色大衣的高个儿士兵，穿着厚皮靴迈着沉重的脚步到处走来走去。到7岁时，他才见到了战争的烽火。那年夏天，在挪沃伊学校放假期间，他的父亲让他一起去捕鱼。他父亲的那艘小船和奥勒松其余的渔船一起，在一般德国舰艇的监护下，在海面上已驶出很远了。他在夜里醒来了，因为有人在周围移动。两侧有闪耀的灯光，那是来自奥克尼的舰队的桅杆灯。

在他父亲的渔船旁边有一条划桨的小船，船上的人正在搬动鲱鱼筐。这个小孩惊愕地看到一位面色苍白、筋疲力尽的年轻人从船舱中的箱子下面钻了出来，在别人的搀扶下上了那条划船。几分钟之后，划船便消失在黑暗之中，朝着从奥克尼来的人划去了。又有一位抵抗运动的电台报务员奔赴英国去受训了。他的父亲逼着他答应决不提起他所看到的情况。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傍晚，奥勒松响了一阵步枪的枪声，他的母亲告诉他，他应该格外使劲地念祷告词，因为校长死去了。

他的个儿长得很快，使他的母亲来不及为他做合身的衣服，到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已对无线电着了迷，花了两年的时间装成了他自己的收发报机。他的父亲惊讶地盯着那个装置，那是他所无法理解的。在1951年圣诞节过后的一天，当他接收到从大西洋中部一艘遇难船只发出的SOS信息时，索尔才16岁。那艘船就是“飞行企业”号，船货已经移动了位置，船身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倾斜得很厉害。

接连16天的时间，世界各地的人，还有一位年仅十几岁的挪威少年，都在屏息监听着。在这段时间中，那位出生于丹麦的美国船长库尔特·卡尔森，怎么也不肯离开他那艘正在下沉的轮船，冒着狂风使它艰难地向东朝英格兰的南部移动。索尔·拉森夜以继日地坐在他的小阁楼中，耳朵上戴着耳机，透过老虎窗遥望着峡湾口以外的激涛怒海，衷心祝愿那艘破旧的货轮能抵达港口。1952年1月10日，它终于沉没了，离法尔默思港只有57海里之遥。

拉森收听到了它沉没下去的消息，倾听着尾随的拖轮宣告它的死亡和那位不屈不挠的船长获救。他取下耳机放了下来，下楼走到正在用餐的双亲身旁。

“我已决定将来要干什么，”他对他们说道，“我要当一名海轮的船长。”

一个月之后，他加入了商船队。

飞机着陆了，在一幢规模不大但井然有序的候机楼外面停住了，在停车场的旁边还有一个养鹅的池塘。他的妻子莉萨，偕同16岁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和14岁的儿子库尔特，正在等候着他。这一对伴侣驱车从岛上到了轮渡处，穿过海湾又到了奥勒松，在这一段短短的旅途中，他们喋喋不休地一直谈论到家中，他们那幢舒适的牧场式住宅位于博格纳塞特僻静的郊区。

回到家里是令人愉快的。他将带库尔特到博肯峡湾去捕鱼，就像他的父亲在他年幼时带他上那儿去捕鱼一样；他们在夏末的最后几天乘自己那艘设有睡铺的汽艇出去野餐，或者到漂亮的绿树成荫的岛上去，而这样的小岛在海湾中犹如星罗棋布一般。他有三个星期的休假，然后要到日本去。明年2月份，他将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一艘轮船的船长。他从布霍尔曼的木屋开始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但奥勒松仍然是他的家，而对于这位北欧的海盗的后裔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是像家乡这样的。

在9月23日的夜里，一架格鲁曼公司制造的“湾流”号飞机挂上远程油箱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朝东越过大西洋飞往香农机场。这架飞机是属于一家有名的商业公司的租机分部的，作为私人包机航班纳入了爱尔兰的空中管制网络。当飞机在香农机场降落时，它在夜幕的掩护下被引向机场上远离国际航班终端的一侧，并被五辆拉上了窗帘的高级黑色轿车围住了。

戴维·劳伦斯国务卿和他的六名随行人员受到美国大使和政务参赞的欢迎，五辆轿车都穿过一扇侧门飞速驶离了机场，朝东北方向越过沉睡的乡村奔赴米思郡。

在那同一天晚上，苏联民航总局一架装有双喷气式发动机的“图波列夫-134”型客机，在东柏林的申费尔德机场加了油，朝西飞越德国和低地国家向英国和爱尔兰而去。它是作为苏联民航总局运送贸易代表团到都柏林的一架专机注册的。当它飞离威尔士的海岸时，英国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就按这样的名称把它转到了他们的爱尔兰同事那边。而爱尔兰人让他们的军事空中交通网络接管这架飞机，在拂晓前2小时，它降落在都柏林郊外位于巴尔杜纳尔的爱尔兰空军团基地。

在这儿，“图波列夫”号飞机停在两个飞机库之间，从机场的主楼那儿是看不到的。前来迎接的是苏联大使、爱尔兰外交部副部长和六辆高级轿车。赖可夫外长和他的随行人员钻进了帘子从里面挡住的轿车，并离开了空军基地。

斯莱恩城堡高高耸立在博伊恩河的河岸上，它是科宁厄姆家族蒙特·查尔斯伯爵祖传的家宅，周围是极为优美的大自然风光，离米思郡斯莱恩城的集市并没有多远。爱尔兰政府曾悄悄地请那位年轻的伯爵和他漂亮的伯爵夫人，一起到西部一家豪华的旅馆中去度一个星期的假期，并让政府借用几天他的城堡。他同意了。附属于城堡的餐馆挂上了停业整修的牌子，雇员都给了一个星期的假期，政府部门的厨师搬了进来。爱尔兰的警察穿上便衣，在城堡四周的各个角落都设了暗哨。两队高级轿车开进庭园之后，大门就关闭了。即使当地的人注意到什么的话，他们都是彬彬有礼的，不会提到这件事。

在乔治式的家庭餐室中，两位政治家在亚当式的大理石壁炉前面共进了一次长时间的早餐。

“德米特里，再次见到你很高兴。”戴维·劳伦斯边说边伸出了他的手。

赖可夫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他环顾了一下乔治四世赠送的银器礼物和墙上科宁厄姆家族的肖像。“那么，这就是你们腐朽的资产阶级老板们的生活方式了？”他说道。

劳伦斯哈哈大笑起来。“但愿那是这样，德米特里，但愿那是这样。”

11点钟，两个人在约翰斯顿华丽的哥特式圆形图书馆中坐定下来谈判，周围坐满了他们的助手，插科打浑便到此结束。

“外交部长先生，”劳伦斯说道，“看来我们双方都有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关心我们两国之间连续不断的军备竞赛，看来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停止，或者甚至使它减缓下来。你们的问题看来像是关心苏联境内未来的粮食收成。我希望，我们双方能找到一种减轻我们彼此之间这些问题的方式。”

“我也希望如此，国务卿先生，”赖可夫谨慎地说道，“你心目中想的是什么呢？”

在雅典和伊斯坦布尔之间每周只有一次直达航班，即在星期二搭乘比利时航空公司的飞机，班机在14：00从雅典的埃利尼孔机场起飞，16：45在伊斯坦布尔着陆。9月28日（星期二），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乘上了这班飞机，他受命为安德鲁·德雷克搞一批羊皮的和翻毛的皮革上衣以供在敖德萨作交易。

就在那一天下午，劳伦斯国务卿在椭圆形办公室中，向国家安全委员的特别委员会作了汇报。

“总统先生，先生们，我认为，我们成功了，只要马克西姆·鲁丁能控制住政治局，并获得他们的同意。

“建议是这样的：我们和苏联方面各派两组谈判人员参加重新召开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议。所提议的地点又是爱尔兰。爱尔兰政府已经表示同意，并将准备一个适当的会议大厅和生活设施，只要我们和苏联方面都表示认可。

“各方派出的一组人员将与对方当面在会议桌上讨论范围广泛的限制军备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我从赖可夫那儿获得一项让步，即讨论的范围将不排除热核武器、战略武器、内空间、国际监督、战术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兵员限额，或者铁幕沿线武装力量的脱离接触问题。”

在场的其他七个人都喃喃表示赞同和惊异。以前的美苏军备会议从来没有这样广泛的议程。如果所有的领域都显示出在向真正的和有监督的缓和发展，综合起来就将成为一项和平条约。

“这些会谈，就世界问题而言，将是这次会议应该讨论的内容，通常的新闻公报将是必要的，”劳伦斯国务卿接着说道，“好了，在主要的会议开过之后，由技术专家参加的附带会议将谈判向苏联出售5500万吨粮食、消费品技术、计算机和石油开采技术的问题，至于价格尚有待于商定，但也许会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

“在每一个阶段，每一方都分前、后两组谈判人员。他们在军备方面做出让步，我们在廉价商品方面做出让步。”

“这定在什么时候呢？”波克尔威斯基问道。

“那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劳伦斯说道，“在通常情况下，俄国人喜欢慢慢来。现在看来，他们像是迫不及待的样子。他想过两个星期就开始。”

“老天爷，我们在两个星期中可无法准备好‘上场’！”国防部长惊叫道，他的部门是与此密切相关的。

“我们必须准备好，”马修斯总统说道，“时不再来。另外，我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小组已经准备好了，并下达了出发前的最后指示。他们准备好已有几个月了。我们必须把农业、贸易和技术方面的人调来参加这次谈判，而且要快。我们必须把能够参加谈判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贸易和技术问题的小组成立起来。先生们，请注意这个问题，马上就办。”

第二天，马克西姆·鲁丁是这样向他的政治局做介绍的：“他们已经吞饵上钩了。”他坐在会议桌首席的座椅中说道，“当他们在其中一个会议室中就粮食和技术问题做出让步时，我们就在另一个会议室中做出纯属最低限度的让步。我们将得到我们所需的粮食。同志们，我们将使我们的人民吃饱肚子，我们将解除饥荒，何况价格又是最低的。美国人毕竟还从来没有能够在谈判桌上胜过俄国人。”

大家都喊喊喳喳地表示赞同。

“什么样的让步？”维希纳耶夫厉声说道，“这些让步将使苏联和世界范围内马列主义的胜利推迟多少时间？”

“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赖可夫答道，“要到谈判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回答是肯定要比一次饥荒会使我们推迟的时间要少得多。”

“在我们决定是不是谈判之前，我们应该搞清楚两点，”鲁丁说道，“第一点是政治局在每一个阶段都将不断获悉全面的情况，这样，如果到时候觉得代价太高，政治局将有权终止谈判，而我将听从维希纳耶夫的意见和他春天发动战争的计划。第二点是我们为了获得小麦面可能做出让步，但在交货开始之后，那种让步并没有必要在长时间内保持有效。”

会议桌四周有几个人呲牙咧嘴地笑了起来。这就是政治局更习以为常的那种现实政治，就像他们早先把关于缓和问题的赫尔辛基协议变成一场滑稽戏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很好，”维希纳耶夫说道，“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就我们谈判小组有权可以做出让步的范围做出明文规定。”

“对此我并没有异议。”鲁丁说道。

会议继续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个半小时。鲁丁得到了他可以派人参加会谈的选票，选举的结果与以前相同——7票对6票。

在当月的最后一天，安德鲁·德雷克站在二台起重机投下的阴影中，观看着“萨那德里亚”号封舱。甲板上放着运到敖德萨去的真空式装卸机，显得惹人注目；这些机器就像真空吸尘器一样，具有巨大的吸力，可以把船舱里的小麦吸出来送进粮仓之中。他沉思着，苏联肯定在尽力改善它的粮食卸运能力，尽管他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在露天甲板的下面装着运往伊斯坦布尔的叉车和运往保加利亚瓦尔纳港的农业机械，这些是来自美国的一部分货物，在比雷埃夫斯转运。

他看着船代理的管理员在离开轮船时与塞诺斯船长最后握手告别。塞诺斯对码头扫视了一番，认出德雷克的身影在朝他大步慢跑过来，他的长形帆布用具袋搭在一只肩膀上，另一只手里提着衣箱。

在船长的接待舱里，德雷克递上了他的护照和预防接种证书。他在船方的契约上签了字，这样就成了一名水手。当他走到下面舱室中去存放自己的东西时，塞诺斯船长恰在那位希腊移民局官员上船之前，把他的名字列在船员花名册上。船长和那位官员又像往常那样一起畅饮起来。

“船员中添了一个人。”塞诺斯像是顺便捎带似地说道。那位移民局的官员审视着面前的花名册以及一堆解职证明书和护照。大部分是希腊人，但有六个人不是希腊籍的。德雷克的英国护照显得很突出。移民官员挑上了它，翻动着一张张的纸页。一张50美元的钞票掉了下来。

“一位失业的伙计，”塞诺斯说道，“想到土耳其去，再朝东方那边去。想来你是乐意为他放行的。”

5分钟之后，船员的身份证件都放回到了木盘中，轮船的证件上盖上了准许放行的印戳。当缆绳抛开时，天色在暗淡下来。“萨那德里亚”号慢慢地离开了泊位在向南驶去，然后才转向东北方向开赴达达尼尔海峡。

在甲板下面。船员们都聚集在油腻的餐桌旁。其中一位船员的褥垫下面藏着那支“萨科·霍纳特”步枪，而在莫斯科，他所行刺的对象正在坐下来吃一顿丰盛的晚餐。

正文第七章

正当高级官员和特工人员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匆匆投入一连串的活动时，那艘破旧的“萨那德里亚”号货轮在缓慢而吃力地朝东北方向往达达尼尔海峡和伊斯坦布尔驶去。

第二天，德雷克看着加利波利光秃秃的褐色丘陵被抛到了身后。把土耳其的欧、亚部分分开的海域逐渐开阔起来而成了马尔马拉海，塞诺斯船长对这儿的海道就像对希俄斯岛上自己家的后院一样了如指掌，他正在亲自掌舵。

两艘苏联的巡洋舰从他们身旁驶过，正从塞瓦斯托波尔驶向地中海去尾随美国第六舰队的军事演习。恰在日落之后，伊斯坦布尔闪烁的灯光和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加拉塔大桥已映入了眼帘。“萨那德里亚”号抛锚宿夜，在第二天早晨进入了伊斯坦布尔港。

正当船上运的叉车在卸货的时候，安德鲁·德雷克从塞诺斯船长那儿拿到了自己的护照，并溜上了岸。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市中心一个约定的地方遇到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接过了一大包羊皮外套、翻毛皮外套和上衣。当他回到船上时，塞诺斯船长皱起了一边的眉头。

“你想使你那位女朋友穿得暖乎乎的是吗？”他问道。

德雷克摇摇头，并微笑了起来。“船员对我说，半数的海员都带这些东西到敖德萨的岸上去。”他说道，“我想，自己最好也带点东西。”

那位希腊船长并不感到惊奇。他知道，自己的船员中有好些人会带着这样的东西回到船上来，在敖德萨的黑市上能把时髦的外套和斜纹工装裤卖给那些靠投机买卖混日子的人，价格要比买价高出四倍。

30小时之后，“萨那德里亚”号驶离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把金角湾抛到了船尾之后，载运着拖拉机朝北驶向保加利亚，一路上发出嘎嘎的声响。

基德尔郡位于都柏林的正西方，郡内的克拉是爱尔兰赛马的中心场所，而塞尔布里奇是一座寂静的集市场镇。在塞尔布里奇的郊区矗立着卡斯尔唐大厦，这是国内规模最大、陈设最豪华的帕拉第奥式贵族私邸。根据美国和苏联大使所达成的协议，爱尔兰政府提议裁军会议的会址设在卡斯尔唐大厦。

由油漆工、泥水匠、电工和园艺工组成的大队人马，夜以继日地忙碌了一个星期，对两个即将用作会议室的房间作了最后的修饰加工，尽管谁也不知道召开第二次会议的原因。

光是大厦主楼的正面便有142英尺宽，每个角落都有这顶的圆柱式走廊通向另外的房屋。在这些廊房中，有一幢是厨房和雇员的住房，美国的保安人员将在这儿住宿，另一幢廊房用作马厩，马厩上方的住房更多，俄国的保镖们将住在这儿。

大厦的主楼将作为会议中心和随从外交官员的住宅，楼上有许多供宾客用的房间和套间可供他们居住。只有两位首席谈判代表和他们的高级助手才每晚都返回他们各自的使馆，因为使馆中配备了分别与华盛顿和莫斯科进行密码通讯的设备。

这一次，除了有关附属性会议的问题之外，将不必偷偷摸摸行事。两位外交部长——戴维·劳伦斯和德米特里·赖可夫在举世瞩目之下抵达了都柏林，并受到爱尔兰总统和总理的欢迎。电视如同往常那样转播了握手和举杯祝酒的镜头，在此之后，他们便分成两个车队奔赴卡斯尔唐。

10月8日中午，两位政治家和他们的20位顾问走进了无比宽敞的长厅。厅的进深达140英尺，按庞贝式样用威奇伍德瓷器进行装饰。油光闪亮的乔治式会议桌占据了大厅中央的大部分地方，代表团的成员分坐两旁。每位外交部长的两侧都是国防、武器系统、核技术、内空间和装甲战方面的专家。

两位政治家都知道，他们在那儿出席会议的开幕式不过是形式而已。在会议开幕并就议程问题达成协议之后，各自都将飞返回国，让代表团的团长主持会谈。苏联方面是伊凡·伊·索科洛夫教授，美国方面是前助理国防长埃德温·杰·坎贝尔。

这一层楼上的其余房间由速记员、打字员和研究人员占用。

在这一层下面的底层楼，是卡斯尔唐大厦的大餐厅。窗帘都拉上了以挡住秋季照射在大厦东南面的阳光。出席附属性会议的代表们悄悄地鱼贯而人，各就各位。他们大多是工程技术人员，都是粮食、石油、计算机和工业设备方面的专家。

在楼上，德米特里·赖可夫和戴维·劳伦斯分别对着面对面就座的代表团致了简短的欢迎词，并对会议将成功地减轻危机四伏、惊恐不安的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而表示抱有希望和信心。随后他们便散会用午餐。

午餐之后，索科洛夫教授在赖可夫返回莫斯科之前与他私下里作了磋商。

“你知道我们的处境，教授同志，”赖可夫说道，“坦率地说，我们的处境并不好。美国人将尽力捞到所能捞到的一切。你的任务是要在谈判过程中步步为营，为使我们的让步减到最低限度而奋斗。但我们必须得到粮食。然而，有关驻扎东欧的军备水平和部署方式的每一个让步都必须向莫斯科汇报。这是因为政治局坚持要参与在敏感的领域表示赞同或是拒绝。”

他避而不说的是，敏感领域是那些也许会阻碍苏联在将来向西欧发动进攻的问题，或者是马克西姆·鲁丁的政治生涯发发可危的问题。

在卡斯尔唐大厦相反方向一侧的另一个客厅中，戴维·劳伦斯正在与埃德温·杰·坎贝尔协商。这个房间，就像赖可夫的那个房间一样，已由自己的电子专家对可能的窃听装置进行了检测。

“那都看你的了，埃德温，这一次不像是日内瓦。苏联的问题将不允许无止境地拖延、休会和接连几个星期向莫斯科请示汇报。我估计，他们不得不在六个月以内与我们达成一项协议。要么是那样，要么他们得不到粮食。

“另一方面，索科洛夫将始终寸步不让。我们知道，有关军务问题上的每一个让步都将向莫斯科汇报，但莫斯科将不得不很快决定是行还是不行，否则的话，时间就丧失了。

“最后一点，我们知道，对马克西姆·鲁丁不能逼得太甚。如果他被逼得太厉害的话，他会倒台的。但如果他搞不到小麦，他也可能会倒台的，诀窍在于保持平衡，既要获得最大限度的让步，又要不致在政治局中引起反叛。”

坎贝尔取下他的眼镜，捏着自己的鼻梁。他已花了四年的时间奔波于华盛顿和日内瓦之间，从事至今尚是一无所获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他对于与俄国人在谈判桌上打交道可不是初出茅庐。

“见鬼，戴维，那听起来很好。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也不露一下他们自己内部的处境的；要是了解对他们可以逼到什么程度以及到什么地方就适可而止的话，那将是大有帮助的。”

戴维·劳伦斯打开了他的公文包，取出一叠文件。他把文件递给了坎贝尔。

“这些是什么东西？”坎贝尔问道。

劳伦斯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自己的字句。

“11天以前，在莫斯科举行的政治局全体会议授权马克西姆·鲁丁和德米特里·赖可夫开始举行这些谈判，但投票结果只不过是7比6。政治局中持有不同意见的一派希望使会谈流产而搞垮鲁丁。在获得同意之后，政治局对索科洛夫教授可以做出些什么样的让步，以及政治局将是否允许鲁丁批准，都做了明文规定。超过所规定的界限，鲁丁就可能被推翻。如果那个情况发生的话，我们将会遇到糟糕的问题，甚至很糟糕的问题。”

“这是些什么样的文件？”坎贝尔问道，双手握着那一叠文件。

“文件是在昨天晚上从伦敦转过来的，”劳伦斯说道，“是那次政治局会议的逐字记录稿。”

坎贝尔惊异地望着那些文件。

“天哪，”他轻声说道，“我们可以像发号施令一般地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

“不完全是这样，”劳伦斯纠正他的话说道，“我们可以要求政治局中的稳健派做出尽可能的最大限度让步。如果坚持超出这个范围的要求，我们就可能要吃亏。”

两天之后，英国首相和她的外交大臣对华盛顿作了一次访问，这次访问被新闻界说成是非正式的。从表面上来看，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将在说英语民族联合会的一次主要集会上发表讲话，并借此机会对美国总统进行一次礼节性的拜访。

但礼节性拜访的关键，是由比尔·马修斯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中，就卡斯尔唐会议充满希望的开始阶段的情况，向英国客人作详尽的介绍。总统的安全事务特别顾问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和国务卿戴维·劳伦斯分坐在两旁。马修斯总统报告说：双方异乎寻常地欣然同意了议事日程，在两个小组之间至少已规定了将来供讨论的三个主要领域，来自苏联方面的阻力减到了最低限度，苏联通常对每一个句号和迈号都要设置障碍。

马修斯总统表示希望，经过多年的挫折之后，全面限制从波罗的海到爱琴海铁幕沿线的军备水平和部队部署，很可能会在卡斯尔唐得以实现。

临到两位政府首脑会见结束时，问题摊开来了。

“我们认为，夫人，继续向我们提供我们所掌握的那种情报是极为重要的，没有它，会议很可能失败。”

“你意思是指‘夜莺’？”英国首相爽快地说道。

“是的，夫人，我的意思是这样。”马修斯说道，“我们认为‘夜莺’继续活动是必不可少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总统先生，”她泰然自若地答道，“但我认为，那项活动的危险性是很大的。我对于奈杰尔·欧文爵士在管理他的部门中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是不搞发号施令那一套的。我对他遇事见机行事是非常尊重的。但我将尽力而为。”

按照传统的礼仪，他们在白宫正门前目送英国来宾坐进了轿车，并对着摄影机显得笑容满面；只是在他们的笑容收敛之后，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才得以能发泄自己的感情。

“一位俄国特工所遭受的危险，就根本不能与卡斯尔唐会谈的成败相比。”他说道。

“我同意，”比尔·马修斯说道，“但我从罗伯特·本森那儿知道，危险在于‘夜莺’在这个时刻暴露。如果那样的事发生的话，他会被抓住，政治局将知道什么样的情报已递送出去了。如果那样的事发生的话，他们将终止在卡斯尔唐举行的会谈。因此，必须使‘夜莺’沉默下去，或者被暴露出来，但在我们把条约拟订好并签字之前，都不能这样干。那只能在过了六个月之后再说。”

就在那同一个傍晚，正当太阳在华盛顿光芒四射的时候，在敖德萨港口已是日落西山了；这时，“萨那德里亚”号在锚地抛锚了。当锚链的铿锵声停下来时，沉寂笼罩了货轮，只是轮机室中的发电机发出轻轻的嗡嗡声，甲板上的蒸汽在泄漏时产生一种嘶嘶声才打破了宁静。安德鲁·德雷克倚在艄楼的栏杆上，观望着港口和城市中闪烁的灯光。

输油港和炼油厂位于港口北部的尽头，即货轮的两侧，四周由链式栅栏包围着。在南端，港口以伸向海洋的防波堤为界，堤岸犹如一条防护的巨臂。在防波堤以外的10英里处，德涅斯特河穿过沼泽地流入大海。早在五个月以前，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曾偷窃了快艇不顾一切地谋求自由。现在，由于他的缘故，安德鲁·德雷克，即安德里亚·德拉契，回到了他先辈的故乡。但这一次，他是带了武器来的。

那天傍晚，塞诺斯船长接到通知，他将在第二天早晨进港停泊。港口的卫生检疫和海关官员登上了“萨那德里亚”号，但他们在塞诺斯船长的接待舱中关门待了一个小时，品尝了专为这种时刻而保存的优质苏格兰威士忌酒。他们并没有在船上进行仔细的检查。德雷克看着那艘汽艇驶离了船舷，心里不知道塞诺斯是否已把他出卖了。那应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德雷克将在上岸时，束手就擒，而塞诺斯将拿着他的5000美元扬长而去。

他想，那都取决于塞诺斯相信他是为自己未婚妻送钱这种说法。如果他相信的话，不会存有要出卖他的任何动机，因为这样的越轨举动是家常便饭而已；他自己的船员在每个航次都要把违禁品带进敖德萨，而美钞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违禁品。如果步枪和手枪已被发现，最简便的做法就是把这些东西扔进海里，一旦返回比雷埃夫斯就把德雷克从船上撵走。他在那天夜里仍然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天刚破晓，引水员就上了船。“萨那德里亚”号起锚了，在一艘拖船的伴随下徐徐沿着防波堤之间的航道驶进了码头。德雷克曾获悉，在苏联这个最拥挤的不冻港常常发生靠码头耽误时间的事。他们肯定急需他们的真空式卸粮机械。至于急需到何种程度，他并不清楚。一旦岸上的吊车开始为货轮卸货，船员中的值班员就可以获准上岸。

在航行的过程中，德雷克与“萨那德里亚”号上的木工康斯坦丁交上了朋友。他是一位中年希腊船员，曾到过利物浦尔，非常热衷于练习他的英语，但他只懂得二十个生词。在航行途中，每当他遇到德雷克，他都欢天喜地般地不断反复说着那些生词，而每次德雷克都拼命点头以示鼓励和赞扬。他曾用英语和手势向康斯坦丁解释道，他在敖德萨有一位女朋友，正给她带些礼物去。康斯坦丁表示赞同。他俩和其他十几个人一起排着队下了舷梯朝港口的栅门走去。尽管天气相当热，德雷克身上仍穿着他一件最好的翻毛羊皮外套。康斯坦丁扛着一只肩背的行李袋，里面装着两瓶符合出口标准的苏格兰威士忌酒。

敖德萨的整个港区用一道很高的铁链栅栏与城市及其市内的居民分隔了开来，栅栏上面架着铁丝网和弧光灯。码头区的大门在白天常常是开着的，入口处只有一根漆成红白相间的杆子挡住，标志着这是作为各种运货车辆的通道，有一位海关官员和两位武装民兵守着这条通道。

在入口处大门的两旁是一长排狭窄的棚屋，有一扇门朝着港区里面，有一扇门朝外开着。从“萨那德里亚”号下船的一伙人，在康斯坦丁的带领下走进了第一扇门。那儿摆着一只长柜台，由一位海关官员守候着，还有一张护照检查台，由一位移民官员和一位民兵照看着。这三个人都显得衣衫褴楼，完全是一副没精打采的神态。康斯坦丁走到那位海关官员跟前，把他的肩背行李包放在柜台上。那位官员打开行李包，取出一瓶威士忌酒。康斯坦丁做个手势，表示那是供送人的礼物。那位海关官员设法友好地点了点头，把瓶子放到了他的桌子下面。

康斯坦丁伸出一只肌肉结实的胳膊紧紧搂住德雷克，并朝他指指。

“德雷克。”他说道，并欢畅地微笑着。那位海关官员点点头，表示理解那位新来的人是希腊木匠的朋友，而且应该把他当成是这样的人。德雷克笑容满面。他向后站着，就像一位服装商店的人打量顾客的身材那样瞧着那位海关官员。然后他走上前去，脱下那件羊皮外套，把它递了上去，示意他和那位海关官员的身材差不多。那位官员并没有为试穿一下而费心劳神；那是一件漂亮的外套，至少要值一个月的薪金。他微笑着表示领受了，把羊皮外套放到了桌子下面，挥手便让所有的人都通过了。

那位移民官员和民兵并没有显露出任何诧异的神情。第二瓶威忌酒是送给他们俩的。“萨那德里亚”号的船员们把他们的船员离船证交给了那位移民官员，而德雷克交的是护照；每人都从那位官员肩上挎的皮包中领到一张上岸通行证。不出几分钟时间，“萨那德里亚”号的一行人都走到了棚屋外面的阳光之中。

德雷克的约会地点位于码头区的一家小咖啡馆里，这儿有铺着圆卵石的老街道。高普希金纪念碑不远。这儿从码头到市区的地势不断增高。他经过30分钟的闲逛之后找到了这个地方，这时他已与他的船员伙计们分道扬镳了，理由是他想会见他那位臆想之中的女友。康斯坦丁并不反对，他必须与他那些底层社会的朋友们接上头，以便递交他的袋子，里面装满了斜纹工装裤。

中午过后，列夫·米什金来了。他显得小心谨慎，独自一个人坐着，没有流露出任何认出熟人的神情。他喝完咖啡之后便站起身来离开了咖啡馆。德雷克跟着他走了，只是当他俩走到靠海边那条宽阔的滨海林荫大道上时，他才让德雷克赶了上去。他们边走边谈了起来。

德雷克同意在当晚先把第一批货带出来，手枪将藏在裤带下面，图像增强器连同两瓶叮当作响的威士忌酒将装在行李袋里。在那一段时间，西方轮船上的许多船员都将到码头上的酒吧间来消磨一个黄昏。他将穿着另一件羊皮外套，这样可以遮住塞在裤带下面的手枪。傍晚的天气凉爽，把外套前襟的钮子扣上是合乎情理的。米什金和他的朋友戴维·拉扎雷夫将在普希金纪念碑旁的阴暗处与德雷克碰头，并把枪接过手去。

那天傍晚过8点钟的时候，德雷克带着他的第一批货物走了过去。他快活地向那位海关官员致意，海关的人挥手让他向前走去，并向护照检查台上他那位同事招呼了一声。那位移民官员递过来一张上岸通行证，收下了他的护照，用下巴对通向敖德萨市那扇开着的门猛地扭了一下，德雷克便通过了。两个人从遍布敖德萨的梧桐树丛的阴影中钻出来，走到德雷克跟前，这时，他差不多已走到普希金纪念碑的基座那儿，同时，他瞥见了那位文学家昂首遥望着夜空的繁星。

“有什么问题吗？”拉扎雷夫问道。

“没有。”德雷克说道。

“让我们把东西接过来算了。”米什金说。两个人都带着那种在苏联人人都拎着的手提包。这些提包决不是装公文的，而是相当于妇女用的网袋的男式提兜，称为“碰巧袋”。这个名字来自于每个带着它的人希望碰巧会遇到有一件值得购买的消费品在出售，以便在东西卖完之前或是有人排队之前把东西购到手。米什金接过了图像增强器，并把它塞到自己那只较大的提包中；拉扎雷夫拿了两支手枪、备用的子弹夹和步枪子弹盒，也把这些东西塞进了自己那只提包中。

“我们将在明天傍晚起航，”德雷克说道，“我得在明天上午把步枪带来。”

“该死，”米什金说道，“大白天太糟糕了。戴维，你对港区是最熟悉的，那该在什么地方？”

拉扎雷夫想了想。“有一条小巷子，”他说道，“位于两个吊车修理房之间。”

他描述了一番那两个离码头不远、外表黑糊糊的车间。

“那条巷子不长，很窄。一头通向大海，另一头朝着第三垛没有门窗的墙壁。在上午11点钟走进巷子中朝海的一头，我从另一头走进去。如果巷子里有别的人，就朝前走，绕着房子转一圈再尝试一次。如果巷子里没有人，我们就把东西接过来。”

“你将怎么拿枪呢？”米什金问道。

“用羊皮外套把它裹起来，”德雷克说道，“塞在一只长形帆布用具袋里，大约有3英尺长。”

“我们快跑开吧，”拉扎雷夫说道，“有人走来了。”

当德雷克返回“萨那德里亚”号时，海关的人已经换班了，他被搜身了。但他身上空无一物。第二天上午，他请塞诺斯船长再给他一段上岸的时间，理由是他想把时间全部花在他的未婚妻身边。塞诺斯免除了他在甲板上的值班任务而让他走了。在海关的棚屋里有一阵把他弄得很尴尬，当时德雷克受命要把衣袋翻过来。他把长形帆布用具袋放在地上，遵命照办了，衣袋中露出四张票额为10美元的钞票。那位海关的官员像是在发脾气，对德雷克挥着一只手指表示警告，且把美钞没收了。他没有理睬那只长形帆布用具袋。看来，羊皮外套是正当的违禁品，而美元就不是这样。

那条巷子中只有米什金和拉扎雷夫从一头走过来，德雷克从另一头走过去，别无他人。米什金朝德雷克身后凝视着巷子朝海的一端。当他们擦肩而过时，他说了声“快”，德雷克便举起那只帆布袋放在拉扎雷夫的肩上。“祝你幸运！”他边朝前走边说道，“在以色列再见。”

奈杰尔·欧文爵士是伦敦西区三个俱乐部的会员，但他挑选了布鲁克斯俱乐部与巴里·弗恩代尔和亚当·芒罗聚餐。按照常规，当晚的正经事情要留到离开餐室而走进预订的聚会室再谈，那儿是有咖啡、葡萄酒和雪茄烟供应的。

奈杰尔爵士曾请那位主管调配诗者的总管为他预留靠近临街窗户的角落，从那儿可以俯视圣詹姆士街，这是他喜爱的地方；当他走到那儿时，四张舒适的皮沙发椅已在等着他了。芒罗挑了白兰地酒和水，弗恩代尔和奈杰尔爵士拿了一壶俱乐部的葡萄酒，放在他俩之间的桌子上。当他们点燃雪茄、呷着咖啡时，房间中鸦雀无声。图画上的一群业余文艺爱好者从墙上向下凝视着他们；那些人是18世纪活跃于交际场所的花花公子。

“好了，我亲爱的亚当，有什么问题吗？”奈杰尔爵士最终说道。芒罗对附近一张桌子扫了一眼，那儿有两位高级文职官员在交谈。耳朵灵敏的话，他们是可以偷听到的。奈杰尔爵士注意到了他的眼色。

“除非我们大声说话，”他不动声色地说道，“没有人会听到的。正人君子不会去听别人的谈话。”

芒罗把这句话想了一下。

“我们是这样干的。”他直截了当地说道。

“那是不一样的，”弗恩代尔说道，“那是我们的工作。”

“好吧，”芒罗说道，“我想把‘夜莺’带出来。”

奈克尔爵士注视着他那支雪茄烟的端头。

“啊！是这样，”他说道，“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

“部分是由于精神压力大，”芒罗说道，“7月份的录音带原件是迫不得已而偷出来的，用了一盒空的带子顶替了。那可能会被发觉的，‘夜莺’的精神正为此而受到折磨。其次，有被发现的可能。每偷一次政治局会议的纪要，这种可能性就随之而加大。我们现在知道，马克西姆·鲁丁是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和退位时的继任问题而挣扎。如果‘夜莺’疏忽大意，或者遭到不幸的话，他可能被抓住。”

“亚当，那是叛逃者所冒的风险之一，”弗恩代尔说道，“那与所干的差事是有连带关系的。彭科夫斯基就被抓住了。”

“就是这个意思。”芒罗继续说道，“彭科夫斯基差不多提供了他所能搞到的所有情报。古巴的导弹危机结束了，俄国人无法弥补彭科夫斯基已给他们造成的损失。”

“我倒是认为，那就完全有理由使‘夜莺’留在原地不动。”奈杰尔爵士说道，“他还可以为我们办更多的事情。”

“或者是适得其反。”芒罗说，“如果‘夜莺’逃出来的话，克里姆林宫就决不会知道已经递出来了什么样的情报。如果他被抓住的话，他们将逼他的口供。他现在可以透露的情况将足以使鲁丁下台。看来，现在恰恰不是西方希望鲁丁倒台的时刻。”

“确实是这样。”奈杰尔爵士说道，“你的意思我懂了。那是一个综合考虑各种可能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夜莺’带出来，克格勃将会追查几个月的时间。丢失的录音带可能会被发现，并会设想，在他离开之前已经递送了更多的情报。如果他被抓住的话，那就更糟糕，将会从他身上了解到他所传递的全部情报。鲁丁完全会因此而倒台。即使维希纳耶夫也会蒙受耻辱，卡斯尔唐会谈将会半途而废。再说，我们使‘夜莺’在原地一直待到卡斯尔唐会谈结束并签订限制军备协议为止。到那时候，政治局中的主战派就无能为力了。要做出抉择是很困难的。”

“我想把他带出来。”芒罗说道，“如果办不到的话，就让他潜伏下来，停止发送情报。”

“我想让他继续干下去。”弗恩代尔说道，“至少干到卡斯尔唐会谈结束。”

奈杰尔爵士沉思着那些可供选择的论点。

“首相代表她本人和美国总统提出了一项请求，一项很强烈的请求。在这个时刻，我无法拒绝那项请求，除非可以表明‘夜莺’即将要暴露出来了。美国人认为，让‘夜莺’使他们及时了解苏联的谈判立场，对于他们有可能在卡斯尔后获得一项内容包罗万象的条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至少在新年之前是这样。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我将怎么办。巴里制订一个把‘夜莺’接出来的计划，那种计划要能在接到通知之后立即付诸行动。亚当，如果‘夜莺’的处境开始恶化的话，我们将把他接出来，要快；但在眼下，卡斯尔唐会谈和挫败维希纳耶夫集团的事必须放在首要的地位。再提供三四次情报就将是卡斯尔唐会谈到了结束的阶段了。苏联人在达成某种小麦协议问题上拖延的时间至晚不能超过2、3月份。打那以后，‘夜莺’就能到西方来，我相信，美国将按常规表达他们的谢意。”

在克里姆林宫的密室之中，马克西姆·鲁丁在自己的私邸举行了家宴，比起伦敦布鲁克斯俱乐部的聚餐来说远为隐蔽得多。尽管相信正人君子具有不窃听他人言谈的品格，但绝对没有影响到克里姆林宫人物的谨慎小心。鲁丁在他书房中自己所喜爱的那张椅子中就座，并挥手让伊凡南科和佩特罗夫在另外两张椅子中坐下。这时，除了默不作声的米夏之外，没有任何人待在可以听得见他们说话的地方。

“你怎么看待今天的会议？”鲁丁开门见山地向佩特罗夫问道。

苏联那位主管党的组织的人物耸了耸肩膀。“我们做错了事而不受惩罚，”他说道，“赖可夫的报告是巧夺天工。但如果我们想弄到那些小麦，我们仍然不得不做出一些相当大的让步。而维希纳耶夫仍然想搞他的战争。”

鲁丁咕脓着。

“维希纳耶夫图谋篡位，”他终于直截了当地说道。想要发动战争的是克伦斯基。“他想趁自己年事不算太高时动用他的武装力量。”

“那肯定是等于一回事，”伊凡南科说道，“如果维希纳耶夫能够把你推翻的话，他将对克伦斯基感激不尽，这样对于克伦斯基解决苏联所有问题的那一套方法，他既是束手无策，也不会怎么想加以抵制，他将在明年春季或夏初让克伦斯基发动战争。他们俩狼狈为奸，就将把苏联两代人所取得的全部成就毁于一旦。”

“你昨天听取情况汇报有什么新闻吗？”鲁丁问道。他知道，伊凡南科已从第三世界召回了两位高级人士，以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磋商。一位是主管整个非洲地区所有颠覆活动的人物，另一位是负责中东地区颠覆活动的同行。

“情况是乐观的，”伊凡南科说道，“资本主义者已经在这样长的时间内加紧推行他们的非洲政策，但现在他们的地位实际上是无法恢复的。开明分子在华盛顿和伦敦仍然处于统治的地位，至少在外交事务方面是这样。他们的注意力实际上完全集中在南非身上，他们像是对尼日利亚和肯尼亚漠不关心。这两个国家几乎是在倒向我们这一边。在塞内加尔的法国人正在表明他们的处境是越发困难了。在中东，我认为，我们可以指望沙特阿拉伯在三年内会垮下来。他们几乎被包围了。”

“要多长时间呢？”鲁丁问道。

“在几年内，比如说最多在100年之前，我们将有效地控制石油和海上通道。在华盛顿和伦敦，正在不断加强号召人们及时行乐，而那是卓有成效的。”

鲁丁呼出烟雾，把他的烟卷放在由米夏递过来的一只烟灰缸中捻熄了。

“我是见不到这种局面了，”他说道，“但你们两位会看到的。在10年时间中，西方将会由营养不良而消亡，我们可以一枪不发。那就更有理由趁现在还来得及，而务必把维希纳耶夫拦住。”

古老的新圣母修道院位于离克里姆林宫西南方向4公里的地方，离列宁体育场不远，这儿属于莫斯科河的河套范围以内。它的入口处恰在那家主要的小白桦商店的街对面。有钱的人，享有特权的人，或者外国人，可以在这家商店用硬通货买到普通老百姓所无法获得的奢侈品。

修道院的围场中有三个湖和一座公墓，行人从通道可以走到公墓去。守门人很少会费神去阻拦手持花束的人们。

亚当·芒罗把他的汽车停在商店的停车场上，周围那些汽车的号码牌表明汽车的主人都是享有特权的。

“你在哪儿把一棵树藏起来呢？”他的教官过去常常在班上提问，“藏在树林里。那么，你把一块卵石藏在什么地方呢？藏在沙滩上。始终要使它显得自然。”

芒罗穿过街道，手持他那束麝香石竹横穿过公墓，发现瓦伦蒂娜正在其中一个较小的湖旁等着他。在10月底，第一阵寒风已从光秃秃的大平原向东方吹来，乌云飞速掠过了天空，水面上激起涟漪，似乎在寒风中抖索着。

“我在伦敦已向他们提出了请求，”他轻声说道，“他们对我说，在目前来说那是太冒险了。他们的答复是，现在把你带出去会暴露那盘丢失的录音带，这样也会暴露记录稿已被送了出去。他们感到，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政治局将会退出在爱尔兰举行的会谈，转而采用维希纳耶夫的计划。”

她略微哆嗦了起来，她无法说出究竟是由于湖滨的寒气还是由于害怕她自己的主子。芒罗用一只手臂搂住她，让她贴着自己的身子。

“他们也许是对的，”她轻声说道，“至少政治局是在为粮食与和平而谈判，而不是在准备战争。”

“鲁丁和他的一伙人，在那一点上看来是真心实意的。”他暗示道。

她哼了一声。“他们与其余一伙人一样坏，”她说道，“没有压力的话，他们是根本不会在那儿的。”

“嗯，压力是有的。”芒罗说道，“粮食在运来了，他们现在知道另一种选择是什么样子。我认为，全世界将会获得和平条约。”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所干的事将会是值得的。”瓦伦蒂娜说道，“我不希望萨沙像我那样是在一片废墟中长大成人的，也不想让他手握着枪生活着。而待在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些人是想让他这样的。”

“他不会的，”芒罗说道，“真的，我亲爱的，他将自由自在地在西方长大成人，有你做他的母亲，我做他的继父，大家生活在一起。我的上司已经同意在春天把你们带出去。”

她仰首望着他，眼中闪烁着希望之光。

“在春天吗？哦，亚当，春天什么时候？”

“谈判不会拖得太久。克里姆林宫至迟在4月份之前就需要粮食。到那时候，所有的储备粮和最后剩下的供应粮食就将用完了。当条约经双方同意之后，也许赶在条约签字之前，就可以把你和萨沙带出去。同时，我想要你减少你所冒的风险，只要把有关卡斯尔唐和谈的最重要的材料取出来就行。”

“这儿有一份，”她说道，一边用肘轻轻推着肩上的挎包。“那是10天前的，大部分内容是高度的技术性的，我简直无法理解。上面提到机动性SS-20型导弹所能允许的裁减数量。”

芒罗严肃地点点头。

“带核弹头的战术火箭，命中率和机动性都很高，载在履带车辆上，驻扎在东欧各地的树林里，还有伪装网的掩护。”

24小时之后，那包材料已在送往伦敦的途中了。

在月底前的三天，一位老妇人沿着基辅市中心的斯维尔德洛夫大街朝她的公寓大楼走去。尽管她有资格享用一辆配有司机的小汽车，但她是在乡村中长大的，祖祖辈辈都是庄稼汉。即使是75岁左右的人了，路途不长的话，她还是宁可步行，而不愿坐车。那天傍晚，她去拜访一位朋友，只相隔两条横马路，距离很近，她在夜里就不用汽车，让司机也下班了。刚过10点钟，她穿过马路朝她自己家的前门走去。

她并没有注意到汽车；车子来得太快了。过了一会儿，她便走到了马路的中间，除了100码以外的地方有两位行人之外，周围空无一人。接着，那辆汽车便撞上了她，车灯射出眩目的亮光，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她僵着不动了，司机像是径直朝着她撞去的，随后就突然转弯离去了。汽车的挡泥板猛撞在她的臀部，把她撞出跌落在街沟里。汽车没有停下来，而是轰鸣着朝斯维尔德洛夫大街尽头的克雷希查蒂克林荫大道驶去。当行人过来搀扶她时，她隐隐约约听到了有人朝她奔来时响起嘎吱嘎吱的脚步声。

那天傍晚，美国出席卡斯尔后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埃德温·杰·坎贝尔，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位于凤凰公园中的大使住宅，面露沮丧的神态。那是一幢高雅的宅第，是美国为它驻在都柏林的使者所提供的，房子完全是现代化的，设有漂亮的贵宾公寓，是埃德温·坎贝尔所曾居住过的最好的宾馆。他指望能好好洗个热水浴，并得到休息。

当他放下外套，对主人的问候做出回答时，从大使馆来的一位信使交给了他一只塞得鼓鼓的马尼拉纸信封。那天夜里，他的睡眠时间因此而减少了，但那是值得的。

第二天，他在卡斯尔唐大厦的长厅中就座，毫无表情地注视着桌子对面的伊凡·伊·索科洛夫教授。

好吧，教授，他心中想道，我了解你在什么问题上可以让步，什么问题上你不能让步。那么，让我们继续谈下去吧。

经过48个小时的谈判，苏联代表终于同意将华沙条约国部署在东欧的履带式机动战术核火箭裁减一半。6个小时之后，双方在餐厅中就一份议定书取得了一致意见。根据这份议定书，美国将以低廉的价格向苏联出售价值2亿美元的石油钻探和开采技术。

当救护车把那位老妇人送往基辅的总医院时，她已不省人事；十月医院位于卡尔·李卜克内西大街39号。直到第二天上午她一直昏迷不醒。当她能够说明她是谁时，惊慌失措的官员们让人用轮椅把她从普通病房转送到了一间单人病房之中。房间中很快就摆满了鲜花。那一天，基辅最好的矫形外科医生为她做了股骨骨折整复手术。

在莫斯科，伊凡南科从他的私人助手那儿接过了电话，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我听懂了，”他毫不犹豫地说道，“告诉当局，我马上就来。什么？嗯，那么，当她从麻醉状态醒过来的时候。明天晚上吗？很好，把事情安排好。”

10月份最后一天傍晚的天气已是寒气逼人。罗萨·卢森堡大街上没有任何人在走动。与那条大街紧挨着的是十月医院的后院。两辆长车身的黑色高级轿车停在后门入口处的边道上，并不惹人注目；那位克格勃的头目选用后门，而不取道前面雄伟的圆柱式门廊。

整个这个地区的地势略微高出一些，到处树木林立。沿着对面的街道继续往前去，有一幢医院的附属建筑物正在兴建，它那尚未完工的高层楼面耸立在树丛青枝绿叶的上方。躲在冰冻着的一堆水泥袋之间的监视者们，正搓着手以使血液循环畅通；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门旁边的两辆汽车，大门上方孤零零的一只灯泡投下昏暗的光线落在汽车上。

那个尚有7秒钟可活的人在走下楼梯时，身穿一件带翻毛皮领的长大衣，手上戴着厚厚的手套，尽管穿过铺筑的走道前往那辆等候着的、温暖的汽车只要走很短的一段路。他在自己的母亲身旁已待了2个小时，向她诉说着告慰的话语，并向她担保凶手肯定会被找到的，因为已经找到了被遗弃的汽车。

走在他前面的一位助手小跑着走到前面去把门口的灯关掉了。大门和走道都陷入了黑暗之中。只是在那时伊凡南科才向门口走去，他的六个保镖中有一位扶着打开的门让他穿过了大门。外面四个聚在一起的保镖在他走出来时立即散开来，在阴影中不过是添了一个黑影而已。

他很快穿过走道来到“吉尔”牌轿车跟前，汽车的发动机已在转动。当乘客座位一方的车门打开时，他稍停了片刻，接着便一命呜呼了。从猎用步枪射出的子弹穿透了他的前额，把顶骨撕裂，从头颅后部穿出而钻进了一位助手的肩膀。

从步枪发出爆裂声、击中的子弹响起重击声、直到他的首席保嫖库库希金上校发出第一声喊叫，只花了不到1秒钟的时间。在那个人颓然倒在走道上之前，身穿便衣的上校已把他扶在腋窝里，并把他的身躯拖进了“吉尔”汽车的后座上。车门还没来得及关好，上校便向惊魂未定的司机尖叫道：“开车，开车。”

当“吉尔”轿车隆隆吼叫着驶离边道时，库库希金上校让鲜血直淌的头部枕在自己的腿上。他的思维非常敏捷，现在不仅仅是一个找医院的问题，而是为这样一个人找哪一家医院的问题。当“吉尔”驶离罗萨·卢森堡大街尽头时，上校打开了车内的灯光。他所见到的情景足以使他明白，医院对他的主子已是无能为力的了。而在他的生涯之中已见过许多这样的情景。像程序一样编入他的头脑和职业的第二个反应是，谁也不应该知道这件事。不堪设想的事情已经发生，除了那些有权知道的人之外，谁也决不应该知道。他是靠处处留心而获得他的晋升和职位的。看到保镖们乘坐的第二辆“海鸥”牌座车转过罗萨·卢森堡大街跟在他的身后时，他便命令司机在不超过2英里以外的地段找一条僻静、黑暗的街道停车。

他让挂上帘子的“吉尔”牌轿车一动也不动地停在边道上，保螺们在汽车四周散开来把它围住了，他自己脱掉被血浸透了的外套便走开了。他终于在一个民兵的营地打了电话，他靠自己的身份证和军阶使他得以立即进入民兵总指挥的私人办公室打电话，还使他占用了一条直通线路。过了15分钟，他的电话就接通了。

“我必须马上与总书记鲁丁同志通话。”他对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总机话务员说道。那位妇女从打电话来的线路知道，这既不是闹着玩的，也不是鲁莽之举。她把电话接到武器库大楼内的一位助手那儿。助手接了电话，并在内线电话机上与马克西姆·鲁丁通了话。鲁丁同意把电话转接过去。

“是的，”他对电话中咕哝着，“我是鲁丁。”

尽管库库希金上校曾多次见过他，并在靠得很近的地方听过他的声音，但他从没有与他说过话，他知道那是鲁丁。他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诉说了起来。

鲁丁在另一端倾听着，问了两个简短的问题，厉声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并把电话挂断了。他向站在他身旁的瓦西里·佩特罗夫转过身去，警惕地向前倾着身子，显得忧心忡忡。

“他死了，”鲁丁用怀疑的口吻说道，“不是心脏病，是枪杀。尤里·伊凡南科。有人刚才暗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在窗外，救世主城门上方塔楼的大钟敲响了午夜的时辰，沉睡的世界开始慢慢地走向战争。

正文第八章

克格勃在表面上是对苏联的部长会议负责，实际上，它是对政治局负责。

克格勃的日常工作，包括每一个官员的任命，所有工作人员的晋升和严格的思想灌输——这一切都是由政治局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党组织部进行督促检查的。克格勃中每一个人员在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别人的监视、告发和汇报；甚至苏联的监视者本人也从来逃不脱受到监视。这样，这个无孔不人、神通广大的控制机器就决无不受控制的可能。

尤里·伊凡南科遭到暗杀之后，瓦西里·佩特罗夫主持了掩盖真相的工作，这件事是根据马克西姆·鲁丁亲自下达的命令而安排的。

在电话中，鲁丁曾命令库库希金上校把由两辆汽车组成的车队直接沿公路返回莫斯科，中途不能停下来吃、喝或睡觉，要昼夜兼程，携带伊凡南科尸体的“吉尔”汽车要用由“海鸥”汽车运送去的桶装汽油加油，而且始终要避开行人的目光。

两辆汽车在抵达莫斯科郊区时，被直接带领到政治局位于孔策沃的专用诊疗所，头颅被打碎了的尸体被悄悄地埋在诊疗所地界范围内的松林之中，坟墓上没有任何标记。参加葬礼的是伊凡南科的贴身保镖，那些人当时都被软禁在政治局位于森林中的一所别墅里。关押这些人的值日卫兵不是从克格勃抽调来的，而是从克里姆林宫卫队中调来的、只有库库希金上校没有遭到监禁，他被召到中央委员会大楼中佩特罗夫的私人办公室里。

上校惊魂未定；而当他离开佩特罗夫的办公室时，他依然六神无主。佩特罗夫给了他一个保住自己职业和性命的机会——由他主持掩盖事情真相的工作。

在孔策沃诊疗所，他策划封闭了整个一个病房，从捷尔任斯基广场调来克格勃的人员担任看守，又调来两位克格勃的医生到孔策沃负责照料那个被封锁的病房中的“病人”，实际上那不过是一张空无一人的病床而已。除了那两个医生之外，谁也不准入内，医生所知道的情况足以使他们自己丧魂落魄；他们把诊治心脏病所需的所有器械和药物都带进了那个病房。不出24小时，除了从莫斯科通往明斯克的公路旁那个秘密诊疗所中的病房之外，尤里·伊凡南科已不复存在了。

在这个开始阶段，另外只有一个人被允许了解其中的秘密。伊凡南科共有六位副手，他们的办公室都在克格勃总部大楼的三层楼上，靠他的办公室很近。其中一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正式代表。佩特罗夫把康斯坦丁·阿布拉索夫将军召到自己的办公室，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在他从事秘密警察工作的30年生涯中，还没有任何东西像这条消息那样使那位将军大受震惊。他必不可兔地表示同意继续掩饰事情的真相。

在基辅的十月医院中，那位死者的母亲身边挤满了当地的克格勃人员，她每天继续从她的儿子那儿收到劝慰的书信。

最终，三位在十月医院附属建筑物上施工的工人，在事发后的第二天上午去上班时发现了一支猎用步枪和夜间瞄准器；他们连同家眷都被投入位于莫尔多维亚的其中一个劳改营中。两位刑事侦探从莫斯科乘飞机前来调查一起流氓犯罪行为。陪同他们前来的是库库希金上校。向他们传达的说法是，子弹是对着一辆行进的汽车打的，汽车属于当地一位党的官员，子弹穿透了挡风玻璃，并已从座椅的沙发垫中取了出来。那颗真的子弹是从克格勃保镖的肩上取出来的，经过彻底清洗之后交到了他们手上。他们被告知，要在严加保密的情况下追踪和缉拿流氓犯罪分子。他们感到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而且非常灰心丧气，但还是作了尝试。附属建筑物工程停下来了，半途而废的大楼被封闭了起来，他们所能提出的侦查器械都提供了。他们惟一没有得到的东西是如实的情况介绍。

当这场拼板玩具式的骗局最后布置完毕时，佩特罗夫亲自向鲁丁作了汇报。落在这位老练的头目身上的是一项最艰巨的任务——向政治局汇报事情的真相。

两天之后，农业部的迈伦·弗莱彻博士向威廉·马修斯总统呈递了秘密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正中总统亲自挂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下怀。温和的气候条件不仅给北美洲的各种粮食和谷类作物带来了全面的丰收，而且打破了现有的纪录。即使扣除可能的国内消费量和维持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的现有水准，若将美国和加拿大的收成加在一起，剩余量将接近6000万吨。

“总统先生，你这下可好了，”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说道，“你可以在任何时候用7月份的价格购买余粮。记住卡斯尔唐会谈的进程。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将不会妨碍你的。”

“但愿不会的，”总统说道，“如果我们在卡斯尔后获得成功的话，防务开支削减的费用除了用于补偿粮食上的商务损失之外还可绰绰有余。苏联的农作物怎么样呢？”

“我们正在办这件事，”罗伯特·本森说道，“‘秃鹰’号卫星正在飞越苏联的上空，我们的专家正在按逐个地区对已收获的粮食计算产量。我们应该在一个星期里为你准备好一份报告。我们可以将它与我们在那儿现场的人发来的报告进行对比分析，这样就可以给出一个相当准确的数字，不管怎样，精确度可在百分之五以内。”

“你要尽快搞好，”马修斯总统说道，“我需要知道苏联在每一个领域的确切情况，其中包括政治局对他们自己粮食收成的反应。我需要知道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弱点。请给我搞到这些情报，鲍勃。”

在那一个冬季，乌克兰地区的人谁也不可能忘记克格勃和民兵所进行的扫荡，矛头指向那些可以被找出稍有民族主义情感的人。

库库希金的两名侦探，仔细地盘问了伊凡南科的母亲被撞倒那个夜里出现在斯维尔德洛夫大街上的行人，有条不紊地将那辆撞上老太太就逃跑的被窃汽车全部拆卸了开来，小心翼翼地观察了步枪、图像增强器和附属建筑物周围的情况；而与此同时，阿布拉索夫将军在拿民族主义分子开刀。

在基铺、特尔诺波尔、利沃夫、卡涅夫、罗夫诺、日托米尔和文尼察，数以百计的人被拘捕了。当地的克格勃人员，在从莫斯科派来的大队人马的支持之下，对他们进行了审讯，表面上是与间或发生的流氓犯罪行为有关，例如8月份发生在特尔诺波尔枪劫克格勃便衣的事件。其中有些高级审讯人员获准了解，他们的审讯也与10月末在基辅发生的枪击事件有关，但仅此而已。

在那个11月份中，戴维·拉扎雷夫和列夫·米什金在利沃夫市杂草丛生的列几季夫卡工人住宅区闲逛，漫步在积雪覆盖的街道上，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约会中的一次。因为他们的父亲已被送到劳改营去了，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时间最终也会消失殆尽。“犹太”这个词都印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份证上，就如在苏联的300万犹太人中每一个人的身份证所印着的那样。克格勃的探照灯迟早会从民族主义分子的身上转移到犹太人的身上。在苏联，没有任何东西曾使那一点发生多大的变化。

“我在昨天给安德里亚·德拉契邮寄了明信片，进一步明确第一个目标已获得成功。”米什金说道，“你的情况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拉扎雷夫说道，“也许形势将很快缓和下来。”

“我想，这次是不会的。”米什金说道，“如果我们要有所突破的话，我们就必须很快突破。港口已封闭了，只能是乘飞机。下星期在老地方。我来看看在飞机场我能发现些什么情况。”

在离他们北方很遥远的空中，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一架巨型喷气式客机，正在从斯德哥尔摩飞往东京的北极航线上发出隆隆的响声。在机上一等客舱的旅客之中有一位便是走马上任的索尔·拉森船长。

马克西姆·鲁丁用他低沉而又刺耳的嗓音向政治局作了报告，丝毫也不装腔作势。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演员能使他的观众更为全神贯注，观众的反应也不会比此更为震惊。10年前，一位陆军军官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穿过鲍罗维茨基城门时，用手枪对准他的轿车开火；自从那时以来，带枪的刺客会孤身穿透统治集团周围的保安墙就像幽灵那样始终阴魂不散。现在，这个幽灵已从臆想之中走了出来，坐在他们自己那张铺着绿色台面呢的桌子上凝视着他们。

这一次，会议室中没有秘书，屋角里的那张桌子上也没有磁带录音机在转动。没有任何助手或速记员在场。鲁丁讲完之后便让佩特罗夫发言，他介绍了为掩盖这个暴行所煞费苦心采取的措施，还有关于找出凶手、并在他们供出所有的同谋犯之后进而消灭他们的秘密步骤。

“但你还没有找到他们呢？”斯蒂潘诺夫厉声说道。

“行刺才五天时间，”佩特罗夫心平气和地说道，“没有，还没有呢。当然，他们将会被抓住的。不管他们是谁，他们是无法逃脱的。当他们被抓住时，他们将会揭发出每一个帮过他们忙的人。阿布拉索夫将军会照料那件事情的。然后，每一个知道那天晚上发生在罗萨·卢森堡大街上的事情的人，不管他们是躲藏在什么地方，都将被消灭掉。不会有任何蛛丝马迹遗留下来。”

“在此同时呢？”科马罗夫问道。

“在此同时，”鲁丁说道，“大家必须本着牢不可破的团结精神坚持认为，尤里·伊凡南科同志已患了严重的心脏病，正在精心治疗之中。让我们对有一件事情要搞清楚，苏联不能容忍、也将不会容忍让世界上的人知道罗萨·卢森堡大街上所发生的事而受到公众的愚弄。在俄国决没有李·哈维·奥斯瓦德这样的人，将来也决不会有的。”

有人喃喃地表示同意。谁也不准备对鲁丁的估计表示不同的意见。

“你说得对，总书记同志，”佩特罗夫插话道，“这样的消息泄漏到国外去所会造成的灾难，是怎么估价也不会过高的，而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同样是严重的。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的话，在我们自己国内的人之中，有人也将开始散布流言蜚语。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变得不仅仅是流言蜚语而已。至于国内的影响，我让你们自己去想像。”

他们都知道，维持公共秩序与相信克格勃是坚如磐石和战无不胜的这一信念是多么紧密相联的。

“如果这个消息泄漏出去的话，”那位来自格鲁吉亚的查瓦兹慢吞吞地说道，“那将会像粮食饥荒那样产生同样恶劣的影响，如果凶手逃到国外的话，影响甚至更坏。”

“他们是逃不掉的，”佩特罗夫厉声说道，“他们决不会逃出去，他们将不会逃出去。”

“那么，他们是谁呢？”克伦斯基咆哮着说道。

“我们还不知道，元帅同志，”佩特罗夫答道，“但我们会知道的。”

“但那是一支西方制造的枪吗？”舒希金坚持说道，“西方可能是在背后兴风作浪吗？”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外交部长赖可夫说道，“没有任何西方政府，没有任何第三世界的政府，将会这样丧尽理智来支持这样一种暴行，就像我们与暗杀肯尼迪那样毫不相于是一模一样的。逃亡者，是有可能的；反苏的狂热分子，是可能的。但不会是政府部门。”

“国外的逃亡集团也正在调查之中，”佩特罗夫说道，“但那是很审慎的。我们已派人渗透进了大多数逃亡集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报来任何材料。步枪、子弹和夜间瞄准器都是在西方制造的，在西方的市场上都是可以买到的。毫无疑问，这些东西是偷运进来的。那意味着，不是使用者把它们带进来的，便是他们有外界的帮助。阿布拉索夫将军与我的意见是一致的，首先要求找到使用这些东西的人，然后他们将会揭发出他们的供货者。V部门将从那儿接过手去。”

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带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会议的活动情况，但几乎没有介入其中。克伦斯基只是对持不同政见者集团表示不满。至于是选择卡斯尔唐会谈，还是择定在1983年发动战争，他俩谁也没有再次谋求付诸表决。两个人都知道，一旦票数相同的话，将按会议主持者的那一票行事。鲁丁已向倒台又靠近了一步，但没有完结。

会议同意，只是在克格勃和党的上层机构中宣布，尤里·伊凡南科已患了心脏病而住院。在刺客被找到以及连同他们的帮手被消灭之后，伊凡南科将悄悄地结束他的病程。

斯蒂潘诺夫原先是投鲁丁的票的，并赞成与美国举行会谈；当鲁丁正要召唤秘书进入会议室以恢复政治局的例会时，他举起了手。

“同志们，如果行刺尤里·伊凡南科的凶手逃之夭夭，并把他们的行动公诸于世的话，我认为，那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惨重的失败。如果那样的事发生的话，我将不能继续支持通过谈判和在军备水平问题上作进一步的让步来换取美国粮食的政策。我将转而同意支持党的理论家维希纳耶夫的建议。”

会议室中出现了死一般的沉寂。

“我也将是这样的。”舒希金说道。

8比4，鲁丁在毫无表情地凝视着会议桌的时候想道。如果这两个卑鄙的家伙现在改换门庭的话，结果将是8比4。“你们的意思懂了，同志们，”鲁丁面不改色地说道，“这件事决不会公诸于世的，根本不会的。”

10分钟之后，会议重新开始了，大家一致对伊凡南科同志的突然患病表示遗憾。然后，话题转到了最新上报的小麦和粮食收成数字上面。

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的“吉尔”轿车，飞也似地突然驶离位于克里姆林宫西南角的鲍罗维茨基城门口，径直穿过了练马广场。在广场上值勤的警察从他的无线电信号机中预先获悉政治局的车队正在驶离克里姆林宫，他已把所有的交通车辆都拦住了。转瞬之间，一长队用手工加工出来的黑色轿车沿着伏龙芝大街经过国防部大楼，朝库图佐夫斯基大街上权贵们的住宅区驶去。

克伦斯基应邀与维希纳耶夫同车行驶。他坐在维希纳耶夫的身旁。宽敞的后座部位与司机之间是用隔板屏蔽的，且又隔音，窗帘挡住了行人凝视的目光。

“他已接近要倒台了。”克伦斯基咆哮着说道。

“不，”维希纳耶夫说道，“缺了伊凡南科，他向倒台迈近了一步，而且要虚弱得多，但他还没有到濒于垮台的地步。不要低估马克西姆·鲁丁。他在离去之前将会像泰加森林中进退维谷的熊那样挣扎，但他会下台的，因为他不得不下台。”

“嗯，时间不多了。”克伦斯基说道。

“比你想像的要少，”维希纳耶夫说道，“维尔纽斯上星期发生了抢粮的骚乱。我们的朋友维托塔斯在7月份是投票赞成我们的建议的，他正变得紧张不安。我在索契那幢别墅的隔壁有一幢很漂亮的别墅，尽管我们已主动表示要把那幢别墅送给他，他还是差点儿要改变立场。现在他回到了我们的行列中；而舒希金和斯蒂潘诺夫可能转而和我们站在一起。”

“但只是一旦刺客逃跑，或者事情的真相在国外公开出来的话。”克伦斯基说道。

“一点也不错。但那是肯定要发生的。”

克伦斯基在后排座位上扭动着身子；在一团蓬乱的白发下面，他那红润的脸盘涨得通红。

“披露真相吗？向全世界吗？我们不能容许那样的事。”他突然大声说道。

“不，我们不能那样。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实在太少，仅仅靠流言蜚语是不能得逞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拆穿那些谣言。可以找到一个看上去长得完全像伊凡南科的演员，让他经过排练之后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必须由别人为我们办这件事。而且要有确凿的证据。那天夜里在场的保嫖掌握在克里姆林宫权贵们的手里。那就只剩下刺客本人了。”

“但我们无法把他们弄到手，”克伦斯基说道，“而且是不可能搞到手的。克格勃将先抓到他们。”

“也许是这样，但我们必须尽力而为。”维希纳耶夫说道，“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开诚布公，尼古拉。我们不再是为统治苏联而战，而是为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战，就像鲁丁和佩特罗夫那样。先是小麦，现在是伊凡南科。再来一件丑闻，尼古拉，再来一件——不管是由谁负责，让我把话说清楚，不管由哪一个人负责——鲁丁将垮台。肯定要再来一件丑闻。我们务必确保会有那样的事。”

索尔·拉森身穿工装裤，头戴安全帽，站在耸立在石川岛播磨造船厂中央干船坞上方的一台高架起重机上，俯视着总有一天将成为“弗雷亚”号的船壳。

即使在他初次见到船壳之后的三天，那艘船的规模仍然使他大吃一惊。在他当学徒的年代里，油轮从来没有超过3万吨，只是在1956年世界上才有超过那个吨位的第一艘油轮出海远航。这样的船又创立了一个新的船级，称之为超级油轮，当有人突破5万吨的界限时，又出现另一个新的等级，即巨型原油轮，或称为超级原油轮。当60年代后期20万吨的界限被打破时，新的超大型原油轮等级就问世了。

拉森有一次在海上看到法国一艘载重量达55万吨的巨轮从他身边驶过。他的船员们曾蜂拥到甲板上去看它一眼。现在置于他身下的是比它大一倍的巨轮。正如温纳斯特鲁姆所说的，世界上还从没有见过像它那样的油轮，也决不会再见到这样的巨轮。

船身长515米，就像城市中的十个街区那么长。船身两旁排水孔之间的宽度是90米，它的上层建筑从甲板上拔起五层楼面。在他所能目睹的甲板区下面，船体的龙骨朝干船坞的底部直插下去36米深，它的60个货油舱个个都比一个小电影院要大。在上层建筑下面的腹部纵深，已经装上了四台汽轮机，总计有9万匹轴马力，已准备就绪可以驱动它的双桨。在船尾下面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它那直径达40英尺的青铜螺旋桨在闪烁着微光。

船体上的四面八方都挤满了犹如蚂蚁一般大小的人影；当船坞被塞满了之后，工人们准备暂时离开那儿。他们在接连12个月中几乎天天在进行切割、烧焊、拧螺栓、锯削、铆接、削平、饭金和锤击作业，为的是使船壳合成一个整体。巨大的高强度成型钢板从高架起重机上运过来置于预先设计好的部位，组成船体的外形。当人们清除悬挂在船体四周的绳索、铁链、导线和电缆之后，它最终裸露着躺在那儿，两侧清除了种种障碍物，并已涂上了厚达20层的防锈漆，正等着下水。

最终只剩下支撑着它的枕木。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干船坞位于伊势海湾名古屋附近的千田，船坞的建造者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手下的产物还能派这样的用场。能承建百万吨巨轮的只有干船坞，而且造这样的船将是空前的。一些老工人来到界栏外面观看以求目睹这个仪式。

宗教仪式花去了半个小时，神道教的牧师祈求神灵为巨轮的建造者、为仍将在船上施工的人们和总有一天将驾船航行的水手保佑，祝愿他们平安劳动和航行。索尔·拉森光着脚与他的轮机长和大副出席了仪式，在场的还有从一开始就在那儿的船主首席督察（船舶设计师）和造船厂的首席设计师。他们俩是这艘油轮名副其实的设计师和建造者。

午前不久，闸门打开了，西太平洋的海水发出隆隆的吼声开始流进了船坞。

在董事长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正式的午餐会，但当午餐结束时，索尔·拉森回到了船坞。陪同他一起去的有他的大副斯蒂格·伦德奎斯特和轮机长比约恩·埃里克森，他俩都是瑞典人。

“那是艘相当出色的海轮。”当海水涌上船舷两侧时，伦德奎斯特说道。

在日落前不久，“弗雷亚”号像一位醒来的巨人那样呻吟了起来，少许抖动了一下，又呻吟了起来，然后从它水下的枕木上浮了起来，并随着潮水在漂动。在船坞的四周，4000名日本工人打破了他们故意抑制住的静默而迸发出欢呼声。几十顶白色的帽盔被抛到了空中；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来的六位欧洲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使劲地握手捶背。在他们的脚下，那艘巨轮在耐心地等候着，像是意识到它的机会终将来临的。

第二天，它被拖出船坞泊在试航码头上；它将在那儿停泊三个月，再次接待数千名像蚁群一般勤奋劳动的工人；他们将为它出海远航而作好准备。

奈杰尔·欧文爵士阅读了“夜莺”记录稿的最后几行文字，合上案卷，身子朝后躺着。

“嗯，巴里，你怎么看待这份材料？”

巴里·弗恩代尔参加工作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苏联。它的统治者和权力结构上面。他朝眼镜上又哈了一口气，并作了最后一次擦拭。

“那是马克西姆·鲁丁将不得不熬过去的又一个打击，”他说道，“伊凡南科是他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而且是一位聪明绝顶的人物。他住院的话，鲁丁就失去了一位得力干将。”

“伊凡南科在政治局中将保留他的选举权吗？”奈杰尔爵士问道。

“如果举行另一次表决的话，很可能他可以通过代理人参加投票，”弗恩代尔说道，“但那并不是症结所在。即使政治局对重要决策问题表决的票数是6比6相等，主席的选票将是可以决定问题的。危险在于，有一两位动摇不定的人可能会改变立场。伊凡南科健在的话，可以使人望而生畏，即使身居高位的人也是如此。伊凡南科靠氧气度日的话，也许就未必如此了。”

奈杰尔爵士把案卷递过办公桌交给弗思代尔。

“巴里，我想要你带这份材料到华盛顿去一趟，当然，不过是作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但尽可能与本·汗私下里会餐一次，与他交流一下经验。该死的，这件事变得太微妙了。”

“我们的看法是，本，”两天之后，弗恩代尔在乔治城汗的家中聚餐过后说道，“在马克西姆·鲁丁所面临的政治局中，有半数的人怀有敌意，犹如一发千钧，而那根头发正变得极为纤细了。”

中央情报局中那位主管情报分析的副局长把大腿伸向用红砖砌的壁炉，目不转睛地望着白兰地酒，一边在晃动着酒杯。

“我在那个问题上无法找你的岔子。”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们也认为，至于鲁丁正向你们在卡斯尔唐做出让步那些事情，如果他无法说服政治局继续给予承认的话，他会倒台的。那将会引起一场抢班夺权的斗争，需要召开中央全会来裁定。哎呀，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在其中有很大的影响，又有许多朋友。”

“确实如此。”汗说道，“但另一方面，瓦西里·佩特罗夫也是这样，也许胜过维希纳耶夫。”

“毫无疑问，”弗恩代尔答道，“佩特罗夫也许将使自己能接上班，要是他得到鲁丁和伊凡南科的支持，而鲁丁是在方便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意愿退休，伊凡南科的克格勃神通广大，可以有助于抵消克伦斯基元帅手下红军的影响。”

汗对他的客人微笑着。

“你出动了大量的虾兵蟹将，巴里，你的锦囊妙计是什么？”

“不过是交流一下经验。”弗恩代尔说道。

“好吧，不过是交流一下经验。实际上，我们自己在兰利的看法与你所见颇为相似。国务院的戴维·劳伦斯表示同意。斯坦·波克尔威斯基想在卡斯尔后狠狠压一下苏联人。总统一如既往，是介乎两者之间。”

“不过，卡斯尔唐对于他来说是挺重要的，是吗？”弗恩代尔提示道。

“很重要。明年是他任职的最后一年，再过13个月，将会有一位新的当选总统。比尔·马修斯想体面地离任，在他身后留下一项全面的限制军备条约。”

“我们只是在想……”

“啊，”汗说道，“我认为你是在设想把你的爵士抬出来。”

弗恩代尔对含沙射影提到他的“爵士”——他所属情报局的局长——微笑了一下。

“如果鲁丁在这个紧要关头稳不住阵脚的话，卡斯尔唐肯定要流产。而且他可以用从卡斯尔后、从你们那边获得的东西，来使他一派中的动摇分子相信，他正在那儿有所收获，他是可以靠得住的人。”

“让步吗？”汗问道，“我们在上星期对苏联的粮食收成作了最终分析。他们是执在桶上。至少波克尔威斯基是这样说的。”

“他说得对，”弗恩代尔说道，“但那只桶就要散架了。而守在那只桶里面的是亲爱的维希纳耶夫同志和他的战争计划。我们都知道，那将必然带来些什么样的后果。”

“你的意思懂了。”汗说道，“实际上，我自己读了‘夜莺’的全部案卷之后也颇有同感。我眼下已准备了一份文件供总统过目。当下星期他和本森一起与劳伦斯和波克尔威斯基碰头时，他会拿到那份文件的。”

“这些数字，”马修斯总统问道，“代表一个月前苏联收回家的最终粮食总产量吗？”

他对坐在自己办公桌前面的四个人扫了一眼。在办公室的尽头，一堆柴火在大理石壁炉中劈啪作响，使得由于集中供暖系统而已升得很高的温度又增添了一点可以看得到的温暖。在朝南的防弹窗户外面，平展展的一大片草地上首次粘着11月份清晨的白霜。因为威廉·马修斯是从南方来的，他对温暖表示赞赏。

罗伯特·本森和迈伦·弗莱彻不约而同地点点头。戴维·劳伦斯和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在仔细考虑着这些数字。

“我们为了这些数字已调动了我们的所有来源，总统先生，我们对全部情报都已作了极为仔细的比较分析。”本森说道，“我们的误差，不管是偏大或是偏小，可能是百分之五，不会超出。”

“根据‘夜莺’的说法，甚至政治局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国务卿插话道。

“总计1亿吨，”总统若有所思地说道，“那将可以使他们支撑到3月底，要大大勒紧裤带。”

“到1月份他们就要屠宰牲口了。”波克尔威斯基说道，“如果他们想活命的话，他们将在下个月不得不在卡斯尔唐开始做出大量的让步。”

总统放下苏联粮食问题的报告，拾起一份供总统参阅的情况简报，简报是由本·汗拟订、由中央情报局局长递交上去的。房间中的四个人和他自己都已读过了。本森和劳伦斯对简报的内容已表示同意；弗莱彻博士并没有被点名要表态，而鹰派人物波克尔威斯基持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和他们都知道，他们陷入了绝境，”马修斯说道，“问题是，我们要对他们逼到什么程度？”

“如你在几个星期以前所说的，总统先生，”劳伦斯说道，“如果我们不逼到足够的程度的话，我们就不能为美国和自由世界获得尽可能好的交易。逼得太厉害，我们就迫使鲁丁中断会谈以求自己免遭内部那些鹰派人物的攻击。那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在这时候，我感到，我们应该给他们作个姿态。”

“小麦吗？”

“喂牲口的饲料，以帮助他们使一些牲口能活下来。”本森提议道。

“弗莱彻博士呢？”总统问道。

从农业部来的那个人耸了耸服。

“我们可以让他们随叫随到，总统先生，”他说道，“苏联人自己的商船队中有一大部分在待命。我们知道，由于他们的运费有补贴，他们的商船都可以忙个不停。然而它们不忙的时候都停泊在黑海的所有暖水港和苏联的太平洋海岸一带。如果它们接到莫斯科的通知，它们就将启航到美国。”

“我们最迟需要在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做出决定呢？”马修斯总统说道。

“元旦，”本森说道，“如果他们知道可以暂时喘息一下，他们就能停止屠宰牲口。”

“我敦促你不要对他们放松压力。”波克尔威斯基恳求道，“到3月份，他们将会绝望的。”

“是非常绝望以致在裁军问题上做出足够的让步以确保10年的和平呢，还是非常绝望以致大动干戈呢？”马修斯反问道，“先生们，你们将在圣诞节前听到我的决定。与你们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与参议院中五个委员会的主席和我一起磋商——国防。农业、外交、商务和拨款，而我又无法告诉他们有关‘夜莺’的事，不是吗，鲍勃？”

中央情报局局长点点头。

“对，总统先生，不能谈有关‘夜莺’的事。参议院中的助手太多，泄密的漏洞太多。在这个时候把我们确实所知道的情况泄漏出去，其效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那么，很好，到圣诞节再说吧。”

12月15日，伊凡·索科洛夫教授在卡斯尔唐大厦中站起身来，开始宣读一份准备好的文件。苏联，他说，作为一个献身于为世界和平而坚持不懈进行探索的国家，将始终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传统，并牢记它对于和平共处所再三重申的义务……

埃德温·杰·坎贝尔坐在桌子对面，带着某种同情的神态望着他的苏联对手。在两个月的时间中，虽然工作把他们拖得疲惫不堪，但他与那位来自莫斯科的人建立起了一种相当亲热的关系，亲热的程度至少是他们的地位和职责所允许的范围以内。

在会议的休息期间，各人都曾到对方代表的休息室中去作了互访，在苏联的客厅中，莫斯科代表团的成员都在场，而且肯定配备了克格勃的特工人员，会话是令人愉快的，但又是拘谨的。而在美国人的休息室中，索科洛夫是单枪匹马，显得毫不拘束，连他孙儿们在黑海海岸度假的照片都拿给坎贝尔看了。作为科学院的一位领导成员，那位教授由于对党和事业忠心耿耿而得到了报偿，他拥有一辆配备司机的高级轿车、城市中的公寓、乡村中的夏季别墅和海边的避暑小屋，可以出入科学院的食品商店和配售商店。索科洛夫由于自己的忠诚，由于能为将成千上万的人送进莫尔多维亚劳改营的政权而贡献自己的才华，而享有高薪厚禄，他是个有钱有势的人。坎贝尔对此并没有丝毫的错觉。但即使有钱有势的人也是有孙儿孙女的。

他带着越发惊奇的神情坐在那儿倾听那位俄国人的发言。

你这个可怜的老家伙，他想道，这肯定会使你付出巨大的代价。

当夸夸其谈的长篇演说结束时，埃德温·坎贝尔站起身来，郑重其事地对教授所作的发言表示了感谢，他已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极为小心翼翼而又全神贯注地听取了他的言论。他提议休会，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则可考虑自己的立场。不出一个小时，他便置身于都柏林大使馆，开始把索科洛夫异乎寻常的发言报送给戴维·劳伦斯。

几个小时之后，戴维·劳伦斯在华盛顿的国务院中提起一架电话机，用专线给马修斯总统打了电话。

“总统先生，我必须告诉你，在六个小时之前的爱尔兰，苏联就六个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作了让步，所涉及的范围从携带氢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总数量到常规装甲部队、直至易北河沿岸武装力量之间的脱离接触问题。”

“谢谢，戴维，”马修斯说道，“那是特大喜讯。你说得对，我想，我们应该让他们反过来，也若有所得。”

在莫斯科西南方向的一片桦树和落叶松树林里，苏联的达官贵人兴建了他们的乡村夏季别墅，这个地区的面积不过100多平方英里。他们喜欢待在一起。这一区域内的道路两旁建有数英里长漆成绿色的钢铁栏杆，把显贵们的私人庄园围了起来。栅栏和车道上的栅门看来大多是无人看管的，但谁要试图攀越第一道栅栏或是驱车驶过第二道栅门的话，都将会在转瞬之间被从树林钻出来的卫兵们拦住。

乌斯彭斯科雅大桥以外的地区是以一个名叫茹科夫卡的小村庄为中心的，人们通常把那儿当成是茹科夫卡村。这是因为附近有另外两个比较新的树落：党魁们占有周末别墅的索夫明·茹科夫卡和受到党的青睐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家们聚居的阿卡德米克·茹科夫卡。

但在河对岸是最高级的乌索沃村落，这儿的排他性甚至更为强烈。在附近，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及政治局的主席，就隐居在一幢豪华的宅第之一中，房屋的周围是数百英亩戒备森严的树林。

这儿，马克西姆·鲁丁在圣诞节的除夕之夜安排了50年所未曾有过的家宴。他坐在一张他所喜爱的皮椅上，双脚伸向巨大的壁炉；壁炉是用粗凿而成的花岗石块建成的，长达一米的松树圆木劈柴在壁炉膛里烧得劈啪作响。他的前任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在这座壁炉前取暖。

火焰发出明亮的黄色辉光，摇曳不定地映照在书房中带镶板的墙壁上，并照亮了隔着大炉与他面对面坐着的瓦西里·佩特罗夫的面庞。在鲁丁座椅的扶手旁放着一张不大的咖啡桌，上面摆着一只烟灰缸和半杯美国白兰地酒；佩特罗夫对着那杯酒斜目而视。他知道，自己那位日益衰老的保护人是不应该喝酒的。鲁丁的食指和拇指间夹着那支必不可少的香烟。

“关于调查有什么消息吗？”鲁丁问道。

“进展缓慢。”佩特罗夫说道，“有外界的援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知道，夜间瞄准器是在纽约市场上购买的。那支芬兰步枪是从赫尔辛基向英国出口的一批货物中的一件。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一家商店来的，但出口订货单适用于订购比赛用的步枪，因此属于私人经营的商业订货单，而不是官方的订货单。建筑工地的脚印已与工地上所有工人的靴子作了对照检查，那儿有两对无法查明的脚印。那天夜里的空气潮湿，周围有许多水泥灰尘，因此脚印是很清晰的。我们可以肯定，在那儿的是两位男子。”

“持不同政见者吗？”鲁丁问道。

“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而且是相当丧心病狂的。”

“不，瓦西里，在党的会议上不要说那样的话。丧心病狂的人胡乱打枪的，或者甘愿作自我牺牲。这是由某个人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策划起来的；那个家伙仍然逍遥法外，不管是在俄国境内还是境外，必须干掉这个人，这样可以一劳永逸，而他的秘密就无法公诸于世。你的矛头是集中在谁的身上呢？”

“乌克兰人。”佩特罗夫说道，“我们已经完全打进他们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团体之中。没有任何人曾听到有关这样一个计划的谣传。就我本人而言，我仍然认为他们是在乌克兰境内。至于伊凡南科的母亲被用作为钓饵，那是不可否认的。那么，谁会知道她是伊凡南科的母亲呢？不会是纽约某个到处乱涂标语口号的人。不会是法兰克福某个坐在椅子里空想的民族主义分子。不会是伦敦某个编写小册子的作者。是个本地人，但与外界有联系，我们的矛头集中在基辅。有几百个人以前曾被拘留，后来获释返回了基辅地区，他们正在受到审讯。”

“找到他们，瓦西里，找到他们，而且要把他们干掉。”马克西姆·鲁丁改换了话题；犹如他习惯上所做的那样，改换话题时的语调是丝毫不变的。“从爱尔兰传来什么新的消息吗？”

“美国人已经恢复谈判，但对我们主动提出的建议还没有做出答复。”佩特罗夫说道。

鲁丁哼着鼻子说道：“那个马修斯是一个傻瓜。他认为我们在必须后撤之前能继续向前走多远呢？”

“他要与那些憎恨苏联的参议员们周旋，”佩特罗夫说道，“还有那位天主教法西斯分子波克尔威斯基。当然，他无法知道，在政治局内部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势均力敌。”

鲁丁咕哝着说道，“如果他在新年之前不主动给我们一点东西的话，我们在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就不会得到政治局的赞同……”

他伸出手去拿了白兰地酒喝了一口，心满意足地舒了口气。

“你有把握还可以喝酒吗？”佩特罗夫问道，“医生在5年前禁止你喝酒的。”

“该死的医生，”鲁丁说道，“那就是我要把你叫到这儿来的真正原因。我可以毫不含糊地告诉你，我不会死于酒精中毒或者肝衰竭。”

“我听你这样说很高兴。”佩特罗夫说道。

“还有哪，我将在4月30日退休。那使你感到意外吗？”

佩特罗夫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神情很警惕。他曾两次见过首脑人物下台。赫鲁晓夫遭到怒斥，被撵下了台，身败名裂，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勃列日涅夫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退休的。当这位世界上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暴君逊位时，他已险些要遭到严厉的谴责。但从来没有像这样危险。这一次，他披着斗篷。除非其他人能从他身上把斗篷抢走。

“是的，”他小心翼翼地说道，“那使我感到意外。”

“在4月份，我将召集一次中央全会，”鲁丁说道，“在4月30日向他们宣布我要离任的决定。在‘五一’劳动节，一位新的领导人将站在陵墓上那一排人的中央。我希望，那将是你。在6月份，就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领导人将从那时候起制定方针大计。我希望，那将是你。我在几个星期以前就对你那样说过了。”

自从那一次在克里姆林宫这位年迈的领导人的私邸中会晤以来，佩特罗夫就知道自己是鲁丁择定的接班人，与世长辞的伊凡南科当时也和他们在一起，如同往常那样带着一种冷嘲热讽和警惕的神态。但他并没有料到事情竟会如此之快。

“我将无法使中央委员会接受你的任命，除非我能给他们所想要的东西——粮食。他们都早已知道处境如何了。如果卡斯尔唐会谈失败的话，维希纳耶夫将会占到上风。”

“为什么这么快呢？”佩特罗夫问道。

鲁丁举起他的酒杯。默默无言的米夏从阴暗处走了出来，把白兰地倒进了杯子。

“我昨天从孔策沃拿到了试验的结果，”鲁丁说道，“他们已作了几个月的试验了。现在他们感到有把握了。不能抽烟，不能喝美国白兰地。白血症。6到12个月。让我们就这样说吧，过了这个圣诞节，我就再也见不到圣诞节了。如果我们遇到一场核战争的话，你也见不到圣诞节了。

“在以后的100天时间中，我们必须与美国人达成一项粮食协议，并把伊凡南科事件一劳永逸地了结掉。剩下的时间不多，而且时间消逝得太快了。牌都摊在桌面上了。牌面朝上，再也没有什么王牌可以打出来了。”

12月28日，美国正式表示愿意以时行的价格向苏联出售1000万吨牲口用的饲料粮，立即交货，并可视为不包括仍在卡斯尔唐谈判的任何条款之中。

在新年的除夕，苏联民航总局一架装有双喷气式发动机的“图波列夫-134”型客机从列沃夫机场起飞；那是飞往明斯克的国内航班。飞机刚越过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正向北飞行在普里皮亚特河畔的沼泽地上空。这时，一位神态忐忑不安的年轻人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向那位正在与旅客说话的航空小姐走去，她在离通向飞行甲板的那扇钢门背后只有几排座位远的地方。

她知道厕所是在机舱的另一头，便在那位年轻人向她走上前去时，直起身子。正当她挺直腰杆时，那位年轻人把她很快扭转过身子，用他的左前臂紧紧夹住她的喉头，并拔出一支手枪对准她的肋部。她惊叫了起来，旅客们同声叫嚷了起来。那位劫持者开始把姑娘朝后拖到那扇通向飞行甲板的舱门跟前，门是锁着的。在靠近门的舱壁上架设着内部对讲电话装置，可以使航空小姐与飞行员通话；在发生飞机劫持事件的情况下，飞行员受命拒绝把门打开。

一位旅客从机舱中部的座位上站起身来，手里握着自动手枪。他蹲伏在通道中，双手紧握着手枪，枪口直接对准了那位航空小姐和她身后的飞机劫持者。

“抓住！”他大声喊道，“克格勃。就在那儿抓住不动。”

“告诉他们把门打开。”飞机劫持者嚷道。

“不可能。”那位从克格勃派来的武装飞行警察对飞机劫持者大声说道。

“如果他们不开门，我要打死这个女的。”那位抓住航空小姐不放的男子汉尖声叫道。

那位姑娘很勇敢。她用脚后跟朝后踢，踢中了那个持枪者的胫部，并挣脱了他的束缚，拼命朝警察跑去。飞机劫机者蹦跳着朝她追上去，穿过了三排旅客座位。那是一个错误，其中一位旅客从靠走道的一只座位上站了起来，转身朝飞机劫持者的颈背猛击一拳。那个人脸朝下倒栽了下去。他还没来得及动弹，那位揍他的人已把他的手枪夺了过来，反而把枪对准了他。那位劫持者转过身子端坐着，望着那支手枪，用双手捂住脸便开始轻声呜咽了起来。

那位克格勃的特工从后面向前走来，从航空小姐身前越过，仍然握着随时准备射击的手枪，朝那位救援者走上前去。

“你是谁？”他问道。为了作答，那位救援者用手伸进里面的一只口袋，掏出一张卡片，并把它抖开了。

那位特工望着那张克格勃的证件。

“你不是从利沃夫来的。”他说道。

“特尔诺波尔，”另一个人说道，“我是回到明斯克的家中去休假，所以我没有带随身武器，但我的拳术挺好的。”他呲牙咧嘴地笑了起来。

那位来自利沃夫的特工点点头。

“谢谢，同志。不要放过了他。”他迈步走到扬声器电话跟前，对着它很快诉说了起来。他正在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并要求在明斯克由警方来接办。

“看一下可以吗？”一个刺耳的声音从门背后问道。

“当然，”那位克格勃特工说道，“他现在已不会肇事了。”

门背后踢了一下，门打开了，露出了机械师的脑袋，既有些惊恐不安又感到非常好奇。

那位从特尔诺波尔来的特工做出了很奇怪的举动。他转身离开了那个坐在地板上的人，用他的左轮枪猛砸他同事的颅底，把他推到一旁，趁舱门还没来得及关上便把他的脚猛地伸进了门里。转瞬之间，他穿过了舱门，一边把那位机械师倒推到飞行甲板上。他身后坐在地板上的那个人站了起来，抓住那位飞行警察自备的自动枪——一支直径为9毫米、克格勃专用的标准型“托加列夫”式手枪，紧跟着穿过了舱门，并猛地随手把门关了起来，舱门自动锁上了。

两分钟之后，在戴维·拉扎雷夫和列夫·米什金两支手枪的胁迫下，“图波列夫”飞机转向正西方朝华沙和柏林飞去，机上携带的燃油最多只能飞到柏林。鲁登科机长坐在操纵器旁气得脸色苍白，他身旁的副驾驶员瓦图京在慢吞吞地回答来自明斯克塔台有关改变航向而匆忙发来的询问。

临到客机越过边界进入波兰的领空时，明斯克塔台和另外四架使用同一波长的客机便知道，“图波列夫”号飞机已掌握在空中强盗的手中。当飞机穿过华沙空中交通管制区的中心时，莫斯科已经知道了。在华沙西部100英里的地方，由驻在波兰基地的六架苏联“米格-23”型战斗机组成的飞行小队从右舷迎了上去，以编队飞行姿态紧随着“图波列夫”号客机，飞行队长在自己的头盔中急促而含糊不清地诉说了起来。

在位于莫斯科市伏龙芝大街的国防部中，尼古拉·克伦斯基元帅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接了紧急电话，他使用的是连通苏联空军司令部的电话线路。

“在哪儿？”他大声喊道。

“正飞越波兹南的上空，”对方答道，“高柏林有300公里。15分钟的航程。”

元帅仔细地盘算着。这可能是维希纳耶夫所梦寐以求的丑闻。至于应该怎么办，那是毫无疑问的。“图波列夫”号客机连同全部旅客和机务人员应该被击落。随后公布的说法将是：飞机劫持者从机舱内部打枪时子弹击中了一个主油箱。在以往的10年中，这样的事曾两度发生。

他发出了命令。在此之后5分钟，“米格”战斗机的飞行队长倾听着，与客机的翼梢相隔100米远。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上校同志。”他对他的基地司令员说道。20分钟之后，那架客机飞越了奥得河——尼斯河边界，开始降低高度向柏林飞去。当客机降下飞行高度时，“米格”战斗机作了漂亮的离队俯冲姿态，在天空中向下滑行朝基地返航了。

“我必须告诉柏林，我们要进场了。”鲁登科机长向米什金央求道，“如果跑道上停放着一架飞机的话，我们到头来会烧成一团火球。”

米什金凝视着前方寒冬时节出现的那种灰蒙蒙的云层。他以前从来没有乘过飞机，但机长说的话是有道理的。

“很好，”他说道，“开口说吧，告诉滕珀尔霍夫你马上要进场。不要提出请求，只是直截了当地说明情况。”

鲁登科机长是在打他的最后一张牌，他向前倾着身子，调整了波道选择转盘便开始讲话。

“滕珀尔霍夫，西柏林。滕珀尔霍夫，西柏林。这是苏联民航总局351航班……”

他是在用英语讲话，那是空中交通管制的国际语。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对英语几乎一窍不通，只是从西方的乌克兰语广播中拣了些片言只语，米什金把手枪抵住鲁登科的颈部。

“不要耍花招。”他用乌克兰语说道。

在东柏林申费尔德的塔台中，两位调度员面面相觑。他们是在自己机场用的频率上收听呼叫，但被称呼成“滕珀尔霍夫”。滕珀尔霍夫已有10年时间不再用作西柏林的民用机场了，撇开这一点不说，决没有任何苏联民航总局的飞机会做梦想降落在西柏林。当特格尔机场用作为民航机场时，滕珀尔霍夫就改用作为美国的空军基地。

其中一位东德人比另一位要更为敏捷，他一把抢过话筒。“膝滕珀霍夫呼叫苏联民航总局351航班，你可以着落。直接进场。”他说道。

鲁登科机长在客机里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放下了襟翼和起落架。“图波列夫”号客机很快向东德的主要机场降低了飞行高度以。他们在1000英尺的高度穿过云层而看到前方的降落信号灯光。在500英尺的高度，米什金带着怀疑的神情透过流线型的有机玻璃罩凝视着。他曾听说过西柏林的事，听说过那儿有明亮的灯光、拥挤的街道、库菲斯滕丹大街上到处挤满购货的人群，而滕珀尔霍夫机场就位于那一切的中心。但这个飞机场却是在乡村之中。

“那是花招！”他对拉扎雷夫吼叫道，“这儿是东方。”他把手枪捅进鲁登科机长的颈部。“再飞起来，”他声嘶力竭地喊道，“再飞起来，否则我要开枪了。”

那位乌克兰机长咬着牙齿，在最后的几百米航程中保持着航向。米什金用手从他的肩膀上方伸了过去，竭力想把操纵杆拉回来。当传来两种不同的隆隆声时，那声音是混杂在一起，无法分辨究竟是哪一种响声在前，米什金声称，轮子碰到柏油跑道时的重击声使手枪走火了，而副驾驶员瓦图京坚持认为是米什金先打枪的。情况太混乱了，始终无法确定最终而又肯定的说法。

那颗弹丸把鲁登科机长的颈子撕成了一个裂口，顿时结果了他的性命。飞行甲板上冒起了蓝色的烟雾，瓦图京把操纵杆推了回去，大声向机械师喊着要加大功率。“图波列夫”号飞机已像一只湿漉漉的面包那样沉甸甸的，在柏油碎石跑道上蹦了两下。然后又腾空而起，左右摇晃着在为加大升力而挣扎；这时，喷气式发动机的吼声比旅客的尖声嚎叫少许要高一点，瓦图京驾驭着飞机，机头翘了起来，机身在颠簸，他在祈求发动机发出更大的功率，这时，东柏林朦胧的远郊从他们身下掠过，接着是实实在在的柏林墙。当“图波列夫”号飞机越过滕珀尔霍夫的界栏时，它只差6英尺就要碰到那几幢靠得最近的房屋。

那位年轻的副驾驶员吓得脸如土色；他使飞机猛地降落在主跑道上；拉扎雷夫在用手枪对准他的后背。米什金扶着鲁登科机长血迹斑斑的尸体使他不至于倒伏在操纵杆上。“图波列夫”飞机终于在跑道全长的四分之三处停了下来，仍然靠所有起落架轮子支撑着。

参谋军士勒鲁瓦·科克尔是一位爱国者。他蜷缩着身子冒着风寒坐在空军宪兵队吉普车的方向盘后面。他那件毛皮风雪大衣裹得紧紧的，盖住了面庞的四周，他带着眷恋的神情在思念美国南方亚拉巴马州的温暖。但他是在守卫执勤，而且是严肃认真地在值勤。

当进场的客机从房顶上方倾侧着还没有飞到界栏时，他发出了一声“什么狗——屎……”并挺直腰杆坐着；飞机的发动机在怒吼，起落架和襟翼都悬垂着。他从来没有到过俄国，甚至从来没有到过边界对面的东方，但他阅读过有关那儿的事情的书刊。他对于冷战所知不多，但他很清楚，要不是像勒鲁瓦·科克尔这样的人在守卫的话，共产党人的进攻始终是迫在眉睫的。当他见到红星时，他也认识那是一颗红星，还有镰刀和铁链。

当那架客机摇摇晃晃地滑行着停下来时，他取下背在肩上的卡宾枪，瞄准了一下，并把鼻轮的轮胎打穿了。

三个小时之后，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束手就擒，他们本来的意图是想留下机务人员、释放旅客、把三位来自西柏林的知名人士扣押在机上，并飞往特拉维夫。但换一只新的鼻轮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俄国人是决不会提供的。而当鲁登科被杀的消息为美国空军基地当局所知时，他们拒绝安排一架基地的飞机。神枪手们把“图波列夫”号飞机团团围住；两个人也决不可能把其余的人押送上另一架飞机，即使是在枪口的胁迫之下。狙击手们将把他们拦住，经过与基地司令谈判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便举起手走出了机舱。

那天夜里，他们便被正式递解给西柏林当局以受理拘捕和审讯手续。

正文第九章

1月2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在国务院与戴维·劳伦斯会晤时，铁板着的脸上怒形于色。

美国国务卿应苏方的请求正在接见他，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应苏方的“坚决要求”。

大使用刻板而又平淡的调子朗读了他的正式抗议照会。他读完之后便把照会文本放在那位美国人的办公桌上。劳伦斯已知道那份照会的确切内容，并已准备好了一个答复，那是由他的法律顾问们拟订的，其中有三位顾问就站在他椅子后面的两侧。

他承认，西柏林确实不是拥有主权的地区，却是在四大国占领下的一个城市。然而，西方盟国早已承认，在法制问题上，西柏林当局应该受理除触犯纯属西方盟国军事法范围之外的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他继续说道，民航客机的劫特是一起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并非是由美国的公民侵犯别的美国公民，也不是发生在滕珀尔霍夫的美国空军基地的范围以内。因此，那属于一起民事案件。结果，美国政府坚持认为，从法律程序上来说，美方不能在西柏林的领土范围内拘留非美国籍的公民，也不能保留并非美国人拥有的物证，尽管那架客机曾在一个美国空军的基地上停留。因此，他只得拒绝苏联的抗议，别无其他的方法。

那位大使板着脸，一声不吭地听着他把话说完。大使答复道，他无法接受美国的解释，并拒绝这样的解释。他将按那样的意思向他的政府汇报。话音刚落，他便离开那儿，并返回他的大使馆中去向莫斯科作汇报。

那一天，三个人坐在伦敦市贝斯沃特区的一套单元住宅中，眼睛盯着他们四周地板上撒得乱七八糟的报纸。

“一场灾难，”安德鲁·德雷克厉声说道，“一场该死的灾难，到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到达以色列了，不出一个月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释放，并能举行他们的记者招待会。他究竟干嘛要开枪打死那个机长呢？”

“如果机长正在申费尔德机场上着落而拒绝飞到西柏林的话，他们无论如何是完蛋了。”阿扎玛特·克里姆说道。

“他们该用棍子打他。”德雷克哼着鼻子说道。

“一时的冲动，”卡明斯基说道，“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那些手枪能被追查出来吗？”德雷克向克里姆问道。

那位矮小的鞑靼人摇摇头。“也许会查出那家出售手枪的商店，”他说道，“不会追查到我身上。我当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德雷克在地毯上踱着步，陷入了沉思之中。

“我认为，他们不会被引渡回去的，”他最终说道，“苏联人现在想把他们要回去，因为他们劫持了飞机，开枪打死了鲁登科机长，殴打了飞机上的那个克格勃特工，当然，还殴打了另一个他们从他身上拿走身份证的克格勃特工。但杀死那位机长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西德政府将不会把两个犹太人送回去被处死。另一方面，他们将会受审和判罪。也许是无期徒刑。米罗斯拉夫，他们会开口谈有关伊凡南科的事情吗？”

那位乌克兰流亡者摇了摇头。

“如果他们有理智的话，是不会开口的，”他说道，“在西柏林的市中心不会的。德国人也许不得不变卦而终究把他们送回去。如果他们相信这两个人所说的话，莫斯科将会否认伊凡南科是死了，并搞一个面貌相像的人来做证据，所以他们是不会相信的。但莫斯科将会相信他们的话，并把他们消灭掉。德国人由于不会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将不会提供任何特殊的保护。他们不会冒险的。他们将会保持沉默。”

“那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克里姆指出。“我们这番所作所为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使整个苏联的国家机器蒙受一次奇耻大辱。我们无法举行那样的记者招待会；我们并不掌握任何可使全世界信服的详细情况。只有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可以办到那一点。”

“那么，必须设法使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德雷克用下结论的口吻说道，“我们必须发起第二次行动以使他们到达特拉维夫，并保证他们的生命和自由。否则的话，那就前功尽弃。”

“现在出了什么事呢？”卡明斯基重复说道。

“我认为，”德雷克说道，“我们需要找出一种办法，我们来订一个计划，我们来执行这项计划。他们不能在柏林坐着等死，他们的头脑里藏着像那样的一项秘密，是不能这样坐等的。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对莫斯科来说，要根据事实来做出推断是不会花费多长时间的。他们现在有线索可以追查了，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知道是谁在基辅干了那件事。然后，他们将开始筹划报复。我们必须使他们无法得逞。”

苏联驻华盛顿大使怒气冲冲的不友好态度，与他那位波恩同事的勃然大怒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两天之后，驻波恩的俄国外交官便与西德外交部长会晤。他坚持认为，联邦德国政府拒绝将两名杀人犯交给苏联或东德当局，就是明目张胆地破坏他们之间到那时为止所形成的友好关系，而且只能被视为一种敌意的举动。

西德外交部长感到十分不安。他私下里希望“图波列夫”号客机是降落在东德的跑道上。他抑制住了自己而没有指出，既然俄国人始终坚持西柏林不是西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他们应该去与西柏林市政院商谈。

大使再三陈述了他的情况和理由：罪犯是苏联公民，受害者是苏联公民，民航班机是苏联的领土，违法行为发生在苏联的领空，而凶杀发生在东德主要机场的跑道上，或者仅离开跑道几英尺高的空中。因此，罪行应按苏联的法律，或者最起码是按东德的法律，进行审讯。

外交部长尽可能有礼貌地指出，所有的先例都表明，飞机劫持者可以按所抵达的国家的法律接受审讯，如果那个国家希望行使那个权利的话，这决不是低毁苏联法律程序的公正合理性……

他私下里想道，那是见鬼。在西德，从政府、新闻界直至公众，谁都没有丝毫的怀疑，引渡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将意味着克格勃的审讯、袋鼠法庭和行刑队。何况他们是犹太人，那又是另一个问题。

1月份的头几天对于新闻界来说是平淡无奇的，西德的新闻界正在借此题材大做文章。保守而又强大的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派报纸坚持认为，不管两位飞机劫持者已犯了什么样的罪行，他们应该受到公正的审判，而公正的审判只有在西德才能得到保障。联合政府的中流批柱——巴伐利亚州的基督教社会联盟正采取同样的方针。某些方面的人士，就最近克格勃在飞机劫持者所逃离的利沃夫地区进行镇压的问题，向新闻界提供了大量准确无误的情报和耸人听闻的细节，从而暗示从恐怖中逃离出来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反应，尽管逃离的方式并非无可指摘。另外，近来从政府机构中又揭露出一名身居高位的共产党间谍，而政府对莫斯科采取和解方针的话，则不会提高政府的名望，何况地方选举迫在眉睫……

部长已从总理那儿收到了指令。米什金和拉扎雷夫，他告诉大使，将在西柏林尽快接受审判，如果证明有罪的话，或确切地说，当证明有罪时，将被判处应得的徒刑。

周末的政治局会议开得十分激烈，再一次没有使用磁带录音机，速记员也不在场。

“这是一起暴行，”维希纳耶夫厉声说道，“又一桩有损于苏联在世界上威望的丑闻。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他的言外之意是，那仅仅是由于马克西姆·鲁丁日益领导不力才发生的。

“那是不应该发生的，”佩特罗夫反唇相讥，“要是元帅同志的战斗机按照惯例在波兰上空把那架飞机击落的话。”

“在地面控制和战斗机分队的长机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了，”克伦斯基说道，“那是千载难逢的一次。”

“虽然那是偶然的。”赖可夫冷若冰霜地说道。他从大使们那儿已经获悉，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将受到公审，并将把飞机劫持者们究竟如何先在公园里从一位克格勃官员的身上抢劫身份证件，然后冒充一位克格勃官员钻到飞行甲板的情况都公诸于世。

“有没有这样一类的问题，”维希纳耶夫的支持者皮特里耶诺夫问道，“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可能是杀死伊凡南科的凶手呢？”

气氛是紧张的。

“根本不可能，”佩特罗夫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知道，那两个人来自利沃夫，而不是基辅。他们是没有获准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当然，我们正在进行调查，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牵连。”

“如果有这样的牵连的话，我们将肯定会被告知的是吗？”维希纳耶夫问道。

“那是不用说的，同志。”鲁丁咆哮着说道速记员被唤了回来，会议进而讨论卡斯尔唐的进展情况和购买1000万吨饲料用粮的问题。维希纳耶夫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压力。赖可夫尽力在说明，苏联正在获得熬过今冬明春所需的小麦数量，而在武器水准方面所作的让步是最小的；但克伦斯基对这一点持有异议。不过，科马罗夫被迫承认，如果立即运进1000万吨的过冬饲料用粮，将可使他马上动用同等数量的库存粮，从而避免全面屠宰牲口。马克西姆·鲁丁微乎其微的优势仍然保持未动。

散会时，那位苏联的元老把瓦西里·佩特罗夫拉向一旁。

“这两位犹太人与行刺伊凡南科有什么牵连吗？”他问道。

“可能的，”他承认道，“我们知道，特尔诺波尔的抢劫事件肯定是他们干的，所以，他们很明显是打算离开利沃夫以为他们的叛逃作准备。我们从飞机上采集到了他们的指纹，与他们在利沃夫生活区的指纹是对得起来的。我们还没有找到与基辅谋刺现场的脚印相匹配的鞋子，但我们仍然在搜寻那两双鞋子。最后一件事，我们从撞倒伊凡南科母亲的那辆汽车里采集了一块掌纹。我正在尽力从柏林内部搞到那两个人完整的掌纹。如果两者对得起头来的话……”

“制定一个计划，一个应急的计划，对于切实可行性提出一份研究报告，”鲁丁说道，“把他们消灭在西德的监狱里。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还有件事，如果可以证明他们是行刺伊凡南科的凶手，给我打个招呼，不要对政治局说。我们先把他们消灭掉，然后告诉我们的同志们。”

佩特罗夫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在苏俄，欺骗政治局就像赌博时下最大赌注。一失足，即粉身碎骨。他回想起了两个星期以前鲁丁在乌索沃郊区的火炉边对他说的话。政治局中6比6相持不下，如果伊凡南科命赴黄泉，他们自己一派的六个人中有两个人即将改换门庭；这样，王牌就荡然无存了。

“很好。”他说道。

1月中旬刚过，西德总理迪特里希·布希便在绍姆堡老王宫隔壁总理府的私人办公室中接见了他的司法部长。西德的政府首脑正仁立在外面风景如画的现代化玻璃窗旁，目不转睛地观望着冰冻的积雪。这幢新建的现代化政府办公大楼耸立在联邦总理广场的上方，里面的温度高到足可以穿衬衣的程度，这座位于河畔的城市在1月份是冰冷刺骨的，然而大楼里丝毫没有受到严寒的影响。

“这个米什金、拉扎雷夫事件怎么样了？”布希问道。

“说来奇怪，”他的司法部长路德维格·费希尔承认道，“他们所抱的热诚合作态度，超出了人们所能期望的范围。他们像是急于要受审，刻不容缓。”

“太好了，”总理说道，“那正中我们下怀。要速战速决，让我们把它了结掉。他们是怎样合作的呢？”

“有人向他们主动提供了一位来自右翼集团的知名律师，费用由捐款支付，也许是德国人的捐款，也许是从美国保卫犹太人同盟来的捐款。他们回绝了他。他们想使审判变成一个举世瞩目的场面，他们将就克格勃在乌克兰镇压犹太人的恐怖行动提供大量的细节。”

“是一位右翼的律师想那样吗？”

“到磨里的都成粉，迎头痛击俄国人，如此等等。”费希尔说道，“不管怎样，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愿意承认有罪，并陈述情况恳求从轻判刑。他们坚持这一点。如果他们这样干，而且声称手枪是在飞机碰到申费尔德机场的跑道时偶然打响的，那么，他们的辩护可获得部分成功。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的新律师正请求将谋杀罪减轻为凶杀罪。”

“我想，我们可以同意他们的那个请求，”总理说道，“他们会被判多重的刑？”

“加上劫持飞机在内，15到20年徒刑。当然，他们在服刑三分之一之后可以被假释。他们年纪轻轻的，才25岁左右。他们到30岁便可出狱。”

“那是坐5年牢，”布希咆哮着说道，“我关心的是今后的5个月时间。世事淡忘，过5年时间，他们将成为存档备查的材料了。”

“嗯，他们对一切都供认不讳，但他们坚持说手枪是走火。他们声称，他们只是想用自己所知道的惟一方法奔赴以色列。他们将按那个意思，即凶手，服罪。”

“让他们如愿吧，”总理说道，“俄国人是不喜欢这样的，但横竖都一样。他们犯了谋杀罪应该以命偿命，但现在来说，那实际上是等于20年徒刑。”

“还有一件事情，他们想在审判之后被转到西德的监狱中。”

“为什么呢？”

“他们像是对克格勃的报复感到惊恐不安。他们认为，在西德要比在西柏林安全一些。”

“废话，”布希哼着鼻子说道，“他们将在西柏林受审坐班房。俄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在柏林的牢房里进行清算、他们不敢的。不过，我们可以在过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后作一下内部调动，但现在还不行。干吧，路德维格。如果他们希望合作的话，要快刀斩乱麻。但在选举之前，不要让新闻界来打扰我，还有那位苏联大使。”

在日本千田，初升的太阳在“弗雷亚”号的甲板上闪闪发光；油轮在试航码头上已停泊了两个半月。在75天的时间中，油轮已变了样子。它日日夜夜顺从地停泊在码头上，而犹如蚁群一般的油轮建造者在船上的每一个部位挤进挤出。船体上纵横交错铺设着几百英里长的管道和线路——电缆、输运管道、软管和皮线。犹如迷宫一般的电气网络都已连接了起来，并已经测试过；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泵系统已经安装和试车完毕。

与计算机相连接的各种仪表已经各就各位；这些仪表可以操纵货油舱的灌满和排放；可以使油轮向前飞速推进，也可使它停车；能够使它一连几个星期保持在罗盘的任何一个航向而无需用手操舵；既可以观察油轮上方的星体，也可以看到船体下面的海床。

食品舱和冷藏库已经完全安装好，可以使船员们维持几个月的生活。家具、门上的球形把手、灯泡、厕所、厨房灶具、集中供暖设备、空调设备、电影院、桑那浴室、三个酒吧间、两个餐厅。床、睡铺、地毯和挂衣架也都安装完毕。

油轮的上层建筑有五层楼面，已从一只空壳变成了一座豪华的旅舍；它的驾驶台、无线电报室和计算机室已从回声四起的空舱变成装满了嗡嗡作响的综合数据库、计算器和控制系统。

当最后一批工人收拾好他们的工具而留下它了然一身时，它在规模、动力、载重量、陈设的豪华和技术上的完美程度方面，就人的技术在海面上所能达成的而言，都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船上总共配备30位船员，其中尚缺的人员都已在14天之前乘飞机来到这儿，以使自己熟悉船上的各个部位。船员队伍中包括油轮的主人——索尔·拉森船长、大副、二副、三副、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级别相当于大管轮的电气工程师、电报员和地位相当于高级船员的管事。加上其余的20个人就构成了全班人马，其中有一位大厨师、四位服务员、三位消防员兼机舱技工、一位修理工兼机舱技工、十位能干的手水和一位泵管理员。

在油轮预定起航前的两个星期，拖船把它从码头送到了伊势湾的中心；在那儿，油轮的双螺旋桨搅动海水而朝外海驶入西太平洋中进行海上试航。对于全体船员以及随同油轮出海的十几名日本工程师来说，那将意味着两个星期艰苦的劳动，需将每一系统针对各种已知的或可能的紧急情况进行考核。

那天上午，价值1.7亿美元的油轮朝外驶到海湾口，靠近名古屋海岸边的小轮船上的人们都带着惊畏的神情目送它从旁边通过。

阿尔汉格尔斯科雅的旅游村和庄园位于离莫斯科20公里的郊外，与那儿的博物馆和烹调技术高超的餐馆浑然一体，而餐馆中货真价实的熊排是享有盛名的。在天寒地冻的1月份中的最后一周，亚当·芒罗为他自己和英国大使馆秘书班子中的一位女伴在那儿预订了一张餐桌。

他总是变换他聚餐的日期；这样没有任何一位姑娘会过分注意。他冒着零下15度的严寒沿着冰冻的马路行驶了这样漫长的一段路程；如果当晚那位年轻而又满怀希望的姑娘曾对此表示惊异的话，她倒没有加以评头论足。

不管怎么说，餐馆中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当他说了声“请原谅”要到汽车里去再取一些香烟时，她连想都没去想这件事。在停车场上，他在寒风袭身时哆嗦了起来，急忙走到两盏汽车头灯在黑暗中闪亮的地方。

他钻进汽车坐在瓦伦蒂娜的身旁，用一只胳膊搂住她，亲吻起来。

“我想到你和另一个女人在那儿就恶心，亚当。”她在用鼻子挨擦他下巴下面的喉部时轻声说道。

“那算不上一回事，”他说道，“无关紧要的。不过是一种可以驱车到这儿来吃饭而又不受怀疑的借口。我有消息要告诉你。”

“关于我们的事吗？”她问道。

“关于我们的事。我已请求我自己的人帮忙把你接出去，而他们已经同意了，并且安排了一个计划。你知道罗马尼亚海岸边的康斯坦察吗？”

她摇摇头。“我曾经听说过，但从没有到过那儿。我总是在黑海的苏联海岸上度假。”

“你能安排带着萨沙到那儿去度假吗？”

“我想是可以的。”她说道，“我实际上可以到我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去度假。罗马尼亚是在社会主义集团的境内，那不应该是使人大惊小怪的地方。”

“萨沙在什么时候可以放学度春假呢？”

“我想，是在3月底的最后几天。那有什么要紧？”

“时间必须是在4月中。”他对她说道，“我的人认为，你可以乘快艇离开海滩而登上一艘近海的货轮。在4月份带萨沙到康斯坦察或附近的马马亚海滩去度春假，你是不是可以肯定作这样的安排呢？”

“我将尽力办到。”她说道，“4月份，哦，亚当，那看来是很近了。”

“那是很近了，我亲爱的。不到30天时间。再像我以往那样耐心等候一段时间，我们将会如愿以偿的。我们将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5分钟之后，她给了他1月初政治局会议的记录稿，并驱车消失在黑夜之中。他把那叠纸头塞进衬衣和外套里面的裤带中，随即回到了暖乎乎的阿尔汉格尔斯科雅餐馆之中。

当他与女秘书有礼貌地进行交谈时，他暗暗发誓，这一次不会像1961年那样，决不会有任何差错，决不会退缩，决不会让她再离去了。这一次将是一劳永逸了。

在卡斯尔唐大厦的长厅中，埃德温·坎贝尔从乔治式会议桌向后仰着身子，并看着对面的索科洛夫教授。议事日程上的最后一个问题已经讨论到了，最后的让步已经达成。一位从楼下餐厅来的人通风报信说，在附属性会议上，美国向苏联出售的成交商品已与楼上所达成的让步相匹配。

“我想就这样了，伊凡，我的朋友，”坎贝尔说道，“在这个阶段，我认为，我们已无法办成更多的事情。”

那位俄国人把目光从他身前自己用西里尔字母作笔记的几页纸上抬了起来。在一百多天的时间中，他已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国家获得了使其免遭灾难的粮食吨位数，然而又使从内空间到东欧的武器水准保持在最高限度。他知道，他必须做出四年前在日内瓦看来是闻所未闻的让步，但他已在可能允许的时间范围内取得了最佳的成绩。

“我认为，你说得对，埃德温，”他答道，“让我们为各自的政府用草案的形式拟订裁军条约。”

“还有贸易议定书，”坎贝尔说道，“我想像，他们还想要那个文件。”

索科洛夫不禁苦笑了一下。

“我相信，他们将非常想要那个文件。”他说道。

在下一个星期之中，两组译员和速记员为条约和议定书都作了准备工作。两位首度谈判代表间或需要澄清一个有待裁决的问题，但就大部分内容而言，拟稿和翻译工作是由助手们负责的。当两份厚厚的文件连同其副本都最终完稿之后，两位首席谈判代表便启程返回各自的首都去把文件递交给各自的主人。

安德鲁·德雷克撂下他的那本杂志，并向后躺着。

“我感到奇怪。”他说道。

“怎么啦？”克里姆在端着三杯咖啡走进狭小的起居室时问道。德雷克把那本杂志扔给了那位鞑靼人。

“读一下第一篇文章。”他说。在德雷克呷咖啡的过程中，克里姆默默地阅读了起来。卡明斯基望着他们两个人。

“你发疯了。”克里姆用下结论的调子说道。

“不，”德雷克说道，“没有一点胆量的话，我们将在这儿空坐10年。那可能是管用的。瞧，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过两个星期就要登堂受审。结局是早就料定了的。我们也许现在就可以开始筹划起来。如果他们要从那座监狱里出来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如何是肯定要那样干的。因此，让我们开始筹划吧。阿扎玛特，你是在加拿大伞兵部队中干过的，是吗？”

“当然，”克里姆说道，“5年。”

“你究竟学过爆破课程没有？”

“是的。爆破。调去当了三个月的工兵。”

“几年前，我对电子和无线电非常爱好，”德雷克说道，“也许是因为我爹在世时曾开过一家无线电修理店。我们可以干这件事。我们需要帮助，但我们可以拿得起来。”

“另外还有多少人？”克里姆问道。

“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在国外，只是在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获释时要认得他们。那将必须是这儿的米罗斯拉夫。为了办成这件事，我们俩再加上五个人参加值勤。”

“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那位鞑靼人用怀疑的口吻说道。

“正因为如此才更出其不意。因此可以使人措手不及。”

“到头来我们会被抓住的。”克里姆说道。

“不一定。如果我迫不得已的话，我会掩护撤退的。不管怎样，这种尝试在这个10年中是会引起轰动的。如果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在以色列获得自由，半个西方世界将会拍手称快的，自由乌克兰的全部问题将在苏联集团以外的每一家报刊杂志上宣扬出来。”

“你认识其余那五个愿意干这件事的人吗？”

“几年来，我一直在招兵买马，”德雷克说道，“都是些讨厌空谈的人物。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干成的事情，说真的，我在月底之前就能找到五个人。”

“好吧，”克里姆说道，“如果我们诚心要办这件事情的话，让我们就动手干。你想让我到哪儿去呢？”

“比利时。”德雷克说道，“我想在布鲁塞尔要一套宽敞的公寓。我们将人员带到那儿去，把那套公寓用作为这一伙人的基地。”

在地球的另一侧，正当德雷克侃侃而谈的时候，旭日升起在千田和石川岛播磨造船厂的上空。“弗雷亚”号停泊在试航码头上，轮机在有规律地颤动着。

前一天的傍晚，在石川岛播磨造船厂董事长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造船厂和航运公司双方的总经理、会计师、哈里·温纳斯特鲁姆和索尔·拉森。两位技术专家一致同意，巨型油轮的每一个系统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温纳斯特鲁姆在最终交货证书上签了字，承认他已为“弗雷亚”号付清了所有账款。

事实上，他在签订建造这艘油轮的合同正本时已支付了百分之五，在龙骨安置仪式上支付了百分之五，油轮下水时支付了百分之五，在正式交付使用时支付了百分之五。其余的百分之八十加上利息将在今后的8年时间内付清。但实际上，油轮是属于他的，造船公司的旗帜已正式降了下来；现在，北欧航运公司绘有蓝底银白色双翼和北欧海盗式头盔徽记的旗帜在迎着黎明的微风招展。

驾驶台矗立在油轮宽阔的甲板上方；哈里·温纳斯特鲁姆在那儿拉着索尔·拉森的胳膊走进了无线电报室，并随手并上了舱门。舱室在关上门之后是完全隔音的。

“油轮全是你的了，索尔。”他说道，“顺便说一下，关于你到达欧洲的计划，稍有一些变动。我不准备在近海为它卸下一部分货油，在它初次航行时不这样做，不过就这一次而已。你将让它满载货油驶进鹿特丹的欧罗港。”

拉森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他的雇主。他俩谁都知道，满载的超大型油轮是从不进港的，而是停泊在远离海岸的近海上，把大部分货油卸载到其他较小的油轮上，这样可以减少在浅海航道上的吃水深度。不然，油轮就停靠“海岛”（即伸向海面由支架撑起的输油管网络）；油轮从那儿可以把原油泵送到岸上。对于超级油轮的船员来说，想在每一个港口都有女郎陪伴不过是凭空想像的玩笑而已；超级油轮一年到头都常常不可能停泊在靠近城市的码头上，定期休假都是搭乘直升飞机离开油轮的。那就是为什么船员的睡舱必须真正是离乡背井的船员之家。

“英吉利海峡它是决不会过得去的。”拉森说道。

“你不走那个海峡，”温纳斯特鲁姆说道，“你取道爱尔兰的西面，赫布里底群岛的西面，彭特兰湾的北面，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之间，然后从北海向南，顺着20英寻的水位线行驶停泊在深水锚地。领航员将从锚地沿着主航道驶进马斯河口。拖船将把你们从荷兰湾送进欧罗港。”

“如果它满载的话是无法通过从KI浮标到马斯河的内航道的。”拉森断言道。

“不，油轮会通过的。”温纳斯特鲁姆心平气和地说道，“在以前的4年时间中，他们已把这条航道挖深到115英尺。你那艘油轮的吃水深度是98英尺。索尔，如果有人请我说出世界上谁能把百万吨级的巨轮开进欧罗港的话，那位航海家就将是你。那将是件非常棘手的事，但让我赢得这一个最后的胜利。我想让大家都看到它，索尔，我的‘弗雷亚’。我将让他们都在那儿等候你。荷兰政府，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他们将成为我的客人，他们将会惊讶得目瞪口呆的。否则的话，谁也决不会见到它；它就将在陆地上无法看到的海面上度过它的一生。”

“好吧，”拉森慢慢地说道，“仅此一回而已。跑完这个航次我要老去10年。”

温纳斯特鲁姆像一个小男孩那样呲牙咧嘴地笑了起来。

“只要等到大家看到油轮就行了，”他说道，“4月1日。到鹿特丹见你，索尔·拉森。”

10分钟之后，他就离开了。中午，日本的工人们站在码头旁边为油轮起航而欢呼致意，巨人般的“弗雷亚”号徐徐驶离岸边朝海湾口航行。2月2日下午2时，它又出了海湾进入太平洋，向南转过船头朝菲律宾、婆罗洲和苏门答腊驶去，从而开始了它的处女航程。

2月10日，莫斯科的政治局举行会议，以考虑、批准或是拒绝在卡斯尔唐谈判的条约草案及其附带的贸易议定书。鲁丁及其支持者都知道，如果他们可以在这个会议上使条约的条款获得通过的话，那么，除非发生意外，条约是能够获得批准并可签署的。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和他的鹰派人物也都同样意识到这一点。会议拖了很长时间，而且争论特别激烈。

人们常常都以为，世界上的政治家们，即使是在举行秘密会议的时候，也都是对他们的同事和顾问使用温和的语言和有礼貌的称呼。最近几位美国总统可不是这样，苏联的政治局成员们在举行秘密会议时就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俄语中充斥相当于具有四个字母的庸俗下流词语。只有爱吹毛求疵的维希纳耶夫在讲话时有所约束，尽管他的语调是酸溜溜的；他和他的盟友对于每一个让步都在逐字逐句地奋力抗争。

还是外交部长德米特里·赖可夫的讲话赢得了稳健派中其余一些人的赞同。

“我们所已获得的成果，”他说道，“是保证向我们以去年7月份的便宜价格出售5500万吨粮食。没有这些粮食，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面临灾难。除此以外，我们获得了将近价值30亿美元的最先进技术，可用于消费品工业、计算机和石油生产。有了这些技术，我们可以掌握以往20年中老是缠着我们的问题，并在5年时间内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以此作为交换，我们必须在军备水准和战备状态方面做出某些最低限度的让步，我要强调指出，这种让步决不会阻碍、或者推迟我们在同样长的5年内征服第三世界及其原料来源的能力。由于马克西姆·鲁丁同志富有灵感的领导，我们已胜利地渡过了去年5月份我们所面临的灾难。现在拒绝这个条约，将意味着使我们返回到去年的5月份去，但更为糟糕的是，1982年的粮食收获量将只能够维持60天。”

当会议就条约的条款进行表决时，6票赞成6票反对的局面维持不变；实际上，那是就马克西姆·鲁丁的继续领导问题进行表决。这样就以主席所投的一票为准而获得了通过。

“现在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使他倒台了。”当那天傍晚他们驱车回家时，维希纳耶夫在自己的座车里悄悄而又斩钉截铁地对克伦斯基元帅说道，“要看在条约批准之前是否会发生某种严重的事件，而使他那一派中的一两个人分化出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中央委员会将根据政治局的推荐而批准这个条约，那就会获准通过了。只要能证明在柏林的那两个该死的犹太人是刺死伊凡南科的凶手……”

克伦斯基不怎么像是他原先那副气势汹汹的样子。私下里，他开始在怀疑自己是否站错了队。三个月以前，看上去鲁丁肯定会被美国人逼得太甚，并将在绿色台面呢会议桌上失去他关键性的支持。但克伦斯基现在已经投靠维希纳耶夫；再过两个月，在东德将不会有大规模的苏军演习，他不得不为此而忍气吞声。

“还有一件事情，”维希纳耶夫说道，“要是在半年前看来，这场权力斗争现在该结束了。我从一位在孔策沃诊疗所工作的熟人那儿听到了消息，马克西姆·鲁丁就要死了。”

“就要死了？”国防部长重复道，“什么时候？”

“还不是很快，”那位理论家说道，“他将会活到在这个条约问题上得胜为止，我的朋友。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不多了，我们对此又无计可施。除非伊凡南科的事情能当着他的面摊开了。”

正当他说话的时候，“弗雷亚”号正在全速穿过巽他海峡。在海轮的左舷是木哇岬，而在右舷的远处，巨大的喀拉喀托火山高耸在夜空之中。在朦胧的驾驶台上，一排由暗淡的灯光照亮的仪表向索尔·拉森、值班的高级船员和副手提供了他们所需知道的所有信息。三套互不相干的导航系统，将各自的数据组合输入安装在驾驶台后面小房间中的计算机内，而那些数据是绝对准确的。罗盘上连续不断的读数一度不超出二分之一秒的误差，并与天空中的恒星进行核对校准。对人造的星体——全天候卫星——也进行了监测，所获得的数据都输入了计算机中。这儿的存储器寄存了有关潮流。风、潜流、温度和湿度等信息。计算机自动地向船尾构架下面深处的巨舵连续发出舵令；舵的转动具有沙丁鱼尾鳍那样的灵敏度。

两副自动旋转雷达天线矗立在驾驶台的上方，昼夜不停地转动着，把有关海岸、山脉、轮船和浮标的信息都馈人计算机中；计算机也处理这种信息，在最初出现危险的迹象时便可随时操动危险告警装置。在水下，回声探测仪传送出一幅船底深处海床的三维海图，而正向声纳设备从球鼻型船首可以探测到前方和水下3海里深的地方。对于“弗雷亚”号来说，从全速行进到全速急停车，将花30分钟的时间，并将继续行进2海里到2海里半的距离。何况它本身又是那样的一艘巨轮。

黎明前，它已驶离了巽他海峡；船上的计算机使它转向西北，沿着水深100英寻的航道穿过锡兰南部直奔阿拉伯海。

两天以后，即2月12日，八个人聚集在阿扎玛特·克里姆在布鲁塞尔郊区租的公寓中。五位新来的人是由德雷克召来的，他早就注意到了那五个人，并与他们会面，又作了详尽的交谈，然后才认定他们也与他一样渴望迎头痛击莫斯科。在这五个人中，有两个人是出生在德国的乌克兰人，是联邦共和国人数众多的乌克兰社团的后裔；一位是来自纽约的美国人，父亲也是乌克兰人；另外两个人是英国籍的乌克兰后裔。

当他们听说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对克格勃头目所已采取的行动时，大家群情激昂，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德雷克提议，这一行动方案要到那两位爱国者安全获释时才告完成，这时，谁也没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谈了一个通宵。到天亮时，他们便分成了四个小组，每组两个人。

德雷克和卡明斯基将返回英国，购买德雷克估计所需要的电子器材。一位德国人和一位英国人搭伴回到德国去寻找所需要的炸药。另一位德国人在巴黎有熟人，将带上另一个英国人去寻找和购买武器，或者就盗窃武器。阿扎玛特·克里姆带着他那位来自北美洲的伙伴去探索摩托快艇。那位美国人曾在纽约州北部的游艇造船厂工作过，认为自己知道该寻找什么样的快艇。

八天之后，在附属于西柏林莫阿比特监狱的法庭上，对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的审讯开始了。法庭上戒备森严，界墙上布设着铁丝网，室内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周围是层层环绕的安全屏障。他们俩在被告席上倾听起诉书时，都默不作声，俯首贴耳。宣读罪状花了10分钟的时间。两个人对所有的指控都表示服罪；这时，从座无虚席的新闻记者席上传来了一阵可以听得见的长叹短吁声。州检察官站起来向全体法官叙述了新年除夕所发生的事件。他说完之后，法官们便宣布休会以对判决进行讨论。

“弗雷亚”号缓慢而又稳当地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进入了阿拉伯湾。凉爽的微风随着日出而为从东北方向吹到船首的沙漠风所取代，带来了阵阵寒意；漫天的风沙使地平线显得混浊迷茫。船员们从海湾运送原油已多次出入海湾，所以对这儿的大地风光都了如指掌。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油轮船员。

在“弗雷亚”号的一侧，荒凉贫瘠的库恩岛以几乎有两链的速度在后退；在另一侧，驾驶台上的高级船员可以辨认出穆桑达姆半岛暗淡的月光景色及其陡峭的乱石山峰。“弗雷亚”号高高地浮起在水面上，航道的深度不成问题。当装满原油返航时，情况就将不同了。那时，油轮将几乎是处于停车状态，缓慢地移动着，船员的眼睛将牢牢地盯住测深仪，看着离水线以下98英尺的龙骨下面几乎只有几英尺的海床在闪过。

油轮如从千田起航时一样，仍然是压载的。船上共有60只巨大的货油舱，横向三只一排，纵向有20只。其中一只舱是废油舱，别无他用，只用来搜集从50只装原油的货油舱中流出来的废油。9只船舱始终是压载舱，只用来装洁净的海水以使油轮在空载航行时保持油轮的稳定性。

但它其余的50只原油舱就足够了，每只油舱装载20000吨原油。由于油轮绝无造成石油污染事故的可能，所以它满怀信心地全速开赴阿布扎比去装载它的第一批货油。

在巴黎的米奥兰街上有一家普通的酒吧间，雇佣军和贩卖枪支弹药这一行当的小人物常常在这儿聚会和一起喝一杯。那位德国籍的乌克兰后裔，在他法国老相识的陪同下，带着他的英国同事来到了这儿。

那位法国人与他的一位法国朋友窃窃私议了好几个小时。最后，那位熟人来到两位乌克兰人跟前。

“我的朋友说，那是能办到的，”他对那位来自德国的乌克兰人说道，“每支枪要500美元，要现款，包括每支枪带一梭子子弹。”

“如果他免费添加一支带装满子弹的手枪，我们就买下这批货。”那位从德国来的人说道。

三小时之后，在靠近纳伊的一家私人住宅的车库中，有人用毯子把6支卡宾枪和一支MA13型9毫米自动手枪包了起来，并装进了那两位乌克兰人的汽车行李箱中。钱也付清了。过了12个小时，即恰在2月24日的午夜之前，两个人回到了布鲁塞尔的公寓之中，并把他们的枪支藏在大衣柜的底部。

2月25日，当旭日东升时，“弗雷亚”号缓慢地又在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驾驶台上，高级船员们凝视着测深仪，看到海床从他们的眼前降落到海洋的深处，大家如释重负，都松了一口气。在数字显示屏上，数据很快从20变成了100英寻。当“弗雷亚”号朝东南方向返回阿曼湾时，它稳定地恢复到了15节的满载营运航速。

油轮现在已是肩负重担，正在实现油轮承载100万吨原油的设计和施工指标，也就是要把原油运往欧洲如饥似渴的炼油厂，供应成百万辆家庭用轿车所需要的燃油。它的吃水深度现在已达到所设计的98英尺，它的危险告警装置已消化了有关的信息，知道一旦海床靠得太近而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油轮的9只压载舱现在已排空了，而起到了浮箱的作用。第一排的三只油舱位于前面的船首部位，其中靠左舷和右舷的舱中装满了原油，而中间是一只废油舱。隔一排船舱之后便是第一排三只空无一物的压载舱。第二排的三只压载舱位于船体中部。第三排的三只压载舱是在上层建筑的基座部。在上层建筑的五层楼面上，船长索尔·拉森把“弗雷亚”号托付给了值班的高级船员，随后走下楼梯前往他那漂亮的接待舱去享用早餐和稍睡一会儿觉。

2月26日上午，经过几天的休会之后，西柏林莫阿比特法庭的首席法官开始宣读他本人和他另外两位同事的判决书，共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站在有围墙隔开的被告席上倾听着，脸上毫无表情。两人都不时呷着玻璃杯中的水，杯子就放在他们身前。为世界各国新闻记者预留的小房间中座无虚席，有人从这儿严密注视着他们，似乎是宣读判决书时的法官一般。但代表一家德国左翼月刊的一位新闻记者，对他们喝水用的杯子较之对犯人本身更为感到兴趣。

法庭休会，以让大家在中午用餐。当重新开庭时，那位记者便从他的座位上不见了。他正从审判庭外面的一个电话亭中打电话。3点钟过后不久，法官即得出了结论。两位被告遵照规定的要求站起身来，听候宣判15年的徒刑。

他们被押解了出去，开始到城市北郊的特格尔监狱中服刑；不出几分钟的时间，法庭中的人都走空了。清洁工人走了进来，清除装得满满的废纸篓、饮料瓶和玻璃杯。其中一位中年妇女正忙着清扫被告席的内部。她悄悄地趁同事们不在意时拾起两只饮水用的玻璃杯，用揩布包裹好放进了购货袋中，上面用三明治包装纸盖着。谁也没有觉察，谁也漠不关心。

当月的最后一天，瓦西里·佩特罗夫求见马克西姆·鲁丁，并在克里姆林宫鲁丁的寓所中受到了秘密接见。

“米什金和拉扎雷夫。”他开门见山地说道。

“他们怎么啦？他们被判了15年徒刑。那应该是由行刑队枪毙。”

“我们在西柏林的一个人弄到了他们在审判过程中用来喝水的玻璃杯。一只杯子上的掌纹，与汽车中的掌纹是相一致的，而去年10月份在基辅闯了祸就逃的事件中所用的就是那辆汽车。”

“那么，是他们干的了，”鲁丁板着脸说道，“让他们见鬼去吧。瓦西里，把他们干掉。消灭他们，尽量要快。把这件事交给‘湿事务’部门去办。”

克格勃的职责范围和组织机构是十分庞大而又复杂的，主要有四个主管局、七个自成体系的管理局和六个独立部门所组成。

但四个主管局构成了克格勃的主体。其中一个局，即第一局，专门从事有关苏联境外的秘密活动。

隐藏在这个局深处的是一个称为“执行行动处”的部门，也称为“V”部门，如同英文词“胜利者”中的首字母那样。这是克格勃意欲对其余世界各国，不管是在苏联境内还是境外，都绝对保密的一个部门，因为它的任务包括破坏、敲诈、绑架和暗杀。在克格勃本身的行话之中，它通常还有另一个名称——“湿事务”部门，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的行动计划常常要弄到血染衣衫的地步。马克西姆·鲁丁正是命令佩特罗夫，把消灭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的任务交给克格勃第一主管局的这个“V”部门。

“我几乎已经这样办了，”佩特罗夫说道，“我想把这件事交给库库希金上校——伊凡南科的保安官员。他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希望成功，也就是除了为伊凡南科和他自己遭受的耻辱而报仇雪恨之外，还要保住他自己。10年前，他曾在‘湿事务’中干过。他势必已意识到罗萨·卢森堡大街所发生的事件的奥密。他会说德语。他只是向阿布拉索夫将军和我汇报。”

鲁丁板着脸点点头。

“好吧，让他干这件事吧。他可以挑选他自己的全班人马。阿布拉索夫要给他所需要的一切。表面上的缘由将是为被杀死的鲁登科机长报仇。还有，瓦西里，他最好马到成功。如果他尝试了而不成功的话，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就可能会开口说话。在刺杀他们的图谋失败之后，有人也许会听信他们的话。维希纳耶夫肯定会的，你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佩特罗夫轻声说道，“他不会失败的，他会亲手办成这事的。”

正文第十章

“我们的收获将是最大的，总统先生。”戴维·劳伦斯国务卿说，“我个人认为，埃德温·坎贝尔在卡斯尔唐已为我们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椭圆形办公室中，与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和中央情报局的罗伯特·本森一起聚集在总统办公桌前面的，还有国务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在落地长窗的外面，一阵刺骨的寒风掠过了玫瑰花园。雪已消融，但3月1日的天气是阴冷而又令人讨厌的。

威廉·马修斯总统把他的手搁在他身前鼓鼓囊囊的文件夹上，协议草案是在卡斯尔唐会谈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逼出来的。

“那上面好多东西对我来说技术性太强了，”他坦率地说道，“但国务院送来的摘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我们现在拒绝这个协议的话，在苏共政治局接受了这个协议之后，不管怎样，不会再重新举行谈判。总之，再过三个月，粮食的发货问题对俄国来说将是不现实的了。到那个时候，他们将会挨饿，鲁丁将完蛋了。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将发动他的战争，对吗？”

“那个结论看来像是必不可免的。”戴维·劳伦斯说道。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也就是我们已做出的让步怎样呢？”总统问道。

“另一个文件中的秘密贸易议定书，”财政部长说道，“要求我们以成本价格供应5500万吨各种粮食，将近30亿美元价值的石油、计算机和消费品工业技术，而且要支付相当多的补助金。美国所承担的全部费用几乎可达30亿美元。另一方面，大幅度地裁减军备应使我们能够挤出那么多的钱，通过紧缩国防开支就能够腾出更多的钱来。”

“如果苏联烙守他们所做出的许诺。”国防部长急忙说道。

“要是他们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只得相信他们会这样的，”劳伦斯辩驳道，“根据你自己的专家计算，他们至少在五年时间内还不能在整个欧洲成功地发动一场常规战争，或是战术性的核战争。”

马修斯总统知道，在今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他将不会被提名为候选人。不过，如果他能在卸任之后，使和平哪怕是保持五年的时间，而使70年代负担沉重的军备竞赛能暂停下来，他将济身于美国的伟大总统之列。在1983年的这个春天，他所需要的正是这个协议，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

“先生们，”他说道，“我们必须批准目前这样拟定的条约。戴维，通知莫斯科，我们和他们一样也同意这些条款，并建议我们的谈判人员再次在卡斯尔唐会晤以拟定可供签字的正式条约文本。在会谈进行期间，我们将允许运送粮食的轮船装货，并准备就绪以便在签字的当天起航。就这样。”

3月3日，阿扎玛特·克里姆和他的美国籍乌克兰伙伴拍板成交，那样就使他们搞到了一艘坚固而又有强大推力的汽艇。这种汽艇受到北海沿岸英国和欧洲大陆热衷于海上钓鱼的人的喜爱，船壳是钢制的，40英尺长，坚固耐用，而且是使用过的。汽艇是在比利时注册的。他们是在奥斯坦德附近找到的。

汽艇前高耸着一个船舱，舱顶遮板向前伸出，遮住了船首部分，占全长的三分之一。一个升降口通到下面一个狭窄的休息室，里面备有四个铺位、一间狭小的厕所和一具露营用的轻便煤气灶。后舱壁以后的部分无遮无拦，任凭风吹雨淋，而在甲板下面就安放着功率很大的发动机，能够使汽艇穿越波涛汹涌的北海开赴渔场，并返回原地。

克里姆和他的伙伴把汽艇从奥斯坦德沿着比利时的海岸北上驶抵布兰肯堡。当它停泊在游艇的港湾中时，它并不惹人注目。在春天，大批身强力壮的远海钓鱼者总是驾着他们备有钓鱼用具的船只来到海岸边。那位美国人愿意在船上宿夜并维修保养发动机。克里姆返回布鲁塞尔，发现安德鲁·德雷克已把厨房中的那张桌子当一张工作台用，全神贯注地在做他自己的准备工作。

“弗雷亚”号在它的处女航程中已是第三次跨越赤道了。3月7日，它驶进莫三鼻吉海峡，朝南偏西南方向奔赴好望角。它仍然在沿着100英寻的航道行驶，它的龙骨离下面的洋底有600英尺的距离；这是一条使它朝海的方向偏离商船航道的线路。自从驶离阿曼海湾以来，它还没有见过陆地，但在3月7日下午，它通过了位于莫三鼻吉海峡北部的科摩罗群岛。船员们利用风平浪静这个机会走向右舷，到长长的前甲板或登上“C”甲板到没有屏障的游泳池旁的休息室中闲逛，遥望大科摩罗岛。海岛的山坡上长着茂密的树林，山峰隐藏的云雾之中，山侧的矮树丛在燃烧，缭绕的烟雾在碧绿的水面上飘荡。夜幕降临之前，天空中已是彤云密布，风暴即将来临。前面是好望角波涛汹涌的海面、开赴欧洲最后一段向北的航程和欢迎的仪式。

第二天，莫斯科对美国总统的建议正式做出答复，对他同意条约草案中拟订的条款表示欢迎，并同意参加卡斯尔唐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应该再次会晤，共同起草正式条约文本，在此同时与各自的政府经常保持接触。

苏联航运公司的商船队中的大部分船只，连同苏联已经租用的许多其他的船只，已应美方的邀请驶向北美洲的东海岸装运粮食。在莫斯科，首次出现了有关农村集市发生肉类过剩现象的传闻，表明即令在禁止屠宰牲口的国营和集体农庄上，屠宰牲口的事也正在发生。最后一点储备口粮和饲料粮即将消耗殆尽。

在致马修斯总统的私人函件中，马克西姆·鲁丁表示遗憾，他本人由于健康的原因将不能代表苏联在条约上签字，除非签字仪式是在莫斯科举行；因此，他提议由外交部长们于4月10日在都柏林正式签字。

好望角的狂风犹如恶魔一般可怕。南非的夏季已经消逝，秋天从南极呼啸而来的飓风侵袭着桌山。“弗雷亚”号在3月12日前已进入阿古勒斯洋流之中，冒着排山倒海般的绿色巨浪向西插进，飓风从西南方向猛吹着它的左舷。

外面甲板上寒风凛冽，但那儿空无一人。在驾驶台双层玻璃窗户的后面，船长索尔·拉森和他的两名高级船员与舵手、电报员和另外两个只穿件衬衣的人站在一起。那儿既温暖又安全，船上的技术装备是无可匹敌的，四处洋溢着一种置身于保护之中的气氛；他们向前凝视着长达40英尺的巨浪，巨浪在从西南方向刮来的10级飓风的推动下，掀了起来，以至于超出“弗雷亚”号的左舷高度，它在空中滞留了一会儿之后，然后就砸下来，一团漩涡般的白色泡沫遮掩了巨大的甲板及其无数的管道和阀门。当波浪崩裂的时候，惟有最前面的艄楼是清晰可辨的，就像那是另一个实体。当泡沫偃旗息鼓似地从排水孔中消退时，“弗雷亚”号浑身颤抖了起来，它巨大的船体又埋入了又一个滚滚而来的滔天巨浪之中。在这些人下面100英尺的地方，9万匹轴马力的发动机把满载100万吨原油的油轮又向鹿特丹推进了几码远。信天翁在岬角的上空盘旋，滑翔；而隔着有机玻璃怎么也听不到湮没无闻的鸟叫声。一位服务员端上了咖啡。

两天后，3月14日，星期一，亚当·芒罗驱车驶离英国大使馆商务处的院子，向右急转弯上了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向市中心驶去。他的目的地是大使馆本部的主楼，政务参赞曾在那儿会见过他。电话中曾提到要澄清有关伦敦贸易代表团即将来访的枝节问题，而电话肯定是要被克格勃窃听的。事实上，那意味着在密码室中有一份密件在等着他。

使馆本部大楼位于莫里斯·多列士堤岸上，而密码室是在大楼的地下室中。这是一个安全可靠的房间，定期由“清洁工”进行检查，但他们清扫的不是垃圾，而是窃听器。译码员属于外交人员，受过最严密的保安审查。然而，有时候发来的文电上带有一个代码，表明文电是无法用普通的译码器译出来的。这些电文上的标记表明，电文必须交给一位指定的译码员，这个人有权力知道，因为他需要知道。发给亚当·芒罗的电文就像今天这样，间或附有这样的代码。这位译码员知道芒罗的真正差使，因为他需要知道；并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那是为了保护他免受那些蒙在鼓里的人进行干扰。

芒罗走进密码室，那位译码员看到了他。他们退入一个连通的小房间中，那位职员是个办事一丝不苟、有条不紊的人，戴一副双光眼镜。他在小房间中用从他腰带上取下的一个钥匙打开了另一台译码器的锁。他把伦敦发来的电文放进译码器中，机器立即打印出了译文。当芒罗走开的时候，译码员毫不在意，移开了他凝视的目光。

芒罗阅读了电文，并微笑了起来。他在几秒钟之内便把电文记住了，并把纸头径直投入一台碎纸器，它把那张薄纸扯得粉碎。他向那位职员表示了谢意便离去了，心中感到洋洋自得。巴里·弗恩代尔已通知他，随着美苏条约即将签字，“夜莺”可在4月16日至23日的一周中从库斯坦察附近的罗马尼亚海岸出境，并将受到审慎而又非常热情的欢迎。至于具体的接头方式，尚有进一步的细节问题有待确定，他受命去与“夜莺”磋商，并确认她表示认可和同意。

在收到马克西姆·鲁丁的私人函件之后，马修斯总统曾向戴维·劳伦斯说道：“既然这已超出了单纯的限制军备协议的范围，我认为，我们必须称它为一项条约。既然看来条约肯定要在都柏林签字，毫无疑问，历史将会称它是都柏林条约。”

劳伦斯已与爱尔兰共和国政府作了磋商，他们几乎掩饰不了内心的喜悦，欣然同意为签字仪式做东道主，美国的戴维·劳伦斯和苏联的德米特里·赖可夫将于4月10日在都柏林城堡的圣帕特里克大厦中签字。

这样，马修斯总统便在3月16日答复马克西姆·鲁丁，对他提议的地点和日期表示赞同。

巴伐利亚州因戈尔施塔特城外的深山中有两个规模相当大的采石场。3月18日的夜间，其中一个采石场的守夜人受到四个蒙面人的袭击，并被他们捆绑了起来；他后来对警察说，四个人之中至少有一个人持有手枪。那些人看来像是知道要寻找什么东西，他们用守夜人的钥匙打开了炸药仓库并闯了进去，盗去了250公斤采石用的梯恩梯炸药和一些电雷管。早在破晓之前，他们就撤离了。因为第二天是3月19日，星期六，那位双手被捆绑的人获救并发现盗窃时，几乎已是正午时分了。警方随后加紧进行了侦查；鉴于盗窃犯明显地熟悉采石场的布局，侦查的矛头集中在以前的雇员范围以内，但搜索的对象是极左翼分子，而“克立姆乔克”这个名字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因为他被人当成是波兰人的后裔，早在三年以前曾被采石场雇用过。实际上，那是一个乌克兰人的名字。到星期六傍晚时分，两辆装载炸药的汽车，已经沿着从亚琛通往列日的高速公路穿过了德国与比利时之间的边界，并返回了布鲁塞尔。他们并没有受到阻拦，因为周末的交通车辆格外拥挤。

3月20日傍晚前，“弗雷亚”号早已把塞内加尔抛在后面。离开好望角之后，油轮借助东南信风和顺流而航行得很顺利。在加那利群岛的海滩上已有度假的游客了，尽管对于北欧来说，在一年中这个时候尚为时过早。

“弗雷亚”号油轮远离群岛的西岸，但在3月21日的黎明之后，驾驶台上的海员们已能辨认出特纳里夫岛特德山上有火山口的山峰；自从他们瞥见好望角犬牙交错的海岸线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陆地。当加那利群岛上的山脉渐渐被抛在后面时，他们知道，除了有机会看到马德拉群岛的山峰外，他们接着将看到设在马尤和多尼戈尔⑤的信号灯，灯标将告诫他们远离那儿荒凉的海岸。

亚当·芒罗为了见到他所爱的女人已迫不及待地等候了一个星期，但他们约好在3月21日（星期一）相会，在此之前，他无法与她进行联系。至于地点，他再次选上了“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展览会的公园和空场占地238公顷，与苏联科学院的植物园连成一片。在这儿位于野外带棚顶的植物园中，他发现她恰在正午前就等候着。由于可能偶尔被过路人瞥见，他无法如愿以偿地冒一下亲吻她的风险。他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心情告诉了她来自伦敦的消息。她感到极为高兴。

“我也有消息要对你说，”她对他说道，“在4月份的上半月，中央委员会将派一个兄弟党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的党代表大会，已要我陪代表团同行。萨沙在29号就不去上学了，我们将在4月5号到布加勒斯特去。10天之后，我完全可以带一个很厌烦的小男孩到海滩边的疗养地去待上一个星期，这将是很正常的。”

“那么，我将把时间定在4月18日星期一的晚上。那样将让你在康斯坦察待上几天以便熟悉一下周围的情况。你必须租一辆汽车，或者是借一辆汽车，还要搞到一支很亮的手电筒。好了，瓦伦蒂娜，我亲爱的，详细情况是这样的，不要忘了，因为不允许有任何差错。

“马马亚休养地位于康斯坦察的北面，是西方团体旅游者去游览的地方。在18日傍晚，从康斯坦察向北驾车穿过马马亚。在马马亚以北恰好6英里的地方，有一条道路从海岸公路通向海滩。在交叉路口的岬角上，你将看到一座低矮的石塔，塔的下半部是漆成白色的。那是渔民的海岸信标。把汽车停在远离道路的地方，从峭壁下去走到海滩上。在深夜2点钟，你将看到从海上射来的灯光：三次长的闪光和三次短的闪光。拿你自己的手电筒直接对着灯光射来的地方，用一卷硬纸板把手电筒的光束缩小。用相反的闪光信号回答，三次短的闪光和三次长的闪光。那艘快艇将从海上驶过来接你和萨沙。

“那儿将有一个会讲俄语的人和两个海军陆战队队员。说‘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这句话以证明你自己的身份。你记住了那句话了吗？”

“记住了，亚当，伯克利广场在什么地方？”

“在伦敦。那儿很漂亮，就像你一样漂亮。广场上有许多树。”

“夜莺在那儿歌唱吗？”

“根据那首歌的歌词，以往常有夜莺歌唱的。亲爱的，时间看来很短促，四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当我们到了伦敦以后，我将陪你去看伯克利广场。”

“亚当，告诉我吧，我有没有背叛我自己的人民——俄国的人民呢？”

“没有，”他用下结论的声调说道，“你没有背叛。那些头目几乎是背叛了人民，要是你没有干那些你以前所干的事情，维希纳耶夫和你的叔叔也许已发动了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俄国将会被摧毁，还有美国的大部分，我的国家和西欧。你没有背叛你祖国的人民。”

“但他们决不会理解我，决不会原谅我的。”她说道。黝黑的眼睛中像是要流泪的样子。“他们会称我是一个叛徒。我将成为一个流亡者。”

“也许，总有一天，这种发疯的局面会结束的。也许，有朝一日你能够回来。听我说，我亲爱的，我们不能再久留了，那样太冒险了。最后还有一点，我需要你的私人电话号码。不，我知道，我们一致同意我决不打电话。但在你平安到达西方之前，我将不会再次见到你。如果万一可能会变更计划，或者变更日期的话，我也许不得不作为紧急事情与你联系。如果我那样做的话，我将假装成一个叫格雷戈尔的朋友，向你解释我不能赴宴的原因。一旦发生那样的事，立即离开，到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尽头的莫贾斯基旅馆的停车场上与我见面。”

她温顺地点点头，并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他吻了她的面颊。

“我将在伦敦见你，我亲爱的。”他对她说道，并穿过树林离去了。他私下里明白，当事情真相大白，“夜莺”不是阿纳托利·克里沃伊，而是一个女人，是他的未婚妻时，他将不得不辞职，并受到奈杰尔·欧文爵士咄咄逼人的怒斥。不过，到那个时候，即使是情报局对此要采取什么措施也已为时太晚了。

路德维格·扬带着愈加恐惧的神情凝视着两位坐在椅子中的人。他的单身汉公寓布置得井井有条，坐落在西柏林的韦丁工人住宅区。那两个人具有他很久以前曾经见过的那种人的特征，他但愿自己决不要再见到这种人。

在说话的那个人肯定是德国人，他对此没有丝毫的疑问。他所不知道的是，这个人的名字是舒尔茨少校，来自东德秘密警察部门，即令人可怕的国家安全署，人们只知道是SSD。他决不会知道那个人的名字，但也可以猜出他干的是什么行当。

他也可以猜出，SSD对于每一个背井离乡来到西方的人都存有厚厚的档案材料，而那就是他的问题。早在30年以前，扬才是一个年方18岁的小伙子，曾参加建筑工人在东柏林的骚动，那次骚动继而成为东德的一场起义。他是幸运的。尽管他曾在一次扫荡中被俄国警察和他们东德的助手抓住了，但他并没有被关押起来。然而，他可以回忆起拘留所的那种味道和管制他们的那些人的特征。30年之后，他在3月22日这一天遇到的来客就具有这种相同的特征。

在1953年的骚动之后，他在8年时间中，一直忍气吞声过日子，然后在1961年，当时柏林墙还没有完全建成，他悄悄地跑到了西方。在以往的15年时间中，他在西柏林的行政机构中找到了一份美差，起初在监狱的管理部门当一名狱吏，随后晋升为特格尔监狱第二区的看守主任。

那天傍晚在他房间中的另一个人始终默不作声。扬决不会知道他是一个名叫库库希金的苏联上校，是代表克格勃的“湿事务”部门到场的。

扬毛骨惊然地凝视着那些照片，那个德国人把照片从一只大信封里小心地掏出来并慢慢地、一张接一张放在他的面前。照片中显示出了他那位守寡的母亲；她是在一个地下室里，脸上是失魂落魄的神情，年纪已将近80岁了。她用温驯的目光盯着照相机，满心希望能获得释放。照片上还有他的两个弟弟，手腕上戴着手铐，被关在不同的牢房里；照片拍得非常清晰，墙上砌的砖块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然后还有你的姨子和三个可爱的小外甥女。哦，对了，我们知道有关圣诞节礼物的事。她们是怎么称呼你的？卢多舅舅是吗？多么好听。告诉我，你究竟有没有见过像这样的地方？”

那儿还有许多别的照片，使那位心宽体胖的扬有好几秒钟时间闭上了眼睛。陌生而又像回魂尸一般的人影在照片之间游移着；一个个衣衫槛楼，胡须刮得精光，骷髅似的面庞无精打采地盯着照相机镜头。他们蟋缩着身子，他们在拖着脚步走路，他们用破布碎片裹着他们皱缩的双脚以抵御北极刺骨的寒气。他们头上留着短发，皮肤满是皱纹，不像人的样子。他们是隶属科雷马综合体的苦役营中的一些常住者，科雷马位于遥远的西伯利亚的东端，勘察加半岛以北，人们从北极圈的地下深处开采着黄金。

“送到这些……地方……判无期徒刑的犯人都是国家最凶恶的敌人，扬先生。而我这儿的同事可以担保，你家中的所有成员都可以被判处这样的无期徒刑。是的，甚至你亲爱的老母亲，只要打一次电话就行。好了，告诉我你是不是想让他打那个电话？”

扬凝视着对面那个还没有开口说话的人的双眼。那个人的眼睛就像科雷马劳改营一样惨淡无光。

“不，”他喃喃说道，“请不要打电话。你们想干什么呢？”

答话的是那个德国人。“在特格尔监狱中有两个劫持飞机的人，米什金和拉扎雷夫。你认识他们吗？”

扬默默地点了点头。“是的。他们是四个星期以前来的。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

“他们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第二区，顶楼的东侧，根据他们自己的要求，单独囚禁。他们害怕其他的犯人，或者他们是这样说的。但那是没有道理的。对于强奸幼女的犯人来说，其中是有点道理的，但不是这两个人。然而，他们坚持要这样。”

“但你可以去探访他们吗，扬先生？你可以进去吗？”

扬闭口不答。他开始对来客想在劫持飞机的犯人身上打什么主意感到害怕。他们是从东方来的，劫持飞机犯也是从那儿逃出来的。绝不可能是给他们送生日的礼物来。

“再看一下那些照片，扬。在你想拦阻我们之前，好好看一下。”

“是的，我可以探访他们，在我巡查的时候。但只能在夜里。在白天值班时，那条走廊中有三个看守。如果我想探访他们的话，总是有一两个人陪着我，只有在值夜班的时候去检查他们。”

“你目前是在值夜班吗？”

“不，值白班。”

“夜班是几点钟？”

“午夜到早晨8点钟。晚上10点钟熄灯，午夜换班，早晨8点钟下班。在值夜班的过程中，我们在牢区巡查三次，由各楼的值日官陪同。”

那个隐姓埋名的德国人想了一会儿。

“我这儿的朋友想拜访他们。你什么时候改值夜班？”

“星期一，4月4日。”扬说道。

“很好，”那个东德人说道，“你要办成这件事。”

扬受命要从一位正在休假的同事的柜子里取出所需的制服和通行证。在4月4日（星期一）凌晨2点钟，他应该下楼来到底层，在临街的职工入口处把那个俄国人带进去。他将陪他到顶层楼，并把他藏在工作人员休息室，他应该复制一把开那个房间门的钥匙。他将把顶层楼上值夜班的官员打发走，在他离开的过程中接替他当看守。当那个人不在时，他将允许那位俄国人进入连通单人四室的那条走廊，借给他开那两个牢房的万能钥匙。当那位俄国人“拜访”了米什金和拉扎雷夫之后，事情的程序要反过来。那位俄国人将再次躲起来，直到那位值班官员回到他的岗位上为止。然后，扬将陪同那位俄国人回到职工入口处并让他出去。

“那不行。”扬轻声说道，心里完全意识到那也许是会办成的。

那位俄国人最终用德语说话了。

“最好会办成，”他说，“如果那不行的话，我将亲自担保，你的全家将在科雷马开始一种新的服刑方式，这种方式将使那儿实施的‘特级’服刑方式看起来就像是在凯姆平斯基旅馆的套间中度蜜月一般。”

扬感到好像是冰冷刺骨的水喷在自己的肠子上。特工部门中的那些硬汉子谁也无法与这个人相比。他抑制着自己的感情。

“我将办这件事。”他轻声说道。

“我的朋友将在4月3日（星期天）的傍晚6点钟回到这儿来，”那位东德人说道，“如你愿意的话，不要由警方的接待班子守在这儿，那将不会有任何好处。我们俩都有使用假名的外交通行证。我们将矢口否认所说过的每一句话，很自由自在地就可以走开。只要把制服和通行证为他准备好就行了。”

过了两分钟，他们就走了。他们把照片也随身带走了，没有留下任何证据。那没有关系，扬做梦也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到3月23日为止，有250多艘轮船已停泊在北美洲东海岸的30多个码头上，从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深水航道直至卡罗来纳，这是商船队中第一批等待启航的船只。在圣劳伦斯，航道中仍然是封冻的，但破冰船已将冰破碎成马赛克一般大小的细块，当运粮的轮船穿过冰块驶到靠近粮仓的码头上时，冰封的航道意识到了无法阻拦通航。

这些轮船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俄国的航运公司，但悬挂着美国旗帜的商船在数量上占第二位，因为其中一个销售条件就是美国的轮船公司应成为运输粮食的主要承包商。

在10天时间内，它们将开始向东横渡大西洋，开往苏联北极地区的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波罗的海尽头的列宁格勒和黑海地区敖德萨、辛菲罗波尔和诺沃罗西斯克的不冻港。悬挂其余10个国家国旗的船只也混杂在其中，进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于货运输。在从温尼伯到查尔斯顿的100个粮仓中，小麦、大麦、黑麦和玉米犹如金色的海浪一般被泵送到货舱之中；在一个月以内，这些粮食都注定要送到成百万饥肠辘辘的俄国人手里。

3月26日，安德鲁·德雷克在布鲁塞尔郊区的公寓中，直起身子放下了他在厨房餐桌上所干的活计，声称他已准备就绪。

炸药已经装进10只纤维板箱，冲锋枪已用毛巾裹好而塞进了帆布背包中。阿扎玛特·克里姆把塞在棉花团里的雷管放在一只从不离身的雪茄烟盒中。当天色变黑的时候，这些货物已像接力一般地搬到一辆铁篷运货车里；它是这一伙人使用的一辆旧车，牌号是在比利时注册的。他们于是动身前往布兰肯堡。

濒临北海的一小片海滩静悄悄的；当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把装备运到渔艇的底舱中时，港湾中几乎空无一人。那天是星期六，尽管有一个人牵着他的狗在沿着码头散步时注意到了他们在干活，但他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出海钓鱼的人合伙为一次周末钓鱼活动而准备一些货品是常事，尽管时令尚早了一点，而且天气仍然很冷。

3月27日，星期天，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与他们告别，驾着那辆运货车回到了布鲁塞尔。他的任务是把布鲁塞尔的那套公寓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并丢下那幢房子而驾着运房车奔赴荷兰围海新辟低地中一个预先约好的地点。他将把汽车留在那儿，把汽车的点火钥匙藏在一个商量好的地方，然后从荷兰湾乘轮渡返回哈里奇和伦敦。他已把路线背得滚瓜烂熟，并相信自己能够干好这个计划中他的一份差事。

其余的七个人都离开了港口，沉着冷静地沿着海岸巡游，消失在代尔赫伦岛和北贝弗兰群岛之中，并跨越边界而进入了荷兰境内。在那儿，他们顶风把船停了下来等候着，他们的钓鱼竿可以看得见的。在下面船舱里，安德鲁·德雷克俯身坐在一架大功率的无线电收讯机上方，调谐到马斯河口控制中心站的波长，并收听那些出入欧罗港和鹿特丹的船只连续不断的呼叫声。

“库库希金上校即将在4月3日或4日晚上进入特格尔监狱去干这件事。”就在那同一个星期天上午，瓦西里·佩特罗夫在克里姆林宫里对马克西姆·鲁丁说道，“那儿有一个老资格的狱吏将会让他进去，把他带到关押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的牢房里，在事情办完之后，让他从职工出入的门口走出监狱。”

“那个狱吏是不是可靠呢？是我们自己人吗？”鲁丁问道。

“不是，但他的家眷在东德。他已被说服按我们的吩咐办事。库库希金报告说，对方将不会与警方联系，他被吓得够呛。”

“那么，他已经知道他是在为谁干活了。那意味着，他知道得太多了。”

“库库希金也会把他灭口的，恰好在他走出门口的时候。不会留下蛛丝马迹的。”佩特罗夫说道。

“8天，”鲁丁咕哝道，“他最好要把事情办妥。”

“他会办妥的，”佩特罗夫说道，“他也有家眷。从明天起再过一个星期，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就将一命呜呼了，他们知道的秘密也就随他们一起消失了。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也将保持沉默。即使他们要说话，没有人会相信那一套。只不过是歇斯底里般的指控。没有人会相信他们。”

3月29日早晨，旭日东升；在爱尔兰以西20海里的洋面上，晨曦映照出了“弗雷亚”号油轮的庞大身影。油轮正朝着北偏东北方向穿过西经11度的海域，所取的航道是要避开外赫布里底群岛。

油轮上大功率的雷达扫描器早在一小时以前已观测到了朦胧中的渔船队。值班的高级船员密切地注视着船队。离它最近的一艘渔船位于油轮的东侧，即朝陆地的一侧，且相距很远。

太阳在多尼戈尔的山岩上闪着微光。对于站在驾驶台上的人们来说，那在东方的地平线是一条淡淡的光带，他们的有利条件是站在80英尺的高处。阳光照亮了来自基利贝格兹的渔民的小渔船，渔船在西侧的水面上朝外海漂流，去捕捉鲭鱼、鲱鱼和牙鳕。太阳也照亮了“弗雷亚”号的庞大船体，它像一大块移动的陆地，从南面驶过了漂亮的渔船和船上缓缓上下摆动着的渔网。

克里斯蒂·奥伯思待在渔船狭小的操舵室中，他和他的兄弟拥有这艘“伯纳德特”号渔船。他眨了几下眼睛，放下他的一杯可可，从操舱室跨了三步走到栏杆处。他的船离那艘驶过的油轮最近。

当他看到“弗雷亚”号时，渔民们从他身后使劲拉着系号角的短绳，一阵微弱的号角声打破了黎明时的沉寂。在“弗雷亚”号的驾驶台上，索尔·拉森向他的助手点点头。转瞬之间，“弗雷亚”发出公牛般的吼叫声作为对基利贝格兹船队的回答。

克里斯蒂·奥伯恩俯身在栏杆上，观望着“弗雷亚”号挡住了地平线，听到了从海面下传来它那强有力的颤动声，并感到“伯纳德特”号开始在油轮后面扩散开来的尾流中左右摇晃。

“圣母玛利亚，”他喃喃自语，“请看看它有多大！”

在爱尔兰的东海岸，克里斯蒂·奥伯恩的同胞们在那天上午正在都柏林城堡中忙碌着，700年来，那座城堡一直是英国权力的中心。马丁·多纳休在年幼时，就曾蹲在他父亲的肩头，从城堡外面看着最后一队英国士兵在签订和约之后迈着大步永远撤离了那座城堡。63年之后，他是一位即将从政府机构中退休的清洁工，正在圣帕特里克大厅的蓝色地毯上来回推着“胡佛”牌真空吸尘器。

大厅中的天花板装饰着瑰丽的绘画，是文森特·沃尔德埃在1778年的作品；当爱尔兰的历届总统在天花板下宣誓就职时，这位清洁工并没有在场；再过12天，在圣帕特里克麾下早已作古的骑士们纹丝不动的传令旗下，两个超级大国将签订都柏林条约，届时，他也将不会在场的。40年来，他只是为他们把大厅打扫干净。

鹿特丹也在准备之中，然而准备的是一个不同的仪式。哈里·温纳斯特鲁姆在3月30日到达，并住进了希尔顿旅馆中最豪华的套间。

他是乘喷气式专机来的，现在飞机就停在郊外的斯希丹机场。四位秘书整天围着他忙得团团转；他将在4月1日傍晚为索尔·拉森和高级船员们举行招待会，秘书们在为前来参加招待会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的要员、来自世界各地的石油和海运界的豪商和几十位新闻记者作好准备工作。

在荷兰湾沙滩尽头的现代化马斯控制中心大楼，一批经过挑选的显要人物和新闻记者将作为他的宾客登上大楼的屋顶楼面。六艘拖轮和推船将把“弗雷亚”号从河口送进卡兰德运河，随后从那儿进入贝尔运河，最终使它移泊在欧罗港中心区由克林特·布莱克兴建的新炼油厂旁边；这时，他们将从马斯河口的北岸观看巨轮行驶这最后几海里的路程，而防风的屏障将挡住强劲的春风吹到来宾的身上。

下午，“弗雷亚”号将抛锚停机，在此同时，这一行人将乘坐大型高级轿车朝上游方向行驶25英里，返回鹿特丹的市区中心出席一次在傍晚举行的招待会。在此之前将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温纳斯特鲁姆将在招待会上把索尔·拉森介绍给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

他已经获悉，报纸和电视台租用了直升飞机，以在“弗雷亚”号最后几海里航程和它的停泊过程中自始至终都作摄影报道。

哈里·温纳斯特鲁姆老人如愿以偿了。

到3月30日的凌晨为止，“弗雷亚”号已驶离位于苏格兰北部的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之间的海峡。油轮已掉头朝南向北海挺进。当“弗雷亚”号刚进入北海拥挤的航道时，它就先与设在威克的岸基区域航行管理官员取得了联系，向他们报到。威克位于苏格兰北端的凯思内斯海岸线上。

油轮由于自身的体积和吃水深度而成了一艘“臃肿不堪的船只”。它已将航速减到10节，正按照通过甚高频无线电话从威克向它发来的指令航行。在它的四周，各个无法看到的控制中心都将它在分辨率很高的雷达上显示了出来，雷达上配备的都是熟练的领航人员。这些控制中心装有计算机控制的辅助系统，能够快速消化有关气候、潮流和航船密度的信息。

当“弗雷亚”号缓慢地沿着南行的航道前进时，许多较小的船只早在它到达之前便收到毫不含糊的通知而要为它让路。在午夜时分，它通过了约克郡海岸线上的弗拉姆巴勒岬，现在正继续向东航行，驶离了英国的海岸线而朝荷兰方向挺进。它在航行过程中都取深水航道，最小深度为20英寻。在它的驾驶台上，尽管从岸上接连收到指令，但船上的高级船员们还是观察着回声探测器所显示的读数，看着北海海底的浅滩和沙洲从船舷两旁通过。

恰在3月31日的日落之前，巨轮抵达外加巴德灯塔正东方向15海里的海面上，现在的航速已减到5节，这是能使船应舵而转动的最低前进速度；它徐徐向东驶进了宿夜的锚位，这个深水锚地位于北纬52度。油轮离马斯河口正西方向27海里，也是载誉驶抵终点的27海里。

在莫斯科，这时是午夜时分。亚当·芒罗已拿定主意从使馆的外交招待会上步行回家。他是由经济参赞开车把他送到这儿来的，因此，他自己的汽车停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附近他的公寓旁。

走到塞拉菲莫夫桥的中央，他停下脚步凝视着桥下的莫斯科河。在他的右侧，他可以看到大使馆拉毛粉饰的乳白色门面被灯光照得通亮；在他的左侧，克里姆林宫暗红色的围墙隐约耸现在他的上方，在围墙的上方是大沙皇宫的顶层和圆形的屋顶。

自从他从伦敦飞抵这儿接受这项新的差使以来已大约有10个月了。在那段时间里，他已获得了数十年来间谍工作中最显赫的战果，“操纵”着西方惟一能在克里姆林宫的中心进行活动的间谍。他将由于违犯训练规程以及没有告诉他们她究竟是谁而受到他们的训斥，但他们无法贬低他所获得的情报的价值。

再过三个星期，她将离开这个地方，平安到达伦敦。他也将离去，从情报局辞职，与世界上他所推一爱着的人到别处去开始新的生活；她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爱过的人，也是他将始终爱着的人。

他将欣然离开莫斯科，摆脱它的秘密状态、它那始终是偷偷摸摸的方式以及那令人麻木的单调乏味的生活。10天之内，美国人将获得他们的裁减军备条约，克里姆林宫将得到粮食和技术，情报局将得到来自唐宁街和白宫的感谢。再过一个星期，他将得到他的未婚妻，而她将得到自由。他耸起肩膀，更深地缩进了他那件带皮领子的厚呢大衣，继续迈步跨过桥去。

在莫斯科午夜的时分，北海的时间是傍晚10点钟。这时，“弗雷亚”号油轮最终已停泊了下来。它已从千田到阿布扎比航行了7085海里，从那儿到它现在的锚地又航行了12015海里。它顺着潮流一动也不动地停泊着。一条锚链从船尾抛出来沉到了海底，甲板上搁着五节锚链。固定船体用的每节锚链将近有一码长，钢材的粗细比一个人的大腿还要粗。

由于油轮的船体十分庞大，拉森船长从奥克尼群岛开始一直在亲自掌舵，有两位驾驶员和舵工做他的助手。即使在锚地宿夜的时候，他也派大副斯蒂格·伦德奎斯特、三副汤姆·凯勒——船上的美籍丹麦人之一——和一位能干的水手通宵达旦留在驾驶台上。高级船员们将不间断地值勤看守错位，水手将到甲板定期进行检查。

尽管“弗雷亚”号的发动机已经停车，它的汽轮机和发电机还在有节奏地发出轰鸣声，产生出使船上各个系统正常工作所需的动力。在这些系统之中，也包括连续不断地提供有关潮汐和气候的数据的设备，而这方面的最新报告是令人鼓舞的。3月份可能会起风暴，然而，在北海上空几乎滞留着一个与这个季节不相称的高压区，英吉利海峡给沿岸带来了一种温和的早春天气。海上风平浪静。时速达一节的潮水从轮船朝东北流向弗里西亚群岛。天空中整天都几乎是万里无云，尽管那天夜里略有霜冻，但可以指望第二天又是晴朗的天气。

拉森船长与高级船员们告别之后便离开了驾驶台，走下一层楼面来到“D”甲板上。他的套间就在这儿，位于右舷的尽头。宽敞而又设备完善的接待舱有四扇窗户，可以向前遥望油轮的纵长，还有两扇窗户面朝着右舷外面。

在船长室后面朝船尾的方向是他的卧室，套间中包括一个洗澡间。卧室中也有两扇窗户，都朝着右舷。除了船长室中有一扇窗户之外，其余的都是密闭的，那扇窗户也关闭着，但通过拧松螺栓，窗户是可以用手打开的。

从密闭的窗户外面向前，上层建筑的正面部分悬在甲板的上方；在朝右舷的方向，窗户面对着10英尺长的舷梯平台，平台那边就是右舷栏杆，栏杆外面就是大海。五架钢梯从最低层的“A”甲板穿过五层楼面直通他头顶上方的桥楼翼台。每架舷梯都连通一层钢制的平台。所有这些楼梯和平台都是露天的，任凭风吹雨淋，但它们是很少使用的，因为船内的楼梯井有暖气，是很温暖的。

管事已给索尔·拉森端来了一盘鸡肉和色拉，他拾起盘子上的餐巾，带着渴望的神情望着饮料柜中的威士忌酒瓶，但他只是从咖啡渗滤壶中倒了一杯咖啡便感到心满意足了。在用餐以后，他拿定主意要加个夜班，以便从头至尾对早晨移泊的航道图作最后的检查。那将是棘手的，他想熟悉那条航道以及认识一下两位丹麦引水员；他俩将在7点半钟从阿姆斯特丹的斯希普霍尔机场乘直升飞机到这儿来，并把油轮接过手去。在此之前，他知道，还有10个人将从岸上乘汽艇前来，他们将在7点钟到达，这些人称为索具装配工，是停泊作业所额外需要的帮手。

时钟敲响了午夜的时分，他在接待舱中宽阔的桌子旁坐定下来，摊开航道图便开始仔细琢磨起来。

在凌晨2点50分，外面结着霜，但天气是晴朗的，一轮半月把碧波荡漾的海面照得波光粼粼。在驾驶台里面，斯蒂格·伦德奎斯特和汤姆·凯勒喝着同一壶咖啡。那位能干的水手探索着桥楼控制台上一排微光闪烁的荧光屏。

“先生，”他喊道，“有一艘汽艇在驶过来。”

汤姆·凯勒站起身来，走到那位海员手指着的雷达显示屏跟前。上面有十几个尖峰信号，有些是静止不动的，有些是移动的，但这些信号都远离“弗雷亚”号。有一个微小的尖峰信号看来像是正从东南方向逼近。

“也许是一艘渔艇，为在日出前一定要赶到渔场做好准备工作。”凯勒说道。

伦德奎斯特正越过他的肩头在观望。他的目光转到屏幕的下面。

“它正在靠得很近。”他说道。

在海面上，那艘汽艇肯定是看到了“弗雷亚”号的巨大船体。油轮在艏楼和船尾上方都悬挂着锚泊的信号灯。此外，甲板上的探照灯亮着，上层建筑被睡舱中的灯光点缀得像是一棵圣诞树。那艘汽艇并没有改变航向离去，却开始兜着圈子朝“弗雷亚”号的船尾驶来。

“它看上去像是马上要靠在船边。”凯勒说道。

“那船上不可能是帮助停靠码头的人员。”伦德奎斯特说道，“他们要到7点钟才来呢。”

“也许他们睡不着觉，想来早一些。”凯勒说道。

“到下面的楼梯口去，”伦德奎斯特对那位水手说道，“把你看到的情况告诉我。你到那儿后就戴上送受话器，随时保持联系。”

船上的舷梯位于船体的中部。大轮船上的舷梯是很沉重的，要将它从栏杆处往下放到海面，或将它提升到与栏杆齐平的位置，都需要有一台电机来带动钢缆。而在“弗雷亚”号上，即使是满载的时候，栏杆比海面要高出30英尺，要跳上船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舷梯是完全提升了起来的。

过了一会儿之后，两位高级船员看着那位水手离开了他们底下的上层建筑而开始漫步走到了甲板上。他在走到楼梯口时，便登上朝海面伸出的小平台向下观望。当他往下看的时候，他从一只防风雨的盒子里取出一副送受话器，并把耳机套在了头上。伦德奎斯特从驾驶台上按了按开关，灯光照亮了那位水手，他正在远处甲板上向下凝视着黑乎乎的海面。那艘汽艇已从雷达的显示屏上消失了。它已离得太近，雷达无法观测出来。

“你看到什么啦？”伦德奎斯特对着一个棒状送话器问道。

那位水手的声音传回到了驾驶台。“什么也看不到，先生。”

在此同时，那艘汽艇已绕到了“弗雷亚”的后面，躲在悬伸船尾的下面，在转瞬之间，它就消失不见了，在船尾的两则，“A”甲板的栏杆离海面最近，超出水面只有19英尺半。两个人站在汽艇的舱顶便可使这段距离缩短到10英尺。当汽艇从尾部横构架的阴影中冒出来时，两个人都甩起他们手握着的三爪铁篙，爪钩上都用黑色胶皮管裹了起来。

每只铁篙连同其尾部的悬绳被甩到12英尺的高处，都落在栏杆上，并牢牢地钩住了。汽艇在向前移动，两个人都离开舱顶而悬在绳子上，脚踝都浸到了海水里。然后，他们分别开始节节往上攀登，而且攀得很快，全然不顾背上用皮带束住的卡宾枪。过了两秒钟，汽艇驶到被灯光照亮的海面上，开始顺着“弗雷亚”号的船侧朝舷梯驶去。

“我现在可以看到它了，”那位居高临下的水手说道，“那看上去像一艘渔艇。”

“在他们未表明自己的身份之前，不要放下舷梯。”伦德奎斯特从驾驶台上吩咐道。

在离他身后很远的下面，两位登船的人已越过了栏杆。每个人都把钩住的铁篙取下来扔到了海里，使悬垂的绳子也沉了下去。两个人飞快地迈着大步动身了，绕到右舷一侧，并直奔钢梯。他们穿着不发出声响的胶底鞋，开始快步向上攀登。

那艘汽艇在舷梯下面停了下来，舷梯离狭小的船舱上方有26英尺。

有四个人蹲伏在船舱里。舵手在轮舵旁默不作声地仰首凝视着位于他上方的那个水手。

“你是谁？”那个水手大声喊道，“说出你的身份。”

谁也没有回答。下面，在聚光灯的照耀下，那个头戴黑色羊毛防护帽的人只是报以凝视的目光。

“他不答话。”那个水手对话筒中说道。

“把聚光灯对着他们，”伦德奎斯特命令道，“我马上来看一下。”

在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整个过程中，伦德奎斯特和凯勒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左舷和驾驶台的前方。而在右舷，从桥楼翼台通向驾驶台的门突然打开了，一阵刺骨的寒风随之吹了进来。两位高级船员转过身去。门关上了，面对着他们的是两个头戴巴拉克拉瓦式黑色防护帽的人，他们身穿黑色圆翻领卫生衣和黑色田径裤，脚穿橡胶跑鞋。两个人都把卡宾枪对着他们。

“命令你的水手放下舷梯！”一个人用英语说道。两位高级船员用怀疑的目光凝视着他们。这是不可能的。

那位枪手举起他的武器，眯着眼睛瞄准凯勒。“我将给你3秒钟的时间，”他对伦德奎斯特说道，“然后我马上把你那位同事的脑袋打掉。”

伦德奎斯特气得满面通红，把身子俯向棒状送话器。

“放下舷梯！”他对那个水手说道。

那种像是魂不附体的嗓音发回到了驾驶台。“不过，先生……”

“没错，伙计，”伦德奎斯特说道，“按我的话办。”

那个水手耸了耸肩膀便按下了楼梯口一小块面板上的按钮。电动机发出了嗡嗡声，舷梯慢慢地降到了海面。两分钟之后，其余四个都穿着黑色衣服的人押着那个水手退回到通向上层建筑的甲板上去，而第五个人则把汽艇拴牢了。又过了两分钟，他们六个人从左舷走进了驾驶台，那位水手的眼睛吓得瞪圆了。他在走进驾驶台时看到了另外两位持枪的人正扣押着两位高级船员。

“究竟是怎么……”水手问道。

“别着急。”伦德奎斯特吩咐道。他向那位惟一开口的枪手用英语问道：“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想与你们的船长说话。”戴着假面具的那个人说道，“他在哪儿？”

从操舵室通向船内楼梯中的门打开了，索尔·拉森走到了驾驶台上。他用凝视的目光看到了他的三位船员把手放在头部后面，也看到了七位身穿黑衣的恐怖分子。当他向刚才提问的那个人转过身去时，他的双眼就像一座裂开的冰山那样显得碧蓝而又友好。

“我是索尔位森船长，‘弗雷亚’号的主人。”他慢条斯理地说道，“你们究竟是谁？”

“别去管我们是谁，”恐怖分子的头目说道，“我们只是接管一下你的轮船。我们将开始惩罚你这个水手，以儆效尤，除非你的高级船员和水手们听从我们的吩咐。”

拉森慢慢地环顾了一下，三支冲锋枪正对着那位年方18岁的水手，他脸如土色。

“伦德奎斯特先生，”拉森一本正经地说道，“按这些人的吩咐办。”他向那位头目转过身去问道，“你们究竟想拿‘弗雷亚’号干什么？”

“那很简单，”那位恐怖分子毫不犹豫地说道，“我们并不希望伤害你们；但如果你们没有不折不扣地按我们的要求办，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使你们俯首听命。”

“那么以后呢？”伦德奎斯特问道。

“在30小时以内，西德政府将从一所西柏林的监狱中释放出我们的两位朋友，并用飞机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我将炸死你，炸死你的船员，炸毁你的油轮，让100万吨原油流遍整个北海。”

正文第十一章

凌晨3点至上午9点。

七位蒙面恐怖分子的头目派他的手下人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干将起来，显而易见，他在自己的心目中已反复酝酿了好几个小时。他很快发布了一连串的命令，而拉森船长、他的高级船员和那位年轻的水手都无法听懂他所说的话。

五位戴着假面具的人把两位高级船员和那位水手押到驾驶台的后部，使他们远离仪表面板，并把他们团团围住。

那位头目猛地挥动手枪对着拉森船长用英语说道：“如果你愿意的话，到你的船舱里去，船长。”

拉森领头，后面跟着恐怖分子的头目和他那位手持卡宾枪的走卒，三个人成一路纵队从驾驶台沿着楼梯走到下面一层的“D”甲板上。走到楼梯中间的转弯处，拉森朝后仰望着他的两位对手，估量了一下间隔距离，心里盘算着自己能否把他俩都制伏。

“不要蠢蠢欲动，”有人隔着面具在他的肩头说道，“有头脑的人谁也不会在十步远的地方与冲锋枪抬杠。”

拉森顺着楼梯领着他们继续向前走。“A”甲板是高级船员们的住宿区。船长的客舱一如既往是在一长排上层建筑右舷尽头的角落里。左舷方向紧挨着的就是一间不大的海图室，舱门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一柜接着一柜的优质海图，足以把他带到世界上的任何海洋、任何海湾和任何锚地。那些都是英国海军部印制的原版图纸，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海图。

隔壁就是会议室，这是一个很宽敞的船舱，船长或是船主，如愿意的话，可以在这里同时接待很多的客人。会议室隔壁就是船主的睡舱，这个睡舱是关闭的，里面不住人，是专为董事长留着的，以防他一旦愿意随船作一番航行。在左舷尽头是另一套相类似的船舱，但与船长的睡舱遥遥相对。那儿是轮机长住的地方。

船长睡舱后面朝船尾的方向是供大副住的套间，只是房间要小一些；而轮机长后面朝船尾的方向是管事的住地。整个结构形成一个空心的方阵，其中心是一架转盘楼梯，直通三层舱面以下的“A”甲板。

索尔·拉森把他的捕获者带到了自己的船舱跟前，并走进了接待舱。那位为首的恐怖分子跟着他走了进去，并很快到其他两个房间——卧室和洗澡间——转了一圈。那儿没有别的人。

“坐下，船长，在我回来之前你得待在这儿。请不要动，把你的双手放在桌子上，不要挪动，手心朝下。”

还有一连串用外语诉说的命令，那位手持冲锋枪的人站定位置，背朝着船舱尽头的舱壁，面对着索尔·拉森，相隔12英尺，他的枪管直对着索尔·拉森穿的白色圆翻领卫生衣。那位头目检查了一番，务使所有的窗帘都拉上，然后就离开了，并随手关上了舱门。在这层甲板上住宿的另外两个人都在各自的舱室里睡着了，因而什么也没有听见。

不一会儿功夫，那位头目便回到了驾驶台上。“你，”他用枪对着那位满脸稚气的水手，“跟我来。”

那位小伙子用哀求的目光望着大副斯蒂格·伦德奎斯特。

“你要伤害那个小伙子的话，我就亲手把你吊起来晒成鱼干。”汤姆·凯勒带着美国口音说道。

“你的勇敢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你的现实感是可悲的。”那位头目隔着面具说道，“谁也不会受到伤害，除非他们试图干傻事。那样就会血流满地，你们就会受到惩罚。”

伦德奎斯特向那位水手点点头。

“跟他去吧，”他说，“按他的吩咐去做。”

那位水手被押着走下楼梯。走到“D”甲板时，那位恐怖分子挡住了他。

“除了船长之外，谁住在这层甲板上？”他问道。

“轮机长，在那边，”那位水手说道，“大副，在那边，但现在他在上面驾驶台上。还有管事，在那儿。”

在各扇舱门后面都没有任何动静。

“油漆仓库，在什么地方？”那位恐怖分子问道。

水手一言不发地转身朝楼梯下面走去。他们穿过了“C”甲板和“B”甲板。有一阵喃喃的说话声传到了他们的耳中，是从水手食堂的舱门后面传来的，显而易见，有四个睡不着觉的人正在食堂里边喝咖啡边打牌。

到了“A”甲板，他们就走到了上层建筑的底层。那位水手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的门，并走了出去。那位恐怖分子跟在他身后。他俩刚从温暖的室内走出去，夜晚的冷空气使他们哆嗦了起来。他们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上层建筑的尾楼。在他们穿过的那扇门的一侧，耸立着一座直指星空的大烟囱，高达100英尺。

那位水手领头跨过尾楼走到一座小型的钢结构跟前，长宽各有6英尺，高度也大致相仿。它的一侧设有一扇钢门，两根大螺栓使钢门紧闭着，螺栓的外面是蝶形螺母。

“在那下面。”那位水手说道。

“走下去！”恐怖分子说道。那位小伙子转动两只蝶形螺母的手柄，拧开门栓，并把门栓往回拉。他抓住门把便将门打开了。里面有盏灯，照亮了一个狭小的平台和通向“弗雷亚”号腹地的一架钢梯。枪杆猛地抖动了一下，那位水手便走到里面，并开始朝下走去，那位恐怖分子跟在他的身后。

梯子向下伸展达70多英尺，通过了几个有钢门相连的通道。当他们到达底部时，他们已远在水线以下，只有龙骨，是在他们脚下的甲板下面。他们已置身于一个装有四扇钢门的舱室之间。那位恐怖分子对一扇朝着船尾的门点点头。

“那扇门通向什么地方？”

“舵机室。”

“我们去看一下。”

当门打开时，面前展现出一间拱顶的大厅，一切都是钢的构件，刷上了淡绿色的油漆。里面灯火通明。一大堆带罩壳的机械设备占据了甲板中间的大部分空间，它们根据从驾驶台的计算机传来的舵令操纵舵。空腔的舱壁成弧形一直伸展到船体的最底部。在舱室朝船尾方向的钢板外面，“弗雷亚”号巨大的舵将是一动也不动地悬在船尾而浸入北海黑糊糊的水中。那位恐怖分子下令又把门关上，并拉上了门栓。

舵机室的左舷和右舷方向分别设有一个化学品仓库和一个油漆仓库。那位恐怖分子没有理睬那个化学品仓库，他不打算把人囚禁在要与酸类物品打交道的地方。油漆仓库是比较理想的。那里面相当大，空气流通，装有良好的通风设备。仓库的外壁就是船壳。

“第四扇门是干什么的？”恐怖分子问道。那扇门是惟一没有拉手的门。

“通向机舱的后部，”水手说道，“那扇门是在另一面拴住的。”

恐怖分子推着钢门。那扇门固若金汤，他看上去对此感到满意。

“这艘船上有几个男的？”他问道，“或者是女的？不要耍花招。如果你少报一个人，我们就要开枪打死他们。”

那位小伙子把舌头伸到干乎乎的嘴唇外面。

“船上没有女的，”他说道，“下次航行可能有人要带妻子，但初航没有带女的。船上有30个人，包括拉森船长。”

那位恐怖分子在了解到了他所需要知道的情况之后，便把失魂落魄的年轻人推进了油漆仓库，关上舱门，并把其中一根门栓拉进套扣中。然后，他攀着楼梯返回去了。

回到尾楼甲板时，他避而不用舱内的楼梯，而是沿着外面的梯级飞奔回到驾驶台上，从他们原先到达桥楼翼台的外部走了进去。

他对那五位仍然在用枪押着两位高级船员的同伴点了点头，又连珠炮似地发出一连串命令。管事和轮机长已加入了两位高级船员的行列，他们是从床上被拖出来的，而卧室就在驾驶台下面的“D”甲板上。几分钟之后，他们四个人都被押送到了下面的油漆仓库里。大多数船员都在“B”甲板的船舱里睡着了，大部分舱室都设在这层甲板上，房间要比他们头顶上方“C”甲板和“D”甲板上高级船员的睡舱狭小得多。

当他们被赶出来押到下面时，可以听到抗议声、惊叫声和咒骂声。但每到一处，恐怖分子的头目都用英语通知他们，他们的船长正被关在他自己的船舱里，如遇违抗，他将被处死，这个头目是惟一开口说话的人。高级船员和水手们都遵命不违。

在下面的油漆仓库里，最终清点了船员的人数：29人。大厨师和四位服务员中的两位获准回到“A”甲板上的厨房，去把一盘盘的馒头和花卷以及一箱箱的瓶装柠檬水和罐装啤酒送到下面的油漆仓库中去。里面还放了两只桶供大小便用。

“别客气。”恐怖分子的头目对29位怒火中烧的人说道。他们反过来从油漆仓库里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你们不会在这儿待多长时间的，最多30个小时。最后有一点，你们的船长想要泵管理员去一趟。他是谁？”

一个名叫马丁森的瑞典人走上前去。

“我是泵管理员。”他说道。

“跟我来。”当时是4点半钟。

“A”甲板是上层建筑的底层，船舱完全用作为放置巨轮的辅助服务设施。那儿有大厨房、冷冻间、冷藏室、各种其他的食品仓库、酒库、待洗衣物仓库、自动洗衣室、货油控制室（包括惰性气体控制）以及消防调度室（又称灭火泡沫间）。

它的上面是“B”甲板，普通船员的睡舱都在这儿，还有电影院、图书馆、四个娱乐室和三个酒吧间。

除了有四人住在上面一层以外，其余高级船员的睡舱，都设在“C”甲板上；这层甲板上还有高级船员的餐厅、吸烟室和船员俱乐部，俱乐部中有游廊、游泳池、蒸汽浴室和健身房。

那位恐怖分子感兴趣的是“A”甲板上的货油控制室，他命令那位泵管理员把他带到那儿去。室内没有窗户，配备有中央集中供暖和空调设备，里面寂静而又明亮。那位恐怖分子首领的目光透过面具掠过一排排的开关，最后落在后面的舱壁上。这儿，那位泵管理员现在正坐在控制台上，控制台的后面有一块9英尺宽、4英尺高的可视显示板占据了舱壁的位置。它用图表形式指示出了“弗雷亚”号货油装载能力的原油舱布置图。

“如果你要对我耍花招，”他对泵管理员说，“那也许会使我的一位伙计丧命，但我肯定会发现的。如果被我发现的话，我将不会开枪把你打死，我的朋友。我将开枪打死你的拉森船长。好了，给我指出压载底舱在什么地方，货舱在什么地方。”

马丁森不打算就船长危若累卵的性命来争辩。他才25岁左右，索尔·拉森要比他年长一代。他以前已与拉森跑过两个航次，包括他破天荒当泵管理员的这个航次。就像所有的船员那样，他对这位身材高大的挪威人极为敬重和喜爱，船长在始终不懈地关怀他的船员方面素负盛名，并以北欧航运公司船队中的最佳航海家而遐尔驰名。他用手指着自己身前的图表。

60个货舱顺着“弗雷亚”号的横梁排列着，每单元3个舱，共有20个这样的单元。

“在船首这儿，”马丁森说道，“左舷和右舷的油舱都装满了原油。中间是污水舱，现在是空的，它就像一只浮箱，因为我们还没有把货油卸掉，所以没有必要冲刷油舱，也没有必要把污水抽到这儿来。往后一排，所有的3只舱都是压载舱。从日本到海湾地区一直都装满了海水，现在全是空的。”

“打开那些阀门，”恐怖分子说道，“3只压载舱和污水舱之间的那些阀门。”马丁森犹豫了起来。“看你再胡闹，快动手。”

马丁森按下了他身前控制台上的3只方形塑料控制钮。从控制台的后面传来一阵轻微的嗡嗡声。在他们前面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在钢铁的甲板下面，与普通车库大门一般大小的阀门拧开了，将四个舱组成一个连通的单元，每只舱能装下20000吨的液体。不仅是空气，现在流进其中任何一只舱的任何液体都能将自由地流到其他3只舱里。

“其余几只压载舱在什么地方？”恐怖分子问道。

马丁森用食指指着船体的中间部分。“这儿，船中部，3只舱一排，并排的。”他说道。

“随它们去，”恐怖分子说道，“其余的在什么地方？”

“总共有9只压载舱，”马丁森说道，“最后3只在这儿，照例是并排的，一直通到靠近上层建筑的地方。”

“打开那些阀门，这样使它们相互连通。”

马丁森照办了。

“好，”恐怖分子说道，“那么，那些压载舱是不是能与油舱直接相通了呢？”

“不能，”马丁森说道，“那是不可能的。压载舱始终是用于装压载物的，也就是说，海水或空气，但决不能装油。油舱则与此相反。两个系统不能相互沟通。”

“好的，”戴假面具的人说道，“我们可以使那一套改变一下。最后一点，打开所有那些油舱之间的阀门，横向的和纵向的。这样使50只舱全都相互沟通。”

按下所有那些相关的控制钮共花了15秒钟的时间。在下面相隔很远的漆黑的原油之中，几十只巨大的阀门打开了，组成了装载100万吨原油的一个巨型油舱。马丁森惊恐万状地凝视着他亲手干着的事情。

“如果油轮由于有一只油舱破裂而沉没的话，”他喃喃说道，“100万吨原油统统会流出去。”

“那么，有关当局最好确保它不会沉没。”恐怖分子说道，“从这个控制面板到操纵那些阀门的液压泵的总电源在什么地方？”

马丁森向墙壁上靠近天花板的电气接线箱做了一个手势。那位恐怖分子把手伸上去，打开箱子，把接触断路器向下拉。接线箱切断之后，他取出10只熔丝管装在口袋里，泵管理员带着恐惧的目光观看着。打开的阀门已变成无法关闭的了。那儿是有备用的熔丝管的，而且他知道备件是存放在什么地方。然而，他将被关在油漆仓库中。任何外人若进入这个密室，都将无法及时找到备件以关闭那些至关重要的阀门。

本特·马丁森知道，因为他的职责要求他知道，一艘油轮装油或卸油根本不能乱来一气。如果所有的右舷油舱都单独装满油，而其余的油舱空着的话，油轮就会倾翻沉没。如果左舷的油舱单独装满油的话，它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倾翻。如果前面的油舱装满而船尾的油舱保持不了平衡的话，船头就会朝下栽，而船尾向空中翘起来。如果靠船尾的后半部装满原油，而前半部空着的话，情况就会相反。

但如果船头和船尾的压载舱装满水，中间部分却因空载而具有浮力的话，它就将会像一位杂技演员后滚翻那样弓起来。油轮的设计经受不了这样大的应力。“弗雷亚”号巨大的脊柱将会在中间部分折断。

“最后一件事，”恐怖分子说道，“如果我们打开所有通往油舱的扣只检查舱口的话，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马丁森确实很想让他们这样去尝试一下。他脑海中想起了坐在他上方、正面对着卡宾枪的拉森船长。他抑制住了自己强烈的感情。

“你会活不成的，”他说道，“除非你戴上呼吸装置。”

他向身旁那位戴着面具的人作了解释：当一艘油轮的油舱满载的时候，原油决不会装到舱顶衬板的。在原油的溢出面和舱顶衬板的空隙之间会形成气体。是由原油挥发出来的气体。这是一种挥发性极高的气体，很容易爆炸。如果气体不排出去，就会使油轮变成一颗炸弹。

几年以前，排气系统是由装有压力阀的排气管构成的，这样气体可以排到甲板上方的大气之中，由于气体很轻，会从甲板上方直接往上冒。最近，研制出来了一种要安全得多的方法；从主发动机排气管放出的惰性气体被馈送到油舱里，这样可以排除氧气并把原油的表面密封起来了；这些惰性气体主要是一氧化碳。

由于惰性气体确实形成了一种完全无氧的环境，而需要氧气才能形成的火焰或火星就被杜绝了。但每一个油舱都有一个直径为一码的圆形检查舱口通到主甲板；如果一位漫不经心的来访者打开这些检查舱口的话，他将立即被一团高于他的头部的惰性气体所包围。他将会闷死，在缺氧的环境中窒息致死。

“谢谢你，”恐怖分子说道，“谁掌管呼吸设备？”

“由大副负责，”马丁森说道，“但我们都受过如何使用呼吸设备的训练。”

两分钟之后，他回到了油漆仓库与其他船员待在一起。时间是5点钟。

当蒙面者的头目与马丁森待在货油控制室时，另一个人把拉森船长扣押在他自己的接待舱中，其余的五个人已将他们汽艇中的东西卸了下来。10箱炸药放在船中部甲板的舷梯顶端，正等候头目的指示进行安放。他所发布的这些命令都是一丝不苟的。在相隔很远的前甲板上，左舷和右舷压载舱的检查舱口盖已被拧松和拆卸下来，露出一架钢梯向下伸展80英尺，一直通到漆黑的底舱，那儿散发出一股霉味。

阿扎玛特·克里姆取下他的面具塞在自己的口袋里，拿着手电筒便钻进了第一个舱口。在他下去之后，两箱炸药就用很长的绳子吊放了下去。他靠着灯光在舱底干活，把一整箱的炸药紧挨着“弗雷亚”号的外壳，并用绳子把它捆绑在其中几根竖肋上。他打开了另一只箱子，取出箱子里装的炸药，并把它分成两半。一半靠着前舱壁，在舱壁的那面盛着20000吨石油；另一半靠在后舱壁，舱壁后面又是20000对吨原油。汽艇上还运来了沙袋，他把沙袋堆在炸药的周围以使爆破力更加集中。克里姆把雷管放好，并与引爆器连接了起来；当他对此感到满意时，他便回到了星光普照的甲板上。

在“弗雷亚”号的另一侧，他也如法炮制，然后在紧靠上层建筑的左舷和右舷压载舱中又分别照此办理。他已在4只压载舱中用了8箱炸药。他把第9箱炸药置于船体中部的中央压载舱中，目的不在于要炸一个洞而灌进海水，而是要设法炸断脊梁骨。

第10箱炸药被带到下面的轮机室。这儿，炸药被安放在“弗雷亚”船体的弯曲部，紧靠着油漆仓库的舱壁，其威力足以同时摧毁这两个舱室，炸药放好之后便装上了雷管。要是炸药爆炸，那些被关在油漆仓库的人，即使隔着厚达半英寸的钢板而幸免于难的话，也会淹死；这几位于海浪以下达80英尺，海水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将会猛灌进来。

当他向安德鲁·德雷克汇报时，时间是6点15分；在“弗雷亚”号寂静的甲板上方，天色已破晓了。

“炸药都已放好，并装上了雷管，安德里亚，”他说道，“愿上帝保佑，我们决不要引爆炸药。”

“我们不必这样的，”德雷克说，“但我不得不使拉森船长相信。只有当他亲眼看到并相信的时候，他才会使有关当局相信。然后，他们将不得不按我们的愿望办事。他们将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两位船员被从油漆仓库中押了出来，受命穿上了防护服，戴上面具和氧气瓶，在甲板下面从艏楼干到屏蔽罩，把50个通向油舱的检查舱口全部打开了。当事情办成之后，那两个人又被送回到油漆仓库中去。钢门又被关上，两根门栓从外面用螺钉固定把门关死；在两位囚犯安全抵达以色列之前，门是不会再打开了。

6点半钟，安德鲁·德雷克返回船长的接待舱，依旧戴着面具。他困乏地坐了下来，面对着索尔·拉森，并从头至尾向他诉说了所干的种种事情。那位挪威人冷漠地回视着他，冲锋枪的枪口从房间的角落里对着他，使他不能动弹。

德雷克说完之后便举起一个黑色的塑料仪器，并把它向拉森显示了一下。那仪器并不比两只并在一起的大号香烟盒大。它的面板上有孤零零的一只红色按钮，一根钢制的天线从顶端伸出来，有4英寸那么长。

“你是不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船长？”戴着面具的德雷克问道。拉森耸耸肩膀。他对无线电有足够的了解，可以认出那是一只小型晶体管发射机。

“它是一只振荡器，”德雷克说道，“如果按下这只红色的按钮，它将发出一种单一的甚高频声调，音调和响度将稳定地增高而变成一种尖叫声，以至于我们的耳朵开始无法听下去。但放在这艘船上的每一包炸药上都固定着一个可以收听这个声音的接收器。当音调升高时，接收器上的刻度盘将指示出音调的高低，指针将沿着刻度盘移动，直至再也无法向前摆动。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仪表便把它的熔丝烧断，一股电流将会被切断。每个接收器中的电流被切断的话，将会把信息传送到雷管上，雷管到时候就会工作。你知道那样会意味着什么吗？”

索尔·拉森向桌子对面戴着面具的脸部报以凝视的目光。他的轮船，他亲爱的“弗雷亚”号正遭到洗劫，而他无能为力。他的船员被塞在一口钢铁制成的棺材中，离开放着炸药的舱壁只有几英寸之遥，炸药将把他们全都炸成肉浆，并在转瞬之间把他们埋入冰冷刺骨的海水之中。

他心目中浮现出了地狱的幻影。如果炸药爆炸的话，他的4只压载舱中的左舷和右舷侧壁将被炸成巨大的裂口、汹涌的海水将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进船舱，在几分钟之内即可把外面和中央的两只压载舱全都灌满。由于海水比原油重，海水的压力也就更大。海水将穿过舱内的其他裂口进入相邻的货油舱，把原油通过检查舱口向上排出，这样其他6只船舱也将灌满海水。这将发生在位于船头的首尖舱中，也将发生在他脚底下的船尾部位。机舱在几分钟之内将被成千上万吨绿色的海水所淹没。船尾和船首将至少下沉10英尺，但具有浮力的中间部分将浮起来，那里的压载舱并没有受到影响。“弗雷亚”号犹如挪威所有女神中最婀娜多姿的美神，将忍痛弓起背部并折成两截。两截子都将直接下沉，而不会倾侧，并沉下去25英尺，在海底，50只检查舱口朝上启开着。100万吨原油将汩汩地冒出来浮在北海的海面上。

这位偌大的海神完全沉没下去也许需要一个小时，但这个过程是无可挽救的。在这样的浅水滩上，它的一部分驾驶台也许将仍然高出潮水，不过，它将永远也不能再浮出水面。也许需要三天的时间使全部货油涌上水面，但没有任何潜水员能够在50股直往上冒的油栓中进行工作。谁也无法把舱口再次关闭起来。原油的流失，就像油轮的毁灭一样，将是无可挽救的。

他对那张戴着面具的脸庞报以凝视的目光，但并没有作答。他的内心中怒不可遏，他的怒火随着每一分钟的消逝都越燃越烈，然而，他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痕迹。

“你想干什么呢？”他咆哮着说道，那位恐怖分子对墙上的数字显示式时钟扫了一眼。时间是6点45分。

“我们马上到无线电报室去，”他说道，“我们要与鹿特丹通话。或者更确切地说，你去与鹿特丹通话。”

在东方26海里以外的远处，初升的太阳已使欧罗港炼油厂日夜喷吐的黄色火炬显得暗淡了一些。从“弗雷亚”号的驾驶台上，人们通宵达旦可以看到这些巨大的火炬在雪佛龙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上方的夜空中闪耀，甚至可以看到鹿特丹的街灯在更遥远的地方闪烁着淡蓝色的辉光。

欧罗港的炼油厂及其犹如迷宫一般的联合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运站，它位于马斯河口的南岸。北岸是荷兰湾，还有海湾的渡口和马斯控制中心大楼，大楼的上方是回旋的雷达天线。

4月1日清晨6点45分，值班员伯恩哈德·迪克斯特拉在这儿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还有15分钟时间他就将回家去吃上一顿应得的早餐。然后，在睡过一觉之后，他将从他位于格雷文桑德的家中利用业余时间驱车回来观看崭新的超级油轮通过河口。那应该是异乎寻常的一天。

他身前的扬声器响了起来，似乎是对他的想法做出回答。“马斯控制中心站，马斯控制中心站，我是‘弗雷亚’号。”

超级油轮用的是20号波段，对于停泊在外海的油轮来说，要用无线电话呼叫马斯控制中心站通常是用这个波道。迪克斯特拉向前倾着身子，并拨动了一个开关。

“‘弗雷亚’，我是马斯控制中心站。请讲。”

“马斯控制中心站，这儿是‘弗雷亚’号，我是索尔·拉森船长。接送停泊船员的那艘汽艇在什么地方？”

迪克斯特拉查了一下他控制台左侧的书写板。

“‘弗雷亚’，我是马斯控制中心站。他们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已离开了海湾。再过20分钟，他们就应到你那儿。”

下面说的话使迪克斯特拉在他的椅子里猛地挺直了身躯。

“‘弗雷亚’呼叫马斯控制中心站，立即与汽艇联系，通知他们返回港口。我们无法让他们上船。通知马斯引水员不要起飞，再说一遍，不要起飞。我们无法让他们上船。我们有紧急情况。我再说一遍，我们有紧急情况。”

迪克斯特拉用他的手捂住话筒，大声叫着让他的值勤伙伴拨动磁带录音机上的开关。当录音机转动起来录下会话的声音时，迪克斯特拉移开他的手，并小心翼翼地说道：“‘弗雷亚’，我是马斯控制中心站。知道你不想让协助停泊的人员上船。知道你不希望引水员起飞，请证实。”

“马斯控制中心站，我是‘弗雷亚’号。是这样，是这样。”

“‘弗雷亚’号，请详细说明你的紧急情况。”

有10秒钟时间谁也没有说话，似乎远处海面上有人正在驾驶台上商量着什么。然后，拉森的声音又在控制室中响了起来。

“马斯控制中心站，我是‘弗雷亚’号。我无法说明紧急情况的性质。但如果有任何人试图接近‘弗雷亚’号的话，他们是会被枪杀的。请不要靠近。不要再试图用无线电报或是电话与‘弗雷亚’号联系。最后，‘弗雷亚’号将在9点30分整再次与你们联系。届时请让鹿特丹港务局董事长到控制室去。完了。”

说话声完了，接着是一声响亮的咔哒声。迪克斯特拉试图呼叫了两三次，然后，他望着他的同事。“那究竟是什么意思？”

值班员希珀耸耸肩膀。“我听起来就不喜欢那种腔调。”他说道，“拉森船长听起来像是他的处境很危险。”

“他谈到杀人的事，”迪克斯特拉说道，“怎么会被杀掉呢？他遇到什么啦，造反吗？有人胡作非为吗？”

“在情况未搞清楚之前，我们最好照他说的办。”希珀说道。

“对，”迪克斯特拉说道，“你去与董事长联系，我与汽艇和两位在斯希普霍尔机场的引水员联系。”

载运协助停泊人员的汽艇正发出嘎嘎的响声，以稳定的10节航速越过平静的海面朝“弗雷亚”号驶去，还剩下3海里的路程。天气晴朗了起来，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对于一年中的这段时间来说是挺暖和的。在3海里以外的远处，巨轮的躯体已赫然耸现出来。10位协助油轮停靠码头的荷兰人在临近时都伸长着脖子，他们以前从来还没有见过这艘油轮。

当舵手身旁那只船对岸无线电设备劈啪作响发出呼叫声时，谁也没有想到什么。舵手拾起叉托开关上的手持送受话器，并把它贴在耳旁。他皱着眉头把发动机降到慢车转速，并请求复诵。当他听清之后，他把舵紧靠右舷，使汽艇转了半个圈子。

“我们回去了，”他对那些茫然望着他的人说道，“出岔子了。拉森船长还没有准备好让你们去呢。”

当他们返回海湾时，他们身后的“弗雷亚”号又向地平线退缩了回去。

在阿姆斯特丹以南的斯希普霍尔机场，两位河口的引水员正朝着港务局的直升飞机走去，直升飞机将把他们送到油轮的甲板上。那是常规的做法，他们总是乘直升飞机到等候移泊的船上去。

那位高级引水员是一位头发灰白的老手，在海上已干了20年，持有船长证书，在马斯控制中心站当引水员又干了15年；他随身带着他的“棕色盒子”，那种仪器将可以帮助他引航船舶时精确度达到不超出一码的距离，如果他希望如此精确的话。而“弗雷亚”号高浅滩只有20英尺的余隙，内航道几乎只比“弗雷亚”号本身宽出50英尺，他在这天上午将需要这种仪器。

当他们在转动的桨叶下面低头弯腰时，驾驶员探出身子，对人们摆动着一只手指在打招呼。

“事情好像出岔子了。”他用比发动机的隆隆响声更高的声音吼叫道，“我们必须等候，我马上就停车。”

发动机熄火了，桨叶停止了转动。

“究竟是怎么回事？”第二个引水员问道。

直升飞机驾驶员耸了耸肩膀。“不要问我，”他说道，“刚从马斯控制中心站传来的消息。船上还没有准备好让你们上去。”

在弗拉廷根市郊外漂亮的乡村别墅中，港务局董事长德克·范·格尔德正在用早餐；在离8点钟还差几分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

他的妻子接了电话。“是你的电话。”她喊道，接着就回到厨房中去，她正在那儿过滤咖啡。范·格尔德从餐桌边站起身来，把他的报纸放在椅子上，穿上拖鞋便走到外面的过道中。

“范·格尔德。”他对电话中说道。他边听边挺直了身子，眉头也皱紧了。

“他的意思是什么，杀人吗？”他问道。又有一连串的话传到他的耳中。“好的。”范·格尔德说道，“待在那儿。我过15分钟就到了。”

他猛地扔下听筒，踢着脚脱掉了拖鞋，穿上了鞋子和上衣。两分钟之后，他就出现在车库门口。他钻进他的“奔驰”牌汽车，并把车子倒到外面的砾石车道；这时，他竭力不去想像那些始终在他脑际索绕的噩梦。

“亲爱的上帝，可不要是劫持，千万不要发生劫持事件。”

索尔·拉森船长在“弗雷亚”号驾驶台上将甚高频无线电话听筒放下之后，便在枪口的胁迫下被领着到他自己的船上去转了一圈，借着手电筒的灯光仔细观看前压载舱中的情况，以看清大包的炸药绑在远远低于水线的底舱。

在沿着甲板返回的途中，他已看到载运协助停泊人员的汽艇在3海里以外的地方掉转船头往回朝岸边驶去。在朝海的一侧，一艘小货轮从船旁向南驶了过去，且对这艘停泊着的海洋巨轮响起了欢乐的汽笛声表示敬意，但没有得到回礼。

他已看到了船体中部那只中央压载舱中的一包炸药，也看到了紧挨上层建筑的船尾压载舱中的炸药。他没有必要去看油漆仓库，他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可以想像所放的炸药是挨得多么近。

8点半钟，当德克·范·格尔德正大步跨进马斯控制中心大楼去听录音磁带时，索尔·拉森被押回了他的接待舱。他已注意到有一个恐怖分子身上裹得压压实实以抵挡寒气的侵袭，他蹲坐在“弗雷亚”号艏楼的挡板上瞭望油轮前方呈弧形的海面。另一个恐怖分子守在100多英尺高的烟囱罩壳的顶端，他周围的海域可尽收他的眼底。第三个人在驾驶台上巡视雷达显示屏，由于“弗雷亚”号采用了先进技术，他能看到轮船周围半径为48海里的洋面以及船底下大部分海域的动静。

在剩下的四个人中，有两个人守着他，即那位为首分子和另外的一个人。其余的两个人肯定是在甲板下面的什么地方。

那位恐怖分子的头目强迫他在自己的舱室中坐在他自己那张桌子旁。那个人轻轻敲着扣在他皮带上的振荡器。

“船长，请不要迫使我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请不要设想，如果这艘船上有人试图做出勇敢的举动，或者如果我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我将不会按下这个按钮。好了，请读一下这张条子。”

他交给拉森船长一份材料，三张大页书写纸上的文字是用英语打字的。拉森很快浏览了一遍。

“在9点钟，你将用船对岸无线电话向鹿特丹港务局董事长宣读那份材料。一字也不能多，一字也不能少。不能突然改用荷兰语或挪威语说话，不能提补充性的问题，只是照本宣科，懂吗？”

拉森表情严肃地点点头。舱门打开了，一位蒙面恐怖分子走了进来。他显然一直是待在厨房里的。他端着一盘油煎鸡蛋、黄油。果酱和咖啡，他把托盘放在他俩之间的桌上。

“早餐。”那位恐怖分子的头目说道。他朝拉森做了个手势。“你不妨吃点东西。”

拉森摇摇头，但喝了咖啡。他已彻夜不眠；他还是在前一天早晨7点钟起床的。26个小时没合过眼，还有更长的时间不能睡觉。他需要保持警惕，料想喝杯咖啡也许是有用的。他心中盘算着，桌子对面那位恐怖分子也有同样这么长的时间没合过眼了。

那位恐怖分子示意让他留在那儿的枪手退了出去。当舱门关上时，房间中便别无他人了。但那张宽大的桌子使拉森伸手够不着那位恐怖分子。枪放在离那个人的右手只有几英寸远的地方，振荡器挂在他的腰间。

“我想，我们这样糟蹋你的好意将不必超过30个小时，也许40个小时。”那位蒙面的人说道，“但如果我在那样长的时间内戴着这副面具，我会闷死的。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我，明天以后，你将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

那个人用他的左手把黑色的巴拉克拉瓦式防护帽从头上抹了下来。拉森发现自己正盯着一个30来岁的男子汉，他长着棕色的眼睛和淡褐色的头发。他使拉森感到迷惑不解。他讲起话来像一位英国人，举止也像是英国人。但英国人不会截夺油轮，肯定的。也许是爱尔兰人吗？爱尔兰共和军吗？但他曾提到他的朋友被囚禁在德国的监狱中。也许是阿拉伯人吗？在德国的监狱中关押着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恐怖分子。而且他对他的同伴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说话，听起来不是阿拉伯语，然而在阿拉伯语中有几十种不同的方言，且拉森只认识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再说，也许是爱尔兰人？

“我称你什么呢？”他向那个人问道，他决不会知道那个人名叫安德里亚·德里奇，或者安德鲁·德雷克。

那个人边吃边想了一下。“你可以称我‘斯沃博达’。”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在我的语言中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那也是一个词，意思是‘自由’。”

“那不是阿拉伯语。”拉森说道。那个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肯定不是。我们不是阿拉伯人。我们是乌克兰自由战士，并且引以为自豪。”

“你认为有关当局会释放你在监狱中的朋友吗？”拉森问道。

“他们将不得不释放，”德雷克信心十足地说道，“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好了，差不多已经是9点钟了。”

正文第十二章

上午9点至中午1点。

“马斯控制中心站，马斯控制中心站，我是‘弗雷亚’号。”

在荷兰湾顶端一幢矮墩墩的大楼内，索尔·拉森的男低音在中心控制室内发出回响。二楼的办公室中装有一长排面朝着北海的窗户，窗外的风景如画；现在窗帘都拉上了，挡住了早晨灿烂的阳光，这样使雷达显示屏的清晰度提高了。五个人坐在那儿等候着。

迪克斯特拉和希拍仍然在值班，把吃早餐的事都丢在了脑后。德克·范·格尔德站在迪克斯特拉的身后，随时准备在通话时接过手来。在另一只控制台上，其中一位值白班的人正在照管河口其余的来往船只，为进出河口的船只引航，但都使它们不要靠近“弗雷亚”号，油轮留在雷达显示屏上的尖峰信号位于视域的边沿范围以内，但仍然比所有其他的信号要大。常驻马斯控制中心站的海运安全高级官员也在场。

当呼号声传来时，迪克斯特拉从话筒前的座椅上转身离开了，范·格尔德坐了下来。他抓住台式话筒的基座，清了清嗓子便拨动了“发射”开关。

“‘弗雷亚’号，我是马斯控制中心站。请讲。”

这幢建筑物看上去完全像是一座沙滩上截了顶的空中交通控制塔台；在大楼的外面，其他的人也在侧耳倾听。在早先的通话过程中，另外有两艘船已收听到通话的一部分内容；在其间的一个半小时内，船舶无线电报务员之间便喋喋不休地谈论起来。现在则有十几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在“弗雷亚”号上，拉森知道自己可以改用16号波段，与斯赫维宁根无线电台通话，并请求转接马斯控制中心站，以更好地使通话内容保密，然而，窃听的人将很快跟着他转换到那个波段上。因此，他继续使用20号波段。

“‘弗雷亚’呼叫马斯控制中心站。我希望与港务局董事长亲自通话。”

“这是马斯控制中心站。德克·范·格尔德在说话。我是港务局董事长。”

“我是索尔·拉森船长，‘弗雷亚’号的船长。”

“是的，拉森船长，你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你有什么问题？”

在通话的另一端，即在“弗雷亚”号的驾驶台上，德雷克用枪口对拉森手中的书面声明做了个手势。拉森点点头，拨动他的“发射”开关，开始对着话筒朗读起来。

“我马上朗读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请不要打断，不要提任何问题——‘今天凌晨3点钟，油轮已被武装人员接管。我已获得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他们是毫不含糊的，如果他们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已准备好将他们的全部威胁付诸实施。’”

在沙滩上的控制塔台上，在范·格尔德身后有人倒吸了一口气而发出嘶嘶的响声。格尔德困倦地闭上了眼睛。多年来，他一直敦促采取一些安全措施，以防止这些浮动的炸弹遭到劫持。没有人听他的话，而现在事情终于发生了。扬声器中传出的声音继续说着，磁带录音机无动于衷地转动着。

“我的全体船员目前正被关押在油轮的最底层，被锁在钢门的背后，无法逃脱。到目前为止，他们尚未受到伤害。我本人正在枪口的威胁下被扣押在我自己的驾驶台上。

“在夜间，在‘弗雷亚’号船体的各个要害部位都已放上了炸药。我本人已对此作了核查，可以确认，如果发生爆炸的话，油轮将被炸毁，船员们将立即被杀死，100万吨原油将流入北海之中。”

“哦，我的天哪！”范·格尔德身后的一个声音说道。他不耐烦地挥着一只手让说话的人住嘴。

“截夺油轮的人提出如下即刻实施的要求：一，在油轮正东方向以南45度的弧形海域内，以及在同一方向以北45度的弧形海域内，也就是说，在油轮和荷兰海岸之间90度的弧形海域内，立即调离所有的海上来往船只。二，在其他任何方向5海里的范围内，任何海面或水下的船只不准试图接近油轮。三，任何飞机不准飞越离油轮5英里的半径范围内、低于10000英尺的上空。这说清楚了吗？你可以回答。”

范·格尔德紧紧抓住话筒。

“‘弗雷亚’号，这是马斯控制中心站。我是德克·范·格尔德。是的，这说清楚了。我将在‘弗雷亚’号和荷兰海岸之间90度的弧形海域内，以及‘弗雷亚’号所有其他各侧5海里的海域内，使所有的海面船只都撤离。我将通知斯希普霍尔飞机场的空中交通控制台禁止在10000英尺以下的低空、5英里的半径范围内任何飞行活动。完了。”

接着稍停了片刻，拉森的声音又回来了。

“我已被告知，如有人试图违犯这些命令，将立即给予回击，而不作进一步的磋商。‘弗雷亚’号将立即排放20000吨原油，或者我的一名船员将被……处决。这一点听懂了没有？你可以回答。”

德克·范·格尔德转身面向他的引水值班员。

“天哪，把所有的船只调离那个海域，快！与斯希普霍尔联系，并通知他们，禁止商务航班飞行，禁止私人飞机飞行，禁止乘直升飞机摄影，统统禁止。现在就办。”

他对着话筒说道：“懂了，拉森船长。还有别的事吗？”

“有的，”那个魂不附体的声音说道，“在12点钟之前不得与‘弗雷亚’号再用无线电联系。在12点钟，‘弗雷亚’号将再次向你呼叫。我将希望直接与荷兰首相和西德大使亲自通话。那两个人必须在场。完了。”

传声器沉寂了下来。在“弗雷亚”号的驾驶台上，德雷克把手持送受话器从拉森的手中取走放回到了原处。然后，他向那位挪威人作个手势示意回到接待舱去。当他们隔着7英尺宽的桌子坐下来时，德雷克放下了他的手枪，并向后躺着。当他的卫生衣往上吊起时，拉森看到那个致命的振荡器正扣在他的裤带上。

“我们现在干什么呢？”拉森问道，“我们等候，”德雷克说道，“在此同时，欧洲会悄悄地发狂起来。”

“他们会杀死你的，这你知道。”拉森说道，“你已经上了船，但你将永远也下不了船。他们可能不得不按你所说的去办；但他们在做完了之后会等着你的。”

“我知道，”德雷克说道，“但你看，我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我看到他们扼杀我的计划之前，我当然将为生存而战，但我将会死去，而且我将会杀人的。”

“你只不过是想让那两个在德国监狱的人释放出来，是吗？”拉森问道。

“是的，不过如此而已。我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如果我解释的话，你也不会理解。但许多年来，我的国家。我的人民被占领了，受到了迫害、监禁和屠杀，而且谁都漠不关心。现在，我威胁要杀个把人，或者使西欧在经济上蒙受打击，你将会看到他们干些什么。突然之间，那成了一场灾难。但对我来说，我的国家受到奴役，那是灾难。”

“这是你的梦想，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拉森问道。

“一个自由的乌克兰，”德雷克直抒己见，“没有数百万人民大众的起义，那是无法实现的。”

“在苏联吗？”拉森说道，“那是不可能的。那将是决不会发生的。”

“这是可能的，”德雷克反驳道，“这是可能的。在东德，在匈牙利，在捷克斯洛伐克都发生了这样的事。不过，首先，那些成千上万的人认为他们决不可能获胜，认为他们的压迫者是不可能战胜的这个信念必须打破。如果那种信念一旦被打破的话，洪水的闸门就能够完全打开。”

“没有人会相信那一套的。”拉森说道。

“在西方是不会的，不会的。但有件怪事情，在西方，人们会说，我那样盘算是不对头的；但在克里姆林宫里，他们知道我是对的。”

“为了这个……人民大众的起义，你准备玩命吗？”拉森问道。

“如果我必须的话。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我爱那个国家。那儿的人民，胜过爱自己的生命。那是我的有利条件。在离我们这儿方圆100海里的范围，没有别的人爱其他东西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要是早一天的话，索尔·拉森也许会赞同这位狂热分子的话。但在这位身材魁梧、老成持重的挪威人心中，有某种使他感到惊奇的念头正在萌发出来。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一个人憎恨到足以要杀死他的地步。在他的头脑中，有一个声音在私下里说道：“我才不关心你那一套乌克兰的梦想，斯沃博达先生。你不能毁了我的船员和我的油轮。”

在萨福克海岸线的费利克斯托，英国海岸警卫队的官员很快转身离开了他的海岸无线电台，并拿起了电话听筒。

“给我接伦敦环境事务部。”他对话务员说道。

“天哪，那些荷兰人这次自己也遇上了问题。”他的副手说道，他也已听到“弗雷亚”号和马斯控制中心站之间的通话。

“那不仅仅是荷兰人，”这位老资格的海岸警卫队官员说道，“看看这幅地图。”

墙上是一幅北海整个南半部和英吉利海峡北端的地图。从图上可以看出，萨福克的海岸与马斯河口遥遥相对。这位海岸警卫队的官员已用可擦拭记录笔标出了“弗雷亚”号夜间的泊位。它恰好位于两处海岸的中途。

“如果油轮爆炸的话，我们从赫尔到南安普敦的海岸也将盖上一层一英尺厚的石油。”

几分钟之后，他正在与伦敦的一位文职官员说话，那位官员是部里有关部门中专门负责水面浮油污染危险的人之一。他的这一番话使得伦敦那位官员早晨的第一杯茶水都变凉了。

德克·范·格尔德设法在首相的私邸找到了他，当时首相恰好要动身到他的办公室去。港务局董事长曾再三恳求，终于说服了内阁办公厅的年轻助手把电话转给了首相。

“简·格雷林。”他对话筒中说道。当他听着范·格尔德的汇报时，他的面孔板了起来。“他们是谁？”他问道。

“我们不知道，”范·格尔德说道，“拉森船长是在读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不允许他说声明文本以外的话，也不准回答问题。”

“如果他是被胁迫的，也许他是不得不证实已放上了炸药。也许，那是吓唬人的。”格雷林说道。

“我认为情况不是这样，先生，”范·格尔德说道，“你是否要我把录音带给你送来？”

“是的，马上送来，用你自己的汽车，”首相说道，“直接送到内阁办公厅。”

他放下话筒，走到他的大型高级轿车跟前，他的心里犹如乱麻一团。如果威胁确实是真的，在这个晴朗的初夏清晨发生了他任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他的汽车离开了路旁的镶边石，后面照例跟着警车，这时，他向后倾着身子，尽力想理出一些他需要优先处理的事情。

当然，马上召开一次内阁紧急会议。新闻界的人很快会知道的。许多人已听到了船上与海岸之间的通话。有人在中午之前就会去向新闻界通风报信的。

他将不得不通过驻在英国的大使馆通知许多外国政府。授权成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紧急危机对策委员会。幸运的是，自从几年前发生南摩鹿加入的劫持事件以来，他已接触过一些这方面的专家。当他的汽车在首相府大楼前停下来时，他看了一下他的手表，时间是9点半钟。

在伦敦，“危机对策委员会”这个词组，尽管还没有人说出口，但已在酝酿之中了。环境事务部常务次官鲁珀特·莫斯班克爵士已在给内阁事务大臣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打电话。

“当然，为时尚早。”鲁琅特爵士说道，“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有多少人，他们是不是当真的，或者船上是不是真的有任何炸弹。但如果那么多的原油真的溢出来的话，那确实将是难以对付的。”

朱利安爵士想了一会儿，透过他二楼的窗户朝外凝视着白厅。

“你这样及时打电话来可太好了，鲁珀特。”他说道，“我想，我最好立即通知首相。在此同时，权且作为预防性的措施，你是不是能请几位手下的智囊人物，就油轮一旦爆炸所可能产生的后果起草一份备忘录呢？关于溢出量、覆盖洋面的面积、潮流、流速、我们海岸线可能受到影响的区域等那样一类的问题。我可以肯定，她将会要这样一份备忘录的。”

“我手里已经有一份了，老伙计。”

“好，”朱利安爵士说道，“好极了，尽快送来。我猜想，她将是想要知道的。她总是这样的。”

他已在三位首相下面供职，而新近的一位是最强硬和最果断的。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的玩笑，即执政党中无论男的女的全是些婆婆妈妈的家伙。然而，幸运的是，目前执政党是在一位名副其实的“男子汉”领导之下。她的名字是琼，卡彭特夫人。内阁事务大臣不一会儿就要赴约，他在上午灿烂的阳光之中穿过草坪来到唐宁街10号。他一如既往显得毅然决然而又从容不迫。

当他走进首相的私人办公室时，她正坐在办公桌旁；自从8点钟以来她就一直在那儿。一套合骨灰的瓷器咖啡用具放在旁边一张桌子上，地板上放着三只启开着的红色公文递送箱。朱利安爵士感到钦佩；那位女人批阅公文就像一台碎纸器那么神速，这些文件在上午10点钟之前就已阅毕，不是核准便是拒绝，或者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情况，或者提出一连串击中要害的问题。

“早安，首相！”

“早安，朱利安爵士！天气很好。”

“不错，夫人。不幸的是，这种天气也带来了一则令人不快的消息。”

在她作了个手势之后，他便坐了下来，并头头是道地详细叙述了北海的事情，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她警惕而又全神贯注地听着。

“如果那是真实的话，那么，这艘船‘弗雷亚’号能够造成灾难性的环境污染。”她直截了当地说道。

“确实如此，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使用料想是工业性的炸药来炸沉这样一艘巨轮究竟是否切实可行。当然，有人将能够做出评价。”

“一旦那是真实的，”首相说道，“我认为，我们应该组成一个危机对策委员会来考虑所可能牵涉的问题。如果那不是真的，那么，我们获得了一次实战演习的机会。”

朱利安爵士抬起一边的眉头。他并没有想到这种轰动十几个政府部门的事情竟是一种演习。他想，那肯定是有某种魅力的。

首相和她的内阁大臣花了半个小时列举了他们将需要专业技术知识的有关领域，这样，在北海发生一次严重的截夺油轮事件的情况下，他们将能准确无误地了解各种可供抉择的可能性。

就超级油轮本身而论，它是由劳合社承担保险的，该社掌握它完整的平面布置图。至于油轮的结构，英国石油公司的海运处将拥有一位油轮构造方面的专家，他将能对那些平面图进行研究，并对切实可行性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溢油控制方面，他们同意召集沃伦泉实验所的高级研究分析员；实验所位于伦敦附近的史蒂文纳奇，是由贸易工业部和农业、渔业和粮食部共管的。

国防部将奉命从皇家工兵中派出一名现役军官——一位炸药方面的专家——对那一方面的事情做出估计分析；而环境事务部本身则拥有能对北海生态灾害的范围做出估价的人员。海务局是负责英国海岸周围海域引航业务的主管机构，将受托提供有关潮流和流速方面的资料。与外国政府的关系及联络将落在外交部的头上。该部将派出一位观察员。到10点半钟，这份名单着上去像是完整无缺了。朱利安爵士准备告辞。

“你是不是认为荷兰政府将会处理这件事？”首相问道。

“要说这话还为时过早，夫人。眼下，恐怖分子希望在中午向格雷林先生本人提出他们的要求，还有90分钟。至于海牙方面将会感到能够对付这件事情，我对此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或者如果轮船不管怎样被炸毁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海岸国家，我们无论如何就受到牵连了。

“再说，我们应付石油溢流的能力在欧洲是最先进的，所以，我们北海对岸的盟国可能会要求我们提供帮助。”

“那么，我们越是及早准备就越好。”首相说道，“最后一件事，朱利安爵士，那也许是决不会发生的；不过，如果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可能不得不考虑突然袭击油轮的紧急措施，以解救船员和排除炸药中的雷管。”

朱利安爵士第一次感到不那么舒适自在。自从以两科最优等的成绩离开牛津大学以来，他这辈子始终是一位专业文职官员。他相信，只要有充裕的时间，语言——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将能够解决大多数的问题。他憎恶暴力。

“啊！是的，首相，那当然是最后的手段。我理解，人们称此为‘迫不得已的抉择’。”

“以色列突然袭击了停在恩德培的民航客机。”首相沉思默想起来。“德国人袭击了停在摩加迪沙的客机。荷兰人袭击了阿森的列车——他们是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这样干的。假设那样的事会再次重演。”

“嗯，夫人，也许他们会这样干的。”

“荷兰的海军陆战队能不能执行这样的一次使命呢？”

朱利安爵士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自己的言词。

他在心目中看到了白厅中到处挤满了三五成群体格健壮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让那些人到埃克斯摩尔的穷乡僻壤去摆弄他们致命的武器要远为好得多。

“如果事情弄到要袭击一艘海轮的地步，”他说道，“我认为，用直升飞机登船是行不通的，它会被甲板上的瞭望哨发现的，当然，船上还有雷达扫描器。用海面舰艇接近的话也同样会被观测到的。这不是一架停在混凝土跑道上的客机，也不是一辆停着不动的火车，夫人。这是一艘离开陆地25海里的轮船。”

他指望，那样说可以停止讨论这个问题。

“派武装潜水员或蛙人接近怎么样呢？”她问道。

朱利安爵士闭上了眼睛。武装蛙人，是啊。他相信，政治家们对小说书看得太多了，以求使他们自己能从中获益。

“武装蛙人，首相？”

办公桌对面那双蓝眼睛并没有从他身上挪开。“我理解，”她毫不含糊地说道，“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在欧洲属于最先进的。”

“我相信，很可能是这样的，夫人。”

“那么，那些潜水专家是谁呢？”

“特种快艇勤务处，首相。”

“白厅中谁负责与特种兵联络呢？”她问道。

“国防部中有一位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上校，”他说，“名字叫霍姆斯。”

事情的苗头不好，他可以看到那一套又来了。他们曾使用过特种快艇勤务处以陆地为大本营的同行们（即为公众所比较了解的特种空中勤务处，又称空降别动队）在摩加迪沙帮助过德国人，在为巴尔科姆街解围的过程中也用过他们。哈罗德·威尔逊总想听取这些铁汉子对付他们敌手时玩命的详细情况。现在，他们又要开始像詹姆士·邦德那样想入非非了。

“请霍姆斯上校参加危机对策委员会，当然，只是以咨询的资格。”

“当然，夫人。”

“准备好召集联合审议小组开会。我指望你在中午获悉恐怖分子的要求之后，召集这次会议。”

在300海里以外的北海对岸，上午的时间才过了一半；而荷兰方面的活动已到了近乎发狂的程度。

在海牙的海滨首府中，简·格雷林首相和他的一班人马，正在组织伦敦卡彭特夫人所设想的那种危机对策委员会。首要的任务是要了解，像“弗雷亚”号这样一艘油轮在海上受损的情况下，在人员和环境方面可能会由此而产生什么样的灾难，而且要了解荷兰政府所面临的各种可能性。

为了获得这方面的情报，同样，各行各业的专家正在被召集起来，以便提供有关海运、水面浮油、潮流、流速、流向、气象预报，乃至军事选择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德克·范·格尔德，在送去了“弗雷亚”号9点钟通话的录音磁带之后，奉简·格雷林之命驱车返回马斯控制中心站守在甚高频无线电报话机旁，以防“弗雷亚”号在中午12点钟之前再次发出呼叫。

他在10点半钟却接到了哈里·温纳斯特鲁姆打来的电话。这位海运界的巨头在鹿特丹市希尔顿旅馆的楼顶套间中已吃完了早餐。然而他对自己那艘油轮遇到灾难仍然一无所知。很简单，没有任何人曾想起要给他打电话。

温纳斯特鲁姆打电话来是为了询问“弗雷亚”号油轮的进程，他想，到那个时候，油轮应早已进入外航道，而正在缓慢而又小心翼翼地朝内航道行驶，该驶过欧罗港一号浮标已有好几海里了，船的航向不多不少该是82度半。他指望大约在吃午饭的时间可随同他那些知名人士一起，离开鹿特丹去观看“弗雷亚”号进入人们视域的场面，而潮水在那个时候会到达最高水位。

范·格尔德为没有打电话到希尔顿找他而表示了歉意，又小心翼翼地解释了在7点半钟和9点钟所发生的情况。从电话线的希尔顿一端没有传来任何声音。温纳斯特鲁姆的第一个反应也许是会提到，这艘被扣押在西方地平线以外海面上的油轮价值1.7亿美元，船上装载着价值回。4亿美元的原油。但他考虑的是人，所以最终说道：“那儿有我的30个海员，范·格尔德先生，从现在起，让我对你说，如果他们之中有任何一个人，由于恐怖分子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而发生三长两短的话，我要荷兰当局负责人亲自对此负责。”

“温纳斯特鲁姆先生，”范·格尔德说道，而他在自己的生涯中也是当过船长的，“我们正在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恐怖分子关于‘弗雷亚’号四周海面撤离船只的要求正在不折不扣地照办。他们还没有提出他们的基本要求。首相现在已返回海牙的办公室，他也正在尽力而为，他将在中午到这儿来，以便听取从‘弗雷亚’号下次发来的电话。”

哈里·温纳斯特鲁姆放回手持送受话器，透过起居室户外风景如画的窗户而朝西方凝视着天空，他那如梦一般美妙的油轮正停泊在那儿的公海上，而带枪的恐怖分子却登上了油轮。

“取消开往马斯控制中心的车队，”他突然对他的一位秘书说道，“取消香摈酒午餐，取消今天晚上的招待会，取消记者招待会。我要走了。”

“哪儿去，温纳斯特鲁姆先生？”那位感到莫名其妙的年轻女郎间道。

“到马斯控制中心站去，自个儿去。在我走到车库之前让我的汽车在那儿等着。”

那位老人说完之后便迈着笨重的脚步离开套间朝电梯走去。

在“弗雷亚”号的四周，海面上的船只正在撤离。荷兰的海上交通控制人员与位于弗兰伯勒角和费利克斯托的英国同事们紧密协作，把海上的航行船只疏散到“弗雷亚”号以西的航道上去，离得最近的也超过它以西5海里的距离。

在遇难船只的东方，沿岸的航行船只已奉命停航，或是返回原地，进出欧罗港和鹿特丹的活动已全部停止。船长们怒气冲冲的声音接连不断地传到了马斯控制中心站，他们要求对此做出解释，而他们只是获悉，发生了一项紧急情况，他们务必不惜任何代价避开那个海域，至于海域的经纬度，他们已接到了通知。

要使新闻界蒙在鼓里是办不到的。几十位新闻记者已云集鹿特丹，准备出席那天下午为“弗雷亚”号凯旋抵港而安排的招待会；他们之中有的来自技术性和海运界的出版刊物，有的是邻国各大日报派来的海运问题记者。到上午11点钟为止，他们的好奇心被激发了起来，部分是由于取消了奔赴海湾观看“弗雷亚”号从地平线远处的海面上驶入内航道的情景，部分是由于那些数不胜数的无线电发报业余爱好者透露给他们总部的传闻；那些爱好者都喜欢窃听航海无线电话。

11点钟过后，电话开始像洪水那样涌进他们的东道主——哈里·温纳斯特鲁姆——的楼顶套间；然而，他不在那儿，而他的秘书们则一无所知。还有些电话打到了马斯控制中心站，得到的回答却是说应该打电话到海牙去询问。在荷兰的首府，总机话务员奉格雷林先生之令都把这些电话转接到首相的私人新闻秘书那儿，那位受尽折磨的年轻人竭尽全力把打来的电话都应付了过去。

由于消息匿乏，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激发起了新闻界人士的好奇心，所以，他们向各自的编辑们报道说，“弗雷亚”号已大祸临头。编辑们又增派了记者，这些记者在整个上午都聚集在海湾附近的马斯控制中心站大楼的外面，而大楼四周的铁链栅栏寸步不让地把他们挡在外面。另外有些人则聚集在海牙，把各位部长缠住不放，首相办公厅则首当其冲。

荷兰《电讯报》的编辑从一位无线电收发业余爱好者那儿获悉，恐怖分子已登上“弗雷亚”号油轮并将在中午提出他们的要求。这位编辑立即下令将无线电监听器置于20号波段，并且准备用磁带录音机将全部通话录下来。

简·格雷林亲自给西德大使康拉德·沃斯打了电话，并向他私下里吐露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沃斯即刻与波恩通了电话，不到半个小时就答复荷兰首相，他肯定将按照恐怖分子所要求的那样在12点钟陪同他前往海湾。他向荷兰首相担保，德意志联邦政府将竭尽全力提供帮助。

荷兰外交部按照礼仪通知了所有那些多少与此有关的国家的大使：瑞典——“弗雷亚”号悬挂瑞典的国旗，船上有瑞典的海员；挪威、芬兰和丹麦——船上也有这些国家的海员；美国——其中四位船员是祖籍为斯堪的纳维亚的美国人，持有美国护照，且具有双重国籍；英国——一则是一个海岸国家，二是该国的机构劳合社承包油轮和货油的保险业务；还有比利时、法国和西德——都是海岸国家。

在九个欧洲国家的首都，电话铃声此起彼落——在政府和部门之间，从公用电话亭到编辑室，在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航运代理公司和私人住宅之中。对于那些在政府、金融、航运、保险、武装部队和新闻机构中工作的人来说，在那个星期五的上午已无法指望度过一个幽静的周末，呈现在面前的是风平浪静的蔚蓝色海洋；海面上浮着一颗名叫“弗雷亚”的百万吨级炸弹，它悄然无声而又纹丝不动地沐浴在和煦的春光之中。

哈里·温纳斯特鲁姆在从鹿特丹前往海湾的半路上想起了一个主意。当他想起自己的专机就停在斯希丹机场上时，他的高级轿车正沿着通往弗拉廷根的高速公路驶离了斯希丹。他伸手拿起听筒给他的首席秘书打了电话，那位秘书在他那希尔顿旅馆的套间中仍然在竭力应付来自新闻界人士的电话。当他在第三次拨号接通她的电话时，他给她留下了转达那位飞行员的一系列嘱咐。

“最后一件事，”他说道，“我想要奥勒松警察局长的姓名和办公室电话号码。是的，奥勒松，在挪威。当你办成之后，立即给他挂电话，告诉他不要走开，等着接我的电话。”

劳合社的情报机构在10点钟过后便得到了消息。当“弗雷亚”号在9点钟给马斯控制中心站发出呼叫时，一艘英国的干货轮正在准备进入马斯河口驶往鹿特丹。无线电报务员从头至尾听到了通话的内容，用速记写法逐字作了记录，并把记录稿拿给船长看了。几分钟之后，他便将稿子口授给那艘船在鹿特丹的代理，而代理全文转报了伦敦的总部。总部曾用电话与埃塞克斯郡的科尔切斯特市联系，把消息又传给了劳合社。该社随后便与25家保险企业的其中一位董事长作了联系，并把情况告诉了他。为“弗雷亚”号承包价值1.7亿美元的船壳保险业务的合作范围肯定是很庞大的；为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的克林特·布莱克承保100万吨货油的保险企业集团也同样是这样的。不过，尽管“弗雷亚”号本身和它装载货油的数量都很庞大，但最大的一项保险是为船员生命和污染补偿所提供的“保护与赔偿”保险。如果“弗雷亚”号被炸毁的话，“保护与赔偿”保单将是一笔代价最大的保单。

劳合社董事长的办公室设在伦敦商业区的一幢高楼上；正午前不久，他凝视着拍纸簿上草草记下的一些计算数字。

“如果最糟糕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所谈论的损失大约可达10亿美元。”他向他的私人助手说道，“这些人究竟是谁？”

这些人的头目正置身于这场越刮越猛的风暴的中心；在“弗雷亚”号桥楼右舷翼台下面的接待舱中，他与一位胡子满面的挪威船长面对面坐着。窗帘已拉开了，阳光照得暖洋洋的。从窗户中可以看到寂静的前甲板的全貌，长达四分之一英里的甲板向前伸展到狭小的艏楼。

一个人高高地坐在首柱上方的船首挡板上，身影显得矮小而又模糊不清，他在朝四周瞭望着波光粼粼的蔚蓝色海面。在油轮的两侧，海面也同样是碧蓝而又风平浪静的；一阵微风在水面上激起了轻柔的波澜。在上午，当检查舱口打开时，那样的微风已将从油舱中冒出来的惰性气体轻轻地吹走了，云雾一般的气体虽是肉眼所看不到的，却是有毒的。现在行走在甲板上便是安全的了，否则，艏楼上的那个人是不会在那儿的。

船舱中的温度仍然是恒定的；当阳光穿过双层玻璃窗而使温度升高时，空调设备便取代集中供暖系统而开始工作了。

索尔·拉森在那张大桌子的一端一直坐了整整一个上午，而安德鲁·德雷克就坐在另一端。

自从在9点钟的无线电通话以后到10点钟这段时间两人发生了争辩以来，他们之间大体上谁都默不作声。由于等待而造成的紧张气氛开始发生了影响。各方都知道，隔水相对的双方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竭力揣测“弗雷亚”号在夜里究竟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其次是估量对此是否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

拉森知道，在中午宣布要求之前，谁也不会干什么，也不会采取任何主动。在那个意义上说，面对着他的那位严肃而又认真的年轻人并不是愚蠢的。他已择定要让有关当局去猜测。通过迫使拉森替他说话，他就没有为自己的身份和血统透露任何线索。甚至他的动机，对于他们所坐在其中的舱室之外的任何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而有关当局在采取行动之前，将想知道更多的情况，想分析通话的录音磁带，想判定说话者所用语言的类型和种族渊源，而自称斯沃博达的那个人正使他们无法得到那些情况，使那些胆敢对他置若罔闻的人完全丧失了自信心。

他也给了新闻界充裕的时间以获悉这次灾难，但并没有使他们知道有些什么样的条件；任凭他们去估量，如果“弗雷亚”被炸毁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这样，他们的一股子冲劲，他们给有关当局施加压力的能力，将在提出要求之前作好充分的准备。当要求提出来时，那些要求与可能的抉择相比就显得并不偏激，从而在当局考虑那些要求之前就受到来自新闻界的压力。

拉森知道那些是什么样的要求，他想不到有关当局将会拒绝那些要求。另一种抉择对他们来说是太可怕了。如果斯沃傅达只不过是绑架一位政客，如像巴德尔、迈因霍夫一帮人曾绑架汉斯一马丁·施莱耶，或者像“红色旅”绑架阿尔多·莫罗那样，那么，他要求释放他的朋友的要求也许会遭到拒绝。然而，他择定要破坏五个海滨地区、一个海域、30条生命和10亿美元的财产。

“为什么那两个人对你来说是如此重要呢？”拉森突如其来地问道。

那位年纪较轻的人反过来凝视着他。

“他们是朋友。”他说道。

“不，”拉森说道，“我回想起今年1月份看到的报纸，他们是来自利沃夫的两个犹太人，他们没有获准移居国外，因此他们劫持了一架俄国客机，迫使飞机在西柏林降落。那怎么可能导致你的大众起义呢？”

“那没关系。”他的捕获者说道，“现在是11点55分。我们回到驾驶台上去。”

驾驶台上丝毫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那儿多了一位恐怖分子；他蜷缩着身子在角落里睡着了，手里仍然抓着他的枪不放。像那个巡视雷达和声纳显示屏的人那样，他也戴着面具。斯沃博达用拉森现在知道是乌克兰语的语言向那个人问了问情况。那个人摇摇头，并用同一种语言作了回答。斯沃博达一声令下，那个蒙面的人便把枪口转过来对准了拉森。

斯沃博达迈步走到扫描器跟前观看着。在“弗雷亚”号的四周是一圈清澈的水域，在西面、南面和北面至少有5海里的距离。而在东面，延伸到荷兰海岸的整个海域都没有任何航行的船只。他大步跨出通向桥楼翼台的舱门，并转身向上呼唤着。拉森听到烟囱顶上的那个人从上面大声喊叫着应答。

斯沃博达回到驾驶台上。“来吧，”他对船长说道，“你的听众已在等候了。你要是试图耍一次花招，我就如许诺的那样开枪打死你的一名船员。”

拉森拿起无线电话的手持送受话器，并摁下按钮以便发话。

“马斯控制中心站，马斯控制中心站，我是‘弗雷亚’号油轮。”

五十多位不同的报务员收到了那个呼叫，尽管拉森对此一无所知。五个主要的情报站正在收听，用他们先进的侦听设备收听从太空中传来的20号波段信号。通话的内容被收听到了，并同时转送到了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局、英国的秘密情报局、法国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西德的联邦通讯社，苏联以及荷兰、比利时和瑞典的各个情报部门。船舶无线电报务员在收听，还有无线电收发报业余爱好者和新闻记者在收听。

从荷兰湾发出了回音。“‘弗雷亚’号，我是马斯控制中心站。请讲。”

索尔·拉森按他的稿纸朗读：“我是索尔·拉森船长，我希望与荷兰首相亲自通话。”

一个新的声音从海湾在通过无线电话说着英语。

“拉森船长，我是简·格雷林。我是荷兰王国的首相。你好吗？”

在“弗雷亚”号油轮上，斯沃博达用手捂住电话的送话器。

“不准回答问题，”他对拉森说道，“只是问一下西德大使是否在场，还问一下他的名字。”

“请不要提任何问题，首相。不允许我回答问题。西德的大使是不是和你在一起？”

在马斯控制中心站内，听筒转到了康拉德·沃斯的手里。

“我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大使，”他说道，“我的名字是康拉德·沃斯。”

在“弗雷亚”号的驾驶台上，斯沃博达对拉森点点头。

“那就对了，”他说道，“讲下去，照本宣科。”

聚集在马斯控制中心站操纵台四周的七个人默不作声地倾听着。一位首相，一位大使，一位心理学家，一位无线电工程师（以防传输发生故障），港务局的范·格尔德和引水值班员。所有其他航行通信联络都已改用一条备用的波道。两台磁带录音机在无声无息地转动着。音量都已调到很高；索尔·拉森的声音在房间中发出回响。

“我重复我今天上午9点钟告诉你们的内容。‘弗雷亚’号正在游击队的手里。爆炸装置已经安放好，如果引爆的话，将把油轮炸毁；按下一个按钮即可引爆这些装置。无论如何不能试图接近油轮、登上油轮或袭击油轮。在发生这样的情况下，将即刻接下引爆器按钮。有关人员已使我相信，他们宁死不屈。

“我继续往下讲：如有任何水面舰艇或轻型飞机接近油轮的话，我的其中一位船员将被处决，或者2000吨原油将排入大海，或者两者俱全。下面是游击队员们的要求：

“两位目前关押在西德特格尔监狱中的罪犯——戴维·拉扎雷夫和列夫·米什金应予释放，并由西德民用喷气式客机从西柏林送往以色列。在此之前，以色列国的总理应做出公开保证，他们将不会被遣返至苏联，也不会被引渡回到西德，也不致在以色列重新遭到监禁。

“他们必须在明天黎明时候获得释放。在今晚午夜之前，以色列必须做出有关行动安全和自由的保证。如有违背，西德和以色列将对所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在要求得到满足之前，将不再继续接触。”

无线电话咔哒一声便变得寂静无声了。控制中心大楼里面继续保持鸦雀无声。简·格雷林望着康拉德·沃斯。那位西德使者耸了耸肩膀。

“我必须马上与波恩联系。”他说道。

“我可以告诉你，拉森船长处于某种极度紧张的状态。”那位心理学家说道。

“非常感谢你，”格雷林说道，“我也是这样。先生们，刚才所说的话肯定会在这个小时内披露出去，我建议，我们返回各自的办公室中去。我将为1点钟的新闻准备一份声明。大使先生，恐怕，现在压力将开始转向波恩方面。”

“确实如此，”沃斯说道，“我必须尽快回到大使馆中去。”

“那么和我一起到海牙去，”格雷林说道，“我有警车护随，而且我们可以在汽车里交谈。”

助手们拿了那两盘磁带之后，那一伙人便前往海牙去了；沿海岸北上共有15分钟的路程。当他们走了之后，德克·范·格尔德走到屋顶楼台上去，那是哈里·温纳斯特鲁姆征得格尔德的同意举行午餐聚会的地方，而其他的来宾们将一边呷着香摈酒，吃着鲑鱼三明治，一边热切地遥望大海以首先瞥上一眼那艘海上巨轮。

而现在，它也许将再也不会来了，范·格尔德想到，一边朝外凝视着蓝色的海水。他也是持有船长证书的，在他获得这项岸上的工作并保证可以与他的妻子儿女过上有规律的生活之前，他曾是荷兰商船队的一位船长。作为一名海员，他想到，被关在海面以下的“弗雷亚”号油轮的船员们正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救援，或是在等死。但作为一名海员，他将不可能主持谈判。现在他已无能为力。更为圆滑的人将接过手去，他们盘算的是政治方面的条件，而不是人道方面的条件。

他想到那位身材高大的挪威船长，尽管还从未见过一面，但他的照片是曾经见过的，而他现在面对着配备了枪械和炸药的疯子们；他还在想，要是这件事情一旦发生在他的头上自己将会如何做出反应。他曾经提出告诫，这种事情有朝一日是会发生的，超级油轮太缺乏保护，而又过于危险，然而，金钱更为雄辩；而更具有说服力的事情，是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才能安装必要的装置，以使油轮像银行和炸药库那样，而油轮在某种程度上既像银行又像炸药库。谁也不听，谁也绝不会听。人们关心民航班机，因为飞机会摔在房子上面；但没有人关心油轮，油轮是看不到的。因此，政客们没有坚持，商人们也不愿意。现在，由于超级油轮可能会像猪形聚钱罐那样遭到盗窃，船长和他的29名船员也许会像老鼠一般死于石油和海水的漩涡之中。

他把一支香烟用脚碾进屋顶铺的沥青毛毡中，又遥望着空寂的地平线。

“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他说道，“你们这些该死的可怜家伙。要是他们听我的话就好了。”

正文第十三章

中午1点至晚上7点。

如果说宣传工具对上午9点钟通话的反应由于通风报信的人靠不住而保持缄默和沉思的话，那么对于12点钟通话的反应则是狂热的。

从中午起，对于“弗雷亚”号所发生的事情已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了，对于拉森船长与马斯控制中心站无线电通话中所说的话也是毫无疑义的了。收听的人太多了。

各家晚报在10点钟为中午版所拟定好的通栏标题被弃置不顾了。在12点半付印的那些标题在语气和字体大小方面都增强了。在句子的末尾再也不用问号了。社论在匆忙之中写成了，有关海运和环境问题的特约记者被要求在一个小时以内立即写出评价文章。

在整个欧洲星期五的午餐时间，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节目中断了，以便向听众和观众播送重要消息。

在12点零5分整，有一个人镇静自若地走进舰队街85号的门厅中，放下了一只信封，上面写着“报刊联合社新闻编辑收”；他头戴摩托车防护帽和护目镜，围巾把他的下半个脸都裹住了。以后谁也没有想起这个人，每天都有几十位这样的信差走进那间门厅之中。

12点15分，新闻编辑正在拆开那只信封。里面装着15分钟以前拉森船长宣读的声明副本，尽管文体肯定是早在那以前便准备好了的。新闻编辑向他的总编辑报告了送信的事，而总编辑向首都警察厅报了案。那并没有阻挡将那份声明直接用无线电发送出去，报刊联合社及其楼下的姐妹机构——路透社，都向全世界转发了声明的全文。

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在离开舰队街之后便将防护帽、护目镜和围巾扔进了垃圾箱，乘了一辆出租汽车到了希思罗机场，并登上了一架14点15分开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班机。

到2点钟时，报刊社论对于荷兰和西德两国政府所施加的压力开始加大。两国政府都没有时间冷静地考虑对于所提出的要求应如何做出反应。两国政府开始收到接连不断的电话，内容是敦促他们同意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而不要面临由于“弗雷亚”号在他们的海岸附近被炸毁而势必会造成的灾难。

到1点钟时，德国驻海牙的大使正在直接与波恩的外交部长克劳斯·哈古威茨打电话；外交部长打搅了正在办公桌旁用午餐的总理。12点钟通话的全文已经呈报波恩，一份来自联邦通讯社的情报部门，一份是电传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路透社电讯稿。德国的每一家报馆也都收到了从路透社发来的声明全文，而打到总理府新闻办公室的电话纷至沓来。

在1点45分，总理府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内阁将在3点钟召集一次紧急会议考虑整个形势。部长们已取消了在周末离开波恩到各自选区去的计划。连吃的午餐都没有得到很好消化。

特格尔监狱的典狱长，带着某种唯命是从的心情在2点零2分放下了他的电话听筒。联邦司法部长破除了应该首先与西柏林市长通话的礼仪，却亲自给他打电话，这是罕见的。

他拿起内部电话，对他的秘书下达了一项命令。毫无疑问，他在适当的时候将与柏林市政院联系并提出同样的要求；但只要市长在某个地方吃午饭而无法联系上的话，他不会拒不受理那位来自波恩的部长的指示。

3分钟过后，他手下的一位高级狱吏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你已听到2点钟广播的新闻了吗？”典狱长问道。

那时才2点零5分。那位狱吏指出，他胸袋中的蜂鸣器发出嘟嘟声时，他正在巡查；那声音示意要他马上挂电话报到。没有，他还没有听到新闻。典狱长把“弗雷亚”号船上恐怖分子在中午提出的要求告诉了他。狱吏的头垂下来了。

“那是可以写书的材料，不是吗？”典狱长说道，“看上去我们不出几分钟就要登报了。这样说来，要关门闭户。我已给大门那儿下达了命令：除了工作人员之外闲人不得人内。所有新闻界人士的询问都要转到市政院的有关部门去。”

“好了，至于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我想要把那层楼面上的，特别是那条走廊中的警卫力量增加两倍。取消放风以挤出足够的人手来。把那条走廊的所有其他囚犯都转到别的囚室或别的几层楼去。把那个地方封锁起来。一批搞情报的人正从波恩乘飞机来盘问他们，要查明谁是他们在北海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吗？”

那位狱吏竭力抑制住自己强烈的感情，并摇了摇头。

“好了，”典狱长又说道，“我们不知道这种紧急状态将会持续多长时间。你什么时候该下班？”

“今天晚上6点钟，先生。”

“星期一上午8点钟回来是吗？”

“不，先生。星期天午夜时分。下个星期我上夜班。”

“我将不得不请你接着干下去，”典狱长说道，“当然，我们到以后给你补休，而且加发津贴。但我要你在这儿负责这项工作。同意吗？”

“是，先生，你说啥都行。我现在就接着干下去。”

那位典狱长喜欢对他的部下采取一种同志式的态度，他绕过办公桌拍拍那个人的肩膀。

“你是好样的，扬，没有你，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是好。”

马克·莱瑟姆空军少校目不转睛地望着下面的跑道，听到了从塔台传来准许起飞的指令，并向他的副驾驶员点点头。那位年纪较轻的人用他戴着手套的手慢慢地松开四个节流活门；在机翼的基部，四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斯贝”发动机吼声大作，产生出了45000磅的推力。“猎人”号二型飞机从英国皇家空军金罗斯航站升上了天空，并从苏格兰转向东南方向朝北海和英吉利海峡飞去。

这位海防总队的少校年仅31岁，他知道自己驾驶的飞机恐怕在世界上是最优良的潜艇和水面舰艇监视飞机。飞机上共有12位机务人员，配备了经过改进的动力装置以及性能和监视辅助设备，这样，“猎人”号既能缓慢而稳定地贴着水面作低空飞行，用电子侦听装置收听水下活动的音响，又能在高空作长时间的巡航飞行，并观察下面辽阔的海域；它的两台发动机可以停车以节省燃油。

机载雷达将可以测出水面上任何金属物体最细微的活动，摄影机可以日夜拍摄照片，而不受风暴或降雪、冰雹或雨淞、浓雾或刮风、明亮或黑暗的影响。飞机上的“戴特林克”型计算机可以处理所接收到的信息，识别所观测到的目标是什么样的物体，并把整个图像用视频或电子信号发送到基地，也能发送一艘可转接“戴特林克”型计算机信息的海军舰艇上。

他所接受的命令是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星期五到“弗雷亚”号15000英尺的上空盘旋值勤，直至换班为止。

“它出现在显示屏上了，机长。”莱瑟姆的雷达员朝内部对讲装置中说道。雷达员在机舱的后部凝视着他的扫描器荧光屏，在屏幕的北侧辨别出“弗雷亚”号四周没有船只航行的区域，观看着那个很大的尖峰信号在他们逼近时从边缘朝屏幕的中央移动。

“打开摄影机。”莱瑟姆冷静地说道。在“猎人”号的机身腹部，白天用的F-126型摄影机像枪炮一样转动着，对准了“弗雷亚”号之后便锁定了。它自动地调节了摄影范围和焦距以获得最高的清晰度。就像鼹鼠在漆黑的地洞中一样，莱瑟姆身后的机务人员看到“弗雷亚”号出现在他们的图像显示屏上。从这时起，飞机就可以在天空翱翔，摄影机将牢牢盯住“弗雷亚”号不放，可以自动调节距离和光度的变化，且可在护罩中转动以适应“猎人”号的盘旋飞行。甚至在“弗雷亚”号开始航行的情况下，摄影机也将像一只始终睁大的眼睛那样仍然跟着它直至接收到新的指令为止。

“发射。”莱瑟姆说道。

“戴特林克”计算机开始把图像发回英国的基地，并从基地转发到伦敦。当“猎人”号位于“弗雷亚”号的头顶上方时，飞机朝左舷倾侧着。这样莱瑟姆少校可以从他左侧的座椅上用肉眼向下观望。在他身后的下方，摄影机向目标移得更近了，远非肉眼所能比拟。它分辨出了前甲板上那位恐怖分子修长的身躯，他那戴着面具的面孔朝天空中凝视着他上方3英里处的银燕。它辨认出了位于烟囱顶端的第二个恐怖分子，并移向目标以至于他那顶巴拉克拉瓦式的黑帽子填满了整个显示屏，在下面很远的地方，那个人在阳光中怀抱着一支卡宾枪。

“找到他们了，杂种！”摄影员喊道。“猎人”号在“弗雷亚”号上方作了一个小倾角的缓转弯，改用自动驾驶仪，关闭了两台发动机，将其他两台发动机的功率减小到最大续航状态，并开始执行其任务。飞机盘旋着，观测着，等待着，把所有的信息都发回了基地。马克·莱瑟姆吩咐他的副驾驶员接班，解开带扣，随即离开了飞行甲板。他走到机屋可容纳四个人的餐室，上了厕所，洗了洗手便带着一只真空加热的午餐盒坐了下来。他心中想到，像这样上战场确实是挺惬意的。

奥勒松警察局长锃亮的“沃尔沃”汽车，开上了通往博格纳塞特一幢房子的砾石车道，发出嘎嘎的响声；那房子是圆木结构，式样像是牧场主的住宅，这儿离城中心有20分钟的路程；汽车在毛石筑成的门廊旁边停住了。

特里格夫·达尔与索尔·拉森同岁。他们在奥勒松一起长大。当拉森加入商船队的时候，达尔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到警察队伍中当了一名学员。自从他的朋友在婚后把年轻的新娘从奥斯陆带回来之后，他就认识莉萨·拉森。他自己的孩子认识库尔特和克里斯蒂娜，在学校里与他们一起玩耍，在漫长的暑假中与他们一起去航海。该死，当他钻出“沃尔沃”汽车的时候，他在想：“我究竟对她说些什么呢？”

先前打电话时没有人接电话，那意味着她肯定是出去了，孩子们将在学校里。如果她正在采购货品的话，也许她已遇上某个将消息告诉了她的人。他揪了门铃没有人应门时，他绕到了房子背后。

莉萨·拉森喜欢种植一大片菜园，他看到她正在用胡萝卜叶子喂克里斯蒂娜所喜爱的兔子。她抬起头，看到他从房子拐角处走过去时，脸上露出了笑容。

她还一无所知，他想道。她把剩下的胡萝卜穿过铁丝网罩塞进笼中，便向他迎上前去，一边脱掉了她在菜园劳动时戴的手套。

“特里格夫，见到你太好了。什么风把你从城里吹来了？”

“莉萨，你有没有听今天上午无线电广播的新闻？”

她想了一下这个问题。

“我在吃早餐时听了8点钟广播的新闻。打那以后，我就一直在这菜园里。”

“你没有接到电话是吗？”

她那明亮的褐色眼睛中第一次显现了一层阴影，笑容收敛了起来。

“没有。我听不到电话的铃声。电话铃一直在响吗？”

“瞧，莉萨，要冷静。已经出事了。不，不是孩子，是索尔。”

她那在户外晒成棕褐色的脸膛变得苍白了起来。特里格夫·达尔小心翼翼地向她诉说了半夜三更在遥远的鹿特丹以南的海面上所发生的事情。

“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他完全是好端端的。他没有出什么事，也将不会有什么的。德国人肯定会释放那两个人，一切都会好好的。”

她并没有哭泣。她镇定自若地站在四周的春莴苣之间，说道：“我想到他身边去。”

警察局长如释重负。他可以指望她会这样的，但他感到宽慰。现在他可以安排事情了，那是他更拿手的。

“哈里·温纳斯特鲁姆的专机还有20分钟就要到达飞机场，”他说道，“我来开车把你送到那儿去。他在一小时以前给我打了电话。他想，你也许会想到鹿特丹去的，想离他近一些。好了，不要为孩子们操心。我在他们从老师那儿听到什么之前会把他们从学校里接出来的，我们会照料孩子的；当然，他们可以和我们待在一起。”

20分钟之后，她便坐在达尔那辆汽车的后排座位上，飞速驶回到奥勒松去。警察局长用他的无线电话拦住了通往机场的渡船。刚过1点半钟，印着北欧航运公司银灰和深蓝颜色徽记的喷气式飞机在跑道上发出隆隆的吼声，掠过海湾的水域朝南升上了天空。

自从6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70年代之中，由于恐怖活动日益增多，就英国政府方面来说，制订了一套例行的程序以便对付这类活动的爆发。那项主要的程序就称为危机对策委员会。

当危机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涉及许多部门时，由各有关部门的联络员所组成的委员会便在接近政府首脑机关的中心点召集会议，以便汇集情况和协调各项决定和行动。这个中心点是白厅中戒备森严的一个密室，比铺有镶木地板的内阁办公厅低两层楼，从草坪上跨出几步便是唐宁街10号。内阁办公厅的联合审议小组（国家紧急状态），或称UNIE，正是在这个房间中召集会议。

在大会议室的四周是一些较小的办公室，配备了一台单独的电话总机，用抗干扰的直通线路将联合审议小组与国家机关的每一个部连接起来，电传室中安装有接收各大通讯社电讯稿的电传打字电报机，还有一间用户电报室、一间无线电报室和一间配备打字机和复印机的秘书室。那儿甚至还有一间小厨房，可供一位深受信用的看门人在里面准备咖啡和快餐点心。

在那个星期五中午过后，内阁事务大臣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主持了会议，与会者代表了大臣认为可能会牵涉到的所有部门。

在这个阶段，没有任何阁员在场，尽管每位大臣都派了至少是助理次官级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有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贸易工业部、环境事务部、能源部以及农业和渔业部。

为他们当助手的是一群专家们，其中包括三位科学家，研究的学科各不相同，主要是炸药、轮船和污染；还有国防第一副参谋长（一位海军中将），从国防部情报局、MI-5和秘密情报局派来的人，一位皇家空军的上校和皇家海军陆战队中一位资历颇深的上校，名叫蒂姆·霍姆斯。

“喂，先生们，”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开始说道，“我们大家都已有时间阅读了拉森船长中午的通话记录稿。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该掌握一些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们也许可以从这艘轮船开始……欧……‘弗雷亚’号。我们关于这艘船知道些什么呢？”

那位从贸易和工业部来的航海专家发现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

“我在今天上午已到劳合社去过了，搞到了‘弗雷亚’号的平面布置图。”他扼要地说道，“我把图纸带在身边。图纸非常详细，一应俱全。”

他连续谈了10分钟，平面图摊开在桌子上；他用通俗易懂的外行话诉说着“弗雷亚”号的外形尺寸、载油量和结构。

当他说完之后，从能源部来的那位专家应邀发言。他让一位助手把一只5英尺长的超级油轮模型放到会议桌上。

“今天上午，我借到了这个模型，”他说道，“是从英国石油公司借来的。那是他们的超级油轮，即英国的‘公主’号的模型，25万吨级，但设计上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弗雷亚’号只是大一些，真的。”

他依助于“公主”号的模型继而指出驾驶台在什么地方，船长的舱室在什么地方，货油舱和压载舱也许将在什么地方，并补充说道，当北欧航运公司把这些舱室的准确位置转告伦敦时，他们就将会了解这些情况的。

四周的人观看着示范的模型，并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但谁也没有像霍姆斯上校那样洗耳恭听；在所有在场的人之中，他手下的海军陆战队的伙伴们也许不得不去袭击那艘油轮，并歼灭油轮的截夺者。他知道，他们在登上油轮之前，将需要了解那艘真的“弗雷亚”号，乃至里里外外的每一个角落。

“最后一个问题，”从能源部来的专家说道，“船上全是‘穆巴拉克’。”

“天哪！”会议桌旁的一位听众说道。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慈祥地望着那位说话的人。

“是的，亨德森博士吗？”

那位发言者是来自沃伦泉实验所的科学家，他是陪同农业和渔业部的代表来开会的。

“我的意思，”那位博士用他断断续续的苏格兰口音说道，“是这样，‘穆巴拉克’，是阿布扎比生产的一种原油，它具有柴油的一些特性。”

他进而解释，当原油撒在海面上时，它既包含可以蒸发到空气中的“轻质馏份”，又含有不能蒸发的“重质馏份”，而后者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冲刷到海滩上的那种黑色浓糊状物质。

“我的意思是，”他最终说道，“它将扩散到整个这个该死的地方。它将在轻质馏份蒸发之前从这个海岸扩散到那个海岸。它将一连几个星期污染整个北海，使得海洋生物得不到生存所需的氧气。”

“原来如此，”朱利安爵士一本正经地说道，“谢谢你，博士。”

接着，其他专家提供了情报。从皇家工兵来的炸药专家解释道，如果放置得当的话，工业炸药可以摧毁这么大的一艘船只。

“那也是一个由100万吨所代表的重量中所包含的净潜在力的问题，100万吨的石油或者任何东西。如果炸开的裂口位于确当的部位，船的载荷不平衡，那将可使船身散架。最后一个问题，拉森船长宣读的材料上提到‘按下一个按钮’这个说法，他随后又重复了那句话。在我看来，那儿肯定是放置了十几处炸药。‘按下一个按钮’那个说法像是指用无线电脉冲来引爆。”

“那是可能的吗？”朱利安爵士问道。

“完全可能的。”这位炸药专家说道，并对振荡器的工作原理作了解释。

“肯定的，他们可以用导线连接每一堆炸药，且可以接到一个短路器上吗？”朱利安爵士问道。

“那又是一个重量的问题，”那位炸药专家说道，“那些导线将必须是防水的，外缠塑料层。那么几英里长的皮线的重量将几乎使那些恐怖分子乘坐到那儿去的汽艇沉没。”

关于石油污染的破坏力以及受难船员微乎其微的获救可能性，有人还提供了更多的情况。秘密情报局的人承认，他们没有掌握任何有助于从这类人物的外国移民中鉴别谁是恐怖分子的情报。

来自MI-5的那个人实际上是那个机构中C-4部门的副主任；那个部门专门对付涉及英国的恐怖行动。“弗雷亚”号截夺者们所提出的要求中具有一种奇特的性质，他对此格外重视。

“这两个人——米什金和拉扎雷夫，”他指出，“是犹太人，是些企图逃离苏联而最终枪杀一位飞机机长的飞机劫持者。人们不得不设想，那些谋求使他们获得自由的人是他们的朋友或崇拜者。那趋向于表明他们是犹太同胞。符合那种类型的惟一人物，是属于‘犹太人保卫同盟’的人。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只不过是举行示威游行和打闹一番。在我们的案卷中，自从发现艾根和斯特恩集团以来，我们还没有见过犹太人为了使他们的朋友获得自由而扬言要把人炸死的事。”

“啊卜但愿他们不要开始干那种事情。”朱利安爵士说道，“要不是他们的话，那么还有谁呢？”

C-4部门来的那个人耸耸肩膀。

“我们不知道，”他承认道，“至于列入我们案卷的人中，我们没有发现谁因失踪而显得引人瞩目。从拉森船长的无线电通话中，我们也无法找到可以表示他们祖籍的线索。今天上午，我想到阿拉伯人，甚至爱尔兰人。但他们谁也不会为监禁的犹太人而花力气。那像是一垛没有门窗的墙壁。”

有人把一小时以前由“猎人”号拍摄的照片送了进来，有些照片显示出了正在瞭望值勤的蒙面哨兵。大家都饶有兴趣地察看了照片。

“MAt-49。”霍姆斯上校扼要地说道，一边仔细端详着其中有一个人怀抱里的冲锋枪。“那是法国造的。”

“啊！”朱利安爵士说道，“好了，我们也许有线索了。这些讨厌鬼可能是法国人吗？”

“不一定，”霍姆斯说道，“你可以在黑社会中买到这些东西。巴黎的黑社会热衷于冲锋枪是有名的。”

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在3点半钟结束了会议。大家一致同意，“猎人”号在另有通知之前继续在“弗雷亚”号油轮上空盘旋。国防部第一副参谋长提议派一艘战舰到“弗雷亚”号以西5海里以外的海面上对它进行监视，也是为了防备恐怖分子试图在夜幕的掩护下撤离；他的这一建议被采纳了。“猎人”号将准确地判定他们的方位，并将方位转报给海军。而战舰将轻而易举地追上仍然系泊在“弗雷亚”号船舷的那艘渔艇。

外交部同意请求西德和以色列转告两国就恐怖分子所提出的要求而做出的任何决定。

“看来，女王陛下政府在目前所能做的事还毕竟是很有限的，”朱利安爵士指出，“应该由以色列总理和西德总理来做出决定。就个人而言，除了让这两位讨厌的年轻人到以色列去之外，我无法想出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尽管想到对讹诈让步肯定是令人厌恶的。”

当人们离开会议室时，只有海军陆战队的霍姆斯上校留了下来。他又坐了下来，凝视着他身前英国石油公司25万吨油轮的模型。

“假设他们没有……”他在自言自语。

他开始小心翼翼地用英尺为单位丈量着从海面到船尾栏杆的距离。

那架喷气式专机的瑞典籍驾驶员在15000英尺的高空飞越弗里西亚群岛，准备降低高度在鹿特丹郊外的斯希丹机场着陆。他转过身来，向他的乘客说了些什么。那位瘦小的女人解开带扣，并向前走到他的座位那儿。

“我问你是不是想看看‘弗雷亚’号！”那位驾驶员重说了一遍。那位女人点点头。

喷气式专机向大海倾斜着飞去，5分钟之后，飞机缓慢地倾下一只机翼。莉萨·拉森从她的座椅上向下观望着，她的脸紧贴在小小的舷窗上，在下面遥远的蔚蓝色大海上，“弗雷亚”号就像一条浮在水面上不动的灰沙丁鱼那样停泊在锚地。它的四周没有船只；它孤零零地被监禁着。

即使是从15000英尺的高空，莉萨·拉森透过春天洁净的空气也可以辨认出驾驶台是在什么地方，辨认出那个驾驶台的右舷翼台是在什么地方。在那翼台的下面，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正面对着一位持枪直对准他胸口的人，而在他的脚下则放着炸药。她不知道那个拿枪的人究竟是发疯，是残暴还是轻举妄动。她知道，那个人肯定是个狂热分子。

两滴眼泪从她的眼睛中涌了出来，并沿着面颊在往下淌。当她低声耳语时，她呼出的气使她身前圆形的有机玻璃窗变得模糊了起来。

“索尔，我亲爱的，请平安离开那儿。”

喷气式专机又倾斜了，开始朝着斯希丹机场作长距离的降落。“猎人”号在几英里以外的空中看着它飞了过去。

“那是谁？”雷达员并不是专门对着某个人问道。

“谁怎么啦？”一位声纳操作员答道，手上没有什么事情好干。

“一架小型的专机刚才在‘弗雷亚’号上方倾斜着机翼看了一眼，接着向鹿特丹飞去了。”那位雷达员说道。

“也许是船主在清查他的财产。”机务人员从无线电控制台那儿说着俏皮话。

当飞机向东朝荷兰的海岸飞去时，“弗雷亚”号上两位放哨的人眯着眼睛凝视着高空中那块细小的银灰色金属，他们并没有就此事向头目汇报；它的距离大大超过了10000英尺。

西德内阁在刚过3点钟时在总理办公厅中开始举行会议；如同往常那样，会议是由迪特里希·布希主持的。他如自己所习惯的那样，说话开门见山。

“让我们对有一件事要搞清楚：这不是摩加迪沙事件的重演。这一次，我们遇到的不是一架配备德国机务人员、运送的旅客大部分是德国人的德国飞机，飞机也不是停在有关当局随时准备与我们合作的国家的跑道上。这是一艘瑞典的轮船，船长是一位挪威人，轮船是在公海上；它的船员来自五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装载的货油是属于美国人的，是由英国的公司承担保险业务；油轮的毁损至少要影响五个海岸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外交部长，是吗？”

哈古威茨告诉他的同僚们，他已经收到芬兰、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有关联邦政府可能会做出何种决定这一类客气的问询。他们毕竟关押着米什金和拉扎雷夫。

“他们的态度是彬彬有礼的，没有施加任何压力以影响我们的决定；但如果我们拒绝将米什金和拉扎雷夫送到以色列的话，他们将以最大的疑虑来看待这件事，对此，我是没有丝毫疑问的。”他说道。

“一旦你开始屈从于这种恐怖式的讹诈，那就会没完没了的。”国防部长插话说道。

“迪特里希，几年前我们在彼得·洛伦茨事件上做过让步，而且为这件事付出了代价。正是原来那些被我们释放的恐怖分子又回来作案。我们在摩加迪沙勇敢地与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赢得了胜利；我们在施莱耶的问题上又毫不动摇，落在我们手上的是一具尸体。但那些事情至少都是些德国人的内部事务。这一次不一样了。并不是德国人的生命危若累卵，财产也不是德国人的。再说，在柏林的飞机劫持者不是属于一个德国的恐怖组织。他们是犹太人，只是采用了他们所知道的惟一方式试图逃出俄国。说真的，那使我们的处境尴尬极了。”哈吉威茨最终说道。

“有没有可能那是一种吓唬，一种骗局，也就是说，他们将无法真的摧毁‘弗雷亚’号或杀死它的船员呢？”有人问道。

内政部长摇摇头。

“我们不能指望那个。英国人刚才给我们转发来的照片表明，戴假面具的武装人员是千真万确的。我已将这些照片送给GSG-9部队，以征求他们的意见。但麻烦在于；要是船土配备有全方位的空中和水下搜索雷达和声纳设备，根据他们的特长，就无法接近这样的船只。那将意味着要使用潜水员或蛙人。”

他所说的GSG-9部队是指西德作战最顽强的特遣队，那支特遣队的突击手都是从边防军中选调出来的，早在五年以前，他们袭击了被劫持的飞机。

争论继续了一个小时：如拒绝的话，可能遇害的人则来自好几个国家，鉴于这一点，是不是向恐怖分子的要求做出让步，并接受莫斯科必不可免的抗议；或者是不是拒不让步，而诱使他们摊牌；或者是不是与英国盟友就袭击“弗雷亚”号的计划进行磋商。一种折衷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主张采用缓兵之计，拖延时间，并考验“弗雷亚”号截夺者们的决心。在4点15分，有人在轻轻敲门。布希总理蹙着眉头；他不喜欢有人来打搅。

“进来！”他喊道。一个助手走进房间，急切地与总理咬耳朵。联邦政府首脑的脸色变得苍白。

“天哪！”他低声说道。

当一架轻型飞机开始逼近时，它被位于希思罗、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三个空中交通控制区准确地测定了方位；后来查明这是一架“塞斯纳”型私人出租飞机，是从位于法国北部海岸的勒图盖机场起飞的。它正朝正北方向飞行，雷达所测定的飞行高度为5000英尺，正位于飞往“弗雷亚”号的航线上，天空中开始发疯似地响起了喊话声。

“身份不明的轻型飞机，方位……标明你的身份并返航。你正在进入禁区……”

喊话用的是英语和法语，后来用了荷兰语，但全无效果。不是驾驶员已关掉了他的无线电装置，便是波道搞错了。地面的操作人员开始飞快地改用频带范围内的各个波道。

正在盘旋的“猎人”号飞机在雷达上发现了这架飞机，并尽力与它联络。

在“塞斯纳”飞机上，驾驶员绝望地转身面向他那位乘客。

“他们将会吊销我的执照的！”他大声喊，“他们在下面急得要发疯了。”

“关掉！”乘客反过来对他吼道，“不要担心，不会出事的。你从来就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好吗？”

那位乘客紧紧抓住他的摄影机，并调节好了远距摄影镜头。他开始对准了正在越发靠近的超级油轮。在首尖舱上，那位蒙面哨兵僵直着身躯，对着现在悬在西南方的太阳眯起了眼睛。飞机正从南方飞过来。他观看了几秒钟之后便从他带风帽的厚茄克中取出一架步谈机，并对着它厉声说道。

在驾驶台上，他的一位同伙听到了报话的内容，通过全景屏幕向前凝视着，并匆忙走到外面的翼台上。他在这儿也可以听到发动机的声音。他重新走进驾驶台，把他正在睡觉的同伙摇醒了，并用乌克兰语厉声下达了几道命令。那个人跑步下了楼梯来到接待舱的门口敲门。

在招待舱里，索尔·拉森和安德鲁·德雷克仍坐在桌旁，两个人看上去都没有刮胡子，比12小时以前显得更为面容憔悴。那个乌克兰人用右手握着枪。一在离他一英尺远的地方放着一台灵敏度很高的晶体管收音机，他正在收听最新消息。那位蒙面的人在获得他的允许之后走进了船舱，用乌克兰语说起话来。他的头目怒目而视，命令那个人在房间中接替一下。

德雷克迅速离开舱室，快步跑上驾驶台，又朝外跑到翼台上。他边跑边拉上他的黑色面具。他从桥楼上抬头凝视，这时，“塞斯纳”在1000英尺的空中侧着机翼绕“弗雷亚”号转了一圈，并向南不断爬升着返航了。正当飞机转弯时，他看到了巨大的可变焦距透镜正朝下对着他。

在飞机里面，那位自由摄影记者欣喜若狂。

“妙极了！”他对那位驾驶员大声说道，“完全是独家的。杂志将为这幅照片付一大笔钱。”

安德鲁·德雷克回到驾驶台中，发布了一连串的命令。他用步谈机告诉前面艏楼上的那个人要继续观察。驾驶台上的那个瞭望哨被派到下面去召回两个正在抓紧时间睡觉的人。当那三个人全都返回来之后，他又给他们下达了指示。他在回到接待舱时，并没有让那位额外增加的看守退出去。

“我想，该是我告诉欧洲那些愚蠢的家伙我不是在闹着玩的时候了。”他对索尔·拉森说道。

5分钟以后，“猎人”号上的摄影员通过内部对讲装置对他的机长说道：“机长，下面发生什么事了。”

莱瑟姆少校离开了飞行甲板往后走到机舱的中间部分，摄影机正在拍摄的视频图像在那儿显示出来：两个人正走在“弗雷亚”号的甲板上，他们身后是上层建筑宽大无比的墙板，前面是孤零零的长甲板。两个人之中走在后面的那个人穿着橡胶底轻便运动鞋、便裤和一件带风帽的尼龙厚茄克，背后有三条黑色的横条纹。风帽拉上了以挡住下午寒冷的风。

“看上去像是一个恐怖分子走在后面，而一位海员走在前面。”摄影员说道。莱瑟姆点点头。他看不清颜色，他看到的图像是单色的。

“给我看得更清晰一些，”他说道，“还要播发回去。”

摄影机迅速朝下面移向目标，直至镜头对准了前甲板长达40英尺的范围，两个人都走到了图像的中央。

索尔·拉森船长可以看清颜色。他带着怀疑的神情通过驾驶台下面他舱室中宽阔的前窗凝视着。在他的身后，持冲锋枪的那个看守靠得很后站着，枪口对准挪威人那件白色卫生衣的中间部分。

在前甲板的中途，穿黑衣服的第二个人停住了脚步，举起他的冲锋枪瞄准他身前那个人的背部，他们的身影由于距离的关系显得只有火柴棒那么大小。即使隔着窗玻璃也可以听到枪弹转瞬即逝的爆裂声。身穿鲜红色茄克的那个人拱起了身子，像是在脊柱上被人踢了一脚似的，他甩起双臂，朝前倒栽下去，翻滚了一下便在狭窄的检查通道下面躺着一动也不动了，半个躯体被逮住了。

索尔·拉森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当油轮被劫持的时候，他的三副汤姆·凯勒——一位美国籍的丹麦人——是穿着一条浅黄褐色便裤和一件鲜红色的轻便尼龙茄克，背部有三条黑色的横条纹。拉森把他的额头靠着搭在玻璃上的手背。然后，他直起身子，转身面向他知道名叫斯沃博达的那个人，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安德鲁·德雷克反过来凝视着他。

“我警告他们，”他怒气冲冲地说道，“我告诉了他们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而他们认为可以耍花招。现在他们知道，那是办不到的。”

20分钟以后，反映“弗雷亚”号甲板上先后出事过程的照片在伦敦市中心的一架机器上出来了。

在那以后又过了20分钟，详细的文字说明在波恩联邦总理公署的一台电传打字机上“哒——哒——哒”地打印了出来。时间是下午4点半。

布希总理望着他的全体内阁成员。

“我遗憾地务必告诉你们，”他说道，“在一个小时以前，一架私人飞机很明显地寻求从近距离，大约是1000英尺的高度，拍摄‘弗雷亚’号的照片。10分钟之后，恐怖分子把一位海员押到甲板中间，并把他枪杀了，他们上空的英国‘猎人’号飞机用摄影机拍了照片。他的尸体现在有一半躺在狭窄的通道下面，一半在露天。”

房间中是死一般的沉寂。

“他的身份可以辨认出来吗？”其中一位部长低声问道。

“不行，他的脸大部分被他那件茄克衫的风帽遮住了。”

“杂种，”国防部长说道，“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地的30户人家，而不是一家，将会悲痛欲绝。他们确实是心疼如刀绞。”

“随着这个而来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四国政府也将会这样的，我将不得不答复他们的大使。”外交部长哈古威茨说道，“我真的认为，我们并没有选择的余地。”

当举手表决时，他们大多数都赞同哈古威茨的建议：由他指示德国驻以色列大使要求与以色列总理紧急会见，并根据德国的要求，请求他做出那些恐怖分子所要求的保证。在此之后，如给予保证的话，联邦政府将宣布，为了使德国以外无辜的男人和妇女免遭更多的痛苦，遗憾的是，联邦政府并无任何选择的余地，而只得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去以色列。

“恐怖分子已要求以色列总理在午夜之前主动做出那项保证，”布希总理说道，“而我们自己则要在天亮时将这两位空中强盗送上一架飞机。我们在耶路撒冷同意之前将暂缓发表公告。不那样的话，我们无论如何是一筹莫展的。”

在下午5点钟，瞭望哨换了班。分别在艄楼和烟囱顶上值勤的人，在那儿待了10个小时，他们获准返回居住舱室吃饭、取暖和睡觉，当时，他们的身子都快要冻僵了。替换他们值夜班的其他两个人都配备了步谈机和很亮的手电筒。

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关盟国之间所达成的协议，惟有英国皇家空军的“猎人”号飞机可以停留在“弗雷亚”号的上空，以不断地进行盘旋、监视和观察，凡是有新的动静就随时把图像播发回基地，并由基地立即转发伦敦和有关国家的首都。

盟国就“猎人”号达成的协议并没有扩展到水面舰艇。各个海岸国家都想从自己的海军中派出一艘舰艇到现场观察。在傍晚前，法国“蒙卡尔姆”号轻型巡洋舰悄悄地从南方赶来，并在恰好离“弗雷亚”号5海里以外的海面上顶风停泊。一直在弗里西亚群岛海域巡航的荷兰“布莱达”号导弹护卫舰从北方驶来，停泊在离那艘陷入困境的油轮以北6海里的地方。德国的“布赖纳”号导弹护卫舰也加入了它的行列。两艘护卫舰之间相隔5链的距离，都监视着南方地平线上那个朦胧的船影。

当时在苏格兰的利思港口作礼节性拜访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艇“阿盖尔”号高港出海；当第一颗黄昏的星辰出现在万里无云的苍穹时，它已在“弗雷亚”号的正西方向摆开阵势。这是一艘轻型导弹巡洋舰，被认为是一艘导弹驱逐领舰，排水量略低于6000吨，配备有多枚“飞鱼”导弹。舰上先进的燃气涡轮和蒸汽机使它可以在接到命令之后即刻出海。船身纵深部分的舰载“戴达林克”计算机，可以转接“猎人”号“戴达林克”计算机的信息；天色已越来越黑，“猎人”号仍在15000英尺的高空中盘旋着。在朝这艘舰艇尾部的方向有一块比后甲板高出一级的平台，上面停放着一架舰载“威塞克斯”直升飞机，飞机是由韦斯特兰飞机有限公司制造的。

在水面下，各艘战舰的声纳设备从三面围着“弗雷亚”号；在水面上，雷达扫描器始终监视着洋面。而“猎人”号在上空盘旋。“弗雷亚”号就被围困在一层无形的电子监视网中。当太阳即将从英国海岸边沉没的时候，油轮一声不吭而又一动也不动地停泊着。

当西德大使请求拜会本亚明·戈他总理时，在西欧是5点钟，而在以色列是7点钟。他被立即告知，安息日已在一个小时以前就开始了，而总理是一名虔诚的犹太教徒，正在他自己的家中休息。然而，信息还是转达了，因为总理的私人办公室和他本人并非都对北海所发生的事情漠然无知。真的，自从索尔·拉森9点钟发出无线电话以来，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一直在使耶路撒冷保持消息灵通；在中午提出牵涉到以色列的要求之后，他们已准备好了洋洋大观的情况报告。安息日在6点钟正式开始，在此之前，戈伦总理已阅读了所有这些文件。

“我不准备中断安息日而乘车到办公室去。”他对他的助手说道，助手在电话里把消息告诉了他。“尽管我现在正在接这个电话。何况那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请大使来跟我面谈。”

10分钟之后，德国大使馆的汽车在耶路撒冷郊区总理那幢简陋的房屋外面停住了。当大使被引领进去的时候，他表示歉意。

在双方按传统说了“安息日好”，表示问候之后，大使便说道：“总理，值此安息日的时刻，我是怎么也不愿意打搅你的，但我理解，如果人的生命处于危急之中的话，那是允许户断安息日的。”

戈伦总理点了一下他的头。

“如果人的生命处于危急之中或受到威胁的话，那是允许的。”他表示认可。

“在这个问题上，情况完全是这样的。”大使说道，“先生，至于北海那艘‘弗雷亚’号超级油轮在以前12个小时中的事态演变，你将是了解的。”

总理不仅仅是了解而已，而是对此深为关切，因为自从中午提出要求之后，情况就变得很明显，那些恐怖分子不管是谁，都不可能是属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甚至可能是犹太籍的狂热分子。然而，他的下属机构，即对外的“摩萨德”和对内的“谢鲁特·比塔琼”（简称为“欣贝特”），还没有能找到有关这样的狂热分子从他们通常的住地失踪的线索。

“我是知道的，大使，我也为那位被杀害的海员感到悲痛。联邦共和国想要以色列干些什么呢？”

“总理，我国的内阁已对这方面的所有问题考虑了好几个小时。尽管它以极为憎恶的心情看待向恐怖式的讹诈做出让步的前景，而且尽管这事件纯属德国的内部事务，内阁也许打算加以拒绝，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感到内阁将不得不给予同意。

“因此，我的政府请求以色列国同意接收列夫·米什金和戴维·拉扎雷夫，并如恐怖分子所要求的那样做出不施加迫害和不予引渡的保证。”

实际上，戈伦总理对他将会提出的这样一个要求已经考虑了好几个小时。那对他来说毫无突如其来的感觉。他对于自己的立场态度已有所准备。他的政府属于一个十分平衡的联合政府；他私下里意识到，在他自己一帮人之中，有许多人，如果说不是大多数人的话，对于在苏联境内继续迫害犹太人和犹太教感到怒不可遏，以致对于他们来说，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几乎就不是被当做为像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同一类型的恐怖分子。确实，有些人对他们通过劫持一家苏联客机而谋求逃离表示同情，并对飞机座舱中的枪是偶然走火这种说法表示认可。

“你必须理解两件事情，大使。第一件事是，尽管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是犹太人，但以色列国与他们原先的罪过并无任何关系，与现在提出让他们获得自由的要求也并无任何牵连。”

如果那些恐怖分子到头来证明自己是犹太人，他想，将会有多少人会相信是那样的。

“第二件事是，以色列国并不受‘弗雷亚’号船员境遇的直接影响，也不受油轮所可能遭到的毁损的任何影响。也不是以色列国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压力，或是受到讹诈。”

“那是理解到的，总理。”那位德国大使说道。

“因此，如果以色列同意接收这两个人，那必须明晰而公开地被理解成：它是根据联邦政府提出的紧急而又诚挚的请求才这样做的。”

“那个请求，先生，是由我代表我的政府在此时此刻提出来的。”

15分钟之后，计划就获得了同意。西德将公开宣布，它出于自身的考虑向以色列提出了请求。在此之后，以色列将立即宣布，它已对这个请求表示勉强同意。紧接着，西德可以宣布它将于第二天欧洲时间上午8点钟释放囚犯。公告将从波恩和耶路撒冷发出，先后的时间间隔为10分钟。从那时起过一个小时开始。当时的以色列时间是7点半钟，而欧洲时间是5点半钟。

在那个大陆的各地，最后出版的晚报旋风似地飞到了街头，为数3亿的公众竞相争购，他们从上午中间一段时间以来已在密切关注这一戏剧性的事件。最新的标题详细说明了那位身份不明的海员遭到枪杀，以及一位法国自由摄影记者和一位飞行员在勒图盖被捕的情况。

电讯稿刊载了西德驻以色列大使拜会戈伦总理的消息；他是在安息日期间前往总理私邸的，并在20分钟之后离去。关于会晤的内容并没有作报道，大家都纷纷推测；电视台摄下了乐意让他们录像的人的镜头，也为少数几位不愿意露面的人拍下了镜头，而后者正是那些知道当时情况的人。当局并没有发表由“猎人”号拍摄的那具尸体照片。

各家日报正在准备报道从午夜起开始发生的事件，将第一版留空以供发表从耶路撒冷或波恩所可能发表的声明，或者发表从“弗雷亚”号发出的又一次通话。内页上有关“弗雷亚”号油轮本身。它的货油、货油溢出的影响和对于恐怖分子身份的猜测等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以及敦促释放两位飞机劫持者的社论，占据了许多专栏的版面。

当春光明媚的一天即将逝去面临近和煦的黄昏时，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已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办公室中向她作完了汇报。那份报告既面面俱到，又简明扼要，是一篇巧夺天工的佳作。

“那么，我们必须假设，朱利安爵士，”她终于说道，“他们肯定是存在的，他们已无可置疑地完全控制了‘弗雷亚’号，他们完全有能力把油轮炸毁并使它沉没，他们将不会就此而罢休，在财政、环境和人员方面所造成的后果将构成一次惨绝人寰的灾难。”

“夫人，那也许看来像是最悲观的解释，虽则，危机对策委员会感到，如果采用一种更抱有希望的调子的话，那将是轻率的。”内阁事务大臣答道。

“已经看到的只有四个人，两位哨兵和换他们班的人。我们感到，我们必须设想在驾驶台上还有一个放哨的，也就是监视俘虏的人，还有一个为首分子，那样至少就有七个人。他们也许人手太少，以致无法抵挡一支武装突击队登船，但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他们在船上也许并没有炸药，或者数量太少，或者把炸药放错了地方，但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他们的引爆器也许发生了故障，他们也许没有另一个备用的装置，但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他们也许不准备再枪杀船员，但我们不能这样设想；最后，他们也许不是真的打算炸毁‘弗雷亚’号并与它同归于尽，但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你的委员会感到，不把可能发生的都设想到将是错误的，而这是最糟糕的。”

接通她私人工作班子的那部电话机响铃了，她接了电话。当她重新把听筒放好时，她对朱利安爵士略略一笑。

“看来我们毕竟用不着面临那种灾难，”她说道，“西德政府刚才宣布，它已向以色列提出了请求。以色列已经答复，它已同意德国的要求。波恩接着宣布在明天上午8点钟释放那两个人。”

此刻的时间是傍晚6点40分。

在索尔·拉森船长的接待舱中，那台晶体管收音机播放出了同一则消息。德雷克为使自己始终不被发现，曾在一个小时以前拧亮了舱室中的灯光，并把窗帘拉上了。船舱里明亮，暖和，几乎是喜气洋洋的。咖啡渗滤壶倒干了又补满已有五次之多了，壶里仍然在冒着水泡。航海家和狂热者两人都已长满了短胡，显得疲惫不堪。但一个人为船员的遇难而悲愤填膺，而另一个人却洋洋得意。

“他们已经同意了，”德雷克说道，“我知道，他们会这样的。可能性太大了，后果太糟糕了。”

索尔·拉森听到他的油轮即将脱险的消息也许会感到如释重负。但心中遏制着的怒火在熊熊燃烧，他甚至无法感觉到这种宽慰。

“那还没有完哪！”他咆哮着说道。

“那会完结的，快了。如果我的朋友们在明早8点钟获释的话，他们至晚会在下午一两点钟到达特拉维夫。辨明身份和等待无线电广播发布消息还要用一个小时，我们将在明天下午三四点钟之前就会知道了。天黑以后，我们将离开你们，安然无恙。”

“除了躺在外面那儿的汤姆·凯勒。”那位挪威人厉声说道。

“对此我很抱歉。有必要表明我们是当真的。他们逼得我走投无路。”

苏联大使反复提出了强硬而又执著的要求，在这方面来说，他的要求是异乎寻常的、极为罕见的，尽管苏联的驻外大使代表着一个想来是革命的国家，但他们在遵守原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设计的那一套外交礼仪方面常常是一丝不苟的。

戴维·劳伦斯，身为美国国务卿，在电话中反复询问康斯坦丁·基洛夫大使是不是就不能与他面谈。基洛夫答道，他的口信是带给马修斯总统本人的，而且特别紧急，最终又说道，那关系到马克西姆·鲁丁本人希望能引起马修斯总统注意的问题。

总统同意与基洛夫会晤；挂着镰刀斧头国旗的黑色长轿车在用午餐的时间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白宫的庭园。

在欧洲，时间是下午6点45分，但在华盛顿不过是中午1点45分。大使被直接引进椭圆形办公室，面对着一位困惑不解、兴致勃勃而又十分好奇的总统。双方都施礼道安，但谁也没有把心思放在那些客套上面。

“总统先生，”基洛夫说道，“我奉马克西姆·鲁丁本人的命令设法前来向你作紧急拜会。我遵嘱向你不折不扣地转达他本人的口信。那是这样的：‘如果飞机劫持者和杀人犯列夫·米什金及戴维·拉扎雷夫从监狱中获释并逃脱他们应得的惩罚的话，苏联将不能在今后的第二个星期或以后的任何时候签订都柏林条约。苏联将永远废弃这项条约。’”马修斯总统愕然不知所措地凝视着这位苏联使者。他过了几秒钟之后才开口说话。

“你的意思是，马克西姆·鲁丁会索性撕毁条约，是吗？”

基洛夫僵直着身子，拘谨而又矜持。

“总统先生，这是我奉命向你转达的口信的第一部分。接下去是，如果这个口信的性质或内容泄露出去，从苏联方面将会引起相同的反应。”

当他离去之后，威廉·马修斯无可奈何地向劳伦斯转过身去。

“戴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单单胁迫德国政府改弦更张而不解释其中的原因。”

“总统先生，我认为，你将不得不这样做。马克西姆·鲁丁已使你毫无抉择的余地。”

正文第十四章

晚上7点至午夜。

苏联的反应来得这么突然，出乎意料而又残酷无情，使得威廉·马修斯总统坐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正当他遣人去唤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本森和安全事务顾问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等候着了。

那两个人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与国务卿做伴，这时，马修斯便解释了基洛夫大使来访所带来的麻烦。

“他们究竟居心何在？”总统问道。

他的三位主要顾问之中谁也不能做出回答，却提出了各种设想，其中主要是：马克西姆·鲁丁在他自己的政治局中遭到了挫折，无法在都柏林条约上搞下去；而“弗雷亚”号事件只不过是他避而不签字的借口而已。

这个想法经讨论被一致否定了：不签订条约的话，苏联将拿不到粮食，而他们的库存已所剩无几了。有人提议，苏联民用航空总局鲁登科机长的丧生体现了那是一种克里姆林宫所无法容忍的丢脸事情。这也被否定了：国际条约不能由于死了飞行员而被撕毁。

过了一个小时，中央情报局局长概括地说：“这简直是毫无道理，然而又肯定是有道理的。马克西姆·鲁丁不会无缘无故便像一个疯子那样做出反应的，而我们却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那仍然没有使我们摆脱那两个令人震惊的选择方案，”马修斯总统说道，“要么我们让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获得释放，随之而丧失我们这一代最重要的裁军条约，并在一年之内看着战火烧起来；要么我们利用我们的影响不使他们获释，随之而使西欧面临这一代最严重的生态灾难。”

“我们必须找到第三种途径。”戴维·劳伦斯说道，“但究竟在哪儿呢？”

“只有从一个地方去找，”波克尔威斯基答道，“从莫斯科的内部。答案是在莫斯科内部的某个地方。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马克西姆·鲁丁要做出这样的反应的话，我不相信我们自己能够制订出一个旨在避免这两种非此即彼的灾难的对策。”

“我想，你是在指‘夜莺’。”本森插话说道，“不过时间来不及了，我们不是在谈论几个星期，或者是几天的事情，我们只有几个小时了。我认为，总统先生，你应该设法用直通线路亲自与马克西姆·鲁丁通话。以总统的身份问主席，他为什么在两位犹太人飞机劫持者问题上采取这种态度。”

“如果他拒绝说出他的缘由呢？”劳伦斯间道，“他可以通过基洛夫来说明缘由的，或者发一封私人信件……”

马修斯总统拿定了主意。

“我马上要求与马克西姆·鲁丁通话，”他说道，“但如果他不接我的电话，或者拒绝给我做出解释，我们将不得不设想，他本人在他自己的那个圈子里受到某种无法忍受的压力。所以，当我在这儿等电话的时候，我将马上把这儿刚才发生的秘密事情透露给卡彭特夫人，并请她通过奈杰尔·欧文爵士和‘夜莺’提供帮助。作为最后一着棋，我将与波恩的布希总理通话，请他给我更长一段时间。”

当打电话者请求与路德维格·扬本人通话时，特格尔监狱的电话总机话务员准备回绝那个人。有许多的新闻界人士试图与有关的狱吏通话，以获得有关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的详细情况。

但当那个人说明他是扬的堂兄弟，而扬一定得在第二天中午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时，话务员软了下来。亲属要另眼相看。她把电话接通了，扬在他的办公室里接了电话。

“我想你是记得我的。”那个声音对扬说道。那位狱吏对他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长着一双带着劳改营特征的眼睛的俄国人。

“你不应该打电话到这儿来找我。”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无法帮你的忙。警卫已增加了两倍，班次也更换了。我现在要始终值班下去，就睡在这里的办公室，一直到另有通知为止，这是命令。现在已无法接近他们了，就是那两个人。”

“你最好找个借口出来一个小时。”库库希金上校的声音说道，“离工作人员进出的门口40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酒吧间。”他说出了那个酒吧间的名字和地址。扬并不知道那个酒吧间，但认得那条街道，“过一小时，”那声音说道，“否则的话……”接着是咔哒一声。

在柏林，时间是晚上8点钟，天色已很黑了。

当英国首相被唤去接马修斯总统亲自打来的电话时，她正在唐宁街10号的私人寓所中与她的丈夫一起吃晚餐。电话接通时，她已回到她的办公桌旁。两位政府领导人相互很熟悉，自从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上任以来，他们已会晤过十几次。在面对面的时候，他们用教名相称；然而，尽管横跨大西洋的超级绝密电话是无法窃听的，但要作正式录音，所以，他们还是使用客套语。

马修斯总统说话小心翼翼，但措辞简明扼要，对马克西姆·鲁丁通过驻华盛顿大使向他转达的口信作了解释。

琼·卡彭特大吃一惊。“天哪，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她问道。

“我的问题就在这儿，夫人，”从大西洋彼岸传来美国南部方言那种慢吞吞的说话声，“没有任何解释，一点也没有。还有两件事情，基洛夫大使告诫我，如果鲁丁口信的内容为公众所知道，都柏林条约将仍然遇到同样的后果。我可以指望你会慎重对待吗？”

“绝对如此。”她答道，“第二件事情呢？”

“我已试图通过直线与马克西姆·鲁丁通话，但无法找到他接电话。好了，从那一点看，我不得不设想他在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机关中遇到了他自己的问题，而他又无法谈这些事。坦率地说，那已使我进退两难。但对有一件事情我是铁了心的，我不能让那项条约毁了。它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必须为此而战。我不能让柏林一所监狱中的两名飞机劫持者毁了那项条约；我不能让北海一艘油轮上的一帮恐怖分子挑起一场东西方武装冲突，那种冲突是随之而会产生的。”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总统先生。”首相从她伦敦的办公桌旁说道，“你想让我干什么呢？我料想，你比我对于布希总理将具有更大的影响。”

“不是那件事，夫人。有两件事情。关于‘弗雷亚’号爆炸对于欧洲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已掌握了一部分情报，但我设想你手头的情报更多，一旦船上的恐怖分子使出最狠的手段的话，我需要知道所能想像得到的每一种可能的后果和抉择。”

“是的，”卡彭特夫人说道，“今天一整天，我们这儿的人已对油轮、货油、遏制溢油的可能性等等已在一起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审议突然袭击油轮的计划；现在我们也许不得不这么办了。我将在一个小时以内把我们所掌握的那一类情报都转发给你。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这是件棘手的事，我几乎不知道怎么问这件事。”威廉·马修斯说道，“我们认为，对于鲁丁的这种举动肯定有一个解释，在我们搞清楚其中的缘由之前，我们是在暗中摸索。如果由我来对付这场危机，我必须开始了解事情的真相。我必须获得那个解释。我需要知道是否还有第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我想请你派你的人最后一次让‘夜莺’发挥作用，为我找到那个答案。”

琼·卡彭特沉思了起来。她总是采取一种对奈杰尔·欧文如何管理他那个部门决不横加干涉的方针。她与她的几位前任不同，她坚决不到情报部门去打听消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自从上任以来，她已为秘密情报局和MI-5的两位主任增加了一倍的预算，并选用铁杆职业人员任职，而他们则忠心耿耿为她效劳以作为报答。有了那样的赤胆忠心，她便相信他们是不会辜负她的期望的。而且两个人都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我将尽力而为。”她最终说道，“但我们是在谈论克里姆林宫中心的事情，而且是几个小时就要解决的问题。如果那是可能的话，那会办成的。关于这一点，你信我的话好了。”

当听筒放回到叉托开关上时，她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不要等她，她将通宵达旦待在办公桌旁。她从厨房里要了一壶咖啡，待这些琐碎事情安排好之后，她打电话到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的家中，就在明线上告诉他已经发生了新的危机，并请他马上回到内阁办公厅中去。她的最后一个电话不是用的明线，那是打给“企业”总部的值班官员的。她要求与奈杰尔·欧文爵士联系上，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务请他立即到唐宁街10号去。在等候的过程中，她打开了办公室中的电视机，恰好赶上英国广播公司9点钟的新闻节目才开始播送。漫长的黑夜开始了。

路德维格·扬悄悄地走进小酒室坐了下来，略微有些汗津津的。那个俄国人从桌子对面冷若冰霜地注视着他。身材肥胖的狱吏无法知道，那个可怕的俄国人是在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挣扎；但那个人没有露出口风。

当扬解释自那天下午2点钟以来所实施的新规则时，他毫无表情地倾听着。事实上，他并没有外交身份做掩护；他是作为他的东德同事们的一位客人躲在西柏林一间国家安全署的密室里。

“所以，你懂吧，”扬最终说道，“我是一筹莫展。我不可能把你带进那条走廊。那儿日日夜夜至少有三个人在值班。每次有人要走进那条走廊必须出示通行证，即使我去也是这样，而且我们相互都是认识的。我们在一起已干了许多年了。新来的人不经过打电话与典狱长核对无误是不会让进去的。”

库库希金慢慢地点着头。扬感到自己心中的石头落下去了。他们将会放过他的；他们会放他独自回去的；他们不会伤害他的亲属的。事情已过去了。

“当然，你进那条走廊。”那位俄国人说道，“你可以走进囚室中去。”

“嗯，是的，我是值班长。我必须定期去检查他们有没有出问题。”

“他们在晚上睡觉吗？”

“也许会睡的。他们已经听说北海的事情了。在中午的广播之后他们就没有收音机了，但在把所有其他的犯人都迁出那条走廊之前，他们之中有一个单独监禁的犯人朝对面大声喊着把消息告诉了他们。也许他们将会睡觉的，也许不会。”

那个俄国人忧郁地点点头。

“那么，”他说，“你自己一个人将可以办这件事情。”

扬的下巴垂下了。

“不，不，”他唠叨着说道，“你不理解。我不会使枪，我不会杀人。”

那位俄国人把两支像自来水钢笔那样的细长管子放在他俩之间的桌面上，并以此作为回答。

“不是枪，”他说，“这些东西。把开口的一头，在这儿，放在离那个人睡者的嘴巴和鼻子几厘米远的地方。按下旁边的按钮，在这儿。几秒钟就可以致死。通过吸入氰化钾气体可以立即致死。过一个小时，所产生的效应与心动停止一模一样。事情办好以后，把日室关好，回到工作人员待的场所，把管子擦干净之后，放在另一个可以走进那两个国室的看守的柜子里。非常简单，非常干净，而且那使你一身清白。”

那位高级狱吏吓得呆呆地凝视着；库库希金放在他面前的是一种最新式的毒气枪，早在20年之前，克格勃的“湿事务”部门就是用同样的武器，在德国暗杀了两位乌克兰民族主义领袖——斯特本·班德拉和列夫·里贝特。原理还是很简单的，而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毒气的效率提高了。在管子里面放着盛氢氰酸的玻璃球体。扳机操动一根弹簧，把力传到一个可以把玻璃击碎的锤子上。在此同时，一只盛压缩空气的罐子使氢氰酸蒸发，按下钮式扳机的动作也使那罐子操动起来。蒸发的气体为压缩空气所推动而从管子里喷射出来而进入呼吸道，气体是一种无形的雾状物。过了一个小时之后，能泄露隐情的氢氰酸杏仁气味便消失了，尸体的肌肉重新松弛下来，而症状是与心脏病相同的。

谁也不会相信那两个年轻人会同时患心脏病；将会进行搜查。在一位看守的柜子里找到了那支毒气枪，这几乎肯定就可以使那个人定罪。

“我……我不能干那样的事。”扬低声说道。

“但我能够，我将把你所有的家眷在活着的时候都关在北极的劳改营里。”那位俄国人喃喃说道，“一种简单的选择，扬先生。打消你的顾虑，是同意花上短短的10分钟时间，还是冒犯全家人的生命。想想这一点吧！”

库库希金抓住扬的手，把手掌翻过来，并把两根管子放在手掌之中。

“想想这一点吧！”他说道，“但想的时间不要太长。然后走进那两间四室动手干这件事。就这样。”

他溜出了那间小酒室便离去了。几分钟之后，扬捏紧了两支毒气枪，把它们塞进了雨衣的口袋里，接着回到特格尔监狱。在午夜，再过3个小时，他将去替换在傍晚带班的狱吏。在凌晨1点钟，他将走进那两间四室动手干那件事。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当太阳的余辉从空中消逝的时候，“弗雷亚”号上空的“猎人”号飞机已将供白天用的F-126型摄影机改换成供夜晚用的F-135型。其余一切照旧。微光摄影机使用红外线瞄准具朝下观测着，可以分辨出1500英尺以下的大部分动静。如果“猎人”号的机长认为必要的话，他可以借助F-135型的电子闪光器，或者用开关拧亮他的机载百万支光探照灯，便可拍摄静态的照片。

微光摄影机并没有注意到那个身穿带风帽茄克衫的人；自中午以来他那俯卧着的身躯在慢慢地开始移动，在检查过道下面匍匐着，并从那儿一点一点地朝上层建筑爬了回去。当那个人最终爬过有扇半掩着的门的门槛时，谁也没有在意。到黎明时分，人们设想那具尸体已被扔到海里去了。

那个身穿茄克衫的人走到下面的厨房里，接连不断搓着手，打着寒战。在厨房里，他看到有一位同事在那儿，自己动手泡了一杯滚烫的咖啡。喝完之后，他便回到驾驶台上，找出他上船时自己穿的衣服：黑色的运动衣和卫生衫。

“吉兹，”他用美国口音对驾驶台上的那个人说道，“你肯定是没有打飞了。我可以感觉到那些空包弹里的橡皮弹头啪的一声打在我防风茄克的背部。”

在驾驶台上放哨的人呲牙咧嘴地笑了起来。

“安德里亚说要把这件事办成功，”他答道，“那是成功的。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在明天上午8点钟就要出来了。下午，他们将到达特拉维夫。”

“太好了，”那位美国籍的乌克兰人说道，“但愿安德里亚让我们从这艘船上撤出去的计划也像别的事情那样见效。”

“那会的。”另一个人说道，“你最好戴上你的面具，把那些衣服还给关在油漆仓库中的那位美国佬，然后抓紧时间睡觉。你在早晨6点钟要值班的。”

在与首相私下里谈过之后不出一个小时，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便再次召集了危机对策委员会开会。她已告诉了他为什么形势发生了变化的原因，不过只有他和奈杰尔·欧文、爵士才能知道，而且他们不能说出去。委员会的成员们只需要了解，出于执政者的理由，原定在黎明时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的事情可能会推迟或者取消，这取决于德国总理的反应。

在白厅中别的地方，有关“弗雷亚”号油轮，它的船员、货油和潜在的危险等方面的资料，正在一页又一页地直接通过传真转发到华盛顿去。

朱利安爵土是幸运的，委员会中大部分主要的专家都住在离白厅60分钟车程的方圆范围以内。大多数人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就被找到了，没有任何人动身到乡村去；有两个人被查到餐馆里才找到，有一个人则是在剧院找到的。到9点半钟为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再一次坐在联合审议小组的会议室中了。

朱利安爵士解释说，他们现时的职责是假设，整个事情已从一种演习的领域转入重大的危机范畴。

“我们不得不设想，布希总理在某些其他的事情得到澄清之前，将会同意延迟释放。如果他推迟的话，我们必须假设这样的可能性，即恐怖分子将至少会将他们的第一个威胁付诸实施，将从‘弗雷亚’号排放货油。现在，我们必须筹划如何遏制和消除可能排放的第一批20000吨原油的水面浮油；其次，设想那个数字会扩大50倍。”

所介绍的情况是令人沮丧的。多年来公众的漠视已导致政治上的疏忽；然而，英国人手中原油乳化剂的数量及其施用于油膜的运输工具，仍然多于欧洲其余地区所拥有的总数。

“我们必须设想，遏制生态破坏的重担将落在我们身上。”从沃伦泉实验所来的那个人说道，“在1978年发生的‘阿莫戈－加迪斯’事件中，法国人拒绝接受我们的帮助，尽管我们拥有的乳化剂和运输工具比他们的好。由于这一愚蠢的做法，他们的渔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用老式的净化剂，而没有用我们的浓缩乳化剂，结果所造成的毒害与石油本身所造成的毒害不相上下。而且，他们那种东西既数量不足，运输工具又不对头。那就像是试图用玩具枪来杀死章鱼。”

“德国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在这件事情上，将毫不犹豫地要求盟国协同动作。”从外交部来的人说道。

“那么，我们必须作好准备。”朱利安爵士说道，“我们有多少呢？”

从沃伦泉实验所来的亨德森博士继续说道：“最好的乳化剂是浓缩型的，可以乳化的石油量是其本身容积的20倍，所谓‘乳化’，就是指分裂成可使天然细菌彻底将其摧毁的微小颗粒。1加仑乳化剂，可以处理20加仑的原油。我们的库存量是100吨。”

“对于20000吨原油的水面浮油来说足够用了。”朱利安爵士说道，“100万吨怎么样呢？”

“不可能，”亨德森严肃地说，“根本不可能。如果我们现在开始生产，每四天我们可以生产1000吨。对于100万吨来说，我们将需要50000吨乳化剂。坦率地说，那些戴黑色防护帽的疯子，能够摧毁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中的大部分海洋生物，污染我们这一边从赫尔到康沃尔的海滩，并污染号一侧从不来梅到韦桑的海岸。”

房间中一度鸦雀无声。

“让我们设想第一批的水面浮油，”朱利安爵士轻声说道，“其余是难以想像的。”

委员会同意立即发布命令，连夜从位于汉普郡的仓库中将所有的乳化剂都办理提货手续，通过能源部征用各家石油公司的油罐车，将全部货物运到东海岸洛斯托夫特的露天停车场，将每一台带喷雾设备的海洋拖轮，包括伦敦港务局和皇家海军的消防船只，都调运到洛斯托夫特。可以指望在临近中午之前，整个船队都可抵达洛斯托夫特港，井灌满乳化剂。

“如果海上保持风平浪静的话，”亨德森博士说道，“水面浮油将以大约两节的速度，顺着潮流从‘弗雷亚’号的东北方向朝荷兰北部漂去。那样会给我们一些时间。当潮流变化时，浮油将再次漂回来。但如果起风的话，浮油可能会随着风向的变化朝任何方向漂得更快一些，风可以在表面一层抵挡住潮流的影响。我们应该能够对付20000吨的浮油。”

“我们不能把船只开到‘弗雷亚’号周围三个方向相距5海里的海域中去，也不能开到它与荷兰海岸之间的任何海面上。”国防部第一副参谋长指出。

“但我们可以从‘猎人’号监视水面浮油。”从皇家空军来的那位上校说道，“如果浮油漂离‘弗雷亚’号的范围，你们海军的伙计就可以开始喷洒作业。”

“就目前来说，对付扬言要排放的20000吨溢油是办得到的。”外交部的人说道，“打那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什么也没有，”亨德森博士说道，“在那之后，我们就完了，粮尽弹绝。”

“嗯，那么就这样。一项繁重的行政任务正等待着我们。”朱利安爵士说道。

“还有另一个选择，”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霍姆斯上校说道，“迫不得已的选择。”

会议桌四周沉浸在一种令人不快的寂静之中。海军中将和空军上校并没有分享这种不快；他们对此感到兴趣。科学家和官僚们习惯于谈论技术和行政问题及其对策和解决的办法。每一个人都在猜想，这位身穿便衣、骨瘦如柴的上校是在谈论开枪杀人的事情。

“你们不一定喜欢这个选择，”霍姆斯通情达理地说道，“但这些恐怖分子残酷无情地枪杀了一位水手。他们完全可能杀死其余的29个人。那艘船价值1.7亿美元，货油价值1.4亿美元，净化作业的代价比那笔钱要高出两倍。如果布希总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不能或者将不会释放关在柏林的人，我们也许会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而只得试图突然袭击那艘船，并在那个带着引爆器的人还没来得及引爆的时候便把他干掉。”

“你究竟有什么建议，霍姆斯上校？”朱利安爵士问道。

“我提议，我们该请法龙少校从多塞特驱车到这儿来，我们应该听听他的意见。”霍姆斯说道。

大家同意了，至此会议就休会了，到凌晨3点钟再开会。这时是傍晚9点50分。

在朱利安爵士主持开会的同时，首相在离内阁办公厅不远的地方接见了奈杰尔·欧文爵士。

“那么，情况就是这样，奈杰尔爵士，”她最后说道，“如果我们拿不出第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或者是那两个人将获得自由，马克西姆·鲁丁随之而撕毁都柏林条约；或者是他们待在牢里，他们的朋友们随之而摧毁‘弗雷亚’号。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也许会住手，而不把油轮炸毁，但我们不能对那个寄予任何希望。对油轮进行突然袭击也许是可能的，但成功的可能性很渺茫。为了有一个找到第三种选择的机会，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马克西姆·鲁丁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方针。比如，他是不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而必将以失败而告终呢？他是不是正试图吓唬西方以致使其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并以此来抵消他在粮食问题上的尴尬处境呢？他真的会把他的威胁付诸于行动吗？我们不得不有所了解。”

“首相，你可以等待多长时间呢？马修斯总统可以等待多长时间呢？”秘密情报局局长问道。

“必须设想，如果在黎明不释放飞机劫持者的话，我们将不得不用托词敷衍那些恐怖分子，并拖延时间。但我希望在明天下午能为总统提供些什么。”

“作为一个服务时间已相当长的官员来说，我也许会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夫人。在莫斯科，现在是深更半夜。‘夜莺’实际上是不可能接近的，除非预先安排好约会。试图马上就要碰头也许会使那位特工暴露无遗。”

“我知道你的规矩，奈杰尔爵士，我理解这些规矩。暗藏的特工人员的安全是头等重要的，但国家大事也是同样如此。条约被撕毁，或者‘弗雷亚’号被炸毁，都是国家大事。第一件事能够危害多年的和平，也许可以使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上台，并随之而造成一切后果。如果‘弗雷亚’号被炸毁的话，由劳合社以及通过劳合社而由英国所承担的财政损失这一项就将是灾难性的，北海将遭灾，更不用说30位海员的丧生了。我不搞强迫命令，奈杰尔爵士；我请你根据单单一个俄国特工假定会遭到的危险而权衡某种抉择。”

“夫人，我将尽力而为。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奈杰尔爵士说完便告辞回到他的总部去了。

霍姆斯上校正在从英国国防部的一个办公室里给另一个部门的总部打电话；这个部门是特种快艇勤务处，位于多塞特郡的普尔。西蒙·法龙少校正在军官食堂里喝啤酒，被人找到后便去接电话。两位海军陆战队的人相互非常熟悉。

“你一直在密切注视‘弗雷亚’号事件吗？”霍姆斯从伦敦问道。

从另一端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我曾想到过，你最后会到这儿来采购点什么。”法龙说道，“他们想要些什么呢？”

“事情正要出岔子了，”霍姆斯说道，“德国人可能不得不变卦，终究要将关在柏林的那两个家伙扣住不放。刚才，我在再次召开的危机对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花了一个小时，他们不喜欢那样干，但他们也许不得不考虑我们的办法。猜得出来吗？”

“肯定的。”法龙说道，“整天在想着那样干呢！不过，需要一个模型和一张平面图，还要有装备。”

“对。”霍姆斯说道，“我这儿有平面图和一个很漂亮的模型，那是另一艘类似的船的模型。把伙计们凑在一起，把所有的装备都从仓库里取出来。水下的，磁性的，各种各样的重武器，震动手榴弹，你想用啥就说吧，统统都用上。你所不需要的东西可以送回去。我在请海军从波特兰上你那儿去，把装备和人员全都装上。你找一个合适的人带队之后，跳上汽车就到伦敦来，尽快到我的办公室报到。”

“不用担心，”法龙说道，“我已经把装备整理好了，都装进了袋里，你尽快把交通工具调到这儿来。我就上路了。”

当那位矮胖结实的少校回到酒吧间中时，那儿寂静无声。他的部下知道，他已接了从伦敦打来的电话。不出几分钟，他们便从兵营中把士兵唤醒，很快脱掉他们在食堂中穿的便衣，穿上陆战队黑色的丝网状制服和绿色的贝雷帽。在午夜前，他们已在海军陆战队基地警戒圈内延伸出去的石头码头上等候了，以待海军的到来并把他们的装备运到所需要的地方去。

当三艘快速巡逻艇——“长剑”号、“短剑”和“弯刀”号——驶离了海港朝东开赴普尔时，一轮皓月从它们的两侧升到波特兰岬的上空。油门打开之后，三只船头向上翘起，船尾埋入了浪花之中，那雷鸣声在海湾发出了回响。

当法龙少校的越野轿车风驰电掣般地奔向伦敦时，那同一轮明月照亮了汉普郡高速公路漫长的车道。

“现在，我究竟对布希总理说些什么呢？”马修斯总统问他的顾问们。

在华盛顿，时间是下午5点钟；尽管欧洲已是夜阑人静，但这里傍晚前的阳光仍然照耀着落地长窗外面的玫瑰园，园中初生的蓓蕾正在温暖的春光中含苞待放。

“我认为，你不能向他透露从基洛夫那儿收到的口信。”罗伯特·本森说道。

“究竟为什么不能呢？我告诉了琼·卡彭特，毫无疑问，她将不得不转告奈杰尔·欧文。”

“那是不一样的。”中央情报局的头目指出。“英国人通过召集他们的技术专家能够准备好必要的防备措施，以对付他们沿岸海域的生态问题。那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琼·卡彭特不必要召集一次内阁全体会议。迪特里希·布希即将得到的请求，是要继续扣押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而他所冒的风险是要使他的欧洲邻国面临一场灾难。为此，他将几乎肯定要与他的内阁磋商……”

“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人。”劳伦斯插话说道，“如果他知道要付出的代价是都柏林条约的话，他将会感到有义务让他的内阁都知道这件事。”

“问题就在那儿，”本森最后说道，“至少又有15个人将知道这件事。他们中的有些人将会把秘密吐露给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助手。我们仍然还没有忘记冈特·纪尧姆事件。波恩的漏洞实在多得要命。如果走漏风声，都柏林条约无论如何将是告吹了，而不管北海那儿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给他的电话还有一分钟就要接通了。我究竟对他说些什么呢？”马修斯重说了一遍。

“告诉他你所掌握的情报在任何电话线上，甚至保密的横跨大西洋线路上，都不能透露。”波克尔威斯基提示道，“告诉他，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所引起的灾难，比再坚持几个小时而不让‘弗雷亚’号上的恐怖分子得逞所面临的灾难甚至更大。请他在这个阶段只要给你少许时间。”

“多长？”总统问道。

“尽可能的长。”本森说道。

“什么时候限期结束？”总统问道。

波恩的电话接通了。布希总理是在他的家里被找到的。保密电话便转接到了那个地方。电话线上不需要译员；迪特里希·布希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马修斯总统对他诉说了10分钟，而德国政府的首脑带着越发惊异的神情倾听着。

“但为什么呢？”他最终问道，“可以肯定，这件事几乎对美国毫无影响。”

马修斯三心二意起来。在华盛顿的一端，罗伯特·本森挥着一只指头以示告诫。

“迪特里希，真的，我请你相信我的话。在这条电话线上，在横跨大西洋的任何电话线上，我不能如我所愿意的那样开诚布公。有件事已经冒出来了，而且事关重大。瞧，我将尽可能坦率地说的。在这儿，我们已发现有关这两个人的某些情况；他们在这个阶段获释对于未来的几个小时来说将会是灾难性的。我是在请求你给我时间，迪特里希，我的朋友，只要时间。推迟一下，直到某些事情料理好了再说。”

德国总理正站在他的书房里，贝多芬的乐曲声从起居室穿过房门飘荡了进来，他原先一直是在起居室里欣赏雪茄烟的美滋和立体声音响设备播送的协奏曲。要是说他有所怀疑，那是轻描淡写了。就他所知而论，几年前为沟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政府首脑所铺设的横跨大西洋线路是经过定期检查的，完全是安全可靠的。此外，他推想到，美国和他们在波恩的大使馆有极其良好的通讯系统，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从那条渠道给他发封私人信件。他并没有想到，在不断揭露出有东德特务接近莱因河上的权力中心之后，华盛顿就是不愿意将这样事关重大的机密信托给他的内阁。

另一方面，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并不喜欢在深夜打电话或胡乱求助。布希知道，他肯定是有来由的。但他所遇到的请求并不是那种不加磋商自己便可以决定的事情。

“这儿刚好是晚上10点钟才过，”他对马修斯说，“我们必须在黎明前做出决定，在那之前不应再发生什么新的事情。我将在夜里再次召集我的内阁开会，并与他们磋商。我无法向你做出更多的允诺。”

威廉·马修斯只好满足于那样的答复。

当话筒放回原处时，迪特里希·布希沉思了好多分钟。出事情了，他推想到，而且那与关在西柏林特格尔监狱单人囚室中的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有关系。如果他们发生三长两短的话，联邦政府将无法逃脱来自德国境内各种宣传工具和反对派的严厉指责。而且地区性的选举即将到来……

他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他的司法部长路德维格·费希尔，他也是在首都的家中。根据先前的协议，他的部长们谁也没有到乡村去度周末。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司法部长的赞同——把那两个人从特格尔的老式监狱转移到莫阿比特的监狱；显而易见这是一项防范性的措施，因为那座监狱不仅新得多，而且极为安全。没有任何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能在莫阿比特监狱里接近他们。费希尔立即用电话向柏林传达了这个指示。

驻莫斯科英国大使馆的高级译电员，对他知道是秘密情报局派驻使馆的那个人说了几句相当平淡无奇的话，意思是说：“赶快到这儿来，从伦敦传来了紧急的事情。”这样一说便把亚当·芒罗在深更半夜（莫斯科时间）从床上拖了出来，当时的伦敦时间是晚上10点钟；他穿过市区来到莫里斯·多列士堤岸大道。

从唐宁街驱车回到他的办公室的途中，奈杰尔·欧文爵士已认识到，首相的话是绝对正确的。与一则都柏林条约被撕毁、二则“弗雷亚”号及其船员和货油被摧毁相比，让一位俄国的特工冒一下被暴露的风险则危害较小。他要芒罗在莫斯科马上要办的事，以及他将不得不提出这项要求所采用的方式，并没有使他感到高兴。但在他到达秘密情报局办公楼之前，他认识到那将是非办不可的。

在地下室的深处，当他走进通讯室并使值夜班的职员为之一怔时，室中的人正在受理常规的通讯业务。保密电传打字机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便与莫斯科沟通了。没有任何人对局长有权在夜间与他派到莫斯科的人直接通话表示怀疑。30分钟之后，莫斯科译码室中的电传打字机发出了芒罗正在那儿等候的信息。

两端的操作人员都是具有毕生经验的高级报务人员，必要时可以让他们知道耶稣尸骨的下落；他们必须是这样的，他们经手处理那些可使政府倒台的信息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电传打字机将把扰乱的、无法截获的信息传送到切尔特南郊外林立的天线那儿，这个地方的赛马和女子学院较为闻名。报文在那儿自动地变换成一种无将破译的单个电码，并飞越沉睡的欧洲传送到大使馆屋顶的一根天线上。报文在伦敦打字出来之后4秒钟，便在莫斯科那位老糖业大王的住宅的地下室中清晰地再现在电传打字机上了。

在那儿，译电员向站在他身旁的芒罗转过身去。

“那是局长亲自出马。”他说道，一边读着接收的报文上的特征代码。“肯定是有令人激动不安的事情。”

奈杰尔爵士不得不告诉芒罗，由于基洛夫在仅仅3个小时之前给马修斯总统捎了口信而带来了麻烦事。不了解那一点的话，芒罗便无法向“夜营”要求获得针对马修斯的问题，即为什么的答案。

电传打字机接连哒哒地响了几分钟。芒罗愕然地读着从机子上吐出来的信息。

“我无法办那件事。”他对表情冷漠的译电员说道，一边越过他的肩头在阅读着。当从伦敦发来的信息终止时，他对译电员说道：“按如下答复：‘不必重复，不可能在规定时间内获得这种答案。’发报。”

奈杰尔爵士和亚当·芒罗之间的信息交换延续了15分钟。有一种可与N立即碰头的方法，伦敦提示道。是的，但只能在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下使用，芒罗答道。这可以称得上是十万火急的事情，电传机从伦敦发出喋喋不休的响声。但N至少要有几天时间才能开始查询，芒罗指出。下一次政治局例会要到下一个星期四才召开，上星期四会议的记录怎么样呢？伦敦问道。“弗雷亚”号在上星期四还没有被截夺，芒罗反驳道。最后，奈杰尔爵士说出了他所不希望一定得说出来的话。

“遗憾，”电传机轻轻地敲着，“首相的命令无法回绝。除非尽力设法避免这场灾难，否则将N带到西方的行动计划不能执行下去。”

芒罗用怀疑的目光俯视着电传打字机上传送出来的长条纸带。他第一次陷入了他为了尽力对伦敦的上司隐瞒他对自己所操纵的特工的爱情而形成的罗网之中。奈杰尔爵士认为，“夜莺”是一个名叫阿纳托利·克里沃伊而又牢骚满腹的俄国叛徒，他是战争贩子维希纳耶夫的得力助手。

“向伦敦发报，”他闷闷不乐地对译电员说道，“如下：‘将在今晚进行尝试。如果N拒绝或者在尝试过程中被暴露，概不承担责任。’”

局长的回答简明扼要：“同意。干下去。”

在莫斯科，时间是晚上1点半钟，而且天气很冷。

在华盛顿，时间是下午6点半钟，黄昏正降临在总统座椅背后防弹窗户外面的一大片草坪上，使得灯光也都被拧亮了。椭圆形办公室中的一伙人正在等候——等候布希总理，等候莫斯科一位陌生的特工，等候一位身世不明、坐在欧洲一颗百万吨级的炸弹上面皮带上挂着引爆器的蒙面恐怖分子，等候做出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

电话铃响了，那是打给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的。他听了电话，用一只手捂住话筒，并对总统说，那是从海军部打来的电话，是答复他在一小时以前所提出的询问。

美国海军有一艘舰艇位于“弗雷亚”号所处的海域。它先前是在丹麦的沿海城市埃斯堡作礼节性访问，正在奔赴常备大西洋海军部队所属中队的归途中。这支中队当时正在挪威以西的海域巡逻。那艘舰艇远离丹麦海岸，正朝着北偏西的方向回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舰队。

“把它调过去。”总统说道。

波克尔威斯基把总司令的命令转达给了海军部，海军部即刻开始通过斯坦福伦特司令部把信息传送到了这艘美国舰艇上。

刚过凌晨四点钟，美国的“莫兰”号正驶至丹麦与奥克尼群岛的中途，便操舵向后转，开足马力，在月光下朝南驶向英吉利海峡。它是一艘排水量将近8000吨的导弹舰艇，尽管排水量较英国的“阿盖尔”号轻型巡洋舰要大一些，却列为一艘驱逐舰，或护卫驱逐舰。它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全速前进，航速接近30节，以使它在上午8点钟到达离“弗雷亚”号5海里的海域值勤。

莫乔斯基旅馆离库图佐夫斯基大街尽头的环行车道很近，它的停车场上只有少数几辆汽车。停在那儿的汽车，除了两辆之外，都是黑乎乎的，车里空无一人。

芒罗望着另一辆汽车的灯在闪亮之后又灭了，然后就下了他自己的汽车走了过去。当他爬上瓦伦蒂娜旁边的乘客座位时，她吃了一惊，浑身哆嗦了起来。

“是什么事，亚当？你为什么打电话到公寓里找我？电话肯定已被窃听了。”

他用一只胳膊搂着她，透过她的外衣感觉到了她正在哆嗦。

“我是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的电话，”他说道，“只是谈到乔治不能参加你的午餐聚会。谁也不会怀疑什么的。”

“清晨2点钟，”她抱怨地说道，“没有哪个人会在清晨2点钟打那样的电话。我走出公寓大楼住宅区时被守夜的人看到了。他会去报告的。”

“亲爱的，对不起。听我说。”

他对她诉说了前一天傍晚基洛夫大使拜会马修斯总统的事，提及了这条消息已传到了伦敦，也谈到了要求他尽力找出克里姆林宫为什么在米什金和拉扎雷夫问题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的原因。

“我不知道，”她直率地说道，“我一点都不知道。也许是因为那两个富生谋害了鲁登科机长，他是一个有家眷的人。”

“瓦伦蒂娜，在以往的9个月中，我们已听到了政治局的情况。都柏林条约对你们的人民来说是重要的，为什么鲁丁要为了那两个人的事而使条约遭殃呢？”

“他还没有这样干。”瓦伦蒂娜答道，“如果船被炸毁的话，西方是可能控制住水面浮油的。代价是付得起的。西方是富裕的。”

“亲爱的，那艘船上有30个人。他们也有家眷。30条生命与被监禁的两个人相比。肯定另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缘由。”

“我不知道。”她重复道，“在政治局开会时没有提到过。那一点你也是知道的。”

芒罗透过挡风玻璃郁郁寡欢地凝视着。他原先存有一线希望，她也许可以为华盛顿提供一个答案，也许在中央委员会的大楼里曾经听到过什么。最后，他拿定主意，他不得不把话告诉她。

当他说完时，她瞪大着眼睛透过黑暗呆呆地望着。他在越发朦胧的月光中瞥见了泪痕。

“他们答应的，”她喃喃说道，“他们答应过两个星期把我和萨沙从罗马尼亚带出去的。”

“他们已经食言了。”他坦率地说道，“他们想要你最后帮一次忙。”

她把额头倚在她戴着手套的手上，她的双手靠在方向盘上。

“他们会抓住我的，”她咕哝着，“我太害怕了。”

“他们不会抓住你的。”他尽力想使她放心。“克格勃行动起来比人们想像的要慢得多。他们的嫌疑对象所处的地位越高，他们的行动就越是缓慢。如果你能为马修斯总统搞到这份情报，我想，我能说服他们在几天内就把你们接出去，你和萨沙。而不是两个星期。请试一试，我亲爱的。我们要始终待在一起的话，这是我们仅有的一个机会了。”

瓦伦蒂娜透过玻璃凝视着。

“今天傍晚，政治局开过一个会，”她最终说道，“我不在那儿。那是一个特别会议，不是例会。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在星期五傍晚都到乡村去。明天开始按速记稿用打字机打印出记录稿；也就是说，今天上午10点钟。工作人员必须放弃他们的周末，以便在星期一之前把稿子准备好。也许，他们提到了这件事情。”

“你能进去看记录稿、听录音带吗？”他问道。

“半夜三更吗？有人要提问题的。”

“找个借口，亲爱的，什么借口都行。你想，早些动手干，早些干完，这样就可以搪塞过去了吧。”

“我将试一试，”她最终说道，“我将试一试，为了你，亚当，而不是为了在伦敦的那些人。”

“我知道伦敦的那些人。”亚当·芒罗说道，“如果你现在帮助他们的话，他们将会把你和萨沙接出去的。这将是冒最后一次险了，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她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像是一度克服了她对克格勃的恐惧，不再害怕作为一个间谍被揭露出来，不再害怕被捕的后果，如果她不能及时逃退。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的声音是相当平稳的。

“你知道，‘戴特斯基·米尔’吗？软玩具柜的。今天上午10点钟。”

他站在黑色的柏油碎石路上看着她的汽车尾灯远离了。事情已经办了，他们请他于的，要求他干的，而他已经干了这件事。他有外交地位做保护而不会被投入卢比扬卡监狱。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将是他的大使在星期一上午被召到外交部，德米特里·赖可夫将向他提出严重的抗议和要求他撤离。但瓦伦蒂娜正在径直走进机密档案室中，甚至丝毫没有那种通常习惯而又合情合理的行动作为掩护以保护她自己。他看了看手表。7个小时，要等7个小时，这将是腹部肌肉要紧缩一团、神经末梢处于紧张状态的7个小时。他走回到自己的汽车跟前。

路德维格·扬站在特格尔监狱敞开着的门口，看着运送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的铁皮篷车的尾灯消失在街道上。

与芒罗所不同的是，对他来说将不用再等待了，不用从早到晚处于紧张的状态中。对于他来说，等待已告结束。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他二楼的办公室中，并关上了门。他在开着的窗户旁站了一会儿，然后收回一只手，猛地把第一支毒气枪向黑夜中扔得老远。他长得肥胖，身体过重，健康欠佳，只要找不到证据，心脏病发作将被认为是可能的。

他把身子探出窗外老远，想到了柏林墙那边在东方的外甥女们，想到四个月前卢多舅舅捎去圣诞节礼品时她们的笑脸。他闭上了双眼，把另一支毒气枪放在他的鼻孔下面，并按下了扳机按钮。

他的胸膛中感到剧烈的疼痛，像是有一只巨大的铁锤在猛击心头。指头松弛了下来，枪坠落了下去，碰到下面的街道时发出了丁当的响声。扬颓然倒下了，身子撞在窗台上，朝后倒在他的办公室里。当他们找到他时，他们将设想他在感到第一阵疼痛时已经打开了窗户以呼吸空气。库库希金不会凯旋而归的。午夜的钟声被一辆卡车的隆隆吼声淹没了，卡车把落在边沟中的毒气枪辗得粉碎。

截夺“弗雷亚”号事件已经造成了第一个受害者。

正文第十五章

午夜至清晨8点。

1点钟，西德内阁再次聚集在总理府开会。当部长们从迪特里希·布希那儿听到华盛顿发出的请求时，会议上的气氛在不断变化着，与会者时而怒不可遏，时而像是要恶斗一场似的。

“嗯，他究竟为什么不说出个道理？”国防部长问道，“他不相信我们吗？”

“他声称，他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来由，即使在热线上也不能透露。”布希总理答道，“这给了我们既可以相信他的话又可以称他是个撒谎者的机会。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不能说他是在撒谎。”

“他是不是知道，恐怖分子了解到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在黎明时不会获释之后，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另一个人问道。

“是的，我想他是知道的。至少，他手里有‘弗雷亚’号和马斯控制中心站之间所有的通话全文。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他们已扬言要再杀掉一个海员，或者排放2万吨原油，或者既要杀人又要放油。”

“嗯，那么，让他承担责任吧。”内政部长说道，“如果那样的事发生的话，为什么应该由我们承担责任呢？”

“我丝毫也没有想到，我们应该承担责任，”布希答道，“但那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马修斯总统的请求呢？”

大家一度都默不作声。外交部长打破了沉寂。

“他提出需要多长时间呢？”

“尽可能地长。”总理说道，“他看来像是已在开始制订某种计划，以求打破僵局和找到第三种选择。但至于这是什么样的计划，或者可能是什么样的选择，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和他的几个心腹。”他带着某种挖苦的调子补充说道，“但在目前来说，那并不包括我们。”

“嗯，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友谊已发展得深了一点，”外交部长说道，“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同意为他延长一段时间，在此同时，要讲清楚，至少是在非官方的场合，这样做是根据他的请求，而不是我们的要求。”

“也许，他有突然袭击‘弗雷亚’号的想法。”国防部长提示道。

“我们自己的人说，那将是极其冒险的。”内政部长答道，“那将需要从水下接近，至少是最后的2海里；完全要从海面顺着光滑的钢板攀上甲板，要从烟囱钻到上层建筑，又要不被发现，还要选准那位为首的恐怖分子所占据的船舱。如果像我们所猜测的那样，那个人在手中握着一个遥控引爆装置的话，必须在他能够摁按钮之前就开枪把他打死。”

“无论如何，在黎明之前要干这样的事已为时太晚了。”国防部长说道，“那必须在天黑的时候动手，这意味着最早将是晚上10点钟，离现在还有两个钟头。”

在2点45分，德国内阁最终同意马修斯总统的请求：无限期地暂缓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与此同时，保留经常回顾所产生的后果和改变那个决定的权利；如果西欧认为继续扣留那两个人是不可能的话，就需要那样做。

在此同时，悄悄地要求政府发言人向两家他接触中最可靠的报刊透露消息，只是由于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波恩才来了个大转弯。

当消息从波恩传到马修斯总统那儿时，华盛顿时间是晚上11点钟，而欧洲时间是清晨4点钟。他向布希总理表示了他衷心的感谢，并向戴维·劳伦斯问道：“耶路撒冷有答复吗？”

“没有，”劳伦斯说道，“我们只知道，我们在那儿的大使已获准与本亚明·戈伦亲自会晤。”

当以色列总理在安息日的夜里再次受到打搅时，他本来就不太好的耐性明显地变得越来越差了。他穿着晨衣接见美国大使，接待方式是很冷淡的。在欧洲，时间是凌晨3点钟，而在耶路撒冷，是凌晨5点钟。星期六的第一缕淡淡的晨曦落在朱迪亚山丘上。

他倾听着大使叙述美国总统亲自提出的恳求。他私下里担心的是“弗雷亚”号油轮上那些恐怖分子的身份。自从他的青年时代以来，他一直在他自己站着的这片土地上搏斗，但从来还没有采用过旨在将犹太人从监狱中营救出来的恐怖行动。那时，不过，有一次采取这种行动是为了从位于阿克的一所英国监狱中营救那些被判了刑的犹太游击队员，而且他也参加了那次战斗。35年已经过去了，对事情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那是以色列在严词谴责恐怖行动、扣押人质和对政府进行讹诈，然而……

然而，他本国的人民之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将会私下里同情那两位年轻人，他们采用了对他们来说惟一可以利用的手段设法逃脱克格勃的恐怖。正是这些选民将不会在公开的场合把这两位年轻人作为英雄来欢呼，但他们也不会谴责那两个人是杀人犯。至于“弗雷亚”号上的蒙面人物，他们也是犹太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可能是以色列的公民（但愿此事不曾发生）！他在前一天晚上曾经指望，这件事情在安息日太阳落山之前完结，柏林的囚犯进入以色列境内，“弗雷亚”号油轮上的恐怖分子被虏获或被击毙。有人将会起哄一阵，但最终会平息下来的。

而现在，他正听说释放的事告吹了。这个消息使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同意美国的请求，那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当他听完大使的话时，他摇了摇头。

“请向我的朋友威廉·马修斯总统转达我衷心的希望，我希望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能够结束，而不再有人丧生。”他答道，“但在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的问题上，我的立场是这样的：如果我代表以色列的政府和人民根据西德的紧急请求做出了一项庄严的、公开的保证，即既不在这儿关他们，也不把他们遣返柏林，那么，我将必须恪守那项保证。我很遗憾，但我不能答应你的请求，不能在‘弗雷亚’号获释之后立即把他们送回德国的监狱。”

他没有必要解释美国大使已经知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国家的信誉之外，即使解释那项保证是在强迫情况下做出的，因而并无约束力，那也将是白搭。民族宗教党、“古希一埃穆尼姆”的极端分子、犹太人保卫同盟和在以往10年中从苏联移居的10万以色列选民都将义愤填膺。光是这些人就将阻止以色列的任何一位总理在有关一项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的国际保证上食言。

“嗯，那是值得一试的。”当电报在一个小时以后传到华盛顿时，马修斯总统说道。

“那是有可能实现的第三种选择，现在已可以列为不复存在的选择了，”戴维·劳伦斯说道，“即使马克西姆·鲁丁可能会接受这种选择，但我对此也表示怀疑。”

离午夜还有一个小时。散布在首都各处的五个政府部门中灯火通明，与此同时，在椭圆形办公室和整个白宫的十几个别的房间中，电灯闪射出光芒，房间中的男男女女都坐在电话机和电传打字机旁等候着来自欧洲的消息。椭圆形办公室中的四个人坐定下来，等候来自“弗雷亚”号的反应。

医生们说，凌晨3点钟是人的精神最萎靡不振的时刻，也是身体最疲倦、反应最迟钝而又心情最抑郁的时刻。对于在“弗雷亚”号船长舱中央面对着面的两个人来说，那也标志着太阳和月亮都已转完了一整圈。那天夜里，谁也没有睡过觉，前一天晚上也都没有睡觉，两个人都已有44个小时没有得到休息，扭歪着脸，眼睛都熬红了。

索尔·拉森身居一场席卷全球的风暴的中心，成了内阁和委员会、使馆和会议、出谋划策和磋商研讨所注视的中心，凡此种种都使得从耶路撒冷到华盛顿整个三大洲的灯光接连不断地点燃着。拉森正在做着对他自己有利的事情，他正在竭尽全力使自己保持清醒，而这与他对面那位狂热分子的愿望相背道而驰。他心里明白，如果自己撑不住的话，他的船员和他的油轮便将危如累卵。

拉森知道，那个自称斯沃博达的人比他更为年轻，且由于心急如焚而变得形容憔悴，由于喝了浓咖啡和冒天下之险所引起的紧张状态而使他的神经局促不安，他也许会下令把挪威船长捆绑起来，这样他自己可设法休息一下。因此，这位满面胡须的航海家面对着枪口坐着，捉弄着他那位俘获者的自尊心，满心希望那个人将会接受他的挑战，而在与瞌睡作斗争的游戏中拒不退却并承认败北。

拉森提议一杯接一杯地喝不加牛奶的浓咖啡，而这种饮料德雷克以前一天只喝两三次，且都是加牛奶和糖的。拉森夜以继日地谈着话，用暗示到头来他将以失败而告终一类的话语挑逗那个乌克兰人，然后当那个人变得过于激怒而不利于安全时便退下阵来。拉森有多年的经验，即使打着呵欠也能熬夜，他是经受过艰苦的训练而成为一位海轮船长，这位胡子满脸的巨人，在高级船员和舱面水手打盹的时候，也能清醒而又警惕地彻夜值勤。

这样，拉森可以独自一人做着有利于他自己的事情，既没有枪支也没有弹药，既不用电传打字机也不用微光摄影机，既是孤立无援又是孑然一身。日本人造船过程中所采用的所有超级技术，本来是可以听候他的调遣的，但现在对他来说就像生了锈的钉子那样没有多大用处。如果他把桌子对面的那个人逼得太甚，他也许会发脾气而开枪杀人。如果他遭到挫折的次数太频繁，他可能会下令再枪杀一位船员。如果他自己变得过于昏昏欲睡，他也许会让另一个体格较好的恐怖分子来换班，而与此同时，他自己可以去睡觉，这样会使拉森尽力在他身上所使的种种计谋都前功尽弃。

拉森仍然有理由相信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在黎明时会获得释放。在他们安全抵达特拉维夫以后，恐怖分子将准备撤离“弗雷亚”号。但是他们会这样做吗？他们能这样做吗？四周包围着的战舰会如此轻易地放过他们吗？即使离开了“弗雷亚”号，如遭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袭击，斯沃博达照样可以摁下他的按钮而把“弗雷亚”号炸毁。

但那并不是说事情就此罢休了。这个身穿黑衣服的人已经枪杀了他的一位船员。索尔·拉森想让他为此而负责，他想要他偿命。所以，他与对面的那个人通宵达旦地谈着话，使他们两个人谁也睡不成觉。

白厅也不在睡觉。

危机对策委员会自从凌晨3点钟以来就一直在开会，不出一个小时，有关进展情况的汇报就结束了。

在英格兰的南部，从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和十几个其他单位征用的散装油罐车，正在汉普郡的仓库灌满浓缩乳化剂。睡眼惺松的司机们彻夜驾着轰鸣的车子，空车驶向汉普郡，满载的车子奔赴洛斯托夫特，把成百吨的浓缩液运送到萨福克港。到清晨4点钟为止，存货已荡然无存了，国家的1000、吨储备物资都已运到了东面的海岸边。

可充气式的浮动栏杆也都运到了，栏杆可用来挡住排放出来的石油，使其在乳化剂发挥效益之前不致漂近海岸。制造乳化剂的工厂已开动机器最大限度地投入生产，直到另有通知为止。

在清晨3点半钟，已从华盛顿传来消息，波恩内阁业已同意延长一段时间继续扣押米什金和拉扎雷夫。

“马修斯是不是知道他在干什么样的事情？”不知是谁问道。

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的脸上毫无表情。“我们必须设想，他是知道的。”他圆滑地说道，“我们还必须设想，‘弗雷亚’号现在也许就会放油。夜里所作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至少我们现在已差不多准备好了。”

“我们还必须设想，”从外交部来的那位文职官员说道，“在发布公告时，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在向可能会形成的水面浮油作斗争的过程中将会请求帮助。”

“那时，我们将准备好尽力而为。”朱利安爵士说道，“好了，喷药的飞机和消防拖轮怎么样啦？”

联合审议小组会议室中所作的汇报反映出了海上的动态。拖轮正从汉勃河口朝南驶向洛斯托夫特港，在此同时，其他能够向海面喷射药液的拖轮，正从泰晤士河、甚至从绕了一个弯子的利海军基地，开赴萨福克海岸线上的集合地点。

那天夜晚沿着南方海岸航行的还不仅是这些船只。“短剑”号。“短弯刀”号和“长剑”号载运着世界上最顽强的蛙人突击队所用的各种复杂的致命武器装备，正驶离比奇岬高耸的峭壁，战舰的船首直指北偏东方向，绕过苏塞克斯和肯特郡朝北海中“阿盖尔”号停泊的海域驶去。

发动机隆隆的吼声从南方海岸边石灰石的堤岸处发出回响，伊斯特本地区夜晚睡不沉的人听到了战舰出海时发出的隆隆响声。

战舰在海上颠簸。特种快艇勤务处的12名海军陆战队员，紧紧抓住栏杆，从他们宝贵的轻舟和一箱箱潜水装具、武器以及特种炸药的上方观望着，那些东西构成了他们这一行当的中流砥柱。载运的货物都装在舱面上。

“我希望，”那位指挥“短剑”号的年轻少校对他身旁的突击队副队长大声喊道，“你那些放在后面的火器不会走火。”

“不会的，”那位海军陆战队的上尉满怀信心地说道，“到我们使用的时候才会打响呢！”

在连通内阁办公厅下面主要会议中心的一个房间中，他们的指挥官正在仔细观察“弗雷亚”号的照片，他正在将由“猎人”号在白天和夜间拍摄的照片所显示的结构，与劳合社所提供的平面图以及从英国石油公司借来的英国“公主”号超级油轮的模型作比较。

“先生们，”霍姆斯上校对聚集在隔壁房间中开会的人说道，“我想，是时候了，该让我们考虑一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选择，我们也许不得不面临这种选择。”

“啊，是的，”朱利安爵士遗憾地说道，“那是迫不得已的抉择。”

“如果，”霍姆斯继续说道，“马修斯总统继续阻挠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而且西德继续同意那个要求的话，恐怖分子认识到希望已成泡影、讹诈不管用的时刻就很可能到来。到那时候，他们很可能不愿意被迫摊牌，而把‘弗雷亚’号炸毁。就我个人而言，看来这在天黑之前是不会发生的，那会给我们大约16个小时的时间。”

“为什么要到天黑呢，上校？”朱利安爵士问道。

“因为，爵士，除非他们都具有敢死的精神准备，而他们很可能是那样的，人们必须设想，他们将趁混乱的时候逃命。好了，如果他们竭力想活命的话，他们很可能离开那艘油轮，而从离开船舷的某一个距离按动他们的遥控引爆器。”

“你的建议呢，上校？”

“两方面的，爵士。第一是他们的汽艇。它仍然系泊在舷梯旁边。当天刚变黑的时候，一名潜水员可以接近那艘汽艇，并把一个延迟动作爆炸装置固定在汽艇上面。如果‘弗雷亚’号会爆炸的话，半海里方圆内决不会安全的。因此，我建议采用一种由利用水压操动的装置而引爆的炸药。当汽艇从船舷驶离时，汽艇向前的推力会使水进入龙骨下面的一个喇叭口。这部分水将启动一个触发器，60秒钟之后汽艇就会爆炸。而恐怖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到达离‘弗雷亚’号半海里远的地方，因此，他们还不能按动他们自己的引爆器。”

会议桌四周有一阵如释重负般的喃喃声。“他们的汽艇爆炸将不会引爆‘弗雷亚’号上的炸药吗？”有人问道。

“不会。如果他们使用遥控引爆器，那肯定是电子操纵的。炸药将把运载恐怖分子的汽艇炸得粉身碎骨。没有任何人会幸免于难。”

“但如果引爆器沉到水里，水压会不会按下那个按钮呢？”其中一位科学家问道。

“不会。一旦沉到了水里，遥控引爆器就安全无恙了。它不能把它的无线电信号发射到油轮船舱中的一大堆炸药上。”

“好极了，”朱利安爵士说道，“这个计划能在天黑之前执行吗？”

“不能，那是行不通的。”霍姆斯答道，“蛙人潜水会冒出泡沫的尾迹。在有风暴的气候条件下，这很可能是觉察不到的，但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那就太明显了。其中一位瞭望的人可以看到水泡在冒上来。这样会惹起我们所要竭力避免发生的事情。”

“那么，天黑之后便是可能的。”朱利安爵士说道。

“除了有一点，那就是为什么我反对把破坏他们逃跑用的汽艇看做为惟一可以挫敌制胜的策略。如果，就像很可能发生的那样，恐怖分子的头目准备与‘弗雷亚’号同归于尽的话，他就不一定与其余的成员一起撤离油轮。所以，我认为，我们可能不得不夜袭那艘油轮，并在他能够使用他的引爆器之前便赶到他的跟前。”

内阁事务大臣叹了口气。

“原来如此。毫无疑问，你为那个也是安排好了计划的，是吗？”

“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但我想请你会见一下西蒙·法龙少校，他是指挥特种快艇勤务处的。”

那全是些令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感到可怕的东西。那位海军陆战队的少校身高几乎不到5英尺8英寸，但他的肩膀看来也有那么宽，很明显，他那种人谈起肢解人体来，就像弗兰纳里夫人谈起为普罗旺斯色拉切蔬菜块那样轻松自如。

这位热爱和平的内阁事务大臣，至少有三次会见了来自特种空中勤务处的军官们，但他遇见另一个较小的专业化单位——特种快艇勤务处——的指挥员还是头一遭。他自言自语道，他们是属于同一个类型的人。

特种快艇勤务处原来是为常规战争而组建的，就从海上袭击海岸设施来说，可起到专业兵种的作用。那就是为什么他们都是从海军陆战队中挑选出来的原因。对他们的基本要求便是要有非常强健的体格，在游泳、划船、潜水、攀登、行军和格斗方面都要是内行。

在此基础上，他们又进而在空降、炸药、爆破和看来像是永无止境的杀人技术方面变得驾轻就熟，他们可以用刀、绳套或者索性赤手空拳就可割断人的喉咙，或是折断人的脖子。在这些方面，以及在他们长期在乡村或荒山野岭中自求谋生而不留下踪迹的能力方面，他们同样掌握他们的兄弟部队——特种空中勤务处——的高超技艺。

所不同的是，特种快艇勤务处的人掌握水下技术。他们戴上蛙人的用具便能作长距离的游泳，施放炸药，或者边踩水边脱下游泳器具，同时又在水中不泛起任何浪花，还可以带着绑在身上的特种武器从海水中冒出来。

在他们使用的武器之中，有些是很普通的：刀子和套索。但自从60年代后期恐怖行动大量爆发以来，他们已获得了一些称心如意的新玩意儿。每个人在使用他的高精度轻型“芬兰达”步枪方面都是弹不虚发的神枪手，这是一种挪威造的枪械，被看成也许是世界上性能最优良的步枪。枪上面不仅可以而且通常是装上图像增强器、像火箭筒一样长的红外线瞄准镜以及非常有效的消声器和闪光屏蔽装置。

为了在半秒钟以内便把大门打开，他们像特种空中勤务处的人一样，倾向于采用短枪管、振动式的滑膛枪，可以发射出火药柱。他们从来不把枪口对准门锁，因为门后面还可能有其他的门栓。他们同时发射两发弹药把绞链打掉使门跌倒，一边用消声的“英格拉姆”轮型冲锋枪射击。

在特种空中勤务处帮助德国人袭击摩加迪沙而发挥作用的军械中，还有他们的“闪光－轰鸣－爆裂”式手榴弹，这是“震动”型手榴弹的最新发展。这种手榴弹不仅仅起震动的作用，而且可使人瘫痪。这种手榴弹在拉过导火销之后有30秒钟的延迟，投入恐怖分子和人质占据的密闭舱室之后可起到三种作用。闪光可使任何朝那个方向观看的人双目失明达30秒钟之久。砰的一阵轰响可把人的耳膜震破，使人立即感到疼痛不已，无法集中注意力。而爆裂声是一种可以钻进入的中耳的声音，它可使所有的肌肉都瘫痪达10秒钟之久。

在试验过程中，他们之中有一个人曾在手榴弹爆炸时试图把枪口紧贴一位同伴的体侧扣动扳机。但那是不可能的，恐怖分子和人质的耳膜都要受伤，耳膜是能再长好的，而人质死了的话就不行了。

在瘫痪效应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营救人员向比头部高出4英寸的地方扫射，而他们的同事就冲进去抢救人质，把他们拉倒在地面上。这时，射击者的瞄准点便下降6英寸。

把一种电子探测器放在门外面，便能确定人质和恐怖分子在一间密室中的准确位置。在房间里说话是不必要的，呼吸声是可以听得见的，而且可以准确地判定它的方位。营救人员用一种精心设计的手势语互通信息，决不会发生误解。

法龙少校把“公主”号的模型放在会议桌上，同时意识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注视着他。

“我建议，”他开始说道，“请求‘阿盖尔’号巡洋舰掉过头来，以舷侧对着‘弗雷亚’号，然后在破晓之前使装载我的人员和装备的强击艇靠挨着‘阿盖尔’号的背面一侧。‘弗雷亚’号这儿烟囱顶上的瞭望哨，就是使用望远镜，也无法看到小艇。那样就能使我们在整个下午作好我们的准备工作，而又不会被观察到。另外，以防万一有新闻界人士会雇用飞机，我想请求保持空中没有飞机飞行，并要求在我们作业处的视域范围内的所有喷药拖轮保持寂静。”

对于这样的要求，谁也没有异议。

朱利安爵士作了两条笔记。

“我将用四艘可各载两个人的轻舟接近‘弗雷亚’号，在月亮升起之前趁天黑停在相隔3海里远的海面上。它的雷达将无法观测到轻舟，轻舟的体积太小，在水面上的高度很低，是用木头和帆布制成的，在雷达上很难显示出来。划桨的人穿的是胶布、皮革和羊毛的内衣等等，所有的扣子都是塑料的。没有任何东西将在‘弗雷亚’号的雷达上显示出来。

“蛙人将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他们的氧气瓶必须是金属的，但在3海里的距离上所显示出来的信号不过像一只浮在水面的油壶那么大，不足以在‘弗雷亚’号的驾驶台上引起告警。在离开3海里远的地方，潜水员用罗盘对准‘弗雷亚’号船尾的方位，罗盘是带夜光的，所以他们是能够看清的，接着就可以从船上跳进水里。他们手腕上戴着夜光指南针，游泳时靠指南针定向。”

“为什么不向船头游去呢？”空军上校问道，“那儿光线要暗一些。”

“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那意味着要干掉那个在艄楼顶上放哨的家伙，而他也许会用步话机与驾驶台保持联系。”法龙说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那样要沿着那块甲板走很长一段路，而他们有一只可从驾驶台上操纵的探照灯。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从前面接近的话，上层建筑是五层楼那么高的铜墙。我们是可以爬上去的，但墙上开有窗户，其中有些船舱可能是有人住的。

“四名潜水员在‘弗雷亚’号的船尾处集合，我是其中之一。那儿应该有一个不大的悬伸部，只有几英尺高。好了，烟囱顶上有一个人，高达100英尺。但待在100英尺高处的人往往是朝外看，而不是直接朝下看。为诱使他往外张望，我想要‘阿盖尔’号开始打开它的探照灯对附近的另一艘舰艇闪射，为那个瞭望哨提供一个观察的目标。我们在把鸭脚板、面具、氧气瓶和加量用的皮带脱掉之后，便从水里攀上船尾。我们将是光着头，赤着脚，身上只穿件湿漉漉的橡皮服。所有的武器都在腰部的网状皮带上装着。”

“你们已经游了3海里，身上又带着40磅重的铁家伙，怎么可能爬上‘弗雷亚’号的船舷呢？”一位从部里来的人问道。

法龙微笑了起来。“到船尾栏杆那儿只有30英尺，”他说道，“在北海石油钻机上练习的时候，我们在垂直的钢架上花4分钟时间便攀登了160英尺。”

他认为没有必要详细解释做这样的特技表演所需要的强健体格，也不用解释使之成为可能的设备。科技人员早就为特种快艇勤务处研制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攀登用具，其中有磁性助爬器。助爬器就像菜盘一样，边上包着橡胶，这样就能一声不响地贴在金属板上。助爬器本身的橡胶下面镶一圈钢缘，这圈钢缘可以发出非常强大的磁力。攀登者用握住助爬器背面把手的那只手可以拨动一个拇指开关，便可控制磁力的产生和消失。电荷来自助爬器里面的一节镍镉电池，电池的体积很小，但可靠性很高。

潜水员经过训练可以从海里出来，伸出手来把第一只助爬器固定住，然后接通电流。

那块磁铁就牢牢地将助爬器吸附在钢结构上。悬在这上面之后，他们就向上伸出手去把第二只助爬器悬挂好。只有当这只助爬器固定稳妥之后，他们才解脱第一只助爬器，再向上伸出手去重新把它固定住。这样凭着拳头的握力、手腕和前臂就一节又一节地向上爬出海面。身躯、双腿、脚和装备都悬空着，由两只手和手腕承受重力。

磁铁的吸力很大，突击队员的双臂和双肩也非常有力，这样突击队员们在必要时能够攀登成45度夹角的悬伸部。

“第一个人是靠特制的助爬器上去的，”法龙说道，“他的身子后拖着一条绳子。如果船尾楼甲板上没有什么动静的话，他便把绳子系住，另外三个人用不了10秒钟便可登上甲板。好了，在这儿，在烟囱组件的背面，这只涡轮机壳体应该投下一个阴影，遮住从门上方的一只电灯照射下来的灯光，而那扇门通向与‘A’甲板相齐平的上层建筑。我们就聚集在这个阴影下。我们将穿着黑色的湿衣服，手、脚和脸都是黑乎乎的。

“第一个主要的危险，是从涡轮机壳体的阴影那儿穿过这块被照亮的后甲板，来到上层建筑的主体部分，那儿全是睡舱。”

“所以说，你们怎么办呢？”海军中将问道，他被从先进的技术返回到纳尔逊时代而被强烈地吸引住了。

“我们不走那儿，先生，”法龙说道，“我们将在背朝着‘阿盖尔’号停泊的烟囱那面。但愿烟囱顶上的那个瞭望哨将望着‘阿盖尔’号，背对着我们。我们将从涡轮机壳体的阴影那儿穿过去，绕过上层建筑的角落来到这儿的这一点，即待洗织物仓库的窗户外面。我们悄悄地用一只小型喷灯切割平板玻璃窗，喷灯靠一只小煤气瓶供气，我们就从窗户钻到里面去。这样的仓库的舱门不太可能是上锁的。谁也不会去偷肮脏的被褥，所以谁也不去锁这样的舱门。到这时为止，我们将进入上层建筑了，待在一条通道里，那条通道高通往‘B’、‘C’、‘D’甲板和驾驶台的主楼梯只有几码远。”

“你们在什么地方找到恐怖分子的头目呢？”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问道，“就是那个带引爆器的人。”

“在我们上楼梯的路上，我们在每一扇舱门旁听有没有说话的声音，”法龙说道，“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把门打开，用带消声器的自动枪把室内的每一个人都干掉。两个人走进船舱，两个人在外面警卫，这样一直登上这座建筑物。在楼梯上遇到人的话，也都照此办理。那样可使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D’甲板上。在这儿，我们不得不冒一下可能遇到的风险。一个办法是选择船长的舱室，有一个人将采取那个办法。把门打开，走进去不问情况便开枪射击。另一个人将去占领轮机长的舱室，位于同一层楼面，但在船的另一侧，也照此办理。最后两个人占领驾驶台，一个人带着手榴弹，第二个人拿‘英格拉姆’冲锋枪。那个地方大大，也就是驾驶台，无法选择目标。我们将只得用‘英格拉姆’向里面扫射，在用手榴弹使他们都瘫痪之后，把在那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干掉。”

“如果其中有一位是拉森船长怎么办呢？”部里的一个人问道。

法龙注视着桌面。“对不起，没有办法可以识别目标。”他说道。

“假如这两个船舱里或是驾驶台上都没有那个头目呢？假如那个带遥控引爆器的人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呢？在外面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在厕所中呢？在另一个船舱中睡着了呢？”

法龙少校耸耸肩膀。“好，”他说，“好极了。”

“有29个船员被锁在底舱，”一位科学家断言道，“你们不能把他们救出来吗？或者至少把他们带到甲板上，这样他们可从那儿找机会游泳逃命呢？”

“不行，先生。如果他们确实是在油漆仓库中的话，我已想尽一切方法到下面油漆仓库中去。而试图从甲板室下去将功亏一篑，门栓会咯吱咯吱作响，打开钢门会使灯光把船尾甲板照得通亮。还可从上层建筑的主楼下到轮机室去，而试图那样接近他们的话会使我的兵力分散。此外，轮机室非常大，有三层楼面高，像教堂一样是拱顶的。那儿只要有那么一个人趁我们在把他干掉之前与他的头目联络上的话，那就一切都完了。我认为，找到那个带引爆器的人是我们的上策。”

“如果油轮爆炸的话，而你和你的人都在甲板上，我猜想你们能够从船舷边跳水向‘阿盖尔’号游去是吗？”另一个从部里来的文职官员提示道。

法龙少校望着他，晒得黝黑的脸膛上露出怒容。

“先生，如果油轮爆炸的话，凡是在离它200码以内的水面上游泳的人，都会被吸进朝船窟窿里涌的水流之中。”

“很抱歉，法龙少校，”内阁事务大臣急忙插嘴道，“我想，我的同事只不过是关心你们自身的安全。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你们击毙引爆器持有者的把握是成问题的。不能阻止他引爆炸药，就将惹起我们正竭力要避免的灾难……”

“你固然说得很对，可是，朱利安爵士，”霍姆斯上校插进来说道，“如果恐怖分子在白天扬言要在今天夜里某个时候炸毁‘弗雷亚’号，而布希总理在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的问题上不会软下来的话，可以肯定，我们将试一下法龙少校的办法。到那时，我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掩饰的了。我们将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会议上大家喃喃自语表示同意。朱利安爵士表示认可。

“很好。请国防部向‘阿盖尔’号转达。它应该掉转方向以船舷对着‘弗雷亚’号，并在法龙少校的强击艇到达时提供掩护。环境事务部将指示空中交通控制人员测定所有试图在任何高度接近‘阿盖尔’号的飞机的方位，并使飞机返航；各有关负责部门将指示‘阿盖尔’号附近的拖轮和其他船只不要向任何人泄露法龙少校的准备情况。你本人怎么样，法龙少校？”

这位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队员对他的手表扫了一眼。时间是5点15分。

“海军借给我一架直升飞机，从巴特西的直升飞机机场飞到‘阿盖尔’号的后甲板。”他说道，“如果我现在动身的话，当我的人员和装备从海上到那儿时，我将可以在那儿了……”

“那么，你上路吧，祝你幸运，年轻人。”

那位少校稍微显得有些窘迫，收拾起了他的油轮模型、平面图和照片；当他与霍姆斯上校要动身到泰晤士堤岸旁的直升飞机停机坪去时，开会的人都站了起来。

疲惫不堪的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离开了充满香烟烟雾的会议室，冒着黎明前的寒气在向上攀登，他是在去向他的首相汇报，这已是春季中的又一天了。

在清晨6点钟，波恩发表了一个简单的声明，意思是说，经认真考虑了各种有关的因素之后，德意志联邦政府已做出结论，向讹诈让步毕竟是错误的，因此，在8点钟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的决策已予重新考虑。

然而，声明继续说道，联邦政府将竭尽全力与“弗雷亚”号的截夺者举行会谈，旨在通过其他可供选择的建议以寻求释放油轮及其船员。

西德的欧洲盟国在这个声明公布之前一个小时，被告知了声明的内容。每一位政府的首脑在私下里都问了同一个问题：“波思究竟居心何在？”

只有伦敦是例外，因为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底细。但在非官方的场合，每个政府都获悉，改变立场源自美国在夜间施加于波恩的紧迫压力，他们又都进而了解到，波恩希望在继续谋求更为乐观的进展之前只不过是同意暂缓释放而已。

随着消息的发布，波恩政府发言人与两位有影响的德国记者私下里分别共进工作早餐。在简短的用餐过程中，他用转弯抹角的语言使每一位记者都理解，政策的改变只是起源于华盛顿的粗暴压力。

当天的第一次无线电新闻广播发表了波恩新的声明，恰在这时，听众们正在拿起他们的报纸。各种报纸都满怀信心地宣布，两位飞机劫持者将在早餐时间获释。报纸的编辑们并无乐趣可言，向政府的新闻办公室提出了连珠炮似的问题，要求做出解释。谁也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消息。星期天的报纸该在那个星期六编排就绪，准备在第二天早晨对付一个爆炸性的问题。

在“弗雷亚”号上，来自波恩的消息是从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节目中传来的。德雷克在6点半钟已将他的便携式收音机调谐到那个节目的频率上。就像那天早晨欧洲其他许多感兴趣的收听者那样，那位乌克兰人默默无言地听着新闻，然后大声喊叫了起来：“他们究竟居心何在？”

“事情出岔子了，”索尔·拉森断然说道，“他们已变卦了。那是不会管用了。”

德雷克从桌子对面向前把身子倾得老远，把他的手枪直对着那位挪威人的脸作为回答。

“你不要幸灾乐祸，”他大声叫道，“那不仅仅是他们对我在柏林的朋友们耍这套鬼把戏，那不仅仅是针对我的，他是在与你这艘宝贵的油轮和船员们开玩笑。你不要忘了这一点。”

德雷克沉思默想了好几分钟，然后利用船长的内部对讲装置从驾驶台上唤了他的一位部下。那个人来到船舱时仍然戴着面具，并用乌克兰语与他的头目说话，但话音听起来是忧心忡忡的。德雷克让他留下来守卫拉森船长，他自己离开了15分钟时间。当他返回时，他粗暴地示意“弗雷亚”号的船长陪他到驾驶台上去。

呼叫声恰在7点钟差1分的时候传到了马斯控制中心站。20号波段仍然仅供“弗雷亚”号备用。值班员正期待着会有什么事情的，因为他也听到了来自波恩的消息。当“弗雷亚”号呼叫时，他使磁带录音机转动了起来。

拉森的声音听起来显得很疲倦，但他用一种不动声色的调子读着由他的俘获者所准备的声明。“鉴于波恩政府做出了愚蠢的决定，撤销原定在今天上午8时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的协议，目前参与截夺‘弗雷亚’号的人员发布如下公告：一旦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在今天中午之前未能获释并搭乘飞机前往特拉维夫，‘弗雷亚’号将在敲12点钟的时刻向北海中排放2万吨原油。任何阻止这项行动或干扰其进程的企图，以及任何使用船只或飞机进入‘弗雷亚’号周围禁区的企图，将导致油轮及其船员和货油的立即毁损。”

通话到此结束，波道被切断了。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几乎有100个侦听站收到了信息，不到15分钟，在欧洲各地早餐期间的无线电广播节目中，这条消息也包含在简明新闻之中。

到凌晨一两点钟时，马修斯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中开始变得像是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一般。

办公室中的几个人都已脱掉了上衣，松开了领带。助手们进进出出，从通讯室拿着信件送给总统的这位或那位顾问。设在兰利和国务院相对应的通讯室，已分别与白宫转接相通。当报道德雷克通牒的新闻稿送到办公室中并交到罗伯特·本森的手中时，欧洲时间是7点15分，但在这儿是清晨2点15分。他一言不发便把稿子转给了马修斯总统。

“我想，我们应该是料到了的，”总统困乏地说道，“但那决没有使听到这个消息时会感到轻松一些。”

“不管那个人究竟是谁，你是不是认为他将真的这样干呢？”戴维·劳伦斯国务卿问道。

“到目前为止，他在其他一切事情上都是说到做到的，该死。”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答道。

“我料想，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在特格尔正处于格外森严的戒备之中。”劳伦斯说道。

“他们不再在特格尔了。”本森答道，“他们恰在柏林时间的午夜之前已转移到了莫阿比特。那儿的设备更加先进，也更加安全可靠。”

“你怎么知道的，鲍勃？”波克尔威斯基问道。

“自从‘弗雷亚’号在中午发出通话之后，我就使特格尔和莫阿比特置于监视之下。”本森说道。

劳伦斯是位坚持老传统的外交家，露出了恼怒的神态。

“甚至对我们的盟国也暗中监视，这是新的方针吗？”他厉声说道。

“不完全是这样。”本森答道，“我们始终是这样干的。”

“为什么要换监狱呢，鲍勃？”马修斯问道，“是不是迪特里希·布希认为俄国人将会试图与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接触呢？”

“不，总统先生，他认为，我会这样干的。”本森说道。

“在我看来，这儿有一个我们也许还没有想到过的可能性，”波克尔威斯基插进来说道，“如果‘弗雷亚’号油轮上的恐怖分子干下去，排放2万吨的原油，并扬言在当天晚些时候再排放5万吨的话，布希身上的压力可能会变得无法承受……”

“毫无疑问，他们会这样干的。”劳伦斯说道。

“我的意思是，布希也许简直会下定决心自行其是，单方面释放飞机劫持者。记住，他并不知道这样一项行动的代价将是毁了都柏林条约。”

有几秒钟时间室内一片寂静。

“我无法制止他。”马修斯总统轻声说道。

“事实上，是有办法的。”本森说道。他立即吸引住了其他三个人的注意力。当他叙述那是什么样的办法时，马修斯、劳伦斯和波克尔威斯基的脸上都露出憎恶的神情。

“我不能下达那道命令。”总统说道。

“那要干的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本森附和道，“但那是先发制布希总理的惟一办法。而且我们将会知道，他是否试图制订过早释放那两个人的秘密计划。不要去管怎样干，我们将会知道。鼓起勇气来吧，否则的话，条约就完了，这肯定会带来重新恢复军备竞赛的后果。如果条约被撕毁的话，可以设想，我们将不会继续运粮食到俄国。如果那样的话，鲁丁可能倒台……”

“那就使得他在这件事情上做出非常狂乱的反应。”劳伦斯指出。

“也许是这样，但那是他的反应，而在我们知道其中的原因之前，我们无法判断他是多么狂乱。”本森继续说道，“在我们知道之前，如布希总理私下里获悉我刚才已提出的建议的话，那应该可以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控制住他。”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只不过是把它用作为可以牵制住布希的某种手段吗？”马修斯怀着希望问道，“我们实际上也许决不会干这件事是吗？”

这时，从伦敦的卡彭特首相那儿送来了给总统的私人信件。

“那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他读完信之后说道，“英国人估计，他们能够对付第一批排放的2万吨水面浮油，但再多就不行了。他们正在准备在日落之后用专业的蛙人袭击‘弗雷亚’号的计划，并把那个拿着引爆器的人干掉。他们自己认为成功的希望比较大。”

“所以，我们只要使德国总理再就范12个小时。”本森说道，“总统先生，我敦促你下达那道我刚才建议的命令。很可能的是，那道命令根本就用不着执行。”

“但一旦那必须执行呢，鲍勃？如果那必须执行呢？”

“那么，就一定要执行。”

威廉·马修斯用他的手掌捂住自己的脸，并用他的手指尖揉着疲倦的眼睛。“天哪，没有任何人应该根据别人的要求而下达像那样的命令，”他说道，“但要是我必须……鲍勃，下达命令。”

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了，在荷兰海岸的上空朝东方移动。法龙少校站在“阿盖尔”号巡洋舰的后甲板上，向下观望着三艘系泊在巡洋舰背面一侧的快速强击艇，巡洋舰现在已掉转船身，它的船舷对着“弗雷亚”号的泊位。从“弗雷亚”号烟囱顶上的瞭望哨那儿，所有这三艘小艇都将是无法看到的，舱面上的活动也是无法看到的。在舱面上，法龙的一队海上突击队员正在准备他们的轻舟，开箱拿出他们非同寻常的装备。日出时，阳光灿烂，万里无云，预示着又将是温暖而又晴朗的一天。海面上风平浪静。“阿盖尔”号的舰长理查德·普雷斯顿上校来到法龙的身旁。

他们肩并肩站着，向下观望着三只漂亮的海上战舰，它们花了8个小时便把人员和装备从普尔送到这儿。一艘战舰在离它们西侧几链远的海面上驶了过去，小艇在它掀起的浪涛中摇晃着。法龙抬头望着。“那是谁？”他问道，一边向挂着星条旗、并正向南驶去的灰色战舰点着头。

“美国海军已派出了一位观察员，”普雷斯顿上校说道，“美国军舰‘莫兰’号。它将在我们与‘蒙卡尔姆’号之间停泊。”他看了一眼他的手表。

“7点半钟。如果你愿意和我们一起进餐的话，军官餐室中已在上早餐了。”

当有人在“莫兰”号舰长迈克·曼宁上校舱室的门上敲门时，时间是7点50分。

战舰在连夜航行之后已停泊下来，而曼宁通宵达旦都坚守在驾驶台上，此刻，他正在用电动剃刀刮他的短胡。电信兵走了进来，曼宁接过了递上来的电报，对它扫了一眼，照样在剃他的胡子。然后他停了下来，转身面向那位不久前才应征入伍的士兵。

“那仍然是用的密码？”他说道。

“是的，长官。上面标明仅供你过目，长官。”

士兵走后，曼宁走到他的保险壁柜前取出他专用的译码簿。这是异乎寻常的，但并非闻所未闻。他开始用一支铅笔划着一列列的数码，在他身前的电报纸上搜索数码组合及其相应的字母组合。当他完成译码工作时，他仍坐在桌子旁，目不转睛地看着电报以寻找有没有差错。他重新检查了电报的开头部分，但愿那是恶作剧而已。但并没有开玩笑的地方。电报是发给他的，是通过华盛顿的海军部经斯坦福伦特转发的。而且那是总统下达的一道命令，是从华盛顿白宫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亲自给他下达的命令。

“他不能要我于那样的事。”他轻声说道，“没有任何人能要一个水兵于那样的事。”

然而，电报是这样说的，那是毫不含糊的。

一旦西德政府单方面谋求释放柏林的飞机劫持者，美国军舰“莫兰”号用炮火击沉超级油轮“弗雷亚”号，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引爆货油，并使环境的损害减到最低限度。这项行动将在美国军舰接收到“霹雳”重复“霹雳”的信号时实施。阅后即毁。

迈克·曼宁的年龄是43岁，已婚，有四个子女，孩子们都与他们的母亲住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郊外。他在美国海军中作为一名现役军官已有21年的时间了，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对一道作战命令表示怀疑。

他走到舷窗跟前，遥望着介于他自己和东升的旭日之间5海里以外的海面上低矮的轮廓。他想到，他的镁基照明弹在猛击油轮脆弱的船壳，在钻进下面挥发性很强的原油之中。他想到29个人，他们蹲在水线以下很深的舱底，被困在海浪下面80英尺深处的钢铁棺材之中，他们在等待救援，在思念他们自己那些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森林中的亲骨肉。他把自己手中的纸头揉烂了。

“总统先生，”他喃喃自语，“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干那件事。”

正文第十六章

早晨8点至下午3点。

“戴特斯基·米尔”的意思是“儿童世界”，是莫斯科的一家高级玩具店，四层大楼都摆着洋娃娃、玩具、木偶和游戏器具。与西方的同类商店相比，它显得陈设单调，货品低劣。但除了使用硬通货、主要接待外国人的小白烨商店之外，它是苏联首都所拥有的最好的商店。

无意之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家商店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与克格勃的总部大楼遥遥相对，而那个地方肯定不是一个儿童的世界。亚当·芒罗恰在莫斯科时间上午10点钟之前来到底层楼的软玩具柜台跟前，这儿比北海的时间要晚两个小时。他开始查看一只尼龙制的狗熊，像在盘算是不是为他的孩子把它买下来。

10点零2分，有人走到柜台跟前出现在他的身旁。他斜着眼睛瞧见了她苍白的脸色，她那通常显得丰满的嘴唇扭歪着，绷得紧紧的，露出烟灰的颜色。

她点点头。她的声音和他自己的声音一样，显得低沉、健谈而又超然。

“我设法看到了速记稿，亚当。情况是严重的。”

她拿起一个手动木偶，样子像一只小猴子，是用人造毛做的，并轻声对他诉说了她所发现的情况。

“那是不可能的，”他喃喃说道，“他得了心脏病而正在恢复之中。”

“不，他在去年10月31日半夜里被人开枪打死在基辅的一条街上。”

两位女售货员倚在20英尺以外的墙壁上，若无其事地对他们看了一眼，重又闲聊起来。在莫斯科采购货品的优点为数不多，但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售货员保证不会来管你的私事。

“是在柏林的那两个人干的吗？”芒罗问道。

“看来是这样的，”她阴郁地说道，“担心的是，如果他们逃到以色列的话，他们将会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使苏联遭到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

“会使马克西姆·鲁丁倒台。”芒罗低声说道，“难怪他不赞同释放他们。他不能赞同。他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而你，你安全吗，亲爱的？”

“我不知道。我认为并不安全。有人怀疑，没有说出口，但怀疑是存在的。要不了多久，电话总机上的人会汇报你打来的电话；看门的人将会对他的上司说，我在半夜三更开车出去。那都会凑在一起的。”

“听着，瓦伦蒂娜，我将把你从这儿带出去。很快，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

她第一次转过身子面对着他。他看见她的眼睛中热泪盈眶。

“事情办完了，亚当。我已干了你要我干的事情，现在已经太晚了。”她向上伸着手，在售货员吃惊的凝视目光面前略微吻了他一下。“再见，亚当，我亲爱的。对不起。”

她转过身子，停了一会儿使自己镇定下来，接着走开了，穿过玻璃门走到大街上，像是又一次穿过柏林墙中的裂口进入了东方。他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脸的挤奶洋娃娃，他从自己站着的地方看见了她走到了人行道上并转过弯消失不见了。一个身穿灰色军用雨衣。一直在擦汽车挡风玻璃的人直起身子，对挡风玻璃后面的同事点了点头，并跟在她的后面遛垯着。

亚当·芒罗感到悲痛，怒火像一团粘乎乎的酸液一样在他的喉头升起。当怒吼声如雷贯耳时，商店中的嘈杂声减弱了。他的手捏着洋娃娃的头，把飘带帽下面粉红色的笑脸揉皱了，砰地一声砸坏了，并把它弄成了碎片。

一位女售货员很快走到了他的身边。“你把它搞坏了，”她说道，“那值4个卢布。”

前一天下午，公众和宣传工具的注意力就如旋风一般地集中在西德总理的身上。与此相比，那一个星期六上午源源不断传到波恩的责问就更像是一阵飓风。

外交部从芬兰、挪威、瑞典、丹麦、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大使馆收到了一连串措辞十万火急的请求，都是要求接见他们的大使。他们的愿望都给予满足了，而每一位大使都用彬彬有礼的外交辞令询问了同一个问题：究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报纸、电视台和无线电广播电台把所有在周末度假的工作人员召了回去，尽力对这件事作最大限度的报道，而那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自从发生截夺油轮事件以来，除了那位法国的自由摄影记者所拍摄的照片之外，还没刊载过任何有关“弗雷亚”的报道。那位记者已被逮捕了，他的照片也被没收了。其他各家报纸都在猎取各自所能找到的任何资料。

记者们四处搜索前总理、内阁办公厅任职者和油轮的船长，以探询他们的看法。有人在船员的妻子面前挥舞大笔金钱，目的是为了拍摄她们呼吁解救她们丈夫的镜头，几乎所有船员的妻子都被找了出来。

有一位前雇佣军的司令主动承担只身袭击“弗雷亚”号的任务，索价100万美元。4位主教和17位议员，信仰、抱负各不相同，但都志愿顶替拉森船长和他的船员们作为人质。

“是单个去，还是合伙去？”迪特里希·布希在获悉这个情况之后厉声说道，“但愿威廉·马修斯，而不是30位优秀的海员，在船上就好了，我就会坚持到圣诞节。”

到上午过了一半时间为止，向两位德国新闻和广播界的明星所透露的消息，开始产生了作用。他们分别在德国电台和电视台上发表了评论，各通讯社和常驻德国记者采用了他们的评论，并作了更为广泛的报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迪特里希·布希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才在拂晓采取行动的。

波恩拒绝证实这个观点，但也不加以否认。政府发言人纯粹采取回避的态度，对新闻界来说，恰是不言而喻的。

当华盛顿的天色破晓时，重点转移到了白宫，这儿的时间比欧洲要晚5个小时。到华盛顿时间早晨6点钟为止，白宫记者团嚷嚷着要求总统亲自接见。他们只得满足于会见一位感到烦恼而又闪烁其辞的官方发言人，但他们对他并不感到满意。那位发言人之所以闪烁其辞，只是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不断向椭圆形办公室求助，但得到的新的指示只是说，他应该告诉新闻记者，这件事属于欧洲事务，欧洲人肯定会采取他们心目中的上策。那样就把这件事又抛回到越发恼怒的德国总理那儿。

“这种局面究竟还要持续多长时间呢？”心乱如麻的威廉·马修斯对他的顾问们大声说道。这时在华盛顿恰好才过6点钟，他边说边推开了一盘炒鸡蛋。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星期六上午，美洲和欧洲的许多办公室中都有人询问这同一个问题，但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100万吨“穆巴拉克”原油的主人，正从得克萨斯州的办公室中向华盛顿打电话：那些原油都在“弗雷亚”号油轮的甲板下面潜伏着，蕴藏着危险的火种。

“我才不管它现在究竟是上午的什么时间。”他对政党中总统竞选班子负责人的秘书大声说道，“你把他唤来接电话，告诉他，我是克林特·布莱克，你听见没有？”

当总统所属政党的竞选班子负责人最终来接电话时，他的心情可不是愉快的。他在把听筒放回到又托开关上时，心中感到闷闷不乐。价值100万美元的竞选捐款，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不是区区小事，而克林特·布莱克扬言要退出他所属的政党，并把这笔款子捐赠给反对党，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货油完全是由劳合社承担全损保险的，看来对他来说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但那天上午，他是一位怒不可遏的得克萨斯人。

在那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中，哈里·温纳斯特鲁姆在从鹿特丹打电话到斯德哥尔摩，要他在航运、金融和政府部门中的每一位朋友和熟人向瑞典首相施加压力。所施加的压力是卓有成效的，而且转而施加在波恩身上。

在伦敦，劳合社董事长默里·凯尔索爵士，发现环境事务部的常务次官仍然在他白厅中的办公桌旁。在通常情况下，星期六并不是英国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办公的日子，但这一天可不是寻常的星期六。当从唐宁街传来消息说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将不会获释时，鲁珀特·莫斯班克爵士在黎明前急忙从他的乡村别墅中驱车返回了。他示意让他的来访者就座。

“该死的事情。”默里爵士说道。

“确实骇人听闻。”鲁珀特爵士附和道。

他拿出奶油甜饼干，两位爵士呷着茶水。

“事情在于，”默里爵士最终说道，“涉及的款项确实巨大，接近10亿美元。如果‘弗雷亚’号被炸毁，即使溢油受害国向西德，而不向我们，提出控告的话，我们仍然不得不承担油轮、货油和船员的损失。那笔钱大约是4亿美元。”

“当然，你应该能付得起这笔钱。”鲁珀特爵士忧心忡忡地说道。劳合社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而已，它是一个公共机构。因为鲁用特爵士领导的部门管辖海运业务，他是与此有关的。

“哦，是的，我们会付这笔钱的。不得不付。”默里爵士说道，“事情在于，这是很大一笔钱，以致它势必会反映在国家这一年度的无形收入上。也许会影响收支平衡，真的。一则是因为才向国际货币基金会申请了另一笔贷款……”

“那是德国的问题，你知道，”莫斯班克说道，“确实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事情。”

“然而，人们也许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敦促一下德国人。飞机劫持者当然是些坏蛋，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就不能让在柏林的那两个讨厌鬼走呢？对他们来说甩掉才好呢！”

“让我来办吧，”莫斯班克说道，“我会尽力而为的。”

他私下里知道自己是无能为力的。锁在他保险柜里的机密档案告诉了他，法龙少校还有11个小时就要乘轻舟出发了，而在那个时间以前，首相的命令是，必须坚持那个方针。

上午过了一半时，迪特里希·布希总理在与英国大使会晤的过程中，获悉有关图谋发起水下袭击的计划。他略微感到平静了一些。

“那么，整个事情就是这样了。”当他检查了摊开在他面前的计划后说道，“为什么以前不能把这件事告诉我呢？”

“我们以前对它是否管用并无把握。”大使圆滑地说道。他接到的指示是要那样说的。“整个昨天下午和晚上，我们都在筹划这件事情。在天亮之前，我们相信那完全是切实可行的。”

“你们自己估计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迪特里希·布希问道。

大使清了一下他的喉咙。“我们设想，多半的可能是对我们有利的。”他说道，“太阳在7点半钟落山。到9点钟，天全黑了。我们的人在今晚10点钟出发。”

总理看了看他的手表，还有12个小时。如果英国人尝试之后成功的话，功劳大部分归于他们的蛙人袭击者；但也归功于他的沉着冷静。如果他们失败的话，那是他们的责任。

“那么说，现在全看这位法龙少校了？很好，大使，我在今晚10点钟之前将继续扮演我的角色。”

美国战舰“莫兰”号除了配备导弹之外，还装有两门口径为5英寸的45型舰载火炮，一门朝前，一门朝后。这两门炮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火炮，采用雷达瞄准，由计算机操纵。每门炮都能快速连发一整弹仓的20发炮弹而无需装填，各种类型炮弹的发射顺序可在计算机上预先编制。

在早先的日子里，舰载火炮的弹药必须用人工从舱底的弹药库里扛出来，利用蒸汽做动力吊到炮塔上，然后由汗流侠背的炮手塞进炮膛之中，而这种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莫兰”号上，从弹药库的库中选择何种类型和性能的炮弹是由计算机进行的，炮弹可以自动地传送到发射炮塔上，口径为5英寸的火炮无需由人插手便可装填、发射、退弹壳、重新装填并再次发射。

瞄准是靠雷达进行的，军舰上这双无形的眼睛将根据所编制的程序指令寻找目标，并按风向、射程、目标或发射台的运动作校准。一经锁定，火炮就将保持瞄准那个目标直至输入新的指令为止。计算机将与雷达这双眼睛协同动作，在转瞬之间即可补偿“莫兰”号本身、目标，或者其间风力所产生的微小变化。一旦锁定了之后，目标可以开始移动，“莫兰”号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去。火炮只是在寂静无声的轴承上移动，把致命的炮口完全对准炮弹应该命中的目标。波涛汹涌的大海可迫使“莫兰”号纵横摇动，目标可以左右摇摆和回旋，但那丝毫没有影响，因为计算机可以进行补偿。甚至自动定位的炮弹降落时的杀伤方向性图，也是可以预调的。

作为一种补救措施，枪炮官借助一只高悬着的摄像机可以观察到目标。当他想要改换目标时，可向雷达和计算机发出新的指令。

迈克·曼宁上校凭栏仁立，并从那儿极为专心致志地审视着“弗雷亚”号。不管是谁为总统出谋划策的，这个人肯定干得不错。在“弗雷亚”号毁损的情况下，船上的100万吨原油将流失而造成环境的污染。但如果货油仍在油舱中，或者在油轮破损的一刹那着火的话，原油就会燃烧起来。事实上，它将不仅仅是燃烧，而且会爆炸起来。

在通常情况下，原油是极难于燃烧的，但如果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原油势必将达到它的闪点而着火。“弗雷亚”号上装载的“穆巴拉克”原油是所有原油中最轻的。熊熊燃烧的镁块的温度可达摄氏1000度以上，如使其钻进船壳的话，那是会奏效的，而且绰绰有余。船上多达百分之九十的货油将决不会以原油的形式流入海洋，它会付之一炬，火球将腾空而起，直上10000多英尺的高空。

货油所会留下的，将是在海面上随波逐流的浮渣和一团黑色的烟幕；那团烟幕将与曾经悬挂在广岛上空的蘑菇云一般大小。至于油轮本身，一切都将荡然无存，但环境问题将会减小到可以治理的程度。迈克·曼宁把他的枪炮官查克·奥尔森少校唤来与他一起站在栏杆旁。

“我想要你把前甲板炮装上炮弹瞄准目标。”他斩钉截铁般地说道。奥尔森开始把命令记录下来。

“弹药：3发穿甲弹，5发镁基照明弹、2发高爆弹，总共10发。然后按那个顺序重复一次。总共20发。”

“是的，长官。3发穿甲弹，5发照明弹，2发高爆弹。弹丸散布图形呢？”

“第一发炮弹对准目标，第二发提前200米，第三发再提前200米。5发照明弹后退40米。然后高爆弹再提前，每发都是提前100米。”

奥尔森少校记下了他的舰长所要求的弹丸散布图形。曼宁凭栏定睛遥望。在5海里之外，“弗雷亚”号的船头径直对着“莫兰”号。他所下达的弹丸散布图形将使弹丸落在从“弗雷亚”号的首尖舱到它上层建筑的底部的一条线上，随后返回到船头，然后再用高爆弹朝上层建筑返回去。穿甲弹穿透甲板上的钢板而捅开它的油舱，就像用解剖刀切开皮肤一样。5发照明弹将成一条直线钻进裂口。高爆弹将把熊熊燃烧的原油向外扩展到所有的左舷和右舷舱室。

“记下了，舰长。第一发炮弹的落点怎么样？”

“越过‘弗雷亚’号船头10米处。”

奥尔森的铅笔在他书写板的纸页上方停住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所写的文字，然后抬起他的目光注视着5海里以外的“弗雷亚”号。

“舰长，”他慢慢地说道，“如果你那样干的话，它将不仅会沉没下去，它将不仅会燃烧，它将不仅会爆炸，它将化为乌有。”

“那是我的命令，奥尔森先生。”曼宁铁板着脸说道。

他身旁那位年轻的瑞典裔美国人变得脸色苍白。“看在上帝的面上，那艘船上有30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海员。”

“奥尔森先生，我知道这个情况。你要么执行我的命令并把那门大炮对准目标，要么告诉我，你拒绝这样做。”

枪炮官僵直着身子站成立正姿势。

“我将为你将那门大炮装上炮弹并瞄准目标，曼宁舰长，”他说道，“但我不愿意开炮。如果要按下那个射击按钮的话，你必须自己去按。”

他啪地一声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便迈着大步走到甲板下面的射击控制室去了。

你不必这样干的，站在栏杆旁的曼宁想道。如果总统亲自下达命令的话，我会开炮的。然后我将退役辞职。

一个小时之后，一架韦斯特兰公司制造的“威赛克斯”直升飞机从“阿盖尔”号巡洋舰飞到了头顶上空，放下一位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到“莫兰”号的甲板上。他请求与曼宁上校密谈，并被立即让进了那位美国人的舱室。

“普雷斯顿上校向你致意，长官。”那位海军少尉说道，并将一封普雷斯顿写的信递给了曼宁。当他读完信件时，就像一位被送到了绞刑架下而又被赦免的人那样宽舒地松了口气。那封信告诉他：“英国人在当晚10点钟将派出一队武装蛙人，所有的政府都已同意在此期间将不单独行动。”

正当两位军官在美国军舰“莫兰”号上面交谈时，搭载亚当·芒罗返回西方的民航客机正在飞越苏联与波兰之间的边界。

芒罗走出捷尔任斯基广场的玩具商店之后便走进一间公共电话亭，给他使馆的政务参赞打了个电话。他用暗号告诉那位感到惊愕的外交官，他已找到了他的上司想要了解的东西，但他将不会回到大使馆去，而是将径直到飞机场去赶乘中午的航班。

等到那位外交官把此事通知外交部，而外交部转告了秘密情报局时，回电已是为时太晚了。电报的意思是说，芒罗应该用电报转达他的消息。而芒罗正在登上飞机。

“他究竟在干什么？”奈杰尔·欧文在获悉他那只预示风暴的海燕正在飞回家中时，便在秘密情报局伦敦的总部向巴里·弗恩代尔问道。

“不知道，”负责苏联处的那位头目说道，“也许‘夜莺’已经告吹了，他需要赶在闹出外交事件之前匆匆回来。我要去接他吗？”

“飞机什么时候着陆？”

“1点45分，伦敦时间。”弗思代尔说道，“我想，我应该去接他。看来，他已知道怎么回答马修斯总统的问题。坦率地说，我非常想了解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也是这样。”奈杰尔爵士说道，“开一辆带保密电话机的汽车，与我本人保持联系。”

11点45分，德雷克派他手下的一个人去把“弗雷亚”号的泵管理员带回到“A”甲板上的货油控制室。他把索尔·拉森交给另一个恐怖分子看守，自己走到下面的货油控制室，从口袋里掏出熔丝管重新装上了。货油泵又接通了电源。

“你排放货油时要干些什么？”他问那位船员，“我还是让人用冲锋枪对准你的船长，如果你要花样的话，我会下令开枪的。”

“油轮输油管系统的终端是在一个地方，那一组管子我们称为歧管。”那位泵管理员说道，“从岸上设施来的软管接在歧管上。接好之后，打开歧管上的总阀门，油轮就开始泵油。”

“你们的流量有多大？”

“每小时2000吨。”那个人说道，“在放油的过程中，油轮上各个部位的若干油舱同时排放，这样可使油轮保持平衡。”

德雷克已经注意到，有一股小的潮流正从“弗雷亚”号油轮旁流过，流速为一节，朝东北方向荷兰的弗里西亚群岛流去。他指着“弗雷亚”号左舷船中的一只油舱。

“打开那只油舱的总阀门。”他说道。那个人停顿了片刻，然后照办了。

“好，”德雷克说道，“我下令时，开动那只货油泵，把整个油舱都排空。”

“放进海里吗？”泵管理员疑惑不解地问道。

“放进海里，”德雷克厉声说道，“布希总理就会懂得国际压力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时间逐分逐秒地临近4月2日（星期六）的正午时，欧洲屏住了气息。就任何人所知道的而言，恐怖分子由于有人冒犯了他们头顶上的领空业已处决了一位海员，而且扬言在敲响正午的时刻又要这样干，或者排放原油。

在前一天傍晚替换拉瑟姆少校的那架“猎人”号到上午11时已缺乏燃油了，所以拉瑟姆又回来值班了。当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逼近正午时，摄影机在转动着。

在他上方数英里的高空中，一只“秃鹰”号间谍卫星已经就位，源源不断地使图像信号跨越地球传送到椭圆形办公室中。坐在办公室中的美国总统面容憔悴，正在观看电视屏幕。在电视机上，“弗雷亚”号就像一只伸出的手指那样缓慢地从底部边缘映入了画面。

在伦敦，达官显宦聚集在内阁办公厅简令下达室中一块屏幕前，屏幕上显示出了“猎人”号所拍摄的图像。“猎人”号从11时55分起使用卷筒式摄影胶片，图像传送到飞机下面配备“戴达林克”计算机的“阿盖尔”号舰上，然后从那儿转送到白厅。

在“蒙卡尔姆”号、“布莱达”号、“布赖纳”号、“阿盖尔”号和“莫兰”号军舰上，五个国家的水兵们把望远镜传来传去。军官们站到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处，在用望远镜举目遥望。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节目”中，英国议院塔上的“大笨钟”敲响了正午的时分。在离“大笨钟”200码远的内阁办公厅中，有人在比街道低两层楼面的地下室中大声喊道：“天哪，油轮在放油了。”在3000英里之外的地方，四位只穿件衬衣的美国人在椭圆形办公室中观看着同样的场面——一股胶粘的赭红色原油从“弗雷亚”号船中部左舷一侧喷射了出来。

那股原油与人的躯干一般粗细。在“弗雷亚”号功率强大的油泵的推动之下，原油越过左舷的栏杆，犹如雷鸣一般地落到25英尺之下的大海中。几秒钟之内，淡蓝色的海水便改变了颜色，散发出腐败的气味。石油冒着气泡返回到水面上，污渍开始扩散，随着潮流从油轮的船身旁向外流去。

放油持续了60分钟，直到一只货油舱排空了才停止。那一大片污渍呈鸡蛋的形状，宽的一头紧挨着荷兰的海岸，而细的一端接近油轮。最终，那片浮油与“弗雷亚”号分开了，开始漂流了起来。海面上是平静的，水面的浮油保持一个整体。但随着轻质原油在水面滑动时，浮油扩展了开来。到下午2点钟时，即放油结束之后一个小时，浮油层已长达10海里，最宽处已达7海里。

在华盛顿，“秃鹰”号卫星在向前行进，浮油退出了屏幕。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把电视机关掉了。

“那只不过是它载油量的五十分之一。”他说道，“那些欧洲人，该死，会发疯的。”

罗伯特·本森接了一个电话，转身面向马修斯总统。

“伦敦刚才与兰利取得了联系。”他说道，“他们的人已从莫斯科发了电报，说他已找到了针对我们问题的答案。他声称，他知道为什么如果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获释的话，马克西姆·鲁丁扬言要撕毁都柏林条约。他正亲自带着这则消息从莫斯科乘飞机回到伦敦，还有一个钟头他就要着陆了。”

马修斯耸耸肩膀。

“法龙少校这个人还有9个钟头就要带着他的潜水员出发了，也许那不再是举足轻重的了，”他说道，“但我肯定对了解这件事是感兴趣的。”

“他将向奈杰尔·欧文爵士汇报，欧文将告诉卡彭特夫人。也许你在她刚知道的时候就可以请她使用热线。”本森提示道。

“我会那样干的。”总统说道。

当安得鲁·德雷克决定再次通话联络时，华盛顿时间刚过上午8点钟，而欧洲已是下午1点过后了。他在放油的过程中一直显得忧郁而又孤独。

时至1点20分，索尔·拉森船长又在与马斯控制中心站通话，他通过那儿的人要求即刻接通荷兰首相简·格雷林先生的电话。海牙并没有磨蹭。有人预料，首相迟早会有机会与恐怖分子的头目亲自通话，并代表荷兰和西德发出谈判的呼吁。

“我在听你说话，拉森船长。”那位荷兰人用英语对挪威人说道，“我是简·格雷林。”

“首相，你已见到从我的船上放出20000吨原油了吗？”拉森问道，枪管离他的耳朵只相隔1英寸远。

“非常遗憾的是，看到了。”格雷林说道。

“游击队的领导人提议进行一次会谈。”

船长的声音响彻海牙的首相办公室。格雷林机警地抬头望着走到他身边的两位高级文职官员。磁带录音机无动于衷地转动着。

“我明白了。”格雷林说道，其实他一点也不明白，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而已。“什么样的会谈呢？”

“与沿岸国家和其他感兴趣的各方代表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拉森说道。他是在朗读摆在他面前的纸页。

简·格雷林用他的手捂住话筒。

“那些坏蛋想要举行谈判。”他激动地说道，然后，他对电话中说：“我代表荷兰政府同意为这样的一次会谈做东道主。请把这一点告诉游击队的为首分子。”

在“弗雷亚”号的驾驶台上，德雷克摇着头，用他的手捂住话筒。他匆匆与拉森讨论了起来。

“不能在陆地上。”拉森在电话中说道，“在这儿，海上。那艘英国巡洋舰叫什么名字？”

“它的名字是‘阿盖尔’号。”格雷林说道。

“它有一架直升飞机。”拉森按德雷克的指令说道，“会谈将在‘阿盖尔’号上举行。时间是下午3点钟。到场的人员中应该包括你本人、德国大使和五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舰艇的舰长。不得有别的人参加。”

“理解这一点。”格雷林说道，“游击队的为首分子将亲自出席吗？我将需要与英国方面磋商有关安全通行的保证。”

当“弗雷亚”号的驾驶台上又一次进行商议时，出现了一阵静默。拉森船长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不，为首分子将不参加。他将派出一名代表。在2点55分，‘阿盖尔’号上的直升飞机将获准在‘弗雷亚’号的直升飞机停机坪上空停留。机上不准有士兵或海军陆战队队员。只准有驾驶员和绞车手，两人都不得携带武器。有人将从驾驶台上监视这个场面。不准携带照相机。直升飞机下降的高度不低于20英尺。绞车手将放下绳梯，把使者从主甲板上吊起并送到‘阿盖尔’号。都领会了吗？”

“完全领会了。”格雷林说道，“我是否能问一下谁将当代表？”

“等一下。”拉森说道，线路被切断了。

在“弗雷亚”号上，拉森转向德雷克，并问道：“嗯，斯沃博达先生，如果你自己不去的话，你将派谁去呢？”

德雷克略微一笑。“你。”他说道，“你将代表我，你是我可以想得起来的最佳人选，你可使他们相信我既不是在与你的油轮，也不是与船员或是货油开玩笑。还有我的耐性已越来越差了。”

格雷林首相手中的听筒又劈啪作响复苏了。

“我已被告知，那将是我。”拉森说道，电话挂断了。

简·格雷林对他的手表扫了一眼。

“1点45分。”他说道，“还有75分钟。去把康拉德·沃斯唤到这儿来。准备一架直升飞机从离这个办公室最近的地方起飞。我要一条与伦敦的卡彭特夫人通话的直通线路。”

他几乎还没有把话说完，他的私人秘书便告诉他，哈里·温纳斯特鲁姆打电话来了。住在鹿特丹市希尔顿旅馆顶层套间中的百万老富翁，已在夜间搞到他自己的无线电接收机，始终监视着20号波段。

“你将乘直升飞机到‘阿盖尔’号上去。”他开门见山地对荷兰首相说道，“如果你让莉萨·拉森夫人和你一起去的话，我将感激不尽。”

“嗯，我不知道……”格雷林开始说道。

“发发慈悲吧，伙计，”那位瑞典人用沉重的嗓音说道，“恐怖分子决不会知道。如果这件事处理得不好的话，那也许是她最后见他一面的机会了。”

“过40分钟把她带到这儿来。”格雷林说道，“我们在2点半钟起飞。”

20号波段上的通话，已被每一个情报网络和大部分新闻单位收听到了。鹿特丹和九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之间的通讯线路已经在嗡嗡响了。华盛顿的国家安全局，已将记录稿在白宫的电传打印机上为马修斯总统打印了出来。一位助手正在从内阁办公厅快步穿过草坪到唐宁街10号卡彭特夫人的办公室去。驻波恩的以色列大使正在向布希总理提出紧急请求，要他从拉森船长那儿为戈伦总理查明恐怖分子是不是犹太人，而德国政府的首脑答应办这件事。

欧洲各地的晚报、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节目，都已准备好了下午5点钟用的标题，狂热的电话都打到了四个国家的海军部，请求如果会谈举行的话，届时提供有关会谈的报道资料。

当简·格雷林挂断哈里·温纳斯特鲁姆打来的电话时，亚当·芒罗搭乘的那架喷气式客机从莫斯科飞抵伦敦，降落在希思罗机场06号跑道的柏油碎石路面上。

巴里·弗恩代尔持有外交部的通行证，使他可以径直到达飞机的舷梯跟前。他那位从莫斯科来的同事脸色苍白，他让他钻进了后排座位。那辆汽车比“企业”所用的大部分汽车要好一些，在司机和乘客之间有一道屏障，并设有一架可与总部联络的电话机。

当他们飞速行驶在从机场到M4号高速公路的地下通道中时，弗恩代尔打破了沉默。

“旅途辛苦，老伙计。”他不是指飞机上的旅途。

“大难临头。”芒罗厉声说道，“我认为‘夜营’告吹了。肯定被对手盯上了。现在可能被逮住了。”

弗思代尔咂着舌头表示同情。

“该死的，倒霉，”他说道，“失去一位特工总是很可怕的。该死的，令人心烦意乱。我自己曾丢失过一对夫妇，你知道，有一个死得好惨。但我们干的这一行就是那样的，亚当。那就是基普林以往常称为‘大游戏’的一个组成部分。”

“只是这决不是游戏，”芒罗说道，“克格勃会在‘夜莺’身上干出来的事，决不是闹着玩的。”

“绝对不是闹着玩的。抱歉，不应该说那样的话。”弗恩代尔怀着期待的心情停顿了一下，这时，他们的汽车加入了M4高速公路上的车流。“但你确实搞到针对我们那个问题的答案了吗？为什么鲁丁这样病态地阻挠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呢？”

“对于卡彭特夫人的问题的答案，”芒罗严肃地说道，“是的，我搞到了。”

“是吗？”

“她提出了这个问题，”芒罗说道，“她将得到那个答案。我希望她会喜欢这个答案的。那是花费了一条生命才搞来的答案。”

“那也许是不明智的，亚当，老伙计。”弗恩代尔说道，“你不能就那么走到首相跟前去，你知道，即使是局长也必须预约。”

“那么，就请他预约一下。”芒罗说道，一边向电话机做了个手势。

“我想，我不得不这样办了。”弗恩代尔轻声说道。眼见一个有才华的人毁了自己的前途是一件憾事，但芒罗很明显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弗恩代尔将不会阻拦他的，局长曾对他说要保持联系。他完全遵命照办了。

10分钟之后，琼·卡彭特夫人在保密电话上仔细地听着奈杰尔·欧文爵士的声音。

“把答案当面说给我听吗，奈杰尔爵士？”她问道，“那不是有点异乎寻常吗？”

“完全如此，夫人。事实上，那是闻所未闻。恐怕，这可能意味着芒罗先生和情报局要分道扬镳了。但除了请专业人员从他嘴里把情报掏出来之外，我几乎无法迫使他说给我听。瞧，他已丢失了一位特工，在以往的9个月时间中，他像是已与那位特工成了一位私友，而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琼·卡彭特思索了一阵。

“我为自己已造成这样的悲痛深感遗憾，”她说道，“我愿意为自己不得不请他干这样的事，向你的芒罗先生表示歉意。请让他的司机把他送到10号来。你自己也马上到我这儿来。”

电话挂断了。奈杰尔·欧文爵士对着电话听筒凝视了一会儿。那位女人始终使他感到意外，他想到。好吧，亚当，你想要显赫一时，伙计，你会如愿的。但那将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过后你就另谋生路吧。在情报局里是不能有爱虚荣而又不守纪律的人物的。

奈杰尔爵士在向楼下的汽车走去时默默想到，不管那个解释是多么有趣，那也是空谈而已，或者很快就将变成是空谈的话题。还有7个小时，西蒙·法龙少校将带着三位同伴偷偷登上“弗雷亚”号，并把恐怖分子消灭掉。在那之后，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将待在该关押15年的老地方。

在二点钟，德雷克回到了接待舱，朝索尔·拉森向前倾着身子，并对他说：“你也许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阿盖尔’号上安排这次会谈。我知道，你在那儿将告诉他们我们是谁，有多少人，我们配备有什么样的武器，以及炸药放在什么地方。好了，仔细听着，因为这也是你不得不告诉他们的情况，如果你想挽救你的船员和油轮免遭立即毁损的话。”

他侃侃而谈了30多分钟。索尔·拉森毫无表情地听着，领会了他的一言一语及其言外之意。那位挪威人在他言尽之后说道：“我将告诉他们。倒不是因为我想要保全你的性命，斯沃博达先生，而是因为你不会马上毁掉我的船员和我的油轮。”

在隔音的接待舱中，内部对讲装置传出一阵令人毛骨惊然的声音。德雷克作了回答，透过窗户向外望着远处的艏楼。从“阿盖尔”号上起飞的“威赛克斯”直升飞机，正从靠海的一侧非常缓慢而又小心翼翼地逼近，尾翼上皇家海军的标志清晰可辨。

5分钟之后，索尔·拉森船长——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油轮主人——从上层建筑走到了室外，摄影机的镜头在他上方高悬着，把所拍摄的图像传输到了世界各地。在成百英里甚至成千英里之外的地方，待在地下室中的男男女女们都在观看这些图像。拉森坚持穿上他那条黑色的裤子，扣好了他的海运制服上衣，在他白色的毛线衫上有海轮船长的四条金环。他的头上戴着那顶镶边的制服帽，上面有北欧航运公司海盗头盔式的徽记。他是穿着那身该在前一天傍晚首次会见世界各地新闻记者时穿的制服。他摆平他那宽阔的肩膀，开始独自一人在那艘巨轮上步行很长一段距离，走到离他身前三分之一英里处直升飞机所垂下的绳梯和缆索跟前。

正文第十七章

下午3点至晚上9点。

在再过几秒便到3点钟的时候，巴里·弗恩代尔和亚当·芒罗搭乘奈杰尔·欧文爵士的私人高级轿车，抵达唐宁街10号。当他俩被引进连通首相办公室的接待室时，奈杰尔爵士自己已在那儿了。他冷淡地与芒罗寒暄了一番。

“我确实希望，你这样坚持要向首相当面汇报将是值得花费这番周折的，芒罗。”他说道。

“我想那会是这样的，奈杰尔爵士。”芒罗答道。

秘密情报局局长用嘲弄的目光注视着他的部下。很明显，那个人已经筋疲力尽了，在“夜莺”的事件上已历尽艰辛。诚然，那决不是违反纪律的借口。那间私人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朱利安·弗兰纳里爵士走了出来。

“请进，先生们。”他说道。

亚当·芒罗以前从来没有与首相本人会过面。她尽管两天两夜没睡觉了，但显得精力充沛，泰然自若。她向奈杰尔爵士问候，然后与两位以前没见过面的人——巴里·弗恩代尔和亚当·芒罗一一握手。

“芒罗先生，”她说道，“让我首先表达我个人深切的遗憾，我不得不使你造成个人的危险，也使你在莫斯科的那位特工可能被暴露。我并不希望要这样做，但回答马修斯总统的问题，在国际上，确实是很重要的，而我并不是轻易那样说的。”

“感谢你说那样的话，夫人。”芒罗答道。

她进而解释，正当他们谈话的时候，“弗雷亚”号的船长索尔·拉森正降落在“阿盖尔”号巡洋舰的后甲板上去参加会谈。而根据计划，那天傍晚10点钟，特种快艇勤务处的一队蛙人即将袭击“弗雷亚”号，企图消灭恐怖分子和毁掉他们的引爆器。

芒罗听到这话时，他的脸绷得像是花岗岩一般。

“如果，夫人，”他毫不含糊地说道，“这些突击队员成功的话，那么，截夺油轮事件就会结束，在柏林的两位囚犯将留在原地，而我那位特工可能被暴露就将是白费的了。”

她很通情达理，显得忐忑不安。

“我只能再一次表达我的歉意，芒罗先生。袭击‘弗雷亚’号的计划只是在今天凌晨一两点钟才制订出来的，是在马克西姆·鲁丁向马修斯总统递交最后通牒8小时之后的事。而在那时候，你已经在与‘夜莺’接洽了。要招呼那位特工撤回是不可能的。”

朱利安爵士走进房间对首相说道：“他们现在已转接好了，夫人。”

首相请她的三位客人坐下。在她办公室的角落里摆着一只箱式扬声器，线路接通隔壁的一间接待室。

“先生们，‘阿盖尔’号上的会谈要开始了。让我们来听听会谈的情况，然后我们将从芒罗先生那儿知道马克西姆·鲁丁为什么要发出令人惊奇的最后通碟的来由。”

索尔·拉森从天空中飞完令人头晕目眩的5海里路程，从“威赛克斯”号底下的绳梯跨上了英国巡洋舰的后甲板。这时，他头顶上方的发动机发出隆隆的吼叫，而水手们吹着风笛奏出更为高亢激越的乐曲声表示欢迎。

“阿盖尔”号舰长向前迈步，行了个军礼并伸出他的手。

“理查德·普雷斯顿。”那位海军舰长说道。拉森回了礼，并握了手。

“欢迎光临，船长。”普雷斯顿说道。

“谢谢你。”拉森说道。

“你是否乐意到下面的起居室去？”

两位船长从露天平台往下走到舰上最大的那间舱室之中，它是军官的起居室。在那儿，普雷斯顿上校正式做了介绍。

“尊敬的简·格雷林，荷兰首相。你们已在电话中说过话了，我相信……康拉德·沃斯阁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法国海军德斯莫林上校，荷兰海军德·琼上校，德国海军哈塞尔曼上校，还有美国海军曼宁上校。”

迈克·曼宁伸出他的手，并对那位满面胡子的挪威人的眼睛凝视着。

“遇见你很高兴，船长。”话卡在了他的喉咙口，索尔·拉森盯着他眼睛看的时间比他看其他几位海军指挥官要稍长一些，然后继续朝前走去。

“最后，”普雷斯顿上校说道，“但愿我能引见皇家海军陆战突击队的西蒙·法龙少校。”

拉森俯视着位身材短小、体格结实的两栖突击专家，并感到自己手掌中握着那个人硬梆梆的拳头。这样看来，他想道，斯沃博达毕竟是对的。

他们在普雷斯顿上校的请求之下都在那张宽阔无比的餐桌旁就座了。

“拉森船长，我应该说清楚，我们的会谈必须录音，并将用无法截获的方式从这间舱室传输到白厅，英国首相将在那儿收听。”

拉森点点头。他那凝视的目光不断游移到那位美国人的身上。别的人都在兴致勃勃地望着他。那位美国海军军官正在仔细察看那张红木餐桌。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能否请你尝点东西？”普雷斯顿问道，“也许来点饮料好吗？食品吗？茶水还是咖啡呢？”

“只要一杯咖啡，谢谢你。不加牛奶，也不要加糖。”

普雷斯顿上校向站在门口的一位勤务兵点点头，他便走开了。

“大家一致同意，首先由我提出我们各国政府都感到兴趣和关注的问题。”普雷斯顿上校继续说道，“承蒙格雷林先生和沃斯先生已经对此表示同意。当然，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我所忽略的问题。首先，请允许我问你，拉森船长，在昨天半夜三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仅仅是昨天吗？拉森想道。是的，星期五凌晨3点钟。现在是星期六下午3点零5分。不过是36个小时。那看来像是一个星期。他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在夜间值班的过程中“弗雷亚”号遭到截夺，袭击者如何不费吹灰之力便登上油轮，并把船员都赶到下面的油漆仓库中去。

“那么，他们有七个人是吗？”海军陆战队的少校问道，“你是否很有把握那儿就没有更多的人了？”

“很有把握，”拉森说道，“只有七个人。”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普雷斯顿问道，“犹太人吗？阿拉伯人吗？红色旅的人吗？”

拉森惊讶地凝视着四周一张张的面孔。他已经忘却，除“弗雷亚”号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些截夺者是些什么样的人。

“不是，”他说道，“他们是乌克兰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为首分子自称是‘斯沃博达’。他说那在乌克兰语中的意思是‘自由’。他们相互之间始终用像是乌克兰语的语言交谈。那肯定是斯拉夫语。”

“那么，他们究竟干嘛要谋求从柏林释放两位俄国籍的犹太人呢？”简·格雷林怒不可遏地问道。

“我不知道。”拉森说道，“那位头目声称，他们是他的朋友。”

“等一下，”沃斯大使说道，“我们都对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是犹太人而且希望到以色列去这一点感到入迷。不过，当然，他们俩都是来自乌克兰的利沃夫市。我的政府并没有想起，他们可能会是乌克兰游击队的队员。”

“为什么他们认为，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将有助于他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事业呢？”普雷斯顿问道。

“我不知道，”拉森说道，“斯沃博达不肯说。我问过他，他几乎要对我说出来了，但后来又闻嘴不谈了。他只肯说，释放那两个人将给予克里姆林宫一个沉重的打击，以至于能引起一场广泛的民众起义。”

他周围那些人的脸上露出茫然不解的神情。最后提出的问题，是关于油轮的布局、斯沃博达和拉森待在什么地方以及恐怖分子的部署，这又花费了10分钟的时间。最后，普雷斯顿上校环顾了一下其他几位舰长以及荷兰和德国的代表。大家都点点头。普雷斯顿向前倾着身子。

“好了，拉森船长，我想该是告诉你的时候了。今天晚上，这儿的法龙少校和他的一些同事即将从水下接近‘弗雷亚’号，从船舷攀登上去歼灭斯沃博达和他的一帮人。”

他宽舒地坐着，并观察有什么反应。

“不行！”索尔·拉森慢条斯理地说道，“他们不能去。”

“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不能从水下发动攻击，除非你们希望‘弗雷亚’号被炸毁而沉没。那就是斯沃博达派我到这儿来要告诉你们的话。”

拉森船长逐字逐句地把斯沃博达要带给西方的信息说得一清二楚。在日落之前，“弗雷亚”号上的每一只探照灯都将被打开，艏楼上的那个人将撤下来，从船头到上层建筑底部的整个前甲板将沐浴在灯光之中。

在睡舱中，每一扇通到外面的舱门都将被锁上，里面用插锁闩住。每一扇内舱门也将被锁上，以防有人从窗户爬进去。

斯沃博达本人带着他的引爆器将留在上层建筑里面，但将从50多个船舱中选一个舱室藏身。每一个船舱中的每一盏电灯都将亮着，每一扇窗帘都将被拉开。

有一位恐怖分子将留在驾驶台上，用步话机与烟囱顶上的那个人保持联系。其余四个人将拿着很亮的手电筒在整个“弗雷亚”号船尾部位的栏杆处巡逻，仔细瞭望海面上的动静。一看到一连串水泡的痕迹，或者看到有人在攀登船舷，恐怖分子就将鸣枪。烟囱顶上的那个人将使驾驶台上的值班员处于待命状态，值班员将通过电话向斯沃博达藏身的那个船舱中喊叫以示报警。这条电话线将彻夜保持畅通。斯沃博达在听到报警之后将按下那个红色的按钮。

当他说完时，会议桌四周鸦雀无声。

“杂种！”普雷斯顿上校气愤地说道。大家的目光都转到法龙少校的身上，他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拉森。

“嗯，少校？”格雷林问道。

“那么，我们可以从船头那儿登船？”法龙说道。

拉森摇摇头。“驾驶台上的值班员借着探照灯的灯光可以看到你，”他说道，“你在前甲板上走不到一半路。”

“我们无论如何得在他们逃跑用的汽艇上布设饵雷。”法龙说道。

“斯沃博达也想到那一点了。”拉森说道，“他们将把汽艇拖到船尾，置于甲板灯光的照射之下。”

法龙耸耸肩膀。

“那就只剩下从正面强攻，”他说道，“从水里冒出来就开火，用更多的兵力，在遭到阻击的情况下登船，破门而人，逐个把船舱搜遍。”

“根本不可能。”拉森斩钉截铁地说道，“你还没有来得及越过栏杆，斯沃博达就会听到你的声音，而把我们统统送上西天去。”

“恐怕，我不得不同意拉森船长的话。”简·格雷林说道，“我认为荷兰政府将不会同意搞一次敢死行动。”

“西德政府也不会同意的。”沃斯说道。

法龙尝试了他的最后一着。

“你大部分时间都和他本人单独待在一起，拉森船长。你愿意刺杀他吗？”

“很乐意。”拉森说道，“但如果你想给我一件武器的话，不用劳神。在我回去时，我将受到彻底的搜身检查，根本沾不到斯沃博达的边。如发现任何武器，我又有一位船员要遭到枪杀。我不打算携带任何东西上船。不带武器，不带毒品。”

“恐怕，那就完了，法龙少校。”普雷斯顿上校轻声说道，“那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不管用了。”

他从桌子旁边站起身来。

“嗯，先生们，不要再向拉森船长提任何问题了，我认为，我们几乎是无能为力了。现在必须向有关的政府汇报。拉森船长，谢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谢谢你的耐性。在我本人的船舱中，有人想和你说句话。”

索尔·拉森从寂静无声的军官起居室中由一位勤务兵领走了。迈克·曼宁怀着极度痛苦的心情看着他离去了。现在，法龙少校一班人马的袭击计划已告破产，而这使得那天上午从华盛顿下达给他的命令又恢复了令人可怕的可能性。

那勤务兵将挪威船长让进普雷斯顿私人住舱的门里。莉萨·拉森一直坐在床沿上，朝舷窗外凝视着“弗雷亚”号朦胧的轮廓。她从床边站起身来。

“索尔！”她说道。拉森用脚踢着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他张开双臂紧紧抱住了那位飞奔上来的女人。

“喂，小雪鼠。”

在唐宁街首相的私人办公室中，从“阿盖尔”号发来的传输信号被关掉了。

“该死！”奈杰尔爵士说道，表达出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观点。

首相转身面向芒罗。“好了，芒罗先生，看来，你的消息毕竟不是空谈的话题了。假如你的解释不管在哪一方面能帮助我们打破这个僵局，你冒的风险就不会是白费的。所以，一句话，为什么马克西姆·鲁丁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因为，夫人，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他在政治局中的地位是发发可危的，几个月来的情况一直是这样……”

“但在向美国人做出军备让步问题上，当然是这样。”卡彭特夫人说道，“这是维希纳耶夫想借此把他搞下台的问题。”

“夫人，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已挖空心思夺取苏联的最高权力，现在已骑虎难下。他将使用他力所能及的任何手段把鲁丁搞下台。因为如果他办不到的话，那么，再过8天时间签订了都柏林条约之后，鲁丁将把他搞掉。柏林的这两个人能使维希纳耶夫获得操纵一两名政治局成员的工具，这样便可使他们在选举时改变立场而加入他的鹰派。”

“通过什么方式呢？”奈杰尔爵士问道。

“通过说话。通过张开他们的嘴巴。通过活着抵达以色列并举行一次国际性的记者招待会。通过使苏联在公众面前和国际上承受巨大的耻辱。”

“不是由于杀死了一位默默无名的民航班机机长吗？”首相问道。

“不是，不是那个缘故。在那个驾驶舱里杀死鲁登科机长确实是出于无意。但如果他们真的要获得所需要的全世界公众的注意，逃向西方是必不可少的。瞧，夫人，在去年10月31日的夜里，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在基辅的一条街上暗杀了克格勃的头目尤里·伊凡南科。”

奈杰尔·欧文爵士和巴里·弗恩代尔坐着把身子挺得笔直，像是被螫了一下。

“那么，这就是他的遭遇。”弗恩代尔轻声说道，他是位苏联问题的专家。“我想，他肯定是丢尽了脸。”

“不是丢脸，而是进坟墓。”芒罗说道，“政治局当然知道这一点，鲁丁这一派中至少有一个人，或许是两个，已经扬言，如果刺客逍遥法外并使苏联出丑的话，他们要改换门庭。”

“弗恩代尔先生，根据俄国人的心理状态，那是说得通的吗？”首相问道。

弗恩代尔用手帕在眼镜片上来回转着圈子，他在拼命擦拭镜片。

“完全是讲得通的，夫人。”他激动地说道，“国内和国外。在危急的关头，例如粮食短缺，必须依仗克格勃在人民之中，特别是在非俄罗斯的民族之中，煽起畏惧情绪以使他们俯首听命。如果那种畏惧情绪消失殆尽，如果令人可怕的克格勃成为一种笑料，其反响可能是令人震惊的——当然，这是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来看问题。

“从国外，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克里姆林宫的政权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这种印象，对于莫斯科稳住它的阵脚和稳固地向前发展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是的，那两个人对于马克西姆·鲁丁来说是一颗定时炸弹。它的导火索被‘弗雷亚’号事件点燃了，而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么，为什么布希总理不能被告知鲁丁的最后通碟呢？”芒罗问道，“他会认识到，都柏林条约对他的国家具有重大的影响，比‘弗雷亚’号更为重要。”

“因为，”奈杰尔爵士插话道，“甚至鲁丁已提出最后通牒的这个消息也是保密的。如果消息泄露出去的话，全世界将认识到，这件事情肯定不仅仅是关系到一位被杀害的机长。”

“嗯，先生们，这都是很有趣的，”卡彭特夫人说道，“确实令人神魂颠倒。但那并不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马修斯总统面临两个抉择：同意布希总理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而丧失条约；或者，要求那两个人继续坐班房而丧失‘弗雷亚’号，在此同时，将招致十几个欧洲国家政府的憎恨，且犯天下之大不违。

“到目前为止，他已尝试了第三种抉择：即请戈伦总理在‘弗雷亚’号获释之后将那两个人送回到德国的监狱中。想法是要谋求使马克西姆·鲁丁感到满意。那可能会这样，也可能不会。事实上，本亚明·戈伦拒绝了。所以，情况就是那样。

“在此之后，我们尝试了另一种途径：袭击‘弗雷亚’号并使它获得释放。现在，那已成为泡影了。恐怕，再也没有别的抉择了，除非干我们猜测美国人心里想干的事情。”

“那是什么呢？”芒罗问道。

“用炮火把它击毁。”奈杰尔·欧文说道，“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证据，但‘莫兰’号的炮口刚好对准了‘弗雷亚’号。”

“实际上，是存在第三种抉择的。那也许会使马克西姆·鲁丁感到满意，而且那应该是会奏效的。”芒罗说。

“那么，请把这种抉择解释一下。”首相吩咐道。

芒罗作了解释。那只花了5分钟时间。大家默不作声。

“我感到那是极其令人厌恶的。”卡彭特夫人最终说道。

“夫人，你说得很对，可是，难道我把自己的特工暴露给了克格勃不也是这样？”芒罗冷若冰霜地答道。弗恩代尔对他投去了警告的目光。

“我们有这样魔鬼似的设备可供使用吗？”卡彭特夫人问奈杰尔爵士。

他注视着自己的手指尖。“我相信，专业部门也许能够着手搞那种东西。”他悄悄地说道。

琼·卡彭特夫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谢天谢地，这并不是我所需要做出的决定。那该是由马修斯总统做出的决定。我设想，那必须向他提出来。但应该当面把这件事向他进行解释。告诉我，芒罗先生，你是不是准备去执行这个计划？”

芒罗想起了瓦伦蒂娜朝外走到大街上的情景，想起了她走向身穿灰色军用胶布雨衣、正在等候着的那些人跟前去。

“是的，”他说道，“毫无疑问。”

“时间紧迫，”她轻快地说道，“如果你今晚要赶到华盛顿的话。奈杰尔爵士，你有什么想法吗？”

“有一班5点钟的‘协和’号客机，是飞到波士顿的新航班。”他说道，“如果总统同意的话，它可以转飞华盛顿。”

卡彭特夫人扫了一眼她的手表。显示的时间是下午4点钟。

“上路吧，芒罗先生。”她说道，“我将把你从莫斯科带来的消息告诉马修斯总统，并请他接见你。你可以向他当面解释你那个有些令人毛骨惊然的建议——要是他接到消息之后能很快见你的话。”

莉萨·拉森在她丈夫走进船舱以后的5分钟内仍然搂着他不放。他问了她有关家庭和孩子的情况。她在两个小时以前曾与他们通过话，星期六不用去上学，所以他们与达尔一家人待在家里。他们很好，她说道，他们在博格纳塞特喂过兔子之后刚回去。谈家常的话题逐渐消失了。

“索尔，会出什么事呢？”

“我不知道。我不理解为什么德国人不愿意释放那两个人。我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不允许释放他们。我与首相和大使一起开了会，他们也无法告诉我。”

“如果他们不释放那两个人的话，那个恐怖分子会……那样干吗？”她问道。

“他会的，”拉森若有所思地说道，“我相信，他会尽力这样干的。如果他这样干的话，我将尽力制止他。我必须这样。”

“外面那些好心的舰长，为什么他们不能帮你的忙呢？”

“他们帮不上忙，雪鼠，谁也不能帮我的忙。我必须自力更生，或者没有别的任何人愿意帮忙。”

“我不相信那位美国舰长。”她窃窃私语，“我与格雷林先生上船时见到他的，他不愿意正视我的脸。”

“不，他不能。对我也是这样。你瞧，他已接受了把‘弗雷亚’号从海里炸毁的命令。”

她从他身边挣脱了，抬头望着他，眼睛瞪得大大的。

“他不能这么干，”她说道，“谁也不能对别人于那样的事。”

“如果他不得不这样于的话，他会的。我并没有确切的把握，但我猜想情况是这样的。他那艘军舰的大炮对准着我们。假如美国人认为他们必须这样干的话，他们会这样于的。把货油烧毁将会减轻生态方面的损害，又可破坏讹诈的手段。”

她哆嗦了起来，把身子紧挨着他。她开始哭泣了起来。

“我恨他。”她说道。

索尔·拉森抚摩着她的头发，他那偌大的手掌几乎盖住了她细小的头部。“不要恨他，”他低沉地说道，“他有他的命令。他们都有他们的命令。他们都将干远在欧洲和美洲的首脑机关中的人吩咐他们干的事情。”

“我不在乎那个，我恨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

他笑了起来，而他抚摩着她，温情脉脉地打消她的疑虑。

“为我做点事情，雪鼠。”

“啥事都行。”

“回家去。回到奥勒松去，离开这个地方，照料库尔特和克里斯蒂娜。把房子为我准备好。这儿事情完了之后，我就将回家。你可以相信那一点。”

“和我一起回去。现在。”

“你知道我不得不走。时间已经到了。”

“不要回到那艘船上去，”她央求着他，“他们会把你杀死在那儿的。”

她在拼命用鼻子吸着气，竭力不哭出声来，竭力不伤他的感情。

“那是我的船，”他轻声说道，“那是我的船员。你知道，我不得不走。”

他任凭她坐在普雷斯顿舰长的扶手椅中而自己离去了。

当拉森这样离开的时候，载着亚当、芒罗的汽车转弯驶离了唐宁街，穿过一群希望在此危急关头瞥上一眼达官贵人的观光者，从议会广场转弯驶上克伦威尔路和通往希思罗机场的高速公路。

5分钟之后，两位皇家海军的水兵为索尔·拉森扣好了吊装索具的扣子，“威赛克斯”直升飞机的旋翼在他们的上方转动，把他们的头发都拂乱了。

普雷斯顿上校偕同他属下的六名军官和四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舰长排成一行，站在离开几码远的地方。“威赛克斯”开始升空了。

“先生们！”普雷斯顿上校说道。五只手举过镶边的军帽同时行了军礼。

迈尔·曼宁看着那位索具系身、满面胡子的海员从他身边离去了。那位挪威人从100英尺以外的上方像是直接俯视着他。

他知道了，曼宁恐惧地想到。哦，天哪！他知道了。

索尔·拉森走进“弗雷亚”号他自己那套房间的接待舱中，冲锋枪对着他的背部。斯沃博达坐在他那张通常坐的椅子中。拉森被领到桌子尽头的一张椅子跟前就座。

“他们相信你的话吗？”那位乌克兰人问道。

“是的，”拉森说道，“他们相信我的话。你说得对，他们正在准备用蛙人在天黑之后发动袭击，但那已经被撤消了。”

德雷克哼了一声。

“也好，”他说道，“要是他们尝试一下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按下这个按钮的，不管死活如何。他们逼得我走投无路。”

在正午前10分钟，马修斯总统放了下电话听筒，他与伦敦的英国首相通了10分钟的电话。他望着他的三位顾问。他们每人都在扬声器上听到了谈话的内容。

“所以，就是这样，”他说道，“英国人不再搞他们的夜袭了。我们又一个可能的抉择告吹了。那就差不多使我们只剩下由我们自己把‘弗雷亚’号炸毁的计划了。军舰就位了吗？”

“就位了，大炮已经瞄准目标，炮弹已经上膛。”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说道。

“除非芒罗这个人有某种管用的主意。”罗伯特·本森提示道，“你同意接见他吗，总统先生？”

“鲍勃。如果魔鬼能提出如何使我摆脱这个困境的建议，我会接见这个魔鬼的。”马修斯说道。

“我们现在至少对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戴维·劳伦斯说道，“马克西姆·鲁丁的反应并不是过火的。他毕竟只得这样干，而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在他与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的斗争之中，他也没有王牌了。在莫阿比特监狱中的那两个人究竟是怎么设法开枪打死尤里·伊范南科的呢？”

“我们不得不设想，‘弗雷亚’号上那一帮人的为首分子帮助他们干的。”本森说道，“我真想搞到那个斯沃博达。”

“毫无疑问，你会把他杀掉的。”劳伦斯带着厌恶的神情说道。

“错了，”本森说道，“我要他加入我的队伍。他顽强不屈、足智多谋而又残酷无情。他已把十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握在手心，使那些政府像傀儡一样亦步亦趋。”

在华盛顿的正午、伦敦下午5点钟时，临近傍晚起飞的“协和”号飞机，在希思罗机场的混凝土跑道上方收起高跷似的起落架，抬起垂下的矛状机头直指西方的天空，穿过音障朝西下的夕阳爬升着飞去。

由于收到来自唐宁街的命令，所以打破了在飞到远处的海域上空之前不能造成音爆的常规。像铅笔一般修长的飞行器上，四台呼啸怒号的“奥林匹斯”型发动机在起飞之后便开足了马力，15万磅的推力使这架飞机在向同温层猛冲。

机长估计三个小时可以飞抵华盛顿，赶在太阳前面两个小时。飞到大西洋中途之后，他便极为遗憾地通知他那些前往波士顿的旅客，“协和”号由于包罗万象的“机务原因”将在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作短暂停留，然后才飞回波士顿去。

当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终于在星期六的傍晚与马克西姆·鲁丁亲自会晤时，在西欧时间是傍晚7点钟，但在莫斯科已是9点钟了，这样的会晤是异乎寻常的，而他为了这次会晤已吵嚷了一整天。

苏俄这位年迈的独裁者，同意在武器库大楼三楼政治局的会议室中会见这位党的理论家。

当维希纳耶夫到达时，他由尼古拉·克伦斯基元帅作为后盾，但他发现鲁丁由他的盟友德米特里·赖可夫和瓦西里·佩特罗夫撑腰。

“我注意到，在乡村中欣赏这个春光明媚的周末的人像是寥寥无几。”他酸溜溜地说道。

鲁丁耸耸肩膀。“我在与两位朋友私下里会餐，正吃得津津有味呢！”他说道，“什么风把你们，维希纳耶夫同志和克伦斯基同志，在这个时刻吹到克里姆林宫来啦？”

会议室中没有秘书和警卫，里面只有五位联盟的权贵，他们怒气冲冲地对峙着，他们的头顶上方是装在高耸的天花板上的球形玻璃灯。

“叛国！”维希纳耶夫厉声说道，“叛国！总书记同志！”

寂静显得不祥而又咄咄逼人。

“谁叛国？”鲁丁问道。维希纳耶夫从桌子对面倾着身子，在离鲁丁面孔只有两英尺远的地方说话。

“利沃夫两个卑鄙的犹太人叛国。”维希纳耶夫愤愤地说道，“现在关在柏林一座监狱中的两个人叛国。北海一艘油轮上一帮杀人犯正为他们谋求自由的那两个人，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叛国。”

“那是真的，”鲁丁小心翼翼地说道，“去年12月，这两个人谋杀了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鲁登科机长，构成了……”

“这难道也不是真的？”维希纳耶夫咄咄逼人地问道，“那两个杀人犯谋害了尤里·伊凡南科？”

马克西姆·鲁丁非常想对旁边的瓦西里·佩特罗夫源上一眼。事情已出岔子了。有人走漏了风声。

佩特罗夫的双唇倔强地绷紧了。他现在通过阿布拉索夫将军操纵着克格勃。他也明白，知情者的圈子是不大的，是很小的。他可以肯定，那个走漏风声的人是库库希金上校，那个人起先没有保护好他的主子，然后又没有把杀害他主子的凶手干掉，现在正竭力采用改换门庭并向维希纳耶夫告密以求找到自己的出路，也许，甚至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那肯定是有嫌疑的。”鲁丁小心翼翼地说道，“不是有证据确凿的事实。”

“我理解，那是证据确凿的事实。”维希纳耶夫厉声说道，“那两个人已肯定被查明是杀害我们亲爱的尤里·伊凡南科同志的凶手。”

鲁丁回想起，维希纳耶夫对伊凡南科多么恨之入骨而盼望他命赴黄泉。

“这一点是空谈而已。”鲁丁说道，“即使就杀害鲁登科机长来说，两位杀人犯就该被处死在柏林的牢房里。”

“也许不是这样。”维希纳耶夫愈加怒不可遏地说道，“看来，他们可能被西德释放，并送到以色列去。西方是软弱的，它在反对‘弗雷亚’号上的恐怖分子问题上不可能坚持很长时间。如果那两个人活着到达以色列的话，他们会说话的。我认为，我的朋友们，哦，是的，我确实认为，我们都知道他们将会说些什么。”

“你有什么要求呢？”鲁丁说道。

维希纳耶夫站起身来。克伦斯基也跟着站起身来。“我坚决要求，”维希纳耶夫说道，“在明天晚上这个时候，9点钟，在这间房子里召集一次政治局的特别全会。讨论一项国家的非常紧急事件。这是我的权力，总书记同志！”

鲁丁一团蓬乱的花白色头发慢慢地上下摆动着，他从他的眼睫毛下面朝上望着维希纳耶夫。

“是的，”他咆哮着说道，“那是你的权力。”

“那么，等到明天这个时候再说。”那位理论家厉声说道，并傲然阔步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鲁丁向佩特罗夫转过身去。

“是库库希金上校吗？”他问道。

“看来像是那样。不管怎么说，维希纳耶夫是知道了。”

“是不是还有可能在莫阿比特把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干掉呢？”

佩特罗夫摇摇头。

“在明天之前不可能，在那样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可能由一个新的人重新组织一次行动。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向西方施加压力而根本不释放他们呢？”

“没有了，”鲁丁慢慢地说道，“我已向马修斯施加了我所知道的每一样压力。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在他身上加压的了。现在要看他的了，他和波恩那位该死的德国总理。”

“明天，”赖可夫严肃地说道，“维希纳耶夫和他的人将会把库库希金推上阵，并强烈要求我们听完他说的话。而如果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在那时候到达以色列的话……”

在欧洲时间傍晚8点钟，安德鲁·德雷克通过索尔·拉森船长的口，从“弗雷亚”号发出了他的最后通碟。

在第二天上午9点钟，即再过13个小时，“弗雷亚”号将向北海中排放10万吨原油，除非米什金和拉扎雷夫乘上飞机而在前往特拉维夫的途中。在傍晚8点钟，“弗雷亚”号将被炸毁，除非他们抵达以色列，并经过验证没有人冒名顶替。

“该死，那完全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东西。”迪特里希·布希在听到最后通蝶之后大声说道。通碟从“弗雷亚”号上播送出来之后10分钟，他便听到了。“威廉·马修斯把自己看成是什么样的人啦？世界上谁也不能迫使西德总理继续搞这套字谜了。那已结束了。”

在8点20分，联邦德国政府宣布，它将在第二天上午8点钟单方面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

在傍晚8点半钟，美国军舰“莫兰”号迈克·曼宁上校收到一封供他本人过目的密码电报。电报译出来之后，意思是说：“明天7时，准备执行射击命令。”

他把电文在拳头中捏成一团，越过舷窗向外朝着“弗雷亚”号遥望。油轮上灯火通明，像是一株圣诞树，泛光灯和弧光灯把高耸的上层建筑照得闪耀出眩目的白光。油轮停泊在5海里以外的水面上，劫数难逃，一筹莫展，坐等着两位刽子手中的其中一位使它葬身大海。

正当索尔·拉森在“弗雷亚”号上用无线电话与马斯控制中心站通话时，载着亚当·芒罗的“协和”号客机掠过了杜勒斯机场的界栏，襟翼和起落架已垂了下来，机头翘着，犹如一只三角形的猛禽试图攫住跑道似的。

那些感到莫名其妙的旅客就像金鱼透过小窗口在向外凝视似的，他们并没有看到飞机在向候机大楼滑行，而只是停留在滑行道旁边的一块停机坪上，发动机继续在运转。一架舷梯正在等候，还有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

有一位旅客，既没有带雨衣，也没有带手提行李，从靠近前排的座位上站起身来，走出敞开的舱门，快步跑下了阶梯。几秒钟之后，舷梯退了下去，舱门关上了，面带歉意的机长宣布，他们将立即起飞到波士顿去。

亚当·芒罗跨进那辆高级轿车，旁边是两位体格壮实的护送者，他立即交出了护照。当汽车风驰电掣般地越过宽阔的柏油碎石路面时，两位总统安全勤务局的保安人员聚精会神地审视着护照，汽车来到一个飞机库隐蔽处停着一架小型直升飞机的地方，它的旋翼在转动。

保安人员循规蹈矩，彬彬有礼。他们有他们的命令。芒罗在登上直升飞机之前受到彻底的搜身检查，以查明有无暗藏的武器。他们感到满意之后就陪他登上了飞机。飞机起飞了，越过波托马克河朝华盛顿和白宫宽阔的草坪飞去。当他们在离椭圆形办公室的窗户只有几百码远的地方着陆时，华盛顿时间是下午3点半，在杜勒斯机场着陆后才过了半个小时。在华盛顿，这个春天的下午是暖洋洋的。

两位保安人员陪同芒罗穿过草坪来到一条狭窄的小街上，小街位于巨大的灰色行政办公大楼和那幢白色西廊房之间。行政办公大楼是幢怪诞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物，建有圆柱式的门廊，各式令人如入迷宫的窗户纵横交错，而西廊房要小得多，像一只矮墩墩的盒子，有一部分埋在地面之下。

两位保安人员把芒罗领到地下室一层的一扇小门跟前。进门之后，他们向一名坐在一张小办公桌旁、身穿制服的警察表明自己和来访者的身份。芒罗感到惊奇，这儿与呈弧形的正门入口处相比，确有天壤之别。那儿连通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宅邸，对旅游者来说是遐尔闻名的，且为美国人所崇敬。

那位警察用室内电话与某个人通了话，几分钟之后，一位女秘书从电梯中走出来。她领着那三个人从警察身前走过，穿过了一条走廊，并在走廊的尽头登上一架狭窄的电梯。升上一层楼之后，他们便置身于底层，跨出一扇房门便走进了铺着厚厚一层地毯的门厅。在那儿，一位身穿炭灰色制服的男助手吊起眉毛对这位胡子满面、头发蓬松的英国人扫了一眼。

“你可以径直进去，芒罗先生。”他说道，并在前面领着路。两位安全勤务局的保安人员便留在那位女郎那儿。

芒罗跟着他在走廊里行走，通过一尊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小型半身胸像。两位从迎面走来的工作人员默默地走了过去，领路的那个人向左转弯，对面是另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他坐在置于一扇白色镶板门外面的一张桌子旁，与墙壁相齐平。警察又检查了芒罗的护照，带着一种明显的非难神态看着他的外表，并把手伸到桌子底下摁按钮。一个蜂鸣器响了起来，那位助手用手去推房门。当门打开时，他向后退了一步，让芒罗从他身前走过去。芒罗向前跨了两步，发现自己已置身于椭圆形办公室中。房门在他身后咔哒一声关上了。房间中的四个人很明显是在等着他，四个人都朝那扇弧形门凝视着。这时，那扇门已回复到他立脚处的墙壁中。他认出了威廉·马修斯总统，但这决不是一位选民所曾见过的总统；总统显得筋疲力尽、形容憔悴，比起标语牌上那位面带笑容、满怀信心、老成持重而又精力充沛的形象要年迈10岁。

罗伯特·本森站起身来朝芒罗走来。

“我是鲍勃·本森。”他说道。他领着芒罗朝办公桌走去，威廉·马修斯从桌子那面倾着身子，并握了握手。芒罗被介绍给了戴维·劳伦斯和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而他是从报纸的照片上认识这两个人的。

“这样看来，”马修斯总统说道，一边带着一种好奇心越过他的办公桌望着这位英国特工，“你是指挥‘夜莺’的人了。”

“以前是指挥‘夜莺’的，总统先生，”芒罗说道，“12个小时以前是这样。我相信，那位宝贵的人物现在已经在克格勃面前暴露无遗了。”

“我很遗憾。”马修斯说道，“在这次油轮事件上，你知道马克西姆·鲁丁向我提出了究竟什么样的最后通碟了吗？我必须了解他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

“现在我们知道。”波克尔威斯基说道，“但除了证明鲁丁已像我们这儿一样走投无路之外，情况看来并没有多大变化。那个解释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也就是两位业余刺客在基辅的一条街上杀死了尤里·伊凡南科。但我们仍然难以摆脱‘那种’困境……”

“我们不必向芒罗先生解释都柏林条约的重要性，或者如果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上台的话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戴维·劳伦斯说道，“你已读过了‘夜莺’递交给你有关政治局讨论的所有报告，芒罗先生。”

“是的，国务卿先生。”芒罗说道，“我在情报刚递过来之后就读了俄文原本。我知道对于双方来说是什么正处于危急的关头。”

“那么，我们究竟怎么能摆脱这个险境呢？”马修斯总统问道，“你的首相已请我接见你，因为你有某种她不准备在电话中讨论的建议。那就是你到这儿来的缘由，对吗？”

“是的，总统先生。”

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本森听了几秒钟，然后把听筒放下了。

“我们越来越临近摊牌的时刻了。”他说道，“‘弗雷亚’号上那个斯沃博达刚才已宣布，他将在明天上午欧洲时间9点钟，排放10万吨石油，我们这儿的时间是清晨4点钟。从现在起不过12个多小时。”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芒罗先生？”马修斯总统问道。

“总统先生，这儿有两种基本的选择：要么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获释飞往以色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到达那儿之后会发表谈话，会把马克西姆·鲁丁和都柏林条约毁掉；要么他们待在原地不动，在这种情况下，‘弗雷亚’号将会自行毁灭，或者连同所有的船员一起将被摧毁。”

他并没有提及英国方面关于“莫兰”号真正的作用所抱的猜疑，但波克尔威斯基用敏锐的目光对无动于衷的本森扫了一眼。

“我们知道那一点，芒罗先生。”总统说道。

“但马克西姆·鲁丁真正害怕的，并不确实在于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所处的地理位置。他耿耿于怀的问题，却是他们有没有机会把他们5个月前在基辅那条街上所干的事情公诸于世。”

威廉·马修斯叹了口气。

“我们曾想到那个问题的。”他说道，“我们已请戈伦总理接受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将他们单独监禁到‘弗雷亚’号获释为止，然后把他们送回到莫阿比特监狱，甚至把他们放在以色列的监狱中再关10年，既不会露面又稳妥可靠。他拒绝了。他说，如果他做出了恐怖分子所要求的公开保证，他就不能食言。他是不会这样干的。很抱歉，算是白跑一趟了，芒罗先生。”

“我心里想的主意不是那样的。”芒罗说道，“在乘飞机的途中，我在航空公司的便笺簿上用备忘录的形式把建议写了下来。”

他从自己的内衣口袋中掏出一叠纸放在总统的办公桌上。

美国总统读着备忘录，脸上越发露出了恐怖的神色。

“骇人听闻！”他读完时说道，“我在这儿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总归有人要丧命的。”

亚当·芒罗站在对面望着他，毫无怜悯之情。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已认识到，政客们在原则上对于人头落地是不怎么反对的，只要公众无法看出他们本人与此有什么牵连。

“这种事以前是发生过的，总统先生，”他毅然决然地说道，“毫无疑问，以后还会发生。在‘企业’里，我们称之为‘魔鬼的抉择’。”

马修斯总统一言不发，把备忘录交给了罗伯特·本森，本森很快阅读了起来。

“足智多谋。”他说道，“这也许是管用的，能及时办成吗？”

“我们有设备。”芒罗说道，“时间是紧迫的，但也许还够。我将必须在柏林时间上午7点钟之前回到柏林，离现在有10个小时。”

“但即使我们同意的话，马克西姆·鲁丁会赞同这个方案吗？”总统问道，“没有他的同意，都柏林条约就报销了。”

“惟一的办法是去问他。”波克尔威斯基说道，他已看完备忘录，并把它递给了戴维·劳伦斯。

这位来自波士顿的国务卿把那几张纸页放了下来，似乎它们会玷污他的手指。“我感到这个主意残酷无情、令人作呕，”他说道，“没有任何一届美国政府会批准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是不是比袖手旁观‘弗雷亚’号上30位无辜的海员被活活烧死更糟糕呢？”芒罗问道。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本森挂好听筒便转身面向总统。

“我感到，我们除了寻求马克西姆·鲁丁的同意之外，别无其他的抉择。”他说道，“布希总理刚才已经宣布，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将在欧洲时间8点钟获释。这一次，他将不会食言了。”

“那么，我们不得不将此尝试一下。”马修斯说道，“但我不承担全部的责任。马克西姆·鲁丁必须同意让这个计划得以执行下去。必须预先通知他。我将给他本人通话。”

“总统先生，”芒罗说道，“马克西姆·鲁丁并没有用热线向你递交最后通碟。他对克里姆林宫中有些贴身的工作人员是否忠诚可靠并没有把握。在这些宗派斗争中，即使有些虾兵蟹将也会改换门庭，带着机密情报去投靠反对派。我认为，这个建议只应该单独对他当面相告，否则的话，他会感到不得不拒绝这个建议。”

“你肯定来不及连夜飞到莫斯科并在天亮前返回柏林，是吗？”波克尔威斯基表示反对。

“有一个办法，”本森说道，“停在安德鲁斯基地的‘黑鸟’可以及时飞完这段距离。”

马修斯总统下定了决心。

“鲍勃，你亲自把芒罗先生送到安德鲁斯基地。通知那儿‘黑鸟’号的机务人员准备好过一个小时起飞。我将亲自打电话给马克西姆·鲁丁，请他准许这架飞机进入苏联的领空，并接见我的私人代表——亚当·芒罗。还有别的什么事，芒罗先生？”

芒罗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

“我想要‘公司’的人把这封信刻不容缓地转给奈杰尔·欧文爵士，这样他能照料伦敦和柏林方面的事情。”他说道。

“那会办到的。”总统说道，“上路吧，芒罗先生。祝你幸运！”

正文第十八章

晚上9点至凌晨6点。

直升飞机从白宫的草坪上升起时，安全勤务局的保安人员被抛在了身后。一位驾驶员感到十分惊异，发现自己的乘客是那位身上衣服皱得不像样子而又神秘莫测的英国人和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当他们升到华盛顿的上空时，位于他们右侧的波托马克河在临近傍晚的夕阳中波光粼粼。驾驶员朝正东南方向飞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斯坦尼斯拉夫·波克尔威斯基正在与那儿的基地司令员通话，他每说一句话都声称是马修斯总统亲自下达的命令。最终，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把电话听筒递给了威廉·马修斯。

“是的，将军，我是威廉·马修斯，那是我下达的命令。你通知奥沙利文上校立即制订一个飞行计划，直接从华盛顿经北极航线飞抵莫斯科。在他离开格林兰之前，将用无线电转达准予他安全进入苏联领空的指令。”

总统回到他的另一架电话机上，他尽力在用那部红色的机子直接与莫斯科的马克西姆·鲁丁通话。

在安德鲁斯基地，司令员在直升飞机降落时亲自前往迎候。这位空军将官一眼便认出了罗伯特·本森，没有他在场，他不可能让这位陌生的英国人乘坐这架世界上飞得最快的喷气式侦察机，更不用说由他下命令让那架飞机起飞前往莫斯科了。这架飞机尽管已服役10年了，但仍然列在秘密编制上，它的机件和系统十分先进。

“很好，局长先生，”他最终说道，“但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的奥沙利文上校是位性情暴躁的亚利桑那人。”

他说得不错。亚当·芒罗被领到飞行服仓库，领了一套抗超重飞行服、皮靴和金鱼缸式的供氧密封帽。在此同时，罗伯特·本森在导航室里找到了乔治·梯·奥沙利文上校，他嘴里叼着雪茄烟，正在全神贯注地查阅北极和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地图。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在级别上比他要高，但他显然没有要显得彬彬有礼的心境。

“你当真命令我驾着这架飞机越过格林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而进入俄国的中心地带吗？”他粗暴地问道。

“不，上校，”本森通情达理地说道，“是美国总统命令你这样干的。”

“不带着我的领航兼操作员吗？让不知是哪位该死的英国佬坐在他的位子上吗？”

“那位该死的英国佬恰好带着马修斯总统写给苏联鲁丁主席的私人信件，信件必须今晚送到他的手里，用别的任何方式都是谈不上的。”本森说道。

那位空军上校对他盯着看了一阵。

“嗯，”他表示认可，“那最好是重要得要命的。”

在5点40分，亚当·芒罗被领进停放那架飞机的机库，里面挤满了地勤技术人员，他们都在为它作飞行准备工作。

他曾听说过洛克希德公司的SR-71型飞机，因其颜色而得了个“黑鸟”的俗名。他曾见过这种飞机的照片，但从来没有见过货真价实的飞机。它肯定是很壮观的。在一个细巧而又孤零零鼻轮组件上，子弹头形状的鼻锥略微向上翘起。机身后面伸展着很薄的三角形机翼，双翼和尾翼的操纵装置组合成一个整体。

发动机几乎位于两翼的翼梢，修长的吊舱中安装着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的Jt-11-D型滑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在带加力燃烧室的情况下能产生3000磅的推力。两只刀形的舵突出在每台发动机的上方，可以用来控制航向。机身和发动机就像三只皮下注射器，相互之间只是由机翼联结在一起。

白圆圈中白色的小五角星标明了飞机的国籍，除此之外，SR-71型从机头到尾翼都是黑色的。

地勤人员帮助芒罗钻进了狭窄的后座上。他感到自己在越来越往下沉，直至座舱的侧壁升上来超过了他的耳朵。座舱罩放下来之后与机身几乎是齐平的，这样可以减少阻力。他在向外面张望时只能直接看到上空的星星。

该坐在那个座位上的人也许会懂得那一排令人眼花缘乱的雷达显示屏、电子对抗系统和摄影机操作装置，因为SR-71主要是一种间谍飞机，其设计和装备都适于在大多数截击战斗机和火箭所远远不能到达的高空巡航，并拍摄机身下方所展示的情景。

有人伸出手来帮助他把飞行服上接出来的管子连接到飞机的无线电、氧气和反重力系统上。他朝前看着奥沙利文上校熟练地俯身钻进前座和开始连接他自己的救生系统。当无线电接通时，那位亚利桑那人的声音开始在他的耳朵中隆隆响了起来。

“你是苏格兰人吗，芒罗先生？”

“苏格兰人？是的。”芒罗对着自己的飞行帽说道。

“我是爱尔兰人。”那个声音在他的耳朵中说道，“你是一位天主教徒吗？”

“什么？”

“一位天主教徒，看在上帝份上！”

芒罗想了一会儿，他确实是根本不信奉宗教的。

“不，”他说道，“苏格兰教。”

很明显，前面那个人有一种憎恶的情绪。

“天哪！在美国空军中干了20年，我不得不开飞机接送一位苏格兰新教徒。”

用三层透明塑胶玻璃制成的座舱罩把他们封闭了起来，它能抵挡超高空飞行中巨大的气压差。一种嘶嘶声表明座舱现在已完全加压了。在界轮前面的某个地方，有一台拖拉机牵引着SR-71型飞机离开了机库而进入晚霞之中。

从座舱里面听来，一经发动起来的发动机只是发出一种轻轻的风啸声。在外面，当隆隆声穿过机库发出回响时，地勤人员即使戴着耳套还是在打战。

即令奥沙利文上校还正在进行像是数不清的起飞前检查时，他便即刻获得了准予起飞的指令。“黑鸟”在主跑道的起始线停了下来，当那位上校在使它对准跑道时，机身在轮子上左右摇晃着。然后，芒罗听到了他的声音。

“不管你向上帝作些什么样的祈祷，现在就开始吧，紧紧抓住。”

芒罗在后排座位上作好了准备。

像是有一列脱轨的火车不偏不倚地撞在他宽阔的背部似的，他的身子被捆绑在那张凹背座椅之中了。他无法靠观看建筑物来判断速度，只是看到头顶上方淡蓝色的天空。当喷气式飞机的速度达到150节时，鼻轮离开了铺着柏油碎石的跑道，半秒钟之后主轮也离地了，奥沙利文把起落架收进了起落架舱。

消除了这个阻力之后，SR-71型飞机便向后翘起，直至它的尾喷管对着下面的马里兰州为止。飞机爬升了。它几乎是在垂直地向上爬升，犹如火箭那样凭借强大的推力在冲向天空，而它几乎像是一枚火箭。当“黑鸟”向天空风驰电掣般地飞去时，芒罗背靠着座椅，双脚朝天，只是意识到座椅稳定地压在自己的脊梁骨上。天空很快变成了深蓝色，又变成了紫色，最终变成了漆黑一团。

奥沙利文上校在前面的座位上自行导航，那就等于说，按机载计算机闪现在他身前的数字所表达的指令飞行。计算机为他提供了飞行的高度、速度、爬升速率、航程和航向、机内外的温度、发动机和尾喷管的温度、氧气流量和是否接近音速。

在他们身下的某个地方，费城和纽约就像玩具一般的城镇一闪而过。他们在纽约州北部的上空超越了音障，飞机仍然在爬升，仍然在加速。在8万英尺的高空——比“协和”号飞机还要高出5英里，奥沙利文上校关掉了加力燃烧室，把飞行姿态改为平飞。

尽管太阳还没有怎么下山，但天空中是黑沉沉的，因为在这样的高度，能反射阳光的空气分子太少了，以致没有光线，但依然存在足量的空气分子可以在像“黑鸟”这样的飞机上造成表皮摩擦。在缅因州和加拿大的边界从他们身下通过之前，他们采用了几乎三倍于音速的巡航速度。在芒罗惊愕的眼睛面前，SR-71型飞机由纯钛制作的黑色蒙皮，开始在高温中闪现鲜红色的辉光。

在座舱里面，飞机本身的冷冻系统使机内的乘员保持舒适的人体温度。

“我能说话吗？”芒罗问道。

“当然可以。”驾驶员用干脆的声音说道。

“我们现在到哪儿啦？”

“在圣劳伦斯海湾的上空，”奥沙利文说道，“朝纽芬兰飞去。”

“到莫斯科有多少英里？”

“从安德鲁斯基地算起，4856英里。”

“飞多长时间？”

“3小时50分钟。”

芒罗盘算着。他们起飞时，华盛顿时间是下午6点钟，欧洲时间是晚上11点钟。在莫斯科，那将是4月3日（星期天）夜里1点钟。他们将大约在莫斯科时间清晨5点钟着陆。如果鲁丁同意他的方案，且“黑乌”能够把他送回到柏林的话，他们将比乘其他的飞机赢得两个小时的时间。恰好来得及在天亮前赶到柏林。

当加拿大在哈里森角的最后一片陆地从他们遥远的下方飘荡而去时，他们刚飞了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已身临波涛汹涌的北大西洋上空，在朝着格林兰南端的费尔威尔角飞去。

“鲁丁主席，请听我把话说完。”威廉·马修斯说道。他正热切地对着办公桌上的一个小型话筒说话，那就是所谓的直线，事实上，根本不是一架电话机。椭圆形办公室中的听众，从话筒一侧的一只扬声器可以听见莫斯科同声传译员用俄语在与鲁丁咬耳朵的轻声低语。

“马克西姆·安德烈维奇，我相信，我俩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很老练的了，在为我们的人民谋求和平方面，我俩都已奋力工作，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不会在这最后的阶段被北海一艘油轮上一帮杀人犯所挫败的，而且也不会上他们的当。”

接着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从线路上传来了鲁丁粗哑的声音，他说的是俄语。在总统的身旁，一位从国务院来的年轻助手，轻声作了翻译。

“那么，威廉，我的朋友，你必须摧毁那艘油轮，消除讹诈的手段，因为，我只得这样做，没有别的法子。”

鲍勃·本森朝总统投去表示警告的眼光。没有必要告诉鲁丁，西方已经知道关于伊凡南科的事实真相。

“我知道这一点，”马修斯对话筒中说道，“但我也不能摧毁油轮，这样干将毁了我自己。也许有另一种办法。我真心诚意地请你接见这个人，他现在已从这儿乘飞机朝莫斯科飞去。他有一个对我们双方来说也许都可找到出路的建议。”

“这位美国人是谁？”鲁丁问道。

“他不是美国人，他是英国人。”马修斯总统说道，“他的名字是亚当·芒罗。”

有好长一段时间鸦雀无声。最终，从俄国来的声音勉强传了回来。

“给我的工作人员详细说明他的飞行计划——高度、速度、航程。我将下令允许他的飞机人国境，我在他到来之后将亲自接见他。Sch，威廉。”

“他祝你晚安，总统先生！”译员说道。

“他肯定是在开玩笑。”威廉·马修斯说道。

“给他的人说明‘黑马’的飞行路线，并告诉‘黑马’继续按航线飞行。”

在“弗雷亚”号上，时钟敲响了午夜的时辰。截夺者和被俘人员进入了他们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的一天。在再一次敲响午夜的时辰之前，或者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将到达以色列，或者“弗雷亚”号及其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将葬身大海。

尽管德雷克扬言要另选一个船舱，但他相信海军陆战队是不会发起夜袭的，因而决定留在原地不动。

在接待舱中，索尔·拉森与他隔桌相对，顽强不屈。这两个人几乎都已精疲力竭到了极点。拉森竭尽全力挣扎着克制那种迫使他把头枕在手臂上睡觉的阵阵倦意，并继续他那设法使斯沃博达也保持清醒的独脚戏，对那位乌克兰人说着刺耳的话语以使他作答。

他已发现，如要激怒斯沃博达，且使他耗尽仅剩的一点神经能力的话，十拿九稳的方法将是使他谈论有关俄国人的问题。

“我不相信你的大众起义，斯沃博达先生，”他说道，“我不相信俄国人竟会起来反抗他们克里姆林宫中的主子。尽管他们可能作恶多端、昏庸无能而又残酷无情，但他们只要抬出外国人的幽灵，何况他们能依赖那种取之不竭的俄国式爱国主义。”

那位挪威人，一度看来，也许说得太过分了，斯沃博达的手抓住他那支枪的枪托，他的脸气得发白。

“他们该死的爱国主义。”他大声叫道，边说边站了起来。“西方作家和自由主义人士连篇累续地谈论这种所谓了不起的俄国爱国主义，我已听得厌烦透了。

“那种只能毁灭其他人热爱祖国的东西是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我的爱国主义怎么样呢，拉森？乌克兰人热爱自己被奴役的祖国怎么样呢？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怎么样呢？他们就不允许有任何爱国主义吗？这些都要上升到这种对俄罗斯没完没了、令人作呕的热爱吗？

“我憎恨他们该死的爱国主义。自从彼得和伊凡以来，那只不过是沙文主义，而且始终是这样。那只能靠征服和奴役周围其他的民族而生存下去。”

他站立在拉森的上方，身子倾过了半张桌子，挥舞着他手中的枪，由于声嘶力竭地喊叫而气喘吁吁。他控制住了自己，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就像用一只食指那样把枪管对着索尔·拉森，并对他说道：“有朝一日，也许离现在不会太长了，俄罗斯帝国将开始衰败。很快就有那么一天，罗马尼亚人民将实行他们的爱国主义，还有波兰人和捷克人，接着是德国人和匈牙利人。还有波罗的海地区的人和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俄罗斯帝国将开始衰败和分崩离析，就像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那样衰败，因为他们一帮达官贵人的飞扬跋扈终于已变得使人忍无可忍。

“不出24小时，我将亲手用这把无情的凿子放进这只砧臼中，再用大锤猛击。如果你或别的什么人要妨碍我的话，你将找死。你最好相信这句话。”

他把枪放下，放低声音说道。

“无论如何，布希已答应我的要求，这次，他不会再食言了。这次，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将到达以色列。”

索尔·拉森冷静地看着这位年轻人，那是冒险的，他几乎要开枪了。但他也已几乎心猿意马，他几乎中了圈套。再来一次，再作一次试探，就在黎明前那个悲伤的时刻……

通宵达旦，十万火急的密码信息在华盛顿和奥马哈之间传送着，信息又从那儿传输到许多雷达站，而那些雷达站构成了西方联盟在苏联四周设置的电子包围圈中的耳目。有人在隐蔽处观察到了从“黑鸟”传来的陨星般的尖峰信号，它正在奔赴莫斯科的航线上，从冰岛以东地区朝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飞去。由于事先收到了告警，那些监测的人并未引起惊恐。

在铁幕的另一侧，从莫斯科发出的信息提醒了苏联的监测者注意那架飞机的入境。由于事先收到了告警，没有截击机紧急起飞而加以拦截。从波的尼亚湾到莫斯科之间开辟了一条空中走廊，“黑鸟”始终沿着这条航线在飞行。

然而，很明显，有一个战斗机基地并没有收到告警，或者是收到了告警，但置若罔闻，或者从暗藏在国防部的某个部门接受了密令，而与克里姆林宫反其道而行之。

在科肯思以东的北极上空，两架米格-25型飞机冒着风雪在拦截航向上奋力朝同温层爬升。那些是超现代化的25-E型飞机，比70年代较老的25-A型配备了更强大的动力和军械系统。

它们的飞行速度能达到音速的二点八倍，最大升限为80000英尺。但6枚吊在机翼下的“毒辣”空对空导弹能在那个高度上呼啸着再攀升20000英尺的高度。那两架飞机打开加力燃烧室而开足了马力，每分钟向上跃升10000多英尺。

“黑马”位于芬兰上空。当奥沙利文上校对传话器中咕哝时，飞机正朝着拉多加湖和列宁格勒飞去。

“我们有陪伴了。”

芒罗从沉思遐想中清醒了过来。尽管他对SR-71型飞机的技术一窃不通，但他身前的小型雷达显示屏是不言而喻的，上面有两个很小的尖峰信号很快在逼近。

“那些是什么？”他问道，转瞬之间，一阵恐惧钻进了他的腹部。马克西姆·鲁丁已亲自核准了的，他肯定不会这样干吗？但别的人呢？

在前面，奥沙利文上校还有他自己用的备份的雷达扫描器。他对逼近的信号观察了几秒钟。

“米格-25。”他说道，“在60000英尺的高度，而且爬升速度很快，那些该死的俄国佬，我们不应该相信他们。”

“你返回到瑞典去吗？”芒罗问道。

“不，”上校说道，“美国总统说，要送你到莫斯科，英国佬，你就是到莫斯科去。”

奥沙利文上校打开了他的两只加力燃烧室。当功率加大时，芒罗感到自己脊柱的底椎像是被骡子踢了一脚似的。马赫数的指针开始向上移动，直到最终超过了三倍于音速的标度。在雷达显示屏上，尖峰信号的逼近逐渐减慢乃至停止了。

“黑鸟”的机头略为翘起，在稀薄的大气属中，飞机从周围稀薄的空气寻求细微的升力，指针越过了80000英尺的标度，而飞机仍在继续爬升着。

在他们的下方，派奥特尔·库兹涅佐夫少校带领着由两架飞机组成的分遣队：他使两台“图曼斯基”单轴喷气式发动机达到了性能的极限范围。苏联的工艺技术是优良的，在现有的水准来说是最佳的，但他那两台发动机所产生的推力，与他上方的两台美国喷气式发动机相比较，要少5000磅。此外，他的飞机外面悬挂着武器，所产生的阻力起到减速的作用。

然而，两架米格飞机迅速穿越了70000英尺的高度，并已接近了火箭的射程。库兹涅佐夫少校打开了6枚火箭的保险机构，并厉声命令他的僚机也如法炮制。

“黑鸟”正在逼近90000英尺的高度，奥沙利文上校从他的雷达上可以看出，他的追击者已超过了75000英尺的高度，几乎已进入了火箭的射程。在直接追踪的过程中，他们在速度和高度方面是无法阻挡他的，然而他们飞的是拦截航向，可以从他们的航道上抄近路堵截他的航程。

“要是我认为他们是护航的话，”他对芒罗说道，“我会让那些杂种靠近的。但我决计不相信俄国佬。”

芒罗穿着加温飞行衣已热得汗流侠背，身上粘乎乎的。他已读过“夜莺”送来的案卷，而那位上校并没有读过。

“他们不是护航的。”他说道，“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要送我归天。”

“不见得吧？”慢吞吞的话传到了他的耳中。“该死的杂耍诡计。美国的总统想要你活着呢，英国伦，在莫斯科。”

“黑鸟”的驾驶员打开了他的全套电子对抗装置。高速飞行的黑色喷气式飞机散发出一阵阵无形的干扰波，布满了数英里方圆范围内的大气之中，使得雷达的效能就像往眼睛中撒了一桶砂子一般。

库兹涅佐夫少校面前的小型屏幕成了一片弥漫的皑皑雪原，就像电视机在主要的管子烧坏时的情景一样。机上的数字显示向他指出，飞机正在接近他的攻击目标以及何时该发射火箭，而离发射的时间还差15秒钟。慢慢地，数字显示器开始倒转，向他表明它已捕捉不住那个在冰冷的同温层上空某个地方的目标。

30秒钟之后，两位搜索者倾下他们的翼梢，在空中降下高度，返回他们北极地区的基地去了。

在莫斯科的四周共有五个机场，其中有一个机场——伏努科沃的第二机场——是从不对外国人开放的。那是为党的高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喷气式专机群备用的。那些飞机由空军维修保养，随时都可出动。奥沙利文上校就是在这儿把“黑鸟”降落到了俄国的土地上，当地时间是清晨5点钟。

当冷却下来的喷气式飞机到达停机坪时，它被一群身穿厚大衣、头戴毛皮帽的军官们团团围住了，因为在莫斯科，4月初黎明前的天气仍然是很寒冷的。那位亚利桑那人抬起由液压支架撑着的座舱罩，带着极端厌恶的神情凝视着四周的人群。

“俄国佬，”他轻声说道，“在我的飞机四周瞎弄。”他卸下扣子站起身来。“嗨，别动手动脚乱摸这架飞机，听见没有？”

亚当·芒罗离开了那位孤寂的上校，被人带到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中，由两位从克里姆林宫工作班子来的警卫员陪同着。那位上校正竭力在阻止俄国的空军人员寻找通往加油阀门的平顶帽盖。芒罗在汽车里获准脱掉了他的抗超重飞行服，重新穿上自己的裤子和上衣。在整个旅途中，这套衣服被卷起来之后一直夹在膝盖之间，看上去就像刚从洗衣机里洗过的一样。

在通往莫斯科的途中，“吉尔”轿车由两辆开路的摩托车作为前导。45分钟之后，轿车便飞速驶过鲍罗维茨基城门而进入了克里姆林宫，绕过了大苏维埃宫便朝武器库大楼的侧门驶去。在5点58分，亚当·芒罗被引进苏联领导人的私邸，他看到一位身穿晨衣的老人在慢慢呷着一杯热牛奶。他被让坐在一张直靠背椅中。房门在他的身后被关上了。

“那么看来，你就是亚当·芒罗。”马克西姆·鲁丁说道，“好了，你从马修斯总统那儿捎来的是什么样的建议呢？”

芒罗坐在那张直靠背椅中，望着桌子对面的马克西姆·鲁丁。他曾在盛大的国宴上见过他几次，但从来没有相隔这么近。那位老人显得困乏而又紧张。

没有译员在场。鲁丁不会说英语。芒罗认识到，当他在飞行途中的那段时间里，鲁丁曾核对了他的名字，并知道得很清楚，他是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员，而且是讲俄语的。

“这个建议，总书记先生，”芒罗开始用流利的俄语说道，“是一种可能行得通的办法，既可以据此而劝说‘弗雷亚’号超级油轮上的恐怖分子撤离那艘油轮，又可使他们达不到他们所谋求的目标。”

“让我把有一件事情说清楚，芒罗先生，不要再谈释放米什金和拉扎雷夫的事情。”

“确实不是的，先生。事实上，我曾指望，我们也许可以谈到有关尤里·伊凡南科的事。”

鲁丁凝视着他，脸上毫无表情，慢慢拿起他的那杯牛奶呷了一口。

“你瞧，先生，那两个人中已有一个人走漏了什么消息。”芒罗说道。为了使他的论点增强说服力，他被迫让鲁丁知道他也知道伊凡南科的遭遇。但他不愿意表明，他是从克里姆林宫班底内部的某个人那儿了解到的，以防万一瓦伦蒂娜还是自由的话。

“幸运的是，”他接着说道，“那是对我们的其中一个人说的，而且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了处理。”

“你们的人吗？”鲁丁若有所思地说道，“啊，是的，我想，我知道你们的人是谁了。别的有多少人知道？”

“我那个组织的局长、英国首相、马修斯总统和他的三位高级顾问。这些知情者之中谁也不想把这件事透露到大庭广众中去，丝毫也没有这个念头。”

鲁丁像是沉思默想了一阵。

“至于米什金和拉扎雷夫也可以同样这么说吗？”他问道。

“那是个问题，”芒罗说道，“自从恐怖分子登上‘弗雷亚’号油轮以来，那始终是一个问题。顺便说一句，恐怖分子是乌克兰的流亡者。”

“我告诉威廉·马修斯，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办法是摧毁‘弗雷亚’号。代价将是要付出几条人命，但省掉了许多麻烦。”

“要是那两位年轻的杀人犯叛逃时乘坐的客机被击落的话，那将会省掉许多麻烦的。”芒罗答道。

鲁丁从浓密而突出的眉毛下面目光锐利地看着他。

“那是一个错误。”他断然说道。

“今天天亮之前，两架米格-25飞机几乎击落了我乘坐的飞机，就像这样的错误是吗？”

那位年迈的俄国人把头猛地抬了起来。

“我不知道。”他说道。芒罗破天荒地相信了他说的话。

“我向你说明，先生，摧毁‘弗雷亚’号是不管用的。也就是说，那不会解决问题。三天以前，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是两位微不足道的逃亡者和飞机劫持者，该坐15年的班房。现在他们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人们设想，寻求使他们获得自由是有其原因的。我们所知不尽相同。

“如果‘弗雷亚’号被摧毁，”芒罗继续说道，“全世界将想知道为什么把他们关在监狱里如此事关重大。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认识到，事关重大倒不在于他们的囚禁，而是他们的沉默。要是‘弗雷亚’号及其货油和船员被摧毁，以谋求使他们被关在牢里，那么，他们将再也没有理由保持沉默。由于‘弗雷亚’号的缘故，当他们讲述他们的所作所为时，全世界将相信他们。所以，只是把他们关在牢里已不再有什么用处。”

鲁丁慢慢地点点头。

“你说得对，年轻人。”他说道，“德国人将会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他们会召开记者招待会的。”

“一点也不错。”芒罗说道，“那么，我的建议是这样。”

他扼要地叙述了他在以往12小时中，向卡彭特夫人和马修斯总统诉说的一系列事件。那位俄国人既不显得出其不意，又没有流露出惊恐的神态，只是感到兴致勃勃。

“那会行得通吗？”他终于问道。

“那肯定行得通，”芒罗说道，“那是最后的抉择。他们必须获准前往以色列。”

鲁丁看着挂在墙上的时钟，莫斯科时间已过了6点45分。再过14个小时，他将不得不面临维希纳耶夫和其余的政治局成员。这一次将不会是旁敲侧击了。这一次，那位党的理论家将正式提出不信任的动议。

他点了点白发苍苍的脑袋。“干吧，芒罗先生，”他说道，“干吧，而且要把事情于成。因为如果办不成的话，都柏林条约就告吹了，‘弗雷亚’号也就完了。”

他摁了一下电铃按钮，房门立即打开了。克里姆林宫近卫军中一位仪表堂堂的少校站在门口。

“我将需要递两封信件，一封是给美国人，一封是给我自己的人。”芒罗说道，“两个大使馆的代表都正在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外面等候。”

鲁丁向近卫军的少校下达了命令，少校点点头，并护送芒罗朝外走出去。当他们走到门口时，马克西姆·鲁丁喊道：“芒罗先生。”

芒罗转过身去，那位老人还是原来那副他先前看到的模样，双手捧着他的那杯牛奶。

“你要是想另找一份差事，芒罗先生，”他严肃地说道，“来见我好了。对于才华出众的人来说，这儿总是有用武之地的。”

在清晨7点钟，“吉尔”牌高级轿车驶离了克里姆林宫的鲍罗维茨基城门，这时，初升的太阳刚好铺撒在圣马兹尔教堂的塔尖上。两辆长车身的黑色轿车等候在路边。芒罗走下“吉尔”轿车，依次走到两辆汽车跟前。他把一封信递给了美国外交官，一封信交给了英国外交官。在他乘上飞机前往柏林之前，伦敦和华盛顿便会得到消息。

在8点整，SR-71飞机的子弹形机头从伏努科沃第二机场的跑道上翘了起来，转向正西方而飞往1000英里以外的柏林。驾驶这架飞机的奥沙利文上校感到深恶痛绝，他把三个小时都花在监视苏联空军的机械师为他宝贵的飞机加油上面。

“你现在想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朝着内部对讲装置说道，“我无法把这架飞机降落在滕伯尔霍夫，你知道，那儿容它不下。”

“在加托的英国空军基地着陆。”芒罗说道。

“先是俄国佬，现在是英国佬。”那位亚利桑那人咕哝着，“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把这架飞机公开展览。今天像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把它看个够似的。”

“如果这趟使命成功的话，”芒罗说道，“世界上可能就不需要‘黑鸟’了。”

奥沙利文上校远没有为此而感到高兴，而是把这个建议看成是一种灾难。

“如果会有那样的事的话，可知道我将去干什么吗？”他说道，“我将成为一名该死的出租汽车司机。我相信，生意会兴隆的。”

在遥远的下方，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城被抛到了身后。他们的飞行速度是两倍于太阳升起的速度，他们将在当地时间上午7点钟到达柏林。

正值亚当·芒罗乘汽车从克里姆林宫前往机场的途中，“弗雷亚”号上的时间是5点半。恰在这时，接通驾驶台的内部对讲装置在接待舱中响了起来。

那位名叫“斯沃博达”的人答了话。他听了一会儿，井用乌克兰语作答。索尔·拉森从桌子对面半睁半闭着眼睛看他。

不管通话的内容是什么，那使恐怖分子的头目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皱眉蹩额坐在那儿，目光盯着桌面，直至他的一位部属来替换他看守挪威船长。

斯沃博达让他那位蒙面的部下用冲锋枪对着船长，自己便走上驾驶台去。10分钟之后，他回来了，显得很生气。

“什么事情？”拉森问道，“事情又出岔子啦？”

“德国大使从海牙打了电话来。”斯沃博达说道，“看来，俄国人已经拒绝让任何西德的喷气式飞机，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使用飞离西柏林的空中走廊。”

“那是合乎逻辑的。”拉森说道，“他们不可能帮助那两位杀害他们机长的人逃出去。”

斯沃博达辞退了他的同事，那个人随手关上舱门便回到驾驶台上去。乌克兰人重新在他的座位上坐下。“英国人主动为布希总理提供帮助，从皇家空军派出一架联络用的喷气式飞机供他们调遣，以便把米什金和拉扎雷夫从柏林运到特拉维夫。”

“我认为是合乎情理的。”拉森说道，“俄国人毕竟无所不为，可以让一架德国喷气式飞机改变航向，甚至把它打下来，并声称那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但他们决不敢在其中一条空中走廊中向英国皇家军用飞机开火。你开始获胜了，不要为枝节问题而功亏一篑。接受这个建议。”

斯沃博达注视着那个挪威人，他由于困倦而显得睡眼惺松，由于缺少睡眠而显得反应迟钝。

“你说得对，”他承认道，“他们可能会击落一架德国飞机。事实上，我已表示同意了。”

“那么，除了还要嚷一阵之外，事情就完啦。”拉森边说边强颜欢笑起来。“让我们庆祝一番吧！”

他身前摆着两杯咖啡，是在他等候斯沃博达回来的过程中倒好的。他把一杯推到长桌子的中间，那位乌克兰人伸手去接杯子。在这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之中，那是他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索尔·拉森在以往50个小时中，一直把怒火压在自己的心头，此刻，他火冒万丈，像一只发狂的熊那样猛地蹿过桌子向他扑去。

那位歹徒后退了，伸手摸到了他的枪抓在手里，正要开枪射击，一只像云杉圆木一般的拳头击中他左侧的太阳穴，把他击出座椅，朝后倒在舱室的地板上。

要是他体质稍差一点的话，他会昏迷过去的。而他十分强壮，且比那位海员更为年轻。在他倒下去时，枪从他手里甩了出去，并滑到了地板的另一端。他赤手空拳站立了起来格斗，对付那位挪威人的打击。两个人手脚缠成一团跌倒在地，一张椅子散架了，两只咖啡杯摔得粉碎。

拉森在竭力利用他的重量和力气，而乌克兰人在利用他年轻而又敏捷的特长。后者获胜了。斯沃博达避开了那位巨人的双手而没被抓住，挣脱了开来，并向舱门冲去。他几乎到了门口，正当他伸手去抓门把时，拉森奋不顾身越过地毯，从他身子底下伸出两只足踝。

两个人又站了起来，相隔一码远，挪威人站在斯沃博达和舱门之间。乌克兰人冲上去猛踢一脚，踢中那位大个儿的腹股沟，使他弯下身子。拉森恢复了常态，又直起身子，向扬言要摧毁他油轮的那个人猛扑过去。

斯沃博达肯定是想起了船舱中实际上是隔音的。他一声不吭地搏斗着，又是摔，又是咬，又用拇指挖眼，又用脚踢，两个人在撒满破损家具和瓷器的地毯上翻滚。在他们身下的不知什么地方搁着那支可以结束这场格斗的手枪，而在斯沃博达的皮带上扣着那只振荡器，只要按下上面的红色按钮，那肯定将使一切都同归于尽。

事实上，两分钟之后便结束了那场格斗。索尔·拉森拔出一只手来，抓住了那位挣扎着的乌克兰人的脑袋，并把头猛地朝桌腿上撞。斯沃博达有半秒钟时间僵着没有动弹，然后软绵绵地颓然倒下了，一小股鲜血从他的头发下面渗出来淌到了额头上。

索尔·拉森由于筋疲力尽而气喘吁吁起来，他从地板上直起身子，望着那个已经昏迷不醒的人。他小心翼翼地从乌克兰人的皮带上慢慢解下了那个振荡器，用左手握着它，走到他舱室中右舷的一扇窗户跟前，那扇窗户用蝶形螺栓关闭得牢牢的。他开始用一只手打开螺栓，第一根螺栓被轻轻地拧开了；他开始打开第二根螺栓。再有几秒钟的时间，只要用力一扔，那只振荡器就将飞出舷窗，越过其间10英尺宽的钢铁甲板而落入北海之中。

在他身后的地板上，那位年轻的恐怖分子在将手缓慢地从地毯上伸过去，并伸到了那支甩出去的手枪那儿。拉森已经把第二根螺栓打开了，正在把铜框镶边的窗户朝里面打开来。这时，斯沃傅达忍痛靠一只肩膀抵着弓起了身子，绕到桌子的转角处打了一枪。

在密闭的船舱中，枪的爆裂声是震耳欲聋的。索尔·拉森踉跄着朝后倚在敞开的窗户旁边的墙上，先是看着自己的左手，然后望着斯沃博达。那位乌克兰人带着难以置信的神情从地板上也向他报以凝视的目光。

那一发子弹击中了挪威船长左手的手掌心，就是握着振荡器的那只手，使塑料和玻璃碎片扎进了他的肌肤之中。有10秒钟的时间，两个人相互怒目而视，等候着将标志着“弗雷亚”号末日来临的隆隆爆炸声。

根本没有传来爆炸的声音。那颗钝头弹丸把引爆器打得粉碎，而它在被打碎的过程中并没有来得及达到触发甲板下面炸药中雷管所需的音调。

那位乌克兰人缓慢地爬了起来，紧抓住桌子以便撑住自己的身体。索尔·拉森看着源源不断的鲜血从受伤的手上向下淌到地毯上。然后，他看着对面那位气喘吁吁的恐怖分子。

“我已经胜利了，斯沃傅达先生。我已经胜利了，你无法毁灭我的油轮和我的船员。”

“你也许知道是那样，拉森船长，”那个持枪的人说道，“我也许知道是那样。但是，他们……”他向启开的舷窗和海面上的灯光做了个手势，在黎明前的朦胧之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舰艇上灯火通明。“……他们不知道是那样。这场戏还要演下去。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将到达以色列。”

正文第十九章

早上6点至下午4点。

西柏林的莫阿比特监狱分成两个部分。比较老的部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建成的。但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正当巴德尔——迈因霍夫一帮人在德国掀起了恐怖的浪潮，监狱扩建了一个新的部分，设置了超现代化的保安系统，最坚固的钢筋水泥结构、电视扫描装置以及电子控制门和格栅。

戴维·拉扎雷夫和列夫·米什金被分别关在楼上的囚室里。1983年4月3日（星期日）上午6点钟，典狱长把他俩唤醒了。

“你们获释了。”他唐突地对他们说道，“你们在今天上午要乘飞机到以色列去。预定在8点钟起飞，准备好出发。我们在7点半钟动身到机场去。”

10分钟之后，英国占领区的军事指挥官便给市长打电话。

“我极为遗憾，市长先生。”他对那位西柏林市长说道，“从特格尔的民用机场起飞是办不到的。第一，根据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将由英国皇家空军派出一架飞机。而在我们自己的加托机场上，适用于我们自己飞机的加油和保养设施要好得多。第二，我们在尽力避免由新闻界人士蜂拥而人所引起的混乱状况，而我们在加托就能够轻而易举地防止造成混乱，在特格尔机场，你们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那位市长在私下里感到有些如释重负。如果英国人把整个这件事接过手去的话，一旦有个三长两短，那将是他们的责任。地区性选举即将来临，柏林是包括在内的。

“那么，将军，你们想要我们干什么呢？”他问道。

“伦敦已请我向你建议，让这两个家伙在莫阿比特监狱中登上一辆密闭的铁皮篷车直奔加托。你们的伙计在进入铁丝网界栏之后偷偷把他们交到我们手里，当然，我们会为他们签字的。”

新闻记者们郁郁寡欢。自从波恩在前一天傍晚宣布将在8点钟释放囚徒以来，有400多位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已聚集在莫阿比特监狱的外面。他们拼命想拍摄那两个人动身前往机场的照片。其余一群新闻记者正驻扎在特格尔的民用机场，在候机大楼高耸的瞭望台上为他们的远距离摄影机抢占有利的地位。他们全都注定要受挫。

位于加托的英国基地是有其优越性的，它位于宽阔的哈弗尔河的西岸，紧靠置城市于重围之中的共产党东德的边界，是西柏林界栏范围内最靠近边沿而又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

在黎明前的几个小时中，基地内就产生动静。在3点到4点之间，一架皇家空军的hS-125型喷气式专机从英国飞抵机场，空军的人把它称为“教员”。机上装了远程油箱，这样可使它加大航程，从柏林经慕尼黑、威尼斯和雅典飞抵特拉维夫是绰绰有余的，无需进入共产党国家的领空。“教员”号飞机的巡航速度每小时可达500英里，有四个多小时便可飞完2200英里的路程。

“教员”号在着陆之后就被拖到一个僻静的机库，飞机在那儿经过了维修保养，并加了油。

新闻记者们都全神贯注地盯着莫阿比特的监狱和特格尔的机场，以致谁也没有注意到，一架雅致的黑色SR-71型飞机在7点零3分整掠过城市远郊东德和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并降落在加托的主跑道上。这架飞机也很快被拖进了一间空着的机库之中，一队从滕珀尔霍夫来的美国空军机械师急匆匆地关上了大门以防有人窥探，并立即在飞机上干起活来。SR-71型飞机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如释重负的奥沙利文上校终于看到自己是置身于他的同胞之中，下一个目的地便是他亲爱的美利坚合众国。

他的乘客离开了机库，受到一位年轻的空军少校的欢迎，那位少校驾着一辆英吉普在等候他。

“芒罗先生吗？”

“是的。”芒罗掏出他的身份证，那位空军军官仔细察看着。

“军官食堂中有两位先生在等着见你，先生。”

那两位先生如果受到盘问的话，也许会表明自己是隶属于国防部的低级公务人员。但他俩谁都不愿意承认的是，他们在一所非常隐蔽的实验所中从事试验工作，实验室一旦做出研究成果的话，那项成果立即会被列为绝密等级。

两个人衣冠楚楚，手里提着公文包。一个人戴着无框眼镜，并具有医学方面的资格，不然的话，在他和希波克拉底的行当分手之前，他是有这种资格的。另一位是他的助手，以前是一位男护士。

“你有我所要的那种器具吗？”芒罗开门见山地说道。

那位资历较深的人打开了他的公文包，从中取出一只并不比雪茄烟盒子大的扁盒子作为回答。他打开盒子，让芒罗看了放在里面一层棉花垫上的东西。

“10个小时，”他说道，“不能再长了。”

“那是很勉强的，”芒罗说道，“很勉强的。”

上午阳光灿烂，时间是7点半钟。

海防总队的“猎人”号飞机，仍然在“弗雷亚”号油轮上方高达匕英尺的空中连续不断地盘旋着。除了监视油轮之外，它的任务之中还包括监视前一天中午的油膜。大面积的油层还在水面缓慢地浮动，仍然超出清洗剂喷洒船的工作范围，因为情况不允许喷洒船驶入“弗雷亚”号周围的水域。

在排放原油之后，油膜顺着流速为一节的潮水朝油轮的东北方向慢慢地朝荷兰的北部海岸漂去。但在晚上，油层就停止了漂动，潮水已转为退落，微风在几个地方已改变了风向。到了黎明前，油膜又返回来了，直至流经“弗雷亚”号而恰恰滞留在油轮以南的水面上，离荷兰和比利时一侧有2海里远。

所有的拖驳和消防船都满载浓缩乳化剂，从沃伦泉实验所借来的科学家们在这些船上祈求，海面上会保持风平浪静直至他们可以投入作业。风向的突然改变，气候的恶化，都可能使大面积的油膜破裂，而被风暴吹向欧洲大陆或是英国的海滩。

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气象工作者，都带着惊恐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一股冷风正从丹麦海峡向这儿逼近，挟带而来的冷空气即将驱散那股不合时宜的热浪，很可能会造成风雨交加的局面。历时24小时的一场风暴将在平静的海面上激起怒涛，而使油膜变得无法控制。生态学者祈求，即将降临的寒潮将只不过在海面上形成浓雾而已。

在“弗雷亚”号船上，当指针逐分逐秒地移向8点钟时，人的神经变得愈加紧张起来。安德鲁·德雷克由两位随身带着冲锋枪的人扶持着，以防再次受到那位挪威船长的袭击，他已允许拉森船长使用他自己的急救药箱医治手上的伤痛。船长疼得脸色发白，他已尽力从肿胀的手掌皮肉中取出了像玻璃和塑料碎片一类的东西，然后把手包扎了起来，并用一条粗陋的悬带套在脖子上把手吊起来。斯沃博达从船舱的另一端望着他，他额头上有一块不大的橡皮膏盖住了伤口。

“你是一位勇敢的人，索尔·拉森，我对你会说那样的话。”他说道，“但情况依然如故。我仍然能用船上的油泵把这艘油轮上的所有石油排光。临到放油的中途，那儿海面上的海军将会对它开炮而了结这件事情。如果德国人再次食言的话，我在9点钟就采取那样的行动。”

正是7点半钟的时候，莫阿比特监狱外面严阵以待的新闻记者有了报偿。克莱恩·莫阿比特大街上的双扇门第一次启开了，露出一辆两侧没有门窗的铁皮篷车。摄影记者从马路对面的窗户那儿拍摄了所能拍到的照片，但照片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成群结队的汽车开动了起来，不管那辆篷车驶往何处，他们都将紧随不舍。

在此同时，外场实况转播小组转动着他们的摄影机，无线电播音员们慷慨激昂地对着话筒喋喋不休。即令当他们开始播音时，他们的话语被径直发回他们各自的首都，其中包括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的首都。他的声音在“弗雷亚”号的接待舱中发出了回响。安德鲁·德雷克坐在那儿收听无线电广播，而这一切就是他一手挑起来的。

“他们上路了。”他带着满意的神情说道，“现在不用等候多长时间了。该去告诉他们如何在特拉维夫接待那两个人的最后细节问题。”

他动身前往驾驶台。有两个人留下来看守“弗雷亚”号的船长。船长颓然倒在桌子旁的椅子上，衰竭的大脑在挣扎着忍受手伤流血不止而引起的阵阵剧痛。

那辆铁皮篷车由摩托车警卫为前导，一路响着警报器飞速穿过了加托英国基地高达12英尺的钢丝网大门。当第一辆挤满新闻记者的汽车试图紧跟着穿过门去时，栏杆便很快放了下来。那辆汽车戛然而停，轮胎发出吱吱的叫声。双扇栅门也关上了。不一会儿，一大群愤愤不平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在钢丝网跟前嚷嚷着要求人内。

加托不仅设有一个空军基地，那儿还有一支陆军部队，司令官是一位陆军准将。门岗是从宪兵队派来的，四位彪形大汉头戴红色的大盖帽，帽檐一直压到鼻梁，完全无动于衷，漠然处之。

“你们不能这样干！”一位《明镜》周刊派来的摄影记者怒不可遏，大声嚷道，“我们坚决要求看到那两位囚犯起飞。”

“这是对的，德国伦，”法罗上士轻松自在地说道，“我已接到命令。”

记者们都拥到公用电话亭去向他们的编辑发牢骚。他们向市长抱怨，市长诚挚地表示同情，答应立即与加托的基地司令官联系。当电话铃声沉寂下来时，他朝后躺着，点燃了一支雪茄烟。

在基地里面，亚当·芒罗走进了停放着“教员”号飞机的机库，陪同他的是一位负责飞机维修保养的空军中校。

“飞机怎么样？”芒罗向负责装配的技术准尉问道。

“百分之百，先生。”那位老资格的机械师答道。

“不，飞机有毛病。”芒罗说道，“我认为，如果你打开其中一只发动机罩看看里面的情况，你会发现那儿的电路发生了故障，需要很好修理一下。”

那位准尉以诧异的目光望着那位陌生人，然后把目光移到了他的上司身上。

“按他说的办，巴克先生。”空军中校说道，“肯定得由机务方面的原因而推迟起飞。‘教员’号在一段时间以内决不能准备好起飞。不过，德国当局肯定会相信那是真的。打开机舱于活吧。”

巴克准尉为皇家空军维修飞机已有30年了。空军中校的命令是无法违背的，即使那道命令是由一位微不足道的老百姓口中说出来的，而那个人应该感到害臊，穿那么一身衣服，别提连胡子也不刮了。

典狱长阿洛伊斯·布鲁克纳是驾着自己的汽车到这儿来的，他要目睹他的囚徒移交到英国人的手里，并看着他们起飞前往以色列。当他听说飞机还没有准备就绪时，他感到恼火，坚决要求亲眼看看飞机。

他在皇家空军基地司令的陪同下走进了机库，看到巴克准尉的脑袋和肩膀都埋进了“教员”号飞机右舷的发动机中。

“怎么啦？”他怒气冲冲地问道。

巴克准尉把他的头拔了出来。

“电气短路，先生。”他对那位官员说道，“刚才试车时才发现的。时间不会太长。”

“这些人必须在8点钟起飞，还有10分钟的时间。”那位德国人说道，“在9点钟，‘弗雷亚’号上的恐怖分子将要排放10万吨的石油。”

“尽我的最大努力，先生。好了，就让我干活吧。”准尉说道。

基地司令官领着布鲁克纳先生走出了机库。他对于来自伦敦的命令是什么意思也一无所知，但既然是命令，他就想遵命不误。

“我们干嘛不到军官食堂去喝一杯上乘的茶水呢？”他提议道。

“我不想喝茶。”神情沮丧的布鲁克纳先生说道，“我想看到飞机好端端地起飞开到特拉维夫去。不过，我得先给市长打个电话。”

“那么，军官食堂正是个地方。”空军中校说道，“顺便说一句，既然囚徒们确实再也不能在篷子车久留，我已命令他们转移到亚历山大兵营的宪兵队禁闭室中。他们在那儿会很舒适自在的。”

时值7点55分，皇家空军基地司令向英国广播公司的无线电广播记者亲自介绍了情况，说明“教员”号发生了机务故障。7分钟之后，他的报道便作为一则特别快讯编入了上午8点钟的新闻广播节目之中。“弗雷亚”号油轮上的人听到了这则消息。

“他们最好赶快！”斯沃博达说道。

亚当·芒罗和两位老百姓恰在8点钟之后走进了宪兵队的禁闭室。那个单位不大，只是偶尔用来监禁陆军中的拘留犯，一排共有四个国室。米什金在第一个国室中，拉扎雷夫在第四个。那位资历较浅的老百姓让芒罗和他的同事走进通向国室的走廊，随后关上了门，自己背靠门站着。

“最后一次审讯。”他对宪兵队那位怒气冲冲的主管军士说道，“情报机构的人。”他轻轻拍着自己鼻子的一侧。宪兵队的那位军士耸耸肩膀便回到了他的文书室去。

芒罗走进了第一个国室。列夫·米什金穿着便衣，正坐在睡铺的边沿抽香烟。他已被告知自己终于要到以色列去了，但他仍然感到忐忑不安，他还没有获悉以往三天中所发生的许多情况。

芒罗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已几乎到了怕与他会面的程度。要不是这个家伙，要不是他为了实现某种渺茫的梦想而疯狂图谋刺杀尤里·伊凡南科，他亲爱的瓦伦蒂娜甚至现在就会在整理行装，动身前往罗马尼亚参加党的会议，并到马马亚海滩去休假，准备登上那艘把她送往自由的小船。他又一次看到了他心爱的女人正穿过玻璃门走到莫斯科大街上去时的背影，又看到了那位身穿军用胶布雨衣的汉子直起身子开始尾随着她。

“我是一位医生。”他用俄语说道，“你那些坚决要求释放你们的朋友们还坚持着，你们的身体要保持健康而可以旅行。”

米什金站起身来，并耸了耸肩膀。他对于四只结实的指尖猛捅他的太阳神经丝毫无防备，没有料到在他吸气时有一只小罐子放到了他的鼻子下面，也无法使自己在吸气时不吸入从罐子喷口射出来的烟雾。当令人昏迷的气体吸入肺部时，他的双腿一声不响地弯曲了起来，芒罗没等他跌倒在地便抓住了他腋窝下方的部位，并把他小心翼翼地放倒在睡铺上。

“药性只有5分钟，”从部里来的那位老百姓说道，“然后他会醒来，感到有些头晕，但没有不良的影响。你的动作最好要快。”

芒罗打开了公文包，取出装皮下注射器的那只盒子、棉花团和一小瓶乙醚，他把棉花团在乙醚中浸湿之后便在囚徒右前臂的一块皮肤上消毒，对着先举起注射器，推着柱塞直至一小股液体冒了出来，把全部气泡都排空了。

注射花了不到3秒钟的时间，可以确保列夫·米什金在几乎两个小时之中受到药性的影响，比所需要的时间要长一些，但这段时间已无法缩短了。

两个人随手关上了囚室的门，走到戴维·拉扎雷夫那儿去，他正在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什么也没有听见。那股喷出的烟雾具有同样神速的效应，过了两分钟，他便被打了一针。

陪同芒罗的那位老百姓把手伸进他的胸袋之中，掏出一只扁平的锡盒子。他端着那只盒子伸出手。

“我现在要离开你了。”他冷若冰霜地说道，“我领了薪水不是干这种事情的。”

两位飞机劫持者谁也不知道，也决不会知道给他们注射的是什么东西。事实上，那是两种麻醉药的混合剂，英国人称这两种麻醉药为杜冷丁和海西恩，美国人称之为麦佩里定和东度著硷。这两种药混合在一起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效应。

这两种药可使患者保持清醒，尽管稍许有些昏昏欲睡，还能使他心甘情愿地俯首听命。它们还具有缩短时间的作用，这样，当患者从几乎长达两个小时的药效中恢复过来时，他的印象之中只是头晕了几秒钟的时间。最后，它们会造成记忆力完全消失，这样在药性消退时，患者对于那段时间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完全漠然无知。只有看了时钟才会使他知道，时间已消逝了。

芒罗重新走进了米什金的囚室。他扶着那位年轻人使他背靠墙壁坐在床上。

“喂！”他说道。

“喂！”米什金边说边微笑了起来。他们在用俄语说话，但米什金将是决不会记得的。

芒罗打开他那只扁平的锡盒子，取出一粒分成两半的胶囊剂，样子像鱼雷，称为“斯潘休尔”，就像治感冒常用的那种药丸，他把两端旋拢在一起。

“我想要你服一粒这种药丸。”他说道，并连同一杯水把药丸递了过去。

“肯定的。”米什金说道，毫不犹豫地便把药丸吞了下去。

芒罗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只由电池操动的挂钟，调好了背面的定时器，然后把钟挂在墙上。指针对着8点钟，但不在走动。他任凭米什金坐在自己的床上，接着回到了另一个人的四室中。5分钟之后，事情就干完了，他收拾好公文包便离开了囚室的走廊。

“在飞机作好起飞准备之前，让他们独自待着。”他在走过文书室时对办公桌旁的宪兵队军土说道，“任何人也不准与他们会面。这是基地司令官的命令。”

安德鲁·德雷克算是第一次亲自出马与荷兰总理简·格雷林通话。以后，英国的语言专家将根据磁带录音鉴定为他的口音源自英格兰地区布兰福德市方圆20英里的范围内，但到那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

“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到达以色列的条件是这样的，”德雷克说道，“在从柏林起飞之后的一个小时以内，我将期待从戈伦总理口中获得一项保证，确保这些条件得到遵守。如果不遵守这些条件，我的朋友们的获释将被视为无效。

“第一，两人应在别人引领下步下飞机，并慢步从本－古里安机场候机大楼顶上的瞭望台前走过。第二，瞭望台的通道应对公众开放。以色列保安力量不应控制瞭望人员的身份或对公众进行甄别。第三，如果囚犯被人冒名顶替，或者如果由面貌相似的演员扮演他们的角色的话，我将在几个小时以内就会知道。第四，在飞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之前三小时，以色列电台应公布飞机到达的时间，并向公众宣布，凡是希望前去目睹他们到达的人，都将受到欢迎。广播应使用希伯来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完了。”

“斯沃博达先生，”简·格雷林急忙插话道，“所有这些要求都已引起了注意，并将立即转达以色列政府。我相信，他们将会同意的。请不要中断联络。我从西柏林的英国人那儿收到了紧急消息。”

“说吧！”德雷克傲慢地说道。

“在加托机场飞机库中为专机维修的皇家空军机械师，已报告了一起严重的电气故障，故障是在今天上午的一次试车过程中发生在其中一台发动机上的。我请你相信，这决不是耍花招。他们正在拼命排除故障，但将耽搁一两个小时。”

“如果这是耍花招，那将使你的海滩上再蒙上一层10万吨的原油。”德雷克厉声说道。

“那不是要花招。”格雷林急切地说道，“所有的飞机都偶尔会有机务故障。皇家空军的飞机恰在现在发生这种故障是灾难性的。但故障已经发生，故障会被排除的，现在正在排除之中，即令是在我们说话的这个时刻。”

当德雷克思考的时候，出现了一会儿的静默。

“我想要由四位不同国籍的电台记者目睹起飞的情景，各人都应与他的总部保持直通联络。我想要每位记者对起飞作现场实况报道。他们必须来自‘美国之音’、‘德国之声’、英国广播公司和法国的法国广播电视局。所有电台都用英语广播，都要在起飞之后的5分钟时间内进行广播。”

简·格雷林听起来像是如释重负的样子。

“我将确保加托机场的皇家空军人员允许这四位记者目睹起飞的场面。”他说道。

“他们最好是这样。”德雷克说道，“我将把放油的期限放宽3个小时。在中午，我们开始把10万吨原油排入海中。”

线路切断时响起了咔哒一声。

那个星期天上午，本亚明·戈伦总理正坐在耶路撒冷他自己那间办公室的桌子旁。安息日已经过去，那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时间也是在10点钟过后，比西欧时间要迟两个小时。

荷兰总理的电话几乎还没有挂断，“摩萨德”的特工小组已在把从“弗雷亚”号上发出的信息传回到以色列去，这些特工人员在鹿特丹的一间公寓中栖身。他们比外交渠道要快一个多小时。

总理的安全事务私人顾问给他送来了“弗雷亚”号无线电通话的记录稿，并一声不响地把稿子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戈伦很快阅读了稿子。

“他们的用意何在呢？”他问道。

“他们在采取防备措施，以防止有人冒名顶替囚犯。”顾问说道，“那种手法是明摆着的，让两位年轻人化装一下，使人初看起来像是米什金和拉扎雷夫，随之而进行冒名顶替。”

“那么，谁将在这儿——以色列辨认真正的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呢？”

安全顾问耸了耸肩膀。

“站在瞭望台上的某个人，”他说道，“他们在这儿必须有位一眼就认得出那两个人的同伙，更可能是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能够认得出来的某个人。”

“认出来以后呢？”

“可以设想，某种信息或信号必须传递到某个宣传部门以进行广播，以向‘弗雷亚’号上的人证实，他们的朋友已安全抵达以色列。收不到那个信息，他们将认为自己是上当了，并开始采取他们的行动。”

“他们一伙的另外一个人吗？在这儿？以色列？我不准备接受那个。”本亚明·戈伦说道，“我们也许不得不为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做东道主，但再也不能有任何别的人。我想要把那个瞭望台置于秘密监视之下。当那两个人到达时，如果瞭望台上有任何人从他们身上收到信息的话，我想要对他盯梢。必须允许他把信息传送出去，然后把他抓起来。”

在“弗雷亚”号油轮上，上午的时间过得特别慢，使人难以忍受。每隔15分钟，安德鲁·德雷克便在他那架便携式收音机的整个波段上搜索，收听“美国之音”或英国广播公司“世界节目”的英语新闻广播。每个电台都播送着同样的消息：飞机没有起飞，机械师仍然在“教员”号出故障的发动机上工作。

9点钟过后不久，由德雷克指定作为起飞见证人的四位电台记者获准进入加托基地，他们由宪兵护送到军官食堂，并在那儿享用咖啡和饼干。他们与位于柏林的总部建立了直通电话，通过总部又与各自的国家开通了无线电广播线路。他们之中谁也没有遇到过亚当·芒罗。芒罗已借用了基地司令的私人办公室，正在与伦敦通话。

在“阿盖尔”号巡洋舰的背阴一侧，“短剑”、“长剑”和“短弯刀”三艘快速巡逻艇在系泊处待命。法龙少校在“短剑”号上把特种快艇勤务处的12名突击队员召集了起来。

“我们必须设想，当局即将让那两个杂种离去，”他对他们说道，“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将从柏林起飞前往以色列。他们将在四个半小时之后到达那儿。所以，在今天傍晚，或者是今天夜里，如果他们说话算数的话，那些恐怖分子将撤离‘弗雷亚’号。

“他们朝哪个方向去，我们还不知道，但也许是朝荷兰方向去。在那一侧的海面上没有船只。当他们离开‘弗雷亚’号3海里远时，皇家海军的专家将登上‘弗雷亚’号去排除炸药，离那么远时，小型低功率发射式引爆器就无法引爆炸药。但那不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捉拿那些杂种，而我想对付那个叫‘斯沃博达’的家伙。他是我的，懂吗？”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点着头，有几个人呲牙咧嘴地笑了起来。他们所受的训练就是为了行动，而他们已被剥夺了这一次机会。现在，他们捕获猎物的本能是很强烈的。

“他们搞到的汽艇比我们的快艇要慢得多。”法龙继续说道，“他们将先驶出去8海里，但我估计，在他们离到达海岸还有三四海里的地方，我们将赶上他们。我们在空中有‘猎人’号飞机，与‘阿盖尔’号是可以联络上的。‘阿盖尔’号将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航向。我们在接近他们时将使用探照灯。我们找到他们之后，就把他们于掉。伦敦说，没有任何人对俘虏感兴趣。不要问我为什么；也许他们想要那些人的老命，其中的原因我们是搞不清楚的。他们已把这个差事交给我们了，我们就要把事情办成。”

在几海里以外的地方，迈克·曼宁上校也在注视着时间一分一秒地随着时钟的滴答声逝去。他也在焦急地等待来自柏林的消息——机械师们已完成“教员”号飞机发动机的修理工作。在半夜三更时，他在自己的睡舱中无法人睡，等待着那道令人胆战心凉的命令——发射炮弹，摧毁“弗雷亚”号和它的船员，而当时传来的消息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美国政府已突然改变了它前一天日落时所持的态度，远非是反对释放被关押在莫阿比特监狱中的囚徒，远非是准备摧毁“弗雷亚”号以求阻挠释放囚徒，华盛顿现在并不反对。但他现在主要是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一阵阵纯粹是宽舒的感情波涛。给他下达的杀人命令已经被撤销，除非……除非仍然会出某种岔子。只有到了两位乌克兰的犹太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的时候，他才会对他那道葬送“弗雷亚”号油轮的命令已成为历史而感到完全放心。

9点45分，被关押在加托基地亚历山大兵营四室中的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已从他们在8点钟服用的麻醉剂的效应中清醒过来。几乎在此同时，亚当·芒罗挂在各个国室墙上的时钟开始走动起来，秒针开始沿着表盘转动。

米什金摇摇头，并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他感到昏昏欲睡，头脑中稍微有些迷迷糊糊。他把此归因于晚上没有睡好觉，有几个小时无法人眠，而且心情又激动，他对墙上的时钟扫了一眼，时间是8点零2分。他知道，当他和戴维·拉扎雷夫被人领着穿过文书室朝四室走去时，那儿的时钟表明时间是8点整。他伸了个懒腰，从睡铺上一骨碌下了地，开始在国室里踱起步来。5分钟之后，拉扎雷夫在走廊的另一头也做出了与此非常相似的举动。

亚当·芒罗闲逛着走进了机库，巴克准尉仍然在“教员”号右舷那台发动机上摆弄着。

“怎么样啦，巴克先生？”芒罗问道。

那位服役时间已很长的机械师从发动机的内腔中钻了出来，带着恼怒的神情俯视着那位平民百姓。

“先生，我能问一下，我应该这样演多长时间的戏？发动机好极了。”

芒罗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

“10点半，”他说道，“再过整整一个小时，我要你给机务人员办公室和军官食堂打电话，报告飞机已修好了，可以随时起飞。”

“那是11点半，先生。”巴克准尉说道。

在囚室中，戴维·拉扎雷夫又扫视了一下墙上的挂钟。他想，他一直在踱步已有30分钟了，但时钟上面才指着9点钟。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但看来像才是短暂的一瞬间。诚然，身陷囹圄，时间对于意识来说在要着奇特的花招。时钟毕竟是准确的。他和米什金都万万没有想到，时钟转动的速度加快了一倍以赶上他们一生中所耽误的100分钟时间，或者两只时钟注定要在11点半完全与国室外面的时钟相同步。

在11点钟，简·格雷林正在从海牙给西柏林的市长打电话。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市长先生？”

“我不知道。”那位感到十分恼火的柏林官员大声说道，“英国人说，他们快要把那台该死的发动机修好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从民航机场用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客机。从航线上抽出一架飞机来只是运两位乘客到以色列去，但我们会支付额外的费用的。”

“嗯，我要告诉你，再过一个小时，‘弗雷亚’号上的那些疯子将排放10万吨的石油。”简·格雷林说道，“我的政府将要英国人对此负责。”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从柏林传来的声音说道，“整个这件事是胡闹。”

在11点半，巴克准尉关上了发动机罩，并爬了下来。他走到一架墙式电话机跟前给军官食堂打了电话。基地司令接了电话。

“飞机准备好了。”机械师说道。

那位皇家空军的军官转身面向聚在他周围的人，包括那位莫阿比特监狱的典狱长和四位广播电台的记者。记者们手持与他们的总部相连通的电话筒。

“故障已经排除了，”他说道，“飞机将在15分钟之内起飞。”

他们透过食堂的窗户，观看到了那架雅致的小型专机在被牵引到阳光之中。驾驶员和副驾驶员爬上了飞机，接着起动了两台发动机。

典狱长走进囚犯的牢房，告诉他们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他的手表指示的时间是11点35分。墙上的挂钟也指着这个时间。

两位囚犯仍然一言不发，被押上了宪兵队的英吉普车，随同那位德国狱吏乘车穿过了柏油碎石路面，来到等候着的喷气式飞机跟前。他们没有回顾一下便登上了舷梯，在座位上坐定了下来。他们后面跟着一位空军的军需军士，在“教员”号飞往本－古里安机场的途中，他将成为惟一的另一位乘客。

在门点45分，贾维斯空军中校打开了两只油门，“教员”号从加托机场的跑道上升空了。遵照空中交通控制官员的指令，飞机利索地转入了从西柏林飞往慕尼黑的南行空中走廊，并消失在蔚蓝色的天空中了。

不到两分钟时间，四位广播电台的记者都从加托的军官食堂向他们的听众作了现场实况广播。他们的声音传到了世界各地，向听众报告，在“弗雷亚”号首次提出要求的48小时之后，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已踏上了航程，正在向以色列、向自由飞去。

在“弗雷亚”号高级船员和水手们的家中，家人们都听到了无线电广播。在四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各地的30户家宅中，母亲和妻子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孩子们都问妈妈为什么在哭泣。

在“阿盖尔”号西侧构成一道屏障的拖船和清洗剂喷洒船队中，这则消息也传播了开来，大家都松了口气。无论是科学工作者还是船员，对自己无法对付10万吨海上溢油，都没有丝毫的疑问。

在得克萨斯，石油巨头克林特·布莱克沐浴在星期天上午的阳光中，他在吃早餐时，从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中听到了这则消息，他大声喊叫了起来：“该死的，也正是时候啦。”

哈里·温纳斯特鲁姆在高耸在鹿特丹市区的顶层套间中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消息，他带着满意的神情笑了起来。

从爱尔兰到铁幕的每一家报馆中，各家日报的星期一上午版都正在编排之中。许多撰稿人都在汇总从星期五深更半夜最初袭击“弗雷亚”号直到此时此刻的全部情况。报纸上都为登载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抵达以色列和“弗雷亚”号油轮获释的消息留出了版面。在10点钟付印第一版之前还来得及把大部分如何收场的消息包括进去。

在欧洲时间的12点20分，以色列国同意烙守由“弗雷亚”号提出的要求，即4个小时之后在本－古里安机场接待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时对公众开放，并可供人辨认他们的身份。

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住在离本－古里安机场3英里的阿维亚旅馆中，他在旅馆六层楼上的房间中从电讯设备传送的收音机上听到了这则消息。他向后躺着，松了一口气。他是在上一个星期五临近傍晚时到达以色列的，指望在星期六看到他游击队的老战友抵达这儿。然而，他从无线电中听到了德国政府在半夜三更变了卦，推迟到了星期六，接着听到了将在中午排放石油的消息。他曾咬着自己的手指甲，感到无能为力，而又无法休息，直到终究传来了释放他们的最后决定。现在对他来说，在“教员”号于欧洲时间4点15分、特拉维夫时间6点15分着陆之前，时间在随着时钟的滴答声缓慢地消逝而去。

在“弗雷亚”油轮上，安德鲁·德雷克听到了飞机起飞的消息，他那疲惫不堪的面容中流露出了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态。35分钟之后，以色列国表示同意他的要求，那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他们已经上路了，”他对拉森说道，“4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平安到达特拉维夫。在那以后再过4小时，如果下雾的话还可以提前一些，我们就将撤离了。海军会上船来救你的。你那只手可以得到妥善的治疗，你可以领回你的船员和油轮……你应该是幸福的。”

那位挪威船长向后躺在他的椅子里，眼睛里显出了深陷的黑眸，他不想让那位年轻人看到自己睡着了而感到得意起来。对于他来说，事情还仍然没有结束。在讨厌的炸药从他的船舱中清除出去之前，在最后一位恐怖分子离开他的油轮之前，事情是不会了结的。他知道自己几乎要垮下来了，手上的剧痛已稳定下来成了一种单调而又引起轰鸣的抽痛，沿着手臂一直痛及肩膀，全身传遍了一阵阵筋疲力尽的倦意，直至他感到头昏脑胀为止。但他仍然不肯闭上自己的眼睛。

他怀着蔑视的神态抬起目光望着那位乌克兰人，“汤姆·凯勒呢？”他问道。

“谁？”

“我的三副，星期五上午你在甲板上枪毙的那个人。”

德雷克笑了起来。“汤姆·凯勒与其余的人一起待在下面。”他说道，“打枪是装模作样的，我自己的一位伙伴穿上了凯勒的衣服。子弹是空包弹。”

那位挪威人咕哝了一声。德雷克兴致勃勃地从对面望着他。

“我是够慷慨大方的，”他说道，“因为我已经获胜了。我给整个西欧造成了一种他们无法面临的威胁，一种他们怎么也无法摆脱的交易。总而言之，我使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但你几乎把我打垮了，就差那么一点儿。

“从今天上午6点钟你毁了引爆器以来，那些突击队员可以在他们所愿意的任何时候来袭击这艘油轮。幸亏他们不知道那个情况。要是你向他们发出信号的话，他们也许会这样干的。你是一位勇敢的人，索尔·拉森。你想要什么吗？”

“只要离开我的油轮。”拉森说道。

“现在很快了，很快了，船长。”

在威尼斯的上空，贾维斯空军中校稍微移动了一下操纵器，疾飞的银燕朝东南方向偏转了几度航向而朝着亚得里亚海作长距离的飞行。

“乘客怎么样？”他向那位军需军士问道。

“安静地坐在那儿，在观看风景。”军需军士从他的肩膀上方说道。

“使他们保持像那样坐着。”驾驶员说道，“他们上次乘飞机旅行时，到头来开枪打死了机长。”

军需军士笑了起来。“我会监视他们的。”他应允道。

副驾驶员轻轻拍着自己膝盖上的航线图。

“离着陆还有3个小时。”他说道。

从加托播送的无线电广播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被听到了。在莫斯科，这则消息被译成俄语，译文送到了一套私人公寓的一张桌子上，公寓位于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特权阶层住宅区的一端。有两个人在下午2点钟稍过片刻时坐在桌旁吃午饭。

尼古拉·克伦斯基元帅阅读了打字的译文，用一只胖乎乎的拳头猛捶桌子。

“他们把他们放走了，”他大声说道，“他们让步了。德国人和英国人已经屈服了。两位犹太年轻人已在到特拉维夫去的途中了。”

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一声不响地从他同伴的手上接过译稿阅读了起来。他不禁冷淡地微微一笑。

“那么，今天晚上，当我们把库库希金上校和他们的证据摆在政治局面前时，马克西姆·鲁丁就将完蛋。”他说道，“表示不信任的提议将获得通过，那是毫无疑问的。到午夜前，尼古拉，苏联就将是我们的。用不了一年时间，整个欧洲。”

红军的元帅倒了满满两小杯斯托里契纳雅伏特加酒。他把一杯朝党的理论家推去，并举起了自己那杯酒。

“为红军的胜利干杯！”

维希纳耶夫举起了他的玻璃杯，这种烈酒他是几乎从来不沾边的，但事情是有例外的。

“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世界干杯！”

正文第二十章

下午4点至晚上8点。

小型的“教员”号飞机在海法以南的近海上空最后一次掉转了机头，开始直朝着特拉维夫内陆一侧本－古里安机场的主跑道降下高度。

经过恰好4个半小时的飞行之后，飞机在欧洲时间4点15分。以色列时间6点15分着陆了。

在本－古里安机场，候机大楼的瞭望台上挤满了好奇的观众，他们对于在这个十分注重保安的国家里竟然能自由出入这样一个场面而感到惊异。

尽管“弗雷亚”号上的恐怖分子在早些时候要求不应有警察在场，但以色列特工处是派人在那儿的。有些人穿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雇员的制服，其余的人在卖软饮料，或是在打扫前院，或是坐在出租汽车的方向盘后面。阿弗拉姆·赫希侦探坐在一辆运报纸的汽车中，里面放着一捆捆的晚报，但他无所事事，这些报纸也许会，也许不会被送到中央大厅的售报亭中去。

皇家空军的飞机在降落之后便被一辆地勤吉普车牵引到候机大楼前用柏油碎石铺筑的停机坪上，这儿有一小群官员在等候着接待从柏林来的两位旅客。

在不远的地方也停放着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客机，舷窗口都垂着帘子，有两个人穿过织物的裂口在用望远镜凝视候机大楼顶上的一排面孔，他俩各人手里都拿着一架步话机。

瞭望台上挤满了好几百个人，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就站在人群中的某个地方，与其他清白无辜的观众是无法区别开来的。

一位以色列的官员登上几级舷梯走进了“教员”号飞机。两分钟之后，他走了出来，后面跟着戴维·拉扎雷夫和列夫·米什金。瞭望台上两位犹太人保卫同盟的鲁莽人物，拿出原先藏在大衣里面的一幅标语，并把它举了起来。上面只是用希伯来文写着“欢迎”的字样。他们还开始鼓起掌来，直到几位邻近的人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才停了下来。

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在前面一小群官员的带领下，沿着候机大楼的正面走着，身后跟着两位身穿制服的警察，他们边走边抬头看着头顶上方瞭望台上的人群。几位观众挥着手，大多数人默默地观看着。

特工处的工作人员从那架停放着的客机里面向外凝视着，竭力想抓住那两位逃亡者从站在栏杆旁的人群中辨认出某个人的任何迹象。

列夫·米什金先看到卡明斯基，嘴边很快用乌克兰语咕哝了起来，所说的话马上被一只走向微音器接收了下来，微音器是从100码以外一辆流动餐车中对着他们的。那个顺着外形像步枪一般的微音器斜眼而视的人并没有听到那句话，但狭小的餐车中在他身旁一位头戴耳机的人却听到了。他由于懂乌克兰语而被选中了。他对着步话机轻声说道：“米什金刚才与拉扎雷夫说了句话。他说：‘他在那儿，靠尽头，系着蓝色的领带。’”在那架停放着的客机中，两位监视者把他们的望远镜转向瞭望台的尽头。在他们和候机大楼之间，官员们继续一本正经地列队从观众面前走过。

米什金在认出了他的乌克兰同胞之后便把目光挪开了。拉扎雷夫对上面的一排面孔扫了一眼，认出了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并眨了眨眼睛。卡明斯基所需要的就是这些：没有人冒名顶替囚犯。

客机上躲在窗帘后面的其中一个人说：“找到他了。”并开始对着手持无线电话诉说起来。

“中等身材，30来岁，棕色头发，棕色眼睛，身穿灰色裤子和花呢便服，系蓝色领带。站在离瞭望台尽头第七八个站位，面朝塔台。”

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走进大楼不见了。这一场面结束之后，楼顶上的人群开始散去。他们顺着楼梯簇拥着走进了中央大厅。在楼梯的底部，一位头发花白的人正在把烟蒂扫进一只垃圾箱中。当一长排人从他面前走过时，他认出了一位身穿花呢便服和系蓝色领带的人。当那个人大步跨过中央大厅楼面时，他仍然在扫着地。

那位扫地的人走到他的手推车跟前，取出一只不大的黑盒子，并轻声说：“可疑分子在走向出口处5号门。”

在大楼外面，阿弗拉姆·赫希从汽车后部举起一捆晚报扔到一辆手推车上，手推车由他的一位同事扶着。那位系蓝色领带的人走到离他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没有左顾右盼便朝一辆停着的出租汽车走去，并钻进了汽车。

赫希侦探“砰”地关上了他那辆运货车的后门，走到乘客一侧的车门跟前，并纵身跃上了座位。

“停车场那边，‘大众’牌‘高尔夫’型汽车。”他对运货车的司机本特苏尔巡警说道。当那辆出租汽车驶离停车场朝机场建筑群的主要出口处驶去时，那辆运报纸的汽车跟在它后面，只相距200码远。

10分钟之后，阿弗拉姆·赫希提醒在他后面跟上来的其他警车。“可疑分子进入了阿维亚旅馆的停车场。”

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在自己的口袋中装着房间的钥匙。他快步穿过门厅，乘电梯上了他六层楼上的房间。他坐在床沿拿起电话要接外线。他在接通外线时便开始拨号。

“他刚才要求打外线电话。”电话总机的话务员对身旁的赫希侦探说道。

“你能查出他在拨的号码吗？”

“不能，那是市内的自动电话。”

“该死！”赫希说道，“跟上来。”他和本特苏尔巡警拔腿便朝电梯奔去。

在英国广播公司驻耶路撒冷的办公室中，有人在电话响第三遍铃时接了电话。

“你说英语吗？”卡明斯基问道。

“当然会的。”另一端的以色列秘书说道。

“那么，请听我说，”卡明斯基说道，“我的话只说这一遍。如果‘弗雷亚’号超级油轮要完好无损获释的话，在英国广播公司‘世界节目’欧洲时间6点钟的第一则新闻中，必须包括‘没有抉择的余地’这句话。如果广播的第一则新闻中不包括那句话，油轮将被摧毁。你听懂了没有？”

当驻耶路撒冷记者的年轻秘书在便笺纸上飞快地涂写着时，房间中有几秒钟寂静无声。

“懂了，我想是这样的。你是谁呢？”她问道。

阿维亚旅馆中那间卧室的门外，阿弗拉姆·赫希身边又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带着短枪管的滑膛枪。两个人都穿着机场雇员的制服，赫希仍然穿着报纸发行公司的服装，裤子、衬衣和大盖帽都是绿色的。他在门外听着，直到他听见电话挂断时发出的叮当声。然后，他靠后站着，拔出他的军用左轮枪，并向手持滑膛枪的那个人点了点头。

枪手小心翼翼地对着门锁瞄准了一下，把整个组件从木框架上炸飞了。

阿弗拉姆·赫希快步从他身前穿过，跨了三步便走进了房间，蹲了下来，双手握着枪向前伸着直接对准目标，并对房客吆喝着令他不准动。

赫希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34年前生在以色列，双亲都是从第三帝国死亡营幸存下来的移民。他幼年时在家里说的话总是依地语或者俄语，因为父、母亲都是移居俄国的犹太人。

他猜想自己身前的那个人是俄罗斯人，他没有理由会有别的想法。所以他用俄语向他喊话：“站住……”他的声音在狭小的卧室中发出了回响。

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正站在床边，手里拿着电话号码簿。当房门“砰”地打开时，他扔下了号码簿，簿子合上了，以防搜索的人看到打开的是哪一页，或者他拨的可能是什么号码。

当喊声传来时，他心目中看到的，不是特拉维夫郊外的一间旅馆卧室，而是喀尔巴肝山麓小丘中的一间小农舍，耳中听到的又是包围他小分队隐藏处、身穿绿色制服的人的喊叫声。

他望着阿弗拉姆·赫希，认出了绿色的大盖帽和制服，并开始朝敞开的窗户走去。

他可以听到他们又在穿过灌木树丛向他走去，一边连续不断地大声喊着：“站住……站住……”除了逃跑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就像狐狸一样逃跑，后面有猎人在追赶，穿过农舍的后门钻进了大树下的矮树丛中。

他背朝着后面在快步退出去，穿过了开着的玻璃门而置身于小小的阳台上，这时栏杆挡住了他的腰背部而使他翻越了过去。当他跌在如英尺以下的停车场时，他的背部、骨盆和头颅都破裂了。阿弗拉姆·赫希从阳台的栏杆上方朝下看着那具粉身碎骨的尸体，井转身面向本特苏尔巡警。

“他究竟为什么要那样呢？”

在“教员”号飞机从柏林起飞前往特拉维夫之后不久，前一天傍晚从英国运送两位专家到加托的那架军用飞机向西飞返英国了。亚当·芒罗搭乘了这架飞机，但他从内阁办公厅获准让飞机先把他送到阿姆斯特丹再飞返英格兰。

他还妥善安排好了“阿盖尔”号的“威赛克斯”直升飞机到斯希普霍尔机场接他。当“威赛克斯”在那艘导弹巡洋舰的后甲板上降落时，时间已是4点半钟了。在舰上迎接他的军官带着明显的嫌弃神态扫视了他的那副模样，但还是把他带去会见普雷斯顿上校。

那位海军军官所知道的不过是他的客人来自外交部，曾到柏林去监督飞机劫持者出发前往以色列。

“想洗刷梳理一下吗？”他问道。

“好极了。”芒罗说道，“有什么关于‘教员’号的消息吗？”

“15分钟以前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普雷斯顿上校说道，“我可以让我的勤务兵为你熨一下你的外套，我相信，我们可以为你找到一件合身的衬衣。”

“我喜欢穿一件暖和的厚内衣。”芒罗说道，“外面冷得要命。”

“是的，那可能会带来一点问题。”普雷斯顿上校说道，“一条冷空气带正从挪威南下。今天傍晚，我们可能会遇上一点海雾。”

5点钟刚过，海雾就降临了。当冷空气紧随着热浪与温暖的陆地和海面相接触时，滚滚的浓雾自北方飘移过来。

亚当·芒罗洗了澡，刮了脸，并穿上了借来的白色厚内衣和黑色的哗叽裤子。当他在5点钟刚过来到驾驶台上加入普雷斯顿上校的行列时，海雾越来越浓了。

“该死的！”普雷斯顿说道，“这些恐怖分子像是事事称心如意。”

到5点半钟时，浓雾已把“弗雷亚”号挡住而看不见了，并在停泊着的战舰周围回荡，战舰之间除了借助雷达之外，已无法相互窥见。

在天空中盘旋的“猎人”号可以在雷达上显示出所有这些战舰和“弗雷亚”号油轮。它仍在高达15000英尺的晴空中飞行，但海洋本身已消失在一张灰蒙蒙的被絮之中。

5点钟刚过，潮流又转向了，重新开始朝东北方向漂去，漂浮的油膜也在潮水的推动下随波逐流，滞留在“弗雷亚”号和荷兰海岸之间的某个海域中。

英国广播公司驻耶路撒冷记者是在以色列首都任职多年的老手，他有许多老相识。当他听说他秘书接的电话之后，他立即给某个保安部门中的一位朋友打了电话。

“电话的内容就是那样，”他说道，“我打算马上把它发回伦敦。但我对是谁打的电话没有丝毫线索。”

从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一阵阵轻轻的笑声。

“把电话内容发出去吧，”那位保安官员说道，“至于打电话的那个人，我们是有数的。谢谢！”

关于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已抵达本－古里安机场的简明新闻在“弗雷亚”号上播送出来时，时间刚过4点半钟。

安德鲁·德雷克猛地躺倒在自己的椅子里，一边大声叫了起来。

“我们已大功告成了，”他对索尔·拉森嚷道，“他们已在以色列了。”

拉森慢慢地点点头。他正竭力避而不想自己那只手因受伤所引起的持续性疼痛。

“恭贺了，”他用嘲讽的口吻说道，“现在你也许可以撤离我的油轮去见鬼了。”

从驾驶台通来的电话响起了铃声。有人在用乌克兰语很快地交谈着，拉森听到从另一端传来了欢呼声。

“比你想像得要快。”德雷克说道，“烟囱顶上的瞭望哨报告，有一团浓雾在从北方朝整个这个地区移动。很幸运，我们甚至不必等到天黑，雾对于我们来说甚至更管用。但当我们撤离时，恐怕，我将不得不用手铐把你锁在桌子腿上。过几个小时，海军会来救你的。”

在5点钟，主要的新闻广播节目传来了一则发自特拉维夫的电讯，意思是说，“弗雷亚”号的劫持者就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在本－古里安机场的接待问题所提出的要求，都已照办不误。同时，在“弗雷亚”号油轮完好无损获释之前，以色列政府将把从柏林来的两个人置于监护之下。一旦油轮没有完好无损地获释，以色列政府将认为它向恐怖分子做出的保证无效，并把米什金和拉扎雷夫送回到监狱之中。

在“弗雷亚”号的接待舱中，德雷克笑了起来。

“他们不必如此，”他对拉森说道，“现在我对自己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已置之度外了。24小时之后，那两个人将举行一次国际记者招待会。当他们那样干的时候，拉森船长，当他们那样干的时候，他们将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中炸出一个空前未有的大裂口。”

拉森望着窗外越来越浓的大雾。

“突击队员们可能会利用这场大雾来袭击‘弗雷亚’号，”他说道，“你的探照灯就不管用了。过几分钟，你们将无法看到蛙人从海底下冒出来的水泡。”

“那已无所谓了，”德雷克说道，“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只要让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有机会说话。那就是这一切的目的所在。那就使这一切都变得是值得的。”

两位乌克兰犹太人从本－古里安机场乘一辆警车来到特拉维夫警察总局，被禁闭在不同的囚室里。戈伦总理准备恪守他那一部分交易——用这两个人来换取“弗雷亚”号及其船员和货油的安全。但他不准备让那位陌生的斯沃傅达在他面前耍花招。

对于米什金和拉扎雷夫来说，那是一天之中的第三次坐牢了，不过两人都知道那将是最后一次了。当他们在走廊中分手时，米什金对他的朋友眨了眨眼睛，并用乌克兰语说道：“不是明年到耶路撒冷，是明天。”

这个警察局的局长从楼上的一个办公室按常规给警医打了一个电话，让他给两个人作一次体格检查，医生答应立即就去。特拉维夫的时间是7点半钟。

在“弗雷亚”号上，6点钟之前的30分钟是像蜗牛一般在缓慢地爬行。德雷克在接待舱中把他的收音机调谐到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节目”上，并迫不及待地收听6点钟的新闻广播。

阿扎玛特·克里姆，在他三位同事的协助之下，从油轮的船尾栏杆垂下一条绳子通到那艘坚固的渔艇上。在以往的两天半时间中，汽艇在船壳旁颠簸着。当他们四个人站在汽艇中部的露天甲板上时，他们便开始为那一伙人撤离“弗雷亚”号作准备工作。

在6点钟，英国议院塔上的“大笨钟”在伦敦敲响了，傍晚的新闻广播开始了。

“这是英国广播公司播送的‘世界节目’。刚才是伦敦时间6点整。现在报告新闻，是由彼得·查默斯向你播送的。”

一个新的嗓音接着响了起来。在“阿盖尔”号的军官起居室中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普雷斯顿上校和他的大部分军官都聚集在收音机的四周。在美国军舰“莫兰”号上，迈克·曼宁上校在收听。唐宁街、海牙、华盛顿、巴黎、布鲁塞尔、波恩和耶路撒冷都在收听这同一个新闻节目。

在“弗雷亚”号上，安德鲁·德雷克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收音机。

“今天，本亚明·戈伦总理在耶路撒冷说：在戴维·拉扎雷夫和列夫·米什金两位囚犯在早些时候从波恩到达这儿之后，他没有抉择的余地，只得低守自己有关释放这两个人的保证，假如‘弗雷亚’号超级油轮和它的船员安然无恙获释的话……”

“‘没有抉择的余地’，”德雷克大声嚷道，“就是这句话。米罗斯拉夫已办成了。”

“办成什么啦？”拉森问道。

“认出他们了，是他们，没错，没有人冒名顶替。”

他颓然倒在自己的椅子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事情就快完啦，拉森船长。我们要走了，你听了会高兴的。”

船长的私人贮藏柜里有一副手铐，还有钥匙，以供一旦需要在船上拘禁某个人之用。在船上有人会做出疯野胡闹的举动是人所共知的。德雷克把一只手铐套在拉森的右手腕上，并“啪”地一声把手铐锁上了。另一只手铐是套在桌腿上。桌子是用螺栓固定在地板上的。德雷克在门口停了一下，把手铐的钥匙放在了一只架子上面。

“再见，拉森船长，你可能不会相信这件事的，但我对水面上的浮油感到很遗憾。如果对岸的那些傻瓜没有想方设法来欺骗我的话，那是决不会发生的。我为你那只手感到很抱歉，但那件事也是不必要发生的。我们将不会再见面了，那么就告别了。”

他关上并锁好了身后的舱门，飞也似地下了三层楼梯来到了甲板上，又朝外跑到他的人聚集的后甲板上。他随身带着他的晶体管收音机。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他问阿扎玛特·克里姆。

“我们无时无刻都是准备好的。”那位克里米亚鞑靼人说道。

“一切都好吗？”他向那位精通小艇技术的美籍乌克兰人问道。

那个人点点头。“所有的系统都正常。”他答道。

德雷克看了看他的手表。时间是6点20分。

“好吧，6点45分，阿扎玛特按响轮船的汽笛，汽艇和第一组同时出发。我和阿扎玛特晚10分钟离开。你们都已带好了证件和衣服。你们在登上荷兰的海岸之后，每个人都分散行动，那就各自为战。”

他朝船侧那面看了看。在雾蒙蒙的水面上，有两艘充气式的“佐迪阿克”快艇在渔艇旁边颠簸着。两艘快艇都是在上一个小时中从渔艇中拖出来充好气的。一艘是14英尺长的型号，足以容纳五个人。较小的10英尺型号乘坐两个人是绰绰有余的，快艇后面的外装发动机功率达40匹马力，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快艇将达到30节的航速。

“现在他们长不了啦！”西蒙·法龙少校站在“短剑”号的前横杆上说道。

从“弗雷亚”号上早就看不到三艘巡逻快艇，从那时起，快艇就离开了“阿盖尔”号的西侧，现在就系泊在它的船尾，艇首对着5海里以外笼罩在浓雾中的“弗雷亚”号泊位。

特种快艇勤务处的突击队员们已分散开来了，每艘快艇上都是四个人，人人都配备了卡宾枪、手榴弹和短几“长剑”号快艇还载有四位皇家海军的爆破专家。当盘旋的“猎人”号发现恐怖分子的汽艇已驶离超级油轮一侧达3海里远时，这艘快艇将立即直奔“弗雷亚”号而去营救它。“短剑”号和“短弯刀”号将追捕恐怖分子，要赶在他们消失在迷宫一般的溪流和岛屿中之前把他们捕获。马斯河以南的荷兰海岸到处都有这样的溪流和岛屿。

法龙少校将乘坐“短剑”号指挥追捕小分队。站在他身旁的是从外交部派来的人——芒罗先生，这个人使他感到非常讨厌。

“我们在与他们短兵相接的时候，不要碍手碍脚的。”法龙说道，“我们知道，他们有卡宾枪和手枪，也许还有别的武器。就我个人而言，我想不通你究竟为什么执意要去。”

“就让我们这样说吧，我个人对这些杂种很感兴趣，”芒罗说道，“特别是那位斯沃博达先生。”

“我也是这样，”法龙咆哮着说道，“而斯沃傅达是我的。”

在美国军舰“莫兰”号上，迈克·曼宁也听到了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平安抵达以色列的消息，他像“弗雷亚”号上的德雷克一样感到如释重负。对于他来说，犹如对于索尔·拉森一样，那是一场噩梦的结束。现在不会要对“弗雷亚”号开炮了。他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当恐怖分子逃跑时，皇家海军的巡逻快艇将享受到追捕歹徒的欢乐。对于曼宁来说，他在一天半的时间中所经受的痛苦已变本加厉而成了愤怒。

“我要亲手抓住那个斯沃博达，”他对指挥官奥尔森说道，“我将欣然扭断他该死的脖子。”

舰上的雷达扫描器，如同“阿盖尔”号、“布赖纳”号、“布莱德”号和“蒙卡尔姆”号战舰上一样，在海面上搜索着以寻找汽艇驶离“弗雷亚”号船侧的迹象。6点15分这一时刻转瞬即逝，没有任何迹象。

“莫兰”号炮塔上的前炮仍然炮弹在膛，炮口从“弗雷亚”号移开了，而指向它以南3里以外空旷的海面。

在特拉维夫时间8点10分，列夫·米什金正站在特拉维夫街道下面的囚室中，这时，他胸中感到一阵疼痛。他体腔内像是有石块一样的某种东西在很快长出来。他张开嘴巴想喊叫，但空气被切断了。他脸朝下栽倒了下去，躺在国室的地面上一命呜呼了。囚室的门外始终有一位以色列警察在站岗，他接到命令，至少要每隔3分钟观察一下室内的情况。米什金身亡不到60秒钟，警察便把一只眼睛挨近了监视孔。他所看到的景象使他失声惊叫了起来。他手忙脚乱地拧着门锁中的钥匙开门。在走廊再往前走一些地方，在拉扎雷夫牢房门前站岗的一位同事听到了惊叫声，跑过来帮他的忙。他俩一起闯进了米什金的牢房，在倒伏的身躯上方俯下了身子。

“他死了。”其中有一个人轻声说道。另外一个人急忙冲进走廊里按下警铃的电钮。然后，他们跑到拉扎雷夫的囚室那儿，匆匆走了进去。

第二位囚徒在床上弯着腰，双臂搂住自己的身子，犹如痉挛发作一般。

“怎么啦？”其中一位看守说道，但他说的是希伯来语，拉扎雷夫没有听懂。临死的人竭力挤出了四个俄语单词。两位看守都清楚地听到了他说的话，后来把说的内容给高级警官们复述了一遍，他们能够把它翻译出来：“克格勃……的……头目……死了。”

那就是他所说的全部内容。他的嘴巴停止了活动，他侧卧在睡铺上，视而不见的眼睛盯着身前蓝色的制服。

警铃唤来了警察局长、十几位别的官员和那位正在局长办公室喝咖啡的医生。

医生很快给他俩都作了检查，探测了嘴巴、喉咙和眼睛，触摸了脉搏和胸腔。他检查完毕之后走出第二个囚室。局长跟着他走进了走廊，他为此而感到忧心冲忡。

“究竟出什么事啦？”他问医生。

“我以后可以做一次全面的尸体剖检，”医生说道，“或者也许我就不经办这件事了。不过，至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已经被毒死了，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

“但他们还没有吃任何东西呢！”那位警官表示异议。“他们还没有喝任何东西。他们刚要准备吃晚饭。也许是在飞机场……在飞机上……”

“不，”医生说道，“一种慢性的毒品不会这样立刻见效，也不会是同时的，体格的差别很大。不是他俩各自服用的，便是别人放的毒，一种大剂量的剧毒剂，我怀疑那是氰化钾，在他们死之前5到10分钟服用的。”

“那是不可能的！”警察局长大声说道，“我的人一直守在牢房外面。两个囚徒进牢之前都搜过身的。嘴巴、肛门，所有的部位，没有任何暗藏的毒丸。再说，他们为什么要自杀呢？他们刚来到可以获得自由的地方。”

“我不知道，”医生说道，“不过，他们俩都是在中毒后几秒钟之内死去的。”

“我马上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局长严肃地说道，并大步走到他自己的办公室中去。

总理的私人保安顾问，如同以色列几乎每一位别的人那样，是个退位军人。但他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议会5英里方圆的人都只是称他为巴拉克。他一开始在伞兵司令拉法尔·伊坦的部下当一名伞兵，那是一支传奇般的“突击队”。后来，他被调动了，在阿里尔·沙龙将军的精锐101部队中成了一名少校，直至他在贝鲁特黎明时袭击一幢巴勒斯坦的公寓大楼时膝盖被子弹击中。

从那时候起，他就专门从事保安工作中技术性更强的业务，他懂得有什么样的手段可能会使以色列总理丧命，然后采取针锋相对的防范措施而保护他的主子。从特拉维夫打来的电话正是他接的，然后他走进了本亚明·戈伦正在加晚班的办公室向他报告了这则消息。

“在牢房里面吗？”惊愕的总理重复道，“那么，他们肯定是自己服毒的。”

“我认为不是这样，”巴拉克说道，“他们完全有理由想活下去。”

“那么，是由别人把他们害死的吗？”

“看起来像是这样，总理。”

“那么，谁想要他们的命呢？”

“当然是克格勃。他们之中有一个人用俄语咕哝了一下有关克格勃的事情。看来，他像是在说，克格勃的头目想要他们的命。”

“但他们没有落在克格勃的手里。12个小时之前，他们是在莫阿比特监狱里。然后，在英国人手里待了8个小时，接着在我们这儿待了两个小时。在我们的手里，他们什么也没有吃，没有吃饭，也没有喝东西，什么也没有。因此，他们是怎么服用一种快速见效的毒品的呢？”

巴拉克用手搔着他的下巴，目光中显出了一种若有所悟的光芒。

“有一种办法，总理，一种延迟作用的胶囊。”

他掏出一张纸，并画了一份示意图。

“设计和制造像这样的一种胶囊是可能的。它分成两半，一半是带螺纹的，这样在吞服之前可以旋到另一半上去。”

总理望着那幅示意图，越看越感到恼火。

“说下去。”他吩咐道。

“胶囊的一半是用一种陶瓷材料制成的，对于人体内带酸性的胃液和本身内部浓度高得多的酸液都不受影响。而且很结实，在吞服时不会被喉部的肌肉所挤碎。

“另一半是用塑料制成的，它的强度足可以承受消化液的腐蚀，但不能抗酸。在第二部分中放着氰化物。在两半部之间是一层段铜膜，通过螺纹可以把两半旋拢在一直，酸液开始腐蚀铜膜。胶囊被吞服之后几个小时，酸液把铜膜穿透，时间的长短取决于钢膜的厚度。它的工作原理与某种型号的酸性引爆器是相同的。

“酸液穿透铜膜之后，很快就烂掉第二个空腔的塑料，而氰化物就流出来进入人体的器官。我相信，那可以延迟到10个小时，到那时候，无法消化的丸囊已到了小肠之中。一旦毒剂流了出来，血液就很快把它吸收，并输送到心脏。”

巴拉克以前曾见过他的总理生气，甚至发怒。但他还从未见过他气得脸色发白，浑身哆嗦。

“他们给我送来两个肚子里服了毒丸的人物，”他轻声说道，“两颗会走路的定时炸弹，到了我们手里之后就引爆身亡，不是吗？以色列不能为这种暴行而受到责难。立即发表死亡的消息，你懂吗？刻不容缓。而且要说，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病理检查，这是命令！”

“如果恐怖分子还没有撤离‘弗雷亚’号，”巴拉克提议道，“那则消息可以使他们改变撤离的计划。”

“那些对毒死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负责的人应该会想到那一点的，”戈伦总理厉声说道，“但如果拖延宣布的话，以色列政府将会为谋杀他们而受到责难。而那一点是不会容忍的。”

海雾滚滚而来，变得越来越浓，越来越向纵深扩展，并遮盖了从东英吉利海岸到伐耳赫伦岛的整个海域，雾笼罩了战舰西侧分散停泊的拖轮船队和海军的舰艇。在“短剑”、“长剑”和“短弯刀”的四周，雾气在翻滚。这些快艇停泊在“阿盖儿”号的船尾，发动机在轻轻颤动，竭力要奋勇向前捕获它们的猎物。停泊在战舰和荷兰海岸之间的那艘举世无双的大油轮，也为浓雾所吞没了。

在6点45分，所有的恐怖分子，除了两个人之外，都已下到了那艘较大的充气式快艇上。他们之中有一位美国籍的乌克兰人跳进了原先把他们送到北海之中的渔艇，并朝上扫了一眼。

在他上方的栏杆处，安德鲁·德雷克点了点头。那个人揪下了起动按钮，坚固的发动机像咳嗽一般地发动了起来。渔艇的船头对着正西方，它的方向盘由绳子系住以使它稳定在那个航向。那位恐怖分子稳定地增大了发动机的功率，排档挂在空档。

在整个水面上，灵敏的耳朵——人的和电子的——都听到了发动机的响声。从战舰直到相互之间，以及从“阿盖尔”号到头顶上方盘旋的“猎人”号，都在迅速传送着紧急的命令和问题。在那架校射飞机上，有人看着机载雷达，但并没有发现下面的海面上有任何动静。

德雷克对着自己的手持无线电话很快说了起来，阿扎玛特·克里姆在高耸的驾驶台上按下了“弗雷亚”号的汽笛按钮。

汽笛越发响亮的吼声直上云霄，打破了周围浓雾的沉寂，淹没了浪花溅泼的响声。

普雷斯顿上校在“阿盖尔”号的驾驶台上不耐烦地喷着鼻息。

“他们尽力想淹没汽艇发动机的响声。”他说道，“没有关系，它一离开‘弗雷亚’号的船舷我们马上就可以在雷达上找到它。”

几秒钟之后，渔艇上的那位恐怖分子猛地把排档推入前进档，渔艇上高速运转的发动机使艇身急速驶离了“弗雷亚”号的船尾。那位恐怖分子飞身跃起抓住在他头顶上方晃动着的绳子，提起双脚，让那艘空无一人的小艇从他身下冲出去。两秒钟之后，它便消失在浓雾之中，开足马力，朝着西面的战舰破浪前进。

那位恐怖分子悬在绳子的端头晃动着，然后落在他四位同伙在等着的快艇之中。其中有一个人猛地一拉发动机的起动绳，外装发动机突突地响了起来，接着发出隆隆的吼声。快艇上的五个人连手也没挥便抓住手把，舵手继续加大马力。充气式快艇把发动机倾人水中驶离了“弗雷亚”号的船尾，小艇高高地翘起圆钝的艇首，越过平静的海面朝荷兰方向驶去。

在高空中，“猎人”号飞机的雷达员立即发现了铁壳的渔艇，而橡胶制成的快艇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射信号。

“汽艇开动了，”他对下面的“阿盖尔”号说道，“见鬼，他们直朝着你们冲了上来了。”

普雷斯顿上校扫视了一下他自己驾驶台上的雷达显示器。

“找到他们了。”他说道，并看着尖峰信号与代表“弗雷亚”号本身的大白点相分离开来。

“他说得是对的，它直朝着我们冲上来了，他们究竟试图干什么呢？”

那艘渔艇开足了马力，上面又空无一人，航速达到了15节。过20分钟的时间，它将冲进海军的舰艇之间，然后穿过舰艇便可挤进后面的拖轮船队之中。

“他们肯定认为可以安然无恙穿过战舰的警戒线，然后可以在雾海中消失在拖轮之间，”普雷斯顿上校的大副提议道，“我们要不要派‘短剑’号去拦截呢？”

“我不准备拿好人去冒险，不管法龙少校是多么想亲自参战，”普雷斯顿说道，“那些杂种已经枪杀了‘弗雷亚’号上的一名船员。海军部下达的命令是很明确的。用炮打。”

“阿盖尔”号上所实施的程序是顺利而又熟练的。其他四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舰被客气地要求不用开炮，而把这件事交给“阿盖尔”号去办。它的前后两门口径均为5英寸的大炮平稳地转向目标，并开了火。

即使是在3海里的距离上，因为目标很小，第一次发射没有击中，炮弹落入水中时激起了冲天的水柱。对于“阿盖尔”号上的观察者来说，那儿并没有任何壮观的景象，对于它旁边三艘巡逻快艇上那些蹲着的人来说也同样是这样。在迷雾之中，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都是无法看到的。只有雷达能看到每一发落下去的炮弹，那艘目标艇在怒涛中冲上浪峰又跌下波谷之中。但雷达无法告诉它的主人那艘艇上没有任何舵手，也没有任何人蹲在船尾吓得魂不附体。

安德鲁·德雷克和阿扎玛特·克里姆，悄悄坐在紧靠“弗雷亚”号的双座快艇中等候着。德雷克紧紧抓住从上方栏杆上垂下来的绳子。他俩透过浓雾都听到了“阿盖尔”号上的大炮发出了第一阵抑低了的轰鸣声。德雷克向克里姆点点头，克里姆开动了外装发动机。德雷克松开了绳子，那艘充气式的快艇身轻如燕，飞速驶离了。随着航程的增加，快艇像是从海面上掠过一般，发动机的吼声为“弗雷亚”号汽笛的响声所淹没了。

克里姆望着绑在左手腕上的一只防水指南针，使航向朝南面转了几度。他已计算过，如用全速前进，从“弗雷亚”号到迷宫一般的南、北贝弗兰岛屿将需要45分钟。

在6点55分，“阿盖尔”的第六发炮弹击中了渔艇，而且是直接命中的。炸药把汽艇打得四分五裂，使半个船身跃出了水面，船尾和后半部都倾覆了。油箱爆炸了，铁壳的船体像石头一般沉了下去。

“直接命中。”枪炮官从“阿盖尔”号的底舱报告道，他和他的炮手们在那儿通过雷达观看着这场力量悬殊的决斗。“它完蛋了。”

那个尖峰信号从荧光屏上消失了，明亮的扫描指针在转来转去，但只显示出5海里以外的“弗雷亚”号。在驾驶台上，四位军官观看着同样的显示结果，出现了一阵静默。对于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来说，他们的战舰实际上歼灭有生力量还是破天荒头一回呢！

“让‘长剑’号出发。”普雷斯顿上校轻声说道，“他们现在可以登上‘弗雷亚’号去救援了。”

在“猎人”号黑咕隆岽的机舱里，雷达员在密切注视着他的荧光屏。他可以看到所有的战舰，所有的拖轮和位于它们以东的“弗雷亚”号油轮。但在“弗雷亚”那边的某个地方，一个微小的亮点像是在朝东南方向移动。从海军的舰艇来看，那儿是被“弗雷亚”号巨大的船体遮拦了起来。那个亮点很小，以致很可能会被忽略掉的。那并不比一个中等大小的锡罐所可能会留下的尖峰信号大。事实上，那是充气式快艇外装发动机的金属盖子。锡罐子在洋面上不会以30节的速度移动。

“‘阿盖尔’，我是‘猎人’；‘阿盖尔’，我是‘猎人’……”

导弹巡洋舰驾驶台上的军官们惊愕地倾听着从盘旋的飞机上传来的消息。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快步跑到驾驶台翼楼上并朝下对在巡逻艇上等候着的，来自波特兰的水手们大声喊着这则消息。

两秒钟之后，“短剑”号和“短弯刀”号就出发了，艇上的航海型双柴油发动机发出了隆隆的吼声，那声音响彻了四周的雾海。艇首越翘越高，激起长长的白浪花，艇尾在尾波中陷得更深，青铜的桨叶在扬鞭拍打着泡沫四溅的波浪。

“该死的家伙！”法龙少校对与他一起站在、“短剑”号狭小的操舵室中的海军艇长嚷道，“我们可以开得多快？”

“在像这样的海面上，40多节！”艇长大声答道。

还不够快，亚当·芒罗想到。快艇猛烈地颤抖着，颠簸着，就像一匹在穿云破雾脱缰而逃的野马。这时，他的双手紧紧地抓住支柱不放。“弗雷亚”仍然在5海里之外，而恐怖分子的快艇从那儿又驶出了5海里。即使他们的航速要快10节，要赶上那艘把斯沃傅达送到荷兰港湾之中而逃之夭夭的充气式快艇也要花一个小时，但斯沃博达用40分钟就将到达那儿，也许还可以提前。

“短剑”号和“短弯刀”号是单凭仪表在行驶，把浓雾撕成了碎絮，而只有他们的身后才能看到那形成的朵朵雾絮。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用这样的速度在挤满船只的海面上航行，将是发疯的举动。但海面是空荡荡的。在每艘快艇的操舵室中，艇长们都在倾听从“猎人”号通过“阿盖尔”连续不断传来的信息——他们自身的方位，另一艘巡逻快艇的方位，他们前方浓雾中“弗雷亚”号的方位、他们左侧在以较慢的速度驶向“弗雷亚”号的“长剑”号的方位、代表斯沃博达逃跑的那个亮点在移动的方向和速度。

在远离“弗雷亚”号的东侧，安德鲁·德雷克和阿扎玛特·克里姆逃命所乘坐的充气式快艇像是很走运的。在浓雾下面，大海变得更为平静了，碧波如镜的水面使他们的航速更为加大了。艇身大部分腾出了水面，只有怒号的发动机的转轴深陷在水面之下。德雷克透过迷雾在几英尺外的水面上看到了最后仅剩的尾波痕迹在影影绰绰地漂流过去，那是他们的同伴在10分钟之前留下的。他想道，痕迹在海面上会停留这样长的时间可是件怪事。

美国战舰“莫兰”号停泊在“弗雷亚”号的南方，迈克·曼宁上校也在驾驶台上注视着他的雷达扫描器。他可以看到“阿盖尔”泊在他的西北方向，还可以看到泊在东稍偏北方的“弗雷亚”号。

在它们之间，可以看到“短剑”号和“短弯刀”号在很快地缩小差距。在东侧，他可以辨认出那艘飞速前进的快艇所显示出来的尖峰信号，信号非常微小，很可能会消失在乳白色的荧光屏之中。但信号是在那儿，曼宁望着逃亡者及其后面追捕者之间的差距。

“他们是决不会赶上的。”他说道，并向他的副舰长下达了一道命令。“莫兰”号上口径为5英寸的前甲板炮开始徐徐转向右侧，在迷雾中的某个地方搜索目标。

一位水兵来到普雷斯顿上校的肘旁，上校仍然沉湎于由他自己的扫描器所显示的雾海追捕场面。他知道，自己的大炮是不管用的，“弗雷亚”号几乎位于他和目标之间，这样，开炮所冒的风险太大了。此外，“弗雷亚”号的巨大躯体挡住了目标，而在他自己的雷达扫描器上显示不出来，这样就无法把准确无误的瞄准信息输送给火炮。

“劳驾，长官！”水兵说道。

“怎么啦？”

“刚才传来的消息，长官。那两位今天乘飞机到达以色列的人，长官，他们已死了。死在他们的牢房中。”

“死了吗？”普雷斯顿上校用怀疑的口吻问道，“那么，这件该死的事情一古脑儿就是枉费心机了。不知道究竟是谁会干那样的事。当外交部那个伙计回来时，最好告诉他一声。他将会感到兴趣的。”

对于安德鲁·德雷克来说，大海仍然风平浪静，水面上有一层浮油，北海中本来所没有的那样一种平展展的油膜。当发动机第一次发出突突的响声时，他和克里姆几乎再驶一半路程便可到达荷兰海岸。几秒钟之后，发动机又突突地响了起来，然后就连续不断地突突响着，速度减慢了，功率减小了。

阿扎玛特·克里姆急忙加大了发动机的油门。发动机功率加大了，但又突突地响了起来，又恢复了运转，但带有一种沙哑的声音。

“那是温度过高。”他对德雷克大声喊道。

“那是不可能的。”德雷克嚷道，“它开足马力至少应该运转一个小时。”

克里姆将身子探出快艇舷外，并把他的手浸到水里。他仔细观看了手掌，并把手掌给德雷克看了。一道道粘乎乎的褐色原油向下淌到了他的手腕处。

“那东西堵塞了冷却水管。”克里姆说道。

“他们的速度看来减慢了。”“猎人”号上的操作员告知“阿盖尔”号，而“阿盖尔”号又把情报转送给了“短剑”号。

“快！”法龙少校大声嚷道，“我们还能抓住那些杂种。”

差距开始很快缩短了。充气式快艇的速度减慢到了10节。法龙，或者那位在疾飞的“短剑”号上操舵的年轻艇长所不知道的是，他们正飞速驶向海面上一大片浮油的边缘，而他们的猎物正艰难地驶到了那片浮油的中央。

10秒钟之后，阿扎玛特·克里姆的发动机熄火了。寂静是令人可怕的。他们可以听到“短剑”号和“短弯刀”号破雾追击时发动机所发出的隆隆吼声。

克里姆从海面上用双手捧起海水，并伸着手给德雷克看。

“那是我们的油，安德鲁，是我们排放的油，我们已到了浮油的正中央。”

“他们已停下来了。”“短剑”号的艇长对身边的法龙说道，“‘阿盖尔’号说，他们已停下来了。天知道是为什么。”

“我们将抓住他们。”法龙洋洋得意地大声说道，一边取下挎在背上的“英格拉姆”冲锋枪。

在美国战舰“莫兰”号上，枪炮官查克·奥尔森向曼宁报告：“我们已校准了射程和方向。”

“开火。”曼宁心平气和地说道。

在“短剑”号以南7海里的洋面上，“莫兰”号的前甲板炮开始稳定而有节奏地开炮了。“短剑”号的艇长无法听到炮弹的声响，但“阿盖尔”号能够听到，便通知他减慢速度。他正直朝着雷达显示屏上那个小亮点已停下来的区域挺进，而“莫兰”号已朝着这同一个海域开火了。艇长慢慢地收回双油门，颠簸的快艇减慢了速度，然后稳定了下来，发出嘎嘎的响声缓缓向前移动着。

“你究竟在干什么？”法龙少校嚷道，“他们在前头差不多只有一海里远了。”

回答来自空中。当“莫兰”号发射的第一批炮弹朝目标飞去时，在离他们船首前面一海里远的空中响起了一种声音，那声音像是一列飞速行驶的列车。

三枚半穿甲弹直接扎进了水中，激起了一股股泡沫飞溅的水柱，但并没有命中那只颠簸的充气式快艇，相差100码远。

照明弹装有近发引信，在离海面几英尺高的空中爆炸了开来，发出眩目的白炽光，同时把熊熊燃烧而又松软轻飘的镁粉块撒在宽阔的水面上。

“短剑”号上的人沉默不语，看着身前的浓雾被照得透亮。在离右舷四链远的海面上，“短弯刀”号也顶风停泊在浮油的边缘。

镁粉块掉落在浮油面上，使原油的温度达到并赶过了它的闪点。烧得很旺的镁粉块重量很轻，无法穿透油层，便滞留在油膜之中燃烧着。

水兵和陆战队的突击队员看着大海着火了，火海犹如燎原的烈火一般，在纵横数海里的范围内开始发出光辉，先是红光闪烁，继而越来越明亮，越来越灼热。

烈火只烧了15秒钟的时间。在那段时间中，海面上火光冲天。20000吨原油中有一半以上着火了，燃烧了。有几秒钟的时间，温度高达摄氏5000度。在长达6秒钟的时间中，烈火的热浪完全驱散了方圆数海里的浓雾，白炽的火焰从水面上升起四五英尺高。

在死一般的沉寂之中，水兵和突击队员们凝视着身前只有100码远的地方开始发生了可怖的景象；有些人用手遮住了自己的脸，否则会被热气灼伤的。

从大海的中央冲出一条火龙，就像是一只油箱炸开了。燃烧的油料并没有发出声响，只是在一瞬之间烧着了，并发出了眩目的光辉。

火焰在水面上铺撒了开来，在火海的中心，有一个人的嚎叫声传入了水兵们的耳中。

“She Vmrla ukrina……”

然后，声音就消逝了。火焰减弱了，火光变得摇曳不定，并慢慢地熄灭了。雾降临了。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短剑”号的艇长轻声问道。

法龙少校耸耸肩膀。“不要问我。不知是什么样的外国语。”

亚当·芒罗从他们的身旁目不转睛地望着余烬最后发出了闪烁的光辉。

“大致翻译起来，”他说道，“那意思是说，‘乌克兰将获得新生’。”

正文尾尾声

在西欧，时间是晚上8点钟，但在莫斯科，已是10点钟了。政治局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小时。

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及其支持者们开始变得不耐烦了。那位党的理论家知道，他是有足够的力量的，再拖延下去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一本正经地站了起来。

“同志们，泛泛而谈倒是很好的，但那样不会使我们得出什么结果。我之所以要求召开这次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特别会议是有其目的的，那就是要看看主席团对我们尊敬的总书记——马克西姆·鲁丁同志的领导是否仍然信任。

“我们都听到了有关赞成和反对所谓的都柏林条约、关于美国答应给我们发运粮食以及价格的各种论点。在我个人看来，要求我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格外高的。

“最后，我们还听到了凶手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已逃到以色列的消息。毫无疑问，这两个人已被证明应对谋杀我们亲爱的尤里·伊凡南科同志负责。我提出如下建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再也不能对由鲁丁同志继续领导我们伟大国家的事务表示信任。总书记先生，我要求对这一提议进行表决。”

他坐了下来。会场上鸦雀无声。甚至对于那些与会者来说，一位巨人从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宝座上跌落下来是一个令人惊恐的时刻，对于在场的地位较低的人物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同意这一提议的……”马克西姆·鲁丁说道。

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举起了手。尼古拉·克伦斯基元帅也跟着举了手。那个立陶宛人维托塔斯也照样做了。会场上出现了几秒钟的停顿。那个塔吉克人穆哈默德也举起了手。电话铃声响了，鲁丁接了电话，倾听了之后便把话筒挂上了。

“我当然不应该，”他冷漠地说道，“打断表决，但我刚才接到的消息是相当令人感兴趣的。

“两小时以前，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在特拉维夫警察总局的地下单人囚室里都死掉了，是突然死去的。一个同伙在城外一家旅馆中从阳台窗口跌下去摔死了。一小时以前，在北海劫持‘弗雷亚’号以解救这两个人的恐怖分子，被烧死在石油的火海之中。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曾说过什么；现在，他们之中谁也不会说出什么。

“我相信，我们刚才正在对维希纳耶夫同志的提议进行表决……”

目光都故意移开了，转而凝视着台布。

“反对这一提议的人呢？”鲁丁低声说道。

瓦西里·佩特罗夫和德米特里·赖可夫举起了手，跟着他们举手的是那位格鲁吉亚人查瓦兹、舒希金和斯蒂潘诺夫。

那个曾经投票赞成维希纳耶夫一派的皮特里雅诺夫对一只只举起的手扫了一眼，也见风使舵地举起了他自己的手。

“我可以，”分管农业的科马罗夫说道，“对能够以最高度的信任投票赞成我们的总书记而表达我个人的愉快了吗？”他举起了手。

鲁丁对他笑了笑。磨磨蹭赠的家伙，鲁丁想到，我要亲手把你打入地狱。

“那么加上我自己一票，结果是8票对4票否决了这个争端。”鲁丁说道，“我想没有什么别的事了吧？”

什么也没有了。

12小时以后，索尔·拉森船长又一次站在“弗雷亚”号的驾驶台上，仔细地望着他四周的海面。

那是个多事的夜晚。12小时前，英国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队员正当他行将支撑不住的时候找到并解救了他。海军爆炸专家们小心地下到了超级油轮的底舱中，把雷管从炸药中取了出来，又轻手轻脚地将炸药从油轮的内舱中带上了甲板，并从甲板上把炸药运走了。

强有力的手拧动了舱门上的钢闩，他的船员们在门后面已身陷囹圄达64个小时，获救的船员们喜气洋洋，在欢呼，在跳跃。通宵达旦，他们都在与父母和妻子通电语。

一位海军医生轻轻地让索尔·拉森躺在他自己的铺位上，并在当时情况所允许的范围内给他的伤口作了最妥善的治疗。

“当然，你将需要作外科手术，”医生对那个挪威人说，“等你乘直升飞机一到鹿特丹，手术就会准备好的，行吗？”

“不行，”拉森在即将昏迷的时候说道，“我要去鹿特丹的，但我要驾着‘弗雷亚’号到那儿去。”

医生对受伤的手进行了清洗，敷了药，这样可以消毒以防感染，接着打了一针吗啡以减轻疼痛。没等他料理完毕，拉森便睡着了。

夜间，直升飞机纷至沓来，在技术熟练的驾驶员的驾驭下降落在“弗雷亚”号船体中部的直升机场上，送来了为检查油轮而来的哈里·温纳斯特鲁姆和协助油轮停泊码头的引水员。泵管理员找到了备用的保险丝，修好了货油控制泵，将原油从其中一只满舱注人那只排空了货油的油舱中以恢复油轮的平衡，然后关掉了所有的阀门。

在船长睡觉的过程中，大副和二副从船头至船尾将“弗雷亚”号彻底检查了一遍。轮机长在他心爱的轮机上逐一作了检查，并对每一个系统都进行了试验以确信没有任何机件受到损坏。

在天亮之前的几小时里，拖轮和消防船便开始对依然有水面浮油的海域喷洒浓缩乳化剂。大部分石油已在曼宁上校用镁基照明弹引起的一场转瞬即逝的烈火中烧得荡然无存。

天刚破晓时，索尔·拉森醒了。管事轻轻地帮他穿上了衣服，那是北欧航运公司高级船长穿戴的全套制服，他执意要穿上这套制服。他小心翼翼地将绑着绷带的手伸进镶有四道金色环带的袖筒中，然后又把手放进吊在脖子上的悬带中。

8点钟的时候，他来到驾驶台上，站在大副和二副的身旁。两位从马斯控制中心站来的引水员也在那里，那位高级引水员带着他那只盛着全套引水辅助仪表的“棕色盒子”。

使索尔·拉森感到惊奇的是，在他北面、南面以及西面的海域都挤满了来往的船只。有来自亨伯河和斯凯尔特河的地拖网渔船，也有来自洛里昂、圣马洛、奥斯坦德和肯特海岸的捕鱼船。飘扬着十几种旗帜的商船和五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海军军舰交织在一起，都顶风停泊在方圆3海里的范围内以及那儿以外的海面上。

8点零2分，“弗雷亚”号巨大的螺旋桨开始转动，笨重的锚链从海底辘辘作响地提升了上来。从船尾底下冒出了一股白色的大漩流。

上面的天空中有四架飞机在盘旋，飞机上都带有电视摄影机，在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海神在向前开动了。

油轮后面的尾迹变得越来越宽，航运公司那面饰有海盗头盔图案作为徽记的旗帜在顶端迎风飘扬。这时，北海上爆发出一阵巨响。

指挥舰艇和船舶的100多位船长都用海上传统的方式向“弗雷亚”号致意，海上顿时汽笛长鸣，其中有像锡笛一般响亮的小汽笛声，有低沉的隆隆吼声，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长鸣声，它们都在海面上激荡回响；在这些舰船之中，既有小船，又有巨轮，既有不伤害人的船只，又有致人于死地的舰艇。

索尔·拉森看着四周船只拥塞的海面和为通往欧罗1号浮标而留出的航道。他转过身去，面对着正在等候着的荷兰引水员。

“引水员先生，请向鹿特丹航行。”

4月10日，星期天。在都柏林城堡的圣帕特里克大厅里，两个人向那张特地搬进去的狭长木餐桌走去，并在各自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在音乐楼座上，电视摄像机借助将那张桌子照得透亮的白色弧光在凝视着，并把图像发向世界各地。

德米特里·赖可夫代表苏联小心地在两份都柏林条约文本上潦草地签了他的名字，然后把用红色摩洛哥皮革装订的两份条约递给了代表美国签字的戴维·劳伦斯。

几小时以后，在摩尔曼斯克、列宁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附近等候的第一批运粮货船，便向前驶向它们的码头。

一个星期以后，铁幕沿线的第一批战斗部队就开始收拾他们的装备，而从设置铁丝网障碍的前线后撤了。

14日，星期四，在克里姆林宫武器库大楼里召开的政治局例会远非是寻常的。

由于被克里姆林宫卫队中一个少校在外面拦阻而最后进入会议室的是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他在穿过门口时注意到了其他11个人的脸都朝他转了过去。马克西姆·鲁丁在t形会议桌顶端的中央沉思默想着。桌子纵长部两边各摆了五张椅子，上面都坐着人。只有一张椅子空着——就是那张放在会议桌纵长部顶端的椅子，面对着整个桌子。

叶夫雷姆·维希纳耶夫毫无表情地朝着那张椅子慢慢走向前去，那张椅子被认为是惩罚之椅。这将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

4月18日那天，一艘小货轮在黑海滚滚的浪涛中左右摇晃着，这儿离开罗马尼亚的海岸只有10海里远。就在快到凌晨2点钟的时候，一艘快艇驶离了货轮，向海岸全速开去。它在离海岸3海里的地方停住了，艇上有一位海军陆战队的人拿出一支光线很亮的手电筒，对着看不清的沙滩打着闪光信号：亮的时间三长三短。海滩上没有回答的信号。那个人连续重复了四次，仍然没有回答的信号。

快艇掉转方向，驶回到了货轮旁。一个小时以后，快艇被收藏在甲板下边，一封电报发到了伦敦。

伦敦又将另一封密码电报发给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遗憾，‘夜莺’未赴约。建议你返回伦敦。”

4月2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大会堂里举行了全体会议。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有些甚至来自几千英里以外的地区。

马克西姆·鲁丁站在主席台上，上面悬挂着列宁的巨幅肖像。他向代表们发表了告别演说。

他首先向他们概要地叙述了12个月前他们的祖国所面临着的各种危机，他勾画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饥荒图景。接着，他又列举了外交上的光辉业绩，政治局曾指示德米特里·赖可夫在都柏林与美国人会晤，以最低的价格从他们那儿购买了空前规模的粮食，并引进了技术和计算机。至于军备方面的让步则只字不提。会场上向他响起了长达10分钟的热烈鼓掌。

在谈到世界和平问题时，他提醒大家，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始终来自资本主义西方的领土和称帝野心，来自苏联内部的和平的敌人，他们有时也在推波助澜。

这还了得？与会者无不为之惊愕。但他竖起手指以示警告而继续说道，由于坚韧不拔的尤里·伊凡南科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这些与帝国主义分子串通一气的密谋者已被揭露和肃清。尤里·伊凡南科在与心脏病作了长期的英勇斗争之后，已于一周前在一所疗养院中与世长辞了。

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开时，会场上出现了惊愕和哀悼那位死去的同志的哭泣声，是他拯救了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鲁丁默默地举起了手表示遗憾以让大家安静下来。

但是，他告诉大家，在伊凡南科去年10月心脏发病以前，他最忠实的战友——瓦西里·佩特罗夫，一直给予他有力的帮助，自从他染病以来，佩特罗夫就接替了他，并作为世界上首当其冲的和平卫士完成了保卫苏联的任务。会场上为瓦西里·佩特罗夫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由于苏联国内外危害和平集团阴谋的败露和破产，鲁丁继续说道，苏联在多年以来第一次有可能在不断地为寻求缓和与和平的过程中，控制它的军备建设计划。完全是由于政治局在揭露危害和平集团的真面目方面保持了警惕，从那时起就能使国家把大部分力量用于消费品的生产和社会福利的改善。

此时，鼓掌声又一次持续了10分钟的时间。

马克西姆·鲁丁等到掌声几乎平息之后才举起手，并降下了他说话的调子。

至于他自己，他说道，他已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但现在该是他引退的时候了。

人们为之而愕然的寂静是咄咄逼人的。

他长期辛勤劳碌，也许已为期太长了，一直肩负着最沉重的担子；那已使他筋疲力尽，并渐渐损害了他的健康。

在主席台上，他的双肩由于疲惫不堪而垂了下来。会场上响起了“不……不……”的喊叫声。

他是一位老人了。鲁丁说道。他需要什么呢？恰恰就是别的老人们所需要的那样：在冬天的夜晚，坐在火炉旁逗孙儿、孙女们玩在外交官的座席上，英国政务参赞正与大使在低声说话：“嗨，他干得不是挺来劲嘛！他杀死的人比我吃的热餐还要多。”

大使吊起了一边的眉毛，低声回答道：“想想你自己是幸运的。如果这是美国，他会把他那该死的孙儿们搬上舞台的。”

所以，鲁丁在结束时说道，现在是他向他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公开承认的时候了，医生已经通知他，他只有几个月好活了。如果听众允许的话，他将卸下公务的重担，而在他非常喜爱的乡村中，与对他来说犹如太阳和月亮一般的家人们度过他短暂的余生。

此时，有好几个女代表已经在放声大哭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鲁丁说道。他希望再过5天，也就是当月的最后一天退休。第二天便是国际劳动节，一个新的人将站在列宁陵墓顶上检阅盛大的游行。这个人将是谁呢？

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年富力强、富有智慧而又赤诚爱国的人，是一个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久经考验，且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被压弯了腰的人。鲁丁宣称，15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可以幸运地找到这样一个人，他就是瓦西里·佩特罗夫……

由佩特罗夫继任鲁丁的选举已在鼓掌和欢呼声中获得了通过。如果别的候选人的支持者试图说什么的话，准会被喊叫声压倒的。他们甚至没有为此而费心。

当北海的劫持事件达到高潮之后，奈杰尔·欧文爵士曾希望亚当·芒罗仍然留在伦敦，或者至少不要回到莫斯科去。芒罗曾亲自恳请首相给予最后一个机会以探明，他的特工——“夜莺”——至少还是安全的。考虑到他在结束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就让他如愿以偿了。

自从4月3日凌晨与马克西姆·鲁丁会晤以来，很显然，他的掩护已经完全告吹了，再也不能作为特工人员在莫斯科开展工作了。

大使和政务参赞对于芒罗的返回深感忧虑。他的名字已被谨慎地排除在外交柬帖之外，苏联外贸部没有任何代表可以接待他，这都是不足为奇的。他像聚会上一位孤独而又多余的宾客那样逛荡着，但仍抱着一线希望，瓦伦蒂娜将和他接头以表明她安然无恙。

他曾尝试过拨她的私人电话号码，但是没有人接。她也可能是出去了，但他没敢再冒风险。在维希纳耶夫派倒台以后，他被告知可以一直待到月底，然后他将被召回伦敦，情报局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辞职。

马克西姆·鲁丁的告别演说在外交使团中引起了轰动，每个使馆都向本国的政府报告了鲁丁卸任的消息，并准备了有关他的继承人——瓦西里·佩特罗夫的情况报告。芒罗被排除在这项繁忙的活动之外。

因此，在宣布将于4月30日傍晚在大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厅中举行招待会之后，当邀请大使、政务参赞和亚当·芒罗的请帖送到英国大使馆时，那就格外令人感到惊奇。苏联外交部给大使馆打电话时，甚至暗示了指望芒罗肯定会出席的。

为马克西姆·鲁丁所举行的告别国宴是光彩夺目的，100多名苏联的达官贵人和来自社会主义世界、西方国家以及第三世界的400多名外交使节济济一堂。来自苏联集团以外的共产党友好代表团也出席了宴会，他们在穿着夜礼服、军装和佩带着星形勋章、奖章、纪念章的人群中显得很不自在。这不像是没有等级制的工人乐园的领袖，而像是沙皇逊位的情景。

在6只巨大的枝形吊灯中装着3000只电灯。在灯光中，外国人和他们的苏联主人混杂在一起，在纪念大沙皇的战斗英雄与圣乔治的其他骑士的凹室中闲聊着，说着祝贺的话语。马克西姆·鲁丁像一头年迈的狮子在人群中转来转去，受到来自150个国家的良好祝愿者所给予他的赞扬。

芒罗在很远的地方就认出了他，但他不在被引见的名单之列，去接近这位即将离任的总书记也是不明智的。至午夜时分，鲁丁以体力不支为借口就告辞了，把客人托付给佩特罗夫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

20分钟以后，芒罗感到有人在他的手臂上碰了一下，他身后站着一位仪表堂堂的少校，身穿克里姆林宫禁卫军的制服。那位少校如同往常那样毫无表情，操着俄语对他说道：“芒罗先生，请跟我来。”

他的腔调不容许再说什么。芒罗并不感到奇怪，显然他的名字被列在客人的名单中纯属错误，现在已经发现搞错了，是在请他离席。

但那位少校从大门口朝着别处走去，穿过了高大的圣弗拉基米尔八角形大厅，登上一架由古青铜格栅做栏杆的木楼梯，走到外面星光灿烂的救世主广场。

那个人迈着十分自信的步履向前走着，在那些对他来说了如指掌的走廊和门厅中悠然穿行，尽管那些地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从未见过的。

芒罗仍然紧跟着，穿过了广场又来到特雷姆宫。每一道门边都站立着肃静的卫兵。当少校走近时，门就打开了，穿过之后便关上了。他们径直穿过前厅议事室，来到十字架议事室的尽头。少校在最尽头的一扇门前停下脚步，敲了敲门。室内传来一声粗哑的命令。少校打开了门站立一旁，示意让芒罗进去。

特雷姆宫中的第三议事室，也称为议事宫，就是觐见室，那是老沙皇的朝圣地，在所有的宫室中是最难进入的。室内有红色和镀金的镶嵌瓷砖，镶木地板上铺着深红色的地毯，显得十分富丽堂皇，和其他大多数房间相比，这里显得比较狭小，但更为暖和。这里就是沙皇办公或秘密接见使者的地方。马克西姆·鲁丁正站在祈求窗口朝外张望。当芒罗进去时，他转过身来。

“那么，芒罗先生，听说你将离开我们了。”

芒罗上一次见到他是在27天以前，当时他是在武器库大楼的私邸中，穿着晨衣，慢慢呷着一杯牛奶。现在；他穿着一身剪裁得非常合身的炭灰色西装，几乎可以肯定是在伦敦萨维尔路的服装店制作的，左翻领上佩带着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勋章各一枚。这样，觐见室显得对他就更相称了。

“是的，主席先生。”芒罗答道。

马克西姆·鲁丁看了一眼他的手表。

“10分钟以后，便是前任主席先生。”他评论道，“我将在午夜正式退休。我猜想，你也将退休了吧？”

芒罗想着，这只老狐狸十分清楚，在我见到他的那天夜里，我的掩护就败露了，而且知道我也得离职。

“是的，主席先生。明天我就回伦敦以求离职。”

鲁丁没有向他走上前去，也没有伸出手来。他站在房间中的另一边，就站在沙皇曾经站过的地方，并点着头；而这个房间代表了俄罗斯帝国的权力之峰。

“那么，我祝你一路顺风，芒罗先生。”

他按了按一张桌子上的小玛瑙电铃，芒罗身后的门打开了。

“再见！先生。”芒罗说道。他正要离开，鲁丁又开了口。

“告诉我，芒罗先生，你认为我们的红场如何？”

芒罗止住了脚步，感到迷惑不解。芒罗想，对一个告别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他谨慎地答道：“那是令人难忘的。”

“令人难忘，是的。”鲁丁说道，好像是在掂估这句话的分量。“也许没有你们国家的伯克利广场那样高雅，但即使在这儿，有时你也能听到夜莺在歌唱。”

芒罗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就像他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上画的圣像一样。胃里像翻了过来一样的恶心。他们已经抓住她了，由于她顶不住，已把一切都招供了，甚至连代号以及古老歌曲中关于伯克利广场夜莺的典故也都提到了。

“你们要枪毙她吗？”芒罗忧郁地问道。

鲁丁看来像是真的很吃惊。

“枪毙她？我们为什么要枪毙她？”

这么说，他们要把她送到劳改营，把一个他深爱着的、差点要被带到苏格兰家乡和他结婚的女人活活折磨死。

“那么，你们准备怎样处置她呢？”

那位年迈的俄国人扬起眉毛，假装吃惊的样子。

“处置？什么也没有。她是一个忠诚的女人，一个爱国主义者。她也很喜欢你，年轻人，但不是爱，你知道，但确实很喜欢。”

“我不知道。”芒罗说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要我告诉你，”鲁丁说道，“她不会在爱丁堡当一个家庭妇女，也不会成为芒罗夫人。她不能再见你——永远不能。但她不希望你为她担心，为她担惊受怕。她现在很好，在她的人民之中享有特权和荣誉。她要我告诉你不要担心。”

芒罗如梦初醒，那几乎如同恐惧一样使他感到头晕目眩。当怀疑消退时，芒罗凝视着鲁丁。

“她原来是你们的人。”芒罗直截了当地说道，“她始终是你们的人，就在维希纳耶夫试图在欧洲发动战争之后不久，从她和我在树林中的第一次接头开始。她是在为你们工作……”

克里姆林宫那位头发灰白的老狐狸耸了耸肩膀。

“芒罗先生，”那位年迈的俄国人咆哮着说道，“除此之外，我怎么能把我的信件递给马修斯总统而又确信我的信件会被人相信呢？”

面无表情的少校带着冷峻的眼光拉着他的肘部，他走出觐见室，门在他身后关上了。5分钟后，芒罗被带了出去，步出救世主城门中的一扇小门来到红场。游行的司仪已经开始在排练“五一”国际劳动节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头顶上方的钟刚好敲了午夜12点。

芒罗向左朝民族饭店走去以便找一辆出租汽车。走了100码以后，正当他穿过列宁陵墓时，他竟开始大笑了起来，使一位民兵感到惊奇而又恼怒。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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