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下) - xp1024.com
《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下)》


正文 第十三讲 晕染江山 墨分五色——过渡期及清早期青花

明代末期最后两个皇帝在位时间非常短暂,一个是天启朝,一个是崇祯朝。在中国陶瓷史上,把天启、崇祯,一直到清代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这三朝统称为"过渡期"。过渡期以1644年为界限,前后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1644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事情,这一年中,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第一个是崇祯,第二个是李自成,第三个就是顺治。1644年是甲申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都发生在这一年,史称"甲申之变"。三百年后,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当时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指示将其列入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件。当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改朝换代明确的界限。陶瓷史上没有这个界限,瓷器风格在1644年前后二十年间慢慢过渡,西方学者也把这个时期叫做"转变期"。由于政局动荡,这个时期的瓷器少受政治的约束,但品种较为单一,今天能看到的大部分是青花,间或有少量的五彩或单色釉。

明代人宋应星写了一本书叫《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在崇祯十年首版发行。宋应星在书中对纺织、印染、铸造、制瓷等工艺都做了详尽论述,对明朝嘉、万以来科技的高速发展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天工开物》可以说是一本教科书,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本书,能看到对当时社会科技成就详尽的记载。其中,关于制瓷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明末青花瓷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风雨飘摇的明朝到了天启、崇祯时期,已经明显出现了颓势。天启皇帝喜欢做家具,不喜政事,我在讲家具的时候讲过。崇祯倒是想力挽狂澜,但明朝已经无药可救了,一定要亡,所以崇祯皇帝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明朝救活。

但明末的青花瓷器却一反常态,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摆脱了嘉靖、万历以来那种繁缛、密不透风,走向了清丽舒朗,这种风格也影响到清代青花的未来走向,尤其奠定了康熙一朝青花瓷器的基础。天启、崇祯两朝的官窑瓷器非常罕见。有没有官窑呢?有,今天依然能够找到官窑,而且相当精美,但数量非常少,远远不及嘉靖、万历时期。但民窑产品非常多,而且很多产品的质量大大高于官窑。后来的清朝没有这种现象,清朝最精美的瓷器一定是官窑。晚明的民窑青花摆脱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宫廷桎梏,变得生动起来。过渡期乃至后来的康熙青花,最生动的都是民窑,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点儿差距。这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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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济会受政治的影响,但当政治上完全处于放任的时候,经济也会自发地产生新的门类。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特别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历史上的这些盛世都是经济的自我修复。老百姓生活非常苦的时候,一旦政治气候宽松了,马上就开始自我修复,努力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末天启、崇祯统治者对瓷器生产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根本顾不上;清初的顺治、康熙刚建立政权时,也没有能力控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民窑的青花就蓬勃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对质量的追求上。过去对晚明青花的认识都有误差,往往一说晚明,就是"粗大明",非常粗糙,实际上不是这样。我讲过,当晚明的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的时候,社会的需求会增加,这是导致产品质量提升的一个基本保证。首先是社会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

其次,晚明版画对青花的画工产生深刻的影响。晚明时期,小说非常流行,尤其是带版画插图的小说。今天去图书馆都可以查到,像《水浒》、《三国》等等,这些书都带有版画。版画一般来说,分为三大派:徽派,安徽的;金陵派,南京的;建安派,福建的。晚明时期,这三个地方的版画最为盛行,非常精美,对景德镇的瓷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崇祯青花过去不受重视。在我喜欢青花的时候,很少有人研究,再往前推二十年,就更没有人研究了。过去都不知道崇祯一朝烧过青花瓷,往往一说就是嘉靖、万历,后面跟着是康熙、雍正,就到清朝了。近一百多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收藏家、研究者、博物馆,都对崇祯青花有误解,认为这类青花一定不是崇祯的,而是后面康熙或者雍正的。因为只有在清朝的鼎盛时期,才可能生产出来如此精美的青花。崇祯青花很多都写干支款,不写"大明崇祯×年",只写干支,比如"丙子"、"庚辰",等等。当崇祯青花写干支款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往往会推后六十年,正好是康熙和雍正时期。所以大量崇祯青花的断代都被推后了。直到二十年前,研究崇祯青花的工作才开始进入实质阶段,通过排列,通过比对,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崇祯青花的真实面貌。

很早的时候,我就对崇祯青花特别感兴趣。我发现这个时期的青花跟其他青花不一样,就开始注意收藏。有一回,我在北京古玩城买了一个青花笔筒。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刚允许市场卖古董。当时北京古玩城刚刚开张,还不是楼呢,用铁丝网围着一块地方,房子都是临时的木板房,你一进屋,房子还忽悠忽悠直晃荡。我就在那儿看到一个青花笔筒,非常大。那个人把笔筒刚掏出来,我一下就愣了,那是我到那时为止,甚至到今天为止,看到的最好的一个崇祯青花笔筒,上面的画片是"萧何月下追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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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心里怦怦直跳,非常激动,特别想买。我问他多少钱,他跟我说:"两万块。"要知道,两万块在当时是非常多的钱,我很急,就说:"我有两千美金,行不行?"实际上我在变相地跟他讨价还价,利用美金跟人民币的差价。他说:"不行。"我就开始翻兜里的钱,翻出一千多块钱,搭上了。我说:"我就这些钱了,行不行?"当时美金按汇率折后的人民币以及搭上的钱加起来是一万九千八百块,与他的要求只差二百块钱,严格说,我只打了个九九折,是象征意义的打折。但这个人发现我非常想买,就说:"不行,少一分钱我都不会卖。"这时就需要我当机立断了。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他直捅我,那意思就是:你赶紧离开,他就卖给你了。你现在这个态度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想便宜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一旦我迈出这个屋,可能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一个可能是他反悔说我不卖了,还有一个可能是他说我卖给别人了。无论哪种,我都再没有机会获得这件东西。所以我当时不跟他再嗦,我说:"行,我认这账,不就两万块吗?我差你二百块,下回我给你带来。"我就把这个笔筒买回来了。

买回来以后看了很久,我才发现这是崇祯的,是我所知道能查到的最大的一个笔筒,而且,笔筒的壁非常薄,画片丰满,颜色没有挑剔,非常青翠。崇祯青花的青翠,开了康熙青花的先河。整个笔筒没有任何毛病,我就很高兴。

后来,我总结出一个经验。我那朋友不老捅我吗?劝我:"你就别买了,赶紧撤出来最好,能省钱。"我就跟他讲:"收藏有时候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理论上讲,我能出一万九千八百块的时候,那二百块钱对我来说,对他来说,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我们就不能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我想人生也是如此,不管你做什么事,有时你计较一点得失,会失去更多。在收藏这个领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在20世纪90年代,我注重笔筒的收藏,买了很多。我后来写了一本书-《明清笔筒》,专门研究明清时期的笔筒。笔筒是在所有文房用具里出现最晚的一个门类。今天所使用的文房用具,宋代基本都有了,比如笔架、砚滴、墨床,等等。只有笔筒是明朝晚期才出现的,这一点跟我们的想象有差距。

理论上讲,笔筒不能搁毛笔,这是所有人忽略的。毛笔怎么搁呢?笔筒里的毛笔是倒着搁,大头朝上。但使用过毛笔的人都知道,毛笔使用以后,一定要悬挂,大头朝下。毛朝下,不能朝上,一旦毛朝上,有两个问题会出现。第一个问题:毛会散,跟墩布似的,下回没法用了;第二个问题:毛朝上,笔头的水会从笔杆里进去。过去的毛笔大都是竹笔杆,只有少数象牙、玉、铜的,那另说。大部分毛笔都是竹笔杆,一旦水积在里头,会把笔杆胀开。所以,笔筒不能搁毛笔,简单地说,笔筒如果搁毛笔,也是搁不用的毛笔;毛笔若用过,一定是正着悬挂。

笔筒在晚明出现时,首先是作为案头的一个装饰。最早的笔筒一定是竹笔筒,我将来讲竹器的时候会讲到,有很多雕刻名家在晚明时期出现。由于竹笔筒的出现,影响到后来瓷笔筒的出现,崇祯一朝正好赶上这个时期,所以大量烧造笔筒。

晚明有个人叫屠隆,他写了一本书来总结文具,叫《文具雅编》。在这本书里,他明确提出了"笔筒"这个词汇。我们知道,一个新事物出现,一定有对应的名词出现。今天能查到的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笔筒"两个字,就是明朝万历年间,万历十一年。屠隆在书中"笔筒"这一条下,说:"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他说的就是湘妃竹的笔筒,镶上紫檀或乌木口的非常雅,其他都不行。

顺治是满族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接下来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没入关之前还有天命、天聪、崇德三朝,天命是努尔哈赤的年号,天聪和崇德是皇太极的年号。皇太极改"金"为"清"。

清朝能建立皇权,很多史学家认为有偶然的因素。明末的腐败肯定会导致明朝的灭亡,但谁能最终拿下政权呢?当时有四支政治力量,第一支就是我们比较清楚的李自成的大顺军,而且他打进了北京,拿下政权,可惜只有三十多天。他这大顺军一丁点儿都不顺,稀里糊涂又被人打出去了。李自成把明朝灭掉,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但由于他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把握住天下。第二支是张献忠的大西军。张献忠的问题是树敌太多,杀戮无数,导致自相残杀过于厉害,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拿下江山。第三支是南明政权,当时南方还有很多明朝残余的政治力量,也能组织起来小朝廷,称为"南明",确实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势单力薄,偏安一隅,没有办法再度统治这个国家。最后,就剩下满洲贵族。满洲贵族并不是有很多优势,只有一个长处,但这一个长处,就让他们拿下了江山。这就是团结包容,精神层面的长处。他们完全没有内讧,冰释前嫌,所有人坐在一起要谈这件事。他们不可能没有任何矛盾,但过去的矛盾,大家都能在大敌当前时全部化解,一定要团结起来拿下江山。有学者估计,满族入关的时候,只有六十万人。当时汉族人是他们的二百倍,就是有一亿多人。据说努尔哈赤起兵时,也就一万五千人,但能拿下这么大的江山,而且事后又统治了二百六十八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爱新觉罗家族当时所遇到的最大障碍,还不是人数的比例悬殊,而是文化的屏障。他们是满文,咱们是汉文,汉文和满文之间不通,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屏障怎么去突破呢?顺治一入关就拼命学习汉文,史书记载说他原来不认识汉文,但通过三年的努力学习,可以通读。这显然有美化之嫌,今天的人如果刚开始认汉字,想三年以后看,我觉得基本上是没门的事儿。但不管怎么说,这表明了清政府亲近汉文化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最重要,由于这个态度,导致清政府后来对中国的统治变得顺利起来。

我们都知道一个民俗:"正月不理发,理发死舅舅。"这个民俗很奇怪,怎么来的呢?后来我去查书,发现这是一个误解。当时满人入关以后,要求汉族人剃发易服,就是把头发剃下去一块儿,换一身服装。汉族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之不得,我不能随便让你给我剃了。当时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个强硬的态度,就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没想到这个政令遭到汉族人极强的抵抗。为什么现在有剃头担子?就是当时搁在路口,谁不剃,现在马上剃!有的人就说:"我脑袋你能给切了,头发不能动。"顺治也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这么下去会引起汉族人强烈的心理抵触,于是就网开一面。

剃发和理发是两个概念。"剃"是从根上刮掉,"理"是指梳理。一般说"理发",都不是剃秃。今天很少有人剃发,我小时候老看见街头有剃头师傅拿一把刀,锃亮,噌噌在那儿磨,把老头儿按在那儿,脑袋刮得锃亮,这叫剃发。理发是梳理的意思。

传说是正月下的诏令,剃发令,这个诏令下来以后,老百姓就说"思旧",还在想过去的事。后来这个谐音不知怎么就成"死舅"了,舅舅算倒霉了。实际上这个政令是七月下的,不是正月下的。文化上有时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会演绎得不可知其本来面目。

崇祯朝起,尤其到了顺治,很多瓷器上画一种图案,落花流水纹,都是这个时期画的,它反映当时社会的心态——无可奈何花落去。老百姓就想:明朝呢,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但我们还很思旧。明、清的改朝换代,变了一个民族的统治,是满族统治,明朝是汉族统治。所以这次改朝换代,汉族人内心非常不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要通过这些瓷器,以及一些其他艺术品、日常的生活用品,来表达思旧的情绪。这是今天能看到的一种具体的反映。

满族在入关之前,没有办法控制瓷器生产,就是天命、天聪、崇德,这三个时期无法对瓷器生产发出指令。到了顺治,已经拿下江山,当然就能发出指令了。大约在顺治八年,御窑厂就开始恢复了。顺治时期对瓷器的要求非常低,朝廷自己顾不上。当时大部分瓷器都保留了明朝的特征,慢慢过渡,所以这个时期叫过渡期。

顺治八年,御窑厂开始恢复。顺治十一年,政府下令烧造龙缸。龙缸是一种标志,表明宫廷需要这个东西摆那儿来炫耀了。但是,当时的龙缸非常难烧,要知道瓷器越大越不容易烧成,很容易开裂、变形。你蒸过馒头就知道,馒头一般都是二两一个,二斤一个的馒头你就很难蒸熟,蒸熟了,它也就开花了,裂了,道理一样。景德镇当时地处中国偏南方,与中央政府距离非常远,我们今天看也远。因为远,政府对瓷器的影响力就比较低。但景德镇的陶工几百年来工艺娴熟,他有办法,不需要指令,照样能生产,他自己会去适应这个市场。当时的市场最为流行的商品就是青花,所以这个时期95%以上的瓷器都是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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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青花有一个典型的对龙的绘法,只有这一朝这么画,叫"一身三现"。所谓"一身三现",就是画一个龙头,画一段龙身,画一条龙尾,中间的地方都是云彩,好像一条龙被云彩遮挡,露出三段,叫一身三现。也有一身五现、一身七现,我还见过有一身九现的,但一定是单数。当时的这种绘法,是对龙纹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多少跟政治也有点儿沾边儿。当时的政治不是很明朗,龙纹就表现得若隐若现;不像后来清朝坐稳了天下,龙纹就全部展现在你的眼前了。

当时还流行一种瓷器造型,象腿瓶,顾名思义,像大象的腿一样,直不隆咚的,又叫"筒瓶"。筒瓶明朝就有了,但入清以后,政府赋予它一个社会学含义,"大清天下一统",利用"筒"与"统"的谐音。清朝拿下江山,还要统治江山,所以要有一些政治口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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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们今天一样,比如我们国家的旗帜是红的,不管党旗、军旗、国旗,都是红的,从象征性意义上说,这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但这是象征意义、社会学意义,并非真的拿烈士的鲜血染红。所以,筒瓶在清初的时候,这层社会学含义在社会上迅速推广,非常受关注,受欢迎,数量比较多。

我们看电视剧,有一回大家给乾隆送礼,纪晓岚拿了一个桶,桶里面装的全是咱们吃的姜,装得满满的,堆成山形。大家不解,问:"这是什么意思呢?"纪晓岚说:"江山一统(姜山一桶)!" 纪晓岚很聪明,既拍了乾隆的马屁,又省了钱。筒瓶这么有名,很多人收藏起来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有名的东西。

我有一个朋友,电话里跟我说:"我买了一个筒瓶,特好。"我问:"画的什么啊?"他说:"画的全是刀马人。"我一听,对,因为当时很多筒瓶画刀马人,就是一些骑马打仗的画片。我说:"你能肯定那个东西是清初的吗?"他说:"根据我所学的知识,那东西一定是清初的。"然后他就买了,兴高采烈地抱来给我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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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进屋,我就乐了。我说:"您这筒瓶可真是筒瓶啊,上下一般粗。" 他那是帽筒。清代晚期以后,帽筒盛行,都是直的。他学的知识非常不扎实,印象中反正是直筒子的都叫筒瓶,结果买回一个帽筒。帽筒跟筒瓶有天壤之别,我们注意看,筒瓶的口部并不是直的,而是有一个收口。他这"筒瓶"上下一般粗,倒着看和正着看,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学习收藏是件认真的事,来不得半点儿马虎。过去就讲,怕就怕"认真"二字,你不认真,肯定要受到不认真的惩罚。

顺治以后就是康熙,我们首先要对康熙皇帝有个简单的了解。康熙皇帝是八龄践祚,十六岁亲政。16岁的一个孩子,今天从法律上讲,还不是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不能负完全的行为责任。但16岁的康熙,在当时信息传达那么不通畅的情况下,要统治一个有一亿多人口的国家,得有多难。

康熙特别喜欢科学,数学、天文、水利,他都非常喜欢。康熙皇帝说起来是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除了他的孙子可以跟他比,别人都不能跟他比,在位六十一年。康熙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主,后人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他干了很多大事,比如杀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签订《尼布楚条约》,都是他的功劳。当时我国边境不停地被俄国骚扰,为什么后来签订《尼布楚条约》?康熙的态度非常明确:我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他御驾亲征,跟俄国人一通干,把俄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俄国人就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人,怎么这么拼命啊?得了,跟你签条约吧。"于是,中俄就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是几百年以来,中国签订的最公平的条约,在《尼布楚条约》的限制下,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国跟俄国的边境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康熙二十三年时,是历史上中国版图最大的时期。那时的中国版图呈桑叶状,今天是一只公鸡的形状。

康熙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同时,也把瓷器生产治理得井井有条。早期的康熙青花是官民不分,后期逐渐形成定式,官窑的形式就受到了限制。官窑跟民窑不一样,民窑都是老百姓的事,自己想怎么烧就怎么烧,怎么能卖得好怎么烧。官窑不行,官窑要由官方定一个制式,必须按照这个制式烧出来。比如康熙晚期的龙凤纹就非常规范了,一看就是这个时期的瓷器,龙的身子怎么弯,须画多长,基本上都成了定式。民窑瓷器很多反映百姓生活的追求,而官窑中反映百姓生活的就逐渐减少了。

康熙二十几年的时候,康熙皇帝亲自颁布圣旨,让大臣画《耕织图》、《棉花图》。耕,指吃,种粮食要吃;织,指穿,棉花的生产是保证当时每个中国人都能穿暖的一件重要事情。如今对棉花的认知比较低,今天有很多保暖办法,比如有羽绒、化纤,当时没有,所有人保暖都要靠棉花,所以棉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吃、穿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两件事,所以皇上鼓励百姓安居乐业,男耕女织。康熙当时身体力行。在先农坛,皇上有一亩三分地。我们老说一句话,谁有"一亩三分地",就是这么来的。先农坛有一亩三分地,是皇上的,他每年都要身体力行地去耕种。当然,这种耕种是象征意义的,你不能指望皇上天天搭一个窝棚,看一年,这不可能。

康熙时期的瓷器纹饰受到了社会横向的很多影响,我说过,它的人物纹很多故事情节受版画的影响;它的翎毛走兽、花鸟鱼虫,都受到当时社会勃勃生机的影响。所以这些动物纹的形态也都有勃勃生机。比如麒麟纹,在整个明朝晚期到康熙时期,一百多年,瓷器上的麒麟是由卧到坐到站,这么一个过程。明朝中晚期的麒麟都是卧着的,到了康熙时期,麒麟全是站着的,状态不一样。这是因为康熙时期,整个国家都呈现蒸蒸日上的状态,每个人也都是紧张的状态。那么,康熙时期的龙纹也是最凶猛的,最有力量的,龙身有非常大的弹性,龙从水里像弹簧一样"腾"地弹出来。康熙龙纹的弹性表明一个生机,一个力量。我们可以从康熙龙纹上,清晰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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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就是四王山水对瓷器产生的影响。"四王"是指清初最重要的山水画家,王原祁、王时敏、王翚、王鉴。这四个画家统治了当时的画坛,对山水绘画有极强的影响,反映到瓷器上,康熙瓷器所画的山水跟四王的山水非常接近。

我有一次在外地的一个古玩市场逛古玩摊,一进屋,就看见店里摆了很多东西,但地上有一件最重要。我当时一愣,心想:店主可能对这件东西没认识。因为他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都摆在架子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却搁在地上,那可能他对这件东西的认知比较低。我捡起来一看,是康熙晚期的一个梅瓶,画的枯枝花鸟,非常精彩。故宫有一个类似的,很小,写着雍正款;这件是康熙的,很大。店主是不知这个瓶子,他认为这种稀稀拉拉的画法,可能是晚清民国的,所以我就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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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为什么能认定这件瓷器是康熙的呢?就是上面的画风。瓶子上的鸟,样子跟"八大山人"朱耷画的一模一样。朱耷是明末清初的人,明室后裔,姓朱嘛,"四僧"之一,号"八大山人"。朱耷曾在景德镇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所以有人认为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也有人认为他影响了景德镇的画风。现在没有定论。我倾向于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个产品领域的力量比个人要大得多。

通过这件事,我们就有一种感悟,即从鉴定角度上讲,横向联系的重要性。比如你要是了解朱耷,就能迅速判定这个瓶子是怎么回事。你了解朱耷,不但要了解他的画风,更重要的是了解他曾在景德镇生活过的这段历史。横向的联系,有时比纵向的更重要。仅对一件事的纵向了解,但横向不了解,有时你就没有办法下结论。生活中也是这样的道理,比如买股票,我们天天盯着的证券交易所中的那些走势图、K线图,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天天看《新闻联播》,任何一件国际大事都可能导致第二天股市的波动,这是横向的联系。天天盯住那些图的人,不是最聪明的人。

康熙瓷器上的刀马人物、战争场面非常流行,俗称"刀马人",典型的故事有《三国》、《水浒》。瓷器上画这种战争题材,从侧面反映出满族拿下江山不是轻而易举的,也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康熙前期的瓷器上看不到歌舞升平的场面,比如"百子龙灯"、"狮子绣球",画的都是战争场面,这跟我们建国初期一样。早年拍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都是战争题材的片子。等拍《甜蜜的事业》的时候是1979年,建国三十年了。岁数大一点的人,都知道《甜蜜的事业》这部电影,主题歌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那么,等康熙那时候的生活充满阳光了,才在瓷器上画"狮子绣球"之类的喜庆纹饰,一开始绝对不画,这是政治对艺术的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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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非常喜欢"刀马人"这种瓷器,原因有两点:一、题材的认知。16世纪到17世纪,整个欧洲也处在一个战争时期,也是骑马打仗。过去都是骑马打仗,今天肯定不会骑马打仗,否则都得让人打死,是吧?今天都是现代化战争。过去战争都比较原始,骑马打仗的战争形态延续了上千年,当时的欧洲人跟我们一样,也有这样一段历史,所以很容易理解,容易沟通。二、工艺的认知。当时瓷器绘画受徽派版画的影响,画得非常精致。明明没画几个人,但场面非常宏大,笔法潇洒生动,令人叹为观止。

基于这两点原因,西方人非常重视这类瓷器。目前已知的重要的康熙"刀马人"瓷器,国外特别多,国内反而很少。因为在近一百多年来,它不停地流向西方。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逛文物商店。当时国家基本上还没有这类市场,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所有卖瓷器的基本都是国家开的店。我有一次去一个公家的店里,一进门看见地上有一个大花盆,画的就是刀马人物。那个花盆很大很重,搁在地上,我就蹲下来看。我看的时候,注意看花盆的沿下,写的是"大清康熙年制"。但问题是那店里所有人都没有蹲下来,谁也没有看见这六个字,就我看见了。我特别高兴,知道他们犯懒,所以就把这花盆买了,拣了个漏儿。

文物商店的人认为那是一个民窑花盆,其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官窑。由于那个花盆体量非常大,工匠没办法把款写在底部,只能写在口沿上。但写在口沿上头,不好看,所以只能写在反面。你只有蹲下,才能看见它的款。从这点上看,就是说凡事不能犯懒。如果我也犯懒,就拣不着漏儿了。我现在往下蹲,就没有年轻时蹲得痛快,那时一下就蹲下去了,现在蹲的时候得想,是不是一会儿起不来了?古人就说:勤能补拙。有时你笨,但勤快,这事儿也能成。

康熙早期的瓷器,很少写款。原因是康熙认为瓷器上不能写款,写了款,如果打碎了不吉利,不让写。但康熙的很多瓷器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写大量的寄托款。比如写"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这三个朝代写得最多。这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犯大忌的。读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朝的文字狱非常厉害,尤其在康熙一朝,大量汉人提出"反清复明",电视剧里常能看到。当时你要有一丝反清复明的倾向,就被杀头了。可瓷器上写的款,却都是前朝的款,为什么就能网开一面呢?原因是当时政府认为,对知识分子还是应该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宣泄口,不能逼得太紧,所以瓷器上允许写前朝的款,寄托汉人的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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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中期以后,瓷器上大量书写汉字,写得比较多的就是《赤壁赋》、《醉翁亭记》、《圣主得贤臣颂》等等。再有就是康熙六十大寿时烧的青花万寿瓶。所谓"万寿瓶",就是在大瓶上面写一万个青花的"寿"字。今天写一万个"寿"字,我估计一个人得写一个月。用一万个青花寿字装饰的大瓶,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各有一只。

康熙本人写一笔非常好的汉字,我讲过,他喜欢董其昌。董其昌是当时江南的精神领袖,康熙写一笔董字,目的就是要平息满汉的这种文化冲突,然后取悦和说服江南的文人。康熙的母亲是汉族人,所以他有一半汉族血统,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天生也有亲近汉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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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中期以后,出现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笔筒。康熙深知汉文化对中国人影响之大,不可撼动。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是他统治江山的必要手段。《圣主得贤臣颂》是西汉王褒撰写的一篇文章,意思是一个圣主,得了一个贤臣,两人共同治理这个国家。那么,在清初的政治背景下,《圣主得贤臣颂》就成为满汉皆能接受的一种官样文章,写在笔筒上,摆在文人的案头。

下面对康熙青花做个总结。第一,从技术上讲,康熙时期的青花是最蓝的,非常漂亮,叫"翠毛蓝"。由于原料的不同,工匠技术的提高,导致康熙青花颜色非常清丽,很容易取悦于人。第二,同样是青花,康熙青花可以分出来层次,称为"墨分五色"。《陶雅》中这么记载:"其青花一色,见深见浅,有一瓶一罐而分之七色、九色之多,娇翠欲滴。"写得非常清楚,康熙青花甚至能分出九个层次。所以康熙青花在整个清朝,乃至后来到民国,到现在,都被认为是清朝青花里最好的。《陶雅》也是这样说:"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青之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康熙青花虽然艳不如明朝的青花,但在清朝这个朝代里,肯定是老大。由于这些因素,收藏者一开始最容易喜欢上的,就是康熙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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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瓷器在工艺上有很大提高,对胎土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分量特别重。过去说:行家一上手,就知有没有。康熙青花用手一拎,就比较重。它的釉面也显得非常坚硬,有"紧皮亮釉"之说。这些感觉,要自己去慢慢体会。

天启、崇祯、顺治、康熙,这四朝整整一百零一年。这一个世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追赶我们的一百年,是我们平稳发展的一百年。我们当时的社会发展在全世界来说,都是空前的、领先的。这一时期的青花,实际上跟社会形态有很大关系。比如过渡期的瓷器,体现出来的思想都比较自由、解放,一切生命的状态都是呈自由倾向的。这里以瓷器上画的鸟为例,作个总结。

万历时期画的鸟,都是头冲前,扇着翅膀,像临终奔命,有点儿说:大明要完了,咱赶紧跑吧!到了天启、崇祯,鸟就不这么直飞了,它做自由飞翔状,上下左右翻舞。它这时候的心态反而轻松了,知道反正大明要完了,索性就这样了,有点儿彻底解脱的意味。到了顺治呢,这鸟立刻做回头状,飞着还要回头,少有落在枯枝上的。玩儿大发了,也得坐下来歇歇,温故而知新,总算找到一个安家落脚的地方。一进入康熙朝,这鸟就肥了。康熙的鸟都是大肚子,按理说那么大的肚子,根本飞不起来,有点儿养尊处优、贪图安逸的意思。

万历、天启、崇祯、顺治、康熙,两代五朝,我们从一只鸟就能看出当时的社会心态。康熙四十年以后,就进入了18世纪,这个世纪就是我们常说的"康乾盛世"。下一讲就讲清中期青花。

正文 第十四讲 规矩方圆 熟能生巧——清中期青花

康熙青花呈一种自由开放的势态,到了雍正,青花风格突变,一反康熙的青翠,变得规范起来。那么,风格突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猜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与政治有关。雍正的吏治在清代官场中力度最大。雍正上台以后谣言四起,如篡改遗诏等等,使雍正下决心整治康熙晚期遗留的历史问题,举国上下大规模清查贪污腐败、亏空钱粮、假公济私、结党怀奸等行为,雍正要求一查到底。雍正皇帝曾经对怡亲王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朕必亲自查出。"话说得非常重,振聋发聩。雍正这个态度,使清朝吏治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局面。雍正元年正月,雍正皇帝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发了十一道御旨,进行整顿。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三品以上的大员数十人,其中曹雪芹家的一个亲戚叫李煦,就是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当时雍正不是很讲理,也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你受贿,只要你管辖的这块地方经济没搞好,有亏空,你就革职回家。《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康熙晚期的时候,库银有七百万两;到雍正十三年,也就是雍正去世的时候,库银有五千多万两,增加了七八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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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这个名字的来历很有意思:他原来是雍亲王,正位为皇帝,所以叫"雍正"。他强调自己很正,年号代表正统。野史上猜测,说这是他心虚的表现,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年号。野史一般都说,康熙的遗诏是"传十四子",不是"传于四子"。其实,这个说法今天很容易解释,因为"于"字当时可不是简化字,是繁体字。另外,皇帝下的诏书都是满汉两种文字,不可能连满文都给改了。

事实上,雍正是清代最为勤勉的皇帝,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皇帝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像雍正这样勤政的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雍正在位期间,不巡幸,不游猎,跟他的父亲、儿子都不一样。康熙六下江南,乾隆也是六下江南,雍正一次都没出过北京,日理万机,终年不息。他的勤勉是有数据的,我们仅以朱批为例说明。所谓朱批,就是皇帝拿红笔在上面批示过的奏折。雍正朝现存的朱批奏折(不是全部),汉文的有35000余件,满文的有6600余件,加起来有41600余件。他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按天计是4247天,那他平均每天要批10件奏折,最少写一个字"览",意思是我看过了;最多的,可达万言。

我说过,艺术的表现一定跟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雍正是一个比较刻板的人,他对瓷器产生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官窑画得很拘谨,很规范。

风格突变的第二点原因,我猜想与他的艺术修养有关。雍正登基的时候45岁,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我们从养心殿造办处的记事档中,可以看出雍正的御批要求得非常具体,一个没有艺术造诣的皇帝是要求不出来的。你自己不高,就没法要求别人。雍正强调的审美非常高,希望这种审美从外表到内涵是一致的,收敛,不张扬,所以他比较喜欢宋代瓷器。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中写到景德镇烧造大量仿古瓷器,所谓"仿古",就是模仿宋代的官窑系统瓷器,比如仿哥窑、汝窑、钧窑等等。

雍正不太喜欢带有民间色彩的瓷器。按照今天的说法,他不怎么亲民。在康雍乾三朝里,两次有明确文件的亲民记录,一次是康熙,一次是乾隆。康熙推广《耕织图》、《棉花图》,瓷器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非常亲民。乾隆也推广《耕织图》,以及《陶冶图》,说的是怎么制陶,这些都有历史档案可查。

景德镇御窑厂到了雍正时期,变得非常完备。康熙晚期的督窑官制度的建立,到了雍正元年得到延续。雍正在位的第一年,就迅速对瓷器做出御批,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雍正青花的风格可分为两类,形象地说,是一枚硬币有两个面。第一,雍正青花直追永宣青花。我讲了,雍正上台时,他的修养与艺术造诣已经非常高了。他首先对明朝瓷器了解得透彻至极,知道明朝瓷器中最重要的青花就是永宣青花,所以他一上来就直追永宣,要把本朝的青花仿得跟永宣一模一样。雍正也获得了成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可以乱真。我甚至认为,今天世界各大博物馆里,还有一些被视为永宣的青花瓷器,有可能是雍正时期仿造的,只是我们没办法用肉眼分辨。

比如,有一个青花绶带鸟纹的大盘,盘子上画的鸟是倒挂着的,姿态活泼。这件盘子原定为是永乐的,我就很怀疑。它不是永乐的,而是雍正的,为什么呢?有两点。一、这盘子尺寸很大,直径将近60公分。从元代到明初,烧造了很多大盘子,甚至有直径70多公分的,但都有一点儿变形。要知道,盘子尺寸大,一入火,稍微有点儿应力就变形了。但这个盘子非常周正,这是一个工艺上的疑问。二、这只绶带鸟的形态不是一个常态,它倒挂着。瓷器一定会受当时绘画的影响。我们看明代的花鸟画,最有名的画家叫吕纪,他画的鸟都是常态,有的鸟都是呆呆的,比如他画的山鸡,就比较呆;偶尔画点儿奔跑的,但都是常态。那么,这只盘子上的绶带鸟是倒挂在树枝上,在追逐一个虫子。从这个鸟的动势而言,我就怀疑是清代的。为什么呢?清代有一个画家叫华嵒,华新罗,他画的鸟都是这种动势的,非常不常态。后来景德镇出土了一大批永乐时期的大盘子,没有一个是这么画的,鸟都是很正面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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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文物鉴定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判断事物要从多角度出发,不能就事论事,要从横向、纵向,从各个方向比较,才能做出一个终极判断。

第二,雍正青花的另一风格就是淡描,首先直追成化。雍正淡描青花显然受万历铁线描的影响。"铁线描"就是用细线表现图案画。比如表现大面积颜色的时候,它不平涂,而是一道接一道地画,形成平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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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直接画成平涂呢?因为平涂需要大量颜料,那时颜料告缺,就以少充多。雍正追万历,两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万历铁线描的目的是为了省材料。雍正则是为了雅,并非追求节省材料,而是作为一个很细弱的表现形式,用很淡的色彩渲染一种艺术效果,形成一种风格。雍正并不是没有材料,青花材料有的是,他就是不愿意使,一定要把瓷器画得非常雅。他不用色块来表现一大片颜色,就是用细线。这种绘法在雍正青花中非常有特点,在官窑和民窑里都大量出现。

淡描青花所要求的技巧非常高。字写得不好的人,首先不能写笔画少的字,第一难写的就是"人"字。不信你回家试试,笔画越少越难写,笔画比较多的字就好写,容易遮丑。这个道理一样,淡描青花由于笔触非常少,所以对画工要求非常高,因为没有可遮掩的地方。你没有功力,就干不了这件事。

从雍正一朝起,官窑基本形成一个定式。比如赏瓶。赏瓶,顾名思义是赏赉之用,赏人的。赏瓶本来有一个名字,叫"玉堂春瓶"。过去皇上看谁顺眼了,谁有功了,就说:"哎,赏玉堂春瓶一对。"底下太监们就传旨:"传旨,赏玉堂春瓶一对。"到后来呢,太监当着皇帝这么说,一转身就说:"赏瓶一对。"偷懒了,把中间省去了。所以,后来这种专门用来奖掖、赏赉之用的瓶子,就叫赏瓶了。原来的本名"玉堂春"反而不叫了,忘了。原来的名字多富有诗意啊!《清档·雍正记事杂录》中有这样的记载:"雍正八年十月,奉命再将赏用瓷瓶烧造些来。"可见当时赏瓶的用量比较大,雍正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奖掖官员。你想,皇上送你一对瓶子,摆在家里多荣光啊。

雍正时期的赏瓶,目前全国就一例,现存广州文物商店,带有雍正纪年款。雍正以后,赏瓶大规模生产,保留到今天的也非常多。皇上为什么要用青花赏瓶来奖励呢?首先青花表示清廉;瓶子上画的是缠枝莲,也表示清廉。皇上用青花和莲花,暗示"为官要清廉"。赏瓶一对,不仅是奖状,而且是警示。

我在很多年前逛一家商店,看见一个半截的赏瓶,没脖子,呈一个罐状。我那时也没钱,收入很少,就问他:"这个东西多少钱?"他说:"一百二十块钱。"现在听起来,一百二十块钱,不就是吃顿饭的钱吗?但当时这一百二十块钱对我来说挺多的。我一开始真不知道它是个半截的瓶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罐,它那口磨得还很平。后来人家告诉我,上面那截没了,这就是一个赏瓶的下半截,我那时是第一次听说"赏瓶"这个词。可我心想:这个东西是半截的,伤残了。我就很犹豫。那人就劝我:"这个机会很难得,少了半截,钱还少很多呢!要有个脖子,就值好几千块了,这不才一百多块吗?"我就是"听人劝,吃饱饭",把它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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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这个赏瓶上看出了意思。我通过它对赏瓶有所了解,就是从根上开始了解。尽管它没有脖子,剩下半截也够我看的。收藏本身是件内心快乐的事,不必强求,随遇而安。你碰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尽管它是残的,但它便宜,我买得起;如果真碰上一个完好的,比如雍正的赏瓶,全国就一个,全世界就一个,要好几百万,我也买不起,就是看一眼。这种随遇而安、内心的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瓷器生产为什么在这时形成一个高峰呢?主要跟当时的督陶官制度有关。康熙中期时,中央政府觉得政权已经稳固了,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开放了海禁,这些都表明国家政权非常稳固,这时就开始有心思烧造瓷器,开始关心这件事了。我们一般把康熙统治的六十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二十年是一个时期。

清初景德镇的生产萎靡不振。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开始,对历史有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当时对清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景德镇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康熙十九年,清廷把这件事情搞定以后,景德镇开始复烧官窑。最早应该就是在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恢复。这时,政府陆续派督陶官去景德镇。第一拨人,是康熙二十二年由工部派下去的,这里面最有名的是臧应选。当时臧应选不是专门为督窑这件事去的,他管着好几个省,今天说来是很大的官了,督陶官只是他的一个兼职。但我们可以想象,让管几个省的大官,管一件烧窑的事,那说起来烧窑也不是一件小事了,可见皇上的重视程度。

臧应选被派到景德镇以后,首先明确了中央政府的一个态度,也就是皇上什么态度。当时御窑厂专门给宫廷提供日用瓷以及艺术瓷,首要是日用瓷。只有生活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才会对艺术品感兴趣;你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时候,肯定对艺术品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那么,御窑厂首先就提供日用品,比如盘子、碗、杯,各种实用的东西,后来才慢慢加上陈设瓷。

督陶官被派到景德镇以后,立刻就把当地最优秀的工人、最好的工作环境都结合在一起,其推动力量非常大。从康熙十九年起,清廷先后派遣的督陶官不算太少。康熙时期,最有名的就是臧应选、郎廷极。我们将来讲单色釉的时候,会讲到郎窑。雍正时期,最有名的是年希尧、唐英。唐英是雍正、乾隆两朝权力最大的督陶官,而且他是专职的,跟臧应选的兼职有所不同。《清史稿》这样记载:"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郎,直养心殿。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唐英,唐俊公,他是在旗的八旗人,当时在养心殿值任。雍正六年,把他直接派到景德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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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这个人,我们应该对他有所了解。他的出身是内务府包衣,说白了就是皇上的家奴,16岁就进宫服务。他的出身和少年入宫的经历,形成了他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性格。你想,在宫廷里做事,出身又没有那么高贵,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性格。唐英是严格按照上方的旨意办事,皇上让他怎么着,他一定怎么着,甚至要做得更好。他挖空心思,要把瓷器烧好,要取悦于皇上。

唐英到景德镇的头三年,就是雍正六年到九年,跟窑工吃喝住都在一起,天天琢磨,终于由一个外行变成内行。乾隆八年(1743),唐英在景德镇主持绘制了《陶冶图》二十开,从采石制泥、淘炼泥土到束草装桶、祈神酬愿,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全部用画稿呈现。唐英给二十幅画都题了字,画不是他画的,字是他题的。《陶冶图》把制瓷工艺做了总结,这个工艺不仅仅有工艺学的特征,还有社会学的特征。比如最后一个章节就叫"祈神酬愿",其实跟烧造没多大关系了,就是把瓷器都烧好以后,做很多仪式。因为烧窑是件很难的事,有时要靠天吃饭,你刚点上火,这边一下雨,一闷,可能就烧不好了,所以要祈神酬愿。所谓"束草装桶"呢,就是当时的包装,拿草把瓷器缠得紧紧的,装到木桶里,由水路运到北京。今天看,《陶冶图》是陶瓷工艺中最重要的文献。

乾隆是清代最有福气的皇帝,乃至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里,我觉得他都是最有福气的,生与死都在最好的年份。那么,他的福气体现在哪几点上呢?第一,他是盛年登基。幼主登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会受很多人的左右,没有办法下判断。乾隆25岁登基,正是人生美好的时光。他一生的体力和精力都非常旺盛,对艺术有所偏好,瓷器尤甚。第二,康熙、雍正两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乾隆的祖父和父亲打下的基础,使国家强盛安定,所以他有足够的精力和实力来经营艺术。第三,乾隆皇帝在位最久。他虽然不愿意超过他祖父在位的六十一年,但是他做了四年太上皇,一共加起来是六十四年。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活了89岁。还有一点,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花钱最多的皇帝。他在位时间长,国家富足,能大把大把地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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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说自己是"十全老人",他有十大武功,六次南巡,经营一个硕大的圆明园,称为"万园之园",觉得自己守住了祖业。乾隆晚年的时候,在故宫召开千叟宴,全国各地70岁以上有德行的老人,都可以来这儿赴宴。最远的一位一年前就启程了,为了吃这顿饭,走了一年到北京,吃完饭走回去,又是一年。这是真事儿,当时从海南走过来就得一年。吃饭的时候,乾隆很高兴,看到这么多老年人,说明国家兴旺啊!他对老年人很关心,每人发了一个御赐养老牌,十两白银。这块养老牌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但大部分人回去就给使了,花了当银子用了,如果能留到今天,非常有价值。我曾经见过一块,可惜没买。

乾隆当时对百姓的这种养老的态度,跟我们今天很相似。我看新闻里说,国家又给提高了养老金数额。对老年人的态度,表明了中央政府的态度。

那么,反映在瓷器上,乾隆和康熙时期有什么区别呢?到了乾隆盛世,有些改变非常有意思。当时瓷器上最爱画的画面是"渔乐图"。康熙时期渔乐图,一般都画捕鱼,比如撒网,用各种渔具想法出击;而乾隆时期画的渔乐图,一般都是钓鱼,是等待。康熙的时候是享受成果,乾隆的时候是享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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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多人也钓鱼,但跟二十年前的钓鱼一点儿都不一样。今天钓鱼,大部分人都不是为了"鱼",是为了"钓",为了这个乐趣。二十年前,钓鱼还真是为了"鱼",都是相声里说的"二儿他妈妈,拿大木盆来"!目的都是要吃鱼。今天不一样,我的朋友钓完鱼就追着我说:"哎呀,我这鱼钓多了,都给你吧!"我说:"那你钓那么多干嘛?钓多了我也吃不了。"朋友就说:"哎,这不是个乐趣嘛。"他是这个态度,不是想要那鱼。历史上也是一样,乾隆盛世的时候,钓鱼的画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富足的形态。

我早年买过一个康熙"渔乐图"的罐,画面上是很多人站在水里,手里拿着一个筐。当时我不明白,看不懂这些人都站在水里,拿一个筐干什么?我是北方人,没见过南方这种工具。后来我查《三才图会》时才知道那个"筐"叫"罩筌",就是一个筐,但两头是通的,说白了就是没底的筐。《三才图会》上解释说:"罩则竹编,空其两头。"罩筌是竹编的,逮鱼的时候往水里一扔,把鱼罩在里头,然后用手摸。北方人没见过啊!所以我看着上面画着每个人抱一个筐,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捕鱼图。我刚才讲了,这种捕鱼算是出击,跟钓鱼完全不一样,钓鱼的乐趣没办法享受。今天的人都愿意钓鱼,谁也不愿意拿一个没底的筐在水里咣当咣当地抓,那叫减肥。每个人的知识都有局限,比如我,就不知道南方的事,所以要抓紧一切机会去学习。你看不懂的时候,就要想办法查,问问别人。也许你的邻居就是一个南方人,张嘴就说:"这个东西叫罩筌,在我们老家到处都可以见到。"我估计今天南方也不使那玩艺儿逮鱼了,所以每一个人的知识都需要一点一滴积累。

再看动物纹,康熙时期画的动物纹都非常凶猛。比如当时最愿意画的就是一种瑞兽,以麒麟为蓝本。为什么爱画这种瑞兽呢?为的是祈福,祈求天下太平。当时大部分人是从动乱中过来的,都希望社会安定。那么,乾隆时期画的动物都是什么呢?狮子绣球,百子龙灯,动物的形象都是非常喜庆的。

社会形态的改变,迫使艺术形态的改变。同样是狮子,康熙时候画的狮子都张牙舞爪、具有杀伤力;乾隆时候画的狮子,都像哈巴狗,完全不一样。康熙时期的瑞兽,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担心;而乾隆时期的瑞兽,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放心,形态上不一样,内心世界也不一样。乾隆时期的心态跟今天的社会非常接近,大家心态都比较放松,早晨、傍晚,街头净有载歌载舞的人,有踢毽子的人,整个社会形态都非常喜庆。而在二三十年前,我们看不到这种社会形态。

乾隆时期的瓷器烧造,达到了一个工艺上的高峰。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上记载了在其督陶期间,共仿古、创新五十七种。过去的不说,唐英上任以来,有五十七个品种出现,今天全部都能够得以印证。尽管唐英尽心尽力,但他还是不能完全满足皇上的要求。比如乾隆十三年,《记事档》有这么一档:"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与怡亲王、德保:此次唐英呈进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着伊赔补。"皇上说,你送来的东西怎么还是跟上回一样,都是旧样子,我给你的新样子,你为什么不烧造呢?这次的钱你自己出。处罚非常严厉。史书上能查到处罚唐英至少有三次,就是让他个人掏腰包。你想,统治一个国家的皇帝,对烧瓷的事还这么费心费力。皇帝什么权力啊?唐英什么权力啊?他只是一个管烧瓷的小官,虽是一个小官,但皇帝给的权力非常大。对于唐英来说,就是"伴君如伴虎",恐惧啊,生怕什么事情做得让皇上不高兴。

唐英从47岁到景德镇,一直干到75岁。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乾隆召见唐英,把老爷子接到了北京圆明园。乾隆非常高兴,当着面就赏赐了,说:"你儿子唐寅保学习瓷务,接你的班吧。"唐英肯定是诚惶诚恐啊!乾隆皇帝当时是46岁,唐英75岁,大乾隆一辈人。唐英知道自己老了,但让儿子接班,他也害怕。他心说:我都干了好几十年了,兢兢业业,胆战心惊。你还让我儿子接班,我儿子能不能像我这样扛住了,很难说。当年夏天,七月二十七日,唐英就奏请退职,他写了一个奏本给皇上:"奴才犬马,年齿七十有五,气血日衰,医药不能速效。伏念榷务窑工关系重大,现在虽有奴才儿子寅保随任帮办,唯是寅保究系少年,诸事阅历未久,奴才自顾病事,淹缠一时,猝难痊愈。若不及早奏明,设有贻误,则奴才负罪益深。为此据实奏闻,恭请皇上另择贤员,到关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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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说,我都75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吃药也没什么效果了。我知道我的责任重大,虽然儿子能帮着我,但我觉得他还年轻,阅历不高,我恐怕不能很快痊愈,所以只好及早告诉皇上,我不行了,你另选择别人来接替我的工作吧。八月二十一日,不足一个月,皇上隆恩批准。离职几个月以后,唐英去世。当时退休制度不健全,唐英干到75岁。我们今天有多好的退休制度,60岁就退休了。当时是君臣关系,一个督陶官直接跟皇上对话,得有多大的心理压力啊,但也表明了君王对陶瓷生产的重视。

今天能看到唐英生产的瓷器都有什么呢?比如上海博物馆里有一个"乾隆五年"的大花觚,落款就是"沈阳唐英"。国家博物馆里有"乾隆六年"的大花觚,落款也是"沈阳唐英"。那都是唐英监造的优良瓷器,今天看都是国宝。

瓷器到了乾隆时期,尤其青花,都变成一种熟练制作,工艺上没有难度了,不需要创新了,所谓创新都是在原有框架之内。工艺越娴熟,态度就越中庸,颜色也越中庸。

比如乾隆的六方大瓶,是生产得很多的一种官窑。我们都知道,瓷器是圆器,非常容易生产,能拉坯,在转盘上一转,就拉圆了。但任何一个不是圆的东西,制作起来都比较麻烦,像六方大瓶,就一定要有模具。有一对青花六方大瓶,66公分高,是德国人瓦德西从中国带走的,在他们家搁了一百多年。瓦德西,大家都清楚,就是八国联军总司令,跟赛金花有点儿关系,或者说赛金花跟他有点儿关系。这个瓦德西当年能挑中这样的东西带走,可见它在当时也非常重要。2006年7月12日,这对大瓶在英国伦敦拍卖,拍了70多万英镑,合人民币1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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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官窑是有定式的,有很多一模一样的,国内也卖过很多。前几年,北京翰海拍过一个,结果在展览期间,被一个愣头愣脑的人打碎了。那天是展览快结束的时候,事后查看录像,看到那个人急匆匆地进来了,一看这东西,很高兴,大官窑摆在眼前,迫不及待地把脑袋往前一伸,想看仔细点儿。没想到这瓶子放在玻璃柜里,中间还有一层玻璃呢,结果一脑袋把玻璃撞碎了,玻璃又把瓶子切碎了。

我们总结教训:见到好东西的时候,要抑制内心的激动,一定要谨慎小心。你想,这个瓶子都二百五十多年了,您这一脑袋还没直接撞上,要是直接一脑袋把它撞碎了,也算光荣,是吧?可你撞到玻璃上,玻璃把它切碎了,就不怎么光荣。如果不小心,有时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们所说的清中期,一般是指康熙的晚期一直到乾隆去世,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就是整个18世纪,史称"康乾盛世",也叫"乾隆盛世"。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长达一百年。中国历史上多次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宣盛世等等,都不足百年,六七十年就算长的了。仅从青花瓷器上看,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由摹古、创新,逐渐演化到形制规范,中规中矩,工艺熟练。最后变成熟能生巧,后来能做到生产任何东西都游刃有余,非常容易。

清中期的官窑,是明清官窑中最规范的时代,所有式样、品种都由宫廷直接把握,直接出样,由督陶官亲自管理。很多艺术瓷都是皇上直接过问,因而质量非常高。今天拍卖场上很多高价位的瓷器,都是这个时期创造的,为什么?工艺水准高。至于民窑,烧造量非常大。我从喜欢瓷器的那天起,就接触到大量这个时期的民窑。这一点跟该时期的社会繁荣有直接关系。如果18世纪不是一个繁荣的社会,就不可能有那么多优良的收藏品存世。我们历经后来的战争,历经"文革"这样惨痛的教训,依然有那么多瓷器存世,可见当时社会的繁荣。这个时期的民窑瓷器的质量也普遍很高,有非常精美的,甚至不亚于官窑。民间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东西"气死官窑",就是说民窑比官窑还精美。

对大众而言,今天收藏市场中大部分官窑的优良品种,老百姓买不起,太贵了。但我们可以考虑当时的民窑瓷器,民窑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生活的乐趣以及收藏的可能。

历史很多时候是轮回的,凡事不能永远在一个高点上,就跟股市一样。到了乾隆后期,陶瓷生产由于宫廷的满足而逐渐僵化了。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就完全程式化了。下一讲就讲清晚期青花。

正文 第十五讲 夕阳余晖 晚霞如画——清中晚期及民国青花

我刚开始喜欢瓷器收藏的时候,特别鄙视这个时期。这鄙视怎么来的呢?都是老先生教给我的。我当时20多岁,跟老先生聊,一说到嘉庆以后,他就说:"那不能收藏,没用。我们家吃饭的碗就是道光的,谁留那东西呀。"他特别鄙视这个时期的收藏。他跟我说,这些东西在历史上都是搭售的,比如你在古玩店里,买了一个乾隆的瓶子。店主说:"得了,我这儿还有俩道光盘,您拿回去用吧。"或者说:"我这儿还有一个光绪的盖碗,拿回去喝茶,送给您的。"这些话,在我年轻的时候都有很深的印象。所以那会儿一听说是嘉庆以后的,就不要了,也不想买。

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每个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特征,不管这个时代离我们远近,它都要留下一个痕迹。这个痕迹对于我们不一定重要,但对于后人非常重要。今天要了解那个时期的青花,要用证据来说话,一个青花碗,就可以证明当时整体国力在衰竭。如果嘉庆以后所有的瓷器都荡然无存,今天就没有证据来说话。正因为嘉庆以后有很多东西留到今天,所以我们能用证据来告诉你:什么是国家强盛的时候,什么是国家衰败的时候。

时代的烙印由政治及经济,由经济及文化,对后人都有教化作用。艺术品本身有高低之分,但从收藏角度上讲,很多东西并没有高低,它只代表一个文化符号。所有文化的形成,无可争议地跟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所有的东西都有所关联,它不能孤立存在。那么,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就一定导致文化的变化。文化的变化一定要有证据存在,这个证据的存在,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也就是收藏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收藏呢?就是拿证据来说话。而博物馆就是用证据告诉你,我们历史上是怎样一个情况。用语言表述都很虚,我说当时的制瓷工艺有多高,那是虚的。只有你亲眼看见那个瓶子,那么精美,叹为观止,你才知道究竟有多高。

先从嘉庆说起。有学者认为,清朝到了这个时期,根本就不需要嘉庆,应该需要另一个雍正出现。嘉庆是个和事佬,除了把和杀了,谁都舍不得杀。和是伤害了他,他多少也算一点儿公报私仇,把和杀了,未能利用和的能量,很可惜。嘉庆的才华显然比不上他的父亲乾隆,不论是政治才华,还是艺术才华,都比不上。他也没有很强的欣赏能力。他自己的个性比较懦弱,所以对臣下都非常宽松。不能说放任,但他确实比较宽容。中国历朝历代,封建社会的特征就是君王一个人说了算,君王的个性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个性。那么,嘉庆这种软弱的个性,体现到瓷器上是什么呢?也是软弱。

过去的古董行里,瓷器在康雍乾三朝分得很清楚,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一到嘉庆、道光,习惯上就不分了,把俩搁一块儿,合称为"嘉道"。那么,"嘉道不分"包含着什么意思呢?第一,说明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优秀陶瓷到此结束。"嘉道的",听着就是一种轻蔑的口气。嘉道瓷代表着大众的、自由的、很随意的标准盛行。第二,嘉道瓷是陶瓷中因循守旧的产品,过去在古董行里被称为"大路货"。这种东西不是收藏用,是摆放装饰的。外国人喜欢中国文化,不懂,买两个大掸瓶,家里摆着,反正不太贵,摆着好看就行,碎了也不可惜,等级比较低。第三,嘉道的东西过去不作为收藏品,博物馆里也很少有。20世纪80年代编写《中国陶瓷史》的时候,瓷器写到乾隆为止,下面就说"嘉庆、道光以后,江河日下",完了,连写都不写,比较蔑视。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局面呢?首先是国力衰竭。我们看那段历史,嘉庆的问题不是嘉庆时出现的,而是乾隆晚期就开始出现了,因为有和。有一句话叫"和跌倒,嘉庆吃饱",但和真的跌倒以后,嘉庆并不能因此吃饱-和一个人的财产不能救整个国家。当你没有生产力的时候,和的财产只能解燃眉之急,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局面。当时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走下坡路,已经无力挽回了。

19世纪是中国不堪回首的一个世纪,很多优良的文化遗产都在这个时期毁之殆尽。比如"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比如永乐时期在南京修造的报恩寺塔,这些著名的中国景观,都在这个时期毁灭。19世纪这个不堪回首的世纪,又导致了20世纪上半叶,就是在1949年以前,中国处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能感受那个时代带来的痛苦。今天是一个安定的社会,而战争社会的残酷是和平时代的人不能想象的。那么,祸根是什么时候种下来的呢?就是乾隆晚期到嘉庆。在这个时期,优秀的督陶官制度就此终结。制度没了,剩下的都是"代管"。什么事一代管,就得瞎一半儿。景德镇改成地方官去代管,不是中央派大员来了,那就完全不一样,一看就是官方不重视了。嘉庆以后的官窑,形成一个简单的定式,就照着以前的路子,该怎么烧,你给我烧出来完事,不求创新。

但嘉庆初年的时候,还有一点儿好东西,为什么?乾隆爷还在呢!嘉庆四年,也就是乾隆去世以前,清朝有两个年号。老百姓就知道:嘉庆改元了,称嘉庆元年、嘉庆二年、嘉庆三年、嘉庆四年。那宫里怎么说呢?得叫乾隆六十一年、乾隆六十二年、乾隆六十三年、乾隆六十四年,还要承认乾隆的余威。所以在这个时期,有一模一样的瓷器,但款识写得不一样,一个写"大清乾隆年制",一个写"大清嘉庆年制"。景德镇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中央政府提供,两边都得讨好啊,所以两个款都得写着。一回烧俩瓶子,写爸爸一个款,写儿子一个款,反正谁都不得罪。

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以前没有权力,杀和珅都是乾隆死后的事。乾隆刚一驾崩,嘉庆几天之内就动手了。按照过去的说法,老爷子尸骨未寒啊,这边就动手了。但是谁都明白,只要乾隆有一口气在,嘉庆都不可能杀掉和珅。

嘉道以后的青花,颜色开始清淡,釉面开始稀薄,质量下降,偷工减料,这是一点一滴积累的结果。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景德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产品从质量到数量都在下降,技术人员大量流失,青黄不接。这个时期的特点在瓷器纹饰上有所体现,能够看出纹饰开始变得软弱,跟人物性格一样。我讲过,康熙时候的龙纹,都极富有扩张性,极富有杀伤力。到了乾隆,就变得非常平缓,是一个标准的龙纹。到了嘉庆,这龙纹就有意思了,它变得非常妩媚,非常软弱,好像在讨好世人。三个阶段,都能感受出微妙的变化。我老说,嘉庆那龙,就跟刚洗了澡出来似的,特别干净,一看这事就要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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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去逛市场,他看见一个瓶子,问我:"这个瓶子是什么时候的?"我说:"这是嘉庆的。"他一看,底下没写款,就问:"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看这龙,跟洗了澡似的,特妩媚。"他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说:"这会儿是时代往下走了,这龙也打不起精神了。"他就说:"那这个东西没款,能不能买?"我说:"从今天的收藏角度看,可以买,它依然能代表那个时期最有价值的瓷器。"我当时告诉他这些特征以后,他就把这瓶子买了。从这件事能看出,鉴定时首先要紧扣大的时代特征,先不要追求细部特征,那些需要你慢慢去体会。要考虑多层因素,不能只考虑一个因素。有时瓷器以外的因素,比瓷器以内的因素还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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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有个典型的画法叫"勾子莲"。过去老古玩行都说:"那瓶子是勾莲的。"在雍正、乾隆时期,画的最多的一个图案叫"缠枝莲",跟宗教有关,非常优美的缠枝大莲花。我讲过的青花赏瓶,上面画的都是莲花,谐音"清廉"。到了嘉道以后,偷工减料,缠枝莲都画得特别简单,一个勾就画出一朵花,所以叫"勾子莲",简称"勾莲"。过去叫"缠枝莲",好听吧;"勾莲",从叫法上就是一种蔑视,听着就弱。

当时瓷器由于质量下降,出现一个特征叫"波浪釉",也叫"浪荡釉",就是整个釉面不平,对着光一看,就跟风吹在水面上一样,所以叫"波浪釉"。雍正瓷器的釉面也不平,这个特征叫"橘皮皱",意思是像橘子皮。橘子皮什么样,瓷器釉面就是什么样。问题是我今天这么说,你回去买一个大橘子,对着看瓷器,还是肯定有差距。我们是要感受它微妙的变化。橘皮皱跟波浪釉有多大区别呢?波浪釉是大面积不平整;橘皮皱则是大面积平整,只有小面积有缩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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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碰见一个特别执拗的人,他拿了一件瓷器给我看,说:"你看我这橘皮皱。"我说:"这叫波浪釉。"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感受都有差距,语言传达不可能像数字一样准确。我说是波浪釉,他非说是橘皮皱,我怎么跟他抬杠?没法抬杠。然后我只好说:"就算你这是橘皮皱,也不是橘子皮,是柚子皮。"这两者的区别,一定要拿到真正的雍正橘皮皱,拿到嘉道的波浪釉,对比一下,才能感受到差距。所以,关注细节,才能有胜算。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如果不关注细节,觉得差不多就行,那肯定不能有百分之百的胜算。感受这种生活中的微妙变化,你才能有所不同,才会感受生命的意义。我所说的生命,不仅是指生理学上的生命,而且包括一个艺术品的生命。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1841年,时逢辛丑,鸦片战争失败,英军强占香港岛,次年签订《南京条约》,香港从此被英国人管辖。辛丑年,非常有意思。我查了一下历史,在清代,每个辛丑年都有大事发生。清代的第一个辛丑年是1661年,这一年康熙即位。康熙即位后,开创了康乾盛世的良好开端。到了下一个辛丑年,1721年,康熙六十年。一个皇帝能做满六十年,非常不容易,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这一年,康熙68岁,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但他非常满足。他为了记住这一年,烧造了一批特殊的瓷器,写了一个款,历史上只有他写过,叫"又辛丑年制"。康熙的意思是:我辛丑年登基,六十年了,又赶上辛丑年了。我就烧造了"又辛丑年制"瓷器,以示纪念。在中国的制瓷历史上,独此一例。第三个辛丑年,是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四库全书》首发。我们知道,盛世修典,《四库全书》是乾隆盛世在文化上的体现。第四个辛丑年,是1841年,鸦片战争失败,香港被英军强占,一直到1997年回归。第五个辛丑年,是1901年,著名的《辛丑条约》签订,丧权辱国。

鸦片战争失败了,中国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人认为能把鬼子赶出去。但最大的灾难紧跟而至,比如"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被焚毁。电视剧里描写得都很简单,说咸丰皇帝听了这消息以后,吐了口鲜血,很快就死了,不管了。但事情没这么简单,你吐口鲜血死了,这事就完了?谁为此事负责呢?

咸丰皇帝在位十一年,他20岁登基,31岁去世。看历史到这儿的时候,我忽然想:历史很多时候惊人地相似。明朝的正德皇帝31岁去世,清朝的咸丰皇帝也31岁去世。这两个皇帝惟一的共同点,都是他那个朝代最荒淫的皇帝,最喜欢女人的皇帝。咸丰对治理国家没什么办法,他治理女人还有点儿办法,不是弄了个慈禧吗?其实他也没治理慈禧,最后让慈禧把他治理了,最后都是慈禧说了算。

咸丰能够即位,非常取巧。他怎么能够当上皇帝呢?是受他的一个老师杜受田的教诲。《清史稿·杜受田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咸丰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与杜受田老师朝夕相处,受其教诲。老师天天教他怎样做人,学各种学问,一共学了十多年。他20岁登基,从6岁到20岁还有十四年。道光皇帝晚年的时候,考虑立储的事,要决定谁做接班人。有一次道光带着皇子们去南苑打猎,所有皇子都各显其能。跟着爹一块儿出去打猎,那当然要显出自己的本事。清朝人很注意武功,不能光有文,还得有武。所以每个人都在拼命打猎,打得最多的是恭亲王,获禽最多;咸丰呢,一箭未发,没有打着东西。道光问他:"你这是为什么啊?"咸丰就说:"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他说的意思是,现在正是春天,鸟兽都在繁育阶段,我不忍伤生,怕妨碍了天地的和谐。这话说得高吧!他什么都没打着,话说得漂亮。道光皇帝大悦,高兴啊,就说:"此真帝者之言。"意思是这真是帝王的话。所以后来就秘密立储,立的是咸丰。其实咸丰说的这段话都是杜受田的传授,有高人指点,不是他自己的话,是他老师告诉他要这么说。

清人笔记《清人轶事》中还有一个故事,跟这个有点儿类似。道光晚年的时候,一次生病了,召两个皇子进屋谈话,借以决定让谁来即位。两个皇子,一个是咸丰,一个是恭亲王。这两个人被叫去之前,肯定都得请教老师:"我去了以后怎么办?我爹问我的事,我怎么回答呢?"恭亲王的老师叫卓秉恬,就跟他说:"如果皇上问起,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怎么想就怎么说,你本事大,不怕。"杜受田则跟咸丰说:"你要是上去说时政,肯定不抵六爷,你那智慧不灵。惟有一策,就是你别说话,只要皇上说,我老了,身体不行了,你就趴地上哭,就行了。"果不其然,两人进去以后,皇上就说:"我老了,不久就要让位了。"每个人都一样,人老了,身体弱的时候,都不会很避讳。这时咸丰趴在地上就哭,鼻涕都流到地上了。然后道光大为感动,就觉得:哎,这孩子孝顺!于是立储就定在他身上了。所以有时多说不是什么好事。咸丰如愿以偿当上皇帝,跟杜受田有很大关系。咸丰即位以后,杜受田一家子都是荣华富贵。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皇位继承都非常残酷。清朝恐怕只有乾隆不算残酷,因为当时几乎没人跟他竞争,乾隆登上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剩下的都比较残酷,需要动很大心计。如果当时具有政治才干的恭亲王当了皇帝,中国可能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咸丰是清朝最昏庸的皇帝。我说他昏庸,是他成年以后昏庸。同治是幼年登基,成年以后刚想干事,死了,才19岁。光绪也是幼年登基,他后来很想展现自己的才华,只不过被慈禧罩着,压抑着,所以不成。咸丰是20岁登基,活到31岁,这十一年都干什么了?咸丰对艺术没什么追求,他比较喜欢女色。后来到承德避暑山庄,他临死前还召了很多宫女在那儿伺候他。咸丰最有名的事,也就是和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女人-慈禧有关系。

咸丰在位的时间,应该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第一,鸦片战争的后果他要承担,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在位这十几年,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像《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平等的条约。第二,太平天国运动贯穿他统治的始终,令他产生极大的压力。再有,就是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

由于上述原因,景德镇被迫停烧,咸丰的瓷器就极少。从收藏角度上讲,反而凸显价值。为什么?少!带有"大清咸丰年制"款的瓷器特别少,跟前面的嘉庆、道光,后面的同治、光绪,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他是一,别人都是百。

咸丰青花的特点就是非常细弱。咸丰时期不管画什么,都变得没有力量。比如同样画棵树,清初画的树都非常虬劲有力,咸丰时画的树就像舞台上搭的背景,一个纸片插在那儿,是棵半死不活的树。咸丰时画匹马,我老说像马戏团刚演完戏的马,出来都蔫了,没有生机。雍正那时画的山就是山,树就是树,动物就是动物。咸丰呢,什么都是一张纸。那么,咸丰一朝是不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弱点呢?知道。所有窑工都知道:我们不抵祖上了,我们不如雍正,只好照着雍正那样画吧。所以在咸丰一朝,仿了大量雍正的瓷器,底下写"大清雍正年制",写祖上的款,不写自己的款。但你一看,就是个模仿秀,怎么弄跟真人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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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个咸丰仿雍正的青花山水瓶。他也琢磨了很久,以为是雍正的,最后交完钱兴高采烈地抱给我看。我告诉他:"你这不是雍正的,是咸丰仿的。"他一下子特别沮丧,然后说:"我恨不得给它摔了,花那么多钱当雍正买的,窝囊!"我说:"这事你也不必急,就当一个教材,将来你能跟人家说,这是咸丰仿雍正的,还学一门知识呢。"

后来他就把这个瓶子搁在盒里,塞到床底下去了,一塞就是十多年。突然有一天,他找我来了,说:"哎,我早年打眼的那瓶子特值钱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藏首先是学到知识,获得乐趣。经济上的乐趣,有时是上天给你带来的,不是你追求的。所以买错了,也没有问题,你学到了知识,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可能你当时买错了,最后也能给你带来很好的利益,那是时间在起作用。没有时间这个坐标,你不可能获得这个利益。

咸丰去世以后,中国进入一个特定时期,就是"同光中兴",历史书上也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经济进入中国,多少也刺激了一下中国的经济。中国当时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可以说,同治、光绪时期,一直是她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统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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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最早定的年号是"祺祥",后来由于慈禧和恭亲王发动政变,杀了肃顺等人,两宫垂帘听政,共同治理,所以改年号叫"同治"。慈禧太后能统治如此长的时间,不是一个偶然。我们不能说慈禧太后一无是处。作为一个女人,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中,她能够统治这个国家长达五十年,绝对不是个一般人。她具有极敏锐的政治判断力,有极强的政治才能。她赶上了同光中兴,资本主义第二次萌芽,但她当时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挽救这个国家。于是她就不断出卖主权,来换取自己统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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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青花瓷已经彻底不讲艺术性了,就是按照定式去生产,日用瓷与艺术瓷的区别不大。比较一下,雍正、乾隆时期,日用瓷就是日用瓷,艺术瓷就是艺术瓷,很明确。同光时期就都一块儿用了,画的图案都差不多。但当时有一个重要的瓷器背景:粉彩的数量上来了,粉彩跟青花平分天下。我在讲元青花的时候说过,惟一可能撼动青花地位的就是粉彩。在晚清同治、光绪的时候,粉彩就对青花发起了挑战。这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局面。清朝有四个皇帝在紫禁城办的大婚,同治、光绪都是。光绪大婚的时候,提前做了很多准备。这时定烧的大婚专用瓷器,大部分都是粉彩,说明粉彩当时的社会地位比青花高。这时景德镇御窑厂也大量烧造青花祭器,为东、西两陵做准备。我们都知道,清代的皇家陵寝是清东陵、清西陵,当时陵寝中需要大量随葬品,比如青花大缸等等,所以当时政府下令大量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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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时期还有一类比较精美的官窑青花瓷器,比如"体和殿制"。体和殿,是慈禧太后住在储秀宫时用膳的地方,所以"体和殿制"的瓷器说起来都是她的餐具和日用器。慈禧太后当时要求自己用的瓷器,都要署上自己曾经住过的殿堂名,比如还有"储秀宫制"的瓷器。这些瓷器上引用了一些外来的带有点儿洋味的图案,有些立体感。再有,慈禧在50岁、60岁、70岁大寿的时候,都大量烧造赏赐用瓷。史料记载,慈禧太后50大寿的时候费银15000两,60大寿的时候费银121100两,70大寿的时候费银38500两。

中国历史上的收藏热,同光中兴到民国时期是第四次。这一次跟此前的三次有所不同,前三次都是内需,这次是外需。由于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大量吸走中国的瓷器,用各种方法使中国瓷器流向国外。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看到的中国瓷器,大部分都是从这个时期流出去的。由于这次收藏热,大量仿品出现。这时仿品的目的就是欺世,跟乾隆时期完全不同。乾隆的摹古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清末的仿古则是要牟利,为了欺世。大批西方人涌入中国,他们无法判定瓷器是哪个年代的,都是凭感觉买东西。那时候也没人教课,也没有《百家讲坛》,没有人教怎么鉴定。

那么,西方人最喜欢什么啊?"刀马人"。我讲康熙时说过,所以晚清仿了大量的"刀马人"。西方人不是喜欢吗,给他找个老的太麻烦,画一个多容易啊,得了,现画一个卖给他吧。于是当时大量仿品都流向了欧洲。我就见过一个朋友买了这么一个青花大瓶,他跟我说:"我这是去欧洲旅游时买的,不是在国内买的,这是康熙的,你看底下写着"大清康熙年制"呢!"我说:"仅此一条就错了。"因为我们能见到的凡是画刀马人物的大瓶底下,从来没写过"大清康熙年制",一般都写明朝的年号。我告诉他这是晚清的仿品,说起来也有一百多年了。

那么,晚清跟康熙的刀马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康熙的刀马人一看就是在打仗,气势都出来了。晚清的打仗,就不太像打仗了,像戏剧片,两个人比划一下就完了。我跟那朋友说:"你这哪儿叫打仗啊,这叫打架!"另外,画得也不是很丰满,细部不注意,人物弱,布局散。

在收藏中,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你喜欢刀马人,就要知道中国历史上曾有两个时期流行刀马人。第一个时期是康熙时期,是一种创作;第二个时期是同光中兴,是一种模仿。你要知道创作和模仿之间的区别,这非常重要。

今天来看清末的仿品,质量都比较低,要让我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倒是如今的仿品,仿得比同光时期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信息跟今天的信息相比较,沟通能力特别差。你要想仿一个瓷器,必须得找一个原型搁这儿看着仿。今天不需要,有画册,有电脑,甚至有录像,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当时窑工没有这个条件,都是凭脑子记,见过一个差不多的,就画上了。所以,当时的信息沟通不够快捷,不够准确。我们常说:眼高手低。眼高,不一定手高;但眼低,手一定低。今天信息业的发达,导致仿品非常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过去的仿品一律做不到的。今天可以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瓷器都仿出来,能仿得非常像,就是因为信息业的发达。

清代的最后一朝-宣统,仅三年。相声里说:"宣统,就是悬着,一捅就掉下来了。"国家的动荡,使景德镇的官窑基本陷于停滞,品种很少,都是常用的赏瓶、碗、盘一类。但值得注意的是,民国以后,景德镇摆脱了官方的束缚,摆脱了清代二百多年的惯性,出现了一批民间陶瓷艺术家,有的还受过西方教育。他们在景德镇发挥自己的个性,制造了晚清到民国这个时期最漂亮的一种青花瓷器。其代表人物就是珠山八友。

珠山八友主要是创作瓷板画,以瓷板为纸,在上面作画。民国时期非常流行把瓷板挂在墙上作为装饰,跟挂画一样。珠山八友里的大部分人都是画彩瓷的,王步则是青花的领军人物。他的青花画得非常生动,跟以前的青花完全不一样,明显是受了西画的影响。珠山八友在工艺上没有什么改进,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每个人都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而不去按照一个模式画。珠山八友可不是八个人,是以王步、邓碧珊等画家为首的一批人,跟扬州八怪一样。扬州八怪也不是八个人,有十几个人呢。过去珠山八友的瓷器不受重视,但近些年也开始被关注了,价位也有所攀升。

青花,在《陶瓷篇》中占了很大比重。青花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就是景德镇的发展脉络。七百年来,青花依然可以称之为瓷器的霸主,其地位无法撼动,对我们今天,乃至对以后的中国,都会有深远影响。

一般说来,青花在历史上有三次高峰,分别在元朝、明永宣、清康熙。在这三次高峰中,青花瓷器所表现的形式和内容各有千秋。从某种意义上讲,青花瓷器就代表了中国瓷器。大部分西方人都是通过青花来了解中国瓷器,乃至了解中国文化的。

青花,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学色彩的名字,非常有诗意,也非常浪漫。它的科学名字应该叫"釉下蓝",或者叫"釉里蓝"。与之相对的,就是"釉里红"。

正文 第十六讲 旭日初升 渐入佳境——釉里红

很长时间,我们对釉里红瓷器都有误解,主要是从它烧造起,它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它跟其他的瓷器有点不一样。釉里红跟青花创烧的时间和工艺都差不多,但青花从元代一直到今天700多年没有间断。釉里红烧造当中,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有很多时期它是不烧造的。所以我们对釉里红的了解就不够深。

釉里红创烧于元代。它与青花几乎是同一个时期。我们仔细去研究它的时候,它可能略早一点。它的废品率大大地要高于青花,这就是为什么它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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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里红,它在元代的时候不能说它完全成熟,所以在历代的出土当中,釉里红的数量是比较少的。比如,我们建国以后,比较重要的一次出土就是元代的高安的出土里,釉里红只有几件。建国以来,釉里红的出土就是元代的釉里红的出土都是非常少的。

首先解释一下釉里红的成因,瓷器烧造时需要一种环境,专业术语叫"气氛"。瓷器是在某一种气氛中烧成的。气氛一般来说就是两种。一种是"氧化",一种就是"还原"。简单地说,炉子开着火门,让它有充分的氧气进去,这就叫"氧化"。"还原"就是闷着火,过去北方话就叫"把火封了",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釉里红"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简单地说,它是闷着火烧成的。它是以铜为呈色剂,那么气温稍微高上点儿,它就会失败,立刻就失败。如果温度低了一点儿,它也失败。温度如果一低,颜色就变成黑的,非常不好看;如果温度一高,它就烧飞了,颜色就没了。这个温度之间允许的差额是多大呢?大约只有10度。我们听着10度的温度好像不是很小,但是放在1300度的高温里10度连1%都没有。我们今天很容易控制这个温度,有温度计,你看着炉外的温度计就知道炉膛内的温度,当时是没有温度计的。所有的窑工都是凭眼睛去看这个火,来判断火的温度。这个困难是非常大的。

我们用眼睛能看出火的温差,大部分人是可以看出来的。你看那蜡烛,蜡烛是火很弱,是红色的。你看你们家的煤气灶,火是蓝色的,温度很高。但是你要看出,在1300度那种惨白的火中,那一点儿的温差,那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具有丰富窑工经验的人才能够看出来。这1%的误差就决定了釉里红的生死。

元代是釉里红创烧的这个年代,因为失败过多,所以就导致就不能发展。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你有一次失败你是不怕的,你会继续试验,你会继续获得它的成功。那么你老在失败,你就容易放弃。

釉里红,它是以它特殊的色泽来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历史上,只有元代、永宣时期以及康乾盛世这三个时代充分地烧造过釉里红。其他的时期非常地罕见。

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年的时候,元政府就在景德镇设立了中国的第一个主管瓷器的机构,后来也算是惟一的一个国家专营瓷器的机构,叫"浮梁瓷局"。浮梁,就是景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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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在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了一大批瓷器。这个古城路遗址的瓷器的出土数量非常大,它是完整的以及可以复原的大约有7000件,囊括了当时,就是元代当时的几乎所有窑口的瓷器,除了吉州窑没有发现。其他的比如,北方的定窑、钧窑、耀州窑、磁州窑,南方的龙泉、景德镇、建窑都有所发现。

在这批瓷器理,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玉壶春瓶,这个瓶子非常地漂亮。它的红的占的面积大约达到了40%,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装饰,它不是有意识的。我们看到,它的那个色斑的控制是无意的,就甩在上头就可以了。它不是画出来的,不是我按照某一个图案画出来的。这是釉里红装饰的一个手段。一开始釉里红并没有用它主动地装饰一个纹饰,而是让色泽来说话。

集宁路当时是一个瓷器的集散地,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大的市场。所出土的这7000多件瓷器或以看出来当时它就是一个瓷器的集散地,各个窑口都齐全.但是,它主要的都是日用瓷,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为日用瓷所办的一个市场,像这样釉里红的,一个瓶子,它是一个观赏瓷。在当时出土的这个数量里是非常见的。

这个釉里红的瓶子,它的装饰风格是非常奔放的。它跟后来的用釉里红去绘画是有明显的区别,这在景德镇的装饰中,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集宁路的位置是在蒙古草原的南边的边缘,它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一个相接点。

元朝建立以后,元政府加强了对外的一个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导致中原的瓷器就向草原方向、向游牧方向去游动。我们知道,瓷器是易碎的。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是一个不方便的器皿,很容易不小心就卒瓦了,碎了。你不小心掉在地上就会摔碎。还有,就是你游牧民族是不停地要搬家的,经常要随着牧草要搬家,所以搬家的过程中,这些东西很容易受损。游牧民族所以爱用金属器,用皮具,就是皮囊壶,用皮子来盛水。

尽管瓷器在这点上,在抗外力的情况下不如金属器和皮具,但是它有一个价格的优势,它便宜。所以它导致这个市场的一个形成。游牧文化跟农耕文化一直有一种潜在的冲突。当这种冲突在经济面前的时候都会退缩,就是说,我们在文化中有些冲突,但是有经济这个前提的时候,大家都会让步。

釉里红在元朝是一个创新的品种。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达到内蒙古市场可见它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由于釉里红的烧造难度非常大,废品率非常高。所以它在价格上大大地要高于青花。废品率高,就得把废品的成本要加在它烧好的瓷器身上。

釉里红的第二个烧造期就是紧挨着元朝的洪武时期。

2004年,美国旧金山一家拍卖行拍卖了一个洪武大盘,直径45公分,当时成交价是570万美金,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这个盘子,在旧金山是偶然发现的。盘子的主人叫卡里斯勒,是个女士,她非常热爱旅游,也特别爱收藏中国艺术品。她在1900到1925年期间,她曾三次来到中国。我们知道,今天从美国到中国,就买一张机票就过来了。在当时你要远渡重洋,到一次中国往返一次,就算点个卯也得一年,时间非常长。所以她在这样一段时间里,三次来到中国可见她对中国的这种喜爱。那么,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她买了这样一个釉里红的大盘,是洪武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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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斯勒的父亲曾经在19世纪创造了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快递公司,叫快马快递公司。他这个公司到今天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知道,现在世界各国有很多著名的快递公司。我们常用的像UBS,我们自己也有快递公司。她之所以当时能买这个东西,可见她的家底也是非常殷实的。这个瓷器在当年她买的时候,尽管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它可能是很便宜的,但在那个时期可能还是很贵的。

由于这个盘子的直径硕大,她就用它吃海鲜,搁螃蟹。她这一吃就在她们家搁了有快一百年。这一百年,一直在她们家使用。这盘子的胎比较厚,由于使用比较精心,也没有磕碰。那么,老太太都已经去世了,她还留有她当年在中国旅游时候的照片,坐在一个船上,船后头还有中国的船夫。显然,她的家族是不知道这个盘子的重要性的。她家族不知道,就一直在用。

后来偶然的机会被这个拍卖行发现以后,就说:你这个盘子很有意思。你拿过来,我们给你拍拍试试看。在一个不大的拍卖行,拍了570万美金。那它为什么这么贵呢?首先,是它的尺寸。元代的瓷器,尺寸就比较大,它一直影响到洪武。洪武的瓷器尺寸也比较大。所以这个盘子,由于它的尺寸决定了它一个价格。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也有类似的洪武釉里红盘子,尺寸大小也差不多。

现在再想这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于卡里斯勒女士来说,就是无意间喜欢中国的艺术品买了一个东西在使用。一百年后,惠及后人,卖了那么多的钱。这说起来就跟一句俗语一样,叫"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终于这东西开始值钱了。收藏的乐趣,很多时候就在于此。就是说,我不一定知道它什么时候值钱,当它值钱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反而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快乐。

釉里红在过去是没有记载的,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它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有人认为,洪武跟红釉的关系跟朱元璋本人有极大的关系。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洪武瓷器大约有100多件,80%都是釉里红,多于洪武青花的数量。什么原因呢?我们猜测大约有三条。

第一,改朝换代后表示正统的颜色,一般都用红色。第二,红色在五行学说中主南方,代表南方的颜色。我们常说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青龙代表东方,白虎代表西方,玄武代表北方,朱雀代表南方。比如北京故宫的神武门,原来叫玄武门,避康熙(玄烨)的讳改为神武门。因为在南方发迹,所以朱元璋认为红色是非常吉利的颜色。第三,他本身姓朱,朱就是红色。年号洪武,又跟红谐音。再加上朱元璋历史上参加的是红巾军,导致他对红色极感兴趣,所以现在能看到的洪武时期瓷器,釉里红反多于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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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博物馆收藏一只釉里红执壶。这个执壶它带有盖,有银链相接。这把壶十分地罕见。它表明洪武时期明政府跟西藏的联系。西藏是我国领土土,尽管距离非常远,尤其在古代信息传达缓慢的时候,那个距离显得更远,但历朝历届的中央政府都跟西藏保持了良好关系。这个壶就是例证,当时这把执壶是皇帝赠予的礼物,非常重要,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重视。

2006年,佳士得在香港拍卖了一个玉壶春,釉里红瓶。这个瓶原来是一对英国夫妇的收藏,在他们家就当一个普通的瓷器,没有重视。有一次,夫妻俩逛博物馆偶然间发现,博物馆有一个瓶子跟他们家这瓶子非常地相像。他就想,我得找专家看看。他就把拍卖行的专家请来。专家看到这个瓶子以后,眼睛就放亮,说:"我终于找到一个好东西了。你把这个瓶子交给我们,我们给你拍卖。"那么,这个瓶子就到了香港,在香港佳士得被澳门工商巨头史蒂夫·永利以近8000万的港币买下。买下以后,他就把这个瓶子捐给了澳门博物馆。这是澳门博物馆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大的一笔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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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瓶子是澳门博物馆收到的最重要的一件藏品,也是一笔最大的财富。我们就有什么感受呢,就是不管是谁,博物馆是收藏的最后的一个归宿。它是造福于社会的。我们为什么要做博物馆呢?就是博物馆是造福不动声色社会,让我们的后人看到前人的一个辉煌。

明初洪武以后,紧跟着就是永乐、宣德。我在前面讲过,这一个时期是进入了明朝的盛世,永宣盛世。洪武尚红的风气,直接就影响到永乐。这些年,景德镇出土了大量的永乐的宫窑。其中,有尺寸非常高的釉里红的龙纹大瓶,气势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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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宣德的三鱼碗、三果盘,这些都是一个常见的品种。到宣德这一朝的时候,釉里红烧造就变得游刃有余了。有专家认为,科学地讲宣德釉里红不是釉下彩,是釉中彩。这是一个很技术的问题,我们不在这里去探讨。但是不管是什么,它是一个釉下成色呈现的红色。很多专家认为,红釉真正烧造得成功和娴熟是到了宣德。但近些年看,永乐出土的这东西,可以把这个时期提前。

我早年收藏的时候,看到过一个釉里红的三鱼高足碗。当时对这东西不是很了解,没有见过。别人给我拿来看,然后我拿不定主意,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不真。东西搁在我这儿搁了很久,我当时没有办法去判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宣德的,后来又是还给人家了。等我后来,过了很多年,反过头来想的时候,知道这个东西是个真的时候,再去找,这东西已经没了。对我来说,因为没见过,没比较,我就无法下这个决心,那就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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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说越是罕见的东西应该越把握这个机会。可是你有时候没有能力把握这个机会,所以有一句格言说:"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就是我当时没有这个准备,这东西就不该我得。东西不是很贵,今天想起来,一件国宝要那个价钱,是非常便宜的。可是我当时就是没有认知,就没有能买。

釉里红到了宣德的时候就突然销声匿迹了。我们在讲青花的时候讲过,宣德以后进入了陶瓷的一个黑暗期,青花都生产得非常少。官窑不见踪迹,釉里红也就停烧了,因为它的难度大嘛。

釉里红这一停烧,一下子就过了二百年。到了康熙,它又重出江湖。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时期的国力在增强。很多学者认为,以科技水平来要求它这是高于青花的一个品种。当釉里红刚刚恢复的时候,釉里红烧得都偏黑,就是温度偏听偏信低。你烧的时候稍微温度一高,我刚才说了,颜色就没了。那么,你放进去是画着有纹饰的,高温一过,颜色没了等于是一个白瓶子,不好看。所以宁肯控制火低一点,所以早期的——康熙早期的釉里红经常是泛黑。后来会烧得得心应手,一开始都是泛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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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釉里红,在民国时期是深深地影响老古玩界。很多老师傅都跟我说:康熙的釉里红是不得了的收藏。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盘口瓶,画有龙纹,龙纹就黑。当时我就不太能够容忍这个黑。我觉得,红就是红。如果你红得发黑,感官上不愉悦,所以就没有买。也加上当时觉得价钱偏高,就是我觉得你谈论更红一点儿,写上康熙年制,我就愿意买了。

可当时康熙年制这事不是我想写就写上去,是康熙时候他不想不想写。康熙的时候的工匠并不想写上这几个字。所以这瓷器上就没有字,一泛黑,心里一嘀咕就放弃了。作为个人,我当时的理解力是非常低的。每一人的理解都是逐渐提高的。你遇到一上难题的时候,你能获得更大的一次提高的机会。所以,有时候难题对一个人来说不是坏事。

雍正皇帝对瓷器的要求非常高。雍正釉里红画得非常精细,主要的特征就是轻描淡写。画得笔道都有非常细,一点儿不晕散。乾隆继承了他爹的态度。《清档·唐英奏折六十二号》记载: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唐英在北京,太监胡世杰奉乾隆皇帝之命交给唐英釉里红挂瓶一件,画样一张。并传旨:"看明瓷器釉色,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务要花纹清真。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亦烧造釉里红颜色,俱写乾隆年款,送来呈览。"这个乾隆的谕旨说得很清楚,说你看清楚这个样子。当时宫廷很多瓷器是事先画纸样的,不是凭空想象,你给我往瓶子上画。我先让画家设计一个纸样,瓶子看着不错,照这个样子画,就把纸样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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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就看完了这个样子,得把这个样子记在脑子里。然后拿着纸样就恭恭敬敬地回到景德镇,然后就遵旨就职开始找最好的工匠,找最好的式样开始烧造。唐英当时交待窑工就说:你要认真地去做这个事情,要把釉里红的这个颜色充分地表现出来。釉水要肥润,颜色要鲜明。

他交待得都非常清楚,实际上是把皇上交待给他的这个事情原封不动地又交待给员工。唐英后来又给乾隆上了个奏折,告诉皇上,他说:"等烧造好后,奴才亲自拣选送京,恭呈御览。"就是很重视这事。此事发生在乾隆初年,说明当时对釉里红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宫廷非常重视这件事。釉里红的地位也显得非常高。

太监拿来的样品,釉里红挂瓶,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好像听得不是很懂。挂瓶是一种壁瓶。一般情况下,是指瓷器的半个状态,后面是平的,有一个悬挂的地方,可以挂在墙上。乾隆非常喜欢挂瓶。我们有机会去故宫参观的时候,看看它那三希堂。三希堂有一面墙上挂满了各种挂瓶。乾隆很喜欢这个瓷器的品种。

到了乾隆后期,釉里红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就没有突破,大家都限于一种程式,不再想突破这件事了。随着乾隆盛世的一个结束,釉里红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晚清的时候,咸丰一朝曾经烧过一些,画得就更加细弱,以后就没有再烧造。这是釉里红的整个发展的一个脉络。

釉里红的衰败,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清代的其他彩瓷品种的出现。清代有很多其他的彩瓷大量地出现,尤其粉彩的出现对釉里红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釉里红从清雅的角度上讲不及青花,它是暖调子的,青花是冷调子的。它热烈又不及其他彩瓷,比如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都比它显得热烈。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去要求它显不出它的优势。第二,康熙时期的红釉不仅仅是釉里红,还有其他的红釉。比如郎窑红、豇豆红,雍正时期的祭红,乾隆时期的珊瑚红、矾红,各种红釉的出现导致大家对釉里红那个红的兴趣逐渐丧失。这是第二个衰落的原因。第三,釉里红尽管它工艺成熟了,但是它烧造难度和成本依然很大。它在市场上就缺乏相应的竞争力。

清代有一个很喜欢写陶瓷诗歌的一个诗人叫龚鉽,他在《景德镇陶瓷歌》中这样写道,他说:"市上今传釉里红,唐窑独著百年中。暗然淡简温而理,都识先生尚古风。"他这里提到了唐窑,就是唐英。他说:乾隆时期市上还很流行釉里红,唐英能够把这个釉里红的生产能够独领风骚一百年。但是它这个瓷器还是显得比较暗淡,还显得比较温和,所以就只有唐英一个人能够认识这个古代的这种风尚。

釉里红由于其红色的罕见,导致它跟另外一个品种――青花结合,衍生出一个独特的产品,叫"青花釉里红"。说起来,它算是一个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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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釉里红的发明,到了乾隆以后,被老百姓俗称叫"青花加紫",青花上加进点紫色,紫就是红。青花釉里红,在元代已经非常地成熟了。1964年,保定出土了一批特别重要的窖藏,里头有11件元青花。其中有一对元代青花釉里红大罐,红色的花用釉里红体现,剩下的部分用青花体现,这对大罐现在被列为国宝。

非常有意思的是,早期的釉里红和青花是对半分的,平分秋色。永乐时期的那个梅瓶,它有生产出来有青花、有釉里红、有青花釉里红,有各种品种都是一样的,纹饰是一样的,只是颜色不同。那可见当时的工匠一直在摸索一个路子。

清代的釉里红,更多的青花是一个点缀,它要扬长避短。有釉里红画得非常漂亮的釉里红大罐。比如,康熙釉里红鱼藻纹大缸,红鱼的眼睛是用青花点的,有画龙点睛的意味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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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香港买过一个康熙红鱼缸,没有款。这类瓷器多数都不写款,很多人会误认为它是民窑。当时宫廷,尤其康熙时期的宫廷不要求所有的官窑都写款,特别是大器。大器写款是非常麻烦,从工艺角度上讲,大器翻身就很困难。瓷器在未入窑烧造之前,它的强度有限,非要把它翻过身来在底下写字,很容易破碎。所以,很多大器底下并不写款。

康熙时期的这种瓮形缸,大量地画釉里红点青花。往往都是画满红釉,红鱼、红龙,点上蓝眼睛,非常地漂亮,非常地生动。

我曾经碰到过一件事。我有一个不熟的朋友给我拿来了一只康熙青花釉里红的摇铃尊,这东西非常罕见。他给我拿来的时候是一个木盒子。一看那个盒子就非常地老,里头有三个窝,但只有一个瓶子。就换句话说,这个盒里原先有三个瓶子。我就问他,我说:"那两件呢?"他说:"没有了。什么时候没有的,我不知道。现在这盒里就这一个瓶子。"我说:"需要多少钱呢?"这是在十年前,他说:"需要60万。"我说:"那这东西太贵了,买不起。"然后,他说:"这东西也不是我的。是我"活拿"的。""活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给钱,我从人家家里拿出来的。我忽悠着去卖,我卖掉了,我就把钱给人家;我要卖不掉,我又把东西还给人家。这叫"活拿"。然后,我看了看那个窝呢,我觉得那俩窝挺新的。就换句话说,那两个瓶子离散这个盒的时间不应该很久,能看出那个痕迹来。然后这个事就过去了。也没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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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后,有个人跟我说:他买了一盒摇铃尊。然后,我脑子就一楞。我说;"你那东西能拿过来让我瞧瞧吗?"就另外这人拿来这个盒给我来瞧。我一看,就是那个东西,但里头确实三个摇铃尊都在里面。然后,我就想当时是什么缘故他只给我看一件,不给我看三件呢?他买走了多少钱他也不会说。后来我就找到那个人,我就问他,我说:"当年这东西并没有失散,你给我看的时候为什么不看全呢?"他说:"这事我很后悔。"他说:"就当时我因为贪心太重。"他说:"我从人家拿出来是仨。我把俩留在我们家里了。我给你看一个呢,我是想这一个就把仨钱全卖出来。我不是卖了这一个,我不就白落俩吗?"所以,收藏的时候,有时候不能太贪心。你过于贪,如果当时你搁进俩去,你说少了一个你留一个,这还有情可原。人家本主,后来我打听一下,人本主就要60万,他想一个卖60万,自个儿白落俩。这心比较大。

有句话说: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但是,你不能老站在顶峰,让人家都在低谷里面站着。收藏也是这样,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机会获得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收藏机会,你应该跟大家共享。结果他也没有做成这个生意,又给人送回去了,送回人家本主。本主过了很久卖给别人了。所以,就把机会给丧失了。

釉里红是中国陶瓷中的一个非常罕见的品种,烧造的难度是非常大,所以在历史上只有鼎盛时期它才能出现。即便在永宣和康熙时期,这些品种也不是很多,所以,从收藏角度上讲,釉里红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品种。在过去的收藏观念,釉里红是大大地高于青花。但我们今天,对釉里红的认知是非常不够的。我们今天根本不能想象过去的价位,过去你拿一个釉里红,你拿一个青花,那没人会认为,这釉里红不如青花。可今天很多青花卖得比釉里红还贵。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天就有很多机会在等待着你。

釉里红以纹饰作为表现形式,画出较为具体的内容。除了早期元代釉里红有那种大色块出现。后来的釉里红都是非常具体的纹饰。还有一些红釉,不强调内容,而强调颜色的表现。比如,宣德的宝石红、雍正的祭红。其他颜色也有相同的表现形式,比如,永乐的甜白、宣德的青金蓝、弘治的鸡油黄、康熙的苹果绿、雍正的胭脂红等等。这些都是单色陶瓷,在陶瓷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下一讲就讲颜色釉。

正文 第十七讲 日升月恒 皇天后土——颜色釉(上)

我们这一讲开始讲颜色釉。这一讲主要讲蓝、黄、红、白四个颜色。首先要说跟这四个颜色相关两种古代制度。

但是有一次,我去天津去办事,到那个市场的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十一点了,但因为每次去都是清晨,所以那个感受觉得有一上午的时间。我一去,就看到了一块郎窑红的盘子,跟这个摆摊的人讨价还价,当时应该说非常便宜,他只跟我要八百块钱。我就说,能不能四百、五百、六百,反正不愿意给八百。然后他说:"不了八百我不卖。"我说:"你见过卖菜的吗?那卖菜的都是早上贵,到中午便宜,搁蔫了就便宜。"他说:"我这就不能便宜。"然后,我就拿出了那种惯用伎俩,就是绷着,我先去转一圈,回来再说。我绷完这一圈回来,这人找不着了,为什么呢?我的时间观念老是过去的时间观念,认为我是早晨到达的,他且在那儿待着呢。但是我那天到达那个市场的时候,已经是临近中午了,这个摊主绷不住劲回去吃午饭了,就走了。对我来说这就叫"煮熟了的鸭子飞了"。我至今也没有买到过这么便宜的郎窑红盘子。想来想去,还是那句话管用,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当时该出手时没出手,所以就吃了大亏。

那么,元代还烧过什么白的东西呢?白琉璃瓦。史书上有明确记载,今天没有看到一件实物。所以当你碰见一块白琉璃瓦的时候一定元朝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琉璃瓦主要是黄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少量有黑色的,没有见过白色的琉璃瓦,但史书上记得清清楚楚,元朝人烧过白色的琉璃瓦。我们的建筑最有名的是北京的白塔寺,都是元代所建造的。元代人对白的追求是一种精神追求。这个精神贯穿到他的物质上,那么元代白釉就应运而生。

那么,过了很久以后,这个枢府釉一直不被社会所认识,我又碰见了很多比这个还好的,还便宜的。就是我当时当了一个大头。我当大头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一些感悟。我的感悟就是,自己能够解嘲。就是收藏中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知识,价格波动是正常的。社会的好恶都有是有轮回的,一时这个价位高,一时那个价位高。我们所有的收藏品,没有一种收藏器永远呈上升态势,都是有波动的。那么我赶上一个高峰,我占领了一个制高点,跟着人家走了下坡,我就在上面看着吧!但是下一个高峰的时候对我可能就会有好处。

这四色就是八旗之初。随着努尔哈赤不断地东征西讨,增加了满洲、蒙古、汉人的士兵,实力不断地增强,于万历四十六年增编四旗,他没再选其他的颜色。他仍在这四个颜色中镶一个边,来区别那四个本色。红旗镶的是白边,其他三色都镶的是红边,这样就凑成了又四旗,加上原来的四旗,这就是八旗的来历。那么,到皇太极做皇帝的时候增加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从以上两个制度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蓝、红、白这四种颜色在宫廷中的一个重要性。祭祀制度、军队的制度非常地重要。因此,这四种颜色所代表的瓷器,反映了一种皇家思想。

乾隆以后呢,白瓷就变得非常地娴熟。它因为娴熟,它就不追求了。我做起来很容易,非常白,很漂亮。那么,乾隆过后,白瓷就不太作为艺术品种了。

第一个是祭祀制度。从远古时期起,古人就开始祭天地日月。北京现存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就是明清两代帝王的祭祀之地。天坛是蓝色,地坛是黄色,日坛是红色,月坛是白色。那么,这四个坛在历史上都分别烧过相同颜色的祭祀瓷器。《大明会典》有这样的记载:"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此处的陵是第祭祀的郊坛。圜丘就是天坛,我们去天坛去看,那个天坛的主建筑是圆的。方丘即是地坛,取天圆地方之意。中国人一说就是天圆地方,比如,我们的古钱,外轮廓是圆形的,中间的孔是方的。那么,天坛的蓝色就是代表天的颜色;地坛的黄色那肯定是代表土的颜色。那下面就不用说了,日坛的红色就是太阳,月坛的白色代表月亮。这四种颜色是自然界与生俱来的颜色,是人类观察到最重要最早期的颜色。我们在远古时期的人类,在没有生产力,没有创造力的时候对自然界的颜色,那就看到的就是天地日月。

景德镇元代白瓷的出现中导致景德镇瓷器最终坐上第一把交椅的一个保证。元青花之所以有霸主地位,是因为有白釉的出现。如果我们没有白釉就不可能在上面画出那么亮丽的青花来。如果我们设想,那个底子的颜色发黑发闷,都不可以使青花显得亮丽。

元代以后白釉的流行,很大程度上跟元人的统治有关。元人是提倡白色的,尚白,崇尚白色。究其原因呢,有人认为,蒙古人以奶食为主食所以他尚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成吉思汗生前的时候,他骑什么颜色的马?听到这儿应该可以反应过来,他一定骑一匹白马。我想,如果有人拍电视剧,让成吉思汗骑一匹黑马,就显得不那么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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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永乐时候,特别爱烧白瓷,而且白瓷的成就非常地高,被后世称为"甜白釉"。但这名称出现得非常晚,并不是永乐当朝就出现了。永乐当朝生产出来的白釉不叫"甜白釉"。叫"甜白釉"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东西有关。我们今天大家家里厨房里都有白糖,白糖什么时候出现的?十六世纪。在那之前都是黑糖或者说红糖。白糖的出现使人们对永乐白瓷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说这个白度是有一种内心的感受。从那以后才开始叫"甜白釉"。

元代的白釉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枢府釉"。那么,"枢府"是什么呢?枢府是元代枢密院的一个简称。枢密院是掌管着国家的军事。枢府釉中呢,一般情况下,枢府瓷是在盘子或碗中间对应地写两个字"枢府"。有龙纹的,少量的凤纹以及大量的花卉纹的。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这样记载,说:"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

我们先从白釉讲起。白釉是一切瓷器的一个基础,尤其优质量的白釉。

然后我就跟这个人讨价还价,中间人就跟我说:"不能跟他讨价还价,他很有钱,是河北第二富,"不是河北首富,是河北第二富,"所以,他不会跟你讨价还价。"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只好把这个盘子买了,花了很高的代价。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回有一个朋友带着一个老乡上我们家,给我看过一个枢府釉的盘子。当时要得非常贵,价钱很高。我对枢府釉的了解全部源于书上的知识,当时是真正意义看到的实物。非常贵,但我很想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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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甜白釉是白瓷有史以来最高峰,世界各大博物馆里都有收藏。它是一种很细腻的白,能从这种甜白釉的命名中感受出来的一种白度。后来历朝历代都在烧白瓷,但都赶不上永乐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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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以后,康熙大量地开始烧白瓷。这时候的白瓷不是单一的白瓷,都开始带有刻工。康熙的白瓷多少有一点闪青,不是很白。白瓷到了雍正以后,白度非常高,几乎是纯白色。雍正本人就非常喜欢白瓷。

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拿过一个白釉的僧帽壶。进来就跟我说:"这底下还刻着字呢。"我说:"刻着什么字呢?"他说:"朗唫阁。"我翻过来看了看,我说:"这个字念金吗?"他说:"我反正不认识的东西念一半。"一口字边一个金,我说:"这个字念唫(音银)。跟吟诗作赋的吟是通假字,朗唫阁。"他说:"这朗唫阁哪儿来的不知道。这壶看着胖胖的,不怎么好看,也没有纹饰,白的。"我就告诉他"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朗唫阁是雍正在继位之前自己的私邸,雍亲王的私邸,就是他们家,可见这东西的重要性。"

收藏的时候,你一定要知识要全面。所以,人在收藏的时候要勤快,不明白的就查书。书上有没有,一定有。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我也是从书上查来的。我不比他聪明,我只是比他勤快而已。所以,学习上就非常忌讳犯懒。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犯懒。比如,懒得去查资料,有时候你碰到一个问题,你查资料可能要杳半天,你一懒就滑过去了,可恰恰是这个知识在某一天、某一刻会起作用,会让你受益,可你浪费了这个机会。

第二个制度是八旗制度。清太祖努尔哈赤最初起兵。他把士兵分为小队,每十个人一队。第个人拿出一支箭给这个队长,所以这个小队就叫"牛录",队长就叫"牛录额真"。"牛录"是什么意思呢?在汉语中就是大箭的意思。到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的时候,当时努尔哈赤才有一千二百人,分成四个牛录——就是四个小队。用旗色划分,他选择的颜色就是黄、白、红、蓝,就是这四个自然之色。

乾隆八年,唐英又上了一个奏折,他说,黄釉的这个瓷器和有五爪龙的,他说,是皇家专用的,次品也不应该流入民间。他说,他还是担心。皇上又批了一道谕旨:"黄器如折所请行。五爪龙者,外边常有,仍照原议行。"他说,这黄碗,你请的这个奏折,你的要求,就照着你的要求去办,这个东西不变卖了。但五爪龙这个事,因为民间的五爪龙多了,也就不必再去计较,仍照着以前的规定办。就是换句话说,你可以去卖掉它。那么,可见皇帝对黄器的重视超过五爪龙纹。比那以后,这个黄色的瓷器就不能在民间去变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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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碰见过一个学生。他拿过一个红釉碗给我看。我说:"这东西是对的。"他说“他找别人看了,别人都说不对,拿不定主意买不买。”我说:"这东西肯定是对的。"他说:"你怎么能有这个把握呢?"我说:"书上写了,宣德红釉"色红如日,用白锁口"。什么意思呢?就说宣德的红釉的颜色非常红,但是口沿上有一圈白。你注意过没有?这个碗的口沿是白的。"他说:"哦!是这么一个道理。"过后他又去找人看,他又找人去探讨,抱着这只红碗到处去询问。回来我就跟他说:"收藏最忌讳的就是你这种左右摇摆。你看不懂的时候,应该相信一个你可以相信的人。如果你连这点把握都没有的话,抱着这个碗问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意见,你就要放弃此事。所以,你一定要拿个准主意,即便错了也获得一次经验。"

宣德以后,红釉就停止了生产了。我们非常优良的瓷器品种大部分都停止在这个时期,只有在明代的少数几个时期偶尔一露。红釉烧造成本高,又不容易控制,一旦技术失传就没有人去再去复烧。

我在很早以前碰见过一个洒蓝的胆式瓶,但口部破了,被店主慢慢用油石给磨得非常平。我当时就觉得一个残器,买了不是很舒服,但是完整器又非常贵,又买不起。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把这个瓶子买了,搁在我的书架上,一搁十几年。我慢慢体会出来一个乐趣。收藏当中,任何人都特别愿意追求一种完美,东西必须完美漂亮。但历史沧桑,不可能历史上所有东西都能完美地保留到今天,遇到任何一次事故,都可能危及瓷器本身。今天能看到一件残器,其实也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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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窑红的特征是"脱口垂足郎不流"。这话说起来跟谜语一样,什么意思呢?是指它在口沿边上露出一圈灯草色,就是一层白白的颜色。红釉到足部的时候就垂得比较多,积累得比较多,这叫"垂足"。但是它不会流过圈足,所以叫"郎不流"。标准的郎窑红瓷器,颜色越往下越深,底呈苹果青,也有呈米黄色的。

红釉停烧二百多年后,清代才开始加以恢复。康熙时代的红釉非常有名,最有名的就是郎窑红。郎窑红跟郎廷极有关,我们在前几讲讲过,宫廷派下去的督窑官。郎廷极当时对红釉痴迷,经过反复实验烧造出来一种带有玻璃质感的,浓重鲜红的一种瓷器,以他的名字命名,叫"郎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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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以后,红釉就变得非常非常地丰富。比如,高温釉中有霁红、豇豆红、窑变红;低温釉里有珊瑚红、胭脂红、矾红。它有各种红色。红釉是非常丰富的一种品种。

元代的蓝釉跟红釉同时出现。元代的蓝釉往往都带有反白纹饰。比如有件国宝,元代蓝底白龙梅瓶,早年扬州文物店收购的。关于这个梅瓶,由于历史久远,故事版本很多,我听过无数种版本。最有意思的版本是说,当年有一个农民扛着两个这样的瓶子走到了扬州文物店,让他们收购。一个瓶子就是这件,另外一个有点残,口上有一点破。然后工作人员就说,这东西不错啊,挺漂亮的,我们给你八十块吧。八十块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价钱。这个农民就把这个好瓶子卖给了扬州店,那个破瓶子出门往垃圾堆就给扔了。这就是这个瓶子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故事,我们就是当故事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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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发生在三十多年前。当时对元代的这种蓝釉白龙梅瓶全国都没有人能够有认知,认为这个瓶子是雍正年间的,是清代的。在库里搁了若干年以后,才发现这是元代的器物,而且是国宝。

下面讲红釉。元代就有红釉烧造,跟釉里红同时,但它的存世量非常少。明初,我讲过朱元璋个人的爱好红釉,影响到永宣,红釉就开始成熟起来。宣德红釉在史书上记载非常有意思,它说;"如初凝之牛血。"就像刚刚凝固住的牛的鲜血,就是颜色非常重。它是一种沉着的红色,而不是漂浮的红色。

宣德以后复烧蓝釉,有两类重要品种。一类就是这种深沉的蓝色,叫宝石蓝。另外他发明一类蓝釉,叫雪花蓝,非常富于诗意,学名叫"洒蓝"。从工艺上讲,它的釉不是沾上去的,也不是浇上去的,是用管吹上去的,所以又叫"吹青"。洒蓝实际上是蓝釉的一个变体,它追求颜色的一个变化,追求层次的一个变化。

乾隆初年的时候,督陶官唐英上奏折。督陶官唐英,他非常担忧。他跟皇上打报告,他说:"这烧窑的事除了人以外,很多时候是窑火控制。不能我保证你每件都是全美。那么,这里每年每一窑里都会有落选的。那么,落选的数量有多大呢?加起来基本上跟我呈上去的差不多相等。那就是说有一半的东西要淘汰。淘汰了以后,我既不能送给你皇帝用,也不敢流落到民间,我怎么办呢?"说,"我生怕这个事办不好,被皇上怪罪下来。"那么,皇上就御批,"伺后脚货不必来京,即在本处变价。钦此!"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以后这个次一等的东西不必把它运到北京再处理,你在当地就可以变价处理,卖掉,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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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本身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但你要想达到这个境界不是件易事,很困难。陶渊明弃官归田,他追求的是主观的一种完美。他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他愿意过一种农民的生活,他追求精神上的一种完美。我们在收藏当中,有时候东西不完美,但要追求内心的完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蓝釉在明代一直在烧,没有间断,它跟红釉不一样。红釉老有间断,它没有间断,晚明的时候还非常地流行。但它基本的颜色都是非常深沉的祭蓝色。清代以后,蓝釉的变化反而不如红釉多。红釉恢复起来算一个新品种,所以它的品种非常多,蓝釉反而变化很少,就是在色泽上有变化,由深及浅,由祭蓝到天蓝,还有月白色——最浅的蓝色叫月白色。它主要的都是有一些文房小件。晚清的时候对蓝色的追求就没了目标了,所以晚清有一种蓝色叫砖蓝色,颜色发灰,非常不漂亮。

清代的黄釉的品种就比较多。有鸡油黄、淡黄、米黄、柠檬黄。艺术的黄釉主要都集中在雍正以前。但是,日用品的黄釉历朝历代都形成为定式,都在烧,这与宫廷的制度有关。黄色是皇家专用之色,主要是因为它谐音,也因为这颜色吉利。

我刚喜欢瓷器的时候,老先生跟我说过,说,弘治黄釉鉴定有一个要点。这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仔细看那黄釉里能看出血丝来。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了他这个要点。看弘治的黄釉,我看了快三十年了,也没看出有血丝来。你想想,这瓷器中怎么能有血比呢?他都是一种以讹传讹。他那种血丝怎么来的呢?后来我推想一定是从鸡油黄上来的。我们把鸡杀掉以后,肚子里掏出来的那块鸡油上面可能带点血丝。

清代后妃序列有如下排列。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一共八个等级。根据《国朝宫史》经费条的记载,后宫用瓷分六个等级,刚才说到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这五个等级一人一个等级,下面的贵人、常在、答应是一个等级。它使用瓷器分六个等级。比如皇后使用:黄瓷盘220个,各色瓷盘80个;黄瓷碟40个,各色瓷碟50个;黄瓷碗100个,各色瓷碗50个;黄瓷盅300个,各色瓷盅70等等。从这点上看,瓷器都是以黄色为主,而且里外都是黄的。下个等级是皇贵妃。她用的是白里黄瓷盘,就是外黄里白。再下个等级是贵妃,她用的是黄地绿龙盘,这黄都不纯粹了,上面画上一个绿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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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使用的瓷器等级森严,非常奢侈,但到了乾隆时期,尽管国家强盛,但皇帝本人还是作出很大表率。乾隆为了节省御窑场的费用,允许官窑烧造的不合格产品可以变价处理,就是说可以变回钱来,不必都毁掉。皇帝以这种节俭,作为一种皇家的提倡。

跟以上三个颜色相比,黄釉出现得稍晚一些。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元代就有黄釉了,其他三个颜色白、红、蓝元代就有。明初宣德有非常少的黄釉,十分罕见。最著名的是弘治黄釉,被称之为"鸡油黄"。今天大部分家庭已经不杀鸡了。我小时候还杀过鸡,鸡剖开肚子以后,看到那个鸡油那个黄色叫"鸡油黄"。被历代藏家视为黄釉之最,就是说弘治时期的黄釉。弘治时期的黄釉被称之为"浇黄"。浇有两个写法,这一个定法是浇水的浇,有人认为,这个釉是浇上去的,所以叫"浇黄";第二个写法是娇气的娇,是指这个黄色非常娇嫩。

我早年特别爱逛天津的市场。当时北京没有这样的地摊,天津、沈阳倒是有地摊的。我们都早早的,每天天不亮,不是每天,第一次去的时候,天都没亮就到了这个地摊上,然后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你喜欢的东西。

我们讲了蓝、黄、红、白四色,它代表着社会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它不仅代表了自然界中的天地日月,更多的表现是皇家以皇权思想所设计出来的瓷器。瓷器中还有很多非自然因素的色彩,下一讲我们再讲。

正文 第十八讲 雨后霁霞 春来江水——颜色釉(下)

我们先来读一首词,《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是唐代白居易写的。白居易是最早写词的诗人之一。他曾经在杭州和苏州做官,所以他回忆这段美好的时光。这里 "春来江水绿如蓝",想过这句话吗?蓝色是什么色呢?在古代人的眼里,最绿的颜色是蓝。所以古代瓷器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品种叫"孔雀绿,后人也有把它称之为"孔雀蓝"。 让今天的人来看,它就是蓝色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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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磁州窑,实际上大量都罩孔雀绿釉。元代的皇家当时是追求蓝色的。青花就是那个时候创烧的,那么,青花是一种高温蓝色,孔雀绿是一种低温蓝色。

明代孔雀绿色的瓷器还有什么呢?就是珐华器,山西非常多。我们今天就叫琉璃器。在民国时期,那个法国人特别追求这个东西。大量的珐华都流到了欧洲,流到了欧美,可是后来就没有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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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朋友有几件珐华器,没人认。老跟我说:"现在人都不长眼,不认这东西。这东西多好啊"。尽管他卖的价钱并不高,二十万,但人家也不接受,都想还便宜。有个人天天跟他磨,说:"不行,你得便宜。这个东西没人认,你就得便宜给我。"结果他也不卖。

后来我到香港的时候参加一个拍卖会,结果香港的拍卖会上有一件珐华一下就拍了二百多万,跟他要二十万的差不多。我就在拍卖会上给他打一个电话,我说:"恭喜你,有一个瓶子跟你那个东西很像,拍了二百多万。"他说:"我得赶紧把我这个瓶子收起来,我不卖了。"

然后,半小时以后,那个买家就兴冲冲地冲进来说:"你那个瓶子呢?我不跟你讨价还价了。我就要买。"他也获得了这个信息。所以,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信息往往是价格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俩是同时获得的信息,只不过中间还有半小时路程。如果我要不给他打这个电话,如果我不给这个卖家打电话,那么买家就会用很低廉的价格把它买走。

康雍乾三朝的孔雀绿烧造很多。它烧的色泽就越来越均匀,它实际是对历史上的孔雀绿的一个认可,就是从宋到元到明到清,它是一个认可。乾隆以后就很少烧造了。

青釉是出现最早的颜色釉瓷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而宋代的龙泉青釉更是青釉发展史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瓷器品种。在十六、十七世纪,龙泉青釉大量地走私到欧洲。当时的欧洲贵族都以能够拥有龙泉青釉为荣。

宣德以后龙泉青釉却于明突然停烧。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处州烧龙泉的地方停贡了,不再贡给宫廷了,为什么呢?首先是品种单一,你这个地方就烧一个青瓷,景德镇烧很多种样子,所以一块儿就运过来了。第二,龙泉瓷胎比较厚,达不到景德镇那种胎薄,达不到它那个强度。所以,龙泉到这个宣德以后,质量急剧质量下降,没有什么追求了。

康熙青瓷与其它的釉色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当时的颜色,它可以把青瓷分出层次来。分为了:粉青、冬青和豆青。两头非常容易理解。粉青是很浅的青色;豆青是很深的青色,我们说的豆青就是你可以想像中的颜色。但这冬青就不太好理解。冬青光写法就两种,一个写冬天的冬,一个写东方的东。那现在也好理解。你知道粉青,知道豆青,介乎于中间的就是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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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青釉的特征,是它加进了很多装饰手法,不单纯地用釉色来表现了。它加了一些纹饰,比如有堆粉的,比如有刻花的。雍正到乾隆,这个时期的青釉釉面肥润,以后就越来越稀薄,一直到民国。2005年在香港苏富比,有一件40公分高的六方套瓶,外面是青釉,里面是青花,成效价是4492万元港币。说起来也是将近半个亿的价格了,价钱非常高。

有一年,跟我一个朋友去上海。在上海的文物商店里看到过一个粉青的方瓶一对,我就劝他买。我说:"这东西不算很贵。"他说:"还是贵。",说"不流行。"我说:"将来有一天这个东西会很值钱。你现在有钱不妨把它买了。"他就很担心,最终还是听劝买了。在他手里,后来很多年以后,他说:"幸亏你当年劝我把这个东西买了。"我就告诉他,我说:"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此一时,彼一时。"

这就和股票市场一样。那很多专家告诉你,股市有一个规律,就是熊市中去买,牛市中你去卖。但有多少人听这个规律?所有人都是牛市中去买,到熊市中割肉。是吧?这就是我们股市的状态。还有人对股市做过一个规律性的总结,他说:你应该是在欢呼中恐惧,在恐惧中欢呼。什么意思呢?大家都高兴的时候,你应该很担心;大家都担心的时候,你应该很高兴。

收藏也是这样。很多东西你知道它的历史价值的时候,它不可能在你跟前呈现这个历史价值的高峰,这是最好的时候。如果它是一个历史价值的低谷,那你恰恰应该进来。那你不能说别人都不买,我也不买。过两天,那东西涨上去了,你就说:我当时怎么没买?你肯定是这种感觉。所以,一定要知道,它历史上有什么价值,它真正的价值在哪儿,你就能够下这个决心。

绿釉中还有一些低瘟的绿釉。比如,康熙时期的瓜皮绿,雍正时期的湖水绿,乾隆时期的葱心绿等等,它是一种低温绿。那个颜色都是以绿色为基调千变万化。

20世纪80年代末,我看到一个葱心绿的大碗,那是光绪的。我印象非常地深,这么大一个碗,刻着两条龙,漂亮之极。当时标价是一百六十块钱,可以打九折。我要买的时候,有老先生跟我说,说:"年轻人你不懂,瓷器到了这个时候是没有价值的。你不能买。"然后,我一想也是,那时候的观念就是搞收藏一定乾隆以前,乾隆以后都是垃圾。我说过都是搭售的。你买一个乾隆瓶子,我送你一个光绪的碗,是这个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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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怎么能花一百六十块钱去买这样一个碗呢?我就没有买。我很多年以后,我就后悔这事。其实我们知道一个道理,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那天就算偏信了,老爷子也不怎么负责,就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知道我们今天下这个决心都觉得你很容易,你当时为什么不下这个决心?你为什么不买?当时,首先一百六十块,打九折也是一百四十四块钱,对我来说是两个月的工资。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放过后回过头再看的时候,依然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当时下决心是非常难的。我就没下这个决心,没有拿出两个月的工资买这个碗。那现在能变成两辈子的工资。所以,一定要记住: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颜色釉中还有一种更特殊的釉色叫"茶叶末"。茶叶末的生成本身是一个偶然现象。唐宋时期,就有的北方的瓷窑就很容易烧造出这种颜色。到了雍正以后,它变成了一种主动的追求。我就要追求这种绿不绿,黄不黄的颜色。茶叶末釉又叫厂官釉。在《陶成记事碑》中,它记载有三种。一种叫"鳝鱼黄",一种叫"蛇皮绿",一种叫"黄斑点"。今天的专家都很容易区分什么叫"鳝鱼黄",什么叫"蛇皮绿",就分不清什么叫"黄斑点"。这"黄斑点"太抽象。因为,鳝鱼、蛇这都是我们能见到的自然的动物,就可以有比较。后人又把茶叶末中的一种很形象的颜色称之为"蟹甲青",就是像大闸蟹的壳一样的颜色。美学的追求到这个层面,到茶叶末釉的一个层面上,它是一个非常含蓄的层面。这个层面理解起来就远不如我们说的红、黄、蓝、白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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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颜色,不那么赏心悦目,说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颜色。茶叶末是术语。你跟邻居说"茶叶末",人家也不知道什么颜色。你说,这是黄还是绿?说不清。所以,它在审美上有一个审美障碍。这就需要你慢慢地去体会它这种颜色给你带来的愉悦,需要多读书,多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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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画家的朋友,他会画画,但他不会鉴定瓷器。他们家门口有一个花鸟市场,很大,当年就很大。好多年前,他逛那个市场,看见这么一个茶叶末釉的一个孛荠扁瓶,典型的乾隆官窑,口上缺了损一块。所有卖东西的人都是卖花鸟的,并不懂瓷器;买东西的人也都是为了花鸟而来,也不懂瓷器。所以,这瓶子就让五块钱歪打正着给买回来了。五块钱!我就老想,怎么他这个不懂行的运气比我们这个懂行的还好呢?跟买彩票似的,他出一次手就中上彩了,咱这买一辈子都没中上。我怎么就没碰见这么便宜的事啊?!他拿来给我看特得意,他说:"你看这东西,我就凭直觉。"他是画家,他有美学训练,所以他就凭直觉把这东西买回来了。那我说:"这就是歪打正着,你比我幸运,你中了彩了。"

中国历史上对黑釉的追求时期非常短,黑釉最早不是我们追求的,是无意识的产物。因为工艺上控制不了,含铁量过多,烧黑了。明代一朝没有人烧黑釉。清朝只是康熙一朝追求烧过黑釉,包括雍正、乾隆都有不多见。晚清有过仿品。

黑釉本身是陶瓷生产当中的无奈之举,历史上他不想烧成黑釉,但他没办法。我们不能想象,捧着黑碗长时间吃饭的心里的感受。我们今天偶尔上街上的餐馆吃乌冬面,来一大黑碗,吃一碗面你没有感受。但你一年从头到尾都捧着一个黑碗吃饭的时候,你心里很难过。你会说:"我犯了什么错误了,我这一年都拿一个黑碗吃饭。"但不幸的是,我们的古人有长时间拿黑碗吃饭的这么一个经历。所以,科学就是要求它摆脱这种黑暗,它要把这个黑色去掉。我们的陶瓷之所以对世界有贡献,就是不停地把它的缺陷回避掉、改正掉。

到了清代生活好了,忽然想起这黑碗了,家里没有了。咱就烧一黑瓶子摆着,这就出了乌金釉,就是这黑釉。中国人能耐大,凡是不好听的全都换一个方法去表述。"黑釉",不好听,"乌金釉"。为什么叫"乌金釉"呢?过去这煤就叫"乌金"。

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黑釉描金的笔筒给我看,然后他跟得了忧郁症似的跟我说,说"我买这么一个东西,所有人都告诉我不值。"我说:"怎么不值?"他说:"这个东西不流行,黑不溜秋的,很忧郁的。"问我怎么解释这事,能不能鼓励鼓励他这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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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收藏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应该找的就是这种罕见的品种,而不是找常见的品种。常见的品种是可以比较的。别人买一个青花笔筒,花了两万块;我买一个花了一万八,我就心里特高兴,我比他便宜。结果人家买了一个青花笔筒,你买了一个乌金釉的笔筒,你就闹不明白了。你心里就嘀咕,得忧郁症。这样并不好。你的乐趣实际上就在此,就在于你拥有了别人没有拥有的东西,那当然这个东西一定是真实的。你不能买一大假货,你还特高兴。你说别人都没有。

我们刚才讲了颜色釉中都是单色釉,就是只有一个颜色。那么,两个颜色以上的这个颜色釉呢,一般称之为"复色釉。其中最典型的呢,就是炉钧釉。炉钧釉,它是呈流淌状。它是蓝红相间。早期有个特别不雅的名字,叫"鼻涕蓝",流鼻涕似的流淌状。那么,"鼻涕蓝"的名字非常地不美,所以,几乎没有流传。它实际上,它是仿广钧和宜钧。所谓"广钧"就是广州地区、石湾地区生产的一种钧瓷;宜钧是江西宜兴地区生产的一种钧瓷。它是仿这两种地方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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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成记事碑》中有这样的记载,它说:"花纹流淌过之。"就是跟广钧、宜钧比起来,它的花纹流淌状非常明显,所以有个雅号叫"鼻涕蓝"。清代龚鉽在《景德镇陶歌》中有这样的描写,他说:"驴肝马肺,釉名奇,鼻涕天蓝,仿色宜。"这听着没什么好听的词"驴肝马肺"、"鼻涕天蓝"。"驴肝马肺"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钧瓷在景德镇大量烧造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烧造不好,颜色灰暗的,被记载为"骡肝马肺"。你甭管它是"骡"还是"驴",它都是指动物的这个肺,非常不好看的颜色。

炉钧釉在雍正的时期,它有一个简单的判定就是,它不是两色吗?我说它是红蓝两色吗?红多蓝少的时候一般判定都是雍正时期;当蓝多红少的时候,判定一般都是乾隆时期。但这不是绝对的。由于欣赏炉钧釉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乾隆以后就急剧衰退。其实,炉钧釉是非常漂亮的一种瓷器,尤其雍正时期烧造的炉钧釉,有"高粱红"之称。那个颜色像高粱红非常含蓄。

雍正、乾隆时期,还有一人重要的颜色釉的成就呢,就是当时仿的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我们讲过宋代的五大名窑。仿古与统治者有极大的关系。雍正本人非常祟尚那个时期的审美。但是,清代仿的五大名窑跟宋代的五大名窑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它追求的是意象,不是具象。它追求的是宋代五大名窑——汝、官、歌、钧、定的那个意思,而不是要模仿得一模一样。它从道理上讲,它有美化的倾向。所以,你看雍乾时期的仿的五大名窑都非常地漂亮,比宋的实际的东西更漂亮一些。这时候我们看统治者的一个追求,就是皇帝的一个追求是什么呢?他没有任何造假的心态,也没有牟利的心态。我仿造这个东西既不想造假也不想赚钱,我就是喜欢。这就是盛世国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以我国家之力和技术到达古人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他显示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一种大国心态。

乾隆一朝,它还仿大理石、仿木纹、仿青铜、仿漆器、仿古玉、仿金银釉,这都属于一种仿生状态,以我瓷器的能力仿所有可见物质。它这里还能做到什么呢?仿干鲜果品。还有仿一个螃蟹搁在那儿跟真的一样。当时瓷器的制造能力非常地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乾隆中期以后,社会的富足导致生活情趣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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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生活非常富足,大部分人的生活情趣都发生了变化,跟早期的追求完全不一样。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吃一顿好饭得说一个礼拜。说吃的什么,有多香。今天没有人再说这事。再比如某人买一件新衣服,在单位都要脱下来,别人穿上试一试,今天也没有这个现象。我印象很深。我二十几岁在工厂时,女同志买了新鞋,得脱下来让每个人试一试,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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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情趣发生了变化,反映到对艺术品的追求上,就不是追求单纯的艺术品了。烧一个青花瓶子不新鲜,得把瓷器烧成一个糖果盘,里头又有瓜子,又有花生,又有荸荠都是瓷器的让你看,是一种情趣。社会的这种富足反映了一种炫耀的心理。不仅个人生活富足愿意炫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它富足的时候都愿意炫耀。

雍正十一年,《养心殿造办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家人郑天锡送来各色花盆十二样……又送来各式菊花式磁盘十二色,内每色一件。"哪十二个颜色呢?我们今天可以幸运地看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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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二个颜色是:白釉、绿釉、湖水绿、葱心绿、黄釉、淡黄釉、米黄釉、天蓝釉、洒蓝釉、胭脂紫、紫金釉、藕荷釉,十二个颜色。当时,圆明园陈设了十二个颜色的花盆。今天想,如果不是生活富足,你吃东西一个色儿就行了嘛,白盘子摆满了就行了,有吃的就行了。我们在生活贫穷的时候,从来没关注过餐具。我们一定是生活好的时候才关注这个餐具。我们今天每一人家里要添设一套餐具的时候都左挑右选,看它能不能适合自己的审美。过去没这事,我小时候使的碗,最好的碗就是带一金边,一般的就带一蓝边完事,没有人考虑这事儿。

雍正时期的单色釉为什么能够如此纯熟地烧造呢?首要原因是皇帝的热爱。我们说过,雍正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一个皇帝。你想想,他不下江南,就在皇宫里待着,北京一步不走。他把他内心的所有的压力都转移到对艺术品的欣赏上。他对艺术的热爱有别于其他的帝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么,雍正这样喜好单色釉,所以雍正一朝单色釉烧造得非常多。其次皇帝不是一个具体执行的人,他只提出他的意图。那么,雍正的单色釉有如此之高的成就,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这个人就叫年希尧。

年希尧是年羹尧的哥哥。雍正期间,景德镇最高的负责烧造陶务的官员。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大学士九卿等将年羹尧叛逆一案具奏朝庭,按照规矩其兄其父都当受诛连。皇帝下诏:"谋逆之情虽实,而事迹尚未昭著。朕念年羹尧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极刑。著交步军统领阿齐图令其自裁。年羹尧刚愎残逆之性,朕所夙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听从,而向来视父兄有如草芥。年遐龄、年希尧皆属忠厚安分之人,著革职宽免其罪。一应赏赉,御笔、衣服等物俱著收回。"

这个事,在当时闹得很大。年羹尧是有功之臣。皇帝说:我念你有功,我没有给你施以极刑,我没有凌迟,命你自裁。自个儿上吊死了吧完整。事情殃及他的父亲和哥哥,他的哥哥就是那个督陶官年希尧。但是,雍正因为觉得,年羹尧对他的父亲,对他的哥哥样并不好,所以没有让他父兄受到牵连。只是把这个职务革掉,那已经是万幸了。一个月之内。次年正月,雍正授年希尧内务府总管,不到一个月,刚革完职,都不算官复原职,职务还大了。在担任内务府的同时,兼督景德镇御窑厂总理。雍正六年,又派唐英赴景德镇协助年希尧。

年希尧一直干到雍正十三年才结束了为官生涯。在景德镇干了十年。皇帝每次下旨直接就交给他本人。你们想想,由于他弟弟的这个事件闹得这么大,本身是革了职,又恢复了职务。让你管这个事,他就认为皇帝对他有恩呐,他不敢有一丝怠慢。这十年,他一直是尽心尽力,故景德镇这一时期对年希尧所生产的产品有"年窑"之称。说起来能够以人的姓氏命名的瓷窑,只有"郎窑"、"年窑"、"唐窑"还有"臧窑"——臧应选。

以颜色作为表现形式是陶瓷的一种美学追求。它不像带有画意的陶瓷表达得那么直接。我绘画表达得非常直接,我画山水就是山水,我画花鸟就是花鸟。颜色釉是一种含蓄的表达,你必须具备美学素养才能够去体会。早期瓷器的颜色是不经意的,它不是追求的。唐宋元明清以来,颜色釉的追求逐渐地炉火纯青,逐渐地强烈而明朗。尤其到了康乾盛世,颜色釉的烧造就显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那么,纹饰作为瓷器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有自己的一番天地。下一讲讲五色斑澜的彩瓷。

正文 第十九讲 五色斑斓 多彩绚丽——五彩

从这一讲开始讲彩瓷。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彩瓷。彩瓷有:五彩、豆彩、珐琅彩、粉彩。这五彩的分类并不是古人在生产彩瓷开始就进行的分类,而是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比如,斗彩这个词,在明代反而没有人称之为"斗彩"。在明代,包括清代前期都称之为"五彩"。明瓷就有这个特征,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不停地分类,然后很具体地加上前缀。五彩它源于我们早期的彩瓷。中国的瓷器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那么唐代的长沙窑是开彩瓷的先河,宋代的宋加彩也是彩瓷的一支,但是它都不构成中国彩瓷的一个主流。它不构成这种主流,它对后世的影响就不够大。真正彩瓷对我们的瓷器生产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从明清开始的。实际上,元代的后期彩瓷就开始形成,我们知道的就是青花瓷,青花瓷也可以列为彩瓷之列。那么,五彩和青花是同时期地诞生。那么,五彩没有青花有名气。

青花首先是一次就成型了,它是釉下彩。画完了以后,烧完就是成功的一个产品,它成本比较低。那么,彩跟它相比较起来,它就有一个劣势,是什么呢?它要二次入窑。什么叫"二次入窑"呢?就是我先烧一个素器,烧好了以后,出窑,凉了再画了彩瓷,第二次入窑,低于第一次的温度,把它烧成。有点像我们生活中煎饺子。我们饺子煮完了,没吃完,第二天早起煎一煎,两次。第二次煎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差不多就行了,吃的时候忽然觉得馅还是凉的,就是没有煎透。那么,彩瓷要求第二次入窑的时候烧结温度一定不能高于第一次。如果高于第一次这东西就成废品了。

进入明代以后,由于像曹昭这样的文人对五彩的认识不高,认为它俗语气,所以明初的五彩没有那么快地发展,以致后人认为,明初不生产五彩。

其次五彩的审美时间太久,百姓过于疲劳,太热闹了,就要休息一阵子。像康熙晚期的五彩十二月花神杯,已经画得比较平和了。每一个花代表农历的一个月,正月画什么花,二月画什么花,每个花都代表着一个时令。

我们通过这个事就知道,你尽管学富五车,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不过沧海一粟。你不要认为,你掌握了很多知识你就对历史上所有的东西能够有所判定。其实每天都有新问题摆在你的面前。这样的 "沥粉堆金"的彩瓷,全世界范围内,上海博物馆收藏最多。有机会上上海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元代的这一类五彩。

五彩是元代后期创烧的,它深受西域的一些文化影响。比如,景泰蓝。它对五彩的诞生产生过影响。我们景泰蓝有专门的章节去讲。元代的后期,由于元朝人从西域带回来大量的文化,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一个影响。五彩中的其中一类显然是受掐丝珐琅,就是我们俗称景泰蓝的影响。史籍上是有这个记载的,但不见实物。很多学者认为,史籍记载有误,但近些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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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五彩有两类。第一类五彩跟后来的五彩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比如现藏日本的五彩玉壶春瓶,过去被误认为是明朝的,专家学者通过出土、通过排列认定这件东西元朝的器物。五彩的另一类叫"沥粉堆花",加彩贴金。史书上有明确记载,但一直没有看到过实物。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这种实物在北京出现了。我曾经看见过一份有7件。当时人家给我看的时候要价非常高。这种东西在没有被认定的时候是没有市场价格的。首先,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怎能给它一个市场价格呢?通过对比,我们觉得这个东西的胎没有任何问题,可以认定这个东西是真的。有的专家认为,这上面的彩是后人所加。或者说是,现代人根据古籍记载有意为之。历史上,这个器物它只要是昙花一现,它非常容易被忽视。我们幸亏史籍上有这么一点记载。那么,这个东西去哪儿了呢?后来被上海博物馆收购了。现在那里展出。

元朝末年到明初的时候,文人的审美还停留在宋代以来以朴素为美的这样一个审美的基础上。青花和五彩比较起来,五彩由于热烈就显得更俗。清代以后,彩瓷逐渐地细分,又多了我们以后要讲的珐琅彩和粉彩。那么,我们这一讲只讲单纯意义的五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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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有学者去西藏的萨迦寺,首先发现了宣德五彩。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发现宣德时期的五彩。当时这个发现轰动世界。这几只五彩碗在萨迦寺摆放了近600年,没有挪过窝,一直在寺庙里。由于西藏的地理位置的偏狭,由于寺庙供奉瓷器的这种严谨,导致它600年没有任何伤残。

这就跟史实记载就非常的吻合了,我们终于有证据来说话了。非常漂亮的青花五彩碗,碗的内壁在口沿上写一圈藏文,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它说:"昼吉祥,夜吉祥,正午吉祥,昼夜吉祥,三宝吉祥。"不是吉祥三宝是"三宝吉祥"。宣德五彩就这么几件存世,就这几件。谁得到一件都不得了。那么,景德镇在20世纪80年代又连续出土过很多残片,可以跟它印证。这就是我们五彩瓷器在明初的一个表现。

明末清初是陶瓷的过渡期,此时彩瓷生产非常少。过渡期是国家政治混乱,民不聊生的时候,所以大家对生活的追求就降到最低点。到了康熙时,五彩迅速地达到顶峰,非常快。中国的彩瓷剩下两款都是这个时期创造的——珐琅彩、粉彩。当时珐琅彩和粉彩在康熙一朝还构不成市场的重点,那加上斗彩,这一朝真是五彩缤纷。五彩、斗彩、珐琅彩、粉彩,四大彩瓷在康熙一朝云集。

简单的区分一下五彩和斗彩。先从感觉层面区分,五彩热烈,斗彩柔和。从技术层面,五彩是平涂的,斗彩是勾勒的。什么叫"勾勒"的呢?就是我先用青花画一个边,然后再把彩轻轻地填进去。五彩就直接拿五彩涂上去了。一开始区分五彩、斗彩是个挺困难的事情。我们多看一些图片,多看一些展览,多做一些比较很容易就从感觉上抓住它。

明中期以后,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五彩都非常少见,不怎么生产。当时瓷器是青花的天下,彩瓷也是以斗彩为主。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青花从成本上控制了整个市场,就是它便宜,五彩生产起来比它贵。大家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便宜最能够占领市场的上风。我们改革开放的初期的时候,所有便宜的商品是最容易占领市场的。今天不是便宜就能占领市场,必须要有质量才能占领市场。

嘉靖、万历以后,五彩瓷骤然增加。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商业的发展迅速,市场繁荣。我们讲到青花、讲到家具的时候都谈过,隆庆开关以后,中国的,尤其江南社会的经济、商业发展迅速,百姓生活质量急剧提高。市场一繁荣,第一个问题就会出现就是市场的媚俗化。我们今天有时候说,这事怎么这么俗气呀!那个事为什么就俗到了家了呢!是因为我们市场突然地开始繁荣。这是一个必经之路。

到了明代的中叶成化。成化斗彩在当时就称之为是五彩。我们说了,斗彩这个词是清代晚期才出现的,出现得很晚。不要看我们今天所有喜欢陶瓷的人都说斗彩、斗彩,但这个名词出现非常晚。成化五彩就是指斗彩,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风格的突变。这个突变就使它跟五彩有所剥离。

明朝的五彩都叫"青花五彩",它还离不开青花。此时五彩上的蓝色是以青花来表现的。它要做一个作品,它有一个问题出现。青花是第一次就要画上去的,剩下的彩色要第二次画上去。比如,我们要烧一个罐子,他可以在他设想的那个草稿的蓝色的部分都拿青花先画好。等第一次烧窑出来以后,再补上彩,二度烧窑成功。你如果看到那个半成品,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画面。

我碰到过无数次,有朋友、有客人拿到东西给我看,说:"我碰到青花瓷非常怪,这个图案非常地不完整,看不出画的是什么。"怎么回事呢?你看到的这种抽象的图案的这种青花作品,一般情况下都是半成品。当时没有来得及再补上彩,二次入窑,就流入民间。这种东西是能碰到的。那么,历史上有人碰到了这件东西就会偷偷地藏起来,然后到景德镇进行二度加工。二度加工就是它把剩下的彩的地方全部补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专业术语叫"后挂彩"。就是指间隔了几年以后再度挂彩,有作伪的嫌疑。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后挂彩风行,原因是五彩比青花贵,商人钻空子,想办法把它变成五彩。甚至有人拿一个纯青花的罐子往上添彩,就是后挂。那怎么去区分呢?特别简单,你设想那个彩去掉的时候,这个图案是不是完整的?是完整的,一定是后挂的。不是完整的,那只是有可能后挂。

晚明的五彩以红、绿彩为主,色彩的表达比较简单,不强调过多的彩。这种红绿为主的五彩,后来就变成一种流行,就是大红大绿。我们过去认为,红配绿是一种很怯的颜色,但它就用这种红和绿强烈地碰撞,形成了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在日本还被命名为"大明赤绘",赤就是红色,以红为主。也有以绿为主的,也可以叫"大明赤绘".

有明一朝,明朝整整200多年,只有万历时期五彩可以和青花抗衡,占据了半壁江山。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是当时社会的奢靡之风充斥市井。整个社会崇尚奢靡,五彩显得比青花热烈,大红大绿,显得富贵。所以,它这种媚俗的倾向就十分明显。第二,文化的审美趋势。我们把已熟知的文化排序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文化的审美是有趋势的。比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比如瓷器,秘色瓷——唐代的、宋瓷、元青花、明五彩。它按什么趋势走呢?它一般地是按含蓄、委婉、通俗、直白,它是按照这个路子去走。

含蓄的东西,我们说过,理解它需要你有功力。你没有功力,你就不能理解这含蓄的东西。但直白的东西不需要功力,一看就明白。这东西挺热闹挺漂亮,看明白了。颜色的浓而艳非常容易获得人的一般好感。比如,小女孩,她还对这个社会知之不深的时候,最容易喜欢大花裙子,这是天生的,不用人去教,对吧?她是一种直觉的。对于修养差的人,色彩就不能太素,就得荤一些。颜色非常荤,漂亮。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认同五彩的这种热烈。

五彩在明代晚期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今天能见到非常多的作品。2000年,一件明嘉靖五彩鱼藻纹大罐,在香港创下过中国瓷器的世界记录,4400万港币。这个记录保持了很久。

在元代的后期,明代的初期的时候,彩瓷被文人认为是很俗气的一件事情。比如,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中有这样的记载,他说:"有青花及五彩花者且俗甚。"他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最近我看到了有青花和五彩这样的瓷,太俗气了。这是明初的学者曹昭对瓷器的一个判断。它是一个记载,它就会影响一个阶层。

五彩发明于元朝晚期,到明朝发扬光大的。清初顺治虽然有,但为什么到了康熙就迅速增多呢?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成本问题。康熙生活开始富足,不再计较五彩二次入窑这个成本。它虽然多了一个程序,但它多了一层美丽。那就说明到了康熙一朝,我们有能力做这件事了。我们在那儿以前能力是弱的,我到这会儿能力就增强了。

与明五彩相比,康熙五彩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第一,色彩变得非常丰富,不再局限于红绿两色。如果没见过五彩的人,第一次见到康熙五彩会感觉到这颜色怎么这么乱啊!颜色过于丰富。第二,用釉上蓝代替了青花,这是一个技术革新。那么,换句话说,康熙有很多五彩就烧一白罐子,第二次的时候全部画上颜色,不再事先画好青花。清早期的时候,五彩还叫"青花五彩"呢。到了康熙中期,青花最为成熟的时候,就彻底地摒弃了青花。开始用白色的底,画上这个五彩,以釉上蓝色代替了釉下蓝色。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降低了成本。第三,康熙时期的画工生动细致,一改晚明只重色彩不重形貌的特征。过去古玩界管大明五彩叫"粗大明",明朝的画很粗,粗率。到了康熙,它就注重细节表现。比如,它那银杏叶,花鸟纹盘,那鸟画得毫发必毕现。所有的鸟毛描绘得非常真实。第四呢,五彩典型的特征就是色泽强烈,不犹豫,不暧昧。它在色泽上不强调过渡,颜色红是红,绿是绿,我不会给你由浅红到深红这种过渡;由浅绿到深绿这种过渡,我不强调。我就是直接表现我内心的这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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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就是色彩开始丰富起来而已。他的红、绿、蓝、黄、紫,包括黑,都明确地表现出他的创作意图。由于康熙五彩的色调强烈,它较之后来的粉彩,康熙晚期发明的粉彩,它称之为"硬彩",粉彩称之为"软彩"。粉彩是后发明的,所以康熙五彩也称之为"古彩",古代的"古"——古彩。所谓"硬"是什么呢?就是颜色上的这种不犹豫,不暧昧。比如,你说一个人的态度,你说:这个人的态度强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犹豫,不暧昧表达他的意见。我就直接说了,我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态度强硬。"软"是什么呢?说话拐弯抹角,非常圆滑,这就是态度很软,给人以软弱的感觉。

我在法国旅游的时候,碰见过一对康熙五彩将军罐。我当时跟法国的古董商就聊,我说:"这么完美的一对罐,你是从哪儿发现的?"他说:"在法国的南部的一个古堡里。"他说,"这个古堡有将近100都不住人了,里头陈列着大量的中国瓷器。“将军罐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造型,因为像穿了盔甲的将军而得名。因其庄重壮硕,作为一般陈设瓷,在欧洲非常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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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就开始生产将军罐了。到了康熙一朝非常地流行。清朝在康熙的父辈就拿定这个江山,所以康熙对军事上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将军罐尺寸不一,有小型的,这么大;有超大的,有这么大的将军罐,能里头蹲进一个人去。我看到法国这对将军罐就非常地高兴。当时觉得价钱还可以接受,就买下了,千里迢迢带回来。将军罐是带盖的瓷器,最容易失手。几百年以来,有一次失手,盖就碎了。所以,成对的将军罐很难有完整的盖。经常是两个罐子没盖,或者说,两个罐子一个盖,另一个是碎的。像这样如此完整的,我就碰到过这么一对。

我买的这对将军罐,画的是四妃十六子。这是其次上常见的一个题材,画四个仕女,十六个孩子。我有时候跟人家说,我说:"我看到这一面就知道那一面。"好像说得很玄,其实我无非就知道这个题材而已。有一次人家拿来一对瓶子,我跟他打赌。我说,"那上面画着16个孩子。"那人说:"不可能。你那个哪儿那么准啊!"我说:"就16个。不信咱俩打一赌。"后来拿下来一数,那就是16个。那个人就觉得我神,我有多少知识。其实没有多少知识,就是一个常识。但是,历史上"四妃十六子"也有画不够的时候。我碰到过就画"四妃十五子",不知工匠怎么粗心,漏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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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鉴定中,很多东西是死记硬背的,在使用中是触类旁通的。你一定要记住你所要掌握的知识,但使用的时候可能要灵活。

康熙一朝为什么流行这种"四妃十六子"的画面呢?我们要从大的历史背景上来说。满清对明朝的战争是非常惨烈的。我们知道,他以60万人口要拿下一个多亿人口的中国是非常不易的事情。当时南方的知识分子为首的,包括我们知道的史可法,对满清进行了强烈的抵抗。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屠城。当时的清军打到南方的时候,都遇到了南方人的汉族人强烈的抵抗,甚至不惜生命。那么,战争使大量的人口锐减,国家人口在减。那么对于清朝统治者,一旦他拿下江山以后,他就希望人口增加。那当然了,他就希望多娶太太,多生孩子。就出现了这种"四妃十六子"这种象征意义的画面。

清朝的经济在康熙一朝迅速得到了发展,得到了一个复苏,可以接受二次入窑五彩这个巨大的成本。而且,它还很容易受一般人的喜欢。我想,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它在这一点上可能跟政治原因关系不大,跟经济原因关系很大。

五彩到雍正以后迅速衰落,只有少量存在。首要原因是雍正审美的改变,皇帝审美的改变。他看不惯他父辈的审美,过于热烈。因为他生活所处的环境跟他父辈不一样。康熙的时候还有内忧外患。到了雍正这一朝,基本上内忧,就是他的吏治。雍正本人的审美趣味非常高,因为他接受这个政权的时候,他已经45岁了。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文学、艺术的修养。所以他写一笔好字,对所有艺术品的判断都高于其他的皇帝,跟他早年和中年的教育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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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艺的成熟,珐琅彩和粉彩占据了雍正以后彩瓷的主要地位,导致五彩数量急剧下降,再不构成瓷器的主要品种。

晚清第四次收藏热,有五彩瓷器出现,主要是迎合收藏市场。大量的五彩瓷都是仿冒康熙五彩,以博得西方人的喜爱。

我一个朋友拿来一个棒槌瓶让我来鉴定,然后,我一看,我说:"你这个不够康熙,晚清的。"他说:"哎,你别这么轻易就枪毙啊。我觉得这东西是康熙的啊,我看这造型典型康熙的。颜色也是,画意也是。"我说:"问题是,那儿都差一口气,都差一点儿。"我说,"你要注意细节。"跟唱歌似的。

我原来住的地方,有个邻居他特爱唱歌。他干什么都唱,敞着门,敞着窗,做饭的时候也唱。他唱的时候,那个音节都差一点儿。所以你听着,它就不是个调,它就差那一点儿。他做完饭,他吃饭去了,我就吃不下了,咱听完那歌,满脑子都是他走调的歌。看东西,一个道理。它那个地方都差一点儿的时候,它多了,就整个就走了调了,整个就不一样。

康熙五彩风格,实际上也是康熙瓷器整体风格的表现,掌握一个要点就是它"硬"——胎也硬,釉也硬,造型也硬,彩也硬。就是它是一个很硬的表现。

所谓造型硬,它大量的直肩的作品。它不做溜肩的,它直肩作品做得很多。雍正的特点就是线条柔和,把直的地方都尽量圆滑了,尽量用曲线过渡。康熙就是直线过渡,它少有曲线意识。康熙的政治态度一贯是强硬的,他不中庸。瓷器虽然是艺术品,但它也能表现这个意图。这就是政治和艺术的一个关系,千古不变。

下一讲我们就讲柔和的彩瓷——斗彩。

正文 第二十讲 淡雅宜人 争雄斗艳——斗彩

历史上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老画这个鸡。鸡是有吉祥的意思。我们过去有一个画片"官上加官",就是画一个鸡冠花,底下站着一只公鸡——公鸡的冠子上再站着一鸡冠花——叫"官上加官",有连升三级的意思。这是我们文化中通过谐音表示一种吉祥,鸡缸杯肯定跟吉祥有关了。但像这样大量画在瓷器上,仅成化一朝。成化以后再画都是仿成化,比如乾隆时期也画了很多,但都是仿成化的,或者说,受成化的影响。

斗彩的写法也很多,古籍上有写"逗来逗去"的"逗",就是"跟小孩逗着玩","逗你玩"这个"逗";还有写"黄豆"、"绿豆"的"豆"。他每个都是有他理解的意思。比如,他认为"逗彩"是青花和五彩逗来逗去,他写那个"逗你玩儿"的"逗";他写"豆青"这个"豆",他是认为豆彩中的地子比较泛豆青色,所以叫"豆彩"。写得更多的,后来被大家确认的就是我们这个"争雄斗艳"的"斗"。那么,"斗彩"的本意也是争雄斗艳的意思,是指青花跟它的彩瓷争雄斗艳。这个"斗"字,本身是个双音,也念"斗"(音抖),一斗粮,两斗粮,所以初入门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念错。我无数次听人家说过叫"斗(抖)彩",一张嘴就是个"棒槌",一张嘴就是个外行。所以入门的时候行话得闹清楚。

人一生中要都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不就是为了结婚吗?结婚再困难也不差这80块钱。有时候困难要咬牙,坚持过去,度过黑暗,即是光明。如果这盘子到今天,我估计一个连的人结婚都够了。

我当时就知道这个东西的尺寸是天下第一,所以我把它买回来,陈列在观复博物馆的工艺馆里,表明了我们的斗彩依然能制造如此之大的大器。一般的说法,是斗彩无大器。你看到这件斗彩,你就会把那个说法推翻,证据告诉你我们可以生产如此尺寸之大的大器。

天字罐是成化的首创,因罐底写了这个"天"字而闻名。它的特征是无栏无框。你知道,我们过去写"大清乾隆年制"、"大清康熙年制",不是加双蓝圈,就是加一方框,容易有栏有框。要不然,就是这个篆字字形形成一个方框。但只有这个天字,就落一个字,无栏无框。从万历起,康雍乾三朝,屡见仿品,一直在仿天字罐。民窑有大量仿制的天字罐,罐底下就写一"天"字。我买过这种仿制的天字罐。天字罐名气大,全世界仅存10余件。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以及东京、伦敦的大博物馆里都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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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彩到了雍正以后,它就变得细致入微。它所有的描述非常细致,它细致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通俗的比喻,是像刺绣。当一个瓷器描绘得像一个刺绣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用了多少心计,用了多少功夫。雍正瓷器强调色彩变化都在细微之处,色彩运用极为丰富。刺绣它的表现就是颜色的表现。你跟搞刺绣的人一聊天,她就说,我用了多少种颜色的丝线。那么,斗彩到了雍正这一朝,就开始追求这个效果。唐英的贡献就在于他使景德镇的陶瓷的技术能力和审美水平跨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

那唐英看到这御旨以后,那就十分紧张啊。他就拿着这个罐就得琢磨,我怎么把这釉补上。他就带回景德镇。隔了几个月,他做了三对,带回给了皇上。他想来想去,他就说:"我不敢冒昧地补釉。我就带着这个东西回到了窑厂,照着这个样子给老太爷做了三对。"然后,写了这封信一并连原罐送回故宫,然后"伏请皇上睿鉴",说,皇上,您那一双慧眼好好看吧。看看我仿的这个跟原来那个意思是不是差不多。奏折都是皇上看的,皇上就很重视这事。看完唐英的奏折,大笔一挥,写了一个"览",就是我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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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朋友就觉得很惋惜,电话里跟我没完没了地说呀。然后我就安慰他,我说:"买不着拉倒。"收藏你跟你心爱之物擦肩而过是个最平常的事了,大多数时候,你都不可能买到这个东西。你再有财富,在世界所有的艺术品面前,你的那个钱是沧海一粟,所以收藏一定要保持一种平常心。能买到我就高兴,买不到了,我参与了我也高兴。

罐子呢,不高不低,算是蹲着的吧,所以地位不如瓶子。但天字罐的名气非常大。天字罐为什么写一个"天"字呢?有很多推测。但一般地来说,还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编排文件的方式,排为第一是"天"字。它是按照《千字文》排列。《千字文》开篇就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它是按照这个字的顺序去排的。所以,我们说"天"字第一号,就是这么来的。

这件东西很意思,1975年的时候就在纽约拍卖过。很多世界知名古董商,当时都非常地年轻。1975年的时候我20岁,我还不知道斗彩为何物呢。我当时要看见这个字,也念斗(抖)彩,不认得。当我发现这件东西在国内拍卖的时候,心里非常激动,原因是它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拍过一次,我没有买到。然后,不知什么原因,被人挪到北京,在嘉德拍卖。我做好了全部准备,就想把它买回来。因为从工艺角度上讲,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瓷器,尺寸巨大,又是这种小品种的瓷器。斗彩是一种小品种,很难生产大器,成本高嘛。我们去就非常幸运,没有人争,花了很少的钱就买回来了。从收藏的角度上讲,更多的时候要注意细节。比如,像尺寸这种细节。我们收藏中肯定没人给你讲什么尺寸不尺寸,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忽略的细节。所以,观察一定要细。你的成败往往永远决定于一个细节。

我一个朋友就跟我商量,说这东西能不能买啊。我说,太能买了。标得很低很低的价钱,几万块钱。我说:"人一生中可能就这一次机会能碰见天字罐。"然后,他就磨拳擦掌就准备好了钱就去买。

观复博物馆曾经买过一个康熙兽纹斗彩大罐,我自己称为"天下第一斗"。这个大罐的尺寸是87.4公分,高度。我查了所有的公私博物馆的收藏,查了相关资料。这是全世界迄今为止,能查到的最大的一件斗彩。

乾隆斗彩就变得非常地程式化了,不思进取,形式大于内容。它非常强调图案化,画得很规范就行了,不再强调创新。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一旦社会富足以后,开拓精神一定不足,寻求四平八稳。社会的规律就是这样。

按照规矩,我是不能"截和"的,我坐在别人的地方,我不能冲上去说:那100块我给了,你把这东西给我吧。那我以后就再也别进人家的门了,对吧?不规矩。那我就不能说话,只能看着这个事情的发生。然后,那个收购员就说:"你放心公家不会少给,不坑人。"然后,这个女孩和那个男孩嘀咕了半天。他们说:"我们为了结婚还是卖了吧。"就把这块盘子80块钱就卖掉了。当时我心里那难过呀,他是不知的。这么大一块官窑盘子很便宜地就卖掉了。

成化斗彩如此有名气,有没有鉴定的绝招呢?过去有。一堆绝招,历史上所有写书的人都把自己的绝招写出来。但绝招一写出来,就不是绝招了。马上就有人从另外一面把它攻破。那么,最后绝招剩了一招,到今天没人攻破。成化斗彩中有一个,你看到一定就是真的了,这么一个古代的特征,就叫姹紫。典型的成化姹紫有斗彩葡萄纹杯。那个紫是酱色,非常暗淡无光。我估计当时是没烧好,姹紫颜色烧得比较差。

万贵妃的故事,在讲青花的时候讲过了。她大成化皇帝17岁,一说她大成化皇帝19岁。据说,万贵妃非常喜欢成化斗彩杯,尤其喜欢这鸡缸杯。成化皇帝为了讨她的好,就大量地烧制。成化元年,请注意,成化元年是鸡年。

我当时心里就怦怦直跳,我希望这个人不卖。他要不卖呢,他就走出门,我就会追出去,跟在他后头说:"我加点钱能不能买回来啊。"然后,那女孩就说:"我们想怎么也值100块吧!"

成化斗彩中,最著名的品种有什么呢? 天字罐。罐底写一个字"天",作为底款。在清档中写成"成窑天字罐"。一般来说瓷器都是瓶子最值钱,罐子次一等。过去古玩行都说:趴着的不如站着的。站着的就是瓶子,趴着的就是碗盘。一说趴着的,就觉得不值钱。

500年来,天字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谜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它的用途。我们至今就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那么就有以下的推测。有人认为,它是装酒的酒具。证据是什么呢?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景德镇的成化斗彩出土了很多酒杯,但没有发现贮酒的酒具。也出土了这种天字罐,所以有人认为,这就是装酒的酒具,储酒罐。外形上有点像绍兴黄酒(罐)。你们想想绍兴黄酒的罐是不是跟这个有点类似?就是口小一点。第二个用途是祭祀用的瓷器,写了一个"天"字,可能是皇家祭天所用。我个人认为,这些解释目前都没有证据,都有点牵强。历史上的谜,有时候是永远的谜,没有必要非得把它解释出来。尤其没有必要在你没有能力解释的时候,生要解释。咱能解释就解释,解释不了也不必勉强解释。

斗彩的工艺,其实挺简单。它就是先用青花勾出轮廓线,再在这个轮廓线内填上彩。凡是采用这种工艺的都叫"斗彩"。斗彩创烧于成化。斗彩的名气非常大,它主要是因为成化斗彩的名气,名扬四海。最明确的记载就是《神宗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神宗尚食。御前有成杯一双,值钱十万。"这段记载是在万历年间的记载。明中叶到明晚期的时候,一对成化斗彩杯就值钱十万了,非常贵了。

我有一个朋友天天逛古玩店,天天向我汇报,眼睛都看到什么了。走到欧洲、走到美国,走到哪儿古玩店是必去的地方。那么,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我看见了这么一个东西。"他给我形容一个小杯,底款上写着"大明成化年制"。他说:"但是,那个颜色暗淡无光。"我说:"什么颜色呢?"他说:"黑不黑,紫不紫。"我这一听,心里就扑腾一下子。我觉得他撞见了"姹紫"了。我就说:"你在哪个店里看见了这个东西呢?"他就说,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在哪个地方的一个小店里,我碰见了这么一个东西。他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从质量上看不够官窑。"我跟他聊完天以后,我第二天我就直奔那古玩店就去了。我进门也不敢说,我进门不是直不愣瞪地我就说:我那姹紫的斗彩杯呢?那不就瞎了吗?是吧!我进门就看他上面所有的东西,看他架子上、柜子里陈列的所有的东西,没有发现这个杯。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聊天,套他的话。从早晨套到中午,吃完饭套到下午。最后他终于说出来了,那杯子昨晚上让我拿家里去了,我看那个人回去问你去了。那人说:"我回去得问马先生。"果不其然,你第二天就去了,他就把东西藏起来了。我至今没见到那东西,真伪也不一定。也许那东西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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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皇帝为什么喜欢斗彩呢?是他的性格使然。我讲过,成化皇帝是一个内心非常柔弱的皇帝,所以他对那种强刺激的色彩都不感兴趣,对这种比较柔和的色彩就非常感兴趣。

1993年,我去日本,在一个富翁家里做客。他喜欢收藏,请我去。当我坐定的时候,那仆人穿着和服,拿着黑漆描金的托盘,上了一杯茶。我一看,成化斗彩杯。当时这个成化斗彩杯是世界纪录。他买的,我清楚。他拿这个成化斗彩杯盛了一杯茶端上来。我算见过世面的人,但当天也把我给震住了。我端着这杯茶,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我觉得是我平生喝的最贵的一杯茶。当时这个杯卖500多万,1993年的时候。他就用这样一杯,招待一个远方来的客人,尤其招待一个你懂的客人。我想,不懂的人他肯定不拿这杯出来,一使劲就捏碎了。我觉得,一个日本人他拿出这样一个杯招待你,是一咱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尊重。

但中国文化丰富,马上就被文人把它改过来了,姹紫嫣红的"姹"。"姹"的本意是美好、艳丽的意思。所以他说这个颜色是姹紫。我在讲家具最后一讲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审美到了最高等级的时候就变成一种病态的,姹紫就是一种病态的审美。你光看,一点都不好看,暗淡无光,酱色。但是,一旦被文人赋予了美好的含义的时候,它立刻就被社会接受了。看到姹紫的斗彩杯,在我讲课以前,那一定都是真的。讲课以后很难说。是不是要攻关?要把姹紫给搞定。过去说,只要你看到成化瓷器上有姹紫,必真无疑。

后来我们就查了下这个剃头天字罐的来源。它是一个英国老头在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个小古董店里,花了1000英镑买到的。后来这个故事传出来以后,很多人都钻到各种小店里去找天字罐去了。如果这个天字罐当时没有伤残,是个完整的,当天一个新的中国瓷器的世界纪录就可能诞生。尽管它残得非常厉害,还拍到了那样一个高价。

我们对文物的理解,其实是一个有备无患。你掌握的知识越多,你碰见的机会就越大。你只有具备了大量的知识,你才能有备无患。你说,我光有备无患。这不是打架。我身上练一身块,就能有备无患了。它不是。你要掌握了很多的知识你才能有备无患。

那天,我在北京,我不在伦敦。他也不在伦敦,他在美国。那个罐子在伦敦,三方电话通话。然后整个拍卖过程进行了7分钟。你知道,一个一个人往上加价,加到7分钟就是天价了。我在一个餐厅的外面,顶着寒风,那屋里太吵听不见。然后在电话里不停地叫价,最终也没有买下。这个罐子卖了75万英镑——残器,大概合1000万人民币。

天字罐不是今天才珍贵,历史上就特别珍贵。乾隆时期有这么一段记载,乾隆九年六月十九日,由养心殿造办处就发了一个缺釉的天字罐,就发下来了。并传旨"着将缺釉天字盖罐一件,着交唐英补釉。如补得,补好送来。如补不得,不必补,仍旧送来。钦此!"听着这皇上够小气的吧。他说,我这有一个缺釉的、有破损的、有毛病的天字罐。你唐英得把这釉给我补上。如果你补得上,你就补。补不上,你还得给我拿回来。

彩瓷的名字一般都听得懂,比如五彩、粉彩,基本能想象出它的样子。斗彩这个名字就不那么好想象。这个名字出现得也比较晚。晚清才明确地提出来"斗彩"这个名字。清代有一本瓷器专著《南窑笔记》,里面也提到叫"填彩"、"点彩",说的都是它工艺的特征。

成化斗彩最有名的还不是天字罐,是鸡缸杯。鸡缸杯不是一个杯子形,是一个缸形所以它叫鸡缸杯,鸡缸杯跟给鸡喂米这些事一点关系也没有。鸡缸杯尺寸都很小,成化斗彩的特征就是无大器,最大的目前看到的就是23公分。《陶说》中有这样一个记载:"成窑以五彩最贵,酒杯以鸡缸为最。"它说得很清楚,成化瓷器中,"五彩"最贵,所谓的"五彩"就是这个"斗彩"。各种酒杯中鸡缸杯最贵。

成化斗彩杯在晚明的时候就值钱十万了,今天能值多少钱呢?我们不知道。原因是成化斗彩杯基本上都是在博物馆内,台北故宫、北就故宫。谁要想看就到故宫去看,别的地方基本上见不到。

斗彩在彩瓷所有的品种中,以柔和、文雅著称。通观它的总体的存世的数量,它仅比珐琅彩多。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工艺复杂,生产量小。斗彩的魅力,当朝人不如后面的人注意,就是它的魅力在当朝的显现程度不如后来人的总结。晚清以后,通过文人对斗彩的总结,斗彩就逐渐成为了单独的一支,包括名字就把它剥离出来了。除了成化斗彩声名显赫之外,康、雍、乾三朝的斗彩是我们彩瓷文化中最灿烂的一支。正是这一支,充分地表达了中国人在某一个时期的一个文化追求,跟它后面出现的珐琅彩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冲击。下一讲就讲珐琅彩。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经碰见过一个成化斗彩大盘,我那时候还非常年轻。在一家公家的收购部坐着,跟他们聊天。我那时候很多知识都是跟人家聊天聊来的。有一天,在聊天的时候进来一对男女,小年轻,背着一个军用书包。打开以后,掏出了一块乾隆斗彩大盘。我一看,就眼睛一亮。他们要卖,收购部要买。收购部的工作人员拿回去在后面嘀咕了会儿出来跟他说:这个大盘子公家收购给80块钱。那时候80块钱听着比今天多多了,今天80块钱就不算钱了。

由于斗彩的烧造成本非常高,它还高于五彩。它因为它那个填彩的过程非常细致,它不能出那个轮廓线,所以填得非常慢。乾隆以后,它又加金,加粉。我们说了,在康熙以前斗彩是青花跟五彩斗。那么,乾隆以后就出现了青花跟粉彩斗。嘉庆以后,国力衰竭,所以斗彩几乎就不再生产了。除了官窑有少量的器物,基本上民间就不再生产了。不像我们能够看到的,康雍乾三朝有大量的民间的斗彩存世。

天字罐是一个非常少的瓷器品种。对于收藏者来说,有时候倾毕生精力都不可能碰见过一件。但我碰见过一件。2000年,苏富比在伦敦拍卖有这么一个罐子。这件罐子行话叫"剃头"的。所谓"剃头"就是它上面这一部分破损了以后,被人为地磨平。我看到这个罐子的时候,我一看,一剃头的天字罐。剃头的就很难找了,也没有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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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中载:"弘治三年冬,十一月甲辰,停工艺,罢内官烧造瓷器。"《明史》中明确记载,成化以后官窑停烧了一段时间。所以从弘治以后,斗彩就基本上不见了,非常少。康熙的时候,斗彩开始复烧。这有点像"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到了16世纪的时候也是一个顶峰时期。我们康熙大帝,当把江山坐定以后,所有的瓷器,历史上烧过的瓷器,全部复烧,都获得成功。明代的斗彩一直到了康熙的时候,它都是青花跟五彩斗,它那个彩里不加粉。因为当时粉彩没有诞生。康熙的斗彩相对来说还比较热烈。

我从他们家走出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悟,我觉得,物是人非。过去这东西是在皇宫里的,也备不住万贵妃还拿它喝过茶呢。但文化的传导,非常地具体,它不虚。它是通过一个物件来传导,它不是通过我跟你说,这个分量就让我感到极重。我那天的内心感受就是这种感觉,觉得文化当它变成一个具体的东西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知道我们的文化有多大的力量。文明的坐标在这一瞬间,我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多高。为什么那么多瓷器,那么多碗他都不用,他用一个成化斗彩杯,给你捧上一杯茶。他知道这个瓷器的文化,这个中华文化的力量在一个中国人面前的分量。这是一个日本人对我们陶瓷的理解,让我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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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十一讲 瑰丽奇珍 皇家风范——珐琅彩

明清彩瓷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就是珐琅彩。珐琅彩这名字都是外来的,从法语中过来的。五彩、斗彩、粉彩,都是中国名,珐琅彩是个外国名。这个外国名的彩瓷为会什么在中国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呢?主要是宫廷采用并重视。康熙三十五年,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珐琅彩在北京的皇宫烧制成功。这就是珐琅彩在中国诞生之时。当时,康熙皇帝还邀请了很多外国人进入宫廷,帮助他绘画,历史上都有记载。像郎世宁,他们都曾经逃避过这种绘画。他觉得跟中国工匠一块画这个有点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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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的珐琅彩是特指瓷器。实际上珐琅彩有多种,它专业术语就叫"铜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瓷胎画珐琅"。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瓷胎画珐琅",俗称"珐琅彩"。珐琅彩是跟其他的彩瓷有所不同,它是用油来调颜料的。最早珐琅彩的彩料是外国人带进中国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后来中国人在外国彩料的基础上研发出来国产珐琅彩料。

珐琅彩对于彩瓷乃至中国瓷器,具有深远意义,它对康雍乾三朝的彩瓷起到开拓和示范作用。康熙大帝具有开明的思想,他对外来的文化不抵触、不排斥,还有意识地引进。珐琅彩就是因为他喜欢而引进的。它这个意义,就是珐琅彩的意义,对彩瓷的意义深远,甚至对我们清代的工艺品的影响也非常大。因为它是一种完全西化的艺术,让中国人接受它。珐琅彩这门西方工艺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给中国人的感受是非常细腻的。我们自己的艺术品的感受,尤其瓷器上的感受,是非常率意的。比如,中国画,很容易那种写意画,意思到了就行。但西方人的画,他是受油画影响,他画得非常具体。珐琅彩一进入中国,中国人就说:人家画得怎么这么逼真哪!?我们画不了这么逼真。凡是能在上面烧造出珐琅彩的材料,清宫都去尝试。这就是中国人的能力。过去西方人就是铜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但中国人马上就想到,我的瓷器上能不能烧上这个彩釉?

那么,珐琅是什么呢?我们通俗地讲,跟我们生活比较接近的就是过去那搪瓷盆。搪瓷盆今天不怎么用了。我小时候脸盆都是搪瓷盆。现在都是不锈钢的或者是塑料的。搪瓷,就是金属胎做胎,烧上珐琅,我们搪瓷盆一般都是铁皮做胎,耐腐、漂亮。

瓷胎画珐琅,使珐琅彩的表现力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这就是为什么瓷器画珐琅比其他的材料画珐琅贵的一个基本原因。整个18世纪,康熙晚期到乾隆,这一百年,景德镇为珐琅彩提供最好的瓷胎,在最好的材料上绘制珐琅彩才使得珐琅彩走上了登峰造极的这一步。

画珐琅的工艺,相传16世纪明朝的时候就传入中国了,但没有扩散开来,影响非常有限。今天也没有找到实物能证明16世纪画珐琅就进入了中国。当时西方人把他们创造的艺术品画珐琅,送给明朝的皇帝,是为了取悦皇帝。到了清朝,康熙国门大开的时候,大量的外国人依然把他盛产的艺术品拿来给中国皇帝欣赏,就使中国的皇帝的某一种意识松动,使中国的工匠有一个机会展现我们自己的一个才能。我们在瓷器上展现了西方人用同样的材料不能展现的一门艺术。

珐琅彩有一个特点,从它入宫开始没有走出宫廷一步,它是惟一宫廷御用陶瓷艺术品。由于它从未进入民间,百姓对它一无所知。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没有百姓见珐琅彩,只有皇帝和皇帝周围的人可以看到。珐琅彩的特性,也决定了它的工艺流程跟其他瓷器不同。明清两代的官窑都在景德镇烧造的,惟独珐琅彩大部分是在北京烧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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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先在景德镇挑好了素胎,比如,我盘子、碗、瓶子,都是素的,白的,全部烧好,挑的完美无瑕的,运至北京。在北京由宫廷画师绘上珐琅彩重新烧造。烧造地点在北京有三处。第一处,就是大内,紫禁城内。第二处,是颐和园。第三处,是怡亲王府。为什么第三处在怡亲五府呢?就是怡亲王督造这件事,自个儿在家里也开一个小窑。估计也贪了点,自己家里也烧两件。

在宫廷烧造珐琅彩,首先好控制。皇帝要控制这件事。要亲自参与这件事,他就要能看得见。景德镇鞭长莫及。咱不要说在清朝,就在今天,你去景德镇,就是坐飞机也得俩小时,对吧?过去,你要上一趟景德镇,在清朝的时候,你要走几个月。由于能够绘制珐琅彩的人才是匮乏的,材料是珍贵的,所以康熙皇帝就把它局限于故宫内烧造。此外,皇帝酷爱珐琅彩,他要看到这个过程,过程对他太重要了。皇帝的乐趣产生于过程之间。看到成品也很高兴了,但是从开始画,到烧造,到完成,整个过程都在皇帝的监测之下,皇帝的乐趣就更加深了一步。

康熙皇帝当时就赐了很多画家能够在造办处行走,是一个待遇,你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入。雍正、乾隆以后,屡见文献记载,就是皇上多次调宫廷画家去到珐琅作,去给我画珐琅彩,高手云集。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七日,郎中海望奉旨"照先做过的珐琅画九寿字托碟样,再烧造两份。将腰圆形的,亦烧造两份。尔等近来,烧造的珐琅器皿花样粗俗,材料亦不好。再烧造时,务要精心细致,其花样着贺金昆画。钦此。"雍正皇帝钦点画家贺金昆,画这个珐琅彩。为什么呢?不高兴。你最近呈上来的这几件东西,我觉得都粗俗。他所谓的粗俗,可不是真正意义的粗。你看到那东西,你都觉得很细致了。怎么这么漂亮的东西皇上还觉得它粗呢?是因为皇上的要求高。珐琅彩能有今天这个成就,跟康、雍、乾三朝皇帝亲历亲为有直接关系。所有的皇帝直接干预此事。贺金昆是清宫画苑的画家,钱塘人就是杭州人。那皇上觉得他画得好,当场把他调过去,叫他画。那你想想,贺金昆能不认真画吗?

珐琅彩它有一个别号,民间流传非常广,叫古月轩。民国以来,这个名字就非常地响亮。一说古月轩,指的就是这种瓷胎画珐琅。去年,苏富比拍的珐琅彩,也标上了"古月轩",借用民间的俗称。我们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大量地提到这个词。古月轩这个名字,显然比珐琅彩更具有诗意。可古月轩到底指什么?谁创造的这个名字?谁也说不清,就是流传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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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月轩,有多种猜测。有人猜测,古月轩是乾隆时期的一个堂号。中国人很愿意给自己的住所、书房起一个堂号,比如张大千的大风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乾隆皇帝自己读书的三希堂。北京中山公园里有一个叫"来今雨轩",建于民国。轩就是有窗的长廊或小屋。有人认为古月轩就是乾隆时期的一个被命名的一个居所,或者一个小屋。但是查遍了故宫,没有找到。

又有人推测当时有一个画珐琅彩的画家叫"金成",号"旭映",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大量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上面,都画两个小章,上面写 "金成"、"旭映"。字意好像与画面无关,因此推测为人名。但查遍清朝的档案,没有找到这个人。

第二种说法,有人认为古月轩的主人姓"胡",拆姓为堂号。"古月"两字就为"胡"嘛,他擅长做玻璃器。我们知道,除了瓷胎画珐琅,还有玻璃胎画珐琅,所以他擅长玻璃器,可能是从那儿移植过来的。那么,查阅清档,就可以查到做珐琅彩料的,有一个工匠叫胡大有,他是吹釉人。你知道,这个瓷器上釉的方式有多种。最简单的是蘸釉,就是我拿起来在釉桶里一蘸,拿出来就行了。还有一种是吹釉,通过竹管把釉吹在表面上。比如,典型的撒蓝,就是吹釉。能进入清档记载,说明他是一个著名的工匠。所以有人怀疑,古月轩与胡大有有关。

第三种说法,古月轩是清代宫廷专门收藏珐琅彩器的地方,就是一仓库。

这三种说法,到目前为止,都可以说不太有根据。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有一个思路,就是珐琅彩是外来的文化,是西方人带给我们的。我们当时称西方人都是"胡人","胡"字那你一拆开就是"古月"两个字。有可能文人根据这个含义,杜撰出来了"古月轩"。这也是一种猜测,没有证据。

今天看来,古月轩的魅力就在于此,半通不通,半懂不懂,所以就以讹传讹,传至今天,也没抛弃这个名称。学界都认为这个名称非常不科学的,查不出来历,都是老百姓嘴中说来说去。但是今天大部分人还是愿意用这个略带有诗意的名称,而不简单地叫珐琅彩。

珐琅彩在诞生的200年内,秘不示人,除了皇上,没人用过,这也是它神秘的一个原因。道光朝的档案有记载,珐琅彩的原藏处是端凝殿的左右屋内,大约有400多件。今天到故宫还能找到这个地方,但也不叫古月轩。珐琅彩是什么时候流出宫的呢?不会早于1900年, 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那一年。大量史料可以证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以后,珐琅彩就开始流出宫外。

民国三年(1914年),古物陈列所,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当时故宫武英殿内做了一个展览,公开展出珐琅彩。这是我们能够知道的,珐琅彩第一次公开地向社会展出的记载。从展出的这一天起,假的就开始出现了。原来不做展览,珐琅彩没有假的。谁也没见过,没法造假,无从造假。但这一次的展出,使大量的造假的贩子就冲进去看这个珐琅彩。但早期的仿制的赝品珐琅彩都有一个麻烦,就是凭记忆画。当时没有出版物,没有我们现在这么高清晰度的光盘,没法看到珐琅彩所有细微之处。造假者只能去看,记住所有特征,回去凭记忆画。今天非常容易地区分民国时期仿制的珐琅彩。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珐琅彩的早期的赝品都呈现出民国的特征,非常明显。

我买过一对民国仿制的珐琅彩碗。这对碗本来是一家电影制片厂的一个美术工作人员的收藏。他去世以后,女儿拿出来卖。这个东西历史上被查抄过,又退赔了,都贴着签。我一看,就是典型的民国时期的珐琅彩。画得非常细致入微,超薄,比康雍乾三朝的瓷器还要薄。民国的时期的工艺在提高,但审美趣味没法提高,所以一看就是民国的东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物特征,民国时代也有民国时代的文物特征。每个时代的特征各有各的好处。我们一般会认为,以珐琅彩而言,最贵重的一定是康雍乾三朝,其他的都不重要。但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民国的仿制依然重要,重要的是它提示了我们当时一个皇家垄断艺术"崩盘"时的社会心态。皇家垄断的艺术,过去没有人见过,那一瞬间向社会开放,那社会趋之若鹭是一个正常现象。那么正常的现象就要留下很多证据,我们今天因为有这样的证据,才能使以前的珐琅彩更加完整,更加辉煌。

康熙朝珐琅彩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仿铜胎画珐琅。最早进入中国的珐琅器就是铜胎画珐琅。刚开始制作瓷胎画珐琅的时候,很自然地要模仿铜胎画珐琅的特征。康熙珐琅彩瓷器常常涂满了珐琅彩料,没有留出白地,不体现瓷器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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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康熙是瓷器珐琅彩的诞生之时,是皇帝一个玩儿的,所以康熙一朝的所有的款制都写"康熙御制"。皇上自个儿盯着制的。那么显然,它也是皇帝自己御用的。

第三,康熙珐琅彩图案一般都追求左右对称。它是比较呆板的图案。画一个牡丹,画花草都是对称的。由于他技术的不娴熟,所以他大胆地去画一些想画的画面,他还没能做到游刃有余。

康熙如此喜欢珐琅彩,跟他愿意接受西方文化有关。康熙当时从西方的传教士那里涉足了多个领域。比如,数学、天文、地理、药学、解剖学、欧洲哲学、音乐理论、绘画艺术、拉丁文等等。我们听着这么多的学问好像都不是怎么搭界(搭边),都不怎么关联,但一个皇帝做到了,学习了这么多的学问。你就知道,清朝在中国为什么版图最大?为什么能进入"康乾盛世"了吧?那么,珐琅彩在这时候诞生也就不新鲜了,也就非常正常了。

雍正以后,珐琅彩有一次本质上的革命。雍正皇帝非常重视珐琅彩,他要脱离"铜胎画珐琅"对"瓷胎画珐琅"的一个影响,他要让珐琅彩更加像瓷器。留有大量白地,画也不对称,完全是一个带有主题图案的画。这就是珐琅彩瓷在雍正一朝的一个本质上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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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做一下对比。雍正珐琅彩的素胎非常白,因为瓷器表面要有大量留白,所以对瓷的白度要求非常高。康熙珐琅彩的素胎不是很白,因为它全部被彩料盖上,白不白对它不重要。雍正六年国产的珐琅料试制成功,而且颜色比进口的还丰富,所以他有机会提高这个珐琅彩的质量。还有一点,就是雍正珐琅彩开创了诗书画的先河,一直影响到乾隆。康熙的珐琅彩上面不写字,也不画小印章,画面是图案型的,不是主题型的。

到了雍正一朝,珐琅彩底款就由"康熙御制"改为了"雍正年制",但也有少量的写"雍正御制"的款,表明皇上对珐琅彩的监控力在减弱。康熙全部是御制。雍正有御制,有年制。到了乾隆时期御制的就非常地罕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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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时期的珐琅彩,它是色地和白地共存,一半一半。到了乾隆时期,基本上乾隆就抛弃了色地的珐琅彩,以白地为主了。此时乾隆已经感觉到了白瓷画珐琅带的乐趣。他在诗书画的风格之下又加入西洋色彩。比如珐琅彩上画西洋人,从内容到技法追求洋味。在这点上,他跟他爷爷有共通的地方。但是,中国工匠画外国人的脸,有点不熟,所以乾隆时期宫廷画师画的洋人,不是那么准确。那人有点中不中西不西,或者说,一个中国人的脸着西方人的头发,就是因为工匠不熟悉。乾隆皇帝的喜好,跟他爹雍正有很多不同。他不是很雅,而是比较好大喜功,喜欢繁缛风格。在乾隆的影响下,珐琅彩也变得趋向于繁缛富丽。

有一个著名的珐琅彩碗,画的是杏林春燕,非常漂亮。2007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当时的成交价是一亿五千多万港币。一个小碗,值这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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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碗1986年的时候曾经在香港拍卖过一次,当时的成交价是110万,被一个收藏家买去了。当时另外一个收藏家,也想买这个碗,就跟他商讨,就说;"您看,这碗我能买吗?"

他自己心里还说"我还想买呢。你要买,咱不多一个对手吗?"他就说:"这碗不能买。为什么不能买呢?是因为碗中有一条不易察觉的划痕。"收藏家非常讲究收藏的完美,尤其像珐琅彩这样的重器,任何一点瑕疵可能都对它经济上有所影响。那么,那个收藏家就放弃了,这个收藏家就以110万买到了这个碗。在1986年的时候,110万也是非常大的数字了。在他们家一搁21年。

2007年,他把这个碗拿出来拍卖,他没在会场。我觉得,在会场对他是一个刺激,不管这个碗卖得高低对他都是个刺激。你想想,当年他花重金买了这样一个碗,在家里搁了21年,有深厚的感情,看着别人把它买走。所以在会场上,很多人在竞争这个碗。很快,价格扶摇直上卖了1亿5千多万。卖完以后,15分钟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马先生,我请你吃饭。"他不在会场,他清楚地知道这个结局。然后我们就一块儿吃的中午饭,聊天就说对这个碗的感受。他说:"我老了,"他已经80多岁了,他说:"我老了,我也拥有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这个碗一直在我们家搁了20多年,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新的归宿。"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

你拥有的乐趣是你个人的;社会拥有的乐趣是社会的。那么,可能这个社会中某一个人又有机会拥有它,那么是他个人的乐趣。我觉得,文物——尤其重要的文物——早晚有一天它都会进入博物馆,一旦进入博物馆就是我们民族的乐趣,或者说,全世界的乐趣。我们今天能在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能够看到我们如此辉煌的文化,那是我们先人给我们创造的。

收藏当中非常不易碰到珐琅彩,我历史上碰到过。上海一家拍卖行寄给我一本图录,上面有一对珐琅彩小盘。我看到图录的时候就愣了,上面写的是粉彩,可我一看就是珐琅彩,因为底下写着"雍正年制",四字方章款,粉彩是不写这种款的。我就为此专门飞到上海,拍卖会上也非常紧张。我看着还来了很多明白的买家,我想可能有一场恶战。结果,几乎没有人争,就争了一手,就举了一下牌,就买到了,非常便宜。

珐琅彩的第一个特点是数量稀少。一般地来说,世界上仅存400多件,其实远不止这些。第二,少有完全相同图案的两件珐琅彩。素胎入宫的时候,都由画师自行选择画稿,因此每件珐琅彩的画稿都不同,少有重复。第三,珐琅彩的这个图案都是经典图案,他不去做试验。很简单,就是你比如,你买一块料子去做衣服。你一旦买了一块好料子去做衣服的时候,式样反而简单化,标准化,也是这个道理。天津博物馆藏的一件珐琅彩雉鸡芙蓉玉壶春瓶,这种雉鸡芙蓉就是中国传统图案中最为标准的。我们在其他彩瓷,在斗彩、在粉彩、五彩都没有看见过。第四,是珐琅彩被称为古月轩瓷。然而在传世的珐琅彩,所有的作品中没有看到署古月轩三个字的瓷器。古月轩至今没有被破译。可是有一点,学术界对"古月轩"是不予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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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珐琅彩在清朝没有进入民间,为皇家独享。那么,粉彩从普及的意义上讲,它大大地超过了珐琅彩。下一讲就讲粉彩。

正文 第二十二讲 疏影暗香 繁花似锦——粉彩

大概是1996年的时候,我们经过拍卖买过这样一对瓶子。那时候的人对瓷器的这样的认知是非常低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瓶子,它是一个极为精美的工艺品。你想想它的表达能力,就是我说的以坚硬表现柔软,堪称一绝。

大家不要认为审美是天生就有的。我讲过,审美一定是后天学的。创造美有可能是天生的,比如有的人嗓音天赋非常好,没有经过任何正规训练,他就可以唱出非常优美的歌。但是你能听懂优美的歌,你一定是后天学习的。所以,一个人当他贫穷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去学习。当他生活富足了,就对美的东西非常感兴趣。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听这样的课呢?是因为今天的生活好了,你能够坐下来听一听我们古代创造的这个美了,这个美是一个客观存在。过去我们不仅不去主动地去学习而且还持一种批判态度,那是因为社会的贫穷。社会富足会改变我们对社会的看法,会改变我们对美的看法。

清代有一种特殊的服装,可能今天去冷库的人能看到,一般都看不到,叫套裤。套裤只有两条裤腿,穿的时候套在腿上,有点儿像套袖。套裤的膝盖处特别容易磨损,穿破了以后就要打上补丁,按照宫廷的记载叫打掌。

先讲一个雍正的八桃粉彩橄榄瓶的故事,这只瓶子原来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家当台灯,一当就几十年。美国大使获得这个瓶子的时候,他自己改装的台灯,当时他试图在这个瓶子底下打一个眼好穿过电线。但是中国有一句话叫"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他钻不了这个眼,所以他就把这个电线一直耷拉在瓶子的旁边。这样他一共使了几十年。大使去世后,他们家的遗产拍卖。然后,苏富比的专家就去了他们家。去了他们家以后,看了他所有的财产以后,忽然发现了这个台灯,然后就问他们:"这个台灯可以卖吗?"他们家人说:"这台灯也值钱吗?"苏富比专家就跟他们说:"这个台灯非常值钱。我们可以试一试。"然后,就把这台灯上的灯头、灯罩就卸掉了,从里头倒出了半瓶子沙子。他怕它碰翻了,它里头灌满了沙子。然后里头还抽出一张1969年的报纸,可见灌沙子的时候大约是在1969年。

粉彩与珐琅彩不同。珐琅彩我们知道是皇家独有的一种艺术,而粉彩是官民共享。这一点非常地重要。我年轻时看到一个雍正的粉彩碗,当时我以为就是官窑,非常精美。我翻过身一看,底部没款。没款,我心里就不踏实。当时认为必须写上"大清雍正年制"、"大清乾隆年制",这个粉彩才有价值。但是有个老师傅告诉我一句,我就到今天都记得牢牢的,他说这叫"气死官窑"。就是说它的质量达到了官窑的水准,虽然没有官窑的款识,但是它比官窑还精美,行话说叫"气死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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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彩它实际上是一个模仿珐琅彩的一个品种。珐琅彩由于是外来的釉料,材料的成本非常高,工匠要求得非常严格,所以它不适合普及。康熙晚期,景德镇的工匠利用粉彩的特性就追求珐琅彩的效果,让它在民间普及起来。到了雍正、乾隆,风靡大江南北。《陶雅》中有这样的记载:"康熙彩硬,雍正彩软。软彩者,粉彩也。彩之有粉者,红为淡红,绿为淡绿,故曰软彩也。"它说得很清楚,把彩里添进了粉,使它的红变成了淡红,有了过渡;使它的绿变成淡绿,也有了过渡。这就是粉彩的一个功效。那么,他实际是在五彩的颜料里加了一种叫玻璃白的物质,使它的彩呈现了过渡的颜色。

康熙粉彩数量极少,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少量盘子,说明粉彩是在康熙最晚期才创烧成功的。到了雍正,粉彩就迅速地成熟起来。原因是雍正皇帝非常喜欢这个粉彩。雍正继位后压力极大。我们讲过,他一开始就进行大刀阔斧的吏治。他自己不出游、不狩猎,不离开北京。为什么呢?内心的压力太大。那么,他当时把很多内心的压力就通过瓷器来减压。比如雍正时期,非常著名的瓷器里有这样的图案,叫"长治久安",画九个鹌鹑,画一些花卉,叫"长治久安",表明了一个统治者内心的一个愿望。

我曾经买过一个残的粉彩方瓶,画着五色龙,口是碎的。我买的时候两块钱,卖我那个人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跟我说:"这个瓶子在文化革命前是好的。文化革命抄家的时候,他眼瞅着红卫兵小将把这瓶子从他们家窗户扔出去,口撞在树上所以碎了。身子非常完整。"卖给我的时候两块钱。这个残原碎的方瓶,在我们家窗台上摆了二十年之久。我对道光粉彩的了解,全部是通过这个瓶子。每个时代的颜色都不同,看多了就非常清楚,多了哪个颜色,少了哪个颜色;同样的颜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同样是红色,道光时期的就没有乾隆时期的红色饱满。

粉彩是一个最后诞生的主要品种,它是异军突起。它一旦出现就成了青花的一个主要对手。我们说过,青花诞生几百年来,青花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对手。颜色釉——五彩、斗彩,这些都构不成对它的市场占有的威胁。只有粉彩出现的时候对青花几百年以来形成的这个市场发起了一个挑战。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瓷器的时候,围着它转了很久。我不能想像,以坚硬表现柔软能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都知道,瓷器是硬质的,丝巾是软质的。在瓷器上把这个丝巾包过来的时候,像真的一样,非常柔软,那个皱褶、起伏都做得非常精彩。这是鼎盛时期的一个标志。嘉庆早期,就是乾隆当太上皇的时期,还生产了一批这样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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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晚期,五彩就开始衰退,粉彩就开始诞生。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必须了解一下历史背景。康熙经过六十年的发展,百姓的生活明显地复苏。它从明代晚期的那个贫穷战乱的时刻,已经恢复到一个比较安定富足的时刻。人们的生活趋于安定,主观上需求一种温和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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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这么一劝我,我就把这个碗买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碗都拿在我手里。我就没事拿出来去琢磨它,后来慢慢发现了粉彩的一个真谛。一开始我们对彩瓷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四种彩瓷,你让一个外行人去分辨,他很难分辨。但是,当你长时间拥有一件粉彩彩瓷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它那细微的变化。它所有的变化都在颜色的过渡上,在它仿自然界的这种颜色的过渡上,这是粉彩最重要的表现力。我当时买到这个碗的时候,我回来就自个儿给自个儿解释:因为没有官窑款,它价钱便宜很多。当时买的时候没有多少钱,我印象中就几十块钱。那当时,如果买一件官窑怎么也得几百块钱,十倍的价格。

在康熙以前,中国的工艺家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粉彩的出现,有点像苏州的评弹,余音绕梁,非常优美。刘禹锡有这样两句诗,这诗是这样写的,叫"有此倾城好颜色,天教晚发赛诸花。"正是这些"晚发赛诸花"的粉彩,在康乾盛世大量地奔赴欧洲,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外销瓷,也称贸易瓷。我们下一讲就讲贸易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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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粉彩模仿了西方的珐琅彩这个技法实际上是模仿了西方的油画技法。油画就讲究写实,注重阴阳向背。而我们过去的彩瓷画树、画叶子的时候,也不注重阴阳画,阴画、阳画都一样;脸上也没有阴影,只是意思到了。但是到了粉彩这一级的时候,它已经就开始注重脸上的阴暗和层次了。在追求艺术写真上,粉彩改写意为写实,非常准确地描述了翎毛走兽、花鸟鱼虫。比如,花卉,它已经开始注意阴阳向背;比如,翎毛,它注重了羽毛的质感;比如,人物,它注重了神态的表现,这些都是过去瓷器中所不能呈现的。改变中国彩瓷的表现力,粉彩是一个飞越。这个飞越显然受西方艺术的影响。

乾隆二十五岁登基,这时国家的积累已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社会繁荣富足。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强盛。社会一旦富足,人的审美意识就增加。你贫穷的时候,你是很难顾及审美的。人们对审美的第一次增加,首先对色彩感兴趣。你的审美的过程如果发生质的进步,首先对颜色感兴趣。所以,在设计学当中,颜色是第一强调的要素。乾隆也知道当时整个社会的一个心态,所以乾隆时期的瓷器,即使不是粉彩也显得非常热烈。

这一讲我们讲陶瓷的最后一个主要品种——粉彩。

我们了解了道光的这个精神面貌就知道,就知道由于粉彩的制作成本高于青花,所以到这时就衰退了。

我们一般说打掌是指鞋上,但是裤子上在膝盖上补上两个补丁叫打掌。道光皇帝自己的套裤都打掌,导致清代到道光时期形成一种时尚,就是所有的大臣,不管这个裤子新的旧的都打上一个掌。一方面取悦于皇帝,另一方面是跟上这个时尚。我们看到有些人的西装,就是新的也在胳膊肘上打上一个补丁,跟当时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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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统治中国的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她烧造了她自己的御用粉彩瓷器,最著名的署"大雅斋"、 "天地一家春"款。大雅斋是慈禧写字作画的地方。"天地一家春"不是指国家、天和地一家春,是指咸丰跟慈禧他们俩人"天地一家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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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晚期,当清朝江山已成稳固气象的时候,粉彩就诞生了。通过雍正、乾隆两朝逐渐发扬光大,使它成为了瓷器中最主要的力量。以审美层次来看,粉彩处在金字塔下面的最底层,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那我回来就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不需要太过分地注重这个名分。我们今天在社会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去争一个名分。比如,你在学校评职称,你是教授还是副教授。我觉得对你一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肯定是你的学问。你掌握多少学问对你的一生是最重要的,至于这个名分,有时候不是显得那么重要。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瓷器的时候,我就想,那个"大清雍正年制"无非就是一个名分而已。

乾隆时期还非常流行一种特殊的瓷器,叫"包袱皮"。其实雍正时期就有了,很少;乾隆时期流行;到了嘉庆后期,就不再流行了。这种包袱皮的瓷器之美给人的第一冲击力非常震撼。

清朝跨过嘉庆,到了道光就开始走下坡了。道光皇帝本身是一个勤俭著称的皇帝,在整个清朝的皇帝里,他最勤俭。因为他看到这个国家有点儿支撑不住了。他心里清楚,家里还有多少干粮,别人是不清楚的。所以,道光皇帝提倡节俭。

2002年,这个瓶子在香港拍卖,当时的成交价是4150万元港币,在当年曾刷新了清代瓷器第一高价的记录。它被国内一个企业家买了以后,后来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了。我们去上海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可以看到这只瓶子。

同光中兴以后,粉彩就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商品,跟艺术的距离越拉越远。政府当时重整瓷业主要是为了贸易,为了用它获取利益。同治、光绪皇帝大婚时,用的瓷器都是粉彩。同治皇帝大婚时,烧造了一大批新款瓷器,纹饰是新的,画了一些喜鹊纹。光绪皇帝大婚的时,定烧很多"万寿无疆"的碗盘。

雍正的继位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我们都很清楚。他曾经一段认为自己没有可能继承皇位。他当雍亲王的时候,在圆明园的居所里挂着《十二美人图》,落款破尘居士,觉得自己看破红尘了。钤有破尘居士印的还有一组耕织图,把自己扮成老农,在那儿犁地、播种、收割,想象自己是一个平民百姓。

所以你通过这样的事情可以了解到雍正的一个内心世界。他当上这个皇帝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雍正的这个十二美人图一直挂在圆明园,挂在雍正的寓所。他一直看着这个美人,非常漂亮。上面有古董、有家具。这是什么呢?这也是他的心灵鸡汤。我们今天有时候心里不愉快的时候,听听课、看看书觉得是一碗心灵鸡汤。作为一国之君,他有时候也需要这一碗心灵鸡汤。只不过他那鸡汤比咱的鸡汤贵点而已。后来,我们查到档案:"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司库常保,持出由圆明园深柳读书堂围屏上,拆下美人绢画十二张。"这非常清楚,雍正继位十年以后,这十二张画就被从他的寓所中拆下来,收入库中。解放以后偶然才被发现。那么从这段记载上可以表明这十二个人不是雍正的妃子,他说的拆下美人绢画,说得非常草率清代宫廷中有很多禁忌。如果这些人都是嫔妃,不可以这样记载,随便说美人画,这是不可以的。每个人都有她的固定称谓。

从粉彩上可以看到,雍正和乾隆两个皇帝的审美取向。雍正的审美取向是舒朗、淡雅,他很希望瓷器不要表现得过于强烈。乾隆皇帝的取向是富丽、繁缛,江山全是他的,他希望热闹。里,贾母非常喜欢热闹,一到过寿日,喜庆的时候,喜欢招很多人来,它就是一个统治者的心态。当他在这个地位上站稳的时候,他一定喜欢热闹。乾隆时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粉彩瓷器,很有意思,叫"百花不露地",也叫"万花不露地"。只有到了乾隆,才会出现这么热闹的瓷器。雍正的时期也出现过"百花不露地",但是它只是在一个白碗或者在一个瓶子上拦腰缠上一圈,并没有满满地铺满。只有乾隆在瓷器上没有露出半点地方,没有让你看到一点露白的地方。这种极为特殊的瓷器只有乾隆一朝盛行,因为成本非常高。过了乾隆时期就急剧衰退,晚清出现了大量的仿品。

每一个百姓以拥有粉彩为乐趣。粉彩一扫五彩的热烈,改变了那种强势的色彩风格,变成了一种非常柔和的色彩表现。这种表现非常能适合大众的心理,尤其适合清中期到清晚期的大众心理。五彩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彩瓷,粉彩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种彩瓷。那么,它们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西方人是画油画的,我们是画国画的。国画更多是讲究写意,而西方的油画是讲究写实、逼真。所以,我们看到的十五、十六、十七世纪西方的油画都画得非常地逼真,不管是风景画还是人物画。

那么,这样一只瓶子为什么有如此之高的价格呢?它主要是这个品种所决定的。这只瓶子在全世界范围内就这一只。它所画的这个桃,真的比仙桃还美。这就是粉彩的表现力。在所有的彩瓷中,粉彩的表现力为第一。清代中期以后,由于生活的富足,大家对寿命开始关心。那么,我们都知道,今天过生日的时候都会送两个寿桃。这个桃就代表了长寿。雍正时期,画桃题材的瓷器,不管它是盘子还是瓶子,它都画八个桃。到了乾隆时期,就画九个桃。所以在这个古玩界有一句话叫"雍八乾九",说的就是这种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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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人的心态跟二十多年前,跟三十年前的心态就有所不同。我们今天人的生活心态相对来说都比较温和。典型的社会特征就是,你在街上看到打架的就少了。当他生活比较富足的时候,他的心态就趋于一种温和。而这咱温和,被艺术捕捉到的时候,它也要表现一种艺术上温和。就是为什么硬彩向软彩转化的一个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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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时期典型的美人图,脸都画成鹅蛋圆,俗称"鹅蛋脸",非常漂亮。乾隆也画美人图,乾隆早期的美人图跟雍正时期的美人图差异不是很大,但是你从细微的地方,比如,脸上的施粉、衣服上的皱褶以及细部的描写,还可以区分它的一个演变过程。我们知道,文物的演变过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很少有突变的过程,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我们如果能很熟悉它这个渐变过程,就可以准确地区分出,它是乾隆还是雍正。我为什么有时候看一眼马上就清楚呢?只是我知道它的细微的地方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如果想在鉴定上有所建树,观察细节比观察总体还要重要。

道光的节俭在清朝是出了名的。他自己给自己规定,就是我的衣服不洗过三遍是不能换的。你知道在乾隆时期衣服是不下水的,穿完就放弃了。我们过去的丝织和绣上的衣服一下水就容易发生颜色的蔓延,就是把别的地方染了,所以它轻易不下水。那么,道光皇帝说,他的衣服要下水三次才能换新的,可见他的勤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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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道光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曹振墉,撇了曹振墉一眼就说,"你这个套裤上也打掌吗?"军机大臣曹振墉以圆滑著称,早年皇帝问过他一句话说:"鸡蛋多少钱银子一个啊?"曹振墉一听这话就知道这事坏了,因为内务府上下都是串通的,蒙皇帝,他没法回答这鸡蛋多少钱一个。所以,他很滑头地说:"臣自幼有病,平生不吃鸡蛋,所以不知道鸡蛋多少钱一个。"顺理成章。但他这回不能说:"臣自幼有病,平生不穿裤子,不知道这打掌多少钱一个。"他只好卯足了劲儿说了一句,得需要三钱银子。道光皇帝说了一句,说:"你那儿还是很便宜的,内务府给我打的这个掌五两银子。"你知道,这五两银子买套裤得买多少条吗?皇帝是不知的。

我当时并不知道道光是个勤俭的皇帝,我只是买了一个残破的方瓶。我想来想去,今天也是,破了也得收藏,不一定只考虑完美的,残器依然能准确地提供那个时代的文化信息。

正文 第二十三讲 瓷器外销 东风西渐——外销瓷

2005年的10月2号,瑞典复制的哥德堡号从瑞典启航,第二年的7月18号抵达广州,这艘船是复制的,我们都知道当时是中瑞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原来的哥德堡号历史上是属于瑞典东印度公司,我们今天先了解一下"印度公司。

中国陶瓷在欧洲取得如此祟高地位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人长时间以陈设中国陶瓷为荣,以陈设中国陶瓷为时尚,这是他形成他祟尚中国陶瓷的一个基础原因。中国陶瓷就形成了一个权利和地位的象征。了解中国陶瓷,外销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章节。我们下一讲讲中国陶瓷的境界。

外销瓷的第二类就是中国式样、外国题材或者是外国式样、中国题材。就是它在文化上有一个结合点,有一个碰撞点。比如一件康乾盛世为外国人特制的盘子,描绘的是一对西洋夫妻生活的画面。如果我不说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这个盘子是中国人制造的。这个盘子从颜色到纹样跟我们好像无关,但你仔细看就可以看到,他屋中的陈设,包括窗户,包括手中抱的瓶子,都是中国的纹样。这说明当时很少有欧洲人在中国定居。欧洲人勾勒出一个田园风光,是他想像的一种田园生活,就是丈夫、孩子或者说老婆、孩子,家里摆的有瓶瓶罐罐。他非常想过一种到理想化的中国式的生活。这就是这个盘子所能传达的信息。

1738年,就是我们的乾隆三年,哥德堡号在瑞典建造,当时船身长四十多米,宽十几米,载重约一千吨。今天看都是非常大的船了。哥德堡号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拥有的第二大远洋商船。这个船跟我们的想象有点不一样,当时船上还豢养着牛、猪、鸡、鸭,以供他远洋当中食用。牛是用来挤牛奶的,他要喝鲜牛奶。这船上一走就是一年两年,所以他一定要有鲜牛奶补充。

瑞典东印度公司有37艘商船,哥德堡号最有名。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沉了。那沉船多了,我们历史上远洋轮船沉船是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为什么哥德堡号又有名呢?是因为它都到家门口了,大家都看得见的时候,它沉了。1743年(乾隆八年)3月17日,哥德堡号从瑞典哥德堡港口启航,开往中国。1745年(乾隆十年)1月11日哥德堡号从广州启航回国。八个月后,当年的9月12号,哥德堡港口风平浪静,甩有欢迎英雄归来的人们,水手的家属以及各种商人,所有的人都在港口云集。距港口还有九百米,岸上的人都清晰地看到每个人的面容了,这时候哥德堡号就莫名其妙撞到一块礁石上迅速沉掉。

从1743年的3月17号到1745年的9月12号,两年半的时间,亲人盼归。到了家门口,这船居然沉了,沉得非常蹊跷。时至今天,这也是未解之谜,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船到了家门口所有的惊涛骇浪,所有的海上遇到的台风都扛过来了,但到了家门口沉了。有人猜测原因,说船长在公海上已经偷偷卖了一批东西,这船一靠岸货物对不上,跟清单对不上,所以只好把它沉掉。

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交替执政的历史。汉朝姓刘,唐朝姓李,宋朝姓赵,明朝姓朱,清朝姓爱新觉罗。它是一个交替执政的历史,所以我们没有贵族概念。没有贵族世袭概念。欧洲的封建君主以分封制,分封贵族的等级。我们都比较清楚了,一般来说是"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它分为世袭的和终身的。所谓世袭的就是可以继承,终身就是你个人的。

中西文化碰撞时,我们会发现很多差异。那么多外销瓷,直观上都不能认定那是我们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带进来的,又被返销出去,我们没有保留这样的文化。今天在中国的所有的博物馆都很难见到这种外销瓷,除故宫这几年征集了一部分,又搞了几个展览才增加了这样一个陶瓷品种。

哥德堡号上装的重要商品之一就是瓷器,这类瓷器有两个专门的名称,一个叫"外销瓷",一个叫"贸易瓷"。外销瓷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认为我这个瓷器是向外销售的一种独特的瓷器。而欧洲人认为,我是跟你贸易,我是公平的一个交换,我拿钱买的瓷器,所以他称之为贸易瓷。我们从汉唐起,中国就开始了对海上对外贸易。那么,宋代也是陶瓷贸易的一个非常繁盛的时期。我们前一段看新闻,打捞"南海一号",那就是南宋时期的沉船。包括后来的元朝、明朝,中国的海上贸易一直没有间断。但是清朝是中国海上贸易最大时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允许浙江、福建、广州沿海对外开展贸易,从此中国的瓷器开始大量出口,主要销往欧洲。据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的统计,说这一地每年运往欧洲的瓷器就达三百万件。

我们对外销瓷的了解非常少,有相当的一批外销瓷中国人自己见了都不认得。外销瓷可以简单分成三类。第一类,中国式样,中国题材,但属于外国风格。第二类是中国式样,外国题材;外国式样,中国题材。第三类就是外国式样,外国题材。这听着有点像绕口令。按今天的说法,这都属于来样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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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雍正、乾隆以后,他偶尔画满族的纹样,画满族服装。这个在国内非常少见。西方人就把这种画满族人的这种图案起了一个名字,叫"满大人",英文就叫"满大人"。因为西方人到中国时候发现,中国的官员都称之为"大人"。我们看电视剧都看得到,就是大人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官职的一种称谓。那么,满族的官员就称之为"满大人"。 这种瓷器在中国的传统瓷器中反而少见,博物馆里都难得一见,欧洲反而多见。

有一种西方人酷爱的瓷器,叫纹章瓷,也叫徽章瓷。就是把他们家族的徽章画在盘子中央,定烧的。所有能定烧这样瓷器的人都是当时欧洲的贵族。比如有个盘子,中间是一个家族徽章,周圈是两条龙、两条凤龙凤纹,显然这个盘子的主人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盘子主人是巴森和他夫人克劳莉,巴森后来曾任伦敦市市长。

有一种很流行的杯子,叫马克杯。马克杯是从英文mug而来,意为"有柄的杯子"。中国过去用的杯子都是无柄的,那么这种有柄的杯子非常适合端。17世纪以前,欧洲人只能生产釉陶,强度非常低。一旦他使用这个把的时候,很容易端着端着这杯子就掉下来了。于是,欧洲人发明了另外一个办法,做金属套。过去在北京的莫斯科餐厅吃过饭的时候,所有的杯具上都带有一个金属套。这个金属套不是他早期的奢华,是他的一种无奈,他那杯子端不起来。后来欧洲人发现中国优良的高岭土强度非常高,不要说端着端着掉下来,掰都掰不下来,所以欧洲在中国大量地定制这种马克杯。

我当时就打电话让我一个朋友,我说:"你去参加竞拍,无论多少钱,你都应该把它买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然后,他听了我的话,他就去买了。买完了以后,没花多少钱,大概花了,我印象中花了五六万美金,就把它买到了,非常大的一件瓷器。然后,他就问我,他说:"这东西有多重要?"我告诉他:"文物的重要性就在于它的特殊性。"它因为纹样非常特殊,但是它这种特殊,有时候会被我们忽略,不像我们想像那么强烈。就是你有时候不是专业的,你看到这个画面觉得这画面一般,不就是画一个满族人打猎的图吗?但是对于文化的,尤其文化证物的一个搜集的时候,这种信号比我们常见的信号就更为重要。所以我就劝他把它买下。

这诗实在不怎么美,翻译成中文,我觉得翻得比较笨,没有我们的唐诗美。但是它准确地表达了当时一个法国人的内心感受。他告诉你这是来自中国的产品,我们不可能找到比它更美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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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多么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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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欧洲人定了这么多的马克杯,但中国人固守自己这块阵地,不是这种带柄的杯子,就喜欢摸着那烫杯子喝茶。我们后来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马克杯呢?我记得五十年代,大部分工人都发一个马克杯,大茶缸子,连饭都在里头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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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瓷器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无关,不是搞专业的一定不知道这块盘子是中国人烧造的。比如一块画着一艘外国船的盘子,上面写着一行荷兰文字,翻译过来就是"威里堡号的大副,在1756年(就是乾隆二十一年)驶入中国海域。"

这一句话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船的所属、船的主人、时间、地点构成了新闻的全部要素。我们今天看依然像一条新闻。把一个新闻画在了这个盘子上,可见西方人对这艘船驶入中国海域多么重视,对他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

有一次在美国的拍卖,有一个五彩加粉彩的"大将军罐",画的就是"满大人狩猎图",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盘子,是大家熟悉的青花,上面却画了圣经的故事。基督教在明代晚期,大量的传教士把它带入中国,迅速普及。那么,到了康乾盛世,由于有很多西方人在中国朝廷做官,又由于很多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所以基督教在中国就开始流行。这个盘子就画的是年轻的基督站在河里给人家施洗。前景画有鸽子象征圣灵。中国工匠当时画这种瓷器已经非常地熟练了,已经跟画我们的瓷器一样,非常地熟练,画面控制气氛非常地好。

这种"满大人"的图案,它实际上表达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为什么外国人喜欢它呢?是因为外国人当时进入中国的时候看到满街都是这种满大人,所以他对这样的纹样特别感兴趣。而我们自己画的瓷器反而不画当今。你比如今天的很多的新创烧的瓷器,今天的也不画我们穿着西装什么的,都没有,画起来还是清朝的人。他还是这种态度。没有人画今天人的生活,尤其画在瓷器上。

康熙时期海禁大开,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东西文化发生碰撞,交流频繁,所以我们的瓷器,尤其外销的瓷器就呈现了另一副样子。为了适合西方人的审美,中国工匠就出现了一类讨西方人好的纹样。它主要表现为曲线增加。中国人过去的传统美学是希望直线来表达美的,而欧洲洛可可式的典型特征就是曲线表达美。当我们曲线增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向西方的审美靠拢的时候。当时的工匠使很多瓷器的纹样向西方文化靠拢,进行改良。

中国明清时期,欧洲各国相继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首先是葡萄牙,1587年就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00年,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02年,荷兰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04年,法国也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14年,丹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731年,最后是瑞典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欧洲所有的强国都成立东印度公司,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跟我们贸易。当时西方人认为印度以东,包括现在的日本、朝鲜、印度都属于东方,他分不太清楚,但是他主要的贸易是跟我们做的。

早年我去荷兰阿姆斯特丹,逛了所有的古玩店,我非常喜欢那些地方,因为有大量我没见过的瓷器。一开始我真的是不知道很多东西是我们祖先烧造的。荷兰人向我介绍,说这些东西都是早年我们祖上从中国贩过来的。我才知道我们的文化还有这样强有力的一支。你逛了这样的店和博物馆以后,你才知道中国的文化是真丰富。

有块盘子,形状非常怪,边上缺了一个月牙形的口子,不是破损,就是一个标准造型。我第一次看见这个盘子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干嘛用的。我问了一个人,那个说,外国人喝汤的。然后,我就盯了一下这盘子,我觉得这盘子特别浅,外国人就是再爱喝汤,也不能把它卡在脖子底下喝汤呀。我到了欧洲,我才知道这东西是干嘛的。是过去男人剃须用的,搁在脖子下。这么讲究的盘子就是为他刮脸用的。欧洲人的胡子,一般来说都比亚洲人重,所以他在胡子上就下功夫。他在胡子上就能获得很多乐趣,刮胡子是一个乐趣,尤其把这么漂亮的盘子搁在脖子底下,那就更是一个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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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时候胡子不重没有这个乐趣,不能想像别人的乐趣,但我们能想像我们理发的乐趣,我们剃头的乐趣。我们今天坐在发廊里让人家给你洗头的乐趣,当时欧洲的贵族把这种乐趣做得如此精致。你知道,这样一块盘子在当时的价格不是今天能想像的。搁在脖子底下是很危险的,稍微一动就可能打碎。

西方人的档案观念非常重,比我们重视。我们很多东西随手就丢掉了。西方很多档案,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哥德堡"号的所有的启程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每做一件事,就希望通过这样的证物能够流传下去,让后人知道前辈的不易。这块盘子我们今天来看仍像一条新闻。这就表明了一个文物的重要性。这块盘子不是我收藏的,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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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见过一种外销瓷的餐具,叫温盘。这么大,这么厚,中间空的,两边有一个孔可以注入热水。我很好奇,我试过。大约能注入500毫升热水,那么这个盘子一旦注入热水以后,这个盘子长达一个多小时都不会凉。欧洲人吃奶油,我们都很清楚,喝过奶油汤。咱那凉盘子往上一搁就成奶酪了,硬了。这么聪明的餐具是中国人做的。我在国内就买过一块,回家老在那里灌热水,特别高兴,试过很多次。我就想:这样的餐具我们为什么自己不使用呢?有的东西怕凉,比如面条,炸酱面凉了就不好吃了,夏天吃凉面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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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瓷器当时通过广州口岸直接发往欧洲,这样往返一次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当时远航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有记载说:哥德堡号当时船员一百多人。启航的时候还藏进去很多人,就是偷渡,藏在船身的各个地方。一旦驶入海上,这些人就都冒头了。

我们不可能看到更美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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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眼里,这就有差异了。我曾看到一个外销盘子上,画着几个猴子,欢快地打开一个鸟笼。西方人认为,笼中鸟是女子的贞节,猴子是男性性欲的象征。那么,它打开这个笼子呢,就是要放这个贞节出来。今天觉得这可能有点色情的含义,但在当时的欧洲还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含义,有一点妇女解放的意思。当时的欧洲妇女是非常禁锢的,所以它通过这样瓷器的表达,它当时多少有一点积极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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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工匠不了解这个。中国人画猴子,就是当官的意思,鸟也就是花鸟鱼虫,都是怡情养性的事。中国工匠肯定不知道欧洲的含义,所以很高兴地给画了。如果当时中国工匠知道它的准确含义,我估计还就不给画了。

当时哥德堡号从中国贩到瑞典这一船的货物,如果在瑞典卖掉,所获得的利润相当于瑞典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你想,一船靠岸等于我一个国家全年的生产力,不可想像的利润。船上主要的商品就是丝绸、茶叶、陶瓷,大约有700吨。由于价值巨大就进行打捞,打捞了很小的一部分。当年估计打捞出来的东西大约是百分之八。仅百分之八就弥补了这条船的所有的亏空,还使股东都分了百分之十四点五的利。

去找那种瓷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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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诱着我。

它来自一个新的世界,

17、18两个世纪,欧洲人心甘情愿地领略了我们的东方艺术,欧洲贵族热衷于中国的瓷器,以至在漫长的几百年时间内,欧洲人都以拥有中国陶瓷为荣。他长时间地陷于一种困惑,找不出中国人为什么能烧造如此坚硬而优美的瓷器,他不知道这个事的真谛。

18世纪初,法国有一首诗曾经轰动过欧洲。它生动地表明了中国优美的瓷器到欧洲的过程。诗是这样写的:

多么精美。

它是中国的产品。

那么,在整个航行中死亡率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可见远航时的辛苦和艰难。由于远航缺乏蔬菜、水果大部分人都患有缺乏维生素症,各种疾病,死了以后就直接抛到大海里,进行海葬。因为船上是不可以长时间搁着的,防止瘟疫蔓延。

中国文化表达跟西方表达在很多细部是有碰撞的,而我们有时候并不清楚。比如,我们文化中画猴子。猴子代表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猴子代表一个地位。猴子就象征了官阶,所以中国人一旦画猴子,肯定跟官场联系起来。比如"马上封侯",猴子骑在马背上,意思是你马上就要升官了。还有"封侯挂印",猴子去捅马蜂窝。猴子没事捅马蜂窝干嘛?因为"蜂"同"封"谐音,又是要当官了。

中国陶瓷的美名在欧洲影响深远。资本主义列强扩张之时,他就看准了我们这些商品,然后就大批地,大量地通过东印度公司一船一船地运往欧洲。保守的估计,在十八世纪有几亿件瓷器运往欧洲。当时所有欧洲的贵族都以家中能陈设中国瓷器为荣。东方艺术对于西方艺术最强烈的影响就是我们祖先发明的这个瓷器。至今在欧洲的古堡里还比比皆是。我曾经在欧洲的古堡里看到过大量地陈列中国陶瓷。

它那美丽在吸引我,

正文 第二十四讲 窑火千年 境臻于化境——陶瓷的境界

这一讲谈谈收藏中的几个问题。第一是鉴定。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陶瓷的鉴定还是以目鉴为主。所谓"目鉴"为主就是拿眼睛看。我们现在还没有仪器能够非常迅速简单地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用眼睛看,俗称"眼学",眼睛的学问。目鉴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技术,科学的名字叫"标型学"。所谓"标型学"就是有一个标准的东西让你深刻地记忆住,然后你去类比,你去做出结论。

目鉴有局限性,受个人的学识、经验甚至道德的影响。身体都可能对你的鉴定产生影响,比如,你今天身体不好,你懒得太仔细看了,可能就发生了误判。所以,我认为,陶瓷的鉴定包括文物的鉴定最终极的目标一定是科学的鉴定。而这种科学的鉴定一定不能通过人来完成。比如将来会有一件仪器,只要把瓷器搁上去,输入程序,那边报告就自动打出来,告诉你这件瓷器哪年哪月哪日在哪儿烧造的,信息非常准确。如果说瓷器搁到仪器上,还得一个人跑到帘子后头去填表,那这个人的笔是往这边歪还是往那边歪,可能会受到社会其他因素的制约。所以,我认为陶瓷鉴定的终极目标,一定是纯粹科技的鉴定。

收藏知识的掌握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大智,二是小技。大智就是大的智慧。大智是一种总体的把握。我们讲了这么多课,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所有瓷器的产生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背景。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它瓷器就未必是那个样子。这就是大智。按军事上的说法,就叫"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只有有了这个大智,我遇到东西的时候才能有一个大约的判断。小技是什么呢?就是具体的技巧。非常具体的。就瓷器而言,胎、釉、画意等等等等,你应该烂熟于心。就跟我们上战场一样,你对你的枪械应该非常熟悉。枪卡了壳了,你上了战场你说:"我得送后勤去修去。"你不就让人一枪给嘣了吗?所以,就小技这方面,你一定要烂熟于心。在军事上讲,这就叫"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古人说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你其实能够揣摩来人的态度。我有时候说态度很重要。有人请我去鉴定,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很得罪人的事,但有时候迫不得己还得去。那一进去,我有时候不太好下面表态的时候。比如,我环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你应该能从我态度上判定你这批东西的真伪。不是我不知道,而是我碍于各种情面不好直说。

有一次,我给一个人鉴定,他老婆虎视眈眈地站在旁边。我就知道,如果我把他这东西判了死刑,只要我一出门,他们家这场战争就算开始了。我为了他们家以后不发生"战争",我只好说模棱两可的话。说起来不是世故和圆滑,今天很多事情不能用过于简单的办法去处理,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会用一种鼓励的态度,比如我说"你应该加强学习,尽管你这次买错了,学费是理应该交的。你还学到了本事呢,你还刺激了你购买的欲望呢。"那有的人就是这样,买错了就会说:我下回努力学习,一定买个对的回来。但有的人不是,买错了以后窝心哪,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过去的古董界,买错了东西就是床底下一塞,自己记住一个教训。俗话说,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得咽得下去,这牙没那么容易咽下去。

开门见山,迅速做出判断对于新入门的人来说,有点故弄玄虚。人家就想了:你怎么不认真啊?你怎么一眼就能看出我这东西的真伪呢?你怎么就能轻易判定它的死活呢?实际上,"开门见山"就是一个知识的积累过程。一个积累,一个要应用。你一定要应用。

陶瓷鉴定中,错了没关系,谁也不是神仙,谁也没活在唐朝、宋朝、清朝,没法去判定当时的情况。那我们有时候可能发生误判。每一次误判都刻骨铭心,都能让你记住这个错误在哪儿,对你的进步有极大的好处。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导演,找我说:"朋友家有一批东西,你帮助看一眼。"我推动不了就去了。一进门我就大概瞄了瞄,我就说:这东西都不怎么样。出了门以后,他对我就有点不高兴。他说:"你怎么不认真哪?"我说:"你认为的认真是不是我得把他们家那瓷器挨个都从架子上搬下来,搁在脸前装模作样地每个看一个钟头?然后说这东西可能不对。你觉得我才认真呢?"我说:"你是一个导演,你去挑过演员。一屋子备选的演员,你进门拿脑袋一摇就说:这没我用的。你怎么决定的呢?你连试戏都没有,你怎么也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因为你非常熟悉你的领域。你熟悉了你的领域,你做出判断就非常容易。"

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领域,别人不熟悉。最简单地说,你是一个卖菜的,你都很熟悉这人菜的质量;你是一个卖肉的,手一抓就知道这个肉是不是注水了;都是你熟悉。那让我去就肯定不熟悉,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熟悉的,从小就开始锻练的领域,只是你浑然不觉而已。我们都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生存,到了陶瓷这块儿,鉴定就变成了技艺。

清代有一个人叫张金鉴,他在《考古偶编》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善鉴家心领神会,判决了然。纵历千万年之久,如与古人相晤对。切勿与门外人论短长,徒劳唇舌耳。"他说这话是俩意思,就是说,善于做出鉴定的人,他判决就是了然,很快。甭管你经历了多久,我就如同跟古人面对。但是这个事不能跟门外人说,跟他说是白费口舌,就是这个意思。我倒认为,能跟门外人论短长,那才算真本事。《百家讲坛》大部分观众都是门外汉,我们就是要在这门外汉中听出中国文化的真谛,小的地方是听出陶瓷的真谛。你听下来,你一定比别人对中国的陶瓷有所了解。

民国时期,陶瓷鉴定一直是困扰古董界的一个问题。民国有一个大官过生日,大量的人送礼。那时候兴陶瓷,送的礼里五花八门的,基本上都是陶瓷。他生日过完以后,他得请行家来看。谁明白都请来,挨个看。看完了都得有个意见。大部分人的意见都不一定跟他直说,为什么呢?因为这大官的地位太高,送的人的地位也太高,说错了得罪人。所以,大部分人都这样说:"东西好啊,好啊,好漂亮啊。"都说那模棱两可的话。出门说:我说东西好,可我没说东西对。还有人说"我说好,是指仿得好,但是没说仿"。就说"好啊,好啊。""仿得好啊"那句话就咽下去了。有一个行家进门就直说,很多人都鉴定过了,他一进门说:这个不对,这个假的。上去都直说。那大官脸立刻就拉下了,不高兴。别人怎么看都没说不对啊?怎么就你能耐啊?就把这人轰出去了。以后遇人就讲,说这个行家不仅眼力差,德行还差呢?这就是很多人拥有了大量的藏品仍坠五里雾中的一个原因。不能兼听则明。

我有一回跟我几个朋友下乡去买东西。当时河北的一个县城开了集市,发了很多请帖,希望大家都去捧场。我那几个朋友撺掇我去,他们都是外行,就我一个内行。我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说:"能不能把你们的这些奔驰换掉,咱们坐一个普通的面包车前往?"他们不干,非得要开好车。到了乡下,到了那个农贸市场,一下来,我就跟他们说:你不懂的行业昼少说话,不懂的规矩要先问我。他们说,知道了。不就这点儿事,不就买东西吗?我撑死了不买。

正往前走,看见一老乡蹲在地上,面前就摆着一个白碗。我一个朋友过去,拿脚丫子对着那碗就说:"你这碗多少钱一个?"他犯了大忌。首先他对这碗不尊重,应该蹲下来。在买卖的瞬间,卖主当时处在强势,东西是他的,钱是你的。你如果想买,他就是强势。他蹲着,你站着,你拿脚丫子乱点,心态上已经处在了一个劣势,但你浑然不觉。

老乡第一句话就说:"这碗贵着呢。"他就愣了问人家 "贵着呢?贵是多少钱?"老乡说:"5万。"他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这5万跟50万,对他来说,价值观根本不存在。然后,他就转过头来看我,我转身就走了,我觉得得给他一教训。然后他就想跟着我走,那老乡马上就说:"唉,你别走啊,按照规矩,你问完价得还个价。一分钱我都不嫌少。"他就走不开了,他得还个价啊。他站着看着这碗,想了半天,他不能还一分钱吧?他就说:"1000。"老乡说:"1000连我的本钱还不够呢。你得加钱。"他心里就来了劲了。他就想:我终于还的这个价恰到好处。他就说:"我不加钱。"老乡说:"你至少要给我加200块。"他说:"我不加。"老乡说加100、加50,他都不加。最后人家说"你给我加10块钱,够我中午吃碗面条的就成。"我这朋友说:"我一分钱都不会加。"结果老乡说:"我今天赔钱把它卖给你。"他走不了了。他如果不掏钱那就等于打架,所以从兜里摸出1000块给人家。他捧着这碗,呼哧带喘追上我"马先生,这碗值多少钱啊?"我说:"这碗值10块钱,但教训值990,正好1000块。你不会亏的。"

收藏界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大开门"。你拿一东西给一行家看,人家说"大开门"。"大开门"是什么意思啊?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你这东西是真的或者假的,就是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句话是从"开门见山"简化过来的。一般情况下说这个东西"大开门"是指这东西真。很少有人说这东西假的时候,说"大开门",一般都说"大假活",一看就是假的。

收藏首先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先读读书,请一些老师,可以少走弯路。大部分人都希望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读书多苦啊!那么多书要读,读了也记不住。所有人都有一个借口,现在年龄大了。可年轻的时候也没读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天天书包里都塞着这鉴定陶瓷的书,只要我在他跟前,他准掏出来读几页。背后读不读不清楚,反正在我面前老是读。

他有一个经典的段子,就是他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下乡买东西。另外那个朋友长得体面,这个不爱读书的朋友就把他化装成海归,说: "你得化装成财主,没有你这财主相,我到那农民手里买不出好东西。你就把钱搁书包里背着。咱就下乡。"到乡下以后,进了一个老乡家。老乡说:"来啦!我这儿真有一好东西等你呢,一个乾隆官窑盘子。"他拿着这盘子,习惯就翻过来看,底下写着"大清乾隆年制"。猛一看,很漂亮,像官窑,但真伪没法判断,读的书这会儿不怎么起作用。然后就拼命想:书上告诉过,这款识都怎么写?每一笔怎么起,怎么收?什么样的瓷器什么样的款识?什么样的款识有什么样的特点?书中都写了,但是他记不往。记不住怎么办呢?不耻下问呀,就跟人家说"我看不懂,你能给我们书咱对一对"他记不住还充行家,还得装着自己特明白。就在那儿且看,看一个多钟头,给那老乡整得憋不住尿了,去厕所了。他迅速就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立刻翻到"款识"那一页,把这"款"一卷,书中一卷,照着那盘子就这么对,这会儿现学现用。正对着呢,那老乡就回来了,说:"早年我也这么对。"收不了场了,我那个"海归"朋友说:"当时把我臊得呀!什么专家呀!我在那儿都待不住了,让老乡这通挖苦。俩从就回来了,没买成。

过去有个老行家,他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早年就经营古玩。以他的经验道光官窑是没人仿的。因为民国的时候,嘉庆以后的瓷器都是送人的,你买了一个乾隆官窑,人家说,我有嘉庆盘子、道光碗送给你玩吧。甚至到了20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还有人用这样的官窑去吃饭,就不是很当事。所以没人作伪。但改革开放以后,瓷器有了价值,国际市场有了价值,那么作伪的触角就伸到了每一个地方,包括这种过去不作伪的道光官窑。但这老先生不清楚,老先生信息是闭塞的,他没有跟市场及时沟通。当市场出现,让我看就是一目了然的假道光官窑的时候,他不能分辨。他倾他一辈子的积蓄买俩假道光碗。过去的那话叫"玩了一辈子鹰,最后被鹰啄了眼",就是这个意思。人老了,不能操控这个事了。一般来说,人到了生理年龄,到了六七十岁以后,尽量地不要再去玩古玩。你的判断力是下降的,你的心力、智力跟你的体力同时下降。你不要认为我的经验这时候可以起作用。我老了一定不玩,我一定只看不买,防止上当。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酷爱陶瓷。凡是各种班不落空,故宫举办的永宣青花瓷器的班,收费非常高。他去听,一课不落,一个瞌睡都不打。包括到故宫实践,当时故宫的很多永宣瓷器全部调出来让他们看。回来以后请我吃顿饭,兴高采烈跟我说;"马先生,永宣青花我算彻底弄明白了。"事也巧,隔了一星期,正好人送来一块青花盘子,永乐的。我拿给他看。我说:"你看看这盘子,现在人家要30万。这块盘子如果对,值300万;如果不对,值30块。现在人要30万。我需要你在10分钟内做出决定。"然后,他就拿那盘子,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我这技术瞬间都归了零了,不起作用了。我头一礼拜学那事,怎么到实战中不管用了?"我们在靶场上,打靶准的人多了,未必在战场上能打中敌人。实践是啊残酷的一个锻练。你必须经过这个实践,你才知道生存有多难。

收藏是有时尚的,中国历史上有五次收藏热,包括今天,每次收藏的时尚都发生变化。比如,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唐三彩、粉彩、单色釉等等,它都在某一个时期引领时尚,就是很多人追逐。所有的收藏这种时尚,都是当时社会气氛的综合所致。比如,近年,清代的宫廷瓷,粉彩、单色釉、珐琅彩都屡创高价。这种社会时尚是社会综合的一个表现。这个社会的气氛是包括了文化、财富以及我们的心态。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刚刚恢复起来,200以来,我们现在是最富饶时期,我们是这样一个心态。所以,我们很多审美,跟乾隆时期非常接近。

在瓷器交流当中,我当然是希望更多地跟喜欢瓷器,但不懂瓷器的人交流。但是最怕碰到那半懂不懂的,过去说"半瓶子醋"。他经常以他的一知半解对付你那学富五车,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所以我觉得,喜欢文物,首先应该虚心。

那么,古人怎么看待这问题呢?我们多次提到过唐英。唐英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仿旧须宗雅则,肇新亦有渊源"。唐英是雍正、乾隆时期的仿古第一高手。今天我们有很多文物都是那个时候的仿品。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即使是仿古你必须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不是你自己定的,是历史已经定好的,你不能超出这个框架;那么,即使你创新,你应该也有一个渊源的延续,你哪来。那么,大量的人那东西就没地儿来,从外星来的。那一看就是假的。

再讲讲辨伪。今天的作伪已经超过了中国历朝历代。今天的作伪技术不仅是陶瓷,其他工艺品都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今天没有一个专家能够对陶瓷做出百分之百的判断,没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天的世界科技格局的改变,信息业的发达。过去作伪最难的是得不到准确的比如珐琅彩,在民国三年它就没流出过清宫。除了皇上和贴身的太监、宫女能看到,一般人都看不到。作假的人就没见过,他怎么可能仿制成功呢?今天全世界的信息对作伪人也是共享的,不是仅对鉴定的人是共享的,对作伪的人也是共享的。作伪的人也会一级一级地攀上这个台阶,让它更趋于真实。20多年来,我看着中国陶瓷的这人作伪,或者说仿品,一步一步地走向真实,走到有的品种以肉眼几乎不能分辨。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你没有经过这个事,你就不知道这个事有多难。你看着容易。你比如说,你把我叫去。我一看我说:"这个东西对的。"这就这么简单容易吗?但是,你得读大量的书,有大量的实践。

我经常鉴定,给朋友,在博物馆里也安排鉴定。那么,大量的人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文物"呢?行内人称之为"妖怪"——主观臆造的"文物"。这类"文物"跟谁都不贴边,拿来了给你看。那我们行话很容易说,说"那人又拿来一"妖怪"。"就是说这是一个臆造的文物。但往往持宝人不相信这是一个"妖怪",他认为这是一"神仙"。最爱说的话就是:你看我这个,故宫都没有。全世界哪都没有,他怎么就有了呢?这种主观臆造的"文物"往往是把不同时期的东西捏在一起,超越了那个时代的环境,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换句话说,违背了那个时代的背景。

这就是花钱买了个教训,强势和弱势在瞬间都会转化的。不要认为你兜里全是钱,就是强势。人家蹲在地上,就是弱势。他在掌握这个碗的命运的时候,同时掌握了你的心理。他为什么说1000块钱还不到我的本儿呢?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这么说,你就跑了。他非常好地控制了局面。这就是一个教训。"其实清楚地知道这上点,就知道我们生活中怎么能扬其长,避其短。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啊,你自己要清楚啊。你不了解这个碗,你是不是就是短处?你兜里的钱是没有用的,你兜里的钱一会儿就变成人家的了。对吧?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短处在哪儿。

历史的法则就是历史的局限。什么时候文化一定是在一个大的框架之内。比如,唐代的文化,它是一个张扬型的文化;宋代是一个收敛型的文化;元代是一个粗犷型的文化;明代是一个热烈型的文化;清代是一个华丽型的文化。它的大的框架是历史上已经定好的,不由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所以,你不要认为,你捧着一个"妖怪"就是天大的好事。大量的人在这种"妖怪"的环境中执迷不悟。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我在一个老板家里、办公室里全是这个东西。也很奇怪,那臆造的"文物"全上他们家去了。一进去我就想起来了,里头全是"妖怪"。

中国陶瓷的魅力早在北宋就备受朝野关注,文人在生活中观察并发现了陶瓷之美,官方遂予以确认,并极力推广。中国美学的第一次高峰在此时迅速形成。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以及广布民间的磁州、耀州、龙泉、景德镇、吉州、建窑等窑系将陶瓷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影响后世整整1000年。

1000年来陶瓷在文人和工匠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发展、完善。元代以后,景德镇作为瓷都声名显赫。青花、釉里红、颜色釉、五彩、斗彩、珐琅彩、粉彩以及惟妙惟肖的仿生瓷应运而生,装点古人的生活。至此,陶瓷成为大众生活的必须。文人赋予了它思想,工匠赋予了它生命。这个原本仅与生活相关的器物竟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追求。陶瓷无疑是中华民族最美丽的瑰宝。它包含着我们先人的智慧和勤劳,它包含着我们先人的认知和向往。

国人对陶瓷的亲近感与生俱来。时值国泰民安,收藏热再度兴起绝非偶然。传统文化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教会了国人怎样去尊重文化,善待文化。今天,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接受并享受这迟来的愉悦,把美不胜收的陶瓷放在了一个历史上从未置放过的高度。这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成熟的体现。

我们感谢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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