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说收藏·杂项篇 - xp1024.com
《马未都说收藏·杂项篇》


正文 第一讲 漆艺之光 曲水流觞——早期漆器

更著名的一个故事是曲水流觞,对中国文化有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里清晰地记录了当时的盛况,文人雅集,几十个人聚在一起。他是这么写的:"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只要是练书法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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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天修复古家具也要求使用可逆转的胶。现在不怎么使用动物胶了,唯一可逆转的化学胶就是乳胶。乳胶在干透以后再浇上热水,还是能够打开。但有些化学胶,比如有种胶叫"AB胶",一旦用其修家具,就跟漆一样,永远不可能再打开,强行打开一定会伤及家具的榫卯结构。

但在这样娴熟的工艺中,我们没有看到其他颜色的漆器。在早期的漆器中几乎看不到黑红以外的颜色,原因是什么呢?一直持续到元代,我们的漆器主要在这黑红两色中做文章,彩漆流行则是在明清以后,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的古典硬木家具有几个特点,第一是不使用钉,钉是指铁钉,竹钉木钉不算;第二是尽可能少使用胶。我见过很多家具都是干插的。什么叫"干插"?就是不使用胶,家具各部位之间全部用榫卯连接。如果榫卯结构做得好,插进去就特别牢固。你要是个明白人,就能迅速把家具拆开,又迅速装好,严丝合缝,一点儿都不晃动,这就是所谓"干插"。过去说"这家具特好,干插的",就是说家具质量高,工匠的手艺到头儿了。

在中华文化的进程中,有两种树对我们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第一是茶树,第二是漆树。漆本是漆树受伤以后分泌出来的黏稠树脂,后来古人发现这种树脂有防腐作用。比如我们熟悉的琥珀,就是松树等植物的树脂形成的,里头还经常有小虫子,甚至知了、螳螂这种大型昆虫也会包在里面,最后形成化石。漆树分泌树脂,首先是用来保护自己。树跟人一样,它也是一个生灵,一旦受伤以后,人是流血,漆树就流树脂。古人通过长时间观察,慢慢发现它的这个特性以后就开始加以利用。

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出土了大量成套的餐具,有漆碗、漆盘,也包括刚才讲过的羽觞杯,就是耳杯。这些餐具上都写着"君幸食"、"君幸酒"的字样,其中写着"君幸酒"的耳杯就占了全部漆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可见其使用的范围之大。中国古代文言非常雅,君子的君,幸福的幸,酒水的酒,组成"君幸酒"。我想了半天,也很难用非常精辟的字词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我觉得它又文又雅又浓缩,写得非常优美,证明耳杯是用来喝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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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漆的历史非常悠久,都是单色。那么漆的本色是什么呢?深棕。在强光下,刷的遍数少,漆就是深棕色;如果多刷几遍,漆层稍微一厚,就变成黑色了,所以成语里有"漆黑一团"之说。那么,在漆里加入朱砂以后,漆就会变成红色。棕、黑、红,就是漆最早的三种颜色。

但不是所有的家具都能做到头儿,一般的家具有时也用胶,为的是省工省力,降低成本。那么,历史上的工匠曾经用漆代替过胶。漆本身就非常黏稠,是一种胶质物质。成语中有"如胶似漆",这个词的本意是指像胶和漆一样黏,并不是说像胶一样黏,像漆一样能防腐、漂亮,不是这个概念。漆就是一种非常粘的东西,新鲜的漆甚至比胶还黏。

中国的漆工艺非常复杂,我们只能大致划分一下种类。第一类就是素漆器,只有一个颜色;第二类是描绘漆器,带有画意;第三类是雕刻漆器,动刀装饰;第四类是镶嵌漆器,后面会单独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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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熟知的湖北曾侯乙墓,出土过一件鸳鸯盒,黑红两色漆。鸳鸯,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代表爱情,早在里就有描述。唐代诗人卢照邻也有相关的诗句:"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在战国时期就有这样造型优美的容器,含义非常美好。一个鸳鸯形的漆盒摆在案头,它可能是女主人的礼物,也可能是男主人送给女主人的心爱之物。

王羲之跟王献之是父子俩,同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并称"二王"。过去文物界津津乐道的《玉版十三行》,就是王献之的名帖。乾隆皇帝的三希堂所藏三件他最喜欢的法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就是其中之一。名气大吧?可名气再大的人到跟前一着急,也做不出诗来。

漆有两个功能,一开始就一个目的——防腐,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目的——装饰。这跟今天有点儿不一样,今天一说漆器,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装饰,而不是防腐。但古人一开始使用漆的时候,先想到的是防腐,要利用漆的特性避免东西腐烂。在防腐的基础上,装饰功能才逐渐产生,并发展为一门艺术。

这个鸳鸯盒有名啊!不仅鸳鸯盒有名,鸳鸯更有名,所以作伪的人就直奔这儿去了。我见过的鸳鸯盒多了,有个人抱着一个来给我看,一上来我就说:"您这是鹅呀!"他没注意,曾侯乙墓的鸳鸯盒都非常小,就10公分多一点,手里能拿着。我很多次看到的鸳鸯盒都特别大,得抱着,说是楚国的,其实是照着楚国那个做的,大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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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历史上做过多大的漆器呢?极限能做多大,我们不是很清楚,这得拿证据说话。目前已知最大的漆器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内外棺,外棺的尺寸是长3.20米、宽2.10米、高2.19米,可以想象,它像一个大卡车的车厢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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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杂项,它包括陶瓷、玉器、家具等大项之外的部分。首先从漆器讲起。

中国最早的漆器是在哪儿发现的呢?浙江河姆渡,距今约七千年。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个遗址里发现了一个木碗,上面带有漆,这是今天考古界公认的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漆器。为什么它会在浙江被发现呢?首先漆树是南方的树,它在高温、潮湿的环境里才可能生长。我国漆树主要分布在今天的云、贵、川以及湖北等南方地区,再往北漆树就不能生存了。所以我们看到湖北曾侯乙墓有大量漆器出现,跟它在漆树的生长范围之内有一定关系。

夏商时期,漆器就开始发展了,今天出土过一些漆器残片。早期的漆器都依附于木器,就是首先得有一个木胎,把漆刷在上面,经过很长时间,再出土的时候往往木胎都残损了。比如前些年发掘的北京老山汉墓,当时中央电视台直播,那里出土的一件漆案已经不成样了,就剩下一层漆皮还能保留它的形状。漆本身的耐腐性非常好,但它所依附的那个物质未必有很强的耐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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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不关心漆器,第一,因为漆器的量大;第二,因为我们跟漆器的感情淡漠了。为什么呢?因为汉以后瓷器的发展抑制了漆器的发展。我们生活中离它越来越远,怎会有感情呢?

东汉魏晋以后,由于瓷器的发展,排挤了漆器在生活使用中的地位,数量急剧减少。漆器开始走下坡,它就必须另谋生路,怎么办呢?求变、求新。于是漆器在发展途中,就逐渐产生了裂变、更新。从工艺上讲,夹纻、平脱、雕漆、镶嵌等新工艺的出现,逐渐使漆器走向装饰艺术化。下一讲就从唐代漆器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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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对此事也非常欣赏,所以他在故宫的乾隆花园里修了一座禊赏亭,亭子里象征性地挖了一个转来转去的小水渠,叫做流杯渠。但乾隆的这个意思跟最开始兰亭的意思就差远了。你想,人家原来是条天生的小河道,乾隆却在石头上凿出一个槽。估计乾隆当年也在槽里搁一杯子,自个儿坐在那头儿等它过来,再做首诗,诗也是头天晚上做好的。

由于早期漆器上带有的彩绘都是用油调制的,保存起来非常困难,它发展得就很缓慢。但用油有什么好处呢?溶解力高。今天画油画还是用油彩,它干得慢,但溶解性特别好。有句俗语叫"蜜里调油",形容俩人好得不行。这句话里有,但今天很少说,今天爱说"如胶似漆"。从实践角度讲,蜜里调油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油的溶解性能把蜜均匀地溶解。但想"蜜里调漆"就瞎了,肯定不溶。由此我们就知道,用漆来调各种颜色有一定困难,这就是它的局限。

我见过有些乡村家具,就是直接用漆代替胶。乡村家具俗称柴木家具,或叫软木家具。工匠把柴木家具的榫卯位置刷上漆以后直接插上去,形成"万年牢"。使用漆有个问题:漆是不可逆转的,胶是可逆转的。所谓"逆转",是指漆干了以后,永远不可能再一次软化,变回原来的形态;但胶可以。我们说的胶,是指中国人过去做家具时使用的传统的动物胶,比如猪皮鳔、鱼皮鳔等,在熬制下会变得非常黏,干了以后非常结实。一旦想打开的时候,拿壶开水一浇就开了。过去修老家具时,不知道怎么打开它,老师傅就说:"烧壶开水去,用开水一浇就打开了。"用漆黏合的家具,就基本上不可能再打开了,因此称为"万年牢"。

在战国到汉的这个时期,漆器工艺已经非常成熟了。比如湖北江陵出土过战国的矩纹彩漆竹扇,漆扇是半边的,呈菜刀状。现在想象这种扇子不是很容易,因为都是自己给自己扇扇子,菜刀形的扇子是别人给你扇。今天都很难看到扇子了,以前人人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我小时候还给我爹扇过呢。那么,这把菜刀形的漆扇上面明显可以看出编织的痕迹,是事先刷的黑红两色的漆,再编结成一把扇子,非常精致。

中国漆器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实际就是战国到汉这几百年。我们今天看到的能称之为国宝的漆器,这一个时期为最多。战国时期的漆器,地域性风格明显,尤其是楚文化,以其灵动诡谲的风格,在战国时期独树一帜。秦汉以后,漆器的地域差异就逐渐消亡了,风格趋向统一,在这段时间内的所有东西几乎都趋向一致,这就是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一个好处。在强大的政治背景下,艺术都逐渐会趋向于统一。

我记得最后使油是电线杆下面刷的桐油。今天的电线杆子都是水泥的,没有防腐问题;但三四十年前中国的电线杆子大部分是木头的,埋在地里之前要防腐,所以会刷很多桐油。我最后一次看到使用桐油是在故宫里,当时用桐油漫金砖。故宫的地面破损了,要换上新的金砖。按照过去常规做法,金砖换上去以后一定要用桐油浸泡,因为砖也有腐烂问题,用桐油可以让它耐腐,并且有光泽,显得漂亮。当时大概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去故宫,正好有一大片面积的金砖修完以后漫上桐油,那时候也不知道拦根绳子,我就看见一个哥们儿冲过去,刚一踩上那桐油,脚丫子扔得比脑袋还高,直接摔出去了。桐油滑啊!

羽觞杯,也比今天的酒杯好看,它比较浅,带耳,像船一样在水上慢慢漂动。这种情景我们只能去想象,谁也没有经历过。羽觞有各种材质,我见过有青铜、陶瓷、银、玉的等等。但在兰亭这么风雅的聚会中,所用的羽觞杯一定是漆的,因为只有木胎体轻的漆杯才有可能漂起,其他材质的杯子都不足以漂在水面上,一搁上就沉了。

战国到汉这个时期,我们经常能看到的漆器是耳杯。一个杯子,旁边俩耳朵。耳杯是个俗称,它的学名叫做"羽觞",饮酒用的。这种饮酒的容器对中国酒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一直影响到今天。今天很少有人写诗了,但写诗的人都愿意在举酒的时候说"觞"。比如李白有首著名的送别诗:"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李白说:要走的,不走的,都把酒杯里的酒喝干了。

中国早期的漆器,大都在黑、红两色中做文章。比如今天大家都能看到的楚国漆器,典型代表有曾侯乙墓出土的鸳鸯盒,就是黑红两色,纹饰非常灵动。从战国到汉,漆器都没有出离这个框架,就是黑红两色。关于漆器的记载,比较早的有韩非子的《十过篇》:"禹做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说得非常清楚:大禹时期,也就是夏朝做的漆器,外面是黑色的,里面用红色漆画出纹饰。

实际上,今天已经有了多项技术能给漆器脱水,最简单的一项技术就是利用真空。把漆器放在封闭的环境下,把空气抽掉,形成真空,让它缓慢地把水分一点点释放出来。这样脱水后的漆器一点儿都不变形,非常轻,看着跟新的一样。比如广东水坑出土的漆套盒,经过科学的脱水,完整如新。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文物必须要在国家有秩序的、一定的技术指导下才能去发掘呢?就是这个缘故。

汉代漆器出土非常多,比较集中的就是马王堆汉墓。1972-1974年间,在湖南长沙东郊发掘了三座墓,就是马王堆的一号墓、二号墓、三号墓,墓主人是汉初的长沙丞相利苍与他的妻子、儿子。这三座墓一共出土了大概700多件漆器,其中一号墓有184件,三号墓有316件,大部分都完好如新。但一般人对这些漆器的关注度不够,大家都关注什么呢?先关注那个老太太,说老太太身上还软着,手一按皮肤还有弹性呢;后来又说老太太身上那衣服好,才49克,薄纱,透亮,今天没人敢穿着这个纱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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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到了汉代以后急剧衰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瓷器的高速发展抑制了漆器的发展;而且漆器制作的工艺复杂,属于当时的名贵商品,成本过高,也抑制了漆器的发展。西汉的《盐铁论》里说"一杯用百人之力",我讲《家具篇》的时候讲过:做一个漆杯子,要用百人之力,成本太大,所以漆器一直是贵族使用的一种贵重商品。

清代有人还讥笑王献之,写了一首打油诗:"却笑乌衣王大令,兰亭会上竟无诗。""乌衣"指乌衣巷。唐代诗人刘禹锡著名的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得很清楚,乌衣巷是东晋王、谢两大家族居住的地方。"大令"是官名,"王大令"就是指王献之。清代人说了,您这么大一名人,在兰亭会上居然连诗都做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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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前的漆器出土,有干坑和水坑之分。干坑就是从干燥的地方出土,水坑则是从水下或有积水的地方出土。干坑出土的漆器比较难辨真假,我看过干坑出土的漆碗,光泽幽暗。对于水坑出土的漆器,必须经过脱水处理,如果不能很好地脱水,漆器就会缩成一小团,无法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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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香港的古玩店里碰到过漆瑟,非常漂亮,整个搁在溶液里,用一个玻璃容器密封起来。你要买这个瑟,就必须得买整个玻璃容器。而且你还不敢打开它,一打开漆瑟可能很快就完了,虽然看着很痛心,但没有办法。瑟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乐器,有25根弦,而今天的古琴是7根弦。过去里有"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是说琴和瑟不能分开。那么,马王堆汉墓就同时出土了琴和瑟,为中国乐器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唐代以后,古琴不断发展,瑟则由于演奏难度大和其他一些技术问题,就逐渐被淘汰了。

司马金龙的这件漆屏风,可能是他使用过的心爱之物,因此随葬入土,从而给我们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遗物。屏风上除了丰富的彩绘故事,还题有很多墨书文字,那些文字非常早,手写的,非常难得。司马金龙的漆屏风在家具、漆器、书法、绘画、文献、工艺等研究领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发掘马王堆汉墓的时候,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所有文物都泡在水里,尤其是漆器,长期泡在水里,拿出来的时候都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脱水?以前我们没有经验,看见漆器从水里拿出来是完好无缺的,就是湿,往那儿一搁,仨月以后再看,不认得了,像拧干的抹布。还有把出水后的漆器搁在库房里,若干年以后一看,就剩下一些碎片,什么都没有了。因此,漆器脱水的问题非常复杂。

到了北魏时期,最著名的漆器就是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漆屏风的主色调为红色,上有彩绘,用黄、白、青、绿、橙等颜色绘有很多历史人物故事,比如帝王将相、烈女孝子等等。有学者认为这些彩绘是用核桃油来调制颜色的。《北齐书·祖传》中记载:"善为胡桃油以涂画。"祖善于用核桃油调制颜色来画画。我们都知道,山西的吕梁山、太行山地区都盛产核桃,所以这种说法顺理成章。一个文物在历史上能够出现,一定跟它所处的环境有关。

到了春秋时期,漆器就已经非常完美了。比如1988年湖北当阳县出土了黑红色漆的波纹豆。当时很多漆器都跟青铜器的造型非常接近,有的几乎一模一样,它们是同等级的艺术品,或者说是同等级的陈设品。战国则是漆器突飞猛进的一个时期,这一直持续到汉。一般来说,今天能够见到的早期完美的漆器,大部分都出自战国到汉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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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举出反证:湖北出土的战国车马出行图奁上的就是彩漆。错了!车马出行图奁上确实发现有很多彩,但这个彩一看就不是漆,它没有光泽。这种只能定义为彩绘,而非彩漆。从技术层面上讲,这不是用漆调的彩,而是用油调的彩,当时还没有办法把颜色均匀地溶入漆里。今天老百姓都说"油漆",没有人单独说"漆";可历史上油是油,漆是漆。我们能够见到的早期带彩的漆器,彩都是用油调出来的,不是漆调出来的,不能称为彩漆。

现在使用漆非常普遍,几乎人人都要碰到,比如你们家的家具、汽车,《百家讲坛》的讲台,上面都有漆,对吧?但这些漆和过去的漆有很大不同,今天都是化学漆,过去是植物漆。油呢,今天很难还像漆那样广泛使用,基本不使了。

马王堆汉墓里出土的很多漆器都非常重要,比如有博具一套,就是赌博用的玩具,非常完整。博具里有个骰子很有意思,现在的骰子都是六面的,马王堆的那个骰子有十好几面,形成一个球状。六面的骰子想赌个大点儿都很难,十几面的就更难了。还有带彩绘的漆壶,跟当时汉代的陶壶、铜壶造型都一致。

王羲之说的是一个古代习俗,每年阴历三月三,大家都要聚集在水边,举行仪式,祈求吉祥,叫做"修禊"。永和九年(公元354)三月初三,王羲之和当时的多位名士就在兰亭这个地方参加修禊。大家列坐在水边,把羽觞放入水里,沿着弯曲的水道任其漂流,流经谁那儿停住,谁就要做诗一首,做不出来就要罚酒。这就是"曲水流觞"的典故,比我们今天雅啊!今天喝酒,上来就是:"干啊!干啊!"不把你干倒了不算完。过去多雅,先做诗,做不出来的人才罚酒。结果当时谁没有做出诗来呢?王献之。

正文 第二讲 粉饰生活 千文万华——唐至清代漆器

关于唐代漆器的文献记载很多,但出土实物发现的并不多,重要的唐代漆器在日本反而有很多。日本奈良有座寺院叫做东大寺,寺内有收藏宝物的仓库,这就是著名的正仓院。远赴大唐的日本遣唐使,把当时中国馈赠的特别贵重的礼物带回日本,相当一部分是漆器,今天都在正仓院收藏,一千多年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这些唐代漆器大部分都带有镶嵌,我们今天看到这批文物,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叹为观止。镶嵌类的漆器我们后面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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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镶嵌类漆器外,今天能够看到的唐代最著名的漆器就是古琴,高山流水。一般情况下,著名的唐琴都有自己的名字,很少说有一把唐琴翻过来上面什么都没有,没名,那就有可能不真。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传承,肯定会有人给它起上名字,有的名字不是唐朝时起的,可能是宋朝,也可能是明清两朝起的,但一定要起个名字刻在琴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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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琴里比较著名的有"飞泉",是朱色;"九霄环佩"、"大圣遗音",是栗壳色,但两张琴的颜色也有区别,一个略红一点儿,一个略棕一点儿;再有"玉玲珑",是黑色的。"大圣遗音"唐琴是王世襄先生的旧藏,2003年11月在中国嘉德拍卖,当年拍了891万元人民币。一把琴,将近上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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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古琴的人都知道,在辨识古琴的时候首先要知道它的样式,比如行话就说:这是仲尼式、蕉叶式、连括式。有的样式出现早,有的样式出现晚,所以有时可以依据古琴的样式来判断年代。第二个判断依据就是古琴的断纹。我讲过,中国文人从美学角度的考虑出发,把所有艺术品上的缺陷都尽可能地换一种表达方式。漆面干裂,应该属于一种缺陷,文人起名叫"断纹"。所谓断纹,就是漆器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物质本身的伸缩,形成一条条裂纹,行话就叫"断",一个字。文人给这个"断"又添加了一些文学色彩,将它转化成带有美学意义的名字,比如蛇腹断、梅花断、牛毛断、冰裂断,等等。这些命名非常形象,其中最多的,也最形象的是蛇腹断,断纹像蛇的肚子,宽窄也合适。

我曾经讲过,中国人的审美分几个层次,最高一层就是病态美,非常态的美。中国历史上的审美基本都遵循这么一个原则。作为漆器,长时间形成的断纹本身应该算是一种缺陷,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现象,但被文人赋予美学追求以后,这个断纹就成为一种美。在这种审美主导下,古琴如果没有断纹,会被认为不好看。最好的断纹是蛇腹断,每个断纹之间的距离几乎是均匀的,但走向又不完全一致,多少有一点儿变化,非常漂亮。还有牛毛断,断纹很细碎,看上去漂亮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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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碰见过一个人,拿来一张古琴给我看,当然不是唐琴,是明代的琴,保持着原始状态,上面有漂亮的断纹。我说:"你这琴不错啊。"他说:"我最近认识一个修琴高手,赶明儿修好让你看。"隔了有两年,他抱着那琴又给我看,我一看就问:"这是你那琴吗?"他说:"是。"我问:"怎么修成这样了?断纹怎么没了?"他说:"大师修的。"大师把一张明代古琴上所有历史的痕迹都修没了,整个儿成为一张崭新的琴了。

修古琴包括漆器,最忌讳的就是没有保留它的原始状态。不仅是古琴,所有文物的状态一定是越原生态越好,能不动的地方就尽可能不动。个人的知识都非常有限,个人的审美可能会受其他因素所左右,所以在对文物的判断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时候,你一定首先放弃自己的想法,不要自以为是。文物修复为什么要找专家呢?就是因为专家对文物的判断是综合性判断,不是说哪儿缺了块漆就随便补上去,哪儿裂了就给填点儿腻子。所以有时候很可惜,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物被修得价值大大降低,或者干脆没有价值了。

唐代还有一种非常著名的漆器叫夹纻漆器。实际上夹纻漆器在汉魏时期就有了,但在唐代开始大量流行。指的是麻,夹纻说白了就是脱胎。脱胎漆器,拿着很轻,今天很多地方还有脱胎漆器厂。

我们现在要强调一个"胎"的概念,漆不能单独成形,一定要依附在一个介质上,这个介质就是胎。我们最熟悉的首先是木胎,大部分漆器都是木胎的,此外还有竹胎、皮胎、金属胎,甚至玻璃、陶瓷这种材料都可以作为胎。过去有锡胎的漆器,一拿特别沉,就是因为里面是锡胎。再比如瓷胎,唐代出土的一个最著名的瓷胎漆器是陕西法门寺出土的,用秘色瓷做胎。我们知道,秘色瓷都是国宝,漆器用秘色瓷做胎,非常奢侈,可见其名贵。这件瓷胎漆器是一只碗,里面是秘色瓷,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平脱金银。平脱属于镶嵌工艺,在后面会讲到。

七千年来,中国的漆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传播到世界各地。全世界的漆器都有中国漆器的影子。尽管今天不再用植物漆了,但它是所有漆的源头。比如汽车,不论喷的什么漆,一定源于中国的漆。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敢说汽车不上漆,直接开着铁皮满街跑。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后来对漆器的感情淡了呢?因为我们的瓷器太强大了,而且成本大大低于漆器,抑制了漆器的普及,不普及就没有感情。过去国学不普及,大家对国学都没有感情;今天国学开始普及了,哪怕从读起,大家就有感觉。为什么我今天在《百家讲坛》普及收藏呢?不是让你拥有多大财富,而是希望让你拥有更多知识。这些知识不仅对个人有好处,对整个国家都有好处。

对一般人来说比较难区分的是皮胎。过去哪儿的皮胎漆器多呢?贵州、山西。我早年去山西的时候,看到大量皮胎漆器。一开始我也不知道那是皮胎,觉得这漆器真漂亮,就是有点儿变形,常常为此放弃了。时间长了,才知道漆器里面是牛皮做的胎,皮胎比较容易变形,尤其是圆形的漆器更容易塌心。尽管漆可以防潮隔水,但不能保证里面的皮胎百分之百不受潮,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它可能会变形。所以,我们了解漆器,就一定要想方设法了解漆器的胎。你拿到一件漆器,首先应该知道它是什么胎。

那么,夹纻胎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制作过程很简单,先用泥做胎,在胎上糊上麻,再反复上漆,上很多层漆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壳体,最后把中间的泥胎去掉,称为脱胎。夹纻漆器在唐代大量流行,一定有其原因。最大的好处是介质这一块儿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是先用泥做胎,把麻糊在上面,最后把泥去掉,成本大大降低,可以不去考虑介质的贵重程度。如果都用秘色瓷做胎,那成本就太高了。

因为夹纻胎体轻,在唐代多用来做佛像。唐代佛教盛行,尽管也有过灭佛运动,但在唐代不到三百年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佛教还是盛行的,比如武则天时期。佛教中有迎佛大典,需要抬着佛像巡行四方,即所谓行佛,行动中的佛。在这种佛事中,搁一石头的佛,八个大汉都抬不动,怎么能上街呢?所以行佛要求佛像既要有体量感,又不能太重,这时夹纻佛就应运而生了。看着非常大,又轻,几个人抬着就能够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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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怀义作夹纻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明堂"和"天堂"是两个建筑。明堂落成以后,武则天命薛怀义做夹纻大像,在明堂的北边专门建造一个天堂,把这座佛像搁在里头。文献记载中说那座佛像的小指里就能容纳数十人,我们想象一下,小指里头搁几十个人,那这佛像得多大个儿啊?史书记载显然夸张。今天已知最大的佛是乐山大佛,70多米高。乐山大佛的小指头,估计像我这样的人就能进去一个,你想那夹纻佛得做多大个儿啊?不可能那么大,书上是夸张的描写。写书的人只知道当时有一座非常大的佛像,也没见过,只凭想象描绘,想了半天,就说小指头里能待几十个人,显然是一种主观猜想。记载虽有夸张,但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这座夹纻佛像的尺寸非常大,不会太小。

我们俩就进堂屋了,老爷子还在那儿看呢,还爱不释手。我就问:"您这盘子卖多少钱啊?"老乡说:"80块。"不松口。我说:"老爷子,还个价,咱就成了。"老爷子坚定地说:"8块。"嘿,一模一样!这老乡就彻底不想卖了:"他哪怕给我加2块钱呢,我都给你这面子,他怎么1块钱都不加啊?" 最后还是跟他磨蹭半天,终于把这个盘子买出来了。后来我才明白,这个漆盘就是雍正时期的洋漆,有很细的藤编。故宫的漆器收藏里现在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东西。回北京的时候,老爷子一路讲这个漆盘有多好,有多便宜。那确实便宜,搭多大人情啊!

按理说,薛怀义的行为算是大逆不道吧?武则天得狠狠处置吧?武则天心胸有时也比较宽,就说:"得了,甭处置了,再盖一个吧。"这下好了,他们俩争风吃醋,就把咱们的国宝烧了。如果这座夹纻大佛能留到今天,那一定是举世的国宝。当然,留到今天,小指头里能待几十个人的记载肯定也不攻自破了。武则天为薛怀义开脱,拿宝贝不当宝贝,可见当时国力非常强盛,有钱,也就不计较了。跟今天摔一个碗就摔个一碗吧,明儿再买一个,是一个意思。

我们看到这一段历史,有时还会有一些其他感受。比如对武则天来说,这事儿是爱情的力量,她没有保护的概念,她就不知道烧了夹纻大佛在中国文物史上是多么惨痛的一件事情。她只知道底下的人争风吃醋,很可能心里还挺高兴,不都是为了她吗?

夹纻佛像在唐、宋、元甚至到明,都做得比较多,清以后就很少了。那为什么今天很少看到夹纻佛像呢?因为它体轻,太容易被移动,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部分重要的夹纻佛像都流向了国外。如果是一座大石佛,运起来是件很麻烦的事,成本也高,轻的运输容易。

我曾经买过一座夹纻佛。我印象很深,买的时候还真不知道它是夹纻佛,就是觉得那个佛像真漂亮,年份什么的都很好,一拿特别轻,里头全是空的;胎非常薄,大概有两三毫米厚。买回来以后我就翻书琢磨,才知道它叫夹纻佛。等我知道它是夹纻佛的时候,来了一个朋友,一进门就喜欢上了,在我家赖着不走,非说:"你匀给我吧,匀给我吧。"我说:"你要它干吗?你也不信佛教。"他说:"我信佛教,回去摆着。"因为当时我买得比较便宜,也是碍着面子,跟那朋友很熟,他又表现出一副虔诚的佛教徒模样,我没招了,得了,匀给他吧。他就拿走了。

隔了有十年,有一次我突然想起这事,就问他:"那夹纻佛呢?我上你家怎么没见过啊?"他说:"什么夹纻佛啊?"我说:"就是你当年说回家摆着、供着的那个夹纻佛啊。"他说:"不好意思,让我贪图小利给卖了。"我想起这件事就痛心啊!我要知道他卖,我就真的不给他。当时就是想,我摆着他摆着都一样,再加上也觉得随时都可能遇到,不像今天,机会相对来说就少了,那时无时无刻都有机会,匀走就匀走了。结果没想到这座夹纻佛自打离开我家,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它一眼,越想越痛心。

五代到宋这段时期,漆器变得更为精致。此时的漆器能够看出贵族化倾向,主要是为贵族准备的。贵族总要有一点儿标新立异的东西,显得跟人家不一样。当大部分人使用瓷碗的时候,贵族愿意用漆碗。所以宋代出土的漆器大部分都跟生活有关,碗盘一类为多。这部分漆器在出土的时候,造型高贵周正,往往跟墓主人的身份是相符的。比如江苏出土了大量宋代漆器,墓主人在当时都算有钱有势的人。

漆器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两个重任:一是防腐,一是装饰。防腐的任务很容易完成,但装饰的任务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路程。从河姆渡文化的那只漆碗开始算,到今天七千年了。装饰的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强。

宋墓中出土的漆器造型多样,有花口碗、花口碟、海棠形碗等等,跟当时的瓷器非常接近,宋瓷中也有花口碗、海棠形碗。那么,我讲瓷器的时候讲过,宋瓷中有紫定、红耀州,都是紫褐色的瓷器,这种紫褐色瓷器其实就是深受漆器的影响。贵族使用漆器表明自己的社会地位,那么这种仿漆器效果的瓷器也算是一种比较高档的瓷器。

再有,我讲定窑的时候讲过,定器有芒,口上带有涩圈,是为了镶金属边。今天出土的大量宋代漆器都镶有银边,明显是受到瓷器的影响。通过这种横向比较,可见当时各种工艺相互之间有着非常强烈且明确的影响。不是各干各的,是横向关联紧密。

此外,宋代红漆戗金的漆器非常流行,在红色的漆器上用针或锥等利器先画出图案,再涂上金粉。虽然当时这种戗金漆器也属于高档漆器,但它非常世俗化。它不是宫廷所用,而是民间所用。比如上面常出现的沽酒图、花卉图,都符合宋代人的大众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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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大量描金的漆器是雍正皇帝最喜欢的,多次下旨制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洋漆。为什么呢?当时认为这种工艺是日本传给我们的,是东洋的漆。但实际上,在漆器上描金、描银的工艺,在战国时期就有了,隋唐时期传入日本,在日本发扬光大。清朝时期,日本的"莳绘",就是我们说的识文描金,又反过来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人很少研究这种漆器,以为这个工艺是日本的,所以称为洋漆。在清宫档案里,带有描金的漆器都被叫做洋漆。由于雍正皇帝的喜欢,全国各地大量进贡,比如贵州进贡的洋漆,不用问,肯定都是皮胎,今天贵州依然有皮胎漆器;江宁(南京)进贡的金漆、仿洋漆;江西有瓷胎的,等等。

由于工艺的进步,明清两代已经有办法将各种颜料溶于漆中,这时已经不是油彩了,完全可以用彩漆绘制图案了。尤其是晚明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彩漆在宫廷和民间同时兴起,色彩变得非常丰富,千文万华。

《髹饰录》虽为中国人撰写,但在中国却一本都没有。三四百年来,只有日本发现了一部抄本《髹饰录》,藏于蒹葭堂,世称"蒹葭堂抄本",最后进入东京国立博物馆,成为日本国家的收藏。

民国初年,中国有个营造学社,稍微对古代建筑有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营造学社的社长朱启钤先生,辗转从日本求得蒹葭堂抄本的复印本,在1927年付印了200本,很少的数量,世称"丁卯朱氏刻本"。这个刻本就是根据日本所藏的全世界唯一孤本复制。日本民族对漆器的感情非常深,所以保护漆器及其工艺一直是他们的传统。今天在日本还保存着很多中国古老的漆器。

先对《髹饰录》这个书名做一个解释。髹,古书上解释是"以漆漆物",用今天的大白话说就是"刷漆",古话叫"髹漆"。饰,是以纹装饰。《髹饰录》分为乾、坤两集,共18个章节,在乾集里讲的是原料、工具、操作禁忌等等;在坤集里讲的是漆器的品种分类以及制造方法。

在坤集里,黄成对漆器的分类有14种,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比如有"质色门",就是单色漆器,像黑漆、朱漆这两个基本颜色;比如有"描饰门",说得很清楚,就是带画工的;"填嵌门",带镶嵌的;"雕镂门",动刀装饰的;再有"阳识门",阳,指的是凸起,像我们马上要说的识文描金,就属这一类。今天很少用"门"来分类,一般都说什么类,不说什么门。其实门就是指门类,过去说分门别类、五花八门,都是分类的意思。那么,《髹饰录》里这14种分类,今天看不一定很科学,属于一家之言,但能看出来,在明代中国的漆器已经非常丰富了。

跨过明就是清,清代以后漆器的门类繁多,工艺水平大幅提升,大件漆器的数量增多。今天能看到的大件清代漆器,除了屏风以外,还有宝座。2007年5月,香港佳士得拍卖一件康熙时期的云龙纹漆宝座,尺寸非常大,康熙时期的标准龙纹,拍了1376万元港币。这件漆宝座从古家具的角度上讲,跟紫檀宝座价格相差无几,可见社会对漆器的认识不低于对紫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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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艺角度看,清代的漆器是座顶峰,集历代工艺之大成。清代漆器明显出现了奢华的意图和追求,当时瓷器的奢华影响到漆器;那反过来说,漆器的奢华也影响到瓷器。为什么瓷器中的五彩、粉彩、珐琅彩、斗彩在清代的康雍乾三朝从装饰角度上讲达到一座顶峰呢?就是因为社会上这种需求特别大。清宫造办处有这样的记载,当时雍正下旨:"命年希尧在江西烧造磁器处,将无外釉有里釉磁碗烧造些来,以便漆作。"我讲过,年希尧是督窑官,他在任时烧造的瓷器被称为"年窑"。当时雍正下一道圣旨说:我这儿得烧瓷胎漆碗,你那个碗烧的时候,里面有釉,但外面不能挂釉。那明显里面是瓷的感觉,但外面要上漆。漆如果挂在有釉的瓷器上,非常不容易挂住,所以一定要涩胎。

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欧洲时,在市场上看到过黑漆螺钿的瓷器、带剔犀的瓷器,但当时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没买,没有有意识地去收藏。历史有局限,个人也有局限,当时不具备这个知识。这种瓷胎漆器也不贵,但我就觉得里面是瓷外面是漆,算瓷器还是漆器啊?当时心里一打鼓,就没买。其实这些东西当时基本上都是宫廷要求烧造的,或者都是宫廷制作的,兼具两种工艺。试想,这种瓷胎漆器的成本得有多高?首先一个瓷碗的成本在那儿摆着,然后再重新按漆的要求去做。可我当时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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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的本色是黑红两色,这对清代的漆器依然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清代到了雍正时期,非常愿意在漆器上描金,有黑漆描金、朱漆描金、识文描金。比如雍正时期的朱漆菊瓣碗或菊瓣盘,单色,中间描金,和雍正时期的瓷器样子非常相似。黑漆描金和朱漆描金都很好理解,那什么是"识文描金"呢?识文描金的"识",准确的念法应该念"制",我们常说的一个词是"款识"。何为"款识"?低于平面的为"款",高于平面的为"识";也就是说凸起来的为"识",陷下去的为"款"。"文",指纹饰。识文描金,说的就是在纹饰凸起来的地方描金,是漆器中极为奢侈的工艺。识文描金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漆器。你想,在凸起来的地方描金一定好看,它是立体的。

从宋代起,漆器有一个新迹象出现了:动刀。宋代以后的漆器开始向动刀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宋代以后动刀的漆器逐渐形成主流。至明清时期,中国漆器的地位也由此达到一个巅峰。

晚明出现了漆器史上非常重要的专著,对今天的影响都非常大,即《髹饰录》,这是中国古代唯一一部有关漆的著作。谁写的呢?黄成,隆庆年间的一个漆工。我讲《家具篇》时提过"隆庆开关",是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一个标志。黄成在总结前人和自己的心得以后,写了这么一部书,全面叙述有关髹漆的工艺。到了天启年间,另一个著名的漆工叫杨明,为这部书作序并加以注解,使之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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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跟一个朋友逛天津的沈阳道,他在我前面一步,一把就抓起一个识文描金的花觚。当时摆地摊的人要400元,我印象中他花了200多元钱就买了。他明白,我也明白,都是行家嘛。我就跟他说:"你这个花觚加点儿钱,匀给我得了。"可那朋友死活不给我。我曾难过了很久,我就想:如果那天我一步跨到他前头,这东西就是我买了,对吧?但时间长了,慢慢就适应了这种收藏生活。收藏过程中不是说每一件东西都是你的,简单说,不是每一件便宜的东西都是你的,谁收藏都一样,只要它能被保护起来。现在那个花觚还在我朋友的柜子上摆着呢,我一去他就气我:"你看,这便宜吧?"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我曾经陪一个大收藏家去山西乡下看东西,老爷子至少年长我一辈半人。山西的那个村里家家户户都卖这些老物件,我们进入一个老乡家里,发生这么一件事。我们推门进去以后,大收藏家一眼就看上人家炕上放着的一个黑漆描金的盘子,拿起来连看带摸,爱不释手。我站在他旁边跟着看,那时候我还不是太明白,看也是瞎看。然后老爷子就问老乡:"您这个想卖多少钱啊?"老乡很痛快地说:"80块钱。"人家出价了,老先生得还价啊,我不能替他还,我得在旁边看着。我就说:"您还个价吧。"老先生说:"8块。"好嘛,我们砍价都是拦腰一刀,老爷子是从脚跟上一刀,上面全给剃了。这老乡当场就翻脸了,他没有那么好的商业修养。他一把就把这盘子从老爷子手里夺过来,嗖地一扔,就扔到炕上了。当时满大街都是玩飞碟的,那盘子就跟飞碟一样飞回炕上。我觉得这件事很尴尬,就把老乡拉到后院去了。老爷子很镇定,爬上炕又把盘子捡回来,还在那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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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后院就跟那个老乡商量:"老爷子甭管还多少钱,您就卖给他,我再买一件别的东西,咱这件事就算平了。"当时他家还有一个青花炉,我问:"这炉多少钱?"他说:"200块。"我说:"行,这个炉我要了,我不还价;他那个盘子还多少价,你都卖给他。"这老乡很有意思,跟我说:"你是你,他是他。你这人大方,他那人小气,是两回事。"他是个非常耿直的人。然后我又劝说半天,才把这老乡说服了,同意重新来一回。

我们都很习惯将一个东西明确地分类,比如说瓷胎漆碗算瓷器还是算漆器,对吧?这里有个很世俗的想法,就是它算瓷器是什么价钱,算漆器是什么价钱,漆器和瓷器的价钱不是平等的。谁碰到它都会不由自主地想把它划在一类里,但问题是历史并未给我们划这个类,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碗的时候就会走入一条思维的死胡同。我今天想起这些东西,当时真应该有意识地多收藏一些才好,但都没有买,就是不知道这段历史,不知道雍正皇帝曾经下过这么重要的指示,当时也没看到这样的书。

可惜,这尊大佛没过多久就被一把火给烧了,谁烧的呢?还是和尚薛怀义。是这样记载的:"时御医沈南,亦得幸于太后,怀义心愠,是夕,密烧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昼,比明皆尽。"当时有个御医叫沈南,武则天也很宠幸他。这个薛怀义多少就吃醋了,人在吃醋的时候经常干一些非理性的事。别说薛怀义,今天的人也这样,一吃醋最少得摔一碗,对吧?那么,薛怀义就一把火把天堂烧了,烧了整整一宿,到天亮的时候全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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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战国到汉代,漆器的装饰手法中已经看到了针划、锥刻,但到了宋代才开始动刀。在漆器上动刀,首先就得要求漆面能够承受,但薄薄的一层漆,怎么能承受刀刻呢?下一讲就专门讲动刀的漆器。

正文 第三讲 捉刀代笔 科罗曼多——雕刻漆器

中国漆器的装饰手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动笔,比如带有描绘的漆器和素漆器;另一类是动刀。这两类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动笔相对来说比动刀容易一些,体现出平民化的特征。比如我做了一个素漆盒,心中有一份寄托,那么我就画几笔竹子或兰花。而所谓动刀,就是要在漆器上雕刻,对技艺的要求会高很多。相对来说,动刀的漆器贵族化倾向就比较重一些。

那么,犀皮漆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一直在寻找它最早的起源。现在一般的说法是三国吴的时候就有了,因为发现了三国吴时期的一个墓葬——朱然墓,墓中出土了两个漆耳杯。这两个耳杯有黑、红、黄三色,形成了初级纹样的犀皮漆。但不幸的是,从三国吴到明代之间,长时间的跨度里再没有找到其他能说明传承关系的证据。那么从证据学角度上讲,孤例是不成证的,除非这个孤例是一个铁证,没有争议。但朱然墓出土的漆耳杯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儿争议,它和后来成熟的犀皮漆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漆器有一个特性,就是干燥比较慢。由于它这个特性,聪明的工匠发明了动刀的漆器。我们生活中都有经验,水很容易干,比如桌子上洒了一杯水,很快就会干掉;如果洒了一滴油,很长时间都不会干;如果洒了漆,也不容易干。漆的干燥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我们有时对漆的干燥问题还有一点误解,认为气候越干燥,漆干燥得越快。其实不是这样,有的漆器在非常潮湿的条件下才能加快干燥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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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漆的干燥速度比较慢,就形成一个特性,在它半干不干的时候会形成一层软软的膜。当这层膜出现的时候,古人发现,在膜上可以再度刷漆。也就是说,不等第一道漆彻底干透,就刷上第二道漆;等第二道漆半干的状态,又刷第三道漆,循环往复,可以使漆膜增厚。等到漆膜增厚到一定程度以后,古人就开始在上面做文章,用刀在半干状态的漆上面剔出纹样,由此出现了中国独有的用刀代笔装饰的一类漆器,比如剔犀、剔红等等。

为什么把这种工艺称之为"剔",而不是"雕"呢?因为中国的语言非常严谨,剔和雕之间有区别。雕,是雕刻。雕刻在我们心目中是硬碰硬的概念,比如篆刻印章、雕刻石像,都是硬碰硬;硬碰软的时候才称之为剔。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词汇呢?有,比如说剔肉,肉比骨头软吧。吃饭时牙被塞住了,剔牙,不是真的去剔牙齿,是剔牙齿与牙齿之间那道缝。中国语言的严谨性在生活中处处可以体现,硬碰硬为雕,硬碰软为剔。那么,当漆器的漆膜形成一定厚度,在半干的状态下,工匠用刀在上面轻轻剔出纹样,是硬碰软,所以叫剔,不叫雕。后来由于很多外行的理解,把剔犀、剔红这种动刀的漆器称之为"雕漆",从专业意义上讲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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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动刀的漆器,剔完图案以后一定要等漆彻底干透,然后再进行人工打磨,成为成品,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成本高,因此致使动刀的漆器价格比较昂贵。

动刀的漆器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剔犀,一类是剔红。剔红容易理解,就是剔出的图案呈红色,其他品种还有剔黑、剔绿、剔黄。如果剔出多种颜色,叫做剔彩。因此一般情况下,在动刀的漆器中剔犀是一类,剔红是另一类,剔红就包括剔黑、剔绿、剔黄、剔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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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有一个人叫赵林,他认为犀皮漆是汉人从西域的马鞍子上得到灵感,从而发明的。这个说法被元末明初的陶宗仪所引用,他在《辍耕录》中引用了赵林的《因话录》:"西皮髹器谓之西皮者,世人误以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马鞯,自黑而丹,自丹而黄,时复改易,五色相叠。马镫摩擦有凹处,粲然成文,遂以髹器仿为之。"髹器就是漆器。这段的意思是:过去认为犀皮漆的犀指犀角的犀,其实不是,是指马鞍子与马镫挨着的位置上,不断被摩擦,有凹下去的地方,显露出一层一层的颜色,漆匠就根据这种自然形成的纹样,仿造出现犀皮漆。这是唐代人的理解。

<b>犀皮漆的解释之二:犀牛的肚脐</b>

明代人有另外一种说法。明代有个文人叫都穆,他在《听雨纪谈》中是这样记录的:"犀皮当作犀毗,毗者,脐也。犀牛皮坚而有文,其脐四旁,文如饕餮相对。中一圆孔,坐卧磨砺,色极光润,西域人割取以为腰带之饰。……后之髹器,效而为之,遂袭其名。"都穆认为这种漆器应该叫"犀毗",与"犀皮"发音一样,但文字不同。他解释这个"毗"字是肚脐的意思。犀牛的皮肤非常坚硬,平常坐卧之时,肚脐这个地方就在地上磨得极为光滑,有一层一层的纹饰,像饕餮纹。我们常在青铜器上看见饕餮纹。因此,西域人常把犀牛的肚脐割下来,做成腰带中间的一种装饰。后来的工匠是根据犀牛肚脐的样子,做出了犀皮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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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专门去过动物园,仔细观察过犀牛的肚脐。我估计大家去动物园看犀牛,肯定都不看人家的肚脐,是吧?都要看犀牛角。但我就是想看一下犀牛的肚脐是不是跟古书上记载的一样。我一看,确实有点儿类似,犀牛的肚脐非常突出,因为它老在地上趴着,所以形成一层一层的涡旋纹。

犀皮漆在中国漆器史上是非常著名的品种,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从它的一些俗称上想象一下。犀皮漆,北方人称之为虎皮漆,南方人称之为菠萝漆,也有人称之为笸箩漆。无论哪种名字,你都能想象它是一层一层有变化的纹饰,这是犀皮漆的一个典型特征。

我们对市场的判断有时可以非常简单,当一种非常少见的东西连续出现,其作伪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社会处于发展中,收藏的领域也在发展。当社会关注收藏领域中的某一种物品时,造假就会迅速滋生,从而也会迅速出现另一种新的辨伪知识。

从明代到清代,剔红的风格有所演变。明代的剔红刀法圆润,图案均衡,注意磨工。第一拨工匠把纹样全部剔好以后,搁在那儿晾干,等彻底干透以后,第二拨工匠要冲上去打磨。打磨非常费工费时,而且是非常难的一门技术。你可能不服,打磨有什么难的啊,拿张砂纸磨一磨就完了呗!问题是古代没有砂纸,古人拿什么打磨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种最简单的打磨方式。当时有一种草叫锉草,这种草现在也生长,但我们不使用了。锉草有点儿像细芦苇,一沾水马上就变得很扎,你拿手摸的时候很刺手。工匠就手拿锉草,在剔红表面。过去打磨的方向跟今天不一样,今天一般是拿着砂纸横向来回摩擦,但古代是纵向摩擦,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我个人认为,朱然墓出土的漆耳杯还不能算是犀皮漆。最早的犀皮漆可能出现在唐代。我在讲《陶瓷篇》的时候讲过,唐代非常流行绞胎的陶器和绞胎釉的瓷器,这是唐代的一种审美观。我想犀皮漆在很大程度上会受绞胎陶瓷的影响,这一点也与文献的记载吻合——目前发现最早关于犀皮漆的记载就是唐代的。我一直在讲艺术之间的横向影响,过去不大关注,一般研究陶瓷的人只在陶瓷的领域中纵向研究,研究漆器的人也在漆器的领域中纵向研究,它们之间横向的比较非常少。今天因为信息发达,我们有机会能够把各类艺术的横向比较同时做出,这时候就会受到很大启发。

距离朱然墓漆耳杯这个孤例一千年以后,到了明代,犀皮漆大量出现了。明代以后,犀皮漆非常流行,非常漂亮。当我们看惯了一色的漆器,对于这种有自然纹理的漆器感受会非常强烈。

王世襄先生在收藏中对漆器非常关注。2003年,他的收藏品举行拍卖,其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漆盒,在他多部著作中都有收录。这个漆盒是圆的,面有一点点鼓起,犀皮漆,以红为主,非常漂亮。我知道这件漆盒是王世襄先生的心爱之物,我也知道它在多部著作中都出现过,所以我就把这个漆盒拍到了,今天在观复博物馆里展出。我想,我们对收藏的爱好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别人已经做过的成就上做起。别人的成就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经验。王世襄先生的一个收藏经验,最后变成我们的一个经验,这是收藏中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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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先生收藏的时候,这类漆器不值钱,花不了仨瓜俩枣的钱就可以买来。但是,当拍卖出现以后,这类东西变得非常昂贵。当一类艺术品有了市场价值以后,造假一定跟上。我们过去幼稚地认为,像犀皮漆这种复杂的工艺,现代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来。但不幸的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快就有人模仿出来了。

有一次,我看到一对犀皮漆的镇尺,后面有字:乾隆年制。镇尺做得漂亮、真实,第一眼我就被蒙住了,认为这就是真的,就是乾隆年间宫廷里使的,甚至是皇帝使用的犀皮漆镇尺。我们知道,镇尺一定要重,要不然在压纸的时候不能将纸压得很平。这个作伪的人非常清楚我们心里的想法,所以这对镇尺用的是石胎,很沉。漆器可能使用各种材料做胎,但使用石头做胎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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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碰到这对镇尺的时候,犹豫了很长时间,好在跟卖主很熟,我说:"你能不能借我两天,我回家去好好研究研究。"当时我认为这东西是真的,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所以就拿回家研究了几天。在这几天时间里,我查了很多资料,仔细观察它所有的细部,最后发现这对镇尺确实不真。我就很客气地又还给卖主了。我还的时候当然不能说"你这东西是假的",我就说:"哎呀,这东西我实在买不起。"我在还他的时候已经清晰地知道这个东西不真了,不是乾隆年间的,就是个新的。果不其然,后来有大量类似的东西在市场上出现。

剔犀的名字就不太好理解了,"犀"代表什么意思呢?显然是受"犀皮漆"的影响。犀皮,又被写做"西皮"、"犀毗"。关于犀皮漆这个名称,来历非常复杂。历史上对它的记载很多,唐、宋、明、清均有记载说明犀皮漆的来历。记载犀皮漆的绝大部分是文人,但到了明代以后主要是漆工。记载这样一个文献,文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漆工起到技术上的作用,因此他们的记录应该说比较真实。

我讲了半天犀皮漆,是为了要回到剔犀的本意上来。剔犀的制作过程是:在胎上刷一道红,刷一道黑,再可能刷一道黄;然后再刷一道红,一道黑,一道黄,积累厚度后剔出纹样。它是一层一层变色,所以剔出来非常好看。剔犀的工艺解释是"乌见朱线,朱见乌线"。用大白话说,就是红的层面里夹着黑,黑的层面里夹着红,形成一层一层的纹样,显然跟犀皮漆有异曲同工之妙。犀皮漆的纹样呈水波纹状,而剔犀的颜色线条分界是很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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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犀的出现,从横向比较来看,显然与其他门类的艺术品相互影响。比如四川遂宁出土了一批南宋的窖藏,那里所出现的涡纹银梅瓶、涡纹影青梅瓶,上面的涡纹都跟剔犀非常相近。南宋进士程大昌在《演繁露》中说:"按今世用朱、黄、黑三色漆,沓冒而雕刻,令其文层见叠出,名为犀皮。"以前也引用过程大昌的记载,都非常正确,但这一次他说错了,他说的这个不是犀皮漆,而是剔犀。"沓冒而雕刻,令其文层见叠出",清清楚楚是剔犀的工艺。

那么,剔犀的工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演变过来的呢?现在能找到的证据依然是三国时期吴国的朱然墓。朱然墓出土了一个戗金方盒,上面的纹样是用锥划出来的,不是用刀,形成剔犀的一个雏形。这个雏形的专业术语叫"锥毗"。锥,就是纳鞋底子用的锥子。今天基本看不见纳鞋底子的事儿了,年轻人一定没见过,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妇女坐在门口纳鞋底子。剔犀从实物上看,从宋到清,纹样变化不大,都是一个如意云头的形状。过去北京老古玩界称之为"云雕",就是这个意思。过去古玩界说有一个云雕盘子,意思就是有一个剔犀的盘子。日本管它叫"屈轮",也是从形象上来的。剔犀的如意云头纹样属于简约的审美,这种朴素单纯的审美到了清代以后越来越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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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犀已知的最早实例,原来都认为是南宋时期的。比如南宋的一件剔犀镜盒,装镜子的外盒。南宋的镜子开始有柄。但后来在张家港的宋墓中出土了一个银里剔犀的碗。墓主人是北宋大观元年下葬的,有明确的记载。那么,这座墓一下子就把剔犀的实物年代由南宋提到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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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这个碗的时候惊呆了。我原来在收藏中碰见过很多类似的碗,但所有人都说这是明代的,有很多,也不大值钱。我买过若干个,后来也匀给过朋友们去玩。我记得有一次买过两个类似的小碗,50元钱一个,买了以后玩了一段时间,就送给朋友了,没有把它当回事。可当看到这个碗的时候,我突然恍然大悟,没准我那些碗也是北宋的呢!文物的诞生和消失,很多时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点,就算活一百年,也就是一个点。站在这个点上,前后都看不大清楚。这类剔犀的碗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我们不知道,可能误认为是明朝的。明朝距我们也三四百年了,很远,但没有想到这是宋朝的。

其实,漆器在生活中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大于瓷器,为什么呢?第一,漆器耐碰撞,稍微有个磕碰也不至于粉身碎骨。宋朝的瓷器在生活中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太低了,上千年的时间有一次失手它就破了。第二,漆器的使用频率比较低。对漆器的感情,今人跟古人不一样。今天的人对漆器的感情非常低,甚至察觉不到自己跟漆有什么感情。今天生活中跟漆关系最大的就是刷墙,过去家具上刷着钢琴漆,贼亮。这些都是我们对漆的一个简单的认知。但古人不是,漆器的光洁度、纹饰会给古人以强烈的感受,所以古人对漆器有非常深厚的情感。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也是如此。今天去日本,很多日本人愿意使用漆器来招待客人,我们都很少这样做了。

通过张家港宋墓中出土的这个剔犀碗,我们可以看到证据说话的力量。用北宋的一个碗对比我们手中雷同的碗,如果细节与之相符,说明很可能也是那个时期的,这就是文物标型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动刀的漆器中另一个品种就是剔红,包括黑、绿、黄等其他颜色。剔红和剔犀从工艺角度上讲相同,剔犀是一层一层变色,剔红就是单一红色,刷一道红漆,等半干状态时再刷一道,刷过几十道漆以后就形成非常厚的漆膜。当它呈现出牛皮糖的状态时,工匠就开始趁着不沾刀的时候剔出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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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剔红的最佳时间很难掌握,等它干透了就剔不动了。漆干透以后非常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一旦家具上起漆皮以后,你拿指甲盖一碰,噼呖啪啦就爆了。如果在过黏的状态下剔,沾刀,漆是非常黏的物质。所以必须在既不沾刀又不脆的时候迅速把纹样剔成,给工匠留出的时间不够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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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现最早的剔红实物是在日本,而非中国。日本收藏有宋代的剔红,纹样非常浅。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宋代的剔红出土,甘肃出土的一个元代平头案是中国能够证明最早的剔红。

那么,由于元代出现张成、杨茂等著名的剔漆工匠,导致这个行业迅猛发展。《古董琐记》记载:"元时攻漆器者,有张成、杨茂二家擅名。"元代的时候这两个人就非常有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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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出土的元代剔红平头案,全身都剔出花卉纹样,跟明代晚期、清代早期的案子结构一模一样。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又埋藏在地下,它出土的时候比较松散,有的腿部局部腐烂,变得比较短,但大体模样跟后来的明式平头案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各个时期的剔红。以实物而论,早期的剔红,也就是宋元时期的剔红,纹样都比较浅;元末明初的风格是纹样加深;到了明清以后,剔得就比较深了。从工艺角度上讲,纹饰逐渐加深就是加深制作难度,提高质量要求。要知道,一个产品最早期的雏形往往都是比较简陋的。比如早期的汽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一百年前的那种老爷车,甚至跟三轮车差不多,人坐在上面是露天的。但一百年的发展使汽车变得极为复杂,变出很多分类。今天的汽车已经变成非常复杂的一个机械装置,具有多种功能。那么,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工艺品也具备这些逐渐进化的特征。所以早期的剔红纹样都比较薄,后来越变越厚。变厚就增加了工艺难度,增加了成本,卖得就非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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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古代漆器在国际市场上的最高价是多少呢?2001年,在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中有一个牡丹纹的剔红盒子,卖了1287万元人民币,这是目前的一个纪录。一个漆盒子卖到这个价钱,今人想起来都觉得很神奇。古人留下这么一个盒子,居然值两座别墅。到了2004年,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中有一个云龙纹的剔红盒子,也卖了1194万元人民币。这两件剔红的漆器都是明朝永乐时期的。我在讲《陶瓷篇》青花瓷时讲过,永乐一直到宣德时期,明朝跨越了建国初期的困境,国力开始增强,此时的工艺品也表明国家的国力。从小看大,从微观看宏观,就是这个道理。永乐的剔红盒子得到现在国际市场确认的一个价格,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呈现出一个多么强盛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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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面临工具的改变,思维的改变,不知道古人是怎么去做的,所以达不到古人的要求。我们拿砂纸磨东西,磨得很简单,差不多就得了。但古人用锉草磨东西可以磨到根部,而且要求一定要磨到所有的根部。这一点,砂纸是做不到的,必须是锉草。

到了清代,就不像明代那么注重磨工。不但不重视,有时还认为雕刻过的东西不经打磨,会显得另有一番风韵。打磨过的东西是有折光的,看起来非常温润;不经打磨的东西就不折光,看起来图案会更清晰,各有各的好处。所以,清代以后的很多漆器就不大过度地去打磨了。

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我在上海买过一堂紫檀框的剔红屏风。买这个屏风的时候,所有人都看不准它的年代,有朋友跟我说:"这屏风弄不好是新工艺品。"为什么大家不看好呢?因为那个屏风的品相非常好,紫檀框,主题图案是剔红山水,非常精细,带有诗文。但我仔细看过以后,觉得这东西一定是乾隆当年的,它上面有证据,而我们却忽视了。

对中国文字有所了解的人一定知道文字的使用年段,今天使用的字是简化字,但大家不要认为简化字只有今天使,有的简化字在历史上早就出现并使用了。除了简化字,历史上还有很多繁体字、异体字等等。同样一个字,有可能在这个时期是以繁体字出现,在那个时期是以异体字出现。有可能是长时间使用,也有可能仅在极短暂的时间里使用。

我买的剔红屏风上面有这样一副对联:

道德神仙增荣益寿

福禄驩喜长乐永康

这里面有一个"驩"字,这个字不常用,《康熙字典》上能查到,就是"欢"字的异体字。这个"驩"字,就让我知道了屏风的准确年代。为什么呢?因为建国以后的所有工艺品上都不再写这个字。从50年代到70年代,剔红一直是外贸商品,是给外国人做的,这种废弃的文字不会使用。即便是要写"欢"的繁体字,也是常见的"歡"。

这件事说明什么问题呢?在文物鉴定中不可以自以为是,有看不懂的地方,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查查资料,不要轻易认为古人错了,也不要轻易地自作聪明,一定要在掌握知识的层面上加强学习。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文物上看见不认识的字,第一件事一定是先去翻辞书,一定要知道这个字的本义是什么,因为文字表达的内容往往是最直接最准确的。

中国古人很愿意通过文字的谐音,将一些图案赋予生活中美好的含义。比如"欢天喜地"怎样去表达呢?古人常画一只喜鹊站在树上,俯视大地;地上画一只獾,仰头看天,利用"欢"与"獾"谐音。这种表现比较直白,还有一种含蓄的画法,清代中后期非常流行。画蝴蝶,画满整个画面。古人认为蝴蝶的上下翻飞就是人类的一种心情,叫欢天喜地。以后我们高兴的时候,心里要全想着蝴蝶飞来飞去。

剔红非常有名,从北宋一直延续到今天,工艺复杂,刷几十道甚至上百道漆以后剔出图案。那么,历史上有没有人偷手,降低工艺难度呢?有偷手。有一种工艺叫堆红。人家不是叫剔红吗,他这叫"堆红"。堆红是拿灰一点一点堆出图案,再刷上一遍红漆,就完了。日本人管它叫堆朱,朱就是红,一个意思。《格古要论》记载:"用灰团起,外用朱漆漆之,故曰堆红。"由于堆红在工艺上偷手,过程简单,成本降低,价格就比较低廉。很多追求剔红漆器的人非常容易在这上面栽跟头,因为从视觉上这两类漆器非常接近,

我有个朋友买了一个大的方盘子,兴高采烈地跟我说:"我今天可买着一剔红,明代的,特便宜!"我一看,说:"这东西是明代的不错,但它不是剔红。"他说:"怎么不是剔红啊?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不就是一剔红吗?"我说:"你仔细看,这上面没有一层一层的漆纹,它是堆出来的图案。"他一开始还不服气,抱着这盘子说:"我看着都差不多嘛。"我说:"看着是差不多,但质量差很多。好比说我买的这双皮鞋是牛皮的,你买的那双皮鞋是人造革的,看着都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差距。"

堆红是模仿的剔红,那在堆红的前提下,还有没有假的呢?假的里面还有一个更假的!日本人仿的。日本人当时看到我们的剔红以后,觉得很好看,就跟着学。他连堆灰都不堆了,直接用木头雕,雕完就刷一层红漆,你猛一看也差不多。那这种叫什么呢?"镰仓雕"。我刚才说了,堆红相当于人造革的鞋,那这镰仓雕就是塑料凉鞋了,差距还大一些。从经济角度上讲,比堆红还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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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个更假的里头还有没有假的呢?还有一个更更假的!日本人还搞了一种东西叫"根来涂",听这名儿就不高级,从根儿上就涂色儿了。这种东西你拿到手里会很奇怪,是假的里最假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剔红属于正版,堆朱和镰仓雕是盗版,是根据正版出来的盗版;但根来涂是根据那盗版出来的盗版,这说着都有点儿像相声了。所以历史上很多事情非常复杂,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国发明了一种伟大的漆器叫剔红,跟着就出来一溜儿造假的。盗版是一个历史问题,不是说今天才遇到盗版问题,历史上也会遇到。

动刀的漆器里还有一个著名的品种叫款彩。我在上一讲中讲过"款识"一词,凸起来的为识,陷下去的为款。款彩,顾名思义,就是以平面为准,雕下去的部位全部重新染上颜色。

款彩漆器偶见小件,最为常见的是大件屏风。我查了一下资料,中国的各大博物馆里,完整的款彩屏风一件没有,都有残。完整的款彩屏风全部在美国和欧洲,大概有几百套。为什么款彩屏风都在国外而不在国内呢?第一,过去对它重视不够,没有有意识地保护。第二,当时款彩屏风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外贸商品,被东印度公司大量运往欧洲。

款彩在欧洲有一个极为古怪特殊的名字,叫科罗曼多(andel)。科罗曼多是印度一个海岸的名字,跟我们创造的这种灿烂文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呢?当时款彩在中国出现的时候,西方的商人一看就惊呆了,中国怎么有如此漂亮的艺术品呢,而且还是这么大的屏风!所以商人就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谋利的商品。我在《陶瓷篇》的外销瓷一节中讲过,当时欧洲很多国家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大约17世纪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这种款彩屏风大量购买,走私出境,运送途中需要在印度科罗曼多海岸的贸易站换船转运,变成正当贸易运往欧洲。当时欧洲人不知道这是哪儿来的,一问,商家说是从科罗曼多来的,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从中国运往印度这一段走私的过程。再加上当时欧洲人对东方,比如中国、日本、印度的概念不是很清楚,因此长时间认为款彩屏风就是从东方的科罗曼多来的。款彩这样著名的中国漆工艺,到了欧洲就叫科罗曼多了。

这件事跟我们历史上很多事情非常相像,比如哈密瓜。哈密是个地名,这个地方不产瓜。哈密瓜最好的产地是鄯善。当年鄯善王把特产的瓜送给哈密王,哈密王为拍马屁,又送给康熙。康熙吃着好吃,就问:"瓜哪儿来的?"旁边的太监说:"哈密来的。"康熙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哈密瓜是这么来的。如果当年鄯善王把瓜直接送给康熙,这瓜今天叫鄯善瓜。再比如北京有一个茶叶集散地叫马连道,马连道不产茶叶,但大批茶叶从这儿买进卖出。时间长了,就叫马连道茶叶。历史上很多事情跟今天一模一样,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国内的各大博物馆里几乎都没有完整的款彩屏风,所以我就比较注重这类收藏。观复博物馆从国外买过多套完整的款彩大屏风,比如我讲《家具篇》时讲过黄花梨款彩"西湖十景"大屏风,这是雕刻山水的;有雕刻历史故事的,比如款彩"汉宫春晓"屏风;有雕刻庭院人物的,比如款彩"大富贵亦寿考"屏风,等等。这类屏风的背面往往还题有文字,常见祝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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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款康熙年间的花鸟屏风,从美国购得,整套十二片,非常完整。我发现它的腿底下无规则刻着字,把字连起来一念是:"维扬 姚某 监 雕填 漆屏。"什么意思呢?维扬指的是扬州,姚某人是监工,他管这件屏风叫"雕填漆屏"。所谓雕填,是漆工艺的一个品种,就是从平面雕下去以后填上另外一种漆,然后磨平。款彩是不磨平的。所以过去北方古董店叫它"大刻灰",意思是木头上用灰找平以后再刻,不填平。南方人误叫做雕填。

过去一直认为这种款彩屏风肯定是北方,如北京、山西一带生产的,但我买的这件款彩屏风上写得清清楚楚:维扬。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记载:"维扬之木器,姑苏之竹器,可谓甲于古今,冠乎天下矣。"当时认为自古家具出扬州,那里经济发达,木器制作水平非常高。

动刀的漆器是中国漆器中独特的一支,非常有特点,成本极高。这类漆器,包括剔犀、剔红、款彩,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观赏大于实用。观赏是第一位,实用是第二位。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剔红的盘子,里头是不容易装东西的,装块毛巾问题不大,如果装上带芝麻的小点心,芝麻全得掉缝里去,吃都吃不着,在生活中使用不便,这是明摆着的事情。所以这类漆器,过去一定主要为皇宫贵族所使用。

那么,另一类贵族所使用的工艺品是什么呢?镶嵌类艺术品。镶嵌艺术与雕刻艺术不同:雕刻艺术是在整体上去掉局部,可称之为"减法";镶嵌艺术是在整体上再加上局部,可称之为"加法"。镶嵌艺术是中国古代一类非常有特点的工艺,下一讲就讲镶嵌艺术。

正文 第四讲 含英咀华 百宝争辉——镶嵌艺术

有一天,我看见一个人很生气地从收购部的屋子里出来,手里抱着个东西。我当时不懂,就觉得是很花的一个大盒,呈葫芦形。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个宫廷的黄花梨百宝嵌葫芦盒。我就问那个人:"怎么回事啊?"他气哼哼地跟我说:"他们就给我60块钱,我想卖100块钱。"我就没敢接这话,如果我说"我给你100块,给我吧",这盒子就是我的了。还别说100元,可能给80元就买了。可我当时不懂,不敢买,就是上去瞎问问。我那时候也年轻,二十几岁,脸皮也厚,上去就跟人家说:"哎哟,这东西我连60块都给不了。"就说点儿片汤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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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夏代二里头文化的镶松石兽面纹的铜饰牌,具体用途不是很清楚,但做得非常优美,松石镶嵌得很满。商代妇好墓里出土了一件著名的嵌松石象牙杯,也镶嵌得非常精美。绿松石是中国古代工艺,尤其是比较远古的镶嵌工艺中常用材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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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晚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品牌意识非常强烈,导致当时大量工艺品很难区分是不是他本人所做。品牌的雏形都是人名,谁做的就署谁的名。西方保留了这个传统,今天看西方的品牌,绝大部分都是人名。但这个传统在中国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扼杀掉了。今天生活中还有一些人名品牌,比如李宁牌,但李宁牌的服装一定不是李宁蹬着缝纫机做出来的,这是一个道理。当江千里的作品形成一个固定风格,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品牌价值的时候,就一定不是他一个人在生产了。我在后面讲铜器的时候必然要讲到张鸣岐,以及时大彬的紫砂、陆子冈的治玉,道理相同。

文物鉴定的基础就是标型学,只要找出第一个的标准,剩下的事情就迎刃而解。如果找不到这个标准,剩下的就是类推。类推一定不如标型准确。元代"广寒宫"黑漆螺钿盘残片出现以后,看似一般的螺钿器物就迅速划成国宝。

今天讲镶嵌艺术,先从螺钿讲起,它跟我们的生活相对比较近。目前发现最早的螺钿镶嵌,就是那件周代兽面。至少从周代起,螺钿就成为镶嵌艺术的材料。所谓螺钿,就是以螺类、贝类的外壳为原料。为什么是螺钿呢?首先,跟我们早期的价值观有关。中国货币最原始的形态是贝币,贝就是贝壳。今天货币的"货"字底下还是一个"贝"字,证明早期的货币概念就是贝。宋代以后,出现大量铸铜,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用铜香炉呢?因为铜香炉跟钱有关。钱是铜钱,是计重制的,铜的分量对应钱的多少,所以大家都愿意铸造一个铜香炉,这是价值观。其次,贝壳相对容易获取,加工也相对简单。第三,贝壳本身有美丽的自然光泽,赏心悦目。尤其各种贝类不同,所折射出来的光泽也不同,这也是受市场欢迎的一个潜在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豪门贵族都愿意斗富,你有一个宝贝,我也有一个宝贝,大家拿出来争奢斗富。这种风气也大大推动了镶嵌艺术的发展。《北史》记载,魏太后曾赠给和尚"七宝胡床"。我讲过,"胡床"就是马扎。这个"七宝"是什么呢?佛经上有各种记载,但不管哪种记载,里面都少不了砗磲。砗磲,指一种比较大型的贝壳。圆明园遗址中还留有一个砗磲形状的大石雕,呈波浪状。比如《法华经》上记载的"七宝"是: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玫瑰。我讲过,玫瑰就是美玉,砗磲就是贝壳,其他的今天都能听得懂。日本有一种"七宝烧",类似于我们的景泰蓝,就是掐丝珐琅。不同的是掐丝珐琅所填的彩料是不透明的,七宝烧所填的彩料是透明的,玻璃感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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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钿工艺作为一种美学追求,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它最早是一种财富追求,有价值感。但到了唐代以后,货币形态发生了改变,彻底摆脱了贝币的形态。所谓彻底摆脱,就是在记忆中完全消失。当社会不认为贝壳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螺钿镶嵌就变成一种美学追求,这非常重要。今天所能见到最漂亮的嵌螺钿的实物就是唐代的。

唐代最著名的镶有螺钿的器物今天大部分都存在日本。日本奈良有一个东大寺,寺里有个仓库,称为正仓院。正仓院是一个皇家仓库,分为南仓、中仓、北仓,公元728年由圣武天皇建立。到了日本明治时代,整个正仓院划为皇室专有。它本来就是一个仓库,没有什么新鲜的,就跟唐明皇的百宝大盈库一样。中国唐代皇帝有个私库,日本天皇也有这样的仓库。公元756年,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就将天皇所有日用品及珍宝统一入库,保管起来,一直延续至今,使我们得以看到如此美丽的瑰宝。

此外,正仓院中还有大量螺钿漆盒、铜镜等等。这批唐代嵌螺钿的文物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在镶嵌螺钿的同时,辅以琥珀、玳瑁等材质,颜色鲜艳而有变化,非常漂亮,可见当时中国的皇室贵族非常推崇镶嵌艺术。建国以来,我国也陆续出土过镶嵌螺钿的唐代铜镜,陕西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都有收藏,但这些铜镜的品相跟正仓院铜镜的品相完全不可比拟,基本上都残损严重。

日本圣武天皇所生活的时期跟唐玄宗李隆基的年代大致相当,他生活中很多用品就是从中国运过去的。日本当时极力采纳唐朝的文物制度,所以对中国的文化艺术品非常感兴趣,派出许多遣唐使把唐朝的物品带回日本。因此正仓院中收藏的唐代文物,反映出盛唐时期的一个文化艺术高度。

当时东大寺接收得非常认真,宝物入库的时候有一个《献物帐》,所谓"献物",就是贡献出来的物品。《献物帐》就是献物的清单,与法门寺地宫里的《衣物帐》非常相近。可见唐代的中国和日本都有非常严格的制度,入库都写单子。这份单子对后人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实物本身,让我们可以对照来看这些宝物当时都叫什么。

正仓院本身是一座很朴素的建筑,没有什么复杂的结构,作为仓库距今一千二百多年。它里面所收藏的这部分文物,不仅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全世界的人类文明都做出了极大贡献。因为正仓院中的文物是一直传世保留下来的,而不是挖掘出来的。一个物品在生活中能保持上千年,非常困难。这些珍品在日本一千二百多年来没有经过任何骚扰,可见日本对文化的尊重。

今天能够看到的唐朝最准确、没有走样的文物,往往是在正仓院。比如唐代乐器中有嵌螺钿的四弦琵琶、五弦琵琶、阮咸,在正仓院里都可以看到,像新的一样。不看到这些琵琶,我们都不能想象唐朝的那种奢华生活。实物结合唐朝的文字记载,我们多少能够感受到一点儿。比如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四弦一声如裂帛。"这里说的就是四弦琵琶。正仓院里的四弦琵琶,可以使证物和文献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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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每个工艺领域里都有顶级人物。嵌螺钿工艺的顶级人物叫江千里,字秋水,浙江嘉兴人,生卒年没有记录,只知是晚明人。江千里制作的漆器后面写俩字"千里",就是他的名号。到了清代以后,江千里,尤其"千里"这两个字,就变成一个品牌。许多名贵的螺钿器皿上都嵌有"千里"两个字,但实际上并非江千里所做。我曾经从日本买回一件螺钿的六方套盒,底下嵌有"千里"两个字,典型的明代风格,更接近于江千里作品本身的面目。

宋代以后,螺钿镶嵌依然作为奢侈品出现。周密的《武林旧事》中记载,宋高宗巡幸张俊家,张俊进献大量礼物,那个礼单今天念起来得念一个钟头。皇上来了,送的东西太多了。最著名的礼物有什么呢?我在《陶瓷篇》里讲过,16件汝窑。这个人拍皇上的马屁那是铆足了劲儿拍。其中说到漆器的时候,说有10件"螺钿盒"、10件"犀皮盒",这些漆盒均用织金的锦绸缎承垫,可见对这些漆盒非常重视。

元代以后,螺钿的发现相对很少。1966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过元代"广寒宫"黑漆螺钿盘残片,不大的一片,上面有残缺不全的一块图案。但这个残片非常重要,导致后来对一些螺钿艺术品重新定代。从这块残片上可以看到,它的工艺特征跟前后都不一样,跟唐宋不一样,跟明清也不一样。上面所有的图案都是用0.5毫米的螺钿小碎条拼接而成,这是一种极具特点的工艺。

根据这块元代漆盘残片,我们再去看故宫的藏品。故宫藏有两件嵌螺钿舟形洗,也是用小碎条拼接的工艺,过去一直认为是明代晚期的作品。当这个元代残片出现以后,专家学者进行了对比,最终就把这两件故宫旧藏重新划为元代,定为国宝。那么这两件螺钿舟形洗是什么时候进入故宫的呢?没有记载,只有四个字:"清宫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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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以后,用大片螺钿装饰之风开始衰落,清代的审美观开始发生变化。尤其到了乾隆盛世时,审美变得非常琐碎,所以点螺大量出现,同时还镶有金银片装饰,显得非常奢华。比如故宫博物院藏的软螺钿婴戏图小柜,就镶有极薄的金片和银片。由于黄金的化学性能稳定,颜色能永远不改变;但银片经过长时间氧化,表面就会发黑。

《髹饰录》是这样解释的:"壳片古者厚,而今者渐薄也。"这是杨明的注,他所说的"古者"和"今者",是以宋代为界。杨明认为宋代以后螺钿就逐渐变薄了。厚与薄的区分,一个就是厚螺钿用嵌入的方法,薄螺钿用粘贴的方法。另外,材料上还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厚螺钿一定取自贝壳;而薄螺钿有时不是贝壳,是一种彩螺。我们吃海鲜的时候可以注意,有的螺的外壳闪着五颜六色的光,可以剥离下来很薄的片,这就是薄螺钿的原材料。

正仓院中收藏的宝物种类比较多,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唐朝传入日本的文物,显然是中国的东西;第二类是西域经过中国传入日本的文物,包括带有中国汉文化风格和西域风格的物品;第三类是奈良时代日本模仿中国的文物;第四类是奈良时代日本人自己制造的物品。日本的奈良时代跟我们的唐朝基本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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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故宫博物院从山西征集到两张黑漆嵌螺钿花鸟大床,一个罗汉床,一个架子床,至今还在故宫收藏。这两张床全部用厚螺钿镶嵌,所有螺钿都是白色的,图案粗枝大叶,反映出一种粗犷的美。由于螺钿的白色和床的黑漆形成反差,所以这件家具给人非常强烈的感受。这是山西特有的一种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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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已经开始把一些山西家具运到北京,我就买到过一个嵌螺钿的黑漆箱子。当时我问:"这个箱子要多少钱啊?"那人跟我说:"400块。"我说:"这是干吗用的?"他说:"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箱子。"黑漆箱子是晚明时期的,上面镶有大量螺钿,但由于年久,一些螺钿已经丢失了。你想,经过三四百年的使用,肯定会有缺损,尤其是箱盖,来回来去掀,掉了很多螺钿,非常难看。我说:"这个箱子掉了很多东西,也不好看,价钱还是贵。"他问:"那你说多少钱?"我说:"80块吧。"然后他说:"你给100元,我就卖给你了。"我当时就花100块钱买回这么一个晚明螺钿箱子,后来我请人把它修补了,补了以后非常漂亮。

我们有时真的不知道历史上很多重要的东西,经过几百年以后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我也无法预料自己能够遇到这样一件家具。过去翻故宫的书时,我就在想:故宫的运气真好,50年代怎么能买到这么漂亮的床?到80年代,到我有能力购买的时候,居然也碰到了山西螺钿家具。今天看来,当时的价格真是非常低廉。

晚明的螺钿非常发达,今天存世的数量很大,跟元代完全不一样。明代螺钿首先从工艺上分出了厚薄,专业术语一般说"厚螺钿"、"薄螺钿"。怎么区分呢?其实在生活中大家也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厚螺钿制作时都是嵌入的,不管是嵌在木头上还是嵌在漆器上;薄螺钿绝大多数不是用嵌,而是用粘的方法,称为"点螺"。螺壳经过特殊溶液浸泡以后会变得非常软,非常薄,甚至比纸还薄。漆器在没干的时候非常黏,这时候拿镊子夹住螺壳,往漆器上一点一点地粘,所以叫点螺。

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说江千里"名闻朝野,信今后传无疑也"。阮葵生给他下了个结论,说此人将来一定名垂青史。嘉庆时重修的《扬州府志》也记录了当时流行的一副对联:"杯盘处处江秋水,卷轴家家查二瞻。"查二瞻就是查士标,康熙初年画山水的名家。意思是说有钱人家都使用江千里的螺钿漆器,墙上挂着查士标的山水画,生活非常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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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还有一个镶嵌大家也非常有名,不嵌螺钿,嵌百宝,他叫周翥。这个人很有意思,在历史记载中有各种名字:周翥、周柱、周制、周治,可见对他的记载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那么,百宝嵌是什么呢?是指把中国人认为的各类名贵材料,都镶嵌在器物上面。明清之际,由于周翥的名气太大,所以百宝嵌也被称为"周制"。

乾隆时期有个学者叫钱泳,他在《履园丛话》中有明确的记载:"周制之法,惟扬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创此法,故名周制。其法以金、银、宝石、珍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砗磲、青金、绿松、螺钿、象牙、蜜蜡、沉香等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椅、窗格、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之奇玩也。"这段话虽然听起来有点儿嗦,但记得非常明确。他提供了什么信息呢?第一,是他能想到,或者他能见到的名贵材料都写上去了,翡翠、珊瑚、珍珠、玛瑙,什么都有。使用各种名贵材料镶嵌图案,正是百宝嵌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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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去上海,在拍卖会上看到一个百宝嵌小盒,就是鸡蛋那么大,底价非常低,紫檀的,盒盖上嵌有银丝组成的"冰心玉骨"四个字。翻过来一看盒底,我心中大喜,底下写着"吴门周柱",这不是让我捡着一漏儿吗?然后我就坐在现场等着,拍到这个小盒时,就开始跟人家悄悄地争。结果我一看,满场那么多手都举起来了,我就知道这个漏儿捡不着了,最后一直争到8万元才买到。我当时就感叹:现在懂行的人太多了。这对我来说不是件好事儿,但对社会来说是件好事儿!因为我国全民开始有这种文物意识了,知道什么是好东西,过去仨瓜俩枣的钱买件国宝的事儿一去不复返了。

我曾经在上海碰到一件百宝嵌的屏风,那是我迄今为止想起来就后悔的一件事。屏风是全套的,十二扇,紫檀嵌有百宝,亭台楼阁,山水人物,有明确的纪年款嵌在上面:乾隆四十七年。这套屏风是朋友带我去一户人家家里看到的,他家要卖。我一进去,家里人都缠着黑纱,老爷子去世了。全家十三口人,这屏风十二扇,没法分,只能卖了分钱。当时开出的价钱是十万零八千,我说给十万,那家人就不卖,非要十万零八千不可。我当时还说:"怎么这么死心眼啊?为什么不能还价呢?"中间人跟我说:"甭理他,你出门他就会卖给你。"上海的路我不太熟,那天还下着雨,出门以后打辆出租车就走了,我自己也不会再找到那个地方。出来以后,人家也不追出来,也没有卖给我们。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也不懂什么是百宝嵌。当时北京地安门有一个收购部,离我们出版社很近,我有时候闲着没事儿就在收购部门口待着。我待在那儿干吗呢?因为当时卖东西的人特别多,我多看看,第一长知识,看人家都拿什么东西;第二,备不住还能捡一漏儿。

在收藏中,绝大多数东西是你不可能得到的,相当一部分要擦肩而过。擦肩而过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买不起,有的是其他因素。

今天想起来这件事,对我而言是件坏事。我当时不懂,把这么大的漏儿放掉了。对社会而言,更是件坏事。当时那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民族创造的那样的瑰宝,没有人认。当时人们的工资低,一个月也挣几十块钱,两个月的工资也可以购买这件国宝了;今天大家倒是挣钱多了,问题是谁两个月的工资能买下来啊?所以我想,一件事只要对社会是件好事,那就是件天大的好事,不一定对你个人是一件好事。我收藏的过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我都是好事,所有的东西长时间没有人关注,都低于它正常的价值,我在那儿抄底。今天虽然东西都很昂贵,大家觉得高不可及,但对国家、对文化的保护,是件好事。

这就是二十年前对待文物的态度。后来等我对这张罗汉床有认识的时候,它也卖几千元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就被李翰祥导演买走了,后来也是他转让给我,至今在观复博物馆里展出。这张罗汉床就是以螺钿为主,嵌出相对的龙纹,中间有象牙球,上面运用了朱砂、寿山石、绿松石、青金石、象牙等各种名贵材料,典型的明代风格,非常难得。

我们再回到钱泳的《履园丛话》,这段记载提供的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呢?百宝嵌的种类非常多,大到屏风、桌椅,小到笔床、茶具。从实物来看,各种百宝嵌的小文玩非常多,经常能够碰到;大件的百宝嵌家具也确实都看到过。

我第一次看到百宝嵌大家具是在北京的硬木家具厂,有一张百宝嵌黄花梨大罗汉床,就搁在食堂里,工人都坐在上面吃午饭。罗汉床的软屉都烂了,坐不住人,工人就直接把三面围子卸下来搁在床上,再坐在围子上。当时我到那儿一看,也不是太懂,就觉得看着真漂亮。我印象非常清楚,上面还有哩哩啦啦的面条,扒拉开一看,这么漂亮的东西就坐在屁股底下,谁也不当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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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有嵌螺钿的兽面壘,这是在青铜器上镶嵌。战国到汉代,错金银的工艺登峰造极。错金银也是一种镶嵌技术。比如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错金银虎噬鹿的器座,非常漂亮。这些文物都表明中国的镶嵌艺术在很早的时间就非常成熟了。

我和这张黄花梨百宝嵌罗汉床像什么呢?有点儿像追对象。从我看见它第一眼起就喜欢,虽然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看见一个女孩儿挺好,摸不清楚,也没有什么想法。慢慢有了想法又追不上,被别人追去了。后来呢,别人撒手了,又被我追到了。不管怎么着,最终是我获得了这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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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几天,我扛不住了,问中间人:"那件屏风什么时候卖啊?不行咱再问问他,再加上那几千块钱买了吧。"中间人哭丧着脸跟我说:"第二天就被另外一个人买走了。"我捶胸顿足啊!后来就想人家为什么差那一点儿钱就不卖给我们呢?其实道理太简单了,他们家里的人事先对这笔钱做了一个分配,比如儿子辈的人一人分多少,孙子辈的人一人分多少,都清清楚楚,全加起来是十万零八千。我非少给几千元钱,人家就没法分配了。不能说本来分1万元,到手变成了8234.8元,这没法分,听着也不舒服。但我当时上哪儿去知道这事儿啊?

后来我总结经验教训:第一,不能受人干扰。其实我当时心中早投降了,我能出十万就能出十万零八千,对吧?但中间人老说"你出来他就会卖给你",结果我动摇了。第二,很多道理当时是不明白的,一定是事后才明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处在事情当中的时候,有时非常糊涂。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当时就处在迷的状态,不知道人家有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生很多道理一定是事后总结,总结了,就有利于再战江湖。如果再碰见类似的事情,我一定不会撒手,但问题是我能不能再碰上。

百宝嵌的品种中,有简有繁。我们能看到的大部分都嵌得比较繁,比较满,为什么呢?富丽堂皇,体现一种价值感。而嵌得比较少的作品,往往显得特别雅。比如我有一个紫檀百宝嵌拜匣,用的材料少,图案嵌得也不满。

拜匣是什么呢?给大家先解释一下。今天来一个快递员,递过一个信封说"马先生,你的快递",我签个字,收了信就可以了,对吧?古代不是,过去规矩大,主人互相之间送信送请帖,让自己家的仆人去送,仆人不能直接拿着信件,得搁在拜匣里头。拜匣实际就是一个装信件的盒子。比如仆人拿着拜匣说:"张老爷,我们家老爷的孙子过百日,设下宴席,请您赴宴。"把匣子打开,把请帖给人家送过去,自己不直接拿手来回送。说起来,古代有钱人家里自己有特快专递,直接递过去,不需要别人。那么,拜匣就成为一种礼仪。过去贵族的拜匣非常讲究,常见的有紫檀、黄花梨、红木的。我有个非常好的红木拜匣,上面写着"福臻堂赵",就是赵家的拜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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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的这个紫檀百宝嵌拜匣的图案是四只芦雁和几根芦苇,大部分空间留白,非常淡雅。这个图案所表达的意思是"飞鸣食宿",四只芦雁分别表现四种形态。第一是"飞",技能。飞是禽鸟生存的一个最基本的技能,人类生存也需要一个技能。第二是"鸣",情感的宣泄,信息的沟通。今天为什么老打电话啊?就是情感也需要宣泄,信息也需要沟通。第三是"食",吃是维持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第四是"宿",休息,只有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地生存。

飞鸣食宿,古人寄托于芦雁身上的这种情感,实际上说的是人类的生存状态。通过这个紫檀拜匣,反映出人的一种精神追求,这就是古代文物中很多特殊的地方,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

中国的镶嵌艺术的产生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非常好的镶嵌艺术了。

下面做一个总结。镶嵌艺术中还有很多单一的品种,比如嵌象牙、嵌骨、镶铜、嵌宝石等等。比如玉器中有嵌宝石的痕都斯坦玉,也是一种镶嵌艺术。由于这类镶嵌艺术比较单一,数量较少,我就不详细讲了,大家有个了解就可以了。

从整体上说,镶嵌艺术是一种奢华艺术,它是做加法,深得贵族文人乃至宫廷的喜爱,与老百姓的接触相对有限。不能说老百姓就不使用镶嵌艺术品,我在山西的很多小盒、小盘上都见过简单的镶嵌艺术,但没有百宝嵌这么复杂。镶嵌艺术在宫廷,尤其到了清代宫廷,受到皇帝的欣赏,所以清宫中留有大量百宝嵌以及螺钿艺术品。

镶嵌艺术在中华民族的工艺美术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它的地位主要表现在选择材料的重要性。我讲过,中华民族是非常重视材料的民族。那么,镶嵌艺术所着重表现的内容,都跟当时的审美有关,比如商周的嵌松石、战国的错金银、唐宋元明清的嵌螺钿,以及明后期到乾隆时期风靡一时的百宝嵌,都反映出当时那个时代的审美。

下一讲开始讲另一种流传极广,与民间更为贴近的艺术——雕刻艺术。

正文 第五讲 雕镂精湛 妙趣横生——竹雕艺术

最早的竹器,目前能够看到比较成形的带有雕工的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竹勺,勺柄上带有很精细的雕工。竹雕艺术在唐宋史籍中都有很明确的记载,但能够看到的出土实物并不多。

封锡爵没有进宫当差,一个人在老家待着,也是操刀不辍。他的代表作品是一棵竹根雕的白菜,非常写实,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白菜是我国原产的蔬菜,过去称之为"蔬菜之王",就是所有的蔬菜都比不过白菜。白菜可以熬,可以炒,可以拌凉菜,可以炖汤,具备了所有蔬菜的特点。宋代人陆佃在《埤雅》中记载说:"菘性凌冬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菘。今俗谓之白菜。"说明在宋代就叫它白菜了。但白菜是一个俗称,在古人的文献中它有两个名字:春天的白菜不叫白菜,叫"春菜";秋天的白菜也不叫白菜,叫"秋菘"。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中也记载了白菜:"白菜汁甘温无毒,利肠胃,除胸烦,解酒渴,利大小便,和中止嗽。"并且说"冬汁尤佳"。它还能治点儿病:把白菜配上大葱、生姜、萝卜等煎汤饮用,还可以治感冒。

不到极逆之境,不知和顺之安;

我早年去上海的时候,看到很多竹笔筒。竹笔筒当时在南方的数量远远多于北方,过去南方人拿竹子不当回事。早年间我去安徽黄山,黄山底下有一条街都在卖竹器,人非常多。由于当时谁都不知道竹器这类艺术品的重要性,一个竹笔筒可能会很便宜地卖掉。

有一回有个人拿了本古籍给我看,我一翻,那本古籍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由于书上的字很大,这两句话占了两篇儿。我翻开第一篇儿,就顺口把后面的句子念出来了。那个人很惊讶,觉得我学问特别大。其实我没那么大学问,就是天天看那个臂搁,记住了这句话。

金元钰在《竹人录》中说:"今流传人物花鸟笔筒,及行草秘阁,秀媚遒劲,为识者所珍。"当时流行人物花鸟笔筒和行草秘阁,被认识它们的人所珍爱。这里提到了一个词,"秘阁",什么是秘阁呢?秘阁就是"臂搁",一种非常重要的文房用具。臂搁的形状是竹形瓦面,所以用竹子来做最合适。一般都是裁一节竹子,纵向一分为三,正好形成一个瓦面。臂搁能防止把墨迹蹭脏。我们都知道,只有中国字是竖行右行,先在最右边竖写一行,再往左边写。过去古人要求自己悬肘、悬腕,悬空写字。明朝人的大袖子都比较长,写字的时候速度快,有时这行没干透,就要写下一行,很容易蹭脏衣服,或者蹭脏字迹。在这种情况下,臂搁就起作用了,把它罩在刚写好的那行字上,臂搁是中空的,不会蹭脏字。写一行挪一行,等你挪到第二行的时候,第一行的字就干透了。

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当官的希望多买几件朱小松的作品,也拿钱来了,朱小松就是不愿意卖给他。这当官的就火了,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要把他抓起来。朱小松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跑了。一个朋友帮他中间去说和,这个朋友还跟他说:"要不然你就委屈自己,给他多雕两件,保个平安。"朱小松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迎合这个当官的,最后也没给他雕。这个故事很能说明朱小松作为艺术家的个性,从来不去巴结这些官场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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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今天很少看到这样的作品,能看到的濮仲谦作品,往往都跟嘉定派非常相像,很难区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濮仲谦所处的商品社会对这种简朴风格的艺术品认知程度比较低。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今天很少有人能住这么大的院子,古人还说小!我估计五亩地的菜他也吃不了。虽然古人觉得屋子小,但屋可容膝就可,他是一种很平和的心态。这种心态怎么产生的呢?笔筒后面有年款:癸酉年,乾隆十八年(1753),正是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心境。

在所有雕刻使用的材料中,竹子是最便宜最易得的。今天到南方去,能看到大片竹林。文人使用竹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设计,使这样一种普通的材质能够达到非常高的境界,化腐朽为神奇。

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之一,他写的"六分半书"被文人称赞为"乱石铺街";他画的竹子受到推崇,非常有名。今天不仅能欣赏到他的绘画,还能在其他雕刻艺术上见到他的竹石,这些都彰显出竹文化如何深入人心。民间还有这样的话:"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这是文人通过观察自然植物后所赋予的一种人格化的品质。竹子是空心的,在汉语中与虚心非常巧合。

中国的竹文化是一种非常广泛的文化,深入民间。比如清代大画家郑板桥有诗:

竹雕的原材料就是竹子,来源广泛,易于雕刻,价格低廉,所以供人发挥的空间很大。

清代比较有名的竹雕名匠还有潘西凤,郑板桥称他是濮仲谦之后金陵派第一人。庄绶纶,《竹人录》里记载他"年四十余不娶,绝无艳冶之好。刻竹偏喜为美人写照"。还有清初非常有名的大家,有清初嘉定第一高手之誉的吴之,最有名的作品是黄杨木雕东山报捷图笔筒,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的《国宝一百件》一书中收录了这个笔筒,我在下一讲会讲到。清代的竹刻大家非常多,我就不一一向大家介绍了。

这个笔筒上写着"松岩山人"的落款,我知道周芷岩有名啊,就幻想着松岩山人跟周芷岩是不是有关系。我就去查,查来查去,最后也没有查到。

与封氏兄弟同时期还有一个名家叫周颢(周芷岩),晚号髯痴,一看就知道,他肯定留有很长的胡子,髯就是胡子嘛。周芷岩活了89岁,乾隆三十八年才去世,在封建社会是非常高寿了。《竹人录》里对他是这样评价的:"以画法施之刻竹,合南北宗为一体,无意不搜,无奇不有。"乾隆以来,周芷岩的竹刻首屈一指。在竹刻历史中,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其刀法有继承,也有创新,对后世影响非常大。据古书记载,他"所刻山水,人无耳目,屋无窗棂,树无细点"。他刻的人物看不清眼睛、耳朵,屋子看不清窗户,树木也不注意细部的表达。他的雕刻不重细节,注重一种整体感受。古人评价他的雕刻技艺是"神明于规矩之中,变化于规矩之外,由笔所不能到,而刀刻能得之"。就是用笔画不出来的,周芷岩能用刀表现出来。

朱松邻有件著名的竹雕松鹤笔筒,藏在南京博物院。这件笔筒雕出了一棵老松,主干旁边伸出一枝小干,旁边对站着两只鹤。松鹤笔筒跟其他笔筒在雕刻上有很大不同,它的壁非常厚,雕得非常深。那么,从直观的角度上看,这件笔筒特别不像竹雕,反而更接近于木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朱松邻在雕刻时选择的竹材料是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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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根据史书记载,朱氏祖上是新安人,在宋高宗时期迁至华亭,就是现在上海这块地方,最后迁至嘉定。清朝有个人叫王鸣盛,他写诗的时候无意中提到一句:"玉人云鬓堆鸦处,斜插朱松邻一枝。"说的是一个女子卷起的头发上斜插了一支发簪。这支发簪是由朱松邻雕刻或具有朱松邻的风格,"朱松邻"就代指发簪。从这一点上推断,这支发簪不是牙的就是角的。

朱小松嗜酒,不喝醉了就不动刀。他一开始为自己自娱自乐,就是说我喜欢竹刻,父亲传下来这门手艺,但我得喝高兴了才开始动刀。朱小松的一件作品有时需要一两年才能够完成。正因为他的创作数量非常少,很难得,就有更多的人趋之若鹜,希望能买到他的作品。但由于朱小松的个性强,很多人就买不到,就在背后说他的坏话,说他傲慢无礼。那朱小松也不听,也不管社会上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一直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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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朱小松墓志铭的发现,不仅使我们深入地了解了他这个人,还对他父亲朱松邻的一件作品产生了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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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最倒霉的时候,不知道平常就是一个好日子;不遇到最尖刻的人,不知道忠厚就是一个好人。古人写得多好啊!联系今天,四川汶川地震就是到了极逆之境,所有汶川同胞的感受都是:平时的日子再苦,也是一个安生的日子。

竹雕一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竹干雕,一类是竹根雕。对竹子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竹根的壁非常厚,所以可供发挥的余地也多。朱松邻的这个笔筒是竹根雕,所以壁厚。但竹根雕不太强调竹子的特性,不强调竹子的表现;而竹节雕则要强调竹子的特性,强调竹子的表现。这种表现体现在竹子的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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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来,有名有姓的刻竹名家就有几百人之多。有一本书叫《竹人录》,作者金元钰,记载了当时著名的竹刻高手。另外,许多艺术家的名字也散见于各类笔记中,但不一定留下其作品。

其中,老二的手艺被康熙皇帝看上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封锡禄被调进宫廷当差,供职养心殿,不久老三封锡璋也进了宫。这样一来,封氏老大一人在外,老二、老三在紫禁城造办处为皇宫专门雕刻竹器。今天在上海博物馆里还能看到封锡禄所雕刻的罗汉像。

松鹤笔筒本来是有定论的,属朱松邻制作无疑,而且是硕果仅存的朱松邻作品。但当朱小松的墓志铭被发现以后,有资深学者开始怀疑这个笔筒的真伪。但无论这个笔筒是否朱松邻的真品,它都一定是清初以前的作品,只是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笔筒就是朱松邻的。我多次讲过,文物是一门标型学,必须有一个标准在前。像朱松邻这样的竹刻大家,文字上的记载都比较虚,又没有过多的实物可以比较,仅仅是个孤例,很难明确判断它的真伪。

雕刻工艺在远古时代就有了,古人一开始用于雕刻的主要材料都取自动物或植物,比如骨头、木头、象牙、犀角等等。由于古人缺乏环保意识,所以有很多早期在中国地区可见的珍贵动物,比如犀牛,都逐渐绝种了,象牙来源也日趋减少。下一讲会讲贵重材质的雕刻,而这一讲仅限于竹子-竹雕。

晚明竹刻的嘉定派,朱氏祖孙是大家。与他们同时期的还有金陵派,代表人物是濮澄(濮仲谦)。明朝张岱评价濮仲谦的刻竹:"经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价,真不可解也。"一些书上写得很清楚,濮仲谦刻竹是一种非常简朴的风格,寥寥几刀便可得自然之趣。他刻竹不以雕琢为奇,换句话说,他不想在竹子上展现什么复杂的手艺,只想显示他的意图。比如几刀就是一丛兰花,能看出是兰花就行,并不想把它刻得非常细碎。这是史籍记载的濮仲谦的风格。

另外,还有翻簧,又叫竹簧、贴簧,有的地方还叫文竹。就是把竹子里面那一层竹簧剥下来,反过来贴在木胎、竹片外面,再在上面雕刻。再有就是编制的竹器,比如夏天用的竹夫人,我就不在这里讲了。

竹刻是中国古代一门独有的工艺,由于文人的喜爱和使用,将它推向市场。文人一开始不是以市场为目的,而是为自己欣赏、把玩。但文人是社会的一个标杆,由于文人的推动,就有了社会的追求,进入了市场。在题材上,无论山水人物、花鸟鱼虫,大多寄托了文人的情怀。文人讲究意境,所以竹雕的很多意境都跟中国画非常相似。由于竹雕艺术的成功,深刻地影响到象牙、犀角、紫檀、黄杨这些贵重材料的雕刻,它们都有仿竹器的倾向,下一讲再讲。

朱小松中年以后丧妻,一直也没有再娶。晚年的时候,因为嗜酒,朱小松中风了,一直卧床不起。有朋友就劝他能不能不喝酒,否则影响身体,影响寿命。他笑着说了这样一句话:"酒止而生,生何为者?世间殇子,岂尽醉死哉?"我如果不喝酒了,就能活长点儿,但我活着为什么呢?世间早死的人有多少是因为喝酒醉死的呢?最后,朱小松对这个朋友说了一句非常富有哲理的话:"去本无妨留亦得,何人不是远行人。"他说得很文雅,就是我死了或者活着都没有关系,谁最终不是要踏上这条路呢?朱小松去世的时候是68岁,在当时已经不算短寿的人了。

清代也涌现出一大批竹雕大家,比较著名的有嘉定的封氏三杰。刚才说的朱氏是祖孙三人,封氏是兄弟三人。老大叫封锡爵,老二叫封锡禄,老三叫封锡璋,当时社会对他们三个人有一个称呼"鼎足"。鼎有三个足,三点固定一个平面,撤掉一个就不平了。鼎足而立,说明三兄弟手艺都非常好,不分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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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现朱小松的墓志铭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朱小松生于正德十五年(1520),卒于万历三年(1587)。小松是朱松邻的长子,这个墓志铭是铁证。如果我们以朱小松的生卒年来推算他的父亲,好像搁在正德六年和隆庆五年都有点儿不合适,上下都不靠。

我记得当时我在安徽黄山那条老街上逛,进了一家店。他们开店都是前店后家,我聊会儿天就进了人家的家。店主人家里正在吃饭,我一眼看见饭桌上插筷子的筷子笼,就是一个留青雕的竹笔筒,非常精致,插着一把筷子。因为我买了点儿东西,店主人特别热情,让我吃饭:"来这儿吃点儿饭,赶上什么吃什么。"吃饭的时候,我眼睛不停地看这笔筒,越看越喜欢。我就问:"这是什么啊?"店主人说:"筷子笼啊。"这筷子笼有点儿浅,筷子又长,插得多的时候非常容易倾覆,翻倒在桌子上。我就说:"这东西插筷子不一定合适,老容易翻。"他说:"对,我早就想换一个。"我说:"我给你买个新的吧,你能不能把这个匀给我?"他也很清楚,说:"这东西是老的,就是不怎么值钱,您要真喜欢,就送给您了。"结果,我拿着一个特别好的留青雕笔筒,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黄山。

据说封家除了三兄弟之外,他们家还有一个小姐,也可以雕刻竹器,拿手的是雕蟾蜍。书上记载,一两银子一个。封氏三杰的作品当时值多少钱,没有看到记载,但这位小姐雕个小蛤蟆,就能卖一两一个,非常贵了,可见当时封氏竹雕的价格。

活跃在晚明时期的竹刻艺人非常多,为什么朱氏三代能成为竹刻的代表呢?首先,作为艺术家得有个性,他的个性会传达到作品之中,从而与众不同。朱氏三代中,记载比较完备的是朱小松,他的父亲和儿子都没有详细的记载。这是因为朱小松的墓志铭出土了,上面记录了他的生平。第一,朱小松能世其业,子承父业,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并且能够把这门手艺发扬光大。第二,朱小松个性非常强,看重自己的手艺,轻易不给别人雕刻。有人来买,他也不会轻易答应;即使答应了,也不会随便改变自己的风格来迎合市场。我说过,明代晚期是一个活跃的商品社会,很多商业社会的特征都已经形成。很多有钱人买东西时,会根据自己的好恶来迫使艺术家改变艺术风格。但朱小松不会这样,他即便答应给别人雕刻,也要强调自己的风格。

今天也是这样,社会对艺术品的评价往往以难度的高低,而不是以艺术的高低作为价值的标准。但艺术本身是有标准的,有时画几笔兰花不见得比鸿篇巨制价值低。由于濮仲谦声名远播,赝品特别多。大量署濮仲谦名的作品,其实都是后人仿嘉定风格所制作。

我曾经买过这样的竹雕行草臂搁,上面有刻字,写得非常有意思。当我把这个臂搁拿到手的时候,就体会到古人的自我修养。古人会把一些名言警句刻在上面,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个臂搁上写的是:

朱三松雕的都是小件,比如残荷洗、寒山拾得像。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朱三松是一个非常贪玩的人,他喜欢的都是能把玩的小件。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可能看我一天到晚忙忙叨叨,所以送给我一个臂搁。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个臂搁,但送给了我。我一看臂搁上写的字,就知道他想跟我说什么。臂搁上写着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刚给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句诗是哪儿来的,专门查了查,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岁夜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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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雕刻艺术在中国非常广泛,我们能看到的大部分石窟,比如龙门、云岗、敦煌石窟,都有雕刻艺术。再有就是帝王墓道上的石刻,比如唐代的乾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清东陵、西陵,墓道上都有雕刻。但我现在要讲的雕刻限定在可以把玩的、陈设案头的小件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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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朱松邻的孙子朱三松还是继承了他祖父和父亲的手艺,竹雕也非常有名。他喜欢用竹根雕,不喜欢用竹节雕。

竹器工艺还有很多种形式。比如专门有一类仿青铜器,作品全部在故宫收藏,没有出故宫一步。我们推测是当年把雕竹高手召入宫廷,让他们专门仿青铜器。这批文物今天到故宫还能看到,用的是竹根雕。

不遇至刻之人,不知忠厚之善。

我曾经买过这样一个竹雕笔筒,收录在我写的《明清笔筒》一书中。我当时看到这个笔筒,就被它新奇的雕刻方法吸引了。笔筒上面雕刻了一幅农家乐的场景,狗、鸡、人物都小如芥豆,看不清楚,但仔细观察,神态全有,非常有意思。笔筒上还刻有大段文字,开篇是这样写:"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下面还有很长的话,我就不一一写出了。古人很有意思,他就说:我住的房子占十亩地,自己开的菜园子占五亩地;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显然是景色非常好;不要说我这儿土地很狭窄,地方很偏远;对我来说,这个屋子能坐进去休息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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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雕艺术品的第一高价是什么呢?一个竹雕笔筒。2005年,香港佳士得拍卖的康熙高浮雕山水人物纹笔筒,拍了1140多万元港币。能想象吗?一个经过中国文人设计创造的竹雕笔筒拍了1000多万元港币。拍卖的时候我在现场,大概到了500万元港币以上的阶段,所有举手竞争的人都是外国人,我就很奇怪。我原来认为外国人对中国的竹器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不能深刻地理解我们对竹子的那种情感。中国人对竹子有很深的感情,文学作品、绘画作品都告诉我们竹子的重要性。但恰恰是外国人不停地竞争,使这件竹雕笔筒攀上了千万元港币的高价。

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藏有朱三松雕刻的春菜纹笔筒,跟刚才封锡爵雕的白菜完全不同,雕刻得非常深。在雕刻技法中这叫"陷地深刻,阴中阳也"。竹子是一个平面,往下刻叫阴刻。如果要去掉底子,让纹饰鼓起来,那叫阳刻。阴刻的纹饰是陷进去的,陷得非常深,因此又表现出层次,仿佛有阳刻的感觉,所以叫"陷地深刻,阴中阳也"。这是朱三松所创造的一种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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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古人这么愿意雕刻白菜呢?因为古人认为白菜具备一清二白的品格,从而赋予白菜深厚的文学特性。这种认识影响深远,导致宫廷里曾经用最贵重的材料雕刻白菜,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那棵翡翠白菜。我们今天想:好,那么大一块翡翠能打成多少珠宝首饰呀,怎么可能雕一棵白菜呢?这就是因为当时的人跟今天的人对白菜的认知完全不同。古人心目中的白菜虽然是平常的蔬菜,但品格高尚。

明中叶以后,竹雕艺术迅速崛起。我们已知的明代竹刻大家,都不仅限于竹雕,包括犀角、象牙和紫檀等材料也能雕刻,但为什么都称他们为竹雕大家呢?因为中国文人赋予竹子很高尚的品格。比如图案中常见"竹梅双喜"、"岁寒三友"松竹梅、"四君子"梅兰竹菊,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人赋予竹子的优良品格,这种品格第一是清高,第二是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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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竹刻,大家首推晚明朱氏祖孙三代。朱氏祖孙是嘉定人,创立了竹刻的嘉定派。第一是朱鹤(朱松邻),著名作品是竹雕松鹤笔筒,现藏南京博物院;朱鹤的儿子朱缨(朱小松),作品有竹雕人物香筒,现藏上海博物馆;孙子朱稚征(朱三松),他的竹雕残荷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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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根雕里的典型作品有雕白菜、人物、动物;竹节雕里最典型的作品就是笔筒,我们能看到的大量竹笔筒都是利用竹节雕刻的。竹子的节与节之间都有隔,上下不通气。利用一个隔做底,恰恰可以做一个笔筒。笔筒的发明时间非常晚,大约到了明代晚期才出现,这跟我们的想象有很大差距。笔筒最早的雏形就是从竹子开始的。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实物笔筒都是竹雕;从文献里查到的关于笔筒的最早记载,也出自万历年间,依旧是竹雕。

明末有一个刻竹高手叫张希黄,他发明了一种雕刻方法,叫留青雕。竹子刚被割下来时是青色的,留有一层青皮。雕刻时把不需要的地方轻轻刻去,以青皮部分来表现内容。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一种极浅的浅浮雕,这就是所谓留青雕。雕完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青色会变成油黄色。所以我们看到的留青雕不是绿色的,而是黄色的。张希黄留青雕的典型代表作品是山水楼阁竹笔筒,现藏上海博物馆。

朱松邻的竹雕松鹤笔筒,上面有"辛未年"字样,"辛未"是哪一年呢?当时不大清楚朱氏三代的生卒年,早期相关的书都认为是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后来又有学者推算了一下他的年龄,觉得这非常不合适。我刚才说了,笔筒的发明是明代晚期的事情,所以这件笔筒搁在明代中期明显不对。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个辛未年指的是隆庆五年,即公元1571年,往后退了六十年。

这个臂搁一直放在我的书桌上,我有时看它一眼,就觉得永远是那句话"说归说,做归做"。我也希望很闲在,什么叫闲在?就是早上起来不知道今天干点儿什么,这就比较闲在。可我现在都知道我一个月以后干什么,很多事务都压在这儿,日程排得非常满,一点儿都不闲在。我倒是不怎么浪费时光,但我还是希望将来有机会闲下来,能够多读读书,体验一种人生闲在的滋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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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刻艺术家说起来都算是文化人,或者多和文人结交,否则他雕不出高雅的东西。但朱小松本人并不喜欢跟文人骚客来往,反而结识了一些酒肉朋友,喜欢跟人家喝酒、谈天说地。但有一点,他永远不主动去喝酒,有人请他就去,没人请他就在家里待着。他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不看别人的脸色。

于是我就去查这个笔筒是谁雕的。雕笔筒的人叫顾珏,字宗玉,也是嘉定人,康熙年间的雕刻名家。由于我们过去没有看到过他的作品,这次就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叫价这么高呢?再一翻书,发现书上记载他的雕刻精巧,细入毫发,并且创作严谨,往往一两年才有一件作品完成,所以流传至今就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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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松的作品存世非常少。一般我们说,做什么都"不过三代"。比如收藏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手艺也不过三代,都是这么说。

刘禹锡是在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写了这样一首诗,他感叹人生的不得意,感叹他的很多朋友都故去了,他还活着。虽然一生中有很多时光都会荒废掉,浪费掉,但如果保持一个良好的心境,能使自己多活几年,就可以把岁月补回来了。刘禹锡是我非常喜欢的诗人,这首诗的意境就非常好。

正文 第六讲 文玩珍赏 游刃有余——名贵材质雕刻

我们这一讲开始讲名贵材料的雕刻。这些名贵材料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取自于动物,我们熟知的象牙、犀角,退而求其次,还有人用过象骨、牛骨。过去工艺美术用它换外汇的雕刻是用牛骨替代象牙,把牛骨经过处理,处理得非常白,猛一看像象牙。另一类取自于植物,我们对植物的了解那就是硬木,名贵木材,我们讲家具的时候讲过,首推紫檀、黄花梨,另外还有黄杨木、深香木、檀香木等等,很多名贵材料,这些树种都具备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材料难得,生长缓慢。

名贵材料为什么受到社会的喜欢呢?它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的材质观,凡是稀少难得的东西我都有兴趣。

第二,明代晚期,江南富庶地区文人的推动与促进。明清时期尤其晚明,十六、十七这两个世纪,一直延续到清朝十八世纪,这些雕刻首先是在文人兴起,明代以后中国的这种文玩突然兴起,是跟社会这个背景有极大原因,因为社会的富足使百姓的精神追求增加,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的收藏热,或者说我们的传统文化热,都是因为今天社会富足所致,我们生活好了,精神的追求就开始增加。

第三,贵重材料不管取自于动物,还是取自于植物,它都是比较细腻,易于雕刻,易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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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和犀角在古籍中出现的非常早,比如《殷墟书契前编》甲骨文中就有"获象"、"获象二"的文字。《汉书》上记载"尉佗献文帝犀角十",我一次上贡进献犀角十个。从出土文物看,早期倒是可以看到象牙和犀角的出土,唐宋以后反而非常罕见。殷商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非常完整,带有雕刻,镶嵌松石。唐宋以后出土减少,说明这些曾经在中国遍及中原的动物,大象和犀牛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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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在古代人心目中是怪兽,为什么呢?古人所见到的所有的带角的动物,都是横向长两个角,唯独它是纵向长一个或两个角,前后排列,或者就一个角,那么这就引起了古人的一个注意,过去有一个对联说,上联就叫独角兽,说的就是犀牛,独角兽,那下联怎么对?比目鱼,这说的就非常有意思,就是这是非常奇怪的两种动物。

由于犀牛的特殊性,导致古人对它有很多误解。第一个误解,认为犀牛角可以避尘、避寒、避水,什么都可以挡住。晋代的葛洪在《抱朴子》中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为鱼,而衔之以入水,水常为人开。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得了通天犀的犀角以后,你刻成鱼状,叨到嘴里,你只要一入水,水就为人开。这事儿太邪门了,这事儿如果说是真事,那咱就不用学游泳了,咱就一人发一个叨嘴里就下河了,那么他这种说法是深入人心的,有三个犀牛怪,那么他就是避尘、避寒、避暑,他在中也是延用了它这个说法,只不过有些差异而已。

第二个误解,认为犀角有药用作用,我们认为它除了解毒,还能成仙,还能提高性能力,西方的很多医学书里就记载着说中国人认为犀角可以提高人的性能力,这是他一道误解,犀角为什么有人认为它可以解毒,就是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它做成发簪,很多人就直接别在头上,随身带着,吃东西的时候拿出来去试一试,如果发泡,这东西就有毒,这其实都是误解了,我们有毒性的东西是五花八门,不是一个发簪,一个犀牛角做的发簪就可以解决的。

第三个误解,是一个美丽的误解,是我们认为犀角是可以通到心灵的,灵犀,李商隐最著名的诗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就是运用了这个美丽的误解,他认为犀角上有一根白线可以直通心脏,那么我们今天也经常有这个词,比如说他们俩心有灵犀,是指他们俩心灵上可以沟通。

犀角主要适合雕刻杯状物,这是由它的形状所决定的。犀角的中间是空的,翻过来正好是一个杯形,所以古人都在犀角杯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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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纽约苏富比的拍卖上一个犀角的仙人乖槎杯卖到了203万美金,折合人民币1600万,我们好象不能想像一个犀角雕刻的东西值如此大的价钱,全世界的收藏家用钱来证明了我们明代的雕刻的一个历史高度。

1996年,我曾经在拍卖会上碰到过一个犀角杯,全素,一点雕工没有,而且还很小,就这么大,装在一个锦盒里。有个朋友有点闲钱,就问我:“我买点什么东西好呢?”我说”这个杯子非常重要,你可以考虑。“他看了以后不以为然,说:”我看别的都雕刻得很好,这东西太素,未雕一刀,你说它好,究竟怎么好?你跟我说说。“我说:”这上面记载着两个明代晚期非常有名的人,一个是周天球,一个是陆治(陆包山)。他们都是非常有名的画家,这只犀角杯记录了他们之间的一段情谊。周天球把这样名贵的一个犀角杯送给了陆包山八十大寿的礼物。你想,周天球和陆包山在当时的社会地位非常高,他们之间的赠礼都不会是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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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这朋友说:“那行,我听你的。”可真到了拍卖会上,他虚了。当时举到20万元的时候,就彻底地虚了,让别人22万块钱买走了。时隔十年,他来找我,说起这段往事。他说:“我当时如果咬住牙再举两下,那东西就是我的了。“这件犀角杯今天值多少钱?不知到,因为它到今天为止再没有进入市场。只有等它重出江湖的那一天,我们才知道它的价值有多大。

在我国的雕刻历史上可以用来雕刻的贵重材料除了犀牛角这外还有象牙,象牙雕刻又叫牙雕,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古代牙雕刻不仅有人物,文房用具等,还有不少实用品,比如官员上朝时用的笏板,笏板是大臣们上朝时拿着一个瘦长的板子上面写着准备上奏给皇帝的话,最早的笏板是竹子或木头制作的,到了西晋才出现了象牙的笏板,那么马未都先生为什么会说古代的象牙笏板大多都会"笑"呢?

象牙比犀角容易开裂,而且还很明显。犀角是深棕色的,上面即便有一点开裂,也不大显眼,但象牙是牙黄色,一旦它有开裂就非常明显,那么这个开裂在专业上它有一个词叫"笑"。我们说过文物当中尽可能地回避不好听的词汇,比如这象牙裂了不好听,那就说象牙笑了。

这件犀角杯上还刻有这样的文字:周天球题镌犀角觥为陆包山八十寿,时在万历三年乙亥也。写得清清楚楚,时间,人物,事件,应有尽有。通过这样一个杯子,我们可以想见当时陆包山八十大寿的盛况,可以想见周天球跟陆包山之间的情谊,这种情谊通过一个物件传达出来。

我最早接触象牙的时候,看见大量笏板,上朝用的笏板。有一次,我在广东看见一块非常漂亮的笏板,卖主拿给我看,我跟他说:”这个东西就是笑得厉害。“我的意思就是说开裂的地方很多,他当时没听懂,他说我这还没卖,我笑什么啊?他以为他卖给我,他才能高兴呢,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是说这个东西有绺裂,我就说你这笑得厉害,我说它笑得厉害,意思是什么呢,是我想跟他砍价,过去说过褒贬是买主,喝彩是闲人,我如果这么说,我说你这东西太好了,真少见,好好留着,别少卖了,就是我不想要了,如果我说你这东西笑得厉害,那就是说我很喜欢它。

其实象牙笏板绝大多数都要笑,因为它是顺着象牙一层一层顺势剖开的,比较薄,经过几百年,不可能保证不开裂,几乎都带有笑纹。象牙的笑尤在笏板上是一种异常的美丽。因为笏板是素的,跟雕刻的象牙不一样。请注意:雕刻的象牙如果笑了,价值会大大受到影响,而像笏板这类素器,如果笑得均匀,反而不受影响,它是一种美丽,有点像哥窑的开片。

笏板的形状是一头宽一头窄,呈弧形。早期笏板都是竹木的,西晋以后逐渐演化为是一种礼仪,它才开始强调材料,比如象牙的,玉的,历史上的记载非常清晰。

唐代的时候五品以上持象牙笏板,六品以下就是竹木的,有等级了,唐代有个大官叫郭子仪,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当年他过生日的时候,他有七个儿子,八个女婿都来祝寿,进门就把这笏板搁在床上了,过去有一个说法叫七子八婿满常笏,就说的是郭子仪,十五个人在朝廷里做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唯一的事情。

明代以后五品以上依然持象牙笏,但五品以下就不需要持笏了,清代是不用笏板的,我们注意看电视剧,当然个别的也有,我看过的也有清代电视剧也持一块笏板,不是没有的,也有那导演不知道上去觉得这个姿势挺好年,拿着就上去了,清代是不持笏板的,那么我们后来发现的大批清代笏板基本上是唱戏用的,并不是当年朝廷所用。

清代象牙雕刻除了宫廷以外,主要分两个流派:苏州和广州。为什么是这两个地区呢?因为他们经济发达,一个是物资发达的沿海地区广东,一个是繁华富足的内陆地区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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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雕刻从某一点上讲它非常接近于竹雕,而广东的雕刻更多展现于技巧,比如我们知道的象牙船,象牙球,有多少层里头都可以转,那要让我们看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一球据说过去有三十二层,可以在里头转,每层都可以转,但是它是用一块整料雕出来的。我们凭我们一般人的想像都觉得这个事不可能完成,但是我们的工匠,我们历史上就有工匠可以完成这样的壮举。

广东地区的象牙还有一个工艺,是编织。这是我们很多人所不知道的。象牙可以剖成非常薄的条状物,然后可以编织,比如花篮、提筐,我见过象牙编的提筐,非常精致,拿手摸着都是软的,你都觉得不可能象牙编出来的,它就编出来的。实际上,象牙具有一定韧性,不是我们想像中非常脆的。

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藏有有象牙席,用象牙编织的席子。清代雍正年间,宫廷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用象牙编席,据说编了三条,三张象牙席。雍正《内务府档案》里有这样的记载:雍正六年,郎中海望奉上谕,尔等造办处有朕先交的象牙席,照此席尺寸做一黑漆床,钦此。雍正说的非常清楚,我这有一象牙席,照这个席的尺寸给我另造一张黑漆床。这事有点新鲜,我们一般的情况家里都是先买床,后买褥子,没有人抱着褥子去挑床去,雍正是先有席,按照席去做床,可见这席子的重要性,我们都是做一件衣服,做一件大衣配一个扣子,没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扣子去配一个大衣的,那雍正的要求就等于是拿这扣子配一件大衣。

黄杨木的雕刻最有名的一件东西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杨木雕《东山报捷图》笔筒,这个笔筒被故宫的《国宝一百件》一书收录。换句话说,故宫认为这件东西就是国宝。这个笔筒,黄杨木雕,它所描绘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个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产生了很多成语,比喻我们知道的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都是这一仗打出来的,你想历史上人打过一仗留下了至少三个重要的成语。

后来雍正又跟着来一道上谕:”象牙席,着广东不必再进。“那么这象牙席显然是广东编织的,作为贡品进贡的,雍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雍正也看到了这个浪费惊人,我们用象牙来编一只席子,过去闻所未闻,雍正的这道上谕表现了皇上的一个勤俭意识,一个环保意识,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才有环保意识,历史上的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乃至皇帝,都有这种程度不一的环保意识,比如雍正说你这象牙席就不必再进,那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也是保护资源。

如今,中国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成员国,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态中国始终支持禁止象牙犀角制品的交易,所以今天在国际上携带象牙和犀角以及制品是违法的,在海关当场就会被扣留。那么1991年以后,中国政府就表明了这个态度,我们的象牙和犀角进出口就禁止了。

在明清两朝的雕刻品中,除了象牙、犀角这类名贵材料以外,还有一类是属于名贵木质材料的,比如紫檀、黄花梨、黄杨木、沉香木、檀香木等等,我着重谈紫檀和黄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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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紫檀。紫檀的木性决定了它雕刻中的表现力,非常圆润。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有大量用紫檀雕刻的小件,比如紫檀雕螭龙笔筒,镶口,带有一点百宝嵌。我早年看到这件笔筒,多少有点儿怀疑,它的底像一个平底,显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清楚。很多年以后,我通过拍卖买到了一个紫檀笔筒,形式与故宫那件很像,但这个笔筒的底是圆底,我才明白了故宫的收藏为什么是平底。这类笔筒的底跟明清时期其他笔筒都不一样,它的低是斜着45度嵌入的,所以非常容易褪出。一旦木质发生收缩,底就可能掉下来,于是宫廷为了方便就另配了一个平底。

而流散在民间的笔筒,没有受到如此高的待遇,就是凑合着用,反而保留了原始状态。所以有时你怀疑一个问题,就要长时间惦记着,说不定哪天就能得到答案。过去老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怎么成功呢?就因为你抓住了这个机会。

黄杨生长缓慢,木质细腻,而且它很难成材,它首先长不直,都曲里拐弯的,所以只适合雕刻小件。中国工匠就用它做各种你喜欢的小件,我见过有大量的动物的,比如雕一个小蛤蟆,人物的,黄杨特别适合中国人,为什么呢?我们的皮肤是黄的,你比如说,我们用黄杨木雕一个待女,那个肌肤的感觉非常地美丽,如果我们拿那个黄杨木雕一黑人,看着就多少有点怪怪的,那种感受不一样,所以它很适合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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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逛地摊,逛古玩市场,黄杨木小件非常地多,尤其北方地区多极了,南方地区大量的家具上是用黄杨做卡子花,做小件雕刻镶嵌在上面的,而北方都是一些悬挂件,比如雕个莲蓬,雕一双小鞋,随身带着,我当时都没有这种意识收藏,那东西都很便宜,最早逛地摊就是十块八块钱,甚至几块钱买一个,后来变成几十块几百块也不会太贵,我的一个朋友,当他收藏很多的时候,他叫我去看,我都不知道,他跟我那么多年没跟我说过,我到他那儿一看,上千件,蔚为大观,反映了那一个时期,中国人的一个情趣。

所以我们说收藏,有时候另避蹊径,我老鼓励他,我说你这堆东西你一定要出一本书,如果不出一本书就愧对了祖先留下这样辉煌的遗产,我们的遗产不是说全部都是鸿篇巨制,很多这种小件,把玩的小件,也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那一个时期的心理,反映了百姓那种对生活的一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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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战这个故事,说的是前秦的符坚要打东晋王朝,以东晋丞相谢安为首的主战派觉得这仗一定要打,但符坚认为我打你都是小菜儿,他说的是投鞭断流,就是说我的人手里的鞭子扔掉长江里就把水流都断掉了,我这么大兵力打你,还不是一个小菜一碟的事吗?

谢安主战,一定要抗击,这时候在战争期间,谢安是在后方在下棋,跟客人在下棋,下棋来掩盖内心的这种矛盾,这种担忧,他跟客人下棋面不改色,那么这时候,有人来送捷报,捷报送到他手里的时候,他看了一眼依然在下这个棋,他客人都受不了了,客人说到底什么消息,你跟我说说,然后这个谢安就说,小儿辈已经破贼,说得很轻描淡写,最后把客人送走的时候,回屋的时候木屐的那个木齿都折断了,浑然不觉,为什么?内心激动,那么这个笔筒反映的就是这一段他在下棋。

乾隆皇帝看了这东西高兴,说那还有块空地刻上我一首诗,所以在笔筒的另一面,就刻了乾隆的一首七律,它其中有这样两句,叫淮淝捷报传飞骑,屐齿何妨折不全,说的就是这个,飞马送来的捷报,说谢安的这个木屐的木齿都折断了,结果无所谓,心里并不知道,这件东西有机会上故宫的时候一定去看看,看看我们的国宝。

下面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五件雕刻类的东西做一个比较:第一件顾宗玉的竹雕,迎驾图笔筒。顾宗玉就是顾珏。第二件是黄振效的象牙渔家乐笔筒。黄振效是在故宫里供奉的广东工匠。第三件是清早期的犀角八仙庆寿图杯。第四件是吴之璠的黄杨木东山报捷图笔筒。第五件是明晚期的紫檀会昌九老图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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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五件东西一字排开,竹雕、象牙、犀角、黄杨、紫檀,当你看到这支队伍时,就会恍然大悟。我们用五种材料做个横向比较,反映出同一个时期的雕刻间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并且其他材质的雕刻全部追求的是竹雕的效果。这事儿有点让人奇怪:所有的名贵材料,都追求一个普通材料的效果,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材料名贵动手就谨慎,材料普通动手就随意。因为竹子的材料普通,雕刻就随意,创作天地的自由度增大,参与的人就多,精品就会出现。一旦优秀作品及其风格被社会认可以后,其他名贵材料就会跟风,不敢轻易动手,要向成熟作品靠拢,以求保险。

今天做衣服也是这样,越贵重的材料,你越不敢做花活。你买了最贵的材料的回来,最保险的就做一西服,样子要经典一点。一般人不敢拿最贵的料子做最新式的样子,过两天不流行了,料子就等于浪费了。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中国古代工艺中雕刻是一个非常大的门类,另一个门类是铸造,下一讲讲明清时期的铜器。

正文 第七讲 炉火纯青 铸造精湛——明清铜器

铜质艺术品在历史上的地位比今天高。今天的人拿一个铜的艺术品都不当回事儿,觉得这没什么,不就一个铜铸造的嘛?但要知道,中国是贫铜的国家,找铜是很难的事儿。那么历史上的地位高,为什么没有保留到今天呢?很多铜的艺术品都被化掉了,因为铜可以变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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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注意看宣德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宣德炉基本上都是三条腿呢?这是因为宣德炉的造型是从青铜鼎发展来的。大部分圆鼎都是三条腿,三点固定一个平面,过去说"三足鼎立",只要有三条腿就非常稳。那么铜炉里有没有四条腿的呢?也有,方形的炉是四条腿。这是因为青铜鼎也有四条腿的方鼎,它就是数量比圆鼎少而已。

中国历史上对这个铸钱的问题苦恼得要死。比如宋代铸铁钱,为什么铸铁钱呢?凡是跟辽跟金接壤的时候,你看大观通宝就铸过铁钱,它跟辽接壤的时候,因为辽契丹民族愿意使用金属器,您这铜钱一到,我的贸易能力强,我拿东西全换来钱,这钱我不一定非得买你那东西,我就把钱化了,我做成一铜碗,做成一铜锅,我自己背着,可这钱回不来,中央政府就着急,我贸易的媒介没了,所以就被迫在边境地区铸铁钱,防止你熔化。明代也有这样的记载,比如崇祯时期,崇祯时期有这样的记载,它说内库存的历代铜器,不是指的今天的铜器,历代铜器都给我送到宝源局铸钱,这是有明确记载,这里就不乏当时明代的很多的铜艺术品就化成铜水,变成了货币。

明、清时期的铜器跟以前的青铜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它的材料的不同。它开始使用黄铜,以前都叫青铜,青铜有一个问题,它比较脆,易锈,所以我们看到的青铜都是锈迹斑斑,当然少量的有黑漆古,那不说了,就大部分它容易锈蚀,而黄铜相对来说不易锈蚀。

当年宣德皇帝去看冶炼的时候问工匠:“怎么能使铜器的质感显得非常好呢?“工匠说:”至少要反复冶炼6次,就自然会闪着宝光。”皇上财大气粗,气魄大,上去就说:“行,你给我炼12次。”工匠说我炼6次,一斤就剩一半了,你要炼12次,8两又得去4两。"皇上说:“那就去4两呗。“最后冶炼完成,一斤铜就剩4两了,按照今天的概念就说剩下四分之一。这是明末大收藏家项元汴在《宣炉博论》中的记载:“宣庙遂敕工匠炼毕十二。每斤得其精者才四两耳。”宣庙就是指宣德皇帝。

从宣德开始,宣德皇帝当时认为他的祭器、太庙、郊坛,所有的祭祀用的东西都太粗糙,所以他下令就用这风磨铜,开始给我重新铸造一套礼仪用器,他第一批铸造的时候,他是亲自下令说你的样子要仿什么呢?仿《宣和博古图》,宋代那时候高峰嘛,你照着那个样子给我做,先画图,放样,然后最后给我制造出来,第一批制造了多少呢?史籍上记载是3365个,精确到个位,后来皇上就高兴,一看这东西真漂亮,就开始嘉奖,追加,总数一直做到18000个。

明代为什么开始喜欢这种香炉呢?受宋代的影响,中国隔着元代,元代是一个蒙古人统治天下的时期,它在文化上跟宋代有差异,到了明朝刚刚恢复了以汉文化为主的这个文化的时候,他非常怀念那个文化,怀念宋代那个文化,那么他文人对香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要铸造香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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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炉这么大的名气,一定不是白来的。第一,它用材精良,经过反复冶炼。这个过程不是我们想象的把化成铜水,一铸造就成了。它需要反复冶炼,每冶炼一次就要去掉一些杂质,剩下的就是精华,但分量就会减少。由于宣德皇帝亲自督造此事,所以质量非常高。一斤进贡来的铜材料经过冶炼,最后只剩4两。这4两还是小两,过去一斤是16两,有个词"半斤八两",说的是旧制,今天应该说"半斤五两"才对呢。

中国古代的铜钱是计重制,"秦半两""汉五铢",一听就是计重的,所以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铜钱国家都允许分铸,各个地区,不可能中央政府把钱全铸造好了分派,那是运不下去的,运输成本极高,说北京这儿铸造了一马车钱,吭哧吭哧地给运到新疆去,中间得走两年,中间还有劫匪,成本太高,所以允许分铸,后来就变成私铸成风。

第三,宣德炉里含有合金,这是被很多人忽视的。除了精炼铜外,还有锌、锡、银、金。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说法:当年皇宫里着大火了,金银珠宝一同全烧坏了,然后皇上就说烧坏这东西不都在吗?一块儿给我化了,重新铸炉,所以它里头就含金。史料上风磨铜当时进贡的那些单子上都写着明确写着含有黄金。今天用科学的方法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一测试就知道了。最简单的测试是用比重,黄金的比重非常大,铜的比重大概是黄金的三分之一。

由于宣德炉的名气太大,仿品不断出现。在所有中国古代艺术品中,铜炉是最容易仿的,为什么呢?它是翻模的。只要有一个真的炉,翻个模,就能再铸造一个,基本不走样,所以真假难辨。这是宣德炉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谁都不能解决。今天全世界没有一个专家能准确地告诉你一个宣德炉的真伪。虽然宣德炉存世量非常大,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能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是宣德本年的。比如宣德期间的墓葬出土了宣德炉,那肯定是真的。文物本是标型学,标准器摆在这儿,别的东西跟它一比较就知道了。问题是宣德炉是翻模制造的,造型都一样。如果配方也是一样的,那几乎不能分辨其新旧。

2007年,一件雍正海水龙纹铜瓶,在北京拍卖,高约60公分,比较大,估价是60万。过去对铜的认知非常低,觉得一个铜的东西值不了多少钱。但这个铜瓶在拍卖场上从60万元一直被竞争到1570万元,我们观复博物馆本来对这东西有所关注,觉得60万的价钱还可以接收,但没想到涨到如此高价,没能买到。

鉴于上述三条,宣德炉的名气就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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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除了宣德炉以外,还有两类炉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类是暖炉,一类是熏炉。

明朝末年的时期,有很多文人都有记录,比如项元汴的《宣炉博论》,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冒襄的《宣炉歌》。冒襄,冒辟疆,跟董小宛关系很好,知道董小宛的就应该知道冒辟疆,最后冒辟疆是纳董小宛为妾。那么冒辟疆的描述就有意思了,他说宣炉如女子肌肤,柔软细腻,可捏。炉是硬的,铜是硬的,他说"柔软细腻可捏",他完全把它看成一个女子的状态,这是冒辟疆的记录。项元汴对铜炉的赞美也有意思,他说的是颜色,他说深有深妙,淡有淡妙。铜炉的颜色非常多,我见过有近乎于黑色的,也有那种暖暖的黄色,那他就说了深色有深色的妙处,浅色有浅色的妙处。

那宣德炉是不是真的无法区分呢?我倒觉得可以用类比的方法一点一点去推。第一,看造型。早期的宣德炉都是仿宋式。第二,材料的配比。我们今天有高科技手段,非常容易就是把它的化学成分分析出来。第三,听声音。由于宣德炉铜质精炼,声音非常悦耳,好的炉你一敲,声音之好听,不能想象,无法用语言来传达。

明代的永乐、宣德时期所有的艺术品都发展得非常快,我们知道了永宣青花,这都讲过,漆器,其他的艺术品,比如掐丝珐琅器,都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铜器也不例外,最有名的就是宣德炉。

第二,宣德炉采用了一种新工艺。过去做炉都是翻砂,它现在用的是失腊法,失腊法历史上有没有过?有过,但是做到炉这上面没用过,它较之翻砂法,它就变得非常地光洁,好看,这个东西一光洁就好看,做出来以后有专业的人把它进行上色,我们不要简单地理解上色就是拿颜色刷到上面就是上色,不是,它是用各种方法使它呈现一种自然的色泽,它有什么样的色泽呢?石青斑、朱砂斑、葡萄斑、桑葚色、水银古、黑漆古、蟹甲青、鳝鱼黄等等等等。《古玩指南》上的记载是有46种颜色之多,有的书记载比这个数量还多,有人认为有上百种颜色,那它都是微妙的区别了。

明清两代瓷器下面都书写年款,这也成为鉴定瓷器的一项标准。瓷器只要书写年款,就变成一个标准器物。因为工匠及工匠的审美都会发生变化,比如工匠去世,审美发生变化,都会反映在底款上,所以我们能够很清晰地分辨出年代。铜炉也刻有底款,但因为是模制,铜炉的底款变化非常微小。

再有一类是熏炉,主要用来熏衣和焚香。熏炉一定要有盖,没有盖就不能称之为熏炉,炉盖在熏衣的时候可以保证衣服的安全。首先,衣服不能被火燎着了。本来挺漂亮的一件衣服,想给熏熏香,结果燎一大窟窿,搁谁都得不高兴。其次,盖子可以防香灰,熏完的衣服不能蹭得到处都是香灰

明清铜器作为艺术品,它品种相对比较单一,原因是铜是贵重金属,贵重金属它又可以再度利用,所以稍微有一点背离了当时的审美情趣的东西,迅速就被化掉,它就不会生存,从这个角度上讲越简单,越单一的,比如宣德炉这种造型的,都反而能够流传下来,由于铜材料的一个特殊性,它工艺性就一直趋于保守,我们看很少有人用铜做艺术品的时候大量创新,很少,就很保守,那么正是这个保守,使明清的铜工艺品能够保留至今,材料越贵重式样就一定越保守,这是一个规律。下一讲依然跟铜有关,我们讲掐丝珐琅。

曾经有个人拿了一件洒金铜炉来说:“我这儿有一个日本炉,您给看看。”我说:“你这怎么会是日本炉呢?”他说:“您看这底下的款,写着明男光宇,这不日本人吗?”实际上,晚明时期中国跟日本的文化是在交流,所以这上面的图案确实有点儿日本风格,他就认为是日本造的。我说:“这底下的款你得通读。”底款是“胡文明男光宇制”,什么意思呢?胡文明的儿子胡光宇制作的,但这“胡字就省了。"胡文"这俩字不念,光念"明男光宇制",这不真成日本人了吗?还不能说他是知识不扎实,干脆是没这方面的知识。这件事说起来完全是个乐子。

不久以后,我在一次小型拍卖中又碰见一个类似的铜瓶,瓶底下写着"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楷书款。一看这楷书,再一看瓶子的造型,我就乐了。这件铜瓶的造型明显是受雍正瓷器的影响,楷书的风格也明显能看出来是乾隆早期的款识,由此我断定它是乾隆初年的一件作品。虽然到不了雍正,但也非常重要。由于很多买家当天没有参加这次小型拍卖,我就有机会把这个铜瓶买下了。之所以我能判断这件铜瓶的年代,很重要的原因是了解康雍乾三朝瓷器款识书写方法的变化。康熙时楷书多,篆书罕见;雍正时楷书多,篆书少见;到了乾隆时反过来,主要是篆书,楷书少见。所以我看到铜瓶款识是楷书,就知道它基本是乾隆早期的,受雍正影像。所以有时看一件器物,一看款识就知道大概方位在哪里。

宣德炉的仿制时期,大概推测有四个时期。第一个是当朝,我们说的当朝是指宣德在铸造了18000个炉以后的,再有铸造都可以算为仿制。

第二个时期是明晚期,收藏热的兴起,对炉的需求供需发生变化,大量的需求增加,所以在晚代晚期的时候就有大量的仿制品出现,这个时期的东西非常接近于宣德本朝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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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时期就是晚清到民国,有一部分很小的仿制,质量比较差,所以不足为虑。到了今天,宣德炉的仿品骤增,尤其近十年内,铜炉的仿品变得非常精美,非常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今天市场上有大量仿制的宣德炉,完全能够以假乱真。

我听一个老师傅跟我说,最好的宣德炉含金大约3%。我买过一个宣德炉,特别沉。我很高兴,直接上菜站找了个普通秤一约,八斤四两,也就是4200克。我乘上3%,大概是126克。你想,这样一个香炉里如果含126克黄金,那质感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对衣料比较熟知,如果纯棉的衣料里加3%的毛,质感马上得以改观,如果纯毛的衣料里加3%的化学纤维,它可能就变得不易起褶。古人显然也发现了这个规律,所以我认为好的宣德炉里一定含金,一加上金,就不易生锈,而且颜色明显地跟普通铜器拉开了距离。

实际上铜器的断代没必要那么严谨,它跟瓷器不一样。瓷器是非常严谨,宣德就是宣德,永乐就是永乐,成化就是成化,非常清晰。但对铜器的判断,只要能够看出来它大约是哪个时期的就可以了,比如你能看出它是明早期还是明晚期的,我觉得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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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时期就是我们知道的康乾盛世,康乾盛世他所制造的宣德炉有很多离开了宣德的本样,有相当一部分偷工减料,所以非常容易剥离出来,一看就不够明朝,一看就是清朝的东西,

宣德炉有定式,不是今天的定式,是宣德那年就定的。很多定式跟它当时的使用环境有关。宣德炉最广泛的式样叫蚰蜒耳式。蚰蜒是一种虫子,俗称鼻涕虫,农村养菜的最怕碰见那种鼻涕虫,啃菜叶子。第二种式样叫冲天耳式,也叫朝天耳式。它一般是在祭祀当中要用。第三种式种是双鱼耳式,也叫鱼耳式,两个耳朵象鱼,这个是跟宋哥窑,宋官窑的样子模仿下来的,一般情况下这种都是搁在书房。再有就是桥耳式,也叫凤眼式。过桥,在讲经的地方,你传达,你通达都是过桥,所以在讲经的地方焚香一般都是这样桥耳式。再有就是狮耳式,其他各种式样上百种。

暖炉明代非常流行,为什么呢?当时屋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无法供暖,当时的人的生活就在这个取暖问题上都是一大障碍,尤其南方,一到冬天非常阴冷,所以屋里不是炭火盆,就是暖炉,暖炉的小型的叫手炉,手里老捧着,大型的叫暖炉也叫脚炉,搁在脚底下的,文人在那儿伏案,夜里疾书,案子上搁一个,脚底下搁着。

到了晚明的时候,铜器有一点俗事儿,这特别迎合中国人的虚荣心,就是洒金。所谓“洒金”就是局部鎏金。人们觉得这铜不够意思,得上大金块子,看着值钱,所以洒金铜器在晚明到清初非常流行。

清朝雍正时期下过禁铜令。康熙开放海禁以后到了雍正这朝,贸易量急剧增加,需要大量钱币。当时制币的主要原料黄铜明显不足,中央政府着急。再加上铜钱的私铸之风,以及劣制铜钱沙板钱、锤扁钱,都为社会发展带来种种弊端。于是,雍正四年正月,雍正下禁铜令。到了乾隆初年,云南铜矿就开始大量开采,中央政府解决了铜短缺的问题,所以禁铜令就取消了。禁铜令实施的时间,大约只有10年。

手炉保存下来的不如香炉多,原因是手炉一直在用,香炉在历史上是断断续续地使用。兵荒马乱的时候大家没有心情去点香炉,香炉往那儿一扔,这一扔可能就一百年,这百年没有人用,它就不会坏,手炉一直在用。20世纪80年代我去浙江乡下的时候,看见老太太还捧着手炉呢,由于它使用它就容易损坏,损坏了那就以新代旧,旧的就毁掉了,所以手炉保存下来的反而不如香炉多。

当时做暖炉的著名的工匠很多,大量暖炉上留下了工匠的名字,最有名的是张鸣岐、潘祥丰、陈九如、凤江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堂号款,表明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极大的需求。张鸣岐是浙江嘉兴人,他的炉有"张炉"之称,我们说过明代,晚期的时候最著名的手工艺人中张鸣岐算一个,紫砂壶里是时大彬,螺钿是江千里,我们这些名人都说过,那么张鸣岐的炉它不是平白无故就有名的,做炉的人多了,为什么它有名呢?它有两个特点是别人所不及的,第一个特点书上有记载,说它置于红炭不烫,我们今儿灌一暖水袋子,那水热了还都烫呢,都不敢拿,但是它这个手置于红炭不烫,好处是什么呢?你既取了暖,又没有烫伤你,另外,你不烫一不定期是导热系数控制得好,不烫就延缓了它的热的衰减,所以它长时间保温,这是它一个记载。它第二个特点书上记载说用脚踹之不瘪,手炉是手里拿的,脚底下做得很大的暖炉,有时候冷了脚搁在上头,强度非常大,你看着它很细,但是你拿脚踹它它都不会瘪下去,强度做得好。

关于宣德炉最早的记载是《宣德鼎彝谱》,礼部尚书吕震等奉旨编纂。书上记载得非常地详细:宣德三年,暹罗国王进贡,风磨铜数万斤。暹罗就是今天的泰国,中国人用黄铜做艺术品由这个时期开始。

过去老说一句话叫"红袖添香夜读书"这添的香就是这熏香,一般是粉末状的、块状的、盘香状的,那个添香都是很收敛的,等夜读书的时候如果有这么一股清香的味飘过来,那确实还是很惬意的,一定不是柱状的,柱状的香都是供奉的。我们有的电视剧不明白,弄着红袖添香弄三柱香往旁边一扎,给老爷祭祀了。

过去怎么判断哪个是真的宣德炉呢?有一种说法:宣德炉底下的落款,只要德字少了中间一横,就都是真的。但说这话的人就不知道翻模这回事,翻模的人直接照着真炉翻模,底款一模一样,所以这种少一横的说法不足为凭。

宣德炉的底款非常有意思,写的五花八门。有写一个字的,宣,就写一字儿,你有时候在市场上碰见一炉一翻手"宣"什么意思?就是宣德那一年的。有写俩字的"宣德"。写仨字的"宣德年"。写四个字的"宣德年制"。写五个字的"大明宣德年"。写六个字的"大明宣德年制"。一到六一个空不落,再往上,还有写多少个字的呢?写一大段话的"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造",底下写16个字,这种款识呢,在宣德炉的收藏中也非常重要,大量是伪款,但一定有一个真款在里头。

晚明时期的洒金铜器主要流行于江南,首推上海地区,比如有个人叫胡文明,他制作的铜器上落款"云间故文明制"。云间指的就是上海松江地区。故文明制的洒金铜炉,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就觉得它俗。他老往上面鎏金,弄点很时髦的图案。但这种风格在当时非常有市场,被称为“胡炉”。他去世以后,儿子胡光宇接着做。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品牌意识很重要,底下写胡文明,有名,好卖。到儿子这儿,如果写儿子自己的名字,没人认,卖不出去;写老子的名字,又不怎么甘心,那怎么办呢?只好连老子带儿子一块儿往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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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年在上海买过一个手炉,上面的盖子追求藤编的效果,非常细致。这个香炉的盖是可以任意调转180度,盖上以后只需拿着盖,下面的炉身都不会掉下来,严丝合缝。我当时买的时候,大部分人还不关注它,价钱在当地算贵了,但让我看就算很便宜。手炉里还留有一个民国时期手写的纸条,写明这个炉的来历。底下落款三个字:香音斋,应是第一个使用者的斋号。

香炉用来焚香,那香是干嘛用的呢?第一是祭祀,我们焚一柱香,要祭祀,表示对祖宗的一个尊重。第二是辟虫,过去焚香不是单单的就是没有功能性的东西,我们今天有时候还要点蚊香呢。第三个是熏衣,生活一好就讲究,不能一见面浑身臭烘烘的,这不行,衣服得事先熏了,用香熏衣,我们今天是不熏衣的,使不使香料呢?使,香水,我们的香水现在直接就往皮肤上点,比如脖子上,身上洒点香水,很少往衣服上点,为什么呢?香水有时候有腐蚀性,你浅色的衣服可能点上去还有印迹,所以直接就点在皮肤上,可是过去的人他没有香水,他就把衣服先熏香了,穿着一见面,那气味芬香扑鼻,非常舒适,焚香还有最后一个好处就是避秽,所谓避秽就是防臭味,上厕所点一柱香,多臭都给遮了。那么宣德炉从宣德开始烧造,一举成功以后,名扬五百年,五百年来名声不减,一说就是宣德炉,导致你不管哪个朝代铸造的这种铜炉都叫宣德炉。

正文 第八讲 掐丝填彩 繁缛华丽——景泰蓝

中国的古代工艺中,绝大部分都是官民共享。比如瓷器,有官窑也有民窑;玉器,宫廷和民间都有制作。只有一种独特的工艺,在清末同光中兴之前是宫廷独享,没有走入民间。这就是俗称的景泰蓝,学名叫做掐丝珐琅。

先来介绍什么叫掐丝珐琅。掐丝,指在铜胎上用细的铜片掐成图形。请注意,掐丝珐琅首先不是用铜丝,是用铜片,形成立墙后才能填彩。掐出图案,填上各种色料,再经过烧制、磨制,最后成为成品,这就是掐丝珐琅。

掐丝珐琅是一个外来物种,不是中国的东西。今天大家都认为景泰蓝理所当然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外来文化,是元朝时从阿拉伯地区传进中国的。这跟我们的想象有差距。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在"大食窑"条目下记载:"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盒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之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明初曹昭关于文物的记载非常多,这条关于景泰蓝的记载也很明确。"大食",是过去对阿拉伯地区的一个统称。"鬼国窑"则是一种蔑称。中国人的面目都是比较平和的,面部起伏没有阿拉伯人大。阿拉伯人的典型特征就是高鼻色目黑髯,鼻子比我们突出,眼睛带色儿,比我们眍,胡须比我们重,所以中国人看着像鬼,叫"鬼国窑"。

元代景泰蓝传入中国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实物阶段,通过贸易,把景泰蓝实物直接传入中国,让中国人看到这样一种异国文化。中国过去没有这类东西,看着非常新奇。第二是技术阶段,技术进入中国。中国人喜欢这类商品以后,开始学这门技术,自己来烧。我多次说过,古代的运输成本非常大,做什么事情首先要考虑成本问题,所以引进成品不如引进技术。今天运输成本在商品总成本中的比例相对就非常低。

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在南宋的古籍中找到蛛丝马迹。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中记载:"予得一瓶,以铜为胚胎,傅之以革,外为觚棱,彩绘外国人之奇形诡状,却似琉璃,极其工巧,不知为何物。"这段记载说得非常清楚,通过对这件东西的描述,我们能想象它就是景泰蓝的一个雏形。南宋时的人还不知其为何物,也没有名字。

不管什么文化,一旦进入中国,它就一定要起个中国名字。掐丝珐琅也不例外,也有个中国名字:景泰蓝。明代很多工艺品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一般先强调年号,然后再强调东西本身。比如我讲过的宣德炉、成化杯、万历柜,这些都是当朝出现并流行的。但景泰蓝不是在景泰一朝出现,而是在元代就进入了中国。到了景泰年间,由于皇家的重视,使它发扬光大,声名鹊起,因此有了今天这样一个通俗易懂且带有文学色彩的名字-景泰蓝。

景泰蓝的叫法非常晚,并不是景泰年间开始叫的,甚至整个明朝都不叫。清朝雍正年间有一条记载,雍正六年的造办处《活计档》:"五月初五日……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这是关于景泰蓝最早的文字记录。但是,这段记录的读法不同,意思也不同。是"景泰 蓝珐琅瓶"还是"景泰蓝 珐琅瓶"呢?中国过去的文字中没有标点符号,要靠前后的意思和你读书的能力去判断。那么从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判断掐丝珐琅是否在雍正时期就被称为"景泰蓝"了。

晚清陈浏的《陶雅》记载得最明确:"范铜为质,嵌以铜丝,花纹空洞,杂填彩釉,昔谓之景泰蓝,今谓之珐琅。"陈浏认为这类工艺品过去称景泰蓝,今天称珐琅。他实际上给说反了,应该是过去称珐琅,现在称景泰蓝。这条记载说明,至少在清后期,景泰蓝的名字就蔓延开来,社会接受了这个通俗易懂的名字。

那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它为什么叫景泰蓝,而不叫景泰绿、景泰红、景泰黄呢?这是因为掐丝珐琅以蓝色基调为主。景泰蓝是一个外来文化,从中东阿拉伯地区传进中国,阿拉伯文化的主色调崇尚蓝色。大家有机会去阿拉伯国家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的建筑中,蓝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色调。

元代有其特殊性,它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统治时期。游牧民族跟传统的农耕民族有很多本质上的区别。比如游牧民族注重贸易,它的贸易能力非常强。过去总说"十个商人九个回",回人是游牧民族,就愿意经商。游牧民族不种粮食,必须通过交换换得基本的生活物品。农耕民族则注重自给自足。上学时老师一定教过你:农耕民族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自己生产、自己使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都注重手工业生产,但目的不同。游牧民族手工业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把产品作为商品去交换,去换粮食,或者换来钱去买其他需要的东西。所以,游牧民族的产品都是作为贸易的一个直接手段。农耕民族的手工业产品则基本是自己消费,自己做,自己用。

很多年前,我曾经跟一个意大利鞋商聊过。那个鞋商说:"我来中国之前算过一笔账,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每个人每年就买一双鞋,也是个不得了的市场。"我说:"你不知道,过去的中国人都是自个儿做鞋穿,不买你鞋厂的鞋。"自己做鞋,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残留的痕迹。今天很少有人自己做鞋穿了,但仅在二三十年前,中国绝大部分农村还是自己做鞋。这段历史距离今天并不远,我甚至还穿过我姥姥给我做的鞋。

元政府当时对手工业工匠的态度跟宋政府有很大区别。我们对这段比较残酷的历史都有所了解,元朝当时是风卷残云般地席卷整个国土。建立政权以后,政府对手工业兴趣浓厚,需要许多手工业工人为其服务,所以大批俘虏有本事的工匠。从某种意义上讲,元政府对工匠的态度还算不错,甚至还高看手工业工匠一等。

过去有个误解,一直认为景泰蓝是景泰年间创造的,或者是从明代才有的。通过这些年查阅古籍,类比研究,我们终于知道元代就有景泰蓝,从而也对以前有结论的文物进行重新定位。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兽耳三足尊,底下刻着"大明景泰年制"双龙款。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件三足尊的上部去掉,把底下去掉,只剩中间这一截,跟元青花罐的典型器做个对比,它们之间从图案到造型非常相似。而三足尊的上部、足部的釉面与中间部分明显不同。因为有相应的瓷器做比较,可以断定这件东西的中间部分为元代掐丝珐琅罐,后为明代改制。这就是文物类比的一个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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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故宫这件景泰蓝三足尊的提醒,就有大量元代景泰蓝被剥离出来,比如玉壶春瓶式的景泰蓝瓶。我讲过玉壶春瓶,元代非常流行,从造型上可以进行类推。再有就是簋式炉、鼎式炉,这些造型都可以跟当时的龙泉青瓷做横向比较。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元代已经有大量景泰蓝面世,都是由中国工匠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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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比较特殊,跟瓷器不一样。瓷器烧造完成,一旦瓷化以后不得逆转,也没有办法逆转。你不能说这个瓷器烧的造型不好,搁家里用水泡着,泡软了重新烧,肯定不行。但景泰蓝是铜胎,铜就可以逆转了。铜胎可以改造,比如这儿去掉一点儿,那儿焊接一块儿,都可能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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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景泰蓝就给了作伪者很多改造的机会。比如景泰蓝的伪款、后添款等改款现象非常严重。北京故宫博物院三足尊的"大明景泰年制"双龙款,就是明代的后添款。过去底下没有款,添款一定要添名气最大的时期,所以添了"大明景泰年制"款。

从16世纪开始,一直到乾隆中期,对景泰蓝的改造一直不断。所以我们今天对景泰蓝的分类、断代非常困难,要一点一滴地去比对,跟当时横向的所有工艺品比对,这个难度相对来说比较大。

由于景泰蓝的名气,历朝历代落"景泰"款的风气始终不绝。今天通过统计可以看到,景泰蓝上落"景泰年制"、"大明景泰年制"款的式样多达30多种。对于底款的式样,宫廷过去都有固定制式,不管做什么工艺品,都是下一个单子,工匠按照单子写的去制作。所以像瓷器底款的变化都是有依据的,而景泰蓝没有依据,都是工匠谁想刻成什么样,就刻成什么样。这样一来,给我们后人区分哪件才是真正景泰年间制作的景泰蓝,提高了很大的难度。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景泰蓝西番莲纹盒,底下左行阴刻"大明景泰年制"款。全世界的专家公认为这是一件无可争议的大明景泰年间制造的景泰蓝。这件景泰蓝在全世界很多重要的博物馆都展览过,也曾经多次被收录到书中。我们看书的时候就要非常认真,要记住它的书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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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是刻款,跟瓷器中大部分的写款不一样,它是在铜上直接刻出来,不允许修改。在铜上刻字是需要功力的,首先要有极强的技巧,能够在铜这样坚硬的材质上刻出字;其次还要把字刻出韵味,这非常难。所以,在景泰蓝上刻款不可能逮着谁谁刻,一定有专人刻。这样一来,在鉴定中就可以有比较了。

这些年来有大量文物回流,我就碰见过一件景泰蓝花觚。这件花觚早年流落海外,曾经被人改成台灯,为了走线,底部被打了一个眼儿。原本花觚的底部有"景泰年制"四字款,由于被钻了一个眼儿,四个字里有两个字残缺不全了。"景"和"制"是完整的,"泰"和"年"各缺了半个字。我就看着仅存的两个整字、两个半字,跟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景泰蓝盒底的款作了个比较,一模一样,恨不得就是一个人刻的。我当时看到这件东西非常激动,尽管它残了,但残有一个好处,价钱也便宜了。在收藏中一定要有个好的心态,要正视现实,你碰见什么样的东西,都得忍着。你不能说看见这个花觚底下有个眼儿,就不能忍,气得要死,说:"谁给打的眼儿啊?谁这么无知啊?!"五百多年来,无知的人多了,打一个眼儿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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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仅以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这件花觚从纹饰、造型、分量、款识,跟公认的景泰年间的盒非常接近,所以我当时非常兴奋,跟人家讨价还价,就把它买了,现在观复博物馆的工艺馆里展出。现在的修复技术非常高,本来可以将它底下的眼儿补上,但我没有补。我觉得历史留下的痕迹就让它留下吧,这样后人也能知道历史上曾经的无知。当时的人如果知道这一个眼儿打下去,多少钱就丢了,打死他也不会打。

晚明有个人叫金嗣孙,他在《崇祯宫词》中有这么两句:"赐来谷雨新茶白,景泰盘承宣德瓯。"说的是景泰蓝的盘子上搁着一件宣德的瓷器,用来喝茶,这是晚明宫廷生活的写照。瓯,本义指盆状的瓦器,过去地位比较低,但"宣德瓯"一下子就提得比较高了。晚明的宫廷生活和市民生活相对比较富足,宣德青花和景泰蓝盘子都是价值连城,这两件东西凑在一起端上来,就为了喝一杯茶,真是奢侈啊!

瓯这个字今天不怎么用了,容器中也基本没有瓯的概念了。过去有一段故事,说有一次乾隆跟纪晓岚聊天吃饭,看到桌子上有两盘豆子,皇上就说:"我出一个上联,你能不能对?" 纪晓岚说:"臣可以对。"皇上就出了个上联:"两碟豆。"就是桌子上有两碟豆子。纪晓岚张口就说:"一瓯油。"皇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两蝶斗",是指两只蝴蝶上下翻飞。"纪晓岚反应快啊,说:"我说的"一鸥游"是一只鸥鸟在缓慢地飞翔。"乾隆一听,不服气:"那我还能添字,叫"林中两蝶斗"。"纪晓岚马上说:"江上一鸥游。"对得非常美。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多非常优美机智的地方,通过一个瓯也能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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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景泰蓝品种在增加,但质量在下降,砂眼明显增多。景泰蓝填完彩料以后一定要用火烧制,如果质量不能控制,砂眼就要增多。另外,当时景泰蓝的审美趣味跟瓷器有异曲同工之妙,纹饰都比较繁缛。

当时中央政府也非常注重景泰蓝的制造,比如做了非常漂亮的景泰蓝多穆壶,明确带有礼品的意味。多穆壶是蒙、藏少数民族用来喝奶茶或者搁酥油的容器,用景泰蓝这么名贵的材料做,显然有跟少数民族沟通的意思。中央政府当时把这些名贵礼品大量发往西藏、蒙古,跟少数民族保持良好的关系。

明末清初人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说:"若奇珍异宝进入尚方者,咸于内市萃之。至内造如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坊之珐琅,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内市重价购之。"这段记载非常有意思,描绘了一个买卖古玩的大市场。各种奇珍异宝要想进宫,先要在北京的内市云集。内市在哪儿呢?紫禁城的北门在明代叫玄武门,到了清代因为要避康熙皇帝的讳,改为神武门。今天的神武门外正对着景山正门的那块广场,就是过去的内市。内市里汇集了宣德之铜器,就是宣德炉;成化之窑器,显然是成化杯;永乐果园厂之髹器,就是永乐漆器;景泰御前作坊之珐琅,就是景泰蓝。这些名贵的东西都云集到内市,大家挑选,好的就进宫了。那么其他喜欢这些古董的人,也都跑到这个地方去买。

当时的北京除了这一狭小的内市外,还有外市,散布在北京各处的古董商摊都属于外市。跟今天比较起来,内市有点儿像拍卖公司,外市多少有点儿像潘家园。外市的东西相对来说等级比较低。

对古董的需求是社会富足的一个表现,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精神,而非物质。收藏一开始很容易物质化,我喜欢,是因为有一个物质实实在在摆在眼前,但实际需求的是围绕着物质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你喜欢一个宣德瓯,那就是一个瓷碗。你要喝茶,拿普通的白瓷碗喝和宣德瓯喝都差不多。问题是,宣德瓯具有极大的精神层面的内涵,这一点是白瓷碗所不具备的。

入清以后,康熙朝迅速恢复生产。康熙十九年,武英殿、养心殿设立造办处。康熙五十七年,武英殿的珐琅作改归养心殿,从等级上提高了。康熙皇帝对欧洲传教士带来的珐琅非常感兴趣,想尽办法把画珐琅的技术引入宫廷。我讲《陶瓷篇》珐琅彩时讲过,铜胎画珐琅、瓷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这三种画珐琅器都是康熙一朝创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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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里记载,康熙三十年,康熙皇帝曾说:"朕新制法蓝碗,因思先帝时未尝得用,亦特择其嘉者,供奉陵寝。"过去一直讲要尊重祖宗,尊重历史,这个尊重一定要有具体事件。康熙三十年,珐琅碗试烧成功,皇上就说:"我的父亲没有用过这个新东西,我要挑最好的供奉在他的陵寝。"一国之君尚且如此,今天每一个人就更应该表示这种对祖宗的孝心,不仅仅是对你自己家的祖宗,更是对中华民族的祖宗。

由于康熙的重视,珐琅彩开始普及,但掐丝珐琅在康熙一朝烧造的并不多。很可能是因为瓷胎画珐琅、铜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影响了掐丝珐琅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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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雍正一朝,掐丝珐琅明显增加,史料也在增加。雍正十年,有记载说做了一组景泰蓝的炉瓶烛台,俗称"五供"。什么是五供呢?一般在寺庙或祠堂里要供五件用具,中间一个炉,左右两个花瓶,两个烛台,俗称"五供"。大家有机会去清西陵,还能看到陵寝前面的石五供,非常巨大,搬都搬不动。

五供由于是五件,非常容易失群。所谓失群,是专业术语,指历史上的一组东西被分散了。我有一个朋友,从国外买了一对乾隆的景泰蓝烛台,失群的,所以买得比较便宜。他一回来就跟我炫耀:"马先生,来看看我的这对烛台,欧洲买的,便宜,漂亮着呢!"我一看,东西确实不错。我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不是买得便宜吗?加点儿钱,匀给我吧。"他说:"那哪儿能啊!我不赚这钱,我自个儿回去摆着。再说过两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我还要用呢。"等结婚纪念日过了以后,他回来跟我说:"出了点儿事儿。"我问:"什么事儿啊?"他说:"结婚纪念日那天,我想让老婆高兴,就把这对烛台拿出来,买了两根大红蜡。我想着把蜡烛插上去,一点上,显得屋里有个气氛。乾隆年间的景泰蓝烛台,宫廷所用,我今儿结婚纪念日点上,多美!问题是这个蜡烛插不上烛台的钎子,我使劲儿一插,蜡两半了。那天晚上算瞎了,这蜡没点成。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该我炫耀了,我跟他说:"你把这东西匀给我,我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我跟他卖了一个关子,先念了首诗。李商隐著名的爱情诗: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春蚕到死丝方尽"一句很好理解,见过蚕吐丝的人都明白,蚕是作茧自缚,它吐完丝后就在茧里面休眠了。"丝"在李商隐的文学含义中代表思念、相思,是爱情的象征。但问题是下面这句"蜡炬成灰"不好理解。蜡炬,就是蜡烛。我问他:"你什么时候见过蜡烛烧成灰?"他想了想说:"可不,蜡烛烧完了哪儿来的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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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蜡烧完是有灰的,因为它的蜡芯不是今天见到的棉线,而是一根芦苇。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蜡烛插不进烛台的原因。今天使的是清末时候才进来的洋蜡,中间是一根棉线,实心的,又硬,你使劲往钎子上插,嘎巴就裂开了。而过去的蜡中间是一根芦苇,有的还缠有布,芦苇是空心的,才能插到烛台上。所以,烛台上的蜡钎子基本跟芦苇芯一般粗,就是这个道理。这种蜡烛烧尽后都会留有残灰。中国古代的灯与烛有本质区别。灯是燃液体的,燃油;烛是燃固体的,燃蜡。蜡烛的发明比油灯要晚很多,所以到了唐代,蜡烛还是非常贵重的商品。过去说人生有四喜:"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洞房花烛夜里,点燃的蜡烛可不仅仅是一根红烛,上面还有很多纹饰。我还收藏有这样的蜡烛,非常漂亮。

乾隆以后,景泰蓝的工艺越来越成熟,做得非常精细,器型也越来越大。我曾经在德国买过一个大号的景泰蓝花鸟纹大瓶,80多公分高,两只鎏金的耳,现在观复博物馆的工艺馆内展出。从这个瓶子的纹饰及造型上看,乾隆时期的典型特征全部在它身上体现了。我们讲了这么多课,完全可以进行横向比较了。比如把乾隆官窑瓷器跟这件景泰蓝做横向比较,看看差异有多大。我们能发现,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门类的工艺品有时在造型、纹饰、细节上几乎没有差异,这就是文物横向比较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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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这件景泰蓝的时候,卖家跟我说:"这瓶子早年就是八国联军从你们那儿弄回去的。"我说:"那就该着我们把它带回来。"德国人知道东西的来历,是因为他们有记录。西方人有很好的档案习惯,很多事情都要记录。所以有时一查,就能查到这东西一百年前在谁的手里,中间经过几个人,都很清楚。

这种80多公分高的器物,对景泰蓝来说非常大了。但在乾隆盛世期间,景泰蓝还能做得更大。乾隆四十七年,乾隆皇帝下旨:造掐丝珐琅佛塔六座。其中有一件蓝地缠枝莲八宝纹宫殿亭式塔,高达239公分,比我伸起手来还要高,今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雨花阁内收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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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以后,景泰蓝急剧衰退,为什么呢?国家的经济衰退直接体现在奢侈品上。景泰蓝在所有工艺品中成本最高,它以铜做胎。铜在历史上是制钱的原材料,使多少铜,就等于使多少钱。也就是说,抛开它复杂工艺所带来的成本,仅是原材料成本就非常高。所以清代中叶以后,景泰蓝迅速衰退。

晚清到民国时期,景泰蓝开始走入民间。此时北京、扬州、广州等地都有一些民间作坊生产景泰蓝。经营景泰蓝的商号有老天利、德兴成、宝华生、静远堂等等,都非常有名。

晚清至民国时期景泰蓝的特征非常明显,它的胎一般都非常薄,一掂,很轻。老的景泰蓝则很重。但是,此时的掐丝掐得非常细腻,这是用工艺来弥补材料的不足。不可能使那么多铜了,但可以用细腻的纹饰来弥补。

晚清到民国时期正是第四次收藏热,大量西方人来搜集中国的文物。西方人对景泰蓝的认识颇高,认为这是代表中国宫廷文化或者说贵族文化的典型器物,所以大量景泰蓝都流往欧洲。受此影响,当时古玩店里不摆几件景泰蓝,显得档次低。换句话说,有品位的买家一看你店里连景泰蓝都没有,转身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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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为什么知道景泰蓝重要呢?西方人进入紫禁城一看,凡是重要的大殿里摆的全都是景泰蓝,有成对的鼎式大香炉、大仙鹤、太平有象等等,还都是大件的景泰蓝。而当时清宫确实有严格规定,对景泰蓝非常重视。比如乾隆四十四年除夕,宫里吃年夜饭的时候,只有皇上的御宴桌上几乎都是景泰蓝的餐具,底下的陪宴桌全部都是瓷器和银器的餐具。由此可见,景泰蓝在当时宫廷中的崇高地位。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反而对景泰蓝的认识偏低。虽然我们承认它的贵重,但不认为它在审美上有多高。这种认识源于文人,文人认为景泰蓝太花哨了,不含蓄,所以对其评价一直不高。曹昭就说它俗得要死,"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由于过去文人的这个态度,我们一直对景泰蓝的认识不高,导致其大量流往欧洲。

解放后,对景泰蓝不加重视的态度变得更严重。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叫《景泰蓝的制作》。这叫什么?这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大力宣传,但应该宣传艺术,而不应宣传工艺。工艺本身是保密的,但中国人过去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所以就把秘密给散出去了。整个制作工艺被写进一篇文章,谁逮着谁做,哥儿几个弄一个小窑就开始烧景泰蓝了,拿这事儿不当事儿。我曾经有一次还在电视上看见教怎么做景泰蓝,好像只要家里开一个小灶,就能做了。

由于毫无计划与节制地普及,把这个过去中国最典型的宫廷文化一下子降低了。没有制约,没有控制,导致今天景泰蓝的名气与质量几乎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今天的单位发个奖,到街上一看,什么便宜?景泰蓝瓶子便宜,还挺唬人,得,买俩发奖吧。我还看到很多旅游纪念品市场中,堆放着大量质量低劣的景泰蓝,很便宜。这些现象,导致景泰蓝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就是廉价品的概念。回想历史上景泰蓝的辉煌与地位,真让人寒心!

全国收藏景泰蓝最多的博物馆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外除了南京博物院、西藏博物馆,其他重要的博物馆里几乎都没有大的收藏。西藏博物馆中所藏的景泰蓝,都是当年中央政府赠送给西藏的。当我发现这个情况后,就有意识地开始收藏。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观复博物馆从世界各地征集了几百件景泰蓝。将来博物馆里会有一个专门的景泰蓝馆,供大家欣赏这些非常重要的文物。

景泰蓝虽然是一个外来艺术,但经过元明清三朝皇家的推崇,再加上工匠的不懈努力,使它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但由于中国文人不推崇这种繁缛华丽的艺术,导致后人不大重视,对它的研究也非常浅薄。这是因为我们不注重文化史观。什么是文化史观呢?历史上所有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尊重它。

景泰蓝这朵奇葩,反过来被西方人认可。在西方人心目中,华美的景泰蓝代表着中国灿烂的文明。那么,下一讲内容,是由西方人带给中国的一门艺术,最后由中国人发扬光大,那就是鼻烟壶。

正文 第九讲 方寸之间 别有洞天——鼻烟壶(上)

有铜的鼻烟壶,那金属里最好的材料是什么呢?是银是金,银鼻烟壶也有少量的出现,金的就更少了。清代有这样的记载:”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做得金胎珐琅时时报喜、岁岁平安鼻烟壶一对。“当时做成了两件金胎鼻烟壶,图案也很清楚:”时时报喜“是喜鹊;”岁岁平安“是鹌鹑。

他就用独钓寒江雪作为画面,说我玩儿的是大独钓。对面来一人,说您那是什么啊?我这是教五子跟大独钓对着,你看我这教五子。教五子从哪儿来的呢?我们现在是不怎么读了,有这么一段:”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是五代人,有五个儿子,他是家法严格这五个儿子先后全考上进士。我们后来说的五子登科,五子夺魁都是从这个典故上来的。你是你的大独钓,我是教五子文化信息都是靠这样的小事中传播。人都在比试什么呢?拿出来了说大独钓境界,我这什么境界。这个呢说我这教五子,追求!我这什么追求啊,每个人都有内心的一个世界。

晚明的时候鼻烟是作为贡品进入中国的,我们原来是不吸烟的,我们人类染上吸烟的这个习惯的历史并不是很久远,只有几百年的时间。鼻烟跟我们后来吸食的烟卷是有明显地不同的,它这个不同表现在很多方面。我们今天把香烟和鼻烟比较一下呢,还可以看出吸烟据医生讲百害而无一利,你不仅危害自己还危害大家危害环境。所以现在各国包括我们政府都积极在禁烟。但鼻烟呢,它是不燃烧的,它是经过陈化、密封、加入药材,比如麝香。它是直接只个人吸食不会污染环境。

鼻烟有很多种味道,过去说鼻烟大概有五种味道。第一种是酸,第二种是膻,第三种是糊,第四种是豆,第五种是甜。就是它大概有这么五种味道。实际上还可能又酸又甜,还有各种味道相配。

第一铜质鼻烟壶的铜制跟明末清初的其它铜工艺品的铜质是相符合的都是一种黄铜稍微早一点比如明代晚期的铜,往往偏听偏信红,这时候的铜偏黄。所以它的质地相同。第二呢是它上面有一个烟碟儿我们知道这个鼻烟,有时候讲究的吸食方法还应该备有一个烟碟儿把鼻烟倒在上面,然后拿出来吸。不讲究就直接搁鼻子上了。这个烟碟儿跟这个壶成为一体,表明了它携带方便。就是直接扣到这上面然后使用。表明它是一个鼻烟壶的雏形。第三呢这种铜鼻烟壶往往上面刻有龙纹,云龙纹。我们讲青花的时候讲顺治这一个章节,讲过顺治的龙纹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一身三现,这个壶的纹饰也都是一身三现。跟当时瓷器的横向联系是一致的。第四呢是它的款识的书写的方法,它虽然是刻出来的字,但是它跟当时瓷器书写的方法是一致的,书写的文字风格非常相近。第五呢就是铜制的鼻烟壶较之后来的陶瓷的、玉器的、玻璃的等到等它结实,不易打碎,它这个原始状态非常好。我们都知道东西越做越精,一开始是讲究坚固,不过分强调美丽。当你强调美丽的时候,坚固有时候就会被忽略掉。

什么时候开始有鼻烟壶呢?第一个说法是清末民国初年,有一个人叫赵汝珍,他写的是《古玩指南》。《古玩指南》上是这么说的,他说:鼻烟初入中华时 并无另行特别使用之烟壶 遂多利用旧日药瓶以盛鼻烟 ——赵汝珍《古玩指南》 他认为鼻烟壶最早是用小药瓶,从那儿生发过来的,这个道理成立。我们刚一开始说了,看到人家的盒不好使,我们找个小药瓶储存上鼻烟开始使用这个道理是成立的。第二个说法呢就是在康熙中期的时候,皇宫里的造办处开始设珐琅作、金玉作、玻璃厂,由他们开始制造就是说鼻烟壶是在康熙中期开始制造。

玛瑙壶可以掏得非常的薄,薄到什么程度呢?薄到水上漂,扔到水里就是漂着的。清道光有个人叫沈预,他在《秋阴杂记》中这样记载:鼻烟壶起于本朝,其始止行八旗并士大夫,近日贩夫牧竖无不握此壶。” 这一段记载很明确,到了清代的中期偏晚的时候,鼻烟壶已经风靡全国。我们下一讲接着讲鼻烟壶的其它几个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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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类非常重要的一类就是玛瑙,玛瑙鼻烟壶里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就是在鼻烟壶中间横着一条玉带。这都叫腰横玉带,这种鼻烟壶数量不算太少,非常地有意思。过去说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脚蹬朝靴。他是为官宦画一幅像。腰横玉带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官运亨通,他也隐含这样一个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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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陶瓷类讲起。《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乾隆、嘉庆乃至同治、光绪,清室赏赐各国国王及使节的礼单中,瓷鼻烟壶几乎是必备品。乾隆、嘉庆时期,宫廷大量烧造瓷鼻烟壶,然后装盒,一盒有十个或二十个,都是作为礼品备用。这种成盒的鼻烟壶绝大部分都保留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内容有锦上添花、福庆如意、岁岁平安、富贵牡丹等等,非常漂亮。陶瓷类鼻烟壶式样最多的有两种,一种就叫背壶式,又叫荷包扁,是鼻烟壶最早的形状,在清档的记载中往往都有这个名字。另外一种叫爆竹式,也叫筒子瓶,上下一边粗。

20世纪80年代我去香港的时候,碰见过若干个金鼻烟壶,纯金的,你一拿就压手,分量非常大。可以上称约,有多重看得清清楚楚。这批金鼻烟壶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去买。有个人买了以后给你看,我就觉得造型比较晚,通过反复观察分析,我觉得这个鼻烟壶不真。但买家认为绝对真,为什么呢?他有一个道理支撑,他说谁用这么大的成本做假?我们约过鼻烟壶,有的都100 克!100多克黄金呀 。我说你这个鼻烟壶卖多少钱呢?他说卖个三四万缺钱。那么当时的黄金,在国际市场上,大约是100块钱一克,100克黄金大约就是一万块钱,谁会拿这么多黄金作伪呢?你是这么想,但是作伪造他站在另一面想,他也这么想我拿这么大成本去做伪,你肯定放松警惕,我不想牟求暴利。我投入一万多块钱,我就卖三万块。黄金首饰你过去在首饰店买非常简单就是份量乘上当时的时价,加上手工费,就这点钱。所以道理是从双方面想,我们自己有时候做事情也需要这样,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这个道理能不能说通。不要认为自己的道理是道理对方的道理不是道理。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当时按照南方人的发音,北方人听南方人的话是"官""蝈"不分啊,这个蝈蝈就是官,当官、官运亨通,比较功利。你看前面是非常雅致,后面就比较功利。

中国人马上就把这个缺点给换掉,说这缺点我克服掉,我换一个容器不就完了吗。就拿了很小的小瓶,把它装进去,上述的缺点立刻就没有了。我开盖的时候不可能全扣撒了,也不可能被除数风吹走,味道保持相对来说就好很多。中国人就发明了这么一个小的瓶状物。但跟着问题就出现了,名称,我们每一个新物种的出现,首先要命名,这东西叫什么。那很简单了,装在小瓶里鼻烟瓶。问题是有大鼻烟瓶在前,大金花、小金花就是鼻烟瓶。在这里很容易发生误会,比如说,皇上说:"赏鼻烟瓶二斤"这行,拿一大瓶来了。如果皇上说:"赏一鼻烟瓶",大臣就犯难了,底下的太监们说是给一大瓶还是给一小瓶?弄不清楚,也不好意思问皇上,说您好说赏一瓶是多大的瓶啊?容易混淆。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人开始把它改名就叫壶,它不能胡改,古人命名一定要有依据要有本。我们的壶在汉代以前是没有流的,我们讲陶瓷的时候专门讲过,汉代以前的壶,就是哪儿进哪儿出。西晋以后开始有嘴是不通的,东晋以后这个孔就通掉了。到了唐、宋那壶就非常成型,大进小出,这是壶的概念。那么唐宋以后壶的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因为它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文化了。这个文化很深切影响到中国人,我们就把以前的壶的概念给丢掉了,鼻烟壶把这个概念重新拾起来说这就叫壶,有本可依。我们今天残留的痕迹大家也知道,比如过去我们打热水的那叫暖壶,这就是保留了残留了过去古意,所以暖壶又称暖瓶。有的大人说打两壶开水,暖壶也说暖瓶、暖水瓶。今天使用的比较少了,我们今天商场里去买的,都是电动暖壶,装上水一按,水就出来了,但有在我小时候,在(二十世经)八十年代以前,大部分中国人使用的盛热水的东西就叫暖壶。这就是残留古汉字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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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烟壶呢它管单的说分五大类,第一类呢最为广泛是陶瓷;第二类呢比较贵重是玉石;第三类呢比较新奇是玻璃;第四类呢晚清独创的内画再有就是其他类五花八门。

以上这两种说法呢,前者是出于情理之中后者是出于史料,史料记载明确。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学者开始注意,有一种铜的鼻烟壶上面都写着是顺治的年款,都早于这个说法,早于康熙这个说法。这种铜鼻烟壶过去不重视,没有人重视,后来有人发现多了就开始把这个鼻烟壶排队。我们见过最早的有顺治元年,那就是1644年清朝入关那一年就开始造这个铜制的鼻烟壶了。当顺治的铜制鼻烟壶出现以后,我们就进行过排队,一排队这事儿就清楚了。

西方人把鼻烟进贡给万历皇帝的时候是装入一个瓶装的容器中。玻璃瓶里头装着鼻烟直接进贡。他这个包装有大小两种包装,大包装一般可以装两斤,小包装一般都是半斤。这种玻璃瓶一般是方的,有大的有小的上面描着金花,玻璃瓶描金。我们今天看西方有很多酒瓶子上还保留这种风格,就是透明的玻璃瓶上描金。所以这叫鼻烟瓶,俗称大金花、小金花。这是鼻烟第一次进入中国时候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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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雍乾三朝一直到道光时期,鼻烟壶一直在变化当中。这些变化有几个规律。一、造型由简及繁,由标准到多样。一开始的造型都比较简单,乾隆时期那个荷包扁你从侧面看大约只有几个毫米厚不到一公分,非常薄,但是到了道光的时候肚子至少你从侧面看,至少有两公分厚,它的容量道光时期一个背壶式的鼻烟壶是乾隆时期一个背壶式的鼻烟壶的容量的四倍,装得很多。为什么呢?烟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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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人就怕了,皇上都问这事儿了,这东西在哪儿?赶紧找连夜找,”于四月初一 将原样二件,柏唐阿宋七格持圆明园交刘希文讫“。 第二天就送到圆明园去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着这只雍正年制红色一树梅背壶式鼻烟壶,就是照康熙的样子烧造的。

再有呢我们见过道光时期的鼻烟壶,正面画英雄斗志,背面画什么呢?狂犬吠日,画一狗冲着天上一个太阳使劲儿的叫。英雄斗志呢表明了人的一个远大志向。狂犬吠日就是小人得志,它在鼻烟壶中带有这样世俗的信息表明当时社会的一个世俗的状态。

玉的鼻烟壶非常适合雕刻。所以有很我在上面,雕有山水和文字。《宣南随笔》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乾隆的时候,乾隆召开纪晓岚,就为烟壶的事,我这有一鼻烟壶,上面刻着11个字。"此地有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说你纪晓岚这么大本事。不是善于对对吗。你能不能结我对上?纪晓岚就说这个好对,我给您对上。"若周之赤刀大训 天球河图"。乾隆一听就愣了,高兴得不得了。就把手中这个烟壶当时就赐给了纪晓岚。

明末有一个人叫张介宾,他写过一部书叫《景岳全书》。书中说:“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后自吴、楚地土皆种之。 张介宾本身是个医生所以他这种可治病的植物记载应该说比较准确的。他说烟草这个东西,在万历以前是没有的,从万历以后从福建、广东引进,后来像湖北、江苏才有种植。

背壶式鼻烟壶是最早的造型之一,特点就是便携实用。过去老师傅常叫它荷包扁。清朝的人身上都愿意携带一个荷包,里面放点儿零碎物品。荷包跟背壶的形状非常接近,都是扁的,因此背壶式鼻烟壶又叫荷包扁。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鼻烟壶由于是手中所持之物,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种炫耀的功能。我们今天非常愿意炫耀的往往是身上佩戴的,首先首推首饰,过去手表,今天也有这个情况。

在鼻烟壶的使用当中很多和炫耀的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比如康熙时期有一种瓷鼻烟壶叫"多年儿"。我第一次听见也不知道啥意思,我就问,什么叫做多年儿?就是底下写的这个款识一般都写成化年制,这个年字写得非常草,猛一看像多字,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叫多年款鼻烟壶。就是这年字写的像多字。其实是把这个字写坏了,写歪了写成畸形了。我们过去讲审美的时候讲过,一旦这种畸形的病态的美被推广出去的时候它就会风靡。

我们通过顺治鼻烟壶的这个排队,就有这样一个感悟:当对一件文物不甚了解的时候,不能妄下结论。我们必须通过文物标型学的特征排队,横向比较用证据来说话。我后来就碰见过若干个铜制鼻烟壶程荣章造的陆续买过好几个,当时都非常便宜。这些年已经被社会被世界公认的这是中国最早的鼻烟壶,所以价格也一直在攀升。

中国人呢在使用这个鼻烟盒的时候呢,他发现它有缺点,中国人很细心。第一个缺点:易翻撒,我们都有这种经验越小的盒子,尤其扣得紧的时候,你开盖的时候,稍一不注意就扣掉了。好容易皇上赐一盒鼻烟盒回去想吸,扣得又紧一抠,扣地上了,它有这个缺点。第二个缺点:易吹散,当时吸食鼻烟的人,很多时候是在室外。比如牧民他在草原上累了坐下来想吸吸烟,把这盒一打开一阵风刮去半盒很心疼。。第三个缺点:易散味,宝玉不就说了吗,"走了气 就不好了"什么叫走了气呢?就是这味散了,盒盖大你一打开一会儿味道就不足了,这是它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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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什么高兴啊?纪晓岚对的高。乾隆说的上联出自《兰亭集序》我们都非常清楚。"此地有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纪晓岚对的呢出于《尚书》。《尚书》中呢有这样的记载:宗器 先世所藏之重器 若周之赤刀 大训 天球 河图之属也——《尚书》 他只需要把中间这段话截下来"若周之赤刀大训 天球河图"他就是把这几个字截下来,跟"此地有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严丝合缝地对上了。这里还暗拍了乾隆的马屁。为什么乾隆高兴啊?赤刀、大训、天球、河图是周代最重要的祖宗的重器,估计都是玉石一类的宝物,所以乾隆高兴,把手中的鼻烟壶这边刻着山水,那边刻着文字,当时就赐给纪晓岚。

中国的古代工艺品中鼻烟壶是出现的门类最晚的一种,它品种齐全。为什么说鼻烟壶出现的最晚呢?是因为鼻烟这个形式就非常晚。

手表很重要,一伸手看你那手表,为什么很多名牌表还要镶钻呢?就是它要炫耀,满足你内心的一种虚荣,或者是满足你内心的一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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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呢,拿这个鼻烟壶多少还有一点比试,比如有人拿在手里,拿一鼻烟壶,说您拿什么壶?他说我这大独钓。我第一次听见这词我也不明白,北方人音变,他应该准确发音大独钓。画一老翁独钓一个人在水边钓鱼,这肯定是柳宗元那首《江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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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供了一些信息,比如装鼻烟的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扁盒,金星玻璃是什么呢?乾隆朝一种时髦的玻璃器,红褐色,里面闪着金星,又称"温都里那石"。听着就是个外来的名字,很怪。温都里那石在乾隆六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般的史籍是这样记载,仅乾隆一朝有。故宫里现存"温都里那石"就是金星玻璃的器皿大概40多件,数量不是很多。

都通过这个小小的鼻烟壶来展现我们的文化有很多时候是靠不经意传播的,不是刻意设计刻意传播的。我们过去很多人并不具备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依然可以传授这个文化。就是把文化变成一个非常通俗的东西。我们今天有时候一说这事东西通俗,就彻底俗了,但有的学者也可以大俗即大雅。所以有的事特别俗也未必不是个好事。

养心殿造办处有这样的记载:雍正七年三月三十,”太监刘希文传旨:着查有早交出圣祖年制款黄色珐琅中间画寿字背壶式鼻烟壶,此鼻烟壶照样烧造的未见交进,原样亦未交进。再有圣祖年制款红色一树梅珐琅背壶式鼻烟壶,照样烧造的见过,其原样亦未交进。饮此“。雍正皇帝下旨说:早年让你们烧造的鼻烟壶,仿康熙年制黄色珐琅鼻烟壶的样子,结果烧造的没有交进来,原来那个样壶也没还回来。还有一个红色珐琅鼻烟壶,你们倒把烧造的交给我了,可是原样也没交回来。可见雍正对这两个康熙年制的鼻烟壶非常的重视。

关于鼻烟药用的记载,古籍上非常多,里就有这样明确的记载。第五十二回《勇晴雯病补雀金裘》,晴雯着了风寒,吃了两天药不见好,这时“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给他嗅些,痛打几个嚏喷,就通了关窃。‘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宝玉道:’嗅些,走了气就不好了。‘睛雯听说,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怎样,便又多多挑了些嗅入。忽觉鼻中 一股酸辣透入囟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嚏喷,眼泪鼻涕登时齐流”。鼻涕眼泪都流出来了,感冒就快好了。

鼻烟是有各种味道的,它的功能呢,第一个功能是解乏,鼻烟是可以解乏的;第二个功能是去疾,就是解除病苦,比如感冒、发烧,小病小灾的,用鼻烟是可以治疗的;第三个功能是可以疗伤,比如它有活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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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以后快到年根儿了。俩人又见面了,一见面又掏出来了,说您看我这个,青花釉里红。您数数我这喜鹊,一数 12个喜鹊。什么日子口了?腊月了,我这叫月月见喜,我们家有十二个。我一月份正月我一个喜鹊,我四月四个喜鹊,我腊月我十二个喜鹊。上回是跟您撞上四月初四所以咱俩没什么高低。这个说那您数数我这个。那说您那还十三个月不成吗?我数数,一数13个。说我这个叫日日见喜,今天什么日子?腊月十三,我们家有三十个,初一拿一个,初四拿四个,今儿十三,我就十三个,到大年三十,除夕夜咱俩见面我是30个。我这叫日日见喜,灭了你那月月见喜。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浩如烟海 文化是由一点一滴构成的 点滴都是文化符号——马未都 我们有时候觉得,这都是雕虫小技不算什么,但是正是一点一滴的雕虫小技才积累了我们如此浩瀚的一个文化。

道光以后比较流行的题材都是什么呢?他最愿意画的是蝈蝈儿,你看鼻烟壶画一个大蝈蝈估计都是道光左右的,为什么画一个蝈蝈儿呢?

乾隆、嘉庆时期瓷鼻烟壶宫廷大量烧造。然后装盒, 一盒十个、二十个。这种成盒的鼻烟壶绝大部分都保留在台北故宫。比如内容中有锦上添花、岁岁平安、富贵牡丹等等。我们可以看一下图,非常漂亮。谁家有这么一盒20个,都是当年送礼的。这是乾隆时期的,可能是四清图。

鼻烟壶在使用当中每个人在炫耀的时候有的做得非常巧妙。在炫耀当中,我一定要在情趣上高你一等。比如说有这样的鼻烟壶,我见过青花釉里红,红的是画的梅花,青花画的是喜鹊。两人走一块儿了,把鼻烟壶一掏出来多少年来有点比试,说您看我这个青花釉里红。数数几个喜鹊?四个,四喜临门。您那个呢?我这个青花釉里红。您好也数数几个喜鹊,也四个。今儿什么日子啊?四月初四,是吧俩人比试完了,说得了,没什么高低都一样了,就回去了。

第二类的鼻烟壶是玉石类,首先是白玉最多,其次还有其它色泽的比如碧玉、黑玉墨玉就是。它的工艺跟清代的整体工艺,区别不大。我们讲玉器讲过,所以在这儿不专讲它的工艺了。

宫廷中当时大量的制造这种白玉鼻烟壶。也是十个一盒,有折方壶,有背壶式的,有茄式的,有籽玉的非常漂亮,美不胜收。我们看看茄式的鼻烟壶,像茄子,做得非常巧妙,它用碧玉做上茄上的蒂。有一个把,把一个盖打开 ,就是鼻烟匙,就是挖鼻烟的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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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规律是内容。鼻烟壶上携带了大量文化信息,乾隆时期比如经常画的是什么呢?四清图,"梅兰竹菊"雅啊!"四妃十六子"显得生活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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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鼻烟相传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带入万历一朝进献给皇帝。史书上这么相传但也不一定,因为最早的记载往往是不清楚的,是后人补记的,不是当时确切的记载。

正文 第十讲 秋水盈光 掌中乾坤——鼻烟壶(下)

鼻烟壶在清朝的兴盛与皇帝的喜好有很大的关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康熙、雍正、乾隆都非常喜欢鼻烟和鼻烟壶!当时史书上有大量这样的记载,比如《熙朝定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南巡,地方官进献方物四种,上命留西腊。当时康熙看完四样东西,只留下西腊。”西腊“就是鼻烟,根据它的英文snuff音译而来。

雍正皇帝酷爱吸食鼻烟,所以他在他的御批当中,在他当时的造办处的记载当中关于鼻烟壶的记载比比皆是! 比如雍正八年就有这样的记载: 郎中海望持进,画飞鸟食宿雁,珐琅鼻烟壶一对。呈进,奉旨!此鼻烟壶画得甚好,烧造得亦甚好,画此珐琅是何人,烧造是何人 钦此!一对飞鸣食宿的珐琅鼻烟壶送给皇帝看的时候雍正非常高兴,马上就问谁烧造的珐琅,谁画的珐琅,那么这些工匠都是谁呢?海望遂奏称:此鼻烟壶系谭荣画的,炼珐琅料是邓八格还有太监几名,匠设几名帮助办理烧造等语奏闻。海望马上就说了 谁画的?谁炼的珐琅料?还有多少个人?皇上马上就下旨说:赏给邓八格银二十两,谭荣二十了两,其余匠设等尔酌量没人赏给银十两 钦此!当天,记录是这样写的:本日用本库银赏邓八格二十两,谭荣二十两。首领太监吴书、太监张景贵、乔玉每人十两。催总张自成、柏唐阿李六十,每人十两,胡保佳、徐尚英、张进忠、王二格、陈德、镀金人、王老格每人五两,记此!赏赐银两全部记录在案。

我算了一下。赏二十两的有两个人,赏十两的有五个人,赏五两的有六个人,一共一百二十两;这两鼻烟壶光赏银就赏了一百二十两,这反映什么呢?第一:皇帝的重视,皇帝的心情高兴啊,一百二十两不是小数目,制作的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呢?光赏就赏了这么多出去。可见到时的这个鼻烟壶在清代的工艺品中的一个地位。

当今天的我们仔细端详数百年前皇帝们当作宝贝的鼻烟壶的时候会惊奇的发现,在这些鼻烟壶中竟然有许多玻璃质地的鼻烟壶。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那些传世的文物都很少见到玻璃质地的器物;但为什么皇帝的手中却有这么多的玻璃鼻烟壶呢?

玻璃,古玩界称"料器",我们过去都说那儿有一个料鼻烟壶不说玻璃鼻烟壶,说料,为什么中国人古代不称它为玻璃呢!我们有很多古代的称呼,比如说管我们的玻璃叫"琉璃"对吧! 但是到了清代以后为什么称为料呢?是因为当时清代北京不烧炼玻璃的原材料。博山颜神镇 由山东博山颜神镇烧造炼原材料,炼好了原材料以后运解北京,北京的工匠再拿原材料来制作玻璃器皿以及鼻烟壶。这个原材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钢锭,由炼钢厂炼好了拿到轧钢厂去轧制。轧钢厂本身并不炼钢,只是你把钢炼好了到我这儿扎成钢板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原材料运到北京以后呢,好材料一定要先入宫廷;所以宫廷的玻璃器在旧古玩届称之为"官料"官方的材料。后来呢,就把这个用玻璃料做成的器皿都称之为"料器",一直沿用到解放后。解放以后北京还有北京料器厂,这么来的;它全称应该叫北京玻璃料器厂才对,但是玻璃两个字给省略了!就跟我们过去说瓷器说的"赏玉堂春瓶一对"就变成了赏瓶一对把中间的词去掉了!

人很多时候是偷懒的,康熙三十五年就是1696年,我们算一下距今三百年多了,奉康熙旨成立了玻璃厂。成立的这个玻璃厂隶属养心殿造办处。可见皇帝重视的程度,那么雍正年间又在圆明园设立了新的玻璃厂。就是一个地不够再办一个地,一下办两厂。康熙的玻璃厂呢,当时我们的技术力量非常薄弱,我们得自己摸索,不会呀。西方的玻璃工艺是非常现成的,所以就从德国引进了一个人叫纪里安,他来帮助清宫造办处设置这个玻璃厂,康熙皇帝认为这个人功不可没。所以他对纪里安非常好,玻璃在清代的重要性我们今天感触不到,我们今天随处都可以见到玻璃,我们几乎离开玻璃就不能生存;我们大家来设想一下,我们怎么能离开玻璃生存:第一,你们家窗户没有玻璃 这屋子全是穿堂风,受得了吗? 对不,眼镜也没有了。你那汽车都没有玻璃,出门全迎着风,眼睛流泪。所以今天没有玻璃你几乎不能生存,但清代以前的人几乎不使玻璃,所以清代人对玻璃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玻璃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烧造,战国、汉唐时期的玻璃都做得非常精美。由于瓷器在宋代的异军突起断送了中国玻璃的前程,所以中国的玻璃在宋元明三朝出土的非常少,我们不能说没有,非常少,它就远离了我们的生活。

清代以后,玻璃由西方人大量地带入,变成名贵的物品。第三十一回里晴雯不是说了么,”先时候儿什么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她把玻璃缸和玛瑙碗并列,表明了这两种东西都属于贵重物品。

除了彩色的艺术玻璃以外,西方人带入更多是生活中所使用的日用玻璃,首推平板玻璃。平板玻璃就是今天每家窗户上要安的这个普通的最普通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玻璃。我们可以设想,我们在没有见过透明玻璃之前,对玻璃是什么感受。

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北京的东安市场,一百年前刚建成的时候柜台是带玻璃的。有个蒙古王爷进北京,逛东安市场。那时候玻璃已经进入宫廷二百多年了,但是只限于王公贵族使用,一般人没有见过。尤其是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蒙古王爷从没有见过玻璃,隔着玻璃就看上一个物件,想拿出来看看。一拿,拿不着,心里就急了!我们今天知道这样拿不着是正常的,可当时没有玻璃概念的人拿不着心里就急得不行,说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东西,隔着看得清清楚楚我就是拿不着它,就一拳把玻璃砸了!然后随从就跟上来说我们老爷有钱,砸了全赔你,您别给我们老爷犯浑。

在康雍乾三朝,西方人把这平板玻璃运入宫廷的时候,价格昂贵。贵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今天人都不能想象,当时有这样的记载:就是大概三尺见方的一块玻璃是两间房子的造价。你们家盖一间房子按上这么大的两块玻璃,相当于盖五间房子的价钱。

玻璃引入之前,中国人室内的采光非常弱,糊上窗户纸,屋里能进来的光线有限,所以当时宫廷对这个玻璃的要求非常强烈。到了冬天,玻璃可以让阳光直接射入屋里,非常暖和。

雍正三年九月十六日郎中保德交代手下说:”造办处库内有残碎玻璃,可以做得窗户眼,送些来。“第二天,手下就送来碎玻璃20块。什么叫窗户眼?我们过去我记得门上留一个眼,是为了走猫;窗户上留一个眼,是为什么?当时的窗户都有窗格,在中间留下一个小窗格,镶一块玻璃,这叫窗户眼。今天谁家的玻璃一打碎了,哗啦就倒垃圾箱里了;过去玻璃打碎了根本舍不得扔,都在宫廷的库里搁着。用碎玻璃镶一个窗户眼,就已经非常高兴了,院子里谁来了,透过窗户眼一看就看见了。要全是蒙着窗户纸,你只能捅破了看,晚上再糊上,多麻烦。这么一块小玻璃,在清代给人的感受不光是新奇,还有愉快。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据圆明园来帖称:”本月十九日太监张玉柱交来紫檀木边镶玻璃心柜一对,玻璃心长一尺八寸六分,宽一尺五寸三分,共十六块,紫檀木架玻璃镜,玻璃心;长二尺二寸八分,宽一尺五寸五分。“尺寸非常详细,精确到分,一分就是三个毫米。传旨:将柜上玻璃拆下,收在造办处,不可零用;若有一处合用此玻璃处再用,其紫檀木边,亦不可拆动,将拆下玻璃空处;或用板,或用纱糊仍然补上以备使用。雍正皇帝为什么说地这么罗索呢?就是这两个东西都非常珍贵,玻璃贵紫檀也贵,你把这玻璃从紫檀柜子上拆下来,搁在那不能乱用非得找到最合适的,什么叫最合适?就是可丁可卯,把这玻璃给用上;我们今天这玻璃来了不合适一刀裁下去;往上一弄就扔了!玻璃店你去看全是这样,那时候舍不得!得合适,这提供什么信息呢?玻璃和紫檀的贵重程度,都差不多。

玻璃鼻烟壶品种很多,可分为单色、套色、画珐琅、金星和内画等等。它的特点是密封效果特别好,不宜受潮,制作的时候随心所欲。玻璃鼻烟壶的密封效果与其他鼻烟壶北京,跟瓷的类似,但跟金属器完全不一样。比如铜铜是有气味的。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你手摸完铜以后 手上都会留有铜味,所以用有气味的东西装鼻烟是不好的;玻璃是什么气味都没有的,所以它不串味,防潮。

单色玻璃里最常见的是仿白玉的,仿和田玉的,你有的你不注意看真的跟白玉一模一样。我就碰过到有人拿过来给我看你说我这白玉多好,我买的怎么;后来我说你这是玻璃的,一开始还不服气,说它怎么是玻璃的呢,说这明明是白玉的嘛!我说你在高倍放大镜中一定能找到气泡,找到气泡那就肯定是玻璃的;你要不服气你就往地上一扔,你就彻底服气了!它就肯定是玻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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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宝石红,一般都属于亮玻璃,透亮。宝石红,过去有个俗词叫"山楂糕"很形象.我们现在很少吃这种小吃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那就是山楂糕,两块钱买一大块,本来想吃一天结果五分钟就给吃光了,好吃啊!

过去拿鼻烟壶的人炫耀,您看我这"山楂糕:漂亮,这人又掏出说,您看我这"鸡油黄",鸡油黄呢,你没有见过那样的,玻璃的时候不能想象它那个黄的黄度,那个程度,不高不低,恰到好处,非常嫩!

套色玻璃很容易理解,在一个颜色上再套一个色的玻璃。中国的玻璃工艺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这套色玻璃。我们有一点可能会忽略宫廷的套色玻璃,一般只套一色,到了民间就开始两色、三色、四色乃至套八色。

套色玻璃它是利用玻璃在高温下有黏度,互相粘结这个特点就是趁热把它套上,套色玻璃很有意思;我们先看一眼,红套蓝,黄套绿。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鼻烟壶中大量的套色玻璃都是在各个颜色中自由选择,我们一般的时候在选择的时候特别怕它靠了色?对吧,颜色相近的东西套在一起不好看的,显示不出套色的优美。恰恰鼻烟壶中有一种就是一个颜色,比如黄玻璃鼻烟壶套上一个黄玻璃的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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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收藏有这样的鼻烟壶:涅黄的玻璃地子套上亮黄的龙纹。什么意思呢? 这叫"黄上黄"(皇上皇),太上皇,说的是乾隆晚年,做太上皇帝,鼻烟壶里就有这样一个含义,让乾隆看着高兴。

乾隆一朝宫廷制作的玻璃鼻烟壶至少在数万件以上,有记载可查:大多都用为赏赐,皇上肯定用不了这么多。自己手里有点就够用了,例如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造办处档案记载说:赏用玻璃鼻烟壶500个;一次就做5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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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的鼻烟壶里还有一种是用玻璃的素胎画珐琅。我们陶瓷中讲珐琅彩的时候专门讲过,珐琅彩的准确名字是"什么胎画珐琅";"铜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瓷胎画珐琅"。玻璃胎画珐琅在鼻烟壶里非常多,尤其雍正、乾隆两朝。珐琅彩最早的古月轩是发现在鼻烟壶上的,这个流传甚广,至今仍然是一个迷没有办法破译第一个在鼻烟壶上写下"古月轩"这三个字的人是谁。

玻璃胎画珐琅的鼻烟壶都画得非常细致,非常优美。雍正时期做过一个玻璃胎的鼻烟壶叫"节节双喜"仿竹子的,一节一节的,上面画两个蜘蛛,蜘蛛在我们过去文化中有"喜蛛"之称;你以后一出门,你们家门框上落下一个蜘蛛,你别不高兴蹭一脸蜘蛛网,没有什么坏事,那叫出门见喜,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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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时期的这个玻璃胎画珐琅,节节双喜鼻烟壶,全世界目前仅此一个藏台北故宫:我们查了一下档案,档案非常有意思;雍正元年,造办处珐琅作明确记载:四月十一日 做得铜胎节节双喜珐琅鼻烟壶一件;八月初四做得铜胎节节双喜珐琅鼻烟壶一件;那一年做了两个铜胎的画珐琅。到了雍正六年,时隔六年 七月十二日 做得玻璃胎烧珐琅 节节双喜鼻烟壶一件,你看他这记载,乾隆时期大量的鼻烟壶一下单就做500个,做几十个!这一个就做一个,元年四月份做一个,八月份做一个是铜胎的,隔了六年又做了一个玻璃胎的;今天这个玻璃胎画珐琅侥幸存到今天,这就是全世界的唯一孤品;这孤品啊,从档案上看那就是"儿子"那两爹呢,至今没有找着,大家有功夫可以去找找,非常重要。

鼻烟壶的品种中,内画鼻烟壶是出现的最晚的一个品种,也是中国历代工艺中出现最晚的一个品种。我们在晚清之前中国人不知道什么为"内画",我们鼻烟壶能看到的所有的品种名贵的,一般的都比内画鼻烟壶早。鼻烟壶到了晚清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出现一个颓势的,整个质量是在下降的,你不要看它的需求在增加!但它整个鼻烟壶的质量是明显的下降,当时国力在下降,反应到具体的每一件东西都为国家分担啦!所以我们有时候说看到一件东西就知道当时的历史的背景了。历史的背景一定会从一点一滴中反映出来。

鼻烟壶在晚清整个下降的时候,内画鼻烟壶异军突起,它以新的艺术形式吸引了社会的关注,内画鼻烟壶一般情况下,是画在水晶壶或者玻璃壶内。它首先工艺上就要把这鼻烟壶处理一下,它里头要搁上金刚砂要串堂,摇晃,使它变毛才可以绘画。用特制的竹笔在里头反向画,我们知道里头的你看到的画面是反向画过去的;所以它非常需要内画师的功力。对书画的理解,尤其对他对笔的控制,对他所要表达的意境的控制,他跟直接在纸上作画是完全不一样的;晚清著名的内画大师周乐元、马少宣、叶仲三 、丁二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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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乐元最早是一个工匠,以画宫灯为生。中国过去有很多娟糊的宫灯呢,画师在绢上作画,里面点上蜡烛以后非常漂亮。周乐元在画宫灯的时候发现了内画工艺,此后就改练内画,终成大家。周乐元的作品,主要就是山水小景,比如他常画的就是风雨归舟图,春风得意图;他画得都是比较大众的题材,他的创作活跃时期大约是在光绪的前期。叶仲三画历史题材比较多,他喜欢古典文学《三国》《红楼》《水浒》画风尘三侠,他这些东西画得比较多,色彩大红大绿,对比强烈。丁二仲的作品则是非常有特点的文人画,他自幼书看的多,通晓六艺,喜欢画山水,画的画文人气非常足,我曾经就买过一个丁二仲的鼻烟壶,当时很多人都不认,他的参照物少,他不是以画鼻烟壶为生,所以作品相对比较少。

说到晚清的内画大师,不能不提马少宣。马少宣的绘画题材众多,但最著名的是人物肖像和书法作品,在当时堪称一绝。要在鼻烟壶里画一个人的像要画得传神,要酷似是非常难的,尤其是书法,书法又要写出韵味但是他是反向写的;我们今天写个字,写好了都不容易,那你反着写就更不容易了,尤其是要受瓶口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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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马少宣为社会上很多名流都画过像,我们今天存世有相当一部分,每个都画得相当精彩,我们有的人根本查不到,不认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那个照片是画得栩栩如生,比如1918年他为逸安居士画肖像玻璃鼻烟壶,这个人物呢是背手而立身形兼备,目光炯炯,背后书了一行小令是马少宣自己写的:”仁者寿,壶中天。独此冰心一片,堪历千百年。“写得非常真挚昂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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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少宣曾给一个叫虞卿的人画过一个肖像鼻烟壶。这个人当时非常年轻,穿着西服,即将出国留学,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被表现的淋漓尽致。艺术家的艺术表现力往往就差那么一点儿,画人非常难,它跟画花草是不一样的,你能不能抓住这个人的神情是最重要的。马少宣在壶背面这样写到:”终贾之年,求师万里。麟阁云台,请从此始。染人之易,甚于丹青,勉尔令德,视此图铭。“这段话言辞恳切,语重心长,把自己虞卿的希望都写在了鼻烟壶上。在2004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中,马少宣的一个水晶内画"寿臣"像鼻烟壶,在卖了174.4万港币。对于内画鼻烟壶,这个价位非常高了,表明世界各国的收藏家对马少宣的尊重,对内画艺术的尊重。

鼻烟壶除了陶瓷类、玉石类、玻璃类、内画类,剩下的都归为其他类。为什么不再细分呢?鼻烟壶可用的材料太多,过去有什么材料就有什么材料的鼻烟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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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金属里的金、银、铜、铁,鼻烟壶都用过。常见的易得材料,有桦木的、竹子的、漆的、螺钿的,甚至树籽、葫芦都可以用来做鼻烟壶。比如葫芦,今天可能认为葫芦鼻烟壶不值什么钱,肯定不如玉的。乾隆五十八年,乾隆赏给英国特使以及他副使的鼻烟壶是玉的,但是由他带给英王乔治的鼻烟壶却是葫芦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来,在乾隆的眼中葫芦的鼻烟壶比玉的还要珍贵。今天很容易按材质去论价,古代不一定是这样的。

用来制作鼻烟壶的贵重材料很多,有琥珀、蜜蜡、砗磲、珍珠、珊瑚、玳瑁、象牙、虬角等等。我见过用大个珍珠做的鼻烟壶。以珍珠论已经是非常大了,但以鼻烟壶论那非常小。什么是虬角呢?就是一种海象牙。我曾碰到一个人跟我说:”马先生,我这儿有一个扎角鼻烟壶。“我一听,先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我应该是所有材料都知道的人,但真就想不起来扎角是什么。等到他拿出来,我说:”您这是虬角(音求决)的,不是扎角。“这就是学问不够扎实,又自作聪明闹出来的笑话。

鼻烟壶的衰落跟鼻烟几乎是同时的,这里有很多社会原因。首先中国国力衰微,经济整体下滑,导致鼻烟质量下降。鸦片战争前后,吸食鸦片成风,以及香烟的兴起,都对鼻烟产生巨大冲击。然而,最重要的影响还是鼻烟壶和鼻烟作为社交礼仪的一种,逐渐消亡。道光以后,鼻烟壶变成一个颓废的社会礼仪,越来越不重要了。就像今天,很少有人去谈自己的手表,但在二三十年前,人们见面时手表还是显示身份非常重要的物品。今天我听很多人都说:自打手机上有了时间,我就再也没戴过手表。

鼻烟壶是集各种工艺之大成的艺术品。不以美学论,仅以艺术论,清代工艺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工艺史的高峰,记录了中国人在这一时期的聪明才智。

中国的鼻烟壶曾经影响过西方人。乾隆年间,西方人拿着我们的鼻烟壶回国以后,照样子做过非常精美的鼻烟壶,又反过来送给中国皇帝。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这么一对鼻烟壶,壶盖是一个表,镶满了珍珠。从这一点上看,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鼻烟壶艺术持一种尊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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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对鼻烟壶情有独钟,在西方有庞大的鼻烟壶组织——中国鼻烟壶协会,历史悠久,会员众多。西方人对鼻烟壶有过很深入的研究,出过大量著作。全世界鼻烟壶专著,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写的。中国人写鼻烟壶的书,最好的一本是《中国鼻烟壶珍赏》,1992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集合了几个大家执笔,共有438张图版。

2008年春天,纽约佳士得拍卖了一件乾隆御制铜胎画珐琅西洋仕女鼻烟壶,成交价是82.5万美元,这是迄今为止最贵的一个鼻烟壶。这个价格高度,令一般人望尘莫及。在国际市场上超过100万人民币的鼻烟壶不胜枚举,多极了。这一事实从侧面反映出中国鼻烟壶这门清代工艺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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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讲是最后一讲,对收藏做一个全面的总结。

正文 第十一讲 文明积累 受用文清福——文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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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讲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没有讲到。比如有一种我很感兴趣的艺术品,叫匏器,就是葫芦器。我们常说"蛐蛐儿葫芦",就是匏器的一种。匏器在浩瀚的中国古代工艺中属于雕虫小技,经常被忽略不计,大部分中国工艺美术史的书上都没有这项的章节。实际上这类艺术品很有意思,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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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发明匏器的人叫巢端明,是明末举人。他是横跨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的人,对当时的政治不满,就到乡下去种地。种什么呢?种葫芦,然后开始用它养鸣虫,这就是匏器的由来。入清以后,康熙对这个事儿比较喜欢。康熙在他先农坛那一亩三分地里也种了葫芦,然后找人加工成蛐蛐儿葫芦。今天能看到的实物证据就是"康熙御制"的匏器。所谓御制,就是皇帝所制,表示等级高。实际上这是带有象征意义的,不是皇帝真的亲自动手做。

皇帝非常喜欢冬怀鸣虫,听着虫叫声,觉得很愉快。古代跟今天的生活环境有很大不同,在古代人们基本上只能听见自然界的声音,很少听到非自然界的声音。但今天听到的绝大部分声音都是非自然界的,比如电视、收音机、MP3等等。在古代,即使是皇帝,要听到真实的声音非常困难。他要想听音乐,必须有人现场演奏。皇上权力再大,也不能每天睡觉前召集乐队演奏一遍吧?所以皇帝对自然的声音感兴趣。再加上皇帝也不好当,千头万绪的事情堆着,他的心理压力也非常大。所以冬天在匏器里养一个小虫,听听自然的虫鸣,能有效地缓解压力。这就是"冬养夏虫,重在鸣声"。一个小小的器物,就能给皇帝带来巨大的快乐。

中国第一次出现收藏热的时候,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里写道:"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而风雨忧愁,辄居三分之二,其间得闲者才一分耳。况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于百一之中,又多以声色为受用。殊不知我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殊不在声。"

赵希鹄感慨人生过得很快,像白驹过隙。他所处的宋代,还是中国历史上相对繁盛的时代,但每个人一生中忧愁的时候占了三分之二,闲暇的时候只占三分之一。今天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有担心的问题:房子、车子、孩子、票子……工资涨不涨,地位变不变,总之发愁的时间居多。你能够有空闲的时候,不过人生的三分之一。那么,能知到这个道理,又能享用这个空闲时间的人,一百个里面也就有一两个。其中大部分人还都是声色犬马,没什么追求。赵希鹄就说了:我不喜欢声色犬马,自有感兴趣的一块乐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的艺术品无一例外的都成锯齿状上升,这是做过统计的,原因是一百年以来人类生活都变得非常好。我曾经举过很多极端的例子,比如元清花的葫芦瓶,一百零五年时间里增长了三十五万倍;紫檀的大画桌,二十年时间由几千元变成几百万元。但这些极端的例子,都不是每个人应该刻意去追求的,我们更应该知道艺术品中包含的其他价值。首先是历史的价值。今天从经济上对艺术品的认可,实际是对历史的尊重。用金钱作为标尺,通俗明白。我们应该知道,历史遗物能留到今天非常不容易;而能让我们喜爱上,更不容易。我们花费重金购买,就应该知道文化的分量有多重。再有,古代艺术品中凝结着是先人的全部智慧乃至牺牲。因此,收藏这种人类文明行为,在一千年前的宋代就得以提倡。

最后,赵希鹄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没有任何享受清福的方式能超过此事。宋代人对生活就有这样高的理解!表面上这是对收藏态度的理解,实际上是对宽松生活的提倡。今天更应该提倡一种宽松的生活,怡情养性。收藏不收藏其实冰不重要,喜欢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知识的炫耀,包括了知识的整体财富。知识有时候要转化成财富,你知道的越多,转化的机会就越多。人家拿出来一块玉,你一看,这不就是一块石头吗?一看你就是没知识,过去的炫耀不是这样,过去都说"你看我这个表,欧米茄",那个说"我这是劳力士",都是这么去比。不能说表就不是一种文化,但它不是中国人的文化,是瑞士人的文化。欧米茄、劳力士、江诗丹顿、百达斐丽,这些都是瑞士的名表。瑞士人有瑞士人的文化炫耀,我们有我们的文化炫耀。

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但只有中国的古文明延续至今,有很多具体的例子可以证明。比如文字,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汉字是一脉相承的。甲骨文的"日"、"月"两个字,今天对古文字一无所知的人一看也认识。可古埃及的文字,今天已不是官文文字,现在的埃及人不是专业学者,就不认得了。

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是二百年来最富足的时期,以吃穿而论,更是中国整个历史上最富足的时期。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条件下,为什么要强调文化呢?首先,文化要依赖个性而生存。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这样一句话:"越具有民族性,越具有世界性。"只有强调民族个性,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次,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家庭,无论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四分五裂,终究会团结在一起。中华文化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更没有理由让它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间断。

生活在这个文化体系中,你有时候浑然不觉,但当你离开它后,就会深深感到文化带来的快乐。有很多人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还是觉得不适应,一旦回国以后,就会觉得如鱼得水,非常舒服。为什么呢?国外的文化背景与我们不同。

我一直在说,人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一定是文化带来的,物质带来的乐趣是短暂的。你贫困的时候,吃穿都是极大的乐趣;你富足的时候,房子、车子可能是极大的乐趣,但这些都不能伴随一生。有很多坐在轮椅上的老年人,对物质没有任何要求,但看一出京剧就会非常满足。这就是文化带来的乐趣,它会伴随你一生。

收藏有很多乐趣,第一个就是知识的乐趣。比如清代康雍乾三朝流行一种斗杯,呈方斗状,可以用来喝酒。斗杯是怎么来的呢?先看几首唐诗。

李白的《行路难》:"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王维的:"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这三首诗都提到了"斗"。实际上,唐代平时使用的酒具是杯和碗,不用斗。斗的体积大,是贮酒器,用来存酒。"金樽美酒斗十千",意思是用一万个钱买一斗酒,说明酒贵。"李白一斗诗百篇",是说李白喝了一斗酒,非常多。

可以清心也

关于唐朝人喝酒用的饮酒杯,唐诗中也有描述。

但今天的社会里,由于富足,大家对文化的要求远远高于对物质的要求。因此,个人的身份由文化决定,而非由财富决定。你要想获得这种身份的认可,不仅仅在收藏方面,在其他领域里,也同样需要持之以恒的文化积累。如果你想收藏,就要具备心态平和的素质。在投资方面,应把情感、智力、身份投资放在前面,金钱投资放在后面。如果获得了金钱上的好处,那一定是额外的,不是刻意去追求的。能做到这一点,每个喜爱收藏的人都将终身有益。

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写的是壮烈。李白的《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写的是殷勤。李贺的《将进酒》:"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写的是奢华。夜光杯、玉碗、琉璃钟,都是唐代喝酒的用具。斗是大的容器,杯是小的容器。可到了明代中叶,明代人受唐代诗歌的影响,把斗的尺寸该小,变成喝酒可用的杯,称为斗杯。如果唐代就用这么小的斗杯,李白就不是一斗诗百篇,而是百斗诗百篇了。这就是文物演变的过程,深受文化的影响。

收藏的第二个乐趣是炫耀的乐趣,炫耀既可以通过具体物件,也可以通过物件中的知识。比如清代常见的一种茶壶,壶盖上写着五个字:"可以清心也。"静下心来喝一杯茶,非常快乐。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五个文字有五种读法,你要是知道了就可以炫耀。怎么读呢?这个读法在古代叫旋读,就是转着圈读。比如:

以清心也可

清心也可以

心也可以清

也可以清心

他下面接着说:"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蓄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出,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 赵希鹄曾经见过很多老先生搞收藏,多收藏些书画、古琴、旧砚、青铜器(宋代的时候,陶瓷还不是收藏的主要内容)。把这些藏品明窗净几罗列起来,时时请一些有品位的客人来,大家交流切磋,非常高兴。

很多人都愿意戴玉佩,常拿出来互相炫耀,表明自己有身份,然后还有知识。两人一见面,一个人掏出个玉佩说:"你看我这个,平安无事。"对方说:"那你看我这个,福在眼前。"什么是"平安无事"呢?光素无纹的玉佩,叫平安无事。什么是"福在眼前"呢?雕出一个铜钱,上面趴着一只蝙蝠,叫福在眼前。两人互相不服气,这个说:"我这儿还有一块呢,终生有福。"那个也说:"我也还有一块,君子长佩。"什么是"终生有福"呢?就是把玉佩做成钟的形状,上面趴一个蝙蝠。什么是"君子长佩"呢?指雕成竹节状的玉佩。竹子为君子,佩又做得很长,叫"君子长佩"。此外还有一层深意:如果你是个君子,就要长时间地佩戴这块玉,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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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收藏呢?就是要积累文明、留下坐标。今天这样富足美好的生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无数代人的努力。我们为什么要做博物馆呢?因为要展现文明,展现知识,这是对世界人类文明史的一个贡献。但祖国的文明传承仅靠博物馆是不够的,要靠每一个人有意识地去保护,去传承。

收藏的第三个乐趣就是拥有的乐趣。一个带"大清乾隆年制"款的官窑瓶子,过去摆在清宫里,备不住乾隆还摸过一把,称赞过这瓶子不错;现在你花了钱,变成你们家的瓶子,你天天摸着说"真不错,小心别摔了",这是拥有的乐趣。一开始收藏的人都会有这种不言而喻的初级乐趣,很自然。

还有一个乐趣有点儿耻于言表,但诱惑绝大多数人,就是升值的乐趣。大部分人为什么对股市充满热情呢?就是因为股市里可能会赚到钱,尽管赔钱的可能性超过赚钱。但收藏的升值乐趣,往往跟卖与不卖无关。有的人当年用十块钱买了个瓶子,后来值一千块钱了,他不一定非要卖掉才能得到快乐。表示自己的成功,这也是一个乐趣。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经济时代,也无须回避这种大众的乐趣。东西一旦有价值,拥有它就一定会有乐趣。

古人说过一句话:"不冤不乐。"你不当这冤大头,还就没有这个乐趣;当了冤大头,当时的难过劲儿很快就会过去,多少年以后就会变成一个笑话。我早年很多撕心裂肺的痛苦,今天说起来都是笑话,这才是最大的乐趣。当然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拥有这个非比寻常的乐趣,得慢慢修炼。

解释成因是收藏的乐趣之一,解释了省油灯的成因,这就是一个乐趣。当你知道了这个成因,就会不厌其烦跟你身边的人显示,变成生活中的炫耀。文物的知识由不知到知之,一定是个漫长的过程。当你了解了一个成因,再拥有这件东西,感受是不一样的,收藏的魅力就在于知识和财富的同时积累。

对大部分人来说,收藏的诱惑都来源于增值。人们都是一个心理:东西越来越贵,赶紧买两件;东西越来越便宜,那着什么急啊,等到最便宜的时候再买。对吧?

收藏的第二个投资是智力投资。一个人再聪明,跟浩瀚的历史比也不算什么。你多聪明是个人的事儿,历史比你聪明得多。仅以陶瓷为例,由于先人的努力,陶瓷由单一品种变得如此绚丽多彩,走过了将近一万年的路程。从黄河流域早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浪渚文化,一直到秦兵马俑、汉陶、唐三彩、宋五大名窑、辽金等少数民族瓷器、元青花、明清彩瓷,我们都能看到它进步的历程。我们要认知它,首先需要耐心。你想用一晚上时间,躺在床上翻翻书,就对中国的历史有所了解,这是不可能的。

收藏已经讲了四个门类五十多讲了,表面上讲的是收藏,实际上我一直在强调文化的成因,希望通过证据来讲历史的背景。过去的人对历史不大关心,只对现实关心,今天生活变得富足,所以大家都很愿意了解我们的历史文化。文化比较抽象,文物具象,我试图通过具象的文物来阐述抽象的文化。我在五十多讲里讲的就是文化这样一个宏大背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世界趋于大同的时期,了解自己的历史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将这块宏大的文化幕布一层一层地拉开,看看后面到底画的是什么,才能知道我们今天在历史上的位置。

那么,知识的乐趣就是在于。别人说到这几句唐诗的时候,你可以拦他一句,问问他"斗"是怎么回事。知识的乐趣主要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你拥有的知识,别人不拥有,这就是乐趣所在。

那么,知识的乐趣、炫耀的乐趣、拥有的乐趣、升值的乐趣,都是常人的乐趣。收藏还有一个更大的乐趣,就是当个冤大头。买错了,买假了,这个乐趣最大。为什么这么说呢?东西买贵了,回来以后人家都说"东西好是好,就是贵了"。没关系,我拥有的是这件东西的一段时光,还有难得的学习机会。这东西能有多贵呢?在知识面前无法用金钱衡量。那么买假了呢?我就是吃一堑长一智,拥有了一个知识。如果能这么想,也就释然了。

第一是情感投资。今天拥有一件瓷器,不需要别人恩准。过去得皇帝说"赏玉堂春瓶一对",今天不需要他恩准,我自己就买回来了,我自个儿看着高兴。我还知道赏瓶过去叫玉堂春瓶,学到一个知识。久而久之,我慢慢就会对赏瓶有了情感。比如张伯驹先生花重金买了展子虔《游春图》,最后捐给了国家,不光是境界高,更多的是一份情感,他觉得这件文物不能流向海外。

将近三十年前,我跟一个卖废品的老张头关系特别好。在所有卖废品的人中,老张头的文物眼力最高,他经常从大量废品中拣出文物单独去卖。我跟他经常聊聊天,也从他那买点东西。他有时卖我一件东西,就摸着这个东西跟我说:"多好的东西,归你了。"他对文物有一种情感因素在里面,就是源自文化的力量。但是他卖废品的时候肯定一点情感都没有,他不能这说:"多好的废品啊,归你了。"

在中国的收藏历史上,有很多不惜倾家荡产去购买一件古董的事情,让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有情感,不是为东西本身,也不是为贪欲,就是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有感情,一定要把它买回来。

养鸣虫这一习俗到了清代,有了一项大用处。每年冬天都事先养好1万只蝈蝈,在大年初一这天搁在太和殿里。皇帝一上朝,金鼓齐鸣,热气一烘,1万只蝈蝈都开始叫唤,响声震天,这叫万国(蝈)来朝。把生活情趣赋予政治含义,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例。蝈蝈一叫唤,显示大清国有多么强盛,能使万国来朝

从哪儿都可以读起,都可以读通,这就是炫耀的乐趣。人家拿一把茶壶来,你拿起来这么一读,显得你学问特别大。其实也没有什么,这种旋读不过是文化中的一种小技巧。

陆游的记载虽然很明确,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灯。直到近些年,四川地区才有发现,出土过这样的空心灯盏,里头可以注水。灯盏越大越省油,越小越不省油。一般人家里使的就是一盏小油灯,一点捻,油就发热,一热就挥发,费油。为了使油凉下来,在灯盏里面注入凉水,水把热量带走,油就省了。这种省油灯被发现以后,有专家做过试验,注水和不注水比较,大概可以省40%,说明陆游的记载非常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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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们一定是匆匆过客,在历史面前匆匆走过。任何一件文物都比我们年长,看着一代一代人在它面前走过。你拥有一件文物,仅仅是拥有很短暂的时光,只记录个人的喜怒哀乐。所以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更要珍惜历史,珍惜文明。

我们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很多时候是非常具体的。我讲过家具、陶瓷、玉器、杂项等等很多中国文化中具体的东西,都是要通过这些具体的东西,来传达我们的文化内涵,强调自己的文化符号。比如,我讲过家具里的床,床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沿用至今的功能"卧",另一个是早期功能"坐"。通过了解床"坐"的功能,我们知道了"床前明月光"还有另一解。再比如陶瓷中的影青,美丽如玉一般的瓷器,它断送了玻璃在中国的前程;玉器中的印玺,印代表个人的信誉,玺代表国家的信誉;杂项中的竹刻,反映文人高洁的情怀。这些都是构成中国庞大文化体系的一个个具体物件。

收藏的第三个投资就是身份投资。身份在今天的社会里显得非常重要,常说一个人有身份或没身份。身份与财富无关,与文化有关。不是说这个人有钱就有身份,有非常趁钱的人会被别人嗤之以鼻。那么从收藏角度上看,并不是说买的东西越贵,你就越有身份,不是这样。

兼有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东西,首推文化。有上亿元一件的文物,也有几十块钱一件的文物。价值上有高低,但文化上无高低。价格的高低跟文化本身无关,它们都代表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

用金钱作为标尺,只是收藏与投资最表象的关系。实际上,它们之间还有更深层的关系。

任何古物都有它的成因和道理。比如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这孩子不是个省油的灯。"这句话大家都懂,大江南北都这么说,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省油的灯"?宋代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陆游说得很清楚,灯盏上面有个洞,往里注入清水,每天一换。油灯一点火,就非常热而且干燥,所以就耗油,搁了水以后几乎省一半油。

我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去过教育学家、文学家叶圣陶老先生家。老先生的墙上挂着一副对联,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今天还能背得出来:

观钓颇逾垂钓趣,种花何问看花谁。

我看别人钓鱼的乐趣,超过钓鱼本身的乐趣。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的乐趣大于参与的乐趣。我种花,就只努力种好,而不考虑后面谁来欣赏它。这是做事情的主观态度。不收藏的人看到这副对联,会非常快乐。我们不一定非得亲自收藏才有乐趣,我们看别人的收藏、国家的收藏,也同样能获得乐趣,甚至还有更高的乐趣。比如去国家的博物馆参观,就跟观钓的乐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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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了很多个人经历,也讲了很多感悟。实际上,我在期望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火炬,能够经由你们每一个人之手,永远传承下去,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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