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方 - xp1024.com
《马明方》


第一篇 马明方传略 第一章 在大革命时期

参加纪念“三一八”活动。1926年3月20日,绥师党组织领导全校师生举行了纪念“三一八”大会,会上杨明轩作了报告,张秀甫、韩叔勋等教师相继发言。并由师生合演《被毁的血书》三幕话剧。王子休编剧,杨明轩饰段祺瑞,田伯英饰张仲超,群情悲愤,会场激昂,不少人流泪。会上通过议案:通电慰问遇难烈士家属,通电警告各国公使,宣告卖国贼段祺瑞、张作霖的罪状。继而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群众为之动容。

马明方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各门课程成绩良好,作文是全校的佼佼者。平时不爱多说话,但为人深沉,考虑问题细致,得到同学的敬重和教师的赞赏。他在绥师上学期间,认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论无产阶级专政》《新青年》《向导》等书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个“幽灵”附着在他身上,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h3>引言</h3>

1925年春,他考入了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绥师),开始了人生的转变。

经过上述一些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马明方的革命思想更加强烈了,并初步地受到一些锻炼。

1924年,他在申家坪完小担任初年级教员。这时候,他虽然知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些历史和现状,知道国内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知道贫苦农民的苦难生活和官府衙役的敲诈勒索,并因而心怀不满,但他还不懂得产生这些现象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不知道中国的出路何在。他只是一个对当时社会不满、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的乡村教师。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接着发生了“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消息传来,群情激愤。绥德党组织领导各校师生举行了反对日、英帝国主义游行示威。马明方也手执小旗,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在街头讲演宣传,并下乡进行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捐款支持上海工人大罢工。他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开始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坚定了反帝的决心和信心。

他开始认识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封建主义是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富强的惟一出路。因而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1925年秋,他经马瑞生(后叛变)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参加“非基督”运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基督教在各地更加发展起来。陕北的基督教活动也非常厉害,足迹伸进穷乡僻壤,谣言惑众,高利盘剥以至包揽诉讼,私设公堂,武断乡曲,鱼肉人民。1925年圣诞节绥德举行了盛大的学生示威游行,揭露基督教的反动面目和行径,使基督教的活动在绥德陷于停顿。

绥师是当时陕北23个县中惟一的一所师范学校。1924年,李子洲接任校长。李子洲是绥德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李大钊亲自培育和介绍入党的陕北早期共产党员,后来是中共陕甘区委、中共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李子洲任绥师校长期间,先后聘请杨明轩为教务主任,常汉三为训育主任,田伯英、王懋廷、王复生、韩叔勋、蔡楠轩、何寓础等共产党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为教员,对学校大加整顿,开展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团体共进社。1924年下半年,在师生中开始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创办平民学校,使绥师成为陕北党组织的最早发源地,大革命高潮在陕北的中心。

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北伐正在准备进行。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国革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在这种革命环境和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在李子洲等人的教育和熏陶下,马明方的思想认识迅速发生了变化。

马明方在此时也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队长姚丹峰赶出部队。他在部队工作半年多时间中,做了大量工作,对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起了一定的作用。他那时还不知道,陈独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在这段时间里,他眼看革命由胜利走向失败,思想是没有准备的,内心里很痛苦。但他坚信革命必将胜利,黑暗必将过去。9月问,在中共陕甘区委结束后成立的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让他到陕北清涧,在共产党员谢子长所在的部队工作。他行到甘谷驿时,得知谢子长等已起义率部南下到宜川遭到失败。于是他回到绥德,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始了新的战斗。

马明方,乳名罗增,学名汝舟,号济民,陕西省米脂县人。1905年12月14日出生于叶家岔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马聚财,粗识文字,务农为生。除了耕种自有山地七八亩外,还租种地主的一部分土地,同时兼当看风水的“阴阳”先生。母亲罗氏,一生勤劳俭朴,忠厚善良,和睦邻里,助人为乐,对马明方幼年影响很大。马明方有一弟一妹,其弟长大后亦参加革命。马明方从8岁开始,在他母亲的支持下,到王家湾念了几年私塾,启蒙老师王嘉仁精心教他识字读书作文,打下了较好的语文基础。12岁时转入申家坪完小,192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在读私塾和上小学时,利用课余时间和寒暑假,经常参加砍柴、割草、送粪、种地等劳动,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和品德,深受村人称赞。

马明方在史可轩部工作期间,中国革命发生了急骤的动荡。1927年4月,正当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向帝国主义妥协,叛变了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在此形势下,中共陕甘区委一方面发动群众向蒋介石反革命势力进行声讨,一方面积极帮助冯玉祥率部东出潼关,策应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会师中原。此时,冯玉祥部已奉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4月6日命令,于4月20日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随之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部”。以共产党员刘伯坚为代部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为中心,组织和领导第二集团军所属各军、各部的共产党员,在各军中进行了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对于第二集团军东征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继“四一二”大屠杀后,奉军张作霖于4月28日在北京绞死李大钊等20人,造成惨绝人寰的“四二八”惨案。噩耗传来,中共陕甘区委领导各界各团体各驻军部队纷纷集会,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誓为完成李大钊生前的革命主张而继续斗争。马明方积极参加这场斗争。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通过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反动决议,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中开始“清党”。听命于冯玉祥的陕西军政当局即于7月15日,同武汉汪精卫集团同时公开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严禁共产党和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一切活动。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西北遭到失败。

1926年春,马明方先后担任了绥师的党小组长、支部书记。同时,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参加了执行三大革命政策的国民党。他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国民革命,维护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积累了一些党的工作的经验。

参加打“骡柜”斗争。“骡柜”是官府豪绅为了从中渔利,互相勾结建立起来的一个专门控制民间“脚户”(即用驴马做运输的人)的封建把头组织,群众恨之入骨。绥德党组织发动“脚户”组织“脚户自保会”开展抗差斗争,并发动学生去打了几次“骡柜”。马明方也参加了这场斗争,迫使“骡柜”解散,衙役也不敢随意捉人拉差了。这次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官府豪绅的反动气焰,增强了群众的斗志。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不久,绥师院内举行追悼大会,到会绥德各校师生一致表示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会后列队到砭上韩蕲王(韩世忠)故里为孙中山立了纪念碑。马明方参加了这次大会,对孙中山由“效法西方”转变为“以俄为师”的革命精神深为感动。

在绥师上学期间,在党的领导下,马明方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

1925年5月,陕西反动军阀吴新田纵兵殴伤西安省立一中学生的事件发生后,陕西党、团组织在全省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驱吴运动。绥德党组织于6月24日在绥师召开了驱吴大会。李子洲、韩叔勋等人讲了话,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在绥德城乡广为流传,震动和影响很大。马明方也参加了驱吴斗争,对反动军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马明方在绥师虽然不到两年,但这是不平常的两年,是全国大革命处于高潮的两年,是绥师党的工作最活跃的两年。他在这里最初受到革命的洗礼,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26年10月,共产党人史可轩、陈家珍、王圭三来到绥德。史可轩当时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中任职,路经绥德去西安,要求绥师党组织派几名党员到他的部队去工作。李子洲派马明方、武丕谟、邓重庆三人到史可轩部做政治工作。当时西安正被军阀刘镇华围困,他们先到三原住了一个来月,11月28日西安解围后进入西安。史可轩担任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校长。他的部队(1000多人)编为政治保卫队,姚丹峰(非共产党)任队长,下设三个营,马明方任二营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邓重庆、武丕谟分别任一营、三营政治指导员。二营营长任耕三同情共产党,有些连排长也比较好,有进步要求,士兵中要求改变现状、改善生活的愿望也很强烈。马明方建议在部队中发展党员,但当时上级组织不同意,说这个部队是很革命的,史可轩又是党员,所以不要急于发展党员,免得引起冯玉祥的怀疑。这支部队后来参加了著名的“渭华暴动”。

第一篇 马明方传略 第二章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的活动转入地下,转向武装斗争。

在陕北地区,盘踞在榆林的军阀井岳秀,也发动了疯狂的“清党”运动。1927年8月4日,井部包围了绥师,命令学校师生全部离校,焚烧了进步书刊,一时火光冲天,喊声一片,校长常汉三愤慨痛哭。学生们一个个被迫走出校门,受到严格的检查。绥师教员、中共绥德地委书记蔡楠轩和中共绥德地委宣传委员关中哲以及党员教员雷五斋、赵少西等被驱逐出境,校长常汉三被禁居绥德,三年不准任公职、任教,不准离开绥德。与此同时,延安驻军亦奉令封闭了延安省立四中,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四中校长田伯英被软禁在校,大部分教师被遣散回家;尔后由反动分子冯楚锡接任四中校长,对学校进行改组,党、团员多数被迫离校。在井岳秀部总部的驻地榆林,中共榆林地委负责人马云程、周家于、郭洪涛、杜聿德等七人被通缉,他们随即离开陕北。陕北的党、团组织大多数一时陷于无人主持的散乱状态,革命迅即转人低潮。

1927年9月以后,中共陕西省委陆续派人到陕北恢复和整顿组织。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成立。1931年1月,马明方任特委委员。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积聚革命力量。

1927年下半年至1933年,陕北党组织处于秘密工作时期。马明方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积聚革命力量,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下半年,马明方任中共横山区委书记,在横山响水堡 以小学教员为掩护,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当时,响水堡小学校长曹亚华、教员强雄飞等都是党员,街上也有些党员。他在响水堡积极开展了党的工作,在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同时在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响水堡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后来大多数参加了陕北游击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1928年至1929年,马明方先后在绥德北区、东区、四十里铺工作,担任中共绥德县委委员、北区区委书记、巡视员等职。

1928年前半年,马明方是在杨家沟小学以教员作掩护工作的。校长马醒民,是杨家沟的大地主,教员和学生大部分是本村人,地富子弟多,和外村联系很不方便,半年后马明方就离开学校了。当时与马明方取得了工作联系的有李林威、魏锡九等,他们所地区的工作有进展,发展了一些农民党员。

1928年下半年,马明方没有社会职业作掩护,以中共绥德县巡视员身分,到各区巡视和帮助工作。8月,马明方和景仰山到德南区巡视工作时,在铁茄坪无定河畔开了区委会议,要求党员人群众,大胆开辟工作。当时南区区委书记崔田夫,雇农出身,作积极,在群众中有威信;区委领导成员崔田民、崔正冉等能密联系群众,所以南区铁茄坪一带,农民党员较多,群众工作基础好,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随后,马明方又去绥德城区、东区巡视工作,发现东区义合镇马家川一带工作较差,便指导党员积极在群众中开展工作。雷家沟、深沟里、义上坪一带工作较好,区委负责人刘汉武、霍维德等工作积极。这一带有一个小学校,冬天有冬书房作为党组织活动的场所,党员数量和党的工作有所发展。这半年来,马明方在巡视各区委工作时,向很多党员和群众进行了调查,对农村情况和党在农村的工作,有了较多较细的了解。他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的重要性。陕北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深受地主、官府的剥削压榨,生活极端贫困,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和勇敢的斗争精神,如果脱离农村、脱离农民,革命斗争是不能成功的。

1929年,马明方任北区区委书记,在四十里铺小学以教员身分作掩护进行工作。校长是一位农民,教员马绳武等都是党员,农村、街上、学校中都有党员、团员,党的工作主要是发展党员、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在学校师生和农村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当时北区建立起四个支部,党员发展到20多人,都是农民和雇工。

1929年陕北大旱,赤地千里,百姓吞糠咽菜,不能一饱。地里的野菜挖光了,榆树皮也几乎剥光了,百姓饿得没办法,成群结队逃荒讨饭,到处都有抬龙王楼子祈雨的人群。“黑龙大王老儿早铺云头,下普雨哟!”的呼叫声此起彼伏,有的党员自动地带领饥民结队成群吃大户、打税局、闯衙门,有的饥民问他们认识的党员:“平常你们宣传闹革命、闹翻身,现在怎么办?”当时党的县委书记周发源一心做生意,工作消极。党的县委常委兼团县委书记马文瑞,到米脂县参加陕北团代会时找党的特委委员刘志丹、白乐亭等研究如何拯救饥民问题。刘志丹提出:“发动饥民斗争,向地主和官府要粮。”马文瑞回绥德后,向党的县委传达了这个意见,决定通知全县党、团组织,发动群众按照确定的时间,齐集绥德县城向地主官府要粮,当即用鸡毛信传遍各区。马明方接到通知后,立即做了部署。由于他是小学教员,不便公开进城,便组织农民党员带领群众进城。到了约定的日子那天,四五千农民背着口袋,拿着镢头,浩浩荡荡地汇集绥德县城。驻军营长张建南看见群众声势浩大,下令关闭四门,士兵荷枪实弹,守在城墙上面,但饥饿愤怒的群众,不畏强暴,挤开城门蜂拥而入。张建南下令朝空鸣枪,仍然阻止不住潮水般的人群。当时,县长和士绅正在开会,闻讯张皇失措,用绳子拴在腰里缒城而逃。群众找不到县长,就在地主家里挖粮,但不知藏处,没有挖出粮食。于是齐拥到一个山西资本家制蛋粉的鸡蛋厂,动手打砸,抢吃蛋粉,这就是有名的“打蛋厂”斗争。张建南感到事态严重,派人同县长商量后,劝说群众出城,但群众坚持不给救济决不出城。他们迫不得已在南城搭起台子,给每人发放一块银元。当时进城的党员很多,绥德四师(此时已复校)的党、团员李光白、党永亮、许金河、白泰康、贺晋年、吴志渊、白如冰等也化装成农民在群众中做工作。有的同志提出,要把经济斗争提高为政治斗争。马文瑞召集各区进城的负责党员研究,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斗争应适可而止,于是动员群众陆续出城。这次饥民斗争,是陕北党组织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说明这个时期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这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

1930年,马明方任中共镇川区委书记(直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1931年陕北特委决定,米脂、佳县和镇川两县一镇,合并成立党的中心县委,马明方任中心县委书记。此期间,他一直以镇川小学教员为掩护进行工作。镇川小学校长刘绍让,教员崔明道、李俊藻、刘述向、杜宏亮都是党员,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党员发展到60多人,团员发展到23人;在镇川堡、上盐湾和无定河以东的农村中,建立起几个支部;还建立起盐工工会、贫农团、互济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党领导各群众组织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动群众开展了抗租、抗税、抗捐等斗争;并开始酝酿组织游击队和开展打土豪的斗争。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30年四五月间,榆林国民党特派员孙士英带兵到镇川,对镇川小学进行搜查,毁掉了图书馆的进步书籍,但党的组织没有遭受破坏,党的工作没有停顿,而且继续向前发展。

这期间,马明方还以中共陕北特委委员身分,到绥德西川一带巡视工作。他到过周家睑、苗家坪、三皇峁等地,那里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都有发展,群众工作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一度处于散涣、停顿、无人领导的状况,经过恢复整顿已经有所改变。此期间,由于盲动主义、立三路线的影响,城市中党的组织和军队中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力量有所削弱。但党在农村中受到的影响不大,农村中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都有较大的发展。陕北党组织在秘密工作的几年来所集聚的力量,为发动游击战争和开辟根据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正当各项工作向前发展的时候,马明方受到敌人的通缉。1931年3月,马明方回家时,被衙役捕捉,他奋力挣脱,头发被揪去了一撮,幸得村人救护,得以逃脱。村人李禄喜护送他渡过黄河。马明方到了太原后,同中共山西特委刘天章取得联系,向刘天章报告了他被捕逃脱的经过和他所知道的陕北的一些工作情况,要求山西特委将他被捕逃脱的情况报告陕北特委,并要求山西特委给他分配工作。刘天章要他暂等一等,待陕北特委来信后再决定他回陕北还是留在太原工作。他在太原住了30来天,山西特委分配他在太原市摊贩中开展互济会的工作。有一天,他回到所住的会馆,反动派正在会馆里搜捕共产党人。马明方回头走出大街口时,也被捕了。他趁空隙把小本子上记的简单的工作要点撕毁。同时被捕的人中只有个别人认得他,敌人传讯时,他谎称名叫赵得胜,山西碛口人,父亲在北平做生意,他是在去北平看望父亲,路过会馆门口时被捕的。这样竞骗过了敌人,将他释放。随后,中共山西特委任他为巡视员,派去晋北巡视工作。他在大同和附近的煤矿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便回到太原汇报工作。但太原的党组织已遭到很大的破坏,无法找到关系,所以又返回陕北,同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取得联系,在特委专职做党的工作。1932年冬,赵伯平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马明方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此时增加马文瑞、王兆卿为特委委员。

<h3>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h3>

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在井冈山道路指引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933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笫四次扩大会议在佳县高起家抓召开,由马明方主持。这次会议对于开展陕北游击战争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出席会议的人员除特委委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常学恭(后叛变)、崔逢运、鲁学曾(鲁贲)外,还有各地代表崔田夫、崔田民、高朗亭、赵福祥、高长久、张岗、张达志、贾怀智等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开展陕北游击战争问题。马明方在政治报告中详尽地分析了陕北革命斗争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充分说明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报告中指出:陕北统治阶级残酷地压榨老百姓,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地租、高利贷剥削很重,老百姓已经到了无法生活下去的地步。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引起陕北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陕北地广人稀,山多沟深,而井岳秀军力单薄,除各县城和较大的一些镇子里驻有少数敌军外,广大农村没有驻军,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陕北党组织有了一定的基础,联系着广大的群众,在群众中有威信,有号召力。陕北特委创建的游击队第一支队已坚持斗争一年多了,可作为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又有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影响和有力的支援,只要党的领导正确,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同意马明方的报告。会议决定:武装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红军;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粮、抗捐税、抗租债的群众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财物,分配给劳动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力发展党、团组织,恢复和加强县、区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党在各方面的领导作用。同时决定:(一)扩大第一支队,创建安定(今子长县)游击区。(二)建立第二支队,创建绥(德)清(涧)游击区。(三)建立第三支队,创建神(木)府(谷)游击区。安定地区、绥清地区、神府地区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首先在这三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北起府谷,南接延安,便于打击敌人,扩大党的影响,互相呼应。会议决定,派毕维周任第一支队政委,王兆卿协助整顿一支队的工作,崔田夫、崔田民、高朗亭到绥清组建第二支队,马文瑞到神府组建第三支队。

会议选举了党、团特委委员,健全了党、团领导机构。在选举前,已经酝酿选举马明方为党的特委书记,可是崔逢运说:中央驻北方代表指示,书记要选工人当。他提出绥德的一个木匠贺牛任书记,大家不同意,商议的结果大家选举崔田夫为书记。因为崔田夫是雇农,又是很老的党员,阶级觉悟高,革命意志强,勇于对敌斗争。会议选举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毕维周、王兆卿、崔逢运、鲁学曾、崔田民、张达志、高长久等10人为党的特委委员,马明方为特委组织部部长。

会后,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到米脂县姜家新庄起草会议决议,其他委员分赴指定地点传达会议精神。毕维周、王兆卿和去第一支队为特委取活动经费的高禄孝去安定时途经镇川堡,住在镇川堡的米脂区委书记崔明道家里。米脂国民党驻军的一个特务董佩义,混入共产党,和共产党员高庆恩住在一个院里,侦察到党的一些活动情况,即带敌军首先逮捕了共产党员高庆恩、王守义。接着带领敌军去镇川堡抓崔明道。适逢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在崔明道家里,于是这四个同志同时被捕。敌军在董佩义带领下又去姜家新庄捉拿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幸亏这个村子群众的觉悟高,姜好兴的母亲正在大门外放哨,看见国民党军队进村来了,就大呼:“白军来了!”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闻声跳崖逃去,敌人扑了空。随后跟踪追捕,被群众指到另一条沟里去。马明方、马文瑞等脱险后,到镇川堡去找崔明道,从群众口中始得知崔明道等四个同志被捕,于是又分路转移到佳县南坬村。被捕的毕维周等六同志,在米脂城内遭到敌人严刑拷打,他们始终坚贞不屈,四天之后,被敌人杀害在十里铺无定河畔,这就是“米脂事件”。马文瑞后来写了一篇《无定河畔的六烈士》,寄托深切的哀悼。

“米脂事件”发生后,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常学恭、高长久在佳县寨则沟开了特委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事变发生后的形势,认为虽然特委两位委员和四位同志遇害,但陕北党、团组织没有受到破坏,并在继续积极活动。一致表示:要以对敌人更大的仇恨坚持斗争,坚决实现扩大会议的各项决议。当即决定:派常学恭去北平汇报工作,其他委员仍分头到各地传达扩大会议精神,整顿组织,振奋党员革命精神,加强组织纪律和保密工作。这是又一次重要的会议,坚定了陕北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信心。会后马明方去安定帮助第一支队和地方工作。马明方还未到安定,得知一支队已失败,他又返回佳县。

扩大会议之前,崔正冉、王聚德搞到土匪的三支驳壳枪,开始了打土豪的活动。扩大会议之后,8月5日,崔田民根据特委决定,在清涧王家山宣布正式成立了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由高朗亭、崔正冉、王聚德负责,在绥德南区和清涧东区一带活动。10月4日,杀了绥德南区区长薛运统。次年1月21日,在清涧解家沟杀了土豪劣绅收款衙役九人,砍伤一人,人称杀了九个半,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扩大了党的影响。九十月间,根据特委指示,在神府地区成立了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王兆相,政委马万里,活动于神木南区一带。

一年来,陕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已有一定基础,积累了一些经验。陕北已有一定数量党员、团员,组织起三支游击队,建立起安定、绥清、神府一带三块小的根据地,这是创造和发展陕北游击根据地的基础和骨干力量。尤其重要的是,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战略战术已传到陕北,对指导陕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建立起着极大的作用。

1933年12月下旬,郭洪涛、李铁轮奉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回到陕北。郭洪涛被北方代表指定担任特委组织部部长。在此前,11月17日,北方代表委任谢子长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

1934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南坬村(一说曹家坬村)召开了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崔田夫、马明方、郭洪涛、马文瑞、张达志、高长久、李铁轮等。会上,郭洪涛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北方代表听了不符合当时陕北革命斗争实际情况的汇报,认为陕北特委把第二支队的三枝枪调给第三支队是取消了绥清区的游击活动。一支队冒险攻坚,没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后又未采取分散活动,而是埋了枪支,散了队伍。北方代表据此批评陕北特委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和领导游击战争消极怠工的错误。马明方、马文瑞对这个批评进行了抵制。

实际情况是:1933年9月,特委决定将第二支队的三枝枪调给特委成立特务队,保卫特委;不久,特务队取消,将这三枝枪调给神府第三支队。第二支队的番号并没有取消,先后又搞到四枝枪,在绥清地区活动。安定第一支队的失败,是他们11月下旬从陕甘边回来后,打了几个败仗,队长、政委先后牺牲,一时群龙无首,埋了枪支,不久特委派人取出枪支,继续活动。谢子长回到安定后,迅速恢复了第一支队,扩大了游击区。所以不能说特委犯了什么路线错误。郭洪涛在后来也认为他传达北方代表的批评是错误的,并做了自我批评。

南坬村会议对陕北革命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决定扩大和发展第一、二、三支队,新建绥、米、佳、吴边游击根据地。同时决定,健全党、团组织,在各地普遍成立赤卫队、少先队、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广泛开展抗粮、抗税、抗租、抗债的群众斗争,坚决

<h3>打击反动势力。</h3>

会后,马明方到米脂组建米东县及这个县的党、团县委,马文瑞去三边做兵运工作,郭洪涛、高长久、李铁轮到吴堡找马佩勋等建立了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崔正冉等在绥德建立了第五支队。游击队和根据地都有了新的发展。

1934年4月5日(清明节),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了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崔田夫、马明方、郭洪涛、高长久、张达志、崔田民、李铁轮等七人。会议决定:继续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队,并提出为创造一师红军而斗争的奋斗目标;组织突击队,武装公开村庄,扩大游击根据地,把分割的各根据地连成一片,进而实行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又召开了一次游击队和游击区代表的联席会议,具体部署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各项决议的实施。

为了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特委于7月8日在安定杨道峁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兼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成立后,即带领第一、二、五支队,在数百名赤卫队配合下,一举攻进安定城,歼敌数十人,打开监狱,放出被捕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逾百人,扩大了政治影响,鼓舞了群众斗争情绪,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其时,马明方、李铁轮在佳吴积极开展工作。马明方、白如冰等在佳县王家坪一带隐蔽活动时,发现敌人一个暗探,他们用铁锹、木棍将其打死,保护了特委机关安全。

此期间,游击战争扩展到十余县。红色村庄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到8月间,已经形成村村相连的四大块根据地。即:神、府边,绥、米、佳、吴边,绥、清、延川边和安定一带(包括横山、米西、绥西等地区)。

1934年6月,崔田夫去天津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陕北工作时,马明方同崔田夫商定了汇报内容,提出统一陕甘边和陕北的领导,确定陕北红军的番号,给陕北派干部等重要建议,得到北方代表的同意,并派黄汉(黄翰)向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做了传达。

1934年夏,正当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陕北军阀井岳秀也开始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与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直属第一、二、五支队于8月由陕甘边返回陕北,在陕北苏区广大群众和赤卫队的配合下,三战三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红色区域迅速扩大,除神府苏区外,其余三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纵横数百里,人口40万。

1934年8月底,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墕里召开了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马明方起草的关于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决议,决定将第一、二、三支队改编为红军第一、二、三团(后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并决定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实行分配土地。马明方分管政权建设工作,很快组成陕北省苏维埃筹备委员会,展开了政权建设工作。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今属子长县)召开联席会议,刘志丹、高岗、马明方、郭洪涛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个苏区和两支红军,马明方被选为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这次会议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在组织上、军事上做了充分准备,并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1935年5月西北军委宣布成立前敌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在刘志丹指挥下,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川、延长、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

马明方没有参加前线军事指挥,但他同陕北苏区其他负责人一起领导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组织赤卫队、游击小组等群众武装,配合主力作战;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带路送信,坚壁清野,站岗放哨,清查敌探奸细,监视敌人活动;组织担架运输,安置慰问伤病员等;在新开辟的地区,摧毁地主统治的乡村政权和旧秩序,建立贫农会,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和巩固。

<h3>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分配</h3>

从1934年8月开始,到1935年1月,陕北先后建立了赤源、佳县、神木、清涧、吴堡、绥德、延川、秀延、延水等九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开始称革命委员会)。1935年1月25日,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今属安塞县)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县代表150多名,马明方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会议就建立和加强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土地分配,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选举产生了陕北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马明方当选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为副主席。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粮食、财政、教育、劳动、内务、贸易、保卫等部门,后来又设立了巡视员。会议还通过了《工农民主政府组织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令。1月31日,举行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热烈庆祝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在马明方领导下,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兴办教育等。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北革命向前发展了一大步。马明方经常到各地指导工作。他到秀延县检查工作时,正遇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强晓初在场院召开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他站在一棵树下仔细观察,强晓初当时不认识他,问他姓名之后,方知是马明方(其时他化名李明方)。强问他这个会开得怎样,他说,很好。他对省苏维埃政府的其他负责同志讲,有个青年娃娃主持大会,开得很好。后来强被调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巡视员。

马明方平易近人,工作踏实,下去巡视、检查工作的同志和下面来的同志,向他汇报工作时,他问得非常仔细并给以具体指导。有时睡在一个炕上,谈到半夜。他没有一点架子,同大家同吃同住同工作,给干部很大的教育和帮助。当时,陕北省苏维埃政府还办了县、区干部训练班,魏怀礼、强晓初、谢怀德等都在训练班学习过;各县苏维埃政府也都办了短期训练班,训练区、乡级干部。马明方曾给训练班讲过党的建设、苏维埃工作等课程。这些训练班为苏区培养了大批县、区、乡干部,对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陕北的土地分配是1934年9月正式开始的。为了取得土改的经验,郭洪涛等到清涧袁家沟搞了土改试点。袁家沟分配土地的主要政策和做法是:

(1)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

(2)中农土地不动;

(3)红属、贫雇农分好地;

(4)参加革命的富农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分给同农民一样的土地,其他富农分坏地;

(5)参加革命的地主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地主分给同农民一样的土地,其他地主不分地;

(6)单身汉分双份地(考虑以后成家)。

这些政策措施,特委同志一致同意,并编成教材,组织训练班,培训干部。这些干部经过培训以后,派往各地进行土地分配工作。马明方也到一些地区巡视指导土地分配工作。

在分配土地中,有的地方动了中农的土地,采取打乱平分的办法;有的地方不加区别给富农一律分远地坏地,给地主一律不分地;有些地方将地主、富农、商人、农民的契约全烧了,有的地方侵犯了工商业。马明方发现这些错误做法,随时报告特委,加以纠正。

尽管在土地分配中发生过某些“左”的偏差,但这是陕北第一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制度。广大贫雇农分到了土地,革命热情更高。绝大多数中农的土地未动,而且由于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推翻了封建统治的超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而他们对革命也是真诚拥护的。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革命斗争更加向前发展。

<h3>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到陕北后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h3>

1935年12月,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颁布了一系列调整阶级关系的新政策。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规定富农土地不动;1936年7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政策的新规定,规定地主与农民一样分地,留够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中共陕北省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各项决定,在一切尚未分配土地的地方,按照新的规定分配土地;在已经土改的地区,凡未给地主分地的,也进行了必要的调剂;并对回到陕北的逃亡地主,做了适当的安置。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部队和机关人员的供应问题。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林伯渠曾找马明方商谈如何解决供应问题。马明方、霍维德、艾楚南等根据中共陕北省委的指示,把没收地主、土豪的银元和物资上缴中央,动员妇女织了许多毛衣、毛袜和缝制许多军鞋给部队穿,动员群众拿出粮食给部队吃,组织商人到山西等地买回大批布匹和棉花,做成军装供部队穿,终于渡过最初的困难。

1935年11月下旬,林伯渠、毛泽民和马明方等在瓦窑堡召开了陕北各县、区的财政工作联席会议,编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统一了财政,建立和健全了财政制度和机构。1936年5月24日,陕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发出紧急动员收集粮食的号召,决定进一步向群众借粮2000石,买粮2500石,6月底以前完成。同时发动群众送粮慰劳红军,各机关开展节粮运动,以保证红军供应。

1936年1月15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公布了《西北苏维埃选举法》。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指示各县按照选举办法,选出陕北省苏维埃代表。3月10日至15日,陕北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瓦窑堡举行,会议代表339人,吴亮平、王观澜、邓振询、郭洪涛先后致词,马明方作了报告。大会选举马明方、霍维德、艾楚南等49人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在16日举行的第一次执委会上,推举13人组成主席团,马明方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霍维德任副主席。

在红军东征和西征时,马明方号召各级苏维埃政府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全力支援革命战争;同时号召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争取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抗日。1936年7月,马明方在中共中央办的《党的工作》第三期上发表《游击区域内的苏维埃工作》一文,文中指出:(一)主力红军向西行动之后,党中央明显的给我们指出,陕北的主要任务是支持着顽强的游击战争。在这些地区,第一位的重要工作是积极领导游击战争,号召广大群众参加游击队,扩大原来的游击队,创造新的更多的游击队和击小组,使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如蛛网般普遍地发展起来,在敌人的前方侧方后方去行动、袭击,以至消灭进攻我们的敌人。决定游击战争胜利的重要的,是全体赤卫军和全苏区群众的总武装与总动员,使群众的武装动员和游击队的行动打成一片。(二)苏维埃应在边界和工作薄弱的地区,加强侦探网的布置。要将得力的可靠的同志打进民团、保甲、白军部队做间谍。对于豪绅地主和对苏维埃表示不满意的可疑分子,应监视和侦察他们的行动。(三)争取广大的白军士兵与官长是保证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重要工作。白军长官士兵一般地存在着抗日与同情我们的情绪,苏区的每个男女在接近白军士兵长官时,应当注意做争取他们的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建立白军中上层和下层关系,争取一切可能,与敌人建立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等协议。(四)在土地革命未解决的地区,必须利用一切可能,进行分配土地的斗争,使群众从封建地主剥削之下解放出来,而能更坚决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我们的同志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应当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为着巩固和扩大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创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领土完整而奋斗到底!马明方的这篇文章,其实是陕北省苏维埃的动员令,对当时陕北革命斗争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1936年冬,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被中央任命为中共陕北省委书记。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任命郭洪涛为书记,马明方为委员。5月2日至14日,全国党代表会议在延安举行,正式代表226人,列席代表74人,马明方为正式代表,并被选入主席团。15日,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马明方当选为特区党委委员。中共陕北省委随后撤销。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马明方先后任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兼内务部代部长、民政厅厅长。后因积劳成疾,经中央批准于1938年4月去苏联治病。

第一篇 马明方传略 第三章 在新疆监狱中

1941年1月,马明方同张子意、方志纯等20多人从苏联回国,路经新疆,暂住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当时,中共驻新疆代表是陈潭秋,马明方曾任办事处党支部书记。

1933年4月,军阀盛世才发动政变,当上新疆边防督办,掌握了新疆军政大权。

盛世才上台之初,面临着他的前任金树仁留下的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局面。他为了摆脱困境,巩固自己的统治,标榜亲苏、反帝,取得苏联的信任和支持。在联共(布)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于1936年4月间,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作为施政纲领。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盛世才在新疆得以站稳脚跟,巩固了统治地位。1937年4月,经过苏联的斡旋,中国共产党派陈云、滕代远到新疆,接应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余部进入迪化(乌鲁木齐),组成新兵营,陈云为中共第一任驻新疆代表。抗战爆发不久,中共在迪化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同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1938年,中国共产党应盛世才的邀请,从延安抽调一些干部,分三批进入新疆,被盛世才分配在财政、民政、文教、军事、新闻、群众工作等部门工作。包括从新兵营抽调的一些干部,其中有些同志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如毛泽民先后担任财政厅厅长、民政厅厅长,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汪小川担任《新疆日报》总编辑,另有40多人进入盛世才办的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他们坚决执行中共代表的指示,以共产党的模范行动影响周围的群众,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改造新疆,使落后、沉滞的新疆,很快地出现了空前民主与进步的新局面。

1939年,国际国内形势开始逆转。法西斯德国迅速占领欧洲大片土地,并将战火导向苏联;蒋介石在国内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盛世才越来越背离六大政策,同蒋介石进行勾结,信使往还,开始走向反苏反共的道路。1939年至1940年盛世才制造了“杜重远案”、“军校案”、“陈培生案”、“阿山案”等阴谋案件,妄图嫁罪于中共人员和进步人士。盛世才认为苏联不可靠了,共产党要垮台了,于是于1942年又精心策划了所谓新疆“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他的比较进步的四弟盛世骐枪杀,嫁祸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和共产党人。他一面邀请国民党派朱绍良、翁文灏入疆;一面将中共在南北疆工作的人员陆续调回迪化,与原在迪化的中共人员,分别集中在羊毛湖、八户梁和新疆办事处,并将航空对的人员全部隔离。

<h3>软禁时期的斗争</h3>

1942年9月17 13,盛世才突然派兵以“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徐梦秋(后叛变)、潘同(潘柏南,后叛变)、刘希平(刘西屏,后叛变)等负责人软禁于邱公馆,将林基路、李宗林、李云扬、胡鉴、马殊、白大方、于村、曹建培、陈清源、王谟、段进等软禁于三角地,将航空队全体人员软禁于督署后院,其他人员包括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等软禁于八户梁。这时,被软禁的人员共123人(不包括孩子)。9月17 13以后,陆续由南疆回到迪化的高登榜、谷先南、谭庆荣、郑亦胜、许亮等也被软禁于三角地。

早在1942年6月,陈潭秋鉴于局势的险恶,就提出:必须做好必要的准备,以应付新的可能的事变。在陈潭秋的领导下,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以陈潭秋为主任,张子意为副主任,徐梦秋、方志纯、马明方、谢良、吕黎平为委员,下分四个干事会,领导整风学习。陈潭秋被盛世才“请走”时,指定张子意为总负责人。但他在被软禁后仍通过各种方式,告诉大家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争取集体回延安,为以后狱中斗争指明了方向。

在被软禁期间,大家被分隔四处。八户梁由总学委会成员张子意、马明方、方志纯、谢良领导,张子意总负责;三角地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林基路、李云扬、胡鉴负责;航空队由党支部正副书记吕黎平、方华负责;邱公馆由陈潭秋直接领导。在总学委会和党支部领导下,坚持有领导有组织的整风学习,进行气节教育。做好坐牢的准备。从理论上思想上武装大家的头脑,坚定大家的斗志。

<h3>狱中的斗争</h3>

1943年2月7日,盛世才将陈潭秋、毛泽民、徐梦秋、潘同、刘希平等6人投入第二监狱,将林基路、李宗林、高登榜、李云扬等17人投入第四监狱。4月11日,盛世才的警察局副局长曹天爵和特务头子李英奇,带领一连武装人员,到八户梁捕人,马明方义愤填膺,提出强烈抗议,高声喊道:“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有功,有什么罪?”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一群暴徒连打带踢,五花大绑,推上囚车,连同方志纯、刘护平等共35人投入第一监狱。

敌人以陈潭秋、毛泽民为重点,妄图逼他们承认参与了所谓“四一二暴动”,阴谋推翻政府;要他们脱离共产党,反对苏联;遭到陈潭秋、毛泽民的严词痛斥。敌人对他们施以种种残酷的刑罚,如站炭渣、抽鞭子、冰火刑、打手板等,但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林基路在审讯中受到针刺指尖、坐老虎凳、关黑牢等酷刑,但他始终坚持革命立场,毫不动摇,并用香头写成了共产党员的战斗诗篇《囚徒歌》,极大地鼓舞了狱中同志的斗志。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被敌人秘密杀害。

1943年10月和1944年2月,盛世才先后将第四、第一监狱的中共被押人员集中于第二监狱。此后,国民党朱绍良、吴忠信先后任新疆省主席,对中共人员的迫害虐待,愈益加剧。以张子意、马明方、方志纯为核心的党组织,总结了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同敌人进行了更加机智而英勇的斗争。张子意提出“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战斗口号,把全体同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反普遍审讯斗争。1944年底至1945年3月,重庆派来的所谓“清理积案审判团”进行第一次普遍审讯,企图策反中共人员。在审讯中,狱中同志愤怒揭露了敌人所谓“清理积案”的真面目,揭露了敌人残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的罪行,要求惩办凶手,抚恤家属,无罪开释。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45年七八月问,敌人又由新疆警务处组织所谓“审判委员会”,进行第二次普遍审讯。他们污蔑谩骂共产党、八路军,逼令狱中同志写脱离共产党、八路军的声明,有的同志被打得遍体鳞伤。但狱中同志在党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严词驳斥了敌人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诬蔑造谣。敌人无可奈何地承认:“提共产党88名分别谈话,劝其投诚,然结果均执迷不悟”。

1945年11月下旬,中共人员在狱中又与敌人的第三次普遍审讯进行了顽强的较量。敌人来势汹汹,大肆诬蔑中共“破坏统一”“挑动内战”“破坏交通”“杀人放火”等等。审讯中作笔录,要受审人签名。在狱中党组织领导下,同志们作了充分准备,用大量的事实,驳斥了敌人的造谣诬蔑,使敌人无隙可乘,丧气而去。

狱中的同志还进行了三次绝食斗争。第一次是1943年10月进行的,绝食持续六天;第二次是1945年3月进行的,绝食持续七天;第三次是1945年8月进行的,也持续了七天。三次绝食斗争,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女牢中的同志们,实行了党组织提出的“变监狱为战场”、“变监狱为学校”的口号,坚贞不屈,英勇斗争,抚育幼童,照顾老弱,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给男牢的同志们很大的鼓舞。

马明方是总学委会领导成员之一,又是狱中斗争领导人之一,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h3>最重要的是打通各狱各号同志间的联系</h3>

马明方先被关押在第一监狱,后转到第二监狱,和罗乃棠等同志关在一个号子里。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监号里面又小又脏又潮湿,到处都是臭虫;监号外面是阴森森的高墙,看守像魔鬼似的来回走动着。他怀着对敌人极大的仇恨,默默地观察着动静,思考着斗争对策。他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打通各狱各号同志间的联系,怎样使这一百多人形成一个战斗整体,团结对敌。转到第二监狱的第二天放风回来,马明方忽然看见一个小纸团从铁窗空隙中抛进来,他细心展开纸烟盒大小的小纸片,只见上面写着:“登榜已回,有何指示。”字是用香头写的。马明方靠近窗子向外看了看,看到两个人抬着倒完的马桶往号子里走去,从背影就认出后面那个高个子正是高登榜。在陕北土地革命时期,马明方就和高登榜一起工作和战斗。后来高登榜被派到新疆喀什工作,这时也被盛世才关押监狱。于是马明方写了一个小条:“加强联系,警惕!”第二次放风时,设法转给高登榜。

但是,打通各狱各号同志间的联系并不是很容易的,敌人把革命的同志分散关押,看守又严,甚至大声咳嗽一声,都要遭到毒打。敌人还派暗探,打人监号。但是,困难吓不倒共产党人。天长日久,许多巧妙的通讯联系方法创造出来了。他们在放风前,各自把联系的事写在纸上,搓成细卷,趁上厕所时,把纸卷放在做了特定记号的脚踏砖头或木板下面;在墙壁上挖洞传递消息或在墙壁上敲击密码;装病去养病室秘传暗号等方法,相互间逐渐建立起联系。马明方曾多次用手指缝夹着铅笔芯写小纸条在放风时传达意见。从入狱到1944年盛世才下台,各狱各号之间的联系完全打通了,各狱能够经常收到张子意、方志纯、马明方等同志的指示。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英勇的共产党员们又组织起来了。

<h3>珍惜精神食粮</h3>

马明方等同志在被软禁期间,还能看到一些书籍,当他们被关进监狱后,盛世才把书籍都没收了。在阴暗的铁窗里,同志们多么渴望了解狱外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啊!他们通过对有民族气节的人犯和看守做工作,把报纸偷偷地传进监号。当马明方收到秘密传来的报纸后,及时传出指示:“这是精神食粮,要珍惜报纸,坚持下去。”狱中的同志仔细传看,广为传播,最后把报纸撕成碎片,扔进马桶里倒掉。他们从报纸上经常了解到国际国内动态,斗争就更加有了明确的方向。

<h3>大义凛然,痛斥敌人</h3>

狱中的苦难生活和敌人的拷打审问,不断地折磨狱中的同志,但大家都抱定“头可断,血可流,斗志不可屈”的钢铁意志,接受严峻的考验。马明方以铮铮铁骨,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坚持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有一次,一个叫索文遴(索维仁)的家伙把马明方提出过堂。索文遴拍着桌子狂叫:“你们八路军在大青山捣乱,断我交通线,你们是土匪,这是破坏抗战。”原来那几天《新疆日报》制造了大量内战消息,捏造共产党搞分裂,捏造八路军在平汉线进攻国民党军队,新四军也配合进攻;诬蔑共产党不要团结,挑动内战等。马明方怒不可遏,痛斥索文遴:“八路军在前线坚持抗战,你们不抗战却在这里残害八路军,究竟谁破坏抗战,谁是土匪?”索文遴恼羞成怒,让几个狱卒蜂拥而上,乱棍齐下,把马明方打得遍体鳞伤,满面流血。马明方后来的一位警卫员在一次清理马明方的文件时,翻出几张马明方在狱中的照片,有的光着身子,有的腰里裹着一片破麻袋,头发长得几寸长,人瘦得皮包骨头。他还看到马明方背上有一块宽一寸、长五寸的大伤疤。马明方说,那是在新疆监狱中,敌人用烧红的铁棍烙下的。他的铮铮硬骨,由此可见一斑。

<h3>把“臭鱼”挤出去</h3>

监狱里有个别人经不起严峻考验而叛变,投敌,敌人利用他们在监号里拉拢人,在审讯时诱降。马明方敏锐地察觉出敌人的诡计。经常教育大家同叛徒作斗争。有一次,高登榜收到马明方传来的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有臭鱼,警惕!”“臭鱼”指的就是叛徒。只要“臭鱼”一露面,就立即被揭穿,到处是一片唾骂声。于是敌人不得不把叛徒从监号里弄走,“臭鱼”终于被挤走了。马明方对同志们说:“去掉了孽子、渣子是好事,我们的队伍更纯洁了。”

<h3>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h3>

敌人可以把意志薄弱者拉走,但是,对于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来说,什么也不能使他和党分离。马明方对党的热爱与忠诚,是任何狂风恶浪也动摇不了的。盛世才、朱绍良曾妄图用填表的方法瓦解共产党员的意志,敌人宣传说,只要在表格里的“信仰”、“志愿”两格中填上志愿回家,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就立即释放,发给路费回家。马明方当着敌人的面挥笔而书: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敌人一看,惊奇得目瞪口呆。

<h3>传唱《囚徒歌》</h3>

共产党员林基路在狱中写的《囚徒歌》,由同监号的陈谷音含着眼泪谱了曲,在监号里唱起来。高登榜把《囚徒歌》抄传给马明方,马明方立即传出指示:“歌收到,鼓舞人心,广为传唱。”在那月黑风高之夜,刑讯拷打之时,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新疆监狱的“囚徒”们慷慨激昂地唱着这首用血写成的歌: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砍头枪毙,告老还乡:严刑拷打,便饭家常。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h3>参加绝食斗争</h3>

在三次绝食斗争中,马明方参加了斗争最激烈、折磨最残酷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斗争(第一次绝食斗争是马明方等在第一监狱时,由第四监狱的同志进行的)。

1945年3月,狱方将同志们通过第一次绝食斗争得到的一些成果,如阅读书报、开小牢门、生火取暖等全部取消,动辄严刑拷打,分散关押,用吃掺砂子的馒头等残忍手段对同志们进行摧残。马明方所在的第二监狱的同志,派出三名代表向狱方提出了五条要求,即:(一)无条件释放,集体送回延安;(二)归还被抢走的书籍;(三)准许看报纸;(四)改善生活待遇,改善伙食;(五)不准分散、不准锁门,保证院内自由。狱方不仅不答应同志们提出的要求,而且毒打三名代表并分别关入黑牢。于是全体同志即从3月15日开始绝食,并不断敲打牢门,高呼口号,唱《国际歌》,以示抗议。敌人被迫放出三名代表,并接受了一些条件,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这次持续七天的绝食斗争充分显示了“百子一条心”的威力,敌人不得不承认“长此羁押,恐非善果”。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关东军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狱中党组织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再一次组织领导进行集体绝食斗争。马明方仍然主张把“无条件全体释放,集体送回延安”作为绝食斗争的第一条。大家在绝食书上还写上了交还全部抢走的书籍、不准分散、不许锁号门等条件。

绝食的头三天,所有端进牢房的饭菜,全部原封不动地端了回去。第四天,三餐换了三样饭菜:面条、鸡蛋、大米饭、烧牛肉、饺子。然而,仍然是没有一人动一筷一匙。监狱长侯维城气急败坏,将同志们一个一个拉出去,硬往肛门里灌辣椒水和牛奶。马明方也被敌人拉出去,要给灌辣椒水。他滚动着身子,使敌人无法灌进。敌人强行给他灌食,他咬紧牙关,把敌人端来的饭打翻在地。使敌人无法灌进一点一滴。敌人更加恼怒,抡起鞭子打他,边打边问:“你吃不吃?”“不吃!就是不吃!”马明方坚定地答道。敌人又以命令的口气说:“你自己不吃,让大家吃!”马明方说:“我不能代表别人,我们绝食是政治斗争。你们把我们关押起来,我们犯了什么罪?”敌人灌辣椒水的毒计,激起了狱中同志更大的反抗,同志们在监号里撑着饥饿的身子,愤怒地敲击着铁窗。侯维城无可奈何。被迫停止了强行灌食和灌辣椒水的罪恶行径。

在英勇的共产党员面前,敌人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只得表示:除了回延安一条侯维城不能做主以外,其余各项条件均可答应。在讨论是否复食时,有的同志不同意复食,主张继续坚持下去,马明方说:“绝食是政治斗争,斗争为了胜利,不是为了死人,为了保存力量,基本胜利就可以复食了。”狱中领导同志考虑到要把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全部释放送回延安,在当时确实不是监狱长侯维城所能办到的。因此,在敌人答应了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胜利结束了坚持七天绝食斗争。

<h3>胜利返回延安</h3>

当一批共产党员在新疆被软禁、关押的时候,中共中央曾进行多次营救。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从联共(布)来电中得到在新疆的同志被软禁的消息,次日即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设法营救。1944年6月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意见书》,要求“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新疆的徐杰(即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1945年9月9日重庆谈判时,中国共产党严正提出将释放爱国政治犯列入谈判条款,并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委员陈潭秋、候补中央委员马明方等依然被监禁着,督促国民党当局必须释放。国民党当局不得已于1946年初颁发行政院训令,命令全国各地释放政治犯:“此项人犯无论已判未判,准由各机关查明释放具报”。但这仅是一纸空文,包括新疆在内,全国各地均未执行。

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在张治中赴任前,周恩来、邓颖超亲赴张寓,当面嘱托说,我党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去后务请予以释放,并设法送回延安。念及他们长期狱中生活,条件艰苦,亦请改善一下。张治中当即应允。

张治中到新疆后,即令屈武到狱中探望,了解情况。屈武和杨之华见了面,把周恩来和张治中的谈话概要告诉杨。随后,张治中电告蒋介石:盛世才时期逮捕了中共一百多人,领导人已被处决,剩下的多为老弱病残一般人员,为了贯彻《双十协定》,表示和平建国诚意,请准予释放。电文几经往返,蒋介石直至5月才复电同意。

四年多铁窗生活,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狱中同志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进行回延安的准备。党组织及时教导大家说,从迪化到延安6000多里,沿途充满艰难险阻,途中有被国民党特务再次扣留或杀害的可能,务要提高警惕。党组织同时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以免节外生枝,影响回延安。在分配车辆时,妇幼病残人员与青壮年分别搭配,互相照顾,并指定杨之华、高登榜、吉合负责联系和生活事宜,全力保证安全顺利返回延安。

张治中于6月5日发表遵照行政院关于释放政治犯训令给各专、县的电令;6日,在《新疆日报》发表释放中共在押人员的消息;10日令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负责护送。当日,中共人员分乘10辆大卡车从迪化出发。张治中同时电告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说明经蒋介石批准释放这批中共人员,请沿途接待放行。6月20日在陕西彬县宿营时,刘亚哲忽接胡宗南电令,要他们直去咸阳“招待所”(关押共产党人的集中营),不准去西安。刘心知有异,一面电告张治中,一面告诉了杨之华、高登榜。杨、高即报告党组织。适航空队谢奇光病危,杨、高要求即到西安急救。刘亚哲借机带领车队,连夜闯过咸阳,直抵西安,高登榜、曹建培当即与八路军办事处周子健取得联系,将出狱人员全部接到八路军办事处,并通过西安的几家报纸发表了新疆释放人员已抵西安的消息。胡宗南对刘亚哲未将这批人送进咸阳“招待所”十分不满,声言政治部要审查,不得放行。刘急电张治中,张治中随即电告胡宗南放行,同时致电蒋介石请令胡放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亦电告延安中共中央,朱德总司令随即电请胡宗南放行。7月3日,刘亚哲接胡宗南令,内称:“奉侍字××号令,准派刘处长亚哲护送新疆释放的中共人员到边区吉家村。克日出发”。7月9日,车队到达吉家村,受到八路军代表的热烈欢迎,随即改乘边区的车,于7月11日下午抵达延安,结束了6000里的跋涉,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回到党的怀抱。

他们在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及边区广大军民极其亲切热烈的欢迎。毛泽东亲赴住地,同大家一一握手,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的归来,就是胜利!”

返延全体同志总结了四年来监狱生活和斗争,经党组织研究。由方志纯署名,写出《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报送中央组织部;航空队党支部写出《在新疆学习与生活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送总政治部。

从新疆出狱131人,途中病逝2人,返回延安129人。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从新疆监狱无条件释放、集体回延安的中共全体人员都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好同志。正如《解放日报》刊登的欢迎文章中所说:“活着的坚贞不屈,死了的视死如归!”谁能料想到:20年后,马明方等这样一批好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那样卑劣的陷害和残酷地折磨呢?!

第一篇 马明方传略 第四章 在陕西工作期间

马明方从新疆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1948年12月后又兼任中共晋南工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马明方为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任命他为陕西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0年1月,中共中央任命马明方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1950年1月陕西全省解放。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人心振奋。群情沸腾;另一方面却是疮痍满目,百废待兴,摆在省委、省政府面前的任务复杂而艰巨。老革命根据地惨遭战争创伤,元气尚未恢复;新解放区曾为国民党长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基地,历遭横征暴敛之苦,民不聊生。加之,扶眉战役后,敌人逃跑时,更是到处抢劫掳掠,咸阳以西,秦岭之南,兵连祸结。国民党反动残渣余孽、土匪、特务,流窜关中、陕南和榆林部分地区,继续作乱危害人民;许多地区又相继发生水、旱、霜、雹等自然灾害。

1950年1月10日,马明方在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会上就职讲话时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医好战争创伤,整理财政金融,恢复发展产,进行农村各项民主改革,这些任务是颇为繁重而紧迫的。

<h3>土地改革</h3>

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在关中和榆林专区的部分地区,共700万人口的农村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1952年春,陕南500万人口的地区,在反霸减租、清债等一系列发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也完成了土地改革。

早在1950年3月23日的省委会议上,马明方便提出要学习有关土改的政策,“赶土改时打好一个初步基础”。5月8日省委又专题讨论了土改的准备工作,他说:我们的准备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政策,一个是干部,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一个方面准备不好,都会使工作受到损失。只政策准备得好,干部训练不好,形不成骨干,还是贯彻不下去的。他还要求当时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要为土改“组织一批力量”,并提出以关中为主连同陕南、榆械,选择四个乡进行土改试点。

土地改革开始后,马明方密切注意运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具体研究和指导。1950年12月,他在省土改委员会和渭南专区土改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听取了下乡参加土改干部的汇报和讨论,发现了比较严重而带普遍性的问题(这时候第一期土改在关中的三分之一地区,800个乡,200万人口中开始不久),撰写了《论土改中群众工作的两种立场和两套作法》一文,发表于《群众日报》,以防止萌芽状态的偏差影响整个运动的开展。文中赞扬了这样一种做法:用农民所熟悉并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来解释和说明土改政策。把宣传解释工作和发动群众、进行反对恶霸地主、土匪特务、一贯道反动会道门等一系列工作结合起来。其结果是农会得到整顿,积极分子和于部得到培养,领导核心和农民队伍大体形了。对照之下,他批评了另一种做法,即:从文件和主观愿望出发,包办代替的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空洞的会议,滔滔不绝地背诵土改文件,冗长而轮番的讲话,不着边际的计划等等。他指出:用这种方法宣传政策、召开会议、整顿组织以及进行其他有关土改的各项工作时,不能起组织和动员群众的作用,干部的语言总是不能被群众理解和接受,群众感到我们说空话,不能解决问题。马明方的文章对第一期土改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关中地区土地改革运动能否健康发展对各方面的工作关系极大,对当时巩固政权,解放生产力,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马明方对此付出极大精力。当时参加土改的人员,90%是新干部,缺乏经验。为了稳步前进,各县以乡为单位,分三期进行。省、地、县机关领导人大部分派赴第一期第一线工作。马明方身兼党政主要领导职务,接见来访,听取汇报,具体指导,夜以继日。1951年初,土改运动与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等工作同时进行,人少事繁。1月间各地第一期土改相继结束,2月1日马明方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进行总结并布置了二三期的工作。同年5月,关中地区土改全部结束。马明方广泛研究了有关资料,并移居药王洞,关门一星期,写出了《关中地区土地改革总结和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任务》一文,为即将在陕南地区开展土地改革提供了领导经验。马明方在文中列举了大量事实,再次批评了一度在各界人士和部门干部中出现过的“大势所趋论”和单纯经济利益的错误观点。指出:关中虽然地主占有土地不多,但地租、高利贷及其他强横霸占、额外勒索等超经济剥削的总和便夺去农户劳动所得的70—80%。经过土改的地区,有326万余、占总人口51%的农民,在土地、粮食、废除债务等方面获得了利益。农民积极性高涨,从各方面向地主阶级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收缴了反动武装枪支1.3万余件。实践证明,不推翻地主阶级的压迫,农民是不能翻身的,而且只有经过实际斗争,农民觉悟才能大大提高。单纯经济观点和“大势所趋论”认为地主规规矩矩听从土改,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同年9月26日,马明方会见西北大区机关下乡参加土改归来的干部,并即席讲话。他说:解放后到土改前,农民解除了国民党官僚机构的压迫,负担合理并获得了减租的利益,生产情绪和政治热情有了不少提高,但那还是有限的,而土改带来的变化则巨大得不可比拟。不论是在生产还是在镇反、抗美援朝、参军、学习政治文化和参加政权建设等方面,都有显著的积极表现。例如参军运动,有的县三五天就集中一两千人;好多地方麦田大部分是妇女锄的;积极分子大量涌现;农村政权普遍得到改造。这些都是空前未有的,充分证明了只有经过土地改革,才能巩固人民革命的胜利,才能解放农村生产力,达到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的目标。

他分析关中地区取得土改胜利的一些有利条件时说:关中地主虽然少一些,但也有18.5万多人。要消灭这样一个阶级,革掉一个因袭数千年的旧制度,决不是个别领导单位或某几个单位或业务部门所能做到的,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动员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完成。关中土改之所以能够胜利完成,就是因为做到了集中全力这一条。省委的部长、省府的厅长,经常有十来个人在下面具体指导。各机关也抽派许多干部参加,专区及县级工作人员,下得更彻底一些。西北大区也派了不少干部。总之,共组织了1.3万余人的土改干部队伍,这是土改胜利的重要条件。马明方还回顾了历史的教训。他说:过去老区某些地方土改以后农民生产劲头不大(指解放战争开始以后的某些地方的土改——作者),是因为运动中伤害了自己人。关中土改成功的地方就是记取了这个教训。无论是在划阶级中和斗争中,都没有伤群众的元气,而是发扬了农民的积极性。关中土改中和土改后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农民生产情绪直线高涨。

<h3>救灾工作</h3>

1949年的灾害蔓延到1950年。这一年春季一开始,全省各地便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灾荒。其中一部分是战争造成的,所以救灾工作也是医治战争创伤的一个方面。当时在宝鸡、咸阳一带都出现了严重灾荒;榆林一带也有灾情;陕南灾情更加宽泛,个别地方出现了病饿死亡的严重情况。紫阳、岚皋等巴山地区,股匪猖獗,抢劫财物、杀害区乡干部,更加重了人民的困难。

马明方1950年7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汇报说: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后,首先遇到全省范围内较为严重的灾荒问题。今春全省灾民约70余万人,缺粮户约216.4万多人,这个情况要求我们必须明确规定“以生产救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

马明方在各地新的灾情陆续露头时,就当机立断,确定了工作的中心。2月20日,在来不及由省委研究的情况下,他便将这一方针直接批示中共宝鸡地委,要求把工作转移到生产救灾上来。同日,省委接受马明方的意见,作出《关于当前中心工作的指示》。指出:全省境内除了匪情较严重的某些地区(如陕南巴山附近某些地区)仍应着重剿匪肃特等工作外,其他各地均须立即将自己的工作转入以生产救灾为中心,适当地结合反霸、剿匪、治安等项工作。将生产救灾这一工作和其他工作并列对待或将这一工作置于次要地位都是错误的。

指示还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动员所有力量发动与组织群众进行生产救灾。一切为春季生产所急需的物力都投入生产和再生产中去;要修整水地,修补田垅,防治虫害,组织各种副业生产;宣传生产致富、畅通农村借贷和土改中坚决不动中农等项政策。在生产救灾中,应有机地配合以反霸、剿匪、肃特等工作,并使这些工作有助于生产救灾的进行。

马明方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汇报时还说:我们将生产与救灾统一起来,尽一切可能把灾民组织到生产中去,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首先贯彻人民政府在农村中生产致富的各项政策,例如借贷、雇佣等政策。当这些政策逐渐下达以后,农村的借贷关系活跃了,又配合以救济粮、农业贷款、收购土产山货等工作,灾荒基本上获得了解决。

全省经过五个月紧张的生产救灾活动,基本上渡过了农荒,群众生产情绪相当旺盛。据当时关中32个县的统计,锄过的麦田占87%。20个县中扩大棉田30万亩,翻耕两次,施肥充足。政府和农民同心协力扩大水地面积,仅洛惠渠就扩大灌溉10万亩,陕南之汉、褒、滑渠都积极进行整修。当年夏天又久旱不雨,威胁棉苗生长和秋田播种,省政府立即发放小型水利贷款好几百亿元(当时币值,等于现在好几百万元),在关中宜井灌区修水井6万眼。当年全省共扩大灌溉面积30余万亩。

生产实践充分证明,省委春季“以生产救灾为中心”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马明方说:我们五个月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我们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在生产的实践中最广泛而深刻地被群众所认识的一次,也是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最广泛地通气的一次。

<h3>农业生产</h3>

马明方总是围绕着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这项基础建设问题,部署工作。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生产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早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在一次延安地区所属县委书记会上就说过:在战争期间一切为战争的胜利,生产也是为了战争的胜利,要利用一切可能抓紧生产、支援前线;但打仗终究会结束的,生产却不能停顿,没有生产,就没有一切。

当灾荒出现时,他也是这样考虑生产问题的。当关中土地改革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时,他非常高兴,为“解放农村生产力,达到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大唱赞歌。

1951年7月13日省委会上讨论工业投资问题时,马明方说:在1951、1952、1953三年内,我们的主要力量要用在农业生产建设上。他对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是清楚的。

全省1950年至1952年三年中粮食每年递增7—9%,棉花增加一倍左右,农副业生产每年增加收入20%左右,大小牲畜也均恢复到战前水平。

1950年和1951年年终时,都召开了全省农业生产会议,总结当年经验,部署下一年的工作。马明方分别在两次会议上做了总结报告。他在第一次总结报告中进一步阐述,搞好农业生产是发展经济,改变农村经济面貌最重要的一环。他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生产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劳动生产这件事,永远和太阳一样的光明,伟大而长久存在。同时指出:土改和农村中的许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这个目的,就会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真理,就会脱离群众。他批评了一些同志把征粮、土改看做硬任务,把领导生产看做软任务的错误观点。指出:谁能不吃饭?农业生产是基础,是命脉,任何时候都不能丝毫放松。

他在两次总结报告中都论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指出:提高农业生产中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增加生产的重要条件。生产促进科技的发展,科技带来生产的繁荣,由于科技方面的知识不足,使我们在发展农业方面受到很多限制。因此,具有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是很宝贵的,一定要爱护他们,培养他们。他还指出,科学技术部门必须和生产部门、行政部门相结合。科学技术与生产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行政部门是这种结合的枢纽,行政部门若不重视这种结合,不组织这种结合,不给这种结合以积极支持,就是失职行为;如果三者分割开来,科学技术就会变成没有用处的东西或者用处很小。他列举了有些地方有了化肥但不会使用或使用不当,从而产生了不良后果;由于群众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宜的土壤、肥料,优良品种变得无用;农民不懂如何防治病虫害而受到损失等具体事例,反复说明这个问题。他要求:已经掌握的那些技术和科学知识,如选种、施肥、修整水利、灌溉、防治和消灭病虫害等,必须在1952年的群众性生产运动中有组织地认真谨慎地加以推广。希望科技人员到生产第一线中发挥他们的才智,为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同时也要教育农民和科技人员在生产实践的大课堂中不断进步、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推动生产的增长。他号召行政人员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争取在三五年内变为具有初步专门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干部。他指出,不要总是固守老一套,不然就不能领导生产,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前进。

马明方在两次农业生产会议上都谈到了互助合作问题。他说,互助合作、变工组织的目的,就是要把劳力、农具、畜力使用得更加合理,把剩余的一部分劳动力更合理地组织到副业生产以及和农业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供销工作上去。劳动互助、变工组织,应该按照自愿两利的原则,采取亲帮亲、邻帮邻的办法,有重点去建立。陕南群众中原有“唐将班子”组织和习惯,可适当推广并注意提高。应提倡自愿的小型变工组织。他指出:关中有些地方,几十人甚至全村集体耕种、锄耘、运粪,都因浪费人力、做法粗糙、贻误农时,不适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这个具体情况而失败了。在第二次农业生产会议上,针对当时陕北老区已出现少数较高级的农业合作组织的情况,他指出:农业合作组织必须建立在自愿互利、记工算账、民主管理、土地财产为个人私有的基础上。并提出:必须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反对强迫命令与形式主义,因为这些都是起着阻碍和破坏生产的作用。

他在会上还强调了物资周转和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他说:全省除了商品粮的推销外,棉花和200余种农副土产品中,农民直接消费后所需要作为商品推销的价值,可折合小麦28亿斤。这在农村经济中显然占一个重要地位。农村中的供销工作是刺激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沟通城乡关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他说:各专业公司应大力经营,并组织私商、吸收游资,协力进行,商业机关给以业务方针指导。他指出:要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有效地推销各种农产品,供给农民生产和生活必需品。

全省供销合作社发展得很快,到1953年,乡乡建立起供销合作社,有的大村庄也建立这种组织,便利了群众,为广大农民所欢迎。

<h3>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h3>

国民党军队自关中、陕南溃退时,潜伏了许多特务、反动武装,号称“十万地下军”。他们与惯匪、帮会反动分子等勾结,进行公开破坏和隐蔽斗争,不断摧残基层政权和当地群众;榆林有一股反动武装,出没于蒙汉边界,猖狂一时。1950年3月以前,经过剿抚兼施,发动群众等工作,大部土匪被消灭或被粉碎,但仍有一部分不甘心失败、灭亡,继续骚扰破坏。

9月7日,马明方在省委会上说:9、10两个月是我们剿匪的重要时期,要集中力量搞。他分析:匪特猖狂的原因,一是我们的军队参加生产的较多;一是政治上疏忽麻木,思想准备不够。他指出:现在土匪有组织有经验了,而我们的工作上还有漏洞。他宣布了在秦岭西部,组成剿匪联合指挥部,以宝鸡军分区副司令员董策丞为指挥部党委书记,周至、眉县、宝鸡三县县委书记为委员。

10月1日国庆节时,马明方发表了《克服麻痹思想》一文,指出:我们同志中存在着一种不可容忍的麻痹疏忽,对敌人不加警惕的现象。他说:扶风、岐山、眉县劫狱案件的先后发生,零星匪特公开和秘密的活动,地主、恶霸、流氓、一贯道的造谣欺骗,某些地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被抢劫,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杀害,这些不幸事件的出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丧失了对敌人的警惕,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胜利,而忽视了零散潜藏敌特的活动。就是因为我们某些人的头脑中滋长着太平观点、享乐思想和骄傲情绪。

10月20日,省委又一次听取汇报并讨论了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问题。马明方指出:敌人是有联系有领导有组织的,他们隐蔽活动和公开破坏互相配合,在社会上利用一些落后的团体、会道门为掩护;还与一些反动的旧军人、恶霸、地主、流氓取得联系,进行破坏。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事情,需要我们把各种办法配合在一起,做艰苦的工作。要警惕、要细致,使大家的头脑清醒起来。战争结束后,在关中这样一些地方出现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这里曾经是胡宗南的反革命基地。我们的问题是思想、政治上失去警惕性;群众没有系统地发动起来,仅仅是点点滴滴。所以我们这次土改,应将力量集中在关中。目前要继续熟悉敌人的隐蔽活动,研究重大案件,加强内外侦察。对阴谋破坏活动、政治案件的处理是首要的。但不要打草惊蛇。对一些没有查清的案件,尽量达到与土改结合进行。目前对土匪,仍在清剿中,对逃匪要彻底追击消灭。这一工作做不好,群众工作也难得做好;当然,做不好群众工作,也难使剿匪工作顺利进行。

从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底,全省境内的收编、收缴和清剿,消灭反动武装合计3万多人,破获潜伏特务暴动案108起,逮捕特务分子千余名,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电台、文件等,管制和判处匪特反革命分子8000多名,登记国民党党团骨干分子1.1万多名,对一贯道反动会道门也进行了取缔工作,社会秩序逐步趋于安定。

<h3>整风整党</h3>

1950年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号召厉行廉洁朴素的作风,反对贪污浪费等不良倾向。中共陕西省委立即响应并作出具体部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年5月,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指示开展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斗争。陕西省在反不良倾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马明方在中共陕西省委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对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等问题,作过多次指示和讲话。他首先指出:进城以来,在国内和平环境中,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现象,在我们的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中滋长起来了,正在败坏党的声誉,败坏党的事业,腐蚀干部思想,损害人民的利益,成为当前工作中最大的危险。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不愿再做艰苦的组织工作。官僚主义的膨胀,又掩护和帮助了命令主义的违法乱纪的蔓延。使之得不到及时发现和及时制止。官僚主义是旧社会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一个毒瘤,如果不果断地施行“手术”,必将置我们于死地。他号召从上到下普遍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揭露它,“割除”它,以保护我们健康的肌体。步骤是从检查当前工作入手,看哪些工作做得好,哪些工作没有做好,哪些工作做坏了,分析其原因,找出解决的办法。方法是抓重点,抓大案、要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脱裤子”,不遮丑,不掩饰,不护短。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严守法纪,明辨是非。对那些腐败分子,不可救药的分子,坚决拉下来,并给以应得的处分,不如此,就不能教育干部,挽救干部。在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和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使之成为推动我们各项工作前进的动力,如果孤立地进行反官僚主义而丢掉当前工作,本身就是官僚主义。一切党员和干部都应投身于这场斗争,不能自以为没有问题而袖手旁观。同时指出,反官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斗争,要进行长期的教育,经常地检查,但在一定时期,又要集中地进行检查,以免养痈遗患。从1950年至1953年,全省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检查,揭发和解决了许多问题。马明方曾几次到基层单位检查,并带头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应负的领导责任,给大家树立了榜样。他强调指出: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是整顿的主要内容,反对放空炮,空对空,雷声大,雨点小。必须以解决实际问题,推进工作,改进作风为验收的标准。

1951年7月4日,马明方在陕西省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就整党问题讲了话。这次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党的决议和刘少奇的报告。马明方说:中央的会议是第一次全国范围的有系统的进行整顿和建设我们党的会议,我们必须稳妥地以最好的成效来完成这个工作。

在此前后,马明方曾多次指出:陕西党组织有两个薄弱环节,一是民主生活不够,一是党员思想政治水平不高。他说:我们的许多会议,缺乏充分的准备,认真的讨论,往往流于形式,缺乏生气,没有很好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和民主生活不正常分不开的。我们应特别注意党内的民主生活,党委会和常委会议要成为我们的经常制度,必须加强党委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他说:刘少奇同志报告中讲的和大家讨论中提到的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原来就有类似的问题和缺点。我们党员中还有一种不求进步的倾向,说什么“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这是小农经济思想在党内的一种反映,它不像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那种剥削阶级思想行为显著而易为人们所发现,但它同样可以腐蚀党,发展下去也是危险的。

马明方说,整顿和克服我们党的工作中的缺点,是一件细致的教育党员的工作。通过整党不仅要整顿和纯洁党的组织,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每个党员都要经常检讨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自我批评,同时帮助战友进行同志式的批评,使大家都发扬进步的方面,克服落后的方面,不断地前进,这就是整党的方法和目的。

他强调:党员的八条标准不能打折扣,这是普遍性的原则问题,不能有例外睛况。有人说:有的老党员不够条件怎么办?不够条件要洗刷。但也不能像裁缝一样,把不够尺码的一剪子剪掉。不够条件的要教育,经过批评、教育、帮助以后,他的毛病去掉了原来不够尺码的人够尺码了。很多人要经过这样的步骤。对于屡教无效、等待一段后还是那样,要洗刷。有的不够条件,请他声明退党。

有的同志认为,八个条件很高,以后无法建党了。他指出,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只要我们关心国家的事情和人民的事情,就拿有人够党员的条件而被吸收为共产党员,条件要靠我们去创造、去培养,例如经过剿匪、反霸、土改等运动,会涌现出一些积极分子,可以创造一些共产党员的条件。共产党员不会像水一样的冒出来的,有了这样的条件,还要作很多具体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工作。所以对党员和积极分子普遍地进行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光是好人,老实诚恳,积极劳动,不能成为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员的条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一般好人的水平上,不能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降低到一般好人的作用上。

他说:关中、陕南今年基本上就是整顿现有党员,培养积极分子,创造建党条件;陕北基本上是普遍提高的问题。

1952年省级机关普遍按照中央的精神进行了整党,各地也进行了整党试点工作。

早在1950年4月,中共中央就任命马明方为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1952年秋,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主区政治委员习仲勋调中央工作后,中央又先后任命马明方为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专席。马明方主持西北大区工作整两年,对西北的建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第一篇 马明方传略 第五章 在中央财贸部工作期间

1954年4月,中共中央任命马明方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8月,马明方从西北大区到中央接任新职,协助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小平工作。

1955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简称中央财贸部),马明方任部长,裴孟飞任副部长,后又增加姚依林、白潜为副部长。

中央规定中央财贸部的任务是:管理财贸部门的干部工作,检查党的决议和政策在财贸部门的执行情况,管理财贸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指导财贸部门政治机关的工作。

马明方坚决地执行了中央规定的四项任务,提出财贸部的干部要深人基层,熟悉情况,钻研经济工作,积累经验,加强理论和政策的学习,争取在两三年内打好工作基础的方针。经过五年的踏实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取得显著成绩,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财贸工作的发展。

<h3>大力加强财贸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h3>

财贸部门的工作面广,同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全国财贸系统有十几万基层单位,遍布城市和农村,是财贸部门的基础力量。党的一切决议政策和财贸部门的各项工作,都要通过基层单位去实现。基层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个财贸工作的好坏。因此,马明方强调各级财贸部都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一项经常的重要工作,尤其要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1955年底,全国财贸部门800多万职工中,只有党员43万人,占职工总人数的5%多一点,党员的分布很不平衡,有些部门和企业中党员很少,有的甚至没有党员,多数企业中没有单独建立支部,所有支部都是执行机关支部的任务。不改变这种情况,就不能加强基层单位的工作。

1956年2月,中央财贸部召开了12省市党委财贸部部长座谈会,研究讨论了1956年至1957年几项工作的计划要点。马明方在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是各级财贸部的首要任务。他提出:各级财贸部门必须注意从基层单位的店员、营业员、财务会计人员和知识分子中吸收一批具备入党条件的积极分子人党,经过几年努力,使党员人数达到职工人数的10%左右。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必须坚持“积极慎重”的方针,注重党员的质量,防止单纯追求数量的偏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的企业单位,都应单独建立党的支部;党员不足三人者,可由党员和团员组成党团小组,以便加强企业中党组织的工作。企业支部除执行一般支部的任务外,还应对行政工作加以保证和监督。他的总结发言,报经中央批准后,印发各级党委执行。

1957年2月,中央财贸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财贸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召开时,财贸部门已新发展党员十多万人,不少企业已单独建立起党的支部,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一部分支部经过整顿,调整了干部,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马明方在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提出:1957年财贸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应当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中心任务。为了把这个运动组织好,领导好,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扎扎实实地打好基层组织的工作基础,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要充分发动群众揭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商品流通、资金周转、物资保管、财务管理、农副产品收购运输等方面的浪费问题,并依靠群众,一项一项地进行整改。要坚决批判那些认为财贸部门增产节约“油水不大”、“浪费不多”等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观点,发扬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精神。财贸部门的各项工作都要发动群众去进行,党的集体领导如果离开了群众路线,就变成形式的、空洞的、没有生气的、软弱无力的东西,甚至会犯错误。因此,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必须对党员进行一次群众路线的教育,使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加强党的建设、党的领导的一个实际问题。这次会议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推动财贸部门的增产节约运动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1958年,财贸部门党的基层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财贸部门共有党的基层组织4万多个,党员60多万人,大多数企业单位建立起支部,许多地方对支部书记进行了训练。经过整风运动,各地普遍地进行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党的组织进一步巩固了,党的领导作用增强了,“三参”(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群众参加监督)“一改”(改善经营管理)和职工代表大会、民主管理委员会等先进管理经验,普遍得到推广,一大批先进支部涌现出来,成为党的基层组织学习的榜样。中央财贸部和各省市财贸部都编印了基层组织工作经验汇编,向全国财贸部门介绍了上百个先进支部的经1959年1月,中央财贸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财贸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总结和交流了1958年财贸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的经验,确定了今后工作的任务。马明方在会议上了总结言。他指出:这次会议的大会发言60多篇,书面发言20多篇,讲了党委对财贸工作的领导,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开展红旗运动、技术革新和改善管理制度,党的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和人民公社的财贸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反映出各地、各方面都有许多好的经验,需要互相之间虚心地、认真地研究和学习,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加以采用。他提出,要继续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改进支部委员会的工作。目前全国财贸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大约有半数左右领导核心较强、工作做得较好;也有近半数左右的基层组织领导还不够强,工作和组织生活还不很健全,还有大约百分之几的基层组织,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组织涣散,工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有必要首先注意把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加强起来,要把政治坚定、干劲很足、作风好、受到群众拥护的同志,吸收到支部委员会中来,使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增加新的力量。对那些领导薄弱的单位,要抽调一批政治上强的干部充实基层,首先把支部书记配备强。怎样才算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呢?这就是说:党的支部委员会应当逐步做到:能够坚持党的政策、方针和原则,善于按照实际情况出主意、想办法,把党的政策、方针和原则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并且善于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地改进工作,提高领导水平,能够团结和组织全体党员,团结和组织积极分子和广大职工,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正确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能够向各种错误倾向正确地进行批评和斗争,同时又能够倾听党内和职工中的各种不同意见,善于分析问题,讲清道理,不断提高党员和职工群众的思想水平。只有具有这样的领导核心,党的基层组织才有战斗力,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我们应当争取在一定时期内,经过努力,使所有支部都达到这样的水平。会议经过集体研究讨论,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贸部党的基层组织》的文件,印发各级党委财贸部参照执行。这次会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1960年2月,中央财贸部召开了第四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财贸部部长会议。马明方在会上提出,根据几年来财贸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发展状况,1960年应当着重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水平和党的领导水平。要建立起坚强有力的通政治通业务的集体领导核心,它既要把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好,又要把经济工作管理好,领导好。会议讨论通过了《进一步提高财贸部门党的领导水平》的文件,经中央批发各级党委执行。

1960年9月,中央决定撤销中央财贸部。经过五年来的工作,财贸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56年初,财贸部门党的基层组织2.3万多个,党员43万人,到1960年9月,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到7.5万多个,配备了3万多名专职支部书记,党员发展到85万人,党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加强了,并积累了一定的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经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财贸工作的发展。

<h3>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h3>

马明方在中央财贸部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干部管理和教育工作,提出把“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作为各级财贸部门干部工作的努力目标。

财贸部门的干部队伍是很大的。1955年底统计,全国财贸部门共有干部160万人,其中,新中国成立以前参加工作的37万,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工作、具有三年以上工作经历的100万人。从文化程度上看,具有大专程度的4万人,具有高中程度的19万人,具有初中毕业程度的70万人,初中文化以下的70万人。县科级以上干部5万人,区级干部30万人。这160万干部是财贸部门的骨干力量,在财贸战线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各方面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从工作发展的需要看,财贸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数量还是不足的,干部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一般还是不高的,一部分干部的政治情况和思想情况还比较复杂,干部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干部工作还落后于政治形势和经济工作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需要逐步改变。

1956年2月,马明方在中央财贸部召开的12省市党委财贸部部长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加强财贸部门的干部管理和教育工作,是各级财贸部门的一项经常重要的工作。目前干部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干部工作和政治、业务结合不够,对干部情况不熟悉,干部工作缺乏远大的目标,在提拔干部中有严重的保守思想,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扭转这种落后被动的局面。他提出:必须制定干部工作的全面规划。要有两个规划,今明两年的规划和七年规划,并使这两个规划衔接起来。在制定干部规划的时候,必须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全面了解各部门的干部情况和今后发展的需要,使干部工作规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他提出:必须积极地培养干部,大胆地、破格地提拔各方面工作中急需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打破“资历”、“班辈”、“级别”等条条框框的束缚,从深入考察了解干部的过程中去识别干部和提拔干部。在提拔干部的时候,必须注意提拔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必须注意提拔非党干部和妇女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要注意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要特别注意提拔优秀的店员担任领导工作。他提出:必须做好干部的教育和训练工作。切实整顿和加强现有各级各类干部学校,坚持“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的教学方针,争取五年到七年,对区、县两级财贸部门的领导干部轮训一遍。对现有文化水平不急初中的干部应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学习文化。他提出:必须加强和改进财贸系统的干部管理工作,各级党委财贸部应当根据中央关于部分分级管理干部的规定,迅速地确定各自管理干部职务名称表,经常考察干部的实际工作情况,以利正确地配备和使用干部。他提出;要做好干部管理工作,紧紧依靠党委财贸不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加强财贸部门认识机构,组织各方面力量共同去做。这次财贸部长座谈会,讨论制定了《中央财贸不关于1956年至1957年几项工作的计划要点》,报经中央批转各级党委执行。这个计划要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各级党委财贸部的工作基本上是按这个计划要点进行的,并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1956年8月,中央财贸部召开了第二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财贸部部长会议,这种讨论了非党干部的使用问题、干部训练问题和财贸部门的干部管理问题。1957年2月,中央财贸部召开了第三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财贸部部长会议,马明方在会上讲话指出:一年来财贸部门干部已经发展到213万人,提拔和配备了县科级以上干部2万人,区供销社主任以上干部14万人,领导干部缺额问题已基本解决。这16万人是财贸部门干部管理工作的重点,管理干部部门要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了解干部的业务能力,思想水平,学习情况。系统地研究干部政策和工作经验,把这16万干部培养和管理好。就能带动全部做好工作。同时提出,要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和表扬好的干部,克服和纠正部分干部中出现出现的各种不良倾向。1958年3月,马明方在八省党委财贸部部长会议上讲话指出,在整风运动中,要从反对保守、浪费入手,对干部中揭发出来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问题,要实事求是地严肃地批评和处理。我们的方针是治病救人,廉洁奉公,而不是把人一棍子打死。

1958年6月,马明方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财贸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广东新会现场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出,我们在干部工作上的长远目标,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必须有计划地培养一支有共产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精通业务,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队伍,这是财贸部门的一项基本建设。1959年4月,马明方在中央财贸部专门召开的干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整风和大跃进中,财贸干部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全国财贸部门精简了60万人,其中40多万调到工业、农业部门,加强工业、农业战线的工作,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20万人,以后还要继续轮流下放。要注意在政治上帮助他们,给他们便利的条件进行学习,帮助他们在劳动中锻炼思想,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建立同劳动人民的感情,这是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途径。

1960年2月,马明方在第四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财贸部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1960年财贸部门干部工作的重点,是加强干部的教育,组织干部学习,对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系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进一步提高干部的理论政策水平。

经过近五年的努力,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财贸部门的干部工作做出很大成绩,制定和执行了干部工作规划,确定和完善了各级党委财贸部的管理干部职务名称表,加强了干部培养和管理工作,对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情况进行普遍地全面地考察了解。中央财贸部办了500多名高中级干部的任免手续,审批了170多名厅局级以上干部的审查结论,给边疆抽调了2400多名干部,到22个省检查了干部工作情况和干部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的情况,各级财贸部门提拔了30多万名干部,其中,县局行长以上干部5万多名,直接从工人、店员中选拔了5万多名干部,处理了10多万干部的各种问题,轮流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30万名,科技人员由4000多人增加到1万多人。在全国财贸部门的149所干部学校中,轮训了35万名干部,其中,区级以上干部15万人。在进行上述工作的同时,结合日常工作,组织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会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和群众工作,全面加强生产观点、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全局观点,绝大多数干部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当然,干部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各级财贸部门错划了1000多名右派,虽然以后陆续给一些人摘帽,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所有错划的同志都做了改正结论,但的确伤害了一些同志,应该认真汲取教训。

<h3>加强政治思想工作</h3>

马明方一贯重视政治思想工作。1956年1月3日,他在中央财贸部成立时的干部会上就提出,要努力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积累经验,推动工作。1956年陈云提出,在财贸部门的全体职工中,要树立生产观念、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马明方完全赞成,并以此作为财贸不政治思想的基本方针。理论结合实际,他在工作做过多次重要的、深入简出的阐述。

马明方在各种会议上和外出巡视时,多次反复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地论述了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统一过程的各个环节,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生产是根本,未有生产不发展而财贸工作很好开展的,唯有经济不发展而财政问题可以很好解决的,财贸工作必须处处从生产出发,尽一切努力促进生产的发展。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但同时,分配、交换、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有时甚至对生产起决定性影响。财贸部门的主要工作是主管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财贸部门为生产提供资金、原料,销售产品,满足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因此就必须明确地树立生产观点,通过自己的经营活动,支援生产,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商品,并从人民对消费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反馈到生产部门,促进生产的发展和改进。那种认为财贸部门只是做调、转、运、存、挣的单纯的片面的业务观点是错误的。

马明方多次强调指出:“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财贸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政治观点,使政治经济紧密结合起来。那种只顾经济,不问政治的观点是错误的。

马明方多次指出:财贸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财贸工作人员必须明确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财贸部门同人民生产和人民生活有直接的密切联系,必须通过自身的业务活动,积极主动地及时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并通过自己的工作尽可能满足群众千差万别的需要,如果心里没有群众,在工作中不走群众路线,一心只想挣钱,那就会丧失社会主义财贸工作的特性,就会脱离群众,引起群众的不满。

马明方反复强调,政治工作要上柜台,要落实到日常经济活动中去;提高财贸部门的服务质量,是提高和改进财贸工作的中心环节。服务质量是一个综合指标,是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群众工作的结合点和集中表现,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的具体表现。这不仅包括服务态度、服务内容、服务方法,也包括各项经济指标和经营方式。只有良好的服务质量,才能有效地支援生产和满足人民的需要,才能使财贸工作得到发展和改善。而良好的服务质量,是无声的宣传,它能吸引群众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共同奋斗。如果老是板着一张脸,不热情地为群众服务,不热情地做好经济工作,就自然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表现不出来。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马明方多次强调指出:财贸部门必须参与组织和安排人民生活,指导人民的消费。1958年以来,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引起的社会经济大变动,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短缺,人民生活产生了许多困难。马明方提出,财贸部门要千方百计地组织和安排人民等生活,合理分配不足的商品,指导人民有计划地消费,勤俭持家,细水长流,反对“走后门”等不良倾向。马明方多次强调指出:财贸工作人员是经济工作人员,同时也政治工作人员,群众工作人员。在经济工作中要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方法去处理各种问题,要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团结友爱,发奋图强,互相帮助,通力协作。要向群众耐心宣传有关政策,关心群众的疾苦,做群众的贴心人,并依靠群众,做好工作。

马明方还提出:财贸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同工业、农业、交通运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动作,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使工业农业的原料供应、工农业产品的收购、资金的周转、商品的运输和农副产品的加工等环节,一环扣一环地密切联系起来,形成工农商交一条龙大协作,坚决反对那种固步自封、互相扯皮、不顾全局的错误思想。

马明方多次强调指出:财贸部门要积极组织干部和职工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要普遍学习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高题》、《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武装自己的头脑尽管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左”的指导思想下,马明方财贸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但马明方的上述指导思想,对财贸部门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那个时期,财贸部门的政治工作做得很活,很有生气,有效地提高了财贸部门干部和职工的思想水平。今天看来,马明方的上述观点,也是完全正确的。

<h3>抓典型,树标兵,开展红旗竞赛运动</h3>

1956年开始,全国财贸部门开展了先进工作者运动,财贸部门的各行各业都涌现了一批先进工作者。1957年2月,马明方在中央财贸部召开的第三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财贸部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去年开展的先进工作者运动是有成绩的。缺点是先进工作者的标准偏低,有些单位把只完成了一般任务的职工也评为先进工作者,有些单位先进工作者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十,这就降低了先进工作者的作用。他提出,先进工作者应当是在工作中做出突出优异成绩或有重大贡献,为群众公认的标兵。抓典型、树标兵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应该继续推广。

1958年,许多地方开展了红旗竞赛运动。北京市商业部门首先抓住了天桥百货商店这个典型,总结经验,加以推广,迅速在全国开展了学习天桥百货商店经验的群众运动。马明方亲自视察了北京天桥百货商店,称赞它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好。1958年3月,马明方在八省党委财贸部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家参观了北京天桥百货商店和马连道仓库等先进单位,深受感动。现在很多地方财贸部门都发现了先进单位和先进地区,如湖北的麻城县、蕲春县,河北的徐水县、亮甲台信用社,山东冠县的信用社,四川的江油县,湖南的衡阳县,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各级财贸部门都应抓典型,树标兵,开展红旗竞赛运动,推动财贸工作的发展。1958年,中央财贸部从推广北京天桥百货商店、湖北省的麻城、蕲春的先进经验开始,先后召开了天津、双城、汉口、江油、衡阳等地的现场会议,总结和推广了财贸工作的先进经验。马明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广东新会县召开了更大规模的现场会,介绍和总结了新会县财贸部门的先进经验。新会县的财贸部门1958年1月至4月,挖掘40万担肥料支援生产,银行帮助农业社安排资金,粮食局积极解决猪饲料,供销社积极收购农副产品,并帮助农户解决了38万头猪的饲料,商业部门积极解决工业原材料,组织农业社用稻草作原料增产草纸,生产砖瓦,种植药材,增产瓜子、莲子、草菇、茶叶,上门收购,满足市场需要。同时组织200多个货郎队、2000多人下乡流动售货,组织小商贩回收废品,加工利用,全县计划利用280多种,价值相当于1亿斤稻谷。各地还设立了美化家庭服务组,帮助居民清理废品,美化家庭。财贸部门成为生产上的得力助手,人民生活的组织者。马明方在新会现场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新会县的经验是农村财贸工作的方向,为财贸部门树立了旗帜。旗帜是经过干部和群众正确地进行了工作之后建立的,而不是任何人强加于某个单位和地区的。旗帜出现之后,要抓住它,培养它,把它放在显著的地位,作为学习的榜样。

1959年6月,马明方亲自主持起草了题为《论目前财贸战线的红旗运动》的文章,送《红旗》杂志发表。文中指出:去年财贸战线上展开的红旗运动,是一个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各地都涌现出大批先进单结合的标志。越是开展红旗运动,工作就越要做得深入、细致、踏实。必须防止和克服那种满足于轰轰烈烈华而不实的倾向。红旗运动是先进带动落后、落后赶上先进、先进更先进的活动,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一种组织形式。开展红旗运动的目的,是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推动财贸工作的发展,必须注意在政治和经济上带来实际效果。一定要防止形式主义、锦标主义,搞花架子,过分渲染和铺张浪费等现象。给先进单位以红旗单位的称号,为的是鼓励后进学先进。绝不允许对那些工作不是先进的单位给以白旗、黄旗、黑旗的符号,否则就会打击一大片,挫伤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就会脱离群众。

1959年11月2日和24日,马明方先后出席了全国财贸部门群英大会和全国金融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经验交流大会,并在两个会上作了讲话。他一再提出,在继续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使红旗运动的政治内容和经济内容更加丰富,群众运动更加宏伟,使红旗竞赛运动成为群众的自觉活动。

1960年2月,马明方在第四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财贸部部长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指出:五年来,全国财贸部门涌现出了大批红旗单位和近百万个先进工作者,他们是财贸战线的先头部队,联系着千百万群众,起着团结、教育和组织群众的重要作用,对不断提高财贸工作的水平有深远的影响。

马明方在中央财贸部工作期间,勤勤恳恳,实实在在,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一步一个脚印。他对中央财贸部的同志,热心爱护和关怀,经常教育大家,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努力学习政治,学习业务,苦练基本功,把工作、学习、写作紧密结合起来。对某些同志的不健康思想和行为提出诚恳的批评。他在“大跃进”中虽然也说过一些过头话,但从总的方面来看,他是反对浮夸,力主实事求是的;在反右派斗争的大气候下,他在中央财贸部也将一个同志错划为右派,对三个同志给了错误的处分。在反右倾斗争中,他只做了传达,没有在部里开展反右倾运动。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多次在于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大家都认为他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的忠厚长者。

第一篇 马明方传略 第六章 在东北工作期间

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宋任穷任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欧阳钦任第二书记,马明方任第三书记。当时由于第二书记欧阳钦兼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马明方除专管财贸工作外,还协助第一书记料理东北局的全面工作。

1960年11月2日至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东北地区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及对发展农业10个问题的意见。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方面建设事业都取得重大的成就,到1957年,各项建设均超额完成计划,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经过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失调,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社会购买力与可供商品值之间出现了巨大差额,城市人口猛增,市场供应异常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整个国民经济处于非常困难时期,东北地区面临着严重困难的局面。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分析形势,指出由于农业歉收和轻工业原料不足而形成的市场暂时困难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全会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帮助轻工业、城市手工业、家庭副业和郊区农业的发展,增加各种日用品和副食品的生产,同时改进商业工作活跃农村初级市场。全会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东北局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在大力加强农业的同时,缩短重工业,拉长轻工业,大刀阔斧地关、停、并、转了1100多个工业企业,大刀阔斧地精简城镇人口350多万,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使工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各项经济指标接近1957年的水平,国民经济走向均衡发展的轨道,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马明方当时在东北局主持经济调整工作和专管财贸工作。他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和东北局的决定,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从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调整国民经济、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市场、发展农副业生产、发展轻纺手工业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h3>安排人民生活</h3>

东北局成立后,在农业严重减产、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马明方始终把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作为一项大事来抓。1960年11月在东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马明方就提出:“安排好农村人民生活是当前整个工作的中心问题”。他说:吃饭问题从来就是个大问题,多少年都证明:谁能在这方面搞得好一点或比较好一点,谁才能站住脚。他同东北三省同志算了一个细账:1960年全区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将近50亿斤,口粮减少一半左右。全区在完成征购任务和扣除秋冬口粮后,1961年1至9月人均只有口粮120斤(黑、吉两省稍多,辽宁更少,均不包括自留地产量),部分地区还低于这个数字,有256个大队已经没有粮食,全靠返销。很明显,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安排不当就要出大问题,对争取来年生产生活好转存在着很大的威胁。他在1960年东北局第一次至第五次书记处会议上先后对生活安排问题提出许多重要的意见。他提出:安排好人民生活应作为整风整社一项重要内容,并以此作为整风整社是否搞好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离开了广大人民群众这个最迫切的问题去整风整社,就等于没整。他提出明年能否过得去,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从1月至9月能否每人至少有120斤粮食和每天有二两干淀粉(代食品)。120斤粮食是命根子,管理好、安排好,保持劳动力的一定强度,就可能争取好成绩,否则生产肯定搞不好。劳动力是生产力,安排好生活,保护劳动力,实际上也是生产力问题。他提出必须对1至9月的农村人民生活做出具体安排,120斤粮食,要分三段安排:大体上前3个月每人每天三两粮食、六七两干淀粉,加上自有的粮食和蔬菜,可以勉强过得去;中间四个月处于青黄不接农忙季节,每人每天必须有六两粮,二两干啶粉;后两个月早熟作物和蔬菜上来了,每人每天二两粮食,再加一些代食品,能接到秋收。同时提出对耕畜饲料也要安排好,这也是保护生产力的问题。书记处同意马明方的上述意见,并根据其精神于1960年12月28日以东北局名义发出关于安排人民生活的紧急指示。指示指出:“安排好人民生活是当前全区各级党组织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是关系到全区人民生活和明后年生产的严重任务。”要求各级党组织按照指示中提出的意见,逐社逐队逐户安排落实。

1961年2月,马明方在东北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对城市职工生活安排提出了具体要求。他首先明确指出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说生活搞好了,生产才能搞好,生活问题对职工的思想影响很大,生产是根本的长远的问题,生产发展了,生活自然会提高,把生活安排好,职工就能更好的生产,而生产的发展又为解决生活需要提供物质条件,归根到底,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马明方在当时就明确地提出生产的目的这个根本问题,是很可贵的。他要求所有厂矿企业都要办好食堂,节约用粮,搞出高级代食品,尽可能自种蔬菜,解决好职工生活问题,同时要教育职工家属,把职工家庭生活搞好,以解决职工后顾之忧。

在精简城市人口下放农村时,马明方又及时提出:各级党政部门要对下乡人口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好,以稳定人心,巩固成绩。否则就出现下乡人口回流城市现象,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人为地增加困难。

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蔬菜问题,1962年3月,马明方主持召开了城市蔬菜工作会议。他在会议讲话中指出:城市人口的粮食是定量的,想上也上不去,现在肉少了,菜也少了(每人每月比1957年少14斤),增大了职工生活的困难。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城市蔬菜抓上去,这是城市人民生活中仅次于粮食的重要问题。会议经过认真研究讨论,形成会议纪要,提出解决城市蔬菜问题的若干重要政策和重要措施,经东北局批转各地执行。

马明方对安排城乡人民生活的工作一直是抓得很紧的,在各种会议上,在下乡检查工作中,经常讲到这个问题,每年都要根据当年粮食情况作出具体安排。1965年,东北全区粮食情况是几年最好的一年,农民的口粮水平也提高了一些。多数生产队有了一些储备粮,有些地方出现了放松安排人民生活的情况。1966年2月4日,马明方在《关于当前面上的几项工作》的讲话中指出:目前国家和群众的家底还很薄,国家每年还要进口一部分粮食,东北还吃关内调入的粮食,全党同志必须继续以极大的努力,增加粮食生产,下苦功夫做好粮食工作,狠抓生活安排,节约用粮,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要全面抓,全年抓,上下一起抓,发动群众抓,争取少吃返销粮,不吃探头粮,保住储备粮,给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h3>安排市场供应</h3>

还在1961年,东北全区就出现了社会购买力与可供商品值之间的严重差额。1962年差额达14.4亿元。许多生活必用品严重缺乏,市场供应十分紧张。1962年5月24日,马明方在东北局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着重讲了市场问题。他说,市场问题,无非是增产和节约问题。市场的差额很大,怎样解决?根本的办法是多生产点东西,要千方百计地将轻纺工业、手工业搞上去,多生产一点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具。多生产一点东西,就多一点实在的力量,这是根基。政治工作是不可少的,但基础是物质,政治要同司物质条件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力量。原材料不够怎么办?要想方设法将轻纺工业、手工业生产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和边角余料收集起来,用在生产上。要坚决做好清仓核资工作,超库存的物资都拿出来,用在市场的轻纺工业、手工业生产方面。并且要将有限的材料使用得合理,要节约原材料,力争多生产一点,质量好一点。他还提出要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流动资金,切实扭转工商企业的亏损局面,减少货币投放量。

在这前后,中共中央批转了陈云和李富春的报告,指出全国处于困难的非常时期,要以坚决措施扭转局面。东北局结合东北地区情况研究了如何执行中央的指示问题,认为东北的困难比全国其他地区更为严重,东北地区市场差额和金融、财政矛盾比全国尤为突出。因此,除自身解决外,必须向中央报告,请求中央给以可能的支持。经宋任穷亲自和中央联系,派马明方、强晓初(东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秘书长)赴京向政治局汇报。主持汇报会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十分体谅东北的困难,并组织有关部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此期间,马明方还组织财贸委员会系统地调查研究了东北地区财政、金融、市场情况,提出争取市场和财经状况好转的四项措施,经东北局批转三省省委并上报中共中央。

周恩来对东北的困难十分关心,曾亲自到东北视察工作。东北局书记处向周恩来汇报了市场、金融、财政情况。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提出进一步压缩集团购买力2亿元,千方百计增产轻、纺、手工业产品3.2亿元,为东北渡过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搞活市场,马明方除了大力抓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收购,积极促进轻纺工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努力增加市场货源外,还主张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在城市开放小商品市场。1962年7月,他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合江、宁安、林口、绥化、鸡西、鹤岗、佳木斯、依兰、汤原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向东北局书记处写的调查报告中提出:自由市场的发展,对集体经济起着辅助的作用,对自由市场采取硬性限制的办法是脱离群众的。据勃利县双河公社太安大队、桦川县土龙公社胜利大队第五生产队和依兰县三道岗公社永安大队第一生产队的调查,1961年社员的收入,按国家牌价计算,来自集体的收入和来自自由市场的收入各占一半;按自由市场价格计算,为六比四;如果集体收入按国家牌价、自由市场的收入按高价计算,则为四比六。农民反映,“吃饭穿衣靠集体,日常零花靠小自由。”对自由市场消极的一面,马明方主张用发展供销社自营业务的办法来限制。报告中说,供销社自营业务开展以来,农村产品的收购增加,某些商品的集市价格降低,城乡物资交流加速,所以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以后的一二类物资和三类物资应允许供销社自营,对于活跃市场是很有好处的。

经过各方面努力,到1963年,东北地区的市场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市场商品增多,货币回笼;平价商品销量增加,高价商品销量减少,集市贸易价格下降,计划价格基本稳定。对于加速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

<h3>注重发展农业生产</h3>

马明方对东北局农委工作也很支持。他根据东北局“关于农业的发展跟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是当前主要矛盾”的分析,用很大的精力研究农业问题,曾多次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提出发展农业的一些重要政策意见。

关于征粮问题。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马明方提出:(1)把征购任务固定下来,几年不变;(2)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增产部分加价征购一部分,例如30%左右。

关于自留地问题。马明方历来主张自留地要及早确定,并采取保护政策,不要轻易变动抽调,以补群众口粮和饲养猪、鸡饲料的不足。他指出,在农业正处于恢复的时期,自留地以不征农业税为宜。

关于小片开荒问题。马明方肯定小片开荒对于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扩大耕地面积,增产粮食和发展农副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小片开荒的一些副作用,对小开荒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如严禁破坏山林资源和水土保持,对小开荒土地三年后适当征收农业税等。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黑龙江草原不少,发展畜牧既可有肉吃。又可增加皮毛收入。但当时多是集体饲养,限制个人养羊。马明方提出允许个人养羊,采取集体饲养和个人饲养相结合的方法,加速畜牧业的发展。对于商业部门收购羊皮购九留一的规定,马明方认为不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建议适当调整。

关于农业生产的经营责任制问题。1962年7月,马明方在黑龙江汤原县莲江口公社万胜大队调查时,对于这个大队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写给东北局书记处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个大队是个产稻区,有两个生产队,49户(都是朝鲜族),有水田675亩,连年减产。今年春天安排生产时,450亩地也安排不下去,后来采取了包产到户的办法,按地定产、定工,超产部分60%奖给承包户、40%提交生产队。”“实行这种包产办法以后,全部土地都包下去了,逃走的社员也回来了,很多社员想尽一切办法增施肥料。现在,稻秧长得一片葱绿,预计亩产400斤,超过包产266斤的50%。我们认为,这种包产到户的办法并不是削弱集体经济,而是在生产过程中的某一个环节劳动组织方面更合理,更能充分调动社员生产的积极性,评工记分、劳动调配的矛盾也解决了。”可惜,在他的调查报告印发不久,包产到户在北戴河会议上就受到了批判。

<h3>进行“四清”蹲点</h3>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对我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提出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同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讨论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也强调了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196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并于1965年1月14日发布了这次会议的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进一步指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并第一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运动就是在这种“左”的指导思想下,在全国展开的。

马明方参加了这场运动,在有关“四清”运动的会议上,也贯彻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但他在搞“四清”时,对农村干部队伍的状况作过实事求是的分析,主张采取热情的帮助的方法。

1965年11月,马明方到辽宁省营口县官屯大队蹲点搞“四清”。当时正提倡在每县每社集中大批干部组织工作队打“歼灭战”,但他在蹲点时,却只带两名干部。他说:“我们走群众路线,不走工作队路线。把社员都发动起来,都变成工作队不是更好吗?而且他们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进点以后,马明方一连十几天,找农村干部促膝谈心,并且深入到群众中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征求群众对农村干部的意见。在一段时间里,群众下地干活,他也跟着下地;群众起圈积肥,他也跟进畜棚;晚上群众学习,他也参加;干部回家,他就去串门。开始时干部和群众还有顾虑,认为他的官大,不敢说心里话。几天之后,干部和群众见他和善诚恳,没有一点官架子,就愿意和他说心里话了。那时他已是近60岁的人了,又患有慢性胃溃疡,县委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指定一个炊事员给他单独做饭。他得知后,立即找公社党委书记,指示今后什么事情都不能特殊照顾。吃第二顿饭时,他就到食堂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他的言行举动,给大家深刻的教育,群众对他更为亲近和尊敬。他还亲自向干部讲解党的政策,讲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故事。他讲的东西和干部群众的思想能对上号,所以人们都愿意听,并且主动找他反映情况,说出自己心里的疙瘩和思想上工作上的问题。

经过20多天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他和同去的干部多次研究后,联名向宋任穷和东北局书记处的同志写了报告。他对农村干部队伍状况作了与当时“左”的估计完全不同的看法。报告中说:“我们到官屯公社官屯大队20多天,感到在社教运动中。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如何把他们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一步,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又是很重要的问题”。“干部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对他们的问题应该怎样认识。怎样才能把他们的问题解决得好?经过我们多次的研究,认为这些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也有许多错误缺点。就他们好的方面来说,各个人是不相同的。概括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基本上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一定的政策思想水平,在领导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工作上,在领导农副业生产上,以及在分配、安排社员生活上,都做了不少的工作,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这是他们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就他们的错误缺点来说,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有的是很轻微的”。报告说,农村干部的缺点错误,主要的是作风不民主,阶级观点模糊,有的有多吃多占,有的从事一些商业活动,投机买卖,有的革命意志衰退,想当“太平党员”、“舒心社员”等。“对他们的成绩要给以足够的估计,对他们的错误缺点要给以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这样才能够达到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团结起来,做好工作的目的”。这个报告。经东北局批转各地,对“四清”运动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一篇 马明方传略 第七章 历史的悲剧

正当全国刚刚渡过三年严重困难,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的时候,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震撼中外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在中国的大地上铺天盖地而来。大批久经考验,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干部受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被打倒、被关押、被流放甚至被迫害致死,马明方就是其中的一个。

马明方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他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信赖,在“文革”初期,还是积极宣传和执行了中央的决定。他向东北局机关干部传达《五一六通知》时,对于“通知”中关于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论断是有保留意见的,所以在传达原文之后又解释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而这个解释后来就成为他“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在运动初期,马明方根据中央“通知”精神,把运动控制在“五界十三行”的范围内,主张派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指导运动;主张大字报不上街,内外有别。他按照中央《十六条》决定精神,主张文斗,反对武斗。他认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反对把干部一棍子打死。他在接见抚顺煤矿工人代表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杀害了大批优秀共产党员;王明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历史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而这一切后来又被当作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而受到批判。他过去在工作中的许多正确观点、正确主张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甚至把他在新疆狱中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的历史,歪曲成“叛变革命”。说他是“大叛徒”、“活特务”。马明方那时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又患有多种疾病,每天忍受着巨大的苦痛,眼睁睁地看着许多同志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肉体和人格上备受凌辱和折磨。他自己自然也不能例外。此情此景,真是不堪回首。

1967年10月6日,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辽宁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打倒马明方》的社论。在二三版上发表了《马明方的反革命真面目》的长文。社论和文章捏造、诬蔑马明方“是一个卑鄙无耻,罪行累累的大叛徒”,“是牛鬼蛇神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彭高饶反党联盟的死党和漏网分子”,“是疯狂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党、篡政、篡军的一员干将”,“是东北地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大头目”,“是党和人民的死敌”,“是个十足的死心塌地老牌反党分子”,“是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全辽宁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全东北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全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帽子之大,罪名之多,言词之毒,用心之险,攻击之狠,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一个长期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文革”初期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称为“老实人”、“同高岗问题没有牵连”的马明方,就这样被打倒了!这篇社论,对当时运动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和影响,使东北地区本来已经十分混乱的局面,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h3>八年铁窗</h3>

1967年11月,马明方被送往北京卫戍区,秘密关押达8年之久,备受凌辱和摧残,终于含冤而死。

马明方被关押审查期间,林彪的死党吴法宪任专案组组长,直接受康生的领导。为什么要关押审查马明方呢?因为他在新疆坐过敌人的监牢。同时坐牢的100多人也被列入审查名单。由于马明方职务最高,所以叫做“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罪已加,性已定,人已抓,但事实呢?没有。于是成立“马明方专案组”去搜罗“罪证”。办案人员经过外调,在新疆敌伪档案中发现了这样的记载:马明方等人“素性刁顽,平日在狱中分开小组会议,学唱国际歌,并要求发还马列书籍,无理滋事,已非一次”;“劝其投诚,然结果均仍执迷不悟”,“顽冥异常”。曾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在1967年8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附的《我的经历事实简述》中,也记述了马明方等在新疆狱中的表现。他说:马明方等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教导下,觉悟高,组织好,纪律好,被反动派关在监牢里,始终坚贞不屈”,是“经得起残酷考验的”。当办案人员将这些材料向吴法宪汇报时,吴法宪暴跳起来,说:“搞专案不要被敌人同化了”。“现在要突击审讯,要他口供。有口供就可以定案”。于是,他们对马明方大搞逼供,拳打脚踢,什么“喷气式”、“燕儿飞天”,用尽非人刑罚。但是马明方面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铮铮铁骨,宁折不弯。

康生等人对马明方等同志在新疆狱中的斗争和出狱经过本来是完全清楚的,但他们指示专案组一面隐匿马明方等同志对敌英勇斗争的证据材料不呈报毛泽东和周恩来,另一方面又录用叛徒徐梦秋和国民党政府特派新疆审判团书记官郑大纶等人按他们的旨意编造的假供,逼迫受审查的同志承认。1968年6月1日下午,康生亲自接见马明方专案组人员,无中生有地把马明方定案为敌性。他说:“新疆这个案子,1943年向敌人自首,1945、 1946年烧毁口供,再向敌人、自首,回延安和张治中合伙欺骗党,篡夺党政军的领导地位,这个案子基本是敌我矛盾”。他还说:“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是首罪分子”,“这些人不仅是集体欺骗,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这是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欺骗党,有计划地搞内奸”。很明显,康生等人把矛头指向代表党营救马明方等同志出狱的周恩来同志。下面引用1973年12月3日马明方在被关押期间写给周恩来的信,来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怎样残害马明方的

恩来总理:

我在新疆狱中的问题,1968年就想写信说明,又因我不愿意打扰你,一直等待专案组的处理。现在已至无可奈何,我不得不将几年来审讯的经过,给你作一次报告。最好请你派人来,了解多方面的情形,参加对我的审讯,以便能够依据我在新疆狱中的客观实在情形,把我的问题早日得到处理。……

我1967年10月到此,先向专案组交待了在新疆狱中填表和对敌斗争经过,先把这两个问题分别说一下,再讲其他。

我在狱中填的表和专案组的修改

我在狱中填的是八路军工作人员,专案组得到敌人的一个名册上也承认我是军人。但是,在1967年审讯开始和1968年一二月审讯末期,三番五次硬要改成中共党员。我填的是信仰共产主义,也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但是,硬要去掉信仰共产主义,只留下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过了几天,又将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改成信仰三民主义。这样,将我由信仰共产主义,一变再变,变成共产主义的叛徒,还强加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

在狱中的对敌斗争和专案组的意见

我在狱中对敌人进行了必要的坚决的斗争。我参加了绝食斗争;我们对敌人进行了集体抗议。我填了信仰共产主义的表格,敌人荷枪实弹以枪口对准我,我向謦人作了严正的抗议,我在索维仁(第二监狱处处长)等几人审问毒打我的时候,索维仁辱骂八路军,歪曲我党政策,我一句话也没有放过对敌人的驳斥。

专案组的负责者说:索维仁不够法官的资格,那个时候挨打的不是你一人。我说,够也罢,不够也罢,实际情形就是我给你们写的材料所说的那样。如果我是叛徒,敌人为什么喜欢打叛徒呢?我又为什么敢于给敌人以严正的驳斥?专案组对此一直不加可否,连听都不愿听一下?……

1968年的审讯,按审讯情形说来,又分三个不同的阶段。

三天的车轮战

1968年1月间,开始了午前、午后、晚上一日三审。问的问题是新疆有人控告我叛变,说我在第一监狱没有审讯是不可能的。我说,我在新疆没有做过勾勾搭搭见不得人的事;我在第一监狱没有被审问过,审讯就是审讯了,没有审讯就是没有审讯,没有审讯怎能说成审讯了呢?我不能请求审讯。一次他们(指专案组)来了,一进门就叫我站起来,然后盯着我绕了一个圈子,我说你们轮班审讯,我要求停止一晚,未允许。过来过去,总想要我把这两个问题承认下来。

20天的清醒头脑

接着进行了一场开国以来审讯史上少有的事情。审讯一开始,就把新疆有人控告我的材料拿出要我看,说这是绝密材料,是对你的照顾,别人是不能看的。我要看时,则又说,看了你可要签字!我说,那样我就不看了。老审听了我的话,非常生气,这样,我就坐上了“飞机”,还说,人少外面有的是人。说,我向敌人承认参加了“四一二”暴动,做了损害负责同志的事。我说,连那个影子也没有。

第二天审讯时,带来了脚镣手铐。审讯我的负责者向桌子上“啪”的一甩,我想这一定是要给我戴的了。其他负责者都悠悠然。以为得计而乐在心间。忽然,老审向主审我的负责者默语了一会,没给我戴,这大概是因为戴上了,就不能坐飞机。一位负责者说,我的头脑不清醒,于是又坐上了飞机。清醒头脑的办法,我亲自实践了的有这样几种:坐飞机,是捋左右两支胳膊,两个人各捋一只,使劲往后捋。燕儿飞天,是把头发揪住向后揪,揪到面目朝天。还有一种是两腿撇开,站端,臀部向下,腰部伸直,两手向上高举。这个不知其名。打耳光,是将四肢撒开打的,用脚蹬头,用拳头打胸脯。卡脖子,抓住领口摇晃……。这样,越到后来,越不清醒,昏昏然,不知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在审讯的全过程中,归纳起来,要我承认这样一些问题:我向敌人承认参加了“四一二”暴动,做了损害负责人的坏事。张子意要档案,火烧档案,出卖了支部的同志。你在高楼上住的,敌人怎能不问你和苏联领事馆的关系。你一定写了自首书,等等。

现举一下张子意要档案、火烧档案这个问题做例子, 就可以知道审问其他问题的情形了。负责者说,你们释 放后一个月来,跳上跳下,张子意到敌人档案室把你们的档案弄到手,发给每个号子的小组,张子意已经承担了全部责任,你不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于是就坐上了飞机。我要求放开手,站起来说,站起来后,我说,据我所知,张子意不是做这样坏事的人,也没有那个本事。负责入说我是缓兵之计,于是又坐上飞机,坐了一阵子,又改成燕儿飞天。把头发拚命往后揪,揪至面目朝天,不承认则拚命的捋。捋得全身流汗,头上的汗流在地上,好像洒过水的样子,直至所问的,全部承认了,才作罢。捋得两只胳膊完全失去知觉,负责者将胳膊放在背上,我用力拉,好久也拉不下来。我一站起来就否认了,每次都是这样,急得一位负责者要我总结经验。

我不写材料,曾发生过哨兵不准我睡觉。

要我把所有我的“口供”,总和成万千条,把我叫到审讯室,几位负责者编好几句,要我写几句,写慢了,一位负责者在我头上敲打。写好了要签字盖章,我没有章子押了红指印。这是审讯我均一个例子。……

附带一两句:这次审讯对我的身体造成的后遗症,恐怕终生难以去掉了。

这就是20天审讯的经过,这就是20天清醒头脑的经过。

一个月左右比较和平的审讯

一日三审了一个时期,我的血压增高,疲累不堪,一位负责者还拿我打趣:你刚来时,不是嫌睡觉的时间多了吗?现在怎么样?我的马大哥,而今安在?有的负责者说我们坐飞机,给别人也坐哩,又不是给你一人坐的。此后一个多月的审讯中,也发生过动手动脚的事,如卡脖子,拿起棍子说:“老子揍死你”,也有的说:“枪毙的条件也够了”。但比之前20天,算是比较和平的审讯了。

马明方在写给周恩来总理的另外几封信中,还写了1969年、1970年、1971年、1972年的审讯经过。信中说:

1970年初,情形变到最高点,一天傍晚,把我叫去,负责者正等着,他说:“你的问题非常严重,按照你的问题只有枪杀。你在报告(系指给中央的报告——写信人注)上说几句话,我们好转弯,就说你的态度还好,这样就可以免于枪杀——对你也有好处嘛!”我说:“要说你们说去,我没有说的。”但我心里一直不安。

1970年4月间,有几位负责者审讯我时,还是要我把问题承认下来,我当时非常着急,我说,要我承认什么呢?我说了几百次我没有做叛党的坏事,你们硬说我做了,这样什么时候能说清呢?现在还是凭证据论处吧!一位负责者说:“你太天真了!”……这时上次审讯我的负责者又突然地说:“你不承认,你以为让你在那里睡觉呀?!睡不成!”

今年(1972年)6月1日审讯一开始,老审说,这里条件还不错,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写上来。我说,实事求是,我就一点也写不出来。

1972年11月9日审讯时,我说,我从1967年到此,连头连尾六年了,应该对我的问题很清楚了。……我说集中一点时间,把我的问题搞个结束。回答说:不行,我们没有时间,顾不上。我说:请释放我。回答说:不行,我们办不了,没有那个权力。我说:请中央派人来参加对我的审讯。回答说:不行,我们都是中央派来的。我说:请允许我给中央写信。回答说:那可以,信要交我们。我说:那不行,信是给中央写的,不是给你们写的。这次审讯的情形就是这样。

上面引用的信,是马明方1972年在被关押期间,背着专案人员和看守人员,在烟盒纸上、报纸边头秘密写出来的。1973年3月15日,马明方的女儿马锐去首都工农兵医院(同仁医院改名)看望父亲时,马明方悄悄从裤腰里抽出这些材料交给女儿,并嘱咐:一定要孙维世同志转交到总理手里。不料孙维世同志已遭江青惨害,离开人世,所以这些材料未能送到周恩来手里。

从上面的信中,可以看出马明方被迫害的情况和他同迫害者做斗争的情况。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施尽种种毒计,用尽种种刑罚,并没有使他屈服。

<h3>含冤去世</h3>

马明方被打成“叛徒”、“特务”,秘密关押之后,马明方全家遭到了灭顶之灾。他的妻子马淑良被下放到辽宁盘锦“五七”干校劳动审查,他最喜爱的小女儿马小芳被逼疯了,经常袒露胸膛跑到街上大喊大叫“爸爸回来,爸爸是好人”。他的儿子、女儿、女婿被流放到农村,备受凌辱。在马明方身边工作过的工作人员也受到审查和歧视。他的大女儿马锐冒着危险,经过再三要求,“马明方专案组”终于答应她可以在1973年2月2 13去探望马明方。这一天是旧历大年三十。马锐清晨起来,冒着鹅毛大雪,来到北京西郊指定的地点,一直等到10点钟,才来了一辆吉普车,把马明方拉来。马明方下车后,马锐竟然认不出了。马明方身体弯曲,头上戴一顶旧毡帽,穿一身破旧黄色棉衣,上面露出许多棉花,上衣特别小,扣子没扣全,肋骨都露出来。脚上穿一双黄色胶鞋,没有鞋带。脸色发灰,胡子很长,两眼呆涩,两腿弯曲,不会站立,更不会走路,由两个人架着拖出车外。这和以前的马明方完全是判若两人!马明方同马锐说了几句话后,就叫把专案人员找来,他愤怒地说:“你们说我在新疆出卖同志,说有人检举我,你们有根据吗?把他找来,当面对质。你们先定案,先抓人,后调查材料,这对党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叛党的人是不敢回延安的,我马明方如果在新疆做过坏事,我情愿一步一叩头到延安请罪请死!”专案人员本来限定接见时不准谈政治,马明方就用这种方式,斥责了专案人员,诉述了他的冤案,显示出他的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过了好久,马明方才问起家庭情况,问起马淑良和小芳的下落。马锐能说什么呢?只有簌簌下泪!

长期的关押和折磨,严重地摧残了马明方的身体。1973年被送往首都工农兵医院,那时他已经是气息奄奄了。他患有全身性血管硬化症,四肢僵硬,每次大便蹲下就站不起来,只好爬着走。他在生死严重考验关头,坚信党的事业必定胜利,光明必定战胜黑暗。他要前来医院探望他的女儿马锐给他找一支圆珠笔芯,夹在手指缝里,背着看守人员,用颤抖的手,花一个多月时间,写了前面引用的1973年12月3日那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当他得知孙维世已被迫害致死后,脸色阴郁,慢慢闭上双眼,不禁潸然泪下。他患病期间还阅读《毛泽东选集》,读列宁的《谈谈辩证法淞读《史记》,他说:“我早晚能出去,还能做点工作,比如写党史,至少还可以提供材料嘛!”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党。他对马锐说:“我是党员,就要缴党费。现在人家不承认我是党员,党费也没处去缴,而且也没有钱缴,总有一天,我要把党费缴清的。”

马明方在医院里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病情日益恶化。他在临终前特别嘱咐子女:“你们要把我的事,报告毛主席,报告周总理,说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1974年8月13日,马明方终于含冤去世了。

<h3>平反昭雪</h3>

“新疆马明方集团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于1975年7月31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予以平反。中央专案三办《关于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报告》中说:“大量材料证明,1942年9月新疆军阀盛世才,为达到其投蒋反共的罪恶目的,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陷我党,将我在新疆的人员全部拘禁,于1943年春关进监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其余的我党被捕人员,除徐梦秋、潘柏南、刘西屏和黄义明等15人先后自首叛变没有回延安外,马明方等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监狱里表现很好,没有自首叛变”。他们“在新疆出狱,没有履行任何反共手续,是张治中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时受我党中央委托,无条件释放,派专人护送回延安的”。至此,八载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马明方一案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受蒙蔽的群众,反戈一击,揭穿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真面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12月29日为马明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姚依林致悼词说:马明方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是红军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马明方同志在陕北时,坚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先后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发展了陕北的农民运动,建立和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1941年,他从苏联学习回国,路经新疆被反动军阀盛世才软禁,1943年复遭逮捕入狱。这期间,他参与领导狱中党的工作,坚贞不屈地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新中国成立后,马明方同志在陕西省委和西北局工作期间,在中央部门工作期间,在东北局工作期间,都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马明方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贞不屈,顽强斗争,为保卫党的利益,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50多年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马明方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在马明方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被推倒了。历史证明:马明方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不愧是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悲剧,它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马明方在这场悲剧中被夺去了生命,人们在哀思之余,永远不要忘记这场悲剧的惨痛教训。

第一篇 马明方传略 第八章 光辉的榜样

在50多年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马明方将他的全部心血,无私地奉献于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奋不顾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他自己也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锻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养成优良的工作作风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h3>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h3>

马明方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总是呕心沥血,昼夜操劳,为党为人民而战斗,而工作。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力求把工作做好,做一个够格的人民勤务员。

1950年1月,他在陕西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就职典礼的讲话中说:“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行政人员,是新型的行政人员。新型的行政人员必须要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必须能够‘公而忘私’,能够‘甘为孺子牛’。我们如果能够成为这样一种行政人员,我们就可以大胆、勇敢,就可以无限量的增强行政效率。就可以朝气勃勃‘如日之初升’就可以头脑清晰,就可以‘日新’‘又新’,就可以获得各种智慧而取得胜利,就不会‘利令智昏’因而我们就可以获得千百万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我们就可以永远和人民坚固的结合在一起,从人民中获得无穷尽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就不孤单,更不会为人民所抛弃;我们就能和人民一起做好我们应当做好的一切事情,这是我们所应时刻深加警戒并努力以求之的”。这是马明方的誓词,也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h3>勤奋学习,不断进步</h3>

马明方的显著优点和特点之一,就是勤奋学习,不断进步。他在读私塾、上小学、上师范学校的时候,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受到同学和教师的称赞,打下了相当的文化知识基础,养成了酷爱学习的习惯,使他不断进步,不断获取精神食粮,成为革命工作的动力。他在绥德师范上学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总是挤出时间,认真的学习党的理论、党的政策和各种知识,不断改造思想,提高认识,充实自己。

1942年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对全党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马明方当时虽然在新疆被盛世才软禁,但他仍然坚持学习了整风文件,并对照检查了自己过去的工作和思想,分清了路线是非,提高了思想觉悟。他是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自己努力学习,也指导同志们的学习,被同志们称赞为学习的榜样。他后来对熟悉的同志讲,他在这次学习中,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增强了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认识,对他后来的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被关进监狱后,仍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学习,并要求狱中的同志珍惜报纸,珍惜精神食粮。

1946年,他回到延安后,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方针、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他经常讲,党的正确理论、路线、纲领、政策是指引革命走向胜利的灯塔,如果不认真学习、领会和掌握,就必然导致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在解放战争期间,他认真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报告和指示,在他领导的地区内,在土改工作中,整党建党工作和接管城市工作中,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把党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学习的总纲,反复阅读有关文件,力求学深吃透,把工作做好。

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后,他精心阅读了每篇,并在《群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旗帜》的文章,详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要求大家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必须是严格的、认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学习方法。”“必须屁股坐稳,逐句逐段地读下去;必须有毅力,有恒心,煞费苦功地读下去;必须开动机器,反复思考,领会其精神实质和相互间的联系”,“必须与自己的思想状况、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必须与历史和实际结合起来。”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完整的、系统的理论科学,对于这种理论科学,只能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绝非侥幸可以获致的”。他希望大家“经过三五年或五六年的工夫,在这方面做出最好的成绩来。”

1959年夏,他带领中央财贸部的几位同志,到无锡用三个月的时间,学完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议,写出笔记,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得出一些精辟的见解。例如关于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的关系。他多次在财贸工作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财贸部门必须从生产出发,支援生产,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组织安排人民生活,指导人民消费以促进生产,繁荣市场。《毛泽东选集》四卷出版后,他精读了全书的每篇,并作了很多笔记。他还购买了全套经史子集和二十四史,经常翻阅,从中吸取有益的知识和历史经验。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期间,他亲自领导学习《关于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强调提出,发扬党内民主,使党的生活正常化;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不能以主观意志办事。他阅读了毛泽东推荐的《李固致黄琼书》、《魏征传》、《海瑞传》,常向周围的同志们讲“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警言和魏征、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他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关押折磨期间,仍然带病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史记》,准备出狱后写党史。他的一生,可以说工作与学习相始终,这是难能可贵的。

马明方不仅自己努力学习,对他领导下的工作人员的学习也是十分关怀的。他在西北工作时期,有一个警卫员惠世恩,原是陕北的一个放羊娃,不识字。他每天教惠世恩认会5个字,每星期考试一次。有一次,考惠世恩写42个字,7个字不会。马明方严肃地说:“42个字,7个字不会写,这怎么行!没有文化的人,是不能做大事的。”惠世恩不会写“毛主席万岁”的岁字,那时用的是繁体字。马明方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岁”字,要惠世恩照着写,惠世恩深受感动,从此努力学习,后来就会看书写信了,马明方很高兴,奖给惠世恩一支金星牌钢笔。

马明方在中央财贸部工作期间,亲自组织和领导研究室的同志学习《资本论》。他指出:“搞研究工作的同志,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不行的。”

马明方在东北局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在职干部的学习,指示机关党委认真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亲自作了动员报告,亲自参加东北局召开的“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会议”,号召大家学习、学习、再学习。并指出:学好用好毛主席著作是我们工作胜利的前提和条件。

<h3>实事求是,质朴无华</h3>

马明方是一个务实的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他为人深沉,平日不多言语,考虑问题深刻,发言、讲话,实实在在,不尚空谈。凡是听过或看过马明方报告或文章的人,都知道马明方从来不讲大话、套话、空话、假话,没有浮辞滥调,不用华丽辞藻,没有空乏的议论,不打断引用“语录”,二是不是无话,文如其人。马明方的报告、讲话大多都是他亲自写的,后者由他主持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发表自己的简介,然后由别人写出初稿,他在通篇加以修改或重写。他常说:“作报告,写文章,要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格。不能吃炒饭、剩饭。”1958年6月,在广东新慧娴召开全国财政贸易工作现场会议时,开始由以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代他草拟了一篇报告,洋洋万言,从理论上阐述“大跃进”、总路线。马明方看后,觉得议论太多,缺乏实际内容。于是他冒着酷热,汗流浃背,重新亲自写了一篇报告,讲了11个当时工作中急待解决的问题,话都不多,句句有所指。这就是1958年6月23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题为《财贸战线上的职工,鼓足干劲奋勇前进》的那篇会议总结报告。其中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如:“从生产出发,通过购销活动,支援和促进生产”,“财贸部门要组织扶助副业生产”,“建立财政”,“开展技术革命”,“建立群众监督制度”,“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等等,都是他听了与会同志的发言,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对全国财贸部门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去看,仍有现实意义。

马明方对待工作也是实事求是的。例如,在“大跃进”年代,报纸上常常发表某某地方放了卫星,亩产超万斤等等,他就不信。他说:“我种过地,每亩增产一二十斤,都要费很大的劲,一要粪多水足,勤锄多锄,二要风调雨顺。现在即使有了机器耕种,有了化肥,兴修了水利,有了优良品种和新技术,也不能一步登天,一下子亩产就增产几千斤以至万斤。千万不可吹牛,自己骗自己。”1958年,他奉中央指示,到陕北视察工作,对于各地群众反映的砍倒树木大炼钢铁一事,很不赞成。他对糊旨县委书记说:“陕北没有大炼钢铁条件,弄得不好,恐怕钢铁没炼出来,树就被砍光了,后果不堪设想。”他对大办公共食堂也是不赞成的。他到农村调查时,老汉、婆姨向他诉苦说:“老汉没牙娃娃小,同吃一锅饭,实在没办法。”“冬天冷,缺柴禾,一办食堂,柴禾归公了,炕头烧不热,怎过冬?”“猪狗连泔水也吃不上了,怎办?”马明方回到北京后,如实向谭震林、李先念作了报告,并讲了自己的意见。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1959年3月,马明方到贵州视察工作时,在遵义县城看见一家饭馆墙上写着“吃饭不要钱”的标语,当即找县委财贸部部长说:“在饭馆吃饭哪能不要钱?农村吃饭不要钱也未必是长远之策。”这年九十月间,中央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有些同志主张趁穷之势,过渡到大队或公社核算。马明方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发言中表示不同意这种意见。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因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而受到批评。马明方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没有看出问题。”所以他在会上发言很少。1964年,林彪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诬蔑“朱德有野心”。马明方愤然作色说:“朱总司令德高望重,哪里有什么野心!”

<h3>公道正派,忠厚老诚</h3>

马明方为人公道正派,忠厚老诚,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从不邀功诿过。他很少向别人讲他过去的艰苦斗争的历史,从不夸耀自己的功绩,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过错。1931年春,他被敌人捉住挣脱后,曾到山西找到刘天章,要求将被捕经过转告中共陕北特委并被中共山西特委委任为巡视员。在当时白色恐怖下,这是常有的事,但后来他在自传中检讨了当时去山西是不对的。1951年春,有个叫“李万铭”的人伪造第二野战军某首长给马明方的信,要求分配工作,马明方的秘书王礼请示马明方如何处理时,马明方问王礼有何意见,王礼建议交民政厅优抚局处理,马明方表示同意。1955年查明此人是个政治骗子,《人民日报》于1956年3月1日发表了《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说李万铭伪造的信件,陕西省委秘书王礼本来应该看出,但没有看出,擅自作了处理。马明方看后,向中央组织部写信作了说明,并转告陕西省委组织部。信中说:“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1954年8月马明方到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他在西北局工作时,行政工资级别被评为三级,但当他得知张鼎丞等同志被评为四级时,就向中央写报告,请求将自己的级别由三级降为四级。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中央财贸部对三位同志作了错误的批判和纪律处分,一位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他与白潜、黄植等同志研究后,对在东北地区工作的同志平反道歉。对在其他地区工作的同志,由白潜写信说明情况,后来也都平反纠正。马明方对此事耿耿于怀,认为当时把问题看重了。

马明方对一起工作的同志是很尊重很关怀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和大家住在一个炕上,经常谈心交心,打成一片,被同志们称之为“老马”或“马大哥”。解放以后,他历任重要领导职务,没有一点官架子,对待同志推诚相见,畅所欲言。有的同志因病住院时,他常亲自去探视,问寒问暖,慰勉有加。

马明方为人端庄恭谨,严肃正直,即使盛夏,衣服也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开会时总是坐得端端正正。说话做事,本本分分,不露锋芒。在工作中,他善于倾听别人意见,从不自以为是。他在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时候,还多次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审讯人员刑讯逼供的恶劣行为,但在当时情况下,未能送到中央。但他并不灰心,坚信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他还向前往医院看望他的女儿讲了一个谜语:“红灯笼,绿宝盖,姐姐提,妹妹爱。”他的女儿猜不出,他意味深长地说:“这是辣椒。谜语有个外壳,把外壳剥去,就露出本质。为人也要像辣椒那样,越红越辣,永不变味。”他在临终之前,还教导儿女说:“一个人不正派,活着没意思。做人做事,一定要老老实实,一是一,二是二。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

<h3>生活俭朴,自奉节约</h3>

马明方一生艰苦朴素,自奉节约。他吃的基本上是陕北的家常便饭,小米粥、钱钱饭(将黑豆压扁和小米合煮的一种稀饭)、饴铬、面条,逢年过节,吃顿油炸糕。来人待客时才多炒几个菜。有时,炊事员切白菜,把白菜帮子扔了,他又拣起来说:“这是好东西,过去连这个也吃不上呢!”他平时穿的衣服也平平常常,但整整齐齐,这和他爱好整洁的习惯有关。那时候,用具全是公家发的,他只有几个大书箱,在“文革”中全被没收了,至今没有下落。他原先是抽旱烟、吸纸烟的,194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时,看到许多比他年纪大的人不抽烟,就下决心戒掉了。

当然,人无完人,马明方也不是完人,他有自身的缺点和弱点。正如鲁迅说的,完整的苍蝇终竟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苍蝇”在马明方的身边嗡嗡了一阵,但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一生。他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span class="right">(作者:强晓初 李力安 姬也力)</span>

第二篇 马明方工作片断(1946年7月至1960年9月) 第一章 马明方在陕甘宁边区

1946年7月,从国民党新疆省出狱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马明方回到陕甘宁边区。11月,中共中央任命马明方为中央西北局副书记。此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内战已全面爆发。:在此后的数年间里,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马明方协助党在西北的主要领导人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林伯渠,全面地领导了保卫陕甘宁解放区和解放陕甘宁国民党统治区的艰苦斗争,为党和人民建树了新的功勋。

<h3>动员保卫陕甘宁边区</h3>

侵占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1946年8月2日,国民党空军轰炸延安。到了10月间,集结在边区南、西、北三面的敌军已达8个师、23个旅、15个保安团、2个空军大队、2个独立炮兵团、2个工兵团、1个装甲兵团,进犯解放区的大小战斗达70余次之多,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1月9日决定,在延安的党政军民中公开动员保卫延安,一切笨重器材在一两个月内疏散完毕。11日,中共中央召集干部大会,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到会讲话,号召动员起来,保卫陕甘宁边区。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西北局在书记习仲勋的主持下,多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形势和战备问题,具体部署保卫边区的各项实际工作。马明方在常委会议上反复强调说:蒋介石集团的总目标是要消灭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区,不消灭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区他们是死不瞑目的。我们的方针要针锋相对,坚持保卫解放区,坚持自卫战争。这场战争是定了的,不可避免,问题是我们如何取得胜利,是我们孤立蒋介石,还是我们自己被孤立。要藐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但不能不重视他,这就要认真备战,要从精神上物质上去积极进行备战。敌人进攻延安的时间不会很远,可能有两三个月的空隙,我们要抓住这个空隙,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战备工作。解决土地问题是战备工作的重要内容,各地的战备工作必须和土改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同时要发动群众搞好生产。这场战争一打起来,可能不是几个月,要有长期打算,节省开支,支持战争。很多地方可以节省,如机关人员可以大减,马匹可以大减。财政开支要通盘计划,周密审查,严格制度和纪律,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赢得长期的自卫战争的胜利。

马明方还说:在做好解放区战备工作的同时,还要派干部到宁夏、绥远、甘肃、关中、黄龙、陕南国统区去。整理那里的党组织,改正对“隐蔽”政策的误解,唤醒党员起来积极参加党的工作。要宣传教育群众,组织秘密游击队,注意用群众迫切的口号,组织开展群众运动。要广交朋友,组织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以国统区的人民斗争,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战争。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战备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起来。

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保卫边区的斗争。数千青年争相参军,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的进行,国民党军的一次次小股侵犯被地方武装和民兵英勇的击溃或消灭,稳扎稳打地夺取自卫战争的胜利。

<h3>巩固榆横新解放区</h3>

1946年10月,正当国民党军阴谋闪击延安的时候,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胡景铎,接受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在解放区军民的大力配合下,率领5000官兵在横山光荣起义,遂使横山县和榆林县南部的国统区获得解放,建成榆横特区。特区下辖横山、镇川两个县治,胡景铎任特区政务委员会主任。榆横特区地处陕甘宁边区的北端,巩固这个新解放区对于保卫边区北境的安全甚为重要,因此西北局十分重视这个解放新区的巩固工作。

1946年10月底到11月初,西北局常委会议多次讨论榆横新区的工作问题。遂形成关于榆横新区工作的指示。

1947年1月4日至7日,西北局连续四天召开常委会议,专题讨论榆横新区的工作问题。马明方说:巩固榆横新解放区,这包含着两种意义,一是在新区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建立群众自己的武装,改造乡政权;一是用一切力量开展榆属国统区的工作,继续解决榆林问题,否则新区仍有随时被敌人侵扰和侵犯的危险,不要以为只要把新区群众发动起来便万事大吉。党的特委在对内对外工作的领导上,应以四分力量用之于内部,大部力量用之于外部,并积极改正前一两个月对外工作有所放松的缺点。西北局常委会议还重点讨论了胡景铎起义部队的整训问题。马明方说:胡景铎部能在内战全面爆发后率先接受我们党的号召,反对内战,光荣起义,说明这个部队是好的。我们准备用3个月时间整训提高这个部队。大体看来,在整训中,除了很少的人需要审查注意外,不需要提什么如“肃反”的口号,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讲解八路军的作风纪律和党的各项具体政策,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要十分重视对胡景铎的培养,使之成为对内对外团结这个部队的核心人物。我们派到这个部队里去工作的同志,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确,摆适当,否则就会引起部队的反感,在新同志和党外人员中造成不好的影响。

西北局撤出延安后,马明方于5月21日主持召开西北局后方工作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榆横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问题。

<h3>两个月的陇东视察</h3>

陇东分区是陕甘宁边区通过征购地主土地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试办地区,中共中央和边区领导机关派了一大批干部在这里进行试办工作。1947年2月5日,中共陇东地委报告西北局:到1月底,庆阳、合水、镇原等3个县33个乡的征购土地工作大体结束,共征购和献地56823亩,9080户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为了加强对土改工作的领导,马明方带着西北局2月10日对陇东土地征购工作的指示到庆阳,对陇东分区的工作进行视察和具体指导。

2月17日,马明方在中共陇东地委会议上强调指出:慎重的对待富农,实际上是巩固联合中农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割掉富农的封建剥削尾巴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在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不能过重打击富农,当群众要求动富农土地时,以不致引起中农恐慌为原则,倘若因动富农土地而遭到中农反对,那就要迅即检讨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富农打击过重,就会使富农走向地主方面,并使中农恐慌,而孤立我们自己。

但是正当陇东分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军于2月28日进犯陇东,3月2日侵占了庆阳和合水。马明方随中共陇东地委机关转移到庆阳以北的广大农村,协助地委领导陇东分区的自卫游击战争。

他强调指出:(一)敌人占了城镇,我们还有广大农村,只要我们适应这个变化,积极组织整顿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改变党政组织形式,发动群众整顿后方勤务工作,努力支援前线,形势会起变化的,而且愈往后形势变化愈有利我们。(二)在战争的环境下,要利用一切机会解决土地问题。战争动员的关键还在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在乡村,坚持游击战争与解决土地问题是当前的最主要工作。(三)战争才开了个头,艰苦的战争还在后头。我们的一些地方可能被敌人占领,一些地方可能变成游击区。但群众是向着我们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要教育干部树立起这个信心。(四)对于敌人编的“保甲”,能打垮的就设法打垮,一时打不垮的,可争取其“明顺曹操,暗顺刘备”,为我所用。

同时,马明方还对战争以来的陇东分区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3月12日,马明方在给西北局的电报中提出:(一)这次敌人侵入庆阳、合水,一下暴露了我们工作中许多严重的缺点。(二)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党政的工作不确实,干部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在各种借口、各种形式的掩护下存在着。3月18日,西北局作出关于加强陇东地委的决定,指出“这次战争暴露出来的极多弱点,证明陇东工作没有认真转变,已不能适应新的战争环境,陇东地委是有责任的”,决定调整分区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员。

3月下旬到4月上旬,马明方帮助陇东地委认真总结已往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向西北局作了报告,西北局于4月12日转发了这个报告。报告说:陇东地委领导作了初步的检讨,以往的工作主要缺点是:1、本位主义,不忠实执行地委的决定,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未做到。2、地委各委员对于全局工作不关心,地委的主要负责者亦未尽到克服与纠正之责,致使集中领导、各负专责的效果很差。3、严格检查工作的制度未建立,对党政基层组织执行党的指示的效果很少注意,下面的情况不能很好了解,地委的决定往往不能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因为领导上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致使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战争教育了人。从分区领导到基层,陇东的干部作风转变了,一面坚持游击战争,一面坚持土地改革和生产、战勤工作的动员,不断取得胜利。

<h3>主持西北局后委工作</h3>

194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随中央主动撤出延安,转移到延安以北的广大农村,继续全面领导边区的各项工作。

西北局撤出延安后,为适应战争环境,正式分设为“前敌委员会”和“后方工作委员会”两部分。前委以习仲勋为书记,与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西北野战军总部一起行动,习仲勋也是西野的副政委。后委以马明方为书记,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周兴为成员,负责地方工作和军队的粮草被服等。

4月底,马明方从陇东北上抵达安塞农村,主持西北局后委的工作。在一个多月时问里,马明方利用战斗的空隙,主持召开了十多次后委会议,讨论部署撤出延安后的地方工作。随同毛主席转战陕北,参与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参加了其中的几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马明方在每次会议上都有发言,综合起来主要是:(一)我们陕甘宁边区十年来处于相对的和平环境中,在思想上,从西北局到下边,“打出去”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对敌人打进来估计不足,准备不足。在作风上,工作不深入,不踏实,形式主义,命令主义,脱离群众。(二)这次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西北党要经得起这个考验,要一切从“长期、困难”四个字重新准备起。我们有困难,敌人也有困难。我们的困难能够克服,而敌人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因为他们与人民大众是根本对立的。(三)努力扩大武装力量,扩大西北人民解放军。要做到干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参军,党员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参军。要建立发展地方兵团,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四)创造比较巩固的后方。这一方面要靠主力部队作战,一方面也要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工作。现有的这一大块后方要尽量保存之,加强横山、靖边、吴旗、志丹、华池、安塞、子长等县的工作。后方的任何人员都要担负生产任务,这要成为测量后方工作人员负责与否的标准之一。要在河东山西建立小后方,派人以西北局、边区政府、联防司令部的名义去河东进行整理。(五)做好反奸保安工作。反奸应区别主从,经过群众,避免单纯的行政处理。保安工作要加强,但不能“左”。保安工作已有十多年历史,中间发生过“左”和右,一“左”便要错杀人,遗害就大。(六)开展敌占区的工作。这个地域内的党员干部大部分要上游击队去,一部分可以群众面目出现进行秘密活动,凡敌要群众办理的手续,如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宣誓等,可以允许参加。在此期问,后委还以西北局的名义发出了《关于目前边区战争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指示》、《关于目前敌军工作的指示》、《关于扩大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决定》等重要文件,指导各地的工作顺利开展。

6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伯渠、王维舟并告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杨尚昆的电报指出:“敌之‘清剿’,主要在骚扰我区,捉走壮丁。据我们经验,只要我们采取积极态度,坚持反‘清剿’斗争,即使是十数人的游击队,经常保持与敌接触,也可使敌踌躇不敢冒进,或者据山筑工,不敢下沟捉人。这样,既可迟敌前进,便我掩护群众及机关转移,又可阻敌骚扰,减少群众及机关损失。”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西北局于6月18日发出《关于粉碎敌军“清剿”的指示》,对全区的反“清剿”斗争作了具体的部署。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阶段各解放区配合作战等问题。会后,毛泽东召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开了三天会,检讨工作,决定河东、河西统一后方工作由贺龙负责,习仲勋回后方工作。并决定西北野战军向榆林行动。至此,西北局的前委、后委合在一处了。

<h3>反“左”纠偏,正确进行土地改革</h3>

1947年6月初,马明方指导中共绥德地委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了土地改革等问题。6月10日,马明方亲自动手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报告说:绥德分区的土地问题,据已知道的情况,有下列几个问题:甲、把阶级成分弄错了,因土地不够分配,就勉强把中农当做富农、富农当做地主,引起富农中农的不满。乙、有些地方提出“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的口号,混淆斗争对象,分散革命力量,引起农民间许多纠纷,造成农民内部的不团结。丙、没收地主土豪家财时,群众未曾发动起来,党、政、军代替包办,二流子大出风头,变为积极分子,欺骗干部,从中发财。丁、分配土地时,干部多得地,得好地。戊、干部参加打土豪,刨窨子,私人拿东西,机关也没收东西,造成与民争财和群众对立的现象,党、政、军的威信降低了,杨家沟的群众曾提出要开除区委书记的党籍并捆打干部。周恩来仔细批阅了马明方的这个报告。

1947年秋冬,西北局派出一大批干部组成工作团,帮助绥德分区各县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并一再指示地委要注意防止“左”的倾向和做法。

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马明方致电绥德地委:“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及小学教员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3月26日,习仲勋和马明方再次指示绥德地委:“凡错订成分,把中农错作富农斗了的,必须彻底改正,一家也不要错了。凡改正错误不彻底的地方,必须继续改正,不要说春耕已到而终止,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彻底清理,才能使群众安心生产。”4月4日,习仲勋和马明方又给绥德地委负责人写信,指示坚决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信中说:“米脂土改中错斗了不少中农,这是一件大事情,必须认真改订成分,退还错误拿出的土地和财产。本人财物已变卖或消耗的,应以其他斗争果实赔偿,暂时无法赔偿的可采取借贷方式处理。纠正‘左’偏,应采取坚决的态度和切合实际的步骤,一般提出‘秋后解决’还不妥当,应根据现有干部力量,先从突出的区乡开始,对被错斗的人,改订成分,退还土地财物,有些土地应该退还但分得人已种上的,应采取由种地人收割后再退还并给出租子等办法,使双方都不太吃亏。对斗得不错但斗得过火的,亦必须注意纠正。对斗了的地主必须使其能维持起码的生活,并须领导和帮助他们参加生产,使其逐渐获得生产技能,依靠劳动生活。纠偏中忽略了这一方面,也是不对的。”

<h3>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h3>

三边分区的西面是宁夏回族地区,北面是绥远蒙族地区,全分区的民族工作任务本来就比较重。自卫战争开始以后,三边分区的一部分地方又几度被国民党宁夏的马家军所侵占,这就使这个分区的民族工作更为复杂、艰巨。因此,西北局对三边工作的指导特别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1947年7月,中共三边地委决定整理党在宁夏的工作。29日,习仲勋和马明方致电中共三边地委指出:三边收复后,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将北上榆林,这就为开展伊克昭盟蒙族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三边要借此机会大力争取伊盟的广大军民,除对个别首要反动分子发动蒙人进行斗争予以镇压外,对于在敌占期间一时动摇而投敌的分子均应坚持争取的方针,耐心教育,消除其顾虑,增强其胜利信心,告诉他们同敌斗争的方法,争取他们同我们共同反对蒋介石,为实现蒙人自治进行斗争。为此,必须用大力扩大蒙汉游击支队,并加强对蒙人自治会的领导。

同一期间,鄂托克旗的蒙人自发的兴起了“独立运动”。8月3日,习仲勋和马明方致电中共三边地委,要求地委以大力支持和领导这个运动。电报指出:务求此一运动及广泛开展,尤应注意与蒙人当前迫切的经济斗争配合起来。为求得这一运动的开展,务须对赞成这一运动的失意蒙官采取联合方针,利用其推广这一运动,但其斗争的领导权要绝对掌握在积极可靠的平民手中,并注意建立武装力量,实行蒙人自治。

三边有一支蒙族部队叫“西乌鄂旗部队”。为了巩固这支民族部队,习仲勋和马明方于8月29日致电中共三边地委,指出:为巩固西乌鄂旗部队,一要注意巩固内部,把不稳分子清洗出去;二要切实解决其粮、款、穿衣等问题,一切供应均由我们负责,原则是小处放宽,大处(政治方面)抓紧;三,如果该部问题严重,可调到靖边附近,或靠近我主力部队,酌加整顿。

随着三边分区自卫战争的不断胜利,敌占区的大部收复,三边的民族工作出现了新的形势。西北局于1948年6月17日至19日,先后召开了两次常委会和一次城工委委员会议,专门讨论伊盟工作问题。

马明方在这些会议上说:

(一)我们党今天在伊盟的总方针是蒙汉联合,团结伊盟各阶层,组成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以便达到整个伊盟的解放和自治。在此方针下,在已解放的地区进行一些蒙人内部的改良工作是必要的,但这是属于统一战线内部斗争问题,应该适当地、有尺度地、有分别地、有步骤地去进行,任何过早、过“左”的做法,都会脱离蒙古群众,使我们自己陷于孤立,并造成我们工作中的困难。

(二)在我们已解放的地区,应成立蒙汉联合的自治政务委员会,吸收在群众中有威信的蒙汉进步分子,包括王公等上层分子参加工作。提倡蒙汉平等、蒙汉合作,尊重蒙人的自治权益,防止汉族干部包办代替。

(三)在蒙人中发展党员和培养干部。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在自卫战争中,蒙人党员和干部起了很好的作用,应把蒙人中的进步分子、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来。

(四)在蒙旗境内暂不实行土改,只在王公私有地、召庙地、蒙人户口地等土地集中的地区实行减租交租政策。伊盟全境解放后,遵照毛泽东主席1949年10月24日指示,经中共中央华北局和西北局商议,伊盟划归绥远省领导。

<h3>生产是关系战争胜败的大事</h3>

中共中央西北局撤出延安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驻在延属分区北部几个县的农村,因此西北局对延属的工作多是面对面的直接指导。

撤出延安后,边区级机关的一大批干部在安塞县区乡工作。1947年5月1日,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局后委会议,在总结发言中着重讲了区乡开展游击活动和组织生产的问题。他说:每个乡可以组织几个不脱产的游击小组,实行劳武结合,一面掩护群众生产和掩护工作人员工作,一面参加生产劳动。生产是关系战争胜败的大事,全体党政干部都要下乡组织生产,参加生产,从县委书记和县长到乡支书和乡长,都要在这方面以身作则。

7月11日,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局后委会议,听取中共延属地委书记李景膺关于反“清剿”斗争情况的汇报。他指出:敌人的“清剿”办法已有了一些变化,以“怀柔”欺骗群众,因此我们的反“清剿”办法也要有变化,除了组织群众转移外,要采取各种办法加强宣传工作,用事实揭破敌人的阴谋和欺骗,并大力组织群众生产,救济灾民,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12月中旬,中共延属地委召开土改工作会议,马明方到会指导并讲话。23日,他写信报告习仲勋:延属土改中犯了“左”的错误,斗了好多中农、富裕中农、新富农和干部家属,“左”的行动使农民怀疑我们党对劳动起家的农民究竟持何政策,显然影响他们的生产情绪,影响工商业者的营业。这是一个失常的情况,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发展生产就会遇到更多困难。地委准备用全力领导春耕生产,斗错了的一律平反,退还错没收的全部财产财物。

1948年春耕开始后,马明方到延川县城市区检查生产。3月14日,他到第六乡检查,向乡支部书记问了一些基本情况:“你乡有多少户”?“全乡有多少军工属”?“全乡共有多少地”?“你亲自参加哪个村的生产动员会,群众提出些什么问题?有几户没地的,没地的户怎样和别人伙种”?等等。对于这些基本的情况,乡支书都未能具体的回答上来。马明方说:“你是只把上边的指示传达下去,没根据下边实际情况和群众商量具体问题。”《延川报》和《群众日报》先后以“西北局马副书记和刘支书谈生产”为题,刊登了这次谈话的记录,号召干部加强对生产的具体领导,纠正不踏实的工作作风。

<h3>开辟黄龙新区</h3>

黄龙地区是陕甘宁边区南面东部的国民党统治区,蒋介石反动集团长期在这里集驻重兵,对解放区实行封锁和侵扰。另一方面,中共黄龙特委领导的地下组织也有相当的力量,党员800多名,游击队员2000多人。因此,内战一爆发西北局就把开辟黄龙新区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47年5月,西北局后委将中共黄龙特委“桌儿山会议”记录报送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审阅批示,马明方向黄龙特委转达了以下三条指示:(一)鉴于过去多次经验,我们在蒋管区工作的开展,主要依靠人民游击战争的自力更生,野战军只能在消灭敌人正规军、打开局面方面给以推动,而且更要估计到野战军不会永远在一个地区行动的,敌人在我主力军走后也会再来的,故必须经过多次的反复,游击根据地才能变成巩固的解放区。因此一切武装工作,党的组织均须服从这一形势的发展而规定它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二)从特委的报告中也可看出,统战的对象、策略与斗争,仍应予以极大的注意。必须清楚,统战阵营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士绅,但他们究竟是上层人士,其动摇性是不可避免的。故与他们这一类人联络反对蒋介石胡宗南,必须有联合又有斗争,不要怕他们不来,斗走后碰了反动压力又会回来的。(三)游击队仍应以劳动人民为基本成分。从敌军来的士兵,如经过战斗考验,应欢迎其中成绩好的入党,并提升之。成绩不佳的游击队,如纪律不好,战斗不行,应以得力的领导同志自己下去领导改变作风。

为配合西野南下作战,西北局多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党在黄龙地区的各项工作。马明方在每次会议上都作了重要发言,突出强调:(一)黄龙党的工作应放在自己进行艰苦工作的基础上。不论主力部队是否去黄龙,黄龙的党应有信心在黄龙创造建立根据地。不向此努力就会犯错误。(二)用大力做群众工作。全体干部都要做群众工作,其中绝大部分要跟游击队去做发动群众斗争的工作,这样做,一方面发动了群众,反过来又改造发展了游击队,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在群众中生根,才能使游击队成为群众的武装,游击队的一切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游击队如无群众工作,则打仗打不胜,巩固发展也很困难。(三)注意策略争取最大多数。争取各阶层人士对我同情或中立,这个工作做得越广泛越好。争取过去反对过我们的人,至少不要使他们害怕我们。对学生教员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哪怕是三青团员国民党员只要不是特务或有反动行为,仍要给以工作。就是特务也要分别胁从的,对这种人还是争取。工商业,除反革命分子办的予以没收外,其余一律采取保护的政策。(四)黄龙的游击队已有三几千人,可组成3个团。主力部队转移后更需要有这些地方部队,打击出援之敌,巩固自己。

1948年1月,黄龙分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成立。3月,西野取得宜川战役的胜利,歼敌3万多,黄龙地区各县相继解放。黄龙新区和关中分区连成了一片。

<h3>积蓄力量为解放西府国统区做充分准备</h3>

在西北局分设为前委和后委的时候,关中分区归前委指挥。到1947年冬,关中分区收复了绝大部分被敌侵占的地区。

1948年春,在西北野战军即将转入外线作战的时候,西北局于2月1日将对黄龙工作的七条指示,转发中共关中地委,要求按其部署关中的工作。

4月16日,西北野战军从关中分区马栏出发,出击西府国民党统治区。同时成立了西府分区的党政军领导机构。经过半月激战,解放了宝鸡等10座县城。5月12日,西野与西府分区领机构撤回关中解放区,已解放的西府国统区再入敌手。为了部署西府的下步工作,贺龙、习仲勋、马明方于6月26日、29日致电西府地委和关中地委,指示:(一)西府目前的中心任务是积蓄力量,争取群众并壮大群众,克服困难,争取好转,而不是等待好转。改变前时期公开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务求能够荫蔽和存在,凡已公开不能立足进行活动的干部均应有计划的撤退,建立各地新的领导核心,积极准备武装活动。(二)留在西府的游击队应配备坚强干部领导,化整为零活动,行动无踪,飘忽不定,使敌不易合围和奔袭。这一时期游击队的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做群众工作,不是急求发展,而是保存有生力量,一切盲目的乱窜和拼命主义都是错误的。(三)游击区的保甲组织不宜过早摧毁,即在较巩固的游击区亦不宜取消保甲建立乡村民主政权,否则流于形式,或新旧脱节,与我不利。但对乡保中的特务反动分子要积极地发动群众与之斗争,以至从保甲中驱逐出去。(四)对游击区的地方团队和灰色武装应独立自主的进行统战工作,只打其中最反动的个别部分,不要过多树敌,不要过分要求一切同情我们的力量都马上跟我们来,这样都会孤立我们自己,只要你今天不打我,我今天还要坚持合作,切记我们自己不把门堵死。(五)杀人要特别慎重,严禁密杀,处决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必须经过群众审判并宣布其罪状,杀人要事先报告地委审查批准。

9月7日,西北局再次致电西府地委,批评了“不怕暴露”的错误方针,郑重指出:这个方针一出,必然会引起下面工作中的盲动主义与拼命主义,领导上要注意纠正与防止这种偏向,应在反蒋反美、抗差、抗款的口号下,发动与组织各阶层广大群众向蒋胡统治作斗争,所以不仅应着重发动基本群众,而且亦应向地富进行工作。在敌反复“清剿”、群众未发动起来、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只能利用旧保甲或搞革命的两面政权,绝不能建立我们的民主政权,否则便是冒险,使群众遭受本可避免的损失,或给坏人以可乘之机,使其取得合法地位,而对我游击队则无任何好处。从此,西府分区党的工作步人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为西府国统区的最后解放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h3>庆祝延安光复</h3>

在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战役的重大胜利,并乘胜出击西府国统区的形势下,孤守延安的胡宗南部于1948年4月21日晨仓皇逃出延安,向西安溃退。4月24日,马明方、王维舟、周兴率领一部分工作人员,从陕北北部回到延安,指导先行回延安的延属分区领导机关进行接收工作。

5月4日,延安万人集会隆重庆祝延安光复,马明方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民主圣地延安的收复,标志着蒋匪法西斯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将要被人民力量完全打垮,而建立全国范围的民主联合政府。记得去年此时,蒋匪侵入延安之后,蒋匪及其反动的官僚们,曾经冲昏了头脑,以为从此可以长期统治西北,安然压榨人民。美国的银行老板和白宫的大官僚们,也沾沾自喜,以为我国这块土地,又可以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甚至蒋贼还把去年3月“克服延安”在猪仔国大报功,夸耀这是他在“一年半的时间”“达成了两个重要战略目标”之中的第一个。可是仅仅一年一月零三天,延安就为我们光复了,这就给蒋介石打了一个十分清脆的耳光。从蒋匪侵占延安的累累罪行可以完全看清蒋匪对中国人民统治的本质,摧残破坏,欺骗与屠杀。因此,中国人民只有打倒蒋匪及其封建法西斯制度,才有活路。蒋匪及其封建法西斯制度,是和中国人民不能相容的,人民力量是无限强大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一定能打倒与推翻蒋介石政权而建设人民自治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光复延安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恢复建设,并在一二年内恢复到战前水平。

<h3>动员干部学习为解放大西北准备干部</h3>

延安光复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突出抓了干部学习,为解放大西北准备干部。

1948年7月1日,西北局发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指示》,并在延安召开学习动员大会,号召党员干部加紧学习,掌握政策,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迎接解放大西北的胜利。习仲勋、林伯渠、贺龙、马明方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马明方在讲话中着重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进行了深刻分析,号召通过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克服各种不良的思想倾向。他说:个人主义,表现在个人方面的是计较名誉地位的得失,比资格比历史,总觉得党没有提拔自己,责己宽,责人严,牢骚满腹;表现在工作方面就成为本位主义,只顾本部门的需要,不顾全体利益,不顾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表现在军队中发展到高峰就成为军阀主义,不执行命令,忽视政治工作,打骂成为制度。至于自由主义则是个人主义的亲生子,其表现为随风转舵,看人说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面不讲背后谈,马马虎虎,对对付付;对事对人没有明确原则,不能给同志以思想政策上的指导,更不能帮助同志克服错误。特别普遍严重的是命令主义,表现在工作方式上简单,不耐心说服群众,不细心向群众解释,没有民主作风,不和群众商量,独断独行,没有高度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甚至捆打群众造成和群众的对立。这些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必须在这次学习中彻底加以纠正。此后马明方两次主持召开学习汇报会,要求在学习中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学习方法作斗争,以期达到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的目的。

他在9月22日的学习汇报会上说:(一)各单位在学习中要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各有重点的学习西北局指定的文件,并针对本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检查。文件要精读,不精读文件就急于检查,学习一定搞不好,检查也会不深刻。(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思想检查的主要方法,但现在仍有相当多的同志在这方面存在着各种错误态度,这是提高觉悟改进工作的思想障碍,克服它才能把学习继续引向前进。(三)首长负责制是搞好学习的关键,但它不在于首长和大家一起开会学习、读文件等这些形式,而在于首长在实际的思想领导作用,引导群众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力求全面,实事求是,要反对片面,夸大等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唯心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次干部学习运动12月底结束,成效显著,为迎接大西北解放做了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第二篇 马明方工作片断(1946年7月至1960年9月) 第二章 马明方在晋南

1948年8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张子意到延安向西北局汇报晋绥边区的工作情况。以后西北局报经中央决定,将由晋绥分局领导的晋南解放区改由西北局直接领导,并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兼任中共晋南工委书记、晋南军区政委。晋区设南有隰县、新绛、运城3个分区,辖31个县(市),面积20.2万平方公里,人口260万。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驻临汾市。

<h3>初到晋南</h3>

1948年11月,马明方代表西北局到晋西北兴县指导晋绥分局召开党的代表会议。12月3日,马明方电报西北局,他将于6日起程赴晋南解放区。马明方从兴县南下,沿途视察了隰县、新绛分区的一些县,12月中旬抵达临汾。之后他又继续南下,考察了运城分区的一些县。

经过一段调查研究,马明方于12月底主持召开了晋南区干部大会,并于29日就晋南当前工作问题作了重要报告。他说:我们过去处于分散的农村环境,缺乏管理城市经验,我们要学会管理城市和领导生产建设的各种知识。西北解放区是全国五大重要战略区之一,担负着解放西北、发展西南的伟大历史任务,全体同志应拿出力量把工作做好,在当前主要是做好土地改革、整党建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管理好城市等四项重要工作。为了做好工作,就要提倡学习,提倡民主,提倡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对于共产党人说来,学习是一种生活,是一种责任。要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一生的事情。没有理论知识,就会陷于片面、狭隘,就不会客观的认识事物,就会在重要转折关头陷于模糊,迷失方向。但目前我们还普遍缺乏这方面的修养,而且至今还没有引起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足够的重视。我们的理论水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这对我们是带有危险性的,应该加强学习,从各方面提高自己。民主集中制是马列主义学说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党的生活的根本原则,目前在党内外都要大大提倡发扬民主,建立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克服个人包办、各行其是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至于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这是推动党和工作进步的动力,要诚恳的欢迎别人的批评,同样要诚恳的批评别人,切忌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变为庸俗的无原则的纠缠。同时,马明方还为新创刊的《晋南日报》题词:“报纸是提高与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最好的武器,是测量我们各项事情办得好坏的风雨表。”勉励报纸在指导学习和工作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这次干部大会后,晋南工委对全区的土改工作作了新的部署,即在1949年夏收以前把晋南平川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做好,明确规定这是各项工作中最中心的一条;对已进行过土改的地区,要按“群众是否发动起来”、“土地分配得好不好”、“执行政策有无偏差”等情况,划为几类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措施,把土改工作真正做好。晋南行政公署和工委宣传部就土改中颁发土地房窑证和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分别发了指示和通知。工委先后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中等教育会议等,并帮助临汾等城市建立了基层工会组织和行业的公会组织,行署还发出了关于开展生产大运动的指示,多方面加强对城市和农村工作的具体领导。

<h3>回延安回报晋南工作</h3>

1949年2月4日和7日,西北局两次召开常委会议。听取马明方关于晋南工作情况的汇报。马明方主要汇报了土地改革、城市工作、文教工作方面的情况。他说:(一)关于土改工作。要区别不同情况,分类进行指导:从抗日战争时期到现在,经过减租、清算和贯彻“五四”指示进行土改的地区,解放后进行土改比较彻底的地区,封建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已被完全消灭或大体消灭,对于这两类地区可在颁发土地证确定地权过程中,进行个别的或小范围的抽补调剂,解决土改中遗留的问题,端正党的政策,整党建党,团结农村一切劳动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对过去土改不彻底的地区,应发动与组织群众进行较大范围的抽补调剂,然后确定地权,发展生产;对未经过土改的地区,应按照正确的政策进行土改,有些地方是国民党阎锡山实行“兵农合一”的地区,可在现耕的基础上实行平分。(二)关于城市工作。晋南有若干中小城市,工商业相当发展,目前应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的手工业为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城市中应加强在工人、学生、妇女、店员、学徒、商人等各阶层人民中的组织工作,迅速适当地处理敌方人员,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加强城市政权建设,推动城市工作。(三)关于文化教育工作。首先是大量恢复各级学校,在教育内容方面增加政治课,逐渐改造;办好西北军政大学、晋南党校及各种训练班,动员广大失学无业青年进入各种学校、训练班学习;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动员大量知识青年参加人民战争事业和各项建设工作;成立文艺协会加强文艺工作,办好报纸。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完成1949年的扩兵、征粮和抽调干部支援新区等工作计划。

3月1日,西北局作出《关于晋南工作的决定》。决定说:“西北局常委会听了明方同志关于晋南工作的汇报后,完全同意马明方同志对晋南各项重大工作所提出之方针和实行步骤”,“责成晋南工委具体研究,坚决实行,以便有力地支援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并给晋南今后各项建设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3月17日至27日,晋南工委召开土改生产会议,传达贯彻西北局《关于晋南工作的决定》。会议指出:“1948年12月以前,由于工委领导机构尚不健全,分工亦不够明确,以致对各地工作进展及时研究指导做的非常不够,12月马明方同志到来,全面地研究了各地工作进展后,才按照不同情况把晋南划分为四类地区,并确定了各地区的土改方针与实行步骤”,“估计麦收前可能基本上完成晋南163万余人口地区的土改任务”。

<h3>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h3>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马明方出席了这次全会。

二中全会闭幕后,马明方即回到晋南解放区,召开晋南工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他在扩大会议上用了几天时间详细传达了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所作的重要报告,要求全党集中一段时间学习毛主席的报告,深刻领会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的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等重要论断,在二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把各项工作做好,迎接全国大解放。4月19日,马明方在晋南工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报告,突出讲了健全党委制的问题。他说:健全党委制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因为形势要求加强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加强健全党委制,首先要发扬党内民主。在有的会议上没有什么人发言,虽然原因很多但主要是领导问题,作了报告没有讨论就结论了,“结”谁的“论”,很难说。一个地方有几分这种倾向,便很不好了。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和持相反意见同志的意见,他们说的有他们的道理,要与他们商量,部分对部分采纳,都对都采纳,有疑问则可以研究或者作为悬案,一切以说清楚道理为贵。要团结,党委会的团结象征着这个地区的团结,一般情况是党委内部是团结的一致的,那么下面的问题就好解决,否则下面一定不好搞,党委成员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友爱、互相批评。要处理好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党委书记和部队的政委不同,书记在会议上作结论是必需的,但不是书记决定一切,书记没有最后决定权。要在党内提倡大胆负责的精神,勇敢地完成自己担负的工作任务,克服谨小慎微的思想状态和工作作风。如果事事处处请示。束手束脚,则对于干部的发展和作好工作都不利。再就是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如果党委会固步自封,则很难提高群众及一般党员。学习中要研究领导缺点找出原因,求得改进,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向上向下一样讲法,如果总是报喜不报忧,那就不好。马明方还说,现在有些现象虽然是少数,但影响不好。如一个县修衙门花去800石粮食,有的县急着修烈士纪念堂,这些事几年以后办也不迟,现在去办群众的负担就会更大。我们和敌人不同之点就在于不讳疾忌医,能把做错了的事情讲出来,错了就改。老百姓赞成这样的干部。

这次工委扩大会议后,工委发出《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等重要文件,工委宣传部发出《关于1949年开展生产大运动的宣传大纲》,并召开了晋南学生代表会等会议,结合晋南的实际,结合晋南的实际,宣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推动晋南全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h3>解决土改中的具体政策问题</h3>

土地改革是晋南解放区的头等大事,晋南工委从晋南的实际出发,在指导土改工作中很注意解决具体的政策问题。

1948年12月20日,中共新绛县委书记赵守攻给晋南工委书记马明方和副书记张稼夫写信,请示土改中农民间的土地房屋典当关系如何处理。12月25日,马、张书面答复赵守攻:(一)如双方均愿按照原价作死时,可将房地作为死契。(二)如双方之一方不同意按照原典价作死,允许回赎;原典价不管是伪币、蒋币或白洋,一概按照订立契约时当地的物价折合实物偿还之。(三)双方均愿继续典当关系者,不加干涉。(四)如双方协议或经农会调解愿找价作死者,即可找价作死。(五)如双方之一方因回赎结果而缺少房地者,农会应设法使之分得或购得其必需的房地。(六)如因回赎或作死所找之房地价值而影响其生活者,一般应由当地农会所储存之果实中或以其他办法予以补济。(七)平分土地后之租典卖价由双方协议订之。

1949年2月9日,晋南工委就顽伪军官分地问题请示西北局。2月20日,西北局复示:应分别情况对待之,其有重大反革命行为者本人可不分地,但其家庭如未参与犯罪行为并愿自己耕种者应分给一份土地;一般的顽伪军官应视其家庭成分、劳动情况、贫苦程度等情况,而确定其是否分得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或酌量补给之。

1949年2月10日,晋南工委请示中共中央:晋南地区农民兼营纺织、运输、工商副业的情形很多,这种情形在划分成分时往往发生困难。(1)在计算家庭收入时,家庭副业性质的纺织、运输等劳动收入,若不扣除作为资本的棉花、粮食等项,则就等于把已经算人农业收入里边的棉花、粮食又重复计人一次,我们认为这样是不合适的,计算副业收入时应扣除去成本,只将其纯利计人总收入。(2)妇女纺纱织布,有的完全供家用,有的一部分家用一部分卖成钱补助家庭开支或作为纺织妇女本人的“体己”,也有全部作为“体己”的,计算其家总收入时,是否只把家庭所消费了的计入总收入,其作为“体己”者则不必计人。中央同意晋南工委的分析,并指出:在计算剥削分量时,副业收入如不及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则不必计算在总收入内;如超过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时,则亦不必合并在总收入中计算,应按其农业生产中的情况和经营副业的情况,而决定其是否富农或中农兼手工业者(或商人、小贩)。

晋南地区的地主经营出租水磨者不少,但各地在处理上多有不同,有的视为封建财产没收分配给若干农户合营,有的视为工商业予以保护,有的地方则只准自营而不准出租和出卖。为求正确处理,晋南工委于1949年3月25日请示西北局,西北局于4月2日电复:地主经营的水磨属手工业生产资料,不应视为封建财产予以没收;过去在土改中已没收分配者可不退还,组织群众很好管理以利生产。

这些具体政策的及时出台,对于晋南解放区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起了很好的作用。

<h3>支援解放大西北</h3>

1949年4月24日山西省省会太原市解放后,奉中央军委命令,华北解放军第十八、第十九两个兵团,将途经晋南解放区进入陕西,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争。为了做好解放大西北的人民支援前线工作,马明方于5月1日在晋南各界人民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上,号召全区人民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5月5日,他和晋南行署主任武新宇、副主任霍维德、晋南军区司令员马佩勋,共同签发中共晋南工委、晋南行政公署、晋南军区司令部的联合指示,动员1.7万多名民工、700多头牲口,组成2810副支前担架,随大军西进。5月22日,他又和武新宇等共同签发了晋南行政公署和晋南军区的联合指示,对华北解放军途经晋南行军沿线的后勤工作做了具体的布置。全区立即掀起群众性的支前高潮,备粮,磨面,碾米,打扫房舍,修路,筑桥,造船,千方百计保证过境部队吃得饱,住得好,走路方便。

在中共晋南工委的领导下,晋南区人民在支前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49年全区共征公粮(小麦)140.7万市石,占群众实际收入的21%;动员民工21481人,牲口1041头,组织担架3562副,随军支前远到兰州、西宁、银川;扩兵1.2万人;支援西北和西南新区干部数千名,其中区级以上的干部885名。

1949年6月,中共晋南工委撤销,中共晋南中心地委成立,隶属晋绥分局直接领导。马明方回到移驻西安的西北局。

第二篇 马明方工作片断(1946年7月至1960年9月) 第三章 马明方在陕西

<h3>树立新型工作作风,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h3>

1950年1月1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及省政府全体组成人员就职典礼在西安群众堂隆重举行,马明方在会上发表就职讲话,要求人民政府的行政人员树立全新的作风。1月15日,马明方在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又强调指出:人民是一切事业的创造者,人民是一切力量和一切智慧的泉源,依靠人民,和人民一起,是人民民主政权的特点,也是新民主主义行政人员所应具有的一种优良品质和智慧,是我们的行政之本。我们要当人民的小学生,向人民虚心学习。如果我们忘记这个极普通的真理,忘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或向成千成万人民采取强迫命令的态度去办事,或掉在人民后面做尾巴,不是遭受失败,就是成为历史前进途程中的绊脚石。为使新型的行政人员真正树立起新型的作风,中共陕西省委于1950年2月15日正式办公后,即积极领导省级各机关开展整风学习运动。马明方亲自主持召开学习动员会和学习汇报会,指出整风运动是一个严重而细致的思想建设,各机关的主要负责干部要加强对整风学习提高认识,从容克服一切与新民主主义政权不相适应的思想和作风。

<h3>高度重视群众来信,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h3>

1950年冬至1951年春,经过土地改革运动的关中翻身农民,纷纷向马明方写信,述说当地的土改斗争情况和土改后的生产工作情形。马明方看了这些信后,非常高兴,秉笔直复。

1951年1月29日,马明方给宝鸡县磻溪区四乡全体农民回信说:你们去年12月28日给我的信,好久没有答复,昨天我从咸阳回来,想起来觉得对不起,今早才来写信。我觉得你们的事情办得很好。你们在土改以后,买了些牲口、猪,给地里上了很多粪,又打柴、割扫帚、贩木炭,解决自己生活和生产中的一些困难,大家又一块儿开会,商量了开春后闹生产的事情,民兵又轮流放哨防止坏人捣鬼,150多个人上了冬学,公粮缴得最早,还多缴了几百斤,这是非常好的。现在正开春,我和你们一样,盼望你们把今年的庄稼种好,多打些粮食,收成好了你们的生活就可以好一些。在土改以后,搞好生产就是头等大事。祝你们庄稼收成好,祝你们全乡平安。同一天,马明方还给宝鸡县周原区八乡农民协会写了回信,他说:1月7日给我的信,收到了。你们完成公粮、搞好生产和民兵治安工作的计划,很好。这正是我们在土改以后要做的重要事情。为要做好这些事情,我希望你们把自己的农会整顿得更好一些,有事大家商量,“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要民主,不管专制,要相亲相爱,不要互相排斥,天农民是一家,要和兄弟姐妹一样的团结起来。祝你们全向人民健康,光景一天比一天好。2月15日,马明方给长安县大兆区第六乡全体军工属写了信,他说:看到你们2月6号来的信,知道你们在土改以后,分到土地和房子,处处受人尊敬,我非常高兴。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却记恨我们这个新国家,派他们的军队侵略我们的台湾和邻居朝鲜,咱们军工属应当在生产、抗美援朝和其他工作中起模范作用,勤劳生产,并且经常给自己的亲属写信,叫他们努力学习,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做好政府的各项工作,建设好咱们的国家。马明方出亲自写回信,还于4月26日,通过《陕西日报》转告来信的男女农民说:希望大家把土改中爆发出来的精神继续贯彻下去,用全力做好眼前的春耕和副业生产,加强农民内部的团结和友爱,活跃自由借贷,互助互济,度过春荒;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积极巩固于扩大民兵组织,加强治安工作。把农村的各项事情做好,为争取1951年的庄稼丰收,为使大家在土改后过好光景而奋斗。

<h3>提倡简朴作风,着力解决实际问题</h3>

1951年1月17日,马明方在陕西省人民政府第45次行政会议上讲话,要求机关作风简单朴素,多解决实际问题。他说:(一)近来各单位在某些方面只讲究表面,不讲究实际。比如各单位开的一般会议,多数都是照样先来一套开幕式,通过主席团,啰啰嗦嗦地讲一通。会议中的会餐、看戏、看电影,也差不多成了一套惯例。我们要反对这种铺张不实,只求表面的作风。除了全省范围和群众性的大会须有一定的仪式外,一般的会议要单刀直入,直截了当,实事求是,取消一切不必要的形式。(二)各单位对下面行文太多。给下级的任务太重,成了下级特别是区乡干部很大的负担。如各单位乱发各种调查统计表,要区乡一一填报,甚至有的叫填报公鸡多少,母鸡多少,单峰驼多少,双峰驼多少。上边发下来的表格材料,不分青红皂白,不考虑下边实际,一律往下转。省级有20多个厅局级单位,每个单位都向下边派任务,集中到几个或三两个区乡干部身上怎么能行得通呢?我们必须要认识“上边一纸命令,下边满头流汗”,下行公文太多,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处,不能把这种情形当成小事来看。各单位向下行文指示:不是急需和必须的,不要随便往下发,需要发的也尽量简单明了,注意少走公文形式,多解决实际问题。

<h3>加强对中小学的领导,注重减轻学生的负担</h3>

1951年5月16日,马明方在陕西省人民政府第59次行政会议上,对学校教学中的不良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一)有些中、小学不注意学生学习时间的调整,有时学生的学习分量加得很重。如额外出很多数学题,让学生在课外作,而按学生在课外的时间和精力,都不可能完成任务;教员给学生教的功课很多,实际上学生消化的很少,或者根本消化不了。发的讲义很多,实际上一部分根本没有看,看不了。这种只管注入,不问消化程度的教学方法,是要不得的。我们必须重视“教学的实际成效”,纠正这种“形式教学”方法。文教部门应切实对学校的教学实际成效进行检查,省文教厅的厅长应到各校实地考察一番。(二)有些学校的课外宣传、开会、听报告、文娱活动太多,影响正课的学习。从国家培养人才的长远利益来说,教学生“学好功课”是教育工作者的主要责任;“学好功课”是学生的惟一任务。必要的课外活动,应以不占学习时间、不影响正课学习为原则。如果不能保持好正课学习,即使教育方针再正确,而在实际上仍然是要失败的。(三)省文教厅必须有效地控制中学生转移报考各种干部训练学校(班)。非经省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不准随意到学校张贴布告招收学生,以免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和学校教育的正规化。在后来召开的省人民政府第78次、第89次行政会议上,马明方还指出:各级政府应加强中、小学校的行政领导,凡无适当行政人选的中、小学校,可暂由党政及文教部门的负责人兼任;各级政府应重点办好一两个中、小学,总结经验,加以推广;要重视偏僻地区的小学教育,省文教厅应派人对太白山、千山、巴山等山区的学校教育认真视察一次,检查纠正采用旧教材、旧教法及体罚学生等不良现象;并要解决小学教员待遇低微的问题。

<h3>贯彻《计划纲要》,促进老根据地的建设</h3>

1952年6月18日,马明方主持召开陕西省人民政府第105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了《陕西省老根据地1952年下半年与1953年建设计划纲要》。《计划纲要》指出:陕西省的老根据地,包括延安、安塞、志丹、延长、吴旗、甘泉、富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长、子洲、延川、定边、靖边等17个县的全部,淳化、耀县、旬邑、彬县、神木、府谷、横山、宜君、黄陵、商县、丹凤、商南、洛南、山阳、镇安等15个县的各一部,共149个区,945个乡,167.7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1.7%。老根据地绝大部分是陕甘宁边区的基本区,曾为全国革命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广大人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都曾贡献了最大的力量,对全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因老根据地在战争中曾遭受了敌人严重的摧残破坏,加之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以及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极苦。因此对于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事业,必须以最大的努力,促使其恢复与发展。马明方在会上强调指出:凡有老根据地的地区,专员公署必须依据省上的《计划纲要》拟出具体的建设计划,切实执行;老区的文教事业,除各专署制定具体计划,省财委还要商同省文教厅研究制订出实施方案,协助各专署实行;并要从老区的特点出发,大力做好水利建设、封山育林等工作。会议之后,省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陕西日报》发表了评论,要求坚强的老根据地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保持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动员起来,为实现《计划纲要》而努力奋斗。

<h3>深入开展学习运动,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h3>

1952年7月1日和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先后召开建党31周年纪念大会,马明方在这两个会上讲了话,号召全党同志开展学习运动,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他说:各方面的社会改革和城乡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这就是必须进一步地开展有系统、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这个新的任务强烈地要求我们学会许多为我们所不熟悉甚至完全不认识的东西,要求我们学会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建设以及农业生产建设方面的各种知识,要求我们培养出大批具有这些专门知识的各种干部,要求我们在生产建设中逐渐地使我们的国家成为具有高度现代化工业的国家,使我们的农业成为被工业武装起来的农业。我们全党除了努力学习生产知识,尤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为不管是工业、农业也好,金融、贸易也好,文化教育也好,军事国防也好,天文地理也好,专门的技术和普通的技术也好,总之,不管是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也好,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也好,都不能离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学习必须与实践结合,学以致用,离开实践的学习是没有用的。我们还要在党内外充分发扬民主生活,在全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调动每个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点在许多地方作得还不够,必须很好地注意改进。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戒骄戒躁,努力工作、生产,成为工作中、生产中的模范,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努力学习,成为学习中的模范。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将要创造出我们意想不到的许多惊天动地的事迹来。

<h3>强化宣传队伍,正确宣传社会主义</h3>

1952年8月20日至29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宣传员代表会议。22日,马明方以《巩固和扩大党的宣传大军》为题,到会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要求正确地讲解社会主义的美丽远景,正确地宣传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我们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到社会主义去,就像走路一样,要一步一步走去,想一下跳到社会主义是跳不到的。有些人说“现在就要实行社会主义,组织集体农庄”,这是不行的。眼前,在农村,我们先要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特别是要大量发展和整顿小型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在这个基础上有步骤地逐渐地向常年的、定型的互助组发展,并有重点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团结全体农民,发挥一切潜在的生产力,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城市,主要是大力推广先进工作法,开展合理化建议,搞好公私厂矿的生产和公私商业的经营。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对于人民群众,只能是宣传教育,除此以外,是没有旁的办法的。我们是宣传群众一步一步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

<h3>活跃城乡市场,搞好物资交流</h3>

1952年10月15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和西安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物资交流大会在西安开幕,马明方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到会表示祝贺,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一)为要打开物资交流的新局面,要开辟新的市场,发展原有的市场。目前我们对于小城市初级市场的商业工作做得很差,初级市场的物资交流工作做不好,商业贸易工作就无法做好。(二)旧的商业网凡有用的都要恢复起来,已经恢复起来的要加以发展,同时要开辟新的商业网。要提倡赶脚,提倡货郎担,这在乡村特别是山区是很需要的。(三)国营贸易机关、合作社和私人商业要合作起来,互相帮助,互相补充,做好物资交流工作。国营贸易机关、合作社和私人商业应有合理的分工,使各得其所。批发价、零售价、地区差价等,凡不合理的地方均需加以调整,使之更有利于公私商业的发展。(四)产品规格要适当改进,把不合乎规格的变为合乎规格,把劣货变为好货。从事商业经营的人们要严守信义,不掺假,不伪造商品,不欺诈,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劣习气,树立新的商业道德和作风。马明方还指出:有的同志说“新民主主义的商业可以不要利润”,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经营商业必须有利润,但这种利润不是暴利,不是囤积居奇的利润,而是正当合理的利润,合理的利润不但对公私商业有利,对整个国民经济也是有益的。商业工作是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个主要环节,要把各种商业力量组织起来,把物资交流开展起来,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在11月召开的陕西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马明方还说:为活跃城乡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加强工农联盟,在巩固发展远距离物资交流的基础上,还必须大力开展短距离的物资交流,为量多面宽的小宗土产品找到销路,以提高农民购买力,扩大工业品的销售量。银行、贸易机关、合作社要加强市场与货币管理,在促进物资交流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要建立健全工商联合会和同业公会的组织,加强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政治教育,以发挥其经营积极性与新的商业作风,并使其在营业中能够获得合理的利润。

马明方主政陕西期间正是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以他为书记的中共陕西省委和以他为主席的陕西省人民政府,积极领导全省人民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清特肃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运动,取得伟大胜利。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全省有780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基本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各项任务,1952年和1949年相较,全省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增长33.6%,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第二篇 马明方工作片断(1946年7月至1960年9月) 第四章 马明方在西北大区

1952年秋习仲勋(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调中央工作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任命西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为西北军区副政蠢、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马明方主持西北大区的工作整整两年。

<h3>向毛主席汇报西北情况</h3>

1952年8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毛泽东主席要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听取各大行政区的工作汇报。为此,马明方于8月14日先向毛主席呈送了一个书面汇报材料。

马明方主要汇报了西北大区的土地改革和民族工作情况。他说:(一)西北大区已在2480万人口的地区内完成了土地改革,还有440万人口的地区内的土改要在1952年冬1953年春完成。土改后农民的生产热忱很高,关中土改后一年之内农村中农户数增加了15.7%,农村中90%以上的农户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期上升为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农村中的情况,普遍是平川地区较好,山大林深地区较差。山区的老百姓很穷,几个人伙穿一条裤子,也有十七八岁姑娘没裤子穿以树叶遮羞的。交通不便,粮食与工业品的差价太大,安康山区两石包谷才能换一张锄。各种疾病很多,死亡率很高。政治工作也很差,有些人还不知道西安已经解放,全国解放就更不知道了。开展山区工作是做好农村工作很重要的一环,中央似可发一专门指示以引起各级党委更进一步的注意。我们对山区要赔一些钱,是很需要的。(二)西北有17个民族共3200多万人口,其中16个少数民族有630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民族间的隔阂、戒备、成见,不光少数民族中存在着,汉族甚至汉族党员中也存在着的。现在看来,在少数民族中还需要安置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多有几个马鸿宾、喜饶嘉措对我们是很好的。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情绪,这就是打了地主,想打牧主。西北约有2700多万羊子,980多万大牲畜,大部分在少数民族中,特别是在牧区中。如何对待羊子问题,不仅是一个发展畜牧业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问题。畜牧要发展这是肯定的,牧主的羊群不准动这也是肯定的。但土改中不能动,土改后是否可以动,土改后马上不能动,稍做些工作之后是否可以动,这在我们许多干部中还是一个问题。我们似应明确地规定,在我们的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时期,允许牧群为牧主私人所有,并应采取积极的政策帮助其改善牧群管理,提倡科学、卫生,在发展牧群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牧工的生活待遇,改善牧主与牧工的关系。如果可以这样肯定,并在干部中说明这个问题,那对于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和指导牧区的工作是会更有帮助的。另外,我们对于中、小牧群,国营牧群,自然应积极帮助指导其发展,以起示范作用。

<h3>重点抓经济建设工作</h3>

马明方主持西北大区的工作之初,由于全区的土地改革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所以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抓经济建设工作上。

首先,马明方多次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行政会议,讨论经济建设中的方针和政策,部署经济建设中各方面的工作。并于1953年1月1日在《群众日报》上发表题为《迎接开始计划经济建设的1953年》的文章,号召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动员起来,热忱地参加各项经济建设工作,首先完成1953年的经济建设任务,为以后的经济建设打好基础。

其次,马明方很注意抓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1953年4月7日,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行政委员会第七次行政会诞讨论检查工矿企业的安全卫生问题,尖锐地批评了“生产建设中的伤亡难以避免”的错误认识。他说:生产和战争不同,战争中参加的双方都有杀伤对方的目的和能力,因而伤亡是不可避免的;而生产是和自然的斗争,只要我们注意认识和预防自然本身自发的破坏作用,发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例如切实做好安全卫生工作,就可以避免伤亡事故的发生。5月11日,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讨论加强职工劳动纪律问题。他说:纪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新民主主义必须建立的一套思想,否则就不能进入社会主义。要进行热爱劳动和遵守纪律的教育,这种思想教育是多少年代的事。违犯纪律的人,不管谁都要处理,不但严重违犯纪律的坏人要开除,对那些经长期教育不改的二流子、懒汉也要开除,我们不能培养二流子和懒汉。要严格制度,要严格纪律,没有严格的制度和纪律,生产就无法正常地进行。9月22日,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行政委员会第21次行政会议,讨论增产节约问题。他说:我们天天在生产,不断地增加工业产品,不断地增加粮食,把生产建设的事情办好,目的在于为国家增加财富,增加物资,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以改善生活,因此增产是积极的,是前进的。我们天天在办事,因此就要随时注意节约,节约也是为了搞好生产,把事情办好,也是积极的。所以,增产节约是国家一项经常性的而又是很广泛的事情,要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广泛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第三是组织交流经验。1953年初,马明方主持在西安召开了西北工业座谈会,交流了西安灞桥电厂和玉门油矿基本建设的经验,座谈了工业基本建设目前情况和存在问题、推广先进经验及合理化建议运动、企业中党的工作及党政工团领导、劳动保护、职工福利与工资等问题。5月中旬马明方主持在西安召开了推广五三工厂经验报告会,并在报告会结束时讲了话。他说:五三工厂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每个时期都紧紧抓住当时出现的实际问题,钻进去反复研究,经过和群众商量,弄清这些问题,找出办法,加以解决。学习五三工厂经验,首先就是要和自己当前的实际结合,解决当前本厂、本矿的实际问题。

第四是认真进行总结。1953年底,西北行政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马明方在会议上作报告,对西北地区1953年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商业财政金融和交通工作”、“私营工商业”等作了认真总结。并对1954年的经济建设提出了要求,号召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继续努力奋斗,把新的一年的经济建设工作做得更好。

<h3>巩固司法改革的成果</h3>

从1952年8月开始,在西北区级和陕、甘、宁、青四省及西安市司法机关进行的司法改革工作,到年底基本结束。1953年1月6日,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91次行政会议,讨论司法改革委员会关于这次司法改革工作的总结报告。

马明方就巩固司法改革工作成果的问题在会上讲了意见:(一)司法改革中发现的问题必须很好交代,错判案件必须及时进行适当改判,改判时首先应向当地群众及当事人承认错误;因错判而受损失者,必须向其本人或家属进行慰问及作必要的补偿;对于错判案件的司法人员,应按情节轻重予以适当的处分。(二)要把清理积案当作目前的中心任务去做。今后必须力求结案迅速,努力克服拖延积压现象。(三)建立健全各种审判制度。坚决肃清逼、供、信和打骂的恶劣作风。切实贯彻法定的逮捕、传讯及释放手续,除现行犯外非经法定手续任何机关不得擅自捕人和审讯。(四)加强区乡的群众性调解组织,依靠群众调解群众中的纠纷和争执。(五)注意改进监狱工作。建立合理的监狱制度,彻底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现象。鉴于新疆省的特殊情况,那里的司法改革工作可在土地改革之后,再考虑何时进行。

在后来召开的西北行政委员会第一次、第十三次行政会议讨论公安部和法院的工作时,马明方再次强调:(一)各省人民法院和专区分庭应派员协助积案多的地区进行工作。各级法院院长要亲自动手处理重大的复杂的案件,具体指导清理案件的工作。要加快积案处理工作,但不能单纯为了快而草率处理,造成新的错案。(二)要教育所有干部领会和贯彻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正确及时地处理诉讼案件,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国家法律的严肃性。(三)建立陪审员制度。首先应在经过各种社会改革及工作有基础的地区,选择重点,进行试办,取得经验和成绩后再逐步推广。(四)严格区别罪与非罪。要使干部和人民懂得,如果罪犯的子女家属不牵扯犯罪行为,绝不能因罪犯的罪行而涉及其子女家属,其子女家属不能担负罪犯犯罪的任何责任。(五)对于利用群众迷信心理进行活动的反动会道门必须彻底取缔,但必须加强对群众的教育使其认识反动会道门的反动性自动退出,并且不要把宗教信仰与反动会道门的活动混淆起来。

<h3>调整商业</h3>

1952年12月,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马明方在7日的会上作了《关于调整商业的报告》。

马明方在报告中指出:“五反”运动后,在西北某些较大城市的商业和一般初级市场的商业经营中,在公私关系上,以及国营商店和合作社的经营业务上,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一)合理地调整价格,贯彻产、运、销兼顾的政策。国营贸易机关应适当地扩大货物的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并适当提高批发起点,合理调整农副业产品的购销差价。(二)适当地调整和划分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国营公司应贯彻批发为主,零售商品以稳定价格为准的方针,除关系国计民生的某些重要物资由国家统购统销外,其余商品应注意鼓励私商经营。有些物品国营贸易公司应少经营甚至不经营,已经经营了不应经营和经营过多的物品应即适当加以调整。畅销土产更应多让私商经营,但对某些重要土产以及私商无力经营的土产和滞销土产,国营贸易公司则应继续经营,借以打开销路,带动私商参加经营。(三)加强对初级市场的领导。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必须坚持面向农村、服务生产的方针,必须经营和组织带动私商经营农副业和工业与手工业产品,供给农民以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四)严格取缔对私商各种不适当的限制。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不得代行工商行政管理和限制私商收购、贩运、销售货物的自由,更不许限制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在市场上直接进行交易。(五)严格执行税收政策。明确规定免征点,以照顾小商贩的经营。(六)调整商业主与店员的关系。店员应主动团结资方搞好营业,遵守劳动纪律,尊重资方应有的权利;资方必须遵守劳动法令,尊重店员职工的政治权利和合理的福利,并积极经营业务。

在后来的一次西北局常委会议上,马明方还说:对零售商和批零兼售商,我们的政策不是挤垮,也不号召其转业,货郎担、小商小贩还要存在。现在粮食市场存在的问题很多。豆腐坊,粉坊,挂面坊,卖小吃喝的,都要维持下来,反正人要吃饭,挤垮了,脱离群众。农村的小手工业作坊目前是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原则上要一律保存下来。国营贸易公司要通过这些渠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

<h3>开展新的“三反”运动</h3>

195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号召西北地区各级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积极开展新的“三反”运动,揭发、批判和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恶劣作风,全力“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

在西北局发出这个指示的前后,马明方多次在西北局常委会议上和西北行政委员会行政会议上,反复强调开展新的“三反”运动的重要性。他说:(一)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是当前国家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它又是一件艰苦细致的长期的思想教育工作与组织整顿工作,因此不能采取疾风暴雨的突击方法去进行。要采取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把这个斗争贯穿到经常工作中去。(二)现在领导机关的许多负责干部缺乏深入实际,从实际出发的领导作风。一般的毛病是发号施令多,交代工作任务多,向下边要的东西多,交代政策与政策界限少,交代工作步骤与办法少,认真地检查工作少,解决实际问题少。这就助长了下边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发生与发展。这就要求要在深入反对官僚主义的基础上反对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三)有的干部虽然下去了,但他是“钦差大臣”,或人虽下去而思想并未下去。他们搞形式主义,任意发号施令,又不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妨碍下边的工作计划,搅乱下边的工作步骤,耽误下边的工作时间。这是一种虚浮、不踏实的工作作风,必须改正。(四)文牍主义务必克服。凡不必下发的公文、表报,一律不准下发。必须下达的,一定要经过领导同志亲自审核,有的还要报经上级审核后才能下发。对于上级下发的公文、表报必须认真研究,不需要转发的不要照抄照转,需要转发的要加上适当的补充,以便于下面能更切实际的执行。一件公文的下达,往往关系着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决不容许粗心大意。(五)书记亲自动手向上级写报告,这是早已定了的规矩。我看过行政委员会各部门写的报告,其中三分之二不是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写的,没有通过自己的脑筋。写这样的报告可以叫秘书收集材料,也可以由秘书起草初稿,但一定要亲自修改,变成自己的东西。按我的经验,要写一个报告,要修改好几遍,才能把思想概念表达得明确。我发现我们的一些报告看不懂,有丢了动词的,有写白字错字的,说明不认真。书记亲自动手写报告的制度要坚持,这也是看你有没有官僚主义作风的重要表现之一。

之后。马明方还主持召开西北行政委员会行政会议讨论“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紧缩编制的方案”,从组织机构的设置上克服官僚主义的产生。

<h3>农村妇女工作必须从农村的实际出发</h3>

1953年5月20日,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听取西北区妇联负责人曹冠群关于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精神的汇报。

马明方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着重就农村妇女工作讲了意见。他说:组织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建设,必须从目前的农村实际情况出发,必须照顾妇女的生理特点。在现时的农村,妇女主要是操持家务,抚养娃娃,做饭,农忙时做农业上的轻劳动,再有时问才参加农田劳动。现在不是解除妇女的家务劳动,而专门去做农业劳动;即使有这样的现象也只能是勉强的,暂时的,长期下去,就会饭顾不上做,牛没有人饮,势必弄得家庭不和睦。这样的妇女工作势必不能长期下去,会垮台的。没有条件做的事情,勉强去做,那是“左”的错误情绪,例如今天在农村提出成立托儿所就是错误的,只能依照现时的实际情况和群众习惯,在农忙时组织“抱娃组”之类的互助组织。我们不要过多地干涉农村妇女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老百姓是很会安排自己家庭里男女劳动分工的。我们主张男女平等,解放妇女,但并不是说妇女解放了就不做家庭的事情了,妇女不做家务劳动了,就同男的一样平等了,当然也不是说妇女只能操持家务不可以参加农业劳动,一切要从现在的农村实际情况出发。现时农村的妇女工作,重要的是推广新法接生,多介绍新的知识,改变旧的有害的接生知识和习惯,少婴儿死亡率。然后提倡一般的卫生工作。妇联应与卫生部门协同,把这些工作做好。

在此之前,马明方还在西北区第二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强调,在发动妇女参加农业劳动时,应当照顾到妇女的体力,不可让她们担任体力所不能胜任的劳动。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果那里的群众还不赞成妇女参加农业生产,那我们就不要去勉强。

<h3>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h3>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部署财经工作。

马明方率领西北各省、市和西北大区财委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就当时严重的粮食市场问题,两次致电西北局,提出以下三条意见:(一)扩大上市粮食数量。第一,为吸引农民出售小麦,必须稳定收购价格,保持合理的粮食季节差价和品种差价。第二,催收已到期的各项贷款和水费,节省可以节省下来的贷款,借以减少农村货币投放,刺激农民多出售粮食。第三,合作社和国营商业部门要及时组织目前农村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大量供应,换回粮食。第四,进行正确的宣传,劝导农民节约粮食,将余粮尽可能的用于添置牲畜、农具等改进和扩大生产能力方面,把余粮卖给国家。(二)加强市场管理,一般应使上市粮食的70—90%由国家来收购。第一,适当掌握地区差价。第二,扩大粮食收购据点。第三,在收购季节和新粮上市地区,国营粮食公司应以收购为主。第四,限制私营粮商,取缔粮食投机。第五,限制土磨坊的发展。(三)加强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有关部门可以成立收购粮食的联合机构,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粮食收购工作。

马明方回到西北局后,又主持召开了一次西北局常委会议,讨论粮食的购销问题。他说:粮食的供应工作和收购工作是上牙和下牙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没有供应就没有收购,供应工作做好了有益于收购工作,收购工作做好了反过来又支持了供应工作,忽视收购工作等于打击供应工作。对农民做工作只能是说服教育,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做好农民的经济工作,先要把比价、差价等价格问题做好。私商做生意是为了赚钱,但他们对买主的态度热情;我们做生意是为了社会主义,为了人民,但我们的工作人员对买主的态度远不及私商好。要学私商的本领,如果我们能学到私商在这方面的本事,收购任务早就完成了。

<h3>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工作</h3>

1953年12月18日至24日,西北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总结西北地区几年来的民族工作。马明方在会上作了题为《加强团结,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建设工作》的讲话。

马明方在回顾了几年来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之后,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必须把发展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工作,把经济工作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在农业上,应当继续总结和推广增产经验,指导农民改进耕作技术;通过合作社和国营商店,供给农民以大批农具等生产资料;在做好已有水利灌溉管理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农民继续兴修水利。在畜牧业上,必须在牧区继续执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扶助畜牧业生产特别是扶助贫苦牧民生产的政策,轻于农业区和城市的税收政策;保护和培植草原,合理地管理和使用草场,推行储备冬草,调解草场纠纷;改进牲畜饲养管理,注意选配优良品种;加强医疗卫生工作;推行兽疫防治工作。使各民族“生产茂盛”,“人口兴旺”。少数民族地区的国营商业机关和合作社,都应当注意扶助当地人民的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并采取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符合等价交换原则的合理价格进行产品收购和货物供应,要适当供应牧区所需的粮食,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积极地切实地做好这些工作就是最实际的配合祖国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随着祖国工业建设的发展,各民族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也会大大的向前发展。还要按照条件和力量,逐步有计划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注意发展少数民族的语文,更多地培养少数民族的各类人才。内地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必须耐心地团结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团结起来,共同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工作做好。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畜牧业生产,马明方还在西北区畜牧会议上批评了一种轻视畜牧工作的错误说法。他说:有的人说,“工业好,农业比工业次一点,畜牧业最没出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工业和农业当然是很好的,特别是工业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伟大前途上说来,它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但是,工业、农业、畜牧业以至于商业,毕竟都是国民经济中完整的不可缺一的统一体。难道说我们的国民经济中,现在或将来有那么一天,可以不需要家畜和牧畜吗?人的生活中也有那么一天可以不需要肉类、油类、奶类等食品吗?如果事情恰巧不是这样,而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而需要的更多,并且不知道要比现在多好多倍,那么请问我们对于畜牧业又应当作何解释呢?

遵照西北局的指示,西北行政委员会商业局还于1954年5月召开了西北区民族贸易工作会议,安排民族贸易工作,扶助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建设的发展。

<h3>增强党的团结</h3>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铙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马明方出席了这次全会并发了言,他说:地方主义、小派别习气,在我们党内某些地区和部门中程度不同的存在着。我们有些同志有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个地区是我们自己的县和省,为什么派来这么多不是我们这个县、我们这个省的人来占了我们的位子?”干部中这一地区和那一地区,老干部和新干部,老区的和新区的,这一民族和那一民族的干部之间,不团结的现象还是存在的。一个地区的人,一个山头上下来的人,气味相投的人,不利于团结的话、违反纪律的话可以说,不利于团结的事,违反纪律的事可以做,也可以互相谅解,反之则是另外一个样子。有些同志把个人的荣誉、地位、威信、得失,放在党的荣誉、党的威信、党的利益、整体的利益之上,把个人和党的关系处理得不适当。集体领导,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制度也是贯彻得很不够的。我们要在四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克服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3月24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举行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3月26日,马明方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继续胜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而奋斗》的报告,就西北地区的工作和党内团结问题进行全面地回顾和深刻地分析。4月1日,他在会议闭幕时作了总结讲话,强调指出:(一)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要定期召开。按照党章的规定,党的省、地、县、市、区的代表大会,应每二年召集一次,在两届代表大会之间,并得召集代表会议若干次,必须力求做到。各级党委的负责人,应尽可能地经过选举产生,逐渐改变目前大都是委派的现象。(二)省委书记和党员省主席,每年至少应以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到工厂或农村中检查党的政策和各项工作贯彻的情况,直接和群众见面,以了解一般党员和工农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三)坚持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高级干部应当把《毛泽东选集》反复精读。书是要反复地来读的,在四中全会后重读毛主席的一些文章,较过去就会了解得更深刻些。(四)仔细地鉴别革命的责任心、光荣的革命历史和官瘾、老包袱之间的区别。防止变质,防止把大公无私、谦虚谨慎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的精神,逐渐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变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这是我们党内一个长期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反映在我们党内的一种表现形式。革命的责任心,革命英雄主义,想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事情的愿望,都是好的。但不管做了多少事情,有多少光荣的历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说来,是自己应有的责任。如果因此不警惕,不注意克服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落后方面的东西,背上个包袱,骄傲起来,坏的倾向发展起来,这就很危险。过去很多绊跤的人,都跌在这点上。要时刻警惕。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也都多少会有些旧的思想,有时大有时小,看觉悟程度如何来变化的,即使是99%都纯正,只有1%的不纯因素,也要经常防止和克服它,否则有危险。(五)经常注意学习和掌握集体主义的领导思想原则。谁违背了这个原则,谁就要碰钉子、犯错误,党的生活状况就要逐渐地丧失正常状态,党的委员会和广大干部的工作热忱就得不到充分的发扬,不健康的思想情绪就会逐渐地产生起来,并无法得到及时地、妥善地纠正和克服。(六)各民族人民首先是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永远是我们作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七)军队工作,国防军、公安部队、地方武装工作,任何时候也不能放松。(八)要严肃纪律。(九)全党要注意经济工作,并努力学到一些新的本领。

<h3>部署撤销西北大区党政机构工作</h3>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的决定,并决定改变一些省、市的建制。

6月28日至29日,西北行政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马明方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撤销西北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改变宁夏省、西安市建制的实施方案的报告,并对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他说:撤销大区的党政机构,宁夏省并入甘肃省,西安市由陕西省直接领导,都有一个移交、接交的问题。在交接过程中,各撤销单位在撤销前必须做到:把当前的工作努力做好,应办理的事情继续办好,应解决的问题负责加以解决;年内应做的工作安排好;应交的业务整理好;干部配置好;档案资料和物资清理好;保证移交后每个单位上下的关系都能接好。估计各省、市在接管时会有若干困难,大区各单位必须主动地认真地帮助各省、市把应接收的工作安排好。这就是说,必须先交好工作、交好业务、交好事业,同时必须接好工作、接好业务,接好事业,不要使工作停止中断,受到损失。不但要把有形的物品和看得见的档案资料等交接好,还要把无形的看不见的东西交接清楚,两方面都要交接好。如果交接工作做不好,交、接双方都有责任。这次撤销机构,涉及到相当一批人员的工作变动,组织上在调配的时候均须注意从工作需要出发,并尽可能地照顾到个人的具体情况,使能“各尽所长,各得其所”,把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的情况统一结合起来。如常香玉同志的所长大家都是知道的,她的“各得其所”就是国家给她各种便利条件,充分发挥她的艺术天才,我想是没有一个人同意把她调到工程局当工程师,调到中学当教员的,就是让她在现在的岗位上发挥她的天才。再像赵望云同志是有名的画家,谁都赞成国家给他一切便利条件充分发挥他的所长,谁都不会说让他停止画画。再像已故的寇遐老先生字写得很好,如果他在世的话,我们就给他便利条件让老先生写下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到,除了神经上失常态的人以外,不管什么角落、什么方面、什么事业、什么位置上,都存在着各有所长的人。“各尽所长”和“各得其所”,是基本上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也是和国家利益相适应的。要把“个人所长”和“国家所需”统一起来,大家都要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来发挥自己的天才、所长,积极地去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相符合,从而更大地发挥自己的天才和所长,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经过几个月的交接,西北大区于1954年11月8日正式宣布撤销。

第二篇 马明方工作片断(1946年7月至1960年9月) 第五章 马明方在中共中央

马明方是中共中央于1954年4月决定调中央工作的,但由于他当时在西北大区的党政军领导工作还未脱开,因此直到是年8月才到北京出任新职。他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夹组织部副部长,后任中央财贸部部长,在中共中央工作了六年多。

<h3>邓小平的重要助手</h3>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谭震林、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林枫、李雪峰、杨尚昆、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增加马明方、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全国六大行政区撤销之初,为加强上下联系,中央还成立了分别与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地区的省、市联系的六个地区工作部,由刘澜涛、林枫、谭震林、李雪峰、马明方、宋任穷副秘书长分别兼任这六个中央地区工作部的部长。中央建立了中央秘书长工作会议制度,会议均由邓小平主持,各位副秘书长为会议的固定成员,并视每次会议需要分别吸收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主要讨论干部配备和中央交办的其他重要事项。毛泽东主席亲自召集过一次中央秘书长工作会议,他说: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或副秘书长的名义。马方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固定的列席成员,参加政治局的会议和中央书记处的一些会议。他除做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部长的工作,还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全盘工作。以后他又是邓小平主持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七届五中全会、七届六中全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班子的主要领导成员,是邓小平主持的“修改党章及起草《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委员会”的成员。他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做了不少重要工作,是邓小平的重要助手。

<h3>主持起草“共产党员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若干事项的决定”</h3>

1954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由马明方、张际春、萧华、胡耀邦等起草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若干事项的决定。10月27日,马明方书面报告刘少奇:“《共产党员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若干事项的决定》一文,已写出。虽然我们花了不少工夫,但仍然写得不好。现送上,请你审核。”在这个决定的草稿中,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共产党员不得做寿,不得以公共财物送礼,非经中央决定不得以人名命地名,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进行工作和其他活动时不得组织欢迎欢送,不得献旗献花,娱乐场合中不得备用水果点心,少鼓掌少敬酒;共产党员的娱乐活动,如看戏、看电影、跳舞和体育活动,不得妨碍工作;共产党员不得侮辱玩弄女性,不得违反《婚姻法》;共产党员不得酗酒滋事,赌博偷盗,吸食毒品,不得贪污勒索,欺骗诡诈;共产党员不得利用职权假公济私,违犯财经制度和财经纪律。10月29日,刘少奇将这个决定草稿呈送毛泽东主席审阅。这些近半个世纪前写的条文,现在读将起来,仍备受教育,深感大有警示作用,仍然是今天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h3>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h3>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陕西省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马明方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9月26日,马明方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说:西北地区和全国一样,五年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也是极为显著的,但我们在胜利前进的途程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过失,只有不断地克服了这些缺点和过失,才能更健全地胜利地做好我们的一切工作。随着我们各项建设事业的胜利和发展,爱祖国爱劳动已逐渐成为我国人民的一种新的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但在我们的某些干部和工作人员中还存在和滋长着一种贪图个人享受、对自己的工作和事业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并且常常因此而造成工作中或大或小的损失。对于这些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除了经常对他们进行教育以外,是应该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的。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是多少年来形成的一种剥削阶级的生活习惯和思想形态,因而需要我们花费很多时问和精力才能从根本上加以消除。我们不怕暴露自己的一切缺点和过失,我们也一定能够更加勇于改正和克服自己的一切缺点和过失,而把伟大的人民事业不断地引向新的更大的胜利。9月27日,大会进行选举,马明方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

<h3>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h3>

1954年11月8日至12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组织部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11月8日马明方致开幕词,他说:全国胜利了,五年建设计划开始了,农业互助合作和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整个农村情况和农村经济情况有了改变,因而要求我们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要提高一步,要有所改变,不改变不行,这次会议就集中讨论这个事情。11月22日,马明方在会上作了题为《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报告。报告分为九个部分:一、认真做好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二、使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和农村工作的发展相适应;三、加强集体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支部民主生活;四、加强农村支部的教育工作;五、建立和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六、整顿落后支部,加强对于落后支部的领导;七、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发挥乡人民委员会和各种组织的作用;八、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进行工作,反对强迫命令;九、县委、区委必须加强对农村支部的领导。12月7日,马明方作了会议总结发言,他再次强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生活的重要标志,但是在不少支部中还不能很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因而使党的生活不够正常,党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甚至造成了党内不团结的现象,农村支部必须向党员经常地进行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使党员明白,如果没有党与群众的监督,即使是最好的党员也可能变坏。党内应进行团结的教育,对于一切不利于团结的人和事都要予以严格的批判。个人包办,家长式的领导,党的负责人不受党员监督,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工作进行检查和批评,是资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一种特征。农村支部必须在自己的一切生活和工作中坚决向这种倾向作斗争,实行集体领导,建立支部民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活,严肃党的纪律,增强党的团结,从而把党在农村的各项工作做好。1955年2月21日,中央批转了马明方在这次会议所作的报告。

<h3>主持召开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h3>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马明方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了言。代表会议之后,受中央委托马明方又代表中央在京主持召开了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从4月4日开始,共开了8次会议,出席全国代表会议的西北地区代表和在京的有关同志共30多人在会上发了言,着重揭露批判了高岗在西北的反党罪行。4月13日座谈会结束时,马明方发了言,他说:最后我讲几句话,也就是我们的教训,归纳起来说就是,离开了党的路线,离开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党和党内许多忠实的同志,离开了人民群众,任何人,任何英雄好汉也不会在历史上做出什么可观的事情来,谁要在这方面投机取巧,谁就要遭到悲惨的失败。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存在,旧的社会思想意识存在,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就总会存在的,阶级存在到什么时候,阶级斗争就存在到什么时候,阶级消灭了不等于旧的思想意识就消灭了,常常是阶级斗争消灭以后旧的思想意识还存在相当长的时期,旧的思想意识和革命的先进的思想意识斗争总是要反映到我们党内来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向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及时地正确地进行斗争,并且及时地正确地加以批判和克服,这是我们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是我们必须做好的重要工作。

<h3>重视群众来信</h3>

马明方也很重视群众来信的处理工作。1955年春群众来信反映,烈士张汉民的父亲病亡后,因家贫又无亲属作主,长期未能安埋。5月5日,马明方签发中共中央组织部给陕西省委并山西省委的电报,要求地方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电报说:“过去杨虎城部内之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曾为党做了不少工作,1935年在陕西革命战争中被红军误杀。自他死后,他的父亲和他的一个幼女即寄居陕西。1954年他父回原籍山西稷山县,8月病亡。我党对汉民之家属应按革命烈士予以照顾抚恤,陕西省委应斟酌具体情况给汉民之女若干埋葬费,令速回家埋葬她的祖父,并指定一个同志负责帮助办理。希山西省委亦告稷山县在埋葬问题上给予必要的帮助。”陕西省委接到电报后,交由西安市人民委员会给张汉民之女张怀钦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按师级以上牺牲军人的抚恤标准补发了抚恤费。经与张怀钦商量,于是年秋后由张怀钦回原籍,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安埋了她的祖父。张汉民生于1903年,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陕军中做地下军运工作,先后任杨虎城部的营长、团长、旅长,在西北地区的党内外甚有声誉。因此,党对张汉民身后事的妥善处理,在西北的干部和当地的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h3>主持召开西安会议</h3>

1955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派马明方在西安召集西北各省省委书记、西安市委书记和有关同志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讨论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粮食统购统销、镇压反革命等问题。这次会议于5月22日开始,24日结束,与会的同志认为,毛主席的指示很切合实际,也很及时。5月27日,马明方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电报了西安会议的情况。其中提到:陕西宝鸡专区和甘肃银川专区的大部分地区,甘肃天水专区和陕西渭南专区的部分地区建社中的问题较为严重,社员退社、拉走耕畜,甚至有因要退社和不满意对耕畜、青苗等问题的处理捆绑社主任、乡干部,包围县长的;窝工、减产、耕畜死亡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办得不好,问题较多的社,陕甘两省约占15%,青海省约占12%,新疆省约占7%。现在是农忙季节,去冬今春合作社发展得又较猛,秋收前一般的不求再发展,以便集中全力搞好生产;并在充分进行政治工作(例如贯彻自愿互利、中贫农团结等原则),加强党支部工作的基础上,合理解决土地、劳动分红问题,耕畜的所有权和工价问题,青苗问题,劳动力的合理组织和使用问题。然后在秋收后到明年春季再有计划地分批地去发展。关于粮食统销问题,马明方说:西北几个省1955年的统销指标是打得比较宽裕的。问题是机关、工厂、学校中的冒领、浪费粮食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以抛弃饭食喂养牲畜的现象很普遍。国家统销的粮食70%是供应城市的,如果制止了城市中这种浪费的现象,就可以节省很多粮食,西北各省准备采取一切确实可行的措施解决这方面韵问题。中央认为马明方的报告很好,于5月30日转发上海局、各分局和各省、市委参考。向邓小平、毛泽东反映非生产性建筑中的突出问题。

1955年6月22日,时在西安的马明方就非生产性的房屋建筑问题电报邓小平和毛泽东主席。电报说:中央各部关于非生产性的房屋建筑一律改为平房的指示下达后,在兰州工程建设中发生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一)原来根据中央各部门的指示将大部分非生产性的房屋按二层到三层楼房进行了设计、备料和施工力量的调配等工作,现在一律改为平房,就有370万立方米的木材(其中小木材可用之修平房)、2000吨钢筋、2万吨水泥、20万立方米石头、10万立方米碎石积压起来,已调配好的2万多工人和一些技术人员,因设计、备料等工作未做好,全部无法进行工作。(二)施工地区的面积因受山河限制都很狭窄。如东门外(即东岗)已有兰大、科学分院、医学院等正在扩建和新建,如一律改修平房,原计划要留的控制地区即全部被占去;西门外(即西固)拟建的橡胶、热电、氮肥、炼油、自来水等厂,预计职工为6.6万多人,如一律修平房,每人按4.5平方米计,则将有6000人的住处无地方修建,如每人按6平方米计,则将有1.8万人的住处没地方修建;七里河拟建的石油基建厂、炼油和化学厂、火车站、火车头机车修配厂、毛织厂等,预计职工为13.7万人,如全部修平房,每人以4平方米计,则将有4.5万人的住处没地址修建,如每人按6平方米计,则将有7万人的住处没地址修建。西安市也有因此造成积压、窝工等问题存在。据甘肃省委的同志说,如果允许修建一部分三层(平川)和二层(半山)楼房,每平方米造价大体可控制在中央规定平房标准之内。上述问题比较复杂,中央似应派遣大员协同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分赴上述工地,按照当地实际情况,迅速分别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延误时日会造成严重浪费,并影响国家五年计划的完成。中央很重视马明方所反映的情况,于6月24日复电马明方并甘肃省委,指出:中央对非生产性建筑的要求是适应我国现在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据不同气候,不同城市,办公楼与高等学校的建筑造价每平方米45元至70元,职工宿舍20元至60元;根据上述造价范围,结合各地的土地、材料等具体情况,可以建筑平房或二三层楼房,中央并未决定房屋修建一律改为平房。除请甘肃省委按上述原则进行布置外,中央责成建设委员会党组派副主任一名负责率同有关各部派人组织工作组,前往兰州、西安布置。

<h3>向刘少奇报告交办工作办理情况</h3>

马明方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尤其是对党中央负责同志交办的有关地方和部门工作的一些事项,他都要书面报告办理的情况。而且成了他工作中的一项制度。1955年8月22日,他就刘少奇交办的事项,向刘少奇写了报告,其中有:(一)关于青海、甘肃、新疆要求从内地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问题。甘肃省要求招收1200多名,已在天津、北京的中学生中录取了1000名,在河北的复员军人知识分子中录取了200多名。青海省要求招收1600多名,已确定从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各招收500名,从北京招收170名(全是回族)。新疆省要求招收4070人,正在河北、河南、江苏、湖北、陕西、安徽、浙江等七省招收。(二)关于给科学院调配95名干部问题。其中75名科级以上干部现正由中央机关干部调整委员会从中央机关调整出来的干部中抽调解决,20名司局长级干部因条件很高不可能从调整出来的干部中解决,已与科学院商谈由他们提出具体的抽调计划报中央批准后向各地抽调。(三)关于给新疆省包尔汉、赛福鼎同志调秘书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物色适当的干部。(四)关于抽调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到基层工作的问题。在中央一级机关整编中,估计可以抽调出1.2万名左右的干部去工厂、农村工作,其中有一大批是青年知识分子(规定工业部门必须抽调四分之一左右的1950年以来统一分配的大专学生到基层单位工作)。(五)关于加强工业城市中党委的干部配备问题。已商定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的李雪峰同志负责研究统一予以解决。

<h3>参加陕甘两省及西安市的党代表会议</h3>

受中共中央委托,马明方于1955年5月20日至6月29日,先后参加了陕西省、甘肃省和西安市的党代表会议,并于8月30日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书面报告。马明方在这几个党代表会议上都讲了话,其中在陕西省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关心农民的利益。他说: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分红问题,不要将公共积累留得太多了,首先要使社员感觉到他人社以后并不比入社前坏,再进一步使社员感到人社后比入社前好,得的利益多,多一分也算好,多二三分就更好,多七八分就越好。如果一进农业社他们的收入就比入社前减少了,要使他们满意农业社那是困难的,是不合道理的,你光是抽象地讲农业社的好处,那是不解决问题的。农业社要巩固,当然政治工作也很重要,党的工作也很重要,但是实际产量的增加,使社员得到的具体利益较多,这一条则更重要,只有他们得到了利益,第二年得到了更多的利益,那农业社大体上就可以巩固。社员的实际利益是巩固农业社的物质基础,在物质基础上,政治工作就能充分显示它的作用。要注意农业社的公共积累,但也要注意到社员每家每户所得的利益。现在我们许多地方不是这样的,农业社一成立。就盖什么办公室,买什么东西等,这一头占的多了,社员所得到的具体利益就少了,少了人家就不会满意合作社。也要注意允许社员家庭小块自留地的生产。苏联集体农庄用拖拉机等机械生产,但庄员的家庭还有小菜园、奶牛、小猪、羊子、鸡鸭及其他手工业生产等,我们一下子就要农业社里把社会主义搞得那么纯是不可能的,应该允许社员有家庭生产,并要当作农业社对社员进行工作的一条重要任务去做,让他们在农业社以外,在自己小块土地上生产或者搞其他副业或别的生产(不能违法),以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马明方还于6月7日向中央如实地电报了陕西日益严重的旱情,他说:陕西全境旱象日趋严重,尤以陕北、陕南为最。陕北两月多来点雨未滴,山地麦田大部干死,减产45—70%,秋田多未下种,榆、绥一带粮价猛涨,小米每斗由上月初的3.2元涨到6.8元,黑豆由3.1元涨到6.2元,麦子由4元涨到8元多,沿黄河各县小米每斗已涨到11元。关中至今仍未落透雨,乡村购买物品的人愈来愈少,部分人民中滋长了不安情绪。各级党委正在领导农民进行开渠、挖井、保墒补苗等工作。另外,外省流入陕西的灾民已遣送还乡1万余人,安置了几千人,但最近又增至近3万人。这些灾民多来自河南、安徽、江苏。其中有地主、流氓分子,有一般群众,也有个别党团员和乡村干部,当地党政有安置不暇之苦,既耽误生产,也影响社会治安。陕西省人民委员会除令各县加强安置工作外,也希望国务院申令有关省人民委员会切实加强终止灾民再流工作。

<h3>主持召开西北四省农业合作化问题座谈会</h3>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马明方出席了这次全会,并主要就“加强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和整顿工作,以便于党能够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的问题,发了言。六中全会后,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马明方先以省为单位,主持召开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座谈会,以后又召集四个省的同志一起座谈了两次,主要座谈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问题。10月20日,马明方将座谈中的主要情况和问题,书面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阅后于10月23日批示:“刘、周、陈、邓阅,退毛。第二页末数行所提问题,请小平、陈云同志注意。”毛主席所指的“第二页末数行”,全文如下:“在座谈会中,也谈到,在制定合作化的规划的时候,必须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防止超越实际的主观片面思想。批判右倾思想的时候,必须和当地的工作状况和同志们的思想实际相结合,离开实际就没个分寸。”

<h3>主持研究中共中央分部问题</h3>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央指定马明方、安子文、李雪峰、陆定一、张际春等五人研究中央分部的问题。马明方召集五人小组座谈两次,商定:先建立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财政贸易工作部、文化教育工作部,即从中央组织部分出管理工交和财贸干部的任务,分别成立工交工作部和财贸工作部,从中央宣传部分出管理文艺、普通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干部的任务,成立文教工作部;然后再建立中央交通运输工作部、政法工作部、外交外贸工作部。根据工业交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系统的干部情况和业务工作情况,本着紧缩编制,减少层次,加强领导的原则,马明方于1955年11月29日,就工交、财贸、文教三个部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提出具体方案报告邓小平。三个部包括杂勤人员共编制1000人,其中干部813人;除从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拨出363个干部名额外,余均从中央一级其他部门调整解决。邓小平又召集五人小组讨论了一次,于12月11日将马明方提出的方案转报中央,并提出鉴于成立文教工作部还没有考虑成熟,可先成立工交工作部和财贸工作部。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成立工交工作部和财贸工作部,任命李雪峰为工交工作部部长,马明方为财贸工作部部长。

<h3>在处理“渭华问题”上吸取教训</h3>

1956年9月27日党的“八大”闭幕后,受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托,习仲勋和贾拓夫约同马明方、马文瑞、甘一飞、潘自力、赵伯平、张邦英、汪锋等,对中共陕西省委1954年作出的《对于渭南问题和华县问题的结论》和《关于省委宣传部不团结问题的结论》两个文件以及有关干部提出的问题,进行了20多天的座谈和研究。10月18日和19日,座谈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意见。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参加了最后两天的座谈。座谈形成了纪要。《纪要》、认为:(一)中共渭南地委领导上在“三反”运动初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属于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性质,而不是渭华干部反党反领导的问题,省委的《结论》上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是不妥当的;渭南地委决定逮捕在“三反”运动中有过一些不利于党的团结的错误言论的一个干部,是错误的;之后,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又对这个干部给予了留党察看一年半的处分,是不适当的,建议予以撤销;渭南专区侦察科负责人在“三反”运动中记的30名被侦察的人员名单,造成党内同志间互不信任的不正常现象,这是极其错误的,而省委在修改“渭华问题”的《结论》时,略去了这个名单,又在干部中间引起一些错觉,也是不妥当的。由于这个《结论》有缺点,建议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重新作出结论,并本此精神解决那些处理不当或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统一干部认识,加强团结。(二)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曾经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现象,部长应当负主要责任,同时担任副部长的干部,也应当负有责任。由于省委《关于省委宣传部不团结问题的结论》有许多并不恰如其分之处,建议省委撤回这个结论。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渭华问题”和“省委宣传部不团结问题”的两个结论是经过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的,当时主持西北局工作的马明方在座谈中认为在处理上述问题的方法上、认识上是有缺点的,有教训值得记取。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座谈纪要。

<h3>陕北考察</h3>

马明方担任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近五年。在此期间,他于1958年7月间在陕北考察了半个多月,于8月24日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陕北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对治沟治沙等提出具体意见。他说:陕北地形复杂,沟渠纵横,有毛沟、支沟、干沟。米脂县境内有长达20里到100里的沟渠18条,5里到20里以下的沟渠182条,5里以下的沟渠4000多条。其他各县大体如此。如果在这些沟渠拦洪蓄水就可以扩大水地面积。治理的办法,一般应当由毛沟到支沟,再到干沟,分段蓄水,节节利用;治完一条沟,再治一条沟,先治有水的,开展大的沟,次及其余。治理沟渠的基本工作,概括言之,一日土石工程。二日生物措施。治沟必须和治山相结合,但应以治沟为主,以便迅速地普遍地取得水利。治山在目前应以能够控制水土流失,减轻洪水对沟渠水利工程的压力为目的。对于生物覆被较好的山区,主要是保护现有林木和野生植物,使之继续生育发展;对于准备退耕的土地应积极培植各种易生植物,以收到水土保持之效;对于现耕的缓坡地带,应尽力做好田间工程。他说:陕北沿长城一线有近1000万亩流沙,大风一起黄沙滚滚,对于农田的危害极大。榆林地区已经创造出一套治沙办法,就是种树,种沙蒿,引水排沙,很有成效。从榆林到定边一线的防沙林带已具雏形。沙上种沙蒿,生长极快,二三年内就可将沙覆盖。种沙蒿、种树,种乔木和种灌木并举。30年前榆林有个马德峰,在沙地上培植起300亩大的一片林带,足见沙漠变林田并不是新事。引水排沙,四五丈高的沙丘几小时之内即被拉平,水到之处一片汪洋,流沙就难以流动。榆林的治沙经验,我看在沙漠地区都可推行。马明方关于治沟、治沙的意见,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960年9月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撤销后,10月中央任命马明方为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到东北工作。

第三篇 马明方年谱(1905——1974) 第一章 1905—1935年

<h3>1905年 诞生</h3>

12月14日(农历乙巳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叶家岔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马聚财,粗识文字,孑农为生。母亲罗氏,勤劳淳朴,淑德懿行,乡里闻名。明方为长子,乳名罗增,学名汝舟,号济民。参加革命后改名明方,有时也写明芳。曾用名马有德、李明方。在新疆监狱化名马洛夫,也称马夫。

<h3>1907年 2岁</h3>

秋妹妹年芳生。因家贫未上学读书,结婚后以农为生,是个勤劳俭朴的家庭妇女。

<h3>1913年 8岁</h3>

到距家二里路的王家湾私塾读书五年,受启蒙老师王嘉仁教诲,刻苦学习,打下了较好的语文基础,毛笔字也写得好。

<h3>1914年 9岁</h3>

明方从小就很懂事。一次,他看母亲挽着裤脚在腿上搓麻绳,又苦又累。他问母亲:“疼不疼?”母亲说:“疼哩嘛。”他立即脱下自己的裤子趴在母亲身旁说:“妈,在我屁股上搓!”母亲怜惜地笑着说:“傻孩子,妈不疼,屁股上不能搓,耍去吧。”

<h3>1917年 12岁</h3>

考入距家十几里路的申家坪完小上学。由于家贫,不仅在学校发奋读书,学习成绩常常名列前茅;而且在家里经常参加生产劳动,不怕苦,不怕累,老实淳朴,很受乡亲们称赞。

<h3>1923年 18岁</h3>

秋以优异成绩从申家坪小学毕业。后辍学在家,复习功课。虽然家境贫寒,但他仍渴望求学深造。

<h3>1924年 19岁</h3>

3月4日农历甲子年正月二十九日,弟弟正方生。正方参加革命后,好学勤政,进步很快,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经济部副部长,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省党代会代表,陕西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等职。明方与小弟虽长期工作两地,很少在一起生活,但同气连枝,手足情深。他临终前还对女儿马锐说:“你二大是我惟一心爱的弟弟,我很想他。”秋在申家坪小学担任初年级语文教员,一面兢兢业业教书,一面仍刻苦复习功课,准备报考中学。

<h3>1925年 20岁</h3>

春考入设在绥德县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绥师)读书。这是一所由共产党人主持执教的“红色学府”。在校长李子洲和共产党员王懋廷等人“求学毋忘革命,革命毋忘求学”的教育熏陶下,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马列主义启蒙教育,思想进步很快。

3月 在绥师参加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对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革命精神,至感钦佩。

6月上海“五卅”惨案后,积极参加绥师举行的反对日、英、美等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并到农村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发动农民捐款捐物,支援上海工人的革命斗争。

6月24日 参加绥师“驱吴运动”大会,声讨直系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怂恿枪伤省立一中学生的野蛮罪行,支援全省学生驱吴斗争的正义行动。

秋经马瑞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26日 参加绥师举行的示威游行,声讨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

<h3>1926年 21岁</h3>

春在绥师中共党组织内担任小组长、支部书记。

3月20日 参加绥师纪念北京“三一八”惨案大会,愤怒声讨段祺瑞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枪杀反帝示威群众的卖国罪行。暑假参加绥师组织的下乡宣传队,到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斗争。

10月 奉党组织指派,到国民军联军史可轩部做士兵政治工作。

11月 任国民军联军史可轩部二营政治指导员、中共党支部书记。

<h3>1927年 22岁</h3>

夏初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积极参加陕西党组织和驻军集会,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9月 因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议”后,实行“宁汉合作”,共同反共,从而在原国民军联军中进行“清党”,西安革命形势逆转,马明方受党组织指派,离开西安回陕北工作。秋同高岗、曹亚华等人一起,在横山县旧城和响水堡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干部。

10月 中共绥德县委派马明方到横山县传达中共“八七”会议和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马明方在响水堡建立了中共横山区委并任书记,以小学教员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

是年 小弟高方生。12岁时因病不幸夭折。

<h3>1928年 23岁</h3>

春奉调回米脂县杨家沟以小学教员身分作掩护,做发展党组织的工作。

4月 任中共横山区委书记,属中共榆林县委领导。

下半年任中共绥德县委巡视员,分赴各区巡视和帮助工作。

8月 到绥德南区巡视工作时,在铁茄坪无定河畔召开南区区委会议,部署发展党组织和开展群运工作。

冬 先后到绥德县的义合、马家川、雷家沟、义上坪等党组织基础较好的地区巡视和调查研究。

<h3>1929年 24岁</h3>

1月 任中共绥德北区委员会书记,并在四十里铺小学以教员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2月 同崔田夫、霍维德、崔田民等一起,参加中共绥德县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共南区委员会,领导群众开展要义仓粮的斗争。

春任中共镇川区委书记。

6月 同马文瑞、崔田夫等一起乘绥德县城逢集之机,组织数千农民冲进县城,捣毁鸡蛋厂,迫使国民党驻军和绅士开库发放银洋,救济灾民。

下半年先后在横山、米脂、佳县、延川等地组织和领导农民开展抗粮抗租斗争。

<h3>1930年 25岁</h3>

2月13日 农历己卯年正月十五日晚,六岁的弟弟正方出外看秧歌,很久未归。母亲让明方去找,因未找回,母亲很生气。明方即向母亲下跪认错。邻居都夸他是个革命的孝子。

3月23日 农历己卯年二月二十四日,女儿马锐生。她从小随奶奶在农村生活,勤劳俭朴,艰苦成习。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北京市公安系统的基层单位默默奉献。

春任中共镇川区委书记。以小学教员作掩护,在下盐湾、上盐湾和无定河两岸开展农运工作。夏在绥米一带做党的秘密工作。因时间紧,任务急,曾几次路过家门而不入,遂吟诗明志。“不是愚儿不孝娘,重任在肩非寻常,遇家不归些小事,舍生忘死为党忙。”孝心忠心。跃然纸上。

秋一天晚上,马明方正在镇川堡一位党员家中开会,突然传来消息,说敌人便衣队已进镇搜查,情况紧急,他立即砸破玻璃窗,组织同志们转移脱险。

<h3>1931年 26岁</h3>

1月 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中共米(脂)、佳(县)、镇(川)中心县委书记兼中共米脂区委书记。2月 同中共河北省委代表杨璞与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代表白明善一起,到绥德县委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经会议讨论,大家一致反对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支持罗章龙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的分裂活动。

3月 因敌人通缉,回家躲避。一天中午,母亲在崄畔放哨,发现有几个敌探走来。当告知明方转移时,却与敌特遭遇。经群众救护脱险后,转赴山西太原。

同月 马明方脱险逃走后,米脂县政府派军警把明方的父亲和几个乡亲五花大绑押走,并威胁明方的母亲说:“要想让你们的人回来,就用马明方来换,否则通通枪毙!”后经李鼎铭先生营救,父亲和乡亲们才得以获释。

夏 同中共山西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天章取得联系后,任中共山西特委巡视员,到崞县、大同等地煤矿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

秋 中共山西特委遭敌破坏后又返回陕北,在下盐湾同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取得联系,就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h3>1932年 27岁</h3>

夏秋到神木、府谷一带巡视检查工作,并同神木南乡区委研究,选派一批同志到陕甘边游击队学习军事知识和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

9月25日 赵伯平、马明方、崔逢运等特委同志在叶家岔马明方家开会,听取高朗亭等关于延川游击队——西北先锋队组建以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并由马明方给高朗亭等游击队负责同志辅导学习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要求他们用中央红军的游击战术武装游击队。

10月1日 马明方同赵伯平、高朗亭等一起共同研究,并以中共陕北特委名义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简称红九支队),于10月20日正式宣布成立,由高朗亭任队长,艾龙飞任政委。

冬赵伯平率陕北特委代表团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马明方代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并到佳县店镇南孤村一带巡视检查工作。由于这里群众工作基础好,党团组织比较健全,遂将特委机关搬住南坬村。

12月13日 中共陕北特委代表团给中共陕西省委的第二号报告说,陕北临时特委由马明方代理书记兼宣传委员,负责领导特委的全面工作。

<h3>1933年 28岁</h3>

年初主持召开中共陕北特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绥清中心区委,由崔田民、崔正冉负责。会后同霍维德等一起到绥德县巡视检查工作。

春中共陕北特委机关从佳县南抓村搬到乌镇,马明方住机关领导全面工作,其他同志分赴各县调查研究,为召开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做准备工作。

4月下旬主持召开中共陕北特委会议,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强世清任支队长,李成荣任政委。

7月23日-25日 在佳县高起家瓠主持召开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代表特委作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加紧开辟安定、绥清、神府三个游击区,扩大和建立游击一、二、三支队,创建革命根据地,条件成熟时建立工农政权。会上选举崔田夫为特委书记,马明方为组织委员,协助崔田夫主持特委工作。

7月31日 同马文瑞一起在米脂县姜兴庄姜好兴家起草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决议。后因敌特进村抓捕,在群众掩护下脱险转移。

8月11日 在佳县寨则沟参加陕北特委召开的紧急会议,讨论毕维周、王兆卿、崔明道、高庆恩、王守义、高禄孝六烈士遇难后的对敌斗争形势,采取应变措施,继续坚持同敌人作斗争。

8月中旬 陕北特委机关由佳县乌镇迁往南孤村后,马明方到安定等县巡视工作,开展游击战争。

10月20日 中共陕北特委《给中共北方代表的报告》中说:“新特委的负责人常委马震(知识)、崔(农民)、张(知识),执委高、王、崔,候补赵、贺。”报告中说的马震即马明方,崔即崔田夫,张即张达志,高即高长久,王即王兆卿,崔即崔逢运,赵即赵福祥,贺即唐洪澄。

冬在米脂桃镇检查工作时,向党员作形势报告,对当地工作推动很大。

<h3>1934年 29岁</h3>

1月 初同郭洪涛一起在米脂东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创建苏区的斗争,把姬岔、桃镇、印斗、杨家沟等地和吴堡、佳县连成一片,建立了巩固的苏区根据地。

1月 在佳县南掘村参加陕北特委召开的党团联席会议,郭洪涛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马明方等与会同志对北方代表指责陕北特委犯了所谓“富农路线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抵制,继续按照高起家瓠扩大会议精神,坚持发展游击队伍,开辟建立新的根据地。

2月 在佳县曹家掘村召开会议,根据特委指示,将佳县特区区委改为中共佳县县委,并将米脂东区党组织划归佳县县委领导。

4月 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一批军警抄封了马明方的米脂老家,并宣布了所谓“罪状”,斥令“如不交出马明方,没有好下场!”

4月5日 参加在佳县神堂沟召开的陕北特委会议。会上特委委员汇报了各地开展工作情况,并对所谓“陕北党犯了富农路线错误”的指责,再次进行了抵制,提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武装开辟村庄,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村乡苏维埃政权。

5月初 在佳县王家畔参加陕北各游击区和各游击队代表联席会议,主要检查神堂沟决议的执行情况,交流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会议通过《开展游击运动创造陕北新红军与苏区的决议》,具体部署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分配土地等工作。

6月 在清涧梁家渠由马明方、崔田民主持召开了清涧县赤卫军、儿章团大会,成立了清涧县赤卫军总指挥部和儿童团总指挥部,选举苏保元为赤卫军总指挥,自治民为儿童团总指挥,在保卫苏区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月 在清涧巡视工作时,对在发展游击队和贫农会工作中存在的少数人包办和强迫命令式的领导方法进行了批评和纠正。

夏 同郭洪涛一起在米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中共米东区委。

同期 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提出统一陕北和陕甘边的建议,得到北方代表的支持。

7月10日 在清涧花崖寺由马明方主持组建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特务队,队长高朗亭,政委马佩勋,担负特委机关警卫和筹集经费等工作。

8月28日 参加在清涧寺嫣里召开的陕北特委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经验教训的报告。会议通过马明方起草的关于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的决议,决定将陕北红一、二、三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二、三团,成立各级工农政权,开展土地革命。

9月 同张达志一起,在马连塔村主持召开佳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选举了革委会主席和副主席。马明方在会上讲话要求进一步做好工作,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9月5日 在清涧县胡昌坪村参加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的纪念“九一八”大会,号召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支援抗日救国工作。会后同烈士白明善的女儿白飞娥谈话,教育她要像父亲一样,-坚持革命,坚定不移。

9月7日 在清涧县枣坪塌村举办“高杰村九女干部训练班”,并亲自讲课。称她们“是陕北苏区第一批参加土地革命的工农女干部”。

秋同郭洪涛、张达志一起,通过绥德北区党组织,以吴家畔为中心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四支队,吴创业任支队长、刘九宫任政委,在绥德、吴堡交界区开展游击战争。

10月 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在姬家岔乡黑圪塔村成立党团米东县委,分别由郭文华、张汉武任书记。

冬 同郭洪涛一起到绥德、清涧检查土地分配工作。对有些地方把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分配给农民,而采取“集体种地,集体吃饭”的作法,进行了批评和纠正。

<h3>1935年 30岁</h3>

1月25日 在赤源县白庙岔(今属安塞县)参加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秘书长兼国民经济部长惠子明、土地部长辛兰亭、粮食部长高旭光、劳动部长祁明珍、裁判部长薛兰斌、财政部长艾楚南、教育部长陈蓬飞、保卫局长刘子义、贸易局负责人白树标,秘书张毅忱、吴居第,巡视员强晓初、白栋材。会议还通过了《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和《陕北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法》等法令。

1月31日 出席庆祝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指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本巩固,将会有力地推动着各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促进陕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2月5日 在赤源县周家山佥(今属子长县)参加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刘志丹、习仲勋、马明方等当选为党的西北工委核心成员。在此期间,由于西北苏区没有建立统一的政权组织,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仍继续领导着这两个根据地的行政工作。

3月 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四师政训处长张德容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报告:“本师于洛阳动员时,仅闻陕北为无组织之土匪骚扰。现经两个月之观察,知悉情事极为紧张。所谓流为匪寇之民众,已为共党领导,形成有力之组织分子,到处活动,造成恐怖现象。其气焰之猖獗,声势之浩大,几遍及陕北各乡村。更因陕北地势险阻,其严重性实不亚于过去赤匪盘踞之江西。”

7月 马明方在甘泉下寺湾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中央红军已向西北方向前进,很可能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要作好准备,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

7月3日 随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西北工委机关迁驻永坪镇。

7月27日—29日 在延川县文安驿参加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进一步传达贯彻中央第三次“左”倾路线精神。会后,马明方奉派到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传达了这次扩大会议精神。据习仲勋同志1955年4月在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说,马明方同志在传达这次会议精神时,“虽然我们在肃反问题上没有多谈,但我知道他对肃反是不满意的。”

秋初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抓马明方,曾多次对他的老家抄家封门。他的父母和家人东躲西藏,无法安生。为此,明方给家里捎信说,现在敌人对苏区的“围剿”13趋残酷,这种局面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什么改变,你们住在蒋管区,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从安全着想,你们可以来苏区住一段时间,待家乡解放后再回去。

9月 到陕北省各县巡视检查土地分配工作进展情况,并对一些“左”的作法进行了纠正。

9月17日 在延川县永坪镇,同惠子俊、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张秀山、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等30多人,参加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干部会议。研究讨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及第三次反“围剿”问题。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兼任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刘志丹、马明方等13人为省委委员。

9月18日 在永坪镇参加纪念“九一八”四周年暨庆祝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

9月23日 农历乙亥年8月26日,马明方派人把父母亲及其家人从米脂老家接到苏区延川县永坪镇枣树洼暂住。父亲问明方:“咱这事倒究闹成闹不成?现在连个家也没有了,咱还能回去不?”明方肯定地回答说:“不要担心。到时候咱不光要使自己有个家,还要让所有的穷苦人都有个安乐幸福的家。”

秋末强晓初调任赤源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担心完不成党交给的重要任务。马明方鼓励说,你有担任一年秀延县苏维埃副主席的工作经验,这个主席的重担你一定能够挑起来,而且会搞得更好。

10月5日 随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机关从永坪镇迁驻瓦窑堡。

10月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发布《为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三次围剿的紧急动员令》指出:依靠千百万工农劳苦民众的力量,进行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革命战争,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和每个革命同志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战斗任务,要敢于斗争,夺取胜利。

11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建立陕甘、陕北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特委。朱理治任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任副书记,王生玉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驻下寺湾。郭洪涛任陕北省委书记,马明方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驻瓦窑堡。陕甘、陕北两省和三个特区统归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领导。

11月10日 陕北省党政领导机关热烈欢迎中共中央机关进入瓦窑堡。当日中央宣布成立由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小组,负责审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亦同时宣布成立。

11月13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北根据地工作。张闻天在总结时强调,要把陕北建成为领导抗日反蒋的根据地。

11月15日 参加中共陕北省委召开的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主要动员开展“扩红”运动。

11月20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北土地问题,王观澜作报告。会议就如何对待富农问题,展开了争论,各抒己见。

11月下旬 同林伯渠、毛泽民一起主持召开陕北省各县区财政工作联席会议,讨论建立和健全财政工作机构和各项财政工作制度等问题。

11月29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张闻天强调要把统一战线变为实际行动,坚决同关门主义作斗争,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冬参加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召开的各县土地部长联席会议,主要讨论研究农村土地分配问题。毛泽东到会讲了话。

12月6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待富农的策略。张闻天在总结时强调“在目前革命阶段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我们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可以大大地发展生产,使群众生活更加好起来。”根据这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12月15日发布了《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以便扩大全国抗日讨蒋之革命战线。

12月30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等并抄陕北省委并肖劲光:红二十八军已在陕北组成,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预计一月份扩大到1500人。陕甘二十九军亦应着手组织,由萧劲光负责。

是年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崔田民、霍维德发布《关于贫农团工作》的通令指出:贫农团必须把中农团结在自己周围。只有吸收中农来参加一切工作,才能巩固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才能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

第三篇 马明方年谱(1905——1974) 第二章 1936—1948年

<h3>1936年 31岁</h3>

1月3日 在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召开的赤源、子长、延川、秀延和瓦窑堡市贫农团主任会议上作《关于贫农团组织与工作的报告》。

1月29日—30日 出席西北工农兵学商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宣布西北抗日反蒋同盟正式成立。

3月5日 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博古、周恩来联署致电红一方面军各军、中共陕北、陕甘省委负责人,指出我方与东北军“互不侵犯”协定尚在磋商之中,可先口头传达,务使各方军民与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讨论抗日和讨伐卖国贼之目的。

3月10日-15日 在瓦窑堡出席陕北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作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会议在通过马明方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开展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后,选举出由马明方等49名执委和10名候补执委组成的陕北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3月16日,在陕北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推选出13人主席团,马明方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霍维德为副主席。

4月6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蒋介石出兵山西后的形势和后方动员工作,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战争动员的报告。张闻天要求在后方动员中要提高我们的胜利信心,既要克服太平观念,又要反对惊慌失措,要把好的干部动员到战区去。

4月9日 为了更好地开展苏区游击战争,马明方同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参加瓦窑堡市赤卫营,共同学习军事知识和游击战术,准备应战。

4月24日 参加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市为刘志丹同志举行的隆重追悼大会。周恩来致悼词,博古讲话。

5月1日 参加在瓦窑堡市举行的纪念“五一”武装检阅大会。

5月28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会议制定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胜利的方针。

6月底 由于红军主力西征,瓦窑堡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侵袭,陕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安塞县谭家营。

7月1日 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第三期发表《游击区域内的苏维埃工作》的文章,强调陕北苏区首一位的主要工作就是积极领导游击战争,使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如蛛网般地普遍发展起来,打击和消灭敌人。

8月26日 在庆阳、环县联合召开的哥老会大会上宣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希望哥老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亲密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

8月29日 农历丙子年七月十三日,儿子马广生。马广是马家长孙,乳名手扳,奶奶呢称手手,全家喜爱。马广长大成人后,父亲对他要求很严,不许有任何特殊。1963年夏,马广从西安前往沈阳找父亲想上大学。父亲说“凭你的本事,能考上就上,考不上就别上!”但明方十分关爱儿子。在“文革监管”中,他每次见到女儿马锐,总要关切地问“马广一家好吗?”

冬 郭洪涛调离中共陕北省委后,马明方接任陕北省委书记,马佩勋接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h3>1937年 32岁</h3>

1月 强晓初调任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时,马明方对晓初说,这个地区很重要,是陕北省的北大门,一定要注意同当地干部和军队搞好团结,坚守和保卫这个地区。

春 中共陕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迁至延安县蟠龙镇。

3月11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扩大),讨论陕北工作。马明方在会上作了陕北工作情况的汇报。张闻天在总结时强调,陕北工作要适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之新形势,要在特区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4月7日 在陕北省青年抗日救国运动代表大会上讲话,要求各县加强对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把陕北苏区创造成为民主抗日的模范区域。

4月26日 参加陕甘宁特区政府经济建设改革计划方案起草委员会,为实现由苏维埃制转变到民主共和制作准备工作。

5月1日 参加延安市五千多人举行的庆祝“五一”节大会。朱德、林伯渠到会讲话。

5月2日-14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亦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会议要求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

5月15日 在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陕甘宁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委员会执委。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要求“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制的模范区域”。

5月17日 在延安出席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执委会议,推选郭洪涛为书记。

5月28日 在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召开的全省学生代表学习竞赛大会上讲话,号召全省学生积极参加学习竞赛活动,学好知识,立志成才,报效国家。

5月 任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

8月15日 中共陕甘宁边(特)区委员会机关刊物《党的工作》第41期发表马明方《陕北党内的民主选举运动》的文章强调,经过党内民主选举运动,把党的生活引向活泼的新阶段,使党的组织和党员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9月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为主席团委员,马明方兼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

9月16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张国焘、郭洪涛在会上作了工作汇报。张闻天在总结时说,现在是抗战的紧张时期,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仍是太平观念,全苏区必须来一个抗战的紧急动员,造成全苏区的抗战气氛。

9月23日 洛甫、毛泽东致电南京博古、叶剑英:关于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前定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马明方七人,现增郭洪涛、高岗二人共九人。

9月26日 中共陕甘宁边(特)区委员会机关刊物《党的工作》第44期发表马明方《全边区人民动员起来参加秋收运动》的文章,要求全边区男女老少齐动员,抢时间,收好秋,种好麦,多打粮食,支援抗日。

9月27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函南京国民党,要求国民政府加委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马明方、郭洪涛、高岗等九人为陕甘宁特区政府委员。

10月5日 中共陕甘宁边(特)区委员会机关刊物《党的工作》第45期发表马明方《为征收一万五千石救国公粮而斗争》的文章,指出缴纳救国公粮是每个人民应尽的义务。

10月26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绥德、米脂、清涧、佳县、吴堡五县警备区工作。张闻天指出,我们在五县工作之目的,是要使之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区域,而且要在统一战线的斗争中来实现,要采用新的工作方法,不能用开辟苏区的老一套办法。

10月29日 米脂县收归绥德警备区八路军管辖后,马明方送父母和家人回老家叶家岔居住。

11月 中共中央决定在绥德警备区建立秘密的中共绥德特委,对外名义是警备区司令部民运科,特委书记的身分是民运科长。特委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马明方兼任特委组织部部长。

12月13日 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主席)、张国焘、(副主席)、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组成陕甘宁边区政府新的主席团。

<h3>1938年 33岁</h3>

1月6日 陕甘宁边区审干委员会成立,马明方为审干委员会委员。

3月 代理中共绥德特委书记。

4月 离开绥德回延安。因积劳成疾,经中央批准去苏联治病。到兰州后与任弼时、张子意、方志纯、李天佑、钟赤兵等一起,经新疆转赴莫斯科。

<h3>1939年 34岁</h3>

11月13日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明方等35人被提名为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中共陕西省组织史资料》注:选举结果待查)。是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一边学习,一边治病,并担任东方大学中共党的小组长。

<h3>1940年 35岁</h3>

1月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向党组织写了自传材料《我的履历》。

是年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认真阅读了马恩列斯著作,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从而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h3>1941年 36岁</h3>

1月初从苏联回国前,同方志纯等一起,拜会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受到热情接待。

1月 同张子意、方志纯、李握如、刘护平等20多人离苏联回国。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因新疆形势逆转,暂留迪化。后调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机关党支部书记。

11月20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

<h3>1942年 37岁</h3>

6月 参加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干部学习会,陈潭秋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同月 担任以陈潭秋为主任的总学委会委员,协助陈潭秋领导整风学习。并针对当时的困难形势,加强对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教育,要求每个党员要以“士可杀而志不可夺”的英雄气概,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

7月 陈潭秋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安排包括马明方在内的第一批同志撤离回延安。但明方同志坚持让陈潭秋和其他同志先走。并耐心地给一些同志做说服工作。

9月17日 新疆军阀盛世才为达到他投蒋反共的罪恶目的,背叛与共产党签订的统战关系协议,以所谓的“请谈话”为名,派大批军警将中共在新疆的123人(不包括小孩)分别软禁于邱公馆、三角地,马明方等被软禁在八户梁。“昨日座上客”成了“今日阶下囚”。

<h3>1943年 38岁</h3>

1月14日 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设法营救被盛世才软禁的我党工作人员。

2月6日 马明方等在软禁中接到陈潭秋“一定要坚定斗志,争取集体回延安”的密信后,同张子意等同志一起,立即开展“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顽强斗争。

2月1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求在与张治中谈话时提出释放被盛世才扣押的徐杰(陈潭秋)、周彬(毛泽民)等一批同志。

3月10日 蒋介石指派中统高级特务带着“首要者必杀”的密令到迪化,以所谓“特派新疆审判团”名义,直接参与对共产党人的迫害。

4月11日 新疆军阀盛世才将软禁在八户梁的马明方、方志纯、刘护平等35人关进迪化第一监狱(后又转入第二监狱)。马明方当即质问“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有功,何罪之有?!”为了便于对敌斗争,马明方化名马洛夫、马有德,张子意化名刘平、刘生财,方志纯化名王佑、王民生。

4月12日 马明方看到从铁窗扔进一个纸团(戏称“航空信”):“登榜已回,有何指示?”后立即写了“加强联系,警惕!”的回条转高登榜。

5月 结发妻罗氏因病在米脂老家去世,时年仅35岁。

6月 林伯渠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释放包括关在新疆监狱的陈潭秋等爱国志士,以利抗日。

9月 马明方将战友林基路写的“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的《囚徒歌》,指示狱中同志广为传抄传唱,鼓舞士气。

9月27日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秘密杀害。噩耗传到狱中后,战友们万分悲痛,并在狱中党组织领导下举行了追悼会,集体创作了一首《追悼歌》:丧心病狂的败类,暗害了你们宝贵的生命!你们临死不屈的意志,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中!你们的英名,将激励我们向黑暗作英勇的斗争。

10月 同张子意、方志纯等领导狱中战友,同敌人进行了多次机智的斗争。

<h3>1944年 39岁</h3>

年初 在监狱各狱号之间打通联系后,马明方指示战友,要把报纸作为精神食粮,经常了解国内外形势,明确方向,增强斗志。

6月5日 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包括新疆监狱的所有中共被捕人员。

11月 敌人将新疆狱中的中共人员分成男监(第二监狱)和女监(第四监狱)后,以张子意、马明方、方志纯为首的狱中领导核心,把全体同志团结在党的周围,开展了多次反普遍审讯和绝食斗争。

<h3>1945年 40岁</h3>

3月22日 国民党特派新疆“清理积案审判团”将迪化监狱的中共人员移交给新疆国民党警务处后,控制更严,手段更毒辣,动辄严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而狱中同志的斗争方式也多种多样。正如敌警务处长胡国振给吴忠信的报告中所说,中共人员在狱中高唱《国际歌》、《囚徒歌》,集体绝食,借故滋事,已非一次,长此羁押,恐非善策。

6月9日10日 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陈潭秋当选为中央委员,马明方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8月初利用苏联对日宣战的有利时机,马明方同张子意、方志纯等一起,组织难友同监狱长滥施刑罚的罪行,进行了坚决斗争。

8月中旬 为了抗议敌人惨无人道的刑讯审问,男监全体同志又进行了七天的绝食斗争,终于迫使敌人停止刑讯,允许看报,并改善了一些生活条件。

9月2日 在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包括关在新疆监狱的一切政治犯。

9月13日 张治中奉命飞往新疆处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革命起义问题,周恩来和邓颖超特地拜托他查清被盛世才关押的中共人员,并设法释放。

10月4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要求国民党当局履行“还政于民”的诺言》的社论,明确指出“中共中委陈潭秋、候补中委廖承志、马明方等,依然被监禁着”。国民党要“还政于民”,就应立即取消一切反民主的法令,释放一切政治犯。否则一切好听的诺言,都不过是空洞的遁词。

10月中旬张治中抵新疆后,立即派迪化市长屈武到女监看望杨之华(化名杜宁,张治中是瞿秋白的学生,称杨之华为师母),并谈了周恩来夫妇委托张治中营救中共人员的问题。杨之华向狱中党组织作了汇报。

11月 在反抗新疆国民党警务处普遍审讯的斗争中,面对敌人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诬蔑,狱中党组织领导全体同志坚决同敌人作斗争,义正词严地申明:共产党救国救民,绝不危害国家民族利益;八路军英勇抗日,举世瞩目。

11月6日 狱中男监全体同志在抗议敌人的刑讯斗争中,坚贞不屈。敌人无可奈何地承认:“提共党88名分别谈话,劝其投诚,结果均执迷不悟”,“他们的血液充满共产主义毒素,不可救药”。

11月下旬马明方在狱中痛斥敌人对对共产党、八路军的造谣诬蔑是“二派胡言”。并在敌人以填写“信仰、志愿”的威逼利诱面前,挥笔疾书“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

是年新疆监狱档案记载:“马明方等人素性刁顽,平日在狱中分头开小组会,学唱国际歌,要求发还马列书籍,无理滋事,已非一次”,“劝其投诚,结果执迷不悟,顽冥异常。”

<h3>1946年 41岁</h3>

年初在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迫不得已颁发行政院训令,命令全国各地释放政治犯。但在新疆主政的朱绍良、吴忠信拒不执行。

3月下旬周恩来委托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设法营救关押在迪化监狱的中共人员。

4月1日 在张治中赴新疆前夕,周恩来和邓颖超到重庆上清寺桂园张治中家中拜访,再次恳托释放关在新疆监狱的全部中共人员,并护送回延安。张治中当面应允。

4月4日 张治中到迪化后,即派屈武和行营驻迪化办公厅第二组组长党必刚到狱中看望慰问,改善生活条件,并转达他受周恩来委托,将尽快释放中共人员回延安。

4月7日 杨之华代表狱中党组织给张治中写信,要求恢复自由,改善生活待遇。张治中在信上批示:“立即改善伙食,准许在狱中自由行动,允许有配偶者会见。”

4月下旬 张治中致电蒋介石,申述“如能主动宣布释放新疆在押的中共人员,对两党合作,对当前形势,都有利无害。”

4月底张治中再次致电蒋介石,申述“如拒不释放,中共方面很可能对外公布,指责政府破坏《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到时仍不得不释放,但在政治上将蒙受损失。权衡轻重,望速裁决”。

5月初张治中第三次致电敦促蒋介石,“请对释放中共人员回延安一案,早日裁可。”

5月10日 经张治中反复说明释放中共人员利弊,蒋介石始于5月10日勉强复电同意。

5月中旬 张治中派他的秘书余湛邦和党必刚,代表他到狱中宣布: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的中共人员,并护送回延安。

5月21日 当时狱中同志不完全了解外界情况,对无条件释放怀疑有诈。为防止意外,经狱中党组织同意,以“王韵雪等全体”名义给张治中写信,提出释放后要在迪化休息两个月等五项要求。张治中随即邀请杨之华、朱旦华、吉合、李云扬、沈谷南、独伊(瞿秋白之女)等六人到他的寓所面谈。明确表示,国共和谈情况复杂,前途未可乐观,回延安宜早不宜迟,迟则生变。并“以我‘三去延安’担保,路上决不会出问题”。从而取得了狱中同志的信任。

6月初张治中审阅了护送中共人员回延安计划,特指定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和他的卫士连长唐建贵负责护送。面嘱:这是特殊任务,不是押送囚犯,对他们要有礼貌,生活要照顾好。为确保安全,又配备军医、军需和一排武装部队。启程前,张治中特批发给每人法币四万元的生活零用费。并亲自通知陕、甘省主席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强调这是经蒋介石批准释放的中共人员,沿途军警宪等必须妥为接待,保护放行。

6月6日 《新疆日报》发表张治中释放中共人员消息。

6月9日_张治中特派屈武代表他到狱中为中共获释人员送行,祝他们一路平安。

6月10日 中共获释人员131人(包括小孩23人)分乘十辆大卡车,从迪化出发,于19日到达兰州。甘肃省及兰州市政当局设宴“招待”,会上唇枪舌战,“洗尘宴”变成了“鸿门宴”。6月下旬 中共获释人员离开兰州后,途中突接胡宗南电令“不准进西安”。经党组织与刘亚哲商定,以“急救病人”为名,连夜于6月26日闯进西安,住进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而胡宗南又借口“政治审查,不许离开西安”。经党中央和张治中多方努力,始于7月初放行。

7月9日 从新疆监狱获释归来的129位同志(途中病故二人),历时一个月,跋涉3000公里,终于到达陕甘宁边区的富县吉家村。媒体赞称这是一支“特别部队”完成了一次“特别战役”,胜利而归,来之不易。中共中央派人到吉家村举行了欢迎会,并向刘亚哲等护送人员赠送了礼品,表示感谢。马明方等获释不久,蒋介石即撕毁一切协议,挑起全面内战。8月2日又出动七架飞机轰炸延安,扬言“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张治中将军要求中共获释人员离开迪化“越快越好”的忠告,委实是一诺千金,难能可贵。

7月11日 从新疆获释归来的全体同志,换乘八路军汽车,安全抵达延安。朱德、任弼时、林伯渠、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七里铺迎接,并走上汽车热情拥抱。

7月12日延安各机关干部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晚会,欢迎从新疆归来的马明方等129位同志。朱德到会致欢迎司。

7月13日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央党校看望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杨之华等129位同志,同大家一一握手,连声说:“同志们受苦了,回来了就是胜利!”

7月14日杨家岭地区的党员代表大会致信赞誉新疆狱中同志“活着的坚贞不屈,死了的视死如归!”

7月15日 杨家岭中央机关派邓洁、张琴秋、张仲实等同志到中央党校慰问从新疆获释归来的马明方等同志。

7月16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设宴招待马明方等129位同志,朱德致欢迎词,毛泽东举杯祝贺同志们胜利归来。

7月17日 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招待从新疆获释归来的同志会餐,朱德致欢迎词。

7月20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等党政军领导机关举行晚会,欢迎从新疆获释归来的同志。谢觉哉致词后,马明方在会上讲话说,我们在狱中没有一天忘记延安,决心集体回到延安。现在这个久久埋藏在我们心中的愿望实现了,我们回家了。

同日 马明方同新疆出狱归来的秦化龙、张子意、李宗林、刘护平、谢良、李云扬、李何、刘勉、朱旦华、杨之华、伍乃茵、沈谷南、杨锡光、方志纯、高登榜、严振刚等17位同志在延安合影留念。

7月28日 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致电张治中,对无条件释放新疆监狱的全部中共人员,并派专人护送回到延安,表示谢忱。

7月底 中共中央宣布:从新疆获释归来的马明方等全体同志,在延安休养三个月。

8月2日 《解放日报》发表马明方的文章《要求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8月6日 在中央党校举行追悼新疆死难烈士大会。马明方、安子文主祭,张子意、朱旦华致悼词。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马明方、张子意悼念新疆死难烈士挽词:“事业永存,精神不死”。8月 马明方给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作报告,揭露新疆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投蒋反共的罪行,并介绍张治中将军营救中共出狱人员回到延安的经过。

秋 在中共米脂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党员干部会议和中小学教师会议上介绍新疆狱中党组织领导战友同敌人作斗争的英勇事迹。

10月21日 经新疆出狱同志集体研究讨论,由方志纯同志执笔,以新疆狱中党组织名义写的《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报送中共中央组织部。

10月23日24日 参加西北局常委会议,讨论边区各县财政科长联席会议上提出的问题。

11月 经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夫人介绍,在热心同志的“说合”和组织上的“包办”之下,同马淑良在延安当天见面,当天结婚。一切从简,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添置一件新的生活用品,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简朴又温馨。

11月7日 参加西北局常委会,讨论战备和坚壁清野问题。

11月8日 中共中央通知,马明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副书记。

11月15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上发言说,要看到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地县各级都要节省开支,支援战争。

11月20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讨论洛川特委工作时说,要教育干部从思想上工作上积极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11月21日 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曹力如电贺榆林保安副指挥胡景铎将军率部起义并成立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希望团结一致,共谋西北人民之安宁。

11月22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议上传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我们同蒋介石斗争的方针是:坚持解放区,寸土必争。

11月23日 在西北局讨论陇东工作时说,彻底转变领导作风是转变陇东工作的关键。在进行土改的地区,应当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认真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

12月8日——11日 在西北局讨论甘肃工作时说,甘肃在西北的地位很重要,应当积极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放手发展隐蔽力量,从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12月28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讨论干部工作时说,培养干部不一定要办训练班,要注意在经常工作中教育干部,提高干部。

12月31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讨论骑兵第六师起义后的有关问题时说,这支部队起义是好的,我们热情欢迎。但要耐心地教育帮助和改造他们。对他们的缺点,要慎重对待,不能草率、简单从事。

<h3>1947年 42岁</h3>

1月5日 在西北局讨论榆横工作时说,榆横新区工作的关键,是通过减租减息和清算恶霸等解决土地问题。这项工作做好了,群众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其他各项工作也就好做了。

1月7日 在听取胡景铎、范明关于骑六师的工作汇报后说,用三个月时问对这支部队进行整训,通过政策和形势教育,使他们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

1月16日 在西北局讨论绥宁工作时说,在西北战争大打以前,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利用统战关系,把宁夏的工作做得更好。

1月28日 习仲勋、马明方致电甘肃工委孙作宾,同意平东工委广泛开展“两面政权”的合法斗争。

2月初西北局组织以马明方为团长、常黎夫为副团长的土改工作团,同胡乔木率领的中央机关土改工作团一起,到陇东地区进行土改工作。

2月3日 习仲勋、马明方致电高峰、郭炳坤,要求大力加强部队整训,用一切力量发展地方武装,壮大地方部队。

2月17日 同胡乔木、常黎夫一起参加中共陇东地委常委会议,讨论老区土改问题,并提出要慎重对待富农,只可割掉封建尾巴,不宜打击过重。

2月 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和实际工作需要,西北局成立前敌委员会和后方工作委员会。前委由习仲勋、张宗逊、王世泰、廖汉生、阎揆要、徐立清组成,习仲勋任书记。后委由马明方、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周兴组成,马明方任书记。

3月10日 参加陇东地委会议,讨论如何适应战争环境,开展土改工作等问题。

3月12日 在陇东地委常委会议上说,在敌人未进攻之前完成土地改革,就是对解放战争最大的支援。

3月15日 在陇东地委讨论镇原工作时说,在战争环境下,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解决土地问题,争取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坚定地站到革命方面来。

3月19日 在陇东地委会议上听取胡乔木、常黎夫汇报悦乐三乡和马岭三乡土改工作进展情况。

3月20日 在讨论环县土改工作时说,对新旧富农的封建剥削都是要动的,但应有所区别。新富农有多种情况。有的是土地革命后分得了土地,靠自己辛勤劳动发展起来的。对他们就应当给以适当的照顾和优待。

3月22日 在听取庆阳县土改工作汇报后说,广大群众在战争中是经得起考验的,对敌斗争的决心是大的。对那些仍有疑虑的群众,要进一步做深入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坚定胜利信心。

3月26日 参加陇东地委会议,听取新任陇东地委书记张仲良传达西北局指示,检查原地委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

同日 习仲勋、马明方致信张邦英:凡土改中把中农错订为富农并斗争了的,必须坚决改正,一户也不要错。

4月2日 参加陇东地委会议,对原地委在领导工作中不坚持一元化领导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要求进一步检查和纠正一些单位存在的本位主义和形式主义。

4月8日 习仲勋、马明方致电高锦纯、赵伯平,要求查处旬邑、新正等地贩毒问题。

4月12日 西北局转发马明方关于陇东地委检查领导作风问题的报告。

4月底奉命从陇东返回西北局。因习仲勋已奔赴前线参与军事指挥,由马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

5月1日 主持召开西北局后委会议,听取崔田夫关于安塞工作情况的汇报。

同日 致电绥德地委:敌人即将侵犯绥米,应即将干部家属转移,并将李鼎铭、霍仲年等转送山西安全地区。

5月2日 主持召开西北局后委会议,讨论检查撤出延安后的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

5月7日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机关干部庆祝蟠龙大捷大会上讲话,要求全边区军民闻胜勿骄,一切从长远打算,努力做好支援前线工作。

5月14日 在西北局后委工作会议上说,组织和发展游击队应以政治上忠实可靠为标准,要注意质量,宁缺勿滥。

5月19日 在南家湾主持召开西北局后委会议,讨论处理俘虏和扩兵问题。周恩来参加会议并作了指示。

5月20日 林伯渠、马明方复电孙作宾,同意徐国珍同志为中共甘肃工委委员。

5月21日 主持召开西北局后委会议。在讨论榆横工作时说,新区工作应注意培养提拔当地干部,依靠他们做好工作。

6月1日 致电张德生,摘要转告周恩来对蒋管区工作的指示。

6月7日 从绥德给西北局、党中央报告关于扩兵、整党和土地改革的工作情况。

6月1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电林伯渠、王维舟并告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杨尚昆:“敌之‘清剿’,主要在骚扰我区,捉走壮丁。据我们经验,只要我们采取积极态度,坚持反‘清剿’斗争,即使是十数人的游击队,经常保持与敌接触,也可使敌踌躇不敢冒进,或者据山筑工,不敢下沟捉人。这样,既可迟敌前进,便我掩护群众及机关转移,又可阻敌骚扰,减少群众及机关损失。”

6月16日 致电马文瑞,速回西北局后委讨论恢复青年、妇女工作的组织机构等问题。

6月19日 林伯渠、马明方致电贺龙、李井泉,提出军队干部家属特殊化严重,应即进行整顿。

6月20日 致电张德生,说志丹、安塞已无敌人,我军将进行反攻。

6月23日 致电绥德地委,要求立即领导地方武装袭击敌人,并制止地方保甲送粮草资敌。

6月25日 致电三边地委,要求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进行扩兵和发展党员的工作。

7月 在西北局机关驻地马蹄沟同曹力如、师哲等研究延安以东地区的物资转移和抢运等问题。

7月3日 在西北局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6周年大会上讲话,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全力做好支援前线工作。

7月21日-23日 在靖边县小河村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在会上首次提出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目标。会议研究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及各个战场配合作战等问题。

7月26日 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通报工作和战争情况。(一)中央已召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诸同志开会三天,检讨工作;(二)决定精简人员,规定新的生活标准,以利持久;(三)决定向脱离群众的干部作斗争,开展土地改革;(四)野战军自打合水、曲子、环县歼灭八十一师及骑二旅大部后,三边敌人逃回宁夏,收复三边;(五)现决定向榆林行动,给该方之敌一个打击,相机夺取榆林,吸引胡军北援,以便陈赓纵队向豫西行动。

同日 习仲勋、马明方致电三边部队,要求全力进行恢复工作,并与陇东地区经常取得联系。

7月27日 习仲勋、马明方致电三边部队,要求三边光复后应着重发展地方武装,并做好扩兵工作。

7月28日 出席撤出延安后召开的第一次西北局委员会议,讨论攻打榆林问题。

7月29日致电关中地委,要求尽快作好准备,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8月3日 习仲勋、马明方致电朱敏,要求对鄂旗蒙人自发组织的“独立运动”给予大力支持,务使广泛开展。

8月8日 在绥德分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粮工作不能采取层层摊派的办法。

8月11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议上讨论精简节约问题时说,为了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精简节约原则,所有留在后方的勤务、保姆等,原则上取消,把家属组织起来进行生产。

9月1日 原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将军,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反动政策,由南京、上海辗转抵达陕甘宁边区的绥德义合,林伯渠、马明方设宴欢迎,并同贺龙、习仲勋、杨明轩等一起与赵寿山合影留念。

9月12日 习仲勋、马明方复电洛川特委,要求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配合解放军主力的南进行动。

9月22日—24日 在西北局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在收复区与巩固区,要迅速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在新区与游击区要摸索和创造一些做好财经工作的经验。

秋 马明方随西北局机关驻马蹄沟时,有一位早年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要求帮助把在部队当兵的儿子退伍回家。明方劝解说,你家里若有困难,我可以帮你想办法克服,但当兵的都离开了部队,边区保不住了,你那个家还能保住吗?

10月9日 参加西北局会议,讨论陕甘宁和晋绥边区的财经统一问题。

10月下旬 参加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绥德义合召开的各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结合边区实际,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1月1日一13日 在西北局召开的土地会议上讲话强调,土改中没收的财物应该一律全部分配给群众,任何个人不得占用。有的游击队占用了的,应尽量归还,确实无法归还的应由政府代为归还。

11月21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议上讨论干部问题时说,我们的干部队伍存在着成分不纯、思想不纯的情况,应当在土改中整顿队伍,培养干部,选拔优秀干部,充实干部队伍。

12月1日 在西北局会议上讨论黄龙工作时说,游击队要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扎根,发动和依靠群众打开工作新局面。

同日 习仲勋、马明方电复甘肃工委孙作宾,同意成立教导队训练干部,并要求将游击战术列为训练干部的主要内容。

12月10日 习仲勋、马明方致电马文瑞、曹力如,要求注意研究解决乡村干部中存在的不良思想作风问题,并编写有关学习资料教育提高干部。

12月18日 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致信马文瑞、李卓然,要求在土改中要注意掌握政策,切忌发生急躁和脱离群众现象。

12月23日 马明方在参加延属分区土改会议后,写信给习仲勋并西北局,提出对土改中错斗了的中农、富裕中农和新富农应一律平反,退还被没收的全部财物。

12月25日——28日 在米脂县杨家沟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会议讨论了党在战争转入全面进攻后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及统一战线问题,讨论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以及毛泽东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所写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成为党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领导人民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行动纲领。

<h3>1948年 43岁</h3>

1月2日 参加西北局在绥德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机关和土改工作团党员干部会议,学习中央“十二月会议”文件,部署土改和生产救灾工作。

1月8日 在西北局讨论黄龙工作时说,我们的工作应该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不管主力部队出击与否,黄龙都应准备创造和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1月9日 毛泽东致电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诸同志,同意习仲勋1月4日关于老区土改工作的意见。即“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望照这些意见指导各地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循正规进行,少犯错误。

1月11日 贺龙、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联署指示各地委书记、专员,要求认真做好救灾运粮工作,战胜灾荒。

1月15日 参加西北局会议,讨论和具体部署土改工作。会议确定以“抽补调剂”为陕北老区土改指导方针。

1月16日 在学习讨论中央“十二月会议”文件时说,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给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过去农村土改中一些不明确的问题现在都明确了,对指导今后工作有重大意义。

1月中旬 在米脂杨家沟参加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会讲话。彭德怀作《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报告。会议明确规定了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

1月下旬遵照毛泽东指示,到延属地区检查和纠正土改中发生的一些“左”的偏差。

1月28日 在讨论黄龙工作时说,黄龙和各地区都应建立一支基干游击队,使之成为地方部队,以保卫和巩固自己的根据地。

1月29日 习仲勋、马明方致电延属地委,要求认真检查土改工作,坚决纠正“左”的偏向。

2月初在延属分区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游击队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就能生根、发展、壮大,脱离群众就要失败。

2月6日 同陕甘宁晋绥边区党政军领导同志一起,致信慰问人民解放军伤病员同志。

2月14日 林伯渠、刘景范、习仲勋、马明方联署发布关于开展春耕生产的指示。

2月25日 在绥德参加李鼎铭先生追悼会,并致挽词表示哀悼。

3月13日 致电贺龙、习仲勋、林伯渠,征求对工商业征税的意见。

3月14日 同延川县城市区六乡党支部书记刘治生座谈农业生产时指出,要把上级的指示和乡村实际结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实行具体领导,解决实际问题。要纠正不踏实的作风。

3月25日 习仲勋、马明方致电赵伯平、杨伯伦,指出要教育干部懂得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坚决反对和纠正那种不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的坏作风。

同日 习仲勋、马明方致电三边地委:在边区新政权建立后,凡自己勤劳致富,只有雇工而无(或很少)封建剥削,并连续三年以上者,均应订为新富农。

3月26日 习仲勋、马明方复信张邦英并高峰,要求在佳县土改纠偏中,对把中农错订为富农的必须彻底纠正。

4月3日 西北局确定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赵寿山、李敷仁等为追悼杜斌丞筹备委员会委员。

4月4日 习仲勋、马明方致信张邦英、白治民,指出米脂县土改中错斗了不少中农,这是一件大事。纠“左”应采取坚决的态度和切合实际的步骤,先从突出的区乡开始,对被错斗的人改订成分,退还土地和财物。对斗的不错但斗得过火的亦须纠正。

4月5日 在西北局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说,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

4月9日 在纪念“四八”烈士(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殉难两周年大会上讲话,号召全边区干部和党员认真学习“四八”烈士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忠贞不渝的彻底革命精神。4月17日 在西北局讨论青年工作时说,青年工作干部要养成踏实负责、艰苦朴素的作风,反对享乐腐化和轻浮作风。

同 日 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批转新区工作团《关于当前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切实改进。

4月21日 在西北局讨论保安处工作时说,不否定错误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更好地前进;否定了过去的错误,就会对今后工作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5月4日 在庆祝延安光复大会上讲话说,延安已永远成为人民的延安,全边区人民要加倍努力,尽快把生产建设恢复到战前水平。

5月8日 习仲勋、马明方等写信感谢晋绥工业部门暨所属工厂节衣缩食,捐募钱物,救济陕甘宁边区灾民。

5月23日 在延属分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讲话说,延属各县已全部收复,要全力领导群众发展生产,战胜灾荒。如果生产搞不好,其他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

6月13日 习仲勋、马明方复信黄龙地委,指出新区工作如不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是不会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

6月19日 在西北局城工委讨论伊盟工作时说,伊盟地区有36万人口,我们解放了的地区只占其总人口的1/4,因此还要大力做好争取团结工作。并注意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不要忽视农业生产。

6月23日 习仲勋、马明方致信李合邦、孙作宾,要求提出全面开展陇东工作的意见。

6月28日 贺龙、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致信各地委书记、专员,商讨在延安设立财经学校,培养财经干部问题。

7月1日 在西北局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7周年大会上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克服不良思想和作风。

7月3日 致诔词悼念吴旗县参议长蔡丰先生。

7月8日 西北局常委会决定,由马明方同志负责边区在职十邵理论政策学习的组织领导工作。

7月14日 在西北局各系统学委会负责人会议上讲话,强调学习要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

7月中旬在陕甘宁边区各界青年联合会和延属分区各县青联主任联席会议上讲话,指出新区青年“迫切要求思想的解放,政治的出路和真正学到有益的知识”。边区青联要用大力开展新区青年工作,带领和团结广大青年共同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

7月29日 在西北局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8月1日 参加西北局召开的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大会。

8月3日 在讨论西北局干部工作会议总结时说,要教育干部在反对右倾思想的同时,必须注意反右防“左”。

8月20日 在检查延安干部学习会议上讲话,强调必须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学习方法,注意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9月22日 在西北局召开的学习汇报会上作总结时强调,在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必须实事求是,力求客观全面,防止和克服主观唯心主义。

9月28日 在延安参加关中地委宣传部长张剑颖和西北局干部马玉棠的追悼大会。

10月9日 参加陕甘宁边区各界人民悼念杜斌丞先生遇害一周年大会并送挽词致哀。

冬马明方去晋南工作路过米脂时,顺便回家看望父母。临走时,母亲让他把一件旧棉袄留给父亲穿。明方对母亲说,“这是公家的,留下不好,我给爸另做一件吧”。

12月3日 参加晋绥党代表会议,并向西北局写了关于会议讨论情况的报告。会后去晋南检查工作。

12月8日 西北局常委会决定,马明方兼任中共晋南工委书记,张稼夫任第一副书记,武新宇任第二副书记。

12月中旬 到晋南地区检查土改和生产等工作,并同地县委同志一起研究,按照四类地区的不同情况,确定了土改工作方针和具体实施步骤,从而打开了土改工作的新局面。

12月25日 马明方、张稼夫复信新绛地委并新绛县委书记赵守攻,原则同意所提关于土改中农民之间房屋、土地典当问题的处理意见。

12月29日 在晋南工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各级干部要适应新的形势,学会管理城市和领导生产建设的本领。农村要普遍宣传劳动致富政策,安定群众生产情绪。

12月底离开山西临汾返回延安途中,在黄龙山区度过了大雪封山的七个日日夜夜。

第三篇 马明方年谱(1905——1974) 第三章 1949—1955年

<h3>1949年 44岁</h3>

1月1日 为《晋南日报》创刊题词:“报纸是提高与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最好的武器,是测量我们各项事情办得好坏的风雨表。”

1月18日 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在听取张子芳关于边区妇代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后说,妇女不参加生产很难得到真正的解放。没有妇女参加各项建设工作,人民就不可能富裕,国家也不可能富强。

1月26日 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上讲话说,组织占人口一半的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建设,是解放妇女的主要方向和必由之路。

2月2日 《群众日报》发表马明方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争取彻底解放》。

2月4日 从晋南回到延安后,向西北局常委会作了关于晋南工作的综合报告。

2月14日 在西北局讨论健全党委制问题时说,西北局领导班子是团结的,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但党委会讨论问题,应着重研究政策、理论性的重大问题,避免“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

3月1日 西北局常委会听取了马明方关于视察晋南工作的汇报后,作出《西北局关于晋南工作的决定》。

3月5日-13日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马明方在小组会上发言拥护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的正确决策。

4月7日 马明方致晋南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贺词:“这次学代大会标志着晋南同学的大联合大团结,对今后晋南学运及参加各项建设工作都将起重大作用。”

4月14日 在晋南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上讲话,勉励晋南学生必须努力学习,迎接新形势和新任务,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4月19日 在中共晋南工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强调,<bdo></bdo>在党内民主生活中,同志之间对一些问题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我们要注意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特别要正确对待不同的甚至反对的意见。

4月21日 在晋南地区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讲话。号召党员干部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5月 兼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

5月1日 在晋南各界代表庆祝南京、太原解放暨临汾市职工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说,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力军。同样,在打倒敌人之后,他们仍然是建设我们新国家的主力军。

5月20日 为养护公路,节省民力,便利解放大军西进,马明方、武新宇、霍维德、马佩勋联署发出《严禁铁轮大车通行公路的布告》。

5月26日 参加西安市军管会第三次会议,讨论维护社会安宁,建立革命秩序等问题。

5月29日 参加西安市军管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建立接管工作制度等问题。

6月8日 中共中央通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李井泉、马文瑞、刘景范、贾拓夫同志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

6月10日 参加西北局常委会,讨论支援前线工作。

6月12日 参加西安各族各界10万人庆祝西安解放大会。

6月15日 参加西北局常委会议,讨论甘肃工作。

6月19日 在西安建国公园参加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前委联合召开的紧急会议,研究如何粉碎胡马反扑的作战方针和部署问题。对要不要放弃西安问题,彭德怀的结论是,现在不是放弃西安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敌人攻我之机会吸引住敌人,歼敌于西安附近。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提出:“钳马打胡”的方针。

6月29日 在西北局讨论报纸工作时说,报社要组织地、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写稿,多多反映实际情况,提高报纸工作质量。

7月1日 参加西北局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

7月5日 参加贺龙主持召集的西安市各民主党派、工人、学生代表暨各阶层人士座谈会,听取对建设新西安的意见和建7月25日 致信西北局提出对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干部的调整配备意见。

7月26日——8月4日 参加西北局召开的关中新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确定,关中新区工作应当集中力量肃清反动武装,努力完成农村民主改革,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建设新农村打好基础。

8月7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讨论陕北工作时说,陕北工作应当集中全力领导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老区还应处理好土改遗留问题。

8月24日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西北解放区代表团,在首席代表马明方带领下启程赴北平。马明方发表谈话指出:我们是肩负着建国使命赴北平开会的。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将彻底改变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的政治制度,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进行有效的经济建设,把伟大的新中国建设好,把我们的大西北建设好。

9月21日 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致开幕词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9月22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听取政协筹备经过等四个工作报告。马明方被选为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

9月24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说,这次人民政协会议表现了全国人民从来未有的大团结。从此,中国人民的历史,将完全进入光辉灿烂从古未有的新时代——即新民主主义的时代,人民共和国的时代。9月25 13《人民13报》全文发表了马明方的发言。

9月27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的大团结。

9月29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9月30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会议选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马明方等180人当选为委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宣告“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同日下午6时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致词,毛泽东宣读纪念碑文。马明方以西北解放区首席代表身分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执锨铲土,为纪念碑奠基,以表示对先烈的崇敬。

10月1日 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0月2日 在北京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0月3日 参加毛泽东主席为西北解放区代表团举行的宴会。毛主席说,西北人民特别是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中国革命是做了很大贡献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主席要大家到工业发达的地区走一走,看一看,开开眼界。

10月5日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成立。刘少奇当选为会长,宋庆龄、吴玉章、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张澜、黄炎培当选为副会长,马明方等197人当选为理事。

10月8日 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各单位首席代表会议,协商如何开展政协全国委员工作等问题。

10月9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周恩来报告《参加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各单位协商的经过》。会议选举毛泽东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

10月中下旬 遵照毛泽东主席指示,同杨明轩、赵寿山、王世泰、杨拯民、李景膺、张子芳等一行20多人,到东北的旅顺、大连、沈阳等工业发达地区参观访问,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11月17日 在兰州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扩大会议,贺龙传达刘少奇、周恩来指示精神,讨论研究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部队整训、统战政策和财政经济建设等问题。

12月2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任命马明方为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12月17日 参加西北局召开的关中地委书记会议,讨论新区农村工作。

12月21日 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西安分会理事长。

12月24日 到西安飞机场迎接彭德怀将军解放大西北后从新疆凯旋归来。

12月26日 参加西北局常委会,讨论成立陕西省人民政府等问题。

12月28日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2月30日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杨得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司令员,耿飚、吴岱峰、左协中任副司令员;马明方兼第一政委,李志民任政委。

<h3>1950年 45岁</h3>

1月5日 参加西北局召开的各省市委书记会议。

1月6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陕西省委由马明方等17位同志组成,马明方任书记,张邦英任第一副书记,李合邦任第二副书记,杨得志、李志民、自治民任常委。2月23日,西北局报经中央同意,陕西省委调整为由18位同志组成,马明方任书记,张邦英、李合邦任副书记。

1月10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马明方发表就职演说:“新型的行政人员要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

1月11日 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陕西省人民政府1950年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以最大努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

1月14日 在欢迎张治中、鲍尔汉、邓宝珊、陶峙岳将军的宴会上致词说,愿在建设新中国和新西北的伟大事业中加强友谊与团结,夺取新的胜利。

1月15日 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人民是一切事业的创造者》的讲话。强调人民是一切力量和一切智慧的源泉。群众路线“是我们的行政之本”,谁要是违背它,谁就要受到人民的惩罚。

1月19日 在西安出席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典礼。

1月21日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议上作《关于陕西省人民政府工作的报告》。

1月30日《群众日报》全文发表。

2月5日在《群众日报》发表悼念杨虎城将军的文章,追忆将军早年主持陕政,兴修水利,倡办学校,历险排难,利我桑梓。双十二事变与张学良将军发动爱国壮举,宣布八大主张,迫蒋停止内战,扭转时局,功在国家。孰知忠良不为国贼所容,身系囹圄十有二年,坚贞不屈,终被杀害。噩耗传来,曷胜愤慨。我三秦人民将继承先生遗志,勇追穷寇,杀贼报仇,以慰英灵。

2月13日 在西北局讨论西安市工作时说,西安市对工厂管理工作必须加强。

2月15日 在西北各界代表庆祝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会上讲话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2月18日 马明方发表谈话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将使中苏两国在友好合作团结的基础上走向新的胜利。

3月1日 主持召开陕西省人民政府第五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公安、卫生工作计划。

3月6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说,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政府的人民监察委员会,在组织机构上统一起来,比较好办事。

3月10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3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马明方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同 日 马明方在长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说,要扎扎实实地把生产竞赛运动开展起来。

3月17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4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马明方兼陕西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3月20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上汇报了陕西省的行政区划问题。

3月25日 在陕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强调要结合生产开展妇运工作。

3月31日 在陕西省财政工作会议上讲话,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财税政策,做好财政工作。

4月2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地委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努力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决同一切不良思想作斗争。

4月9日 中共中央决定,马明方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

4月28日 马明方给西北局写第一次综合报告:《关于陕西省的春季生产与救灾工作》。

5月1日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宴会上致词,祝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劳动人民的节日。

5月8日 在西北局讨论土改问题时说,土改中不动富农,有利于孤立地主,稳定中农。

5月10日《群众日报》发表马明方在陕西省文教行政会议上的讲话:《办好学校教育》。

5月19日 主持召开陕西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5月24日 在西北局讨论三原工作时说,城市工作要树立长期建设思想,并注意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改进工作。

夏 马明方的夫人马淑良,一次想乘明方去省政府开会的便车,到钟楼办件事。她已经坐上了车,明方却严肃地说“这是办公事的车,不能坐!”硬是让她下了车。在场的同志都说“马书记公私分明,一丝不苟”。

6月6日——9日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

6月21日 在听取渭南工作汇报后指出,要吸收大量进步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参加工作。有些人就是光吃饭不做事,也有利于孤立反动派。

6月28日 在西北局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陕西省当前工作与任务的发言。

7月1日 为《陕西日报》创刊题词:“用最通俗的话说出群众中真实的生活”。

7月8日 在西北局讨论大学教育问题时说,要重视办好理工学院。

7月14日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上作《关于陕西省人民政府工作的报告》。

7月20日《群众日报》全文发表。

7月17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健全宣传机构,组织宣传队伍,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7月20日——31日 出席中共陕西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并作《关于陕西省土地改革和目前一般工作任务的报告》。

8月1日 在西安各界10万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大会上讲话,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和朝鲜。

8月13日——23日 出席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并作《陕西省人民政府六个月施政工作暨今后土地改革和一般工作任务的报告》,当选为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到会作重要讲话。

8月24日 在中国民主同盟西北区首届盟员代表大会上致贺词。

8月25日 主持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常务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处理日常工作。

8月31日 前往西安火车站欢迎以沈钧儒为团长的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各民族访问团。

9月1日 在西北局讨论土改工作时说,土改中多吸收些党外人士参加,既可减少阻力,又可多听些不同意见,防止少出“左”的偏差。

9月6日——14日 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并作《关中地区土地改革总结和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任务》的报告。

9月11日 在陕西省工业厅召开的关中地区煤矿业会议上作《积极改革,巩固基础,为迎接煤矿业新的发展而努力》的报告。

9月25日 在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首届党代表会议上讲话,强调军队要支援地方完成土地改革工作。

9月27日 在陕西省第一届司法会议上讲话,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必须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提高政治水平和政策业务水平。

10月1日 《群众日报》发表马明方纪念国庆一周年文章:《克服麻痹思想》。要求各级干部克服在对敌斗争中丧失警惕的太平麻痹观念和骄傲情绪,严厉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

10月4日 女儿小芳在西安生。聪慧伶俐,活泼可爱,全家视她如掌上明珠。“文革”中因父母受迫害,青春年华而致精神失常。十分痛惜。

10月5日 在陕西省首届妇女代表大会上讲话,要求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土改工作。

10月16日 在西北局讨论司法工作时提出,要集中一批干部清理积案,工作既不能急,也不能粗。

10月31日 在追悼任弼时同志大会上讲话,号召各级干部学习任弼时同志的伟大革命精神。

11月4日 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马明方兼任陕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

11月7日 《群众日报》发表马明方的文章:《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

11月16日 出席为欢送中央人民政府西北民族访问团举行的宴会。

12月5日 在西北区和陕西省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大会上讲话,要求每个参加土改的干部都要经受锻炼,真心为农民办实事。当台下有两个干部递条子说,因爱人生小孩不能参加土改时,马明方回答说,农民盼土改,盼了多少年!你爱人生小孩还有贫苦农民翻身求解放的事大吗?第二天这两个干部即向组织写了检讨,愉快下乡参加土改。

12月10日 经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报经政务院第63次会议通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马明方为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12月11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议上汇报陕西土改工作进展情况。

12月14日 在西北局讨论1951年工作安排时强调指出,新的一年要重视研究市场管理,掌握市场规律,管好市场,促进流通。

12月20日 在陕西军区人民武装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民兵工作必须结合生产实际,建立在扎实的群众工作基础上,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同日 马明方批发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白治民关于土改工作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和发动贫雇农,使他们真正成为土改中最可依靠的力量。

12月21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上汇报陕西工作时提出,要解决组织机构设置上的“头重脚轻”问题,大力精简上层,充实下层,克服官僚主义。

12月22日《群众日报》发表马明方《论土改中群众工作的两种立场和两套作法》的文章,对指导全省第一期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2月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刘金轩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代陕西军区司令员,马明方兼任第一政委。

<h3>1951年 46岁</h3>

1月1日 元旦题词:“我希望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每个人的智慧和自己的事业能够与时俱增。”

1月2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说,把高级民主人士组织起来,下去搞群众工作,很有好处。陕西土改中组织一些人下去看了看都有进步。

1月3日 在陕西省农业生产会议上作总结报告,号召各级干部发动和组织农民大力开展农业大生产运动。

1月15日 在陕西省工业会议上讲话,要求认真总结经验,努力完成1951年的工业生产任务。

1月17日 在陕西省人民政府第45次行政会议上讲话,强调反对华而不实,发扬扎扎实实,解决实际问题的优良作风。

1月18日 为西北军干校毕业生题词:“希望我们中华民族每个优秀的儿女,永远能够忠诚地站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

1月22日 在西北局讨论土改问题时说,要集中训练干部,整顿思想作风。只有提高干部,才能提高群众,做好群众工作。

1月29日 复信宝鸡县稻溪区四乡全体农民,鼓励他们努力生产,争取早日过上好光景。

2月2日 在陕西省土改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作关中第一期土改工作总结报告。关中地区已有842个乡、200万人口完成土地改革。

2月14日 在陕西省监察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各级监察工作干部应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同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现象作斗争。

2月20日 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第37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常黎夫关于准备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委员会议的报告。

3月14日 批发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卢勤良关于大荔土改工作的报告。

3月15日 在陕西省财经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加强党委对财经工作的领导,迎接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

3月23日 在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委员会议的党员会议上讲话,要求党员委员要按照共同纲领的精神,虚心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发挥他们的长处,团结合作,开好会议。

3月24日-31日 出席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委员会议,讨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任务。

3月29日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委员会议上作《关于陕西省1950年的工作报告》。

3月31日《群众日报》全文发表。

4月4日《群众日报》发表马明方在陕西省农业生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全力争取今年农业生产的丰收》。

4月6日 在西北局讨论统战工作时说,做统战工作要多接触人,多发挥人家的长处。要人家不作客,就要人家办主人的事。陕西凡参加了实际工作的民主人士都有进步。

4月12日 在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会议上作彻底镇反革命的报告。

4月20日《群众日报》发表马明方在陕西省各界人士座谈会上的报告《彻底肃清反革命活动》和《关于镇压反革命中的几个问题》。

4月22日 赴机场欢迎班禅额尔德尼由兰州飞抵西安。

5月7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举办的中级干部理论辅导员训练班讲话指出,必须造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空气。参加训练班的同志要下功夫多读、苦读、熟读,只有自己弄通弄懂了,才能更好地辅导别人。

5月16日 在陕西省人民政府第59次行政会议上讲话说,有些中小学校,不顾学生的时间和精力,额外出很多数学题,布置很多课外作业,发很多讲义,只管注入,不问消化,这种教学方法是要不得的。教育部门应当认真检查,切实改进。

5月29日 《群众日报》发表马明方的文章:《响应张明亮等四十七个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号召》。

6月11日 在陕西省土产交流会议上致词,要求国营、合作社和私营商业要面向农村,便利群众,为生产建设服务。

6月19日 赴机场欢送班禅额尔德尼离西安。

6月30日 在西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会上致词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更好地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我们富强的国家。

7月1日 参加西北局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大会。

7月2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议上听取青海工作汇报后说,按照关中地区土改的经验,第一期应少搞一点,一个乡干部不宜多。

7月4日 在中共陕西省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必须稳步做好整党建党工作。同日 在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打井抗旱的竞赛运动。

8月6日 在讨论农业生产计划时说,变工组应根据实际需要办,实事求是,光图快不图好不行。

8月13日-16日 赴长安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土改后的农村变化情况。

8月21日 同兴平县著名劳动模范张明亮等座谈发展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问题,希望把爱国主义生产旗帜插遍关中大地。

9月14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作总结报告,强调做好陕南土改和关中地区的查田定产工作。

9月16日 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全体委员会议上作《关中地区土地改革总结和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任务》的报告。

9月22日《群众日报》全文发表。

9月24日 赴火车站欢送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团长刘景范等离陕返京。

10月8日 在听取王子宜关于陕北老区访问团工作的汇报后说,陕北老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存在问题很严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10月15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讨论贯彻婚姻法时说,光一般宣传不行,要在具体化上下功夫。

10月21日 《群众日报》发表马明方的文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旗帜》,详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10月22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在听取方仲如、陈元方关于西安市进行民主改革和召开工商业代表会议的汇报后说,我们只提反对投机商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商业都是应该发展的。

11月1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讨论1952年生产计划时说,最近几年的工作重点仍应放在农业上,农业增产了,其他工作就好做了;交通工业的重点应放在修建公路上,路通了,农副土特产品的销路问题就解决了。

11月7日 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34周年,设宴招待在西安的苏联友人。

11月16日 出席西北局委员(扩大)会议。

11月20日 在西北局委员扩大会议上发言,提出从上到下应普遍进行一次整风学习,批评和纠正干部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

11月22日——29日 出席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委员会议,讨论加强抗美援朝、开展增产节约和继续完成土地改革等工作。

11月24日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委员会议上作《关于陕西省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

11月30日《群众日报》全文发表。

12月7日 参加西北局召开的西北区、陕西省和西安市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习仲勋作《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斗争》的报告。

12月12日 在陕西省农业生产会议上作《开展1952年爱国主义的农业增产运动》的报告。

12月22日 《群众日报》全文发表。

12月16日——23日 出席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第二次会议,并作《为开展爱国主义的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的报告。

12月26日《群众日报》全文发表。

12月21日 在西北区中苏友好协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西北中苏友好协会总分会理事,并在第一次理事会议上当选为常务理事。

12月31日 西北局批准,马明方兼任陕西省转业建设委员会主任。

<h3>1952年 47岁</h3>

1月8日 在陕西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整风动员报告。

1月12日 在讨论开展“三反”运动时说,群众发动起来了,领导干部要讲实事求是,不能偏听偏信。

2月1日——4日 主持召开关中地委书记、专员联席会议,部署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

2月5日 参加西安市20万人在革命公园举行的开展“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动员大会。

2月12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上听取赵伯平、方仲如关于西安市开展“五反”运动的情况汇报后说,凡在《共同纲领》下从事的一切商业活动,都是正当的商业活动。

2月19日 兼任陕西省生产防旱委员会主任。

2月20日——23日 主持召开陕南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检查土改和“三反”工作。

3月21日 致函各地委、县委书记和专员、县长,要求每人写一份检查指导生产的工作报告。

3月22日 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94次行政会议上讲话,要求各专县加强对生产防旱工作的具体领导,深人检查,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4月3日 在西安群众堂参加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及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大会,并同习仲勋、张治中、方仲如一起设宴招待代表团。

4月22日 在西北局全委会议上汇报陕西省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进展情况。

5月13日——16日 出席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各界人民代表会协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联席会议,并作《为继续完成1952年各项工作任务而奋斗》的报告。

5月30日 参加西北局召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工作会议。

6月2日——17日 主持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加强经济建设和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总结报告。

7月1日 在西北局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大会上作报告,回顾了党的斗争历史,总结了经验教训,号召党员学习经济建设理论,迎接经济建设高潮。

8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军区整编为陕西省军区,杨嘉瑞任司令员,马明方兼第一政委。

8月14日 马明方对陕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计划指示:“关中可在今冬到明年二三月间每个专区和长安县各试办好一两个,取得经验后于明年夏秋再在各县试行,然后有计划地逐渐在有条件的地方分期稳步推行。”

同日 马明方给毛泽东主席写《关于西北各项工作的报告》。

8月22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第一次宣传员代表大会上讲话,要求巩固和扩大党的宣传队伍,更好地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服务。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前景是美好的。但“要到社会主义去,就像走路一样,要一步一步走去,想一下跳到社会主义是跳不到的。”

8月25日 《陕西政报》第八期发表马明方的文章:《发动群众做好民主建政工作》。

8月 毛泽东、周恩来同张治中在一次谈话中问:“习仲勋调中央工作后,遗缺拟调马明方继任,你看如何?”张治中答“马来最好”。毛泽东说:“这个人很好,他一定能同你合作得很好。”

9月 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北军区党委常务委员会由12位同志组成。彭德怀任第一书记,习仲勋任第二书记,张宗逊任第三书记,马明方任第四书记,廖汉生任第五书记。马明方兼任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9月2日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第82次行政会议,听取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长方仲如关于西安开展“五反”运动的总结报告。

9月9日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第83次行政会议,听取并通过西北区一级机关“三反”运动基本总结的报告。

10月1日 参加西安各族各界50万人欢庆国庆大会并检阅游行队伍。晚上设宴招待苏联友人、劳动模范、中国人民志愿军休养员及各界人士代表。

10月6日 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通知:政务院第153次政务会议通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1次会议批准,任命马明方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列张治中之后)。

10月7日 在青年团西北工委第二次全委会议上讲话,勉励团干部和团员青年,只有政治上进步,业务上精通,才能更好地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

10月15日 在陕西省、西安市物资交流大会上讲话,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能够打开物资交流的新局面,使各种农副土特产品畅销西北各地。

同日 张治中、马明方接见罗马尼亚部队歌舞团正副团长。

10月20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讨论城乡物资交流问题时说,要开好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使产供销直接见面,货畅其流。

10月27日 在西北局讨论基本建设问题时指出,基建任务很重,困难很多,但要防止只顾数量,不重质量,一切都要以搞好为前提。

10月28日 在新疆体育代表团向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献旗仪式上讲话,号召各族人民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保护人民健康,增强人民体质,更好地创造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

10月29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在讨论整党建党问题时说,各级党的组织都要加强党的支部建设,要把教育党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党的政策贯彻执行情况,作为一项经常任务,落到实处,做出成效。

11月7日 在西安各族各界万人集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35周年大会上致词祝贺。

11月11日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87次行政会议上讨论青海南部牧区访问团的工作报告时说,对贫苦牧民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各有关部门应当逐项研究,尽快解决。

11月17日——26日 出席陕西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第一次会议,并作《陕西省人民政府两年来的工作成就和今后任务》的报告。马明方辞去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选举赵寿山为省人民政府主席。

12月1日 在西北文教委员会第四次委员会议上讲话。

12月7日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次委员会议上作《关于调整商业的报告》。

12月18日 在西北局第二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作《巩固和提高农业互助合作组织为争取1953年的丰收而奋斗》的报告。

12月20日 在中共陕西省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和干部工作,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

12月23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听取曹冠群同志传达全国妇女工作会议精神。

12月24日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89次行政会议上说,完成农业税任务的标志,不仅要看是不是按时完成入仓,更要看是否按政策办事。如果负担不合理,以至损害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那就不叫真正完成任务。

12月25日 邀请青海果洛区赴京参观团全体代表举行座谈,号召果洛区各部落藏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建设藏族人民的新果洛而奋斗。

12月28日 在西北区畜牧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西北畜牧业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要认真研究政策,采取具体得力的措施促其更快发展。

12月29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在讨论扫盲工作时说,扫盲重在巩固,不仅要识字,还要会用。农村扫盲要与办冬学、民校紧密结合,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12月30日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90次行政会议上讲话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农村的各项工作都应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12月31日 在陕西省暨西安市追悼1928年牺牲的西安九烈士王德安、冀月亭、徐九龄(女)、李嘉谋、校明济、李维俊、方鉴昭(女)、任醴、王文宗和1947年殉难的杜斌丞的大会上讲话致哀。

同日 在西北区、陕西省、西安市各界代表欢庆新年的宴会上致词说,1953年是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的第一年,我们要把各项建设工作做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绩。

<h3>1953年 48岁</h3>

1月1日 《群众日报》发表马明方的文章:《迎接开始计划经济建设的1953年》。

1月5日 在讨论西北区1953年财政预算问题时说,凡应节省的开支都要节省,不应开支的,一角钱也不能开支。

1月6日 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91次行政会议,听取西北司法改革委员会、西北劳动就业委员会和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汇报。

1月7日 在西北区第一届爱国卫生模范代表大会上讲话。

1月9日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欢迎西藏致敬团宴会上致词,希望西藏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努力学习内地建设经验,建设祖国的新西藏。

1月13日 在接受西藏致敬团代表班禅额尔德尼向西北军政委员会敬赠礼品后致词,祝愿西北各省和西藏密切合作,互相帮助,共同为祖国大家庭的建设事业而奋斗。

1月14日 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92次行政会议,听取西北畜牧部关于1952年工作总结和1953年工作计划的汇报。

1月20日 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93次行政会议,听取西北卫生部和文化部关于1952年工作总结和1953年工作计划的汇报。

同日 在西北水利工作会议上作《做好水利建设和灌溉工作》的报告。

1月27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一次行政会议,宣布西北行政委员会即日正式成立。

1月28日 在西北局党校全体学员大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2月3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二次行政会议,听取水利和教育工作汇报。

2月13日 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设宴招待在西安的苏联友人。

2月18日 西北局转发《马明方同志在西北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2月20日 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说,要提倡各级党委书记亲自动手写报告,不要秘书代劳。

2月24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三次行政会议,听取西北民委关于1952年工作总结和1953年工作任务的汇报。

3月6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四次行政会议,听取张治中副主席关于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

3月9日 在西安各界人民追悼斯大林大会上致悼词。

4月4日 《群众日报》发表马明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

4月7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七次行政会议,听取张治中副主席关于清明祭扫黄帝陵和检查当地工作情况的报告。

4月9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听取常黎夫关于西北大区机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进展情况的汇报。

4月10日 在讨论高等院校教学改革问题时说,学习苏联,不能生搬硬套,要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4月20日 在西北行政委员会第八次行政会议上作《进一步开展大区机关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报告。

5月5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10次行政会议,听取并通过黄植关于西北区土地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批准撤销西北土地改革委员会办事机构,日常事务由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兼办。

5月11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在听取方仲如关于西安市1953年城市建筑工作的汇报后说,对城市建筑工人要加强劳动纪律教育,不教育就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

5月18日 在西北局召开的五三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讲话,要求各级厂矿企业领导干部,下苦功钻研和精通业务,学会管理企业,成为内行。

5月19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12次行政会议,听取办公厅主任姬也力关于西北行政委员会各部门处理群众来信工作的检查报告。

5月20日 在西北局讨论妇女工作问题时说,我们提倡男女平等,并不是说妇女解放了就不再做家务事了,而是反对把妇女关在厨房里,围着锅台转。

5月22日 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西北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

6月2日 在西北行政委员会第13次行政会议上讲话说,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必须克服把生动具体的领导工作停留在嘴上和纸上的官僚主义作风。

7月7日 给中共中央写关于西北粮食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已圈阅)。

7月11日 给中共中央写关于西北小麦价格问题的报告。

8月31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

9月4日 在欢迎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的少数民族代表参观团宴会上致词,祝愿各族人民团结和幸福。

9月8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20次行政会议,听取教育局关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

9月15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在讨论增产节约问题时说,不要为了追求节约数字,把我们要做、可以做和必须做的事也砍掉。增产节约的目的是为了把应办的事情办得更好。

同日 在讨论粮食购销问题时说,粮食的购与销,是相辅相成的,供应工作做好了可以促进收购,收购工作做好了可以保证供应。要学会做农民的经济工作。

9月17日 在西北局抽派干部深入基层帮助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大会上作动员报告。

9月22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21次行政会议,听取杨明轩、杨子廉、狄景襄、朱敏、姬也力关于文教、政法、财经、农林和办公厅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情况的汇报,并指出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必须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努力生产、勤俭节约的群众性的新风尚。

9月23日 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申述因工作需要,方仲如同志不宜调离西安市工作。

9月29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22次行政会议,听取张光天关于西北区劳动就业工作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汇报,并指出对失业人员中有一技之长者应优先安排。

10月1日 出席西安各族各界庆祝国庆节大会并检阅游行队伍。

10月5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在听取汪锋检查甘、青两省工作的汇报后说,“甘人治甘”是落后的封建割据思想。把革命事业同当地的领导干部分开是错误的,应当批判。

10月11日 出席陕西省、西安市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

同日 设宴招待新疆牧区代表参观团全体人员。

10月19日 在西北局会议上传达中央粮食工作会议精神。

10月29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24次行政(扩大)会议,听取张治中副主席关于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会议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28次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

11月9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地委、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讲话,强调做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

11月17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26次行政会议,听取谈维煦副秘书长访问甘、青、新三省边境各民族工作的总结报告,并要求在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帮助各兄弟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

11月23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听取康世恩关于苏联专家对西北石油地质勘探意见的汇报。

1月26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95次政务会议通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马明方兼西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12月1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27次行政会议,听取西北财经委员会狄景襄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工作的汇报。

12月7日 在西北局召开的报纸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要不断加强党委对报纸工作的领导,全面系统地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12月22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讨论西北区1954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下午,在西安市一区第13选区投票选举人民代表。

12月24日 在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加强团结,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建设工作》的报告。

12月25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议,并作《关于1953年工作总结和1954年工作任务》的报告。

12月31日 西北行政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议通过马明方副主席《关于1953年工作总结和1954年工作任务》的报告。马明方在会议总结时强调说,做好冬春季农业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其他各项工作都应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去进行。

同日晚 出席西北行政委员会举行的新年联欢晚会。

<h3>1954年 49岁</h3>

1月5日 致信杨得志、李志民、黄新廷并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祝贺新年并报告西北一年来各项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

1月8日 复信农业劳动模范张明亮,勉励其努力生产,带动附近全体农民争取更大丰收。

1月11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听取冯直、常黎夫、赵守一、杨文海等同志的工作汇报。

1月12日 在西北行政委员会第29次行政会议上讨论西北国民经济计划时说,完成各项计划任务,不仅要看数量,更要保证质量。如果只完成了数量,而质量很差,那就是失败。

1月17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听取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关于渭华问题的汇报。

1月20日 给黄新廷并杨得志、李志民写信说,西北地方治安更加安定,各民族更加团结,部队整训取得显著成绩。

1月21日 出席西北局举行的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大会。

2月6日一10日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并在9日会议上发言,拥护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3月3日 在西北局理论学习中心小组会议上,针对各省市委负责同志写专题论文问题指出:专题研究的方法,是督促高级干部深入学习理论的有效方法,也是贯彻理论结合实际学习原则的最好方式,今后必须继续实行。对有理论、有实际的好论文,可分别在报纸刊物或《党内通讯》上发表。

3月4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听取方仲如关于西安市征用土地情况的汇报。

3月5日 参加西北局举行的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大会。

3月6日 在西北地方工业局召开的地方工业会议上讲话。

3月9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33次行政会议,听取人事局长白清江关于西北区1954年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紧缩编制和处理编余编外人员情况的汇报。并指出精简机构不是简单的减少人员,而是通过精简,合理地使用干部,进一步达到改善领导,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能之目的。

3月26日 在西北局委员(扩大)会议上作了《为增强党的团结,继续胜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而奋斗》的报告。

4月1日 在西北局委员(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报告。要求各级党委负责同志都要努力学习领导经济工作的新本领。

4月2日 听取廖汉生传达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精神。

4月6日——8日 在西北局召开的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传达西北局委员(扩大)会议精神,号召党员干部坚决同一切有害于党的团结的言行作斗争。

4月9日 在西安人民剧院欢迎以金应基为团长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并观看朝鲜艺术团演出。

4月12日 张治中、马明方举行宴会,招待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

4月17日 在西北区、陕西省、西安市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大家精心阅读,认真钻研,集思广益,提出好的修改意见。

4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马明方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工作。

5月1日 出席西安市50万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大会。

5月3日 主持西北局常委会听取王震关于铁道部队粮食供应问题的汇报。

5月5日——6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全体委员会议,传达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等问题。

5月7日 在西北局讨论市场问题时说,在对私营工商业改造中,所有的粉坊、豆腐坊、挂面坊、卖小吃的等,都要维持下来。挤垮了不仅脱离群众,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会造成损失。农村手工业作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多一点才好。

5月12日 在西北行政委员会第38次行政会议上听取蔡子伟关于春耕生产的检查报告时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要把争取农业全面丰收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5月31日 陈云致信马明方并转李先念,对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一个文件中提出“解雇部分临时工问题”,值得慎重研究。“临时工贸易系统各部有几十万人,够一定年限的只能都包下来。将来总还要有临时工,这个制度不能完全取消。临时工雇用时间应该多长,将来都要有个规定。”

6月1日 在甘肃省、兰州市级机关干部会上作报告时强调,各级干部只有努力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领导人民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6月9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40次行政会议,听取吴岱峰关于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传达报告。

6月22日 主持西北行政委员会第41次行政会议,学习中央关于撤销大区行政机构的决定。

6月28日、29日 出席西北行政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并作《关于撤销西北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改变宁夏省、西安市建制实施方案》的具体说明。在会议总结时强调,各单位在撤销前,要把应该办的事必须办好,应该解决的问题必须解决好,保证一切工作正常运行。

8月12日 在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8月16日 到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视察工作。8月中旬赴青海省视察工作,并向省级干部作报告,强调各级干部都要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8月27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提议由马明方、张际春、肖华、胡耀邦等起草中共中央对党员应遵守的若干纪律(如不作寿、不送礼、不以人名作地名等)的决定草案,提交中央审查批准。

9月3日 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公告,马明方为陕西省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9月15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9月16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9月18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马明方作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大会一致通过马明方的报告。

9月20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同全体代表一起,投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9月26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说,爱祖国、爱劳动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种新道德、新风尚。这种美德是我们不断取得各项事业新胜利的一条重要保证。

9月27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9月28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9月29日 参加周恩来总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举行的招待酒会。毛泽东出席并举杯祝贺。

9月30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大会,周恩来总理作报告。

10月1日 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观礼活动。

10月2日 在北京饭店参加周恩来总理为应邀前来祝贺我国国庆的的各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10月4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演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

10月16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周恩来总理作关于中苏会谈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同外国缔结条约的批准手续的决定。

10月19日 参加周恩来总理为印度尼赫鲁总理访华举行的招待酒会。

10月20日 出席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中央各部副部长和国家计委、经委主任及委员人选等问题。

10月27日 给刘少奇写信报送《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若干事项的决定(初稿)》。

11月8日 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致开幕词。指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

11月22日 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工作会议上作《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是要组织和领导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增产运动。农村中的一切工作必须围绕这一基本任务进行。

冬父亲因病在米脂老家病逝,享年76岁。

12月2日 出席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中南、华东地区各省市人民委员会及政协委员会人选问题。

12月20——22日 出席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秘书长如何工作等问题。

12月28日 出席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秘书长会议。讨论:(一)中央各部委对各级党委发布文电的职权规定;(二)关于中央秘书长如何工作和建立秘书工作机构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是年毛泽东在召集有邓小平、谭震林、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林枫、李雪峰参加的一次秘书长会议上说,调你们来是叫你们做事。邓小平做中央秘书长,大区来的同志做副秘书长。

同时兼任主管六个大区的中央工作部部长。把你们摆在这里我们放心,你们分管的地方工作部也咐“放心部”。

<h3>1955年 50岁</h3>

1月1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国务院举行的1955年元日团拜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800多人出席。

2月8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2月12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等决议。

2月13日 参加首都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大会。

2月21日 中共中央批转马明方同志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经常注意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忽视或者放弃对于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是错误的,不能允许的。”

3月10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决定第一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期等问题。

3月21日——3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陈云作关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刘少奇作关于目前国际局势的报告。选举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马明方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在会上发了言,愿为实现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而奋斗。

3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批转马明方同志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4月4日 出席中共七届五中全会。全会批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4月初根据邓小平指示,同彭德怀一起,在北京饭店共同主持召开有关负责同志会议,检查高岗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有关问题。

4月8日 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检查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第五次会议,习仲勋、贾拓夫、张德生等同志在会上发了言。

4月9日 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检查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第六次会议,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同志在会上发了言。马明方在孙作宾发言后插话说:“同意孙作宾同志对我的批评。就是要针对针,锋对锋,有一点就把这一点揭出来,这是有好处的。”

4月11日 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检查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第七次会议,王震、阎红彦等同志在会上发了言。

4月13日 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检查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第八次会议。朱理治、王世泰、刘景范、高克林、程子华、习仲勋等发了言。马明方在会议总结时说:“离开党的路线,离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离开党内许多忠实的同志,离开人民群众,任何人也不会在历史上做出什么可观的事情来。谁要在这方面投机取巧,谁就要遭到悲惨的失败。”

4月21日 参加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列宁诞辰85周年大会。

4月25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听取李先念副总理关于粮食问题和改造私营商业问题的报告。

5月1日 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5月4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听取贾拓夫关于全国轻工业生产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报告。

5月5日 马明方签发中共中央组织部致陕西省委并山西省委函电,要求对原十七路军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旅长张汉民的家庭应按革命烈属对待,给予抚恤照顾。

5月7日 到飞机场欢迎周恩来总理出席亚非会议后回到北京。

5月13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周恩来总理作关于亚非会议情况的报告。

5月18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派马明方在西安召开会议,传达讨论粮食、镇反、农业合作及其他问题。

5月22日——24日 马明方在西安召开了有西北五省区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座谈讨论了粮食、镇反和农业合作等问题。

5月30日 中共中央批转马明方的报告:“马明方同志对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粮食统购统销、镇压反革命等问题的报告很好,现转发给你们参考。”

6月7日 给党中央并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陕西省党代表会议情况等四个问题的报告》。邓小平阅后批示“印发政治局会议各同志”。

6月20日 在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举行的来陕视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座谈会上发言,对在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浪费现象和忽视经济适用原则,盲目追求豪华装饰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6月22日 致电邓小平并党中央,反映西安、兰州等地把非生产性楼房一律改为修建平房后,造成窝工浪费,请中央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6月24日 中共中央电复马明方并陕西、甘肃省委,关于非生产性房屋修建标准问题,中央已责成国家建委党组派一名副主任带领工作组到西安、兰州等地进行检查,妥善处理。

夏 母亲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明方远在西安,公务在身,不及含殓。

7月1日 参加中共北京市委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4周年和欢迎胡志明主席访华举行的盛大游园晚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和胡志明、长征等1.3万人出席。

7月5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7月6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李富春、李先念分别作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决算报告。宋庆龄、林伯渠、马明方等为大会执行主席。

7月14日 马明方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议,审查四川省、湖南省、西安市因原有代表逝世而补选的三位代表的资格。在16日的大会上通过了这个审查报告。7月15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会议。

7月30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式。会议听取周恩来总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等。

同日 给党中央并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陕西、甘肃、西安市一般工作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7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所谓的“小脚女人”走路。

8月6日 给邓小平写关于西北工作的报告。

同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讨论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和省市自治区人大代表视察工作的决定。

8月22日 写信给刘少奇同志,汇报几项交办工作的办理情况。

8月30日 给党中央并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陕西、甘肃、西安市党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

9月13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讨论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9月23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讨论通过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和勋章人员名单。

9月25日 陈云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雇员处理问题致信马明方:“对年老体弱的雇员可以解雇的观点不妥。我们对私商都要包下来。已与程子华和供销合作总社商定,改为雇员不解雇。”

9月27日 参加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举行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将官及有功人员授衔授勋典礼。

9月29日 出席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9月30日 出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预备会议。

10月1日 登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10月2日 出席北京市长彭真举行的国庆联欢晚会。

10月3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的有关问题。

10月4日——11日 出席有地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全会通过《关于农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马明方在10日会议上作了结合建社整社搞好建党整党的发言。

10月20日 给毛泽东主席写《关于西北几省座谈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10月23日 毛泽东在原报告上批示:“第二页末数行所提问题,请小平、陈云同志注意。”

同日 根据邓小平指示,对《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初稿)》进行修改。

10月24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写给党中央的工作报告。

11月9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决议》。

11月16日——24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会议提出《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

11月29日 向邓小平写关于成立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财政贸易工作部和文化教育工作部的报告。

12月11日邓小平将马明方的报告转报中央,并提出先成立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和财政贸易工作部,由李雪峰、马明方分别组建工业交通工作部和财政贸易工作部并开始工作。

12月5日 参加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召开党的“八大”准备工作的有关问题。

12月13日 周恩来在彭真关于全国人大代表补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请中共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马明方和统战部徐冰同全国人大张苏,拟出一个有11个中共党员和13个党外人士的名单交我,以便提请中央讨论。”

12月22日 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听取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12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马明方同志任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

是年 马明方在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期间,主动请求邓小平批准,将自己的行政工资级别由三级降为四级。

第三篇 马明方年谱(1905——1974) 第四章 1956—1960年

<h3>1956年 51岁</h3>

1月3日 在中央财贸部成立时的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财贸部努力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人人树立生产观点、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月14日——20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讨论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问题。周恩来作报告,要求广大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15日 参加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联欢大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1月23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的决议。

1月25日 出席毛泽东主席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2月 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参加邓小平主持召开的讨论《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初稿)》的会议。

2月9日 在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召开的12个省市委财贸部长座谈会上作总结报告。

3月1日 马明方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对他的原任秘书王礼同志接待政治骗子攀万铭的不公正批评,立即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和陕西省委组织部写信说:“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

4月10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听取宋庆龄作关于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三国的报告。

4月初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初稿)》。

4月6日 出席周恩来总理为欢迎米高扬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4月18日——20日 参加毛泽东主持召集的中央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计划设想的汇报。

4月22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4月25日——28日 出席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以苏联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4月29日 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召开党的“八大”的有关问题。

5月1日 在天安门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活动。

5月5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听取董必武作关于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报告。

5月8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关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工作的决定。

5月12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召开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议。

6月13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听取彭真关于召开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三次会议准备工作的报告。

6月15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当日会议上通过马明方作的关于补选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6月18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三次会议,宋庆龄、马明方、马寅初、竺可桢等为大会执行主席。

6月29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会议。

6月30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式。大会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7月5日 在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出席党的“八大”代表。

7月9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新疆、湖南、河北等省区有关地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决议。

8月20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中共陕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出马明方为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8月29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听取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6年灾情和救灾工作的综合报告。

8月30日 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作了题为《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

9月8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等问题。

9月10日 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的讲话。

9月13日 出席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通过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八大”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和报告等。

9月14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5次会议,听取并批准陈毅作的《中央代表团访问西藏的总结报告》。

9月15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秘书处成员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毛泽东在致开幕词中,号召“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同日晚 出席中共“八大”主席团会议,推选毛泽东等13人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

9月16日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李先念、陈毅、马明方等为大会执行主席。

9月20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6次会议,通过周恩来总理作的《关于苏彝士运河问题的报告》。

9月21日 出席中共“八大”主席团为招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举行的宴会。

9月23日 中共“八大”继续举行大会发言,陈毅、邓颖超、马明方等为大会执行主席。

9月26日 中共“八大”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马明方等97人当选为中央委员。

9月27日 出席中共“八大”闭幕式。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9月28日 出席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董必武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马明方等17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同日晚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为庆祝“八大”胜利闭幕举行的游园晚会。

9月30日 出席周恩来总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10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10月4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欢迎印尼苏加诺总统。刘少奇、苏加诺讲话强调共同合作,实现世界和平。

10月18日——19日 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陕西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对1954年西北局处理渭南、华县问题和陕西省委宣传部不团结问题有一些意见。中央监委委托习仲勋、贾拓夫主持召集有关同志进行座谈,取得共识,印发了《座谈会议纪要》。认为马明方等同志在处理渭华等问题上没有倾听多方面意见,是有缺点的,应当记取教训。195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座谈会议纪要》中所提的意见。

11月2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作关于同苏共谈判情况的报告。

11月5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周恩来总理作关于外交和国际形势的报告。

11月10日一15日 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全会确定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毛泽东讲话号召“全体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首先是各方面的负责工作人员,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反对铺张浪费的现象,并且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11月16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关于放宽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

12月29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讨论通过1957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h3>1957年 52岁</h3>

1月18日一27日 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主要讨论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陈云在讲话中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力求做到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

2月1日 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听取彭真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诸国的情况报告。

2月15日 在全国财贸系统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2月23日 在中央财贸部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财贸部长会议上讲话,总结上年财贸工作,部署1957年的财政贸易工作。

2月27日 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并进行了学习和讨论。

3月13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财贸部长会议上作总结报告,强调各级党委财贸部要抓好教育培养干部和检查监督贯彻执行政策情况,不要包办代替业务部门的工作。

3月31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4次会议(扩大),听取彭真作关于访问苏捷罗保阿南六国的报告。

4月3日 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讨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各地视察工作等问题。

4月16日 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扩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发表演说,盛赞苏中两国走在社会主义建设前列。

4月17日 出席毛泽东主席为欢迎伏罗希洛夫举行的国宴。

4月18日 在北京先农坛体育馆出席首都十万群众欢迎伏罗希洛夫的盛大集会。

5月6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会议,讨论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

6月17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4次会议,决定授予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有功人员以勋章。

6月20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6月25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6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的决定。决定规定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的土地和养猪的饲料地,合计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的10%。

6月26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式,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6月29日 马明方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补选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大会一致通过这个审查报告。

7月6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大会发言,吴玉章、邓颖超、马明方等为大会执行主席。

7月13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继续举行大会发言,徐特立、黄炎培、马明方、胡耀邦等为大会执行主席。

7月15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式。大会批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批准1956年国家决算、1957年国家预算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等。

9月19日 在怀仁堂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发表演说。

9月20日 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全会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等规定草案。

9月26日 陪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到首都40个国营工商企业了解整风情况,听取职工意见。

9月30日 参加周恩来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10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10月16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欢迎苏联、捷克议会代表团访华。

10月22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10月23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2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

11月5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等问题。

11月6日 参加首都各界庆祝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大会,刘少奇讲话,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等出席。

11月16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的决议。

12月7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7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关于调整获利较大的经济作物的农业税附加比例的规定。

<h3>1958年 53岁</h3>

1月6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0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决议和批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的决议。

1月9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1月27日——30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代表们按选举单位分组学习文件,进行讨论。

1月31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3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向人大第五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2月1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式,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马明方关于补选的代表资格和38名右派分子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2月8日 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五次会议举行大会发言,黄炎培、马明方、胡耀邦等为大会执行主席。

2月11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大会通过决议,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完成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

3月7日 在黑龙江、河北、江苏、安徽、湖北、江西、四川、陕西八省党委财贸部长座谈会上讲话,要求认真总结财贸基层单位的实践经验,促进财贸工作健康发展。

3月9日——26日 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讨论通过关于1958年计划和发展地方工业等37个文件。

4月21日——24日 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在黑龙江双城县召开财贸工作现场会议,着重研究财贸工作如何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问题。会议要求财贸部门要加强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从生产人手,为生产服务。

5月2日——3日 出席中共八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刘少奇向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作的工作报告。

5月5日——23日 出席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提出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实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5月25日 出席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全会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半月刊《红旗》杂志。会后,全体中委和候补中委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

5月30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讲话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即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和劳动制度(即固定工制度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同时并存,互相补充。

6月3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6月6日 中共中央财贸部和国务院各财贸部门在广东新会县召开全国财贸工作现场会议。马明方在会议开幕时讲话说,各级财贸部门要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加强政治工作,开展技术革新,改善经营管理,把财贸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6月18日 在全国财贸工作新会现场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强调,财贸部门要从生产出发,通过购销活动,支援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既要抓政治工作,又要抓经济工作,“政治工作脱离了经济工作,就没有内容,没有力量。”只有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互相促进,相得益彰。6月23日《人民日报》以《财贸战线上的职工,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为题,发表了马明方在新会现场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还在一版发表了《现场会议——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的社论。

6月22日 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部局级领导干部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6月29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8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召开第二届全国人代大会的决定。

7月30日 陈云同志致信马明方:中央财贸部召开的新会现场会议的报告很好,应代中央起草一个批语送书记处核发。

8月3日 在陕西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8月17日一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工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等问题。

8月24日 7月份马明方赴陕北视察工作,同延安地区各县县委书记座谈了农业生产问题。到西安后向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作了汇报。回到北京后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陕北农业生产问题的书面报告。

9月5日 出席毛泽东主席召集的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外交政策等问题。

9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水产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要扩大水产养殖,增加生产,使水产业有一个大的发展。

9月15日——23日 同李先念主持召开全国财贸工作西安会议,讨论改进农村财贸体制、促进农产品收购、加强党对财贸工作的领导等问题。

10月30日 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扩大),讨论通过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抗美援朝工作报告的决议。

11月4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财贸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每个财贸工作者既是政治工作人员,又是经济工作人员,既抓政治,又抓经济,同时并举,缺一不可。

11月28日——12月10日 在武昌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12月17日 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财贸书记电话会议,李先念在会上讲话要求各地在抓好农产品收购的同时,要做好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工作。

12月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

12月26日 陪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李先念、薄一波等接见中央财贸部召开的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的代表,并合影留念。

<h3>1959年 54岁</h3>

1月5日 在全国财贸部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全国四万多个财贸基层党组织,要作为党的战斗堡垒和进行政治、经济工作的前线指挥部,全面地抓思想、抓工作、抓生活,深入开展红旗竞赛运动,提高工作效率,多快好省地完成财贸战线上的各项战斗任务。

1月26日——2月2日 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工业、农业、商业、轻工业和人民公社等问题。

2月27日——3月5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为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

3月11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7次会议。会议决定召开第二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一次会议。

同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马明方为陕西省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3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工业蠢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并组成大会筹备委员会,李富春为主任委员,李先念、薄一波、李雪峰、刘宁一、曾山、马明方、蔡畅、胡耀邦、李颉伯为副主任委员。

3月 在贵州遵义视察工作时,见一家饭馆墙上贴着“吃饭不要钱”的标语,当即给县委财贸部长说,在饭馆吃饭哪能不要钱?农村吃饭不要钱也未必是长远之策。

4月2日——5日 在上海出席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候选人的提名。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重要讲话。

4月14日 同周恩来等1000多人到火车站欢迎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到京。

同日晚在中南海紫光阁出席周恩来总理为欢迎班禅额尔德尼举行的宴会。

4月17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4月18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

4月20日 马明方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王维舟、车向忱、朱蕴山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4月21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一次会议,李富春、李先念分别作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决算报告,彭真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大会通过马明方作的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4月27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马明方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4月28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式。大会通过周恩来总理提名的陈云等16人为国务院副总理;通过刘少奇主席提名的彭德怀等14人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会议号召在全国人民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5月3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的决议等。

5月15日 撰写陕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谈陕北地区党史问题,追忆陕北特委领导党员和人民群众,经过艰苦斗争,开展群众运动,发动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5月中旬 中共中央财贸部在重庆召开城市财贸工作现场会,研究在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组织好城市人民经济生活问题。

5月18日——23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集的有各大中城市市委书记参加的发展副食品和手工业生产会议。会议研究确定,城市副食品供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在郊区、机关、部队、学校和居民中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同时在农村扩大副食品商品生产,积极支援城市。

6月 根据毛泽东指示,带领中央财贸部的几名“秀才”,离职到无锡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联系实际,边读边议,从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财贸工作。

7月2日——8月16日 出席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全会错误的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8月19日 中共中央财贸部在哈尔滨召开农村财贸工作座谈会。马明方在会上讲话,要求农商协作,全面规划,统一安排,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扩大商品生产,以增加农民收入。满足城市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生活需要。

8月24日 参加刘少奇主席召集的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扩大)。周恩来总理作关于195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8月26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9月11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周恩来总理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重申中印双方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9月13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扩大),通过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希望印度迅速撤出入侵地点,停止反华煽动,同中国开始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友好谈判。

同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观看。

9月17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讨论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实行特赦。

9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

9月28日—29日 在新建的人民大会堂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会。毛泽东出席,刘少奇致词,各民主党派献辞,苏联等11国政党代表团和17个兄弟党代表团致贺词,五大洲83个国家的友人应邀参加大会,60位贵宾热情致词。

9月30日 出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盛大宴会。

10月1日 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典。毛泽东、刘少奇、赫鲁晓夫、金日成、胡志明、泽登巴尔、谢胡等检阅阅兵和70万群众游行。

10月3日 陪李先念副总理接见各地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200多位财贸先进工作者,并勉励他们要密切联系群众,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为生产服务。

10月11日 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

10月12日 参加首都各界公祭李济深副委员长大会。朱德委员长主祭,林伯渠副委员长致悼词。

10月14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扩大),班禅额尔德尼作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通过关于支持苏联政府全面彻底裁军建议的决议。

10月15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电话会议,李先念讲话要求各地党委和财贸部门善始善终完成农产品收购任务。

10月19日 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联席扩大会议: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道比·伊斯特万作《匈中两国人民亲密合作共同前进》的演说。

10月25日 出席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亦称全国群英大会)预备会议,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0月26日 出席全国群英大会开幕式。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李富春副总理向大会作报告。

同日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群英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并亲切谈话。

11月5日 出席周恩来总理为招待全国群英会全体代表举行的盛大宴会。

11月6日 主持有省市自治区党委财贸书记、省长参加的全国农产品收购工作广播大会。李先念副总理作《乘胜前进,再接再厉,完成和超额完成农产品收购任务》的讲话。

11月8日 出席全国群英会闭幕式。大会号召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全力支援农业,保证提前完成国家生产计划。

11月9日 参加首都人民欢送全国群英会代表的联欢晚会,让先进生产者的先进种子撒遍全国。

11月下旬马明方在全国金融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经验交流大会上作报告,愿金融系统的先进之花在全国财贸部门的各行各业开花结果。

11月27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听取林伯渠副委员长作访问蒙古的报告,通过批准中苏领事条约和宁夏八个民族自治条例。

<h3>1960年 55岁</h3>

1月7日一17日 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这次会后各地出现了各种“大办”的“共产风”。

1月15日 《大公报》发表马明方《把银行工作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文章指出:银行工作也要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培养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用先进带动一般,把一般水平提高到先进水平,再使先进水平转化为社会水平。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春色满园,万紫千红。

1月17日 《大公报》发表马明方《大力提高粮油加工工业》的文章说,加快发展粮油加工工业,对于支援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以及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月21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通过关于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就裁军问题致各国议会和政府呼吁书的决议。

1月28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会议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全权代表。

2月4日 在中央财贸部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财贸部长会议上讲话指出,财贸工作是经济工作,也是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政治工作归根到底要对经济产生良好的作用,使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没有这种效果的政治工作,实际上就是空谈。

2月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召开文教战线群英会的通知,并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陆定一为主任委员,马明窈等23人为副主任委员。

2月13日 出席首都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0周年招待会。

2月14日 在中央财贸部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财贸部长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统一过程,把它们机械地割裂开来是错误的。

2月23日 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财贸工作。刘少奇指出,财贸工作不能“安于静而不安于动,习于常而不习于变”。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太平无事,那要你们做什么呢?

2月29日 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召开第二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3月4日——14日 中共中央财贸部在上海召开全国大中城市财政金融和企业财务工作现场会,马明方在总结报告中,要求财政金融和企业财务工作者,一定要把自己的业务工作同国家的生产建设结合起来,同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节省每一个铜板,积极支持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3月29日 《大公报》发表马明方在全国大中城市财政金融和企业财务工作上海现场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把财政金融工作和企业财务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月30日——4月10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二次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的决议。通过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

4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陆定一作《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

5月15日 中共中央财贸部和国务院各财贸部门召集全国5100多名技术革新能手表演大会。李先念、许德珩、姚依林出席大会。马明方在大会上作报告。他要求技术革新能手们虚心学习,刻苦钻研,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充分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使技术革新之花,日新月异,在全国财贸部门结出丰硕成果。

5月16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10期发表马明方《新形势下财贸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说,财贸工作是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性的工作,一切从事财贸工作的同志,都要树立坚强的群众观点,重视人,爱护人,做人的工作,走群众路线,这是财贸工作获得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

5月20日 参加首都320万人的空前大示威,反对美国政府派间谍飞机对苏联进行侵略和挑衅。邓小平在大会上警告帝国主义:每一次挑衅都将受到加倍的惩罚。

5月24日 同李先念、姚依林等参加全国财贸部门技术革新表演大会闭幕式,决定推广1000多项技术革新项目。马明方代表大会把5000多面奖状授予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创出优异成绩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勉励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同日晚马明方、姚依林等参加首都财贸职工和各地技术革新能手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游园联欢晚会。

5月26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和平友好条约》。

5月29日 到北京医院向林伯渠遗体告别。

5月30日 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林伯渠同志。

6月1日 出席全国文教群英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陆定一致祝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出席大会。

同日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文教群英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并亲切交谈。

6月2日 参加首都各界人民公祭林伯渠大会。

7月5日——8月10日 参加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9月 一天深夜,周恩来总理打电话问:“明方同志睡了没有?”秘书回答:“刚回上房去了。”总理说:“那好,不要叫他了。”明方得知后对秘书说:“以后总理不管什么时候来电话,一定叫我。党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9月30日 出席周恩来总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

10月1日 在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活动。

10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预备会议,并在会上传达刘少奇同志指示:一、自留地定下来不要动:二、调生产小队的东西要彻底退赔;三、生产队的三包四固定要定下来;四、农村搞丰产方小一点好。

10月21日 中共中央通知,宋任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欧阳钦任第二书记,马明方任第三书记,黄火青、吴德、黄欧东、陈锡联任书记,喻屏、强晓初任候补书记。

10月23日 在东北局第一次全委会预备会议上讨论农业问题时说,人民公社搞“一平二调”的东西必须坚决退回去,不能动摇。

10月24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一次会议,讨论召开东北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的有关问题。

11月2日——7日 在吉林省长春市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在6日的会议上作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群众生活安排问题的发言说,粮食丰收了一切问题都好办。

11月18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二次会议,讨论书记处同志的分工问题。宋任穷负责全面工作,欧阳钦负责常务和农业工作,马明方负责财贸、政法和战备工作。

11月23日 在沈阳北陵招待所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三次会议,讨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不信,全面安排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等问题。

12月1日——3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四次会议,宋任穷、马明方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讨论整风整社和群众生活安排问题。

12月20日——21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五次会议。会议确定,由马明方、强晓初主持召开一次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集中力量把群众生活安排好。

12月末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听取马明方、强晓初关于东北农村粮食供应紧张情况的汇报后,立即决定调给东北粮食两亿斤,解救了燃眉之急。

第三篇 马明方年谱(1905——1974) 第五章 1961—1965年

<h3>1961年 56岁</h3>

1月14日——18日 出席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讨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固巩、充实、提高”的方针。

1月20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六次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精神,安排当前工作。

1月25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成立东北局生产运输领导小组,抓紧解决煤炭运输和市场供应问题。

1月28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确定农村整风整社中要下决心退赔,特别是公社一级,必须有“破产还债”的决心,上压下挤,狠抓到底。

2月8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扭转粮食、煤炭等供应紧张的不利局面。

2月11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当前工作。要求各地根据生产需要进行互通有无的正当协作,缓解一些物资供应不足的被动局面。

2月12日 宋任穷、马明方接见辽宁省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各界人士,并亲切交谈。

2月19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春耕生产。要求各地尽一切努力,不违农时,种好春季作物。

2月23日 在沈阳北陵休养所9号楼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工业生产座谈会。

2月25日 在辽宁大厦听周恩来总理在东北局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会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2月26日——3月2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七次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讨论部署农村整风整社、粮食、市场、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工作。

3月6日 主持召开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辽宁盘山灾情,要求各有关部门对灾区急需的籽种、小农具等一一落实。及时供应。

3月8目 主持召开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计委工作。要求组织力量,认真编好1961年度东北国民经济计划,并为编写长期计划作好准备。

3月16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建设国防尖端工厂问题。要求各地全力支持,又快又好又安全地把国防工厂建设好。

3月22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听取传达安子文同志在全国工交企业整风试点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后,要求根据试点经验,把东北地区的企业整风工作逐步铺开。春在辽宁省新金县调查农村市场问题时,对当地干部说:“你们对市场管得太死了,放宽点怕什么?让大家多卖点,市场上东西多了,不就活了吗?要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市场,这样农民买东西方便了,既节省劳力,有利生产,又能活跃城乡经济,好处很多,何乐而不为?”

4月4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听取全国生产供应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汇报。会议要求将中央拨给东北的机动钢材,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和日用工业品生产。

4月5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八次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坚持调查研究的指示,并作出贯彻执行的具体计划。

4月8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听取宣传部长关山复关于东北区教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后指出,学校教育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教好学好,培养真正又红又专的国家建设人才。否则,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是失误失败。

4月 同东北局候补书记喻屏一起,到大连进行财贸工作和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的调查研究。

5月16日——18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召集有黑龙江、辽宁、吉林省委农业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研究发展农业生产和开展工交企业的整风问题。

5月22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召开东北局全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准备工作等问题。

6月7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听取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并确定对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进行调查研究。

6月9日——11日 主持召开东北区财贸书记会议,讨论粮食、轻工业、手工业和市场供应等问题。会议制订了关于改进粮食、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

6月12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会议,要求在粮食安排上,必须城乡兼顾,确保城市,并注意计划用粮,节约用粮。

6月17日——20日 出席东北局全委会第二次会议。宋任穷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马明方在会上作了关于粮食、市场和群众生活安排问题的发言。

6月28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会议强调教育干部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建设工作干部的素质提高了,一切工作就好做了。

7月17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九次会议。当书记处同志向刘少奇同志汇报有人对“三面红旗”怀疑的问题时,少奇同志说:“有人有怀疑、抱怨、牢骚,讲出来好。可以怀疑,但要努力工作,团结起来克服困难。不要人家一怀疑,就不让讲话。你又说要实事求是,又允许怀疑,不许讲老实话,这是不对的。……要切实让人家讲话,这样党内生活就生动了,就可以讨论问题了。只要求一条,服从和执行决议,有意见可以保留。”

8月2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听取关于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的汇报后指出,精简势在必行,但工作要细,步子要稳,思想工作要做深做透,确有实际困难的要帮助解决。

8月14日 在听取计委主任倪伟关于如何贯彻“八字”调整方针问题的汇报后指出,东北地区要狠抓煤炭生产,要采取得力措施扭转煤炭生产下降的局面。

8月16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听取强晓初关于冬季用煤的紧张情况汇报后确定:压缩地方工业用煤,确保市场民用煤供应。

8月18日 主持召开东北三省财贸书记会议,集中讨论以粮食为中心安排好人民生活、以物价为中心安排好市场等问题。

8月20日 在东北局书记处第十次会议上汇报东北地区1961年至1962年度粮食工作情况后提出,粮食问题要坚持定产定购定销,一定三年不变,取信于民。

8月22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听取关山复关于东北局机关于部学习班的学习计划后指出,学习内容主要是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方法主要是读书和讨论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8月23日 在听取白潜关于财贸书记会议讨论情况的汇报后提出,必须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城市每人每日供应净菜一斤,并保证解决青黄不接时期的蔬菜供应问题。

8月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11次会议。当书记处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经济工作中的农轻重比例关系时,小平同志说,农、轻是上,重是下,但也要逐步地上,逐步地下。

9月1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会议根据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能供应量的情况,同意马明方同志提出的工商业部门都要普遍清查一次仓库,将所有能用的物资都拿出来供应市场。

9月4日 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同意马明方同志对东北地区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几项主要工作的安排意见。

9月7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听取强晓初关于东北地区建立商品粮基地规划方案的说明后确定,先实行以提高现有耕地产量为主,同时在原有国营农场就近扩大耕地面积,经过几年打基础之后,再实行由国家举办国营农场垦荒的方案。

9月13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白潜传达中央关于粮食市场问题的指示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9月25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会议听取马明方同志关于最近一个时期东北局工作情况的汇报。

10月1日 参加沈阳市40万人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周年。

10月27日 在东北局召开的地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上作《关于抓紧粮食征购工作》的讲话,强调粮食征购任务完成以后,要贯彻多产多吃的原则,把农民的口粮分配落实好。

11月2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会议根据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的情况提出,绝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可谓人心所向,势在必行。

11月12日 在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上提出,必须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1月19日——25日 在哈尔滨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12次会议。会议提出,必须发扬自力更生、愤发图强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尽一切努力,争取东北国民经济形势好转。

12月 在中共沈阳军区二届二次代表会议上讲话,要求全军指战员发扬我军光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开展创造四好连队运动。

12月20日——1962年1月10日 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要好好议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有个统一的看法,步调一致,才能更好地前讲。

<h3>1962年 57岁</h3>

1月8日 在北京主持召开东北地区地县委书记会议,传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关于开好“七千人大会”的指示精神,并组织学习讨论。

1月10日——2月7日 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县委、重要的厂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7118人,因此也称“七千人大会”。会议主要是总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别,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更好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一些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1月30日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各中央局书记会议。如何才能使大家把憋在心里的话全讲出来,毛泽东同志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3月6日 在东北局召开的城市蔬菜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蔬菜是城市人民生活中仅次于粮食的重要问题,要争取在两三年内解决城市吃菜问题。

3月16日 东北局书记处会议决定,由马明方同志在东北区轻工业和手工业会议上讲话。

3月底——4月初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13次会议,集中学习讨论中央批转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会议提出抓好两个环节:一个是稳住——首先把农业稳住,力争有个好收成;一个是刹住——把财政、金融、市场刹住,千方百计地控制开支,少发票子,增加商品,力争1962年收支平衡。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个目标都基本实现。

4月22日 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汇报东北地区的市场工作和精简工作。

春在佳木斯调查水稻包产到户问题时说,佳木斯的水稻所以增产,就是因为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5月3日 到沈阳火车站欢迎以彭真为团长,陈叔通、张治中为副团长的全国人大友好访问团赴朝鲜访问归来。

5月16日——24日 出席东北局全委会(扩大)第三次会议,传达讨论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马明方在会上发言强调要千方要千方百计将手工业生产搞上去,多生产一些日用需品,投放市场,回笼货币,扭转市场供应紧张的困难局面。

6月9日 在东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辽宁省粮食供应紧张情况后,经总理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给辽宁增拨供应粮5000万斤。

6月29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办公会议,听取副秘书长兼办办公厅主任冯秉天传达周恩来总理在沈阳与马明方等谈话时的指示。马明方向书记处汇报了当前工作情况。

7月6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与马明方谈话时的指示。一致认为总理关于工业工业企业增产不增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职工家属亦工亦农的指示精神,十分重要确定东北局先派出几个工作组调查研究。并由冯秉天将总理指示吉林、黑龙江省委书记传达,让省委也派出工作组调查研究。

7月10日——24日 同白潜等一起到黑龙江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汤原县莲江口公社万胜大队调查研究时,称赞这个大队“按户包产、,按地包口、责任到组、超产奖励”的作法很好,是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并就这个问题向东北局书记写了专题调查报告调查报告。

7月29日 向宋任穷、欧阳钦并东北局书记处写了关于农村市场查报告。提出“农村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的竞争十分明显。划市场虽然价格低,但有行无市;自由市场虽然价格高但群众可以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因此,对自由采取硬性限制的办法,是脱离群众的。”并用一些生产对的具体事例说明“自由市场的发展,对巩固集体经济起着辅助作用”。

7月30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室会议,白潜汇报同马明方在黑龙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

8月2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听取关于东北地区清仓核资工作的情况汇报后指出,对贪污、盗窃、私分物资等违法乱纪行为,必须认真检查,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还应给予法律制裁。对于好的经验,也要认真总结,加以推广。

8月4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听取计委关于东北三省计委主任座谈会情况的汇报后指出,对城市人民生活,特别是街道居民和大专学校学生的吃粮问题,要根据实际情况,妥善解决。

9月1日——12日 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

9月24日——27日 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错误地批评了陕西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主张“包产到户”的《三个党员来信》。

10月 根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中央监委决定,中央监委委员马明方兼任东北局监察组组长。

10月31日 在听取科委关于1963年东北地区科学研究计划的汇报时指出,对待知识分子要注意多进行正面教育,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切忌简单粗暴。在学术问题上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能只有“一家之言”。

11月3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听取石油部李人俊关于辽宁六个炼油厂1962年生产情况和1963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情况汇报。

11月22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宋任穷谈下乡观感。会议提出,要教育农民从实际出发,多积农家肥料,不能单纯依靠化肥。养鹿场过于集中,要提倡分散饲养。

12月7日一18日 出席东北局全委会(扩大)第四次会议,集中讨论加强党的建设和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2月31日 宋任穷、马明方、强晓初研究如何开展1963年的工作。要求新的一年,干部要有新作风,工作要有新气象。

<h3>1963年 58岁</h3>

1月13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听取铁道部滕代远在东北调查研究的情况汇报。

2月中旬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财贸工作、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小学教育等问题。

3月 东北局成立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马明方任组长,顾卓新任副组长,在县以上机关和工交财贸企业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4月29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传达彭真同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讲话。

5月1日 同辽宁省暨沈阳市党政军领导同志一起,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

5月17日 在东北局召开的电话会议上作关于反对铺张浪费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讲话。

6月5日,东北局办公厅将马明方同志的讲话印发各地执行。

5月19日-31日 出席东北局全委会(扩大)第五次会议(亦称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安排了社教试点工作,讨论了社教方法,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运动中不整群众。

6月8日 在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上,对东北区财贸系统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作了具体部署,要求财贸企业普遍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度和定额管理制度,开展劳动竞赛。

6月21日 周恩来、陈毅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到沈阳访问。宋任穷、马明方等到车站欢迎。当晚,按照朝鲜民族传统设宴,为崔庸健63岁诞辰祝寿,宾主一起吃高粱米,回忆共同度过的艰苦岁月。

6月22日 周恩来、陈毅、宋任穷、马明方等出席辽宁省党政军领导同志为欢迎崔庸健委员长举行的招待宴会和文艺晚会。

6月23日 周恩来、陈毅、宋任穷、马明方等到车站欢送崔庸健委员长离沈阳回国。

7月1日 在听取抚顺三。一厂党委汇报时说,企业没有管理制度不行。但制度也不是死的过一定时候也是要变的,不变就不会进步了。变是好事,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在变革中发展的。改革规章制度应该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出发。

7月3日 在听取抚顺钢厂党委汇报时说,人的思想搞好了,企业管理和经济核算搞好了,生产一定能搞上去。

7月4日 在听取抚顺蔬菜公司党委汇报时说,在企业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责任制,发挥人的积极性。有了人的积极性,就会尽职尽责,积极主动地做好工作。

7月5日 在听取抚顺矿区党委汇报时说,勤俭办企业的方针一定要具体化。只有具体化了,才能真正落实,坚持下去。

7月9日 同抚顺市委书记处同志谈话时,强调大工业和小手工业是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要两只手同时抓好。

同日 在听取欢乐园等商店的汇报时说,普通劳动者的日用必需品是大量的,只有保证满足了大多数人的需要,才最能体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7月11日 中共抚顺市委印发马明方对抚顺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具体贯彻落实。

同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听取倪伟关于东北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的汇报后指出,对产大于销的产品要调整压缩;对质次价高的产品要提高技术,降低成本,调整价格;省与省、县与县之间要打破封锁,尽量恢复传统的经营渠道。

8月8日——22日 主持召开东北地区财贸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安排市场、农产品收购、外贸出口、财政信贷和增产节约等问题。

9月11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强晓初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组织东北局和各省市委负责干部赴朝鲜学习的指示精神。

9月27日 刘少奇访朝回国路过沈阳时受到马明方、喻屏、黄欧东等同志的欢迎。

10月1日 参加沈阳市40万人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周年。

10月3日 到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作国会副议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鲁克曼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代表团。当晚出席辽宁省长黄欧东为欢迎鲁克曼一行举行的宴会。

10月20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举行宴会,欢迎朝鲜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启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农业部副部长吴圣默率领的朝鲜农业代表团。马明方在宴会上致词说,中国东北同朝鲜山川相连,唇齿相依,东北人民对朝鲜兄弟具有无限真挚的手足情谊。我们深信跨上千里马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10月21日 马明方在招待朝鲜农业代表团宴会上讲话,祝愿中朝两国人民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和团结。

10月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会议,研究推广大庆经验问题。大家认为大庆经验,不仅适用于石油战线,而且具有普遍意义,要求在东北地区的各条战线上全面推广。

11月16日 参加刘少奇主席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听取周恩来总理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

11月17日——12月3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会议针对苏联对我国施加经济压力的情况,着重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重大意义,并宣布我国石油产品已基本自给。

12月9日 在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上传达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精神。

12月28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听取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关于1963年蔬菜生产和经营管理问题的调查报告》后指出,各级党委应将蔬菜生产列入议事日程,抓紧抓好。首先要解决好菜田用水问题。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签订的购销合同,既要严格执行,又要免盲目性。

<h3>1964年 59岁</h3>

年初宋任穷、马明方、顾卓新等会见大庆油田报告团宋振明和铁人王进喜等同志。

1月3日 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确定:宋任穷、马明方、张树德等同志用半个月时间,集中读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

1月20日 马明方在中共沈阳部队第三届代表大会上讲话,号召指战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创造更多的好八连式的四好连队、雷锋式的五好战士而努力奋斗。

1月30日 马明方、黄火青等参加辽宁省暨沈阳市春节招待会,并接见了部分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烈军属代表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1月31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会议,学习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关于抓文艺工作的指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2月3日——10日 出席东北局全委会第六次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发展农业规划以及东北地区作为朝鲜的后方如何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会议决定,东北局成立以马明方为组长、顾卓新为副组长的战备领导小组,加强对战备工作的具体领导。

2月9日 宋任穷、欧阳钦、马明方等观看营口市评书演员袁阔成、沈阳市西河大鼓演员郝艳芳的说新唱新演出。

2月11日 宋任穷、马明方等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同各界知名人士欢聚一堂,共庆新春佳节。

2月15日 宋任穷、马明方、黄火青、黄欧东、焦若愚等同老工人一起欢度春节,并观看电影《自有后来人》。

2月27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会议,讨论东北局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方法问题。会议提出抓工作不在于抓得多,而在善于抓住一两个主要问题,抓住不放,抓出成效。

3月9日 在全国财贸工作会议上发言,提出农村粮食增产以后,用超产超购奖励的办法比较好。财贸部门应当积极支持发展三类农副产品的生产。今后市场上对三类物资的需求还会增多,商业部门要积极组织收购,打开销路,以增加集体和农民的收入。

3月25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讨论东北局机关革命化问题时强调,机关表扬好人好事,要实事求是,合乎实际,不能浮夸,不能搞形式主义。

3月28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讨论东北地区开展“五反”运动时强调,开展“五反”运动必须同反骄破满结合,同学习解放军和学习大庆经验结合,真正在增产节约上下功夫。

3月30日 马明方在东北局机关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大会上讲话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领会精神实质,讲求实效,不务虚名。

4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委、沈阳市委为欢迎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垮田里见率领的日共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宾主共同为中日两党两国人民友好干杯。

4月4日 到机场欢送垮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离沈阳赴北京参观访问。

4月6日 在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运动时强调,不要“急于求成,急于求功”。

4月10日 马明方在东北三省经委主任、工业部长座谈会上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报告。

4月11日 宋任穷、马明方等东北局和辽宁省党政军机关干部1200多人,到沈阳市中朝友谊公社得胜大队的大沙丘营造防风固沙示范林。

4月14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听取农委主任冯纪新传达全国农业规划会议精神。中央要求把建立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作为一个战略方针,抓紧落实,努力做好。

4月27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在工交、财贸、农林部门建立政治工作机构问题。会议提出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设立。

5月 马明方和东北局财委副主任王丹波等到吉林市、蛟河县和延边自治州考察开展“五反”运动情况。5月15日马明方在东北局书记处会议上作了调查情况的汇报。

5月中旬——6月17日 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政治工作、财贸工作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6月22日 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追授朝鲜族战士金遗华同志为“爱民模范”、授予某部侦察连第四班为“金遗华班”称号的命名大会,并接见了“金遗华班”的全体同志。

夏陪同朱德、董必武、王维舟等到东北三省视察。朱总、董老勉励东北干部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

7月 根据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东北局决定,马明方、顾卓新分别到沈阳五三厂和七二四厂蹲点,摸索和总结进行城市社教的经验。

7月8日 陪同朱德、董必武、王维舟到吉林省通化市参观,并同地市县机关干部、驻军干部和宾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7月14日 签发中共中央东北局批转辽宁省宽甸县泡子沿信用合作社和沈阳市陵北第二储蓄所两个办得好的基层单位,要求各地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在各行各业树立样板,把财贸战线的工作大大地推进一步。

7月29日 马明方、顾卓新、黄火青、黄欧东等接见辽宁省工业战线和科学研究部门群英会的全体代表,并同他们亲切交谈8月3日 主持召开东北局战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出战备工作的重点应是抓好地方武装和地方军事工业的建设工作。

8月10日 马明方、黄欧东、白潜等参加沈市各界人民示威大游行,强烈谴责美国武装侵略越南的罪行。

8月18日 在讨论财贸体制问题时指出,公社一级财权太大,随便挪用商品物资,随便报销开支,如不认真解决,就会坏掉一批干部。

8月19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鞍钢第三个五年规划问题。会议指出,鞍钢不是扩大规模问题,而是提高产品质量问题。

8月25日 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举行的授予“学习毛泽东著作模范红九连”、“神枪手四连”称号的命名大会,并同这两个连队的官兵合影留念。

8月 邓小平偕夫人一行在沈阳视察工作时,同宋任穷及夫人钟月林、马明方、黄火青、强晓初一起合影留念。小平对沈阳的机械工业寄予希望。他说“这里的机械工业占全国的1/4,这里搞好了,全国就有希望了。”

9月3日——8日 出席东北局全委会(扩大)第七次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讲话,具体部署了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9月16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传达全国国防工作会议精神,并就东北地区国防部门政治工作和地方军事工业建设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9月17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搬迁东北一部分重要工厂支援内地三线建设问题。

9月21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金日成同志访问临江的接待工作安排问题。

10月1日 出席沈阳市50万人举行的盛大集会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

10月2日 宋任穷、马明方等会见朝鲜劳动党平安北道委员会代表团全体同志,并观看了平安北道歌舞团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的精彩演出。

10月19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听取东北局宣传部关于在哈尔滨市召开中学现场会和半工半读座谈会议情况的汇报。

10月26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顾卓新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国内国际形势的报告。

11月5日——12日 出席在大连召开的东北局书记处第24次会议(扩大)。学习讨论刘少奇给江渭清同志的信和中央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安排面上社教和东北三线建设等问题。

11月30日 签发东北局关于学习讨论中央三个文件情况给党中央的报告。

12月1日 参加沈阳市15万人集会游行,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

12月12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已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华侨各选举单位分别选出。马明方为吉林省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2月13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25次会议,学习讨论刘少奇同志12月6日给宋任穷同志的信。

12月15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听取国家计委与东北局计委联合工作组关于东北地区三线建设规划问题的汇报后指出,东北的三线建设,要根据勤俭建国的原则,因陋就简,分期分批地作出统一的安排。

12月20日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上当选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12月21日 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

12月22日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马明方主任委员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12月29日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东北局书记处第26欢会议。马明方在会上发言说,农村水利一定要修,修好,但要实事求是,不能平调,否则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反右倾,也要结合各地具体情况,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反,有多少反多少,不能刮风。

12月30日 出席刘少奇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协商国家领导人和政协领导人候选名单等问题。

12月31日 参加首都五万军民举行的新年联欢晚会。

<h3>1965年 60岁</h3>

1月1日 参加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外地来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举行的新年团聚。

1月4日 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同 日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第三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全体代表。

1月30日 出席辽宁省暨沈阳市举行的春节招待会,同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和各界人士欢庆新春佳节。

1月31日 出席辽宁省、沈阳市和部队领导机关举行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联欢晚会,并接见了劳动模范、民兵和烈军属代表。

2月3日 同东北局和辽宁省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出席老工人座谈会。会上欢声笑语,畅抒情怀,大家对国民经济形势的日益好转,备感欣慰。

3月18日 在听取东北局财贸政治工作会议讨论情况的汇报后说:“夺权是少数,多数是要把领导核心健全起来”。

4月10日 在东北局书记处会议上汇报检查基层财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商业部门管卡压严重;二是县上公司太多。人浮于事;三是农村废品收购潜力很大。这些问题已责成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4月15日 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开幕式,并同部分代表进行了座谈。

4月12日——26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27次会议(扩大)。并在17日会议上就财贸组织机构的头重脚轻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增设农村商业网点,开发利用山区资源,活跃农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5月25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姬也力传送了全国财贸工作会议精神,马明方讲了对财贸工作的安排意见。

6月22日 参加东北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会,勉励戏曲工作者深人生活,深入实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京剧来。

6月28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顾卓新传达毛泽东同志对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王光中传达全国计划会议精神。

7月12日 讨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问题,强调决不能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成“包袱”或单纯的当成劳动力使用,要用其所长,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7月20日-31日 出席东北局全委会(扩大)第八次会议,并在31日的会议上发了言。

7月29日参加东北局书记处会议。在向刘少奇同志汇报社教问题时,少奇同志说,“四清”运动就是发动群众解决那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样就可以纲举目张,各项工作都可以搞上去。

8月12日 在听取倪伟关于东北三省粮食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后说,要发动群众搞好粮食储备,藏粮于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不搞粮食储备。

8月19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毛泽东同志。

8月17日关于全军排以上干部分期分批参加农村社教的指示。

8月20日 宋任穷、马明方、黄火青、黄欧东等出席辽宁省第一次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开幕式,勉励代表们团结广大农民群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

8月28日 宋任穷、马明方、黄火青等陪同李先念接见出席辽宁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9月3日 宋任穷、马明方、黄火青等和工人、农民、学生、少数民族及宗教界代表1500人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大会。与会同志坚信,任何时候人民的正义战争,都一定能够战胜反人民的非正义战争。

9月4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听取农委副主任徐元泉传达谭震林对东北农田基本建设工作的指示。

9月13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各地在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9月中旬 马明方在东北局财委召开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银行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讲话,强调银行工作只有面向群众,面向农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把工作做得活,做得好。

9月18日-10月12日 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确定“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会议还讨论了财贸工作和党的建设问题。确定稳定粮食征购,藏粮于民。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

10月15日——20日 出席在北京饭店召开的东北局书记处第28次会议(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东北地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农业规划、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和党的建设等问题。

11月 在辽宁营口官屯大队蹲点搞社教四个月。运动中他力排“左”的干扰,总结出一套比较切合实际的经验。对干部解放比较快,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比较松动灵活,同生产结合的比较好等。他在营口县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政治挂帅只挂人的帅,不挂经济的帅,政治挂帅也挂不好”。

12月13日 致信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农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占绝大多数,他们为群众办了许多实事,应当正确对待。

12月17日——23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29次会议(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并就发展农业生产、工业支援农业以及改进领导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具体安排。

12月24日 前往沈阳部队体育馆吊唁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第二政委赖传珠同志。

12月27日 参加沈阳各界人民公祭赖传珠同志大会。宋任穷主祭,王新亭、徐立清、马明方陪祭。

是年马明方对夫人马淑良说:这一年你陪女儿看病,没怎么好好工作,就不要领国家的工资了。随后,马淑良就把这一年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

第三篇 马明方年谱(1905——1974) 第六章 1966—1974年

<h3>1966年 61岁</h3>

1月22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曾思玉传达中央军委关于战备工作的指示。会议经过讨论指出,做好战备工作的根本问题,是要全面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这个思想认识提高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1月30日 在东北局召开的增产节约大会上讲话说,增产必须节约,节约就可以增产。生产不停,节约也永远不会停。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要节约。

同日 向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优秀的机械工业总工程师高方启同志遗体告别。

2月2日 在讨论1966年东北财贸工作要点时说,财贸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农村,特别要狠抓基层。基层工作做好了,为生产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2月4日 在东北局机关于部大会暨东北局财贸工作会议上,就农业、粮食、财贸、工业支援农业、增产节约和战备工作等,作了有情况有分析有结论的报告。东北局认为这个报告很重要,对各方面工作都有指导意义。于3月4日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贯彻执行。

2月5日 在讨论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会议时说,交流学习好的经验,要少而精,要有特点,不要一般化。

2月20日 在听取官屯工作队汇报工作时指出,现在已是青黄不接时期,对群众的生活安排,要一抓到底,不能有丝毫大意。

3月中旬参加东北局和辽宁省在鞍山市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讨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和群众,在农村留下一个“永远不走的工作队”。

4月1日 在东北局书记处会议上介绍营口官屯大队抓党的组织建设的经验。

4月6日——12日 出席东北局全委会(扩大)第九次会议。会上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学术批判问题、工业管理体制问题、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指示,通过《东北局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马明方在会上发言,强调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4月23日 在参加官屯社教工作队的辽宁师范学院师生座谈会上讲话。强调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结合得好,书本上的知识就能学得懂,学得好;否则,就可能一知半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4月26日 马明方手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用毛主席的思想不断提高自己,做好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

5月初在东北局财贸政治部召开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财贸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财贸领导干部能不能学好用好毛主席著作,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办好人民财贸工作的大问题。每个领导干部都应当放下官架子,在实践中同群众一起学习,当好人民的公仆。

5月18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结束农村社教问题。

6月7日 出席东北局书记处第30次会议上,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

6月14日 在听取东北局农委关于农田基本建设情况的汇报后指出,农田基本建设在贯彻执行“治山治水,植树造林,养猪积肥”方针的同时,要突出解决水肥问题。

6月24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会议,听取东北局文化革命办公室关于全区“文革”运动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站在群众前面领导运动”。

6月27日 参加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沈阳市二十三中党支部和黑龙江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几点作法。

6月29日 参加东北局“文化大革命”座谈会。

7月2日 在听取姬也力关于群众生活安排座谈会的汇报后说,做好粮食工作,安排好群众生活,这是关系发展农业生产和推动农村建设的大事,必须全面抓,全年抓,上下一起抓,抓实抓好,不能掉以轻心。

7月8日 在东北局召开的省地县委书记电话会议上讲话,强调要抓紧防汛治虫和田间管理等工作,夺取全年农业好收成。

7月16日 在沈阳部队领导机关举行的学习某炮连战士刘英俊的大会上讲话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所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培养出刘英俊这样伟大的战士,我们感到无限自豪和骄傲。

7月20日 《辽宁日报》发表马明方《向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同志学习》的文章,号召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刘英俊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彻底革命精神。

7月23日 参加沈阳市50万人集会游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

7月 当报纸上发表社论,大批“政治落实到业务上”的观点时,马明方仍然坚持说:“不要不敢说政治落实到生产上。还是要说的”。

8月1日——12日 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东北小组会上发了言。刘少奇向全会报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并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派工作组的作法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插话中指责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会上印发了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到11人。名次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这次全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8月19日 出席沈阳市30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集会和游行。

8月下旬当吉林省副省长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被“造反派”揪斗,局势难以控制时,周恩来总理明确表态:“培养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不容易,朱德海是好同志”。并指示宋任穷、马明方到延边做说服工作。宋任穷、马明方和吉林省委书记赵林在延边召开州委会议,传达总理指示后,马明方留在延边继续工作。经过同“造反派”反复多次的座谈协商,排除种种阻力和干扰,终于保护了朱德海等一批干部。

9月24日 宋任穷、马明方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闭幕式,并接见了全体代表。

10月6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讨论三线建设规划问题时说,三线建设要按照靠山隐蔽、自力更生、勤俭建国、亦工亦农的方针,把三线企业建设成为大庆式的新型企业。

10月7日 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提出从上到下。各级都要组织抓革命和生产的两套班子。农村要大力提倡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藏粮于民,藏富于民。

10月9日 在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从而在全国掀起批判刘邓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0月中旬主持东北局书记处办公会议。在听取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介绍吉林、黑龙江农村形势和粮食工作情况后,要求东北各地继续抓好“三秋”工作,力争多增产一些,多收购一些。

冬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冲击党政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时,马明方从东北给远在西安的儿子马广和儿媳史宝琴写信,说他没有问题,让儿子儿媳放心,好好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h3>1967年 62岁</h3>

3月16日 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从此在全国刮起了“抓叛徒”的妖风,制造了所谓“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

4月3日 宋任穷、马明方、曾思玉等参加沈阳20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举行的“坚决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

5月 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当有人提出“新疆叛徒集团”的问题时,周恩来总理明确表态:“这件事我最清楚,是党中央委托我通过张治中把他们释放回延安的。”

8月16日 鉴于抓“新疆叛徒集团”之风甚嚣尘上,张治中挺身而出,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说明新疆出狱的马明方等同志,是他受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委托“无条件释放”并派专人送回延安的,中共人员在监狱里经受了严酷考验,“始终坚贞不屈”,实属人才难得。

10月6日 《辽宁日报》《沈阳日报》发表《打倒马明方》的错误社论,并以两个整版公布了诬蔑马明方的所谓“罪行”的材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10月7日 从即日起,《辽宁日报》以“批倒批臭马明方”的专栏,连篇累牍地发表诬蔑马明方的所谓批判文章。

10月13日 《辽宁日报》发表署名的所谓大批判文章,把马明方讲的“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生产,政治要落实到生产上”的观点,诬蔑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第一的反动观点”。

10月16日 《辽宁日报》发表署名的所谓大批判文章,把马明方“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的观点,诬蔑为“是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开通农村资本主义渠道”。

10月22日 《辽宁日报》发表署名的所谓大批判文章,把马明方提倡“在农村积极推广使用拖拉机等科学农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观点,诬蔑为“是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唯生产力论”。

10月26日 《辽宁日报》发表署名的所谓大批判文章,把马明方主张“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诬蔑为“是攻击人民公社,大刮单干风”。

10月底前后 在东北地区的《吉林日报》《黑龙江日报》《锦州日报》《朝阳日报》《阜新日报》《本溪日报》《旅大日报》《抚顺日报》《丹东日报》《鞍山日报》《辽阳日报》等,先后转载《辽宁日报》《沈阳日报》的错误社论《打倒马明方》和诬蔑马明方的所谓“罪行”材料。

11月 “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正式“立案”,称“四三”专案。对外代号“五二六”,隶属中央三办。南开卫东“四三专案组”被称为中央特许“四三专案组”。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吉合、高登榜、秦化龙、刘护平、李云扬等20多人被中央专案组列为直接审查对象,由北京卫戍区关押。

11月21日 把马明方从沈阳押送到北京卫戍区“特监”关押,被改名“马五”,没有任何自由。

11月29日 《辽宁日报》发表署名的所谓大批判文章,把马明方看过的《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斗争简史》《西北红军战史》和小说《刘志丹》的征求意见稿,诬蔑为“支持编写反党黑书,为反党夺权制造舆论”。

11月底马明方到“特监”后给“专案组”写了在新疆狱中同敌人坚决斗争的材料。

12月5日 《辽宁日报》发表署名的所谓大批判文章,把马明方讲的“发展生产在任何时候,都是进行群众工作的基本内容,都是获得富裕生活的惟一途径——生产致富”的观点,诬蔑为“是老修正主义者唯生产力论的翻版”。

<h3>1968年 63岁</h3>

1月 “四三”专案人员,连续十多天对马明方进行了“一日三审”的日夜车轮战,使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月20日 马明方从“特监”中给在北京的女儿马锐和女婿战式印捎信,说他离开沈阳到北京“快两个月了”,要求给他送些钱和日常生活用品。

1月24日 “特监”单位的两个军人,从马锐工作单位给马明方带去50元钱。

1月29日 “特监”单位一个军人,从马锐工作单位给马明方带去40元钱,一斤白糖、半斤奶糖、塑料床单一条、书包一个、尼龙袜一双、喝水杯一个。

2月 “四三”专案人员,用打耳光、卡脖子、拳打脚踢、燕儿飞天、坐喷气式飞机等十多种刑罚,对马明方进行了20多天的刑讯逼供,惨不堪言。

3月18日 在“特监”中写《我的自传》材料。简要回忆了从投身革命到东北局工作的50多年的历史概况。

4月 “四三”专案外调人员,经过大量的调查表明,马明方等在新疆狱中斗争顽强,没有找出任何“叛变自首”材料,于是在填写《审查对象表》时,将马明方的“叛徒”改为“叛徒嫌疑”,遭到康生一伙的训斥:“中央定叛徒,你们定嫌疑,政治立场动摇,站到敌人一边去了。”

春 “四三”专案人员,奉命“加大深挖力度”,捏造罪名,硬把马明方在新疆狱中填写的“八路军工作人员”篡改为“中共党员”;把“信仰共产主义,也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篡改为“信仰三民主义”,以此伪证诬陷马明方为“叛徒”。

5月11日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发表《东北大地红烂熳》的社论中,错误地点名批判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桓等是“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辽宁复辟资本主义。”

6月1日 康生在“四三”专案组的一次会议上,诬蔑新疆出狱人员“不仅是集体欺骗,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并诬陷马明方是叛徒集团的“首恶分子”,迫害变本加厉。

10月13日——31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包括马明方等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占总数的52.7%。97名中央委员中除去世的十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委员中补了十人为中委,才勉强过半数。候补委员能去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矸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造成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不同意,可贵可敬。

<h3>1969年 64岁</h3>

12月 马明方到“四三”专按审讯室收到两位审讯员的训斥:“我们有证据,你不承认由不得你!”马明方说:“请你们把证据拿出来,摆在桌面上,难道证据还不敢见人吗?”

<h3>1970年 65岁</h3>

年初 “四三”专案审讯人员威逼马明方:“你的问题很严重,承认了就可以活,不承认就是死路一条!”

4月 “四三”专案人员硬逼马明方承认“叛徒”,马明方回答:“我已经说过几百次了,我没有做任何叛党的事,你们硬说我做了,还是凭证据定论吧!”

<h3>1971年 66岁</h3>

年初马明方同“四三”专案人员就“承认不承认叛徒”问题据理抗争,专案人员无言以对。

6月1日 “四三”专案人员威胁马明方:“在你面前摆着两条路,承认了就是活路,不承认就是死路!”马明方说:“我没有做任何损害党的事,一厘一毫也没有!我在狱中同敌人作了可能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的回答。”

9月 毛泽东、周恩来指示,迅速给马明方等同志平反。但康生、江青一伙横加阻挠,拒不执行。

11月 得悉林彪叛逃,葬身温都尔汗。明方痛斥“罪不容诛”。

<h3>1972年 67岁</h3>

1月11日 给“四三”专案审讯负责人写信质问:“你们说我做了自首叛变的事,根据是什么?”“我在新疆狱中同敌人作斗争的情况,早给你们写了书面材料,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5月15日 给女儿马锐和女婿写信,嘱咐“要下决心独立生活,自己管理自己”。

6月1日 质问“四三”专案审讯负责人:“我的问题能不能结束?”回答:“你不承认就不能结束。”

6月中旬给“四三”专案组写了申诉材料。

7月10日 再次给“四三”专案组写申诉材料。

11月9日 马明方同“四三”专案人员对话:“专案组应集中时间把我的问题搞清楚!”

“不行,没有时间。”

“请中央派人参加对我的审讯!”

“我们就是中央派来的。”

“请允许我给中央写信。”

“可以,信要交给我们。”

“我的信是写给中央的,不是写给你们的!”

11月12日 给“四三”专案审讯负责人写信,要求尽快结束审讯。

12月3日 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报告几年来的审讯经过,并盼早日得到正确处理。

12月4日 给周恩来总理写1967年到1972年“特监”审讯的全过程。

12月5日 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专案审讯负责人两次强行拿走他的写信底稿。

12月17日 给“四三”专案审讯负责人写信,要求下次审讯时把证据拿出来,再不要说“证据是有的”之类的话了。

<h3>1973年 68岁</h3>

1月4日 给“四三”专案审讯负责人写信说,我已被关了七个年头,望早日弄清问题。

1月11日 给“四三”专案组写信质问:你们对我提出的问题,始终避而不答,这怎能不叫人怀疑?

2月2日 农历腊月三十,经再三请求批准,女儿马锐和女婿战式印携子女晓明、晓苓,冒着大雪,探望七年未见的父亲。明方喜出望外。但专案人员面告:只许谈家事,不许谈案情。明方当即怒斥:“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叛徒?我在新疆狱中没做过对不起党的事,叛变党的人是不敢回延安的。这话我说了五六年了,你们为什么听不进去。你们请中央派人来,我有话要说。”

3月2日 马锐全家第二次探视,明方见到外孙和外孙女特别高兴。并问马锐:“淑良、马广都好吗?我最不放心的是小芳。”

3月6日 儿子马广和儿媳史宝琴携女儿马琨、马冀从西安来到首都工农兵医院(同仁医院)看望久别的父亲。明方见到儿子、儿媳和小孙女,高兴地说:“见到你们多不容易啊!你二大全家还好吗?”两个孙女偎依在爷爷身旁,手拿苹果,边削边喂边逗趣。明方感喟“七年监禁,难得有此含饴弄孙之乐”。

3月9日 马广和史宝琴一家第二次看望父亲,明方反复嘱咐:“你们要把孩子好好教养成人,做一个真正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3月15日 马锐、马广全家看望父亲时,明方斩钉截铁地说:“我在新疆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的事,你们绝对放心。”并将他利用纸烟盒和报纸写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秘密交子女带出,托孙维世转给周总理。

3月29日 马锐看望父亲时,明方第一句话就问:“信转给孙维世没有?”女儿有口难言。岂知孙维世因受江青一伙迫害,早在1968年10月14日就惨死狱中。

4月13日 夫人马淑良从下放监督劳动的辽宁农村(盘确胡家农场红旗大队)第一次来到首都工农兵医院,看望七年未见的明方。明方惊喜而又关切地问:“你怎么来了,小芳好吗?”淑良强忍痛苦,佯告“小芳还好。”后倾诉久别思念之情。

4月21日 明方病情加重,腿肿,四肢麻木,不想吃饭。

4月28日 明方对女儿说:“马锐呀,我的身体全垮了,有点支持不住了,又无家可归,就把我接到你家住吧?”女儿哭着说:“爸!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只要人家让接,我马上接你回家。”

5月5日 明方对女儿马锐说,要请求中央让我回家治病。

5月25日 明方反复叮咛淑良:“对小芳的病,不能掉以轻心,要耐心关怀她,体贴她,让她好好静养。”这次探视后淑良仍回辽宁农村劳动。

5月31日 明方对女儿马锐说:“如果我的身体好了还可以为党做很多事,”并关切地问:“贺老总、习仲勋、刘澜涛、马文瑞他们还好吗?”

7月2日 明方给女儿马锐讲了很多家庭往事,特别告诉她:“你奶奶虽是农村妇女,但淳朴善良,精明能干,同邻里关系特别好。30年代初,敌人两次抓我,都是你奶奶设法让乡亲们保护我脱险的,她是有功劳的,我永远怀念她。”

7月10日 明方对看望他的孩子们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一定要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不能三心二意。我的问题党会正确处理的,你们不能有任何埋怨。

7月13日 明方对女儿、女婿说,1946年7月我从新疆回到延安后,毛主席接见我们时说:“你们都是好同志。”

7月22日 马明方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

8月21日 马明方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说专案人员从一开始就搞刑讯逼供,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搞车轮战,白天晚上,一日三审,罚站、卡脖子、打耳光、坐喷气式飞机等等,残酷折磨,难以忍受,也难以容忍。

8月25日 马锐全家看望父亲,明方抚摸着外孙和外孙女非常高兴,并关切地问:“小芳还好吗?马广的孩子好吗?”

9月26日 弟弟正方从陕北榆林到首都工农兵医院看望哥哥,这是兄弟俩“文革”八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明方惊喜地问:“正方,你来了,人家批准了吗?”兄弟俩紧紧握手,潸然泪下,辛酸苦楚,尽在不言中。明方指着自己掉了的门牙,在手上写了个“打”字,示意牙是被专案人员打掉的。

9月29日 正方第三次去医院看望哥哥,准备辞行。明方给弟弟说:“你回吧,好好工作,我的问题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正确处理的。”

10月11日 明方给女儿说,你们要耐心等我的正确结论,不要给组织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0月16日 马淑良从辽宁农村来到北京,住在女儿马锐家,连续四个月,几乎天天去医院照顾明方。

<h3>1974年 69岁</h3>

2月24日 明方的病情虽未好转,但夫人马淑良身不由己,忍痛离京,返回辽宁农村劳动。

4月 明方对女儿说:整我的人,来头不小,也来者不善,看来短时间也不易解决。我等不上了,你们等,死了能弄清也好。

8月6日 病情恶化。医生诊断为:脑血管硬化、心肌梗塞、高血压(230)、肺部感染(高烧40°)。

8月7日 病情继续恶化,时有昏迷现象。

8月9日 明方嘱咐亲属:我没有做任何有损于党和人民的事,你们能把我的问题报告给毛主席、周总理,我也就瞑目了。

8月10日 明方反复告诫儿女们:你们都是党员,党员心中要有党,要相信党,要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实事求是,不说假话。

8月11日 弥留之际,断断续续不时地念叨着他心爱的小女儿,“小芳,小芳……你在哪里?……你怎么不来看爸爸呀?”

8月12日 马淑良从辽宁农村赶到首都工农兵医院。这时明方已不能说话,只微微地睁开眼看了一下就昏迷过去了。

8月13日2时45分 心脏停止跳动,含恨而逝,终年69岁。当时中共中央决定为马明方开追悼会,并发了通知,后因“四人帮”阻挠未开成。197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10号文件宣布“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对新疆马明方案,予以平反”,“马明方等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监狱里表现很好,没有自首叛变”。又因“四人帮”干扰,政策并未完全落实。1979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为马明方举行了追悼会,徐向前主持,姚依林致悼词。198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报告》,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深切怀念马明方同志

我和马明方同志多次在一起工作。1954年中央撤销大区党委和行政机构后,我们同时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召集有邓小平、谭震林、宋任穷、马明方、刘澜涛、林枫、李雪峰等参加的一次秘书长会议上说,调你们来是叫你们做事。邓小平做中央秘书长,大区来的同志做副秘书长,同时兼任分管六个大区的中央工作部部长。把你们摆在这里我们放心,你们分管的地方工作部也叫““放心部”。我当时因为身兼数职,就向小平同志请示:“主要精力应放在哪里?”小平同志告诉我:“是罗荣桓同志让你到总干部部的,你要集中精力搞好总干部部的工作,别的地方可以少去。”这样,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总干部部,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日常工作,主要由马明方同志负责,我除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外,别的事管得很少。这是我们50年代初期的一段合作共事。1960年中央决定成立大区中央局后,我们又同时调到东北局工作。我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欧阳钦任第二书记,马明方任第三书记,黄火青、吴德、黄欧东、陈锡联任书记,喻屏、强晓初任候补书记。我们书记处的分工是,我负责全面工作,欧阳钦负责常务和农业工作,马明方负责财贸、政法和战备工作,黄火青负责工业工作,吴德负责宣传文教工作,陈锡联负责国防军事工作,喻屏负责组织工作,强晓初协助欧阳钦处理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都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很重。如何才能把东北局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反复研究,还是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十六个字”去办。这“十六个字”是:“统帅一切,贯彻一切,承上启下,顶上护下”。所谓“贯彻一切”,就是要根据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东北地区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做到了这一点,也就自然能够做到“统帅一切”。至于“顶上护下”,主要是要求我们在具体工作中,要根据东北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有些具体指示,在贯彻执行中有困难的,应当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而不要机械地强行执行。这样做,正是为了使中央的路线方针能在东北更好地贯彻执行。当时,正值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粮食和市场商品供应都非常紧张。特别是辽宁农村,全年人均口粮只有120斤左右,有的地方还不足120斤,浮肿现象普遍而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立即派马明方同志和强晓初同志到北京向总理、少奇、小平同志当面汇报请示。中央领导同志听了明方同志的汇报后,立即答应调给东北粮食两亿斤,很快解救了燃眉之急,也帮助我们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

马明方同志对农业和财贸工作都很熟悉,也很有经验。在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为了克服东北地区当时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提出从长远着眼,从当前人手,坚决执行农、轻、重的方针,紧紧抓住解决吃穿用的问题,把农业和市场工作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地增加农业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特别提出要抓好两个环节:一个是稳住,一个是刹住。所谓稳住,首先是把农业生产稳住,在稳住的基础上力争有个好收成。其次是在财政、金融、市场方面要刹住,千方百计地控制开支,少票子,增加商品,在刹住的基础上,力争财政收支平衡,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达到略有回笼,扭转企业亏损局面。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两个目标都基本上实现了。马明方同志在这方面殚精竭虑,付出了很大心血,做出了卓著贡献。

“文化大革命”初期,东北局曾几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请示运动中的政策界限,但没有得到过一个字的答复。于是,我们就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1966年底,“造反派”冲击东北局机关,扬言要夺东北局的权。我和马明方同志出面做工作,他们不听。我们就打电话向周总理报告。总理立即明确指出:东北局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不能夺权,要坚决制止。特别是吉林省副省长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同志,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和批斗,地区局势陷于混乱,难以控制。周总理得知后明确表态: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培养一个少数民族干部更不容易,朱德海是好同志,要保护他。并指示我和马明方同志到延边去做工作,保护朱德海同志。我与马明方同志和吉林省委书记赵林同志一起,立即赶到延边,召开州委会议。我说:“这次是奉周总理的指示专程到延边来的,中央认为朱德海是好同志,要让他站出来和群众一起‘文化大革命’。”会后,马明方、赵林同志继续留在延边做工作,召集群众代表座谈,统一认识,稳定局面。马明方同志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反复耐心地做工作,克服了重重干扰和阻力,终于保护了朱德海等一批同志,但不久他自己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

马明方同志是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35年10月,我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就知道马明方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同刘志丹、谢子长同志一起创建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底,刘志丹和我分别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在“扩红”工作中,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给了我们很大支持,红二十八军很快扩大到1500多人。这件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抗日战争时期,马明方同志在新疆被捕后,同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一起领导狱中的战友同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忠贞不渝。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军(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财贸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等重要职务,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为“叛徒”和“走资派”,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病重住院期间,“四人帮”一伙封锁消息,不准人前去探望。由于体力不支,不能走路,他上卫生间也只能爬着去,惨不忍睹。经过调查并查阅历史档案,确认马明方同志在狱中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表现很坚定。1974年8月,马明方同志含冤逝世后,中央决定为马明方同志平反,召开追悼会,并发了通知。但当天我们接到电话,说追悼会不开了,许多同志到了八宝山又不得不返回。大家都感到突然。后来才知道,是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东北的代理人的阻挠。这个人利用他当时的特殊地位,在江青的唆使下,居然擅自推翻中央的决定。胡说什么:“马明方不是叛徒,也是走资派,怎么能为走资派开追悼会呢?”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马明方同志才得到彻底平反。

马明方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26年了。他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在西北和东北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他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是永远值得学习的。我们深切怀念马明方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无限忠诚,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彻底革命精神,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红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阔步前进。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战士终究是战士

1974年8月13日,马明方同志不幸逝世了,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从1928年起,我就和马明方同志在一起工作,在革命的征途上,我们一起走过了40多个年头。他的过早逝世,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损失。有人说马明方同志是病死的,其实他是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害死的。

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党羽,为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早在1967年,就把马明方同志打成“叛徒”、“特务”、“三反分子”。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发表“打倒马明方”的长篇文章,极尽诬蔑陷害之能事。随后,又把他送到北京关押起来。林彪的一个死党亲任专案组长。他们私立公堂,刑讯逼供,硬要他承认是“叛徒”,遭到他的严正驳斥。在被关押期间,他用拣来的一些破纸,偷偷地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多次控告信,诉述他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信件根本不可能送到毛主席、周总理手里。我后来看到一点残稿,是他的大女儿冒着极大的危险,背着看守人员从明方同志那里拿出来的。从这几片血泪斑斑的手稿中,可以看出他遭受了多么残酷的迫害,进行了多么顽强的斗争!他在信中说,在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他先是进行了几天“车轮战”,一日三审,不准休息,把他本来就带病的身体,折磨得赢弱不堪。随后又进行了20多天的所谓“清醒头脑”,施用各种刑法,大搞逼、供、信,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到严重摧残。面对这伙暴徒,马明方同志始终坚贞不屈,拒不承认自己是“叛徒”。在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面前,这伙暴徒气急败坏,更加残暴地对他进行人身摧残。到最后,他已被折磨得几乎不能行动了。但他对党对毛主席始终怀着极大的信任,坚信毛主席一定会拯救他。1973年,由于身残病重,他被送到医院“关押治疗”。起先不让家属探望,病重时不让家属护理,病危时又不采取抢救措施。在他病情垂危时,才允许家属到医院去探望。明方同志对他的爱人和孩子反复讲:“我没有问题,我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万一我死了,你们要设法转告毛主席,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忠心耿耿,革命一生的马明方同志就这样被林彪、“四人帮”害死了!必须指出,残酷迫害马明方同志的,还有那个自命一贯正确的,其实干了很多坏事,民愤很大的“迫害专家”。此人在1968年6月1日听取马明方专案组人员汇报时就说:“这个案子是叛变自首,不同一般,有很大罪恶,是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下来,有计划地搞内奸”,“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是首恶分子”,“不要因为敌人向我们斗争就动摇了我们的观点,要有决心,有耐心,有信心”。在他的直接指挥下,马明方同志被关押残害七年之久。

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马明方同志,其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的。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就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在新疆监狱中的我方全体人员。经周恩来同志多次交涉和斗争,国民党才被迫释放这些同志。在马明方同志被林彪、“四人帮”关押期间,周总理多次指出:新疆出狱的同志无问题,并把驻明马明方等同志无问题的材料交给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专案组,但他们却置之不理,继续对马明方同志进行迫害。林彪自我爆炸之后,毛主席、周总理又指示:迅速给马明方同志复查平反。但“四人帮”横加阻挠,直至1975年5月才作出平反结论。经毛主席批发各地后,“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仍然扣压不发,不准传达,不予平反。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许多冤案、假案得到平反昭雪。明方同志,你的冤案也必须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任何人都是阻挡不了的。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大的贡献。他出身贫农,上过几年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他受党的委派,到西安做军事工作。1927年秋回到陕北,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陕北特委代理书记、中共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省委书记;解放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贸部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明方同志回到陕北那年,正值大革命已经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城乡,党处于严重困难时刻。在艰难的岁月里,明方同志那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革命胆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我任团绥德县委书记,明方同志任党的北区区委书记。他经常深入农村,秘密联络同志,进行群众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很快恢复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党的工作。1928年、1929年陕北连年大旱,饥民成群结队四处逃荒,绥德县委曾组织上万农民进城同地主豪绅进行声势浩大的斗争。我在城内负责指挥,明方同志在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进城。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沉重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使陕北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31年冬,明方同志调陕北特委工作,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党的组织更加发展了,党的影响更加扩大了,逐步建立起来的贫农团、互济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带领群众展开了抗捐、抗税、抗债和打土豪、分田地等斗争。1933年7月,陕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并划分了安定、延川、神府、绥清、佳吴等几个游击区。马明方同志亲自起草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这次会议,是陕北党组织从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活动、一般斗争转向武装斗争的重要转折点。会后派特委委员分赴各游击区,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我当时被派往神府,明方同志去安定一带整顿第一游击支队。在刘志丹同志为首的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支持和配合下,陕北游击队迅速扩大。1934年,陕北各地游击队统一起来,由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在陕北特委领导下,游击战争有了迅猛发展。陕北根据地也进一步扩大。1935年,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西北军委主席,马明方同志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5月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扩大到20多个县,陕甘边和陕北连成一片。这是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发展时期。同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从此,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足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马明方同志对革命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理所当然地要载人我们党的光荣史册,林彪、“四人帮”一伙要抹是抹不掉的。

1941年,马明方同志从苏联学习回国,路经新疆时被反动军阀盛世才软禁。1943年4月2日被捕入狱。马明方同志在敌人的监狱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据同时被捕的同志讲,明方同志被捕时,愤怒地质问:“共产党、八路军抗战有功,有什么罪?”话未说完,就被国民党暴徒拳打脚踢,五花大绑,推上囚车。入狱之后,他积极同狱中的同志取得联系,结成一个战斗的整体。当时狱中的主要领导人有张子意、方志纯等同志,明方同志同他们都取得了联系。他接到秘密传来的报纸后,及时写纸条传出:“这是精神食粮,要珍惜报纸,坚持下去。”他收到林基路同志写词、陈谷音同志谱曲的《囚徒歌》后,传出“歌收到,鼓舞人心,广为传唱”的纸条。他发现个别人叛变时,传出“有臭鱼,注意”,并组织大家同“臭鱼”作斗争,将“臭鱼”挤走。敌人曾提出要狱中同志填写“志愿回家,不跟共产党走”的表格作为释放条件时,明方同志当着敌人,挥笔疾书:“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敌人审讯他时,诬蔑八路军“破坏抗战,挑动内战”。他痛斥敌人:“八路军在前线坚持抗战,你们却在这里残害八路军,究竟是谁破坏抗战?谁是土匪?”当即遭到敌人的毒打,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对敌人的痛斥和揭露。1944年、1945年狱中全体同志进行了两次绝食斗争,每次都坚持七天七夜。敌人强行给他灌食,他咬紧牙关,将饭碗打掉;敌人边打边问:“你吃不吃?”他坚定地答道:“不吃!就是不吃!”敌人要给他灌辣椒水,他翻滚身子,使敌人无法灌进。大家团结一致,终于迫使敌人答应了他们提出的大部分条件。

1945年“双十协定”公布后,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次交涉和斗争,1946年6月,敌人被迫将新疆监狱的全体同志释放回延安。当时朱总司令、林伯渠等同志亲自到七里铺迎接,毛主席设宴举杯祝贺出狱同志胜利归来。《解放日报》发表了欢迎他们胜利归来的文章,其中有“活着的坚贞不屈,死了的视死如归”的评语。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林彪、“四人帮”一伙硬要把马明方等同志打成“叛徒”,更加暴露了他们打击诬陷革命老干部的丑恶嘴脸。

马明方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陕北土地革命时期,尽管那时陕北和中央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南方的游击战争对陕北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那时都知道,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同志是南方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也看过一些论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和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件。陕北革命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的结果。王明路线传到陕北时,明方同志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他反对侵犯中农利益,反对制造红、白区对立等过“左”政策;他反对批判所谓“富农路线”、“梢林主义”,反对肃反扩大化,反对逮捕刘志丹等同志。在王明路线危害革命的紧要时刻,毛主席来到陕北,挽救了陕北的党、陕北的革命。因此,他对毛主席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解放以后,他在担任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第三书记期间,从土地改革到三大改造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50年,他经过调查研究,亲自写了《两种立场、两种方法、两种结果》的文章,批判了那种在土改中不深入发动群众的错误倾向,对于关中、陕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在中央财贸部和东北局工作期问,同样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经常反复强调财贸工作必须从发展生产出发,支援生产,促进生产,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他极力提倡加强经济核算,发扬“一厘钱”精神;反复宣传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去做,政治工作上柜台。反对把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这些正确的指导思想,在财贸队伍中的影响是很深的。他在“四清”运动中,坚持毛主席关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个基本估计,反对把农村干部说得漆黑一团。他在营口县官屯公社给宋任穷同志一封信上写道:“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占干部的绝大多数”,他们“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受到群众的敬爱”。并提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干部的意见。宋任穷同志当即批转各地执行。林彪、“四人帮”一伙攻击诬蔑马明方同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马明方同志是一个忠诚老实、光明磊落、作风正派的人。他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对同志总是赤诚相待,推心置腹;对犯有错误的同志总是苦口婆心,耐心帮助,从不歧视排斥滞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则深恶痛绝。他的这些优点,凡是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是熟知的。人们还记得老舍写的《西望长安》中的那个大政治骗子李万铭吧。1956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其中说到李万铭伪造的证件,陕西省委秘书王礼本应看出来,但没有看出,擅自作了处理。明方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后,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说明,并转陕西省委组织部:“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当时知道这个情况的同志对他这种勇于承认错误、主动承担责任的优秀品质,深表敬佩。

马明方同志的工作作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亲自动手,认真负责,严格要求。他平常不多讲话,在会上讲话、作报告也不很流利,有时还磕磕巴巴,但他是一个讲求实际,肯动脑筋,勤奋学习的人。他的许多重要报告和文章,都是他事先找干部、找群众调查研究,形成思想观点,然后亲自起草;或口授大意,由别人写出草稿,再经他亲自修改而成的。他在工作中非常尊重别人的意见,从不夸夸其谈,自以为是。他的这种优良作风,给予同志们的印象是很深的。

当然,马明方同志也有他自己的缺点,但他从不文过饰非,讳疾忌医。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林彪、“四人帮”一伙苍蝇在他身边嗡嗡叫了一大阵,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一生。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像马明方这样的优秀老党员,竟然遭到林彪、“四人帮”那样残酷的迫害而得不到保护呢?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的破坏。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的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内和人民内部政治生活的准则。但是,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利用窃据的权力,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残害革命干部和人民。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给这些干部随意戴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等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本不允许有任何辩解和说明,更不允许对他们的卑劣行径提出任何疑异。如有申明,如有反抗,就说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群众,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翻案,接踵而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迫害。他们无视党纪国法,随意点名,随意抓人,私立公堂,严刑逼供,刑法之多之残酷,牵连人数之多,不仅为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是我国历史上所罕见的。他们把革命导师的某些话,加以歪曲、篡改,当做法律,把他们自己的话当做法令,强令句句照办。他们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大搞法西斯专政。他们披着革命的外衣,以“左派”自居,大肆贩卖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欺骗了不少人,坑害了不少人。他们的这一切罪恶活动,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空前的浩劫!林彪、“四人帮”一伙之所以能够钻到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核心,他们的罪恶活动之所以长期没有受到阻止和法律制裁,从我们内部找原因,主要是由于在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民主少了。加之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法律不完备,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护,这就给篡党乱国的林彪、“四人帮”以可乘之机。这个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一定要牢牢记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今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符合人民的迫切愿望,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马明方同志在生前就一贯主张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尽快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为此奋斗了一生。现在这个伟大的转变时期到来了,举国上下正在团结一致,一心一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明方同志,你安息吧,你的遗愿一定要实现,你的遗愿一定能够实现。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马明方勋业照千秋

马明方同志是陕西省米脂县叶家岔人,生于贫苦家庭,自幼刻苦勤学,成绩优异,思想进步。1925年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革命活动,做过许多重要的领导工作。明方同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时,因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摧残,含冤病故。

关于明方的生平事迹,马文瑞同志曾写过一篇详尽的纪念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值此陕西省组织撰写革命英烈传记之际,谨就我同明方同志以往朝夕相处、倾心交谈留下的几点深刻印象记述于后,以表达对明方同志的缅怀。

对明方同志,我早有所闻,但由于当时党还处于地下,我们不便见面,况且也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直至1932年冬,中央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赴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特委书记便由马明方代理。后来,明方同志来到我地巡视,检查佳县党的工作,我和明方同志这才算真正相识。

当时,佳县县委尚未成立,只是由我和高长久、刘光显三同志组成区委,我任书记。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发展党团组织,教育和动员群众,我特意在本村成立了冬书房,公开身分是教员。

明方同志巡视检查过区委工作之后,高兴地认为:这里是个好地方,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群众基础好,本村和周围村庄党团组织也比较健全,便于进行活动。所以,决定将陕北特委机关移到我村。明方同志就住在我任教的冬书房里。

冬书房总共有两孔窑洞,学生住一孔,马明方和特委机关的同志住一孔。由于明方同志深入群众,善于宣传群众,他在群众中很快享有很高的声望。尽管明方同志没有公开自己的身分,实际上大部分群众都知道他是共产党人。人们不仅欢迎他,爱戴他,并且很关心他,有时还把饭送给他。正是由于有了群众,有了周围各村党组织的保护,才使得明方同志和特委机关较为安全地在我村住了下来。

为了继续发展陕北革命形势,明方同志经过详尽思考,周密计划,决定召开一次特委扩大会议。1933年7月,会议终于在佳县高起家抓村召开了。明方同志亲自主持,并代表特委做了关于革命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且具体规定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地区。特委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同志一致拥护通过。此次会议,在原有特委委员的基础上,又增选了四名新的特委委员,增加了新的血液,充实和完善了特委领导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特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它对陕北革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由秘密工作转向公开武装斗争,也是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

特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特委委员王兆卿、毕维周及特委交通员高录孝和米脂县的几位领导崔明道、高庆恩、王守义等六位同志不幸被国民党逮捕。紧接着,敌人又到米脂县姜家兴庄抓捕马明方、马文瑞以及常学恭(后自首),被当地群众掩护逃脱,分散于各地知己同志家里隐蔽起来。两三天后常学恭来到我家,经我俩商定派刘光显到米脂县了解情况,得知六位被捕同志惨遭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另外两名特委委员擅自跑到北京去了,仅留下的几位特委委员陆续来到我和高长久家里,商量对策。

当时,因为马明方同志尚未到来,大家派我到马明方同志家里找他。当晚,我找到明方同志,吃完晚饭后,我俩便星夜赶到佳县寨则沟村,在张清禄同志家里开了一夜会。由马明方提议,决定:一是派常学恭到党的北方代表那里汇报工作;二是特委委员立即分赴各地,动员群众,鼓舞士气,不要因六位同志被杀而垂头丧气,裹足不前,应该更加努力地贯彻执行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争取团结、胜利。马明方同志在敌人早已通缉之下,不怕苦,不怕死,深入各地群众之中,坚持革命斗争。他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1933年底,北方代表派郭洪涛、李铁轮两同志到陕北特委工作。他们于1934年1月间在佳县南抓村召开了一次党团联席会议,会上除传达了北方代表对陕北特委的指示,强调了组织工作和兵运工作的重要性外,特别着重批评和指责了陕北特委犯了所谓“富农路线”,对开展陕北游击战争消极怠工的错误。当时,出席会议的特委委员,坚决不同意这位同志对陕北特委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错误批评,马明方更是据理力争。由于明方同志坚持了正确的立场,事后特委们分工时,马明方同志原任的组织部长调任为宣传部长,而组织部长却由这位同志自己担任。这是一次严重的斗争,是坚决贯彻王明“左”倾路线与坚决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明方同志无疑是党的正确路线的维护者,是坚决反对错误路线的勇士。

明方同志的党性是很强的,从不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他对有的同志下车伊始的错误批评,本来很有意见,但决不犯自由主义。在分工问题上也是这样,大家认为这不合理,深表不平,而明方同志还是服从组织的调任,仍能坚持积极的工作。又如,1933年特委扩大会议选举期间,代表们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正准备选举马明方任特委书记时,崔逢运同志忽然提出:北方代表指示,特委书记一定要由工人同志担任。明方同志当即表示,支持崔逢运这一积极动议。尽管陕北当时没有产业工人,但手工业工人和雇工还是有的。经过反复酝酿,一致认为崔田夫出身雇工,党龄也长,革命坚决,斗争性强,所不足的是文化水平低,不过大家认为这是可以帮助的。田夫同志当选为特委书记后,身为组织部长的马明方,实际上仍承担着很多重要工作。即使这样,明方同志还是十分尊重崔田夫的。他亲切地称田夫同志为掌柜的,从未表示过不满的情绪和意见。

明方同志对人非常赤诚,宽宏大量。同志有了缺点或错误,他总是善意地、耐心地提出批评、帮助,不发脾气,不动辄训斥;惟对那些违法乱纪,伤害群众利益的同志却是极为严厉的。记得1933年秋,神府游击队没收了土豪两头毛驴,作为特委的活动经费,结果一位姓曹的同志把毛驴赶到山西变卖后,挥霍了一部分。明方同志知道后,找来这位同志当面严肃地批评了他一顿,并且给了他纪律处分。

马明方同志善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也勇于作自我批评。1934年,也是个秋季,我由佳吴地区回到特委常驻的清涧县寺嫣村。有一天,我和当地很多群众在一起拉话。有的老乡问我:你们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收了,我们欢迎,但大家这么一窝蜂地收,将来打下的粮食该怎么分配呢?这样不行。有的勤劳,有的懒惰,不公平,况且地也种不好,你们总得想出个办法啊?我明白了老乡们的意思,就是要求分配土地。

我将群众这种呼声和意见向明方同志汇报之后,明方同志当即找来特委各位委员进行了商量,决定就在寺墕村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土地分配问题的会议。当时,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特委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仍然执行的是一套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好田除留给红军为公田外,全分给雇农和贫农的错误政策。尽管如此,但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明方同志是十分重视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见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是值得在此提及的。1951年,西北军区分配陕西军区为志愿军代买一批骡马。由于他们向上级多报了价钱,结果“三反”、“五反”时被查了出来。在事实未搞清楚、矛盾性质未定之前,《陕西日报》既未讨论,也未通过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马明方审核同意,仅由担任主管的领导批准,就擅自作了报道。报纸登出之后,明方同志深感不当,除了查询事出原因外,并亲自到陕西军区向司令员刘金轩赔礼道歉。明方同志事后对我说,他对此事虽然事先不知道,但自己作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他是应该承担一定责任的,不能遇事先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而把责任全部推到别人的头上。可见明方同志的思想境界和革命品德是很高尚的。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明方同志一直过着克己、俭朴的生活。土地革命时,我们特委活动经费很少,几乎连一部急需的油印机都买不起。所以,明方同志出外巡视、检查工作,总是身无分文,走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同志家里食宿,即使远行,带着几个铜板,常是吃个半饱,也要把钱节省下来。冬天,他没有衣、被,除了一块毛巾和一双烂布鞋,就是他那件没有面子的,抹的油渍麻花的短皮袄。晚上,我同他常是扯着一件破羊皮大衣合衣而睡。多少年来,明方同志吃的不是南瓜、洋芋,就是小米、咸菜。记得有一次马文瑞同志从安定县巡视工作回到特委机关,由于饿得不行,向明方同志提出想吃一顿小米干饭炒猪肉,明方同志答应了。大家吃得香,都说真像是过了一个好年。

当时革命的生活的确是很苦的,但是大家的热情却很高。明方同志的这种作风,一直保持到全国解放以后。无论他任陕西省委书记,还是到西北局工作,乃至以后调到北京,明方同志始终穿的平常衣,吃的家乡饭。

明方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从不占公家的便宜,不利用自己的职权谋个人的私利。1932年,特委机关经费极度困难,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为了帮助陕北特委,曾送来两包特货存放我家,明方同志担心泄漏秘密,引起敌人注意,宁肯忍饥受饿,也不愿冒险卖掉,直到1934年游击战争全面开展起来,这时才拿来出手。1936年,我回到瓦窑堡住红军大学一科,明方同志那时已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有一天,我到他住地看他,明方同志对我说,他父亲来这里看他。他父亲有点嗜好,明方同志没有满足他,引起父亲的大怒,并和他吵闹。明方无可奈何,只好把他父亲送回家去。

又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撤销后,明方同志调到北京工作,他母亲一起随他也到了北京。有一年,明方同志母亲病得很重,他没有因此而影响工作。在明方同志去甘肃检查工作没有几天功夫,就接到电报,要他迅速回去处理母亲的丧事。但是,明方同志没有及时回北京,一是他考虑到工作没干完,二是怕自己亲手操办影响不好。所以,明方同志只是拿了些钱,要他兄弟们操办了母亲的丧事。从以上几件事情看,明方同志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很注意严格要求自己的。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对党一贯忠心耿耿,坚信不移。即使我们党处在困难关头,他都能不畏艰险,全力以赴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明方同志胸怀坦白,为人正直,总是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不搞特殊化,不摆官架子。他工作细心,勤于学习,每当收到上级下发文件时,他总要再三斟酌,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总之,明方同志的长处是很多的,我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仅就我记忆深刻的几点写了出来,作为我对明方同志的纪念。

明方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勋业照千秋,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怀念老领导明方同志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的先驱,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1925年入党,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省苏维揍政府主席。对我来说他是一位亲密的长者和师友。

1935年,我在秀延县(原安定、清涧、延川和绥德、米脂各一部),担任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想不到我在这里的工作、学习、人地刚熟悉时,省府调我做主席团的巡视员。这就使我十分不安,一是留恋这个地区和熟悉的班子,二是顾虑到省后工作和人事不熟悉,怕大机关工作搞不好。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初到省府工作时,给我的感觉是,马明方很严肃,一双大眼睛瞅人很害怕,在一起工作一段时间后,觉得明方同志很和蔼,冷静,说话慢条斯理,文质彬彬,又觉得他可亲,可敬。在一次谈话中,我问他:省主席团为什么不调一些有经验的年龄大一些的人,而多用一些小字辈的,如小白(白栋材22岁)、小王(王德明21岁)、小强(我才18岁)。他不假思索地说:小字辈年龄小,更应该培养锻炼嘛!他们是革命的后备军。我说像我这样的年龄,又没有经验,有什么好。他说你不是在县上工作了一年吗?又说:记得在兰家山前村主持乡苏维埃代表会的,很合路数,不就是你吗?哦,明白了,兰家山前村那位路过休息的李明方原来就是马明方,他不但了解下情,同时还了解干部情况哩!

在谈话的几天后,省委布置扩大红军工作,向省府要两名担任县突击队长的干部。明方指定土地部长王海山和我两人去接受任务,结果我被分配到老子长县(安定和安塞交界)。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时,省府又调我回去参加征购粮突击队,结果将该县的扩红任务放下了,还引起省委和政府的一场争论。

马明方同志在工作中对己对同志都要求很严格,但在工作之余又很平易近人。就当时他的职务讲,他没有官架子,人们都爱戴他,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马”或“明方”。我们巡视员执行任务回来总要向他汇报,听他的指示,久而久之也不拘束了,常常是汇报完工作就同他在窑洞的炕上休息。入睡前,他有时和我们谈一些革命道理,有时还询问同志们的家乡和家庭情况,从中给我们传授了怎样划分阶级,如何处理问题,如何看人长短等一些知识。我们这些青年干部在老马的领导和帮助下,在各个方面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有了一定的思想水平。

我们像过去习惯称志丹、子长为“老刘”、“老谢”一样,称马明方为“老马”。当时曾有人批评我们“游击习气”,要改称“马主席”。可是我总也改不过来,明方同志知道后说:“游击就游击,怎么叫由你们。”老马同志更受大家尊敬了。

1935年秋,安定县苏维埃主席井宪章同志学习去了,要我去接替他的工作。明方怕我信心不足,对我说:“你有秀延一年的工作经验,完全可以搞好安定县的工作,记住你要和县委搞好关系。跟干部搞好团结,别的就好办了。”有了明方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我就去了。县里当时正是李合邦同志主持县委的工作,我到后在约半年的时间里,这个县竟然成了党政关系最好,工作最协调,大家最满意的县了。

1935年冬,延川县召开苏维埃政府代表大会,要省政府派代表参加并讲话,马明方考虑原在延川工作过的同志,当地有些意见。不宜去参加,于是指定由我去参加。我觉得自己身分太小,还是另选人去参加。他说:“不管这些,年长的不一定就合适,你去很合适。”我说:“服从命令!”就去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明方同志对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使用,是很大胆放手的。

1936年,中央要陕北省政府派一位干部担任神府地区的副主席,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我说:“我还不是党员。”明方对我说:“早把你当党员了,今天省委介绍你由团转党吧。”又说:“神府是独立性的地区,那里有个独立师,距离榆林很近,坚持那个地区很重要。你去了以后,应该先了解情况再提出工作要求,注意同当地的干部搞好关系。”。到神府后,没想到我为了让部队吃饱肚子,在特委领导下,安排征购粮时,我的报告意见竟引起一些干部的反对,有的掉了眼泪,有的光考虑群众吃不饱而不满。后来只好让大家摆开讨论。我说:“要不要军队,也就是要不要坚持这个地区。是要革命,还是散了,二者必居其一。”讨论的结果还是要群众克服一下暂时的困难,勒紧点腰带,让军队吃饱,好坚持和保卫这个地区。好在不久春荒过去了,形势就逐步变好了。

明方同志和省府一班人团结的都很好,人们打心眼里佩服“老马”,从没有说他的一句怪话。他不但尊重部门的意见,也注意青年干部的意见,大家觉得在“老马”的领导下,工作很顺心很温暖,对工作都自觉的拼命干。

在形势很紧张敌人进攻瓦窑堡时,省府也是有条不紊地退至安塞谭家营,在途中工作照常进行。直到他担任省委书记,这种优良作风一直保持和延续下来。

1960年,中央决定马明方同志任东北局第三书记,当时正是东北最困难的时期。明方同志到任后,即同财委同志算了东北财政粮食大账,认为缺口很大,又以粮食为主安排群众生活,一天每人五两、三两,提出两个方案,但都觉得过不去。经宋任穷和中央联系后,1961年初派明方和我去中央汇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少奇、总理主持会议,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参加。中央领导听取我们汇报后,十分同情东北的困难,并指定先念同志为东北解决问题。据后来了解,这次解决了一亿多元的财政物资,东北才勉强渡过了困难。

在东北局的工作中,明方同志在他和第一二把手的关系上表现了很强的组织观念。他主管财贸工作,在与各部委关系中,他总是保持那种冷静、沉着、老练的工作作风。

马明方同志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优秀品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给他戴上“大叛徒”的帽子,进行人身残酷的迫害,蒙冤受屈,忍辱负重,直至含冤悲惨地死在特监监狱。我听到他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以后悲痛不已。回想起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更加哀思。随与姬也力、李力安同志撰写了《马明方传略》以沉痛怀念这位德高望重的领导。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难忘的思念

马明方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26年了。他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东北局第三书记。早在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红军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至1936年,我在延川县永坪镇女子小学、安塞县女子小学教书和在榆林女师上学时,在共青团的活动中就知道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1937年,我在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工作以后,得知马明方同志是陕北省委书记,曾担任过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苏区深受群众的爱戴和崇敬。当时正是中央决定撤销陕北省委的建制,调马明方同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民政厅厅长,我对马明方同志的印象很深,他是陕北革命的老前辈、老领导,对他非常崇敬。

1946年夏,马明方同志和新疆监狱的一百多人回到延安,受到党中央、西北局领导和延安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当听了他们在监狱与敌人坚贞不屈的顽强斗争精神后,使我对马明方同志更加敬佩。他们回来不久,马明方同志就回到西北局工作了。

1947年初,我到陇东参加土改工作,年底西北局调我回到义合(当时西北局所在地)。我报到时,见到了马明方等西北局领导同志。此时马明方同志已是西北局的副书记。他们告诉我说,组织上决定我任边区妇联主任。1948年秋,我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妇女工作会后,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1949年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西北局决定1949年1月在延安召开第二次陕甘宁边区妇女代表大会,为此马明方同志多次主持西北局常委会讨论大会的准备工作,他从大会的报告和组织工作等均作了细致具体的指示和帮助。在大会开幕时,他还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是彻底解放妇女的必由之路,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人民就不可能富裕起来,国家也就不可能强盛起来。这些指示使妇女工作更加明确了方向和工作的重点。

1949年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马明方同志为西北解放区代表团团长,我荣幸的为代表团的代表之一,我们一起于8月28日到了北平。在大会开始前,先组织我们参观了北平的大工厂和名胜古迹。马明方同志一开始就注意对代表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强调要讲礼貌,言行处处要体现延安人的精神风貌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生活上对代表们非常关心,经常问寒问暖,特别是对劳动模范、少数民族和党外民主人士非常关心,注意他们的健康和安全。

大会开始后,听了毛主席致的开幕词、代表的大会发言,大会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同时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10月1日,代表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开国盛典。在这期间,马明方同志在每项议程进行后,都要抽时间采取各种方式(如座谈会、个别谈话等)加深代表们对其重大意义的理解。

政协闭会后,毛主席、党中央对西北代表团特别关照,除毛主席专门宴请了一次西北代表团,并在席间给予鼓励外,还决定仍由马明方同志带领西北代表团去东北三省参观工业,要大家开开眼界,增长知识。在历时一个来月的参观期间,马明方同志要求大家不要对参观的单位提过多过高的要求,使人家为难,要给人家留下好的印象。

在马明方同志严格的要求下,代表们在北京参加会议和参观游览及到东北参观期间,都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精神状态和高昂的情绪,大家都感到在政治思想上收获很大,更加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马明方同志除了在政治上、工作上对干部关怀外,他对干部在个人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也是非常关心和积极帮助解决的。他曾经对我们家的几件事的关心和帮助,使我终生难忘。

1946年,马明方同志从新疆回来不久到西北局工作后,非常关心曾在苏联养病并和他一起学习,一起从苏联回到新疆,一起被捕入狱,一起集体回到延安的战友、难友李握如同志的生活,想帮助他成个家。为此,他积极找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同志牵线搭桥(这时李握如已调到保安处),又找与我熟悉的路志亮同志帮助,促成了我和李握如于同年秋的结合。

我们结婚后,我于1947年底在义合生了孩子,由于住在老百姓家,各方面的条件差,又加天气很冷,村子里正流行天花传染病,孩子生下半个月就得了天花肺炎病,西北局的领导得知后很关心。习仲勋同志说,张子芳已有一个孩子在南方丢失了至今无音信,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孩子救活。马明方同志随即亲自打电话给保安处周兴同志,要他们派个医生到边区妇联抢救孩子,同时他给边区卫生署长打电话,要他们能给一些特效药救治孩子。但终因孩子小,病情发展快,抢救无效而夭折。这在我的思想感情上无疑是个打击,但我对组织上,特别是马明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永铭在心。

李握如自1946年从新疆回来至1958年底先后在陕甘宁边区、西北军区和北京都是做公安保卫工作,1958年底调云南省任省法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后于1978年底调北京任公安部顾问,1995年病逝。在我们将近50年的共同生活中,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每当我们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对马明方同志非常感激。

1937年冬,我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工作时与任边区党委统战部部长的王涛同志结了婚,年底中央决定王涛去湖南任湘南特委书记,第二年,为了照顾我们两地分居的困难,组织上决定调我去湘南特委工作。1939年底,中央来电报通知各地的七大代表到延安集中(王涛是湖南的七大代表),随即省委决定我同王涛一起回延安。我们于1940年夏到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因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发给通行证,致使我们在桂林停留了半年之久。在此期间,我生了孩子。皖南事变前夕,中央电报通知任命王涛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兼闽西特委书记。我们于1941年初带着半岁的孩子去闽西特委工作,王涛同志于1941年9月在敌人围剿特委机关时壮烈牺牲,不久组织决定调我去南委机关工作。

1941年底,我带着寄养在闽西龙岩县郊区农民家中不到两岁的儿子去了南委机关。不到半年的时间,发生了南委机关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严重破坏事件,因敌人来势迅猛,撤退时为了机关的安全,又不能带孩子,只得将孩子临时托给房东老大娘。我们离开不久,敌人便进了村子,疯狂搜捕和吊打群众,从此我再没有得到有关孩子的消息。1943年,我回延安后,一直在牵挂着这个孩子的命运。

1949年,我同马明方一起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期间,遇见了广东的代表(敌人破坏南委时,南委机关设在广东省大埔县的一个村镇),托他们帮我打听一下孩子的下落。同时,还托他们给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同志(他是原南委书记)带了一封帮我寻找孩子下落的信。在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就接到方方同志的回信说孩子不但活着还长得很好,只是收养孩子的老大娘说,一定要亲人自己去接。得到这一消息后,我高兴极了,立即给西北局的领导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当即表示积极支持我把孩子接回来。但因当时我工作抽不出身来去接孩子,就派了妇联总务科长高风山同志以舅舅的名义去接孩子,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因交通不便、小孩认生等原因)于1950年夏,终于把丢失时不到两岁、经过八年的离散已十岁的儿子接回到我的身边,圆了我梦寐以求寻找儿子的梦。在寻找儿子的下落和接回儿子的过程中,我得到了组织上和不少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对此,我非常感激,特别是马明方同志在接回孩子的问题上给了我不少的具体帮助,使我不能忘怀。马明方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工作有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对干部无微不至关怀,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深切的怀念他。

一生刚直,铮铮铁骨。

英灵永驻,浩气长存。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延安中央党校二部见闻

1946年春,我被调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

这年,党校二部迎来了三件大事:一是我党重庆办事处部分同志撤回延安;二是王震同志带领部队由陕南返回延安;三是在新疆狱中的同志马明方等被释放,回到延安。他们都住在二部,至今记忆最深刻的是后两件大事。当时的国内形势是,蒋介石反动派撕毁重庆谈判作出的《双十协定》发动的内战。

在这种形势下,王震同志带领部队途经陕南,而后从陕甘宁边区陇东回到边区边界。我边区军民至边界上迎接时,看到王震部队穿着破烂,身体瘦弱,双方见面,紧紧拥抱,泣不成声,迎接他们终于回到延安,主要干部都住在党校二部休养。王震同志体弱有病,在二部大会议室以微弱的声音讲了一次话。

王震同志说,部队到达陕南时,是他一生中比长征还要困难的时期,他常常从怀里掏出毛主席的照片看,从而增强了信心和力量。那时秋雨连绵,战士们的脚板泡成马蜂窝,全身衣衫湿透,只有裤裆处是干的,可以用作擦枪布;没吃的,只好违犯纪律,前头部队战士吃生包谷,后边战士吃嫩包谷芯。到了山上,聪明的战士听到山下敌军通过,待到敌军疲劳的后勤部队来到山下时,战士下山佯装敌军,替他们背子弹箱,我军子弹打尽了,从而得到了很大补充。在运行中,炮兵舍不得丢弃大炮,有个战士说,大炮上的号码,是朱总司令记在他的笔记本上的,不能丢,还是带走吧!战士们多么可爱,赤胆忠心向着共产党,终于回到延安,失散的一些干部战士,随后也都回到了陕北。听王震的报告时,不少同志热泪盈眶。

党校领导传达,从新疆监狱出来的同志坐着汽车回来了,要我们在校门外迎接。

这天,我们满怀激情,等候在校门口,一辆辆大卡车装着百余名亲爱的同志回来了。有的自己跳下车,有几位失去大腿的同志。还有一对夫妻,男同志两眼失明,我们的同学张光天是苏州监狱释放出来的,他最能体会出狱同志的心情,将失去一双大腿的同志背下来,一直背到宿舍,我们扶着只有一条大腿和双目失明的同志,也走进了宿舍。我党候补中央委员马明方同志因受敌人酷刑,背上留下一道用烧红的铁棍烫伤的疤痕。他们回到延安后,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大家的热烈欢迎。《解放日报》刊登的欢迎文章说:活着的坚贞不屈,死了的视死如归。他们回到延安,真如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新疆归来的同志中,有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杨子华、朱旦华、李握如等等,朱旦华是毛泽民的夫人,杨子华是瞿秋白的夫人,她带着十岁出头的小女儿瞿独伊来到党校,这孩子活泼可爱,但她从小长在苏联,不会说中国话,和我们一起学中国话,她分不清“山”和“三”,把公鸡母鸡叫“男鸡”“女鸡”,可是没多久就学会不少语言。在这期间,出狱的女同志伍乃茵编在我们支部学习,左爱是支部书记。由于环境的改变和伙食的改善,他们的健康逐步恢复。

后来,马明方同志在学校大会议室给我们作报告,讲述军阀盛世才关押他们度过四年的铁窗生活。

他们出狱,是当时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帮了大忙。那时张治中在重庆,临上任前,周恩来、邓颖超前去拜望嘱托,请他关照把盛世才逮捕的爱国“政治犯”给予释放,并设法送回延安。张应允后要屈武探监,了解狱中情况,费了一些周折,于1946年7月回到延安。

马明方同志说,陈潭秋、毛泽民在狱中是重点“主犯”,敌人对他们施行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酷刑,1943年9月被秘密枪杀。他们临终前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提到乔国祯同志,得了严重的疾病,气息奄奄。他是陕西神木县人,爱吃饺子,同志们想方设法包了十几个饺子,他只吃了不到十个,就含冤而去。

我认识乔国祯,1934年4月,他和我舅舅蒙仲穆在北平香山养病时见过数次,那时他在开滦煤矿作工人工作,得了严重的矽肺病,坐过九次监狱。这年宪兵三团头目蒋孝先派人到香山逮捕乔国祯,好友闻讯后给他报讯,并给了几块钱,他偷偷逃到天津。不料这次马明方同志提到,他已牺牲在盛世才的监狱中。大革命时,他还在陕西三原农村组织过农民协会,得到广大农民的赞扬。1938年我在三原武字区工作时,一些农民党员还对他思念不已。

以后,我对盛世才监狱关押我党大批同志的“新疆事件”作过一些了解,知道了一些经过。

当年,盛世才伪装进步,提出“亲苏、反帝”的口号,获得苏联的信任和支持。1935年,经盛世才邀请,苏联派遣一批联共党员来新疆工作。1939年,党中央派陈潭秋同志任我党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为我党中央委员。在此期间,毛泽民、马明方等共100多名优秀共产党员和领导同志,从延安、苏联来到新疆工作,他们干工作特别出色。爱国教育家杜重远也是这个期间到新疆学院任院长,林基路任学院教务长。杜重远还先后请茅盾、萨空了、张仲实来校任教,他们为新疆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影响很大。盛世才由此害怕,怀恨在心。皖南事变发生后,他背信弃义,反共本质暴露无遗,于1943年春,将以陈潭秋为首的在新疆工作的100多人全部逮捕入狱,是年9月问,就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同志秘密杀害于新疆狱中。陈潭秋等被杀害后,狱中全体共产党员在马明方为首的狱中党组织领导下,联络在各处关押的难友,进行过多次绝食斗争,取得过节节胜利。马明方同志还不断对难友进行党的气节教育,坚定大家的意志,学习烈士的高尚品德,继承烈士的遗志,顽强地以不怕牺牲的精神,熬过各种酷刑的摧残,在漫长的四年多的日日夜夜中,有组织地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的口号是:“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直到最后胜利。

1984年,我作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去乌鲁木齐参加七省区人大常委会议时,拜谒了革命烈士陵园,那里竖起几座高大的墓碑,有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杜重远、乔国祯等革命烈士的。在墓碑前,我默默地低头哀悼,敬仰着烈士们,同时想起西北局当年的领导马明方同志,他在“文革”中被非法关押,又一次遭受严刑拷打,直到被残害致死。

我们永远思念着他们,他们热血澎湃,对党忠心耿耿,英勇的革命精神,含冤九泉的英魂,将永远留在人间。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一个真正的人

<span class="center">——纪念马明方同志逝世25周年</span>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而死,距今已经整整25个年头了。

我是1935年认识马明方的,那时他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我是个小兵,我知道他,认识他,他不知道我,当然也不认识我。

1936年冬,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被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接替郭洪涛,任陕北省委书记。

1938年,马明方去苏联治病,1941年回国途经新疆,被国民党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直到1946年,经周恩来与国民党新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先生交涉,才把关押的马明方等一百多位共产党人释放出狱,并派专人专车护送回陕甘宁边区。

马明方等同志在狱中的情况,中央是完全清楚的。他们建立了党支部,同敌人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回到延安后,党中央很快为他们做出正确的结论。

在马明方出狱之前,延安于1945年夏季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讨论总结西北党的斗争历史。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最后做了总结讲话。会议一致认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马明方、习仲勋、张秀山、阎红彦、贺晋年……等同志,是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并批判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对西北革命造成的危害。在这次会议之前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明方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被派往东北工作,西北局书记为习仲勋。马明方回到延安后,中央任命他为西北局副书记。西安解放后,中央任命彭德怀为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为第二书记,马明方为第三书记,兼任陕西省委书记和陕西省政府主席。

在延安,西北局在城南关杜甫川口北侧的山畔上,新建起六眼小小的石窑洞,算是西北局惟一仅有的“高级招待所”。窑洞只能放一张木板床,一个三斗桌子和两个板凳。马明方开始就住在北边一眼小石窑里。因为中间的几眼窑已经住了客人。这些客人是:

杨明轩,著名教育家,曾任过陕西省教育厅长,是杨虎城将军的高参;柯仲平,著名诗人,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任;孙作宾,原甘肃省地下党的领导人;邵达,从上海投奔延安的内科医生。

最南边的窑洞是我住的。它原来是崔田夫住的。崔田夫也是陕北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没有上过学,给地主揽长工出身。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任陕甘宁边区工会、青年团、妇联会联合组成的抗敌后援会主任。党的七大以后,西北局成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崔田夫被任命为专职书记。我由西北局组织部调到监察委员会,一身三职:监委会秘书、崔田夫的秘书和崔田夫的文化教员。崔田夫为了便于与我联系,让我搬到他这眼小石窑里住。

就在这时候,我才和马明方熟识。因为住在一排窑洞,天天多次相见。他那时候才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皮肤白净,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闪着智慧的光芒。他不善谈吐,特别是多年的监牢生活,不能说话,越发显得说话迟慢。但对人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为人忠厚质朴。和人见了面,总爱站下来,问长问短,显得很随便,看不出他是“大官”。他和马淑良,就是在这个小小的石窑洞结婚的。他的原配夫人,当他在新疆敌人监狱时就病故了。

马明方和马淑良结婚的时候,什么仪式也没有。那时的干部都不挣钱,没有工资,穿衣吃饭,都是供给制,所以没有钱,不论谁结婚,都没有什么请客送礼这一说。一般的是同志们挤在一个窑洞,开开玩笑,热闹热闹。有的在门上贴一副对联,或用红纸写几句祝贺的话。而马明方、马淑良结婚,连这些形式也没有,没有人给写贺词,门上也没有贴对联。

那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延安连所谓“洋糖”,就是今天最普通、最低廉的“杂拌糖”也没有。水果——苹果、梨、桃、枣之类是土特产,能买到,但干部们没有钱。因此,结婚的时候连水果也没有。一般的是买几两南瓜子,即白瓜子嗑嗑。

买瓜子的钱从哪里来的?

延安的干部学生,不论大官小官,不论学生或干部,为了战胜国民党的封锁,度过困难,党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人人都要参加生产,向公家上缴一定的生产任务,如上缴几斗粮食或折合多少钱。生产形式和生产什么,由单位统一组织,也可以因人而异,多种多样。有的开荒种地——种粮食、土豆、白菜、萝卜都行。有的跑到府南川二十里铺、三十里铺的山里打柴,早晨去,晚上回,背一背柴,第二天背到新市场卖。有的打土窑洞,挖土。有的背石头、筑窑、垒墙。女同志和体弱病残的,则多半是给被服厂纺羊毛线或装棉衣。还有的有技术,熬碱熬肥皂。最轻松的活是夜里为机关用旧报纸糊信封(延安没有牛皮纸印的信封,所用的信封都是用旧报纸糊的),报纸也不是我们今天看的白纸,而是本地用土法用草做的又黄又黑的“马栏纸”。单位供给科发面打糨糊,糊一沓(12个)信封给两分钱。我在晚饭后,睡觉前,有时能糊五沓即60个信封,可挣一角钱(边区发行的纸币),可以买两个核桃,或买一把白瓜子。有时,我们把用不完的糨糊,洒上点盐,赶睡觉前吃掉,把小碗舔得干干净净。这事后来被供给科发现了,发的糨糊里掺了煤油就不能吃了,今天用不完,明天接着用,也是为了省点面。

总之,是要把一年内下达的生产指标上缴够为止。如有剩余的钱,则可以归自己。

马明方从监狱里出来不久,当然不可能有生产任务完成以后剩下的钱。马淑良是从米脂中学调来的学生,在机要电台做译电员,开会当速记员,连自己上缴的生产任务还没完成,那里有钱买结婚用的水果和瓜子呢!

那天吃完晚饭,我们去“闹洞房”,看见靠窗台的三斗小桌上,竟然放了几把白瓜子,不知是谁送的,不仅没有盘子,连一张白纸也没有,瓜子不多,就堆放在桌子上。此外,再什么吃的也没有。小小的地上,只有两只单人木凳子,十来个同志没坐处,就挤站在地上,每人抓几颗瓜子,说几句庆贺的话。

新娘新郎也不坐,和大家一样站在地上,脸上浮现着幸福的笑容。

马明方说:“凳子不够,请大家坐在床上。”

那床上倒是空着,原来只有公家发的一块土制白棉被,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床头,今天多了一床棉被,显然不是公家发的,而是马淑良来延安时从家里带的,也是土布,被面有淡淡的印花,看去很素雅。没有人上床去坐。

窗台上,立几本书,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延安整风学习文件汇编和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和七大的报告《论联合政府》。这就是这对新娘新郎的全部家当,这就是新郎新娘的洞房,这就是新郎新娘的婚礼。

后来马明方搬到山上书记住的大石窑洞,这眼小石窑又成为另一对新婚夫妇的洞房,那就是刚从中央党校一部整风学习回到西北局,等待分配去陇东地委接替马文瑞任地委书记的李合邦,和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毕业的大姑娘曹相如举行婚礼的洞房。李合邦和曹相如两位同志,我都很熟悉,结婚的时候,我当然也去“闹洞房”,但和马明方、马淑良的婚礼完全一样,也是在桌子上只放一把瓜子,所不同的是,地上多了一条板凳,床边多了一只破旧箱子,不知是李合邦的“家当”,还是曹相如的“家当”。

西安解放后,中共陕西省委驻在南城墙根下湘子庙街五岳庙门一个大院,马明方任省委书记,张邦英、李合邦任副书记。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都在这个大院的平房里,天天见面。

这时候,马明方、马淑良已有了一个女儿,名叫小芳。长相和马明方一样,白净的脸,大大的眼睛,特别聪明。马明方把这个小女儿视为珍宝,只要有空,一早一晚,都抱着小芳在门口散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马明方是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家住沈阳市。小芳已经上完初中,正准备考高中。但在这时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起来“造反”,小芳因此失学了。

接着,马明方被造反派揪斗,诬陷为“叛徒”、“特务”,抓进了秘密监牢。马明方全家受到株连。她的妻子马淑良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审查;他的儿子、儿媳全家以及女儿、女婿被流放到农村,批斗游街,受尽凌辱;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小芳和爸爸的感情很深,开始,她知道爸爸被批斗,自己到了学校同学们骂她是“狗崽子”,动手打她,她不敢到学校去了。回到家里,不见爸爸回来,问妈妈,妈妈怕她精神受刺激,没敢告诉她爸爸已经被抓进监牢,哄她说:

“爸爸让毛主席叫到北京开会去了。”

她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爸爸回来。

她们的家被抄了,她和妈妈被造反派赶到农村劳动。

孩子们见了她就扔石头打她,骂她是“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是“狗崽子”。

小芳从小被爸爸视为掌上明珠,哪里能受得住这样大的欺辱和打击!她的精神渐渐失常了。每天睡到半夜惊醒,还在呼叫她亲爱的爸爸,但总听不见爸爸的声音。

终于,小芳的精神分裂了,进了疯人院!

而今,小芳已经四十几岁了,还住在疯人院,每天仍在呼叫着她想念的爸爸。

马淑良每次到疯人院看望这个惟一心爱的女儿马小芳的时候,小芳总是睁大僵直的大眼睛问妈妈:

“毛主席还没有让爸爸回来?”

妈妈把泪水咽进肚子里总是一句话:

“没有。相信毛主席开完会,就会让爸爸回来的。”

可怜的小芳,至今还不知道她的爸爸已于1974年就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死了!

马明方自1967年10月被北京卫戍区秘密关押后,不让他的妻子和家人去看他。他的大女儿马锐冒着危险,再三请求,“马明方专案组”才答应,让她在1973年2月2日去探望马明方。那天是农历大年三十。马锐一早冒着大雪来到北京西郊指定的地点。十点多钟,两个年轻人拽着,从吉普车里拖出一个弯腰驼背,穿着一件又小又脏没有扣子的黄棉衣,肋骨在外边露着,两腿弯曲,既不会站也不会走的小老头。马锐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脸色青灰,胡子很长,头顶一个破毡帽,瘫成一堆的小老头,就是自己的父亲马明方!

马锐好一阵两眼发黑,脑子成了空白。她惊得没有了思维,没有了眼泪。她有近六年没有看见自己的父亲了。那个魁伟健壮,铁骨铮铮,正气凛然而又慈祥的父亲,从新疆国民党监狱关了四年出来时也没有成这副模样呀!她想:“专案组”会不会弄错了?她在心里喊:这不是真的!绝不是真的!好一阵,还是马明方先开口,问起了妻子马淑良和爱女小芳的下落,马锐才如梦初醒,嚎啕大哭,泪流不止。她不该在父亲面前这样失态恸哭,她可怜的父亲此时多么需要亲人的慰藉呀!她收住眼泪,一遍遍叫着:爸!爸!

1973年马明方被折磨得气息奄奄时,才被送进首都工农兵医院(同仁医院)。一次,他让来探视的大女儿马锐给他带一支圆珠笔芯,他夹在手指缝里,背着看守人员,用抖颤的手,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信。

这信,是马明方偷偷地在烟盒上、报纸边头上,密密麻麻写出来的。1973年3月15日,马锐去首都工农兵医院看望父亲时,他悄悄从裤腰里抽出来,交给女儿,并嘱咐马锐:一定要孙维世同志交到周总理手里。当他得知孙维世已经被迫害致死后,慢慢地闭上双眼,不禁潸然泪下。他在长达八年的关押期间,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还没有忘记学习《毛泽东选集》,没有忘记他是党员。他对女儿说,人家现在不承认我是党员,党费也没有缴,而且也没有钱,总有一天,我要把党费缴清的。

在他临终前,一再嘱咐子女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事报告毛主席,报告周总理,说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

“四人帮”的爪牙,对马明方用尽了毒计和酷刑,都没有使他屈服。1974年8月13日,马明方终于含冤而死了!

马明方哪里知道孙维世和他一样的遭遇!当他给周总理写这封信的时候,孙维世已经被江青迫害死几年了,因此这封信始终没有送到周总理手中。而今,只能把这封信陈列到他在米脂县叶家岔村他家的那眼土窑洞里,让后人知道。

马明方那可怜的爱女小芳,如今仍在疯人院日夜呼唤着她想念的爸爸!

马明方如九泉之下有灵,一定也在想念他疼爱的小女儿小芳!

马明方家乡的党政领导同志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出生人死创造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丰功伟绩,没有忘记他为创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仅儿女思亲,而且人民也思念功臣!

马明方同志,永垂不朽!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人民的清官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陕北农村调查,听到农民在欢庆自己翻身解放的幸福时,自豪地告诉我:“咱陕北有三个‘青天’,就是刘志丹、谢子长、马明方。”

陕北人民长期受地主、劣绅、军阀的几重压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吃的钱钱饭,干的牛马活”,受尽了残酷剥削,饱尝了穷困饥饿的滋味。在到处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的岁月,突然一声春雷,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起来求解放;接着,人们看到刘志丹、谢子长、马明方领导的游击队,风起云涌,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星火燎原,很快在陕北十几个县中燃烧;又接着人们看到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先后创立,敌人土崩瓦解,西北高原上竖起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大旗;最后解放了六座县城,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人民当家作主,扬眉吐气,兴高采烈地高歌:“人民英雄刘志丹”,“人民领袖谢子长”、“人民清官马青天”。

抗战前夕,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不幸牺牲。抗战开始,马明方在被派往苏联医病的返归途中,也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扣押狱中。但人民仍对他们念念不忘,流传着他们英勇斗争的事迹。

明方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搞过兵运,当过党的区委书记、县委书记、陕北特委书记、陕北省委书记。在敌人严酷的白色恐怖中,他化装成小贩、小学教员、管账先生,奔波于西安、太原、延安、绥德等广阔的原野上,经常出没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组织农民进行抗税、抗捐、抗租、抗粮,胜利地领导了数千农民攻克绥德县城的“打蛋厂”等著名斗争。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多次悬赏缉拿他,发誓要消灭陕北共党。他曾两次被捕,但每次都紧紧依靠群众,勇敢机智地逃离虎口,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存和发展了党的组织。特别是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他被选为主席,更加关心群众疾苦,经常深入群众家中,同甘共苦,安排生产,急群众之所急,想他们之所想,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公正处理纠纷,农民亲切地称他“老马”、“马大爷”、“马清官”。

<h3>干部的老师</h3>

1946年,明方同志经过四年多的铁窗生活,在中央营救下从新疆监狱回到了延安。我当时在西北局组织部工作,他被安排在同一层窑洞里。由于长期的狱中生活,在表情上显得有些滞呆,见人多是微笑不多说话,但眼睛发着光亮。由于他爱在窑洞前散步,我们的接触多了,谈话多了,我发现他外表有点冷漠,但内心世界却十分热烈。他对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有强烈兴趣,对干部异常关怀。每当谈起某一干部时,他总是激情满怀,喜形于色,津津乐道地讲出他的优点和长处。他几次对我说,对干部要坚持全面观点,不光要看他的现在,也看过去,更要为他的将来着想;要以诚相待,给干部交心;要循循善诱,帮助他们提高;要关心他们的疾苦,排忧解难,更重要的要培养他们。他说:一个地方的工作好坏,不但要看工作成绩,还应看培养出多少干部。他这些观点,今天还有重要意义。

陕北党组织的重大功绩之一,是为党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为全国解放提供了骨干力量。这批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陕北人民对全国革命的贡献。这种贡献与明方同志的辛劳分不开。我后来接触崔田夫、崔田民、张达志、贺晋年、高朗亭、霍维德、白栋材、黄罗斌、强晓初、高登榜、谢怀德、李万春、马万里等一大批领导干部,每当谈到明方同志时,他们都是那样对他满怀敬慕之情,一再称赞他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平易近人,从善如流的高尚品德,特别是他对同志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许多干部迄今念念不忘,怀念他不仅是好领导,而且是好老师。

<h3>实事求是</h3>

自卫战争开始前,中央和西北局为了迎击敌人进攻,决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中央派康生、胡乔木率中央机关200多名干部,马明方、马文瑞、常黎夫则带领由我们西北局一些人员组成陇东工作队。当时一方面敌情严重,同时人们的思想也比较混乱。有一种错误思想,要在肉体上消灭地主,打击中农。认为中农是中间派,“中间派最反动”,甚至提出“血染中农”、“逼他们上梁山”。支持、赞同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康生,坚决反对的是胡乔木和马明方。乔木同志从理论上进行了反驳,明方同志则以实际体会指出:“对地主要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同时要给以出路,使其自食其力。”“中农在农村居绝对多数,是我们可靠的朋友,万不能侵犯他们的利益。”正是由于他们坚决抵制了这种“左”的思想,使边区土改较健康顺利完成。以后中央先在米脂杨家沟开了“十二月会议”,后在河北西柏坡开了土地会议,我们看到了中央文件,更加认清了“左”的思想的危害,也不禁深深赞赏明方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敌人占领延安后,为了诱敌深入,我大军向北转移,敌人误以为我军要东渡黄河,便星夜兼程向吴堡、佳县一线进犯。明方同志时任西北局副书记,主管机关和后勤。他判断敌军可能于次日中午进抵黄河岸边,但西北局的家属、物资尚在佳县双湖峪。当天下午,他即命我带一通讯员兼程去传达命令,以最快速度把人马物资送过黄河。我们急奔一夜,终于在天亮前到达后方指挥部,用一切办法完成渡河使命。当我们把家属、物资安置在河东村庄时,敌人先头部队果然进占了河西的山头;尽管敌军疯狂扫射,我们的人马已安然无恙,敌人只好望河兴叹。我们在庆幸自己的幸运时,不禁衷心称赞明方同志的预见。但是当时边区银行的领导同志却警惕性不高,直到敌人抵达岸边才组织过河,当敌人从山头上猛烈射击时,他们惊慌失措,把大量黄金、白银弃入黄河中,使人民财产受到不应有的损失,银行主要领导也受到了处分。这更使我们敬佩明方同志的务实和果敢风格。

1954年,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明方同志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为了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分别成立了两个小组。明方同志被指定为高岗小组实际负责人,我当时在中办工作,被派去当联络员。高岗问题比较棘手和复杂,但他召集各方人士开了20多天会议,统一了认识,做出了结论。由于高岗在西北干部中有一定影响,会后中央派明方同志去西北各省传达,我也随同前往。在几十天的日子里,我也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开头,人们对高岗问题有不大符实的看法。一些人把问题提得很高,要按叛徒、内奸对待;另一种却认为只是作风问题。明方同志则实事求是地提出:(一)高岗问题的实质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骄傲自满,最后向党闹独立,破坏了党的团结。(二)高岗问题的危害是资产阶级对党腐蚀的结果。是资产阶级进攻的表现,我们要击退资产阶级进攻,防微杜渐。(三)高岗问题是高岗本人的事,不株连也不应株连别人。高岗曾对革命有过贡献,骨灰还可存八宝山公墓。明方同志的意见不但澄清了人们的混乱思想,解除了顾虑,而且把大家引导到努力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他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也是他实事求是作风的具体体现。

<h3>坚贞不屈</h3>

明方同志在新疆狱中的战斗生活,本来是他一生中的一篇壮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诬为向敌“投降”的“叛徒集团”头号人物而被管押,吃尽了苦头。事实是,明方同志在新疆的四年监禁中,先是隐名埋姓,后为监狱中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敌人千方百计的迫使他们投降叛变,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灌辣水,站炭渣,坐黑牢,刺指头,上老虎凳,但他对党、对毛主席的坚强信念从未发生动摇。敌人用挑拨离间、软硬兼施手段,都被他们一一揭穿,而且不失时机地组织了几次绝食斗争,争取改善了狱中生活。明方同志曾严肃地给我说:在敌人的酷刑和威胁面前,不能丝毫动摇,只要你坚定不移地挺住特别是顶住了第一次酷刑,敌人对你无可奈何,以后你也就更坚强了。这是他的监狱斗争的宝贵经验,也是他在新疆狱中斗争的具体体现。

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中,却以“叛徒”罪名把他管押八年之久,使他受尽了折磨。尽管他一再报告了在新疆狱中的实情,但无济于事。最后,他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甚至爬行走路,但仍坚信党和中央,常在梦呓中喊:“毛主席呀!毛主席呀,我没有叛变党,不是叛徒。”但没有人理他,终于在1974年8月13日含冤而逝。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在他逝世前不久,才从敌人档案中找得铁证,档案中写:马明方“素性刁顽”,“学唱国际歌,并要求发还马列书籍,无理滋事”;又说他“执迷不悟”、“顽冥异常”……等等。这是敌人从反面对他的描绘,也是铁证,充分证明了他在敌人面前铁骨铮铮的事实。中央有关部门终于根据大量事实和敌人档案给他平反昭雪。但,这时他已乘鹤西归了,未能看到结论。有人计算,马明方的平反结论,离他去世只差23天,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肺裂肝断的事!这是“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人们将把仇恨记在他们账上。而明方同志一生忠心耿耿,坚贞不屈,光明磊落,他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光辉的业绩 学习的榜样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马明方同志,于1974年不幸去世。我怀着对他尊敬和哀痛的心情,在纪念他逝世25周年之时,更加充满了深切的怀念!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建党和建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至1966年期间,先后担任绥德县米脂县、横山县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陕北特委书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省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部副部长,中央财贸部长,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他在担任上述各项职务期间,始终是任劳任怨,呕心沥血,把毕生精力献给党,献给人民的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西北、东北干部群众中,尤其在陕北党政军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

我在马明方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亲身接触不多,但他孜孜不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精神,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知识渊博。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和思想水平很高,辨别是非能力很强,看问题很敏锐。他经常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善于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立场观点,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他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过程中空话、套话很少。

二、大公无私,襟怀坦荡,为人正派,耿直。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勇于直言,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和怀有严重私心杂念的人,随波逐流两面倒的人,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具有的高尚品德。

三、严于律己,生活俭朴。他常常把自己作为普通人民群众的一员,生活艰苦朴素,从不搞个人特殊化,他经常教育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接受任何人给他的馈赠礼物,不许家人套购市场上的紧俏物品,或随便使用公车。他还告诫家属经常保持延安艰苦奋斗的本色。

四、团结干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为人亲切,在选拔使用干部上严格遵循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反对任人唯亲。他重视抓干部工作上的典型,奖罚分明。善于把功过是非两者之间问题,紧密地结合处理。现在我还不时地回忆起他对我的一次谈话。那是在1950年秋季,他任陕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我当时在榆林专署工作。当年8月上中旬,榆林所属神木县盘塘镇黄河渡口。不幸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沉船事故,死亡男女数十人,专区获此消息后,全体工作人员无不为此悲痛,我们当即派人协助神木县处理这一事件。但因各种原因拖的时间很长,未向省委、省政府报告。正在这时省上召开农业生产会议,我也参加了,关于盘塘沉船事件,马明方同志早已获知即找我谈话。他严厉地批评神木县盘塘镇黄河渡口发生的沉船事件,是一次严重的责任事件,神木县和专区迟迟不向省委、省政府报告,是一种失职行为。他说这一事件主要是渡船超过载重量,没有一个监督管理制度,是玩忽职守者造成的。我当时对他的批评,尤其是未及时向省委、省政府报告感到内疚,表示诚恳接受组织上的批评和处分。马明方说,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迅速查清问题,做好死难者家属的善后工作;对当地直接领导者做出严肃处理,并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报告省委、省政府。你们也要认真做出检查,吸取教训,加强领导和监督管理,杜绝黄河各渡口不良事故的再次发生。

马明方同志对我们的严肃批评,并对处理沉船事件的指示。虽然话不多,但他的谈话一针见血,句句有力,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至今言犹在耳,终生难忘。

马明方同志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他虽然已离开我们,但他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永放光芒。他的光辉业绩,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及他的严以律己、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永载革命史册。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忠厚的长者 难忘的教诲

马明方同志是我老伴马利的二姑父。马利的亲二姑马淑良,是在明方同志被党营救出狱,由新疆回到延安后,和明方同事结婚的。她虽是马利的二姑,但比马利大不了几岁,他们自幼就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关系十分亲密。当时,我正和马利情投意合,准备订婚。作为晚辈,经常到明方夫妇家中拜访。后来,明方同志也调到北京,任中组部的副部长,因都在北京工作,更是经常往来,亲如一家。

在多年的接触中,马明方同志给我的印象极好,他像一位忠厚的长者和慈祥的长辈,非常关心我和马利的工作和学习,经常问长问短,并给我们许多教诲。他对待工作,对待干部,为人处事,处处以身作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的工作是繁忙的,而且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对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他每天总是忙到夜深,几乎没有整个儿的休息日。每天晚饭后,为了活动身体,就在自己院内骑一会儿自行车,或者逗一逗他的爱女小芳,这时,他才显得轻松一些,流露出慈爱的笑容。

明方同志好像从来不会发脾气,特别是对下级,即使下级在工作上有失当之处,他也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地讲明道理,让对方心服口服,绝不采取训斥的态度。因此,他在任何单位做领导工作,总是受到广大干部的爱戴和信赖,有什么心里话,也敢于向他倾诉,这种可贵的品质,使他享有崇高的威信。

1966年夏,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明方同志当时任东北局第三书记,也和宋任穷等同志一样,受到冲击。我也被打成黑帮,接受审查。当年冬天,明方同志从东北被“护送”到北京,虽然不允许回家与妻女团聚,但明方同志却设法到我家看看我和马利。虽然有两人陪同,谈话时间也很短,但能看到他,总是很难得的。

马明方同志明显地瘦了,胡须也没有刮,容颜更显憔悴,但精神尚好,两目依然熠熠生辉,只是声音已不像早先那样洪亮,穿着一件草绿色的棉军大衣,里面是旧中山装。他在我家只坐了五六分钟,向马利交代说:

“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恐怕不容易再见面了,你们也不要来看我,也不会找到我。有时间和机会,就去看看你二姑和小芳。我只有拜托你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多关照她们了。我的身体还好,我想问题很快会弄清楚,一旦有了正确的结论,我会平安回家的,请她们放心,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二姑父要走了,大门口还有一辆吉普车在等着,我把他送出门外,向他说了我也被揪出批斗的事,他郑重地对我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任何考验,必须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要毫不动摇,更不能悲观失望,甚至自绝于人民!”

在吉普车旁,又铿锵有力地说:

“要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你和马利都是党培养出来的干部,查你们是应该的,不要感到委屈。除了党的机密之外,做人应该事无不可对人言,要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彼此都多保重……”马明方同志上了车开走了。想不到这竟是永诀。大约过了不到一年,竞诬陷明方同志是“叛徒”,百般折磨,以致病倒,最后竞被迫害致死了!活泼可爱的小芳,因受不了如此巨大的打击,竞致神经失常,至今疯疯癫癫,一直不能治愈。二姑当然受了很大刺激,含辛茹苦,照顾小芳,一直等到明方同志的冤案彻底平反,她不愧是一位坚强的共产党员。

马明方同志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40多年来,他为革命,为争取全国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新疆国民党监狱中,领导了艰苦复杂的斗争,敌人软硬兼施,他毫不动摇。铁一般的事实,许多同监的同志都可以证明。但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康生、“四人帮”一伙,掌握着生杀之权,许多革命先辈,都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惨遭迫害,甚至被置于死地。这个教训是惨痛的。而明方同志的高风亮节,将长存于西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中,而永垂不朽!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契交两世情

又是一年清明雨,梦中依稀故人情。今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明方同志诞辰94周年。马明方同志是陕西省米脂县人,早年曾在陕北的绥德师范学校读书,并且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第一次见到马老,已经是70多年前的事了。

那是1928年春天,我的父亲白明善(字乐亭),后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正在家中养伤。那年我还是7岁的小娃娃。

马明方同志来到清涧县高杰村探望我父亲的伤势,并且准备与清涧县第二高等小学的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于是我父亲就介绍马明方同志住在清涧“二高”。

第二高等当时清涧第二高等小学的教师中,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我记得有我们村内的白自强、白云寺、白胜宗;外村的有刘承云、李宗白、张启汉等同志,还有一位化名为“尚先生”的神木县人白栋材、杜司瑶等。在该校的学生中也有许多人加入了常团组织,其中党员有高合林、高锡堂、冯治国(当时化名冯天友),团员有贺树槐、白向银、白治民等同志。

马明方同志来到清涧“二高”后,很快就与地下党团的同志们建立了联系,并且开展了秘密的革命活动。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家里吃饭,进来一个陌生人,只见他和我父亲谈笑风生,说得非常融洽。于是我偷偷的问我父亲:“这个人是谁?”我爹笑笑说:“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以后你们就叫他干爹好了。”说完,摸着我的头:“快吃你的饭吧!”不让我再问下去。从此,我脑海里留下了“干爹”这一印象。

到了1934年,我们高杰村的九个女孩子,还有外村的几位姐妹先后参加了革命活动。这十几个人中,年龄最大的是秦蛮婆,她是烈士崔玉湖同志的爱人,当时已经30多岁了,带着她12岁的女儿一起参加革命工作。我们村的九姐妹中,年龄最大的是刘锦如同志,23岁,年龄小的有我,只有13岁。还有更小的一位白云帆同志,当时只有11岁。

我们这些女同志,除两三个人念过一两年书外,大部分人都没有文化。参加革命的时候,不仅不识字,也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组织上为了锻炼我们,就让我们到本县的苏区(也称为“红区”)开展宣传工作。这一年的七八月里,组织上把我们集中在本县东区的枣坪塔村受训。学习期间,惠志明同志(化名“老雨”)请马明方同志给我们讲课。明方同志当时化名为“老李”

明方同志讲得非常生动,给我们主要讲了三个问题,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说,干革命首先要有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要不怕苦、不怕累,吃苦耐劳。

他还举了许多事例,告诉我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地主恶霸和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让穷人们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最关心的妇女解放问题。他胡搜,男女平等,妇女也要参政,翻身做主人。要反对包办婚姻,让妇女放开小脚,不再缠足,简称短头发……

再将干革命要坚决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陕北有一位192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从北平的中国大学毕业后回到陕北,当过国民党的县长。这位共产党员参加革命活动、想家中筹措经费等事与家里闹翻,拔刀要杀爷爷,并与家里断绝了往来。明方同志所讲的着共产党员的父亲后来思想也有了转变,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员。解放后被选为榆林县政协副主席。这位共产党员彻底革命的精神,给我的影响极深。可巧的是,1939奶奶,我在陕甘宁边去的陇东分区合水县工作时与他(朱敏同志)不期而遇,并且在一起工作,后来,我们就相互熟悉起来,最后结成了夫妻。

1934年5月,在清涧县东区的胡昌平村,中共陕北特委召开了一次有上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我们这十几位女同志也赶来参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轰轰烈烈的场面。特委的许多领导都出席了这次大会,我记得有马明方、郭洪涛、崔田夫、李铁论、贺晋年、白雪山、高朗亭等同志。

大会结束以后,马明方同志叫住我:“飞娥(我的乳名),砸门一起谈一谈吧。”我俩就坐在村里的一位老汉的炕边上,唠起了家常话。

他先问我:“你还记得那一年我到你家吃过饭吗?”他这一问,把我给问愣怔了,一时想不起来这件事。他笑笑说:“那一年我到你家吃晚饭,你爹还让你叫我干爹呢!”

他说到这里,我立刻响起来已经牺牲的父亲,禁不住哭了起来。马明方同志安慰我说:“孩子,不要太难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你现在也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了,这很好啊。”他还再三嘱咐我说:“今后在革命队伍中,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加强锻炼,要学习你父亲白明善同志,像他那样坚强勇敢、坚贞不屈。”他一边说,我一边不住地点头,觉得他像我的父亲一样,又教给了我许多革命道理。

1935年初,我来到陕北特委印刷处工作。当时的陕北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仍然处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局势动荡不安,特委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要转移。那时我只有14岁,又是一个女孩子,所以马明方和郭洪涛两位同志就安排我在特委机关做收发工作。同时,还让我帮助当时特委的妇女部部长白茜同志做些妇女工作。我知道,他们是想让我在实际斗争中得到锻炼。

由于我识字不多,开始做收发工作,也有许多困难。为了提高我的文化水平,马明方同志就亲自教我学文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为了帮助我做好文件的收发,他给我订了一个小本子,把当时特委领导下的十几个县的名字都写在上面,让我每天把这些县名写一遍,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县名有:清涧、绥德、佳县、吴堡、神木、府谷、安定、赤源、秀延等等。明方同志还再三嘱咐我说:“要把每一天发出的文件材料和信件一一记载清楚,免得出现错误。”达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

我父亲牺牲以后,家里的生活非常困难。1936年,我在延川县做妇女工作。有一天,我母亲忽然带着11岁的小弟弟天林(后改名为白治斌)来到县上找我。我们母女一见面,母亲就抱住我痛哭起来。她告诉我,自从我参加革命离家以后,她一直带着弟弟天林和妹妹春娥四处讨饭。后来,5岁的妹妹活活地饿死在要饭的路上……

听了母亲的一番哭诉,望着才11岁的弟弟,我马上想起了马明方同志,于是就给他写了封信,详细向他汇报了我家的变故和目前的困境。他接到信后,立即回信给我,让弟弟天林去特委找他。弟弟走了没有几天,就来信告诉我,马叔叔把他送到了陕北保育小学学习,让他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6年秋天,我正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得知马明方等同志从苏联学习后,在返回延安的路上,被新疆的国民党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明方同志在狱中受尽酷刑,后来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方交涉,才回到延安。他们一行回到延安的时候,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马明方回到延安后,住在王家坪。因为多年没有见到他,非常想念。于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向学校请了假,到王家坪去看望他。见到我,他非常高兴,问寒问暖,问我的学习和工作。在谈话问,我提出一个建议,希望能给我的父亲白明善烈士修建一座陵园,建立一座纪念碑,以弘扬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并启迪后人。

他听了我的建议后说:“这件事我也非常同意。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做这件事,还有许多困难。等到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再想方设法为明善同志建陵立碑。”他说得十分动情,充满对已经牺牲的战友们的缅怀和思念。

当天,他就留我在他的住处吃了晚饭。吃完饭后,他又带我参加了周末舞会。使我意外惊喜的是,那天晚上,毛主席、朱老总、少奇同志和贺老总等领导同志都来了。我和马明方同志跳了一圈。然后,他就带着我与在场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见面,介绍我是烈士的女儿,让我和他们一起跳舞。那一天晚上,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个晚上,我先后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贺老总跳了舞。中央首长们还关心地询问了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那天晚上回到党校以后,我高兴得一夜都没有合上眼……

全国解放以后,我在宁夏工作。1952年,我去西安出差,参加西北的妇联会议。散会以后,我就去中央西北局机关看望马明方同志。见到我,他还像当年一样,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仔细询问我在宁夏工作的情况,还惦记着我的弟弟白治斌,问了有关他的一些情况。接着又问朱敏和孩子的情况。听说朱敏身体很不好时,他关切地说:“朱敏同志,我非常了解,他是一个好同志,也很能干。”他再三对我说:你要多多关心朱敏同志的健康,你回去以后告诉朱敏,每天都要抽出一点时间锻炼身体……

聆听着他的谆谆教诲,我在心里不禁默默地喊了他一声:“爸爸!”他真的像父亲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我们全家。

“文革”中,马明方同志深受林彪、康生和“四人帮”一伙的迫害,身心遭到残酷的折磨和摧残。1972年,他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不得不送到北京同仁医院治病。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心急如焚,真想立即来到他的身边,为他端屎接尿,好好地侍奉他。但是,在“四人帮”的极端限制下,我始终未能如愿。只能见到他的夫人和女儿,每次见到他们,我都要仔细询问马老的身体近况。

使我终生遗憾的是,一直到他被迫害致死,我也没有能再见上他一面。1974年8月13日马明方同志含冤去世。听到这个噩耗,我的五内如雷轰。但是,当时连向他老人家做最后诀别的权利也没有,只能在心里悼念他……

粉碎“四人帮”后,也是一个清明节,我带着儿子和孙子,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凭吊明方同志,想起马老与我家的两世契交,禁不住热泪盈眶,遂口占诗一首,作为对他的永远怀念: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回忆马明方同志二三事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他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对党和人民做出很大贡献,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认识马明方同志是在1934年9月,当时陕北特委在清涧县中区的胡昌坪村召开纪念“九· 一八”群众大会,参加会的人有来自各区县的负责人、各县赤卫队以及绥德、清涧、吴堡、延川、佳县等各县的游击队。这次大会的内容是,向大家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动员群众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参加大会的有郭洪涛、马明方同志及部队的领导人。领导同志们在会上发表了生动的讲话。这是我首次和他见面,并听了他的教诲。

大会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就转移到另外一个村。我们陕北首批九个妇女干部,就是高杰村的九姊妹,跟随特委的同志们一起走了几十里地到了枣坪塌村。第二天特委为提高我们妇女干部的政治水平,在该地举办了一个“训练班”。在训练班上第一个给我们讲课的人就是明方同志,他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易懂。一开始就称赞我们高杰村参加革命的九姊妹,说:“这九个女子是咱陕北苏区第一批参加土地革命的工农女干部,是好样的!”这话给我们九姊妹极大的鼓舞。同时,他在会上又谈了当时国民党围剿苏区、杀害老百姓的野蛮行径及革命形势,并动员大家要团结一致击败敌人,实行坚壁清野政策,等等。经过动员教育,鼓励了我们痛击敌人,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心。他还说:“妇女受‘三从四德’的压迫,比男人受压更深。如何求解放呢?光靠你们几个女子出来革命不行,还要宣传动员广大妇女参加革命才行!”还教导我们要建立多种善于发挥妇女能力的组织,使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做出成绩,自觉地求得解放。明方同志给我们上的这一课,使大家心里亮堂了,给后来的实际工作指明了方向。

训练班结束后,我们遵照明方同志的指示,分别到各个村子进行发动妇女的工作。当时,红二十六军及游击队在河口打了一个胜仗,但也有不少伤员在群众家里需要护理,我们就到各个村里召集妇女开会,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还组织妇女会,启发她们自觉地参加革命工作,在各个村子建立了看护、缝衣及洗衣等小队。做到男的抬担架、送信和放哨,女的做军鞋、军袜和照顾伤病员。经过一个时期工作,陕北的妇女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妇女积极分子中提拔了不少女干部。从1934年冬到1935年春节,在川口战斗中参加战斗的妇女就有二三十人。到当年秋天,清涧县的妇女干部已达一百多名。待中央红军来到之前,全陕北省的妇女干部发展到几百人。后来,这些妇女干部分配到医院、供给部、兵站及工厂工作,在那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第二次同明方同志见面是在1937年1月。这是在“西安事变”之后,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军队、地方政府、省委、群众团体要分开办公。当时,中央机关从老苏区搬到延安,陕北省级机关搬到蟠龙镇。到蟠龙镇的第二天就召开省委会的全体委员会,布置如何开展工作。明方同志是陕北省委书记,我是省委委员、妇女部长,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时,省委驻在蟠龙镇南边的窑坪村。这里只有一个大院子,窑洞房子只有十多间,许多机关挤在一起很不方便。明方同志原来同家属住在一起,因为房子困难,他把爱人及孩子送到十几里远的父母家,自己和机关工作人员住在一起,同吃大灶。由于生活困难,一天两顿小米干饭和盐水土豆。明方同志是带病工作的,经常肚子痛。秘书长崔曙光同志找了两问房让他把家属搬来,以便照顾生活,但是他坚决不同意,决定将这两间房留给机关,做招待干部家属用。明方同志在生活上一直做到对别人宽而对自己很严。

明方同志特别注意对干部的培养教育。他在任陕北省委书记时,认为提高干部的水平和能力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前提。因此,他第一个提出成立省党校,分期轮训党员和干部。轮训中强调每期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青年和妇女干部。当时我是省委的妇女部长,担当了选拔妇女干部参加轮训的任务,由于妇女干部少,是在艰难中完成的。在轮训班上,明方同志亲自给干部讲话,他说:“做一切工作,没有干部不行;有干部不会做工作也不行。现在不同于地下工作时只靠个人摸索、锻炼,今天任务重,工作面广,用人多,必须广泛培训干部,有了一定数量并且质量高的干部,就不怕干不好革命工作。”明方同志在培养干部、提拔干部、使用干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为开展各项工作打好了基础。

明方同志对机关干部的学习及提高工作水平也非常重视。他本人的生活态度很严肃,对干部的要求也很严格,抓工作很具体、深入,如工会、共青团、妇女部的联席会议他都亲自参加,还讲话,做指示。1937年,我们妇女部召开十几个县的妇女部长会,开会时大家只是口头汇报,没有文字报告。明方同志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在会上提出:妇女干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文化,学习文化是目前的主要任务。大家要学汉字(当时都学拉丁文),汉字是文化的基础。他提出,一天说一句话,就学一句话的汉字。因为我参加革命前没有上过一天学,明方同志对我学文化的要求更高,指定我马上就学,还让宣传部长吴溉之帮助我,交待他的具体任务是,让妇女部长“上小学”,学会写工作报告,并指示要我“一个月不下乡”,于是我就白天黑夜拼命学文化。在吴部长手把手的帮助下,经过艰苦努力,我终于学会了识字写字。在1937年夏,我就写成一份几百字的《陕北省妇女参加春耕夏种工作情况报告》,这份报告还登在特区的刊物上了。

明方同志在百忙之中还很关心同志们的生活问题。如省委统战部长王涛同志,他是长征老干部,手有残疾,还未结婚。有人想把新提拔的一个女同志介绍给他,明方同志不同意。他说选择对象要和提拔干部一样,要对路。有一次,他们同去延安特区参加党代会,明方同志发现张子芳同志很合适,就介绍她和王涛结婚。十几年后,明方同志知道王涛已牺牲多年,他又介绍李握如同志和张子芳组成家庭。有人开玩笑说:“马书记您是大人物,还要关心这些小事!”他笑着说:“这不是小事,这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大事!”

1974年,明方同志在“四人帮”的关押中,因重病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疗时,还问女儿马锐:“邓小平同志怎样了?”并把陕北的一个一个同志的名字念叨着,惦记陕北的老同志,也惦记清涧的九姐妹。现在,明方同志已逝世25年了,我只能将在记忆中印象深的几件事写出来,愿明方同志安息于九泉之下。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好领导 好老师

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原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患重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于1974年8月13日逝世。我们在1949年8月到1954年秋期问,曾给他作秘书。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想起他以自己的榜样对我们的教育时,不禁思绪万千,感慨不已。明方同志作为我们的一位好领导,好老师,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对党的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严格要求自己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值得我们身体力行。

我们同明方同志一起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正是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时期。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还处在开始阶段。明方同志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土地改革中,他反复地批判了当时一些人认为“关中地区中农化”,似乎可以和平土改的“关中特殊论”,一再强调要经过访贫问苦,扎实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放手发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雇农和贫农,对地主阶级开展面对面的斗争。为此,在1950年冬,他经过走访群众、干部,亲自写了《论土改中群众工作的两种立场和两套作法》的文章,反复批判那种在土改中不深入发动群众,和平土改的错误。这对于关中、陕南土改深入健康地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当时我省的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土改后,贫农、下中农在生产上还有许多困难,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临时的、季节性的、常年的变工互助组织形式,以解决困难。明方同志对于这种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满腔热忱,多次到农村找互助组长、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调查研究,或请他们到省委机关座谈经验,并从多方面予以帮助扶持。

马明方同志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党的政策是很仔细认真的,他每天有一定时间看书,每写一篇文章,每讲一次话,都要翻阅许多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或党的文件,他的文章和讲话立论有根有据,听起来生动有趣。

马明方同志的许多重要文章和经验总结报告,都是亲自找群众、干部座谈,调查研究,亲自起草,起草后又多次向群众、干部征求意见,反复研究修改、校阅。他还教育自己的秘书,工作要细致认真,并为此常给我们讲述鲁迅先生写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由于明方同志这种循循善诱和他自己对党的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我们每起草一个文件,总是七改八改,最后逐字逐句改好了再送他审阅。

明方同志当时是中央候补委员、西北局第三书记、陕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工作是很忙的。他除了经常到省委同志的办公室和大家交谈外,每逢星期日还到各厅、局或附近县去看看,从与厅局长、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的广泛接触中,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帮助下边解决困难问题。明方同志节假日总是在工作,从未见过他休假。

马明方同志在生活方面也很严谨,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每天早晨起床很早,起床后把警、勤人员叫醒,不等警、勤人员收拾办公室的卫生,他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直到深夜。他常常在早晨或工作中间到院子里散步,思考重大问题,有时找来一些同志问问情况。你每次到他的办公室,他不是看东西就是写东西或思考问题。他每次不管开什么会,总是按时到会,总是他等候别人,从不叫别人等候他。每当盛夏,他参加大会时,总是衣帽整齐,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严肃认真地对待开会。

马明方同志不仅自己生活严谨,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孩子<bdo>http://www.99lib.net</bdo>。一切生活、待遇,完全按规定办事,从不例外和特殊。他的老父亲和母亲长期留在农村,很少接到机关住。

他对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既严肃又耐心,他工作再忙,总要每隔三五天抽空把秘书们叫去给他汇报工作,常常问得很详细、具体,最后总是反复讲对党的事业要认真、负责,工作要细心动脑子。深进去,出成绩。有时他的批评使你一下子接受不了,但经过他循循善诱,翻来复去地讲道理,为什么应该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最后使你心服口服,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每次起草文件,他总是把起草的人和有关的同志叫在一起,详细说明他的想法,先写什么,后写什么,章法、逻辑,说得清清楚楚,然后征求意见,大家思想都通了一致了才让动手写。写的中间,他又有什么新想法,随时来和你交谈,使人觉得在他跟前工作和上学一样,他真是诲人不倦的老师啊!

和明方同志一起工作,如果做错了事,他从不把责任推给下边。1951年春,有一天省委传达室的同志拿来大政治骗子李万铭伪造的第二野战军某首长给明方同志的信,要求分配工作,王礼拿去请示明方同志,明方同志问:你看怎样处理?王礼说介绍到省民政厅优抚局去。他说就这样办。这个骗子得逞,一骗再骗。1955年这个政治骗子被揭发出来了,一次王礼去北京开会,明方同志见了问起此事,了解了经过。1956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说李万铭的伪造信件,陕西省委秘书王礼本来应该看出,但没看出,擅自作了处理。明方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后,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说明,并转陕西省委组织部,说“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当时凡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同志,无不为之感动。明方同志是1925年的老党员、老同志,他总是以普通党员的身分按时缴纳党费,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看到别的中央局书记的级别比他低,他主动申请降工资一级。

明方同志不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关心同志们的进步,而且在生活上也非常体贴同志。同志们病了,他亲自到医院探望。以后他调到中央工作,我们去京开会,每见到他,他总是问长问短。他来西安开会,检查工作,总要把我们叫去谈谈。他对同志慈祥亲切,非常忠厚。

明方同志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党和人民的损失。我们怀念他,一定要按照他生前的教导,扎实、细致、认真、负责地做好党的工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家

<h3>一个偶然机会成为明方同志的下属</h3>

1960年春,那时我在商业部工作,临时被抽调到“全国财贸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大会”任秘书处长,主要是起草大会文件。这次大会是中共中央财贸部主办的,大会主要文件是两个,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报告,一个是中央财贸部部长马明方同志的报告。秘书处的临时办公室设在全国总工会,财贸口各部均有人参加。经过两个月的反复修改,两个文件的稿子向财贸部秘书长黄植汇报征求意见,他转达了明方同志的一些指示,最后修改定稿。不久大会开完,我们也就各自回本单位了。

几个月后,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中共中央财贸部撤销,明方同志调任东北局第三书记(宋任穷为第一书记,欧阳钦为第二书记)。财贸部的干部分到东北局、西北局等单位,也向财贸口各部抽调了少数人,其中商业部几个人中就有我。我很不愿去东北,先后找了人事局吴局长、吴雪之副部长、姚依林副部长(他兼任财贸部副部长)。吴局长说,我们向财贸部反映了,是否把你留下,换另外任何一位处长都可以,财贸部的同志回答说,他们不要别的处长,只要我。姚依林副部长劝我说,马部长去东北,向我们要个人,不给不好。我想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只好带着极为勉强的心情服从分配,于1960年转到了东北局财委当巡视员。明方同志分工主管财委,我就成了他的间接下属。

<h3>1961年陪同明方同志到北京要商品</h3>

1961年是暂时困难时期最严重的阶段,东北三省的商品极为匮乏。我们财委根据书记们的意图算了很多账,写成了一个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主要意思是,东北是重工业基地,调入关内的钢材、木材、煤炭等生产资料多,本地的轻工业比较差,请求中央给予支持,还开列了糖、烟、酒、日用工业品一些商品的数量。这份材料是我主稿的,加上我同商业部主管局比较熟悉,由明方同志带领的汇报组,就把我拉成了成员。

在北京的几天,我们一同住在北京饭店,常在一起,我直接接触明方同志的机会比较多。他沉着文静,对工作深思熟虑,言词较少,说话也是轻言细语,陕北口音比较重。他平易近人,没有高级干部的架子,我们可以同他讲任何意见,不感到拘束。言谈中,他对人民挨饿受苦,缺这少那,忧心忡忡,倍加关切。他尽力熟悉一些我们计算的经济数据和提供的材料,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东北的困难,提出迫切的要求。他的这番努力和为民请命的真诚,为以后东北三省争取商品起到了重要作用。

<h3>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随同明方同志工作</h3>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一主要是分析暂时困难时期的形势和提出相应的对策,发扬民主,号召大家讲真话。毛主席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中央召开这样大规模的、这种方式的大会,是用心良苦的,起到了统一思想、认清形势的重要作用。我作为东北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协助明方同志办些事情。记得这段时间,明方同志压抑的心情稍有缓解,对全党团结一心克服暂时困难增强了信心,也提出了一些办法。他为了表达此时的心情,还写过一首诗,发表在《辽宁日报》上。记得诗中有春风转暖之意,表达他对暂时困难正在克服的信心。为了让东北局财委的同志尽快了解大会精神,他让我提早一两天回沈阳。那时不像现在有复印条件,我又担心回去说不准确,只好把由少奇同志作的主题报告(草稿)日夜加班抄了一份,这虽然有悖当时极为严格的保密制度,为了工作我只好这样办。这事我事前事后都未曾报告明方同志,免得他为这操心。我回到沈阳后,向财委主任白潜等同志汇报了大会情况,并把抄的文件(草稿)交给了他。特别提到明方同志要我早回来通信息,是希望大家早作准备,更好地贯彻大会精神,财委同志对明方同志的这种忧国忧民和兢兢业业的负责态度深为敬佩。

<h3>“文革”期间明方同志惨遭浩劫</h3>

“文革”的空前浩劫,东北局是重灾区,宋任穷等领导干部均被打倒,机关工作人员也陷于灾难性的派性斗争。领导干部中受害最惨重的是明方同志,他是被当作新疆监狱的“叛徒”首先“揪”出来的,关进了监牢并被折磨而死在牢中。我当时因为一句话被歪曲说我攻击“林副统帅”,这成了弥天大罪,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批斗,关进了“牛棚”。由于我曾随同明方同志外出工作,又是一同从北京调来的,还因为“文革”初期东北局组织部透漏出一个信息,说东北局财委有几个干部已批准提升厅局长级,只因“文革”发动而未宣布,这个名单中有我。这些因素加在一块,有些人就给我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罪名“叛徒马明方的黑爪牙”、“叛徒马明方的小爬虫”,就这样把我同明方同志串在一条线上了。在他被揪斗以前,我同机关几位同志在一个他暂避风雨的地方见过他。那时他极为疲惫和忧郁,用低沉的声音嘱咐我们一些话,主要是要我们应当讲政策,注意工作方法。他哪里知道“四人帮”及其在东北的爪牙完全把他当作敌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果然不久他就被抛进了大牢。因此,那一次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次,1969年,我从“牛棚”放出来,背上党纪处分,全家按照辽宁省革委会的“政策”被送到北票县“插队落户”,当了八年年农民,1977年调回北京。1979年,党中央为明方同志平了反,在八宝山召开了隆重而肃穆的追悼会,我们调到北京的原东北局的同志大都去参加了追悼会。大家深情地怀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家。谈到他晚年的遭遇,无不感慨万千。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高山流水 浩气长存

<span class="center">——为纪念马明方同志逝世25周年作</span>

马明方同志是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坚强战士,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贸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十年动乱期间,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蒙受不白之冤,饮恨长眠,迄今整整25年了。我们是在马明方同志崇高思想品德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晚辈,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多少苦涩,唤来春雨。每忆及他晚年的不幸遭遇,不禁潸然泪下。值明方同志逝世25周年之际,怀着对明方同志十分崇敬的心情,现将点滴回忆及收集到的有关资料汇集如下,以寄哀思,以慰亡灵,以启后人。

<er h3">(一)</h3>

马明方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党性,对党无限忠诚。他是无定河畔茁壮的劲草,昆仑山上挺立的青松,寒霜摧不垮,狂风吹不倒。他是一把利剑,宁折不屈,直插敌人心脏。1941年从苏联回国途中,留八路军新疆办事处工作。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指使特务头子李英奇捏造所谓“共产党四—一二暴动”案,诬陷我党,将我驻新疆的工作人员、学员及其家属约150余人,全部软禁,于1943年4月逮捕人狱。在押上囚车时,马明方同志义愤填膺,置生死于度外,挺身而出怒斥反动派,高声喊道:“共产党、八路军抗战有功,有什么罪?”在监狱关押的四年中,不屈不挠,和张子意、方志纯等同志通过秘密串连把分散到各个监狱关押的我党我军人员组织起来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敌人妄图用填表的寿式,软化共产党员的斗志,诡称:只要在表格的“信仰”、“志愿”两项中填“愿意回家,不再跟共产党走”,就发路费,立即放回家。马明方同志当着敌人的面,挥笔而就,“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弄得敌人手足无措,目瞪口呆。敌人审判官索文遴审讯马明方同志时,拍着桌子狂叫:“你们八路军在大青山捣乱,断我交通线,你们是土匪,这里被坏抗战。”明方同志怒不可遏,痛斥索文遴:“八路军在前线坚持抗战,你们不抗战却在这里残害八路军,究竟谁破坏抗战,谁是土匪?”大长革命志气,大灭敌人威风。这不是在谈判桌子上,而是在敌人的监牢里,面对敌人的审判官进行的舌战。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此可见,明方同志的浩然正气和无私无畏的革命胆略,撼山易,动摇明方同志的革命意志难。新疆敌伪档案载:马明方等“素性刁顽,平日在狱中分开小组会议,学唱国际歌,并要求发还马列书籍,无理滋事,已非一次。”“劝其投诚,然结果均仍执迷不悟”,“顽冥异常。”从敌伪档案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明方同志威武不屈对党无限忠诚的高大形象。我们党的朋友,1946年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1967年8月,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附《我的经历事实简述》写道:马明方等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教导下,觉悟高,组织好,纪律好,被反动派关在监牢里始终坚贞不屈”,是“经得起残酷考验的。”赞叹不已。就在马明方同志在新疆被敌人关押期间,于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缺席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经党营救出狱,和一起出狱的同志集体返回延安。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达到其篡党夺权、陷害周总理的罪恶目的,人为地制造了所谓“马明方叛徒集团”的冤案,于1967年10月非法将马明方同志关押,长达八年之久。1974年被迫害逝世。1975年7月31 13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发出了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文件,而“四人帮”的死党把持的辽宁省委,却公然与党中央相对抗,不但对党中央的平反文件不予传达,反而给已经过世的马明方同志扣上“走资派”的帽子,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马明方同志被林彪、“四人帮”非法关押的八年中,刑讯逼供,受尽了折磨,但马明方同志襟怀坦荡,趁女儿马锐同志探监时义正词严地对专案人员讲:“你们说我在新疆出卖同志,说有人检举我,你们有根据吗?把他找来,当面对质。你们先定案,先抓人,后调查材料,这对党对人民有什么好处?我马明方如果在新疆做过坏事,我情愿一步一叩头到延安请罪请死”。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长期折磨,1974年马明方病情加重,周身血管硬化,四肢僵硬,蹲下站不起来,只好爬着走。但他相信党,相信真理,坚信天阴总有天晴时,在关押时仍拖着病躯反复学习了《毛选》四卷,读了列宁的《谈谈辩证法》,看过《史记》,对探视他的女儿讲:我早晚能出去,出去了还能做点工作,比如写写党史,至少还可以提供材料嘛。临终前,他嘱咐亲属你们要把我的事报告毛主席、周总理,说我马明方是好人,我死也放心了。可惜,马明方同志没有能等到这一天,就含冤走了。我们听了马明方女儿马锐同志的泣诉,禁不住泪如泉涌。我们党有这样忠贞不贰的坚强战士,这是党的骄傲,人民的骄傲。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r h3">(二)</h3>

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黄土高原的劲草哺育成长的黄牛,吃的青草,挤的牛奶。只知奉献,不求索取。他的心是与广大劳苦大众的心紧紧贴在一起的。他于1925年入党,早在绥师上学期间,利用假期下乡宣传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积极开展抗税、抗捐、抗粮斗争。1929年陕北大旱,饥民成群结队四处逃荒,马明方同志和马文瑞同志在绥德县委的领导下,组织万名农民进城,同地主豪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斗争。在中央红军的影响下,1933年古历6月上旬,马明方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共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从陕北革命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做出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1934年1月谢子长奉命回陕北,领导陕北游击运动,从此陕北武装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陕北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到1934年8月,陕北先后成立了九个县苏维埃政权。1935年1月陕北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马明方同志被选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经过战争严重破坏,物资十分匮乏的条件下,马明方同志竭尽全力动员人力、物力,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支援了战争。马明方同志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对广大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1949年西安解放,马明方同志被中共中央任命为西北局第三书记兼任陕西省委书记,同时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进了城,环境变了,地位变了,但他的劳动人民的本色始终没有变。他的心始终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紧紧贴在一起,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解放前胡宗南在西安城外挖了一条又深又长的防护壕,占地约三万余亩,时隔一年之久,壕沟还没有填平。马明方同志看到这种情况痛心地说:“胡宗南怕群众,挖了战壕,我们又不怕群众,为什么还要把这个战壕保留下来,三万多亩肥沃的土地,能打多少粮食呀!我们要关心群众疾苦,我们的群众观点哪里去了?应当很快平沟还地于民。”1951年长安县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告状农民刺伤卫兵的事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长安县的一个地主逃避土改转移土地12亩,牲畜2头,一个农民发现后,告到县上,县政府转到乡政府处理,因乡长与这个地主有私交,进行包庇,该农民被乡政府整了六次,无奈,到县委、县政府找县委书记、县长面谈,又遭到拒绝,这位农民气不过,就往县委、县政府院子里冲,被站岗的卫兵阻拦,该农民夺了卫兵的刺刀,向卫兵砍了一刀,县上把这位告状农民以“现行反革命”关押。马明方同志了解事实真相后,非常气愤。十分严肃地讲:“群众为揭发地主逃避土改转移财产,被乡上整了六次,告到县委、县政府又拒不接见,进县政府又被卫兵挡住,告状农民气极了,夺了卫兵的刺刀,向卫兵刺一刀,你们把他判为反革命关押起来,这样做对吗?共产党应当如何对待群众,这是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你们不关心群众利益,不听取群众意见,群众写信批评你们,上访找你们说理,你们又拒不接见,最后群众就拿刀子批评你们,我看这个案子判错了,应该马上给群众平反道歉。”这个案子平反后。对长安乃至全省的震动很大。群众交口称赞:“还是共产党好。”当时,西安解放不久,这件事的正确处理极大地稳定了民心,教育了干部,密切了党群关系。

马明方同志总是把关心群众疾苦同发展生产联系在一起。在1951年至1952年召开的陕西农业生产会议上强调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劳动生产这件事,永远和太阳一样的光明,而长久存在。谁不吃饭?农业生产是基础,是命脉,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马明方同志在中央主持财贸部工作时,反复强调:财贸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财贸工作人员必须明确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地论述了社会生产、分配、消费是统一的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生产是根本,未有生产不发展而财贸工作能够很好开展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财政问题可以能很好解决的。马明方始终坚持生产第一的观点,他在工作中总是反复强调:“发展生产是领导群众逐步摆脱贫困获得富裕生活的惟一途径。”“发展生产任何时候都是群众工作的基本内容。”马明方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的观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是群众观点最高最集中的表现,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er h3">(三)</h3>

马明方同志是一个诚实的人,求真务实是他崇高的思想品德。他经常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及其子女,要“老老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他自己则身体力行。1947年冬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土改整党运动,运动初期出现了“左”的错误倾向,在干部中进行“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时,不加分析地让基层干部靠边站,并对一些在工作中因工作方式简单得罪了人的干部揪出来进行批斗甚至拷打,在重新评定成分中把家庭生活好坏作为重新划定成分的标志,结果把一些中农、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地主进行批斗,在基层干部和农民中造成极大混乱。马明方同志下到延属地委检查工作时,听取了各县和试点的汇报,经过深入调查,根据杨家沟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明确指示:一、对基层干部不能不加分析地一脚踢开,他们都是在历次运动中经过考验选拔出来的,有些同志有些小错误也是教育问题,不能“群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乱批乱斗。二、定成分要看剥削量的大小,不能说谁家生活过得好就是地主富农。劳动致富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总不能奖励二流子。三、对因工作得罪一些人的干部,不能批斗拷打,要向群众解释清楚,坚决制止乱批乱斗的错误。土改整党中一度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由此迅速得到纠正,有力地推动了战后的恢复重建工作。马明方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写的许多重要文章和经验总结报告,都是亲自找群众,找干部座谈,调查研究,亲自起草,起草后又多次向群众干部征求意见,反复研究修改定稿。他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一次,抄写文稿的同志丢了一个字,他把该同志找到办公室,严肃指出:“别小看抄错了一个字,比如:杀与不杀,一字之差,一旦写错了,就要掉脑袋呀。”在工作中对同志要求非常严格,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则给予极大的关怀。女秘书怀孕了,因劳累过度流产引起大出血住进了医院,马明方同志亲自去医院看望,叮嘱她好好休息,该同志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马明方同志的小女孩,由于年龄小不慎吞咽了一粒枣核,保姆吓得发抖,马明方同志知道后,没有批评保姆一句话,只是注意观察女孩的粪便,枣核便出后,他只是说大人就不该让小孩吃枣。保姆感动得掉了泪,照管小孩更加精心。跟他多年的勤务员辛平同志年龄大了,要求上学深造,马明方同志给予热情支持,临行前还开了小型座谈会,送他一个笔记本勉励他:“走到哪里都不要给人家留下领导机关下来的跟过首长的印象,事事要严格要求自己,老老实实做人。”十年动乱中该同志也受到牵连,被打成“马明方的黑爪牙”,他冒着很大风险将他保存的马明方同志数十张照片包起来装在一个瓷罐里塞进墙缝,泥封起来,直到马明方案平反以后,才亲手交给马明方之子马广同志。

马明方同志看事业重如山,视名利淡如水,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他从不参加请吃、剪彩等应酬活动,腾出时问深入实际,深人群众进行调查研究。1952年全国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中央给马明方同志的工资级别定为三级,1954,年他调中央工作后,了解到很多中央的部长甚至副总理的工资级别也比他低,他感到很不安,主动向中央写了申请,要求将他的工资级别由三级改为四级。他生活俭朴,经常吃的是陕北家常饭。进城后,为接见客人买了一双皮鞋,由西安到北京,七八年后仍然穿的这双皮鞋。他除了事业、工作外,个人没有任何要求,始终保持着普通劳动人民的本色。

马明方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但他高尚的思想品质,优良的工作作风,却永留人间。他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沿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拓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永远向前!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忆明方同志的风范与教诲

我们有幸能够认识并聆听马明方同志的教诲,是在1950年到1952年这段时间。当时他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和西北局第三书记,我们在省委研究室工作。这一期间省委的中心工作是土地改革、查田定产、镇反、剿匪、反霸和恢复城乡经济等。省委研究室主要围绕土地改革、查田定产和恢复城乡经济,给省委提供信息资料和当好参谋助手,工作上同明方同志接触较多,因而受益颇深。现就我们在工作中接触到并体会较深的一些情况追忆如下。

<er h3">(一)</h3>

关中土改,为了取得经验,使运动健康稳步发展,明方同志精心制定了开展运动的步骤、方法和指导思想:第一,分期进行,多点试验,取得实践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第二,深入实际,巡视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第三,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关中全区41个县(市),2522个乡,700多万人口,确定分两期到三期(边远地区)进行。第一期只在824个乡、200多万人口中进行,仅占关中总人口的十分之三,实际带有试办的性质,而且还规定地、县都要有自己的试点,以便领导上取得感性的实践经验,指导当地的全面工作。第一期土改开始不久,省上即抽调省级有关部门、省土改委员会、省农会负责同志下乡巡视检查土改工作。去西府巡视检查工作的负责同志是省委常委李景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定邦、省民政厅厅长杨伯伦,我和另外两位同志是随行工作人员,大约是1950年11月中旬到月底,视察了宝鸡、咸阳两个地区的试点乡和一些县,回来后向省土改委员会作了汇报。明方同志不仅认真地听取了汇报,而且亲自到东府调查了解情况。关中地区的土改,是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土地改革法》确定的总路线、总政策进行的,即“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各地、各方面人士反映出不少意见,有的属于认识理解问题,有的属于掌握界限问题。比如关中地区有的村子中农多、贫雇农少,究竟依靠谁?有的村子贫雇农虽居多数,但看法上有分歧,认为“八百里秦川这么好的条件还受穷,除家中失掉劳力的外,多是不好好劳动的人”,对依靠贫雇农“不放心”。再是划分富农与中农的界限怎么掌握?与地主的界限怎么掌握?关中有些地主不是大量出租土地,而是种麦、收麦时大量雇用临时工,类似富农的经营方法,有的中农在大忙时也有大量雇用麦客的,界限的掌握上确有难度。还有小土地出租者,主要涉及农村知识分子、小学教师、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各自的具体情况不同,看法也不同。还有不法地主与守法地主之争,等等。明方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多次召集省土改委员会、省农会,特别是党外各界人士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反复磋商探讨。有时也召集我们研究室的同志交谈这方面的问题,听取我们这些搞具体工作同志的意见。在他不厌其烦的深入细致的研讨和引导下,明确了界限,端正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保证了土地改革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er h3">(二)</h3>

关中地区土改1951年5月全部完成后,明方同志就提出了1951年冬和1952年春,陕南进行土地改革,关中进行查田定产,即“查实田亩,评定产量,确定产权”。查田定产是由研究室秘书组负责联系情况、收集资料、提供信息等(农村组负责联系陕南土改)。搞查田定产的目的,明方同志在《关中地区土地改革总结和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关中地区,土地改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很多,如划错了的阶级成分,地主向农民的反攻,未被废除的封建债务,未被追回的转移财务,土地分配的不尽合理,干部穷取土地改革过时和多的果实等等,在许多农村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均须认真的给予适当处理。对于地主的违法行为,应在在坚决保护农民利益的方针下依法予以惩处。农民内部的问题,则应采取调节说服的办法,已达到团结教育之目的。各地土地亩数必须调查清楚,各类土地的常年产量必须评议好。按经济地区,按土地类等,一整片一整片地分期做好,这是极其复杂细致的群众工作。”“除了土地改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实查田亩、评定常年产量、确定地权之后,我们在广大农村中,就必须更进一步地以最大的力量,领导全体农民开展一个长期的爱国主义生产运动。”在开展这一工作方法步骤上,大体和关中第一期土改相同,同样要求各地点先选点实验,取得经验后在全面开展。明方同志不仅在工作任务、方针政策方面规定的具体明确,在工作全面开展之后,还不断派人下去监督检查,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他虽然当时侧重于陕南土改,但丝毫没有放松关中的查田定产工作。早在1951年8月中旬,为了摸清土改后农村的遗留问题,明方同志亲自到长安县的王莽村、皇甫村和韦曲区六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资料。1951年冬关中查田定产全面展开,1952年2月,省委专门召开了关中地委书记、专员及长安县委书记会议,重点总结了关中的查田定产工作。瑞生当时是省委研究室秘书组组长,负责联系汇总关中查田定产的情况。这项工作刚开始,他根据省委的部署和群众中的一些疑虑,在省委办的《宣传员手册》第22期上写了一篇“查田定产讲话”,讲了查田定产要解决的问题和四大好处。紧接着《群众日报》转载了这仑“讲话”。这说明当时领导上很重视宣传导向,由此可见马明方狠抓查田定产工作之一斑。

经过查实田亩,评定产量,确定地权,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互助合作组织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进一步增强了贫雇农和中农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团结,巩固了基层政权,为开展大规模的农村经济建设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

<er h3">(三)</h3>

解放初陕西的工矿企业微乎其微,且由于蒋胡匪帮的横征暴敛很不景气。当时西安市是中央直属市,省上只管西安市区以外的工矿,如铜川煤矿,宝鸡新秦纺织厂、机械厂、造纸厂以及火柴厂、面粉厂等。但明方同志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除设有省工业厅外,省委研究室还设有工矿组(凤英在工矿组工作),负责联系这方面的情况,汇集这方面的资料,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1950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到1952年初冬(10月中旬)明方同志奉调离开陕西、主持西北大区工作这段时期,是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对于省内已有的工矿企业以及商业,我们的基本政策是保护、扶持,帮助其调整劳资关系,调整税收和工资,纠正一度出现的“有公无私”的“左”的苗头,并帮助其改进经营管理,开展爱国生产竞赛等,促其恢复与发展。明方同志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强调:“我们的工业还很微弱,但只要我们加强领导,尽心尽力地做好现有工矿生产中的各项工作,我们的工业就能够求得迅速扩大与发展”。他要求“工业厅、劳动厅、省工会和各地财委,要用很大力量,把各地现有的私营厂矿管好。…”“做出成绩,学习经验”,“培养工业建设中的各种人才”。他还要求“公营贸易机关、合作社,要用自己所有的资金,并组织私商力量,把群众多余的粮食和土产、山货等副业产品,以合理的价格推销出去,换回群众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指出“这是一件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的重大政治问题”。

“五反”以后,由于有些错误做法的影响,在商业流通和工、业生产中出现一些束手束脚、不够正常的情况,明方同志发现后,及时提出要把这个情况迅速改变过来。在1952年6月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提出:从夏收到秋收的四个月内,以搞好生产工作、搞好经济工作、搞好城乡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为全省的中心工作,必须认真做好,以改变“五反”后出现的不正常情况。并明确指出:“生产工作包括农业生产以及工业生产,经济工作包括订货、贷款、税收、收购土产、资金投放、供给群众的需要品等等。”“已经进行过‘五反’的城市,主要的要搞好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和商业经营工作(加工、订货、贷放等),并加强工人、店员的教育,同时作好工商联及资方的工作。工人监督资方问题,可先重点的试办一两个小工厂,取得经验以后,经地委研究讨论,省委批准,然后再行推广,绝不应普遍展开。否则,势必要发生问题,即就是现在不出毛病,将来一定会有毛病出现的。”关于“五反”中对不法工商业者的补、退、罚问题,明方同志意见要视具体情况去处置:“凡是有用的与国计民生有利的,不应因‘五反’补、退、罚而垮台,让其继续经营;利少的或将来无利的,应尽量不垮、少垮、迟垮”。

可见,明方同志在安排部署工作和贯彻落实政策中,总是要求从陕西的实际情况出发,处处考虑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国计民生。在他的这种求实精神和优良作风的指导下,陕西的城乡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据统计,1952年同1949年相比,社会总产值增长54.4%,工业总产值增长73%,农业总产值增长2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47.3%。

<er h3">(四)</h3>

我们能同马明方同志接触的机会,只有短短两年。但他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虚怀若谷、能听取不同意见的民主风范,对我们教育很深。前边已经提到,明方同志经常召集研究室的同志分析研究土改、查田定产、工矿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以及研究修改文稿等。在会上他总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什么想法、看法就讲什么。开始不习惯,觉得在省委书记面前应该谨言慎行,不敢言尽其意。后来在明方同志的教育引导下,特别是他真诚的谦虚态度,对有不同的看法不仅不批评而且给以鼓励,逐渐大家就敢于畅所欲言了,敢于相互争论,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在这种情况下,明方同志总是笑笑的插插话或点点头。有时还说:研究问题就要敢于争论,智者千虑总有一失,愚者千虑总有一得,对事物的认识各有自己的角度,必然有不同的看法,争论问题必然互有启发,互有提高,感情也就愈接近愈融洽,在研究人员中要倡导这种精神。在明方同志的言传身教之下,研究室同志的思想比较活跃,民主气氛浓郁,同志之间的思想情感十分融洽。

再讲一件事。1951年冬至1952年春,陕南进行土改,安康地委发来一封请示电报。当时研究室秘书组负责室里的文电处理,瑞生和农村组商量后草拟了一个复电稿,还没来得及清抄,明方同志的秘书就打来电话,催问这一电报办理情况,要求把复电稿立即送马书记审阅。瑞生急忙请一位同志清抄后,没来得及细看就送到明方同志办公室。孰料复电稿上的“你们的来电收悉”,却抄成“我们的来电收悉”。明方同志很严肃地问:“我们是谁?”并将稿子上的错处指给瑞生看。瑞生承认自己粗心大意没有详细校对。明方同志再没说什么,埋头看电稿,瑞生站在他旁边,他修改好复电稿后,严肃而恳切地对瑞生说:以后办事情一定要细心,这虽是一之错,如果我和你一样粗枝大叶,将这份电报签发出去,会给地委什么印象?必然影响省委的形象,岂不是个大笑话!还说:年轻人遇事容易着急,着急了就容易出错,要学会遇事急而不慌,这也是一种个人的修养。之后,将电稿交瑞生,叮嘱立即发出。这件事情我们终身难忘,也得益于他这次的教诲,使我们多年在省委机关工作中处处谨慎细心,避免了一些失误。

明方同志外表很严肃,不苟言笑,给人以不易接近的印象,其实他很平易近人。只举一个事例。大约是在1952年初,省委在省党校礼堂召开机关干部报告会。当时省委机关在五岳庙门,设备很简陋,全机关只有一辆旧华沙小卧车,一般的只供书记乘坐。常委和部长们只能以几辆旧的吉普车和中吉普供作公用,各部门公用车也只是少许的自行车。我俩去听报告,没有自行车可骑,只有步行,刚走出小南门,明方同志的车过来了,我俩急忙让路,站在一边。不料被明方同志认出来了,便停下车问我们是否去党校开会?我们说是,明方说:“你们步行赶不及了,坐我的车一起去。”省委书记对一般工作人员能如此关怀,事情虽小,难能可贵,足见明方同志的高尚风范。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米东苏区活动点滴回忆

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1月,在米东苏区(米脂县东部几个乡村)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击农村土豪劣绅恶霸,摧毁旧统治政权威风权势的斗争,并且一再举行公开暴动,从而动摇了反动派的统治基础,焕发了农民的无限革命热情。

这些事情是马明方同志代表陕北特委,直接领导我们干起来的。

事情的开始是这样的。1933年古历10月上旬,我听人说郭洪涛从山西坐监回来了,村前村后的人都去看他,我也跑到他家看了他。在他家,大家说了几句家常话,他就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开了。他说,现在江西苏区有一支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他们已经占了多少县的地盘,扩大了多少万的红军队伍,农民都翻身解放了,都红火高兴得很。一字不识的翻身农民被大家推选当了县苏维埃主席,管教土豪劣绅,主持人间的官司,管理国家的事情。妇女儿童都解放了,和男人大人一样起来闹革命,惩办土豪劣绅,惩治强头恶霸,完全成了我们农民穷人老百姓的天下了。你们回去要尽量联络人,联络的人很多了,咱们也起来于革命。他回来住了几天,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听了这些话以后,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我的家有七口吃饭的,只有我一个劳动力,也是一个当事者,我自己到底怎么办?在家里,官家每月就要向我家要三块多白洋,而每斗小麦只卖几角白洋,全家一年只能收两石小麦,把它全部卖光都给官家,也交不够官家的一半。假若不能全数交够官家的捐款,我本人就要坐监牢;如果硬抗住不给官家交,那我就在这里呆不下去了。不论那种结果,都没有个好下场。和出去干革命相比,当然出去革命比这好万倍了。所以我就下了最大的决心,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出去,拼死拼活斗争闹革命,决不做敌人监牢里的牛马和奴隶。加上我从小(1927年)就在桃镇高小加入了共青团,因灾年退学回家,还在农村坚持了两年的共青团活动。1930年后,因米脂县委被敌破坏停止了活动,1933年又加入共产党。因此我参加革命的劲头很大。当时由马明方同志直接领导,经艾楚南给我谈话,要我发展共产党员,今后村里由我负责,尽量开展联络活动,组织建立支部,积极扩大革命势力。我回去后,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白天晚上都想怎样给我村那些最穷、最可靠、最老实、最能保守秘密、最能干实事的农民宣传、联络,介绍他人党;怎样向热爱同情革命的,能保守秘密的人宣传,要他们参加革命群众组织。由于这样亲戚联亲戚,同学联同学,不到两个月,就联络建立起七八个党的核心组织,以后就越来越多。马明方同志经常到这些基点进行巡视检查,鼓励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鼓舞他们的干劲。后来他认为群众的觉悟已经起来了,可以组织农民进行公开的大暴动。第一次就在离我村十多里的地方——桑沟子村,先派了一批精干的特务队,打上红军的旗号,公开没收了一个大恶霸地主的大批货物,一部分一般财物分给当地群众,一些价值高的财物作为革命活动的基金留用。

这第一次活动,引起官家极大的注意:“怎么这里也奇怪地来了红军”?于是就千方百计地侦破这个“红军大案”。

米脂城里的国民党兵营,专门派出了两个兵痞,装作逃兵出来侦察,一个兵痞叫艾锁,住在我村他姐家,与他同行的另一兵痞是河南人,也住在我村他姐家,他们把大烟抽足后,就出来在村里抖威风。正当这时,马明方同志被他们发现了,他们认定马明方是红军,是共产党,就公开指骂,以后又回到他姐家摆开烟盘抽大烟。根据这个情况,马明方同志立即召开支部会,亲自动员布置,要我们召集全村老百姓,把铁铣镢头都带上,把他们包围了,不到两小时,就把这两个祸患消灭了,埋葬了。假若放他俩走了,全村人的生命就保不住了。

这样一来,我们几个村的人就公开随红军了,这给我们几村人惹下了大祸。米脂城里很快就派出来一大批白军,要剿尽洗尽我们几个村的人,寸草不能留下。但在他们未来之前,几村的人都跑光了,他们来后一个也没有逮住,过了一个月就完全平静了。不多久,特委为了进一步扩大苏区地盘,就在桃镇公开举行大集会,进行特大暴动示威,并在大集会上公开逮捕了两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一个是桃镇本街的李某,一个是离桃镇十多里地的邓秦风村的李某,当时就拉到桃镇双庙蠕杀了;又在大集会上抓了两家大地主家的两个儿子,要他们出大价钱赎人,以便给革命筹款。

吉镇的敌人为了侦破红军这个惊天动地的大案,就利用亲戚关系派人进行侦察,一个是冯家沟村的冯某(我的姨表姐夫)来住在我家进行侦察,另一个是冯家岔村的高某,住在圪塔村他一个亲戚家进行侦察。这两个侦探未来之前,吉镇的地下党就很快给我们送来鸡毛信,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敌人派来的侦探,因此我们就作了准备。他们到村上后,先让他们抽烟、吃饭,把他们稳住。他两个刚吃完饭,我们早就有准备的特务队突然出现,把他们俩拉到山沟杀掉埋葬了。

这一来,把整个米东区的人心都给震醒了。有钱的地主土豪。到处寻找知道红军门路的人,他们都表示真正自愿给红军捐款送钱,只求他家能不遭险,不遭难,并且绝对保证不给国民党通气,绝对要随红军,向红军,以全家性命做担保的。

这时陕北特委又布置,要动员800名赤卫队去打佳县朴牛沟村的地主大寨子,因敌人防御力量太强,我们攻击力量太弱,没有把寨子打开,只攻了两个小时就把人马撤离了,害怕等到天明暴露了当地赤卫队员的身分,以后受到敌人的迫害。

赤卫队虽然撤离了,但吓坏了寨子里和周围邻村的大小地主土豪,使他们日夜不安。寨子里日夜加兵设防,寨外周围的连夜搬进县城。接着,我们派赤卫队把佳县高家寨的地主寨子打开了,抓了两个大地主,要他家掏大价钱赎人,不然就要以这两个地主的生命为代价。接着又派特务队把米脂前家河村一户地主的家产没收了,把一部分财物分给当地群众了。这就更惊动了米脂城里的敌人,因为前河村离米脂城更近了。接着又把离桃镇十多里地的杨家崖村的一个恶绅杨某杀了,把零坪上村的一个恶绅张某也杀了。接着在仁义村来了两个为杨家沟村大地主家讨债的二地主狗腿子,他们公开猖狂地向佃户索要多年拖欠的旧租,旧高利贷利息,并说你们是仗着红军的势力,不想还这旧租旧账了,你们穷小子有几个命?红军绝对救不了你们,将来红军必然要除根,小心你们穷小子的脑袋。二地主的作为,激怒了该村群众,全村人仇恨满胸,当晚就把这两个祸患除掉了。其他一些地方,也有杀死官家人的事情。

这些事情发生后,桃镇的敌人都知道,米东区整个都反了,都乱了,都红了,心里害怕极了。于是又出大价钱收买了两个农民,以砍柴为名来这里侦探红军的情况。他俩刚到,桃镇地下党就送来信,说这两个农民是借砍柴来进行侦探的,绝不能把他俩放回去。农民听了非常气愤,说你俩为了赚几个臭钱,想害我全村人的生命,非把这俩个宰到这里不可。他俩也如实认罪,吐了真情,但还是把他们杀了。还有离我们村很近的一个井家崖村,有一个小强头恶霸井某,整天大喊大叫,公开咒骂红军,扬言他要报告国民党来把红军杀光。这话叫前后村人听了,都怨恨不过,当晚就把他杀了。因为农民要过翻身出气的好日子,而这个恶霸的心和革命农民的心完全是相反的。这时的农民,是拼命拥护革命的,谁要对革命说一个“不”字,他就恨谁,谁要说一个“反”字、“恨”字,他就要杀谁,真正是赤白对立,水火不容,就是他亲生父母兄弟,他也绝不留情。这就是农民起来了,极端热爱革命的一种心态。

米脂高家孤村来了一个吴堡县的老汉,他公开向群众宣传说,他是红军派来的先前兵,你们要赶快备粮、备款、备肉、备粉条,送到我这里来,明天大队人马一来就要用。群众很快将情况告诉我,我去一见一问,问得他哑口无言,惊慌失措,马上想借口逃走。群众一看,这是个假冒红军,专门来破坏红军的好名誉的,非常愤怒,立即把他拉出去杀了。

这时的群众,每天都把里里外外的好人好事好消息,坏人坏事坏消息,假人假事假消息,真人真事真消息,经常向我们报告。主要是我们完全依靠了贫下中农,使我们经常处于清醒的状态。对坏人坏事,我们立即采取措施,防备它消除它;对好人好事,我们立即采取措施,争取保护他;对假人假事假消息,我们不会上当,也不会冤枉好人。因此能深得人民的热爱,人民衷心拥护我们,舍命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在没有一点洋枪洋炮的情况下,能有一块相对固定的地盘,公开地向敌旧政权进行摧毁性打击,使得他们日夜不安。

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对安定的地盘,向敌人进行公开的斗争,关键是和农民保持了亲密的血肉关系。这是一个基本条件。没有这种条件,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再就是,我们有严密的纪律,我们到处宣传红军的铁的纪律:一、贪污一定要处死刑;二、泄露秘密一定要处死刑;三、奸淫妇女一定要处死刑。任何一个人犯了纪律,都是同样的,绝不留任何的私情面情人情。因为我们有铁的纪律,所以人人对革命都有很高的自觉性和很强的责任心。当时当地的情景是:中农不要纳税纳款了,穷人不要纳租了,一些强头霸道再不敢欺负人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再不敢胡作非为了。里边的敌人再也不敢随便冒出来,外边的敌人也不敢从窝里爬出来,只是县城的兵营有了大情况出来骚扰一下,便向上边报告说:“没见到一个红军”,就交差了。所以这段时间农民过的是相对太平安宁的日子。

在这短短的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在公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向敌人旧政权进行摧毁打击破坏的斗争中,给了我们每个革命工作者极其深刻的教育。我们干革命,全靠了千千万万勤劳善良,忠厚正道,坚决可靠,不惜牺牲,心向我们,心亲我们,拥护我们,保护我们,热爱革命事业的农民,只有他们才是我们的惟一的钢铁靠山;我们干革命,就要拿起武器,哪怕是大刀这些最原始的武器,只有这样,才能对抗敌人的进攻,才能镇压和消灭反革命分子。没有这两个革命的靠山、力量,我们在一个小的地方,一天也站不住脚,更无法进行破坏敌政权的斗争。米东苏区短短几个月的斗争虽然结束了,但它对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它在整个米脂县造成有红军的声势和影响,还是很大的;对旧政权基础的摧毁、破坏、影响、动摇作用还是很大的。对恶人的惩罚,使他们精神上受到震慑,再干坏事不能不有所顾及;对一些愿意改恶从善的人,也会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最后阶段,主要由于敌人增兵太多,他们恶毒残忍地对男女老幼都进行大屠杀、大镇压,处处合村侦察,连村连村的重点驻兵,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完全失去了藏身立足之地,只得都撤到老苏区去,这里只留下极个别灰色的党员积极分子,进行极艰难的工作。

米东苏区这几个月的斗争,为我们后来(1939年)全部赶走何绍南旧政权,正式成立绥米佳吴清人民的新政权,打下最好的群众基础,使我们几乎没费一枪一弹,就很成功、很顺利、很圆满地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完成了我们夺取政权的任务。在这点上,米东苏区的建立和活动,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做出了一定贡献的。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

<span class="center">——回忆马明方同志在西北局工作期间的几件事</span>

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马明方同志,离开我们整整10年了。几十年来,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马明方同志,给他扣上“走资派”、“叛徒”等罪名,关押在监狱,残害致死。在被批斗和监狱中,他以坚强的革命意志,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及时地对他的冤案进行了平反昭雪。他是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一生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马明方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马明方同志在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坚持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结合西北地区的具体情况,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制订实施方案,提出具体措施,推动西北地区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对学习抓得很紧,工作再忙,每天也要挤出时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他刻苦钻研,记好笔记,写出学习心得。他能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导各项工作。他每年都要抽出三至四个月时间到西北各省和重点市、县、工厂视察工作,掌握情况,总结经验,实行面对面的指导,解决实际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他严格要求自己,事事起带头模范作用,经常工作到深夜。明方同志的一个特点是爱动脑筋,想问题,不但白天想,晚上也想,有时半夜想起一些要办或要催办的事,马上起床记下来,第二天一大早立即去办。他能按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普通党员的身分出现,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做到既能严肃地指出一些党员的缺点错误,又能诚恳、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马明方同志继承和发扬了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从不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也从不安插子女和亲属乡友工作。

1953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拥军爱民座谈会,邀请西北军区和西北行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以及军医大学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有人建议在西安人民大厦设宴招待,当给马明方同志汇报时,他说:“不要这样搞,就在我们机关小灶上做点便饭好了。”所以我们就改在机关小灶上做便饭,既方便又节约,大家吃了很满意。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从未有过“白吃”、“白拿”、“白看”的事,不论在机关还是基层单位,只要是他自己需要的东西都坚持按价付款。他经常教育西北局机关的领导同志和干部,不能请客送礼,更不能受贿,要执行党的纪律和一切规章制度,处处起表率作用。

在西北局工作期间,他的重要报告和讲话,一般是先授意有关同志(如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或主管同志等)共同座谈商讨起草初稿,然后自己动手修改过着重写,成为二稿。再征求有关同志意见后,反复修改,定稿。后再召开西北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确定。

他坚持群众路线,发扬民主,遇事同群众商量,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他要求西北局各部门领导干部要重视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务必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待。并亲自处理人民群众来信中的重要案件,还挤出时间接见来访的群众,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1954年党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行政委员会,要求马明方同志对西北各省的工作情况作一次全面汇报。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不辞劳苦,历时60多天,走遍了陕、甘、宁、青四省的大部分地区。出发前,他再三叮咛随行人员,到基层后,一定要带头执行党的政策,尊重民族风俗,注重调查研究,和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不要请客送礼。我们随同他到甘肃省平凉地区和宁夏省中宁县时,当地领导同志提出给我们赠送特产品枸杞子、名酒等。他知道后,便婉言谢绝,并耐心地对我们说:今后不论到何地区都不能白拿当地的特产品,也不要购买。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8月16日到甘肃省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视察工作,这个公司正在筹建中,吃饭、住宿都是临时盖的工棚,条件很差。然而马明方同志却兴致勃勃地听完汇报,认真查看了施工现场,吃了一顿家常便饭,当晚还在临时工棚里住了一宿,对同志们教育很大。8月17日到达甘肃省兰州市住了几天,又到青海省,经过一个回民集中的小县城,由于个别同志不懂得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提出要吃点大肉,引起对方不满。我听说后,立即向接待人员作了解释,赔情道歉,得到谅解后,便将这一情况如实向马明方同志作了汇报,他听后严肃地指出:这事改了就好,今后我们不论走到哪里,先要弄清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决不允许再有类似的问题发生。

马明方同志在视察四省工作期间,总是以旺盛的革命精神认真地工作,每次座谈会,他总是即席而论,侃侃而谈。他还坚持在召开大会之前,亲自动手拟写讲话稿,经常熬到深夜,到第二天依然是精神饱满地站在讲台上作报告。视察中,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大干、苦干、实干,不说大话、空话、假话。还要求各地注意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把他们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要求大家要搞五湖四海,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振奋精神,一心一意做好工作。马明方同志不但对别人要求严格,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在视察期间,每当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不管工作多忙,都要详细听完,并抽出时间坐下来跟我们一起研究讨论,即便是一些细节问题,也不轻易放过;对一时难以答复的问题,总是集中大家的智慧去认真加以研究。他的这些高贵品德,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极大的教育和鞭策。

马明方同志在视察工作中,每到一地都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当我们到达陕北延安、绥德、榆林时,他的兴致越来越浓,走到哪里调查到哪里。一到延安,他就带领我们参观革命纪念馆和革命旧址,边走边询问,对延安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亲切,每到一地都要和群众谈话,询问延安的建设和他们的生活。当看到听到解放后短短几年时间延安的变化时,马明方同志很高兴。他和延安地委书记白志明、行署专员席槐、副专员郭长年等同志交谈中,当听到延安在经济建设恢复时期发展变化得很快,取得很大成绩时,他详细地询问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群众生活的改善和城市建设等工作。当谈到城市建设的问题时,有的同志说:我们在这里修建了两条街,准备一条叫志丹街,一条叫子长街。马明方同志当即指出: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住了13年都没有这么叫嘛!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应该会报请是省委,由省委和中央决定。他还指出,陕北地区除抓农牧业生产外,还要狠抓植树造林,年年种草种树,绿化荒山,美化环境,把革命根据地建设好,将延安打扮得更加年轻、美丽。他在故乡米脂县听汇报时,县委书记王彦成同志手里拿着厚厚一叠汇报稿,一字一句照着念,他很和气地说,不要念稿子,咱们随便说一说,讲讲真实情况和问题,要用两分法讲,主要讲米脂县解放后群众生活的变化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工作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解决,也请你们提出来一块研究解决。这种亲切的语言,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在场的同志深受感动。马明方同志的一言一行,都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写照。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极端热情,对党的事业忠诚老实,全心全意、兢兢业业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时刻鞭策着我们不断前进。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忆社教运动中的马明方同志

1965年11月中旬,我跟随马明方同志到营口县官屯公社官屯大队,搞了四个月的社教运动。在这一段相处的日子里,明方同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在路线上旗帜鲜明,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在工作上,高标准严要求,坚持到群众中去;在作风上,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是遵守纪律的模范。现在,虽然已经过去13年了,但明方同志的高大形象,在人们脑海里却记忆犹新。下面回忆几个片断,以寄托对明方同志的深切悼念。

“让社员都变成工作队不好吗?”

在四个月的“四清”工作中,我们听到明方同志讲得最多的是群众路线和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进点前,确定两名工作人员跟他去蹲点,有人担心人太少会影响工作,劝他多要几个人带去。明方同志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去那么多人干什么?按毛主席的“十条”办,靠那里的群众,走群众路线。进点后,明方同志又决定,要跟他去的两名工作人员统一编入社教工作队。当时,我们不太理解,心想,仅有的两个人还要统一编队,怎样去完成他交给的调查题目呢?我和当地驻军的一名战士编在一个小组,插到一个生产队去。这个队比较复杂,工作起来感到很吃力。有一次汇报工作,我们向明方同志提出了人太少,东北局机关来了两人还被分到两处,无法完成预定的调查题目。名方同志为了启发教育我们,便同我么一起学习“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让我们明确群众与工作队的关系,明确搞好“四清”靠发动群众,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可是当我们讲完了生产对的复杂情况后,还是强调工作队重要,还要求增加几个工作队员。这时,明方同志颇有风趣地说:“工作队既然重要,让社员都变成工作队不好吗,贫下中农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党的政策,那不就是工作队了吗?而且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我们按照明方同志的指示办了,把主要精力用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上,引导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明方同志也同我们一起深入群众,亲自调查,找人谈话,教育干部,在短时间内总结出一批经验,有力地指导了面上的社教运动。

“我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在社教运动中,部分基层干部一度有些怨气,产生了消极情绪。明方同志对我们说:我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调动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方同志一连十几天与干部们促膝谈心。开始基层干部听说明方同志是一位高级干部,和这么高的干部谈心不知话从何处说起。有的觉得很拘束,只是客气一番;有的甚至找个理由躲开。可是明方同志深入到群众中,主动亲近他们,接近他们。人们下地干活,他跟着下地,人们起圈积肥,他跟进畜棚,晚上群众学习,他也参加,干部回家,他就去串门。几天以后,群众和干部见了他,谁也不拘束了。他向人们讲土地革命的故事,讲抗日战争的故事,讲合作化、机械化,讲社会主义方向,讲党的干群关系,讲“四清”运动的政策。他讲的东西,与干部群众的思想活动对号,人们都愿意听。人们喜欢这位老干部没有架子,对人,谁有了什么思想问题,他都能给解开心里的疙瘩,所以人们也就愿意把自己心里的话讲给他听。有的人跟他谈自己为什么想当个“太平党员”、“舒心社员”;有的人跟他谈对“上楼”的抵触情绪;有的人跟他叙说自己为什么和一些人闹别扭;有的还说了老婆为什么要扯后腿、儿子为什么不出工等等。

通过一段艰苦的工作,明方同志取得了干部的怨气来自何方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分析了基层干部的情况,对这些干部做出了恰当的评价。他在给宋任穷同志的一封信中写道:“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占干部的绝大多数”,“他们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受到群众的敬爱”,“对他们的成绩要给以足够的估计,对他们的错误缺点要给以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这样才能够达到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团结起来、做好工作的目的。”由于明方同志相信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一分为二地认识干部,使干部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记得当时有一个生产队长,多占了工分不认错,反而对工作队的批评不满,曾扬言要把工作队留下“改造”两年。明方同志讲了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认识以后,经过教育,这个队长主动做了检讨,退回了多占的工分,并要求群众监督他改正错误。还有一个群众公认的好干部,也从严要求自己,主动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自己找了五条差距。由于相信和依靠了干部的大多数,认真执行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大多数干部认识变了,想法变了,行动也变了。原来认为是“挨整”的干部,消除了怨气;原来想撂挑子的干部,表示群众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原来工作消极的干部,也积极起来。“四清”运动的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不可以平列联名向书记处写信!”

明方同志在官屯作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结合面上运动的需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作了许多对当时运动有指导意义的讲话。我们把这些材料,代拟一封信,报给宋任穷同志、顾卓新同志并东北局书记处。当这封信的草稿送请明方同志审阅时,明方同志在信的落款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时把我们两个跟随他的一般工作人员的名字也并列写上,成了三个人的联名信。我们两个人不肯这样做,提出的理由是:明方同志作为东北局第三书记下来蹲点,给东北局第一书记和书记处写的信,我们作为一般工作人员,不可与明方同志平列联名。明方同志严肃地回答:“你们向我提供了事实和材料,才有可能形成这些看法,我们在工作中的共同见解,为什么不能联名写信给任穷同志和书记处呢!我们之间职务不同是革命工作的分工不同,但同志之间没有高低之分,我们都是普通党员,平列联名向书记处写信有什么不可以!”一封谈《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好的、比较好的干部》的信件,就是这样联名发出了。

“什么事也不要特殊!”

明方同志在官屯大队搞“四清”时,营口县委考虑到他有慢性胃溃疡,对他的生活做了一点照顾,多安排些细粮和植物油,伙食标准比工作队员高百分之二三十,县委还指定一个炊事员给他单独做饭。而明方同志进点后的第二顿饭,就到食堂去同群众一起排队买饭了。当他发现自己的菜是现炒的,而且比别人的油多,便问警卫秘书为什么要搞特殊,并一一查问都有什么特殊安排,让警卫秘书细查清楚。情况清楚后,明方同志把公社书记找来,一面对县委的关心表示感谢,一面指示立即撤走专门厨师,取消小灶,今后什么事也不要特殊。在明方同志带动下,工作队人人遵守纪律,谁也不搞特殊。

明方同志在官屯的生活情况传到了东北局机关,同时也传到了家里。他爱人担心他把身体搞坏,误了工作,托人给他带去些花生米。明方同志接到花生米以后,便召集附近住的工作队员开座谈会,会间把花生米全部分给大家吃了。当晚又写信告诉家里,今后再不准寄吃的东西。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重视来自群众的批评

马明方同志是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家。他,一辈子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四人帮”横行时,他受到残酷迫害。他坚持真理,不说半句假话。人们对他的怀念与世长存。我小时候就知道了他的名气,而真正见他的面是1946年他从新疆盛世才的监牢里出来,回到延安又到绥德时。他十分和善、沉着、严肃。对有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非常关心、重视。解放初,从老区来到新区工作的一些干部,有的听不得来自群众的一点批评,马老却很重视,他说共产党人要十分重视来自群众的批评。他及时抓住这类典型,通过报纸公开处理,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说到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我回忆起1950年马明方同志处理群众来信的一件事,至今难忘。那年6月,榆林地委宣传部干事耿力同志,从西安开罢省的通讯工作会议回来,路过榆林城南40里的归德堡大桥,听到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大桥被洪水冲坏,从横山到榆林的运输很不方便!”有的说:“今春政府拨粮290多石,动工修建,6月底大体完工。因为修的不够好,没挖到石底,石灰还不如泥,人还没走桥就裂开缝了。操心把几百石小米糟蹋了!”耿力同志听了这些反映,没有亲自去桥上查看,也没有和领工的县政府高科长交谈,回到机关就给报社投稿,建议检查、处理。报社编辑人员认为此事有登出的必要,就在7月1日的《榆林报》第352期二版“批评与建议”栏刊登了。想不到耿力同志竞遭到了被批评人的打击。7月5日,榆林地、县机关干部到城北的北岳庙一带帮助农民收麦,高科长跑到麦地里,用很蛮横的态度,把耿力同志大骂一顿。耿力同志政治修养好,为避免群众讥笑。一言未还。回来后向地委反映了这个情况。地委组织部长找来高科长谈话,高竞在部长面前说:“我骂了!我还要骂。”他在报纸上传播给全国,给我丢人。我在这块小地方骂他有什么关系。要我在报上表明态度,我还怕侮辱报纸。如果要写,他把事实弄清楚再说。哼!我对你们地委也有意见,地委有了造谣分子……!

我就高科长打击批评人的事,随即向《陕西日报》负责同志写信,请他们把信转给省委书记马明方,并说明我以共产党员的党性,向上级党委反映情况,望引起注意,以利指导我们开展今后报纸上的批评工作。《陕西日报》很重视这件事,随即把我的意见转给马书记。《陕西日报》根据马明方同志的指示,很快在8月29日的“批评与建议”栏里,用一号字登出《高步打击批评的人》的标题,请榆林地委督促他检讨。我在信上说:“这个问题发生以后,榆林党委应该如何对待?如何处理?是许多同志迫切关心的问题。因为榆林自从陕北区党委李景膺、吴台亮同志检查工作以后,大家都愿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改进工作,这是一个新的情况,但是仍有个别负责同志认识不足,对此问题不能及时处理。对高步亨云科长表示同情,责备耿力同志写稿不‘实事求是’。我认为耿力同志有缺点,应该检讨,但他并不是个‘造谣分子’。不管群众的意见是否正确,他还是听群众说的,被批评者如果要求每一个批评者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么一位领袖人物说:‘有百分之五到十的正确性,也应该欢迎’的道理,又怎样理解呢?这样一个关系今后能否把工作搞好的批评大事,主管干部的负责同志似乎想的不多。虽然直接和高科长作了谈话教育,但总是勉强得很。事实是怎样的呢?据地委秘书长检查大桥以后谈:‘裂缝不是事实,石灰不好是事实,但不如泥是太夸大了,根基已掏到石盘上了。至于当地群众的反映,确实和耿力同志谈的一样,这点可以肯定,并不是造谣。”为这件事,中共榆林地委作出了《对高步沄同志抗拒批评的决定》。决定中特别强调指出:“由于这件事情的教训,地委特别提起分区全党注意:在我们某些同志中,确实还存在着骄傲、居功,在党内外拒绝批评或压制批评的情形,虽然经过了整风学习,但对《中央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还有很多同志不能深刻了解。因此,要求同志们继续学习这个适合时宜的决定,以便能完全掌握这个文件精神,展开群众性的对我们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批评,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与此同时,《陕西日报》发表了《大开自我批评的门》的短评,特别强调:“榆林地委把这个问题和改进领导、改进工作联系起来处理,从一件具体问题取得教训,来提高领导,提高工作的方法,是从干部思想着手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例子,值得各级领导机关学习。”事后多少年,人们经历了各种运动的考验,想到马老当年处理犯错误干部问题,采取慎重对待,耐心教育的做法,至今还念念不忘。我们的干部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一定要看实效,好事办好,人民会永远怀念、赞美的!马明方同志真正是坚持真理的共产党人。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忆马老二三事

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马明方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长期残酷迫害和折磨,含冤逝世于1974年8月13日,距今已26年了。现在,后来者为他立传纪念,我就我所知道的马老,谈些没有忘却的事,以志缅怀。

1950年2月到1957年1月,我在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工作期问,先后接触过几位主持省委全盘工作的领导同志。其中历时较长印象很深的要数马明方同志。他是解放后我省第一任省委书记和第一任省人民政府主席。从1950年1月开始任职到1952年离任,他在陕西连续工作了三年。这三年是新的陕西历史上一段峥嵘岁月。我省新的社会发展基础,可以说就是在这个期间初步奠定的。

省委成立,面临着一个百废待举的局面。旧社会的污泥浊水需要清除,旧政权留下来的烂摊子需要清理,各项工作都得从头做起。“万事开头难”。当时首先碰到的是全省范围的严重程度不同的春荒,包括关中地区在内,大量的农民群众没有粮吃或处于青黄不接之时。马明方同志清醒地看准了这是一件关系广大群众生计的大事,明确提出:1950年春季全省的各项工作必须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各级党政和省级各部门都必须配合这个中心做好本身的其他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省委及时出台了几项具体政策,通过各级党政和电台、纸以及张贴布告的办法,宣传到家喻户晓;同时动员各级干部下乡去和群众共商度荒办法。我记得那时省委出台的政策有谁种谁收,不准荒芜一分耕地;自由借贷,有借有还;修渠筑路,以工代赈;稳定物价,由国家向市场投放粮食等等物资,都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救灾措施。上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影响人心不定的春荒顺利地度过了,实现了省委三令五申不准饿死一个人的要求。首战告捷,鼓舞了干部,安定了人心,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并给后来的经济恢复工作,开了一个好头。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的头绪很多,其间有必须集中进行的土改、查田定产、镇反、三反、五反、整党以及抗美援朝等等。这许多量大面宽的一个接着一个的繁重任务,在中央正确领导和马明方同志为首的省委主持下,有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和支持,都是一个个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我记得那时省委班子里他的几个得力的副手,有的中央任命后因故从未到职,有的任职时间短,长期离职疗养,全省党政军民诸方面的重大事情,可以说全系于他的一身。但他勇挑重担,任劳任重,同省委在职的一班人一起,把全省方方面面的工作,做得既中心突出,又配合得当。短短几年中,全省形势是一派政通人和,民心思进的局面。我当下放干部十年回省工作至今,常常接触到一些过去的熟人,谈论起来几乎异口同声:50年代初期那几年是令人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

马老主陕期间付出他的心血最多的,我以为莫过于他狠抓土改的全过程。

土改准备工作是配合春季生产救灾一起开始的。除了组织调查农村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外,他主要抓住政策研究和干部训练两个环节,始终没有松手,并选派干部搞好土改试点。从各级分工训练土改干部,组织学习中央土改政策,到学习中联系实际提出全省土改实施方案马老带领省委一班人作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在讨论土改中动不动富农财产的问题时,他多次开会研究,权衡利弊得失。我记得有一次他在省委常委会上说了这样一席话:土改动不动富农的财产,现在并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要着眼是否有利于保护和团结中农的问题,特别是土改以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的问题。我们过去在老区搞土改,动了富农的财产,往往伤害到中农利益,反而孤立了贫雇农;严重的后果是土改后人人怕冒尖,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上不去,有些地方生产还倒退,最终吃亏的是农民群众自己和整个社会。他高瞻远瞩,以充分的理由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坚持了中央在土改中不动富农的政策,从源头上保证了全省土改的平稳健康进行。

为了动员全党把以土改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做好,省委报请西北局批准,决定于1950年8月间在西北大学大礼堂(利用该校暑假空隙)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大会主题是讨论全省土改实施方案。为准备大会报告,负责起草文稿的写作班子,忙前忙后作了认真的研究和草拟。可是他看了之后几经讨论修改,仍觉得不大满意,最后他决意亲自动手撰写。这时大会开幕日期迫近,他排除一切干扰,冒着盛夏的高温,独自坐在办公室夜以继日地写稿定稿。那时防暑降温条件极差,谈不上空调,连个电风扇也没有。有一天,我去送一个急件给他,只见他正在汗流浃背地埋头疾书。上身只穿着一件无袖无领的汗衫,桌子一边放着一把扇子,另一边放着一条湿漉漉的毛巾,一边擦汗一边工作。此刻,我不忍耽误他一分钟的时间,很快放下文件,只听他“嗯”了一声后,即刻退出。这一情景曾使我深受感动,至今记忆犹新。关中土改初期,马老在视察土改进展情况中,发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其中比较严重而带普遍性的问题,是许多参加土改工作的新干部不会做群众思想发动工作,做事往往包办代替,搞形式主义。有的开鸡叫会,讲空洞冗长的话;有的照本宣科,不作讲解,收效甚微。对此,他首先要求领导干部应重视及时予以纠正,否则会影响到群众发动不深入,走过场;其次亲自写成《论土地改革中群众工作的两种立场和两套做法》一文,除在《群众日报》公开发表外,并印成小册子发给土改干部阅读讨论。文章一方面揭示和分析了这种不良倾向的表现形式和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提出了来自实际的一些好的作法和经验,供土改干部边学边改。马老带头深入实际指导工作,对各级干部鼓舞教育很大,促进了土改群众运动不断广泛深入地发展。

全省土改从1950年秋季开始至1952年底基本完成。运动中虽然也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但从总体上说,是既健康平稳又广泛深入地一次农民翻身运动,是我省民主改革中最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次群众运动。地主阶级被推翻,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解放。以关中地区为例,尽管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不比江南等地大,但据统计:仍有占总人口51%的农民在土地、粮食、废除高利贷债务等方面获得了利益。经过土改,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民生产收入增加,政治觉悟提高,大量青年农民自愿报名参军抗美援朝。原来凋敝的农村面貌欣欣向荣。现在越来越可以看得清楚,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否定我省土改或说土改不彻底的极左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也证明马明方同志当年是忠实、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在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的。马明方同志为陕西人民奉献的光和热是永存的。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农民的儿子马明方

马明方和我是一个村里人,是一个家族,论辈数,我叫他爷。我只见过他一面。这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事。那时,全国刚解放不几年,是老百姓生活得最舒心最祥和的日子,全村百十户人家,一听说马明方回家看望老人,满村子像过喜事一样奔走相告。马明方回家第二天,就挨家挨户看乡亲。

六叔家是个大院子,院子里住了几家人。马明方一走上坡,人们就把他围在了院子里,周围的乡亲也跟着进了院子,人越来越多。六叔搬了条长凳让马明方坐下,他连说不累,不累,站着好。边说,边扶着身边的一位七八十岁的长者坐在凳子上。老实的农民一高兴,不知对眼前这位大官——陕西省政府主席说什么好,只是问“你回来了”,“吃过饭没?”。马明方说,“回来了,回来了,吃了钱钱饭,可香哩。”他拉着六叔的手说,你还是这个样,看见你们,又像回到咱们小时候砍柴揽草的时候。砍柴你比我强,拍杆杆我可常赢你(拍杆杆,就是耍黄钱,用两个麻麻钱,一面为阳,一面为阴,用手扬在空中,再按在手下,让人们猜阴阳字,和今天的足球裁判开场让队长挑边抛个硬币差不多)。这一说,六叔、五叔、四爸还有和马明方同年当岁的人一下子把马明方围住了,好像又回到了他们的童年,有的拉胳膊,有的拍肩膀,非要和他再耍几盘,比比高下。马明方连说以后耍,以后耍。六叔不依,直抠他的胳肢窝。马明方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流出来了,说:“你个马六,还是鬼,我不和你耍了,算我输了一吊钱。”说着手一指,“让他们(马明方的随行人员)记上账,领下工资寄给你行不行?”说得全院子的人都笑了。马明方说。今天给你们开个洋荤照个相。先都在一块照,然后一家照一张,再单人照。乡下人,只听说过照相,谁曾见过照相,一下子都静了下来。马明方和大家一起照了许多相,以后又拉了许多家长理短的话。有的人想跟马明方出去干点事,有的人叫马明方把他的儿子引出去。这是当时农民心里的真实企盼。马明方说,你们又想错了,咱这黄土坡坡多好,种庄稼多好,当个工人、干部,丽没你们种地自由。娃娃们正是念书的年龄,好好念书,以后有你们的事做。我当时念小学二年级,不懂得马明方和他一起长大的那些农民们的心情,但是,我至今一直记得马明方说这些话时所表现出的神情是发自肺腑的。他留恋童年,留恋家乡,留恋农民,留恋蓝天白云下的黄土地,这是真的。

这是解放后的马明方第一次回家乡探亲,也是最后一次和乡亲们告别。十年浩劫中,我一次又一次想起了马明方说的话,还是当农民好,还是和土地打交道自由。马明方是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的。他跟随共产党出生入死几十年,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下,却惨死在自己阵营中“同志”的魔掌里。他死了,他的小女儿疯了,满北京街头乱跑。以后党中央为他平反了,但他自己却没有看到!

马明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劳苦大众奉献的一生。

听我父亲说,也听村里的其他老人说,马明方在上中学的时候,突然不上学了,后来才知道,他参加了地下共产党,闹革命了。有一年除夕夜,这个家人团圆的日子,马明方不敢回家,他在夜幕的掩护下,躲在一个羊圈里,这个羊圈在他家对面的半坡上,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家的院子、窑洞,还可以通过窗户看到窑洞里灯光照耀下隐隐约约的人影。家乡人的习俗,饭前要点香谢神,在羊圈里也要贴对联,摆香炉,求神保佑。三叔到羊圈点香时,突然看到羊群中蹲着个人,仔细一看是马明方,三叔让他到家里吃年饭,他执意不肯。三叔说,你等等,我给你拿饭去。他说,不用了,你不要说我在这里。一锅烟的时间,三叔把饭送到羊圈,再寻不到他的身影了。这严寒的大年夜,谁也不知道马明方在哪里过的夜,怎样熬过的。

母亲给我讲过两件马明方闹革命遇难的事。这都发生在我们村里(米脂县杨家沟乡叶家岔)。一次马明方正在家里,国民党县衙役一帮人进村了,走到了他家半坡上,马明方从他家院子北门出去,跑上山逃脱了。母亲说,那时马明方身体瘦小,跑得很快,一溜烟就翻过山梁了;又有一次,县衙役高老八带两个打手在我们村的一个地方抓住了马明方,要拉他走,一下惊动了村里人。农民马继雄拉起一根驴串棍,上去就和高老八等人打起来了,众人也呐喊助威,混乱中马明方再次逃脱。从这次出事后,村里人再没有看到马明方。

村里人还广泛地传说着,一次,在绥德,马明方和他的地下党的同志们在一个窑洞开会,国民党的什么保安队围住了院子。马明方等人从窑洞后窗跳出去顺着山沟上山了,当保安队的人追到山沟岔路口时,问一位干活的农村妇女,你看到几个年轻人没有?回答:看到了。向哪里跑了?妇女指着另一条山沟说,向那儿去了。妇女指的山沟却与马明方他们走的方向完全相反。马明方又逃过了一劫。

全国解放后,马明方当了陕西省委书记和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大区撤销后,马明方进了北京,成了中共中央的一位部长。我六叔的儿子马师念得了眼疾,到北京求医,住在马明方家里。师念几次对我说过,马明方在北京的生活很俭朴,还和咱农民一样,吃饭时,一粒大米掉到饭桌上,他也要拣起来吃。一次,师念喝稀饭的碗里沾着的小米粒没吃净,马明方就问,你这个孩子,听没听你爸爸讲过碗底吃不净,长大了要找麻子脸媳妇的,我不怜惜这几粒小米,是怕你以后娶个麻子脸媳妇,那可不好看。说完一阵大笑。这个被一代一代没文化的长辈在饭桌上讲给孩子们听的老掉牙的故事,搬到共产党中央一位部长的饭桌上,这是多么令人不能忘却的事呀!师念还说,他当时很想坐坐小汽车,体会一下坐小车的滋味。马明方说,车是配给我工作用的,你们用了不好。

在我们村方圆几十里住的乡下农民,都知道马明方当大官了,村前村后的人想求马明方给找个工作干,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马明方的原则性很强,从来没有开过这个“门”,没有用过这个“权”。他和所有的人们一样,进北京后还想念吃家乡的饭,他托人从我们村请了一位厨师给他做饭。这位厨师在马明方家一呆几年,但是,他的户口到不了北京,他的妻子也到不了北京,只得又回家务农。至今这位老厨师的儿孙们还在问:“老爷子在马明方家那长时间,为什么不把户口安在北京?有了户口,我们也早成北京人了!”老厨师啊,你今天怎样向儿孙们说清这个问题呢?

这就是我从农民那里听到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老战士,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明方同志的故事。如实记述,以此表达我对他的尊敬和纪念。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坚贞不屈 忠诚于党

《辽宁日报》编者按 1975年8月,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批准,为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原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平反,恢复名誉。今天,本报发表《坚贞不屈忠诚于党——马明方同志在新疆狱中》这篇通讯,深切地怀念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大量事实雄辩地证明,马明方同志在敌人的屠刀下,无所畏惧,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真理而英勇献身的浩然正气。可是,这样的一位忠诚于党的战士,竞被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党羽、亲信诬为“大叛徒”。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黑文,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栽赃陷害马明方同志,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应坚决推倒强加在马明方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马明方同志的沉冤昭雪。

<h3>坚持抗战有什么罪?</h3>

“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有功,有什么罪?”话没说完,马明方同志就被推上了囚车。

马明方同志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因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积劳成疾,组织上送他出国休养学习一年多。1941年初,他取道新疆回国,准备立即返回延安,奔赴前线,可是,愿望没能实现。

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一度伪装进步。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中央应盛世才的要求,陆续选派干部赴新疆帮助工作。不料,风云突变,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反共浪潮推向全国。宋美龄到新疆笼络利诱盛世才,蒋介石在新疆设置重兵。盛世才便撕下了进步伪装。先期归国回延安的同志,在途中无理被捕。明方等同志回延安已无可能,按组织决定留在八路军新疆办事处。

1942年,盛世才为了投蒋反共,指使其特务头子李英奇捏造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诬陷我党,将我在新疆的人员全部拘禁。

1943年1月,国民党新疆党部成立,大批特务渗透到盛世才的政府和军队里。他们狼狈为奸,残酷迫害共产党员。4月2日,盛世才的警察局副局长曹天爵和特务头子李英奇带几百名暴徒,包围了软禁我人员的地方。明方同志义愤填膺,强烈抗议。他高声喊道:“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有功,有什么罪?”被暴徒五花大绑推上囚车。150名同志分别被投进了迪化(即乌鲁木齐)第一、二、四监狱。

<h3>把各狱之间的联系打通</h3>

明方同志先在第一监狱,后被解到第二监狱。一天,一个小纸团从铁窗外抛进来,上面写着:“登榜已回,有何指示?”明方同志靠近窗子往外看,从背影认出高登榜同志。心想,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各狱之间的联系打通,团结对敌。于是,他写了张小纸条:“加强联系,警惕!”放风时设法转给了高登榜。

敌人把我们的同志分散关押,看守又严,大声咳嗽一下都要遭受拷打。敌人还派侦探打人监号。在这种情况下,打通联系,困难重重。然而,困难压不倒共产党人。他们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写着要联系的事的纸卷,放在做了记号的砖头或木板下面;或把小纸条捏在小块高粱窝头里,放风时偷偷地投进铁窗;或在墙上挖洞、敲击密码;或以装病去养病室等方法,秘密联系。到1944年,各狱各号之间的联系完全打通了,能够收到狱中领导同志张子意、方志纯等的指示。他们还通过做有民族气节的看守人员的工作,把报纸秘密带进监号传阅。明方同志传出指示:“这是精神食粮,要珍惜报纸。”他们从报纸上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斗争更有了方向。

<h3>信仰:共产主义 志愿:回延安</h3>

明方同志在狱中,跟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还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一天,一个叫索文遴的家伙,把明方同志提去过堂,拍着桌子狂叫:“你们八路军在大青山捣乱,断我交通线,你们是土匪,这是破坏抗战!”马明方同志怒不可遏 ,痛斥索文遴:“八路军在前线坚持抗战,你们不抗战却在这里残害八路军,究竟谁破坏抗战,谁是土匪?”索文遴一挥手,几个狱卒蜂拥而上,乱棒齐下,把明方同志打得满脸是血,浑身是伤。但明方同志正气凛然,继续痛斥和揭露敌人。敌人失败了,只好把明方同志拖回牢房。

个别人经不起考验,叛变了。敌人利用他们在监号里拉人,在审讯时诱降。明方同志敏锐地察觉出敌人的诡计,组织、鼓励同志们跟叛徒作斗争。他给高登榜写了一张条子:“有‘臭鱼’,注意!”只要“臭鱼”一露面,就立即揭穿、唾骂,敌人不得不把他们从监号里弄走。明方同志高兴地对同志们说:“去掉渣子,是好事,我们的队伍更纯洁了!”

敌人妄图用填登记表的方法削弱共产党员的斗志,说:只要在表格里的“信仰”、“志愿”两项中填上愿意回家,不再跟共产党走,就发给路费,立即释放回家。明方同志当着敌人的面挥笔而就:“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敌人一看,目瞪口呆,一筹莫展。

1943年9月,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同志被盛世才杀害了。林基路同志生前在牢房里写了一首“囚徒歌”。他牺牲后,陈谷音同志含泪谱了曲,抄传给了马明方同志。明方同志立即指示:“歌收到,鼓舞人心,广为传唱。”在那刑讯拷打的艰难日子里,新疆监狱的“囚徒”们慷慨激昂地唱着这首用血写成的歌:

<small>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small>

<small>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small>

<small>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small>

<small>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small>

<h3>如不答复决不复食</h3>

1944年10月,苏联对德国侵略者开始反攻,打了大胜仗。消息传到狱中,大家欢欣鼓舞。狱中领导同志张子意、方志纯指示,配合这个大好形势,全体举行一次绝食斗争,向敌人提出五个条件:一、无辜被押,要求无条件释放,集体送回延安;二、归还被抢走的书籍;三、准许看报纸;四、改善生活待遇,改善伙食;五、不准分散、锁门,保证院内自由。绝食持续了七天,敌人被迫接受了一些条件,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不久,狱中同志又联名给敌人写抗议书,进一步提出改善狱中生活条件。我方派出三名同志与敌人交涉。敌人恼羞成怒,拒绝谈判,毒打我谈判代表,还阴谋把狱中同志分开,妄图拆散组织。同志们十分气愤,又开始酝酿一场新的更大的斗争。

1945年8月初,苏联对日宣战,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狱中党组织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再一次集体绝食。明方同志仍主张把“全体无条件释放回延安”,作为开宗明义第一条。

绝食第五天,监狱长气急败坏,将同志们一个一个拉出去,硬行往肛门里灌辣椒水。明方同志翻滚着身子,使敌人无法灌进。敌人强行给他灌食,他咬紧牙关,把碗打掉。敌人抡起鞭子抽打他,边打边问:“你吃不吃?”

“不吃,就是不吃!”

“你自己不吃,让大家吃!”

“我不能代表别人,我们绝食是政治斗争。你们把我们关押起来,我们犯了什么罪?”

同志们狂怒地敲击着铁窗。监狱长无可奈何,停止了强行灌食和灌辣椒水的罪恶行径。

在英勇的共产党员面前,敌人无计可施,只得表示,除了回延安这一条典狱长不能作主以外,别的均可商量。有的同志不同意复食,明方同志说:“绝食是政治斗争,斗争为了胜利,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保存力量,基本胜利就可以复食了。”狱中领导考虑到要把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全部释放送回延安,在当时确实不是典狱长所能办到的,在敌人答应四个条件的情况下,胜利结束了坚持七天的绝食斗争。

<h3>胜利返回延安</h3>

狱中斗争胜利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喜讯也传到了狱中。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主席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其中有释放全国政治犯的内容,并向蒋介石提出释放新疆监狱全体人员的问题。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6年6月10日,当时国民党西习匕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受我党中央委托,派专人护送,狱中全体人员分乘十辆汽车,从新疆动身回延安。7月11日下午抵延安时,朱总司令、林伯渠等同志赴七里铺迎接。而后,毛主席又接见了新疆出狱的全体同志,并一一握手。16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宴会,欢迎新疆出狱归来的同志,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宴会上举杯祝贺出狱同志胜利归来。《解放日报》刊登的欢迎文章中说:“活着的坚贞不屈,死了的视死如归!”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还历史本来面目

<span class="center">——所谓“马明方叛徒案”调查记</span>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人妖颠倒,是非混淆。那些真正的叛徒、特务窃踞高位,作威作福,而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却成为阶下囚,被陷害,遭折磨,含冤死去。马明方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马明方同志是原东北局第三书记。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可是,对这样一位可尊敬的老同志,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党羽、亲信也不放过。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1967年,就掀起了一股“打倒大叛徒马明方”的浊浪。

1967年10月6日,《辽宁日报》在一版发表了题为《打倒马明方》的长篇社论,同日的二三版还刊登了近两万言的名为《马明方的反革命真面目》的文章,污蔑马明方同志是什么“地地道道的大叛徒”,“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在党内的代理人”,“埋在东北地区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等等,妄图造成白纸黑字,铁案如山的假象。

既然说马明方同志的“真面目”是“大叛徒”,那么,有什么事实根据呢?有谁揭发、控告呢?记者很想看到原始材料,看看立案的根据。为此,我们走访了沈阳、北京的有关部门,访问了原办案人员。一位原办案人员说:“是呀,按理说,立案都有起因,有结论,可是马明方案,现在只有结论,没有起因材料。”这实在令人感到奇怪。经过调查、访问,原来所谓“马明方是个大叛徒”,完全是蓄意制造的一个大假案,是一个大阴谋。

<h3>无中生有</h3>

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选送一批干部到新疆学习航空。1943年,这批同志和马明方等同志一起,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以后,他们又同时由我们党营救出狱。解放后,这批学航空的同志成为建立人民空军的一批骨干力量,他们之中有的是空军的领导人,有的在大军区空军担任司令员、参谋长等重要职务。林彪反党集团视他们为篡党夺权的障碍,想方设法把他们打倒,于是就诬陷这批在新疆出狱的同志都是“叛徒”,但是却拿不出事实来,就向辽宁的党羽、亲信授意,说马明方是“大叛徒”,要辽宁配合,先打倒马明方,从这里打开缺口,就这样曾在新疆狱中坚贞不屈、忠诚于党的马明方同志,一夜之间变成了“大叛徒”。

林彪反党集团,根据他们在辽宁的党羽、亲信谎报的“打马”战果,于1967年11月非法将马明方同志抓起来,关押在北京。

“罪”已加,性已定,人已抓,但是,事实呢?没有。于是,成立“马明方专案组”来搜罗“罪证”。专案组由林彪的一个死党负责审查马明方同志以及和他一同出狱的同志。由于在这些同志中马明方同志职务最高,便叫作“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同时,授意辽宁的党羽、亲信也成立专案组,相互配合,狼狈为奸。专案组很快地向林彪那个死党打报告,内称他们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内查外调。“查阅了东北局文书档案和马明方的四十余本笔记,深挖了马明方的罪行”。要求把马明方揪回沈阳批斗。他们在干这些勾当的时候,行动都是极为诡密的。

林彪反党集团为了打倒马明方,竟向从前的敌人求助,威逼在押的敌伪人员大出假证。他们还妄图从敌伪档案中得到所需要的材料。但是,办案人员经过外调,在新疆敌伪档案中发现了这样的记载:(马明方)“素性刁顽,平日在狱中分开小组会议,学唱国际歌,并要求发还马列书籍,无理滋事,已非一次”。敌伪档案另一处记载说,对马明方等“劝其投诚,然结果均仍执迷不悟”,“顽冥异常”。当时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先生在1967年8月16日,给毛主席的信中附的《我的经历事实简述》中,也记述了马明方等同志在新疆狱中的表现,他说:“马明方等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教育下,觉悟高,组织好,纪律好,被反动派关在监牢里始终坚贞不屈”,“是经得起残酷考验的”。

当办案人员将这些事实向林彪死党汇报,对马明方的叛徒问题提出异议时,那个死党暴跳起来,说:“搞专案不要被敌人同化了”,“现在要突击审讯,要他口供,有口供就可以定案。”于是,他们对马明方同志大搞逼供,拳打脚踢,什么“喷气式”、“燕儿飞天”,用尽非人刑罚。但是,马明方同志以他在国民党狱中的同样坚贞不屈的气概,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铮铮铁骨,宁折不弯。

拿不到马明方的“口供”,急煞了后台老板。1968年6月1日下午,那个窃取中央文革大权的“迫害专家”亲自出马,以他特有的身分接见马明方专案组人员,无中生有地把马明方案定为敌性。他煞有介事地说:“新疆这个案子,1943年向敌人自首,1945~1946年烧毁口供再向敌人自首,回延安和张治中合伙欺骗党,篡夺党政军的领导地位,这个案子基本是敌我矛盾。……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是首恶分子。”显而易见,他们就是要把从新疆狱中出来的一大批老干部都定为叛徒,予以打倒。这个大假案的制造,是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h3>黑白颠倒</h3>

为了置马明方同志于死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党羽、亲信,在把马明方同志打成“大叛徒”的同时,还用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段,给他戴上了一顶帽子,叫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历史不容篡改,历史自有公断。人们还记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辽宁的吃、穿、用是相当紧张的。1960年成立了东北局,马明方同志分工抓财贸工作,他积极贯彻中央的政策,使经济形势很快地好转。从1963年到1964年、1965年就出现了经济繁荣。猪肉、鸡蛋、鱼,一切副食品都敞开供应,满足需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轻工产品,也都随意选购。当时人们喜气洋洋,市场一派兴旺景象。这个大好形势出现得如此之快,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也和东北局、辽宁省委正确执行政策,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分不开的,其中当然也有马明方同志一份功劳。这就是林彪、“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亲信所大肆批判的马明方同志“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马明方同志在建国后的17年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事迹是很多的。但是,林彪、“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亲信,多次抄他的家,把他的笔记本、讲演稿、工作记录,全部抄走,至今下落不明。然而他们在《辽宁日报》上炮制的十几块专版的“批判”材料,却从反面提供了马明方同志的事迹。

马明方同志在工作中一贯强调:革命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发展生产是领导群众逐步摆脱贫困,获得富裕生活的惟一途径”。又说:“发展生产在任何时候都是进行群众工作的基本内容。”今天看来,马明方同志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深刻的。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党羽和亲信却诬蔑说,这是“经济第一”,“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马明方同志经常反复强调,财贸工作必须从发展生产出发,支援生产,促进生产,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他主张对集市贸易不要管得太死,要增加市场货源,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说:“多搞一点商品,就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人民买到需要的东西,就认为社会主义好”。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却攻击说,这是“以商品为诱饵,腐蚀人们的灵魂”,是“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

马明方同志在主持中央财贸部工作期间,经常对于部说:“要精通业务,不精通业务,就不能领导。”他提倡干部“要在三年内成为专家”,“人人是经济家”。他并亲手制定了一套培养干部当专家的规划。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却说这是“业务挂帅”、“专家路线”。

马明方同志特别强调,政治工作一定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反对空头政治。1965年,他在营口县一个会议上说:“突出政治是针对生产的经营管理说的”,“挂人的帅,不挂经济的帅,某种情况下,政治上,人的帅也挂不好”。1966年8月,林彪、“四人帮”公然批判“政治落实到业务上”的正确观点时,马明方同志仍坚持真理,公开对于部说:“不要不敢说政治落实到生产,还是要说的。”“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叫嚣说,这是反对林彪的“四个第一”,更叫嚣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前一句他们说对了,后一句则是恶毒诬陷。

不难看出,林彪、“四人帮”加在马明方同志身上的“罪行”事实,恰恰证明,马明方同志是正确的,是坚持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英勇战士。

<h3>居心险恶</h3>

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马明方同志,其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周总理的。

1938年前后,蛰居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伪装进步,请我党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帮助工作。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选派了一大批干部去新疆工作。马明方同志是1938年去苏联学习、养病,于1941年回国途中留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这是毛主席、周副主席批准的。

1943年,盛世才投靠了蒋介石,将我驻新疆工作的同志,包括马明方同志以及伤员、家属共150多人全部抓起来,投进监狱。

毛主席、周副主席对新疆这批同志十分关怀,想尽办法营救。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其中就有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的内容,并向蒋介石提出释放新疆狱中全体人员的问题。周副主席也亲自委托当时的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先生,无条件释放新疆狱中的同志。张治中先生表示,恩来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一定负责营救。他立即将我在新疆狱中的同志释放,并用专车,派可靠的部下护送到延安。马明方同志就是这样和同志们一起光荣地回到延安的。在欢迎宴会上,毛主席举杯祝贺他们的胜利归来。

1945年4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当时的《解放日报》刊登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照片,惟独陈潭秋、马明方的名字上面是空白,没有照片。因为当时他们仍在新疆狱中。人们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同志说,马明方同志在狱中就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可见表现不一般。

马明方同志出狱后,一直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信任,担任了重要的工作。1949年12月2日,毛主席任命马明方同志为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并发给了委任状。1953年1月14日,毛主席又任命马明方同志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此前后,马明方同志还先后担任了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第三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财贸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都是党中央、毛主席任命的。马明方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忠于党、忠于民,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记者这次访问他的爱人马淑良同志时,她拿出了刚刚退还给她的马明方同志的部分遗物,其中有一件是马明方同志于1966年4月26日亲笔书写的条幅,上面写道:“认真读毛主席的书,用毛主席的思想不断提高自己,做好政治思想的,经济文化的各项工作。”马淑良同志说,“现在,这是明方同志留下的惟一的一份手迹了。”

林彪、“四人帮”一伙,特别是身居中央文革的那个“顾问”,对马明方同志在狱中的表现,以及毛主席、周总理对马明方同志的态度,是一清二楚的。但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什么硬要抓住马明方不放呢?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打倒周总理。在他们看来,如果把马明方和新疆狱中的同志都打成叛徒,也就等于说周总理保护、重用了叛徒。于是,他们异想天开,妄图人为地制造一个“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来打倒总理和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就是他们制造这一假案的全部政治阴谋。

林彪、“四人帮”的这一罪恶阴谋,周总理早就看穿了,并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林彪那个死党把马明方同志不是叛徒的材料扣压下来,不报给总理,而把他们伪造的假证报送总理,总理批示:再调查。并指示要把张治中先生给毛主席的信,作为办案的依据材料。敬爱的周总理一直保护了马明方等同志。

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周总理指示专案组赶快给马明方案写平反报告。1975年7月31日,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发了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文件,文件中说:“马明方等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监狱里表现很好,没有自首叛变。”嗣后,中央组织部又在会议和文件上建议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等省,要把中央文件传达到县团级单位,在这些地区为马明方同志恢复名誉。可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辽宁人民,包括省直机关的领导干部,却一直不知道中央有这一文件。这个文件被“四人帮”在辽宁省委内的那个主管公安大权的党羽锁在抽屉里面,根本不传达。他们的这一罪行一直被掩盖着。更令人愤慨的是,马明方同志已于1974年被迫害逝世,中央也给他作出了结论,平了反,而“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大总管把持的省委,又公然给马明方同志作了个“走资派”的结论。马明方同志是中央管的干部,你一个地方党委,大总管之流有什么权利给作结论呢?真是猖狂之极。

历史是公正的、无情的。想当年,林彪、“四人帮”一伙那样费尽心机、不遗余力地迫害马明方同志,其结果怎样呢?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在报纸上咒骂马明方同志,说什么:“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并扬言,要让马明方“遗臭万年,永无翻身之日”。然而这些话,今天却都成为他们的罪证和可悲下场的真实写照。罪大恶极,遗臭万年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而马明方同志却是万古流芳,永垂不朽!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对党无限忠诚 对工作极端负责

我在明方同志身边工作时间不算很长,但是他对党无限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高贵品德,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54年冬,中央召开整顿农业合作社工作会议,要求明方同志(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作一个关于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发言。会前,他即组织中组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在会上发言以后,一些省市的领导同志提出一些补充和修改意见,毛主席批示明方同志酌处。明方同志对毛主席的批示和省市领导同志的意见非常重视,亲自组织中组部的有关同志对原发言稿逐段逐句进行讨论修改,每天都搞到深夜,八易其稿,直到从内容到文字都比较妥当才送请邓小平同志批发。在中央办公厅收入文件汇编前,他又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所以,胡乔木同志最后审定时只对一个表述词作了调整,其他均无改动。明方同志几次对我说,农村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整顿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关系到党的领导和农村的长远发展,必须深思熟虑,谨慎从事。

1956年9月党要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央要求中央各部门的主要领导都能在大会上发言。明方同志非常珍视这个机会,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协助他起草发言稿,历时两个多月,大的修改就有十几次,参与起草的同志经常熬到启明星东升。但是明方同志还是认为自己的发言稿新鲜内容不多,最后毅然放弃了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这个他非常珍视的机会。

明方同志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忙,但无论是他主管的工作还是兼职的工作,他都极端认真负责。他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政治局会议一般每周召开一次。因为党和国家的大事都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决定,所以每次会议的议题都比较多。为了提高会议的效率,会前中央办公厅就把有关文件印发参加会议的同志阅读和准备意见。明方同志完全是按中央的要求做的。他对于政治局会议将要讨论的文件,不但非常认真的阅读,而且精心地准备意见。1956年春,一个主管部门在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一个文件中提出,要增加粮食征购量。明方同志经过认真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妥,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同样认为这样做不妥,决定不增加粮食征购量,可见明方同志深思熟虑的高度。

我离开明方同志身边已经40多年,但是他对党无限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高贵品德时时激励和鞭策着我。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良师、亲人、坚强战士

马明方同志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了。五年来,每当回忆起他心脏停止跳动前反复说过的几句话:“我没有问题,我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万一我死了,你们要设法转告毛主席,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我总是犹如万箭穿心,不由肝肠寸裂,潸然泪下。

我曾经是马明方同志的警卫员,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七个年头。明方同志对我,无疑是一位良师,革命的指路人。我从明方同志身上学到了不少优秀品质。他的这些优秀品质,我将永远不忘。我还要教育下一代,永远记住马明方同志,记住我们党的这样一位忠诚战士,完成他未能完成的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奋斗终生。

<er h3">(一)</h3>

马明方同志是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人。在他身边工作,不仅不感到拘束,而且还能学习很多东西。

我是1947年给明方同志当警卫员的,以前是个放羊娃,不识字。我的文化知识,是马明方同志手把手教会的。当他知道我不识字后,就决定抽出工作之外的空余时间,每天都教我识字。这样,他就当上了我的老师。作为老师,马明方同志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规定要我每天都学会五个字,不但要会念,还要会写。他还给我订了一条制度,每星期六下午进行一次文化考试。考试成绩不好,那可是要挨批评的。记得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明方同志让我背写生字。他手里拿着一张纸,纸上写着42个生字,站在我的身边,一边念,一边要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当我写下35个字,再也写不下去了的时候,他显得很不高兴,严肃地说:“42个字就有7个字写不出来,下去还得好好练,好好记,不能光贪玩呀!认真复习复习,下星期六再考。”考试的日子又到了,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学习,这一次我考得很好,全部生字都写对了。看到我的这一微小的进步,明方同志很高兴。他风趣地说:“就这样学。再过几年,你的文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成了大学生,比我的文化都高了。”我低着头光是笑,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却在想,这还不是马老师严格要求的结果吗!考试完毕后,明方同志特意从桌子里拿出一支金星笔奖给我。从此,我便拿着这支水笔写呀写,学习的劲头更大了。

为了让我更快地掌握文化知识,有一段时间,明方同志每天都坚持抽出两个小时,看着我认字、写字。如果发现我笔划下的不对,就干脆捉住我的手让我练习。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写“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时,那个“岁”字没有写对,明方同志便把我手里的笔拿过去,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岁”字,让我照着写。以后,这个“岁”字我就牢牢记住了。在明方同志的耐心教育下,我初步认识了一些字,不再是一个完全的文盲了。

除了文化老师外,马明方同志还是我的军事老师。记得有一次,组织上配给了我一支新枪。我对这支枪爱不释手,经常把它拿在手里拨弄。但是,那时候,我却只会用,不会擦。一天上午,我一个人在房中把枪拆开,打算擦一下。可是拆开后,却怎么也安装不起来了。整整捣腾了半天,又怕又累,累得我头上脸上都是汗,结果仍然是没有安好。开饭的时间过了,马明方同志推开门走了进来。看到我两手油,一脸汗,他一句也没有批评,而是坐在一边的方凳子上,亲自动手安装起来。他一边安装,一边耐心地给我讲这种枪的构造,讲枪上的每一个零部件。不大一会功夫,便全部装好了。装好后,他问我学会了吗?直到我肯定地点了点头后,他才满意地笑了。这时候,我才记起还没有给他打饭,便歉疚地问:“你还没吃饭吧?”明方同志呵呵地笑着说:“你不也是一样吗!现在吃也不迟。你先洗个脸,再到食堂打两份饭,咱们一起吃。”我和马明方同志一起吃着饭,吃饭过程中,他还给我讲了许多爱护武器的道理。他从井冈山讲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长征又讲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再告诉我,过去,共产党没有枪,只得用大刀、长矛和红缨枪,有时,还得别个吓敌人的假枪——笤帚疙塔。现在的枪是同志们拿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虽然多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用。一定要注意爱护每一粒子弹啊!明方同志的这一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每一次记起这些话,总是自我告诫说,要警惕,一定要爱护每一粒子弹。

<er h3">(二)</h3>

马明方同志不但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平生难忘的一位亲人。他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作为警卫员,本来应该是我处处在生活上照顾他,可是有些时候,倒是他对我的照顾更多些。

有一件事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大概是1948年吧,我跟随马明方同志离开延安,途经清涧、绥德,到山西省的兴县一带开展工作。一路上,他起早贪黑地奔波,夜以继日地搞调查研究,经常是熬到夜很深时才休息。但是,这样忙碌,这样辛苦,他不顾自己,而是一再嘱咐我要休息好。在兴县蔡家崖的一个夜晚,明方同志因为要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报告,整整一个通宵没合眼。开始,我等着他工作完毕,还能支持。后来困劲上来了,眼皮打架,不知在什么时候,我居然睡着了。待到我醒来一看,天早已大亮,可明方同志还是坐在桌子前写材料。这时候,正好贺龙同志(当时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起床后散罢步已经回来了,看到明方同志还在工作,桌上的灯也忘记吹掉,便关心地问他:“你一夜都没睡觉吧?”明方同志诚恳地说:“时间紧呀,我把会议材料草草整理了一下。”两位领导谈话时我还在被窝里躺着。这时,我再也躺不住了,便一骨碌爬起床,掀开了身上盖的马明方同志的被子,揉了揉惺松的眼睛。贺龙同志注意到我的这些动作,便开玩笑地说:“好啊,老马给小马(我姓惠,他故意这样称)当了一夜警卫员了!”贺龙同志风趣的语言,逗得我只是个笑,盯着马明方同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只有我才最清楚,像这样的夜晚(明方同志工作,我安然睡觉)是很多的。马明方同志常常反过来当了我的“警卫员”。

1949年我跟马明方同志在山西临汾工委工作时,曾受过一次轻伤。那是被敌人的飞机炸伤的。当时,明方同志发现了我耳后流血,便用一块粗白布手帕给我揩去了血迹。他关心地问我:“痛吗?”我觉得没什么,便回答他:“不痛,擦破了一点皮。”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我总是感到头疼,有时疼得简直难忍。明方同志对我的伤痛比我自己还焦急。北京解放后,他立即亲自送我到协和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医院)去检查。经过检查,医生说我耳后有一块小小的弹皮留在皮肤里,需要动手术取出来。我当时不同意动手术,担心动了手术没人照顾马明方同志。但是明方同志却坚持要给我动手术。手术是在一个星期五作的,手术前进行了全身麻醉,所以经过的情形怎样我一点都不知道。清醒过来后,睁开眼睛一看,我已睡在病房里。而马明方同志就坐在我的身边。他一只手里端着小白碗,一只手里拿了把勺子,正在静静地注视着我。看到我清醒了,他赶紧把碗和勺子凑到我的唇边来,一边还轻轻地说:“喝一点葡萄糖水吧,马上就好了,不用怕!”望着马明方同志那亲切慈祥的脸,我不由地流出了眼泪。

明方同志不仅生活上关怀我,我有时因不小心在工作中出了差错,他也不是严加指责,而是主动承担责任。这样,我倒反而感到很惭愧,下定了改正错误的决心。记得有一次(大概还是我们从临汾回到延安的那一回吧),我们到了韩城县委(是新解放区),和护送的几个警卫同志到饭馆里吃了一顿便饭,让县委知道了,第二天早晨,县委特意搞了四个菜的招待饭。明方同志并没有到饭馆吃饭,但是事后听说他很不高兴。回到西北局后,习仲勋同志碰上了我,对我说:“你怎么闯了个大祸?”我还根本不知道是咋回事。仲勋同志便把经过情形大概向我讲了一下。原来,由于我私自让同志们到饭馆吃饭的问题,明方同志认为这是铺张浪费,在当时艰苦的解放战争时期是不允许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便在西北局的一次常委会上主动作了检讨。他严肃地说:“国民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我们共产党可不能这样做。”并说:“这是我对同志的教育不够造成的。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今后一定要注意改正,再不能这样了。”仲勋同志的话说得我满脸通红,我不由立即替明方同志辩护说:“这是我的错,马书记他根本不知道呀!……”可是,辩护又有什么用?马明方同志既然已经代替我作了检讨,我这个小小的警卫员,便只有把这次教训牢牢地记在心里,经常鞭策自己,少犯错误,力争对人民作出较多的贡献了。

<er h3">(三)</h3>

马明方同志曾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坐过几年牢,经受过法西斯匪徒的残酷折磨,身体上留下了斑斑伤痕。但是,他从来都不向同志们谈起自己曾受过伤,总是咬着牙关,坚持不懈地工作着。

我知道他负过伤,也是无意中偶然发现的。一次在清理文件时,在一个半新的皮挂包中,我翻出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有的光着身子,有的腰里裹着一片破麻袋片,头发都长有好几寸长,人瘦得皮包骨头……看了这些照片,我真感到十分害怕。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大声喊叫着向马明方同志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马书记,你那些相片是啥时候照下的呀?”并哭着说:“你啥时候受过这样的罪呀?”看到我这样激动,明方同志微微地笑了。他掏出手帕给我擦了眼泪,然后让我去把那些照片全部拿过来,就坐在一把方凳子上,给我讲开了往事。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毛主席,没有亲爱的党组织,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生命是毛主席给的,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他说这些话时,语调虽然很平静,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的激动并不亚于我。他接着说,1941年,我从苏联学习回来,路过新疆时,被敌人扣住,关进了监狱。当时在新疆监狱里押的共产党员还很多。敌人百般地折磨我们,摧残我们,不给吃不给喝,而是啥时想打就打,用尽了法西斯手段。他们给我们手指上钉竹签,鼻子里灌辣子水,带脚镣手铐,坐老虎凳,用烧红的烙铁烙,……惨无人道,无所不用其极。可是,这些匪徒们打错了算盘。他们的那一套,只能吓唬意志软弱者,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就没有多大作用了。说到这里,他顺手翻到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一块合影的一张照片,用手指点着,充满感情地对我说:“是毛主席、党中央经过和反动派多次谈判,才把我们这些囚徒从监狱里放出来。这就是毛主席欢迎我们回来时和我们的合影。……”他慢慢地说,我一句一句地认真听。猛然间,我又记起了一次我给他擦澡时,看见过他脊背上有一块宽约一寸,长约五寸的大伤疤。便打断他的话,抢着问他:“你背上的那块疤就是敌人打的吗?”他点了点头深沉地说:“是的,是敌人用烧红的铁棍烙下的。他们摧残了我的身体,可摧毁不了我的意志呀!”说完这一切,明方同志又笑着安慰我说:“不要哭,你还小呢,以后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自己,争取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明方同志的话深深教育了我。听完他的经历后,我久久地站在屋子里贴的毛主席像前,静静地盯着他慈祥的面容。

就是受过这许多折磨,身体已经被摧垮了的马明方同志,工作起来却简直不知道疲倦。他经常深入农村,找老贫农谈心,调查研究,有时还亲自和农民一起参加田间劳动,帮助饲养员喂猪。在临汾工委工作时,同志们就赞扬他:“会种地,会喂猪,样样都是老内行。”这是对明方同志工作的一个最好总结。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戴上“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等一顶顶莫须有的帽子,直至被迫害致死,也没能申明冤情。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在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下,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导下,马明方同志的“难友”们,一个个恢复了名誉,又精神振奋地投入了工作。明方同志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这一切,如果明方同志九泉有灵,又该是多么高兴啊!我相信,他仍会笑呵呵地说,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手段,只能吓唬意志软弱者,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就没有多大作用了。

马明方同志的革命业绩永存!正如马文瑞同志在怀念明方的文章中指出的:“战士终究是战士”,是任何恶势力都埋没不了的。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黄龙山上的七天七夜

1948年12月问,解放战争正处于激烈的反攻阶段,我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这时我们跟随马明方同志一行,乘着一辆缴获来的十轮大卡车,从临汾出发,向韩城行军,来到黄河岸边。这时,滚滚的黄河水面上漂浮着大块大块的冰块,使渡河十分困难。禹门的渡口已停渡几天了,两岸驻扎着许多部队,因渡口被冰块堵住不能行船,都滞留在河岸沙滩上,黄河两岸人山人海。明方同志下车看了看,走到河边,把方正之(明方同志秘书)和我叫到一块,手指着河边的木船说:“你们去问一问能不能过河。”老方找船工商量去了。明方同志走向一只靠近岸边的木船上,观察船的情况。不多时老方带了一个50多岁的船工向明方同志走来,并介绍说:“这是船上的头,姓李。”明方同志走上前去和船工李大爷握手说:“老李同志,能过吗?”“想法过,要少带人,要顺水往下走,不能在原来的地方靠岸了,因为冰块太多,太大,只能在下游20里路的地方靠岸。”这时我插了一句话:有没有危险?老李说:“有危险!但也不要紧!”明方同志果断地说了一句:“那好,你们组织一下人,准备抢渡。”船工老李叫人准备抢渡,老方也和老李一块去了,我仍站在明方同志跟前。这时一位面庞清瘦中等身材的军人走到明方面前,敬了一个军礼:“报告马政委,前委来电,要你速过黄河,到韩城有新的任务。”明方同志看了电报,给我说:“你让老方给船工讲,马上抢渡”,又给军人指挥员说:“老陈,你给回电,三小时后准时到达。”我跑步找到了老方,把情况告知了他。老方说:“那个是陈赓司令员。”从此我认识了陈司令员。我又跑回来说:“半小时后上船。”陈司令员说:“我派五个战士护送你们过河。”船一启动,就像一片树叶,被大浪冲到河中心,一高一低随着激浪往下游直冲。艄公使劲地扳着船桨。突然一块大冰碰在船身上,把船碰了碗口大的口子,河水直往船舱里灌,霎时间船内已有半舱子水,一个战士猛跳过去用大衣连身子堵住打破的口子,刺骨的冰水冲打着战士全身,同志们用缸子、脸盆、水桶往外刮水,明方同志也和大家一起往外刮水,人们投入了紧张的抢救工作。不一会,水口子堵住了,明方同志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那个战士,那个战士不接,明方同志亲切地说:“你受冻了,换上吧。”那个战士同志勉强接了过去。因冰块影响,船在下游20多里的一个水面宽平的地方靠了岸,汽车开下了船,人们都下来了,明方同志和船工同志一一握了手,并感激地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的很好。”

到了韩城县,天气突然变了,夜晚九时多下开了大雪,整个大地覆盖了半尺多厚的积雪。这个县城是当年春天才解放的,县人民政府住在一个古老建筑的大院里。在韩城县委,明方同志开了整整一夜会议,雪后的第二天,即乘车向黄龙县进发。我们坐的汽车,车轮上了铁链子,平地还是很快,进了黄龙山区,一上坡就不行了,路上的积雪使车轮打滑,只听汽车呜呜直吼,轮子在雪路上转圈圈。太阳偏西了,只走了几十里路。我们建议返回韩城,但明方同志说:“不能返回去,设法走,万一走不了就住在这里。”于是我们下车步行,顺着大路往山上走,离山顶还有多高,路有多远,我都不了解,只听司机说有60华里,山上无住家,上山后天已黑了,首长一天连水也没喝一口,怎么办呀!我们几个警卫员有点发愁。这时明方同志指着路边的无顶的破房子说:“我们不能走了,天黑了,就在这里过夜了。”我进去一看,只见这个破房子,其实是个只有四面围墙的墙圈子,地上落了半尺厚的积雪,住这样的地方等于睡在露天,既不安全,首长身体又不好,我心里十分犹豫。明方同志看出我的心思,便说:“同志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个地方,再不能走了。下去把行李拿上来,把铁铣拿来把积雪铲了,搞些柴点着。”这时老方同志也上来了,和大家一块铲雪。铲完雪,拾了点干柴,火点着了,又拾了些干木椽子,给首长搭了个简单的草铺,把铺盖铺好。我们六七个人围在火旁边,用洗脸盆挖了一盆子雪,烧开水,我给首长打了一缸子,但他没有喝,就顺手递给司机,司机不愿接,同志们说:“书记给你,你就接住好了。”烤热的饼子,也是同志们都吃上了,他最后拿起一个,喝了半缸子水,才和大家一块吃,并说:“老张同志你要吃饱,你一天够累了。”司机说:“大家都一样,你们垫土修路,也够累了。”吃完饭,他让司机和小刘下去看车,准备明天早晨乘路冻上山。他一边吃一边给我们讲开了西北战场和全国的大好形势,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都打胜仗,西安快要解放了,南京快解放了,蒋家王朝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在白水、黄龙、渭北地区。这时又风趣地说:“古人有言,人不留人,天留人也!”接着又说:“只见车轮转,不见往前行,只听呜呜叫,屁股冒黑烟。”说得我们几个青年同志光是笑。

老方同志引我们几个警卫员同志查看地形,布置哨位。明方同志可能是累了,便躺在草铺上睡着了,稍微带一点鼻音。第一班哨是我和小李。小白和老方同志在火旁一根木柴上坐着。黄龙山的冬天之夜特别冷,特别宁静。后半夜,离哨位不远处有人踏雪的脚步声,一会儿又听到咳嗽声,我给小刘说不要开枪,等他们到面前,我和小刘猛喊了一声:站住!举起手来!来的两个人站住了脚,哆哆嗦嗦地说:“我们是行路的人。”在他们身上仔细检查了,啥都没有,穿得很破烂,小刘把他们引进我们住的地方,两人烤了一会火就地躺下蜷着腰睡下了。小刘手端着卡宾枪盯着他们两个。这时老方同志把我的哨换了,我回去坐在明方同志睡的铺边,当时我们对这两个来路不明的人保持着高度警惕。明方同志在吃饭的时候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山区是国民党土匪藏身之地,如晚上发现人,不要乱开枪,防止伤了好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啊!你们青年人要沉着,但要提高警惕。”所以我们每个人确实注视着这一切。就在这时明方同志坐起来说:“小惠,你休息吧,你睡一会吧。”我只是哼了一声,但没有行动,说真的,我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怎能睡呢?明方同志看出我的心思,看着我说:“睡吧。”我只好在明方同志的热被窝里躺下:实际上一点也没敢睡着,而是把枪紧紧地握在手里,注视着来路不明人的一切。明方同志坐在我坐的那个地方,低声哼着“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东方亮了,天越来越冷了,明方同志站起来,走出去替换小刘站岗,小刘不让,怎么也不给枪,明方同志严肃地说:“回去休息一会,让我来。”就这样小刘也回来了。小刘回来把我撞了一下,低声说:“怎办?他站岗了。”我说:“只好这样。”类似这样的事举不胜举,遇到困难和风险,明方同志总是身体力行。天亮了,太阳冒顶了,公路上冻了厚厚的一层冰溜子,明方同志把枪给了小刘,展了展腰说:“小惠,起来走吧。”我起来把被子装在被包里,一切都收拾好了,小刘留下等汽车,我和老方同志跟在明方后面先走了,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汽车赶上来了。我们上了车,由于积雪厚,车开得很慢,有些地方还得下来把雪铲开才行。经过一天一夜到了黄龙山山顶上。路边有几间破旧瓦房,汽车在门口停了下来,房里走出一个大约50岁开外的老大爷,满脸笑容地说:“哎呀!这个雪天雪地,怎么能走啊!同志们快进房里烤火吧。”这位老大爷特别热情,一进门就给我们生了火,做了面条给我们吃,把清早的寒冷赶到九霄云外了。饭后明方同志带我们到前岭看路,老方留在店里和老大爷拉话。积雪被风吹得把路全部封住了,个别地方有三尺多厚的积雪,不要说汽车,就是空人走也很困难。任务又急,又走不成,怎么办呢?我和小刘都没有个好主意。明方站在山峁上拿望远镜望着前岭上的路。这时他发现前面有一个人,背着东西,艰难地向我们走来,就叫小刘前去看一下。小刘走到那个人跟前,把身上背的东西接了过来,很快返回来了。一到面前,明方同志就问:“前面路怎样?”那个人说:“实在难走呀!”原来那人就是店主老大爷的儿子。他说:“我爹在前面店里,几天了,怕没粮,住下的人就要饿肚子,我妈让我乘路冻把粮送上来。”一到店门口,店主老大爷高兴得很,说:“真是雪里送炭,这下不怕了,有粮了饿不了肚子,比什么都好。”老方走在明方同志身边低声说:“这位大爷是我们的共产党员,组织派到这里,为老区和白区接送来往的同志。”我一听十分高兴。那个小青年有十八九岁,很伶俐,小伙子看明方同志带这么多人,肯定是指挥员,坐的又是个大汽车,这是不容易的事。他说:“不要紧,我吃了饭赶回去,给乡政府说一下,很快把路扫开,万一不行把我们民兵调上来,一两天就扫开了。”这么一说引起明方同志的注意,反问了一句:“你能调动民兵?”那个小伙子笑着说:“我是共青团员,还是个民兵连长呢!”明方同志笑道:“那好,要麻烦你了。”又说,小刘和连长一块下山去,把情况给乡上讲清楚,能够快一点把路扫开。吃完饭两个小青年就下山去了。

中午了,明方同志动员我们给店里拾柴禾,他也和我们一块去拾,正在拾柴中,山峁上跑下来两个羊鹿子,明方同志说:“小惠打一只,改善生活。”我端起卡宾枪叭的一声,一个大羊躺在地上,那一个还不跑,又一枪倒在一块了,我们把蹄蹄绑在一块,用一根长木棍抬了回来,明方和老方同志一人扛一捆干柴。一上梁几只野鸡在阳弯晒太阳,又打了两只,拾回店里。老大爷高兴地说:“有肉有面,咱们不怕吃不好啊!”明方同志说:“重要的是赶路呀。”老大爷说:“不要紧,两三天准能走。”

天气格外晴朗,山顶上西北风吹得沙沙直响。明方同志每天早晨都坚持起得很早,一起床,总是轻轻地把我叫醒,到山梁上跑几圈子。天气初黑时,在房子附近散步。宁静的夜晚,森林中突然有豹子的吼声,野羊的惨叫声。第三天的后半夜,站哨的老方跑回来说,山下来人了。明方和我们都出来了。经介绍才知道,一位是石堡县(就是现在的黄龙县)的李县长,一位是县中队的张队长,他们带了县中队的七个同志是来保护首长安全的。明方同志说:“用了,你们把路扫开,车能走就行了……。”这时县中队把哨都换下来了。明方同志和张队长、方正之谈了一会,便都休息了。第二天清晨,明方同志起床后和老李同志一块到梁峁上散步,老李一边走一边给汇报工作,说:“县常委昨天下午开会,动员群众扫路,要求在三天内把交通要道扫开。”老李还汇报了这里的生产情况、群众情况和社会情况。明方同志说:“胡匪逃窜时,少数匪徒逃到这个山区。要充分发动群众,消灭顽匪。变工队、互助组要组织起来先搞试点取得经验,要加强领导。”接着又说,黄龙这个地方地多,人少,条件很好,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要保护,不要乱砍,冬季要注意防火,要大力宣传。只要群众觉悟了,就好办了,要注意党的政策。老李同志虚心地听着明方同志的指示。

几天的时间过去了,路上的雪扫开了。我们胜利地度过了黄龙山的七天七夜,到了石堡镇,明方同志不顾一天的疲劳,就召开县委会,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他讲全国的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全中国为期不远了。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做好冬季生产,组织群众搞副业,这个地方很好啊!多少年被敌人统治,群众疾病多,县委、县政府要好好做群众工作,组织医生下乡,为群众治病,要给群众宣传讲究卫生,做好预防工作。会完后,我们又踏上赶回延安的路程。黄龙山的七天七夜,是我平生难忘的一件事。马明方同志吃苦耐劳的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马明方抚伤哭先烈

七号囚室的马明方,本是西北局和东北局书记,他和孟用潜先后被押进什坊院。

刘少奇被指责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头号的走资派以后,马明方和孟用潜被整得就更凶了。尤其是马明方,被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整天不死不话的样子,使许多干部战士生出恻隐之心。因此,常常偷偷私下议论说,怀疑是叛徒也罢,修正主义也罢,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也罢,反对“文革”也罢,反对中央“文革”也罢,总之,在中央没有正式通知之前,大搞刑讯逼供,残酷的侮辱、殴打,这无论如何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这是不人道的。即便是中央给他们定了性,这样做也是错误的,也不是马列主义的。可是,错误的,非马列的行为,为什么偏偏在全国风行,如此猖獗呢?

谁也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许多人心灵上难免罩上一层模糊的阴影。

我从小没上过几年学,大概是由于我很无知,使我对什么都很好奇,好奇的东西弄不懂,我就难受,寝食不安。记得小时候在村里的一个皮作坊听“洋戏匣子”,里边有人唱,有锣鼓声,有“洋人大笑”,我就纳闷,那么个小匣子,比我娘用的针线笸箩大不了多少,里边怎么能装那么多人,那么多东西?那里头的人得多小才装得下?还有锣鼓呢?放在哪?

我问大人们,他们谁也不给我解释。我决心看个清楚。有一天,趁没人,我就用改锥、钳子,把个神秘的“洋匣子”全打开了,就像大卸八块一样。原来里边既没人,也没锣鼓,只有一堆破铜烂铁旧螺丝钉,而且老得都长了锈。我在“原来如此”之后,反而更加奇怪了,“这么多死玩艺怎么叫唤得这么响?”

破匣子被我打开了,但想装上它可就难了,我又怕挨打,又怕人家叫我赔钱,急了一头大汗,终于是没有办法,只好用一张烂羊皮,把这堆破零件盖上,撒丫子跑了。

从此我也知道了,人原来有这么大能耐,能耐得使死物说话。

我这种从小对什么也好奇的劣根性,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到了部队,劣性不改,于是,有一天我终于对马明方刨根了。

那是快过年了,在一个吃罢大白萝卜馅包子的星期天下午,借查哨的机会,来到马明方囚室。我像没事人一样在屋里转了两圈,然后又像有事人一样察看一下马明方有没有自杀的先兆。这些都做过以后,突然问道:

“你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修正主义分子,又是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嫌疑,你说真话,你究竟是不是,你承认了吗?”

我虽然是指导员,但毕竟才20多岁,实际上头脑还很简单的,我真的自信,他会跟我说心里话的。

以前马明方不大爱说话,挨了斗,挨了打,只是呆呆地在囚室待着,也不像彭德怀、黄克诚等发牢骚、骂街。这次他听到我的话,似乎想到了什么,居然慢慢地谈开了他的身世,他的经历,以及和他一块做地下工作时牺牲的战友。

他显得很沉痛,似乎在慢慢的回忆中。过了一会,嘘了口气,慢慢说道:

“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杀共产党员,他们搞宁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他说到这里停了好长时间。我不由得联想,我们这里是否也在闹宁错搞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呢?不然怎么进来了这么多人?

我说:“你那时在做什么?”

马明方道:“也像你这么大岁数,1933年,我在陕北,代理特委书记。大约是7月下旬,我们开了个特委扩大会议,记得参加会的有毕维周、王兆卿、常学恭、崔逢运、马文瑞等人;后来,常学恭叛变了。会上决定扩大武装,建立三个支队,开展游击区,对抗白色恐怖。会后,特委委员和其他同志到各地传达会议精神。毕维周等路过镇川堡,晚上住在区委书记崔明道家里。不料,有个特务混进党内,就和一个叫高庆恩的党员住一个院,这个特务探听了党的活动情况和行动踪迹,带着敌军先后逮捕了王守义、高庆恩、毕维周、王兆卿、崔明道、高禄孝。敌人对他们六人突击审讯,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都没有屈服。后来就用烙铁烙,杠子压,灌辣椒水,跪火铁棍,敌人用尽了酷刑,他们六人始终坚贞不屈,没透露一点秘密。敌人没有办法,就在1933年8月3日把他们杀害了。他们临死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敌人把他们的尸体抛到了河里,河水全被血染红了。他们死得英勇壮烈。以前我很少想起他们,现在蹲了小黑屋,倒常常出现他们的身影,一想起他们,就非常难过,总觉着自己没做好工作,对不起他们。”

马明方说到这,不禁流出热泪,60多岁的老头子,像个小孩子一样哭着说道:“可是我还不如他们死了好呢!他们死得壮烈,我死也不怕,受委屈也不怕,可死了算什么?”

他怕我听不明白,又说道:

“他们受刑是受的国民党的刑,我受的刑算是谁的刑呢!我是叛徒,千刀万剐活该。我不是叛徒,中央也清楚,也早就调查作过结论,马文瑞他们都是知情人,都可作证……”

我心里说:你到哪里去找马文瑞呢!你找到又有什么用,马文瑞他不能自身有保呀!

“那次我没有被敌人抓住,敌人抓走了王兆卿等几个同志以 。一后,又到处抓我、马文瑞和常学恭等。那天我们正在一个姓姜的家里清理文件,敌人偷偷进了村。由于有在门口放哨的姜妈妈报警,我们才逃出村脱了险。我身为特委书记,对六位烈士的死是有责任的,我们防奸不够,又出了叛徒……”

我看着他那长长的胡子、憔悴蜡黄的脸和深凹下去的双眼,有气无力地劝慰说:

“你要想开点,你看孔原和荣高棠,不管怎么斗,坚持活着,而且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留得青山在……只要不是叛徒……”

他像天问,也像自问道:

“可是,我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了?不死又活不成,死又不甘心,想不到到头来死活都难啊,还不如战死在沙场呢!”

我想弄个明白,可我越弄越糊涂了。糊涂的问号更鲜明了:政策和策略不是党的生命吗?马明方讲的六位先烈所受的刑,他马明方所受的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是国民党整共产党,后者又是谁在整谁呢?那革命的人道主义呢?毛主席的话不是说一句顶一万句吗?为什么就不能制止这绝大多数人都感到痛心的法西斯现象呢?

我不知道这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这问号像千斤土,压着一个身为看押连队指导员的沉重的心。

走出马明方囚室,我不禁想起贺龙的话。

那天贺龙一边看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边像自言自语,又像给哨兵说话:

“不对头啊!这不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吗?要是都按书上说的去做就好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错误的道理都不懂了吗?命这样革下去,党怎么办?人民怎么办”贺龙的自言自语,也有点像“天问”,问苍天,问大地,问不出答案。

我不由联想到,邓洁被逼得说因出卖共产党有功晋见过日本天皇,那么,马明方这样被逼下去,可能也会被逼得无中生有地说晋见过希特勒呢!

围绕着邓洁和马明方受残酷的肉刑,战士刘桂贤和外号小诸葛的宋根利还进行过一场“地下辩论”。

宋根利说:“要是我,我没干,打死也不会说;宁可让他打死也不会自杀!自杀是软弱的表现。”刘桂贤说:“不见得,我先把你两个耳朵提起来,像邓洁那样,揪成胖蛤蟆一样;你试试,我也像专案组和造反派整邓洁、马明方一样全面整整你,到那时叫你怎么说你就得怎么说,你小子要不顺竿爬,我刘桂贤就姓宋。要说自杀是软弱的表现,鲁迅说过:‘你把自杀看得那么轻易?你也自杀一次试试?’你以为驰骋疆场的罗大将就那么轻易跳楼自杀?这不是骨头软硬问题,这是人受不了侮辱。”

宋根利说:“照你这么说,过去在敌人监狱里至死不屈的烈士又怎么解释?”

刘桂贤说:“过去是过去,那是面对国民党、日本鬼子、法西斯,死而无憾;现在面对的是共产党、毛主席。你怎么把国民党法西斯和共产党等同而论?照你这么说,那光荣呢?英明呢?正确呢?伟大呢?政策呢?谁偷吃了?!”

他俩的辩论被我和老连长撞见,臭骂一顿打住了,老连长说:“不许放屁!”

我也说:“你们听见了吗,连长说,不许你们放屁,要着了凉快去暖暖肚子!”

是啊,老连长够得上爱兵如子了,这样的“屁”放出来,传出去,再想收回来就难了,在这种年月,想当个反革命、反党、反毛分子,只一句话几个字就绰绰有余了。

两个人挨了骂清醒了一点,每人给老连长敬了个礼跑了。

老连长摘下眼镜,一边擦一边对我说:“你这指导员,在上课时该重申一下纪律了,就是:不许放屁!‘不许放屁’是毛主席的指示,不然,咱们俩可对不起这些阶级小兄弟了,他们好登高爬梯,摔着他们可没法交待……”

我说:“是啊,我也预感很危险,听说要换咱们连,可后来又听说是换下来整训,再后来又听说咱们甚至整个中央警卫部队不得力。”

我们只有拭目以待,听天由命了。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明方和爱女小芳

我与马明方是1946年在延安相识的。1941年,马明方等同志从苏联学习回国,途经新疆回延安,被国民党反动军阀盛世才软禁,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立场坚定,经受严刑拷打,顶住威逼利诱,驳斥敌人谎言,始终坚持宣传八路军抗战有功,表示信仰共产主义不变。他参与领导狱中党的工作,发动组织狱中难友与敌人进行绝食斗争直到胜利达到目的为止。1945年经周恩来同志与张治中的多次交涉,在1946年秋,国民党才被迫将马明方等一百多蒙难人员解除囚禁,并派刘亚哲护送回延安。

那年秋天,我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速记组工作,得知他们回延安的消息,我随同志们一道跑到西北局驻地山坡上欢迎。当看到那满载英雄儿女的一辆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从山坡下驶过时,我们高兴极了,不断欢呼着,迎接这些坚贞不屈的英雄战士。经过四年的铁窗生活,冲破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归来了。他们回到了党的怀抱中,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和祝贺。

马明方等同志回到延安后,组织上安排他们休养三个月。休养期满后,党中央决定马明方同志留任西北局副书记。此值1946年冬季,延安的冬天是很寒冷的,我经常看到他穿着公家发给的灰色粗布棉衣,在住地附近散步。他相貌英俊,目光炯炯有神。遇到我们常常主动交谈,问长问短,态度和蔼可亲。我心中对他很敬仰,也为我们米脂县出了这样一位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的、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感到自豪。

四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明方同志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出狱后得知结发妻子早已病故,感情上又受打击。因此,组织上也很关心他的婚姻之事。这期间有些同志在我跟前讲了明方的一些事迹,不时约我去明方的住处玩。我年轻、单纯,不知其中用意。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同志派她的勤务员(那时叫“小鬼”)来找我,说让我去帮她的孩子做点针线活。我二话没说,跟着这位“小鬼”到了她们家。她和另一位女同志热情接待我,问长问短,却只字不提针线活的事。我心里正在纳闷,她们才说明了真实用意,是想为明方和我牵红线。我虽参加革命工作已有几年,但那时年纪尚轻,只想着怎样干好工作,还没有过多考虑婚姻大事,更没想到对方是我们热情迎接过的明方同志。突然听了这些话,我自觉心跳脸烧,但我对他了解不多,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她们可能觉察出了我的心思,侧重讲述了明方的情况,使我对他更为敬佩。想起他平日和蔼持重,瘦弱的外表带着几分英气的样子,心里又增加了一种亲切感,可他毕竟年长我许多,已有一子一女,当时还是心有顾虑。

后来我得知由于明方长期从事秘密的革命工作,家中父母及一双子女全由他的前妻操劳,她长期为明方担惊受怕,积劳成疾,无钱医治,才不幸英年病故。明方的这些不幸的遭遇使我的顾虑逐渐被同情所代替,于是我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我们很快便成婚了。婚礼简朴而庄重,西北局习仲勋书记,马文瑞组织部长,李卓然宣传部长,曹力如秘书长以及其他一些西北局的同志都前来祝贺。桌上摆一盘瓜子,一盘糖,就算举行了结婚仪式。把两个人原来的被子放在一起,就算组成了新的家庭。婚礼虽然仓促简单,但是我为能与自己既敬又爱的人结为终身伴侣而感到幸福。我们虽然没有现代年轻人的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但我们是在为一个共同的崇高目标走到了一起。从此,我就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位革命家的命运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

婚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我随着西北局机关大队经常日夜转徙陕北,在黄土高原上行军,有时要趟过没膝的冰凉河水,黑揣暗摸,耳边响着敌人的大炮和机关枪扫射声,不顾安危紧跟着大队行走,惟恐掉队走失。有一次冒着大雨往前走时鞋走丢了还不知道。明方在各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样严格要求我,在那种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行军,我从未因明方是首长而享受特殊的待遇,我坚持步行,不骑马。由于常常夜行军过河,我患了妇科病,一直不能生育。北京解放后,我于1949年10月随同明方去北京,住协和医院经过林巧稚大夫的手术治疗和调理,回西安后身体果然恢复健康。(手术后林大夫才告诉我,我的一个输卵管发炎、红肿,并和子宫粘连,若不手术,会危及生命。)1950年10月的一天,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婴降生了,取名小芳,真可谓来之不易。

全国解放后,明方先后任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西北局第三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副秘书长、中央财贸部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我们一家也先后从西安搬到北京,再从北京搬到沈阳。过着忙忙碌碌又和谐美满的生活。

明方非常喜欢孩子,对大女儿马锐、儿子马广很疼爱,将他俩接到延安保育小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小芳是他最小的孩子,沈阳人称“老疙瘩”,天真活泼,聪明漂亮,他更加疼爱,视同掌珠。他疼爱小芳的情况是身边尽人皆知的,公毕回家,一进门总是先呼唤小芳的名字,和小芳亲热一阵,若一时未看见便到处寻找,直到见到小芳为止。小芳上初中时一度身体不好,明方非常难过,甚至偷着痛哭,说哪怕是卖东西也要想办法给小芳治病。只要有空暇,他就给小芳讲故事,讲人生道理,解释女儿理解不了的问题。还教她写毛笔字、画画、打乒乓球和玩游戏等。总之,千方百计让女儿高兴。功夫不负有心人,经他的精心呵护和医生的治疗,小芳心情好了,积极配合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在老师的辅导下,仅用一个多月就补上近一年的数学和俄语课程,又回到了学校。明方真是一位好父亲!

明方廉洁奉公,严以律己。解放初期,干部原实行的供给制改为薪津制时,明方的工资级别组织上定为三级,他自己要求降为四级。记得1965年我几次请假带小芳到外地求医治病,回来后明方说:“你在这一年里没怎么好好工作了,就不要领工资了,还是把这一年的工资全部交党费吧”。于是我当即将已经发给我的一年近一千元的工资全部交给了党的小组长——强晓初的秘书孙煜同志收为党费。此举也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办事更加注意公私分明,严以律己。

明方在生活上十分节俭。他的伙食极普通,最常吃的是家乡的粗茶淡饭,如面片之类。常常回家就到厨房帮大师傅做面片吃。他的衣着也极简朴,从不讲究,常常穿着我给缝的补丁衬衣和鞋袜。他以自己老母亲的勤俭持家的美德教育子女,说老奶奶连一根火柴棍都不许随意扔掉,从不浪费财物。他遵从母教和党的优良传统,勤俭节约,不搞特殊,发现有人浪费和毁坏公家财物非常生气,当即给以批评指正。

明方组织纪律性很强。我1954年调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后调中南海党总支任专职干部兼组织委员,可以说就在中央最高领导人身边工作了七年之久。他对我工作上的事情从不打听。凡他工作上的事,他也从不对家人谈论,因此,我也从不询问。

他工作作风民主求实,平易近人。他经常深入基层,惯于盘膝与乡亲、同志们交谈。他从不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而且常对我们说,对待同志要多看优点、长处,少看缺点、短处。所以他与上下级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都相处得非常融洽。他善于思考,也善于做思想工作,说话幽默,以理服人。他很注意群众影响,外出开会或视察很少让家属同行。他顾全大局,勇于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维护他人威信。

和明方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年里,我不仅体会到了家庭的幸福,还从他身上感受到许多优秀的品质和人格的魅力。

晴天一声霹雳,双重灾难降临到我们一家人的头上。那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这场灾难对我们一家来说,更是毁灭性的大劫难。

1967年“文革”开始不久,明方即被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诬蔑为“大叛徒”。最先被辽宁和东北局机关的“造反派”抓起来挂牌游街批斗,后又送到北京被逮捕入狱。曾在敌人牢狱中英勇不屈的革命者,却背着“出卖革命同志”的莫须有罪名,苦度比当年更漫长——八年之久的铁窗生活。

明方1967年入狱,直到1973年我们家属才被允许去探视。1973年4月13日我第一次去探望他时,看到他衣衫褴褛,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就像变了一个人。当年在延安欢迎他们从国民党监狱光荣归来的热烈场景还历历在目。我简直不敢相信,转眼间他就成为“大叛徒”,过着囚徒的生活。他对我说:“我绝对不是他们诬蔑的那样的人,我不会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如果那样,我就不会回延安,我就没脸见人,没脸见毛主席,我就会一步一磕头到延安去向毛主席请罪”。“你们相信我,也要相信党,最终会弄清我的问题的”。他是那样痛苦,又是那样坚定和充满信心,使我也增加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同年10月16日我接到通知说明方病变,立即扔下小芳从辽宁农村赶到北京。那时我见他被折磨得精神恍惚,一身伤病,常常在吃饭、抽烟时觉得有人对他说:“大叛徒还在吃面包!大叛徒还在抽烟!”于是他就气愤地立即不吃、不抽了。

明方在多年关押受审期间,也还是不断翻阅毛选,翻阅得书皮都磨损了。他在狱中给周总理写的长信,由于严密的监视,竞不能送达。长期的凌辱和残酷的迫害,终使明方于1974年8月13日在囚禁中含冤逝世,时年69岁。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以血肉之躯抗住了敌人的钢镣铁槛,而当他满怀热情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园之时,竟无端被夺去了生命。

“文化大革命”初,我家被抄劫五六次,书籍衣物被抄光,逼迫我和女儿小芳先是离开家过着躲避、流浪的生活,后被扫地出门,带着户口和粮食关系到农村——辽宁省盘锦地区胡家农场红旗大队插队落户,劳动改造七八年之久,被迫自筹资金自己动手盖了两间房栖身。

在我先后两次到京探视明方期问,为了不让他增加思想负担,养好迫害之病残,我从未告知他小芳被迫害的可怜情况和病情严重的程度。总是说些安慰的话,让他放心,小芳的一切苦痛都由我一个人承受着。其实明方哪里知道,他的爱女小芳在他被关押受审期间遭受的凌辱、欺侮和迫害是何等的凄惨和可怜啊!

1968年初,我被勒令去盘锦“五七”干校劳动和接受审查,小芳独自留在沈阳。这时,“造反派”命令东北局机关的所谓“黑帮子女”集中住宿,逼迫那些刚十来岁出头的孩子和父母亲“划清界限”,“揭发检举”父母亲的“罪行”,按“造反派”的说法辱骂自己的父母,谁要不从,便挨批判。可怜这些孩子们,个个恐惧紧张到了极点。刚从疾病中康复的小芳,难以承受这种压力,更难以接受对她最信赖、最亲爱的父亲的诬蔑。可怜年幼而又单纯的她才15岁竞在“造反派”面前说出了真心话:“我爸爸是好人,你们把我爸爸害了……”。顿时,男女“造反派”暴跳如雷,手持棍棒铁镐等凶器,一拥而上,向小芳打来。并对小芳厉声吼道:“你是现行反革命,你爸爸是大叛徒,你爸爸一辈子也翻不了案啦……”。一群成年暴徒向一个清白无辜、天真无邪的女孩施展威风,使小芳精神崩溃,失掉知觉,裸躺在水泥地上,不知吃喝,不会说话。为推卸责任,“造反派”把我从干校叫回,还诬小芳“装疯”,是“现行反革命”。在我的苦苦哀求下,才准许将小芳送到医院看病,但因是“大叛徒”的女儿,竟不收留医治。此时,我们母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家不能归,任其欺辱。小芳有时清醒了,就哭着喊“爸爸,我想爸爸,我要爸爸”,令我心如刀绞。明方含冤去世,我一直瞒着小芳,没敢告诉她真情。现在她的病已很难治愈了,她的健康已被彻底摧毁,她不知她爸爸的事,也不知周围的事了。

小芳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远远不止这些。那些年我受株连,被辽宁和东北局机关的“造反派”关押、游街、批斗,集中办学习班,下放到“五七”干校劳改受审,无力照管小芳,无奈被迫将小芳送西安我奶妈家避难。没料到在西安也同样遭到那些坏人的歧视、凌辱、欺侮和殴打等刑讯逼供,受尽了折磨。小芳被殴打凌辱到衣不遮体,蓬头垢面,一个人被关锁在茅草房里,过着连乞丐都不如的生活。可怜的小芳忍痛将自己的手腕咬掉一块肉,以便永远记住这刻印在她身心上的斑斑伤痕。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心如刀扎,万分伤痛。

明方在北京关押受审期间,也特别想念小芳。在允许探望时,大女儿马锐一家,儿子马广一家,弟弟马正方和我,他都见到了,惟独小芳他没有见到,因为专案组不允许。有时他听到窗外小孩的哭声,以为小芳在哭;听不到哭声时,他又以为小芳被整死了。记得我第二次从农村来北京看望明方,他的身体很差,可能他也觉得自己无望出去了,有一天他对我说:“看样子我等不到弄清问题那一天了,你的年纪还不大,要找一个好人做伴侣,这人要对小芳如自己的女儿,我就放心了。”我对他说:“你不要这样想,我在农村盖了两间房子,你出来后我们一家人在农村过老百姓的日子也挺好的。”他说:“好呀!农村生活我过惯了,也喜欢种地,要是那样就好了。”可惜明方只差一年,没能等到粉碎“四人帮”那一天。他想见小芳一面的愿望直到临终都未能实现。

一个忠贞的革命者,一个纯洁的小姑娘,一对深情的父女,结局竞是如此悲惨。我家的灾难竟然是家破人亡和病残呀!这是我心头永远磨灭不了的伤痛。

光阴似箭,转眼问,明方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26载,我和孩子们时刻怀念着他。我常想,如果明方还健在,小芳会重新恢复健康。因为我深有感触,明方是一位特别有耐心、会做人的思想工作的人。他会细心地体贴和照料小芳,他还会给小芳讲解人生,解释小芳理解不了的问题;他会使小芳恢复愉快的心情,成为新时期有用之才。

我与明方同志并肩生活了28年。明方去世后,这些年里我虽然苦辛多于快乐,但我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无怨无悔。明方的革命生涯是坎坷而又辉煌的,他的思想品德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他是革命前辈,又是我们的亲人,我深爱他,敬重他,思念他。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永难忘却的怀念

<span class="center">——纪念哥哥马明方逝世25周年</span>

哥哥走了,在25年前就已经走了,他走得那么凄惨!那么悲壮!他是被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迫害摧残而离开人世的。哥哥过早的逝世,使党失去了一位坚强的卫士,使人民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儿子。他属于党,属于人民,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他光辉的一生,人民是不会忘记的。25年来我是在深沉的悲痛中度过的。我们虽然是手足骨肉,但我对他了解的并不多。我不善于写作,但我想写,遗憾的是我写得太迟了,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25年以后才撰写纪念哥哥的文章,我还真是尴尬,无言以对。现在我强忍着悲痛,把点点滴滴的回忆纪录下来,昭示世人,也告慰九泉之下我可亲可敬的哥哥马明方。

<h3>孝敬父母刻苦学习</h3>

我的家和陕北黄土高原上千千万万的农家一样,过着面对黄土背朝天,吞糠咽菜过半年的贫苦生活,先辈们是勤劳朴实,忠厚待人的农民,哥哥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父母亲经常说,我们家境虽然不好,可哥哥对这个家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抱怨,他从小就很懂道理,很体贴人。

哥哥8岁时,父母送他去离家二里路的王家湾私塾念书。启蒙老师王嘉仁先生教学认真,加上他刻苦用功,在这里打下了较好的语文基础。12岁转到离家十几里的申家坪完小。常常交不起学费、伙食费,只好交些小米、绿豆。有时甚至连粮食也没有,只好借粮上学。哥哥既不抱怨父母,也不攀比同学,而是埋头读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高小毕业后,母亲就不主张哥哥再念书了。可父亲还要他继续上学。原来父亲小时候很喜欢念书,而爷爷就是不让他念,为此父亲和他闹了一场,爷爷生气了,抓起一块石头朝他打去,打伤了他的腿,父亲心里很不是滋味,狠下功夫认了不少字,可以写一般书信,而且字也写得不错,逢年过节写个对联什么的都可以。他暗自盘算,将来我要有儿子的话,一定要让他好好念书。他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坚持让哥哥考入了绥德第四师范学校。

哥哥小时候,不仅刻苦学习,而且孝顺父母。有一次看见母亲挽起裤脚在腿上搓麻绳,把腿搓得通红,他摸摸母亲的腿问:“妈,看你把腿都搓红了,疼不疼?”母亲说:“疼哩嘛。”他一把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趴在母亲身旁说:“妈,在我屁股上搓,我不疼。”母亲看了他一眼,惬意地笑了笑,在他屁股上轻轻拍了一下,慈祥地说:“傻小子,屁股上搓不成,耍去吧。”在我六岁那年正月十五晚上,我跑去看秧歌,天很晚了还没有回来,母亲叫哥哥去找我,他找了一阵没有找到,母亲见他没有把我找回来就很生气,怒气冲冲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没有把娃寻回来,看你能做甚哩?”说着顺手拿起个笤帚把朝他背上就是一把子,他见母亲生气了,赶紧跪下来认错,母亲见他认错了也就没有再打。母亲气消了说:“还跪着做甚哩,快寻娃去。”哥哥这才站起来。对待老人能做到如此地步,这在那个时候也是较为少见的,更别说现在了。

<h3>地下斗争艰险备尝</h3>

哥哥于1925年在绥德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学校党支部书记,参加过反军阀斗争等学生运动,1926年到西安国民军联军做士兵工作,1927年返回陕北,先后任横山、响水区、绥德北区、镇川区区委书记,秘密发展党团组织,筹建农会、妇救会等。

193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哥哥在镇川参加一个会议,会议在一个党员家里召开,参加会议的同志按照预定时间来到这里,正准备开会,突然传来敌人便衣队进镇的消息,明方说:“赶快分散转移”。随即他便抬起胳膊猛地一下砸破窗上的玻璃,拉了姜好兴一把让他先走,老姜二话没说将明方按倒连推带搡,把他送出窗外,然后紧跟着爬了出来,二人一前一后急速向镇外跑去,跑出约四五里路,看看后边没人追来,两人才停住脚步,这时哥哥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一只鞋,胸前划破了几道口子,两人相视笑一笑,擦去伤口上的血迹。稍事休息,老姜说,走吧!这地方不能久待,二人很快离开了这里。

1931年哥哥在米脂、佳县、镇川等地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物。三月的一天,他去米脂东区工作,路过家门顺便回来看看。那天中午刚过,母亲在崄畔上巡哨时发现坡底下有两个人急匆匆朝我们家走来,她看情况不对,赶紧回来给明方报信。这时哥哥正坐在隔壁邻居家房檐下面,母亲边走边指着明方说:“快走!来坏人了!”他刚站起身来,那两个人已闯了进来,恶狼一般直向明方扑去,一个抓住他的两臂向后拧,用绳子捆绑他的双手,一个抓住他的头发使他不能动弹,父亲抓住那个人的手腕不让他捆,明方奋力同他们搏斗,四个人撕扭成一团,激烈地打斗着,母亲机智地朝门外跑去,向邻居们大声呼喊:“哎——来坏人了!快!快来呀!王从(马玉方)!快来呀!”乡亲们闻声赶来,拉的拉,扯的扯,堂兄马玉方在抓着哥哥头发的那人手腕上猛击一棍,哥哥趁势猛一摆头,从那人的魔爪下解脱出来,此刻那人手中还捏着一束头发,从此哥哥头上留下一块不长头发的伤疤。哥哥脱险后由李禄喜陪伴经碛口到了山西。

<h3>亲人遭劫灾祸重重</h3>

哥哥被国民党米脂县政府的差役抓住,又被乡亲们从他们手里夺回来。他们眼看着到手的共产分子又跑了,十分气恼,就把父亲、堂兄马玉方、甲长马九贵等人五花大绑带走了,临行时还恶狠狠地对母亲说:“老婆子听着,要想让你们的人回来,就叫马明方来换,不然的话就把他们通通枪毙。”

父亲他们被抓走后,母亲就不敢让我在家里住,一段时间,晚上我就睡在李成元家里。乡亲们对被抓走的人非常关心,马富财大叔亲自到米脂县的班房里看望他们,打探风声,还有人四处寻找熟人设法营救他们,后来经过许多环节找到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李先生思想进步,德高望重,同情贫苦人民,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后来当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出于正义感,亲自到米脂县同国民党县政府交涉,终于使父亲、堂兄等获释回家。

1933年初,嫂子生了第二个孩子,害怕被敌人发现,长时间住在娘家,她娘家也是农民,在米脂罗家硷,离我们家有六里地。由于敌人搜查日益紧迫,娘家也住不下去了,就回到我们家,回来的时候还不敢让人看见嫂子有个小娃娃,就把孩子放在粪篓里,她外爷把她背回来。回到家里又怕敌人发现了孩子追问她老子,事情就麻烦了,左思右想没有好办法,后经父母和嫂子多次商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决定把这个孩子送给我村一家姓李的人家抚养,这家主人叫李绍业,在一个静静的夜晚,李绍业来我家把孩子抱走了。孩子走后,嫂子伤心地哭了许多次,哭是哭,可从未表现出丝毫的不满,算得上是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了。所幸的是李家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一家人都很爱这个孩子,能够尽心尽力地抚养她,我父亲探视过几次,情况尚好,这才使父母和嫂子稍稍得到土点宽慰。1934年夏末时节,孩子由于拉肚子引起发烧,那个时候农村根本谈不上什么医疗条件,况且我们家又处在那样的情况下,也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孩子高烧不退,半个多月后,连爸爸还没有见过一面,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孩子虽然没有长大成人,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乡亲李绍业敢于把官方整天捉拿的一个共产党人的子女抱回自己家里抚养,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方面说明父兄和乡亲们的关系是好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劳苦人民对共产党的事业是拥护的,他们已经看到了共产党是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能够为他们办事的。

嫂子失去了亲生骨肉,内心十分痛苦,情绪非常低沉,她本来就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这一来更显得抑郁忧闷。母亲、姐姐和邻居们经常给她说些宽心话,帮助她排忧解愁,慢慢也就过去了。

1942年冬天,嫂子患了妇科病,出血不止,可能是属于子宫瘤一类疾病,虽经多方治疗,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到1943年5月就被病魔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时年仅35岁。她留下两个孩子,女儿马锐13岁,儿子马广7岁,从此两个孩子的抚养、教育就全部落在了我父母亲的身上。这时哥哥还在新疆国民党监狱中,直到1946年他回到家里,当母亲流着眼泪同他说起这段伤心事的时候,他才知道了一切。他心情沉重却安慰母亲说:“疾病嘛,这是不由人的事情,不要太难过了。”

嫂子是个纯朴善良、忠厚贤惠、吃苦耐劳的农家女子,性格内向,语言不多,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悄悄地做着她做惯了的家务活,对老人至尊至敬,十分孝顺,从来没有过顶嘴争吵的现象,对哥哥更是关心备至。他从事革命工作后,常年在外,漂泊不定,她在家里牵肠挂肚,提心吊胆地生活着,只要哥哥一回到家里,她除了殷勤照料他的生活外,还同母亲彻夜彻夜地守候在门外,察看动静,给他通风报信,深怕他发生意外。这一切是做得那么自然,那么周到。嫂子去世后,一家人深感悲痛,马锐、马广很是失欢,整天围在奶奶左右,寸步不离,我母亲更是精神恍惚,念念叨叨,心情十分不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的情绪才慢慢恢复过来。

办完嫂嫂的后事,就着手解决两个孩子的上学问题。马锐已超过上学年龄,马广也到了上学年龄,我们家在农村,附近又没有合适的学校。后来在米脂县委打听到绥德地委办了一所干部子弟学校,这里学生的衣、食、住都由学校负责,明方的孩子就可以住这个学校,经商量我父母亲同意他俩去绥德上学,他俩也愿意去,这件事就算办妥了。我们家离绥德有80里路,步行一天就到了。6月的一天,我同堂兄马玉方送他俩去绥德上学,找了一头毛驴驮着简单的行李,两个孩子告别了爷爷奶奶,依依不舍地离去,两位老人再三叮咛他俩,到了学校要好好念书,听老师的话,要马锐照顾好弟弟,就一直站在崄畔上目送我们出了村,马广骑上毛驴,我们三个步行,就这样上路了。走了一阵,马锐走不动了,就让他俩轮换着骑一阵驴,走一阵路。又走了一阵,两个孩子都走不动了,我和玉方商量,让马锐骑驴,我和玉方轮换地背着马广走,这样行进的速度就慢了,到绥德天已经很晚了,找个小店住下。第二天到绥德地委找到主管此事的地委组织部长白凤章同志,白部长很是热情,我们把情况一说,他当即就说:“这没有问题,明方同志的孩子去干部子弟学校念书,当然是可以的。”随即着人办理了入学手续,从此姐弟俩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国民党反动派没有办法抓住马明方,就硬逼着向父亲要人。最后,采取抄家封门的办法,企图让马明方自投罗网。1934年3月间,驻米脂八十六师二五六旅副官孙绍山领着一帮全副武装的军警,气势汹汹地闯入我们家里,孙绍山腰里别着手枪,凶神恶煞般地向父亲吼叫道:“老东西!快把马明方交出来,不然的话叫你们全家人都活不成。”父亲又急又气,双目圆睁,嘴唇颤抖着,怒气冲冲地说:“马明方你们今天抓,明天抓,你们有兵有将都抓不住,我上那里去寻呢?又没有藏在我家里,你看那里有就抓去嘛……”孙绍山气急败坏,向前急走两步,“老东西!你还嘴硬”,说着朝父亲胸前就是一拳,“看你嘴硬,赶快把马明方交出来!……”父亲一个趔趄后退几步,怒视着孙绍山,一声不吭,孙绍山手指着父亲,狼嚎般地向他那些爪牙们吼叫道:“把门给封了!让他们都滚出去!”一群穿灰军装的士兵,就七手八脚地行动起来,有的锁门,有的贴封条,不大工夫,我们家的三孔窑连同大门都贴上了写有“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查封”并盖有“米脂县政府”印章的封条,每一道门上都用两根封条交叉组成一个“×”。我们一家人都被赶出来,围在院墙外边,不知道等待着什么。乡亲们围了一大圈,有的说些宽心话安慰一下,有的长吁短叹表示不平,但又无可奈何。也有人低声说:“这算什么世道!老马家这么正派的人,怎么遭到这样的灾祸?……”另有一群人在马富财大叔的带动下围着孙绍山说好话,请他给留下一孔窑让我们先住下。马富财大叔说:“孙副官,捉拿马明方的事咱们继续办,这不能耽误。窑洞么还请你高抬贵手给他们留一孔,让他们先住着,你看这一家老少六七口子当下就没有个停站的地方嘛………”周围的人齐声说道:“老马说的对着哩,给留下一孔,让人家先住下”。还有人继续高一声低一声地说着“对着哩!给留下一孔”。

“留下一孔。”

“……”

最后孙绍山说:“好吧,看在众乡亲的分上,就给他们留下一孔,不过你们可要好好帮助政府捉拿马明方呀!”

“那是一定的,没有问题。”众人高一声低一声敷衍着。

马富财大叔又说:“孙副官,你看这大门就不要封了吧?”

“好吧,不封了”

接着,孙绍山又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特地把甲长马九贵叫到他跟前,说了一阵马明方的“共产罪行”。末了指着甲长说:“你这当甲长的就要带领全村人做好防范共产党的事情,马明方一有消息就马上报告政府,捉住马明方,我们一定有赏。马明方只有自首投诚,才是惟一出路,不然没有好下场。”

第二天,孙绍山又在杨家沟开了保甲大会,杀害了共产党员王仲高。王仲高有个绰号叫“撼不动”,孙绍山把他杀了以后,又在群众会上狂叫了一阵,谩骂了一顿共产党,胡说了一气马明方的共产罪,末了说:“马明方至今还不悔过自新,昨天我把他家的门给封了,看他回头不回头,他若还不投诚自首,迟早叫我抓住了,王仲高就是他的下场。有人说王仲高‘撼不动’,看老子把你撼动撼不动。哼!老子把谁也能撼动。”

这孙绍山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可耻的叛徒,现在又回过头来杀害共产党员,实属可恶。

1933年,明方的岳父罗嘉福替他给一个人送信,路上被疯狗咬伤,感染了狂犬病,年仅45岁就早早地去世了。内兄罗维庆一次陪明方外出办事,途中跌了一跤,摔断一条胳膊,成为终身残废。

<h3>背井离乡举家避难</h3>

自从我们家被查封后,哥哥再没有回来过。1935年秋季,突然有人来到我们家,交给父亲一封信,信是明方兄写的,主景内容是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围剿日趋残酷,这种局面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改变,你们住在蒋管区,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从安全方面着想,你们可以来苏区住一段时间,待家乡解放后再回去。如同意这样办,我设法去接你们。这时我们才知道,明方兄到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来的这位同志姓李,他把要去的地方,大体有多远等情况给父亲说了一下,父亲看了信,听了他说的情况,顿时乱了方寸,拿不定主意。一大家人,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猛然一下子离开去到他乡异地,对于一个农家来说,确实是件大事,不能不慎重考虑。后来父亲又和他的知心好友马富财大叔商量,富财大叔是父亲的同族兄弟,他们交往甚好,遇到什么事情总是在一起商量,过去在我们家里有困难的时候,他都积极热情地帮助解决,经过一番认真细致的思考,最后还是认为“三十六计走为上”。就在这个时候,堂兄马玉方也跑来找父亲,坚决要和我们一起离开米脂。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

李同志走后,我们就按他说的只能带一些被褥和随身穿戴的要求做离家的准备。我们家有三孔窑洞,中间窑有三个仓子,里面放些粮食,仓子上面放些家具:就在紧靠仓子外沿砌了一堵墙,墙面用泥抹了一下,这个窑洞比其他窑洞明显的浅了一截子,当时觉得这样就很安全了,其实这是完全没有用的。8月23日李同志又来了,他拿了明方的一封信,要我们一切行动听从李同志的安排。

那个时候老百姓都住在寨子上,我们家也不能例外,当时叫“上寨子”。因为寨子都修在山顶上,国民党叫老百姓上寨子,美其名日为了老百姓的安全,其实是害怕共产党把老百姓“赤化”了,因为寨子上外边人来往不方便,老百姓就不容易被“赤化”,其实这是枉费心机,以后还不是都“赤化”了吗?

8月25日这一天,我们家的女人、小孩都没有上寨子,只是我随父亲和玉方上去应付了一天。26日下午我就下山了,晚饭后关寨门前父亲和玉方兄也陆续下来了。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聚在一起等候李同志到来。天黑以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睡觉了,李同志他们来了,早就有人在外边接应,他们来也不要敲门打户径直就到家了。他们共来了五个人,因为我们早有准备,他们一来拿起行李就走。李同志对父亲说:“让老妈妈骑着家里的毛驴走。”同时指着同他一起来的几个同志说:“行李让他们几个背着,其他人走几步,我们的牲口在村外等着,到那里就可以骑驴走了。”我们一家人就这样离开家门起程了。这天晚上送我们走的只有马富财大叔一个人,父亲流着泪依依不舍地同他说着告别的话,他说:“他大叔呀!我们这一去,吉凶祸福还不知道是个啥样子,家里这一摊子就全靠你照应了……”大叔说:“二哥!你放心走好了,家里的事情有我哩,我等着你们回来,你会回来的,……”父亲走两步回头望一望家门、窑洞,走两步望一望,也不知望了多少次,直到什么也望不见了才不再回头。李同志搀扶着他慢慢走着,同时说:“老人家不要太难过,情况会好的,你们会回来的,你要多保重呀!”母亲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擦着眼泪,其他的大人们照护着娃娃静悄悄地走着,到了村口都骑上毛驴,有四个小孩不会骑驴,分别坐在两个箩驮里(箩驮是陕北的一种运输工具,即在两个半月形圆木的两端各固定着一个用柳条编成的圆筐,利用两根圆木的半月形变曲度搭在鞍桥上,让牲口驮着走,两边的筐子可以装东西,也可以坐人)。我们一家人就这样背井离乡踏上了前往苏区的道路。在万籁俱寂的茫茫黑夜里,惟有我们一家人行走在这黄土高原崎岖的小路上,翻过一架山,越过一道沟,一晚上就这么不停地走着,走着,天明以后到了绥德李家寨,老李同志说:“咱们已经到苏区了,大家可以放松放松,走了一晚上都累了,咱们就在这里休息。”我们在一家老乡的窑洞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起程上路,第三天晚饭后李同志说:“咱们明天在这里住一天,休息一下,下一站要经过折家坪,那里有敌人的驻军,晚上才能走”。第二天晚饭后,又等了很长一阵,路上没有行人了,我们才出发,临行时李同志说:“咱们走的时候前后照应好,把娃娃照护好,不要说话,尽量不要有响动,悄悄地走”。我们走过一条深沟,又上到山峁上,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走着,走着,忽然间父亲骑着驴掉到崖下去了,这一意外情况,使人顿觉十分紧张,李同志当即指派一位同志从父亲掉下去的地方溜下去找寻,其他人继续赶路,走了一会,父亲又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原来父亲掉下去的地方是大田中间的一个塄坎,所以安然无恙,大家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李同志说:“前边就是敌人的防地,注意不要有响动,尽可能走快一些。”我们都静悄悄地走着,走着,心里急切地祈盼着尽快地越过敌人的防地,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突然听见老李同志说:“马老伯!大家可以放心了,咱们已经越过了敌人的防地。”大家顿觉轻松,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又走了很长时间,东方已经发亮了,正好到了一个村庄,我们就住下了。此后就是晓行夜宿,于9月初到延川县永坪镇,住在枣树孤老乡的窑洞里,这时明方还在外地工作没有回来。

<h3>飘泊两年重返故园</h3>

永坪是去延安、瓦窑堡、延川县的三岔口。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就在这里。过了几天,明方从外地回来,我们一家人就在这里团聚了。多年了,我们一家人没有聚在一起好好叙叙家常,今天是离乱后的聚会,更觉亲切温馨。明方一进门,玉方夫妇我们几个就站起来表示礼貌和亲情,他忙做个手势让我们坐下,快步走到父母跟前俯身说道:“爸!妈!你们好?一路上累了吧?”父母亲几乎同时说道:“还好,不累……”他又说:“好好歇几天就好了”然后又向其他人打招呼,问玉方“你现在几个娃?”玉方笑笑说“两个”,同时用手指着他们,“这个叫兴有四岁,这个叫尚有两岁。”明方兄随着他的手指看去,并说:“噢!两个小子,好嘛”。他又问:“李台,你念书了没有?”我说那年在何家岔念了几个月,后来再没念。他又看着高台说:“高台的眼睛还是那个样子?后来再没治过?”父亲说:“咱那个地方没有人能治这病,以后再说吧。”高台是我三弟,当时八岁,两岁那年有病,来了个江湖医生说能治他的病,吃了些药,病是好了,因为药量过大,损害了视神经,致使双目失明。随后他问:“永宁(马锐,五岁)认得我不?”永宁只是瞪着一双大眼睛瞅着他,不吭声,母亲说:“永宁!叫爸爸,这是你爸爸,”她还是不吭声。接着父亲母亲、玉方就说起这几年家里的事情,从孙绍山怎样封门,父亲和玉方等人被抓起来,关在米脂县的班房里,乡亲们怎样找人营救他们,又说到家里这几年遇到这么多麻烦事,前村后舍的乡亲们如何帮助咱们度过一个个难关,一直说到这次离家来到这里一路上的风风雨雨。明方只是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嗯一声。父亲说:“唉!明方!,你说咱这事到底闹成闹不成?你在外面闹了十来年,一家人常为你担惊受怕,提心吊胆,连个囫囵觉都睡不成,到现在闹的连个家也没有了,你说咱还能回去不?”

稍停片刻,明方慢慢地说:“咱们一家人能在这里团聚,也是一件幸事,家没了有人就好嘛,当然搬家动户也是很不容易的,刚到这里人生地不熟,要什么没什么,什么也不方便,不习惯,困难实在不少,咱们慢慢克服它,住一段时间就会习惯的。逸里虽然没有咱们老家好,可孙绍山他们是到不了这里的,可以放心地睡个囫囵觉,”说得大家都乐了。他接着说:“我给你们说,咱们的事情是会闹成的,不要担心,现在没有家,以后会有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就能回老家了,到时候咱们再建一个家就是了,我们不光是要使咱们自己有个家,还要让所有的贫苦人和无家可归的人都有一个安乐幸福的家,到那个时候,大家就都好了。”

在枣树庄住了不长时间,搬到离永坪有二里路的石油沟。10月2日红军解放了瓦窑堡,10月5日省政府搬到瓦窑堡。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家也搬到瓦窑堡。在这里住了没有多久,就传来了米脂老家的一些消息,国民党米脂县政府得知我们一家人都走了,便很快来到我们家里,把中窑的封墙挖开,挖出粮食,把所有的粮食、家具、坛坛罐罐和窑洞全部卖了个净光,来了个彻底的扫地出门。父亲知道这些情况后,简直如同五雷轰顶,一下子气懵了,整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恍恍惚惚,一心想着他省吃俭用辛辛苦苦熬了大半辈子挣下的一份产业,一下子弄得光光的,什么也没有了,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一天到晚走进走出,念念叨叨,一会说:“早知道这样的话,再怎么也不能出来嘛!”一会儿又说:“要不是明方这样闹腾的话,那有这些事情呢?我们不是好好地在家里过日子吗?咋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这是做甚哩?”看他这个着急的样子,家里人都尽量劝他,有时哥哥回来也劝说一阵,叫他不要着急,事已至此急也没有用处,还是顺其自然保重身体要紧,到那里说那里的话嘛,这一说他倒越发地火了,怒气冲冲地说:“还说甚哩,不是硬叫你折腾成这个样子的?当初你要不那么闹腾,哪会有这些事情呢?”哥哥见他生气,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此后哥哥每次回来,总要站在门外听一听,有几次他听见父亲正在发火,他就在门外转一转又走了。他很理解此时父亲的心情,他怕父亲看见他会更生气,他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让老人家再受刺激了,只有让他慢慢适应这个无法躲避的残酷的现实。由此可见他对老人是何等地的体贴和孝敬。

1935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中央机关于10月30日进驻瓦窑堡。当时已是初冬季节,中央机关的同志还穿着单衣草鞋。省政府机关上上下下忙着接待中央机关的同志,为他们安排吃住,准备衣物和各种日用品,同时还号召群众捐献钱物,我们家刚到这里没有什么好捐献的,就捐了两条毡子。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蒋介石的围剿重点也跟着转到陕北。1936年调东北军进驻陕甘就是举措之一。由于形势变化,陕北省政府机关于6月间离开瓦窑堡,移驻谭家营(安塞县境内)。我们家也搬到离谭家营20里路的雷嘴子河。这里荒地很多,长满了野草树木,遍地的枯木朽枝,我们就把它捡来烧饭,省下了买炭的开支。

1936年7月13日,嫂子在这里生了一个儿子。那个时候生孩子也不进医院,就在家里由我母亲接生,这个娃生下来是爬着的,母亲把他扳过来,于是就给他起名叫手扳,我母亲特别爱他,常亲呢地叫他手手。手手一出世,两位老人可高兴啦,情绪一下就变好了,家里的气氛骤然变得十分活跃有生气,从此再没有人提那不愉快的往事,反倒觉得坏事变成了好事,如果当初不来这里,哪能生此一男儿呢?这个儿子长大起名马广。

由于当时形势在不断地变化,省政府也随着形势不停地转移。1937年初,省政府又搬到蟠龙,我们家也搬到离蟠龙十里路的何家峁子。这里地势比较平坦,山上没有柴火,可田野里有很多于牛粪,我们就在田里捡干牛粪当柴烧。 经过两年多时间五次搬家的游荡生活,到1937年10月又来一次搬家,不过这次同前几次不一样,这次是搬回老家,一家人都非常高兴,欢欢喜喜地骑着毛驴往米脂走,经过五六天的长途跋涉,于10月29日回到离别26个月的老家,应了两年前初到永坪时哥哥说过的“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回老家”的话。

老家的三孔窑洞依然如故,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一到家,左邻右舍的男女老少一下来了许多,不大功夫,房前屋后挤得满满的,许多人帮助收拾东西,安排住宿,很快一切都安顿好了。两年前那个晚上送我们走的马富财大叔也来了,他和父亲一相见,老哥俩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亲热地拉谈着这几年的变化情况,说东道西都是话题,闹腾了大半宿才各自回家。

第二天,出现了一件没有想到的事情。这天早饭后,来了一些原来买过我家东西的人,他们把当初所买的东西都原模原样给我们送来了,而且还很客气地说:“这些东西过去人家卖哩,我就买了,现在你们回来了,就还给你们,物归原主嘛!”就这么陆陆续续送了两三天,我们家里的东西基本上全部回来了。这是父母亲很满意的一件事情。

<h3>新疆狱中铁骨铮铮</h3>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中央决定明方为边区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由于长期辛勤工作,他积劳成疾,经党中央批准于1938年2月去苏联治病、学习。回国前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们。1941年回国,路经新疆,暂住新疆八路军办事处。1942年9月,反动军阀盛世才捏造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事件,将我党在新疆的150余人全部拘禁,明方和张子意、方志纯等人被关在八户梁。1943年4月又被投入监狱。面对反动军阀的野蛮暴行,他义愤填膺强烈抗议,高声喊道:“共产党,八路军抗战有功,有什么罪?”话犹未了,即被暴徒们五花大绑推上囚车,150余人被分别投入迪化(乌鲁木齐)市第一、二、四监狱,明方被关在第四监狱。在长达四年的监狱生活中,备受摧残折磨,吃的是发霉的米,里面有沙子、老鼠屎,住的地方阴暗潮湿,经受了各种酷刑拷打,监狱的刑法有120多种,如电刑、冰火刑、站炭渣、睡针刺床(把钉子钉在木板上,把衣服扒光,让他睡在针刺上,狱吏就使劲摇晃木板,使他在木板上滚动),给他手指钉钉子等等等等,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人瘦得皮包骨头,但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铁骨铮铮,顶住了威逼利诱,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积极同狱中主要领导人张子意、方志纯等同志取得联系,沟通各狱之间的联络,把狱中同志组成一个战斗的集体,积极组织和鼓励狱中同志传阅秘密传来的报纸,传唱《国际歌》、《囚徒歌》以激励斗志。当发现监狱里混进来叛徒时,他及时传出来有“臭鱼”的警告,并组织同志同“臭鱼”进行斗争,直至把叛徒赶走。敌人妄图用填写“志愿回家,不跟共产党走”的表格诱骗他们自首。明方兄面对敌人的卑劣伎俩,挥笔疾书:“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气得敌人目瞪口呆,一筹莫展。在一次审讯时,敌人诬蔑八路军“破坏抗战,挑动内战,是土匪!”明方怒不可遏,痛斥敌人:“八路军在前线坚持抗战,你们在这里关押残害八路军,究竟谁破坏抗战,谁是土匪?”当即遭到敌人的毒打。他们在狱中进行过两次绝食斗争,每次都坚持到七天七夜。在绝食过程中,敌人强行给他灌食,他咬紧牙关将饭碗打掉。由于大家团结一致,坚决斗争,终于迫使敌人基本上答应了他们提出的条件。1945年《双十协定》发表后,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次交涉与斗争,1946年6月国民党被迫将新疆监狱中全体同志释够回延安。当他们回到延安时,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热情欢迎和祝贺。中央办公厅举行宴会欢迎他们。《解放日报》发表欢迎他们胜利归来的文章说:“活着的坚贞不屈,死了的视死如归。”明方回延安后任西北局副书记兼中共晋南工委书记。

1946年11月,哥哥与马淑良结婚,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1950年10月4月,淑良嫂在西安生了个女儿,取名小芳,她方脸盘,大眼睛,白净的面孔,看上去很是机灵,十分逗人爱,哥哥嫂嫂喜欢极了,真把她看作掌上明珠。

<h3>细微之处闪耀光辉</h3>

明方在各方面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师表。他不但这样做,对战友、亲属子女也是如此。他总是谆谆教导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做事,一切都要按党的政策、原则办事,绝不能搞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1947年明方随西北局转移到子洲马蹄沟。早年曾同明方一起工作过的郭洪绪同志,想让应征入伍的儿子回家,请明方帮助解决。明方诚恳而严肃地说:“你儿子当了兵,家里有困难,这个我能理解,但是现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打进来,咱们没有自己的武装能行吗?现在我叫你儿子离开部队,那我今后的征兵工作怎么做呢?家里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兵都走了,边区保不住了,那你的家不是也保不住了吗?”

1948年冬天,哥哥、嫂嫂和随行人员乘坐卡车从延安经米脂去晋南工委。这天天气很冷,到米脂已是下午七点多钟了,米脂县委已安排好让他在米脂休息,可他想趁此机会回家看看父母,又不耽误明天的活动,饭后稍事休息就骑着牲口上路了,乡间小道路面很不好,牲口走不快,索性就徒步行走,米脂县城离我们家有30里路,到家里已是半夜时分,父母起来做了点家乡的钱钱饭随便一吃就休息了。。哥哥和两位老人拉话时间很长,睡得很迟,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又上路了,临行时随行人员把明方的一件灰色棉袄搭在马鞍上,母亲说:“明方,把这件棉袄留给你爸穿吧。”他沉思片刻说:“妈,这是公家的,留下不好,我爸的棉袄我另想办法,反正一定让他穿上就是了。”母亲很理解自己的儿子,挥挥手说:“那好,你们走吧。”哥哥、淑良嫂和随行人员一一向父母亲告别离家走了。

1950年父亲来西安住了一阵,一天警卫员惠世恩看他有些闷闷不乐,就说:“淑良、正方他们都忙着上班,没有功夫陪你出去,我今天没事,咱们出去转转。”他让司机开车去临潼玩了一趟。此事让哥哥知道了,把小惠批评了一顿,又对父亲说:“在家里呆久了就到附近走一走,没有什么要紧事,不要叫他们陪你……”

1952年春天,政治骗子李万铭拿着伪造的第二野战军某领导给明方的信,找到省委要求分配工作,秘书王礼同志请示了明方,他同意王礼的意见,让民政厅优抚局处理。后来李万铭的骗局被揭穿,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说:这个骗子的伪造信件,陕西省委秘书王礼应该看出,但是没有看出,擅自作了处理。明方看后,当即给中央组织部写信,并转陕西省委组织部,信中说:“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王礼同志看后很受感动。

在西北局工作时,开始实行工资制,中央给他定为行政三级调中央工作后,当他看到中央各部负责同志的行政级别比他低时,就主动申请把自己的行政工资级别由三级改为四级。

1954年明方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同时任副部长的还有安子文同志。1955年底中央决定成立财贸部,他主动向中央写信,申请到财贸部去工作,他认为安子文同志留在组织部比他更合适。

<h3>最后诀别痛断肝肠</h3>

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明方兄遭受“四人帮”诬陷,于1967年11月被关押进行所谓“监护审查”。在长达七年之久的监狱生活中,他受尽了摧残折磨,诸如捆绑吊打、喷气式、燕儿飞天、拳打胸脯、卡脖子、一日三审的车轮战、晚上不准睡觉等等,各种非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由于长时期的摧残折磨,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于1973年2月病倒住进工农兵医院。9月21日我收到马锐的电报,得知哥哥病情严重,这是自“文革”八年来第一次得知他的消息。这时我正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接受再教育,我当即就去北京看他,我们已经有十个年头没有见面了,不知他被“四人帮”折腾成什么样子了,一心只想能够很快见到他。不料,当我匆匆赶到北京的时候,并不能马上见到他,还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为办这样一个手续就等了三天,到9月25日才被批准,并且规定一共只可探视三次。26日一大早,戒同马锐和她丈夫战式印到了医院,一位看守人员把我们领到病房,他躺在床上,我们轻步走到床边,马锐指着我对他说:“爸!你看谁来了?”我接着说:“认得吗?”他凝视片刻,惊喜地说:“正方!你来了!谁叫你来的?”同时吃力地往起坐,马锐赶紧把他扶一扶,我说:“我自己来的。”

“人家批准了?”

“批准了。”

他紧握我的双手,嘴唇颤抖着泪如泉水般满脸直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流泪。当年,他告别亲人出生人死闹革命的时候,没有流过泪;在敌人监狱里,遭受严刑拷打,他没有流过泪;妻子、女儿亲戚被死神夺去生命的时候,他没有流过泪;可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流泪了,可想他的冤情有多么的深重。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尽管嘴里说着“不要难过!不要难过!”眼泪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说些家常话,说了一阵,他一手指着自己掉了一颗门牙的牙床,一手在我的手上写了一个“打”字,原来牙是被专案组的暴徒们打掉的。我顿觉毛骨悚然,心如刀绞,“四人帮”太残暴了!

他又说:“我没有病,只要回到马锐家里一个星期就好了。”

他也问了我在“文革”中的情况,我说:“我是三年牛棚生活,四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还在接受教育中。”

他还问了我家里和孩子们的情况,我都一一告诉了他。

9月29日,第三次去看他,临行时我说:“你好好养病,明天我就回去了……。”

他说:“好嘛,回去吧。你们放心,好好工作,不要为我操心,我没有问题,在新疆我身体受了严重损害,我保持了政治上的纯洁,没有给党中央毛主席丢人,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他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大约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门口有人监视,每次去看他,到大门口,都由看守人员先进去看一看,再出来打招呼,我才能进去。进去以后,再要出来,不论办什么事情,都要在房子里边敲敲门,看管人员听到敲门声,问清缘由,再去外边察看一番,得到许可,才能出去,因为我没有在房子里敲门的习惯,有两次贸然开门出去,当即遭到看管人员的训斥。后来我们才明白,这是不让我们看见其他被关的人,也不准被关的人互相见面。所有被关的人都编了号,一律不准叫名字。有一次明方火了,大声喊道:“我马明方不是叛徒,是共产党!”被看守人员狠狠训斥了一顿。这哪里是医院,比当年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还不如,坐监狱每天还可以放放风,晒晒太阳,在这个“医院”里,一年四季见不到太阳。

明方兄自从患病以来,就在这间小屋里,整整关了18个月。

在医院里,他用颤抖的手,在碎纸片上给周总理写了一万多字的申诉信,嘱咐马锐、马广把信交给孙维世同志,请她转交周总理。可是这时孙维世同志已被“四人帮”残害离开了人世。这封用血泪写的信,始终没有能够让总理看到。

后来他的病情逐渐加重,在已经不能行走的时候,还不给最起码的护理,他只好艰难地爬进爬出,膝盖磨得伤痕斑斑,血肉模糊。在他弥留之际,还不停地喊着他心爱的小女儿“小芳!小芳!你在哪里?你怎么不来看爸爸呀?!”他哪里知道,他心爱的小芳早已病了,病得连妈妈都不认得了。自从明方兄被监护审查以后,淑良嫂整天被挂牌批斗,家也被抄了,后来她们母女又被遣送到辽宁农村,接受监督劳动。害病的小芳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更加严重,后来虽然多方求医,已经无法恢复了,一个好端端的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姑娘,活活地变成了一个废人。

由于长期的摧残迫害,再加上严重的疾病得不到治疗,明方兄与“四人帮”坚持斗争了八年,于1974年8月13日含冤怀愤与世长辞,时年69岁。

1975年9月,中央准备给明方兄开追悼会,同时对他的冤案平反昭雪,通知家属去北京参加追悼会。会前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把他的病情给家属介绍了一下,并且把他的病历给我们看了,病历上写着:“由于肺部感染发烧而死亡。”用过的药除了四环素,再没有任何治疗记载。由此可见“四人帮”是何等的恶毒!手段是何等的残忍!就连这次追悼会也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没有开成。他们这些罪恶行径,理该昭告天下,让善良的人们知道世间还有豺狼。

马明方同志是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是红军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第三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贸部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人民,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不朽的光辉业绩,将与世长存。

今天我们纪念他,应该继承学习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无私无畏,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学习他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作风严谨,注重效率的工作态度;学习他顾全大局,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勇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我们要以明方同志的模范行为为榜样,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以慰英灵!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怀念父亲马明方

父亲马明方,遭“四人帮”残酷迫害,摧残致死已经20多年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至今仍栩栩如生地活在我们的心里,特别是他那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品质,弛那宁死不屈与敌人顽强搏斗到底的精神,他那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er h3">(一)</h3>

爸爸是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过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那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酷,在蒋介石“宁肯错杀一百,不能放走一个”的反动思想指导下,到处围剿、追捕共产党人,当时的共产党员,时时刻刻都有被捕砍头的危险。可爸爸闹革命真是豁出了一切,豁出了家,豁出了亲戚,豁出了自己的生命。因为爸爸闹革命,爷爷被抓坐班房,外爷给爸爸送信时被疯狗咬伤而惨死,表叔罗维庆为营救爸爸而摔伤致残,妈妈因过于担惊受怕得了重病,由于缺医少药而痛苦地死去。

古时候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历代为广大人民所称颂。而爸爸闹革命,也不知多少次“路过家门而不入”!爸爸的老战友张达志叔叔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和你爸下去传达特委的重要指示,要去的地方正好路过你们叶家岔,我说:“老马,你回去看看吧,看看娃娃和老人们!”你爸爸说:“是呀,我真想回去看看他们,可是不行呀,咱们任务急,还是赶路要紧,时间就是胜利嘛!”接着他又风趣地说:“老张,以后有机会,我专门请你到我家吃钱钱饭拧炒面,然后再来两锅子旱烟,保你满意。”张叔叔说,为这他还编了个顺口溜:“不是孺儿不孝娘,重任在肩非寻常;过家不归算甚事,一切都应献给党。”爸爸在陕北闹革命,就在我家数百里周围,他无数次路过家门,就是不回来看看我们。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只知道有爸爸,但他是什么样?却模模糊糊记不清。那时我们真想见到他,好好看看他到底是甚模样。可是有一次爸爸真的回来了,我们却藏到门背后,偷偷地看着他,连声爸爸也不会叫,原因是见面太少太少了。

因为爸爸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敌人对他更是恨之人骨,到处画影图形,悬赏捉拿。但是,爸爸早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敌人的子弹和屠刀,他毫不畏惧,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各地群众之中,发动组织群众打击敌人,坚持革命斗争。他和群众的关系特别好,群众无时无刻不在保护他,一有敌情,群众就马上给他通风报信。他是共产党员,是陕北共产党的领导者,尽管没有公开,但是群众心里明白,对他就更加关心、爱护。

有一次,爸爸正在开会,敌人探明了地点直接来抓他,送信的人刚到敌人就上来了,一下子抓住爸爸的头发不放,爸爸用了全身的劲猛地一甩头,才挣脱敌人的手,在群众的掩护下跑掉了。但头发被敌人揪掉一撮,头皮被拽掉一块,鲜血流了一脸,后来落下一块伤疤!多险哪!要是没有群众,我们的爸爸早就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了。

<er h3">(二)</h3>

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使爸爸积劳成疾,党中央和毛主席关心、爱护他,于1938年2月送他到苏联去治病、学习。三年后即1941年初,爸爸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取道新疆回国。为什么走新疆呢?当时新疆国民党的统治者盛世才,为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曾伪装进步,做出过“亲苏拥共”的姿态,制订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并和我党结成统一战线。应盛世才之邀,我党派出大批干部到新疆工作,其中有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逆转,盛世才逐步撕去了伪装,由亲苏亲共变成反苏反共,由联共反蒋变为投蒋反共,露出了他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当时,国民党在新疆设置重兵,特务横行。

1941年爸爸取道新疆回国,原拟立即回延安奔赴前线,哪知恰逢盛世才叛变,回延安的愿望未能实现,于是就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暂留新疆八路军办事处。

时隔不久,盛世才就完全撕下了进步的伪装,他捏造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事件”,非法逮捕我新疆全体工作人员。被捕时爸爸怒斥敌人,高声喊道:“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有功,有什么罪”?话犹未了,就被敌人连踢带打,五花大绑推入囚车,跟150多位同志一起被关进了监狱。

在狱中,爸爸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本色。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想方设法打通狱巾各监号之间的联系,把狱中的同志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同敌人作斗争的战斗集体。他鼓励同志们秘密传阅报纸,唱《国际歌》《囚徒歌》,激励大家的斗志,并揭露、打击混进监狱里的敌人和个别叛徒的行径,爸爸同敌人斗争是坚定的,针锋相对的。曾同爸爸一起在新疆狱中的高登榜叔叔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叫李文遴的家伙把爸爸提去过堂,爸爸怒不可遏,痛斥这个坏蛋说:“八路军在前方浴血抗战,你们不抗战却在这里残害八路军,究竟是谁破坏抗战?谁是土匪?”问得这个坏蛋张口结舌无言答对。这家伙恼羞成怒,一挥手,几个打手蜂拥而上,拳打脚踢,把爸爸打得满脸是血,浑身是伤。“威武不能屈”,爸爸的凛然正气,却像千斤闸压倒了敌人。

记得1959年的一天,全家人围在桌旁吃饺子,桌上放着半碗油泼辣子,我边蘸边吃,连声说这辣子真好吃,真好吃……爸爸望着我微微一笑,对我说:“是啊,用辣子可以做成美味佳肴,但是。敌人也可以用来作为残害革命战士的刑具。”说到这里他的笑容消失了,脸上露出严肃而又憎恨敌人的表情,接着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在新疆国民党监狱里绝食斗争的故事。1945年8月初,新疆监狱里的同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集体绝食斗争,敌人千方百计破坏这一斗争,但同志们团结一致,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不予理睬。监狱长气急败坏,将同志们一个个提出去,强行往肛门里灌辣椒水,当拉到爸爸时,他挺着身子硬是不让灌。最终敌人失败了,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1945年8月,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其中有释放政治犯的内容。根据这一协定,我党提出释放关在新疆监狱里的我方全体人员。当时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受我党委托,派专人护送狱中我全体人员胜利回到延安(少数叛徒除外),朱总司令、林伯渠同志亲赴七里铺迎接,毛主席接见了出狱同志,并与他们一一握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毛主席、朱总司令举杯祝贺出狱同志胜利归来。《解放日报》刊登的欢迎文章中写道:“活着的坚贞不屈,死了的视死如归。”爸爸是活着光荣回来的,有这样忠于党、忠于人民、坚贞不屈的爸爸,我们感到光荣和自豪。

<er h3">(三)</h3>

谁想到,爸爸这段在敌人监狱中的光荣斗争历史,在如多年以后,却成了林彪、“四人帮”将爸爸迫害致死的借口。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就要打倒一批老干部,爸爸就是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之一。于是他们就肆意颠倒黑白捏造罪名,把爸爸打成“大叛徒”,并在《辽宁日报》上连篇累牍、成版成版地大肆诬陷、捏造伪证,欺骗、煽动群众。一时间,辽宁大地狂风骤起,乌云滚滚,是非颠倒。在这股暗流中,爸爸被林彪、“四人帮”这伙恶魔以监护之名投入狱中。同时株连全家以及爸爸的老同事、老部下。我们弟妹都被扣上“叛徒子女”的帽子,成为什么“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母亲遭到残酷地批斗,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十多岁的妹妹小芳被逼疯,患了精神分裂症,经常袒胸露背跑到街上大喊大叫:“爸爸是好人!爸爸快回来呀!”此情此景,实在是惨不忍睹呀!爸爸没有回来,妹妹的病至今未愈,我们家简直遭了灭顶之灾!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辽宁的广大干部、群众也受到株连,他们被诬蔑为“叛徒马明方的黑爪牙”、“保守反军的黑干将”!

爸爸被弄到哪儿去了呢!六年过去了,音讯全无。我们全家东离西散,彼此隔绝。此时爸爸已是年近七旬高龄的老人了,不知他的身体怎么样?衣、食、住怎么样?我们十分想知道,十分想见他一面。我们冒着危险,经过再三要求,当时的“新疆马明方专案组”终于答应我们去看他,时间是1973年2月2日。

这天正是大年三十,“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巴不得一下子飞到爸爸身边。那天凌晨五点钟我们就起床,冒着狂风裹着的鹅毛大雪,赶到北京西郊指定地点。等呀等,等了很长时间,专案组的两个人才从一辆轿车上下来,对我们说:“你爸爸不肯见你们。”我们感到十分意外,又非常吃惊,爸爸坐了六年牢没有见过一个亲人,现在亲人来看他,他怎么能不见呢?其中定有缘故。我们心里这样想着,没有说别的,只是坚持说我们一定要见面。他们硬说:“是你爸不愿见你们,不是我们不让见”。

“那我爸说他为什么不愿见我们?”我们质问道。

“你爸没有说为什么?”他们答辩道。

“那就是你们在这儿捣鬼,你们说好让我们来看我爸,怎么又说我爸不愿见我们呢?……”就这样辩了很长一阵,忽然开来一辆吉普车,爸爸被人从车上拉下来了,看到从车上下来的爸爸,真叫我们大吃一惊。只见他头上戴着一顶旧绒帽,衣服破得露着肚皮,穿一双解放鞋露着脚后跟,脸色青灰,两眼发直,头发蓬乱,脖子僵硬得不会转动,腰直不起来,骨瘦如柴,连站都站不稳!爸爸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便扑上去抱住爸爸,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但爸爸却很坚强,他问了几句家里的情况,让我们把专案组的人找来,义正词严地对专案组的人说:“你们说我在新疆出卖同志,说有人检举我,你们有根据吗?!把那些检举的人找来,我们当面对质!你们找不出来!你们先定案、先抓人,对党对人民没有好处。我马明方若在新疆做过出卖同志的坏事,情愿一步一叩头到延安请求处死!”爸爸的话字字句句铿锵有力,专案组的人无言以对。他们原定我们见面时不准谈案情,但爸爸坚持真理,坚持斗争,通过质问专案组人员把“案情”要害告诉了我们,这正是爸爸对敌斗争艺术的超人之处。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鬼地方就是对爸爸搞逼供审讯、严刑拷打的地方。专案组这帮家伙,对爸爸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打耳光、“坐飞机”、卡脖子、按倒在地用脚踢,是家常便饭。更恶劣的是车轮战,午前、午后、晚上一天三审不算,夜里还要连审,不许睡觉,还得写交代材料。一连就是十几天、二十几天,谁能受得了?!在审讯中,他们用的酷刑无数,当年爸爸在国民党监狱里没受到的酷刑在这里也都受到了!其中最残酷的是“燕儿飞天”,它和喷气式是一个姿势,一个人扭着胳膊,另一个人从背后抓住头发,使劲往后拽,直到仰面朝天。就这样连续揪罚几十分钟。每进行一次,爸爸都是死去活来,滴到地上的汗水就像洒了水一样!他们妄图用这种酷刑逼爸爸承认自己是叛徒,但爸爸宁死不承认,他们气急败坏,就拼命往后扭他的胳膊,把胳膊扭成倒转式,手掌朝外,致成残废。林彪、“四人帮”一伙对爸爸使用的种种酷刑和爸爸受到的苦难,真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

爸爸在这生与死的严重关头,坚信党的事业必然胜利,坚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光明必然战胜黑暗,坚信自己的斗争必然能够胜利。在我们探望他时,只见他把烟盒纸,碎纸片,就连只有手指宽的小纸条也都珍藏起来,怕被看守人员发现,他又在床单上画字,用手比划,要我给他一支笔,我偷偷地给他带去一支小笔芯,爸爸就用这个小笔芯夹在指缝里,背着看守人员,艰难地在碎纸片上写呀,写呀写呀写,过了大约一个多月,我们再去看他时,他机警地给了我一包废纸,我把它藏在裤腰里带出来,回家一看,原来是他写给敬爱的周总理的信。 爸爸在信中写道:“我1967年11月到此,先向专案组说明了在新疆狱中填表和对敌斗争的经过,……我在狱中填的是八路军工作人员,专案组得到的一个名册上也承认我是军人,但是在1967年审讯开始和1968年一二月审讯末期,三番五次硬要我改成中共党员。我填的表是信仰共产主义,也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但是硬要去掉共产主义,留下也愿为实施三民主义奋斗。过了几天又要去掉也愿为三民主义奋斗,改为信仰三民主义,这样将我由信仰共产主义,一变再变,变成共产主义的叛徒,还增加了些不三不四的话”。爸爸这寥寥数语,揭穿了林彪、“四人帮”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真象。信中还控诉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对他的残酷暴行。

我们曾多次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但均未送到。我知道这里有坏人当道,所以爸爸嘱咐我们把他的信亲自交给孙维世同志。他满怀希望地说:“孙维世是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她一定会转给总理的”。当我们满怀希望去找孙维世同志的时候,一位好心的同志悄悄地对我说:“还找她呢?早就被他们弄去整死了!”当我把这个噩耗告诉爸爸时,犹如晴天霹雳,打碎了他的一线希望,他脸色阴郁,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泪水直流。爸爸是个坚强的人,从不流泪,在国民党监狱中没流过眼泪,在专案人员的车轮战和“燕儿飞天”的酷刑中没有流过泪,为什么今天这样伤心呢?我想,一是为孙维世同志的死而伤心,二是因为找不到孙维世同志跟党失去了联系而流?目,革命50多年找不到党了,哪有比这更伤心的事情呢?

1974年8月13日,爸爸在狱中含冤而去!他在弥留之际特别嘱咐我们:“你们要把我的事报告毛主席,报告周总理,说马明方是好人,我死了也就放心了!”当时我们坚定地对爸爸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按您的嘱咐办!我们一定办到!”

谎言掩盖不了真理,捏造的罪名终究会被揭穿,爸爸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毛主席、党中央得知“新疆马明方案”后,先后于1975年7月和1980年6月,两次为“新疆马明方案”作出平反决定,指出:“马明方等同志,在敌人监狱里表现很好,没有自首叛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精神,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给爸爸作出的结论!是历史给爸爸作出的结论!爸爸,您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er h3">(四)</h3>

爸爸走了,走得是那样凄惨,那样悲凉!不!走得是那样光辉,那样悲壮!您是同林彪、“四人帮”搏斗到最后一息才不得不走的!我们为有这样的爸爸而骄傲。您走了,您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财富,但您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爸爸,您终生信仰共产主义,为实现此目标而奋斗终身。您常说:“党员心中要有党。”“党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您在被迫害致死前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活了60多岁,才刚刚悟出来,我的问题短期不会解决。”您断断续续地说:“干革命不容易,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我死了你们也不要悲伤,不要埋怨党。”说到这里停了停,接着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党员心中要有党,要相信党早晚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你们应当耐心等待党给我的结论。”爸爸,您是对的,您走后不久,党中央、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就为您平反昭雪了,称您不愧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后代,_定继承您的遗志,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实现而奋斗不息。

爸爸,实事求是,是您一生身体力行的信条。在大革命时期,您靠“实事求是”同党内的“左”倾思想作斗争;在国民党监狱里,您实事求是,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建国后,您靠实事求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路线,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在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期间,您依然坚持实事求是,宁肯身受酷刑,也不为其淫威所屈服!现在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我们一定遵照您的教导,永远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爸爸,您常常给我们说:“凡事想想乡亲们。”这就是告诉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您一生俭朴,勤俭节约,吃饭从不单独开小灶,穿着从不特殊化,从不占公家的便宜,也不允许亲属占公家的便宜。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年,妹妹断断续续病了一年多,母亲为了照顾妹妹,不使爸爸分心,也断断续续一年多没有好好上班,你很严肃地对母亲说:“你不上班就不应该拿工资,发给你的工资一分也不能要。”按照您的要求,母亲把一年多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爸爸,您的言行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教育,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教导,心里装着乡亲们,时刻不忘群众,勤俭持家,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情。

爸爸,您一生最爱学习,您平时总是抓紧一切时问学习,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您依然坚持学习。就在您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时候,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您走后,枕头下面还放着一本《毛泽东选集》。我们也要像您一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要学习邓小平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第四篇 深切怀念马明方 怀念爸爸

窗外,雪花不停地飘着,就像天上撒下了朵朵白花。看着这洁白的雪花,我们就想起了爸爸。“文革”开始以后,爸爸是在一个雪花纷飞的冬天被“四人帮”关进监狱的。七年以后,我们又是在一个大雪纷纷的日子第一次探视爸爸。爸爸爱党爱人民的心像火一样炽热,爸爸的思想品德又像雪一样纯洁。爸爸一生,革命50多年,历经沧桑,饱受风霜。在国民党反动军阀盛世才的监狱里熬过了四年,又在“四人帮”的监狱里苦度了八年。12年的牢狱之苦,使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仔细想想,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12年?!我们做儿女的怎能不为他的坎坷遭遇难过啊!

难忘的1973年的一个大雪天,我们等了又等,盼了又盼,终于盼来了被批准看望爸爸的一天。我们冒着大雪,带着女儿马琨、马冀,来到了一个阴森昏暗的小房间,几乎认不出这蓬头垢面,衣着褴褛,瘦骨嶙峋的老人,竟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爸爸。原来一个体魄魁伟,红光满面,目光炯炯的爸爸竞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我们和女儿呜咽着喊了声爸爸、爷爷一下子扑倒在他老人家面前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老人家也泪流满面地扶起我们说,“别难过,来一次多不容易啊,让我好好看看你们”。我们抬头问爸爸,怎么满口的牙齿只剩下几颗?爸爸把嘴赌近我的耳旁低声说“是被打掉的”!我们听了心碎难忍,悲愤欲绝。而爸爸却反过来安慰我们说,“这算不了什么,他们能打掉我的牙,却打不掉真理!打人的人就是没有道理的人。”爸爸双手拉着我们,左看右看,细细端详着,会心地点了点头。两个孙女也亲昵地喊着“爷爷,爷爷”,爸爸高兴极了。“快,快过来,让爷爷亲亲”。两个孙女偎依在爷爷怀里,脸贴着脸,亲热异常。大孙女给爷爷说,“我叫马琨,七岁,妹妹叫马冀,五岁”。爷爷勉励马琨说“你快上学了,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看着爷孙仨亲热的样子,我们把一切的悲愤伤痛都忘得一干二净。马琨机灵地走过去拿出一个大苹果,给爷爷边削边喂,爷爷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微笑着说“多年哟,难得有此含饴弄孙之乐!”真是开心极了。他还盼望着“有一天我出去后,同你们住在一起,过个舒心的晚年吧。”

1973年3月9日,我们第二次去探视爸爸,意外地发现他把头发胡须剪短了,显得精神了一些。他还幽默地说“我要给孙女儿个好印象嘛!”我们给爸爸换上了拆洗干净的衣服,让他吃了些水果、点心,老人家和孙女儿嬉戏亲热了一番,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的问题,你们也受了委屈。但你们要相信,我在新疆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的事,你们绝对放心。”马广说:“爸爸,你从新疆回到延安的时候,我虽然只有十来岁,但毛主席、朱总司令亲切欢迎接见你们的事,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毛主席说你们都是好同志,回来了就是胜利。”爸爸说:“你们有这个主心骨我就放心了。你们都是党员,党员心中要有党,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的问题一定会得到正确处理的。你们不要有任何埋怨,也不要给组织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耐心等待就是了。”爸爸又拉着宝琴的手说,你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我过去对你们关心不够,心里也不好受,现在又帮不上你们,盼你们学会独立生活,自己管理自己,好好教育孩子,再苦再难,也不能误了孩子的学习。一定要教养她们成人,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可怜天下父母心”。爸爸虽然身受囹圄之苦,还时刻不忘为儿孙着想。听姐姐马锐说,从1973年2月至1974年爸爸去世,她每次去医院探视,爸爸总要关切地问“马广一家好吗?”“马广的孩子好吗?”古话说,儿女情长,叶落归根。爸爸耐心地给我们讲了许多家乡往事。说奶奶和妈妈,虽然是农村妇女,但淳朴善良,精明能干,同邻里乡亲处得很好。30年代初,敌人几次抓他,都是奶奶和妈妈设法让乡亲们救助脱险的,他永远忘不了她们,忘不了乡亲们。爸爸还深情地说,多么想回一趟老家啊!看看乡亲们,看看小时候住过的窑洞,走一走崎崛的山坡小路。今天的革命大道,就是从昨天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走过来的。胜利来之不易,你们要珍惜,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不要忘了过去的苦。他还要我们牢记列宁的教导,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爸爸的一番良苦用心,我们将永志不忘。

爸爸一生,艰苦朴素,廉洁自律。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我们儿女从生活小事做起,严于律己。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不让我们浪费一粒粮食。衣着穿戴,能补就补,从不允许我们有一点奢侈。言谈举止,平易近人,从不准我们有高干子弟的优越感。他还特别强调,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求我们奉公守法,公私分明,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绝不允许占公家的半点便宜。国家配给他的小车,他明确规定,不准家庭任何人私用。马广上中学时,爸爸怕他用小车,就专门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骑。有一次马广放学回家,因自行车坏了未修好,就打电话让小车司机接了他一次,结果受到爸爸的严厉训斥。为此,爸爸还在党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要求秘书、警卫、司机和炊管人员对他和家人进行监督,严格遵守公车不得私用的规定。1963年暑假,马广从西安前往沈阳找爸爸想“走后门”上大学。爸爸严肃地说“凭你的本事,能考上就上,考不上就别上!如果没有真才实学,混个文凭又有什么用呢?!”爸爸反复告诫马广,读书做学问要老老实实,做人做事也要老老实实。“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不下苦功夫,想图轻松、走捷径是学不到真本事的。1965年我们在西安结婚时,爸爸很高兴,从沈阳打来电话,向我们祝贺。但再三叮咛我们,要一切从简,不要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当时我们还想不通,心想像爸爸这样的大干部,只有一个儿子,结婚还这样小气,似乎不大体面。爸爸知道后,又给我们打来电话说,现在国家还不富裕,人民生活还很苦,干部子弟更应当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大手大脚乱花钱。在爸爸的循循善诱教诲下,我们的婚事没有声张,没有请客送礼,门上贴了个大红“喜”字就把婚事办了。当时很多朋友都惊异地说“马明方儿子的婚事办得如此简朴,真令人感动”。从此,我们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养成了崇俭黜奢的习惯。

1966年冬,当“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冲击党政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时,爸爸怕我们担心,就在百忙中从沈阳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他一切都好,让我们放心,并嘱咐我们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我们遵照爸爸的教诲,虽然小心谨慎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不敢有任何越轨行为,但当“四人帮”诬陷爸爸为“叛徒”后,我们也在劫难逃,遭到迫害。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轮番批斗。在“造反派”的压力下,尽管我们也违心地表示“划清界限”,但我们始终坚信爸爸是清白的。

爸爸离开我们已整整26年了。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金钱物质财富,但他清正廉洁,勤政不息的革命精神,却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要把爸爸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让共产党人清正廉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永驻人间。

附录 一、马明方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马明方同志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马明方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因受林彪、“四人帮”长期迫害,不幸于1974年8月13日含冤逝世,终年69岁。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中共辽宁、陕西省委和省革委会,中共米脂县委和县革委会送了花圈。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王震、韦国清、乌兰夫、邓颖超、刘伯承、吴德、张廷发、陈锡联、胡耀邦、赵紫阳、聂荣臻、徐向前、彭真、赛福鼎、李井泉、廖承志、萧劲光、薄一波、姚依林、粟裕、宋任穷、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刘澜涛、李维汉、江华、黄火青、胡乔木、萧华、张爱萍、李达、王平、习仲勋、任仲夷、马文瑞等同志送了花圈。

李先念、王震、乌兰夫、吴德、张廷发、陈锡联、胡耀邦、彭真、薄一波、宋任穷、王首道、杨静仁、黄火青等同志,中共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马明方同志的生前友好共8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徐向前同志主持,姚依林同志致悼词。

附录 二、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织的报告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因此案受牵连的同志,如尚未落实政策,望督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

<er">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 平反的报告</h3>

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为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于1967年11月,捏造罪名,颠倒是非,诬陷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谢良、杨之华、刘护平、李云扬、吉合同志等100多人,于1943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后自首叛变。康生、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一方面把有关这些同志在狱中对敌英勇斗争的证据材料不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大搞逼供信,制造假材料,硬说这是一个“叛徒集团”。康生在1968年6月1日一次会议的讲话中,竞诬蔑说“这些人不仅是集体欺骗,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这是跟国民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欺骗党,有计划地搞内奸”,把矛头指向曾代表党中央营救这批同志出狱的周恩来同志。在审查中,他们采取法西斯手段,对这些同志进行残酷迫害,致使马明方、杨之华等20多位同志含冤而死,不少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对“新疆马明方案”(也称“四三专案”)进行了调查核实。大量材料证明,1942年9月,新疆军阀盛世才为达到其投蒋反共的罪恶目的,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陷我党,将我在新疆的全部人员(包括我党派驻新疆的工作人员、学习航空的人员、从苏联归国的人员以及在新疆养病的人员)拘禁,于1943年春关进监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坚贞不屈,无情揭露敌人,盛世才恼羞成怒,下令杀一儆百,三同志英勇就义。马明方、张子意等绝大多数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百子一条心”,既同敌人的毒打、监禁、饥饿等法西斯暴行作“至死不变”的斗争,驳斥了对我党的种种诬蔑;又同叛徒的拉拢、引诱作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精神,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没有自首叛变的问题。1946年,党中央指示周恩来同志委托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先生,把关押在新疆监狱的马明方等131人(其中孩子23人),于同年6月无条件集体释放出狱,并派专人护送回延安。这些同志回到延安后,受到党中央和军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朱总司令亲切接见慰问了由新疆回来的同志。马明方、张子意同志代表狱中同志如实向中央作了报告,方志纯同志代表狱中的同志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

毛主席、周总理对“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工作十分关心,1975年7月31日将中央专案三办《关于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报告》,以中办发[1975]10号文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遵照办理。但是,由于“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报告中把本来是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制造的这一冤案,说成是“有人揭发”,“立案审查是完全必要的”。而且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群众公布,使一些受迫害和株连的同志,政治上蒙受不白之冤,没有得到及时彻底的平反昭雪。

事实证明,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是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应推倒强加于马明方、张子意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凡因“新疆马明方案”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应平反昭雪,举行追悼会,按党的政策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凡因此案受到株连的同志也应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并依照上述精神,为每个同志作出相应的结论(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党组织已作有符合实际的审查结论的,也可维持原结论)。建议撤销总政(77)政审字第13号《关于新疆航空队案的审查报告》和《关于新疆航空队案审查结论的通知》,以此文件为准。有关档案材料,按中央发出的有关规定,认真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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