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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侨史话》 第一章 中国和美洲人民之间的早期往来 第一节 对中国人到达美洲的几种猜测 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印第安人早已分布在整个南北美洲，成为美洲大陆的主人。哥伦布在1492年航行到达美洲时，以为是到达了梦寐以求的亚洲的印度，遂把这里的居民称呼为印第安人，这个名称一直沿袭至今。人种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研究成果表明，印第安人和中国人一样，属于蒙古利亚人种。而中国不仅是蒙古利亚人种的发源地，而且是蒙古利亚人种分布较集中的地方，可见印第安人和中国人在血统上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中国人究竟是何时到达美洲的？ 但也有人认为，远古亚洲人类的环太平洋迁徙，与大陆和附近岛屿有关。大陆和附近岛屿，当冰期到来，海平面下降，即与大陆连成一片。某些岛屿即变为远古人类生息和迁移的通途。某些远古亚洲人可能由岛屿乘着独木舟，来到今天的美洲。 <hr /> 学者们认为，美洲印第安人与中国人种相同，美洲的最早主人可能是从中国去的。 有人认为，印第安人可能是中国殷周时的移民。在本世纪40年代，有人提出了“殷人东渡说”。据说，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趁商大举征伐东夷(在今山东境内)之机，联合庸、蜀、羌等族，率军东征，企图一举灭殷。当周武王大军抵达牧野(今河南淇县)，殷纣王才调兵遣将，仓促应战。两军在牧野交战，商朝全军覆没。纣王即登上鹿台，自燔〔fan凡〕而死。武王为全歼殷军，免除后患，又率军攻打纣王在东夷的大军。这些国破家亡的殷军，便向东从海上夺路而逃。渡海之时，恰逢飓风大浪，船只漂洋过海，到达了美洲的墨西哥。逃亡者上岸后，先到墨西哥的圣洛伦索，后又至墨西哥韦腊克鲁斯的拉文塔，并在那里建立了都城。之后，这些逃亡者的后裔便由墨西哥继续迁移，到达了中美洲一带。 从以上诸多的猜想中，目前许多学者已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看法：即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中国人可能到达过美洲。 那么，印第安人远古祖先是如何从亚洲到美洲去的呢？人们一般认为，可能是在距今一万至四万年以前，从亚洲东北部经过连接古代亚、美两洲的白令海峡陆桥进入美洲的；也可能是从白令海峡冰上行走或乘船航行到达美洲的。 无独有偶，恰恰在墨西哥和中美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和出土文物中也找到了“殷人东渡说”的佐证。据说现已破译了尤卡坦半岛科潘拉文塔神庙遗址出土的奥尔梅克文化玉圭上的殷商祖先名号铭文，揭开了奥尔梅克文化主人的真面目——他们就是东渡美洲的殷末军民。在墨西哥拉文塔和圣洛伦索，考古学家们曾发现了古代的排水渠道，与我国河南安阳发现的殷墟排水管道，竟十分类似。1968年，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阿尔托山还发现了一尊巨石女神像。女神双手放在腹部，扁平的脸朝向天空，可能是分娩神。这尊分娩神同我国出土的一尊商代大理石分娩神形态几乎完全一样。学者们根据以上种种遗物，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公元前1100年来到拉文塔的奥尔梅克人，可能就是从中国来的。 德·歧尼关于“慧深东渡扶桑”的看法一提出，犹如在平静的湖水中投进了一颗石子，从此引起了无尽无休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史料“确信无疑”，认为早在中国古文献《梁书》、和《淮南子》中均有汤谷、扶桑的记载。汤谷、扶桑是一地异名。汤谷是以祖先崇拜而得名，扶桑是以汤谷的地理环境特征即多高大的树木而得名。“扶桑”则是日族聚居地。汤谷、扶桑即日崇拜族团以其日出之地多高大树木这一特征为国族称，谓之“扶桑国”。扶桑国族，就是太昊、少昊、羲和族团，他们生活在长江下游杭州湾、宁绍平原、太湖及苏北一带的沿海地区。而古代美洲印第安人有极其强烈而持久的汤谷扶桑观念，扶桑图大量出土于美洲印第安人文化中，构成要素与中国相同。实际上，这就是东西方扶桑国迁移史的结果。有的认为是“游僧编造的海外奇谈”；有的认为扶桑是日本或其他什么地方。中国慧深在5世纪到达扶桑是真还是伪？扶桑是指日本还是指墨西哥？还尚待以后的中外史学工作者去研究评论。 大约距今500年前，意大利热那亚纺织工人的儿子哥伦布·克里斯托夫(1451—1506年)于1492年8月3日拂晓，奉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之命，率领“圣玛丽亚”、“冰达”和“尼娜”三条帆船和87名船员组成的探险队，驶出西班牙的巴罗斯港，经由浩瀚的大西洋，于1492年10月12日清晨登上美洲的圣萨尔瓦多岛(今为巴哈马群岛中的马特林岛)，即基督教所谓“救世主”的意思，这个日子被定为美洲的发现“纪念日”。世界上便公认是哥伦布首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那么，中国人究竟是何时到达美洲的呢？至今仍是一个谜。 不过，我们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的拉克布拉达广场上又似乎找到了5世纪中国僧人慧深到达墨西哥的旁证。在拉克布拉达广场上，耸立着一座中国帆船到港的纪念碑。这座碑是1936年11月20日由当地州长和市长督建，以纪念1400年前抵达此地的一艘帆船。尽管建立这座纪念碑是根据墨西哥当地人的传说，但当地人传说中国帆船到达的时间正与我国史籍所载“慧深东渡扶桑”的时间相吻合。真不知确有其事，还是偶然的巧合。 注释： 第一章 中国和美洲人民之间的早期往来 第二节 早期赴美洲的华工和华商 <h3>(1)早期赴拉丁美洲的华工和华商</h3> 早期华工、华商赴美同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开辟相关。大家知道，中国丝绸早在汉代就向西输出，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经中亚过西亚，远销至希腊罗马。自明代起，又向东输出，由太平洋“丝绸之路”，经过菲律宾，运抵墨西哥，远销至整个拉丁美洲。 从东汉、三国时起，我国就逐渐开辟了由台湾前往菲律宾的航路。1565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占菲律宾时，当地居民还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岛上的自然资源尚未开发，从而吸引不少华工移入菲律宾。同时，由于菲律宾可供出口的商品奇缺，菲岛的殖民者就想方设法打开通向中国的航路，把中国盛产的丝绸和瓷器等商品运入菲律宾，然后通过马尼拉，用帆船运往拉丁美洲，由此开辟了中国——菲律宾——拉丁美洲的海上“丝绸之路”。 从十六七世纪中国明代晚期，就有一些在菲律宾的华工乘西班牙“马尼拉大帆船”横渡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到墨西哥侨居。聚居在首府墨西哥城的华工，创建了美洲历史上的第一条唐人街。有时，西班牙人为了自己的种种需要，亦雇佣中国仆役、水手、工匠以及商行伙计等赴墨西哥。移居到墨西哥城的中国理发师，于1635年在城内建立理发馆，与西班牙人开办的理发馆竞争。有些墨西哥华工，还受雇于纺织手工工场和矿场，与当地的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一起，从事繁重的劳动。通过马尼拉大帆船前往拉丁美洲的华工，是赴美洲的第一批华工，他们揭开了美洲华侨史的序幕。 1797年，英国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了美洲的特立尼达岛，但该岛的劳动力奇缺，无法进行开发和垦殖，于是计划从外部输入移民，以发展当地的甘蔗种植园经济。1802年，该岛的英国总督皮克顿向伦敦建议从中国招募契约华工，到特立尼达岛作苦力。伦敦立即指令印度总督制订招募计划，并指令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在广州一带拐骗300余名华人，偷偷运至澳门，由葡萄牙的船只先运到槟榔屿，然后换英国船，分先后两批到达特立尼达，被全部驱入甘蔗种植园从事艰苦的劳动。 1808年，为躲避拿破仑大军的进逼，巴西的宗主国葡萄牙王室驻跸巴西首府里约热内卢。王室为稳定政治局势，采取了一些发展殖民地经济的改良措施。措施之一就是要从中国招募茶农，并让他们携带茶树苗，一道运至巴西，以发展中国式的种茶业。1810年，澳门葡萄牙人奉命从广东、福建招募有种茶经验的几百名中国茶农移居到巴西圣保罗州，企图把茶叶发展成为大宗出口的商品。但由于巴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与中国不同，加上中国种茶工人有不满情绪，巴西发展种茶业的尝试失败了。 无论是葡萄牙人把华工移殖到巴西，或者是英国人把华工移殖到特立尼达岛，都是采用明末清初以来东南沿海一带居民结伙到南洋各地做工的民间传统方式，即形式上采取招募华工，订立雇工合同的办法。这些契约华工是19世纪中叶以后大规模输入拉丁美洲契约华工的先驱。 <h3>(2)早期赴北美的华工和华商</h3> 早期赴加拿大的华工与英国殖民者开发加拿大西部海滨地区有直接关系。1776年，英国宣布占领加拿大西部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区，称为新加利杜尼亚。当英国占领新加利杜尼亚之际，这个地区人口很少，劳动力奇缺，迫切需要输入大批廉价劳动力，来开发这片广阔的处女地。为满足这一需要，1788年，英国船长约翰·米尔斯从澳门将少量的中国铁匠和木工，移入到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岛，在该岛的奴加生港建造北美第一艘40吨重的大船“西北美洲号”。次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入温哥华岛，将奴加生港英国人的财富洗劫一空，而华工则下落不明。据米尔斯船长记载：“运来华工是一种实践；他们一般被尊为能吃苦的、勤劳的和心灵手巧的种族。他们靠大米和鱼生活，只要低工资，这是从经济上考虑而雇佣他们。在整个航程中，有一切理由来对他们的服务感到满意。”据说，还有一个名叫孟马克的华人，从英国到达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在现在多伦多旧唐人街中心的约克街开设一个杂货店谋生。以上这些勤劳刻苦的华工、华商，开创了华人进入加拿大的先河。 美国独立之前，即17、18世纪，北美与中国的贸易交往是由当时的西班牙属地、现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进行的。大帆船每年定期往返于马尼拉和墨西哥之间，航途中先到达加利福尼亚海岸港口，卸下部分中国货后，再驶向墨西哥。这是当时北美西海岸对华贸易的一种间接渠道，且为西班牙所控制和垄断。当时，到达北美的华人人数极少。根据记载，1571年，曾有一批造船工到达北美加利福尼亚。在1571—1748年间，已有华工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海岸和西北部海岸从事造船活动。 1776年，北美殖民地人民正式宣布独立，经过艰苦的七年独立战争，并于1783年迫使英国签订承认美国的条约。 北美反英独立战争的胜利，给对华直接贸易和移入华工创造了有利条件。独立战争胜利结束的次年，即1784年2月22日，以约翰·格林为船长、以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立过战功的山召茂少校为船管理员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启航，渡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8月23日到达澳门，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成功地完成了从纽约到广州的试航。“中国皇后号”的试航成功，标志着中美直接贸易往来的开始，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国皇后号”试航成功后，美国“试验号”、“土耳其皇帝号”、“同盟号”、“哥伦比亚号”和“华盛顿号”等大批商船陆续驶华，以皮货、棉布以及鸦片换取中国出产的纺织品和茶叶等货物。随着中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华工亦随之零零星星地到达美国。1785年，美国商船“巴拉斯女神号”从中国广州抵达美国东海岸的巴尔的摩时，船上35名船员中有三名为中国海员阿新、阿金和阿信。他们上岸后在美国滞留将近一年才回国。1796年，一个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员移居费城时，曾带去五名华人仆役。1807年，已有一个华人在纽约居住。然而，在美国移民当局的正式记录中，是把1820年作为第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的年份。据美国移民委员会记录，在1820—1840年的20年间，只有10多个中国人来到美国 总之，鸦片战争以前的赴美华工，只是零零星星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偶然性。严格来说，他们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侨民。他们同19世纪中叶，中国“门户开放”后被拐骗、强迫签订卖身契约的大批赴美华工还有本质上的差异。这就是说，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华工和契约华工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 <hr /> 注释： 第二章 美洲的华工和契约华工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的东南沿海地区 <hr /> 赴美华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赴美国的“赊单工”，另一种是赴拉丁美洲的契约华工。尽管其形式不同，但他们赴美的原因和遭遇，却几乎是相同的。 大家知道，1840、1856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都是在广东爆发的。广东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东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战后，英国又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政府勒索巨额赔款，而广东省就负担了赔款的70%。更有甚者，英国侵略者在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时，还逼迫清政府代表耆英口头同意：以后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也无须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此后，清政府一直遵守这一允诺。侵略者有恃无恐，源源不断地把鸦片输入中国，其中有3/5是以广州为销售市场，使属于广州附近的“三邑”、“四邑”人民深受其害，生活更加恶化。 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三邑”和“四邑”是我国最著名的侨乡。“三邑”是指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区的番禺、南海、顺德三县(今俱为县级市)；“四邑”是指仍属于珠江三角洲范围的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四县(今俱为县级市)。 为什么“三邑”和“四邑”成为著名的侨乡呢？这还要从鸦片战争谈起。 注释： 第二章 美洲的华工和契约华工 第二节 从掠夺华工到签订招工合同 中国大门被殖民者的炮火轰开以后，为殖民者直接、公开地大批掠夺中国的“苦力”创造了条件，在东南亚地区为新加坡建立的转买苦力的中心市场，被殖民者迅速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从过去零星的贩卖人口发展为大批华工被拐骗，贩往整个美洲。 1846年12月7日，英国经营苦力贸易的投机商德滴到达厦门，声称受西班牙政府之托，要在厦门建立西班牙领事馆。闽浙总督刘韵珂准其所请，德滴就在厦门开办为西班牙经营苦力贸易的大德记洋行——卖人行。为了囚禁拐骗到的华工，大德记洋行在厦门海关附近设立了大巴拉坑(Barra，葡语，即猪仔馆。华工，澳门人贱称“猪仔”，“猪则等人于畜类，仔者微贱之称也)，并在洋面上停着一艘名为“伊米格兰特号”的猪仔屯船，专门收受人贩子交来的“猪仔”。 厦门成为贩卖人口的中心后，殖民者又把距厦门100英里左右的汕头、加上澳门及离澳门北部不远的金星门作为进行苦力贸易的重要据点。还有一个中心就是所谓的“自由港”——香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华南多数港口都建立了人口贩卖市场，而贩卖中心则已转移到了广州。 开办这些贩卖人口公司的殖民主义者主要是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西班牙人。他们在掠夺华工时，收罗了我国的一些地痞、流氓和恶棍，作为招募人，用花言巧语、赌场、妓馆等诱惑和绑架等手段，把广东、福建等地的许多农民骗去当苦力。 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设置人口贩卖和华工转运中心后，就开始运用种种卑劣手段诱骗苦力，甚至公然绑架苦力。当时东南沿海港口的劳动人民，为此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一旦苦力被骗子、捕手捉到，便立即丧失人身自由，押到停泊在港口海面的小艇上。在珠江口岸，这种小艇经常是四五十只成列地排开着，可以说是一座座活地狱。艇上由外国的人贩子坐阵指挥。凡是被绑架上小艇的人，如拒绝“签订”出洋“合同”，就要遭受残酷的刑罚。例如，有的被拴住拇指或脚趾，悬空吊起毒打；有的被装进竹笼，扔进水中浸泡；有的被捆住双脚，用点着的香火烧炙；有的被双手合掌绑紧，再用竹签敲入两掌之中，等等。直到他们“同意”签订契约为止。 苦力被迫同意后，便由小艇送往离海岸较远的“猪仔屯船”上。“猪仔屯船”实际就是奴隶贩卖船，是一所特制监狱。船内黑洞洞的，见不到一点光线。猪仔铺位排列成长列，直贯全舱，舱内最宽处不能两个人并立，空气令人窒息。苦力被装满后，猪仔屯船就离开中国海面，驶向美洲。 卖国投降的清政府对掠夺华工的“猪仔屯船”毫无办法。但广东广大农民为保卫自身的安全，挺身而出，同殖民主义者的强盗行径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们努力捕捉那些为西方人贩子效力的猪仔贩，并按照本地的传统办法予以严惩，以伸张民族正义。被拐骗的华工亦为逃出虎口，奋起斗争。1858年8月12日，美国猪仔屯船上的87名华工在被押往澳门途中曾趁机起事，愤怒地杀死了人贩子，毁坏了屯船。广州各界商行亦纷纷联名给英国领事馆写信，揭露外国人贩子掠夺良家子弟，卖民为奴的罪恶行径。广州各界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使外国殖民者胆战心惊。 英、法殖民主义者为了继续从这宗罪恶的买卖中获取高额利润，便买通中国的衙门，导演了一出建立“自由移民”的把戏。1859年4月6日，南海、番禺两县知县贴出“联衔告示”，对被承招华工，不必阻止他们“随外人出洋”。这等于承认华工出洋的合法性。三天后，广东巡抚柏贵又贴出告示，规定广东商民，如自愿出洋，“毋庸禁阻，令其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表面是允诺“自愿出洋”，实际上是使殖民主义者在华掠民为奴合法化。随后，英国政府即以此为依据，逼迫清政府承认了这种“合法”的先例。1859年11月10日，英国招工专员奥斯丁在广州西关挂起了第一块“招工公所”的牌子，正式成立了“合法”的“招工馆”。1860年2月18日，时任两广总督的苏崇光又接受英法联军司令官的建议，颁布了“现议外国招工章程十二条”，这是以清朝官员名义颁布的第一个招工章程。此章程不仅没有保障华工的任何权利，而且将管理招工的权利统归于由英人担任长官的税务司。至此，中国清政府的官员在“招募”华工问题上就毫无发言权了，只能听从殖民主义者的任意摆布。 掠夺人口的合法化，使广东等地的招工馆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一些劳苦群众因生活所迫也开始同招工馆签订苛刻的招工合同。以下是一份华工签订的招工合同。 我出生于中国____。现年__岁。今与瓦加斯公司签订契约，条文如下： (1)我保证乘公司指派的船赴古巴哈瓦那。 (2)我保证服从多利西斯、斐朗和杜比利斯先生或他们把我转让的任何人的吩咐，在古巴工作八年。不论他们派我到田地上、村庄里还是私人家庭、工厂或任何地方，不论派我耕种、修路、种咖啡、打铁、当家仆还是任何其他工作，我都保证服从。 (3)八年工作期的算法是：如我抵达古巴时身体健康，就从到达哈瓦那后被买主领去的第一天算起。如抵达古巴时生病或不能立即干活，就从离开医院的第八天算起。 (4)工作时间要根据工作性质由买主决定，有时只能断断续续休息。但每隔24小时，可以集中一段时间睡眠。早晚饭时间以当地工人的作息时间为准。 (5)除非因工作不能停顿，否则每天下班后以及星期日都无须工作。 (6)我必须遵守工厂、车间、田间和人家家庭所订的规章制度。如在工作时间表现懒散或未执行园主或监工的命令但不足以构成刑事罪的错误时，我必须服从园主和监工的惩罚。 (7)在契约规定的八年期限中，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如一地为东家效劳，决不找任何理由或借口从他手下逃跑。 (8)如生病超过一星期，我同意停发工资，待我身体复原能重新工作时再发给我工资。 以下是瓦加斯公司代表资方与我订的条文。 (1)从八年工作期限的第一天算起，资方付给我四元工资。 (2)资方每天供给我八两咸菜和两磅半白薯。 (3)我生病住院时，资方负担一切医院费用，直到我出院为止。 (4)资方每年发给我两身衣服、一件毛衣、一条绒毯。 (5)赴哈瓦那的旅费及船上用费均公司负担。 (6)启程前，公司付给我八银元的装备费。 (7)启程前，公司发给我价值四元的三身衣服、铺盖以及旅途中的必需品。此项用款连同前条的八元共计12元。待我抵达哈瓦那后，资方可以从我每月工资中扣除一元还公司，12个月扣完。我接受上述二条的硬币和衣服后，保证按上条规定在哈瓦那将12元陆续付还。虽然古巴自由工人和黑奴的工资多于四元，但因资方给我其他福利，我同意我的工资定为四元。 契约双方为保证严格执行上述条文，并在两份内容相同的契约上分别签字。 本契约订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于______立合同人____。 契约华工一般是从澳门去拉丁美洲的华工。凡是赴拉丁美洲的各地的华工，因一般都要订立这种契约，故赴拉丁美洲的华工通称为契约华工。这种契约实际上是一种卖身契。在执行合同中，种植园主、矿主或手工工场主掌握着契约的控制权，所以对有利于华工的种种保证，很难得以实现，而对于契约义务，又往往按主人的意志任意加码。 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每个契约华工所花的出洋费亦有不同，例如，1862—1863年间，英属圭亚那招收的每个中国契约华工平均需花费133.70元，其细目如下： 在中国付出的一部分费用$64.04 租船费，每人15英磅按四先令六便士等于一元折算$66.66 雇用医生通事等费用$3.00 共计$133.70 据统计，在契约华工赴美高潮期，即从1847年6月13日英船“阿盖尔公爵号”自厦门运载第一批契约华工抵达哈瓦那港，至1874年7月2日秘鲁船“海拉号”运载最后一批华工抵达卡亚俄港，总共运往古巴、秘鲁、智利和夏威夷群岛等地的契约华工约25—50万人。 与拉丁美洲地区一样，1850年前，美国同样推行这种契约华工制度。但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便逐渐放弃了这种过时的移民形式。1849年9月，加利福尼亚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了一种禁止蓄奴制的州宪法。1850年，英国国会各代表经过激烈争论，终于达成了《1850年妥协案》，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被接纳加入合众国。因此，要在这个州实行变相的奴隶制的契约劳工制度，势必违反这个州宪法并遭到当地人民的坚决反对。何况，英国国会又于1855年通过一项《乘客法案》，规定香港为由中国赴美国的唯一港口，而香港早在1841年已被宣布为自由港。在香港继续贩卖契约华工，亦显然与自由港的地位相悖。基于以上原因，赴美国的移民又出现了一种新形式——“赊单工”。“赊单”系广东话，意为“赊欠船票制”，其赴美国移民由此被称之为“赊单工”。“赊单工”系指那些无力支付现金而由中国商人或外国公司支付船票费用的出洋华工。商人或公司为赊单工预先支付船票费用，之后则从出国人的亲属或未来雇主那里取得补偿。这种“赊单工”与“契约华工”的根本区别，在于将“劳务”契约改为“债务”契约。按规定华工到美国后不用服一定期限的劳务，而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来偿还船费及其利息。从香港到旧金山的船费最低每人约40美元，而归还时须偿还大约100美元。这笔钱规定每月在工资中加以扣除。华工必须偿清债务才能回国，否则，轮船公司就不准售给他回国的船票。由于华工在国内一般都有妻室老小，都想工作一段时间后返回故里，所以一般都尽快还清这笔债务。这个办法，显然优于契约华工制，故从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以赊单工制逐步取代了契约华工制。 实行“赊单工”制主要是依靠早期赴美的中国商人及其组织的会馆(也有外国公司)。这些商人随中国华工前往美国矿区，开设提供日用品和工具的商店。后来，他们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公司雇佣华工的经纪人。正是这些中国富商将赚取的一部分高额利润带回国内，为美国各公司招募华工，并成为美国船只的租船人，将赊单工运往美国。他们一般通过设在旧金山的六大会馆(同州、宁阳、三邑、阳和、人和、合和)作为在广州和香港等地招募赊单工的机构，以同乡会为基础，进行招募工作。 1868年，美国为满足开发西部地区的特殊需要，通过蒲安臣与中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的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蒲安臣是美国驻华公使，1868年任期届满。在总税务司赫德的建议下，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派他为中国特派钦差中外交涉事务重任大臣，出使美国。蒲安臣到美国后，竟擅自越权根据美国意愿，与美国国务卿在华盛顿签订了这个“续增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清政府被迫接受这个条约后，就使美国招募大量华工“合法化”了。于是在中国立即掀起了大量赊单工赴美国的高潮。 赴美国的赊单工一般都要同中国商人或外国公司签订赊单工合同。下面是一份当年“赊单制”的空白合同文本，是由上海一家英国公司“祥胜行”和华工之间订立的。它保存在旧金山市的韦尔斯·法戈博物馆里： 英华商民合同立议约。今有祥胜行，特雇花旗国船，名哑吗三，装运自欲出洋佣工之人，弗兰嘶戈口(即旧金山市)，代为寻觅生理，自上海起行，一应伙食、船钞等费，俱系祥胜行东家代为应付。到彼处尚需东家代荐生理。其代付之银，理应归还，俟生理定确，即向本东家预支伙食船钞水脚洋银，每人壹佰贰拾元，交还祥胜行东家亲收。即向该处雇为作工之商议定，每月扣去工金若干，待一切扣清，方照月付银。此系两愿，不得异言。今欲有凭，立此议约，各执一纸为照，乙酉年(1849年)月日立 华民 英商 根据统计，1848年以前定居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华工只有70余人。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后，在黄金梦的驱使下，赴加利福尼亚的华工骤然剧增，但每年亦只有数千人，只有极少数几年超过万人。可是在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的续增条约》的1868—1882年间，其中却有9年赴美国的赊单工超过万人，总数达到10万余人。 赴加拿大的华工，一般是采取赊单工的形式去加拿大。由香港乘轮船前往。1858年以前，华工赴加拿大的甚少。根据史书记载，华工大批赴加拿大是在1852年，“1858年探险家与猎户，在卑诗省西南角夫里塞河畔(FraverRiver)发现金沙，各地居民蜂拥前来淘金，是为华人移殖加拿大之始。淘金热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兴建横贯大陆铁路，又引起了华侨赴加高潮，截止1891年全加华侨有9129人。到1950年，华人赴加拿大总数曾达85000人之多。 <hr /> 注释： 第二章 美洲的华工和契约华工 第三节 契约华工和赊单工的不幸遭遇 赴拉丁美洲的华工，一旦在预先强制签订的“招工合同”上按了手印，就立即被“以辫相连，接成一串，牵往囚室(招工馆)”，以等待“猪仔屯船”的起航日期。“招工馆”一般都是些肮脏不堪的水栅，其条件十分恶劣。随着招工人数越来越多，中国东南沿海港口“招工馆”到处可见，1870年仅澳门一地就有300家之多。 一旦航期到了，华工们就被驱赶到“猪仔屯船”上。由于殖民主义者贪得无厌，船上总是超载，船舱里拥挤不堪，每人至多占有二平方英尺的面积。华工无法平卧，只得屈膝而坐，夜则交股而眠。船舱内通风设备极差，饮食条件恶劣，华工们不时发生呕吐、罹患疾病。由于缺乏医疗条件，死亡事故不断发生。亡故者就像牲口一样，被随时抛入大海。华工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捆绑和残酷拷打，或被戴上手铐、脚镣。由于受到种种非人折磨、虐待，华工在航程中死亡率很高，其中有的竟高达50%以上。1847年，“阿吉尔公爵号”运载华工400名，航行123天，途中死亡的华工达35名；抵达古巴时，有200名已处于濒死状态。1853年，华多普公司的三艘船从厦门起航，前两艘船共载华工803名，抵达哈瓦那时只剩下408名，而第三艘船载华工250名，到达古巴时已死152名，死亡率竟高达60%以上。正因为如此，人们就把往拉丁美洲载运契约华工的“猪仔屯船”称之为“海上浮动地狱”。 清代坡山文人易其彬在他著名的《卖猪奴》诗中充分揭示了这种“海上浮动地狱”的悲惨情景和“猪仔”们的内心痛苦： <span>一登番儿船，入笠难奔逋。 …… 不胜番儿役，鞭扑无完肤， 无风何惨惨，雨云常载涂。 父母不可唤，兄弟隔海隅， 此生有归期，敢怨衣食无， 死为冻死鬼，犹得依吾庐。 在饥饿、拷打、死亡威胁下的华工，为反抗殖民主义人贩子的专横和暴虐，曾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851年，乘英国船“胜利号”驶向秘鲁的华工举行起义，当场杀死了船长，驾船返回中国。1852年，由英籍船长指挥的秘鲁船“罗莎·埃利亚斯号”的华工，在开往秘鲁途中，举行暴动，杀死船长，驾船到新加坡上岸。1855年10月，美国船“威弗利号”满载华工赴卡亚俄或哈瓦那。船只启航不久，船长病故。此船不得不驶入菲律宾的马尼拉。船上华工要求上岸，因而同船方发生争吵。有一个中国人当场遭到枪杀，其余中国人被驱进船上的大舱。舱门及各种通气口被严密封闭。到第二天早晨被打开时，发现已有251名中国华工窒息而死。1857年，美船“左尔马号”载428名华工离汕头开往古巴，船行次日，华工暴动。华工放火烧船，水手开枪打死数人，30余人受伤，209人跳海。1859年，美船“挪威号”运载1000余名华工自澳门开往古巴，船行五日，华工举行暴动，放火烧船，受到弹压，有130余名华工牺牲。1870年，法国船“诺维尔·朋内罗普号”运载320名华工，自澳门开往拉美卡亚俄港，途中，华工机智地夺取船只，杀死船长及11名船员，驾船回到中国。据统计，从1845—1872年苦力船海上遭难事件共计48起，其中华工暴动占了38起。我们在这里可以引用当时香港法官司马理于1873年3月对苦力船案件所做判词来说明这一苦力贸易的性质——实质上是一种奴隶贸易。他曾指出：“就我看来，假如因果规律仍然起作用的话，这种可耻的贩卖必将为贩卖者本身招致严重祸害和可怕后果。我曾经试图把苦力在出洋船上起来，焚烧船只，使它们无法完成航程的案件编成表格。就在我编表还没有完成的极短时间内，已经有七只船，装载3000多苦力，先后在海上被焚，或者失事沉没，因而酿成重大损失的惨案。死者当中包括几个船长和相当人数的船员。” 由于契约华工在运输途中暴动迭起，使太平洋航道上的苦力贸易不断失利，以致影响英、美对东方的正常贸易。加之澳门当局不断受到中国和世界舆论的谴责，苦力贸易弊大于利。1873年4月，香港首席法官宣布“贩卖苦力贸易应视为奴隶贸易”，“凡与贩卖苦力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行动”，都应依法惩办。同年9月6日，两广总督瑞麟也下令：凡专为装载移民出洋的无约国船，一概不准在黄浦停泊。黄浦和香港对苦力船予以封港，使澳门苦力贸易处于瘫痪状态。基于这种情况，1873年12月，葡萄牙国王被迫颁布敕令，宣布禁止苦力贸易。苦力贸易的高潮就此结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苦力贸易的完全停止。 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赊单工，一般都从其家乡乘坐各种形式的小船或舢板，通过珠江三角洲的各种河道，前往香港，住进掮客为他们准备好的破烂小客栈里，或是住在熟识的亲戚家里，等待赴美船只启航。一旦赴美轮船开船日子确定，赊单工就上船，在甲板上排好队，听候检查。检查后就听从船主指挥，爬进底舱。除厨师外，赊单工均不准到甲板上来，以防与船长或船员发生吵架和斗殴现象。不管船长如何绞尽脑汁防止赊单工闹事，但赊单工由于忍受不了恶劣环境和人为的虐待，赊单工船上仍然不断爆发各种不同规模的斗争事件。例如，1852年3月，美国船“罗伯特·鲍恩号”装载450名移民赴旧金山，开船八天以后，已经绕过了台湾北端，船长赖斯里·布莱生下令用扫帚洗刷移民，并强迫赊单工剪掉他们的辫子。赊单工们受不了船长对他们的这种侮辱，起而杀掉船长和船员，夺取船只，到琉球岛的最南端的八重山岛靠了岸，大部分人留在琉球，少部分人继续驾船至厦门，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由于底舱条件太差，运输途中还经常发生死亡现象。例如，有一艘美国船“自由人”，从香港至旧金山，载赊单工500人，在途中竟死亡100人，占总人数的1/5，其惨状可见一斑。中国至美国旧金山的航程和航行时间，随季节长短、风向和海潮流向的不同而不同，一般需要航行两个月之久。 <hr /> “猪仔”进入“招工馆”，就按人头给人贩子酬金，最初每个“猪仔”给银元三元，后来涨到平均8—10元，个别时高达100元。然后，猪仔往往被剥光衣服，赤身露体，并且在他们的胸部打上或烙上C(古巴)、P(秘鲁)的字样或S(散得维齿群岛)……，先给他们一点食物以充饥，一套衣服以遮蔽身体，一二元钱以交付他们的家属。 在这篇《木屋拘囚序》中，作者以悲愤的心情，深刻揭露了美国少数人对华侨的苛刻虐待，另方面又期望“陈涉之徒”率领他们揭竿起义，并对其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注释： “白种强权，黄魂受惨，比丧家之狗。强入牢笼，追入笠之豚。严加锁钥，魂消雪窖，真犬马之不如。泪洒冰天，伤禽鸟之不若也。但我躬既窜海曲，性品悦看报章。称说旧乡故土，豆剖瓜分，哀怜举国斯文。狼掣虎噬，所望陈涉之徒。辍耕陇亩，田横之客，扫秦川为平壤。仗矛秉戍，荡吴国作丘荒。请看今日之域中，定是汉家之天下。” 赊单工抵达美国旧金山时，便到某个华侨会馆。由会馆负责人安排他们吃住，并送他们到乡下或矿区，强迫其按债主所定的低工资接受雇佣关系。他们表面上是自由的人，事实上是一种隐蔽的劳役奴隶。他们同契约华工一样，都逃脱不了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1910年3月16日美国旧金山的《世界日报》曾以头版头条刊登了著名的《木屋拘囚序》全文。著者以身受之苦，作悲惨之文： 第三章 早期华工对美洲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一节 19世纪中叶美洲对华工的迫切需要 总之，从中英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时期来看，无论是拉丁美洲或是美国，还是加拿大，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展和世界市场的需要，都需要大批的廉价劳动力来开拓这些地区。正是这种需要，引起了欧洲移民和中国华工被贩卖到美洲的浪潮。 契约华工经过千辛万苦，飘洋过海，被贩到奴隶市场上公开拍卖。拍卖时，华工的衣服被剥光，排列成行，任凭顾主检验，忍受了人间最大的耻辱。这些华工，在古巴一般被卖给甘蔗种植园主，在秘鲁一般被卖给矿产主，但他们共同的命运是从事繁重的劳动，遭到非人的压榨。而赴美国的早期赊单工，一般都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矿区从事开采黄金的工作。后来，这些华工的工作范围扩大，从事修筑铁路、开凿运河、开采硝石等工作。总之，早期华工在各个生产领域里对开发美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拉丁美洲人民于1790—1826年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在绝大部分地区推翻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等宗主国的殖民统治，成立了一系列新的国家。但在独立运动期间和独立运动不久，各国形成了“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政治态势，老殖民主义者被赶走，英、美、法、德等新殖民主义者趁虚而入，拉丁美洲各国很快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农产品、矿产品原料供应地、工业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为满足资本主义市场对拉丁美洲农产品、矿产品原料的需求，拉丁美洲大庄园主、种植园主及外国资本家需要大力发展当地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生产。而在当时机器生产极不发达的情况下，要大力发展农业和矿产品生产并不容易。拉丁美洲地区广大而人口稀少，独立前主要依靠从非洲输入大量黑人奴隶从事开矿和种植业生产。到中英鸦片战争时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期间和独立运动后不久，各国都已宣布废除奴隶制度，或颁布禁止买卖黑奴法及禁止输入黑奴法，从而导致了黑奴来源的枯竭。所以，拉丁美洲，特别是古巴、秘鲁和英属圭亚那地区，要发展农业和采矿业就只有依靠从中国输入大量华工了。 19世纪中叶，美国也是一个新兴的国家。美国于1776年宣布独立，1783年才迫使英国签订承认美国独立的条约。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足发展开辟了道路。独立后六七十年间，美国实行“西进运动”，把美国领土从大西洋沿岸的13州，向西扩展到太平洋沿岸，以实现其“天然疆界”。1835—1845年间，美国以武力把墨西哥领土得克萨斯地区并入自己的版图。1848年，美国强迫墨西哥签订《瓜达卢佩一伊达尔哥条约》。根据这一条约，美国从墨西哥取得了大片领土，包括今天的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等州的全部，以及怀俄明、科罗拉多、犹他、内华达等州的一部分。1853年美国又从墨西哥取得麦西亚峡谷地区。总之，美国在这一时期内掠夺了91.8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等于当时墨西哥全部领土的95%以上。随着疆界的不断扩张，新的领土的开发和利用，急需大批劳动力。外来移民特别是欧洲移民迅速增加，形成了一股空前规模的移民浪潮。从1815年以后的一个世纪里，约3000万人从欧洲移居美国。1815—1860年进入美国的移民，要比美国1790年的全部人口还多。中国华工也正是被这股移民美国浪潮席卷而入的。 再说加拿大地区。从16世纪开始，英、法势力先后侵入加拿大。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根据同年签订的《巴黎和约》，加拿大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而华工移入加拿大则与英国殖民者加紧开发加拿大西部海滨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1776年，英国宣布占领加拿大西部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区，称为新加利杜尼亚。1858年，新加利杜尼亚和温哥华岛被正式定名为不列颠哥伦比亚，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当时，这个地区人口很少，劳动力奇缺，迫切需要输入廉价劳动力，用来开发这片广袤的处女地。因此，英国便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将华工陆续移入这个地区。 第三章 早期华工对美洲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二节 早期华工对美洲黄金开采的贡献 早期华工进入北美地区即美国和加拿大，同这个地区发现黄金、大规模开采黄金有关。 1848年1月24日，墨西哥把加利福尼亚正式割让给美国的前9天，在离旧金山不远的萨克拉门托东北35英里的科罗马，水车匠约翰·马歇尔在德国船长约翰·A.萨特的碉堡的水道里发现了金子。水是从亚美利加河引向水道的。人们开始循亚美利加河谷和盆地淘金，果真发现了大量黄金，于是就开始了美国开发史上著名的“黄金热”。 发现黄金的消息一传开，人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从加利福尼亚南部，美国中西部，俄勒冈、纽约、新泽西、新英格兰及中美洲、欧洲蜂拥而来。到1849年9月，从各地赶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人已接近10万人，其中有华人323名。 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子的消息传到了中国。据记载，有一个名叫张明的华人，思维敏捷，首先将这个消息传回中国。“金山”的名字，就开始在中国流传。某轮船公司更贴出海报说“美国人民为天下最富者，他们欢迎中国人，一旦到达美国，有大屋居住，大工钱收入，好衣好食……，请勿疑惧，应即走向发财之路”黄金梦”、“发财梦”的向往在中国东南各省特别是广东省人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人们奔走相告，卖地借债，准备离乡背井，实现自己的梦想。1850年，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大共和”客轮，高悬黄龙旗和星条旗，满载2000名华工，由香港出发，驶向旧金山，这是由中国直接赴美开采黄金的第一批规模较大的华工。华工船只到旧金山靠岸后，即排成队伍，在旧金山华人亲属及同乡会代表引领下，先到该城唐人街，然后再逐步安排到矿区工作。这些华工，经过艰苦的劳动，偿还了前往美国的路费及其利息，积攒了几千美元，回到广州和香港，被人们称为“金山伯”。 在“金山伯”的感召下，东南沿海一带的居民纷纷出洋，前往美国采金。据统计，1850年赴美华工为700人，1860年已增加到34933人。华工大多数来自“四邑”。采金区域主要在加利福尼亚州，但在华盛顿、蒙大拿、爱达荷、俄勒冈等州，也遍布着华侨矿工的足迹。1870年以后，在科罗拉多州和南达科他州亦开采金矿，建立了华埠。 华工们在采金中，结成小组，分工合作，精细操作。他们或采用中国式水车，或用两根绳子拴起来的戽斗和桶，冲洗出水孔道的办法，进行采金。这是中国华工对采金技术的一大贡献。至今，在美国约伊克·克拉马斯河岸还保存一具中国式的水车，以示纪念。 1848—1883年，美国所生产的黄金总值约为12亿美元，其中加利福尼亚生产的约占2/3。华工在金矿矿工中所占比例很大。在头20年开采金矿中，华工向加里福尼亚州政府所交纳的税金约有500万美元，占当时该州这项收入的一半。可见，采金华工不仅为加利福尼亚州，而且为美国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正如美国学者劳埃德于1872年发表的《旧金山的光明石和黑暗石》一书中指出的：“若没有中国人的帮助，我国的工业不可能那么早就奠定了基础。” 美国发现金矿后10年，采金的热浪又波及到加拿大。1855—185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探矿队和加拿大温哥华岛英国殖民政府合作，沿哥伦比亚河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内陆勘探金矿。1857年秋，在弗雷塞河的耶鲁、霍普和哈利逊一带发现了金矿。这一发现立即吸引美国人、欧洲人和澳洲人前往开采，再次掀起了北美的“采金热”。 一个参加勘探金矿的华人阿康回到美国旧金山，向华工传播发现“新金山”的消息，引起了华商和美国采金商的重视。他们迅即招募华工，组成了第一批赴加拿大采金的300名华工队伍，1858年6月28日，通过爱伦·洛威船务公司的安排，从加勒比乘“俄勒冈”轮抵达离加拿大弗雷塞矿区不远的维多利亚港。加拿大华人至今还纪念着这个有意义的日子，把它作为华人最早到达加拿大的纪念日。 加拿大发现金矿的消息同样传到了中国，又吸引许多东南沿海一带的居民。1859年1月7日，被招募的广东华工乘“罗伯特·帕塞求”轮船从香港出发，驶向加拿大弗雷塞矿区。从此以后，由香港直接前往加拿大的华工便不断增加，据估计在采金热中(1858—1871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华工最多时超过10000人。 赴加拿大初期的多数华工，大部分是雇佣工人，华工所得的年平均工资为300加元，除生活费外，要偿还来加时赊欠的船费和利息120加元左右。如果不发生意外，一般要偿还三至五年，甚至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还清债务，取得自由身份。华工们为了发财致富，经常节衣缩食，积累资金，以极高的价格购买金矿产权。在库狄耐地区，那里的金矿开采权几乎都被华工们所掌握。在这个过程中，华工为英国殖民者创造了巨额财富。据统计，每个雇工所采金的价值1861年有634加元，1862年有648加元，1863年有889加元，1868年有992加元。不仅如此，随着华工采金业的发展，为其服务的各行各业亦迅速发展起来。 赴拉丁美洲地区的华工主要到达秘鲁、古巴、巴拿马、墨西哥、荷属西印度群岛和英属圭亚那等地。他们主要从事种植园劳动，只有墨西哥的华工，被大量驱入矿井，为英美资本家在墨西哥开采银矿。 <hr /> 注释： 第三章 早期华工对美洲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三节 美国、加拿大横贯大陆铁路的修建 美国“西进运动”特别是开采黄金热以后，对西部地区的开发成为燃眉之急。西部地区的开发除依靠欧洲移民和中国华工外，还必须依靠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的支持，所以加强美国东部和西部的联系十分迫切。然而，美国东部到西部加利福尼亚之间，是连绵的崇山峻岭，浩瀚的沙漠和莽莽草原，从陆路由东至西需行走2800英里，历时八九个月。因此，当时由美国东部至西部地区的美国居民都由水路前往：一条是从美国东海岸沿大西洋沿岸南行，经过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绕过南美南端的合恩角，冒着惊涛骇浪，进入太平洋，再往北驶，才能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这条路航程13600英里，需时四五个月；另一条水路是先从美国东海岸乘船南行，航行5450英里，到巴拿马上岸，改从陆路穿过地峡，再从太平洋乘船到美国西部，这条路也有许多困难，因为巴拿马地峡虽短，但森林茂密，沿途强盗多、蚊虫多、洼地鳄鱼多。 为了开采西部地区的金矿，加紧开发西部地区，美国国会于1862年通过立法，决定修建贯穿美国大陆中部，连结东、西部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即联合太平洋—中央太平洋铁路。 联合太平洋—中央太平洋铁路由东西两部分组成：东段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全长689英里，地势平坦，施工条件好，修建铁路比较容易，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承包；西段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全长1800英里，地势复杂，且需通过海拔二三千米崇山峻岭，冬、夏两季温差大，平均正负摄氏40度左右，冬季有暴风雪袭击，在当时全靠人力施工的条件下，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西段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承包。 联合太平洋—中央太平洋铁路干线于1863年正式开工。东段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雇用的大部分是新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劳工，工资比较低廉；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雇用的主要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白人工人。由于西部工程艰苦，工资往往要比东部雇工高出两倍之多。就这样，白人工人还嫌活儿累，纷纷离职。于是，承建西部铁路工程的股东卡利斯·克劳克提出招募中国劳工的建议。 起初，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只雇用50名华工，让他们干运土等粗活。经过试工，发现华工不仅刻苦耐劳，而且机智灵活，能担负起白人工人难以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便接受卡利斯·克劳克的建议，通过中国经纪人，在中国广州及香港、澳门设立招工站，招募大批华工赴美修筑铁路。梁启超曾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中这样写道：“华工之往美，实由美人招之使来也。当加罅〔xia夏〕宽尼省(加利福尼亚州)初合并美国之时，急于拓殖，而欧洲及本国东部之移民，惮其辽远，来者不多，资本家苦之。及觅得金矿，盛开铁路而劳佣之缺乏更甚，是以渡海而求之于中国。今者，加罅宽尼之繁盛，实吾国人民血汗所造出之世界也。” 从1867年起，中国华工就大量涌入美国，特别是到达美国西部的筑路工地。西部筑路工地的华工经常保持在10000乃至11000人，而白人雇工只有800人。 华工进入工地前，被编为小队。每队有25—30人，由一名队长率领，并配备炊事员一人。队长一般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说会算。队长除负责安排雇工工作、后勤支援、工余生活，还需负责监督伙食和发放工资等项工作。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承包的西线，要越过到处是悬崖峭壁的内华达—塞拉山脉，两山之间需用大量土石填平深谷，还要越过高大的石山，有时必须开凿数百米的隧道，华工们却不畏艰险地承担起修筑任务。有的华工站在柳条编制的箩筐里，在悬崖上打炮眼，填炸药。绳索磨断，就会掉进深山峡谷；点燃雷管后，转移稍迟一点，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真是惨不忍睹。特别是在修筑100多英里的塞拉山脉地段的铁路时，华工的死亡率竟高达10%以上。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查尔斯·克罗克的副手詹姆斯·斯特罗布里奇曾在一次联邦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讲述了冬天筑路时的艰难情景： “有很多个冬天，铁路被阻塞了。在那些最寒冷的冬天，我们无法使铁路畅通……我们把敷设40英里铁轨的物资加上各种零件，三列机车和40节车皮，越过雪地运往唐纳湖。我们在特鲁基的大峡谷筑成40英里铁路，然后越过山顶使铁路衔接起来……我们就是以巨大的代价使铁路通过高山的。这些工程本来应该在夏天施工，我们在冬天施工所付的代价比夏天几乎要多三倍。” “雪崩毁了我们华工的帐篷。在雪崩中，我们牺牲了大量的工人(指华工)；有许多工人的尸体，直到第二年积雪融化以后才发现。” 经过主要是华工的辛勤劳动、流血牺牲，1869年5月10日，联合太平洋铁路与中央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的普鲁蒙托里角接轨。一个华工和一个爱尔兰工钉进了两个金铆钉，将东、西部分铁路连接起来，正式宣告了被誉为世界铁路史上一大奇迹的横贯美国东西的大动脉的建成。此铁路原计划建筑14年，但由于华工积极参与，仅用了七年的时间便得以建成，整整提前了一半时间。 在萨克拉门托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虽然华工代表没被邀请参加，大多数会上发言的代表亦不提华工，但一个名叫E.D.克罗克的法官仍为华工说了公道话： “我要提醒诸位，这条铁路之所以能早日建成，大部分应归功于那些贫苦而被人蔑视的中国工人，他们忠诚勤奋，表现卓越。”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利兰·斯坦福亦写道：“没有华工，这条重要的国家交通干线的西段，就不能在国会法案所要求的时限以内完工。”他们“安静、温顺、勤劳、节俭——乐于而且容易学会铁路建筑工程所需要的各种不同工作。事实上，他们是筑路工头梦寐以求的理想工人。” 联合太平洋铁路——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成，大大促进了美国东西部之间的运输，对开发西部地区起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工商业的发展。这一世界铁路史上的巨大成就，的确大部分应归功于忠诚勤奋、表现卓越的中国工人。 横贯美国东西的联合太平洋铁路——中央太平洋铁路建成后11年，即1880年，华工建筑的另一条横贯加拿大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又正式动工了。 法国和英国先后殖民加拿大都是由东部大西洋沿岸开始的。1867年7月1日英国颁布《不列颠北美法案》，宣布加拿大为英国属下的自治领时，参加自治领联邦的只是东部四省，加拿大西部沿太平洋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在当时还是单独的英国直辖殖民地。1858年加拿大西部发现金矿后，西部地区逐渐发展起来。但由于加拿大西部和东部没有直接的铁路运输线，西部所需要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绝大部分要从南方的美国由海上运输，从欧洲和加拿大东部来的移民亦要由美国东部乘火车横越大陆，到达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再乘轮船北上到加拿大。为了大力发展加拿大西部地区，就必须及时地修筑贯穿加拿大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太平洋铁路。 此时，英国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统治非常薄弱，为防止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独立，亦极力鼓励它参加东部的自治领联邦。187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决定参加东部的自治领联邦，其条件是由联邦政府修筑由东部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铁路。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东起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城市哈利法克斯，西至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城市温哥华，全长3800余公里。从1880年起，太平洋铁路首先从东段的蒙特利尔到温尼伯全面动工。 在动工之前，就在是否雇佣华工问题上发生争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官员提出为防止“黄祸”蔓延，必须禁止雇佣华工。但当时加拿大总理麦克唐纳反驳道：“我们的选择是，要修铁路，就必须要华工，不要华工，就没有铁路，别无他策。” 实践证明，麦克唐纳的预见是正确的。1881年负责投标承建太平洋铁路的美国人安德鲁·安德当克曾雇佣3000名白人修路，但在试用期发现他们不仅酗酒，而且不愿从事艰巨而危险的工作。安德当克曾在美国从事修筑铁路10余年，深悉华工精明强干，于是断然决定招募华工筑路。 从1881年起，安德当克就通过华商联昌公司在美国和香港招募华工。联昌由旅居坡仑的李天沛联合旧金山广源号的李天实、维多利亚的华商、广安隆号的李佑芹和泰源号的李奕德等人组成，在维多利亚和香港都设有办事处。他们都曾以招募华工筑路为业。据加拿大华裔作家马青在《先驱者》一书记载：“在1880年6月至1887年7月之间，25000名中国人来到加拿大，占当时卑诗省总人口的1/5。” 被招募的华工由香港上船，在拥挤的下层船舱里，两个多月后到达加拿大温哥华岛的拉贡(在维多利亚市西北20余公里)。上岸后被送往帐篷区隔离起来，等待检疫，并在这里等待招工商把他们转让给使用华工的雇主。雇主再用船将他们运往新威斯敏斯特，然后分送给铁路工地。 华工们的住地离工地很远，每天要步行往返达几十公里，而工作时间每日达10小时。华工们从事爆石、挖隧道、筑桥、抬铁轨、运枕木等艰巨而繁重的劳动。劳累过度，营养不良，加之医疗条件太差，因而经常有大批华工死亡。据加拿大《殖民者日报》说，加拿大筑路最繁忙的时期，安德当克雇用过8000名华工，估计五年当中有1500人死亡。据加拿大的老华侨说，平均每一华里铁路就埋葬了一个华工！ 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全部竣工。太平洋铁路建成，使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加拿大真正连接在一起，成为加拿大的一部分，并使加拿大整个面貌发生巨变。正如《殖民者日报》指出的：“现在我们已有了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了。旅客从太平洋岸到大西洋岸只需要五天零17小时。这几乎令人难以相信，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加拿大之所以有此巨变，是中国华工作出的贡献。 早期美洲华工，除修筑著名的横贯美国和加拿大东西部的大铁路外，在美国还修筑了从旧金山往新墨西哥州到得克萨斯州的南太平洋铁路；从加利福尼亚州到蒙大拿州的北太平洋铁路；在秘鲁修筑了利马到奥罗亚铁路；在巴拿马修筑了巴拿马铁路等等。可以说，华工在美洲铁路修筑事业中，以汗水和生命立下了被人们世代传颂的丰碑。 <hr /> 注释： 第三章 早期华工对美洲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四节 巴拿马运河的开凿 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可以说是华工在美洲建设中的另一座丰碑。 在北美和南美之间，北起危地马拉，南至巴拿马，有一条从西北向东南延伸的狭长地带，地理上称之为中美地峡。在地峡的南端，从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到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北濒大西洋，南临太平洋，是一个约60—180公里的地颈，地理上称之为巴拿马地峡。位于太平洋岸的巴拿马城和位于大西洋岸的科隆城之间的蜂腰地带，是巴拿马地峡最窄、最低的地区之一。这里是开凿巴拿马运河最理想的地区。 长期以来，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等殖民主义国家，为从这里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程，以掠夺拉丁美洲的物产和贵金属，曾频繁角逐，试图控制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权利。 1879年，法国工程师斐迪南·德·雷赛布斯主持成立第一个巴拿马运河公司，以开挖巴拿马运河，并于1881年初正式破土动工。 法国开挖巴拿马运河期间(1881—1890年)，曾先后两次在中国招募华工。第一批从1880—1881年，由法国驻广州领事克勒，代表法国商人向两广总督刘坤一提出在广州设立招工馆的要求，招募华工赴巴拿马开挖运河。此请求立即得到允许，招工便迅即开始，此期间，华工赴巴拿马开挖运河者近千人。第二批从1887—1888年，巴拿马运河公司派来的招工人员与广东海关道盛宣怀谈妥条件，并得到广东省一些乡绅买办协助，诱人去巴拿马开河。虽受广东当局阻拦，但仍有651名华工被运送到巴拿马运河工地。第三批从1889—1890年，是由巴拿马运河公司，以各种手段从中国口岸、香港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英属特立尼达、圭亚那等地招募去的。到巴拿马的华工总数达四五千人，其中大部分参加开挖运河工程。在开挖运河期间，许多华工染上黄热病和疟疾，其中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据统计，在法国开凿巴拿马运河期间，华工约死去400名。后因运河公司贪污盗窃、营私舞弊，致使运河经费枯竭，1890年工程被迫停工。 法国于1893年又组织新的巴拿马运河公司。公司成立不久，又派员来华招募华工去开挖运河。中国总理衙门责令两广总督驳拒法国要求，可是从1894—1895年，仍有一些华工到达运河工地。但新巴拿马运河公司没有维持多久，也宣布破产。 1903年，美国与巴拿马签订条约。美巴条约除规定美国“保证并将继续维持巴拿马共和国的独立”外，还规定巴拿马将运河地区10英里宽的地带让与美国“永久使用、占领和控制”，以供“建造、维持、经营”通洋运河的权利。美国夺取巴拿马地峡和巴拿马运河开凿权利以后，便于1904年成立由总统直接领导的、以海军少将沃尔克为首的地峡运河委员会，并正式动工。到1914年，运河工程已基本完工。 美国开挖巴拿马运河工程开始后，华工即陆续从美国、古巴、牙买加、圭亚那等地，到达巴拿马运河工地上工作。除此之外，美国驻北京公使于1906年还照会中国外交部，要求准许美国商人在华招工赴巴拿马开河。外交部即以巴拿马地方水土恶劣、不宜于华人等理由予以从缓交涉。但在交涉期间，美国商人已经从福州、厦门等地暗中进行招工。当闽浙总督查禁华工赴巴拿马时，已有2000余名华工从香港乘船，抵达美国东部纽约等港口，准备换船去巴拿马了。 华工在开挖巴拿马运河期间，不仅活儿重，气候不能适应，而且待遇很低，生活条件极差，疟疾流行，华工幸存者无几。清朝档案中对此事亦有记载：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张荫桓的一件奏片中说：“中阿墨利亚(亚美利加)，南阿墨利加两洲交界之处，曰巴拿马岛……其时广东客民赴役者二千人(指开凿巴拿马运河)，不逾年而瘴殁几尽。”据说，巴拿马运河平均修筑一米运河就夺去一个人的生命。因此，运河工人辛酸地把巴拿马运河称之为“死亡的河岸”。 1915年，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了。运河西起克里斯托巴尔，东至巴尔博亚，长达68公里，加上连接两洋的深水段，全长81.3公里。运河两端有三座水闸，恰格雷斯河上有两座水坝，均著称于世。巴拿马运河是高出海平面25米的水闸式运河，是一座架在巴拿马地峡上的著名“水桥”。 巴拿马运河是一条重要的世界性航道，它沟通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便利了世界各大洲之间的海洋运输，特别是北美、拉丁美洲和亚洲、太平洋之间的运输，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和战略价值。 以上可见，华工在开挖这条具有重要意义的巴拿马运河中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至今，人们仍敬佩和怀念那些华工：在当初运河工程最艰难的地方，也就是在中段的库莱布拉山的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凉亭，叫作“契约华工亭”。这是巴拿马人民为纪念在运河开凿工程中死去的中国人而修建的。华工们在修筑运河中的卓著功勋，将与这座“契约华工亭”永世长存。 <hr /> 注释： 第三章 早期华工对美洲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五节 反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1847年，英国帆船“阿盖尔公爵”号从厦门贩运365名契约华工驶入哈瓦那港，开创了契约华工进入古巴的先河。仅从1847—1854年移入古巴的契约华工就达42501人(不包括途中的死亡数)，约占当时古巴人口总数的1/30左右。其后约有50万华工赴古巴岛。契约华工在途中受尽各种折磨，死亡率十分惊人。据古巴《马利纳日报》对契约华工船抵达古巴的调查统计，1847—1859年共有50123名契约华工从香港和澳门赴哈瓦那，而死于途中者7722名，死亡率竟高达15.2%。 契约华工抵达哈瓦那港后，就被卖到“卖人行”。拍卖时，华工要脱光衣服，任凭雇主检验、挑选。契约华工一般被卖到种植园，从事甘蔗生产。在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和古巴种植园主的监督下，华工掉进了痛苦的深渊。根据合同规定，“工作时间要根据工作性质由买主决定”，所以华工每日劳动有时长达18小时乃至20小时，听凭种植园主或监工的安排。更有甚者，1849年4月10日古巴当局还公布了《古巴运进华工管理法》，对华工作了种种惩罚性的规定。它规定“华工必须绝对服从官方及带领他工作的任何人”，“不论在工作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凡不服从上司命令的应打十二鞭。若有所反抗就增加十八鞭。如果还不服从可给他戴上镣铐，也可叫他带上脚枷睡觉……”。“凡超过两人以上共同拒绝干活的，每人打二十五鞭后，戴上镣铐、夜间戴脚枷两个月”。逃跑者除逃亡在外期间工资停发、搜捕及遣返费用均从该华工的工资内扣除外，“还应戴脚枷两个月。如再次逃跑，惩罚期(包括戴脚枷)延长四个月”。华工管理法的规定，使古巴种植园主和监工虐杀华工合法化，使他们更加有恃无恐。这些华工按规定工作八年契约期满，眼看可以得到自由，但古巴当局又于1858年下令，满了契约期的华工必须在两个月内重新签订契约，否则勒令出境。华工因缺乏回祖国的路费，走投无路，只好被迫再次卖身。有的契约华工由于不堪忍受契约期间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往往采取自杀形式草草了此一生。据统计，1865年华工自杀人数达101人，1857年自杀人数达142人；有的华工则采取暴力的形式，与殖民者和种植园主同归于尽。仅1856年，华工杀人者就有129例，伤人者10例，暴动两起。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统治使契约华工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使契约华工成为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天然同盟军。 19世纪初，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先后获得解放，成立了一系列独立国家，只有加勒比海的两个岛国古巴和波多黎各仍然在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在拉丁美洲各地区独立运动的鼓舞和推动下，从19世纪初起古巴就开始进行独立斗争，掀起了早期独立运动。从19世纪中叶起，古巴先后进行了两次独立战争：第一次独立战争——十年战争(1868—1878年)；第二次独立战争(1895—1898年)。经过两次独立战争，古巴终于结束了西班牙300余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古巴之所以赢得胜利和独立，这是该国人民其中包括古巴黑奴、自由黑人、混血种人以及部分种植园主共同斗争的结果，也是华工积极斗争的结果。 1866年4月7日，一批流亡在美国纽约的古巴种植园主成立“古巴和波多黎各共和协会”，该协会的宗旨是“坚定不移地争取安的列斯的独立，争取实现不分种族、肤色的居民绝对自由”。1867年7月，古巴土生白人弗朗西斯科·维森特·何吉莱拉在奥连特省巴亚莫组织“独立委员会”，宣布以武力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古巴彻底独立。1868年10月10日，以卡·曼·德·塞斯佩德斯为首的38名种植园主在奥连特省亚拉附近的迪马哈瓜制糖厂敲响大钟，召集奴隶，以旧式步枪和长矛等武器装备这些奴隶，正式举行武装起义，宣布古巴独立，并发表了《独立宣言》(即“亚拉号召书”)，从而揭开了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序幕。 塞斯佩德斯在“独立宣言”中提出了“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强调要“尊重一切和平居民和生命和财产”的革命原则。这些革命口号和原则，打开了古巴契约华工的心扉。许多契约华工犹如久旱逢雨，迅速投入了革命的行列。正如何塞·马蒂的亲密战友贡萨洛记载：“于1869(应为1868年——作者)年10月10日，也拿(Yara，地名)起义，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白奴(指古巴人)高举博爱之旗，无论何种奴隶，均可求自由于该旗之下。华人身虽受苦，而灵机犹存，彼如依赖之，则可恢复已失之自由，遂决随之，自愿加入革命军队。” 随着时间的推移，起义军在古巴东部地区逐步取得胜利。与此同时，奥连特省、卡马圭省和拉斯维加斯省华工纷纷加入起义军。仅参加起义军将领加利斯托·加西亚队伍的华工就有200名，参加纳波莱昂队伍的华工达到400名。在整个起义期间华工参加起义队伍的总共1000余人。 华工加入革命队伍，给西班牙殖民政府的统治以严重威胁。1870年7月20日古巴总督致信西班牙政府，全面阐述了华工对古巴政治、经济方面的不良影响，并建议停止输入华工。但西班牙政府尚未加以重视。同年8月29日，古巴总督又写信给西班牙政府，望火速支持自己的上述建议，他说：“目前华工已公开拒绝履行契约条文，他们专门违法乱纪，搅乱治安，支援叛军，严重威胁着古巴社会的安宁。” 华工们在起义队伍中英勇杀敌，誓死如归，令人钦佩。贡萨洛将军曾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记述了华工在古巴独立运动中的丰功伟绩：“噫，华人不求名誉，且无个人之私欲，甘为古巴流此宝贵之热血，则吾人宜有以表扬之，以尽吾人崇拜英雄之至意，其安可以鄙陋而轻贱之耶，是则表扬华人之美德，理所宜然也。” 奥连特省的华工王森在“亚拉号召书”一发表就立即参加了起义军。他原是一位中草药师，投入起义军后便与华工于1868年底参加考托河口战役，英勇地打败了殖民军将领巴尔马塞达率领的西班牙军队，保卫了共和国首府巴亚莫。王森还曾参加米纳德图纳和圭马罗等战役，屡立奇功，曾被古巴共和国总统赞誉为“此支那乃忠信爱国者之模范也”。 拉斯维加斯的华人塞瓦斯蒂安·谢安的英勇事迹在古巴亦广泛地传颂着。谢安是起义军托马斯·霍尔丹将军麾下北方营的一位少校，营里有华人400名，谢安于1870年1月1日著名的米纳斯、胡安·罗德里格斯战斗中，率部屡次打退敌人。霍尔丹将军关于这次战役的汇报中曾这样写道：其时，普埃约率西班牙军队2000人，……而古巴解放军只有548人和霍尔丹的一支炮兵。战斗从中午打响，持续75分钟。在这75分钟内，我们连续打退敌军长达500米的密集队形的攻击。子弹打光了，他们并不后退。谢安指挥北方营与敌人展开肉博战、白刃战，仅是谢安一个人就用枪托打死三个人。在他们的英勇打击下，敌人终于后退了，留下了200名尸体和25匹马 在1874年2月16日的拉斯关息马斯的著名战役中，华人部队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战役中，华人有500人参战。最初是后备队，后来在古巴解放军撤退时，华人部队又殿后，保证了解放军的安全撤退。其中华人上尉胡安·桑切斯率领的部队，机智勇敢，重创敌军。 华人战士不仅在战场上犹如猛虎，而且在被俘后仍然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拉斯维加斯省解放军的华人中尉坦科雷多，曾在罗萨马丽亚地区作战被俘。西班牙军官看到他就轻蔑地说：“这是一个中国孬种。”坦科雷多带着严重的伤势站立起来，靠在一棵树上，立即从胸前掏出古巴军官身份证，怒视着敌人大声反驳道：“我不是中国孬种。不是，我是一名古巴解放军的中尉！要杀就杀吧。” 有许多华人既参加了第一次古巴独立战争，还参加了第二次古巴独立战争，为古巴解放事业无私地贡献了一切。其中包括参加西恩富戈斯等重要战役，立过大功，最后荣获中校军衔的何塞布；奥连特省古巴解放军第一军团上尉托隆等等。正因为他们长期无私地参加古巴独立战争，立下了丰功伟绩，古巴政府为此在1901年宪法第65条规定，何塞布和托隆享有古巴总统候选人的权利。这是古巴政府给他们的最高荣誉。古巴人民为了缅怀在30年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华工烈士们，在哈瓦那建立了两丈多高的圆形纪念碑，上面铭刻着贡萨洛将军对华工烈士的赞词：“在古巴的独立战争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成为叛徒，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成为逃兵。”这是古巴华侨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hr /> 注释： 第四章 早期华侨职业、华埠和组织 第一节 早期华侨的职业状况 契约华工和“赊单工”占早期赴美华人中的绝大多数。从职业来说，他们大多从事农业生产，有一部分是为满足所在地区和所在国的特殊需要，从事开采贵金属、修筑铁路和开挖运河等等工作。在他们获得一定自由以后，有的仍滞留农场或种植园，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有的则逐渐流入城市，谋求各种职业。他们同后来以自由身份进入侨居国的华侨一起，为侨居国创造物质财富。 华商是中国移民的先驱。经商的早期华侨与其他行业的不同，经营商业的华侨都是些较富有的、有经商经验的华侨，而且大多数集中在美国。直到美洲契约华工和“赊单工”契约期满或偿还债务后，美洲各地的夫妻店、父子店和兄弟店等等名目繁多的小商店才日益增多。凡是早期华侨较多的地方就出现了华侨小商店，凡小商店比较多的地方就逐渐形成小华埠，即华侨聚居的地区。 <h3>(1)洗衣店</h3>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餐馆逐渐有了自己的供应基地：华人农民根据厨师的需要，及时给餐馆送去新鲜蔬菜；海湾的渔民亦经常送去中国南方人民喜爱吃的虾、海藻、鲍鱼、鱿鱼以及种类繁多的鲜鱼，使多数中国酒店和餐馆能烹调出地道的中国菜肴。中国餐馆业在美洲至今仍常盛不衰，有很强的生命力。 刘锦浓(公元1860—1925年)，原籍广东省台山县。1872年由香港前往美国。刘锦浓用地中海甜橙树的花粉，授给当地产哈特晚期橙，产生了优良的新品种，被命名为“刘锦浓橙”。刘橙味道甜美、汁多、核小，抗霜冻、耐潮湿，由于成熟时间长，可以较晚上市，卖上高价，因而畅销全世界。对此，刘伯骥在《美国华侨史》续编中作了生动的描写：“盖刘橙之特点，果熟后悬于树上历四年之久而不脱落，且同时另开花结子。留在树上者历两年后，果汁仍充分可食。时人称其橙树为魔术树，刘氏则被称为魔术家或天才园艺家。”1911年，美国政府农业部果树栽培家巴勒基对刘锦浓给予特别嘉奖，授以威尔德银质奖章。这是美国授予改良新品种橙的第一次亦是唯一的一次嘉奖。此外，刘锦浓还培育成功特大的无核葡萄、迟熟的桃子、甘甜的苹果和杨梅等新品种。 在美国华埠的华侨洗衣店，一般都悬挂红底或红字招牌，书写中文或以英文拼音，以识别店号，故美国东部各华埠一见此类招牌，就可识别为华侨所经营的洗衣店。华侨洗衣店全靠手工操作，每日工作十几小时，收入却十分微薄。一个从事洗衣业数十年的华侨曾以《八磅的生涯》为题，写了一首小诗，描写广大华人洗衣工含辛菇苦的生活情景： <span>一把熨斗八磅重， 十二小时手不闲。 一周干满七天活， 挣来一点血汗钱。 拣呵洗，熨呵叠， 为了一碗活命饭， 辛苦劳累在“金山” 流入城市的早期华侨，大部分进入了城市的服务行业，例如洗衣业、餐馆业、家庭佣工等等。有少部分则从事工商业等活动。 洗衣业是华人长期从事的一种职业。早在1851年美侨李华就在美国旧金山的华盛顿街和格兰特街(当时称杜邦街)转角处开设了第一家大规模的中国手工洗衣店。李华洗衣店开设后受到美国人的欢迎，自此美国的华人洗衣业便发展起来。特别是1882年美国实施排华条例以后，其他行业中的华人受到排挤，洗衣业便成为美国华侨最主要的经济命脉。1920年人口普查表明，当时被雇佣的美国华侨有45614名，其中洗衣工人占30%左右。1949年美国华人开设的洗衣店达10000家。1931年，在加拿大滨海、魁北克、安大略和马尼托巴省，洗衣业的华人分别占华人就业总数的40%、54%、40%和30%。同时，华侨在拉丁美洲广大地区亦开设了洗衣店，同样是生意兴隆、顾客盈门，很受当地人民的青睐。 餐馆业是华人在美洲所从事的第二大行业。早在1849年7月，华人就在美国旧金山市开办了中国餐馆。1858年，华人钟能在哈瓦那桑哈街开设了第一家小饭铺。中国餐馆的菜色、香、味俱佳，烹调技术精益求精，菜式繁多，且价廉物美，很受美洲人民欢迎。采金者威廉·萧在《黄金梦和醒来的现实》(1851年)一书中曾断言：“旧金山最好的饭馆是中国人开的和按中国风味做菜的饭馆。菜肴主要是咖喱食品、杂烩和酱汁肉丁，都盛在小碟子里。由于它们的味道好吃之极，我简直没有打听其配料的好奇心了。”中国餐馆在美洲开办后迅即得到了发展。1852年2月21日《上加利福尼亚日报》上写道：“在一段时间内，这个城市(旧金山)，几乎所有的餐馆都是由华人经营的。”据1920年统计，当时受雇佣的美国华人有45614名，而餐馆工人则增加到了11438名。1931年加拿大艾伯塔、萨斯喀德温、马尼托巴、安大略和滨海省，餐馆从业人数分别占华人就业总人数的60%、70%、50%、54%和52%。古巴、秘鲁和墨西哥的早期华侨中从事餐馆业的亦占有重要比重。 十分辛苦的洗衣工作，白人不愿干，因此洗衣业成为美洲华侨长期从事的职业。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洗衣机被普遍采用，许多白人开设了规模较大的自动洗衣机店，华人手工洗衣店遭到激烈的竞争，开始日渐衰微。只有那些采用自动洗衣机的华人洗衣店，才能继续维持下去，但亦今非昔比了。 <h3>(3)商业</h3> <h3>(4)农业</h3> 洗衣业之所以成为美洲华侨的主要职业，是因为早期华侨缺乏资金和技术，又大都不懂英语，对他们来说，开设洗衣店比较适宜。一个洗衣店，往往只需一些搓板、几块肥皂、一个熨斗和一个熨衣架，由店主或雇几个亲戚操作，无需有雄厚的资金和高超的技能，而且能说几句英语就可以了。洗衣业之所以能兴旺发达，跟当时美洲各国的实际需要分不开。过去，美国纨袴子弟的肮脏衣服往往是送到夏威夷或香港洗涤，来回时间较长，且价格昂贵。与此相比，华侨洗衣店洗衣不仅时间短，而且价格低廉。从第一家华侨洗衣店在旧金山开业后，洗涤衣服的价格由每打衬衫八美元即降至五美元，不久又降为二美元，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到1882年，仅美国旧金山华埠就有华人商店511家，该城华埠外的华人商店有156家，总计667家。从19世纪下半叶起，古巴的契约华工逐渐摆脱了契约的束缚，转移到哈瓦那、比那德里奥、圣胡利安、德圭内斯、瓜纳哈伊等城客居下来，从商人数达到华侨总数的17%以上。其中像胡萌、何塞·马尔菲亚·王以及徐满等人逐渐发家致富，成了当地很有名望的商人。 早期华商经营的商店主要是杂货店、米店、洗衣店、鱼店、中药店和理发店等，其中尤以杂货店居多。这些杂货店除了为本市及其附近的华侨服务之外，还经办中国货物的批发，给各地华埠的商店转营所需要的货物。主要经营中国国内运来的各种土特产品，有的还兼售米、鱼、肉、蔬菜和果品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售珠宝、古玩以及价值较高的艺术珍品的商店，专为旅游业服务。 在美国经商的赵灺〔xie泻〕垣父子创办的亚路威西罐头厂制作的芦笋罐头，不但畅销美国，而且还销往欧洲，有“芦笋罐头王”之称。经营百货商店的华侨周崧，于1928年创立的中兴公司，资本为100万美元，在美国各大中城市中开设的分店有40家。此外，美国一些华商还开办轮船公司、中国邮船公司和银行等等。这些商业性的企业，随着美国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或盛或衰，但在美国商业活动和促进中美交往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 <h3>(2)餐馆业</h3> 早期赴美洲的一部分契约华工和“赊单工”，虽然契约期满或还清债务，获得了自由，但他们仍然留在农场和种植园从事农业生产。在美国，早期华侨务农最多的是在西部，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其次是俄勒冈、华盛顿和内华达诸州。根据1910年人口调查统计，在美国务农的达17200人，约占华人总人口的24%。1931年加拿大从事农业的华人达4196人，居华人就业总数的第二位。从整体来说，从事农业生产的早期华侨在美洲华人中仍占重要比重。 在美国，中国餐馆都以三角形的黄绸旗为标志，使人一目了然，以同法国式、意大利式、西班牙式和英美式的餐馆相区别。早期中国华人餐馆一般是夫妻店或几个人合伙的小餐馆。这些餐馆随着地方风味的不同日趋于多样化，过去主要是广东餐馆，逐渐增加了四川餐馆、湖南餐馆和上海餐馆等等。这些不同的中国地方风味的餐馆，都备受美洲人民的欢迎。 在美洲农业生产中，早期华侨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19世纪美国华人园艺家刘锦浓对美国水果生产方面的重大贡献。 早期华侨除从事以上职业外，还从事美洲其他各行各业，但这些行业华人不仅数量较少，所起的作用亦较小，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注释： 在农业生产中，有的华侨租种农场主的土地，成为分成制佃农；有的华人合伙成立公司，购买农田、农舍和生产工具，生产各种农作物。有少数华人因经营有方，日渐富裕起来，成为农场主。例如，1899年全古巴就有华人农场主42个。19世纪中叶，广东中山县的陈芳在夏威夷甘蔗生产中获得成功，他经营的种植园占地达好几千亩。早期美洲华侨，除农场主种植甘蔗、红薯等作物外，大部分华人都在城镇附近种植蔬菜和水果，以满足城镇居民的需要。 <hr /> 第四章 早期华侨职业、华埠和组织 第二节 华埠 随着美洲“淘金热”的出现或垦殖业的需要，早期华工和华侨纷纷前往大洋彼岸，到达美洲各大港口。有的分批进入矿区，在矿区或附近村镇安营扎寨，这些华人移民居留地，常被人们称为“中国营”、“中国里”；比较自由的华人移民到达美洲城镇后，便在城市中定居下来，或受雇于家庭，或做小商小贩，这些华人亦往往居住在一起，其聚居地常被人们称为“小中国”、“小广州”。 这些美洲华工和华侨称自己为“唐人”，称中国为唐山，凡同中国有关的都冠以“唐”字，如“唐衫”、“唐餐”，因此把美洲的华人聚居地，不论大小，都通称为“唐人街”()。在美国，于1853年报纸的报道中第一次出现“唐人街”，即华埠的字样。 “华埠”，一则是华侨聚居的地方，另外，也是华侨为求生存，进行自卫的联络中心。 早期华侨在异国他乡聚集而居，是他们生活的需要。到达美洲的早期华侨主要是农民，他们不懂或很少懂英语、西班牙语或其他外国语言，也不习惯美洲各国的生活方式，需要吃“唐餐”，着“唐衫”，过“唐山”的传统生活，聚居一起便于互相照顾、帮助，有助于他们在美洲生存下来。 在淘金时期，华工到达美国旧金山沿海地区以后，有的被组织进入矿区，他们便在各矿区的小镇上聚居在一起，这些住宅区便称为“中国营”；有的直接在旧金山定居下来，为生活和工作需要，他们也都生活在一起，这些住宅区便称为“华埠”或“唐人街”。华侨在华埠里居住、经商和逐渐生活下来。当然，有些华工亦散居于各矿区、农业区、渔业区以及畜牧区里，生活就比较困难些。 到了美洲各国排华时期，“华埠”又成为华人进行联络、团结、自卫的中心。早期“华埠”往往比较分散，在华埠内华人往往同本地区其他种族杂居在一起。美洲各国开始排华以后，华人为抵御强暴、迫害以及保卫自己的住宅和商店，他们便纷纷搬迁到一起，同时本地区的其他种族居民亦纷纷从华人比较集中区撤离，这样“华埠”就几乎成了单一的华人聚居区了。随着华侨团体的先后建立，华埠的侨团组织逐渐成为指挥华侨行动和对外活动的神经中枢。正是这些侨团组织保护着毫无竞争力的华人经营的小资本的服务行业。这些经济和政治的需要，就成为美洲华埠形成的基础，也是华埠之所以长存的基础。 在美洲，华侨较多的城市中几乎都有华埠。美国有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及波士顿五大华埠；稍具规模的华埠还有西雅图、波特兰、奥克兰、马里斯维尔、布雷斯诺、克里夫兰、匹兹堡、费城等等。美国的华埠星罗棋布，大小华埠约80处。加拿大规模较大的有温哥华、维多利亚、卡尔加里、温尼伯、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六个华埠。拉丁美洲的规模较大的华埠，有秘鲁的利马、古巴的哈瓦那、巴拿马的巴拿马城、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和墨西卡利，巴西的圣保罗等等。随着华侨的足迹，华埠如雨后春笋般在美洲大地上建立起来。 为具体了解美洲华埠的形成过程和情况，下面集中介绍几个具有典型性的华埠： 美国西部的旧金山华埠，原名为圣弗兰西斯科(SanFrancisco)，这是美国形成最早、规模最大的华埠之一。早期华人很少有懂英语的，就根据这里出产的黄金而命名其为“旧金山”。原籍广东的华人亦称之为“三藩市”，又称“大埠”。 旧金山原是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的一个港口。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后，四面八方的人们就涌入该省，而旧金山就是人们到达美国的目的地和落脚点。人们到此后，部分人在这里安家落户，经营餐馆、开设小商店，另一部分稍事停留后再进入矿区。1848年，第一批525名华人移民抵达旧金山，次年又移入450名。这些华人成为建设旧金山的奠基者。到达较荒芜的旧金山后，华人便运土填海、建深水码头、筑房屋仓库，为建设旧金山贡献力量。最初，华人商店大都开设在萨克拉门托街，后来逐步发展到都板街及朴次茅斯广场。到1853年，华埠范围南起萨克拉门托街，北至杰克逊街，东起卡尼街，西到斯托克顿街。这里有华人开设的杂货店、药材铺、餐馆等74间，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华人最集中的华埠。1877年由南至北发展至七个街区、东西有三个街区。1892年华埠商店增至674间。从1890年起，该华埠虽然逐渐萧条，特别是1906年大地震中，几乎被夷为平地，但从1908年起又开始复苏。 旧金山重建后，面貌为之一新。当时美国基督教科学杂志发表的《三藩市华埠写真》一文中，描写了当时华埠的概貌： “新华埠市容，不甚雅观，沿街全系铺户，间有餐馆或咖啡室一二所；街道窄狭，行人挤拥，孩童则嬉戏于污秽楼梯之下……然华埠中最悦目者，厥惟古玩、顾绣、瓷器、茶具、皮箱、及雕刻精细之象牙与古铜器具，颇足引起游客之兴趣。 华埠之中，杂货店门前吊以草绳者，或姜或果，或草药，或腊鸭咸鱼。店内暗翳之处，则有屠夫，或切肉，或打算盘。其伙伴，至多只有一人能说英语，其余则否，与新客无异。间有改穿西装者，惟多数人仍足穿布鞋，头戴黑色便帽。华人虽久居美国，仍不同化，一若生活在广州市者然。彼辈远适异域，挟固有文化习俗以俱来，而不愿放弃，以故虽在外国，自成风俗。华人处此环境，有历二十年至四十年者。街道两旁，铺户之楼上，乃住眷之所，一家数口同住一房，或分住数房，所住地方之宽狭，非以人数为标准，但以贫富而悬殊；埠中某些住区，则透露最穷苦之状者有云。总而言之，华埠内之生活状态，乃新旧交替东西混乱之结果。” 以上文章以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当时旧金山华埠市容、店铺、文化习俗以及贫富悬殊等等情况，反映了当时旧金山华埠的真实面貌。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旧金山华埠更有大的发展，华人团体筹建的会所、富丽堂皇的具有民族形式的楼房拔地而起。到1940年，旧金山华侨、华人总数已增加到20000多名。除各种商店、餐馆外，还有戏院、电影院、古玩工艺店、医院、邮电局、银行、轮船公司和铁路公司的办事处以及书店、报馆、印刷所等等，已建成一套完整的生活体系。 拉丁美洲地区的秘鲁利马，也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华埠。19世纪下半叶，秘鲁契约华工契约期满并获得一定自由以后，部分华人陆续流入城市，或作雇工、或作小商小贩。其中有许多华人进入了利马，在利马的秘鲁财政部和意大利公园附近的加邦街、爱育街和巴鲁卢街一带，逐渐形成了秘鲁最大的华埠，即利马华埠。华人在秘鲁利马华埠内开设商店、餐馆和旅店等等，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后来，秘鲁华侨团体的领导机构中华通惠总局和八大会馆，亦设在这里。住在此华埠内的绝大部分是广东人，故华埠内通用粤语。从该华埠的建筑形式到居民习惯，都具有中国民族特式。旅游者置身利马华埠，犹如在中国一般。 加拿大较早的华埠是维多利亚华埠。维多利亚是在加拿大西海岸的一个港口。加拿大出现“淘金热”后，维多利亚成为华人赴加拿大产金区的第一个落脚点，也就成为加拿大第一个出现华埠的城市。最初，由美国来的华商在约翰逊街和考伦街开设商店，以后逐渐扩展到赫洛德街、政府街和道格里斯街。建筑太平洋铁路时期，华埠内有1000—3000人，占全市人口的1/3。在该埠菲斯加德街南端设有中华会馆和华侨公立学校。在19世纪，维多利亚华埠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华人社会的中枢，各种华人团体最先在这里设立，并一度成为华侨团体的总部所在地。进入20世纪以后，维多利亚华埠的规模略逊于多伦多，但在加拿大华埠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hr /> 注释： 第四章 早期华侨职业、华埠和组织 第三节 早期的华侨组织 美洲侨团组织产生很早，几乎随华侨进入美洲的同时产生。一城组织侨团，各城仿效，很快遍及北美，后又发展到整个美洲。美洲侨团种类繁多。有以按姓氏关系建立的侨团，有以原籍地区组织的侨团，有以政治原则结合的政党派别，亦有以职业组织的各种会社。其数量之多，简直难以统计，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关美洲侨团组织任何完整可靠的数据。 美洲侨团组织产生如此之早，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既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现实原因。从历史上探究，中国属于封建社会，向来宗族和地域观念较强，长期存在着反映地域观念的会馆和同乡会组织，反映宗族观念的宗亲会组织，同时，亦存在着各种反清的秘密会党；从现实原因看，远离祖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面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歧视和迫害，腐败的清政府又不愿或无力保护华侨，迫使他们组织起来，团结互助，反对迫害，以求得生存的权利。 从美洲侨团建立的先后来说，美国最早，加拿大其次，拉丁美洲最后。早在1849年，原籍广东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四县侨民就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了“四邑会馆”，这是美国，也是美洲的第一个华侨组织。“四邑会馆”一成立，其他会馆亦应运而生，并很快发展到美国北部、东部的华人聚居区内。到1863年，加拿大华侨在巴克维尔成立洪门组织“洪顺堂”，这是加拿大第一个华侨团体。自此以后，加拿大其他华侨组织亦不断出现。拉丁美洲出现侨团组织最晚，最早的华侨组织是在1867年古巴华人钟熙等人在哈瓦那建立的“结义堂”。到1893年，拉丁美洲几乎所有华人聚居的主要城镇都建立了会馆和堂号。 整个美洲的华侨组织，无论是美国和加拿大，还是拉丁美洲，因为这些华侨都是从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地区去的，所以这些侨团的组织原则、作用乃至名称都几乎一样。这样，就为我们研究美洲名目繁多的美洲侨团组织提供了有利条件。 美洲侨团组织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种是姓氏组织的宗亲会社。受中国人宗族观念影响很深的美洲华侨，虽不同宗，只要姓氏相同，就被认同，就亲密起来。这些同乡同宗族的华人周末相聚、相互投靠、贫病相扶，互相传递消息。久而久之，便构成同姓团体，例如黄姓的“江夏堂”、李姓的“陇西堂”、余姓的“风采堂”，等等。在此基础上，姓氏相同、人数较多的华侨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单姓制公所，例如黄姓的“云山公所”、李姓的“李敦宗公所”、余姓的“武溪公所”等等。同时，那些姓氏相同、人数较少的华侨则联合起来建立联姓制“堂号”或“公所”，例如陈、胡、袁的“至德堂”，后改为“至考笃亲公所”；蔡、胡、周的“至考堂”，后改为“至德三德公所”。这些以姓氏为基础组织的宗亲社会，实际上是美洲华侨中较原始的基层华侨组织。 另一种是同乡会性质的地区华侨组织。早期加拿大华侨多为广东“四邑”人，往往一村一乡的人相约一同工作，在工作和生活中相互帮助，从而组成地区性基层组织——房口(由三五个人自愿组成)。加拿大华侨后来又以县为单位组成为善堂，而以几个县联合组成为“公司”或“会馆”。例如广东南海、番禺和顺德组成的“三邑会馆”，广东台山、新会、开平和恩平组成的“四邑会馆”等等。从1849—1876年，美洲华侨组织的发源地旧金山先后共建立了七大会馆。这些会馆曾吸收了所有美国的华侨，并成为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带有普遍性、地区性的华侨组织。组织会馆的目的，是帮助华侨寻找工作、抵御敌对势力的侵犯、为属下侨民排忧解难、提供慈善和福利设施、解决华侨之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纠纷。在众多会馆的基础上，美洲各国又成立全国统一性的华侨组织，一般称之为“中华会馆”。代表全国华侨处理对外事务及全国性的重大侨务事宜。不过，美洲各国建立中华会馆的时间并不一致，有早有迟，相差甚远。美国早在1853年当四邑、阳和、三邑、人和四大会馆成立后，即在旧金山联合组成中华会馆，作为代表全美华侨的正式组织。墨西哥则到1918年才在墨西卡利市成立了中华会馆。拉丁美洲国家除采用“中华会馆”的名称外，在秘鲁则称为“中华通惠总局”、委内瑞拉则称为“民惠总局”，等等。其名称相异，而实质是一样的。 在美洲，还有以不同的政见组织起来的华侨政党组织。从时间上来说，致公堂(三合会或中国共济会)是所有堂号中最老和最富于政治色彩的堂号，实际上是个政治组织。致公堂原是清末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称作“天地会”(或三合会)的反清复明的群众组织，曾与北上的太平军遥相呼应，打击清军。太平军失败后，天地会遭到镇压，于是其中一部分人便移入美国和加拿大。1907年美国致公堂属下的华侨达72819人，总部设在旧金山，各地设有分支机构。1946年，在上海召开了海内外洪门组织代表大会，决议建党，从此美洲致公堂改称为致公党。该党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设立总支，在一国的若干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除致公党外，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也开始在古巴、秘鲁等美洲国家建立总支或支部，其下属还有若干分支机构。 除此之外，美洲还有以职业类别建立起来的华侨组织，例如美国的华侨商会和种种同业会；有华裔组织的华人组织，例如同源会；有以性别组织的华人组织，例如妇女会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华侨会社等发展的总趋势是，按照姓氏、乡籍组织起来的华侨会社日益趋向衰落，有的如“龙冈公所”已停止活动了。而那些全国性的统一的华侨组织则日趋发展。此外，其他一些华侨组织亦随着不同的需要，正在不断地产生、发展，例如协会或联谊会等。 第五章 美洲华侨地位的变化 第一节 从排华到废除排华法案 拉丁美洲地区的契约华工，其地位类似奴隶，劳动和生活之苦自不待说，其性命亦操纵在主人的手里。古巴契约华工每日劳动达12小时以上，有的甚至长达18—20小时，可谓是：“日未出而起，夜过半而眠。”1921年，国民党《外交部公报》第四卷第七号、第八号曾清楚地记载了古巴华工的真实生活：“猪仔衣食又菲薄不堪，衣则短褐敝褛、食则粗粟大蕉，终日操作于骄阳之下，汗流遍体，而迫于监工之淫威不敢稍懒，盖偶失其欢，鞭挞随之，甚或置于死地。”契约华工到古巴时大都年轻力壮，“但经过八年奴役幸存下来的只占25%”。可见拉丁美洲种植园主对契约华工的苛刻剥削与残酷压迫的程度。当时清廷腐败、国力衰微，政府自身不保，根本无力问津这些“海外孤儿”的生死。 如上所述，华工出国的外部原因是为了满足侨居国开矿、筑路、挖运河等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侨居国的企业主、种植园主和店主作为对付本国工人不断要求增加工资的一种手段。正因为这样，必然会存在着排华的潜在危险：即一旦矿源衰竭、铁路和运河已经开通，华工便会面临大量失业的可能性，并同侨居国的白人工人发生尖锐的矛盾。这样排华现象就会随之产生，而且会日益严重。 一般而言，侨居国对华工和华侨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以前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侨居国对华工普遍抱着欢迎的态度，尽管当时个别地区出现反对华工的言论和现象，但只是个别问题。早期华工，特别在开挖金矿和筑铁路期间，受到了各侨居国的普遍欢迎。正如罗伯特·温在他的《对西北太平洋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华人的反应》一书中所说：“(铁路)工程显得如此急需，各个集团和各个地区都争相在本地区修筑一条铁路。只要曾经修过铁路的，哪怕魔鬼他们也欢迎。白人劳动力的供不应求实在太明显了，以致连最狂热的反华分子也对雇佣华人干这种活毫无怨尤了。”以勤劳、刻苦著称的华工有时还受到侨居国政府给予的特殊荣誉。例如，在1850年，旧金山的华工曾被邀请参加泰勒总统的隆重葬礼。1852年，旧金山的华工还被邀请参加庆祝华盛顿生日大会。正如一位费城人(居住于旧金山)所描写的那样：“今天的庆祝会各国侨民都参加了。法国人、西班牙人、希伯来人的队伍走过之后，大约两百名中国人打着‘旧金山的中国青年’的旗号出现在观众眼前。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中国官员(按指商人)和乐队，后面就是本市最为勤劳刻苦、奉公守法的居民的代表。”这位费城人反映了早期华工受到美洲政府官员和群众欢迎的心态，也充分揭示了早期华工“勤劳刻苦、奉公守法”的优良品质。但在盛赞华工的同时，美国个别地区亦不时发生排华现象。早在184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金矿区的都鲁尼县，就有一群白人把英国公司的60名华工从营地赶走，掀起排华事端。自此以后，旧金山的华埠便经常遭到袭击和围攻。华盛顿州塔科马和西雅图的排华暴行亦先后发生，对当地华侨进行围攻和枪杀。据统计，1855年被杀害的华侨有32人。到1862年华侨被杀者达88人，这些人据说都是被白人杀害的，其中11人是被依法宣誓任职征收淘金执照税的官吏所杀。然而，只有两名杀人凶手被法院判定有罪，并处以绞刑。一般说来，这些白人罪犯都受到了美国司法机关的包庇，有许多人杀了华侨或是议而不决，不了了之；或是重罪轻判，很不公平。所以，杀害华侨的事件在美国屡见不鲜。据1856年沙斯塔县《共和报》报道，在过去五年之中，就有数以百计的华侨被杀害。屠杀华侨事件，几乎天天可见！ 进入19世纪70年代，美洲各国随着不同地区的不断开发，美国和加拿大横贯全国铁路的开通，以及各国移民的不断入境，劳动力逐渐出现表面过剩的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洲各国特别是美国，在国会、以及各种报刊上出现了连篇累牍的反华言论，什么中国移民促使白人工人工资下降，什么华工有吸毒、偷盗等恶习，不易被教化，什么华工不讲究卫生习惯，容易造成流行病产生及传播等等，诸如此类的反华工言论，严重地损害了华工在侨居国的形象。正是在反对华工的各种舆论的影响下，各地排华运动达到一个高潮，美国先后出现了无故屠杀手无寸铁的华侨的惨案。1871年10月，在洛杉矶有墨西哥人、黑人杂居的一条街上，一名白人突然死亡，其死因不明。但一伙持枪的白人暴徒却不分青红皂白，叫嚷着“为死者报仇”的口号，冲进华埠行凶，杀害侨胞22名，损失财产不计其数，制造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排华暴行。 到19世纪80年代，排华反华的声浪继续高涨，致使各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美洲诸国的许多政府并单方面下令禁止华工入境，从而进入了全面排华的时期。 1885年9月1日，在怀俄明州的石泉煤矿，因为华工不愿参加白人矿工发动的罢工运动，双方发生小规模冲突。第二天，约有100余名白人暴徒手持步枪，分两股袭击华埠——石泉村。他们见财物就抢，见华人就杀，并放火烧掉整个华埠。事后，领地政府派员到现场检查，查明被枪杀的华人达16名，从被烧毁的房屋下挖出的华人尸体五六十具，挖不出的则不知其数。在惨案发生时，有六七百人逃出，幸免于难。这是美国反华、排华史上最大的惨案。 加拿大的华侨亦遭到了同样的厄运。1886年，加拿大温哥华市的华工达3000余人，大都住在环绕着福尔斯湾的简陋的木屋里。这年，温哥华市发生大火。反华分子诬称是华人纵火，遂于1887年1月8日将华工押上汽艇，强行送到维多利亚。2月24日，暴徒们包围并推倒布里夸豪士工地华人居住的木屋，并烧毁华工的衣物和全部家具。当夜，暴徒又袭击了福尔斯湾的华人住所，给华人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民间的反华、排华运动逐渐发展到政府间的决策。1880年11月17日，美国政府代表团与清政府在北京签订新的移民条约，条约规定：“大清国、大美国共同商定，如有时大美国查华工前往美国，或在各处居住，实于美国之益有所妨碍，或与美国内及美国一处地方之平安有所妨碍，大清国准大美国可以或为整理，或定人数、年数之限，并非禁止前往。”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所谓“自由移民”政策的终结和政府全面排华时期的开始。 1882年5月，美国国会以北京条约为借口，正式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宣称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移民危及某些地区的良好秩序，可在10年内停止熟练和非熟练的华工进入美国，非经正当途径入美国之中国人，于政府通过之日起，将被驱逐出境，已在美国的中国人无权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法案单方面违背了北京条约“并非禁止前往”的规定。不仅如此，而且又进一步涉及到已经入境华工的权利和地位问题。 美国排华法案公布后，迅即对新入境美国的华人身份进行审查。许多人被关进移民处理站。旧金山海湾天使岛上的移民处理站曾关押成百上千名新到美国的华人。这里条件恶劣，审讯期很长，许多华人被迫自杀。有一位学者被逼无奈，自杀前曾在移民处理站棚屋的墙上题刻了如下辛酸的悲歌： <span>为什么我在牢房里这样憔悴？ 因为祖国衰弱，家道寒微。 双亲翘望，等候佳音； 妻儿拥被，孤苦哀叹。 纵然获准进入此邦， 何年何月发财荣归？ 自古游子多飘零， 究有几人庆凯旋？ 随之，拉丁美洲各国亦先后效仿美国政府的作法，以颁布法案或总统下达命令等等形式，禁止华工入境。1897年危地马拉总统下令，禁止中国继续向危地马拉移民，并于1907年又下令，凡居留危地马拉的华侨准其随时领取护照出境，出境后不得重新入境；此后新入境的华人一经发现立即驱逐出境，如有协助其入境者，按法令治罪。1902年5月，古巴政府下令“在禁例期内，中国工人从别国口岸或地方来古者为违法”，禁止中国移民入境。1903年，巴拿马政府亦下令禁止中国移民入境。秘鲁政府更是不顾中秘条约的有关华人可以自由入境的规定，于1909年下令限制华人入境，接着又下令禁止华人入境。到1923年，加拿大联邦议会通过排华法，经总督批准，于7月1日正式生效。加拿大“华人移民条例”共43条，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或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后不许以移民身份进入加拿大；现居加拿大的华人，其家属不得来加拿大居留；现居加拿大的华人，离境以两年为限，逾期不准重返加拿大；重返加拿大的华人，以温哥华为入境口岸，轮船运载华人只准每250吨重接载一人。 由于美洲各国都先后颁布排华法或下令禁止华人移民入境，中国进入美洲的移民迅即锐减。19世纪7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有280多万人，其中欧洲移民占80%，华人移民仅占4.4%；实施排华法令的80年代，进入美国的500多万移民中，欧洲移民增加到90%，而华人却减少为1.4%；9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有360多万人，其中欧洲人占96.5%，而华人仅占0.4%。 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洲各国政府的政策都随着对华人移民的需求而变化，前期主要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后期主要是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态度，但总起来说，美洲华工移民始终是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即使是古巴华侨参加了古巴独立战争，独立后取得了较大程度的自由权利，并受到当地人民和政府的推崇，他们也不能逃脱这种压迫。 应当指出，清政府在这期间亦开始由对“海外孤儿”不问不闻的态度转变为保护的态度。在此期间，清政府的驻美洲各国特别是驻美国的使节中，出现了一些为保护美洲华侨利益而奋斗的陈兰彬、容闳、郑藻如、张荫桓、伍廷芳和黄遵宪等等杰出人物。他们为美洲华侨牛马不如的生活奔走呼号，将华侨的痛苦状况公布于世；他们为制止美洲排华运动提出抗议，要求公正解决。但他们的这些努力，都因为清廷朝政腐败，毫无国际地位而一一宣告失败了！ 1939年，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国民政府爱国将领率领的军队，开辟了打击日本法西斯的东方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壮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 1943年1月12日，中美签订平等新约，美国放弃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权利。美国亲华人士开始抨击对华人不平等待遇的各种排华法案，指出中美两国既为抗日战争中的盟邦，并肩作战，理应废除排华法案。参议员麦纽逊于6月29日提出废除禁止中国人入境法及给与配额的提案，并于10月11日提交众议院讨论。同一天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发出咨文，要求废除排华法案。咨文中指出：“现在提请国会审议批准这一项法案，许可中国人移居我国，并允许这里的中国居民成为美国公民。我认为，这一立法对于打赢这场战争和建立巩固和平的事业是重要的。”“中国是我们的盟国，多年来，她为反对侵略而孤军奋战。今天我们和她一起战斗，它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始终坚持英勇的斗争。”“我深信，国会是完全同意采取这种早应采取的措施，以纠正过去我们对朋友不公正的行为的。”参众两院通过后，法案于12月17日获罗斯福总统的批准。该法案内容为：在分配各国移民时，中国每年占105名，其中规定75%应来自中国出生及居住的华人，其余25%配给世界各国的华人，有一半中国血统者亦在中国移民数内扣除；凡在1924年7月1日以前入境者，皆可申请入美国籍；凡在1924年7月1日以后入境者，一律视为暂居居民，待经办一定手续，取得永久居留权，才能申请入籍。之后，经过华人的各种努力，美国政府又同意一定期限内的“军人的外籍妻子”、“华裔军人妻”、“退伍军人未婚妻”、“美籍华人妻”等等可以非配额办法入境等等。 新法案颁布后，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逐渐增加： 1944—1965年按配额被接纳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 </tr> 注：有*号者包括那些因中止遣返或根据移民法案而获准居留美国的人，以及借用未来年份配额的难民。 以非配额移民身份被接纳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1946.6.30—1965.6.30) </tr> 注：有*号者包括出生于中国的华人。 据统计，1940年美国华人约为7万人，而1980年已增加到806027人，近年已增加至逾百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同拉丁美洲各国的关系也有迅速的改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同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建立了外交关系，1940年国民政府与多米尼加签订了友好条约，并于1945年签订了友好条约附加条款；1942年签订中古友好条约；1943年签订了中巴(西)友好条约；1944年签订了中墨友好条约；1944年签订了中国和哥斯达黎加友好条约；1946年签订中国和厄瓜多尔友好条约；1947年签订中国和阿根廷友好条约，等等。 1947年5月1日，加拿大政府宣布废除1923年颁布的禁止华人入境条例及其他排华命令，这是加拿大华人25年来取得移民权利的重大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至战后不久，由于在珍珠港事变前的10年里，只有中国人民承担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独自与日寇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深入敌后，钳制日军，并为解救驻缅英军，开辟缅甸战场，起了极大的作用。因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与美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订立了友好条约，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在签订的条约中，凡有华人存在的国度中，一般对华人的移居和待遇问题几乎都作了有利的规定，这样就解决了中国与美洲国家长期以来因立场互异而扯皮或回避的侨民问题。从此以后，在美洲各国的那些被称为“海外孤儿”的华人的地位有了相当的提高。以就业领域来说，过去华人不能进入的就业禁区，例如美国的一些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和造船业等部门，已开始逐步雇用华人。过去一般不雇用华人的商店和公司，也开始逐步雇用华人妇女充当店员和职员。在美洲特别是在美国，已有相当数量的华侨由从事体力劳动转变为从事脑力劳动，即由蓝领工人转为白领工人，并有许多人成为著名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经纪人和高级管理人员。 <hr /> 注释： 第五章 美洲华侨地位的变化 第二节 美洲华侨地位的变化及其对侨居国的重要贡献 到20世纪初，中国清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从1905年起开始废科举、办学校，还专门设立一个管理学校的学部。同年，清廷法部尚书戴鸿慈奉旨赴美考察，回国后戴鸿慈向学部建议在美成立学堂，以继承和光大中国文化传统。清廷认为言之有理，就派遣内阁侍读梁庆桂赴美劝说华侨兴办学校。1908年梁庆桂抵达美国旧金山。在他的倡议下，1909年旧金山中华会馆创办大清侨民学堂(此校原为大清书院，后又改为三藩市中华中学学校)。接着，中华会馆派遣陆步瀛、邝文光等10余名华侨领袖陪同梁庆桂先后到达美国的萨克拉门托、纽约、芝加哥、波特兰、西雅图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城市。所到之处，他们的办学倡议，都受到了美国、加拿大的华侨领袖和华侨的欢迎，于是大清侨民学堂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在这些城市成立起来。之后，美洲各地华侨都纷纷效法，创立华侨学校。到1930年，华侨在美国兴办中学6所，小学50多所和私塾20多所。这些中小学校，有的是全美中华会馆办的，有的是由某地中华会馆及华侨社区兴办的，有的是当地文化团体兴办的，还有的是私人、政党及教会兴办的。华侨进行多方位办学，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如前所述，美洲华侨地位之所以提高，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了特殊贡献，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关。但这仅是外因，以内因来说，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同美洲华侨一贯重视文化教育，努力提高本身的素质有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必要首先谈一谈美洲华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问题。 <h3>(2)华侨、华人在美洲文教、科技界的贡献</h3> 紧随邝友良参政的是夏威夷华裔谭福善。他曾参加共和党，1942年以共和党人身份当选为夏威夷准州毛依郡行政委员会委员。1946年，美国本土的华人邓悦宁又竞选亚利桑那州众议员取得胜利，并成为进入州立法机构的第一位华裔。 1885年，在美国旧金山成立美国华侨子弟的第一所公立学校。这实际上是一所种族隔离的小学，因为美国不准蒙古人种儿童与白人儿童同校，这所小学就是特别为教育中、日、朝等远东儿童而设立的，故称远东学堂。后因日本国力增强，反对黄、白种学生分校，美国准许日本儿童进入白人儿童学校读书，远东学堂就成为中国儿童学习的学校。远东学堂开办之初，就学儿童达150名，解决了约1/5的旧金山华侨子弟的入学问题。 <hr /> 在美国比较有名的侨校有： 旧金山的中华中学是美国侨校中最出名的一所。中华中学原为大清书院，1909年改为大清侨民学堂，由中华会馆主办，校址在中华会馆大厦的二、三层。辛亥革命后该校改为中华侨民公立学校，1927年出资购买下附近基督教会楼宇为新校舍，并在1922年增设初中，故正式改为现名中华中学学校。中华中学学制完善，程度较高，图书资料丰富，设备齐全，在中国教育部正式立案，成为美国华校的一座高等学府。但此校每天上课时间仍为下午5—8时，又属补习性质的学校。此校最初是由中国驻旧金山市总领事为校长，后由美国七大会馆的主席轮流充任，最后由中华会馆聘专职校长。该校在美国华侨学校中学生较多。1916年为100人，1931年竟达到450余人。 纽约华侨公立学校是全美著名的华侨学校。它于1908年由梁庆桂倡议、中华公所主席陈焕章策划创办的。该校曾因经费问题，发生过许多波折。但几经整顿，学校颇有起色。1975年，学生人数达3250名，教职人员达132名，可以称为美国最大的华侨学校。 在美籍华人中，数学家陈省身亦曾蜚声美国科技界。陈省身(公元1911— )，生于浙江嘉兴县。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先后到德国、法国和美国学习与研究。1943年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员，完成著名的高司一波耐公式的内在证明和示性类方面的论著。后又发现“陈氏级理论”，把微分几何和拓扑学引入新境界。1976年获美国总统颁发的国家科学奖，1983年获国际声誉最高的沃尔夫数学奖。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赴美国。从1949年起，就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后任纽约州立大学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李政道1926年生于江苏，曾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6年赴美留学。从1953年起，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发现了物理学上一条新定律，推翻了爱因斯坦发现的、指导原子物理研究多年的宇称守恒定律，轰动了全世界。这一重大发现，为人类进一步探索微观世界和原子再分裂为粒子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尼克松总统曾授予杨振宁林肯讲座教授的光荣称号，这也是美国唯一的由总统直接授予的最高学衔。 这些华侨学校一改过去私塾的教学内容，废除了讲授四书、八股文等原有课程，开设了国文、国语、译文、珠算、修身、唱歌、国画、体操、信札、地理、乡土史等新科目。它既开设国语、译文课，沟通中美文化联系，又开设国画、珠算实用课程，为华侨世代在美洲土地上更好地生存创造条件；既注意学习历史、地理知识，又注意“修身”的德育培养；既注意智育，又注意开设体操课，以使学生有健壮的体魄。这样的学校，使华侨子弟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受到较好的教育。 除此之外，有旧金山市晨钟剧团1919年创办的晨钟学校，这所学校虽然只存在短短的五年就因经济困难而停办了，但它仍不失为一所有影响的学校。该学校打破中国的传统观念，提倡新思想、新观念，改革旧课程，适应新环境。它在美国华侨学校中首先成立学生自治会，提倡成立各种俱乐部，组织辩论会等，是美国华侨学校进行改革的榜样。 <span>大哉晨钟铛、铛、铛的惊人梦。 鸟噪鸡鸣频催起， 三竿红日已东升。 最是恼人众未醒， 何能以振聩发聋？ 今世界弱肉强食。 怒潮来汹涌， 图强自立，非教育不为功。 祖鞭猛著，奋志为雄。 人世百世易过， 鹏程万里难通。 莫等闲虚老韶华空悲切。 昂哉齐努力， 振我华国之宗风。 将见金门港上， 我校人才蔚起与世大同。 正如晨钟学校这支校歌中所表达的爱国主义精神那样，美国华侨和华人子女为了“振我华国之宗风”，激起了“昂哉齐努力”的求学精神，不少人在学业上获得了优异的成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阿瑟·金教授曾对美国不同种族的几种专业人才进行调查，所得出的智商调查结果是：华裔得分最高，其次是犹太裔，再其次是日本裔，白人居第四位。1983年3月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美国青少年科学人才选拔赛中，华裔高中生宁致荣获首奖。在1985年4月12日全美高中十项全能赛中，洛杉矶华裔学生夏旭夺得冠军。同年5月5日，在美国高中学生视为最荣耀的“总统奖”的评选中，七名华裔子弟金榜有名，并获得由美国总统在白宫颁发的奖金和奖状。1984年春，华裔少年罗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获硕士学位时，年仅14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硕士。华裔子弟吴力行，年仅12岁，就读于美国山菲利普初中，成绩优异。1989年由美国全国工程师学会、全国数学教师会议和太空总署等数个单位合办的全美数学比赛中吴力行荣获第一。据美国1980年人口普查统计，25—29岁的华裔完成高中学业的人数的比率达90%，25—64岁男女受到博士级教育的华裔为7.1%，白人为2.1%，黑人为0.5%。从教育程度看，华裔完成高中学业人数的比率远远超过美国其他种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准许参加过大战的华侨青年享有进入美国高等学校学习的权利，美国华裔子女大批进入高等学校。此外，战后大陆、香港和台湾等地也先后有大量华人留学生到美国学习，美国大学里学习的华侨子女、华裔子女及中国留学生日渐增多。近几年来，美国华侨、华人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的比重已超过全美的平均水平。 随着华侨、华人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华侨、华人在美国学术界、文化界、科技界中人数已日益增多。据统计，1940年华侨、华人担任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经理和管理人员以及办事员、推销员和秘书这一类工作的已占华侨、华人总数的20%，当工匠、手工艺工人和农民等等的仍占多数；到1950年，前者的比重提高到40%以上，差不多翻了一番，后者的比重降为50%多；到1970年，前者的比重增加到50%以上，而后者则下降到40%以下。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华侨、华人的素质已有大幅度提高。 <h3>(1)华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h3> 加拿大华人进入大学较为容易，也比较早。在1914—1915年度，加拿大的第一个华人女大学生叶金陵进入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入加拿大大学的华人子弟迅速增加。华人受教育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老一辈华侨。到20世纪70年代，全加拿大华人户主有20%都受过高等教育。80年代，在多伦多大学(有学生32000人)和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有学生20000人)学生中，估计华裔学生占10%—20%。其中理工科的华裔学生更多，在哥伦比亚大学竟达30%—40%。华人子弟入大学者不仅人数多，而且由于华侨、华人子弟肯刻苦钻研，许多人都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 就美洲来说，拉丁美洲的华侨、华人教育事业发展较慢，规模不大，在此就不赘述了。 在早期美洲华侨的文教事业中，值得一提的是容闳。容闳是清政府第一任驻美副公使，也是早期美国华侨在文教事业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代表人物。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县，1847年赴美，进入马萨诸塞州芒森学校学习。1850年入美国耶鲁大学，并于1854年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大学生。之后，他为了“以西方之学术”，“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拟订了派遣少年到美国留学的计划，并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872年，他派遣第一批30名学童赴美学习。清政府为此成立“幼童出洋肆业局”，任命容闳为该局常设于美国的“洋局”副委员。到1875年，共有120名中国学童在美国各学校学习，在此期间容闳被任命在美国哈特福。许多留美学生学成回国后，在我国文教、科技事业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都有容闳的一份贡献。 早期美洲华工和华侨，一般属生活贫困、文化低下的贫穷弟子，很难在美洲文教和科技界起到什么重要作用。当然，也不是全然没有，只是为数较少而已。 在加拿大，从19世纪起华侨富商就开始创设私塾，以教育华侨子弟，主要教授四书、经史和千家诗等课程。到90年代，仅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就开办八九家私塾，并有一些华侨进入了公立学校。到1922—1926年，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读书的华人学生每年就有1500名左右。当时，加拿大西部的华侨学校多系中华会馆主办，而东部则大多系教会主办。 在农业科技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可推美国华侨刘锦浓。刘锦浓培植的新品种“刘锦浓橙”，此橙著名于整个美国。1925年刘锦浓逝世后，多仑商会及该州果农为纪念他的功绩，曾集资为其刻像立碑。1933年，芝加哥召开百年进步博览会，在佛罗里达州陈列部展览刘锦浓处，曾立有小型刘锦浓铜像，以资纪念。 在工业科技上作出重要贡献的有美国华侨冯如。冯如1884年出生于广东恩平县。少年时随亲戚赴美国谋生，先赴旧金山，后去纽约。在纽约期间，他先后在船厂、纺织厂、机器厂学艺，精通了机械和电机等36种机器的专门技术知识，能熟练地设计和制造抽水机、打桩机、电动机等多种机器设备。之后，在“航空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潜心研究飞机制造技术，并多次试制飞机，探索成功之路。1909年9月21日，冯如终于在美国屋仑驾着自己设计和制造的飞机上了蓝天，使中国人的飞行理想第一次变成了现实并处于世界航空技术的领先地位。正如第二天的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所指出：“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冯如制造的飞机试飞成功，为华侨争了光，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洲华侨、华人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高科技人才不断移居美国，华侨、华人在美洲文教、科技界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据统计，1940年美国大陆的华人中从事专业科技行业的约占2.5%，而到1970年已达26%。据估计，美国的第一流科学家和工程师大约有十二三万人，其中中国血统的约占1/4。美国著名大学的系主任(特别是物理系和数学系)，有1/3是华人或华裔；在美国工程机械学会各分会任主席的有一半以上是华人；在阿波罗登月工程的高级工程师中，华人占1/3；在最大的电子公司——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高级工程师中，华人差不多也占1/3。此外，还有1000多名中国血统的研究员在美国电脑中心工作，在19位主任中，华人竟占12名。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华人在这些领域的突出作用。 下面再具体谈谈美洲华人在文教、科技界的表现。 在美洲，文教、科技界众多的华侨、华人中，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和李远哲，犹如繁星中的四颗最明亮的星星，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丁肇中祖籍山东，1936年生于美国密执安州，大部分童年在中国度过。1956年回美国密执安大学学习，从1967年起，在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授。1974年，在西普顿国立实验所进行科学实验时发现了“J粒子”，从而在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省新竹县，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后赴美国，入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读书，毕业留校任教。1974年他与美国赫希巴赫教授、加拿大约翰·波拉尼教授共同研究交叉分子束方法，对了解化学物相互反应的基本原理有重要突破，为化学动力开辟了新领域，从而在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此外，在拉丁美洲等地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创造发明。例如，秘鲁华人农业学专家戴宗汉曾培育了高产良种水稻，1968年获得了秘鲁政府颁发的勋章和奖状，等等。 近几年来，华侨、华人经营的商店已日益增多。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加利福尼亚州华商开设的商号达5136家，其营业额已超过日商。仅该州的旧金山及其附近的奥克兰市，华商商号就达2300家。在纽约及新泽西州邻近纽约的地方，1972年华商商号就有1799家之多。这些商号，大都属于中小型，但有些是属于大型的。在7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华商经营的大明实业公司发展到43家分店。华商经营的连锁超级市场已发展到可以同美国西南部最大的超级市场(主要经营食品)赛扶威竞争。秘鲁首都利马市的华商刘铃具经营的文具、纸张等批发生意，营业额占利马市该行业营业额的80%。 美籍华人贝聿铭(公元1917— )，生于广州，系现代派设计大师。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工程系。他曾在纽约创建贝聿铭建筑公司，他设计的建筑风格独特的各种建筑物，遍布美国各大城市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伊朗、法国和香港。他的设计风格和思想，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先后获美国全国建筑学院金质奖章、国际普里茨克建筑学奖金、法国建筑学院金质奖。并因设计北京香山饭店，1984年获美国建筑界权威机构建筑师协会荣誉奖。贝聿铭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建筑设计师之一。 <h3>(4)美洲华侨、华人与金融业</h3> 美籍华人在美国科技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聪明才智。犹如灿烂的群星，在科学技术的宝库里，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随着华人经济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后代的发展，逐步开始重视华侨教育事业。尤其是在美国。到1867年，仅美国旧金山华侨学龄儿童就达500余名。为了解决这些学龄儿童的入学问题，一些热心教育的华侨创办了十几家私塾和专馆。每家招收学生二三十人。私塾和专馆的名称均以教师姓氏而命名，例如李姓教师为李馆、黄姓教师为黄馆等等。私塾和专馆里讲授四书、古文、八股文和唐诗等课。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廖仲凯先生幼时曾在美国的专馆里就读。与此同时，美国一些教会为了在华侨中布道传教，专门设立星期天上课的主日学校，教华工们英语。一些教会学校也招收华侨子弟入学读书。据记载，1885年，在旧金山教会学校上学的华侨子弟有154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洲华侨、华人所办的工商业也有迅速的发展。 早期华侨靠的是“三把刀”即菜刀、剪刀和理发刀，以开办饮食店、洗衣店和杂货店为三大经济支柱。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同了，到1982年，美国华裔企业已有52839家，在少数族裔中居首位，日裔企业次之，为49039家。华裔总收入为日裔企业的2.2倍以上。这种情况，在美国商务部1986年12月5日发表的《亚裔、印第安裔及其他少数族裔商业》的调查中得到了确认，即亚裔今天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所拥有的资金已超过其他少数族裔，而华裔又已跃居各少数族裔之首。 美国华侨、华人的银行储蓄普遍增加，甚至每户平均储蓄数额超过了美国人。据美国1960年的户籍调查，华人家庭储蓄7000—9999美元者，占21.1%，与美国人相等。10000—14999美元者，占14.4%；15000美元以上者占7.2%，则比美国人高。故平均家庭储蓄，华人为6207美元，美国人为5660元。华人财力之雄，达到了空前程度。 随着华侨、华人人数增加、经济实力增强以及知识水平和参政意识的提高，华人参政的情况与70年代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变化。70年代以后，美国大陆本土的华人参政者迅速增加，并有些人担任了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非常引人注目。其中有原里根总统的白宫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赵小兰，总统经济顾问甘敏才，白宫国际商业顾问黄仲元，总统国家教育顾问余显利，联邦商业部副部长胡少伟，副助理国防部长吴元黎等等。在拉丁美洲，华人担任政界重任的也不少。如华人阿瑟·钟担任圭亚那的总统，华人何才担任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总督，华人何五曾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卫生部长，华人毛鲁埃尔·邓曾任牙买加财政部秘书长等等。这些同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华人中产阶级一般只有三五万美元的资产，而现在，三五十万、百万甚至数亿元的富户为数不少，称得上“王”的华人大富翁不下10家，其中四家(王嘉廉、蔡志勇、王安、刘立)已列入美国1000家最大企业家名单里。 华侨、华人经营历史悠久的餐馆业也有很大发展。在美国各大城市中几乎都设有中国餐馆。据1981年粗略估计，美国共有中国餐馆15000家，其中纽约市最多，约有5000家，占全美中国餐馆的1/3，平均每200人就有一家中国餐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主要是广东餐馆和福建餐馆，战后增设了上海、北京、四川、湖南、云南和山东等省的餐馆。中国各地的地方风味，在美国几乎都可以品尝到。有些大饭店为招徕顾客，还特别讲究排场——悬挂富丽堂皇的中国宫灯，张贴着气势磅礴的山水画，配以古香古色的中国式桌椅，播放着悠扬动听的中国民间乐曲。店内具有浓郁的中国情调，使顾客像到了中国一样。这几年来，华侨、华人经营中国餐馆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同时可以摆几十桌酒席，容纳几百人。例如，美国纽约的“银宫酒家”、“第一酒家”和“富满楼”等等，都是一流的中国餐馆。在秘鲁首都利马市，60年代就有400余家中国式餐馆、酒馆营业，资本达1200余万美元，占该市饮食行业总资本的40%，其中最著名的有曹万芳开的“龙凤酒家”、李光明开的“光明酒家”、蔡伦开的“万国酒家”等等。“龙凤酒家”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一间中国餐馆，拥有资本约70万美元。墨西哥首都华人、华侨开的餐馆多为合股经营，有的拥有资本100—150万比索，纯利润约占经营额的40%左右。 一些较富有的华侨、华人还在美洲投资开办和经营工业企业，但多属中小规模的轻工企业，如氧气厂、制冰厂、塑料制品厂、皮革厂、碾米厂、家具厂、织布厂、面粉厂、酱油厂、汽水厂、榨油厂、水泥厂、烟草厂等等。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洲亦开设了一些华人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美国电子科学家王安的电脑公司就是一例。王安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电子实验室工作，发明了磁芯记忆系统，两年后制造出第一架程序计算机，1951年创办了王安实验室，1958年组成王安电脑公司。1984年王安电脑公司已拥有25000名雇员，其中大多数是技术人员，其资产总值达50亿美元。美国还有唐仲英创办的唐氏工业公司，拥有工厂15家，资产总额估计超过一亿美元，生产的矽钢占美国中部地区市场销售额的70%。号称“船王”的魏重庆所创办的复康轮船公司拥有上千名职工，为美国南部海运一家强有力的轮船公司。巴西圣保罗市巴西籍华人林训明开设的愉港植物油公司，其下属企业的豆油出口量占巴西首位，资本总额达几十亿美元，在巴西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曾多次陪同巴西总统出国访问。在巴西，还有我国国家副主席、企业界知名人士荣毅仁的亲属与巴西人合资经营的大工厂，也具有相当的规模。 华商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亦不少。美国纽约市华人陈霖经营的森美公司是年营业额达20亿美元以上的跨国公司，它所经营的食品种类达数千种之多。另一家专门经营中国工艺品和物品的旧金山国光贸易公司也办得很兴旺。它专门经营中国的藤、竹、柳条编织的用品和工艺品，在美国15个重要城市设有商品陈列室。巴西华商魏书骐对台湾出口薄荷油，占巴西该项输出总量的1/2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华商、华侨企业的迅速发展，美国华人从50年代起逐渐投资参与兴办银行。1952年开办西雅图联合储备贷款会、1961年在旧金山创设金山通商银行、1962年开办洛杉矶国泰银行、1966年在萨克拉门托开办协兴储备贷款会、1967年在纽约华埠的中国银行支行改组成为当地注册的中美银行、1972年由马来西亚华人周旭东财团创办了美国加州银行、1974年由华人董浩云领导的香港、台湾、东南亚财团创办了美国亚洲银行。本世纪70年代，以印度尼西亚华人温孔文为核心的财团购买了乔治亚国家银行，1976年并以20%的股份买进了田纳西农民银行，当时曾轰动了整个美国银行界。此外，还有泰国和香港的华人所经营的银行亦在美国开设了支行。由此可见，华侨、华人在美国金融界也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 <h3>(5)美洲华人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h3> 到目前为止，美国华侨学校绝大部分是小学，中学特别是高中，为数很少，没有华侨大学。华侨仍需要到美国大学才能继续深造。 参政是指参与政治活动或参加政治机构。前者是指关心政治，参加投票，对国家的各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后者是指参加各种竞选活动，并担任各种行政机构的不同职务，行使各种行政权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洲华侨、华人基本上处于被歧视、被排斥的境地，对侨居国的政治无权问津，战后随着他们在文化、科技、经济界地位的日益重要，在政治界亦开始崭露头角，其中有的还积极参政，担任各级政治机构职务。 可以这样说，邝友良、谭福善和邓悦宁是美国华人参政的先驱。开创了美国华人参政、议政的先河。 直到20世纪70年代，参政、议政成为美洲华侨、华人的一种浪潮，参政者越来越多。例如在美国有加利福尼亚州州务卿余江月桂，她是加利福尼亚州有史以来任此职的第一位华裔。洛杉矶市法官黄锦绍，他是美国大陆上任此职的第一位华裔。纽约司法警长李卓生，他也是任此职的第一位华裔。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空军后勤中心司令刘国英少将，他是至今美国军队中军衔最高的华裔。加拿大华裔郑天华于1957、1962年先后两次参加竞选活动，连续两届竞选获胜，担任加拿大下议院议员。在此期间，还有许多加入加拿大籍的华人亦成为联邦或省、市的议员、参事和市长等等。 从美洲早期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华人参政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到此时期参政具备以下两个特点：以地域来看，美国华人参政者早期主要在离美大陆本土较远的夏威夷，美大陆本土的华侨、华人的人数虽多，但早期参政者则不多见。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参政者才慢慢多起来；以参政者所任职务来看，一般是担任一些州、郡或市的众议员、法官和市长等等，所担负的政治职务还比较低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华侨、华人参政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为数甚少。以史书查阅，美国华裔参政最早的是邝友良。邝友良1938年被选为夏威夷准州的众议员，1944—1948年期间先后任众议院副议长和议长，并于1959年被选入美国参议院。他是进入联邦参议院的第一位华裔，同时也是美国参政的第一位亚裔。 林同琰(公元1911— )，生于福州市。曾就读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加州大学深造，1933年获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力距分配法》被命名为“林氏法”。他应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了许多桥梁和建筑物。先后荣获叶西夫聂夫奖、加州大学伯克莱奖。美国土木工程学会还把预应力奖改为林同琰奖，这也是美国科技史上第一次以美籍华人名字命名的荣誉称号。 注释： <h3>(3)华侨、华人在美国工商界的作用</h3> 另一名美国华侨谭根在飞机设计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谭根生于广东，1910年毕业于美国希敦飞机实验学校，获加利福尼亚飞行会和万国飞行协会证书。他是世界上早期水上飞机设计制造者之一，他设计制造的水上飞机，性能优于欧美国家同类飞机。1910年7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万国飞机制造比赛大会，他设计、制造的水上飞机获得冠军。1912年在参加圣地亚哥举行的美国飞行大赛中取得成功，被授予银杯和美国国旗，被称为“东亚飞行第一人”。 除此之外，美国文教科技界还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华人专家学者。例如，著名的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吴健雄(公元1912— )，美籍华人，生于上海。1936年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深造。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她验证了杨振宁、李政道推翻宇称守恒定律的新理论，曾任美国物理学会的第一位女会长。先后获得美国科学研究基金奖、美国总统福特授予的国家科学勋章以及自由女神和爱丽丝基金会的爱丽丝岛奖章等等，并在1974年当选为美国本年度最优秀科学家。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早期前往美洲的华工大多数是生长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广东和福建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及其国内难以生存的起义者。一句话，他们都是出生在贫困的劳动人民家庭，所以大部分人几乎是目不识丁，只有少数人上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低下，决定了早期赴美洲华工只能从事洗衣业、餐馆业和农业等劳动工种，绝大部分人都从事体力劳动。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洲华侨、华人在文教、科技、经济和政治各个方面都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智慧和力量，为美洲侨居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桩桩、一件件的事例都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被某些人蔑称的“劣等民族”，而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早期华工之所以贫穷、落后，文化水平低下，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而不能说明种族的优劣。从美洲华侨、华人事业发展的进程来看，华侨、华人之所以能够在美洲各个领域里起重要作用，主要是靠给人智慧、给人力量的教育，靠学生和科研人员持之以恒的努力和毅力，这些才真正是华侨、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美洲华侨学校的教学中，最可贵的是始终贯彻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例如，晨钟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创办晨钟学校的晨钟剧社，是由在辛亥革命影响下的一批华侨青年知识分子所组成，该社宗旨为：“……改革旧风俗，提倡新教化，发挥民生主义，巩固民国共和。”它所创办的晨钟学校正是为该社的这个宗旨服务的。这一点在晨钟学校的校歌里充分反映出来： 第六章 美洲华侨对祖国的贡献 第一节 反对帝制时期的贡献 美洲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初期革命活动的基地，美洲华侨则是支持孙中山先生进行以反对帝制为中心内容的辛亥革命的生力军。 1894年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立，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由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又进行反袁的二次革命，初步完成了这个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在这17年中，美洲华侨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进行了巨大努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孙中山先生对美洲华侨及其他地区华侨的这种杰出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华侨是革命之母。” <h3>(1)积极参加孙中山创建的革命组织兴中会和同盟会</h3> 美国的檀香山是孙中山在海外进行反清革命的策源地。檀香山是夏威夷的政治、经济和文教事业的中心。18世纪末叶，契约华工就开始到达檀香山，从1851年起，华工就大规模移入，到1910年华工已达21674人，占全岛人口的11.3%，赴檀香山的华工比赴美国大陆的早，而且比例亦高。赴檀香山的早期华工，大多来自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早期华侨且在香山占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孙中山先生的胞兄孙眉于1871年渡海抵达檀香山谋生，是茂宜岛上富甲一方的农场主，又在茄荷雷经营商务，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华侨资本家，素有“茂宜王”之称。1878—1883年，孙中山曾就读于檀香山由英、美教会兴办的意奥兰学校和奥阿厚书院。1884年又在孙眉商店里当店员。在这里，他接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大大开阔了视野。从1878年起孙中山曾六次到达檀香山，旅居时间前后长达5年半之久。 孙中山早期曾怀有强烈的“实业救国”或通过“改革国邦”的改良办法拯救中国。于1894年曾给李鸿章写了《上李鸿章书》，并与同仁一起赴天津，亲自会见李鸿章面议改良事宜。上书及面议失败后，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决不足于救亡”。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清政府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加强同帝国主义的勾结，加紧对中国人民进行镇压。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斗争，自然就成为清政府的肉中刺、眼中钉，力图进行镇压。为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孙中山于1894年冬途经日本抵达檀香山。 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后，在华侨中积极宣传革命，获得了经营商业的宋居仁、夏百子、邓荫南等的响应。11月24日，孙中山与华侨陈孟谦、黄保、冯永明和黎显祥等20余人，在美国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住宅召集会议，选举华侨刘祥仁为第一任会长，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厉斥清政府“庸奴误国，荼毒苍生”的祸国殃民的反动统治，鞭挞了世界列强“蚕食鲸吞”中国的侵略活动，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革命口号。在尔后为兴中会写的入会誓词里，孙中山还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其目的就是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赶走列强，建立以美利坚合众国为榜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在美洲华侨中的革命活动，使美洲华侨逐步觉醒，投身于以孙中山先生为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列。同盟会成立前，兴中会有名册可查的会员共286人，其中在1894年冬在檀香山入会的华侨就达126人之多。兴中会的成立对孙中山领导的初期革命活动曾起过重要作用。 兴中会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的成立在组织上创造了条件。1905年8月在孙中山的倡导之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等分任协理，分任执行、评议和司法三部工作，成立全国性的革命组织。确定政纲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制订《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创办《民报》，对改良派展开论战；在国内外建立革命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及新军，为推翻清政府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h3>(2)美洲华侨为推翻帝制所作的贡献</h3>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为实现其革命纲领，从两方面着手作了准备：一是大造革命舆论，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改良派展开大论战，以提高美洲华侨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意识；一是积极准备和实施武装起义，以最终结束帝制在中国的统治。 在同君主立宪改良派的论战中，美洲华侨社会曾是革命派与君主立宪改良派进行大论战的主要场所。 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到日本。他们在日本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仍怀着对光绪皇帝的“愚忠”思想进行保皇活动。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等到达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保皇派以保皇才不至亡国的说教，以保皇有功，将来可以论功行赏、升官晋爵、发财致富为诱饵，拉拢美洲华侨。梁启超并以“革命保皇二事，名异而实同”、“借名保皇而实革命”的谎言，欺骗华侨，大挖革命派的墙脚。康有为公开抛出《辩革命书——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攻击革命，为清政府张目；鼓吹清朝是“古今至仁之政”的“圣朝”，说革命必“自生内乱”而亡国，散布中国民智未开，不能实行民主等等。康、梁的保皇言论和保皇活动，曾一度迷惑了不少华侨，使他们加入了保皇会。在很短时间之内，美洲华侨曾设立11个保皇会总部，86个支部，其中加拿大12个，美国58个，墨西哥九个，中美洲四个，南美洲三个。并在檀香山、旧金山等地出版保皇刊物，极力诋毁革命。 不清除保皇派的影响，就会使革命蒙受损失。为此，1903年10月，孙中山由日本到达檀香山，先后在华侨程蔚南主持的《檀山新报》发表《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两篇文章，宣传不首先推翻清政府就断不能救国的道理，同保皇言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取得华侨组织洪门会的支持，孙中山接受其母舅洪门人士杨文纳的建议，经洪门前辈钟非养的介绍，于1903年11月2日加入了洪门会。此后，孙中山依靠洪门会的支持，逐步清除了康、梁保皇势力在檀香山华侨中的影响。 1904年4月6日，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到达美国大陆，在旧金山上岸时遭到保皇势力的暗算，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拘留，经洪门会—致公堂总堂主要领导人黄三德大佬营救，在胜诉后光荣出狱。孙中山出狱后，更加强了对美国保皇势力的斗争。 为了使洪门会—致公堂的侨胞支持祖国革命，孙中山撤换了为保皇派效力的《大同报》主编，使其为祖国革命呐喊，制造舆论；同时委托旧金山《中西日报》刊登邹容著的《革命军》，以宣传革命宗旨。孙中山为洪门会—致公堂重订总章程，规定：“本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以此代替“反清复明”的陈旧口号，并倡议洪门会重新注册，整顿思想。经孙中山多方努力，美国洪门会一致公堂逐渐成为一个革命的华侨组织。此后，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国民党前身同盟会时，美国旧金山亦成立了支部，并经黄三德同意后同盟会美洲支部与洪门会一致公堂合并，将致公堂逐步纳入了革命轨道。 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和革命派为有力地展开对保皇派的斗争，先后在美洲创办了许多刊物，其中包括有《大同日报》(1902年，旧金山)、《檀山新报》(1903年，檀香山)、《民生日报》(1906年，檀香山)、《华英日报》(1907年，温哥华)、《自由新报》(1907年，檀香山)、《大声报》(1907年，檀香山)、《大汉日报》(1910年，温哥华)、《民醒报》(1912年，秘鲁利马)、《少年中国晨报》(1911年，旧金山)、《新民国报》(1910年，加拿大)。这些刊物在同保皇党的论战中，热情宣传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及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促进了美洲华侨的觉醒，使美洲华侨投入到祖国革命斗争的洪流中。 在同保皇势力斗争的同时，孙中山在海内外积极筹备武装，以推翻帝制，实现共和。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就开始筹划广州起义，着手在美洲华侨中筹款。孙中山的胞兄孙眉以六七元一头低价，贱卖牛牲，以供军饷。檀香山的侨商邓荫南则“尽卖其商店和农场，表示一去不返之决心”，捐款6000美元。美洲华侨不仅捐款，而且还跟孙中山一起，积极参加和筹备广州起义。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试图以香港为根据地，准备于1895年10月26日在广州发动起义。于1894年冬由檀香山回国的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夏百子等华侨，与200余名革命志士，带着6000余支手枪，从香港乘船到达广州。但由于叛徒已向清政府告密，他们刚一上岸，就遭到追捕。陆皓东等40余革命党人倒在血泊之中。孙中山机智地逃出广州，经由香港到达日本。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第一次反清革命起义，同康有为、梁启超谋求改良的道路迥然不同，是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派并没有气馁，他们反而加紧革命的步伐，又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00年的惠州起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5月的潮州黄岗起义、同年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钦州廉州防城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钦州马笃山起义、同年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3000名新军起义以及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在这些起义中，美洲华侨不仅慷慨解囊，而且誓死如归，为革命贡献了很大力量。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前，孙中山在海外华侨筹款总数为15.7余万元，其中加拿大华侨七万余元，美国1.5万元，两地捐款占总数一半以上，居华侨捐款之冠。美洲许多华侨曾积极参加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血洒黄花岗。美洲华侨陈永惠回国后，还在广州高第街设德日新洋服店，作为革命党人秘密联络的机关。尽管这些武装起义都失败了，却大大激发了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增强了推翻腐朽清王朝的决心。 1911年5月孙中山重新赴美洲，在美国芝加哥、洛杉矶等地为革命奔走呼号、筹集起义经费。1911年7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促成同盟会与致公党联合成立洪门筹饷局，由黄三德任筹饷局的总督，进行更大规模的筹饷活动，以购买更多武器，支持祖国革命。 古巴华侨还配合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宣传，动员清军官兵投入革命队伍。1911年8月，清朝最大的军舰“海圻号”访问古巴，古巴三民阅书报社等侨团特地印发题为《海圻军人听者》的传单，利用华侨到舰上参观和舰上官兵上岸看戏的机会，向他们散发传单和讲演，鼓动他们参加革命，使清军官兵大为感动。“海圻号”返回上海后，舰上官兵响应武昌起义，参加了革命。 武昌起义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华侨、律师陈友仁曾弃家回国，追随孙中山致力于革命事业。美洲华侨还组织“义勇敢死队”，以台湾籍华侨黄湘为队长，决心回国杀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第二天凌晨，革命军攻克总督衙门，并由革命党人着手建立军政府。10月15日，孙中山在芝加哥以同盟会的名义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随后，纽约、旧金山华埠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武昌起义的胜利。筹饷活动此时也进入高潮。自武昌起义后，美国各地华侨自动捐款，支持革命，十分积极。《中西日报》为读者转交捐款，应接不暇，十分感人。有一天，有一位穷苦华侨工人，身穿古老服装，留着辫子，手携口袋，步入报馆，对总理伍盘照说：“余老矣，不能回国参战，但愿捐出余所有积蓄，以助此举。”说罢捐赠了平生的全部积蓄1500美元，以支持祖国革命。捐款支持革命，可歌可泣的事迹，难以尽述。据统计，旧金山洪门筹饷局自成立至广东光复的三个月中，就筹得144000美元。 武昌起义爆发后，消息传到了秘鲁首都利马，利马华侨爱国社于10月16日晚举行集会，随后成立秘鲁华侨筹饷局，从10月17日至20日，四天内就筹得款项12535元。此外，智利、巴拿马等地的华侨也掀起了为革命而捐款的热潮。 孙中山在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财政非常困难，也得到过美洲华侨的捐款资助。华侨在庆贺他就职的电文中，很多附笔提到捐款。例如在美洲华侨的贺电中说：“闻公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阖境华侨欢极，庆国得人，齐说万岁。款继发。” 华侨，包括美洲华侨，在辛亥革命前捐款支持武装起义，辛亥革命之后筹款支持新政府过程中，令孙中山先生感戴不已。孙中山在总结民主革命运动，论述各阶级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时指出：“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 应该特别指出，美洲华侨航空部队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美洲是首批中国航空人员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场所，而广东特别是广东五邑华侨则是中国航空人员的先驱。在整个辛亥革命的过程中，许多广东华侨在“航空救国”的思想指导下，潜心于航空技术的研究，踊跃参加航空部队，身先士卒，不畏艰险，乃至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在辛亥革命期间，广东五邑美洲华侨先后组成广东军政府飞机队和华侨革命飞机团等航空部队，有力地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1911年2月22日，中国航空先驱冯如在孙中山的启发下认清了形势，与助手朱竹众、朱兆槐、司徒壁如一起，携带飞机两架及制造飞机的机器和原材料返回广州燕塘，决心成立中国飞行器公司，发展航空事业，报效祖国。武昌起义后广州驱逐了清政府官吏，建立了广东军政府。冯如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机长，朱竹众为次长。建立了广东军政府飞机队。经过努力，于1912年3月制成飞机一架，这是中国人在国内制造成功的第一架飞机。广东军政府飞机队虽未参战，但对增强革命士气，巩固广东军政府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美洲总支部号召华侨出钱出力，组织华侨革命飞机团，回国参加革命。在华侨的积极支持下，筹到了大批款项，购买了美国最先进的由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生产的飞机六架。并招募了世界著名华侨飞行者谭根和李绮庵等20余名青年华侨，并由李绮庵为代理统领职务，组成华侨革命飞行团，于1911年11月30日携带第一批飞机三架及飞机装配技师和人员回归祖国，最后抵达南京。华侨革命飞行团在试飞中虽然失败，但试飞的消息传到北京，却震惊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在全国人民和华侨的斗争下，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发布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宣告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2000余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就此结束！ <hr /> 注释： 第六章 美洲华侨对祖国的贡献 第二节 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一次伟大战争。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参加抗日战争是当时每个中华儿女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 在抗日期间，分布在美洲土地上的23.5万炎黄子孙，身居异乡，心怀祖国，与祖国同胞紧密团结，同仇敌忾，出资出力，全力支持和直接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谱写了壮丽的诗篇。 <h3>(1)抗战初期的抗日宣传、救国活动</h3>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略魔爪开始伸向我国东北。侵华的炮声震惊了海内外。美洲华侨闻风而动，积极行动起来，决心为抗日救国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三天(即21日)，美国旧金山中华会馆召集主席团紧急会议，发出三封电报，一封“吁请国际联盟主持公道，制止侵略”；另两封分别发给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南政务委员会，针对国民党“剿共”和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请息内争，御外侮，以挽救危急……”24日，中华会馆召开全体大会，组织了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后援总会，以领导华侨抗日救国活动，并通电国内，“请朝野上下一致对日宣战，取消统治，起用军事人才，共赴国难”。加拿大维多利亚华侨则组织一个营义勇军，准备随时返国抗日。 1931年11月，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龙江省军队总指挥马占山率部在嫩江重创日军。美洲华侨对马占山的抗日行动感到欢欣鼓舞。旧金山中华会馆募捐3.07万元、四邑会馆募捐5300元，分别电汇给马占山，慰劳将士们。美洲华侨还捐款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仅就1932年10—11月的不完全统计，美国华侨为支援东北义勇军和援助东北难民捐款达14万美元。古巴华侨也给东北义勇军汇去一万美元。 抗日将领吉鸿昌访问美洲时，所到之处，华侨都列队捐献，热心询问国内抗日情况，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美洲华侨和中国留美学生的言行，深深地打动了吉鸿昌将军的心，他热泪盈眶地向他们表示：“回国后，誓要献身疆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决不辜负同胞们对我的期望。”1931年11月12日，哈瓦那数千名侨胞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吉鸿章将军在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抗日演说。会上群情激昂，当场有10名华侨要求跟他回国杀敌，还有一位姓魏的小商贩，变卖了全部货物作路费，请吉鸿昌将军带他回国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同时，又得寸进尺，于1932年1月28日发动了进攻上海的侵略战争。驻沪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官兵奋起抵抗，以劣势的装备抗击装备优良的日军的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美洲一位侨领欣慰地说：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血战月余，其一种为国家民族奋斗之精神，确为我国同胞所敬仰”。美洲华侨为表彰十九路军英勇抗敌，赠送了一块金匾给抗日将领蔡廷锴，上面铭刻着“精神救国”四个大字，以表对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的敬佩之心。与此同时，美国旧金山等地的华侨，还汇给十九路军大洋6.3万余元，银1200余两。加拿大侨胞在2月初就捐款生银10吨，大约合10万美元，都汇给了十九路军。古巴华侨也给淞沪抗日部队汇去数十万元。 十九路军将领，被海外侨胞视为“传奇人物”、“民族英雄”。1934年4月，蔡廷锴出访美洲。到达纽约时，纽约侨胞欢迎大会主席兼中华公所主席雷芳暨各社团代表100人，登轮船迎接，之后又分乘300余辆汽车，浩浩荡荡进入唐人街。唐人街彩旗飘扬，各界人士都拥上街头向蔡廷锴将军欢呼、致敬。翌日午后，全埠侨众举行游行。所到之处鞭炮齐鸣，呼声震天，充分表达了美洲华侨爱国的心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美洲华侨中引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响。宣传抗日，支援抗日，已成为美洲华侨的头等大事，这从美国底特律市郊的一位妇女侨胞的爱国行动中充分表现出来：简夫人的丈夫早故，她带着两个女儿以洗衣为业。“七七事变”后，她激动地说：“我虽然未曾到过祖国，未曾见过祖国的一切，但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母亲，人类是没有不爱其母亲的，所以我爱我的祖国，和爱我生我的母亲一样。”她将自己的一座两层楼房作抵押，凑得1000美元路费，带上揭露日军在华暴行的几十幅照片，离开底特律到美国东北部宣传抗日，历时两个月，她足迹到达11个州，演说51次，受到华侨和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后来，她又毅然将楼房卖掉作旅费，再到美国西部地区宣传抗日。 总之，美洲华侨关注祖国的抗日斗争，并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对推动国内国共合作、争取国际友人支持抗日及发展抗日运动，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h3>(2)对祖国抗日战争的经济援助</h3> 芦沟桥事变后，美洲华侨支持祖国抗日运动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即更广泛、更全面地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在这其中，对祖国抗日战争的经济援助，是一项重要内容。 就其经济援助的内容来说，名目繁多：筹集军费、赈济难民、认购公债、汇款归国、救济伤兵等等；筹款的方式亦很多：有月捐、义卖运动、节约运动、还债运动、救济运动、献金运动等等。为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美洲侨团都想方设法以各种名目、各种方式开展筹款集资活动。 在芦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天晚上，纽约侨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掀起抗日救国的筹款运动。会后，纽约华侨踊跃捐款，每月达三万人次以上。不到六个月就募款100万美元。全美洪门领袖阮本万和司徒美堂亦积极行动起来，号召10万洪门人，踊跃捐款，以最大努力完成500万美元的捐款任务。 在美国侨团组织号召下，美国华侨中出现了许多为抗日募捐的动人场面。“全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负责人以身作则，带头捐款，仅劳军一项就捐资10万美元。在黄警顽编著的《华侨对祖国的贡献》一书中，曾极其生动地描述了美国华侨募捐抗日的情景。 在旧金山与奥克兰这两个一水之隔的都市中约有15000左右的华侨。自去年7月到最近，他们至少举行过7次的募捐游艺，其间有两次是化装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东方音乐伴奏，还有纯粹是东方色彩的杂耍。如在中国古时代盛行的舞狮、舞龙等。每次游行都吸引了不少的观众，甚至有大盐湖及华盛顿州等地远道前来参观的……每次游艺所得，都陆续汇归祖国。此外自去年7月起，在旧金山唐人街区中，每一家华侨所开设的商店门首或柜上，都设置一个木箱，以接受自由捐款。 美洲其他国家的华侨与美国华侨一样，也都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组织，进行募捐活动。例如，在加拿大有“拒日后援会”、墨西哥有“拒日救国会”、巴拿马有“华侨救国总会”、古巴有“抗日救国总会”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美洲侨团组织多达466个。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美洲华侨向祖国捐献达69156115美元。美洲华侨这些经济支援，对祖国抗日战争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帮助。 <h3>(3)不供给运动</h3> 不供给运动是美国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所采取的一种方式。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工业生产，尤其是军事工业生产的原料均需依赖外国进口。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日本军事物资有许多要从美国进口，其中包括汽油、飞机、卡车和弹药等等。有些被运进日本本土，有些还被直接运送到日本已占领的中国的东北、上海和广东等地。据统计，1937年美对日输出总额为288百万美元，其中军需品占58%；1939年为231百万美元，其中军需品占81%。可见，美国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大战争，从美国运进废铁，制造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为反对把废铁运往日本，美国华侨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发起“不供给运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禁运废铁运动始于1937年的“广源号”案件。“广源号”原为山东烟台永源轮船公司向美国购买的一艘旧船。1937年该船装载货物赴美，船长为日本人河野吉助，海员是20名华人，船上挂有中国旗。回来时，船长让该船装满军械和废铁2100吨，价值6.5万美元，预备开往日本。8月，途经美国旧金山时，欲向中国领事馆开具国籍证明，以便出境到日本。中国领事黄朝琴了解实情后拒开证明，并与中国海员一起，在美国华侨支持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使“广源号”在旧金山停泊达四年之久。后只得将船售与澳洲船商，把废铁转卖给美国铁工厂。 为防止钢铁和其他军用物资由美装运日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55个华侨救亡团体联合当地居民组成了数千人的纠察队，负责在旧金山港口巡逻、察看，有效地阻止了多起装载废铁的船只运往日本。在洛杉矶、威明顿、艾威特等地都发生过华侨阻止废铁及其他军需品运往日本的爱国行动。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及萨斯卡各的侨胞也成立抵抗协会，开展了“不供给运动”。此运动之开展，不仅阻止了美国给日本直接提供武器弹药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的武器装备生产，而且提高了华侨内部及华侨和当地居民之间团结抗日的凝聚力。 <h3>(4)热血青年侨胞，同仇敌忾，奔赴抗日疆场</h3> 抗日战争期间，美洲华侨怀抱抗日、杀敌、报国之心，与祖国人民一起，共同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他们有的在侨居国从军和参加战时服务，进行抗日工作；有的千里迢迢，远渡重洋，回归祖国，与祖国人民并肩作战，其中有些人还自觉地奔赴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尔后参加新四军、八路军，与人民子弟兵生死与共，抗击日寇。他们作战勇敢、不怕艰苦，奋勇杀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美洲华侨不仅为抗日战争捐物、捐款，热诚接纳和欢迎中国抗日的志士，而且从1941年7月起，特别是从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有大批美国侨民加入到侨居国军队之中。依据美国1940年9月16日公布的征兵法规定，对于居住美国的侨民，只须注册而无受军训及服兵役的义务，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后，美国废除了上述征兵法。1941年12月由罗斯福签署了一个新的征兵法，规定对于居住美国的侨民，包括留学生在内，除敌国公民外，都有受军训及服兵役的义务。美国征兵刚一开始，华侨就踊跃报名参加。1942年2月旧金山第76征兵局开始征兵，华侨和华人报名参加者2600余名。仅加利福尼亚一州，华侨华人报名参军的就有5048人。据统计，在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美国华侨、华人被征入伍的人员有两万人左右，约占当时美国华侨华人总数的1/5。参加美国军队的华侨、华人，在陆军中主要充当杂役、厨子、医生乃至各兵种战斗人员；在空军中主要充当飞行员、枪手及地勤工作者。被征入伍的华裔青年，如能通晓中国语言的，即随其志愿，派遣到中国战场。例如，素有美国“飞虎将军”之称的陈纳德麾下的第14航空队第14服务队就有华裔1400余名，而且几乎全部是广东四邑人士。华侨华人在美军中不仅在打击日寇方面立下功勋，而且也作出了很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华侨、华人在大战中约死亡215人。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勇士们，美国华裔退伍军人及远征退伍军人会在旧金山的圣玛利公园建立了华裔阵亡军人纪念碑。在1954年5月揭幕时，又竖立了铜牌，镌有阵亡军人姓名，共91名，其中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陈麟贵一名，实为90名。 抗日战争的枪声一打响，美洲华侨、特别是美国华侨十分重视“航空救国”问题。为了“航空救国”计划的有效实施，早在1931年10月10日就在波特兰成立美洲华侨救国会。1932年，美国华侨又成立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义勇团，下设六个团，即波特兰为第一团、凤凰城为第二团、芝加哥为第三团、纽约为第四团、匹兹堡为第五团、波士顿为第六团，并在此基础上公选总司令部，组成别动队，准备随时接受祖国召唤，参加抗日斗争。之后，美国华侨还在洛杉矶成立了美洲华侨航空协会等等。美国华侨华人成立这些航空救国组织的目的是：第一，宣传爱国抗日主张，号召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实际行动投身于“航空救国”运动；第二，筹集资金建立航校，为中国空军培养人才；第三，以募捐的方式，筹措资金，购买飞机或建立中国航空工业基础设施，等等。正是在这些华侨组织的领导和宣传的感召下，美国华侨纷纷投入“航空救国”的热潮。 在这些华侨组织的领导下，美国华侨掀起了为“抗日募捐，购买飞机”，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运动。在美国华侨中一度出现了为航空捐款的一幕幕动人的场面。致公总堂领导阮本万，不顾年迈，奔走各地，募集500余万美元购买飞机。旧金山商会会长邝炳舜到各华埠募集15万美元，又向美国有关部门申请得款44万美元，以开办中国飞机厂。仅五邑籍的美国华侨航空救国的捐款就达200万美元。美国华侨在抗战期间共捐献飞机50架，其中广东台山华侨就独自捐献30架。 在此期间，美国华侨航校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自1931年10月11日起，美国华侨就开始筹组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航空学校。1932年3月，又筹建洛杉矶华侨航空学校。1933年，成立旅美中华航空学校。此外，美国还有芝加哥飞行学校、底特律航校中国学生班、匹兹堡航空学校和波士顿、纽约航空救国会等等。这些航空学校有组织地培养了一批航空技术人员，其中许多人都到达祖国抗日战争的疆场。据统计，在“航空救国”的感召下，仅旧金山的美洲中华学校就培训了机械师12名，飞行员21名，全部回国投入抗日运动，其中有五人为国捐躯。波特兰航空学校共培养30余名学员，其中有22人回国抗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华侨青年大约有1000人左右，其中约有200余名在美国学习航空技术的人员回国为中国空军效力(不包括随美国空军赴华的华侨)。当时中国空军的驱逐机驾驶员中有3/4是来自美国或世界各地的华侨。广东空军中从大队长到飞行员，几乎全部是美国华侨。 在空军对日作战中，我们不能忘记我国第一个烈士黄毓铨及其兄弟黄毓沛。黄氏兄弟均毕业于美国航校。1931年日本向上海发动侵略战争时，黄氏兄弟均在南京第六航空队任职。淞沪战役一打响，中央空军第六队就调赴上海，协助十九路军打击日本。新婚未及两旬的黄毓铨，积极配合黄毓沛队长率机攻击日机，但由于操纵系统失控，机毁人亡，成为我国空军抵御外侮的第一个牺牲者，年仅28岁。人们为悼念他，将他的遗体埋葬于南京的烈士公墓。家乡广东台山县人民并在台城东郊风景区石花山立下纪念碑，表示对他的钦敬和怀念。 1937年8月，日军首次使用自誉为王牌的木更津轰炸机队，由台湾起飞，每次9架分两批偷袭南京、句容和杭州等空军基地。8月14日、15日在南京和句容发生了抗日以来较大的一次空战。美归侨飞行员通力合作，予以迎头痛击，以6∶0大胜日本空军，名震全国。在抗日期间，美国华侨飞行员陈瑞钿勇猛机智，击落日机八架，报刊誉之为空战英雄，世人称他为“中华战鹰”。后被誉为虎将，提升为飞行大队长。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上校秘书长宋美龄和励志社主任黄仁霖亲临句容机场慰问祝捷。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八一四”这个日子被定为国民政府的航空节。 1937年9月19日山西太原空战中，陈瑞钿与日方96式驱逐机单独搏斗，敌机被击落，陈机亦受伤下落。被陈瑞钿击败的这个驾驶员，就是被日军誉为“驱逐之王”的航空队大队长三轮宽。1938年，陈瑞钿不幸在华中地区上空的一次空战中遭到了三架日机围攻，弹尽援绝，跳伞后头部受伤，人们称誉他为“敌航空人员所最害怕的一个中国飞行员”。 加拿大归侨飞行员马俭进在奇袭运城敌机场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运城是华北日军在晋南的重要基地，并在这里扩建了一个大机场。1939年7月25日，中国空军六架飞机分两批轮番轰炸运城机场，马俭进是第一批三名飞行员之一。他们从成都起飞，穿过秦岭南侧，直插运城机场上空，轰炸机场，一举炸毁敌机30余架，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成功的袭击轰炸。 与此同时，美国航校还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华侨女飞行员。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家的张瑞芬，为报效祖国，毅然参加林肯航空学校学习。1932年结业，决定回国抗日。辛亥革命烈士秋瑾的女儿王灿芝，亦赴美进入纽约大学航空专科学习，后被美国航空界誉为“东方女飞将”。她们回国后虽未实现其理想，但其报效祖国、奋起抗日的精神，是值得人们敬佩的。 美洲归国华侨以生命捍卫了祖国的领空。他们辗转大江南北，翱翔于祖国的蓝天，参加了南京、上海、广州、南宁、太原、武汉、兰州、成都的空中大战，支援淞沪战役，晋北歼敌坂垣师团大会战、台儿庄大血战以及昆仑关等大战役，赫赫战功，奏凯在蓝天。日寇的所谓“驱逐之王”三轮宽、“轰炸之王”奥田、“王牌”加藤，都一个个败在他们的手下，魂归西天。美洲归侨的战功，享誉海内外。 在孙中山的亲自领导下，美洲华侨筹款购机，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广东航空学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培育航空人才500余名，为建立中国航空事业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美洲华侨黄克锐还筹建与领导中央航空研究院，即我国第一所航空技术研究所，集中航空技术专家，发展我国航空事业。黄克锐还于1930年在广东航空处组织了军办民航，1933年创办广东民用航空公司，1934年创办西南民用航空公司，从而沟通了国内航班与飞往越南河内的国际航班，1938年组建空军运输大队，1941年组建中央航空公司。黄克锐对中国空军和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美洲归侨对中国空军和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矗立起一座座历史的丰碑，铭记在人们的心里。 <hr /> 注释： 第六章 美洲华侨对祖国的贡献 第三节 1949年以前美洲华侨对祖国经济建设的贡献 <h3>(1)1949年以前美洲的侨汇</h3> 从世纪范围来看，华侨大都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在美洲的仅是一小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美洲华侨仅占全部华侨的2.7%。可是，美洲华侨对祖国经济却有着特殊的贡献，特别是在侨汇方面。 侨汇是指华侨汇回祖国的款项。这些款项，或作赡养家属，或投资企业事业，或捐献给国家，等等。侨汇是华侨同祖国、家属亲友保持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祖国平衡外汇收入的重要财政来源。 1949年以前，全国每年侨汇到底有多少？因缺乏这方面的完整资料，难以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不过，经过国内学者对一些有关资料的分析研究，已大致有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数字：从1930—1945年这15年中，全国侨汇共14.2亿美元。其中美洲侨汇约占50%。 从1937—1945年，全国侨汇达7.5亿美元，而同期美洲侨汇达5.95亿美元，约占全国侨汇总数的79%左右。由此可见，美洲华侨在侨汇这一点上，对祖国建设的经济支援尤为突出。这充分反映了美洲华侨的赤子之心。 <h3>(2)美洲华侨在国内的投资活动</h3>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加速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萌生和发展，美洲华侨亦逐步开展在国内的投资活动。 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正式任命掌管南北口岸的通商大臣操办洋务。以奕訢〔xin欣〕为首的洋务派不仅管理通商，而且开始经营办工厂、筑铁路、开矿山等事务。1862年秘鲁有一姓黎的华侨携资回国，在广州开设万兴隆出口行。该行资金达一万两白银，30个股东，大多为古巴、秘鲁和美国华侨，主要经营商业、汇兑和药材。它不仅是美洲华侨而且是全国华侨在国内投资兴办的第一个企业。 维新派除在商业方面进行投资以外，还在广西开办天平山锡矿公司、在上海开设广智书局，在香港组织振华实业公司和香港华益实业公司等等。 美洲华侨在辛亥革命之后，对孙中山无限崇敬，爱国之心大大增强，回国投资者曾风靡一时。仅在1912—1919年几年之间，华侨投资于商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房地产的金额已超过辛亥革命前40年的总和。20年代至30年代初，直至芦沟桥事变之前，美洲华侨在国内投资仍继续增长。 美洲华侨投资领域主要是在商业、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及房地产业。投资地点主要是在侨乡广东，特别是在广州。但由于投资领域不同，投资地区也有所不同，例如农业和畜牧业主要是在江苏省的南京、上海一带，而金融事业又侧重在香港等地。 20世纪20—30年代，美洲华侨把房地产投资作为重点投资项目之一。旧金山华侨陈伯兴投资建设的广州爱琴大厦，规模宏伟，直至60年代仍是广州最高的建筑。广州开办的新亚酒店、香港设立的新亚总店以及后来修建的上海新亚酒店等等，都是美洲华侨投资的结果。 美洲华侨在交通运输业方面的投资，规模最大的是陈宜禧主持修筑的新宁铁路。陈宜禧1844年生于广东台山县斗山区，家庭贫困，1860年赴美国西雅图当勤杂工，后来又参加修筑美国太平洋铁路工程。1904年他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由美国回广州，筹建新宁铁路。他在台山县城成立新宁铁路筹备处，自任总办，起草《筹办新宁铁路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并进行了实地考察。事毕，返回美国旧金山，变卖家产，带头参加集资。最后在宁阳总会馆和《中西日报》的支持下，至1905年初筹集资金275万美元。1905年新宁铁路公司正式成立，并报清政府核准，次年正式开工。新宁铁路分三期工程，因资金问题，断断续续，修筑14年，1920年全部竣工。新宁铁路是以台山为中心，北通公益，从中湾过江入新会至江门北街、南至斗山、西至白沙，全长达137公里。铁路沿线还建有车站46个、大小桥梁215座、涵洞236个，规模很大，总耗资达毫洋400万元。新宁铁路是新、台两县的交通枢纽，极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台山人民为了表彰陈宜禧的筑路功绩以及弃家为公的崇高品质，于1920年在台山火车站为他塑了一尊铜像，以示纪念。 除此之外，美洲华侨在交通运输业投资的，还有1913年伍植基等集资200万毫银，成立广东电车有限公司，后因故暂停。1919年又重新开工，经营从广九路起，经万福路至太平路的无轨电车。这被视为广东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开端。1923年，美侨又成立香山石歧隆车路公司，进行集资，以营建广东中山县由石歧通往隆都的汽车公路。 农业和畜牧业亦是美洲华侨投资的重要领域。曾追随孙中山革命的美侨李箕，以为革命行将成功，即弃政从农。1913年李箕招股20万元，组织新江南福群实业公司，决定以种植和养畜为宗旨，在南京长江边购地4000亩，开垦种植，驯养牧畜。1921年美侨成立广益置业建村有限公司，决定集资100万元，在上海附近置地建村，发展农业。1922年美侨吴东启等又成立广东爱国垦牧股份有限公司，决定集资毫洋100万元，在广东开办农场。美侨这些建场办农、建村办农的理想，是想使农业走集约化的道路。可以认为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先导。 在工业方面，影响最大的主要有广州电灯公司。该公司由美国华侨黄秉常、李瑞邦集资10万毫洋所建。公司用两台100马力的发动机发电，给羊城带来了光明。此外，还有1909年美洲华侨余觉之等人创办的江南造纸有限公司，1922年美国华侨刘树墉、黄汝颐办的广州西南陶器有限公司，1924年美国华侨谭赞、陈孔芳办的中华制纸有限公司。到抗日期间，随着祖国国防需要和航空事业的发展，美国华侨还大力援助祖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先后在国内兴办飞机制造厂、飞机修理厂、降落伞制造厂、无线电通讯器材修造厂、照相器材保管修理厂以及乳胶黏合剂厂等等。他们在抗日期间的大力资助，使我国航空工业上了一个新台阶。 随着美侨在工业投资方面的进展，一些配套的经济部门亦逐步发展起来。例如采矿业，早在1909年起，美国华侨刘儒玲、谭贞谋就成立两广煤矿有限公司，集资大洋两万余元，并聘请加州大学冶矿科毕业生刘持回国查勘，最初决定在番禺县慕德里兎冈开采，因故停止，又决定在合浦和曲江县开采。后来美侨伍学鋂〔mei梅〕等又成立广东省金矿公司，曾筹备100万元，在工商部立案，经营恩平县金鸡水金矿，并开采多年。金融业也得到发展，影响较大的主要有1921年中美两国商人合办的太平洋商业银行、陈符祥于1922年办的陆海通银行等等。 可见，美洲华侨在促进祖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美洲华侨爱国爱乡的具体表现。 <hr /> 注释： 第六章 美洲华侨对祖国的贡献 第四节 美洲华侨对祖国文化教育、科技发展的贡献 <h3>(1)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h3>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一改过去办“私塾”、“专馆”的个人办学的传统方式，而开始兴办规模较大的西方模式的学校。大办学校，要建立校舍和图书馆，添置教学设备，延聘教育人员，就必然要大笔办学经费。可当时我国战争频仍，人民苦难，国弱家贫，难以筹集经费。为解决燃眉之急，解决教育经费，或校长、或热心办学者、或与美洲华侨有关系者，都络绎不绝到达美洲，请求美洲华侨给予赞助。 依据惯例，赴美洲筹集教育经费者，需预先函告华侨组织中华会馆，提出申请，经中华会馆同意接纳，并由中华会馆向各华埠发出赞助通告，方能赴美向各个华埠展开募捐。对于全国性的或全省性的重要募捐事宜，中华会馆均成立募捐处，或派人参加帮助募捐。而属于一般性质的教育募捐，则由募捐单位负责。募捐多寡，主要凭个人关系。 从民国初年起至20世纪30年代，国内赴美募集教育经费者，可以说是不绝如缕。据刘伯骥所著《美国华侨史》续编统计，此间赴美募集教育经费者竟达40余个单位，其中包括广州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学堂、北平中国大学等等。他们之中，募集经费名目繁多，有筹建学校的、有建图书馆的、有盖校舍的、还有盖教学楼的，其用途不一。 美洲华侨不仅资助全国性的教育机构及大学，而且更重视侨乡中小学的基础教育事业。他们出资出力，在家乡兴办了诸如台山县立中学、鹤山县立中学、台山县立女子师范、台山县立师范等等。从1912—1937年，美洲华侨与其他地区的华侨一起，在台山兴办的中小学有96所，总金额达1000多万美元以上。旅美侨胞黄栽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无线电专科)，不仅于1926年出资办起了“栽华职业学校”，而且还亲自执教，办学18年，为台山培养了交通、通讯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3000余人。由于美洲华侨和其他地区华侨兴办教育的结果，使台山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广东省中学最多的两个县之一(另一个是梅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洲华侨继续热心于祖国特别是侨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为帮助家乡培育英才，不仅出资兴建校舍等，而且还设立各种奖学金，奖励教师和学生。从1978—1989年，他们与港澳同胞一起，仅给台山一个县就捐资7000万元，占全县筹集建校经费的76%以上，又新建中学72所、小学140所、电视大学和护士学校各一所。扩建和修建中、小学278所。合计建筑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旅美华侨李盘石1987年捐资兴建的“台山盘石电视大学”，耗资30万美元，建有教学楼、实验楼、纪念堂、礼堂等等，占地达108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4370平方米。该校设计新颖，设备先进，是一所高度现代化的电视大学。 <h3>(2)对祖国科技事业的贡献</h3> 美洲华侨不仅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而且对科技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已开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许多留学美国的学子们，先后回到了中国大陆，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不少人还作出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贡献，如： 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曾将研究成果“优选法”应用于生产和企业管理上，并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曾提出经济发展“综合平衡”原理和中国“新人口论”的问题，最早提出了中国应该实行计划生育。这一理论一度被错误批判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但今天已显示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著名学者钱学森、钱伟长和邓稼先教授，在研制原子弹、氢弹和发射卫星的工程中，以超人的智慧和艰苦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 附录 文辅文图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91_5.jpg" /> 美国费城华埠牌坊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91_9.jpg" /> 美国华侨反日大游行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91_7.jpg" /> 巴拿马华侨开凿的巴拿马运河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91_4.jpg" /> 纽约唐人街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91_8.jpg" /> 民国元年稽动局资送第一批留美学生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69991_11.jpg" /> 美国总统向华裔公民祝贺中国新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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