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邓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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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邓丽君》

正文序言：永远的怀念

有一种声音可以用一生倾听，有一种温柔可以环抱整个世纪，那就是邓丽君。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她倾心演绎世间情，而天下谁人不识君。短短42年，她的一生如流星飞逝，神秘而传奇，她是一个有着那么多故事的、谜一样的女人。“歌后”也好，“巨星”也罢，她死后无知，生时似乎也并不刻意追求。她把心力和人生留给了舞台，把深情和美丽留给了人间，把快乐和享受带给了别人，虽然她的一生谈不上幸福。

任时光匆匆，永恒的是那份真诚、善良和才华。

天妒红颜，斯人远去，然而她优雅的歌声依然在耳畔回响，她甜美的歌曲慰藉行人的寂寞，她明丽的笑容点染着都市的枯燥。她以歌声中蕴涵的力量，征服了那么多人的心，那么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邓丽君属于一个时代，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依然心存深深的邓丽君情结。她又属于永恒的年代，只要四处奔波的人们还渴望抚慰和宁静。她是一道永远的粉红色回忆。

邓丽君曾经说过她最大的财富是，十亿个掌声和永远的怀恋。

的确，她是一位在舞台上星光熠熠的歌手，她给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留下了深深的岁月的记忆。

在20世纪的后50年中，她那甜美而略带哀婉的歌声、她那温情脉脉而又夹杂柔媚的笑容，几乎成了全世界华人最熟悉的声音和表情。她是毋庸置疑的超级巨星，她是舞台上的幸福宠儿。她用歌声点亮了他人的生活，但她也曾自叹情途多难，她也想拥有自己的生活，一个普通女人的平凡而幸福的家庭生活。然而，这却始终是可望不可求的海市蜃楼。

作为一个歌者，邓丽君是幸运的，从5岁街头卖唱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从来没有一个歌者像她那样有如此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主要应归功于她那炉火纯青的歌技。由此可见，这个在当今华人社会里知名度最高的女歌星，为了歌，曾付出了多少哪？为了歌，又曾走过了多少路哪？

一副天赐的好嗓子，一张明媚纯情的娃娃脸，一派真诚、和善的性格，造就了邓丽君一生的光华璀璨。

邓丽君从小就喜爱唱歌，稚气而美妙的歌声娓娓动人，是这个从大陆撤离到台湾的军人家的快乐天使，她由此被人称作“天才神童”。然而，百灵鸟却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中，小小年纪便抛头露面，为家计卖唱。“最年轻的天才女歌手”的名声在岛上越传越远。

她却面临学业和歌唱两者只能其一的选择，看着拄着拐杖、正值大病初愈的父亲，她默默地告别了自己的学生生涯，走上了职业歌星的人生道路。美丽和坚强的她，从小就懂得了体谅，从小就比别人多一份责任。而生性善良的她，总是把所有事情往自己身上扛，总是把悲伤和苦楚埋在自己心中。因此，她很从容很洒脱，并不刻意追求；她对生活心存感激、对芸芸众生充满关怀。

她常常含着热泪，在母亲的陪伴下，走向一个又一个歌厅、夜总会、广播电台；父亲则安排女儿签约驻唱，带她巡回表演。14岁，她已作为正式歌星，与唱片公司签约，开始录制唱片。而出道不到两年，她已经前后发行了八张唱片，几乎是每两个月一张的速度，足以凸显她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全台湾的歌厅更是疯狂抢人，只希望她能首肯登台，同时流行音乐所谓的“邓腔”已经蔚为流行，邓丽君的装扮也成为一时少女的风尚。

像清晨的薄雾，朦胧而馨香；像夏夜的新星，初升而耀眼。20世纪60年代正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文化融入世界潮流的时期。当时的歌坛主要以翻唱为主，从欧美的流行歌曲到日本演歌，各式各样的外国歌曲飘满大街小巷。在把北平话定为国语后，国语歌曲也大受欢迎。邓丽君恰逢历史变迁的转折时刻，而她的年龄、歌艺等优势，能让她有更大的空间挥洒自己的才能。她就在中外文化的交会中成长起来了。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甜甜地唱出的黄梅小调、民歌民谣、传统的流行歌曲，沉醉了多少漂泊孤寂的灵魂，唤起了那些疲惫奔波的“外省人”的悠悠怀念，拉起了那些走南闯北的商场中人的长长情思，给那些青春年华的少者无边的向往和美好。邓丽君成了台岛的“大众情人”。

历史和时代给了邓丽君放眼世界的良好契机。香港这个东西方文化融汇的国际级市场，成了邓丽君事业发展的中转港。邓丽君纯情清新的形象和甜美的国语歌曲一出现，立刻风靡香江。这个毫无个性的个性者，很快就当选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随着在香港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邓丽君也开始了长达年许的东南亚巡回表演，由此确立了她在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的巨星地位。多年以后，漂泊在外的华裔子孙，谁能不喜欢邓丽君那如家乡甘泉一样的歌声呢？邓丽君那温柔、呢喃般的声音渗透进人们的心灵，久久回响在异国他乡。当邓丽君猝逝的消息传出以后，不仅各地华文媒体都以头条消息报道，在多种族的马来西亚，英语、马来语和印度的淡米尔语新闻，也罕见地轮流播报了这则新闻。新、马的各节电视新闻均以邓丽君的《独上西楼》为衬底音乐，温婉的歌声透着淡淡的哀愁，显示出邓丽君的音乐不仅是华人生活的一部分，更穿透了其他的种族。

邓丽君婉约青春的外貌、缭绕的歌声与飘逸的形象结合起来，成为华人文化圈中新一代的青春偶像，并建立起“南方宝岛”青春女星的鲜明形象。

世上只有妈妈好，邓丽君精彩的背后是她那辛苦的母亲。邓妈妈陪着女儿走了一程又一程，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年幼和体弱的丽君。邓丽君9岁那年得了气喘病，这成了邓妈妈的一块心病。女儿总是让她牵肠挂肚，女儿怎么也走不出她的心。陪着邓丽君几乎走遍全球、目睹她从一个农家少女成长为国际巨星的邓妈妈是她风雨兼程的最大依靠。她一生最感激的人就是她的母亲。如今，她也长眠在最让她放心不下的、心爱的小女儿身旁。

那时的日本，由于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独领亚洲流行歌坛之风骚。多少歌手抱着从此登上国际舞台的玫瑰之梦来到这个喧嚣的岛国。而台湾虽然是华语流行歌坛的中心（那时香港的大牌歌手很少唱国语歌），但远远落后于日本。20岁妙龄的邓丽君以香江最受欢迎的国语歌手的姿态，毅然决定赴日发展。她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在接受正规化的演唱训练后，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空港》和《爱人》的出现，标志着邓丽君腔调的真正确立。一个仅仅学了一年日语的人却把大和民族语言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优美动人，她那自然乐观、温柔典雅的一歌一语、一颦一笑打开了人们的心扉，日本的听众醉了。邓丽君的名声也直越当年进军日本的歌手欧阳菲菲、陈美玲、翁倩玉，成为在日本最具知名度的华人歌后。在历来赴日发展的华人女歌手中，邓丽君缔造了众多空前的纪录，她也一举攀升到亚洲一流流行歌手的地位。

旋转的舞台成了邓丽君的家。几年中，她不停地奔赴各地舞台。每一次，都是来去匆匆；每一次，都是花海笑迎。她的辉煌灿烂点亮了半个亚洲的天空。

东瀛这块让她飞起来的地方，却又让她折了翅膀。那种从颠峰跌到低谷的感觉无处诉说。黯然离别日本，邓丽君独走美国。洛杉矶却不为这个女人哭泣。从小就经历坎坷的她，早已明白怨天尤人于事无补，早就知道太多的事情还在等着她，而且她天性中的乐观、豁达的东西战胜了幽怨和烦恼。不久，邓丽君在纽约林肯中心、洛杉矶音乐中心登台，打开了在美国的知名度。为祝贺她在纽约演唱会上的成功，纽约市市长特别向她颁发了金苹果。而她身在美国，歌声却响遍神州大地，大江南北的民众也为她的歌声醉倒。

从台湾的小歌厅到香港的大舞台，从日本的养乐多到美国的凯撤宫，邓丽君名满世界。在近二十年的演艺生涯中，她演唱过上千首歌曲，能够流利地使用国语、方言（粤语、闽南语和台语）、日语、英语、法语，更能用这些语言到位地诠释每首歌的意境，能够凭着天赋的钟灵毓秀把快乐和忧愁唱出来，能够用心把美丽和感伤表现出来。她是第一位以中文歌曲连系全世界华人社会的歌星，她已是穿越时空界限的存在。流着相同的血的华夏子孙能够深深体味到其中的情愫，她的歌声已不仅仅是回忆。

星光并不总是灿烂的。就那一次假护照事件就让邓丽君一下子走进了阴影中。把她托起来的日本在她最得意的时候给了她这么一场风波。东京的大门向她关闭了，她苦苦追求和选择的歌唱的权利被剥夺了，而台湾当局又禁止她返台。那份失落和孤寂，她独自承受。甘苦心自知。

邓丽君美妙绝伦的歌声传遍四方，她那柔肠百转的声音也进入了大陆。在她的歌声里，人生不再沉重。“丽质佳人，天籁之音”深入人心，虽然主流媒体称之为“靡靡之音”。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深入，大陆邀请邓丽君回来，台湾也请她返台。这样，她身不由己的卷入了敏感时代的台海两岸政治旋涡中。台湾利用邓丽君在大陆及海外华人中的影响，打起了“邓丽君牌”。当大陆媒体披露有关方面邀请邓丽君回大陆演唱的消息，并采访了邓丽君在大陆的几位亲人以示渲染时，海峡那边的邓丽君却被一次次劳军演出所包围。当在那些带有政治倾向的演出中被问及大陆的邀请时，她十分无奈地表示：“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然而，她始终没有能够回大陆演唱，亲自在她渴望的天安门前倾心歌唱，亲眼看看她梦魂牵绕的长江黄河，喜爱她的众多大陆歌迷也无法亲睹她的音容笑貌，引为永远的憾缺。

邓丽君注定不是一颗流星。和她的歌声传递着浓情一样，她整个人都散发着爱的气息。那种爱随着她的行踪散发于天空和大地，让她美丽，让她善良，让她成为了人们心目中永恒的明星。邓丽君亲切可人，乐观朝气，见人就微笑的风姿，使她时时处处送给人温情。而曾经的经历赋予她的品质更使人万分尊敬她。她曾不断地在各地为孤儿、残疾儿童、水灾灾民等举办慈善义演晚会，还拿出大笔钱财给各种福利基金单位。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已经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除参与慈善演出外。这种不被掌声浮起来，不被盛名漂起来的品格，这种真诚地对弱小者的关怀，将成为一种永恒。

那种甜蜜的歌声曾经给浪迹天涯的人们无限的安慰，然而，真正浪迹天涯的是邓丽君。没有人比她更能体会到什么是人在旅途。她就像是一个只转不停、转个不停的陀螺。飘来荡去，行踪不定，一站又一站地赶着演出，一份又一份地履行合同。飞机——汽车——酒店——舞台，这就是她的人生。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今夕是何年，她所在的地方变换得太快了，记忆的脚步往往跟不上车轮的速度。多年漂泊，一生奔忙，她的心中盛满了太多的沧桑。在她美丽和优雅的面孔上，隐隐约约却掩饰不住那份疲倦和憔悴。她多么想拥有一段平静的日子和一个温暖的家。

然而，痴情而歌的她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却终与家无缘。不是她不够温柔。她代表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婉约、柔情的特质，乖巧而坚强。作为一个女人，邓丽君是不幸的，无疾而终的感情和纠缠不断的绯闻伴随她一生。真情流露也好，谣言绯闻也罢，终其一生，她仍是无所依归乃至客死异乡，幽魂渺渺。

在生命的枝头，邓丽君的岁月流光溢彩，然而没有人知道她内心深处无尽的忧伤。她盼望的完美结局，都如昨日黄花。她是那种至情至性的女人，曾经的恋情，却无比的沉重，如雾似雨。与成龙却没有相依相随共赴一生缘分，与风度翩翩的豪门之子却只是如梦的婚约。爱情，总是如轻烟般飘逝，心，也渐渐如灰，只想图个清净。浪迹天涯的奔波，没有规律的舞台生活，早已让她承受了太多太重的负荷，身体已到了极限。她认命地离开了绚烂的代表了她一生辉煌的舞台。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个默默无闻的法国青年成了她的伴儿。她也选择了隐居清迈、深锁酒店的生活。然而，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就连她心爱的朝夕相伴的男友也没有陪着她走完最后一步路。

邓丽君，拥有了一切的辉煌和骄傲，却与一个女人应有的自豪失之交臂。

一个曾经美丽的女人，一个曾经哀愁的女人，邓丽君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女人。

正文快乐天使

1949年，中国的历史从此被改写了。解放战争以共产党的胜利宣告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蒋介石率领国民党余部横渡台湾海峡，被迫撤退到宝岛台湾。抵台后，蒋介石就颁布长达38年的戒严令，宣布台、澎、金、马进入备战状态。并且，就在这一年，国民党政府正式运作。1945年，刚从日本近二十年的殖民统治中被“光复”的台湾，旋即又被来自大陆的国民党统治。

国共内战结束前后，尤其是1948年到1950年间，一批大陆人士纷纷涌进台湾。相对于那些战前就居住于台湾的并被称为台湾人或本省人的人们来说，这些从大陆移居过来的人则被称为外省人，他们的数量是远远少于本省人的。本省人中多数是从福建省和广东省移居此地者的后代，因此，本省人日常所用的台湾话就以闽南话或客家话等南方方言为主。由于闽南人构成最大的移民集团，闽南方言也就通常称作台语。日据期间，本省人被迫接受日语教育，所以国民党抵台时，年龄超过十二、三岁的台湾人都能讲流利的日语，以致于日本的一位诗人称他们为“日语人”。相对来说，他们孩提时代没有机会学习北平话(国语)，因此很多人不擅长说国语。现在在台湾，三世同堂的家庭里仍然是台语、国语与日语交错使用。祖父母大多用台语、日语，战后出生的子女则多用台语、国语，孙子女还可能会加用英语。从大陆移居台湾的外省人以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等北部省份的人居多，他们以北平话为日常用语，必然和本省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来到这个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迥异的土地上，一切只能从头开始。尤其是来到台湾的军人家庭，面对的生存压力更大。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在苦难中艰辛度日，长期以来一直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

匆匆忙忙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随同国民党来到台湾的邓枢，也踏上了人生新的旅途，走进了漫长等待的日子，开始了充满辛酸困苦生活。

邓枢，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人。中原大地那古朴的民风、悠久的文化深深地滋养着他，在北京长大的他对京剧则有着一份如痴如醉的喜爱。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的邓枢隶属于中央军32师，任国民党陆军中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率军转战南北。在部队驻扎期间，他爱上了山东省东平县籍的赵素桂，他们并于1943年终结伉俪。

刚到台湾的那几年，邓家总生活在一种游动状态中，一家几口人常常随部队四处驻防，几乎走遍了全岛。因此一家人也就居无定所，过着清苦的日子。1952年2月，随邓枢被调防至台湾中部的云林县，邓家也就租住在云林县褒忠乡龙岩村的一所古老破旧的农院中。当时由于军方经济状况不好，没有给予军人住宿的公寓，况且邓枢也只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尉，因此刚被调至的邓枢只好在附近租放供一家人居住。云林县是台湾较为贫穷的农业区，当地的居民以闽南裔的农人为主，从大陆来台的人很少。这一年，已是中尉的邓枢按照惯例可以升为上尉，但没有背景和靠山、生性率直又不善逢迎使他的这次晋升化为了泡影。他从此便失去了继续在部队发展的信心，已经四十余岁的他也因年龄关系不久便退役了。

1953年1月29日，正是台湾岛气候宜人的季节。日月潭轻烟碧波，郁金香散发着缕缕清香。在靠近北港溪的云林县的一个三合院中，一声清脆的啼哭声划破长空。嘿还是一名女婴呢，“有女万事足”，这户人家顿时喜上眉梢。孩子的母亲赵素桂天天盼望着有个女儿——一个美丽乖巧的女儿。因为她从十五六岁嫁给邓枢后，已经先后生下了三个男孩子，长子邓长安、次子邓长顺、三子邓长富。她曾经在一个月高风清的夜晚梦见自己虔诚供奉的观音菩萨翩然而至，微笑着告诉她，她将会拥有一个水灵灵的女儿，并且这女孩日后必定与众不同。但若要她能平平安安长大，就得先给她认个干娘。第二天，赵素桂找到同乡孙素英说：“这次我要是生个女儿的话，就给你当干女儿吧，算是帮我忙哺哺乳，好吗？” 孙素英很迷惑，为什么要给未出生的女儿找干妈呢？“这怎么行呀！我的儿子还没断奶呢，我可忙不过来呀！”“不要推辞了，我女儿有了你这个干妈，我就安心多了。你瞧我们是同乡，个性又合得来，就这样说定了啊！”而与邓家关系不错的一个邻居，由于始终膝下无子，还特地跑到邓家商量，表示如果这一胎还是男孩子，希望能抱回去当养子，以传承香火。真是命中注定呀，赵素桂的这个孩子这么受欢迎。

农历1952年十二月十五，赵素桂临产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由于社会环境普遍不佳，缺乏医疗资源，医疗设备也不充足，再加上是乡村，因此赵素桂并没有到医院去，而是在家里由村里的“接生婆”接生。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邓家居然找不到一把可以剪断脐带的剪刀！虽然来到台湾3年了，邓枢却不会说台语，和街坊邻居打交道只好比手划脚。他挨家挨户借剪子，拼命比划着剪脐带的动作，女人们这才急忙拿着剪刀往邓家跑。不巧的是，她们拿来的同样是老旧生锈的钝剪，好不容易挑出一把可用的还是临时才打磨好的。没想到邓妈妈这胎意外生了个可爱的女孩。她声音很尖，不停地哭，既不是很瘦，也不是很胖。邓家的男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的，邓枢也因中年得女而喜出望外。据出租了一个间房给邓家居住的房东章笨忆述，小娃娃从小身体很健康，并没有什么疾病。

就这样，一个天才歌女诞生了。与生具有的天赋，使她出类拔萃、誉满全球，享有他人求之不得的成功和自豪，拥有别人再多努力也赢不得的歌唱水平和艺术造诣。然而，一代歌女，又有诉说不尽的辛酸和苦楚。歌舞岁月，几分无奈，又几多落寞。

宝贝女的名字当然由一家之主邓枢来取。邓枢军中的袍泽建议，不如取“美丽的竹子”之意，为这个刚出世的小女儿取名为“邓丽筠”吧。

背井离乡来到台湾，邓家生活很不富裕，但他们与邻居相处融洽，一家人对人都好，尤其是邓枢，由于在军方服务，自律严格，对邻居相当友善。当时台湾还处在粮食与物资配给的年代，邓枢经常将一些军中剩余物资如粮食送给邻居。邓母开始还不会说台语，因此较少与邻居沟通，但待人还很和气，每天早上必定会礼貌地叫声早上好，来打个招呼。

邓家居住的房间非常简陋而狭小，一家六口挤在小室内，生活颇为艰苦。但即使这样，据章笨说，邓家每月都准时交给他一斗米作为租金，从无拖欠。

在邓丽筠还不满周岁时，由于邓枢又要随部队移防，邓家也就只好再搬移居住地，举家迁移至台湾东部的台东县池上乡。邓家搬到台东县后，邓枢就从部队退役了。一家人仅靠邓枢退伍时所领的微薄的退役金来维持生计，生活是相当窘迫的，况且这也不是长久之计。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不遗余力地全方位扫除日据时期的影响。北平话于此时也正式被定为台湾的国语。尽管如此，当时的日常商业和交往用语仍然是以台语为主，不会说台语的外省人通常是担任公务员，而不会从商。邓枢因为年龄较大、背景单薄以及性格爽直，外省人通常从事的职业对他而言，只有无可奈何。万般无奈中，邓父勇敢地踏上了经商的道路。当然他也只能从在外省人群居的地方经营小本生意开始。邓枢于是就在军营附近摆了个面摊，以此维生。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大大小小一有空就帮衬着做生意。

就在邓丽筠出生的翌年，她的弟弟邓长禧也出生了，一家七口还是挤在一个破旧不堪的房舍里，晚上全家人倚偎在一起睡觉。而厨房中也只有一个煤气炉，一口锅，既没有电灯，有没有自来水。

不多久，大约在1954年6月，邓家又迁移到南台湾屏东市空军机场旁的“眷村”，这才开始了比较稳定的生活。

这种因部队设防而四处搬迁的居住状态，是随国民党政权迁台的外省人所拥有的集体记忆。当时国民党政权为方便管理迁台的外省族群并解决军官或士兵的住房问题，常常选择在各个部队旁边建造简易的住宅区，专门供随军家属或退伍军人居住。由此而形成了长期性的族群聚落，这就是台湾社会相当独特的“眷村”，也因此产生了特别的“眷村文化”。

“眷村”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包罗万象而又异彩纷呈。在这里，由于官兵来自五湖四海，各地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就交汇融合到了一起。而军人家属更是四面八方的都有，有的是随军一同从大陆移居台湾，也有的是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嫁给了来到台湾的兵哥哥。外省人与本省人聚居在一起，不同地方的人互相沟通，使得“眷村”的语言与文化相当多元，几乎是中国大陆的缩影，可听到不同省份的方言，乃至于中国各地的民谣小调。多元和开放总是互生的，多元丰富着人们的世界，开放却使人们迈向更辽阔的地方，寻找更高的境界。邓丽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启了她的童年生活的。

伴随着“眷村”附近的小河，邓丽筠出落得更漂亮了。她天生丽质，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就像默默流逝的小河碧波，似乎总在悄声细语；那闪亮地眸子，就像日月潭一样清澈；圆圆的脸蛋，更胜似十五的月亮，明媚而纯洁。邓家的独生女，邓枢夫妇的掌上明珠，邓丽筠享尽了父母的爱护。而小丽筠温和的性格，更是让父母疼爱倍加。

童年在人的记忆中永远是粉红色的，那是一个放飞心事、无忧无虑的时代。河水脉脉，带走了邓家孩子无数的欢喜。邓丽筠的兄弟们都喜欢在屏东“眷村”四周玩耍，尤其是小河旁边。小丽筠很爱跟着三个哥哥到处玩耍。可是哥哥们都嫌她年纪小，需要照顾，是个小麻烦，不愿让她当小跟班。有一次，三个哥哥私自到小河边玩耍而忘了时间，回家后被严厉的邓枢罚跪，小小年纪的邓丽筠看见哥哥们被罚跪，于是哭哭啼啼地也要跟着大家一起跪。邓枢看着这一幕，心疼小女儿，也因为她的友爱之心，就宽恕了儿子们。从此以后三个哥哥出去玩都愿意带着妹妹一起去，因为小丽筠往往是哥哥们的“护身符”。

有时兄妹还跑到附近农村的果树田里偷摘杨桃、莲雾等水果，回家后就瞒着父母，偷偷地洗洗、再偷偷地吃掉。有一次兄妹们去偷摘番石榴，赤着双脚的邓丽筠一不留心踩到了地上乱扔着的玻璃渣子，双脚马上肿胀，流血不止。惊慌失措的哥哥们手忙脚乱地抱起小丽筠往家里跑。邓枢夫妇吓了一跳，赶紧把她送进医院急救，结果还打了破伤风针。这次意外事件却在邓丽筠的脚底留下了疤痕，被父亲斥责了一顿后，小丽筠规矩多了，不敢再往外面乱跑，更不敢在外面 “做坏事”了。

多年后，邓长禧提及童年的生活时说：“生活虽然困苦，不过妈妈从未抱怨，含辛茹苦地抚育我们成长。”的确，邓父个性刚烈，邓母却是一个温柔、顾家的女性。邓母和中国千千万万的传统妇女一样，为了子女的幸福明天，自己总是无怨无悔。日后忆及幼年的情景时，邓丽筠也曾提到：“虽然经常搬家，不过大家都很疼我，所以过得很幸福。”贫困家庭的美满和睦，往往能赋予一个人宽厚平和的性格。这种家庭的温馨给予了邓丽筠一份执著和真诚，一种独有的涵养，一种感激生活、珍惜拥有的心态，这是多少艺人所没有的品质呀！

“邓丽筠”这个名字一度让邓丽筠很是烦恼。邓父在为邓丽筠取名时，是把“筠”字念成“君”的，全家人也都是直接将“筠”称作“君”，所以从小家人、邻居都叫她“丽筠（君）”，况且“丽君”

的称呼也相当顺口。但是，等到她上了小学后，学校的老师、同学都是叫她“丽筠（芸）”。邓家这时也从字典上获息，原来“筠”字有两个读音，既可念成“君”也可念成“芸”。因此，为了避免老是混淆不清，邓枢就直接采用发音相同的“君”字，为她取了个“邓丽君”的艺名。哪知“邓丽君”这普普通通的三个字，日后却能响彻了整个华人世界。有人认为，她的名字吉利，必有天赐的机缘和时运，也许因她的名字暗合了宋朝一位能胜任宰相之职的奇女子“孟丽君”吧！至于单单“丽君”的称呼，则是她在演艺生涯的不同时段由歌迷所赋予的昵称。

邓丽君天生就是一块唱歌的料子。尽管还只是一个孩子，但聪颖的她已经显示出绝佳的演唱天赋。

在孩提时代，邓丽君常常听父亲哼唱京曲，那有板有眼的几句，总是让邓丽君兴高采烈，不时模仿一下。赵素桂则喜欢听黄梅调这种地方戏曲，偶尔也哼唱一些小调，邓丽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且，赵素桂喜欢看电影，邓家千金也就跟着母亲看过不少戏曲电影。

邓丽君则从小就有表演的天分，爱跟着收音机里的歌声唱唱跳跳的，逐渐对歌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常常到干妈家里玩，特别喜欢跟着干妈家的收音机上播放着的音乐哼哼唱唱。小丽君还对听过的歌曲有过耳不忘的特殊天分，从歌谣到戏曲，总是一学就会，稚气而美妙的歌声就如小河流水，娓娓动人，余音袅袅。人们都说，邓家的女儿是个“快乐天使”。

也许因为从小跟着父母不断搬迁，也许因为一开始就受到众人的称赞和宠爱，也许因为独有的勇气和自信，邓丽君幼时就不怕生，更没有穷人家孩子常有的那种自卑，她从来不怕在众人面前表演，获得掌声时也不羞涩，而是落落大方。“不是大人要我唱，而是我自己想唱。”成年后的邓丽君如是说。

在那时的台湾常常有歌仔戏表演团到农村四处公演。歌仔戏从20世纪初形成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在台湾它是众多民間表演艺术的综合体，是主要的地方戏曲和民间表演艺术的代表，也是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中唯一诞生于台湾的剧种。它曾经陪伴湾民众走过一段光华的日子。台湾歌仔戏源自于大陆閩南地区漳州的一种民间说唱曲艺锦歌（漳州地方歌谣的总称），发源地在漳州人的大本营宜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歌仔戏最为鼎盛,在台湾形成风靡之势。各地戏园林立，豪华的机关布景，唱做俱佳的演员阵容，戏团演出时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到60年代，歌仔戏被新兴的电影工业与歌舞团打败而渐渐失去了舞台。而影视媒体的兴起，恰为邓丽君崛起提供了良好契机。

当歌仔戏团到邓丽君家附近演出时，她就被他们那些亮晶晶的古装给迷住了。他们也就成了小丽君模仿的对象。她和隔壁邻居的孩子们一起扮戏,各自准备自己的服装道具。她们以水瓶或鞋油盒子当麦克风，以红红的扶桑花当珠宝，用爸爸的大衬衫当戏装；满头小红花，肩上搭条毛巾，就开始自娱自乐起来了。就这样，唱着那些不知名的歌仔小调，小邓丽君偶尔还会莫名其妙地感动起来，泪流不止，俨然是戏中的“苦旦”名角。

据邓丽君的家人回忆，邓丽君幼年唱歌时，不但歌词很快就会背，曲调更是听过就不会忘记，而且调子准确，词调特别有韵味。这些都显示了邓丽君拥有极好的唱歌天赋和歌曲诠释能力。正因为邓丽君表现出的对表演的浓厚兴趣及相当的演唱才能，于是在她5岁时，邓丽君的父母就让她到屏东市仙宫戏院附近学习芭蕾舞。

正文芦洲岁月-1

童年时代四处迁移的生活，给邓丽君的一生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她似乎像无根的浮萍一样，总是飘来荡去。世界的任何土地上，都可以留下她的踪迹。这也成了她生命的写照，无论哪里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但这种四海为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生活，总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是那样的不安定，那样的疲倦。

在屏东住了五年后，邓枢再度随着军队的移防而迁移，举家又从台湾最南端搬到台湾北部的台北县芦洲乡，居住在中正路77巷的防炮部队“眷村”内。当时台北县芦洲、三重是一个乡镇，“眷村”不多，在芦洲只有两、三处。但是，芦洲这一带却是不少大明星的孕育地，如邓丽君在这里度过童年；琼瑶电影时代走红的影后林青霞就生长在三重的“眷村”；与林青霞并驾齐驱的琼瑶电影时代名影星林凤娇（成龙的妻子）则出身于芦洲地区的望族，母亲是芦洲的李姓家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知名的影视红星或多或少都和芦洲、三重有些关系。而正当红的新生代歌手周杰伦的父亲也住在芦洲。

邓家在芦洲落脚的地方，在日据时期是台湾柑橘株式会社芦洲储藏仓库用地。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幽暗的仓库便成为公用地，由政府出租给芦洲李姓家族经营芦洲剧院，当时是一种露天剧院，专门演新剧和电影，曾经轰动一时。国民党政府来台后，大量军人与退伍军人家眷涌入台北地区，部分土地便成为了“眷村”。橘子仓库也被隔成一个个小单位，分配给军眷居住，邓丽君家就是其中一户。“眷村”内一间间狭小的宿舍，聚集了大江南北的众多人士，拥挤不堪，生活条件比较差。

邓丽君一家七口也只好继续挤在一起，住在大约30平方米的窄小空间中，旁边再用木头加盖一个小厨房。另外因为芦洲淹水还设有阁楼以避水患。邓家所居住的“眷村”范围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彼此热诚相待相互扶持。“眷村”四周则多为本地人的农田菜园。他们和本地人也互有来往，相处也比较融洽。尽管这样，生活还是相当艰难的。因此，为了能减轻家里负担，小丽君和哥哥们便一同信了天主教，这样可以多领一些物资。

宗教信仰对于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来说，实在是过于严肃。由于当时台湾的经济落后，台湾的支柱事业大都来自于国外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教会的资助。而这些教会为争取信徒，通常会定期给民众发放些白米、面粉等，但条件是必须皈依宗教。仅仅为了换取一袋面粉，邓丽君兄妹就不得已加入了教会。直到邓丽君到海外闯天下时，她才改信自己心仪的佛教和其支系密宗。

居住在“眷村”内的邓枢把北方人的绝活——大饼、馒头、面条做为谋生的工具，沿街叫卖，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赵素桂则以深沉、温柔的爱抚育和教育着孩子们，尤其是自己钟爱的小女儿。尽管家境贫寒、生活拮据，这个单纯的退伍军人家庭并未放弃享受天伦之乐的任何机会，他们为有四个儿子而骄傲，更为有一个百灵鸟般的女儿自豪。这种全家人相濡以沫、共同奋斗的经历，让成名后的邓丽君格外珍惜。

悠悠芦洲岁月是邓丽君生命史上的重要一页。在这里，邓丽君开始了她学业、歌艺的启蒙，奠定了她歌唱事业的稳固基础。在这段时期，同时也是这名贫困少女蜕变为巨星的关键时期。

邓丽君随家人迁入芦洲后，便开始了芦洲国小的求学生涯。而小小年纪即步入歌坛的邓丽君学历并不高，她惟一拿到的毕业证书就是具有百年历史的芦洲小学的毕业证。如今，这所老旧的校舍中已经特设一间老教室作为校史室。校史室几乎是邓丽君的文物室，其中陈列了大量的邓丽君的老照片、中外唱片、画册、书刊等。虽然陈列方式简陋，却是许多邓丽君迷追忆邓丽君的地方。每逢邓丽君逝世周年前后，世界各地媒体、丽君歌迷总要不远千里齐集这里，默悼追思他们深爱的一代偶像。更有日本、美国、大陆等各地的歌迷朋友前往参观，寻找邓丽君的踪迹。芦洲小学和邓丽君故居成了芦洲一项重要的文化资产，也成了除“金山筠园”（邓丽君安葬地）之外，台湾最具有邓丽君历史回忆的地方。

刚进入芦洲国小，邓丽君就显示出非凡的才艺。

在小学一、二年级，邓丽君就开始参加各类的演出，也在学校的晚会表演歌曲。只要班上有才艺表演的机会，邓丽君都会大方地唱歌跳舞，毫不怯场。在最早一次参加过芦洲小学的晚会演出之后，各类晚会活动上就都可以看见她上台高歌。邓丽君虽然年纪小，但无论在哪个场合唱歌，每每都让台下的老师与同学惊叹，她的记忆力、领悟力、诠释力，那样的与众不同，她的歌唱实力显然超越了她的实际年龄。邓丽君由此成为了学校晚会、游园会的常客，并被视为歌唱的天才。邓丽君当时的同班同学、担任班长的陈辉龙回忆说：“邓丽君人缘很好，也很有表演天赋，一上台就是个天生演员，时常在班内或校内的才艺表演、游艺会担纲表演，令人印象深刻，但从没有想到会成为一个国际红星，我们这一届同学都感到与有荣焉。” 看着邓丽君成长的台湾导演李行表示，邓丽君从小即展现表演才华，并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尤其邓丽君那一张圆圆的脸蛋、灵巧的双眼、字正腔圆的歌声、有板有眼的表演，都让这位小小的明星备受欢迎。而每当春节团拜或是节庆，邓丽君都会受邀表演歌舞。和李行一样的圈中人都看出这位小女孩将来在要步上演艺道路。

芦洲小学的小明星的名声越传越远，邓家出了个小歌星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有一次，邓丽君到她家旁边的一家脚踏车行租车，而租车行的老板只要邓丽君唱一首歌给他听，就可以免费把脚踏车借给她，而且时间不限。邓丽君清亮的歌声让车行老板听得很是满意，从而借给邓丽君车子骑。这恐怕也是小小的邓丽君第一次的“商业演出”。还有一次，设在芦洲的侨大先修班学行同乐会因久闻芦洲小学有一位天才小女明星，便特地邀请邓丽君去参加表演，结果果然“名不虚传”。当时在场观看演出的台湾“教育部长”黄季陆特地把她拉到身边大加赞赏。

对当时在大众面前表演时的情景，多年后的邓丽君是这样描述的：“刚开始时是参加国小才艺表演，后来还参加当时广播节目办的歌唱比赛，所以唱得非常卖力，而且当时的我非常可爱。”当问及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唱歌的情形时，邓丽君微笑着说：“很有趣，虽然还小，但我相当兴奋。”有人问她这是不是因为参加比赛能得到奖金和鼓励的缘故时，她说“不尽然。我很喜欢唱歌，所以我只是为自己在唱而已。即使没有奖金，只要能唱歌，我就非常高兴了。” 邓丽君这种单纯的心境、这种为歌唱而歌唱的状态伴随着她走南闯北，使她在成功时不骄不躁、挫折时毫不气馁。因之她也就有了一种坚强和温柔兼具的品性，一种无论什么境遇都能泰然处之的洒脱。

“我6岁就开始唱歌，从小是听美空云雀的《苹果追想曲》、《爱你入骨》与其他歌曲中长大的呢！

”邓丽君说。直到邓丽君到日本发展，并在日本取得辉煌成功时，她对与她同在歌坛的美空云雀仍然是深怀无比崇敬之心。

昭和歌姬美空云雀（1937～1989）是日本文艺巨星，享有“歌坛女王”之誉。9岁登台献艺，11岁起用艺名“美空云雀”，立即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歌星。她多才多艺，在影、视、歌、剧的地位都非同凡响。从12岁灌制唱片开始，她一生共唱了1400首歌曲。先后拍过165部电影，是深受日本国民欢迎的传奇性人物。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电影和广播主宰着日本国民生活的时代。美空主演的《伊豆舞女》和《猜拳姑娘》曾轰动日本，卖座率创下了最高纪录。她的巨大成就一度使得同行希望抵消她的影响，争取自身生存，而发生了6家电影制片公司联合对抗美空的惊人事件。权威的日本广播协会举办的“红白歌会”

一年举行一次。这是日本歌坛盛会，届时明星荟萃，争相亮场。年仅16岁的美空从1954年进入角逐，年年名列前茅，而且经久不衰，创下了一大奇迹。她赢得过“日本唱片大奖赛歌唱奖”、“日本唱片大奖”、“日本唱片15周年大奖”、“日本唱片蓝绶带大众奖”等奖赏，还在“最受欢迎的歌手”评比中连续12年夺冠。而她仅仅以一个民族歌手的身份，却获得日本国最高的奖项国民荣誉奖。

邓丽君成长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台湾经济快速发展、文化融入世界潮流的时期。日本统治台湾﹐長達半世紀之久。期间極力推動日化教育﹐并推行日本語教育﹐改造臺灣人為日本人。40年代初期艮谷川清繼任臺灣總督後，推行文化壓制邉? 台湾的歌仔戏等地方戏曲和民谣被禁唱。1941年，「臺灣演劇協會」設立，鼓吹新臺灣音樂，主張採用臺灣的音律來唱日本歌的歌詞。日語歌詞改填台語翻唱日语歌曲由此比较盛行。从1949年开始，北平话被定为国语，自小学开始彻底实施严格的北平话教育。据当时的人追忆，在教室如果不小心说台语或日语，就会被罚钱或者就会被在脖子上挂上一个像犯人一样的牌子。虽然如此，但在公众生活中还残留着浓厚的日本色彩，日本歌曲在战后的台湾被一般民众传诵着，依然很受欢迎。年幼的邓丽君由此才会高声唱着美空云雀的歌曲。但是刚进入五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为扫除日据时期的影响，积极控制台湾，曾经下令民众烧毁日语书籍、丢弃日式木屐。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部分日本电影依然在各地上映，美空云雀等人的电影在当时非常卖座，而且部分日本动作片和时代剧也经常上演。收音机里则播放着日语歌曲或日本歌曲填上国语歌词的翻唱歌曲以及美国的爵士音乐、流行音乐。五六十年代时，从欧美的流行歌曲到日本的演歌，各式各样的外国歌曲已经飘满大街小巷。

周璇等人的歌曲，也是邓丽君的最爱。国民党当时全面推行國語邉樱铝τ谥泄酚胛幕慕逃ぷ鳎允姑裰诖兄谢拿鳌Ｐ『⒆颖匦胙袄贰⒈乘新塾铩⒑菏⑿郎凸诺湟衾郑坝凭玫闹谢幕Ｕ庑┪幕呶抟纱俳斯锔枨牧餍小５缡雍偷缣úシ诺墓锔枨即蠓仍黾樱莩锔枨母枋忠猜叫龅馈Ｆ渲杏纫阅炅洳愦谓系偷纳倥栊蔷佣啵羌负醵际蔷饺耸康淖拥堋Ｒ蛭现臼∪耍堑墓锝驳帽冉媳曜肌⒈冉虾锰Ａ硗庖桓鼋洗蟮脑蛟蚴撬堑募揖潮冉掀逗枰亲叱黾颐牛鐾馀淄仿睹妗５死鼍褪钦庑┥倥栊侵械囊桓觥芦洲岁月相对于受到日本影响的台语歌曲，国语歌曲则与大陆的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它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歌曲、传统地方戏曲尤其是黄梅调以及大陆各地的民谣。在30年代旧上海，百代等唱片公司纷纷成立，掀起音乐界的巨变。唱片公司最初仅是以制作戏剧唱片为主，但随着十里洋场的繁荣，周璇、胡蝶、吴莺音、李香兰（山口淑子）、白光等早期国语流行歌手便应运而生。、“花好月圆”

、 “春天里”、“明月千里寄相思”等歌曲一夜间使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国语音乐也因此倍受世人瞩目。40年代末，随着国民党政府辗转播迁，这些在中国大陆大都会萌芽茁壮的城市歌曲也跟着由上海移向香港，再由香港迁徙至台湾。这些国语老歌在1949年以后即流行于台湾，成为官方允许的主要娱乐。以后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语言的因素，国语歌曲的需求增加，许多创作歌曲陆续产生，成为不可忽视的城市心声。六十年代初，岛内出现了姚苏蓉、谢雷、蔡咪咪等流行歌手，他们明快的曲风，吸引了许多人对于国语歌曲的关注，逐渐开始扭转国语歌曲在台湾乐坛的地位。

“金嗓子”周璇（1920～1957）就是那个年代唱红上海滩的歌坛、舞坛和影坛三栖明星。14岁参加上海各电台联合举办的歌星比赛，成为十大歌星之一；媒体称誉她的嗓子“如金笛沁入人心”，“金嗓子”由此便成了她的雅号。1937年，担纲主演 “软性歌舞片”《三星伴月》，并演唱了该片的主题歌《何日君再来》。此曲随着影片的上映以及唱片的播放不胫而走，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1941年，日本歌星李香兰也将此曲灌制成唱片。同一时期，她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演唱的和《天涯歌女》迅速走红，并成为不朽的经典名曲。周璇一生演唱过200多首歌曲，其中有114首是电影插曲；拍摄过40多部影片。她几乎是每片必歌，甜润柔和的歌喉深入观众之心。电影和歌曲的互动，使周璇声名远播，深深地烙印在上海、台北、香港及吉隆玻男女老少们的心上，成为了永不褪色的岁月记忆。邓丽君和一代歌后周璇一样，有“金嗓子”的美誉。当邓丽君出道之初那甜甜的歌声，曾让无数人忆起上海滩的红星周璇。

芦洲早期只有两处“眷村”，一处是位于中正路，即邓丽君家所居住的“眷村”，另一处是在信义路的空军“眷村”，当时空军防炮部队的劳军乐团康乐队——“九三康乐队”也驻扎在“眷村”内。邓枢昔日的袍友（同事）李成清恰好在“康乐队”内当是二胡手。当他知道邓家出了个小歌唱家时，他便征得老友的同意，让邓丽君跟随康乐队前往各地劳军演出。邓丽君也就得到了到处表演的小经验。虽然每次公演只有五块、十块的微薄演出费，但这些零星的表演机会与收入，对清寒的邓家可是不无小补。

李成清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邓丽君的启蒙老师，他常拉二胡指导邓丽君唱歌，也教给她一些歌唱技巧。

可以说，邓丽君的第一次登台表演，便是在“九三康乐队”。邓丽君就在这种清贫和磨难一点一滴积累歌唱的硕果。而幼时的艰辛，也让她在长大成名后长存感恩之心，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即使在半隐退之后，惟一不缺席的就是参加义演。而且，她从出道起，就总是坚持慈善活动绝不缺席。并且邓丽君所办的慰问晚会总能打破传统慰问活动沉闷枯燥，使她成为了台湾人心中的“义演皇后”，享有极高的声望。

不到10岁的邓丽君不仅已经有了跟随乐队各地演出的经历，而且她得到了一次上电台的机会。那是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下，邓丽君和一群小朋友参加了“中国广播公司”慎芝主持的广播节目《与你共度周末》，而且还客串了一首歌。当时许多已经注意到邓丽君的媒体或音乐人包括慎芝，都称邓丽君是“神童”，而且断定她前途不可限量。慎芝是台視“群星會”的製作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最知名的歌唱制作人、台湾的大作詞家，一位坚强的事业女性。她一生创作无数，《群星頌》、《意難忘》、《榕树下》、《還君明珠》、《玫瑰人生》、《最后一夜》、《我只在乎你》、《情字这条路》等风靡全岛、流传八方，更不知捧红了多少人，为台湾歌坛培育了多少优秀人才。日后邓丽君的大红大紫，正是参加了以慎芝等人为主力的“群星会”。

外地人融入台湾的趋势、本省文化与外省文化的交会使邓丽君迅速崛起于歌坛。由于邓丽君的父母都是来自大陆的第一代移民，邓家全家就被称为“外省人”。邓丽君虽然土生土长于台湾，但也被称为“外省第二代”。外省文化构成邓丽君成长的背景，时时影响着她，她心中也就有了一种遥远的期盼和深切的外省情结。她不停不停地在寻找情系何方。邓丽君时刻不忘“我的家在山那一边”，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伴随着她的一生。与台湾本地人以及第三、四代外省人相比，邓丽君以及她那一代人的外省意识比较浓烈。他们处在一种文化、意识的冲撞和融会中艰难而执著地生存。邓丽君虽然不被看作是道地的台湾人，但她成长的地方如云林、屏东、芦洲却都是以台湾本省人为主的区域，虽然附近有部队与“眷村”，但外省人所占的比例都非常小。成长具体环境的影响、耳濡目染台湾本土文化，邓丽君就和普通台湾人一样生活，有一样的生活习俗和风俗习惯。因此她从小就会说流利的台语，她许多儿时玩伴也是台湾人，对台湾小吃和名胜也是如数家珍。学校教育和外省背景塑造了她国语素养；台湾本土文化的陶冶，又让熟悉闽南话等方言和各地民谣，因此她演唱台语歌曲时也得心应手、别有风味。邓丽君所代表的在父母的“外省文化”与台湾本地的“闽南文化”熏陶下成长的道路正是台湾许多“眷村”第二代子弟的共同成长经历。

灿灿童星邓丽君在启蒙老师李成清的带领和培养下，拉开了她歌唱生涯的序幕。李成清逐渐发现邓丽君对歌唱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于是希望邓家平时加强对邓丽君的歌唱训练。邓丽君则越发喜欢歌唱这种表演艺术，况且每次演出还能赚些外快，对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是很有益的，这样一来她就更自觉并相当勤奋地练习唱歌技巧。邓枢每天早晨都陪同邓丽君到小河边吊嗓子、练声。在李成清和邓枢的教导协助下，邓丽君每每迎着朝阳，一遍又一遍地唱，声音越来越甜美，唱腔也越来越纯熟起来。

邓家的生活境遇一直没有大的改善。退伍后邓枢曾经因为爱好京剧而加入“康乐队”，并当上了队长。但劳军慰问演出的收入是非常微薄的，每月不到三百元，而且每三四个月才清算一次工资。除此之外，还要东奔西走、居无定所，根本无法照顾家庭。因此干了几年后，他就退出了“康乐队”。此后不久，邓枢就做起了小生意，开起了杂货店。可是，邓枢天性率直、不善经商，并未能让家庭摆脱困境。

可邓家却有五个小孩须要抚育，一家七口度日如年。1959年是邓家最艰难的时候，那时邓枢的长子15岁，次子11岁，三子8岁，都正在上学读书。邓丽君6岁，最小的才5岁。他们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可是还要支付子女高昂的学费，这是多么残酷却又无法不去面对的现实啊。于是勤俭持家的赵素桂便跟邓枢商量以后只好拿上东大饼来维持生计。尽管如此，邓家仍然是举步维艰。

在邓丽君开始小学教育的同时，也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6岁的时候，邓丽君像日本的美空云雀一样，在母亲的安排引导之下，开始上街卖唱。为了家计，邓丽君勇敢地承揽了街头卖唱的神圣使命，忍受着卖唱的无奈与痛苦。眼睁睁地看着幼小的女儿过早地踏入那冷漠严酷、灯红酒绿的社会，邓枢也只能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呀，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酸痛，但广阔的生存空间被逼得只剩下了这条甬道，却也不得不如此；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说不定邓家会因此而时来运转呢，更说不定也许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但愿一切平平安安。赵素桂对这个小女儿怜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温柔而博爱的母亲总是寸步不离、无微不至地照料女儿的日常生活。

这段时间，邓枢总是天刚蒙蒙亮就带邓丽君去反复练习发声，晚上就由邓妈妈带着她四处买唱。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她们母女俩才在住处附近的路边小摊上吃些宵夜。即便是星期天小丽君的生活依然如此。

穿梭街头的日子，也正是邓丽君这位乡下小歌手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

“邓丽君二年级担任学艺股长时，我正好是学校的主任。有位老师看她很有歌唱与表演的天分，常常指导她，那时候邓丽君正渐渐成为全校的“风云人物”，尤其是唱歌与表演更是出类拔萃。但她也常被老师，因为上课时她老是背歌词。”邓丽君当年的芦洲小学主任回忆道。

的确，对邓丽君而言，忘记歌词比被老师训斥还要恐怖。她当时被混编在“康乐队”里，不但要参加军队慰问演出，而且她还要到夜市街头、粗俗的酒屋里去卖唱，年幼的她不得不努力记住那些她当时还不知所云的歌词和抑扬顿挫的曲调。班长陈辉龙提起那时邓丽君专注于背歌词的情景时说：“上课时她总是吟着歌，哼着旋律，置身于自己的世界里。而坐在后面的男同学因被吵得无法专心听讲，心里很不高兴。当时邓丽君长发梳辫，这位男同学就把她的辫子绑在椅子上。下课时，班长喊‘起立’时，慌张的她连同椅子也一起提了起来，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小丽君由于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并四处买唱，她的演技也就得以飞速提高，优异的表现总是赢得束束鲜花与阵阵的掌声，这更让她信心倍增，自尊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她的歌唱天分更是让观众惊诧不已。可是她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却平平，国语还可以，数学就比较差了，并且还常常不及格。音乐课上如鱼得水的邓丽君一遇到其他的学科，总觉得自不如人。她还常常为自己的不争气而哭鼻子。每当这个时候，邓枢就极力安慰女儿：“有什么值得哭的？咱们歌唱得好，将来就去唱歌，说不定，还唱成个状元哩﹗”邓丽君便下定决心要从歌唱中找回自己幼小的自信。

邓丽君就读的小学位于乡下，采取非常严格的教育方式，体罚学生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对那些成绩不太好的学生。邓丽君当然有时会是这种教育方式的受难者。体罚的执行者是老师或者班长，而受罚者可以自由选择执行者。体罚大多是打手心或屁股，而每当这种时刻，邓丽君总是挑选班长来执行，因为他下手多少会轻一些。

邓丽君小学三、四年级的美劳老师张汉权回忆道，邓丽君不仅从小学一年级就经常代表班上参加运动会和歌唱表演，而且她从小就很乖巧、很懂事，最特别的是她的语文能力好，口才极佳，常常被学校选派为演讲比赛代表，参加校际比赛。当时张汉权常常看到赵素桂用留声机放音乐，教邓丽君唱歌。差不多小学六年级时，赵素桂就不时带着邓丽君出外表演。由于影响了功课，当时他还常与邓妈妈沟通，提醒她小孩子唱歌可能无法兼顾学业，希望邓丽君能以学业为重。

灿灿童星与邓家老屋只有一排竹篱笆之隔的台北县议员陈信义回忆起那段岁月时，颇有感慨地说，邓家确实生活很苦，邓枢每天都要自己亲自做大饼，做完大饼后还要绑在自行车后头出门沿街叫卖。由于邓枢的乡音很重，“讲话听不懂”，因此平日里除了与周围的本省邻居打个招呼外，很少跟他们打交道。可是赵素桂很会“公关”，经常与邻居聊天，每天下课后几乎都会看到她带着小丽君出门卖唱。在陈信义的印象中，邓丽君大约在小学毕业后就长时间在台北市的夜总会驻唱，在家附近出现的时间越来越少。后来邓家搬走后，也几乎不曾看到过邓丽君回来。另一个比较了解邓丽君童年事迹的杨莲福也说，邓丽君小时候乖巧、懂事，可是功课一般，数学比较差，但是音乐一项自小学一年级即崭露头角。

曾与邓丽君有直接接触的故旧一致地认为小邓丽君人缘好、待人亲切随和。那时芦洲小学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本省人，一个班级只有一两位像邓丽君那样的外省人。并且芦洲当地居民几乎都姓李，但邓丽君却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畏缩。她一贯很活泼开朗，热心公益，待人诚恳，因此结交不少好友，人缘极佳。“她跟我们瞎闹在一起，会用半生不熟的台语和大家一起喧嚷，也打着赤脚跟我们去挖芋头。” 陈辉龙班长披露了这些陈年往事。

邓丽君在人们心目中的童年印象与她成名后的形象非常接近，这都显示了出身平民家庭的她，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性格和谦虚谨慎、奋发向上的品质。邓丽君在歌坛的这种特有形象绝非商业包装的结果，更不是因为自己成为巨星后而刻意塑造出的新形象。

孩童时代的邓丽君也曾经一度因为家境贫寒而感到过些许的忧郁和尴尬。由于邓枢以卖山东大饼为生，他每天早上总是骑着叫卖大饼的脚踏车送她上学，年幼的邓丽君曾以父亲的职业而感到很羞怯。因此哭闹着不要父亲再亲自送她上学校了。经过级任导师费老师的开导，才除去邓丽君心中的阴影，她便深深地体谅到父亲的艰难与辛劳，于是根父亲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而当父亲有事不能到邓丽君的小学附近去兜售大饼时，邓丽君就会亲自带上大饼到学校去卖。费老师和邓枢一样是从大陆来台的退役军人，再加上邓丽君模样可爱，讨人喜欢，学习上也肯下功夫，费老师就经常把邓丽君叫到办公室给她辅导功课，以应付当时台湾学生必经的“国中联考”。

邓丽君和赵素桂的感情极好。邓妈妈陪伴着邓丽君走过歌唱事业的风风雨雨，从她默默无闻到红遍世界。邓丽君对她的母亲一直感激不尽，邓丽君的歌迷们也很尊敬这位贤淑而坚强的女性。虽然，母女情深，但邓丽君和她父亲邓枢的感情也极为融洽。据邓家的一位老邻居说，整天在外工作的邓枢极疼爱这惟一的掌上明珠，反倒是在家料理家务的赵素桂对孩子的管教比较严格。收集和整理有关邓丽君文物的杨莲福也认为，从事军职的邓枢尽管严肃，但也很怜爱这惟一的女儿，与女儿的感情极为亲密。邓家即使连打理三餐都经常捉襟见肘，但在邓丽君小学毕业后，疼惜女儿的邓枢还是东拼西凑地筹钱让邓丽君进入台北以出美女见称的金陵女中。

天分、兴趣和经验共同造就了邓丽君稳健的台风和杰出的歌艺，邓丽君由此也走上了灿灿童星之路。

1963年的台湾因由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导演、由凌波主演的黄梅调电影而陷入一股几近疯狂的黄梅调热潮中。

黄梅调是在中国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以黄梅采茶调为主的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其中一支东移到以安徽怀宁为中心的安庆地区，用当地语音歌唱，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梅戏迅速发展，从流行安徽安庆一隅的民间小戏，一跃而成为安徽的地方大戏。黄梅戏唱腔委婉清新，表演细腻动人，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真正把港台黄梅调电影推向高峰的就是1963年的。从这一年起直到1968年，港台推出50部黄梅调电影，而且每年都有多部黄梅调电影挤入十大国片卖座行列，其中凌波主演的占了大部份，这是黄梅调电影最兴盛的时期。由于黄梅调电影需要大量插曲，编曲人员除吸收大陆的黄梅调戏曲外，又加入京剧、越剧、绑子等，像《秦香莲》里包公的唱腔就取自于京剧，《状元及第》及《天之娇女》分别取自越剧及台湾民谣，《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则有大陆民谣的影子。

邓丽君童年的时候，正流行着地方小调和民歌民谣，邓丽君也因为常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以及长跟母亲去剧院、电影院的缘故，耳濡目染之下，她对各种小调居然唱得也头头是道，尤其是黄梅调，哼唱得有腔有调。

执导《卧虎藏龙》的风云大导李安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被问及对他的导演生涯影响最大的一部影片。他的回答竟是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电影。他对访问他的记者说他是1963年首次看到这部电影的，当时他只有9岁，住在台湾花莲。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便哭个不停；当时许多成年人看这部电影时也哭，但以他哭得最“痛快”，以致电影院内其他观众都好奇地循着哭声看是谁哭得如此凄惨。如今看时，仍热泪不止，甚至连想起片中一些画面情节，也立即眼睛濡湿。

李安说这部电影基于台湾人的大陆情结，上映时十分轰动。许多人在电影还未轮到自己所住的市镇放映前，便先买来电影原声带，把歌曲和对白听得烂熟，包括李安自己。他自己那时就可以把整套电影的歌曲和对白背诵出来。这部电影令台湾人疯狂，从家庭主妇到大学教授。有人自称看了五百多次，片中对白成了许多人的日常口头语，有人带着午餐盒走进电影院，一场接一场地看，一看便一整天。李安的双亲也经常去看。他们第三次去看这电影时，正刮着台风。但他们仍是顶着风去看。李安承认不是有史以来最佳电影，但能给他一种纯洁的、真诚的、坦荡的感觉，让他愿意相信那个故事。而在他日后制作的电影中，正是在不知不觉地复制着这种感觉。他说：“大家以为过去十年制作的中国电影是真正的传统中国电影，其实不是，像这部才是真正的传统电影。”他说，此后从未有一部电影能令他这么感动，更没有哪部电影让他那么嚎哭不止。

灿灿童星李安如此喜欢黄梅调电影，可知它的流行程度。李安的同龄人邓丽君也是这股风潮的热衷者，不仅为这部电影如痴如醉，更对电影的插曲十分迷恋，私下里不知模仿了多少次，模仿曲调、腔调以及人物的扮相。这种事情很是让邓丽君不亦乐乎。

在华语电影史上，对两岸三地的电影创作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导演李翰祥（1926-1996）是辽宁锦州人，1948年赴港从事电影事业。他凭者不懈的努力于1954年升任导演，并加入邵氏影业公司。20世纪年代，大陆制作的黄梅戏舞台艺术片在港上映时，受到热烈欢迎，许多观众甚至痴迷得边看边低声跟着吟唱。李翰祥抓住机遇，创作出了同样全部用黄梅调演唱的历史古装片《貂婵》，从此掀起了香港影坛近20年的争拍黄梅调影片的热潮。不久拍摄的上映后居然风靡港台及东南亚华人地区，更囊括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音乐多项大奖。获得空前成功后，李翰祥远走台湾自组国联影业，拍摄了几部，如《西施》、《冬暖》、《喜怒哀乐》等十分杰出的作品，促成了60年代中期台湾电影业的复兴，并亲自训练出江青、甄珍、汪玲等红演员。1972年李翰祥重返邵氏拍摄的《大军阀》，获得极大成功，重新奠定了他作为一名商业导演的地位。他耗费心血严谨制作的是清宫历史传奇《倾国倾城》和《瀛台泣血》也使得他在电影事业上再创高峰。1982年，李翰祥作为第一位敢于返回内地拍片的非左派公司的香港名导演，立时引起轰动。但出于思乡之情和能在有生之年去故宫实地拍摄清宫历史片的壮志，他顶着层层压力，与内地合拍了历史传奇片《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这两部难得一见的历史题材佳作在当年广受欢迎，不仅在内地获得了“优秀影片特别奖”，也摘取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最佳美术指导两个奖项。之后，李翰祥又与内地合拍了《西太后》、《八旗子弟》等影片，对两岸电影的创作交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时至90年代，李翰祥虽已年逾花甲，却并不服老。1996年，他全力投入大型历史古装传奇《火烧阿房宫》的拍摄，谁知这期间由于劳累过度，终于倒在拍摄现场，再没有醒来。在李翰祥近四十年的导演生涯中，他拍了不下七十部电影，其中有不乏经典之作。他的作品也带红了多位演员，如《西施》的江青、《大军阀》的许冠文、《火烧园明园》、《垂帘听政》中刘晓庆等。

在李翰祥的电影影响下成长的邓丽君，具有李翰祥那放眼四海、走遍地球每个角落的情怀。他们都对两岸三地产生深刻的影响，邓丽君更是对整个华人世界以及日本震撼不小；他们一样有着很深的内地情结，在电影中想像着另一片土地。虽然他们有着相同的为事业而忙碌奔波、奋力拼搏的经历，都曾经起起落落，而后又在各自的艺坛上屹立不倒，但邓丽君始终没有像李翰祥那样顶着重重压力亲历自己梦中的地方，她心中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无言的惆怅。终觉好梦难圆，她就让一切随风而逝、遇云而散了。

对邓丽君很有启发并给她带来走红机遇的凌波（1939-）是福建省人，香港黄梅调歌唱电影的代表人物。14岁开始以“小娟”的艺名演出闽南语电影，外销台湾及东南亚各地。1962年开始演出国语片，大部份是反串男装演出的黄梅调电影，如：、《七仙女》、《花木兰》、等，其中以最著名。此片在台湾上映时轰动全岛，连映数月不辍，凌波因此荣获第二届金马奖“最佳演技特别奖”。由于凌波是以女扮男装演出，不便领取“最佳男主角奖”，于是台湾金马奖就专门为她设立了“最佳演员特别奖”。时至今日，台湾传媒提到凌波，无不以“梁兄哥”呼之。1964年，凌波以《花木兰》一片，荣登亚洲影后宝座。与此同时，台湾征信新闻报在台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最受欢迎的十大影星”的选举，凌波当选为“十大”的首名。接着，香港的星系报业公司和丽的呼声举办的“丽星杯”最受欢迎的国语片女明星选举，凌波又荣膺冠军。

凌波在电影上的实力和成就，恰好标志着国语电影在台湾的兴盛。她是台湾的国语电影由萌发、起步到腾飞的完成者。电影影响歌曲，影视对音乐的推动促成了国语歌曲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尤其是当时电影主题曲和插曲对歌坛更是影响深远。邓丽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崛起的。

黄梅调的热波使娱乐业一片红火，台湾一时纷纷展开有关黄梅调的娱乐活动。1964年，正上小学四年级的邓丽君，有一天在翻阅报刊时，偶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华电台”举办“黄梅调歌曲”比赛。她很想去试试，邓枢明白女儿的心思，也鼓励她报名参加，赵素桂则给她报了名。没想到的是，当邓丽君战战兢兢地唱完时，全场掌声雷动；更没想到的是，她初试啼声，居然打败了当时年纪和经验都比她大得多的杨燕、金陵等参赛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她以一曲《访英台》获得了冠军。当时，一位女化装师为她借来黑色的秀才帽，搭上粉色的戏袍，她就以一首《访英台》反串中的梁山伯的桥段，年仅11岁就一鸣惊人拿下了全台歌唱的冠军。邓丽君也因此被评为具有良好潜质的“天才神童”，并被冠上了“神童歌女”的雅号。

有了这次的成功经历，邓丽君对自己的歌艺更加有信心了，于是陆续参加了“中华电台”等单位举办的歌唱大赛，并且都能不负众望勇夺冠军。

痛苦的抉择邓丽君在歌唱比赛中广受好评，就经常获邀到处演唱，锻炼的机会就更多了。

但邓丽君仍然还是一名热心的学生，对于学校的各项活动还是相当积极地参与，除了歌唱表演之外，在普通话的演讲比赛上，也显现出她的天分和能力。1964年，邓丽君的导师李复扬推荐她代表学校参加全县的“国语演讲比赛”。当时邓妈妈十分着急，因为隔天邓丽君就要上台演讲了，可由于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她连讲演稿都还没有着落。倒是邓丽君信心十足地安慰母亲说：“放心!我没问题。”结果比赛那天，邓丽君临场发挥绝佳的记忆力，一登上台就侃侃而谈，以清朗的嗓音出乎意料地赢得了第一名。

随着邓丽君频繁参加歌唱活动，她向学校请假的天数也就越来越多，她的功课自然受到了影响。国语还可以，数学就因缺课较多，想学好已很困难。低年级的时候，邓丽君并没有及时补救学业，高年级的课程她学起来就非常吃力。但邓丽君还是非常努力地学习，不仅读完了台湾的六年义务教育，还于年进入台北很有名的私立金陵女中（这所学校还培养了电影明星林青霞）就读。

邓丽君外貌清秀，声音铿锵悦耳，一进入中学，她就从众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中脱颖而出。在初一的时候，她就被挑选出来代表学校参加校际演讲比赛。指导邓丽君参加演讲比赛的冯惠贤老师说，小丽君当时只是一年级的学生，但在比赛中却抽到三年级的课本，而且是内容艰深的论说文，“鬼马的小君突然走来向我借了一支原子笔及问我一些她不会念的字，然后将读音写在手掌上。”结果评判一致认为邓丽君相貌清秀、咬字清晰、口齿伶俐、台风大方稳健，音量控制得宜又能表现出丰富的感情，因此她获得了台湾第一届初中演讲比赛第五名。虽然邓丽君没有太多时间练习与矫正发音，但在一系列演讲比赛中依然表现出众。之后她代表学校参加全台的演讲比赛，也以她的个人实力夺得了优胜奖。

此外，邓丽君在校内仍然很活跃，能歌善舞。有一年学校举行迎新大会，邓丽君主动要求登台歌唱，表演完毕后，当时的一名校董不断地向冯惠贤称赞邓丽君：“这位小女孩歌声很不错，唱得很好，声音又很甜美。”而在冯惠贤的印象中，邓丽君不仅聪明活泼，也很守规矩，而且脑筋灵活，尤其在歌词方面记忆力超群。成绩方面还可以，上课亦颇用心，功课也会自动自觉去做，不须老师为她担心。

小丽君还因为会讲各种地方话而被同学们称为“万能口才”。邓丽君就读的学校，中国各省籍的人都有，她就跟着同学中的上海人学说上海话，跟着山东人说山东话。台语她则早就熟悉了，台湾民歌如《天黑黑》等更是唱得有滋有味。

邓丽君超常的语言天赋、处处留心学习语言、掌握数种语言和方言的能力，无疑也是她在歌坛走红的重要因素。她那亲切的家乡语，一下子就能把为生活四处奔波的华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她那种入乡随俗、每到一地就会一地语言的实力，更打开了她在东南亚其他民族、日本、美国等地的知名度。

邓丽君的表演天分与歌唱实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展露。为了开拓声线和提高歌唱技巧，邓丽君便在1966利用课余的时间加入了当时台湾著名的“正声广播公司”的第一期歌星训练班来学习歌唱技巧，这是她在歌坛上绽放光芒的重要转折点。

这时，邓丽君正式成为了台湾音乐家翁清溪的学生。翁清溪是成就邓丽君的重要人物。当时他慧眼识英才，不但全力指点邓丽君歌唱技巧，而且还经常因为爱才心切而免费教授她，这些都为邓丽君的歌唱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邓丽君在歌唱训练班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翁清溪（1936-），一个台湾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名字。笔名汤尼，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群星会时期的音乐教父”及乐坛的“幕后金手指”。翁清溪是一位在音乐方面无师自通的传奇式人物，小提琴、黑管、萨克斯风、口琴、吉他、钢琴等多种乐器，都是通过自修而学会演奏的，他崛起于美军驻台时期的乐团演奏，23岁时便进入美军俱乐部演唱，28岁自组tony大乐队，1971年筹组华视乐团担任团长兼指挥，从无师自通逐渐成为音乐方面的大师。这之后，又筹组台视大乐队同样担任团长，并进入电影圈担任电影作曲，参与《小城故事》、《原乡人》等电影配乐工作，赢得多项国际配乐大奖。自从60年代末起，他就成了歌坛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打造出了一系列音乐传奇。从那时起只要是被他相中的歌手，在他的量身制作之下，没有一个红不了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原乡人》、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出自翁清溪之手。至今他创作的畅销流行歌曲多达500首，改编过的曲子数万首，他的歌捧红了邓丽君等很多歌手，他也因杰出的音乐贡献而获得第十届台湾金曲奖终身成就奖。目前他除了担任金马奖电影音乐评审之外，平时也在台北国立艺术学院教即兴创作课程。翁清溪虽然年届六旬，但他对音乐的热忱却始终未减，更立志一生要以写更多好歌、栽培更多优秀音乐人才为目标。

翁清溪的创作风格属于婉约派的，他的作品一如其本名，如涓涓溪水，源远流长，清新隽永，尤其是他的曲，配上庄奴的歌词，再加上邓丽君细腻的演唱，深深地吸引了全球华人耳目，他所创作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把邓丽君推上了空前绝后的地位，成了邓丽君的守本名曲；《小城故事》则缔造了邓丽君歌唱事业中期的高峰。其他许多歌曲如《爱雨》、《唱歌的人》、《春风满小城》、《小路》、《原乡情浓》、《无情荒地有情天》等共同促成了邓丽君歌唱事业的长盛不衰，是邓丽君歌唱事业的基石。

痛苦的抉择著名导演李行回忆道，邓丽君的歌唱道路走得相当稳健，对她的歌唱事业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翁清溪和左宏元。邓丽君初期的歌唱事业很得力于这两位音乐老师的提携，由这两位台湾元老级的音乐人士为她打下了良好基础。除了在发声、咬字、唱腔等歌艺上的指导之外，这两位知名词曲创作人的作品，更让邓丽君的星运一路顺风。他们的合作和共同努力，打开了国语流行歌曲的市场，振兴了台湾的歌唱业。翁清溪和左宏元的多首歌曲被邓丽君所唱红，而这些歌曲也使邓丽君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手。

左宏元，笔名古月，正统音乐科班出身，成名很早，以儿童歌曲、《丑小鸭》、《大公鸡》、《太阳出来了》、《蜗牛与黄郦鸟》等出名，后转入流行歌曲创作。恰逢台湾国语歌曲刚起步的机会，因为早期台湾歌曲都是日本歌曲或是日本的旋律配上台湾的歌词，左宏元就以这种东西融合的趋势开创出国语歌曲的新局面，奠定了他在流行音乐界首屈一指的大师地位。在这种群星会的时代，他写的《今天不回家》是台湾第一首打入香港市场的国语歌曲，台湾第一部连续剧《晶晶》的主题曲也是他的作品，主唱者邓丽君更是他一手提拔的。六七十年代，左宏元、琼瑶、凤飞飞的铁三角组合，更雄霸了台湾国语歌坛长达五年之久。而古月与庄奴的搭档也成了唱片上常见的黄金组合。左宏元以小调风格独居歌坛，他擅长加入台湾传统歌谣的元素（如歌仔戏）及中国传统的音阶，配合千回百折的转音，让他创作的小调歌曲，充满十足的韵味。他对于流行音乐的贡献就是他创造了一条真正属于台湾风格的音乐，这是与当年东洋或西洋歌曲完全不同的路线。音乐大师左宏元更造就了流行乐坛许多闪亮的巨星，如大导演刘家昌、邓丽君、凤飞飞、甄妮、齐秦等全都是他一手打造出的瑰宝。

最能把左宏元的小调歌曲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歌手首先当属邓丽君。出自左宏元之手的《彩云飞》、《风从哪里来》、《海韵》、《千言万语》、《我已知道爱》、《君在前哨》等都被邓丽君演绎得有声有色。邓丽君少女时代便是以这些小调情歌走红歌坛的。

正文芦洲岁月-2

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之后不久，邓丽君就参加了金马奖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大赛，并以一曲地方小调《采红菱》夺冠。这时她才13岁，出落得越发清丽可人，在社会上也渐渐有了一点小名气。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台北东方歌厅的老板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觉得很不错，就希望她能在课余时间到歌厅里客串一下。邓丽君在征得妈妈赵素桂的同意后，就开始在课后前往东方歌厅做客串歌手。

在这位老板的赏识下，邓丽君获得了更多的表现机会，她在东方歌厅的二楼表演，时常与一位叫婉君的女孩歌星做搭档，演唱小调歌曲。邓丽君在表演中常常化装反串，演出古装剧《凤求凰》、黄梅调“梁祝”里的《草桥结拜》和《十八相送》等节目。她的扮相俊美，台风洒脱，十分受欢迎，每次开演都获得满堂彩。

不断的掌声让邓丽君的商业演出越来越红火，于是有更多的商家老板希望能请到邓丽君到场客串。

陆续开张的第一酒店、夜巴黎歌厅、七重天歌厅等首屈一指的登台地都纷纷重金礼聘邀请邓丽君演唱。

邓丽君在哪一个歌厅都很吃香，她受欢迎程度日甚一日，薪水也就不断提高。当时邓丽君驻唱一场最高的费用约为新台币一千到两千元之间，几乎已经是一般人家半个月以上的生活费了。

邓丽君成了卖座的保证。只要能聘请到邓丽君，就不愁生意不上门。邓丽君则巡回于各大歌厅演唱，名气越来越响亮。才念初中的邓丽君，小小年纪名字就经常被排到海报最显著的位置。由于邓丽君眉清目秀，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和一张圆圆的脸，再加上她年年纪小，就被封上“娃娃歌后”的称号。这可能是邓丽君步入歌坛后的第一个外号。

邓丽君的迅速崛起是时代与历史赋予她的机缘。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正值经济开始起飞阶段，娱乐业也随之开始发展，乐坛更是百废待兴。日治时期在台湾兴起的录音、广播、电影等刺激了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流行音乐藉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邓丽君就是由广播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踏入歌唱事业的，而在歌唱比赛中她又是以电影主题曲和插曲获得奖赏的。她个人对歌唱和表演的兴趣，除了天分以外，还和收音机的普及、电台广播和影院放映等传媒密切相关。这些传媒手段的兴起和进步，不断促使流行音乐朝向“大众化”、“娱乐性”和“商业性”的趋势发展。各种歌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也应运而生，台北似乎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娱乐的天堂、梦想和希望的温床。在50年代的时候，淡水河边的露天歌场是许多追逐国语流行歌曲的歌迷唯一能去的地方，以后到歌厅听歌逐渐成为大众主要的娱乐活动。而娱乐场所的兴盛必须依靠人潮来烘托气氛，因此能否请来大牌红星登台演唱，成为这些地方生死存亡的关键。邓丽君只要登场，现场就绝对座无虚席，这使她成了娱乐场争相抢夺的对象。

她年纪轻轻便成了歌厅的头牌红星，这不免引起其他歌星的眼红及同行的排挤，小小年纪她居然出尽风头，凌驾于他们之上。但邓丽君没有陷入这种无谓的纷争中，她靠着自己扎实的歌艺与人气，劈开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歌唱之路。她从不怕吃苦受累，因此有时在歌厅的要求下，一晚便连赶多场。在歌唱事业刚刚起步的这段岁月里，她始终以感激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一切。

痛苦的抉择邓丽君的歌声和名气在岛上越传越广、越传越远。不但在她居住的北部的歌厅纷纷要求她常来串串；台湾南部的大都会高雄等地的歌厅、夜总会，同样也要求她前来助阵。那些生意清淡的歌厅，更是希望邓丽君时常光顾，只要请来邓丽君，满座就有保证。邀请邓丽君成了一些娱乐场所的日程安排，邓丽君的声势一路扶摇直上，名声大噪。

但是，成功的背后也蕴含着无尽的辛酸，尤其是对于一个小女孩歌手来说。她过早地体验到生活的疲惫和人情的冷暖。成名后的邓丽君回忆起这段在歌厅走唱生涯时，颇有感慨地表示，在成名之前，特别是在以台语歌曲为主调的台湾南部，自己也曾经历过一段巴望着有歌能唱、不敢计较排名先后的苦日子。可是那时的许多老板只要看到红牌歌星到场，还会临时支开她这种小牌新人，不让她登场，常让她感到委屈不已。

由于勤跑歌厅和演出频繁，邓丽君每日的生活都比较忙碌。接二连三的歌唱活动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时间，正常上课便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经常请假又使她的成绩一落千丈。金陵女子中学是一所非常严格的学校，校方很快就注意到邓丽君的情况，于是引起了一场风波。女校长找到邓丽君谈话，认为她缺课时间太多，因此要她放弃歌唱，专心课业。在学业与歌唱两者之间做一个抉择，邓丽君一下子就怔住了。虽然她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演唱，但她从未放弃过在学业上的努力呀。她总是不甘落于人后，在精疲力尽的表演之后，都会认真地写作业。

邓丽君不敢做主，回家后告诉了父母。性格直率的邓枢很不服气，正值大病初愈的他，柱着拐杖，连夜赶到学校和校方协商。

校长认为邓丽君做歌厅、夜总会的歌手，影响了她的学业，希望她以学业为重。

邓枢质问校长：“孩子发挥特长，又不影响学业，有什么不好？”他希望校方不要这么严苛。

校方却以学校的责任、学业的重要要求邓丽君必须做出选择。固执的女校长说：“要唱歌，就不能上学；要上学就不能唱歌。两者不可兼得。”

校方的强硬态度让邓枢很是痛心。无奈之下，他只好决定让邓丽君退学。

邓丽君出于对歌唱事业的热爱，也为了能够全身心地在歌坛发展，也同意退学。

1967年邓丽君终于忍痛从金陵女中办理休学手续，解决了歌唱和学业不可兼得的困境。从此，她便走上了职业歌星的人生新路，向唱片歌手的目标迈进。

邓丽君孤寂地走出校门的身影至今还留在她的老师张先生的记忆中。

“当时，邓丽君颓废地步出校门，走到车站等候公车，看起来十分难过的样子。因为她再也不可能回到学校，也没有机会读书了。想起来真是可怜！我和她搭同一班公车，直到换车前我都一直站在她身旁，心想多安慰她一下吧！站在摇晃的公车内，我告诉她：‘将来读书的机会多得很，不妨看开点，现在虽然休学了，但也许明年还可以再回到学校读书呀。’听了这些话，她的表情似乎开朗了一些。”

就休学问题，张老师也和邓丽君谈过几次话。

“有一天，一位学生跑来告诉我：‘老师，您知道吗？邓丽君休学了。’我乍听此事便找她本人详问原委。原来她经常到夜总会演唱，因长相可爱颇得人缘，所以夜总会打算正式与她签约成为专属的歌手。我问她父母亲的意见如何？她自己又如何打算？她说因为家庭经济因素，她需要那份工作，如果休学的话就能安心地唱歌。很明显地，她是为了改善困苦的家境而牺牲自己，而这个小孩子也真的一直很努力！”

过早地告别学生时代，成了邓丽君心中永远的痛。未能接受初中教育，过早迈向歌唱事业的缺憾，日后邓丽君自己有深切的体会。她不想给自己留下更多的遗憾，因此她不断地想念书、接受各种生活或事业的挑战，这也是她极力超越学历限制的表现吧。她还积极学习各种外语、向往留学生活，保持着终生不渝的好学精神。

邓丽君退学的消息一经传开，台湾各夜总会、台北歌厅、台湾广播公司等纷纷赶来，要和她签约，邀她加盟。于是，邓丽君又在母亲的陪伴下，走向一个又一个的歌厅、夜总会、电台……娃娃歌后14岁的邓丽君便正式出道，进入了演艺圈。

邓丽君第一次正式与观众见面，是在1966年3月中旬的一天。这是著名流行音乐作曲家《生命如花篮》的作曲者梁乐音让她得到了这次在电视上亮相的机会的。当时梁乐音带着邓丽君和他的另一名得意高徒一同出现在“台视”的《艺文夜谈》节目中接受主持人的访问，邓丽君还客串演唱了一曲。那时的她已经得过好多次歌唱比赛的冠军了。她那略带童音的歌喉圆润甜美，获得了更多人的赞美。梁乐音也成了她歌唱之路上的贵人。

清丽脱俗的邓丽君在歌厅跑场兼唱时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她曾由在歌厅乐队吹黑管、后在台北国际舞厅当搬走的程刚介绍，在国际舞厅试唱。不久，有一位余先生接办台北国之宾歌厅，请来了许多大牌歌星，如姚苏蓉、吴静娴、美黛、王慧连等，而刚出道的邓丽君也由于备受赏识就和赵晓君轮流担任开场的演唱。那时，邓丽君那聪明活泼、清新可人的形象已留在众人的心中。

1967年，台湾“宇宙唱片公司”发掘了邓丽君。14岁的邓丽君作为正式歌手，加盟“宇宙唱片公司”，开始录制唱片。9月“宇宙唱片公司”推出了邓丽君的第一张黑胶唱片《邓丽君之歌》第一集《凤阳花鼓》。邓丽君正式以歌唱为职业，同时展开了她追求唱片歌手的生涯。

《邓丽君之歌》系列的第一张就体现出了邓丽君演唱民歌小调的风格。邓丽君便以善于演唱民谣而备受瞩目，那种可爱小女孩的甜甜的歌声，那种纯真朴实的感情流落，迷住了大批的听众。这之中有和邓丽君的父亲一样从大陆来的士兵、有和她一样青春活泼的少年学子、更有天南地北的商场中人。她的演唱实绩受到普遍好评，当然这与当时歌坛的翻唱风有关，也跟当时流行上海情歌、黄梅小调和各地民谣有关。

于此同时，邓丽君仍继续在第一酒店、夜巴黎歌厅、七重天歌厅等处演唱。七重天改组后，她又转往台北歌厅、丽声歌厅等地演唱。她还经常参加警察电台每个星期天播出的《空中歌厅》等节目。

看到邓丽君的歌曲受到相当好评并引起广泛的影响，宇宙唱片公司在1967年这一年就又陆续推出了《邓丽君之歌》系列之二《心疼的小宝宝》、系列之三《嘿嘿阿哥哥》。随着邓丽君唱片的密集推出，她演唱民歌民调的曲风也渐渐成了她的个人特色。这类曲风不仅得到演艺界的肯定，而且也备受大众喜爱。由此也奠定了邓丽君初期歌唱生涯的风格，很快她就被人称为“小调歌后”。

炙手可热的小丽君很快就进入演艺状态。和圈内人士一样，有了片约，有了忙碌的日程，有了大大小小的秀场。台北、高雄、台南、台中、以至苗粟、桃园、园林等大小都市的歌厅、饭店都纷纷邀请她去演唱。她曾在台北最大的、最豪华的“巴黎夜总会”驻台演唱，创造了连唱七十天的最高纪录。那时还没有 “作秀”这个新鲜的名词，但邓丽君小小年纪就熟悉秀场的热闹，也领略到了“作秀” 的辛劳。她那时的最高纪录是参加了台湾“中国广播公司”六个现场直播节目的演出。当时由于现场节目没有先录像后播放这种技术，现场直播就是名副其实的现场直播。要在这种场合演唱好，必须要有临场应付能力和歌唱表演实力。邓丽君以自己完美的表现，再次向外界展示了她惊人的歌唱实力。

随着20世纪全球传播科技的快速发展，台湾在60年代进入电视的视听媒体新纪元。1962年“台视”

的开播标志着台湾正式进入了电视媒体的时代，其后又相继于1969年及1971年，成立“中视”（中国电视公司）及“华视”(中华电视台)。此后一直到90年代初，台湾电视媒体就主要控制在这三家电视台手中。传播媒体的发展助长了影视业的繁荣，尤其是电视、卡式录音机等的兴起，使得影视业朝着更加普及化、年轻化、商业化的方向发展。

“台视”（ttV）即台湾电视公司，是台湾创办最早的电视公司。由台湾省政府与金融机构及台湾水泥公司等民营企业，以及日本的四家电气公司(富士、东芝、日立、日本电气)合作投资建立起来的商业电视台。1962年4月创立，同年10月正式开播。台视最初的节目都是黑白的。直到1969年10月中视的开播，才改变了台湾地区电视独家播映的局面，并全部以彩色播映，将台湾地区电视由黑白带入彩色的时代。在1965年的时候，台视的有效播送范围才扩及中南部地区，直到1974年台视、中视、华视的播送范围乃扩及台湾全省与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

电视时代的来临，带来了视听享受的时代，娱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影视业由此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电视媒体逐渐取代了广播、电影对流行歌曲的影响力，成为现代拥有最多消费人口的大众文化休闲产品；成为70年代以后，最能左右流行歌曲发展的传播媒体。

邓丽君就出现在台湾经济起飞、娱乐业兴盛的时代，她经历了战后重振的艰难、体验了欣欣向荣的喜悦、目睹了突飞猛进的繁华，她的个人经历和事业成功，正是台湾日益繁荣的缩影。

长期以来，三家“无线电视台”的节目内容皆以娱乐性为主，极大地开拓了流行歌曲的宣传渠道。

而电视歌唱节目的播出，对于歌唱人才的选拔，全岛歌唱风气的带动，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电视歌唱比赛节目所选拔出来的优胜者，往往成为电视台歌唱人才的来源，而优胜者们往往也凭借该项节目而步入歌坛。早期经由这些电视歌唱节目选拔出来的人才，日后大多成了国语歌曲的歌手。

娃娃歌后台视开播之后，立刻开辟了台湾第一个综艺国语歌唱节目“群星会”，这个由慎芝主持的歌唱节目，有极高的收视率，对台湾国语流行歌曲的发展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开播15年来，不仅培养了大量的歌唱人才，同时也刺激了台湾国语唱片业的成长。邓丽君是藉由广播电台的歌唱比赛的管道进入歌坛的，但真正确立她的歌坛地位的还是上电视台表演。

1968年，由于歌艺备受肯定，邓丽君接受台视邀请参加了“群星会”的演出。“群星会”那时是台湾惟一的歌唱节目，也是最具影响力、最受欢迎的电视歌唱节目，是台湾歌坛培养实力派歌星必登的圣坛，而只有那些在歌唱圈取得一定的成绩的歌手，才有机会获邀登台。

这是邓丽君第一次上电视歌唱。可是邓丽君以15岁的稚龄获邀上“群星会”，不但电视台认为她年龄太小而反对，邓丽君的父母、哥哥也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而反对，但在“群星会”的制作人慎芝与关华石的坚持下，邓丽君终于获得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谁知百年不遇的契机却成了毕生最难忘的事。

由于邓丽君是首次上电视台歌唱，并且这样的机会又来之不易，天性聪颖的她便过度紧张，一上台就把歌词给忘了。现场节目居然发生了这等事，让慎芝急得团团转。这次失误虽然没有影响该节目播放后的收视率，也没有影响邓丽君在紧接而来的一系列节目中的发挥，但这次不光荣的纪录使她被“冷冻”了一段时间。

后来邓丽君的歌唱实力和突出唱腔还是让“台视”对她另眼相看，她签约加入“台视”，成为“台视”的专属歌星，也成为了“群星会”节目的固定班底。由于“群星会”在台湾民众中享有的崇高地位，这就表明邓丽君的歌艺表现已被全台湾最权威的歌唱节目所肯定。“娃娃天后”渐渐成了红牌歌星。

台湾的唱片公司紧紧盯住了邓丽君，要全力栽培她成为唱片明星。1986年，邓丽君在唱片方面的表现特别惊人。这一年，宇宙唱片公司倾情奉献，一下子推出了《邓丽君之歌》的第四、五、六、七、八集。邓丽君出道还不到两年，居然发行了八张专辑唱片。几乎是每两个月一张的速度，这足以凸显出邓丽君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到1971年，《邓丽君之歌》这个系列共出了二十集之多，宇宙唱片时期正是邓丽君风靡歌坛之始。

《邓丽君之歌》中包含了邓丽君早期有影响的几首歌曲，如《小放牛》、《阿里山的姑娘》、《踏雪寻梅》、《桃花江》以及那首尽人皆知的《访英台》等。邓丽君演绎中国传统小调与黄梅调等非常流行的曲风已经形成，她的地方小调唱腔也形成了流行音乐中所谓的“邓腔”。因此在邓丽君早期的歌唱生涯中，这些歌曲都成为了她的招牌歌曲。一首《采红菱》更是让邓丽君顺利踏进台湾歌坛，成为备受瞩目的新人。

《采红菱》（作词-佚名、作曲-佚名）是邓丽君踏入歌坛的招牌金曲，也是她最受好评的歌曲之一：

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呀采红菱，得呀得郎有情，得呀得妹有心，就好像两角菱，也是同日生呀，我俩一条心；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呀采红菱，得呀得妹有心，得呀得郎有情，就好象两角菱，从来不分离呀，我俩心相印；划着船儿到湖心呀，你看呀么看分明，湖水清呀照双影，就好像两角菱，划着船到湖心呀，你看呀么看分明，一个你呀一个我，就好像两角菱；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呀采红菱，得呀得郎有情，得呀得妹有心，就好像两角菱，也是同日生呀，我俩一条心。

其他的歌如《一见你就笑》、《不老的爸爸》、《心疼的小宝宝》、《悲观人生》、《畅饮一杯》

等都是邓丽君早期的名曲。当时邓丽君不仅唱中国的民谣、各地的民歌，还经常演唱台湾民谣，如《烧肉粽》、《丢丢铜仔》、《天黑黑》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她还能够唱不同路子的歌，轻快、抒情、热闹、谐趣，不同调子的歌，黄梅调、东洋、西洋的歌调，而且各种类型的歌都诠释得非常好。当时她的一曲中英文歌词混合唱的《吾爱吾师》，就很受欢迎。从中文地方小调，到英文的“”、“Bottom And Ribbon” 以及日本的《日耀日はダメょ》、《悲しき雨音》等，邓丽君都翻唱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翻唱歌曲在邓丽君一生上千首歌曲中也占有相当分量，并且许多歌曲一经她翻唱，立即流行，这些歌曲往往也就成了邓丽君的歌曲，人们根本不知道原唱是谁，也不在乎原唱者是谁。

在唱片公司推出《邓丽君之歌》第六集时的介绍中可以看出邓丽君在当时歌坛的走红之势：“邓丽君，祖籍中国河北省。中学毕业，现正在一所专科学校攻读英语。年轻貌美，禀赋优越，自幼擅长唱歌，中学时曾获‘中华电台’所主办歌唱大赛的优胜奖，之后参加歌唱训练班并以第一期生结业。除此，她曾参加金马奖唱片公司的歌唱比赛，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优胜。接着她特别接受梁乐音教授三个月的歌唱技巧指导，她聪慧努力，中、英文歌均能琅琅上口，不管是通俗音乐、艺术歌曲、流行音乐、黄梅调都能应付自如。她的歌声柔美，抑扬有致，具有绝佳的歌唱实力；另外她能巧妙地诠释歌词，引起读者的共鸣。本公司应各界所请，特别发行邓丽君的音乐专辑第六集；到目前为止各集已畅销数万张，此次因数量有限，敬请歌迷勿失良机，欲购从速。”

娃娃歌后一连串的演出和出唱片的机会，使得邓丽君逐渐在演艺圈走红，奔波在一场又一场的登台表演中。

她能够在众多的歌星中脱颖而出，除了超龄的歌艺外，主要还是在于她的朝气勃勃、谈吐文雅。她的甜美歌声、亮丽外型深深地吸引住了成长在娱乐时代的年轻一代。与同时的许多大明星相比，她显得稚气未脱，而且她从不浓妆艳抹，一张脸非常清淡素雅，展现出独有而清新的气质，与当时流行的造型风格截然不同，这反而更凸显出她的青春形象。

邓丽君在同期歌星的眼中则是既进取又活泼的“娃娃歌后”。老牌歌星谢雷回忆道，邓丽君在出道之初，与其他女孩组成“巧克力姐妹”，以活泼可爱的形象备受各界肯定；各类黄梅调、反串、地方戏曲，更是邓丽君的强项。另一位同期艺人透露，小丽君不仅外形健康活泼，而且胃口奇好，可以连吃几碗面而面不改色。邓丽君对吃的酷爱和对唱歌的执著，在日后赴日发展的历程中就更加凸现出来了。

自从邓丽君登上商业舞台，邓枢就亲自充当她的决策者兼经纪人，安排她签约驻唱，带着她出埠巡回表演。赵素桂则费尽心思照顾女儿，以避免她在公共场合过分活跃而迷失了自己。

邓丽君一走红就成了公众关注的对象，她的生活琐事也成了公众津津乐道的话题。邓枢为此经常向歌迷解释、介绍，对于公众最感兴趣的邓丽君的名字，他当时是这样说的：“邓丽筠的‘筠’字，读‘云’音，但也有人念作‘均’，因为这个字不够通俗，怕很多人读不准，反而影响‘知名度’，又因有感于古老的民间故事中有一个中了状元的女子孟丽君，是女中魁元，觉得女儿要想以歌唱出名，不妨取法孟丽君为女中魁元之意，讨个好彩头，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把女儿邓丽筠的本名改为了‘邓丽君’。

”谁知一个艺名却成了她一生的所有。

随着名气而来的更大困扰是邓家的正常家庭生活不再平静。尤其是邓家居住的的芦洲是一个纯朴的农业小镇，因为生活社交圈狭窄，左邻右舍之间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激起阵阵涟漪。而在这种地方居然出了一个演艺红星，在民风保守的当时，邓丽君在芦洲的言行举止都会被特别注意，不但邻人开始指指点点，多种闲言闲语也开始在背后流传，更有许多歌迷跑来芦洲探访邓丽君生活的点点滴滴，这让邓家饱受烦忧。因此，为了演艺事业的发展，也为避免无谓的困扰，邓丽君在退学后便逐渐离开了芦洲的生活圈。

芦洲曾是邓丽君短暂的童年所在地，她的许多玩伴、同学、好友都在这里生活。由于彼此生活圈的不同，渐渐地也有些疏远。在成名后，她虽然偶尔回到芦洲找友人叙旧，但为免同学友人与邻居的困扰，也因近乡情怯，总是匆匆离去。刚成名的最初几年，邓丽君常常回母校芦洲国小探视或表演。随着邓家搬离芦洲，邓丽君就很少对外谈及她在芦洲生活的点点滴滴。不过，成名后的她还是会抽空回到老家探访朋友，尤其是在她感情生活上屡遭波折时，童年时的好友便成了她的倾诉对象。据说她最常找的女友是住在芦洲国小对面的陈姓同学，两个人感情非常深厚，只要邓丽君回到芦洲，就一定会找她叙旧。

而联络同学感情的芦洲小学同学会，邓丽君也只去过几次，后来因为常年旅居海外，她就几乎不再参加同学会了。可是邓丽君为了表示对芦洲小学的怀念，还是多次回到母校义演。

邓丽君已经成为芦洲重要的历史回忆，如今的芦洲也成为了邓迷的“朝圣地”。芦洲小学以及芦洲当地的文史工作室，则记录着邓丽君成长的足迹。

大众情人1969年，被誉为“神童歌手”的邓丽君，通过歌唱比赛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同年，在“台视”拍摄的首部国语连续剧中，邓丽君主唱的主题曲《晶晶》一夜间红极一时。邓丽君在当时的走红，充分确立了国语歌曲日后在台湾乐坛中的主导地位。由此翻开了一个国语音乐发展的新篇章。

少女歌手邓丽君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像清晨的薄雾，朦胧而蕴香，似夏夜的新星，初升而耀眼。邓丽君很快就成为台湾的新一代青春偶像。她深情地唱着《再会吧十七岁》（作词-孙仪、作曲-刘家昌）：

请你不要哭，请你不要哭，我也和你一样孤独，寂寞伴我到日暮，快乐的更在迢遥路；我愿独自去那海的源处，躺在那海面上对夜倾诉，愿它带来幸福，让我忘却痛苦，再会十七岁，不再孤独；请你不要哭，请你不要哭，我也和你一样孤独，悲伤伴我到日暮，欢笑隔断在迢遥路；我愿独自去那海的源处，笼罩在海上的一片浓雾，早雨拨开浓雾，指点我的迷途，再会十七岁，不再孤独；我愿独自去那海的源处，找寻那纯白的一颗珍珠，愿它带来幸福，要和心爱伴侣，再会十七岁，不再孤独。

这首由黄金搭档孙仪作词、刘家昌谱曲的歌曲，被小丽君唱得流转百回，她那模仿地方小调的发音方式，全力把尾音拉高的唱法，略带童音的腔调，以及婉约青春的外貌、活泼可爱的身姿，成为了她早期歌唱生涯的特色；缭绕的歌声与飘逸的形象使她成为台岛的青春偶像，“南方宝岛”青春女星的鲜明形象由此深入人心。

“唱而优则演”是演艺界的常例，邓丽君亦不例外。她在台北唱红之后，就开始向演艺圈发展。她的演艺空间更加宽广，演艺生涯也更趋多元化。

20世纪中期台湾电影业的迅速发展，使电影主题曲、插曲也成为那时候流行音乐的代表。1963年，随着电影轰动一时，“黄梅调”唱片大行其道；由周蓝萍作曲的旋律，不仅于大街小巷传唱不辍，也记忆了那个时代的辉煌。台湾的电影界则在此时更兴起一股“歌唱片”的风潮，歌星们参与电影演出，同时又在影片中打歌做宣传。流行歌曲与电影的紧密结合，也就成为那个时代市场行销学最成功的一种典型。

邓丽君就在“黄梅调”最盛行的时候，唱着黄梅调歌曲崭露头角；而在盛行“歌唱片”的时候，她已经有实力在这种新兴流行中驰骋了。

邓丽君跃上大银幕，演出的第一部电影是《谢谢总经理》。这是发掘并捧红她的宇宙唱片公司为庆祝邓丽君唱片销量屡创佳绩所开拍的庆功电影。16岁的邓丽君担任女主角，当时的青春男星杨洋出演男主角，两人合作很愉快，甚至一度传出绯闻。邓丽君在影片中不但演唱了多首歌曲，而且随片南下造势，受到台湾南部民众热烈的欢迎。这部电影在台湾各地公演后，不仅被影视杂志炒得沸沸扬扬，更受到民众疯狂的喜爱。邓丽君的歌曲越来越流行，同时她也一跃而成为电影红星。

在当时，几乎所有歌星都要会主持节目，或者是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或者是电视台的。当然是后者更好，竞争也较激烈，尽管那时的电视是黑白的，而且还要求现场直播。邓丽君的好友凤飞飞在走红后，便在“台视”主持了一个现场综艺节目《我爱周末》，收视率很高。邓丽君也在歌坛、影坛走红的同时，也开始在刚刚建台的“中视”主持电视节目《每日一星》。邓丽君优美的舞步、绰约的丰姿、甜甜的歌声、圆圆的脸蛋，早已为全台所喜爱。她主持的节目，立即在台湾岛激起较为强烈的反响，观众们都喜欢这位能歌善舞、光彩照人的主持人。可惜邓丽君只主持了一期的《每日一星》，就又投入更加红火的演艺事业中了。

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娱乐只有看电影，香港邵氏公司的武侠片和台湾导演盛行拍摄的文艺爱情片即所谓的三厅式电影(餐厅、客厅、咖啡厅)充斥着市场，台湾民众对此如痴如醉，乐此不疲。这种现状导致几乎每个歌星都以电影的上档为基准推出主题曲新歌，甚至连唱片封面都是以剧照占最多篇幅。邓丽君在这种形势下，也投入到接二连三的电影中担任角色，也以电影推动唱片的流行，不过，她渐渐把目标转向了唱片歌手。尽管如此，六七十年代，琼瑶电影的流行，也让邓丽君的歌唱事业更上一层楼。琼瑶电影捧红了无数的影星，如著名的“二林二秦”林青霞、林凤娇、秦汉、秦祥林，靠其主题曲与插曲走红的歌手更是一直占据着台湾歌坛的重要位置，如凤飞飞、李碧华、萧丽珠、蔡琴、刘文正、高凌风，钟镇涛等。几乎所有的琼瑶电影都有歌曲，而这些歌大多是些小调，邓丽君是最擅长小调的。《魂牵梦也系》、《寄语多情人》、《月朦胧，鸟朦胧》、《我俩在一起》、《在水一方》等琼瑶歌曲邓丽君都唱过。而在邓丽君演艺事业的转折关头，她更是得到了演唱琼瑶的《彩云飞》、《千言万语》的机会，从此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由于刚刚兴起的电视连续剧通常可以维持观众们观赏节目的兴趣，因此，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往往随着连续剧的高收视率，轻易打入一般家庭之中。1969年10月，“中视”播出了台湾第一部国语电视连续剧《晶晶》，其同名主题曲曾风靡一时。

大众情人邓丽君不仅出演电视剧《晶晶》剧中的人物，而且其同名主题曲也是由邓丽君主唱的。当时还有几位名气比邓丽君响亮得多的大腕歌手与她竞争演唱这首歌曲。最后之所以选择邓丽君，主要还是因为这部连续剧是描述一个年轻少女历尽艰辛寻找母亲的故事，而邓丽君的年纪轻，比较符合剧中少女的身份，况且邓丽君的唱腔也确实不俗。但毕竟是年纪小，在灌录《晶晶》时，邓丽君一开始唱着唱着竟然笑了出来。于是制作人向她详细解说《晶晶》的故事，让感情丰富的邓丽君霎时感同身受。她就以一位少女的身份，把这首歌唱得哀怨凄婉，听得人潸然泪下。

《晶晶》(作词-文奎、希腊、作曲-古月)这首歌让不到17岁的邓丽君大红大紫：

晶晶、晶晶、孤零零，像天边的一颗寒星；为了寻找母亲，人海茫茫、独自飘零，晶晶、晶晶；多次梦里相见，落得热泪满襟；到何时、在何处，才能找到我，亲爱的母亲；母亲、母亲、孤零零，像海角的一盏孤灯；为了寻找晶晶，春夏秋冬、黄昏黎明，母亲、母亲；多次梦里拥抱，落得热泪满襟；到何时、在何处，才能找见你，苦难的晶晶。

《晶晶》这部连续剧上映后，台湾民众无不为之疯狂。在电视这种强势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邓丽君的歌声立刻倾倒无数观众、风靡全台湾，大街小巷都飘满邓丽君的歌声，邓丽君由此又获得了“天才女歌手”的封号。而台湾一家很有实力的唱片公司也马上请她将这曲《晶晶》灌录成唱片，向东南亚各国发行，唱片销售量达到五十万张之多。从台北到台南的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几乎谁都会哼上几句。邓丽君也成了台岛的“大众情人”，她的名气也随着歌声飘过太平洋，飘向海外的华人世界。

国语流行歌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台湾的市场上居于主流地位。但真正使国语歌曲的影响力扩大、甚至及于东南亚的则是60年代随着电影、电视连续剧陆续开拍后搭配的主题曲、插曲曲调优美和歌手大量投入这一行业。直到这时，国语歌曲才渐渐扭转旧上海的“时代曲”和翻唱日语歌曲的局面，而开始开拓台湾本土的歌曲。在这种那个转变过程中，邓丽君功不可没。

作为当时的民众偶像，邓丽君的一举一动无不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十六七岁的她那时非常喜欢当时最流行的少女阿哥哥头、穿少女阿哥哥装。当她在银幕上以阿哥哥头、阿哥哥装亮相时，立刻成为少女们争相模仿的时尚穿着。

台上的邓丽君光彩照人，但在台下、在私下里，邓丽君依然相当纯朴，凡事强调平凡和随和。她没有娱乐界红星们的刻意化妆打扮、以浓妆艳抹示人的习惯，有时她在街上逛街，不是被歌迷们认不出来，就是被歌迷们抱怨穿得不够漂亮，有时还没有歌迷打扮得靓丽，甚至有时还被歌迷们抢去风头。但是邓丽君则安之若素，她表示如果为了别人想要的漂亮而打扮，那自己非累死不可。邓妈妈一方面为正在走红的女儿担心，歌迷可是上帝呀；另一方面则无比欣慰，毕竟是出生于普通的家庭，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东西，更保持了与生俱有的品质。但这些并不代表邓丽君不会打扮，和她相处过的人没有谁不惊叹她是个化妆打扮的天才，举凡服饰的搭配、得体的衣着，她都精通。公众场合她总能以非常合宜的装扮出现，她只是不爱打扮。

邓丽君平实的性格、淡雅的衣着，以及她的亲切可人、乐观朝气，见人就会微笑的风姿，让她极受大众的欢迎，在明星中独树一格。不过邓丽君也不脱少女时期的调皮。有一次，“中视”《每日一星》

外景队在台湾大学拍外景时，一群台大的大学生围着邓丽君，纷纷要求合影留念。在拍照结束后，邓丽君立即摆出一副明星十足的架势问到：“你们是什么系的？”哪晓得这些学生们料到邓丽君又想捉弄人了，大家就使使眼色、比划比划，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动物系的，最喜欢研究像你这样美丽的动物。”一句话，邓丽君也被逗乐了。

舞台上的生活占据她绝大部分的时间，流行音乐上所谓的“邓腔”已经蔚为流行，全台湾的歌厅、节目组更是疯狂抢人，都希望她能首肯登台。舞台，无疑已经成为她的生命。但在没有歌唱表演时候，她一般是呆在家里。尽管是闲着，她可是很少出门逛街的，为的是避免逛街引发歌迷轰动。她这时的生活就是，或者帮妈妈做点家无务事，或者是看小说听唱片。经常的是，她一个人关在房里欣赏琼瑶和严沁的小说，尤其是琼瑶的和让她着迷得不得了。

琼瑶的小说正和那个正在努力创造未来的时代一样，充满回忆和期待。她的灰姑娘的故事，白雪公主式的遭遇，和邓丽君的人生经历何其相似。邓丽君从当初一个只能在街口卖唱、在不入流的小歌厅里唱歌的小歌手，发展到现在灌唱片、拍电影，进入娱乐圈，受到各大演艺团体、影视媒体的招聘邀请，这种生活际遇俨然就是琼瑶牌女主人公的人生道路。所幸的是，邓丽君拥有自己的梦想，并有放飞梦想的决心和实力，她依靠自己的拼搏赢得了世界的认可；不幸的是，她始终未能如她所向往的故事主角一样，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尽管如此，她以中国古典女性温婉体贴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温情与风华的代表。

纯真年代不同凡响的邓丽君在父母的心中永远是个孩子，是个承载了太多的艰辛的孩子。她虽然是家中最受宠的独生女，但家庭教育非常严格。邓丽君从没有享有过什么特权，不但父亲管教严格，母亲也随身跟随。在严父慈母的培养下，邓丽君养成了凡事亲力亲为、独立自主的性格。在她温柔的外表下，蕴藏着更多的坚强和果断。由此也养成了她非凡的适应能力，每到一地，她总能很快融入陌生的环境，而且努力进取，表现杰出。而凡与她的歌唱事业有关的，不但她自己拿主意做决定，而且具体的歌唱事务，许多都是由她一手操办的。从各项演出的约定、排歌排舞、演出服的样式直道歌迷会的联络，都是由邓丽君自己去处理的。一直以来，邓丽君就认为她自己有能力并且也能够妥善而有条理地处理种种事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邓丽君长年旅居海外后，她才聘请了一位经纪人处理她的相关邀约。

邓丽君的兄弟们曾经对父母说过：“有四个大汉站在周围，谁也不敢欺负我们丽君！”在邓丽君走红后，三个哥哥与弟弟却常常取笑她。小弟邓长禧就常说：“你唱的歌是世界上最难听的！”哥哥们也赞同。邓丽君则啼笑皆非，但她却依然非常喜欢这些“不是知音”的兄弟们。她对他们的批评是：“没有一个音乐细胞！”谁让这些大男生从不到歌厅捧她的场呢。邓丽君在一次访问中开玩笑地谈起她的兄弟们：“我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都喜欢唱歌，但他们没有一个唱得过我，所以他们就嫉妒了。”

如今的邓长禧和记者谈起姐姐的往事，却不胜悲戚。时光如流水，物是却早已人非了。

记者：你们长得还挺像的。

邓长禧：她最气的就是说我像她。

记者：为什么？

邓长禧：差太多了。

记者：你们姐弟之间怎么称呼？

邓长禧：乱叫，什么老乡，老姐，有时候就喂啊喂的，我哥哥小时候都叫她丫头。

记者：父母怎么叫她？她小名是什么？

邓长禧：她小时候父母就叫她丫头，后来上中学了就改叫丽君。

记者：你对她最初的记忆是什么样？

邓长禧：最初大概就是在五六岁吧，觉得她嘴巴很甜，那比较容易得宠。

记者：那她很小就长得很可爱？

邓长禧：我觉得她不算可爱，黑黑的，瘦瘦的，其实我心目中她跟别的女孩子比不算漂亮。

记者：她从小就喜欢唱唱跳跳的吗？

邓长禧：跳倒没有，喜欢唱。因为我们那时候惟一的娱乐就是听歌、唱歌，我妈妈会买一些歌本回来教她唱。

记者：你印象当中她当时老唱什么歌，在小的时候？

邓长禧：黄梅调比较多，那个时候有部叫的电影很轰动，从头到尾都是黄梅调的音乐，她大概从头到尾都会唱。

记者：你当时觉得她唱得好听吗？

邓长禧：我不觉得，那时候好像觉得我唱得比她好。

记者：真的？那说明你们一家人都是挺有音乐细胞的。

邓长禧：嗓音可能是从我妈妈那里继承的，我妈妈现在快八十岁了，电话里的声音还是那种嫩嫩的声音，所以她嗓音可能有我母亲的遗传。

记者：那她最初登台的年龄就要从几岁算起，从10岁算起？

邓长禧：大概十一二岁吧，我记得是小学5年级。

记者：当时演出那个场地是什么样的？

邓长禧：大概就像那种大礼堂，大礼堂有一个讲台，后面就是十几个乐队队员，国乐，西洋乐器都有。

记者：观众反应肯定很好吧，一个12岁的小女孩唱那么好？

邓长禧：对，我感觉那个时候她就比较特别，十几岁的小女孩那么活泼可爱，能感觉到很多大人都很喜欢她。

记者：她一点都不怯场吗？

邓长禧：其实我私底下问她，我说你怕不怕？她说刚上台时一两分钟会怕，可一唱下去以后就好一点。

记者：她当时那么小演出会有报酬吗？

邓长禧：大概五块钱，十块钱左右。

(年龄最小的邓丽君以一曲《采红菱》夺冠后，就成为夜总会等各种演出机构争相邀请的对象，这位童星的魅力开始在整个台湾蔓延。而那时的她还是一名普通中学生。

记者：她那个时候要演多少场啊？

邓长禧：大概一个月演八场到十场左右。

记者：她的压力大吗？她当时还是个学生。

邓长禧：还好，因为她自己也喜欢唱，学校的功课压力是蛮大的，那个时候还要升中学，要考试，所以有时候回来晚没办法就先睡，然后大概早上5点多钟我父母就把她叫起来，她这时候才开始写功课。

也没有书桌，就是在藤椅上面铺个洗衣板，灯光又比较暗，蛮可怜的，尤其是冬天。

记者：她从学校退学是14岁吧？

邓长禧：对，14岁，初二的时候。

记者：谁做出这个决定，是她自己吗？

邓长禧：我父亲当然是尊重她的意见，学校方面也是看她的选择，如果说你继续要在外面登台演唱，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学校来，学校也注重校誉。所以她想一想，觉得书反正到哪都可以念，早念晚念也都一样，所以就先去登台唱歌。

记者：你觉得她那个时候做这个决定，一方面很喜欢唱歌，一方面会不会很小年纪就已经对家庭，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感，我能够帮家里挣钱？

邓长禧：就觉得说，如果我不念书是不是大家就不会太为难，我觉得她那时候是有一点自己勉强自己，所以到后来她一直很后悔这个事情，觉得她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年轻女孩完成她应该完成的学业。

记者：也就是说她那种很无忧无虑的小孩子那个时光其实挺短的。

邓长禧：挺短的。

记者：这应该也是她很遗憾的事情吧？

邓长禧：对，因为你这个东西，到后来你是没有办法再去回到从前那种感觉，就是她体验不到年轻女孩子应该在那个阶段体验到校园的那种生活。虽然后来到20几岁，他去了美国再回到校园去体会校园那种生活，但是那种完全不一样了。

记者：后来等你们长大以后，你们再回忆小时候，你发现她对于小时候那段日子，常常会提起的是哪一个阶段？

邓长禧：大概是过年的时候，家里团聚，然后全家人在一起吃年夜饭那种感觉。所以她后来每一年农历年，她都回台北，跟家人团聚，然后就全，年夜饭那种团圆的气氛。

纯真年代记者：她是怎么开始红起来的？

邓长禧：14岁是开始上电视，那个对她影响比较大，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第一家电视台开播。那个时候一天只播几个钟头，好像下午六点播到晚上十点半，然后礼拜天的晚上大概六点钟有一个歌唱节目，叫《群星会》，那个收视率也高，就一家电视台，而且那时候看电视都是哪一家有电视，然后邻居都围在门口看，一台电视几十个人看，所以能够上那个节目对她的知名度就帮助很大了。那时候都挤破头要去上那个节目。

记者：那那个节目怎么找到她的呢，《群星会》怎么找到她的？

邓长禧：《群星会》也是我妈妈透过朋友关系介绍，然后找了那个制作人，然后带她先去试唱，那制作人一看，蛮喜欢她的。小女孩，等于在节目里面也是一个特色，所以当时就开始找她就上节目，也不是每一期上，大概就是隔个一个月上一次。

记者：那个时候的节目都是直播的是不是？

邓长禧：嗯，直播，对，那个直播。

记者：她第一次上电视很成功吗？

邓长禧：第一次好像就唱错了？

记者：哦，真的？

邓长禧：第一次好像就唱错了，可惜那个带子现在找不到了。

记者：是把词忘了，还是怎么出错了？

邓长禧：好像唱错了，好像就是歌词整个都唱错了，她就，一急她就自己就编词。

记者：一般的观众如果不知道的话，能看得出来吗？

邓长禧：可能看不出来，就看你对这个歌的熟悉度。

记者：你还有没有印象，她第一次上电视，你们全家是不是找到一个电视机，守在前边等着看那个电视剧？

邓长禧：对，我们刚好我们隔壁就有一台电视机，刚好是我们邻居嘛，所以我们可以坐带客厅看，那外面还是围一堆人。大家觉得她唱得怎么样？其实唱好坏大家不太会有感觉，只是觉得上电视，很了不起。能上电视就是真的很了不起。也很好玩，就是看到一个人，在那个电视机里面出现，也很新鲜。

记者：这个《群星会》慢慢上了以后，就有知名度了？

邓长禧：对，这个节目影响很大，这个节目，是惟一的歌唱节目，所以收视率很高的。

记者：当时那种有知名度，像现在这样一夜之间所有人都知道她的样子，都知道她的歌声，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邓长禧：也差不多。

记者：那演出开始越来越多？

邓长禧：对，就是夜总会找她的就越来越多。

记者：收入呢，比以前高了。

邓长禧：收入也差了很多。

记者：就是比以前高了很多。

邓长禧：高很多，那个时候等于算职业了，那我父母就小生意也不做了，专职地就陪她每天到秀场，她一天最多的时候跑六个地方，从下午就开始。

记者：哇，这是从十几岁开始？

邓长禧：那个时候已经是15、16岁了，就已经算很有知名度的票房保证。

记者：每天都是这样？

邓长禧：每天都是。

（除了出现在各种演出场合之外，邓丽君在她14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灌录唱片，只不过那时唱的还都是各种民歌小调，直到两年之后，她的唱片中才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歌。尽管只是童星，尽管还是唱片业并不发达的20世纪60年代，但邓丽君在唱片方面早已有惊人表现。）记者：那个时候你从什么地方感觉到我姐姐是个公众人物了？

邓长禧：走在街上就有人看她，然后指指点点。

记者：主要因为在电视上常常出现？

邓长禧：对，就是算是知名人物，而且她也特别，她那个个头一米六三，算蛮高的，她穿着高跟鞋，然后长那个样子，穿着，走在路上人家就是会看，再一仔细看，哦，那不是那个谁吗，所以我就喜欢走在她后面，我就看人家看她的那种表情。

记者：你当时那种感觉是很骄傲的，还是觉得有一些尴尬，哎呀，别人都在看我们，还是什么感觉？

邓长禧：我蛮骄傲的，觉得那个时候蛮骄傲的，有这么一个老姐，那时候觉得很骄傲。

记者：她那时候穿着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邓长禧：她因为表演的关系，当然不是穿表演服装，但是平时就是因为在那个场合，她自己也知道别人都可以观察嘛，所以她在穿着上就会比较注重，而且也会打扮。

记者：她那时候也就是十几岁的时候，是吗？

邓长禧：对，16、17岁，也喜欢穿迷你裙，她的腿又修长。

记者：她的腿很漂亮，对。

邓长禧：喜欢穿迷你裙，所以走到街上大家都会看。

记者：那个时候追她的人很多吗？

邓长禧：来来去去吧。

记者：是怎么样的表现方式，她唱歌会有人给她献花，还是会追到你们家去？

邓长禧：就是时常来看她表演，然后到后台去送点小东西呀，巧克力呀什么的。然后巴结我妈妈，请我妈妈去吃饭，这样。

记者：但是你妈妈都看不上？

邓长禧：我妈妈其实也没有意见，也是看她自己怎么样，但她总觉得一个年轻人一天到晚在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好的年轻人。

记者：她喜欢什么样的？

邓长禧：她啊，她比较喜欢有男子气概的，北方人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大胡子，最好戴个眼镜，又老实，又斯文，又有男子气概。

记者：这是你们当时探讨的吗？

邓长禧：对。

10岁出道，两年之后出唱片，八年之后成为全台湾最受欢迎的当红歌星，这就是在旁观者看来，邓长禧丽君走过的坦荡星途。但其间波折，也只有亲历者本人能够体会。

记者：她到什么时候开始算是一线歌手了？最当红的歌手？

邓长禧：17、18岁就开始成压轴了，就压轴了。

记者：在夜总会演出的时候，她最后一个出场？

邓长禧：对，最后出场。

记者：本来呢？

邓长禧：本来也就是唱唱前面，然后中间穿插一些剧，演演唱唱剧，但是很快，一两年之间，马上就受欢迎。

记者：一开始还会不会经历过那样一个阶段，就是也可能会有一些小委屈，本来唱歌，然后大牌来了要给人家把那个位置让出来？

邓长禧：都有，在里面排挤，然后有的是老板的女朋友，就是把她挤到旁边去了，然后晚上要唱的歌都会先写歌单给乐队，然后她就先唱了，就把你歌给唱掉了，然后有的时候打牌看她小孩子，就让她说，你先唱，我妈妈那时候都跟她讲了，不要争，人家比你资深，看开一点，所以我妈妈对她的心理上的辅导帮忙很大。

记者：她自己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小孩子总会觉得很委屈。

邓长禧：也还好吧，也还好。

记者：她从来没有在那环境里面没有烦过，没有气馁过，在最初那个阶段？

邓长禧：现在印象中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可能年轻，17、18岁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

记者：等到她成了一线歌手的时候，在夜总会唱压轴，开始也要请她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演出。

邓长禧：嗯。先是到香港，后来是日本公司在香港的歌舞厅发现她，所以就跟她谈到日本发展，那时候她已经20岁了。

正文风靡香江

正当16岁的花样年华，邓丽君却走出宝岛台湾，迈向更广阔的天地。

在台湾出过畅销国语唱片的歌星通常都会到许多华人居住的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巡回演出，开拓海外市场，提高知名度。

出生成长在台湾的邓丽君，在台湾步入歌坛并成名，香港则是她打开“海外”知名度的重要根据地。邓丽君在海外发展是以新加坡作为第一站，在跨出亚洲事业的第一步之后，再从香港逐步登上事业高峰的。

在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个那样的地方，让你驻足停留，让你魂牵梦绕；让你卸下生活的重负，让你体验到生命的精彩和意义；让你觉得所有的付出是值得的，所有的拥有是幸运的，最终你把心留在了那里。这样的地方，对邓丽君来说，就是香港。

邓丽君第一次到香港是在1969年12月，那是她步入歌坛两年后第一次到香港表演。邓丽君应香港白花油（与万金油同为家庭常备药、内含薄荷的药物）药厂董事长颜玉莹之邀，在母亲的陪同下前往参加《华侨日报》发起的“救童助学”义卖活动。当时的白花油药厂是香港颇具规模的企业，每年都会邀请港台明星进行义卖活动，义卖所得最高者便是当届的“白花油慈善皇后”。义卖会由影星歌星担任拍卖官，每人负责一种产品。由于慈善义卖会卖的不是商品本身的价值，要卖好价钱，靠的无非是人气，义卖成绩也可看出明星受欢迎程度。在香港工展会上，此时名声从台湾远播而来的16岁的邓丽君，登高一呼，就募到5150元港币，成为当年慈善义卖的“白花油皇后”，也是工展会义卖史上最年轻的皇后。邓丽君立即受到当地媒体的高度重视与报道。

虽然这是第一次到香港，但邓丽君表示由于工展会的义卖很忙，而且香港电视台一再请她上节目，所以就没有空闲时间好好玩一下了。不过，她很喜欢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融合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国际都会，可以接触到五花八门的生活方式，非常有趣。”

1970年1月，是邓丽君“加冕”皇后的日子。白花油药厂董事长颜玉莹特在香港中环的月宫酒楼为邓丽君开庆功宴；然后特地邀请香港保良局主席董梁主持加冕典礼，在场观礼的嘉宾包括香港新闻、工商、文化界人士数百人。加冕仪式开始时，首先由工展厂商会宣传部长黄桂将一袭红色镶金边的锦袍披在邓丽君的身上；然后由《华侨日报》总编辑何建章为邓丽君挂上“一九七〇年慈善皇后”的丝带，保良局主席董梁替她戴上珍珠皇冠，《华侨日报》总经理岑才生颁赠“慈善皇后”锦旗；最后当选“皇后”

的邓丽君当场捐助港币，赞助“救童助学”活动。

邓丽君在香港歌坛的地位就由此确立。

“加冕”之后不久，香港无线电视台就和邓丽君签约，而后邓丽君在香港的演出活动都由无线电视台安排。邓丽君和无线电视台签订的合约是邓丽君客串演唱一个月，也就是她在港停留期间就只能是无线电视台的歌星，不得参加其他电视台的演唱活动。同时与无线电视台签约的台湾歌星还有当时被捧为“歌坛情侣”的谢雷和张琪。除了在无线电视台的密集活动外，邓丽君还应邀在香港歌剧院登台。

自此之后，邓丽君在香港的事业快速发展。香港由此也成了她的第二故乡。

1970年8月，邓丽君随“凯声综合艺术团”五十多人再赴香港表演。同团的歌星有陈菱、陈亚梅、林仁田、林飞燕、方晴、吴静娴、皖君、叶锦樱、杨蜜蜜等，以及六个舞蹈、魔术、特技团，邓丽君无疑则是整个“凯声综艺团”的台柱。“凯声综艺团”在港九的明爱中心和皇都戏院演唱了一个半月，并曾为港九街坊会筹募福利基金，还为香港吕氏宗亲会筹募子弟奖励助学金义演。

邓丽君在港期间，一如以往，展示着她的自然和青春的形象。她不走当时流行的冶艳打扮，反而保有符合她那个年龄的纯真清新，受到香港人的喜爱。她那纯情清新的形象也立刻风靡香江。

当时她唱一场大约可领到一千多港币，与初出道时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在和中学同学挥泪道别仅仅三年后，邓丽君的生活境遇就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提及那时的岁月，邓丽君平静地说：

“我第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只拿到五块钱台币，算是来回的交通费，但是当时我只要能站在台上演唱，就很满足了。” 邓丽君的这种强调自己只要能站在台上唱歌就能获得最大满足的说法，更给港人留下相当好的印象，香港遂成了她放眼亚洲的重要基地。

邓丽君在港的演出日程安排得非常密集。除了随“凯声综合艺术团”演出外，她又在海天夜总会、豪华楼夜总会和香港剧院客串演唱，并且又和无线电视台签了三个月的合约，随着无线电视台走南串北，赶场赴约。在无线电视台合约期满后，她又被电视台聘去主持歌唱节目《歌迷小姐》，把每周一次共计七周的节目全部录制完毕。另外，她还在百代和美亚两家唱片公司灌制了两张唱片。而且，她还为香港业余篮球联会主办的“会长杯”男女篮球四强邀请赛主持开球。

虽然香港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现代都市，但邓丽君频频的出演，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受到了香港人的充分肯定。RthK(香港电台)中文节目制作部经理张文新认为邓丽君“她唱得中文歌曲，从民谣到欧美流行歌曲的翻唱，样样受欢迎。”“和以往的歌星全然不同，很可爱。”对邓丽君，艺术评论家黄奇智十分中肯地说：“声音和人性都十分容易让人接受，可说是个毫无个性的个性者。”

邓丽君的巨星潜质也被一些娱乐界的资深人士发现。香港电视界的知名制作人黄霑说:“她的诠释力佳、音质好，我觉得她拥有以往那些歌星所缺乏的特质。长得人见人怜，不惹人讨厌。当时同样来自台湾而在香港发展的歌星欧阳菲菲已颇有名气，而邓丽君却没有多少人认识，不过我当时就觉得这女孩一定会成为巨星。”

能得到圈内人士的肯定无疑代表着真正的实力。邓丽君在香港的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终于有了成绩，再多的辛劳和付出也有了价值。

香港报纸对邓丽君更是赞赏有加，尤其是她那优美的台风。有一家报纸的评论是：“邓丽君虽年龄小，体型颇佳，台风极好。她面有稚气，动作活泼，又不故作成人气，亦即无捞气，香港新秀中，无人能成为第二邓丽君，故其受人欢迎的程度，于女歌星中仅次于姚苏蓉而已。”

香港乐坛的情况和台湾极相似，不过更加繁荣和严苛。1949年之后，随着大陆人的纷纷涌进，带来了上海的文化艺术。成立于20年代上海的百代唱片公司也迁移到香港，该公司曾经发行了从20年代到年代的所有中文流行歌曲。因此，40年代到60年代的香港承袭了30年代的上海流行歌曲和电影插曲的全盛时期。不久，又融合了拉丁美洲音乐以及美国流行音乐等新音乐，形成了香港的实验性音乐。与此同时，从大陆引进的黄梅调和台湾的电影歌曲也很受欢迎。不同音乐的互相融合，使香港乐坛呈现出争奇斗艳的景象。到了60年代，欧美的流行音乐如旋风般席卷了香港，很快便占据了香港人的心，尤其成为年轻一代的最爱。

在这种情况下，邓丽君从台湾来到香港，对于听惯了传统中国歌曲的香港人而言，台湾新发展起来的中国歌曲就特别让人耳目一新。她那甜甜的歌声和清新的形象留给挑剔的香港人的印象非常好，尤其是“她诉诸感情的独特唱法和那张可爱的娃娃脸，在香港颇受好评”，（张文新）全是商业化的香港所没见过又那样渴望的。在邓丽君之前的台湾国语歌曲都是由较成熟的演技派歌星主唱，他们往往依赖技术和包装，却缺乏能够让人放松的真纯。而“歌唱得很好的洋娃娃”邓丽君一出现，立刻给香港观众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很舒坦，很自在。她的歌声能够穿透生活的疲惫和生存的压力、浮浮沉沉和坎坷沧桑，进入人的心里，打开人的心扉。

《采红菱》、《高山青》、《凯旋歌》、《小放牛》、《新桃花江》、《一见你就笑》等，尤其是《晶晶》，邓丽君几乎每场演出都唱。

邓丽君的歌声总能让生活不再沉重，如《我一见你就笑》（作词-刘而其、作曲-冼华）：

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究竟为了什么？我一见你就笑！因为我已爱上了你呀，出乎你的预料；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

随着邓丽君甜美的国语歌曲和许冠杰等人轻快的粤语流行歌曲的畅销，中文歌曲终于可以和欧美流行歌曲平分秋色了。年轻人也突然发现外国的月亮并不比香港的圆。

对于邓丽君在推动中文流行歌曲方面的成就，黄奇智曾表示：“对我这种受欧美教育、思考方式也比较西式的中国人而言，她看起来只不过是个可爱的洋娃娃而已。个性不会透过歌声传达出来，也不是个令人感觉得到时代脉动的艺术家。不过，她的重要性就在于和许冠杰一同在华人社会开拓中文歌市场，受欢迎的程度并不逊于日文及欧美流行歌曲。邓丽君以国语、许冠杰以广东话，都分别对中文歌曲有莫大的贡献。”

在歌坛受到肯定后，邓丽君也尝试着演戏。她在香港七海影业公司的力邀之下担任了后来风靡港九的电影《歌迷小姐》中的女主角“叮当”。该片由王宁生导演，指导顾问是王天林，全部插曲由冼华作曲，阵容很强大，男主角是张冲和李昆，柯俊雄和康威客串主演，参加客串演出的港台歌星有蓓蕾、顾媚、潘秀琼、杨燕、赵晓君、甄秀仪、青山等。《歌迷小姐》讲述了爱唱歌的女孩“叮当”在被张冲饰演的大歌星“蓝云”发掘后，将她培养成歌星的故事。邓丽君所唱的电影主题曲《迷人的小姐》以及其他插曲由百代公司灌制成唱片。而她在电视台主持的《歌迷小姐》节目中，唱得也都是这部电影的歌曲。

1973年的时候，邓丽君拍摄了第三部电影《天下一大笑》，并旋即推出《天下一大笑》电影原声大碟，也受到了欢迎。早期在香港还拍过另外几部电影。除此以外，邓丽君还参演过电视剧与戏剧。

年，她主演了喜剧《唐伯虎点秋香》、舞台剧《女记者》和喜剧。在台湾的时候她在“台视”还演出过《天涯常念旧时情》、《黑马一号》等剧集。在一系列的演出之后，邓丽君自认自己较适合歌唱而非演戏，她的演戏生涯也因此变成绝响，此后她便走向幕后，坚持只唱电影主题曲。

4但因为歌迷的热烈期盼，甚至在80年代初台湾再度掀起邓丽君热潮时，商家便在热潮中拿出邓丽君以前的影视作品拷贝后，重新配音再播映，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方渠道也不断放出已经邀妥邓丽君拍摄新片的小道消息，但都没有成真。

据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回忆，他在台湾8年，邓丽君一日比一日红，但他们从未谋面，一直到他重返香港，重回邵氏，拍《大军阀》后，有一天邓丽君突然和她的父母，一齐到李翰祥在清水湾的家中看他。那天，陈萍、刘永也在座，她父亲斯斯文文，面圆圆一团和气，她母亲也是个慈祥的老太太。虽然是初次会面，李翰祥觉得他们好像是久别重逢。邓丽君告诉他，在台湾拍过他们国联以前经理邵峰监制的一部戏。李翰祥说他看过，是邵峰特意拿给他看的，很好。其实好与不好，他早已没有什么印象了。邓丽君却说很希望能拍到李导的戏，李翰祥说：“有机会，有机会，我也是早就想跟你合作。”李导那天心情非常好，喝的就多了。当他拍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以《西太后》的片名在日本上映引起轰动时，邓丽君已经参加过日本的红白歌唱大赛，而且还得过新人奖呢。有一次，她从日本回来，约李导全家在新世界的金牛苑吃越南菜。李翰祥对邓丽君说，听说她每次来港都住在尖东的香格里拉，也听说她每天都到新世界的健身房去健身。邓丽君笑了笑。吃过饭之后，刚走出金牛苑的门口，邓丽君就突然把胳膊一举，紧握双拳如世界健美小姐状，说：“导演，您看我的胳膊，怕不怕？”李翰祥故作惊讶地说：“哎呀，太可怕了。”“怕什么？”“我怕它折了，扎着我。”邓丽君笑了，李翰祥一家也笑了。

往事一幕幕，却不堪回首。邓丽君和李翰祥在影视上从没合作过，虽然邓丽君曾赖着李翰祥的黄梅戏崭露头角。

邓丽君这次在港停留了三个多月，一直到11月才回台。在港期间登台演出、歌厅、夜总会客串演唱、上电视、拍电影、灌唱片，使她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她的人气和名声也直线上升，她的国语歌星的地位也更加稳固。

1972年，邓丽君再次应邀赴港参加工展会举办的义卖会，并以港币6500元的义卖二度荣登“慈善皇后”的宝座。紧接着在12月，她又当选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1973年9月她在香港大会堂获颁“十大歌星金骆驼奖”；10月，邓丽君在新华戏院参加工展会“白花油之夜”演唱。邓丽君果然如听众和传媒所期待的那样，得到了香港的承认。从此起步，邓丽君登上了世界歌星殿堂的第一台阶。

正文造势东南亚

邓丽君在香港这个仅次于日本的亚洲市场获得成功的同时，她的歌声已经风靡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华人社会。

邓丽君恰逢历史变迁的转折时刻，成就了在台湾的辉煌事业。而在少女时代，她就开始走出台湾，前往香港与东南亚等地发展，从而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便成为她开创歌唱生涯另一个高峰的开端。

邓丽君第一次走出台湾是在1969年。年仅16岁的邓丽君接受了新加坡总统夫人游莎芙的邀请，前往东南亚地区巡回义演，从而成了纵横驰骋于国际乐坛的风云人物。

1969年，新加坡举办了一场慈善晚会，邀请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当红歌星共襄盛举。12月，邓丽君和女星姚苏蓉、赵晓君以及歌仔戏女星杨丽花，由在“中视”和“中广”制作及节目主持的侯世宏领队，前往新加坡参加群星慈善晚会演出。在妈妈的陪同下，邓丽君经过香港、曼谷、吉隆坡……不停转机，旅行了十几个小时。刚一到达，邓丽君不禁瞪大了眼睛：“这么远的地方都有中国人，真令人吃惊。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接触海外的华人世界，却也是她向整个华人音乐圈天后迈进的开始。

12月9日至11日，由新加坡总统夫人主持、丽的呼声电视台主办的晚会在新加坡国家剧场隆重举行。

这场晚会是为新加坡聋人协会、儿童协会、痉挛儿童协会及智钝儿童协会等四个儿童福利机构募捐基金。参加演出的还有来自台湾却正在新加坡演出的陈芬兰和双燕姐妹，香港歌星林美仪，以及新加坡笑星野峰与王沙、歌星颂平、“丽的呼声之星”、“丽的呼声”业余比赛冠军，还有日本女歌星等。邓丽君在晚会上演唱了《晶晶》、《采红菱》、《谢谢总经理》、《珊瑚恋》等歌曲。一连三晚的演出，轰动了整个新加坡，邓丽君也声名大噪。

但这仅仅是开始。随着在香港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邓丽君在结束香港的造势活动后，接着便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东南亚巡回表演，由此确立了她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地的巨星地位。

从1971年2月至1972年8月，邓丽君开始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地巡回演出，几乎走遍了整个东南亚。1971年2月，邓丽君东南亚巡演的第一站便是香港。她于24日应香港保良局的邀请参加保良局为筹设保良中学基金而举办的慈善晚会演唱；紧接着是为她在港所拍的歌唱片《歌迷小姐》放映午夜场登台；并参加救济香港水灾难民的慈善义演。到新加坡后，邓丽君首先是为丽风唱片公司灌制唱片；然后就不停地参加筹募孤儿院、残障儿童和其他福利机构基金的义演。

也许是因为自己曾经历风雨，邓丽君对于那些贫困的、弱小的各类弱势群体总是特别关注。虽然盛名在身，但她更觉得自己有必要去关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从70年代初期开始，她就这样陆续在香港、东南亚等地参加慈善义演活动，并不断地捐助各种福利基金单位。和她的歌声传达出的深情一样，邓丽君整个人都散发着爱的清香，总给人带来缕缕柔情。她那种博爱随着她的行踪洒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这让她更加美丽，让她更加善良，让她成为了人们心目中一朵永不凋零的花朵、一颗最耀眼的星星。

在东南亚其他各地，邓丽君除了公开演唱外，就是主动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慈善义演。海外侨胞对她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义举非常钦佩，每到一地，她总是受到热情地捧场。

邓丽君因此也获得了“义演皇后”的光荣称号，成了名副其实的“慈善义演皇后”。

东南亚是海外华侨最密集、人数也最多的地区，但毕竟不比台湾和香港。东南亚的华人大都集中住在大都市里，而且在东南亚演出的战线也必须拉长，不断从一地赶往另一地。因此邓丽君在东南亚的演出方式就以秀场为主，一处辗转到另一处，一场接一场地在不同的歌厅表演，从而足迹踏遍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曼谷、印尼、越南等。

这次在东南亚造势结束时，邓丽君回程中又在香港停留登台。此行一去就是一年半，是她出道唱歌以来出去时间就久的一次。结果就有各种流言蜚语传播开来，媒体也议论纷纷，邓丽君的家人更是着急得了不得。

1972年底到1973年下半年，邓丽君又离家出去将近一年，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巡回演唱。1972年年底，邓丽君应邀前往新加坡参加新加坡国家剧场举行的为期一周的筹募福利及教育基金慈善晚会的演出，并为丽风唱片公司录制了唱片。邓丽君于元旦期间赶至香港，在香港大舞台歌剧院登台演唱，并与自新加坡同机赴港的杨小萍、李亚萍、陈琼美等人一起于12月在香港工展会场参加风行唱片公司举办的《风行之夜》。这场晚会的歌唱及颁奖节目由邓丽君主持，她那翩翩的台风和清纯亮丽的形象再次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

邓丽君返台随“丽君综合艺术团”环岛演出后，1973年1月底，邓丽君又飞往香港，于农历新年期间在香港、东方等歌剧院以及“汉宫”“珠城”等夜总会轮流跑场演唱。

在香港唱了一段时间，邓丽君又转往新、马，在吉隆坡和新加坡的海皇个人剧院履行演唱合约，只到1973年的下半年才回到台湾。

从1969年到1973年间，几乎是只要在亚洲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足迹。随着邓丽君的足迹所至，她的歌声很快就深入人心。邓丽君也成为风靡东南亚的红歌星。

邓丽君在东南亚唱红的标志是，她受邀于新加坡国家剧院出席“远东十大巨星慈善晚会”，这足以表现出她在亚洲歌坛已占有一席之地。

多年后，当邓丽君猝逝的消息传到东南亚之后，不仅各地华文媒体都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此事，而且在多种族的马来西亚，英语、马来语和印度的淡米尔语新闻，也十分罕见地轮流播报了这则新闻。新、马的电视新闻更是都以邓丽君的《独上西楼》为衬底音乐，温婉的歌声透着淡淡的哀愁。邓丽君的歌声已经不仅是华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渗透进了其他种族的生活里。在谈到邓丽君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时，菲律宾的华人画家王礼涛说：“对于提高菲律宾华人社会学习华文的热诚，邓丽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教授林水壕则说：“邓丽君对普及中华文化有很大的贡献，她的《淡淡幽情》专辑收录了本来就可以传唱的唐诗宋词，对一般人背诵诗词有很大的帮助。”

20岁妙龄的邓丽君以香港最受欢迎的国语歌手的姿态赴日发展歌唱事业时，她在香港与东南亚的连串演艺活动才暂告一段落。

自从第一次离开台湾，邓丽君就生活在了一种漂泊状态中，不过，她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转来转去的生活方式。飞机、汽车载着她漂来荡去，行踪不定，一站又一站地赶着演出，履行一份又一份的合同；舞台和酒店便成了她的家，常常是一个又一个舞台，一家又一家酒店，今天在此处，明天却又到了彼处，而后天已有一个正在等着自己的地方。在忙碌和掌声中邓丽君体会到了人生的精彩，却也发现正在失去一些什么。不过，在年轻的时候，她喜欢这种精彩与挑战并存的生活，虽然疲倦会渐渐侵来。

1975年开始，邓丽君率领“丽风歌剧团”在马来西亚各地巡回演出。这次巡演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她以“梁祝”的黄梅调填上新词在《唐伯虎点秋香》歌剧里反串才子唐伯虎，英俊的扮相、调皮的动作，逗得观众哈哈大笑，丽风唱片公司还将现场录音灌制成唱片。邓丽君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仍然居高不下。

1972年，邓丽君从台湾的宇宙唱片公司后，邓丽君曾在台湾海山唱片旗下灌录过几张作品，并由公司股东之一的马来西亚丽风唱片以乐风唱片之名在香港发行。后来海山唱片和丽风唱片因为帐务纠纷，丽风决定与海山划分歌手并结束合作，自行在台湾设立分公司，从这之后邓丽君才成为丽风旗下的一员。丽风唱片公司以马来西亚为根据地，从新加坡、台湾等地购买国语歌曲原版唱片，然后转卖到东南亚各国。该唱片公司充分肯定了邓丽君的无限潜力，付给她签约金20万元。除了录制唱片外，还对她进行各方面的培训。这段时期邓丽君的唱片作品在台湾就先后是由海山与丽风发行，而在香港则一律由乐风发行，这种情况曾导致台湾和香港两地邓丽君专辑的名称与收录曲目有相当程度的出入。

邓丽君在香港乐风唱片公司的二、三年，推出了以《难忘初恋情人》（首张闽南语专辑）为代表的一批个人风格明显的唱片。1972年出版了《风从哪里来／你可知道我爱谁》，除了两首主打歌外，这张碟也收录了邓丽君日后常被人翻唱的《南海姑娘》，1973年发行的《彩云飞》电影原声大碟里有两首不朽的代表作《千言万语》和《我怎能离开你》，1974年为电影《海韵》唱了同名专辑，也发行了《近水楼台》、《海鸥飞处》、《水涟漪》三张电影原声大碟，《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也出版于这个时期。

邓丽君在外一年半后回台，“台视”为庆祝邓丽君的东南亚之行特别为她制作了一个邓丽君专集的大型节目。然后她就唱红了唐宝云主演的电影《风从哪里来》的主题曲。接着又参演了由唐宝云、柯俊雄等大牌明星出演的喜剧片《天下一大笑》，并在片中以北方大鼓腔调唱了一首贯穿全剧的主题曲，但此片卖座平平。不久由邓丽君的父亲出面策划的“丽君综合艺术团”成立。从1973年1月起，邓丽君率领“丽君综合艺术团”进行台湾全岛的巡回公演，节目有歌唱、舞蹈、特技等，结果因为遇到雨季，气候不佳而导致卖座率不尽如人意，而且环岛行程也只走了一半，就提前结束档期回到台北。这次的巡回演出出人意料地不好，成为了邓丽君出道以来所遭到的仅有的一次失败记录，更成为她在回顾生涯时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因此，邓丽君日后在准备各项演出时，一定要进行最严格的要求，不但必须不断彩排直到满意为止，而且必须考虑各种因素、注重实际的调查。这种严格的自我要求，才是邓丽君之所以成为邓丽君的真正原因。

邓丽君在丽风唱片公司最大的收获是遇到了黄连振和姚厚笙。

丽风唱片公司总裁黄连振是邓丽君在东南亚发展时遇到的首位伯乐。黄连振与邓丽君签约后，两人便成了很好的事业伙伴。当时，黄连振在吉隆坡收购了一间“五月花大酒楼”歌厅，在歌厅的开幕周期间，他以七万美金特邀邓丽君前来演唱。据悉，此数字在当时是空前的。邓丽君每晚十时出场，必唱的四首歌是《爱你一万年》、《情人再见》、《几时再回头》和《Love Story》。这场开幕周的演唱出乎意料地成功，曾轰动一时。因此，在邀请期满后黄连振又特别延长了四天，结果还是非常卖座，并发生与新加坡大歌厅抢人的事情。

多年来，邓丽君和黄连振两人的友谊仍然很深厚。黄连振回忆道：“她总记得丽风的提拔，在香港举行15周年纪念演唱会时，还向观众介绍我。”他还向君迷们透露，他在美国洛杉矶有一层公寓，邓丽君恰好在他的楼上买了一层，但她自己却没有住，而是租了出去。黄连振问她这是为什么。邓丽君笑着说：“如果来洛城，可以借住你的公寓呀！”黄连振总结道：“果真，那阵子到洛城，都寄住在我的公寓，走时还自己动手把屋子打扫干净。”

邓丽君曾因为家境贫寒而放弃学业，但她却没有放弃一个人应有的勤奋和好学。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没有与同龄的同学一起成长，邓丽君的心中满怀遗憾。因此在她人生的各个阶段，她都主动前往学校进修或是努力自学；因此，她深深了解到了人生的路途绝非一帆风顺，有所得必然有所失，但只有坚持奋斗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她这种坚定的信念，使得她能够面对陌生环境的折磨与考验，能够经受住各种流言蜚语的打击，更能够顺应时代潮流，迎接各种新的挑战。

邓丽君的音乐天赋极佳，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她是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只要有机会，她就不停地练歌、唱歌。邓丽君的老师姚厚笙提起她时说：“当时都是录一张唱片多少钱，以这种方式计价，因此应该是一有机会就去录。她很小时就成为家里的主要支柱。当她知道自己对自己家里很有贡献时，就觉得很高兴，继续唱下去。”在她刚出道前后，她曾经在实况转播现场，一个接着一个地等着录制歌曲；她以平静而执著的心情，一路唱到了成功。正因为她的多产和勤奋，公众送了她一个“歌唱公务员”的雅号。

由于邓丽君从小身体并不是特别好，因此，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会调养嗓子，学着尝试各种歌唱技巧。邓丽君的哥哥邓长安表示：“邓丽君9岁的时候就有气喘病，15岁发作过。当时看医生，拿药放在茶壶里煮，邓丽君对着壶口让蒸气蒸，后来妹妹的气喘就没有再发作。”

姚厚笙，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台湾第一个倡导并且引进西方音乐教育理论体系和制作体系的人，年代台湾民歌及校园民歌热的催生者。他率先采用海外的制作方法，努力发掘新人，为音乐界打开了一扇创新和改革的大门。他从培养欧阳菲菲起，已经成功地培养了若干名台湾知名歌星。

邓丽君早已是一个红歌星了，单单在宇宙唱片公司时就已经灌录了上百首歌曲。但是，姚厚笙还是从头开始对她进行细致的指导，从发声方法到歌唱时的习惯等方面悉心调教。少女时期的邓丽君为了模仿地方小调的发音方式，极力把尾音往上拉高，形成了“尾音上扬”的唱法。

在刚出道前后，由于邓丽君多唱些节奏轻快的歌曲，所以她那甜甜的歌声总给人一种“可爱的小女孩”的味道，而且语尾总是“嗯、嗯”地上扬，养成了抬高语尾的习惯。这种歌唱方式听起来比较俏皮，但显得有些稚气。姚厚笙就指导她学习慢节奏的唱腔，并告诉她：“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所以要以更有感情、更像大人的方式来唱。”

邓丽君对歌曲的领悟力非常强，很快就对慢节奏的唱法运用自如了。之后，姚厚笙就让她尝试唱具有叙事风格的歌曲。邓丽君的诠释能力非常惊人，在她明白了一首歌曲的歌词的含意后，她自己就能够以更加丰富的感情把它表达出来。

邓丽君天生一副小嗓门，声音比较柔弱和单薄。这种先天因素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邓丽君的地方小调唱腔在姚厚笙的调教之下，除了偶尔还是会不自觉地出现外，已有很大的改变了，虽然达不到老师所要求的彻底改掉。但是，声音太小的缺点，改善的效果不佳。姚厚笙就试着让邓丽君练习从麦克风中心点唱歌的方式，让她那清澈、晶莹的音色充分发挥出来，并且让那温柔的、呢喃般的声音打开人们的心扉、进入人们的心灵。

在以后漫长的歌唱岁月中，随着经验的积累，邓丽君的这种歌唱方式渐渐变成了她长盛不衰、慢步歌坛的独特唱法。而她在不同阶段，吸收了新的歌唱方式，愈发趋向自然腔调发音的唱法，真正成了带动国语歌坛的新唱腔。

正文巨星风采

在姚厚笙的指导下，邓丽君作为职业歌星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并且她的歌唱实力也越来越雄厚。更为可贵的是，尽管身为著名歌星，她却没有一般歌星的傲气和霸气。

姚厚笙回忆起来时，觉得和邓丽君一起工作非常愉快，“她总是怀着感激工作人员的心在工作，很体恤工作人员。开演唱会时后台有很多工作人员，彩排的时候，她会一直慰劳为她伴舞的舞群和负责灯光的工作人员。尽管成名之后，这一点仍然没有改变，所以跟她合作，气氛总是很融洽。”

丽风唱片公司的人都愿意跟邓丽君合作，大家在一起总是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有时，完音或演唱会结束后，同事们会一起冲到邓丽君的家里，去吃邓妈妈亲手包的饺子。有时会一起到蒙古烤肉比谁吃得多。

“她还要跟我这个彪形大汉比看谁吃得多，后来我们两个都吃了六盘左右，扯平了。因为不论怎么吃都是她付钱，年轻工作人员也很放心。由于实在吃得太多了，所以那天晚上预定的录音也就泡汤了。

”姚厚笙一提起这件事就很开心。

音乐人左宏元说曾经与自己合作过并且印象最深的歌手当属邓丽君。那时候邓丽君年纪很小，也没交男朋友，裙子穿的短短的，好像跳芭蕾舞一样，很可爱，声音好甜。左宏元叫她唱第一首歌，是连续剧的歌曲《晶晶》，小丽君把握得挺好。但是后来叫她唱《彩云飞》，她讲“什么是彩云飞啊”，什么叫“我真的离开你啊”。左宏元告诉她，“不要离开你，就是你喜欢个男生，叫他不要离开你，就这么简单”。小丽君却说“我才不要，离开就离开嘛”。左宏元跟她讲了很久，结果那么小却唱的很感人。

这是甄珍跟邓光荣主演的琼瑶电影里的歌曲，他们发现歌怎么唱得这么好，而且竟然是个小女生。到第二部电影再唱《海韵》就更可笑了，《海韵》更难，但她这个小孩子居然唱得是那么深刻，可以想象她的想象力是多么丰富，而且又是多么聪明过人，多么有天分呀！

左宏元感叹道，假如这辈子身边有人好好照顾她的话，她现在也应该达到了歌唱事业的颠峰了。像她那种音色、技巧、呼吸控制在亚洲到现在恐怕还没有人超过她，因为她能够把不管再难、再高深、再变化的旋律唱出来，唱出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她的歌声能让听众产生共鸣，渗入人的心底，让人心里有个共通的、一个深入浅出的感觉。

70年代初，邓丽君的唱片销售量非常稳定，台湾自不在话下，在香港、东南亚等地也屡创佳绩。这几年正是邓丽君歌唱事业的第一个黄金时期。除了个人事业得到认可外，她的成名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家庭，邓家的经济状况也因此大大改善。

邓丽君在歌坛走红后，邓家先是从台风季节容易淹水的芦洲搬到了台北市水源路的公寓里。住了几年后，在1971年12月，邓丽君以歌唱四年的积蓄，卖了生平第一栋房子。这是位于北投岩路的一座花园别墅，当时售价一百多万元新台币，三房一厅，在当时算是非常豪华的房子了。不久，邓家便把别墅卖了，重新搬回台北市区，暂时居住在敦化南路的金兰大厦。后来又买进仁爱路四段一幢新大厦的六楼。

这座房子有一百多平米，但由于邓妈妈陪伴邓丽君常年旅居海外，三个哥哥也各自成家了，弟弟又在美国，偌大的房子常常只有邓爸爸一人居住，宽敞有余，却也难免让邓爸爸有寂寞之感。

邓丽君是在1972年买进自己盼望已久的进口车的，邓家因此也过上了真正的富裕生活。

随着邓丽君知名度的日益提高，君迷人数也在不断增加。邓丽君每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总是吸引大批的歌迷争相索取签名和照片，即使平日出门逛街也经常被歌迷们团团围住，难以脱身。盛名之下，是个人生活的丧失。为了享有个人的生活空间，特别是为了享受逛街的乐趣，个性调皮的邓丽君，想出了“易容”的妙招。她经常会打扮成不同的造型出门，有时还真能瞒天过海，躲过歌迷痴迷的眼睛，让她逍遥自在好半天。对此她感到颇为自得，还常常滔滔不绝地向朋友们炫耀自己的化装术。不过她的名气实在太大了，她的弟弟邓长禧就说，这个易容的计策只是偶有成功。

香港的一批邓迷们首先大声疾呼，为表示对邓丽君的爱戴和拥护，要成立邓丽君歌迷组织。结果许多邓丽君的歌迷们纷纷涌来，或是发表成立的建议或是提出以后的活动方式，反正许多人都对这一提议表示支持和参加。1972年6月，这一名为香港青丽之友会的邓丽君歌迷会正式成立。在此组织之前，在年1月，香港就有一批少女歌迷有意筹组邓丽君影友歌友中心，但一直没有正式组成，因此，香港青丽之友会可以说是香港第一个邓丽君歌迷俱乐部。

香港青丽之友会的会长吴可岱在1973年2月香港的《明灯日报》上，对他们成立的歌迷会作了如下的介绍：

香港青丽之友会是青春玉女邓丽君歌迷所组成，简称青丽之友会，成立于1972年6月1日。成立原因是：5月期间本港很多报章谣传邓丽君小姐在新加坡出事死亡，当时谣言满天飞，作为邓丽君忠实歌迷的我们，初时也感到悲痛万分。不过，冷静下来以后，我们没有相信那些谣言，因为邓丽君并不像那些人所说的不正经。我们相信邓丽君，我们也肯定她一定会重返香港。为了表示对她拥护及爱戴，故决定成立一个庞大的歌迷会。

巨星风采青丽会自成立以来，得到非常多的邓丽君歌迷的热烈支持。本会在澳门也有分会，现时会员共约千余位。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年龄最小的仅有10岁，最大的是30余岁，每个月份都分批举行例会（茶会）。大家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也一定会谈及偶像的近况。大概隔三个月，我们就会举办大旅行或其他有益之活动，例如本月18号的邓丽君歌迷联欢大会，又我们在本月25号也参加百万行。

如果歌迷朋友要参加本会，申请手续是：将自己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连同一张照片寄到本会，经过全体会员一致审核，认定该位朋友是正当青年后，便发给会员证，本会对于一些不良青年是拒之门外的。邓丽君小姐经常与我们联络，对我们的组织大表喜悦，以上是本会概况。

香港青丽之友会成立后确实受到一批邓迷的大力支持，他们举办的活动也得到会员的积极参与。邓丽君对这一组织也极为赞成，并曾经应邀参加青丽之友会在明爱中心举行的聚会。在与歌迷同乐的聚会上邓丽君非常开心，演唱了好几首歌曲。到会的歌迷朋友们有一百多人，大多数是与邓丽君同龄的年轻人。在近三个小时的聚会中，他们一起歌唱游戏，谈天说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欢乐之声不绝于耳。

香港的另一批邓丽君歌迷也组织了一个歌迷会，名为丽君歌迷友谊速进中心，曾在报纸上征求会员。他们这一组织的宗旨是：“不牟利，无会址，无聚会，不收会费，以纯正康乐为宗旨，联络喜爱邓丽君歌声之青年朋友为中心，有点唱及旅行等活动。”该会成立后的首次活动是1973年9月24日上午举行涌尾新娘潭漫游烧烤活动。这次活动中有娱乐和抽奖项目，并赠送“邓丽君姐姐”近照给参与者，每人一张。该中心代办交通及烧烤食品，每人收费港币十元，但需要自带烧烤用具和饮用水，更需要参加者提防山火。由于该中心没有会址，因此特规定在9月16日至20日晚上8时至九时，在九龙佐敦道佐治公园第二张长椅认队旗交费；集合出发地点则为24日上午8时30分，在佐敦道码头渡船街文华楼渣打银行前认旗集合。这项活动的消息在香港见报后，立即引起诸多邓丽君迷们的注意，报名参加的人很多。

歌迷们则更是以各种形式表达着他们对邓丽君的深深迷恋。除了在邓丽君的演唱活动中捧场、追寻她的足迹、关注她的点点滴滴外，有些歌迷还用语言表达了他们对邓丽君的无比崇拜。有一个歌迷这样说：“邓丽君，聪慧，善良可爱，一张逗人喜欢的脸庞，有着蓬勃的青春气息，但却掩不住那少女的柔娴，加上她甜美的歌喉，真挚的情感，直把我们溶化。她简直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无际的海洋，不怕把她放得太高，她实在太完美了。”另一个歌迷写道：“我们喜欢那个穿着短短的迷你裙，唱着那《心爱的小马车》或的她，每句歌词都洋溢着令人迷醉的少女的青春气息。”

1976年3月，香港又出现了一个邓丽君歌迷组织，名为香港邓丽君歌迷会。此时的邓丽君已是今非昔比，她已享誉日本，跃登国际巨星的宝座了。

香港邓丽君歌迷会是由青春玉女邓丽君歌会和敬汶佩丽友谊天地等拥护邓丽君歌声的组织组合而成的。该歌迷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年轻人，每月聚一次，谈邓丽君的近况和她的生活琐事。据会友们说，在谈及邓丽君的近况时，他们那种喜悦就像收到了远方知己平安的信息一样，所有的不顺心统统一扫而光。他们之间经常交换邓丽君的照片，然后不断地端详，评论一番，在互相的赞许和默认中感到生活的极大乐趣。该会的成员们表示，该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拥护他们的偶像邓丽君，希望有更多的人欣赏她的歌声，希望君迷们多结识一些喜爱邓丽君歌声的朋友，多知道一些别人对邓丽君的看法和对她的歌曲的评论。他们想知道邓丽君在别人心目中的位置和意义，更想把自己心目中的邓丽君与他人分享；也期望每个喜欢邓丽君的朋友，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他们的偶像，倾听她那熟悉的旋律、感受她那举手投足之间的风采和那亲切的微笑。

为了使会员之间有更多的接触、为了加深会友之间的相互了解，香港邓丽君歌迷会经常举办唱片欣赏、旅行和聚会等活动。这些起连接彼此之间友谊的桥梁的各种活动，都是由会友提议，会员们表决通过的。因此，不仅对于他们关注邓丽君大有帮助，而且对于会友之间的联系大有裨益。另外，歌迷会还通过广播电台，利用点歌卡，把一份真挚的心愿通过空中媒体送给他们所喜爱的邓丽君、家人、朋友、甚至是陌生人以及那些需要关怀的人。邓丽君美妙的歌声加上点歌卡上优美的祝福语，传遍香港的角角落落，温暖千万人的心。

歌迷会没有固定的会址，也不需固定的会费，平常只是一些纸张文具等小开支。如果遇到特殊的支出，如救济捐款、公益募捐等都是会友们自愿捐助的。他们表示，他们愿意像邓丽君那样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帮助那些落入困顿中的人。

至于在会务的推行方面，都是哪个会友有时间、有兴趣，就帮忙联络会友、代购唱片和印点歌卡等。由于会友们的热烈支持和响应，歌迷会的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

1980年8月，歌迷会举办了一次散文写作比赛，题目是邓丽君演唱的《千言万语》，奖品有由邓丽君和她所在的唱片公司提供，包括收音机、录音机、时钟等。有一个歌迷这样表达自己对邓丽君的热爱：

“自从她倒日本后，歌路广了，我们更喜欢她，她的确比以前成熟了。她唱伤感鹅抒情歌曲，使人感觉确有几分凄凉，如《再见，我的爱人》、《雨下的花朵》等，像秋天的一地黄叶被秋风吹散，那种苍凉落寞的感觉，拨弄着我们那敏感的心弦。”“我们希望邓丽君能时常到香港，因为我们需要她。”

邓丽君每次到香港，香港邓丽君歌迷会都会有成群的会友到机场去迎接她，并为她开欢迎会。

年，邓丽君在香港举行演唱会时，又受到香港邓丽君歌迷会的热烈欢迎，并请邓丽君主持邓丽君散文写作比赛颁奖及唱歌。在邓丽君离港返台时，歌迷会特意赠送了她两本厚厚的剪贴册，上面是邓丽君赴港期间各报刊登的有关她的新闻报道。

能够拥有这么多忠实可爱的歌迷，邓丽君由衷地感谢生活，感谢给了她生命与荣誉、欢声与笑语的舞台。

流言蜚语1972年前后，正是邓丽君频频走出台湾，在香港、东南亚地区停留时间较长的一个阶段。正因为如此，邓丽君登上了她歌唱事业的第一次高峰，却也惹来了许多流言蜚语。

在邓丽君当选为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时，就有香港的一家报纸传出，邓丽君因和她同团赴港的吴静娴同登十大宝座而“吃醋”得一连好多天拒绝登台表演。邓丽君断然否定有这回事，她表示吴静娴是她的前辈，她一向把她当作大姐姐，她当选十大，邓丽君感到由衷的高兴，怎么会彼此闹别扭呢1972年的春天，突然传来了许多关于邓丽君的谣言。这些流言无非是关于私生活及个人身体状况的。流传的版本各异，但全都说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

有的说邓丽君因患重病，已经从海外悄悄回到台湾，并且正在台湾荣民总医院住院治疗。而邓丽君染上的是一种不可告人的恶疾，即使将来能够治愈，也会残废终身。有的甚至断言，邓丽君已经死亡。

香港一家娱乐报说，邓丽君在越南演唱时因私生活放荡而珠胎暗结，但因顾及名誉，邓丽君母女于是悄悄飞往吉隆坡，找了私人医生堕胎，结果邓丽君因流血过多而死亡。据说这个谣言是因为邓丽君得罪某些人而传起来的。邓丽君在吉隆坡新大歌厅演唱时，有一个台湾歌星和她同台演唱，可能因嫉妒邓丽君比她红而四处散播谣言，并且打长途电话告诉这家娱乐报的记者，这一轰动的新闻便这样传开了。

还有的消息说，邓丽君是得罪了香港的一位娱乐经纪人，该经纪人到吉隆坡请她演唱，但她没有答应。

对方返港不久，就传出了这个谣言。

1972年5月的时候，港报隆重指出，邓丽君身染重病暴毙。这个消息马上便传到了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不知起源何处的谣言铺天盖地而来，讲的人言之凿凿，听的人却将信将疑。越传越盛的流言闹得满城风雨。不过，邓丽君的友人们大都不相信这些东西，他们知道邓丽君的私生活一向很好，家教又特别严格。但他们也都为邓丽君担心，不管怎么样，蜚短流长是一种特别无聊而麻烦的事情。

一向疼爱女儿的邓枢非常着急，在台湾坐立不安。长久以来，他对自己的女儿很放心，“丽君从小到现在这么大，一天都离不开她的母亲……一向都由她的母亲陪伴在一起。这一次……也由母亲随身当监护人，简直是寸步不离，我就不相信会出什么岔子。”但他又猜测，“也许，丽君这次出去太久了，一去一年多，长久没有音信，人们认为她出了事，谣言就接踵而来。”具体谈起谣言如何传到台湾，邓枢说他不知道谣言是怎么传出来的，但来源是起自外面；最初是有人从外面回来，带来了邓丽君的“噩耗”，以后传播开来，于是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有许多女学生，还曾经到荣民总医院去探望邓丽君呢！结果当然是白跑一趟，不过对于她们的关心，我确是很感激的。”

邓枢还是给女儿打了国际长途，得知一切都好。他也接到了女儿从吉隆坡寄来的当地报纸，上面刊登有邓丽君在当地歌厅登台表演的广告和当地的娱乐新闻。这更表明邓丽君演出正常，一切平安。

尽管如此，邓丽君为了辟谣，特地从吉隆坡写了几封亲笔信，分别寄给港台各大报社，报告她的近况，证明她在外面一切安好。该信的最后一段是：“丽君虽在……外一年多，然而时刻不忘我的观众们，因为丽君由于新闻界以及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支持，才有今天的成就，所以丽君虽在……外，却一直一心一意地想念着台湾爱护我的观众们，现各地的合约将在6月份履行完毕，丽君将尽快地返回台湾，与爱护我的观众们见面。”

爱女心切的邓枢还是迫不及待地在1972年6月飞往香港和邓丽君母女会面。邓丽君按照合约在这时会回到香港演出。等到8月份，邓丽君穿了一套当时流行的男式女西装从香港回到了台湾。一下飞机，她就兴高采烈地对迎接她的人们说：“你们看，我不是好端端地回来了吗？”

邓丽君在记者会上接受采访时说，她起初还认为是有人在开玩笑，谁知她远在台北的爸爸居然打越洋电话到新加坡查问事情真相，她这才知道谣言传得这么厉害，并且还吓得她爸爸寝食难安，特地跑到香港探望她。

遇到这种事，邓丽君一向有自己的看法，她很清楚自己身处于以绯闻闹剧著称的娱乐圈，各种不寻常的事情都会发生，自己必须学会适应这种环境和妥善处理这种事情。也许因为邓丽君出道早，更因为她活泼乐观、坚强自信的性格，这类事情她总能应付自如。不到20岁的邓丽君由于特殊的经历，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早已超过同龄人。她也因此学会了一种豁达和从容的处事态度。对这次离谱的谣言，她就说：“人反正迟早要死的，真的死了反而就看不到自己死亡的消息了，现在人还没有死，却提早看到自己的死讯，不是很有趣吗？”邓妈妈也安慰女儿：“俗话说‘一咒十年旺’嘛。”“可不是吗？”邓丽君微笑着说，“这一趟出远门，我胖了十几磅，也许就是因为有人咒的缘故。”

话虽是这样说的，邓丽君母女的心中却很不自在，很难过，尤其是邓妈妈。看着女儿长大、陪着女儿一路走来的邓妈妈，深知邓丽君的不容易。她很希望女儿在历经风风雨雨之后，能够顺顺当当；太多的麻烦事会消耗尽她那本来就忙碌的心的，飞来飞去的生活已经够了，她只希望邓丽君不要因为种种的琐事而心力交瘁。有些事情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时间就会让人感到疲倦的，邓妈妈只是希望那种疲惫和伤心不要早些来到。

流言蜚语关于邓丽君的谣言，邓妈妈听的太多了。起初，她很紧张很生气，但时日长了，流言多了，她也就不怎么在意了，知道那尽是些无稽之谈。她总是一笑置之，在和朋友们谈起这些事时，她也总是说：“外面的谣言好滑稽好幼稚，与事实一点也不合。”比如，有的谣言说，邓丽君交上了一个男朋友，邓妈妈收了对方七万港币，乐得躲在一边数钞票。还有的说，邓丽君为某某位富翁生了一个女儿，对方给了邓妈妈一百五十万港币。提起这些谣言，邓妈妈不屑一顾地反驳说，她哪能数得动七万港币的钱呀，况且哪有给现钞的呀，开一张支票不就完了吗？至于说女儿给人家生孩子，邓妈妈反问道：“丽君仔外面待了一年半，在各地登台的时间加起来也有一年多，难道生孩子不要怀孕大肚子的吗？”“有谁见过她大了肚子登台了？”

对于现在关于女儿死亡的谣传，邓妈妈无法像以前那样不介意，她觉得这次太过分了，“我女儿好端端的，又没有犯了谁，得罪了谁，为什么有人把这么狠毒的字句套在我女儿身上？”她说她一直陪伴在邓丽君的身边，邓丽君在外的一年半里，除了遵守合约规定的演出外，平时都是很少出门的，也从没有和其他歌星有过任何冲突，那为何会有这些恶言中伤呢？

邓丽君自己也承认：“那些人说我们在外地这样那样，可是某些人真的有这样那样，他们却提也不提，大概是我比较容易欺侮吧？……我实在没有话说，只想心平气和地过日子，只要自己没有做错事，又何必在乎别人的恶意中伤？”“也许这倒是帮我宣传，以前知道我的人还不够多，这一下成了新闻人物，可不就是家喻户晓了？”

邓丽君的闺中好友郭淑宛又表示，她5月份在吉隆坡与邓丽君见面时，邓丽君曾私下告诉她，是她得罪了香港某报的一个记者，才惹出这场无谓之灾。

当时，台北《联合报》副刊开辟有一个《各说各话》的专栏，不定期地邀请社会名流执笔写稿，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抒发个人的所思所感。该报纸很快便向正处于风头浪尖的邓丽君约稿，她自述被谣言所困扰的经过，自然是最具吸引力和可读性的“各说各话”。

本来事情的真相已经水落石出，邓丽君就不想再把此事扩大，更无意把它诉诸法律。恰好报纸又提出这样的要求，邓丽君觉得这样也好，借此公开向社会大众表明事情的经过，对公众尤其是歌迷们有个明确的交待。于是，她写了一篇名为《我“复活”了》的文章，刊登在1972年8月的《联合报》上：

“我在……外演唱的时候，各地风风雨雨地谣传：‘邓丽君突然暴毙’、‘邓丽君打胎’等等谣言，在台湾关心我的朋友们，可能会为我着急，而我自己呢，当我一踏上这里的泥土，我感觉到，这些谣言就像鼓着气的气球，一下子全爆了，爆得不留一点痕迹。”

“5月份我在吉隆坡演唱的时候，有一个很熟的朋友，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告诉我：‘香港报纸登你暴毙’。我一听到他的话，我就说：‘我们都在外面混饭吃，何必讲这些不吉利的话呢？’我专心在外面唱歌，根本就没想过这方面的事，也以为不可能有这回事，他是骗我的，但等到他拿了一份新加坡的报纸给我看，果然报纸上等着香港来电说邓丽君突然暴毙，不知何原因。新加坡的人听到这消息感到很吃惊，于是有人打电话给香港的朋友去查证此事，并澄清谣言。至此，我才真的知道确有其事，而非玩笑事件。”

“在吉隆坡，有关我暴毙的消息，已经谣传很久了，吉隆坡《中国报》的一位编辑，特地跑到吉隆坡新大歌厅的后台看我，他问我：‘香港报纸登你不幸的消息，你有什么想法？什么感觉？’我把我当时的感觉告诉他，他为我写了一篇报道，登载在报纸上。”

“到底我听了这些谣言后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我想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尤其是那些造谣的人一定更想知道。我不妨把我的心情和感受说出来，我并不想把它憋在肚子里。”

“我听到这些谣言后，认为这是很无聊的一件事，即使去分析原因，我认为也很无聊。我根本不把这些谣言当做一回事，我想只要自己做得正，事实一定会澄清这些传闻的。”

“对于这些谣言，我是不会去斤斤计较的。听是听了，只过一过耳朵而已。对这件事，也不值得去为它生气、难过，一笑置之就可以了。这样，晚上我才睡得着觉，如果让这些谣言害得我失眠或者什么的，以致影响到唱歌，那就得不偿失了。”

“而此时妈妈也安慰我：‘一咒十年旺。’我心想：‘管他的，反正我又没做错事，何必怕呢？’

我想每一个人迟早要死的，死了以后，报纸才会登载)讣告。对于已经去的人，讣闻或新闻都是不可能目睹的。而我呢？先看见了我的死亡消息，不也是一件很好、很奇怪的事吗？可以让我先睹为快。”

“还有一点，我认为不管谣言说些什么，在外面演唱的歌星都应顺其自然。他们怎么说，我怎么听，碰到这样的事，根本无可辩白，不把它当做一回事就好了。”

“我有一个原则：‘你怎么说，我不听，也不传播别人的谣言。’”

“比如某人告诉我谁怎么不和，我只会姑妄听之，也不去乱传。这样，我尽力做到任何是非到我这儿就是终站，再也传播不开了。”

流言蜚语“我以为一个人话多易招祸，有时明明是别人讲的闲话，说是我讲的，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所以我也就习惯了。”

“这次，虽不幸遭遇到这些谣言的攻击，但事实上，并没有使我受到损害，反而使我因这个遭遇而思索到许多人生问题。想开了，也就释然了。”

“有人曾经这样问我：‘听说你死了！’”

“‘我复活了！’我这样回答他。”

这片文章在《联合报》上发表以后，香港、台湾以及星马各方面各地方的报纸纷纷转载，有的则是摘要刊登。邓丽君对于这件离奇谣传的看法和个人感受，也通过报纸表达清楚了。

接着，邓丽君又写了一封《致歌迷的一封信》，分别在星马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更进一步陈述原委，表明个人的态度：

“离开你们已经一个多月了，在8月5日我已经从香港回到我生长的家乡——台北来。几天前，从星马的丽风唱片公司转来你们寄给我的信件，我都一一地阅读了，字里行间流露出你们发自内心的感情，你们对于我的关怀备至充分说明你们对我的爱护和支持，这一点我非常感激。……”

“亲爱的歌迷们，你们大概都知道过去一段时间，有人谣传我‘暴毙’及在香港的楼梯间被人‘强奸’的谣言，当时这两宗消息，都很快就传开去，大家都信以为真，一位我真的离开了人间，就连我在台北的亲戚朋友，甚至爱护我的歌迷们，也以为我真的死了。这可不要紧，事实上，我有这个信心，只要哪一天我……回到台湾的时候，事实将证明我并没有死，这一切谣传也将不攻自破。就在8月5日的那一天，我真的回到故乡来了。我一踏上我的乡土时，很多人就以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好像觉得我怎会出现在机场似的。他们感到很奇怪的是，邓丽君竟然还活着！““的确，邓丽君并没有死去，有人说我死了，而我却死里逃生。不管我死去或是‘复活’了，我总觉得他们不应该以谣言来中伤我，我在外面混一口饭吃，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柔弱女子而言，单单东奔西跑就已经吃不消了，更何况还要忙于登台、交际、应酬，真可谓一言难尽呀！这些都是局外人所看不到的。我不了解别人为什么会中伤我，难道是他们在嫉妒我吗？我相信真心爱护、关心我的人是绝不会如此做的！因为我离开台北也很久了，他们也实在怀念我，也许会故意为我制造一点新闻，免得歌迷们把我给忘记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我应该感谢那些为我制造新闻的人，应该对他们说一声感谢！…… ”

面对纷纷绕绕的死亡新闻，邓丽君以一颗宽容和坦然的态度处之，既表现出邓丽君成熟的处事方法，也流露出她个人对于娱乐纷争的不屑一顾。

正文从头再来

20世纪70年代初期，已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各国华人社会中拥有巨星地位的邓丽君，开始接受新的挑战。

当时的日本是亚洲最大的流行音乐市场，多少歌手抱着从此登上国际舞台的玫瑰之梦来到了这个繁华的岛国，可是又有多少人在经历了严酷的竞争后不得不默然离去。当时在亚洲的音乐中心——日本歌坛走红的华人歌星屈指可数，能得到日本认可的仅有翁倩玉、欧阳菲菲和陈美龄。其中翁倩玉、欧阳菲菲是邓丽君的前辈。在日本出生、成长的翁倩玉最先成名，她随父旅居日本，虽未入日本籍，但受成长环境的影响，已算是半个日本人了。随后来自台湾的动感歌星欧阳菲菲走红日本，后来就嫁作日本媳妇，与日本也有渊源。与邓丽君同期出道、来自香港的陈美龄，以当时日本流行的青春偶像路线走红，她算是第一位以华人身份成功打入日本歌坛的女星。邓丽君虽是负着台湾、香港、东南亚的盛名而来，但进入日本这一陌生的地域，一切还得从头再来。

当时由德国人投资的日本宝丽多公司（Polydor）对亚洲的流行音乐保持高度敏感，其德籍董事希望将亚洲实力派歌星推上日本舞台，这是鉴于容貌清纯可爱、歌声甜蜜动人的陈美龄及以前的翁倩玉、欧阳菲菲在日本走红的激励，这位董事一直想再找一位偶像。1973年，欧阳菲菲和陈美龄双双在日本拿下唱片大奖，引起不少日本唱片公司对华人歌手的兴趣。日本宝丽多唱片派出星探，寻求偶像型华人歌手。三个月后，制作部的工作人员在了解董事的想法后立刻放眼香港，希望能找到兼具实力与魅力的歌星。他们先是试听香港宝丽多推荐的歌手的试音带，参观他们的舞台表演，展开了一系列寻访活动。

为了寻找偶像歌星，宝丽多公司于1973年派员到香港的大小歌厅、夜总会寻觅。派去的两位星探，访遍全港九，终于在东方歌剧院发现了一张清纯的面孔，这正是他们所要找的那种具有青春气息的少女歌手。于是，他们便马上跟宝丽多在香港的负责人郑东海联系，一起去拜访这个女孩。这个刚满20岁的邓丽君，她清新的外形和甜美的歌声立即让星探们打道回日本，报告好消息。

宝丽多制作部经理，也就是后来任金牛宫唱片公司总经理的舟木稔立刻飞到台北，来说服邓丽君及其家人跟他签约。

尽管港台乐坛出现了令人惊喜的一幕，但国语歌在形式上依旧没有突破。各类夜总会、酒吧和俱乐部的兴起曾经带动了音乐的发展，但随之而来无不是以太平盛世、浪子心声、酒廊怨曲等为绝对主题的音乐，尤其是台湾流行音乐正逐渐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一些年轻的歌迷在厌倦了日式哭调发展来的台语歌和旧上海式的灯红酒绿后，转而便在西洋音乐中释放各自的情感。此外，唱片业、版权法的不健全，也使得台湾歌手纷纷寻求海外发展。留在本土的邓丽君、青山、姚苏蓉等也不得不频频到香港等地演出。

邓丽君也隐隐感到了一种危机感，在舞台上唱的歌曲越来越定型化，没有新的歌路可继、没有新的唱腔可用。在疲惫劳顿的一场又一场的演出之后，邓丽君也有些倦怠，随着观众的要求和品味越来越高，演出时的掌声也没有16岁那年初到香港时那么热烈了。无论如何，需要推陈出新。虽然自己出道早是一种优势，但同时也是一种缺陷，根基太浅了，很容易昙花一现。邓丽君得到的那些零星的歌唱训练毕竟不能与正规系统的训练相比，虽然她有绝好的天赋。但长此以往呢？

宝丽多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既可以走上国际歌坛之路，又可以接受长期的正规系统的音乐教育。于是，邓丽君和邓妈妈亲赴日本考察了一番后，邓丽君才决定和宝丽多签下了五年的契约。

宝丽多制作部经理舟木稔忆及当时签约时说：“她自己跃跃欲试，不过她父亲却不赞成。我请他放心，告诉他我们的方针与计划，并且说明了一下日本乐界的情况，不过事情还是没有结论。她父亲认为既然在台湾与香港已走红，就不必在日本从头开始。”

邓丽君曾表示，之所以到日本发展，是自觉在东南亚的歌唱事业已达到高峰，想另辟战场。“其实，我并不喜欢生活在异乡。但是，日本完善的歌唱条件和环境，难找的好乐队，能够使我在每一次大型演唱会之后，针对自己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改进，精益求精。”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也说，邓丽君到日本发展完全在计划之外，因为这等于要暂时放下东南亚市场，但在唱片公司主动与她联系后，她对这突如其来的邀约仔细考虑了一阵子，认为日本市场更大，才毅然赴日。

对于邓丽君赴日发展，她的老师姚厚笙说：“日本音乐界当时比台湾进步许多，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台湾的乐队只有简单的吉他、鼓、键盘等乐器，日本却有大型的乐团，乐器种类繁多。

光这点，音乐就丰富许多。唱歌时有时候还有管弦乐团伴奏。她的声音之所以更奔放，唱歌的感情之所以更丰富，可能就是这个缘故。”

香港RthK的制作人张文新则是如此看待她进军日本的结果：“我觉得她唱歌的技巧进步许多，在日本可能吃了不少苦，不过现在终于看到成果了。她可以唱得非常有感情。还有一点就是她可以说是以国语介绍日本歌曲的文化交流者。日本的曲风、感性与传统的中国式唱法已在她的体内合而为一。这在香港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当时台湾方面对邓丽君进军日本，多少有点不满，不过随着她在日本闯出名气，也就以她为荣了。

1973年，邓丽君以“香港最受欢迎的歌手”身份踏上了日本的国土。在一个女性周刊的策划下，她从羽田机场直赴日本歌手森进一举行的聚会。在聚会上，邓丽君献上了幼时常唱的歌曲《爱你入骨》。

她那婉转清脆的歌声，一下子让日本人喜欢上了这个明媚的女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邓丽君的歌曲就被严格的日本音乐界所接受。初到日本，邓丽君到宝丽多公司面试时很不顺利。那一天，在宝丽多公司总部电视塔（NhK）的录音大楼里，邓丽君录制的是她十分熟悉的歌曲《无论今宵或明宵》，但在这个陌生的国土上，在宝丽多现代化的录音厅里，在这个大牌公司权威人士的注视下，一向从从容容、歌喉清亮、吟唱自如的邓丽君却临场发挥得很不好。也许是因为她向往日本，羡慕像宝丽多这样的名牌唱片公司，使她精神压力太大了。录制的唱片更不尽如人意，录了三遍才录成。折腾了几个小时，录制的歌曲当众播放出来的时候，录音厅内所有前来观看的公司董事们都大失所望，叹息连连。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连连摇头，不以为然，有的心灰意冷，已经离座。这位就是他们访遍港九、不惜重金请来的歌坛新秀？如此的实力怎么在歌坛立足呢？

邓丽君急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在一旁观看的渡边娱乐公司的总经理渡边正一却看到了邓丽君的潜质。渡边娱乐公司与宝丽多唱片公司颇有渊源，但却并不隶属与宝丽多，不过渡边娱乐公司正一欠宝丽多一个很大的人情。基于邓丽君的可造之材以及还宝丽多人情，渡边正一力排众议，将邓丽君接到了自己的公司，并安排她学习日语，接受正规系统的音乐训练。

1973年，邓丽君正式与日本渡边娱乐公司签约，并与宝丽多合作发行唱片，赴日接受密集训练。

邓丽君在日本完全是一个新人，于是渡边娱乐公司努力从各方面来全力打造她，从训练、宣传、灌唱片、上电视到登台演唱、巡回演出。他们还针对邓丽君的歌路，专门为她谱写新歌，有专门的作词家和作曲家为邓丽君服务。作词家荒木丰久、作曲家三木刚几乎写了邓丽君在日本所有最受欢迎的歌曲。

这种专业化和专门化的训练，收效甚好。在渡边娱乐公司和宝丽多的密集培植和力捧之下，邓丽君完全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歌星，为迈向“国际巨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能在日本立足，邓丽君必须演唱日文歌曲。她虽然确立了国语歌星的地位，但现在却是以华人歌手的身份闯进日本市场，这对邓丽君来说是一次极大的冒险。

未到日本前，邓丽君对日语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签约后，渡边娱乐公司才安排她学习日语。公司为她请来的是日籍华侨，可是华侨虽然日语流利，国语却忘得差不多了。两个人讲起话来，还得比手划脚。结果，邓丽君还得自己多加努力，从字母学起，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能说会写了。她曾经笑称，她最先学会的日语好些是“粗话”，但一句话也不敢说，只能备而不用。

据一位著名的音乐评家说，邓丽君学习语言的能力是相当惊人，比如她第一次前往香港发展，刚开始还不会说粤语，第二天就会说几句，第三天就能以粤语在电视上与主持人简单交谈，同时在夜总会也能演唱粤语时代曲。这种表现和能力自然很快就打开了当地乐迷的心扉。其他的语言如日语、英语、法语，只要给她一段时间，邓丽君就能准确使用而不需要翻译，这也让邓丽君在海外的发展颇为顺利。

邓丽君在台湾所唱的歌曲，有很多是翻唱的日本歌曲，因此，她对日本歌曲在旋律和风格等方面都比较熟悉。但是，学唱日文歌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丽君就说：“注音字母、汉字、英文音标、罗马拼音全部都用上了，整个歌谱全部都是注解，光是念都很吃力，还得配合音乐唱出来，况且歌词的内涵、感情还要了解，最后再揣摩出表情和动作，好辛苦！”

为了能唱好日文歌曲，邓丽君苦练日语，甚至不放过吃饭的机会。翻译以及身边的人都成了她的老师。她像个缠人的小女孩，一有空闲时间，她就不厌其烦地问他们这个词怎么发音，那个词怎么念，这些句子又怎么说。她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路边的商店招牌、广告牌子，也向人家讨教怎么读。

极高的悟性加上不懈的努力，邓丽君在不出一年的时间内便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此后的岁月中，邓丽君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曾到英国进行声乐深造，去法国吸收绘画与摄影等方面的艺术精华……每到一地，她总是先解决语言障碍。而这一切，只能在繁忙的演出活动中挤出时间进行，其中的滋味与辛劳，岂是坐在课堂里按部就班学习语言的人所能体会吗？而邓丽君卓尔不凡的语言成就，对普通人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况且，邓丽君在充满浮华与喧闹的演艺界，能有这份质朴与执著，更是难能可贵的。

学习一直是邓丽君至死不渝的情结，也许因为小小年纪离开学校的遗憾，也许是娱乐界竞争的切实需要，在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五光十色的舞台生涯中，她却坚守着一种寂寞，在寂寞中汲取知识的力量。虽被掌声托起来，却不为盛名飘（漂）起来，这就是邓丽君非凡的品质，而正是这注定了她不会成为歌坛的流星。

“我对俺老姊还有一份别人不易体会的尊敬，在甜美的歌声和笑容后面还能看到她那满腔力争上游的志气。……平心而论，老姊不是一个平步青云、一夕成名的明星，当然在表演事业这一行，老天的眷顾和运道十分重要，可是十余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日子，我深深地相信，没有平常一点一滴的努力，我老姊在歌唱方面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很多事情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邓丽君的小弟邓长禧说。

多年后，日本的一位歌谣乐评家指出，邓丽君去世后，一直很难找到像她这样的亚洲巨星。他说：

“以前，音乐的选择性较小，大人小孩喜欢的可以是同一种，但现在选择性多，大家兴趣不一样，地区性的巨星会有，但要成为全亚洲的巨星就很难了。”“邓丽君为了打入市场，花很多时间学习广东话、日语、英语，以获得当地观众的认同，但现在已经不再有这样努力的歌手了！”

在接受了系统的歌唱技巧的训练之后，邓丽君才发现，以前自己只懂得唱，演出对她而言就是一个“唱”字，对于歌曲感情表达，不敢逾越半步；可是现在她才知道什么是表演，她意识到原来一首歌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唱出来，原来自己的嗓子还可以进一步开拓。这种认识方面的转变把邓丽君带入了演艺生涯的另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

每天除了工作、演出外，邓丽君就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学日文、练嗓子，琢磨日文歌曲的内涵，力争把词和曲最浓、最醇的“味道”表达出来。

邓丽君为了在刚刚进入的日本歌坛确立自己的新形象，便采用了“泰丽莎·邓”（teresa teng）的艺名。据说邓丽君是因为宗教情结才选取这个艺名。邓丽君从小就加入了基督教，虽然她并不像许多教徒那样虔诚地每周到教堂做礼拜，但她却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宁静的信仰。在阅读圣经和宗教书籍时，邓丽君深深地敬仰并喜欢第十代基督教徒玛加·泰丽莎修女。因此，她才有了这样的艺名。

正文泰丽莎·邓

为尽快融入日本社会，邓丽君不断努力，不过要适应迥异于台港的日本音乐界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出道之初，为宣传新歌，邓丽君常常到地方上的夜总会唱歌。当时的日本正是青春偶像歌手的全盛时期，整个歌坛笼罩着一种矫揉造作的风气。那些来日本发展的外国歌手，为迎合市场需要，也不得不走日本式的偶像路线，身着缀满花边的迷你裙、穿上纯白的袜子、别上蝴蝶结，摆出一种小女孩的姿态边唱边舞。陈美龄就是以这种方式走红日本的。

“我已经过了十八岁，是个大人了，恐怕不适合再去做青春偶像了。而且青春偶像和我的个性也不符，我只会唱歌，要我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到时候恐怕我只会记得跳舞，忘了歌唱。”邓丽君对记者这样说。

一直以来，邓丽君在舞台上都是用自己的心在唱歌，她热情、投入地把自己真诚的歌声带给了观众。如果为了讨好观众就竭力模仿与自己性情不同的他人，邓丽君就会失去自己的。她的目标是做个唱片歌手，而不仅仅是转瞬即逝的青春偶像。邓丽君拒绝媚俗，追求自己的目标，当然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有着鲜明的个性，邓丽君才能在日本大放异彩。她那自然乐观的态度、优美温柔的歌声，很快就打动了日本人，从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成了比少女歌星更有魅力的偶像。

虽然邓丽君尽力保持自己的风格，但身在日本歌坛，她或多或少都有些改变，这不单单是指歌艺的提高。她也要适应日本歌坛的现实状况。“为了融入日本演艺圈，她好像拼命打扮得很华丽似的。”台湾的一些留学生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说她上日本电视时的服装与他们平常看到的打扮实在是有点不同。一位在日本呆过很长时间的台湾人也曾经说：“在日本，她是标标准准的‘泰丽莎·邓’，而邓丽君在台湾给人的印象却很普通，是邻家姊姊那种类型的……参加红白歌合唱战时的服装最怪异，好像极尽能事地华丽一般。”尤其是在日本走红后，邓丽君对日本歌迷总有一种感激与尊敬参半的心情。因此，日后到日本工作和演出的时候，她都是以一种特别符合日本口味的演艺人员身份出现的，尤其是在服装上。毕竟，这曾是她倾洒最多心血的地方，同时也是她立足世界歌坛的关键所在。由此，邓丽君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包含着太多的酸甜苦辣和无言的落寞哀愁。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的日本人由衷地敬佩和崇拜邓丽君，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知道的只是泰丽莎·邓，而无法真正进入邓丽君的世界。

日本歌坛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严酷。

“起初邓丽君在日本的生活很苦。”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指出。日本唱片公司先是安排她学日文和新的歌唱技巧，但为了打开知名度，公司还给她安排了一连串的宣传活动。“日本人做事一个萝卜一个坑，早上十点半接受访问，十二点吃中饭，下午一点坐电车……什么时间都不浪费。”

“宣传”在日本乐坛是极为重要的策略，娱乐公司和唱片公司几乎把宣传视为生命，当然，他们选择歌手的苛刻是不容置疑的。“全国纵断”和“打歌”是常用的宣传时段。

日本歌星发片时常用“全国纵断”的宣传手法。也就是在三个月内，歌星踏遍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本岛各地作全国巡演。由于邓丽君的歌迷的年龄层不均匀，有老有少，因此她不能像山口百惠等明星一样在暑假期间巡演。邓丽君忙碌的巡回表演，是在每年尾牙前后。每逢邓丽君有新歌推出，她就得在日本全国旅行，而且是在短短的一个月、有时是三个月的宣传期间，就走遍了日本。从九州到北海道，到处都有邓丽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足迹。在日本她就是这样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宣传唱片、接受采访、登台表演、出席晚会，各种场合都得出现。这种密集的宣传方式曾经让邓丽君大呼吃不消：“坐飞机起起落落，睡不安稳，有时下飞机，就要去赶场，连饭店都没时间进，还不如坐火车可以舒服睡一觉。”

“打歌”是一种非常费力而枯燥的事情，即在一定时段内只唱一首歌、重复地唱同一首歌。邓丽君在每有一张新歌问世时，唱片公司便给她至少三个月的时间，让她每天不停地反复唱这一首歌。不论是上电视还是现场表演，就只唱这一首歌，并且服饰、发型等打扮也都一样，以使歌手的形象和新歌融为一体，深植于观众心中。邓丽君对这种方式还比较赞同，因为这种在三四个月里反复唱一首的做法，正好让她有功夫和耐心打磨一首歌，包括那陌生的歌词的发音和表达。

时日久了，邓丽君还是喜欢这种固定的“打歌”方式，她向来是不惜在歌艺上付出的。关键的是，“打歌”只是一种给的时间长而实际占用的并不多，因为它要密切配合其他的宣传手段，包括“全国纵断”。

姚厚笙回忆邓丽君当时在日本的情景时说：“她回台北，我见到她时，觉得她在日本的生活压力很大。她倒是什么也没说，不过我们工作人员看得出来。日本有专属的化妆师和跟班，责任分担严明，许多人为她工作，也因此会让她觉得自己一定得出头不可。在日本，还没走红前，歌星、作曲家与作词者的关系似乎是固定的，这点跟台湾也不同。她就曾说过自己没有选曲的自由。”出单曲时，邓丽君会寄唱片给姚厚笙，有时也寄一些日本流行歌手的唱片给姚厚笙，不过她却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于是有一次姚厚笙便问她是不是真的忙到都没时间写信了，“‘我字写得不好……’她小声告诉我。她的字的确很难辨读，因为从小忙着演唱，所以没有好好念书。”

在日本密集而忙碌的工作，曾经让邓丽君累出了病。1977年的时候，邓丽君长期以来一直忽略的头痛病越来越严重，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她额头中央的大脑前长了一个小肉瘤。医生表示，幸而在没有恶化前及早发现。邓丽君因而如愿治疗，头上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常见邓丽君额头上缠着头巾，她说：“头巾不是为了流行，而是为了要遮住疤痕！”

邓丽君在日本的演出活动和表演日程，全部都是由与她签有专属歌星合约的宝丽多唱片公司安排，演出的收入也全归宝丽多。邓丽君时刻需要按照公司的安排行事，依约履行，不得有异议，更不能随便耽误工作进程。邓丽君在日本的收入与公司的收入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她当时在日本拿的都是宝丽多的固定月薪。

而公司全力打造她的各项支出都是有详细的预算的，并严格规定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出预算。

宝丽多公司把邓丽君的工作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邓丽君的整个人、整个心几乎都交给了公司，一个月就只有四天休假。工作时，邓丽君常得一个星期赶五、六班飞机，使她疲惫不堪。每逢假日的时候，邓丽君总是睡到下午两三点钟，然后开着白色小金龟车，带着邓妈妈出门购物。除此之外，她还常常看电影，尤其是爱情文艺片。她平均每月看三部电影，时常是一天连赶两场。不过，由于日文字幕是从上至下的，邓丽君看起来很不舒服，她的“妙招”是以听声音代替看字幕，这样还能训练日语能力呢。

第一次到日本时，邓丽君和随身照顾她的邓妈妈住在旅店里。但因为她吃不惯旅店生生冷冷的日本菜，所以不到一个月就瘦了几公斤。唱片公司知道后，吓了一跳，于是赶紧给她换房子，让她搬到附近有华侨的住宅区。邓丽君搬进了位于明治通和表参道十字路口的占美大厦，是东京数一数二的高级社区。新居附近的社区被称为“日本香榭丽舍”或“小巴黎”，因为旁边有许多富有法国风情的露天咖啡座以及许多高级服装店。空闲的时候，邓丽君会和邓妈妈来这里逛逛，或者就躲在家里看书练歌。而且，邓丽君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饭菜，因为新房子里有厨房，邓妈妈经常亲自下厨，给女儿增补营养。

陪着女儿做“星妈”的赵素桂在日本可不比女儿轻松。一来因为年纪大了，经不起像邓丽君那样天南地北的折腾，二来语言不通，出门就更不方便了。因此，邓妈妈在日本一般是呆在家里。可呆在家里也有苦楚，许多人追邓丽君都追到家里来了。遇到有人打电话，邓妈妈就只好把她学会的里两句日语拿出来了，一句是“等一等”，一句是“不在家”，好在这两句妙用无穷，可视邓丽君在家不在家灵活运用。其他的日语邓妈妈就不会讲了，也听不懂人家讲什么，因此，没事的时候就不单独出门。

邓枢也是很体会女儿在日本的紧张生活的。有一年，他曾到日本探望女儿，他回来就说，下次再让他去，他说什么也不去了。那种随身监护的生活就交给他老伴去管了，他可要呆在台北。那时宝丽多公司非常殷勤，特地派公司人员招待他游览观光，这还可以。但跟随邓丽君一起到日本各地巡回演出时，就受不了了。只记得一会儿下飞机，一会儿再上飞机，忙得团团转，哪有什么心情和兴趣欣赏风景呀！

虽然邓丽君在日本的生活非常紧张，但由于日本歌坛制度健全，尤其是唱片业运作很有效率，因此，邓丽君只要专心唱歌，其他的都不必烦恼。

1974年3月，邓丽君正式推出日语细碟，唱片名为《无论今宵或明宵》。但她的第一张日语专辑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只登上了日本畅销歌曲排行榜的第75名，销售也只有十万多张。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歌坛的竞争非常激烈，每年都有成千的新人争相出头，邓丽君作为一名新人，一张新面孔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的，而且同是华人的欧阳菲菲和陈美龄早已在日本闯出名号。况且，日本原就有不少专唱柔歌哀曲的女歌星，要想出头，实属不易。另一方面，也是宝丽多宣传策略的不当。当时宝丽多公司有意将邓丽君塑造成陈美龄那样的“偶像型”，让她留着长发，穿上短短的迷你裙，一边唱歌一边摆出偶像歌手惯用的手势在台上演唱。这种方式与熟悉的“君式唱法”一点也不同，很不适合邓丽君。

虽然第一张专辑失败了，但邓丽君还是凭着努力在以后的专辑上，创下了张张30万以上的销售水准。

1974年6月，邓丽君推出了第二张日语专辑《空港》，一出片就进入排行榜第41名，一个月内快速推进至前15名，并且在前三个星期内大卖20万张，总销售量高达70万张。这首歌轰动了整个日本歌坛，邓丽君的歌声也很快在日本风靡起来，泰丽莎·邓（teresa teng）之名更是传遍日本各地。

邓丽君在第二张唱片《空港》中不走第一张唱片中的流行曲风，而使用她个人擅长的唱法，彻底打响她在日本的知名度。邓长禧说，这张唱片“打破日本惯常的演歌用流行歌曲的唱法表现，带给日本听众全新的感觉”。

在《空港》中，邓丽君用标准的日语，以一种哀怨深沉的曲调唱出了一个失恋女子的心情：

《空港》（国语歌名为《情人的关怀》，作词-庄奴、作曲-猪侯公章）：

风儿阵阵吹来，风儿多么可爱，我时常想起请风，诉说情怀；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如今我已了解，你对我那样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树上美丽的花，开的那么可爱，花儿谢、花儿开，谁能明白；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如今我已了解，你对我那样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如今我已了解，你对我那样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

这首歌曲诠释出了离别的残忍、情人间的那份思念，淡淡的忧伤，淡淡的怀旧，在那清泉一般的声音负载下渗透进人的心灵。而日语版与国语版相比，在演唱上更有力度。陶醉的日本人怎么也难以相信，这是一个仅仅学过一年日语的人唱出来的，把大和民族的语言表现得这么淋漓尽致又这样优美动听。

在这之后的歌唱发展上，尤其是在日本唱歌的岁月里，她的歌曲基本上保持了一贯的风格，就是走描写恋爱中的女人的心情和境遇这种比较固定模式的路线。因此，有人评价说，邓丽君去世后，还有谁一唱情歌就是二十年。确实，邓丽君在演绎情歌上的独到和成就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而在邓丽君录制的日语专辑中，她不仅仅模仿了日本语的音调，更唱出了大和民族语言的情韵，并且赋予这种语言更轻松、更悠扬的美。因此，邓丽君受到日本人的狂热喜爱和由衷的尊敬，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是无上的荣誉和肯定。邓丽君在日本也因此登上了她歌唱事业的又一个高峰。

在推出《空港》的同年10月，邓丽君参加了“第七回新宿音乐祭”，这是由日本富士电视台每年定期举办的音乐祭，在新宿厚生年金会馆举行。以《空港》一曲成名的邓丽君得到了评审585票的肯定，获得了“银赏”大奖。这不仅是邓丽君在日本歌坛获得的第一座奖项，而且奠定了她在日本发展的基础。

紧接着在11月，年仅22岁的邓丽君以一名外籍歌手的身份，获得了“全日第十六回唱片大赏”的新人赏。

11月19日邓丽君又以《空港》一曲当选1974年的“最佳新人歌星赏”。这项全日本赫赫有名的大奖的角逐，通常由主办单位邀请四十三位音乐界的资深人士担任评审，他们从推荐的歌手中作初选，每位评审人员都听过五百首以上的作品后才决定出得奖者。1974年的评审人员是在听了参赛者的五百九十八张小唱片、一百六十五张大唱片后，经过多轮票选，才选着邓丽君的《空港》。因此，这座得来不易的奖是邓丽君最引以为傲的。

1974年的邓丽君一举获得“银赏”“新人赏”“电视赏”等多个大奖，从而稳占日本乐坛一席之地，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正文名扬东瀛

刚到日本发展时，宝丽多唱片公司的目标就是要邓丽君与另一位顶尖级的歌手陈美龄比肩，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地要把邓丽君塑造成陈美龄第二。因此，在个人形象上，唱片公司将邓丽君打扮成偶像型的歌手，要求她时时与陈美龄看齐，穿一些有领子、有袖子的衣服，还要她留着一头长长的秀发。刚开始的时候，邓丽君乖乖的，尤其是把秀发留得长长的。但没过一阵子，她就烦了，怎么看长发怎么不顺眼，于是，她偷偷地把头发剪短了。不幸的是，在上节目时被公司发现了。幸好，美人总是美丽的，她短短的头发还挺俏皮的，而且，观众对她的短发反应还不错。唱片公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没看见，什么话也没有说。

就当公司和邓丽君在为头发大伤脑筋的时候，有一些报纸杂志却在对邓丽君的一双秀直的美腿大书特书，特别称赞她的“脚线美”，要是穿上四寸的高跟鞋后，更是颠倒众生。

媒体上的“胡言乱语”并未引起公司的注意。直到三年后的1976年，邓丽君偶然穿了一件腿部开着高叉的中国旗袍上电视，意外地获得了观众的强烈反响，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时间好评如潮。

很多歌迷来信索取邓丽君穿旗袍的照片，更有人写信称赞邓丽君旗袍开叉露出的腿部线条很美。对于这些赞誉，邓丽君受宠若惊。“我从未想过，我的腿部具有如此大的魅力。”邓丽君说，“我在日本唱歌十分不利，因为和我差不多外形及歌路的女歌星不少，所以公司为我设计穿着旗袍的形象。”她还开玩笑地对媒体说，“日本人赞美我的腿漂亮，我说因为脸蛋不好看嘛，只好穿高叉旗袍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啦！”

日本音乐界中有所谓的“五十圈”，即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上刊登的每周全国唱片销售统计前五十名，这是歌手是否受欢迎的标志。1976年到1977年间，邓丽君的每张唱片都进入了“五十圈”，这正表明邓丽君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而在1975年2月，邓丽君获得了“日本第十八届唱片大赏”与“新宿音乐祭新人奖”，并在日本各地巡回演唱，广为人知，广受欢迎。同年9月又获《电视日报》主办的“东京电视日报十大歌星奖”，同年11月以最高成绩获得“银禧奖”，同时获“名誉奖”。1976年在日本推出个人大碟，排行全日本总销售量第十九名。1977年1月日本举行“何处是故乡”歌唱大赛，参赛者超过五千人，邓丽君成为五十名入选者中的一位，并最终获得东京《何处是故乡》歌曲大赛冠军。同年8月在日本以《あなたと生きる》获“电视放送”奖。至1977年为止，邓丽君在日本共推出八张大唱片、十二张小唱片，每张唱片都进入排行榜前30名。1978年，邓丽君在日本又以一曲《东京夜景》获“正顽张中”奖。

这就是邓丽君在竞争激烈和非常排外的日本的业绩。

在日本奋斗的这段期间，邓丽君平均每个月要举办一场个人演唱会。“每一次个人演唱会长达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每次节目安排三十五首歌曲，包括中英日三种歌曲，每排一次全新的节目，大概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光是最后一个月背歌词，就把我累坏了。”每次个人演唱会都是对邓丽君的体力与歌唱技巧的一大挑战。但也正因为这样的磨练，奠定了邓丽君舞台表演的基础，而且她将全新的表演概念引进了港台，让其他的艺人有了模仿对象，无形中也为华人娱乐事业注入进步的泉源。

再苦再累，邓丽君觉得也是值得的，毕竟付出得到了回报。而且在每次演唱会结束的时候，挑剔的日本观众的热烈掌声总让邓丽君心潮澎湃，有时是感动得热泪滚滚。

邓丽君前后在日本十年，共为宝丽多唱片公司赚取了至少五十亿日元的利润。但唱片公司为了推出邓丽君也是绞尽脑汁，费尽了苦心。

1976年夏天，邓丽君在推出她旅日以来的第七首新歌《夜幕下的渡船》时，宝丽多公司特地为她做了一次中国式的“祭拜”，祈求上天保佑唱片畅销流行。

这场中国式的“祭拜”在东京的楼外楼中国餐厅举行。当时“供桌”上摆满了祭品，都是鸡鸭鱼肉等中国菜。邓丽君穿着象征中国女性的旗袍，宝丽多公司的几名男职员则都穿着中国式的长袍。他们随着邓丽君一起焚香合十祭神，不过，他们的样子和神情十分滑稽。留着长发胡须的日本男子穿着中式服装，而且衣服上面还挂着为《夜幕下的渡船》作宣传的丝带，更是显得不伦不类。更可笑的是，“供桌”上的一对红蜡烛上面写的竟然是“百年好合，五世其昌”，这可是洞房花烛时所用的吉利话语。

这幕荒唐闹剧进行的同时，宝丽多公司的另一批人马正在积极组织记者招待会，让新闻记者纷纷把这种宣传和推销的新招摄入镜头、记录在纸。宝丽多就这样时不时地来个出乎意料或者弄个荒诞的奇举。但不管怎样，这次宣传的效果还是达到了，《夜幕下的渡船》这首新歌在当月的全日本唱片总销售列为第九名。

整整五年的时间，邓丽君在日本歌坛奋力拼搏，成为第四位唱红日本的华人歌手。然而，在历来赴日发展的华人歌手中，邓丽君缔造了众多空前的纪录，最终成为了日本最具知名度的华人歌后。

名扬东瀛在日本邓丽君有许多疯狂的歌迷，有几个“永远坐头排的听家”，凡是她的演唱会，无论风吹雨打、阴晴圆缺，他们总会出现在她的面前，而且他们一出现就是第一排的座位。他们痴迷的眼睛里，写满了留恋和钦佩；他们无怨的行动中，展现着对她的爱戴和温情。“他们大概20岁到30岁，大部分是男士，最初他们各不相干分别坐在第一排，后来有几个竟然坐在一起谈话了，显然他们互相认识啦！”邓丽君说，“对于他们这样的拥戴，作为一个歌手，我无疑非常感动，这是我个人的荣幸，但无论如何，我决不可能就此而对他们怎么怎么样，当然他们也没有办法和我认识交往，我不知道他们这样着迷是痛苦还是快乐，只好在每次演唱和他们目光相接时，就对他们微笑，点头打招呼，也算是对这批忠实的歌迷们的感谢吧！”

可是据邓丽君透露，那些痴迷的歌迷中有些人很有法子，“神通广大”，居然经过邓丽君所在的公司或熟人认识她。这些经由公司或熟人介绍的男歌迷们，邓丽君只是非常礼貌地和他们寒暄一番，因为她从未考虑过要和日本男士交往，所以她认为有必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如此，歌迷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与邓丽君近距离接触。

其中有一位男歌迷让邓丽君最难忘，那时邓丽君为此感到特别的困惑和为难，有时还担心他是否会有什么疯狂的举动，但又无计可施。那位男士文质彬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只要能为邓丽君母女服务他就心满意足了。他自愿并且自顾自地做自己想为邓丽君做的事情，而完全不管邓丽君的个人反应。这位奇怪的男士在一家航空公司担任高级职员，他经常义务替邓丽君携带衣服，还经常送邓丽君一些小礼品。另外，他每天都会打听台湾的大新闻和天气，然后打电话把台湾当日的新闻和台北的天气情况报告到邓丽君的家里，邓丽君因此称他是“乡情大使”。后来这位男士在渡边公司的经理的介绍下，邀请邓丽君吃饭，要和她正式会面。那天，“乡情大使”带着太太及孩子一起和邓丽君共进晚餐，这才让原本七上八下的邓丽君松了一口气，原来他只是单纯迷上了她的歌声，原来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她的歌。邓丽君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她想得太多了。

日本的歌迷最喜欢送礼物，邓丽君收到过从公司转来的或者直接寄给她的各种各样的礼物，有些很别致，有些很普通，更多的则附有歌迷的“迷语”，很是让邓丽君体会到“知音满天下”的温暖和自豪。对于这么多的礼物，邓丽君很舍不得丢弃，但也不可能让礼物随着自己飞来飞去，她就把这些娃娃、熊猫等以海运的方式运寄到台北，送给哥哥家的小孩。至于每场演唱会后的几十把鲜艳的玫瑰花，她就转送给邻居了。

邓丽君柔美、甜润的歌声席卷了东瀛日本，唱得日本人为她痴狂为她醉。在欣赏她的歌曲的同时，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发表评论，指出邓丽君走红的原因，为她总结经验教训。

香港的一位专栏作者慕容八公经过“研究和分析”，指出邓丽君走红与她那张天生的圆圆的脸有关。他在文章中说：“圆脸蛋在日本人眼中是标准美人，因为日本不少美女娃娃都是这个面型的。要命的是邓丽君不只有这样标准美的日本娃娃面型，而且歌唱得好，再加上一双腿纤柔修长，绝对没有半点‘大根’的萝卜脚样，这样的小腿也是他们所崇拜的‘脚线美’。所以邓丽君的合约续了一年又一年，因为对于这样具有号召力的人，日本公司是不肯轻易放过的。”

邓丽君在日本的形象的确非常成功。邓丽君的个人气质和性格，很像中国传统的女性，有一种古典的风致，如闭花羞月，似落雁沉鱼。日本公司在打造邓丽君时，首要的就是个人形象。她的服装和发型都是经过专家精心设计的，很有个人化的特色。由此也就塑造出温柔娴淑、纯洁清新的少女形象，这是很符合向往古典东方美的日本人的口味的。邓丽君一贯的温婉形象很快打进了千千万万人的心中。

很多日本人则认为邓丽君能够成为日本人所称的“亚洲歌姬”主要还在于她以正确的日本语打动了日本人的心。一位日本音乐评论家就表示，邓丽君给日本人最重要的东西是，她是一名外国人，却能将正确的日本语十分周到有礼貌地唱出来。尤其是在日本人对于“早”和“谢谢”都用日化的英语来说时，邓丽君却专注地学习日文，说正确的日本话，令日本人非常感动。另外，邓丽君优雅的人性和超越国境的爱也使日本人对她十分尊敬。

邓丽君则表示到日本这几年，自己的唱腔有了很大的变化。1977年6月，邓丽君在接受访问时说，以前自己的音调比较高，还带有重音，但经过指导训练和登台磨练，现今的音调就比较低，而且比较自然，音色也更趋沉稳。

在充满欧美式“新潮”演唱风格的亚洲，邓丽君可谓独树一格。尤其是日本，受欧风美雨影响很深，不仅仅是在音乐制作等方面的引进上，欧美式的唱腔更是为日本歌手引以为先进。他们模仿欧美音乐大吼大叫的粗犷风格，还搭配着手舞足蹈、全身抖动的身体动作，从而渐渐失去了民族风格，成为不日不洋的东西。

正因为照搬欧美而导致的不成熟使歌坛兴起怀旧风，怀念传统的抒情歌曲，怀念美空云雀等歌星。

正在这时，邓丽君唱着传统风格的日本抒情歌曲出现了，她人是那样的温婉典雅，歌声又是如此的甜蜜忧伤，使得日本人直把邓丽君当作美空云雀，陶醉得不知身在何处。

名扬东瀛前前后后五年，邓丽君连续不断地赶场，跑遍全日本，每天工作至少12小时，辛苦之后终于给她带来了很高的知名度，泰丽莎·邓（teresa teng）之名已深入日本人之心。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唱片行里，随处可见邓丽君的唱片。有些大唱片公司在打出的广告牌上除了醒目地标出她的英文名字泰丽莎·邓（teresa teng）之外，还在下方附有她的中国名字“邓丽君”。同时，在日本的辗转拼斗，成了邓丽君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开启了邓丽君演艺事业的新时代。

可是，邓丽君觉得“工作充实，却没有一点乐趣。”虽然得奖无数，广受欢迎，日本艺人根本望尘莫及，但她的心总是无法定下来，她不是很喜欢日本这个国家，也不太喜欢日本人。她很少买日本货，除了业务需要外，也很少交日本朋友，多少倾慕她的日本年轻男子，都被她拒之门外。这或许与她父亲曾参与抗日战争以及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日本，也许只是事业的需要，她曾因日本人的热情而感动，也曾因受到的关怀和回报而欣慰，但毕竟是无尽的感激而无法由衷地喜欢。

“我在日本一般不碰日本货，日本汽车确实是物廉价美，但我买的是一辆德国金龟车，不但没有冷气，还是手排挡，同样的价钱买日本车，不知道能换一辆多新式的呢！好多人都笑我傻，其实他们哪儿知道我心里的意思。或许是由于某些民族情结吧，老实说，我讨厌日本，我惟一做的，就是在日本努力赚他们的钱，然后汇回老家。”这是邓丽君早期对日本的一种态度。

邓丽君在日本很以中国女歌手的形象为荣。在日本，她是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学说日语、唱日文歌，但她不取日文艺名，而只用英文名泰丽莎·邓（teresa teng），也从不掩饰自己是个中国歌手。邓丽君每次在日本公开演唱时，一定有一首中文歌曲，这是她与经纪公司的合约中规定的，邓丽君约定，每次演唱会至少要有一首中文歌。《何日君再来》、《高山青》和《泪的小雨》是邓丽君在日本开演唱会，或者担任特别来宾时最常唱的三首中文歌曲。不只自己唱，邓丽君也常教同台的日本歌手或在场的日本歌迷唱中国歌曲，日本歌手山口百惠、泽田研二、梓道代等都跟邓丽君学过中文歌曲；而这些歌手也成了邓丽君借鉴的对象和交往的好友。另外，每次演出，她也要准备一件中国旗袍亮相，有时甚至还要花大钱特别从台湾订制空运到日本。因此直到现在，“邓丽君”在日本仍然是深受众爱的华人歌手。

花开几多1974年到1978年差不多有整整五年的时间，邓丽君因为全力冲刺日本市场，在华人圈中很少露面，几乎与台、港、东南亚等华人区的歌迷断绝了联系，但是她的歌迷并没有忘记她，她的歌声依然在华人地区传唱，她的作品依旧拥有着广大的市场，仍然屡屡在华语唱片市场上获奖。

邓丽君走出台湾的时候，也就从台湾的唱片公司转到了香港、日本的唱片公司了。她在香港乐风唱片公司期间（1971～1975）的作品主要是以电影歌曲为主。随着港台电影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琼瑶言情电影的风行，乐风唱片公司就以电影主题曲或插曲为主轴，为邓丽君发行了二十多张唱片。其中有年的电影《爱情1，2，3》、1972年电影《爱魂》、《天下一大笑》、《彩云飞》、1973年电影《当我已经知道爱》、《海鸥飞处》、1974年电影《海韵》、《浪子与女学生》、1976 电影《鬼马俏医生》等原声大碟。歌曲有《有了春天不知道》、《爱你永远不恨你》、《小花夕阳下》《把爱埋藏在心窝》、《千言万语》、《我怎能离开你》《你爱那一朵》、《海韵》、《记得你记得我》、《水涟漪》、《有谁知道我》《留不住你的心》、《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等。这些歌曲都随着电影的受欢迎而备受瞩目。邓丽君在此期的代表歌曲是《千言万语》。

《千言万语》（作词-尔英、作曲-古月）：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云掠过；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这首歌曲由于描述了一位年轻女子欲说还羞，却又纠缠缭绕的情怀，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琼瑶电影的魅力和邓丽君的柔情演绎水乳交融在一起，很快便使这首歌曲倍受欢迎，成为了邓丽君的金字招牌，也成了邓丽君歌唱生涯中重要的里程碑。

同是琼瑶电影的《彩云飞》（作词-琼瑶、作曲-古月）由于琼瑶的歌词和古乐的曲子，更使邓丽君的歌曲伴随着电影的上映而深入人心。

邓丽君以成熟、娇柔的嗓音唱出了典型的琼瑶式爱情，细腻地表达出了爱情的坚贞。

随着邓丽君在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的成功，1975年她遂加盟香港宝丽多唱片公司。邓丽君的著名系列《岛国情歌》是在加盟香港宝丽多公司后出版的。

在宝丽多时期邓丽君的优秀作品多不胜数。1975年9月，邓丽君推出了《岛国之情歌》的第一集《再见！我的爱人》，其中有她在日本的成名曲《空港》。这年的9月和10月邓丽君又到马来西亚巡回演唱；月则首次在香港电视台录制《邓丽君电视专辑》。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香港正流行着日本热。由于日系百货大举前进香港，服饰、漫画、歌曲、食物等，日式风格备受喜爱。街上的时装店里播放的音乐，很多是日本的流行歌曲。香港的音乐人士也不断前往日本进修，广告、时装、照片随处可见日本的影响。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世界潮流的前端，地理位置远远近于纽约、伦敦的东京当然就成为获取尖端咨询的热门都市了。

邓丽君是成功进军日本的歌星，这让她的歌声负载有先进的意义。邓丽君原来在香港的崇高地位，如今更是无人能企及的了。

邓丽君是有感于个人在台港地区的唱腔和歌路成为套路的情况下，远赴日本学艺提高的。她那种独特的中国民谣式的唱腔，因为受限于台港音乐创作人的曲风，虽然大受华人欢迎，却始终有唱尽和落俗的趋势。因此邓丽君在长时间到日本发展后，她的歌艺迅速提高，同时也开始将日本的流行音乐引进台港，从而拓宽自己歌路。另外，她也开始大批选唱日本创作者的作品，逐渐将日式曲风引入国语流行歌坛。

1976年的3月27日，邓丽君第一次在香港举办个人演唱会。

邓丽君来港的首场个人演唱会演出地点安排在利舞台（Lee ter）。利舞台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登台演出的地点。位于香港岛铜锣湾波斯富街的利舞台是1920年由香港著名富豪鸦片大王利希慎出资兴建的。这座剧院修建前后历时五年，外形仿照英国伦敦派提蒙戏剧院，内部则是雕梁画栋，全然是中国风格的建筑设计。直到20世纪70年代，即在邓丽君到来的前50年里，利舞台一直是香港最豪华、最气派的表演场所。粤剧名伶马师曾、薛觉先、芳艳芬以及京剧大师梅兰芳在港演出都选择在利舞台。芳龄不过23岁的邓丽君首场个人演唱会就在利舞台，可见当时邓丽君在香港歌坛的地位。以后，邓丽君到香港演出，当然选择的表演场地就是利舞台了。

已接受日本演艺界三年洗礼的邓丽君，没有辜负香港人的厚爱。她把比较现代的表演方式带到了华人世界。中国现代流行音乐虽然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但与西方或者邻近的日本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的，尤其是在表演方式上。台港的演出形式仍然专注在艺人本身的歌唱技巧上，非常注重个人的演唱特色，而忽视整体的舞台效果。在舞台表演上，即使有舞群，也只是点缀性质的，乐队更只是单纯的伴奏角色。邓丽君将全新的舞台表演模式带回了香港，特别邀请日本20人的大乐队担任伴奏；同时也带来了专属舞群。

花开几多邓丽君在利舞台举办了三场大型演唱会。一连好多天，演唱会场场爆满，会场门前站满了等待买退票的年轻人。在演唱会上，邓丽君亲切随和，她时而与歌迷交谈几句，时而带动听众和她一起演唱，时而走入观众席上，和他们亲切握手。“只要你们不觉得疲劳，我唱一夜都没有关系的。”她或用国语、或用粤语、或用日语、或用英语唱着，还在演唱期间展露了一段“横簧演奏”，赢得了满堂彩。多才多艺的邓丽君凭着那份聪明和勤奋，只在日本学了两个月横簧，就上台表演了。

从1976年起，拥有众多作品和无数歌迷的邓丽君一改过去的表演形式，把能够充分展现歌艺的个人演唱会作为演艺形式的重心。两年多的时间，她不停地在香港和日本密集举办个人演唱会。香港首场个人演唱会后不久，1976年7月邓丽君在东京新宿举行了首次日本个人演唱会；1977年4月，再于东京新桥市民会馆举办个人演唱会；1977年7月和1978年9月，邓丽君三度选在香港利舞台举行个人演唱会。

年，邓丽君又在日本举行大型演唱会。

邓丽君在东京养乐多会馆举行个人演唱会时，也是多少天前就售完了所有的门票。当演唱会就要开始时，无数日本人，甚至国外的许多歌迷早早地聚在了会馆的大厅里。舞台上灯光明灭，邓丽君穿着粉红色的演出纱裙出现了。她步履轻盈、双眸明媚，还未开口台下就已经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在辉煌的舞台上，在一流乐队的辉映下，邓丽君朱唇轻启，她的歌声立刻飘入人们的心中，回响在记忆的深处。

歌声停处，掌声再起，欢呼声如热浪一般，一波未息一波又起。无数人一遍又一遍呼喊着她的名字：“泰丽莎·邓、泰丽莎·邓……”

她那美轮美奂的甜歌和细语，久久地久久地停留在日本人的心中。

在东南亚地区和台湾，由于比较缺乏大型表演的场地，邓丽君就以秀场表演或录制电视专辑为主，以之取代个人演唱会。在东南亚地区，邓丽君的演唱策略一直是以秀场表演为主。1977年11月，邓丽君就率领“丽星歌剧团”前往马来西亚巡回演出；1978年，则又在新马展开巡回演出。

东南亚的天空中飘满邓丽君的歌声，柔美的或者哀怨的。她那婉转清凉的歌声无不给人以享受，如《把春天留在心中》（作词-狄珊、作曲-察荣吉）：

阵阵暖和的春风，吹开野花一丛丛；绿水流不尽，青山笑融融，世外桃源春意浓；在这个美景良辰，让我们互诉情衷，心相印影相重，脸儿比花红；虽然美景去匆匆，虽然人生犹如梦；只要我们俩把握好时光，春天就会永留在心中。

1977年6月，邓丽君与“台视”签约，录制了台湾第一部《邓丽君专辑》。这一次，邓丽君是从香港返回台湾的，受到了台湾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娱乐界人士频频相约，新闻媒体争相报道，成群的歌迷更是寸步不离地追逐着她。

在台湾，与邓丽君在其他地区的经营方式很不相同，她偏好以电视专辑的形式宣传唱片和维系歌迷的感情。这一方面是受限于台湾演唱会的场地不佳，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如何以最少的时间收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花开几多邓丽君旋风迅速刮遍台岛，她的歌声更是让故乡的人倍感亲切，如欢快的歌曲《把你印在心窝里》

（作词-叮咛、作曲-李俊雄）：

记得第一次第一次相遇，我们都没有注意；只是淡淡地打个招呼，感情就这样而起！

遇见你我总是回避，这只是含羞的衿持；我不敢对你说明，其实我早已把你印在心窝里！

台湾电视、报纸、杂志上到处都有邓丽君的玉照，有她潇洒自如的神态，有她沉静迷人的微笑，到处都在赞美着她的歌声和台风。其中一家报纸这样评价她：“邓丽君在舞台演出时，给人感觉是人亲歌甜，音质柔润，婉转华丽，咬字清楚，富有感情。她很懂得用嗓，不同的歌用不同的声，不同的曲用不同的情，音色丰富多彩，收放自如，每首歌唱出来都是那么自然、精致、动听……”

邓丽君在情歌上的诠释力是特别惊人的，她能用自己丰富的心灵读懂每一首歌的内涵，再用自己富有表现力的歌喉把那复杂的情绪表现出来，如《你怎么说》（作词-上官月、作曲-司马亮）：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邓丽君唱出了一个感情上受到欺骗、感情上充满委屈但又有些倔强的女性形象，幽怨而不失俏皮，气愤中又有点任性。“把我的爱情还给我”执著中有无限的愁绪。另外，邓丽君这时期的歌曲，受到日式演唱风格的极大影响，在原先的纯熟曲风中，更加入哀怨、凄美的风格，同时借着歌唱技巧的掌握，让邓丽君的情歌展现出全新的风貌。

1977年3月，香港举办第一届“金唱片”颁奖，已在日本得奖无数的邓丽君以《宝岛之情歌》第二集《今夜想起你》成为“香港第一届金唱片颁奖礼”第一位金唱片得主。

对于邓丽君的突出表现，张文新说：“我担任DJ时，邓丽君已更上层楼。她在日本练唱，歌唱技巧也更精湛纯熟。将日本的流行歌曲〈空港〉、〈襟裳岬〉、〈Good Bye My Love〉等翻唱成中文，支支都倍受欢迎。相较于当时的超级巨星谭咏麟所唱的广东歌，她的歌更有渗透力。而且她的唱法有一种中国人才感受得到的思乡情愁。”

1978年，邓丽君又以两张大碟《邓丽君GREAtESt S》及《宝岛之情歌》第三集同时获香港第三届“金唱片”奖。其中《爱情更美丽》、《一封情书》都是“白金唱片”。

邓丽君在赢得观众掌声、获得种种美誉的同时，积极展开慈善捐助活动。1978年她将特定场次的个人演唱会收入捐作慈善基金，获得台湾的“警察广播电视台”的“警广雪中送炭奖”。

几年中，邓丽君从东南亚到香港到日本，从日本到香港，再到台湾，每一次都是来去匆匆，每一次都是花海相迎，无数的桂冠戴在了她的头上。邓丽君的辉煌让20世纪70年代的亚洲格外灿烂。

正文风云骤起

在邓丽君近30年的歌唱生涯中，总的来说是一帆风顺的。从14岁开始，邓丽君一直是一路向前，从台湾到香港，再到东南亚，歌声传遍华人圈，又以华人歌手之姿进军十分排外的日本市场。正当歌唱事业即将冲上巅峰之际，一场“假护照风波”，却使她陷入意外的波折之中，一下子坠入生活和事业的最低谷。多年的忙碌奔波，没想到却以这种发式来了一个急刹车。

1979年2月18日清晨，日本媒体纷纷报道26岁的邓丽君因为“假护照事件”而被拘查的消息。几家报纸指出泰丽莎·邓因为违反日本的《出入国管理令》，被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留置，并要进一步调查整个事件的背景。

日本《东京新闻》刊登了署名大川江的文章，题目是《歌星邓丽君因一张作伪印尼护照锒铛入狱》

，该文称：

“据可靠消息说，昨晚4点50分，日本移民局警员佐藤木等多人，闯进位于原宿的亚历山大大厦十八层，将一度风靡东京的台湾歌手邓丽君用警车押往东京移民局。据警方说，邓丽君女士被拘传的罪名系她随身携带的印度尼西亚护照是伪造的。……邓丽君当晚只在移民局作短暂停留，约晚6点被送到移民局的拘留所过夜……”

《日本经济新闻》上也以《邓丽君假护照案发，移民局将其收审》为题加以报道：

“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中国甜歌星邓丽君女士，本次系因宝丽多唱片公司的邀请，由香港飞来东京，拟出席该公司专为其举办的演唱会。邓女士自1973年来此发展以来，民间口碑甚好。第次莅日，均受到热烈欢迎。该女来日翌年曾获红白歌合战大奖之殊荣，其所灌的《空港》唱片……全日本1974年最佳新人奖。此次，邓女士缘何一念之差，以假印尼护照来访日本，内情一时难以猜度。但是无论何种因由，邓女士以假护照来日均系智者千虑之误。依其在日本及东南亚之声誉，来日本易于履平地，何故为此招惹是非，实乃令歌舞界痛心之事。据信，移民局在邓丽君被拘捕期间，严禁外出演出，主邀单位宝丽多公司为邓女士被拘一事深感棘手，正在积极为之奔走疏通，力争得以早释。”

“假护照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2月13日下午4点10分，从日本到东南亚演唱完毕的邓丽君，独自一人由香港搭乘“中华航空公司”

班机飞抵台北松山国际机场。她原本想从香港直接飞回日本的，但因为没有直达日本的机票，邓丽君只得先回到台北，然后转机赴日。当邓丽君到台北下机后，随即向“中华航空公司”转机柜台接洽，想要搭乘当天下午4时45分的CI002班机飞往日本东京。但不巧的是，“中华航空公司”当天飞往东京的班机，班班客满，而邓丽君事前并没有预订飞往东京的机位，临时要安排机位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是，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早已安排好了行程，邓丽君急着赴日日本灌制唱片，满脸焦急地拜托机场人员通融通融。有位“中华航空公司”的职员给她想了想，建议她：一是过境台北住一夜，第二天再搭机去日本；二是立即搭机飞回香港，次日再到台北转机。

邓丽君表示第一个办法绝对行不通，因为她持有的“台湾护照”，在当月内已经办过一次过境了，按照规定已经不能办第二次了；第二个办法，如果要回香港，她又觉得往返太浪费时间，况且她已与宝丽多公司约好时间了。对闯荡日本的邓丽君而言，信誉就是上帝。

果断、行事素有主见的邓丽君，头一次碰到这样的难题，此时也拿不定主意了。当时在场的几位新闻记者，也都在为她想办法，有的劝她不妨先回香港再说。但她还是在考虑着赶时间如期赴约而犹豫不决。

约莫过了10分钟，邓丽君情急之下忽然拿出一本印尼护照到入境室问海关查验人员，“外国护照可不可以办理过境？”查验人员认出是邓丽君，就告诉她印尼护照上面没有台湾签证，所以不能入境。查验人员看过这本印尼政府所发的D003124号观光护照，上面虽有日本的签证，但邓丽君却是台湾出生的中国歌星，而且印尼护照上的持用人名字也不是邓丽君。查验人员曾问邓丽君护照的来源，她透露这本印尼护照是一位印尼朋友在新加坡给她的。邓丽君在没有其他选择下，只好十分无奈地搭机飞回香港。

第二天2月14日，却从东京传来消息说，邓丽君持用伪造的印尼护照入境，被日本出入国管理局东京事务所“留置”，可能在短期内将她遣送回台北。

日本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指出，泰丽莎·邓于2月14日从香港搭乘“中华航空公司”CI16班机飞抵东京羽田机场，持用印尼护照入境，到日本的理由是观光，印尼护照上印的也是印尼人的名字。由于机场人员不认识她就是知名歌星泰丽莎·邓，当时经正常查验程序后即予放行。

但到次日2月15日，印尼驻日大使馆突然通知日本出入国管理局东京事务所，指明邓丽君（泰丽莎·邓）所持用的印尼护照是伪造的。2月16日晚上，邓丽君和邓妈妈在友人丁惟柔女士家中吃过晚餐，晚上十点左右返回饭店。此时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官员已会同印尼大使馆馆员，在饭店等候邓丽君。

当晚在首度接受官员查问时，邓丽君即自己承认“使用印尼护照入境”，因此出入国管理事务所官员要她17日自动向该事务所报到。稍后，经过初步侦讯，警备科将她“留置”于该所的收容所内。因为邓丽君供称自己是为了便于出入与台湾并无邦交的日本，才以两万元港币请香港歌迷将这本出事的印尼护照转让给她的。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进一步指出，持有“台湾护照”的邓丽君，过去都是持“台湾护照”和日本政府核发的《渡航证明书》赴日。由于台湾当局与日本没有“邦交”，办理签证麻烦，邓丽君第一次使用印尼护照赴日。但日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官员却认为邓丽君的供词暧昧，并担心幕后有伪造护照集团，因此将她留置，以便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

2月17日，邓丽君被送到了设在东京港区港南丁目的入境管理局所设的女子收容所里。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突然得让邓丽君难以接受，突然得让她身边的亲友们不知所措。最可怕的是，媒体的介入让本来就烦乱的事情更加纷杂。可是，媒体就是这样，最善于炮制新闻。他们恨不能上天入地、如影随形地摄取新闻。

正当光芒照顶的邓丽君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哪个媒体能够放掉这么个吊人胃口的机会？

从2月18日起，有关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的报道纷纷出笼。当时的日本各报纷纷把这件事当成是娱乐界的重压新闻，有些文章甚至毫不留情地用“伪造”和“不法”来描述整个事件，好像邓丽君真的与假护照制作集团有关系。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的新闻媒体，也一马当先，将邓丽君在日本被拘留一事，大炒特炒。如新加坡一家早报上刊登的文章中说：

“邓丽君近年接连因遭受情场打击而精神不振，如今再受‘假护照事件’之打击，估计是雪上加霜，今后邓丽君能否再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东南亚歌台，亦尚难预卜。凡世间之事，皆盛极致衰乃物极必反之通理也！此次邓丽君在日本受此大辱，乃是捧得高跌得重！但愿邓丽君小姐能忍辱自省，重整旗鼓。”

护照事件发生当天，消息从日本传回台湾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表示不赞成女儿使用印尼假护照，并向访问他的记者说，邓丽君之所以持用印尼护目的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邓丽君在日本所发生的“假护照事件”被各国媒体公开曝光之后，她的故乡台湾更是舆论大哗。

由于邓丽君在2月13日过境台北时有出示印尼护照的举动，也曾一度企图以印尼护照入境，因此台湾的治安机关认为她涉嫌“行使伪造、变造的护照”，按照台湾的“刑法第216条”规定，应当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处300元以下的罚金。

在假护照案发生的首日，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台湾许多媒体不是不顾事件的真相大放厥词甚至无中生有，就是对邓丽君齐声讨伐。

台湾有一家日报以《邓丽君假护照事件真相》为题对邓丽君护照事件极尽歪曲之能事，文章中称：

“此次邓丽君因携带一张印尼的假护照在日本被移民局所拘，完全是因她一念之差所致。本来她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到一张日本国签发的护照入境，可是邓丽君为了避免招惹麻烦，抑或是为了借……国的护照来抬高其身份，就在香港以十四万美元从黑市上购得一张伪造的印度尼西亚护照，冒险进入日本国境。不料由于假印尼护照做工粗糙，加之邓丽君持伪护照入海关时难免面露紧张，当即被海关人员发觉并当场确认该护照为伪造之物，邓丽君当场被拘。她为保全声誉，曾表示出一笔十分惊人的日元，以消除她的囹圄之灾。日本移民局官员当场揭穿邓丽君行贿伎俩，并当即对其本人施行重罚。当夜在新宿之首场演出只好退票，邓丽君则被关押进位于东京城外的看守所。其景之狼狈凄惨乃是不忍目睹……邓丽君以假护照来蒙混入境，实在可悲可怜。”

诸多台湾报章都以高度批判性的文章讨伐邓丽君，如“洋相出到扶桑国”或“堂堂正正中国人，鬼鬼祟祟干什么”等。有些报纸还以叛“国”等级处理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主张立刻将她“抓回来”。甚至有的小市民还前往台北地检处告发邓丽筠（邓丽君本名）使用假护照，涉嫌伪造文书。

正文前因后果

假护照风波爆出后，日本政府要把邓丽君驱逐出境，台湾当局则指控她叛“国”。邓丽君此时的处境是进退维谷，将要离境却有家不能归。

自从蒋介石登上台湾后，就一直认为反攻大陆是国民党政府唯一存在的理由。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政府为表示抗议，1972年与日本、1975年与菲律宾等许多国家、地区相继断交，特别是1978年，“最忠实的盟邦”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改与中国大陆建交后，台湾更是坚持反攻大陆的路线。从1949年颁布戒严令到1987年解严，四十来年的时间两岸基本处于对峙中。1988年，台湾开放大陆居民来台探亲、参加葬礼。这时，两岸关系才缓和了一点。因此，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台湾政治意识特别浓厚，处处弥漫着高涨的“爱国情绪”。

台湾音乐界的一位人士说：“在这种孤立的状态下，国语歌星却还是卖力地到美国、东南亚等地的华人社会公演，……然而另一方面，断交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问题。包含这些艺人在内，持国民党护照者申请签证时都必须忍受繁杂的手续与漫长的等待。”对邓丽君这种活跃于数国舞台的艺人而言，这种签证和审查是多么的不方便。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这种苦衷的。

在这种背景下，却传出邓丽君不做台湾人，宁愿改当印尼人，这意味着什么呢？于是，全岛上下纷纷口诛笔伐，舆论几乎都以叛“国”行为讨伐她。

不仅台岛的媒体对邓丽君不客气，演艺界的人士也不支持邓丽君。“影视剧演艺人员生活自律评议委员会”召集人葛香亭当时表示，邓丽君“假护照事件”已经“损及演艺人员的荣誉，并对演艺人员的风气有不良作用”，待邓丽君返回台湾后，评议会将请她把事件始末解释清楚。

华侨社会在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发生后，曾引起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认为邓丽君过去既然拿有“台湾护照”和日本的“渡航证明书”，为何还要拿着和使用印尼护照呢？他们觉得邓丽君是自作自受，所以她被“留置”不值得同情。但也有侨界认为，邓丽君从小就出来演唱，享誉东南亚及日本，而这次她持用的印尼护照，是她在印尼演唱时，一位颇有地位的印尼人送给她的，但在出事后，为了保护朋友，她宁肯承认护照是自己花钱买的，企图担下责任，可见她心地善良，值得同情。也有的人说，歌星为求进出许多国家方便，持有双重国籍根本是不足为奇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况且除了邓丽君之外，其他的艺人也曾使用过这种方法。

在邓丽君被“留置”期间，邓妈妈和曾照顾她们母女的华侨丁惟柔，曾托了许多人探询消息，并希望能够将她保释出来。作为日本娱乐界举足轻重的大公司的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则紧急为邓丽君聘请了辩护律师，与出入国管理局方面联系，并且到收容所与邓丽君初步接触和谈话，了解案情。邓丽君告诉律师，她所持用的印尼护照不是伪造的，而是一名印尼政府官员帮她办的。

宝丽多唱片的编审部长舟木稔，也曾二次到收容所里探望邓丽君。2月18日，他第一次看到泰丽莎·邓时，邓丽君紧张害怕得一度流泪颤抖；19日，第二次舟木稔再见到她时，邓丽君的思绪大致整理好，情绪已经比较稳定。

邓丽君在收容所里的情况据说还不错，她最初因考虑到自己在演唱方面的影响而显得心情不好。还有那些不负责任的报道也把她推入一个更加尴尬的境地，那么多的歌迷时刻在关注着她，而她自己也不明白何以一念之间就成了弄虚作假到处遭受谴责的人。后来，邓丽君也就渐渐平静了下来。

东京的《明星周刊》曾派记者访问出入国管理局东京事务所的一位科长山田，据山田说，邓丽君所在的这一个女子收容所并不是纠正所，除了不准外出，在里面很自由，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规则，对于被“留置”人的亲属和与事件有关的关系人，收容所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获准见面的。

日本官员对邓丽君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说道：“刚开始她泪眼婆娑，情绪非常激动。但是不久她的表情变得沉稳，态度也很天真坦率，像她这样知名的歌星有如此自然浑成的举止，不是的确无辜，便是大奸大恶之人，但综观邓丽君一生，谁都相信她不是后者。她对被拘押在同房的女性们也是以礼相待，很快博得大家的好感。泰丽莎·邓被释时，其他被拘押的女性还为她举行欢送会，在这简单的仪式上她向这些‘难友’致谢并高歌，也向这些来自泰国、中南美等国家列队欢送的女性一一握手。”

2月22日，日本出入国管理局东京事务所经过详细调查后，公布了调查结果，证明邓丽君所持有的印尼护照并非假护照，也没有伪造集团出售假护照的事情。这本护照确实是由印尼政府所发的真护照，印尼外交部官员在护照上的签字也是真的，只是“发给手续不合法”。因为依照印尼法律规定，外国人取得印尼国籍必须在印尼居满6个月。但邓丽君经年在各国奔波，不可能在印尼居住6个月以上。因此，她不符合加入印尼国籍的条件，护照的发放手续是不合法的。因此，邓丽君所持用的印尼护照已由印尼驻日本大使馆收回。日方调查还指出，邓丽君得到这本护照的渠道是，她为了便于出入与台湾没有邦交关系的日本而用两万港币从印尼歌迷那里转让得到的，不涉及伪造集团；邓丽君这次也是首次使用此护照的。

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谈及这段风波时说，邓丽君拿印尼护照的想法真的很单纯，因为“那个年代持‘中华民国护照’出国非常不方便”，不仅每次回台湾就要加签一次，签一次一等就得10到14天，而且每次出国最多只能停留3个月。如果是到没有“邦交”的国家，拿签证则更不容易，还要另外申请工作证。邓丽君是艺人，处境就更尴尬了，因为主管艺人的机关有时是“教育部”，有时又是“新闻局”，有时两者都推托说该机构不管演艺人员，邓丽君每次加签的时候都得托人找“新闻局”出具证明。

“姐姐有个印尼好友，是名印尼富商。他告诉姐姐可以帮她办一本护照。姐姐信任朋友，没多想，就答应了。没多久，印尼富商拿了一本印尼护照给姐姐，只说是外交部发的，后来就发生假护照风波。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邓丽君事后也不好意思回头再追问那位朋友了。邓长禧说，姐姐告诉他“这只能怪自己年轻不懂事，就当作是给自己一个教训”。

邓丽君在日本是怎样闹出“护照风波”的呢？她已经持印尼护照获准进入日本国境，并且已经在日本呆了大半天，而在同一天印尼驻日大使馆是怎么探知邓丽君的情况呢？

据台湾方面的消息说，邓丽君2月13日在松山机场拿出印尼护照被拒绝入境时，当时有记者在场，一些人知道这件事情。当天有一名报社记者听到了这个消息，就主动跑到机场抄下了邓丽君的印尼护照号码。这名报社记者当晚就打电话给印尼“驻台代表处”，检举邓丽君在松山机场企图使用假护照入境的事。“印尼代表处”立即将讯息回报给主管当局印尼外交部，再由印尼外交部电知印尼驻日大使馆。印尼驻日大使馆于是协同警方找到了邓丽君，这场假护照案也就爆发了。

还有的消息说，由于台湾某位政客多次追求邓丽君而不得，在他得知邓丽君在松山机场亮出过印尼护照后，出于报复，这位政客当即向印尼“驻台代表处”检举，希望借此良机使邓丽君一败涂地，从而找机会将她占为己有。

2月24日，日本法务省裁决将邓丽君“驱逐出境”，遣送出境后一年内不准许她再入境日本。

在邓丽君被“留置”期间，收容所外时时刻刻都有成群的摄影记者守候着，他们都在等着拍摄大明星邓丽君被遣送出境的镜头。邓丽君得知这种情况后，心情非常低落。

24日上午，邓丽君一身朴素的穿着，心情无比沉重，低着头，快步上车，离开了收留所。

整个“假护照风波”自爆发到理清真相，只有短短一周，而且日本政府的调查也证实了邓丽君并无涉及伪造护照，并迅速还给了邓丽君清白。但是经此风波后，邓丽君彻彻底底地感受到了人情的冷暖，对媒体、对人性都寒了心。

那种从巅峰跌入低谷的感觉，那种满腹委屈却无处诉说的感觉，确实让邓丽君感受到了世态炎凉。

虽然有许多朋友从中斡旋，虽然有许多歌迷给与她不尽的鼓励，但多少人能够体会她那颗受伤的心灵，又有多少人可以抚慰她失落的心情。

扶桑之约，转眼五载。在这片土地上，她曾经拥有自己最得意、最辉煌的那一刻，却又经历了最失落和寂寞的时刻。在这些交织着欢喜和悲痛的岁月中，她真正体会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少女时代的鲜花、转灯和掌声、喝彩，这些光辉和灿烂慢慢地变成了尘封的记忆，而苦恼和落寞却真切地浮现在眼前。

被日本驱除出境，台湾方面又因为邓丽君放着真护照不用，是不“爱国”的表现，对她表示了谴责和不欢迎，并再对她“行使假护照”的问题展开调查，邓丽君是想回家而不得。为平息“众怒”，邓丽君的父母极力低调处理此事，邓妈妈更是替女儿不断地向台湾方面解释，说由于女儿“年轻，一时糊涂，不懂法律”，才走错了路。

在邓丽君被释放的同一天，她和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协商前往美国。她在日本歌坛发展的工作人员、亲友和歌迷们也觉得历经此一风波，对邓丽君的演艺事业的确大为不利。他们担心如果邓丽君就此被遣送回台湾，她近几年在日本建立起来的歌唱事业会功亏一篑，以后的演唱事业恐怕也将毁于一旦，因此，他们也四处奔走，让邓丽君以演唱会为由，提前离开日本而赴美。

24日下午5时，邓丽君要等上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前往洛杉矶。她在向紧追不舍的媒体记者表示“实在很抱歉”、“对不起”、向送行的歌迷表示“给各位增添麻烦了，还让歌迷朋友们担心，真是对不起”后，就持盖有美国入境签证的“台湾护照”在成田机场搭机飞往美国，远离了这个让她飞起来又让她折了翅膀的岛国。

一场“假护照风波”使邓丽君陷入了意外的波折。而这场最终被澄清的误会，却使得之前一直一帆风顺的邓丽君遭受到了职业人生的重创，台湾舆论的一致讨伐更是让丽君彻底感受到了世事如烟，备受打击之下，本已站在事业巅峰边缘的邓丽君决定重拾书本，留在美国洛杉矶读书，暂停她最爱的舞台生涯。

正文 “星途”艰辛

关于这段“星途”的艰辛，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还历历在目。他向记者具体讲述了邓丽君在日本五年的坎坎坷坷。

1973年，正值双十年华的邓丽君以香江最受欢迎国语歌手的姿态，暂停了她在香港与东南亚的连串演艺活动，决定赴日本发展。

记者：都是在那个时期？

邓长禧：对。所以她，日本公司是在香港的歌舞厅发觉到的，所以就跟她谈到日本发展，那时候已经是20岁的时候。

记者：她当时有没有一个决定的一个过程，去不去日本发展？

邓长禧：去日本，我父亲坚决是反对。我父亲觉得说，你在台湾，东南亚都很有知名度了，那去日本，完全一个陌生的环境，我母亲也怕日本人，因为以前抗战的时候，逃日本都来不及，那她是自己想去闯一闯。所以后来就，我母亲也愿意陪她，那我父亲也无所谓，反正你们母女俩决定的，不要后悔，所以大致过程是这个样子。

记者：当时日本唱片公司为什么要来这边找中文的歌手？

邓长禧：也不是很刻意要找中文歌手，因为她那个时候，她们公司在香港叫宝力金，在日本叫宝力波，所以都是一个公司，那等于说把香港，她那时候已经加入宝力金里面，把香港的歌手带到日本，再去发片，这样子。

记者：她那个时候，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有一段台湾对日语的节目，不许在电视上播放，广播里可能也不让播放了。

邓长禧：对，广播，广播不清楚，尤其电视，不准唱日本歌。

记者：那她去日本发展，会不会影响她在台湾的发展，会吗，在那个时候？

邓长禧：还好，反而就是去日本每隔一段时间，还是可以回台湾，所以她那个时候知名度还都没有什么受影响。反而就是觉得变成旅日红星。

记者：日语呢，她去之前一点都不会吧？

邓长禧：一点都不会，去那边才学的。

记者：但她是个很有语言天赋的人。

邓长禧：嗯，这个我也满佩服的。

记者：那她唱日本歌的时候，是日语基本会了以后才开始唱日本歌，还是一开始就是死记那个发音？

邓长禧：死记，就是用英文去拼，拼那个音。所以你看她很多以前的那个笔记，她不好念的地方，就用英文去注解，那个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去咬，很辛苦的。

记者：那唱一首歌还好办，如果是要是举办一个小型的演唱会，要唱很多首歌，她都是这么记下来？

邓长禧：后来就背熟一首，那一首就没问题了，所以就是一直在背新的歌，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每一次唱还要再去背，她就等于把那首歌熟练了。

记者：在日本发片，一开始就很顺利吗？

邓长禧：没有，第一年公司还检讨，说是不是找错人了？因为出了两张片，都不卖钱，后来就是负责她这个业务的那个人，他坚持说，再给一次机会，再出一张片，所以等那张出来才等于得到一个肯定。

记者：她不卖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排行榜上是排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以上就卖，以下就不卖了？

邓长禧：根本就没有入排行榜，日本新人很多，日本新人一年大概有上千人在角逐，然后她那时候发片还不是大碟，他们叫single，就是一张单曲，先卖单曲，单曲都卖得不好，然后就不可能出大碟，所以到第三张的时候，那一张单曲叫《空港》，《空港》那张一下就窜到排行榜，然后后来再出大碟，然后她那一首歌也得到当年日本的新人…，等于是最佳新人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对她等于是奠定了她在日本的一个基础。

1974年6月，也就是在邓丽君到日本一年之后，新专缉《空港》终于让邓丽君赢得属于自己的掌声。

这是一次来之不易的成功，她终于以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理解和惯常的演绎手法征服了日本人曾经坚持的演唱原则。

记者：出《空港》的时候，她已经到日本多长时间了？

邓长禧：一年了。

记者：那这一年她心理上能够适应吗，我在台湾，在东南亚华语地区都是很红的个性，到这里要从一个新人做起？

邓长禧：这一点我就不太清楚，不太清楚。

记者：你觉得以她的个性来说呢？

邓长禧：我觉得她不会去服输，她总觉得中国人应该比日本人要优秀，所以以她的条件，既然在华人的圈子都能够出人头地，到日本应该也不难。

记者：拿到那个新人奖，她高兴吗，心情是怎样的？

邓长禧：高兴，她总觉得以前的放弃学业，然后放弃台湾的成就到日本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得到一个很正面的肯定。

记者：这以后在日本的发展就很顺利。

邓长禧：就很顺，以后就开始包装，然后去帮她安排小型的个人演唱会，就慢慢慢慢知名度就上来了。

记者：那这个阶段她怎么样兼顾台湾的市场，香港啊，华人区的市场？

邓长禧：日本就是一年让你回来两次，每一次大概就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然后回来的时候就会跟电视台拍一个专辑，到香港也是，跟tVB拍一个专辑，就是这样子的一些。

记者：那这个阶段你看她就更少了。

邓长禧：对。

记者：一年就两次。

邓长禧：一年一两次。

记者：她在日本一共呆了多少年，在那个阶段？

邓长禧：等于是第一次去是五年，五年之后，后来又护照的风波，就离开日本去了美国，然后一直到1984年再回到日本。

记者：所以大段时间是五年。

邓长禧：对。

记者：第一个阶段。护照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看到的版本很多，……各种各样的传说都很多。

邓长禧：主要也是因为拿台湾护照那个时候在东南亚旅行表演好像不方便，所以她那时候在印度尼西亚就认识一位富商。富商就说，我帮你弄一本印度尼西亚护照，所以，她也不知内情，心想对方也是很有社会身份地位的，也不至于说弄假护照，所以她就拿那个护照，但也没用，然后是去日本是工作，然后路过台北，她拿了台官的护照是，如果要进去的话，就得呆两个礼拜，才能再出来。所以她就问那个印度尼西亚官员说，我如果拿这个印度尼西亚护照可不可以进去？那个官员讲，那你没签证啊，印度尼西亚护照你没有办台湾签证，所以你也进不了。旁边就有一个报社的记者，就眼尖就看到那个，哎，怎么她会有印度尼西亚护照，台湾跟印度尼西亚也没有“邦交”，当时就把那个护照号码给抄下来了。

然后台湾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商会，等于也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机构，就打电话去求证这个事情，那印度尼西亚官方当时就去查这个护照，一看这个，哎，发的不是给她的，那中间那个护照怎么来的，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么就是说这个护照是非法的。

邓长禧：所以她到了日本的时候，日本就配合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就到了饭店就找她，当时就把那本护照给扣下来了，然后她在日本留置所里面呆了三天，那个事情对她一个很大的打击。

记者：就是像我们说的拘留所？

邓长禧：对，三天然后日本唱片公司也去找律师啊，协助啊，然后后来日本就是以驱逐出境的方式，就是你离开日本，所以她那时候就直接去了美国，也不敢回台湾啊。

记者：台湾这个事已经炒得很厉害了吧？

邓长禧：炒得很凶，什么丢人丢到国外，那时候整个就是社会的舆论，对她的批判很严厉，所以她也不敢回来，所以就到了美国。刚好有美国签证，后来在美国呆了两年吧，就回到校园去念书。

记者：这段期间如果她回台湾的话，会不会要负法律方面的责任？

邓长禧：会，那个时候就是说法界人士认为说，她虽然是在日本犯的这个法，但是岛内一样可以适用，所以也在追究这个事情。

记者：那个时候你们家人，在台湾承受很大的压力。

邓长禧：对呀，我们那时候各方面呀，尤其记者呀，挖消息呀，打听啊，我们那时候觉得就是，感觉到她的歌唱事业已经终止了。

记者：会有这么严重那个时候？

邓长禧：很严重的事情。那她自己的心情也，没有想到这么严重，心情也不好。所以我母亲那时候陪她到美国，就开始念书。我们觉得也好，就不要唱了，就算了吧，年纪也不小了，就嫁人，过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也觉得就算了。在美国那时候念书又念了一年多，一年多那美国那边又有一个经纪人，就说你既然在美国，我帮你安排一下，去温哥华，纽约啊，巡回演唱一下吧，就是反正有日本那种演唱会的基础，我们在温哥华，纽约，还有洛杉矶帮你办三场，她心里想也好啊，念书念了一年多嘛，她也蛮闷的，所以开始又演出。然后唱片公司也到美国来录音，就片还是出，片还是出，就在美国呆了两年。

后来就是因为在大陆红了，就是说她歌声传进大陆了，然后大陆当局有意思邀请她回大陆，台湾就紧张了。就派人跑到美国去跟她谈判，说你回来吧，既往不咎，护照的事情我们也不提了，然后才又回到台湾，那时候1981年吧。

记者：那么大一场风波？那在那个期间，她的歌在台湾，比如说电视台，电台，会不会封杀，那一阶段有那样的情况吗？

邓长禧：没有，但报纸都是负面的嘛，都是报她拿了假护照的事情，然后在日本受到一些待遇，然后就开始就挖这个护照的来源，都是负面的东西，然后在评论，这种行为在台湾是触犯了什么法。

记者：她出道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负面的报道，在那个事情以前，对吧？

邓长禧：没有，负面了不起就是一些流言啊那些东西。

记者：但是没有这样的？

邓长禧：没有这样的。

记者：她的个人那时候心情，对这个事情她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

邓长禧：其实来得也很突然，那她的个性就是应该先挺过这一关，不过她也蛮义气的，她一直没有把提供护照那个人说出来，那自己一肩承担了，那她也觉得说，是她自己个人的过失，所以她也向社会大众道歉。后来到美国就是慢慢地在韬光养晦，慢慢地在恢复，等于是在疗伤一样的。到后来她也一直被当时的舆论对她的那种评判，还一直耿耿于怀。

记者：可能跟台湾的媒体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总会有疙瘩。

邓长禧：对，还是有一点。

尽管“假护照”风波从爆发到厘清真相，只有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但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台湾舆论的一致讨伐让邓丽君彻底感受到世态炎凉，倍受打击之中，本以站在事业颠峰边缘的邓丽君决定暂停她的舞台生涯。

记者：她那个时候真的已经想过不再唱歌了？

邓长禧：有这么一个念头，因为我们家人都这样想，就说完了，大概到此为止。

记者：但那时候也就是台湾可能不再好唱了，但是亚洲其它地区，东南亚其它地方还是可以的。

邓长禧：可是你日本就不可能再回去了，那个市场最大了，然后台湾你也不敢回来，那你说再去别的地方，意义不大。所以就是说在美国干脆念念书，碰到一个对象，谈个恋爱，可能就退出这一行了。

正文远走美国

1979年，邓丽君意外不再受到亚洲人的欢迎了，日本根本不让她待下去，台港、东南亚的媒体则吵得沸沸扬扬，让她无处可逃。邓丽君只好远走美国，重修人生。

心灰意冷的邓丽君先是在旧金山落脚，由于从小辍学的遗憾，她便趁风波未平之际，重温学生生活，在旧金山补习英文和艺术。没有多久，邓丽君就又到加州大学附设的英语进修班读书。由于她极有语言天赋，以及多年来一直在业余补习或自修英文，再加上在美国继续苦修英语，邓丽君顺利地通过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入学考试。于是，她从旧金山搬到了洛杉矶来住，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夜间部选修学分，报名了英文、日文、生物和数学等进修课程。

在洛杉矶，邓丽君一面埋首于自己最喜欢的书堆里，体会当学生的乐趣；一面认真地磨练自己的歌艺。她的生活很随心自在。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听听唱片，练练歌；白天就逛逛街、看看书，或者和朋友约会，有时在午饭后会到录音室录音或练歌；晚上7时到学校上课，11时下课回家。平日里的主要活动就是读书、灌制唱片或偶尔开开演唱会，有时还和友人一起钓鱼，有时也偶尔玩玩“二十一点”，假日则经常开车到拉斯维加斯看表演。

隔年到美国与姐姐作伴的邓长禧用“因祸得福”来形容邓丽君这两年在美国的生活。“我姐每天穿件白衬衫、一条牛仔裤，就去学校了，很轻松自在。”

加州大学虽然有许多中国学生，但邓丽君所在的班上都是外国人，没有人认识她，所以日子过得很单纯、很惬意。但是邓丽君毕竟是大明星，“不管她怎么穿，样子太好认了”，没过多久，加州大学校园内的学生，就都知道有这么一位明星学生了。

在美国“陪读”的邓妈妈看到女儿过得悠闲自在，自己的心也就轻松多了。以往到新加坡、香港都是为了帮女儿打点工作，如今陪伴邓丽君浪迹天涯的邓妈妈终于可以看看沿途的风光，欣赏海外的名胜，体味异国风情了。因此，邓妈妈经常一个人搭机遨游各地，享受做“星妈”的特殊待遇去了。

邓丽君在这种心境下，特别喜欢清静恬淡的生活，不愿被烦杂的事情搅乱此时的宁静心情。她尤其不愿与新闻媒体和娱乐界打交道。

邓丽君到了美国，许多人也就追到了美国。她是不会被人遗忘的。经常有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新闻记者去采访她，邓丽君都借故推托了。台湾和香港赴美的娱乐圈人士，邓丽君也很少与人家来往。邓丽君一向是演艺圈模范生，与传媒合作挺愉快的。可是，退出日本后，为了避免记者提到她心烦的“护照事件”和绯闻，她也尽量避开他们。有一位台湾的记者，在电话里被邓丽君婉言拒绝接受访问后，就想方设法接近邓丽君。最后通过影星甄珍的特意安排，好不容易在刘家昌、甄珍夫妇的家中见到了邓丽君。

但邓丽君在甄珍的家中只逗留了半小时，没谈几句话，就表示另有约会而匆匆离去。香港的片商和导演也都纷纷托人打电话与邓丽君洽谈拍电影的事情，她也是心不在焉的，让他们苦没办法。后来，邓丽君把家里的电话号码也换了，落得个无事一身轻。

媒体可不是那么容易躲开的。香港的报纸上纷纷说邓丽君住在好莱坞大明星云集的比佛利山，住处豪华，出入都是名贵的宾士轿车，生活奢侈。并且指出，邓丽君在外唱了这么多年，到美国后也经常巡演，又不断地灌制唱片，收入不菲。另外她的唱片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都那么畅销，抽成分红的数字也相当可观，因此，邓丽君在美国购屋置产、买车买房，过舒服的日子一点也不足为奇。

邓丽君在洛杉矶时住在西木区，也是所谓高贵住宅区。她和邓妈妈以及在美国念大学的弟弟邓长禧住在一起。后来，邓丽君在1980年从台北到香港演唱时，告诉公众，她在美国时住在学校附近，坐的是普通的轿车，经常在家里自己或母亲做饭，很少下馆子，生活并不奢侈。

邓丽君在加州大学虽然是旁听生，但她表示：“读书少是我平生的憾事，所以读书是我多年来的愿望，今日有幸得到了却遗憾的机会，我是不会随便放弃的。”“也许因为我在读书，经常可以学到新的东西，只要能学到东西，对我来说都是美好的。”她还打算选修电影编导，她说准备读个四五年，修满学分后，就可以转校了。“我必须下苦功，成绩才能跟得上，也才有希望将来成为学校的正式学生。”

邓丽君表示如果“姻缘”到，她就结婚，但婚后仍将继续她的学业，直到毕业为止。

因为她知道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因为她明白怨天尤人于事无补，但不安宁的心绪仍然时时困扰着她。多少年的奔波，恍若隔世。她的心事有多少人知道呢？

《心事知多少》（作词-庄奴，作曲-中村泰士）：

你问过我的心事有多少，我没有说过谁也不明了；春天的枝头花儿朵朵含笑，秋天的树上落叶随风飘，数一数花儿叶儿就知道；你不必问我心事有多少，纵然我告诉你也不明了；为什么悠悠春风迟迟吹来，为什么阵阵秋雨打树梢，美丽的花儿也会有烦恼；我想把心事告诉你知道，因为你对我关心对我好；为什么独自一人走进黄昏，为什么要把轻风细雨拥抱，少女的情怀问你知多少。

表面的平静掩饰不住她内心深处的失落和无助。有些情景、有些物体，总是触及她心中那根逃避的弦。她也曾经思前想后，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那些飘飘的愁绪是愈理愈乱、越拉越长。

那段时间，正在美国留学的弟弟邓长禧特意来陪伴邓丽君，但邓丽君时时因为心情不好，脾气也就变得特别大，对从小和自己离多聚少的弟弟，也从不掩饰心事，甚至偶尔还把他当作出气筒。邓长禧在一篇《我的老姐》文章中写到了邓丽君客居美国的日子里复杂的心境：

远走美国“……毋庸置疑，不分男女老少，喜欢俺老姐的人确实很多。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俺老姐从十三四岁始出道唱歌，表演生涯不是一条坦坦荡荡的康庄大道。这么小小的年纪就不顾天高地厚地在五湖四海里闯荡，而且对原则的坚持与自己方向的把握丝毫都不动摇，的确不是一剑容易的事。其中的许多甜酸苦辣，大概也只有咱们邓家明白，是不为外人道的。……老姐的日子里，固然是常常丽日当空，但是也有风雨如晦的时候。光荣，大家一起共享；辛苦，就只有独吞了。她在日本这些年拼了老命学日语、英语、粤语，很多人都羡慕她风光，极少人了解她下的苦功。尤其是自我来美以后，才深深地了解离乡背井确实不是一件乐事，才更能体会出我老姐东南西北四处漂泊的艰辛与落寞，何况还有许多横生的枝节。比如前几年有人说她在吉隆坡‘暴毙’，还有‘失踪’等等谣言中伤。在这些阴暗的日子里，种种的打击，丝毫都没有把我这位可爱的老姐打倒。她只是把一切委屈和不如意深深地埋在心里。……在‘假护照风波’以后，我有一天下午看到她一个人孤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独自掉眼泪。

我心如刀割，既难过，又无可奈何。就在年初老姐要返台的前一周，咱姐弟二人还为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吵了架。两个人一天不说话，谁也不肯先开口。晚上她炒好菜对着楼梯口大吼：‘弟弟吃饭啦’！

姐弟二人都很激动，对坐桌前竟然不约而同地哇哇大哭起来……”

邓丽君和她的弟弟很快就都平静了下来。那一晚，他们聊了很多，聊到小时候在台湾乡下那无忧无虑的生活，聊到父母对姐弟俩的关切和期望，聊到姐姐这些年的辛苦和无奈，聊到人生的种种不完美。

邓丽君渐渐忘却了幽怨和烦恼，重新面对现实生活。

邓丽君身在美国，个人生活极其低调，但她的歌声仍然是歌迷的最爱；她的歌唱事业仍然得到各地歌迷的支持。1979年8月，“马来西亚邓丽君之友会”成立。这对于正处于低潮的邓丽君来说，是莫大的欣慰和鼓励。成立当日，来自新马各地的两百多名歌迷在歌迷刘宝敦的木屋里欢聚一堂。此后，这个歌迷会定期举办茶会，交换有关邓丽君的消息、唱片和照片，以此来表达他们对邓丽君的拥戴。新马也成为继香港之后，第二个成立邓丽君歌迷会的地区。事隔多年，1993年新马歌迷会也加入了香港成立的“邓丽君国际歌迷会”，成为其中的一员。

尽管长时间没有公开亮相，邓丽君的歌声不仅有来自歌迷方面的情有独钟，更有音乐界人士对它的肯定和推崇。1979年，邓丽君在“香港第四届金唱片颁奖礼”上，同时有三张大碟获白金唱片奖，另有两张大碟获金唱片奖。其中成为邓丽君招牌歌曲的《小城故事》、《甜蜜蜜》都是白金唱片。1980年3月，邓丽君赢得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演员歌唱奖”。于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经纪人开始积极邀请邓丽君复出。

邓丽君的歌唱事业在70年代末已达到了一个高峰，她的歌曲艺术由此也进入至高境界，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

1977年，邓丽君推出了《月亮代表我的心》，以舒缓的曲调把爱情的深度表达了出来；1978年邓丽君录制的《又见炊烟》，则以乡村暮色的美景突现出爱情的纯洁清新；1979年邓丽君推出了她至今流传最久的流行歌曲之一《小城故事》。《小城故事》这首歌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电影以小城镇所发生的温馨故事为主题，为当时台湾国语市场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也是所谓的台湾第一代城市电影。由嗓音独特的邓丽君演唱这首电影主题曲，既表达出主人欢迎宾客之意，同时又反映出对乡土的深切情感。《小城故事》之所以广受欢迎，正是因为它深切地表达了那种浓厚的怀乡之感。同年由庄奴填词、取材印尼民谣的《甜蜜蜜》，则是邓丽君的又一首经典名曲。简单的歌词，表达出一个渴望爱情的女子温情柔语；平缓的节奏，则抚慰着所有期待温情的心灵。这首歌曲在红遍神州近20年后，出现了由陈可辛导演、黎明、张曼玉主演的写实爱情电影《甜蜜蜜》。该电影以邓丽君对中国人的形象意义为本，描述跨越近十年的一对爱侣在命运的捉弄和宏大时代背景之下的分分合合，《甜蜜蜜》这首单纯而质朴的情歌，联系起最深切的情感，最终认定对方是真正所爱的人的故事。一首简单的歌曲，却是所有情感和一切复杂经历的最佳心语结晶。这部电影还以邓丽君受欢迎的程度及转变历程，暗喻香港超越时代与文化交杂下的面貌变革。电影中《再见，我的爱人》、《月亮代表我的心》等邓丽君的其他歌曲，己经负载了不止音乐本身的力量，而是更具有文化上的、情感上的力量，从而将华人所特有的那份邓丽君情结表露无遗。

邓丽君的另一首名曲《何日君再来》，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出现在当时唱片公司为她所发行的专辑中，却仍然成为了她的代表曲。邓丽君演唱的这首别具韵味、荡气回肠的歌曲，不但在港台引发轰动，在日本同样被人传颂不已，乃至于也传遍了神州大地。同时这首歌也成为了她幸运与坎坷的一生的缩影。

邓丽君用中国小调的唱腔和女性的柔情来诠释这首《何日君再来》，把别时的无奈和不得不别离的苦楚唱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喝完了这杯干了吧”这句的口白，把临别前的愁绪真切地表达了出来。而“好花不常在”、“何日君再来”的场景，更融入了邓丽君的独特形象，成为邓丽君的化身，从而也成为千古绝唱。邓丽君吟唱的“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又何待”，以及歌曲中的一声轻叹，不但不知风靡了多少中国人，更成为流行音乐中的经典。她俨然成大家的演绎方式，让时光如倒流，仿佛又回到了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那个充满流离与孤寂的年代。

邓丽君的歌曲最擅长的就是表现女性的美丽与哀愁，特别是那种丝丝缕缕的哀愁，她用她那种沉稳、圆润的歌唱技巧充分地表达出了其中的味道。对此，邓丽君表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不过我是觉得不管作什么事情都好——我今天虽然是个歌星，但是我唱歌的时候把我所有的感情，所有的，都用我的歌声表达出来了。内心的感受，不管是欢乐也好，寂寞也好，痛苦也好，我只是用歌声来表达的。” 比如，《夜来香》、《美酒加咖啡》等类似《何日君再来》那种风格的歌谣，邓丽君则唱出了其中的韵味，既不显得媚俗，也不是风尘味太重，恰到好处地表达出了整首歌的格调。

正文崛起于异国

一个人如果能够在美国纽约成功，那么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成功。

邓丽君来到美国后，一边学习深造，同时也等待机会再登舞台，毕竟那是她毕生的追求所在。“假护照事件”虽然将她从事业的顶峰推到了最低谷，却使她在美国发展的计划提前实施了。1978年邓丽君在日本演唱的时候，鉴于她的个人实力，宝丽多唱片公司就计划将她推向国际舞台，捧为国际巨星，结果出乎意料的“假护照事件”迫使计划中的事情被取消了。直到邓丽君在美国渐趋稳定，情绪好转后，宝丽多才又把此事提上议事日程。

在美国期间，邓丽君曾经举办了两次巡演，第一次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但由于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了。1980年夏，在友人和唱片公司的帮助下，第二次巡演获得了巨大成功，拓展了她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

当时为提高邓丽君在美国的知名度，宝丽多唱片公司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邓丽君进行宣传：一是邓丽君在全美各地巡回演唱，二是在全美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作全国性的电视和广播演唱，三是参加国际性电影演出或演唱电影主题曲，然后在全世界广泛发行。

邓丽君在美国举行的巡回演唱会是继罗文演唱会后，由中美综合娱乐公司主办的。演唱会共安排了三站：第一站是纽约，第二、三站分别是华人较多的三藩市和洛杉矶。

7月18日，邓丽君在妈妈和翻译张小姐的陪同下来从洛杉矶到了纽约，开始了她在美国的演唱计划。

邓丽君的专用乐队也已经准备好了，是从日本和香港来的，灯光和音响技术队伍则是从温哥华请来的，并从美国田地音乐团专聘了十一个人，外籍合唱团有四人，组成了一支二十三人的伴奏乐团。

演唱会的门票早在6月13日就开始出售了。那天早晨的林肯中心，就排起了人龙，售票厅里电话更是响个不停，接电话的忙得团团转，纽约、波士顿、多伦多、新泽西州甚至科利达的电话都打了进来，要求订票。波士顿一家旅行社俄女老板特地开着车，飞驰了四个小时赶到纽约只是为了能够订到邓丽君演唱会的票。她为此还举办了巴士团，不惜往返八个小时带观众来看演出。门票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有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特地来到林肯中心售票处，要买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工作人员告诉他，连机动票也卖完了。老人失望至极，万分沮丧地说：“哎，我漂泊一生，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又远在纽约，这次看不到邓丽君小姐的演出，真是一辈子的遗憾哪！”旁边的一位雇员看着急得落泪的老人深受感动，就把自己的那张票让给了老人。一张票毕竟是有限的，买不到票的人只有深表遗憾了。

7月19日，邓丽君的演唱会开始彩排，让举办者大吃一惊的是，邓丽君居然熟练地用日语、英语、粤语、国语和舞台人员交流。邓丽君一会儿从容不迫地和来自日本的人谈笑风生，一会儿又不慌不忙地和当地美国人交换意见，一会儿又用粤语和来自香港的人有说有笑，唯有她的母语在此时用得很少。剧场的经理看着这一幕，钦佩万分地说：“了不起！邓小姐不仅是歌星，还是位地道的语言专家呢！”

7月20日下午在演出前的最后一次排练上，邓丽君和以往举办演唱会一样，温和、耐心地让灯光、音响人员为她作试光、试音工作。她把带来的几十套不同颜色和样式的演出服装，一一放在灯光下比较，最后挑选出最适合灯光的服装。

7月20日这天邓丽君登上了全世界闻名的林肯中心的舞台，举办了她的个人演唱会。这天下午，林肯中心爱利华沙音乐厅已经座无虚席，大部分是美国东岸与旅居加拿大的华侨，也有很多美国人。票房经理特意赶到后台，告诉邓丽君第二场的票也已经全部卖完，他诚挚地告诉邓丽君：“作为东方艺人，在纽约演出能有这样的票房，我这是第一次看到。”

7点30分，爱利华沙音乐厅舞台中央的旋转灯闪烁着，台下的观众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眼神中充满了期待。这时，音响里传出了邓丽君甜美悠扬、曲调舒畅淋漓的歌声：

《爱在我心中》（作词-蒋荣伊、作曲-寻古）：

你听那云雀唱出春的梦，你听那流水带来春风柔；有份爱深埋在我心中，愿你能接受我；你看那鸳鸯戏水情深重，你看那晚霞片片意重朦；有份爱深埋在我心中，但愿你勿忘我；摘一片彩云绣上我的心，愿那春风轻轻吹送到你怀中；握一渥流水撒在云中，愿它开出爱的花朵；你听那云雀唱出春的梦，你听那流水带来春风柔；有份爱深埋在我心中，但愿你永勿忘我！

不见歌者，而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歌声却在众人的心中轻响，是情人的呢喃还是友人的诉说呢？转瞬间舞台上红黄交错的灯光明灭闪烁，而在干冰做成的巨幅图案下，邓丽君身穿一套嫩绿的晚礼服从舞台中央慢慢地升了上来。观众席上立即传来一片欢呼声和如雷的掌声，邓丽君用广东话、普通话以及英语向歌迷们问好。她那甜甜的声音，轻柔、真挚、深情，观众霎时沉醉了；她那迷人的风采、举手投足，都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在众人的掌声和无比的期盼中，在乐队的伴奏下，邓丽君连着唱了《春在岁岁年年》、《我没有骗你》、《后悔爱上你》、《心爱的小马车》、《江水悠悠》等畅销金曲。深情、柔美的歌声直达观众的灵魂深处，而观众的热情和投入让邓丽君深为感动，她的演唱也更加出色和完美。特别是唱到《梅花》

时，在观众的合唱下，邓丽君不禁泪流满面。

《梅花》（作词-刘家昌、作曲-卢东尼）：

梅花，梅花，满天下，愈冷它愈开花；梅花坚忍象征我们，巍巍的大中华；看啊，遍地开了梅花，有土地就有它；……她一面激动地唱着，一面用手抹着流在面颊上的眼泪说：“今天跟大家聚在一起，我很高兴，很感动……”事后，有记者问起她时，邓丽君说：“是的，我很感动，在很多场合，观众都希望我唱《梅花》，而我每次在唱到第二节的时候，我都要请观众一起唱。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很保守，很含蓄，有的观众就是想唱，也不一定好意思唱出来，可是，在这次的舞台上，我清楚地听到观众的歌声，这的确使我感动，太感动了。”置身于美国这个异国文化中，邓丽君和同胞一起高歌《梅花》，她才能深深地察觉到自己是中国人。邓丽君一生走遍许多国家和地区，长年旅居海外，新加坡、香港、日本、美国、法国等地，她对祖国的思慕，已经不仅单单限于是对一个国籍的认知，而是近乎对祖国的一种单纯憧憬的情怀。

下半场开始时，邓丽君是从音乐厅的观众席出场的，这让在后台的邓妈妈和邓长嬉特别担心，林肯中心剧场的警卫也将心提到了嗓子眼，很怕发生万一。音乐响起来的时候，邓丽君手持话筒，轻步从大厅走出，边走边唱着那首轻松活泼的《甜蜜蜜》。邓妈妈、邓长嬉以及警卫的心一下子也就轻松了许多。邓丽君边唱边向观众致意，并和旁边的人轻轻握手，他们也很有秩序、很礼貌地和邓丽君握手。当观众们发现邓丽君正从自己身边走过时，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远处的观众也纷纷站了起来，只是为了更加清楚地看看邓丽君。

当唱过《小城故事》，又唱《千言万语》时，演唱会由此进入高潮，观众们更是如痴如醉。当邓丽君说她将要接受观众的点唱时，剧场的气氛再一次到达沸点。有一个小姑娘为妈妈点了一首生日歌，邓丽君唱了；有一个人点唱广东歌曲《一水隔天涯》，邓丽君也唱了。一曲终了的时候，有些歌迷早已拿着准备好的纪念册、照片、唱片封套纷纷跑到台前，要求签名。邓丽君微笑着一一回复了他们。最后，邓丽君唱了一首《再见，我的爱人》与观众道别，可是依依不舍的观众们依然掌声不断，要求再唱一首的呼声响遍整个大厅。邓丽君只好再次出场，唱了《何日君再来》；可再来一个的呼声还是连绵不断，邓丽君又唱了《海韵》，可依然不行；邓丽君第三次出场，又唱了一曲《高山青》，观众仍是不肯离去。台前、通道上挤满了观众，剧场里则全是喝彩的声音。而此时场外还站着等下一场的歌迷。有二十多位歌迷特地从波士顿赶来却没有买到票，主办机构只好破例让他们进场去站着观看。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商务周刊》、《新闻走刊》、《民族》

以及《时代》等各大报刊杂志均以显著的版面刊载炙手可热的邓丽君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再度走红的消息。

邓丽君获得空前的成功，得到了各界的一致好评。纽约演唱会后两天，在祝贺邓丽君演唱会成功的宴会上，纽约市长郭德华特别向她颁发了一枚象征纽约市的金苹果胸针，由他的秘书爱丽莎女士为邓丽君佩戴在胸前。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歌星第一次在纽约获得这样的殊荣，邓丽君感到万分幸运，禁不住热泪盈眶。

在纽约的演出大获成功后，邓丽君随即又赶赴旧金山，演出盛况依旧空前。在暴风骤雨似的掌声中，邓丽君款款登上舞台，如梦如幻的歌声也随之缓缓而起，喝彩声更是如潮水般涌来。音乐声和欢呼声的交织，天籁和人语的共鸣，使演唱会上气氛无比热烈。那些阔别祖国多年的华侨们，听着这带有故土气息的曲调，早已是泪水婆娑；而那些外国的观众也难以控制自己心中的喜悦，冲动地呼喊着。演出的盛况在这里是历年来绝无仅有的。

7月27日，邓丽君在洛杉矶进行了她这次巡美演出的最后两场。这天晚上，洛杉矶音乐中心门前万头攒动。音乐中心是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会场，一个外国歌手能在这样的地方登台演出，是需要多大的实力和影响力呀！而且，演出的盛况让音乐中心的人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外国歌手在美国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

邓丽君穿着旗袍，袅袅婷婷地出现在舞台上，热情的脸庞在邓丽君的眼前晃动，热烈的掌声在她的耳边响起。在这两场个人演唱会上，邓丽君每场都连续不断地唱二十几首歌曲，包括《高山青》、《谁来爱我》、《在水一方》、《难忘的情人》、《小城故事》等国语歌曲以及几首粤语、英语、日语歌曲。邓丽君在唱完她的压轴歌曲《再见，我的爱人》以后，再来一个的要求还是不断。她就演唱了《何日君再来》，但是还无法谢幕，应观众的强烈要求，她就来了一首《海韵》。邓丽君在美的个人巡回演唱会就此圆满结束。

邓丽君由此成为第一位成功地在纽约林肯中心和洛杉矶音乐中心等地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华人歌星。

邓丽君身在美国，她的歌声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文化共鸣，那是一种无论走到哪里，都存在的血浓于水，那是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无法被取代的感情。邓丽君的歌声就透过这种文化共鸣，传到了华人聚居区，也响遍了神州大地，大江南北的民众都为邓丽君歌声而醉倒。

正文邓丽君旋风

“假护照风波”让邓丽君在日本、香港和台湾的歌唱事业受到重大打击，个性好强的她，已经暗自立下东山再起的誓言。结果在美国的演唱会使邓丽君再度走红，她的爱情歌曲也在1979年至1980年之间开始在中国大陆流传。

身在美国的邓丽君，却在1980年前后传出歌声响彻神州的消息。不仅到美国的大陆民众争睹邓丽君风采，中国大陆大江南北的民众更是痴迷于邓丽君。

70年代末，当邓丽君美妙绝伦的歌声如旋风一般刮过台湾、香港、日本和东南亚的时候，也吹进了中国大陆。

那甜甜的、柔美的歌声轻轻地召唤着沉睡中的人们，充满人性和温暖感的声音渗入了人的心底。听惯了《红灯记》这样的样板戏、《红太阳颂》这样的革命歌曲的人们，猛然间发现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那点陌生的声音使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生活可以多姿多彩。穿惯了灰色中山装的人们，突然间觉得外面的世界多么的精彩，孤芳自赏又是多么可悲的事情。邓丽君的歌声使人们打开了另一扇窗口，找回自己的窗口、精神与心灵解放的窗口。

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上传着邓丽君那温柔清新的《小城故事》、《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美酒加咖啡》等歌曲，年轻一代伴随着她的这些歌声渐渐成长。他们开始踩到了流行的脉搏，穿起了喇叭裤、提起了录音机，而唱邓丽君的歌曲成为了时尚，那时卡拉OK还不普及，但录音机里几乎全是关于邓丽君歌曲的翻录带，她那轻松活泼、柔肠百转的情绪和明快清新的曲调，使他们感到人生不再沉重。邓丽君的歌声由此也成为了这一代人的成长背景，更成为了他们生命中无法舍弃的一部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步伐的加快，港台的流行歌曲也进入内地，并深受民众的喜爱。香港的罗文、许冠杰、郑少秋、徐小凤、汪明荃等，台湾的姚苏蓉、凤飞飞、甄妮、刘文正、青山等人的歌曲都在大陆传唱，不过在大陆影响最大的还是邓丽君的歌曲，邓丽君是“最受欢迎的歌星”，最为各界赞赏。在大陆歌坛，邓丽君就是港台歌星的代名词。

在众多的华人歌星当中,为什么唯独邓丽君受到大陆民众如此的欢迎呢有人认为是因为邓丽君在日本录制的录音带音质特别好，并且日本销往大陆的小型录音机当时已经相当普及，经过大量拷贝后，邓丽君的歌曲就流入市面了；有些人认为是因为当时香港宝丽多的销售网非常广泛的原因；也有人认为是相当完美的编曲和充满感情的独特唱法很能打动人心。

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的教授李本京则认为：“邓丽君的歌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到一个段落，人人渴望有个和平、安定的社会时流入中国大陆的。这时候刚好流入这种毫无政治色彩、纯粹描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曲子，而且曲调又相当优美，也难怪大陆人民会迷上这类歌曲。”

香港的张文新认为：“任何人光听富有攻击性的意识形态的歌曲，久而久之自然会觉得精神疲倦，无怪乎台湾、香港等地流入的歌曲会成为精神镇静剂。邓丽君之所以获得这么多人喜爱，可能就是因为她的性格与歌声毫无攻击性、任何人呢都能够接受吧！”

著名的作家钟阿城这样说：“邓丽君的歌为中国大陆世俗文化复元开了先声。这种世俗之音，一唱就唱进人心坎里，听了之后心眼就动了。”

马来西亚著名艺人黄丽娥说：“邓丽君是第一位风靡中国大陆的华人歌星，地位之高不能否认。她不像时下只让去‘看歌’的偶像派，她的歌是真正让人去聆听的。”

另外有些人认为，即使不是刻意去听邓丽君的歌曲，留在脑海中的仍然是她的歌，因为她的中文咬字相当清晰。对于非常注重歌词和蕴含寓意传统的中文歌曲来说，咬字清晰也就是一个首要前提了。

邓丽君温柔、如泣如诉的歌声最能触动听众内心的情感，自然而然让人产生一种歌者仿佛是只唱给自己一个人听的美妙感觉和体验。对于这种魅力，黄霑曾经说过：“到海外出外景时，工作结束后根本没地方去慰藉一下疲惫的心灵。这时候，非常渴望能听到她的歌，于是就和工作人员快马加鞭赶到中国餐馆，忘我地一直听着她的歌。她的歌声有一种能够抚平我们情绪的东西，一种难以形容的中国味……邓丽君本身是位现代女性，不过唱起歌来却很有中国古典女性的魅力。非常善于表现‘限囿于沉静之中的感官’与‘害羞之下的奔放’这种感觉。技巧十分娴熟，知道歌者应该如何让打动听众。”

这种卓越的表达能力和优美动人的歌声正是大陆民众所期盼的。邓丽君的歌声不仅在一般民众中间掀起极大的热潮，还对大陆乐坛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许多活跃于亚洲流行乐坛的大陆歌手，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听邓丽君的歌曲长大的，如摇滚歌手崔健、摇滚乐团唐朝、北京流行歌曲代表那英等，歌星王菲说她小时候曾经学过邓丽君的唱腔，并一直视邓丽君为自己的启蒙恩师；影星巩俐说她就是一直唱着邓丽君的歌曲长大的。邓丽君本人的诠释能力和编曲、乐器的运用方式以及合声的极佳效果等崭新的音乐手法等共同成就了她如日中天的歌唱事业。

邓丽君的歌在大陆非常流行——消息经由香港传到台湾是在1979年。披露这则消息的是到大陆进行访问的香港使节团。1980年初，香港一家唱片公司安排香港歌星叶丽仪、李龙基到广州演唱20世纪30年代的经典老歌。演出活动一共进行了七天，受到极大的欢迎。叶丽仪、李龙基等人返港不久，就有传闻说同一家唱片公司有意邀请邓丽君以及其他港台歌星到大陆演出，甚至有唱片公司以“十万美元请邓丽君到北京、上海演唱”的传闻。在这样传炒的氛围中，台湾媒体视这些消息为奇闻加以报道，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邓丽君的歌声会传到大陆，更不用说在大陆会造成流行之势。

然而，1980年时，停靠在基隆港的荷兰籍货船上17名中国大陆船员特地跑到台北购买邓丽君的录音带；第二年，远征日本途中，因飞机故障而迫降于中正国际机场的大陆桌球队队员也欣喜若狂地赶往免税店抢购邓丽君的录音带。当这些报道播出时，台湾媒体才了解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正发生在大陆。

在邓丽君的事业陷于停顿时，她的歌曲则在中国大陆流传，这很令邓丽君始料未及。针对这股热潮，当有记者问邓丽君，如果大陆真的邀请她过去，她会怎么办。事业刚刚有起色的邓丽君开玩笑地说，“我一定去大陆，我也很愿意把我的歌唱给大陆同胞听。”

面对如此盛景，香港和台湾更是将邓丽君视为“宝贝”。首先是娱乐界人士闻风而动，蜂拥而至。

香港的无线电视台和台北的台湾电视公司《大荧屏》节目都曾派专人专程赴美录制《邓丽君特辑》。在此之前的日本宝丽多公司已经在1980年的三四月间，特地派人到美国为他们公司的台柱邓丽君灌录日语新歌，并且还拍有多种宣传照片。这些照片有的作为邓丽君新唱片的专辑封套，有的则用在为邓丽君编印的旅美画册或者旅美生活报道特辑中，有些甚至是销往中国大陆的。邓丽君主唱的许多电影如《难忘的一天》、《原乡人》、《爱情躲避球》、《源》等的主题曲或插曲, 都由唱片公司派人专程赴美请邓丽君灌唱，作曲家翁清溪就曾经亲自去过。香港也曾有录音师邓锡泉先后两次到美国，为邓丽君录制过两张唱片《甜蜜蜜》和《在水一方》。而在洛杉矶与邓丽君住得很近的刘家昌，也邀请邓丽君为他在美国拍的一部电影唱主题曲。宝丽多公司得知刘家昌在美国拍摄西片后，就让邓丽君询问他是否愿意与宝丽多合作，为宝丽多作曲。刘家昌曾经有一部国语电影《云河》，它的主题曲曾被邓丽君录唱在她的专辑唱片中，因此，这次合作，就由刘家昌主动力邀邓丽君唱英文电影主题曲。

邓丽君的国际性影响和世界性声誉让新闻媒体和娱乐界惊叹不已，纷纷根据她的动向出笼有关报道。可是，最为邓丽君这种声势所影响的是台湾当局。邓丽君在黯淡赴美的时候，对于回台湾，已暗自立下“除非请我，我才会再回来”的决心。

这时候，台湾方面很担心因“假护照事件”被“冷冻”中的邓丽君回到大陆，于是开始积极为邓丽君先前的“假护照风波”平反。曾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和“新闻局长”的现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在得知大陆有意邀邓丽君演唱时，高层立即派他与邓丽君联系，邓丽君也立刻允诺，并回请了宋楚瑜夫妇，第二天宋楚瑜和夫人陈万水即共赴餐宴。但台湾当局还是不放心，又通过邓家仍在军中服务的邓长富，直接与邓家家长邓枢取得联系，这才放心了。

1980年，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亲自赴美，以盛大的排场邀请邓丽君回台演出。

9月，邓丽君在台湾当局的邀请之下，结束了收获丰富的留美生涯，整装返台，再度成为台湾媒体的焦点人物。

台湾当局有意利用邓丽君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大陆的热潮来进行政治宣传，因此，邓丽君回到台湾后积极参加劳军以及社会福利等各种义演活动。邓丽君首先到金门义演，金门是位于福建省厦门湾口十公里处的一个小岛，台湾当局曾经在离大陆咫尺的金门上空多次将邓丽君等人气歌星的录音带空飘至大陆。邓丽君生前也曾经多次到金门慰劳三军。这次她在岛上与三军将士合唱《何日君再来》，并用面对大陆的大型扩音器对民众喊道：“各位大陆同胞：我是邓丽君，我知道大家在听我的歌，我感到非常荣幸，如果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就请跟我一起唱！”10月间，邓丽君又在“国父（孙中山）纪念馆”举办盛大义演，门票收入则数捐作自强爱国基金。

在高规格待遇之余，“假护照案件”在台湾仍未结案，因为根据台湾的法律，邓丽君的护照事件涉及伪造文书的嫌疑，而且在台湾市民董尚和提出告发后，这个事件已由台北地检处侦办。案件在侦查时，邓丽君均未到案，从而让此案拖了两年多。

一连串义演活动结束后，1981年初，台湾“新闻局”特别颁发“爱国艺人”奖给邓丽君；不久又邀请她与台湾广播界第一把交椅的广播电台主持人李季准共同主持“金钟奖”颁奖典礼；6月则再安排她到金门及高雄两地举办《何日君再来》等义演晚会。

邓丽君在第一次主持金钟奖时，在台湾红透半边天的“月亮歌后”李佩菁脊椎病变开刀失败，她只能坐在轮椅上演唱，已很难再现“动感歌后”的仙姿，也只能坐着轮椅上台领奖。见此情景，邓丽君止不住泪水，频频以手拭泪。在邓丽君的心目中，战胜病痛的李珮箐永远像她在《高高的仙人掌》中所唱的那样，“我愿我也像那仙人树，不怕逆境，不怕吃苦，也要永远坚定又牢固”，“顶天立地，日日暮暮，能把一切难关都克服”。

种种集荣耀于一身之时，又积极为“假护照事件”“平反”，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刻，台湾极欲拉住邓丽君的意图十分明显。离家年余，首度返台，邓丽君心潮起伏，她在回台日记里，以简短的文字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复杂心情：

“走在拥挤的人群里，属于台北的那股特有气氛迎面而来，回头看着也提着行李的妈妈，一脸愉悦，看来似乎年轻了些。冬暖下的台北，正张开双手欢迎我。随身的几箱衣服真是麻烦透了，这几年在国外演唱，什么苦都吃了，但是出入境得带着大批行李仍是令人头疼的老问题。箱子里有一袋日本五角苹果，那是爸爸最喜欢的。妈妈陪我经年累月在外头演唱，留他一个人在家，每次想到他，妈妈和我都牵肠挂肚的。好不容易找到假期，回台北看看家人，替电视台录节目，三天后我又得收拾行囊，到马来西亚登台。要保持知名度，人非得付出相当代价，即使是付出青春。（第一天）”

“晚间全家人都聚在这家气派的餐厅里，爸妈坐在一块儿，感觉上我们又壮大了些，不再是飘落国外的艺人。爸爸笑声不断，话题连连；哥哥和弟弟追问我在日本的生活。一家人这样融洽的相聚是多年来少有的。（第二天）”

“今天好愉快，见了好多老朋友，一家人走在路上都有许多人品头论足的。有个小女孩告诉我，她从小听我唱歌；台北的男孩越来越时髦了，高跟鞋、中分发、皮夹克，好像越来越向日本年轻人看齐。

欧阳菲菲在日本找到心爱对象，许多人猜我也可能嫁个日本男孩，但我始终觉得日本男孩外在漂亮，但谈吐肤浅，不过婚姻的确是很微妙，我也不敢说。（第三天）”

“回到‘台视’老摄影棚感慨很深，想到十年前我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在这里唱歌，‘台视’像我的老家，当时脑中只希望台湾的观众能接受我，但长大了之后野心更大，想学更多更好的歌唱表演，想要离开温暖的窝尝尝外头风雨的滋味，想要征服更多掌声。在日本的四年我确实长大了……我深知要做一位令人回味的歌手，不能只具有一张美丽的脸。回‘台视’，从上到下对我的热情，让我想到群星会时代的小女孩。‘华视’曾给我极好的条件，但在和‘台视’合约未满之前，我是绝对不会变动的，我深信影剧圈里应该是有道义的。(第四天）”

1981年12月，台湾当局的检察官林天麟根据台湾“航警局”提供的资料，认为邓丽筠的犯行“堪予认定”，但因“犯罪情节轻微”，且邓丽君在美求学期间，仍多次返台演唱，只是“偶触法网”，情有可原，因此依职权予以“不起诉处分”。台湾当局的最后判决是：“本来应依刑法二百十二条的规定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三百元以下罚金，不过由于是在中华民国以外的地区犯罪，故念其初犯，依刑法第七条规定，决定不起诉。”听到意料之外的这种判决，据说邓丽君流下了眼泪。这对于出身军人家庭、从小接受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教育以及在严苛的政治环境中成长、在国民党政府文化策略的培育之下开始活跃于世界各地舞台的邓丽君来说，台湾当局的举措具有极大的力量和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获得台湾当局的平反后，邓丽君“假护照事件”终于宣告落幕。

1981年在台湾的十大歌星评选活动中，歌迷有权评选的只有郭金发、陈淑桦等八位，因为另外两个名额早已预留给了邓丽君和刘文正。邓丽君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同样，邓丽君和刘文正是最早影响大陆的两位台湾歌手。在1981年的时候，台湾当局也把刘文正置于和邓丽君一样的境地，但由于邓丽君在国际间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后来刘文正主演的电影《星期六约会》就可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邓丽君的录音带则无法播出，偶有例外的是电影主题曲或插曲，曾经在电影频道中播放的一部电影《爱情躲避球》的插曲恰好是邓丽君的歌曲，这才给了大陆歌迷一个久旱逢春的机会。

在1981年之前的邓丽君也许还仅仅是一个普通歌手，可是，重返台湾后的邓丽君已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台海两岸铁幕纷争的政治旋涡之中。台湾方面利用邓丽君在大陆及海外华人中的影响，开始打起“邓丽君牌”，邓丽君被作为对大陆的一种“统战”工具隆重推出。当大陆的一些媒体披露有关方面邀请邓丽君回大陆演唱的消息时，海峡那边的邓丽君却被一次次劳军演出所包围。在那些明显带有政治倾向的演出中，当主持人问到她关于大陆的邀请时，邓丽君只得十分无奈地表示：“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

邓丽君虽然在两岸的紧张关系中为一方摇旗呐喊，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却没有任何国家、意识形态的概念，她认为所有的中国人的发源地就是“中国”，他们的根在“中国”。大陆众多歌迷支持她的事业也给了她无比大的勇气，促使她树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坚定信念。因此，在台湾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邓丽君常常将“大家都是中国人”这句话挂在嘴上。

正文风霜伴我行

1980年10月，邓丽君第四度踏上香港“利舞台”，举行了一连七场个人演唱会。进军香港多年，邓丽君虽然早已练得一口流利的粤语，但在香港仅发行过国语唱片，直到1980年12月28日，邓丽君才推出了第一张粤语个人大碟《势不两立》，其中包括《忘记他》、《雪中情》、《一水隔天涯》、《浪子心声》等，主打歌为《风霜伴我行》。唱片一上市即成为“白金唱片”，并成为她隔年再开演唱会的动力。歌曲《风霜伴我行》也为邓丽君复出香港歌坛奠定了基础。

《风霜伴我行》（作词-邓伟雄、作曲-顾嘉辉）：

将一生梦想，换到多少悔恨与祸殃；谁愿镜内照出孤独影，无奈往事烙心上；心中有恨难量，为报深恩我愿添祸殃；谁令怨恨似比山高，风霜伴我行；恨我心多锁缰，万千结缚住爱与恕；难斩断解不开，人世上情怀要抛到脑后，一朝我愿能偿，站到高峰暗自我回望；长路冷落百般心伤，风霜伴我行。

年底，邓丽君又赴东南亚作巡回表演，并荣获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歌星奖”。

这一年，邓丽君的个人专辑《邓丽君精选第一集》、《在水一方》、《势不两立》《原乡情浓》都是白金唱片。

随着经验和视野的开阔，邓丽君再出发的演艺路数也更加宽广。除了继续尝试不同风格的华语和日语歌曲外，她在首度尝试推出粤语大碟的同时，也开始于印尼灌制印尼语唱片。而在慈善表演和大型演唱会外，邓丽君则在1981年也首度尝试为雅马哈(YAMAhA)机车拍摄电视广告。

在华人圈打响名号后，邓丽君的柔美歌声也感染到其他的族群。1981年初，邓丽君将《小城故事》

、《月亮代表我的心》、《你怎么说》等脍炙人口的中文歌曲翻录成了印尼文。邓丽君是不会说印尼话的，但她凭借马来语的基础，用罗马拼音唱出了80首印尼歌曲，出版了首张印尼语专辑。这张别具意义的印尼语专辑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前些年台北经历了一场大水灾，甚至连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也没有收藏。

邓丽君在香港推出首张粤语大碟《势不两立》广受好评之后，1981年4月，她再到“伊利莎白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门票早已在两天内抢购一空，而且邓丽君一连七天唱了九场，创下了“伊利莎白体育馆”个人演唱会场次最多的纪录。

邓丽君的香港之行，掀起了强劲的“邓丽君旋风”。当邓丽君这颗秀丽迷人的“东方之珠”搭机抵港的那天早上，香港警方很早就采取了维护秩序的措施，但是机场还是挤得人山人海。记者、歌迷和警察夹杂在一起，大家你推我挤，抢占最有利的位置。随着人群中传来的哗然之声，邓丽君已在护卫员的护送下步出机场禁区。这时，记者和歌迷一拥而上，闪光灯如闪烁不停的火花，献花者则猛然摇动花束，现场秩序顿时一片混乱，甚至传出有人高喊“救命”的呼救声。为避免发生意外，警察立即围成人墙，在层层的人墙和数十名保安人员的护卫下，邓丽君才勉强钻出人群。

“邓丽君旋风”旋即随着邓丽君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表演而刮过异国他乡。不仅演出盛况空前，街头巷尾、茶楼酒肆莫不谈论邓丽君；各种录音音响中，莫不传来邓丽君的歌声；各种报刊杂志上，莫不抢登邓丽君的消息；广告商也争相邀请邓丽君代言，街上处处可见她的广告海报；娱乐公司、唱片公司、音乐制作人无不想方设法与邓丽君合作。

1981年内邓丽君所灌录的五张个人大碟《假如我是真的》、《爱像一首歌》、《水上人》、《难忘的眼睛》、《邓丽君福建名曲专辑》同时获“白金唱片”，勇破香港历届“金唱片”纪录。为表彰邓丽君一次连获五张白金唱片、刷新历届金唱片纪录，8月邓丽君参加了“香港第五届金唱片颁奖礼”。而在返港领取白金唱片奖期间还发生了几起小风波。当邓丽君要入境香港领奖时，签证却又出了问题。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回香港，直到机场时邓丽君才发现香港签证过期，无法入境的她只好在机场等待，三个小时后，香港无线电视台为她作保，她才得以入境。事后谈及入港风波时，邓丽君承认港签过期是自己的疏忽。8月3日的金唱片颁奖典礼之前，邓丽君接受香港某电台主持人黄韵诗访问时，因触及敏感问题落泪。颁奖典礼时，制作单位安排邓丽君演唱了一首《原乡情浓》，并由成龙颁奖给邓丽君。一时又传出邓丽君由成龙手中接过奖项后泪洒舞台的说法。金奖风波让邓丽君又绯闻缠身。

在这一年，邓丽君除了在台湾各地与东南亚巡回演唱外，还于6月在台湾高雄举办了《何日君再来》

义演晚会，“台视”则播出了长达一百二十分钟的《君在前哨》特别节目，不久邓丽君就又为“台视”

录制了《千言万语》专辑。

1981到1987年是邓丽君歌唱事业的全盛时期，日本、东南亚、中国内地以及港台地区，东亚的大半个区域都是邓丽君的歌声，“十亿个掌声”就是邓丽君极高成就的最贴切形容。

“十亿个掌声”的背后是无数的困苦和磨练，更是许多的放弃和坚持。谁也无法否认，邓丽君是一位歌唱的天才。然而，好嗓子仅仅是事业成功的基础。要攀登世界演唱高峰，仅靠天生的好嗓子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海外歌坛，竞争无比激烈。邓丽君为了唱好歌曲，为了能在各种条件下都能适应，她坚持天天唱歌，甚至患了感冒、发高烧时也从不间断。邓丽君的好友何俐俐说，她曾因为自己音域不够广阔而努力练歌，曾经练到喉咙出血。没有谁能比邓丽君更深刻地理解人在旅途的感觉。多少年来，她签了许多约，必须一地又一地按时赴约，履行合同。因此，她总是来去匆匆，忽东忽西，飘来荡去，行踪不定。这种马不停蹄的奔波、飞速旋转的生活，就是邓丽君的事业。

1982年大年初二晚上，邓丽君在台北狄斯角演唱。她一连唱了一个小时，台下响起了如雷掌声，还有久久不歇的喝彩声。邓丽君在观众热情喝彩中再度出场，她要再为观众唱一首《何日君再来》。前奏音乐刚响起时，邓丽君娓娓说道：“我14岁出道，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这中间所经历的酸甜苦辣，真是一言难尽……”她的声音哽咽，满脸泪痕。台北狄斯角是邓丽君初出道时经常演唱的地方，多少年来，她已经努力将过去的创伤藏在心里。如今重新站在事业的高峰，邓丽君却触景伤情。一样的她，同样的舞台，不一样的却是她个人的成就和地位。当年的她是那个四处跑埠演唱、被老板炒鱿鱼、看尽众人脸色的小女孩，如今的她却有自己的乐团、自己的舞群、有专属的和声，还有要唱多久就唱多久的个人秀。邓丽君难以自抑，挂着泪却带着笑容唱了起来。

邓丽君再接再厉于1982年1月8日至11日在香港举办个人大型演唱会，地点在湾仔的伊利莎白体育馆，共举办了五场。五场演唱中的第一场是慈善演出。由于邓丽君个人演唱会卖座极佳，香港宝丽金公司随即录制了整场演唱会，并推出了《邓丽君演唱会》双唱片，面世后即双双成为白金唱片。10月，邓丽君与林子祥、谭咏麟合作，于香港拍摄无线电视特辑。偏好慈善表演的她也在年底参加了香港的《欢乐满东华》慈善晚会。

80年代的邓丽君由于接受过日本的音乐训练，她的歌唱技巧已有所突破，她也开始有自己的专属乐队，她的舞台表演就更上了一个台阶。而且自从邓丽君在美国取得成功，知音满华人圈以及歌声传奇式地席卷中国大陆后，她的身价就今非昔比了。

在星马地区，邓丽君原有的“作秀”价码和凤飞飞、欧阳菲菲、甄妮等同级，日酬约为四千美金。

但自从她的名气震惊国际后，“作秀”的价码就节节上升，在香港、台湾、日本、星马、泰国、印尼、菲律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很快就跃升为第一位，日酬已高达美金一万以上，不仅远远超过原来与她同一级待遇的超级歌星，而且这样的高价，还不一定能够请得动她。新加坡的“阿波罗”和“香格里拉”

两家夜总会，曾经先后派专人到台北请邓丽君登台演出。两家夜总会竞相出高价，结果“阿波罗”胜出，该夜总会愿支付日酬美金一万六千，演唱十天的酬劳为十六万美金。但由于邓丽君一年后才有可能重访新加坡，所以，虽然有这样的高价行情，在当时仍还没有马上敲定赴新加坡演唱。

另据当时媒体报道，吉隆坡夜总会曾经以每场五千美元的价码和来回十张机票的天价和邓丽君签下一纸演出合约。这样的价钱当然是值得的，因为邓丽君演出前歌迷抢购门票、将夜总会挤到寸步难移的情景，在大马是前所未有的。邓丽君有一次在日本“作秀”，由一个经纪人包下了一百五十天，每天的酬劳高达三万美金。然后这位经纪人再把具体的时间安排到各个歌厅和夜总会，从中抽取相当可观的一笔利润。台湾地区从北到南的歌厅和夜总会更是把邓丽君视为财神，只要她答应演唱，那就等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邓丽君已经进入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当时没有一位亚洲歌星可与她匹敌。据说，当时在中国大陆，几乎每一个喜欢听流行歌曲的人都知道邓丽君的名字，听过她的一些歌曲。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邓丽君的录音带也极为畅销。普通的市价是一盒12元，黑市则卖到一盒20元。这种价格对于当时的物价而言确是不菲，但尽管这样贵，仍然不愁没有人要。

邓丽君的录音带在当时非常畅销，以至于在某些地方，男女谈婚论嫁的时候，她的录音带是被列为聘礼的。北京、上海等地也出现了专卖港台歌星影星的照片的生意，邓丽君的玉照也在畅销之列，当时每张卖到1元。香港那时印制月历的时候，第一张“月历女郎”就是邓丽君。据香港北角的书报摊贩说，这些月历主要是销往大陆的，所以大多印上邓丽君的照片，因为香港没有任何一个明星比得上她。

《淡淡幽情》

《淡淡幽情》被许多人认为是邓丽君歌唱生涯中最优秀的唱片。

80年代初时，邓丽君开始筹划《淡淡幽情》专辑的发行与制作事宜。《淡淡幽情》专辑中收录的首歌曲的歌词都是根据中国古代诗词大家的作品谱曲而成的。为实现传承中华文化的志业，邓丽君特地寻找了当时中国大陆和港台最前卫、最权威的制作人为这个专辑谱曲。八位作曲家的倾情谱曲和邓丽君极佳的诠释能力，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为中国古典诗词塑造出新的存在形态。

这张国语流行乐坛惟一以唐诗宋词为主轴的概念性专辑把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音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张专辑推出后就成为了白金唱片，并荣获1983年年度最佳专辑奖，负责制作这张专辑的邓锡泉也获得了年度最佳制作人奖。

《淡淡幽情》专辑的设想是由香港企业家谢宏中所提出的，费时约两年半完成。关于此事，谢宏中说：“两年前的某夜，我在宴会上遇见了邓丽君。我将长期酝酿成熟的构想告诉她，其反应相当激烈。

……当时我们的观点很接近，那就是如何将我国流传数千年的古典诗词用现代音乐表现，如何引起听众的共鸣，如何保存逐渐被遗忘的中国文化……”

《淡淡幽情》专辑的设计充分让古诗词典雅的传统重现于现代社会中，再现出了后无来者的唐宋风致。1983年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出品的第一版CD，这张碟附送了一本印制精美的歌词，每首词后都有意译和解说，在精美的解说里还附有符合每首诗词意境的画或照片，诗词书画融为一体。诗画出自名家单栢钦之手，以邓丽君为主题拍摄的一辑照片则由香港的名摄影家林伟拍摄。而为表达出那种诗画如一的古典意境，外景队曾经到新加坡取景。12张照片中有三张是穿旗袍的邓丽君，在鲜绿、粉橘、枣红色的服装的衬托下，邓丽君给人一种多愁善感之上的静谧美感。这张专辑非但大卖，而且邓丽君幽雅的气质与她的旗袍装扮的完美结合，打造出如空谷幽兰般的中国古典美女、才女形象，让邓丽君的艺术成就更上一层楼。

那时候的邓丽君，正如邓锡泉所说的：“邓丽君真的很美，光芒万丈，这段时间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充实的一段时光。而且制作唱片时，还传出她与新加坡富商的绯闻……”

《淡淡幽情》专辑的八位作曲者当中，台湾与香港的比例是六比二，台湾的作曲家较多。谈及原因，邓锡泉说：“当时台湾的作曲家比较习惯国语歌曲的创作，因此我觉得他们应该比较容易理解这种古词。” 而且，他们所策划的专辑的名称就已将唐宋诗词那种淡泊、深渺的意境充分表达了出来。这些作曲家中有以往为邓丽君写过不少歌曲的大导演刘家昌，他谱曲的作品是《独上西楼》（[南唐]李煜《乌夜啼》词）、《胭脂泪》（[南唐]李煜《相见欢》词）和《万叶千声》（[宋]欧阳修《玉楼春》词）；还有古月，他谱曲的作品是《清夜悠悠》（[宋]秦观《桃源忆故人》词）和《相看泪眼》（[宋]柳永《雨霖铃》词）；以及黄霑的《有谁知我此时情》（[宋]聂胜琼《鹧鸪天》词）。另外有钟肇峰的《芳草无情》（[宋]范仲淹《苏幕遮》词）和《欲说还休》（ [宋]辛弃疾《丑奴儿》词）、翁清溪的《人约黄昏后》（[宋]欧阳修《生查子》词）、陈扬的《思君》（[宋]李之仪词）、谭健常的《几多愁-虞美人》（[南唐]李煜《虞美人》词) 。除了这些老牌作曲家外，还有当时年仅19岁的民歌作者梁弘志，他为《但愿人长久》（[宋]苏轼《水调歌头》词）担纲作曲。

目前为台湾代表性畅销金曲作者的梁弘志，二十几年前只不过是一个新音乐的创作型歌手而已。决定起用他的是邓丽君和香港唱片公司的制作人员。邓丽君已在自己的专辑中唱过梁弘志就读于高中时所创作的《恰似你的温柔》，于是邓丽君主动向梁弘志邀曲。那时的梁弘志还是个带有学生气息的年轻人，他说：“邓锡泉突然打电话拜托我写歌。要我以自己的感觉谱曲即可，他的要求只有如此而已。小时候家父曾带领我进入古典文学的世界，因此苏轼的词拿到手上并未手足无措。耳熟能详的词句，觉得更有亲切感。”

梁弘志为表现出苏轼词的优雅美感，有意避开了演歌式的旋律，针对邓丽君的音质特色从事谱曲工作。“由于不同于现代歌词，因此，曲子如何搭配段落、如何以现代的方式展现词句的优美，这两点令我最为伤神。”谱曲后的《但愿人长久》是一首叙事曲，钢琴与弦乐的演奏将邓丽君怡然自得的声音衬托得非常完美，而且把美丽的月色、时光的悠远与人生一瞬间的绚烂表达得淋漓尽致。

相当喜爱这首曲子的邓丽君很希望再度与梁弘志合作。邓丽君在1985年参加NhK红白歌合战时还邀请梁弘志前往，请他观看日本音乐节目，并向他多方请教。梁弘志在回忆他们相处的日子的时候说：“她对年纪较轻的我也非常谦虚。我告诉她她的声音很美，的确很适合唱民谣，不过还是应该多方发挥，尝试更新的节奏与风格。譬如我提议为她写Reggae（瑞格舞，西印度群岛的一种舞蹈及舞曲）节奏的新曲时，她非常高兴，宣称这是个好提案，改天一定要尝试。1987或1988年，再度将古诗词的曲子交给唱片公司，然而不知为何一直毫无下文……她定居巴黎后我们就未曾联络，然而工作人员告诉我她在演唱会或各项活动中唱起《但愿人长久》这首歌时都会提到我，所以我想她大概没忘了我们的约定。我相信等她身体状况、对歌曲的热忱等条件完全齐备时，一定会再回来。直到今天，没实现那个约定仍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

《淡淡幽情》

邓锡泉在谈及这一点时也说：“我很后悔，自己当初应该作更多方面一点的尝试。我们可能都把邓丽君的形象塑造得过于固定。由于歌声甜美，所以总是让她唱情歌。其实她本人很想尝试别种挑战……”

《淡淡幽情》是邓丽君努力尝试的另一种演唱方式，一种不同于艺术性歌曲的方式，其中寄托了她对艺术的新感悟和期望。这张唱片的特殊之处在于，邓丽君以一种独特而前卫的手法，诠释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新脉动，让中国人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感受到古老中华民族的温柔情怀，让世人明白再现传统艺术的精华不一定非要限制在艺术歌曲的条条框框中；同时这种以概念贯穿整体的制作风格、这种刻意忘却流行、把商业放在其次的大胆尝试、这种古今结合、重点借助古典树立新乐风的手法，都表明这张专辑是试验性作品和前卫之作。而在娱乐和商业上，邓丽君又完全成功地把这张唱片塑造成了台湾流行音乐上的里程碑。邓丽君对这张力作的期冀和厚望、她旺盛的创作力也充分表现了出来。

邓丽君能够试验性地创作出《淡淡幽情》这张传统与流行两者融合无间的作品，也是由于她在通俗乐坛努力多年、深谙中国词曲的转音与变换方法的缘故。邓丽君个人是成长于中国传统歌曲、民谣、小调盛行的时代，因此从小就熏陶出相当完整的传统唱腔与演绎方式，所以，她能够熟练地驾驭传统音乐，同时轻松地游刃于传统和现代之间。

但令人欢欣鼓舞却又无比悲哀的是，在这张梦幻专辑之后，包括邓丽君在内，国语歌坛从此再也没有人有足够的能力与高度，创作出这种传统与流行有机结合的作品。另外，虽然这张专辑中的歌曲备受肯定，但由于需要极高的演唱技巧，因此后继歌手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来翻唱这张概念性专辑的也是寥若晨星。在邓丽君之后，由于再也没有歌手有她那样的成长背景，像她那样在传统乐风背景的前提下逐步建立起自身的流行乐风导向，然后在成熟的歌唱技巧、极强的歌唱实力和一定的高度上把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邓丽君创造出的这种流行趋势，也就成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只不过空谷佳人回音优美如昔，邓丽君毕竟为这个时代留下了太多的痕迹，记忆和怀念的痕迹。

邓丽君在这张专辑之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演唱会和日本通俗歌曲的表演上，而结合中国传统要素进行新创作的歌唱实践也被取消了，再加上时代的迅速变化，美式乐风与消费形态已经以更快的速度与动力主导了流行乐坛，《淡淡幽情》也就成了绝响。后来，邓丽君也曾经计划进一步制作《淡淡幽情》的续辑，她花了五年的时间向自己创作的古诗词曲挑战，但由于大陆和台湾的社会变迁、歌坛环境的剧变、个人心境的变化、身体状况的恶化以及心力交瘁，她最终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个未完的续辑也成了音乐人梁弘志和歌迷心中永远的遗憾。

《淡淡幽情》专辑以《独上西楼》为开端，邓丽君开篇即唱出了贯穿整张唱片的幽雅气氛：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邓丽君以行板的速度演唱这首如真似幻而且全是高音的作品，在真音与假音之间自由转换的情况下，把这首歌的寂寥气氛演绎得十足，既兼顾了艺术歌曲的技巧，又不失流行的气氛。这种独特的唱工，贯穿了整张唱片，营造出邓丽君风格的特殊情调，并表现在随后的《水调歌头》这首歌上。

当邓丽君以略微轻快的节奏，唱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歌曲呈现出一番清平的景象。

邓丽君淡淡的唱法，把歌曲的前半部分的气氛营造得相当闲淡。但随着“何似在人间”的歌声一落，邓丽君又以突出孤高、节劲的快板登场：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邓丽君在高低歌声中婉转自如，以转音充分表现出天上人间的瞬间与无常。同时以拉高长音的曲调为这一段收尾，表现出对人世间万事无常的无奈。在结尾部分，邓丽君重新又以行板唱出：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种平稳的节奏、舒缓的曲调，唱出了千古悠远与乐观豁达的感觉。相对于大诗人苏轼的多情与潇洒，邓丽君的演绎方式却带有几许婉约与柔弱，把一股思古怀世的幽情，转换为对情人、爱情的憧憬与怀念，明显有歌者邓丽君个人的心情折射。

《淡淡幽情》

邓丽君一生倾情演绎过那么多给人愉悦遐想的歌曲，那都是给别人听的。只有《淡淡幽情》中的歌，邓丽君是唱给自己的。创作《淡淡幽情》期间，正是邓丽君生死绝恋的时候，她遇到了足以托付终身的人，她的感情有了归宿。然而，推出这张专辑的同时，那只爱情鸟也就飞离了她。很早以来她就全力以赴于歌唱事业，在这之后，她更是将全部感情贯注于工作。她刻骨铭心的爱恋都倾注在这部作品中了，她的个人体验也都体现在这张唱片中了。邓丽君借着传唱高度含蕴的歌词，间接地表达出了面对冥冥之中的命运，个人只能无奈地接受、体验的悲剧。因此，《淡淡幽情》反映的是邓丽君的孤寂、缺憾，以及一种封闭在中国情怀中的无奈，反映出了邓丽君始终坎坷、流离，却又期待完美恋情的不完美人生。《淡淡幽情》中所体现的才是真实的孤独而忧伤的邓丽君。

《淡淡幽情》面世至今已二十多年，岁月的滚滚红尘并未能遮掩它美丽的光华，反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愈显出非凡的魅力。

邓丽君是20世纪最令人怀念的华人歌手，也是国际公认的最成功和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歌星。她在二十多年的演唱生涯中，出版专辑唱片过百张，唱过的歌曲上千首；她在80年代前后近二十年的辉煌岁月正是中文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而《淡淡幽情》则是她个人演艺事业处于颠峰时期的经典之作，也是她亲身参与策划的第一张唱片。与其它专辑不同，这张碟中的文学精品，配上现代流行音乐后，由邓丽君用她与生俱来的幽幽情怀唱出来，典雅、庄重又温柔、多情，颇具唐宋风范。这是一张最具邓氏特色的专辑，充分彰显出邓丽君情歌演唱的绝代才情和旷世才华，专辑中的歌曲除了《但愿人长久》这首较为中性的歌有歌星能够翻唱外，迄今尚未发现有过得去的翻唱版本。多年来，这张唱片一直被发烧友们作为完美人声的试音碟。从音效上看，整张碟以人声为主，配乐的音量较低，乐队的位置也明显靠后，《独上西楼》出场时的清唱如真似幻，具有极好的表现力和空间感，歌者的身高、姿势和口型仿佛历历在目；人声如水晶般纯净，音色温暖清丽；配乐方面亦表现不俗，民乐和管弦伴奏音质平滑而有光泽，那两段不疾不徐富有节奏的梆子声带有清亮的回音，周围空气似乎都在流动。而这张唱片从作词到作曲、演唱，前后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凝聚着十几代文艺人杰的超卓才华。

《淡淡幽情》专辑目前共有八个版本：香港宝丽金一家就出了四个版本：黑胶（LP、磁带）版、普通CD、88极品和XRCD版。相比之下，以黑胶和普通版为首选，因为它们附送了更多的信息，尤其是那套以邓丽君本人为主题的黑白照以及第一策划人谢弘中手写的该专辑的整个策划过程，从而更具收藏价值。其次有台湾和德国宝丽金出版的黑胶版（LP）。这大概是邓丽君的唱片得以进入台湾百佳唱片的主要原因（因为自从70年代初邓丽君走出台湾以后，她的专辑唱片均由台湾以外的唱片制作）。第三是日本金牛宫（tAURUS）出版的两个版本：1995年7月出版了普通版CD，基本上与香港宝丽金的初版CD相同，但是又有重要不同：最大的区别是歌词本上的照片是彩色的、蝶面上印有彩色的邓丽君图片！歌词及翻译解说部分采用中日对照，除增加了日本评论家的乐论外，还将宝记初版中谢宏中有些模糊的手写小楷也全部变成了印刷体的日文。2001年，该公司出版了XRCD版，售价高达人民币400元以上。

另外，该专辑推出后，还催生了《淡淡幽情》的电视版——《淡淡幽情》电视特辑，而且是香港、台湾两个版本！在香港版中，邓丽君以蓝色古装亮相，登山临水、挥毫弄墨，仿如飘飘欲仙的天上佳人；台湾版则是主持兼演员，穿着现代时装作讲解，然后以大红的古裙边演边唱。该特辑被邓迷们誉为邓丽君影像之“后”（“影像之王”为1985年日本NhK演唱会），可惜一直没有出正版！

2002年8月，邓丽君文教基金会发表了邓丽君从未发表过的歌曲《问世间情是何物》。《问世间情是何物》是《春梦秋云》中收录的一首歌，由音乐人小虫重新编曲。邓丽君专辑之一《淡淡幽情》，曾经策划第二集，名称是《春梦秋云》，当时词曲一切都已完备，但邓丽君却觉得，这些歌曲的总和不过是第一集的延续，没有超越，所以这张专辑也就没有发表。为了歌迷听歌声思人，基金会还特地将邓丽君在1983年新年时，为《淡淡幽情》拍摄的MtV画面重新剪辑成新的《问世间情是何物》 MtV。

年1983年，邓丽君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她的事业已经迈向了巅峰。

1983年1月，邓丽君在香港富豪酒店开设生日派对，与歌迷同庆30岁生日。这一年是邓丽君正式踏入演艺圈第15年。

1983年2月，邓丽君应邀前往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最大的凯撒皇宫酒店演唱，成为第一位在此签约演唱的中国歌星。

邓丽君的巨幅彩照早已悬挂在闻名遐迩的凯撒皇宫的大门口，在法兰克辛那屈和汤姆·琼斯的照片中间。她那自信的微笑、传神的黑眼睛、微微上扬的嘴角，展示着东方古老而神秘的美丽。这次演出与上次巡美演唱很不同，因为赌城不是纽约，这里是冒险和娱乐的天堂，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

所以，邓丽君这次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的观众，这些外国人根本就不会华语，甚至也不会英语。这也就成了表现歌手真正实力的关键时刻。

19、20日两天是邓丽君的演唱会，并且只演出两场，可是1月底票已售完。凯撒皇宫原本只有1100个座位，后来千方百计加座，加到1500个，连两旁的走道、中间的阶梯，都卖了站票。然而仍有许多听众被挡在门外。为了亲眼看一看邓丽君的风采，现场听一听她的歌曲，这些人有身居美国的，也有从香港、日本、新加坡特意赶来的。凯撒皇宫的警卫从未见过这样的盛况，他们忙得一团糟。到演出那天，有些人干脆贿赂带坐员，塞给一百美元、一百五十美元的钞票，硬挤进去。见此情形，凯撒皇宫的警卫说：“这里从来没有这种现象发生，这简直使人不可置信！”八点钟才演出，六点半人已爆满。

为这次演出，邓丽君专门带来了一个17人的乐队，2名合音，4名伴唱，还有灯光、舞台美术设计等一共三十多人。

灯光明灭，邓丽君身着粉红色的旗袍出现在乐台中央，剧场里旋即爆发出疯狂的热浪。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曲《几多愁-虞美人》，观众已是如痴如醉。美国是个开放的国度，对艺术有着多元的接受和欣赏。那些听惯了乡村音乐，跳惯了爵士舞的人们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仿佛聆听着另一个世界的声音，那样的柔肠百转、清新悠然、灵动俏皮。她跟着乐曲和歌词要表达的感情自歌唱，是那样的自然和真实。

她的人已经融入她的歌声，现场的人已经完全为邓丽君的风采和歌声陶醉。在袅袅婷婷和余音缭绕中，他们得到了从未有过的享受。

久久不息的喝彩声将邓丽君的演出频频推向高潮。现场的人们情绪激昂，场外的数百人还是硬往里挤，他们情愿以高出门票数十倍的价钱来买得一张可以进入的站票。于是，守门和卖票的工作人员，也就意外地发了一笔小财。当这场演唱会将近尾声的时候，富丽堂皇的凯撒皇宫大厅的后面，已经组成了数百人站着听歌的人墙。

那些在后台工作的人员，演出过程中，不断夸赞邓丽君唱得甜美、亲切。而90分钟的演唱会，他们一直站着欣赏。这些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们挑剔的眼神中对邓丽君有的只是赞叹和惊讶。当有人问他们：“你们总是这样致函仔后台，欣赏台上艺人的表演吗？”他们说：“从来没有这样从开始看到结束，我们实在对这位中国女孩，充满好奇和兴趣，实在喜欢她的歌。虽然我们不懂中文，但听她唱歌，实在让人舒服。”

赌城演唱会的高潮是那首百唱不厌的《何日君再来》。轻柔的音乐，轻柔的歌声，坐中的华人已经不约而同地和着她大声唱了起来。那种难舍、那份痴迷，全都在“何日君再来”的歌声里了。一曲终了，该是谢幕的时候了，邓丽君先后三次向观众道别，但观众的狂热情绪久久无法平静下来，他们拼命地向邓丽君鼓掌，“再来一个”的呼声不断。谢到最后，她自己已是泪眼朦胧。

演出一结束，据说，首先拥过来的就是凯撒皇宫的工作人员。第一个是警卫，他拥抱着邓丽君，连说：“好极了！好极了！”而仅这两场演出，凯撒皇宫的工作人员得的小费，就比他们四星期工作的工资还多。凯撒皇宫的经理也一再要求邓丽君要挤时间再到凯撒皇宫来。

第二天，美国《内华达州报》上报道：“谁也没有想到一位年纪轻轻的中国女孩，她在世界上有名的拉斯维加斯竟然能够掀起一股以她为中心的旋风！可是这件事却真正地在赌城里发生了，昨天夜里是凯撒宫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一场演出，那么多听不懂中国话的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一些来自非洲大陆的旅行者，他们来到凯撒宫的门前请求入场。可是门票早已经在1月中旬就卖完了，一千余张坐席上早已坐满了当地的邓丽君崇拜者，后来的人又怎么可以进入凯撒宫听这位中国小姐的演唱呢？凯撒宫的守门人增加了一倍，售票员忍不住惊呼：邓丽君是谁呀？她怎么有如此神力把那些来此玩赌的人们，从赌场里拉到这儿来呢？有些人为了得到入场券，不得不在凯撒宫的门前出高价去买退票。也有人情愿得到一张站票，不惜向售票人和守门人塞昂贵的小费，使得一些凯撒宫的工作人员大饱私囊，据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非洲人说，守门人昨夜发了横财。而该宫的一位工作人员竟然以无法掩饰的喜悦口气对记者说：‘真希望这位中国小姐今后多来几次凯撒宫！’从他的口气里不难听出普通凯撒宫工作人员因邓丽君的演出给他们意外收获的一种喜悦！”

年从台湾的小歌厅到香港的大舞台，从日本的养乐多到美国的凯撒宫，邓丽君已经成为真正的巨星。

她能够流利地使用国语、粤语、日语、英语、法语唱歌，而且能用这些语言到位地阐释每首歌的意境，这使邓丽君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歌星。从70年代到80年代，邓丽君的录音带和CD的销售量都是非常大的，在亚洲各国的销售量达到百万张的唱片至少超过三十张。往往邓丽君的一张录音带或CD刚发行，几天之内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地就能卖到一百五十万张。从1976年到1984年这八年间，邓丽君发行的唱片，张张都是发烧强片。“第一位以中文歌曲连系全世界华人社会的歌星”，这是对邓丽君的极高赞赏。然而，她早已超越这一评价，成为了有影响力的国际巨星。

3月，邓丽君连续第二年受邀主持金钟奖颁奖典礼，成为报纸娱乐版热门话题，这次的搭档是在台湾素有“急智歌王”之称的张帝。台湾“金钟奖”的评选对象涵盖电视戏剧、综艺节目和流行音乐唱片，是台湾演艺界的年度盛事，与电影界的“金马奖”并列为台湾演艺界的两大奖项。正因为“金钟奖”和“金马奖”地位这么崇高，获选为颁奖典礼主持人，不仅是荣耀，更代表在演艺圈的成就与辈分。而且能够二度、三度执主持棒的艺人很少，只有台湾综艺界的“大姐大”张小燕曾经有此殊荣。

与此同时，邓丽君推出了粤语大碟《漫步人生路》，这是她在港台推出的第109张专辑（不包括日本）。香港宝丽金统计邓丽君八年来唱片总销量达五百万张，创华语歌坛纪录。

《漫步人生路》(作词-郑国江、作曲-中岛美雪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推远让理想永运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悲哀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毋庸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俩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就决心向着前。

为纪念出道十五周年，邓丽君举行了大型巡回纪念演唱会。1983年底邓丽君以香港为起点举办15周年巡回演唱会，第二年又一路唱到东南亚。“15周年纪念巡回演唱会”是邓丽君演唱史上最重要的演出纪录，更是邓丽君歌唱事业巅峰期的里程碑。

“15周年巡回演唱会”的第一站在香港红勘体育馆举行，为期六天的门票早已销售一空。邓丽君的这次演唱会创四项新纪录，总计观众达十万人。

12月29日是演唱会首演当天。香港红勘体育馆是香港最大的舞台，可容纳一万三千人。它的舞台在中央，设有三百六十度的观众席，分为前坐席、大堂、二楼席和三楼席，而观众席最后方特设的座位竟然高达25米。巨型会场已被挤得水泄不通，从开演前就热闹非凡。灯光还未亮起的时候，观众席上就一片欢声笑语。大家都以兴奋的心情，翘首以盼他们心目中“永远的情人”邓丽君的出场。

演唱会延后一小时才开始。舞台上的灯光由暗淡转为璀璨。邓丽君一出场，观众就爆发出一阵热情的欢呼。白色丝绸晚礼服、金光闪闪的旗袍……秀服一件接一件，伴随着舞群演唱的邓丽君，充满自信的光芒。

接着，邓丽君换上了镶满珍珠的迷你洋装，除了麦可·杰克“Fire”、“Flash Dance”之外，她还表演了多首音乐剧的戏码。

邓丽君再度回到中文歌曲，并在间奏时以广东话、潮州话、台语、福州话分别向来自香港、新加坡、台湾、泰国、加拿大以及澳洲等世界各地的华人歌迷问候。“还有来自大陆的各位来宾！”当她以国语在会场打招呼时，无数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现场一万多观众中居然有三千名是专程从大陆来的，他们利用年终的春节假期，到香港来一圆近距离接触邓丽君的梦想。

在不绝于耳的掌声中，乐队开始演奏前奏，《独上西楼》一曲的旋律流入会场。邓丽君优雅的唱腔，诠释着这首寂寥的作品，跨越千年时空的古诗词世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引起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的强烈共鸣。

让人特别耳目一新的是，邓丽君还以节奏强劲、载歌载舞的流行曲代替以往的民歌小调，为观众倾情奉献她个人的新风格。每唱完一首，台下都是掌声雷动。

后来，邓丽君接受观众的点唱，她清唱起来。刚才雷鸣般的掌声，令人难以置信地完全消失了，场内一片寂静。静默中，响起了邓丽君那水晶般清亮的声音。

压轴的曲子仍然是那首《何日君再来》，全场观众都激动地站了起来，掌声像起伏的波浪在体育馆内流动。由于欢呼声实在太大，使得邓丽君的歌声几乎难以听到，耳边只剩下乐队演奏的声音。唱毕，邓丽君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谢谢”，然后消失于舞台。

1984年1月邓丽君到新加坡和吉隆坡举行“15周年纪念巡回演唱会”。从当时物价来看，尽管新币元至80元的票价不便宜，但歌迷们还是争相购票，甚至有歌迷每场必到，观众反应异常热烈。走红亚洲的邓丽君在80年代多次到东南亚各国巡回演出，最令东南亚华侨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这次演唱会。

邓丽君的“15周年纪念巡回演唱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由宝丽金发行的“邓丽君15周年纪念演唱会”专辑（白金唱片）一时成为众人争购的对象，时至今日仍不断有人选购。不久她就又在日本稳坐巨星宝座，在商业性歌唱世界和流行歌坛，她已经登峰造极。

1984年3月，邓丽君获得了台湾“十大杰出女青年”的殊荣，为历届十大杰出女青年中难得一见的艺人。另外，她还获选台湾十大金嗓奖。同时她的15周年演唱会也首度对大陆直播。

正文重返日本

1983年2月，日本唱片公司邓丽君的经纪人西田裕司专程来到邓丽君旅居的新加坡，为的是安排她在日本复出后的一系列活动。

当时西田所在的金牛宫唱片公司虽然决定制作邓丽君的歌曲，但公司里的大部分人士，对销售邓丽君的唱片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邓丽君的歌能再在日本会风行一时，甚至有人打赌，如果邓丽君的唱片畅销，他愿意当场表演倒立给大家看。当时的邓丽君的确在日本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

年9月邓丽君曾抵达东京成田机场，这是“假护照风波”后她首度现身东京，她以一贯柔美的口吻表示：“我很抱歉，让我的歌迷为我操那么多的心。”并在广大传媒前，正式宣布准备重返日本歌坛。这次亮相，充分展现出邓丽君“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起来”的气魄。但是，邓丽君四处演唱、十分活跃的消息在日本方面完全没有报道。而且自发生了“假护照风波”，邓丽君离开日本后，她在日本便没有任何活动，而且护照事件已经对邓丽君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公司里的大多数人都为此担心，也根本没有推销邓丽君唱片的诚意，以至于邓丽君的唱片一出来，就被放在公司办公室的桌子上好几个星期，没有人理会。而在一般情况下，样本出来后，宣传人员便会立即拿去促销，但塞在纸箱里的邓丽君这两千张唱碟，竟没有人打算拿出来推销介绍。

此时，西田被委派做邓丽君的经纪人，而初时他也根本不感兴趣。但一想到邓丽君在辽阔的亚洲拥有那么多的歌迷，就又极大地鼓励了他。他在看过邓丽君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的演出后，才更真切地明白了邓丽君。西田坐在邓丽君特别为他准备的前座中央的位置上，整个演出中，他被像波浪一般起伏的掌声淹没着。观众狂热的情绪和邓丽君在舞台上发挥的魅力，让他吃惊不已。这根本不是多年前的泰丽莎·邓，女性的美丽、歌手的明艳、职业的威严齐集于一身。西田所追求的已经清楚地展现在了眼前。

新加坡的二月，清爽迷人，空气中蕴藏着淡淡的鲜花的馨香，让人觉得一种无法言喻的安适。

下了飞机的西田则从飞雪弥漫的日本来到了繁花盛开的地方，然后脱去厚厚的毛衣，换上短袖衬衣，心里便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虽然和邓丽君相识已久，但他对自己和邓丽君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对新加坡之行是否有收获也毫无把握。

西田在酒店的大厅刚坐了一会儿，邓丽君就迈着轻快的步子，笑盈盈地翩然而至。她一向很守时，很让人赏心悦目。邓丽君望着西田，在相逢的刹那，她那亲切的眼神，已经消融了彼此久未见面的隔阂。邓丽君的举止、神态，依然是那样温婉可人。

“你看，我剪了发，好看吗？”邓丽君边说边用手轻抚着自己的头发。她烫了个齐肩的发型，配上那张圆圆的娃娃脸，又清纯又雅致。“哦，真的很好看。”“我第一次剪得这么短。”

他们很随意地开始谈起即将开始的合作，看着邓丽君那亲切的笑容，西田从内心深深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和放心。

西田一下子放松了许多。“新加坡的春天真好。”他叹道。

“是啊，我也很喜欢这儿。你饿了吗？我们一起去吃饭吧。”邓丽君说。

他们在酒店内的日本餐厅吃寿司时，邓丽君却出乎意料地说：“西田先生，我想在‘劲歌舞台’演出，您说好吗？”

“当然，我会尽力让你上这个节目。”

当时，日本富士电视台正播放着“夜之劲歌舞台”。这是个大型节目，只有当红歌手才有机会登台演唱。将要在日本复出的邓丽君很希望能上这个节目。

虽然后来邓丽君的《爱人》、《任时光在身旁流逝》（即中文歌曲《我只在乎你》）等歌相继成为热门歌曲，“夜之劲歌舞台”和tBS电视台的“十大金曲”等大型节目都争相邀请她演出，但这时的邓丽君在日本还未如此受欢迎，名牌节目不用说，就连其他电视台的任何节目都对邓丽君和西田不感兴趣。

西田也想让邓丽君在大型节目中露脸，但连公司都不用心思去推销邓丽君的唱片，他自己心里也就更没底了。“我在新加坡逗留一星期左右，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今后的计划。”西田只得这样说。

然而，邓丽君却兴高采烈起来，“那就好了……晤，西田先生，你喜欢什么运动？”

“我喜欢的体育项目很多，现在，我倒想游泳。”

“好，明天一起去游泳吧。请您明天十点给我打电话。”邓丽君轻松地说。邓丽君的爽快让西田精神一振，心绪也好转起来。

邓丽君在新加坡购置的公寓，有个美丽的花园，绿草如茵，园中央有个中型的椭圆形游泳池，长二十米，宽十米左右，是公寓住客专用的。这时候也只有邓丽君和西田两个人在池中游泳。

阳光的碎片洒在水面上，闪着耀眼的光芒，映着邓丽君欢快的笑脸。晴空下，邓丽君显得开朗、奔放，她用优雅的蛙式游者，无拘无束。邓丽君原来就很喜欢游泳。在台湾，她不能说游就游，反而使她对这项运动更加喜爱。在新加坡和后来居住的香港，她都经常到游泳池畅游。

但西田却一刻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看着尽情享受的邓丽君，西田问：“替你拍张照片好吗？”

“为什么要照呢？”

“寄回日本去。你的游泳照片是很难拍得到的。”西田打算把邓丽君的泳照印制成明信片，寄给日本的各个传播媒体。他认为这对邓丽君在日本复出的宣传，是有效果的。

“那我先去化妆，好吗？”邓丽君说。

“我看不用了。”西田说。以真面目示人的邓丽君，也显得光彩照人，别有一番韵致。

邓丽君点头，他们对彼此充满着期望并且互相信赖。虽然不知道即将到来的会怎样，但他们都怀着希望，带着一股劲儿，准备干出一番大事业。

从新加坡的这个游泳池开始西田和邓丽君的九年的合作，开始了他们情同兄妹的人生经历。

然而，邓丽君在日本的发展，并不像他们期待的那样。邓丽君的唱片在发售了几个月后，还是和乐谱、口琴、响板之类的唱碟混杂在一起，毫无动静，也就是根本卖不出去。

西田和各个电视台、电台所有的节目制作人都打过交道，要求他们安排邓丽君演出，但却都被婉言拒绝了。杂志、报纸也根本不予报道。当然，如果肯花钱，自然怎么宣传都行。但是唱片公司给他们的预算是一定的。西田所在的唱片公司里，许多人依然是态度淡然，“反正也卖不出去，又何必花钱”。

同事们中没有人相信西田会成功，也没有人相信邓丽君能再度走红。

如果邓丽君的歌曲没有机会录制成唱片，如果听众听不到的她的歌声，那么唱片怎么也不会卖出去。西田是深知这一点的。他一直在苦思冥想：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以什么方式，无论如何也要找机会让邓丽君的歌声和听众见面，哪怕一次也好。

怎样才能够让邓丽君的歌流传开来呢？西田终于想出了一条“苦肉计”，他想决定让自己的女儿去“儿童展歌喉”的电视节目中唱邓丽君的歌。“儿童展歌喉”这个节目在当时的日本有很高的收视率，尽管西田的女儿漂亮可爱，但她却不怎么喜欢唱歌，唱得也不出色，但西田也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只有是机会就好，不管多小。

就这样，一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西田，就在在摄影机前似懂非懂地唱起了邓丽君的《偿还》。一个小女孩郑重其事地唱情歌，让所有的人忍俊不禁。

这个节目里，每唱完一首歌，主持人便向表演者提问。

“你几岁了？”节目主持人伏下身，亲切地问小西田。

“六岁。”小女孩回答，一点也不怕生。

“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主持人继续问。

“他是负责邓丽君的。”她满不在乎地回答。

舞台下顿时响起一阵笑声，人们被这个小女孩逗得笑个不停。

这次的宣传效果还可以，西田和邓丽君的信心猛增。然后，他们齐心协力地争取能上“搞笑十大金曲”这个节目。

当时富士电视台有个叫“我们是搞笑一族”节目，收视率极高，其中的一个单元“搞笑十大金曲”

也非常受欢迎。这是tBS电视台“十大金曲”的搞笑版，由相声演员化装成歌手，边舞边对口型唱流行歌曲。歌手几乎都不会登场演出，但播出的是原唱歌手的歌曲。它不像“十大金曲”那样，根据销售量来决定歌曲的排行，而是由工作人员在众多的歌曲中，随意挑选十首。

西田请“搞笑十大金曲”的节目主持人，把邓丽君的歌选进“十大金曲”中去。相声《三郎与四郎》的主角桑宝，扮演邓丽君，虽然胖胖的，但很讨人喜欢。最重要的是，由桑宝扮演邓丽君，对着口型，把邓丽君的歌播出来。

邓丽君在电视上看到桑宝扮演自己，笑得用手掩住了嘴。她全神贯注地欣赏着桑宝的演出，还不住地笑着说：“这个节目可真有趣。”转身望着西田，她感激地说：“西田先生，真是太谢谢你了，让你费了不少心。”西田笑着说：“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无论怎么说，我们也是看到了曙光。”

很快，除《偿还》外，《爱人》和《任时光在身旁流逝》这两首歌也被“搞笑十大金曲”选进去了。到了后来，“搞笑十大金曲”的节目监制，邀请真正的邓丽君上台演唱。

就这样，西田和邓丽君不惜抓住最小的机会，见缝插针地进行宣传，再加上邓丽君的个人实力，他们的努力也就有了回报。

在重新复出的日子里，他们备尝艰辛，但却是他们同甘同苦、齐心协力的时期。对邓丽君而言，她甚至喜欢这种状态，忙碌不停的工作让她领略到了人生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温文尔雅的她，心中有一份永不言败的执著。为了那份执著，她乐观而不知疲倦地生活和工作着。

1984年，邓丽君重返日本推出《偿还》专辑，并立即打入日本唱片流行榜“日本有线放送流行榜”

，而且停留榜上将近一年，刷新了日本乐坛历史纪录。这张唱片销售更创下了150万张的纪录。

《偿还》（作词-佚名、作曲-佚名）：

沉默的嘴唇，还留着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可掩饰的伤痕；破碎的心灵，流失了多少的情，弥补的谎言，偿还的借口，我不会去当真；爱的心路旅程，只能够你我两个人，不可能是我独徘徊，也不可能三人行；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再让我伤心；爱哭的眼睛，让泪水染红，要多少岁月时光，才遗忘这段情；脆弱的心情，还留着你的伤痕，弥补的谎言，偿还的借口，我怎么能相信；爱的心路旅程，我曾经答应你牵引，这只能说我太多情，不敢埋怨你无情；我曾经耐心听你表明，也已经谅解你的苦衷，请不要用偿还做借口，伤了我自尊。

《偿还》专辑还让邓丽君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歌曲奖”、“日本有线放送大赏”，更被提名角逐日本唱片大奖之最优秀歌唱奖。“日本有线放送大赏”是由听众打电话到各地有线广播电台点歌，由专人统计，列出每周最受欢迎的前十名排行榜。这一年12月，邓丽君是继欧阳菲菲之后，成为第二位赢得日本tBS电视台的年度“有线放送大赏”的华人女歌手。

与此同时，邓丽君不忘提高自己。这一年，蜚声全球的邓丽君曾到英国跟随声乐老师学习运气、发声、共鸣等。对于这两个月的学习，邓丽君说：“我需要在每个阶段后停下来，解决一些本身存在的问题，发挥一下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力。”邓丽君很用功，好友何俐俐说，有一次给她打电话，听见她嗓子沙哑，追问之下才知道她一天练了六七个小时。她说：“我的老师让我每天起床后，都要吊嗓子三十分钟。早晨还没有开声，一提气到最高处，声音是很难听的。我住在酒店，不好意思大声唱，免得人家以为我在‘杀鸡’呢！”结果，还是有一次，当她吊完嗓子，酒店服务员给她送茶水时，就在杯垫上写了一行字：“我最讨厌有人在早晨乱叫！”邓丽君则哭笑不得。英国老师还告诫邓丽君，如果沿用以前的唱歌方式，会减损歌喉的寿命。邓丽君听从老师的建议，渐渐转变为慵懒随性的唱腔，她的歌曲演绎由此也迈向了新的阶段。

邓丽君、西田和日本金牛宫唱片公司都没有想到邓丽君复出后的唱片这么畅销。不过，他们都明白畅销的背后各自付出了多少。其间经历的曲折是他们这些共同工作的人才能体会到的。

1984年6月，《偿还》这张唱片终于开始发售了。最初，销售量只是平平。经过西田和唱片公司在有线电台宣传，才有了起色。后来一直上升到有线电台最受欢迎歌曲的第八、九位。进展到这种地步，西田明白，只要专心安排歌手上电视台、电台演出，唱片的销售量便会平稳地增长。这时候，西田知道该把邓丽君请到日本来，趁热打铁，上电视台演唱了。

尽管邓丽君要在日本发展，但她并不是长期住在日本。她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甚至美国都有自己的家，只是在日本，她却从未打算购置房产，只是有演出或者接受采访的时候，唱片公司才把邓丽君请来，在酒店暂住。

西田此时马上给住在洛杉矶的邓丽君打了电话，请她立刻到日本来。令他大吃一惊的是，邓丽君毫不含糊地回答：“NO”。日本的活动这么繁忙，邓丽君不住在台湾、香港，却住在离日本最远的洛杉矶。西田想到，肯定是发生什么变故了，他只好亲自去一趟洛杉矶了，直接面谈，邓丽君一定会理解的，事情也会有转机的。西田对着电话说：“好吧，那我到洛杉矶去。”“明白了。”邓丽君的口气让西田失望，也让他对自己此行毫无信心。

正文矛盾重重

邓丽君已经厌烦了日本，西田感觉到了。复出后的她来过日本两次，做过一般性的宣传活动。她总是被拉来拉去，上电台和地方台的节目、接受杂志采访，行程被安排得非常紧密，几乎是分秒必争、疲于奔命。西田知道邓丽君为了能在日本发展，已经努力了好多年了，此时的她大概认为在日本的宣传活动差不多了，也该缓一缓了。但在公司和西田的眼中，她的推广工作，只不过是走了两、三步而已。

在漫长的歌手生涯中，邓丽君蓦然回首的时候便会发现，普通女性应有的生活享受是她自己一一舍弃的。忙碌和忘却让她一往无前、无怨无悔，思考和体验却又让她犹豫不决、追悔莫及。当期望的成功即将降临的时候，她总是处于这种矛盾中，自己得到是由于无数的失去。在日本的紧张生活已使她心力疲惫不堪，她渴望找一个地方休息调整自己，而且她需要一个能倾诉心曲的爱人，她也真到了做妻子的年龄了。倦了，怠了，也该歇歇了。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西田远远地就看见清爽的邓丽君在向他招手。她依然是那么亲切可人。不过，来接西田的却是三个人。与邓丽君同来的有一个小个子、带着圆眼镜的中国人，他是税务师查理士·刘，另一个是身材高挑的美国律师丁·古柏。

看着一行三人，西田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不等西田说明来意，邓丽君逃也似的匆匆作别。西田茫然看着她远去的背影，不知如何是好。

直到第二天晚餐时，西田才和邓丽君说上话。席间，邓丽君只是劝酒劝菜，谈日本的饮食和洛杉矶的天气，每当西田把话题拉到唱歌上，邓丽君便微笑着顾左右而言他。西田只好直来直去地说明自己的来意。邓丽君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很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西田看到她的双眼中有着甜蜜的憧憬和忧伤的失落。除了反复强调这句话外，邓丽君最后说：“对不起西田先生，从明天起，有关工作的事情您和刘先生谈好了。”西田有些心灰意冷，用刘先生来做挡箭牌，这显然是一种拒绝。

坐在酒店里的西田思绪万千，他知道邓丽君这些日子里正沉醉于爱河之中，她也确实该过一种普通女性应有的幸福生活了。在近在之咫尺的幸福面前，邓丽君退出歌坛也是有可能的。哪一个女人不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家，邓丽君也格外期待拥有一个浪漫旖旎而温情脉脉的家。这种由家而来的细致入微的幸福又怎么是掌声和鲜花所能比拟的呢？为了得到这种幸福，就需要把以前的生活“来个圆满的结束”

，那邓丽君就不能再到日本去了。为了宣告“邓丽君以前的生活已结束”，西田觉得邓丽君才让他到洛杉矶来。

从第二天起，不能和邓丽君直接面谈的西田，只好把“希望她来日本”的强烈要求，向查理士·刘和丁·古柏两人提出。

丁·古柏的办公室位于洛杉矶的比佛利上。从窗口望去，可以看到洛杉矶的市中心。高楼林立，景色优美，但西田的心却不在那里。雪白的墙壁、宽大的落地窗，枣红色的大地毯，整个房间华丽无比。

在这个房间的尽头，是丁·古柏的大办公桌，他稳重地坐在桌旁，西田和查理士·刘则坐在桌前的沙发上。

“邓丽君不去日本了。”查理士·刘对着西田说，“她委托我把这句话告诉您。”他彬彬有礼，但语气却不容置疑。西田觉得一堵看不见的高墙已经矗立在自己的面前。

丁·古柏才能卓越，是京士乔治、米高积逊的法律顾问，在美国国内，他是娱乐界中最被推崇的律师。此时他气定神闲地端坐着，空气中弥漫着不着痕迹的商务气氛，让西田倍感紧张。他的任务就是间接得向西田传达邓丽君的意见。“邓丽君已不能接受那么频密的行程，不能再和日本的公司签约了。”

他心平气和地告诉西田，“请您谅解。”西田用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明白了他用英语表达的意思。

“而且，在日本复出之前，邓丽君已在东南亚出了数量相当庞大的唱片，这些唱片的版税，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到日本发展。邓丽君是这样说的。”

邓丽君的心情，西田是理解的。的确，她在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太紧，使她觉得喘不过气来；她的唱片在东南亚各处也都有盗版，这是老早就使她头疼的问题。

“可是，她的歌好不容易才被有线电台列入金曲榜，邓丽君自己也曾为这一天的到来做过许多的努力。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放弃真是太可惜了。无论如何，我也得把她带回日本去。至于东南亚的版税问题，和我们无关，而在日本制作的唱片，版税可是一清二楚的。”想到自己所在的公司正陷于窘境，而公司台柱的邓丽君又远走高飞，西田越说越急，额头上不断渗出细密的汗珠。在这种情急之下，再加上西田的英语本来就说得不好，他的语气也就越来越生硬。

“日本的版税，我们可以保证不会有任何问题。”西田一再向旁边的人说。

丁·古柏略为诧异地看了一眼面前这位坐立不安的日本人，脸上仍然是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

“邓丽君的唱片一定能畅销，我们对此充满信心，请您千万理解我的苦心。”西田说得磕磕巴巴，上气不接下气。

日本素有“暧昧的日本”之称，而邓丽君和日本唱片公司的关系其实也很“暧昧”。他们之间并没有签过什么书面合约，几乎全靠一个“信”字。邓丽君如果不相信他们，“从此告终”也是当然的。

然而，西田具有典型的“日本精神”，为了达到目的，永不言败。就这样，西田坐在丁·古柏的办公室里连续谈了三个多小时。西田说不惯英语，累得筋疲力尽，但西田并不死心，最后仍死缠烂打地继续谈下去：“我们不会做任何损害邓丽君的事情。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她去日本。现在去，我保证她的唱片一定畅销。这也是为她好。请你们相信我。”西田断断续续地用英语说。

“日本人做生意，还有讲人情的一面吗？”丁·古柏问到。西田点了点头。

丁·古柏的目光越过汗流浃背的西田，透过明净的落地窗，望着洛杉矶湛蓝的天空，突然有所感触。她的世界就在那遥远的蓝天里。

“我明白了，您直接和邓丽君谈谈吧，好的话，她或许会接受的。”

西田惊喜万分，他没想到会有这样好的结果。

从这天开始，西田终日在酒店里专心等候邓丽君的电话。

一天一天，和丁·古柏等谈判结束后，已过了四天，邓丽君明明知道西田在等候她的答复，但她仍然不发一语。此时，西田再一次和公司联系，上司态度坚决说：“要等邓丽君来日本，你才可以回来!”

西田的心情糟糕透了，钱快用光，而那些淋着油、没有什么滋味的美国菜，也让他吃腻了。周围那似懂非懂的英语，更让他心烦意乱。无论听这飞快的语言还是自己说英语，他都觉得讨厌。甚至洛杉矶蔚蓝的天空，也显得单调乏味。

西田尝试着和邓丽君联系，但她根本就不接电话。有一次，西田连拨了几个小时的电话，好容易接通了，是查理士·刘，西田请他转达自己想和邓丽君见面的讯息，查理士·刘只是淡淡地说：“邓丽君说不必了。”

西田不能回去，而时间却一天天过去。到达洛杉矶的第七天，终于等到了邓丽君的电话。邓丽君的声音带着疲倦的歉意：“西田先生，很对不起，你还是回去吧，我真的不能去日本。我也是女人，要考虑包括结婚生孩子在内的终生大事。我虽然不会就这样退出歌坛，但也不想做太紧张的工作了。我想过一些清闲的日子。”

西田却不能抽身而退，邓丽君的唱片在日本能否畅销，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他理解邓丽君的心情，但悠悠闲闲又怎么能取得成功，况且日本的市场也不是那么容易占领的。肩负公司使命的西田越来越觉得自己委屈，眼眶不禁湿润了。他哽咽着说：“邓小姐，我很理解你，我觉得再接着劝你，我就是罪人了。但是，我们公司里所有的同事都在等着你的消息，从早到晚痴痴地等，你不去日本，我便只能守在这里，我可以不吃饭，不睡觉，直到你点头为止……”他说不下去了，眼泪顺着脸颊落了下来。西田泣不成声了。

长久的沉默后，邓丽君用她那温柔的声音低低地说：“明白了，我去好了。”

西田愣住了：“你说愿意去日本吗？”

“是的，去日本，你不要哭了，我答应你。”邓丽君的声音越来越低，就像是在哄小孩。

西田却有丝丝的悔恨和自责，为什么总要勉强她呢？

邓丽君这时候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悄悄死去。她也明白，去日本，她就要放弃某些东西，一些再也无法拥有的东西。

回忆起他和邓丽君一起走过的日子，西田觉得自己在邓丽君每次遇到事业和感情的矛盾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做了一些促使邓丽君舍弃感情生活的决定的工作。他自己一向以为，邓丽君是最适合以唱歌为终身职业的，为了她的事业，她放弃的东西已经太多太多，多得根本无法捡回来了，那就不要悲伤了，既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她去做。可是，如今，他却发现，她明明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想到她的一生这么短暂，西田的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了。

邓丽君从洛杉矶专程到日本，用了两周的时间，日本公司原定的工作已经大致完成。有线电视台的排名、唱片销售的情况，都有令人满意的进展。公司和邓丽君都觉得很顺利。有关的宣传活动已告一段落了，而下一阶段的录音计划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在日本做宣传活动期间，邓丽君在洛杉矶原有的“念书”的强烈愿望，并没有任何改变。虽然这时期的工作让她放弃了到美国留学的念头，但她却想到伦敦念书。为了配合邓丽君的安排，唱片公司也把下次录音的地点改在了伦敦。

为了申请邓丽君在伦敦念书、录音的签证，西田陪着邓丽君来到了东京的英国大使馆等候签证。他和邓丽君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等了又等。没想到办签证竟然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我想结婚。”邓丽君冷不防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室内高高的天花板上，雕饰着美丽的花纹，水晶吊灯闪着亮晶晶的光，冷气却吹得每个角落都凉飕飕的。邓丽君把她那顶小小的太阳帽放在了膝上。

西田听见了邓丽君的话。不只是这个时候，大概终其一生，邓丽君都有三个愿望：结婚、生孩子和念书。作为女性，有这样的愿望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时候，她的三个愿望中结婚和念书似乎可以达成了。

“我真想就这样躲起来。抛弃工作，离开家人，不管到什么地方去也好，我想躲起来。”邓丽君仿佛在自言自语。

“为什么？”西田觉得这时候她大概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邓丽君轻轻摇头，幽幽叹道：“我想您多少也知道一些，我打算结婚。这次可能真会结婚，西田先生，我事先告诉您。”

在此之前，关于邓丽君结婚的消息已经传的沸沸扬扬了，西田也听说了，不过，这却是她第一次讲出来。“唔，这是好事呵。人总要结一次婚。我结过婚，给你的意见不会错的。”结婚如此重大的事情，邓丽君却像是随口而出，西田就故意用开玩笑的口气回答她。

“我可能真的要结婚了。”邓丽君确实是认真的，但她心里却有些矛盾。西田从她那双茫然的大眼睛中已经看出来了。邓丽君反复地说这一句话，像是在自问自答，又像是要说服自己：结婚的确是件好事情。“结婚有什么不好？”她一本正经地说。

“他怎么样？”西田问。

“他想马上结婚。”

“你的意见呢？”

“唔，我也打算结婚。”邓丽君的语气中仍然带着犹疑。和所有的事业女性一样，她在考虑婚姻时要比普通女性多许多烦恼，比一般人也更矛盾。

在这次具体谈到结婚之前，邓丽君就经常向西田提及“我想要个孩子”。但西田想到了另一方面，邓丽君在日本的发展很顺利，如果能把婚期延迟一些，对她的事业会更有好处。邓丽君大约也正为此苦恼吧。

“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你家里人……？”看着邓丽君不开心，西田问到。

“不，如果结婚，他说会照顾我的家人。”

“你家里人反对吗？”

“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邓丽君轻轻地说。

邓丽君告诉西田，他婚后会照顾邓丽君的家人，这方面也不存在任何经济问题。不过，他的家族并不喜欢他与娱乐圈的人结婚，他也希望邓丽君婚后专注于家庭，好好照顾孩子，也就是要她从此退出歌坛。

是结婚，还是唱歌呢？邓丽君矛盾重重、苦恼不已。

从那时起，邓丽君每次和西田见面，都谈起结婚。在她心目中，为了得到那份梦寐以求的幸福退出歌坛也没什么，但取而代之的婚姻，是不是真的就是最好的呢？在日本的那些日子里，邓丽君今天觉得“不要唱歌了”，明天却认为“还是欲罢不能”，西田看着每天竭力想在纷乱的思绪中理出头绪的邓丽君，却也无可奈何。然而，直到拿到签证飞往伦敦之前，邓丽君还是一直矛盾着。

这一天，邓丽君又独自出发了，送行的西田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成田机场的大厅里候机时，邓丽君说：“西田先生，我可能就这样结婚、隐退了。不管怎样，我会和您联络。如果不再唱了，也请您体谅。”

“我并不反对你结婚。自认识你以后，我一直都这样说。结婚也好，生孩子也好，但不要退出歌坛，唱歌是你绝对不应该放弃的。” 西田这时候还在强调自己的建议。邓丽君挥挥手和日本朋友作别了。

季节正是盛暑时分，东京的天气酷热难耐，演歌一类的民歌销售量此时也正处于淡季。邓丽君的歌也是如此。唱片公司正在等待着夏天过去，到了秋冬天，再次促销邓丽君的唱片。但为做好准备，邓丽君不在日本期间，他们仍继续踏踏实实地进行推广活动。

邓丽君到伦敦约三周后，8月中旬的一个早晨，西田突然接到邓丽君打来的电话。这时的伦敦是半夜点半呀，西田有些奇怪。他接着电话后，更是觉得奇怪，因为邓丽君一言不发，只是在电话里哭。不管他怎么问，她只是抽抽答答地哭。过了好一会儿，邓丽君的情绪平缓了下来。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唔，发生了好多事。对不起，对不起。”邓丽君的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却显得又脆弱又疲倦。

“现在几点？”

“半夜了。”

“发生什么事？”

“……我和他分手了。”

“不结婚了？”

“对。”邓丽君平静而清晰地回答。

一时之间，西田不知该说什么好。

“你在上学吗？”

“我还继续上学，不过改上短期班。”她的声音里带着伤感。

听邓丽君这么说，西田就有一种罪恶感。她不但断了结婚的念头，而且改读短期课程，开始为唱歌做准备了。她的愿望是“结婚”和“念书”，但为了唱歌，她把这两个愿望都放弃了。西田知道自己虽不想让她放弃，但结果仍是如此，他岂不成了罪魁祸首？

“是我不好。你想做的事情，都让我搞坏了。”

“与你无关，是我自己决定的。”邓丽君平静地说。

结婚还是唱歌？令邓丽君最苦恼的，便是这一次了。最痛的创伤也就这一次了。歌坛最终成了她的归宿。在事业和感情两者的重重矛盾中，邓丽君终于选择了自己能够把握的东西。

最后，邓丽君还是离不了唱歌，西田虽有负罪感，但心头的大石头总算放下了。不结婚的话，她便可以继续唱下去。但在她的一生里，普通人所拥有的结婚、生孩子的幸福和喜悦，她都不曾有过。西田不禁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劝她“别退出歌坛”呢？

正文一起走过的日子

接到邓丽君哭诉分手的电话一周后，西田匆匆飞到伦敦，来到了邓丽君的身边。时间是1984年的夏天。

西田这次到伦敦，一是因为挂念邓丽君，同时也是为录音做准备的。

邓丽君独自到西田住的酒店来看他。她像往常一样沉静，不过话更少了，精神也不大好。见此情形，西田不知该说什么好。

为方便上学，邓丽君在伦敦一个宁静的住宅区租了一间公寓独居。她的住处离市中心只有约十分钟的路程。西田很容易就找到了。

邓丽君住的虽然是公寓，但房子颇为宽敞。公寓里的客厅兼饭厅，容得下开一个小型会议。与此相连的是可以就地进食的厨房。步上几级楼梯，便是“阁楼”、书房和卧室。邓丽君在这里虽然居住不到四个月，但它却不像暂时的居所，而是颇有生活气息。窄小的厨房里，放着锅、平底锅、碗筷、调味品之类的东西。书房里横七竖八放着书籍、笔记本、字典和文具。客厅的窗前，插着橙和黄等暖色系列的花，花旁放了些橘子和柠檬。大约是她特别喜欢暖色的花朵和柑橘的果香，在她住的每一个家里都有着同样的陈设。这里和避暑山庄之类的酒店大不相同，这里独有一种暖暖的家的温馨。

邓丽君告诉西田，她每天早上在家里吃过早餐才上学，放学便回家，生活非常简朴。她个人对这种学生生活心满意足。实际上，她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白天离家上学，晚上在家预习、复习功课，星期天通常都是悠悠闲闲地待在家里，生活颇为惬意。

邓丽君身为歌手，职业上的自尊是很强的，但她几乎没有明星的傲气。明星常有的傲慢和任性，西田和他的同事在她身上都未发现过。站在摄影机前和舞台上的邓丽君，那种温文尔雅和可爱可亲的样子，和生活中的她本人是那么一致。

到了公寓后，西田随即向邓丽君打听分手的事。她为西田泡上茶，他们边品茗边谈心。

季节是九月初，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已没有夏日骄阳的灼热，室外的车声和人语偶尔传进来。

他们谈起了关于他的种种情况，邓丽君第一次沉静地在朋友面前谈起和他分手的事情。她表示，能成为他的妻子，成为孩子的母亲，自己会很幸福的。但抛弃了歌唱事业，她便不能欣然领略这种幸福。

西田明白了，他即使能够接受作为普通女人的邓丽君，也不能接受她的歌唱生涯。

“我是到处奔波的，就像吉普赛人。”邓丽君很有感触地说。

在西田看来，邓丽君和他分手，不过是一次恋情的结束，只要像安慰其他失恋的朋友那样，说句“还有下次哩！”便可以了。但对邓丽君来说，这不只是“恋爱结束”那么简单的事情。他不能接受她既是普通女性又是歌手的双重身份的这个事实，让邓丽君感到深深悲哀和遗憾。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邓丽君终其一生都在逃避着，从小时候的艰难选择就开始了。然而，无论她付出多少，现实却不因她个人的努力而改变。她终究摆脱不了千年的宿命，悲哀和无奈以及再次的躲避就时刻伴随着她。当她终于明白，悲剧是无法避免的时候，她就开始了选择自己：自己能够把握的、自己喜欢的。

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那样的可亲，却又是那样的时时束缚着自己。邓丽君或许为了摆脱一直困扰着自己的“台湾因素”，才只身来到伦敦。在新的环境中，一切都可以重来，她已经决定从新的起点干一番事业。

邓丽君是个美食家，她喜欢吃，喜欢到外面进餐，甚至有时让人觉得她把吃放在了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但她在伦敦却甘于过普通的生活，几乎每天都自己做饭。“我现在是学生。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我会做面条、做菜，花样可不少。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吃早饭，过的是普通学生的生活。”邓丽君不无得意地说。这天中午，邓丽君便为西田做了炒饭和台湾风味的面条。他们坐在长桌的两端共进午餐。餐具虽然并不齐全，但不由得使西田想起了他自己的学生时代。

邓丽君的歌声迷倒了包括西田在内的许多人，她的歌声美得让西田觉得，她生来就是为了让人欣赏她唱歌的。他很希望她继续唱下去，也只有邓丽君，才唱得出那样美的歌声。但他也知道，邓丽君如果不唱歌，她一定可以做个最出色的妻子、母亲。邓丽君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也正因为这，她才愈加烦恼。但她选择了唱歌，便只好放弃一个普通女性的生活方式了。

短短的三个月后，唱片公司开始在伦敦安排录音制作，邓丽君的惬意的学生生活也就结束了。

邓丽君在录音时，很希望能用与“披头四”有关的ＥＭＩ公司的亚比诺录音间。西田便到那里预约。录音间的工作人员笑容满面地连声说：“你真幸运，简直非常幸运！‘披头四’用过的这个录音间，因为重建关系，马上便要关闭。你们是在这里录最后一次音的人。”他还补充道：“而且，我们知道邓丽君。”

这次意外的收获让邓丽君和西田喜不自胜。这个录音间最后一次录的音，竟是邓丽君的歌。“披头四”的全盛时期，他们才十来岁。可是，他们都喜欢“披头四”。这次录音就是一次很好的纪念了。这次，邓丽君录的是《爱人》。

正文情归何人

邓丽君终其一身，始终在情海漂浮。

从登上舞台那一刻起，邓丽君就有绯闻谣言了。各种各样的莫衷一是。处在演艺圈的花花世界里，邓丽君也懒得辩解。别人怎么说，她从来不承认也不否认。

有人逼得急了，邓丽君就会随口说某某某是她的初恋，或说某某某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白马王子。时间一长，邓丽君就和媒体捉迷藏，她笑眯眯地要别人自己猜，不管猜得对或不对，也不否认。由于追求者众多，邓丽君也多次表示不排斥婚姻，那情归何处就是众人感兴趣和不断被谈论的话题了。

邓丽君自认的初恋是在18岁，初恋情人是林振发。

林振发是大马青年企业家，是马来西亚万字票王林水成的侄儿，比邓丽君大8岁。

当邓丽君接连在大马巡演，深受大马观众喜爱的时候，她生命中的重要男人大马华人企业家林振发就出现了。

1971年，迷恋邓丽君歌声的林振发从娱乐好友那里得知邓丽君将到马来西亚演唱时，他陷入了深深的激动和兴奋之中。他魂不守舍、坐立难安，满脑子都是邓丽君俏丽的倩影，满耳都是她清亮甜美的歌声。

1971年邓丽君依约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五月花大酒楼”登台演唱。

第一天唱完的时候，邓丽君觉得前三排座位上的观众特别专心致志，眼神中流露出对自己的尊敬和欣赏。她很开心，唱歌时精神和状态特别好。

第二天，邓丽君发觉有点奇怪，五月花大酒楼的前三排全部座位还是前一天的同批观众，而且依旧笑盈盈地看她演出。邓丽君很是高兴和感激。

第三天，前三排的观众和他们专注的神情依然没有变。

邓丽君一向好奇心很大，感动之余，她就找到五月花大酒楼的经理。“三天”，邓丽君见到经理的面就不可思议地伸出三个手指头，“怎么前三排座位的观众总是同一批人？”她微微仰起漂亮的娃娃脸，满目诧异和惊奇。邓丽君总是特别珍惜观众对她的赞赏，时时刻刻心存感激，在她刚出道才几年的时候，她也是如此。

“当然，他们把前三排包了。”经理告诉邓丽君。

“他们要包多久？”

“你在这里演唱多久？”

“四十五天。”

“那么，他们就包四十五天。”邓丽君眼睛瞪得圆圆的。

随后，邓丽君请五月花大酒楼的经理引荐，她和母亲就与林振发进行了一次“礼貌性”的见面。

林振发每天包下前三排座位，请亲友到场捧场，这种热烈追求方式，很快就赢得了邓丽君的芳心。

一个星期后，对邓丽君开始接受林振发的约会。晚上到五月花听她唱歌，然后带她去吃宵夜，白天则开着车子带她游玩、游泳、打球。林振发对她体贴入微，每天排满了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并且还亲自陪着她吃爱吃的福建面、怡保河粉和鸡脚。当时的邓丽君疯狂地迷上骑马，而林振发正好是不错的业余骑师，他们两人就经常一起去骑马。当邓丽君有应酬的时候，林振发也一定相伴左右。

邓丽君是那种需要真心呵护的女人，也是至情至性的女人。

林家虽是名门望族，但家人都很支持林振发与邓丽君交往，竭诚招待她。由于当时邓丽君还只有岁，为了照顾她，每回到东南亚演出邓妈妈总是陪着爱女南飞。对邓丽君和林振发的交往，邓妈妈也不反对。并且时间稍久，邓妈妈也认为林振发老实、可靠，因此在邓丽君登台期间，林家就是邓丽君的休憩地。

“这一辈子，我非林振发不嫁。”邓丽君在当地公开讲了这么一句话后，便大大方方地和母亲搬到了林家。当时媒体也报道，两人的感情突飞猛进，一度达到论及婚嫁的阶段，而且“邓丽君可能在三年内嫁作林家媳妇”。

邓丽君和林振发的爱情绵绵地发展着，邓丽君心中无比喜悦，她的歌声也越发淳厚柔美。

1973年，日本宝丽多公司与邓丽君签约，邓丽君毅然将事业重心转往日本，而林振发则继续留在新加坡拓展业务，两人虽然保持联系，但苦于聚少离多。在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阻隔之下，所谓的婚事也就被搁下去了。

1978年，邓丽君正在高雄蓝宝石歌厅演唱，林振发却在新加坡的一次公务差旅中心脏病突发，英年猝逝。

林振发猝逝的消息，邓丽君很快就知道了，当时她无法立即抽身，他的最后一面就没见到。林振发的葬礼过后，邓丽君由密友陪同，两度前往位于吉隆坡附近的墓园祭拜，据说是“伤心地哭倒在墓碑前，久久不能自已”。

所有的日子都化成了又大又亮的泪珠，从邓丽君的双眼中悄然而落，在她苍白的面孔上留下了疼痛的痕迹。

邓丽君与林振发的深情曾经被许多友人和歌迷羡慕和祝福，然而，生命在命运之前是那样的脆弱，什么都会成为无法挽回的伤痛。看着伤心欲绝的邓丽君，友人和歌迷很为她鸣不平并发出无限的感慨。

对于这段无疾而终的佳缘，有人认为是因为邓丽君当时事业心太重而错过了，也有人认为是两人有缘无分，无法勉强。不论怎样，记忆中的五月花成了邓丽君心灵深处的怀念。

在认识林振发的同时，邓丽君和朱坚的两人的感情也不错。

朱坚是新加坡知名夜总会“繁华世界”的经理。当时年仅十八九岁的邓丽君只要到新加坡，一定要与好友朱坚碰面。不仅邓丽君与朱坚十分谈得来，星妈兼经纪人的邓妈妈通常会陪着女儿去看朱坚，而且邓妈妈对朱坚的印象也不错。母女俩经常出入朱家。只是当时邓丽君年纪还轻，两人似乎仍停留在友情阶段，双方并没有进一步的承诺。

1972年6月15日，朱坚打电话告诉邓丽君，他因接洽业务第二天会到台湾，他那时要特地绕道香港探望在港演出的她，邓丽君高兴地回答他一定会去接机，还要一起吃饭。

然而，当邓丽君正在想象他们相逢的情景时，不幸却悄悄降临了。

朱坚当日搭乘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台北赶外香港与邓丽君相会，离香港很近时却由于发动机失灵同时加上其他技术故障而意外失事坠毁。原本高高兴兴在机场等候的邓丽君突然接获噩耗，整个人都呆住了，心里一片空白。

随后，邓丽君把自己关在富都大酒店的五楼套间里，整整哭了三天三夜，一个星期无法登台。她中断了与夜总会的演唱合同，谢绝了一切来访者，包括平日与她关系最好的女友徐小凤及从台北赶来看望伤心欲绝的女儿的邓妈妈。

一周后，邓丽君终于在朋友的劝慰下，走出房门，继续唱完香港珠城夜总会未完的档期。在如梦如烟的歌声里，邓丽君的心也被封存了起来。

两位与邓丽君相恋的人，均先后不幸告别人世。邓丽君也只有自叹情途坎坷、命运多难。

至于有东南亚媒体捕风捉影的邓丽君恋情很多，但都没有获得邓丽君亲口证实。据新加坡《联合晚报》报道，70年代，还不满20岁的邓丽君曾先后与新加坡年轻的医师和律师交往。这名医师据称是推动义演活动委员会的委员，由于邓丽君经常参加义演，两人常有机会碰面，就这么谈起恋爱，但受阻于男方家人反对，两人没有进一步发展。

不久之后，邓丽君又在新加坡认识一名律师，他经常教她英语，日久生情，但这次是邓丽君的家长有意见，邓丽君只有放弃感情，继续投入演唱。据称，邓丽君与林振发的交往，还是发生在与新加坡律师分手之后。

虽然邓丽君自称林振发是她的初恋，但邓长禧却认为，“那只是我姐为应付媒体的说法”。他说，邓丽君14岁就步入歌坛，每次演出邓妈妈都陪在身边，加上当年海外事业刚起飞，在东南亚的表演又是以秀场为主，不仅要赶场，每个地方顶多待两周，“哪有时间谈恋爱？”

邓长禧表示，据他印象所及，“林振发外形忠厚，但长相不佳，妈妈常说他很老实，但以姐姐才十八九岁的年纪，不太可能会喜欢这种类型”。他说，姐姐与林振发的交情好，只可惜后来林英年早逝。

至于朱坚，尽管媒体的报道言之凿凿，邓长禧说，“从来没听过姐姐提过这个人”。

1977年，媒体传出邓丽君在日本惟一的绯闻对象森进一。

邓丽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经说过，她有很多次刻骨铭心的感情，而且每一次都很投入，“爱情多一点也不怕”。但在转战日本歌坛期间，邓丽君可说将全部心力放在歌唱技巧的突破以及事业规划上，尽管歌声响彻日空，日本仍然是她所待过的最不浪漫的地方。多年来，她仅与日本红歌星森进一传出短暂恋情，而且时间不过两三个月。

当时媒体报道，当时一心寻求歌唱事业更上一层楼的邓丽君是断然斩断情丝的，分手的原因是文化差异，因为森进一强烈的日本大男人主义让邓丽君很不能接受。森进一特别要求她结婚后退出歌坛、专心当家庭主妇，然而当时邓丽君有合约在身、不容毁约，这段恋情也就没有开出灿烂的花。

不过，针对此事邓长禧则说，他的姐姐从来都不喜欢日本男人，只是她与森进一几乎是同期进入日本歌坛，而且都是“渡边”经纪公司旗下的艺人，经纪公司于是将将两人拉在一起塑造成“金童玉女”

的形象，“这完全是经纪公司的宣传手法”。

在日本期间，邓丽君与日本艺人的关系很好。她与森进一的私交还是不错。当邓丽君猝逝的噩耗传到日本后，日本电视台访问森进一时，他显得相当伤心，哽咽地表示：“邓丽君曾经说过要在四十二岁嫁人，但这个心愿永远也无法实现了。”

邓丽君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感情特别复杂。她曾表示：“我忍受不了日本人的作风，在日本我虽有了名气，工作时，还是能感受到他们的排斥。”因此，对日本人她总是有钦佩、尊重而至客气、疏远，与他们总有一段距离。那时，有不少日本男孩追求她，除了对日本人的特殊态度外，邓丽君另外还是总觉得他们的态度还不够诚恳，无法接纳他们的感情。

在台湾，曾经与邓丽君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男星不少，包括雷成功、秦汉和秦祥林等。1978年春节前后，娱乐圈传出邓丽君与秦祥林拍拖的新闻。

20世纪70年代，琼瑶电影在台湾掀起一阵疯狂，当红男女主角有“二秦二林”之称。其中“二秦”

秦汉与秦祥林与“一林”的林青霞都曾先后传出绯闻，并一度论及婚嫁。

1978年农历大年初二，秦祥林与元配、他在拍摄《广岛二十八》时结识的童星出身的萧芳芳以个性不合为由办妥离婚，当他在大过年找到在香港的萧芳芳时，萧芳芳还幽默地问他：“急什么？有对象了吗？”

3月，台湾媒体报道，一名来自台湾仔欧洲旅行的影迷兼歌迷，忽然在罗马的街头看见秦祥林与邓丽君双双携手漫游，享受甜蜜的“罗马假期”。这名影迷当时曾上前要求与两人拍照留念，但被秦祥林客气地拒绝了。这位歌迷回到台北后，就把他目击的情况告诉了媒体。媒体据此而大做文章，说秦祥林曾表示和邓丽君是在罗马不期而遇，既然在异国相逢，两人于是结伴同行。报道中另外指出，秦祥林与邓丽君是在1976年认识的，当时秦祥林与林青霞到台南拍电影《环球追求》的外景，恰逢邓丽君在高雄蓝宝石歌厅登台演唱。有一天晚上收工后，秦祥林与林青霞等演职人员一起到邻近的高雄逛街，因为林青霞特别喜欢邓丽君的歌，他们便到蓝宝石听歌。散场后，众人在后台见到了邓丽君，并且一起吃宵夜。

这是秦祥林与邓丽君的第一次见面，据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此后，由于大家都比较忙，便没有继续交往。直到1977年冬天，“查理”秦祥林因病住院时，邓丽君曾打越洋电话进行慰问。1978年1月，邓丽君从日本回来，曾专程去探望秦祥林，那时秦祥林已快痊愈了。有媒体发现，秦祥林住院期间，医院的账单中有大笔电话费，而且都是台北与东京之间的，时间多半在台北凌晨2点，国际长途电话费比住院费用还要高。据说，他们每天必通一次有如“热线”的越洋电话。

接着，他们便在罗马不期而遇了。而新闻记者说，秦祥林与邓丽君的欧洲旅行是早有计划的。早在邓丽君从日本回台探望秦祥林时，就安排好了，并且也经过了邓丽君的父母的同意。两人在结束罗马假期后，就转往美国见了侨居美国的秦祥林的家人。《美国世界日报》另外又报道：“3月17日他们从巴黎飞抵纽约，这段时期，两人行踪很保密，除了秦祥林让居住纽约的家人和他电影界的老朋友鹿瑜知道外，没有和任何人接触。”

起初，邓丽君与秦祥林对这段感情都矢口否认。面对外界的追问，邓丽君搬出林青霞，“青霞可以作证”。而另一则消息则说，秦祥林去欧洲旅行时，曾经约林青霞一起去，结果被拒绝，就又改约邓丽君。但是，当他们到达罗马时，林青霞和林妈妈早已到达，林青霞一气之下就回了台湾，邓丽君也匆匆经美赴日。不过，林青霞那次到欧洲，是应邀到巴黎为远东戏院开幕剪彩的。她回来后曾表示在欧洲没有遇到秦祥林。

4月5日，秦祥林结束美国之行独自搭机返台，他告诉守候在机场的记者说，他在罗马遇见邓丽君是事实，但那是有人向他提到邓丽君也在罗马，他为表示礼貌，曾请她吃了一顿饭；其后他就转往美国，除了和好友鹿瑜通过一次电话外，并没有与娱乐界的人接触，也根本不知道邓丽君是否也曾去美国。至于昂贵的电话费，那是一位歌唱节目经纪人，为了安排演唱档期而用他的电话打给邓丽君的。媒体所传的他和邓丽君的其他事情，他也一概坚决否认。“恋爱？没有没有！”

秦祥林曾对朋友透露，在女方没有公开承认前，他奉命逢人就说“没有”。秦祥林没有向鹿瑜透露他的恋情，但他从不隐瞒对邓丽君的好感，他常对鹿瑜说，“邓丽君对我太好了。”

在东京的邓丽君也在越洋电话中接受香港记者的访问中否认结伴旅欧。她说自己是在离开罗马前两天遇见秦祥林的，因为双方的朋友都认识，大家曾在一起吃过饭，然后秦祥林单独飞往纽约，并未邀她同行，她则转往巴黎再赴洛杉矶，两人从此根本没有见过面。

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也出面帮女儿挡住媒体的纠缠。他说，所谓的两人的罗马假期，完全是巧遇，没有事先约好。邓丽君是应德国宝丽多唱片公司邀请去欧洲度假的，并有邓妈妈和一位香港女士陪她去，在罗马遇到了同是来自台湾的秦祥林，但仅由当地一位秦太太邀请，大家在一起吃过两次饭，如此而已。

隔了半个多月，秦祥林沉不住气了，终于公开他和邓丽君的恋情，并且承认是他追邓丽君的。他表示，他们都不愿意说明他们的感情，主要是邓丽君不希望私生活变成新闻，他怕邓丽君为此而不高兴，所以他只好否认。他还说，他喜欢邓丽君的纯真以及认真工作的态度，他称赞邓丽君做人处世有原则、有见解。他还准备今后减少拍戏，多匀出点时间和邓丽君相处。他强调：“经过一段日子的相处，我发现我们的个性相当融洽，两个人还合得来，更坚定了我追求的决心。我自己的感觉是，邓丽君对我好像还不错，而我这次的感情也是很认真的。”

紧接着，香港媒体传出，邓丽君和秦祥林已在香港购置新居，计划不久举行结婚典礼。

几个月后，8月31日，长期在日本发展的邓丽君回到台湾，到“台视”录制专辑，一下飞机，媒体就紧追着她问与秦是否在热恋中？她洒脱地说：“大概只有秦祥林和我的心里明白，哪有这回事嘛！”她又说：“不要老扯他，只是大伙儿偶然的相聚，都可以找到证人的。”

9月9日，邓丽君安排到台中为新专辑出外景，秦祥林也正好在台中的成功岭上拍片。面对记者的关切，邓丽君还是一贯不承认的态度：“哦？还真巧，但是他忙他的，我忙我的。”

邓丽君的好友张玉玲也曾问过，邓丽君还是坚决否认。张玉玲信了她的话，还热心地趁着邓丽君回台期间，帮她安排“相亲”，只不过男方一见面也是问她：“不是有了秦祥林吗？”“我真想好好地交个男朋友！”在台中忙碌的工作之余，邓丽君叹道，似乎在暗示着她和他的情缘已走到尽头。

9月14日，邓丽君在“台视”第四摄影棚录制个人专辑，在台中拍戏的秦祥林突然溜回台北，悄悄出现在“台视”的摄影棚，“参观”邓丽君录音。秦祥林说，他是路过“台视”谈事情，“正巧”碰上邓丽君在录音，顺便过来看一下；邓丽君则解释为纯属“巧合”。但正在录音的邓丽君对秦祥林的突然出现显得紧张又羞涩，一直说她完全没想到。在场的记者好不容易碰到机会，要为两人合影，但在众目睽睽之下，邓丽君坚决拒绝了。这次见面的时间很短，邓丽君一直在摄影棚内录音，秦祥林则在摄影棚只停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离开之前他还到休息室向邓妈妈问好。

事后，对两人在“台视”见面之事，邓枢也一再认为那只是“巧合”。她还严肃地表示，两人要谈婚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他反对女儿嫁给影视圈内的人，尤其是“新闻”多多的秦祥林实在难以让人有安全感。邓枢还说，女儿大了难免有异性的追求和交往，但他相信父母的意见与指导她会接受的。

至于邓丽君本人，她在台北的时候曾表示，她承认对秦祥林的印象不错，他不失为一个正人君子；她也不否认父母受外界的影响认为秦祥林很“花”，但经过多方接触，她也并不觉得他真的很“花”。

在香港的时候，邓丽君说她对秦祥林并无恶感，只是“他有那么多的明星女朋友，怎么会轮到我呢？”

可是，邓丽君所到之处，都在谈“秦邓之恋”，新闻界和报刊杂志社的记者们，更是川流不息地访问她，使她难以招架。面对这种情况，邓丽君就告诉他们，她其实喜欢的是秦汉型的男孩子，不久还出乎意料地宣布她在美国已经有男朋友了。结果媒体证实了是这是虚构。就在这时，日本传出了邓丽君和秦祥林已经秘密结婚的消息。

秦祥林的反应是气死了，他说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日本人竟会比他更清楚。他一本正经地表示他是会结婚的，但不是现在，他也觉得邓丽君是个可爱的女孩，但可爱并不等于其他的意思。

自此以后，邓丽君和秦祥林之间的传说逐渐平静了，因为秦祥林花边小鸟问得女主角已经换成了林青霞，而且在一年多之后，秦祥林即与林青霞订婚。

在邓丽君过世后，秦祥林回忆起往事说，两人第一次有接触，是在他30岁那年，电影事业正高峰时，因为整天拍戏、工作，结果胆结石住院开刀，当时他情绪极低落，觉得“人生无趣”。而邓丽君透过好友送了一束花和自己唱的录音带给他，“那一个月里，我反复听她的歌，感触特别深，我甚至能感受到她的心意。”

正文无言的结局-1

成功“打”进好莱坞的当今知名动作片明星成龙曾经说过：“谁娶邓丽君，谁就是最有福的人。”

在赞叹着这种属于他人的幸福的同时，成龙也知道在遥远的过去，自己和邓丽君的失之交臂。可惜，一段情缘就以有缘无份而让当事人感怀时事的沧桑和情途的无常。

1978年，邓丽君刚结束了与电影小生秦祥林真假难辨的雾水恋情，就在第二年因 “假护照风波”而被台湾拒之门外，进而转到美国洛杉矶念书。此时的邓丽君在事业上落入低潮，心情也格外的沉重。进入歌坛的第一次重大创伤让她信心大失，幻灭感和悲观感也涌上心头。美国就成了她疗伤复原和重整旗鼓的地方。

恰好在此时，事业起飞中的成龙也到洛杉矶学习英语和拍摄电影《杀手壕》。异域中年龄相仿、身世相同的两个年轻人，就展开了一段“地下情”。

成龙离港赴美时是得意洋洋，《师弟出马》的好评言犹在耳，他又是到世界影都好莱坞拍片，可让他情绪顿落的是他那不过关的英语，那时成龙基本上不懂英语。踏入“造梦工厂”好莱坞所在的洛杉矶后，这个问题就更加令人头疼了。刚到这里，他就体味到了另一种痛苦：在香港，他为盛名所累，是一种热闹纷扰的烦恼；在美国，则是冷寂孤单的痛苦。这也就是鲜花和掌声背后的无奈和平淡。不过在这种艰苦、单调的旅美生活中，为成龙带来了美好、浪漫记忆的，是结识了婉丽迷人的歌坛玉女邓丽君。

到洛杉矶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正好是拍戏的空档，从来静不下来的成龙突发奇想，决定到海滩去一趟，并且在海边的人行道上学溜旱冰。从小习武的成龙对运动有独特的天赋，他学新的东西尤其是体育方面的，特别快。几个小时后，成龙就轻松地学会了溜冰的技巧。他随着迪斯科音乐，自由自在地在人行道上溜来溜去。看着别人做各种花样动作，成龙决定先休息一下。他滑到路旁的一个点心吧时，身子仍是不由自主地随音乐扭动着，调皮的动作引起吧台旁其他人的侧目和会意的笑声。兴致很高的成龙飞快地收足尖时，惯性将他的身体往前猛拉，差点儿甩到一个女子的怀抱。

成龙很不好意思，忙对这名女子说“哎，对不起”，她显然被成龙弄得大吃一惊，“我想也许我不该在人多的地方卖弄。”“没关系。”这女孩说着看了他我一眼。成龙觉得这人怎么有点面熟呢。这时，他也意识到他们讲的都是中文。在异国听到熟悉的中文，这让当时英文还不溜的成龙很惊讶，一股亲切感顿时浮上心头，他吃惊地放开她的肩膀，特别仔细地看了一眼女孩，黑头发、皮肤白皙，道道地地的亚洲人。才几秒钟，成龙就想起来了，她就是大名鼎鼎的邓丽君。他自己无意中遇到了邓丽君——中国最著名、最受欢迎的歌星之一，不过与他以往工作中所见的邓丽君不同的是，她穿得很休闲，戴着一副太阳镜，头发向上挽着，这让他一时没有认出来。成龙知道邓丽君自然更多一些。只是温柔情歌并非他所好，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狂热的歌迷。可是，名声这么大的歌星，平时却很温柔、很乖的样子，小小巧巧，很可爱。

“邓丽君！你在洛杉矶干什么？” 成龙脱口喊了出来。这让邓丽君有点紧张，她急忙把食指放在嘴边制止他，要他小声点，还左张右望地向周围环视了一下：“请不要引起大家围观！”在确定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时，邓丽君才舒了一口气。正在休养生息的邓丽君，一心想在洛杉矶重拾学生生活，过一段难得的平静生活，因此特别担心引起他人的注目。

成龙当时名气尚未响亮，面对气势正红的巨星邓丽君，他一时冲动，牵过她的手，带她滑到人较少的海边长椅旁。邓丽君有些害羞，边笑边看成龙笨手笨脚地坐进椅子里，穿着旱冰鞋的脚摊在前面，邓丽君就非常优雅地在他的旁边坐下了。他们开始面朝着大海聊天。

“在这里遇见中国人真好。”邓丽君握了一下成龙的手说，“我在这里不认识什么人。”

“我也不认识谁。”成龙说，“我怎能相信我刚遇见了你！我是你的歌迷。” 这时，成龙发现邓丽君奇怪地看着他，他不好意思地想到自己全身都是汗，肯定看上去很糟。“啊，我在锻炼呢，如果我知道要遇见你，我肯定要先冲一个凉！不过，这里也没有地方可冲凉的，但……”成龙慌忙解释，但越说越小声，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像个傻瓜。但邓丽君却调皮地他：“对不起，你是成龙吗？”

成龙的嘴巴合都合不拢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别人认出他时，他仍然是很吃惊的，特别是像邓丽君这样的偶像。“你知道我是谁吗？”成龙说。邓丽君笑了，“当然，我是你的影迷！”她说。这个场面有点怪，两个中国影视明星在美国偶遇，他们两人相视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们可以相互签名”，成龙建议，又引起了一阵大笑。

以前邓丽君和成龙曾匆匆照过面，只是由于平日工作忙，工作属性也不尽相同，因此便没什么联系，意外在他乡碰到，不很熟悉的朋友也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显得格外亲切。在这次短暂的交谈后，他们惊喜地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成龙和邓丽君的母亲同为山东人，他们都幻想有一天回到母亲的故乡。成龙的幼年生活非常贫苦，邓丽君也早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艰辛。成龙未曾上过正规学校，识字有限，邓丽君则从小就面临着读书和唱歌不能两全的境遇，而且两人同样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前往日本发展，在日本渐有知名度。他们都有名人的苦衷，尤其是自辉煌归于沉寂的心理失衡。同处异国他乡、渴望温情的两个人便开始密切交往起来。

他们开始在晚上一起学习，成龙还经常约她一起共进晚餐或跳舞。他们谈各自的理想和伴随着成功的好事和不好的事情。成龙教邓丽君滑冰，还向她坦言，唱歌一直是他心中秘密的理想。于是，邓丽君则给成龙上声乐课。

一次，成龙谈起他出生时的趣事：“我出世时有12斤重，要开刀才生得出，这么大的个子，把医生们都吓了一跳!”

闲坐静听的邓丽君，浅浅地抿唇一乐：“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成龙快人快语答道：“1954年4月7日。”

邓丽君不说话了。因为她比成龙大一岁多。

邓丽君喜欢成熟类型的男人。她是个很传统的女孩，传统习俗中婚配上年龄男大女小的观念影响着她的择偶标准。早年，她对年轻一些的男孩都提不起兴趣，认为他们“这么小!”她后来退隐舞台却选择了比她小得多的保罗陪伴左右，也许是由于心境的改变吧。

成龙亦属例外。几番接触，邓丽君便很喜欢他豪爽的男子气，连他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粗疏劲儿，也令邓丽君青目有加。知道了成龙的出生年月，素来不喜欢与年少的男孩交往的邓丽君，心中却泛上一种莫名的轻松。此后，她与成龙的交往中，常带有姐姐式的体谅和温存。

成龙素来好热闹，无人相伴的日子是过不下去的。他每天下午下课后，一定要去找邓丽君相伴。两个人都很忙，累的时候便相携去泡快餐店。一个汉堡包，一杯热饮，就够他们消磨上许多时间。离开快餐店时，成龙便去买上一大包脆脆的炸薯条，捧在手里。自己忘情大嚼时，不时抓出几根递到邓丽君的纤纤素手上。多情、细腻的邓丽君把这些都深铭于心。

一周很快就过去了。按照计划成龙要转赴圣安多尼奥拍他的第一部美国片。“我想我们放假的时间够长的了，”在他们最后一次学习时，邓丽君有点哲学意味地说，“现在应该回去工作了。” “能够逐渐了解你真很好。”成龙说。邓丽君调皮地一笑：“你我要见面真的得跨洋越海才行吗？”成龙拿起邓丽君的手一握。“即使这样也很值得，”他说，“我还能见你的面吗？” 邓丽君也握紧了一下他的手，说：“电影拍完了到台湾来，我等你。”等什么呢？成龙想，他和邓丽君到底是朋友呢，还是比朋友更多一层关系呢？在他的初恋之后，他也和女孩子约会过，但都不是认真的。不过邓丽君的温柔和开朗，使他再次感到初恋的喜悦。两人都有了依依不舍的感觉，但观念一直很大男人的成龙迟迟不敢说出他对她的感情，到这时他还从不敢亲吻她！

成龙把邓丽君送到他酒店客房的门口，心里一直在打鼓，不知怎么说：“呃……”邓丽君转过头来，看着他说：“嗯……?” 不能告诉她他心中的感情，成龙感到特别尴尬。成龙却告诉她自己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记住练习你的英语。” 邓丽君脱口大笑起来，成龙只好暗骂自己是个呆子。邓丽君很慢很小心地说：“鸡蛋、咸肉、牛奶、面包”。然后，她靠过来，给了成龙温柔的一吻。“台湾见。”

她说，随后就走了。成龙一把抓起桌子上的英语课本，把它抛向空中，高兴得手舞足蹈，自此，他们很快跨越友谊，发展成两人的浪漫关系。

后来几周，仍在美国拍戏的成龙经常利用工作之余与邓丽君约会。他们晚上在一起活动，到餐馆吃饭，出入于别开生面的派对。

他们在一起，不缘功利，也并非专为儿女情长；没有挥金如土的奢豪，没有价值连城的玫瑰。他们有无数的花前月下，有不尽的喁喁情话，有声气相通的默契，也有动容落泪的真切情愁。平素善于保护自己的邓丽君，亦褪去了那层坚硬的外壳，敞开了心扉；而往时风风火火忙于事业的成龙，又正有一段清闲。成龙说：“如果深入讲，我和她之间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邓丽君喜好浪漫的情调。暑假时，她会和成龙一起到海滨游泳、钓鱼。一个无风的日子，两人在海滨飞波逐浪好久后，成龙陪邓丽君上岸。两人撑起阳伞，闲坐沙滩闲谈，不知怎地，话题就扯到了他们共同的朋友秦祥林身上。

成龙是在拍《女警察》时结识秦祥林的。当时是当红小生的秦祥林，与成龙颇为投缘，他对当年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武师成龙很是关照、提携。成龙则把他视为义兄。秦祥林与萧芳芳成婚时，他还专程从澳洲返港参加婚礼。成龙提起秦祥林，赞不绝口。他滔滔不绝地抒发，越说越是忘乎所以，又像与自己那帮弟兄在一起时那样，拍拍邓丽君的肩膀，继续发他的宏论。他没有注意到邓丽君已是神情黯然了。

邓丽君初时还和颜悦色地听他夸秦祥林。她天性随和、温顺，与秦祥林虽是不了了之，但她人前人后从不去说秦祥林的坏话。可是，当成龙自顾自兴致高昂地歌颂友情而抨击爱情时，邓丽君便有些不悦了。邓丽君重爱情，在她心目中爱情是神圣而高于一切的。她在事业辉煌、星路灿烂的坦途中，却常为未觅得如意郎君而黯然神伤。成龙在她心目中地位特殊，她由衷地喜欢上了这个有着大孩子一般顽皮、快乐性格的男人，她对他们的未来充满甜蜜的遐思。

邓丽君郁闷地打断他的话头：“你说完了没有?我们走吧!”

成龙愕然，回头只见邓丽君一副兴趣索然、情绪低落的样子。成龙一头雾水。他赶快帮邓丽君收拾东西，又陪着小心地建议：“晚上我们去看电影?”邓丽君只淡淡地说：“算了，我累了!”

多年后，成龙在悲哀地忆及他和邓丽君的当年恋情时，说：“她很好，是我不好。”“我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又不拘小节。我不理会别人的想法。你开心不开心我都不会知道，亦不想去知，完全是一种单边思想，在不知不觉间忽略了、疏忽了。”

自那日分手之后，成龙有几日没去找邓丽君。这一天，忽然接了邓丽君的电话，她轻快而甜蜜地说：“喂，积奇(成龙的英文名)，今晚早点来，有好吃的等你。”

成龙一忙完，便急急地赶到邓丽君的寓所。邓丽君满面春风，扎着小围裙在厨房里忙碌。她的面前已放着一摞新摊出来的煎饼，而灶上锅里的浓汤香气四溢。

成龙进了门，便喊到：“哇，好香!”他看到煎饼时，立时眼睛发亮：“有煎饼!”伸手便抓。邓丽君在他手上亲昵地拍了一下：“邋遢鬼，洗手去!”

成龙做了个鬼脸，乖乖去洗了手。她那日为何恼，今日又为何喜，他永远无法知道。但成龙知道邓丽君是个爱干净的人，这一点给了他很深的影响。

两人围坐在桌旁，享用着家乡风味的美餐，亦享受到了某种近似于家居的温情。席间，邓丽君拿出一瓶粉红色的香槟酒，斟满两杯，并点上了银烛台上的蜡烛，摇曳不定的飘忽的烛光顿时映满了全室。

两人把盏浅酌，又是一个浪漫、迷人的夜晚然而，他们的交往一开始便存有悲剧的色彩，注定了没有相依相随共赴一生的结局。因为他们的个性实在是太不相同了。成龙是那种粗犷奔放、热情重义的男人，倘若做朋友，会是最真诚、最细心的人；如若他把你视为生命中最近的人时，他便认为彼此应有一份不用言传的默契，而疏于表达。邓丽君则属于温柔细腻、多情善感的女人，时刻需要一份呵护，更希望二人朝夕相伴。况且，邓丽君此时已退意初萌。她幻想着有朝一日脱掉歌衫，回复平静、幸福的家居生活。这一段情缘令她心醉，她以为这便是她长久的归宿。而成龙对他的事业正情深意长。他赴美学习，正是为日后做准备，一旦事业对他发出召唤，他就不顾一切地过去了。成龙说：“我太喜欢本身的职业，我一切以工作为先。”因此，忙于事业的两人常为谁应该抽空探谁的班而怄气。成龙觉得，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异性可以令他对感情的付出多过对工作的付出，“没有人可以跟电影来争夺我的心”。邓丽君是他心目中的好女孩，人好、声美、温柔。“如果她嫁给人，一定会是个很好的贤妻良母。”但邓丽君细心、浪漫，渴望天长地久，更希望朝朝暮暮；而务实、忘情于工作的成龙，不能尽如她意。另外，成龙总觉得邓丽君太高贵，自己则吊儿郎当，很不般配。“她那么好，显得我一无是处。”凡事力求完美的邓丽君，也给了成龙不小的压力。

1998年，成龙出版的英文自传《我是成龙——我在动作片里的人生》中具体谈到他们之间的差异：

“她温柔，聪明，有幽默感，又美丽。她在时装和食品上的鉴赏力简直是令人羡慕的。她从来就懂得，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和饰物。但她唯一不知道选择的就是男人。实话说，我配不上她，或至少当时的我配不上她。她是典雅的化身，我却是个没有教化的粗鲁的男孩，一心想做个真正的男子汉。我说话没有分寸，能走路时却要跑。她总上穿着合体的名牌服装，而我穿短裤和t恤就上街。她文质彬彬，礼节周全我对权威不屑一顾，当着酒店经理和服务员的面做鬼脸，把脚放在桌子上。她愿意和我一个人在一起，而我在公共场合却时时不愿没有我那帮小兄弟跟班。我年轻，富有，被名声给惯坏了。我爱她，但我更爱自己，没有哪一颗心可以做一仆二主的事。”

一年后，嘉禾令成龙回港拍《龙少爷》，成龙告别了邓丽君，便匆匆回港了。

半年后，邓丽君亦东归重出歌坛。虽然他们重新聚首，但封存了半载的感情，却因一件偶然的小事，最终成为了过去。

有一天，邓丽君打电话给成龙，说要来看他。成龙的小兄弟们正在一边嘀嘀咕咕，乱起哄，大哥的女人就知道打电话，而大哥就会和她纠缠。大男人心很重的成龙被一班小兄弟们这么一搅和，顿时觉得脸上无光。既然是她说要来，为了显示男子气慨，成龙在电话中告诉女友，“你要来就来吧”。

邓丽君穿了件白色丝绸长裙来了，手上拿着一个小包包。小兄弟们都看呆了，连想说的粗话都忘了。邓丽君摇曳着走过来，笑眯眯地把他翘在沙发上的二郎腿放下来，在成龙的身边坐下问他，“我想我们到那个新开张的法国餐厅吃晚饭好吗？”成龙没好气地皱着眉头回答，“你总是到那些地方去吃饭，我菜单也看不懂，不懂点菜，也不知道选择什么颜色的葡萄酒。” “我想干点特别的事不也很好吗？”

一心期待的浪漫约会却换来了成龙冷冷的回答，邓丽君意外之余，也有些受伤。看到女友的神情，成龙也觉得自己说得太重了，于是软下心来说，“好吧，那就叫小兄弟们一块儿去。”邓丽君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

一反往常的柔顺温和，邓丽君气得大声问成龙，“你说什么？”“叫上我的小兄弟们。”“我们单独去！”“你什么意思，他们不去我也不去。”邓丽君难过地问他∶“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晚上，难道你不想单独出去吗？”“我们可以吃完饭再单独一起。吃饭为什么要单独一起？吃饭要隐私吗？”看到成龙的态度，邓丽君茫然地看着他，最后说：“要么他们，要么我。你想和他们一起吃饭，我就走了。

”邓丽君起身告诉成龙。她站起来，成龙就把刚放下的脚，重新放到她刚腾出来的位置上。年轻、爱耍大哥架势的成龙，很生气邓丽君居然在他的小兄弟面前这么给他难堪。“再见，”邓丽君捡起地上的包走了。“再见”，成龙自觉很帅地回答。

成龙有点后悔，小声叫了她的名字，但邓丽君不知道是气极了没有听见，还是根本不想回答，她头也不回地走了。成龙有点着急，但又拉不下面子，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去，还勉强作出冷静的样子，希望她能返回。

于是，本来在一旁喧闹着玩牌的成家班小兄弟们也觉得不妙，大家停下玩牌，也一声不吭地看着她。这时，一位小兄弟打破沉寂说：“大哥，你干嘛不送她上电梯？”

一心维持大哥形象的成龙，终于找到了台阶下，但他还只是点点头，慢慢地起身，朝楼道走去。不过楼道是空的，电梯门也紧闭着。于是成龙飞快地跑下十层楼去追她，冲到大堂也没有看见邓丽君白色的倩影。他又朝大门方向冲过去，一推开旋转门，就看见邓丽君正跨进停在门外的卡迪拉克黑色轿车，他大声喊她的名字，邓丽君还是没有理会他。车门关了，车子呼的一声扬长而去，剩下成龙气喘吁吁地在一边看着她走。

晚上，等一帮小兄弟们走后，惦记着女友的成龙急忙给邓丽君打电话，想求她原谅。邓丽君很生气，她告诉成龙：“你有什么好难过的？现在你有小兄弟，不需要我了，我也不需要你。你干脆嫁给你的兄弟算了。”在气头上的她不肯原谅成龙，挂上了电话。

无言的结局事隔多年，在自传里，成龙说他被邓丽君甩了是“活该，自找的”，“她知道我爱她吗？但她怎么知道呢？我什么时候跟她说过我对她的真情实感？我当时不懂得怎样对待她或任何女人，我对爱情毫无经验。我又有这么大的压力，要去证实，向我的影迷们、向香港影视界、向全世界，我是一个大男子汉。”

邓丽君在与成龙交往期间，渐渐摆脱了“假护照”的阴影。但这件事对邓丽君伤害极大。事后，无论成龙怎样探访道歉，邓丽君就是不理。

邓丽君和成龙从恋爱到分手，大约两年，但当时双方对这件事守口如瓶。恋情不能公开的主要原因与事业有关。邓丽君和成龙在日本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邓丽君已是巨星级人物，而成龙也崭露头角，成为日本影迷心中的武打偶像。两人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媒体的极大注目，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在这之前成龙才传出小小的花边新闻，日本就立刻有影迷跳楼自杀来抗议，让成龙不得不小心谨慎，对感情之事只好一再保密。邓丽君也是处处留心，她那时对外都称成龙是秦祥林的好友，在洛杉矶偶遇。她还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神情告诉媒体，曾为成龙煲过绿豆汤。

邓丽君和成龙分手后的再次见面，就是那件公众尽知的“金唱片颁奖会邓丽君泪洒舞台”事件了。

1981年8月，邓丽君一人独获五张金唱片奖的创世纪录，不料在香港无线电视台举行“金唱片”颁奖晚会上，却演出了戏剧性的一幕。当时，“无线”安排成龙作为神秘嘉宾颁奖给邓丽君，当天下午抵港的邓丽君对此并不知晓。典礼上，成龙拿着奖座，“无线”的吴雨就把他推上台去。台上的邓丽君一见到他，匆匆转身走开。成龙手拿奖座急得不行，他边追着邓丽君满台走，准备递奖座给她，边小声地劝说着：“先接住吧，好不好都先接着。” 邓丽君还是一直往后退，退到无处可退时，仍不肯接过成龙手中的奖，泪水却突然夺眶而出，在场的工作人员顿时不知所措。最后由舞者穿梭期间，尴尬的情景才暂时过去。多年后，成龙回忆当时情景，说：“好肉酸(难堪之意)。全场人都看着嘻嘻哈哈，好羞。” 由于颁奖典礼仪式由电台现场实况转播，两人在台上追逐的画面，也呈现在观众面前。一时之间关于邓丽君和成龙的绯闻惊爆娱乐圈。

事隔两天邓丽君谈及金奖风波时表示：“我从十四岁就开始唱歌，到了今天才有这些小小的成就，能得到五张白金唱片的荣誉，感触很深。一面说，一面觉得很激动，有点莫名的感伤。”她解释说，“当时，其他人没听清楚我们在说什么，只看到我掉眼泪，所以传说成了其他问题。”“颁奖典礼是沈殿霞和何守信主持，而我的奖是由成龙颁的，典礼上气氛很好，并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

邓丽君对她的经纪人西田裕司提出的她当时是为了避嫌才在台上逃走的看法，颇为郑重地说：“不是这样，是我不能接受他的奖。”“我做的不对吗？成龙是演员，那天颁的却是音乐奖。格莱美奖和其他音乐节的奖，颁奖人都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如果由音乐界的人给我颁奖还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要从电影界的人手中领奖呢！”

实际上，邓丽君对于成龙颁奖给她确实感到不悦，而泪洒舞台也确实有隐情。颁奖典礼那晚，邓丽君是由她的白马王子郭孔丞陪伴出席的。满脸络腮胡、身穿黑色西装的郭孔丞体贴、温柔地陪在她的身边。邓丽君向他人介绍说：“他是跟我从日本来的。” 郭孔丞很有礼貌地向大家点点头，未发一语，众人因此也就没有留意这个“日本人”。邓丽君在临上台前，才知道成龙要颁奖给她，她就颇为不爽；彩排时又有大批记者追问她和成龙的绯闻，她更加为难；上台后又有司仪基于节目效果又问起她，邓丽君很担心这种尴尬，也不想让台下的郭孔丞感到不快，于是她在演唱中间匆匆由成龙手中接过奖座后，又继续唱完歌，但在百感交集之际，还是流下了眼泪。

此后邓丽君和成龙再无来往。

邓丽君对与成龙的这一段情缘刻骨铭心，“君问知否情似海，爱你恨你怨千秋”。花开有心，水流无情，邓丽君只能叹惋痛惜。分手后，成龙也一度封闭自己，直到遇见他“生命中的女人” 林凤娇。

分手几年后的一天，成龙有事到香格里拉酒店，出了电梯门，不料遇见了邓丽君。成龙刹时呆住了，平素洒脱自在的他竟也不知怎么办才好，打招呼，怕邓丽君不理他，不打招呼，又觉得很尴尬。就在邓丽君转身离去时，成龙终于大着胆子，叫住了她：“噢，是你呀!”邓丽君也很尴尬，就微微颔首。

酒店相遇后，成龙主动给邓丽君打了电话，两人平静交谈，此后又一直保持着联系，并成了经常彼此关心的好朋友。一段爱情随风逝去，两人间重又风平浪静，也无风雨也无晴。

日后，他们在电话里常常谈天说地。邓丽君有什么不了解的事，便会请教成龙，请司机、找保镖，有时也征求成龙的意见。有一次，邓丽君打电话给成龙，说到她想在香港选择一个好的健身中心，要成龙给她出主意。邓丽君到香港来，他们有时会一起吃饭。成龙的黄金拍档陈自强，因成龙而与邓丽君相熟，并成为好友。他很关照邓丽君，常代她办些私人事务。

1989年，邓丽君参加香港亚视《烟花照万家》节目演出时，成龙还特地上台献花，并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邓丽君去逝前几年生活神秘，外界诸种传说纷至沓来。成龙就解释说，神秘只是对外界而言，朋友间就毫不觉得了，他觉得那几年邓丽君倒是“活得蛮开心的”。况且她已经引退，自然不会经常露面。

无言的结局邓丽君过世前两天，还打电话找成龙，可惜正在日本仙台为电影《霹雳火》出外景的成龙，告诉秘书他稍后再打。等他再打的时候，邓丽君恰好又不在。此番失之交臂，谁知竟成天人永诀!电话中欲言何事，也已成难解之谜邓丽君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成龙难以置信。他身边的陈自强早已饮泣连声，但黯然神伤的成龙却未曾落泪。他在香港传媒的传真上吐露了个人的感想：“知道邓丽君突然逝世的讯息，感到很愕然，那时以为是假消息，但无数香港和台湾媒体报讯，日本报章头条刊登，才相信这是事实，多谢港、台传媒朋友关心的电话。一个朋友这样年轻就和我们永别，只有深深的惋惜和怀念，我会把那一段友谊长埋心里。”

然而，成龙没有到台湾参加邓丽君的一切悼念活动。他个人的看法是：凡事只在有没有心去做，想去的无论怎么忙都会去。他当然也很无奈，因为赴台可能会引起轰动，反而会带来无谓的麻烦。

在注重事业的成龙的眼中，邓丽君“作为一个艺人，能如此走红，有这么大成就，实在已是生荣死哀，值得大家爱戴与尊敬，流芳百世，永垂不朽了!”“ 假如世上真有天堂，邓丽君一定可以去到!”这是成龙深情的祝福2002年，邓丽君去世6年后，一直未出唱片的成龙推出了一张国语专辑《真的，用了心》，其中有他与已故的昔日恋人邓丽君的对唱《我只在乎你》。为新专辑宣传时在台湾举行召开的大型记者会上，成龙透露了他曾与邓丽君的一段恋情，可惜当时自己不懂爱，结果两人分手。这次成龙利用现代科技突破生死时空，与邓丽君对唱。录歌的时候，成龙觉得邓丽君好像围绕在自己身边，他不时想起以前两人在一起的情景，以致常常分心要重录。成龙感叹：“以前不珍惜她，现在才珍惜她，但这事已过去了，不希望这段往事被当成八卦新闻来谈，只希望大家多珍惜身边的人。”当然，成龙隔空对唱是事出有因，因为他当时犯下了自称“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让港星吴绮莉怀了“小龙女”。

为纪念这位已故好友和表达自己的感触，成龙还特别在歌曲前加了一段独白：“爱过的人，错过的魂，曾经拥有，就是永恒。”在歌曲的结尾再次强调“每一个爱过的人，都是真真的缘分，打开你心中的门，让爱落地生根”。可是这迟来的觉悟，只能成为后人的慨叹，“何日君再来”的亘古挽歌只属邓丽君。

2003年4月，成龙接受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鲁豫的采访时，坦言生命中的爱情故事。他回忆了自己和邓丽君之间的情谊，那时他度过了一段十分快乐的时光，然而由于时间、缘分的错位，爱情却成为了往事，邓丽君因此备尝情海蹉跎浮沉的孤寂和命运的作弄。

缘去缘空1980年和1981年的邓丽君极有情缘，不过仍然是缘去缘空。

这期间传遍港台两地的首先是邓丽君和阿B之恋。

阿B，即钟镇涛，香港红歌星，比邓丽君小6岁，那时二十三四岁，正年少英俊。阿B由香港到台湾发展时，主演了多部电影，而大部分电影的主题曲由邓丽君演唱，而且来自香港的阿B国语还不是特别顺溜，因此，有空的时候，邓丽君常和阿B聊聊天，帮他解乡愁。这样，两人关系比较融洽。

阿B的母亲很喜欢邓丽君。她常常出入邓家，与邓丽君十分投契。邓丽君在夜总会登台演出，钟母则是台下经常的捧场人。在人前人后，钟母更是称赞邓丽君温婉娴熟，是自己理想的媳妇人选。

阿B对邓丽君更是情有独钟。他经常陪伴邓丽君在台北的街头散步，并携母双双到夜总会为邓丽君捧场，更有人目睹邓丽君和阿B穿着情侣装上高级餐厅。阿B在台拍戏期间，一有空档，就打电话给邓丽君，表现之关心和体贴常令旁人侧目。

当时与阿B拍拖的陈秋霞因阿B又同邓丽君亲热而对邓丽君很不满，不只是她，有一些女歌星当时都不喜欢邓丽君，因为她们的男友都迷恋邓丽君。邓丽君曾送给阿B一条领带，陈秋霞因此生气了好长一段时间。

对于外界的各种传闻，邓丽君开始时只是甜甜说：“你们猜吧！”不久，她就笑笑地说：“阿B？小弟弟嘛！”阿B提及邓丽君时则说：“她钟意一些比较细的男仔，可能自己当时还够细吧！她在我面前会讲讲自己的男友，而我又会跟她讲自己的女友，我们俩可说是无话不谈。”

据阿B的妻子说，阿B与邓丽君认识多年，身边还保存了不少邓丽君的照片，这些多是阿B当年为邓丽君拍的，包括邓丽君一些唱片封套。阿B在得知邓丽君辞世的噩耗后，伤心痛哭了好多天，并且时时梦到自己也发哮喘病，透不过气来。虽梦中未见到故人，但他想是故人来与他招梦辞行。在邓丽君出殡那天，阿B夫妇在大殓前几分钟赶到。阿B身穿一身黑衣，戴着墨镜，走上前去瞻仰邓丽君的遗容，他要向她说的最后两句话是：“痴心爱你！要保重身体。”

邓丽君在和成龙的恋曲打上休止符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遇见了当时是某大广告公司老板的谢宏中。谢宏中一表人材，彬彬有礼，而且见闻广博。只可惜的是他早已抱得美人归，他的妻子是红星井莉。邓丽君与他只叹相见恨晚。邓丽君从来没有承认过她与谢宏中之间的感情，但他们相互间的关怀、呵护，也一度成为他人的话题。

在这之前，还传出邓丽君与李鼎伦的绯闻。李鼎伦曾在70年代初在“无线”当摄影师，后转往台湾发展，于是结识邓丽君。后来李鼎伦把邓丽君带到来香港，介绍她上《欢乐今宵》唱歌，此时开始传出李鼎伦狂追邓丽君的绯闻。

关于一系列绯闻，特别是媒体围绕成龙、钟镇涛等明星男友的不断追问，邓丽君的对付办法就是披露“独家恋情”，转移注意力。而所谓的“独家恋情”往往是邓丽君的臆想，媒体的追踪调查研究常常推翻邓丽君的说法。有时，邓丽君看到新闻媒体逐条对证她的说词，不禁哑然失笑。

在这一两年，因为邓丽君接受好友何俐俐和赵世光（香港亚视小开）夫妇的邀请常到香港出席宴会或舞会。于是社交界传出何俐俐此时正在为邓丽君做媒，将曾经与多位女明星交往的小叔赵世曾介绍给邓丽君。传媒还指出，虽然邓丽君和赵世曾交往时间不长，但双方感情进展快速，邓丽君已经快要进赵家门了！面对这则越传越离谱的消息，邓丽君断然否认这一切。她承认，她和赵世曾认识，但总觉得彼此之间搭不上线，“欠缺一点缘分”，并且笑着说：“赵公子不喜欢我这种纯情又没有女人味的女孩子。”

不过，何俐俐此时确实是在为好友介绍对象，可是对象不是自己的小叔赵世曾，而是老公的好友潘迪臣。潘迪臣是香港某钟表企业少东、香港马会大马主。邓丽君和潘迪臣在认识之初已达成协议，不到成熟时机不向外界作任何公开报道，但对越传越盛的邓丽君就要做赵家媳妇的传言，邓丽君不得不公开承认：“我对这位潘先生是有一些好感的，但绝不是已经有感情，现在的阶段仅止于朋友。将来有没有进一步发展，那要等待较久的相互观察和了解才知道，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之间的缘分够不够。”邓丽君虽然多次风尘仆仆飞到香港与潘迪臣拍拖，并且一起进马场看热闹；邓丽君在举办个人演唱会时，潘迪臣也多方提供宝贵的建议，邓丽君也很重视他的看法。然而，终究还是缘浅，刚开始就结束了。

好友何俐俐嫁入豪门的美满婚姻对邓丽君有一定的影响，但邓丽君并不欣赏那些公子哥儿型的富商之子，财富对她而言意义不是特别重大，她重视的是男方的态度和品性。

1980年底，经常到香港公演的邓丽君因下榻香格里拉大酒店饭店而在这里邂逅郭孔丞。郭孔丞出身于马来西亚的富豪之家。郭家是传统华人家庭，原籍福建，19世纪末移民马来西亚南部的柔佛。郭孔丞为移民第三代，父亲是“新马糖王”郭鹤年，当时的他是香格里拉集团总裁。郭家曾以“砂糖王”的雄厚实力进军不动产业、旅馆业和进出口业，是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号称首富的名门望族。据1991年公布的数据，当时郭家财产估计超过100亿港元。当时郭孔丞是香格里拉集团董事长，也是香格里拉大酒店执行董事。当时在香港的香格里拉大酒店顶楼设有办公室。恰好邓丽君所住的贵宾套房也位于最顶楼，于是柔情美丽的歌星与风度翩翩的富豪就有了几次见面的机会。

邓丽君与郭孔丞正式相识，也是由多次被传为媒人的何俐俐介绍的。富商公子，在邓丽君的心目中总是要特别掂量的。郭孔丞比邓丽君大7岁，是富商子弟，素有花花公子之称，但他由衷地爱上了邓丽君。人靓歌甜、性格温柔的他邓丽君很让他着迷，他以诚恳的态度表达自己的真诚追求，同时展现出他在事业上过人的能力。当然这与郭家家教极严有关。他头脑敏锐，做生意很有手段，这让从小独立自主的邓丽君十分欣赏。因此在邓丽君的眼中很有修养、很有才干的郭孔丞就不同于一般人眼中的纨绔子弟。

女艺人嫁入豪门，这恐怕也是她们的最佳归宿。郭孔丞的一切都曾给邓丽君以美好的梦想。

缘去缘空郭孔丞应该是邓丽君所交往的男性中最意气风发的上层人士，而28岁的邓丽君已多次表示有嫁人之意，况且邓母对女儿与郭孔丞的交往也极为赞成。

对处在发展中的恋情保持低调是许多艺人的处理方法，邓丽君更是如此。她和郭孔丞在展开密切交往后，对这一点双方都有高度的默契。所以，邓丽君在出席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时，告诉众人郭孔丞是日本来的朋友，从而转移了记者们的注意力，躲过了传媒的疯狂追逐。就连发生“泪洒金奖”等让人炒得沸沸扬扬的意外后，邓丽君还是以感触很深等话题为由而不吐露她真正担心的是坐在台下的男友误会。

不过，消息灵通的媒体很快就捕捉到邓丽君的新恋情。

1981年10月，邓丽君需要到香港为钟镇涛录制新片的主题曲。在安排工作行程时，阿B为邓丽君个人方便，提出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录音室让她挑选。邓丽君选的是香港，而且到香港后就声称：“这次没住酒店，而是住在朋友家中，还是替阿B省点吧。”其实，邓丽君是住在香格里拉酒店。邓丽君的“声称”不久即被媒体发现另有蹊跷。

一位香港记者亲眼看到，有一次邓丽君去录音时，由一名年轻男子开车送到录音室大楼附近。下车前，她还在车内给了那名男子一记吻别。这个消息传出后，媒体已经料到邓丽君在谈恋爱，而且是认真的谈。记者们极力向邓丽君打探这个事实，邓丽君却还是一贯的否认态度。她告诉媒体，他们是普通朋友，吻别也只不过是朋友之间告别时的“洋规矩”，是“友谊之吻”，而不是“爱情之吻”，况且“接吻又不是罪过，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正文无无言的结局-2

经过多方查证，媒体发现这名让邓丽君倾情而吻的男子是东南亚数一数二的富豪郭孔丞，邓丽君对这位不同寻常的富家公子很有感觉。至于他们之间的感情程度，媒体则在进一步追查中。

10月底，台湾的《中国时报》突然爆出邓丽君“即将下嫁大马糖王”的消息。台港媒体于是争相转载。邓丽君终于找到了好归宿的消息，传遍各地。在这种情况下，邓丽君正在盛传自己婚嫁消息的香港，为了保护恋情，邓丽君接连几天都在香格里拉酒店内，不出大门一步。邓丽君越是躲避，媒体越是追踪她。有传媒此时报道，邓丽君的意中人郭孔丞曾私下告诉记者，他们的婚期已经定下，明年将举行婚礼。对此，邓丽君没有吐露半句。

有一天，香港记者得知了一条有关邓丽君的重要消息：邓丽君要出席一场由郭孔丞当主人的晚宴。

媒体记者们火速赶到邓丽君所在的香格里拉酒店香宫酒楼时，却被数名保安人员挡住，坚决不允许拍照。保安人员克尽职守，无论如何不准拍照。如此这样，场面一度僵持不下。最后由善与媒体沟通的邓丽君出面化解了这种难堪的场面，她婉言告诉记者们，自己无法说服郭孔丞出来合影，只能单独让记者拍一张自己的照片，希望他们理解。对于记者迫不及待地追问他们的感情问题，邓丽君承认她认识郭孔丞已经一年了，但婚事是“外传的，不算数。”为了躲避传媒不断的纠缠，邓丽君立刻悄无声息地到新加坡去了。

邓丽君与郭孔丞的恋情确实发展迅速，他们私下里已经在商定订婚、结婚的日期，不过，双方都不想让媒体参与他们的事情。

对于10月传出的邓丽君结婚的消息，媒体进一步了解到那是两人订婚的时间，而且据邓家透露，翌年3月是女儿的婚期。其实婚期订在1982年5月。

1981年10月28日晚上，邓丽君与郭孔丞秘密订婚。订婚宴会处理得很低调，除双方家人外，只有何俐俐和赵世光观礼。那天，郭孔丞在香格里拉酒店日本料理厅备了一张桌子，桌上点有一支红蜡烛，还置放着一盒玫瑰。宴会上开了瓶香槟庆祝，双方家庭交换了信物，并积极挑选良辰吉日准备完婚。

邓丽君与郭孔丞订婚的事情因为没有公开宴客，知道的人就很少，但是喜上眉梢的郭孔丞还是把喜讯带了出去。在订婚的第二天，郭孔丞喜滋滋地掏钱让秘书买喜饼，老板订婚的消息由此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

邓丽君更成了传媒追逐的对象。1982年1月，邓丽君因父亲身体不适，匆匆自新加坡赶回台湾探望父亲。面对媒体不停的追问，在台湾邓丽君亲口证实了她与郭孔丞交往的事实：“我和他才认识半年，终身大事不可能决定得那么匆促，目前我们还在观察的阶段。”一向对“情”事三缄其口的邓丽君，如若不是情到深处，她是不会公开两人的关系的。她说，去年中秋节后，她到台北义演，郭孔丞曾到台北探班。“他在台北的朋友不太多，没有人陪他，所以我就带他去四处看看。” 虽然已公开承认彼此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邓丽君仍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之间的感情，她说：“如果他也是艺人，被公诸报章还无所谓。但他是个圈外人，老是被这样说来说去，很容易引起别人误会。”

媒体都以“马来西亚糖王”称呼郭孔丞，邓丽君则是“嫁入豪门”，对此，邓丽君不太喜欢将豪门公子和名歌星连在一起，更不愿意将她的婚姻大事与男方显赫的家世连在一起。她总是说，“他父亲是某个财团的股东，他在那个财团上班，根本不是什么糖王”，“其实我跟他的交情还没那么深，怎么好意思打听人家的家世？他的事，我也是听来的”

一连串有关她结婚的消息，邓丽君通通予以否认。但她并不避谈个人婚姻的想法。她说：“谈到婚姻，那就不跟交朋友一样单纯了。比如说，我在他心中地位究竟有多重？我想，还是要多研究一下，多了解一些比较好。不过我坦白承认，这个人是我婚姻考虑的对象，因为我觉得他还值得交往，他给我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

缘去缘空邓丽君和郭孔丞的婚姻大事已成事实。在歌坛奋斗十余年的邓丽君，极渴望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因此，她个人已将郭孔丞视为自己托以终身的对象。邓丽君的父亲也认定他就是未来的女婿。邓父中风住院期间，郭孔丞曾特地赶来台湾探望，精心照顾邓父，让邓家对郭孔丞的印象更好。因此，邓家双亲也很满意这位准女婿，全力支持女儿嫁给他。郭孔丞的父母也很赞成这件婚事。当时邓丽君在大陆的声望居高不下，这让有心前往大陆开拓市场的郭父对这位可以帮助郭家拓展事业版图的准媳妇很满意。而且那时郭母身患癌症，也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儿子完成终身大事。

邓丽君在热切地期盼那个生命中最辉煌的日子，那时她将在多年漂泊后有一个温暖的家。

一切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婚礼在即将到来时却没有举行，待到婚礼举行的时候，新娘却不是邓丽君。

婚事无法如期进行的原因很早就埋下了，只不过邓丽君当时沉浸于美好的恋情中并未发觉。邓丽君在与郭孔丞相识后，赢得美人心的郭孔丞兴致勃勃地带恋人回家拜见长辈。邓丽君一踏进郭家，郭府从管家、佣人到司机都兴奋地围上来要签名、拍照，随和的邓丽君都一一照办。谁知郭孔丞的祖母眼见初到家中的邓丽君居然抢尽风头，当场面露不悦。郭家是一个保留中国封建传统习俗很深的旧式华人家庭，相当守旧、向来对艺人有偏见的老祖母对邓丽君就有些不满。

邓丽君在与郭孔丞在积极挑选婚期之际，曾特地回到新加坡与郭家长辈谈有关婚礼的细节，不料老祖母却突然提出富豪宅第无法接受邓丽君是位抛头露面的演艺界人士，婚礼如果要顺利举行的话，邓丽君就必须接受三大条件：一是将过去的历史交待清楚；二是嫁入郭家之后，立即退出演艺圈；三是断绝与娱乐圈朋友的来往。

这三大条件对邓丽君来说，太苛刻了。在她个人的眼中，地位、名利一概都不重要，但不能不工作，况且她觉得太清闲对夫妻间维系感情也不好。据邓长禧表示，邓丽君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很深，在决定嫁给郭孔丞后，她已决定结婚后就要淡出、甚至可以考虑退出歌坛，因为演艺工作毕竟需要四处奔波，势必会影响家庭生活。况且她认为结了婚就要生小孩，孩子由妈妈自己照顾比较好，东奔西跑的唱歌生活，就不太合适了。在与郭孔丞订婚后，邓丽君曾在香港一场演唱会上告诉歌迷，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与大家见面了。这些话中包含着婚后退出的意思。

邓丽君清楚的知道，家规严格的富豪家族没有得到老祖母的允许是不得擅自结婚的，而且婚礼没有长辈的同意和祝福还有什么意义。恋爱中的邓丽君坚信未婚夫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因为他是那么钟爱自己，又那么有实力和地位。然而，邓丽君也觉得他们之间一直以来就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她心中充满了无力感，对这桩豪门婚姻也感到犹豫退缩。曾经的甜言蜜语和山盟海誓都经受不住世间现实的考验，寻寻觅觅的结果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在利害关系和人为势力面前，邓丽君再次感到了厌倦，她的所爱不过是任人摆布的棋子，没有自由和自我的人还值得她眷恋什么。多少年来，为了一些什么，她竭力抛开自我，待到她在婚姻中重新找回自我的时候，谁料却还是一场身不由己的定局。

等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却依然是美梦成空。

在经历了太多的掌声和鲜花，经历了太多的黯然和落寞之后，邓丽君还是渴望有个温暖的家，有个可以遮风避雨地方，有个可以依赖的宽阔的双肩。尽管老祖母提出的条件对她是那样的不公平、那样的侮辱，面对自己生命中的男人，邓丽君还是同意了条件中的第一项和第三项：“我同意说明过去的种种，绝不和演艺圈来往，也会完全忘掉过去所交往的男朋友。”邓丽君近乎彻底放弃了自己，她惟一希望的是：“请让我继续唱歌，不能站在舞台上，至少也让我出唱片；因为一旦进入这个家庭，我就不再是我了。”但是，就连邓丽君这最低的愿望、她最后的一丝幻想，也被郭家老祖母无情地拒绝了。<strike>ｗｗrike>

邓丽君陷入了层层忧郁中，无数个日日夜夜，她无言地忍受着。独自梳理曾经的丝丝柔情和如今的缕缕伤痛、抚慰敏感而脆弱的自尊，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这些苦楚。至亲好友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她却不愿向他们诉说，一任痛苦淹没自己的心灵。此时的她多么希望得到郭孔丞的理解和支持，然而，邓丽君发现他们彼此是那样的不同。对郭孔丞过去的种种风流韵事，邓丽君并不在意，她在乎的是今后的真心相爱，过去的就让它随风而逝。个性成熟且阅尽人间冷暖的邓丽君不喜欢和异性交往的时候带有过于实际的考虑，她看中的是那份感情。郭孔丞在求婚时对她说：“我什么都会给你，你不要带任何东西，只要在我身旁。”这些美丽的谎言让她那么陶醉。但是，老祖母坚持的“唱歌的女人是卑贱的……”却毁却了一段姻缘。这不一定是她的信念，却一定是她的偏见，以个人的所见度量甚至制约他人，悲剧就发生了。同为女人，只因个人看法和立场的不同就鄙弃拒绝另一方，邓丽君觉得非常的无助。

缘去缘空当郭家传出单方面解除婚约的消息时，邓丽君一直在想如果她不是著名的歌星，那么她和郭孔丞能否相识、相爱，既然歌星的这一身份反而让他们的婚姻突起波澜？也许，开始就是个错误，自己的一生的选择、自己多年的奋斗在别人的眼中不过是一场无谓的努力、一个不必拥有的过程、一个可以轻易否定的人生。

1982年底，邓丽君和郭孔丞解除婚约。对外界，邓丽君只能感叹：“中国人的社会非常封建，没有经过家长的同意，是不能结婚的，即使只有一人反对，也不能办成。这好像是家与家结婚，如果家世不合，就很难办。这种时候，歌星邓丽君的地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至于以后的打算，“我很想定下来过家庭生活，但机缘未到，我也不强求。”但是，“我的对象一定要有正当工作，体贴我、有责任感。

”

在与郭孔丞分手后，邓丽君一直以坚强的面容应对外界的关切，但她却生活在自我折磨的痛苦日子中。邓丽君身边的好友都知道这件事对她的挫伤。她的好友、同样是知名艺人的张俐敏在美国主持的一个华语节目中，哭述了邓丽君对郭孔丞的痴情。她说，虽然邓丽君并未向外界表示过什么，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就活在痛苦的日子里，内心深处一直不快乐。邓丽君分手后就不再珍惜自己的身体，过着消沉的日子，“她从那个时候起，就对爱情彻底地失望了”。而邓丽君与郭孔丞热恋的时候是邓丽君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见过他们两次，那时的小邓很美，浑身散发着光和热，后来郭家反对这门亲事后，她整个人都变了。” 张俐敏说，当她看到小邓聪开朗坠入痛苦的深渊后，内心也很难过，很心疼她。“好几次我看到她这个消极的样子，都想劝她算了，男人算什么，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她多想劝邓丽君不要在躲，也不要逃避，回家去和亲人住在一起。再不，也可以和好朋友在一起，不要选择孤独、无依的漂泊日子。

后来，邓丽君和跟法籍男友保罗走在了一起，但张俐敏认为，即使那时，邓丽君也不曾快乐过。邓丽君的好友何俐俐也认为，保罗只是一个伴，邓丽君从未打算与他结婚，她最爱的还是郭孔丞。“只可惜她太重视自己的表演事业，才和美好的姻缘一再错过。”何俐俐最怕邓丽君寂寞，也知道邓丽君不喜欢一个人孤独过日子，那一段时间，她就热心地帮邓丽君安排过三次相亲，对象都是香港知名商界人士。但据何俐俐回忆：“不过对方要求她退出演艺圈，她始终做不到，她太爱这个行业了，所以这几段姻缘都没有结果。”

如梦婚约的破灭邓丽君的内心深处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此后，她在事业上渐趋低调、生活上则行踪神秘，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而美食就是她那段时间的人生享受。她经常说的是：“失恋时，我会多吃甜的，好逗自己开心，”“趁这个年纪，多吃点地方，多吃点东西有好处”，她还说：“人生根本是痛苦的，所以要尽量让自己快乐，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选择的，如可以选，我宁愿做另一个人。

平凡些、快乐些。”1985年她在接受日本《阁楼》杂志访问则说：“就这样便到了30多岁，由于年龄的关系，一下子爆发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想尝试。不能再要求我做教徒了，我已长大成人，想穿新装，想与成人打交道，尽管去做，一切都开放了。我也这样得到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已经厌倦自我压抑，过去总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是自讨苦吃。现在我要为自己而活，喜欢做什么就去做。……我行我素，我已经30岁了，希望自己具有成熟女性的魅力。”

二十来年的歌坛生涯，十多年的情海浮沉，邓丽君的人生观也变了，她最想拥有的是自己的生活，一种可以不必计较成败得失、无需在乎是是非非的生活。

邓丽君与郭孔丞分手后，还维持了一段短暂的友谊。1986年，无法结为连理但至少仍为好友的郭孔丞突然宣布结婚喜讯，新娘是银座“彼罗荷”俱乐部里一位名叫“咪瑶”的日本酒女。当然，新娘接受了一切严苛的条件。

与郭孔丞分手后到他结婚前，一直流传着他和邓丽君的分合消息。但邓丽君从来不承认，因为在她决定断了就断了吧，至于伤痕，还是留给自己，最好埋在自己心中。

40岁后，邓丽君曾向知心好友表白：“我偶尔会想起，当时要是抛开一切结婚的话，该有多好。”

然而，一切都如云烟。

1983年，娱乐圈又传出邓丽君与林子祥的绯闻。林子祥是港台十分受欢迎的情歌歌手，因为他的上唇常留一圈黝黑的小胡子而被圈内人戏称为“小胡子”。这一段时间，邓丽君与林子祥关系密切。有媒体发现，他们两人在的士高亲热地跳贴身舞，并被拍下照片；还发现他们登台表演，合唱《无尽的爱》

。事后，当有记者向邓丽君求证她与林子祥的关系时，邓丽君眉开眼笑，坦承她对林子祥有好感，是他的忠实歌迷；还说自己与有胡子的男士特别有缘。不过，邓丽君无奈地说，林子祥已经是使君有妇，难有进一步发展了。

1986年，邓丽君的绯闻对象是区丁平。区丁平是邓丽君的形象指导，也是一位“小胡子”，常戴着眼镜，非常潇洒。邓长禧曾说他姐姐挑对象没个准儿，一会儿要戴眼镜的，一会儿又不要戴眼镜的，一会儿又要嘴吃四方的，常常搞得家里天下大乱。但邓丽君认为她与区丁平两人只为讨论形象问题时才走在一起的。

就这样，1983年之后，整整有7 年的时间邓丽君没有谈“情”说“爱”，所传出的只是绯闻并且越来越少。1990年才邓丽君在法国认识摄影师保罗后，她的感情之门才又一次打开。

最后的缠绵不管是为成名所累也好，还是命运的作弄也好，邓丽君在感情上无法细表的是种种的悲哀。

邓丽君在1990年旅居法国，也就在这时，她那颗漂泊的心灵再度找到了港口。邓丽君生命中的最后的情人是比她小15岁的法国摄影师史蒂芬·保罗（Steven Peul）。

史蒂芬·保罗，法国人，全名史蒂芬·丹尼尔·拉斐尔·保罗，1995年9月才满28岁。他是家中独子，父亲名纪勒里，从小居住在法国北部诺曼第省。他原来是搞音乐的，还会作曲，但因为特别喜欢摄影，就到巴黎唐人区当了一名摄影师。他身材瘦高，常将长发在脑后扎成马尾辫，一副典型的现代青年打扮。

保罗的脾气很坏，在法国即有“Crazy Uan（疯子）”之称。有一次，他因邻居车子挡住道路，居然拿了一把刀从屋里跑出来，要找车主算账。还有一次，他手拿铁锤，当街追打隔邻大厦的管理员。他平时见人不说话，也不打招呼，但他非常不喜欢他人得罪他。

移居法国的邓丽君希望在异国的土地上由绚烂走向平静，过着平凡人的生活。因此，她在法国很不原意与当地华人交往，她所交往的朋友都很单纯，与她来往最密切的朋友是好友林青霞介绍的经营“新敦煌”酒楼的沈云。

邓丽君就在沈云开的“新敦煌”酒楼认识了保罗。保罗当时住在巴黎唐人区（19号）的一间酒楼上。两人相识，谈得相当投机。不久，因工作需要，邓丽君就请到了当时的自由摄影师保罗帮忙拍照，两人因此而结识、相恋。保罗由此而成为邓丽君的私人助理，负责她的照片与录影带的摄制。

旅法期间，邓丽君一年有长达五个月的时间住在法国。她住在巴黎最昂贵的黄金地段，也是明星富豪出入经常的巴黎第八区。她的豪华公寓在著名的香榭丽剧院对面，面积约110平方米，有四房一厅，时值600法郎。邓丽君与保罗结识后，无论出现在哪里就一直由保罗陪伴在身旁。邓丽君每次外出的时候，保罗不仅同行，而且替她拿登台演出服装，还帮她搬运化妆箱，有时则充当司机和护花使者。邓丽君所住的大厦的门卫反映，经常与邓丽君出入这座大厦的就只有保罗一人。邓丽君与保罗住在大厦的五楼，而这座价值不菲的豪华住宅在注册中是邓丽君与保罗两人共同拥有的，并且两人还在法国银行开了联名账户。

邓丽君不仅与保罗出双入对，还经常与喜欢拍海边景色的保罗一起到法国北部海边度假，她在蔚蓝海岸曾租下一幢别墅与保罗共度那甜蜜温馨的欢乐时光。

只不过二十三四岁的保罗初识邓丽君的时候，并不知道她的身份，两人自然地交往进而擦出感情的火花，也因此，邓丽君格外珍惜保罗。她曾经告诉好友，之所以选择与他交往，是因为她以前从来不知道她是大明星，让她没有丝毫的心理压力。邓丽君贵为亚洲国宝级的歌星，但在相当任性和孩子气十足的保罗面前，不仅十分照顾他，还总是让他三分。邓丽君为了保罗的摄影爱好，曾不惜耗费200多万元替他添购高级摄影器材。而且邓丽君还有心栽培他。

不过，保罗对邓丽君的感情和关心也是不争的事实。五年来，事无大小，保罗一直守在女友的身边，对她体贴入微，给她安慰。有一次，邓丽君和保罗返港时，两人都坐在头等舱。邓丽君口渴要饮料，结果飞机上的侍者没有听到，保罗马上跑到侍者的跟前，大声训斥了一番，让他立刻把邓丽君所要的饮料送来。不久，邓丽君上洗手间去了，可是过了一会儿还是不出来，保罗就坐立不安，又过了一会儿，邓丽君还是没有出来，左顾右盼的保罗站起来箭一般地冲到洗手间门前，猛力敲门，并用法语问道，“怎么了？”邓丽君只不过在里面化了一下妆，前后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却引起小男友的紧张不安。邓丽君出来后，半嗔半娇地说保罗：“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后来回头邓丽君又告诉友人：“我在厕所里编辫子久了点，他就这样穷紧张。”保罗深情一笑，将自己喝了一半的红酒倒给了女友，邓丽君则不时地微笑着用手轻抚男友的面颊。这些精彩的镜头被记者捕捉到后，报刊杂志上就满是他们亲密的神态了。

开始的时候，邓丽君对外界宣称保罗是自己普通的朋友。1991年，邓丽君赴日本表演时，媒体猜测到邓丽君又有新的恋情。这年8月，邓丽君参加日本富士电视台节目，日本记者念念不忘地追问邓丽君在浪漫之都巴黎的浪漫之情。这次，邓丽君透露说：“我过着有如国际难民般的生活，交往对象会感到疑惑，不过女人不结婚也可以，有一位相爱的专属男友就很好了。”这段谈话被日本媒体视为“恋人宣言”，他们纷纷揣测，当时邓丽君身边经常出现的那位法国男孩，应该就是邓丽君所说的“专属男友”。

但在这年年底，邓丽君赴日参加“红白歌唱大赛”时，再次谈到自己的婚姻观，她明确表示：“完全没有考虑结婚，也没有什么对象，既然已经过了适婚年龄，目前还是努力唱歌才重要。”因此，在邓丽君看来，男友是男友，结婚则是另一回事。

1992年初，保罗陪着邓丽君返台过年。这是保罗第一次在台湾公开场合现身。当时媒体只是注意倒保罗身高约一米八，扎辫子、戴耳环，但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个人。当邓丽君出现在“中华电视台”时，保罗手上拎着她的随身物品和大衣，传媒发现这个高大的年轻人很像个护花使者。

最后的缠绵1993年，邓丽君回台的时候，在台中清泉岗举办了《永远的情人》义演晚会。当时保罗依然陪伴在她身边，亦步亦趋地跟着她。媒体那时已经有些疑心，于是不停地追踪他。他则总是躲躲闪闪，镜头一对准他，他就举手挡住脸。记者问他是不是邓丽君的男友，他自称是工作人员。的确，在演出登记上这位长发帅哥是“发型设计师”。而面对外界好奇的眼光，邓丽君以一贯不证实也不否认的态度说：“我在各地都有男朋友。” 当对媒体具体谈到婚姻时，邓丽君则说： “婚姻是古时候的人，为争取自己喜欢的人，就把对方打昏带回家所发展出的规范，这一种古老的制度并不适合每个现代人。”过去的情伤并不是那么容易治愈。

1994年6月，邓丽君到台湾高雄凤山举办义演时，好友林青霞恰好此时传出婚讯。而邓丽君谈及婚姻时表示： “结婚不考虑了，结婚要负担的责任比较大，我也过了适婚年龄了。”对于好友的婚姻，她只是淡淡地说：“我祝福她找到终身伴侣，大家命运不一样，她命好。”至于自己的婚姻大事，她开玩笑地说：“妈妈已经放弃了。” 不过，邓丽君表示喜欢小孩，她的个人想法是：“如果自己安定下来，领养一个，再如有能力，领养几个都好。”

对于好友林青霞的婚姻大事，邓丽君并没有参加。林青霞在婚礼前三天已经发出“紧急召唤”，可是怎么也联络不上邓丽君。

邓丽君与保罗相处，尽管相爱，但他们之间有太大的距离。在经济上，两人悬殊太大，年龄上也是，性格上也有许多不同。邓丽君为人和善温柔，保罗则有点粗暴，邓丽君为人豪爽，出手阔绰，但在保罗眼中，则是一种挥霍浪费。有一次，邓丽君在饭店进餐时因吃得比较开心，就随手放了200法郎当小费，保罗很看不过去，于是当众把200法郎换成了20法郎，丝毫不介意人们惊奇的眼光。而在巴黎居住时，邓丽君每周都要到高级商店购买水果和食品，最常要的是1957年的红酒，价钱是一瓶需要1500到2000法郎。保罗每次都很心疼。除了性格差异外，由于民族的隔阂，他们之间也经常出现一些尴尬的场面。邓丽君在与好友相聚畅谈的时候，保罗总是沉默无言，呆在一旁，尤其是邓丽君用广东话与好友交谈时，保罗更是感到无言面对。邓丽君的名气给保罗造成了最大的压力，使他感到非常不安。当保罗和邓丽君逐渐交往后，他就感受到了邓丽君的名气，每次邓丽君被歌迷包围，他都显得手足无措。特别是在有华人的地方，大家将邓丽君包围，向她问候，要她唱歌，保罗则是被冷落在一边。

邓丽君很清楚自己和保罗之间的问题，因此，在与保罗结婚的问题上，她一直持否定态度。尽管，最后几年中，邓丽君外出表演时保罗都是她惟一公开的伴侣。而且在个人生活上，邓丽君更是与保罗相依相伴。但无论是外界还是好友问及他们的关系时，邓丽君只是说保罗是她的好朋友。

对于邓丽君选择外国人而且不是华人的男士作为交往对象，邓家人的解释是，主要是过去感情受过的创伤，邓丽君觉得与中国以及华人男性交往容易受到伤害。“与中国男性交往容易受伤害”，这却是一位饱经沧桑的中国女性的真实感触。

1995年2月，邓丽君依例回台湾过年。邓妈妈却惊讶地发现，一向注重身体的宝贝女儿，竟然气喘喷剂不离身。母亲知道女儿，多年漂泊，浪迹天涯，心中盛满了太多的沧桑。邓妈妈多年来辛苦得非常充实，惟一放不下的就是心爱的小女儿。邓丽君知道母亲的苦心，她说可能是1994年在日本仙台演出后感冒未愈，回到香港赤柱的家里后又恰巧碰上停电，家中也没有空调，而房子又比较靠海，很潮湿，因此闻了几天霉味，身体就不大舒服了。家人很担心邓丽君的健康，一方面为她打探医生，另一方面听说气喘病患者最好住在比较干燥的地区，台湾和香港都不适宜，大家都建议她早点回法国。原本对气喘不太在乎的邓丽君，为了不让家人操心，也答应尽快回法国。但是，这次在台湾的时候，就盛传邓丽君身体不好，感冒未愈的她又演变为气管炎，并且有好多天都待在饭店房间里打点滴养病。对于结婚之事，媒体不放过任何机会，一直打听。邓丽君则一概以“没有啊”、“怎么会呢”、“结婚这事我早就断念了”作为答复，并笑问记者：“我男朋友是哪一个呀？”

邓丽君和保罗的“姐弟恋”虽然长达五年，但邓丽君始终极其低调地处理这段感情，直到过世前，邓丽君从未承认过男友保罗的存在，更不用说谈及婚姻大事。

在回法国前，邓丽君先去了泰国清迈。1995年4月，邓丽君到清迈，原本打算5月返回法国，不料5月日突然气喘病发辞世。

邓丽君逝世后，保罗极为痛苦，一方面是遭受失去爱人的沉重打击，另一方面又要蒙受许多不白之冤而不被世人理解。邓家人对保罗在邓丽君病发时不在她的身边而极为不满；许多报刊杂志都是有关他的负面报道，媒体攻击保罗对邓丽君的感情，甚至怀疑他与邓丽君的爱情，有些报章故意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表述方式来贬低他对邓丽君的感情；诸多歌迷对保罗很有看法，有些男歌迷还咬牙切齿地说，邓丽君的死，保罗应该负全部责任，甚至还传出，歌迷中有人想通过黑社会势力报复保罗。

最后的缠绵在邓丽君过世后，保罗只是惊鸿一瞥地在灵堂前出现，随即就因媒体的重重包围而匆匆离去。那天，在灵堂关闭的最后一刻，保罗身穿一袭黑色衬衫长裤和米白西装，戴着墨镜，面容憔悴，脸色苍白，带着数百朵鲜红鲜红的玫瑰。在邓丽君生前好友张玉玲的陪同下，出现了。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灵堂顿时又沸腾起来。记者们互相拥挤，纷纷拍照。保罗则被围了个水泄不通，被追问个不停，他自己则一言不发。

保罗默默地走到邓丽君灵前，脸上的两行清泪，道尽了他的哀心。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两封信，信封用法文书写，一封上写着“给我的最爱，永远的遗憾，史蒂芬·保罗”，另一封上则写着“丽君我的爱，你的离去，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他在灵堂前双手合十，默默地哀悼了一会儿，又点燃了两盏精致的小蜡烛，并在邓丽君的遗嘱前，轻轻放下一串粉红色珍珠项链。项链的坠子，是白玉的十字架。

保罗悄悄而来，旋即悄悄而走，带来的是一份伤情的哀思，带走的是一生最大的遗憾。

最爱的人逝世以后，保罗每天生活在回忆中。在香港，他不是躲在赤柱旧居里避不见人，就是开车到自己曾经和邓丽君留下足迹的地方追忆感怀，甚至是呆在海边，一坐就是一整天。甜蜜而忧伤的回忆充溢在他的心间。

邓丽君的去世给保罗带来的压力极为巨大，邓家人的冷漠，歌迷们的怨恨，舆论界的诋毁，这位不足30岁的青年全部承受了下来了，他沉默着、忍受着，等待着他心爱的人永远安息。

在邓丽君逝世一年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保罗，意外地接受了香港“亚视”专访，并亲自上电视自曝与邓丽君相识相恋的种种。他说，他们之间是真正的爱情故事。他爱邓丽君那颗善良的心，她的温柔和爱心。或许是未能在爱人病发时陪伴在身旁，以致她延误急救的遗憾深深烙在心坎，保罗在访问中一再强调，五年来他和邓丽君是形影不离、时刻相对。谈到邓丽君过世后的心情，他说：“自从她去世，每回听到她的歌声我都想哭，这一年里，我挣扎得好辛苦，我承认我在逃避现实，所以只能把自己锁在屋子里。除了这样，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问及他对未来的打算，他神情木然地表示“需要时间平复”，并且对未来也没有任何计划。至于是否去祭拜女友，保罗毫不犹豫地表示会去，“但不会在她的忌日，我会选择一些没人留意的时间去，我对她的感情毋须别人的见证。”

1995年后有整整的三年时间，保罗浑浑噩噩地住在香港赤柱别墅里。他的种种状况，邓丽君的家人慢慢也理解了，他们希望他早点找个工作，也曾经好几次劝他过去的就过去了，更是催促他回法国过正常的日子，直到1998年保罗才决定返国。

魂断清迈泰国的五月是旅游的旺季，这里温和而湿热，实在不是观光疗养的好去处，但却一向是世界各地人士所喜爱的度假胜地。清迈是泰国的一个小城市，这里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尽管没有曼谷的繁华，没有巴提雅岛的清幽，却有浓浓的民族风情和迷人的异域风光。

邓丽君对这里情有独钟，她先后3次到过清迈，每次都住在同一家名叫“湄滨（Mae Ping）”的酒店里。

湄滨酒店地处清迈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平时，这条路车水马龙，街道两旁大多是一些低矮的房子，这里既有大商场，也有小贩沿街摆摊。邓丽君每到清迈，都喜欢在这条街上买水果，吃她特别中意的排骨汤面。

邓丽君曾经3次到清迈，每次都住在湄滨酒店，第一次是1994年的12月，住的是一般的套房，第二次是1995年2月5日，住到了3月中旬便退房，第三次是4月2日，住在15楼的“王子套房”，一住就是36天，最终却魂归此处。

然而，邓丽君每次来到湄滨酒店，每次住不了几天就生病。1994年12月，第一次到来，邓丽君住了几天就不舒服，一整天都在流鼻涕，患了严重的感冒，结果在医院住了一个晚上，接受医生的治疗。但是，邓丽君从医院回到酒店，身体状况还是不好，感冒又患了两次，不过她没有再去医院，她请了医师到酒店来为她诊断，医师替她配药服用后，她很快恢复正常。

1995年2月5日，邓丽君第二次到清迈，住进这家酒店后，同样感到身体不舒服，她再度把医师请到酒店来。湄滨酒店的经理反映，酒店人员只知道邓丽君的健康状况很差，并不了解她患了什么病，后来听说她的呼吸器官不好。

4月2日第三次住进酒店，邓丽君的气色让服务人员感觉她较前两次更差，幸好精神还不错，见到人总是笑脸相迎，非常客气和人聊几句，酒店服务人员都觉得她是没有架子的名艺人。

邓丽君和保罗到达清迈后，住进了湄滨酒店的贵宾套房，而她前两次来清迈都住在普通套房里。离开台湾的时候，家人就对她的身体状况极为担心。为了怕妈妈担心她的健康，邓丽君在5月5日打电话回家，问候母亲及家人。在电话里，邓丽君表示虽然在泰国哮喘病时有发作，但健康还是没有大问题。家人闻知，甚为担忧，特地提醒她一定要注意身体保健，没想到隔了三天，邓丽君就因气喘发作而过世。

1995年5月8日下午4时左右，泰国清迈湄滨酒店，邓丽君下榻的1502房间，传出重重的敲门声。湄宾酒店的服务员闻声后立即前往邓丽君住宿的房间察看。服务员看到Miss Deng趴在门口地上，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们发觉事态不对。据说，邓丽君以前在该酒店，曾多次为她服务的侍者们对她的病情有所了解，因此众人七手八脚地把邓丽君移到酒店咖啡座急救，饭店服务生用力为邓丽君锤胸、按摩，并拿出她自备放在服务台的急救器材急救，但是她的气喘并未减轻。女服务生则把手伸进邓丽君嘴里，免得她咬住自己的舌头。他们随即火速把邓丽君送往医院。

在离开酒店、送往医院途中，邓丽君气喘加剧，前往护送的酒店侍者清楚地记得邓丽君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喘的越来越厉害，抚着胸口，一直呼喊着母亲。

5时30分左右，邓丽君被送往清迈兰姆医院急诊室，她曾两次在这里治疗过哮喘病，值班的苏密医生以前也救治过邓丽君，对她的病情比较清楚。据院方表示，邓丽君当时的神智已经不甚清楚，尤其抵达医院时，已经出现脸色发青，心跳、脉搏中止，瞳孔放大的病危迹象，因此虽然清迈蓝姆医院的急救医师实施了强心针、电击等紧急抢救措施，急救了一个多小时，效果甚微，最后也只能宣告急救无效。据苏密医生介绍，邓丽君于1994年12月30日曾发病，同样是非常紧急，好在回天有力。他说，这一次邓丽君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出现病危迹象，她是在路上撒手人世的。在1995年5月8日17时30分，一代巨星邓丽君就此与家人与全世界广大歌迷永远告别。

5月8日晚上11点多，邓丽君的死讯传到台北家中，这天也正是邓丽君父亲的祭日。那天，保罗挂了紧急越洋电话到台湾，邓丽君的三嫂接到了电话，在电话中保罗慌张地说“Someteresa”。邓家都不敢相信这个消息，倒真希望又像从前一样，是媒体“开玩笑”。由于邓丽君病发时气喘药没带在身边，邓丽君的三哥邓长富很恼火，对保罗很不谅解，总觉得他没有将妹妹照顾好。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于是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与几位亲友立刻搭乘泰航633班机抵港，再由香港飞往泰国清迈。

他们于泰国时间10日晚上11：05分抵达清迈，刚下飞机，便有人接他们立刻驱车前往兰姆医院。院方工作人员安排他们进入医院后座，里面有一间房，已摆设了一个简单的灵堂，这位国际巨星在医院的灵堂，也仅仅是简单地放着有几个花牌，一个写着“永怀才艺”，一个写“巨星陨落”，一个是“南天星陨”，分别是由于倩以及台湾新闻局长致送的，中间则悬着“音容宛在”的花牌。并设置了简易的佛坛，有法师为邓丽君诵经并办理法事。

邓长禧等数人先在灵堂拜访的三层佛坛前上香，虔诚的向佛像鞠躬三拜，然后再进入右侧冷冻室内探视邓丽君。邓丽君身着粉红色睡衣，面容安详。室内则响起颂经声。此时不时有哭泣声传出。半小时后，邓长禧在友人陪同下走出来，他神情悲怆，不愿讲什么。之后塔车前往湄滨酒店。

魂断清迈在泰国的新闻发布会上，邓家表示要把邓丽君运回台北，不作解剖，而根据泰国的法律规定，死者遗体若运出泰国，必先获泰方发给的死亡证明书和完成遗体防腐程序，再经驻泰代表处验证。由于邓丽君的特殊地位，泰国当局并未完全按规定要求限制邓家，而是简单由泰国高僧举办法会后，就发还邓家以不经解剖的遗体。邓丽君的遗体终被安放在白色泰式棺木里，以五公斤的干冰冷冻防腐，棺木盖好后便用纸皮封好，再用白布包裹。在棺木运上灵车时，家人在棺木旁一边走，一边手持一只香，口中念着经，要带邓丽君的亡魂返家。

自5月8日在泰国清迈猝逝后，经折腾多日，邓丽君的遗体终在台北时间11日晚间10时30分，经曼谷运返台北桃园中正机场。

终于回到家了。

丽君歌声长留人间。

君魂来兮永埋故土。

泰航633客机停在二号机坪，薄薄的棺木慢慢由机舱口吊下来，触地的一刹那，邓长禧低喊：“姐姐，到家啦！”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为了对这位国宝级艺人致最后的尊崇，台湾方面一切手续从简，并在机场进口仓库布置了简单的灵堂，鲜花、素果，中央放着一幅丽君生前最喜爱的照片，侄女们手执数束百合花，朋友捧着一盆玉兰花，哭红了双眼。现场除了邓家亲属、悲伤的歌迷以及台湾官员外，还有华视总经理张家骥，日本金牛宫长篇公司社长、副社长，以及海内外媒体记者超过数百人，一起参加了“迎灵仪式”，在现场见证这位旷世巨星的最后一段人生路。邓丽君的侄女，手持姑姑的照片与引魂香，引领邓的亡魂到殡仪馆，一路哭着：“姑姑，你回来了，你到家了！”邓丽君的遗体在第一时间由灵车转送到台北第一殡仪馆。

邓丽君的母亲在听到爱女的噩耗后，一连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宁，两眼哭得红肿，神色也见苍白，而且一直沉默不语。而当提到邓丽君遗体要土葬或火葬时，她却相当激动地哭着说：“不要火葬，我女儿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把她烧掉。”

邓丽君回家了，可惜已是天人永隔，遗留下来她挚爱的母亲、亲爱的家人，大陆、港台，以至全球华人歌迷只能在她温柔婉约、深情无限的歌声里，去悼念这一代歌后——永远的邓丽君。

5月14日是母亲节，也是邓丽君的“头七”祭日。然而今日的母亲节是邓丽君给母亲的一个难忘的回忆，邓妈妈要为她共度“头七”。

清晨8点，邓妈妈在家人的陪伴下首次出现在爱女的灵堂上，她要陪伴丽君共同参与“头七”的佛法仪式。

仪式在9点半开始，这时邓妈妈与邓丽君的阿姨端坐在灵堂前的侧旁，而邓丽君的哥哥弟弟们都站在灵堂前，由数十位慈济功德会的义工带引下，共同颂读阿弥陀经，后再由义工继续唱出4首佛歌，整个仪式约进行半个小时。

其后邓丽君的长兄长安拿着一封信，在令堂前烧给妹妹，这封信是邓妈妈写给爱女的，表白她对爱女的情切与哀痛，愿女儿早日安息的一番心底话，之后邓丽君的家人在灵堂前拜访12碗斋菜、1饭、1汤共丽君享用。

虽然这是邓妈妈首次到灵堂上“探望”女儿，其表现比预期镇定，不过从邓妈妈木讷的表情中已知她是多么无奈、不忍，加上连日来受丧女之痛的影响身体相当疲乏。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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