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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们的世界》


第一章 伊甸园留存之香

你或许从未听说过“比亚沃维耶扎帕斯扎”。不过,如果你是在温带地区长大的话——所谓的温带地区包括北美洲的大部分区域、日本、韩国、俄罗斯、前苏联共和国的周边地区、中国的部分区域、土耳其、东欧以及包括大不列颠群岛在内的西欧地区——那么你的内心深处肯定会对它有所印象。如果你出生于苔原、沙漠、亚热带、热带、南美大草原或热带大草原上,那么那些与“帕斯扎”相仿的地方也必能唤醒你的记忆。

“帕斯扎”来自古老的波兰语,意思是“原始森林”。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的面积约为50万英亩,横跨波兰与白俄罗斯,是欧洲大陆仅存的荒野低地,年代已十分久远。当你还是个孩子,有人给你念格林童话的时候,想想看吧,那片雾蒙蒙的森林不就在你的眼前若隐若现吗?在这里,高耸的岑树和菩提树差不多长到了150英尺,它们那巨大的林冠荫庇着由角树、蕨类植物、湿地桤木和碗状真菌组成的湿漉漉的地面植被。橡树身披苔藓,已有500多年的树龄,它们实在太大了,于是大斑啄木鸟就把云杉的球状果实藏匿在它们树皮的褶皱中。空气稠密而清冽,处处沉寂,星鸦沙哑的嘎嘎声、俾格米猫头鹰的低啸或是一声狼嚎偶尔也会打破沉默,转而又归于平静。

森林中,万古以来沉积的树叶覆盖层散发出幽幽香气,仿佛正侧耳倾听着种子的发育。在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繁茂葱郁的生命理应感谢化作春泥的落红。接近四分之一的地上有机群落生长在各类腐烂物质中——每英亩土地上有五十多立方码腐烂的树干和坠落的枝桠,它们为成千上万种蘑菇、苔藓、树皮甲虫、昆虫幼虫和微生物提供营养,而这些生物在其它由人工照料管理的森林中早已无迹可寻。

这些生物转而又为鼬鼠、松貂、浣熊、獾、水獭、狐狸、山猫、狼、狍子、麋鹿和老鹰提供了丰富的食粮。这里生物的种类比欧洲大陆的其它地方都多——不过,森林周围既没有山脉,也没有可供掩蔽的山谷,因此这里并不具备地方性物种生存的独特环境要求。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不过是曾经东至西伯利亚、西达爱尔兰的古森林的一抹遗迹。

如此完好的生物学遗址在欧洲理所应当地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在14世纪,一位名叫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洛的立陶宛公爵成功地将他的大公国与波兰王国结成联盟,之后宣布这片森林为皇家狩猎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当波兰-立陶宛联盟最终纳入了俄国的版图,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便成为了沙皇的专有领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进军时大肆地砍伐树木、屠杀生灵,尽管如此,原始森林的主要部分还是得以幸存,并在1921年成为波兰国家公园。苏联统治下,木材滥伐曾一度卷土重来,不过纳粹入侵期间,有个名为赫曼?戈林的元帅因酷爱自然,下令将整片森林设为禁区——当然,他本人高兴的话还是可以入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说约瑟夫·斯大林在某个醉酒的晚上,在华沙同意将森林的五分之二交给了波兰。共产主义的统治并未给森林带来什么变化,也就是建造了一些高层人士的狩猎区别墅。1991年,在其中一幢名为维斯库里的别墅中,苏联签订了解体的协议。然而,事实证明,这片古老的圣域在波兰民主政治和白俄罗斯独立自主下受到的威胁反而大于七百年来的君主专政和独裁统治。两国的林业部门纷纷鼓吹通过加强管理来保持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的生态健康。然而,这种“管理”,无非是采集和销售成熟硬木的幌子。若不是“管理”,这些硬木终有一日能随风撒下果实,将营养还赐森林。

*

欧洲曾经就像这片原始森林,想到这点,不禁令人暗暗吃惊。进入这样的一片森林,我们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物。看着老树七英尺宽的树干,走在最高的林木之间——巨人般的挪威云杉,它们像玛士撒拉1一样饱经岁月的风霜——对于那些在北半球随处可见、较为低矮的次生林地中长大的人而言,这里本该如同亚马逊流域或南极洲一样让人惊艳。不过,让人纳闷的是,人们刚一踏入这片森林,熟悉亲近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了。就算是再微小的生物,也竟会如此完美。

安德烈?巴别克立即就认出了这里。作为克拉科夫2的一名林学学生,他接受过专业培训,知道怎样保持森林的最大生产力,其中有一点就是消除“多余的”有机垃圾,以防树皮甲虫之类的昆虫寄生在森林中。然而在这儿,他却目瞪口呆,因为这里生物的数量和种类比起任何他所见过的森林来,都要多上十几倍。

这里是唯一生活着全部九种欧洲啄木鸟的地方。他于是意识到,有些啄木鸟的品种只栖身于中空的、濒临死亡的树木中。“它们没法在人工管理的森林中存活,”他这样对他的林学教授说。“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几千年来都不依赖人类管理,而且存活得相当好。”

这位声音沙哑、蓄着胡子的年轻波兰林务员成为了森林生态学家。波兰国家公园曾经聘用过他。后来,他因为反对到原始森林中心砍伐原木的“管理计划”而丢了饭碗。在好几个国际期刊中,他都严厉责备官方“森林没有我们的周到帮助就会死亡”的论断,批评砍伐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周边树木来“重塑林木原始风味”的“正当行为”。他指责说,这种令人费解的思维方式在那些对森林野地无甚概念的欧洲人当中十分常见。

为了记忆中的森林永不消失,他几年如一日地穿上皮靴,行走在他深爱的原始森林中。尽管安德烈?巴别克竭尽所能地保卫森林中未被染指的区域,他还是无法抗拒作为人类的天性,想要看个究竟。

巴别克独自一人在林中,穿越时空的限制与曾经来过这里的人们倾心交谈。如此纯净的荒野仿佛一块记录了人类足迹的白板。他接受过专门学习,懂得如何阅读这些记录。土壤中的木炭表明曾经有狩猎者用火焚烧掉一部分森林,然后放牧。耸立的桦树和沙沙作响的白杨证明了亚盖洛的子孙后代们或许因为战争而无心狩猎;光阴荏苒,这些追寻太阳足迹的物种再次在曾经被烧得精光的土地上扎根生长。树荫下,硬木的树苗泄露出森林繁衍不息的秘密。渐渐地,它们会长成葱郁的桦树和白杨,仿佛它们从未在这里消失过一样。

每当巴别克碰见貌似山楂树或老苹果树之类形态异常的灌木时,他便知道,这是一间很久之前就被微生物吞噬的木屋遗骸,这些微生物能把森林中的擎天大树转变为土壤。他还知道,任何一棵从低矮的苜蓿丛中长出的又高又大、茕茕孑立的橡树都意味着一处焚尸场。它们的根系从早先的斯拉夫人的尸体灰烬中汲取营养。这些斯拉夫人便是现在的白俄罗斯人,他们九百年前从东方而来。在森林的西北边界,周边五个村落的犹太人都在这里埋葬死者。他们那些砂岩和花岗岩的墓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墓碑的基座断裂,长满了苔藓,已经变得十分光滑,光滑得如同来此悼念的亲人所留下的鹅卵石。当然这些亲人们,也早已辞世。

安德烈?巴别克穿过一片青绿草地,草地上长着一棵苏格兰松树,这里到白俄罗斯的国界连一英里都不到。十月的下午如此寂静,他能听到雪片飘落的声音。突然间,草丛之中发出一声脆响,十几头欧洲野牛从享用嫩草的地方狂奔出来。它们呼着热气,蹄子扒着泥土,又大又黑的眼睛久久凝视着这个貌似脆弱的两足动物,然后它们的反应和祖先一样,逃之夭夭了。

只有六百头欧洲野牛还在野外生存,它们几乎全部集中在这里——或者说一半集中在这里吧,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这里”这个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人沿着国界建起的钢铁幕帘将这个天堂一分为二,旨在阻止倒向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叛变者。尽管狼在地下打洞,人们也认为狍子和麋鹿能够越过这个障碍,但这个欧洲最大的哺乳动物群落还是被人为分隔开来,有些动物学家担心种群的遗传基因会遭到割裂,导致灭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动物园饲养的欧洲野牛被带到这片森林中,来补充这个几乎被饥饿的士兵全部吃光的物种。而现在,冷战的产物再次威胁到它们的生存。

白俄罗斯在共产主义解体之后移走了列宁的雕像,却没有拆除隔离带的意图,尤其是因为波兰境内的森林现在已经纳入欧盟的版图。尽管两个公家公园之间被分隔的部分只有14公里长,但如果你想以游客的身份参观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你得向南驾驶100英里,乘火车穿越国境,抵达布列斯特3,接受毫无疑义的审问,然后雇一辆汽车再往北开。安德烈?巴别克在白俄罗斯的同学赫欧利?卡祖卡是个激进主义分子,他气色不好、面黄肌瘦,是个研究无脊椎动物的生物学家,曾经担任白俄罗斯境内原始森林的副主任。他被自己国家的公园服务中心炒了鱿鱼,因为他公然反对公园最近建造起来的一个锯木厂。他居住在森林边缘的一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房屋中,给游客们恭敬地上茶,然后谈谈他对建立一个国际和平的公园的梦想,在这样的公园中,欧洲野牛和驼鹿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成长。

这儿,原始森林中的高大树木和波兰境内的一模一样;同样的毛茛、苔藓,还有巨大的橡树红叶;同样盘旋的白尾鹰,它们对刀子般锋利的金属丝隔离带毫无防范。事实上,在波兰和白俄罗斯,森林还在扩张,因为农业人口正从不断缩小的农村迁往城市。在这种潮湿的气候下,桦树和白杨迅速地侵入周围休耕中的马铃薯种植区;只要二十年,农田便会成为林地。在它们林荫的庇护下,橡树、枫树、菩提树、榆树和云杉也都欣欣向荣。如果人类能够消失500年,一片真正的森林便会在此复活。

欧洲的郊区有朝一日能够恢复成原始森林,这个想法令人振奋。不过,最后的人类可得记得把白俄罗斯的钢铁幕帘拆除,否则,这里的欧洲野牛将会随他们一同消亡。

第二章 夷平我们的家园

“‘如果你想拆掉一个谷仓’,一个农民曾经这样告诉我:‘在屋顶上挖一个十八平方英寸的孔。然后后退,站到一边。’”

——建筑师克里斯·里德

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

人类消失的那天,大自然便接管了世界,并且立即着手拆除房屋——更精确点的说法应该是房屋们。把它们从地球的表面上彻底清除。一点不留。

如果你是一个房屋的所有者,你就算已经知道对它的所有权不过只是时间长短而已,就算腐蚀作用已经无情地袭击了它,可你就是不愿意承认这点,而是动用积蓄修复它。别人告诉你,你修这房子得花上多少钱,但没人会和你说,你还得付出些什么才能防止大自然再次占有你的房屋,它的速度可比银行快多了。

即使你居住在一个与原始形态格格不入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群落里——在这里,重型机器将自然风景彻底破坏,便于管理的草皮和整齐划一的小树苗取代了难以驾驭的野生植被,湿地沼泽在“控制蚊虫”的名义下被填平——就算如此,大自然也不会被人们击败。不管你如何将自己封闭在调温的房子里,躲避风霜雨雪,但肉眼看不到的霉菌孢子总会以什么方式钻到室内,突然间爆发出巨大的威力:看着让人心烦,不看更加糟糕,因为它们藏身于粉刷过的墙壁中,大口咀嚼着石膏板,腐蚀着洋钉和地板托梁。或者呢,你的地盘也有可能成为白蚁、木匠蚁、蟑螂、黄蜂甚至更小的动物的栖身之所。

最糟糕的是,你可能会因为水而感到困扰——虽说在其它场合它是生命不可或缺的物质。它总想侵入你的生活。

我们离去之后,大自然依托水的威力对我们自鸣得意的机械制造品展开了复仇。它从木结构的建筑下手,它们是发达地区最常用的民居材料。报复始于屋顶,或许是沥青,也可能是瓦片,人们担保它们能够使用二三十年——但是没人能担保烟囱附近不受到侵蚀,第一个漏洞总是出现在这个地方。遮雨板受不了雨水无情的冲刷,于是雨水悄悄渗入到瓦片下方。它流经4英尺×8英尺厚的层层盖板——这些盖板由夹板制成,如果是新造的房屋,那也有可能是木制胶合板。胶合板由3-4英寸的若干板材制成的,中间用树脂粘合起来。

新的未必就是好的。开发美国航空项目的德国科学家温希尔??冯?布劳恩曾讲过一个故事——第一个绕地球轨道飞行的美国人约翰·格伦的故事。“离地升空前的几秒钟,格伦被紧紧绑在我们制造的火箭中,人们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那个关键时刻,可你知道当时他对自己说了什么?‘我的老天爷!我竟然坐在这么一堆糟糕的东西上!’”

在你的新房中,你就一直坐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方面,这样做不无道理:通过使用又便宜又轻巧的材料,我们可以减少使用世界的资源。另一方面,尽管中世纪的欧洲建筑、日本建筑和历史久远的美国墙体依然得依赖巨大的木柱和横梁,但现在,能够产出这么大木柱和横梁的大树已经变得十分珍贵和罕见,我们于是只好另想办法,把小块的木板和废料拼拼凑凑、粘合起来利用。

你出于成本考虑而选择的木制胶合板,其中含有的树脂是一种由甲醛和苯酚的复合物构成的防水黏合剂。它也被涂抹在木板暴露在外的边缘,不过没什么作用,因为水份从钉子周围渗透进去。没过多久,它们便生锈,并逐渐松动。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房屋内部的漏水,还使房屋结构受到巨大威胁。除了屋顶,木制盖板也能保证托架不松开。这些托架指的是用金属板联接而成的支持梁,能够防止屋顶的张开。但是,一旦盖板被腐蚀,那么结构上的完整性也就随之而去了。

因为地球引力,托架上承受的张力不断增加。固定生锈金属铰链的、1/4英寸长的钉栓从潮湿的木头中滑出,这木头上已经长出一层毛茸茸的绿色霉菌。霉菌层下面,名叫菌丝的线状生物正分泌出能将纤维素和木质素分解为真菌养分的酶。室内的地板也在发生着同样的变化。如果你居住在气候严寒的地区,气温一下降,水管就会爆裂,雨水从鸟类撞击和墙体下陷造成的窗户缝隙中灌入。即使窗户的玻璃完好无损,雨雪依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渗入到窗台的下面。木头还在腐烂,托架开始崩塌。到了最后,墙体倾斜到一边,屋顶便倒塌下来。十年之内,那个屋顶上留有十八平方英寸大洞的谷仓便消失殆尽。你的房子或许可以维持五十年,不过最多也就一百年罢了。

当灾难开始呈现时,松鼠、浣熊和蜥蜴便登堂入室,在清水墙中安营扎寨,连啄木鸟也会在外面嘣嘣敲击。如果它们最初被阻挡在所谓的坚不可摧的墙板外面——这种墙板由铝、乙烯化合物构成,也可能由被称为“高能厚壁板”、无需保养的硅酸盐水泥纤维隔板构成——它们所要做的不过是等上一个世纪,那么大部分的人工材料都会不攻自破了。人工注入的色素基本脱落了,水不可避免地从锯子的切口和钉子孔中渗入,细菌吞噬了植物纤维,剩下的只是无机元素。剥落的乙烯化合物墙板,早已开始褪色,如今因为塑化剂的变质而变得极其脆弱、伤痕累累。铝的形态要好些,但水中的盐分也在缓缓吞噬着它的表面,留下的是坑坑洼洼的白色表皮。

镀锌表皮暴露在自然环境中,但它几十年来还是很好地保护了负责加热或冷却的钢制管道。但是在水和空气的共同作用下,锌开始氧化。一旦镀锌表皮失效,那么薄薄的钢板便失去了保护,几年之内就会开裂。石膏灰胶纸夹板中的水溶性石膏在此之前就已流失,被大地吸收。烟囱成了麻烦的开端。一个世纪之后,它还依旧耸立,但砖块早就开始剥落,一点一点地裂开;石灰砂浆也是如此,温差变化使其碎裂为粉末。

如果你曾经有个游泳池,现在就会成为一个播种筒,里面会撒满开发商引进的观赏植物的种子,或者是曾经被驱逐出去的天然植被——它们一直在角角落落中留守,等待有朝一日夺回领土的机会。如果房子有一间地下室,那么它同样也会被土壤和植物所填没。荆棘和野葡萄藤正盘绕于钢制的排气管道上,它们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会生锈腐烂。白色的热塑树脂的水管装置,照到阳光的那一边已经发黄、变薄,其中含有的氯化物已经风化成为氢氯酸,溶解自身的同时也殃及周边的聚乙烯材料。只有浴室的瓷砖外观几乎未发生什么变化,因为经烧制的陶瓷制品所含的化学成分有些类似于化石,不过它已经碎落成堆,干草和树叶混迹其中。

五百年之后,剩下的事物会有哪些呢?这取决于你居住在世界的哪个地区。如果气候温和,曾经的市郊便会成为森林;除了一些土丘,这里逐渐开始类似人类进行开发之前的模样,或者是被驱逐的农民初次见到这片土地时的样子。林木之中,郁郁葱葱的林下叶层半掩着铝制的洗碗机散件和不锈钢炊具,它们的塑料把手虽已开裂,却依然坚固。在下个世纪,尽管没有冶金学家来进行观察,铝变形和腐蚀的速度终会显露——铝是一种相对较新的金属,早期的人类并不知道,因为铝矿石必须经过电化提炼才能成为金属。

铬合金使得不锈钢具有形态复原的功能,但是,这种效果或许将延续几千年,尤其是当罐子、平底锅和碳合金餐具被埋藏在不与氧气接触的地下时。在遥远的未来,不知哪种智慧生物把它们挖了出来,于是乎,他们进化的速度因为发现这些现成的工具而突飞猛进。不知道如何复制这些工具让他们觉得灰心受挫——不过神秘感和敬畏感说不定能够唤醒他们体内的宗教意识。

如果你居住在沙漠中,现代生活中的塑料制品腐蚀剥落的速度会更快,因为聚合物链会在阳光紫外线的侵袭下断裂。由于缺水,木制品在这里能够保持得更长久,不过金属接触到盐性的沙漠土壤会腐蚀得更加迅速。看着罗马遗址,我们由此能推测,厚厚的铸铁制品会出现在未来的考古学记录中,所以立在仙人掌之间的消防栓或许有朝一日会成为人类曾在这里生存的唯一线索,这可真是幅奇怪的画面。砖坯墙和石灰墙将可能受到侵蚀,可曾经起到装饰作用的锻铁阳台和窗户格栅尽管已经薄如轻纱,不过可能还是能被识别出来,因为腐蚀作用虽然吞没了铸铁,却难以对付剩下的玻璃渣。

我们曾经把所知道的最耐用的物质用于建筑结构:比如说花岗岩石块。它的效果今日依然可见,我们崇拜,我们震惊,但我们现在不再采用这种材料,因为采石、开凿、运输和切割石料需要很大的耐心,而我们却已经不再具备这样的耐心。从此之后,怕是不会出现第二个安东尼奥·高迪了——他1880年开始建造巴塞罗那至今未曾竣工的圣家赎罪堂,现在没有人再会考虑投资一个需要建造250年、重孙的重孙的孙子才能完成的工程了。现在,没有了成千上万的奴隶,使用罗马人的另一发明——水泥,岂非便宜?

如今,混合着粘土、沙子、古代海贝壳钙质的浆水变硬后就成为一种人造岩石,它日益成为现代城市人最为经济的选择。到了那时,成为半数人家园的水泥城市将变得如何呢?

在我们考虑那点之前,我得说说有关气候的一件事。如果我们明天就消逝,我们之前的所作所为将会对后世带来影响,地球引力、化学作用和熵将在几百年之后才把万物带到平衡状态,可这和人类存在之前的地球或许只有些许的相似了。之前的平衡状态取决于大量的碳元素被压在地壳层之下,而现在呢,大多数碳元素已经转移到了大气中。房屋的木制结构会像西班牙大型战舰上的木材一样,上升的海面将它们浸泡在盐水中,受到了保存,而非腐蚀。

在一个更为温暖的世界中,沙漠变得越发干燥,但是人类曾经居住的地区将很有可能再次出现河流——人们最初就是被水所吸引才到了这里。从开罗到菲尼克斯,河流使干旱的土壤得以生存,沙漠城市便在这里崛地而起。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控制了那些水的干道,然后将它们分出支流以图日后更大的发展。但是人类消失之后,支流也随之消失了。干躁和炎热的沙漠气候和潮湿、多雨的山地气候交织在一起,滔滔洪水涌到下游,淹没了水库,一年一年堆积起来的淤泥覆盖了之前的冲击平原,埋葬了建造在那里的一切。消防栓、汽车轮胎、破破烂烂的厚玻璃板和办公大楼或许能够苟延残喘,不过,它们会像石炭层一般埋入地下。

没人会记得它们埋葬在这里,尽管三角叶杨、柳树和棕榈树的根茎或许偶尔会发现它们的存在。只有在万古之后,等老的山脉夷为平地,新的山脉平地而起,唯有这时,唯有年轻的溪流从沉积物中开辟出个个崭新的峡谷时,才会显露出那曾经在这儿短暂留存过的事物。

第三章 没有我们的城市

总有一天大自然会吞噬一切,但我们难以把这个概念运用于像现代城市这样庞大而具体的事物上。纽约城无比巨大,你简直无法想象它逐渐走向毁灭的模样。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表明,只有手持爆炸武器的人才具备让城市销毁的威力,而不是侵蚀或腐烂这样的自然过程。世贸中心大厦的迅速倒塌让人心惊肉跳,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大厦的袭击者,而非能够使整个人类的根基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人性弱点。即便是曾经如此难以置信的灾难也只是涉及到几幢大楼而已。但是,大自然挣脱城市化束缚的速度或许要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

*

1939年,纽约举办了世界博览会。为参展,波兰政府送去了一尊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洛的塑像。在六百年前建立起一小块保护原始森林的保护区并非是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的创始人成为不朽雕像的缘故。亚盖洛娶了波兰女王,使他的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结成了联盟,成为欧洲政权。塑像描绘是他在1410年的格隆瓦尔德会战胜利之后骑在马背上的场面。凯旋的他举着两把从波兰最后一个敌人——日尔曼十字军骑士手中夺来的剑。

1939年,波兰人不怎么走运,因为那些日尔曼骑士的后裔卷土重来。纽约的世界博览会结束之前,纳粹希特勒占领了波兰,塑像没法运回祖国。悲惨的六年之后,波兰政府把它作为不屈不挠的胜利者的象征赠予了纽约。亚盖洛的雕像被置于中央公园之中,俯瞰着今日被称为龟池的地方。

埃里克?杉德森博士一行人穿过中央公园,他们路过亚盖洛雕像时通常不会停留,因为他们统统都沉浸在另一个世纪中——17世纪。杉德森戴着顶宽沿毡帽,下面是眼镜,再下面是下巴边修得整整齐齐的灰色胡须,他的背包里塞了一台手提电脑。他是名景观生态学家,其他人来自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这个由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要把世界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在布朗克斯动物园的总部,杉德森负责曼纳哈塔项目。这个项目旨在把曼哈顿岛恢复成亨利·哈得逊和他的船员在1609年初次发现它时的模样:当时城市尚未建起,却诱惑着人们去想象未来的蓝图。

他所在的小组翻阅了原始的荷兰语文件、殖民时期的英国军事地图、地形勘测和这个城镇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的分类档案。他们研究沉积物,分析古花粉,把数以万计的生物学数据输入到成像软件,生成出一副三维立体的、植被葱郁的全景图,大都市的图象也被并置其上。每输入一种历史上曾经生长在这个城市某处的草类或树木,图像便变得更为具体和丰富,令人惊讶的同时也更令人信服。他们想要绘制出的是通往一片幽灵森林的详细地图,埃里克?杉德森似乎一直都在看这个,哪怕是躲避第五大道上的汽车时也在看。

当杉德森漫步穿过中央公园的时候,他的目光穿过两位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和卡尔弗特·沃克斯运到这儿来的五十万立方码的土壤,看着一片被毒葛和漆树围绕的松软沼泽地。他可以沿着长长窄窄的湖泊的海岸线走——这个湖泊位于现在的广场大酒店北面的第五十九大街旁,潮水蜿蜒流过盐沼进入东河。西面,他看到两条溪流注入到这个湖泊中,排干了曼哈顿大分水岭斜坡上的水——鹿和山狮曾经出没在这里,现在被称为百老汇。

埃里克?杉德森看到,这个城镇到处都有河流,它们大多来自于地下水(“这就是斯普林4大街得名的原因了”)。他确定,四十多条小溪和河流流经的地方曾是一个丘陵密布、岩石林立的小岛:首先居住在这里的是德拉瓦族人,在他们所使用的阿尔冈昆语中,“曼哈顿”这个词指的是那些现在消失了的小山丘。十九世纪时,纽约城的规划者们似乎压根儿没把地形因素考虑在内,把格林威治村以北所有地方都设计得纵横分明(因为南面原始的街道一片混乱,实在没法规划成四方格子状)。除了中央公园和岛屿北端那些大而笨重的片岩层,曼哈顿的高地被填入河床。人们铺平了地势翘首企盼一个发达先进的城市。

后来城市又有了新的轮廓。水曾是地形的造型师,但现在它被迫进入网状的地下管道中,于是这一次,直线和转角成了城市新的轮廓特点。埃里克?杉德森的曼纳哈塔项目计划显示出现代的下水道系统无非是在模仿从前的水道,尽管人工下水道排泄的效率比不上大自然。这个城市埋葬了自己的河流,他对此评论道:“降雨在继续。水总得去什么地方。”

如果大自然开始扯下曼哈顿坚硬的外壳,那么水便是问题所在。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暴露出来,首当其冲的攻击将发生在城市地壳最为薄弱的地方。

纽约市公共运输局的保罗·舒博和皮特·布里法分别担任水力资源主管和水力应急响应小组的一级维修主管。他们对这个问题一清二楚。每天,他们都必须保证1300万加仑的水不会涌入纽约的地铁系统。

“这还仅仅是地下水而已,”舒博说。

“一旦下雨,那么水的总量……,”布里法摊开双手,一副无奈的样子:“是无法统计的。”

或许未必不可统计,但现在下的雨不会比城市初建之时来得少。过去,曼哈顿岛占地27平方英里,土壤渗透能力强大,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为47.2英寸,树木和草地的根系会饱饮这些水份,然后把剩下的水份蒸腾到大气中。根系利用不了的水份会进入岛屿的地下水系统。在许多地方,雨水形成了湖泊和沼泽,剩下的通过四十条河流排入海洋——而现在,这些河流都被埋在水泥和沥青之下了。

如今,没什么土壤来吸收降雨,也没什么植被来进行蒸腾,因为高楼大厦挡住了阳光,蒸发也无法进行,于是雨水要么积聚在水坑中,要么随着地球引力进入下水道——再要么,流入地铁的通风孔,这里本来就已经积了不少水。比如说,在第一百三十一大街和雷诺克斯大道的下方,地下河的水位在不断上升,已经开始腐蚀A、B、C、D四条地铁线路的底部。像舒博和布里法这样的身穿遮阳背心和工装裤的人一直得在城市地下攀爬,处理纽约地下水位不断上升的问题。

每次暴雨来临时,下水道就会被垃圾堵塞——世界的城市中,塑料袋的数量或许真的是不计其数——雨水总得去哪里,于是便涌入最近的地铁过道。此外,西北方向,大西洋的浪潮也涌入纽约的地下水系统,于是,像曼哈顿地势低洼的沃特大街和布朗克斯洋基体育馆这样的地方,水位上升淹没了地道。水位回落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只好关闭起来。假如海洋继续变暖,海平面的上升比现在每十年上涨一英寸的速度来得更快,那么一旦到了某个峰值,水位便再也不会回落了。舒博和布里法不知道到了那个时候,这个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

除此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建起的水道已经有些年头了,经常爆裂。在纽约,地铁工作人员的高度警惕和753个抽水泵是这个城市至今还未洪水泛滥的唯一担保。想想看那些水泵:纽约的地铁系统在1903年是个奇迹般的工程,它建造于一个业已存在、现在高度发展的城市下方。因为这个城市已经建有排水管道,建地铁的唯一地方便是管道的下方。“所以呢,”舒博这样解释道:“我们得把水往上排。”这么做的城市并非纽约一个:像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这样的城市,他们的地铁还要深得多,差不多都能当防空洞用了。这些地方存在许多潜在的危险。

舒博的白色安全帽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凝视着布鲁克林区范西克伦大道站下面的一个正方形的深坑,在这里,每分钟有650加仑的天然地下水会从岩床中涌出来。他指着那个噗噗涌出的水流说,四个能够在水下工作的铸铁水泵正轮流把水往上抽。这种水泵是用电的。停电的时候,事情就会一下子变得很糟糕。世贸大厦遭到袭击之后,一台紧急水泵车载着一个庞大的便携式柴油发电机工作,排出的水量是希尔体育馆容量的27倍。假如哈得逊河真的泛滥,淹没了连接纽约地铁和新泽西之间的轨道的话(事实上有次差点就这样了),那么那台水泵车和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淹没。

在一个被遗弃的城市中,不会再有保罗·舒博和皮特·布里法这样的人,每当降雨量超过两英寸的时候,他们就得从一个车站跑到另一个车站(最近频率之高令人厌烦),有时候得端着水管来来回回往楼梯上跑,把水抽到街道下面的某个下水道中,有时候得驾驶着充气船穿梭于地道的迷宫中。如果没有人,也就没有电。水泵会永远地消失。“一旦关闭这些水泵设施,”舒博说:“水位在半小时之内就会上升到地铁再也无法通行的程度。”

布里法摘下他的护目镜,揉了揉眼睛。“如果一个区发大水,就会波及到其它区。只要三十六个小时,整个城市将一片汪洋。”

他们预测说,即使不下雨,只要地铁水泵停止工作,那么淹没整个城市也不过是几天的事情。到那时,水会冲走人行道下面的土壤。不久之后,街道便会变得坑坑洼洼。没有人会来疏通下水道,于是一些新的水道将在地面上成形。浸满了水的地铁的顶部坍塌之后,另一些河流也将出现。二十年之内,浸泡在水中的钢管将会腐蚀、变形。这些钢管支撑着东区4-5-6线路上方的街道。莱克星顿大道下陷后将成为一条河流。

不过,早在这之前,城里的人行道就已经遇上大麻烦了。杰米尔·阿曼得博士是纽约库珀学院土木工程系主任,他说,人们撤出曼哈顿后的第一个三月中,城市就会开始分崩离析。每年三月份,气温会在华氏32度(摄氏零度)上下摆动四十多次(气候变化可能会使这个过程提早到二月份)。每到这时候,不断的结冰和融化会让沥青和水泥开裂。雪融化时,水渗入到这些新的裂缝中。结冰时,水变为冰后体积膨胀,使裂缝变得更大。

我们可以把这称为水的复仇,它被整座城市压抑了太久。大自然中几乎所有的混合物在结冰的时候都会收缩,但水分子却相反,它们会形成优雅的六边形结晶体,所占的空间比它们液态时多百分之九。六角形的冰花又漂亮又轻薄,难以想象它们会损坏人行道边上的混凝土路面。能够承受每平方英寸7500磅压力的碳钢水管竟然会在结冰的时候爆裂,这就更加难以想象了。可这就是事实。

人行道开裂之后,中央公园顺风吹来的芥草、三叶草、牛筋草等野草草种便会向下生长,深入到新生的裂缝中,使它们开裂得更为严重。在当今世界,只要问题初露端倪,市容维护小组就会出现,消灭野草、填平裂缝。但在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不会再有人来对纽约修修补补了。野草之后,接踵而来的这个城市中最具繁殖能力的外来物种——亚洲臭椿树。即使有八百万人口,臭椿树(通常被称为樗树)这种生命力顽强的入侵者也能在地道的小裂缝中扎根生长,等到它们展开的枝条从人行道中破土而出,人们才会有所注意。如果没人来拔除它们的秧苗,五年之内,它们强有力的根系将牢牢攫住人行道,在下水道里大搞破坏——没人清理,这时的下水道已经被塑料袋和腐烂的旧报纸堵塞。由于长期埋在人行道以下的土壤突然暴露于阳光和雨水里,其它树木的种子也在其中生根发芽,于是没过多久,树叶也成为不断增加的垃圾大军中的一员,堵塞了下水道的出入口。

植物无需等到人行道分崩离析的那天便已经趁虚而入。从排水沟积聚的覆盖物开始,纽约贫瘠的硬壳上形成了一层土壤,幼苗开始发芽抽枝。它们能够获得的有机物质当然要少得多了,只有风卷来的尘土和城市中的烟灰,但曼哈顿西面纽约中央铁道上被遗弃的高架钢铁路基现在已经是如此了。1980年开始,这条铁路便不再使用,无孔不入的臭椿树在这里扎根,还有厚厚一层洋葱草和毛茸茸的羊耳石蚕,点缀着一株株的秋麒麟。两层楼高的仓库那儿依稀露出一点昔日铁轨的痕迹,遂又遁入野生番红花、鸢尾、夜来香、紫菀和野胡萝卜所铺出的高架车道中。许多纽约人从切尔西艺术区的窗口望下,被眼前天然的、由花组成的绿色缎带所感动——它们占据着这个城市已经死亡的一角,并作出对未来的预言。这个地方就是纽约高线公园。

在最初几个没有供热的年头里,全城的管道都在开裂,一会儿结冰一会儿融化的气温震荡也影响到室内家居,东西损坏得十分厉害。房屋的内部结构因为热胀冷缩而嘎吱嘎吱地发出响声;墙面和内顶板之间的铰链开始断裂。开裂的地方,雨水渗透进来,门闩生了锈,饰面剥落下来,露出了隔音软木层。要是城市还没着火,那么现在就是时候了。

总的来说,纽约的建筑并不如旧金山维多利亚风格的厚重墙板那么易燃。但是,因为再也没有消防员来接听火警电话,一个闪电就能点燃中央公园中堆积的许多枝桠和树叶,火焰将蔓延到各个的街道上。二十年之内,避雷针就会开始生锈、折断,屋顶上燃起的大火蔓延到建筑内部,进入满是纸制助燃物的办公室。煤气管道的爆炸震碎了窗户玻璃。雨雪趁机进入,不久之后,水泥地板就在结冰和融化导致的热胀冷缩下开始裂开。烧焦了的隔音软木层给曼哈顿不断扩张的土壤层添加了不少营养。弗吉尼亚州当地的爬行动物和毒葛在布满了苔藓的墙面上爬行,这些苔藓在没有空气污染的环境中得以迅速生长。红尾鹰和游隼在高高的房屋空架上筑巢。

布鲁克林植物园的副园长史蒂文·克莱门茨预测说,两个世纪之内,在此定居的树木将完全取代先前的野草。数以吨计的树叶下面是排水沟,它们为当地公园中的橡树和枫树提供了崭新、肥沃的土壤。来到这儿的黑洋槐和秋橄榄具有固氮作用,向日葵、须芒草、白色的蛇根草和苹果树也迁居于此,它们的果实由鸟儿四处播种。

库珀学院土木工程系教授杰米尔·阿曼德预测说,生物的多样性将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随着高楼大厦的倒塌和粉碎,水泥中的石灰提高了土壤的Ph值,诸如泻鼠李和桦树之类不适应酸性环境的树木会在这里扎根。阿曼德已经头发花白,可是精神饱满,说起话来忍不住用手比划,他认为这个过程的开始比人们想象的要快。这位来自马赛克镶嵌工艺装饰而成的清真寺之城——巴基斯坦拉合尔市的学者,现在正教授如何设计和改进建筑以抵御恐怖袭击。他对建筑结构上的弱点有着深刻的认识。

“即使像纽约大多数的摩天大楼那样,把曼哈顿的建筑锚定在坚硬的片岩中,”他评论说:“也不意味着它们的地基不会浸水。”堵塞的下水道、泛滥的地道和已经变为河道的大街,他认为,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建筑物地基的牢固程度被削弱,它们身负的庞然大物会变得摇摇欲坠。未来,袭击北美洲大西洋海岸的飓风将愈发猛烈和频繁,大风将毫不留情地吹向那些高耸却不稳固的结构。有些将会倒塌,并撞倒其它的建筑。正如大树倒下后,新的生命将占据那个空隙,渐渐地,都市的钢筋森林会变成一片真正的森林。

*

纽约植物园与布朗克斯动物园连成一片,占地250英亩,拥有欧洲以外最大的蜡叶植物群落。它珍藏着1769年库克船长太平洋之旅采集来的野花标本,以及来自火地岛的少量苔藓,与之相伴的黑色墨水笔迹的便笺纸上留有采集者的署名——查尔斯·达尔文。然而最不寻常的是在纽约植物园这片处女地上生长出来的原始森林,它们占地40英亩,从未遭到砍伐。

虽未遭砍伐,却也发生过巨大的变迁。直到最近,这片优美而婆娑的松叶树才得名为铁杉森林。但是,几乎所有的铁杉现在都已经死亡,罪魁祸首是一种日本的昆虫,它们的体型比这个句子结束时的句号还要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来到纽约的。最老最大的橡树可以追溯到当这片森林还属于英国人的时候,可它们也濒临死亡。它们受到酸雨和铅等重金属的侵蚀,因为汽车尾气和工厂排出的烟雾已经被土壤吸收。它们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大多数长有天蓬的树木都早已失去了繁殖能力。所有在这儿生活的树木现在都寄居着病原体:某些菌类、昆虫,或是一旦抓住机会便能夺取树木生命的病毒——这些树木在化学物质的冲击下已经变得十分脆弱。此外,随着纽约植物园的森林变成了被灰色城市所包围的绿色孤岛,它也成为布朗克斯区松鼠的避难所。这里没有大自然的掠食者,狩猎也被禁止,于是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们狼吞虎咽还没有发育的橡树果或山胡桃。它们就是如此。

如今这片古老森林的林下叶层已经有了八十年的“代沟”。这里没有新生的橡树、枫树、岑树桦树、无花果树和鹅掌揪,在这里生长的主要是外来的观赏植物,它们是接着风势从布朗克斯区的其它地方来到这里。土壤取样研究显示,2000万颗臭椿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纽约植物园经济植物学协会主管查克·皮特斯说,外来物种——比如说臭椿和软木都来自中国——它们现在占据了这片森林的四分之一。

“有些人想让森林恢复到200年前的模样,”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得告诉他们,那就等于把布朗克斯区拉回到200年以前。”

自从人类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他们便随身携带生物,并带回些其他物种。来自美洲的植物不但改变了欧洲的生态系统,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想想还没有土豆的爱尔兰,再想想还没有番茄的意大利吧。反过来,来自旧世界的入侵者不仅降祸在被征服的新世界的妇女身上,还带来了其它物种的种子,首当其冲的是小麦、大麦和黑麦。用美国地理学者阿尔弗莱德·克罗斯比自己杜撰的一个词来说,这种“生态帝国主义”帮助欧洲的殖民者将他们的形象永远地烙在了殖民地上。

有些实验结果滑稽可笑的,比如说种植着风信子和水仙花的英国花园就从未在其殖民地印度扎根。在纽约,欧洲的星椋鸟——现在是一种到处可见的有害鸟类——被引进过来,因为有人认为,如果中央公园能够成为莎士比亚著作中提到过的所有鸟类的家园,那么纽约会显得更有修养。随后,又有人觉得中央公园应该成为莎翁戏剧中提到过的所有植物的花园,于是又种下了具有抒情意境的报春花、苦艾、印第安水芹、野蔷薇和野樱草——万花俱备,只欠国王麦克白的勃南森林了。

曼纳哈塔项目虚拟的过去到底能与未来的曼哈顿森林有几分相似呢?这取决于如何移动北美洲的土壤,这些土壤得在移动它们的人类消失后依然长期存在。纽约植物园的植物标本中,其中有一种是美国第一批标本,看起来酷似可爱的熏衣草花梗。这其实是千屈菜的紫色种子,本来长在英国到芬兰之间的北海湾地区,商船为了横渡大西洋,于是把欧洲沿海潮湿的沙子作为压舱物,千屈菜种很有可能就混在沙子里来到了这里。与殖民地之间贸易与日俱增,商船在装货之前会把压舱沙囊丢弃,于是越来越多的紫色千屈菜被倾倒在美国的海岸上。一旦来到这里,它们便顺着溪流河道到处游走,因为它们的种子能够粘在任何它们所接触到的脏兮兮的羽毛或毛皮上。在哈得逊河附近的沼泽中,为水鸟和麝鼠提供食物和栖身之所的香蒲、杨柳、金丝雀蔓草长得甚是繁茂,成为了一片结实的紫色帘幕,即便是野生动物也难以穿过。到了二十一世纪,紫色的千屈菜会在阿拉斯加遍地开花,生态学家害怕它将会张满整个沼泽,赶走生活在这里的野鸭、野鹅、燕鸥和天鹅。

甚至在建为莎士比亚花园之前,中央公园的设计师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就已经移来50万棵树木,当然还有50万吨砂土,以此来改善大自然的景观,因而波斯铁木、亚洲连香、黎巴嫩雪松和中国皇家泡桐和银杏等新奇树种便被用来增添岛屿的情趣。一旦人类消失,土生土长的植物便会与强大的外来物种展开竞争,收回它们的生存权——它们本土作战,总有些天时地利的优势。

许多外国的观赏植物,比如说双玫瑰花,将随着引进它们的人类一同逝去,因为它们是没有繁殖能力的杂交品种,必须依靠嫁接技术传宗接代。没有了进行嫁接的园丁,它们也将枯萎凋零。其它娇生惯养的“殖民地居民”,比如英国常春藤,只好自力更生了,当然敌不过它们的美国亲戚——五叶地锦和毒葛。

还有一些是选择育种的变种产物。如果有幸存活下来,它们的体型也会变小,数量也将减少。没人照料的水果,比如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进口的苹果,将会辜负约翰尼苹果种子的童话5。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标准是生命力,而非外貌和口味,这使得它们最终将变得粗糙难看。再也没有人给苹果园喷洒农药,除了少数的幸存者,其它果树都毫无防范地暴露在当地的苹果蛆和潜夜虫等病虫灾害之中,这片土地很快会被当地的硬木所收复。引进的园地蔬菜日子也好过不了多少。纽约植物园副园长丹尼斯·史蒂文森说,产自亚洲的甜萝卜不需要多久就会变成野生的、味道糟糕的野胡萝卜,因为动物们会把我们种植的最后一块可口的胡萝卜吞得一干二净。椰菜、卷心菜、抱子甘蓝和花椰菜将退化成一模一样的椰菜祖先的样子,再也分辨不出彼此。多米尼加人在华盛顿高地公园大道当中种植了干玉米,它们后代的DNA最终会返祖成为墨西哥类蜀黍,玉米棒子只有和麦穗那么粗。

其它的入侵者,比如铅、汞和镉之类的金属,不会那么快就被从土壤中冲走,因为它们属于重金属。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汽车不再奔驰,工厂不再运作的时候,排放物也就没有了。未来第一个百年中,腐蚀作用将定期引爆残留在油罐、化工厂和发电厂中的定时炸弹,当然还有数百个干洗店。逐渐地,细菌将分解燃料的残渣、干洗溶剂和润滑剂,将它们转变为无害的有机碳氢化合物——不过,从杀虫剂到增塑剂,再到绝缘装置,这一系列的人工制品得存在好几千年,直到微生物进化之后才能将它们降解。

没有了酸雨,存活下来的树木需要抵抗的污染物将越来越少,因为化学物质正逐渐从系统中消失。几个世纪后,树木开始吸收降解了的重金属,经过再循环、再沉积的作用,它们的浓度进一步得到稀释。等植物死亡、腐烂后成为土被,这些工业有毒物质将被埋得更深,后继的植物也将持续和深化这个过程。

纽约的许多珍稀树种即便不是在垂死挣扎,也已濒临灭绝,不过已经灭绝的物种倒还不多。1900年左右,一场病虫灾害随一船亚洲树苗来到纽约,所有的美国栗树都遭受了枯萎病的打击,不过,即便是这种被人们深深悼念的树种,也依然还在纽约植物园的老森林中度日——确切地说,只剩下树根了。它们生根发芽,长出的小苗才到两英尺,就被枯萎病击倒,然后再次发芽,循环往复。或许有朝一日,没有人类再给它们施加生存的压力,它们便能形成抵抗这种疾病的能力。栗树曾是美国东部森林中长得最高的硬木,复活后的它们将与可能在这儿生活的强壮的外来物种做邻居,比如说日本伏牛花、东方南蛇藤,当然不会少了臭椿树。这里的生态系统是人为的产物,在我们消失之后,它们将继续生存下去;这里是世界植物的大杂烩,要不是我们,这里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纽约植物园的查克·皮特斯认为,这也未尝是件坏事。“纽约之所以是个伟大的城市,就是因为它的文化多样性。所有人都能有所贡献。但是在植物学方面,我们却憎恨外来的物种。我们喜欢土生土长的物种,希望那些颇具侵略性的外国植物回到老家去。”

他把跑鞋倚在一棵中国黑龙江软木树白花花的树皮上,它生长在最后一批铁杉树之中。“这话听起来有些冒昧,不过维持生物多样性并不如维持生态系统的机能来得重要。重要的是,土壤要被保护起来,水要干净,树木过滤空气,参天大树要能繁殖新的幼苗,这样,森林的营养才不会流失到布朗克斯河中。”

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布朗克斯森林滤过的空气。五十岁出头的皮特斯身体健康、充满活力,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森林里度过的。他的田野研究表明,亚马逊流域的野棕榈榛树、原始的婆罗洲上的榴莲树、缅甸丛林中的茶树都不是什么偶然现象。人类曾经也在那里居住。茫茫荒野吞噬了他们和他们的记忆,但大自然依然留有他们的痕迹。以上就是个例子。

事实上,自从现代人出现在地球上,没过多久,大自然中便有了人类的痕迹。埃里克·杉德森的曼纳哈塔项目旨在把岛屿回归到荷兰人发现它时的样子——人类来到这里之前,这里并不是什么曼哈顿原始森林,因为这里根本没有森林。“因为在德拉瓦族人到来之前,”杉德森这样解释道:“这里除了半英里厚的冰层,一无所有。”

大约11000年以前,最后一个冰期向北撤出了曼哈顿,停在今天加拿大冻土地带以南的云杉和北美落叶松区。于是这儿便有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北美洲东部的温带森林:橡树、山胡桃树、栗树、胡桃木、铁树、榆树、桦树、糖枫、香枫、檫木和野榛树。空旷的地方,长出了一丛丛美国稠李、香漆树、杜鹃花和忍冬,还混合着一些蕨类和开花植物。米草和蜀葵出现在盐沼中。当温暖的这里铺满了植物后,热血动物便开始陆续出现,其中包括人类。

考古学未能在这里发现什么遗址,这说明第一批纽约人很有可能是游牧民族,他们为了能够捡到浆果、栗子和野葡萄四处扎营。他们射杀火鸡、黑琴鸡、野鸭和白尾鹿为食,不过主要还是靠捕鱼。周围水域中的胡瓜鱼、西鲱和青鱼成群游动。溪鲑游到了曼哈顿的溪流中。牡蛎、蚌蛤、帘蛤、螃蟹和龙虾数量众多,想要抓一堆回去不费吹灰之力。海岸上,人们遗弃的大量软体动物贝壳成了第一批人类的建筑材料。亨利·哈得逊第一次看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哈莱姆区的北部和格林威治村还是一片绿色的热带草原,这里的德拉瓦族人为了种植作物,一次次地纵火,将土地清空。曼纳哈塔项目的研究者们在哈莱姆区遗留下来的火坑中注满水,通过那些浮上水面的东西,他们得出结论:过去的人们在这里种植玉米、大豆、南瓜和向日葵。过去,岛屿的大部分地区都像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那样郁郁葱葱。早在印地安人以60荷兰盾的价格将这片土地卖给殖民者之前,现代人的印痕便已经烙在了曼哈顿岛上。

*

2000年,一头山狗跑到了中央公园。这个征兆预示着未来或许就是昔日的重演。后来,又有两头山狗闯入了城市中,还有一只野生火鸡。纽约城恢复到野生状态,或许未必要等到人们离开的那一天。

那第一头山狗或许只是个侦察员,它越过了乔治·华盛顿大桥才抵达这里。杰瑞·德尔·图弗为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管理这座大桥。后来,他又接管连接斯塔腾岛和大陆、长岛之间的大桥。他是名四十岁出头的结构工程师,他认为桥梁是人们能想到的最最可爱的事物,因为它们优雅地跨越沟壑,让天堑便通途。

德尔·图弗本人也兼具大洋两岸的特征。他橄榄色的皮肤说明他来自西西里岛;他说起话来却是个地道的新泽西城里人。维护人行道和钢结构成了他毕生的工作。每年,小游隼都是在高高的乔治·华盛顿塔上进行孵化的;还有,无所畏惧的野草和臭椿树等植物从远离土壤的金属结构中挑衅似地生长开花,高高在上地俯视水面——这些都让他觉得很有意思。大自然的游击队员们总是偷偷袭击他的大桥。它们的武器和部队相比于钢铁装甲显得微不足道、滑稽可笑,但如果你对到处都是、不计其数的鸟儿视而不见的话,结果将会是毁灭性的,因为它们的粪便能够促使那些空中的种子生根发芽,同时还具有溶解表面涂料的作用。德尔·图弗面对的是一群手无寸铁却不屈不挠的敌人,它们的终极威力便是在逆境中求生。他承认,大自然必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不过,他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这一天了。最重要的是,他十分珍惜他和其他员工一起继承的遗产:他们的大桥是整整一代工程师的杰作,不过这些工程师不可能想到每天通过这些大桥的汽车竟会有三十多万辆,而且八十年之后,大桥竟然还能使用。“我们的工作,”他对他的小组成员说:“是在向下一代人移交这笔财富的时候,使它们比我们接管时的状态更棒。”

二月的一个下午,他一边迎着小雪走向巴约讷大桥,一边用无线电和其他工作人员聊天。斯塔腾岛这一头道路的下侧是十分坚固的钢铁地基,它被注入到巨大的混凝土厚块中,而这厚块又被锚定在岩床中——桥墩部分承受了巴约讷大桥主桥跨一半的重量。向上凝视曲曲折折的负重I型标和支柱,半英寸厚的钢板、法兰片和几百万颗半英寸长的铆钉和螺栓把它们相互连接,让人不禁想起虔诚的朝圣者张口结舌地看着高耸入云的梵蒂冈圣彼得圆顶大教堂时的那种敬畏之感:这个伟大的杰作将在这儿百世永存。但是杰瑞·德尔·图弗清楚地了解这些大桥,没有人类的维护,它们终将倒塌。

这不会立即发生,因为大桥最大、最直接的威胁将随着我们人类的消失而不复存在。德尔·图弗说,最大的威胁并非是川流不息的车辆。

“这些大桥十分结实,来来往往的车辆好比是蚂蚁爬在大象的身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没有电脑来精确地测算出建筑材料的承受力,工程师们为谨慎起见,堆上了许多不必要的材质。“前辈给我们留下的大桥,其用料是超过实际需求的。三英寸粗的吊索中含有的镀锌钢丝就足以绕地球四周。即使其它的拉索都断裂,这一根就能够拉起整座大桥了。”

头号敌人是公路管理处每年冬天在路面上撒的除冰盐,这种贪婪的物质一旦除完冰,便开始吞噬钢筋。汽车上滴下来的汽油、防冻剂和融雪水将除冰盐冲进下水道入口和大桥裂缝中,维修人员必须查找出来并冲洗干净。没有了人类,也就没有了除冰盐。不过,如果没有人给大桥上漆,它肯定会生锈,生锈的范围还真不小。

最初,氧化作用会在钢板上形成氧化层,厚度得有钢板的两倍,甚至更厚些。氧化层能够减缓化学侵蚀的速度。彻底生锈、倒塌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不过纽约的大桥不需要等那么久就会塌陷。这是由金属的特性所决定的——它们承受不了不断结冰、不断融化的周期反复。钢铁不会像混凝土那样开裂,它们会热胀冷缩。事实上,钢铁大桥在夏天的时候会变长,所以它们需要伸缩节。

冬天,它们会收缩,伸缩节内部的空间变得更宽,各种各样的东西被风吹进来。到这时,天气回暖的时候,大桥膨胀的空间就没有之前那么大了。没人给大桥上漆,伸缩节中推满了零碎,而且生了锈,于是膨胀时所需的空间就比金属本身大多了。

“到了夏天,”德尔·图弗说:“不管你喜不喜欢,大桥都会比原先更大。如果伸缩节堵塞了,膨胀点就会转移到最脆弱的连接处,比如说两种不同金属连接的地方。”他指了指四块钢铁与混凝土桥墩的连接处。“比方说那里。斜梁与桥墩铆接处的混凝土将会开裂。再要么,几个季节一过,螺钉就会折断。最后,斜梁会滑出桥墩而坠下。”

所有的连接处都是相当脆弱的。德尔·图弗说,两块铆在一起的钢板之间形成的铁锈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要么是钢板弯曲,要么是铆钉断裂。巴约讷大桥这样的拱桥,或者用来通行铁路的曼哈顿“地狱之门”,是用料最多的大桥。它们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都不会出事,尽管穿过滨海平原下某个地质断层的地震波依然会缩短它们的寿命。(它们可能会比东河下面十四根加强钢筋加固的混凝土地铁隧道的寿命长些——其中通往布鲁克林的一条铁轨可以追溯到四轮马车的年代。一旦哪里裂开,大西洋的海水就会奔涌而入。)车水马龙的吊桥河桁架桥只能维持两三百年,等它们的铆钉和螺栓脱落的时候,整座大桥也就坠入了早就等待着的滔滔江水中了。

到了那时,会有更多的山狗顺着无畏的先驱者的足迹进入到中央公园中。鹿、熊,最后是狼将接踵而至,它们是从加拿大重新回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有朝一日,这个城市的大桥差不多都坍塌了,曼哈顿新近的建筑也都已毁灭,因为随便哪个地方的渗漏都能抵达它们内部的加强钢筋,它们会生锈、膨胀,然后从混凝土外壳中破裂而出。老式的石头建筑,比如说纽约中央车站——当不再有酸雨腐蚀大理石的时候,它们会比所有闪闪发光的现代建筑保持得更长久。

高楼大厦的废墟中回荡着的是曼哈顿新生河流中青蛙唱的情歌。现在的河流中满是拟西鲱和海鸥扔下的贻贝。印第安核电站位于时代广场以北35英里处。青鱼和美洲西鲱已经回到了哈得逊河,不过它们有几代子孙得去适应下这个核电站渗出的放射性物质,因为那时它的加厚混凝土层已经剥落。几乎所有适应人类生活方式的生物都消失了。貌似无敌的蟑螂——它们来自于热带地区——很早之前就冻死在没有供暖设施的大楼中了。没有了垃圾,老鼠或是饿死,或是沦为在摩天大楼废墟中筑巢的肉食鸟类的盘中餐。

上涨的水面、潮汐和盐蚀作用取代了设计精巧的海岸线。海岸线围住了纽约市的五个区,河口和沙滩错落其上。没有人来挖泥疏浚,中央公园的池塘和蓄水池变成了沼泽。没有了食草动物,除非二轮马车和公园警察的马儿能够转变为野生动物继续生存下去。中央公园的草坪也消失殆尽。一片成熟的森林在这儿成形,侵入了从前的街道,覆盖了空空的地基。山狗、野狼、赤狐和山猫使得松鼠的数量趋于平衡;我们留下的铅已被分解,但生命力顽强的橡树依旧生活在这里,五百年之后,即使气候变得更为温暖,橡树和山毛榉也能成为这里的统治者。

早在那之前,野生的掠食者就已经瓜分了宠物狗最后的后裔,但老谋深算、野性难驯的家猫依旧活着,它们以星椋鸟为食。大桥倒塌了,隧道被洪水淹没,于是曼哈顿又一次成为一个真正的岛屿,驼鹿和熊游过变得更为宽敞的哈莱姆河,饱食着德拉瓦族人曾经采摘的浆果。

曼哈顿的金融机构永远倒塌了,几所银行的拱顶耸立在残垣断瓦之中;银行里的钱已经毫无价值,绝对安全了,上面甚至长出了霉菌。陈列着艺术作品的博物馆在建造之初考虑更多的气温调控,而非承重能力。停电后,博物馆便失去了保护。屋顶上的拱形结构最终渗漏,而这通常是从天窗那里开始的,博物馆的地下室也会囤满积水。湿度和温度不断变化,馆藏作品成为真菌和细菌的美食,当然也少不了一种臭名昭著的博物馆杀手——黑色地毯圆皮蠹饥饿的幼虫。一旦它们钻到其它地面,携带的真菌就会使得这个大都市的画作脱色和分解,以至面目全非。陶瓷制品保持得还不错,因为它们的化学构成类似于化石。只要没什么东西掉下来把它们砸碎,它们就等着土壤将它们掩埋吧,未来的考古学家会把它们当作出土文物。氧化腐蚀作用加厚了青铜塑像上的铜绿,但没有影响到青铜的外形。曼哈顿的一个博物馆管理员芭芭拉·埃佩鲍姆说:“这就是我们何以得知青铜时代的原因了。”

她还说,即使自由女神像沉入了海底,它的外形或许依然能保持完整,虽然会发生些化学变化,也有可能被海洋藤壶包裹得严严实实。这里对她而言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因为千万年之后的某个时间,任何矗立着的石墙都会倒塌,其中或许还包括1776年用曼哈顿的坚硬片岩建造起来的华尔街圣保罗小教堂。在过去的十万年中,冰川曾经前后三次把纽约铲平。除非有朝一日,人类用含碳燃料冶金最终导致大气层消失,失控的全球变暖现象将地球转变为金星那样的行星,否则冰川终究还是会在无从知道的某天再次降临。山毛榉、橡树和臭椿树构成的成熟森林会被铲平。史坦登岛上的福来雪基尔斯垃圾掩埋场上四堆高高的掩埋垃圾的土墩也会被夷为平地,大量顽固的聚氯乙烯塑料和人类创造的寿命最为持久的发明——玻璃——都被会碾成粉末。

冰川消退之后,某种人工制造的、颜色发红的浓缩金属先被是埋藏在冰碛中,最后进入了下面的地质层,样子乍一看像是电线线路和管道装置。随后它又改变方向来到垃圾场,回到了地面上。地球上进化而来或外星球迁居而来的工具制造者们或许会发现和使用这些金属,不过到了那时,再也没有谁会知道:这些金属并非自然生成,而是我们人类留下来的。

第四章 史前世界

1.间冰期

在长达十多亿年的时间中,冰层在地球两极间来回滑行,有时它们会在赤道相会。原因众多,大陆板块漂移、地球的椭圆轨道、偏斜的地轴,还有大气二氧化碳含量的上下浮动都能算作原因。几百万年间,当时大陆板块的构造与我们今天的情况已基本相同,冰川期颇有规律地反复出现,这个过程持续了十万年之久,其中间冰期的长度平均在12000年到28000年之间。

最后一个冰期于11000年之前离开了纽约。在正常的情况下,下一个把曼哈顿夷为平地的冰期现在随时都有可能来临,尽管我们现在越来越怀疑它会不会如期而至。许多科学家猜测说,下一次寒潮来袭之前的这个间冰期将持续得更久一些,因为我们向大气层中排入了更多的二氧化碳,推迟了必将来临的冰期。通过对比南极冰核中古老的气泡,我们发现现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比过去65万年间的任何时期都高。如果人类明天就不复存在,我们就再也无法把含碳的分子送上天空,我们引起的事端也终会了结。

尽管我们的标准在不断变化,但就按照我们这些标准来看,这样的事不会立即发生,因为现代人没必要干等着变为化石进入地质时期的那天。作为大自然名副其实的一支力量,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消失之后,人类杰作中留存得最为长久的将是我们重塑的大气层。因此,泰勒·弗克觉得身为一名在纽约大学生物系教授环境物理学和海洋化学课程的设计师,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他认为他必须把所有那些学科都融汇贯通起来,才能描述清楚人类是怎样将大气层、生物圈和海洋进行改造的——到目前为止,只有火山和相互碰撞的大陆板块才能完成这样的壮举。

弗克长着瘦长个子,深色的头发微微卷曲,他思考问题的时候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他靠着座椅,仔细研究着一张几乎覆盖了办公室公告牌的海报。这张海报把大气和海洋描绘成密度不断加深的层层流体。就在200年以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还能按照某个稳定的速率溶解到海水之中,使世界上的二氧化碳保持平衡。而现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实在太高,以致海洋得重新调节自己的适应能力了。他说,因为海洋太大,所以这个调节过程需要时间。

“假如说世界上没有了人类,不再使用各种燃料。一开始,海洋的表面会迅速吸收二氧化碳。随着海洋中二氧化碳的饱和,这个速度就会减慢。有些二氧化碳就会被能够进行化合作用的生物所吸收。渐渐地,随着海水的融合,古老的、未饱和的海水会从深处涌上来取代那些饱和了的海水。”

海水彻底翻一遍需要一千年的时间,不过这并不能将地球带回到前工业时代的纯净。海洋和大气是相互平衡的,但两者都吸收了过多的二氧化碳。大地也是如此,多余的碳元素将在土壤和吸收它的生命体之间循环,不过最终还是会释放出来。因此,它能去哪呢?“正常情况下,”弗克说:“生物圈就好比一只倒置的玻璃瓶:最上层基本上与其它物质隔绝,当然偶尔的几颗流星不算在内。底部的位置,瓶盖朝着火山的方向微微打开。”

问题在于,我们挖出石炭纪形成的煤炭,排放到大气中——我们已经变成了一座从十八世纪开始就一直不断喷发的火山。

火山把多余的碳元素抛入生态系统中的时候,地球要做的下一步和往常没什么两样。“岩石层会死去,但是所花的时间要久得多。”长石和石英这样的硅酸盐是地壳的主要成分,雨和二氧化碳形成的碳酸使它们逐渐风化,变为碳酸盐。碳酸分解为土壤和矿物,它们把钙元素释放到地下水中。河流入海,钙元素沉积后变为海床。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大气二氧化碳过量会使这个过程稍稍加速。

“最后,”弗克总结了一下:“地质循环会使二氧化碳的含量恢复到史前的水平。这个过程大概需要10万年左右。”

这个过程或许会更长: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海洋越是变得温暖,它们就排出(而不是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另一个问题是,尽管小型的海洋生物能将碳元素锁入到它们的“铠甲”中,但是海洋上层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也许会溶解它们的外壳。不过,好消息是,高达90%的多余二氧化碳会在第一个千年的海水翻倒中吸收殆尽,这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就只比前工业时期的百万分之二百八十高出十到二十个点。

我们今天的二氧化碳含量是百万分之三百八十,那些花了十年时间研究南极冰层的科学家们向我们信誓旦旦地说,二氧化碳的今昔差异意味着在接下来的15000年间不可能出现入侵的冰川。不过,当多余的碳被慢慢吸收后,美洲蒲葵和木兰在纽约繁殖的速度或许会超过橡树和山毛榉。也许,驼鹿不得不在拉布拉多6寻找醋栗和接骨木果,而曼哈顿则成为南面过来的犰狳和西趪的家园……

另一些同样享有盛誉的科学家经过对南极的长期考察,作出了这样的回答:除非格陵兰岛的冰雪融水冻结了墨西哥暖流,切断了这条在全球范围内供应暖水的巨大“传送装置”,这样的事情才可能发生。若是这样,欧洲就会进入冰河期,北美洲的东海岸也难逃一劫。或许不会严重到形成厚重冰川层的地步,不过温带森林或许会转变为光秃秃的苔原带或永久冻土层。浆果灌木丛或许也会蜕变成又矮又小、斑斑点点的地被植物,与苔藓为邻,吸引驯鹿南下。

第三种是我们比较希望的假设,两种极端的力量或许会相互抵销,于是温度保持在两者之间。不管是哪种情况,炎热、寒冷或是介于两者之间,只要人类还存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便会升至百万分之五百到六百,或者按照我们的估计,在2100年前达到百万分之九百。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现在经商的模式,那么格陵兰岛上曾经的冰冻层将会融化大半,涌入大西洋。曼哈顿会变成什么样子取决于融冰的精确体积,它或许只将成为两个岩石小岛——一个是曾经高耸于中央公园之上的大山,另一个是华盛顿高地露出海面的岩层。有一阵子,向南几英里处的建筑群会像潜望镜一般扫视周遭的海水,但一切终是徒劳,汹涌的波涛最后还是会把它们一一击倒。

2.冰雪伊甸园

如果人类从未进化,地球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的进化是必然的吗?

如果我们消失了,那么,我们——或者说同样复杂的生物——会再次出现吗?

*

东非坦噶尼喀湖坐落于一条裂谷之内,1500万年之前,这条大裂谷把非洲一分为二。东非大裂谷是之前更早的一条构造谷的延续,这条构造谷位于今天的黎巴嫩贝卡谷地,它向南发展形成了约旦河和死海。随后,它逐渐变宽,形成了红海。今天,它在非洲分成了两条并行的裂谷。坦噶尼喀湖位于大裂谷的西部分岔上,绵延420英里,是世界上最为狭长的湖泊。

坦噶尼喀湖水深达一英里,已有一千万年的高寿,同时也是世界上深度和年龄排名第二的湖泊,位列第一的是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因而,对于那些在湖床沉积物中提取矿样的科学研究者而言,坦噶尼喀湖是个相当有趣的湖泊。每年的降雪都会把气候的变迁史封存在冰川中,周围植被的花粉潜入深深的淡水水体中。水体整齐而清晰地分层:深色边缘的是雨季的径流带走的植被,浅色边缘的是旱季的藻花。在古老的坦噶尼喀湖,矿样比植物透露出更多的秘密。它们透露了一片热带丛林是如何转变为耐火的坦桑尼亚落叶林地的——这片林地如今覆盖了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坦桑尼亚林地又是一个人类的杰作: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通过焚烧树木来获得草场,开发林地来吸引、饲养羚羊,而坦桑尼亚林地正是从那时开始发展的。

花粉中混合着厚厚的木炭层,这表明铁器时代的到来伴随的是更为严重的森林采伐,因为当时人们已经学会了冶炼矿石,后来还知道了如何制造犁地的锄头。他们种植龙爪稷之类的作物,这也在花粉中留下了迹象。后来的作物,比如说大豆和玉米,要么是产生的花粉太少,要么是谷粒太大没法被雨水带到太远的地方。不过,外来的蕨类植物的花粉增加了,这便是农业发展的证据。

我们把十米长的钢管系在缆绳上。在一台嗡嗡作响的发电机的协助下,它借助自身的重力下降到湖床,深入到十几万年时间沉积起来的花粉层中。亚利桑那大学古湖泊学家安迪·科恩是坦桑尼亚基戈马区一个坦噶尼喀湖东岸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他说,下一步是穿孔机的工作了,它得能够穿透五百万年甚至一千万年的沉积物进行取样。

这样的机器相当昂贵,它们类似于小型的钻油船。湖泊太深,钻孔机没法锚定下来,只好依靠几个与全球定位系统相连的推进器来不断调整它在洞穴上方的位置。但科恩说这是值得的,因为这是地球最悠久、最丰富的档案文献了。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极地冰层的前进与后退造就了气候的变迁。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热带的物质循环也是原因之一。我们对于极地的气候变迁了解很多,但我们对地球的热源却知之甚少,可这里是人们生活的地方。”科恩说,从地层中取样可以获得“十倍于冰川层中的气候史,精确度也会高得多。也许有一百种不同的东西可供我们分析。”

它们留存着人类进化的历史,因为矿样中记录了年代的跨越——有灵长类动物迈出的直立行走的第一步,还有南方古猿到原始人类、能人、直立人种、最终到智人的超越。这些花粉与我们祖先吸入的那些一模一样,甚至源于他们曾经触摸和食用过的同一种作物,因为它们也同样出现在这条裂谷之中。

东非大裂谷的另一分支位于坦噶尼喀湖以东,是一个浅些的盐湖,在过去的两百万年中它蒸发消失、又再次出现,反复数次。今天的它是一片草场,马赛人7在这里放牧牛羊,上面洒落着沙岩、粘土、凝灰岩和灰烬,最顶上是一层火山玄武岩。一条向东流经坦桑尼亚高地的河流渐渐在这些地层上切出了一道一百米深的峡谷,在二十世纪,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和玛丽·利基就是在这里发现了175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头盖骨。灰色的奥杜威碎石峡谷,现在成了长着剑麻的半荒漠,这里最终发掘出成百上千用玄武岩制成的薄片型工具和斧子。有些工具可以追溯到两百万年以前。

1978年,在奥杜威峡谷西南25英里处,玛丽·利基的小组发现一些脚印冻在凝灰岩中。它们是南方古猿的一家人留下的足迹,很有可能是父母和孩子,他们当时正冒着大雨走过附近的萨迪曼火山喷发后形成的泥泞火山灰。他们的发现把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的存在推到350万年之前。在这儿,还有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其它遗址,都生动勾勒出一副人类起源的图景。现在我们知道,在人类想到用一块石头撞击另一块石头来制造尖锐的工具之前,事实上已经直立行走了几百万年时间。从原始人类牙齿的遗骸和附近的其它化石来看,我们推断出人类曾经是杂食动物,我们用臼齿咬碎坚果——但是,随着我们从最初的寻找形似斧头的石头,到后来学会了制造斧头,我们也拥有了有效猎杀和食用动物的武器。

奥杜威峡谷和其它原始人类化石遗址,从形状上看仿佛是从埃塞俄比亚往南延伸、平行于非洲大陆东海岸的一轮新月,它们无疑证明了我们都是非洲人的后代。我们呼吸着的尘土,随风扬起。和风在奥杜威的剑麻和刺槐上播撒下一层灰色的凝灰岩粉末,其中包含着我们身上携带着的钙化了的DNA片段。从这儿开始,人类迈向各个大陆,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最终,绕了一个圈以后,我们又回来了——我们与祖先长得如此不同,以致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竟把落后的血亲当作了奴隶。

这些遗址的动物骸骨有的来自河马、犀牛、马和大象,它们因人类的繁衍而灭绝;许多骸骨被我们的祖先磨制成尖锐的工具和武器——这让我们知道,在人类从其它哺乳动物中脱颖而出之前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然而,它们未能显示我们是如何脱颖而出的。但是在坦噶尼喀湖就有线索。这些线索指向冰层。

许多从几英里高的裂谷绝壁上倾泻而下的河流都注入坦噶尼喀湖。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些河流来自于长廊雨林。随后才有了坦桑尼亚林地。今天,大多数的悬崖峭壁上都没有树木。人们把斜坡焚烧一空,种植木薯;他们的农田太过陡峭,听说曾有农民从斜坡上滚落下来。

冈贝河是个例外。它位于坦噶尼喀湖东部的坦桑尼亚海岸,从1960年开始,利基奥杜威峡谷项目的助手、灵长类动物学家简·古道就一直在这里研究大猩猩。她这项考察一个物种在野外的行为表现的田野研究是人类史上历时最长的。他们的中心设在一个营帐中,只有乘船才能抵达。周围的国家公园是坦桑尼亚境内最小的一个,占地只有52平方英里。简·古道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周围的山丘上长满了丛林。丛林与林地、草原接壤的地方,住着非洲狮和黑色大水牛。今天,木薯田、油椰子地、山上的民居、湖岸边生活着五千多人的几个村落包围了这个国家公园的三面。著名的大猩猩的数量在九十头上下摆动。

尽管大猩猩是冈贝地区被研究得最多的灵长类动物,但这里的雨林却也是许多绿狒狒和好几种猴子的家园:黑长尾猴、红髯猴、红尾猴、蓝猴。2005年,纽约大学人类起源研究中心一名名叫凯特·岱特维拉的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在这儿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调查红尾猴和蓝猴的怪异现象。

红尾猴的脸部窄小,为黑色,鼻子上有白色的斑点,面颊也为白色,栗黄色的尾巴十分灵活。蓝猴的毛皮略显蓝色,呈三角形,脸部几乎没有毛,突出的眉骨让人印象深刻。它们颜色不同,体型不同,名字也不同,没有人会分不清这里的红尾猴和蓝猴。不过,在冈贝地区,现在人们显然没法区分它们了,因为它们开始杂交繁殖。到目前为止,岱特维拉证实,尽管这两个物种有着不同数量的染色体,在雄性蓝猴与雌性红尾猴(或雌性蓝猴与雄性红尾猴)杂交产生的后代中,至少有一些是具备生育能力的。她从森林的地面上刮下它们的粪便——它们肠内的残渣表明,DNA的混合产生了新的物种。

只有她想得比较多。遗传学史上,300-500万年前的某个时间,具有共同祖先的两个猴种分道扬镳。为了适应环境,这两者逐渐分离。通过与此类似的一种情形——加拉帕戈斯岛屿上的燕雀变得彼此孤立和隔绝的现象,查尔斯·达尔文第一个演绎出进化的过程。在这个案例中,为适应当地的食物,出现了十三种不同的燕雀,它们的啄具备不同的功能:啄破种子、吃昆虫、吸取仙人掌的汁液,甚至是吸食海鸟的血液。

在冈贝,发生着全然相反的事情。在历史上的某个阶段,曾经限制蓝猴和红尾猴自由迁移的障碍被新生的森林所取代,于是这两个物种开始共享这片环境了。但是,随着冈贝河国家公园周围的森林让位于木薯田,它们便一起开始了逃亡生活。“随着它们自身种群中的配偶越来越难觅,”岱特维拉认为:“这些动物被迫采用孤注一掷的、或者说创造性的生存手段。”

她的论文是,两个物种的杂交可能是进化的力量,正如自然选择也是进化的力量一样。“或许刚开始的时候,杂交产生的后代并没有父母那样的适应能力,”她说:“但是,它们栖息地的缩小或是种群数量的减少——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杂交尝试会进行下去,直到有一天,和父母一样具备生育能力的杂交后代会出现,它们或许比父母更有生存优势,因为栖息地已经发生了变化。”

于是,这些猴子未来的后代又成了人类的杰作:零散分布于东非的农耕现代人驱逐了它们的父母,猴子、伯劳鸟或霸鹟之类的物种只好杂交、混交、灭绝——或者就做出些其它什么创举,比如说进化。

这里或许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从前,大裂谷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热带雨林横跨了从印度洋到大西洋的整个非洲中部地区。大猩猩已经出现在这片大陆上,其中一种在许多方面类似于黑猩猩。但是我们从未发现这个物种的任何遗迹,黑猩猩的遗骸也十分罕见,原因是相同的:在热带雨林中,瓢泼大雨冲去了地面的矿物,难以形成化石,尸骨迅速腐烂。不过,科学家们知道它曾经存在过,因为遗传学证明了我们与黑猩猩直接来源于相同的祖先。美国的体质人类学家理查德·让汉姆给这种从未发现的大猩猩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潘普瑞尔(意为“黑猩猩之前”)。

这个物种早于今天的黑猩猩,也早于七百万年前袭击了非洲的一场大旱灾。沼泽缩小,土壤干裂,湖泊消失,森林缩小,在热带草原的包围下显得鲜有藏身之处。两极的冰期活动造就了这场变故。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水份都被锁在格陵兰、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和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冰川中,所以非洲异常炎热。尽管乞力马扎罗山和肯尼亚山这样的火山为冰雪覆盖,但是没有冰层能够抵达非洲。这场使得非洲的森林(是今天亚马逊流域面积的两倍之多)变得稀稀落落的气候变迁,正是因为那股遥远却骇人的白色力量正在摧毁挡道的针叶林。

遥远的冰层活动使得非洲大陆上栖息于森林中的哺乳动物和鸟类面临困境。在接下来的几百万年中,它们在各自不同的森林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化着。我们知道,它们中至少有一种被迫作出了大胆的尝试:迁居热带大草原。

如果人类消失了,如果某个物种最终取代了我们,它们会像我们一样进化吗?在乌干达西南部,我们可以看到再现人类历史的缩影。查布拉峡谷形状狭窄,它在东非大裂谷地面堆积的深褐色火山灰上切出一条长达十英里的口子。与周围的黄色平原对比鲜明的是,一条由热带硬木和余甘子树形成的绿色缎带沿着查布拉河覆盖了这个峡谷。对于黑猩猩而言,这片绿洲既是一个避难所,又是一场严酷的考验。这条葱翠的峡谷只有500码宽,这里的水果有限,没有满足所有猩猩的食物需求。所以,有些勇敢的猩猩总是冒着危险,爬上树木的天蓬,越过峡谷,通往另一片希望的田野。

没有树枝能让它们当作梯子远眺燕麦和亚香茅以外的世界,于是,它们只好靠后腿站立起来——虽然只是坚持一小会儿,但毕竟有了两足动物的模样。它们透过大草原上稀稀落落的无花果树监视狮子和土狼的行动。它们选择了一棵估计能够伸手够到的树,不让自己成为掠食者的盘中餐。再后来,它们就跑了起来。

遥远的冰川将一些勇敢却饥饿的“潘普瑞尔”逐出了不足以维持我们生计的森林——其中的一些为了生存还真是发挥出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大约三百万年过去了,世界又再次变暖。冰川撤退了。树木收复了它们的失地,有些甚至长到了冰岛。非洲大陆上的树木又重新连成一片,横跨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海岸,不过这个时候,潘普瑞尔已经进化成一个新的物种:第一批选择在森林边的草地和林地上栖息的类人猿。之后的一百年时间里,它们都以靠双足行走,因而它们的腿部变长了,而大脚趾缩短了。它们正逐渐丧失在树上栖息的能力,不过它们在地面上生存的技能教会了它们更多的东西。

现在,我们是原始人类了。差不多在从南方古猿进化成人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学会了在被火烧尽的热带草原上生活,还学会了怎样自己取火烧草。后来的三百万年中,遥远的冰层没有为我们驱逐草地和森林,而我们的人数又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这那个时期中,尽管潘普瑞尔被称为现代人的子孙后裔还远未出现,但是我们肯定已经有了足够的数量,再一次做出些创新的举动。

走出非洲大陆的原始人类是憧憬大草原以外广大地域的无畏冒险者吗?

或者,它们只不过是被更为强悍的血亲驱逐出摇篮的失败者吗?

再或,它们只是和任何看到丰富资源的野兽一样,一边繁殖、一边向前,沿着草地一直通向亚洲?达尔文觉得这无关紧要:当同一物种彼此被隔离的群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进化的时候,学会在新的环境中飞黄腾达的才是真正的成功者。不管是背井离乡还是勇敢冒险,幸存者们在小亚细亚半岛和印度生育繁衍起来。在欧洲,它们学会了一种技能——松鼠之类的温带生物对此早已熟知,但对于灵长类动物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技能:计划储备。为了在食物充足的季节进行存储,以备过冬,好的记性和对深谋远虑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越过大陆桥抵达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不过,为了抵达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它们得学会驾驭船只。这大约是五万年前的事。再后来,大约11000年以前,生活在中东地区的敏锐的智人发现了一个只有某些种类的昆虫才知道的秘密:如何通过养育植被的方式来获得食物来源,而非摧毁它们。

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种植的中东小麦和大麦不久之后便往南长到了尼罗河沿岸,我们能推测出来——正如精明的雅各布回来的时候通过利诱拉拢了他强大的孪生兄弟以扫(查典故)——某个懂得农业知识的人带着种子从那里回到了非洲家园。他可真是办了件好事,因为另一个冰期(最后一个冰期)又从冰川无法抵达的土地中盗取水份,食物来源变得紧张起来。大量海水都被冻成冰川,以至于当时的海平面比起今天要低300英尺。

正是在这个阶段,其他在亚洲大陆上散布开来的人类抵达了遥远的西伯利亚。白令海的一些区域干涸了,一条长达一千英里的大陆桥一直通向了阿拉斯加。它在超过半英里厚的冰层下度过了一万年。不过到了那时,许多冰都消退了,于是它成为一条局部地区宽达30英里的通道。人类绕过冰雪融水形成的湖泊,越过了这条大陆桥。

查布拉峡谷和冈贝河现在成了群岛环礁,这里有曾经给予我们生命的森林的遗迹。这回,非洲生态系统的破碎可不是因为冰川,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最后一次进化中,我们一跃成为大自然的主宰,拥有了与火山和冰层同样的威力。森林被农业和民居所包围,如同孤独的岛屿,潘普瑞尔其它的后代依然恪守我们离开时的生活习惯,而我们呢,已经从林地迁居草原,最终定居在城市中。刚果河的北面,我们的同胞是大猩猩和黑猩猩;南面则是倭黑猩猩。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我们与后面两者最为类似;路易斯·利基把简·古道送来冈贝,就是因为他和妻子发现的骨骼和颅骨表明,我们共同祖先的外貌和行为举止会与黑猩猩有巨大的相似之处。

不管是什么的原因促使我们的祖先离开这片土地,它们的这个决定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进化——有时被描述成最大的成功,有时又被形容成世界上最大的灾难。不过,假设我们留在这里,或者假设我们留在草原上,今天狮子和土狼的祖先肯定已经把我们干掉了。如果真有这样的物种,进化到我们今天这个地位的将会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那时留在森林中,我们现在观察世界的目光就会和野生的黑猩猩一模一样。它们的思维或许不够清晰,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拥有智慧。一只处于自然环境中的黑猩猩,会在一根树枝上镇定自若地注视着你,面对高级灵长类动物却毫无低人一等的感觉。好莱坞中猩猩的形象给人以误导,因为那些受了训练的猩猩都十分幼小,像儿童一样可爱。然而它们会一直长下去,有时会重达120磅。一个相同体重的人,大约会有30磅都是脂肪。对于成天爬上爬下的黑猩猩而言,它们只可能有3-4磅的脂肪,剩下的都是肌肉。

一头卷发的迈克尔·威尔逊博士是冈贝河田野研究项目年轻的负责人。他证实了黑猩猩的力量。他亲眼目睹了它们撕裂和吞食红髯猴的全过程。它们是优秀的猎手,它们的攻击中有80%能做到成功杀伤。“狮子的成功杀伤率只有10%-20%。黑猩猩是相当聪明的物种。”

不过他还发现它们偷偷潜入周边其它黑猩猩的地盘,伏击没有丝毫警惕的单个雄性,将它们置于死地。他发现它们耐心地除掉周围其它部族中的雄性猩猩,直到把整个地盘和所有的雌猩猩占为己有。他还见过部族内部争夺首把交椅的激斗和血战。把这些现象同人类的侵略战争和权利斗争作比较,成了他的研究方向。

“我讨厌想着这个。有点儿叫人沮丧。”

可是为什么体型比黑猩猩更小更瘦、但与我们人类同有渊源的倭黑猩猩就毫无进攻性可言呢?这是个难解之谜。尽管它们也保卫领土,但我们从未发现杀害他族同胞的行为。它们生性平和,喜欢和多个伴侣嬉戏调情,保持着母系社会结构,所有成员都承担起抚养下一代的责任……在那些坚持认为弱者也能在地球上求得一席之地的人眼中,这几乎成了个神话。

然而,在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里,如果它们和黑猩猩发生冲突,它们的数量将大大减少:存活下来的倭黑猩猩会只有一万,甚至更少,而黑猩猩的数量会激增到十五万只。一个世纪之前,这两者的总和约是现在的20倍,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两个分支在进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雨林中漫步的迈克尔·威尔逊听到了击鼓一样的声音,他知道是黑猩猩在敲击植物的板状根,相互传递信号。他跟着它们一路奔跑,翻过冈贝十三条河流的山谷,跃过串联着狒狒足迹的牵牛花藤蔓,追随着黑猩猩的大叫声,一口气跑了两个小时,终于在裂谷的最高处赶上了它们。五只黑猩猩爬上了林地边缘的一棵树上,啃着它们爱吃的、和小麦一同从阿拉伯半岛远道而来的芒果。

一英里以下的地方,坦噶尼喀湖在下午的阳光下灼灼闪光。这个庞然大物储存着世界20%的淡水,养育了许许多多的地区性鱼类,水生生物学家把这个地方称为加拉帕戈斯湖泊。在湖的西面,是刚果河烟雾弥漫的山陵,在那里,黑猩猩依然被当作食物。相反的方向,越过冈贝地区的边界,居住着依然使用来复枪的农民,他们讨厌抢夺他们油棕榈果的黑猩猩。

除了人类和黑猩猩自己的同族,它们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天敌。这五只黑猩猩爬上了草地中央的一棵树,恰恰证明了它们继承了高度适应的基因——它们的适应能力比起只吃森林中食物的大猩猩要强得多,它们能靠各种各样的食物为生,能够适应多种多样的环境。如果没有了人类,它们或许就不需要适应环境了。威尔逊说,因为森林很快会恢复。

“坦桑尼亚林地会朝这里挺进,重新占领木薯地。或许狒狒们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大肆繁衍,它们的粪便中携带的种子被种到各个地区。不久之后,树木会在任何适合生存的地方扎根发芽。最后,黑猩猩也将尾随而至。”

随着猎物数量的回升,狮子回来了,紧接着是大型动物: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动物保护区的黑色水牛和大象。“最后,”威尔逊叹了口气说:“我认为黑猩猩的数量还会不断增长,马拉维、布隆迪和刚果都会遍布它们的足迹。”

森林又回来了,这里有黑猩猩喜欢的水果,还有大量的红髯猴可以捕食。狭小的冈贝,是一小片尘封起来的非洲往事,也是未来“后人类时代”的窗口。在这里,没有什么能诱使灵长类动物离开这片葱茏,来跟随我们毫无意义的步伐。

当然,这一切都只能延续到冰期卷土重来的一天。

第五章 失去的动物种群

在梦中,你走在外面,发现你熟悉的景观中充斥着稀奇古怪的生物。根据所在地,你看到的景象会有所不同:或许鹿角大得像树干的驯鹿,或许是装甲坦克般的庞然大物。还有一群看起来像骆驼的动物,不过它们长着象鼻。厚皮的犀牛、毛茸茸的大象,还有更加巨大的树懒——树懒??还有各种大小和各式条纹的野马。黑豹有着七英寸的毒牙;印度豹大得可怕。狼、熊和狮子都奇大无比……这肯定是个噩梦。

这到底是梦还是与生俱来的记忆?智人所迈入的正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那时的我们正从非洲一路走向遥远的美洲。如果我们从未出现过,那么现在消失了的那些哺乳动物还会在这个地球上吗?如果我们离开,它们会回来吗?

*

美国历史上,嘲讽在任总统的各种蔑称中,要数托马斯·杰斐逊的政敌在1808年给他取的绰号最为独特了——猛犸先生。杰斐逊下达了禁止对外贸易令,旨在惩罚英国和法国独占海洋航道的做法,可最终禁令的作用适得其反。随着美国经济的萧条,政敌对他冷嘲热讽,因为人们可以看到杰斐逊总统此时正在白宫的东厅玩他收集的化石。

这可不假。杰斐逊是位热切的博物学者,几年前,有报告说肯塔基州的盐碱地周围散布着巨大的尸骨,杰斐逊被此深深吸引。报告说,这些尸骨类似于发现于西伯利亚的一种大型古象的遗骸,欧洲的科学家认为这个物种已经灭绝。非洲的奴隶辨认出,卡罗莱纳州发现的大臼齿属于某种大象,于是杰斐逊深信这些尸骨来自同一个物种。1796年,他收到弗吉尼亚州格林布瑞尔县的一船货,本以为是猛犸的尸骨,但一只巨大的脚爪立即改变了他的想法:这是其它什么物种,可能是某种体型巨大的狮子。咨询了解剖学家之后,他最终鉴别出它的身份,于是关于北美地懒的第一个记录也就归功于他了。这种地懒在今天被人称为“巨爪地懒杰斐逊尼”。

肯塔基州盐碱地附近的印第安人声称,这种长着长牙的巨兽在北方继续存活着。这种说法还得到了西面其他部落的赞同。这让杰斐逊尤为高兴。他成为总统之后,派遣梅里韦瑟·刘易斯研究肯塔基州的巨兽遗址,加入到威廉·克拉克探寻历史之谜的使命中。除了穿越路易斯安那州,寻找向西北通往太平洋的河流以外,杰斐逊还让刘易斯和克拉克寻找活着的猛犸象、乳齿象,或其它类似的大型珍稀动物。

他们的远征失败了;他们发现的最大的哺乳动物不过是大角羊罢了。后来,克拉克重回肯塔基州找到了猛犸尸骨,杰斐逊心满意足地把它们陈列在白宫中,今天成了美国和法国的博物馆的馆藏。人们经常认为古生物学的建立是他的功劳,虽然这事实上并非他的初衷。法国一位知名的科学家曾声称,新世界的一切都比不上旧世界,野生动物也不例外。杰斐逊一直希望能证明,这种观点不过是无稽之谈。

他在化石骨的认知上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以为它们必定属于什么活着的物种,因为他不相信生物会灭绝。尽管他经常被视为美国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代表,但杰斐逊的观点其实和当时许多自然神论信仰者和基督徒一样:在这个完美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造物应该消失。

他以博物学者的身份宣布了他的信条:“这就是大自然的体制。她决不会允许她的任何物种走向灭绝。”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渗透着这一思想:他希望这些动物是活的,希望能够了解它们。正是因为对知识的渴求,他建立了弗吉尼亚大学。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那儿和其它地区的古生物学家们证实,许多物种事实上已经灭绝。查尔斯·达尔文会说,这些灭绝了生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一个物种进化成更高级的形式来适应环境的变迁,而另一种则在强大的竞争者的威胁下丧失领地。

不过,还有个令托马斯·杰斐逊和他之后的其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细节问题,那就是,这大型哺乳动物的遗骸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年代久远的东西。它们不是埋在坚固岩石层中已经矿化了化石。肯塔基州的巨石盐渍州立公园周围发现的长牙、牙齿和颧骨或是散布在地面上,或是暴露在浅浅的淤泥外,再或是躺在山洞里。这些大型哺乳动物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活动范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沙漠实验室”的前身是“卡内基沙漠植物实验室”。它建于一个世纪以前,位于图马莫克山的山顶。图马莫克山是亚利桑那州南部的一个山丘,山下曾是北美最繁茂的仙人掌森林,森林的那头是图森市8。保罗·马丁是个高个子、宽肩膀、和蔼可亲的古生态学家,他在这个实验室差不多呆了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里,图马莫克山那长满巨人柱的斜坡下,沙漠在建造住宅区和商业区的一片喧嚣中消失了。不过,壮观的古石保留了下来,成为开发商垂涎三尺的一流景观——他们一直计划着从亚利桑那大学手中把它夺取过来。保罗·马丁倚着他的手杖,从实验室门口的帘子向外眺望时说,人类的影响并不是始于上个世纪,而是13000年前——人们抵达此地的时候。

1956年,保罗·马丁来到这个实验室的前一年,他在魁北克的一个农舍中过冬,那时的他是蒙特利尔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他以前是动物学的研究生,有次在墨西哥采集鸟类标本的时候,他不幸染上了脊髓灰质炎,从此他改为进行实验室研究。躲在加拿大的那段日子里,他蜷缩在显微镜旁边,研究新英格兰湖泊中采集来的上一个冰期末期的沉积物样本。这些样本透露出随着气候的日趋温和,周围的植被是怎样从无树的苔原转变为针叶林,又是怎样从针叶林变化为温带落叶林的——有人怀疑这个过程导致了乳齿象的灭绝。

一个周末,山路被大雪封困,他不想再数微小的花粉粒了,于是打开一本分类学教程,开始计算过去的6500万年中在北美大陆上消失的哺乳动物的数量。当他数到更新世时期(从180万年前到1万年前)的最后三千年时,他觉察到一丝异样。

13000年前发生了一次物种大灭绝,这在时间上与他的沉积物标本显示的结果相一致。在下一个地质时代——今日仍在继续的全新世时期来临之前,差不多有40个物种消失了,而且全是大型陆生哺乳动物。老鼠、鼩鼱和其它长着毛皮的小型动物毫无损伤地存活下来,水生哺乳动物也是如此。然而,陆生的巨大动物却遭受了大范围的致命打击。

消失的是动物王国的巨人军团:大犰狳和体型更为庞大的雕齿兽。它们酷似身披装甲板的大众汽车,尾巴端上长着尖尖的倒刺。还有巨大的短脸熊,它们的数量几乎是灰熊的两倍,四肢也更长,速度更为敏捷——有人认为,正是阿拉斯加短脸熊的存在,使得人类没敢早些横渡白令海峡。还有巨大的海狸,它们的体型和今天的黑熊不相上下。大野猪或许成为了美洲拟狮的猎物,比起现在的同胞非洲狮来说,它们可要大得多了,速度也敏捷很多。惧狼是最大的犬齿动物,它们长着一排巨大的獠牙。

灭绝了的北方长毛猛犸是最为出名的巨人。它们只是为数众多的长鼻目动物中的一种。长鼻目动物包括帝王猛犸——它们中最大的可重达10吨、生活在温暖地区的哥伦比亚猛犸,还有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海峡群岛上的侏儒猛犸——它们长得不比人高,只有生活在地中海岛屿上、和牧羊犬同等大小的一种象个头比它们小。猛犸是食草动物,它们随着进化来到西伯利亚大平原、草场和苔原,不像它们遥远的祖先乳齿象那样,只能在生活在树林和森林中。乳齿象一直存在了3000万年,足迹遍布了墨西哥、佛罗里达和阿拉斯加,然而,突然之间,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三个品种的美洲马消失了。各种各样的北美骆驼、貘、不计其数的鹿科动物——从优美的叉角羚到牡驼鹿(貌似驼鹿和麋鹿的杂交,但比两者都大),还有剑齿虎、美洲猎豹(它们便是唯一生存下来的一种羚羊为什么跑得如此之快的原因),统统都无迹可寻了。全都不见了。它们曾经是如此之多的。保罗·马丁在想,到底是什么可能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呢?

第二年,他便来到了位于图马莫克山上的实验室,再一次蜷缩在显微镜旁边。这次,他研究的不再是受到湖底淤泥的密封保护而免于腐烂的花粉粒。他以前观察的碎片一直以来都被保存在没有水汽的大峡谷山洞中。来到图森之后不久,他在沙漠实验室的新上司给了他一团灰色的土块,形状和大小都和垒球差不多。它可有一万年的历史了,不过确确实实是一团粪便。它已经干瘪,但还没有矿化,上面明显长出了草的纤维和开着花的球形锦葵。马丁发现的大量的杜松花粉证实了它久远的年代:大峡谷地面的温度在长达8000年的时间里都处于过热状态,不适合杜松的生长。

粪便的主人是一种沙斯塔地懒。今天,唯一幸存下来的两种懒猴生活在中美和南美热带地区的树林中,它们体型很小,也很轻,能够静静地栖息在远离地面的雨林树荫中,因而也远离危险。不过,这团粪便的主人应该有牛那么大。和存活下来的同胞——南美大食蚁兽一样,它们靠指关节行走,用以保护翻寻食物和自卫的爪子。它们体重有半吨,但是从加拿大育空地区到佛罗里达,它们已经是五种北美地懒中最小的一种了。佛罗里达地懒的大小类似于今天的大象,最重可达3吨。可这不过是阿根廷和乌拉圭懒猴体型的二分之一——它们重达13000磅,站起来比最大的猛犸还要高。

十年后,保罗·马丁参观了科罗拉多河上方大峡谷的红色砂岩墙,那个地懒粪球就是在这里采集到的。此时,他对灭绝了的美洲地懒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而不仅仅是一种神秘消失的巨型哺乳动物。资料的积累如同分层的沉积物,马丁的脑海中形成一个理论,他认为地懒的命运将为这个理论提供确凿的证据。兰帕德洞穴中有一堆粪便,他和同事认为,好几代的雌性地懒都掩蔽在这里洞穴中,繁衍后代。粪便堆足有5英尺高、10英尺宽、100多英尺长。马丁感觉他进入了一片圣地。

十年之后,野人放火烧了这里,已经变成化石的粪便堆因体积过大,足足烧了好几个月。马丁为此感到惋惜,但此时的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论,在古生物学的领域中初崭头角:什么导致了数百万的地懒、野猪、骆驼、大象和二十多种马匹——新世界中所有六十种大型哺乳动物在短短一千年的时间中转瞬消失了呢?

“答案很简单。当人类离开非洲和亚洲,迈向世界其它区域的时候,大麻烦就开始了。”

马丁的理论,不久之后便被支持者和批评者冠以“闪电战”的称号。他主张说,从48000年前的澳大利亚开始,人类每踏上一片大陆就会遭遇大型动物——它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矮小的两足动物是个巨大的威胁。等它们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即使原始人类还处于直立人种的阶段,他们已经开始在石器时代的“工厂”中大规模地制造斧子和宽刃刀,比如说,玛丽·利基就于100万年之后在肯尼亚的奥罗格塞里发现了类似的工具。13000年前,当人们抵达美洲时,他们进入智人阶段至少已经有五万年了。他们的大脑比从前更大,不仅已经学会了如何为有凹槽的尖锐石器做上把柄,还知道了如何使用投矛杆——这种木制的工具能够使他们在投掷过程中保持平稳,快速投矛,并从相对安全的距离外准确射杀危险的大型动物。

马丁认为,最初的美洲人擅长制造叶状的燧石抛掷尖器,他们遍布北美洲大陆。他们和他们制造的尖器被称为克洛维斯史前人类文明,得名于初次发现的新墨西哥遗址。通过对克洛维斯遗址中发现的有机物质做放射性碳测试,考古学家现在达成的共识是:克洛维斯人早在13325年之前就生活在美洲大陆上了。不过,他们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众说纷纭:按照保罗·马丁的假说,人类是大灭绝的罪魁,他们射杀了四分之三生活在更新世后期的美洲大型动物,当时这里的动物物种远比今日的非洲来得丰富。

马丁得出“闪电战”理论的主要原因是,在至少十四个克洛维斯遗址中,他们发现尖器与猛犸或乳齿象的尸骨放在一起,有些还插入到它们的肋骨中。“如果智人从未进化,”他说,“那么在现在的北美洲,体重超过1000磅的动物将和今天的非洲一样多。”他列举了非洲的五种大型动物:“河马、大象、长颈鹿,还有两种犀牛。我们北美会有十五种。如果加上南美的话,就更多了。”滑距骨目动物长得像骆驼,但鼻孔长在鼻子的上端而不是下端。或者箭齿兽属,看起来像是犀牛或河马的杂交,不过解剖学显示,它们不属于两者中任何一类。”

化石记录显示,所有这些动物都曾经存在过,不过它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人们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人向保罗·马丁的理论提出质疑:克洛维斯人究竟是不是进入新世界的第一批人类?反对者中不乏美国本地人,他们对任何暗示他们是移民的说法都十分警觉,因为这样会降低他们作为本地人的地位;他们谴责说,他们跨过白令大陆桥而来的说法是对他们信仰的攻击。甚至有些考古学家质疑到底存不存在一条没有冻冰的白令海峡可供人类穿行,有没有可能第一批美国人是通过水路而来,在冰层上一路滑行到了太平洋海岸呢?如果说人类在四万年前借助船只抵达了澳大利亚的话,为何就不可能乘船到美洲呢?

还有人指出,有些考古遗址的克洛维斯文明被估算得过早了。这些遗址中最为著名的是位于智利南部的蒙特佛得遗址,挖掘这个遗址的考古学家认为,人类可能曾在这里定居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克洛维斯文明之前的一千年;第二次是在三万年以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时的白令海峡很可能是水路,这意味着人类的移居之旅包含着一段航海旅行。考古学家们还怀疑人类当时横渡的可能是大西洋,这批人认为克洛维斯打磨燧石的技术与一万年之前法国和西班牙发展起来的打制石器技术十分相似。

没过多久,对蒙特佛得遗址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准确性的质疑就使人们对先前认为它证明早期人类出现在美洲大陆上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泥炭沼中保存着蒙特佛得遗址中的棒杆、木桩、矛头和打了结的草叶,但在其他考古学家对发掘地进行考察之前,大多数泥炭沼被推土机推平了。于是,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即使早期人类真的在克洛维斯文明之前以什么方法到过智利,保罗·马丁反驳道,他们的影响是短暂、局部的,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可以忽略不计,正如那些在哥伦布之前就占领了纽芬兰岛的北欧海盗。“与他们处于同一个时期的人类在欧洲留下的大量工具、史前器物和洞穴壁画在哪里呢?前克洛维斯的美洲人不可能像北欧海盗那样遇到与之相当的人类文明。当时只有动物罢了。可他们为何没能繁衍散布开来呢?”

第二点涉及到马丁“闪电站”理论中更为根本的论争分歧。几年以来,关于新世界大型动物的命运最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一些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游牧民族是怎样消灭数千万的大型动物的呢?在整片大陆上,光靠十四个射杀动物的遗址难以得出大型动物遭到大屠杀的结论。

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保罗·马丁引起的这场论争依然是科学界的热点。有些人专门致力于对马丁理论的证真或证伪,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树木年代学家、放射测年学家、古生态学家和生物学家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有时火药味十足的论争。不过,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是马丁的朋友,还有许多是他以前的学生。

作为对马丁“射杀过度”理论的反驳,他们提出的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无非是气候变迁或疾病蔓延,后来不可避免地被人们戏仿为“寒冷过度”或“疾病过度”理论。“寒冷过度”理论的追随者最为众多,但它本身是个杜撰之词,因为“过热”和“过冷”这两个词都遭到了批评。一种理论认为更新世末期经历了气候恶化,随着冰川的消融,世界瞬间进入到冰川期,不计其数的脆弱的动物却并不知道这一点。还有一些人提出的观点恰恰相反:全新世时期气温的骤然升高宣布了毛皮动物的末日,因为他们几千年来适应的一直是严寒气候。

“疾病过度”理论认为,到来的人类,或者陪伴人类的生物带来了病原体,于是美洲的所有其它生物都消失殆尽。随着冰川的继续消融,猛犸的机体组织有可能会被发现,通过分析它们,我们也许能证明这个观点的真伪。这个假设并非空穴来风:第一批美洲人的大多数后代都悲惨地死于欧洲人到来之后的那个世纪里。只有少数一部分死于西班牙人的利剑下;剩下的都死于旧世界带来的细菌,因为他们没有这些细菌的抗体:天花、麻疹、伤寒症和百日咳。单单在墨西哥,西班牙人出现之前估计有2500万中美洲人生活在这里,但数百年之后,这个数字陡然降到了100万。

即使疾病在传播给猛犸和其它更新世巨人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或是通过狗和家畜直接传播,智人依然是罪魁。对于“寒冷过度”理论,保罗·马丁作出了这样回应:“用一些古气候学专家的话来说,‘气候变迁是相当频繁的。’并不是气候不变化,而是它变化得实在太频繁。”

古欧洲遗址表明,智人和现代尼安德特人随着冰层的前进和消退不断地往南往北迁移。马丁说,大型动物也会这么做的。“大型动物身躯庞大,气温的变化不会立即对它们产生影响。它们可以长途迁徙——或许没有鸟类走得远,但是比起老鼠来肯定要远得多。老鼠、狐尾大林鼠和其它小型的暖血动物安然度过了更新世的大灭绝,”他又说:“所以难以相信突然的气候变化会让大型哺乳动物活不下去。”

植物比起动物来,没有什么移动能力,一般说来对于气候也更为敏感,但它们在大灭绝时期似乎也安然无恙。在兰帕德洞穴和其它大峡谷山洞里的地懒粪便中,马丁和他的同事发现了狐尾大林鼠的粪堆,里面夹杂着一层层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植物残渣。除了一种云杉,山洞中的狐尾大林鼠和地懒的食物并没有因为温度变化而灭绝。

不过马丁下此定论的依据还是地懒。克洛维斯人出现后的一千年中,在整个美洲大陆上,地懒所有行动缓慢、笨拙、容易捕获的食物都消失了。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证实,在古巴、海地、波多黎各发现的尸骨属于地懒,它们在之后的5000年里依然存活着。它们最终的灭绝与8000年前人类抵达安的列斯群岛9的时间相吻合。在小安的列斯群岛,比如说格林纳达,人类抵达的时间要更晚一些,存活着的地懒也属于较为早期的物种。

“如果气候变迁足以使阿拉斯加到巴塔哥尼亚的所有地懒都灭绝的话,那么西印度群岛上的地懒也不可能例外。但是,它们却存活下来。”这些证据同时也说明,第一批美洲人是靠陆路抵达美洲的,而非水路,因为他们在五千年之后才来到加勒比海。

另一个遥远的岛屿上发生的事能够进一步证明这个观点:如果人类未曾进化,那么更新世的大型动物或许今天还存活于世。在冰河期,弗兰格尔岛10——北冰洋中一块楔形的坚硬苔原,曾经与西伯利亚相连。然而,因为它的位置太北,进入阿拉斯加的人类并没有利用这条途径。全新世时期,随着海水变暖、海平面上升,弗兰格尔岛再次与大陆隔绝;岛上剩下的长毛猛犸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它们被迫适应资源有限的岛屿生活。当苏美尔和秘鲁的人类走出洞穴,建起伟大的文明,弗兰格尔岛上的猛犸依然生存着,它们进化成为一种矮小的品种,比其它大陆上的猛犸多活了7000余年。4000年前,埃及法老的统治时期中,它们依然生存着。

更新世大型动物中最令人惊讶的一个物种——世界上最大的鸟类,灭绝得更晚一些,因为它们生活在人类未曾注意到的一个岛屿上。新西兰的无翼恐鸟重达600磅,这个体重是鸵鸟的两倍,直立起来的身高也得高一码左右。在哥伦布航行到美洲之前的两个世纪,第一批人类就开始生活在新西兰了。到发现新大陆的时候,最后的十一种恐鸟都已灭绝。

在保罗·马丁看来,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大型动物是最容易追捕的。射杀它们能给人类带来最多的食物和最高的声望。”离图马莫克山实验室不到一百英里,喧嚣的图森城的那头,十四个克洛维斯射杀遗址中有三个坐落在这里。其中最为丰富的一个叫默里斯布林斯遗址,里面遍布着克洛维斯人的矛头和猛犸遗骸。马丁的两个学生万斯·海恩斯和皮特·梅恩格发现了这个遗址。根据海恩斯的描述,地层已经腐烂,看起来像是“记载着地球五万年以来的历史的书页”。这些“书页”中包含了好几种已经灭绝的北美物种:猛犸、马、骆驼、狮子、大野牛和惧狼。临近的遗址中还发现了貘与另外两种今天依然存活着的动物:熊和美洲野牛。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人类曾经屠杀一切,为什么它们存活下来了呢?为什么灰熊、水牛、麋鹿、麝牛、驼鹿、驯鹿和美洲狮依然活跃在北美洲,但其它大型哺乳动物却消失了呢?

北极熊、驯鹿和麝牛生活在人类相对较少的区域,生活在这里的人类认为寻觅鱼类和海豹为食要容易得多。在生长着树木的苔原南部地区,行踪诡异、速度敏捷的熊和山狮擅长在森林或漂石中藏身。其它物种则和智人一样,是在更新世生物灭绝的前后才抵达北美洲的。比起默里斯布林斯遗址中发现的、现在已经灭绝的大型美洲野牛而言,今天的平原水牛在基因上与波兰野牛更为接近。大野牛灭绝后,平原水牛的数量激增。同样地,在美洲牡驼鹿灭绝之后,今天的驼鹿是从欧亚大陆迁徙而来的。

剑齿虎之类的食肉动物很可能随着猎物的消失而走上灭绝之路。有些更新世的物种,比如貘、野猪、美洲虎和美洲驼,向南逃得更远,它们藏身于墨西哥、中美州和南美洲的森林中。剩下的物种相继灭绝,这块巨大的避难所最终接纳了更多的成员——水牛、麋鹿和其它动物结伴而至。

发掘默里斯布林斯遗址的过程中,万斯·海恩斯发现有迹象表明,干旱曾经迫使更新世的哺乳动物去寻找水源——一个泥泞的地洞旁有一串脚印,这显然是哺乳动物企图挖井饮水的证据。在这里,它们很容易就可能成为猎人的囊中之物。它们上面的地层中是一段已经变为化石的黑色藻类,这些藻类死于许多“寒冷过度”理论的支持者们所提到过的寒潮中——但是,猛犸的尸骨排列在这个地层之下,而不是之中。

这是另一条线索,暗示如果人类从未存在过,这些被屠杀的猛犸的子孙后代今天可能还活在地球上:大型猎物灭绝后,克洛维斯人和他们著名的石制尖器也难以为继了。随着猎物的消失和天气的转寒,他们或许移居了南方。但是几年之后迎来了温暖的全新世时期,克洛维斯文明的继承者出现了,他们把矛头做得更小,用于捕杀体型更小的平原水牛。这些“弗尔萨姆人”和剩下的动物之间在数量上达到了某种平衡。

祖先们贪得无厌地捕杀更新世的食草动物,仿佛这些食物的来源是永不枯竭的,最终导致了这条食物链的断裂。这些美洲人的后代有没有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呢?也许吧。他们的后代是美洲印第安人,他们把鹿之类的食草动物集中到森林的小块田地中,并为水牛之类的动物开辟草地。大平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们放的火。

后来,欧洲带来的疾病给新大陆带来了种族灭绝,几乎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死于这场灾祸,但是水牛的数量却在膨胀,并散布到其它地区。它们差不多到了佛罗里达,遇上了往西扩张的白种殖民者。除了一些为满足猎奇之心而保留下来,其余几乎所有的水牛都被赶尽杀绝,之后,殖民者们充分利用印第安人开拓出的平原来养殖家畜牛。

圣克鲁斯河发源于墨西哥,一路向北蜿蜒。保罗·马丁从他的山顶实验室鸟瞰圣克鲁斯河旁的沙漠城市。骆驼、貘、本土野马和哥伦比亚猛犸曾经在这片绿色的冲积平原上觅食。使它们灭绝的人类的后代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用泥巴建起小屋,栽种三角叶杨和柳树。这所有的一切,一旦被遗弃,很快就会成为土壤和河流的一部分。

猎物少了之后,人们开始栽培他们采集而来的植物,发展后的村庄被他们称为“夏克逊”,意思是流淌的水。他们把收获而来的谷壳和河泥搅拌在一起,做成泥砖,人们一直使用这种泥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混凝土制成的土砖所取代。在此之后的不久,小屋的出现把许多人吸引到这里,人们抽干了河水。于是他们挖井。等井水也干涸的时候,他们就再往下挖。

现在,圣克鲁斯河粉状河床的两侧是图森的市中心,大会堂巨大的混凝土和钢梁地基看起来至少和古罗马竞技场是一个时代的。但是,来自遥远未来的游客或许很难找到这个大会堂了,因为今天饥渴的人类一旦离开了图森,离开了过于庞大的墨西哥边境城市诺加莱斯(索诺拉就在它南面三十英里处),圣克鲁斯河水最终会再次上涨。天气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图森和诺加莱斯干涸了的河流将重新投身于建起一片冲积平原的事业。到时候,图森的大会堂已没有屋顶,淤泥会灌入它的地基,直到它埋于地下。

生活在上面的将是些什么动物就不得而知了。野牛早就灭绝了;在没有人类的世界中,再没有精心的牛仔来驱赶山狗和山狮,取代了野牛的家畜牛便不可能活得太久。索诺拉叉角羚是更新世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种娇小迅速的羚羊亚种,也是美洲最后的羚羊,他们会在离这儿不远的沙漠中濒临灭绝。剩下的叉角羚能否在山狗将其全部吞食之前进行繁衍、补充数量?这个值得怀疑,但并非全无可能。

保罗·马丁从图马莫克山下来,开着小敞蓬卡车往西走,穿过布满了仙人掌的小路,驶入下面的沙漠盆地。他眼前的山地曾是北美洲最后的野生动物的避难所,生活着美洲虎、大角羊、领西猯——这在当地被称为“杰弗黎那”。前不久,著名的观光景点——亚利桑那-索诺拉沙漠博物馆在此举办大型活标本展出。这个博物馆其实是一个精致的、以自然景观为屏障的动物园。

马丁的目的地离这里有几英里的路程,但并不是个狭小精致的空间。国际野生动物博物馆的建立,旨在在非洲重现一个法国外国志愿军堡垒。该博物馆陈列了已故的富翁猎人C. J. 麦克埃尔罗尔的藏品,此人至今仍保持着许多项世界纪录。藏品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山绵羊——蒙古盘羊,还有在墨西哥锡那罗亚州捕获的最大的美洲虎。这里的特殊藏品中有一只白犀牛,这是泰迪·罗斯福总统1909年非洲之旅时射杀的六百头动物中的一头。

麦克埃尔罗尔在图森有个庄园,其中一间专门用于陈列战利品。他一生沉迷于射杀大型哺乳动物,这间房间摆放的全是剥制而成的战利品标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便是对这间2500平方英尺的陈列室的如实再现。当地人把它讥讽地称为“死动物博物馆”。今晚,在马丁的眼里,这个绰号恰如其分。

这次是为了推出他2005年的新作《猛犸的曙光》。观众的后方高耸的是灰熊和北极熊组成的方阵——它们永远地保持在半进攻状态。在高于墩座墙的位置,是一头成年非洲大象的头部雕饰,它长长的耳朵有如一张大三角帆。在两侧,五大洲所有长螺旋盘角的动物都在这里陈列。马丁从轮椅上站起来,慢慢审视着数百颗头颅:邦戈羚羊、林羚、薮羚、泽羚、大小两种捻角羚、大角斑羚、巨角塔尔羊、巴巴里山羊、岩羚羊、黑斑羚、瞪羚、小羚、麝牛、南非大水牛、黑毛羊、沙毛羊、长角羚羊和角马。他湿润的蓝色眼眸一直注视着这几百双玻璃制成的眼睛。

“我没法想象出一个更加贴切的场景,”他说:“来描述什么叫做种族灭绝。在我有生之年,数百万人在集中营中遭到屠杀,从欧洲纳粹的种族屠杀到达尔福尔大屠杀,足以证明我们人类确实会做出这样可怕的事情。在我五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专注于研究大型动物的大灭绝——它们的头颅不会出现在这些墙上了,它们早已消失,因为屠杀它们易如反掌。收集这些陈品的人或许刚刚走出更新世时期。”

最后他诚恳地希望他对更新世的大屠杀所做的解释能够成为一个教训,不让我们再次犯错,更不要犯毁灭性的错误。他的书也同样以此结尾。杀手绝不可能在另一个物种消失之前动起恻隐之心,可事情远比这复杂。这还因为我们有贪得无厌的本能,不知何时该住手,直到某天我们从未想过要伤害的生物因为失去了所依而被夺去了生命。我们没有必要开枪射杀,才能将燕雀从天空中消灭。一旦攫走它们的家园,断了它们的食物来源,它们就会自己坠落下来,走向死亡。

第六章 非洲悖论

起源

幸运的是,在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中,并非所有的大型哺乳动物都已灭绝。非洲整个大陆就是个博物馆,馆藏惊人。为什么它们会在我们消失之后遍布整个地球呢?它们能够取代我们在其它地方消灭了的动物吗,或者通过进化变得和那些逝去的生物一模一样?

但是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人类来自非洲,那么为什么大象、长颈鹿、犀牛和河马也在那里呢?它们为什么没有被全部杀死,为什么没有和澳大利亚94%的大型动物(其中大部分是大型有袋动物),或者美洲古生物学家所悼念的物种一个下场呢?

奥罗格塞里是路易斯·利基和玛丽·利基在1944年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工具制造点遗址。它是东非大裂谷中的一个干燥的黄色盆地,距离内罗毕1145英里。盆地的大部分掩埋在硅藻土沉积物形成的白垩(我们的泳池过滤器和猫砂使用的就是这种材质)中,它们由淡水浮游生物的外骨骼化石组成。

路易斯·利基和玛丽·利基发现,有个湖泊曾在史前时期多次注满奥罗格塞里的凹陷处,雨季就出现,旱季便消失。动物前来饮水,猎捕它们的工具制造者们也接踵而至。挖掘工作现在证实,在992000到493000年前,早期的人类便居住在湖边。直到2003年,原始人类的遗骸才被发现:史密森学会和肯尼亚国立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小颅骨。这或许来自直立人种,他们是我们最近的祖先。

我们找到的是数以千计的石手斧和切割刀。最新型的工具用于投掷目的:一端是圆形的,另一端有孔眼或双面都能使用的利刃。奥杜威峡谷类似于南方古猿的原人碰击两块石头,使其中的一块变薄变尖锐,到这个时候,石手斧和切割刀都已借助一定技巧打成薄片,而且能够一块一块地进行复制。这里的每一个地层中都含有这些石制利器,这意味着人类在奥罗格塞里进行捕获和屠杀猎物的历史至少长达五十万年。

从人类文明起源直至今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不过是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时间的百分之一,在这里,他们将植物连根拔起,向动物举起锋利的石器。随着人类技术水平的觉醒,这里肯定得有许多猎物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掠食者的需求。奥罗格塞里遗址中混杂着股骨、胫骨或骨髓,许多已被压碎。一头大象、一只河马和一群狒狒的大量遗骸周围发现了许多石器,这些石器的数量说明,整个原始人类部落依靠集体行动来捕杀猎物,然后进行肢解和分食。

如果人类真的在短短一千年的时间里屠杀了美洲更新世时期那么多的大型动物,那又是怎样做到的呢?当然,非洲有更多的人口,而且存在时间也更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非洲为什么还有如此知名的大型野生动物群落呢?奥罗格塞里被打成薄片的玄武岩、黑曜石和石英岩石刃表明,在一百万年中,原始人类有能力割开大象和河马的厚皮。那么非洲的大型哺乳动物为何没有灭绝呢?

因为在这儿,人类和大型动物一起得到了进化。美洲、澳洲、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地区的食草动物毫无防范,全然不知突然到来的人类有多么危险,与此不同的是,非洲的动物随着人类数量的增长也在不断调整。与掠食者相伴的动物懂得如何保持警惕之心,朝着避免被猎杀的方向不断进化。与众多饥饿的邻居为伴,非洲的动物已经学会如何群集而动,使掠食者难以孤立和捕获单只动物;它们还懂得,在其它同伴吃草的时候,总得有几只担当起侦察危险的职责。斑马的条纹会让狮子头晕目眩,在一片混乱中产生视觉错觉。斑马、牛羚和鸵鸟在广阔的大草原上组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前者出色的听力、中者灵敏的嗅觉和后者锐利的视觉结合到了一起。

当然,如果这种防御每次都能奏效,那么掠食者便会走向灭亡。这是一种平衡:短跑角逐中,猎豹能逮住瞪羚;长跑比赛中,猎豹则不是瞪羚的对手了。生存的诀窍在于:避免成为他人的盘中餐,以争取足够的时间繁殖后代;或者通过频繁繁殖来确保后代中的一些总能够存活下来。鉴于此,狮子等食肉动物能够捕获的总是些老弱病残。早期的人类也是那么做的;或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和土狼一样,做着些更为简单的事情:打扫更熟练的猎手吃剩下来的腐肉。

但是,当有些东西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现代人不断发育的大脑想出来一些发明创造,挑战着食草动物的防御策略:比如说,紧密的动物群实际上增加了投掷手斧命中目标的概率。事实上,许多在奥罗格塞里遗址中发现的物种现已灭绝,包括有角的长颈鹿、大狒狒、长牙向下弯曲的大象,还有一种河马,它们的体形比起今天的河马来显得更为壮硕。然而,我们不清楚到底是不是人类把它们赶上了灭绝的道路。

这毕竟是更新世的中期。这个时期中,冰川期和间冰期交替出现了17次,全球气温忽上忽下,没有结冰的大地要么水深,要么火热。地壳在冰川重量的不断变化下时而收缩,时而松弛。东非大裂谷变宽,火山爆发,其中有座火山周期性的爆发将奥罗格塞里掩埋于灰烬之中。从事奥罗格塞里地层研究两年之后,史密森学会的考古学家里克·保茨发现:有些典型的植物和动物在气候和地质的剧变中坚强地存活下来。

我们人类便是其中的一种。图尔卡纳湖是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边境上的一个裂谷湖泊。里克·保茨记录下大量祖先的遗骸,他意识到,每当气候和环境条件变得反复无常的时候,早期现代人的数量都会增加,最终取代了更早的原始人类。适应能力决定了谁最适合生存,一种生物的灭绝往往伴随另一种生物的进化。在非洲,大型动物和我们一样,幸运地进化出了各自更能适应环境的物种。

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件幸事,因为要想勾勒出我们之前的世界——这是我们了解世界在我们离开后会如何变化的一个基础——非洲是我们最完整的、活生生的基因库,其中还包括某些物种的整个家族和捕获至其它地方的动物。有些动物确实是从其它地区迁徙而来的:在塞伦盖提国家公园,当北美人站在旅游吉普车敞开的遮阳篷顶中游览,巨大的斑马群让他们眼花缭乱,他们所看到的正是从亚洲和格陵兰-欧洲大陆桥迁居而来的美洲斑马的后代,不过现在,它们在自己的大陆上已经再也看不到了。(直到大灭绝之后12500年,哥伦布才再次引进马属动物;在此之前,美洲大陆上繁衍生息的马或许是长着条纹的。)

如果非洲的动物通过进化学会了如何避开人类掠食者,这种平衡怎会因为人类的消失而遭到破坏呢?在一个没有我们的世界中,会不会有些大型动物已经十分适应于人类的存在,导致有些潜在的依赖或共生现象会随着人类的离去而消失呢?

肯尼亚中部又高又冷的阿布岱尔沼泽让人类定居者望而却步,虽说人们肯定长途跋涉来过这里。这里是四条河流的发源地,分别朝着四个方向、沿着玄武岩悬崖和纵深的沟壑,给下面的非洲大地提供灌溉。古拉瀑布在将近一千英尺的山脉中蜿蜒,渐渐隐没于迷雾和树一般高大的蕨类植物中。

在这片大型动物的土地上,这里算得上是个大型植物群落的高山沼泽。除了些蔷薇木比较矮小,其余都高于林木线,两座13000英尺的山峰在赤道南面形成了裂谷的东墙,而植被则覆盖了两峰之间的山凹。这里没有树木,但巨大的石南属植物长到了六十英尺高,坠下了苔藓做成的帘幕。山梗莱织成的地被长成了八十英尺高的圆柱,即使是千里光(通常情况下不过是野草而已)也高达三十英尺高,顶端长出了卷心芽,生长在密密的草丛中。

爬出裂谷的早期现代人的后代最终成为肯尼亚高地的基库尤人部落。难怪他们会认为这里便是“奈”(神灵)的住所。除了风吹过莎草和鹡鸰摆尾时发出的沙沙声,这里如圣地般静谧。两岸点缀着紫苑的小溪悄无声息得流过柔软的山丘草地,充沛的雨水使溪流看起来若似漂浮。大角斑羚是非洲最大的羚羊,它们高达七英尺,重达1500磅,螺旋的羊角足有一码长,数量正逐日减少。它们在这些严寒的高地寻找避难所。沼泽地对于大多数动物而言都太高了,但非洲水羚生活在这里,还有狮子——它们躲在蕨类植物林中的水源边,等待着伏击水羚的机会。

大象时而出现,小象跟在身后。母象踏过紫色的苜蓿,踩碎高大的贯叶连翘灌木,寻觅她每日必需的400磅草料。阿布岱尔以东五十英里,穿过一个平坦的山谷,大象群就散布在肯尼亚山17000英尺高的山峰的雪线附近。比起它们的亲戚长毛猛犸,非洲象的适应能力要强得多,通过它们的粪便,我们发现它们的踪迹从肯尼亚山或严寒的阿布岱尔一直往下延续到肯尼亚桑布罗沙漠,海拔落差达到两英里之多。今天,喧嚣的人类文明切断了三处之间的通道。生活在阿布岱尔、肯尼亚山和桑布罗沙漠的象群几十年来未曾彼此碰面。

在沼泽下面,一千英尺长的竹林将阿布岱尔山地包围起来,这里是另一种靠条纹作掩护的濒危动物邦戈羚羊的避难所。密布的竹林阻挡了土狼和蟒蛇,螺旋盘角的邦戈羚羊唯一的天敌是阿布岱尔独有的一种动物:罕见的黑豹。阿布岱尔繁茂的雨林也是黑色薮猫和一种黑色的非洲金猫的家园。

这是肯尼亚剩下的最为原始的区域之一,樟脑树、雪松、变叶木、藤本和兰科植物郁郁葱葱,12000磅的大象可以轻轻松松藏匿其中。最为濒危的非洲生物黑犀牛也在这里安身。1970年,肯尼亚的黑犀牛数量还有20000头,现在只剩下400头左右,其它遭偷猎而死——所谓的药学功效使它们的牛角在东方国家可以卖到每支25000美元;在也门,牛角被制成庆典仪式上用的匕首柄。阿布岱尔地区估测出的七十头便是剩下的野生黑犀牛的数量了。

人类也在这里藏身。殖民时期,水资源丰富的阿布岱尔火山坡属于英国茶叶和咖啡的种植者,他们在种植园中养殖牛羊。农耕的基库尤人被迫成为小块耕地的佃农,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劳作。1953年,在阿布岱尔森林的掩护下,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基库尤人游击组织靠野生的无花果和英国人在阿布岱尔河流中养殖的棕色斑点鲑鱼为生,恐吓袭击白人地主——这就是历史上的矛矛党人起义。女皇从英国搬来了军队,轰炸了阿布岱尔和肯尼亚山。成千上万的肯尼亚人死于非命。阵亡的英国人只有100人,到了1963年,谈判签订的休战协定带来了多数决定原则,这就是后来的肯尼亚独立。

如今,阿布岱尔成了个国家公园——这是人类与大自然斗争后签订的并无什么约束力的协议。这里是稀有的巨型森林猪、最小的羚羊(长耳大野兔大小的岛羚)、金翼太阳鸟、银颊噪犀鸟、红冠蕉鹃和大蓝蕉鹃的避难港。黑白髯猴的容貌颇似佛教僧侣,它栖息于这片原始森林中。森林向下铺展,覆盖了整个阿巴德瑞斜坡……

……直到人们拉起一圈电线围栏。现在,200公里长、600伏特高压的镀锌电线把肯尼亚最大的蓄水区包围起来。电网埋在地下的部分有三英尺,地面以上的部分高达七英尺,电热柱把狒狒、黑长尾猴和长着环纹尾巴的麝猫香隔离在外面。带电的拱门能够让车辆顺利通行,但车辆般大小的大象却无法穿越晃晃悠悠的电线。

这是一道将人和动物分隔开来的围栏。围栏的两边有着非洲最为肥沃的土壤,上面是热带雨林,下面种植着玉米、大豆、韭葱、甘蓝、烟草和茶叶。多年以来,围栏两侧都遭到入侵者的袭击。夜晚,大象、犀牛和猴子潜入其中,将庄稼连根拔起。基库尤人的数量在增长,他们悄悄进入海拔更高的山上,把三百年树龄的雪松和针叶树砍倒。到了2000年,阿布岱尔的三分之一被夷为平地。为了让树木保持原位,让足够的水份通过树叶的蒸腾作用循环到阿布岱尔河中,让水流经内罗毕这样饥渴的城市,让水力发电的涡轮保持转动,让裂谷湖泊不消失,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

因此就有了世界上最长的带电路障。不过在那个时候,阿布岱尔国家公园还有其它水问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肯尼亚超过以色列成为欧洲最大的扦插花卉的供应商,甚至超过咖啡成为它主要的出口收入,于是阿布岱尔国家公园的周围建起了一条新的排水沟,玫瑰和康乃馨就种植在这里。不过即使爱花之人不复存在,这笔芳香的财富依然会继续繁殖下去。

和人类一样,花中三分之二是水份。所以,一家典型的花卉出口商每年运到欧洲的水量等于一个两万人的城镇的用水需求。在干旱的时节,有生产指标的花卉工厂把虹吸管插入纳瓦沙湖——这里位于阿布岱尔的下游,两岸长满了纸莎草,是淡水鸟和河马的栖息地。除了湖水,他们还吸走了整整一个世代的鱼卵。注入湖泊的却是些化学物质,有了它们,玫瑰花在运往巴黎的途中才不会凋谢。

但是纳瓦沙湖看起来并不太漂亮。消耗溶解氧的水葫芦在花房沥滤出来的磷肥和硝酯钯的营养中长得铺天盖地。水葫芦是南美洲多年生草本植物,作为盆栽引入到非洲。随着湖面水位的下降,水葫芦长到了岸上,占据了纸莎草的生存空间。河马的腐尸揭开了美丽花卉的秘密:DDt12和狄氏剂(毒性是DDt的四十倍)——这些在一些国家的市场上被严禁使用的杀虫剂使肯尼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玫瑰出口国。人类、甚至是动物和玫瑰都消失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狄氏剂中含有的相当稳定的人造分子将依然存在。

没有什么围栏能限制阿布岱尔的动物,即使是600伏特的带电围栏也不例外。它们要么大量繁殖,破除障碍,要么就随着基因库的衰退而消亡,直到某个病毒将整个种群吞噬。但是如果第一个灭绝的是人类,那么带电的围栏也就不再能够发挥作用了。狒狒和大象会在附近基库尤人的耕地上享受谷物和蔬菜的饕餮大餐。只有咖啡还有存活的一线希望;野生动物对咖啡因不会太有兴趣,埃塞俄比亚来的咖啡种十分适应肯尼亚中部的火山灰,已经完全本土化了。

风会撕裂花房的聚乙烯覆膜,聚合物分子在赤道紫外线的照射下变得十分脆弱。紫外线和花卉产业最常用的熏蒸剂——溴化甲烷是臭氧层最大的杀手。适应了化学养料的玫瑰和康乃馨无法再存活,不过水葫芦将会笑到最后。阿布岱尔森林将潮水般涌入毫无防范作用的围栏,收回耕地,漫过下面古老的殖民遗迹——阿布岱尔乡村俱乐部,它的草坪目前由生活在这里的疣猪负责修整。从肯尼亚山到桑布罗沙漠,这一路上森林唯一的障碍是大英帝国的幽灵——桉树林。

在无数获得自由、大量繁殖的生物中,桉树、臭椿和野葛会在我们远离之后成为侵吞土地的罪魁。为了推动蒸汽机车,英国人往往从他们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引进生长迅速的桉树,以取代生长缓慢热带硬木林。我们用于咳嗽药制造和家具表面消毒的芳香物族化合物桉树油之所以能够杀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毒性,因而它也能对其它植物造成不利。很少有昆虫生活在桉树旁边;因为没有什么可吃的,也很少有鸟类在此筑巢。

桉树需要大量的水,因而它们生活在靠近水源的地方,比如说在狭长的耕地灌渠边,它们构成了一道高高的灌木树篱。没有人类,他们只好迁往荒芜的地方,风会将它们的种子播撒下山。最终的结果会是,非洲大自然的伐木工人——大象,会开辟出一条重返肯尼亚山的通道,把英国最后的幽灵永远地驱逐出这片土地。

我们之后的非洲

在一个没有人类的非洲,象群在赤道地区漫走,穿过桑布罗,走过萨赫勒荒漠草原13,它们或许发现撒哈拉沙漠在往北后退,因为造成沙漠化问题的先遣队山羊已经沦为狮子的猎物。也有可能,它们会正面迎上撒哈拉沙漠,因为气温升高是人类遗留的祸害,大气中碳元素含量的升高会加速沙漠化的进程。撒哈拉沙漠近期为何以惊人的速度扩张(某些区域达到了2-3英里/每年),其原因可归结于天时。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非极地沙漠在六千年以前还是绿色的热带草原。鳄鱼和河马在撒哈拉的河流中打滚嬉戏。随后地球的轨道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调整。倾斜的地轴往垂直方向偏过了半度,这个幅度使地球的雨云减少。这一点还不足以使草场变为沙丘。巧的是,在这个气候阶段,时值人类的发展,于是干旱的灌木丛也遭到破坏。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北美洲的智人已经从用矛狩猎进化到种植中东的谷物和养殖牲畜。他们带着自己的财产骑上美洲蹄类动物的温顺后代——骆驼。它们的同胞在家乡的大型动物大屠杀中灭绝,但幸运的是,它们在那之前已经迁居他地。

骆驼吃草;草需要水。庄稼的种植带来了人类的繁荣,但它们也需要水。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牲畜、牧场、田野和水——不过一切都不是时候。没人知道雨云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人类以为气候会还原成原先的样子,一切都会重新生长出来,于是,人类和它们的牲畜走得更远,导致了过度放牧。

可事实上,气候并没有还原。它们消耗得越多,向天空中蒸腾的水份就越少,雨水也就越少。结果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撒哈拉沙漠。只不过它当时要小一些。过了二十世纪,非洲人类和牲畜的数量逐年递升,气温也一样。这使得撒哈拉以南的萨赫勒地区国家濒临沙漠化的危险。

再往南,赤道地区的非洲人已经放牧了几千年,狩猎的时间更为长久,但事实上,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存在互惠的关系:当和肯尼亚的马阿塞人一样的牧人在草原和水池边放牧的时候,他们的利矛让狮子望而却步,羚羊便紧跟其后,以获得人类掠食者的保护。斑马也跟着羚羊而来。游牧民族不再吃那么多的肉类,而是小心翼翼地从牛的颈静脉中放血和止血,学会了靠牲畜的奶和血生活。只有当干旱袭来,牲畜饲料减少之时,他们才又开始狩猎,或者与生活在灌木中的部落交换猎物。

后来人类自身成为了猎物——或者说,商品,从此人类、植物群落和动物群落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和同胞黑猩猩一样,我们也经常为了领土和配偶发生血战。但是随着奴隶制度的兴起,我们竟然沦为可供出口的东西。

今天,我们仍可以在肯尼亚东南部一个被称为“册佛”的灌木丛生的乡间看到奴隶制度在非洲留下的痕迹。这是个阴森古怪的地方,熔岩流、平顶刺槐、没药树和猴面包树在这里生长。因为册佛的舌蝇不适合于人类放牧牛羊,这里就成为瓦阿塔丛林民族的狩猎地。它们的猎物有大象、长颈鹿、南非大水牛、各种瞪羚、大耳岩羚和另外一种长有条纹的羚羊——捻角羚,它们的角酷似螺旋拔塞器,竟长达六英尺。

东非黑奴的目的地并非美洲,而是阿拉伯半岛。在十九世纪中期,肯尼亚沿海的蒙巴萨岛是贩卖人口的海运码头,也是阿拉伯奴隶贩子靠着枪火从中非村落中捕获而来的“商品”的中转站。一队队的奴隶光着脚从裂谷往山下走,押送他们的是骑在驴背上、持有武器的奴隶贩子。当他们走到册佛,气温升高了,舌蝇蜂拥而来。幸存下来的奴隶贩子、射手和奴隶朝着一小片名为“姿玛泉区”的绿洲走去。这里有自流泉,水龟和河马在这里生活;每天有5000万加仑的水从三十英里以外的火山带往上涌,使水池中的蓄水保持清洁。奴隶运输队会在这里逗留好几天,向瓦阿塔的弓箭狩猎者购买所需物资。他们一路押送奴隶,一路射杀遇到的大象。随着象牙需求的增长,其价格超过了奴隶,而奴隶的主要价值也转移到了象牙搬运上。

姿玛泉区的附近,水再次露出地表,形成了通往大海的册佛河。沿路是金鸡纳树和棕榈树的阴凉树荫,这条道路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但为此付出的代价通常是疟疾。豺狼和土狼尾随在队伍的后面,册佛的狮子也因吞食落在后面的奄奄一息的奴隶而出了名。

直到十九世纪末期英国人停止贩卖奴隶为止,成千上万的人和大象死在这条连接中部平原和蒙巴萨岛拍卖市场之间的“象牙-奴隶之路”上。这条道路被封闭之后,蒙巴萨岛和维多利亚湖(尼罗河的一个源头)之间开始修建铁路,这对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至关重要。册佛饥饿的狮子有时会跳上火车困住铁路工人,终因吃人而举世闻名。它们的胃口成为传说和电影的素材,但里面鲜有提及它们如此饥饿的原因是猎物的匮乏:为满足奴隶队伍的食物需求,这一千年来,这里的猎物被赶尽杀绝。

随着奴隶制度的废除和铁路建设的竣工,册佛成为一个被人遗弃的空旷乡村。没有了人类,野生动物便慢慢回来了。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再次带着武器来到这里。英国和德国原先同意共同瓜分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但到了1914-1918年间,两国在非洲开战,战争的原因比两国在欧洲掀起的战事更为阴暗和肮脏。坦噶尼喀湖来的德国殖民军队几次三番轰炸了英国蒙巴萨岛到维多利亚湖沿线的铁路。双方在册佛河边的棕榈和金鸡纳树林中交战,靠丛林动物的肉为生,死于疟疾的士兵的数量不亚于死在枪口下的,可是子弹给野生动物带来了致命的灾难。

于是,册佛再次变得空无一人。人类离开后,册佛又一次成为动物的栖息地。长满了黄色果实的砂纸树覆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成为狒狒家族的家园。1948年,女皇声明册佛对于人类已无利用价值,这条人类历史上最为繁忙的贸易线路于是被宣布为保护区。二十年之后,册佛地区的大象数量达到了45000头,成为非洲最大的大象保护区。不过,这不会长久的。

随着白色的飞机缓缓起飞,这个世界上最不协调的景观在机翼下呈现。下面辽阔的热带草原是奈洛比国家公园,大角斑羚、汤姆逊瞪羚、南非大水牛、狷羚、鸵鸟、白腹鸨、长颈鹿和狮子挤在一起生活,背后是高楼大厦的厚重墙体。这栋灰色的都市化大楼的身后是世界上最大、最穷的贫民窟。奈洛比的历史和这条铁路一样长,它最初是作为蒙巴萨岛和维多利亚之间的补给站而建造起来的。它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城市之一,也很可能将会是第一个消失的城市,因为在这里,即便是新的建筑也已迅速开裂。奈洛比国家公园在城市的另一端,没有围栏。飞机越过公园没有任何标记的界限,穿过点缀着牵牛花树的灰色平原。只要穿过这里,羚羊、斑马和犀牛便能沿着一条通道随雨水迁徙。近来,玉米地、花卉农场、桉树种植园和设有围栏、私人水井的高大住宅将这条通道越挤越窄。所有这一切或许会将肯尼亚最为古老的国家公园转变为一个野生生物的岛屿。这条通道未受保护;奈洛比国家公园外围的住宅变得炙手可热,在飞机驾驶员大卫·威斯腾看来,最英明的抉择是政府买单,使住宅居民同意让动物在他们的地盘上穿行。他也参与了协商工作,但却不抱希望。每个人都害怕大象会踩烂他们的花园,或者招来更糟糕的麻烦。

统计大象的数量是大卫·威斯腾今天的任务——他从事这项工作已将近三十年。他在坦桑尼亚长大,是英国一个知名的狩猎者的儿子,孩提时代就经常跟随他携带枪支的父亲徒步行走好几天,却不见其他人的踪影。他这辈子就射杀了一只动物;奄奄一息的疣猪的眼神浇灭了他对狩猎的所有激情。他的父亲死于象牙之下,后来母亲带着她的孩子搬到了相对安全的伦敦。大卫在大学学习动物学,随后回到了非洲。

朝奈洛比的东南方向飞行一小时,乞力马扎罗山便在眼前,它那不断融化的雪顶仿佛是烈日下滴落下来的奶油膏。山前,青翠的沼泽突然出现在一片碱性盆地中,火山的斜坡上流淌下来的泉水注入到沼泽中。这里是安博塞利,非洲面积最小、物种最丰富的公园之一,对于那些想拍摄乞力马扎罗山前象群剪影的游客们而言,这可是不容错过的地点。以前,只有在旱季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因为野生动物会在这个时节涌入安博塞利的沼泽绿洲,靠香蒲和莎草为生。可是现在,它们常年呆在这里了。“大象不应该是定居动物,”威斯腾路过几十头大象时这样喃喃地说。不远处是一池泥巴满身的河马。

从上往下俯瞰,环绕公园的平原看起来仿佛得了大孢子感染症。这其实是肯尼亚的民族文化村:这些泥巴和粪便堆积起来的环状小屋属于马阿塞的牧人,有些还在使用,有些已被废弃,重归泥土。每个院子中央草绿色的小块土地是游牧民族马阿塞人带着牲畜和家人迁往下一片牧场之前,夜间圈养牲畜的地方,以避免掠食者的袭击。

随着马阿塞人的离开,象群来到这里。撒哈拉干旱后人类第一次把牲畜从北非高原上带下来,并发展出一种表现大象和牲畜的舞蹈。牛羊啃光了热带草原之后,灌木丛林侵入到这里。没过多久,它们就长得十分高大了,成为大象的美食——它们用象牙扯下树皮吃,推倒树木以享用口感较嫩的树叶,把这夷为平地之后,新长出来的将是一片草地。

当时的大卫·威斯腾还是个研究生,他坐在安博塞利的一个山顶上,统计马阿塞牧人领来吃草的牛,此时象群正迈着沉重的步伐从另一个方向过来吃草。尽管他后来先后担任了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主任、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中心负责人和非赢利性的非洲动物保护中心的创始人,但是他为牛群、大象和人统计数量的工作从未间断过。非洲动物保护中心的工作是通过让人类融入野生动植物环境的方式(而不是将人类与野生动植物环境隔离的方式)来保护这些环境;我们人类曾经就是生活在这其中的。

飞机下降300英尺后,他开始做顺时针盘旋,以30度的斜角转弯。他记录下一圈粪便和灰泥砌成的小屋——每个妻子住一所小屋:有些富有的马阿塞人能娶上十个妻子。他计算出大致的居住人口,在他的植被地图上标出77头牛。从飞机上看,马阿塞牧人看起来好像是绿色平原上的一滴血液:他们个高、自然、皮肤黝黑,穿着传统的红格子花呢披肩——说到传统,这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当时的苏格兰传教士在这里分发格子呢毛毯,马阿塞牧人发现这种材料非常暖和,而且在他们放牧的几周内,携带上路也十分轻薄。

“游牧民族,”威斯腾压过飞机引擎的声音说道:“已经成为迁徙物种的代名词。他们的行为习惯与羚羊十分相似。”和羚羊一样,马阿塞人在雨季把牛群带到短草草原上,雨季停止之后再把它们带回到水池边。一年之中,阿博塞利的马阿塞人平均要换8个住所。威斯腾深信,人类的这种行为在理论上有利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野生生物。

“他们放牧牛群,把林地留给象群。大象又及时地开辟出草地。你总能有草地、森林和灌木丛林的组合。这便是热带草原多样性的全部秘密所在。如果你只有森林或草地,或许就只能养活适合森林生活的物种或适合草地生活的生物。”

1999年,威斯腾驾车穿越南亚利桑那州,去考察克洛维斯人13000年前消灭当地猛犸的遗址。途中,他向古生态学家、更新世“射杀过度”理论的创始人保罗·马丁描述了这个现象。从那个年代开始,美国的西南部便不再有大型食草动物。人类总是焚烧牡豆灌木丛。马丁指着农场主租出的土地上长出的杂乱无章的牡豆问道:“你觉得象群可以在这里栖息吗?”

这时大卫·威斯腾笑了。但马丁又接着说下去:“非洲象该如何在这片沙漠中生存?它们能不能爬上崎岖的花岗岩山脉寻找水源呢?亚洲象的血缘与猛犸更为接近,它们会不会生活得更好一些?”

“比起用推土机和除草剂来铲除牡豆灌木丛,现在的方法当然要好些,”威斯腾同意这个观点:“让象群来干这样的事情要便宜和简单得多了,它们的粪便还有利于草种的生长。”

“没错,”马丁说:“猛犸和乳齿象就是这么干的。”

“是啊,”威斯腾回答说:“如果原先的物种消失了,为什么不用后继的物种来取代呢?”从那时起,保罗·马丁就一直在劝说人们让象群回归北美洲。

然而与马阿塞人不同的是,美国的农场主并非游牧民族,它们不会定期腾出地方给象群栖息。不过马阿塞人和它们的牲畜也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定居。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外围一圈圈过度放牧造成的贫瘠土地证实了这个结果。大卫·威斯腾浅色头发、皮肤白皙,当他用斯瓦希里语与七英尺高、皮肤黝黑的马阿塞人交谈的时候,人种间的差异在长期起来形成的互敬互重中消解。土地的划分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共同敌人。随着开发商和竞争关系的部落移民竖起围栏和标界的时候,马阿塞人没有任何选择了,他们只能寻找一块自己的地盘,定居下来。威斯腾说,人类消失之后,人类重塑非洲的格局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抹去。

“这是个极端化的情况。如果你把象群赶入公园内,你在园外放牧,那么就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里面,所有的树木都会消失,草地会长出来;外面呢,会变成浓密的灌木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象群学会了如何呆在安全的地方。不知不觉中,它们竟步入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贫富碰撞中:一方是越发贫穷的非洲,肯尼亚的出生率达到全球第一;另一方是亚洲经济的腾飞,刺激了对远东奢侈品的无限渴求。这其中也包括象牙,人们对它的强烈贪欲甚至超过了几世纪以来对奴隶的渴求。

随着原先20美元/千克的价格增长了10倍,象牙偷猎者涌入册佛这样的地方,于是满山遍野都是拔走了象牙的大象尸体。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非洲130万头大象已有超过半数死亡。肯尼亚境内现在还有19000头,它们栖息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等保护区内。国际象牙禁令和“格杀勿论”的命令让偷猎者有所收敛,但对动物的屠杀从未根除,尤其是保护区外借着保护庄稼和人的幌子残杀大象的行为。

如今,安博塞利沼泽地边上的金鸡纳刺槐消失不见了,河马和犀牛之类的厚皮动物把它们吞食一空。随着公园慢慢变成没有树木的平原,瞪羚和长角羚羊这样的沙漠生物取代了长颈鹿、捻角羚和薮羚等食草动物。这种极度的干旱是人类一手造成的,冰川时期的非洲也是这样——居住地缩小了,生物纷纷躲进绿洲中避难。非洲的大型动物逃过了那场劫难,但大卫·威斯腾害怕它们这次难逃一劫——它们被困在孤岛般的保护区中,在庞大的人类居住区、划成小块的土地、枯竭的草原、工厂和农场上艰难求生。几千年来,迁移的人们与它们如影随形:游牧民族和他们的牲畜取其所需,继续前行,新长出来的植物比从前更为茂盛。但是现在,人类的迁移要永远结束了。定居人轻轻跃过了这个环节。现在,食物自己朝人类跑来,与此相同的还有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奢侈品和其它消费品。

除了无人居住的南极洲,只有非洲未曾遭受大范围的野生动物灭绝。“但是不断发展的农业和人口数量,”威斯腾对此表示担忧,说道:“意味着我们或许将看到这种灭绝的场面。”在非洲,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形成的平衡已经遭到破坏,我们无法再进行控制:太多的人口,太多的牲畜,太多的大象被太多的偷猎者赶入到太狭小的空间中。大卫·威斯腾得知非洲还有一些地区仍保持着从前的模样,在人类统治它们之前,大象完全能在这些地区繁衍生息。这是大卫唯一的精神安慰了。

他认为,在没有人类的世界中,非洲这个最古老的人类发源地,也许将回归最纯洁的原始状态。因为如此之多的野生动物靠草为生,因此非洲是外来植物未能逃出远郊公园而在野外泛滥的唯一大陆。不过,没有了人类的非洲会经历一些重大的变化。

从前,北非的牛群是野生的。“但是和人类生活了几千年之后,”威斯腾说:“它们的胃进化得像个巨大的发酵池,白天要吃下不计其数的草料,因为它们没法在夜间进食。所以现在,它们并不敏捷。如果放任不管,它们便会遭到攻击,沦为上等的牛肉。”

它们数量众多。现在,牛群占据了非洲热带草原生态系统的大半壁江山。没有马阿塞人的长矛来保护它们,它们便会成为狮子和土狼的饕餮大餐。它们消失后,草原的数量至少会翻两番。威斯腾用手遮住阳光,倚在吉普车上,考虑着新的数量意味着什么。“150万头羚羊吃草的速度和牛群相当。你会看到,羚羊和大象之间的遭遇会越来越频繁。马阿塞人说,‘牛群植树,象群种草。’它们会扮演起这样的角色。”

至于没有人类的象群会怎样,“达尔文估计非洲有1000万头大象。事实上,这个数字与人类展开象牙贸易之前的大象数量十分接近。”他转而注视着安博塞利沼泽地中玩水的母象说:“现在,我们只剩下50万头了。”

人类消失后,大象的数量将增加二十倍,无可争议地成为植被种类丰富的非洲大地上的主要物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南美和北美,13000年以来,只有昆虫才会啃食树皮和灌木。猛犸灭绝之后,若不是农场主的铲地,牧场主的焚烧,农民砍树作燃料,或开发商的威胁,这里本该能长成一片巨大的森林。没有了人类,美洲的森林将成长壮大,等待着大型食草动物来享用它们的营养。

3.危险的碑文

帕托亚斯·欧莱·桑提安随着父亲养的牛群在安博塞利西面漫游,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常听到这个故事。卡西·库奈是个头发灰白的老人,他和三个妻子住在马阿塞玛拉的民族文化村,桑提安现在在那里工作。库奈又把这个故事讲了一遍,也桑提安则怀着崇敬之心侧耳聆听。

“刚开始的时候,神灵赐予我们狩猎者。但后来动物迁居到了遥远的地方,没法再狩猎了。于是马阿塞人向神灵祈祷一种不会迁居的动物,神灵说要等七天。”

库奈拿出一条兽皮绑带,一端朝向天空,摆出从上而下的天梯的模样。“牛群从天而降,每个人都在说‘快看呐!我们的神灵实在仁慈,他赐予我们如此美丽的动物。它有奶水、漂亮的牛角和斑斓的色彩。不像羚羊和水牛,浑身上下只有一种颜色。’”

就在这时,故事发生了转折,变得不令人愉快起来。马阿塞人宣布所有的牛群都属于他们,将丛林的狩猎者驱逐出了住所。当他们向神灵祈求他们自己的牛群时,神灵拒绝了,不过赐给他们弓和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依然在森林中狩猎,而不像我们马阿塞牧人的原因了。”

库奈笑了,露出牙齿,他细长的眼睛在午后的烈日下微微发红。锥形的青铜耳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使他的耳垂微微下坠。他解释说,马阿塞人发现了如何焚烧树木,来为他们的牲畜开辟出草原,同时也能消灭带有疟疾病菌的蚊子。桑提安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如果人类只是猎杀动物和采集果实,与其它动物就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被神灵选中成为牧人,对动物享有神圣的支配权,神的恩赐也与日俱增。

但是桑提安也知道,问题在于马阿塞人并未维持现状。

即便是白人殖民者夺取了那么多的牧地,游牧的生活也照样能继续。但马阿塞的男人至少娶三个妻子,每个妻子生五六个孩子,她大致需要100头牛才能维持生计。这个数字还在增长。桑提安年轻时,他目睹了圆圆的文化村住宅变成了锁孔形,因为马阿塞人添加了小麦和玉米的种植区,开始定居下来照顾作物。一旦他们成为农业民族,一切都将改变。

帕托亚斯·欧莱·桑提安是马阿塞人实现现代生活方式后的一代人,他有机会进行学习,精通科学,懂得法语和英语,是个博物学者。26岁时,他获得了肯尼亚野生动物园专业导游协会的银质证书,这是最高级别的证书,获此证书的非洲人不过十来个而已。坦桑尼亚塞伦盖提平原在肯尼亚的延伸叫做马阿塞玛拉公园,公园里不仅有动物专门的保护区,也有动植物混合保护区,马阿塞人、他们的牲畜和野生动物可以像以前一样在这里一起生活。桑提安在这儿找到了工作,居住下来。长满红色野燕麦的马阿塞玛拉平原上点缀着沙漠枣椰子树和平顶刺槐,和非洲其它热带草原一样繁茂。不过,这里最多的食草动物是家畜牛。

桑提安经常把皮靴系在他长长的腿上,爬上玛拉地区最高的山峰——基尔列奥尼山。这里依然保持着原始风味,猎豹把黑斑羚的尸体悬挂在树枝上,以备饿时享用。从山顶俯视,桑提安能望见六十英里以南的坦桑尼亚,还有塞伦盖提辽阔的绿色海洋。六月,低鸣的羚羊群绕着圈子奔跑,不久之后,它们便集合起来进行大迁徙,如洪水一般向北涌过边境。它们得趟水过河,而蠢蠢欲动的鳄鱼则在水里安心等待着它们的年度大餐,狮子和在金合欢树中打盹的猎豹只要翻个身就能大开杀界。

塞伦盖提草原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马阿塞人的伤疤处:1951年,方圆50万平方公里被夷为平地,因为这里要兴建一个智人主题公园,来迎合看着好莱坞电影长大的游客们认为非洲是原始荒野的谬见。但是现在,桑提安这样的马阿塞博物学者却为此感到欣慰:塞伦盖提拥有肥沃的火山灰,利于草原的生长,是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基因库。如果道路顺畅,这里的物种有朝一日可能会散布到世界其它区域。尽管塞伦盖提草原广袤无垠,但博物学者还是担忧,如果它成为围栏圈住的农场,会不会无法养育数量惊人的瞪羚,更不用说大象了。

这里没有足够的降雨将热带草原变成可以耕作的农田。可这并没能停止马阿塞人的繁衍。帕托亚斯·欧莱·桑提安目前只娶了一名妻子,他不想再娶了。他刚结束传统的武士训练就娶了努克夸,她是他孩童时代的女友。她或许将成为这段婚姻关系中的唯一妻子,而没有其他女伴的陪伴——对此她感到惊愕。

“我是个博物学者,”他向她解释说:“如果所有的野生环境都消失,我就不得不开始种田。”马阿塞人认为农耕比起放牧牛群来并不那么高贵,因为他们是被神灵选出进行放牧生活的人。他们甚至不愿意为埋藏尸体而破开草皮。

努克夸能理解这点。但她毕竟还是个马阿塞的女人。最后他俩妥协,娶两个妻子。但她还是想要六个孩子。他希望只要四个,因为第二个妻子肯定也要生孩子的。

库奈自言自语地说,只有一件让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或许会在动物灭绝之前减缓人类繁衍的速度。他称之为“世界末日”。“只要时机到来,艾滋病将消灭人类。动物会重新夺回大地的统治权。”

艾滋病对于定居的部落而言是个噩梦,马阿塞人暂时还未面临这个问题,但桑提安认为不久之后噩梦便会开始。从前,马阿塞人带着牲畜、握着长矛步行穿过热带草原。现在,有些族人到了镇上,和娼妓发生关系,回来时便开始传播艾滋病。更糟糕的是卡车司机,他们一周出现两次,为马阿塞人购买的敞蓬小货车、小轮摩托车和拖拉机运输汽油。甚至是年轻的女孩也受到了感染。

马阿塞人的地盘以外,比如在海拔较高的维多利亚湖,塞伦盖提的动物每年都迁徙,咖啡种植者因患上艾滋病再没力气精心照料它们,于是改种易于照料的作物,比如香蕉,或者就砍树制造木炭。咖啡树现在成了野生植物,高达15英尺。桑提安听人们说,因为艾滋病无药可治,他们现在再也不去管它,还是照样生孩子。所以孤儿们携带着病毒,住在没有成人的村庄里。

没有人居住的住宅倒塌下来。泥巴为身、粪便为顶的棚屋正在融化,剩下的只是砖块和混凝土浇铸了一半的房屋——商人用开货车做运输生意挣来的钱建造这样的房屋。之后他们就染了病,把钱财给了草药医生和他们的女人。没有人恢复健康,因此半拉子工程也再也没能接着做下去。草药医生拿了所有的钱财,然后也患了这病。最终,商人、他们的女人和医生都相继死去,钱财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是没有屋顶的房屋,刺槐从中生长出来,受到感染的孩子为了活命而卖身,最终也难逃夭折的命运。

“艾滋病正在杀死整整一代的未来领导者,”桑提安在那个下午这样回答库奈,但是老人觉得,如果动物将成为大地的主人,有没有未来领导者都无关紧要了。

太阳沿着塞伦盖提草原东升西落,将天空染得一片绚烂。太阳落下地平线之后,深蓝的暮色笼罩在这片热带草原上。这天的余温还在基尔列奥尼山的这头飘摇,渐渐湮没于黄昏之中。随之而来的寒冷气流夹杂着狒狒的锐声尖叫。桑提安把他红黄相间的大方格披肩裹得更紧了。

难道艾滋病是动物最后的复仇吗?如果真是这样,黑猩猩——我们中非洞穴中的同胞,便是人类毁灭的共犯。能感染大多数人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与黑猩猩携带的猿免疫缺损病毒息息相关,但它不会使黑猩猩得病。(不太常见的hIV-II病毒与坦桑尼亚极为罕见的白眉猴身上携带的一种病毒极为相似。)人类或许是因为食用丛林动物而得到传染。我们与最近的灵长类亲戚只有百分之四的基因有所不同,传播到我们身上之后,这种病毒发生了变异,能够致人于死地。

难道说迁居草原使我们在生理上变得脆弱了吗?桑提安能识别出这个生态系统中所有的哺乳动物、鸟类、爬虫、树木、蜘蛛、大多数的花、肉眼能看见的昆虫和药用植物,但他没法知道遗传学上的细微差异——所有人都在寻求艾滋病的疫苗。答案或许在我们的大脑中,因为脑容量是人类与黑猩猩、倭黑猩猩最大的区别所在。

突然,从下面飘来另一声狒狒的尖叫。它们可能是在骚扰把黑斑羚尸体挂在树上的猎豹。有趣的是,雄性狒狒懂得如何在合力驱逐猎豹之前就中止争夺首把交椅的争斗。狒狒的大脑是智人之后的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大的,也是除人类以外唯一能够在森林面积缩小之后适应草原生活的灵长类动物。

如果热带草原上数量最多的有蹄类动物——牛消失的话,羚羊便会取而代之。如果人类消失了,狒狒会取代我们的位置吗?难道说因为我们抢先一步离开了树林,使它们大脑机能的发展在全新世时期受到了压抑?如果我们不再挡着它们发展的道路,它们的智力潜能会不会突然释放,于是突飞猛进地进化,最终占据这个空旷世界的每一条缝隙呢?

桑提安站起来,伸展了一下腰肢。一轮新月从赤道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两端弯弯翘起,等着银色的金星在其中停留。南十字星座、银河和麦哲伦星云呈现在夜空中。空气中弥漫着紫罗兰的气息。桑提安听见上方传来林鸮的叫声,这和他童年时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直到后来围绕文化村住宅的森林被改造为小麦的种植地后,这个声音才渐渐消失。假如人类的作物能回复成林地和草地,假如狒狒取代了我们的位置,它们会甘心生活在纯粹的自然美景中吗?

或者,因为力量的不断膨胀,它们会不会产生好奇心和自我陶醉,最终也将它们自身和这个星球置于毁灭的边缘呢?

第七章 土崩瓦解

1976年的夏季,艾伦·凯文德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瓦罗沙的康斯坦莎旅馆两年以来一直无人居住,现在更名重新开张了。电工活的需求很大——问他有没有时间?

这十分意外。瓦罗沙是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东岸的度假胜地,两年前的战争让这个国家分崩离析,于是这里成为禁区。联合国插手斡旋出一个毫无章法的休战协定之前,土耳其塞浦路斯人和希腊塞浦路斯人之间的这场战争实际只打了一个月。对立的双方军队在所有停火的地方都划出一块被称为“绿线”的无人区。在其首都尼科西亚,“绿线”像醉鬼一般在满是弹痕的大街和房屋间游走。在肉搏战的狭窄街道上,敌对双方在阳台上刺刀相向,这里划出的无人区只不过十英尺宽。在乡下则能长达五英里。联合国负责巡逻的狭长地带杂草丛生,是野兔和鹌鹑的栖息地,现在土耳其人住在其北,希腊人住在其南。

197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瓦罗沙的大部分建筑还不满两年。步入法马古斯塔深水港以南的一片新月形沙地,是一个立有城墙的城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后来希腊塞浦路斯人将这里开发成旅游度假村。到了1972年,瓦罗沙金沙滩沿岸立起的旅馆大楼连绵三英里之长,与之配套的设施还有一栋栋商场、餐馆、电影院、度假平房和员工住宅。度假村选址于岛屿的东岸,气候宜人,风平浪静。唯一的缺憾在于,几乎所有的海滨高楼在建造时都考虑尽可能贴近海岸。后来他们才意识到,一到正午,旅馆高楼的影子便会遮避整个沙滩。不过已经为时过晚。

事实上,人们并没有担忧太久。1974年的夏天,战争拉开了序幕,一个月之后停战了,瓦罗沙的希腊塞浦路斯人发现他们花巨资建造的度假村竟然在“绿线”以南土耳其人的地盘上。他们和瓦罗沙的居民不得不逃往岛南属于希腊人的区域。

多山的塞浦路斯大小和美国康涅狄格州差不多,位于一片平静而碧绿的大海中,周围几个国家的人血缘相通却常年敌视对方。希腊人大约四千年前来到了塞浦路斯,后来亚述人、腓尼基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和威尼斯人相继占领过这里。1570年,土耳其帝国成为了这里的统治者。到了二十世纪,土耳其移民的数量接近全岛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土耳其帝国不复存在,塞浦路斯于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岛上的希腊人是东正教信徒,在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掀起过几次起义,他们并不欢迎英国人的统治,于是叫嚣着要与希腊统一。土耳其塞浦路斯人是穆斯林,人数上处于劣势,他们提出了抗议。敌对和愤怒持续了几十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爆发出几次血腥冲突。1960年双方妥协,于是便有了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共享统治权。

但是从那时起,种族仇恨便成为一种习惯;希腊人残杀土耳其人的家族,土耳其人也采取疯狂的报复。希腊的军事行动引发了岛上的政变,美国中央情报局十分欣赏希腊新上台的反共领导人,于是帮了不少大忙。战争持续时间不长,双方都指控对方残杀平民。希腊人把高射炮端上了瓦罗沙的海滨大厦楼顶,于是土耳其人用美国的幻影战斗机进行轰炸,瓦罗沙的希腊人只好逃命去了。

艾伦·凯文德是名英国电机工程师,两年前的1972年,他来到这个岛上。他一直在中东工作,为伦敦的一家公司效力。当他看到塞浦路斯的时候,便决定留下来。除了炎热的七八月份,岛上的气候都很宜人。他在北海岸定居下来,山上黄色的石灰岩构成了村落,这里的村民依靠收获橄榄树和角豆树为生,他们是从凯里尼亚的海港买来这些树木的。

战争打响了,他决定等它结束。他认为战争结束后他的专业技术会有用武之地。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他没想到旅馆会给他打电话。希腊人放弃瓦罗沙以后,土耳其人觉得与其让那些擅自占用土地的人捡了便宜,不如在商榷永久和解的谈判桌上把这么漂亮的度假村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他们在度假村的周围竖起一道金属防护网,沙滩上也拉过一条带刺的铁丝网,土耳其士兵在这里看守,警告其他人离开的告示也张贴起来。

一个古老的土耳其机构拥有瓦罗沙最北端的旅馆,两年之后,它要求重新粉刷、开张营业。这是个合情合理的想法,凯文德能理解这点。这个四层的旅馆大楼更名为“棕榈沙滩”,它离海岸线比较远,所以它的露台和沙滩在整个下午都能晒到太阳。隔壁那家曾被希腊人用来放置机关枪的旅馆在土耳其人的空袭轰炸中倒塌。当艾伦·凯文德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他发现除了这家旅馆成了一堆乱石以外,其它地方看起来都未遭到什么破坏。

人类遗弃这里的速度之快叫他震惊。这家旅馆1974年的八月还在进行登记和接待的,然后营业就突然停止了。房间的钥匙被人扔在前台上,现在还是老样子。面向大海的窗户是开着的,风里带着的沙子在旅馆的大厅里形成小小的沙丘。花已经在花瓶中枯萎;土耳其小咖啡杯和早餐餐碟被老鼠舔得干干净净,至今仍在餐布上。

他的任务是让空调系统重新运作起来。但这个常规性的工作却很难办。南部的希属岛屿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成为合法的塞浦路斯政府,但北部土耳其人建立的国家则只受到土耳其的认可。因为没有办法获得配件,坚守瓦罗沙的土耳其军方作出了这样的安排:凯文德可以从其它空着的旅馆中悄悄拆下他需要的任何配件。

他在这个被人遗弃的城镇中闲逛。在瓦罗沙生活或工作的人大概有两万。沥青和人行道已经开裂;他看到野草从废弃的街道中生长出来,并不感到有什么好奇怪的,但他没想到树木也从那里长出来。澳大利亚金合欢树是一种生长迅速的刺槐属植物,旅馆用它们来美化景观,可它们现在竟在马路当中崛起,有些差不多有三英尺高了。攀爬墙体的观赏性肉质植物从旅馆的花园中蜿蜒而出,穿过马路,攀爬上树干。商场中的纪念品和晒黑露依然那么陈列着;一家丰田汽车经销商展出的是1974年的花冠和赛利卡。凯文德看到,土耳其空军轰炸后的冲击波震碎了商场厚厚的玻璃。时尚服装专卖店的人体模特只剩下半件衣服,进口的衣料成了褴褛破布,随风飘舞,它们身后的衣架上挂满了时装,但积了厚厚一层灰。婴儿车上的帆布也一样破烂不堪——他没想到人类留下那么多东西。甚至还有自行车。

空无一人的旅馆用的是蜂窝结构门面,十层楼朝向海景阳台的玻璃移门都已经破碎——它们现在被暴露在自然环境中,成了鸽子的栖身之所。豆角鼠在客房中安营扎寨,靠从前美化瓦罗沙景观的柑桔林里的雅法橙和柠檬为生。希腊教堂的钟楼上溅上了斑斑血迹,粘上了蝙蝠的粪便。

沙子吹过大街,盖在地板上,像一层层被褥。起初让他最为惊讶的是,这里总的说来竟然没有什么不好的气味,除了旅馆游泳池正散发出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恶臭——大多数游泳池已被抽干,但还是冒着臭气,就好像装满了尸体的味道。周围是翻倒在地的桌椅、撕破的沙滩遮阳伞和破玻璃杯,它们都诉说着一场中途突然出了大乱子的狂欢会。把这些统统收拾干净可得花不少钱。

半年来,他一边拆卸一边重装空调、洗衣机和烘干机,还有全是烤箱、烤架、电冰箱和冷藏柜的厨房,可寂静无声的环境让他不堪忍受。他对妻子说,这甚至对他的听力造成了伤害。战争开始前一年,他在镇南的英国海军基地工作,经常能让她住在旅馆享受一下沙滩风景。他来接她时,总会有支舞蹈乐队为德国和英国的游客表演节目。现在,乐队没了,剩下的只有大海的波涛不再如往昔平静。风吹过开着的窗户,发出阵阵哀鸣。鸽子的咕咕声变得震耳欲聋。听不到人声在墙面上的反弹,竟不禁感到身心疲惫。他倾听着土耳其士兵的声音,他们按照上级的命令向前来抢劫的人开枪。他不知道巡逻的士兵中有几个人知道他呆在这里是得到了批准的,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他机会来证明这点。

这似乎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很少看到警卫人员。他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想进入这么一个坟墓一般的地方。

当麦丁·穆尼尔看到瓦罗沙的时候,艾伦·凯文德在这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四年。屋顶倒塌了,树木从房屋中生长出来。穆尼尔是土耳其最为著名的报纸专栏作家,他是土耳其塞浦路斯人,曾在伊斯坦布尔接受教育,后来纷争四起的时候他回来参加战斗,可问题迟迟解决不了,于是他又回到了土耳其。1980年,他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进入瓦罗沙的新闻记者,但停留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

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还晾在晒衣绳上的破烂衣服。不过最让他大吃一惊的是,这里并非一座死城,反而生机勃勃。瓦罗沙的建造者已经不复存在,大自然便集中精力弥补了这里的空白。瓦罗沙离叙利亚和黎巴嫩只有六英里的距离,气候温暖,不存在结冰-融化的周期反复所造成的影响,不过这里的人行道还是支离破碎了。进行“弥补空白工作”的不仅有树木,竟还有花,这让穆尼尔大为惊讶。塞浦路斯仙客来纤小的种子扎入到缝隙中,生根发芽,把旁边一整块的水泥板一举而起。白色的仙客来花冠和五彩斑斓的漂亮叶子让街道上鼓起了一个个小小波浪。

“你终于明白了,”穆尼尔回到土耳其之后对读者这样写道:“什么是道教所说的‘以柔克刚’。”

又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千年的轮回,但时光依旧飞逝。以前,土耳其塞浦路斯人信心满满地认为,希腊人舍不得放弃瓦罗沙这块宝地,肯定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双方都没想到,三十几年过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竟然依旧存在,不仅希腊人统治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与其断绝了来往,世界也对它视而不见。于是,现在除了土耳其,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还是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即使是联合国维和部队也依然停留在1974年的位置,无精打采地在“绿线”巡逻,偶尔给一两辆扣押来的1974年丰田车上上蜡——它们倒还挺新。

一切都未曾改变,除了瓦罗沙——它正进入快速腐烂期。周围的围栏和带刺的铁丝网无一例外地生了锈,但除了鬼魂还有什么能保护它们呢?喝可口可乐要支付夜总会服务费,它的广告和海报悬挂在门口,至少三十年没有顾客光顾这里了,以后也不会有了。窗扉一直开着,呼呼作响,伤痕累累的窗框已经没了玻璃。剥落下来的石灰岩饰面支离破碎。大块的墙体从建筑上掉落下来,露出空空如也的房间,可里面的家具已经鬼使神差般不知去向。涂料的颜色变得很蔫了;下面的灰泥已经变成了暗哑的黄色。灰泥剥落的地方,露出了砖块状的空隙。

除了飞来飞去的鸽子,唯一还能动的东西是个叽嘎作响的风车——这是最后一个还能运作起来的风车了。有些旅馆的阳台已经断落下来,引起下面连锁的破坏;那些曾经立志成为戛纳或阿卡普尔科14的旅馆现在空无一人,窗户也掉落下来。到了这时,双方都觉得这里实在是没法维修了。所有东西都没用了。如果哪天瓦罗沙要再次迎客,那肯定需要铲平重建了。

与此同时,大自然还在继续收回它的领地。野生天竺葵和喜林芋从没有屋顶的房屋中生长出来,推倒了外墙。凤凰木、楝树、木槿丛、夹竹桃和西番莲在隐蔽的角落生根发芽,室内和室外已无任何区别。房屋消失在红紫色的九重葛丛中。蜥蜴和马蹄鞭蛇在野芦笋、仙人掌果和六英尺高的野草中迅速穿过。地上铺满了柠檬草,空气中带着一丝它的甜味。夜晚,海滩渐渐暗下来,没有人在这里洗月光浴了,只剩赤蠵龟和绿海龟在沙滩上缓缓爬行。

*

塞浦路斯岛的形状像个煮锅,长长的手柄向叙利亚的沙滩延伸过去。锅底部分被两条平行的、东西方向的山脉横贯而过,山脉间是辽阔的中部盆地,“绿线”的两边各有一个山脊。阿列颇15和科西嘉的松树、橡树和雪松曾经长得满山遍野。柏树和刺桧林覆盖了两条山脉之间的中央平原。橄榄、杏树和豆角树在面朝大海的贫瘠山坡上生长。在更新世的末期,身材与牛、俾格米河马、农场上的猪差不多大小的欧洲矮象在这些林木中漫步。塞浦路斯是从海洋中升起的岛屿,与周围三片大陆都不相连接,这些物种显然是渡海而来。一万年以后,人类也来到这里。至少有一个考古遗址能够证明,智人猎手将最后的俾格米河马杀死后煮熟了吃。

亚述、腓尼基和罗马的船舶制造者都很喜欢塞浦路斯的林木;在十字军东征的途中,大多数森林都被砍伐,制成了“狮心王”理查德的战舰。那时,山羊的数量十分惊人,平原上寸木不生。二十世纪,人们引进了日本金松,企图恢复这里树木繁茂的景象。然而,旷日持久的干旱之后,山脉北部几乎所有的日本金松和剩下的本土林木在1995年一道闪电带来的灾难中化为灰烬。

新闻记者麦丁·穆尼尔实在是伤心,不愿意再从伊斯坦布尔回到他一片灰烬的出生地,后来一个土耳其塞浦路斯园艺家海克麦特·乌鲁珊说服了他——他总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穆尼尔再一次看到野花让塞浦路斯的大地有了新的容颜:烧焦了的山坡上覆盖着深红色的罂粟花。乌鲁珊告诉他,有些罂粟的种子已经存活了一千多年,它们一直等待着大火把树林烧为灰烬后尽情绽放。

拉普塔村俯视着北部的海岸线。海克麦特·乌鲁珊在村里种植无花果、仙客来、仙人掌和葡萄,还虔诚地照料着塞浦路斯全国上下最为古老的一棵桑树。自从年轻时被迫离开南方之后,他的小胡子、下巴上的短尖髯和剩下的一簇头发就逐渐开始花白了,他的父亲在这里曾有一片葡萄园,还养着些绵羊,种着杏树、橄榄树和柠檬树。在这场纷争悄悄将岛屿一分为二之前,二十代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一直在山谷中共同生活。随后邻居们就突然被乱棍打死。他们看到一个土耳其老妇的碎尸——她之前是在放羊,这头咩咩叫的动物仍系在她的腰间。这太残酷了,但与此同时土耳其人也在屠杀希腊人。两个部族之间的仇恨和仇杀并不比黑猩猩相互残杀的欲望来得更难以解释、更为复杂:事实上,我们人类假装自己的文明模式超越了动物,但这不过是徒劳的自欺欺人。

从自己的花园往下望出去,海克麦特能看到凯里尼亚的港口,七世纪的拜占庭城堡建造在罗马要塞的遗址上,它守卫着这个港口。十字军战士和威尼斯人随后占领了此处;后来又来了土耳其帝国,再是英国人,现在又一次轮到了土耳其人。如今这个城堡成了个博物馆,里面藏着世界上最为珍贵的遗产——1965年发现的一艘完整的希腊商船,它沉没于距离凯里尼亚一英里的海中。沉没时,船上装满了磨石和成百上千个陶瓮,里面装的葡萄酒、橄榄和杏树果。沉重的货物使它迅速下沉,水流将它埋于淤泥之下。船上装载的杏树果很有可能是遇难的几天前在塞浦路斯采摘下来的。根据碳元素测年法,这艘船大约是在2300年前沉没的。

因为避免了与氧气的接触,阿列颇松树做的船体和栋木都完好无损,不过它们还是得注入聚乙烯树脂,以防接触空气后开裂。造船者使用的是铜制的钉子,塞浦路斯曾经盛产金属铜,它们不会生锈。保存得同样完好的是铅制的钓鱼坠子和陶瓮,陶瓮多样的款式表明它们来自爱琴海的港口。

城堡十英尺厚的墙体和弯曲的塔楼用的都是石灰岩,它们是从周围的悬崖上开采过来的,塞浦路斯还处于地中海之中的那个时期沉积下来的小化石也在石灰岩中。然而,岛屿一分为二之后,凯里尼亚码头的城堡和精美的石制仓库被泛滥成灾的休闲娱乐场所遮挡,赌博、不健全的货币流通法律成为这个不被认可的国家唯一的经济出路。

海克麦特·乌鲁珊沿着塞浦路斯的北海岸往东,驶过另外三个天然石灰岩建成的城堡,城堡下凹凸不平的山体与狭窄的小路平行而立。海峡和海角俯瞰着黄玉色的地中海,这里有石屋村落的遗迹,其中有些已有六千年的历史。直到最近,人们依然能看到它们的露台、半埋的墙壁和防波堤。然而,从2003年起,另一次外来入侵摧毁了这个岛屿的面貌。“唯一的安慰,”乌鲁珊说,“是这次入侵并不算长。”

这一次的入侵者可不是十字军,而是上了年纪的英国人想寻找一块靠中产阶级的退休金就能买得起的、温暖的养老场所。狂热的开发商发现塞浦路斯北部这个不被认可的国家里,竟然还留有利比亚以北最后一块便宜、未被人类破坏的临海地皮,于是人们随意添加了土地利用的分区编号。推土机突然间铲倒了山坡上有五百多年树龄的橄榄树。红瓦屋顶的浪潮不久之后便席卷了整个大地,建筑的平面图被重复克隆成浇铸的混凝土。钱款刚一到位,房产公司就涌向海滩竖起了英语的广告牌,“地产”、“山间别墅”、“海滨别墅”和“豪华别墅”等字眼被添加到古老的地中海地名之后。

40000-100000英镑(75000-185000美元)的价格激起一阵买房热。尽管希腊塞浦路斯人依然声称拥有大部分的土地,但这种名义上的纠纷在钱的诱惑下显得微不足道了。北塞浦路斯一个环保机构抗议在这里兴建高尔夫球场,它提醒人们注意:现在只好用大塑料袋从土耳其进口水资源了;这里的垃圾场已经满了;没有污水处理结构意味着会有五倍之多的污水被倾倒到透明纯净的大海中……但是抗议根本无济于事。

每个月都有更多的蒸汽挖土机像饥饿的雷龙一般大口吞噬着海岸线,橄榄树和豆角树被吐出来,扔在凯里尼亚以东三十英里处的柏油路上,这条马路还在不断拓宽,看不出任何停止的迹象。海岸上,满目可见的都是英语,建筑物上也尴尬地贴上了英语标牌。一个接一个的标牌划清了彼此的地盘,英语名字似乎能增加建筑的可信度一样,但事实上海滨别墅的质量是每况愈下:水泥不靠粉刷,而是涂抹一层草草了事;屋顶的陶瓷瓦片是破烂的人工聚合物制成的假冒伪劣产品;檐口和窗户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仿石雕。海克麦特·乌鲁珊看到光秃秃、没了墙面的镇公所构架前有一堆传统黄瓦,此时他意识到,有人剥下桥梁上的石制饰面,卖给承包商。

建筑构架底部的四方石灰岩看起来有几分眼熟。过了没多久,他就认出来了。“和瓦罗沙太相似了。”房屋才完工了一半,周围满是建筑用的碎石,不禁令人想起一半已化为废墟的瓦罗沙。

房屋的质量还在下降。每块广告牌都在大肆吹嘘北塞浦路斯充满阳光的梦幻家园,广告牌接近底部的地方有个告示:工程担保期是十年。如果开发商真如传言所说,用沙滩上的沙子拌作水泥的时候懒得去冲洗其中含有的海盐,那么恐怕这房子也就能撑十年。

过了新开发的高尔夫球场,道路终于狭窄下来。穿过那些被人剥走了石灰岩饰面的单车道小桥,走过一条长满了桃金娘和粉色兰花的小峡谷,小路通向了卡帕斯半岛——它细细长长,一直向东延伸到黎凡特16地区。空无一人的希腊教堂在半岛上排列开来,教堂内部已经毁坏,但并未坍塌,见证着石制建筑的坚韧不拔。石制建筑最能体现定居人类与游牧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之间的区别,后者的用泥巴和树木枝条建起的临时棚屋,寿命不会长过一季一生的野草。我们离开以后,石制建筑将百世永存。现代的建筑材料保持不了多少时间,随着它们的腐烂分解,世界渐渐抹去了人类的印痕,又将退回到石器时代。

峰回路转后,景观便有所不同起来。地球引力牵引着旧墙下的土层,于是这里又变回了小山丘。岛屿最终将成为长满喜盐灌木和阿月浑子树的沙丘。而沙滩呢,也将被母海龟的肚皮推得平平整整。

一棵枝繁叶茂的日本金松矗立在小小的石灰岩山顶上。岩石表层的阴影部分原来是洞穴。再近一点,低矮的拱形门廊那柔和的弧线透露出曾遭开凿的痕迹。这个风吹雨打的小岛,距离隔海相望的土耳其还不到四十英里,到叙利亚也只有六十英里。塞浦路斯开始了它的石器时代。人类抵达这个岛屿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知的最老建筑——一座石塔正从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耶利哥17缓缓升起。尽管相比之下塞浦路斯的住宅有些原始,但它依旧标志着人类历史上巨大的进步——虽说在此之前的四万年,东南亚的亚洲人就已经抵达了澳大利亚:船员们去那地平线以外、海岸线上无法眺及的世界中冒险,终于发现眼前等待着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洞穴很浅,也许只有二十英尺深,却十分暖和,这有点让人惊讶。沉积墙上的雕刻令木炭熏黑的壁炉、两张凳子和卧榻都显得颇有风味。第二间房间比第一间稍小,几乎是方形的,门口的拱廊竟也是直角的。

南非的南方古猿遗骸表明,人类一百多万年之前就开始居住在洞穴中了。在法国萧维的一个断崖岩穴中,克鲁马努人32000年前就生活在洞穴中,他们还创造出人类第一个艺术画廊——画的是他们寻觅的欧洲大型动物,或者是他们渴望精神上与之交流的神秘力量。

这里没有这样的史前遗物:塞浦路斯的第一批居民是奋勇的先驱,他们对审美的追求还是以后的事情。他们的尸骨埋于地下。当我们的楼房和耶利哥古塔早已沦为沙子和土壤的时候,我们曾经藏身的洞穴、我们第一次懂得了“墙”这个概念的洞穴——包括他们对艺术的渴求——都会留存下来。在没有我们的世界中,它们会静静等待未来的居住者。

第八章 残存

1.天与地的震颤

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曾是个东正教教堂,用的是大理石材质,表面覆盖的是马赛克的镶饰。我们很难看出,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它巨大的穹隆结构。它的直径长达100英尺,比起古罗马万神殿的圆顶只是稍微小了一点,不过它却要高得多了。它的设计颇有创意,底部的拱形窗户柱廊分担了大穹隆的重量,让它看起来似在漂浮。径直向上凝望,头顶上方185英尺处的镀金圆顶实在难以让人不担惊受怕,旁观者一方面对这个奇迹将信将疑,另一方面又有那么点儿头晕目眩。

在一千年的时间中,加强的内墙、额外的半穹隆结构、飞拱、穹隅和巨大的装饰墩进一步分担了穹隆的重量,土耳其土木工程师麦特·索安森认为,就算是大地震也难以撼动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教堂竣工于公元537年,二十年之后,教堂的第一个穹隆就是在一次地震中摧毁的。这场灾祸使人们开始了加固的工程;尽管如此,地震还是把教堂(1453年成为了清真寺)严重损坏了两次,直到土耳其帝国最伟大的建筑师米玛·思南于十六世纪将其修复。土耳其帝国时期在教堂外部加上的精美尖塔总有一天会坍塌下来,但即使在没有人类的世界中,即使没有泥瓦匠再来定期重嵌圣索菲亚的灰泥,索安森还是认为它和伊斯坦布尔其它古老而伟大的石工大厦必能完好地进入未来的地质时期。

有点儿遗憾的是,对于这个自己出生的城市,他却不再多说什么。这并非因为这个城市一成不变。在历史上,伊斯坦布尔原先被称为君士坦丁堡,更早的时候名叫拜占庭城,这个城市的政权几经换手,难以想象还有什么能给它带来巨大的变化,摧毁就更不可能了。但是麦特·索安森深信,不管人类在不在,前者业已发生,而后者也已步步逼近。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唯一的区别将是:再也没有谁来捡起伊斯坦布尔的碎片了。

索安森博士是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结构工程系的教授,他于1952年首次离开土耳其到美国接受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此时的伊斯坦布尔只有100万人口。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数字变为了1500万。他认为,从土耳其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这个过程中,这一点比起之前宗教信仰的变化——从信奉特尔斐神谕到罗马文明,再到拜占庭的东正教,再到十字军带来的天主教,最后到穆斯林——是个大得多的转变。

索安森博士以一名工程师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变化。尽管先前的强大文明给自己立起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和附近的蓝色清真寺这样雄伟的纪念碑,但人口的增长在建筑上的表现便是一百多万幢多层的楼房同时挤入伊斯坦布尔狭窄的街道中——他说这是注定要让人折寿的房屋。2005年,索安森和他组建的国际建筑学与地震学专家小组警告土耳其政府,三十年的时间内,城市东部的北安纳托利亚断层将会悄悄发生运动。地震若发生,至少五万幢公寓会坍塌下来。

他依然在等待回应,尽管他觉得人们可能不相信专家认为终要发生的事情。1985年九月,美国政府匆匆忙忙把索安森调回墨西哥城,分析它的大使馆为何能经受得住使将近一千幢大楼轰然倒塌的8.1级地震。这个结构经过强化的大使馆大楼在地震中完好无损,他就在地震前一年检测过它。然而改革大道和其附近的街道上,许多高耸的办公楼、公寓和酒店都已经倒塌了。

这种地震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实为罕见。“不过这场地震基本只影响到市区。但是墨西哥城所发生的一切根本无法与伊斯坦布尔将要发生的灾祸相提并论。”

这两场灾难,一个在过去,一个在未来,却不无相通之处:几乎所有倒塌的大厦都是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土耳其未参加这场战争,但是它的经济和其它国家一样遭受了打击。随着战后欧洲的经济腾飞,工业振兴起来,数以万计的农民涌向城市寻找工作。伊斯坦布尔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欧洲人和亚洲人填满了六七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浇铸的住宅楼。

“但是混凝土的强度,”麦特·索安森告诉土耳其政府:“只有芝加哥混凝土的十分之一。混凝土的强度和质量取决于水泥的使用量。”

当时的问题在于经济不景气,混凝土很难搞到。但是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在增长,问题也愈发严重,楼层越建越高,以容纳更多的人口。“混凝土或石制建筑的成功,”索安森解释说:“在于第一层所承受的压力。如果楼层越高,大楼也就越重。”在商场或餐馆的建筑结构的顶部擅自增加居民楼——这就是危险所在。这样的楼房大多数是开放式的商业区,没有内部支柱或承重墙,因为它们本来就只该有一层。

事后擅自增加的楼层很少能够与原有的建筑结合紧密,这一点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索安森说,更糟的是,人们为了通风或节省材料,在墙体的顶端留下一段空隙。当建筑物在地震中摇动的时候,有些墙体的支撑柱折断了。在土耳其,无数的学校里都存在这样的隐患。从加勒比到拉丁美洲,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只要是没有空调的热带地区,人们通常会靠通风的方法赶走热量。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同样的隐患也经常发现在没有空调的建筑结构中,比如说车库。

二十一世纪,超过半数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大多数人并不富裕。人们每天都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廉价钢筋混凝土:人类消失后,世界上成排的廉价建筑都将土崩瓦解,如果城市正好在某个断层的边缘,那么倒塌的速度就会更快。伊斯坦布尔狭窄、蜿蜒的街道将会被无数遇难建筑的碎石堵得水泄不通,索安森估计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在三十年内都不可能疏通,直到哪天人们把这些巨大的碎片清理干净。

当然前提是假设那里还有清洁人员。如果没有,如果伊斯坦布尔每年冬天的积雪都无人清理,那么结冰和融化的循环交替将把大多数地震碎片化为圆石和人行道上面的沙子和土壤。每场地震都会招致火灾;没有了消防人员,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土耳其帝国时期宏伟的木制楼房将和雪松一样化为灰烬,形成新的土壤。

尽管清真寺和圣索菲亚的穹隆一开始都能幸免于难,但地震波还是会松动它们的结构,结冰和融化的循环交替将使灰泥开裂,砖块和石头最后都会掉落下来。正如那距离土耳其爱琴海海岸175英里、有着四千年历史的特洛伊,伊斯坦布尔只有没了屋顶的寺庙墙壁还依然耸立——对,还竖立着,却已埋入了土中。

2.陆地

伊斯坦布尔市计划要建设的地铁系统包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下面开通一条连接欧洲和亚洲的线路。如果地铁的轨道未经过什么断层,如果伊斯坦布尔还能存在到竣工的那一天,地面上的城市消失许久后,这个系统或许还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尽管早已被人遗忘。(在地质断层附近建造的地铁,比如说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快速运输系统和纽约地铁系统,将会经历不同的命运。)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地铁系统的中心区域不断扩张,成为巨大的地下购物区,有嵌花式的墙壁、吸声天花板、电子布告栏系统和石头的拱廊——比起地上喧嚣的街道,地下算是井然有序的了。

安卡拉有地下商场;莫斯科的地铁,隧道很深,枝形吊灯装饰的、博物馆一般的地下站台,作为城市最有品味的地方而闻名遐尔;蒙特利尔地下的商场、购物中心、办公室、公寓、通到地面上老式建筑物的迷宫一般的通道——这些地下系统会成为留存时间最为持久的人造大厦,人类不复存在之后,它们依然会在这里。虽然渗漏和地表陷落最终也会影响到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地上建筑,但它们的命运总比地下建筑好一些。

这些并非是最古老的地区。距离安卡拉三小时车程的卡帕多西亚,位于土耳其中东部,字面上的意思是“优良马匹之乡”。不过这个名字必然有误:它以前肯定有个更为贴切的名字,是用某种古代语言起的,但因为发音上的混淆才有了今天这个名字,因为即使是有翼的飞马也无法窃走这片土地的特点——窃走地下的就更无从谈起了。

*

1963年,伦敦大学考古学家詹姆士·米拉特在土耳其发现了一副壁画风景画,它现在被人们视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壁画风景画。八九千年以前,这也是人类在墙面上(泥巴和砖块砌成的墙面上)绘制的最古老的作品。这副八英尺宽的二维壁画,描绘的是一座正在喷发的双锥形火山。如果离开事件发生的情境,这副图画的内容就显得毫无意义:用赭石色的潮湿石膏颜料绘制出来的火山,也可被误认作一个气囊,或者甚至是脱离了身体的双乳——若是后者,那就该是母猎豹的奶头,因为上面莫名地点上了黑色的斑点。火山看起来像被直接置于一堆盒子之上。

不过,如果从壁画的发现地来判断,它的含义是明白无误的。这座双峰火山的形状吻合东面四十英里处、10700英尺高的哈珊峰的轮廓——它位于土耳其中部高高的科尼亚平原上。此外,“盒子”指的是原始城镇的房屋,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加泰土丘:它的年龄是埃及金字塔的两倍,当时的人口就达到了一万,比同时期的耶利哥要热闹多了。

米拉特开始挖掘工作后发现,这个城市的遗址只剩下小麦和大麦田中矮矮的土墩了。他最初发现的是成百上千个黑曜石矿点,这就能解释那些黑色的斑点了,哈珊峰火山就是这种矿石的来源。不知为何,加泰土丘被人们遗弃了。“盒子”房屋中,泥巴和砖块砌成的墙面自行倒塌下来,“盒子”的矩形轮廓在腐蚀作用下有了柔和的弧度。再过九千年,弧线又该变平了。

但是在哈珊峰的另一侧的山坡上,发生过截然不同的事情。今日被称为卡帕多西亚的地区开始是一个湖泊。几百万年以来,火山频繁喷发,一层层的火山灰不断堆积到湖泊中,深达几百英尺。当这个“大锅炉”终于冷却下来的时候,这些火山灰凝结成了凝灰岩——资源丰富的岩石。

两百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大爆发掀开了熔岩层,在一万平方英里的粉状凝灰岩灰上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玄武岩硬壳。冷却坚硬后,气候变得糟糕起来。风霜雨雪都来侵袭,结冰和融化的周期循环使玄武岩硬壳发生断裂,于是水汽渗透进去,溶解了下面的凝灰岩。随着腐蚀的加剧,地表开始塌陷。剩下的是数百个灰白、细长的小尖塔,深色的玄武岩层覆盖其上。

旅游产业的推广人把它们称为“仙女塔”,这名字听起来挺悦耳,但却不是人们头脑中的第一反应。不过,这个带些神秘色彩的名字还是流传开来,因为塑造周围的凝灰岩山丘形状的不仅仅有风蚀和水蚀作用,想象力丰富的人类也参与其中。卡帕多西亚的城镇建造在地面上的部还比不上建于凝灰岩山丘中的那么多。

凝灰岩十分柔软,意志坚定的囚犯用一把勺子就能越狱。不过,接触到空气的凝灰岩会变硬,形成一层光滑的、灰泥一般的外壳。到了公元前700年,人类用铁制工具在卡帕多西亚的悬崖峭壁上挖洞,甚至把“仙女塔”也挖空了。就像草原土拨鼠喜欢在周围打洞一样,没过多久,每一块岩石的表面都被凿出了洞洞——有些能容下鸽子,有些能容下人,再有些放得进三层楼的大酒店。

墙体和山丘上凿出了不计其数的鸽子洞。建造这些鸽子洞的目的是吸引野鸽,得到它们营养丰富的粪便,不过现在城市中的人们却因为鸽粪的问题想把它们赶走。鸽子的粪便很有价值,在这里可以用来给葡萄、土豆和有名的甜杏施肥,因而许多鸽房外部雕饰的华美程度完全不逊色于卡帕多西亚的洞穴教堂。这种对鸽子的敬意在建筑上体现出来,而且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造化肥出现的时候。有了化肥,卡帕多西亚人就不再建造鸽房了。(他们现在也不再建造教堂了。土耳其帝国将土耳其人的宗教信仰改为伊斯兰之前,卡帕多西亚的高原和山腰上建有七百多座教堂。)

今天,这里最为昂贵的地产是开凿在凝灰岩中的家宅,外部饰有浅浮雕(和任何其它地方的官邸一样以吸引眼球为目的),还有与之协调的天光山色。以前的教堂都被改造成清真寺;宣礼员召唤信徒进行夜间的祷告,卡帕多西亚光滑的凝灰岩墙体和尖顶了产生共鸣,仿佛大山便是祈祷着的信徒。

在某个遥远的日子里,这些人造的山洞都会消逝,即便是那些比火山凝灰岩坚固许多的纯天然山洞也不例外。然而,在卡帕多西亚,人类留下的印记会长于其它地区,因为这里的人类不仅安身于高原的墙体中,还居住在平原之下。深深的地下。假如地球的两极发生变化,冰川层某天掠过土耳其中部,把挡路的一切人类建筑扫荡一空,这里被摧毁的也仅仅是地表而已。

没人知道卡帕多西亚究竟存在多少地下城市。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八个城市和许多小村落,但无疑还有更多。最大的一个叫做德林谷幽地下城,1965年的时候才被人发现:有天一个居民在清理洞穴的密室,他打破一面墙,竟发现后面还有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房间,这个房间之后又有一个……最后,从事洞穴研究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连接各个房间的迷宫,它至少有地下十八层那么深,距离地面有280英尺,足以容纳三万人,还有许多有待挖掘的古迹。有一条地道足以让三人并肩而行,连接了另一个六英里之外的地下城镇。其它通道表明,在某个时期,卡帕多西亚的所有地区——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都被覆盖在一张隐蔽的交通网中。许多人依然在把这些古代的地道用作地窖和储藏室。

最早的部分离地表最近,这个与河谷的形成是一个原理。有些人认为,地道最早的建造者是圣经时代的希提人18,他们为了躲避弗里吉亚强盗而挖洞躲藏到地下。穆拉德·埃尔图格鲁尔·居尔雅是卡帕多西亚内夫谢希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他赞同希提人曾在这里生活的观点,但对他们是第一批来这里生活的人则持怀疑态度。

居尔雅对自己身为本地人而感到自豪,他的胡子和土耳其精工地毯一样浓密。他曾从事阿西克力土丘的挖掘工作。阿西克力土丘是卡帕多西亚的一块小土墩,里面埋藏的人类遗迹甚至早于加泰土丘。遗址中有一万年历史的石斧和黑曜石制成的工具,能够切割凝灰岩。“这些地下城市属于史前,”他宣布道。他说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比起下面精准的矩形地面,上层的房间显得比较粗糙了。“后来出现的人类就越住越深。”

他们似乎一发不可收拾了,因为每一代文明都意识到了隐蔽的地下生活的好处。居尔雅发现,是火炬点亮了地下城市,但更多情况下用的是亚麻子油灯——这种灯也能在满足照明需求的同时保持宜人的温度。温暖可能是驱使第一批人类挖洞过冬的动力。但是随着希提人、亚述人、罗马人、波斯人、拜占庭人、塞尔柱王朝的土耳其人和基督徒相继发现这些洞穴居住区,他们进行了加宽加深的工程,主要的目的是防御。最后塞尔柱王朝的土耳其人和基督徒甚至扩展了原先的上层房间,足以把他们的马匹圈养在地下。

卡帕多西亚弥漫着凝灰岩的气息——清爽、带有黏土和薄荷的味道,这种气味在地下愈发浓烈。凝灰岩可塑性强,哪里需要灯火,哪里就能挖洞;但它又很坚韧,土耳其曾考虑,如果1990年的海湾战争战火扩大的话,可以把这些地下城市用作防空洞。

在德林谷幽地下城,马厩的地面上有牲畜饲料箱。下一层是公共厨房,九英尺高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洞,而陶制的灶头就放置在这个洞下面——通过岩石通道,人们把厨房油烟排放到两公里之外的地方,敌人也就无法判断他们的藏身之处。出于同样的原因,通风道在设计上也是歪斜的。

巨大的存储空间和数以万计的陶制瓮罐表明,千千万万的人能终日不见阳光地在地下度过好几个月。通过垂直的信息交流通道,他们可以和任何地层的人说话。地下井为他们提供了水源,地下的排水沟能防止水的泛滥。有些水流通过凝灰岩的管道流到地下葡萄酒酿造点和啤酒酿酒点——这里有凝灰岩制成的发酵池和玄武岩做成的砂轮。

在不同的地层间游走,在低矮、狭窄、迂回的楼梯上攀爬(任何入侵者都得放慢速度、一个个弯腰行进,但若入侵者真的抵达这里,那么他们很容易会被一一杀死)——这会导致幽闭恐怖症。而这些饮料,对于减轻幽闭恐怖症的症状很可能具有重要的作用。楼梯和斜坡每隔十米就有一个楼梯平台,带有石器时代的“柜门”(半吨重、从地面顶到天花板的石车)——这些柜门可以滚动起来,封闭某条通道。夹在两扇柜门之间,入侵者不久之后就会发觉,他们头顶上方的并非通风道,而是往他们身上浇热油的管道。

这个地下堡垒的再下面三层是一个有着拱状天花板的房间,凳子都面向一个演讲台——这里是个学校。再下面是好几层的住宅区域。地下的街道时而分岔时而交叉,占地好几个平方公里;住宅区沿着这些街道连成一排,其中包括为有孩子的父母设计的加宽壁橱,甚至还包括娱乐室——里面漆黑的通道转了个圈又回到原点。

再下一层是德林谷幽的地下八层,两个高顶的大房间在这里交汇起来——这里是教堂。尽管长期的潮湿使这里未能留下壁画或其它什么绘画,但是七世纪从安提克19和巴勒斯坦迁居而来的基督徒可能曾在这个教堂中祈祷,躲避阿拉伯侵略者。

这层之下是个方方正正的小房间。这曾是个临时的坟地,危险过去之前死者可以暂时存放在这里。随着德林谷幽地下城和其它地下城市被另一个新的文明所占据,这里的居民总会回到地面上,让他们自己人的尸体入土为安——只有在地上,食物才能在阳光和雨水中成长起来。

地面是他们出生与死亡的地方,但是我们消失之后的某天,他们为寻求保护而建立的地下城市将捍卫人类存在之印痕。它们将是我们曾经在此生活的最后见证。

第九章 永不消逝的聚合物

英格兰西南的普利茅斯港不再被列入不列颠群岛的景观城市,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还具备资格。1941年三四月份接连六个晚上,纳粹的狂轰乱炸毁掉了75000幢大楼,这就是历史上的“普利茅斯闪电战”。炸毁的城市中心重建之后,普利茅斯弯弯的鹅卵石小径上变成了纵横交错的现代混凝土道路,中世纪的印痕就此湮没。

但普利茅斯主要的历史还是它的海岸,普利姆河和泰马河在这里汇合,注入英吉利海峡河大西洋,形成了天然的良港。清教徒前辈移民从这里出发,将他们在美国的登陆点也称为“普利茅斯”。库克船长太平洋上的三次探险都始于这里,弗朗西斯·德雷克的环球航行也是从这里出发的。1831年12月27日,英国的“贝格尔号”在普利茅斯扬帆起航,21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当时就在这艘船上。

普利茅斯大学海洋生物学家理查德·汤普森经常在普利茅斯的古岸散步。他尤其喜欢冬天去,这时海湾的沙滩上空无一人。汤普森个子较高,穿着牛仔裤、靴子、蓝色的风衣和拉链羊毛衫。汤普森的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是帽贝和滨螺等软体动物喜欢吃的粘稠物质:硅藻、藻青菌、海藻,以及依附在水草上的小型植物。但是,人们知道汤普森并非因为他对海洋生物的研究,而是因为海洋中某种不断增长的物质——但它们从来不具有生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还是个本科生,秋天的周末他都在召集大不列颠国家海滩清理工程在利物浦的成员。那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成为他毕生的事业。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和170名队友沿着85英里长的海岸线收集出好几吨垃圾。除了那些明显是从船上掉下来的物品,比如说希腊人的提盐器和意大利人的油筒,他能从标签上看出,大多数碎片是从东面的爱尔兰漂过来的。依次下去,瑞典的海岸也堆满了英国漂来的垃圾。任何带有空气、能够浮出水面的物质似乎无一例外地受到风的差遣——在这个纬度范围内,洋流是往东的。

不过,体积较小、不太引人注意的碎片显然是受到水流的掌控了。每年汇总年度报告的时候,汤普森总是发现,普通的瓶子和汽车轮胎中越来越多的垃圾正在越变越小。于是他和另外一个学生便开始沿着海岸线收集沙子的样本。他们从看起来不太正常的东西中筛选出最小的颗粒来,然后想通过显微镜鉴别出到底是什么物质。这项工作十分棘手:他们的研究对象实在太小,没法确定它们到底来自哪个瓶子、玩具或设备。

在纽卡斯尔的研究生阶段,他并没有停止每年一度的清理工作。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开始在普利茅斯任教,系里有一台傅立叶转换红外光谱仪——这种设备能让微光束通过某种物质,然后把它的红外线光谱放到已知材料的数据库中进行比照。现在,只要他想知道,他就能知道自己观测是什么物质了。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汤普森带着一名游客来到普利姆河的海岸,这里离入海口很近。月出之后几个小时,海潮差不多涨到了两百米高,露出了平整的沙滩,上面散落着些墨角藻和海扇壳。清风拂过潮汐,山坡上发光的排排住宅仿佛微微颤动。汤普森拾起拍打着海岸的浪头留下的碎石,寻找有没有什么能够辨认出的东西:尼龙绳、注射器、没有盖子的食品塑料盒、船上的物资、聚苯乙烯包装的小碎粒,还有颜色各异、种类繁多的瓶盖子。最多的是掏耳棉签五彩缤纷的塑料柄。但还是有些样子相同却形态奇怪的小东西让人们难以识别。他抓起一把沙子,在小树枝和水草纤维中,有好几十个两毫米高的蓝绿色塑料圆柱形物体。

“它们叫做“纳豆”(塑料颗粒)。它们是生产塑料的原材料。人们把它们软化后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东西。”他走到远处,又用手掘出一捧沙。这把沙子里,这种塑料颗粒就更多了:灰蓝色的、绿色的、红色的,还有棕褐色的。他统计过,每把沙子中都含有20%的塑料,这也就是说,每把沙子中至少含有30个塑料颗粒。

“实际上,现在,你可以在所有的沙滩上看到这种物质。它们显然是有些工厂生产出来的。”

不过周围根本没有塑料制造厂。这些塑料颗粒涉水而来,在这里沉积下来,风和潮汐的共同作用使它们在这里集合。

普利茅斯大学汤普森的实验室中,研究生马克·布朗打开一个铝箔包裹的海滩物质样本,它们被包在封好的干净口袋中——这是世界其它地方的同事寄来的。他把这些样本转移到分离漏斗中,加入一种海盐浓缩液,去掉浮在上面的塑料颗粒。他滤出些他能认出的物质——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彩色棉签柄,放到显微镜下进行研究。异样的东西会再用傅立叶转换红外光谱仪检测一番。

鉴定一个样本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检测结果的三分之一是水草之类的自然纤维,另外三分之一是塑料,剩下的三分之一不知道是什么物质——也就是说,他们没法在他们的聚合体数据库中找到匹配;要么是这些颗粒在水中的时间过长,颜色已经剥落;再要么就是它们的体积太小,设备无法检测。我们的设备最小只能够分析二十微米的碎片,这比人的一根头发丝还要稍微细一些。

“这意味着我们低估了塑料的数量。实际上,我们以前并不知道它们的数量竟如此庞大。”

他们知道的是,现在的塑料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多得多。在二十世纪初期,普利茅斯海洋生物学家埃利斯岱尔·哈代开发出一种可以拖在南极探险船后面的装置,它位于水面以下十米,可以采集磷虾的样本。磷虾是一种外形酷似虾、体型和蚂蚁差不多大的无脊椎动物,地球上的许多食物链都从它们开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改进了这个装置,可以采集到更小的浮游生物。它被安上了个叶轮,来翻转一条丝制的带子,就像公共洗手间里的自动纸巾抽取机一样。丝绸从周围流过的水中滤出浮游生物。每一条丝带能够采样500海里。哈代说服英国商船在北大西洋航道中几十年如一日地拖着他的“浮游生物连续记录器”,采集到的数据价值连城,他最终也因对海洋科学的贡献被授予爵位。

他在大不列颠岛周围采集了许多样本,每一秒钟都有一个样本受到分析和研究。几十年过去了,理查德·汤普森意识到,普利茅斯一个空调仓库中存储的样本原来是个时代文物密藏容器,它记载着污染是如何与日俱增的。他列举了苏格兰南部定期进行采样的两条线路:一条往冰岛,一条往苏格兰东北部的设得兰群岛。他的组员凝视着散发防腐剂臭味的丝带卷,搜索以前留下的塑料。没必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历史中找寻,因为在此之前世界上鲜有塑料,除了用于电话和收音机的酚醛树脂——这些设备相当经用,所以至今依然未被淘汰。一次性的塑料包装当时还未问世。

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发现塑料颗粒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有所增加。到了九十年代,样本中的丙烯酸、聚酯纤维和其它人工合成的聚合物的碎片数量达到了三十年以前的三倍。尤为糟糕的是,哈代的“浮游生物记录器”是在水下十米深的地方采集到的——它们就这样悬浮在水中。可大多数塑料都能浮出水面,这就意味着他们所看到的不过是塑料的一部分而已。海洋中的塑料含量在上升,而且还出现了更小的塑料颗粒——小得足以随波逐流。

波涛和潮汐拍打着海岸线,把岩石化作沙滩。汤普森的研究小组意识到,这种缓慢的机械运动同样也对塑料奏效。只要在海浪中不断振荡,最大、最显著的物体也会慢慢变得越来越小。与此同时,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塑料能够进行生物降解,即便是已经转变为微小碎片的塑料也不例外。

“我们设想过它变得越来越小,最终被磨成粉末的样子。我们还意识到,越来越小的塑料颗粒带来的是越来越大的问题。”

可怕的故事他不仅听说过一次:海獭因为箱装啤酒的聚乙烯衬座而窒息;天鹅和海鸥死于尼龙网和钓鱼线;夏威夷的绿毛大海龟尸体中有一把袋装梳子、一根一英尺长的尼龙绳和玩具卡车轮子。他亲身经历的最糟糕的一个事情发生在研究暴风鹱的时候:暴风鹱的尸体被冲上北海的海岸,它们的腹中竟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塑料碎片,平均每只鸟腹中含有44片。这个比例的塑料如果放入人体,则差不多会达到五磅。

是不是塑料扼杀了它们的性命,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么多无法消化的塑料块会阻塞它们的肠道。汤普森认为,如果大块的塑料碎片分解成小块的颗粒,那么小型的有机生物或许会将它们吞食。他在水缸里设计了一个实验,里面有靠有机质沉淀物为生的食底泥动物海沙蠋、能从水中滤出悬浮的有机物质的藤壶,还有吞食沙滩碎石的沙蚤。在这个实验中,塑料颗粒和纤维被相应制成它们能够一口吞下的尺寸。结果它们很快就咽下这些塑料。

塑料颗粒进入到它们的肠道后,便导致了便秘。如果颗粒体积足够小,它们便能穿过这些无脊椎动物的消化管,看似毫无变化地被排泄出来。难道这说明塑料的成分十分稳定,不会对生物体造成伤害吗?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会自然分解?如果真的分解了,它们会不会释放出什么可怕的化学成分,在未来对有机体造成伤害呢?

理查德·汤普森并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因为塑料问世的时间还不够长,根本无从知道它们的寿命有多久,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的研究小组目前已经从海洋中鉴别出九种塑料,它们是不同种类的丙烯酸、尼龙、聚酯、聚乙烯、聚丙烯和聚氯乙烯。他所知道的一切便是,不用过多久,世上的一切生物都会在吞食这种物质。

“等它们变得和粉末一样细微,即使是浮游动物也会把它们吞下。”

以前,汤普森从未想过这两种微小塑料颗粒的来源。塑料袋能堵塞一切,不仅仅包括下水道,还包括海龟的食道——因为它们把它误当成水母了。我们越来越多地听说能进行生物降解的塑料袋。汤普森的研究小组做了试验。大多数只不过是把纤维素和聚合物混合在一起。纤维淀粉分解之后,数以万计、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塑料颗粒依然清晰存在。

广告中说,腐烂的有机垃圾产生的热度超过100°F的时候,有些塑料袋可以在混合肥料堆中降解。“或许它们真的可以。但那不会发生在沙滩或海水当中。”他们把塑料袋系在普利茅斯港的停泊处做了个实验,得出了上述的结论。“一年之后你还能用这个塑料袋装东西。”

他的博士学生马克·布朗在药房购物的发现就更令人义愤填膺了。布朗打开实验室橱柜最顶上的抽屉,里面是女性美容护肤用品:沐浴按摩霜、护肤磨砂膏和洗手液。有些上面贴着小店自己的标签:尼奥娃润肤露、苏提蔻去角质霜和DDF草莓杏仁去角质霜。其它是些国际品牌:强生面部眼部卸妆油、棕榄温泉、高露洁冰爽牙膏、露得清,还有克利尔。有些在美国也可以买到,有些则只限于英国。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磨砂质是你洗澡时按摩你身体的小颗粒。”他选出一支粉色的圣艾甫斯杏仁磨砂膏;标签上写着100%天然磨砂质。“这支的成分没有问题,颗粒状物质其实是磨碎的杏仁种子。”其它使用天然物质的品牌使用的是葡萄种子、粗糖或海盐。“剩下的这些,”他用手扫了一圈,说:“使用的全是塑料。”

产品的前三种成分是“超细聚乙烯颗粒”、“聚乙烯微球体”和“聚乙烯珠”。或者,仅写“聚乙烯”。

“你能相信吗?”理查德·汤普森的声音很大,弯在显微镜边上的几张脸都不约而同地抬起来看着他,但他没打算让谁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销售的塑料颗粒会直接进入排水沟、下水道、河流和海洋。等着海洋生物来吞食的微小塑料颗粒。”

塑料颗粒还被用来给船舶和飞机上的涂料抛光。想到这里,汤普森不寒而栗。“人们对带有涂料的塑料小珠去向何处感到吃惊。起风的日子很难管住它们。就算能,任何下水道都没有那么细的滤网来挡住那么细小的颗粒。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它们最终就进入到环境中。”

他对着布朗的显微镜观察一个来自芬兰的样本。它是一条单独的绿色纤维,可能来自哪种植物,后面的三股浅蓝色的丝线很可能不是植物纤维。他坐在工作台边,把自己的旅游鞋挂在实验室的凳子上。“这样想想。假设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在明天终止,突然间没人再生产塑料了。就现有的这些塑料如果不断碎裂下去,恐怕生物体以后就将一直和它们打交道了。可能得花上几千年吧,或许更久一些。”

*

从某种角度来看,塑料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塑料是种聚合物:碳和氢原子组成的单分子结构不断重复,连成一条链。石炭纪之前,蜘蛛就开始吐丝形成被我们称为“丝”的聚合物纤维,树木出现后也产生出纤维素和木质素——它们同样也是天然的聚合物。棉花和橡胶是聚合物;我们人类也长出自己的聚合物骨胶原——比如说我们的指甲。

另一种符合我们心目中“塑料”概念的、天然的、可模压的聚合物是亚洲树胶虫的分泌物,我们称之为“虫胶”。正是为了寻求虫胶的人造替代品,化学家利奥·贝克兰有一天在纽约扬克斯自己的车库中把焦碳酸——苯酚和甲醛混合在一起。在此之前,虫胶一直都是电线和线路外包的唯一材料。模压制作的结果便是酚醛塑料。贝克兰成了富翁,世界也从此有了不同的面貌。

没过多久,化学家便致力于把石油长长的烃链分子裂化成更小的分子,随后将分馏物混合,看看在贝克兰的第一块人造塑料的基础上能不能造出些别的什么塑料。添加氯后,塑料变成了更为坚固的共混聚合物,自然界中没有类似的物质,今天我们称之为“聚氯乙稀”。在这种共混聚合物形成的过程中吹入气体,能够形成坚韧的、相互连接的、被称为“聚苯乙烯”的泡沫,我们知道的一般是产品名称: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对人造丝孜孜不倦的追求导致了尼龙的诞生。单单是尼龙袜的问世就引起了服装业的革命;人们把接受塑料制品视为对现代生活的肯定,尼龙从中也发挥了一臂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的尼龙和塑料都用于军事,可人们对它们的欲望却愈发强烈。

1945年以后,产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进入到普通人的家庭:丙烯酸纺织品、树脂玻璃、聚乙烯瓶、丙烯容器和“泡沫乳胶”聚亚安酯玩具。令这个世界改观最大的要数透明包装的问世,其中包括聚氯乙烯和聚乙烯制成的粘性保鲜膜,有了这个,我们就能把食品包裹其中,保存的时间比以前更长。

十年之内,这种神奇物质的缺点便暴露无遗。《生活》杂志杜撰出一个词组,叫做“一次性社会”,尽管扔垃圾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狩猎会有吃剩的骨头,庄稼收获会有吃剩的谷壳,从那时起人类就开始扔垃圾了,之后其它生物会将接管这些“垃圾”。人造物品进入下水道,刚开始人们以为它们比起臭气熏天的有机废物来并不那么讨厌。破碎的砖块和陶器为以后的好几代人提供了建筑的原料。废弃的衣物出现在旧货商经营的二级市场上,或被循环利用,制成新的纺织品。垃圾场堆放着的破机器的零件还能再次利用,装配成新的机器。金属块经熔化可以做成全然不同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日本的海军和空军——是从美国人的废铜烂铁堆里建设起来的。

斯坦福的考古学家威廉·瑞赛致力于研究美国的垃圾问题,向负责废物管理的官员和公众解释了一个他认为存在的误区:塑料是导致全国上下满是垃圾的罪魁。瑞赛的垃圾研究项目长达几十年。在这个项目中,他的学生要对几周来积累的居民垃圾进行称重和测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的研究报告得出了与普遍观点相悖的结论:从数量上看,塑料只占掩埋垃圾的百分之二十,原因之一是它们可以比其它废物压缩得更紧密。尽管人们生产的塑料制品越来越多,但瑞赛并不认为这个比例会有所改变,因为制造苏打水瓶或一次性包装的时候,塑料被用得越来越少。

他说,垃圾掩埋场中最多的还是建筑垃圾和纸制品。他解释道,报纸在没有空气和水的地方进行掩埋是没法做到生物降解的——这点与公众的普遍认识又是大相径庭。“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能看到3000年以前的埃及纸草古本手卷的缘故了。我们从垃圾掩埋场中翻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报纸,字迹竟还相当清晰。它们能一直存在一万年。”

尽管如此,他也同意塑料是人类污染环境的表现。塑料万世永存,这让人感到很不安。塑料与报纸的差异体现在垃圾掩埋场之外:就算报纸没燃烧起来,它也会在风的作用下破碎,在阳光的照耀下开裂,在雨水的冲洗下溶解。

然而,塑料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在不收集垃圾的地方可以看得更为直观。人类从公元1000年开始就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的霍皮人印第安领地了,这是今天美国最为古老的人类居住点。霍皮人的村落主要集中在三座平顶山上,可以360?全方位地俯视周围的沙漠。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把垃圾扔在平顶山的山脚,里面既有食物残渣,也有破碎的陶瓷制品。山狗和秃鹰会接管这些食物废渣,陶器也重回泥土中。

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之前,这种模式一直都未出现什么问题。突然间,大自然再也无法自行解决人们丢弃在山边的垃圾了。霍皮人被一堆越来越高的新型垃圾所包围。只有沙漠起风的时候这些垃圾才会从视野中消失。然而,它们毕竟依然存在着,要么挂在山艾树和牡豆树的树枝上,要么戳在仙人掌的尖刺上。

霍皮平顶山的南面是12500英尺高的旧金山山峰,这里的白杨树和花旗松林是霍皮人和纳瓦霍族人的神灵居住的地方:每年冬季,神山就会披上白色的斗篷——然而,最近几年并无此景,因为很少下雪了。干旱在加剧,气温在升高。印第安人宣称,滑雪场的经营者用他们叮叮当当的机器和肮脏的钱财污染了这里这片圣洁的土地,于是他们再次遭到起诉。他们最新的亵渎行为是在滑雪道上铺上用废水制成的人造雪,这在印第安人的眼里简直等于用粪便给神灵洗脸。

旧金山山峰的东面是更加雄伟的落基山脉;落基山脉以西是马德雷山脉——它的火山顶位于海拔更高的位置。我们难以相信,这些庞大的山脉有朝一日竟会埋入大海——巨砾、岩石、山凹、山巅和峡谷概不例外。每一块巨大的隆起都会腐蚀成粉,它们所含的矿物将溶解为海水中的盐类物质,它们土壤中的营养会造就一个崭新的海洋生物年代,而之前那个生物年代则会消失在它们所产生的沉积物的下面。

不过在此之前,某种比岩石或泥沙颗粒轻得多、也更容易被海水携带的物质会抢先沉积起来。

加利福尼亚长滩的查尔斯·摩尔船长于1997年的某天驶离檀香山,他驾驭着铝制外壳的轻型帆船进入到太平洋西部的一个地区,以往他都会避开这个地方。这里有时被人称为副热带无风带,大小尺寸和德克萨斯州相差无几,位于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洋面上。船员很少来这里,因为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一个赤道热空气形成的高压气旋在缓慢旋转,风在这里只进不出。气旋下面,海水缓缓形成一个顺时针的漩涡,朝着它的低气压中心涌去。

它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北太平洋副热带气旋,不过不久之后,摩尔又得知海洋学家原来还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太平洋大垃圾场。摩尔船长迷失了方向,进入到这个漩涡里——北美几乎所有被吹到海里的垃圾最终都聚集在这里,绕着漩涡缓缓盘旋。这些工业废物越聚越多,实在令人恐惧。整整一周,摩尔和他的船员都在这片和小块陆地差不多大小的洋面上航行,海水上满是漂浮的垃圾。摩尔的船简直就像一艘铲开冰块的北极破冰船,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周围上下漂浮的是杯子、瓶盖、纠结在一起的渔网、单纤维丝、聚苯乙烯包装袋的残片、罐装饮料的手提纸箱、破气球、三明治包装薄膜的碎片和不计其数、松松垮垮的塑料袋。

就在两年前,摩尔从木质家具抛光厂退休。他一生都和海浪搏斗,头发还未开始发白,他想给自己造一艘船,住在里面,享受早早退休后充满刺激的生活。他深受水手父亲的影响,后来美国海岸警卫队批准他成为一名船长。他一开始是海洋环境监测小组的志愿者。自从他在太平洋中部遭遇到地狱般的“太平洋大垃圾场”后,他的小组就转变为现在的艾尔基塔海洋研究基地,致力于治理这半世纪以来的漂浮垃圾。他所看到的垃圾中竟有百分之九十是塑料。

得知这些塑料的来源后,摩尔就更是震惊了。197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估计,所有出海的船只每年总共要排放800万吨的塑料。现在的研究表明,光光是世界上的商船队,每天就会厚颜无耻地排放出639000个左右的塑料器皿。但是摩尔发现,商船队和海军随意丢弃的垃圾比起海岸上倾倒到海中的聚合物,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他发现,垃圾掩埋场并未充满塑料的真正原因是它们大都进入了海洋中。几年来,摩尔在北太平洋的那个漩涡进行采样,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海中央百分之八十的漂浮垃圾最初是被丢弃在陆地上的。

大风把它们吹下了垃圾车,或者吹出了垃圾掩埋场,它们有时也从铁路运输的集装箱里掉落下来,冲入暴雨下水道,顺流而下或随风而动,最终进入到这个不断扩大的漩涡中。

摩尔船长对他的乘客们说:“对于那些顺着河流进入海洋的东西,这里就是它们的归宿。”地质学者对学生说的第一句话也是这个,不过他们指的是腐蚀作用——无情的腐蚀过程把山脉碎化为盐类物质,它们体积很小,顺着雨水进入海洋,一层层沉积起来,成为遥远未来的岩石。然而,摩尔指的却是地球这50亿年的地质时代中前所未有的一种流失和沉积现象——我们今后或许会了解它吧。

穿越漩涡的第一个1000英里中,摩尔推算出每一百平方米海面上有半磅的岩屑和300万吨的的塑料。他的估算和美国海军的统计结果相吻合。这还只是他遇到的可怕数字中的第一个而已。统计的这些还只是看得见的塑料而已:更大数量的塑料碎片被海藻和藤壶腐蚀后沉入海中,这个数字就不得而知了。1998年,摩尔又来到这里,这次他带着一个和埃利斯岱尔·哈代爵士用来采集磷虾样本的装置相类似的拖网设备,并发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海水中的塑料比漂浮在海面上的更多。

事实上,数量上的差异相当悬殊:海水中的塑料是海面上的六倍。

当他在洛杉矶的河流入海口采样的时候,这个数字增加了十倍,而且每年都在递增。现在他正和普利茅斯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理查德·汤普森一起比照数据。尤其让他俩吃惊的是塑料袋和无处不在的塑料原料小球。肯尼亚每个月都生产出四千吨无法回收利用的塑料袋。

这些原料小球被称为“纳豆”,人类每年生产出的小球有5500万亿个,重达2500亿磅。摩尔不仅发现塑料已经占据世界的每个角落,还清楚地看到塑料树脂的残片已经进入了水母和樽海鞘透明的身体中——它们是海洋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滤食动物。和水鸟一样,它们把颜色鲜艳的原料小球当成鱼卵,把颜色黯淡的当成磷虾了。小球的外面包上了清洁身体的化学物质,大小正好适合小型生物,而这些小型动物又成为大型生物的饵料……大概只有上帝才会知道究竟有多少塑料颗粒被冲入了大海。

这对于海洋、生态系统和未来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塑料的历史才仅仅五十年而已。它们的化学成分或添加剂——比如说,金属铜之类的着色剂会不会一边朝食物链的上游挺进,一边聚集浓缩起来,最终影响到生物的进化呢?它们会成为化石的记录吗?

数百万年之后的地质学家会不会在海底沉积的砾岩中发现芭比娃娃的部件呢?它们是否会完好无损,可以像恐龙的骨骼一样拼凑完整呢?或者它们有没有可能腐烂呢,碳氢化合物慢慢从海王波塞顿的塑料墓地中逃出,剩下的只有而芭比娃娃和肯20已成为化石的印记,它们会永远变为石头吗?

摩尔和汤普森开始咨询材料专家。东京大学的地球化学研究家高田英冢的研究方向是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或者称为“性别扭曲剂”。一直以来,他都亲自研究从东南亚的垃圾堆逃走的到底是什么可怕物质,这是个令人厌恶的任务。现在,他正研究从日本海和东京湾拉来的一堆塑料。他在报告中说,在海洋中,“纳豆”和其它塑料碎片能和有复原能力的污染物结合在一起,比如DDt和各种多氯联苯化合物。

从1970年开始,能让塑料变得更为柔韧的、毒性极强的多氯联苯被禁用;在有害物质中,人们知道多氯化联苯因能够破坏荷尔蒙的分泌,比如说对雌雄同体的鱼类和北极熊都能造成伤害。和定时释放药效的胶囊一样,1970年之前的漂浮塑料会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向海水中释放多氯联苯。然而,高田英冢还发现,各种来源的有毒漂浮垃圾——绘图纸、车油、冷冻液、老化的荧光棒,还有通用电器公司和孟山都公司的工厂直接排放到河流中的臭名昭著的废料——已经粘在了自由漂浮垃圾的表面上。

有项研究在角嘴海雀的脂肪组织中发现了含有多氯联苯的塑料。让人震惊的是其数量之大。高田英冢和他的同事发现,鸟类吞食的塑料小球中毒素的含量比海水中的正常比例高一百万倍。

到2005年,摩尔谈到太平洋垃圾漩涡的时候,它的尺寸已达一千万平方英里——与非洲大陆的大小相当。这并非唯一的一个漩涡:世界上总共有七个主要的热带海洋气旋,它们都形成了丑陋的垃圾漩涡。二战之后,塑料从一粒小小的种子开始成长壮大,最终引爆了整个世界,而且和宇宙大爆炸一般,还在不断膨胀。即便是所有的塑料制造业都瞬间停止,这种数量和寿命都令人惊愕的物质也已经存在于环境中了。摩尔认为,塑料碎片现在已成为海面上最司空见惯的物质了。它们将存在多久呢?为了防止我们的世界最终成为塑料包裹的行星,有没有什么良性的、不那么持久的替代品可以让人类使用呢?

那个秋天,摩尔、汤普森、高田英冢和安东尼·安德瑞蒂在洛杉矶海洋塑料峰会上碰面。安德瑞蒂是北卡罗莱纳州研究三人组的资深研究员,他来自斯里兰卡——东南亚橡胶生产大国。他在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是聚合物科学,他的兴趣逐渐从橡胶转移到兴起的塑料生产加工业。他后来汇编了一本800页厚的著作《环境中的塑料》,这本书被学术界和环保主义者奉为经典。

安德瑞蒂告诉齐聚一堂的海洋科学家,对塑料的预测无非就是这两个字了:长期。他解释道,塑料给海洋带来如此持久的混乱并不是什么意外。它们的弹性、多功能性(它们能沉能浮)、在水中的隐蔽性、持久性和超强的牢固性正是渔网和钓鱼线的生产商放弃天然纤维而使用尼龙、聚乙烯之类人工合成材料的原因。时间久了,前者就会分解;但后者就算因断裂而不再具备使用价值,却依然是海洋生物的杀手。因此,几乎所有的海洋生物,包括鲸鱼,也遭到海洋中尼龙“陷阱”的威胁而陷入险境。

安德瑞蒂说,和所有的碳氢化合物一样,即便是塑料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生物降解,但是因为速度太慢,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不过,光降解的效果会好很多。”

他解释到:当碳氢化合物生物降解的时候,它们的聚合体分子会分解为组合前的原料:二氧化碳和水。当它们光降解的时候,紫外线辐射把塑料长链状的聚合体分子打碎成为较短的片断,从而减弱了它的拉力。因为塑料的牢固程度取决于连接在一起的聚合体链的长度,当紫外线将它们断开的时候,塑料也就开始分解和腐烂了。

每个人都看到过聚乙烯和其它塑料制品在阳光下发黄老化并且掉屑。塑料经常被覆上添加剂,使之更能抵御紫外线的侵蚀;另外一些添加剂则有相反的效果,使它们对紫外线更加敏感。安德瑞蒂暗示说,如果罐装饮料的手提纸箱用的是后者,那么便能拯救许多海洋生物的生命。

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塑料在水中光降解的速度相当缓慢,在陆地上,阳光照射下的塑料会吸收红外线热量,不用过多久就会比周围的空气更热。在大海中,塑料不仅受到了海水的冷却,海藻也使其免于阳光的照射。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可光降解的塑料制成的渔网真的能够分解,而不再溺死海豚,可塑料的化学特性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内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塑料就是塑料。这种材料还是聚合体。聚乙烯生物降解的过程漫长无比,很不现实。海洋环境中没有任何机制能生物降解如此之长的分子。”他最后说,即使可进行光降解的渔网真能拯救海洋哺乳动物的生命,它们粉状的残余物还是在海水中,滤食动物终会发现它们。

“除了一小部分已经烧为灰烬,”安德瑞蒂说:“我们五十年来制造的每一小片的塑料依然存在着。它们肯定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什么地方。”

半个世纪的总产量超过了10亿吨。塑料的种类成百上千,还有添加了可塑剂、遮光剂、颜料、填料、加固剂和稳定剂等数不清的新品种。每种塑料的寿命有很大的差异。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塑料消失于世。研究者曾做过实验,把聚乙烯样本放在有活细菌的环境下,调整到最佳状况,看看生物降解到底需要多少年。一年之后,降解掉的塑料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这是在控制得最好的实验室条件下得出的数据。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达到这样的结果,”安德瑞蒂说:“塑料存在的时间还不长,微生物还未进化出对付它的酶,所以它们只好降解塑料中分子量最低的部分。”这指的是已经破裂的最小聚合体链。虽然来自天然植物糖、真正可以进行生物降解的塑料已经出现,细菌做成的可降解聚酯也已问世,但是它们取代现有塑料制品的几率并不高。

“包装的目的就是保护食物不受细菌的污染,”安德瑞蒂已经关注过这个问题:“用吸引微生物的塑料来包裹食物或许不是件聪明的事。”

然而,即使这些方法真的有效,即使人类消失再不生产“纳豆”,业已存在的塑料还是留在环境中——它们要停留多久呢?

安德瑞蒂脾气温和,做事严谨,脸宽宽的,说起话来字正腔圆、思维清晰、颇具说服力:“埃及金字塔保存了玉米、种子,甚至头发之类的人体组织部分,因为它们被封闭起来,远离阳光的照射,也很少接触氧气和水汽。我们的垃圾场和金字塔很像。埋藏在少有水份、阳光或氧气的地方的塑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保持原状。如果它沉入海洋,被埋藏在沉积物的下面,结果也是如此。洋底没有氧气,也很寒冷。”

他突然笑出了声。“当然,”他接着说:“我们对那么深处的微生物知之甚少。或许那里的厌氧生物有本事降解它们。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没有人能潜入水底探个究竟。根据我们现在的观察,这样的可能性实在是很小。我们认为海底的生物降解速度要慢得多,需要的时间更长。甚至会相差一个数量级。”

数量级指的是两个数字相差十倍。那么,要长多久呢?一千年?还是一万年?

没人说得清楚,因为人类至今未曾见过“寿终正寝”的塑料。今天能够分解建筑材料中的碳氢化合物的微生物是在植物出现后很久才学会了降解木质素和纤维素。最近,它们甚至学会了降解油类物质。现在还没有什么微生物有能力降解塑料,因为五十年对于进化出必要的生物化学成分而言实在是太短了。

安德瑞蒂对此持乐观态度。2004年圣诞节时发生海啸的时候,他正巧在斯里兰卡老家,尽管经历了老天爷的水灾惩罚,人们还是保留希望、保持乐观。“给它们十万年时间,我相信你到时会发现,有很多微生物已经具备降解塑料这个壮举的基因。它们的数量将增加,欣欣向荣。今天那么多的塑料需要几十万年才能被微生物消耗,但最终,它们还是会被降解掉的。木质素的结构要复杂得多,但它还是被降解了。我们要做的是等待,等待微生物的进化赶上我们制造的材料。”

如果生物的时代已经过去,可塑料依然还有,地质时代总还是能接管下去的。

“地质突变和压力会使塑料变为其它物质。这好比许久以前埋藏在沼泽中的树木——是地质过程,而非生物降解将它们转变为石油和煤炭。或许高度浓缩的塑料会变成什么类似的物质。总之,它们肯定会变。变化是大自然的特点。没有什么可以永恒不变。”

工第十章 石化加工区

人类离开以后,最直接的受益者将是蚊子。尽管我们总持着人类为中心的观点,认为我们的血液对于蚊子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可这是高估了我们自己,事实上,它们是爱好广泛的美食家,大多数温血哺乳动物、冷血爬行动物、甚至鸟类的静脉都是它们啜饮血液的地点。我们消失以后,许许多多的野生生物会填补我们的空白,在我们遗弃的空间安营扎寨。它们的数量不再会受到致命的交通事故的限制,于是大肆繁殖,人类的消失造成的空白很快就会被弥补。著名的生物学家E. O. 威尔逊估算了一下,全体人口也无法填满美国的大峡谷。

与此同时,因我们的离去而没法再吸人血的蚊子会从我们的两样遗赠中感到一丝安慰。第一,我们不再能够消灭它们。杀虫剂发明之前,人类早就开始了剿灭蚊虫的行动:在它们进行繁衍的池塘、河口和水坑的表面撒上油。油具有杀灭幼虫的功能,它不让蚊子的幼虫获得氧气,这种方法至今仍广泛使用。当然,形形色色的化学杀虫剂也用得很多,它们有阻碍孑孓发育为成虫的激素,也有在空中喷洒的DDt——这在疟疾泛滥的热带地区尤为常见,尽管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严禁使用这种杀虫剂。无数原先本该夭折的蚊子现在存活下来。第二大的受益者将会是许多淡水鱼类,在这条食物链中,蚊子的卵和幼虫是它们的主要食物。其它的受益者还有各种花卉:蚊子不吸血的时候,它们吮吸露水——露水是雄蚊子的主食,不过吸血的雌蚊子有时也喝它。这使蚊子无意中担起了授粉的任务,因此,没有我们的世界将会是花团锦簇的全新景象。

蚊子受到的另一样遗赠是它们繁衍生息的家园又回来了——这里指的是它们栖息的水域。仅仅在美国,从1776年建国开始,蚊子们所失去的栖息地——湿地的面积有两个加利福尼亚州那么大。把这么大的面积想象为沼泽,你便能更好地进行理解。(蚊子的数量增长必须和吃蚊子的鱼类、蟾蜍和青蛙的数量增长保持一致——不过,关于后两者,人类的所作所为或许给了昆虫大好的发展机会:买卖实验室青蛙的国际贸易一不小心泄漏出一种名为“壶菌”的真菌,我们并不清楚多少两栖动物能够经受住“壶菌”存活下来。随着气温的升高,它已经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数以千计的物种的灭绝。)

不管是不是栖息地,不管是偏远的康涅狄格州还是内罗毕的贫民区,那从前的湿地沼泽抽干了水、开发起来,可任何人都知道蚊子还能在上面生存——它们总能想出办法。即便是一个盛有露水的塑料瓶盖也能成为它们繁衍的温床。等到柏油路和人行道腐烂分解,沼泽重新收回它们对这片土地的主权,蚊子又将在水坑和下水道里安居乐业起来。它们大可放心:最受它们青睐的人工育儿室至少在未来的一百年里完好无损,它凹凸不平的表面在之后更为长久的年代里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这就是汽车的橡胶废胎。

橡胶是一种被称为弹性体的聚合物。大自然中的橡胶,比如说从亚马逊流域的帕拉树中提炼出来的乳状树液,在理论上是可以生物降解的。在1839年马萨诸塞州的一名五金销售员把天然树胶与硫磺混合之前,它在高温下融化、在低温下变硬开裂的特性一直限制着它的实用性。查尔斯·固特异一不留神把一些混合物掉在了炉子上,但它竟没有融化,于是这名销售人员意识到,他发明出了大自然从未尝试过的东西。

直到今日,大自然也未产生出能降解橡胶的微生物。固特异所做的加工叫做硫化——把长长的橡胶的聚合物链连接到硫原子的短链上,事实上是把它们结合成单个巨大的分子。一旦橡胶硫化(受热后加入硫,倒入一个模子——比如说卡车轮胎的模子),所形成的大分子便会永远保持这个形状。

因为是单分子,所以轮胎既不会融化,也不会转变成其它物质。除非把它撕成碎片,或驾驶六万英里后摩擦力使其磨损——两者都需要消耗极大的能量,否则它永远都能保持圆形。轮胎让垃圾掩埋场的工作人员很头大,因为就算埋藏起来,它们当中那油炸圈饼状的气囊也总想回到地面上。大多数的垃圾场都拒收轮胎,但是在未来的几百年中,破旧轮胎肯定会回到被人遗忘的垃圾掩埋场的地面上来,里面盛满了雨水,又一次成为蚊子繁衍的温床。

在美国,平均每个公民每年丢弃一只旧轮胎,这样加起来每年就达到了三亿多只。当然这还没算上美国之外的其它国家。目前我们使用中的汽车有七亿辆,废弃的汽车更是不计其数,我们用旧的轮胎未超过一万亿,但肯定达到了百亿、千亿级。它们还将存在多久呢?这取决于日照的长度和强度。除非进化出一种微生物喜欢混合了硫的碳氢化合物,否则在此之前,只有地层臭氧(就是那种让你的鼻子闻了发痛的污染物)的腐蚀氧化作用,或者穿透了平流层臭氧层的紫外线才能够打破硫键。因此,汽车轮胎中含有防紫外线的抑制剂和抗臭氧剂,当然还有其它添加剂,比如增强轮胎强度、给轮胎着色的炭黑填充剂。

轮胎中含有碳元素,因此它们是易燃的。轮胎燃烧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很难熄灭,一起释放出来的还有数量惊人的油烟灰,其中含有的一些有害成分是我们在二次大战中匆匆发明制造出来的。日本侵略东南亚之后,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橡胶供应。德国人和美国人意识到自己国家的战争机器靠着皮垫圈和木轮子支撑不了多久,于是他们最尖端的工业领域开始寻找橡胶的替代品。

当今世界上生产合成橡胶的最大的工厂位于德克萨斯州。它属于固特异轮胎及橡胶公司,建于1942年,当时科学家才刚刚摸索出生产人造橡胶的方法。他们使用的并非活生生的热带树木,而是死亡了的海洋植物:30000-35000万年前死去后沉入海底的浮游生物。经历的变化过程人们很难理解,理论本身有时也会遭到质疑,但不管怎么说,浮游生物的上面最终覆盖了好几层沉积物,而巨大的挤压力量又使其转变为粘滞的液体。科学家已经知道如何从原油中提炼出几种有用的碳氢化合物。其中的两种:苯乙烯——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的原料,还有丁二烯——一种易爆、高度致癌的液态烃,为人造橡胶的合成提供了原材料。

六十年之后,固特异的橡胶厂还在老地方运作,同样的设备大批生产出日常生活的一切,大到全国汽车比赛协会的赛车轮胎,小到口香糖。尽管工厂很大,但它的周围已被某些东西环绕起来:人类在地球表面强行竖起的最有纪念意义的建筑。长长的工业建筑群始于休斯顿的东面,一路绵延到墨西哥湾,长达五十英里。这里集中着世界上最多的石油精炼厂、石化公司和石油存储库。

通往固特异公司的大路上是锋利的收缩金属丝,金属丝的后面是贮油站:这里布满了成群的圆柱形原油存储塔,每一片存储区的直径都赶上了足球场的长度,因为数量众多,它们看起来仿佛蹲伏在地上一般。铺天盖地的石油管道将它们与定位系统连通起来,上下管道也相通:白色、蓝色、黄色、绿色的管道,最粗的接近四英尺。像固特异这样的大工厂,石油管道形成的拱道卡车足以从下面通行。

这些还只不过是看得见的管道而已。一台安装了卫星装置的Ct扫描仪可以在休斯顿的上方拍摄到地下三英尺处有庞大、复杂、碳钢制成的循环系统。这里和所有发达国家的城镇一样,细小的管道排过每条街道的中心,伸到每栋房屋的下面:这些是天然气管道。如此之多的钢铁管道竟未使指南针直接指着地面,还真是个奇迹。然而在休斯顿,天然气管道的使用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精炼厂的石油管道把城市团团包围,紧得像只编制篮。他们把较轻的物质——用蒸馏或催化的手段得到的裂化原油,输送到休斯顿的化工厂里,比如德克萨斯州固特异公司后面的石化厂。固特异公司向它提供丁二烯,并调配出一种能使塑料外套紧紧贴牢的物质。它也生产丁烷——聚乙烯和聚丙烯塑料小球的原料。

其它成百上千条装满了精炼石油、民用燃料油、柴油和射流燃料的管道都连接着“管道之父”:一条5519英里长、三十英寸粗的主干道。它还是殖民时期埋下的,始于休斯顿远郊的帕萨迪纳区。它穿过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河和阿拉巴马州,朝东海岸一直延伸过去,时而露出地表,时而埋在地下。这条殖民时代大管道装满了不同的燃料,人们抽取燃料的速度大概是4英里/每小时,管道的终端在纽约港附近新泽西州的林登。不计停工日和飓风的影响,管道燃料需要二十天的时间才能到达终端。

假设未来的考古学家通过这些管道。他们会怎样理解德克萨斯州石化厂后面又厚又旧的钢铁汽锅和不计其数的烟囱呢?(不过,如果人类再多逗留几年——此时已经没有电脑来精确计算容量上限——所有那些陈旧的存储塔都将被拆除、卖给中国。中国现在正在大批购买美国的废旧铁制品,有些二战以来的历史学家对此举的目的表示警惕和怀疑。)

如果那些未来的考古学家沿着管道深入到地下几百英尺的地方,他们肯定会遇到我们制造的最为持久的物品。在德克萨斯湾海岸的下面,有五百个盐丘——当五英里以下盐床中的浮盐穿过沉积层升起的时候,盐丘便形成了。有一些就位于休斯顿的下面。它们的形状像弹头,绵延一英里之多。如果在上面钻孔、泵入水,我们可以溶解盐丘的内部,用它来存储东西。

有些城市下面的盐丘存储洞有600英尺长、半英里高,容量是休斯顿天文观测舱的两倍。因为盐晶体墙不具备渗透性,因为被用来存储气体,其中包括乙烯之类的易燃气体。这些气体被直接输送到地下的盐丘构造中存储起来,这里的压力有1500磅,之后它们被制成塑料。因为乙烯极易挥发,它能迅速分解,一露出地面就炸裂管道。如果这样,那未来的考古学家最好还是别管那些盐丘存储洞了,免得消失已久的文明留下的古老遗产在他们的面前无情爆炸。但是他们又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回到地面上。休斯顿存贮石油的圆柱形白罐和银色的分馏塔看上去像极了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尖顶,在航道的两岸排列开来。盛放液体燃料的方罐在常温下是接地的,这样形成的蒸气就不会在电闪雷鸣的暴雨中引起爆炸。在没有人类的世界中,再也没有谁来检查和粉刷内外两层的罐身,也没有谁会在二十年的使用期过后来更换零件,于是罐底和接地管展开了一场“腐蚀竞赛”——到底是罐底先腐烂,液体燃料全部撒在土壤中?还是接地管先老化,片片剥落呢?不管是哪种情况,剩下的金属零件都会在爆炸中更迅速地走上毁灭之路。

有些存储罐的顶部可以自由移动,它们盖在液体燃料的上方以免蒸气的进入。这些存储罐或许寿命更短,因为它们的“移门”会开始渗漏。如果渗漏发生,那么内部的液体就会蒸发,于是人类萃取的最后一点碳元素就跑到了大气中。压缩气体、苯酚之类的高度易燃化学物质都存储在圆罐中,它们的生命也就此完结,因为它们的外壳并未接地。鉴于它们是压缩气体,一旦它们的防火装置生锈剥落,那么这场爆炸无疑将更为惊天动地。

这些金属罐的下面是什么呢?石化工业发展的最后一个世纪在这里埋藏,这个世界能从这场金属与化学物质的大爆炸中恢复的概率又有多大呢?人类看着火焰熊熊燃烧,燃料奔涌而出,我们是否应该遗弃这些与大自然最格格不入的景观呢?大自然该如何才可能拆除(净化就不指望了)德克萨斯州如此庞大石化加工区呢?

*

休斯顿占地620平方英里,横跨须芒草草原、格兰马草草原的交界处和一片湿地沼泽。草原的草曾经长到马腹那么高,沼泽边长满了低矮的松木,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布拉索斯河三角洲的一部分。土红色的布拉索斯河发源于一千英里之外的新墨西哥州的山区,向东南穿越德克萨斯州的丘陵,最后注入墨西哥湾,形成了北美洲最大的泥沙堆积处。在冰川期,当吹过冰层的大风遭遇上温暖的海湾暖空气后就会下起锋面雨,布拉索斯河的泥沙沉积起来,逐渐在河中筑起了个“大坝”,于是河水在数英里宽的三角河口翻来覆去。最近,河水穿过了城镇的南部。休斯顿坐落于布拉索斯河以前的一条支流上,底下沉积着四万英尺厚的泥土。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沿岸都是木兰的布法罗海湾吸引了许多企业家,他们发现从加尔维斯敦海湾可以直接航行到大草原。起初,他们依靠这条内陆水路从新建的城镇把棉花运到加尔维斯敦港口,当时是德克萨斯州最大的城市。1900年以后,美国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飓风袭击了加尔维斯敦,8000余人因此丧命,布法罗海湾加宽加深,成为航道,于是休斯顿变为一个港口城市。今天,从货运量来看,休斯顿是美国最大的港口,克利夫兰、巴尔的摩、波士顿、匹兹堡、丹佛和华盛顿特区的货运总量也敌不过休斯顿。

德克萨斯湾海岸上原油的发现和汽车时代的来临加重了加尔维斯敦的厄运。美国长叶松森林、滩地三角洲硬木林和沿海的大草原没过多久就被休斯顿货运通道沿岸的钻探平台和几十家精炼厂所取代。接踵而来的是化工厂,再而是二战时的橡胶厂,最后是战后可怕的塑料生产工业。即使德克萨斯州的石油生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登峰造极后骤然下跌,但休斯顿因为基础设施全面,世界上的原料还是源源不断地送来这里进行提炼。

插着中东国家、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国旗的油轮抵达了加尔维斯敦海湾德克萨斯城的货运码头。德克萨斯城是个市镇,人口约为五万,这里的石油精炼加工区的面积和居民区、商业区不相上下。比起那些颇有来头的邻居——斯特林化学公司、马拉松石油公司、瓦莱罗能源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美国国际特品公司和陶氏集团——德克萨斯城居民(大多数是黑人和拉美人)的平房湮没在石油化工企业的“几何形”版图里:有圆形的、球状的和圆柱形的,有的又高又薄,有的方方矮矮,有的则又圆又大。

那些高的比较容易出事。

并非所有的都如此,尽管它们看起来模样相似。有些是湿气21净气器:净气塔用布拉索斯河的河水过滤泄出的气体、冷却温度过高的固体,在烟道上方形成了白色的蒸气云。其它是分馏塔,通过从底部加热原油的方法进行蒸馏。混合在一起的碳氢化合物是纯天然、未经加工的,其中含有焦油、汽油,也有天然气,它们的沸点各不相同;受热之后,它们便开始在分馏塔中分层,最轻的在最上面。只要膨胀的气体被排出,压力被释放,或者温度最终下降,那么蒸馏的过程还是相当安全的。

比较有难度的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添加化学物质、把石油转变成新的物质。在精炼厂,催化裂化塔加热重质烃用的催化剂是粉状的硅酸铝,加热到1200oF。从理论上说,该过程使它们的大聚合物链断裂成较小、较轻的链,比如说丙烷或汽油。在此过程中添加氯能够产出喷气燃料和柴油。在高温和添加了氯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物质都尤为易爆。

与此相关的异构化作用使用的是铂催化剂,为了生产出燃料辛烷或制造出塑料所需的成分,重组烃分子中的原子需要更大的热量。异构化过程是非常容易挥发的。异构化设备是助燃的,它们与裂化塔相连。如果任何步骤失调,或者温度过高,燃烧就可以减少压力。放气阀把任何多余的物质送上火焰烟囱,并激活控制装置引燃。有时还注入蒸气,这样的话,那些未冒烟的物质也受到引燃而不污染环境。

一旦什么出了故障,结果将是可怕的。1998年,斯特林化学公司泄漏出苯的同分异构物和盐酸雾,数百人因此住院。这件事与上次的氨气泄漏事故仅四年之隔:泄漏出的3000磅氨气使9000人受到伤害。2005年三月,英国石油公司的一个异构化反应烟囱间歇喷射出液烃。液烃接触到空气引发的火灾令15人丧生。那年六月,在同一家工厂中,氢气管道发生爆炸;八月,臭鸡蛋味的氢化硫发生泄漏,英国石油公司的大部分业务暂停了一段时间。没过几天,在位于巧克力湾以南十五英里处的一家进行塑料生产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子公司里,熊熊火焰直冲云霄,高达50英尺。我们无能为力,只能等待燃料烧尽后火焰熄灭。就这样整整烧了三天。

德克萨斯城最古老的精炼厂建于1908年,弗吉尼亚州的农民合作社创建了这个厂,旨在生产拖拉机所需的燃料。现在这家工厂属于瓦莱罗能源公司。改装成现代厂房之后,它成为美国精炼厂中安全信誉最好的一家,但它做的还是把未经加工的自然资源转变为更加易爆的物质,并从中获取能量。瓦莱罗公司嗡嗡作响、迷宫一般的阀门、测量仪、热交换器、泵、吸收器、离析器、火炉、焚化装置、法兰片和罐槽被盘旋的楼梯井、弯弯曲曲的红色、黄色、绿色和银色金属管道所包围(银色的管道具有绝缘外包,说明里面的东西温度较高,而且必须保持高温)。很难感觉到这些装置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头顶上方赫然耸立着二十座分馏塔和四十个排气烟囱。炼焦铲其实是一个带有铲斗的吊架装置,它来回摆动,把看起来颇似沥青的沉淀物(这是精炼原油剩下的冷凝物,留在了分馏塔的底部)倾倒在输送装置中,该装置与催化裂化设备相连,从中可以榨取出另一桶柴油。

所有这些装置的最顶端是火焰烟囱,熊熊的火焰楔子般嵌入苍天。如果产生的压力超过了调节测量仪能够控制的范围,那么这部分有机化学物质就会被燃烧掉,以达到某种平衡状态。钢管的直角转接口是温度高、有腐蚀性的液体汇合撞击之处,一些测量仪能够显示这些部位的状况,预测它们的生命何时终结。任何含有迅速流动的高温液体的东西都会产生应力裂纹,尤其当这种液体是重质石油、其中又含有能够损耗管壁的金属和硫时,这种现象就更为明显了。

所有这些设备都由电脑来控制——等到哪天什么出了问题,电脑也无能为力。随后火焰便进入到设备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系统的压力超过了它的最大限度,或者没有人注意到系统超负荷运作。一般情况下总会有人二十四小时值班监管。然而,如果工厂还在运作的时候人类却突然消失了呢?

“最后总有什么容器会发生故障,”瓦莱罗公司发言人佛莱德·纽豪斯这样说道。他个头不高,性格温和,长着浅棕色的皮肤和灰白色的头发。“或许会发生火灾。”但说到这里,纽豪斯又接着说,自动防故障装置上下的控制阀在事故发生后都会自动启动。“我们会经常性地测量压力、流量和温度。如果发生什么不正常的变化,这个单元会被隔离,这样火焰就不会蔓延到其它单元了。”

但是,如果没人来救火呢?如果从加利福尼亚到田纳西,无人再在煤厂、气厂、核电站和水电大坝上工作了——德克萨斯城的灯能亮着靠的正是休斯顿发的电——所有的一切都没了电源又会如何呢?如果应急发电机没了柴油,无法发送启动封闭阀的信号,那又将如何呢?

纽豪斯躲进裂化塔的阴影中,思考这个问题。他在埃克森美孚公司工作了26年,随后为瓦莱罗效力,而且确实喜欢这份工作。这个公司未出过安全事故,他感到十分自豪,尤其是对比路对面的英国石油公司——它在2006年被美国环保署评为美国最大的污染企业。想到所有这些基础设施可能会因为失去控制而自焚,他不寒而栗。

“是的,在系统中的碳氢化合物消耗殆尽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将被火焰吞没。但是,”他坚持认为:“火焰蔓出石化加工区的概率很小。与德克萨斯州的精炼厂相连的管道都有止回阀,一旦起火立即就能进行隔离。所以,即使工厂发生爆炸,”他边说边指着对面的设备:“不会殃及周围的单元。即使是场大火,我们也有自动防故障装置。”

威尔逊则没那么大的把握。“即使是正常的工作日,”他说:“石化厂每分每秒都是定时炸弹。”作为化工厂和精炼厂的检查员,他亲眼目睹了挥发性、轻质石油馏分在变为二级石化产品之前发生的有趣变化。当乙烯或丙烯腈(一种可用于制造丙烯酸、高度易燃、能够损害人类神经系统的物质)等轻端化学物质处于高压下时,它们经常能透过管道,跑到相邻的单元,甚至相邻的精炼厂中。

他说,如果人类明天就消失,石化精炼厂和化工厂的命运取决于有没有人在离开之前还高兴扳一下开关。

“假设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正常关闭工厂。高压降到了低压。锅炉被关闭,所以温度就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在反应塔里,重端物质将结成粘稠的块状固体。它们会被装进钢制内胆的容器,包裹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或玻璃纤维绝缘体中,最外面还有一层金属片外壳。几层内胆之间一般都有钢或铜制的管道,里面充满水,用来控制温度。因此,包裹其中的物质会很稳定,直到哪天软水开始腐蚀周围的装置。”

他在工作台的抽屉中翻找了一番,随后又关上。“如果未发生火灾或爆炸,轻端气体将进入大气中。周围任何硫的副产品,终会分解,导致酸雨。你见过墨西哥的精炼厂么?含硫的副产品堆得像山那么高。是美国人把它们处理掉的。不管怎么说,精炼厂的大罐中含有大量的氢。它们极易挥发,一旦泄漏就会飘走,除非闪电先使其先燃烧。”

他用手指捋了下他卷曲、灰棕色的头发,靠在办公室的椅子里。“然后一大批的混凝土设施都会消失殆尽。”

那么,如果人们没有时间关闭工厂呢,比如说突然被抓到了天上或其它什么星系,可一切设备还处于工作状态?

他向前摇动。“一开始,紧急供电装置会启动。它们通常是柴油机。它们在耗尽燃料之前或许能维持工厂的正常运作。之后就会遇上高压和高温的问题了。再没有谁来监控调节装置或电脑系统,于是有些反应会失控,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火灾会发生,因为无法阻止火势的蔓延,多米诺效应便产生了。即使有紧急电动机,喷水器也无法启动,因为没有人来打开它们的开关。一些安全阀会排出气体,但在火焰中,安全阀也会被无情吞没。”

威尔逊在他的转椅里旋转起来。他经常长跑,穿着慢跑短裤和无袖的t恤衫。“所有的管道都将成为火焰蔓延的媒介。气体会从这个区域跑到那个区域。一般说来,紧急情况发生后我们会关闭连接器,但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了。火焰会从这个设备烧到那个装置。大火或许会持续数周,把有害物质排放到大气中。”

又转了一圈之后,他接着开始以逆时针方向旋转。“如果全世界的工厂都遭遇这样的事,你想象下该有多少污染物呢!想想伊拉克的战火。好比战火蔓延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伊拉克的那些火焰,许多是由于萨达姆·侯赛因烧了气井,但这种人为的破坏并不必要。在管道中流动的液体静电就能引燃天然气井或用氮气加压的油井——用氮加压的目的是获取更多的石油。威尔逊眼前的大屏幕上,序列中有一项正闪闪发光,显示巧克力湾德克萨斯的一家生产丙烯腈的工厂是2002年度美国排放致癌物质最多的企业。

“你看:如果所有人都离开,不等到气井中的气体燃尽,大火是不会熄灭的。通常情况下,引起火灾的是电线或泵。就算不是它们,毕竟还有静电和闪电。油井大火只在地表以上燃烧,因为它需要空气,但到时候就没人盖上气井来灭火了。墨西哥湾或科威特的大量天然气恐怕得烧个没完没了了。石化厂不会燃烧那么久,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燃料。想象一下,失控的局面、燃烧的工厂……氰化氢之类的云雾状物质冲向天际。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化工区域会弥漫着大量的有毒气体。随着信风的方向,我们便可知道会发生什么。”

在他的设想中,大气中的这些颗粒会引发一场小型的核灾难。“它们还会从燃烧的塑料中释放出二恶英和呋喃之类的氯化物。烟灰中还混合着铅、铬和水银。欧洲和北美因为集中了最大的精炼厂和化工厂,必将成为最大的污染区。但云雾状的污染将向全世界扩散。存活下来的下一代的植物和动物,可能会发生变异,最终影响到进化。”

*

德克萨斯城的北端,美国国际特品公司的一家化工厂久久地遮住了午后的阳光。埃克森美孚公司投资建造的大楼占地2000英亩,嵌在一片高高的草原中,现在接管这里的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石化工业在此兴起之前,这个沿海大草原曾经占地600万英亩,而现在,这个保护区算是仅存的硕果了。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剩下的阿特沃特草原鸡共有四十种,而德克萨斯城草原保护区则是二十种草原鸡的家园。阿特沃特草原鸡一直被视为北美洲最濒危的鸟类,直到2005年,人们在阿肯色州发现了一种长着象牙色喙的啄木鸟——人们原认为它们现已灭绝。

在求偶期,雄性的阿特沃特草原鸡会在脖颈的一侧膨胀出鲜艳的、气球状的金色气囊。受吸引而来的雌性草原鸡通过产卵的方式来作回应。然而,在没有人类的世界里,这个物种能否生存下去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占据它们栖息地的并不仅仅是石化工业设备。这里的草地曾经径直蔓延到路易斯安那州,沿途鲜有树木,地平线上最高大的景观是一两只吃草的水牛。1900年左右,这里的生态发生了变化,石化工业和中国乌桕同时在这里扎根。

在中国,这曾是种相当耐寒的植物,它们的种子外面包裹着一厚层能作为农产品的蜡状物,因而能够抵御严寒的冬季。当它们作为农作物被栽种到气候温暖的美国南部地区后,人们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因为必须通过进化适应环境的变化,它们不再产生抵御严寒的蜡状物,而是把更多的能量投入到繁衍更多的后代上。

现在,航道两岸只要是未见石化厂烟囱的地方,就肯定长着中国乌桕。休斯顿的长叶松消失了,入侵者乌桕占领了这片土地,它们那偏菱形的树叶在每年秋天都变得深红,萧然落下,似乎是在温故祖先们寒冷的生存环境。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为防止乌桕的天蓬荫庇阳光,排挤草原上的须芒草和向日葵,唯一的方法就是每年都得小心翼翼地烧毁一部分树木,给草原鸡腾出一块交配的场所。如果不再有人类来维持这种人造的野生环境,石化储罐不经意的一次爆炸就可能击退这些亚洲来的植物入侵者。

如果石化时代的智人——我们消失后,德克萨斯州石化加工区的储罐和反应塔在一声巨响中同时爆炸的话,等含油的烟雾落定,剩下的将是熔化了的街道、歪扭变形的管道、皱巴巴的盖板和破碎的混凝土。白热光将使盐雾中的金属碎片开始腐蚀,碳氢化合物残渣中的聚合物链也会裂化成较短的链,这种长度更易分解,加速了生物降解的过程。尽管泄漏出有毒物质,但土壤却在焦碳的滋润下变得更加肥沃,一年的雨水促成了柳枝稷的成长。一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花也会出现。渐渐地,生命将重续。

或者,如果瓦莱罗能源公司的佛莱德·纽豪斯对于自动防故障装置的信念是正确的,或者石油商离开时最后有些良知的行为是给反应塔减压和压住火势,那么德克萨斯州世界一流的石化加工设施消失的速度会来得慢些。在头几年里,防腐涂层会剥落下来。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所有存储罐的使用寿命都会到期。土壤中的湿气、雨水、盐分和德克萨斯州的大风都将瓦解它们最后的防御,直到它们泄漏为止。到时候,任何重质石油都会变硬;大自然使其开裂,最终沦为细菌和昆虫的晚餐。

那些还未蒸发的液体燃料将流入土壤。接触到地下水后,它们浮在最上层,因为油比水轻。微生物会发现它们,意识到它们曾经也不过是植物而已,随后逐渐适应以它们为食的生活。石化管道被土壤掩埋,逐渐腐烂,犰狳最终也会回来,在只剩残渣的干净土壤中打洞觅食。

无人照料的油桶、油泵、管道、反应塔、阀门和螺钉会从最薄弱的环节——接合处开始腐烂。“法兰片、铆钉,”佛莱德·纽豪斯说:“精炼厂里这样的东西多得很。”等它们都消失以后,金属墙会坍塌下来,已经习惯于在精炼厂反应塔上面筑巢的鸽子的粪便会加速碳钢的腐蚀,响尾蛇也会在下面空空的建筑结构里生活。海狸在流向加尔维斯敦海湾的河流上筑坝,因此有些地方会洪水泛滥。休斯顿气候温暖,没有结冰和融化的周期循环,但是随着雨天和晴天的交替,三角洲地区的粘质土会经历相当可怕的膨胀和收缩的周期循环。没有基础设施维修人员来修复开裂的部位,不用一百年的时间,市中心的建筑就会开始倾斜。

与此同时,货运航道又会自行恢复成以前泥沙淤积的布法罗海湾。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它和布拉索斯河航道都将周期性地淤积、泛滥,逐渐侵蚀购物中心、汽车经销商和入口处的斜坡,一幢幢地摧毁高楼大厦,让休斯顿的轮廓越来越模糊。

至于布拉索斯河:从德克萨斯城的海岸往下二十英里,在加尔维斯敦岛下游、刚过巧克力湾含有污染物质空气的地方,今天的布拉索斯河(意为“上帝之臂”)环绕起两个国家沼泽野生动物保护区,留下岛屿般大小的淤泥,最终注入墨西哥湾。几千年以来,它一直与科罗拉多河和圣伯纳德河共享一个三角洲,有时分享的是入河口。它们的河道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因此某个支流此时还属于这条河流,没过多久又属于那条河流了。

周围的大多数地区海拔都不到三英尺,是橡树、岑树、榆树和美洲山核桃树组成的甘蔗丛和古老的滩地森林,几年之前这里的甘蔗种植园留下这块地来给牛群提供荫庇。“古老”在这里指的不过是一两个世纪的时间,因为粘质土限制了植物根部的穿透力,所以成熟的树木一般都有些倾斜,直到后来的飓风将它们刮倒。这里的森林布满了野葡萄藤和寄生藤的簇毛,因此人迹罕至,人们害怕毒葛、黑蛇和跟手掌大小相当的金色圆蛛——它们在树干之间织出小型的蹦床那么大的粘稠的网。这里的蚊子数量惊人,即使哪天进化了的微生物真的降解了这个世界上堆积如山的废旧轮胎,这里蚊子的生存也不会受到威胁。

因此,这片被人遗忘的森林招来了杜鹃鸟、啄木鸟以及朱鹭、沙丘鹤和红色琵鹭之类的涉水鸟。棉尾兔和沼泽兔引来了谷仓猫头鹰和秃头鹰,每年春天,成千上万只回归的雀鸟横渡墨西哥湾之后在这里的森林中栖息,其中包括天生丽质的猩红丽唐纳雀和夏日唐纳雀。

布拉索斯河泛滥的时候,这片栖息地下面的粘土又恢复到了从前的样子——那时十几个大坝和娱乐设施都未建起,也没有把河水抽到加尔维斯敦和德克萨斯城的两根管道里。不过河水还是会泛滥的。没人照料的大坝很快就会被淤泥充塞。人类消失一百年,布拉索斯河将一个一个地冲垮它们。

或许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墨西哥湾的水温比海洋高些,它渐渐向陆地扩张,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德克萨斯州的海岸也在不断下陷,沉入海湾之中。当人们从地下开采石油、天然气或地下水的时候,土地就在下陷。加尔维斯敦有些地方下沉了十英尺。德克萨斯城以北的贝敦有一片高消费阶层的特区,这里地面下沉的现象十分严重,在1983年艾丽西娅飓风的袭击中,这片区域完全淹没在水中,现在成了湿地自然保护区。墨西哥湾沿岸海拔超过三英尺的地方很少,休斯顿的部分地方甚至低于海平面。

陆地在下沉,海面在上升,加上三级强烈飓风“艾丽西娅”,河上的大坝还没腐蚀,布拉索斯河就已经重演八万年之前的一幕。和东面的密西西比河一样,它将淹没整个三角洲,与茫茫大草原连成一片。它也会淹没建立在石油之上的庞大城市,一直冲到海岸。布拉索斯河将吞没圣伯纳德河,与科罗拉多河的某些河段交叠在一起,在海岸线上铺开一层几百英里长的“水被”。加尔维斯敦岛十七英尺高的防波堤不会起什么作用。货运航道两侧的石油存储罐将被淹没;火焰塔、催化裂化设备和分馏装置将和休斯顿的高楼大厦一样,在含盐的洪水中只露出个尖,还未等到洪水退去,它们的地基便已经腐烂。

重新安排好这里的一切后,布拉索斯河会选择新的水道入海——更短的一条水道,因为这样的话离海洋更近些。新的滩地将会在海拔更高的地方形成,最终新的硬木林也会出现(中国乌桕的种子有防水功能,因而它们会是这里永远的殖民者,现在假设它们愿意与硬木分享河岸边的空间)。德克萨斯城将消失不见;淹没的石化厂中泄漏出来的碳氢化合物将会打着漩涡沉入水中,剩下一些重端的原油残渣会像脂肪球一样堆积在崭新的内陆海岸上,最终被微生物吞食。

在地下,加尔维斯敦的牡蛎们将附在氧化了的金属部件上。淤泥和牡蛎壳将缓缓地埋藏它们,也缓缓地被埋藏。几百万年的时间内,这里的沉积层将会有足够的压力把贝壳转变为石灰岩,其中也会夹杂着些古怪的铁锈条纹,还点缀着闪光的镍、钼、铌、铬。数百万年以后,具备一定的知识和工具的某人(或某物),会识别出这个原来是不锈钢。然而,没有什么痕迹能够证明这一点了:这些不锈钢曾经高高耸立在德克萨斯的上方,往天空中喷射火焰。

1 玛士撒拉:《圣经·创世记》中人物,据传享年965岁。后也用于指长寿的老者。

2 克拉科夫:波兰城市名。

3 布列斯特:苏联欧洲部分西部一城市,位于波兰边界附近的布格河畔。

4 斯普林:英文“Spring”,有泉水的意思。

5 约翰尼苹果种子的童话:美国开垦时代的农场童话。大约两百年前,主人公约翰尼走遍美国,开垦土地,播撒苹果种子,使得如今美国田园里,到处可见苹果树。

6 拉布拉多:加拿大纽芬兰的陆地部分,位于拉布拉多半岛的东北部。

7 马赛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以游牧狩猎为主的民族。

8 图森市: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南部城市。

9 安的列斯群岛:西印度群岛中除巴哈马群岛之外的岛屿,隔开了加勒比海和大西洋,分为北部的大安的列斯群岛和东部的小安的列斯群岛。

10 弗兰格尔岛:前苏联东北部岛屿。

11 内罗毕:肯尼亚的首都和最大城市。

12 DDt:一种无色的、经接触传递的杀虫药剂,当吞食或被表皮吸收时对人类和动物有毒。

13 萨赫勒荒漠草原:非洲中北部半干旱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

14 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南部的一旅游胜地。濒临太平洋,是悬崖和海岬围成的天然良港。

15 阿列颇:叙利亚西北部一城市,位于土耳其边界附近。

16 黎凡特:地中海东部自土耳其至埃及地区诸国。

17 耶利哥:巴勒斯坦古城,临近死海西北海岸。

18 希提人:公元前2000-1200年间居住在叙利亚北部及小亚细亚的古代部族。

19 安提克:古叙利亚首都,现为土耳其南部一城市,位于地中海附近的奥伦提斯河沿岸。

20 肯:芭比男友的名字。

21 湿气:含大量汽油蒸气的天然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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