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那些腕儿》 正文 袁世凯：一朝称帝千古恨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一直以来，人们总认为他是乱世奸雄、窃国大盗。但他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教育；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广纳海归并委以重任；他在小站练兵，建立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创立警察治安管理模式，成立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这些举措确实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他当国时期，不守约法解散过国会，使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失去在制度下健康发展的机会，称帝之举堪称他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错误。 <h3>假隐居，真隐忍</h3> 1909年初，袁世凯被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其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袁世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载沣一帮少壮派清贵刷了下来，这对一帆风顺的他是很大的打击。多年来他一直苦心广结的人脉，这回看还是出现了结构性的缺陷：因为权重，因为和清贵中的元老派走得太近，被人家清贵少壮派锁定为“定点清除”对象。 刚到彰德的日子里，他垂钓、下棋、看戏、吟诗，过得十分悠闲。历经险恶风浪大起大落的他，也真想就此隐居算了。我们见得最多的袁世凯“名照”，大概就是那张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的“闲云野鹤”照。这是他曾寄往上海某报纸发表过的一张照片，以示自己淡泊名利，再也无意于政事。这其中虽不乏作秀成分，但多少也反映了袁世凯当时的心境。他还为此照题诗道：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出于本能，袁世凯首先想的就是保命。所以，在河南卫辉和彰德的第一年，他惶惶不可终日，整天担心的是生命危险。情绪低落得一个人都不想见，一封像样的信也没回过。自己一个人老在那里解脱不了：想，想不通，想不通就流泪。流了泪，还是想不通，越想越委屈，每到伤心处就对着老主子慈禧太后的画像号啕大哭。 这些恰恰证明袁世凯当时并没有反骨，他还是无限热爱“大清国”的，最多有点儿清君侧的想法。同时也可看到他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不知道政治的残酷性。 因为感到委屈、感到恨、感到为他人受过，于是那一时，那一刻，袁世凯真有不如回家种红薯的颓废，所以他赌气也要在“洹河边上一气盖九个院落”，借此宣告归隐。 可是，归隐也并不容易。一旦没了权，集八大臣于一身的袁世凯就是“草民”一个。其实1909年，袁世凯连“草民”都不如，自己的命自己都说了不算，人一见风就打哆嗦。 就算没性命之忧，昔日朝堂上下呼风唤雨，何等威风，突然什么事儿都没了，搁谁谁都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比更年期还难熬。 1910年，从各方反馈来的消息是：袁老尽管放心，至少您老生命无恙。听了这话，袁世凯一下子轻松了一半。此时，老袁在洹上村又结交了一批当地的新朋友，如何兰芬、王锡彤、李时灿等。加之退隐后的家庭生活平添许多天伦之乐，兄弟相谐，父子共读，诸多以前不得不割舍的乐趣慢慢地都释放出来了。 最后是人在乡间，对慢节奏闲情逸致的田园生活也渐渐地适应了。这时的他和最要好的三兄袁世廉相聚了：哥俩一杯浊酒喜相逢，天马行空地说着地道的中原雅音，亲切极了。去他的谨小慎微，这些年官场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的话这会儿都和自己的三哥掏了心窝子。对袁世凯来说除了权和钱，这些年哪有这么淋漓痛快过。所以这时候的袁世凯是闲云野鹤，而且是一只亢奋的野鹤。此时的袁世凯特别想炫给大家看看，所以他高薪请来了天津的大牌摄影师，一口气拍了“渔、樵、耕、读”四组照片。这四组照片是老袁的呐喊，是他的宣言。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袁世凯大概忘了当时自己是怎么被人打回老家的。1906年到1908年那阵，他飞扬跋扈，挤兑别人，还以立宪派领袖自居想成立责任内阁。可责任内阁在载沣等人看来就是狼子野心，结果被人联合起来给罢免了。 看来，做人还是应该低调些。可袁世凯偏不低调，逢上过年或过生日，他还请来北京京剧界名角如谭鑫培、王瑶卿、王晦芳、杨小朵等来唱堂会，好不热闹。 这种悠闲又嬉闹的生活深深地感染了袁世凯，以致后来到中南海居仁堂里他仍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每日公余到晚间，袁率全家人去逛花园，进晚餐，与在洹上村时情形相同。 1911年，由清贵少壮派组成的清廷，慢慢地显出能力低下的毛病。所以，留在位子上的袁党老部下慢慢地开始想到袁世凯。最初一两个人偶然路过，参见参见、拜访拜访，后来大家成群结队地找上门来。 当然，没有摄政王载沣的默许，谁也不敢上门。载沣家的兄弟仨并不恨袁世凯本人，载涛还和袁世凯一同视察过新军训练，袁世凯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极力讨好载涛。他们恨的是重兵在握的袁世凯、飞扬跋扈的宪政派领袖袁世凯。现在袁世凯老实了，军权也没了，平民一个。奉命前去护卫实则监视的袁得亮被袁世凯的糖衣炮弹拉下了水，不但没有实情报告中央，还替袁说好话，甚至还把北京的肃亲王派密探到河南的消息漏给“同宗”的袁世凯。 <h3>迷术数，信风水</h3> 袁世凯没有儒家的政治信仰，就信仰歪门邪道，如章太炎所说：能合其众而不能自将也。乎力不足者，必营于禨祥术数。这也是他没有信仰做精神支柱的后果。袁世凯走上称帝败亡之道，他的迷信术数、痴迷风水是一剂效力强大的迷幻剂。他身边鼓动他复辟帝制的人最初就是用这些神鬼之道来诱惑他的。 袁世凯笃信风水阴阳堪舆之术，这和他自身的经历有很大渊源。袁世凯晚年每次去宫中奏对回来，总是要有好几天感到体气虚弱、身体不适。后来有个风水先生告诉他，宫中召对的那个殿堂方位正好和他的命相相克，所以应该尽量少去。袁世凯信以为真，后来果然再也没有这样的事。因为有此一说，所以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甚至当皇帝的时候，都没有要清室退出故宫来让自己“坐龙廷”，而是自己搬到中南海去住。 袁世凯有一个非常珍贵的慈禧太后赏赐的翡翠壶。一次，丫环在袁世凯室内将这壶打碎了。袁世凯的姨太太为了息事宁人，教这丫环如此如此应对。当袁世凯醒来，看到地上的碎片，震怒异常，问怎么回事。丫环战战兢兢，说不敢说。袁世凯大声喝问，丫环才说：“进来时受了一吓，因为看到大总统床上睡的不是大总统！”袁世凯大怒，反问道：“不是我睡在床上，那还有谁！”丫环这才满面惊恐地说：“看到床上躺着的是一只大老虎！”袁世凯闻听此言，面色阴晴不定，半晌，喝了一声：“胡说！”然后，吩咐丫环此事再也不许跟别人提起，还赏了她几两银子。姨太太知道此计定能奏效，因为袁世凯相信这些神道故事，他相信自己天命所归，必有这些征候，就像汉高祖梦白蛇一样。而且的确有算命先生告诉他，根据他的面相和八字，他是龙虎之命，必定有登九五之尊的一天。袁世凯五短身材，加上那两撇很有特色的“虎须”，的确有点像蹲在地上的老虎，袁世凯很是得意。这还是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前的事，所以袁世凯成了民国元首以后，觉得算命先生有先见之明，他对命相之说更加相信。他最喜欢的摆设就是一块两丈余长的吊睛白额东北虎虎皮（由张作霖进献），他将虎皮铺在太师椅上，常常躺在上面神思遐想，得意洋洋，做着“龙虎之命”的美梦。到了1915年5月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帝制自为的迹象非常明显的时候，四川碰巧发现一个溶洞里有两条嵌在洞壁上的恐龙化石，有些利禄熏心之徒就趁机打电报向袁世凯劝进，说这是真龙天子出世的祥瑞之兆，当然这“真龙天子”就是袁世凯。袁氏居然深信不疑，还为此专门拨出几十万元的经费来修缮保护。到了后来，他教训女儿读书的口头禅，由“再不好好读书，不给你饭吃”，变成了“要好好读书，都要当公主啦”。对于当皇帝一事，其得意之状难以掩饰。 但论起袁世凯的长相，与其说像虎，不如说更像“蛙”。 1915年春，称帝前夕，袁世凯生父袁保中墓侧突然长出一根紫藤，有一丈多长，蜿蜒盘绕，状若龙型。袁世凯便命长子袁克定前往视察。袁克定回老家看到以后，来信说：“是藤滋长甚速，已粗愈儿臂，且色颜如血。或天命所归，而降此瑞验耶！”于是这更坚定了袁世凯称帝之决心。 在筹备复辟帝制期间，袁世凯曾请一位著名的星象家测字，他写的是一个“袁”字。星象家说：“此字是喜字头，哀字尾——”还没说完，袁世凯恶其言太不吉祥，不让他再说下去，又将其招入密室，命其再占文王课。卜算的结果是：姜太公80遇文王之象。袁世凯以为这是暗示袁氏天下只有80年，心甚不乐。其实这个星象家也真非凡品，算得甚是“灵验”，前者是欢欢喜喜坐基等朝，悲悲哀哀下台结尾；后者80年也没有，只当了83天皇帝，前后相应，没有什么误差。 <h3>注重细节，记忆超强</h3> 我们常说待人接物要注重细节，袁世凯在这方面毫不逊色。 袁世凯出身卑微，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有，也就是连“学”都没有“进”过，但他最终位列军机，爵封宫保，在有清一代的汉臣中，以他的出身做到这一地步是绝无仅有的。他初出茅庐的时候，谦卑下抑，感人至深。可一有小权就耍权弄计，飞扬跋扈。在遭人嫉恨算计之后，却又幡然变计，尽改前辙，以谦下待人为能事。即使后来他官封督抚，仍谦恭得不近常情而近乎谄媚。他也练就了一番圆融通透的交结手段，使得任何权位不如他的人都受宠若惊，而权位高于他的人则心胸舒泰，极为受用。至于权位和他相当的人物，只要有可能，他也绝不放过任何示好的机会。他赢得别人好感的秘诀在于“以小见大”，以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和小事来打动人心。 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喜好天生敏感。任何人，哪怕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多年后袁世凯还能一见面就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别人的籍贯郡望，甚至当年见面的某些细节。这等本事常常让与袁结识过的人心中暗暗吃惊，既感到受尊重，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他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像吃饭这样的小事，他在家吃饭吃到一个红烧大蹄膀，会吩咐侍从端一碗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大总统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让将军尝一尝。”甚至他早上吃个奶酪，也会吩咐送一份到冯国璋家里。有这样的上司，部下只要有点血性，谁还不心怀感激？ 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袁世凯的顾问莫理循和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都提到袁世凯是一个很有修养、待人亲切的政治家，因为他不管多忙，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总是能够一口叫出这些外国人的英文名字，开心地和这些客人回忆曾经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袁世凯对外文一窍不通，记住这么多彼此相差无几的外国人的名字和面孔而不混淆，这一点殊为不易，换了别人恐怕就做不到。这些外国人见惯了顽固排外的清廷大臣，忽然碰到这样一位对他们念兹在兹的可人，心中的新鲜感和对袁的好感自不待言，所以他们总是在不违背自己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予袁世凯以支持，他们相信袁世凯是他们真正西方意义上的“朋友”——可以在彬彬有礼地做朋友的同时，赤裸裸地争夺利益，面无愧色地做各种上不得台面的交易。这一点却的确是袁的特长。 其实，政治家中博闻强记、精力过人的人很多，但如何将这种惊人的记忆力派上最佳的用场？袁世凯做出了最好的表率：在见面的时候一口叫出人家的昵称，有时比脑子里装一堆军国大事还重要。让别人觉得自己在你心中至关重要，这是赢得别人好感的不二法门。而在一般交往中，将和他人相关的细节记住并让别人知道你记住了，那么他无法不被你的“深情”所感动。做到这一点难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只要有心。 对于那些地位比自己卑微的人，绝对不能有所轻视，对高高在上的人来说只是一颗小石子的小事，在别人心里却可以激起千重巨浪，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所以，种下一点点轻视，可能收获如山的路障；而撒下一点点尊重，则常常收获千钧的感激和意想不到的厚利。 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大管家李莲英是结拜兄弟，按道理有此内应，他对一般的内廷太监就没什么好巴结的了。但袁世凯不同一般的地方就在这里，他绝对不会因为自己手里握了王牌，就看不上小牌。他是一个优秀棋手，每一个棋子他都能派上用场。庚子事变（1900年）后，张勋带领宿卫营负责守卫颐和园，和给慈禧太后兼办支房（即账房）的宠信太监马宾廷交谊密切，袁和张都与马是盟兄弟。有一天，袁与张同到颐和园，张在前行，马宾廷迎出来，招手让张进其住房，张说：“宫保还在后头呢！”马就在院中待袁，袁到，先跪单腿向马请安。照例，大臣没有先给太监请安的。这个事情，多少年后马宾廷的后人还念念不忘，马宾廷当年的感激可想而知。 马宾廷的感激有什么价值？让我们来看看官场中一个不变的规则：在权力场中，越是接近权力核心的人，获得的权力越大，而晚清的权力中心无疑是那个常在颐和园游山玩水的“老佛爷”。要接近这位“老佛爷”，唯一的途径就是“投其所好”，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知其“所好”，这种珍贵的信息，就只能由“老佛爷”周围的一帮人提供。所以，袁世凯得慈禧欢心的秘诀，就在他对马宾廷的那一跪之中。 像马宾廷、李莲英这样的人对袁世凯来说真是“妙用无穷”。因为恪于礼制，当时大臣召对时，都得埋头跪地，不敢抬头看皇上和太后，这样大臣召对时就难以从太后的表情来揣测她的喜怒。袁世凯和李莲英约定，袁低头看李莲英的双脚，他双脚叉开，就是老佛爷很喜欢听这样的话；双脚并拢就是太后不高兴了，不要再说。袁世凯就是这样来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意，当然“应对无不称旨”。 <h3>做人做事有余地</h3> 权力是一种无形的力，而政坛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道组成的权力场。真正的官场高手一定是一个“太极妙手”，懂得借力打力，懂得化刚为柔，懂得隐忍不发，懂得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袁世凯能够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做到左右逢源、借力打力，关键就是他坚持“做人做事不做绝”的原则，他绝对不愿意把自己置于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中，也绝对避免“背水一战”这样没有转圜余地的“死地”，他的政治策略中，甚至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观念。袁世凯政治上最擅长的就是在各种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合纵连横，阳予阴取，上下其手。他是浑水摸鱼的老手，水越混，则他摸鱼的兴致越高、心思越敏、手段越灵。 1900年，义和团运动引起“庚子事变”。这时候慈禧凭借义和团愚昧地向十一国列强宣战，还要求地方督抚出兵“勤王”。袁当时是山东巡抚，又手握精锐重兵，不出兵吧，得罪慈禧后果不堪设想；出兵吧，不只引火烧身，而且他算准清廷无取胜之可能，到时候八国联军“秋后算账”受不了。所以，他两方面都不得罪。对慈禧，一方面派一小部军队慢慢“星夜驰往直隶”勤王，另一方面是输银输饷，以及绫罗绸缎等各种奢侈品，使她即使仓皇逃命的时候还能保住一点体面，满足她穷奢极欲的虚荣心理。在慈禧回銮的路上，袁世凯又是花车又是别馆地迎候。慈禧太后的第一辆汽车，就是袁世凯进贡的。可惜慈禧觉得司机竟坐到她前面，这不成体统，所以只用来做摆设，但她心里对这新奇玩意还是兴致勃勃的，对袁世凯的活络心思也就高看一眼。对外洋列强，则是饬令山东州县官员，用军队保障教士教民的性命财产，让洋人找不到寻衅借口。这一策略极为成功。慈禧对袁世凯的另眼相待是经历庚子事变之后，而八国联军认为袁是方面大员中强有力的“朋友”，对他赞赏备至。反观当时和袁处在相同处境的其他督抚，都没有袁世凯做的这么天衣无缝。那几个和袁一样手握重兵的将领如聂士成、董福祥、宋庆，于大局是一叶障目，于小节是胶柱鼓瑟，听命于慈禧太后的赌气指示去和八国联军打无把握之仗，结果败得一塌糊涂，不止把手里的军队折腾得一干二净，而且自己也没讨到好——聂士成一代名将被义和团乱刀砍死，董福祥战后成了战犯被剥夺军权，其部队解散，宋庆部则溃不成军了，因此慈禧对他再无借重之处。倒是袁世凯，手里的军队成了清廷唯一可依赖的精锐了。而那些督抚们，在这兵荒马乱、自顾不暇的时节，谁也没有想到如袁世凯这样如此“尽心”孝敬慈禧。由此可见，袁世凯在大局中灵活处置、掌握主动的策略收效不可谓不显著。 到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天下局势已成瓦解，各种政治势力风起云涌，政事军情瞬息万变，革命党、清廷和立宪党均无力收拾残局，只有请袁世凯出山来摆平。这时候的袁世凯真可谓“众望所归”，但他牢牢握住兵权之后，对哪一方都不完全支持，也不完全反对，而是左顾右盼，左右开弓，一方面对清廷信誓旦旦表达自己的忠肝义胆，同时以革命党的势力和要求来要挟清廷，一方面则对革命党表示民心思安，天下为重，而又以清廷的要求来压制革命党，还充分利用立宪党在其中做穿花蝴蝶，穿针引线，终于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这一幕大戏，演得是起承转合、跌宕起伏兼有声有色，的确是袁世凯一生中耍权弄术的经典之作。可惜袁世凯身边有些人不明白袁世凯种种举措的妙处，觉得他做事不像以前有决断了。袁听了不免得意地向这些人解释：“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如果硬来，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二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今天的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在戊戌变法中，他最初也是秉持灵活机动的策略，而且极为成功。虽然他有段时期被慈禧太后目为维新党，而且康梁一党对他的确也倚为腹心，连政变这样大逆不道的事也请他参与，但袁世凯在保守派和洋务派那里也很吃得开，至少是他们极力拉拢的对象。荣禄对他的器重和保全是不用说了，李鸿章这一洋务派大佬则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推崇他，而李鸿藻作为清流派的首领，对洋务派李鸿章的政见和为人向来不齿，但对袁世凯这一“李鸿章的人”居然也赞赏备至。 <h3>春节与元宵</h3>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有关资料记载，春节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然而，现行“春节”称谓才有98年历史。 中华民族传统历法岁首正月初一，现今无论中国还是海外华人都统一称为“春节”，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称之为“元旦”。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称为新年。” 据《史记》载，夏代元旦为正月初一；殷商定在十二月初一；周代提前至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再提前至十月初一为元旦，直至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才恢复夏代的以正月初一为元旦。以后历代相沿未改，所以这个历法又叫“夏历”，今俗称为农历。 中国历史上早有“春节”，不过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在《后汉书·杨震传》中有载：“春节未雨，百僚焦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到南北朝时，“春节”是泛指整个春季。而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中国废除旧历采用阳历(即公历)，用民国纪年。这样做带有改朝换代重新确立“皇历”的传统，同时也蕴含着与封建王朝彻底决裂的含义。 不料，孙中山的这个建议，民间一时没有接受，于是民间同时流行了两种历法，阴历和阳历。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仍然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 1913年(民国二年)7月，当时北京(民国)政府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 但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因当时是“五族共和”，端午等汉族节日列为全国节日不妥)，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实行。自此，夏历岁首就由以往的“元旦”改成了“春节”。 由于这个“春节”是袁世凯批准的，许多倒袁人士，都拒绝过这个春节。孙中山在1924年还提出过废除这个节日。但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清朝的遗老遗少们不同意，对孙中山不满的人也不同意。 1930年，南京政府为了适应当时世界上风行的改历潮流，一些改历人士重新提出，先过“元旦”新年，后过“春节”旧年，新年在前，旧年在后，十分荒唐。南京政府颁行政令，宣布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这个政令一颁布，立刻引起很多人的反对，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对国民党的热潮。结果，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把旧历新年禁下来，而且还招来了国内许多反对的声音。 “春节”从“过年而不过节”，经袁世凯批准后，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盛大的传统节日”。90多年来，中国人都重视民族传统的新年，把春节当作真正的“年”来过。人们接受“春节”称谓，是因为它既区别了公历新年元旦，又因其在“立春”前后，“春节”表示春天的到来或开始，与岁首之意相合。 元宵节的应节食物是汤圆，汤圆的别名也叫做“元宵”。袁世凯因“元宵”谐音“袁消”，认为不大吉利，于是在他登基做洪宪皇帝那年，就明令公布，不准百姓叫“汤圆”为“元宵”；同时又下令要把“元宵节”正名为“上元节”。 原来，袁世凯窃取政权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导致他疑神疑鬼。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了街上小贩在吆喝“卖元宵”，袁世凯一听，“元宵”不就是“袁消”吗？这是要消灭我袁世凯啊！可他又没办法禁止人们在正月十五吃元宵，怎么办呢？苦思冥想之后，袁世凯干脆来了个掩耳盗铃：下令从1913年正月十五日起，正式改“元宵”为“汤圆”，小贩们叫卖汤圆，听起来就不那么刺耳了！ 袁世凯是顺耳了，可全国人民却不干了，尤其是革命势力控制的南方各省，根本就不理袁世凯这一套，1913年正月十五，南京夫子庙的大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小贩们照旧扯开了喉咙：“卖元宵啦，卖元宵啦！”引得人们纷纷购买。执勤的警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不管，因为谁都知道，老袁复辟是逆历史潮流，不会长久。 果然，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梦后一命呜呼，“卖元宵”的吆喝声却在今天还能听到。 时人因袁世凯取消“元宵”，作了一首儿歌讽刺他：袁总统，立洪宪，正月十五称上元；大总统，真圣贤，大头抵铜角，元宵改汤圆。 <h3>矮人也有女人缘</h3> 相貌上，袁世凯先天不足。所以他一生什么都被人编排，就一点没人诟病，即从未有过桃色绯闻。说来还得归功于他长得不帅。 尽管相貌不佳，读书不多，既无高度又逊风度，但袁世凯久处市井，历练江湖，深谙市井风俗，为人处世上，既不违人情，又颇合事理，加之机心绵密，善于权变，所以官场上，巧于应付，拿捏尺度，自显英雄风采；情场上，体贴人意，不乏温度，一点不缺女人缘。 袁世凯生命中的女人，明里暗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十多位如夫人，可谓艳福不浅。 袁世凯的九位小妾中有三位来自妓院(大姨太、六姨太、八姨太)。 袁世凯的妾更多的来源于自家的女婢，是在长期主仆生活中慢慢建立感情的。 从女婢走入袁世凯个人生活的有五位(二姨太、三姨太、四姨太，七姨太是大姨太的女婢，九姨太是五姨太的女婢)。 尽管袁世凯长得不帅，这些女人与他结缘都是“先结婚，后恋爱”，但袁世凯自有他的魅力，女人们大都念着他的好而在情感上臣服于他。 查一查袁世凯的一妻九妾，四姨太为他殉节，吞金立死。三姨太吞金后，伤身，三个月后死。七姨太因为怀孕，有孕乃大，被劝下，没死成。一个女人肯为一个男人抛弃生命，你能说这里只是金钱的关系？说明袁世凯在她们心里是有分量的。 袁世凯管理妻妾队伍是有一套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一碗水端平。不似光绪皇帝那样偏心眼，专宠珍妃一个。 钱财利益方面，七子袁克齐说： 我父亲对待她们，都一例看待。无论分物或给钱，没有偏轻偏重的情况。因此一家向称平安，争吵的事情，我一次也没见过。 我记得三庶母想买一副金镯子，父亲说，好！每人一副，一个人买是不行的。月钱数目，各房一律，谁也不能多拿。 家中存款折子向由我母亲保管，父亲的图章由五庶母存着。家中用钱，我母亲向父亲报告数目后，就拿去请五庶母盖章，到银行去取。取出后交账房按月钱数目发放。 如果庶母们谁要犯了错误，父亲除当面训斥外，还要看情节轻重，停发一月或数月月钱。有一次九庶母与人赌博，就被停发两月月钱。 按规则办事，走程序，不偏不倚，这就消除了妻妾队伍中“患不均”、嫉妒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其二是袁世凯让这些女人有事干。女人没事干，三个女人就是一台戏，东家长西家短地整天搬弄是非。 袁世凯采用绵里藏针法，让大姨太场面上出风头，二姨太管钱财(前期)和烧菜。三姨太能歌善舞，弹琴(七弦琴)唱歌，五姨太管队伍建设。 不同于前面几位过了更年期的姨太太，六、七、八、九姨太太白天学文化，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晚上值班伺候。 大家都在忙，闲事儿就少。 袁世凯对待妻妾特别鬼的地方就是投其所好，对症下药。不知是真是假，据说袁世凯好上了二姨太的熏鱼，二姨太美得什么似的，每天用高粱米和芝麻养蟹，变着法子改善伙食。五姨太杨氏从小跟爹做小买卖，擅长理财，袁世凯就让其管钱。还假装糊涂让五姨太每天从预算里扣点儿小钱，自得其乐。什么都拿不出手的那几位，就让她们学英语，学填词，酬酢唱和，吟风弄月。 看来，读懂人心、善解人意的男人，从来都不缺乏魅力。 正文 段祺瑞：六不总理，围棋功臣 段祺瑞信佛吃素，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俭朴，无积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大批围棋手，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还好打牌；段祺瑞喜用私人，刚愎自用。通电逼迫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凯称帝和讨伐张勋复辟，三造共和。 <h3>学艺克虏伯</h3> 从1872年到1875年，洋务派用4年的时间，在各地选拔120名11~15岁的中国幼童分批送往美国留学。曾国藩、李鸿章向清廷陈述：中国欲自强，唯有学习西人的先进经验。西人的坚船利炮，背后有天文、地理、数学、制造等先进技术做强大后盾。因此应当选拔人才，直接到先进国家内部去追本求源。 虽然这些幼童“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但毕竟是长线的计划——15年风云不定的岁月，实在是太漫长了。这对于当时身处“数千年之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来说，的确是远水救不了近渴。 作为短期的救急方法之一，李鸿章率先在淮军中组建了有近代意义的新式炮营，采用克虏伯后膛钢炮装备。洋务派并不是一味盲目崇拜德国大炮，而是做了一番精心的比较研究。李鸿章1874年在给清廷的关于海防的奏折中提到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查炮位一项，德国全用后膛，英国全用前膛，俄法则小炮多后膛、大炮多前膛，美国仍用老式滑膛。其中著名厂商，德国曰克虏伯，专造后膛全钢之炮。”他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谈道：“唯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 大量购买克虏伯新式兵器固然正确，然“有器尤须有人”，从天津大沽口炮台到海南秀英炮台，这18400多公里海岸线，无数的海防大炮，需要有多少谙悉西方火炮长技的人才？所以当克虏伯的使者瑞乃尔1870年带着他的大炮来到山东登荣水师的时候，李鸿章立刻聘他为教官。 1872年，李鸿章再托克虏伯公司推荐人员来华任职，指导淮军炮营操练德军炮法。1876年，又精心安排了查连标、卞长胜等7名中国士官带足够用3年的笔、墨、砚台到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他们学成回国后，被派到淮军各炮营当教练，有的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军事科技人才。 李鸿章的克虏伯情结，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从洋务运动到抗战爆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德之间的军事交往从来就没中断过。 1886年，李鸿章来到段祺瑞就学的天津武备学堂考察，其目的是为了选拔若干像查连标、卞长胜等有着戎马生涯经历，能在短短二三年学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留学效果的武弁。考察的第一课目是：炮兵学员做炮击海面活动浮靶汇报，这给了段祺瑞脱颖而出的机会。 段祺瑞是唐太尉段秀实的第38世孙，祖籍为江西波阳。1865年3月6日出生于六安，1870年迁到安徽肥西县陶岗村定居。1872年，段祺瑞随祖父段佩在江苏宿迁兵营里读私塾。1883年10月，段祺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的炮兵专业。 因为当时学生都慑于李鸿章的威严，为此，首次开炮的学员，从第一炮到第六炮都没打中浮靶。李鸿章勃然大怒！ 轮到段祺瑞指挥打靶，他沉着冷静、笃定指挥，第一炮就打中浮靶，紧接着连续快速几炮都每发必中。 李鸿章得知指挥员是安徽老乡，其祖父等家族成员都曾是自己手下的淮军官兵，非常高兴。接着又当面考了一些军事试题，段都对答如流。李鸿章兴奋得击节称赞，当即表扬段祺瑞是“熟知军事，俾易造就”，是可用之才。 1887年夏季，李鸿章亲赴天津武备学堂主持第一届学员的毕业考试，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赞扬段祺瑞等学生“各项操法，一律娴熟，试以炮台工程做法及测绘，无不洞悉要领……” 1888年冬天，五位赴德国留学生的学员名单呈送到李鸿章的手中审批。可是，李在这份留学德国的学生名单里，竟然看不到段祺瑞的名字。李鸿章认真审视了片刻，大笔一挥，将其中一名山东籍学生的名字划掉，换上了段祺瑞。 1889年春天，段祺瑞告别妻子和仅有一周岁的儿子，和其他四个同学来到德国柏林陆军学院，学习军事理论和各种操练课程。一年后，他们又奉命到鲁尔区埃森克虏伯兵工厂，进行火炮实习。 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各种威力巨大的先进火炮，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师夷长技”的魅力。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落后挨打、备受屈辱的局面，他们拼命用功学习。 弗里茨·克虏伯从留德督学荫昌转交的李鸿章的信函里，知道这批学生是中国的精英。但因为忙于公务，始终无法抽身前往探望。当他知道这些学生的聪颖与吃苦精神事迹后，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前往梅喷射击场教授课程。 1890年春天，清廷特使洪春代表皇帝前往德国埃森探望留学生。段祺瑞及其同学以娴熟的技术操演了各种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并以优秀的测距、瞄准、射击成绩，获得洪春和弗里茨·克虏伯的赞赏。 完成学业后，四位同学都先后回国，段祺瑞又奉命留在克虏伯兵工厂学习弹壳加工、炮管膛削、铣磨来福线、浇铸优质钢、检验钢材压力、拉力试验，各类火炮的型制构造、使用和保养等课程。 1890年冬天，25岁的段祺瑞自德国归来，当他前来跪叩李鸿章之际，心里一阵惊惶。李用凌厉的目光审视他后脑勺上的长辫并没有造假之后，才和颜悦色地说：“你的责任是报效国家而不是剪辫子！”段祺瑞满脸羞愧。因为在留学时，他曾一度想剪掉被外国人耻笑的辫子。 不久，段祺瑞被李鸿章简派为北洋军械局要员。1891年被调回威海，任随营教习五年之久。 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之战时，段祺瑞带领武备学堂的学生帮助威海卫守军搬运炮弹，并亲自操炮与日军展开殊死激战。 1895年12月，段祺瑞随袁世凯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任炮兵营统带，随营学堂总办兼炮科班监督和总教习，培养出中国第一支野战炮兵部队并任司令。 <h3>三一八：民国最黑暗的一天</h3>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组织学生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和北京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医科大学、交通大学、工业大学、清华学校、农业大学、法政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美术专门学校、通才商业学校、大女附中、艺文中学(现二十八中)、志成中学(现三十五中)等数十所高等、中等学校的学生以及京绥铁路及财政部印刷局的一些工人市民等各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委书记李大钊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集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会场悬挂“驳复列强最后通牒”、“撤退外国兵舰”等标语和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血衣上书“段祺瑞铁蹄下之血”八个大字。上午九时许，近两万北京爱国青年和各界人士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一时间，人声鼎沸，群情激奋，歌声口号声不绝于耳。徐谦、李大钊、顾孟余等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由北京学联领导人杨景山(北京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后与李大钊同志一起被敌人杀害)、姚宗贤(中共党员，北京美专学生，北京学联负责人之一，当天被打死)等主持，抗议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声讨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大会主席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委员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深刻地指出：“八国最后通牒支援奉系军阀，助长中国内乱。它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但它的苛刻程度，又远远超过《辛丑条约》。它要求双方停止战事和撤除障碍，实际上就是要我们不还手，《辛丑条约》哪有这样的规定!我们要求政府坚决拒绝最后通牒，还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广场上与会民众群情沸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抵制最后通牒”等口号此起彼伏。大会通过了《反对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致八国公使书》，以及八项决议案。 段祺瑞政府派代表到天安门国民大会上，对17日卫队行凶事件表示歉意，但没能平息与会爱国青年的愤怒。会后，由2000多名满怀爱国义愤的群众组成的游行示威大军斗志昂扬地向段祺瑞执政府行进，要求面见段祺瑞请愿。由共产党员王一飞担任游行总指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游行。或有老成者害怕政府会弹压，李大钊登高疾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游行队伍绵延数里，人们手执小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反对卖国投降!”“坚决抵制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然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在行经街道路口时，市民们涌向前来鼓掌致意，有的还加入到游行队伍中。 当3000人游行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的院内后，与手持步枪、棍棒、大刀的武装卫队严阵对峙。正在执政府里面开例会的总理及总长们被游行队伍的声势吓得面面相觑，全体没了主意，便匆匆散会，只留下一个秘书长应付。游行组织方派安体诚等五人为代表向带岗守卫的军官说明，要求段祺瑞、贾德耀面见群众代表，并提出了条件，要求政府驱逐八国公使，要求八国政府向我道歉，阵亡的国民军将士出殡日各驻华机关要下半旗志哀。等了半小时，一个军官出来说：“执政有病休息，不在这里。”接着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们赶快走开吧。”代表们仍然心平气和，一再说明请愿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这个军官拒不答复。正在吉兆胡同家中的段祺瑞并没有来执政府接见游行群众。代表们出来向众人报告交涉情况，群情激奋，要求去吉兆胡同段宅找段祺瑞。在执政府院内越来越激愤的对峙中，逐渐演变成了摩擦，摩擦点燃了火花。据事后执政府含糊其辞地宣称，示威者中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导致卫队开枪。示威者则说是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向外叭、叭、叭地放了三枪(手枪或信号枪声)，在卫队旅长指挥下，大门口的卫队在不做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立即行动，东西两辕门的卫兵也同时开枪，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排枪平射。一时警笛狂鸣，枪声密如连珠，枪弹直向群众飞来。一批批手无寸铁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周围胡同伏兵四起，手持大刀、棍棒，骑着高头大马的刽子手追打、砍杀学生，演出了一场血肉飞溅的流血惨剧，群众相互救援，拼力反抗，也有不少人是在躲避枪弹时“被群众挤倒后踏死或踏伤”，不到200平方米的空场，刹那间变成了尸山血海。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年仅22岁的刘和珍当时剪了发辫，由于留短发的女生并不多，因此她成为敌人射击的目标。子弹从刘和珍背部射入，斜穿心肺，她仍然顽强地挺起身子，对前来救护的同学说：“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这时，反动军警又用木棍猛打，致使刘和珍终惨遭毒手。她的校友杨德群见她倒下，便不顾一切前来抢救，也被子弹击中，残忍的军警又向她头部、胸部猛击两棍，致使她当场英勇牺牲。在这场持续半小时之久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共有26人当场死亡，重伤200余人，送医院抢救无效又死亡21人，共47人牺牲。当日的死者中，还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大为震惊，无不为段祺瑞执政府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的兽行而发指。在这次惨案中，据目击者称，军警放枪前后均以吹哨为准，所有死者都是弹从背部或脑后穿入而致死。由此可见，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屠杀。“三一八”惨案是人类世界的大耻辱，就连当时帝国主义的报纸——《泰晤士报》，也称之“兽性”的“惊人惨案”。 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表示愿承担全部的责任，亲自慰问和抚恤遇难学生家长，从未阻止新闻界报道事件经过，他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惨案发生后十年中，段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 “三一八惨案”以后，段祺瑞彻底失去了民心。 <h3>严谨治家，一生清廉</h3> 段祺瑞先后娶了两房太太和五房姨太太，第一位太太吴氏去世后，留下一儿一女。第二位太太张蘅，也就是袁世凯的干女儿，生了四个女儿。而他的五房姨太太，都是张夫人先后为段祺瑞讨进门的。张夫人因为没有儿子，生怕别人说她不够贤惠，不得已而为之。 大姨太陈氏，早在1914年便过世了，留下一儿一女均不幸早夭折；二姨太边氏只生了一个女儿；三姨太和四姨太都姓刘，仆人们称她们为刘三、刘四。五姨太姓李，便顺着称为李五。这三个姨太出身都很低微，都是花钱买进门的。 段祺瑞脾气很大，在家中说一不二，对夫人、姨太太要求很严，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的治家却很失败。他本人素有“六不总理”之称，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他尤其痛恨抽大烟，没想到他的夫人、姨太太个个背着他抽大烟。 段祺瑞下野之初，住在天津日租界须磨街他的部下魏宗瀚的公馆里，第二年应皖系下属田中玉之邀赴大连疗养，随行的有张夫人和二姨太。留在家里的几个姨太没了管束，常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偷偷溜出去看电影、听戏、划船、逛市场，四处招蜂引蝶，常常半夜三更才回公馆。 段祺瑞返回天津后，突然发现家里有什么不对劲。下人在窃窃私语，三姨太和四姨太说话总是躲躲闪闪。有天夜里段祺瑞睡不着，一个人起来到院子里散步，正好撞到三姨太从外面归来。当时段祺瑞的惊愕无异于见到了外星人，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女人竟然打扮得像歌女，而且夜半归来！ 三姨太也惊呆了，吓坏了。她了解段祺瑞的脾气，知道等待自己的凶多吉少。段祺瑞注视着三姨太，照着三姨太的脸一掌打过去，呵斥道：“不要脸的东西！” 第二天，段祺瑞吩咐张夫人将三姨太送回在北京的娘家。张夫人早已听说了三姨太和四姨太的风流韵事，只是一直瞒着段祺瑞。以段祺瑞的脾气，她担心会闹出什么大事。如今见段祺瑞如此冷静，倒也放下心来。只是三姨太哭着闹着不肯离去，让她有些于心不忍。 送走了三姨太，不久四姨太的风流韵事又传了出来，段祺瑞一怒之下又将四姨太休掉，打发回了娘家。 对于子女，段祺瑞更是要求严格，而且从不给什么特殊照顾。吴夫人所生长子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段祺瑞身边，虽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但与段祺瑞一样，十分喜爱围棋，是当时围棋界里响当当的人物。但段祺瑞仍没有为他的前途铺平道路，而是教育他从最底层做起，靠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向高处攀登。 段祺瑞治家严明，夫人姨太太子女都不得干预公事。有一次一个姨太太想替一位老妈子的亲戚谋个差使，在段祺瑞面前求情，段祺瑞一听气得鼻子都歪了，怒斥道：“你想买官吗？得了人家多少钱，快说！” 这位姨太太委屈得当场就流下了眼泪，但段祺瑞毫无怜香惜玉之情，又将她狠狠训斥一番才罢休。从此，家中再也没有人敢向段祺瑞求情。 段祺瑞当官以后，合肥老家经常来人拜访，目的是想求他给谋个好差使，段祺瑞一概不予办理，只是好吃好喝地招待这些亲戚几日，然后给些钱将他们打发走。就连他的胞弟段启甫上门，他也是毫无情面。当时他已任国务总理，安排个差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段祺瑞认为段启甫不是做官的料，对他说：“你不适合做官，还是给你一笔钱，回家做个买卖吧。” 因此，段祺瑞的亲朋好友中很少有做官和发大财的，这在当时的军政要员中极为罕见。 唯一的一次破例，是段祺瑞为他的一个远房侄子安排了事由。他见那个侄子能吃苦，是个可造之材，就给他谋了个军校的勤杂工。出乎段祺瑞意料的是，这个侄子没当几天勤杂工，很快被升为军需采办。这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能力，而是因为他是段祺瑞的亲戚，军校负责人处处巴结他，心甘情愿把这个肥缺送给他。 这个侄子当上军需采办后，异常高兴，决心尽职尽责做好这份工作，可每天看着从自己手中流过的白花花的银子，他很快便把持不住，手脚变得不干净起来。直到捞足了油水，他才想到这一切都是沾了族叔的光，于是决定登门拜访段祺瑞。 一进段府，这位侄子看到一位妇女正和一个米贩子讨价还价。妇女虽衣着普通，但言谈举止很不一般，一看就是段府女主人。这位侄子不由得暗暗吃惊，想不到族叔做了那么大的官，家里买米还要如此算计。 这位侄子没有进去拜见族叔，而是转身离开了段府。第二天，他带着一辆大车来到段府，车上装满了米面油盐、鸡鸭鱼肉等食物。他向段祺瑞的续弦夫人张蘅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以后我每月都来送食物，您再也不用和那些小贩子讨价还价了！”临走前，他还特意嘱咐张夫人，不要将此事告知族叔，他早就听说段祺瑞不收礼，担心这些东西被送回。 可是段祺瑞治家甚严，张夫人岂敢隐瞒，当天晚上便将此事告诉了段祺瑞，段祺瑞听后立即火冒三丈：“这小子哪来这么多钱？还要每月都送，我倒要看看他这些钱是哪儿来的！” 不久后，段祺瑞到军校视察，特意向学员们打听伙食问题，学员们普遍反映菜种单一，而且不新鲜，米也不好。段祺瑞气呼呼地来到伙房一看，果然如学员们所说，他立刻叫来军需主任，劈头就是一顿臭骂。军需主任哆哆嗦嗦，只是嗫嚅道：“这不关我的事，这不关我的事……”再问他，他又说不知道，气得段祺瑞吼道：“不知道是吧，那就给我拖出去打50军棍！” 这话果然见效，军需主任立刻口齿清晰地供出段祺瑞的侄子，并拿出账本给段祺瑞过目。段祺瑞早就对他侄子有所怀疑，如今人证物证俱在，立刻叫人把他侄子绑了来，“赏”了他100军棍。100军棍足以要人性命，幸亏执行人手下留情，这个侄子才保住性命，但也因此落下终身残疾。 打完侄子，段祺瑞又做出一项惊人之举，他不顾别人劝阻，主动走进禁闭室，不吃不喝地在里面待了整整两天，以惩罚自己任用私人。 而段祺瑞本人也从不收礼。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送给他一个精致的围屏，围屏上镶有各种宝石，五颜六色，光彩夺目，一看就知价值不菲。段家的人看了都爱不释手，甚至半夜里偷偷起来玩赏。可第二天早上，段祺瑞见到围屏，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就叫人给齐燮元送回去了。 还有一次，张作霖给段祺瑞送来一些东北特产，并不是多么值钱的东西，但段祺瑞死活不肯收，最后在张作霖的副官一再恳求下，才收下两条江鱼。唯独有一次冯玉祥送来一个大南瓜，段祺瑞非常喜欢，破例没有送回。逢年过节时，按照习俗，给段祺瑞送礼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但段祺瑞只是在每人的礼品中挑一样最不值钱的留下，其余的一概退回。 段祺瑞一生清廉，没有购置过一处房产和地产，甚至连合肥老家也没有一处住房，在北京住的房子是袁世凯赠送的，到天津之初，住的是他的部下魏宗瀚的公馆。后来搬出日租界，租住在英租界47号一套房租较低的住宅中。 <h3>近代围棋大后台</h3> 段祺瑞平时喜欢念佛经、搓麻将，再就是下围棋。而对围棋入迷的程度，连他的心腹徐树铮也每有微词，认为他玩物丧志。他怎么会迷上围棋，今已无从查考，兴许是同他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有关。段祺瑞生于安徽六安，童年跟随祖父在江苏宿迁读书，稍长便移居合肥。晚清到民国初，合肥一带围棋颇为兴旺。比段祺瑞稍大的合肥人刘铭传，是清代官僚中屈指可数的围棋高手，他的对局棋谱流传至今；与段氏同时代的围棋名手张乐山，也是合肥人；而合肥望族李氏（李鸿章一族）门中更不乏围棋好手，如李子干、李戚如在光绪、宣统年间均有弈名，他们常邀各地名手至合肥交流，并在合肥组织棋社，结纳棋友。段少年在弈风甚盛的环境中长大，后来又为李鸿章所赏识而出国学军事，与围棋结上缘也就不足为奇了。 段祺瑞不仅自己嗜棋，他的子侄也喜欢下围棋。长子段宏业的棋艺水平比他的老子还要高。在民国初期颇有点名气，当时次一级的国手如吴祥麟等还非他敌手，后来日本人曾授之以段位。金山人顾水如，棋艺最负盛名，初到北京遇到的强劲对手也就是他。段祺瑞好胜，输棋便不高兴，别人同他下棋总是手下留情。段宏业是个花花公子，染有抽鸦片的恶习，段氏本来就不喜欢他。父子对弈，不讲什么情面，段祺瑞一输棋，常瞪眼斥责他：“没出息，就只会下棋！”20年代前后，段宏业当上天津正丰煤矿总经理，养尊处优，棋也少下了。段祺瑞身边还有一个人，当时与孙科、张学良、卢小嘉齐名被称为“四大公子”之一的段宏纲。此人是段祺瑞二弟碧清之子，从小就跟随段祺瑞，后曾入保定军官学校读书。老段认为他为人忠实可靠，视之如己出，段府内外不少事务多由他出面办理，有的史家往往误以为是老段的嫡子。他的棋艺比段宏业差，同段祺瑞差不多。 段氏一家三人既然都爱下围棋，出入的棋客也便多了，一些拉帮结派、趋炎附势而又附庸风雅之辈也常来凑热闹，段府俨然成了个围棋俱乐部。每有重要围棋活动，一些知名人士如任中国银行总裁的王克敏，前清十代肃亲王、入民国后任民政大臣的善耆，曾任直隶总督的杨士骧的兄弟杨士骢，大富豪李律阁等等，都纷纷出面捧场，这对于围棋活动的开展自然有利。 围棋起源于我国，清中叶以后日渐衰落，远远落在日本的后面，到清末民初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段祺瑞利用自己的权势，资助围棋棋手，推进中外围棋的交流，确实起过积极作用。 清代官僚大多夜郎自大，段祺瑞开头对日本围棋的水平并不知其底细，光绪末年充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的时候，常与侨居保定一带的日本人下棋，这些人原是一般围棋业余爱好者，段与之对局常胜，由此总认为日本围棋水平不高。有一回，来了个名为中岛比多吉的日本业余棋手，非常轻松地赢了段祺瑞，在场观战的日本人趁机宣传日本围棋强于中国，段自知技不如人又不服气，邀了北京的几位名手才击败中岛。中岛这个人颇机灵，过了一个月，摸清中国棋手的招数，逐渐又居上风。段再约当时的一流名手张乐山、汪云峰到保定与之对阵，才把中岛压了下去。 说段祺瑞为中国围棋事业干了好事的另一侧面是资助一批围棋名手，使他们有条件增进自己的棋艺。 围棋易学难精，要精于此道，得下功夫，这就得有个安定的生活条件。清末民初，民不聊生，一些围棋名手鲜有生活优裕的。入民国后的10年间，段祺瑞权势日隆，对围棋的兴趣有增无减，他先后设于北京五堂子胡同及府学胡同的府邸，进出的棋手极多。段氏资助这些人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是挂虚职、支干薪；二是对局时给奖金。据说，段府每个月用之于围棋的开支常超出千元。 天才棋手吴清源的出道，也同段祺瑞有关。 吴清源，福建人，祖父曾做过浙江道台，家境原极富有，后家道日渐衰微，父亲一死，生计更为困难。吴一家喜棋，吴清源从小学棋，棋艺进步神速，9岁便同一些国手对局。1925年春，吴清源才11岁，“棋顾问”顾水如领他去见段祺瑞，推荐说，吴清源是块罕见的好材料，因父亲新丧，全家在京难以维持生活，其舅父拟带他回福建另谋出路，这一来很可能荒废棋艺，实在可惜。过了几天段祺瑞想试试这孩子到底有多少分量，便招吴让两子对局。一般棋手同段祺瑞下棋大都让他赢，一个10来岁的孩子哪里理会这一套，又何况论棋艺段祺瑞根本不是这孩子的对手。对局时，吴清源杀得他“尸横遍野”，溃不成军。老段输得那叫一个惨，心情十分恶劣，整整一天不再会客。不过，虽然如此，吴清源并没有因此受到冷遇，段祺瑞照样每月拨款100元作为“学费”，让吴继续留京下棋，并经常出入段府。那时，雇个佣人，每月只需要付2元钱工钿，100元是个不小的数目。1928年，吴清源东渡日本，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棋手，独步棋坛20年，号称“昭和年代棋圣”，至今仍是围棋界仰慕的人物。他回顾自己的经历，还常提起那件往事。 1926年，段祺瑞下台后，手头渐渐拮据起来，接济围棋棋手自然不可能那么阔绰了，但毕竟还有点余威。1928年秋天，蒋介石曾派随行人员吴忠信奔赴天津，代他向段祺瑞请安。这一方面是因为蒋早年在保定军校修业，是段的门生，尽“师生之谊”；另一方面自然是因为皖系还有潜在势力，借段这块招牌可以用来笼络一批军阀。吴忠信到段府见到段的境况，回南京向蒋禀报，蒋当时便拨款2万元给了段祺瑞，而后数年陆续的拨款为数也不下数万元。段祺瑞在经济方面有“后盾”，与之往来的棋客自然也依然如故。 段祺瑞到上海定居是在1933年初。“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担心日本侵略者与国内军阀相勾结，特派遣亲信钱某持由他签署的信件到天津，请段祺瑞南下“颐养”，以便随时“商谈国是”。段祺瑞遂南来，随行者有吴光新、魏宗瀚以及段宏纲等，1月24日到达上海，定居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海新村”一带，当时这个地方有草坪10余亩，房屋10余间。 上海自民国以来，围棋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围绕地方富豪张静江、张澹如周围早就有一批棋客，北方棋界的“大后台”段祺瑞的到来，更使这个地方的围棋兴盛起来。北方围棋名手刘棣怀早在段祺瑞下野之后就南迁上海了，北方棋界精英雷溥华、王幼宸、余冠周等也赴上海交流棋艺，就连年近古稀的棋坛元老汪云峰也曾一度南来上海。至于顾水如，仍是段府的常客，自己还在私宅办起“上海弈社”，青年棋手过惕生当他的得力助手，由他引荐也成为段府的常客。30年代中期，上海迅速取代北京，成为全国围棋名手汇集的中心。 段祺瑞在天津时已患有神经性关节炎、染过猩红热，到上海那年已是69岁的老人，须发全白，体力日渐衰弱，但生活习惯仍与天津时无异，每天早起诵经、下棋，有时也约客打麻将。1934年春夏之交，他患了严重的溃疡，大量出血，经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抢救，虽然免于一死，精神却十分萎靡了。就在这一年5月，日本著名棋手木谷实（当时六段）、吴清源（当时五段，尚未入日本籍）一行来沪访问。吴清源与木谷实是日本棋界的两颗巨星，所向披靡，少有敌手，当时上海自然无人可以同他们下对子局的。吴清源不忘故旧，造访段祺瑞，一个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是老态龙钟的遗老，两人相遇，感慨万千，他们再次推枰对坐，手谈一局，结果吴清源却以小败终局。段祺瑞心中明白：这一局以尊敬长者为目的的“交际棋”，大概是对他当年惨败的一种安慰吧！ 这一年夏天，应蒋介石之邀，段祺瑞曾前往庐山避暑，随行者有段宏纲与顾水如。段见蒋，曾谈及围棋，并提到吴清源，说起这位稀有的天才有可能加入日本籍，将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应设法召吴回国，指导国人棋艺，否则日本围棋越来越强，中国会越来越落后。蒋介石当面唯唯，其实当时他哪有心思办这类事，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h3>一生天津缘</h3> 1885年，正处于洋务运动中的清廷，秉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在天津开办了北洋武备学堂。时任直隶总督兼洋务大臣的李鸿章一手促成了此事。 学堂的第一批学员，多是从淮军中选拔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之一。学堂分步、马、炮、工程四科，段祺瑞被分在了炮兵科。 官方在这所学校里下了大力气，教员多是从德国退役军官里聘请，学习的内容中西结合，十分全面，从历史、地理这些基础课程，到兵法、图上战术这些军事课程，都要涉及，对当年的学生们来说，可谓一场考验。 段祺瑞显然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几年后他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学堂毕业，不久就被选派到德国去进行深造，进入柏林军校，仍然进行炮兵的相关学习。在德国期间，他曾经有机会到世界知名的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大开了眼界。 在德国学习后，段祺瑞返回国内，在威海武备学堂担任教师。但他与北洋武备学堂的关联还没有断开。 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后来多成为新军中的重要人物，除段祺瑞之外，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吴佩孚等悉数毕业于此，其中冯国璋、段祺瑞与王士珍，后来曾分别担任民国总统、总理、总长，被称为“北洋三杰”。 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学堂被焚毁。到了20世纪初的几个年头，由于北洋军扩充迅速，对军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袁世凯便决定着手恢复北洋武备学堂，承办此事的正是段祺瑞。 从德国回来后，段祺瑞虽在威海任教，却一直未受重用。他的仕途转而变得顺利，也与天津有关，源于小站练兵。 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整个国家改变了重文轻武的观念。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朝廷就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招募新兵进行训练。胡燏棻招募了近五千人，组成了十营“定武军”，驻兵地点就在天津的小站。 但很快胡燏棻就另有任用，在荣禄、李鸿章、翁同龢等人的保奏下，袁世凯走马上任。 定武军属于新军，必须要由懂得新的军事知识的人来训练。于是袁世凯选中了那些曾从武备学堂毕业的人。最初他选中了王士珍与一个叫梁华殿的人，谁知不巧的是，梁华殿到小站不久，就在一次夜间操练时失足溺水而亡。随后，袁世凯又物色了两人，就是冯国璋与段祺瑞。 此时，袁世凯已经将“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人数也扩充到了七千多，和当年武备学堂的配置一样，分步、马、炮、工程四个兵种。段祺瑞到了小站后，被任命为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据民国知名记者陶菊隐在他的专著《武夫当国》中记载，1901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的时候，在保定设立了督练公所，主持训练新军的事务，下设三个处，段祺瑞就担任参谋处总办。 由于此时袁世凯已经成为北洋大臣，因此他的部队被称为“北洋新军”。袁世凯对段祺瑞很器重，陶菊隐在书中称，袁氏曾特意关照、帮助段祺瑞成为北洋军第三协的协统，也就是新军中的高级将领。 在段祺瑞的人生中，袁世凯有着重要的影响，清廷覆灭，民国建立后，段祺瑞先后担任过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但两人的关系也存在波折，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主张对日立场强硬的段祺瑞与袁世凯产生分歧。当时日本报纸称两人即将决裂，段祺瑞一度发表辟谣电报，称其“挑拨离间”。但之后不久，袁世凯就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职务。随后袁世凯称帝，段祺瑞被“打入冷宫”，直到袁世凯被迫取消洪宪帝制，为了对付南方的护国军时，才又请段祺瑞出山挽回局面。 段祺瑞一生，曾几次退居天津。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成为大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两人分庭抗礼，先后在国务秘书长人选、是否对一战中的德国宣战等问题上产生矛盾，被称为“府院之争”。 1917年3月4日，在与黎元洪闹翻后，段祺瑞负气来到天津，经冯国璋劝说后返回北京。到了5月份，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再次离京到天津，并通电表示不承认黎元洪的命令。但这一次两人的纷争，竟意外地给了张勋机会，导致了后来复辟闹剧的出现。当年7月，在击退了张勋，将冯国璋迎进北京就任大总统后，段祺瑞在天津重获了他的总理职务。 段祺瑞第二次退居津门，是在1920年直皖战争失败以后，而后于1924年11月返京就任临时执政。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通电下野，再次寓居于天津，就住在今天的鞍山道38号。 对于段祺瑞在天津的生活，他的外孙女袁迪新曾对媒体有过详细的讲述：“每天早上起来，外公头件事便是念经诵佛，待吃过早饭，他的老部下王揖唐便过来，帮他整理编选历年来的诗文，准备刊印一部《正道居集》。午睡之后，外公照例是下围棋，晚上打麻将。” 袁迪新曾在杂志上披露，段家在天津的生活相当好，她“在天津过着‘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的大小姐生活”。但在物质生活之外，段祺瑞也很重视家教，聘请家庭教师给后辈教授英语。 段祺瑞在天津时也未置身政事之外，而且历史的风云变幻也似乎总不会遗漏他的身影。 随着日本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段祺瑞在天津的生活也渐渐受到了影响。日本关东军头子土肥原贤二就曾几度到天津密晤段祺瑞，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华北政权，并表示愿意鼎力支持。 但段祺瑞显然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与此同时，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派人专程赴津，请段祺瑞南下，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1933年1月，段祺瑞乘车前往南京。抵达之时，蒋介石给予他极高待遇——蒋氏本人亲自前往迎接。而段祺瑞随后也公开表示：“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 此后，段祺瑞一直居于南方，直到1936年去世，再也未回过天津。 <h3>吃斋念佛为哪般</h3> 段祺瑞下野之后，即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吃斋念佛，表示自此不再问世事了。 当时段的亲信勒云鹏、吴光新等人也和他一起念佛。段祺瑞最爱吃南方的豆豉，吃斋之后，豆豉更成了他每餐必不可少的佳肴。他还令人养了几只母鸡，以备他吃鸡蛋，但他不准在这群鸡内有公鸡，他说这样的蛋是“素蛋”，素蛋才可以吃。 时天津有不少小庙，亦有几个较大的寺院，如大悲院、海光寺、河北大寺等，都香火甚旺，居士很多。北洋军阀时期，一些被打倒失败下台的军阀、官僚、政客和被推翻的清王朝王公权贵、遗老、太监等，多避于天津做寓公。 段吃斋念佛，并没有做到四大皆空、看破红尘，只不过是以此作为蛰居的幌子。每有他的学生、旧部来公馆看他，说到国内遍地烽烟，人民涂炭，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并说若收拾这盘残局，使老百姓能过个太平日子，还非老帅东山再起不可，这时，段虽然嘴上不说甚，脸上却露出笑容。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于阵前倒戈，回师北京，推翻了曹锟的总统宝座，电邀孙中山北上，段见出山的时机已到，便重新集结皖系势力，并与盘踞在江苏、湖北的直系残存势力拉关系。段在冯玉祥、张作霖和直系残存势力的拥戴下，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1月24日，段在京就职，组成了临时政府。 段执政再次进入北京后，虽然执政府设在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的旧址，但他的住宅却设在了南门仓的新公馆。段的这个公馆是数年前开始修建的。其地皮原是清朝一位王侯的府邸，段请风水先生看后，风水先生说这块地皮风水不错，段便下令于此修公馆，并请了一个叫魏延平的工程师画图监工。公馆前后有四个大院，还有若干跨院。东面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园。里面有座小楼。后边还有座大花园，园内有假山，通后花园有条河。这座公馆建成后，段还没有搬进去，就发生了战事，段又逃回了天津，此次出山，就住在这所新的公馆内，花园的小楼成了他诵经的静室。段虽然重新执政，然依然吃斋念佛论道。 正文 冯国璋：毕生不忘和平统一 冯国璋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并接受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h3>追随聂士成</h3> 1894年6月，冯国璋随聂将军入朝鲜御日，当时的清政府并未看清日本出兵朝鲜的真正目的是为入侵中国做准备，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武器落后，且寡不敌众，加上清军主帅叶志超懦弱无能，尽管聂士成将军身先士卒，冯国璋亦作战勇猛，淮军在装备先进的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前毫无抵抗之力，血战中的聂将军不得不带着士兵们节节败退。这是被打着跑、跑着打的一场惨烈战争。 据《年谱》记载：1895年10月，“冯国璋与其护兵阎升以一匹马强渡过江”。日本人多，兵器又好，清军战败了，冯国璋只得跟着往回跑。冯国璋和他的卫兵阎升一起往北跑到了鸭绿江边，正愁着没法过河，忽然从小树林里斜着跑过来一匹灰黄色的小马，这可救了两个人的命。冯国璋和阎升拽着马尾巴过了河。这匹马是匹母马，从此成了冯家的功臣，以后就由专人照看起来。 清朝末年，冯国璋回到聂士成将军的部队，随聂将军扼守摩天岭三个月。在此期间，冯国璋随聂将军一起对日军打过一次胜仗。当时在摩天岭，聂将军带领的军队是在孤立无援的危难情况下对敌作战。冯国璋利用所学军事知识，建议聂将军在多处插立清军旗帜，布下兵众将广的疑阵迷惑日军，又在险要处设重兵截击敌人，这是对兵法上的“虚实并举”、“声东击西”战术的运用，最后等到了援军打败了日寇。这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上，是唯一的一支战胜日军的队伍。为此聂将军立下了战功，冯国璋亦功不可没。经过甲午之战，冯国璋已成为聂将军的心腹爱将。 然而，当时对日作战的失败局势已是不可逆转了。在辽东半岛失守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月末，冯国璋随聂将军驻守山海关。这时冯国璋因对日作战勇敢有功，已从五品提升为聂军军械局督办。 冯国璋曾两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第一次是1895年4月，冯国璋作为武官随裕庚出使日本考察军事。裕庚是冯国璋在武备学堂的老师，很器重冯国璋。冯国璋在日本大开眼界，认识了几位日本的军事人才，向他们学习。还考察了日本的现代军事科学及训练方法和理论。回来后整理出版了好几本兵书。 作为甲午战争的亲历者，战败的教训使冯国璋早有改练新军的思想，所以到了日本，他特别注意考察现代军事。日本军队的训练、装备、战术等，都是他考察、学习的目标。冯国璋对裕庚说：如今是洋枪洋炮时代，大刀长矛怎么和人家打，所以甲午才打败仗。学生以为中国必须练新军，都得变，不变则亡。裕庚很同意冯国璋的想法，说朝廷里现在也有人有这个想法。第二次，清政府派冯国璋与朝廷官员铁良、风山再次赴日考察军事。通过两次考察，冯国璋在现代军事科学上的认知都有很大提升。 1896年末，清廷决定任用袁世凯去小站督练新军。冯国璋在武备学堂的老同学王士珍、段祺瑞等都到了小站，这使得冯国璋非常动心，但又感苦恼。这是因为冯国璋虽然很想去小站参练新军，但因聂将军对他有知遇之恩。尽管聂将军也很明白编练新军的道理，冯国璋不忍提出离开的要求。后来还是荫昌大力推荐，袁世凯也一再向聂将军要人，聂将军才把冯国璋送去了小站。临走时，两人是挥泪而别。 到了小站，袁世凯亲切礼貌地接待了冯国璋。有记载说袁世凯视冯国璋的几册兵书为“鸿宝也”，并说“学界之子无逾公者”。冯国璋与袁世凯生于同年，并长袁数月(袁生于1859年9月16日，即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擅礼贤下士，不久便对冯国璋以“四哥”相称，并把新军操练、营务等事完全放手交给了冯国璋与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勋、段芝贵、阮忠枢等人。冯国璋在小站很努力，又和王士珍、段祺瑞合编了23册新的练兵教科书，这些兵书成为清末我国军事学校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三人在袁世凯手下做出了成绩，连德国教官都表示赞赏，后来这三人被称作“北洋三杰”。 <h3>“敛财只因太穷”</h3> 冯国璋当大总统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卖鱼事件”。 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饭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当然，在军阀混战时期，民国的大总统也确实不好做，因为各地税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开口问中央要钱的却多如牛毛。由于政局不稳，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时期有两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举债度日。 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记载，黎元洪做总统的时候经常抱怨：“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个月我又赔了3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36万。长此以往，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那时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地收到20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 但是，一个月区区20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事情是这样的，王士珍当时做总理，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地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吧。 冯国璋喜欢敛财，这和他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冯国璋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在清末民初时期，正是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时候，冯国璋和其他同时期的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蓄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间县诗经村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合办了占地数十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多有投资。虽然部分投资也有亏损失败，但总的来说，冯国璋从中还是获利颇大。 对于冯国璋身为地方大员甚至国家元首仍旧顾及私利的情况，当时有人指责他“擅自封殖”，冯国璋便为自己辩解道：“项城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冯国璋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温饱。可真正的事实恐非如此。 当然，冯国璋经营多种商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发达显贵之后，有些亲戚、同乡、朋友前来投奔，并希望他能安排个差使。冯国璋不好直接拒绝，但又不能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因此他通过投资经营一些商业来安排这些人，也算是公私两分。据说，冯国璋在南京的时候，他军队里的后勤供给，比如军粮、服装等，大多是由他自己经营的商业来供应。但是，他经营的那些商业大都任用私人，一旦冯国璋失去权势，难免陷入困境。 当然，冯国璋也不是一味地吝啬，对于常年跟随自己的亲随，他还是多有馈赠的。比如他的幕僚恽宝惠就曾说，冯国璋曾经给过手下亲信师景云8000大洋，让他拿去侍奉老母亲，而恽宝惠在其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本人也收到过冯国璋8000大洋。恽宝惠跟随冯国璋多年，他也感叹地说，像冯国璋这样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款数来给他和师景云，真算得上是难得了。 冯国璋去世后，留下遗产300万元，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来负责，在王士珍的主持下，这些钱都按不同的份额分给了他的子女。 <h3>禁军统领</h3> 武昌起义后，冯国璋率军攻克汉口，由此被清廷授予了二等男爵。据说，冯国璋在得知自己封爵后，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为朝廷效力！” 在攻下汉口之后，冯国璋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世凯请命，要求一举拿下汉阳和武昌，建立不世功勋。令他没想到的是，袁世凯此时却将他调回京城，出任禁卫军统领。 在冯国璋刚立下赫赫战功的情况下，袁世凯将他调任禁卫军统领既名正言顺，又具有“一石二鸟”之功效。所幸的是，原统领良弼在被排挤出禁卫军不久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凯也就顺利地通过冯国璋加强了对禁卫军的控制。 在清帝接受优待条件并答应退位后，冯国璋便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去向禁卫军的官兵解释并加以安抚。禁卫军大都是满人，他们一是忠于清廷，二是担心清帝退位后军队会被解散，从而影响到自己及其家人的生计。因此，要是冯国璋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引发兵变，甚至影响到清帝退位的进程和京城的稳定与安全。 1912年2月初，正当禁卫军的官兵议论纷纷的时候，冯国璋来到驻地并命令吹号集合，他要亲自向官兵们宣布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和禁卫军的安置问题。吹号后，全体官兵集合在操场，操场的前面则摆着三张大方桌，其中一张叠在上面，并在旁边放了接脚的椅子，以临时搭一个高台，方便冯国璋向官兵们讲话。 在全镇官兵按照步、马、炮、工程、辎重营的顺序列队后，冯国璋便拿着一张纸卷上了台，他先扫视了一下列队的官兵，随后开始讲话：“我今天来，是和大家说一件要紧的事。大家知道，袁总理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也是向来赞成君主立宪。但现在独立的省份太多了，要打起来，兵力不敷使用，军饷也没有着落，外国人又不肯借给我们钱。现在隆裕皇太后下了懿旨，说要将国体问题交给国民大会公决，但现在的局势已经是万分危险了，就算我们禁卫军的官兵拼着性命去打，那护卫皇宫和保卫京师的责任又交给谁？” 看到下面已经有动静后，冯国璋赶紧展开那张纸卷开始念：“现在，总理大臣已经和民军商定了优待条件：皇太后和皇帝的尊号、满族和蒙族的待遇，还有我们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 当冯国璋念到“大清皇帝辞位”的时候，队伍里立刻出现了不小的骚动，一些旗兵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脸上无疑是那种又惊又愕的表情；而一些人干脆就抹开了眼泪。随着冯国璋越往下念，队伍的骚动情况就越严重，很多官兵都已经脱离了原本整齐的队列，开始相互议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也不乏愤怒的举动。唯独屹然不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步队第四标，他们仍旧整齐地列队站着，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出无动于衷的表情。 冯国璋在念完优待条件后，见队伍已经凌乱，便大声宣布：“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不论官长士兵，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你们大家可以推选几个代表，请代表上前五步，由他们代大家申述意见。” 过了一会儿，队列里走出几个代表。他们提了两个问题，一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安全，冯总统（禁卫军的统领当时称总统）是否能够担保？二是禁卫军今后归陆军部编制了，会不会取消？冯总统能不能对此担负完全责任？ 冯国璋听后，立刻上台答复说：“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绝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任何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 在代表们归队后，队伍的骚动仍旧没有完全平息下来。这时，冯国璋急中生智，他再次跳上高台，大声对下面说：“我还有话跟大家说！”这时，协统姚宝来、王廷桢赶紧对自己的队伍高喊一声：“立正！” 在队伍稍微安定了一点后，冯国璋便大声道：“现在你们不管是正目还是兵，赶紧推选出两个人来，今天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把手枪，并且从今天起就跟随在我的左右，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 旗兵们听了这话后，当场便推选出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步队里的正目（即班长），一个叫福喜，一个叫德禄。两个人来到冯国璋面前，冯国璋对随从幕僚说：“今天就到镇司令部拟两份命令，委派这两个人做本处的副官，领两支手枪，并按每月50两银子支饷。” 这事办好之后，队伍才安静了下来，冯国璋也算是松了口气。他回到镇司令部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只“唉”地长叹了口气，一言不发。情势所逼，冯国璋当时的心情，既觉得自己对不起清廷，又不得不做了袁世凯的驯服工具，毕竟袁世凯对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啊！ 在沉默的气氛中，冯国璋随后便离开了镇司令部。从此后，冯国璋的身边便多了两个拿手枪的旗兵，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的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据称，当时禁卫军的军心确实是不稳的，特别是在宣布优待条件的时候，旗兵们觉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如果不是冯国璋的灵机一动，当时发生什么事情还真不好说。 <h3>五将军密电</h3> 袁世凯爬上总统宝座，还嫌不过瘾，又产生了做皇帝的野心。当冯国璋获悉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十分惊讶。经与周夫人商量，决定进京了解内幕，于是于1915年6月亲赴北京谒袁。冯问：“外间有总统要改帝制的传说，不知确否?”袁答：“华符，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历史上开创之主，年皆不过50，我已是将近60岁的人了，鬓发尽白，精力也不如昔。大凡想做皇帝的人，必须有个好儿子，克绳基业，我长子克定脚有毛病，是个无用的跛子，次子克文只想做个名士，三四子都是纨绔，更没出息。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个是我的继承人呢?将来只能招祸，不会有好处的。”还说什么他已在英国伦敦买好了房子，如果国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去英国当寓公。冯见袁世凯如此信誓旦旦，也就信以为真了。然而正当袁“指天誓日，力辩无其事”的同时，他的亲信左右却正在积极筹备帝制。冯回到南京后，北京“筹安会”即公开鼓吹恢复帝制，冯国璋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只得去密电向反对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询问，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复。冯国璋深感受骗，便愤愤不平地说：“他哪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坏!”从此，冯国璋与袁氏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袁世凯对冯国璋很不放心，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据传张勋曾接袁世凯一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后，袁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冯国璋。未几，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也是为了防备冯国璋。冯国璋见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凯不再相信自己，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不久，袁氏父子指使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选举代表，举行改变国体投票。齐指派代表时，冯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在举行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去；齐亲自到署劝请，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却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12月18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急电催促进京就职。冯乃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李纯等督军也致电主张留冯。袁世凯没办法，只得允许他在南京“遥领”。然而，袁世凯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枢、荫昌等人赴宁继续催冯离宁北上，一面电令杨善德、卢永祥、倪嗣冲调兵控制长江下游。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冯国璋鉴于全国讨袁运动兴起.也就不再装病了。1916年3月9日致电袁世凯销假视事，从此放开胆量，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冯国璋一面向袁世凯迭电密陈请“勿轻开战祸”，一面通过梁启超、胡鄂公等人与西南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以促使西南独立和陆荣廷攻击广州，驱逐袁世凯死党龙济光；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军陈宦、汤芗铭通电拒绝袁世凯的命令。当袁世凯派曹锟率北洋军入川与护国军接火之日，梁启超派人赴南京，请冯国璋协助蔡锷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冯国璋对来使说：“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而又比较亲信的人，我的电报对他是个重大打击。我们之间，不可讳言是有知遇之感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的，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所以，我刚才考虑的结果，决计发电劝袁退位。”于是，冯叫秘书拟好两电，一电致袁世凯，劝其退位；一电分致鄂赣与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对洪宪帝制的态度。 不仅如此，冯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阵营取消独立，退出战区，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袁氏集团取消帝制，惩办复辟帝制罪魁，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思。可见“五将军密电”是冯国璋企图以“中立”省将军首领的名义，召唤非独立各省区，形成第三种力量，以图联合护国军，打倒袁世凯的一种计谋。 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袁世凯过目时，袁气急之下,几乎晕倒；帝制派见此电，亦个个瞠目无词，足见“五将军密电”对袁氏复辟帝制的打击程度。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对帝制斗争正方兴未艾，内部已处四分五裂、众叛亲离之势，深知已临灭顶之灾，但为了仍然保住权力，企图继续盘踞大总统职位，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更无法掩饰。于是冯国璋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对袁施加更大压力，以迫其将政权让予他。为此，冯于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冯国璋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冯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 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起了一定作用。 <h3>工作作风</h3> 在待人方面，冯国璋非常宽厚。有人认为冯从来就是一个懒看公事的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冯对于明码的或是密码的来往电报，一般是件件过目。特别是关涉到政治大事的一些电稿，更是字斟句酌，绝不马虎。 对于一般的文稿就有所不同了，如当冯在直隶都督任上的时候，他白天晚间都在忙于会客，这时，他没有时间看文稿。 当然，有些特别紧要的文稿，还是由胡嗣瑗和恽宝惠趁着他会客的间隙随时拿上去请示他过目画行，只有等他晚间会完了客，这才由主管给他送文稿的一位王芷瓶秘书把当天的文稿汇齐拿上去请他画行。 他对于文稿，只是画而不是看。 他的画行办法是这样：当那王秘书把当天的一些文稿拿到他面前的时候，就由他所用的上差把这些文稿鱼鳞似的摆在了一张可以容纳12个人围坐的大餐桌上，这一件文稿和那一件文稿之间，仅仅留下了印有“都督冯”三个字的一行空隙。 这时，冯便手里拿着墨笔，由上差捧着墨盒，挨次地从前到后画上他那草书的符字。 这样画来画去，不一刻也就画完了。 但是，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翻看一下那文稿的事由，至于它的内容，就更不在话下了。 有的人说冯懒看公事，大概就是指着上面的这种情况而言的吧！尽管如此，他却从来没有像段祺瑞那样，不但在公文上画行画阅的是徐树铮，就是动笔改稿的也是徐树铮。 原因是，在冯的面前，从来没有一个像徐树铮那样能够左右他的意志的人。 冯在用人方面自有主见。他在军事方面用人，无论是在地域上，或是在学历上，都有着他自己的标准，一般要出身于保定陆军军官学堂（陆军大学的前身），而籍贯又是属于直、鲁两省的，才能在他的身旁工作，同时，也才能得到他的信任。他前后所用的一些军事幕僚，像张联棼、师景云、熊炳琦、陈调元等等，便都合乎他所要求的这个标准。同时，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冯国璋对于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的人，却大多抱着轻视的态度。和他在前清练兵处、军咨处同事过的良弼、哈汉章、卢静远等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一、二期的学生，在当时，也都已经是“初露头角”的所谓军事人才，可是，冯却特别看不起他们。 一次，冯在和心腹谈到这些人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连个曹长（日文名称，相当于连司务长职务）都不够，还骄傲什么！”也正是由于冯对于日本“士官生”的一贯看法，所以，他在宣统三年（1911年）就任第一军军统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把第四镇统制王遇甲调到军司令部去当参议，而让第八协协统陈光远升任了这个镇的统制。 可是，冯之所以把王调走，还不仅仅因为王是“士官生”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王不但是一个南方人，而且还是一个湖北人，这是不合乎冯的地域上的标准的，更何况当时正在武汉三镇作战，又怎么能保得住王不和革命军方面有所联系呢！那么，在冯身旁的军事幕僚当中，有没有超乎他这个标准的例外呢？只有一个，那便是一向做他参谋的刘宗纪。 刘虽是一个“士官生”，却是冯自己的外甥，那自然是“另当别论”了。 冯在待人方面，外界感觉是属于宽厚一路的。 所有在冯身旁工作过的人，几乎从来没有由于冯个人这一方面的原因，或是喻示某些个别的人中途辞职，或是直接就把他们撤换掉。 因此，冯对于这些人，都是能够“善全始终”的。 “总督少爷”刘体乾，还有王克敏的胞兄秘书王克诚——他们同是咨议厅的，冯就不止一次地在恽宝惠面前说他们“真不行”，可是，也是一直等到他们自请辞职，方算了事。 只有他对待复辟派的胡嗣瑗这件事，似乎是冯在利用胡嗣瑗，也就是说，在他准备利用胡的时候，就尽力拉拢胡，引为同调；一旦事过境迁，认为胡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把胡一脚踢开，再不和胡见面。 至于冯国璋对于他所用的比较得力的少数心腹之人，那更是相当优厚。 <h3>算卦迁祖坟</h3> 1884年初春的一天，穷困潦倒、辍学在家的冯国璋在河北河间街上闲逛，踱步来到当地有名的“李半仙”李大嘴的卦摊上，叹气道：“我……”李大嘴听了老半天，才听明白冯国璋想拜他为师学算卦，便笑了笑，撇嘴道：“你冯老弟天庭饱满，中年飞黄腾达，不是王侯就是将军，我怎敢收你为徒呢？” 冯国璋知道，这是李大嘴在推托，第二天他便怀里揣着银子，又来到李大嘴的卦摊上，“还望李师傅指一条明路啊！” 李大嘴心知，在保定莲池书院读书的冯国璋因其父无钱供给学费，只好无奈回家耕田。为此，他常跟父亲争吵。“我观冯老弟的骨骼相貌，还真是个当兵吃粮、跨马当将军的料呢！”李大嘴笑呵呵地说。 “还望先生给我父亲讲讲！” “一定！”既然收了冯国璋的钱，就当回说客又有何妨？经李大嘴天花乱坠一说，冯父也心存奢望，便点头放儿子走了。 冯国璋背起包裹，由河北来到天津大沽口，投到了淮军聂士成手下。因其写得一手好字，便在军中做了一名专管文书案牍的幕僚。第二年，他便被聂士成选送到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跟随袁世凯打打杀杀十几年，还真的成了跨马征战的将军。1917年7月，冯国璋当上了中华民国代总统。可惜，不过一年多，冯国璋将总统的宝座才刚刚焐热，就被国务总理段祺瑞赶下了台。 这天，下野的冯国璋黯然回到自己的家乡——河北河间故里隐居。 “冯大总统！嘿嘿！”八抬大轿将冯国璋抬到河间街道上时，身后传来一个人的高叫声。 冯国璋一看此人，连忙吩咐停轿。他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李大嘴。他说：“李先生好啊！” “好！只是老朽学艺不精，当年没算出大总统会登九五之尊位啊！”李大嘴一句话把冯国璋的思绪一下子引到了20多年前的算卦上。 冯国璋为感谢李大嘴的指点之恩，将他请到自己的宅院里，大摆酒宴款待。 酒足饭饱后的李大嘴说：“恕我直言，大总统！你当总统时间不长，关键是你家的祖茔不是宝地，如果……” 李大嘴的一番话说得冯国璋眼珠骨碌碌直转。这天天一亮，冯国璋就带着保镖，偷偷地跟随在李大嘴身后四处踏穴了。 “大总统你看……”李大嘴指着城东七里外的黄龙湾，给冯国璋大讲特讲：此处有沙龙眠卧，得水而活，飞黄腾达…… “这里有山，有水，好地方！”冯国璋不由赞叹起来。 之后，冯国璋就出了高价1000两白银买下了这黄龙湾“宝地”，便将其祖父、父亲等统统从冯家老坟迁到黄龙湾新墓地。 办完这些，心想“沙龙”宝地定会荫及子孙的冯国璋，这天晚上在睡梦里都高兴地大笑不止。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冯国璋一醒来就打摆子中风了。 正文 曹锟：三傻子有好福气 曹锟虽未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恢弘大度，襟怀开朗，用人不疑，敢作敢为，具有领袖品格；他执政方式比较温和，愿意接受民初的宪政体制。贿选总统是其最大的污点。 <h3>三座靠山</h3> 袁世凯编练新军需要大批有才干的人，他在天津办了个北洋武备学堂，专门培养军官。曹锟自小念过几年书，又跟刘得胜练过几年武，所以他在淮军里当兵时间不长，就被保送到武备学堂第二期学习。 曹锟不是那种死心眼的人。他不光是脑袋瓜儿活泛，还在闯荡江湖的这几年里学会了一手儿剜门子、走路子、投机取巧的绝活。当时，天津城北门里住着个一跺脚整个天津城都跟着乱晃的“曹大帅”。曹大帅本名曹荩臣，天津城北宜兴埠人，原先在朝廷里当过水师提督、陆军提督。甭看他早就卸了任，就凭他曾跟袁世凯的爷爷袁甲三拜过把子，城里城外的人们谁敢小看他一眼？曹锟眼下正打算走袁世凯的路子升官，这曹大帅正是用得着的人。 曹锟先是四下里打听曹大帅的家世底细，然后提上一份厚礼就去找曹大帅“认亲”。他跟曹大帅编笆造模儿地说了自个儿的家谱，曹大帅先是不信，可等到他把自个儿的家谱拿出来一对，嘿，还真是丝毫不差。曹大帅是个既爽快又义气的人，当下就认下了曹锟这个同宗侄子。 曹大帅的眼力果真不错。他这半路上认来的“侄子”真比他从小抱大的儿子还强上百倍。曹锟三天两头地上门来“孝顺”，从来不空手，三节两寿的贺拜更是风雨无阻。该做的事从来不用旁人支使，该说的话更是保管妥妥帖帖。曹大帅挺看重曹锟，打算给他“运动运动”。大帅的夫人也别提多看重曹锟，还没等大帅说话，她早把“运动”的话给袁世凯的太太递了过去。袁世凯的太太受了曹大帅太太的重托的同时，也收下了曹锟送来的重礼，就一股劲地吹起了枕边风。袁世凯挺开明，当下就跟太太说：“举贤不避亲。你保荐谁都行，可有一样儿，你得先把他叫来给我看看。” 曹锟来了。袁世凯见他长得“虎形面有福相”，说话办事又极有分寸，心想，我太太保荐的这人还真行，当下就提拔他当上了陆军第三镇统制。曹锟一下子找到了靠山，并且很快就成了袁世凯的心腹、嫡系，这就为他后来的高官任做、骏马任骑，铺就了一条平平的道儿。 民国元年（1912年），中国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南京临时政府先是拍电报，然后又派专使到北京来请临时大总统到南京去走马上任。这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袁世凯早就盼红了眼，可他却不敢轻易去南京上任，他生怕这是临时政府的“调虎离山”计，怕到南京会掉脑袋。他想，大总统一定要当，可要在北京当才好。不去南京总得找个碴口吧，于是，他就派曹锟在北京搞了一回“壬子兵变”。 曹锟早就盼着能在袁世凯跟前“尽忠尽孝”，这下子，他终于有了机会。在二月十九日夜里的“兵变”中，他一马当先，带着他的第三师在东四牌楼、崇文门、正阳门等各处见了当铺、钱庄、绸缎店、首饰楼就抢、就烧。这还不算，为了销赃灭迹，他们还到处放火，就连左近的居民住户也跟着一块儿遭了殃。这兵抢、匪夺、外带着火烧，可把北京给折腾苦了。袁世凯借着“镇反”的幌子没去南京，就在北京打马上任，当起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为了表彰曹锟在“兵变”中卖命有功，袁世凯特地奖给了他一枚白鹰奖章。 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了国人的一致反对。曹锟就是够“意思”，愣是冒着自个儿身败名裂的危险，给袁世凯发了公开电，要求“改变国体”，劝袁世凯要“顺乎民意”当皇上。袁世凯也同样够意思，刚一当上皇上就封曹锟为“虎威将军”和“一等伯爵”。曹锟尽管为这事遭了国人们的白眼，可他却是认为他的那封电报拍得“值”！ 1915年12月25日，袁世凯刚一宣布要当皇上，梁启超立马就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云南督军蔡锷当下就宣布云南独立，还成立了讨袁护国军，去攻打四川。四川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袁世凯立即派曹锟带着第二路军开到四川去打护国军。 虽说曹锟一直把袁世凯当“干爹”、当靠山，可他不傻，他也长着后眼。眼下，他见护国军作战勇猛，国人上下也支持；再看看自个儿的部下，也十有八九反对袁世凯当皇上，打起仗来不卖真力气，再加上队伍里差不多都是北方人，在四川水土不服，哪儿还有打仗的心思？想到这儿，曹锟反倒乐了：打不了仗更好——要是手下的军队都叫护国军给收拾了，我往后还靠谁吃饭去？与其如此，我还不如给他来个不战不和，不进不退，干脆给他来个晃荡起来看！ 他这招儿也真够损，他从12月一直“晃荡”到来年的3月，3月22日，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不得不从龙椅上滚了下来。曹锟又“晃荡”到6月，6月6日，57岁的袁世凯一命呜呼了。 靠山倒了不要紧，老的靠山倒了还能找到新的靠山。袁世凯刚一死，曹锟就写信叫他的七弟曹锳到北京买通了当时将军府的果威将军靳云鹏；又通过靳云鹏买通了国务总理段祺瑞。这一招儿比什么都灵，不到3个月，段祺瑞就把曹锟调回直隶，当上了直隶督军，转年又兼了省长。曹锟对他的新靠山段祺瑞更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 <h3>吴曹渊源</h3> 真正的友情是正直之人的灵魂契合和意气相投。邪恶的人有同谋；自私的人有同伙；政客有党徒；军人有属僚；战场上有战友，欢场上有损友。 1907年，清廷改制东三省，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钦差大臣兼管三省军务。这一大片白山黑水除了强邻俄国、日本的滋扰惹不起可以不问之外，土匪横行，严重危害治安，这是没有理由不管的。当时东北驻军兵力单薄，分兵把守几个重要城市，并无机动力量专事剿匪。于是徐世昌奏请朝廷，将保定新军的第三镇调到东北来。 第三镇出关之初由旗人凤山任统制，驻防地为吉林长春。吴佩孚为该镇十一标一营管带。其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广东起事，凤山奉旨前往镇压，一到广州就给革命党人炸死。袁世凯看中了曹锟，由他接任统制，于是吴佩孚成了曹锟的直接下属。 曹锟接掌第三镇，局面丝毫也没得到改观。土匪熟悉地形，耳目灵通，不等官兵来到早就作鸟兽散无影无踪了。官兵一离开，又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绑票纵火。民无宁日，纷纷上告，状子直达北京。 曹锟唉声叹气，一筹莫展，问部下官佐谁有剿匪之良策。 那时候的曹锟46岁，身体已经开始发胖，但他身材粗壮、面色黑红，唇上蓄一副乌黑浓密的翘胡子，脑后吊一根粗大油亮的发辫，整个儿老实憨大的样子。 吴佩孚时年34岁，身材高瘦，体肤微黑，冬瓜形的脑袋后拖一条油光可鉴的发辫。那时候他还没有蓄须，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一排略微发黑但整齐坚固的牙齿，样子虽然算不上英俊潇洒，也是堂堂一表，凛凛一躯。 当下他见同僚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作声；统制大人忧心如焚，声称若不能消灭匪患，则他只好到奉天长跪门，向总督大人请罪了。 吴佩孚挺身而出说：“标下愿往。”声称保证要将土匪手到擒来。 曹锟看了看他，半天没开腔，显然有些信不过。这个姓吴的小子在咱营里每天只拿着本书闷看，走起路来蹈方步，一介书生的样子，与生人说话还有几分女儿的忸怩态，能降伏那些野蛮得像虎狼般的土匪? 吴佩孚不行，那么又让谁去呢?军官们一个个像缩头乌龟。盘算来盘算去，转念想到难得有人临危请命，其志可嘉，不妨让他去试试！ 曹锟问带多少人去，吴佩孚表示一个营就行。 曹锟又不相信了，冷笑说：“我全镇兵马1万多人都没成功，一个营怎么行呢？” 吴佩孚坚持只要一个营，只是得从各标各营中挑选，重新组合，每个士兵还须配一匹好马。 曹锟依了。又问：“多少天可以成功？” “50天。” “什么，50天?”曹锟似信非信。正值用人之际，又再没别的军官敢应承，只好让这个口出狂言的家伙去试试了。 吴佩孚说到做到，没多久长春地区的匪患就基本上肃清了。 曹锟高兴极了，觉得吴佩孚确实是个将才，并非说大话的狂人，日后要图大事就得有个这样的人做帮手，必须结纳在身边，做知己看待。除了向总督大人为他请求奖赏、第三镇僚属摆酒为他庆功外，曹锟还在自己的统制衙门单独设宴，以示体恤。 私宴设在签押房（办公室）的一间小屋子里。曹锟要吴佩孚忘掉从属关系，说自己在老家排行第三，家里人都称他为“三哥”，他要吴佩孚也这样称呼他，而他则称吴佩孚为“子玉老弟”。 1913年，汤芗铭督湘，曹锟率部驻防岳州。一日，汤举行典礼仪式，请曹锟演讲，曹不谙此道，其参谋长等也都不善于辞令，吴佩孚趁机毛遂自荐，说：“师长，我愿意替你说两句，好吗？”曹锟求之不得。吴佩孚的演讲当然也不会太好，可汤芗铭却大为赞赏，称吴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后来汤想跟曹锟借吴去当旅长，曹说：“咱们的人才，咱们不会用，让人家借去当旅长，咱们不会给他当旅长。”于是，曹锟任命吴佩孚为第三师第六旅旅长，从此吴飞黄腾达。可以说正是由于曹锟的赏识和提携，吴佩孚才有充分发挥才智的机会，才成就了一番事业。因此，吴佩孚深感曹锟的知遇之恩，一心一德效忠曹锟，效忠北洋。 <h3>三次换妻</h3> 曹锟从军中一个无名小卒，一步步走向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其间共有4个女人先后走进他的生活。曹锟先后所选这4个女人的动机，除去生理和家庭的需要外，还另有一番事业和政治上的深意。 曹锟于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生于天津大沽一个普通造船工家庭。饱尝人世艰辛受尽别人白眼的曹锟并不想到船上与父亲为伍，16岁的他便向父亲提出要去集上贩布挣钱。 曹锟竟然有点小财运，每次到集市多少都能赚一点回来，这对于还是孩子的他来说简直是个奇迹。只是他有个小毛病，赚了钱必先到酒馆喝几杯。有时候喝多了醉倒在半路上，孩子们就上去抢了他剩下的钱，曹锟醒后见钱没了，也不生气，只是一笑了之。 由于家里缺人手，父亲便张罗着想早日给他成亲。父母考虑居家过日子应以贤惠勤劳为本，便给他选定了村内一郑姓女子。该女相貌一般，也无文化，比曹还大几岁，但曹锟考虑自己的家境，从生计出发，便答应了这门婚事。 婚后第三年，正当曹家光景日渐好转之时，李鸿章所部淮军到天津大沽树起了招兵旗。生性胆大又不安分的曹锟不与父母商量，也瞒着郑氏，自作主张偷偷参军入伍。 曹锟进入军队，鱼跃鸟飞，好风青云。其间袁世凯正奉清廷之命在天津筹建新军。曹锟投奔袁氏。投袁之后，职衔一路小步快跑，官星冉冉。恰在这时，曹锟当年的上司高某，见曹相貌不俗，能力突出，未来前途必无可限量，遂主动将自己19岁的胞妹高氏许曹。曹已经得知，这高氏生在殷实人家，养得娇美高雅，容貌秀丽。平时又被教以琴棋书画，是位典型的才淑女。此时曹锟正值事业上升的关键时期，他感到需要用娶妻“添福”了。 高氏慧外秀中，说话做事恰当得体。曹锟出入官场，登堂入室，迎来送往，常把高氏带上，甚是风光体面。在待人接物甚至官场应酬方面，高氏参与其间，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是细心的高氏终于发现她不是原配，这对追求完美的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遂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于1908年郁闷而死。 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曹锟随建制转革命军，并入卫京师。所部被袁世凯改为第三师，曹任师长。第二年，曹锟五弟曹钧，见兄平日军务繁忙，亟须一位内助，便着意为他物色续娶人选。 恰好曹钧认识一位陈姓天津商人。该家有女名寒蕊，年甫二十，生得花容月貌，且自幼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曹钧心想，此女为嫂，定能相兄成业。时曹锟已年届五十，经五弟一番渲染，遂动了续娶之念。只是寒蕊十分不愿意，执意不从。问其理由，除去不愿做小外，还嫌曹锟比自己大了整整30岁。曹钧见状，百般撮合，并以正室相许，保证不以姨太太相待，寒蕊这才勉强答应下来。 婚后曹锟官场亨通，迷信的曹锟认为，这都是寒蕊这一“压寨夫人”给自己带来的官运。 1917年9月，袁世凯已死，黎元洪就任了大总统。此时的北京政府，实际上是直系军阀左右政局。曹锟虽然坐镇保定，却想着北京政权的总后台。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于1923年10月，曹锟带兵前去北京，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意在夺取总统之位。 黎元洪下台后，曹锟又在美国的支持下，上演了一场贿选丑剧，收买议员500多人。10月5日，曹锟“高票当选”，登上了他觊觎已久的总统宝座。 当了总统，曹锟又想到了“添妻压福”这一招。这时就有人介绍了一位19岁女子叫刘凤玮，自然是绝色佳人。曹锟问了卜易家，说此名对总统是吉语，有助益，无损伤。曹锟便高兴地应允。 也是天道定数，曹锟以不正当手段当上了总统，举国上下一片反对之声。1923年10月9日，孙中山宣言讨伐曹锟。冯玉祥响应孙中山号召，于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将曹锟囚禁。可怜曹锟这个总统迷，虽有夫人们“压福”也无济于事了，只当了一年零十几天的总统，就被推下了宝座，直系军阀从此也一败涂地。 <h3>绯闻艳事</h3> 1922年5月3日，正当直奉两军大战长辛店，炮声轰轰，硝烟弥漫，胜败难分之际，直系首领曹锟却像没那么回事似的，在保定的“光园”大摆宴席，为他心爱的姨太太做寿。邀请北方著名男女优伶来保定唱堂会。一时间“光园”热闹非凡。 曹锟早听说天津有个名旦叫筱菲菲，不仅戏唱得好，而且天香国色，倾倒了无数达官贵人。因为曹锟近年来一直忙于争权夺利，做副总统的美梦，无暇坐下来邀请筱菲菲给他唱戏，今天，曹锟乘给五姨太大做寿之机，邀请筱菲菲来保定。 曹锟坐在大厅里，顾不得身边的姨太太，眼盯着戏台不放，一心想要好好看看这位名旦。当筱菲菲一出台亮相，秋波频传，喜得曹锟心花怒放，喝彩不绝，早忘了身边还有个姨太太。筱菲菲也久仰曹锟大名，但一直没有机会相见。这时筱菲菲在台上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不时地向曹锟暗送秋波。这位名动天下的曹大帅，虽然算不上仪表堂堂，但身材魁梧，精神饱满，颇有将军风度。俗话说，英雄爱美女，但美女又何尝不爱英雄呢?此时的筱菲菲对曹大帅也泛起了敬佩爱慕之情。 堂会一直唱到三更才结束，演员们都站在台上等候曹大帅上台接见。曹锟毫无倦意，神采奕奕地大步走上戏台，向众演员们一一道谢。当曹锟走到筱菲菲面前时，筱菲菲向曹大帅道了个万福，一面柔声说：“大帅好，小女子有礼了。”曹锟高兴地紧紧握着筱霏霏的手说：“你好，你好，你戏演得好，人长得更好。”接见完毕，曹锟命令副官，赏给戏班子大洋200元，另外赏给筱菲菲本人大洋1000元。第二天，姨太太的做寿还没有收场，曹锟便偕筱菲菲秘密去了天津。 这时，直军在前线打败奉军，捷报飞来，身边又有美人陪伴，曹锟格外兴奋，就题发挥，滔滔不绝地向筱菲菲大谈自己治军如何有方，直军作战如何英勇，以及自己救国济民的远大志向。曹锟的一番演说，听得筱菲菲心悦诚服，对曹锟更加敬佩。再加上金钱、美酒、别墅，不由得筱菲菲不投向曹锟的怀抱。 曹锟向来是一个好色之徒，只要他瞧得上的绝不放过。所以，曹锟绯闻颇多，非止一端。1921年冬农历十月二十一日(阳历12月)，曹锟庆60大寿，六旬已是高寿了，这位曹三爷又是功业鼎盛之际，自然更要热闹一番。吴佩孚特地从湖南赶回保定任总招待员，各省军政要人亦纷纷前来祝寿。一时保定车水马龙，富贵荣华，热闹非凡。曹锟酷爱京剧，先一星期就由四省经略使署传谕北方著名男女优伶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程砚秋、尚小云、白牡丹、小翠花等名角前来保定唱堂会，酬以重金。生日这天，在保定四省经略使署大摆宴席，邀请名旦、小生，日夜登台演唱，演戏7天，犒赏达30万块银元，其出手之阔绰，一时无两。 达官显员无不巴结，有来献寿礼的，也有来献美人的。时有陆军部次长陆锦为讨好曹锟，把一个相好的刘喜奎带给曹锟，并唱堂会3天。 刘喜奎成名全赖陆次长竭力捧场，但刘喜奎心中对这位次长本无爱恋可言，又不好翻脸，只得耐着性子赔着笑脸。陆次长却不知这位美人的深心，只当刘喜奎喜欢他，经常出入刘喜奎的住宅。 恰值曹锟寿辰，陆次长亲陪刘喜奎前往保定给曹锟唱堂会3天，以表对曹锟的谄媚之意。谁知把一个心爱的小羔羊送入了虎口，曹锟对刘喜奎动了心思。曹锟也早知道刘喜奎的艳名，只是没有倒出时间来琢磨。今天由陆次长送上门来，岂能放过。堂会戏唱完，曹锟赏赐了一些银元之后，便将刘喜奎留在内院，又唱了几出秘戏。 这样一来，把个陆次长弄得求荣成辱，不知如何是好。向曹锟索要吧，又怕惹得曹大帅不高兴；不要吧，又实在舍不得这个小美人，左右为难。曹锟得了刘喜奎，爱不释手，不肯放行，准备纳她为妾。陆次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如同五雷轰顶，实在是走投无路，逢人便说：“完了，完了，糟透了，糟透了。” 曹锟要纳刘喜奎为妾，消息传到正室太太郑氏的耳朵里，心中好大的不快，也不征求曹锟的同意，乘他外出的机会，把刘喜奎叫来，问明缘由。刘喜奎一听是正房太太，不知真相，怕惹出麻烦、不好收场，曹锟又不在家，口得见机行事，谎称自己有丈夫。郑氏便追问：“丈夫是何人?”刘喜奎一时回答不出来，只得暂借陆次长的牌头挡一下，便说：“陆军部陆大人。”郑氏听了，回顾侍妾们冷笑说：“你们瞧瞧，老头子越发荒唐得不成话了，一则是大员的夫人，二则大家还是朋友，亏他做出这等禽兽行为。”侍妾们也希望郑太太做主，速将刘喜奎送走，免得宠擅专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再三怂恿，郑太大便于当天夜里将刘喜奎放出府门，派一名当差送回京城。 曹锟自刘喜奎走后，郁郁寡欢。曹锟生性仁厚，得志不忘原配郑氏，仍旧敬畏，不敢再提及此事。但曹锟并没有死心，背着郑氏屡向各方面打听，得知刘喜奎并未嫁给陆锦，不过是假借陆太太做挡箭牌，并知陆锦还在苦苦追求刘喜奎。不管怎么说，与陆锦还是朋友，曹锟强忍欲火不再插足。 但事隔数日，陆锦突然来访，曹锟立即召见，寒暄之后，陆锦对曹锟说：“本人并没有娶喜奎为妾之意思。自从喜奎承大帅雨露之恩，本人身受栽培，尤其不敢在喜奎跟前稍存非礼之行，致负大帅栽培之德。不料有内部员司崔某，混名小菜的，他自恃年轻貌美，多方诱惑喜奎。喜奎原不敢忘大帅厚恩，只因小崔屡说大帅身居高位，心存叵测，将来一定没有好结果，还说了许多混账的话，他能说得出口，我却传不出口。因此喜奎息了嫁给大帅的念头，居然和小崔十分亲密起来。大帅军务繁忙，政务劳神，本不敢以小事相告，只因这小子信口造谣，胆大妄为，不但与大帅的名誉有关，而且恐因此惹起政府误会，对大帅产生恶感。在大帅本身并没什么关系，倒怕国家大局，发生不良影响，归根结底，大帅还是不能辞咎，所以专程来保定，向大帅禀报一声，大帅看该如何处置?”曹锟听后，拍案大怒，醋性大发。 原来刘喜奎被郑太大放走之后，陆锦听说刘喜奎已回来，立即去见，刘喜奎躲在屋里，拒不见客。后来陆锦才知道，刘喜奎有了一个情深义重的意中人崔承炽，是内务部的一个职员。其人职位不高，薪水也不多，只是长得眉清目秀，年轻潇洒。陆锦觉得自己连一个小职员都斗不过，从此就会名誉扫地，便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主意，于是跑到保定，向曹锟说了这番话。 曹锟听后，又羞、又怒、又妒、又感，羞的是刘喜奎被夺，怒的是刘喜奎上当，妒的是崔承炽的艳福不浅，感的是陆锦忠义。曹锟被激，一怒之下，电请国务院重办崔承炽。崔承炽料知大事不妙，闻讯而逃，据说与刘喜奎避居天津。陆锦得知刘喜奎与崔承炽逃走，十分后悔，本人竟成了陌路萧郎，连一面也见不到了。过不多日，崔承炽与刘喜奎结婚的消息传遍京、津，各地报纸纷纷刊载二人的小照和结婚的消息。甚至消息灵通的报馆，竟连带将曹锟、陆锦两方情场角逐和失败于小崔之手的一段艳情内幕，也尽情刊登出来。这样一来，不但陆锦丢尽了颜面，就是身居高位的曹经略也面上无光，心中大为不快。曹锟本是一个直爽之人，心有所思，面上就遮掩不住，顿时长吁短叹，郁郁不乐。后来在左右的再三劝解之下，总算不再提及刘喜奎这件事了。 <h3>喝粥也不当汉奸</h3> 民国五大总统当中，因为“贿选”影响了曹锟的声誉，政界对他也颇有微词。但下野之后，曹锟却是五大总统当中最为“亲民”的代表。曾经有曹锟的老邻居回忆，老年曹锟衣着随便，最喜欢在家门口与邻居聊天。 谁会相信，树荫下一个穿着老头衫，摇着大蒲扇聊闲天儿的老人曾经做过总统呢？下野后的曹锟寓居天津，非常平民化，生活里再无半点架子。他对街坊邻居非常友善，夏日里，他常常穿着简单的便装，在门口和邻居们拉家常。为什么老年的曹锟没有半点官架子呢？因为他出身穷苦。 曹锟当寓公，成了一介平民。主要生活内容是书画、打拳、会友和聊天。曹锟在饮食方面很随意，但他每顿饭都要喝上一点白酒，主要是喝天津产的直沽白酒，偶尔也买上一两瓶洋酒。曹锟晚年信佛，他经常到大悲禅院烧香念经。他请人画了一幅表现孔孟等圣人功绩的“圣迹图”。每晚曹锟都要在“圣迹图”前朝拜。晚年的曹锟特别爱听河北梆子，有时来了兴致，自己也哼上几段。 曹锟平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练书法和画画上。他每天早上先到院中练武术，然后回到屋里练气功。吃过早饭，他便开始练字和画画，有时一进画室就是好几个小时，真正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曹锟最爱画国画，尤其擅画梅花，他曾经问秘书，为什么古代人称梅为“花魁”。秘书说：“每当春回大地之时，在群芳之中，首先发舒的便是色香并茂的梅花，所以人们不但赞它为‘花魁’，还习惯称它为春梅。松竹梅被世人誉为岁寒三友。有人喜梅之清香，赞它‘香中别有韵’。有人好梅之风采，喻为‘月明林下美人来’。有人爱它‘冰肌玉骨’，有人称它‘世外佳人’。但对它最高的赞颂则是‘凌厉冰霜节愈坚’。”而曹锟最喜欢这最后一种说法，正是因为梅花“凌厉冰霜节愈坚”，他才分外喜欢。 他平时还喜欢练书法，最得意的是用一笔写成一个虎字。每逢亲朋好友向他索字时，他就一笔写成一个虎字，身旁的人见状都啧啧称赞，虎字写得苍劲有力。曹锟写完字，还要精心地先在条幅的右上角盖上图章，然后署名为“乐寿老人”或“渤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华北的大片土地，他们搜罗汉奸及社会上有声望的人物，妄图采取“以华制华”的策略，建立伪政权。因此，日本特务把动员工作的重点锁定在曹锟身上。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划了对曹锟的诱降工作，并先后派几个日本人去曹宅探访，邀请其出山，但均遭到严词拒绝。土肥原贤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派出曹锟的老部下齐燮元、高凌蔚，想让曹锟出山当傀儡。但曹锟一直不为所动，结果一个个吃了闭门羹。 曹锟晚年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与四夫人刘凤玮有直接关系。 刘夫人是天津郊区人，出身贫寒。她先唱河北梆子，后改唱京戏，专攻老生，艺名“九岁红”，曾轰动过京津等地。曹锟酷爱看戏，他就任直隶督军后看戏看上了刘凤玮，几次派人说媒，刘凤玮执意不肯嫁与曹锟做小，曹锟则死缠着不放，刘凤玮的母亲见无法摆脱，便要求曹锟下龙凤帖，明媒正娶。曹锟当即答应，次日送来龙凤帖及聘礼。这样，刘凤玮嫁给了曹锟，这年她19岁，而曹锟已是50多岁的人了。刘凤玮生一女曹士英和两子曹士岱、曹士嵩。 刘凤玮嫁给曹锟后，即告别舞台。她虽然在曹锟面前很得宠，但时常因自己的艺术才能被扼杀，又与陈夫人不和，因而郁郁寡欢，她性情刚烈、好强，嫁曹锟后又变得暴躁起来，与秉性平实温和的曹锟不甚相合。 刘凤玮幼时因家中贫穷没有上过学，但人很聪明，思想开明，不守旧。一次，她的一个朋友劝她：别老让士英在家跟家庭教师学习，应该出去上学堂读书。刘夫人愉快地听从了这个朋友的劝告，不久就把士英送到外面上学去了。 刘夫人念念不忘自己的出身，时常告诫儿女们要尊重佣人，不许随便支使，更不许呵斥佣人。有时她的儿子曹士嵩因为使不动佣人向刘夫人告状，刘夫人一听就发了怒：“你有手吗?为什么要支使别人?还有脸说呢!”刘夫人还有条规定：夏季下午3点钟之前，家里人一律不准支使佣人到街上购买东西。她告诫儿女们：“你们是人，佣人也是人。”一次曹士嵩将馒头剥了皮吃，刘夫人发现后十分生气，大骂儿子是“败家子”。 刘夫人还常常帮助附近的穷人们，有时送些馒头、豆汤给他们。天津当时有个万锡粮庄，刘夫人每年都派人从那里买许多“条子”(一种用来购买玉米面的字条凭据)。待来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刘夫人就把这些“条子”施舍给贫民窟的穷人，持这些“条子”的穷人就可到万锡粮庄领一定数量的玉米面糊口。 刘夫人信佛，常去“朝山”。她得病后，还派其二姐到浙江的普陀山、山西的五台山替自己朝拜。 刘夫人对穿戴极为讲究，衣服特别多。她交际广，朋友也多，只要这些朋友对她的某件衣服表示羡慕，她就马上赠送，哪怕是一次也没沾身的新衣服。 一次她穿着女仆的衣服去街上相面，相面先生说了她一句，“虽是女仆，但却有一品夫人的贵相。”刘夫人又惊诧又高兴，当即就给了相面先生100块钱的赏金。 刘夫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心地善良，聪明好强，尤其痛恨日寇暴行，具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一次，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探访曹宅欲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本想见面，听听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但刘夫人拦住他，并冲着门外高声叫骂。日本人走后，刘夫人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要出去给日本人办事。”曹锟听了连连点头。 后来，伪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奉日本人之命来访。曹锟当时正躺在炕上抽大烟，高凌蔚还没有说话，曹锟便勃然大怒，把烟枪往地上一摔，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当了汉奸还敢登我曹家的门！”高凌蔚吓得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了出去，从此，再也不敢露面。 1938年在得知国民党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后，曹锟连声说：“我就不相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同年5月17日，曹锟因病在天津英租界泉山里寓所去世，终年76岁。临终前他对女儿曹士英说：“台儿庄大胜之后，希望国军能乘胜收复失土，余虽不得见，亦可瞑目。” 在为曹锟举行的入殓仪式上，家人为他穿上了当年的总统制服，口含珍珠，披在胸前的绣带上还缀以洋钱等物。棺木内还放入一个赤金的九连环和一柄他生前随身佩带的宝剑，分置于他的身旁。潘毓桂还代表北京临时政府送来大笔抚恤金，遭到曹锟夫人刘氏的拒绝。 正文 吴佩孚：失败也要坚持原则 吴佩孚饱读圣贤之书，人称儒帅。一生坚守三条信念：不敛财、不纳妾、失意后不进租界。这三条他都做到了。在他失意后日本愿意给他提供资金枪械，扶持他东山再起，被他严词拒绝。吴佩孚下台后生活清苦，张学良经常接济他，但张学良丢失东三省后，他依然毫不留情地大骂张学良。日本在侵华过程中不断拉拢他，都被他断然拒绝，虽然身陷日占区，但决不跟日伪同流合污。 <h3>秀才算命</h3>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县人，出身小商人家庭。6岁时入私塾读书，14岁那年进入登州府水师营为学兵。兵事余暇他坚持读书自学，还特别喜欢研究术数《六壬大全》、《柳庄相术》、《李虚中命书》之类书籍。凭着刻苦自学的功力，22岁时（1896年）考上秀才。没想到中了秀才第二年因得罪当地一个豪绅，被革去功名，并且受到通缉，只得离乡背井，从山东来到北京，在街头设卦摊，以卜卦、算命为业营生。 这位青年术者在闹市设摊三日，无人问津，而旁边一个自称“小神仙”的中年盲人术者，却生意兴隆，应接不暇。看他口沫乱飞，不停地把钱放入口袋，肚子咕咕叫的吴佩孚气得咬牙，但是无可奈何。他暗中盘算，再坚持两天，如果仍旧没有生意，就只好另行设法了。 第四天上午，“小神仙”的摊前来了一条汉子，一把揪住他责问：“一个月前，我因为失物来问你。你说向东去寻，可以找到。我信你的胡言，花去了不少旅费，一直到了海边，哪见什么踪影。我且问你，为什么骗钱坑人？”那术者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说：“有话好说，揪住我瞎子干什么。我记不起什么时候为你算过，即使是算过也可能你找得不够仔细，为什么怪我。”那汉子听了，一时说不上什么。这时候，旁观人群中有人打圆场，说“小神仙”在这里摆摊算命卜卦已经一年多了，算得准的还真不少，不要一味责怪他了。 那汉子只好悻悻地对盲者说，“我以后再也不会送钱给你了。”盲者听着，不作声。汉子一扭头，看到了近旁另有一个青年术士，疑迟了一下，慢慢地走过来，问：“我有东西不见，你能替我算出它的下落吗？”“可以。”“要多少钱？”“一块光洋。”“好，那就请你算一下。”说完，他摸出一枚银元，放到摊上。这时，周围来了一些人，都带着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这位相貌轩昂的年轻术士的施为。 吴佩孚第一次做生意，不免有点紧张，但他在军营中待过，又曾中过秀才，而且术数方面又学问娴熟，所以显得很从容。他以钱代蓍，用三个顺治通宝的铜钱，放入课筒中，摇动之后倒在摊上，前后共六次，成了卦。 那卦是震变成归妹，是震卦六二爻，一个突变化。 吴佩孚一看，心中有了底，因为震卦六二爻爻辞是：“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曰得。”正是说失物。于是，他抬起头，对那汉子说，失物不用去找寻，七天之内，自会出现。那人听了，脸上显出将信将疑的神色。吴佩孚说：“放心好了，如果七天之中，东西找不回，我还你一块钱。” 万事开头难，一开了头，后面就能够接下去了。吴佩孚堂堂仪表，术数操作娴熟，说话又干脆而有气派，很快就减去了陌生、年轻的不利因素。他接连接待了几个要求占卜、算命的顾客，囊中也渐渐地有些分量了。 太阳渐渐当顶了，吴佩孚准备去吃饭，忽然看见那边匆匆来了一男一女，约摸30多岁年纪，那男的一脸悲愤，女的脸色苍白，快到近前，男人一个跨步直扑吴佩孚。那女的急忙在后面尖声叫着，不是他，是那个。于是那男子一把揪住了“小神仙”的衣领，抬手就是两个耳光，抽得盲者嘴边淌血，哇哇直叫。周围的人一下子拢了过来。那男子对周围的人扫了一眼，颤声说：“十年前我离家做生意，今天回家，一看，老婆已另嫁了人。问她是怎么一回事？她说，一直没收到信，一年前找这个人算命，他说我死在异乡客地了。于是，她在三天前另嫁了人。”这时候，女的一边哭一边说：“谁叫你一去那么多年，一直不来信，我才去给你算命了。”“怎么说不写信，这些年来，我请人写过七八封信寄回家，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那男的脖子上青筋暴起，带着哭声说。 那男的越说越气，挥起拳头打那“小神仙”，打得他抱着头，高叫救命。算命的本是靠一张嘴挣钱糊口，哪经得起打，不几下已倒在地上，口袋里的银元、铜钱多数滚落到了地上，有些人得到了实惠。也许是“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缘故，有几个人来拉扯那汉子劝说：“你老婆已经嫁了人，就是打死他也没有用了，何况又要吃官司，打也打了，气也出了，我们看就算了罢。”那汉子拗不过众人，想想也确是这么回事，于是停了手。就这样，盲者也已受了伤。 吴佩孚看了，倒抽一口冷气，心想算命、卜卦虽是谋生的手段，可是也着实要当心一点。那倒霉的盲者不知是算错了呢，还是八字原本就弄错了，正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呀，以后要引以为戒。 过了四天，一清早，吴佩孚摊位刚摆好，几天前那个占卜失物的汉子兴冲冲地来了。一见面，他就恭恭敬敬地作揖，连声说：“先生真是神仙了，我那失物是一张房产契约，被我喝醉了酒后随手塞在一本书中，昨晚上被我的女儿看到了。”吴佩孚听了，心中自然高兴，暗想《周易》还真有点道理，“震”变“兑”，兑是少女，难怪会被他女儿找到。嘴上谦逊地说：“我哪里够得上神仙，最多只能是‘半仙’。”汉子一脸真诚地对吴佩孚说：“先生，我叫张大山，住在大胜胡同三号四合院内，以后，您有事要帮忙，可以来找我。”又作了个揖，走了。 “先生，劳驾您算一个命。”吴佩孚抬头一看，是一个中年绅士模样的人。“请讲时辰。” “咸丰七年，正月十七，丑时，是男的。” 吴佩孚翻了万年历，很快就排出了这时辰的八字： 丁巳年，壬寅月，庚子日，丁丑时 吴佩孚看了八字，觉得很好，略为运筹，组织一下，就开口说：“这命造很好，庚金生于春月，丁火正官两透，天干丁壬合，地支子丑合。主其人出身门庭颇高，一生富足，且富而有贵。其人中等身材，肤色白中略有青红色，不强壮，但没有疾病。” “先生，您说得很对，这是我的八字，请您看看我的子息情况怎样。” “您命中公郎颇是难得，但有千金，且女儿胜过男儿。” “先生，又被您说准了，我正是只生有一女，再请说说不好的地方，君子问灾不问福。”绅士模样的人皱起眉头问。 “好，您如不见怪，我就直说了。这八字的祖上虽然荣显，但是不知为什么，您祖母却享不到具体的福。您青年时破过财，女儿的身体也不好。” 听到这里，那人一边点头一边急着问：“先生，再说说，我眼前的情况怎么样？” 吴佩孚看了他一眼，沉思片刻说：“您今年40岁，从四年前开始，烦恼不断，有人暗算您，口舌是非也很多。” 看那人眉头一动，吴佩孚接着往下说：“今年情况有好转，只是烦恼尚未过去，仍觉事事掣肘，翼翼小心，明年，烦恼仍会加剧，要过了后年才好。” “先生，祸事会不会很严重，譬如说，我会不会吃官司？” “不会的，全是虚惊，最多耗点小财。” “您根据什么这样说？” “36岁开始，您行‘戊戌’大运，枭神会同‘地网’（‘戌’为地网），所以心中惶惶然，不安而烦躁，祸皆由小人为祟。本来恐有牢狱之灾，幸而冲地网戌的‘辰’在命中居‘空亡’之地，所以能够化去灾祸。” “太感激您了，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放心了。再请问我的寿限是多少？” “您这命，其实寿限是很长的，只是您59岁（辛酉）那年有一关口，事事要小心提防着点。” “多谢，多谢。这里是一点小意思，权作课金，日后再来相谢。”说完，那人取出10枚银元，放到摊上，去了。 闲来吴佩孚推算自己的命造，认为将来在军政界，大有作为，寿限也可过80，于是时时留心着。一年后，吴佩孚投入了淮军聂士成部，从最底层的士卒开始，踏上了戎马生涯的征途，一步一步地攀登着，一步一步地前进着。 <h3>洛阳祝寿</h3> 1924年，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副使、孚威上将军吴佩孚，统兵数十万，威震洛阳。这是他一生中的极盛时代。这年的4月3日(农历三月七日)，吴佩孚在河南洛阳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做50岁大寿。北洋政府首脑及各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都亲赴洛阳或派代表前来祝寿，送来了各种各样的寿礼。一时寿堂里摆满了寿帐和金银寿桃、宝石玉器等，不计其数。 寿堂门额上面写的是金字：“功高嵩岳”、“威震华夏”。寿堂内正中高悬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送的红字金漆横匾，写了“国家栋梁”四个大字。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派秘书长王毓芝送来对联：风云会际资兼文武，江汉朝宗澄清河洛。湖南省赵恒惕送的对联：洛阳三月花如锦，南极一星光烛天。寿堂楼外挂着湖北督军萧耀南送的五层高的炮仗。他不忘吴佩孚保荐出任湖北督军之恩，送来汉口法租界的功德里铺面、住宅50幢。长江上游总司令、第八师师长王汝勤送来五寸高的金八仙。陕西督军刘镇华送来80把万民伞。寿堂前面条桌上摆满了礼品，最惹人注目的是曹锟送的一对金寿桃。安徽省督军马联甲知道吴佩孚喜打麻将，特别定制了一副镶宝石的金麻将，作为寿礼送来，并附有发票。发票上写明由上海杨庆和代铸，售价80万银洋。山西督军阎锡山派赵戴文为代表，到洛阳祝寿，送来一部宋版《全唐诗》和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写的小篆《十三经》全文。吴佩孚收到名贵书集，非常高兴，视为珍宝。吴佩孚去世后，他的螟蛉义子将两部书以20万元卖给日本古董商。 祝寿开始，吴佩孚身着陆军上将礼服，手握九狮宝刀。他先向大总统徐世昌送的横匾行三鞠躬礼后，转身站立，由各省代表、社会名流向吴佩孚行三鞠躬礼。礼毕，吴佩孚还礼一鞠躬退下，和前来祝寿的康有为到后堂换上长衫、马褂、瓜皮帽，然后两人携手入寿堂，细看康有为带来清逊帝溥仪送的寿礼，其中写有“国家柱石”的寿匾格外醒目。康有为这次专程来洛阳祝寿，特意写了对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虎视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想说服吴佩孚，拥护君主立宪，支持溥仪复辟。他对联中的“牧野”，原系殷朝士兵倒戈的古地，暗示应倒戈复辟。吴佩孚一看当然明白，他向溥仪所送寿匾“国家柱石”，行了三跪和叩首的大礼，表示不忘故君。吴佩孚是前清秀才，有不忘根本的愿望，但对于要他领兵复辟、拥护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拒绝了。康有为未能如愿，心中不满。临离洛阳又赠吴佩孚诗一首，诗中有“人居穴居扰上古，地成沙漠愧中华”之句，意在讽刺吴佩孚标榜“周礼”复古的主张。 最后来祝寿的是河南督军冯玉祥，他派两个士兵抬着一坛清水来。吴佩孚向冯玉祥行了礼笑道：“多谢、多谢!”冯玉祥说：“大帅寿日，玉祥来迟了，祝大帅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又说：“大帅，玉祥防地荒凉，力不从心，只送来一坛清水，聊表敬意!” 吴佩孚叫士兵打开坛盖，舀了一碗，喝了一口咽下，笑道：“焕章，好!君子之交淡如水，请进!”挽冯玉祥进入大厅。 政务处长白坚武走过来对吴佩孚说：“大帅50大寿，不能无诗。”吴佩孚兴奋地走到书案前，提笔写下《五十自寿》七绝一首： 欧亚风云千万变，英雄事业古今同。 花开上苑看三月，人在蓬莱经一峰。 <h3>保护故宫</h3> 北京故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皇宫。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北京市中心，南北中轴线上。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迄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其间历经重建和改建，仍保持原有规模，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建筑群。故宫造型庄重，布局严谨，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紫禁城按功能分前朝与内廷。前朝以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是历代皇帝举行大典，召见大臣，办理政务的地方。三大殿建于三层汉白玉台基之上，体型宽阔，气势宏伟，雕梁画栋。三大殿又以太和殿最为壮观，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为主体，是皇帝办事和居住的场所。 1912年年初，民国国会参、众两院从南京迁到北京，在宣武门象坊桥前资政院旧址办公。因国会场地狭小，渐渐不敷使用。1923年，政府遂秘密计划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并将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 这之后，北京政府即委托瑞典建筑师司达克进行故宫三大殿改造的设计。1923年4月1日，司达克提交了两个方案供选择。其主要原则是：移开原来占据太和殿中心的皇帝宝座，然后沿房屋轴线扇形布置议院的席位。同时，为了保持三大殿建筑的总体风貌和整个紫禁城的建筑格局，设计方案还计划在大殿东西两端院墙的北侧增建议院附属用房。 由于在刚刚结束的第一次直奉大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时的吴佩孚正如日中天，权倾朝野。虽偏安洛阳，但大帅府依然车水马龙，高朋满座。1923年4月22日，是吴大帅五十大寿。虽然吴佩孚早已在报纸上刊登了“谢入洛宾客启”，但依然阻挡不住前来贺寿的人马。杯觥交错间，关于故宫改造的计划不经意间传入他的耳朵。 经过缜密的调查，吴佩孚进一步掌握了民国政府改造故宫三殿的详情。5月20日，他致电总统黎元洪、内阁总理张绍曾、内务总长高凌爵和财务总长张弧，强烈反对此事。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总理、内务部、财政部钧鉴： 顷据确报，北京密谋，决拆三殿，建西式议院，料不足则拆乾清宫以补足之，又迁各部机关于大内，而鬻各部署。卖五百年大栋木殿柱利一；鬻各部署利二；建新议院利三；建各新部署利四。倡议者处心积虑，无非冀遂中饱之私。查三殿规模闳丽，建明永乐世，垂今五百年矣。光绪十五年，太和门灾，补修之费，每柱糜国帑至五万。尝闻之欧西游归者，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欧美各国无不龂龂以保护古物为重，有此号为文明，反之则号为野蛮。其于帝殿教庙，尤为郑重。……若昏如吾国今日之举动，则久毁之矣。骤闻毁殿之讯，不禁感喟，此言虽未必信，而究非无因而至。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辛盼祷之至。 吴佩孚旁征博引，义正词严，痛陈拆三大殿之弊。其关注文化传承，呵护文明薪火的拳拳之情溢于言表。在那个战事连绵、兵燹盈野的年代，吴佩孚居然有此等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难怪时人常以“秀才将军”称之。 吴大帅震怒，京城岂敢怠慢！5月25日，主持国会迁建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代理审议长张伯烈、宪法起草委员长汤漪等致电吴佩孚，如实相告，称国会并无拆除三大殿改建西式议院之说，仅计划在三殿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云云。 电报全文如下： 洛阳吴巡阅使鉴：顷阅各报，载公致府院专电，本保存三殿之旨，以立言，对于国会迁移之举，以为非是，各报且从而和之，力持异议。弟等读而疑之，以为果有此电，则必以告者过也。今日国中百度紊乱极矣。其为吾人讨论所及者，不过一二，未遑致议者，殆千百也。设此一二事，犹复闻异词，意见舛牾，贤如我公，卒不谅解。弟等以为决不至此。国会迁移三殿之意，弟等实共创之，用意所在，愿为公一述焉。一曰正视听以固国本。凡国之大事，如大总统之选举，及其就职宣誓，宪法之宣布或修正，与夫解释宪法之会议等，必于其国历史上最庄严闳丽之地行之，此古今中外所同也。法之费赛依王宫其王路易十四之所营也，而今则为法国国会会合之所，其明证也。民国二年，项城就总统职典，于太和殿行之，公所知也。然按诸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就职时之宣誓，实为出席国会之所，有事当然于国家固有会场行之。若项城时代之故事，则国会非接受誓言之主体，议员为参观就职之来宾，于法理至为背驰，斯又往事之足为反证者也。共和以来，清帝犹拥尊号，遗老因而生心，曩者帝制复辟之变，恐再见矣。如曰三殿当留，以有待国家一切大事，皆可于象坊桥行之，甚非所以别嫌明微之道也。二曰谋古建物之保存。凡建物莫不以获用而后存，以不用而就圮，此常理也。今之三殿荒废已久，其旁殿尤甚，倘不加以修葺，别无保存之法，自始议迄今，中外工程师所绘图案，不下十数，无一非就原有楹柱之间，增设议席，及旁听席而止。既无所用其拆，更不知何所谓毁也。不观乎天坛乎，在民国二年曾为宪法起草之会场矣。且附设办事处于其中矣。究竟此精美壮丽之建物，果有毫末之损否，其所以为焕然改观者，果足指为耗费国帑之举否。天坛如此，三殿可知。宪法起草会如此，国会可知。综计修理工程所费不过二十万左右，节省极矣。且闻当局拟以公开投标方法，估定其价格，中饱之弊当可杜绝。总而言之，国会两院将来当有新建筑，而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所以正名分，别嫌微，实为立国之常经，绝非不急之细务，悠悠之口，颠倒实事，故为危词，何足算也。临电神驰，惟希亮察。 从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可以看出，国会已经雇用中外工程师绘制改建工程图纸，所绘图纸不下十数种。所谓“一切两院会合时之所有事，则必于三殿行之，永为定制，垂诸无极”，即参议院、众议院迁入三大殿已成定局。已经议定要在大殿修建议席及旁听席，且拟定工程投标方法及工程经费。可以想见，在三大殿施工，必然会对宫殿造成破坏。 当时，吴佩孚正值鼎盛时期，又深谙操纵舆论之道，更重要的是他站在爱国的立场，呼吁保护文物，理由堂堂正正，极具号召力。吴景濂等人的电报形同狡辩，不但未能端正视听，反而抖落出两院迁移三大殿的计划细节，舆论对其更加不利。国会两院迁移三大殿之议至此打住，再未有人提起。 迫于吴佩孚的压力，也由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三大殿改造计划最终胎死腹中，“灵光巍然”的故宫三大殿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而今驻足故宫，除了应接不暇的旷世胜景，便是充斥耳鼓的宫闱秘史。谁还有雅兴静下心来去思考这满目锦绣背后的历史真实和现实关照，更无人会提及那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吴佩孚曾经的贡献。 <h3>智斗日本人</h3>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在政坛上已经销声匿迹的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实行“以华制华”。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有宿怨的中国人，一个是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另一个便是曾统兵百万的“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一方面拉拢汪精卫，一方面拼命引诱原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吴佩孚。 第一位说客是日本人大伯通贞，他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土肥原亲自出马，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用巧妙的语言挡开了。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一见面就哀求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吴佩孚顺势说：“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这无疑是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土肥原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 土肥原见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请您出面，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如何？”吴佩孚听后欣然点头同意。没多久，日本及沦陷区的报刊大量报道吴佩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信息。土肥原还派人为吴佩孚准备好了记者招待会的“讲稿”，并命令翻译不论吴佩孚是否按照讲稿说，都要按讲稿逐句进行翻译。 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的“讲稿”。吴佩孚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就开始作即席讲演。开场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可吴佩孚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一字一句地说：“唯‘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吴佩孚又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地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土肥原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蜡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日本人的阴谋。 1938年12月的一天，什锦花园驶进了几辆小汽车，从车上下来几个身穿便装的日本人，领头的是吴佩孚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此人过去担任过吴佩孚的顾问，跟在他身后的便是接替土肥原的川本少将。川本对吴佩孚大加赞赏，并提出要拜吴为师的恳求，还以孝敬师母为名送给吴佩孚夫人一大笔钱。其实这是川本对吴实施的所谓“联络感情式”的拉拢方式。当时汪精卫已投靠日本，日本人提出了“汪主政，吴主军”的方略，所以继续对吴佩孚实施诱降。这次吴佩孚着急了，他连夜差人把钱退还了川本。 川本见此计失算，就又打起吴佩孚身边人的主意，但最终也没有结果。最后川本亲自出马劝老师出山，吴佩孚却说：“如欲和平，必须全面撤兵！”川本苦求说：“老师应该体谅弟子的苦衷，土肥原将军因您拒绝出山而受到一生最大的挫折。如今，厄运又将落在弟子头上，如果老师执意拒绝，弟子只有剖腹自杀，以谢天皇。”吴佩孚却说：“承你错爱，拜吾为师，却不见你读经问义，你我之间不过空有一层师生关系罢了。又何必以师徒之虚名相逼？”然后他又送川本一句孟子的话：“小国不可以敌大，寡国不可以敌众，弱国不可以敌强。中国国大、人多，日本终必失败，这就是我对中日战争最后的看法。”川本气得只说了一句话：“大帅会后悔的！”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1939年底的一天。吴佩孚在吃饺子时，肉馅中的一根骨渣插进了牙缝，几天后便肿了起来，疼得吴佩孚捂着嘴巴，呻吟不止。12月4日下午3点钟，川本和日军医处长石田，以及吴的朋友齐燮元、符定一等人驱车来到什锦花园，当时还有一队日本宪兵，他们拒绝任何人进入什锦花园。 吴佩孚看到川本时，表情非常愤怒。就在这时，石田拉开皮包掏出钳子、钢条等。然后用力撬开吴的嘴望了一下说：“要动手术把脓放出来。”吴夫人及其仆人极力阻拦也没有结果，无奈吴夫人只好抱着吴的头，其子抱着脚，石田掏出一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这时，吴的五姑爷张瑞丰见状大喝道：“慢着！”川本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问：“什么事？”张怒目问道：“为什么不打麻药？”一句话提醒了吴的妻子，她也大声抗议：“既然开刀，为什么不打麻药？”石田苦笑着在皮包内翻了半天，才找出针剂，并给吴注射了一支，然后又撬开吴的牙齿。当时张瑞丰亲眼看到，石田那把狭长锋利的手术刀并没有指向胀肿的牙龈，而是刺向了吴的喉咙。只听吴“啊”地一声惨叫，鲜血喷射出来。顷刻间，鲜血汩汩地向外流，吴佩孚怒视川本一眼，最后气绝身亡。 <h3>恪守“四不”</h3> 1932年，失魂落魄的吴佩孚离开成都，来到了北平。张学良给了“玉帅”好大的面子，亲率文武官员数百人到火车站迎候。从前门火车站到什锦花园，上百辆轿车排成了长龙，可谓盛极一时。张学良为吴佩孚安排了居所，并提供了可观的生活费，每月4000元。然而吴佩孚并不领情，当晚回访张学良，刚一坐定，就大发其火，责问张为什么沈阳事变不抵抗？保存实力作何用？张学良顾左右而言他。吴佩孚叹道：“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又说：“你不抗日，我帮你抗，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左手拿回东三省，右手交给你。你有仇不报，真是笑话！” 吴佩孚以自我标榜而著称于世。不论是得意之时，还是失意之际，他总是矜持自傲，孤芳自赏，最能体现其性格的就是他的“四不”。 吴佩孚蛰居北京时期，生活艰难，但他不为窘困所屈，撰写一副对联，挂在客厅，以明心迹。其对联为： 得意时清白乃止，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在这长联中，吴佩孚明确地表明了“四不”，即：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 对于这“四不”，吴佩孚有些心虚的就是“不纳妾”。原来，吴佩孚与原配李夫人感情甚笃，但李夫人始终未育。依照当时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在其母吴老太太的安排下，吴佩孚又娶了张氏为侧室，但对这事，他始终存有愧疚之意。后来，李夫人早逝，张夫人仍然没有生育，但吴再没有动过纳妾的念头。所以，“不纳妾”这一“不”，吴佩孚可以说基本上坚持了。 在“四不”中的“不积金钱”，吴佩孚终生贯彻。 是军阀就要敛财，吴佩孚也不例外。为了养活庞大的军队，他巧立名目，增捐加税，随意搜刮。直系军阀的穷兵黩武和专制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然而，吴佩孚敛财是敛财，却没有中饱私囊，真正做到了“不积金钱”。1938年，吴佩孚曾经向他的秘书杨云史谈及：“早先家里有几亩薄田，现在中央又补助三千元，可以过得去了；这年头，过得去已经是福气了。” “四不”中的“不出洋”，吴佩孚做到了。在当时，军阀混战连绵不断，今天你杀过来；明天我打过去。胜者攻城略地，大发横财；败者下野出洋，暂避锋芒，以期卷土重来。因此，战败出国已是军阀司空见惯的手法。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能坚持“不出洋”，实属不易。 在“四不”中，吴佩孚执行最坚决的当属“不走租界”。吴佩孚素以云长、武穆自诩，最重民族气节。他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凌，不管形势多么严峻，不愿依靠外国人，坚持“不走租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兵败如山倒。吴佩孚被倒戈的冯玉祥逼得穷途末路，只得退往天津，困于新火车站。其部属劝他遁入租界，稍做权宜之计。吴佩孚不肯违背自己的誓言，断然拒绝：“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焉可为之？” 1939年年底，吴佩孚牙槽感染发炎，危及生命，家里人请德国医生，经诊断，认为必须住院手术，并让其家人赶快送往东交民巷德国医院。而吴素有“不入租界”的誓言，德国医生只好叹息而去。他周围的人无不为此着急。当吴妻准备劝他去德国医院时，吴佩孚却先开口说：“你我夫妻一场，我的心意你不能说不了解，倘若你趁我昏迷不醒之际，把我送到东交民巷，那我们就不是夫妻了！” 吴佩孚自比关羽、岳飞，对贪官污吏向来痛恨，虽农家出身，但一生不置产、不贪污、不索贿、不受贿，廉洁自律、衣食俭朴，难能可贵。吴佩孚一生饮食起居简单，吃面食、米饭，每餐只喝少许山东黄酒和绍兴酒。1924年，从英国留学归国的钱昌照，曾记述与吴佩孚初次见面的情景：吴穿着布衣布鞋，白薯屑落了一身，招呼钱一起吃烤白薯，还大谈自己的做人哲学。1927年5月的一天，吴佩孚率卫队逃往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吴佩孚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本来，吴佩孚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地方士绅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大发雅兴，欣然应允，即席撰写了多首诗。谁也没有想到，弄文舞墨竟救了吴佩孚一命。当天上午，他的先头部队就中了河南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他却因大发雅兴推迟出发而得以幸免。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定居于北京什锦花园，主要靠张学良资助维持生计。后因“西安事变”张学良被囚，吴佩孚靠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接济，挂个有名无实的“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算解了吴佩孚的窘困。齐燮元原是他部下，吴佩孚接受这一照顾，可算做“袍泽之谊”，但无丝毫卖国之嫌。 吴佩孚当权后，前来跑官要官买官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一次他亲下手谕：天、孚、道、云、龙五世永不叙用。这5个字都是蓬莱吴姓一系，一道手谕将自家亲戚攀附之路全堵死。吴佩孚有个老同学在别处多次当官，几次贪赃枉法被免职了，便到吴佩孚处求官。那天，吴佩孚不在，便写了个条子要求到河南当个县令。吴佩孚回家见到条子，提笔批道：“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罪过？要你来害他们？吴佩孚手下有个老同事无能，吴给他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整天无所事事。此人无聊之余想过过有职有权的瘾，便毛遂自荐，写下军令状，要求吴给他10万大军，保证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然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佩孚知道这家伙是纸上谈兵式的蠢货，怎能赋予大任！就在军令状上批道“先去种树”，羞得那小子再不吭声。 不过也有“例外”。吴佩孚当兵时干的是勤务，一天送公文被巡警营一幕僚郭绪栋赏识，郭慧眼识才便拉关系走后门，推荐吴到保定武备学堂做了士官生，吴自此有了事业的起点。吴佩孚饱读四书五经，深明知恩图报。飞黄腾达后，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在洛阳大帅府，除接待曹锟使者外，所有中外宾客吴佩孚一律不亲自迎送，唯独对郭礼遇有加，始终不渝。郭有烟瘾，吴有禁令，但特下手谕：“只许郭公过瘾，不准僚属破戒。”郭偶尔害病，吴衣不解带亲自服侍。后来，郭想衣锦还乡，吴保举郭做山东盐运使，嫌官小，郭闹了脾气，说：“难道我就不能当一任省长吗？”于是，吴又保荐郭做省长。郭继续“开价”：“我不做省长则已，要做就在山东本省露脸，这才光宗耀祖。”当吴大费周折为其谋到山东省长之位时，郭已沉疴不起，不久即撒手离世。吴死后，吴佩孚亲撰挽联：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弃下老母孤儿，有我完全负责任；义则为师，情则为友，嗣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商量。其为人可见一斑。 正文 张作霖：保卫白山黑土 张作霖一生，作为封建军阀他具有落后甚至是反动的一面；作为统治者，他的多重性格特征是十分突出的；作为东北边疆大吏，他对东北的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文化教育尤其是教育的重视与投入更是可圈可点；在对外关系上，他始终以维护民族利益为重。 <h3>给小兵娶媳妇儿</h3> 张作霖头脑灵活，遇事机敏，他很早就觊觎东北王的宝座。在1916年，他伙同冯德麟巧妙地挤走了奉天巡按使段芝贵之后，得到了大总统袁世凯的信任，被任命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改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大总统徐世昌升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43岁的张作霖成为凌驾于东三省省长之上的东北最高行政长官，成为东北王。 当上东北王的张作霖不敢疏忽，对部队约束很严。他有个习惯，喜欢微服私访。一天晚上，张作霖手摇纸折扇，头戴瓜皮帽，身穿绸长袍，脚着软布鞋，一身商人打扮，不带副官，不带卫士，一个人悄悄地从帅府南门走了出去。他是要私下查访奉天城内军队的防卫情况。他乘着黑夜，先是突然来到了宪兵司令部，值班军官吓了一跳，没想到大帅会微服暗访。张作霖检查了司令部的值班情况，看到井井有条，很是满意。接着，他又只身来到了第27师师部，值班军官满脸惊讶地接待了大帅。大帅看到师部井然有序，也便悄悄地退了出来。 张作霖不让任何人护卫，自己溜溜达达地往回走。当时已是午夜2时左右了，街上行人稀少，夜色漆黑一片。张作霖不慌不忙地朝帅府走去，他想从东门回家，慢慢地靠近了帅府东门。大帅府的东门胡同灯光幽暗，大帅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帅府东门的岗亭，并影影绰绰地感觉到一个哨兵在站岗执勤。眼看要到家了，大帅轻松愉快地走着。 在靠近东门仅100多米的时候，大帅突然听到一声严厉的断喝：“站住！”大帅愣了一下，往四周看了看，以为是在警告别人，没当回事，定了定神，还继续往前走着。这时大帅听到了步枪拉大栓、子弹上膛的卡卡声，久经战阵的大帅，知道这是在做预备射击的动作。同时，又听到了一声更加严厉的高声叫骂：“王八蛋，你找死啊！再不站住，我可要开枪送你回老家啦！”张作霖一听卫兵骂他王八蛋，不禁大怒，高声说道：“我是张作霖！”大帅以为只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就可以解除误会，顺利地进门回家了。 不承想，卫兵警惕性很高，根本不相信大帅的回答，认为是拿假话蒙他，所以继续厉声地呵斥道：“你是张作霖他亲爹，也得快点给我滚开。不然，我这枪可不留情！”张作霖听了先是一愣，小杂种，竟敢骂我。刚想发火，可是立刻冷静下来，想了想，不禁哈哈大笑，并说道：“好小子，算你有种！好，好，我走，我走！”大帅意识到这个卫兵是个极为认真的人。同时，黑灯瞎火的，自己穿着便衣，又没带卫兵，孤身一人，没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一旦对方开火，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当机立断，机敏地立刻转身往胡同东头走去。 大帅冷静下来，抄近道直奔大南门里路东的教导队机关枪中队部。到了中队部，叫来了中队长王贯三。王贯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么晚了叫他干啥。大帅告诉他往大帅府挂电话，叫卫队连连长出来接他回府。当时接电话的恰好是卫队旅参谋长郭松龄。郭松龄一听大帅从外边打电话叫人接他回来，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不敢怠慢，当即集合手枪连，跑步来到中队部，把大帅接回了帅府。 张作霖回到帅府办公厅，还没等坐稳，就立刻对郭松龄说：“去把在东大门站岗的那个卫兵叫来，我有话说。”郭松龄不明就里，但未敢多问，就传下令去。不久，由当晚卫兵值勤官禇连长，把一个20多岁的精干士兵带了来。这么晚，大帅召见他，他感到十分奇怪。 张作霖见了那个卫兵，严肃地问道：“你叫啥名？” 卫兵不知咋回事，愣愣地高声答道：“我叫李德标！” 张作霖听了李德标说话的口音，分辨出刚才和他邂逅的正是这个卫兵。大帅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正是这小子！”大帅仔细地端详着这个小伙子，看他生得傻大黑粗，一脸的忠厚相，心里已经暗暗地喜欢上他了。接着却故作严厉地说道：“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进东大门？还说是我爹也不成！难道说，我的话你也不听吗？”至此，李德标才知道刚才被骂一顿，又不许走近东大门的那个人，真的是张大帅。他不知所措，一阵惶恐，知道碰到茬口上了。但是，事已至此，后悔也没有用了。怕呢？当然更不济事。要杀要剐，随你便吧。但是，他想必须说明情况，为自己争辩一下，于是，硬着头皮说道：“报告大帅，连长有命令！” 大帅厉声问道：“什么命令？” 卫兵高声朗朗答道：“夜间站岗，没有上边命令，不许任何人出入帅府。”李德标强调“不许任何人”，你也是任何人之一。 “好小子！”张作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禇连长，赞许地说：“看不出你小子还会带兵呢！”说完，满脸放松地询问李德标多大岁数，啥地方人，当过几年兵，娶过媳妇没，以及家庭状况等。原来李德标是辽北法库县人，今年21岁，已经当了两年兵了，因家贫还没有娶媳妇。 张作霖点点头。有了今晚的实际遭遇，又经过方才的一番口头调查，大帅已经胸有成竹。他决定重奖褚连长和这个年轻的卫兵，以他们为榜样，鼓励其他士兵。 大帅叫过来参谋长郭松龄命令道：“茂宸（郭松龄的字），升禇连长当营长，升李德标当少尉军官。告诉军需处，赏禇连长500银元，赏李德标2000。这是我私人奖赏给他们的，让军需处先记笔账。” 郭松龄答应：“是！” 张作霖意犹未尽，想了想，又说道：“告诉杨宇霆明天早上来见我！” 大帅还想对李德标做进一步的安排。 第二天，巡阅使署总参议杨宇霆来见张大帅，张大帅客气地对他说：“邻葛（杨宇霆的字），我替你介绍一个你们一县的小同乡。”杨宇霆也是法库人。杨宇霆问是谁，张作霖叫来李德标，给他们互相介绍了。介绍过后，张作霖对杨宇霆把昨晚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杨宇霆听了哈哈笑道：“真是大帅遇上兵，有理说不通！”张作霖极口称赞李德标“有种”，连连说道：“我张作霖就喜欢硬骨头。军人嘛，当然以尽责任听命令为第一，像李德标这小子，严格执行军令，不管是谁，真够冲，真有种！” 然后，张作霖又嘱咐杨宇霆两件事：第一件，请杨宇霆负责给李德标选择一个年貌相当的大姑娘做媳妇；第二件，马上把李德标送到讲武堂去上学。李德标从此成了东北军上下皆知的有名人物。这个贫苦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自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李德标很争气，进了著名军事学校讲武堂，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军中，李德标表现出色，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已经升为第27师的上校团长了。 <h3>以德报怨，以恩报恩</h3> 当了封疆大吏，手操生杀大权，张作霖也不是有仇必报。他在营口深入基层、视察工作的时候，不计前嫌，通知曾经打过他的那人来见他，那人哪敢来？早闻风而逃了。于是，他恨铁不成钢似的骂了一句：“小样！”继而又摇头叹息道：“可惜呀，你若来见，我给你一官做呢。” 1912年1月，张作霖回乡祭祖，妻儿眷属、亲兵卫队、幕僚宾客一行浩浩荡荡从沈阳赶回阔别24年的家乡叶家铺。乡亲们奔走相告，有夹道欢迎的，有为张家搭席棚、扎纸活、摆祭品的，祭品从家门口一直摆到坟地。这场面，这气势，更吓得打死他爹的王氏弟兄东躲西藏，不敢露面。张作霖知道后，就跟乡亲们讲：“过去的事，一笔勾销，官报私仇，那是小人所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长期领导东北人民一心一意建设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果真没碰王家一根手指头。 而那位曾经诬告过他的李老恒，当张大帅衣锦还乡时，还不是生怕他翻起变天账，搞打击报复？左思右想，跑也不是，躲也不是，索性硬着头皮，带着老伴一起去张家请罪。史料上没有写两位老人是如何跪在地上作深刻检讨的，也没讲老张是不是赶紧将两位老人搀扶起来，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张作霖向来不记仇，你们虽然告过我，但并未把我怎么样，反倒使我发奋向上，才有了今天。”说着，拿出200元钱，要老两口好好回家过日子，不要害怕。 当时的20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他的二哥剿匪阵亡，慰问金也不过1000元！ 张作霖被招安后，驻军新民府，尽管被封为虎威将军，门岗有哨，营棚有马，出门有兵，巡游有旗，那鲜艳的“张”字大旗高高飘扬，可他老觉得一个营还不够威猛，便私自扩编，人马一多，军饷哪里够哇！不够咋办？不能收保护费了，更不能打家劫舍，就只有打白条，向商会借，月月借，年年借，那白条自然是兑现的少、积压的多。 一天换防，军号已吹响，部队已出发。听到外面人欢马叫的，商会会长姜雨田急了，冲上大街，迎面就将骑马走在队伍最前头的张作霖一拦，说什么不还钱就不让走人，光天化日之下，丝毫不顾及维护军民关系的大局，引来路人侧目和种种非议，后来，经过多方劝说和一再承诺，他才闷闷不乐地、万般无奈地松开了手，侧过身让一彪人马绝尘而去。 等到张作霖入主奉天，姜先生才知道，自己投资了一个极有潜力的长线股。那时，沈阳城里，由于东洋商人勾结不法分子抵制奉票，致使市面紊乱，兴业银行多次遭到挤兑。面对如此险恶的经济环境，张作霖以上马能杀贼、下马能治国的文韬武略，首先杀一儆百，枪决吃里扒外的银行行长，极大地震撼了那些投机倒把的奸商，然后，他又不计前嫌，用八台大轿，将驳过自己面子的姜先生从新民请到沈阳，要将兴业银行行长这一重要岗位交给他。 姜先生一听，又惊又喜，当年的投资终于没有白费呀，但自己一个小小的商会会长，干得好大城市的金融工作吗？万一辜负了张作霖的信任怎么办？张作霖看出了他内心的担忧，十分亲切地鼓励他大胆去干，对他说：“想当年，你老兄竟敢在大街上拦我的马，还怕当行长？！” 从此，小会长变成大行长，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 对仇人，尚且以德报怨，那么，对自己的恩人就可想而知了，凡滴水之恩，张作霖都必涌泉相报。 他在营口被追杀的时候，有位姓傅的义士，十分豪爽，借了他一头毛驴，让他远走高飞了。想起当时苦，不知多心酸，大冬天的，破棉鞋里没棉絮，就把包谷叶胡乱往里面塞，现在坐稳江山了，该知恩图报了，于是快马送信，请义士速来奉天。 那姓傅的一到门前，开口便喊：“张矬子！张矬子！” 张矬子，是以前别人见他身高不过1米58给起的绰号，而他却丝毫不介意，十分亲热地迎出门外，说：“我的老疙瘩啊！那头毛驴还不上了，老子还你一个奉天城公安局长，干不干？” 借毛驴，还局长，还是公安局长，哪有不干的！ 三哥钟恩并不是他的亲哥，是他的结拜兄弟。盗亦有道，不能乱来。张作霖刚入伙时，当“把子”，负责看“票”，每当喽啰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绑来一群肉票，特别是绑来一群哭哭啼啼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他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看不惯，人心都是肉长的呀，这种勾当，非大丈夫所为，也不是长远之计，乃跳槽单干，自己拉起一帮人马，以保险队的旗号为大户人家保驾护航。 万事开头难，难在没地盘。弟兄们整日里为收保护费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说起来，呼啸山林也甚是快活，但这种流寇似的游击战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根据地呢？ 恰在这时，钟恩出现了。钟恩，何许人也？一小掌柜，在新民县境姜家屯卖大米。这天，他出外办事，经过城门口，看见几个持枪的团丁喝令一支杂牌武装停下来：“站住！干什么的？”对方那领队的，倒也和气，上前作揖道：“在下张作霖，我的弟兄们累了一天，能否借个光，在此歇歇脚？” “想得美！快滚！不知道这方圆几十里都是谷瘪子的地盘吗！”团丁们仗势欺人，横蛮地端起枪。那支疲惫的队伍，也不愿硬闯，把事情闹大，便主动调头，在夕阳的余晖中失望而归。 而在旁边看热闹的钟恩，一听“张作霖”的大名，眼睛顿时一亮，早就风闻这位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的绿林好汉，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只见他个头不高志气高，眼睛不大目光亮，斜背一把鬼头刀，腰插一把盒子枪，满身的风尘，掩饰不住勃勃的英气，十分仰慕。于是，三国、水浒中那种好汉相遇、义结金兰的情景又在这里出现了。 等他们的身影被白桦林遮挡之后，钟恩快步赶了上去…… 当天夜里，张作霖的队伍从米面铺后门悄悄摸进屯子里，一网打尽正在赌钱的团丁，并顺手牵羊，夺了马贩的50多匹蒙古快马。姜家屯是这一带有名的大集镇，比较富裕，谷瘪子连这样的重镇都丢了，很被人看不起，而张作霖则名声大振。自此，他以这里为根据地，纵马扬鞭，驰骋在广袤的辽西大地上，势不可当。 当然，没有钟恩做内应，就凭他二三十个人、十几条枪，哪打得下戒备森严的姜家屯？连进村休息一下都不成呢！吃水不忘掘井人。为了报答钟恩，他重回姜家屯，问钟恩想干些啥？庄户人家出身的钟恩，想了想，说俺还是卖大米吧。于是，张作霖个人投资，大兴土木，在当地组建了与沈阳、营口等地粮栈连锁经营的“三畲”集团，由钟恩出任总经理。 难能可贵的是，张作霖地位变了，身份变了，感情没有变，仍像过去一样，每次见到钟恩，都亲切地叫他“三哥”。他总是这样深情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以前我有两位兄长，现在我又有了一位兄长，那就是钟恩，他就是我的三哥。” 钟恩既然成为他三哥，也当然是孩子们的三伯。逢年过节，除了送钱送礼以外，张学良等晚辈还要向钟恩行跪拜礼。 <h3>不识字，懂道理</h3> 张作霖只读了3个月的书，就辍学了，因为他得回家拾柴，帮母亲做饭打杂。他粗通文墨，难免会写错字、说错话。然而，有时候，这些差错，在闹笑话的同时，却往往会成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据说，以前大帅府的传达室门前，有一块“傳逹室”的木牌，他进进去去的时候，往往只看卫兵的军容风纪，不大注意其他地方。有一天不知怎么的，被他忽然看到这块标牌了，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爽。下车后，他语重心长地对秘书说：“就算咱胜利了，东北统一了，也不能骄傲呀，你看这大帅府门上，只挂了‘治国护民’的牌匾，也没有挂我张作霖三个字嘛。”接着，他转过身，再把前面的传达室一指，继续说道：“你再看看我们的弟兄，一个小小的传达室，都要挂上他傅連宝的大名，成何体统？”秘书定睛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首长把傳逹室看成了傅連宝，当成了人名。 还有一次，张作霖出席日方酒会。那时候，东洋人占了辛丑条约的便宜，有驻军东北的特权，但东北军对他们不屑一顾，还曾主动开火，当场击毙硬闯演习封锁线的十几名日本军人。这一次，号称“中国通”的日军将领土肥原，以为张作霖不识几个字，想当众羞辱他，就假惺惺地请他赏题一幅字画。 其实，张作霖平时没事就练字，水平也还行。他见对方捧来笔墨纸砚，便不假思索，挥毫就题写了一个遒劲有力的“虎”字，只是在落款时，一不小心，将“张作霖手墨”写成了“张作霖手黑”。土肥原便得意地狂笑起来，说：“张大帅呀，你的果然写错了字呀，手墨的墨字掉了一个土，变成手黑了啊！”那些在场的日军也跟着起哄。 然而张作霖处变不惊，他大义凛然地掷笔回敬道：“本人就是手黑！本人自拉杆子那天起，就知道抢地盘的重要性！我这是写给你们看的，当然不能带土，这就叫寸土不让！” 缺点变亮点！这段佳话，不仅生动地表现出张作霖的大智大勇，更进一步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h3>麻将桌上是非多</h3> 挥师关内，美梦成真，张作霖终于成了北京城的主人，但盛极必衰，转眼间就走了下坡路。张作霖这边磨刀霍霍，那边的曹锟政权却是纸醉金迷，还弄出个“贿选总统”的丑剧。吴佩孚则打着“武力统一”的算盘，到处树敌。张作霖看着复仇的时机成熟，挥兵跃马，向曹锟发出挑战书，声称将由飞机问曹三爷起居。吴佩孚冷冷一笑：“手下败将，何足逞勇。”他也太托大了，以为可以一举荡平奉军，连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都没有，就匆匆领兵上阵，战至正酣处，直系大将冯玉祥却因为与吴佩孚的矛盾而暗中和奉军勾搭，阵前反戈，发动“北京政变”，由于变生肘腋，曹三爷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束手就擒，成了阶下囚。这一突然变故，让吴佩孚猝不及防，直军战线也就此土崩瓦解。张作霖好解气、好得意，敲着得胜鼓，再度进京，一个马贼，竟然成了北京的主人。 张作霖管理一个东北还能勉为其难，管理一个国家就露出了马脚，他在北京城里，每天只是三件事：听戏、喝酒、搓麻将，许多军国大事都是在酒席桌上、麻将桌上办成的。 一天，张作霖在下榻之地又摆上了牌局，他想把财政部抓到手里，已经内定了原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长段永斌为部长，于是将他邀来，想问问情况。出席牌局的还有财政部总务厅长朱有济，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另外，冯玉祥、段祺瑞也站在一旁看热闹。这个朱有济是日本留学生，与留日的杨宇霆有一面之交，他也觊觎部长的肥缺，听说已经内定了段永斌，不禁心中焦急，于是带着重礼找到了杨宇霆。杨宇霆这个人可算是摸透了张作霖的习性：“张大帅一生好赌，你得在牌桌上让他高兴，这时候他就特别好说话。”朱有济记住了这句话，这场牌他只盼输不盼赢，不断地拆牌喂张，冯玉祥在一旁看得明白，张作霖玩得兴起，撸起了裤脚，露出了一块拳头大的伤疤：“本帅当年在赌局里被人捉老千，输得一塌糊涂，一着急，拿刀子割下来这么长的一条子肉，当场就把他们吓晕了，乖乖地都把银子还给了本帅。”他边说边比划着。朱有济不停地在拍马屁：“大帅战场上英雄无敌，牌场上也是英雄无敌。”说话间，张作霖又是一副大牌叫听，单吊孤张白板，坐在对家的段永斌也早听牌，他手上也是一副大牌，偏偏却摸到了白板。段永斌为人做事认真，也有点抠门，只听他喃喃道：“孤张不能打，打了要包的，冒险不得。”于是忍痛拆了一张牌。这副牌摸到底谁也没和成，张作霖很是懊恼：“我就差一张白板，否则又是一副大三元。”段永斌却不识相，摸出了手中扣着的那张白板：“幸亏我没有冒险呀。”张作霖当时就把脸拉了下来。 牌局结束后，段永斌一行打道回府，屋中只剩下冯玉祥。只见张作霖拿过委任状，吩咐副官，将段永斌的名字抠下来，换上朱有济。冯玉祥不解：“不是决定了吗？怎么换人了。”张作霖没好气地道：“这个姓段的，把钱看得像命一样，哪能做大事？”冯玉祥心里一阵凉，他转过脸来对刚捧出来的临时执政段祺瑞道：“国家大事怎么能如此儿戏？”张作霖眼一瞪，他早就想和冯玉祥闹翻，正想把他赶出北京城，于是对段祺瑞说：“芝老，我有些事情还得同您商量，不过，有些人不能参加，比如说我们花钱雇的帮工，这种人可没权指手画脚的。” 原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张作霖为了拉拢冯玉祥，曾花了一笔巨款，作为军饷赞助了西北军，所以他话里带着刺。冯玉祥扭头就走，回到军中，说了刚才受的窝囊气，鹿钟麟当场跳了起来，此人是西北军的一员猛将，有勇有谋。“我早说过，与那个马贼是无法共事的，他想着独占北京呢。何不乘着奉军主力还在关外，北京城里都是我们的人，先下手为强，将他干了！” 别看冯玉祥也是久闯江湖的，但论其处事果断，手段毒辣，他大概还要略逊一筹，连连摆手，生怕惹出大麻烦收不了摊子。鹿钟麟急得大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冯先生怕惹乱子，将来都推到我身上，你只要签了这道调兵的命令，一切由我来办。”鹿钟麟草草地写下两行字，让冯玉祥画押。冯玉祥被逼不过，绕着桌子而躲，鹿钟麟则跟着后边追，这一幕，冯玉祥后来曾写进了他的回忆录，显然很后悔当时的不果断。张作霖就没有这般优柔寡断，待奉军大举入关后，硬生生将冯玉祥逼出了北京，他不喜欢卧榻之旁有人酣睡。 <h3>少养五万兵，也要办教育</h3> 1915年2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其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第27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 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 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他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非常丰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并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成立东北大学本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是日方得悉东北当局要自己办大学之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竟公然向王永江提出“劝告”：“听说你们要办大学，那可不容易呀！又费钱，又没人。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王永江当即将此谈话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听后，十分气恼：“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校舍。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可见张作霖的建校计划，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每年160万，人均为奉洋800元。 东北大学开课后，在聘请师资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财政状况，惟恐来东北大学教书，月薪用奉票发给，一旦奉票贬值，必至影响收入，因此不愿应聘。了解此情况，张作霖当即做出决定：“凡大学教授等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并不许拖欠。”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为常事形成鲜明对比。 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教授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他大学可比。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东北大学的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而且大都购自国外，比较先进，这在国内名校中也不多见。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86.53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至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作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军阀，能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大笔经费来办教育，确实让人刮目。看来，张作霖多少还是懂得一些教育与国计民生的关系。 正文 孙传芳：假佛徒，真好战 纵观孙传芳的一生，只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个悲剧性人物。好战成性，是其一大特点；机警投机，是其另一特点。而关键在于北洋军阀的时代烙印，使他思想陈旧，拒绝接纳新思想和新事物，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于折戟沉沙，为大浪淘尽。此正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h3>不打不相识</h3> 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4月7日生于山东泰安。早年贫寒，举家流落到济南。他二姐颇有几分姿色，经人说合，给武卫右军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做二房。孙传芳在姐夫的帮助下，入武备学堂步兵科学习。 1904年秋天，孙传芳赴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第六期留学。 第一次列队时，一个长得精瘦但很干练的军人站在他们面前，自我介绍：“我叫冈村宁次，是你们的区队长，希望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请多关照!”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冈村宁次在进行晚点名时，发现新生中少了孙传芳、杨文恺、张群、周荫人等人，原来他们外出未归，这还了得!冈村顿时大发雷霆。 原来，孙传芳等人嫌军校的生活太清苦，平时只有豆腐白菜，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于是星期天结伴外出，租了一间房，买了几斤清酒和一副猪下水，几个人大吃大喝，没想到醉得一塌糊涂。等发现快到点名的时间，紧赶慢赶往学校跑，但还是晚了。 几个人东倒西歪地来到操场上，区队长冈村宁次已是怒气冲冲，劈里啪啦左右开弓，一个人揍了两个耳光。 “巴格牙路!你们不是军人，纪律的不懂!” 孙传芳个头小，被冈村宁次一巴掌打在头上，把帽子打掉了，脑后的辫子抖搂出来。冈村宁次用手拉着他的辫子：“呛过罗!呛过罗!”日语为猪尾巴的意思。 “支那人，一盘散沙，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还会打败你们!” 孙传芳受到侮辱，浑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到头顶上来了，他仗着酒力，猛地抓过自己的辫子，往脖子上一绕，骂道：“老子今天就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接着他发疯似的蹿上去。冈村宁次是柔道好手，见孙传芳扑过来，用手一挡，身体往外一侧，就势来了个大背，把孙传芳摔落在地。 孙传芳咬着牙爬起来，一个饿虎扑食，又冲上去，冈村宁次闪转腾挪，一个反手擒拿，将孙传芳的脖子压在自己的皮鞋上。孙传芳真急眼了，照着翻毛皮鞋就是一口，冈村宁次疼得一咧嘴，稍稍分神，孙传芳死命往上一拱，冈村宁次猝不及防，被顶了一个仰面朝天。 孙传芳被张群拉住，气哼哼地还在高声大骂：“小日本，老子不尿你!有种再来!” 杨文恺等赶快上前把冈村宁次搀扶起来，冈村推开众人，对着孙传芳笑容可掬，伸出巴掌拍了起来：“哟希，哟希!孙君，你的胆量大大的!是一条汉子!”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孙传芳和冈村宁次成了好朋友。 １９２６年秋末，北伐军兵临九江和南昌，给孙传芳以致命打击。孙传芳为挽救残局，聘日本武官为“军事顾问”，冈村宁次便是其中一个。而孙传芳的这位师爷，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立志“研究中国”，一生与中国人民为敌。他在青壮年时，就18次潜入中国内地搞所谓“旅行调查”，偷偷搜集我国军事要地重要资料，为日军侵华做准备。此次他作为孙传芳的“应聘武官”是有“特殊使命”的。一为日本在中国培植亲日派，二为暗中搜集中国的军事情报，最主要的是他得知他的“学生”孙传芳军中，有一套比例为五万之一的中国机密的军事地图。日寇侵华，之所以能在华中一带横冲直撞，正是这套地图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提供了方便。 <h3>裸模与旗袍</h3> 画家刘海粟1914年在自己创办的上海美专破天荒地开设了人体写生课，最初只聘到男孩为模特，1920年7月20日，聘到女模陈晓君，裸体少女第一次出现在画室。然而，世俗的议论却令刘海粟伤心，有人说：“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 更严重的是他听说江苏省教育会要禁止模特写生，1925年8月22日他给江苏省教育会写了公开信，为模特申辩。上海市议员姜怀素读了刘海粟的信后，在《申报》上写了呈请当局严惩刘海粟的文章，刘海粟立即写文章反驳。 不料，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又向他发难了，在报纸上发表了给刘海粟的公开信，骂刘海粟“禽兽不如”。刘海粟毫无畏惧，挥笔复信回击。 紧接着，上任不久的上海县县长危道丰在报纸上登出了禁止人体写生的命令，刘海粟见禁令愤怒了，于是给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写信，请他斥责危道丰。 孙传芳与危道丰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当危道丰将载有“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的《申报》递给孙传芳后，孙传芳看了几行便问危道丰：“模特是什么东西？”危道丰赶紧答道：“就是一丝不挂让人画的女人。”接着又添了几句：“我刚接任两星期，决意整治上海的淫风败俗，才开个头，就遭到刘海粟的辱骂，上海的事我做不下去了，请联帅另委高人吧！”孙传芳又问：“他敢辱骂长官？”危道丰见机便用激将法：“联帅，他连你也不放在眼里，不然怎么敢公开向你施加压力！”孙传芳道：“一个手无寸铁的刘海粟敢如此妄为！”“联帅，下令吧，我立即派人把刘海粟抓来！”孙传芳想了想说：“无须动干戈，本帅给他写封信，婉劝几句，他敢不听命？” 孙传芳6月3日果然给刘海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展诵书，备承雅意……模特止为西洋画主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招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累牍穷辩，不惮烦劳，而不见谅于全国，业已有令禁止。为维持礼教，防微杜渐计，实有不得不然者，高明宁不见及，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如必怙过强辩，窃为智者不取也。” 这封信在6月10日《上海新闻报》上刊登后，震动了上海。美专的师生有的认为，孙传芳是五省联军司令，手操生杀大权，如果我们不给他留点面子，后果不堪设想。也有的认为，孙传芳代表的是封建势力，我们不能向他投降。刘海粟听了师生们的各种意见后表示：“我绝不放弃模特，绝不向孙传芳妥协！” 刘海粟10日当晚给孙传芳写了复信，信中说：“恭奉手谕，雒诵循环，敬悉钧座显扬儒术，教尚衣冠，振纪提纲，在此一举……敝校设西洋画科，务本务实，励行新制，不徒模仿西学已耳。”最后写道：“关于废止此项学理练习之人体模特，愿吾公垂念学术兴废之巨大，邀集当世学界宏达之士，从详审议，体察利害。如其认为非然者，则粟诚恐无状，累牍穷辩，干渎尊严，不待明令下颁，当自请处分，刀锯鼎镬，所不敢辞！”在刘海粟写这封信的夜里，美专的画室被流氓捣毁了。 孙传芳收到刘海粟的回信后，甚为恼怒，认为刘海粟不识抬举，没给他留面子，伤害了他的尊严，当即下了通缉刘海粟的密令，又电告上海交涉员许秋风和领事团，交涉封闭地处法租界的美专，缉拿刘海粟。急得刘海粟之师康有为一天三次去找他，劝他离开上海，他坚守美专不离寸步。 法国总领事认为刘海粟无罪，尽管许秋风一再交涉，并不逮捕刘海粟，领事馆为了让孙传芳下台阶，只好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孙传芳严令各地禁止模特，前次刘海粟强辩，有犯尊严，业已自动停止模特。 孙传芳不仅要求取缔模特，还极力反对女子穿旗袍。认为那种衣服太勾男人的眼珠儿，臂膀太袒露也是有伤风化。所以，一见街头妇女穿旗袍，他就双手掩目，转过身去，以示“非礼勿视”。他的姨太太不吃这一套，去杭州灵隐寺拜佛时，特地穿旗袍，孙传芳无可奈何：“内人难驯，实无良策的。”中国古代宴会有个游戏叫“投壶”，轮流将箭矢投入壶中，输了被罚酒。孙传芳对此特感兴趣，为显示自己温文儒雅，他特地在南京搞一个仪式，请章太炎先生前来投壶，但章太炎并未赏光。后来，国民革命军打败孙传芳，有人戏称是“枪炮战胜了投壶”。 <h3>五省联帅</h3> 1925年10月初，孙传芳派卢香亭、陈仪为前敌总、副指挥，率领部队向奉军驻地猛攻。奉军邢士廉师一触即溃，松江、上海先后被孙军占领。孙传芳从水路出发督师，由嘉兴上船前往苏州，孙的参谋处长崔可亭、政治处长万鸿图、副官长张世铭随行。接着，奉军丁喜春师不战而退，杨宇霆仓皇出走，一行于10月16日抵达南京。奉军溃退后，卢香亭、陈仪率大军渡江追击，姜登选亦弃职北返。11月初，孙传芳进驻蚌埠，在火车上办公。 是时，张宗昌派山东军务帮办兼第五师师长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领鲁军迎击孙传芳的部队，两军相持于任桥、固镇一带。张宗昌的白俄军队，以符离集为据点，猛扑孙军，战况甚烈。施从滨乘铁甲车指挥作战，在固镇以南被俘，鲁军被俘者万余人。 施从滨被俘，经卢香亭问明他是施某以后，报告蚌埠总部。孙传芳命令卫队团长李宝章将施押解来蚌，交军法处长陈锡璋审讯。施直认不讳，孙传芳决定立即斩决。时已午夜，有部下对孙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把施押送南京监禁。”孙不听，拍着桌子对部下说：“你我要是被他们俘虏，还不是被杀吗!”部下又劝孙冷静考虑，不可操之过急。部下说：“杀也可以，何必今夜，明天再问一次，杀也不迟。”孙声色俱厉地说：“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呢?”部下见孙主意已定，难以挽回，无语而退。孙即命令李宝章把施从滨由军法处押出来。施亦自知必死，他说：“就在这里执行吧。”李宝章终于把施押到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身首分在两处掩埋。从此埋下祸根，是为因果报应。 次日，孙传芳集合被俘的一万多名鲁军讲话，他说：“张宗昌是土匪，我们山东老百姓被他害苦了，我们一齐干，把张宗昌这个土匪赶跑，咱们老家好过太平日子。”被俘鲁军一致高呼愿跟孙大帅走。接着孙传芳即将被俘官兵改编，发还枪支，并开往前线作战。 11月8日，孙军先头部队占领徐州，张宗昌部向韩庄以北退却。这时，岳维峻由开封来徐州，要求孙传芳继续派兵北进，支援国民第二军攻打山东。孙传芳正在筹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未允所请，顿兵不进。吴佩孚也派高恩洪携款五万元由汉口来徐州慰劳孙军。这时孙与吴已有分庭抗礼之意，对于吴之慰劳，淡然视之。 孙传芳在徐州子房山大开庆功宴会，预先从绍兴运来醇酒十坛，山珍海味俱备，各方代表和孙军少将以上人员都来参加。此时孙传芳已是意态骄盈，不可一世了。 11月23日夜，孙传芳率总部人员由徐州凯旋南京；24日抵下关，住了一宿；25日早晨8时进城，先拜会陈调元于其私邸。这时文武官员已齐集督署，和陈调元来到督署后，即在大堂开会。孙传芳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以周荫人为福建总司令，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江西总司令一职，以后由吴佩孚和孙传芳会委邓如琢担任。孙传芳又派刘宗纪为参谋长，陈阉为秘书长，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孙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和沈同午为高等参议。孙又聘日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金800元，优礼有加。名流如蒋百里、章太炎等，也都聘为高等顾问，以备咨询。此外，还办有联军军官学校一所，孙传芳自兼校长；并派赵正平主办导报社，作为联军的宣传机构。这是孙传芳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他的“功业”已经登峰造极。 <h3>蜗居沈阳</h3> 1926年孙传芳在长江以南与蒋介石北伐军作战失利时，决心与东北军合作，继续抵抗。但是在1925年，他曾袭击过东北军于沪、宁一带，迫使东北军放弃上海、南京、安徽等地区。宿怨未消，化敌为友大非易事。他遂决定亲往天津见张老帅(张作霖)，动以利害，希释前嫌。他化装为一个商人，穿灰布大褂，贴身带两支手枪。搭津浦列车，坐在茶房的车厢内，只身北上。路过山东境内，张宗昌的密探密布车上，亦未发现。孙抵津后，即到英租界住宅给张老帅挂电话。接通后，便说：“我是孙传芳，由南方来，有事面商。”张接电话，久未作复，以为孙是敌方的主帅，如何能来天津，想必是带兵打过来的。最后，还是允予见面。孙见张第一句话便说：“完了!完了!我们北洋系的军人，眼看要全完了!只有团结起来，与北伐军作殊死战，否则将被各个击破。过去是兄弟阋墙，今日要外御其侮了。现在我甘愿做你的部下，听你指挥，请你不要见外。”张对左右说：“快请总参议来，共同商量。”杨宇霆进门，见孙在座，不觉面红耳赤，因上年他是江苏督办，被孙赶走，旧事不免耿耿于怀，孙急趋前握手说：“老弟!对不起，过去我们是自家人开玩笑，不要介意；共同商量今后的大计吧!”经此一番话，前嫌顿释。孙的联军改为第五方面军团，归张节制。这是孙不与北伐军合作而与张作霖合作的经过。以后张作霖到北京，做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孙实为策动之主要角色。 孙初到沈阳时，住商埠地齐宅，嗣因房舍狭小，迁至大西关大什字街一座楼房，据说是殖边银行旧址，房子很多，比较宽敞。后来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也接来同住。楼下为其副官、卫士等，约有20人左右。另外有一位赵秘书。他还有几位处长长住日本站(南满铁路车站用地)，均携带家眷。最后孙又迁至三经路一所楼房，系新式建筑，比较舒适。他另有一位夫人住在大连。 他的生活比较简单，饮食不太讲究。杨宇霆由前方回沈阳后，他夜间多赴杨宅与之周旋。在家时，除会客或与下属谈天外，总是手不释卷，有时绕室徘徊，若有所思，很少休息。他在沈阳的各处长中常来见面的，为粮饷总办程步青(系其外甥)。此时他的军队仍驻关内。有一次来了一位军长李宝章，以后又来了一位王金钰，他的副官们均称为总参议，住了10日左右又返回关内。 他喜欢骑马，他曾由关内运来骏马十余匹，兴之所至，常于天朗气清之晨，驰骋于郊外公路上。他极爱枪。他的寝室墙上挂有长枪，每次外出，车上亦放有短枪。他常说：“军人不能离开武器，有备无患。” 他很喜欢看书。他不但好看线装书，也好买新书。有一次，他与下属到日本站一家日本书店，买了很多新书。正在选购的时候，卖书的日本人，忽然用日语对其下属说了一句：“此人是孙传芳。”下属说：“你认错了。”他说：“一点不错，我有相片。”当他到楼上取相片时，下属劝孙先走。下属付款后即携书回去。孙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懂得日语，他当时也感到很奇怪。回家后，部下深深惊叹，日本一个普通商人，也有第二个任务。 孙在沈阳，每日赴帅府办公，像张学良将军的一位贵宾，又像高等顾问。他们两人很亲近，军事、政治以至家庭琐事，无话不谈。当杨宇霆指挥军队驻守榆关、昌黎一带时，孙曾亲至前方慰问东北军。那次坐的是专车，有米春霖、王烈诸人同行。有人私问孙到前方去做什么。他说：“你们总司令对杨宇霆不大相信，不知他在前方搞什么名堂，让我去看看。”及至前方军事结束，杨宇霆回沈阳后，孙白天仍到帅府，夜间多赴杨宅与杨周旋。但他从不访晤别人，即万福麟来谒，亦未回拜。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有一次，孙传芳与其亲信一同到杨宅，刚坐下，杨宇霆说：“阿斗为何还不见来?”少顷，张学良将军亦到。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将军每晚均到杨宅，与杨极力周旋。在归途中，亲信问孙：“阿斗是谁?”孙笑答：“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你们总司令。”亲信说：“为什么这样称呼?”孙说：“他一向是这样说法。” <h3>血溅佛堂</h3> 1935年11月3日，星期三。天津英租界20号路134号，一座宏伟壮丽的深宅大院。孙传芳下野后，皈依佛门，成为在家修行的居士。每星期一、三、六还要去居士林听经。此刻，他蓝绸棉袍，灰春绸棉袄裤，系着白布腰带，白洋褂，青缎鞋，从楼上下来正要出门。 夫人周佩馨过来：“馨远，天气不好，今天不要去了。” 孙传芳笑着说：“夫人，恶尽言功，善满曰德，全凭诚则灵，这些年我专心念佛，连过去浮躁的脾气也改了，怎能不去?” “馨远，天气不好，我今天不陪你去了，早点回来。”她亲自拉开小轿车的门。 下午两点左右，一位30岁上下的女子来到居士林，径直来到富明法师面前，双手合十：“大师，我有心礼佛，但经文难懂，如何能念?” “心诚则灵，诵经的好处极多，试看下台的要人靳总理：孙联帅都皈依佛门，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法师，孙联帅可是孙传芳?” “正是，他是本林的理事长，每次都来，功夫甚好，日前已在仁昌广播电台中布道讲经了。” “法师，入居士林可要什么手续？”女子诚恳地询问。 “女施主，请填一份志愿书，并交费一元。” 女子接过志愿书，在上面工工整整填上姓名“董惠”。富明法师披着绿绦浅红色袈裟，上法堂讲演经法，这时佛堂的大门开了，孙传芳身披黑海青缓步进入大殿，他登坛焚香，拜了几拜，然后在蒲团上坐下，面向东方，两足交叉置于左右股上坐禅。 香烟缭绕的佛堂，仿佛是极乐的世界，经声朗朗，十几名善男信女如痴如醉，欲醒欲睡。只有董惠一颗心在猛烈地跳动，她棉袍的暗兜里藏着一把崭新的六号勃朗宁手枪，枪膛里压上六颗闪闪发亮的子弹，紧握枪把的手湿淋淋的，全是汗水，鬓角额前鼻尖也冒出密密的小水珠。 女教友关心地说：“到前面去吧，那里好一点。” 董惠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立即站起来，来到孙传芳的身后，她默默地念着：“爸爸，十年大仇，今天要报了。这是女儿多年求之不得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爸爸，你要助我一点勇气!” 董惠迅速掏出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啪!”一扣枪机，子弹飞去，孙传芳的身体似乎怔了一下。“啪!啪!”紧接着又是两枪，一粒子弹从左额角打入，由右额透出，另一粒子弹打进脊背，从胸膛正中飞出，他应声扑倒于佛案之旁。 董惠满脸杀气，手里握着枪，厉声狂喊：“大家不要害怕，我是替父报仇!”随即，她冲到院子里，从大衣兜中掏出早已印好的传单和告国人书猛地抛向空中，上面油印着：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仇女施剑翘谨启 孙传芳的遗体一身法衣，脖子上戴了一串108颗玛瑙石的佛珠，头上还缠着白色的纱布，躺在一具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材里。他的墓地选择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左侧，墓书：恪威上将军孙公讳传芳暨元配张夫人墓碑。 正文 冯玉祥：一生追求民主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在其5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注重爱国爱民精神教育，强调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致力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关心爱护士兵，要求官长与士卒共甘苦，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 <h3>结交法师</h3> 冯玉祥与南京栖霞山下的千年古刹栖霞寺寂然法师有过一段交往，因为种种原因一直鲜为人知。 1935年11月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为筹备中国国民党五届全会，先召开了四届六中全会。已经收到请柬的冯玉祥将军从山东泰山动身赴南京开会。当时冯玉祥将军已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尽管冯玉祥将军位高而权轻，但他在国民党高层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冯将军在南京有两幢官邸，一处在东郊陵园新村(被日军毁坏)；另一处在城西宁海路中段。他节俭惯了，在南京一直粗衣素食，特立独行。蒋介石为了拉拢他，曾亲邀这位昔日的盟兄，到陵园内小红山国府主席官邸(即美龄宫)吃饭，并一同做礼拜，但冯将军不愿意让蒋做戏给别人看，使别人误会他们过从亲密，便拒绝前往。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在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会议时，原在十九路军任排长的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混进了会场，本想开枪行刺蒋介石，却误伤了汪精卫。孙凤鸣重伤后被捕很快死去。与会的国民党大员深受震惊，冯玉祥等很多有识之士感到中枢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会大失民心，确应做出政策上的调整。 1935年11月中旬，时已近初冬，冯玉祥听说栖霞山秋景很美，为舒展一直沉闷的心情，遂前往散心。冯玉祥在副官警卫们的陪同下，观赏了陆羽亭、桃花涧、舍利塔、藏经楼等景观。在栖霞寺方丈室，寂然、大本、志本等三位当家僧人接待了冯玉祥将军。寂然和尚是一位阅历颇深、办事沉稳的人，他请大本和志本两位先暂时避开，自己与冯将军相对品茗。寂然先说了对冯将军带兵，爱护百姓和艰苦奋斗的钦佩之情，继而谈起了其他话题。冯玉祥很欣赏寂然宁静的气度和渊博的才情，感到这位僧人既谙熟古今典故，又了解当前时事，是一个有着忧国忧民之心的高僧。于是冯将军决定多在寺中停留一会儿，并在寺中吃斋饭。在谈话间，寂然向冯玉祥诉说了寺院方与紧傍栖霞山的省立乡师为争夺一片土地引起的冲突与自己的烦恼。寂然法师俗姓严，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入栖霞寺，1935年初接替明常和尚出任监院，主持寺内外一应事务。那时栖霞寺与栖霞乡师的地产之争已经聚讼数年，广受社会上的关注并惊动了国民党高层。支持栖霞乡师校长黄质夫的是陈果夫，当时的省警察厅长王固磐、省教育厅长周佛海等都唯陈果夫马首是瞻。 戴季陶则是栖霞寺的支持者。戴提出让栖霞寺发动各个寺院、尼庵的出家人集中到南京城内，向政府游行请愿。在这次方丈室的会面中，寂然法师再三表示，他与常来寺里烧香的考试院长戴季陶只是一般关系，他认为游行请愿的方式，在国难当头之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这个土地之争的问题只是一个触点，它仅仅是国民党上层的派系之争的外部反映。出家人不宜介入这种争斗，这也有违佛教理念。寂然和尚希望能够平等协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不要因这个问题影响了抵御外侮的准备，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当时的内政部长薛笃弼的态度。薛笃弼当年是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深受冯玉祥的信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薛经冯推荐到南京政府任职，1928年2月出任内政部长。中原大战后，冯、阎讨蒋联军失败，薛也因这个原因呈请辞职。1934年蒋为了拉拢西北军旧部，又授意行政院任命薛笃弼代理内政部长。在栖霞山的土地之争中，陈果夫本已倾向栖霞乡师，但看到戴季陶等人反应强烈，便把此事推给了内政部长薛笃弼，由他做最后定夺。寂然法师从国民党高层获悉了此事，所以就有了这次谈话。 其实寂然法师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层意思是，日本全面侵华在即，东北三省已经沦陷，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肯定是战略打击目标，而南京人口甚众，一旦受到攻击，必定会有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作为出家人应该为此做些工作。而收容大量的难民，仅仅凭小小的栖霞寺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必须有一大片能够安置难民的土地。以冯玉祥当时的身份也不便与寂然法师议论战局，但他作为职业军人，看了栖霞山的地形，也似乎想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双方都不便触及的问题，但又都在不言中。 冯玉祥将军来过的第三天下午，内政部的一名办事人员乘车来到了栖霞寺。将该部对黄质夫申请报告书的批复函复制件交给了寂然法师。此函明确表示“争地产事件，经部办公会议研究，拟同意维持现状，栖霞乡师必须退出有争议地区。损坏围墙，应由校方修理……”很显然，冯玉祥将军回城后找了薛笃弼，讲述了他的理由，而薛笃弼支持了老上司的建议。后来这段往事还被载入了《栖霞县志》等地方史料中。 果然不出寂然法师和冯将军所料，此后不久南京城遭到了日军的攻击，日军的暴行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而此时的栖霞寺，正因为有了这一片土地，才得以收容了两万多名难民。 <h3>白沙募捐</h3> 在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为募集抗日经费而奔走呼号。1943年他赴四川20多个县市卖字、卖画、演讲、游说，动员各阶层捐资献物。那年的3月，冯玉祥在江津县(今重庆市辖)的工厂、学校、机关、商会、教堂作了一场场情真意切、慷慨激昂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踊跃解囊支援抗战。特别是3月15日傍晚在白沙镇的演讲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白沙镇位于长江畔，距江津县城45公里。那天，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乘坐小轮船从江津逆水行驶，于傍晚时分抵白沙镇码头，在江津县县长肖烈(四川宜宾县人)和夫人郑玉冰，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邵建工、顾仿百等陪同下来到镇公所。稍事休息，吃过简单的饭菜(一饭、一菜、一汤)后，冯玉祥和大家一起步入镇公所礼堂。没有寒暄客套，开门见山就讲抗战形势，不虚不浮，实实在在，听众心悦诚服。冯玉祥突然刹住话头，问：“怎样才能把日本鬼子赶走?”自答：“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中的每一分子，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校长、士绅们恭听着，礼堂内寂静安然。冯玉祥激昂亢奋地讲道：“德国打苏联，打到斯大林格勒。苏联危急万分，于是发起献金运动。在3个月又21天里，苏联人民献出七十万万四千万。斯大林拿这笔钱买了飞机、大炮、坦克，就把德国鬼子赶走了!”冯玉祥停了停，注视着听众，提高音调说：“苏联是一万万七千万人，我们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如果按苏联的比例献金，是二百万万。用这笔钱可以买两万架飞机、两万辆坦克以及其他军需物资，就可以把日本鬼子连轰带推赶出中国去!”听众击响阵阵掌声。 趁大家兴奋难抑、激情洋溢之时，冯玉祥喝了几口白开水，清清嗓子继续说：“节约献金，是当前一项最重要的救国工作，希望诸位本着唤起民众之旨，深入学校和民间大声疾呼——为救我们国家多多努力!”经久不息的掌声，震响会场内外。被热情与激情感动了的冯玉祥兴致愈高，精神愈振，把本来可以结束的演讲推向高潮。他声情并茂地说：“在座有许多大、中学校的校长，我向你们讲一段教师献金抗日的动人事迹。前几天，我在县城北岸国立九中作抗战募捐演讲。讲话结束时，女教师于翔九当即把手上的金戒指取下交给我，托我献给国家。我对她说，你有三个孩子，家中很苦，把它换点钱买点肉给孩子们吃吧!于老师回答：‘冯先生，无论如何要替国家收下我的戒指。只要国家好了，孩子们差不了!如果国家亡了，孩子们吃得越好越可耻，穿得越好越丢人!’诸位，这是多么好的老师、多么爱国的民众呀!这就是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这就是抗战必胜的力量所在啊!”冯玉祥难抑胸中的忧伤与感动，他掏出手绢，在双眼上揉擦揩拭…… 第二天午后三时，冯玉祥应邀对大学先修班和十七中师生演讲。登上讲台，冯玉祥问：“国父训示我们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同学们，什么是大事?”讲台下齐声回答：“抗日救国!”冯玉祥用直奔主题、抓住人心的演讲方式开始了讲演。 “对，抗日救国就是大事。”冯玉祥肯定而满意地点点头，继续说：“今天，没有哪一件事，比赶走日本鬼子更重要的了。大家翻开地图看一看，用手量一量，从抗战首都重庆到宜昌有多远?真如同一个强盗拿着手枪对准我们的胸口，我们哪有工夫去乱想，去看电影哩!你们说是不是呀?”停了停，冯玉祥又说：“学问越多，对救国的责任就越大。美国、英国的大学生从军的很多，许多大学教授也在军中服务。苏联的女学生丹娘，就是读了俄国历史和许多文学作品，受到历史的启迪和正义的熏陶，才决心去当游击队员的。我们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家，我们应该怎样和人家讲平等呢?白纸黑字的平等是没有用的。非得人家想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才配和人家讲平等!”学生们鼓掌，窃窃私语，向冯玉祥投来敬佩、信任的目光，有节奏的掌声不息。 演讲结束时，冯玉祥殷切地期望在战时艰苦中求学问的同学们，要比平时更加努力，要有发奋求学求知的精神，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汗不停流；要把握时代，做到科学救国。冯玉祥激情满怀地号召同学们：为节约献金做贡献! 来到白沙镇的第三天上午，冯玉祥给坐落在驴溪半岛的修平中学等五所学校师生讲话。 下午，冯玉祥步行到位于镇南三公里处的黑石山上，为聚奎男中、新本女校师生演讲。两所学校学生在穿着笔挺、仪表威严的军事教官指挥下，分列石板路两旁热烈欢迎冯玉祥等莅临。当头戴平顶帽、身着棉长衫、脚蹬棉布鞋、扎着棉布裤腿，看上去完全与质朴的北方老农民无异的冯玉祥向学生队列走来，笑容可掬地挥手示意时，师生们未曾想到曾任总司令、统率几十万大军而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是如此简朴，如此可亲可敬，半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一级上将、副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冯玉祥从礼堂巷道经过时，几百双手使劲地鼓掌，几百双眼睛集于他一身。他健步登上主席台，微笑着抬手示意——安静。身高1.86米的冯玉祥，站在讲桌前似一座铁塔，稳稳实实。没有主持人，也用不着多余的介绍，他开门见山地讲话了，声音洪亮，抑扬顿挫，风趣幽默，浅显易懂而富有教育意义。他一边比划手势一边说：“同学们，你们捐了钱、献了物，帮助国家买飞机、买大炮打日本鬼子。我冯玉祥万分地感谢你们，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到时候买回了飞机，一定在机翼上写下几个大字。一架写‘聚奎号’，一架写‘新本号’，让两架飞机飞临黑石山上空，叫它盘旋几圈，让你们看看你们捐钱买来的飞机!”学生们欢呼雀跃，热情奔放，感到无比自豪与荣耀。 隔日，冯玉祥又来到位于驴溪半岛马项垭西长江边上的新运纺织厂，慰问为抗战前线生产纺织品的职工。这个厂是宋庆龄于1939年创办的，安装有印度造铁制纺纱机40多台，纱锭1000多个，职工大多数是抗战志士家属。冯玉祥在袁宝珠女士等陪同下参观了厂区厂貌、车间库房，与纺织工人亲切交谈，向袁宝珠厂长和管理人员了解工艺流程、操作规范、产品质量数量等。冯玉祥对袁厂长井井有条的管理、职工的十足干劲大为赞赏，夸奖她们纱纺得好，布织得好，鼓励她们为抗战继续努力，多做贡献。在会见未当班的女工时，冯玉祥说：“现在，妇女从不平等和被压迫的地位解放出来了，同男子一样负担国家的责任。”“今天，我们国家的形势很严峻，女同胞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那就是努力工作，节约献金。两个方面一个目的，竭尽所能支援抗战前线。”袁厂长和女职工们都深受感动。 冯玉祥离开纱厂回到白沙镇，一位小司号员和一名小工友迎上来，把平时积攒的钱亲自交到冯玉祥手上，托他献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打击日本鬼子。冯玉祥见这两个小青年穿着十分简陋，深受感动。他代表国家收下这两笔小小的捐款，欣然泼墨作画，挥毫题诗相赠。 冯玉祥在白沙镇几天来为抗战募捐的宣传鼓动，唤醒了民众的觉悟，推动了献金热情，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献金感人事迹。 <h3>官场轶事</h3> 1928年6月北伐结束后，冯玉祥将军来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通知上写明会议时间是下午三时。冯玉祥准时到达会场，可是会场上冷冷清清，他等了两个多小时，与会人员才陆陆续续到齐。当宣布开会后，只见桌子上放满了水果点心，与会人员一会儿吃水果，一会儿吃点心，一会儿嗑瓜子，而对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或充耳不闻，或含糊敷衍，不知所云，后来则干脆丢开议题不管，而是大谈起不相干的社会新闻与吃喝玩乐来。这样拖了一个多小时，就宣布散会。冯玉祥回到住处，越想越生气，挥笔写下一副对联。文曰： 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齐，是否革命精神？ 半桌子点心，一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横额是“官僚旧样”。 冯玉祥的这副对联很快传遍了南京官场，后来又传到民间，使得那些达官贵人又气又恨。 早在民国初建不久的北洋政府时期，冯玉祥担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曾带兵驻扎在南京长江北岸浦口四个多月，也曾发生过一起“官场轶事”。 那时，南京城里掌权的是以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为首的一批达官贵人，他们几乎天天举行大小宴会。李纯为拉拢冯玉祥，常常邀冯玉祥入城参加宴会。冯玉祥生性淡泊，常常找借口拒绝，有时碍于官场交往情面不得不参加宴会时，也总是尽早退席。 一次，冯玉祥又被李纯从浦口请过长江来到南京城中的督军衙门，全城官吏与地方头面人物都来了。宴会开始不久，李纯宣布让参加宴会者“出条子”——即在妓女名单上点名画圈，让听差去传呼妓女来陪酒作乐。冯玉祥不肯附和。一会儿一大群妓女被召进宴会厅，各自坐到传呼自己的官员旁边。李纯召来两位妓女，让她们坐到冯玉祥身边弹唱劝酒。李纯还对冯玉祥说：“你来到大城市，不该苦了自己。你没有熟识的姑娘，我给你介绍了两位。”冯玉祥怒不可遏，但又不便发作。未等李纯说完，他霍然站起，拔脚而去。全场达官贵人愕然，李纯目瞪口呆。 冯玉祥回到浦口军中大哭一场。第三天晚上，冯玉祥召来排以上军官到旅部饭堂会餐。这是少有的事。大家入席后，只见酒菜极简单。冯玉祥介绍了南京官场吃花酒出条子的种种情景后，说：“难道只能让这些达官贵人行乐？今天我们也来学学他们，我们也来出条子，每人叫一个！”众军官知道冯玉祥的脾气，听到这番话十分惊讶。冯玉祥见众军官不响也不动，就说：“我已经给你们出了条子了，每人一个，每个一元。她们快来了。”少顷，饭厅大门洞开，涌进来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或男或女，或老或幼，或盲或跛。这些人都是冯玉祥预先派人从南京街上召集来的。众军官更加惊讶。只见冯玉祥站起来说：“这些人就是我给大家所叫的‘条子’。他们都是我们的叔伯、兄弟、姐妹！我们应当照顾关心他们，请你们每人给他们一元钱！”众军官大为震动，感慨之余，纷纷解囊。 冯玉祥的这番举动轰动南京，达官贵人骂冯是个大怪人，而穷苦人民却说冯是中国官场中一位难得的平民将军。 孔祥熙之女孔二小姐仗着其父和姨父蒋介石的关系在重庆横行霸道，大耍威风。她走私大发国难财，无人敢阻拦。1939年冬天冯玉祥到綦江县公干，第二天下午，他听说孔二小姐正在綦江城门外打骂拦下她的车队要检查走私物品的士兵，冯玉祥马上赶到现场。这从贵州方向开来的车队前有军警开路，后有小车压阵，非常威风。只见这士兵脸上还有五个红指印，孔二小姐还在大骂士兵“瞎了你娘的狗眼，连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贴封的车队也敢检查……”冯玉祥上前笑着说：“二小姐，我总有权检查吧？”孔二小姐一看是冯玉祥，边赔着笑边溜之大吉。冯玉祥马上电告委员长，说他正在川黔公路上追截一走私车队，案犯好像是贵阳的，姓刘。蒋回电要他“严惩不贷”。冯玉祥将走私车队的事全部处理完后，又向蒋委员长报告说：“走私车队全部截获，只是主犯逃之夭夭，好像是个女的。都怪我疏忽大意，没将其捉拿归案，请求委员长处罚……”蒋介石一听，马上明白是孔二小姐的走私车队被截，但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垂头丧气地说：“焕章兄，你干得好，干得好。” 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60寿辰。前一天，《新华日报》就出了“冯将军60大寿特刊”，周恩来亲自撰文称赞冯玉祥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此国民党顽固派非常嫉恨，在第三天他的寿宴上，门卫送来一封信，冯玉祥拆开一看，里面装有一颗子弹，纸条上写着警告他不要与共产党来往的话。冯玉祥知道这是蒋委员长的得意门生戴笠手下所为，就当着众多客人的面说：“真是不择手段。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要将这封信原样送给他们的主子……”于是，他将“子弹信”原样封好后在信封上写了几句简短的话就派专人送给了蒋介石。蒋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收到一封奇信，我不敢一人独赏，特奉献给贤弟一阅。”这意思很是明白，蒋介石看后非常生气。他装腔作势地给冯玉祥回了一封“安慰”信，信中说：“首都重地，竟有如此狂徒，殊堪痛恨，已饬限期破案矣。”冯玉祥看后当着众多宾客，冷笑几声就将这回信扔到了废纸篓中，大家也是一阵哈哈大笑。 <h3>仁人之言</h3>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到苏联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新气象使他耳目一新，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为民众谋福利的思想趋于成熟。所以他用大量的时间接见苏联工人、农民、文人、妇孺以及军政界的领袖，进入工厂、田庄、学校了解情况。经过广泛会谈、考察，结合自己对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他更加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他深切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没有鲜明的主义与有凝聚力的革命组织是不行的，故而在访苏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回国后，他于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策应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奉命南下平甘援陕途中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正宁的题字碑就是这一时期冯玉祥平民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冯玉祥是沿磴口、银川、固原这一路到平凉的。 在平凉最叫他伤心的一件事是：部队里受伤染病的弟兄，长途行军一到平凉，有些人走不动，半途上搭便车。那时天气太冷，久坐不动，脚部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每到一个地方，找店投宿，就急着生火取暖。哪知脚冻久了，一接触热气，皮肉立刻泛成乌紫色，溃烂不可收拾。如此冻断了足、成为残废者不下二三十人。冯玉祥认为这都是士兵缺乏卫生知识，官长又大意疏忽的缘故。他查悉这些情由，急忙分派人员，到各部拦前截后，令沿途注意此事，落店后，当先以冷布擦脚至暖，不可急于烤火。他觉得那些断足的弟兄遭此无妄之灾，作为官长，有失察之责，便深以为疚。 一天，大雪不止，冯玉祥有点感冒，正在房里坐着歇息，忽然他的顾问乌斯马诺夫派他的翻译送来一只大鸟，说是刚刚打猎回来，这只鸟送给他作为圣诞礼物。那鸟周身羽毛雪白，展开翅膀，长达数尺，平常很少见，据说名为“地鹏”。问及本地人，说这是所谓的天鹅地鹏之鹏。冯玉祥觉得不应该如此做，就对他的翻译说：“我请他来当顾问，不曾请他来打猎。这是一种珍贵的鸟，把它打死，如何对得起我的国家？他以一个外国人，未得地方当局允许，就擅自行猎，我们的法律也不能容许。”于是冯玉祥把道尹和县长请来，问其何以不管外国人在地方擅自行猎，请他们查出法令，去和乌斯马诺夫交涉，让他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可随便玩忽。乌斯马诺夫闻讯后十分惭愧，问冯玉祥怎样才是。他说：“第一，得认错；第二，不得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我们是革命军队，此等万万不可大意。”事后许多人认为处理过重，有伤外国朋友的面子。冯玉祥又说：“这个不然。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因为给人留面子，就连国法军纪也不要。我们不能独外，他犯了错，我自必有纠正他的责任。若不然，我何以对国家和人民？这是大关键，不可丝毫放松。” 冯玉祥从平凉出发，取道泾川，沿途道路极坏，一边走一边修。到了泾川，看见人民捐献粮食非常踊跃。原因是这里得了一个丰收年，也因交通不便，不能向外运销，故粮价出奇的便宜。麦价每元60斤，白面每元50斤，其他杂粮更是价贱。因此，兵站征集粮食很容易。四乡人民运送的粮草，堆积如山。冯玉祥和百姓谈话，他们说：“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出些粮不算什么。”也许粮食来得太容易，那天冯玉祥见麦子撒满地上，随处都是，狼藉不堪，觉得十分可惜，就召集负责人员，大加申斥。 从泾川去长武至邠县途中，冯玉祥夜宿一家小小村店中。因为随从简单，百姓都不相识。刚刚躺下，就听到有人敲门，操着甘肃口音，连吵带骂，进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发威风，极是蛮横。冯玉祥叫副官不要干涉，看他们究竟干些什么事出来。来人带着三匹马，自己闯入店中，那马拴在门口树上，把树皮吃了净光。店中只有三间房，人已住得很挤，来人就和冯玉祥同屋而住。慢慢知道冯玉祥是什么人了，就变得老实多了。冯玉祥找他们谈话，自称是二、三军的，送信经过此地投宿。于是冯玉祥就好言劝说起来。冯玉祥说人民以血汗供养着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为人民谋幸福，谁要欺侮人民，我们就和谁拼命。我们为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他们苦害了我们的人民的缘故。你们的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们的亲戚、朋友、邻里也是百姓，你没有出来当兵的时候，也是百姓，我们怎么可以欺侮百姓呢。这样和他们谈着，他们竟痛哭起来，由衷地表示懊悔。冯玉祥认为兵士是好的，只因官长不负责任，失之教育。当日，天没明他们就动身走了。 冯玉祥到了邠县，住在县政府，就近查看了班房和监狱，见到黑暗内情，十分心寒。监狱在县政府旁边，牢子不许犯人躺坐，在地上泼了水，使之结成厚冰，又故意把窗户堵死，使空气不能流通，凡进来者无不生病。班房在县衙内，囚犯中青年、老人都有，一般都无什么重大过失。牢房是一种装着木栅的狭笼子，每房1丈见方，最多只可容纳20个人，却挤着60多人。人群中放着一个大尿缸，大小便都在其中，缸中尿垢厚及数寸，臭气熏天，令人窒息。犯人若要向外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要付10至20元。冯玉祥见此情形，心痛如锥刺。他以为牢子们所以敢于如此，完全因县官不去查看，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他将邠县的代理县长找来，问何以掩耳盗铃，不加改革，县长说积重难返，一时没法改革。冯玉祥就把为自己预备的县府中的几间上房让出，请那些犯人去住。同时请县长和自己一块去打扫牢房，亲自和县长把那几个缸抬出，叫他嗅嗅那臭味，问他如此凌虐人民，良心觉得惭愧否，并令及早切实铲除积弊，不得再有怙恶不悛的事情。后来冯玉祥连着看了长武、永寿数县，大同小异，如出一辙。觉得这是吏治的问题，远非整顿所能了事的。但身为县长如果正直不欺，亦能收到弊绝风清、局部改革之效。 邠县以东的正宁县，县中设立县党部，负责人是从长安派去的，都是些十七八岁的青年。他们以为革命一起，人民对于国家就可以解脱所有应尽的义务，不必再负什么责任。于是他们一到地方，就向百姓宣传，叫不完粮、不纳税。有军队过境，要粮草，要车马，他们又向百姓宣传，反对摊派差役，反对征发军用物资。自以为如此才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弄得过境军队吃喝无着，苦痛万状，于是酿成军队和党部两方面的冲突。结果，党部青年被驻在当地二、三军大打了一顿，驱逐出境。冯玉祥到邠县后，因为他是西北党部代表，两方都来告状，互相以反革命罪名相骂。冯玉祥以为军队擅自殴辱党员，固然不好，但因为那种幼稚错误的宣传，致陷军队于不利的现象，党员们也难辞其咎。当时的党员中有年长老成的，约冯玉祥前去讲话。冯玉祥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军民大会，向民众发问道：“军阀祸国殃民，应该不应该打倒？”答道：“应该打倒！”“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压迫我们，使我民族不能翻身，不能抬头，应该打倒吗？”“应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打倒，究竟谁去打倒呢？”答：“主要还靠军队。”“军队没饭吃，没衣穿，没有粮草马匹，可以打仗吗？”答道：“不能。”于是冯玉祥说：“只靠军队，是无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须人民与之合作协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这样的问答数次，又经详细地讲解，大家才恍然大悟明白过来。那天到会的人很是踊跃，冯玉祥站在戏台上大声讲话，把嗓子都说哑了。末后冯玉祥问了一个老人，我说的这番道理，究竟对是不对，比你们以往听的那番道理如何。那老人笑着回答：“他们说的那个痛快，粮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闹革命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当时会场空气极是融洽，事后军民之间的隔阂打破了，党与军之间的意见也化除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冯玉祥认为民众对革命支持不力、配合不够的原因是部队宣传不到位，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和军队，为老百姓干些什么事，都没有明确主张，使民众无所适从，故而他常常亲自写些东西，编些歌词，抓紧宣传，弥补缺陷。冯玉祥回想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形成了明确的政治主张，写下了一段精辟的话，由正宁县县长杨楚材立起一个高1.57米、宽0.63米、厚0.13米的碑。碑额为“仁人之言”，碑文曰： 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我们誓为人民建设极清廉的政府；我们为人民除水患、兴水利、修道路、种树木及种种有益的事；我们要使人人均有受教育、读书识字的机会；我们训练军队的标准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武力。 中华民国十六年 冯玉祥 甘肃正宁县长杨楚材敬立 此文反映出了冯玉祥的平民本色，以及贴近人民群众，不欺压老百姓，反对官吏贪污腐败，倡导为人民谋利益，与士兵同甘苦，严肃军纪，抗击外侮，反对内战等方面的心志。据说，以此文为内容的题字碑在河南、陕西、甘肃等地广为流传。这说明冯玉祥将军不但喜欢立言，而且喜欢立“不朽之言”。现在读此碑文，人们可以洞察作者的政品和人品。为政者也应以此为鉴，造福人民。 <h3>诗品，人品</h3> 唐诗、宋词将诗词的精华深挖殆尽，后人欲逾越其成就的巅峰，怕是很难。然而，冯玉祥将军的丘八诗，独树一帜，既不是文人墨客那种书斋吟哦之物，也不是“五四”之后的白话诗体。冯的丘八诗雄健、豪放、正气，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冯之诗句均有韵脚，可以琅琅而诵。请看冯玉祥驻军于湖南常德时所作的一首代告示诗： 嫖娼聚赌鸦片枪，诱人入渊坠万丈。 凡事应该仔细想，怎可缺德去嫖娼！ 女人尽皆父母养，与尔姊妹没两样。 好逸恶劳去赌场，弹钱掷骰摇单双。 明抢暗夺黑心肠，落得家破人也亡。 鸦片为害致身残，屡禁不止死灰燃。 中华民族要振兴，毒头一律用刀砍！ 为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冯将军便写出了这样的代告示诗。冯驻徐州时，为改变城市的脏、乱、差，他要求民间成立打野狗队、灭蝇队，督促改造厕所，在取得一定成效后，他又禁止对树木乱砍滥伐： 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 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这首代告示诗更是开宗明义，大有说到做到的一股正气之风，发出飒飒声响，毁林者，如若不信，就请用你的颈脖子试试老冯的刀口子如何？当地有个前清举人陆文龙，家住城东，宅前一片树林，是陆家祖产。陆在上海经营钱庄获大利，回乡拟毁林建别墅，惊动了徐州镇守使、发表代告示诗作者冯玉祥。冯派人约请老举人面叙，奉劝老举人高抬贵手，珍惜绿色，功德无量，并将禁伐的代告示诗手迹奉阅。陆文龙自恃与中央政府高官有交情，根本不把冯看在眼里，径直去南京称会某高官，要求得到自家树林自家砍的权利，还要冯玉祥承担陆家建房延误时间的责任，收回代告示诗，向陆赔礼道歉。那高官深悉冯之个性、人品，在老友面前尽力规劝，但陆绝不顺从，而坚持己见。他只得折中，给镇守使写了一封委婉曲折的信。那信到了冯手，而陆文龙也被抓了。冯复那高官的信，也是一首诗： 不是尊函我不懂，实是绿比生命重。 不杀徐州陆文龙，老冯军令贱如粪。 陆文龙执意砍伐树林而被抓，继而审判后被砍头。 抗日之初，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的“二把手”汪精卫，居然卖国求荣，逃往河内发表所谓艳电，公开投敌。听到汪精卫叛逃的消息，时任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猛抓头发，高声呼号：“可耻！可耻！不如驴也！”气极时，握管而吟。时值冬日，而天府之国菜花见黄，便以《菜花黄》为题。接着如泉喷涌，一挥而成一首丘八诗： 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 国家与朋友，尽弃投敌邦。 千年万世后，精卫恶名长。 认贼当作父，甘心称天皇。 倭寇发狂言，欺世惯中伤。 巨奸欣然喜，竟谓好主张。 不要我赔款，中国整个亡。 取消租界地，全属贼东洋。 日满华合作，主人倭寇当。 三国成一家，日寇是父王。 此理至明显，世人皆知详。 谁说汪不知，那又怎么讲？ 卖国贼三字，头衔最适当。 此诗何止将汪精卫的汉奸脸嘴，酣畅淋漓地刻画出来，更把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鬼话揭露得淋淳尽至，彻彻底底。冯将军对大是大非划分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诗风何其贵也。冯氏丘八诗应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诗品，载入文学史册。 谁都知道，蒋介石为扩大势力笼络人心，使用过各种手段，最常见的莫过于拜把拈香，缔结兄弟之盟。蒋介石虽与冯玉祥也是拜把兄弟，但冯玉祥浑身正气，对蒋可直呼其名，提反对意见，乃至有时脾气来了，对蒋的作为不屑一顾，表示极大蔑视。有一次，冯玉祥在青木关巴县中学，获知有戴笠手下两个特务，在空袭时，乘机调戏两名女中学生，将其带入防空洞中大耍流氓。冯玉祥不由咆哮起来，怎可容得这号畜生胡为！于是直接去到蒋氏住地，一把拉住蒋介石控诉特务的兽行。蒋听完闷不作声，冯玉祥更是火上加油：“天上是日本飞机轰炸，地下是特务侮辱少女，这老百姓还有无生路？”蒋介石这才说：“好吧，我查清楚了再说。”冯玉祥脸都气黑了，一拍书案：“你我枉为兄弟一场！连这类事你都信不过为兄的，其他还有什么可说？好吧，就让老百姓走死路吧。”说完拔脚便走。蒋氏碍于情面，才留住冯：“等会儿，要车，你我一同去青木关。”这样，蒋、冯一道向巴县中学师生道歉，接着追查两个犯事特务，予以惩罚。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抗日胜利之后，在社会名流倡导下，于重庆校场口庆贺政协（旧政协）大会胜利召开。特务们闯入会场，打伤与会者众多，此中有郭沫若、李公朴等名流，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校场口事件”。冯玉祥得知消息，先打电话给蒋介石，电话中回称蒋不在公馆。冯只得亲自出马，走了一段路，考虑到赤手空拳去无益，必须造势。遂在晴天白日下打一盏灯笼，径直去到曾家岩德安里蒋氏官邸，沿路招来不少观众，军警费了好大力气才排开围观民众，护冯进入官邸。蒋介石一见，知其来由，装聋作哑地发问：“焕章兄，这是干什么？”冯玉祥哈哈大笑，手指天空，又叹道：“贤弟请看，这暗无天日的时代，不用灯笼，何来活路可走？”蒋知冯在挖苦自己的手下又干了坏事，便不以为然地说：“玩笑已过，该是谈正经事的时候了。”冯玉祥当即提出严惩制造校场口事件的凶手及幕后指使者，蒋连连称好，一口应承。到了第二天下午，仍不见官方派人到校场口调查，出事地点仍旧一片狼藉。冯玉祥见此情势好不恼怒，再登蒋门准备问理，哪知蒋的副官回答：“委座已于今晨离渝飞沪，一时不能返回。”原来，出了事怕人指责，更怕把兄的“纠缠不休”，蒋竟然为避风，逃之夭夭。 正文 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 阎锡山周围能聚集一大批有识有才之士，首先是其想干一番事业，有延揽人才的需要；其次是他待人有厚道之处，否则难以与很多人相处始终。有许多人在他危难的时候亦追随不舍，甚至舍命相随。这绝不是仅仅靠一时利益苟合的乌合之众所能做到的，一定要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感情。阎锡山个人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离开政坛后，整理文献，阐述思想，著述颇丰。晚年乃笃信三民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 <h3>驭下有术</h3> 在中国近代大大小小的军阀中，阎锡山别具一格，具有许多其他军阀所没有的特点。他之所以能以土皇帝自居、统治山西达３８年之久，除了他狡诈多变、见风使舵、拥兵自重、口蜜腹剑、有一定政治头脑之外，与他独特的“驭下”之术也不无关系。 为了能有效地驾驭下属，阎锡山在用人时特别强调非亲不用。他本人是山西五台县人，凡五台县的同乡多深得重用。当时山西有名的高级军事将领、阎锡山军事上的得力助手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三人，都是他的五台县同乡。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也是五台县人。山西省政府的其他许多显位要职也多为五台县人占据。当时太原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凡是五台县人，又忠于阎本人者，不管才能大小，一律得到重用。即使是山西人而非五台县人，同样会遭到歧视、排斥。至于外省人，在阎锡山政府中能居要职的更是凤毛麟角。阎锡山对五台县人是这样，对其亲戚更是委以重任。掌握财政大权的是阎锡山的岳叔徐一清、内侄徐士珙。徐一清任山西银行经理；徐士珙任山西贸易公司经理。曾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的大特务头子梁化之，是阎的姨表侄。在政府的各部门，阎锡山结成了一个宗族关系网络。 为了能有效地驾驭下属，阎锡山总是习惯于制造和利用下属之间的矛盾。他常利用下属的地区不同、部门之别，扶植许多小派别组织，例如他先支持王靖国搞起铁军系统；接着又支持梁化之、李冠洋等文人搞起“革命同志会”；同时又怂恿杨贞吉建立“敌工”系统。在文人之间，在军人内部，在１３个高级干部之间，阎锡山有意识地制造矛盾，形成对立面，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争相向他邀功请赏。谁对他稍有不满，他就把谁搞掉。 为了便于驾驭下属，阎锡山往往恩威并用。他利用一些人的名位思想，大量封官晋级。他制发一种布质徽章，分将、校、尉三级，以红、黄、蓝三色区别，把廉价的官衔到处送人，以博取下属的欢心。当时有人讽刺说：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阎锡山在对下属施以恩惠的同时，也慑以淫威。凡对他稍有不满言行，或对他的统治不利的官吏，他都无条件地铲除。如第７０师师长刘墉之等人就是被阎锡山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的。阎锡山特别注重对官吏的控制，认为“人心险诈莫测，人言不可轻信”。他颁发了“山西省分区视察办法”，每个行政区派遣一组观察员，分驻区、县，负责监视专员、县长。他还派遣大批特务混入各级官吏中，监视官吏的行动。阎锡山软硬兼施，使下属既感激他的恩典，又慑服于他的淫威，于是只好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 为了牢牢控制部下，阎锡山还借助于封建帮会组织。他说，旧时帮会组织在社会上势力最大，应将现有帮会人士加以组织化、现代化。在１９４２年前后，阎锡山利用青、洪帮形式，分别建立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和洪帮组织“进步总社”，并按帮规立起明德堂和进步堂。阎锡山自封为帮主，把他的大部分文武官员都拉进去作为徒子徒孙。在帮内，阎锡山大肆宣扬“领袖至上，山主至尊，组织至上，义气第一”，以使帮会成员绝对服从于他、服务于他。阎锡山利用帮会组织，从而使他的独裁统治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些“驭下”之术，使阎锡山的专制统治得到强化，也使他得以长期割据山西。但是，不管他“驭下”多么有术，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１９４９年４月2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统治彻底结束。 <h3>枉杀李服膺</h3> 1937年10月1日深夜，11时许。太原绥靖公署大堂内外，卫兵林立。为审判李服膺，阎锡山草草组成的高等军事法庭正在开庭。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亲任审判长，稳坐大堂中央。审判官谢濂、李德懋，军法官张克忍、薛风威，陪审官傅存怀、宪兵司令张建（字达三）、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及第七集团军司令长官傅作义等数十人分坐两边。当天值日官庞小侠（上尉副官）也在场。 宪兵把李服膺押上法庭之后，阎锡山不慌不忙地站起，双手支于公案，拉长了他那一贯冷冰冰的脸，用责备、惋惜而又假惺惺的口吻说：“慕颜（李服膺字），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你做的天镇盘山工事不好……”这是阎锡山加给李服膺的第一条罪状。但还没等提出第二条罪状，李服膺便急不可待却又神态自若地答辩道：“没有材料……”李服膺明知在完成阎锡山交给他修筑国防工事问题上责任在阎而不在己，所以他有一肚子的委屈要迸发出来。可阎锡山使用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不等李服膺把一句话说完，就把第二条罪状抖了出来。他打断李服膺的申辩说：“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下来了……”这时李服膺已知大事不好，他意识到阎分明是要给他妄加罪名，便一反平时唯命是从的常态，立马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阎锡山命61军从天镇“相机撤退”的电令，勃然吼道：“我是奉命退却，有电报为证！”此时的阎锡山万万没有料到李服膺会来这一手，大变其颜地指着李服膺斥道：“你胡说！”没等李服膺开口，他又色厉内荏、自觉理亏地变为爱莫能助的样子说：“今日处你，实在让我伤心，但我不能因私害公。你的家，你的儿女，有我接济，你不用顾虑。”李服膺已怒不可遏，正要与之理论，阎锡山看势不妙，没等李服膺再开口，便向左右点了点头，离席转身走出大堂后门扬长而去。霎时间，整个大堂鸦雀无声，人人面面相觑，伺机退出。这时傅作义无可奈何，只好悄悄起身默然退出法庭。接着赵戴文也随着悄然离席……作为审判官的谢濂，见状已习惯性地知道该收场了，便上前劝道：“慕颜，别提那些事了。你还有什么家事，可以告我……”李服膺深知大势所趋，命在旦夕，便瞪大双眼盯着阎锡山的背影破口大骂：“为啥这样糊里糊涂杀人？军人当死疆场，我要重返前线杀敌。让我死得不明白，我不甘心。”他边骂边把军帽从头上抓下，朝大堂上摔去……此刻陪审官傅存怀上前对李服膺说了句“咱们上车再谈吧！”便和警卫连长康增、张建等人把李服膺押上了汽车，连法绳都没有捆（搭在李的肩上），便急令开车，直奔刑场。 李服膺明知要做冤魂，却毅然刚强，他下了汽车，便向刑场走去，隐隐约约地看见前边有口棺材，便径直而去。可没等他走到棺材跟前，与李并肩前行的张建有意往旁边让了几步，警卫营的一个执行官康增便举起手中那山西土造的大眼盒子枪，“砰”地一枪，击毙了李服膺。 刑场的人退场后，李服膺的女儿李撷英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草草把父亲安葬了。 李服膺到底何许人也？阎锡山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 李服膺，字慕颜，山西崞县（今原平市）兰村人。1890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读私塾，稍大赴太原谋生，考入山西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时随军攻打大同，而后考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深造。1918年与傅作义、楚溪春、赵承绶等12名义结金兰号称“十三太保”的把兄弟一起投奔阎锡山麾下。李服膺深受阎锡山赏识，逐步由排长升至军长，成为晋绥军将领之一。 阎锡山杀李服膺，给李服膺定了两条罪。 “国防工事不好”罪，是强加给李服膺的。1934年4月间，阎锡山曾借在晋北修筑国防工事之名，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请到一笔巨款，亲派得意幕僚、第61军军长李服膺率部赴山西北大门天镇县一带修筑国防工事。可是，在一年多的修筑过程中，工程困难重重，难以如愿。首先，他从太原领到的施工材料不足，特别是重要建材钢筋、水泥差额太大，远不足所需供配总量和计划请准数的百分之一，且建筑机器和工具少得可怜。其次，塞外之冬，滴水成冰，施工难度加大。加之民夫和工兵的津贴由于层层盘剥克扣，工程实在不能如期开工，直到日军开始进攻天镇时才急忙动工。当日军进攻时，第61军将士们就在这简陋的工事里，拿山西土造的枪炮与用飞机大炮坦克等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日军拼搏，尽管打得很艰苦，但将士们不怕牺牲，奋勇杀敌。 那么，那笔巨款哪里去了呢？据知情人士讲，这笔巨款大部分被阎锡山拿到全国各大商埠做自己的发私财的买卖去了。在法庭上，李服膺一听到要把“国防工事不好”的罪名加给自己，便想借机一股脑儿地把一年来在天镇修国防工事施工中窝在肚子里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但阎锡山却不容他再作申辩就道出了李服膺的第二条罪状。 第二条罪状是“放弃阵地，擅自撤退”罪。当阎锡山说到“第二，叫你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下来”时，李服膺想“这分明是说我是临阵脱逃”。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为了推行“两翼钳制、中央突破”的侵占华北的战略计划，日军兵分三路向山东德州、河南新乡和山西大同进犯，然后攻取山西太原和绥远包头。这时中国军队也相应有所布防。8月26日汤恩伯部镇守的南口失守，日军继续西犯，27日攻克张家口，进逼雁北，危及山西北大门天镇。阎锡山便急电隶属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坚持三天，拒敌西进”。李服膺得令即调兵遣将，火速集结布防御敌。他将南口之战损失所剩的不足一个师（仅六个团）的兵力，布防在天镇、阳高一线（19军布防大同一带）的防线。第61军进入阵地的第二天，日军就发动了强大的火力攻势，先在李家山、罗家山阵地激战数日，屡攻不下，便把矛头指向盘山阵地，在上述阵地战斗中，日军飞机低空轮番扫射轰炸，日达32架次之多，致使我阵地难保，伤亡惨重。第425团的1300人伤亡已逾700人，就这样还是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鏖战三天后，阎锡山又电令李服膺“续守三天，掩护大同会战”。中国军队将士同仇敌忾，继续浴血奋战，这时伤亡更加惨重。防御工事被炸殆尽，士兵们利用弹坑禾束掩护，用刺刀手榴弹与敌拼杀。第400团伤亡500人，一个营和一个火炮连的官兵大都被压在炸塌的山洞里阵亡，101师伤亡1000余人。在天镇的399团利用地形打伏击受到日军炸弹轰炸后，日军又使用了燃烧弹和瓦斯弹（毒气弹）。守军坚持战斗，坚守七天。在完成坚守六天的任务后，阎锡山又电令李服膺的61军“相机撤退”。守军则连夜撤退了下来。在阳高，414团团长白汝庸亲率残兵300名阻敌登城，与之巷战，伤亡亦重。在大势所趋且无防守时限令的情况下，率残部突围而撤。在上述阵地激战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一军之长的李服膺，多次到天镇、阳高前沿阵地督战，勉励官兵“继续抗敌，报效祖国”。由于李服膺及其所率61军官兵在六七十里长的防线上拼死阻敌，死守门户达十天之久，使日军难以长驱直入，占领雁北。阎锡山一定要以“放弃阵地、擅自撤退”的罪名置李服膺于死地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阎锡山为什么要睁着眼说瞎话，一定要枉杀李服膺呢？ 李服膺奉阎令布防后，日军于9月6日攻打天镇县城，并占领阳高县城，杀人千余。10日周恩来、彭德怀由太原前往大同会晤傅作义，11日返回代县在太和岭口与阎锡山商谈坚守国防工事等问题，并帮助阎锡山谋划有关抗战事宜。12日天镇县城陷落，日寇烧杀三日，杀死2200多人，293家绝户。此时，全国军民愤然，强烈要求追究天镇失守之责。李服膺情知不妙，便急电南京政府军法总监唐生智，要求南京派人来山西调查或命他亲赴南京面述天镇战役实况。唐生智接电后即电令阎锡山速送李服膺到南京，要“军法从事”。阎锡山生怕李服膺去南京后“泄露天机”，自己受罪不起，便一方面把李服膺押回太和岭待处，一方面再三电请蒋介石，不要送李服膺去南京，并表示一定要就地军法严惩。就这样，在全国民众抗日呼声中，阎锡山为了推卸责任，向南京政府和全国人民交代，就把李服膺当作了替罪羊。 李服膺被杀后，曾遭到不知内情的人们痛斥，但却堵不住知情人的嘴巴。时为第二战区参谋长的楚溪春气愤地抱不平，他说：“慕颜死得太冤枉了，这件事是不得人心的。” 当阎锡山抓捕了李服膺后又要去抓捕在盘山战斗中死里逃生的400团团长李生润时，200旅旅长刘馥气愤不已，冒险掩护李生润逃走，并把李团长留下的“盘山战役”和“阵前日记”收藏起来，准备到国民党中央控告。 61军213旅旅长杨维垣，从天镇撤下来辗转到太原驻防时，不顾阎锡山的忌讳，亲率全旅官兵佐属乘坐军用卡车到李服膺墓地献花祭奠。 11月8日太原沦陷前，阎锡山早已逃到临汾。阎锡山令晋绥军文宣队排演话剧《枪毙李服膺》以继续蒙蔽天下，威慑官兵。一次在陈长捷部（由61军改编的）演出此剧时，李服膺部下一名叫倪保田的排长跳上戏台，脱下军装指着身上的伤疤高喊：“说老子们不抗战，这身上四五处刀伤枪疤是怎么来的？莫非是狗咬的？”当他讲到他们400团冲锋陷阵死伤八九百名官兵时，台下顿时群情激愤，官兵哗然，乱作一团。后来阎锡山怕事态扩大，便下令停演此剧。 李服膺死后，第61军的高级将领深知阎锡山生性诡诈，唯恐遭到暗算，便纷纷逃走。副军长贾学明、军参谋长刘全声、师长李俊功、旅长刘馥等都不辞而别，相继脱离晋绥军。 <h3>鸡蛋上跳舞</h3> 1935年，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想让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组成联合自治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山西，因其战略地位、煤铁矿产，以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与其说客不断做阎锡山的工作，请他挂帅五省。但任凭软硬兼施，他总是一副太极身段，“极力忍耐敷衍”。他“不出头”，但也没置身事外，因为他知道，总会有人出头，那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危害总会祸及他的地盘。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这三方面的压力加诸其身，阎锡山自喻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反复权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到达山西，接管了牺盟会，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跟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发展到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 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也不能等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与傅作义共同领导绥远抗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摈除党派之见联合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阎锡山的同乡，且在阎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是阎的学生辈。1937年9月他作为“向导”，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原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抗日的事。 半个月后，由阎锡山筹划，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晋中战役中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阎锡山有过骑着毛驴撤退的经历，也曾赋诗抒怀：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横下一条心：攘外必先安内。他不断调遣阎和张学良带兵“剿共”——让晋军、奉军与共军彼此消耗。阎、张同病相怜，深感再这样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国家大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国家。 一年之内，张学良5次飞抵太原跟阎锡山“共商陕北剿匪事”，双方小心翼翼，边试探边由浅入深、由虚而实，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蒋50寿辰，阎锡山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 42天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面对国家危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较好选择。事实证明，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功不可没。 至于1940—1944年间，阎锡山与日本人频繁地接触，通常被指斥为“勾结”。事实上，这是一场无甚进展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阎的身份、资历和地位令山西乃至华北脱离重庆政府；而阎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时克服自己的困难，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赵戴文曾向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决不会走那条道路。” 谈判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极不耐烦，对阎锡山拉扯起来。阎毕竟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尽管难堪，也只是皱起眉头。 日本军方回忆录里，阎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猾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在日军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诱降中国军队的计划中，阎锡山的代号为“狸”。 <h3>二的做法</h3> 二的哲学即中的哲学，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自存自固是其出发点和归宿；二是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见风使舵，从中渔利；三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巩固统治；四是追附形势，标新立异，独立特群，彰显个性。其实质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 阎锡山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他父亲开设的积庆长钱铺度过的，日常的业务便是放债收息并参与金融投机。商海之中有的重承诺、讲信誉，有的却恃强凌弱、以智诈愚，贪婪、狡猾、伪善、欺骗，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阎锡山深谙此道，掌权之后也习惯用商海的眼光看待干部。他大量用人，但又怕他们不忠于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他说：“必须以小人防人，以君子待人。不以君子待人，无以处君子；不以小人防人，无以处小人。以小人防人，君子乐之，小人幸之；以君子待人，君子安之，小人荣之。任人不可以为人太好，疑人不可以为人太坏。任人不可不专，防人不可不密。要在密防之下专任。以君子待人，以小人防人，才是为政之道。” 人们由于出身、籍贯、学历、爱好等的不同，往往形成一些小的团团伙伙。阎锡山的干部队伍亦如此。他针对这个特点，就用“二的方式”分析事物，用“二的做法”树立对立面，通过对立面的相互监视、掣肘、攻讦、争功、邀宠，来达到他了解情况和控制干部的目的。在组织机构上如此，在干部配备上亦如此。 阎锡山于中原大战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其中一条就是要建立政治组织。1932年，他东山再起出任太原绥靖主任后，为了笼络青年，便授意李冠洋组织“中国青年救国团”（简称李派），不久又授意邱仰浚组织“建设救国社”（简称邱派）。这两派都以青年学生为发展对象，都发放津贴收买学生，你争我夺。两派学生各有其主，不管对方的主张与做法是否正确，只要不是自己一派提出的就予反击，所以经常发生摩擦，但总的目标又都是拥护阎锡山的。后来阎锡山将它们合并，成立了自强救国同志会。1936年，自强救国同志会内部的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在薄一波的主持下成为特殊形式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它于抗战爆发前后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山西抗战的中流砥柱。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高级军政官员讨论和战问题，阎锡山是主和派。回到临汾后，他即宣传妥协，遭到牺盟会领导人薄一波等的反对，这使他认识到只能依靠牺盟会抗战，不能依靠它来妥协。于是，阎锡山在日军已发动春季攻势的情况下，于2月16日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两个组织，一个代表新派，一个代表旧派，他希望前者帮他抗战，维持山西的抗战局面；当和平到来之时，由后者维持妥协。但由于立场和政治见解的不同，终于爆发了“十二月事变”，使牺盟会离他而去。 同样，阎锡山也让他的官员搞文武对立。1939年，他授意王靖国在军队里建立了铁军组织，掌握全部军权。阎此时提出“领导一元化”、“军政一元化”、“组织一元化”等口号，王乘机提出由军长兼专员、师长兼县长，甚至想由军人兼任同志会的地方特派员。当时的第二战区几乎成了军人的天下。这当然引起文人们的不满，梁化之、李冠洋等人便私下成立了文人组织（又称最后同志），仿照铁军纪律，规定“凡背叛、脱离、诋毁领袖者，愿受组织之处死”。文人组织是在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立的，铁军组织便有人向阎检举。恰在此时，王靖国在西安被蒋介石召见回来后，未向阎汇报即宣传蒋对他的倚重，并印发蒋与他的谈话。阎闻之大发雷霆，骂道：“有人要当曹操，我可不想当汉献帝！”吓得王靖国自打嘴巴，下跪求饶，坚决表示忠贞不贰。由此，阎锡山也发现不能单独依靠王靖国，文人组织这个“私生子”便得到承认。从此形成了文武对峙，王、梁争功邀宠，都要与阎同生死共患难，都愿受最严厉之纪律制裁，都要尽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又都互相监视，不时向阎反映对方的问题。阎锡山稳坐钓鱼船，不但对他们的动向了如指掌，而且可以运用自如。 1941年，阎锡山开始利用帮会笼络社会上各色人物。他先成立了民众进步委员会（青帮），自封为大字辈老前人，不久又成立了民众进步总社（洪帮），自封为山主。一时设坛收徒，蔚然成风，就连许多军政人员都成为其门徒。这也说明阎在利用两个对立的帮会为其服务。 阎锡山的特务组织也是两套人马。1938年，阎成立了由杨贞吉领导的敌工团，最初有对敌伪工作的任务，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侦察、搜捕、关押以致杀害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的同志会政卫组。1942年，阎锡山又成立了几个战地工作委员会，梁化之任隰汾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主任，下属战工团的侦察组，开始执行与政卫组同样的任务。1943年，战工会撤销，梁在侦察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抗战胜利后，又改称为第二战区特种警宪指挥处；第二战区结束后，则改称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同志会政卫组则改称太原绥靖公署建军委员会政卫处。从此，两个特务组织———特警处、政卫处，为了“肃清伪装”，展开了杀人竞赛。 具体到一个部门里，也不乏这类事例。抗战胜利后，阎令其内弟徐士珙担任山西贸易公司的经理，却让与徐意见不合的表侄曲宪南担任副经理。梁八元（定襄人）本来是从事医务工作的，阎有一次问他做一件衬衣需要多少布，梁说了个大概数字，回去后又请教人做了详细计算，向阎做了汇报。阎即令其出席有关军服生产的会议。负责军服生产的那些人同他开玩笑说：“你不好好看病，来夺我们的饭碗子干啥！”梁这才恍然大悟，借故摆脱了这件事。 阎锡山向来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得到权势的平衡，确保他的绝对控制权。凡是在他领导下的军政单位，哪怕一个军师，一个专县，都有在他支持下的两种矛盾着的势力同时存在。如果哪一个军师或专县正副职之间团结得好，工作上配合得好，他就要想办法调走一个，再派一个对立面来。在他领导下的大小单位，没有矛盾的班子几乎是没有的。哪里是团结一致的，他就认为那里出现了不正常现象，就得对那里进行调整。 <h3>治理山西</h3> 1930年，美国《时代》杂志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据《山西史纲》记载：从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省长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面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他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他专注于保卫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同时兴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埋头经济建没，扩充本省实力。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阎锡山修筑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即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工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其他地区也得到相应发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对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阎锡山“独立王国”的形成与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风潮有关。他在山西的统治与“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目标同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他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稳定、日子好过的地方。 其实，阎锡山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组织；有一支20万~30万人的晋绥军；有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构；有严密的安全机制；有较强的经济实体和各类“公营”事业——20世纪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20世纪30年代，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 <h3>太原500完人</h3> 1949年3月底，解放军包围太原，阎锡山离开太原前夕，正式任命梁化之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在赋予守城重任的五人小组中，梁化之是最为顽固、对阎锡山最为愚忠的一个。孙楚、吴绍之等许多阎锡山政权的高级军政人员之所以不敢表达和平解决太原战事的意见，很大程度是畏惧于梁化之的权势，以及另一个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人物王靖国。 4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梁化之在隆隆的炮声中彻底绝望，与五妹子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地下室里服毒自尽，死前命令卫士将他们的尸体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太原解放后，根据卫士的交代，解放军找到了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尸体残骸，经医学专家检验梁化之确已自杀。两人的尸体残骸后来被合葬在太原东门外的荒地中，经历过两次不幸婚姻的五妹子最后同梁化之死而同穴，这是她悲剧人生在死后的延续。 就在阎慧卿自尽前夕，由梁化之代笔写下了《阎慧卿至阎锡山的绝命电》，经吴绍之润色后交机要处拍发给阎锡山。绝命电全文如下： 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阎锡山在上海读过这份绝命电后，泪流满面，悲痛莫名。绝命电中提到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即是阎锡山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当时特警处代处长是梁化之的结拜兄弟徐端，他按照阎锡山“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的指示，在太原解放前夕命令特警处特工人员集中于精营西边街45号特种警宪指挥处集体居住。 4月24日，解放军攻入太原后，这些特工人员或服毒、或相互枪击，并引燃早已准备好的汽油自焚，其中包括一些特警处女职员和部分特工人员的妻子等无辜妇女。此外，特警处秘书主任范养德等十余人在东辑虎营自杀，太原特警队主任王九如等十余人在后坝陵桥18号队部小楼上自杀，山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师则程开枪打死自己的姨太太后在柳巷派出所自杀。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大肆宣传以梁化之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殉城神话。阎锡山逃到台湾后，通过“行政院”拨款新台币20万元在台北园山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蒋介石赠“民族正气”、蒋经国赠“齐烈流芳”匾额，阎锡山题“先我而死”的冢匾并撰写碑文和祭文。 阎锡山在祭文中写道：梁化之等人“杀身以成仁也”，其“誓生不与之两立，死不与之觌面，战至由巷而院，力尽物竭，集体自杀而焚其体……此生可谓得其结果而无憾矣”。阎锡山还撰写了“太原五百完人歌”，全文如下： 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流芳美名存。 由于海峡两岸的阻隔，尽管“太原五百完人”在台湾影响极大，甚至曾被台湾方面编入小学课本。但大陆方面的文史研究人员直到1983年才全面了解此事。 山西文史研究人员通过对台湾方面罗列的“太原五百完人”详细名单调查后认定，这份名单中有些确有其人，但并非城破时自杀而死，有的死于战场，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是被阎锡山军政机关处死，另有一些人则至今还活在世上或根本没有其人。太原解放后，经刚刚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清理辨认，能够确认自杀的，只有46人。另据一些学者估计，自杀者最多不过一二百人。 早在1948年8月23日，阎锡山发出手令，战场倡议投降者杀，无命令后退者杀，主动放弃阵地者杀。阎锡山的手令和他精心培植的数万名铁军基干将阎锡山政权的所有军政人员绑上了战争列车。但这些败军之将的结局则不尽相同。除了战死和自杀的一部分外，阎锡山的大部分军政干部同77000余名官兵一起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渺茫的前途与严酷的军纪促使阎军将领做出抉择，在关键时刻临阵起义是他们唯一的光明出路。晋中战役后，解放军不断把被俘的阎军官兵放回，这些官兵经过反省甄别之后，全部编入雪耻奋斗团。 阎锡山曾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说：“延安真把事情做绝了，放回被俘军官，使你用不能用，杀不能杀，又不能不管。”不幸被阎锡山言中，阎军最初战场起义的，正是400团团长李生润和他的部下。阎军第8总队司令赵瑞、第71师参谋长孟壁也先后率部起义。 败军之将中，结局最为悲惨的是死在阎军军法之下的官兵。为了杀一儆百，稳定残局，阎锡山先后以盗卖武器的罪名枪决了上校侍从参谋解兆义，以战场上倡议投降的罪名枪决了被俘后又逃归的步重炮团长肖利锋，以放弃聂家山阵地为罪名枪决了中校守碉司令郝志中等人，军务处副处长雷良如因为将阎军编制机密泄露给国民党军统系统的绥署二处，被借口私通送交梁化之审讯暗杀。此外，还有多名团营级军官因作战不力而被执法队就地枪决，仅东山淖马争夺战中，就有弃守阵地的阎军营长姜啸林等20余人被枪决。 正文 陆荣廷：以武功鸣天下 陆荣廷出身草莽，苦大仇深。他自幼失去父母，无所依靠，到处流浪，沦为乞丐，做过小偷，然后落草为寇。后来接受招安，备受重用，直到当上广西提督，成为广西最大的实力派。之后势力进一步扩张到广东，当上广东督军。他拥兵10万，控制两广，成为西南实力派之栋梁，时人有“北张南陆”之说。 <h3>改县名</h3> 武鸣县位于广西首府南宁市北部，县城距首府30多公里。武鸣古称武缘，秦属象郡，隋开皇元年(581年)始置武缘县。到民国二年(1913年)被当时任广西都督的陆荣廷更名为武鸣县。 陆荣廷系武缘县垒雄村人。幼丧父，母改嫁，童年做过乞丐、小偷，青年浪迹江湖，后落草为寇，成为中越边境一支绿林武装的头目。光绪十八年(1892年)受清廷招安任清军管带，后以军功屡获擢升。宣统三年(1911年)任广西提督。民国初年，先后任广西都督授陆军上将衔、两广巡阅使、广州军政府元帅。陆荣廷曾与冯国璋角逐副总统宝座，是广西军人中第一个把影响推向全国的人。 陆荣廷当上都督后，于1912年冬把广西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以便深居家乡武缘，指挥全省军政。第二年，改武缘为武鸣。 更改家乡县名，据说是陆荣廷号召家乡人“以武功鸣于天下”的产物，“武鸣县”就是“以武功鸣于天下”的地方。此言不谬，武缘人“以武功鸣于天下”者，确有先例。 广西中部有座海拔1760米、雄峻陡险的大明山。大明山又称镆铘山。镆铘，古剑名。据说镆铘剑影下的武缘属龙虎之地，武夫辈出。这当然是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但古人迷信风水，深信不疑。道光六年(1826年)，郡守李彦章就在武缘县城南渡头村的香山河与西江河汇合处东岸修建了文江塔，以镇龙虎之威。迷信举措并未使武缘绝“武”之“缘”。建塔20多年后，咸丰三年(1853年)，率兵3万孤军北伐，历时两载，转战华北数省，兵临天津城郊，吓得咸丰皇帝准备北逃热河的太平天国名将靖胡侯林凤祥和定胡侯李开芳，就是“以武功鸣于天下”的武缘人中的佼佼者。 同乡前辈叱咤风云，威震京津，英名扬天下。响马出身，纵横驰骋，恃武鸣威的乱世枭雄陆荣廷登上“广西王”宝座后，当然也要挖空心思地宣扬自己。更改家乡县名便是一例。 那时，官场习惯用原籍来称呼达官贵人。陆荣廷系武缘人，自然被人尊称为“陆武缘”。这样的称呼显然显不出都督大人的尊贵，于是陆荣廷便改“缘”为“鸣”，使自己成为“陆武鸣”。这大概就是陆荣廷于霸业如日中天之时，喧“鸣”“武功”的举措吧?古人思想不可闻而行动却可见。总之，行世逾千年的“武缘”被改名了。 民国初年，陆荣廷位极封疆，权倾八桂。区区县名，说改就改，谁敢反对?不过“鸣”字之改，却独具匠心，创意不凡，博得邑人同感，额手称善。官家张灯结彩，商店通宵开业，县衙门外魁星楼晚上燃放烟花，小东街观音阁戏台日夜唱戏，舞龙舞狮，燃放的鞭炮纸屑把偌大一条正街从东门到西门都铺红了，民众还举行“观音出游”的活动。 据说陆荣廷年幼时，白天行乞于市，夜晚则栖身小东街观音阁内。后来他投身行伍，浴血沙场，百战余生，便以为是得到观音菩萨的庇佑，因而笃敬观音。民众投其所好，但凡县内有大事庆贺，必抬观音出游以凑热闹。游行队伍以和尚尼姑、善男信女簇拥观音座像前导，着戏服骑大马的众护佛使者居中，外地戏班和本街“老戏”业余剧团的乐队随游行队伍吹吹打打殿后，沿街缓缓而行。是时，万人空巷，摩肩接踵，争睹“观音出游”盛况，那场面比农历二月十九日大同观音庙诞暨花炮节还热闹呢。真可谓一“鸣”惊人。 从1913年到1928年陆荣廷病死上海，“武鸣”得名总共只有15年。“陆老帅”失势下野后，其造币厂印行的钞票(人称“陆公票”)马上贬值、作废。然而，“武鸣”二字却因其寓意深邃，认同者众，并未受枭雄铩羽、“帅星”陨落的影响，依然“鸣”声远播。 一代枭雄已是明日黄花，军阀霸业亦成过眼烟云，唯有铮铮“武鸣”之名长留于天地间，与人民同在。 <h3>痛击高卢雄鸡</h3> 在中法战争中，陆荣廷等表现不俗。官军撤退后，陆等继续与法国人战斗，成为一方称许的“义盗”。 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清王朝派刘永福为越南经略大臣，率黑旗军大败法军。1885年法军增兵攻陷镇南关，得意忘形，在关前竖起一块木牌，上面写道：广西的门户已经不存在了。镇南关附近的百姓义愤填膺，也竖起一块木牌与之相对，上面写道：我们要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陆荣廷满怀爱国激情，投入了清军唐景崧的部队参加反法战争，身先士卒，屡建奇功。不久光复了镇南关，并攻克了越南几十个州县。但清政府在获胜的情况下反而屈膝求和，订立《中法和约》，遣散反法部队。陆荣廷等人集体跪在唐景崧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哀求留在军营，以免再受流离之苦，但唐景崧不敢违抗“圣旨”，仍将他们打发走了，所幸的是送给了他们一些枪支。 于是这些散兵游勇公推陆荣廷为首，继续在边境地带打击法国人，队伍也不断壮大，多达千人，陆荣廷为部下制定了“三不抢”原则：一不抢中国人，二不抢穷苦人，三不抢驻地附近的人。有一次他的几个部下抢劫了附近的越南人，陆荣廷告诫说：“我们在这里吃饭，就不要这里屙屎!”众弟兄哄堂大笑之后，此类事情再没有发生。由于纪律较好，陆荣廷等人被当地群众称为“义盗”。 清政府对这些“义盗”不放心，与法国人一起缉拿他们。中法战争后，苏元春被任命为龙州提督，镇守边疆，陆荣廷竟胆大包天，看上了他的坐骑，就在苏元春就职的当天晚上，陆荣廷潜入提督府盗马，结果被当场捉住。苏元春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义盗”，拍着腰刀说：“你为何不偷别人的马，而偏偏偷我提督的马，你不知这要犯杀头之罪吗?”陆荣廷面无惧色，从容答道：“别人只有一匹马，偷了他就一无所有了，提督老爷的马成群，你何必为了一匹马而大动干戈!”苏元春也真的觉得杀了一个盗马贼有失体面，就把他放了。 陆荣廷等人最大的一次战果是打死法军官兵22人，活捉1人。陆荣廷用铁丝穿透这个俘虏的鼻孔，牵着他到水口附近一位战死的得力部下的墓前，然后将之砍头祭奠，围观的人群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法国驻越南总督在那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法文如下： 纪念被陆亚宋突然杀害的23位多威大卫部队。1892.8.23。 陆荣廷本人生前常常不无得意地对家人讲起他痛击法军的故事。曾经是陆荣廷旧部、后来取代陆氏统治广西的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在《我与中国》一书中，对陆荣廷在越南打击法国人的活动也有生动描述。 陆氏本是一位重义气、有领导天才的人物，逼上梁山之后，不久就成为盗魁。率领喽啰百数十人，打家劫舍，出没于中越边境。不过，陆氏之作强盗却专以抢法国人和越南人为务，而中、法两国官兵对他竟无可奈何。据说有一次官居“七划”(所谓“七划”是法国军官袖口上所绣金色条纹的数目，中国乡民遂以此称呼法军的指挥官)亲自出马来追剿陆氏，追到崎岖的山路中，忽见枝干上贴着一字条，原来是陆氏所留，上说：如你不停止前进，将有杀身之祸。今先示小技，射你的右臂而不伤骨。这“七划”方将条子看完，忽然山林内一声枪响，“七划”果然受伤如条子所写，丝毫不差。“七划”大惊失色，遂不敢再向山中搜索，沮丧而返。 据陆荣廷的女婿马逵和媳妇刘可斐回忆：这个“七划”就是法国元帅霞飞将军，当时不是写字条，而是双方喊话，陆作此言，霞飞不服，先开枪击伤陆肩，还枪亦伤其肩，双方撤退。 <h3>神枪手比武招亲</h3> 陆荣廷的看家本领是枪法异常的准，这也是他成为山大王乃至后来成为广西都督的法宝之一。在中越边境与法国人周旋时，他便已初露锋芒。有人说他的枪法之所以神，是因为他生就一双阴阳眼，一大一小，自然瞄得准，而且夜间还能看到十丈以外的目标。这其实都是无稽之谈，陆荣廷成为神枪手，全在于苦练。 陆荣廷在哪儿安家哪儿就有靶场，每天起床以后至少要练3枪，风雨无阻，直到他垂死之前拿不动枪为止。他本人以身作则，同时要求家人无论男女都要学习他。还定下规矩每周进行一次射击比赛，射中靶心的奖给5块大洋，未射中的则罚下厨3天。陆荣廷本人后来打枪几乎不用瞄准，全凭感觉，随手一甩，目标应声而倒。 陆荣廷讨袁时，部下沿土路前进，他自己则带领一帮亲兵乘船顺河而下。途中忽见岸上有一妇女红装素裹，肩挑两个盛酒竹筒，走起路来，腰肢扭动，左摇右摆。看着看着，陆荣廷心没动，手却先痒起来，拔出腰间的六响手枪，手腕一抖，只听两声脆响，那两个竹筒里的酒便顺着弹孔哗哗流出。 那妇女吓得扔下扁担，连滚带爬地向前逃跑。陆荣廷即令停船靠岸，掏出5块大洋交给勤务兵，让他赔偿妇女的酒钱。那妇女见有人来追，以为歹徒逼奸，更吓得魂不附体，跪下求饶。哪知勤务兵客客气气地对她说：“我们老帅一时高兴，试试枪法，打坏你的酒筒，这些钱足够赔偿你了，对不住大嫂，请原谅!”那妇女这才如梦方醒，破涕为笑。 在八桂大厅庆功宴上，有人提议陆荣廷趁着酒兴给大家演示枪法，陆慨然应允，叫提议人把三只鸡笼挂在树上，自己撤至200米外，举枪便射，全部中的，路人围观，一片掌声。 独有一邻村青年背着一杆土制鸟枪，撇着嘴说：“这有什么了不起!”陆荣廷从来没有见过有谁瞧不起他的枪法，不觉一愣，然后便收枪交给那青年，请他试试。那青年一手挡开说：“你用这洋枪，打中了自然不足为奇，我用这土枪，打中了才是真本事。”言毕装上黑色火药，嵌入铁丸，连放三枪，弹无虚发，挂鸡笼的小绳尽断。陆荣廷心悦诚服，当即将他带回家中，酬以酒席，切磋枪法，提出让他当侍从。那青年领受了酒饭，但婉言谢绝了陆让他当侍从的美意，扛起土枪去了，陆荣廷望着他的背影，惋惜不已。 1906年6月，岑春煊向清政府保荐陆荣廷去日本考察军事，在日本军校做旁听生，由于时间不长，日文水平有限，因而收获不大，但他课间表演的射击绝技却声震东瀛，日本人看了他的表演面面相觑，从此不敢藐视中国无人。 一次国会议员在北京太和殿开会，研究南北议和。作为南、北方军阀的陆荣廷、张作霖被邀出席。当时两人各霸一方，时人称为“南鹿（陆）北獐（张）”。会议期间，国会议员请陆、张二位献技以饱眼福。时值天空有鸟飞过，陆举枪便打，飞鸟应声落地。正当大家惊叹之时，陆又甩手向空中打了两枪，众人见再无鸟儿落下，心想老帅也有失手的时候呀！张作霖指给大家看——原来两根电话线被打断了。轮到张作霖，他的拿手本领是马上功夫身手不凡，但附近没有马匹。张忽生奇想，说要和陆老帅比赛“看谁带彩（受伤）最多”。二人当即脱衣扯裤，让人从头至脚点数伤疤，结果点出陆荣廷身上有伤痕80多处，张作霖有50余处。张自叹不如，连呼陆为大哥。两人纵声大笑，当即结拜为结义兄弟。 陆荣廷的原配夫人谭氏，是陆荣廷“比武”得胜娶来的。 当年，陆荣廷在龙州水口流浪时，住在谭氏家里。谭家靠贩盐谋生，陆荣廷帮谭家贩盐十分勤快，深得谭家厚爱。 谭家大女谭氏熟知水性，人长得也标致。谭氏常常划船送陆荣廷去贩盐，天长日久，结下深情，谭氏遂以身许陆，陆荣廷发誓要创家立业，让谭氏过上好日子。 谭氏有三个弟弟，叫浩明、浩清、浩澄。当陆荣廷提出娶谭氏为妻时，谭家父母默许，唯独谭浩明冲着陆荣廷嚷道：“你有什么本事，要当我的姐夫?若比武能胜过我，便答应姐姐嫁给你。不然，你别想!” 陆荣廷乐得笑开了花，答应比武。 第二天一早，谭浩明约陆荣廷到水口河滩上比武，谭氏担心陆荣廷吃亏，也悄悄地跟去。 他们先比枪法，每人打三发子弹，目标是吊在木棉树枝下那人头一样大的马蜂巢。谭浩明屏住气“叭、叭、叭”打了三枪，谁知头两枪都打偏了，第三发子弹才擦着马蜂巢的边。 轮到陆荣廷打枪了。他上足子弹后，第一枪正中马蜂巢，第二枪把吊着它的树枝打断，马蜂巢跌到河中，随水漂流，马蜂没命地飞出来。陆荣廷正愁第三发子弹没处打，恰巧一对斑鸠一前一后飞来，陆荣廷便说：“浩明弟，我这一枪就打那头一只斑鸠!”说毕“叭”的一枪，飞在前头的斑鸠果然栽在沙滩上，再也动弹不了。 比输了枪法正在气头上的谭浩明，突然飞起右脚，朝陆荣廷两腿一扫，陆荣廷没提防，跌了一个嘴啃沙。谭浩明接着猛扑过去，想骑在陆荣廷身上捶几拳出气。说时迟，那时快，陆荣廷一个鲤鱼翻身，谭浩明只抓着陆荣廷左脚。他本想在沙滩上把陆荣廷甩几圈，压压他的威风。谁知使尽气力也拖不动。原来仰面朝天的陆荣廷，双手一使劲，深深地插进沙里，就像两把入地很深的犁头，即使谭浩明使出牛劲，也无法拖动他。 这时候，躲在一旁观看的谭氏，拍着手笑着跑过来，掰开谭浩明的双手。 陆荣廷也不爬起来报复，躺在沙滩上笑嘻嘻地说：“浩明弟，这两手你都比输了，还是叫我‘姐夫’吧!” 谭浩明一声不吭转身走了，他从心底里佩服陆荣廷。 就这样，陆荣廷娶了谭氏，后来陆荣廷发迹，谭家三兄弟靠裙带关系都升了官。陆荣廷当两广巡阅使时，提拔谭浩明为广西督军。 <h3>黄金报恩</h3> 1912年2月，陆荣廷任广西都督，次年他又兼任广西民政长，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 由于陆荣廷是绿林出身，省会南宁的一些士绅有点瞧不起他，在地方上仍我行我素。再加上当时法国军队又占领着越南，不时有走私货物及鸦片等进来，闹得南宁一片混乱，着实使陆荣廷头痛，但又无可奈何。 陆荣廷虽然出身绿林，但却对邪恶势力痛恨入骨。当他得知在广东高雷道尹任上因抗击龙济光兵败被谗愤而辞职的范云梯已辞官还乡，便决定请这位曾在崖州天涯海角题刻“南天一柱”明志，得到老百姓送“万民伞”、“万民衣”的清官来省府，任南宁府长兼洋关监督之职。 范云梯来到省府后，陆荣廷立刻设酒宴接风，宴席上他命人取出１００两黄金，说：“范先生当年救我一命，却无缘报答，这点薄礼务请先生收下。” 原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陆荣廷奉命去贵县木格清乡，当地一位豪绅得知他是绿林招安的管带，不但当众拒绝他带兵进屋清查，而且还指使家丁打伤了一名要进屋搜查的士兵，此举激起了陆荣廷的义愤，一气之下，便纵兵劫掠了这户豪绅。事后，豪绅联合地方绅士告到苏元春那里，因陆荣廷是马盛治部下，苏即责成马盛治查处此事。 当时，范云梯赴京参加朝考获一等第二名，但因病未能参加复试，后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又遇戊戌政变不能赴任，只得去吏部以直隶州判注册，由京南归直赴广西边防大营。苏元春见老乡到来，马上安排他在统领马盛治的营中办理文案。过去办理文案的又称师爷，马盛治接了陆荣廷的案子后自然交由师爷去处理。 范云梯虽初到军营，但却对军人有一种特殊的崇敬感，特别对杀敌立功的英雄更是敬仰不已。他接到案子后，先到牢中去见陆荣廷了解情况。当他看到陆荣廷相貌奇特，隐隐中有一股英雄气概，更得知他当年抗击法军，袭击法兵的事迹，便生出一股敬佩之情。他奉命去到贵县木格，那位豪绅看到他是苏提督派来的师爷，便热情接待，又是设宴又是送银钱，但范云梯一概谢绝，然后深入调查，秉公回报。马盛治一看是豪绅先肇事，便和苏元春商量，把罪状减轻，只打了陆荣廷二十军棍了事。打军棍时，范云梯又教行刑的弟兄把棍头打到地上，实际上陆荣廷一点也没有被打痛。那时，他就记下了范云梯的好处。 由于朝廷严令不准和法军开仗，但边境上法军寻衅滋事打死边民的事件却不断发生。陆荣廷一来耐不住军营无战事的寂寞，二来也想惩戒一下法国兵，便暗中带了一帮弟兄化装过界去摸营。不料被法军发现，弟兄被打死一部分，剩下的２４人被押到苏元春大营。法国驻龙州领事当即向清廷抗议中国军队的挑衅。清廷一面向法国领事赔礼道歉，一面严令苏元春惩办肇事者。苏元春见是朝廷严令不敢徇私，仍令马盛治将陆荣廷等２４人处斩。 马盛治虽然爱惜能征惯战的陆荣廷等弟兄，但朝廷之命违抗不得，只好吩咐范云梯写好24道斩牌，等待次日午时三刻行刑。 范云梯写斩牌时看到陆荣廷的名字，心里一震，便把他写在最后一名。翌日，范云梯负责布置刑场时，看到苏元春的亲兵抬来一张大椅放在刑场边，说提督大人的义母要来看行刑。范云梯一听，计上心来，他立刻回营找到行刑的刀手，吩咐他到时如此这般，过后定有重赏。 第二天中午，陆荣廷等２４人被插上斩牌绑在行刑柱上，马统领亲任监斩官，苏元春的义母也已就座。午时三刻一到，马盛治传令放炮行刑。当砍到最后一名陆荣廷时，刀手刚举起来的大刀不知怎的竟脱手，“哐啷”一声掉落到地上。 范云梯看到刀手的大刀落地，便对马盛治说：“统领大人，陆管带命不该绝，请大人救他一命。” 马盛治先是一怔，但很快就醒悟过来，连忙到苏元春义母面前跪下，说：“禀太夫人，刀手掉刀，这是上天不绝陆管带之命，请太夫人念他于国有功，请苏大人赦免他吧。” 苏元春的义母知道陆荣廷是为杀法国人才惹怒朝廷的，也十分同情，而且刀手掉刀又是她亲眼所见，老人相信天命，便先吩咐刀下留人，然后找来苏元春，要他释放陆荣廷。苏元春一向孝顺义母如同亲娘，但要他放人却犯起难来，正要解释，义母说：“我只不准杀陆管带，怎样放人我不管。”说罢，便拂袖而去。 随后，苏元春和马盛治商量，便去死牢中选出一名面貌与陆荣廷相似的死囚杀了交差。 后来，马盛治到陆荣廷营中巡视，发现帐中供奉着自己的生牌位，便问是怎么回事，陆荣廷说：“统领大人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卑职特供大人牌位以念恩德。”马盛治叹道：“其实救你的是范师爷，不是他设下妙计，本镇也救不了你。” 陆荣廷这才知道是范云梯设计救出他的性命，便备下１００两黄金要报答范云梯。但此时范云梯已到广东琼州赴任去了。他牢记恩人的名字，发誓日后定要报答。 当下，范云梯看到陆荣廷摆在自己面前的１００两黄金，他坚辞不受，说：“当年我救大人是敬仰大人为国杀敌，非为黄金之物，若大人非要我收下，则是有悖初衷也，请大人将此用在为国为民之事上，胜谢云梯多矣。”由此，陆荣廷心里越发敬重范云梯的人品。 <h3>当后台治理洋关</h3> 陆荣廷将省会迁至南宁后，因离边境不远，一些贪利忘义之徒便与法国商人勾结，公然通过洋关将走私货物及鸦片毒品贩运进来。陆荣廷任用范云梯为南宁府长兼洋关监督之职，意在借范云梯的清廉和才干把省会及洋关治理好。 范云梯上任伊始，决定从治理洋关入手，把省会的治安搞好。上任的第二天他即到洋关办公，那时已是民国元年，封建帝制已被推翻，官员也不兴再穿品级官服了。他刚到洋关坐下，便有一个人来办事，说要见洋关负责人，职员便领他去见范云梯。 那人来到范云梯面前，先将一个布包放在桌面上，发出沉重的响声。凭感觉，范云梯知道布包里装的是金条、银元之类，便问来人有什么事。来人凑近前去压低声音说：“老番有一批货要入关，求行个方便，这点小意思聊表敬意，事后还有重谢。”范云梯问道：“老番要运什么东西入关。”那人以为妥当，便神秘地伸出拇指和食指做烟斗状，说：“是这个。” 范云梯终于明白，那人说的“这个”就是鸦片。他当年在广西边防大营办文案时，就曾亲眼看到为截获入境的鸦片而发生的战斗。当时，苏元春就下令将截获的鸦片搬到校场当众销毁。没想到现在竟有人公然到洋关来为洋人的鸦片办入关批文。但他考虑到事关外国人，还是忍住气把布包一推，说：“对不住，这种货不能入关。” 那人以前来洋关办批文从未见过范云梯，以为监督不在，他是个临时代理主事的，见他不收礼物，也不办理入关批文，便仗着洋人的势力责问道：“老番的货要入关，你敢不办。”范云梯坚决地答道：“不办。”那人火起，指着范云梯大声说：“你是什么人。”范云梯噌地站起来，一拍胸膛，大声说：“我是中国人。” 在关署里办公的人听到争吵，赶来劝解，当那人得知眼前这位连老番的账也不买的人就是新上任的洋关监督时，知道此路不通，不像以前那样可以用金钱办事了，只得收起桌上的布包狼狈退去。 不料，第二天陆荣廷把范云梯召到都督府，一见面就说：“好呀，你这个大监督连老番也敢得罪，人家把状告到我这里来啦。”范云梯感到事态严重，连忙说道：“都督大人，老番要进关的货是鸦片烟土呀，大人打算如何处理这件案子。”陆荣廷一拍范云梯的肩膀，哈哈大笑，说道：“你放心，我也是吃中国的米长大的，怎么会放老番的鸦片进关来毒害自己的同胞，昨夜我已传令边关将老番的鸦片如数缴获，在原地销毁啦。”范云梯嘘了一口气，向陆荣廷鞠了一躬：“谢谢都督大人。”陆荣廷说：“范先生，这都是你的洋关监督当得好呀，今后我就当你的后台，凡是老番的烟土和走私货统统不要放进来。”说着，陆荣廷一把拉住范云梯的手说：“范先生，有你当洋关监督，本督就可高枕无忧啦。” 由于范云梯为官清正，又得到陆荣廷的赏识和支持，省会南宁得到初步治理，通过洋关走私的鸦片等货物被遏制住了。民国二年，经陆荣廷推荐，中央简任范云梯为邕南观察使，并为他颁发一枚三等嘉禾勋章。 <h3>“包庇部下”惩恶霸</h3> 陆荣廷当了广西都督，但他出身绿林，文化不高，南宁巨绅韦某虎，仗恃有韦绍皋在京城为官，却不把陆都督放在眼里，平时强抢民女，包庇坏人，无恶不作。甚至连犯下弥天大罪的歹徒作案后逃进韦宅，官兵捕快也不敢入宅捕人，徒叹奈何。在韦某虎的包庇下，南宁恶性案件不断发生，百姓怨声载道，状子像雪片似的飞到南宁道台的案前，甚至飞到都督陆荣廷的手里。 此时，范云梯由于袁世凯称帝改制，府一级行政单位改为道，他由南宁府长改任南宁道尹。但治理南宁的事，先要经过南宁知县。知县畏惧京官韦绍皋的势力，对韦某虎的案子不敢审理，以致老百姓直接把状告到道台来。为此，范云梯多次和陆荣廷商议南宁知县的人选，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知县的人事就搁了下来。 忽一日，桂林道报荐新宁县（现属湖南）知事温德溥以捕盗得力有功，请求省府给予表彰。 温德溥是蒙山县新圩太岁村人，岁贡出身，广西法政学堂毕业。范云梯得知后，即向陆荣廷建议调温德溥任南宁知县，以整治省会，除去韦某虎一霸。陆荣廷却说：“温知县是你同乡，不怕外面说你任人唯亲吗？”范云梯正色道：“我只知润亭（温德溥字）是人才，不知是乡亲。” 在陆荣廷的支持下，温德溥不日即调任南宁县知县。上任时他先拜访了范云梯，说：“范大人，学生此次来邕赴任，只恐是身家性命难保了。” 范云梯本要勉励一番，没料他却说出这样的话，大感意外地问道：“老乡何出此言，难道不愿任南宁之职。”温德溥说：“南宁韦姓巨绅作恶多端，犯案累累，横行省垣，官民皆欲除之而后快，但韦某虎家中有人做京官，所以历任县官皆不敢动他。学生若学前官，则有负大人及陆都督知遇之恩，更有负百姓期望。若秉公扳倒韦某虎，韦绍皋又岂肯放过学生。到时不仅自身难保，还要殃及家族。不过，既已到来，学生也只有以国家及百姓利益为重，与韦某虎一拼了。” 范云梯见温德溥说得慷慨，联想到自己在琼州１０年，为百姓斗豪强惩腐恶的往事，不觉动容道：“老乡只管大胆为之，若有麻烦，都督面前我当力保之。” 温德溥有了范云梯和陆荣廷的支持，即刻清理南宁百姓所告韦某虎的积案，然后以新官到任为名拜访地方乡绅，显得十分恭敬。韦某虎见温德溥礼节周到，料想也像以前历届县官一样，便也礼节性地到县衙进行回拜。温德溥早有准备，韦某虎一进县衙即将其拘捕，并连夜进行审讯，同时向范云梯和陆荣廷报告。 果然不出所料，韦某虎被拘捕后，其家人马上四处求救，除直接找陆荣廷和范云梯求情外，还火速打电报给在京的韦绍皋，要他救人。韦绍皋马上拍电报给陆荣廷，要他“妥善处理，免出变故”。 陆荣廷自然领会韦绍皋“免出变故”的含意，但他早已痛恨韦某虎的恶行，决心为地方除去一害。接到电报后，他立刻通过范云梯通知温德溥，将韦某虎马上就地处决。 待到温德溥处决韦某虎的确信传来后，陆荣廷这才打起大轿来到南宁县衙，取出韦绍皋的电报，在公堂上高声说要温德溥放人。温德溥马上悟到这是陆都督在和自己演戏，便也高声说道：“回禀都督大人，卑职已依据国法将韦某虎正法，请大人明察。” 陆荣廷在多年的宦海沉浮中，深知官场风险。他料定杀了韦某虎，韦绍皋必要置温德溥于死地，说不定连范云梯和自己也会受到连累。回复韦绍皋后，他即召范云梯商量对策。最后，由原来跟随范云梯办理文案，现为陆荣廷秘书的李瞻淇献了一条妙计，立即免去温德溥南宁知县之职，调任武鸣知县。 韦绍皋接到陆荣廷电报，得知韦某虎已被处决，火冒三丈，马上从京城赶回南宁，要亲手处理此案，杀温德溥为韦家报仇。但他一到南宁，看到温德溥已调任武鸣，并听家人说陆荣廷和范云梯确实亲自去到县衙救人说情，只因温德溥提前审决才没救下。韦绍皋自然不好深怪陆荣廷，打算亲到武鸣去抓温德溥。但是，当时陆荣廷已被袁世凯授予宁武将军之衔。就在韦绍皋赶回南宁前不久，袁世凯又晋升陆荣廷为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还电赠“康强纳佑，赐福闾阎”八个字。 陆荣廷获此殊荣后，即在武鸣县垒雄村建起一座上将台，并自作“上将台碑记”加以炫耀。武鸣是陆荣廷的老家，他安排温德溥去那里任知县，岂不是有意的包庇。若是韦绍皋敢去武鸣抓温德溥，就是抓了陆荣廷家乡的父母官。再说，陆荣廷刚得到袁世凯的晋升，正在得势，惹恼了他，在袁世凯面前奏上一本，说不定这京官的乌纱帽也难保住。为此，韦绍皋遂罢了报仇之念，含恨回京城去了。 温德溥借陆荣廷做后台，和范云梯一起惩治了恶霸。陆荣廷当上广西都督，确也要做个样子给人看。范云梯后来于民国四年离任，陆荣廷特意让温德溥接替他南宁道尹的职位。而范云梯则由陆荣廷与民政长张鸣岐以“治行为六道之冠”的荐语衔保进京，不料中途抱病折回。 正文 陈炯明：联邦宪政实践者 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一个军阀，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百年过去了，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全面了解这位军阀名人。 <h3>自治，联省，联邦</h3> 陈炯明于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他出生的当天，恰逢其父陈曦庭乡试中榜的捷报亦到，父亲遂为儿子起名为陈捷。 陈炯明自幼顽劣异常，但少年时期性情大变，发奋苦学，且温文有礼，20岁的时候中了清朝的秀才，成为一个书生。但当时的大清朝气运已尽，帝国的大厦正在倾覆之中，维新思想、革命风潮在广东正在流行。受新思潮的影响，1906年，28岁的陈炯明到了广州，求学于广东法政学堂，成为第一届学员，两年后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 1909年毕业以后，陈炯明任广东咨议局议员，提出了《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这些提案显示出了陈炯明深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自治”也成为其一生追求并践行的理想。 1909年，陈炯明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3月，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1913年，陈炯明参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新加坡。当时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并且要求党员画押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陈炯明第一次表现出了他对孙中山的不从，拒绝宣誓效忠参加中华革命党。 1916年，陈炯明回到广东发动起义，参加讨袁的护法运动，任闽粤军总司令，占领了闽西南的漳州、汀州等地，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在这个不大的地盘上，陈炯明开始了他的自治实验，那是中国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乌托邦中的一个。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陈炯明流亡香港，结识了比自己小6岁的精神导师，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复。其宗旨是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没有贫穷，也没有剥削。刘师复的描绘，和陈炯明的自治理念不谋而合，也成为漳州新政的根本思想。 在刘师复的影响下，陈炯明构筑了他的“自治”“联省”“联邦”三大步骤，他以后的政治生涯，都与这三大步骤紧密相关。他与孙中山的决裂，也源于“自治还是革命”这一路线的冲突。 在闽南26县这个小小的“闽南护法区”，陈炯明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他建设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还建设了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在公园的门口，竖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陈炯明的一个大手笔，是在农村设立现代学堂，做到“一乡一校”。他禁绝了私塾，设立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1920年又增办了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当年就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报纸杂志也纷纷涌现，《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也先后创办，陈炯明在《闽星》发刊词里写道：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陈炯明还大力延揽全国人才，帮他一起办教育，并在筹办大学。 192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发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称“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他还特别提到了漳州宽广的道路，良好的治安，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以及漳厦公路。 在陈炯明卓绝的努力之下，漳州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闽南26县成为“模范小中国”，被时人誉为“闽南的苏俄”。陈炯明也声名远播，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也成为广东百姓翘首盼望的救星。 后来陈炯明走出漳州，进入广州，他的自治路线图到了第二步——“联省”，更大的蓝图已经展开，只待陈炯明大手描绘。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推行自治，到了1921年，全省各县推行民选县长、县议员完成，广东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声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陈炯明还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全局，创立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私立教育也大为发展。1921年，陈炯明创立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并设了财政、公安、工务、教育、公用和卫生局长。广州还开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举办体育运动会、美术展览，安装马路电灯，还建筑了新式住宅小区。每天有上千名清道夫打扫街道，疏通沟渠，还挨家挨户派发宣传卫生的小册子。 随后，广东全省总商会、广东经济调查局、股票交易所成立。陈炯明还颁布了禁烟令，使广州数十年的烟、赌大害绝迹。 让人目不暇接的新政，使广东成为全国最开放、最民主的省份。陈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国的承认。当时的人甚至将陈独秀、胡适、陈炯明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陈炯明以他的践行，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化为了现实。 <h3>民主禁赌</h3> 1906年，为挽救即将倾覆的政府，清廷宣布仿行宪政，次年开始在各省筹设咨议局。广东省咨议局于宣统元年（1909年）成立。94名当选议员均有各种功名及官职头衔，其中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成员占了20多名。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是1907年出现的立宪团体，由文澜书院的士绅组成。文澜书院不是一所招生授课的普通书院，而是一个士绅社交与公共集议的场所，只有考中生员的士绅，才有资格成为书院的成员，参加春秋两大聚会。据文澜书院留下的名册，其成员80％以上具有举人、进士功名，余者也是贡生、生员或有官职官衔者。因此，文澜书院到20世纪初顺理成章地政治化，成为广东立宪与地方自治运动的中坚。 广东咨议局从1909年成立至1911年，先后提出议案147件，但议案执行与否的权力掌握在督抚手中。结果除“监所改良及统一本省财政两案已次第开办”外，其他诸案“未闻举办”。咨议局议员以“民意代表”自居，参政意识强烈，在禁赌案问题上和广东地方当局发生了一场激烈争斗。 1909年11月8日，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员陈炯明在会议上历数赌博的危害，呼吁厉行禁赌，要求禁绝官府准许的合法赌博。 赌博在广东有上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花会、番摊、山票、白鸽票、闱姓、麻雀，五花八门的种类遍及四乡八镇，使广东得了“赌国”的恶名。 鸦片战争之后，国库空虚，军费开支和战争赔款成了朝廷至地方的沉重负担，官许赌博每年为广东当局带来了600余万元的收入，成了筹饷的重要财源之一。 然而，赌博毒害社会风气，加剧了清末社会治安的混乱，地方人士一再强烈要求禁赌。广东咨议局在禁赌问题上曾一致表示赞成，可是粤督拒不接受咨议局的议案。 咨议局遂采取强硬立场，以停议、辞职相威胁，迫使粤督奏请朝廷颁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的期限。但官府的态度不希望一律禁赌，便以筹足抵饷作为借口，筹得足就禁，筹不足就不禁。1910年5月，咨议局再次提出禁赌议案。 1910年10月，咨议局将禁赌议案提请两广总督代奏朝廷，并呈请北京资政院核议。广州报界公会和在京广东同乡京官亦不遗余力，呐喊助威，一时间禁赌声浪高唱朝野。就在此时，议员之一的大赌商苏秉枢开的“安荣公司”推出新的赌种——铺票，并运用金钱四处拉拢咨议局议员来否决禁赌案。有人更以5万元银票向陈炯明行贿，劝他放弃禁赌主张，被陈炯明严词拒绝。 1910年11月9日，在咨议局第13次会议上，议员们有的主张禁赌，有的为“安荣公司”辩护，争论异常激烈。后来议定投票公决。赞成禁赌者书“可”字，反对禁赌者书“否”字。 这天出席会议的议员有64人，陈炯明、丘逢甲、李鉴渊等20人投“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在辩论时溜出会场。 酝酿多年的禁赌案，最后关头竟然触礁。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群众的公愤。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以及议员陈炯明等43人愤而辞职。赌商们则拍手相庆。 当晚，苏秉枢设宴款待全体议员，以示庆祝，“可”票议员都拒绝出席。就在“否”票议员们觥筹交错之时，忽然停电了，咨议局内一片漆黑，直到散席时才来电。第二天的报纸尖刻地形容这是“活现一黑暗世界”。 11月28日，民间组织“禁赌总会”在文澜书院召开第一次公众大会。众人强烈声讨“否”票议员，更有人提出要将“否”票议员的姓名刻在石头上，竖立于往来通衢大道中，令他们遗臭万年。“否”票议员们不安于位，相继辞职，风波越弄越大，几乎不可收拾。此时总督袁树勋辞职离任，由广东将军增祺兼任。1911年1月，陈炯明开办一家报馆，名为《可报》，把禁赌“可否”的官司从咨议局打到了报纸，与开赌派针锋相对，大唱对台戏。 1911年初，两广总督再次换人，由广西巡抚张鸣岐担任。张鸣岐是激烈的禁赌派，上任后以迅雷烈风之势，厉行禁赌。1月8日，北京宪政编查馆电准“庇赌”的“否”票议员刘冕卿等35人辞职。1月31日清廷谕准度支部所奏，从3月30日起，扫荡全省赌博，各县严密查办，所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和其他一切杂赌，务必尽行禁绝，不留遗种。 3月30日，广州市民举行禁赌纪念大巡行，“宪令一颁，全省人民欢呼雀跃”。群众敲锣打鼓，沿途舞狮。咨议局于3月22日召开临时会议。张鸣岐亲临主持开幕。新任议员有35人，补足“否”票议员辞职后的缺额。陈炯明被选连任为13人法律审查会的会长。 广东辛亥禁赌运动的成功，如陈炯明所说，是倚赖“父兄子弟”的力量促成的。也如美国总领事所说：“这（议员的）权力，并不得自明文宪法上，而是以停议和诉诸舆论公意的手段争取来的。”民主议会政治启蒙时期的真谛，在清末的中国，只是昙花一现。 <h3>结识丘逢甲</h3> 陈炯明1906—1908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当时是丘逢甲的挚友夏同龢（1898年状元）担任学堂监督。丘逢甲有数十首诗，或赠予、或提及夏同龢，而夏同龢在赠丘逢甲的诗序中称丘为师：仙根先生，风流文采，夙为我师，东山一别，勋经七稔。顷复邂逅，而诗律益精。夏同龢还为丘逢甲题写“澹定邨”的村碑，故居的“潜斋”二字及楹联：一室读书惟铸我，十年种树当封侯。在广州期间，丘逢甲常往广东法政学堂去拜会夏同龢，而夏同龢也常到丘逢甲住处拜访。在粤东，两人曾一同祭拜潮阳双忠祠，共同发起纪念文天祥生日活动。由于夏同龢与丘逢甲的交谊之深，而陈炯明是法政学堂的学生，因此，陈炯明视丘逢甲为老师，而丘逢甲也视陈炯明为门生。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略，清政府便于1905年推行“新政”，1909年初“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年内成立咨议局。广东咨议局自1909年10月成立，选举议员94名，易学清为议长，丘逢甲为副议长，陈炯明等为议员。 1909年11月8日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筹禁广东各项赌馆议案》，议员陈炯明在会议上历数赌博的危害，呼吁禁绝官许的合法赌博。咨议局一致赞成禁赌，可粵督拒不接受议案。咨议局作出《广东禁赌请电奏定期实行案》，迫使粵督奏请朝廷颁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的期限。1910年11月9日咨议局关于禁赌问题投票公决。丘逢甲与陈炯明、古应芬、邹鲁等20人投“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离场。陈炯明将《海丰自治报》改为《可报》，加大禁赌的舆论宣传力度。1911年初广东禁赌成功，然而11月广东“光复”后，禁赌又被否，咨议局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以及议员陈炯明等43人愤而辞职，咨议局由此陷入瘫痪。 某天丘逢甲在咨议局伏案办公，街上突然传来刺耳的枪声。丘逢甲惊愕地抬头观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猛然，房门被撞开了，门外急匆匆闯进两个人。他们浑身是血，满面仓皇，径直跑到丘逢甲面前。丘逢甲定睛一看，来人竟是自己的学生邹鲁和陈炯明。邹鲁看到丘逢甲，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丘先生，我们……”此时枪声更急，门外有人粗暴地砸着门：“开门！快开门！搜查乱党！”门上铁环哗啦啦响着。丘逢甲来不及多问，向大书柜一指。邹、陈两人迟疑一下，闪身躲了进去。几乎同时，大门哗啦一声被砸开，闯进几个杀气腾腾的捕快。捕快头目扬声大叫：“奉两广总督府令，捉拿革命党邹鲁、陈炯明！”丘逢甲一愣，决然说：“这里是广东咨议局，没有革命党。”“胡说！”捕快头目恶狠狠窜过来，“方言学堂的学生陈炯明、邹鲁在咨议局任秘书，他们联络同盟会逆党，要搞新军暴动。这是查获的暴动名单。”他说着一晃手中的纸，“物证俱在，你还敢说没有革命党？你是什么人？”丘逢甲凛然地站起，沉声说：“在籍工部主事，海东遗民丘逢甲！”捕快头目一惊，向后倒退几步：“您，就是抗日保台的丘工部？”丘逢甲点点头：“不错！”并愤怒地提高声音：“邹鲁、陈炯明是我最信任的学生。如果他们是革命党，那我丘逢甲一定也是。要抓邹鲁、陈炯明，请先捕我丘逢甲！”他威严地站在那里，眼瞪着众捕快。捕快头目吓得单腿点地：“丘工部是抗日保台的英雄，一言九鼎。丘先生既说咨议局没有乱党，就一定不会有。”并向捕快们一挥手：“还不快走？到别处去搜！”众捕快呼啸一声，陆续离去。 <h3>须眉输巾帼</h3> 1922年，盘踞在北方的北洋军阀自恃武力，妄图鲸吞全国。孙中山针锋相对，在南方广州组成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挥师北伐。不料陈炯明暗中勾结北洋军阀，阴谋叛乱，想置孙中山于死地。 时任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孙中山的助手廖仲恺，6月14日，突然接到陈炯明从惠州打来的电报，要他去相商要事。廖仲恺明知有诈，但他还是别了何香凝去惠州。谁知车刚驶出广州不久，便在途中被叛军扣押，拘禁在石井兵工厂，连陈炯明的影子也没见到。 面对事变，何香凝强忍着对丈夫廖仲恺处于危境的悬念，先为孙中山、宋庆龄的安全四处奔走。直到她得悉孙中山与宋庆龄安全脱险，并在岭南大学和永丰舰上会见了宋庆龄和孙中山后，才开始打听廖仲恺的下落。十天之后。她从陈炯明的部下熊略那里得知廖仲恺还活着的消息后，决心深入虎穴搭救亲人。 六月底的骄阳，晒得南国土地像火一般的闷热。廖仲恺的囚室，在一幢小楼的西室，更是闷热难当，他的手、腰和脚被三道铁链捆着，并紧锁在一张铁床上。何香凝在熊略的帮助下，乘着小艇，闯进了兵工厂，一起来到囚室前。看守官规定她只能看看，不许说话。为了援救自己的亲人，她强忍悲愤，默默地走到廖仲恺的身边，用手抚摸着廖仲恺被铁链磨出的累累伤痕和被汗污浸透的褴褛衣衫，心如刀绞。 革命党人为了严惩陈炯明的叛变行为，在香港处决了陈炯明的一个同宗兄弟，这使陈炯明恼羞成怒，准备对廖仲恺进行报复。同情廖仲恺的守卫士兵把消息透露给了廖仲恺。死对廖仲恺来说，并不悲哀，但当他想到革命尚未成功，心中不免有些难过。他趁着开锁吃饭的时候，偷偷地向士兵要来纸笔，连写了四首诗，藏了起来。 何香凝探监回家后，因生病正住院治疗。听到这一消息，她顾不得病体虚弱，又一次前往石井囚室探望。这时石井囚室已是警戒森严，看守士兵增加到五个。守卫士兵仍然不准何香凝和廖仲恺谈话，只准远远地站着。廖仲恺见何香凝来了，立即向她招招手，何香凝正待冲上前去，却被卫兵用枪挡住。革命不怕死，何香凝伸出右手把一支枪抢在手里，大声说：“你们放枪吧！我不怕。”那几个士兵竟被何香凝的巾帼英气镇住了，不知如何是好。何香凝见士兵们不敢动手，就冲到廖仲恺身边，廖仲恺把一个小纸团递给了何香凝。何香凝回身出来，默默地打开纸团，才知是诀别诗。其中两首是回顾20年参加革命的经验教训，怀念孙中山和痛斥陈炯明的；另外两首是写给她和儿女的。给她的诗中写着: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给女儿梦醒和儿子承志的诗中写着: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尚存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诗句表达了一个革命者临危不惧和高尚的革命情操。 8月17日，距廖仲恺被囚已有两个月零三天了，这时何香凝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龙荣轩来看她。龙荣轩是陈炯明部下的军官，他不满陈炯明叛变革命，仍然敬仰孙中山与廖仲恺。他向何香凝透露:明天陈炯明在白云山开会，粤军高级军官都将出席会议，他自己准备在会上拼死力争，提出释放廖仲恺的建议，并就此征询何香凝的意见。何香凝果断地说：“好，你一定也把我带进白云山。”龙荣轩当即同意了。第二天，何香凝搭乘龙荣轩的汽车一起来到白云山下，冒雨到了叛军指挥部。 陈炯明的军事会议正在进行，大厅里烟雾腾腾，人声鼎沸。何香凝的突然出现，一下子把陈炯明惊呆了。停了一会儿，他假惺惺地站起来，搬来一把藤椅，倒了一杯白兰地酒，走到何香凝身旁，虚情假意地说：“夫人，你全身都淋湿了，喝点酒吧，不然要受寒。”何香凝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当着全体军官的面，喝问陈炯明：“我问你，孙先生有什么对你不起，仲恺有什么对你不起？民国九年，你们兵困漳州，士兵粮饷都发不出，要不是仲恺四处借款，连孙先生在上海莫利爱路的房子也拿出来抵押借款帮助你，你们难道会有今天吗？我今天来到这，不再打算回家，你把我砍成肉酱我也不怕。仲恺是杀是放，你今天一定要回答我。衣裳淋湿有什么要紧！” 陈炯明被斥骂得无言可对。他只得敷衍说：“部下做出来的，详情我不知道。”一面说着，一边摸出笔来，写了一张条子，命部下将廖仲恺带到白云山。何香凝接过纸条一看，又掷还给陈炯明说：“不行，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个明确的答复，是杀他还是放他。”叛军中的一位军官十分钦佩何香凝的胆略，但又怕事情闹僵，就过来轻轻地劝道：“把廖先生带到白云山来就是放他的了，你何必再对总司令发脾气！”何香凝仍不让步，回答说：“这是明放暗杀。要放他，就让他跟我回家去，要杀他，就留他在白云山上。”陈炯明无奈，只好忍耐地问道：“依你所见，怎么办才好？”何香凝直截了当地说：“你做事要磊磊落落，要杀仲恺，就随你的便，我也做好准备，要杀一起杀了，也成全了我的志愿。要放他，就叫他和我一同回家，不必再带到白云山来。”正气终于压倒邪气，陈炯明只得释放了廖仲恺。 <h3>流浪香港</h3> 1925年2月26日，陈炯明由汕尾败走香港，之后带领旧部在粤东和闽南进行过小段挣扎，9月16日由沪返港。12月24日，粤军在闽南宣布解散。此后，陈炯明几乎完全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了在港8年的蜗居生活。 从政治和军事中心退隐后的陈炯明马上发现自己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当中。尽管在国内先后担任过广东省代都督、都督、广东省长以及粤军总司令等职，但他不蓄私财，以致当他到达香港之后，穷困彷徨，带着家人辗转搬迁。 对于一个没有私财的落魄军人而言，庞大的家庭不再是骄傲资本，而成了一种负累。到陈炯明逝世时，他的母亲已超过80岁，妻子黄娥身体欠佳。五个女儿除三女、四女已经出嫁外，第二和第五两个女儿还在圣士提反女校读书。三个儿子中长子定夏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读书；次子定炎以及三子定炳均在香港岭南分校读书。随着陈氏失势，一些亲戚跟着搬迁到港，也需要他的周济。 一开始，陈炯明在香港租房住。1930年2月，他做《迁居》一诗：始住西么道，幸育麟儿瑞。继迁黄泥涌，添丁复及季。中间罗便臣，两度曾托庇。终焉居干德，高挹群山翠。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此之前已经搬迁三次，并生下次子定炎和三子定炳。之后，陈氏一再搬迁，最后不得不搬到在保路活道三号其弟陈炯光家中。1933年9月23日香港《公商日报》对之有明确记载：先生向不事产业，勤俭刻苦，为其守身之戒条，亦为其对子女之庭训。自下野后，初在港租屋居住，后家景每况愈下，在其弟寓分其居。因为贫穷，陈炯明在港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许多人都知道他夏天是一件破旧夏布长衫，冬天只是一件蓝衣长衫。他的老婆打扮的，穿着的，与乡下婆一样的。 其实此时陈炯明完全有发财机会，让家人过上极为舒适的生活。1925年，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选举陈炯明为总理。1926年2月，陈炯明在香港设立致公俱乐部，从事党员登记，陆续登记者达十余万人。致公党在当时是华侨组织，有许多富有侨商加入。作为党魁，只要陈炯明愿意，他完全可以捞取大量钱财，但他没有这样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在中国寻求统治代理人。基于陈炯明在国内的声望，日本政府派影佐为代表，与陈炯明商谈多次，要陈氏出面组织华北伪政府。陈炯明要求日本政府签署交回东三省的书面文件作为出山条件，日本拒绝之。数日后，影佐携一纸支票来拜会陈炯明，对陈炯明说：“此次交涉虽未能谈妥，但双方友谊并无影响。素知竞公廉洁自持，生活并不丰裕，今愿就本人可以支配之八万元项下，以区区此数奉赠，聊表个人之敬意而已。”陈炯明婉拒，但影佐执意奉送，不肯收还。陈炯明在影佐走后，在支票上用笔墨涂上“×”号，请马育航送还影佐公寓。 1933年9月24日香港《振报》发表了陈炯明老友白逾桓的文章《哭亡友陈君竞存》，对陈炯明在港生活做了一个真实描述：陈君对于公家财产，丝毫不苟。解甲以后，日食三餐，皆仰给于朋辈，荏苒六七年之久，亲友多有倦容。港地炎热，陈君寓处极狭，上有八旬余之老母，呻吟床褥；下有十余岁之幼子，教养维艰；外有寡弟妇、寡妹，与贫无所依之伯叔亲戚杂处一室，而女又未嫁，妻又成盲。英雄虽不管儿女事，然与此辈朝夕聚处，日见其号泣困难之境，其能无动于衷乎？ 1933年8月底，陈偶感寒热发烧，但他不以为意，自己开中药治疗，10天之后，烧仍然不退。请西医调理，怀疑是肠胃炎。又过了几天，经香港大学医学教授审定，确诊为肠胃炎。于是住进马岛医院治疗。陈在医院住了十五六天以后，病情日有起色，准备出院。不料到9月10日，病情突然恶化，到十八九日，进入昏迷状态。于是迁回陈在香港寓所毓秀街27号。22日12时左右，陈呈回光返照之态。马育航等嘱咐陈的家人询问遗言，陈做半哭笑状，说“吾家事无可语”。陈氏死时连呼“共和”、“共和”二字，可知陈至死对国事都不能忘怀！ 陈氏死后，无钱买棺材，只好借用为母亲预备的寿材，方能入殓。9月30日亲友为陈炯明在寓所毓秀街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而就在这天清晨，陈炯明的长子定夏，从上海奔丧回港后，在叔父陈炯光家中突然死去。双重凶事给陈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陈炯明失明的老妻哭得昏死过去！ 由于没有找到适当的葬地，陈炯明的遗体暂时存放在香港东华义庄。之后，由同仁发起募捐，准备将之归葬惠州。1933年10月，由徐傅霖撰写《陈竞存先生葬事募捐启》，申明募捐的缘起：斯人勿要金钱，率僚属以廉勤，遗子孙以清白……上有白头老母，谁承菽水之饮；下有黄口佳儿，谁教箕裘之学。论公生前之清节，当为举世同钦；论公身后之萧条，真是令人欲哭。公家既一贫至此，更有何法以筹葬费耶？之后，陆续收到各界捐款。当时广东省长、国民党要人陈济棠赠送1500元，并答应以后每月津贴陈炯明子女教育费150元。而军事委员长蒋介石从江西邮寄3000元，行政院长汪精卫也送了500元。 正文 陈济棠：岭南撑起一片天 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兵,到粤军总司令,陈济棠只用了短短的十几年。当他掌控广东军政大权,成为雄霸一方的“南天王”时,还未到40岁。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陈济棠时代,广州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文化上,陈济棠主张复古读经。他下台后避居香港,当日本入侵香港时,他坚决不当汉奸,化装成厨子逃回重庆,在国家危亡之际,表现了中国人的气节。 <h3>治粤怪事</h3> 1931年，陈济棠在广东站稳脚跟后，不断扩充实力，最终独揽广东军政大权，成为“南天王”。 到了1934年，蒋介石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使国民行为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现代国民。 陈济棠表面很响应，但实际上另搞一套，他要求全省推行读经，讲三纲五常，推行祭祀孔子、关羽、岳飞活动，目的是要百姓老实听话，文武官吏要像关、岳那样讲忠义，实即忠于自己。这样子，奇事便陆续出来了。 先是第一集团军舰队司令张之英提议禁止夏日男女同场游泳，并转令广东省会公安局实施。泳场因此用木板隔成两半，以实现分泳。 这样的事由一个舰队司令提出，岂不可怪!原来陈济棠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而张是其老部下，自然心领神会，积极配合了。 跟着，省河督配局局长郑日东，也向政府建议禁止男女挽臂同行，还写了一篇妙文细说理由，文中说：既禁男女同泳，则亦应禁同行，不应严于水而宽于陆。又说女子袒胸露臂，实为“肉诱”。凡此恶习，有害党国前途，故应禁止云云。 1935年4月，陈济棠以总司令身份向广东省政治研究会提议禁止妇女奇装异服，并列出衣着标准如下： 旗袍最长不得拖至脚踝，最短必须过膝。衣领最高不得超过二寸，最低不得低于五分。袖子最长不得超过手指，最短也要过了肘关节。旗袍开衩不得过高，最高只可过膝盖以上三寸。 穿旗袍时，要穿过膝长的内裤。 穿短衣者，衣长要盖过臀部三寸，衣身不得绷紧贴体，须稍宽松。 裤子不得太短，最短也要过膝盖以下四寸。如穿裙子，裙身也要过膝盖以下四寸。 穿旗袍出户外时，不得赤足穿鞋。 是年8月，广东政治研究会除通过此提案外，又通过一项荒唐的男女界限议案，规定如下： 禁止男女同车；禁止男女同食（无论官署、家庭、茶楼、酒馆，一律禁止男女同食）。女人须待男人食毕，方可进食；禁止男女同住（旅馆一律禁止男女同住一室）；禁止军人、人民同行；电影院禁止开映男女共演之影片。 省会公安局长何荦是陈的心腹，执行起来自然特别起劲。他宣布由8月1日至10日为宣传期，除在电台播放规定外，又派女宣传队员到戏院、剧场演讲。并以白布上书“取缔奇装异服，9月1日强制执行”的标语，分悬于马路及公共汽车上。 又召集缝衣店及洋服店店主到公安局签署保证书，保证不为顾客制作违反标准的服装。 到了9月1日，正式执行，公安局派出男女检查队，以太平、靖海、陈塘、永汉、宝华等分局管辖的地段为重点，多派人手，检查公共汽车及戏院剧场。其中以洪德分局查得最严，在大基头一带不论客车、行人，均予检查不漏。 从当天报纸对两宗违例事件的报道，可以略窥一二。上午11时，19岁少女林玉卿身穿黑纱，罩以内袍，隐露肌肉。脚穿白皮鞋，未着袜。眼戴黑眼镜，佩心口针。与未婚夫刘某拍拖，行至高第街口时，被段警干涉。玉卿不服，反谓警察理人闲事，干涉自由。最后被带返分局处理。 到晚上11点左右，少妇黄周氏，29岁，台山人。身穿丝质白绸蝴蝶装，配以腰带，脚穿黄皮通花鞋，不穿袜。两手指甲染红。带同女仆到新华戏院看完电影，行到中山五路与中华北路口时，被警察干涉带返分局处理。 这些做法，明显是针对女性的。扰攘了几天后，有记者前往十八甫、高第路、永汉路一带热闹地方观察，发现过往行人，男性占十分之七八，女性只占十分之二，且均是年过三十的人，年轻女性，都不愿上街了。扰民行为，可见一斑。 到了1936年，何荦还不死心，鉴于去年闹了不少笑话，今年他做了两项改进：一是培训了一批专职的女性劝导员，上街劝谕；二是成立专门的所谓风纪警察巡逻队，加强巡查。遇有违例者，即在其身上盖上违反服装规定的印记。这一来又惹出麻烦了。某日，一位公务员的妻子在路上被风纪警察逮着，随即将违纪的蓝印盖于该妇旗袍的乳房部位，这一举动太过荒唐，一时舆论大哗，广州妇女协会亦斥此举侮辱妇女过甚，要求改用女警检查。当局自知犯了众怒，悄悄撤销了风纪警察的巡逻，对禁令也不敢再坚持了。 不过舆论并没有放过他们，不断有反对意见和嘲讽，有一报纸说：真正的艳装妖妇，是坐在小汽车里的，她旁边是贵人，还有卫士，那又从何劝谕、谁去制止呢？ 取缔“奇装异服”运动虎头蛇尾，笑话不断。到1936年7月，陈济棠反蒋失败，被迫下野，这场闹剧终于结束。 <h3>驱逐胡适</h3> 1935年元旦，胡适乘船南下，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这是胡适接受的第一个名誉博士头衔，其意义在于其影响从学院延及社会之事实，得到了追加的象征性认可。以后，胡适按预定计划游历了粤、桂两地。适之博士游目游心之余，一逮到机会就要“卖膏药”，这是他“历史癖”、“考据癖”之外的第三种癖好，即“演说癖”。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陈济棠在广东大力推行尊孔读经。他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尊孔的议案：孔子为百世之师，关岳为忠义之表，以道德格民者，宜祀孔子，以忠义率民者，宜礼关岳。提议恢复祭拜孔子、关帝和岳武穆王的祀典，并且由广东省的民政厅和教育厅会同订立祭仪细目，呈准实行。陈济棠还在中小学推行读经教育。他指示广东省教育厅颁布《广东省中小学经训实施办法》，要求全省小学一年级起要粗明经义，高小至初中分四年读完《四书》，高中以上读《五经》，而读《孝经》则从小学至高中一以贯之。凡已采用《国文》课本的学校，一律加插“活页文选”的古文，作为补充教材。他亲编《新公民课本》，课本的第一课赫然印着“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12个大字。 陈济棠宣称“我粤以孝治天下”，还组织成立提倡传统道德、阐扬国学精华的“明德社”，由其兄陈维周和社会党党魁张君劢、张东荪主持，邀请谢幼伟、牟宗三等著名新“儒士”担任导师，申明要重建“为政以德，德治天下”的理念；编写历代贤臣、名宦行状的《官人模范录》，在政府官员中，倡行明德修身，要求大家终日惕厉，不忘官箴；又开办学海书院，完全照搬当年张之洞办学的一套制度，以研究周易、礼制、道德经、孔子、孟子、宋明理学、曾国藩文集为课程。 因了这种种强硬的举措，1935年的广州城里到处弥漫着尊孔复古的气息。这一切，都让胡适这位一直高举民主科学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领袖深为忧虑。他决心要把一剂“新膏药”送给陈济棠这位头脑发热的旧军阀。 一到广州，胡适就感觉到在广州“卖膏药”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来，胡适在广州的活动早已安排好，除了原定在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各演讲两次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中山大学邹鲁校长早已发出布告，停课两天，让学生听胡适的演讲。青年会头天下午开始卖听讲券，一个下午就卖出了2000多张。 1月9日早晨，胡适踏上广州码头。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教授朱谦之，地方法院院长陈达材等老朋友和一些闻讯而来的记者前往迎接。正在寒暄之时，一位老朋友托人送来一封信，要胡适立即拆看，上面写道：兄此次来粤，诸须谨慎。 胡适在新亚酒店住下后，翻了翻广州报纸，才知道8日下午西南政务会议开会，声讨他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演说公然反对广东读经政策的“罪行”。这时候，吴康也派人送了一信来，信上说：适晤邹海滨（邹鲁）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可是，胡适不愿意就这样离开。恰好陈达材先生问他要不要看看广州当局，他表示：“林云陔主席是旧交，我应该去看看他。”于是，陈达材陪同他去省政府拜会了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林云陔。林云陔见面后向胡适大谈广东省政府的三年建设计划，又问胡适要不要见陈总司令。胡适说：“很好！”陈达材去打电话，一会儿回来说，陈司令本来今早要给出发剿匪的军队做训话，为了与胡适谈话特意推迟出发。 胡适与陈达材进了在省政府隔壁的总司令部，在会客室坐了一会儿，陈济棠出来了。他操着广东口音的官腔，很不客气地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滔滔不绝地解说他的两大政纲：第一是生产建设，第二是做人。他说：“‘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我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他演说了足足半个多钟头。 胡适静听他说完了，才答道：“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陈济棠很严厉地睁着两眼，大声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胡适说：“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个很浅的例子来说罢。女人裹小足，裹到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残酷风俗。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都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陈济棠似乎很生气，但也不能反驳胡适。他只能骂现存中国的教育，说“都是亡国的教育”；他又说，现在中国人学的科学，都是皮毛，都没有“本”，所以都学不到人家的科学精神，所以都不能创造。胡适听后，忍不住告诉他：他实在不知道中国这20年中的科学工作。现在中国的科学家也有能做有价值的贡献的了，并且这些第一流的科学家又都有很高明的道德。 谈到读经的问题，胡适说他并不反对古经典的研究，但不赞成一班不懂得古书的人假借经典来做复古运动。所以他打算在中山大学讲讲“怎样读经”，和年轻人谈谈研究古经典的方法。这时，陈济棠回过头去望着陈达材，脸上做出一种很难看的狞笑。 既然不能演讲，胡适只好游览了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还游览了已作为第一中学的广雅书院旧址。胡适盛赞康奈尔大学校友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认为“图案简单而雄浑，为彦直生平最成功的建筑，远胜于中山陵的图案”。 在路上，胡适对友人说：“广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广州演讲，大家也许来看热闹，也许来看看胡适是个什么样子；我说的话，他们也许可以懂得五六成；人看见了，话听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演讲的影响不过如此。可我不演讲，影响反大得多了。因为广州的少年人都不能不想想为什么胡适之在广州不讲演。我的最大辩才至多能使他们想想一两个问题，我不演讲却可以让他们想到无数的问题，陈伯南不是替胡适之宣传他的‘不言之教’了？” 胡适在广州玩了两天半，1月11日下午，乘坐西南航空公司“长庚”机离开广州，飞往广西梧州。 <h3>荒诞迷信</h3> 陈济棠一生笃信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术，并以之为行为准绳，因此产生许多荒唐滑稽的笑话。 陈济棠的迷信荒诞有家学渊源。他发迹前就受母亲、两个哥哥以及妻子的影响，已很迷信。长兄陈济华，有残疾，从术士法师学医卜星相之学，颇有心得。陈济棠曾在他开设的私塾中读书，耳濡目染，幼年即迷信。五哥陈济湘（又名陈维周），精通算卦之道，是家乡防城县有名的术士，陈济棠对他言听计从。妻子莫秀英更是以她肚脐上的“砂痣”，与陈济棠的“砂掌”相配，而看中当时只是一个连长的陈济棠。 陈济棠既好风水，一时间广东形成“看风水热”。著名术士翁半玄，到广东防城县八宝顶（陈济棠故乡）看风水后说：“陈家这口风水在葬后100年，发出广东第一人，陈老总有今日地位，正是这风水的缘故。”这话传到陈济棠那里，他重赏翁半玄，并聘翁为“大术士”。翁半玄为陈济棠看相，说他是“九五之尊”的面相，行动甚似“狮毑形”。又说，八宝顶的陈家祖坟，只能发出广东第一人，如要大发，必须另找福地。于是陈济棠命翁半玄，遍访广东名山大川，寻找“福地”。 这时另一位看风水的术士温香远，在广西花县芙蓉嶂查访洪秀全的祖坟，遍找不着，只有温姓墓地。问到一位老人，老人说温姓墓地即为洪家祖坟。当年洪秀全兵败，洪族担心“灭九族，掘祖坟”，特将洪姓改为“温”，隐名改姓居于此。温香远看了风水，认为洪姓祖坟葬高了，故在洪氏祖坟周围另选一穴，雇石匠把岩石削平，铺上草皮。翌年春天，草色青青，整个墓穴十分美观，好似在“活龙口”上。他又把当地古老相传的风水歌谣广为宣传。此事被翁半玄得知，立即赶来花县，并怂恿陈济棠买下这块宝地。陈信以为真，花了3万元向温香远买下，又拨巨款营造阴宅。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以抗日反蒋为由的“两广事变”，其个人动机竟与相面不无关系。蒋介石在1934年3月，对江西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回到南京后，他决定抽调陈济棠的粤军从南路围攻红军，电令陈济棠派代表到南京商谈。陈济棠派了他的五哥陈维周，想借机看一看蒋介石的“相”。陈维周相了蒋的“面”，随后又跑到浙江奉化溪口看了蒋家祖坟的风水。回到广州后，他对陈济棠说，老蒋断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这一关，他非死即伤，如我们积聚力量，整军经武，举兵北上，可获全功，到时就能统一天下。陈济棠居然深信不疑，决定举兵反蒋。 举兵之初，陈济棠下令布置几处神坛，规定官兵都要“歃血盟誓”。神坛前一排长桌，焚香燃烛，桌上放着许多装了半杯鸡血的小酒杯，神坛左侧是象征蒋介石的一个草人。参加盟誓的官兵须在晚间赶到神坛前，侍卫先将每人用黑纱布遮住双眼，引至神坛前，行三鞠躬礼，然后揭开纱布。监誓员给每人发一张印好的誓词，各人在纸上签名后，由监誓员带头宣读誓词，然后各饮鸡血酒，依次走到神坛前，拿起木剑向“草人”连劈三剑，表示反蒋决心。宣誓者离开前还要高呼“拥护陈总司令”等口号。 部队行将北上，陈济棠让翁半玄卜了一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四字，陈济棠信心大增，举兵直向江西、湖南。哪知举兵不久，陈济棠耗费巨资、苦心经营的空军大队40架飞机在蒋介石的收买下一起飞往南昌，投奔南京政府。这时陈济棠又命翁半玄再卜一卦，卦中还是“机不可失”，原来卦中的“机”字，不是时机成熟的“机”，而是飞机的“机”。不久后，陈济棠倚之为心腹股肱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经蒋介石收买，第一个通电拥蒋。师长李汉魂、邓龙光、缪培南、张达等有的通电辞职，有的不辞而别。蒋介石兵不血刃，只用一个半月时间就平息了“两广事变”，陈济棠就此下野。 <h3>香港脱险</h3> 1936年7月，反蒋失败后的陈济棠从广州跑到香港。8月，他赴欧洲考察了一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被蒋介石踢出国民党实力圈的陈济棠，已成为一个政治玩物或摆设。但是，在蒋氏圈内已无所作为的陈济棠，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他不为敌方的利禄所动，坚持抗日立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时候，陈济棠因妻子莫秀英在香港肾病复发，向国民政府请假赴港料理妻病。 1938年12月，力主对日“和平”即投降的汪精卫从重庆逃至越南后，香港很快就盛传所谓陈济棠的“主张”与汪精卫相同的种种谣言。 为此，路透社记者采访陈济棠说：“本社得到消息，汪（精卫）与陈将军均主张与日媾和。如果仅汪一人主张，影响不大，倘将军亦主和，则情势当不同矣，究竟将军之主张为何？请有以见告。” 陈济棠听罢愕然，答称：“余素主张抗日，君等如非健忘，当可复案。今日人招招进攻，岂有主和之理？”并告知这位记者，“明日余当至余所创办之德明中学发表演说，阐明主张彻底抗日立场。” 虽然陈济棠的抗日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楚，并且果真到德明中学发表抗日演说。但是在此演说之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依然数次造访陈济棠，希望陈济棠和她一同站在对日媾和的阵线上。只因陈济棠知其来意非善，把陈璧君屡屡拒于门外。 1941年7月19日，陈济棠又接到有关莫秀英病重的香港来电，为此，他再度请假从重庆到港为妻治病。 但妻病未愈，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了香港。这时，香港再次盛传有关陈济棠“变节”的谣言，有的说陈济棠已经在广州发表对日媾和演讲，甚至有言陈济棠已经投奔南京汪伪政权。 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在香港沦陷后，又派遣陈璧君、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龙地区“抚慰”滞留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已被日军扣押的重庆要员。陈济棠也被汪伪政府列为能够“汇合”于日汪“和平运动”的“军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单中。 陈济棠也说：“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于敌人势力范围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机四伏，随时有被捕之虞。” 很快，陈济棠的好友沈以甘果然来告：“汪已派伪广东民政厅长某（在香港）到处寻访，谓汪渴欲公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消息，使陈济棠决心逃出香港，奔赴国民政府统治区。 由于陈济棠“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之前就曾电请蒋介石并获允准派遣飞机前来九龙，接他全家回重庆。不料所派飞机在粤北南雄失事，且九龙的启德机场也为日军侵占，使“乘机赴渝之举，乃告绝望”。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的铜锣湾，陈济棠判断“香港决难久守”；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说：“日寇欲得子以为傀儡者必甚于他人，子晚节将何以自全？”劝他迅速化装逃难。 病妻之嘱，使陈济棠在感激之余，坚定了出逃的决心，随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亲信江茂森。 经与朋友沈以甘、邓瑞人等相商，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业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19日化装下山时，陈济棠对子女说：“有人问我行踪，可言我于12日（即日军占领启德机场的前一天）乘飞机到重庆去矣。” 陈济棠还安慰莫秀英：“余昔日历险已多，均能履险如夷，此行决无危险，汝可安心。”并告诉她，为安全起见，这次出行暂改乳名“何养”，并决定先至云咸街华侨中学暂住数日，等待“停战三天”时再行外逃。 而就在陈济棠做出逃准备时，其妻莫秀英和长女陈佩馨、幼子陈得宁等所藏防空洞上的住宅，中炮起火，“几乎全葬烈焰中”，令陈济棠“惊慰交感”。 12月27日，香港完全沦陷后的第三天，陈济棠为安全而迁居邓瑞人之侄开设于中环的兴发祥号。由于兴发祥号条件简陋，床铺无垫褥，陈济棠腰部受寒剧痛，连饮食也不能起来。陈济棠虽然认识许多在港名医，但为了保守秘密，他忍痛不医。后林绍荣也得此病，经治痊愈，陈济棠也用此方治疗，疼痛终于停止。 此外，陈济棠也做好“舍生存义”的思想准备，请林绍荣取来鸦片“钱余”，准备在必要时服食，以“成仁取义”；同时找来算命书和卜卦龟壳，假装星相算命术士，以掩人耳目。 但就在这个时候，又有旧友二人来访，相劝隐匿香港，必要时可出面维持香港大局。来意明确，企图借陈济棠的名声为日本维持对港统治，以与南京伪政权相呼应。陈济棠对此二位不速之客明确表示：革命者只有走直线，不能走曲线。言毕，便向他们出示所藏鸦片，表明抗日之志不可夺的决心，使他们扫兴而去。 陈济棠因行踪已经暴露，被迫再次转移于一卖粥的小店租其斗室暂避。身居港岛的陈济棠，急着过九龙入粤，但是，日本兵每日都在枪击渡海出逃的人，使陈济棠终于打消经九龙回内地的念头。 1942年1月9日晚，林绍荣对陈济棠说：“汝如能耐苦者，可由西环坐小船赴大澳，总较渡九龙被日人枪杀为佳。” 急于离港的陈济棠，完全同意林绍荣所提逃出香港的新路线。10日，林绍荣亲往西环侦察情况，果然不见有日军守备，陈济棠获悉，高兴万分。次日凌晨四点半，即在林绍荣的陪同与保护下，踏上离港之路。 由住处至西环的15里步行中，陈济棠见到沿途都是持证购米者（当时日本人规定每日每人配给六两四钱大米），接踵延绵达数里，不时可见体弱者晕倒在路侧，陈济棠对此感叹不已。 上午7时，陈济棠抵达西环的码头，但出乎意料地见到两名日本宪兵持枪在岸边对上船的人搜身。于是，林绍荣在前，陈济棠随后，均未化装，俨如主仆。日本宪兵先搜陈济棠身，只见兴发祥名片一张和鸦片一盒，别无他物，以为是黑社会中人物，挥手而去。 再搜林绍荣身时，拿走他20元港币后，也放行了。如此顺利过关，陈、林二人同样出乎所料。 从日军枪口下逃生的陈济棠，急急与林绍荣走下小船离港。陈济棠后来得知，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日军即为搜捕他们所要捕获的人，而禁止任何人员从各口岸外出，真是大幸。 正文 李宗仁：青春戎马，晚节黄花 李宗仁是现代中国的传奇人物，他一生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以杂牌军的军头地位，与黄埔系一路分分合合20多年，而始终没被“吃”掉。他与蒋介石一路纠缠，但在翻云覆雨之中，蒋介石始终未能完全斗垮他，他们最后在国破山河在时劳燕分飞。最终思乡心切，回归祖国。 <h3>杀出一片天</h3> “二次革命”中，龙济光因效忠袁世凯而窃据广东都督职；袁称帝时又封其为一等公加郡王衔。袁世凯复辟帝制时，龙虽然宣布广东独立，参加军务院而为抚军之一，但他却未真心讨袁，不愿护国军假道粤境北伐。袁死后，龙立即宣布拥护段祺瑞而取消独立，并派兵在粤省韶关阻止护国军北伐，从而引发了护国军的讨龙战役。此时，陆荣廷已被段祺瑞发表为广东督军，为攫取粤省地盘，他乘机指使桂军进攻广州。 讨龙战役爆发后，林虎第6军在粤汉铁路南段沿线与龙军发生接触，李宗仁所在第13团也由肇庆出发开赴前线。这是李宗仁从军后第一次参加战斗。 隆隆的炮声和犹如鞭炮的枪声，响彻云霄。李宗仁自己内心忐忑，神经紧张，脚步轻浮，呼吸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他深信他的爱国热忱与人无殊，而视死如归、不避艰险的胆量，尤不在他人之下，何以一听到枪炮声，情绪就如此紧张，连自己也莫名其妙。 其实，即使是最勇敢的军人，第一次参加战斗时也很难避免紧张的心态，如果不是这样，倒反而不正常了。不过尽管如此，李宗仁第一次参加战斗，实际表现却十分出色。 战斗打响后，李宗仁所在连队的连长因胆怯而临阵离职，营长也不知去向，士兵便也畏葸不前，所以在龙军的进攻下，阵脚开始动摇。李宗仁见状，决定以逆袭阻止龙军进攻。他挺身而出，命令掌旗兵高举连旗，号令全连士兵冲锋，并一马当先冲在了前面。战斗中，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右颊，顿时血流如注，满嘴都是碎牙。李宗仁第一次参加战斗就挂了花，确实有些意外。不过，幸好他的伤势不重，子弹没有留在头部，而是从左边鼻孔穿了出去，因而免去了开刀之苦。受伤之后，李宗仁在后方医院养伤十余日，营长黄勉即催其早日归队，原因是原来的连长临阵畏缩，为人所轻，战斗结束后回到连队已无法约束士兵，只好请准辞职，而李在战斗中表现勇敢，故连长一职由李递补。李宗仁接到命令后，又在医院住了20余天，便回到部队正式接任连长职。这是他从军后第一次因军功而擢升。 李宗仁回部队后不久，讨龙战役即以龙军的失败而告结束。李宗仁随林虎部驻军广东雷州，之后又进驻高州。此时，李宗仁并不热心政治，但政治局势的变化，又一次使他有了显露军人勇敢禀赋的机会，并因此而再次迁升。 护法战争开始后，李宗仁所在第13团随广东护国第一军开抵湖南，经宜章、郴州、永兴、仁安、攸县直驱醴陵。此时北洋政府冯段失和，冯免去段的总理职务，北军作战情绪受到影响，因此南军进展顺利。11月底，南军继克复醴陵后占领了长沙，次年1月，又攻占了岳州。护法军的节节胜利，迫冯同意段复出，北洋军劲旅吴佩孚再次入湘，战局发生逆转，南军渐处下风。 1918年3月，南军长沙失守。李宗仁所属营随中路军退至安仁县后，奉命在绿野圩附近阻击北军。部队刚刚进入阵地，营长忽然生病发烧，必须回后方治疗，于是命令李宗仁代理营长指挥战斗。翌日拂晓，战斗开始。北军发射炮弹后，利用地形向南军阵地猛扑。李宗仁在阵地前沿指挥，发现中央阵地已被北军突破，友军纷纷溃退，战况十分不利。在这紧迫关头，李再次使用逆袭战术，令号兵吹响冲锋号。不料，号声过后竟无一兵一官向前冲锋。情急之下，李宗仁大吼一声跃出战壕，高举着营旗冲向敌阵。全营官兵见他身先士卒，立即精神大振，蜂拥向前冲杀。北军遭到李部反冲锋后，开始全线后撤，李宗仁指挥全营追击。这时，北军射来一排机枪子弹，击中李的胯下，顿时将他击倒。他不顾伤痛，倒在地上仍大呼冲锋不止，并悬赏500大洋夺取敌炮。在他的指挥下，对阵北军丢弃4门山炮而逃。 战斗结束后，李宗仁检查伤口，发现1弹射入大腿，另有3弹穿裤而过，却不曾伤及皮肉。士兵用一木梯将他抬到安仁县城，因无医院，只好请来一位草药郎中医治。郎中告李，子弹未伤到骨头。 第二次负伤，又使李宗仁第二次晋升。原营长奉调回粤，李宗仁补任营长。因每次打仗都冲锋在前，异常骁勇，李宗仁得了个“李铁牛”的诨名，在军中也渐渐有了些薄名。不过，当时李宗仁所在部队已归桂系马济指挥，作为一名与旧军系统毫无关系的下级军官，他的前程并不光明。 南方军阀参加护法战争，并不是为了维护《临时约法》，他们的真实动机主要是借护法而攫取更多的地盘，以扩充个人势力。所以，护法运动难免失败下场。1918年春，南方军阀开始酝酿南北议和，同时，开始对孙中山进行排挤。4月，在桂系操纵下，国会非常会议通过改组军政府的决议，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实质上就是要剥夺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5月，孙中山大元帅职被正式解除，孙愤然离开广州，发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感慨。是年底，陆荣廷与北洋直系军阀言和，桂军相继返回广东。1919年2月，李宗仁所在营也从湖南宜章开拔，奉命往广东新会县城驻防。 李宗仁驻防新会后，因暂无战事，闲时不免思念妻子。此时他已升任营长，生活条件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因此他决定把妻子从家乡接来。两广交通毕竟方便，不久，他的妻子就在他的副官专门护送下来到了他的身边。两人久别，见面自有一番高兴。李宗仁一生结婚3次，只有第一位夫人给他生养了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就是在新会出生的。儿子出生后，李宗仁十分高兴。待儿子满月时，他给孩子取名叫幼邻，这与他自己的字号德邻仅有一字之别，显然有因承的含义。 新会是侨乡富庶之区，驻防于此的历届长官，无一不借机中饱私囊，腰缠万贯而去。李宗仁率营驻防后，亦不乏发财的机会。他驻防后立即声明公事公办，对不法绅商毫不通融，视黄金如粪土，不愿苟取一芥。可是地方乡绅富贾出于个人目的，对其奉迎买好，乘幼邻满月的时机争相送来贺礼，他挡开了几宗大的礼品，但金锁、金镯、金罗汉等贵重贺礼，他也确实笑纳了不少。 李宗仁在新会驻防了9个月。这期间，他身为驻防军营长兼代理县长，是地方最高首脑，第一次领略了掌握权力的滋味。不过，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下级军官，李宗仁尚知体恤百姓，并未滥用职权图谋私利。与驻粤其他桂系地方官敲骨吸髓而广结民怨的情况相比，他在新会时的作为却颇得当地绅商与百姓的称赞。 李宗仁涉足军旅时间不长，但按照那时职业军人的标准衡量，他已经具备了在军界谋生的一切本领。他不仅敢于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善于协调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而且有了依靠军队掌管地方权力的最初经验。这一切，都为他以后在军界的崛起，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h3>扬名台儿庄</h3> 徐州位于黄淮两水间，地据鲁、豫、皖、苏四省之要冲，是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四周山峦重叠，河川纵横，在我国历史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政府鉴于徐州地区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全国的抗日大局，决心全力防守，在此进行一次会战。这次会战以徐州为中心，史称徐州会战。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路沿线作战。 李宗仁在指挥津浦路艰难抵抗北进之敌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为确保徐州地区的安全，李宗仁命孙桐萱部向运河以西推进，袭取济宁、汶上的日军据点，以牵制敌人主力。孙部第22师负责攻取济宁，于2月12日晚由大长沟渡运河，14日晚有一小部攀登入城，双方短兵相接，血战竟日，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入城部队伤亡极大，17日晚撤至运河西岸。与此同时，第12军81师也直取汶上，于12日晚由开河镇渡运河，一部由城西北攻入城内，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终因人少势弱，损失严重，13日奉李宗仁之命撤向运河西岸。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突破曹福林第55军阵地。25日，日军突破杏花村阵地，守军被迫撤至相里集、羊山集、巨野一线。但李宗仁在这一线布置大量兵力，不断侧击北段南下之敌，使敌军在这一带徘徊不能南进，暂时稳定了战局，摆脱了危机。 日军津浦线主力南攻不成，遂改变策略，由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矾谷廉介率两师团企图会师台儿庄。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支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上，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日军一旦得手台儿庄，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板垣、矾谷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之师，大部官兵都是参加过“二·二六”日本政变的，此次进攻，来势相当凶猛，大有豕突狼奔、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3月下旬，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坂垣第五师团，自1月12日在青岛岭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后，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荣县一线，进逼临沂；一路为矾谷的第十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 2月，中国军队为堵截日军前进，在临沂、滕县同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 在李宗仁的指挥下，临沂之战取得了惊天动地的胜利，它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日军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促成了以后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矾谷师团的契机。 坂垣败绩累累，矾谷仍然武士道精神十足，不顾一切，日益向南推进。矾谷比坂垣更凶，李宗仁檄调自郑州来的邓锡侯第22集团军的第41军孙震部赶往滕县，拒敌南下；孙部刚在滕县部署就绪，3月15日，矾谷师团就发动攻击。日军以数十架飞机、30余门大炮狂轰滥炸，守军师长王铭章督战死守。李宗仁见滕县危险，又急令新拨归第五战区指挥的第20军团司令汤恩伯派部驰援。汤的主力81军王仲廉部因行程过远，未能及时赶到，3月17日晚，日军配合炮火攻陷滕县，20日攻占郅县，并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对矾谷军事行动的后果，李宗仁有着充分的估计：此次台儿庄一失，不但前功尽弃，士气、民气受到巨大的挫伤，国内恐日病大涨，而且给日后的战略转移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 为了确保台儿庄，他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李考虑到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最善防守，即令孙派3个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李判断矾谷前次战役占了上风，骄狂不可一世，一定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北进，便会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拿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首功。因此，李便决定设圈套，请其入瓮。于是，他命令汤恩伯第20军团的2个师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待矾谷直扑台儿庄后，再回头击敌之背，与孙连仲一起将敌围而歼灭之。事态的发展正如李宗仁所预料的那样，敌人从滕县南下，舍汤恩伯军不顾，直扑台儿庄。敌军总数约有4万，拥有七八十辆坦克，百余尊山野炮和重炮，重轻机关枪更是不计其数。3月23日，矾谷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徐州城内已炮声可闻，台儿庄会战的大幕正式拉开。 3月24日，敌军采用上次攻打滕县的战术，先猛烈轰击孙连仲军的防御工事，接着以坦克为前导，向孙部阵地推进。狂风暴雨般的枪炮弹，把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基本摧毁，敌人步步逼近。日军的这种凌厉攻势，孙连仲部在一无平射炮，二无坦克的条件下，无法反击。但他们知道，台儿庄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他们的坟地，因此以血肉之躯与靠近的日军拼杀，与横冲直撞的日军坦克同归于尽。战争中，武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尽管孙部士兵英勇抵抗，仍被日军冲入城内。孙部没有退却，与入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此时，担负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作战的汤恩伯军团，在峰山、枣庄一带同日军作战后不久，置台儿庄危急于不顾，转移到姑婆山区躲起来。李宗仁严令汤军团迅速南下，协同孙连仲夹击台儿庄正面之敌。汤为保存实力，仗着有蒋介石为后台，置军令于不顾，在姑婆山迟疑不进。李宗仁深知其人，一贯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骄横不可一世，也不敢轻易得罪他，因此三令五申，晓以大义。汤仍不予理睬，这边战火熊熊，战斗惨烈，那里却养兵于山区，无动于衷，李宗仁陷入痛苦之中。军情危急，李宗仁无可奈何之下，再次发电汤恩伯：“如再不听命令，贻误战机，当以军法论处，同韩复榘同样下场。”汤敬酒不吃吃罚酒，李宗仁下了死令，他才同意挥师南下。 然而，此时台儿庄孙连仲部守军已伤亡殆尽，全庄四分之三地盘被日军占据，他们一面在电台宣称已将台儿庄占领，一面调集重炮、坦克疯狂冲击，企图一鼓作气，完全夺下台儿庄。孙连仲强烈地意识到，再孤军死守，将全军覆亡，因此4月5日直接与李宗仁通电话，要求把部队暂时撤到运河南岸，让他的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听得出，孙连仲讲这番话时，语调几乎是哀婉的，他深知孙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又是何等的悲壮，但李宗仁更清楚台儿庄目前的重要性，他估算着汤恩伯军团第二天中午可赶至台儿庄北部，因此鼓励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5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说完，李怕孙情绪低下，影响士气，又下令道：“我的命令如若违抗，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以前虽和李宗仁只有一面之缘，但听人说过，李在战区司令官中，属较通情的一位，此时此刻李下这样的命令，深知台儿庄对整个战役至关重要的价值，以及李宗仁对此次战役胜利的信心。于是孙态度坚决地表示：“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孙连仲的态度，使焦急万分的李宗仁感到有些安慰，但他总有些不尽放心，于是又指示孙连仲：“今夜你还须向敌夜袭，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则汤军团明日中午到达后，我们便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孙表示部队已用完，夜袭不容易。李听后立即指示：“我现在悬赏10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起集合起来，组织一支敢死队，实行夜袭。这10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 孙连仲将李宗仁的命令传达后，数百人一支的敢死队很快成立起来。4月5日午夜，敢死队分组向敌出袭，冲击敌阵。他们个个精神异常振奋。各自为战，已是血战经旬的敌军，也精疲力竭，深夜正堕入梦乡，听到不知从哪来的枪声，顿时乱作一团，一面仓皇应战，一面后退。经数日血战为敌所占的台儿庄各街，竟在短短不到一小时内，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此时，李宗仁不但得报孙连仲夜袭成功的喜讯，又得汤恩伯部翌日天明前可赶到台儿庄的消息，高兴极了，他立即率随员，连夜亲自赶到台儿庄郊外，准备亲自指挥对矾谷师团的歼灭战。 矾谷师团的厄运终于降临了。6日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枪炮声渐密，汤恩伯军团已向敌人开火。矾谷知已陷入重围，开始动摇，下令部队全线撤退。4月6日晚，李宗仁亲自指挥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一直防守遭攻的孙连仲部，听说反击，神情振发，命令一下，杀声震天。此时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也用完，机动车多被击毁，全军丧魂落魄，狼狈逃窜。李宗仁命令部队猛追，敌兵遗尸遍野，各种辎重到处皆是，矾谷本人率残部拼命突围。至此台儿庄战役胜利了。台儿庄会战，在李宗仁的亲自指挥下，击溃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这次战役，李宗仁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重。 <h3>三位夫人</h3> 李宗仁在自己身后留下了堪称传奇的人生之路，而陪伴他走过这条人生道路的是他先后迎娶的三位夫人李秀文、郭德洁和胡友松。 1911年20岁的李宗仁在父母的包办下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李秀文，她为李宗仁生下儿子李幼邻。1992年，102岁高龄的李秀文在广西仙逝。 1924年，李宗仁屯兵广西桂平，在这里他遇到了日后陪他走南闯北的知音郭德洁。郭德洁原名月仙，是一位具有先进思想的现代女性。当李宗仁第一次去她所在的女校训话，郭月仙作为当时的校花给李宗仁献花的时候，两人便已互相倾心。虽然当时郭月仙已经与别家订了婚，但在身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李宗仁的安排下，郭月仙还是和他成了婚。结婚当晚，李宗仁取“品德高洁”之意为郭月仙改名为德洁。郭德洁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李宗仁，在事业上也给了李宗仁很大的帮助。她主张妇女解放，并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动广西妇女组织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堪称广西妇女运动的领袖。1949年，国民政府倒台，李宗仁携同郭德洁开始了旅居海外的生活。1965年7月20日，旅居海外十余载的李宗仁陪同夫人郭德洁排除了各种艰难险阻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所有人都在赞叹李宗仁落叶归根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在他回国的问题上郭德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5个月前郭德洁在美国被确诊患上了晚期乳腺癌，只剩下了8个月的生命，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自己的遗体安葬回广西老家。一生钟爱郭德洁的李宗仁当然会满足爱妻的要求，时日无多，他决定不再犹豫回到了祖国。1966年3月，郭德洁在北京医院逝世，结束了她与李宗仁42年的婚姻关系。 75岁刚刚投入祖国的怀抱却又遭遇丧妻之痛，李宗仁一面感叹祖国的山河壮丽，一面又唏嘘身边无手可执。这件事在当时不但成为他的一块心病也成为了国家统战部乃至周总理关心的问题。在组织的安排下，60多位女士的照片资料摆在了李宗仁的面前，但都被依然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的李宗仁一一拒绝，又有谁能替代郭德洁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呢？造化弄人，当一个叫胡友松的女孩子的照片摆在他的面前时，偏偏这个浓眉大眼的女孩子让李宗仁产生了好感，由此李宗仁开始了他鲜为人知的第三次婚姻生活。胡友松是一代影后胡蝶的女儿，解放后她和养母搬到北京居住。1959年从医专毕业后胡友松就一直在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她不仅人长得漂亮、气质好，又正好从事医护工作，最符合照顾李宗仁的条件。她马上就被请到了李公馆与李宗仁共进晚餐。李宗仁对这个落落大方、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一见倾心，但是李宗仁和胡友松一个年过古稀，一个风华正茂，婚事的关键在于胡友松。 当胡友松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头一炸，她要求考虑半个月。能够照顾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李宗仁已经77岁了，还有几年寿命尚不可知，如果成为他的妻子虽然生活上再也不用发愁，但将来的日子怎么办？胡友松陷入了深深的犹豫。李宗仁并没有给她那么多考虑的时间，刚刚四天他就把胡友松接到了公馆。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吧，胡友松服从了。1968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1号李宗仁的公馆结了婚。鉴于当时的形势，他们的婚礼并没有大张旗鼓，只是请几位朋友吃了顿饭。 新婚伊始，胡友松陪同李宗仁去北戴河游玩，李宗仁对这位新娶的妻子呵护有加。胡友松不会游泳，他教她游泳；胡友松夜里容易醒，李宗仁就不穿拖鞋光着脚起夜……那段时光是最轻松的。但当他们的专列火车从北戴河驶入北京的时候，“红卫兵造反运动”也驶进了他们的生活。 社会上对胡友松有不一样的看法，大多数人以为她贪财，说李宗仁带回许多的美元钞票、金银财宝。另一些人认为李宗仁是原国民政府的代总统，回国后又娶了比自己小48岁的胡友松，这是反革命加走资派的罪行。虽然周总理明令禁止冲击李宗仁，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还是逮着机会冲进了李府。胡友松在楼上的屋里心跳得都快从嗓子眼里掉出来了却又不敢下楼，怕下楼反而因为她引起什么事情来。一个小时以后，楼梯响起来，李宗仁笑嘻嘻地上来了。胡友松说：哎哟，你还笑呢，我都快急死了！李宗仁答道：急什么呀，北大的学生挺好的，问了好多历史问题，挺满意地就走了。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周总理一知道这件事马上把他们转移到了301医院特护了一个月，回家后的李宗仁不被允许出门，终日无所事事、郁郁寡欢。而胡友松在这期间只能陪李宗仁下下棋、读读书，自己临摹李宗仁收藏的名人字画打发时间。 李宗仁的身体情况伴随着他情绪的低落很快恶化起来，他被查出患有直肠癌。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他是最大的走资派，医院不可能给他什么精心的护理，胡友松只能凭借自己的医护本领照料李宗仁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李宗仁掉眼泪了，他说这一生就只掉过两次眼泪，一次是他妈妈死时，这一次是他觉得活的期限到了。1969年1月29日下午12时50分，李宗仁因病逝世。弥留之际他对胡友松说的最后的话是：每年清明别忘了给我扫扫墓，让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 <h3>一往情深真兄弟</h3> 1969年1月26日，是李宗仁回大陆以来最后的几天日子，他在病危之际，气喘吁吁，断断续续留下遗言，除了表达对祖国统一的愿望外，便是不忘把几瓶名酒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这几瓶酒颇有来历，大部分是法国白兰地和英国威士忌，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在李宗仁手中就保存了几十年，酒由外国进口，又由他带到美国，而后又带回国内，始终没有开封品尝。酒瓶上都有历代专家鉴定的签字和贴有收藏家的签名封条。其中两瓶，是抗战初期他坐镇徐州时，由一位与英国人交情很深的实业家杨树诚所赠。 杨树诚，就是创办安徽蚌埠宝兴面粉厂的“杨三”，他是一个贫农出身的企业家。他于1885年生在河北盐山县农村的一户佃农家庭。16岁到河南英福公司的焦作煤矿当学徒。后来，偶然在矿场拾到了英籍总矿师丢失的一盒矿机钻石，完好地交给总矿师后，他也被留在矿师身边学习勘探技术。1920年他独自在徐州建立了宝兴钻务处。后转向兴办宝兴面粉厂，1928年又选择蚌埠这个小麦集散地，建立宝兴第二面粉厂。为利用淮北的大豆资源，还筹建起植物油厂。他所创办的企业在皖北地区有龙头之称。 1927年初，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和西征军总指挥，一度率军驻扎徐州。当时杨树诚在徐州创办的宝兴面粉厂，已是当地最大的机制面粉加工厂。为订购驻军食用面粉及军马所用麸皮，一天，李宗仁在随从人员陪同下，来到宝兴面粉厂参观。杨为尽厂主之谊，予以盛情款待。两人在酒酣耳热之际，彼此畅谈平生抱负，似有相识恨晚之感。他们都在壮年，一个投身军界，一个热心于实业；加上李宗仁又流露对开发中国矿业的兴趣，也正是杨的技术专长，于是两人结下“金兰之交”，成为换帖兄弟。因杨年长五岁，在家排行第三，李宗仁便称他为三哥。后北伐军开拔，两人暂时中断联系。至1931年初，李宗仁因蒋桂战争退回广西，开始积蓄力量经营两广时，特电邀杨树诚，带领宝兴面粉厂早年从事钻探的人员，前往南宁协助李进行了探矿，两人又有了再次交往。 抗日战争初期，杨树诚为了保住倾半生心血创办的宝兴面粉厂及植物油厂，计划把蚌埠宝兴面粉厂迁至西安附近的扶凤。由于南京沦陷，日军沿津浦线铁路大举进犯，李宗仁受任第五战区司令，驻节徐州，负责指挥津浦铁路的防御。李上任后，徐、蚌两地大军云集，为解决军粮民食，特意召见了杨树诚。李当时对杨推心置腹地谈道：“讲私谊咱们是兄弟，现在国难当头，应以民族大义为重。我希望三哥不要临危而退、举厂内迁。在徐、蚌两地，三哥开设的面粉厂首屈一指，五战区的军粮民食很大程度上得仰仗三哥了。”杨听了这一席话，深明大义，当即表示：“我徐、蚌两地面粉厂一定全力以赴，日夜开工，供应面粉麸皮，兄弟和属下愿与五战区抗日将士共存亡。”同时，杨还应李宗仁要求，让徐州防空司令谭辅烈在宝兴面粉厂大楼顶安装了防空警报系统，担负空袭警报的任务。前后约五个月时间，宝兴面粉厂就地坚持生产，为军队提供面粉60余万袋。中国军队以宝兴面粉厂提供的这些军粮，在蚌埠与日军展开了闻名全国的“淮河阻击战”，并支援了台儿庄战役。 1946年，杨树诚年逾花甲，因历经磨难，身体及精力大不如前，于是辗转北平养病。当时，李宗仁在北平任行辕主任，便邀请他协助其高参刘仲华制定开采煤矿的计划，在此期间，杨树诚因蚌埠沦陷时期“捐款献机”而受指控为汉奸。杨在被传讯时申辩了被迫“捐款”的真相，后由李宗仁过问，北平行辕军事法庭最后审判，撤销了对杨树诚汉奸嫌疑案的指控。1948年淮海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李宗仁曾致电杨树诚，“期望仁兄早日南下”。杨当时筹划将蚌埠宝兴面粉厂迁至南京，因受当地面粉业阻止，又欲改迁常州附近的奔牛，由于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这些计划均落空。新中国成立后，李宗仁去了美国，杨树诚去沪疗养。 沧桑巨变，故人又相逢。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先生偕夫人郭德洁女士，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大陆，当年在北平行辕为李宗仁高参的刘仲华，原系中共地下党员，后改任北京园林局局长，这时，他特致函杨树诚之子杨春曦，告诉他李宗仁归来的喜讯。杨春曦夫妇立即回信，由周总理直接转交李宗仁先生。1966年5月18日，李宗仁先生在程思远和尹冰彦的陪同下到上海参观，当天下午便约杨树诚一家在锦江饭店会面。因宋庆龄副主席闻讯拜访，会面改在5月20日上午，这天早上，李宗仁派专车接来了杨树诚及儿媳一家人到饭店，在九楼的特别套间会客厅里，李宗仁与杨树诚一见面便拥抱在一起，相互问候。李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兄弟之间有这次见面，真是世间奇闻。三哥年已八旬，身体这样硬朗，我感到很高兴。”杨树诚向他谈了自己在解放后继续从事早年的探矿，为淮北地区勘探发现了一些新矿区，了却了埋藏心中多年的意愿。李宗仁感慨地说：“我回国后，亲眼目睹共产党的政策，感到这条路走对了。”时近中午，两人话别，为照顾杨树诚年事已高，李宗仁亲自送他到楼下门厅，并为他打开轿车门。这时，两双饱经沧桑的大手再次紧紧相握，他们似乎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的一面，久久难以松手。最后，李宗仁先生以手护车顶，将杨树诚送入车内坐下，在即将启动的轿车旁边对杨树诚鞠躬送别。 <h3>大树底下难乘凉</h3> 李宗仁身居高官要职后，多少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他的同学、同乡和亲戚朋友前去投奔他，或开口或伸手向他要事做要官当。但是李宗仁敢于撕破脸皮，不论亲疏，量才用人，虽系亲朋故旧，若无术无才，绝不重用。 李福生是他的原配夫人李秀文的表叔，早年在他胞兄李德明手下当工打杂。李德明见他忠厚老实，手脚麻利，做事勤快，就把他推荐给李宗仁当卫士。从此，李福生一直在李宗仁身边22年，随他潜逃香港、流落西贡、北伐抗战，辗转南北，历尽坎坷，在硝烟火海中进进出出，置生死于不顾，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他却大字认不得一箩筐。因此，李宗仁并未因为他是“内亲”和在身边多年的“亲信”而提拔重用。李福生从卫士升至少校随从副官以后，就一直官居原职。而与他同时或很晚才来到李宗仁身边工作的人，不管是不是同乡，几乎没有一个不提拔的，或中校、上校，或少将、中将。所以，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都承认李宗仁比蒋介石能容人、用人。为此，李福生和一些同乡抱怨连天，牢骚满腹，常在背后说李宗仁“不认人”和“寡水”。 李宗仁听了，不但置若罔闻，而且依然我行我素，以致对他儿子李幼邻的老庚张幼邻也未能例外。张幼邻原来就是第四集团军司令部的少尉传达排长，20年后仍然是此职。1943年中秋，张幼邻的一位亲戚从家乡来到湖北老河口，要张幼邻帮他向李宗仁引荐谋一官半职。当他看到张幼邻还是十数年前的“炒排骨”(即排长)时，不禁大为惊讶，张幼邻唉声叹气地说：“我恨不得当军长、总司令，只是没办法，我能搬石头砸天?”接着向这位亲戚倒出了自己的一肚子苦水：一次，张幼邻的上司要提升他为上尉连长，可是报到李宗仁那里却通不过，朱笔一挥就把他的名字和任职划掉，而后，对军务处长梁家齐说：“张幼邻是我同年仔，又在我眼睛鼻子下工作，对他我清楚明白，他一无战功，二无突出贡献……”这样一来，张幼邻理所当然地被“委屈”和“埋没”了。 张幼邻的亲戚听了，愣怔了许久，然后不无伤感地说：“看来大树底下也未必好乘凉啊!” 其姨表兄黄敬修，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想当师长，李宗仁只派任师的上校参谋长，黄坚辞不就，牢骚满腹，虽多方疏通，李仍不允，后改派为某步兵团上校团长。该团曾一度驻广西百色区田阳县附近，归梁家齐指挥(当时任该区指挥官兼行政专员)。李宗仁一向回避近亲在身边工作，后来王建平因故力辞第五战区军法执行总监职务，并一再推荐黄敬修补缺，李宗仁再三考虑，始允其请，但交代先试后委。又如李宗仁的堂侄儿李常谦到老河口，希望谋得一官半职，李宗仁对他说：“你想做事，应照规定备详纲履历，送军务处梁处长审核后，再报请委用。”后来报委为《阵中日报》印刷厂厂长，李常谦接任后成绩显著。 李宗仁消灭盘踞在广西的大小军阀之后，于1925年秋，统一广西，励精图治，开始积极整顿军、民、财、建、教各政。值此用人之际，李宗武(李宗仁的嫡堂弟)等三个亲戚南下谋职。遂以李宗仁的亲戚关系，由桂平税务局给他们安排了税务员的工作。三个亲戚还好，自幼攻读私塾，也曾上过几年新学堂，若论知识，多晓孔孟之道，擅长毛笔字和算盘，但对于专业税务却是难以胜任的。尤其是李宗武书不成文，言不达意。经过两个月工作的考察，皆不称职。但鉴于三人均为李宗仁的亲属，有裙带关系，故税局上司有口难言，无可奈何。 一日，恰逢李宗仁因公事来到桂平，当即有人据情禀报。李宗仁平生最反对“刘公得道，鸡犬升天”的恶习，极力主张任人唯贤。闻罢自觉脸面无光，愧疚交集。翌日，李宗仁请嫡堂弟和妹夫到他的住处就餐。席上笑容可掬，共叙家常。待饭罢茶后，李宗仁就开门见山、郑重其事地说：“你们吃不动这碗饭，还是回家去吧!这里我给你们一点盘缠，回去好好种田，不然做点小生意也好，以后不要再出来外面跑了。”就这样，三人被解职还乡了。三人怅然而归，走到村口便哭了起来，家里人见状莫名其妙，惊诧万分。待闻知其故后，众说纷纭，多为李宗仁用人无私的精神所感佩，此事一时传为趣谈。 正文 白崇禧：小诸葛铸成大错误 白崇禧没有官架子，反对打骂士卒，主张吃苦耐劳，禁烟禁赌，反对不良嗜好，在国民党统治阶层中比较自律。他是军事战略家，国民党新桂系军政首脑人物之一。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以副总参谋长之职制定全局战略计划贡献颇多。一生足智多谋，最终却死于非命。 <h3>一代战神</h3> 白崇禧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有“小诸葛”之称，属国民党“桂系”。 白崇禧与李宗仁、黄绍纮最初联合时，总共只有4000人马。然而很快就击败了盘踞在广西的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谭浩明，而统一广西。在这些战斗中，尤数前敌指挥官白崇禧亲率8000士兵，北攻柳州，西击南宁，以少数兵力荡平陆沈谭部，从而奠定了统一广西的基础为人称道。 北伐期间，白崇禧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统筹全局，指挥作战。当北伐军进至南昌九江一带时，孙传芳以三倍兵力进行猛烈反扑，蒋介石亲自统领的军队都被孙击败，九江被孙夺回，南昌也被围。是李宗仁与白崇禧亲自率领从第七军中挑选出来的精锐，以急行军速度赶去救援。在与孙的先头部队相遇时，一个回合就把孙的两个师给歼灭了。尽管孙传芳仍有大量后续部队，双方兵力对比极为悬殊，而且还有孙在南京安庆的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军需品，但白崇禧仍决定集中兵力攻击德安以断绝南浔线从而收复九江，并解南昌之围。于是双方展开了三天三夜的肉搏战。最后终于击溃了孙的主力，并俘虏师旅长三人，官兵两万余人，此乃北伐以来最大的胜利。收复九江后，李宗仁调任江右军总指挥，白崇禧则担任前线总指挥，向东追击，扫荡全浙江。之后断绝宁沪线交通，以破竹之势收复了上海。后来，北伐军内部闹分裂，汪精卫、唐生智在武汉宣布讨伐蒋介石。孙传芳乘机反攻。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白崇禧与李宗仁沉着冷静，经过浴血奋战而全歼了孙传芳的部队。取得了北伐以来的第二次大捷。 宁汉分裂一事解决后，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继续北伐。亲自指挥了攻占保定、石家庄、北京等地的战斗。滦东之役，把张作霖、张宗昌两部彻底打败，占领了山海关。长城以南，已无敌踪。 台儿庄一战，也是白崇禧和李宗仁一道指挥的。所以当捷报传到国民政府的行都武汉，人们高兴地举行庆祝游行时才会将李、白两人的巨幅画像装载在卡车上做先导。之后，李宗仁因病不能主持战事时，白崇禧便代行战区长官一职。在进一步部署保卫武汉的外围部队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继武汉会战后，白崇禧还参与指挥了南昌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曾指挥杜聿明、夏威、邓龙光、叶肇各部，在广西昆仑关歼敌万余人，并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 <h3>和平运动</h3> 1948年，为了迎接解放军进城，武汉的各界爱国人士聂国青等在武昌成立了一个名叫“十人座谈会”的组织，任务是想与湖北省参议会内争取和平运动的人士相互呼应，与中共地下党密切联系，迎接解放。 “十人座谈会”中有的人负责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人呼吁和平，撰写文电，制造舆论。1948年秋，由“十人座谈会”中的几名参议员在湖北省参议会的全体会议上公开提出了和平运动的倡议。参加会议的议员，有识时务的进步人士，有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也有效忠蒋介石的顽固分子，刚刚当上“立法委员”的刘树任就借机吹嘘蒋介石实力雄厚，足以抵挡中国人民解放军，仍可转败为胜……使得少数立场不稳的人犹豫不定，不知所从。因而议而不决，没有达成共识。尽管如此，和平运动却在武汉、在湖北、在华中乃至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 总揽华中军政大权的华中“剿匪”司令白崇禧得知这一信息后，出于他拥李（宗仁）倒蒋（介石）的立场，对和平运动不仅未加反对，而且表示欣然赞同。于是那些踟蹰不前的省参议员们一改初衷，在第二次会议时，争先恐后地在提案上签字。参议会决定派代表与白崇禧联系，商讨和平问题。 尽管白崇禧手摇橄榄枝的表态未必可靠，但湖北省“人民和平运动促进会”仍然抓住这个契机在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参议会成立，发起会员有张难先、李书城，耿伯创、喻育之等30余人。 和平促进会由22岁就参加辛亥革命、刚过花甲之年的喻育之等执笔，与省参议会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首席和谈代表周恩来、张治中。电文“略陈人民痛苦与意见，藉供参考。总之人心士气，不堪再战”。 呼吁和平的电报发出之后，汉口市也成立了和平促进会。豫、湘、赣、桂四省代表也相继来到武汉联系和平运动。白崇禧装出一副顺应民情的姿态，和平运动声势迅速波及全国，要求蒋介石接受中共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的呼声响彻云霄，蒋介石终于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次日，李宗仁乘势上台，当上了“代总统”。 正是蒋介石下野这一天，湖北省和平促进会公推李书城、李伯刚两位代表赴河南解放区会晤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陈毅两位司令员，联系和谈问题。白崇禧对此极力支持，不仅派专车、送路费（银元300元），还亲笔给刘、陈二司令员写了一封求和文，似乎有诚意和谈。 1949年3月，李书城由河南解放区回到武汉，满怀希望想面见白崇禧，然而几次都未见到，李书城只好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给白崇禧，也不见回音，很显然，白崇禧所谓的和平愿望和他对和平运动的种种支持，其实只是一个骗局。 1949年4月下旬，周杰等地方耆宿去见白，恳求他维持武汉的和平秩序，白崇禧一听，站起来，板起面孔说：“你们的意思我知道，无非是要我退出武汉，不在武汉打仗。可是，如果我退到长沙，长沙也要我维持秩序，不在长沙打仗；我又得退到广西，广西又要我维持广西的秩序，不在广西打仗；试问：我再退到哪里？”接着白崇禧挺了挺胸，整了整腰间的皮带道：“我是个军人，守土有责，我不能以别人的意志为意志！”顽固嘴脸，暴露无遗。 尽管白崇禧出尔反尔，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已兵临武汉城下，和平促进会仍不断变换方式与白崇禧周旋，目的只有一个，力求人民休养生息，城市不受破坏。张难先、李书城、喻育之等又联名给白崇禧写了一封要求维持武汉地方秩序的信。 对于人民的呼声，白崇禧无动于衷。因此，和平促进会配合中共江汉军区的地下工作者对汉口市长晏勋甫、汉口市警察局长李经世、武昌市长蒋铭、湖北省警察局长胡慎仪进行策反。还利用湖北省政府“应变方案”中所说的“为适应时势需要，人民可以组织团体、维持自己”的规定组织了武汉市民救济委员会。救济会成立之时，已传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捷报，白负隅顽抗已不可能，但在逃跑之前对武汉进行一次大规模破坏，烧杀抢掠是完全有可能的，救济会在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和帮助下，做了大量工作。 5月15日上午，白崇禧和他的总部已由汉口撤到武昌大东门一所学校内，准备南逃。 为什么前两天白崇禧还在大喊“守土有责”，而这两天又慌慌张张不战而逃？原来，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南昌亦已陷于南下大军的包围之中。一旦南昌解放，人民解放军即可沿浙赣线直捣湖南，白崇禧队伍的退路都将被切断，而且张轸率领的两个军有在贺胜桥起义，截击白军的计划，如此一来，白军必将全军覆没。5月15日上午，白崇禧已不见踪影。 <h3>“李白”一家亲</h3>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二人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桂系的中心，多年来一路合作无间，亲如一家。 1907年，白崇禧考入陆军小学，后因病退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在广西省立初级师范读书的白崇禧，加入广西学生军，开赴湖北，随后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6年，白崇禧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第三期）。之后在广西陆军第一师任营长。 1921年，白崇禧代表当时已是旅长的同学黄绍竑，到广州见孙中山，要求参加革命。孙中山任命黄绍竑为广西讨贼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二人与李宗仁合作，于1924年分别打败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白崇禧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他的计谋和军事能力。同年，“李、白”加入国民党。李、白、黄三人的合作使广西纳入国民党控制之下，三人亦成了国民党内桂系的骨干。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1927年初，白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从江西攻取浙江。1927年4月，白崇禧任淞沪卫戍司令，配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同年1月、3月、8月和10月的多次战役中，白崇禧战胜孙传芳。孙传芳部下唐生智被迫于1928年初在湖南投降国民革命军。 1928年北伐胜利，到1937年抗战爆发十年期间，桂系多次以军事力量和蒋介石对抗。1929年3月，桂系先在蒋桂战争中败于蒋介石，白崇禧被迫逃到越南。同年11月，李、白、黄回到广西，联合张发奎进攻广东。1930年，李、白又在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冯玉祥和阎锡山反对蒋介石。 1931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内各派系谋求妥协，桂系亦跟南京议和。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省主席黄旭初成广西三巨头。自此至抗战爆发的五年内，桂系一方面“自卫、自给、自足”及“寓供兵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透过创立学校、改革税收、清乡建设广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要求阳奉阴违。 1936年5月，李、白联合广东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名义反蒋。由于广东军队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下台。至8月，李、白宣布支持由蒋介石领导抗日，遂与蒋介石和解。 八年抗战期间，白崇禧和李宗仁指挥众多大小战役，包括1938年李、白指挥台儿庄会战，取得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首胜；同年6月，白崇禧指挥武汉会战；1940年2月，白崇禧指挥桂南会战，在昆仑关两度挫败日军；1944年10月底，桂系军队在黄埔系私心拒绝支援重兵器苦境下，单凭轻兵器缔造日军侵华作战平均单日最高战亡兵数，可圈可点，青史留名。 1948年5月李宗仁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一个月后，白崇禧离国防部长职，改任华中“剿匪”总司令。同年年底，国民党军在准备战役中失利，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基本损失殆尽。1948年12月24日、30日白两次给蒋介石发电逼宫，在李、白的施压下，蒋介石被迫在1949年1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从海南岛赴台。李宗仁说白崇禧是受蒋介石承诺委以“国防部长”职务而赴台，先前他曾警告白“桂系到台湾无用武之地”。白崇禧到台后，仅被委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闲职。 自此，李、白正式分家。而这也加重了白崇禧的不安，因为，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将大打折扣，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 <h3>牡丹花下鬼</h3> 白崇禧在台湾生活17年，除了偶尔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很少有事可做。平时在家读书写字，据说白崇禧的书法造诣颇深，但不轻易示人。此外，他还有两大爱好，即下围棋和打猎，借以打发时光，舒解寂寞。 1965年，李宗仁夫妇冲破阻难，抵达北京，受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很高的礼遇。 李宗仁回到大陆，对于在台湾的白崇禧来说，却是致命的一击。李宗仁一回大陆，白崇禧牵制李宗仁的价值消失，蒋介石不再需要白崇禧了，白崇禧也就自身难保了，他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白崇禧晚年异常苦闷。在白夫人去世后，为解除烦闷，居然与身边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俗话说，“房中之事能杀人”，对白崇禧这样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来说尤其如此。不多久，白崇禧即油尽灯枯。1966年12月1日晚，张小姐与往常一样到白宅夜宿。就在这天晚上终于发生了悲剧。第二天早晨，白崇禧的副官发现主人赤身裸体趴卧在床，而张小姐早已离去。这位国民党一级上将，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小诸葛，却在失意中不明不白地走了。另有一说法是，白的遗体上呈铜绿色，不像自然死亡；保姆曾看到床头柜上主人晚上喝的药酒杯中尚剩有小半杯药酒，但后来药酒与酒杯都不见了。但白家自觉此事背景复杂，并未追究。 出乎意料，曾经纵横捭阖的一代战神，竟以如此风流的代价，走完了辉煌的一生。 正文 唐继尧：一半军阀，一半英雄 唐继尧重九起义使云南脱离清廷而独立，成就共和，而护国运动则被称为东方世界的光荣革命，它制止了中国历史的一次大倒退，与蔡锷和李烈钧一起被统称为“护国三杰”，再造共和。又创办东陆大学，在云南奠定了近代教育的基础，还修建云南第一条公路。然其后期却卷入军阀混战，对抗社会革命进步，连年征战，使云南金融崩溃，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h3>远大抱负</h3> 唐继尧字蓂赓，1883年生于会泽县一个家境虽不富裕，但重视子女教育的书香门第。 1904年，在国势艰危的情况下，清政府下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日本留学，唐继尧被当地官府推荐。当时，许多士绅及其子弟都视出洋为畏途，此时新婚刚刚三个月、21岁的唐继尧却非常渴望出洋。他慷慨激昂地表示：乘长风破万里浪，男儿壮志也，何惧为？况负笈异邦，学成救国。正吾辈今日之责。新婚妻子袁氏也支持他出洋，深明大义地说：以情论何忍离，以学论又何忍留耶，譬如之蛟龙终腾云雾上耳!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令唐继尧感动不已，后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唐继尧还深情地写下了《寄内诗》：一语蛟龙记尚清，私情公义两分明。以纪念此番情意。 出国前，唐继尧填报的专业是工科。抵达日本一段时间后，他深感时不我待，救国救民刻不容缓，毅然改学陆军，进入东京振武学校陆军预科。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表明了自己之所以做出如此抉择的原因：工业缓不济急，不如学陆军，异日庶可为国家效用。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唐继尧便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之一，追随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目标，投身于革命实践。1906年，唐继尧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炮兵联队见习期满后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深造。1909年初唐继尧学成归国，执教于云南讲武堂，培养军事干部。两年后，便参与策划、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 唐继尧在1905至1908年留学日本期间写下了187则真实记录自己思想感情的随笔，集为《会泽笔记》，还写下了一些诗作，后辑为《东大陆主人言志录》。从《会泽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和《东大陆主人言志录》的诗作中，我们可感受到青年唐继尧的那种强烈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他在《笔记》之123则中慷慨激昂地写道：男儿应使一腔血洒为万顷甘霖，得润苍生；在《笔记》之79则、之167则中明确表示：我良知最清明者，为爱国救民四字；当此国家危难之时，吾辈岂可存丝毫自私之念，而不精诚团结，以谋挽既倒之狂澜乎? 唐继尧的理想是：不速使中国富强，凌驾欧美，俯视列强，枉为20世纪之中华男儿，生何如死!男儿应发愤图强，使国家复兴。但身居异国求学深造的唐继尧，此时尚处于报国无门的境地，在《笔记》之159则中，他写下了“甲庚耻，犹未雪；英雄恨，何时灭”的词句。很明显，这是化用岳飞《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词句，以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之作。他在《笔记》之47则中强烈表达了洗雪国耻的愿望：故吾不生则已，吾生必尽雪之。类似这样发愤报国雪耻的铿锵有力的铮铮誓言，在《笔记》中随处可见。 唐继尧除在《笔记》中大胆表露了奋发图强、报国雪耻的强烈爱国感情之外，留学期间还写下了若干诗作，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炽烈的爱国情怀和奋发图强的青春热情。真乃“诗言志”矣！这些诗作豪情万丈，激昂慷慨，充满了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渴望。 综观唐继尧青年时代的这些诗作，诗风雄健，豪情满怀，气势不凡。至今读来，仍能令人激动不已，荡气回肠，深为青年唐继尧那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所感染。后来，唐继尧自号“东大陆主人”；在1923年东陆大学成立时，又为大学确立了“自尊、致知、正义、力行”的校训，一再寄托了自己的远大抱负。而今，80余年过去了，“自尊、致知、正义、力行”的良训，仍激励着云南大学的莘莘学子胸怀远大理想，知行合一，坚忍不拔，勇往直前。 青年时期的唐继尧绝对想不到，他的这些救国美梦，随着他的飞黄腾达，逐渐地销声匿迹了，甚至有时还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开了历史的倒车。 <h3>私吞公款</h3> 大多数人认为护国战争把云南搞穷了，可算细账就知道，大量的血汗钱是被唐继尧侵吞了，并没有用于支援护国军。 唐继尧被袁世凯封为开武将军一等侯的时候，月俸3万元。护国第一军数千人慷慨悲歌上战场与强敌作战，唐继尧只肯拨给1万元，相当于他个人月俸的1/3。幸亏罗佩金以家产做抵押借得10万元，护国第一军才得以开拔。 李丕章说：“终护国之役，前方军用只是这10万元和后来贵州刘显世协助了5万元。云南在这段时间内除了支付留饷留薪外，对出发作战的部队，没有饷糈上的接济。” 护国起义爆发时，唐继尧派人把中国银行用于筹办云南分行的兑换券200万元强行取出，中国银行立即宣布那些兑换券作废，根本无法流通。唐把作废的兑换券发给护国第一军100万元，第二军8万元，挺进军10万元。那些兑换券后来被云南都督府向社会宣传为纸币，再后来又被国民党高级干部李宗黄宣传为银元。 李烈钧入滇时带来很多华侨捐款，交给唐继尧20万元。唐委任李为筹饷总局总办，“在南洋筹饷一百五十万元之谱”，但李烈钧率领护国第二军出发时，唐继尧分文不给。“第二军军饷由李自筹，滇只出军人”。 海内外爱国人士大量捐款陆续解往云南，云南人民也在节衣缩食，筹集了大量资金。1917年云南都督府得到的饷糈数额，9项收入合计为907.84万元，这对于年收入仅五六百万的云南财政来说，的确是巨大的财富，可是用于军队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钱。 当时，滇军政府与洋人商议，将盐款200万截留云南不解中央，稽核所已允照去年中央允准月拨12.5万，现滇军政府已派人自赴产盐地另征。 封建帝王搞家天下，唐继尧在军政势力能够控制的地方也搞家天下，把公家的钱财当作自己的钱财，并且通过各种收入渠道转进私人账下，他如果把装入腰包的钱拿出一小部分来充当军费或办私立东陆大学，就叫做私人捐款的高风亮节了。 民国五年，陆军薪饷343万元。这钱的使用就很有猫腻，因为蔡锷、李烈钧、黄毓成率领的护国军没有得到薪饷，袁世凯死后唐继尧把扩招的军队大量派遣进入四川抢占地盘，那些扩招部队离开云南也要“就地筹饷”，向驻地四川索取薪饷。大部分的军饷都不再由云南开支，这343万元薪饷是怎样花的呢？ 唐继尧通过亲信，控制了主要的金融税收部门，随心收支，任何人都无权过问。其中大烟税和烟酒税两项，各有数目不明的一部分，年年照例解交唐继尧的私库。 唐继尧统治云南期间，把持云南收支，利用手中权力专制独断，化公为私，港报载其家私，数达3000万以上，成为富甲西南的大财主。 人们都说军阀是坏东西，但个人品质不一样。别的军阀搞家天下，虽然把财政公款列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想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但失去职位势力后，财政公款也随之失去了。唐继尧异常狡猾，他不但把云南督府的公款看作自己私产，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而且还把大量钱财另外装入私人腰包，当他在政治军事上垮台以后，虽然财政厅的钱归公了，但私人腰包还是富得流油，谁也比不上。 <h3>两次拒帅</h3>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唐继尧则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云南督军。段祺瑞作为北洋皖系军阀头子，大权在握，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军事独裁。 为了反对段祺瑞的军事独裁统治，孙中山决定发动以反对假共和、维护真共和为主要内容的护法运动，于1917年9月1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广州非常国会推举为军政府大元帅。鉴于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也表示了拥护护法的愿望，在孙中山的推荐下，非常国会又推举滇系首领、云南督军唐继尧和桂系首领、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元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宣布赞同护法的唐继尧、陆荣廷都拒绝接受护法军政府元帅职务。唐继尧在9月7日、8日先后给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各一电，谢辞元帅职说:元帅一职，愧不敢当。舆论为之哗然。滇军内部高级将领也有多人给唐继尧发电报，劝其勿拒绝；孙中山也给唐继尧接二连三地发来电报，婉言劝慰；但唐继尧固执己见，不为所动。由于唐继尧、陆荣廷拒绝就职，军政府的六部总长有五位迁延观望也不就职，只有张开儒宣布就任陆军总长职务。这就使护法军政府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著名学者、革命家，时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太炎见此僵局，乃主动请缨，表示愿去滇、川等省，宣传护法主张，做唐继尧的工作。孙中山遂派章太炎为护法军政府特使(总代表)，偕同议员5人、随员2人，携带元帅证书、印信和有关文件，前往云南，劝唐继尧就职，以维护军政府。 1917年10月下旬，章太炎一行到达昆明。为示隆重，章太炎事先特制了两面特大的红旗，由两个高大的青年扛着作为先导，以壮行色。唐继尧也穿着上将军服，亲自到昆明火车站迎接。章太炎一下车，唐继尧即趋前问候，执礼甚恭。当天，章太炎一行人被安排在昆明八邑会馆居住。 唐继尧对章太炎的接待甚为热情周到，每天下午都请章太炎一行到督军府欢宴，常至深夜，如此长达半个月之久。但谈话却东拉西扯，不接触实质性问题。孙中山来电催询，章太炎只得向唐继尧摊牌，以朋友绝交相威胁，唐继尧才勉强收下了元帅证书、印信和有关文件。然而，唐继尧仍不公开宣布就元帅职，所发公文、号令，仍称“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 11月4日，唐继尧率师赴贵州毕节，准备向四川进军，特聘章太炎为“滇黔联军总参议”，一同前往。章太炎任务尚未完成，只好同行。出发前，章太炎特制一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几个大字，颇引人注目。章太炎借此表示自己虽然表面上接受了“总参议”之职，却不就职，打出的旗号仍然是“大元帅府秘书长”。而且这个大旗，比唐继尧主帅的旗帜还要大三分之一，以显示其地位更高。此后章太炎又多次做工作，仍无结果。延至1918年1月，章太炎终于离开唐继尧，去了四川。 这段时间，孙中山频频给唐继尧发电报，还对唐继尧做了若干让步和迁就，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承认他自称的“靖国军”总司令。但是孙中山的苦心迁就和耐心等待，终未能达到目的。直到1918年5月，由桂系主使，滇系呼应，政学系表演，终于将广州护法军政府改组，排斥孙中山，与北方军阀妥协，使军政府成为议和机关。孙中山满腔气愤，于1918年5月4日发表了《辞大元帅通电》，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军政府改组后，将大元帅改为总裁制，孙中山虽是七总裁之一，却处于无权地位。孙中山绝望之余，遂离开广州。前往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曾经拒绝就任元帅职的唐继尧、陆荣廷，在军政府改组为总裁制之后，立即宣布就总裁职，这与他们拒绝就任元帅职的消极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22年底到1923年初，支持孙中山的滇桂军打败了背叛孙中山的粤军陈炯明部。孙中山于1923年2月由上海返回广州，第三次建立广州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帮助下，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准备出师北伐。此时处境困难的唐继尧，派人到广州，向孙中山表示愿意参加北伐，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势力。孙中山考虑还是应当争取唐继尧，遂于1924年9月11日，在广州召集的政务军事联合会议上，推举唐继尧为广州军政府副元帅，并电促唐就职，率师北伐。孙中山任命唐继尧以副元帅兼川滇黔联军总司令，主持三省北伐军事。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唐继尧却再次拒绝就任副元帅职。 当时，唐继尧的主要意图是要发展自己的力量。他打出了讨伐“曹锟贿选”的旗帜，在昆明召集川、滇、黔、粤、桂、鄂各军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建国联军总司令部”于昆明，组建了建国军15个军，准备北伐，问鼎中原，所以根本无暇顾及广州军政府，因此拒绝就任广州军政府的职务。唐继尧再次拒绝孙中山广州军政府的职务，表明他在错误的道路上愈滑愈远。唐继尧根本不满足一个空头的副元帅职务，也不满意仅仅是川滇黔三省联军的总司令，他是想当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他的拒绝就职，表明与广州军政府断绝了关系。 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背叛孙中山的粤军陈炯明部于1925年1月分三路进攻广州。唐继尧以为大好时机已到，与粤军陈炯明、桂军刘震寰部相勾结，派兵进攻广西、广东，企图联合推翻广州军政府。战斗尚在进行之中，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昆明，早先拒绝副元帅职务的唐继尧，却于3月19日在昆明发出通电，声明已于3月18日在云南昆明就副元帅职，企图以副元帅递补孙中山大元帅的缺位。广州军政府即于3月19日的当天，谴责唐继尧的可耻行径，并通电讨伐唐继尧。唐继尧并不甘心，5月又派代表与广州的驻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等人以及香港当局代表密议，准备颠覆广州军政府。6月，广州军政府先发制人，“东征军”回师广州，击溃反对广州军政府的以杨希闵、刘震寰为首的滇桂军阀部队数万人，使唐继尧的阴谋未能得逞。 <h3>东大陆主人轶事</h3> 1909年，唐继尧和其他云南留学日本、毕业于士官学校的同学学成归国，回到北京时按规矩谒见清政府的军政大员时，军机大臣徐世昌说唐继尧的名字犯讳，要为他改名字；在北洋军中身居要职的冯国璋看中其人品、学识，意欲招他为婿，唐继尧都予以拒绝。他说：“名字是父母所取，不能更改。在家父母给我成了亲，我不能违反父母之命弃妻另娶。”可以看出，唐继尧对父母的尊重，对妻子的深情，更可以看出他不依附权贵的情操。 唐继尧把孝敬父母视为人生第一要义。他说：“一个对父母不孝的人，绝不会爱国爱民，更不会忠于职守。这种人不论他有多大本事，我也不会重用他。”他以这种理念为准绳，考察下属德行的优劣，从而决定对他们的选拔和升迁。 唐继尧的家庭虽是书香门第，但并不富裕，生活仅能自给自足。会泽习俗，女儿所穿的鞋子，必须由母亲亲手用彩色丝线绣上绚丽的花朵图案，否则会被邻里讥笑为“瞎鞋”。过年时如果哪家的女儿穿了“瞎鞋”，必定会遭到乡亲的嘲笑。每到年关，母亲总是为三个女儿的绣花鞋缺钱买彩色丝线而烦恼。年轻的唐继尧为母解忧，仗着自己满腹珠玑、一手好字，在家门口摆张桌子，为邻里乡亲写春联，挣钱给母亲买彩色丝线，为妹妹们绣鞋。 唐继尧极重亲情，弟弟唐继仑英年早逝。唐继尧非常爱护三个妹妹，除教导她们提高文化素养，还要她们关心国家大事。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在洪化桥唐宅秘密开会准备起义，唐继尧为使妹妹们领会革命道理，培养她们的参与意识，要二妹菀赓为与会人员煮宵夜，让年仅15岁的三妹蕙赓带着四妹芸赓在门外站岗放哨。 在妹妹当中，唐继尧特别钟爱三妹唐蕙赓，为她讲解时政要闻，教她赋诗习字。 唐继尧极为重视三妹的婚嫁，当年省内外许多高官显贵知道他有一个端庄贤淑、待字闺中的妹妹，都想攀龙附凤，登门为子求亲。唐继尧看到求亲者多为公子哥儿、纨绔子弟，便一一拒绝了。董泽留学日本和美国期间，曾两度辍学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于1920年从美国取得双硕士学位后回到云南，向唐继尧提出在云南创办大学的建议，深得唐继尧赞同。唐继尧在和董泽的多次接触中，看到董泽是热爱祖国、胸怀大志、学识卓越、品德高尚、堪当重任的热血青年，正是自己理想的妹婿。唐继尧没有封建家长的作风，他认为婚姻大事，必须要得到男女双方的同意，不能由长辈或上司一手包办。那时还是缺乏自由恋爱、社会风气较为封闭的年代，特别是唐家这样的家庭。为此，唐继尧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每当他和董泽商谈办大学的公务时，要三妹在客厅侧房里不露面、不动声色地对董泽进行观察。唐继尧也如实地向董泽介绍三妹的情况。直到他们双方都认可时，才为他们举办了婚礼。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唐继尧慧眼识才。董泽在唐继尧委任的多项要职中不负重托，在创办东陆大学，振兴云南教育，发展交通，稳定金融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荣膺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称号。 唐继尧自幼博览群书，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再加上以孝悌忠信传家的家风，即使身为执掌全省以至于数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统率千军万马的联帅，对人却始终温良谦恭，从不疾言厉色，颐指气使。他关怀下属，每逢元旦、中秋等节日，他都离开家人去和厨师、侍卫等一起欢度。聚餐时他总要年纪最大的厨师坐在上座，并举杯感谢他们长年为自己家人付出的辛劳，对他们不能和家人团聚表示歉意。唐继尧有生之年，和下属一起过年过节成了惯例。 唐继尧很有幽默感，他常以风趣的语言和做法来化解下属的尴尬处境。一次在军务会议散会后，牛以椿参军走到门口时，忍不住连续放了几个响屁。唐继尧恰巧走在他的后面，牛参军感到自己在长官面前失礼，局促不安。唐继尧不动声色，过后叫副官送了一篮新鲜荔枝给牛参军，并叫副官转告：“牛公年纪大了，消化不好，胃气不畅，特送上新鲜水果，吃了可以消消气。”这特异有趣、别出心裁的处理方式，不仅消除了牛参军忐忑的心情，还使他感受到长官的关怀之情，心中倍感温暖。 唐继尧为表自己热爱祖国、奋发图强的情怀，自号“东大陆主人”。他有个既少读书，还很自负的堂兄弟，根本就不理解称号“主人”的含意，也自称“西大陆主人”。唐继尧对他的无知感到很可笑，诙谐地对他说：“洋人恶得很，你居然敢当他们的主人，就不怕他们兜屁股一脚把你踢回来？” 唐家有爱花的传统，在庭院里广种花木。有一年缅桂花盛开，发出缕缕清香。有个侍卫下班后忍不住偷摘了几朵，突然看见唐继尧迎面走来，情急之下，脱下帽子，把花藏进去戴到头上，惶恐地立正敬礼。唐继尧走过去摘下他的帽子，把花拿出来递给他，和颜悦色地说：“不要怕，爱花是好事，不要把花捂蔫了，快拿回去养在水里。”逗得侍卫笑了起来，浑身轻松地转身走了。 正文 唐生智：绝不和共产党打仗 唐生智胆识过人，敢作敢为，喜欢自行其是，不甘人后，权力欲极强，具有极为明显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一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在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大风大浪的革命关键时刻，顺乎革命潮流，合乎人群的需要，始终爱国进步。他的名声成就于北伐，玷污于抗战中没守住南京，城破后大批军民遭日军屠杀。 <h3>敢打蒋百里，拒入模范团</h3> 1912年盛夏的一个晚上，凉风阵阵，渐渐拂去白天的暑气，喧腾热闹的保定军校终于安静了下来，摸爬滚打一天的各科学员也随着熄灯号声进入了梦乡。 军校校长蒋百里正进行着每天的例行工作：查房。一切皆正常。每张床铺都稳稳当当躺着一条汉子，鼾声阵阵，透着一片安详、宁静。蒋百里微微点头，放轻了脚步，准备退出房去。 就在这时，只见唐生智跳下床来，仿佛没睡醒的模样，赤着脚，跌跌撞撞，像是要到屋外解手。没想到，当他走到蒋百里的身边，却一把抓住衣襟，嘴里骂道：“好你个龟孙儿，将老子鞋子偷走，让老子打赤脚。” 蒋百里刚要分辩，却见唐生智抬起手来，不由分说，大耳刮子左右开弓，打得堂堂的蒋校长眼前金星直冒。 刚刚还在假寐的满屋学员都齐刷刷坐了起来，他们都在等着这一幕，有好事者竟然鼓起了巴掌。唐生智这时却似刚刚清醒，一个劲地赔着不是，说是睡昏了头，认错人了，请校长原谅。蒋百里何许人也，这小小的把戏如何能骗得了他，分明是精心策划的一场恶作剧。果然，事情很快就被查清，这也怪蒋百里当时名气太大了，让唐生智动了挑战权威的念头。 蒋百里在当时中国旧军界，可谓是天下无人不识君，无人不佩服。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期生，同学中的著名人物有蔡锷、李烈钧、许崇智等等，但蒋百里却是人中龙凤。毕业时，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由日本天皇亲自授刀。此种殊荣过去一向由日本学生独占，现在则由中国人分享，令日本人既惊且妒。从第四期起，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防止中国人再夺标。因此蒋百里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来到了保定军校后，蒋百里也是宽猛相济，和蔼时如春风化雨，严厉时如山岩冷峭。凡军校师生，无不对之敬佩得五体投地，用“高山仰止”来形容也一点不为过。 偏偏唐生智对蒋百里不买账，“那姓蒋的是人不是神，犯不着那样崇拜他”。他不止一次私下对同学说。因此有人激他，都说你姓唐的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那你冒犯一次蒋校长试试，那才算你有种。冲动起来的唐生智哪里还计较后果，当即和同学打赌，要将大耳刮子扇到蒋校长的脸上。 于是就有了先前的一幕。 蒋百里不愧为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对唐生智的行为并未做简单的惩罚处理，他甚至感到唐生智这种蔑视权威的独特个性的可贵之处，或许这是一位可造之材。 他调来了唐生智的案卷，对这位学生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 唐生智，湖南东安人氏。出身于官宦人家，父亲曾是前清广西提督，相当于今天省军区司令员这样的角色。所以，在小小的东安城，唐家是数得着的大户人家，有权有钱，没人敢惹。 生长在这样的人家，唐生智自小就心高气傲，视金钱如粪土，视权贵如草芥，以天下为己任。小小年纪就进了湖南陆军小学堂，穿上了二尺半，吃起了大锅饭，丝毫也不留恋锦衣玉食的公子生活。 从湖南陆小毕业后，唐生智在社会上转了一大圈，也没有容得下他的地方，好像这个世界总与他格格不入。在上海，他非要硬闯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招牌的黄浦公园，惹来了“红头阿三”印度巡捕的干涉。唐生智哪能忍这口气，于是施以老拳，招来了满大街的警笛声。不是他跑得快，怕是得进工部局的班房了。 离开上海，又去烟台，那里是山东督军李燮和的地盘。唐生智挂起了连长衔。他本来有心好好表现一番，上任伊始就开始抓训练。谁知第一天喊操的时候，全连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空名额，另外三分之一是害杨梅大疮的，根本没有战斗力。 唐生智并没气馁，一面招募新兵补足兵额，一面请医生给患者看病。数月间，这支连队给他调教得有模有样。 但唐生智并没有得到上司的奖励，吃空额是当时带兵官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都像唐生智这样干，哪有银子花天酒地抽大烟？于是自团长以下，一起对他进行排斥，让唐生智卷铺盖走人。 辗转之下，唐生智这才来到了保定军校。 看完唐生智的履历，蒋百里不由生出了爱惜之心，遍阅军校里芸芸众生，良才俊杰何其少也，都是些钻营谋利之辈。像唐生智这样卓尔不群者，当然要扶掖之、培养之，为中国军队之崛起贡献一些人才。 有了蒋百里的器重，唐生智想不出名都很难。别看还是一名没毕业的军校生，当时的各路诸侯都听说过他的名字，都想把他挖到自己的部队。恰在此时，袁世凯要组建模范团，根据唐生智的家世背景和训练成绩，理所当然地让他上了推荐名单。 这模范团并非普通部队，这本是袁世凯推行帝制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他本人亲兼团长一职，其成员非亲贵子弟或军界佼佼者不能加入，是用作培养北洋骨干的。可以说：一入龙门，则身价百倍。许多人是打破头也难入其门的。 偏偏唐生智对其不屑一顾，拒绝进入模范团。蒋百里惊问其故，唐生智慨然作答：“何谓模范团？不过袁氏之摆设，之鹰犬耳。吾辈从军入伍，原欲为国家干城，当今天下将大乱，正是吾辈重整江山好时机，决不甘为私人之家将也。” 一席话说得蒋百里悚然动容。他果然没有看错人，这姓唐的将来不鸣则已，一鸣必惊天下。 <h3>智斗白崇禧</h3> 1949年春，蒋介石已下台，李宗仁代总统，白崇禧企图在湘桂两省负隅顽抗。此时，湖南的程潜、陈明仁起义还在酝酿中，中共湖南省工委为了使和平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先派许松圃、唐伯球等人到东安邀请唐生智到长沙，后来又由马子谷、程星龄、唐伯球等人委托李觉去东安邀请唐生智到长沙共商和平自救大计。4月21日，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改选唐生智任主任委员。 4月下旬，白崇禧从武汉到长沙，急于将湖南控制在桂系手中，他采取种种措施赶走程潜并迫害进步力量。这时形势非常紧张。湖南和平促进会决定请唐生智来对付白崇禧，并依靠社会民众和舆论为后盾。28日，唐生智到达长沙。在来长沙途中，唐生智提出可用“湖南人民自救会”的名义来迎接和平解放和对付白崇禧。他说：“白崇禧总不能反对湖南人民自救吧。”29日上午，唐生智一行抵达长沙，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程潜也率军政官员到车站迎接。唐生智当时住在东茅堂9号三弟唐生毅家。当晚，陈云章陪同地下党员陈采夫去唐生智住所会见唐，互相交换了意见，谈到午夜2时才离去。 长沙各界人民团体举行了欢迎宴会，唐生智在宴会上即席发表了演说：“为团结湖南人民，保卫湖南的安全，愿与天下人为朋友。我此次来长沙，是替湖南3000万人民服务的。”随即发起组织“湖南人民自救会”，和平促进会集体加入“自救会”。5月2日，唐生智被推举为湖南人民自救会的主任委员。这个组织实质上是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界进步人士支持下，代表湖南各团体、各界人士的群众组织，它贯彻了当时地下党的意图，即从群众意向和舆论上对和平解放和程潜、陈明仁等人的起义予以支持。 如果说以“湖南人民自救会”的名义争取湖南和平解放是唐生智的“文斗法”，那么，控制武装力量，则是唐生智的“武斗法”。 1949年4月白崇禧电召曹茂琮到长沙，任其为新七军副军长兼永州专员。永州是通往广西的门户也是白崇禧部队撤退广西的必经之地，地位十分重要。唐生智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多次与曹茂琮联系，做他的工作。唐生智还命其弟唐生明在长沙找曹茂琮谈心，向他说明，只有倒向共产党才是最上之策，才是光明大道，并且要他为湖南人民办事。曹茂琮听取了唐的意见，在组织新七军指挥部时，按照唐生智的意见做了：他找了几个熟人担任部队中的重要职务，这些人大多是唐生智的旧部，也是曹在衡阳军官讲习所的同学和好友。他们也积极联系各自的关系，表面上拥“白”，实际上拥“曹”，暗中拥“唐”。 为了配合迎接解放，掌握地方武装，唐生智还向程潜推荐了一批他的旧部安排担任一些县长、专员、司令等职，以便在湘中、湘南搞地方武装。准备控制湘桂、湘粤交通线，截断白崇禧撤回广西的退路，程潜都同意了。 1949年5月，白崇禧败退长沙后，加紧镇压和平自救运动，解散自救会，逼走唐生智，威胁程潜，下令禁止一切关于和平自救运动的活动，并到处派特务监视进步人士，还开出了要暗杀的不下50人的黑名单。一时间杀气腾腾，阴云笼罩着长沙城。5月3日，白崇禧对唐伯球等人说：“孟萧（唐生智之字）先生领导的湖南自救会，本是一件好事，但容易被共产党应声虫利用，我看还是取消的好。”唐伯球立即将此事告知唐生智，鉴于当时的险恶形势，经唐生智的四弟唐生明与地下党组织商量，权衡轻重，最后确定，唐生智暂回故里，在湘南做发动和联系工作，并拟派地下党员到东安协助唐生智进行迎解放工作。 1949年7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工委命地下党员刘寿祺到东安会见唐生智。刘与唐会谈了两天，刘告诉唐生智长沙各界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更高，自救运动更为高涨，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入湖南，分东西两路向南推进，程潜已由邵阳赶回长沙，准备发表起义通电，白崇禧的部队集中在衡宝线上，希望唐生智做好准备，免被白崇禧暗算。并希望唐组织地方武装，切断湘桂线，阻止白军窜回广西，以便解放军到湖南时，把白崇禧的主力消灭在这一地区。唐生智表示完全同意，并进行了积极部署，做通了欧冠的起义工作，并在江华、新田、道县、零陵等县都安排了能控制的人。 就在刘寿祺离开东安唐家不久，白崇禧为了防止他的后路被切断，要曹茂琮以唐生智的学生、旧部和白崇禧的代表名义，到东安去见唐生智，劝说唐“急党国之难”。还说“我们想请他出任考试院院长，看他是否有意屈就”？唐生智拒绝了要他出任考试院院长的建议，并请曹转告白，问白有何打算？唐生智表示，现在解放大军已经压境，白健生（白崇禧之字）究竟有多大力量，能否打一个回合？不能的话，又将如何？往西退那是张群、黄杰的势力范围，往南退回到老巢却犯了孙子兵法的大忌，八桂子弟一入家乡，各自回家，不战自溃。东撤台湾要仰老蒋的鼻息，看陈诚的脸色，寄人篱下，也不好过。究意何去何从？应该有所决策。 唐生智回东安后，仍由其弟唐生明代表唐生智在长沙进行迎接和平解放的活动。8月1日，陈明仁向军官们宣布一定要使大家在长沙听不到枪声，长沙各界也拥护当局主张，联名发布和平宣言。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由37名将领签名的起义通电，5日晚人民解放军138师入城。 长沙和平解放后，白崇禧仍在衡阳，他又派唐生智的旧部李品仙带了一个连的兵，从衡阳到东安找唐生智。唐说：如果李品仙带部队来，我就不见。结果李品仙将一个连留在冷水滩，只身前来求见，唐生智这才会见了他。李品仙带来一笔钱、广西特产和香烟赠送给唐，并转达了李宗仁、白崇禧的致意，希望唐能与他们合作，说湖南是唐的根基之地，此时唯有请唐助他们一臂之力，并带来广州国民政府的邀请电，请唐去广州任考试院院长之职，还说已为他准备好了去广州的飞机，请唐去广州上任。唐对这些建议都断然拒绝了。他反而劝李品仙和他的旧部夏威、廖磊认清形势，善自为之。李品仙住了一晚就走了，临走时，唐生智对李说：“你带来的钱和礼物，我都不收，请你带回去吧！”李表示很尴尬，为了不使对方过分难堪，唐生智又说：“我爱吃腐乳，这几罐桂林腐乳我就收下了吧。”并说，“请你将我的一级上将军服替我退回去，交给李宗仁。”随即将一套缀有青天白日勋章的一级上将军服交给李，并说：“这种官，我是永远不当了。”以表明他的决心。 不久，白崇禧又派126军305师师长覃琦带领一个师的兵力，以“搜匪清剿”为名，率部驻在离唐生智家只有4公里远的地方。首先将耀祥中学封了，并在交通要道都张贴了“打倒灰色分子唐生智”的标语。在唐生智家搜查扑空后，覃琦组织兵力，层层封锁包围，对可能隐藏的山头等地，一顿乱搜。 唐生智这时在哪里呢？他先是化装趁黑夜到了他的老师和挚友顾伯叙家里，以后又化装为郎中到了他三妹唐湘家里。唐湘家交通方便，人口较多，地处平坦区域，这正是白军所料想不到的地方，他们总认为唐生智会躲到深山丛林之中，所以到处派人搜山。唐先藏在唐湘家的柴堆中，将柴堆留出一个空隙，正好放下一个行军床，唐日夜待在那个窄小的空间。后来，因唐睡觉时鼾声较大怕被人听到，于是又在唐湘家的谷仓中隔出一小段来，做了一个夹墙，里面可放一张行军床和一个小桌子、一张凳子。谷仓只有前面一间房子能进去，唐生智的长子唐仁曼、外甥林少玮就住在谷仓前面那间房子里，担任保卫和联络工作。有一次，唐仁曼告诉他305师到处在搜捕他，并扬言抓住唐生智就不客气，唐生智沉思了一下，一边拿起桌上的左轮手枪，一边说：“如果他们真的来这里抓我，我就和他们拼了。” 白崇禧的第305师搜捕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结果，就想出一个毒计，他们找来两个东安人，协助搜捕，并召集唐氏家族开会，扬言知情不报者，九族者诛，并派出大量密探，这样虽然没有抓到唐生智，但先后将顾伯叙、刘兴和唐生智的夫人与子女全部抓走。当时唐仁曼和林少玮也在场，同时被抓走。唐生智的家小先是押到冷水滩，后押到桂林，顾伯叙被押到零陵，由于顾是唐生智的师友，为了逼他讲出唐生智的下落，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致使他双脚残废，最后还实行了假枪毙。由于唐生智夫人霍福光的一再要求，白军才将顾伯叙和唐家一家人一起押到桂林，到桂林解放时，白崇禧也不让唐、顾两家留在桂林，限定他们只能去香港，最后，唐的旧部李品仙将两家送往香港。由于刘兴与李品仙都是唐的旧部，在临解放时，李将刘一家都放了。 白崇禧抓不到唐生智，就命令部队将唐生智家和耀祥中学烧毁，10月19日，由于解放军先头部队到来，白崇禧305师仓皇后撤，烧房子的计划未能实施。 唐生智回到东安老家后，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和21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电示前沿部队负责人何英专程去看望唐生智。由于长期的隐蔽，唐生智身体很虚弱，又患病，便在家中休息和治疗了一段时间，解放军还派了医生给唐生智看病，12月14日，唐生智由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干部张立武、21兵团副司令员李觉陪同从东安回到长沙。 <h3>朋友一生一起走</h3> 唐生智一生光明磊落，视共产党人为朋友，给予信任、支持，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血腥镇压时，迫于形势，唐采取“和平分共而不反共”立场，这对当时大权在握的军界要人来说，尤其难能可贵。 1922年11月，水口山工人运动兴起，在共产党人蒋光云、刘东轩等领导下，举行罢工，成立工人俱乐部，建立了共产党支部。湘军司令赵恒惕受到吴佩孚斥责，为了讨好主子，决定以武力弹压。赵命水口山矿务局局长宾步程带全副武装的一连人马进山，封闭了工人俱乐部，并在冲突中打死工人1名，打伤2名，激起了工人愤怒。全矿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当局惩办凶手，撤走军队，抚恤死伤工人及家属，并抓宾步程去游街示众。当时，唐生智担任湖南督办，负责处理此事。唐考虑宾是东安同乡，又是留德学生，是办实业不可多得的人才，况且他是听命于当局。于是，唐派人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联系，接待的是夏曦和郭亮，二人均系共产党员。唐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宾步程，选派与共产党有联系的邓寿荃担任局长。 此时，正值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都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孙气愤地说：“如果你们反对我，我就下令解散国民党，我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唐生智得知后，甚为赞赏，从此，坚定了“南亲孙中山、共产党，北拂吴佩孚、赵恒惕”的立场。 1923年，中共湘区委根据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精神，以中国国民党总部的名义，派夏曦、刘少奇回湘筹建国民党组织。此时唐生智尚未参加国民党，但坚持反帝、反封建，拥护国民革命、扶助农工。夏曦派人往衡阳面见唐生智，提出通电讨伐吴佩孚，反对赵恒惕，拥护国民政府，保障人民自由，恢复水口山矿工人俱乐部等七项要求，唐一一答应，并拨2000元作为筹建国民党省党部的活动经费。对此，当时的共产国际布勃洛夫委员会（专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部门）称唐的第四师为“一支友好的颇有实力的部队”。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长沙爆发罢工、罢市斗争，赵恒惕下令镇压，唐生智闻讯，发电劝阻。6月1日，国民党湖南省“一大”会议在长沙只能秘密召开；而同时由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在衡阳召开共产党骨干分子会议，并成立中共湘南特委，却能公开进行。衡阳民众评价唐“提倡民权，痛抵军阀，具有世界眼光”，称其“有如家人父子”。 1926年初，唐与夏曦商量，选派了一批优秀的湘籍青年去黄埔军校和毛泽东、李富春主办的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北伐前夕，这批学员均回到唐的第八军。他们中有的加入了共产党，如黄克诚、段德昌等。唐的四弟唐生明在黄埔四期学习时，由陈赓介绍加入了共青团。这批人的加入，使第八军如虎添翼，在后来的北伐中成为一支敢冲敢拼、攻无不克的部队。 这年3月，中共湘区委派夏曦去衡阳，请唐生智配合湖南各界举行的反英、讨吴（吴佩孚）运动。唐与夏研究后，于3月4日，发表通电向赵政府兴师问罪。6日，唐调动五万大军，自宜章、郴州开往衡山，进逼长沙。3月13日，赵恒惕乘车溜走。中共湘区委与唐商议，由唐以代省长名义，召开军事会议，免除了一批拥赵的师、旅长，并下令处决吴、赵死党张雄兴、刘重威、肖汝霖，震慑其余部，予以收编。 6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国民政府任命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同时兼任前敌总指挥。唐聘请夏曦为政治顾问。任命凌炳（共产党员）为政治研究所所长，对全军进行政治整训。教育官兵明确反帝、反封建、除军阀的意义和任务。由于唐的支持，湖南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农工运动迅速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群众达40多万人，工人群众11万多人。 7月初，唐军攻克长沙。共产党员戴述人、易礼容、熊亨翰（均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三人致函唐生智，催促唐顺承民意，立即组建湖南省政府。8月16日，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省代表大会召开，选出省党部执行委员、候补委员24人，监察委员及候补委员8人，共产党员夏曦、戴述人、易礼容、熊亨翰及凌炳、谢觉哉、何叔衡等15人当选。9月，唐生智率第八军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七八月间，正当唐生智领兵北伐，攻下长沙、直指武汉时，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等领导人错误判断了形势。他们根据英国的一则谚语“魔鬼总归是魔鬼，老鬼总比新鬼强”，从而推断蒋介石要比唐生智更革命，从而做出“扶蒋抑唐”的决策。但不久，就发现蒋在玩弄两面派手法，陈独秀才决定做反蒋的准备。9月，中共中央派彭泽湘到唐的第八军及前敌总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 彭一到唐军，立即随唐奔赴讨伐杨森及吴佩孚在鄂西残部的战斗前线，同苏联顾问巴罗夫一起参与指挥。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的袁祖铭屯兵湘西，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一方面联络土匪，横行地方，鱼肉百姓，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另一方面，袁又暗通吴佩孚，求得倚靠，公开宣称“有奶便是娘”。湖南省党部曾派共产党员、常德地区书记王基永前往湘西开展农运，竟受到袁的百般阻挠，无法工作。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必须设法除掉这个恶棍。王基永为唐策划，于1927年1月30日，由新任36军一名副师长周斓出面，请袁赴其家宴。袁毫无戒备，带着师长何壁辉欣然前来。一到周家，袁便同人玩牌、抽鸦片作乐。这时伏兵突出，乱枪击毙何及其所带卫兵。袁闻枪声，情知有变，急夺路逃出周宅，亦被埋伏在围墙外面的伏兵击毙。自此，湘西平定。 2月，彭随唐回到长沙，参加建设新湖南，制定施政纲领，开展农工运动。同时，协助唐组织成立6个自治委员会，任命的委员中，共产党员有朱剑凡、郭亮、谢觉哉等。彭还组织时任前敌指挥部宣传科长曾钟圣及熊受暄、张其雄等共产党员创办《前敌》、《武汉民报》、《党声》等刊物，宣传革命。这年3月底，彭与唐同选为省农民组织代表，后唐被推举为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委员。 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国民革命，唐主张率兵东征讨蒋，而中共方面决定唐继续北伐，目的是接应拥护武汉革命政府的冯玉祥部。彭反复对唐说明眼下北伐是当务之急，唐终于同意。正当北伐军到达河南前线，战事十分紧张时，湖南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彭及时向唐提供情报，使唐意识到：“四一二惨案”、“马日事变”等都是蒋介石阴谋策划，背叛孙中山国民革命的反革命行为。唐在革命转折关头，再次表明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决定东征讨蒋。 7月初，中共中央专门研究湖南问题，会上陈独秀、毛泽东提出“联唐反蒋”。7月12日，彭泽湘约见唐生智，唐迫于当时形势，但仍表明“和平分共而不反共”，不管情况发展如何，“绝不捕杀一个共产党人”。此后，彭离湘去了苏联。 当时，唐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率师东征讨蒋，其第二方面军已集中于九江。南昌起义前夕，贺龙率其所部第二十军自九江向南昌移动，黑夜行军，火把照红了山野，被二方面军其他部队发觉，有人报告唐生智，请示是否予以拦截。唐对军长贺龙非常了解，说：“由他们去吧，都是为了讨蒋。” 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起义部队会聚浏阳，因缺乏武器弹药，派陈赓、陶铸、罗瑞卿往武汉，要求唐生智予以支持。唐生智调总司令部警卫团的一连，以护送唐生明回长沙的名义，送去步枪300支、弹药近万发。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后，唐生智辞去一切职务，决定回东安老家办学。其宗旨是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培养抗日救亡英才。唐与顾伯叙、李君尧开始在长沙做筹备工作，三人确定一条重要原则，即禁止一切党派、帮会在校内活动，以后将此原则定为校规之一。但是，当时教育部有明文规定：专科以上学校的训导长、训育主任和训导员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中等以上学校要求建立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对此，唐嘱咐办事人员权当不知。学校礼堂只挂孙中山像，不挂蒋介石像；集会时只唱校歌，不唱当局规定要唱的《党歌》。然而，学校对共产党的活动却予以支持。 1961年，陈毅同志代表党中央看望唐生智。陈说：“孟潇先生，你够朋友，在国民党一级上将中，只有你一个没有和红军、解放军打过仗。”唐生智紧紧握住陈毅的双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正文 刘湘：军阀悍将，抗日先锋 刘湘在四川内战中逐渐发达，削平群雄统一四川。他性格内向，深沉含蓄，持身谨严，为人剽悍。他与蒋介石虚与委蛇，不即不离，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均甚老辣。但他笃信神道，极为迷信，为人所笑。他是最早率军抗日的将领，是为大功；“三三一惨案”他是元凶，是为大过。 <h3>找准领路人</h3> 少年时的刘湘在读书之余，经常帮助其父推车运送谷米。看上去刘湘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总是习惯于做分内的事情，每次都能中规中矩完成父亲交给的任务，但是很少有什么创意。从他幼时的许多表现来看，没有人会想到此人以后会成为四川省最大的军阀。 幼年时期，刘湘在乡间私塾读书，后于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了3年，然后回乡务农。1909年，刘湘刚满19岁，就在父亲的催促下完成了个人的终身大事。 清朝末年战事连绵不断，每次战争失败后，都要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灾难接着灾难，清政府像是风雨中飘摇的一只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废除科举考试，设立文武学堂，编练新军等积极建议。一时间，新型学堂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地上冒了出来。仅四川成都市一地，就办起了十几所私立法政学校。 1902年，岑春煊任四川总督，创办武备学堂，训练新军干部。大邑一县即有刘成勋、陈洪范、杨啸谷、张成孝及王毅等五人考入该学堂，这成了那年轰动大邑县的一桩大事。刘湘当时才12岁，对人生的认知刚刚混沌初开，毫无疑问，耳闻目睹了刘成勋等5人考入四川武备学堂一事，受到的影响极大。到了1906年，锡良继任四川总督，从巡防军中挑选少数优秀头目并招考部分青年，成立陆军弁目队，在四川全省招生。刘湘得知消息后，背着家人偷偷去招考点川北潼川府(今三台县)报名，旋即被录取。 回到安仁，刘湘不敢对父亲刘文刚说出这桩秘密，但是父亲还是知道了。没想到的是，父亲不仅没有责怪刘湘，还对刘湘的决定深表赞同。上学临行前的夜晚，“刚子老太爷”专门办了几桌酒宴，请来了左邻右舍的亲友，好好热闹了一场。第二天，他亲自帮刘湘拎着行李，一直送到了县城。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入学第二年，陆军弁目队闹了一场学潮。起因并不复杂，因为招生之初校方曾许诺，每名学生每月补助银洋15元，可是学生们入学读了3个月，补助的银洋一直没有到位。于是有人带头闹事，聚集一群青年学生到校长办公室说理，群情激愤时，有人向校长动了手，还摔了教学仪器。校长一气之下撂了挑子，辞职不干了。陆军弁目队本来就是一家私立学堂，这一来再也难以为继，只好解散了事。 刘湘并没有参加这场学潮，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的书也念不成了。一帮同学前往总督府请愿，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亲自出面处理此事，赵总督好言好语将学生们安抚了一番，当面承诺，允许陆军弁目队的学生重新报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报考后，再次被录取，于1908年2月进入该学堂，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陆军速成学堂里，刘湘是个低调的人，尊敬师长，和同学的关系也相处得不错。此时革命党大行其道，同盟会的触角伸入学堂，几个学生秘密参加了这个组织。有人前来游说刘湘，话刚开了个头，刘湘连连摇头，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游说者乘兴而来，失望而去，从此不再在刘湘面前谈论政治。 和刘湘同班的有个同学叫刘炳勋，其父是清八旗军队驻成都的官员。刘湘对八旗军官既有几分景仰，又有几分好奇，于是主动和刘炳勋搞好关系，成为亲密伙伴。玩得熟了，刘湘经常去刘炳勋家，对刘炳勋的父亲尤其尊敬，深得其父好感，经常在经济上获得其父资助。这位父亲还认为刘湘为人谦虚，志存高远，让儿子以后多向刘湘学习。此后，刘炳勋果然一直追随刘湘多年，在刘湘手下担任过旅长、机关枪司令等职。 从这件小事能够看出，貌似老实本分的刘湘，对于官场结交那一套有着不同寻常的天赋。这种天赋即使不是出于遗传，也与刘氏家族的家教以及父亲刘文刚行为举止的浸染有关。 历史为刘湘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成功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前几年有本畅销书叫做《细节决定成败》，刘湘自然不可能读过这本书，但他却深谙这个道理。巴结长官，同样也是从细节做起。有一次，标统周道刚前来基层巡视，连队队官(连长)买了一盆鳝鱼，丢进炊事房后就去陪长官。刘湘见后，主动走进炊事房，抓起一把剪刀剐剖鳝鱼。等到队官陪同标统巡视完毕，刘湘已帮炊事员把一桌菜整好了。队官见此情景，对刘湘大生好感，在标统周道刚面前大肆夸奖了刘湘。 没过多久，成都要开办一期讲武堂，队官为刘湘弄到了一个名额，推荐他去学习。这样的机会相当于今天的干部培训班，是官场升迁进阶的摇篮。果然，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培训，刘湘再回到六十五标时，被上级调任一营前队排长。辛亥革命后，四川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尹昌衡任四川都督，刘湘此时是少校差官。1912年，刘湘接替杨森为第二营营长，驻守四川泸州。从此，刘湘手中就有了一个营的武装力量。这个官衔虽说不大，却是刘湘通往大军阀之路的第一级台阶。 尽管刘湘出名之后，许多外国人对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非常关注，但据早期和刘湘有过接触的几个外国人写的观察印象中说，刘湘表面上显得平淡无奇，甚至萎靡不振，他们认为刘湘“并不是一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他看起来脾气甚好而且通情达理，既无性格，也无才气”。外国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刘湘性格的突出特征是狡猾精明，老谋深算，绝不崇尚空谈或醉心于虚构的远景。从他的外貌看起来像老实沉静的商人，是一个冷静的机会主义者。另一位名叫托勒的英国人在一封发往北京的函电中写道：刘湘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才华出众。如果说他在交谈中显得反应迟钝，这也并不过分。但他的经历使人对他的才能无可怀疑……显然，刘是一个小心谨慎、深谋远虑的人。他不醉心于采取戏剧性的政治行动，除非他看清了结局，一般他殆争于采取步骤。 <h3>叔侄争霸</h3> 在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时间里，四川军阀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而二刘之战则是四川军阀混战的高潮。所谓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二人是堂叔侄关系，刘文辉是刘湘的幺叔，但刘湘却要比刘文辉年长6岁。刘湘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川系军阀中属于“速成系”。刘文辉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川系军阀中属“保定系”。刘文辉投身戎武之时，刘湘早已是少将旅长，刘文辉虽不在刘湘系统中任职，但他的发展壮大是与刘湘的提携扶持分不开的。刘文辉对刘湘也有过不少的帮助，如军事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政治上的掩护等。在较长的时间内，刘湘与刘文辉在四川的军阀混战中，一直互相依赖，时人称之为“川军二刘”。 到了30年代初，经过长期的混战，四川的一些老牌实力派，如熊克武、刘存厚、杨森等人，或失败下野，或被严重削弱，都丧失了争夺四川霸权的实力，二刘则成了最强大的两股势力。刘文辉后来居上，身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24军军长等职，其防区包括川康一带81县，几乎占四川总面积的一半，地盘大而且富庶，兵力达12万人，在四川各派中首屈一指。刘湘此时任四川善后督办、21军军长，其防区包括川东南和鄂西一带共计46个县，特别是控制着四川水陆交通的枢纽、进出口要津重庆，位置极为重要，兵力约11万人。地盘上虽稍次于刘文辉，但兵力上与之旗鼓相当。 1932年10月1日，刘湘指使驻武胜的罗泽洲首先发难，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打响了第一枪，从而揭开了二刘大战序幕。 战争一爆发，刘湘即派唐式遵为东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军总指挥，王瓒绪为北路军总指挥，分三路向刘文辉进攻。刘文辉亦分头防御，并在防区内布置了五层防线。战争初期，由于刘文辉部防线过长，南北绵亘数百里，兵力分散难支，故战不几日，刘文辉即主动后撤，退守沱江防线。11月18日，刘湘军越过沱江，数路围攻泸州。泸州位于沱江与长江交汇处，为川南军事重镇，易守难攻。刘湘军几次进攻都未能得逞，遂采用武力威逼和金钱收买两手来对付守城的刘文辉部两个旅长。守军见救兵不至，孤军坚守困难，表示愿意接受改编。11月底，刘湘进驻泸州。 泸州战役正在进行时，刘文辉部在四川省会成都又与田颂尧发生了激烈巷战，即所谓“省门之战”。11月14日，田军联合邓军黄隐部(打着田军旗号)进攻城南红牌楼一带刘文辉驻军。由于刘文辉早有布置，田军大败。后双方在四川大学所在地皇城的煤山以及兵工厂、簸箕街等地激烈争夺，兵员死伤甚巨。 几经争夺之后，田部不支，经圆滑的邓锡侯从中调解，双方罢兵。刘文辉因急于要与刘湘决战，乃请邓代他守成都。 省门之战一结束，刘文辉又匆匆赶到眉山，并在此建立司令部，筹划在荣县、威远一带与刘湘的决战。12月10日，战斗全面展开。刘文辉一开始就以凌厉之势向刘湘进攻，双方在此麇集数万重兵，激战五天，死伤上万人。刘湘军全线失利，处境极为不妙。为防止刘文辉乘胜直捣重庆，刘湘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一是派刘文辉的亲家杜少棠持他的亲笔信到眉山向刘文辉请和；二是致电邓锡侯、田颂尧，请其迅速出兵抄刘文辉后路，以免同归于尽；三是加紧对刘文辉部将进行收买分化。这三招果然奏效：邓、田立即出兵摄刘文辉之后向仁寿、双流、温江等地进攻；同时，刘文辉部旅长陈鸣谦阵前倒戈，投向刘湘。局势突变，刘文辉优势顿失，只得同意刘湘的请和。双方于1932年12月21日签订了停战书。 在与刘湘停战之后，刘文辉立即回头来对付抄其后路的邓、田两部。刘深恨邓锡侯“背信弃义”，本想用计扣邓，但邓先走回避。1933年5月9日，刘文辉突入邓的防地温江，两军在郫县、灌县一带发生激战，邓军退守毗河待援。毗河是成都平原上一条大灌溉渠，邓军为了便于防守，将毗河源头都江堰上的分水马槎砍断，把外江的水引入内江，以使毗河水位升高，阻止刘军渡河。刘军则用水雷去炸毁飞沙堰，把内江的水泄入外江以降低毗河水位。由此造成了内外江水量失调，使正在栽种水稻的农民损失甚大。 刘文辉本想凭借自己兵力上的优势迅速打败邓军，但事与愿违。由于刘军多属挖墙脚方式得来，人数虽多，内部凝聚力不强，使刘文辉军屯于毗河边一月有余不能取胜，内部且潜伏着严重危机。 刘、邓两军的长期对峙给刘湘造成可乘之机。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安川会议”，决定联合向刘文辉反攻。6月6日，刘湘军西进，田颂尧也由川北抽调军队进攻刘文辉。6月下旬，刘文辉与刘湘血战于荣县、乐山之间，刘湘军连战皆捷，邓锡侯亦反攻毗河，夹击成都。刘文辉两边应战，疲于应付，被迫撤出成都，退守岷江防线。8月，岷江防线被突破，刘文辉退守雅安，凭雅河防守。联军环攻雅安，刘文辉不能支持，再向西康一带撤退。康藏地区高寒贫瘠，将士多不愿前往，刘文辉的主力师长冷寅东、夏首勋、张志和等辞职离队，部队大部为刘湘收编，陈鸿文师归还邓锡侯，刘文辉只率残部两万余人退往汉源。 <h3>无敌神军</h3> 提到刘湘的“神军”，自然会想到“刘神仙”。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上，“神军”和“刘神仙”影响深远，对整个四川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刘神仙”本名刘从云，道名白鹤，四川威远人，生于1883年。刘从云人很聪明，幼年时读过几年书，后来跟着一位江湖术士学术数，无论是拆字、看相、算命、卜卦，他都很少砸过锅。时间一长，声名鹊起，远近的官吏、富绅、豪商、袍哥头子都来拜他，认为此人的法术灵验。实际上刘从云是个心机很重的人，据曾跟从过他的道徒蒋尚朴在《刘神仙与四川军阀》一文中介绍，刘从云吸引人的最大法宝是“点道作功”：“作功运气时要从两腰和肚脐眼中间起，透出喉管，离顶命心冲出来一寸三分高，显出一条红线，红线顶上现出一颗红珠。无论行走坐卧都要想到这颗红珠，自然会起变化，而且变化无穷，随心所欲。但必须严守秘密，虽夫妻间也不能泄露。” 所谓“红线”“红珠”，无非是一些幻觉，但是刘从云为了蒙骗更多人，先是训练了几十个帮手，在他扶乩降休之时装模作样配合，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逗笼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神仙”的影响越来越大，他选择了一批有点社会名望的道徒，凑成了一百单八将星，其势力范围和影响也逐渐扩大。 刘从云创立的教派叫做孔孟道。到1925年，教徒已有1万多人，分布在四川威远、荣县、内江、富顺一带。在道徒刘沸澄的介绍下，刘湘认识了刘从云，一番交谈之后大为倾心，主动要求加入了孔孟道，道名玉宪。随即，刘湘又介绍他手下的部属统统加入孔孟道，并且全都取了道名，潘文华道名玉羽，唐式遵道名玉美，王缵绪道名玉道，王陵基道名玉豹，范绍增道名玉泉，杨森道名玉勇，等等。刘湘不仅要求其部下加入孔孟道，还要求部下绝对服从刘从云的指挥。有人不解，问刘湘为何迷信神仙，刘湘笑着反问：“你们要那么多小老婆都可以，我要个神仙都不行?”虽说是玩笑话，也能看出刘湘对刘从云的喜爱。 1929年夏，刘从云提出要为刘湘建立一支“神军”，立即得到刘湘的大力支持，电令各部通力合作，共同筹款。有刘湘的号令，部属们纷纷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筹集了银元23万多元，指派蒋尚朴、刘晓岚迅速到上海采购枪械。到1931年，神军扩大到13000多人，刘湘将其改编为模范师，师长由刘湘自己兼任，实际上由刘从云掌控。 于是，在刘湘的军事会议上，经常会出现荒诞不经的场面：刘湘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时，川军各将领身着戎装，分坐左右两排，神仙刘从云却穿着拖地长袍，头戴红顶瓜皮帽，脸上涂抹几笔油彩，坐在一帮威严的军人之中，显得不伦不类。偏偏刘湘迷信至极，每逢刘从云扶乩之时，便要川军将领在“刘神仙”面前跪下。军阀中也有不买账的，比如有一次杨森就嚷嚷起来：“我妈死了我都没磕头，绝对不能给刘从云跪的。”刘湘的手下师长范绍增，每当碰到给刘从云下跪的场面，他便跪在地上，心里暗骂。 在后来围攻川陕红军的时候，刘湘让刘从云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几路川军的战斗。进攻打仗前先摆开阵势做一番法事，拿乩语当军令，这样的仗怎么打得下去?刘湘手下大多数部将虽然不敢明说，心里却窝着一肚子火。老牌军阀王陵基在发给刘湘的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说：“钧座(指刘湘)之命绝对服从，刘妖(刘从云)之令，誓死反对。”刘湘拿王陵基没有办法，不换思想就换人，只好撤了王陵基的职。结果，这次战役输得一塌糊涂，许多军官主张杀刘神仙以谢川人，刘湘想保他也保不住了，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收拾乩盘走人。1935年初，刘湘派人把刘从云送出了川境，任他继续去江湖上蒙混。解放后，刘从云被政府逮捕改造。 <h3>大川饭店事件</h3> 1936年8月13日，刘湘向成都各界和新闻媒体透露了日拟在蓉置领事馆事。刘湘对与会者说明自己已严词拒绝，大家听了无不热烈拥护，刘湘增强了反对日在成都设领事馆的决心。 但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蒋介石、张群等不敢向日言明四川刘湘坚决拒绝的强硬态度。在南京政府模棱两可的怂恿下，日方派驻成都领事岩井英一一行18人，竟于8月17日飞抵重庆。刘湘得报后，一方面致电外交部必须阻止日方来蓉；另一方面又急电重庆市政府转告日驻渝领事馆：鉴于蓉城反日民情激昂，为防滋生事端于未然，请劝阻日方岩井英一等暂缓来蓉。否则，造成事端将概由日方负责。 但日方见了刘湘电文后，仍不甘心放弃对成都的企图，便改头换面，将置领事馆改为“日本国外务省选派深圳经二、渡边洗三郎、田中武夫、濑户尚等四人游历中国历史名城成都”。其实，这四个日本人是以“游历”为名，欲来成都观察市民动向，他们下榻成都骡马市街大川饭店。 刘湘获悉此事后，立刻召集绥靖公署参谋长傅常、21军高级参谋长张斯可、乔毅夫以及省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亲信幕僚开会议论，共商对策。 会后，当即形成决议案，由邓汉祥执笔拟文。 (一)先礼而后兵。首先由省政府外事处派员，到大川饭店向该四名日本人说明成都不能设日本领事馆的原因，故劝他们及早离开蓉城；若善说不行，即由21军武德学会策动成都各界示威游行，逼迫其早日出境； (二)特邀蒋方人员参加。为了避免军、中二统特务捣乱，从而为日后应对中央留有余地，由抗日后援会出面，邀请蒋方在蓉人员，如参谋团办事处、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师生等参加指导游行； (三)示威游行时，省保安和城防司令部军警等，只能维护秩序、不得干涉游行。 8月24日，四川省政府约集成都市长钟体乾、国民政府派任四川省教育厅长蒋志澄、省保安处长范崇实、成都警备区司令蒋尚朴等在省政府办公厅开会，共商应付日本人和示威游行办法。 8月24日上午8时许，成都各界民众近万人在少城公园举行大会，在“抗议日本外务省在成都设置领事馆大会”的横标下，大会开始时，先由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叶维讲话。 “成都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成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成都在任何条约上均未与日本国建立过任何条约关系；何况成都既非通商口岸，亦非日侨居住城市，因此，我们有种种理由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在成都设置领事馆……” 叶维讲话到此，会场上群情激愤的民众便高呼起口号来： “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在成都设置领事馆!” “坚决把日本人赶出成都去!” “中国领土成都神圣不可侵犯!” 此时，省主席刘湘驱车前往民众集会的少城公园，注视着群情激愤的民众和这气吞山河的壮观场面，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于是，他禁不住想道：有这样的民众，乃中国之幸，四川之幸!幸而我们早就决定支持民众，抗议日方，否则我这个当省主席的就愧对四川7000万父老乡亲哪……想到此，刘湘忙叫后面随行人员摄影留念：“壮观呀，中国之魂!快将她拍摄下来，立此存照!” 随即，在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的指挥下，上午10时许，游行开始。打头阵的是在新都县集训的童子军以及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的师生们。他们在游行队伍中高呼口号，凛凛威风，喊出了中国军人的气势，足以让日本人为之胆寒!接下来便是成都抗敌后援会的游行队伍。因天气炎热，沿途民众为游行队伍端茶送水，呐喊助威。游行队伍从少城公园出发，中经祠堂街、陕西街、皇城、后子门、顺城街，直向日本人下榻的骡马市街进发。 由于游行队伍有近万人，加之沿途围观民众甚多，移动缓慢，到骡马市街时，已是下午1时许。队伍来到大川饭店门前，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的学生们就要往里冲，警察则持枪横栏，竭力劝阻。殊知激愤之中的准军官们，哪里劝阻得住呢?于是，又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刘湘随行人员一一拍下了照片。后来，不知是由于愈来愈多的民众势不可当，还是由于警察有意放行，人们便冲进了大川饭店。 在大川饭店中的四个日本人，先是硬撑着不把刘湘省府外事处的照会当回事，硬以“游历”为由赖在大川饭店不走。后来听说游行队伍径直冲他们来了，又以“引起国际争端，四川省府当负全责”为挡箭牌耍横。现在，游行队伍冲进来了，中国通深圳经二居然与中央军校学生对抗，骂道：“成都人的坏坏的!” “你们到中国成都来撒野，”中央军校领头一准军官，扬起手来就给他一耳光，“到底是谁‘坏坏的’?” 一旁的渡边洗三郎掏出枪来，向军校学生耀武扬威；深圳经二竟然开枪向那位中国准军官射击，所幸躲得快，仅击穿了衣袖。这下更激怒了中国人。众人一齐动手，顷刻便打死了深圳经二和渡边洗三郎；另外两名日本人田中武夫、濑户尚被吓得一头钻进床底下，也被游行民众抓出来打个半死!是为“大川饭店事件”。 “大川馆店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妄图借此机会收拾刘湘。8月27日，蒋介石电责刘湘“此事件防范未周于前，不缉凶手于后，故应对‘大川饭店事件’负完全责任”云云。刘湘当即复电称：“‘大川饭店事件’之前，早告外交部长张群，成都不宜设日领事馆，望劝阻之。殊知日方强行来蓉，遂引起民众激愤。且此次事件系中央方面人员参加，况又系爱国行动，故事前不便阻止；又因中日双方大打出手，秩序混乱，无法缉凶。”同时，将当天所拍摄大会、游行等照片数十幅(内中多为中央派系人员)加急速送国民政府。这才堵住了蒋介石的嘴巴，将此案移交国民政府外交部处理。 <h3>壮志难酬</h3> 1937年7月10日，刘湘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日，同时通电全国，请一致抗日。7月14日，刘湘又通电各省军政首脑，谓日军侵略绝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决一死战。望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在全国整个计划下，共赴国难。8月7日，刘湘乘飞机飞往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的国防会议，共商国是。抵达南京后刘湘发表了谈话，决心以川康人力财力，贡献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刘湘的讲话长达一个半小时，结束之际他表态说：“四川可出兵30万抗战，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话音掷地有声，深得在场的抗日将领们的赞许。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主要由川军组成)的司令长官，长官部指定设郑州。刘湘将所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和四川省政府主席两职分别交给钟体乾、邓汉祥代理，匆匆踏上征程。 上任之际，刘湘的胃病已经很严重，经常咳血不止，钟、邓等部下劝他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赴任，他执拗地坚持说：“过去打了那么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刘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为他晚年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刘湘领导的川军出川抗战，是中国抗日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震撼人心，催人泪下。四川安县“模范父亲”王者成，主动送儿子王建堂请缨出征，临行前，王者成手执一面“死”字旗相送，在白布旗正中写着个大大的“死”字，旗的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读之让人热血沸腾，欷歔不已。据曾经参加过当年淞沪战役的四川人何聘儒先生回忆：“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机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低劣可以想见。”然而就是这种装备的军队，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战斗力，该部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会战的70个师中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然而该部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余人！ 据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在《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中说，抗战八年中，四川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的1/5。阵亡的川军人数为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为全国之冠。 11月中旬，日寇先后攻占嘉定、常熟、苏州等地，分两路沿京沪铁路和太湖南岸向南京进发。刘湘闻讯后向蒋介石请求，调集川军两个集团军保卫南京，他本人亲自担当总指挥。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刘湘说道：“我以带病之身，如能与首都共存亡，也是心安理得、含笑九泉的。”遗憾的是，正值此时刘湘旧病胃溃疡复发，且陷入昏迷状态，濒临于生命垂危之际，被紧急送往汉口医院救治，夙愿未遂。 刘湘从昏迷中醒来时，感到周围死一样的安静，深为疑惑，不知身在何处。旁边的护士小姐告诉他，这里是汉口万国医院，他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在医院里疗养了一段时间，病情似乎有所好转，到12月上旬，已经可以由人搀扶着到花园中去散步、晒太阳了。他支撑起病体，向守护在身边的参谋长傅常、参赞黄罔等询问前线敌情，阅读各地传送来的电报、信件。此间，社会各界贤达董必武、张澜、沈钧儒等亲赴医院看望，刘湘热情洋溢地和他们畅谈抗日大计。 身体稍微恢复后，刘湘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一病月余，痛苦难喻，除告侍从副官数次书函寄达外，顷头昏已减，试亲笔作函奉寄如下：一、余病景象，完全与上年同，所异者口中未吐血耳。现在仍然贫血，不能操劳，奈何!幸德国医生着手即日认明为胃失血，故能逐渐起色，或者危险时期已过矣；二、军国情势迫切之际，余思虑失检，致旧疾突发，种种计划未能躬亲达到，不胜忿念。现在前方一切较重事务，虽仍常来电决定，但军事要点已失当机立断功能，斯亦无可如何耳；三、世哲、世英两儿明年读书，仍以考入较良中学为善。家中只延请徐老师、唐先生再为之照料中文、英语，不必再聘多人可也。至三儿书名，兹为拟就刘康怀，号济殷，幺妹亦拟书名为刘蔚文(女儿家，不必有号)，即盼照此改定为要。余久病思家念切，尤以三儿、幺妹久不见，殊愀然。但世乱不定，故迭次函阻来也。欲言至多，心神不及，只此后告，并询问阖家平安。1月7日于汉口万国医院。甫澄手启。 1938年1月1日，刘湘发表元旦献词，文章题为《长期抗战中的四川》，重申四川支持抗战的决心。新年刚过，刘湘病情急剧恶化，至17日，德国医生说要输血，可是此时血管已经收缩，血输不进去了。1月20日晚8时，刘湘与世长辞，终年48岁。 临死之前，刘湘留有遗嘱如下：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不意宿病复发，未竟所愿。今后惟希我全国军民，在中央政府及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此嘱。 刘湘这一遗嘱，在抗战前线军队中(尤其是川军中)影响极大。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升旗时川军官兵必同声诵读：抗战到底，始终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掷地有声，豪气干云。 <h3>家有悍妇</h3> 刘湘的夫人姓周，名叫周玉书，家庭出身贫寒，是大邑乡下一位农民兼裁缝的女儿。据说，周玉书刚嫁到刘家时并不叫这个名字，人们称呼她为“周氏”，后来刘湘发迹了，觉得自己的太太没有个名字不好，才请幕僚甘典夔给她取了个“玉书”的芳名。稍后，又根据民国《民法》规定的“妻冠以夫姓”，将其名字改成了“刘周玉书”。不过，这个洋派的名字并没有多少人叫过，因刘湘字甫澄，他成了“四川王”后，被人称做“甫公”；妻以夫贵，刘周玉书也被人喊做了“甫婆”，久而久之，她的真实姓名反倒没有人叫了。 刘甫婆比刘湘大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刘湘娶了这个女人，确实为家庭琐事少操了不少心。刘甫婆生性勤劳肯做，又十分节俭，在刘湘早年出外求学以及当兵打仗的那些日子里，她一个人支撑门户，孝敬公婆，抚养儿女，堪称贤妻良母。刘湘发迹后，将她接到了重庆，她仍然是原先的那个做派，穿件老蓝布衫，脑后蓄着个“大粑粑”的发髻，自己浆衣洗裳，烧茶煮饭，不像其他军阀太太打扮得妖里妖气，动辄呼奴唤婢的。再加上她为人作风泼辣，敢作敢为，因此，刘甫婆成了个让人敬畏的人物。 刘甫婆贤惠聪颖，善理家政，她对于刘湘的生活，照料得无微不至，但对刘湘的管束也相当严厉。她可以允许刘湘吸烟、喝酒、打牌，但绝对不容许刘湘接近女人。对于来到刘家的年轻漂亮的女性，一概采取不欢迎的态度，即使是其他军官的太太，也不例外。 一次，刘湘手下新上任的参谋长郭昌明带着花枝招展的太太，专程前来刘公馆拜访刘夫人，刚一进门，就被刘甫婆来了个下马威。当时刘甫婆正在院子里洗衣服，郭昌明上前问道：“大嫂，请问军长夫人在家吗?”刘甫婆停下手中的活计，拉扯一下揉皱的衣服，冷着脸说：“你看我像军长夫人吗?”又指着郭昌明身后的那个女人，扯起嗓子大声嚷嚷：“从哪里哄骗来的一个小婆娘，像个妖精。”几句话说得郭昌明哭笑不得。据说，郭昌明新娶的妻子回家后和丈夫大吵了一通，要他交代共哄骗了多少女人，并发誓再也不登刘家的大门。 刘甫婆还是个好奇心特别强的女人。刘湘身边的幕僚都知道她有个醋意十足的毛病，便想方设法搞了一通恶作剧。一次，刘甫婆又躲在门背后偷听他们议事，幕僚们你一言我一语演开了戏。这个说，军长最近看上了个女戏子；那个说，军长准备为那个女戏子买别墅呢。说话的人一个个装得神秘兮兮，煞有介事的样子。刘甫婆在门外听得怒火冲天，猛地闯进大厅，无论见到什么东西提起就摔，桌上的茶壶、茶杯、花瓶等物被她摔满一地，又抓起文物摆设和椅子出气。最后还是师爷甘典夔出面解释，说大伙是开玩笑的，压根没有这回事，刘甫婆仍然不依不饶，将在场的幕僚们指着鼻子挨个骂了个遍，方才罢休。 有这样凶狠的老婆，刘湘在家里自然成了“粑耳朵”(怕老婆的人)。据说，刘湘手下的军电务处长王用宾，曾为刘物色了一个秀外慧中的华美女校学生，那些幕僚们也为之撮合，从旁推波助澜，说得刘湘很有些动心。但是当女学生得知刘甫婆的脾气后，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事情就此黄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湘率10万大军出川抗战，不料胃病发作，住进了汉口一家德国医院治疗。在此期间，蒋介石授意安排了一名女护士，负责照料刘湘的起居饮食。这名女护士姓陶，老家是安徽宣城人。起初她认真执行国民党军统特工头子戴笠的指令，监视刘湘的一言一行，按时向上级报告。过了段时间，这位单纯善良的陶护士竟迷恋上了刘湘，二人朝朝暮暮，难舍难分，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可惜刘湘此时已是病入膏肓，他和陶小姐之间的爱情故事，成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曲凄美绝唱。 等刘甫婆乘坐飞机赶到汉口时，刘湘已经溘然长逝。一下飞机，见前来迎接的人胸前清一色戴着小白花，胳臂上缠着黑纱布，心里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到了吊唁大厅，刘甫婆脱下身上的狐皮大衣，一边哭嚎，一边用穿着尖头皮鞋的小脚乱踢，随手抓起花瓶、茶几和笔墨纸砚到处乱砸，哭闹着说蒋介石逼死了抗日英雄刘湘，她要去找蒋介石拼命。 陶小姐哭着对刘甫婆说：“夫人，我没有亲人，让我跟你回四川，服侍少爷小姐一辈子吧。”来汉口之前，刘甫婆对这位陶小姐已有所耳闻，如今见她这么说，心里原先的猜想被验证了。不过，这一次刘甫婆表现出了她从来没有过的大度，她没有丝毫责骂陶小姐的意思，甚至还柔声细语地安慰了几句，然后吩咐手下人给了陶小姐一笔钱，还清了老公刘湘生前的这笔风流债。 刘湘既死，刘甫婆向蒋介石提出了四个条件：让刘湘之子刘世英、刘世哲继承他老子的职位，当四川省主席；给刘湘修建一个像中山陵那么大的陵墓；办一所甫澄大学；发给丧葬费10万元，在四川各地轮流开追悼会。刘湘和刘甫婆的大儿子叫刘世英，二儿子叫刘世哲，其时年龄尚小，还在四川甫澄中学读书。刘甫婆的如意算盘，是想让这两个儿子继承父亲的衣钵，继续做“四川王”。可是蒋介石也不是那么轻易好对付的，刘甫婆披散着头发又哭又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蒋介石终于松口，给那两个小屁孩授予了少将军衔才算了事。 四川甫澄中学是刘湘生前出资创办的一所学堂，当时，刘湘的两个儿子刘世英、刘世哲就在这所学校里上学。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后，刘世英、刘世哲经常爱穿佩戴着一块金板加一颗金星的少将军服进出学校，学校里的同学平时就对这两个孩子有意见，如今见他们被授予了少将军衔，心里更不服气，在背后议论说：“当老子的是军阀，当老娘的是吸血鬼，祸国殃民，全靠发国难财。”这些议论被刘世英、刘世哲听到了，回家向刘甫婆告了一状。 刘甫婆一听，气恼得肺都快要炸了，吩咐勤务兵赶快安排汽车，立马赶到甫澄学校，将校长猛训了一顿，然后通知全校学生停课，全部集中到操场上听她训话。刘甫婆没有什么文化，说话又带有浓浓的四川乡音，一上讲台，开门见山，尖着嗓门干嚷：“你们天天军爬、军爬(军阀)的，老娘莫非爬了哪个的幺妹不成?”一通开场白，说得校长、老师和全场学生们目瞪口呆。刘甫婆停顿一下，喝口水润了润嗓子，又接着说：“现在有很多人说老娘发了财，赚了黑心钱，真是岂有此理。古时候的孔圣人就曾经说过，‘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兔’(原文为‘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既然母狗都可以发财，老娘难道连条母狗都不如?将本求利，做生意赚点钱，又有哪点要不得?老娘如果不赚钱，哪里来的这所甫澄学校?你们如今倒好，读书的不好好读，教书的不好好教，还躲在背后骂起老娘来了。把老娘惹冒了火，把学堂关了，还看你们骂不骂!训话完结!” 她训完话，台下一片哗然。刘甫婆没有什么文化，又是在气头上，说起话来口无遮拦，没想到她的几句激愤之词，却换来了个不雅的绰号：母狗。当然，人们只敢在背后议论，当着刘甫婆的面，仍需表现出十二万分的尊敬。 刘湘的灵柩运到成都后，那些军政大员郊迎十里，扶柩进城，临时安放在文殊院内。一时间，铺天盖地的挽联、祭幛堆满了文殊院附近的几条街。出殡的前一天晚上，在寺院内举行了一场公祭，刘湘昔日的部属来了不少，有王缵绪、范绍增、潘文华、唐式遵、刘从云、陈益廷、廖泽、李根固、傅真吾等二三十人之多，站成两排，在刘湘灵前俯首肃立。刘甫婆领着两个“少将”儿子，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匍匐在侧边陪祭。 身穿蓝布长衫的礼仪先生在诵读祭文，抑扬顿挫的男中音响彻整个大厅。祭文刚一念完，刘甫婆忽然几步蹿出来，披散着头发，拿着一根哭丧棒，朝刘湘昔日那些部属劈头盖脑一阵打，一边打一边哭诉：“你们这些砍脑壳的，太不争气了，把甫公活活整死了，呜呜，这下子你们安逸了，可以去升官发财了，呜呜，老娘这一家怎么幺台啊……”被她打的那些将领们个个面面相觑，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不知道如何是好。 生活中的刘甫婆不仅泼辣，而且是个节俭的女人。最初刘湘接她到重庆时，每月只给她100元零花钱。可是每个月下来，刘甫婆都基本不会动这100元。到了后来，刘湘在经济上对她完全放手，所有家庭收入一律都交给她安排。刘甫婆也很会聚财，平时积积攒攒，舍不得用，存下来的钱全部拿去买田地房产。买的太多了，嫌每次写契约麻烦，就印了许多空白的契约单，每当买田地房产时就填一张了事。 刘湘去世之后，她学会了做生意。买卖粮食，贩运烟土，什么生意赚钱就做什么，很快就成为四川众人皆知的女财神。 正文 韩复榘：胸中有墨水 韩复榘规定政府人员都必须穿着与士兵一样的布制服装，对政府人员吸食毒品惩罚很重，一旦发现，轻则革职，重则枪毙。他特别厌恶贪官污吏，专门设有“高级侦探队”，对各部门和各市县进行明察暗访，定期直接向他密报。发现有贪污受贿官员立即逮捕，以军法处置。治鲁期间，他常以山东省主席和第三路军总指挥的名义坐堂审案。有时他还微服私访，遇有讼狱，即堂审理，当场断案。 <h3>提拔县长</h3> 1932年11月27日，韩复榘以“视察民间疾苦”、“进行应兴应革事宜”为名去鲁西南长清、平阴、东阿、东平等县出巡视察，随行官员有石友三、张联升、姚以价、张锡辰等，随行警卫50余人，乘大小汽车7辆，浩浩荡荡地开向了山东的西南部。 位于鲁西南的平阴县政府接到省政府的行文以后，负责内务接待的人员对如何接待这些大员有些不知所措，便请示当时的县长王珊多对此应该如何办理，这个县长王珊多早年曾在韩的麾下做过西北军第28师的书记官，他对招待韩复榘一行另有一番“高论”，他说：“我在西北军多年，深知韩主席的脾气，你不招待他，他倒高兴，认为你是节约爱民，如果你招待他，他反而会挑剔，做做样子会更讨韩的喜欢。”于是当即决定，待韩莅临平阴时，各机关、学校到郊外列队欢迎，即安排“茂源盐公店”作为韩的临时寓所。 28日下午4时许，遥见正北方的公路上，尘土飞扬，一列汽车飞驰而来，韩复榘车队到达以后，只是向欢迎的人们招招手，即登车而去，王珊多县长急忙登上一部卫兵所乘的汽车追随韩等进了城。欢迎的人们步行奔回县府前的广场上列队准备听训话时，韩复榘已把县府各机关及监狱等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当他看到平阴县城破烂不堪，心里大为不悦，对大家说：“今天天晚，明天再讲话。”又问王县长：“你们这里几点钟朝会？”王珊多见韩不悦，又加上本人对朝会不重视，便草率地回答：“报告主席，5点半。”韩复榘心想，我省府夏天才6点，冬天7点，你县里不可能5点半，天还不亮你就起来，去偷东西呀？王珊多认为韩是做样子，就没放在心上。 韩复榘确实反对地方以酒宴招待的，也禁止官员向地方上索贿索物。但实际上知趣的县长，都向其随员暗暗行贿送礼。然而，这位王县长真的从简行事，未设酒宴，只是准备了点心、茶水和蜡烛，韩主席的随员只好到城里饭馆就了餐。韩想落个清正廉洁的美名，对招待是否热情没放到心上，但他的随行人员从来未遭受过如此的冷落，憋了一肚子火，故意在韩面前谈论起王珊多的坏话：“平阴县的街道真够脏！”“听本地人讲，各机关每天几乎都没人办公！”“老百姓怨声载道，对县长的印象坏透了！”……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灌到韩的耳朵里。 第二天凌晨，韩复榘带领随从人员，按照王珊多报告的“5点半”来到县府大堂查看朝会。没想到，等候点卯的只有财政科科长丁世恭一人，便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丁答道：“报告主席，我是财政科长丁世恭，特来参加朝会。”韩听后自言自语地说：“我当是你们县的政府官员都是懒人哩，这不，还有一个勤政的嘛！” 丁世恭为何提前到了场呢？因为韩复榘问王珊多朝会时间时，丁在现场，当时他就有了思想准备，怕误点卯，所以和科员打了一夜麻将。当5点时，听到街上有了动静，便抢先从后门进了县府。 王珊多因没把朝会的时间放到心上，又加上应酬劳累一觉未醒。公务人员见时间不早，怕误了公事，急忙把王珊多叫醒了。王珊多慌忙来到县府大堂，韩复榘见之大怒：“你给我跪下！”吓得王珊多应声下跪，再也不敢抬头。此后陆续来的人员，见县长如此，也就自动地下了跪。韩复榘见人来的差不多了，便道：“丁世恭你代县长点名。”丁世恭说：“报告主席，我不称职。”韩又说：“叫你点，你点就是了。”丁世恭也不敢推辞。点名之后，韩复榘把王珊多大骂了一顿：“你们这些混账东西，光叫你们在这里养猪油哩吗？吃的怪胖！”然后一声令下：“来呀！把跪着的一律给我摘下符号！”于是卫士纷纷上前，把官员的符号摘了下来，放在韩面前的大案上。在民国时期官场的规则是，摘掉符号就是革掉官职，这一下可把县长王珊多及所有政府官员吓慌了。 韩复榘摘完符号，又开始训话。他说：“我是山东的主席，山东3800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在我手里攥着，小车不倒，我是紧着推，对你们这些‘懒虫’就得撤职查办。” 韩又自言自语地说：“俗话说，家不可一日无主，还得找个县长呀。”他看了看未迟到的财政科长丁世恭，见其肥头大耳，煞是“富态”，于是便走到丁世恭面前，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好！你就当县长吧！”丁世恭意外得了个县长，喜出望外，忙又请求说：“请主席给我一个执照。”韩说：“怎么，你还要个执照，那好吧。”说着就顺手掏出个笔记本撕下一张空白纸，看了看丁胸前符号上的姓名，取笔写上：“任命丁世恭为平阴县县长。韩复榘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写好折叠起来，就放入垂手恭立的丁的上身衣袋里。 次日，《国民日报》上发出了“韩主席视察平阴县，县长王珊多枉法，撤职查办；多名科长、局长被免职；财政科长丁世恭任县长职务”的消息。 丁世恭任县长不到6个月，便激起了人们的不满，有些人搜集了他的材料，准备上告。丁世恭听说后，便采用了以攻为守的办法，到济南见韩复榘大哭起来。韩复榘问：“你哭什么？”丁说：“主席栽培我当县长，我感恩不尽，但有些人不服，暗中挑剔，准备告我的状。我想，这对我倒没什么，可我是主席提拔的，为了不牵连主席，请把我早点撤了吧！”韩复榘听了大怒道：“叫你当个三等小县的县长，他们还红眼，干脆！你就去当济阳大县的县长，看他们还告不告！”为此，丁世恭再一次高升。人们对此议论纷纷，都表示，咱千万别再上告了，如再告他，丁世恭说不定还要升个更大的官！ <h3>新生活运动</h3> 1936年2月，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由宋美龄任指导长。于是，由蒋介石、宋美龄等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各地推开。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接到南京民国政府关于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政令后，马上奉令行事，由他本人亲任指导长，组织成立了山东省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迅即研究部署在山东境内推行新生活运动，试图早日把山东变成全国新生活运动的模范省。 韩复榘在给省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开大会做动员演讲时说：“既然是新生活，公务人员的服装与发型都要一律。” 于是，按照韩复榘的规定，全省各级政府的公务员都穿起布制服，夏季一律穿白，白衣、白帽、白袜、白手套；春秋冬三季一律穿黑，黑衣、黑帽、黑袜。公务人员们在私下里相互开玩笑说，他们夏天是一群白羊，冬天是一群黑猪。 韩复榘不准政府机关公务人员留发，要求公务人员一律剃光头。韩复榘向大家明令，对于这些规定谁也不能违反。谁要违反了，轻的他侮辱戏弄你一顿，重的就要撤你的职，甚至开除辞退。 据说，有一次在省政府机关召开大会，一个青年公务员留着发，被坐在台上的韩复榘看见了，他悄悄走下了台，上去就把那人的帽子摘下来，一把抓住那人的头发说：“你特别，你漂亮，你留洋头；你留狗头。”还有一次，省教育厅的一位秘书戴着一顶深灰色的礼帽，也被韩复榘发现了，也是当众摘下他的帽子侮辱戏弄了一番。 为了早日把山东变成全国新生活运动的模范省，韩复榘还把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有些规定推行到了社会上。比如，他发布告示规定，男人在大热天不许穿短裤头，女的不许穿短袖褂子，并强调说男女赤膊露腿有伤风化，必须要尽快改变陈规陋习。 有一天，韩复榘坐车来到省公安总局门口，偶然见车外迎面走来三个女学生。她们上身都穿着蓝色短褂，下穿青色短裙。他命令停车，走出车外，喊住了三个女学生，当面指责说：“你们穿得不男不女，实在是有伤风化！” 说着抬手就向一个女学生的脸上打了两记耳光，并说：“以后不准穿这种有伤风化的衣服上街！再发现一定不轻饶。” 韩复榘打完训完后，又上车西行。走到济南西门里隆祥绸缎店门口，又遇到五六个女学生，也都穿着短袖褂和短裙。韩又下车问她们是哪个学校的，并警告她们以后不准再穿这种衣裳上街。 韩复榘回到省政府，余怒未消，立即给省公安总局下了一道命令：今后凡在街上见到光膀子的妇女，一律抓起来。于是，省公安总局立即奉令行事，马上派人到四街巡查，并把发现穿短袖服的妇女一批一批送到省公安总局看守所。仅仅一天时间，就抓了六七百妇女，把看守所室内室外塞得满满的。 第二天一早，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来见韩复榘。何思源说：“昨天主席抓了不少穿短袖短裙的女学生。其实这种短袖短裙是教育部规定的女生制服，全国各省市的女学生都在穿这种短袖短裙。” 韩复榘听后，对副官说：“给公安总局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全部释放。” 此时，那些被抓的妇女们已经在公安总局看守所饿着肚子站了半天一夜。 何思源接着又说：“听说主席昨天还很生气，当场教训了一个女学生，想法去安慰安慰她吧！这女学生姓曹，家住济南老东门里，父亲在外地当小学教员。”韩复榘听了何思源的话，当天下午就派副官带了一匹蓝洋布、两样点心，送到曹家。曹家先不敢收，经副官说清缘由才敢收下。 后来，那曹姓女学生的父亲从外地回来，亲自到省政府拜见韩复榘并致谢。韩复榘接见了他，后来还派他担任济南自来水公司经理。这曹姓一家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韩复榘在山东推行新生活运动，也做了几件比较得人心的事情。其中，枪毙了一个为非作歹的公安分局局长和撤销了不办事的济南市政府，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 张守仁原是韩复榘的一个勤务兵，后被韩复榘大太太认作干儿子。韩复榘当上山东省政府主席以后，张守仁被任命为济南市公安局西南乡公安分局局长。张守仁上任后，倚仗韩势，无恶不作，私设公堂、毒打市民、勒索钱财。 1934年秋天，有人向韩复榘告发张守仁，韩即刻把张守仁找来盘问，问过后就命令把张关押起来。随后，经派人调查张的种种恶迹全为属实，韩复榘便下令把他枪毙。 那天上午9时，军法处正要执行，韩的大太太向韩求情，韩坚持不允。大太太随即请出济南市市长闻承烈去求情，韩依然不允；再请到当年与韩复榘同为冯玉祥部下的石友三，还有韩的宠将孙桐萱等四人一同来找韩。韩置之不理，径直走出办公室，上了汽车驶出省政府。 当天下午4时，韩复榘从外边打电话问军法处处长史景洲：“张守仁的事办了没有？” 史答：“没有。” 韩又问：“现在人在哪里？” 答说：“正在刑场等着。” 韩说：“马上枪毙，如不枪毙，回头我就枪毙你。” 史景洲立即下令把张守仁枪毙了。韩复榘顶住种种人情的干扰，枪毙张守仁，让济南城人心大快。 1936年冬的一天，上午8时左右，韩复榘自己骑了自行车，带着几个随从，突然来到济南市政府。 那天，济南市市长正好不在市政府。韩复榘到了市府大院才有人发觉，于是跑向楼上办公室，喊起还睡着的人。听说韩复榘亲到，职员们大吃一惊，慌乱中，有的披着棉大衣，一手提着尿壶下楼。正好和韩复榘撞个正着。韩复榘立即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吃老百姓俸禄的人，头都睡昏了，还能办事吗？”接着又说，“这样的市政府太腐败了，应该立即撤销！” 韩复榘转身就走，回到省府就下命令撤销济南市政府，将市政府所有人员全部清退。 市政府撤销后，济南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市政府，直到后来派了西北军的闻承烈来当市长，济南市政府才被恢复。 <h3>庐山真面目</h3> 在民间戏说中，韩复榘最遭人诟病的是不学无术不懂装懂，有名的“韩体诗”和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即源出此公，其“代表作”《游济南大明湖》流传至今令人喷饭：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头有蛤蟆，一戳一蹦跶。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说韩复榘去看篮球赛，只见球场上十几个人拼命追逐着一个球，韩复榘皱皱眉头对领队说：“那么多人争一个球，多不雅观！回头到我公馆里领一笔钱，多买几个篮球，一人发一个，省得再争。”很明显，这个段子旨在讽刺韩复榘的昏庸愚昧，但这只是“段子”，实际上经不起推敲。 作为一名封疆大吏，以韩复榘的真实阅历和见识，他绝对不可能连篮球比赛的基本规则都不懂，更不可能说出那些令人捧腹的幼稚话来。事实上恰恰相反，与韩有过交往的京剧程派名家赵荣琛在《粉墨生涯六十年》中回忆韩复榘说：他喜欢多种体育运动，尤爱骑马、游泳、踢足球和打篮球。他当团长时，他那个团的球队很有名气，每次比赛他都亲自上场参赛。到山东后他虽已40岁出头，仍不能忘记球场，有空常去足球场玩球，向小儿子传授顶球、压球等技巧。从这一点说，关于韩复榘看篮球比赛大闹笑话的讥讽是靠不住的。 其实韩复榘并不是一个胸无点墨的草莽之徒，他出身于一个秀才家庭，幼年读过诗书，写得一手好字，参加冯玉祥的队伍时最初干的就是司书（文书）。 韩复榘与许多文人学者都有过交往，当代著名学者徐北文也曾撰文指出：韩复榘在西北军以能诗文、擅书法著称。他在山东主政后，把一些术士、僧道统统赶出衙门，并重用何思源、梁漱溟、赵太侔等新派文人。韩与张宗昌的不同，是由于文野之分。韩复榘主政山东时提出的“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收到了一些实效，20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由儒学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搞起来的。 梁、韩相识在1922年，当时梁漱溟应冯玉祥之邀，在北京南苑给冯部官佐讲授儒家哲学，韩复榘通过这次听讲认识了梁漱溟，两人一见如故。后来韩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大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把他管辖的山东邹平县交给梁做实验区，为梁的乡村建设试验提供了诸多方便。韩复榘对梁漱溟毕恭毕敬，以师礼待之，凡梁所提建议多被采纳。韩复榘支持梁漱溟在山东推行乡村建设计划，旨在进行政治及行政改革，他曾经说过：“军队需要整理，不整理早晚要垮；政治也需要改革，不改革也是早晚要垮的。”因此韩复榘对部下发出呼吁：“我不会改革，请梁先生帮我们改革吧！” 韩复榘的这种改革做派可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只要了解了他当时的处境就会理解他的这种想法。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先生在《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中说，韩复榘野心不大，他觉得能保存山东地盘就很不容易，既怕蒋介石釜底抽薪，拉拢他的部下从内部瓦解他，又怕蒋介石布下圈套，使他落入陷阱。基于这种心理，韩复榘便害怕自己内部日趋腐化而导致垮台，所以他认为非改革不足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请梁漱溟来山东办乡村建设，就是韩复榘从改革的角度考虑的。梁漱溟晚年忆及此事，对韩复榘做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何思源与韩复榘的关系比较有趣，一个是留洋出身，一个是标准的土包子，两人后来却成了莫逆之交。当初韩复榘由河南调任山东，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带来的原班人马，只有何思源是南京方面安排在山东的，韩复榘周围的人不能容忍何思源的存在，韩也对何怀有戒意。但经过几次较量，他们发现对方都很耿直、爽快，说话办事从不拐弯抹角。 何思源先生曾对朋友谈起：韩复榘虽然好明杀人、暗杀人，但他不是阴险的人。韩也告诫自己那些排挤何思源的部下：“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是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据何思源先生回忆，韩复榘主鲁7年，教育工作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并且从来没有向教育界安插过一个私人，山东教育在此期间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也是常人所不及之处。 <h3>杀身大祸</h3> 韩复榘为人刁猾多疑，善于应变，本性难改，自然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矛盾日渐加深，乃至成为蒋介石一大心病。抗战全面展开后，韩复榘表面上佯装抗日，实则观望其局势，一心保存实力。日本人本是害怕韩复榘的，在进兵山东之前，曾暗地派人找过韩复榘，以探虚实，可是韩的态度极不明朗。狡诈的日本人看穿了他的心思。悍然出兵进攻山东。始料不及的韩复榘只好仓皇弃城而逃。蒋介石闻知此讯，大发雷霆，连骂几个“娘希匹”。这次自然找到一个对韩下刀的借口和良机，立即通知韩复榘到徐州开紧急会议。 1938年1月8日韩复榘按期到达徐州。蒋介石又突然由汉口发来急电，说会议改在河南开封召开。韩复榘不由心中一震，犹豫起来。本不想去开封，但又一想，这是一次大的军事会议，参加的高级将领有四五十人之多，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时韩复榘的心腹师长孙桐萱也从济南赶来了，身边还有由保镖魏大公执掌的手枪队一个营，量他老蒋也不敢轻易动手。9日韩复榘一行到达开封，住在黄河水利委员长孔祥榕的公馆里。11日下午7时，蒋介石亲自从南京赶来主持会议，并预先通知说，这是一次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为避免日军飞机扰乱，所以会议定为晚上召开。并强调这次会议谁也不能请假。 孙桐萱和卫兵陪同韩复榘坐汽车来到河南省政府大门口时，车子被几个军警宪兵拦住了。他们敬礼后指着门前张贴的一张通知让韩看，只见上面写着：“凡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韩复榘的车辆停放在门前的一片空地上，然后步行向里走。到了第二道门口，又有军警宪兵阻拦，左边的墙壁上贴着“随员接待处”。韩看了心里非常生气，但又不便发作，就把带去的三个卫士和孙桐萱的一个卫士，均留在接待处了。走了不到50米，墙上又有一张通知写着：“奉委座谕，今晚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到会将领，不可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应将随身自卫武器，暂交我处副官长保管，给予临时收据，待会议完毕后凭收据领回。”孙桐萱见要把武器交出，顿时皱了眉头。这时韩复榘倒坦然，看到站在他身边的其他将领将手枪从腰间掏出来交给了副官处，取回收据。韩复榘嫌孙桐萱迟疑，推了他一下，同时把自己身上带的两支手枪掏出来，让孙一齐递上去，便同那些将领中的熟人笑谈着步入会议厅。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目光咄咄逼人，劈头便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座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今天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由谁来负？”韩复榘一听火从心起，毫不客气地顶撞道：“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该谁负责任呢？”话没能讲完，蒋介石一拍桌子，疾言厉色地说：“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正想开口反驳，刘峙走过来拉住他的手劝道：“韩主席，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刘峙拉着韩从会议厅的边门走出去。韩气呼呼的，脖子拧着，两只眼睛发红，额上青筋暴胀。刘峙装出极关心而且亲热的样子，继续拉着韩的手，向院子里走去。院子里早预备了一辆小汽车，刘峙说：“韩主席，上车吧，这是我的车子。” 韩复榘不知是计。刘峙向司机使个眼色，立即把车门关了。刘峙招手说：“韩主席，你一路好走，我还要回去参加会议！”小汽车前座上早有两个人等在那里，等车子开动了，那两个人迅速地从前座钻到后座上来，一边一个，把韩复榘夹在中间。其中的一个人掏出一张逮捕令出示给韩看。韩复榘这才恍然大悟，但表情极为镇静。从车窗向外一望，只见路两边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汽车飞快地驶到开封火车站，从一辆专车走下两个特务，把韩复榘拖出来，推拥着上了火车，沿途不停，直达汉口下车。由专轮载车渡江到武昌。1月12日夜晚，两个押送韩复榘的特务把他交给“军法执行总监部”，软禁在一座二层楼上。 韩复榘被刘峙领出以后，蒋介石大声宣布说：“韩复榘目无中央，违抗命令，大敌当前，擅自撤退，为民众所不容，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现已逮捕法办，请诸位安心供职！”蒋介石这一突如其来的宣布，使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目瞪口呆。片刻孙桐萱从座位上站起来向蒋介石求情说：“委座，韩复榘是个粗人，多有不对，希望能予以宽大处理。”蒋介石冷冷地对孙桐萱说：“你的那个主子韩复榘罪有应得，已交军法总监部组织会审，他的军政职务已被革除。第三路军总指挥由你继任，另委任军长曹福林为津浦路前敌总指挥，你们要安定军心，共同抗敌，别的就不要讲了。”孙桐萱心想：韩复榘必死无疑，看来我是无力回天了。韩复榘被软禁了7天，1月19日才组织高等军法会审。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成溶为审判官，贾焕臣等为军法官。21日上午，刚组成的军法执行总监正式对韩复榘进行审讯。被告席上的韩复榘面色苍白，但表情沉静，显然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何应钦问他：“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强迫鲁民购买鸦片等项，这许多罪行已经查实，你是否有话申辩？”韩复榘只是昂首微笑，一句话也不答复。几个陪审的法官一再追问，韩依然一言不发，傲然对之，审判毫无结果。 1月24日晚上7时左右，有一个特务到楼上来，对韩复榘说：“韩主席，何审判长请你去谈话。”韩复榘信以为真，就随着那个特务下楼了。当下到一半时，只见院子里面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哨兵。遂大梦初醒，知道自己死期将临。机警地对那个特务撒谎说：“我脚上鞋小，有些挤脚，我回房换双鞋再去。”他边说边回过头去，脚刚向上迈出一步，站在楼梯边的那个特务就向他的头部开了一枪。第一枪没打准，韩复榘回了一下头，说：“你打我的胸……”话没讲完，身后连续响起枪声。韩复榘向前挺了挺身子，歪倒在楼梯上。结果他头部中2弹，身上中5弹，仰面向天，眼睛还睁着。煊赫一时的军阀韩复榘就此一命呜呼。 正文 张宗昌：第天下第一无赖 张宗昌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掷骰子水平很高，赢得别人面无血色，然后他再把钱还给人家，于是交了不少朋友。大小老婆有多少他自己也弄不清，往往是娶了新的忘了旧的。老婆有和卫兵私通的，张知道了哈哈一笑不但不恼还倒给几个大洋当贺礼。他挺念旧，乡亲凡找张宗昌讨口饭吃，一般都能答应，就算旧日得罪过他的也不计较。他挥金如土，朋友有难，二话不说几万大洋眼不眨就能扔出去。 <h3>闯关东</h3> 张宗昌十五六岁时，长得像小牛犊一样健壮。他性格外向、粗野、豪爽、张扬，而生活的不幸又使得他心中更多的是愤懑，对人更多的是抗争。这样，打架、斗殴就成了张宗昌的家常便饭。 我国农村家族势力很盛，大家族往往控制着地方的权力，为霸一方。像张宗昌家独门单户，一般是受欺压的对象。张宗昌与人打架，一方面是他的性格所致，另一方面也有抗争的因素。 近代以来我国移民大致形成了三大流向，即华北诸省人口“闯关东”，黄河长江流域各省人口“走西口”，东南沿海各地人口“下南洋”。此外还有太平天国后向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迁移。 1897年，张宗昌沿着老一辈走过的路——闯关东，开始了新的人生。 那一年，胶东一带又遇荒年，民不聊生，生活困苦到了极点，外出逃荒者络绎不绝，有的甚至是举家迁徙逃往东北，张宗昌家里也是艰难异常。当时祝家村共有十几人齐下关东，还有邻村数人同行，是张锡福亲自带着张宗昌和大家一齐共下关东，他们随众人徒步来到烟台。张家父子在福山一带打了三个多月的零工，然后又在船上打零工，一路来到营口，接着辗转到吉林周边的农村打零工。一年半后，张锡福因身体素质差，加以东北气候寒冷，随祝家村的三位老乡回家。事后多年，家人问及张宗昌为什么不随父亲返回家乡，他说：“我一向不惧怕艰难困苦，出来了，就往下干吧。” 就这样，张宗昌继续在东北流荡，这期间他打过零工，扛过长活，给老财家放过牧。但都是在农村，除了能填饱肚子外，此时的张宗昌在东北零下几十度的冬天却只穿着破烂棉衣，直到1899年依然如故。 19世纪末，帝俄攫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后，为了猎取廉价劳动力，在华大批招募筑路工人。此时尚在农村扛活的张宗昌，被一同在农村扛活的同伴告知此事，其中一人叫刘子良，是辽宁省营口一带高坎农村人，刘也是穷人，是张宗昌在福山扛活时结识的好朋友。刘子良后来成为张宗昌的姻亲，也就是张的正夫人袁书娥的堂房娘舅。张宗昌发迹后，刘由于身患重病未随同做官，张宗昌夫妇二人为其在沈阳购买房屋，并给予钱财，让他安心养老。 1899年，张宗昌应招到中东铁路当工人，此次招募的人很多，其中就有刘子良。在这期间，由于张宗昌身材高大，勇于干重活，有股子狠劲，以至于工友们都很佩服他，这样，张也逐渐得到俄国人的青睐，并当上了工头。张宗昌待工友们宽厚大度，不吝惜钱财，所以在工人当中很有威信。其间，张宗昌当过装卸工，干过扳道工，一干就是五年多，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 因为经常与俄国人接触，再加上记忆力惊人，张宗昌能够说一口流利而又发音准确的俄语，认识他的人都是知道的。他的俄语口语水平，用陆军大学毕业、人称多才多智的小诸葛李藻麟的话说：张宗昌的俄语程度可做个好翻译。当然，张宗昌虽然俄语口语流利，词汇量丰富，但只是会说而已，一个俄国字也不认识。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1901年，张宗昌19岁时，向中东铁路局请假，回山东老家与贾氏完婚，没有几日即返回铁路继续做工。张宗昌与贾氏毫无感情，仅是奉父亲之命完成婚事，张往返路程加结婚只用去了很短的时间，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利，其中大部分还是在路途中。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帝俄久已蓄谋吞并东三省，把东北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它曾乘义和团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出兵东北，侵占东三省。日本帝国主义不肯甘拜下风，它对东北也是虎视眈眈，并在英美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意图从帝俄手中夺取东三省，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而后独自吞并奠定基础。 当时俄军开到东北作战的部队不下30余万，需要大批俄语翻译人员，凡粗通俄语者，无不网罗到军中充当翻译。张宗昌俄语说得相当流利，而且多年来为俄国人办事，自然成为优先招聘的翻译，备受重视和信任。 日俄战争开战后，日军大肆收买东北胡子，利用土匪熟悉当地情况的有利条件，袭击俄军兵站，骚扰俄军后方，使俄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屡遭失利，损失严重。因此，俄军也决定效法日本，组织华人武装力量，袭击日本兵站和补给线，扰乱日军后方，以支持前方作战，这支别动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由谁来担任呢?当时，张宗昌正在俄国军队中充当翻译，素为俄国人所赏识和器重，此项重任自然是非他莫属，想当然地落到他的肩上。 张宗昌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筹划。几经考虑，他也认为只有招募胡子队伍担负此项任务最为相宜。因为他们有人有枪，无需花费很大力量去组织，无需花费很多时间去训练，便可立即投入作战，能收立竿见影之效。当时，有人为他介绍一个胡子头王某。为了说服他率部参加对日作战，张宗昌曾孤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匹马单枪，深入虎穴，与王某会面。王某见其胆识过人，为人真诚坦率，衷心服膺，于是以这一支胡子队伍为骨干力量的游击队便迅速组成。但遗憾的是，出师不利，投入战斗后，最初几个回合均告失利，大部被歼灭。张宗昌扫兴至极。而俄国军部则对他倍加鼓励，多方给予支持，令其重整旗鼓，再次拥兵买马，并发给枪支弹药，由残存的数百人，逐步扩大到数千人，最后竟发展到号称有两万多人的队伍。俄军还选派军官多人参与队伍训练和营以上单位作战指挥事宜。张宗昌则成为这支队伍的首领，当时的“官衔”称“统领”。张宗昌在参加辛亥革命前，一般袍泽以及与之熟识的人均呼其为“张统领”，实缘于此。张宗昌在这个时期也得到向帝俄军官实地学习军事的机会，此后之所以颇具军事知识和指挥作战才能，均奠基于此时。 经过一番整顿、扩充与训练，张宗昌所领导的这支队伍，在扰乱日军后方、配合俄军前方作战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每次下达的作战任务都能基本完成，因此赢得了俄国军方的信任与好评。 1905年，张宗昌24岁。是年，日俄战争以俄国战败而告终。帝俄被迫放弃南满权益，俄军全部撤回俄境。 俄军的命运与被捆绑在俄国战车上的张宗昌息息相关，俄军战败后，张宗昌所部也决定予以解散。遣散办法是每人发3个月的饷，另外每人加发路费70卢布。当时，每个士兵每月薪饷为25卢布，3个月薪饷的遣散费为75卢布。张宗昌将款项领到手，3个月薪饷的遣散费如数照发，而路费一事则只字未提，全部扣发。只此一项，张宗昌便赚得金卢布不下百万，陡然而成巨富。 <h3>俄罗斯历险</h3> 正当张宗昌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之际，恰有俄国资本家拟招募华工5000人，前往西伯利亚开采金矿，矿址在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沿岸地方。该地临近北极，气候严寒，人迹罕至，一般老百姓均不愿去此严寒不毛之地。因此，俄国资本家只得在海参崴一带招募工人，而此地多亡命之徒，颇难驾驭。张宗昌在俄国人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在此等人中也颇有威望，因之，张又首当其选，充任总工头，前往西伯利亚淘金。 张宗昌在金矿任总工头时，不仅学得一手颇为出色的淘金技术，而且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出众的猎手。由于工作需要，他每年必须往来于金矿和海参崴之间达五六次之多。而这些地方地处偏隅，交通不便，冬天只能利用当地土著的雪橇，夏季只能利用当地土著的渔舟。该地原属满洲，其族男人脑后均有发辫一条。每当雪橇奔驰时，发辫飞扬，呈一条直线，滑行速度之快，于此可见一斑。张宗昌在其地生活数年，时与他们往来，有时还随他们出猎，射杀猛兽。因此，张宗昌不仅锻炼了枪法，而且还通晓各种兽类习性，成为一个有经验的猎手。 其后，金矿因经营不善，颇多亏损，张宗昌乃辞去总工头职务，踏上返回家园的征途。张宗昌在金矿担任总工头期间，大约赚得了四五十万卢布，又算是发了一笔大财。此刻，他想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像上次那样荒唐，转眼间竟然将偌大一笔钱财花得一干二净。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他决定尽快返回家乡，不能在各地多事逗留。谁料想，刚刚回到海参崴便被包围，好不容易才得以脱身。 张统领发财还乡的消息不胫而走，离开海参崴以后，仍然和上次一样，不管是在哈尔滨、长春，还是在奉天、大连，每到一处，旧日好友蜂拥而至，热情挽留，日日夜夜酬酢不已。当然，在此等人中，也必定有一些生活困难开口求助者，他仍然一如既往，慷慨解囊，从不吝惜。几个月后，总算回到家乡。但是，这次情况并不比上次好多少。因为沿途应酬又把大部分钱财花掉，所剩无几，连孝敬父母和馈赠亲友的钱都不够用了，哪里还谈得上买房子买地，广置田亩房舍，富家翁的美梦终成泡影。他不得不再次离乡背井，返回海参崴。据说，他此刻已是一贫如洗，连返程路费都是借贷而来的。此后，他便闲居在海参崴。 20世纪初，海参崴的人口估计约有一二十万，其中华人占3/5，他们大半来自山东省。有名的双合盛号大股东张某，出身寒微，只因他身材魁梧，热心公益，被推为华商总会会长，而他的经济势力以后更伸展到中东路一带。 张宗昌通过同乡介绍到这里的阿列乌斯卡亚大街华商总会，担任了门警中的一名小头目。当时俄罗斯海参崴一带胡匪猖獗，商界深受其害。张宗昌却对胡匪的行动规律、作案特点极为熟悉，故此时胡匪的为害案件屡屡被张侦破，张宗昌也因之受到华商会青睐。当地的一般中小商人、走贩都不时孝敬他，托庇于他的名下。随后他又着手强化与俄国军警的关系，所以不久他就成了海参崴一带中国黑社会中炙手可热的骄子。 张西曼在其回忆文章中说：张宗昌当时在海参崴包捐、包赌，包庇戏园、烟馆，似乎可以使他们免除一切外来的突然威胁和迫害。但是日久弊生，他竟自擅威作福起来，戏园中的好座要酌量留给他，新到的妓女要让他享受初夜权，一切走私和非法生利的小本生意，他可以抽头分红。他的俄国朋友们当然也在这些途径上朋比为奸，平分秋色。 据袁书娥在世时回忆道：张宗昌28岁那年，离开海参崴曾去刘子良家，由刘做主将年已20岁的侄女袁书娥许配给了张宗昌做“两头大”的妻子。所谓两头大，即两个妻子都属于正室大房之妻。喜事是在奉天办的，张用红轿子娶了相貌端庄秀丽的袁书娥，二人婚后感情十分要好。不久，张宗昌的钱花光了，需要返回海参崴，袁书娥未随同前往，而是由其妹妹陪伴住在奉天，待张的工作稳定下来后，她也去了海参崴。 张宗昌对于被自己看作朋友的人，一向是真心相待。 在海参崴，替张宗昌摇笔杆的人是华商总会的年轻书记孙某。革命党人张西曼借着与孙某的文字之交，同张宗昌逐渐有了交往。 张西曼在海参崴时，常被几个思想进步的俄国朋友邀往山林打猎，或到海边游泳、钓鱼，就借野餐休息的时候偷看“禁书”，彼此纵谈中俄两国的革命理想和事迹。因为山林打猎的机会较多，张宗昌曾好意劝阻他，要严密提防胡匪绑票勒赎的危险。张西曼于是托张宗昌代买一把手枪以为防身之用。 一天，张宗昌的部下约张西曼在华商总会的四楼小室中看货。原来是一支勃郎宁式手枪，虽然玲珑可爱，却没有保险机的装置，因而没有成交。那卖枪的见不能成交，将枪插入裤袋内怏怏地下楼。人们刚刚掩门就座，猛听轰隆一声，开门一望，见那人倒在三楼扶梯旁抱膝呻吟，过去一问，知系指触扳机被子弹击穿了右趾。他被张宗昌骂了几句，立刻被送入医院救治。从此，张西曼和张宗昌的关系由于孙某从中牵线看戏、吃饭，日益密切起来。 张宗昌在俄国的打工经历，为其日后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h3>白俄兵团，铁甲列车</h3> 在1921年，也就是民国十年前后，张宗昌其实并不得意。以前，他依附北洋政府直系冯国璋，混到一个新编第六混成旅旅长，后又升师长。1918年出兵湖南援湘之役，却坏了事，退守江西，结果被江西督军陈光远乘危包围，部队被缴械，士兵则遣散或改编。张宗昌秘密出走，再投直系曹锟，不被收容。他出关转向张作霖倾吐投效之意。关外王收留了他，却不重用。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张宗昌争取机会，平定高士宾在吉林之乱，张作霖委他任师长，兼绥东镇守使，驻在中俄边界，给养限额，装备欠缺，士兵多徒手；出操时张宗昌带领徒手士兵爬山越岭，进行体力训练。有一天，奇迹出现了。他在山上遥望，发现远处山沟里躺着一个人，心觉诧异。此地人迹罕至，怎么会有人？于是派人去察看，士兵回来报告说是个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从服装上看，像是俄国军官。那人饥寒交迫，好像有病，快要死了。 张宗昌亲自下山去看。他早年在海参崴混，会说俄语，但俄文一个字也不识。询问之下，这个人名叫葛斯特劳夫，曾任帝俄的白军炮兵司令。在俄国共产革命中，被红军追击，走投无路下逃入中国边境深山中。张宗昌用马驮他返回师部，细心照料，延医治病，十多天后恢复健康。 葛斯特劳夫感谢张的救命之恩，见张的士兵缺乏枪支弹药，透露俄境不远的山沟中，有一条铁路支线，停有一列车，满载军火，还有大炮若干门。是帝俄军队丢下的，只是没有火车头，不能行动。如果张能弄到一个火车头去拉回，军火就是张的了。他又指出，红军很快会来，必须快去拉。 张宗昌大喜，向中东铁路要了一个火车头，由葛斯特劳夫带路，将一列车的军火悉数拉回，尚有300多名白俄士兵跟了来，张宗昌全部收留他们，编成白俄兵团，由葛斯特劳夫率领。当时白俄大量流亡到中国东北，不少是军人，多投到张宗昌麾下，很快发展到1500多人，成为作战力极强的劲旅。步兵团团长聂洽耶夫，高级军官有米乐夫、米海夫，和俄籍朝鲜人金钟仁(曾任哥萨克骑兵旅旅长)、金仲衡等人。这是张宗昌改变命运的契机，有了这批雇佣兵，等于握有王牌，正好大展拳脚。可是他扩军太快，粮饷不足，张宗昌便私种鸦片，贩毒维持庞大军费支出。而张作霖最讨厌鸦片，闻之不快，想把张宗昌的部队解除武装后遣散。 张宗昌自知危机日迫，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当两军在山海关对垒时，张宗昌一马当先，率白俄雇佣兵猛攻直军第九师，占领冷口，突破直军沿长城各关口防线，进兵滦县，切断直军后路，致吴佩孚首尾不能相顾，全线败退。再加冯玉祥北京兵变，直军一败涂地。 张宗昌到滦县，葛斯特劳夫建议组建铁甲列车，沿铁路线西进，占塘沽，入天津，一路南下，冲锋陷阵，战果辉煌，深得张作霖青睐，在非嫡系奉军中渐露头角。 铁甲列车参战，锐不可当。那是葛斯特劳夫以俄国内战经验组成战斗行列。列车中间是火车头，前后各挂两节客车，供士兵食宿。客车前后各挂有顶棚铁皮车两节，俗称铁闷罐车，车厢内加枕木墙一层，车皮和枕木墙之间填以沙土。抵挡敌人枪击。车厢两侧有两层枪眼，车上士兵立跪可向外射击。车的下方有机枪掩体，每节车厢有四个掩体，可对外扫射。铁闷罐车前后，挂铁皮敞篷车各一节，置炮一门，射击远方。之外前后有平板车一节，置铁轨枕木和一应修复路轨工具。随时修理破坏的路轨。各节车厢内装电话，供联络之用。 铁甲列车有两列，名为“长江号”和“长城号”，由葛斯特劳夫指挥，车上士兵全是白俄人。 铁甲列车南征北战，建立奇功，有时首先冲入敌军车站，大杀一阵，后边援军始跟至。如1925年，张宗昌以振威军第一军军长，护送卢永祥到南京任苏皖宣抚使。齐燮元反抗，双方开火。张宗昌的白俄雇佣兵开到镇江，战斗激烈，相持不下。张宗昌坐铁甲列车至前线督战，白俄士兵1000余人，不畏炮火，死伤300多人，齐军溃退。继之在无锡会战，再获胜利。齐燮元就此下野，江南入张宗昌手中。 狗肉将军得意非常，坐铁甲列车到花花世界的上海，倚红偎绿，在妓院内风流快活。他的所谓“吃狗肉”，实是赌牌九，轰动北里，张宗昌坐庄，娇娃相帮等下注，他是借此大散钞票，个个分吃“狗肉”。白俄雇佣兵更高兴，因为有流落上海的帝俄贵族妇女沦入酒吧卖春，异乡相遇亲热异常。有个肥胖的落难公主在当鸨母，建议铁甲列车上加挂两节车厢，供她们食住，愿意同行随时服务，“慰劳”同乡雇佣兵。葛斯特劳夫拒绝，斥责“这还能打仗？” 张宗昌逗留上海四个多月，始返济南。浙江督军孙传芳发难驱逐奉系军队，双方在苏皖开战。为阻止孙传芳向北推进，张宗昌出兵，第47混成旅旅长施从滨领军，指挥作战。但将骄兵悍，施镇压不住，在津浦铁路固镇和孙军遭遇，不支败退。 张宗昌的两列铁甲列车自徐州出发，支援奉军。施从滨坐铁甲列车，不料行至任桥附近遭暗算，孙军埋的地雷炸毁了列车的火车头，列车顿时行动不得。埋伏的孙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列车，猛烈攻击。葛斯特劳夫指挥白俄雇佣兵，奋力抵抗。但孙军奋勇冲杀，白俄雇佣兵只剩200人，葛斯特劳夫眼看大势已去，下令突围撤退，他自己以手枪自戕殉职，不失军人气概。 突围的白俄士兵难逃狙击，死伤累累，少数被俘。张宗昌的白俄兵团和铁甲列车就此完蛋。 <h3>荼毒百姓，贻笑泉城</h3> 张宗昌虽是山东人，但督鲁期间恶习不改，祸害桑梓。督鲁三年，制定了各种苛捐杂税，横征暴敛，荼毒百姓；勾结日寇，穷兵黩武，给山东人民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做坏事、出歪招是张宗昌的本行，他一贯“吃喝嫖赌吹，捎带砸烟灰”，如为了敛财，张宗昌专门设计了一种“军用票”，害人不浅——他手下的士兵买东西时可以不付钱，拿这种票就当现金使用，但又规定老百姓找零时必须找现金。虽然老百姓明知这是一种骗人的把戏，但迫于张宗昌的淫威，不得不做这种既赔东西又赔钱的亏本买卖。 张宗昌的手下人，有许多是他的掖县老乡，凡投奔他来的，大都倚仗他的权势狐假虎威，常常打着“张大帅”的旗号干坏事。夜晚，手下人打着灯笼出门，灯笼上写着“掖县”二字，人见人怕，大都慌忙躲避走开，躲不及的难免会受欺负。这些人的作为，给本来就坏透了的张宗昌平添了不少坏名声。张的名声不好，不仅仅在于他不干好事，更在于他的昏庸，被称为“三个没数”。曾有人问他，“手下有多少军队？”“没数”“屋里有多少小老婆？”“没数”“拥有多少银子、钱财？”“没数”。所以，济南一直流行着一句妇孺皆知的歇后语：“张宗昌的兵——没数”，并为其起绰号“狗头大帅”、“三不知将军”等。 张宗昌不但昏庸，还很自大，自称“爱民如子”，常“关注”百姓疾苦。有一年大旱，庄稼干枯，颗粒无收，百姓流离，有家难归，张宗昌看到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困难，税收不上来，就下令求雨。他本人也非常虔诚，亲自烧香磕头，但连续磕了几天还是没下雨，他非常恼火，遂下令军队对着天空向雨神开炮。不知道是云层受到了震动还是那天就该下雨了，一阵炮声过后，天上竟真的下起雨来，张非常得意，以为自己的诚心感动了雨神，神气了很久。其“炮打老天爷”的故事，在济南一度传为奇谈。 张宗昌虽是粗人，可羡文而效仿，特别是觉得自己身为孔圣人家乡的父母官，不带点斯文，空有了山东省，枉坐了济南府。于是，重金请山东清末状元王寿彭(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教他认字、做诗，王寿彭为他起字号曰“效坤”。慢慢地，张宗昌也能为人题匾额、留“墨宝”，但所谓的题款大都是王寿彭拟好，张宗昌照着抄而已。 齐鲁大学(现山东大学西校区)曾邀请张宗昌到校演讲，这对一个大字不识的张宗昌来说，真有点勉为其难。张自己也明白肚里没有墨水，所以走上讲台后，面对一群大学生，直白了当：“哎哎！俺怎么听说你们这些念大学的，个个都会好几国的英语，兄弟俺，就连中国的英语也不会……”话犹未尽，台下面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 张宗昌有次到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这颇具文化气息的三大名胜观光游玩，在大明湖，随从为他讲了刘鹗、杜甫等对济南风光的评价，张宗昌没头没脑地问：“杜甫是谁？他会打炮吗？”在趵突泉，有人向他诵读和讲解了一些诗联：“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张宗昌听不懂，不耐烦地说：“什么他娘的狗屁诗！老子一句也听不懂！看俺张大帅做一首来。”于是，顺口胡诌道：“趵突泉，泉趵突，三股水，光咕嘟，咕嘟咕嘟光咕嘟！”随行人等听了，笑不敢笑，只好敷衍：“好，好，好。” 后来，张宗昌出了一本名为《效坤诗抄》的诗集，大都是些换汤不换药的“仿抄诗”或打油诗，现抄录三首供大家“欣赏”。 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张宗昌的这些笑料，传至京津地区，这些地方的人们就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济南，无形中给勤劳善良睿智通达的济南人脸上，抹上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黑灰。 <h3>能屈能伸</h3> 1923年秋，张作霖急于报第一次直奉战争的一箭之仇，于是在奉天举行陆军演习，以考察自己的部队是否能对曹锟、吴佩孚开战。当时的张宗昌虽然收了很多人马，但有很多是土匪出身，纪律败坏，尽管张宗昌力加整顿，但队伍中的土匪气还是很浓。另外，为了给部队发军饷，张宗昌又偷偷地种鸦片烟，这事被捅到张作霖那里去后，总参议杨宇霆便说：“每年花100多万，养着这帮人种鸦片烟，那太不成话了。这次演习，要是看着他们不行，就把他们就地解决，遣散算了。” 由此，检阅大员郭松龄对张宗昌的这支部队要求特别严格，而演习那天正好又下了大雪，田野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地里全是高粱茬子，硬挺在地上，又被雪给遮盖了。张宗昌的士兵在雪地卧倒，因为看不见高粱茬，结果很多人因此受了伤。张宗昌看到后，心里就很不痛快。 在休息的时候，张宗昌带着几个随从找了间房子进去暂避风雪。进屋后，张宗昌满腹牢骚地蹲在炕上，把随身带着的烧酒拿出来喝，他边喝边骂道：“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制定的计划，把我们弄成这样！” 正骂着，郭松龄突然推门而入，他听到张宗昌的牢骚话，便问道：“你在骂谁？”张宗昌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不是骂谁。”郭松龄顿时大发雷霆，气势汹汹地指着张宗昌的鼻子大骂道：“我×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 听了这话，张宗昌的脸色由红变黑，他从炕上一翻身跳下来，随从们大惊失色，以为他要翻脸拿手枪打郭松龄，不料张宗昌跳下炕却突然改口对郭说：“郭二大爷，你×俺妈，你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郭松龄无话可说，气呼呼地走了。 郭松龄走后，张宗昌的参谋还想去拉住郭，替他们劝解一下，但张宗昌一把拽住参谋，不让他去劝。之后，张宗昌满不在乎地对参谋说：“你听我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张学良在得知郭松龄与张宗昌的骂架之后，随后便亲自来视察张宗昌的部队，并试图加以劝慰。张学良到后，看见张宗昌的部队器械一新，武器精良，不免有些吃惊，便问张宗昌这些武器是哪里来的，张宗昌回答说是收编白俄溃兵时接收的，并且主动送了十箱手雷给张学良。 张学良回去后，向张作霖报告了张宗昌部队情况，张作霖也认为张宗昌可以重用，于是张学良让与张宗昌关系不错的另一位奉系大将李景林去把张宗昌请到沈阳，然后又把郭松龄请来，说：“我们这个团体，内部不要闹意见。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地对付直军，打倒吴佩孚。茂宸（郭松龄的字）和效坤（张宗昌的字），不要把你们别扭的事情搁在心上。” 由此，郭松龄向张宗昌赔礼，彼此表示歉意后，这事也就算过去了。李景林趁热打铁，提议四个人结为兄弟，于是彼此关系更进了一步。由于在这次的联合秋操中表现出色，张宗昌所部被改编为奉军第三混成旅，成为奉军的正规军，各方面待遇也得到了提高。一年后，张宗昌的这支部队便作为奉军的主力军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虽然张作霖对张宗昌的部队待如亲兵，但张宗昌心里却不糊涂。在出战之前，张宗昌对部下说：“这回我们要是战胜了，毫无问题，什么都有……要是战败回来，奉天是不会养活闲人的，到时我们就找个山窝去落脚吧！” 开战后，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作为奉军第二军的前锋进攻热河北部，首先遭遇的是直系劲旅董政国部，在经过一番血战后，张宗昌迫其退却，并攻克冷口，奇袭滦州。而此时正好冯玉祥倒戈，直军一片混乱，张宗昌乘机挥兵追击，并大肆收编溃散的直军，其部队一下就膨胀了七八倍，成为奉军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只有到了这时，张宗昌才算是扬眉吐气，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一方，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军阀之一。不久，张宗昌就此衣锦还乡，当上了山东督办。 <h3>惊天绑架</h3> 在许多人眼里，军阀张宗昌是个胸无点墨的“狗肉将军”，靠着给奉系军阀张作霖卖命和组织流亡白俄军团，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中国横行一时。殊不知，他还干过一起震惊世界的涉外事端，那就是悍然劫持并炸沉苏联客轮“列宁纪念”号，同时绑架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的夫人达半年之久。 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后，北伐军从军到师几乎都有苏联顾问参与指挥和制定作战计划。这还不算，苏联还在华北积极支持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面对苏联支持下的两股铁流，在北京组建安国军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门下张宗昌惶恐不安，除了军事上顽抗外，他们还企图拿苏联在华人员开刀。 1926年年底，消灭吴佩孚集团后，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根据安排，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等人乘火车沿粤汉铁路前往武汉。巧合的是，鲍罗廷的夫人鲍罗廷娜刚随苏联外交信使抵达上海，准备与丈夫团聚，遂决定搭乘轮船前往武汉，而鲍罗廷娜乘坐的就是刚在上海完成任务的苏联客轮“列宁纪念”号。 1927年3月1日，“列宁纪念”号航行至南京下关附近，桅杆上高悬的苏联国旗引起了当地海关人员的注意。当时中国海关由驻北京办公的英国籍总税务司安格联掌控，安格联得到伦敦的训令，积极配合张作霖等军阀对进出中国港口的苏联船只实施重点缉查。根据安格联下达的“通令”，南京海关人员拦下了“列宁纪念”号，在登船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三名自称苏联外交信使的白人男性和一名自称“格鲁斯堡夫人”的白人中年妇女。由于苏联信使以“外交行李享有豁免权”为由拒绝检查行李，海关人员立即向驻当地的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报告。 张宗昌随后派出白俄士兵登船检查。交涉中，白俄士兵强行检查了那名白人妇女携带的行李，结果搜出一份写有俄文“鲍罗廷夫人”字样的文件。获悉此事后，张宗昌如获至宝。3月6日，鲍罗廷娜及3名苏联外交信使、47名船员被押往济南。 鲍罗廷夫人被扣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震惊，武汉国民政府各机关和团体纷纷通电斥责张宗昌的暴行，希望北伐军“速张挞伐，灭此朝食”，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也连续三次向安国军政府提出严重抗议。3月21日，苏联驻华使馆代办约见安国军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警告说安国军政府应立即下令张宗昌放人放船，否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应对策”。 在张宗昌眼中，国际公法毫无约束力，他现在琢磨的是如何利用鲍罗廷夫人迟滞北伐军的前进。为此，他派人秘密赴汉，给鲍罗廷带去一封书信，要求鲍罗廷“以自身之威力，督促双方签署休战之协议”。但鲍罗廷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我相信中国人民的能力，他们一定会很好地保护她的。” 得到鲍罗廷冰冷的回复后，张宗昌恼羞成怒，将“列宁纪念”号挟持到长江入海口，然后邀请上海的各国媒体目睹他们是如何把苏联轮船炸成废铁的。紧接着，张宗昌又把鲍罗廷娜等人解送北京，交由张作霖处置。 这时候，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正进行疯狂的反苏反共活动。4月6日，张作霖派兵冲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在使馆避难的李大钊等人和10余名苏联外交官。4月28日，张作霖绞死李大钊后，放出风声说要处死鲍罗廷娜及苏联外交人员。5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向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递交公函，严厉警告北京当局：“此等人员（指鲍罗廷娜等）若与李大钊等同一命运，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当之手段。” 7月10日，北京高检厅开始审判鲍罗廷娜等人。审判持续一周未有进展，后突然传出消息：鲍罗廷娜被释放了。原来7月16日，美国参议院议员皮汉拜会张作霖。会谈期间，张作霖吹嘘说：“我最近杀了20多个赤色分子，明天我要杀鲍罗廷太太了。”一听此话，皮汉大惊失色，他警告张作霖，如果不经审判而处死鲍罗廷娜，“那么西方媒体会把您看做禽兽。在西方，即便判决妇女有罪，也很少处以极刑，更何况鲍罗廷娜是一位外国女士。”张作霖听后颇为沮丧，恰巧负责审理此案的高检厅法官何隽前来请示，张随口说：“或可开释。”一向对苏友好的何隽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当庭开释鲍罗廷娜，然后弃官跑到天津租界避难。就在宣判结束仅两小时后，醒悟过来的张作霖又下令搜捕，但“夫人已不知去向”。对被释放也感到疑惑的鲍罗廷娜躲进东交民巷一个外籍人士家中，几天后经蒙古返回苏联。不久，武汉国民政府背叛大革命，鲍罗廷遭到驱逐。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武汉，取道西北返回苏联。至于“列宁纪念”号的船员，后来由苏联政府支付了25万美元赎金，才被允许回国。 <h3>超级大票友</h3> 张宗昌的最大爱好，那就是听京剧，这在当时是出了名的。 张宗昌与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关系十分密切、融洽。1925年4月，北洋政府明令发表他任苏、鲁、皖、豫四省剿匪督办，继又任命为山东省军务善后督办，彼时恰值其母60大寿，张宗昌大宴宾客，祝寿三天。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名伶，均应邀至徐州演唱堂会，生、旦、净、末、丑各行名角荟萃一堂，盛极一时。其后督鲁时期，张宗昌在督署里建有戏楼一处，曾先后在济南、北京、掖县老家演唱堂会。“九·一八”事变后，他回归北京，仍不时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和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以及奉天会馆(即后来的西单哈尔飞剧院)举办堂会演出。应邀演出的仍然是这些名伶。 堂会演出的戏，有的在外面剧院是无法听到的，例如余叔岩与梅兰芳同台演出《打渔杀家》。在西城石老娘胡同私邸小戏台，还曾演出《六五花洞》，饰潘金莲者除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外，尚有筱翠花(于连泉)、王幼卿，名丑如萧长华、慈瑞泉、曹二庚等均参加演出。旦角是一流旦角，丑角是一流丑角，如此众多一流名角在当时能同台演出，实属难能可贵。若非张宗昌倡议，并出资置办行头，恐难实现。 1927年春节期间，张宗昌曾在济南督办公署东大楼庆寿唱堂戏。 正月十五日是正寿。寿堂设在珍珠泉前大厅，大厅内悬灯结彩，挂满了寿屏、寿幛，还陈列着许多金寿星、金麻姑上寿、金镶玉翠、珍珠玛瑙，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到上午10点开始拜寿。张宗昌将他父亲请到寿堂正中坐下，他自己穿上将大礼服，在军乐声中进入寿堂，首先向他父亲行三跪九叩大礼，来宾也依次拜寿，有的叩头，有的鞠躬。拜寿毕，中午举行盛大宴会，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宴后即到剧场看戏。白天剧目均由济南各剧院上演，故来宾看戏者甚少；晚上全是北京名伶演出，一直演到深夜两点多钟。这天晚场由少将副官李文征亲自把门，凭请柬入场。台前的池座均设方桌铺台布，放有烟、茶、糖果、糕点等，就座的均是贵宾，如当时知名的前清遗老康有为，下台的大总统曹锟，号称大帅的吴佩孚，名为联帅的孙传芳等。只见他们都穿着长袍马褂，康有为身躯矮小，须眉皆白。 这天晚上，北京名伶演的是全本《穆桂英》，由四大名旦(梅、尚、程、荀)轮换饰演穆桂英，梅兰芳演的是穆桂英挂帅一段。直到深夜全剧将演完时，只见由张宗昌陪着出去的曹锟又回来了，随着又加演一出《游龙戏凤》，余叔岩饰正德皇帝，梅兰芳饰李凤姐，珠联璧合，堪称绝佳。当剧演至中场时，忽然刹住锣鼓，出来“天官赐福”，为曹大总统“加官”，接着一个人高举现钞两千元(当时可购面粉1200袋、猪肉1.25万斤)高唱“谢曹大总统的赏”，同时余、梅二人并肩到台前深深一鞠躬，然后继续演唱起来。这时人们才知道是曹锟点的戏。这台祝寿戏到此也就演完了。 张宗昌后来最喜欢听的一出戏是。虞姬自然是由梅兰芳扮演，霸王则由杨小楼扮演。张宗昌后来之所以偏爱这出戏，可能是与他失败的切身经历密切相关。楚霸王项羽起兵江东，征战四方，盛极一时，然而最终被困垓下，陷入穷途末路，发出无可奈何的凄凉悲苍感慨。正是这种感慨唤起张宗昌在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每当自家堂会演唱这出戏时，往往是先摆好酒席，正如戏里常说的“酒宴侍候”，锣鼓一响，他便如剧中人楚霸王一样，举杯畅饮，一边听戏，一边有姬妾把盏进酒。此时此刻，他或许恍如剧中人，而与之融成一体。 张宗昌一向挥金如土，对这些名伶的精彩演出自然要重金酬报。不仅如此，而且敬如上宾，礼貌周到。在徐州演唱堂会时，除赠酬金外，还赠送烟土，50两一包，根据角色等级不同，数量也有所不同，最多者15包，依次有12包、10包、8包等等。 这些名伶是很讲义气的。张宗昌下台以后，特别是闲居在北京时，无钱又无势，还要唱堂会。这些名角依然如故，招之即来，不仅如此，往往还随便派戏，从未同台演出的，一经提出，就能合作演出，余叔岩与梅兰芳合作演出《打渔杀家》，便是突出的例子。李藻麟在这方面是深有体会的，因为那时唱堂会，李经常担任安排剧目的任务，有时考虑不周，他们还主动想方设法出主意，为李补台。 有一次，李藻麟想提携年轻演员李万春，就派了一出戏，由余叔岩与李万春合演《八大锤》，事前也忽略了征求余叔岩的意见，便脱口而出。由于辈分与水平的差异，余叔岩面有难色，杨小楼在一旁立即看出问题，便主动向李提出：“还是由我和叔岩合作演出，您看好不好?”李藻麟立刻醒悟。向余表示歉意，是自己考虑不周。这些堪称泰斗的演员能如此屈己从人，实属难能可贵，若不是看在张宗昌的分上，万难办到。余叔岩就曾对李藻麟说过：“当初，人家(指张宗昌)有钱时，我们花过人家的；现在不能因为人家没钱了，就不侍候了。” 余也曾当面对张宗昌说过：“您什么时候想听，您自管说话，我随叫随到。”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余叔岩每次堂会演出，不仅自己分文不取，而且连场面也由他自理。梅兰芳自己也是分文不取，只要脑门钱80元，用以支付琴师、鼓师等伴奏人员的费用。 张宗昌在位时举办堂会，为每位名演员确定演出酬金数额，是一个颇感棘手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对每位演员的评价及其在梨园界的声望和地位等诸多方面。处理得当，皆大欢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意见。因此，他请余叔岩全权处理，由余提出名单，规定酬金数额，令有关人员照此支付。最高者，一次可得一万元。 张宗昌对京剧的喜爱，对我国京剧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四大名旦这一称谓的出台，就与之有关。在1925年左右，梅、尚、程、荀四人在张宗昌府中演出堂会戏《四五花洞》，因四人旗鼓相当，难分轩轾，故而始有四大名旦一说。 |
免责:该文章采集于网络,相关权利归相关人所有!!!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更多文章: 1024社区 xp1024.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