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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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范儿》

一、辜鸿铭传奇

辜鸿铭曾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 of the ese People”（春秋大义）。时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辜却坚持要售票，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票价为一元两角，听辜讲演要两元，但外国人还是趋之若鹜，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主要著作：英文《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翻译作品《大学》《中庸》等。

1883年，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发表《中国学》一文，从此他便走上了宣扬中华文化、嘲讽西学的道路。

1877年，21岁的辜鸿铭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布朗又将他送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一年后，辜获得土木工程师文凭。

兆文钧记载，从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到巴黎大学进修法文。布朗为他租下一位妓女公寓中的三间房屋，让他与名妓比邻而居，一来让他学习法语，二来能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就此领略了政客、军人、富商们的伎俩，还在此认识了后来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当时，瓦德西是一个卖糖果的小贩，想学习德文后回德国从军，辜鸿铭曾教他三年德文。庚子之乱后，辜鸿铭曾与瓦德西等人斡旋，参与和谈。

20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时被提名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最终泰戈尔获奖。

在辜鸿铭之前，到西方留学的只有容闳一人，辜则是到欧洲留学的第一人。晚年，他在日本讲学时，自称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

20世纪初，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中国札记》，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15年，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即）出版，尖锐地批判了西方文明，认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世界。该书的德文版刊行后，在时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了巨大轰动。

辜鸿铭在张之洞的幕府中任职二十年，在帮助张统筹洋务的同时，研习国学。张去世后，辜撰《中国人的牛津运动》纪念张，将张与红衣主教纽曼进行比较，扼腕叹息之余，更恐惧邪恶势力将在中国及欧洲取得胜利。1911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将此书译成德文，更名为《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被哥廷根大学列为哲学系师生必读书籍。

辜鸿铭曾概括自己的一生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橡胶园主布朗膝下无子，便将辜鸿铭收为义子，后将他带到英国接受教育。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爱丁堡大学，得到该校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成为其入室弟子。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语等九种语言，获得文、哲、理、神等13个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个将《中庸》等中国儒学经典翻译成英文和德文，传播到西方的中国学者。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蜚声中外的翻译家、学者，被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自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1857年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现马来西亚槟城州），祖籍福建。幼年时，被义父布朗带到英国读书，1877年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通晓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9种语言，一生获得13个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张之洞的幕府任职20年。晚年到北大任教，后又赴日本讲学。1928年，病逝于北京。

一、辜鸿铭天赋

著名的中国通、曾任袁世凯顾问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的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

辜鸿铭极有语言天赋，孙中山、林语堂等皆推其英文造诣为“中国第一”。

到英国后，布朗亲自教导十岁的辜鸿铭读书。因辜已有一定的英文基础，布朗决定教他德文。他先要求辜背诵《浮士德》，他念一句，辜背一句，但并不讲解。辜很想知道书里讲什么，布朗却说：“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等你把这本书背得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半年后，当辜鸿铭如小和尚念经般将《浮士德》背熟后，布朗才给他讲解。一次，布朗问辜学习《浮士德》的感想，辜回答：“我看浮士德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上帝不应该派天使救他。”

讲解完《浮士德》，布朗开始教辜鸿铭学习莎士比亚戏剧，因为辜的英文已经有一定水平，所以这次是边讲边学。不到一年时间，辜便对莎氏的37部戏剧烂熟于胸了。

接下来，布朗安排辜鸿铭学习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这次由辜自学，遇有不懂再去请教他人。只读了三天，辜便哭了起来，布朗问为何。他说：“散文不如戏剧好背。”布朗问辜的进度，知道他每天读三页后，便告诉他，散文每天背半页到一页就够多了。辜鸿铭便陷入矛盾之中，看得多了，背不下来；看得少了，又按捺不住好奇心，想知道后面说什么。等到一部《法国革命史》看完，布朗才允许辜鸿铭随意取阅家中的其他书籍。

多年后，有学生请教辜鸿铭学习西文的方法时，辜回答：“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

在爱丁堡大学求学期间，每逢星期天，辜鸿铭就携带纸笔，去图书馆搜寻孤本秘笈，一旦找到，立刻抄录下来。五六年间，他抄录了数十种书。著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时亦在爱丁堡大学就读，他最怕与辜鸿铭交谈，因为他读书虽多，在辜面前，却显得孤陋寡闻。

辜鸿铭少年时代所学的诗歌，终生不忘。他教记忆之法，谓初步为感动（impression），次步为保留（retention），终为回忆（recolle）。有一名外国人请教他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

一次，辜鸿铭与梁崧生打赌，说他能背出弥尔顿的全文。梁不信，于是辜拿出书来，交到其手中，滔滔不绝地将全文背诵出来，而且一字不错。凌叔华也曾亲耳聆听年过花甲的辜鸿铭背诵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凌在回忆文章中说，辜的眼睛“像猫儿眼宝石那样闪耀着光彩，望着他，使人佩服得要给他磕一个头”。

一天，张之洞的另一位重要幕僚梁鼎芬求见张。等了许久，未见张出来，便径自向张的书房走去。走近书房，他见窗扇大开，房内有人高声说话，便透过窗户向内望去。但见张之洞正襟危坐，凝神谛听，辜鸿铭则翻检着桌上的报纸杂志，为张分析时局，纵谈天下事。张听得津津有味，居然一动不动听了三个小时；而窗外的梁亦忘记来意，驻足聆听了三个小时。

1891年，时为俄罗斯皇储的尼古拉二世携内戚希腊世子来中国游玩。俄国舰船到汉口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登舰拜谒，辜鸿铭随同前往，充任翻译，辜流畅的法语令皇储非常惊讶。

数日后，张设宴款待皇储一行。席间，皇储为避主人，用俄语和希腊世子交流，说晚上另有约会，应节制食量。辜听罢，马上用俄语对皇储说：“此餐非常卫生，请您尽兴品尝，也请转告世子多吃一点。”皇储越发惊讶。张之洞饭后有吸鼻烟的习惯，未见过鼻烟的世子用希腊语问皇储：“总督鼻吸何物？”辜听到后，与张耳语一番，接过张的鼻烟递给世子，皇储和世子都大惊失色。临行前，俄罗斯皇储将自己戴的镂有皇冠的金表赠给辜鸿铭，并握着辜的手诚挚邀请其到俄罗斯去做客。到达上海后，皇储逢人便说：“汉口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

辜鸿铭在台湾时，一次应台湾当局之请进行讲演。他穿蓝布长衫，头戴红色瓜皮小帽，拖一条长辫。当他跨上讲台时，欢声如雷。因他用英文讲演，当局特地安排一位师范学校的外国教员作翻译，但辜讲的是四书五经，口若悬河，弄得这位教员目瞪口呆，翻译不出一句来。台下的日本人对辜佩服得五体投地。

德国作家帕凯则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民国初年，在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一次充满激情的演说，博得全场德国学者和绅士们的一片掌声。

辜鸿铭学贯中西，常用中文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回答中文问题，还不时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等，常常令问者瞠目结舌。

许多人认为辜鸿铭的博学得益于他的天赋，他却对人说：“其实我读书时主要还是坚持‘困而学之’的方法。久而久之不难掌握学习艺术，达到‘不亦说乎’的境地。旁人只看我学习得多，学习得快，他们不知道我是用眼泪换来的！有些人认为记忆好坏是天生的，不错，人的记忆力确实有优劣之分，但是认为记忆力不能增加是错误的。人心愈用而愈灵！”

一、辜鸿铭辩智

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的重大传统节日，辜鸿铭总要在房间朝东的位置摆上一个祭台，敬上酒馔，遥祭祖先。房东老太太见后揶揄道：“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对方登时瞠目结舌。

学部侍郎乔某对辜鸿铭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答道：“天下之道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

1893年，辜鸿铭协助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某日，铸币厂的专家请辜鸿铭吃饭，大家推举他坐首席。席间，一位外国专家问辜道：“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回答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都像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中日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曾与张之洞有过接触。时任张幕僚的辜鸿铭将其翻译的英文版送给伊藤，伊藤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罢，一时词穷。

辜鸿铭跟随张之洞多年，但张有时不听辜的进言。一次，有汪某对辜说：“你都是从是非上去分析，所以他听不进去。张为人，只知利害而不知是非，如果你想劝动他，应从利害上去讲。”此话传入张的耳朵后，张大怒，叫来辜鸿铭，问道：“是谁说我只知利害不知是非？如果我只知利害，那我现在有家财万贯吗？他说的利在哪？我所讲究的是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不可不讲。”辜回答：“当日孔子罕言利，但孔子亦讲私利。”张之洞又百般辩解，坚持公利断不可不讲。最后，辜说道：“《大学》有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不是也讲公利吗？”张听罢，默然让茶。

有欧洲人问辜鸿铭：“为什么中国的方言那么多？”辜反问道：“为什么欧洲的言语那么多？”

一次，李季在课堂上问辜鸿铭道：“先生在外国留学时，当然是短发洋装，后来回国才蓄辫子，初时不感觉不方便吗？”辜马上用手指着一扇门反问道：“那张门上为什么要起凸线呢？”李一时语塞，不知怎样回答才好。“这是文啦！你觉得门上有凸线不方便么？”辜追问道，然后拿着自己的辫子，摆了一摆，说道：“这也是文啦！”

某日，辜鸿铭在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一、辜鸿铭妙语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辜鸿铭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说：“古文是高雅的语言，比口语更优美，正如莎士比亚的英语比现代英语口语更优美一样，而改革者带来的那种使人变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死文学’。”

辜鸿铭认为，评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还将中国人与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他说，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但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也没有英国人的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句话成了讽刺银行家的名言，被收进《英国谚语》。

辜鸿铭讽刺道：“二十世纪数学已经改良了，以前三三得九，现在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得九变作三三得七；等我还洋款时，三三得九则变作三三得十一。”

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西化成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一针见血地讽刺道：“什么是天堂？天堂就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就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

辜鸿铭曾这样评价张之洞、端方这两任湖广总督：“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辜鸿铭鄙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的读书人。他说：“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他更厌恶读书人的“傲”与“浮”：“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则其学不化；浮则其学不固。其学不化则色庄，其学不固则无恒。色庄之至，则必为伪君子；无恒之至，则必为小人！”

20世纪初，辜鸿铭曾与外国友人逛上海的十里洋场。友人见沿街娼馆林立，惊异上海的妓女竟如此之多。辜解释道：“Prostitude者，Destitude也（卖淫者，穷也）。”

辜鸿铭主张纳妾，日籍夫人吉田蓉子去世后，辜又纳了年轻美貌的小脚女人碧云霞（辜为其从妓院中赎身）。他为纳妾辩护道：“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

萨摩雄次看书报甚久，辜鸿铭对他说：“你读得太多了，应该减少读书的时间，而增加一些冥想和思考。”

日本人安冈正笃将自己的作品送给辜鸿铭，辜问了他的年龄后说道：“四十岁之前不可著书。”萨摩雄次问何故，辜回答：“一个人无论他具有多么伟大渊博的知识，在四十岁之前都不可能悟出值得流传后世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往往会发现自己的著述中有许多地方令其懊悔不已。”并举了许多例证。多年后，萨摩得知安冈因其年轻时问世的著作而受到批驳和攻击时，更感到辜所言极是。

辜鸿铭到北大任教。当梳着小辫的辜走进教室时，学生们发出一片哄堂大笑。辜却平静地说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学生们一片静默。

1915年9月初，辜鸿铭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发言，大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更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五四”运动的两大口号是“科学”和“民主”。辜鸿铭相信科学，因此从来不骂科学，但对民主却是深恶痛绝。他曾在文章中将民主的英文单词“Democracy”改成了“Demoncrazy”，“Demon”意为“魔鬼”，而“crazy”则是疯狂。因此辜鸿铭认为，民主就是“魔鬼”＋“疯狂”。

一、辜鸿铭教学

李季回忆，1916年底蔡元培接掌北大之前，教授他们英文的教师C先生常以妓院为家，从不认真备课、上课，引起全班同学的强烈不满，因而强烈要求校长改聘辜鸿铭来给他们上课。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罢课数周，最后迫使原校长点头应允。李季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指辜鸿铭）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

震瀛回忆，辜鸿铭常教他们读英文版的“千字文”：“Dark Skies above th（天地玄黄）……”音调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学生们看着辜鸿铭的样子，觉得越发诙谐滑稽，故乐而忘倦。辜还常对他们说，中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这是关于人生哲学的问题，与卢梭的论调相同；“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白水火，木金土”是物理化学；“三纲五常”是伦理学；“天地人，日月星”是宇宙论、天文学……全书都是很有教导小学生价值的。

辜鸿铭讲课，每次总要讲“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

辜鸿铭捍卫东方文化，曾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授课，第一堂课时，他让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第一页），等到上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让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

辜鸿铭曾为学生定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

上辜鸿铭的课，学生最怕的还不是背诵，而是翻译。辜一次让学生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成英文，学生们听罢，个个抓耳搔腮。他还曾要求学生用英文翻译《千字文》，学生们更是痛苦不堪。

辜鸿铭讲课诙谐幽默，讲到得意处，会忽然唱段小曲，或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每次去上课，辜鸿铭总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一会儿吸烟，一会儿喝茶。学生着急地等待着他讲课，他却一点也不管，慢慢吞吞。

辜鸿铭讲英国诗，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怪论迭出。他将英文诗分为三大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他今天教“大雅”，明天讲“小雅”，后天则是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在列举诗人的作品时，他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对照原文，竟一字不差，记忆力之惊人让所有学生都不得不为之折服。

辜鸿铭上课时经常跑题，信马由缰，针砭时弊，臧否人物。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

一次，辜鸿铭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北大学生总结出一条规律，绝不能跟辜先生提“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就报废了。

北大某毕业班的班长请辜鸿铭提供一张照片，贴在毕业簿的同学录中，作为纪念。结果，辜火冒三丈道：“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们要是不吝惜经费，何不铸一座铜像作为纪念？”

李季等北大学生毕业时，纷纷穿上毕业服装。辜鸿铭见后说道：“娼妓最喜欢招摇过市，炫示自己的美丽，无论什么足以自炫的东西，她们总要表示出来给人看，所以叫做婊子。你们现在穿戴这样的衣帽，不独是堂堂乎张也，而且洋派十足，真是了不得！”

辜鸿铭25岁之后才开始研习中国文化，故授课时写别字，或字缺笔少划的事常有发生。一次，他讲《晏子春秋》时，将“晏”写成“宴”。学生指出错误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好事的学生马上接口道：“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辜鸿铭听罢，一笑了之。

著名报人张友鸾记载，罗家伦是北大的“名学生”，辜鸿铭却反感他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有八回让罗家伦回答问题。罗的英文底子很差，有时胡乱回答一通，有时干脆就说“不知道”。有一回，辜听了罗的回答很不满意，当堂加以训斥，话说得很重。罗颇为难堪，站起来为自己辩解。辜大怒，拍着桌子说：“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Pt！”罗家伦被吓得愣住了，不再言语，但他却不知道“Pt”究竟作何解。一天，罗趁辜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凑上前去问道：“上回老师不准我说话，骂我Pt。这Pt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请老师告诉我：这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一抡眼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Pt，就是忘、八、蛋！”此言一出，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罗家伦恨得牙痒，却无计可施。此后，“北大学生，没有一个不知道罗家伦就是‘Pt’的”。

1919年5月3日，罗家伦写信给当时的教务长马寅初和英文主任胡适，历数辜上课的种种恶行，如“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骂新诗，说不出英文诗的精神等。

一次，辜鸿铭问某学生问题，要求该生站起来回答，学生就是不起立，辜气得将他驱逐出教室。某生离开后，其余学生皆随之而去。辜怒道：“礼教果坠地无余矣！”遂辞去北大教职。

一、辜鸿铭流变

在法国进修期间，辜鸿铭认识了一位对十分推崇的老教授。老教授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经典。他认为黑格尔的理论是根据写出来的，黑氏却将之据为己有，说是自己首创，并批评的理论一文不值。老教授以不懂中文、不能通读为生平憾事，让辜回国后一定好好研习。辜鸿铭从此对产生了研究的兴趣，晚年自称“汉滨读易者”和“读易老人”。

1880年，辜鸿铭学成回到马来亚，被派到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任职。当时他西服革履，短发油光可鉴，俨然一洋派博士。两年后，他遇到维新派人物马建忠。辜自述，与马“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他马上辞职回到槟榔屿，对辜家的家长、堂兄表示，愿意留发结辫，脱下洋服，着中国传统服饰。

在遇到马建忠之前，辜鸿铭读过的唯一中国文学作品，仅为翟里斯翻译的。马告诉他《聊斋》只是当朝一个落第秀才的笔记小说，算不上中国杰出的文学，劝他应该去读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与马一席长谈，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无限神往，开始“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

通过研读传统文化，辜鸿铭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认为：“欧美主强权，骛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

1885年，辜鸿铭在厦门开往香港的船上遇到了广州候补知府杨汝树。杨被辜的识见辩才所折服，将其举荐给两广总督张之洞。

辜鸿铭第一次见到张之洞时，仍是着西装，辫子长得也不太像样，以至于张劈头问道：“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并让他“赶紧脱掉西装，留辫子，学官话，做个像样的中国人”。

有某英国人知道辜鸿铭自小留学海外，对中国国学知之甚少，选了某经书中难懂的词句，前去考问他。辜被问得满脸通红，瞠目结舌，久久不能措一词。一时忌恨辜之人，均洋洋得意道：“我们现在已难倒辜汤生了！”受此刺激，辜鸿铭更加努力，倾力研读中国典籍。

辜鸿铭任张之洞的幕僚后，一有机会便虚心向张府中其他同僚请教，不料却四处碰壁。这些人拒绝的理由大同小异：“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经传。”辜鸿铭无奈，只能买了本日本人翻译的英文版中国官话指南，摸索学习中国文化的门径。最让他苦恼的是，他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便一筹莫展。张之洞知道后，告诉辜，并不是这些老夫子们不愿教他，而是他缺乏拜师应有的礼貌。从此，张便亲自教辜查字典，读，为他延请名师指点。

某日，张之洞大宴宾客，著名学者沈曾植也前来赴宴，张之洞为辜鸿铭介绍沈后，辜便与沈攀谈起来，他大谈西学西法，沈却一言不发。辜忍不住问道：“沈公为何不答一言？”沈答道：“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需读二十年中国书。”

二十年之后，又逢张之洞寿辰，沈曾植亦前来祝寿。听说沈来了，辜令人将张之洞的藏书全部搬到前厅，沈十分疑惑，问为何搬书。辜拱手道：“请教沈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我不懂？”沈听罢，恳切说道：“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辜鸿铭日后曾对人说：“有人说我聪明，殊不知，我的聪明何能与沈公相比啊！在我观来，中国人中，只有三个聪明人——周公、纪晓岚、沈曾植。”

辜鸿铭曾从头到尾背诵《康熙字典》。他对《康熙字典》极为推崇，称之为“宏伟的著作”，并因此而爱屋及乌，对康熙皇帝极为推崇。

维新变法之时，许多人呼吁变法，唯辜鸿铭“独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

辜鸿铭说：“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20年代，辜鸿铭到台湾讲学，住在辜显荣（辜振甫之父）家中。当时辜显荣为日本殖民当局做事，辜鸿铭告诫他道：“时刻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一、辜鸿铭情结

辜家祖辈虽侨居海外多年，却一直谨守中国的传统，谨记自己是中国人。辜鸿铭的父亲每逢过年必祭祀祖先，自己拜祭祖先牌位后，让两个儿子跪下叩拜，并对他们说：“我们的祖国在遥远的地方，但不论我们身在何处，都不能忘了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

1867年，年仅10岁的辜鸿铭随布朗夫妇去英国时，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道：“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父亲又摸着他脑后的辫子叮嘱道：“第一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不可剪辫子。”

在英国，辜鸿铭每天出门，街上的小孩们总在他后面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但辜牢记父亲的叮咛，不敢剪辫发。一次，他在饭店上厕所，被女管理员拽出，塞进女厕所。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减掉小辫子。

一次，辜鸿铭在电车上看泰晤士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见他样子可笑，出言侮辱。辜并不理会，只是将报纸倒过来看。英国人见后愈发嘲笑道：“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辜听罢，用纯正娴熟的英语将整段文章朗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布朗曾对辜鸿铭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义父的话，辜从此铭刻于心。

辜鸿铭私下对慈禧太后颇有微词，却竭尽全力在外国人面前维护慈禧的形象。慈禧被认为是庚子之变的罪魁祸首，辜却竭力为之辩护，将慈禧尊为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称她为“满洲文明之花”、“中华文明之花”，说：“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既具有高贵的灵魂，又不失单纯童心的伟大女性的话，那就非刚刚故去的皇太后莫属了。”

一次，有个英国人当着辜鸿铭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并且有奇妙的记忆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你们的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辜回敬道：“这只能表明你这个可怜的英国佬，不幸忽视了自己的教养。”

辜鸿铭极力对外国人宣传中国的优点。一次，他携眷回厦门小住，同船的外国老太太问他道：“辜先生，请你给我一点意见，我这次是到厦门去养病的，你说，这地方是不是适宜的？”辜马上回答：“适宜之至。当初我到厦门时，也是养病，那时我一句话不会说，一步路也不能走，随地尿痕屎迹，苍蝇飞舞，我就不得不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一直到病好了才离开厦门。”老太太一听非常高兴地问道：“辜先生，你在厦门住了多久？”辜竟答道：“我是在厦门出生的。”

辜鸿铭认为，中国向来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没有欧洲的宗教战争，中国的儒释道，各有各的自由，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中国也没有阶级争端，只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分工合作，各司其职；中国没有永久的强制征兵，也没有警察；中国人行动自由，不像国外居留要有证件，来往要有护照；中国只有土地税而没有人头税，所以无产者容易存活，不会经常爆发革命。

十九世纪末，欧洲流行起针对中国的“黄祸论”，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主张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此，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进行驳斥。美国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

辜鸿铭任张之洞幕僚时，某外国顾问起草文件，问辜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到书架上搬下一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丢在洋顾问的案头：“自己查去！”

张之洞进京时，端方代理总督一职。时恰逢慈禧寿辰，举国同庆，端方以纺纱厂作为庆祝地点，并在厂里准备一间房屋作为总督休息之所。端方至时，休息室内有两名外国人，端方媚外，对辜鸿铭说：“我要和他们谈一谈，你来翻译。”辜应了，进去却对两名外国人说：“这是我们总督预备的房间，请你们赶紧出去。”两人慌忙走出。端方见二人狼狈而出，莫名其妙。辜此举之意，是为中国存国体。他认为，这来历不明的两个外国人最多也就是寻常商人，我大清国堂堂总督，不应轻易与之交谈。

一次，辜鸿铭在电影院看电影，想抽烟时发现火柴已经用完。他认出前面坐的是位苏格兰人，就用一尺多长的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手轻轻敲着那个人的光脑袋，平静地说：“点着它！”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不知辜是何人，赶紧掏出火柴，胆战心惊地点着了辜的烟锅。

辜鸿铭曾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位美国女人坐在辜鸿铭旁边，她看着这个奇怪的中国老头，一时找不到话题。上汤时，她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英语，一字一顿地问辜道：“likke soupee？”（喜欢这汤吗？）辜有礼貌地点头微笑。美国女人以为辜连最简单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理他。酒过三巡，辜起身，用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致辞，举座赞叹不已。辜讲完坐下，学着那位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道：“likke speechee？”（喜欢我的演讲吗？）

北大的洋教授历来极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来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一位拖着一根小辫子、土头土脑的老人坐在沙发上，便问坐在旁边的另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谁？”另一位洋教授悄声回答：“辜教授。”英国教授从未听说过，于是好奇地打量着辜，忍俊不禁。辜也不介意，慢吞吞地用英语请教英国教授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英文教授答道：“是教文学的。”辜听罢，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英国教授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洋相尽出。辜低下头，眼光从墨晶眼镜上边看着他道：“你是教西洋文学的，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英国教授大窘。

王昆仑回忆，一天有两个外国女教师走在辜鸿铭后面，她们看见辜穿长袍，留长辫，戴瓜皮帽，以为他听不懂英文，就用英语嘲笑他。快到红楼楼口的台阶时，辜回头用英语对两位女教师说：“你们还没有说完啊！”然后又说了一大串拉丁语，两位女教师很是窘迫。

辜鸿铭在西方名气极大，几乎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1921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想拜访辜鸿铭，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代为说情，但几天未见回音。毛姆忙去问所托之人，那人回答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的影子。毛姆一听，心知此人坏事，忙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送去，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这才答应与他见面。见面后，辜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毛姆甚为尴尬，无言以对。

此次会面，毛姆被辜极尽讽刺嘲弄了一通。临走时，辜送给他两首诗，后来毛姆请人翻译，才知道是两首赠给妓女的诗。毛姆哭笑不得。

辜鸿铭虽精通多门外语，但与国人晤谈，一般不杂以英语或其他外语，以示不数典忘祖。

王森然曾在真光剧院与辜鸿铭同看梅兰芳的《游园惊梦》。辜向来对中国戏剧没有兴趣，对各名伶亦不屑一顾，唯独对梅推崇备至，频频对同座诸人说梅身段之佳妙，声韵之婉转，欧美各国戏剧，万万不能达到如此地步。

辜鸿铭家中常年供奉祖宗牌位，逢年、节必祭祀，给儿子起名字也是按族谱排序。辜说：“我之姓‘辜’，考其姓氏由来，祖先最早必定是些罪犯（‘辜’在汉语里有‘罪’的意思）。但这并不足以为羞，如果你数典忘祖，那才真正可耻！”

周君亮说：“与其说他（辜鸿铭）具有‘民族的自尊感’，毋宁说他具有‘民族的骄傲’，或假借佛经的名词称之为‘民族的我慢’，似更为恰当。”

一、辜鸿铭尊王

辜鸿铭认为，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不排满”。因当时曾兵权在握，门下人才济济，如果有反满之心，天下决裂，必将有甚于三国。而天下决裂，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会重蹈五胡乱华之祸。他借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之言道：“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

1917年，辜鸿铭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复辟失败后，辜回到北大继续教授英文，激进的北大师生送给他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此，校长蔡元培特地为之辩护道：“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冯友兰说起辜鸿铭：“他在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

在北大的一次教员会议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

辜鸿铭对蔡元培很是敬重。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积极挽留。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鸿铭说：“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有人问“好人”作何解释，他回答：“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民国成立后，已到晚年的辜鸿铭受到溥仪的首次个别召见。当溥仪邀请他到善心殿御花园一同“用膳”时，平日孤傲的辜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辜鸿铭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直到他临终之际，这次召见“仍在慰藉着他的心灵”。

一、辜鸿铭偏执

萨摩雄次回忆辜鸿铭道：“先生还常以拥有发辫而感到自豪，若有人问及此事，他就会摇头晃脑地说：‘这是我的护照。’”

温源宁说辜鸿铭：“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愎，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尊敬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

周君亮在《追忆怪才辜鸿铭》中写道：“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

辜鸿铭有一个同样留着辫子的车夫，拉着他走街串巷。他家里的仆人，也是一个坚持不肯剪辫子的人。

辜鸿铭家的仆人叫刘二，跟随辜几十年。高拜石记载：“一走进椿树胡同，在他大门‘啄’‘啄’两声，便会有一个老头从侧门蹩了出来，红丝结顶的小帽，花白胡子，蓝布大褂，双梁鞋，脑后垂着索子的短辫。没有见过辜氏本人的，每以为他便是学贯中西的辜汤生，不等你打招呼，他会很礼貌地‘哦’一声，‘您是找家大人的？’辜氏也知道会叫人误会的，所以常对友人说：‘刘二是我的影子，我和他穿着打扮差不多，所不同者我有齐人之好，刘二则是皮硝李的把子。’皮硝李即李莲英，这是说刘二打一辈子光棍，而他除太太淑姑之外，还有日本籍的如夫人蓉子也。”

一次，辜鸿铭谈到自己为什么要保留辫子时说：“我认为，中国的存亡，在德不在辫。辫子剪与不剪，原本没有多大关系。你们以为剪了辫子换了衣服就能救中国了吗？”

胡适这样写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辜鸿铭曾三次向英文报纸《北京每日新闻》投稿，大肆鼓吹纳妾。美国主编劝他别再写了，他大骂道：“美国男人不敢娶小老婆，没出息！”又大骂洋人表面装正经，一夫一妻，背地里偷偷摸摸到处寻欢，找情妇，逛妓院，到头来还唱一夫一妻的高调。

辜鸿铭曾解释主张纳妾的理由：一、男子到死还可以传种，而女子四五十岁便不再有生育功能；二、各种冒险的事情都是男子担任，所以男子死亡率高，这样必然女多男少；三、从全世界的统计来看，生一百个男孩子，就会生一百零五个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于男子。如果实行一夫一妻，世界上一定会有怨女。而且，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孙中山，都主张增加人口，所以要多纳妾。另外，辜鸿铭还从生理上分析一妻多夫的不合理性。他认为，如果是一妻多夫，便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了。

1920年，北大开始招收女生。辜鸿铭上课时，看见教室有女生，甚为诧异。有人告诉他是新招的女生，姓王，他问道：“我讲英文，王女士能懂？”女生站起来说能听懂，他便让女生读课文给他听。女生刚读了一句，他即挥手制止说：“不行，音全不对！”将该女生赶出教室。下课，辜立即致书蔡元培：“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谈。

一、辜鸿铭立场

一位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向中国人开枪，几致人丧命，却仅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竟责怪他多付了，骂他是个傻瓜，说：“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嘛。”辜鸿铭得知此事后，义愤填膺，公开称这些歧视侮辱中国人的洋人为“夷”。他著文说：“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到张之洞总督府任文案后，辜鸿铭看到洋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 goods（土货）”，极为气愤，认为“native”含有野蛮不化之意，立即划去，改为“Cive，我照样把它翻成ese！”

“长江教案”发生后，传教士和侵略者大造舆论，歪曲事实，辜鸿铭愤而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说：“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伦敦《泰晤士报》转载此文，但该报在评论中怀疑此文的作者并非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行文的语气中，绝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定”。

辜鸿铭曾讽刺洋务运动：“中国自咸丰同治以来，迭经扰乱，对内无能，对外虚张声势，好像一个百病丛生的躯体，究竟如何治疗几难着手。当时碰到了一位湘乡姓曾的时髦朗中（指曾国藩），开了一贴名叫‘洋务精火汤’的良方，服了几剂，觉得没有什么功效。到了甲午年，病症忽然大变。另有一个南皮人姓张的医生（指张之洞）来了，诊断之后，开了一个方，名叫‘新政补元汤’。这剂药药性燥烈，服了恐会生变，于是就将原方略加删减，名叫‘宪政和平调味汤’。岂知服了这剂药之后，不仅没有转机，而且病势益发严重。到了今天，看来病情已入膏肓，究竟谁能另开一个起死回生的良方以起疴治病呢？”

1903年，张之洞到北京，袁世凯为了讨好张，特地派北洋军在张的寓所周围保护张。后来，辜鸿铭在天津见到袁，袁极为谦恭地请教辜道：“汤生兄，西洋人练兵的要旨是什么？”辜答：“练兵的秘诀，最重要的是尊王。”袁不解，辜继续说道：“西洋各国，凡大臣寓所，有派军队守卫的，都是出于朝廷特别的恩赏。现在香帅（张之洞）入都，你竟派军队替他看门，是以国家的军队巴结同僚。士兵们见此情形，必只知有你而不知有国家，一上战场，将士各为自己的领兵统帅而战，临阵时一定彼此不相救顾。如此一来，即使步伐齐整，号令严明，器械娴熟，也不可能打胜仗。因此说：练兵的秘诀，第一是尊王。”袁一时下不了台。

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的一位幕僚将此语作为袁的得意之举告知辜，辜听后不假思索道：“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1911年冬，张謇、唐绍仪引孟子之说“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来游说辜鸿铭辅佐袁世凯，辜大骂道：“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唐绍仪虽然挨骂，却仍尊重辜。辜去世后，他曾向国民政府为之申请国葬。

当时流传有一种说法：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大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以此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辜鸿铭与弗兰西斯·波里谈及袁世凯时轻蔑地说：“他甚至还不及段祺瑞这个当兵的，段还稍微有点学问，而他却只是个大老粗。”波里略说了几句反对的意见，辜即激昂地重复：“我跟你说，他是个大老粗，一个大老粗！一个大老粗！”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又曾多次在不同场合骂袁世凯是“贱种”“流氓”，公开宣言袁是“中国群氓的化身”，“我认为他的统治将不会长久”。

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曾记载一事，袁世凯为了堵住辜鸿铭的利嘴，曾托人请辜到袁家做家庭教师，月薪六百元，希望以此缓和一下与辜的关系。辜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了。

袁世凯死后，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地请来一个戏班，在家中连开三天堂会。附近巡逻的警察闻讯赶来驱散人群，却被辜大骂一通。因辜家的座上客中有不少洋人，警察不敢得罪，只能报告上司。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闻讯赶来，发现是辜鸿铭，便对下属说：“不要惹他，且随他去好了。”

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研究汉学，得出“中国人智力贫乏”的结论。辜鸿铭讥斥他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自身恰是个智力极端贫乏者，因为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浅显的各种层次分别，他能够看懂的恐怕也仅属其中浅显的一类。辜鸿铭讥讽道：“当威妥玛先生发狂地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专门写给孩子们的少儿读物。”

辜鸿铭曾大骂当时的各种新报刊、杂志：“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要焚的书，即今日之烂报纸，所要坑的儒，即今日之烂报纸的主笔，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

五四运动后，国会与学生之间的冲突不断。国会准备弹劾北大校长，学生们闻讯后进行示威游行，高举画着猪猡的旗帜，扬言要捣毁国会。国会最后只好高悬免战牌，不敢再捋学校与学生的虎须。辜鸿铭既看不起学生，也看不起议员，他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你相信民主，这实在是民狂。”

袁世凯死后，冯国璋曾想拉拢辜鸿铭，“狗肉将军”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委任，但辜都没有答应。

1927年，日本人推荐辜鸿铭做张作霖的顾问，张对辜一身油光闪亮的清朝服饰和一条灰白的小辫子感到很有趣，劈头问道：“你能做什么事？”辜拂袖而去。

辜鸿铭对张作霖观感不佳，他对日本友人萨摩雄次说：“张作霖只不过是个马贼，他哪里懂得政治与文明。”

因为日籍夫人，辜鸿铭对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很是欣赏。他曾说：“有人纳闷处于孤岛之上的日本怎么会崛起为东方的强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生下了许多我妻子那般贤淑的女子——她们像崇高的古罗马母亲一样伟大。”

一、辜鸿铭悲感

1908年，辜鸿铭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辜在外务部任期内，曾给光绪慈禧上过一道长达五千言的奏章，对内政外事进行评论，建言献策。然而，辜的奏章没有得到丝毫回应。更让辜伤心的是，奏章递上的是月，光绪、慈禧接连驾崩，辜的奏章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1913年，辜鸿铭受宗社党人之托，东渡扶桑，游说日本支持复辟。他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找到了文化的认同感，也意外地获得了日本学界的尊敬和推崇。他到处进行演讲，称道日本以汉唐古风立国，极力宣扬东方文明和儒家文化。但他的复辟主张却得不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只能扫兴而归。

辜鸿铭对日本很有好感，他说：“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不容于中国，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国汉唐文明，卓立于当世，惜后为夷狄所蹂躏，仅在江浙边域，犹残存宋代文明。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袭以全国之日本，却完全继承唐之文化，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是以极望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晚年，他到日本讲学，准备将日本作为复兴东方文化的最后一块阵地。

未到日本之前，辜鸿铭只会日籍夫人教会的几句日语，其中一句为：“我是梅干老头。”（注：意为满脸皱纹的老头）旅日期间，他学习日语十分努力，有时一天将这句话重复许多遍。他很喜欢孩子，外出时，常抓住在街上玩耍的日本小孩，反复说“我是梅干老头”，令人忍俊不禁。他从釜山到东京，船靠岸后见到萨摩雄次，第一句话便是“日本的小孩不爱哭”。看到街上经过的日本修学旅行的小学生，他突然大声叫住萨摩，用日语反复说：“日本的力量！”看到一群女学生，又赞赏说：“日本的未来！”并久久凝望着她们。

辜鸿铭在日本讲学三年，对日本习俗的西化痛心不已。他在日本东北五县讲演期间，一次在列车上看到日本著名的画家和诗人竹久梦二当街和一个女子卿卿我我时，猛然用日语大喝一声：“就是没有治洋气病的药！”举座皆惊。又一次，他在东京上野公园散步，看到一对恋人手挽手走过，又用日语大叫道：“日本危险！”他称呼日本剪时髦短发的女子为“短毛贼”，说：“现在的摩登女郎，日本报纸也有译摩登作‘毛断’的。我认为这译名，可以望文生义，译得异常恰当。因为现在的摩登女郎都流行着剪发，剪发就是毛断，毛断便成摩登。太平天国的兵民，人家都称他做长毛贼，现在的摩登女郎为什么不可以称她为短毛贼呢？”

在日本讲演期间，萨摩雄次一直陪着辜鸿铭。萨摩回忆，尽管辜鸿铭有着种种奇怪的行为和高昂的热情，“但他始终都是个孤寂的人。我就像这位独孤的老学者的影子，每天都陪他坐在护城河边的柳树下，相对无言，只有先生爱抽的‘威斯敏斯特’牌香烟的烟柱渺渺升空。寂寥！这便是形容辜鸿铭先生晚年最恰当的词。”

在日本，辜鸿铭越来越受冷落和白眼。最后，他于1927年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天，从横滨港贫困孤独地离开了日本，回到国内。辜鸿铭去世后，日本一些熟识辜氏的人惋惜地说：“对像他那样的人物，日本要是多一些优遇就好了。”

芥川龙之介去拜访辜鸿铭，辜对他着中国服装很是满意，说：“你不着洋服，难得。可惜没有发辫。”谈话中，芥川有感于辜所论，问他既慨于时事，为什么不愿问时事。辜说了一些话，但芥川并不明白其意，只是说：“再去试试如何？”辜愤愤于纸上书写着什么，说：“老，老，老，老，老……”

一、辜鸿铭风采

辜鸿铭任黄浦浚治局督办时，其“胡须挂珠”的逸事便流传甚广。辜的马来亚同乡伍连德回忆，辜鸿铭嘴唇上盖着两撇下垂的胡子，每逢喝汤，总是受到妨碍。

周作人回忆，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着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梁实秋描述辜鸿铭：“先生喜征逐之乐，故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然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

王森然描述辜鸿铭：“袍作枣红色，衬以无领铜钮，肥大马褂一袭，下着杏黄套裤，脚着挖心式‘夫子履’，青云遮头，鼻架花镜。每谈国事，则曰：‘你们中华民国！’盖先生发辫长垂，小帽红结，大如小儿拳，迄其天年，从未忘情于清室。”

王森然还写道：“先生性虽和蔼，但一触其怒，则勃然大发，无论何人，不能遏止，必骂个痛快，才能平息。先生喜叉麻雀，但不高明，每战必北。日居谈喜诙谐，叨叨不绝，信难捧腹。衣冠极奇特，常穿蓝布长衫，戴红顶瓜皮小帽，留长辫一条。民国初年至北大上课时，行必坐轿，衣龙补长袍，足厚底朝鞋，头戴花翎顶，其辫亸亸，提水烟袋而登讲坛。”

弗兰西斯·波里回忆辜鸿铭：“这个小老头，像禁欲者一样瘦削，但面孔很有神采，直着脖子，身体微微前倾，颧骨突起，宽宽的额头下闪烁着两只带笑意的大眼睛。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著、如此固执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定信念的人。”

芥川龙之介回忆辜鸿铭：“灰白色的辫发，白色的褂子，鼻的尺寸很短，面孔看去像是大的蝙蝠。先生和我谈话时，桌上摆着几张草稿纸，一边手执了铅笔写字，一边口若悬河地说英国语。”说到高兴处，辜鸿铭“意气愈昂，眼愈如炬，脸孔愈像蝙蝠”。

毛姆这样描述辜鸿铭：“他是一个老人，身材高，有一条炭色的细辫子，明亮的大眼，眼睑下有很重的眼袋。他的牙已残缺而且变色。他过度地瘦，手优美而小，干枯得像鸟爪。曾有人告诉我他吸食鸦片。他穿着一件黑长衫，戴着一顶小黑帽，都破旧不堪了，穿一条深灰色的裤子束在足踝上。”

留日学生尤光先回忆，1927年夏，他在日本东京帝大见到了辜鸿铭。当时辜已经是鬓发斑白的71岁老人，“矮矮的身材，拖着一条长长的发辫，穿着清末民初最流行的半截衫（半截衫是为穿着方便而设计的单衫，上截节是白布，下半节是沙罗，夏天多汗，上半身容易脏，白布可以随时拆洗，而不影响下半节的沙罗）”，但“辜先生所穿的半节衫，上下节都不见得怎样干净”。“他虽然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但说话时，不仅声音洪亮，并且手舞足蹈，兴致勃勃，绝没有丝毫衰颓的现象”。

这时，正好一位研究拉丁文的教授伊藤慕名前来拜见辜鸿铭，他进门先向辜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接着说日本人初见面时那套郑重而客气的见面语。辜不等他说完，直接告诉他：“我只能说中国话英国话，日本话还是不懂。”（其实他的日语说的很好。）伊藤教授听罢，满脸通红，很费力地用英语答道：“抱歉得很，中国话我没有研究过，英语也不过会读会写，至于说话，那就很费力了。”于是他们拿起纸笔，用英语日语，夹杂着拉丁语交谈起来。因相谈甚欢，当日下午，二人又在伊藤家中，倾谈半日。

一、辜鸿铭狂傲

辜鸿铭反对张之洞的新政。一次开学堂会上，梁鼎芬撰写了一份对新政和张之洞极尽颂谀的赞词，让留洋学生刘某诵读。刘读毕，辜鸿铭接口道：“呜呼哀哉，尚飨！”满座皆惊。而辜兀然高坐，神泰自得。张之洞则岿然不动，脸色不变，置若罔闻。事后，人询问辜何故，辜正色道：“若今日之颂词，何异于古之祭文！故吾尝谓为‘生祭文’也。”

张之洞曾与人道，辜鸿铭知“经”而不知“权”；辜听到后，亦反唇相讥，批评张所知之权，其实不过是所谓“术”而已。

辜鸿铭曾讥讽张之洞“一章论语亦仅只通得一半”。他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记载：“刘忠诚薨，张文襄调署两江。当时因节省经费，令在署幕僚，皆自备伙食。幕属苦之，有怨言。适是年会试题为《道千乘之国》一章，余因戏谓同僚曰：‘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节用而不爱人，使民无时。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亦仅通得一半耳。’闻者莫不捧腹。”

辜鸿铭嘴不饶人，讥讽“各督抚之为吹牛皮”，斥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为“出洋看洋画”，直言李鸿章为“曾文正公之罪人”。

辜鸿铭对晚清中兴之臣颇有微词。他认为曾国藩是大臣，李鸿章是功臣，曾之弊在陋，李之弊在固，所以国事终至不可收拾。即使是对他“以国士相待”的张之洞，他亦认为只是儒臣。

辜鸿铭从总体上肯定曾国藩的功绩，但认为“其学术及其所以筹画天下之大计”，实在不让人满意。有人问他：“从何处可以看到曾文正的陋处？”辜答曰：“看南京制台衙门规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无当，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处也。”

一次，外务部举行的联欢会上，某地方官向李鸿章恭敬行礼，李视而不见，傲慢至极。辜鸿铭当即上前道：“我一直听说中堂大人身体欠安，不知哪儿不舒服？”李答道：“哪有这事？都是外边的谣传！”辜鸿铭却认真地道：“不不不！依鄙人看来，中堂大人确实有病，是眼疾。刚才有人向中堂大人请安，中堂大人竟然看不见，恐怕这毛病已经很严重了。怎么，中堂大人还没有觉察到吗？”

辜鸿铭论端方：“近日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端午桥则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者……虽属有情，亦如水性杨花之妇女，最易为无良心事。”

一次，辜鸿铭和盛宣怀一起闲聊，盛深知辜嘴不饶人，所以说话格外小心。他说：“说起管理经济，我实在不如张宫保（张之洞）。”辜马上接口道：“不对，不对。张宫保比起你来，实在差得太远了。张宫保的部下，一个个穷困不堪，一贫如洗；而你的部下，一个个大腹便便，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翻译，也都家财万贯，富雄一方。所以，张宫保的经济才能比你差远了！”盛也不生气，一笑了之。

又一次，盛宣怀听说辜鸿铭翻译的《中庸》一书出版，便对他说：“《中庸》讲的是大经济之学，先生能否检送一本给我，给孩子们读读。”辜听罢问道：“可以，但你可知此书的要旨为哪句？”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辜不无讥讽地说：“贱货贵德。”盛无奈，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1910年，辜鸿铭获得清廷赏赐的一项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同受嘉奖的人员名单中，严复居首，辜鸿铭居次，伍光建列第三。辜鸿铭对自己屈居第二，深感气闷，一直耿耿于怀，怫然不乐。

金梁回忆，他曾与柯凤荪、罗振玉等人设宴款待中外名人，探讨成立东方学会之事，西方学者如铎而孟、卫礼贤、福开森等均赴宴。金不懂外文，怕辜鸿铭酒后失言，特地让徐森玉、沈兼士等人留意辜。宴席上，辜鸿铭径自占据首座，左顾右盼，滔滔不绝，众人插不进一句话，只能相视而笑。时间一长，辜即出狂态，金梁问其他人，知道辜已经失言，马上让客人到其他房间里喝茶，辜仍醉态百出，呶呶不休。

康有为与辜鸿铭同为尊孔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但辜一向认为康是卑鄙小人，乱臣贼子，是亡国妖孽，断送了清王朝的命运。1913年，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发起建立孔教会时，辜拒绝加入。据胡适记述，辜鸿铭同他谈起孔教会时，曾大骂“陈焕章当读‘陈混账’”，又骂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根本不懂孔学，连拜孔子的资格也不配有。他在一次宴会上对胡适说：“你知道有句俗话：‘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上回听说康有为的孔教会要去祭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

泰戈尔和辜鸿铭一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泰戈尔最终胜出，但辜对其却极为不屑。泰戈尔访华，学人踊跃迎迓，唯辜闭门谢客。他曾对泰戈尔说：“你没有资格讲东方文化，因为你不懂里那些最高深的真理，你最好还是写你的诗去吧！介绍东方文化的工作还是让我来做吧。”

辜鸿铭在批评美国文学时，毫不客气地说美国除了爱伦·坡的诗外，没有一首好诗。

胡适27岁从美国学成归国，被北大聘为教授，因倡导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辜鸿铭却对他十分不屑，批评他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辜还骂胡适“以粗俗鄙陋的”留学生英语倡导“文学革命”，简直是瞎胡闹！

一次，某公设宴，辜鸿铭与严复、林纾皆在座。席间，辜鸿铭说道：“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人问二人是谁，他答道：“严复、林纾也。”严置若罔闻，林当即问辜何出此言。辜说道：“自严复译《天演论》出，国人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矣。自从林纾译出，学子知有男女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矣。以学说杀天下者，非严、林而何？”闻者皆咋舌。

时袁世凯参政马其昶亦在座，问某公这是何人，某公告知为辜鸿铭，并为二人引见。辜直言：“去！何物马其昶，莽大夫尔，亦集于此！此间无尔坐处！”

五四运动时期，辜鸿铭曾在日本人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罗家伦看后很是气愤，拿着报纸质问辜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气得脸色发青，双眼圆睁，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站起来用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辜鸿铭得知徐世昌办了个“四存学会”，讽刺道：“‘四存’就是‘存四’，正可以对‘忘八’。”

徐世昌获得了法国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辜鸿铭但凡见到法国的公使、名流就挖苦道：“我一向瞧得起你们美丽的法兰西（辜倾慕法国文化，曾经说：‘法国面包也比别国的俊些。’），如今居然给徐世昌发博士学位！”

在一次宴会上，辜鸿铭对两位法国客人大发议论道：“先生们，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徐世昌！先生，你的报纸上还登出徐世昌的照片来，坐在一张书桌边，桌上堆着一大堆书，题做‘徐大总统著书之图’！呃，呃，真羞煞人！我老辜向来佩服你们贵国，——La belle France！现在真丢尽了你们的La belle France的脸了！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文学博士，也还不怎样丢人！可怜的班乐卫先生，他把博士学位送给徐世昌，呃？”两名法国人听了辜的话，很是尴尬，其中一位记者脸红耳赤地申辩了几句。辜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Monsieur，你别说了。有一个时候，我老辜得意的时候，你每天来看我，我开口说一句话，你就说：‘辜先生，您等一等。’你就连忙摸出铅笔和日记本子来，我说一句，你就记一句，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现在我老辜倒霉了，你的影子也不上我门上来了。”那位法国记者，脸上更红了。主人觉得空气太紧张了，只好提议，大家散坐。

一、辜鸿铭气节

慈禧太后寿辰，两湖地区各衙门张灯结彩，并唱“爱国歌”以示庆祝，时在张之洞幕府的辜鸿铭对梁鼎芬说：“满街都在唱‘爱国歌’，竟未闻‘爱民歌’的。”梁随口说道：“那你就编出歌词来给人家唱吧。”辜脱口而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有人建议张之洞让辜鸿铭多译西方报纸，以知己知彼，开阔眼界。辜却拒绝翻译，他说：“那些洋人报纸上的东西，尽是没有根据的造谣生事之言，怎信得呢？恕我直言，汤生不愿译，也不会译。就是皇上亲下谕旨来，我也不会译！”

辜鸿铭跟随张之洞十七年后，张对辜说：“十七年来，我对你有所疏忽，可是你为什么不提出要求呢？我很忙，把你的晋升给忘了。”随后，张向光绪皇帝举荐辜鸿铭，光绪任命辜为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月薪高达800两银子。当时黄浦浚治局中洋员贪污挖泥工费，辜鸿铭怒不可遏，要予以惩办。各国领事袒护洋员，说：“我们都不懂工程，查办可能有误。”辜出示了自己的土木工程师证书，各领事大惊失色，但呈报江督，江督最终决定不予查办。辜怒而撰文披露此事，投给《字林西报》，该报不敢登载，辜又改投《捷报》，《捷报》刊载此文。

辜鸿铭任督办期间，一艘德国轮船在江阴附近水面撞沉一艘中国货船，辜鸿铭代表中国货船方面与德国领事馆交涉。德国人百般抵赖，辜鸿铭大怒，准备请律师，诉诸法律，为中国船员讨回公道。德国人这才慌了神，表示愿意协商。最后，此事在第三方主持下调解，中国船员获得了应有的赔偿。

孔子曾言：“君子有三畏。”辜鸿铭则说：“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他进而解释道：“现今各城镇街道上，都有警察巡逻，岂不是以匪待百姓？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所作苦功都能得出一个苦字。而大人待下属，只要现在在官场的，就自然知道，不消我解释。袁子才曾上书总督道：‘朝廷设州县官，为民作父母耶？为督抚作奴才耶？’”

辜鸿铭在外交部任职时，曾向皇帝上书，中有“用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之语，世人皆知矛头直指袁世凯，袁因而记恨辜。张之洞劝他道：“鹿定兴（传霖）对你所言极为钦佩，但何必呢。”辜答：“此时尚非袁世凯之天下！”张默然以对。

因缺资金购买外国军火，张之洞派辜鸿铭到上海去借外债。辜找到德国德华银行的经理，说明来意后，声明绝不收回扣，并留下名刺为证：“我来议借款，成不索回扣，以此刺为证，后有不信，持此控我。”

北京准备建税务学堂时，辜鸿铭正好在武昌见到端方。谈及此事，端方说：“现在中国讲求专门学问，我也想在湖北创设厘金学堂（注：厘金为近代中国的一种征税制度，厘金学堂指税务学堂）。”辜接口道：“既然有厘金学堂，那州县官也要有学堂。”端方点头称是，辜正色说道：“既然这样，督抚也不能没有督抚学堂。”端方听罢大笑。

有人对辜鸿铭说：“今日欲观各督抚之器识才能，不必看他作事，只要看他用人；不必看他所委署差缺之人，但看他左右所用幕僚，即可知其一二。”辜说：“连他左右幕僚亦不必看。欲观今日督抚之贤否，但看他吹牛毴不吹牛毴。”辜又说：“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督抚之好吹牛毴也。”“今日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毴作起。”

辜鸿铭随张之洞进京，识得瑞仲兰，彼此契合，有相见恨晚之感。瑞问辜：“你到都城来，拜客了吗？”辜答曰：“我不拜客。”瑞感慨道：“久闻你才学名冠侪辈，我以为你肯定能飞黄腾达，但至今仍屈居人下，很是费解。今天听你这么一说，才恍然大悟！你竟然不拜客，那就怪不得会这样了。”彼此相视而笑。

辜鸿铭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刊行于宣统二年（1910年），他在书中所臧否的人物，大都健在，且权势未衰，但辜鸿铭指名道姓，嬉笑怒骂，不假辞色。

民国初年，议会贿选成风。辜鸿铭在参加北京饭店的国际聚会时，遇到一个贿选的议员，辜指着此人，用英语说道：“这家伙要用800大洋买我的选票。诸位，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

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规定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在国外大学取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一时间，国外文凭成了抢手货，据说当时市价为每张文凭二百元。文凭到手，买的人还可变着花样发财。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u ting，第一次可报“武定”，第二次报“丁武”，第三次可报“吴廷”，第四次可说是江浙方音的“丁和”。辜鸿铭曾跟胡适说起他卖文凭之事：某人来买他的文凭，与辜讨价还价一番后，定下了四百元的价格。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这人将四百元现钞和选举入场证送给辜，嘱咐他明天务必到场。等他走后，辜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报销在一个叫一枝花的妓女身上。他在天津住了两天，钱花光了，才回北京。此人听说辜鸿铭回来了，赶到辜家，大骂辜无信义。辜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小政客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天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此人看见辜的棍子，灰溜溜地走了。

一位外国记者采访辜鸿铭时，问道：“如今中国内政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不假思索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场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

一、辜鸿铭趣闻

辜鸿铭是混血儿，郑逸梅记载：“辜鸿铭的头发为金黄色，宛若西人。”

留学时，辜鸿铭偶然结识了一位英国女孩，女孩常拿起辜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是可爱。辜一时兴起，对她说：“你要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女孩笑着默认。于是，辜鸿铭将父训丢在脑后，操起剪刀，将辫子喀嚓剪下，真的送给了那位女孩。

辜鸿铭是凌叔华父亲凌福彭的老朋友，常到凌家和凌父、梁崧生等人聊天吃饭，谈至夜深才走。他们话题很广，上下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梁崧生曾经驻节海外多年，口才不如辜鸿铭，但是当大家争论不休时，只须梁冷冷地说一句话，辜就偃旗息鼓，不再继续了。

一次，金梁与辜鸿铭一起到公园游玩，辜遇见平日相熟的妓女，便叫过来一同宴饮。金想先走，辜坚决不让，笑着对金说：“今天得你做东。”金笑着结了账，辜大喜，马上称赞金能容狂客，有君人量，表示自己愿为其加冕而自甘执鞭。

震瀛回忆，辜鸿铭在北大任教时，常对广东学生说“丢那妈”（粤语骂人的粗话），又说只有广东人才保留了中国民族的真性情——节气、刚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

清宣统逊位时，着西服、留短发的辜鸿铭，装上假辫子，穿上长衫马褂，让黄包车夫拉着巡游北京城，结果被警察叫到警局询问了一通。

辜鸿铭的《春秋大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中国公使请辜鸿铭所作讲演的讲稿，由其好友梁敦彦命名为“春秋大义”。当时，此书有各国语言版本，唯独没有中文版本。日本某杂志从德文版选择译出大部分刊出，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又从该日文版本译成中文，并将作者译为“中国人古先生”。

一次，辜鸿铭从欧洲回国，同船有一个法国青年，见辜手上拿着一本自己的作品在读，便问道：“先生也喜欢辜先生的著作吗？”辜回答是。青年又问：“先生是中国人，认识辜先生吗？”辜慢慢地应了一声：“哦！”青年请求道：“先生能为我介绍认识辜先生吗？”辜答可以。青年喜道：“我在大学时，甚佩服辜先生的文章，渴望一见。”辜说：“我愿意为你效劳，等船到上海为你设法。”船到上海，辜鸿铭的亲友来迎接，辜差人招待法国青年，将其送到旅馆，并嘱咐晚上将青年送到他家。晚上，青年前来，辜出门迎接，说：“鄙人即辜鸿铭。”青年大笑：“辜先生真可人也！”随后，二人共进晚餐，相谈甚欢。

辜鸿铭在上海时，身着长袍马褂，拖着小辫子，叼着雪茄，到舞厅喝咖啡。一位大学生见此怪人，用英语出言嘲笑，以为辜并不懂英文。辜马上到该青年座位与其攀谈，其英语不仅纯熟流利，而且言谈极具学问素养。青年大惊。接着，辜又责备他不应荒废学业，到这种销金溺志之所。青年面红耳赤，深鞠一躬而去。

有一次，辜鸿铭在上海乘电车时，两个洋场少年用英文嘲笑衣着土气的辜，辜立刻用流利的英语“回敬”过去。两少年心有不甘，又用法语继续嘲笑他，辜又用法语狠狠回击。最终，两个少年无地自容，车到下一站时，败逃而去。

晚年居北京时，辜鸿铭喜欢到大陆饭店吃西餐，每次去，都是长辫曳背后，衣冠不整，步履蹒跚，一副穷困潦倒、老态龙钟的样子。一次，他又到大陆饭店用餐，邻座两位年轻学生见辜肮脏落魄之态，嗤之以鼻。辜不以为意，饮啖自如。随即，一人用英文说：“这老头这样龌龊，还配吃西餐吗？”另一人答：“乡下人进京，到城门口总要拜上一拜，才敢进城，这老头也是如此。”二人一唱一和，大加讥讽。辜再忍无可忍，到二人座前，以极流利的英语说：“我吃西餐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那时还没出娘胎呢！”二人见辜英语娴熟，本想赔罪道歉，但辜已拂袖而去。二人忙问饭店中人：“此老头儿系何人？”饭店中人告之曰：“辜鸿铭老先生也。”二人闻言，面有愧色，叹道：“我辈今日可谓班门弄斧矣。”

康有为有一枚闲章，上刻“周游三十六国”。辜鸿铭对此颇为不屑，他曾对好友凌福彭说，他想刻一枚章，同康一较高下，他要在章上刻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着手筹建枪炮厂，并聘请英国兵工专家伍尔兹为顾问，希望将其建成德国的克虏伯。辜鸿铭与伍尔兹接洽后，毅然将其辞退。张大怒，辜解释：“那人是骗子，想发横财来的。”原来伍尔兹是爱丁堡大学商业专科毕业，根本不会造枪炮。接着，辜向张推荐自己留德的同学、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威廉·福克斯。

一次宴会上，福克斯酒后失言，无意中泄露了德国克虏伯的秘密。此事竟被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出来。当福克斯告诉辜担心其家属的安全时，辜叫他宽心，说他见到报道后，立即禀报了张之洞，已叫人为其家属办理来华手续，并已备好别墅供他们全家使用。福克斯深感其情，从此悉心工作。

张之洞为训练新式军队，请来几名德国教官协助。张规定德国教官们必须和大清军官一样，着清朝官服顶戴，行跪拜或半跪礼。几个德国教官对穿着无异议，但无论如何也不肯行跪礼，他们说西方没有跪礼。张之洞一时犯了难，辜鸿铭便主动请缨去说服德国人。

辜以纯正流利的德语对德国教官说：“先生们，每个礼拜日，你们都到教堂去，跪在耶稣面前，虔诚忏悔。在尊敬的德皇面前，你们不是也要跪吗？向心爱的女人求婚时，也经常下跪。所以，行跪礼绝不是我们东方独有的。在欧洲，跪礼的历史，怕不比我们中国短呢。”德国教官辩解道：“辜先生，你们的张总督大人当然也值得尊敬，但怎么好和耶稣、日耳曼大帝相比？”辜立即反驳道：“在中国，跪和半跪都只是一种礼节而已，只是为了表示尊重和敬意。对中国人来说，对自己尊重的人行跪拜或半跪之礼，还格外有一种君子的谦恭和客气。这也是做人的一种美德。”

德国教官无奈，只能同意在就职这日，穿清朝官袍，向张之洞行跪拜礼。此事在当时引起轰动。

1913年，袁世凯筹措“善后大借款”时，六国银行团的德国代表科士达因不懂中文，想找一个英文德文俱佳的中国人来做翻译，最后敲定最佳人选为辜鸿铭。辜自恃身价，张口就要月薪六千银元。银行团只得答应。

辜鸿铭的辫子是北大的一道景观，北大学生曾戏言，谁要想一夜成名，就等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的辫子给剪掉，第二天的中外报纸必会竞相刊登。

赵凤昌回忆，辜鸿铭对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很是同情。一次，他和辜外出，见某人力车夫在吸纸烟，赵说这名车夫不知道节省。辜却说，他终日劳苦，看见坐他车的人，人手一支，哪能不羡慕，所以他效仿，也是人之常情。

梁实秋也记载，辜鸿铭听不得乞讨之声，一听见，便出门施舍一两枚小银币，故而常常囊中羞涩。

高拜石回忆，在北大任教期间，辜鸿铭“虽老而不龙钟，开起腔来，诙谐百出，口若悬河，和后生小辈开谈，一谈便是一两小时，上下古今，渊博至极，但话谈完了，你得要识趣告辞，否则老先生一站起身，会扳着面孔下逐客令的”。

辜鸿铭对彩票并不反感，他说：“今日天下多穷无聊赖之人，有时购买一只彩票，得者无论矣，即不得者，亦尚可作旦暮希望，聊以博生人之乐。”

张勋复辟时，辜鸿铭在外交方面为张尽了力，梁敦彦便荐他做外务部侍郎。据说，张勋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辜鸿铭太新了”。

1919年8月间，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说辜鸿铭的辫子“立异以为高”，故“久假而不归”。文章刊出后，辜极为恼火，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打趣道：“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胡适回忆，1921年10月，王彦祖在家中宴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辜鸿铭、胡适、徐墀等人亦被邀请。入席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道：“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弥微吓了一跳，问为什么，辜答道：“因为你坐在辜癫子和徐颠子的中间！”众人哄堂大笑。

辜鸿铭曾说，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国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为从那里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的端庄、羞怯和优美。对此，林语堂说：“辜鸿铭并没有大错，因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艺妓一样，还会脸红，而近代的大学女生已经不会了。”

辜鸿铭虽然学贯中西，但字写得很难看。陈昌华在《我知道的辜鸿铭先生》中说：“我曾亲眼看见他写的‘求己’二字，初看时，我不相信是他写的，他自己署名那个辜字中，十字和口字相离约摸有二三分阔。谁相信这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先生写的呢？”

辜振甫回忆辜鸿铭说：“鸿铭先生博古通今，或系在西洋受教之故，其运笔颇有特异之处，以‘古’之上半部‘十’字为例，常人多先书一横，再书以一竖；他则反是，先写一竖，始再加横。而其下半部之‘口’字，常人多先以左边一竖起笔，次则上边一横，继而右边一竖，最后底边一横完成；鸿铭先生则是上边一横往右直竖下来，嗣则左边一竖向右横去。”

晚年，辜鸿铭常常囊中羞涩，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但他却无怨言，常平静地对人言：“我的妻子擅长理财。”

周君亮记载：“武昌文莘书院曾邀福建辜某作学术讲演，此君一手提一解剖刀，一手提一死狗，在课堂上对学生解剖，讲述狗之生理组织，条理井然，甚为该校师生所佩赞。据闻此为辜鸿铭之孙，其人不修边幅，亦颇有乃祖之风。惜不详其名字。”

一、辜鸿铭癖怪

辜鸿铭雅好小脚。他认为，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而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女人的奇绝之处正全在小脚。他说：“小脚女子，特别神秘美妙，讲究瘦、小、尖、弯、委、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其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虐政。”

辜鸿铭又言：“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堪比拟。”

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写道：“先生在湖北时，寓所在大朝街……正夫人系中国产，为其续娶，貌仅中姿，而其裙下双钧，尖如玉笋，绰约婀娜，莲步珊珊，先生最宠爱之……相传辜氏有嗜臭奇癖，每夜就寝时，照例必捧其夫人双翘大嗅一阵，方始就寝，否则不能安眠。……先生且喜嫖，每夕必御女，女非小脚不乐，谓缠足妇人，为中国女性特有之美，又谓中国妇人小脚之臭味，较诸巴黎香水，其味尤醇，且谈时眉宇间含有莫大愉快之色。”

在北大执教时，辜鸿铭去一位学生家看藏书，见到前来开门的丫鬟的小脚，顿生兴趣。他本是为看学生所藏宋版书而来，此时心意全乱，匆匆浏览。学生悟出先生是想得到这个丫鬟，于是投其所好，将丫鬟送之。丫鬟行前把小脚洗了又洗。到了辜府，辜鸿铭捉起丫鬟的小脚，嗅不到一丝肉香（臭味），兴味索然，差人把丫鬟送了回去，并附一信，只书四字：“完璧归赵。”

康有为曾送辜鸿铭一幅“知足常乐”的横幅，辜见之大乐，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辜鸿铭喜狎妓，喜欢夺取妓女的手帕，无论什么颜色，一把夺过，掖入怀中。久而久之，他收集了一大堆手帕，五颜六色，闲暇时便拿出来赏玩。一次，他在课堂中取手帕擦鼻涕，掏出一把，五颜六色，学生窃笑，他也毫不在意。

民国成立后，辜做了袁世凯政府的议员。一次会后，辜收到袁用于收买人心的三百大洋。他立即将八大胡同的每个妓院都逛了一圈，让妓女们鱼贯从他身边走过，每唱一次名，便赏一块大洋，直到三百大洋散尽，他才扬长而去。

有人说，这三百大洋是辜鸿铭在帮袁世凯做《二十一条》的翻译时领到的酬劳。钱到手后，他径直去了八大胡同，散于胭脂堆中，不领回家去，以表示“不使人间造孽钱”之意。

辜鸿铭好女色，他为自己辩解道：“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人之心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也可见一般。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

辜鸿铭好打麻将，但输多赢少。一次轮到他坐庄，摸得一手好牌，最后因少了一张牌而做了“小相公”。洗牌再战，众人发现这副牌少了一张，桌上桌下，遍寻不见，最后竟然发现叼在辜的嘴边。原来，他打得太专心，竟将这张牌当成了雪茄。

辜振甫回忆，辜鸿铭喜欢生吃牛肉，虽游学英伦，但绝口不吸英国香烟，独钟情于土耳其的EStMINStER牌烟。这种烟为金口，体稍扁，与通常的圆形香烟不太一样。

一、辜鸿铭妻妾

辜鸿铭一妻一妾，享齐人之福。他曾幸福地说道：“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蓉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

辜鸿铭的夫人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

辜鸿铭与淑姑感情甚笃，从结婚之日起，辜就将妻子的小脚视为珍宝。闲暇之时，辜脱掉妻子的绣花鞋，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一层层解开，低下头，将鼻子凑近小脚，嗅其肉香。作文没有灵感时，他总将淑姑唤到书房，让她将瘦如羊蹄的小脚放到他身旁的凳子上，右手执笔，左手抚弄淑姑的小脚，时捏时掐，如同玩佛手。每当此时，他文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辜鸿铭十分惧内，他说：“老婆不怕，还有王法吗？”

辜鸿铭晚年穷困，却又乐善好施，夫人对此甚为恼怒。震瀛曾回忆，辜鸿铭曾对他们说，北京多叫花子。一次，叫花子又到门上，他照例又给了钱，结果太太将手中饭碗冲着他的脑袋掷来。辜解释说，因为她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如尼采一般。

辜鸿铭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妻是湖南人，有极强烈的责任心。她不惜恶衣恶食尽力撙节费用，以赡养我十六口的家。我因此对她惊服而崇敬，朋友们竟多嘲笑我怕她，甚至远过怕吴佩孚率全军来临。”

但辜鸿铭又说：“不过她的责任心，也有时叫我难堪。譬如我去听歌女唱歌，她便对我大施问训，使我不得安眠，以致害了肺炎。”

辜鸿铭的妾吉田蓉子（一说名贞子）是日本鹿儿岛的士族。其父母到中国来做生意，音信全无，蓉子便只身一人到中国寻找父母。不料，她没有寻到双亲，反而被拐卖到汉口的一家青楼，做了端茶的侍女。因她坚持不肯接客，经常遭到鸨母的打骂，日子非常艰辛。辜鸿铭十分可怜她，就让她到自己家中暂时住下。和蓉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淑姑觉得她知书达理，对自己也很尊敬，对她十分喜欢。在淑姑的撮合下，辜鸿铭迎娶了这位异国的小妾。

辜鸿铭帮助蓉子找到了父母，父母希望她一同返回日本。考虑再三后，蓉子还是决定留在辜鸿铭身边。辜十分疼爱蓉子，对蓉子也十分依赖，几乎夜夜要求蓉子陪伴，以至于养成了无她相伴无法入睡的习惯。

一次，辜鸿铭不知为何得罪了蓉子，任凭辜如何赔罪，蓉子就是对他不理不睬，连着两三天，晚饭一过便关起房门自行睡下。缺少了“安眠药”辜鸿铭整夜失眠，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这天傍晚，他拿了根钓竿，从窗户伸进蓉子房内桌上的金鱼缸内，垂纶而钓。蓉子见状忙喊道：“你怎么在我金鱼缸里钓起鱼来！”辜鸿铭笑道：“好人儿，你终于肯和我说话了！我不是钓鱼，是为钓出你的话来。”又低声下气地说：“好了好了，现在不生我的气了吧！”蓉子这才笑出声来，两人和好如初。

据萨摩雄次回忆，辜鸿铭很健谈，兴致上来唾沫四溅，时而是警世之言，时而是言辞激烈的攻击性的言论，让人替他捏一把汗。能够止住他喋喋不休的唯一法宝，便是戴在他左手无名指上的刀锋形金戒指。这是夫人蓉子担心他口不择言，招来不测，特意为劝诫而送他的纪念戒指。蓉子说：“您攻击性言论过多，届时请务必看看这枚戒指，您就会想起我对您的牵挂而慎言。”

辜鸿铭曾得意地自述道：“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佗。”

吉田蓉子在陪伴了辜鸿铭18年之后，因病去世，她给辜鸿铭留下了一子和一女。失去了“安眠药”的辜鸿铭悲痛不已，他特地在上海的万国公墓为她选了一块墓地，并亲手立碑纪念，上书五个大字：“日本之孝女。”他为爱妾写下一首悼亡诗：“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蓉子去世时，辜鸿铭特意留下了她的一缕头发，已经习惯夜夜有蓉子做伴的辜鸿铭每晚必须将那缕头发置于枕下，才能安然入睡。他去世后，儿女将这缕头发与他一起下葬。

蓉子去世两年后，辜鸿铭在出版的英文书籍的扉页动情地写道“特以此书献给亡妻吉田蓉子”。晚年，他接受了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于1924年至1927年曾多次前往日本讲学。他到日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阪的心斋桥，即吉田蓉子长大的地方，凭吊亡妻。

一、辜鸿铭终老

辜鸿铭原本打算在日本终老，但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辜日渐受到冷落和白眼。1927年秋，辜只身踏上归途，返回北京，蛰居在椿树胡同的家中，生活极为贫困，有时甚至无米为炊。

好友梁敦彦去世后，辜鸿铭沉浸在弥尔顿失明后的诗作里。其时，辜精神上异常苦痛，“日惟祈求速死”。

1928年3月，辜鸿铭突然发高烧，各种治疗均告无效，身体日渐衰微。后来痰中出现血丝，中西医诊断均为肺炎。4月底，已经无法进食。病中，辜鸿铭仍不时要求爱女珍东为他朗诵。

30日，辜鸿铭感觉大限来临，两个女儿床前饮泣。下午3时40分，辜鸿铭几乎无声地说了句“名望、地位都不过是泡泡，转瞬即逝”之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辜珍东是淑姑所出，辜娜娃为吉田蓉子所出（一说二女均为淑姑所出），她们不仅聪颖明慧，学得多国语言，而且继承了乃父骄傲、清高的性格。据说，辜的一位弟子暗恋珍东多年，终于鼓足勇气前来求爱，珍东却说：“只要你用中、英、法、德、意、日六种文字各写一封求爱信，什么都依你。”一句话吓退了求爱者。辜鸿铭去世后，他的两个爱女十六岁的辜珍东和辜娜娃在苏州削发为尼。

据辜振甫回忆，辜鸿铭只有一子一女，子名守庸，40年代便已去世，无后。女名震东，喜着男装，经年长袍马褂，举止有若须眉，终身未嫁。

一、辜鸿铭声望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足见辜氏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与辜鸿铭会面后，芥川龙之介撰文一篇，在文中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

一个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对林语堂的英文极为不屑，却拜服在辜鸿铭面前。他说，辜鸿铭“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任何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

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说：“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

1916年，《春秋大义》德文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文学与社会评论家勃兰兑斯在长篇评论中对辜鸿铭批判欧洲文化的观点表示激赏，他称辜鸿铭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

马伯援回忆，在美国时，他曾到图书馆去看辜鸿铭的著作，颇惊其多。图书馆的小姐说：“辜先生的书籍，在英美图书馆里，不仅是多，而且宝贵。”

德国留学生嗣銮在《辜鸿铭在德国》中回忆，他留德六七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对辜鸿铭极为佩服，当得知辜生活困难时，为他筹了一笔款项，怕辜不受，便说是辜的书籍在德国所得的稿费。

后来，嗣銮再到德国，另一位留学生章用对他说，哲学系的两位教授对辜鸿铭佩服之至，其中一位教授宣布，学生若不懂辜鸿铭，不准参加讨论。

奈尔逊曾著文说：“我读辜鸿铭的书，至今已十几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并世同辈中，吾所佩服者当以辜鸿铭为第一。”

《扬子江流域》一书的作者白特夫人，曾对辜鸿铭的英文诗大加赞赏。辜鸿铭去世后，她叹息道：“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出生！”

辜鸿铭一张利嘴，几乎骂遍了所有西方人。但因为推崇辜鸿铭，欧美国家的报刊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辜鸿铭的文章。1920年的美国《纽约时报》星期杂志，刊有辜鸿铭的论文《tion Uates》（《没有文化的美国》），中间插入辜鸿铭身着前清顶戴、朝服，后拖一根大辫子的漫画像。

罗家伦说，在国外他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刊有辜鸿铭的一篇文章，所采用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

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说：“在旧中国，哪儿有人可与辜鸿铭先生相提并论？他是惟一通晓东学和西学的中国人，我承认我欣赏他，我承认我爱他。”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写信向辜鸿铭请教，他称辜为“东方知音”，并与其探讨过中国文化对现实世界所起的作用。

英国文豪毛姆认为，辜鸿铭是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

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说：“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伟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一、辜鸿铭评誉

震瀛在《辜鸿铭先生之欧洲大战观》中如是说老师辜鸿铭：“辜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并且是一个良心的反抗者，不论好坏，他一定要批评，宁可做社会的公敌，良心觉得不对的，就是骂，痛骂；他骂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会，人云亦云。他宁可做一个真小人，不肯做一个伪君子；要同社会对抗！”

《清史稿》中《辜鸿铭传》说：“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

李大钊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时人如是评价辜鸿铭：“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

张中行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凌叔华在《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一文中说，她听父执辈谈起辜鸿铭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

林语堂说辜鸿铭：“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又说：“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

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辜鸿铭，说：“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苏曼殊感慨道：“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说辜鸿铭：“他是热情的爱国者，曾首先高呼‘中国人是中国的主人’，‘中国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欧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样’。”

罗家伦在《回忆辜鸿铭先生》中说：“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

孙中山曾说：“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者，一个辜鸿铭，一个伍朝枢，一个陈友仁。”

陈彰在《一代奇才辜鸿铭》中说：“辜鸿铭虽是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但他为人怪诞。他不但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甚至连辫子、小脚、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而他之好辩善骂，尤为当时人把他列为金圣叹一流的人物。”

温源宁如此解读辜鸿铭：“一个背叛者，宣传君主主义；一个浪漫者，接受儒教作为人生哲学；一个专制的君主，却以佩奴隶的记号（辫子）为得意：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由于上述的矛盾。”<strike>rike>

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如是评论传主：“其为人极刚愎，天生叛徒，一生专度与人对抗之生活，众所是则非之，众所喜则恶之，众所崇信则藐视之，众所反对则拥护之。只得到与人不同之处，便足快乐与骄傲矣。林语堂谓：‘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以见其倔强也。’”

有人看到了“辜鸿铭文化保守主义的悲剧色彩，其时，一个巨大而破烂的时代在他身后无可挽留的坠落，而眼前，是狂飙突进的新时代。辜鸿铭矫枉过正地为旧传统辩护，其实也是为自己栖息的时代辩护”。

二、陈独秀龙性

陈独秀自幼丧父，儿时由祖父陈章旭教导。祖父素以严厉出名，因陈天资聪颖，祖父对他要求极为严格，一旦背不出书来，便用板子打他，有时甚至怒目切齿，几近毒打。但无论怎么挨打，陈都一声不哭，祖父愤怒而又伤感地说：“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真是家门不幸！”他还常对乡人说：“这孩子将来不成龙就要成蛇。”

陈独秀回忆，其祖父好洁好静，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扫抹干净，母亲和大姐便要倒大霉。祖父不许家中人走路出声，陈的二姐年幼不知利害，因而挨过多次毒打。即使是陈的外祖母到陈家，如果是从祖父面前经过，也得蹑手蹑脚如同做贼般，因为怕他一旦暴怒骂出声来尴尬。但陈独秀发现，这位好洁好静的祖父却喜欢抽鸦片，“时常要到街上极龌龊而嘈杂的烟馆里去抽烟”，陈不禁怀疑：“他那好洁好静的脾气哪里去了呢？”

陈氏族中有某人自称“阴差”，常借口为死者烧纸钱银锭而索取族中人家的钱财。一天，这个“阴差”到陈家装神弄鬼，小陈独秀气不过，跑去约了十多个孩子，在屋外同声大喊某处失火了。这时“阴差”躺在床上闭着眼睛问：“这边有火烛（失火）了罢。”陈母微笑佯答“是的”。陈独秀忍俊不禁，捂着嘴，几乎大笑出来，母亲忙用鸡毛掸子把他赶得远远的。

陈独秀11岁时，祖父去世，之后的两三年里，家中便请来先生教他读书，但陈对旧式教育极为反感，对先生很不满意，家中只好让已考取秀才的长兄陈庆元教他读书。长兄性情温和，并不压制陈独秀，除了教他四书五经，还教他读《昭明文选》。陈独秀后来回忆，初读《文选》时，“我也有点头痛，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

陈独秀参加秀才考试，先以低名次通过县考和府考，院试的考题为“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陈“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古文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难字，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走出考场，陈将此文的草稿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然而没想到，这么一篇文章竟然让陈考取了第一名。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差点掉下眼泪，陈却据此“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到南京参加乡试，秀才们的种种行为让陈独秀对“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失望透顶，头场考试他作了三篇八股文和一首五言八韵诗。出了考场，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再进去了，大哥陈庆元又骂又哄，才强迫他进了考场。但他坚决不肯动笔，第二场的《五经》和第三场的策论都交了白卷。

二、陈独秀大我

年未弱冠的陈独秀心怀天下，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文中，他对长江的自然地理、水文地理、军事地理、经济地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论述，洋洋七千余言。为了引起国人注意，他还将这篇文章自费印刷出版。

八国联军侵华，中国战败。陈独秀至此方知世界上有国家，国与国之间“此疆彼界，各不相下”，而“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他亦无法逃脱。他“越思越想，悲从中来”。他觉得，“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于是他决定到日本留学，去各国查看一番。

青年时期，陈独秀曾自篆一印章，曰“女话小弟”。女话是屈原的姐姐。陈独秀自譬屈原，可见其忧国忧民之情深。

在上海，陈独秀与章士钊一起办《国民日日报》，两人常常彻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休息。章士钊回忆当时二人辛苦工作的情形道：“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苏报案”发生后，陈独秀回到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后又移至芜湖。汪原放回忆，一位剪掉辫子披着头发的二十五岁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到了科学图书社。汪孟邹对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陈听后平淡答道：“就吃两顿稀粥好。”遂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书一联明志云“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虽臭虫布满衣被，亦不自觉。

陈独秀擅长写旧体诗，且流传甚广，章士钊在五十年代见到周恩来时“偶及旧事”，周对陈的《存殁六绝句》，犹能朗诵不误。但到1921年，陈忽然不作诗了。很多人都感到奇怪，有人问李大钊，李解释道：“仲甫生平为诗，意境本高，今乃‘大匠旁观，缩手袖间’，窥其用意，盖欲专心致志于革命实践，遂不免蚁视雕虫小技耳。”

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家大业大，却于1909年，因为英国公司收购大豆，英国人违约而破产。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陈独秀反对袁世凯，袁派人抄了陈家，从此陈家愈发衰败。但作为家中唯一继承人的陈独秀却对家事不闻不问。陈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后，有人传言他家拥万贯。1925年秋，英国劳工运动的左翼领袖勃劳顿到上海，好奇地问陈独秀，国内外报纸常说你“家拥巨资，确有是事乎”？陈边笑边指着隔壁房间所藏党内外文件说：“吾之财产，全在乎此！”

陈独秀后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在1932年1月1日的《告全党同志书》中，明确表示：“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并与彭述之、罗汉一起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

抗战爆发后，周佛海请陈独秀加入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国防参议会，陈严辞拒绝道：“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抗战期间，陈独秀表示，国难当头，谁能领导这场战争，谁就是他拥护的对象。他表示：“此次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

1937年10月6日，陈独秀在华中大学进行抗日演讲。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傍晚，不到7点钟，“华中大学的礼堂已经挤满了青年群众。大门外站着两个黑衣警察，执着枪，阻止一片黑压压的群众进门。……台上和台下，到处都有人在密密地聚集着，连风也难透过”。陈独秀“从猛烈的掌声中，由华中大学学生抗敌工作团的同人陪伴着步上讲台”，“群众的狂热使他微微有点兴奋，枯干的面色泛着红。他老了，头顶秃了半个，发已斑白，留着短须。……倔强的风骨随时表露着，一件灰色袍子，失去了光的皮鞋，依然是寒士风度”。演讲完毕，“六百个座位的礼堂里，三千只手作了一度雷声似的鼓掌”。

1938年初，王文元建议陈独秀去香港，以摆脱国民党当局对他的监视。陈谢绝了，他说：“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的批评，如一去香港即表明自动放弃了这一身份。”

王明、康生污蔑陈独秀为汉奸，陈对此耿耿于怀。1939年，因张国焘建议，蒋介石派胡宗南和戴笠去拜访陈。但是当胡、戴要求陈公开攻击延安时，陈却不为所动：“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

临终前，陈独秀留给妻子潘兰珍的遗言是：“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陈独秀说：“你见过蝗虫怎样渡河吗？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的价值。”陈接着自况道：“此骨非饥寒所困，一身为人类之桥。”

二、陈独秀无畏

1899年，在沈阳嗣父处的陈独秀得悉母亲病重的消息，与长兄匆匆返乡。途中，遭遇“红胡子”，准备劫财害命。抢匪得知陈独秀是陈衍庶之子，马上归还财物，并护送他们入关。传说是因为陈衍庶任奉天省新民府知府时，红胡子张作霖曾被捕判死刑，陈衍庶将其救下，并将其招安。

陈独秀在东北目睹八国联军侵略我国，后来回忆：“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击毙。俄官设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效。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

1902年冬，留学日本的陈独秀参加了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翌年3月31日，因学监姚煜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诱奸同事钱午的侍妾，引起众学生的公愤，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五人夜间闯入姚宅，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割发代首，事后又将姚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旁书“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后来，姚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方，要抓捕陈等人，陈独秀、邹容、张继三人于4月间被迫返国。

5月17日，陈独秀等人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皖省首次拒俄大会。这天虽大雨滂沱，仍有约300余人到会，因书楼甚窄，参会者大多立在门外听讲演。陈独秀也发表演说，谈及当年在东北耳闻目睹沙俄欺侮乃至残杀东北父老乡亲的种种惨状，座中无不欷嘘。陈还大骂某些人“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绝不肯兴办公益之事，唯思积款于外国银行，心中怀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陈的言论引起当局的震惊，两江总督端方下令缉拿，陈独秀遂避祸上海。

1904年，陈独秀受章士钊邀请，到上海由杨笃生监誓，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在此后的1个多月中，陈“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并与蔡元培结识。之后，由于黄兴在长沙事泄失败，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未遂，上海的暗杀机关受到牵连，在上海的革命党人被迫星散逃匿，陈也回到了芜湖。

清廷拟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杨笃生作为翻译随行，便乘机安排吴樾伺机暗杀。事前，吴樾回原籍安排家事，路过芜湖，曾与陈独秀、赵声“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吴樾到北京伏击五大臣乘坐的火车，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弹发，载泽、绍英二人受伤，出洋考察不得不暂缓启程。而吴樾亦壮烈牺牲，时年26岁。消息传来，陈独秀用暗语致函张啸岑道：“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

在陈独秀的努力下，其任教的芜湖安徽公学成为安徽革命运动的中心。该校中，除陈独秀外，有刘师培、陶成章、柏文蔚、苏曼殊、谢无量等，吸引了大量青年，轰动整个芜湖社会。同年暑假，陈独秀为了联络皖省革命志士，一肩行李，一把雨伞，与柏文蔚等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先后到达怀远、蚌埠、蒙城、涡阳、亳州、太和、阜阳、正阳关和寿州等地，遍访江湖侠士，物色志同道合的革命人士。

1905年，陈独秀、柏文蔚等在芜湖成立岳王会，陈任会长，取名岳王会是取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参加者除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外，还有武备学堂的部分军人，整个组织大概有30多人。岳王会第一次开会时，会员一起烧香宣读誓约。

在日本时，陈独秀虽与同盟会成员章太炎、张继、刘师培过从甚密，也曾加入革命党的暗杀团体，但一直没有加入同盟会。傅斯年回忆，陈曾表示，同盟会除孙中山、廖仲恺和朱执信外，大都是些平庸人才，不足与谋，也不足与言，甚至认为同盟会是一堆全躯保妻子之徒，绝对干不了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浙江陆军小学任教的陈独秀起草了多篇革命檄文，到处张贴。其中一篇被光复会陆军小学队长周亚卫和排长高文蔚张贴在城内鼓楼的门旁，“省垣官吏闻之悚然”。

“二次革命”爆发后，安徽都督柏文蔚宠信的部下胡万泰叛变，率兵攻打都督府，柏被迫离皖，逃至南京，任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则逃亡到芜湖。芜湖驻军龚振鹏在芜湖每日枪决民众，杀人无度，陈独秀十分愤怒，和师长袁家声闯进龚的指挥部，痛斥其非。龚振鹏下令将陈独秀、袁家声绑了起来，并威胁要毙了陈独秀。陈从容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旅长张子刚得知消息后，连忙带领手枪卫士前去营救。刘文典等人则速派人送信给在南京的柏文蔚，请他火速前来营救。柏忙到芜湖，与龚握手言和，陈独秀方始得救。

“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徽督军倪嗣冲指派统领马联甲带人查抄陈家。当时，陈独秀嗣父陈衍庶去世不过百日，棺木还暂厝在家中，嗣母谢氏时正患病，遭此变故，病情愈发严重。陈独秀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兄弟跳墙逃走。马联甲抢掠走陈昔凡的古玩字画，并将陈独秀的侄子陈永年带走。后来发现陈永年确系陈独秀侄子，才释放了陈永年。是年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告，通缉“二次革命”皖省重要革命党人，陈独秀冠之榜首。在上海避祸的陈独秀听说后，愤愤说道：“以我之气，恨不得食其人。”

二、陈独秀从政

1911年底，陈独秀受安徽新任都督孙毓筠邀请，回到安庆，担任都督府秘书长。陈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之事更重要。但他性情急躁，常为改革之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并且总是坚持己见。同事皆认为其过激。管理文书的张啸岑劝他：“莫坚持己见。”但陈听不进去：“改革不大刀阔斧，不提高人民生活，和旧官僚有什么两样？”

某日开会，孙毓筠如同往常，闭目养神，陈独秀则滔滔不绝，每问一句，孙就“哼”一声，不问则不鸣。散会后，陈问孙：“为何话少？”孙皱眉头道：“仲甫，宣统已宣布退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了，革命已经胜利，我们可松一口气，凡事不可太性急，已有人在我面前说你了。”陈独秀说：“说我事小，我倒认为推翻清朝，事属破坏，今后建设事更多，应利用手中的政权，多干些事。”孙叹道：“别人说你，好马不吃回头草，果然不假，性子太烈，只怕众口难调。”由于得不到孙毓筠的支持，上任不久的陈独秀负气辞职，去新恢复的安徽高等学校任教了。

陈独秀之后经历了几次宦海沉浮：1912年5月，孙毓筠赴北京任袁世凯的高级顾问，陈独秀便劝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柏应允，但条件是陈须担任都督府秘书长，于是陈便从安徽高等学校辞职，再次上任。陈独秀辅助柏文蔚尽心尽力，柏对陈亦言计必从。之后，陈因家事辞职，回到安徽高等学校任教。不久，安徽高等学校闹学潮，目标指向陈独秀，加上陈与校长马其昶在教育问题上矛盾重重，陈于是第三次回到都督府任秘书长。次年6月，袁世凯免去柏文蔚都督职务，改任命孙多森为安徽都督。次日，陈独秀即辞职。

1912年年底，汪孟邹去安庆见柏文蔚和陈独秀，友人说汪应该出来做点事，“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有的说：“不如拿一个税局。”陈独秀听后，瞪着眼睛对汪道：“做什么！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回去，你还是回到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我来和烈武说，要他帮一点忙，凑些股子，你还是到上海去开一个书局的好。”1913年春，由汪孟邹任经理的亚东图书馆在上海成立。后来，亚东在上海印刷出版了许多新书，成为“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0年，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以及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趋势。”陈炯明一口答应，陈独秀遂放下共产党党务赴粤。其时，广州政府的内阁成员为：孙中山（内务部长）、唐继尧（交通部长）、徐谦（司法部长）、伍廷芳（外交部长）、陈独秀（教育部长）、陈炯明（陆军部长）、李烈钧（参谋部长）。除了共产党陈独秀和无党派李烈钧，其他都是国民党员。

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了一场演讲。陈说，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时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当的人生。演讲结束后，广州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驱陈运动。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载文：陈独秀“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甚至以全体辞职相威胁。

陈独秀还首创中学男女同校，首先在省立一中实行男女同校，结果遭到汪精卫及守旧派的反对。但最终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议还是通过了开放女校的决定。

在广州任教育部长期间，陈独秀开办了工人夜校。陈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所以先试办机器工人夜校，参加者有100多人。接着，陈又帮助理发工人成立工会，开办夜校，发展会员千余人。在理发工会成立大会上，陈独秀发表演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

二、陈独秀盗火

1915年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由群益书店出版问世，开始发行仅千册。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发刊词，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

《青年》杂志出版后，上海青年会写信到群益书店，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志名称雷同，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于是从1916年3月开始，《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创刊之初，对现实政治问题并不关心。陈独秀认为，时下袁世凯复辟的主要原因是国人普遍地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所以，陈办杂志的目的就在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

在《新青年》答读者问中，陈独秀说：“谁说本杂志代表舆论？本杂志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舆论！”

在《新青年杂志宣告》一文中，陈独秀憧憬着理想中的新社会：“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互爱护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陈独秀为他的时代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和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是胡适，但宣传者、推行者却是陈独秀。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陈独秀继而发表《文学革命论》，在文中大声疾呼道：“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结尾，他宣称“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在陈独秀的积极努力下，《新青年》发表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批白话新诗、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和第一出白话独幕话剧剧本。鲁迅回忆那段时光时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有力的一个。”

1916年，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王统照致函《新青年》，谈及学校教育问题。陈独秀回信肯定其“疾时愤俗，热忱可感”，还提出：“国中大多数人，缺乏进步向上之心。此问题甚大，似非报纸可匡，且恐非教育可救也。”受陈启发，王统照此后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学建设方面卓有成效。

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回忆：自《新青年》1917年初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以后，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

1917年，时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就读的学生叶挺致函《新青年》，谈及自己所思索的人生问题。陈独秀回信说：“足下对于宇宙人生之怀疑，不欲依耶、佛以解，不欲依哲学说以解，不欲以怀疑故，遂放弃现世之价值与责任，而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受此鼓励，叶挺益加努力，日后投身革命。

1920年，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毛泽东从北京返回长沙。途经上海时，毛去拜访了陈独秀，陈劝毛读一点马克思的书，并向他推荐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16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提到这次晤谈时说：“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

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傅彬然说：“《新青年》的文章一开始就吸引着我们，可是在初期，对批判儒家学说和传统的人伦道德那么厉害，在感情上多少还有些接受不了。但是不久以后，完全接受了。”

北京女子高师学生程俊英、罗静轩说：《新青年》“这些刊物，成为我级必不可少的读物。有的同学把《新青年》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我级文风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词藻、空疏无物之古文了”。

1919年初，青年恽代英和林育南等人在武汉组织新声社并出版杂志《新声》。他们致函《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之后，受陈独秀的影响，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恽代英转向马克思主义。

1919年4月20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公开称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为亲日派四大金刚，这几个人的日子从此一天天不好过了。半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章宗祥被学生殴打，曹汝霖的住宅被学生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20年代初，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办工人刊物，说出了工人的心声，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欢迎。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从前受资本家的压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申！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申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

二、陈独秀建党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在武汉的演讲，引起北京政府的愤怒，限期要警察署交人，陈准备离京避祸。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讲北方话，很像生意人，所以李自愿提出护送陈从公路走。两人雇了一辆骡车，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李大钊跨坐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二人星夜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出面办理，陈不开口，以免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到达天津后，李将陈送上火车，方才返回北京。他们在途中曾夜宿在一个山村，李大钊写信给蒋梦麟讲述这夜的情形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

陈独秀来到上海，参加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校译工作。张国焘回忆，此时陈独秀在会见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时，言谈中已经开始宣传马克思，并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罗素主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陈独秀认为罗素是在误中国人，于是写信给罗素说：“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伍廷康）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拜访陈独秀，二人一见如故。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开始筹备建党。

陈独秀在上海筹建共产党后，北大学生、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写信给他说：“吾为人民之自由起见，与先生誓不两立。”

维经斯基最初对戴季陶很是青睐，他希望陈独秀和戴季陶、张东荪为首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得悉后，将戴大骂一通。起草党纲时，戴看到“党员不做资产阶级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时，说：“我和孙文关系非同一般，这一条，弟断不敢接受。”于是戴季陶没有加入，中途退出。据张国焘回忆，戴当场还哭了，表示说其实他内心真的信仰共产主义。

不久，林伯渠带着李大钊的推荐信拜访陈独秀。李大钊在信中说，祖涵是老同盟会员，现在是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愿意加入C.P（共产党），希望陈独秀和他本人作林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非常高兴，但吸取戴季陶的教训，建议林作为秘密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林伯渠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在广州任教育部长的陈独秀因忙于筹措广东大学预科校舍经费而没有参加，代表们最后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陈独秀写信给张国焘，对会议提出了4点意见。会议开到7月30日晚，因发生包打听闯入的意外事件中断，第二日移往浙江嘉兴南湖。

“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嘱包惠僧回广州请陈独秀到上海。他认为，陈独秀既然是中央局书记，就要回到上海，负起责任来，而且“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8月17日，陈独秀以胃病严重需回上海养病为由，向正在桂林指挥粤军与陆荣廷作战的陈炯明提出辞职，陈炯明未准。陈独秀先斩后奏，径自离开。

二、陈独秀党务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与马林的关系极为紧张。张国焘回忆，马林“很骄傲，很难说话”，“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我们在和马林的接触中，感到他总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居高临下，高人一筹”。马林在中共召开一大时，就与李汉俊、李达等人产生龃龉。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很快与马林产生矛盾，陈甚至不愿与马林晤面，还告诫党人，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

1921年10月，陈独秀被捕后，马林出资为其聘请律师，陈与马林的关系得到缓和。陈感谢马林的积极援救，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在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强之后，也放下了架子，说：“中国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李达与陈独秀也很快产生了矛盾。李达回忆，建党之初，陈独秀已“具有恶霸作风”，“每逢同志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打茶碗，发作起来”。李达无法接受国共合作，不愿加入国民党，而与陈独秀发生争论。陈大骂道：“你违反党的纪律，我有权开除你。”李达遂认为陈是“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

包惠僧回忆：“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共应该尽快与国民党合作，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采取加入国民党的办法。陈不同意。在1922年8月20日召开的会议上，陈独秀、张国焘、李大钊、蔡和森等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马林表示，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政策。陈这才表示：“我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是，我是有条件的服从。孙先生的国民党有一套封建式的加入方法，如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我是不会接受这些封建方法的，只有孙先生用民主主义方法改造了国民党，我才同意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要反对。”之后，张继、林伯渠等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夏曦等人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张国焘回忆：中共三大后，“陈独秀先生的权力是增加，许多事往往不经过会议决定而取决于他个人。那时任中央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多半的时间不在中央。任宣传工作的蔡和森，只是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至于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广州耽搁了一个长时期外，返沪后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陈独秀在中共内的‘家长’称号，也就是这时候传出来的”。

1926年1月上旬开始，陈独秀突然不来中央看文件了。因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址，无从寻找。中央常委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恐慌起来，大家猜想陈肯定被秘密处死了。张国焘还说：“老头子（指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说着，快要哭出来了。

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两个顶重要的问题：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隔绝消息，二是关于北伐问题。会议刚开始，便接到陈独秀自上海发来的电报，说：“已经能扶病视事。”原来他得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

在北伐问题上，陈独秀刚开始赞成，后经维经斯基苦劝，表示反对。陈个人认为，北伐的时机并未成熟，而且北伐结果必然造成一个新军阀。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瞿秋白四人讨论北伐问题时，陈、彭不赞成北伐，张、瞿主张北伐。两票对两票，结果陈拍了桌子，张才表示反对北伐。但由于共产国际支持北伐，所以陈最终还是决定参与北伐。

中山舰事件后，苏共援助国民党的一批武器刚好运抵广州。陈独秀让彭述之去找鲍罗廷要5000条枪，好武装广东农民，以防分裂。鲍罗廷一口拒绝：“武装农民不但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甚至还说：“现在是共产党应当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1927年4月4日，陈独秀与汪精卫联名发表《汪陈宣言》，宣言为陈所起草，汪签字后，周恩来拿回来让陈签。文件上汪的名字签在后面，前面留了许多空白，意思是让陈将名字签在前面的。但陈独秀还是把他的名字签在汪的名字后面。宣言发表后，陈独秀对郑超麟说：“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的文字了！”

陈独秀希望通过与汪精卫合作，而达到抑制蒋介石的目的，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意思。但农民运动中，一些农民押着唐生智母亲游街，农协还扣留了政府的粮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质问陈独秀：“民众为何侮辱我家人？”陈独秀无言以对。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停止了陈独秀等人的工作。鲍罗廷曾建议陈独秀等人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表示拒绝。他说：“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有人主张邀陈独秀参加会议，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反对。此次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至此，陈独秀实际上被撤销了党的总书记之职。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痛苦地自我反省道：“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固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

汪原放回忆，1927年夏天，陈独秀次子陈乔年来找他，说陈要见他。他随乔年来到了一条深巷里的一楼一底的房前，见门口摆着一张竹床，一个人面孔朝屋里，头靠着门，躺在床上，赤着膊，肩上披着一条粗夏布的大围巾，手里拿着把芭蕉扇。等他们两人走进屋里，躺在竹床上的人坐起身来说：“来了。”这时，汪才认出他是陈独秀。陈让汪安排他到上海去，9月上旬，陈独秀由黄文容、汪原放、陈啸青（亚东图书馆员工）陪同，乘船顺长江而下赴上海。四人包了一个官舱，陈独秀扮作病人，戴上风帽，睡在上铺，连吃饭也在舱里。船靠码头时，他们关起门来装作睡觉。

一路上陈独秀躺在上铺很少开口，有时喃喃自语，但也只有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他这时虽然只有48岁，可他那副沉闷、执拗的神态，已像是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了。

陈独秀被免去中央局书记职务后，几次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建议。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十分同情父亲的遭遇，也部分赞同他的观点。但他对父亲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有一次，陈乔年劝告陈独秀不要再给党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于是，陈独秀听了乔年的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中共中央写信。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文章，署名“撒翁”。郑超麟说：“我猜想署名表示他撒手不再领导中国共产党之意。”

二、陈独秀托派

自1929年开始，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8月，陈与“我们的话派”（注：由托派留苏学生被遣送回国后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接触，希望加入该组织。但我们的话派主要成员不但不欢迎陈等人，反而对他们很是厌恶，讽刺说：“这些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

加入我们的话派未果后，陈独秀开始自行组织托派组织。中共中央发觉后，对陈提出警告，要求陈“一月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中参加党的生活”。陈认为中共中央的要求是“发狂闹的笑话”，也复函针锋相对地对中共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11月15日，中共遵照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了开除了陈独秀、彭述之、江泽楷、马玉夫、蔡振德五人党籍的决议。

12月15日，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名“无产者派”），并很快发展至百人。共产国际遂开始改变对陈独秀的策略态度，致电陈称：“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处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决定的会议。”陈独秀再一次表示拒绝，他给共产国际的回信道：“我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如共产国际“不肯正式公布于各国支部加以讨论”托洛茨基的主张，那么他和共产国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就“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

无产者派的内部矛盾很快尖锐起来，彭述之不久便与陈独秀发生矛盾。当时何资深说彭是个“纸老虎”，陈独秀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此后，“无产者派”常委每次开会必定发生激烈吵架。

1930年4月，托洛茨基委托陈独秀出面统一中国托派组织。经过陈的努力，5月1日至3日，统一大会秘密召开。“无产者派”的李仲山拿出一件猞猁皮大衣，典当得二百多元，充作大会经费，在上海大连湾路租了一幢房子，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女儿住进，掩护开会。为了保密和安全，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能出去。大会上，陈独秀被选举为书记。

统一大会结束后，陈独秀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

然而大会甫一结束，内部便矛盾重重。由于陈独秀的文章说红军是“土匪”，所以青年托派对他写的文章不放心，认为他已是总书记，对外便代表整个托派的观点，因此要求他写的文章发表前最好让大家看看，同意后再发表。陈对此大发脾气，说：“文章像人一样，要有个性，大家同意，就没有个性了，还写什么文章！”

大会结束不久，梁干乔、陆一渊等四人即跑到南京加入军统，并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而马玉夫因未当上“中委”，竟去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13名托派成员被捕，其中包括除了陈独秀、彭述之和罗汉之外的托派统一组织全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托派统一组织的常委仅剩陈独秀一人。此时，距离托派成立大会结束仅20天。陈独秀哀叹说：“我不识人！”

1932年春，原托派“中委”濮清泉、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召集二人与彭述之、罗世潘共五人成立临时中央委员会。但是年10月15日，彭述之等四人到秘书谢少珊家中开会，中统特务跟踪濮清泉至，将他们全部逮捕。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本可幸免，但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谢少珊的出卖，他也于晚上被捕。因谢的出卖，另外五名托派骨干被捕，包括编辑托派机关报《火花》的曾猛，被捕时他正印刷第13期《火花》。至此，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事后，因招供有功，谢少珊未被起诉，加入了“中统”，更名“谢力功”。

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初，刘仁静等人趁陈独秀在狱中的机会，将1931年至1932年托派中央的文件翻出来，批判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要陈独秀承认错误，陈坚决拒绝。于是，托派中央便将陈开除出托派。

二、陈独秀囹圄

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1932年更是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陈曾有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此为陈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写了《北京市民宣言》，做成传单散发。6月10日，高一涵和陈独秀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宣言》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

1919年6月11日傍晚七点，陈独秀与高一涵等人到新世界附近的饭馆聚餐，陈随身带了千余份传单。晚餐后约八点多，陈西装革履，头戴白帽，前往新世界游艺场，伺机散发传单。到新世界后，陈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于是潜入了第五层的屋顶花园，这里既无游人，也无电灯。时间已近十点，恰好四层的楼台正放露天电影，陈一扬手，传单飘向人群。

几日前，警察署查获了一张传单，说将在新世界安置炸弹，于是警察署立即在新世界加派了便衣侦探，每天晚间分布在各楼严密侦查。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因上下楼频繁，而且衣服兜中鼓胀，引起了侦探的注意。当陈在五楼屋顶花园准备再次抛撒传单时，藏在暗处的警察立即上前将陈抓住。因新世界处于闹市繁华地带，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一名侦探脱下灰色大褂将陈罩住，秘密押往警察署。

在押送陈独秀的路上，步军统领衙门与警察署发生争执，他们都想将陈送往自己的部门进行处理。由于区警察署的便衣人数占优，陈才被送至警署。之后，在对陈的处理上，步军统领王怀庆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发生争执，王想以治安妨害绳以军法，吴想以违反警律处置。二人争执到总统徐世昌处，徐以送法庭判决结束争执。王怀庆正是陈独秀的传单《告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官职并驱逐出京的6人之一，对陈恨之入骨，主张“非严办不可”；吴炳湘则是陈的安徽同乡，态度较为缓和。幸亏吴炳湘的坚持不让，否则陈若落入王怀庆之手，生还希望必定十分渺茫。

陈独秀被捕后，各方势力均发表声明通电，要求释放陈独秀：15日，在北大学生的努力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率先致函京师警察厅；次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马裕藻、马叙伦、程演生、王星拱等知名教授40人（其中不少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旧学者）联名致函警察总监；20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联名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等学校29人，致函警察总监；6月22日，章士钊分别致电龚心湛、王克敏等政要，声明自己愿为担保，要求释放陈；26日，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致电当局，要求释放陈独秀。

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郑重地提出了陈独秀在北京被捕之事。他对许世英说：“你们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又说：“你们也不敢把他（陈独秀）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听说，连连表示：“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严范孙之子严智怡带着父亲的手书找到私交深厚的总统徐世昌为陈独秀说情，徐开始以“这是司法部的事”推脱。严智怡说：“陈独秀生平的言论思想是一件事，陈独秀因嫌疑传单被拘又是一件事，不能拿他平日的言行来裁判他……大学为新思想发源地，无论什么思想都要拿来研究的……怎能够去干涉他呢？藉新旧思想暗潮来兴‘文字狱’，实在于教育前途有碍。”徐世昌听了，“颇动容”，应允“维持”。

严智怡出总统府后，又去游说司法总长朱深，朱推辞说：此案“现在尚没有交到司法界，所以不能过问”。经过严再三说明“文字狱”的厉害，最后，朱深也答应“维持”。

经多方营救，而陈独秀又自始至终只承认散发传单，不承认传单内容为自己所撰，故9月16日，警察厅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陈出狱前具结道：“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学问，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出狱当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欢迎陈独秀出狱。

出狱后，陈独秀的行踪仍旧受到警察署的严密监视。据档案记载，一次，一名石姓警员因接到上级电话问询陈独秀是否在京时，因茫然不知而以“有失职责”给予记大过一次。

1921年10月，在上海的陈独秀第二次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正在陈家打麻将的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及包惠僧。周佛海本来也在打麻将，但因包惠僧到来后被替下，与恋人杨淑慧离开陈家去了法国公园，才得以幸免。

被捕后，巡捕房原本不知陈独秀的真实身份，因为陈自称王坦甫，包惠僧、高君曼等人也都用了化名。但此后，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及《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到陈家拜访，被留在陈家的巡捕带到了巡捕房。褚辅成见到陈后，脱口而出：“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于是陈独秀身份就暴露了。

陈独秀此次被捕的罪名是编辑过激书籍，出版过激刊物。马林为陈独秀花钱请了法国律师，陈只被关了两天就出来了。开庭当日，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和一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雇了一辆汽车开到会审公堂。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经过马林的努力，陈只被判罚五千元。

1922年8月9日上午，上海法租界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陈独秀住处，将陈逮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据陈说，有人造谣中伤，“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于是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

开庭时，陈独秀的律师博勒律师辩护道：“捕房讲陈独秀是共产党，证据不足。陈独秀在著作中提到共产党，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共产党之实……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法副领事拿着一张条子问：“上次我们在陈家搜查到了陈独秀写的40000元收条，能说清此款用途吗？”博勒说：“该款是广东政府用来办教育的，陈独秀是原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由他经手拨给学校。”最后，法官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1932年10月15日晚，因患胃溃疡卧床在家的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宋逢春回忆，陈独秀被捕后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还开玩笑说：“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松快松快了。”谈及叛变出卖他的谢少珊时，陈说：“这孩子胆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现出来很慌张，很不成熟。”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对陈“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

营救陈独秀的亦大有人在：《申报》刊出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董仁坚、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邮代电》；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请二人说情，二人照办；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文蔚等或致电蒋或私下奔走，以求从宽处理；胡适还到处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陈独秀对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贡献，以求舆论的支持；爱因斯坦、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学家杜威也相继给蒋介石拍电报，要求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押解到军法司后，提出要看书，军法司的人说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只可以看孙中山的书，于是陈便让他们找来几本孙中山的小册子。何应钦传讯陈之后，军法司的王振南答应借一套《水浒》给陈独秀看。

国民党查明陈独秀此时确与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无联系后，蒋介石采纳翁文灏、胡适等人的意见，将陈独秀案交南京地区的江宁法院公开审判。1933年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作出判决，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判处陈有期徒刑13年。陈独秀当场起立大声抗议道：“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声明上诉。次年6月30日，国民党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仍认定陈独秀犯有“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但将陈的刑期改为8年。

陈独秀被公审时，需要请辩护律师。陈说：“我是一个穷措大，没钱。”消息传出，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彭望邺、吴之屏、汪有龄、郭蔚然等名律师都自告奋勇愿做义务辩护人，最后陈独秀选择了章士钊作辩护人。

陈独秀的自撰《辩诉状》写出后，上海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只字不敢刊载，独有《申报》别出心裁，在《地方通讯》栏内用“苏州通讯”的形式发表了《辩诉状》的要点。

陈独秀入狱后，仍与狱外托派组织保持联系。郑超鳞的妻子刘静贞自告奋勇担任交通员，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每月一次，从未间断。据刘静贞说，有时搜查甚严，有时也马虎一点，她总是把文件扎在月经带上，使他们无法搜查。

南京老虎桥监狱为收押陈独秀这个大人物，特申请了很大一笔款，把他住的牢房翻修一新。起初，监狱看管甚严，不许他看书看报，也不许探监。陈抗议道：“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反抗。”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独秀说：“恶法就要打倒。”典狱长说：“我无权打倒它。”陈破口大骂，并以绝食抗议。狱方终于屈服，三不准变成了三允许，陈独秀就把牢房变成了图书室和会客室。

陈独秀住的是单身牢房，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且牢房里破例放置了两个大书架，允许陈的朋友从狱外带进书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方便陈读书写作。从1934年开始，陈的女友潘兰珍移居南京，经狱方许可，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到狱中照顾陈生活。因其有病，狱方同意在治病之外，同狱的濮清泉和罗世藩每周可去做一次看护，发病时则不受此限。

陈独秀的友人们从各个方面对陈进行帮助：蔡元培主要是对陈作政治营救；高语罕主要是帮助陈处理上海的家庭事务；章士钊除为陈辩护之外，还介绍医生为之看病；汪原放主要是为陈寻找和寄送他所开列的各种书籍；陈的学生、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处长的段锡朋在陈被捕后就前来探监，为陈带出给其他友人的信件，多次赠送衣物食品，后来潘兰珍来南京，也是借住在段家；陈公博、蒋梦麟、杨亮功等人也前来探望，赠衣送食。

1936年，托派陈其昌希望能将与左联发生龃龉的鲁迅拉入托派阵营，曾写信给鲁迅，支持其反对周扬。鲁迅对陈其昌极为不屑，在公开信中对其嘲讽一番。陈独秀得知后，在狱中写信责问托派，为什么对鲁迅发生幻想，说：“鲁迅之于共产党，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

一天，国民党教育部政务处长段锡朋到监狱拜望陈独秀。段锡朋等表示，将努力与政府周旋，以期早日保释他出狱。陈答：“我现在虽然是有期徒刑，实际上是无期徒刑。我现在年事已高，哪能等期满出狱呢？现在我真不愿出去，那有像这个地方清静安适。”段又问他是否需要冬季御寒的棉衣，他又十分开心地说：“我先后收到送我的皮袍有十四件之多，正苦无法遣送呢。”

抗战爆发后，日军空袭南京，陈独秀狱室被炸塌。胡适恰好正在南京参加庐山谈话会，听说后大急，会同张伯苓、陈中凡等人多方奔走呼吁，要求释放陈独秀。胡适还写信给汪精卫，请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8月21日（距离狱室被炸8天），司法院院长居正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呈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当日即批准呈文，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司法院旋即又给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司法行政部马上在报上刊登释放陈独秀的明令，整个过程竟然在一日内完成。于是，陈独秀获释出狱。

陈独秀出狱时，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原共产党员）来到狱所。丁对陈说奉上级之命，备有专车，接陈独秀及其夫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去住。陈坚决拒绝了，并向丁表示，他已接受了傅斯年的邀请到他家暂时安身，丁只有叹息作罢。

陈独秀出狱的当天，天津的《大公报》发表了题为《陈独秀减刑》的短评，对他的出狱寄予了厚望：“当国家大危难之际，大家的思想和行动都已统一在一个情绪之下，对日抗战之外，再无其他问题。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

二、陈独秀独立

1937年，上海的托派统一组织知道陈独秀出狱后，派人来到南京，要求陈重回上海参与托派组织活动。陈深感托派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之复杂，而其与彭述之、刘家良关系不睦，故拒绝回到上海。

罗汉想让陈独秀与中共合作，托派得知后大为震怒，发表声明撇清与陈独秀、罗汉的关系：“以前或今后，如有与此类似的任何个人行动，皆与本同盟全体无关，合并声明。”对于托派的声明，陈独秀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一次，陈独秀对包惠僧表示，自己已经不是托派，他听包说有谈得来的记者朋友，便打算以记者访谈的方式发表自己不是托派的声明。包向他介绍了《中央日报》社总编辑程苍波。但陈、程的交谈不算投机，陈独秀仅写了个条子，上书：“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程表现得十分冷淡，临走的时候没有带走条子。包惠僧在送程苍波时说，这个老先生想声明自己不是托派，打算借记者的口说出来。程只淡淡表示“试试看”。陈的声明最终没能刊出。

晚年避居江津时，陈独秀发表的言论受到了托派临委的批判，但陈或直接给临委写信，或请人代转，与托派展开一场书面论战。此时，陈已经没有一个拥护者，连与他私人友谊很深的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等人也说：“我们，非但不曾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辩，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与我们绝交了。”

包惠僧也回忆，陈独秀私下表示自己不会与中共联系：“老干们（指王明等‘干部派’）不会欢迎我，我也犯不着找他们。”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与陈独秀合作抗日之事，王明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说：“我党可联合任何人，惟托派为例外；我党甚至可以和与蒋介石及其反共特务合作，惟陈独秀为例外。”并说陈独秀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而做了“汉奸”。康生表示附和，说陈独秀曾与日本人密约，故为汉奸无疑。对此，陈独秀驳斥道：“你们一向不择手段，顺汝者为战士，逆汝者为汉奸。”

陈独秀为汉奸论的消息见报后，武汉的文化界和政界“群情激愤”。周佛海、陶希圣为使陈独秀在这场政治的寒流中感受到国民党的“温暖”，联合高一涵、王星拱等国民党政要共9人在《大公报》上发表公开信，为陈独秀辩诬。蒋介石亦下达“委座手谕”，指示周佛海道：“凡未实际参加伪组织者，不论谣传如何，均不得称逆。”

陈独秀在南京时，周佛海和陈公博主张对日妥协，他们常召集一批人在周氏官邸讨论对日方针，被称为低调俱乐部。陈独秀碍于情面，也被周拉来参加讨论，但陈总是以沉默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蒋介石曾请教育部长朱家骅出面游说陈独秀，希望陈组织一个“新共党”，表示愿意资助10万元经费，同时，在国民参政会上，还为他组织的新共产党保留五个名额。蒋介石还有意请陈独秀出任劳动部长。对此，陈独秀都一一拒绝，他对友人说：“蒋介石想教我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真是异想天开。”

1938年4月，张国焘说出了自己组织新共产党的想法，并希望得到陈独秀的支持与合作。然而陈独秀对此非常冷淡，一口回绝了张国焘的拉拢。事后，陈独秀向包惠僧提起此事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

此时，任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谭平山，也找到陈独秀要求共同组织第三党，陈独秀也断然拒绝了。

陈独秀曾发表声明说：“我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二、陈独秀嬗变

少时，陈独秀在南京参加乡试。考场中，一位来自徐州的大胖子考生，将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考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边走边将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一拍大腿，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这个近乎发疯的考生给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独秀后来说：“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我有意外收益！”

陈独秀与参加考试时认识的皖省维新派人士汪希颜、汪孟邹等人交往密切，“谈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并与“一辈后生小子”，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在日本留学的陈独秀与革命党人邹容、张继等人交往，渐渐趋向革命。

陈独秀早年参加了革命党的暗杀团，但12年后的1917年，陈在《论暗杀》一文中批评，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4号上批评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但不久之后的1919年4月20日，陈即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说道：“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有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

第一次被捕入狱后，陈独秀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出狱后，他写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一改一贯的反宗教立场，转而推崇基督教的“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到中共一大召开后，陈对基督教再次产生怀疑，说：“综观基督教教会底历史，过去的横暴和现在的堕落……实在没有什么庄严神圣可言。”

1929年春天，陈独秀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向陈独秀介绍了托洛茨基。之后，陈又读到了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稿，发现托氏的观点与自己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通过与尹宽、彭述之、江泽楷等人反复讨论。大约经过三四个月的思考，到这年秋天，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

晚年，陈独秀在给友人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以及其人物之价值，……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鄙见很难得人赞同。读来书‘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在另一封信中说，陈独秀坦言：“近作……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年的教训，……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

陈独秀还对邓仲纯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

1949年4月14日，胡适离开大陆时，在太平洋一只船上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了“序言”，称陈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二、陈独秀言论

1904年，陈独秀总结：“一个国家人民的智慧如果没有被广泛地开启，人民如果没有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力，国家的根基总是无法牢固。如果只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良臣身上，那明君良臣在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安宁，明君良臣一死，便人亡政息，国家仍旧要衰败下去。”

陈独秀主张全盘西化，他说：“若是绝计革新，一切都应该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等鬼话来捣乱。”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

陈独秀说：“如今为国民革命时代，而非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时代，故不惟资产阶级须有民主政治，无产阶级亦须有民主政治，且更为迫切。”

陈独秀说：“以行政言，仁政自优于虐政。以政治言，仁政之伤损国民自动自治之人格，固与虐政无殊。”

陈独秀问：“（现代中国）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

陈独秀认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重视农民作用的路线，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典型思想，他还发表《所谓“红军”问题》等文章，反对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后来，蒋介石在江西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时，大量散发陈的这些文章，作为“围剿”的理论依据。

陈独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二、陈独秀坚执

陈独秀说：“我不懂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恶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说极不正确的话，也愿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来到陈独秀住所，向他通报会议情况并再次劝说他去莫斯科，陈明确拒绝，并声明错误共产国际也有责任。濮清泉回忆，陈独秀说：“他们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濮清泉回忆，1927年第三国际要求陈独秀去莫斯科，并让他担任东方部长。陈说：“你们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人骂我叛卖革命，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我到莫斯科去当什么东方部长，岂非揶揄。我不愿当官，更不能当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对你们的好意，敬谢不敏……”又说：“顽固不是我的性格，我认为对的，我是要坚持的……但是我知道错了，我并不顽固。把不合理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纵叫我人头落地，我也不会承认。”

章士钊说，陈独秀像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不峻之坂弗上”。

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无论是章士钊的辩护词，还是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八人联名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营救陈独秀的书函，都以陈“反共”、“斥红军为土匪”、“已被共党除名”等为理由，但陈对此却不认可。其友人柏文蔚事后对其三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

1937年，国民政府决定提前释放陈独秀，但附加一个条件：“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陈钟凡等人如实告诉陈独秀，并劝说他稍稍迁就。陈独秀听后怒气勃发，拍案而起道：“我宁愿炸死在狱中，实无过可悔！”

陈钟凡曾赠诗与陈独秀，曰：“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和诗云：“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二、陈独秀豪情

民国初年，陈独秀豪言道：“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

冯友兰在《北大怀旧记》中回忆道：“我们在民国七年毕业的时候，全体师生照了一张像。陈（独秀）先生与梁漱溟先生坐在一起。梁先生态度恭谨，陈先生则很豪放。他的一只脚，直横伸与梁先生面前。等到像片洗出以后，我们送一张与陈独秀先生。他看着说：‘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我们的班长孙时哲说：‘这是先生的脚！’陈先生也为之大笑。”

1930年，陈独秀贫匮无以自济，精神却异常饱满。他对郑超麟说：“吾恍似回复‘五四’建党之初，精力正无穷也。”

1931年12月5日，陈独秀创办《热潮》周刊，并自任主编。截止次年1月23日，周刊共出了7期，陈发表文章12篇，时事短篇102篇。当时，陈曾用笔名“三户”。刘仁静说，“三户”之笔名取自于典故“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以示自己当时力量虽小，将来定能推翻国民党庞大的统治机器。

1932年，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甜睡达旦，如若平日，彭述之十分羡慕。晨起，陈独秀对彭说：“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10月25日，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部传询陈，以“半谈话、半审问”的方式进行。传询毕，军政部的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的小纸条，四面围着陈，索书纪念，长官不能止。陈欣然挥毫，草成数书，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陈应接不暇，幸而墨尽，才得解围。

1933年4月，江宁地方法院公审陈独秀，章士钊等五个律师为他辩护。章士钊作了长达53分钟的辩护发言，辨称陈无罪；但陈却不领情，说：“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一些国民党人呼吁将陈独秀明正典刑，陈泰然自若地说：“不如大辟爽快！”

江宁地方法院一共三次开庭公开审讯陈独秀，旁听席之拥挤一次甚于一次。4月20日，旁听人数多达200余人，有远自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南京旁听的，后到者没有座位，只能站着。于是，座位两旁、记者席后面、角落里，甚至法庭外，都站满了人。陈独秀在法庭上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

刘海粟到南京探监，见到阔别多年的陈独秀，十分激动，快步上前紧握陈的手，大声说：“你伟大……”陈也抢着说：“你伟大，敢于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接着又大声抗议说：“蒋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么！”二人旁若无人，谈笑风生，狱卒和同狱者见之，无不惊讶。临别时，刘从皮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纸、笔和一瓶墨汁，请陈题字留念。陈独秀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下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刘海粟一直珍藏着这副对联。

陈独秀在狱中写下组诗《金粉泪》。第一首诗云：“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最末一首中有句云：“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1937年，南京老虎桥监狱被日机轰炸，陈独秀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炮声渐停后，看守们从防空壕里钻出来，查看被锁在狱中囚徒的伤亡，陈独秀被看守们指派的勤杂人员从废墟中扒了出来。后来见到去探望他的陈钟凡，他还谈笑自若。

在南京时，陈独秀曾与傅斯年、胡适之谈形势。傅很颓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运命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运命！”陈独秀却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陈又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傅斯年被他深深打动，对胡适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

抗战期间，包惠僧曾求陈独秀为他写个字以作留念。正是国难当头，陈独秀不禁慨然写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晚年客居江津时，陈独秀借居的杨家女儿杨树君回家时，慕陈之名请其题字留念，陈赋诗一首，前两句为：“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杨树君不解其意，请他诠释。陈说，这是自己的近作，不久前他见到了从苏联回来的廖先生，虽然两人须发都白了，但令他欣慰的是二人的革命意志和性格都始终未变，故作此诗以记之。

二、陈独秀狷忿

1918年，为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刘半农化名王敬轩，直斥《新青年》之非，再由钱玄同加以辩驳。不想刘的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对这些新的质疑，陈独秀说：“吾不屑与辩，惟痛骂而已。”

张国焘回忆陈独秀：“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包惠僧回忆：“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

中国四个托派组织协商统一时，彭述之表示反对，宣称是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陈独秀：“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你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像了。”统一大会召开前，彭因未当上代表，给陈写了一封长信，斥责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他“誓死不承认”。陈读信后十分气愤。后来彭又被补选上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在选举时当上“候补中委”。所以，5月5日举行托派中央第一次会议时，陈当场拿出彭的信给大家看，并当面责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吗？”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梁漱溟晚年说起陈独秀：“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

李立三回忆，1927年6且30日，中共中央开会时，任弼时代表团中央提出议案，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问题，陈独秀大发雷霆，将提案碎之于地。

郑超麟说：“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份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

陈独秀在狱中，某次胡适过南京而未至，事后写信道歉：“此次回国，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届时当来奉看。”陈独秀怒而给汪原放写信说要与胡适绝交：“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老胡之事，望勿告他人，即令叔亦不令知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去一个，如此而已。”下次胡适到南京，先去看望陈独秀，陈又待之如初。

江苏南通有一位姓程的老先生也治小学，因慕陈独秀之名，到南京老虎桥监狱里看望陈。二人一见如故，交换著作，互相称赞对方有卓见，谁知最后却争论起来，闹到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幸而没有动武。原因只为了一个“父”字，陈独秀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而程先生却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说你不通，程说你不通，陈说你浅薄，程也说你浅薄。

濮清泉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说学术讨论应心平气和，不应发火，又随口诌打油诗一首嘲讽他们道：“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程先生笑了，陈独秀则骂道：“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你的脑壳。”濮忙说：“我岂只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是无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南京城里彻夜不停的爆竹声传进狱中，大家谈起此事，陈独秀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同狱的其他人并不赞同，认为陈独秀是“凭感情分析”，“这种幼稚的分析……会走上机会主义的老路”。谁知陈听到“机会主义”一词后，就条件反射地发起火来，大骂濮清泉等人无知、幼稚、没有进步、不堪造就。

在狱中，陈独秀与濮清泉等人谈及民主问题时，坚持己见，于是经常发生争论，陈几次拍桌子打板凳，斥濮等人无知。一次典狱长将濮清泉提去询问：“我们为了陈先生年老多病，让你们去照应他一下，怎么你们和他吵起来了？”濮答道：“我们劝他吃药，他坚决不吃，所以吵起来了。”典狱长说：“啊！原来如此，往后你们好好劝他，不许大吵大闹了。”这才掩盖了一场风波。

陈独秀自陈：“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二、陈独秀放诞

陈独秀反对旧道德，在他参与起草的《安徽爱国学社社章》中有“戒烟、嫖、赌一切嗜好”的戒约；他在《国民日日报》时期曾与友人朱茂云有隙，并在《惨世界》的译稿中对之有影射，原因之一是朱迷于狎邪。但陈自己却不戒嫖赌，性好狎邪游。

有人回忆：“陈（独秀）在北京常踽踽独行，偶过八大胡同，入妓院小坐，与妓默然相对数分钟，出五倍茶资而去，妓笑为疯子，亦不以为忤，真参透游戏三昧之旨者矣。”

蔡元培发起进德会，倡导“不嫖不赌不纳妾”。陈独秀亦加入其中，但他仍流连八大胡同。时北京某报报道，说某日陈因与人争风吃醋“抓伤某妓下部”，一时议论纷纷。有一个叫张元奇的国会议员向国会提出对教育部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弹劾，原因之一就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私生活问题。蔡元培最终采纳了汤尔和的建议，免去陈文科学长一职。汤尔和的日记中记载，此后汤、陈二人在路上相遇，陈独秀“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16年后，胡适一针见血地指出：“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时，一天，典狱长将濮清泉提去，濮见典狱长面色严肃且带怒容，不知出了何事。典狱长开口道：“陈先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他当作犯人看待，上面叫我们优待，我们也尽量给他以优待；但陈先生近来忘记了他在坐监狱，把我们这里当做旅馆，这是使我们很为难的。”濮问道：“究竟出了什么事，请你直说吧。”他说：“你可知道有个姓潘的女士经常来看望陈先生？根据看守人的报告，说陈先生和那个姓潘的女士，在他的监房里发生过肉体关系，这怎么行呢？”濮说：“怕不会吧？请你再调查一下。”他说：“调查过了，千真万确，不瞒你说，当年我也是崇拜陈先生的一人，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现在看来，他的文章虽好，道德有限。你告诉他，往后请他自爱一点。”濮唯唯而退。

濮清泉将典狱长的话告诉了陈独秀，陈神色自若，毫无赧颜。濮愤然质问道：“你这个人在政治、思想一切方面都非常偏激，在行为方面也很乖张。一个政党的首脑，这样对待生活，对吗？外面小报上说你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陈最初默无一言，似有愧色，但听到是小报所说，他怒道：“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你怎么信它？这是私人生活，不用别人管。”濮说：“你是一个政党领袖，对妇女问题，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陈自知理屈，沉默良久，然后说道：“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濮反问道：“那么这位潘女士从哪点来的呢？”陈说：“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

二、陈独秀激赏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听沈尹默等介绍陈独秀，便有意请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他差不多每天都去亚东图书馆拜访陈，有时去得很早，陈还没有起来。他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张凳子让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就行。陈起初拒绝，说自己正在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于是，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到北大后，黄侃、马裕藻很不高兴，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作文科学长。”蔡元培说：“仲甫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陈独秀在刘季平处看到沈尹默的一首五言古诗，第二天便到沈宅拜访，一进门就大声说道：“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沈觉得此话虽刺耳，但却是事实，从此便发奋研究起书法来，日后成为民国知名的书法大家，与“草圣”于右任并称为“南沈北于”。

50年代中期，沈尹默应《新民晚报》约稿撰写《书法漫谈》一文，文中提到陈独秀对其激励一事，报社编辑以为陈的名字不见报为妥，提出删去此段，沈怒道：“没有陈独秀的批评，我就达不到今天的水平。”宁可稿子收回不发表，决不让步。最后，编辑将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姓朋友”作为变通，这才发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陈独秀对当时的教育部长章士钊十分气愤，写信对章说：“我和你绝交”。但1932年陈被捕入狱，章士钊自荐为陈辩护，来到南京后，章赋诗称赞陈道：“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清流那足论？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陈独秀在狱中，开始着手写传记《实庵自传》。《宇宙风》得到自传的前两章后，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辑后记中宣传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五十期起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但令人惋惜的是，陈写完自传的前两章即出狱，之后再未动笔。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远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可能会暗杀陈，对陈很是担心，几次三番致函李福仁，让李设法将陈送到国外。

陈独秀入狱后，陈在北大的学生、时任国民党少将的杨鹏升经常去狱中探望，陈晚年居四川，杨更是对陈多方照顾、接济，连陈平日用的特制的信封、信笺都是杨为其出资印制。

陈独秀去世后，有一位不曾与陈独秀见过一面的董退思致函高语罕说：“鄙人与陈先生素不相识，兼因政治与文学均为门外汉之故，亦少读陈先生之文章。但鄙人对于陈先生，则极其钦佩。窃尝谓一般所谓革命家者，不成功，即成仁。成功者则富贵功名，生荣死哀；不成功者，死后亦往往有政府褒扬，社会追悼。陈先生无一于此，一生清苦，寂事以死，然而惟其如此，乃属难能可贵。‘独’之一字，陈先生足以当之！”还随信汇来500元丧费。但陈独秀家属遵从陈生前遗志，不敢收授，仍由高语罕归还了。

二、陈独秀逸事

安庆市三四十里外的月山西北有一个叫“独秀山”的小山头，据陈独秀之子陈松年说，这便是陈独秀“独秀”之名的由来。1914年，陈独秀为章士钊的《双杆记》作序，写道：“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作者及社会不祥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者也。呜呼！”此文在《甲寅》发表，署名“独秀山人”，在留日学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是陈独秀第一次以“独秀”之名发表文章。此后，“独秀”之名享誉天下。

陈独秀的父辈中，父亲陈衍中和叔父陈衍庶先后考中秀才，陈衍庶还考中了举人；到陈独秀这一辈，大哥陈庆元和陈独秀年纪轻轻就先后考取秀才。乡邻顿时传说是陈家的祖坟风水好，连安庆城外迎江寺中的振风塔，也被人们传说成了陈家祖坟前的一管笔。

1887年7月，陈独秀与大哥陈庆元、陈庆元的同学、陈庆元的先生、先生的几位弟兄一行人去南京参加乡试。到达南京后，这些秀才们留下不善言辞的陈庆元、年长而尊的陈庆元的先生以及年龄尚小的陈独秀三人看护行李，其余的人都分头去寻租寓所。寓所找到了，待到搬过去时，找房子的人却大呼上当。原本他们看房时，是冲着房东家坐在窗口做针线活的美女才租的房，而真正搬过来了，那些美女早不知去向。原来他们中了房东们招揽考生惯用的“美人计”。

陈独秀发现，秀才们经常骚扰房东家中的年轻妇女，偷拿房东挂在厨房里或屋檐下的咸鱼和腊肉。他们在店铺购物时，偷偷将店家的东西藏在袖子里，即使店家看见，也不敢声张，因为他们人多势众。他们开口便说：“我们是奉着皇帝圣旨来乡试的，你们侮辱我们做贼，便是侮辱了皇帝！”店家如有言语得罪，秀才们便要动粗，路过的认识不认识的考生都上前动手相助，而真正目的却是趁乱打劫。法不责众，官亦无奈，商家因此只有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但这班“文武双全”的秀才们，在钓鱼巷嫖妓时，却格外温和，为了让妓家降价，不惜屈尊，自称寒士，做出可怜之相。

寓所里没有茅厕，秀才们就把大门外路两边的空地当成了便溺的场所。即使那个与陈独秀同行的开口孔孟、闭口程朱的老夫子，也天天在路旁解大手，有时妇女从路上走过，他也只当没看见。同寓的那几个“读书人”在高声朗诵礼义廉耻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余时常到门前探望，远远发现有年轻妇女姗姗而来，即使没有大小便的意思，他们也赶紧脱去裤子蹲下去解手，好像急于献宝似的。而陈独秀却常常挨到天黑方出门解手，有时踩一脚屎回来，还被他们笑骂为“假正经”。

是年9月，陈独秀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竭尽气力挤进了乱糟糟的考棚。考试3场9天，应考时，考生们坐在高墙下的号门里做试卷，间隙时间，则各自举火做饭，晚上也得睡在考棚里。陈独秀不会煮饭做菜，9天里只得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

陈独秀在芜湖中学任教时，有一个学生学作诗，诗中有句曰：“屙屎撒尿解小手，关门掩户阖柴扉。”他大笑之后在诗上打了一个横×，批上“屎臭尿腥”四个字，并写了“劝君莫作诗人梦，打开寒窗让屎飞”两句。

苏雪林于1917年从安庆省立第一女师毕业后，留在该校附小任教。附小的年轻教员为提升国文水准，自发组织了一个国文进修班，请女师国文教员陈慎登先生授课。陈是一位热心卫护国粹的传统文人，一次他在课堂上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出了一种杂志名《新青年》，是你们贵同乡怀宁（县）的陈独秀所编，该杂志诋毁孔孟，反对纲常，散布邪说，蛊惑人心，实为世道人伦之忧，任其鼓吹，必酿神州陆沉之祸！”说到激动处，陈先生脸色由青转白，胡须抖动，声音嘶哑，一口气喘不过来，竟然晕倒在讲台上。吓得年轻的女教师手足无措，慌忙扶起，紧捏人中救助。苏雪林平素对陈先生最为敬重，于是恨师之所恨，对鼓吹“异端邪说”的陈独秀竟莫名地“憎恶和仇恨”起来。课后大家讨论说要联名写信寄陈独秀，抗议他的谬论；怀宁籍同学还主张召开同乡会，开除陈独秀的乡籍。苏雪林认为，这两种都不是好办法，最好带柄手枪上北京找到陈独秀，叫他吃一颗子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罢拍掌称好，提议组织除奸团，抽签选出暗杀陈独秀的英雄和保卫中国文化的烈士。

蒋梦麟和陈独秀都中过前清秀才，惺惺相惜。晚清秀才有两种，一是考八股的秀才，人称“八股秀才”；另一是废八股改策论后的秀才，称“策论秀才”。一般以“八股秀才”为正宗，且更值钱。一次，陈问蒋：“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答：“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可是八股秀才！”蒋向陈作了一个揖道：“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在蒋梦麟眼中，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对陈很是欣赏。他回忆：“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1918年，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专门用于发表政见、批评时事的文章。第一期组稿，为了不引起警察厅的注意，登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连高一涵看后都说，尽是些迂腐的议论。

鲁迅曾收到刘半农从巴黎寄来的信，信中抱怨陈独秀不给他写信，而且看不到《新青年》。在这之前，鲁迅听说，陈独秀在上海曾截住别人带给刘半农的食品，自己吃了。

陈独秀翻了翻蒋光赤的革命小说《少年飘泊者》后，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

汪原放标点古典书时，觉得旧小说里有些淫秽的地方，若给青年学生看了，不太好，但他不知道怎么办。胡适主张删节，用省略号表示有删节。陈独秀说，不如删掉就是了，只要上下衔接得上，无伤大体。如果用省略号表示删节，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最后，依了陈独秀的意见。

1925年6月3日，《热血日报》创刊。前一天，瞿秋白将陈独秀写的《发刊辞》给郑超麟，说：“明天，报纸刊出后，老头子（陈独秀）的朋友一定会看出这篇《发刊辞》是老头子写的。”郑超麟问：“他们怎么会看出是老头子写的？”瞿秋白解释说：“老头子惯用的字眼，有一些同我们现在惯用的不同。”如“阶级斗争”，陈独秀喜欢写成“阶级争斗”。果然，郑超麟发现，上面有类似“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这样的句子。

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回忆，陈独秀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严肃、不好接近。他中等身材，身条魁梧，胡子刮得光光的，黄褐色的眼珠炯炯有神。他生活简朴，室内整洁，喜爱抽雪茄烟和在屋内踱来踱去。他记忆力特别强，他摆的东西谁也不能动，一动他就知道，问谁来过、谁动过。

1927年之后，陈独秀整天埋头于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当时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提出与音韵学有关的问题，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有人认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有人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

1932年，陈独秀在法庭上的辩诉状与章士钊为其辩护的辩护词，被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因为这两校是教会学校，所以不怕国民党的压制。

陈独秀告诉濮清泉参加中共一大的十三个代表的名字，濮听罢非常诧异，问道：“周佛海、陈公博都在国民党当了大官，后来还当了汉奸，难道他俩从前都是共产主义者吗？”陈答：“千真万确，一点也不奇怪，人要叛变，就像女人要嫁人一样是阻止不住的。”

汪孟邹谈及胡适与陈独秀时说：“他们都有真功夫。适之写的时候，要找不少书，先摆好再写。仲翁不同，只要纸、笔，又不查书、看书，只管写下去就是了。”

二、陈独秀为学

陈独秀为学，景仰吕祖谦，吕有侄曰延年，有子曰乔年，陈之二子，亦名延年、乔年。

萧劳回忆，他考入北大后上英文课，教授是一位英国人，完全用英语讲课，一个中国字不说。萧的英语听力不行，一点也听不懂，便不去上课了。一个星期后，文科学长陈独秀突然把萧叫到办公室，问道：“你为什么不去上英文课？”萧劳说：“听不懂。”陈说：“我看了你的英文卷子，成绩很好，怎么会听不懂呢？”萧回答：“我在中学是跟中国老师学英文，只能写，不能说。现在英国老师用英语讲课，说得太快，我听不懂。”陈便让萧退到英文水平稍差一些的丙班，还由中国老师授课。

萧劳的中国文学门古文课由黄侃讲授。有一天下午上课，萧精神疲倦，便用手捧头而坐。黄先生见后勃然大怒，说：“我讲书，你困觉！”萧说：“姿势不对，并非睡觉。”随即放下手，端正了姿势。但黄怒气未息，说：“不愿意听就下去嘛！”萧劳负气离开教室，接连两个星期没去上课。陈独秀又把萧叫到他办公室，萧陈述了以上情况。陈说：“你是学中国文学的，主课是黄先生讲，你不上课怎么学呢？”萧说：“怕黄先生不许我上课。”陈说：“好！我送你去。”便拉着萧的手，将他送进教室。黄侃当时正在讲课，陈独秀看着萧劳坐到位子上，黄侃没有说话，方才离开教室。

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后，陈独秀并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蔡元培将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事务，一切交由陈主持，不加干涉。陈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来只有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门，陈增设德语、法语、俄语三门，并在哲学门、中文门和英文门分别设立研究所；陈还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允许校外人员旁听；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

陈独秀在北大饬行课堂纪律整顿。黎元洪的侄儿经常缺课，陈为执行课堂纪律，决定给予其记大过一次的处罚。但陈将许德珩误认为黎的侄儿，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

陈独秀与濮清泉谈及文字时说：“大家一致写的别字，就应该承认它。……如医院里打针，大家都说打臀（音殿）部，其实这个字应读‘豚’，管他‘殿’部‘豚’部，打在屁股上就是了；又如青年都说鼓吹革命，这个‘吹’字应读‘trai’，而不读吹。现在大家都读吹，管它哩，吹喇叭也是吹，吹牛也是吹，宣传革命也是吹，大家都读吹，你一定要读‘trai’，那就是顽固。再如‘骇然’的‘骇’字，不应读‘骇’而应读‘海’，现在大家都读骇怕的骇音，反正是骇怕惊奇的意思，怎么读都行。总之创造新字也好，写读别字也好，都要渐进，不能由你自做仓颉，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种文字来。须知中国文字并不是仓颉造出来的，而是古代人民的社会创造。”

创造社诗人王独清出了一本诗集，歌颂1927年“广州起义”，诗集上的诗句印刷得很新奇，字大小不一，有正有歪，还加上一些惊叹符号，如同炮弹打出后的弹片飞散一般。王将诗集拿给陈独秀看，陈看后哈哈大笑，连说：“我不懂诗，不敢提出评论，但是我佩服你的大胆，独出心裁，自创一格。”王独清十分狼狈，讪讪而退。日后，陈独秀在狱中对濮清泉谈及此事时说：“王独清那本诗，形式上看来颇为新颖，但他中了形式主义的毒，以为把一些口号写入诗句，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了。其实这是笑话。结果把诗弄成屎，自己还不知道，甚至还洋洋自得，这是很可悲的。”

陈独秀对濮清泉说，他认为诗是一种美文，白话难以写出美诗，他最反对把散文写成短句，加上些啊、呀、吗、呢，再加上些惊叹号就自称是诗。

1939年春，陈独秀又寻出了在南京狱中尚未完成的文字学研究初稿《识字初阶》，他将书名更改为《小学识字教本》。书稿送审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见后说：“内容无大碍，只是容易和小学校混淆。”让陈修改或另择书名。陈独秀坚持道：“陈立夫无知，小学者声音训诂、说文考据之学也，古来有之，岂可更改！”于是此书不得印行。

陈独秀研究文字学，为了求得一字的真义，不仅广征博引，而且从地下发掘出的实物中寻找根据，作精确的考证。如对鬲、鼎、曾、复、持等字的分析，不仅引用了《周礼》、《左传》、等十三四种古籍，而且考查了地下发掘出的螺、蚌、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实物。

陈钟凡评论《小学识字教本》时说：“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是为文字学上有价值之著作。”

魏建功读到《小学识字教本》稿时，“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末弃本，抱残守阙，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

二、陈独秀疏离

陈独秀自幼被过继给叔父，但他日后却与嗣父形同水火，几乎决裂。晚年，他在自传中说：“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某年，他到北京，陈家所开的一个大店铺的掌柜听说后，请他到铺子里去看看。他却说：“铺子不是我的。”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自小在老家生活，后来稍微长大些，就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但陈独秀让他们白天出去做工谋生，晚上则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冬仍衣袷，夏不张盖，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既是姨妈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常落泪，想让孩子们回家居住。陈独秀却说：“姑息养奸，不可！不可！”高向陈独秀友人潘赞化哭诉，潘向陈提及此事，陈反说高君曼“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1917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教，偕高君曼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同行，延年、乔年兄弟则留在上海，勤工俭学进入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托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两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费。陈延年、陈乔年自小与父亲不亲厚，而父亲对待生母又那样薄情，现在又如此对待他们，所以在参加共产党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国家等主张的无政府主义。以后父子同在共产党内，他们也一直直呼陈独秀“独秀同志”。

许德珩回忆，1919年下半年，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来京看望父亲。他们并不直接去陈独秀家里，而是准备了一张名片投递，上面写着“拜访陈独秀先生”，下面写着两兄弟的名字。此事一时传为笑谈，人们都说陈独秀提倡民主，民主真的到了他的家里。

陈延年曾对人言及当时因新文化运动而名动天下的父亲说：“吾父亦不过是新官僚旧学者而已。”

陈独秀被捕出狱后，潘赞化对陈延年说：“你父亲在北京被京警局长吴炳湘逮捕，不少朋友以同乡关系营救他，你知道吗？”陈延年答道：“已听说了一些。”潘问：“你对此事有什么想法？怕不怕？”答曰：“既作就不怕，怕就不作。况且这次学潮的意义千古未有。情况这么复杂，肯定有危险；仁人志士有这么一个机会光荣牺牲，是求之不得的呢，有什么可怕的。”潘吃了一惊，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陈延年再答：“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罢，当然可惜。”

青年时代的陈延年起初信奉无政府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印象颇佳，而对胡适、陈独秀却不屑一顾。陈延年在给友人雄东（丁肇青）的信中说：“学生中尚有如此妄人，不是说‘胡某思想好，我与他通过信’，就说是‘陈某真不错，我的朋友与他相好，我也曾会过他’。”

1920年夏天，金陵大学肄业生陈公培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延年、陈乔年。在信中，陈独秀劝陈延年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看了父亲的信，陈延年满脸不高兴地说：“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陈公培很是惊讶，没想到陈延年竟对父亲直呼其名。

一度社会上宣传陈独秀组织了“讨父团”。1921年，陈炯明在一次宴席上问他：“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中共党内，陈延年、陈乔年与父亲陈独秀以“同志”相称，陈延年还常常和父亲的政见相左。1925年底，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张国焘来到广州，召集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共产党代表开会，在会上宣读了陈独秀的信，信中说：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因此统一战线上应采取让步政策，要把国民党的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陈延年立即表示反对，说：“信上居然点名要把戴季陶、孙科这样的右派人物选进中央委员会，这不是妥协退让吗？”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陈延年等人主张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逼蒋介石下台。但苏联人再度对蒋退让，让他们忍让。4月2日，张国焘赶到广州，对陈延年等人说：“独秀同志意见很明确，此次事件是我们党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陈延年生气地说：“我一开始便同意毛润之的意见，对蒋介石来一个回击，无奈中央害怕影响团结，怕吓退国民党资产阶级，硬不同意……老头子（指陈独秀）糊涂极了，他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毛泽东对陈延年批评陈独秀印象极深，说：“像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

黄文容回忆：“大革命失败后，我陪陈独秀到上海隐秘。大约是1927年的11月底，乔年夫妇俩来看他的父亲陈独秀。在谈话时，乔年对陈独秀提出许多批评。他们说着说着便争论起来，而且越争越历害。他们开始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听他们父子俩吵了起来，我就出来劝解。结果，父子俩搞得不欢而散。本来陈独秀是准备留乔年在这里吃饭的，但乔年气得连饭也不肯吃就走了。陈独秀也不高兴，乔年走后，他又对我说：‘你看，儿子教训起老子来了！’”

陈延年在参加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时，接到了一位交通员被捕的报告。因为该交通员知道位于恒丰里104号的秘密处所，所以陈宣布结束会议，并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1926年6月26日下午，陈延年等人到恒丰里，观察周围动静后，见没有什么异样，便进门清理文件。刚坐下不久，大批军警便包围了此处，陈懊悔莫及，抄起坐椅和扑上来的敌人搏斗，直到筋疲力尽，被敌人擒获。在陈延年等人与敌人搏斗时，两名同志从屋顶逃走。

陈延年被杨虎手下的特务抓捕时，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陈独秀托汪孟邹设法营救。汪找胡适，胡适说：“独秀之子，我一定营救他，你回上海等消息。”胡请蒋介石的大红人吴稚晖出面说情，如此陈延年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吴当着胡适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了，小陈可怕，太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随即给杨虎发去贺电：“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因此被刽子手乱刀砍死。汪得此噩耗，如五雷轰顶，痛心疾首。一直到后来，只要一提起陈延年遇害一事，他都追悔莫及，拍着大腿说：“说不得，说不得！”

7月4日，陈延年被杀害。陈延年被押赴刑场后，行刑的士兵要求他下跪时，他直立不屈，并高呼口号。虽被几个执刑的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但当士兵松手准备挥刀时，陈延年突然一跃而起，故这一刀并末砍中其颈项，遂被众士兵按在地下，用乱刀剁死。

1928年2月，陈乔年被国民党逮捕。当时他刚到上海，叛徒唐瑞林并不认识他，也不认识同时被捕的周之楚。于是，郑覆他、许白吴等便主张牺牲周之楚，由周顶替陈乔年的职务和名字，从而救出乔年，周也完全赞成。法官审讯时，周自称是陈乔年，法官便判了周之楚的死刑。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商人，他得知周之楚被捕后，回国营救儿子，国民党便弄清了周之楚是冒名顶替，真正的陈乔年也就暴露了。6月6日，年仅28岁的陈乔年被杀害。

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牺牲，陈独秀的女儿陈玉莹去为弟弟收尸时，见到血泊中的弟弟，大受刺激，精神失常，不久即病逝，高君曼大哭不止。陈独秀皱着眉头说：“迂腐！”

三子松年记忆里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三十年代初，那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之前父亲从未关心过他，给他写过只字片语。松年在狱中见到父亲不免伤心落泪，而父亲眼睛一瞪，对多年不见的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

陈独秀之女陈子美（陈独秀与高君曼所生）的丈夫张国祥比她大十岁，且张结婚时隐瞒了已有妻室儿女的事实。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后关押在南京监狱，陈子美带着丈夫去狱中探望过陈独秀。当陈子美把结婚之事告诉父亲时，陈独秀十分不快，厉声斥责道：“年幼无知，后果不堪设想。”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客居江津。张国祥因对陈独秀耿耿于怀，所以阻止陈子美去江津看望父亲。1939年，陈子美赴香港，与父亲永诀。解放后，陈子美回到大陆，在“文革”中，抱一汽油桶偷渡回香港，后移居加拿大。

当得知父亲被关进监狱后，陈独秀四子鹤年去探望父亲，甚至还天真地提出，他要想办法帮助父亲越狱逃跑。谁知陈独秀不但不赞成，反而骂了他一顿，说他“胡闹”。

二、陈独秀深情

儿时，陈独秀背不出书，总是挨祖父责打。陈母每次见到陈独秀挨打，总流着泪对陈说：“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见到母亲流泪，陈独秀也忍不住哭了，母亲替他揩干眼泪，慈爱地责备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爷爷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陈独秀后来说：“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陈独秀自小与大哥感情甚好，祖父去世后，更是大哥教他读书。陈在自传中说：“我们弟兄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而始终保持着温和的态度，不肯在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的感情。”1909年10月，与他隔别十年的大哥陈庆元在东北因肺病客死沈阳的噩耗传来，陈惊惶悲绝。他立即仓促北上，到沈阳与兄长作生死一晤，并悲作五古长篇诗《述哀》，分寄与友人，又跋山涉水亲自护送大哥的棺木返回故里。

陈独秀对嗣父毫无感情，却对嗣母谢氏极为孝顺，晚年客居江津时，将谢氏也带在身边，伺候终老。陈氏族人回忆：“大约是光绪三十二年，陈独秀从日本留洋回来，穿一身西装，他妈妈（指谢氏）老脑筋看不惯，说他‘穿得像鬼一样’。”陈马上换下了西装。

1930年冬，陈独秀夫人高晓岚去世。两年后，在狱中的陈独秀从来探监的三子陈松年口中得知妻子已经去世的消息时，深感歉疚，沉默半晌后对儿子说：“你母亲是个老好人，为陈家辛苦了一生，未享过一天福，我对不起她。我感谢她，为我生了三个儿子。延年、乔年虽然牺牲，但他们死得英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你母亲也算是英雄的母亲啊。”陈松年感慨地说：“父亲，母亲弥留之际，还念着你……”从来不迷信鬼神的陈独秀却十分动情地说：“松年，你回去后，替我买几刀纸钱，在你母亲坟前烧烧，聊表我对她的缅怀之意。每逢清明，不要忘了去扫墓。”

1936年，陈独秀在狱中听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的消息时，简直像孩子过年那样的高兴。濮清泉回忆：“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如此流泪。”

在狱中，陈独秀谈到刘半农，说他对音韵一道并没有什么研究，但在法国人面前，大谈音韵，以为法国人不懂音韵，讵料法国的音韵学家，把他驳得体无完肤，使他面红耳赤，息鼓而逃。刘半农就是“猪八戒的妈妈飘海——丑死外国人”，应引为教训。现在他死了，胡适写的挽联说，“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打油风趣，幽默情怀，当年知音者无人不哭半农”。陈说，此联写得不高明，但余有同感焉。

1938年6月，陈独秀准备乘包惠僧为他安排的差船入川时，阔别三十年的大姐一家逃难到了汉口。姐弟患难相逢，悲欢交集。他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于是退掉已经买好的船票，一直拖到7月初才与大姐一家搭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包的专轮入川。

1939年3月，陈独秀的嗣母谢氏病逝，陈十分悲痛，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五十日后仍未见减轻。陈的大姐赶来帮助料理后事，一定要陈“为死者披麻戴孝、守灵等尽孝道的仪式”。对此，一向反对封建礼教的陈独秀都顺从了。陈还表示：“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

一次同桌吃饭，陈独秀知道大姐平素把好吃的都省给子女吃，便乘她不在意时，夹了一块红烧肉塞在她的饭下面。次年6月，当陈获悉大姐吴陈氏在江津油溪镇病逝的噩耗，极为悲痛，写挽诗忆及不久前自己与大姊分别的情景：“姊意愿偕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

陈独秀早年家庭观念淡薄，对子女并不关心，但晚年三子陈松年携着子女来探望他时，他尤其是对几个孙子孙女亲热得了不得，过些时不看见他们，便要派人去把他们喊来团聚。潘赞化说，此时陈独秀也变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了。

蔡元培去世后一个多月，陈独秀依然掩饰不住地流露出失去故友的痛惜与悲伤，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晚年，陈独秀除了接待前来探望的友人外，几乎足不出户。有时，地方上有些重要的宴会请他来参加，即使去了，他也是沉默寡言。在杨宅居住时，写作间隙或傍晚，陈会在潘兰珍的伴随下，到院子外边的几棵大黄桷树下和附近的小店游玩，和周围老百姓攀谈。但由于他的安徽话很难懂，往往是只听其音，不解其意。在逢年过节之时，乡邻请陈写对联，他都有求必应；他也给一些学校或单位题过字。另外，有的人家新房落成，也被请写匾额。江津的龙溪滩乡绅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应请为其写了一个“仁寿修居”的楷书横匾。

二、陈独秀婚恋

陈独秀考中秀才后，安庆城中的名门望族和富户人家纷纷托媒上门，打听陈的生辰八字。安庆副将高登科也慕名托媒人上门，有意将长女高晓岚许配给陈。

高登科是霍邱人（今安徽六安），出身贫寒，小时受继母虐待。13岁那年放鹅丢了两只，夜宿麦田，不敢回家，正巧一支官兵路过，就随军而去，后升任副将，为二品武官，因有军功被清廷赏赐穿黄马褂，且赐以世爵，置有4000多亩土地。他娶了三位夫人，女儿高晓岚是续弦詹氏所生。詹氏死后，高晓岚受到继母的虐待，高登科便带她到安庆，亲自教养。

高晓岚时年19岁，长陈独秀3岁，出落得眉清目秀，身材修长。她穿着朴素大方，性情柔顺孤僻，刺绣缝补，料理家务样样能干，丝毫没有富家小姐的贵族骄横之气。陈独秀的母亲查氏很满意，于是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下了。

陈独秀到南京参加乡试，未中，回家后即与高晓岚完婚。高晓岚懂三从四德，晓得《烈女传》与德言功容的古训，有着封建传统的教养，婚后的夫妇二人受到乡邻“夫贵妻贤”的赞誉。

新婚燕尔之际，陈独秀当时正受康梁学说影响，他将自己写的《扬子江形势记略》饶有兴致地读给妻子听，以征求意见，寻得共鸣。不料高晓岚听完，轻声柔语地说：“夫君之言，为妻懂之甚少，不必再难为妻子，我会伴君安分度日，上待父母尽心尽力，下做贤妻生儿育女。”陈顿时如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

陈独秀常常劝妻子多识些字，多猎文化与时政，而高晓岚对丈夫的劝告却不屑一顾，总以“夫主外，妻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对。有一次，陈拿了一本欲教高晓岚念读，她却火冒三丈，一把夺过去撕得粉碎。

潘赞化说，高晓岚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离不止一世纪。陈去日本留学，欲借高的十两金镯作为游资，高坚决不肯，常为此争吵。

1898年，陈独秀与高晓岚的第一个儿子陈延年出生了。儿子出生后不久，陈独秀跟随嗣父陈衍庶去了东北。次年年底，陈母去世才回到安庆。此后，陈独秀的长女玉莹（筱秀）出生。1901年，陈独秀去日本留学，此后，陈独秀与高晓岚便聚少离多了。

陈独秀因政治活动，在外屡遭通缉追捕，回家得不到妻子的理解与安慰，常常遭到妻子的数落与怪罪，使他对这个旧式的女子更加嫌恶。1910年，新年伊始，陈独秀便携高君曼离开安庆，此时高晓岚正怀着三子陈松年。

高晓岚嫁到陈家的33年中，生育了三子三女，自出嫁就再也没有回过娘家。除了1927年去武汉探望患重病的儿子乔年，从没有出过陈家的大门。高晓岚于1930年9月9日，即她得知二子一女噩耗的第二年，郁闷于胸，后来病例，在安庆病逝，终年55岁。临终前，她对三子松年要求，希望将来和陈独秀合葬。

汪原放反对包办婚姻，与其叔汪孟邹大起冲突。在苏联的陈独秀听说后，写信劝慰叔侄二人道：“弟以为孟邹先生应承认原放兄婚姻之自由。原放兄应觉悟，不可以恋爱妨碍了立身建业。男女之事，不过在生活上和吃饭、穿衣、饮酒、吸烟同样的需要与消遣而已，顽固老辈看做伦理、道德大问题，幻想青年看做神圣事业，都是错了。”

1909年岁暮，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高君曼到安庆姐姐家玩，遇到了姐夫陈独秀。

高君曼时正双十年华，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处处显示着新式女性特质。她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思想进步，见识广博，并热爱文学，特别爱读陈独秀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对姐夫很是崇拜。两人很快坠入情网。

陈独秀与高君曼的恋情遭到陈、高两家的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甚至以“退继”相威胁；岳父高登科则怒火冲天，悔恨择错女婿，对高君曼施加暴力，逼其另嫁。但二人我行我素，毫无畏惧。

1909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宣布结婚。时陈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历史、地理教习，佳人新得，意气风发。陈独秀广结文朋诗友，在西子湖畔，与刘季平、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等江南文人雅士，诗酒相娱，互相观摩，逸情满怀。而高君曼赢得了友人们的交口称赞，汪孟邹曾夸赞她是“女中豪杰”。陈在《灵隐寺前》一诗中写道：“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1910年，陈独秀给远在南洋的苏曼殊写信，问他：“有奇遇否？有丽句否？”他得意地对曼殊述及自己的生活：“‘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高君曼比较向往稳定宁谧的家庭生活，但陈独秀天生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家人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

到北大任教后，陈独秀常逛八大胡同、拈花惹草，高君曼为此和陈独秀吵过，闹过，但无济于事。陈性情暴躁，生活散漫，而高自小就娇生惯养，经常发生口舌之争，甚至发展到相互扑打。高君曼斥陈为无耻之徒，陈独秀则说高是“资本主义”。

1922年，高君曼患上肺结核，经常咯血，无力承担家务，常埋怨陈独秀对她照顾不周。他们发生口角，总是让汪孟邹去调停。一次，汪孟邹对侄儿汪原放说：“仲翁脾气真不好，暴躁、性急。君曼总是哭、号。其实，陈仲翁是黄茅火性，发起来，不可收拾，过一下，又好了，没事了。君曼也很强，不肯让。（陈独秀）昨夜回来实在太迟，睡不好，今天非睡中觉不行，头昏脑闷的，不能做事啊。”

因为二人争吵对陈独秀的工作有影响，又加上陈之前两度被捕，中共中央决定让陈一人隐蔽起来，地址不告诉任何人，包括高君曼。至此，二人分居，很少相见。陈让汪孟邹从《独秀文存》的版税中支付给高君曼生活费，需见面时，则通过汪约见在亚东图书馆。

由于上海物价上涨，高君曼母子的生活日益困难，与陈见面时经常吵架，汪多次劝解无效。1925年10月，为节省生活费，高君曼带着儿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离开上海，住在南京东厂街两座破草屋里。

11月13日，陈独秀、高君曼先后来到亚东，但彼此错过。高君曼对汪孟邹说：“我到南京去，为的要省一点。……南京生活程度低，……哪里知道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吗？……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汪孟邹和汪原放叔侄只好宽慰她：“仲甫太忙，也没有办法。党里事务繁多，他哪有工夫问家。”此次离别，成为二人永诀。

到南京仅半年余，高君曼手头的钱便用完了，只好求助于安徽同乡会，被介绍到水西门内柳叶街上机坊同业行会当办事员。虽然她工作勤恳负责，兢兢业业，但仍受排挤。年余后，高君曼经东南大学汪东介绍，去珠宝廊省赈灾委员会当抄写员。她写得一笔蝇头小楷，工整娟秀，工作又负责，收入虽低但较稳定，得以供养儿女读书。几年后，她积劳成疾，又缺钱治病，只得回家休养。

1930年，高晓岚在安庆老家病故。高君曼带着儿女回乡奔丧，身体更加恶化，又发现患了子宫癌。第二年，她在南京病逝，年仅45岁。高君曼逝世时，仅子女随侍在侧，陈独秀老友潘赞化为之料理丧事，尽朋友之责，草草葬于南京清凉山向阳的高坡上。

1992年，高君曼的长孙女陈祯祥按照父亲的描述，到南京找到了祖母的墓地，并于次年挖开坟墓，请江苏省公安厅的法医进行鉴定，证实确为高君曼之墓。之后，陈将祖母遗骸迁葬雨花台附近的黄金山墓园。

1929年下半年，陈独秀搬到了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在这里，陈独秀遇到了他的第三任妻子潘兰珍。

潘兰珍，1908年出于江苏省南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陈独秀29岁。七八岁时，为了减轻家中负担，潘兰珍去一家纺织厂做了包身工。几年后，父亲又把她介绍到自己卖苦力的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

十七八岁时，潘兰珍己出落得亭亭玉立，工厂里的一个工头生活垂涎她的美貌，对她威逼利诱，胁迫潘与其同居并生下一子，不久夭折。

孩子夭亡后，工头常常无端暴打潘兰珍，潘无法忍受，逃了出来，租住在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房子后楼的亭子间里，成了陈独秀的邻居。二人慢慢熟悉起来，潘兰珍经常帮陈独秀烧饭、冼衣服。陈空闲时便教潘兰珍识字读书。不久，二人便开始同居。

濮清泉回忆潘兰珍：“这个女工，年仅二十余岁，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看来十分摩登。他俩走在一道，人们必以为是父女。我们非常诧异，为何此女愿嫁老倌，更惊叹陈猎艳技术之高明。”

陈独秀一直未次真实身份告诉潘兰珍，他谎称自己姓李，南京人，与妻子离异。潘兰珍忠厚朴实，并不怀疑。她十分敬重陈独秀，常称其为“李老先生”。她也从不询问陈独秀的往来去向，尽心照料陈的饮食起居。陈几乎没有收入，潘兰珍也不计较，以自己菲薄的薪金维持生计。

一天，二人发生了一场口角，满腹委屈的潘兰珍赌气回了浦东娘家。就在这期间，陈独秀被捕，一时成为社会上的重大新闻，潘兰珍与娘家人也整日谈论不休。她甚至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杀头！”这日，潘兰珍的父亲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上有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的消息，下面是陈独秀的照片。潘兰珍见到照片，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陈独秀就是我老公！”

陈独秀被捕后，委托老友高语罕解决潘兰珍之事，他决定就此和潘兰珍分手，以让潘过上安定的生活。之后，陈独秀又写信叮嘱高语罕，要他“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但潘兰珍毅然放弃了工作，将养女寄养在娘家，到南京寻夫。她还到寄押陈独秀的军法司求见陈独秀，最初自称是陈的女儿，监狱中人说陈的女儿我见过，转而又谎称是学生，对方又说怎么以前没见过你，最后只好据实以告。

1934秋，潘兰珍正式迁居南京。刚开始，她住在段锡朋家中。但因距离监狱较远，为了能更好地照顾陈独秀，她便在老虎桥监狱附近租了间破房子，每天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在狱中照料陈独秀的生活。晚年的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山村，其境遇着实凄凉，常常是无米下锅。但潘兰珍毫无怨言，体贴入微。实在揭不开锅了，潘兰珍就把陈独秀的一件皮袍托人进城送去当铺。潘兰珍还在住地的院子边上开垦了一块地，种上各类时鲜蔬菜，以解决没钱买菜的困难。陈见潘如此劳累，也去帮点小忙，但潘说什么也不要陈独秀动手。

许多年后，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深情地回忆说：“她（指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她平时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她和父亲相伴终身。”

陈独秀留给夫人潘兰珍的遗言是：“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陈逝世后，潘遵嘱除用北大同学会转来的钱给陈办葬仪外，凡各方赠赐概行谢绝。然后，她进入陈的友人朱蕴山、光明甫等在重庆附近办的农场工作，自食其力。不久，她与国民党一个下级军官结婚，但没多时丈夫又病故。抗战胜利后她回上海，在浦东一所小学校找到一份烧饭的工作。1949年11月，她因不幸身患子宫癌，病死于上海医院，享年41岁。

二、陈独秀伤憾

1937年，陈独秀得知“中国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莲”逝世的消息时，在给赵济的信中说：“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

1938年，王星拱请陈独秀到武汉大学任教，但因陈当时的处境，此事最后不了了之。陈在给陈中凡的信中曾婉转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

1940年8月初，陈独秀在“延年医院”住院时，其石墙院家中遭窃，《小学识字教本》书稿及其他尚未出版的书稿被盗。另外，还有他的心爱之物——在武昌时杨鹏升为他所刻的“独秀山民”四字阳文篆书印章也被掠去。9月，陈家失窃案告破，被窃衣物大半追回，但印章及手稿却无法追回。小偷交待，当时打开箱子，见是书稿，怕暴露自己，一把火烧了。

陈家遭窃的次日，陈独秀在给杨鹏升的信中叹道：“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

晚年，陈独秀说：“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而“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失败”了；又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

1941年7月，陈独秀听说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等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之事后，作一诗赠魏建功曰：“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因手稿被盗，陈独秀只能重新写《小学识字教本》。他去世前，正好注释到“抛”字。陈去世后，其老友朱蕴山赋悼诗云：“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定论老书生。”

晚年，友人劝陈独秀继续写自传，他摇头道：“弟之自传真不是不写，但写也不能出版，如之奈何。”

二、陈独秀晚景

1937年9月，在美国的胡适曾为陈独秀联系过一家美国图书公司，请陈到美国去写自传，但陈以“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为由婉拒。

晚年的陈独秀居无定所。1937年出狱后，先住到学生傅斯年在南京的家中。但抗战爆发，傅举家前往内地，陈便住到学生陈中凡家中。随着抗战的深入，他又移居武汉，后迁到重庆。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的留日同学邓仲纯（邓稼先的二伯父）多方寻访，找到陈独秀，一定让陈到自己家中居住。陈遂举家迁徙到重庆市西南的江津县。谁知到达邓家后，邓夫人竟以“住房狭小”将他们拒之门外，使他十分难堪，懊丧地说：“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蒙同乡旧交方孝远的招待，才在小客栈暂栖下来；7日，又得东门郭家公馆房东同情，挪出楼房一间，住了进去，聊以安身。陈叹道：“出门之难如此。”

1939年1月，陈独秀一家迁入邓仲纯开办的“延年医院”后宅。但邓夫人经常对他们恶言相向。邓仲纯之弟邓敬坤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道出了邓夫人厌恶陈独秀的原因：“我那位二嫂是个旧脑筋，过去在北大时便对陈独秀爱逛八大胡同，喜欢拈花惹草的风流作派看不惯，生怕陈把我二哥带坏了，眼下对这一对老夫少妻更是万般厌恶，经常恶言恶语地给他们夫妇难堪。偏偏我二哥惧内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面制止。”

邓敬坤回忆：“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气候炎热，陈独秀也学着当地人的样，上身啥也不穿，下身只穿条裤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当初在汉口难民所里一样，确实不大方便。有一天，我那平常就很顽皮的六岁小儿子，看到陈独秀秃着脑袋，打着赤膊，觉得好玩，就跑到陈独秀背后去摸他的屁股。这样一来，陈独秀大冒其火，责怪我们邓家的小孩没有教养。我不在家，二哥又在前面给人看病，我二嫂原本心里就有气，此时一听‘没教养’几个字，马上火冒万丈指着陈独秀的鼻子喝骂道：‘你说别人没有教养，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六十岁的老头子娶人家年轻轻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算什么教养？大热的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人，你一个老东西赤身露体地在中间走来走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被骂得目瞪口呆，潘兰珍高声和邓夫人吵了起来，邓仲纯闻声急忙扔下病人，飞步跑进院子，厉声喝斥夫人住口。可邓夫人不依不饶，捶胸顿足地边哭嚎边大骂让他们“滚出去”。陈铁青着脸，瞪着歇斯底里的邓夫人，眼中倏然滚出两滴老泪，怆然道：“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兰珍，我们走！”说罢，推搡着潘兰珍往楼上走去。当夜，陈独秀便带着一家老小，离开邓家，住进了三通街的栈房里。

之后，陈独秀遂接受江津资本家邓蝉秋、邓燮康叔侄的帮助，迁居到江津城大西门外30余里的鹤山坪施家大院。此处孩子多，院内嘈杂，不利于陈养病、写作，恰巧陈独秀因偶然机会购得本地前清进士杨鲁承的手稿，杨氏的孙子杨庆余得知后，邀陈独秀迁居杨宅，并请陈帮助整理杨之遗著。陈独秀应允，于同年8月又迁居杨宅的偏房（石墙院）。此处十分简陋，陈的卧室上无天花板，下即泥土地，且年久失修，雨天常常进水。室内只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衣箱和书箱。唯一的装饰是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岳飞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拓片。

陈独秀认真看过杨鲁承的全部手稿后，认为“多系转述古人学说而已，无甚创见，价值不大”，便直截了当告诉杨，不再为杨家整理。杨家早已江河日下，杨庆余为支助陈独秀还与几个兄弟发生了争执。听了陈的话，杨庆余心中愤愤，几乎不再跨陈氏夫妇的门槛，渐渐地也不再送柴米蔬菜了。

有人去采访过石墙院中当年与陈氏夫妇一起生活过的杨明兴、郭碧清、吴元珍，以及陈死后帮他净身、穿“老衣”的胡品中等人。郭碧清说：“我开初不晓得陈先生就是陈独秀，后来晓得了，也不清楚陈独秀是干啥子的。我只晓得陈先生是我杨二爷请上门的客，是个大文化人。经常有人从重庆、江津来看望他，全是滑竿来滑竿去的，外边的人看到了还以为陈先生很有钱，连偷儿也来弄过他一回。其实我们都清楚，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遭孽，陈太太天天下午、晚上和我们杨家几个媳妇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还不是因为荷包里没几个钱。”

杨庆余之子杨明兴说：“陈独秀两口子是1941年春天搬上来的，搬来不久陈先生害病了，要送到重庆去医，连药费都没有，陈太太没法，托吴元珍进城，把一个大官送他的银狐皮袍都弄去当了。有时屋头揭不开锅了，潘兰珍还过我屋来借米。”

北大同学会先是委派罗汉来照顾陈独秀的生活，1939年罗汉在重庆遭日寇空袭时身亡后，北大同学会又委托何之瑜继续照看陈独秀。无论是罗汉还是何之瑜，都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时时在侧。陈的嗣母谢氏此时也与陈氏夫妇一起生活，潘兰珍承担做饭、洗衣等家务，嗣母时已双目失明，陈还得给她送饭。

陈独秀本无积蓄，主要收入来源是为报刊撰稿所得的稿酬，但数量有限，要负担三个人的生活费，以及陈自己的医药费，颇为困难，靠北大同学会每月接济三百元，才勉强可以维持生活。

不得已，陈独秀只能典当、变卖。柏文蔚来江津看望陈，见他衣服单薄，便将身上的银鼠皮袄脱下来送给他。这件皮袄及他在狱中收到的十多件皮袍都进了当铺。为了节约开支，潘兰珍便在后院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处小园，种上了菠菜、辣椒、洋芋等蔬菜。空闲时，陈独秀也常常给菜圃浇水，施肥，捉虫。

物价暴涨使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陈独秀听说江津西南的赤水县及江津上游的江安县物价尚低，治安较好，便打算到那里居住。他写信给任国民党少将的学生杨鹏升寻求帮助，但杨爱莫能助。而且在江津，好友邓仲纯可随时为他诊病，并且免除他所有的医费。所以，迁居的打算最后只好取消。

据说，在南京时，他的学生罗家伦、傅斯年曾亲自送钱给他，但他执意不收，驳得二人很失情面。端茶送客时还对二人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

对那些因仰慕而来又素无知交者，陈独秀也不愿无缘受赐。他还坚持无功不受禄。晚年，陈从事文字学研究，写了一部《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出版，并预支稿酬共5000元。但是，该书直到陈逝世也没有出版，因此陈一直不准家人动用那5000元。

杨鹏升素知陈的脾性，故常常想办法资助陈。他经常写信向陈索取字条、字联、碑文、金石篆刻，甚至要陈为其父写墓志，付给他资费；或者干脆以“无记名”方式给他寄钱。1939年10月，陈就“如数收到”了“某先生”让杨鹏升转寄的赠款600元。1941年3月份，陈独秀收到了杨鹏升附有“千元汇票一纸”的信，信中还提到求他写大字对联，但对于千元汇款却没有说明用处。10月，“某先生”又以同样的方式寄给他600元。

据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记载，国民党政府得知陈独秀的境况，曾以朱家骅的名义三次让张国焘赠给陈医药费14000元，第一次为1000元，第二次为5000元，第三次直接是蒋介石批准，为8000元。

北大给陈独秀寄钱，陈觉得不安，曾找出一本《连语类编》递给邓仲纯说：“北大寄钱给我，我也没有什么报答，便将这本油印稿送给北大。”

陈独秀在江津避居时，国民党仍对其进行监视，但陈却不在意。1941年3月初，在江津第九中学任教的何之瑜写信告诉陈，他所在的中学被国民党密探秘密监控。陈复函告诉何“不必谨慎过度”，宽慰道：“即使是侦探也不要紧，他们愿探的三件事：（一）我们与干部派（中共）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呢？”

从嗣母、大姐去世到手稿被盗后，万事俱废的伤感使陈独秀寻求书生雅兴的激情更为强烈了。他在给杨鹏升的信说：“弟拟求四个好友各写一小斗方，四个女画家各画一小斗方，装成四条屏以为纪念，近已各得其三，想求为兄写一小幅，嫂夫人倘喜作画，更为画一小幅，则或为完璧矣。尚蒙许可，得书即将纸寄上。”

因病而迫处闲暇时，陈独秀常常用心炼笔，并与欧阳竟无、台静农等研讨书法艺术。他有时到江津县城东欧阳竟无办的“支那内学院”游玩，与欧阳竟无谈文赏艺、切磋书法、聊天，或偶尔与同乡老相识、七十多岁的老进士苏鸿怡等人一起打牌。他在到江津风景区东门公园游玩散心的同时，也顺便到西门的康庄一带踏青赏景。此处背依青山，面临大江，万树桃花，遍地桔林，风景幽美，实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绝妙所在。每每来到这个地方，他都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常常不由自由地发出一声感叹：“此地风景甚好，得此佳景，平生足矣！”

这年9月，新任县长罗宗文慕名到陈独秀家作了礼节性的拜访。他来到石墙院，见到陈独秀，看他已经颇显衰老了。从他这副老态龙钟的情状里，罗几乎看不出陈独秀曾经是那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物。陈独秀与罗大谈书法，并为他写了一个条幅，内容是杜工部的七律《曲江对酌》第二首的后四句：“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1942年春节前，陈独秀向欧阳竟无商借字帖《武荣碑》后，赋诗云：“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好友朱蕴山见此诗后，心中极为不忍，买了几只鸭子去看望他，只见他独自在家，因胃病发作在床上打滚，情境十分凄凉。

二、陈独秀伤逝

1938年，陈独秀胃病复发，血压高病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至1940年，病情愈发严重，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胀痛，耳鸣亦加剧。不久，陈又被查出患有心脏病，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否则可能活不到三年。他的病情时好时坏，血压很不稳定，有时增高到上压210以上，常常头昏目眩。

1942年5月12日上午，陈独秀以中医的蚕豆花泡茶的偏方来治高血压。但此次所服的蚕豆花，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干，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黑色，服后陈感到腹胀不适。次日清晨，陈独秀抱病坚持写完《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正好包惠僧来访。陈高兴异常，让妻子出去割了两斤肉回来，做了一碗红烧肉、一碗四季豆烧肉款待包。陈多吃了一些，晚上开始腹胀难忍，不能入睡，半夜将日间所食全部吐掉了。

5月17日傍晚，陈独秀上厕所时，因便秘晕倒在地。一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全身冒冷汗。两个小时后又晕倒，开始发烧。

5月22日，陈独秀接连三次昏倒。邓仲纯打了强心针，他才苏醒。次日，江津县医院西医邹邦柱、康熙光到鹤山坪，给陈独秀用了肝油定通了大便，但病情并没有好转。

5月25日上午，陈独秀知道自己不行了，对何之瑜说：“我要和你分别了。谢谢你照看我。”何之瑜鼻子一酸，说：“应该的。”休息了一会，陈独秀说：“我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何连忙点头。陈独秀躺了一会，又说：“我的书稿，你和松年、抚五等人商量处理。”何倾身说：“你放心。”

陈独秀看着潘兰珍说：“她还年轻，之瑜帮她找一个工作做，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并将狱中时友人赠送的五只古碗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了她。潘兰珍泪流满面，呜咽地答应了。

过了一会，陈独秀叫潘兰珍去喊陈松年。陈松年进来后，陈独秀平静地说：“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陈松年哭着答应了。

1942年5月27日，包惠僧赶到了鹤山坪，得知陈独秀从上午9时起就陷入昏迷，打了强心针和平血压针，也没有醒过来。包惠僧站在床前，注视着昏迷的陈独秀，墙角旮旯里有一堆潘兰珍自种的马铃薯，增加了室内的凄凉感。

下午，邓仲纯翻了一会日文医书，怀疑陈独秀是大脑中枢出血。晚上，潘兰珍喊包惠僧进去，她一手托着陈独秀的头，一手拉着陈独秀的手，说：“老先生，包先生来了！”陈没有反应，潘兰珍用手拨开陈的眼皮，似乎有感觉，流出泪来。至同日晚上9点40分，陈独秀在寂寞中溘然谢世，终年64岁。

陈独秀的葬仪由他的生前友人操办，收到的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医药费和赙仪费共计法币33750元，其中蒋介石捐赠10000元，朱家骅5000元，段锡朋、王星拱、陈立夫各2000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竟无、高语罕等人也有所赠。医药费及丧事费用总支出为38753.01元，超支的5000余元则由北大同学会垫付。陈的衣衾、棺木、墓地均为江津当地资本家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张罗。6月1日，陈独秀的灵柩被安葬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山麓的康庄墓园。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其中有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委段锡朋，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陈的坟墓前临长江，背依青山，左右则有橘林环绕，墓碑上镌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的字样。

当陈独秀的灵榇运到茔地康庄时，国民党卫戍司令部特派得力人员亲临监视。江津县党部也再三盘问邓燮康与死者的关系，邓答：“我们不过是朋友而已。”又问：“什么时候认识他？”答：“只不过抗战以后，他到江津来住，我们才认识。”问：“你为什么对于他的丧事这样热心！替他买棺材，办丧事？”答：“不过因为陈先生从五四运动以来，在文化界有很大的贡献。现在江津穷窘以死，身后萧条，而陈先生的朋友又都是寒素书生，无法张罗。我们为本地士绅，平素又钦慕其为人，现在他死在那里，我们不忍看他陈尸于室，不能收殓，故尔出面为他张罗。”问：“你和陈某有政治关系没有？”答：“我是商界中人，且从事银行业务，一个单纯的商人。我的叔父——邓蟾秋——专门信佛，均无丝毫政治关系！”

陈独秀病逝后，消息绝少见于报端。《大公报》论道：“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静尘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里写道：“假使陈独秀在十年或二十年前，噩耗传来，无疑将引起全中国或甚至全世界的大冲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死不过像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到大水里，只在水面上略略掀起几圈微波。死非其时，这情景对于一位怪杰的陨落真是最凄惨不过的。”

王森然说，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1947年6月，按照陈独秀生前遗嘱，陈松年托福建一位行善的木商人，用木排载上沿江而下，将陈独秀的棺椁迁回故乡怀宁。为防止国民党破坏，陈松年在棺材上写的是陈独秀考科举时的名字“陈乾生”。此时，世界仿佛早已忘记了陈独秀。有人感慨道：陈独秀“江津寂寞，安庆亦寂寞矣”。陈松年将陈独秀与其元配夫人高晓岚合冢，立碑“先考陈公仲甫之墓”，“文革”中被毁。

70年代末，安庆当地有关部门拨款200元，草草修复，并以陈独秀后代的名义立一新碑，文曰：“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直到1987年，当地有关部门又拨款20000元，对陈独秀墓地进行扩修，并改立高2米、宽70厘米的新碑，上书“陈独秀之墓”。陈独秀之墓又两次扩建，并立“无字碑”，以待后人评说。

1984年，罗学蓬陪诗人孙敬轩去江津访陈独秀当年的墓地，当地一位农民指着门前一大块长满绿油油牛皮菜的菜地，告诉他们：“陈独秀的坟圈就在这里，我把它挖出来种菜了。”随后又很惊奇地说：“陈独秀是个坏人呀，既是坏人，为啥又有这么多人来看他？”孙说：“陈独秀不是坏人。”农民问：“不是坏人，莫非他还是个好人么？”孙沉吟片刻，说：“他是一个犯过大错误的大好人。”农民的眼睛就鼓得很大。

当孙、罗二人听说他家的猪圈里有一块陈独秀的墓碑时，马上随他进了猪圈。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墓碑上端已缺了左角，碑上的“独秀陈先生之墓”中的“独”字没有了“犭”，变成了一个“虫（蜀）”字。这块墓碑已被当作一块圈板石，与其余的石板一起铺在猪圈里，上面屎尿狼藉，不堪入目……

二、陈独秀评叹

1942年陈独秀去世，陈铭枢挽曰：“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鲁迅曾经评价刘半农、陈独秀和胡适的为人。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着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是紧闭地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兵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器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李维汉说：“他（陈独秀）是我党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

有人说：“在北大常年衣中国武袍者，每油垢斑斑，章行严在甲寅杂志中，记陈氏在东京衣西装，其襟上有蠕蠕动者，问为何物，陈氏徐徐答曰：虱耳。衣上之虱，固偶有之，而虱居衣中不以为意者，现代文人亦只有陈氏，诚可与王荆公后先辉映了。”

王文元评价陈独秀说：“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

1934年，陈独秀的学生王森然得知陈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为陈将精力过多放于政治而惋惜道：“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

高语罕在《预挽》中写道：“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对你的死都绝对地沉默，他们不愿（或不能）论你的功罪，他们不愿（或不敢）辨你的黑白，他们想在沉默中，使人忘却你的一切！”

1942年9月，陈中凡写下了长达八千言的《陈独秀先生印象记》，开篇便是哭陈独秀的一首《哀词》，中有句云：“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口可杜，身可诛，穷坚老壮情不渝！”

三、苏曼殊饕餮

有人说，苏曼殊对性欲的控制力堪称天下第一，对食欲的控制力则堪称天下倒数第一。他写信给柳亚子，信中谈及自己病中贪食，颇为诙谐：“病骨支离，异域飘零，旧游如梦，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医生大吃年糕，故连日病势，又属不佳。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

之后的某晚，周越然回校时，也顺便买了一包大蜜枣送给苏曼殊。曼殊高兴极了，许诺道：“周君，你要我绘画，我真的不行。不过无论如何，这几天我总要试一试。”但这种蜜枣情谊终究靠不住，周越然还是没有收到曼殊的画。

苏曼殊（1884～1918），名戬，号子榖，又作子谷，又名元瑛、玄瑛，法号曼殊。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近代情僧、志士、画家、诗人。1884年出生于日本横滨，父亲为广东商人，母亲为日本人。六岁时随嫡母回到广东老家，1903年赴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与革命党人多有交游，曾加入同盟会。据传一生三度出家，曾到越南、锡兰、印度等佛教胜地朝圣。一生飘零四海，居无定所。文字清丽，工诗善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因生活无度，暴饮暴食，患肠胃病，于1918年病逝于上海，年仅34岁。

苏曼殊不辨菽麦，一次连吃四五碗米饭后，赞叹道：“这是何物，如此好吃？”

在日本时，苏曼殊与陈陶遗相过从。某日，陈来看望曼殊，曼殊正苦于无钱买糖，见陈的口袋中有三块钱，也不征得陈同意，直接掏走一块半，匆匆出门。不一会儿，便从街上买回了许多摩尔登糖，高高兴兴地坐下大嚼特嚼起来。

1914年，苏曼殊在日本写信给邵元冲说：“午后试新衣，并赴源顺，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也。”

苏曼殊曾赴爪哇任教。从爪哇离开时，曼殊囊中尚有百金，居然全部用来买了糖果，看见的人无不惊讶，说到中国不到半月行程，怎么吃得完。谁知不待海轮抵达上海，这百元糖果竟已被曼殊吃得精光。

1913年初春，苏曼殊偕李一民、张卓身前往杭州西湖游览。在湖上，曼殊常常日间拥被而卧。有人呼起，他却说：“我……要吃……枣仁包子……”原来杭州著名食品店粹芳居，有一种枣仁包子，甘美洁净，无出其右。曼殊每至杭州，必往购食。友人于是满足了他的要求。曼殊逝世后，粹芳居的枣仁包子也停售了，似乎真与曼殊有什么特殊缘分。

因吃坏肚子，曼殊休息两日才赴京都。到京都后，他不忘写信给费道：“别后京都小住，顽躯已健全。生鲍鱼加糖酢（醋）拌食，味究不恶。病后不敢多进，每次仅一碟，当无害耶？君见字定要说和尚贪嘴，一笑。”

章太炎回忆，苏曼殊在日本“一日饮冰（注：一种当时流行的日本饮料）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

有一次，苏曼殊在东京费公直家中小住。第二日大雨滂沱，室外泥泞，无法出门，二人只好对坐抽雪茄聊天。到午饭时，曼殊说想吃生鲍鱼，费命人买回。吃完后，曼殊仍意犹未尽，费再差人去。由是，曼殊连吃三大盘。费公直怕他吃坏肚子，慌忙制止，让人煮咖啡助他消化。曼殊在咖啡中加入许多糖后，方才喝下。夜半，费突然听闻曼殊在床上大呼道：“不好，速为我秉火，腹痛不可止，欲入厕。”费忙过来搀扶，未到厕所，曼殊即暴泄不止。

苏曼殊也爱食鲎（一种珍稀海产品）。他认为水族中以虾蟹为最美，但获鲎也可以无憾。据说他食鲎，可日嚼十余斤，且连吃多日不腻。

苏曼殊亦爱吃酥糖，自述曾“日食酥糖三十包”。陈去病也回忆：“民国初元，渠与溥泉（即张继）过秋社，与同泛湖上，中流客兴。予因出酥糖相飨，凡20包。曼殊见之，独色然喜，且笑且啖，须臾之顷，不觉都尽。”

周越然回忆，苏曼殊在安庆任教时，与众同事去酒馆吃饭。半路上，周问沈燕谋道：“我们去吃馆子，和尚怎样？要不要另备素菜？”沈答道：“你不要管。等一等自会知道。”到了馆子之后，大家点的都是荤菜，曼殊一声不响。郑桐荪另要了一个甜菜，说：“这是专为和尚的。”菜上来，非鱼即肉，还有虾绒海参。周只见，大家动筷，曼殊也动筷，大家用匙，曼殊也有匙，众人吃的，他都不忌。餐毕归来时，沈燕谋顺便买了一包蜜枣。周不解，问道：“吃得这样饱，你还怕夜间腹饥么？”他道：“不是的，我夜间哪里会饥？这包蜜枣是买去送给和尚吃的。他最喜吃的，非酒非菜，而是蜜枣。有一次，他穷极了，腰无半文，他无法可想，只得把金牙齿拔下来，抵押了钱，买蜜枣吃。不要笑，不要笑！这是事实，我不说谎。”

某年冬，苏曼殊赴香港，穷困旅舍，偶见商店有吕宋烟和各色巧克力糖，想买却无钱，夜不能寐。第二日早晨，曼殊索性敲下嘴里金牙，入市出售，久久见无人买，愤而抛入海中。但归途经过烟糖店，终抵制不了烟糖的诱惑，遂将外套典当，所得钱尽购烟糖，虽身寒亦所不计。章士钊为此赋诗调侃道：“齿豁曾教金作床，只缘偏嗜胶牙糖；忽然糖尽囊羞涩，又脱金床付质房。”

在日本时，苏曼殊一次给柳亚子写信，落款称“写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柳亚子见信，捧腹大笑。

陈独秀评价说：“当曼殊是傻子的人，他们还在上曼殊的大当呢，曼殊的贪吃，人家也都引为笑柄，其实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恶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陈进一步说：“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

柳亚子家乡江苏吴江有一种麦芽塔饼，为苏曼殊所钟爱。这种麦芽塔饼用糯米、豆沙、糖桂花、猪油丁等制成，不易消化，一般人一次只吃三四个，可曼殊却一次吃二十个。柳亚子回乡后，寄信给曼殊让他去吴江游玩，曼殊复信先问：“有没有麦芽塔饼吃？”

一日，汪东与宋教仁、林广尘等齐聚东京民报社，正值曼殊沐浴，汪故意高声道：“吃牛肉料理去。”大家遂假装开门穿鞋。曼殊闻声，在浴室中大呼道：“勿！勿！待我！”遽仓皇出，合座哄笑。曼殊张目四顾，徐徐自语道：“诳我耶？”众益大噱。

因苏曼殊嗜糖，床下满是空糖瓶，不加收拾。一次，糖告绝，曼殊无钱续购，踌躇再三，遂收集床下空瓶，作为破烂卖了出去。既获资，欣然又挟得摩尔登糖归来。嚼糖著书，永夜不息。

苏曼殊记载其与友人赵声（字伯先）交往之事时，颇自豪地说：“伯先豪于饮，余亦雄于食。”

1917年1月2日，积雪初晴，诸宗元携友人泛舟西湖，顺便寻访苏曼殊。曼殊正在病中，愀然对诸说：“雪后游湖至佳，君岂念我病耶？”诸说：“君求无病，但当少吸雪茄及饼饵，则无病矣。”环视曼殊室中，床下壁隅，所堆庋者，皆贮饼饵之匣，此外无他物，而雪茄之灰，襟袖皆满，诸不由得笑了起来。曼殊状若甚惭。

友人与苏曼殊打赌，以一次能吃肉包子六十枚者为胜。当曼殊吃到五十枚时，友人急忙阻止，说不要再吃了，这东西吃太多没法消化。曼殊执意要吃，为此与友人争执，几与友人决裂。六十枚包子竟食后，他又喝了一杯咖啡，之后颓然榻下，卧病数日。

苏曼殊喜欢吃猪油年糕，其友人邓孟硕到国外留学，曼殊居然为其吃不到猪油年糕而难过：“念君远适异国，猪油年糕必不可得，……为之凄然久之。”

苏曼殊嗜糖。他爱读小仲马的，因景慕书中的玛格丽特，而特别爱吃玛格丽特所钟爱的摩尔登糖，又因他吃糖无度，故被时人戏称为“糖僧”。

陈去病父女经常买点面食充饥，包子6枚足矣。苏曼殊来后，增至10枚，陈想是差不多了。可是，饭摆上桌，曼殊却不动筷子。陈只好让服务员将食物撤去。不料，忽见服务员又捧来一大荷叶，满裹包子，放置几上。陈惊诧不已。服务员解释说，是苏先生让买的。曼殊说：“我给了服务员一毫银子，没想到买了这许多！”陈去病哭笑不得，说道：“包子是普通食物，比较便宜。要我买，4个铜板足够了。像你这样贪吃，恐怕过屠户之门时，也会嗅不到腥臭而去大吃大嚼的呀！”

一次，苏曼殊去易白沙处做客。曼殊肚量惊人，总共吃下炒面一碗，虾脍二盘，春卷十枚，糖果无数。易以为曼殊手头拮据，多日挨饿，才会这样狼吞虎咽，便邀他明天再过来坐坐。曼殊连连摇头说：“不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

包天笑曾有诗记苏曼殊嗜糖云：“松糖橘饼又玫瑰，甜蜜香酥笑口开。想是大师心里苦，要从苦处得甘来。”

主要著作：画册《曼殊遗墨》，笔记《燕子龛随笔》，《梵文典》，小说、《绛纱记》、《碎簪记》等，诗歌《苏曼殊诗集》，译作《拜伦诗选》。

八宝饭亦为苏曼殊至爱。他去拜访刘季平，刘夫人陆灵素为他准备了钟爱的糖果栗子等物，曼殊吃罢仍不尽兴，让陆为他烹制了八宝饭。民国初年，曼殊再次路过刘家，陆灵素准备的菜肴并不丰盛，但内中有八宝饭，曼殊便极为高兴，一连吃了两大碗。

苏曼殊常给朋友写信讨吃食，他致函邵元冲说：“摩尔登糖四瓶，外国火腿一双，为我送至小花园。”又一次，徐忍茹于中秋节给他寄来月饼，他嫌太不过瘾，复信让徐再给他送，称：“月饼甚好！但分啖之，譬如老虎食蚊子。先生岂欲吊人胃口耶？”

三、苏曼殊怪诞

苏曼殊在长沙实业学堂的同事杨性恂回忆：“香山曼殊居士，姓苏，名玄瑛，十年前与余同任湘中实业学堂讲席。除授课外，镇日闭户不出，无垢无净，与人无町蹊。娴文词，工绘事，然亦不常落笔，或绘竟，辄焚之。忽一日，手笻（音穷，竹名）杖，著僧服，云游衡山，则飘然去矣。”

一次，苏曼殊作《远山孤塔图》，画成后正要焚毁，被同事李文昭发现后奋力夺下。曼殊说这幅画是他为去世的女友所绘，一定要焚烧，允诺为李再绘一幅。李答：“等你画好后，立即奉还。”遂拿着画离开了。不久，曼殊离开，这幅画也就得以幸存于世。

在日本，苏曼殊住在刘师培家中。一天晚上，曼殊忽一丝不挂，赤身闯入刘的卧室，手指洋油灯大骂，刘氏夫妇莫名其妙（但有人认为曼殊此举是骂刘氏夫妇，当时刘氏夫妇正准备投靠端方，叛变革命）。

苏曼殊经常招校书而来，却又瞪目凝视，久无一言，随即遣之而去。为此不少校书在私下议论曼殊：“和尚真是个疯子。”

苏曼殊翻译雨果的，陈独秀为之润饰。陈说，曼殊所译对原作很不忠实，乱添乱造，根本谈不上“信”。从第七回的后半回到第十三回的前半回，索性另起炉灶，自己塑造了一个革命侠士明男德，大骂皇帝是“独夫民贼”，“孔学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公然藐视“上帝”、“神佛”、“道德”、“礼仪”、“天地”、“圣人”。

有夏某在上海与苏曼殊有过交游，据他对何世玲说，曼殊终日独卧，将帐子深深地垂着，他在帐子里，只是不断地吸着烟卷。枕边摆了几本破旧的洋文小说，此外帐内帐外再找不出一本书了。

苏曼殊说：“我生性不能安分，久处一地，甚是沉闷。”他一生飘零，居无定所，在一处居住，必不超过一年半载。有人说曼殊之“状貌踪迹，令人叵测”。1911年夏，苏曼殊从爪哇返回国内，到达广州后拜访蔡哲夫，因航程中未曾整理妆容，须长盈尺，蔡一时竟未能认出，直到听其声音，方知为曼殊。不久，曼殊便北上，随即寄来一张与马小进同摄的照片，俨然又是一翩翩少年了。

1912年8月，在日本的苏曼殊寄给柳亚子一封信。柳拆信后，见抬头称谓为某君，信中内容不知所云，便转寄给胡寄尘，发表在《太平洋报》上，即为《复某君书》。此某君不知为何人，信中所提及的丹凤山、珠帘瀑、玉娘湖、沙陀江、樟溪、枫峡等地，柳亚子问过在日本居住近十年的老留学生，均说不知道。此信中所言，颇有小说风味，与曼殊小说《天涯红泪记》相似，柳亦无从判断真假。

某日，苏曼殊不知从何处得一女郎明信片，乃故意夸扬，写了一篇《碧迦女郎小传》，并乞友题诗张之，仿佛真有其事一般。

一次，苏曼殊生病住院，病愈后，因衣物已经典当罄尽，无法出院。友人某君前去探望，见他气色尚好，问为何不出院，曼殊据实以告：衣已典当，总不能赤条条步出医院。友人立即赠十元大洋，让他购置新衣。曼殊见报上刊登有新出的德国玩具的广告，便立即叫人去买，花尽友人所赠。买回后，曼殊坐在病榻上，拿在手中玩弄不置。此时又一友人前来看望，见后大赞：“这……真好！”曼殊说：“你说好，我便送了你吧。”友人惊讶道：“我说好，并不便是想据为己有。”曼殊说：“如你不受，便不是诚心赞赏；如是诚心赞赏，你便不能不收下。”友人只好收下离去。几日后，赠钱的某君又来看望，曼殊依旧赤条条躺在病榻上，一如未受赠之初。

苏曼殊曾断炊数日，在床上辗转呻吟。友人来访，见此情形，叹曰：“我迟来一步，不意君为饿殍！”为之具炊饭，并赠以百金。数日后，友人又来看望，见他卧榻呻吟如故，以为他绝食自弃。曼殊喃喃解释道：“我得你相助，腹饥既解，欣然行于市，见有自行车构制精美，十分喜欢，便买了一辆。又遇到一个乞丐，不食已三日，便倾囊相赠。”友人问道：“你不会骑自行车，为何要买？”他答道：“无他，从心所欲而已。”

贫困潦倒时，苏曼殊常靠典当度日，其杂记中曾有记录：“剩铜板七只，穷至无袴。”他甚至想到过乞食。1909年春，曼殊一度想移住海边，专习吹箫，以为将来乞食作准备。他在编译《汉英三昧集》时，又特别收录了陶潜的《乞食》一诗。

苏曼殊好赌，且赌法迥异他人。如他初入局时，押的是天门，则到最后还是押天门，且无论输赢，别人不散，他始终不肯离座一步。

苏曼殊叫局，笺上往往大书“和尚”二字。按照习俗，根据校书的雅俗，笺上有绘折枝者，或书“有约不来过夜半”或“人约黄昏后”之类，式制不一。客之题签，或以其姓，或举其名，但从未见有署“和尚”者。蜀人杨维将军征花之笺题一“兵”字，与曼殊并为双奇。

孙伯纯回忆，苏曼殊见某人不修边幅，和服反衽，笑其为名士派，而不自知己亦为名士派，行事不循常规。偶有所蓄，便谓若炸弹在囊，必速去之始快。但偶观其日记账中，则又记数明晰，不留锱铢，真谓贤者不可测也。

杭州西湖白云庵的意周和尚回忆苏曼殊：“苏曼殊真是个怪人，来去无踪，他来是突然来，去是悄然去。你们吃饭的时候，他坐下来，吃完了自顾自走开。他的手头似乎常常很窘，老是向庵里借钱，把钱汇到上海一个妓院中去。过不了多少天，便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糖果和纸烟，于是他就不想吃饭了，独个儿躲在楼上吃糖、抽烟。他在白云庵，白天睡觉，到晚来披着短褂子，赤着足，拖着木屐，到苏堤、白堤去散步，有时直到天亮才回来。他除了吟诗外，也喜欢画画。他画得很多，纸不论优劣，兴之所至，手边的报纸也会拿起笔来涂鸦。不过若有人诚心诚意地向他去求画，他又变得非常矜贵了。”

刘师培一次在西湖畔的韬光寺惊见刚别三日的苏曼殊：“尝游西湖韬光寺，见寺后丛树错楚，数椽破屋中，一僧面壁趺坐，破衲尘埋，藉茅为榻，累砖代枕，若经年不出者。怪而入视，乃三日前住上海洋楼，衣服丽都，以鹤毳为枕，鹅绒作被之曼殊也。”

马仲殊在《曼殊大师轶事》中记载：“曼殊善绘事，每于清风明月之夜，振衣而起，匆卒间作画。既成，即揭友人之帐而授之。人则仅受之可耳；若感其盛意，见于言词，语未出口，而曼殊已将画分为两半矣。”

苏曼殊认为，吃什么类什么，吃牛肉喝牛奶会性情类牛。他曾写信劝说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朋友邓孟硕不要吃牛肉、喝牛奶，改用腐乳配面包：“唯牛肉、牛乳劝君不宜多食。不观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性情类牛，不可不慎也。如君谓不食肉、牛乳，则面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开之杂货店购顶上腐乳，红色者购十元，白色者购十元，涂面包之上，徐徐嚼之，必得佳品。如君之逆旅主人，询君是何物。君则曰红者是赤玫瑰（cheese）；彼复询白者，则君曰白玫瑰（cheese）。此时逆旅主人，岂不摇头不置，叹为绝品耶？”

胡朴安回忆：“子谷其行似狂，其志实狷。今之人洁白如子谷者，诚不多觏也。不甚解世事。一日，余赴友人酒食之约，路遇子谷。余问曰：‘君何往？’子谷曰：‘赴友饮。’问：‘何处？’曰：‘不知。’问：‘何人招？’亦曰：‘不知。’子谷复问余：‘何往？’余曰：‘亦赴友饮。’子谷曰：‘然则同行耳。’乃至啖，亦不问主人，实则余友并未招子谷，招子谷者另有人也。其行事往往类此。”

三、苏曼殊滑稽

一日，某乡人持纸向苏曼殊求画，曼殊以纸张劣质为由，不肯动笔，但经不住乡人苦求，遂于纸的一角画了一艘小船，又于相对的另一角画了一个小人。乡人颇不高兴，以为曼殊有意嘲弄他。曼殊不理会，旋即从容画线一条，一端系于船头，一端牵于小人手中，遂成一幅绝妙书图。

苏曼殊的画作一画难求，温一如在《曼殊轶事》中说：“据知友之推测，欲求之者，须资助其遨游名山大川，并伴以美人，始可着手。”

汪精卫回忆：“曼殊工绘事，而懒不多作。朋辈固请，恒不能得。偶或三五茗谈，糖果满前，则酣饫之余，往往欣然命笔，顷刻数纸，朋辈争先携去，不较也。……有某者，知其然，看曼殊至，故设佳饵以待。曼殊引手取啖，则故格之，请先下笔，然后进食。在座皆窃为不平，而曼殊夷然不以为忤。便作一横幅，秋柳数行，映带江水，残月一轮，摇摇欲坠。神味淡远，诚柳屯田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者’。某狂喜，满掬糖饵以进。曼殊饱啖后，忽引笔于月轮中略作数描，则顿成为制钱形，廓圆而孔方，孔中且贯以小绳一串。在座者哗然，某惊且沮，曼殊搁笔一笑而却。呜呼！绝世风流，诚所谓胜打胜骂十倍者。朱执信闻而狂笑曰：‘此可抵一部马克思《资本论》矣！’”

某君欲请苏曼殊作画，曼殊也不推辞，落笔绘一老树一月。某君大喜，说：“我将以糖果饷君。”说罢就到楼上去取。等他下楼，发现曼殊以浓墨绘曲线绕树身及月。某君大骇，问：“是何为者？”曼殊曰：“此所谓‘金绳系月’也。”遂拂袖去，后不复往。

上海市长张岳军，与苏曼殊有同党之雅，极慕其山水之作，屡以为请，迄不可得。后知曼殊嗜朱古力糖，遂购来请曼殊品尝。久而久之，曼殊觉其意，笑曰：“君岂欲得余画耶？不然，胡以日破悭囊？”张欣然点头，曼殊为其作一小幅，远山新月，疏柳寒鸦，极惨淡苍茫之至。张见后道谢不已。曼殊笑曰：“未及。”忽以墨笔自月斜引至柳梢，作一长线，掷笔起身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张岳军急忙起身制止，然已不及。

文涛在《苏曼殊的怪性》中说：苏曼殊“最喜欢给女子画画，真所谓有求必应……不，有时简直是毛遂自荐：‘某某，我把你画画好不好？’故一般妓女见大师一到，即喊：‘苏和尚，给我画画。’大师即笑眯眯地答应一声：‘嘎！’提起笔来就画。至于男子要求他一画，那是要命，不要说是一个向不往来的要求一方一尺而不可得，就是素相知交的，恐怕也要今天挨明天，一天一天地挨延下去，或许终于不可得。但有一种法子可以得到，你如其看到他已经画好的东西，你只要说一声：‘苏和尚，这画我拿去了！’你拿之就走，他也默不作声，这便是最便利的一种法子。还有一种法子，可以得大师的画，不过机会很难遇的。比方今天忽然下雨，下倾盆的大雨，那你先磨好墨，摊好纸，他还是来看看桌上的纸，去看看门外的雨，总要真个下得他实在不能出门了，方始给你画起来。但切记，你要画，切不可说要画，若说要画，他一定写字的。总而言之，大师的画画，在女性则贱若泥沙，在男性则贵若珠玉，从不肯爽爽快快地给男性画画！”

有一次在东京，苏曼殊发现一名艺妓正上电车，他情不自禁，拔腿就追，刚跑到电车站，电车就开动了。因跑得太急，他在站台附近跌了一跤，磕掉两颗门牙。事后，众人戏称他是“无齿之徒”。

沈燕谋回忆，一天，苏曼殊与沈闲谈，引证前事说：“我昨天云云，你昨天云云。”沈感到意外，对他说：“和尚不打妄语。你昨日何尝云云，我昨日又何尝云云耶？”曼殊说：“马马虎虎罢了，何必认真？”沈说：“‘马马虎虎何必认真’这八个字，就是曼殊的人生观了。凡知曼殊者，必是我说。”

又一天，曼殊独吟“人意好似秋后叶，一回相见一回疏”句。沈说：“和尚奈何也作感慨语耶？”曼殊反问：“呀，你说什么？”相与一笑而罢。

苏曼殊和沈燕谋（字易生）在盛泽编纂字典时，时常闲谈。一次闲谈中，曼殊灵感突至，赋诗一首。沈当时并未做诗，曼殊因为谈得高兴，竟随手以《依易生韵》为题。此诗在报纸发表后，友人向沈索要原诗，沈无以应，告以原因，相与一笑而罢。

苏曼殊怕鬼，故其友人经常在晚上讲鬼故事，吓唬曼殊。在日本时，一夕，众人围坐谈鬼，曼殊闭目隅坐，缩瑟不语。及寝，辗转难安。邵元冲与他同室，天未明，曼殊哀声呼邵，问其所以，则答：“尿憋得难过。”邵问道：“那为什么不快去厕所？”曼殊说：“蓝面大头鬼在室外……”邵为之失笑，乃离衾伴送。

在爪哇时，苏曼殊差不多每天都到好友黄水淇家中小酌。一次，黄替人饯行，拉曼殊作陪。这天曼殊兴致很高，开怀畅饮，席还未散，他便已醉了。曼殊遂告辞离开，说要回学校去睡觉。友人怕他路上出事，提出要送，他婉辞谢绝。曼殊出门不久，黄水淇越想越不放心，决定跟出去看看。谁知刚走出门没几步，便看见他横卧在一家商店门外，呼呼大睡，黄忙将他搀扶回去。

苏曼殊到安庆安徽高等学堂任教，同事周越然回忆：“不过我们中的和尚，未免太懒，太不肯用功。教务主任派功课的时候，他再三声明他的西文不良，不能担任高级。高等学校没有低级西文班。三年二年的学生，他不愿教，连一年的新生也不愿教。文学修辞，他不愿教，连简易作文也不愿教。教务主任大笑而问道：‘和尚，那么你愿意教补习班么？他们没有读过西文，今年开始学习字母，每日一小时。你愿意教么？大材小用吗？’他道：‘我很愿意，最好也没有了，我喜欢教爱皮细（ABC）。’

“开课的那一天，茶役引领他到课室中去——我亲眼见他拿了书本‘慢吞慢吞’地下楼。不久——约半小时后——他又垂头丧气地回上楼来。我问道：‘和尚，钟还没有打，为什么就回来了？’他道：‘我已经教过他们五六遍——这二十六个字母。他们还记不清楚。我一个人念来念去就是这几个字母，真难为情，只好回来。’

“次日，苏曼殊教授因病请假。第三第四天，又因病请假。到了第五天，他不请假。茶役打过铃后，见他不到，特地跑到房间里去请他，大喊‘苏先生，钟点到了，请去上课’。他盖了被，睡在床上，一声不响。茶役见他真的病了，赶快奔到楼下去报告。那时我没有功课，在楼下走廊中闲荡，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上楼来看他。我推进门去，他的头刚巧从被中伸出来。我问道：‘和尚，怎样又病了？昨晚，今晨都是好好的。’他举起手来摇了几摇，轻轻问我道：‘茶房——茶房去了没有？’我答到：‘去了，早已去了。’他道：‘好好，我起来了。’

“他爬起身来，整整衣服——他睡下去的时候连皮鞋都没有脱去——然后对我说道：‘我不生病，我依旧好好的。今晚我们依旧可以聚餐。我怕去上课，已经请过三天假了，再去请假，岂不难以为情？周君，明天摇铃的时候，我仍旧要这样。倘然茶房碰见你，叫他不要到房间里来。拜托，拜托！’”

一日课毕，有某生年逾知命，向苏曼殊请假，曼殊问何故，该生说：“儿子结婚。”曼殊笑曰：“我先生尚未结婚，你学生的儿子倒要娶妻了。”满堂为之哗然。

张卓身回忆：“壬子（1912年）春，曼殊由沪来杭，所御衣物颇华贵，询之，则系乃兄所赠。予与李一民伴游湖上，并在钱塘江画船征歌选舞，以尽地主之谊。晚间下榻舟中，曼殊谓：‘生床睡不着。’一伎误听为‘生疮睡不着’，即笑问：‘先生生疮么？’予不禁为之轩渠。”

苏曼殊有句口头禅：“没有阅历可不行呀！”他临终前，孙伯纯去上海广慈医院看望他，只见他衰弱异常，仍指着枕边新做的带铜纽扣的青棉袄，呻吟似地说：“没有阅历的人穿了太时髦，有阅历的人才穿这种衣服呐。”

苏曼殊的书信末押日期颇为奇特，一般直接写“某月某日”，有时加上阴历、阳历，不标注年号或岁次；有时则用佛历，如“佛灭度后二千三百八十三年”；在一封信末则写道：“皇帝宣统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洋皇帝四年一月五号”。宣统三年未满清廷即倒台，曼殊此写法，颇具讽刺意味。

三、苏曼殊挥洒

苏曼殊生平口不言钱，而挥手尽万金。每至沪，出必御华丽且雄骏之马车。一日，与友人同赴酒肆就餐，友人问其马车日价若干，答曰：“八元。”友人奇道：“吾人雇车，日仅三元，君胡此昂？”则答曰：“非此类也。”盖曼殊以华贵为乐也。

一日，苏曼殊从友人处得纸币十数张，兴之所至，即到小南门购蓝布袈裟，不问其价，随手付以二十元。店伙欲告以所付者过，而曼殊已披衣出门十数步。所余之币，于途中纷纷飘落。回来后，友人问其取数十元，换得何物，曼殊惟举旧袈裟一件、雪茄烟数包示之。

苏曼殊于理财一事完全不在意，偶有积蓄，便任意挥霍。如若炸弹在囊，必速去之为快。曼殊居沪时，一旦行囊稍丰，则喜居外国饭店，尝言一月不住外国饭店，即觉身体不适。

张卓身回忆，其与李一民游上海，“曼殊邀往复泰西餐，席间征桐花馆、花雪南至。盖曼殊此时激情风月，囊有余金，即往桐花馆摆酒碰和。曼殊不谙雀战，常倩人庖代。酒则必以双席拼成大菜台式，高朋满座，畅叙欢笑。曼殊沉默寡言，目不斜视，一如老僧入定时也。在花雪南处亦然。两处轮流往返，酬酢甚均。伎称曼殊为和尚，曼殊亦漫应之”。

一天，苏曼殊高兴地告诉朱文鑫，谓其兄从日本汇来百元，他准备去一趟虹口。不多时，但见曼殊持物两包，欣然归来。朱强取检视，一包是点心，一包为绣花手帕。朱粗略估算，点心花费七八元，手帕竟用去八九十元，除去来回车费，所余仅两元左右。由于花钱无度，曼殊尝叹：“用费总是不够。”

唐蕴玉回忆，苏曼殊性好洁，衣服穿数日便丢弃，另买新的，不会浣洗干净后重新再穿。鞋子亦然，他穿的白布树胶底鞋，只要上面有了些许污渍，便转赠他人，或弃之室内一隅，任它烂掉，再买新的来穿。

在爪哇时，曼殊购买零星用具，如果此物价格为五角或一盾，而他掏出的钞票是五盾或十盾，他就将找回来的钱赠给经手买那件物品的人。他花钱大手大脚，朋友们知道他的性情，所以常常主动赠给他钱，让他买雪茄抽。

1914年，苏曼殊住在日本的一家旅店，因无钱支付房钱，店主不再为他供应饭食，还准备将他轰走。有人将此事告诉孙中山，孙让人去看，见曼殊蒙被而卧，店主频频踯躅窗外，准备伺机将曼殊轰走。孙忙让宋教仁接济曼殊五百元。曼殊得钱后，除付房租花去百余元，其余款项全部用来宴客。是晚，所请客人数十人，还有警察到场殷勤服务。宴罢，曼殊又请客人到日本最豪华的帝国大剧场看戏，看完再雇汽车将客人送回家，一夜之间，便将五百元花得罄尽。孙、宋亦在被邀请之列，接到请帖时，两人对视，哭笑不得。

曼殊既归，告店主说：“我现在不想在这里再住下去了，今天搬走，所有行李，全部送你。”店主不敢接受，只是频频鞠躬，自称：“慢客，对不住，请原谅。”曼殊闭目合掌道：“罪过！罪过！”

姜可生在《纪曼殊上人》中记录苏曼殊之事：

苏曼殊曾经绘英国十几位国王的小像，出神入化。一个美国朋友见了，爱不释手，曼殊就全部赠与他。美国人在一个展览会上展出，极为轰动，一时英美人竞相争买。最后一个英国人以五万美元成交。美国人售出后极为懊悔，又觉得得了钱很是可耻，于是拿出钱来支助曼殊。曼殊问明原因后，笑曰：“无伤，衲固以画本赠君矣。藏之售之，权在君而不在我。我画果能立致君富，此正千秋韵事也。”时曼殊打算回国，这位友人便设宴饯行，并为其准备行李，在曼殊的箱底藏了三千美元。

当时船上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旅途中，有人玩扑克牌，三缺一，于是拉曼殊凑数。曼殊说不会，有人便教他如何玩，曼殊说没有钱，有人便说：“三千金不翼飞耶？”曼殊曰：“此非衲所有也，乌乎可？”客绐之曰：“取则不可，簙簺固无妨。”曼殊于是加入战局，三千美元很快输光。第二天再玩，曼殊虽身无分文，但“坦然入座，转败为胜”，一下赢了千余美元。此时，曼殊说饿了，要休战。旅客中有人嘲笑他赢了钱跑，曼殊笑曰：“取则不可，簙簺固无妨。”此人语塞。船到旧金山，曼殊将千余元全部购买了雪茄和糖，请同船的旅客享用，同船人皆称异人异事。

苏曼殊与友人同游西湖后，说要在杭州等待朋友，所以要在杭州多留几天。友人杨沧白担心他手头紧张，便用英语问他囊中存钱几许。他答：“温打拉（one dollar，一元）。”

黄阿生回忆苏曼殊道：“师颇健啖，对案作食，尽四五盂不等。饭粒脱落盘席间，辄而咽之曰：‘阿弥陀佛，一粟之微，亦当念其来之不易耳。’然性好挥霍，兴至出游，随方命驾，不计舆马之费，资尽则寓书桌知告贷，无不立应者，平日取友以来，于斯可见。”

苏曼殊每在沪上，与名士选色征歌无虚夕。座中偶有妓道身世之苦，即就囊中所有予之，虽千金不吝，亦不计旁观疑其挥霍也。或匝月兀坐斗室，不发一言，饥则饮清水食蒸粟而已。

姜可生《记曼殊上人》中记载：“英士（陈其美）都督适开府淞滨，故人情重，辄温存旅邸。上人既不攫一官损其操。英士笑谓之曰：‘衲子居风尘中，不可令床头金尽也。’千金挥斥，往往逾月尽，尽则复馈，无少吝色。惟英雄能知衲子，衲子能知英雄。”

有人统计苏曼殊遗留的账本，发现用于“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月工资仅1元。陈陶遗曾在青楼大声批评曼殊道：“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言时，声震屋瓦，曼殊闻言大哭。

柳无忌说苏曼殊：“他对自己文章的态度，跟对他的金钱和健康一样漫不经心。”

唐蕴玉总结道：“他（苏曼殊）常得饿着肚皮；他垂涎着雪茄；他贫病交加地卧在医院里；他也曾匿在西子湖边的破庙里；他——如此这般的经过，心里头怎么的抑郁，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气概，穷困得怎么厉害，写信向友人告贷或者有薪可领在干了职业的当中，应该要把黄白物看重些才对哩，不，绝对不，这些身外物，委实打动不着诗僧的心坎，肚子里虽然饿，钱到手了，袈裟和雪茄是不能不要的，而且一买便要花得一干二净；雪茄无着呢，就是连金牙也可以拔下来去调换香烟，好来打几回烟圈；贫病交加得卧在病榻里，没钱也就罢了，有了钱哩？新出品的德国玩具，非买来玩玩是不行；也可以在西湖的破庙里，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眉宇间悲壮之气迫人’，也可以穿着笔直的西装，在上海吃花酒；难道他碰着穷苦的时候不会感觉着痛苦吗？不，在比较得快乐的时候，没有忆及漂泊的艰难吗？不，在曼殊大师看来，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当他主讲惹华（惹班中华学校）的时候，一个月得一百二十五盾的薪金，累时整月的代价，便不惜在几十小时内花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这位不识好歹的和尚，别去可怜他吧，别去原谅他吧。”

三、苏曼殊真率

在日本留学时，苏曼殊一度与陈独秀、章士钊同住。有一次，三人断炊，陈、章二人拿出几件衣服让曼殊去典当了，换些吃食。谁知曼殊久久不归，二人饥饿难耐，只好睡下。到了午夜，曼殊方才回去，手上拿着一本书。二人质问他：“钱呢？买了什么吃的？”曼殊答：“这本书我遍寻不得，今天在夜市翻着了。”二人气道：“你这疯和尚！你忘记了我们正饿着肚子？”曼殊回道：“我还不是一样，你们起来看看这本书就不饿了。”二人气得骂了几声“死和尚”、“疯和尚”，蒙被而睡，而曼殊则捧着书，看到天明。

1903年，陈独秀与苏曼殊就职于上海《国民日日报》，后报馆因“苏报案”牵累而被封，他们便租房同住。曼殊得知黄兴在长沙开展革命活动，便天天闹着要去，陈等寓友不允。某日，陈独秀、章士钊外出，曼殊邀何梅士外出看戏。二人刚在戏馆中坐定，曼殊便说要回寓所一趟，何梅士问他何事，他说要回去取钱。何说自己有钱，曼殊不肯，说：“今天看戏是我发起的，应该我来请客，所以一定要回去拿钱。”何只好让他回去了。结果何梅士等到戏馆关门，还不见曼殊踪影，忙返回住处，发现曼殊的行李铺盖都没有了，临走时，还拿走了章士钊的30元钱。

几年后，陈独秀在某酒馆吃饭，闯进来一个和尚，正是曼殊。此时，他着僧装，却依旧喝酒吃肉，大家劝他改穿西服，他坚持不肯。但不久却又自动改了，问他为何，他说：“吃花酒不方便呀！”令陈诧异的是，此时的曼殊，已经与几年前判若两人，不仅高谈阔论，而且广交十方。

苏曼殊行事，惟凭兴之所至。1905年秋日，曼殊泛舟西湖，忽然忆起陈独秀，即绘《泛舟西湖图》寄怀。

又有某次在上海，苏曼殊对友人李一民说：“今宵月色大佳，何不到苏州一游。”李亦赞同，二人随即驱车到上海车站，坐头等车前往苏州。因连日奔波，李上车甫一坐定便酣然入睡，车到苏州仍未醒。待曼殊将他唤醒，二人径直投宿旅馆。翌日一早，二人便又返回上海，到达上海时还未至中午。李一民笑谈道：“此行未访一友，未购一物，肃肃宵征，所为何事，思之殊堪失笑。”

在南洋时，苏曼殊突发奇想，准备用一个月的时间画图百幅，于是特地乘车去泗水，选购绘画所用的纸张画具。做好准备后，曼殊铺开纸张，开始作画。甫一握管，不料几滴墨汁滴到纸上，他便将笔一扔，将纸束之高阁，从此不再提及此事。

有一天，苏曼殊问章太炎：“子女从何而来？”章回答说：“此类问题，取市间男女卫生新论之书读之即得，何必问我？”曼殊却说：“不然，中西书均言须有男女媾精，而事实上则有例外。吾乡有其夫三年不归而妻亦能生育者，岂非女人可单独生子，不需要男子之明证？”闻者无不粲然，章太炎亦默不作声，而曼殊以为众人皆被他难倒，作洋洋得意状。

陈去病回忆，苏曼殊在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居住时，一夕人静，忽大哭不止，问其故，乃答“刘三骂我”。原来，刘三曾戏劝曼殊娶妻，并愿为媒，及至曼殊请其为媒，刘三又道：“和尚如何能结婚？”

有革命党人戏弄苏曼殊说，孙中山将要派他去行刺。曼殊听了很是担忧，惊讶地说：“我怎么可能胜任呢？”在室内彷徨绕走，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大家告诉他是开玩笑，他方才释然。

在日本时，苏曼殊寄住在刘师培家中，刘妻何震是曼殊的弟子，向曼殊学画。一日，何震正在二楼里间洗澡，刘在外间独坐，曼殊忽然冲上二楼，非要推门进去，刘情急之下打了他一个耳光。曼殊颇觉委屈，质问刘为何打他，待反应过来，才意识到自己的唐突，红着脸下楼去了。

苏曼殊天真烂漫，有童稚气，何震曾搂抱着穿僧衣的曼殊于室内绕走为戏，但看见的人都不以为怪。

刘师培后背叛革命，革命党人曾几次暗杀刘氏，住在刘家的苏曼殊却一概没有察觉。一次，革命党人在墙上凿洞枪击刘氏未中，曼殊在侧，却不知为行刺；又一次，革命党人放火烧刘氏宅，曼殊不明就里，仍胼手胝足，为刘家全力搬运抢救财物。十年后，友人告诉曼殊此事，他才恍然大悟。

1908年，苏曼殊在南京祇垣精舍任课时，某日到上海游玩，正好陈巢南由南方回上海，衣被甚薄。曼殊自己没有被子，不论厚薄，径将陈的被子携之而去。陈的女弟子徐忏慧见后觉得颇为好笑，立即命女仆给陈送去新被子，陈倒因祸得福。

1912年冬，苏曼殊到盛泽游玩，坐的是民船，正好赶上大逆风，船夫上岸拉纤，他也要去拉，却一不小心，掉入水中。好不容易救起来，西装皮大衣全湿了，到盛泽后，在火炉上烘烤半天，方才干了。从盛泽回上海，经过苏州时，曼殊骑驴，又从驴背上摔了下去，几作跛脚仙人。柳亚子戏言道：“拉纤下水，骑驴坠地，倒是一个巧对。”

某日，陈去病与徐忏慧赴陈其美宴，苏曼殊屹然在座。三人半年不见，分外高兴。宴罢夜已深，曼殊坚持邀请二人至校书花雪南处小坐。花家本在跑马厅，离此很近，而曼殊执意要坐车。因徐不知花家地址，陈已醉，于是曼殊任由马车反向行驶，至黄浦江，又命车返回跑马厅。进入花家，花雪南已准备入睡。曼殊也不招呼二人入座，只是从袖间摸索良久，取出一条手帕给花雪南道：“以此赠君。”随即对徐、陈说：“吾等去罢。”三人分手作别，徐忏慧自觉上当，私下对弟子说：“和尚真是痴子，何全不晓事乃尔！”

苏曼殊性虽浪漫，好作狭邪游，但见人之眷属，则又正襟危坐，谨愿一如道学先生。有新婚夫妇邀曼殊同访友，曼殊竟羞涩甚于新妇，见者皆窃笑。

三、苏曼殊狷洁

1902年，苏曼殊从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毕业，准备与张文渭、堂兄苏维翰入高等师范学校就读。该校是官立学校，入学须公使馆担保，公使馆又要求横滨中华会馆董事担保，手续繁琐且诸多留难，曼殊与张年少气盛，不肯俯首求人，遂改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就读。

郑桐荪说苏曼殊：“他见了生人是一句话不说的，却是与至好促膝闲谈，则又上下古今，滔滔不绝，谈兴甚好。他到安庆后，人家仰慕他名望的非常之多，天天有人想要来看他，他总是设法避去，以为讨厌。”

苏曼殊时亦激愤，曾对柳亚子言：“阿崔欲来游学，我甚不谓然，内地已有‘黄鱼学堂’。吾谓多一出洋学生，则多一通番卖国之人。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学，不如学毛儿戏。”

同盟会创立时，苏曼殊几乎每会必与，与朱执信有“同盟会两才子”之称。辛亥革命胜利后，曼殊欣喜若狂，但只是想与朋友“痛饮十日”，而不乞求一官半职。孙中山作临时大总统，力邀曼殊襄理政事，曼殊婉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不慧性过疏懒，安敢厕身世间法耶？”

邵元冲回忆：“中华革命党初立，党中人往往就孙公索资及名号，不遂者则呶呶不已。曼殊深厌之，尝曰：‘此辈何所济，只足担狗粪及洗溷耳。’”

一次，苏曼殊与张卓身依棹游西湖，到葛岭山庄，恰遇宋教仁、于右任、田桐、石瑛诸人。浙江当局为之欢宴，曼殊等人也应邀入席。曼殊寒暄数语，即匆匆告辞。不料翌日，《全浙公报》记载欢迎盛况，竟大书特书：“香山苏曼殊先生亦在座。”曼殊阅报颇不愉快，对张卓身说：“我们不如回去吧！”遂相将返沪。

与苏曼殊同住第一行台的尤温如回忆说：“大师很喜欢女人，很喜欢看女人，尤其是堂子里的女子，故十有九日的光阴消磨于珠光钗影之中。然而看只是看，把女人当作花一般地看，如见一个美丽的妓女，大师即呼之来，命立前面，仔仔细细地看一回，看了以后，即遣之去。如这个妓女不谙他的素性，不用别的，只要用手拉他一把衣裳，这衣裳大师就不要了，情愿光着短衫回家。至于大师的床，常常用别的东西去拦，不许妓女去坐一坐，或用手去动一动。”

诸贞壮说：“曼殊入世不深，然通达世故。有所述作，往往痴黠杂出。喜曲宴，而不能与伎流相语，往往痴对。即坐处亦必择其常坐处，不肯移榻。吾常笑曰：‘和尚有律宗，君殆守律而不守戒耶。’”

苏曼殊尝谓：“题词与和人诗不作，作亦不佳。”

三、苏曼殊浪漫

在日本横滨大同学校读书时，苏曼殊开始喜欢亲近女性，但一接触就羞怯脸红，同学们戏称为“樱花开”。

苏曼殊爱读，对书中女子遭遇无限同情。冯自由在东京时，曾见曼殊向友人借阅，手不释卷。日后曼殊还以摆脱尘缘之宝玉自命。冯认为，曼殊于披剃后自号“元瑛”是取义于之神瑛侍者的说法，也许可信。

苏曼殊的案头常置，对玛格丽特怜爱有加，曾感慨林纾译本瑕疵脱漏较多，后偶然购得法文原著，准备重译，以至于被戏称为“天生情种诠注薄命女郎”，但最终未译成。

绘画时，苏曼殊曾让一个娇艳女郎立侍在旁，兴致来了，就沾取女郎唇上的朱红作为颜料。

苏曼殊性好着西服，并甚讲究。曾在天蟾舞台看戏，隔座为前清财阀某眷属，艳装盛服，备极豪奢，其吸水烟的灰屑吹落于曼殊外衣之上，曼殊不以为意，任其延烧，以为不宜拂美人之意。

苏曼殊最爱吟诗句：“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无论是课外还是在课堂上，都常把这两句挂在口边。他也喜欢将这两句诗题到书本上，有人曾见他题在原版《潮单》第六页的裸体石像下面。

马仲殊记载：“曼殊得钱，必邀人作青楼之游，为琼花之宴。至则对其所召之妓，瞪目凝视，曾无一言。食时，则又合十顶礼，毫不顾其座后尚有十七八妙龄女，人多为其不欢而散。越数日，复得钱，又问人以前之雏妓之名，意盖有恋恋者。人为引之其处，而曼殊仍如前此之态，终于不言而回。”

于右任回忆道：“曼殊于歌台曲院，无所不至。视群妓之尤，如桐花馆、好好、张娟娟等，每呼之侑酒。高士之于名花小鸟，心赏目娱，皆成悟悦。与言政事，则辄曰：‘不成问题。’继是即作风花语矣。”

1905年秋，苏曼殊到南京陆军小学任教，与秦淮河校书金凤交往甚密，情深意笃。然而，曼殊只愿意有精神上的情爱，金凤却不知，想与他结为连理，被拒后很是绝望。金凤曾出素绢，向曼殊索画，画尚未成，金凤却被人赎身，嫁于他人。为此，曼殊常觉对不起金凤，多次赋诗抒写伤怀之情，其中一首云：“收将凤纸写相思，莫道人间总不知。尽日伤心人不见，莫愁还自有愁时。”次年，曼殊到长沙明德学堂任教，作《寄怀金凤图》，蔡哲夫为他题跋，云：“及至湘水，作此寄之，宁使殷洪乔投向石头城下（殷洪乔任豫章太守，赴任前不少人托他捎书函上百封。行至石头渚，殷将书信悉掷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后人将托人捎信捎不到称为‘付诸洪乔’）耳。”

叶楚伧以美食向苏曼殊求画，陈去病则以奇遇向曼殊求画。陈曾游南京玄武湖，在樱洲（抗战前，玄武湖樱洲以产樱桃而得名。康熙年间，江南织造曹寅曾将玄武湖樱桃进贡给康熙。玄武湖樱桃树抗战前遭到砍伐，上世纪60年代再遭砍伐，几乎殆尽）遇到两位卖樱桃的孪生姐妹，布裙荆钗，但风韵天成。陈对曼殊语及此次丽遇，曼殊遂绘《湖上双鬟图》相赠。

菊屏记载：“某年，曼殊有事于沪，暱一妓，深爱之。事有暇，辄顾其家。既且寝于斯，食于斯，衣服杂用之物，咸置其处，几乎视妓家如己家，与妓同衾共枕，更不待言，而终不动性欲。妓以为异，问其故，则正容而语之曰：‘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在，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存。吾人竟日纭纭，实皆游泳于情海之中。或谓情海即祸水，稍涉即溺，是误认孽海为情海之言耳。惟物极则反，世态皆然。譬之登山，及峰为极，越峰则降矣。性欲，爱情之极也。吾等互爱而不及乱，庶能永守此情，虽远隔关山，其情不渝。乱则热情锐减，即使晤对一室，亦难保无终凶也。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故如是，愿卿与我共守之。’”

包天笑亦说，曼殊“出入青楼无忌，群呼之‘苏和尚’。一日（毕）倚虹觥之于惜春家，座有楚怆、鹓雏等所召之妓，悉令围座君侧，而君能周旋自如。席散萧然踏月色归。或亦如孤桐诗中所云‘万缘先了色成空’欤？”面对曼殊被众妓围坐之景，包曾有句云：“万花环绕一诗僧。”

1913年春节前，苏曼殊至上海，住第一行台（注：旅馆名）。他应酬酒局甚多，每晚至少五六处，常常几处奔波，坐定写过局票，仅十数分钟，不待所召之妓前来，便赶赴下一处。所召之妓前来，不见曼殊，于是追往下一处，依然不遇，又追往下一处。校书应曼殊的堂差，有如走马灯，有时追去六七处，终不一遇。延至夜半，曼殊回到第一行台住所，校书们陆续追逐而来，争相叙述不遇之怨，第一行台熙熙攘攘，门庭若市，灯火通明。如若某日众妓未曾前来，曼殊便茫然无措，于是又以电话一一召至。校书们来后，往往围聚推牌，或迷藏游戏，欢声盈室，通宵达旦。

第一行台西边紧邻红庙，妓家岁首烧香祈福为头等大事，除夕夜半，红庙门口已是车马盈门，水泄不通。进香之余，校书们拥至第一行台会曼殊，一时座无虚席，于是有人作联戏谑道：“红庙道士生意好，旅馆和尚招待忙。”

邵元冲回忆：“癸丑（1913）之役，义师既散，海上朋俦，渐形寥落，曼殊亦郁郁寡欢，乃于冬间东渡江户。箧中所贮，除书物外，有海上名校书素珍摄影多幅，大者达三尺许。曼殊焚香默坐，四壁倩影，亭亭欲出，仿佛置身众香国中也。”

邵元冲在日本东京小石川所住旅店旁，多丛塚，其中有一石碑，上题“妙香大姊”数字，四周有冬青数株荫护。曼殊不识妙香其人，却与邵在其墓侧徘徊凭吊。

苏曼殊鲜少主动向男性友人赠画，即使是至交好友，也是一画难求。但若是女子求画，几乎有求必应。有一时期求画女子骤增，曼殊难以应付，只好定下新规矩：每画一幅，女子须以自己的照片作为酬劳，男子则一概谢绝。

一次，苏曼殊看见一个重约四百斤的美国女人，小腿粗得如同瓮一般，便问该女道：“你找配偶要找和你一样肥重的吗？”女子回答：“我想找个瘦的。”曼殊说：“我瘦，当你丈夫如何？”

1909年春，苏曼殊在日本遇见号称“江户名花第一枝”的演艺明星春本万龙，与春本有过交往。春本曾赠其照片，曼殊极为珍爱，并将照片转赠给邓秋枚、蔡哲夫，在信中夸赞春本“肌肤鲜润”。

离开上海赴安庆任教后，苏曼殊还惦记着上海的莺莺燕燕们，嘱咐柳亚子道：“兄如先在沪渎，乞为我善护群花，诚惶诚恐。”

1913年12月中旬，在东京的苏曼殊因暴食致疾，缠绵病榻，百无聊赖，于是致信给在国内的至交刘季平道：“芳草天涯，行人似梦，寒梅花下，新月如烟。未识海上刘三，肯为我善护群花否耶？”

苏曼殊临终前，已病入膏肓，犹殷殷询问上海校书们的消息，并让周南陔到风月场宴客。周谓：“你病如此，不能赴宴，最好不闻不见，以得早日康复。”曼殊答：“不然，我在枕席呻吟中，推忆诸友之豪情，亦一乐也。”

三、苏曼殊情僧

苏曼殊尝言“终身为情所累”，而“情欲奔流，利如驰电，正忧放恣，何惧禁遮？”

13岁时，苏曼殊曾在上海从西班牙人罗弼·庄湘博士学习英文。1904年在香港时，与庄湘的五女雪鸿颇为投缘。雪鸿与曼殊年龄相仿，曾属意曼殊，庄湘也欲以女儿许配曼殊。但曼殊以已出家为由拒绝了。

1909年，苏曼殊在前往南洋的船上，再次巧遇准备回西班牙定居的罗弼父女。雪鸿对曼殊仍有爱意，但曼殊婉拒。到新加坡的前一天，雪鸿特意给曼殊送来一束曼陀罗花，又赠《拜伦诗集》一册，诗集的扉页中夹着一张她的照片。曼殊深为感动，在诗集的扉页上题诗云：“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临别时三人皆潸然泪下。

此后，曼殊在给友人的信中坦露自己爱慕雪鸿的心迹：“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罗弼氏，即赠我西诗数册。每于榔风椰雨之际，挑灯披卷，且思罗子（指雪鸿），不能忘弭也。”

1900年，苏曼殊陪伴养母河合仙在逗子樱山村度假时，认识了邻居家的少女，二人通过一只鸽子诗词往来，互述衷肠。一次，女子约曼殊在某处相会，曼殊先至，女子因被家人发现而不能出门。天下起倾盆大雨，曼殊守尾生抱柱之信，瑟缩舟中，等至天明方才离去。最终二人之事为双方家长反对，曼殊遭族人鞭挞。女子知结合无望后，蹈海殉情。曼殊从此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只身回国，再度遁入空门。

1902年，苏曼殊与表姐静子相恋。据其友人张卓身回忆，曼殊与静子幼时同游，两小无猜，至成年更是一见倾心。曼殊姨母有意撮合二人，静子亦默许终身，非曼殊不嫁。姨母将一枚钻戒赠给曼殊作纪念，曼殊视为订婚礼物。然而曼殊访道名山，四处飘荡，萍踪不定，又因自己剃度出家，不便论及嫁娶，以至于婚事一再拖延，最后静子郁郁而终。曼殊每念及此，便悔恨痛心不已。日后他无论如何窘困，即使衣物典当殆尽，也从未舍得将姨母相赠的钻戒典卖，常言：“这是可怜之纪念品也。”

刘成禺记载，苏曼殊之父曾为他定下一门婚事，女家为富户，女贤而有才。苏父去世后，两家消息隔绝。若干年后，曼殊在广州卖花以筹措东渡的川资，偶然从女家门口经过，被婢女认出，遂与未婚妻见面。曼殊以斗笠掩面，泣诉家门之变，请未婚妻另寻良人，未婚妻亦泪下，发誓守贞等待曼殊，并以自己佩戴的碧玉相赠。曼殊卖了玉佩，东渡日本，等日后回国，得知未婚妻已因病香消玉殒，悲怆不已。曼殊临终前，写信给广州胡展堂，嘱他将信中的一张纸交给萧纫秋，纸上只画鸡心一枚，旁边写着“不要鸡心式”。众人皆不解，萧解释道：“苏和尚殆将不起，岂嘱予代购碧玉一块，携以见其地下未婚夫人。”遂购买碧玉一块，托人带回上海。此时，曼殊已奄奄一息，三日不饮食，瞑目僵卧，护士告知广州带来碧玉，曼殊启目，让护士扶着去亲碧玉，欣然一笑而逝。

1908年，苏曼殊遇到弹筝的日本艺妓百助枫子，一见如故，引为知音。曼殊为她写下大量诗篇，还将该女的照片寄给友人刘季平、邓秋枚、蔡哲夫等人。当百助想与曼殊结为连理时，曼殊以披度为由拒绝。但当得知百助要离开时，曼殊又极度悲伤，到神田找陈独秀倾述伤怀，相与唱和，各赋诗十首。曼殊所作十首即其著名的《本事诗》，其中有云：“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是年8月，苏曼殊从日本回上海，同船的有好友陈独秀和邓以蛰诸人。一次，曼殊说起自己的日本女友，陈、邓二人故意说不相信。曼殊情急中走进舱内，捧出种种女子的发饰给二人看，而后忽然全部抛进海中，转身痛哭。陈独秀曾有诗记之，曰：“身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弯弯。”

为了逃避爱情，苏曼殊发愿要去佛的故乡印度一饮恒河之水。可是途经锡兰，因为对华裔女子佩珊情不自禁，自感六根不净，愧对佛祖，结果半途而废，悄然回国。

苏曼殊曾住居正家中，居正请他教自己的女儿学英语。一次，曼殊在友人处吃饱喝足回来，很是困乏，女孩前来请他教读英语。曼殊性格柔顺，并不直接拒绝，只是睡眼朦胧地说：“我困了，没法教你了。”女孩执意让他教，曼殊只好起来读。孰料，还没读完，泪便涔涔而下，原来他忆起自己的伤心情事。居正发现后，感慨曼殊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从此便不再强迫他教了。

邵元冲回忆：“某晨，曼殊久久不出。余等入室视之，则拥衾洒泪，衣衾尽濡，枕旁有绛纱一缕，芬芳犹复袭人。知耿触宿感，慰喻良久，仍雪涕不已。众皆不欢者累日。”

沈燕谋曾与苏曼殊同居一室八九月，经常看见曼殊翻检一只小皮箱，里面有种种及零星著述。每每翻阅，晞嘘不已，见有人侦视，辄急收藏。沈偶尔向曼殊索观，则曰：“无足观，无足观。”

据传苏曼殊病故之前，将一个皮包寄存在上海虹口某旅馆中。曼殊去世后，无人知道该旅馆的名字，所以这个皮包也无从寻找。据说包中大多是曼殊的纪念品，其中有一条手巾，是他的情人所赠，上面还有其情人的泪痕。

苏曼殊曾言：“佛家精义灭不了一个情字，撇不了一个缘字。人生世间有一日知觉便有一日的情，有一日情便免不了一日的缘。情缘未寂，你怎么禁止住我不想绝世美人呢？”

三、苏曼殊才情

表兄林紫垣回忆苏曼殊：“曼殊也，酷肖父，生性沉静，不苟言笑。好读书，一目数行，甚为其师钟卓京器重，常谓：‘此子不凡，将来必建大业。’”

章士钊回忆：“曼殊真近代之异人也，自初识字以至卓然成家，不过经二三年。始在沪与钊共笔墨时，学译嚣俄（注：雨果）小说，殊不成句，且作字点画，八九乖错，程度尤远在八指头陀之下。一日，攫洋蚨（洋钱）三十，遗字于案，遁去。钊与陈独秀大诧，而亦无法追之。后一年，走东京，复与同人文会，则出语隽妙，已非流辈所及矣。”

初到上海时，苏曼殊的汉文水平实在不甚高明，音韵、平仄尤其不通，但他却立意要学作古诗。最初，曼殊习作由陈独秀改正，而后陈亦无能为力，继由章士钊教正，但章只是敷衍，大多还是靠曼殊自学。到日本后，曼殊让章太炎教他作诗，章也不好好教导，只是任由他自己找来爱读的诗，随性而读。曼殊颇为勤奋，曾躲在陋室多日不出，写就诗作多篇。曼殊的诗遂渐入佳境，尤以“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闻名一时。据说，只要有井水处，均能歌“尺八箫”。<kbd>?99ｌｉb?</kbd>

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苏曼殊靠着陈独秀提供的几本英文版梵文入门书，就学会了别人数十年才能弄懂的梵文，还编撰了一部迄今无人出其右的《梵文典》，在《天义报》上发表。据说，其《梵文典》的手稿保存在其养母河合仙横滨的家中，毁灭于1923年9月的日本大地震。

1909年，精通梵文的印度人密尸逻到东京，章太炎聘他为讲师，组织十个人一起学习梵文，学费大家分摊。但是密尸逻不懂中文，授课有困难，章便请苏曼殊担任翻译。那时每次上课要翻译两个半小时，而曼殊正在病中，医生劝他每次只限翻译一个小时，但因找不到代替的人，曼殊只好抱病坚持，直至学习班因经费困难而结束。

1913年，苏曼殊与沈燕谋、郑桐荪在盛泽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策划编译《英汉字典》与《汉英字典》。据目击者说，曼殊当时天天不出门，不接待宾客，只是埋头工作。“或窃视之，则见大书、小书、朱书、墨书，如蝇头，如葡萄，如桃华之灿然，如水云之飘渺，堆置五七十叶。”虽最终未完成，但刘成禺仍出2000元购去这两部字典的手稿，中间人金慰农取回扣约200元，剩余稿酬被三人均分。但这两部字典最终未能付梓。曼殊去世后，刘成禺将残存的手稿交给柳亚子保管。

1914年岁末，苏曼殊准备著百回长篇小说《绛纱记》，每回附插图一幅，已绘就三十幅，每幅图中皆有僧人，作袈裟飘零之状。时曼殊与萧纫秋同游，遂托萧请孙中山支助他印书。孙此时正穷困，于是孙夫人倾箧出资八十元相赠。但曼殊此书最终未能付梓。

三、苏曼殊绘画

幼时，苏曼殊便好涂鸦。四岁时，其母带他到公园游玩，曼殊被狮子所吸引，伏地绘狮子频伸状，栩栩欲活。

苏绍贤在《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中写道：“年甫五岁（应为六岁），先祖母黄氏及玉章祖舅携归广东。在舟中时，曾向人索铅笔及纸，绘一大舟，人取视之，则俨然已所乘之汽船也。众以为异。其于四、五岁间，所绘各物，无一不肖，于绘画天才，盖具有夙根云。”

1898年，康有为的弟子徐勤、汤觉顿等在日本横滨创办大同学校，苏曼殊即入此校就读，其绘画天才由此显露。冯自由回忆：“曼殊在大同学校，对于文学，资质颇钝，独于画学，则具有天才，在童年即以绘事为戏，绝无师承，而下笔似老画家，同学莫不奇之。”后冯又在《苏曼殊之真面目》中赞其“所作《陈元孝题壁》及《石翼王饮马》二图，老练精工，有同名宿，令人惊叹不已，此才谓非出自天授不可也”。

大同学校缺美术教员，便由苏曼殊兼教美术课；梁启超及其他教员编撰教科书，曼殊担任了教科书插图的绘画工作。当时初等小学课本“山水日月”的插图，大半出自曼殊之手。

克士在《四极漫谈》中记叙苏曼殊绘画之事：“友人某与曼殊素称莫逆。一日，曼殊至其家，其子方八九岁，嬉皮顽脸，求曼殊为画图画，取草纸一张，铺敷桌面，复以大笔濡染墨汁而至，其势似客非画不可。曼殊乃为之濡墨笔，画《葡萄》一幅，枝藤夭矫，垂实累累，墨气满纸，淋漓酣畅，以视吴昌硕作品，殆有过之。”

1905年，苏曼殊随好友刘季平至南京陆军小学任美术教员。授课时，曼殊用铅笔依次替学生在国画纸上，绘出画的轮廓，只寥寥数笔，惟妙传神。

陈独秀评价苏曼殊之画道：“曼殊作画，教人看了如咫尺千里，令人神往，不像庸俗画匠之浪费笔墨。”

苏曼殊曾绘《葬花图》赠邓以蛰，由陈独秀跋诗云：“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柳烟。携锄何所事，双燕语便便。”邓将此画视若拱璧，新中国后一直挂在其寓所的墙壁上，即使“文革”期间，画作亦不离身。

苏曼殊曾于日本收集并描画出古代妇女的发髻式样凡一百种，称《蓬瀛鬘史》（即《女子发髻百图》）。其中有些汉、唐的发型，是他从日本图书馆所藏的古版书的插图中描下来的。曼殊离开时，将《蓬瀛鬘史》赠与孙伯纯。孙回忆：“民国前四五年……曼殊游东京浅草公园，园有观音堂，村女子多来参拜。曼殊辄手一卷纸，在人丛中画之，此卷成功，大约费时数岁之久，洵可宝也。”

刘季平夫人陆灵素在《曼殊上人逸事》写道：“上人偕粤东马小进义士过华泾，在民元五月初。一夕饭罢，索胭脂作画，时儿女辈皆已尽睡，外子觅得一片如薄饼者，置画碟中。上人且画且谈笑，顷刻成《黄叶楼图》一，为余画扇面一。又蘸墨汁作横幅一，笔端胭脂未净，枯柳残鸦，皆作紫酱色，今日尚储箧中，成奇观也。”

友人向苏曼殊索画，曼殊从不肯轻易下笔。南社好友高吹万千里寄缣，请曼殊绘制《寒隐图》，一再稽延，频年难以到手。《太平洋报》总编叶楚伧仰慕其祖上名媛叶小鸾，屡次请曼殊作《汾堤吊梦图》，曼殊总以无净室无画具为由推脱。同在报社工作的李叔同在三楼有一工作室，布置精当，画具一应俱全。一日，李叔同外出，叶在室内备好曼殊喜爱的糖果、雪茄、牛肉等，邀请曼殊入室品尝。等曼殊一入室，叶即反锁房门，并告诉他：“今天一定要画完，画不好不放你出来。”曼殊遂振笔作画，一挥而就。叶楚伧于是打开房门，赠曼殊一豹褥，二人欣然共饮。

1914年，苏曼殊的身体日渐孱弱，在东京入院治疗。此时，他为友人（多为红颜知己）索画而苦恼，在给何震生的信中说：“和尚有愁无命，画债如山。”他还编了一份名单，将旧日欠下画债索画者一一列入。

高剑父说：“曼殊作画都是送人的，爱用日本麻纸与绢，又从来不喜设色，画的风格极其高远。所以，后来有人说他‘画参中东之法，贯通融会，不甚着墨，而俊逸之气，溢于楮表’。”

黄宾虹对友人说：“曼殊一生，只留下了几十幅画，可惜他早死了，但就是那几十幅画，其分量也够抵得过我一辈子的多少幅画！”

《苏曼殊图像》的作者陈世强说：“曼殊作画，笔墨极简，往往‘惜墨如金’，以‘偷工减料’的方式画出，情景却极其充实。”

黄侃评苏曼殊画云：“苏子谷作画，极萧疏澹远之致。”

苏曼殊去世后，友人蔡哲夫将其画作汇编成册付梓，由黄宾虹题签“曼殊上人墨妙”。蔡去世后，曼殊遗画原作由其夫人谈月色珍藏，但至1948年被人从家中盗走。谈月色说：“《苏曼殊画册》被盗，辗转流传到香港。……被盗窃的原因是友人要我出让这画册，愿送我十亿金圆券。我不欲出让，想待将来有好人治国的时候送给国家保存。盗窃者知此情况，遂将此宝贵文物盗去。”曼殊遗画的真迹至今下落不明，而当时的《苏曼殊画册》由在广东任督办的李根源出资选印四百册，仅发出几十本，剩余三百余本存于官舍中，毁于火灾。

三、苏曼殊妍雅

苏曼殊、黄侃曾与章太炎一起居住在东京新小町。曼殊喜欢拜伦的诗，时时咏诵，长歌当哭，林樾振响。曼殊叙述拜伦诗的意思，由黄侃撰文，章太炎润色，译成《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等，译辞华妙，颇似汉乐府、魏晋古诗。

日本僧人飞锡在《潮音跋》中记载：“（曼殊）东归随太夫人居逗子樱山。循陔之余，惟好啸傲山林。一时夜月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舟子惶然，疑其为精神病作也。”

陈去病回忆：“民国元年……弟与忏慧同客秋之，天明尚早，忽叩门声甚紧，急命仆拔关视之，则曼殊偕溥泉来也。于是相与游泛者凡四日，有晴，有雨，有雪，溥泉每引以为乐，谓曲尽西湖之美也。”

苏曼殊好作绝细蝇头小字，颇有书卷气，也有一些女人风的特征。写信时，曾在便笺边沿起，写满了小于蚂蚁的细字。他的信札潇洒如六朝人语，如其在西湖畔给友人写信云：“此时满湖烟雨，正思足下也。”

黄阿生回忆苏曼殊：“师待人接物，谦恭和蔼，无贵贱之别，故予乐与师谈。旅楼一角，娓娓忘倦。有时竟日不作一语。或宵中卧起，启户潜出，徘徊湖滨，啸吟达旦。”

张卓身记载：“忆自戊申之秋，与予同寓东京小石川智度寺，……偶值寒风凛冽，雨雪载途，人皆围炉取暖。曼殊独自踽踽，出游山林旷野之地；归则心领神会，拳拳若有所得，乃濡笔作画。其画，山明水秀，超然有遗世独立之慨。然亦不多作，兴至则作之。与其诗相称，均足以见胸襟，并传不朽。”

平智础回忆：“逮癸丑（1913年）……七、八两月，同居杭州之西湖白云庵课堂中，联床对月，闲话桑麻。是为础与曼殊踪迹最密，留恋最久之时。当沪居无聊，常至楚榭秦楼，以作消遣。同游者，多本南社中人，及海内知名之士。每值夕阳西下，击鼓催花，直有不醉胡归之概。……在白云庵时，（苏曼殊）晨起甚早。或泛舟湖中，或步入山林，六桥三竺，笃友如云。门外有大梧桐数株，常以小刀刻诗句于上，以记游踪。每言：‘如此好湖山，将来必埋骨于此。’”

许啸天回忆在西湖畔与苏曼殊、平智础同游的情形道：长长的暑天，炎炎的夏日，吓得曼殊整天躲在白云楼头，不敢下楼。但每到斜阳挂在树梢，诗人便从床上直跳起床，连说：“去！去！”从白云庵对渡，便是壶春楼，楼头是我们每夕大嚼的地方，诗人入座，第一句便说：“来一盘生炒鸡！”生炒鸡一大盘，热腾腾在面前，我们三个人六箸齐下，寂静无声。看我们诗人：他尖尖的顶儿，浓浓的眉儿，长长的睫毛，炯炯的目光，厚厚的唇儿，他本来懒得讲话，到此时，他愈加不肯讲话了。但愈是不讲话，愈觉得他脸上有无限若干的诗意。天天登楼，天天吃鸡，天天感觉有诗意。

三人同游西湖，面对湖光山色，苏曼殊兴致颇高，制一谜云：“想当年，绿鬓婆娑，自归郎手，绿少黄多。受尽了多少折磨！历尽了多少风波！莫提起，提起来，清泪滴江湖！”许啸天、平智础二人均猜不出来，原来谜底为竹篙，皆拊掌称妙。

三、苏曼殊交游

柳亚子在《苏玄瑛传》中谈及苏曼殊在日本的情形时感慨：“海内才智之士，鳞萃辐辏，人人愿从玄瑛游，自以为相见恨晚。”

柳亚子之子柳无忌则说，与苏曼殊往还的名士“差不多成了一幅民国以来文人名士的缩影图”，他一一列举了这些人的名字：“如冯自由、刘季平、陈独秀、黎仲实、钮永建、陈天华、黄兴、朱执信、秦毓鎏、廖仲恺、何香凝、陈少白、套成长、龚微生（未生）、赵伯先、张云雷、魏兰、罗黑芷、汪东、叶澜、陈陶遗、居觉生、章太炎、黄侃、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高吹万、朱少屏、叶楚伧、马君武、包天笑、朱梁任、黄晦闻、邓秋枚、马小进、蔡哲夫、诸宗元、李晓暾、章士钊、蔡元培、沈尹默、徐忍茹、田梓琴、邓孟硕、邵元冲、萧纫秋、陈其美、陈果夫、宋教仁、杨庶堪、胡汉民、蒋介石、程演生、刘师培、何震、周豫才、周作人、许寿裳、袁文薮、陈树人、郑桐荪、马一浮、刘半农，以及佛莱蔗、钵罗罕、宫崎寅藏等。”

汪东回忆1906年在东京结识苏曼殊的情景：“余十六岁时，于日本东京识曼殊上人，夷服修发，不知其曾受比丘戒也。为人寡言笑，无喜愠，淳然天真，以是人乐与亲。余方从革命诸巨子游，高揖群伦，猛气如虎，及见曼殊，则亦心折。”

1907年前后，苏曼殊在日本与鲁迅有过一段交往，两人曾共同筹办杂志《新生》。鲁迅生前曾多次提到苏曼殊，他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苏曼殊是“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他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说：“曼殊和尚的日语非常好，我以为简直像日本人一样。”

章士钊曾言：“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这三人均为苏曼殊挚友，且友善始终。

留学日本时，苏曼殊结识陈独秀，一生敬其为“畏友”。20世纪初，二人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日本，一度同寓而居，几乎形影不离。郑桐荪说：“曼殊的朋友，恐怕要算仲甫最久最厚。”

何之瑜记载：“曼殊向仲甫学字学诗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诗，不仅像，好多是仲甫作的或改的；而仲甫则向曼殊学英文、梵文，每天都呀也呀的……”

苏曼殊翻译雨果的，处处渗透着陈独秀的思想，他曾讽刺上海有许多假革命志士，“名为进学校，实为进妓院”。当时许多人对号入座，有名为朱菱溪之人，读到此段后，怒道：“必狙击独秀然后快！”后经章士钊调停才得以平息。

1906年，苏曼殊在上海结识刘师培，此后即一同东渡日本，与刘氏夫妇、章太炎同寓而居。据说，曼殊在一次谈话中，得知刘母认识河合仙，非常高兴，也因而与刘师培格外亲近。当时在《天义报》上曾刊登《女娲像》一幅，附有赞语，署名何震，实则画为曼殊所绘，赞语为章太炎捉刀。

章太炎长苏曼殊16岁，却颇为投契。1907年，曼殊在民报社居住时，与章太炎朝夕相对。泪红生曾在《记曼殊上人》中说：“与太炎居尤久，其文字常得太炎润色，故所译英文拜伦诗，中多奇字，人不识也。”

及至刘师培变节，革命党人认为曼殊亦是刘的同党，章太炎撰文为曼殊辩解，称曼殊对与刘师培密谋背叛革命的人极为痛恨，“辄詈之或不同坐……”，并说：“元瑛可诬，乾坤或可几乎息矣”，“广东之士，儒有简朝亮，佛有苏元瑛，可谓厉高节，抗浮云者矣。若黄节之徒，亦其次也。岂与夫录名党籍，矜为名高者，同日语哉？”

刘季平是苏曼殊在日本成城学校的同窗，曼殊每到经济窘迫，“剃头洗身之费俱无”时，总向刘求助。刘无论宽裕与否，从不推却。曼殊称二人在南京陆军小学任教时，“对床风雨，受教无量”。曼殊的诗词中多次提及刘，并将自己幼年与养母河合仙、与外祖父母所照的照片赠与刘。曼殊还曾请刘季平为自己作传，说：“因知我性情遭遇者，舍兄而外，更无他人矣。”

在南京时，苏曼殊结识了青年革命家赵声。他在《燕子龛随笔》中写道：“赵伯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习江南陆军小学时，伯先为第三标标统，始与相识，余叹为将才也。每次过从，必命兵士购板鸭黄酒。伯先豪于饮，余亦雄于食，既醉，则按剑高歌于微风细柳之下，或相与驰骋于龙蟠虎踞之间，至乐！”

苏曼殊曾答应为赵声绘一《饮马荒城图》，但始终未成。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赵声悲愤不已，呕血而死，葬于香港。民国元年，曼殊绘成《饮马荒城图》，题诗云：“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效法延陵挂剑，托人带至赵声墓前焚化。

1907年9月，苏曼殊得生母河合若资助，启程回国，途中染病，回到上海时“惟有一身瘦骨”，由邓秋枚安排，住在国学保存会的藏书楼。陈去病回忆：“曼殊来，即就余室设榻卧焉，而诸宗元贞壮、刘三季平、高旭天梅、朱葆康少屏恒一来会，互谈大欢。”曼殊曾和国学保存会的会员在藏书楼前摄像一帧，曼殊身穿西服大衣，头戴圆礼帽，与身着长衫的旧学者们相映成趣。

一次，苏曼殊与马君武争论拜伦诗的翻译问题，曼殊毫不相让，马君武每为所屈，遂恼羞成怒，竟举拳欲打曼殊，为杨沧白所阻。杨后来对人说，苏曼殊已是极可怜之人，何忍心再加以拳脚？

薛慧山记载，苏曼殊常到西湖边徜徉，并到陶社拜访该社管理员叶仁吉女士。叶每令社役在附近“楼外楼”叫一大碟物廉价美的醋溜鱼来共享。曼殊因嗜嚼糖果，满口龋齿，饭后，齿间余屑甚多，叶女士竟拔下头上银簪，让曼殊剔牙。

民国成立后，苏曼殊到《太平洋报》任主笔，与叶楚伧、柳亚子、李叔同等人为同事。据柳亚子回忆，社中同仁几乎日日宴饮，“不是吃花酒，便是吃西菜，吃中菜，西菜在岭南楼和粤华楼吃，中菜在杏花楼吃，发起人总是曼殊”。

苏曼殊倜傥不羁，但孙中山却对其很是亲厚。一次，廖仲恺发党员费用，原本不打算发给曼殊，认为曼殊曾学陆军，却不从戎，颓废若此。孙中山知道后，最终令人发与曼殊。曼殊去世后，《曼殊遗迹》辑成，孙中山为之亲题“曼殊遗墨”。

俞剑华回忆，他在东京游学时，常去陈道一处，苏曼殊也常来。东京多雨，大街小巷往往泥泞深数寸，非穿高齿棠木屐不可。中国留学生穿上木屐，往往不会走路，一到雨天，便深以为苦。曼殊自幼生长于日本，对此却极习惯。每当盛雨少住，但凡听见屣声从小巷传来，大家就说“必是曼师来了”，推门一看，十有八九不错。

苏曼殊与蒋介石也有交往，据说是因其学生陈果夫引见而结识。当时蒋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炒作股票，寓住新民里十一号，曼殊贫病交加，蒋曾将其接回自己寓所调养，由其如夫人悉心照顾，并典当衣服给他买糖吃。

苏曼殊与理学大师马一浮曾在西湖畔两次晤见，谈论娓娓，竟而忘饥。

晚年，苏曼殊在上海与朱少屏交好，朱曾对柳无忌说：“曼殊没有钱时，我有银一元必给曼殊半元。曼殊要吃糖时，我必买糖给曼殊吃。”

郑桐荪在给柳无忌的信中回忆在安庆时从苏曼殊游的情形说：“我们在安庆，每天上小蓬莱吃点心，或吃饭，这也是他主动。现在回想当时的每天‘上蓬莱’乱谈今古，觉得生平快乐，莫过于此；而一念及故人黄土，则又不觉悲从中来，不能自慰。”

三、苏曼殊激越

清末国运衰弱，洋人用“支那”一词来作为对中华的蔑称，苏曼殊对此大为气恼。一次，曼殊偶然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发现，古印度语中的“支那”一词，源于古印度人对商朝华夏人民“智巧”的称赞，欣慰不已，写信遍告友人，要让大家都知道“支那”原本是代表了华夏民族的优越性。

秦毓鎏回忆在日本留学时的苏曼殊说：“曼殊孤介静然，粥粥若无能者，又操粤语。同人遇之皆甚落寞。……同人以郑延平目之。”郑延平即郑成功，曾收复台湾，母为日本人，曼殊身世与其相似，对其很是崇敬。

苏曼殊虽是中日混血，却厌恶日本人如仇寇，在日侨居数年，不肯说日语，宁可不厌其烦地找人翻译。曼殊曾染流行病，友人来访，惊讶地问他为何不去看医生，曼殊不答，顾左右而言他。友人强迫他去医院看病，他说：“你的盛情我很感激。你了解我的性格，如果你愿意做我的翻译，我就跟你去医院。”友人笑答：“这你就不用顾虑了。”于是曼殊随友人来到医院。医生殷勤接待，问曼殊哪里不舒服，曼殊不发一言，友人遂代他回答。医生边问边记，谁知一转身的功夫，曼殊便不见了踪影，友人遍寻不见，只能向医生致歉告别。寻到曼殊住处，他果然已经回来了，友人说：“你真是孩子脾气，去了又跑回来，也不告诉我，为什么啊？”曼殊答：“你把我的病症说错了，得了病哪能乱开药。”友人赧然道：“那你自己说不就不错了吗？”曼殊答：“你忘了我不操日语？”友人语塞而去。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随后的辛丑条约，庚子赔款，使早已疲惫不堪的中华民族更加苦不堪言。苏曼殊时在日本大同学校就读，该校师生每日下课，必呼十六字口号始散：“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

在苏州时，苏曼殊与友人朱梁任等人到郊外猴子山“招国魂”。他们带上祭品，一路举着一条镶白边的黑布做的招魂幡（幡上绘有一头威猛的雄狮，写有“魂兮归来”的字样），爬上山顶，扯起一面“招我国魂”的红旗，齐声高唱“招国魂歌”。

面对国家危难，山河破碎，苏曼殊豪言道：“假如需要且必要，我便是当今之荆轲。”

苏曼殊在中，痛斥“孔学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皇帝是抢夺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鲁迅称之为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声音”。

苏曼殊认为，为“愤满人之作，作者真有心人矣。……其第七回便写一焦大醉骂，语语痛快。焦大必是写一汉人，……焦大所云……字字是血，语语是泪。故屡次禁售此书，盖满人有见于此也。今人无不读此书，而均毫无感触，而专以情书目之，不亦误乎？”

一次，苏曼殊与友人去牛肉馆吃饭，进入雅座，还未坐定，店家便过来阻止，称是专供给外国人的。未几，几个外国人进入雅座，竟然是几个入了日本籍的广东人。作为广东人的曼殊遂于报端发表，开篇即悲愤曰：“吾悲来而血满襟，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吾闻之：外国人与外省人说，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亡于广东人手。”

1905年，苏曼殊在南京陆军小学任教，曾多次去明孝陵凭吊，每每感伤落泪，浸透罗帕。某日，曼殊游明孝陵时偶得明故宫瓦当一枚，视为珍宝，制绫为衣，枕之而寝，说是防他人盗去。日后，他还请陈去病为瓦当赋诗，足见珍爱程度。

辛亥革命爆发时，苏曼殊在爪哇闻讯极为兴奋，急欲回国。他在给柳亚子、马君武的信中说：“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

1915年，苏曼殊在日本写信给郑桐荪、柳亚子道：“小园嘉树列植，足以流盼。时解衣觅虱，放于地上。有一侏儒亦于发中发出一虱，强谓余过彼。余言，‘余之虱自身上，色白；子之虱自头上，色黑。何强加余以过？’侏儒语塞。然吾是弱国之民，无言以居，无心以宁。亚子岂知吾愁叹耶？”信笺上“吾是弱国之民”数语，行墨间隐隐有泪痕。

1916年间，国内形势动荡。某日，刘半农与苏曼殊晤面，室中点着一盏暗暗的石油灯，二人靠着窗口，各自坐了张低低的软椅，刘兴致勃勃地与曼殊谈论西洋诗。刘说了半天，曼殊并不开口，只是慢慢地吸着雪茄。到末了，他忽然高声说：“半农，这个时候，你还讲什么诗，求什么学问！”

苏曼殊写道：“众人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

三、苏曼殊革命

1902年，苏曼殊经冯自由介绍，加入了陈独秀、蒋百里等创立的爱国组织青年会。次年，曼殊由横滨侨商保送，转学至成城军校，学习陆军，立志做一个杀敌的军人，与蔡锷为先后校友。

1903年，俄国拒绝从中国东北三省撤军，东京留学生自发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苏曼殊亦加入其中。军国民教育会规定，成员必须每月义务捐款四角，曼殊生活拮据，可每次都捐一到两元。为培养军事人才，他与廖仲恺等人组织牛込区的留日学生成立义勇队，每天清晨到大森操场，由黄兴教授枪法，练习射击。

苏曼殊参加革命活动，遭到了表兄林紫垣的反对，林停止了对曼殊的资助，迫使他放弃革命活动。9月上旬，曼殊决定放弃学业，回国投身革命。临行前他作诗两首赠别恩师汤国顿，其中一首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曼殊还给林紫垣留了一封“遗书”，称抵达上海即跳黄浦江，以表达对林阻扰其革命的愤懑之情。

抵达上海后，苏曼殊先由友人安排，到苏州吴中公学社任教，曾应同事包天笑之请，为其绘《扑满图》扇面。扑满是泥制的贮钱罐，丢入铜钱只进不出，只有等积满后扑碎了它才可取出。这幅图一语双关，扑满者，扑灭满族的清朝也。

香港传闻哥老会龙头杨洪钧、李云彪被康有为折辱，从惠州剃度后刚回到香港的苏曼殊义愤填膺，向陈少白泣诉道：“康有为欺世盗名，假公济私，聚敛钱财，污辱同志，凡有血气，当歼除之！”并向陈借手枪。陈忙劝阻，告知枪支都是有登记的，不能轻易外借，如果有意外，则牵累不少。曼殊失望而去。

江南新军征兵，苏曼殊、伍仲文多次与标统赵声商量，并帮助赵翻译了一些军事资料。某次席间，伍仲文问曼殊道：“佛弟子私参军制，不是要动杀机吗？”曼殊答：“住兵卫国，必出自征兵制度，参与这件事，也是一种善行啊！”

南京陆军小学学生革命思想甚为活跃。有一次，国文教员钟某赴沪，苏曼殊代其授课，学生王某的作文多有指斥清政府之语。曼殊批改完毕，在文末写了一个“密”字，并将王某叫到其卧室，告诫王某，不要这样显露，以免招来不测之祸。

苏曼殊与浙江光复会的秋瑾、陶成章、龚未生等人很是熟稔，故光复会曾通令会员，尊曼殊为文化导师。

1907年，到南京策反新军的革命党人孙毓筠（光绪帝师孙家鼐的曾侄孙）因事情泄露被捕后，被端方以美人计笼络，圈在端方督署的后花园。党人担心孙变节，遂举章士钊写信敬诫。章斟酌再三，觉得不好拿捏措辞轻重，难以落笔，于是委托苏曼殊捉刀。曼殊写下七绝一首云：“小楼春尽语丝丝，孤负添香对语时。宝镜有尘难见面，妆台红粉画谁眉？”以“春愁”比兴，提醒读信人勿忘往日“恩爱”。南京光复后，孙毓筠获释，出任革命军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但袁世凯称帝时，又参与组建“筹安会”。曼殊“妆台红粉画谁眉”，可谓对其一生的谶问。

1913年7月21日，苏曼殊以个人名义在《民立报》上发表了词锋凌厉的《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讨伐袁世凯，檄文称：“……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操屠刀，杀人如草；幽蓟冤鬼，无帝可诉。……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魂！尔谛听之！”檄文发表后，曼殊遭到上海护军使郑汝成的通缉，遂避到杭州。

三、苏曼殊逸事

苏曼殊名号、别号、笔名众多，世人却皆通晓其法号“曼殊”。“曼殊”本为其师兄法名。“曼殊”原为文殊菩萨称号，文殊司智慧，“曼殊”之意为“妙”。

苏曼殊生性好奇，好弄玄虚，其笔名众多，甚至随意使用古人姓名，如宋玉、郭璞等。柳亚子称曼殊笔名之多不输于明末著名学者傅青主。

苏曼殊本名元瑛，玄瑛是柳亚子为其所改。因康熙名玄烨，故清朝避讳玄字，连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也改为“天地元黄”，柳亚子偏不服气，常将元字改为玄字，于是曼殊的“元瑛”也被柳改为了“玄瑛”，此后曼殊也作苏玄瑛。曼殊仰慕的元朝画家倪瓒亦字“玄瑛”，颇为巧合。

在长沙任教时，苏曼殊每次上课，先学生至，重诵读，开卷略加讲解，即喃喃不辍。至全堂诵声大作，曼殊以右手支颐，入睡乡矣。迨闻铃声，则开目微笑，夹书而去。

在长沙，苏曼殊并不作僧人打扮，是以实业学堂的学生们并不知他是出家人。离开长沙时，曼殊邀学生同到牛肉馆吃饭，他坐在一旁，并不举筷子，问他，则笑而不答。吃完后，师生还同拍了一张照片留念。曼殊坐到车上，取出袈裟披上，俨然是一僧人，学生们惊诧不已，看他的帽子，才知道辫子是假的，他平日戴着帽子，并不露出头顶，学生们到这时才恍然大悟，相与大笑。

苏曼殊的，最初在南洋某报连载，结果后来某报停刊，又改在上海《太平洋报》连载，结果《太平洋报》也停刊，稿尚未完，于是改为印单行本。

1907年10月4日，苏曼殊前去拜访蔡哲夫，称当日为自己生辰。实际据苏家族谱记载，曼殊生辰为9月28日，10月4日为清代文学家朱彝尊（字竹垞）的生辰，曼殊对其颇为尊仰，故说该日为自己生辰。蔡不明就里，当即按广东习俗，用猪肉、猪肝、鱼肉熬成“三及第粥”，为曼殊贺寿。曼殊大为高兴，连吃两碗，之后又提议玩叶子戏，然不擅此道，屡屡败北。蔡请曼殊作画，曼殊不愿动笔，反让蔡为他治印，蔡遂为其治“与竹垞同日生”章一枚相赠。

1909年夏，苏曼殊与好友刘季平避暑于杭州白云庵禅院，意外收到一封匿名的恐吓信。大意是，革命党人早就看出苏曼殊形迹可疑，与叛徒刘师培、何震夫妇瓜葛甚密，警告他若再敢与刘、何二人沆瀣一气，不加收敛，阎王殿上就会立刻多一个新鬼。此信为同与曼殊住在白云庵的革命党人雷昭性所写，曼殊见后惊恐不已，匆忙逃到上海。

1909年，苏曼殊在西湖，常去孤山找一位卖茶的姑娘，还带她到白云庵去玩过。曼殊离开白云庵后，他的包饭就送给这位小姑娘吃。姑娘后来一直在孤山卖茶。许多年后，诗人严梦多次去孤山谒墓、写稿，品尝过她所卖的绿茶、藕粉。他猜测这姑娘是爱过曼殊的，由此写下散文《梅花的微笑》，发表在《大公报》上。

一次，苏曼殊与友人闲话，其中一人于衣中扪得一虱，将毙。曼殊急加阻止，说：“不要毙，只掷之窗外即可。要知道，捉在你手里，它已经痛楚无比啦！”又一次，曼殊宿友人处。深夜，其家人鼓噪而起，谓有小偷入室，明灯搜捕，则已逃遁。曼殊摩挲睡眼，问道：“贼抓住了吗？千万不要伤害他，给他二枚小银元，放他走吧！”大家都笑了：“和尚可真慈悲啊！”

苏曼殊潦倒扶桑时，衣垢无可换。旅馆有暖气，一日室温温然，颇有春意。曼殊于是脱衣洗涤，放在暖气片上烘干。未料不久，暖气停放。第二天，曼殊只好卧床不能起，直待湿衣自然晾干，才得以御之外出。

某年腊月的一天，一姓陈的广东人，不知何故在岳王庙附近被警察拘留，缚于树上。其人面貌清癯，戴有眼镜，虽被缚，却不肯让人去其眼镜。事情传人诸宗元耳中时，他从其人长相、特点判断“此必我友”，耽心天寒，若强剥其衣，必然冻死无疑，乃急使人以电话询问岳王庙警察所。对方答复：已由其同乡苏姓保释。诸松了一口气，说“这肯定是曼殊”，后来见面询问，果然不错。

苏曼殊与李叔同都曾留学日本，都先后出家为僧，并曾在上海《太平洋报》为同事，二人都以诗书画并绝而著名，且都以笔名数量繁多著称，苏曼殊曾在给朋友的书信中署名“弘”，而李叔同法号“弘一”，可谓巧合。有趣的是，曼殊在日本时曾观看过李叔同创立的春柳社的话剧，对此种新剧颇不赞同，称：“黑奴吁天录、茶花女遗事……诸剧，都属幼稚……”李叔同未剃时，其友人曾对他说：“曼殊一出家，你们这些开伤感主义风气之先的文人就更认定人生是悲剧，是苦空无常。”

苏曼殊去朝圣的路上，曾路遇老虎。一次，曼殊到河边洗脸，突然从河对岸的丛林里窜出一只黄虎，昂着头，双耳直竖，眼睛盯着曼殊，一动不动。大约相持了十来分钟，老虎似乎觉得曼殊没有什么恶意，就俯下头到河里饮水，之后转身消失在丛林中。曼殊见老虎离去，长吁一口气。当天晚上借宿在不远的村寨中，曼殊将白天遇到老虎的事告诉村民，村民听后全都惊诧万分，说他福大命大。

苏曼殊与柳亚子同住在上海时，柳子无忌已六岁了，曼殊总将他当成女孩子，有时还将他的名字改作无垢。他曾送给柳无忌一套风景画片，上书“无垢女公子收入”，又曾送给柳无忌绢花两朵，附信中写道“无忌女公子哂存”。一直到1917年柳无忌11岁时，曼殊才承认他是个男孩子。柳亚子的次女出生后，柳亚子为之取名无垢，以此纪念曼殊。

苏曼殊爱打麻将，周南陔记载：“曼殊在青岛时，日与觉生之夫人，日人萱野长知之夫人，及予，以赌麻雀为戏。席地而坐，予极苦之。而彼等悉乐此不疲，日日迫予为此。予每见居公长女公子来呼，及彼等来呼，辄谓宣布死刑云。久之，此语流传甚广，传为成语，咸谓麻雀戏为宣布死刑也。顾曼殊虽好此，而技甚劣，每赌必输。惟百事均可懒，而闻赌即踊跃矣。”陆灵素也记载，民国元年，曼殊到访，吃罢八宝饭，兴致颇高，邀请他们作“意钱之戏”，陆推说不会，不能成局，曼殊“颇怏怏也”。

在杭州白云庵居住时，苏曼殊曾自述一联：“小窗容我静，大地任人忙。”据郑逸梅记载，后来有人在普陀普济寺看到曼殊为该寺写的巨幅对联云：“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

三、苏曼殊飘零

苏曼殊从不对人谈及其身世，即使亲密如刘季平、陈独秀亦不言及。刘半农曾在信中谈及其小说《碎簪记》，曼殊复信竟一连用了两个不必问。他答道：“所记固属子虚，望先生不必问也。……不慧正如图腾社会众人，无足为先生道也。今日病少除，书《人鬼记》，已得千余字。异日先生如见之，亦不必问也。”

沈燕谋回忆，苏曼殊于身世，本有难言之隐。偶尔向沈口头陈述，十九语焉不详。若加询问，他总是说：“无聊得很，无聊得很。”

关于苏曼殊的身世，存在诸多猜测，其友人陈独秀、柳亚子柳无忌父子亦对此进行了诸多考证。1969年，苏曼殊九妹苏慧珊揭开了曼殊身世谜底：其父苏杰生长年在日本横滨经商，娶日妾河合仙。河合仙有妹河合若，年在妙龄，随河合仙来到苏家，愿作苏杰生偏室。河合若胸前有一红痣，苏杰生见后称：“伊当生有贵子。”遂与河合若同居。河合若身怀六甲时，曼殊二叔苏德生在国内为苏杰生聘娶第三妾大陈氏，来到横滨，见河合仙姐妹后，将二人逐出家门。苏杰生只好另觅房屋安置河合仙姊妹，不出数月，河合若即生曼殊。

苏曼殊出生三个月后，河合若回到娘家，后嫁给一名日本军人。曼殊便随河合仙一起生活，亦曾一度被生母接到东京。曼殊六岁时，因苏杰生的妻子黄氏年届不惑，妾大陈氏连生女儿，苏家子嗣仅长子苏煦亭一人，有“香火”之虑。苏杰生便乘机告知曼殊的存在。苏家人听罢大喜，马上将曼殊接回苏家，带回老家广东香山县沥溪村生活。苏曼殊虽得祖父母疼爱，但在家中屡遭到黄氏、大陈氏等人冷眼。

7岁开始，苏曼殊入村塾读书。很快，曼殊便表现出过人之处，写字速度异常迅速，为他人所不及。但他性格孤僻，极少与人交谈，然而一旦与人交谈，遇到与他意见不同的，必与人争辩，滔滔不绝，一直驳到对方无可置喙为止。

1895年，苏杰生携妾大陈氏及女儿们赴上海经商，而长兄苏煦亭则到日本随表兄学习商业，独将虚龄12岁的曼殊留在沥溪老家。当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国人仇视日本人，曼殊独自在老家被族人视为“异类”，遭到唾骂。曼殊“感怀身世，郁郁不安”，以至于认为自己是遭到抛弃，被苏家收养的日本人。日后，他曾在《燕子龛随笔》中以前人诗自况，悲云：“挑灯含泪叠云笺，万里缄封寄可怜。为问生身亲阿母，卖儿还剩几多钱？”

次年3月，苏曼殊由姑母带到上海，找到父亲。他对父亲说，一家数十人，最爱他的是祖母，嫂嫂还算贤良，婶婶和亲戚则轻视他，因而“淡观一切，矢志永不回乡”。从此，曼殊再未回到家乡。

1897年4月，因祖父病重，苏杰生回到家乡，在上海读书的苏曼殊随大陈氏一起生活，受尽虐待。到11月间，祖父病重，大陈氏携女返乡，将生活用品尽数带走，连被子的被面被里都拆走，仅留一条棉胎给曼殊度日。大堂兄苏维春从日本返乡，途径上海，得知后极为不忍，为曼殊重新买了被子。

大陈氏离开后，苏曼殊便托付给姑父姑母照拂，境况依旧不好。曼殊后来翻译雨果的，里面杜撰某姑母逼迫寄养的侄女为娼，大概为对姑母当年冷眼相待之控诉。

苏曼殊为庶母大陈氏虐待，却对大陈氏所生的几个妹妹很是爱护。1898年春，曼殊随表兄林紫垣赴日本读书，甫一下船，得知此处正开展会，急忙到花粉店选购了各式胭脂水粉送给年幼的妹妹们。同行的表兄、堂兄素知他性情，一笑了之。

在日本大同学校读书时，一日，教员陈荫农在课堂上谈及某事时说：“汝等谁为相子者举手。”日语“相子”指混血儿，当时旅日华侨称华父日母的混血儿为“相子”。全班举手者过半，曼殊亦在其中。

苏曼殊在日本求学的费用由表兄林紫垣提供，林生性吝啬，每月只支助曼殊十元。当时，留日学生可以靠译书赚取稿费，但曼殊儿时在乡间只上一年村塾，且因其身体羸弱，一年村塾学习有大半在病中，故国学功底较差，不能胜任翻译一事。曼殊只能住日本最穷的学生住的最低廉的“下宿屋”，吃的是掺了石灰的白饭。但他安之若素，不以为苦。为了节省火油费，他晚上竟不点灯。同住者问他，他则答曰：“余之课本，日间即已熟读，燃灯奚为？”

1903年，父亲苏杰生得知曼殊到香港后，曾到香港中国日报报社找曼殊，催促他回乡完婚。曼殊避匿室内，坚决不出，陈少白劝之再三，他唏嘘不答。不多时，曼殊告知陈他决意出家为僧，准备到某寺拜师受戒。陈以为他天性凉薄，遂赠其数十金，资助其成行。几个月后，曼殊再出现在香港时，已经是缁衣芒鞋。

次年3月，苏杰生沉疴缠身，奄奄待毙，他托同乡简世锠到香港寻苏曼殊，规劝其回乡，希望临终前父子见上一面。但曼殊对简说：“我身上无钱，请伯父先回去。我到友人处借钱，然后回去。如果无钱回去，会被家人小看。”3月15日，苏杰生去世，曼殊拒绝奔丧，而是择道直奔上海。

据苏曼殊九妹苏慧珊说，简世锠是苏父逝世时才到香港找曼殊回乡奔丧的。曼殊问简：“父亲在世乎？”简回答：“已去世。”曼殊说：“父亲若在世我即回去，今云父亲已去世，回去无甚意味。”遂没有回乡奔丧。

1907年，苏曼殊在东京与养母河合仙会面。此时河合仙已经嫁给了一位日本商人，见面是想告诉曼殊自己再嫁之事，并准备让他与自己的丈夫见面。大约一个月后，曼殊与母亲及母亲的丈夫会面。曼殊似乎对母亲再嫁之事颇为不满，将见面地点选择在日本人用于政治会谈的料亭，且拒绝用日语与母亲交谈，两次见面都是友人陈国权同往，任其翻译。

苏曼殊养母河合仙在看过何震编辑的曼殊画作后写道：

吾儿少不聪明，兼多疾病，性癖爱画，且好远游。……及检其过去帖，见其友刘子所赠诗，有云：“享君黄酒胡麻饭，贻我《白门秋柳图》。只是有情抛不了，袈裟赢得泪痕粗。”……余询知其为思我及其姊，亦下泪语之曰：“吾儿情根未断也。”今吾儿又决心将谒梵土，审求梵学。顾儿根器虽薄弱，余冀其愿力之庄严。为诗一首，以坚其志。

月离中天云逐风，雁影凄凉落照中。（吾儿画此景最多）

我望东海寄归信，而到灵山第几重（儿尝作《灵山振衲图》）。

诸宗元回忆，苏曼殊与友人交谈，“每言及其母，辄作长谈。每曰：‘我必有以慰老人之意。’其行役时，虽不挈一物，而老母之摄影必置襟囊间。其与友人交谊笃挚者，必以其母之摄影相赠”。

二次革命失败后，苏曼殊咄咄书室，郁郁不乐，有时拥衾病卧，竟日不食，食则立进饭五六盂。每每叹息：“飘零之痛，愈于斯乎？”曼殊操普通话而杂以粤音，读“飘零”之“零”如“楞”，听了使人尤其感到痛心。不久，曾经帮助宋教仁起草过国民党大政见书的徐血儿，忧伤病死。姜可生重游上海，曼殊蹙额以告。两人驱车会馆，抚棺恸哭。

三、苏曼殊孤寂

苏曼殊友人杨笃生曾对其兄杨性恂说：“曼殊固深于忧患者。”曼殊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亡友笃生曾尼不慧曰：‘此道不可以之安身立命。’追味此言，吾诚不当以闲愁自戕也！”

在日本留学时，苏曼殊曾对同学张世昌说：“你父母双全，真是幸福，但我则孤身一条，身世凄凉。”

在苏州吴中公学时，苏曼殊对吴侬软语一窍不通，只能与同仁们作笔谈，闲暇时则整日沉默寡言，偶尔涂抹几笔画，作数首小诗。

1903年冬，苏曼殊持冯自由的介绍信到达香港，找到陈少白，住在陈家。他“性情孤介，足不出户，住宿之余，鲜与人语”。陈在《中国日报》的同事王秋湄回忆：“子谷稚气未除，衣履不整，莫辨菽麦，性嗜闲食，行动怪诞，同事以其为书呆子，多不与语，独某君（指陈少白）则殷勤招待，优渥备至。子谷在港，除某君外，别无友侣。”

1904年，苏曼殊到长沙任实业学堂舍监。舍监一职最为卑微，所以他常被学生侮弄。他常背人兀坐，歌哭无常，见人时，目光炯炯直视，数分钟不转瞬，举校称他为“苏神经”。他饮食无常度，有时兼人之量，有时却又数日不食。同事回忆，他“日闭居小楼，少与人借鉴，喃喃石达开‘扬鞭慷慨莅中原’之句，并作画而焚”。

1904年秋，从长沙回到上海的苏曼殊开始出入于青楼妓馆，常邀一林姓女校书夜乘马车同游四马路。他还爱吃西餐，常请客，每次宴客必请很多人，自己认识的人不多，必托友人辗转相邀。问他何故，答曰：“客少，不欢也。”客至便开席，宴罢即散去，不通姓名，也不言谢，众人都很惊讶。秦毓鎏感慨：“曼殊上人游戏人间，其视金钱如粪土。”

蔡哲夫回忆1905年秋第一次在西湖边遇见苏曼殊的情形：“乙巳之秋，……一日，过灵隐岩前，见一祝发少年，石栏危坐，内衣毳织贯头，眉宇悲壮之气逼人。余以为必奇士，大不得已而为之也。今读斯图，知曼殊是岁必客西湖；因语曼殊，遂知当日所见，固曼殊也。”

苏曼殊成年后第一次见到养母河合仙，河合仙送给曼殊一把日本刀。1905年，曼殊客居南京时，默默寡言，友人时常强与之谈。他常拿出这把刀示人，说是老母在东岛所赠。

在南京陆军小学任教时，苏曼殊喜画兰。一天，同事章木良、伍义伯闲谈南宋诗人郑所南（善画兰），曼殊入座。章木良问：“大和尚之兰与所南之兰相比何如？”曼殊说：“何敢比郑！”伍义伯说：“苏、郑等量齐观，但有独到处，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曼殊默然，以为知己。

1906年秋，苏曼殊随陶成章、龚未生由安徽到杭州，住在白话报馆，谋划起义之事。当时杭州传有谣言，称陶、龚等人已召集八府义士三千人，准备于9月12日攻打省城。浙江巡抚遂准备缉拿陶、龚等人，陶、龚得知消息后，忙到上海暂避。曼殊一人留在杭州，颇为寂寥，他在给刘季平的信中说：“举目无亲，欲航海东游。奈吾表兄尚无回信，欲南还故乡，又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是以因循海上，卒至影落江湖。无可奈何……”

在上海，苏曼殊寄居在第一行台时，每晚必叫堂差（妓女），且不止一人。到了之后，他叫来酒菜，请她们吃，因为他有胃病，故自己不陪他们吃。等她们吃完，他已经上床了。如果他已经睡着，她们便可以自行离去；如果他还未入睡，必让她们静坐恭陪。他叫的堂差多为苏州籍，个个美貌，但他对她们从未动手动脚。

苏曼殊曾在给刘季平的信中感喟道：“曼处境苦极，深契如兄，岂不知之？家庭事虽不足为兄道，每一念及，伤心无极矣！嗟乎，刘三，曼诚不愿栖迟于此五浊恶世也。”

周南陔说：“曼殊之为人，外虽和易，而内有僻性，故落落寡合。……尝与予深谈甚久，心郁郁不得志，有生何为而死何迟之恨。”

郑桐荪说苏曼殊：“他少年时本是极热心，中年后悲观极深。他的拼命吃巧克力、八宝饭、雪茄烟，实是一种自杀政策。金钱到手拼命乱用，无钱则忍饿终日。好吃花酒，而却与他所做的倌人（名花雪南）极少交谈，盖彼之所好不过一场热闹而已，不在花亦不在酒也。”

苏曼殊的《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云：“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三、苏曼殊遁世

苏曼殊幼时，在东京见到一位裹头法师，颇为喜欢，此后很爱模仿奈良时期裹头法师的装束。是年，一位过路的相士偶然见到曼殊，忍不住驻足感叹道：“是儿高抗，当逃禅，否则，非寿征也。”

1896年春，身体羸弱的苏曼殊大病一场，婶婶将他置之柴房以待毙，幸得嫂嫂为他延医问药，照顾饮食，才得以痊愈。身体稍好，曼殊就随化缘和尚赞初法师到广州六榕寺出家，作了一名驱赶乌鸦的小沙弥。一日，曼殊偶尔捡到一只受伤的鸽子，烹食吃下，犯了大戒，被逐出寺院。

苏曼殊之侄苏绍贤回忆：“先叔……初入大同学校，常于暇绘僧像，学念经，以为乐。所著之衣，所剃之头，一举一动，酷类僧人，同学咸呼之曰‘苏和尚’。”

1900年，因心爱之人殉情，苏曼殊到广州新会县崖山慧龙寺出家。住持起初不愿意为他剃度，他伤心落泪，凄楚地说道：“大方家请毋吝此区区一席地，容我潦倒残生。不然，将自刎座前矣。”住持惧怕，只好留下了曼殊。

此后，苏曼殊行脚到番禺县海云寺，此处“小楼三楹，朝云推窗，暮雨卷帘，有泉有茶，有笋有芋。师傅居羊城，频遣师兄，馈余糖果饼糕，甚丰”。继而曼殊又行脚到白云山蒲涧寺，“山斋饭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山寺中北风甚烈，读《放翁集》，泪痕满纸，令人心恻。最爱其‘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一绝”，遂以诗意作《剑门图》，悬挂避间，谁知竟被香客窃去。

有位来自草堂寺的游方僧常见苏曼殊眉目之间堆砌愁惨之色，便问道：“披剃以来，奚为多忧生之叹耶？”曼殊回答：“今虽出家，以情求道，是以忧耳。”他在蒲涧寺没待多久，便悄然离去，返回日本横滨。

1903年，苏曼殊在广东惠州第三度削发为僧。陆丹林在《记曼殊出家及欲枪击康有为事》一文中写道：一日，曼殊“忽告陈先生，谓决意出家为僧，欲往省城受戒。陈……送数十金，以资其行。去数月，复回，则居然僧衣僧履，罩以薄棉蓝布长坎肩。询其情况，自言：出门后，茫无所知，既而囊金欲尽，相识者荐往惠州某庙落发。庙为破庙，住持其一老僧，即其师也”。

此寺颇为荒凉，距离村庄很远，没有寺产，仅有师徒二人，每天要到附近一二十里的村庄去化缘，还要砍柴担水，才能勉强度日。如果遇上下雨，则有断炊之忧。曼殊到后，要代替师傅下山化缘，此地贫瘠，募化不易，常食不果腹。曼殊知不可留，一日乘师傅外出，遂窃取已故师兄之度牒（注：僧人的身份证明和户口），及其仅存之银洋二角逃走，回到广州。曼殊对陈少白述及出家之事，形状惫甚，且索食甚急，陈遂令人煮粥饷之，恐其不能胜食气。从此，曼殊便以师兄的法号博经自命，过起半僧半俗的生活。

有研究者认为，苏曼殊的前两次出家不足为信，是曼殊后来杜撰的，其意大概是为了强调其佛缘。南怀瑾更是认为，曼殊实不曾出家，只于广州某寺院得一亡僧之度牒，遂以出家人自处，始终徘徊僧俗之间。

1904年，由朋友资助，苏曼殊以玄奘、法显为榜样，万里投荒，南游泰国、缅甸、印度、越南等国，考察佛教圣地，刘季平称其为“白马投荒第二人”。在越南时，曼殊曾烙臂受戒。后他在南京某小学任教时，一日在卧室与一王姓学生谈话，谈话时曾换去长衫，王生亲眼看见他手臂上有九个香洞，问他，才知道是越南皈依时留下的戒疤。

苏曼殊途经锡兰，凭吊断塔残垣，凄然泪下，有诗云：“恒河落日千山碧，王舍号风万木烟。”

抵达斯里兰卡后，苏曼殊驻锡菩提寺。当地习俗以僧侣为最尊，受十方供养。寺中不置香积厨，不开伙食。住持每天两次，率领僧众，身披袈裟，敲击法器，招摇过市。居民闻声，争先出户，各以饭食相献，且跪拜迎送。对此，僧众一律不予答礼。因为在当地袈裟被认为是佛教的标帜，信徒们认为向僧人跪拜是向袈裟跪拜，故而僧众不必向群众答谢。

龚藕生曾好奇地问起苏曼殊皈依受戒时的情形，曼殊答：“师言不可为外人道，违则不利于己。”龚再三要求曼殊说，曼殊于是盘膝上坐，披了一条白线毯在和服上，双手合十，作出受戒时的样子，为龚详细说明。不料第二日清晨，曼殊左小臂上的戒疤开始红肿，疼痛不已，十几日才痊愈。

1908年，苏曼殊本想入真宗大学，谁料肩下生疮，卧病在床，此事遂作罢。此时革命处于艰难之时，同盟会与光复会矛盾重重，而友人章太炎和刘师培亦反目，曼殊心情郁郁，在给刘三的信中说：“人事牵引，浊世昌披，人怀猜恨，奈之何哉？”

1910年，苏曼殊再赴印度，与几位僧人一起，居芒竭山寺。他在给高天梅柳亚子的信中说，山中多果树，他于一月之中，每日只吃自己采摘的五六十枚鲜果，心头窃喜，说今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了。唯独他六天才方便一次，颇以为苦。之后又得了痢疾，方知“去道尚远，机缘未至”。

有人回忆，印度人对苏曼殊“深敬礼之，谓支那文士，莅兹土者，独有南海康长素及师耳。康氏旁通，好谈释典，时涉臆说。师精研梵文，座坐酬对，初无一字及经典，岂所谓善《易》者不言《易》矣”。

三、苏曼殊入寂

自1915年，苏曼殊身体愈加孱弱。是年4月，他在与邵元冲书中云：“吾病两日一小便，五日一大便，医者谓是散里躲扶斯病，劝余每日吸鸦片三分。”

1916年，周南陔回忆与苏曼殊游青岛崂山的情形道：“忆民国五年，曼殊在青岛，与之游崂山。汽车半山而止，复乘山轿。曼殊即不胜其惫，怨言思归。一步三退，游兴为之锐减。当时强之行，并迫其不许多语。而曼殊困苦之色，现诸眉宇。盖其体力精神，内亏已甚矣。宿崂山下宫，夜半，曼殊忽喧呼有鬼物擎其足，惊惧竟夜，予沉酣独不知。同行者为刘白先生，伴之竟不能眠，亦奇事也。”

次年，苏曼殊住进了上海霞飞路某医院，陈果夫回忆：“先生生的是胃病，在医院里很苦，……邓孟硕先生和先生很密切的，常常送菜来给他吃。他是没有主意的，胃口稍微好些，一餐就吃完了，所以他的病总不容易好全。那些时来看望他的同志很多。每天晚上，我总到他那里谈谈。有时他讲些游玩风景，有时讲些佛经的真谛。他自己也讲到他病的原因，必须自己改过自己的性情。”

张卓身来探望，问苏曼殊室内何以将炭火烧得如此炎热，曼殊告诉他，自己体温低，极度畏寒。

不久，苏曼殊住进宝昌路某医院。周南陔前去看望，曼殊握着他的手说：“身畔无一时计，日夜昏昏，不知命尽何时？”周解下所佩的怀表相赠。曼殊又骂医生不善看护，请周代他和医院交涉。周去找院长，院长拿出三四包糖炒栗子，反而抱怨说，曼殊不遵医嘱，私下食用禁忌之食物，这便是从曼殊枕畔搜出来的，这样病怎么可能迅速痊愈。

程演生到医院看望苏曼殊，曼殊拿出多张当票，让他为其赎当，程亦无钱，未能相助。之后程北上，曼殊犹托他带书信一封交予陈独秀、蔡元培，说想请二人为其谋取学费，准备病愈后到意大利留学，学习绘画。

1918年春天，苏曼殊转到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居正也在广慈医院治疗，住在曼殊隔壁。周南陔去看望曼殊，听居正说，曼殊已病入膏肓，无法治愈，但他又特别怕死。周让居正编个神话宽慰他，居正便去对曼殊说：“夜来梦一神人如佛状，云中宣言曼殊病当速瘳，予复为子求福，良久乃寤，子疾必愈矣。”曼殊闻而大乐，于衾中合十谢佛祖及居正，其状尤可悯。

2月中下旬，苏曼殊写信给柳亚子，告知已经不能起立，日泻五六次，待到3月，再致信柳亚子，病已愈深，日泻达六七次之多。

苏曼殊去世前，郑桐荪与朱少屏去看望他，他对郑说：“前几天几乎要死，现在已经出险，以后我的雪茄烟及糖，不能再乱吃了。”

平智础过上海，与龚未生到医院看望，曼殊已经病骨支离，奄奄一息，弥留之际，对诸友说：“对不住……”待孙伯纯得悉到病榻前探望时，已不能语。

1918年5月2日下午4时，苏曼殊留下一句“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然后离开了人世。除了几只粗陋的箱子和一些胭脂香囊，曼殊再无遗物。友人在其枕畔发现一纸球，上书“僧衣葬我”四字。但是最后入殓时，穿的是他平生不曾穿过的一般绅士所穿的蓝袍马褂、黑缎鞋。

苏曼殊的后事由汪精卫等料理，办丧事的费用为戴季陶、叶楚伧等友人所凑，孙中山夫人也捐了四十元。5月4日，其灵柩暂厝广肇公所，时许多革命党人因被通缉，无法走出租界，故送灵的只有孙伯纯、日本人滔天氏的夫人、日本人龟井以及一位不知名的广东人而已。

6年后的1924年6月9日，由孙中山出资千金，令苏曼殊友人陈去病营葬西湖，陈的女弟子徐忏慧慨然从西湖孤山之阴自营生圹（生前预造的坟墓）中划出一部分，作为曼殊安眠之地；与之遥对相望的，是南齐名妓苏小小的义冢。

安葬苏曼殊后，众人到附近饭馆就餐。陈去病、居正、林之夏皆纵酒而饮，大醉不止，历诋时人，批评政局。诸贞壮让酒保藏了酒具，谎称酒尽，但三人仍不肯休。诸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座中各位已为曼殊之死无限悲伤，何可更作酒悲！”乃共罢饮。林之夏醉得踉跄难行，若不是诸贞壮搀扶，他几乎无法渡湖回家。

三、苏曼殊景慕

苏曼殊死，柽山先生挽之曰：“君与基督同年死！”盖苏曼殊死时三十五岁，与基督同。

苏曼殊去世后，其友人柳亚子为其作传，搜寻、编撰遗诗遗稿，对其身世、作品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使世人得以了解曼殊其人其作。柳亚子之子柳无忌亦承父业，进行苏曼殊研究。

日本学者增田涉研究苏曼殊，鲁迅曾致书云：“研究曼殊和尚，确比研究《左传》《公羊传》等更饶兴趣。”

苏曼殊去世后，有人说其作品非革命党人所作，李焰生为之辩护道：其一，曼殊之为人笃于性情，其见诸文字，芬芳悱恻，一如其人。其二，曼殊之为人天真未凿，行年三十余，犹不失其赤子之心。其三，革命党人最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然在曼殊心目中，则直不知富贵威武为何物，尤不知其何能淫人屈人。“盖曼殊胸次湛然，殆如秋水之不着尘埃。有此三者，党人自孙公一下皆敬爱之”。

传闻苏曼殊生前颇多女弟子，其中一位罗曼英女士，素有洁癖，衣服日易三四次，且必亲自洗濯。居室之内，窗明几净，洁无纤尘。偶有人过访，则危坐一旁，不敢稍近。其人去后，即加洒扫。客坐之椅，拂拭者再，比之医院对待病床犹且过之。进食必用特设之碗筷，肴膳都是亲自烹饪，如经他人之手，则摒弃不食。倘碗内发现灰尘飞虫之类，则并碗亦弃之不复用。惟于其师曼殊前，则极力隐忍，不敢稍加轻慢。

1928年1月，有人冒用鲁迅之名，到杭州孤山苏曼殊坟凭吊，题诗云：“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

30年代初，有人在杭州西湖苏曼殊墓前，看到一位日本女子，盈盈瞻拜。此女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游客中有懂日语的，讶而询问，始知女名千叶子，在东京以唱歌为生，曾与曼殊有过一段情缘。此次因献艺来华，故特拜谒曼殊之灵。

许多诗人、作家也慕名到孤山凭吊曼殊墓。诗人严梦归来后，还由此创作了诗剧《曼殊的春梦》。

苏曼殊之侄女苏绍琼天生聪明多感，与其叔曼殊同。苏绍琼观《曼殊集》，每读至缠绵悱恻处，时见嘤嘤啜泣，尝曰：“世界上与我情同者，三叔之外，又有谁人哉？”又曰：“精神痛苦，唯一的药就是死。”又作诗云：“孤寂的孤山呀！只有曼殊配作你的伴侣！”因其聪慧，为教师王晶慈所喜爱，同学中有嫉妒者，传言其与教师恋爱，遂被其母所恶。遇此变故，苏绍琼遂生厌世之心，饮药自尽，年仅16岁。

上海崇明岛一黄姓人家的儿子，生活遭遇与苏曼殊相似，熟读曼殊作品，热烈信仰曼殊，处处学习曼殊，作风同曼殊几乎一样，被称为“又一个曼殊”。

一度，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留学生甚至不知苏东坡、黄山谷，心目间只有这一对苏黄。

苏曼殊的作品尤为女读者所钟爱，有女子竟取曼殊遗像，嵌诸金边画框内，香花供奉，视如兰闱知己。杭州一女子读曼殊作品，寝食为忘，在书上题道：“苏僧画品清洁，诗亦新颖可喜，其怀人诸作，深情绵邈，尤令人有愿见颜色之思。”

三、苏曼殊品评

陈独秀说苏曼殊：“至于人情世故上面，曼殊实在也是十分透彻，不过他不肯随时俯仰，只装作癫癫疯疯的样儿，以佯狂免祸罢了。章太炎做的文章上，说他不解人事，几乎形容他是个傻子，其实他住在日本的时候，太炎和刘申叔冲突的原因，他完全是明白的。好在他们都当他是傻子，什么事不去回避他，而他也一声不响，只偷偷跑来告诉我。”晚年，陈在狱中说：“苏曼殊是个风流和尚，人极聪颖，诗、文、书、画都造上乘，是大有情人，是大无情人，有情说他也谈恋爱，无情说他当和尚。”

孙中山将苏曼殊与当时的名僧太虚和尚进行比较道：“太虚近伪，曼殊率真。内典工夫，固然曼殊为优；即出世与入世之法，太虚亦逊曼殊多多也。”

周作人对苏曼殊作了多方位的评价：

评价曼殊其人云：“曼殊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看他的绝句与小品文可以知道，又生就一副浪漫的性情，颇足以代表革命前后的文艺界的风气。”

批评他的思想云：“但是他的思想，我要说一句不敬的话，实在不大高明，总之逃不出旧道德的樊篱——这在诗人或者是难免的？……曼殊思想平常，或者有点像旧日读书人……”

评价他的诗文云：“他的诗文平心说来的确还写的不错，或者可以说比一般名士遗老还要好些，还有些真气和风致，表现出他的个人来，这是他的长处。”

评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云：“先生说曼殊是鸳鸯蝴蝶派的人，虽然稍为苛刻一点，其实倒也是真的。”“曼殊在这派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却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容易被埋没了他的本色。”

茅盾评论苏曼殊的作品说：“我好像看见作者的太赤热的心，在冷冰冰的空气里跳跃。它有很多要诅咒，有很多要共鸣，有很多要反抗。它焦灼地团团转，终于找不到心安的理想、些微的光明来。”

苏曼殊友人姚鹓雏评价道：“君心胸意趣如魏晋间名流，吐属妍雅，而蕴藉不露圭角。游人间世，翛然如闲云野鹤，不可以常意拘，类如此矣。张融所谓：‘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及见我耳。’又曰：‘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君其几之。……曼殊遗落一切，逸韵自喜，故著述不多，亦非经营刻意以为之者。天资绝特，于学无所不通，而深自敛抑，勿以炫世。善言《易》者不言《易》，朋辈中一人而已。”

梦舟将苏曼殊与李白相比较道：“太白肆傲人间，以获得后而贱视高官厚禄为得意；曼殊不傲也不谄，悠然物外，除了吸吕宋烟、吃冰、写作和病以外无他事，老早把高官厚禄看不上眼。翻开曼殊的遗札一看，任你如何找法，也找不出《李白与韩荆州书》那样的东西。在诗方面说，李白诗天马行空，雄放绮丽。而曼殊的诗，却没有一首不是充满了秀逸悲愁的意境的。……曼殊死在壮年里，人们多说他据有天才的华宫外，也有着非常之努力，故能够懂得几国的文字，同时又能够欣赏了那么多的古文艺作品。如果用普通人的学力去衡度，就在时间上算，曼殊也决不能学得那么多东西。其实曼殊有的，只是天才，天才之外，就是兴味。”

郁达夫说：“苏曼殊是一位才子，是一个奇人，然而绝不是大才。天才是有的，灵性是有的，浪漫的气质是很丰富的，可是缺少独创性，缺少雄伟气，……曼殊的才气，在他的译诗里、诗里、小说里、画里，以及一切杂文散记里，都在流露闪耀，可是你要求一篇浑然大成的东西，却在他集子里寻找不出。……笼统讲起来，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郁达夫又说：“苏曼殊的名氏，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是不朽的了。”

有人评价道：“作家许地山（落华生）是入世的‘真人’，而和尚苏曼殊是出世的‘情人’。”

文公直叹道，曼殊“如孤芳自赏之菊花，如出泥不污之莲花，如傲雪冲寒之梅花，如幽香淡雅之兰花。……曼殊之性情，过于狷洁，过于明白，故不为浑浊之时代所容”。

刘太希总结道：“曼殊上人一生，行畸，遇畸，文畸，诗畸，画畸，殆无不畸，庄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观于上人良信。上人之画，不必师南北二宗诸大师，而自合榘度，其所作，疑皆寓身世难言之恫，以不着点尘之笔，写不可一世之情，扣于窈冥，诉于真宰，一丘一壑，妙极其微，或钓艇荒滩，灵旗破庙，或金轮飞锡，千刃振衣，或敷行衰柳，摇落山川，或红叶小桥，有人吹笛，莫不神出古异，灵光接天，表圣有言，性情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上人画境，当于此中喻之，殊不能以一家一派，量度其价值也。”

友人高燮曾诗赠苏曼殊曰：“住心常觉众生苦，冷眼犹嫌热泪多。”

顾彬说：“苏曼殊是文言文最后一位大师，同时也是第一位对于病态没有采取回避态度的作家，在作品中对病态做了不加粉饰的描写。”

在陈平原看来，苏曼殊出于脱苦脱俗的需要，强迫自己信仰佛教，潜意识里却始终浮躁不安，他的作品正是“在东西文化、俗圣生活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的心灵的自白”。

茗山大师说，自己在“禅堂参悟，而曼殊于妓院得道”。

印顺大师说：“中国有两大诗僧，前有佛印，今有曼殊。”

戴季陶回忆道：“我还记得死朋友中，有一个苏玄瑛，这个人是我所不愿学，同时也是我所不能学的一个人。他的性情，也很有超绝一切的去处，但是他到底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结晶。就超生活的一面看，他也是一个人类中的优秀，却是在生活里面看，他倒是一个累世的人。这样的人，高而不崇，洁而不纯，于个人可成为良友，与社会绝不能不说是赘疣。”

四、蒋梦麟忧国

少时，蒋梦麟作短文，中有“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其日文老师中川毫不留情地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家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这句话如同利剑般刺进蒋梦麟的心里。是晚，他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1907年，蒋梦麟准备与友人冯子夷、陈伯平到安庆参加徐锡麟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上海鼎丰钱庄任经理的堂兄得知后，将蒋梦麟大骂一通，给了他400大洋，让他去日本参加展览会。在之后的安庆起义中，徐锡麟、冯子夷、陈伯平皆被捕，后被清廷杀害，而去了日本的蒋梦麟逃过一劫，幸免于难。

在日本，蒋梦麟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绩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他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22岁的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9年，在美国留学的蒋梦麟到旧金山的革命党人机关报《大同日报》任主笔。此后，蒋在孙中山的指导下，与刘成禺为《大同日报》连续写了三年的社论。开始时，两人轮流隔日撰写，常常开夜车到深夜。辛亥革命后，刘回国，便由蒋梦麟独自承担起每日社论的重任。

1932年1月28日下午，准备从上海乘火车返回北平的蒋梦麟，因淞沪会战，火车停驶，而滞留上海。是夜，蒋被一阵炮声惊醒，接着听到一阵轧轧的机枪声。他从床上跳起来，随着旅馆里的人跑到屋顶观望。天空被车站附近射出来的炮火映得通红，隆隆的大炮声，啪啪的机枪声终宵不断。第二天早晨，蒋再度爬上屋顶，只见被日本轮番轰炸的商务印书馆黑烟冲天，纸片漫天飞舞，有些碎纸片上还能看到“商务印书馆”的字样，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

日本人将北大看成反日运动的中心，日本的第五纵队经常伪装成学者到北大拜访，一些日本学者也不时前来，希望能争取北大的“友谊”。有一位日本学者曾对北大教授们滔滔不绝地大谈中日文化关系，蒋梦麟毅然说道：“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之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有什么文化关系存在。只要你们肯放弃武力侵略的野心，中日两国自然就能携手合作的。”

七七事变发生时，蒋梦麟正在杭州。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蒋正坐在柳荫下欣赏湖边浅水中鱼儿穿梭往返，听见城外隐隐传来阵阵雷声。有人打电话给蒋梦麟：“喂！你听到没有？”接着又是一阵雷声。蒋回答：“是呀，在打雷。”“不是，敌人在轰炸我们的机场！”蒋梦麟这才知道日军来袭。第二天，日军开始轰炸南京。难民像潮水一样从上海涌到杭州，庙宇里住满了妇孺老幼。蒋梦麟回忆：“山区的小茅屋也成了衣装入时摩登小姐的临时香闺。她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谈笑，似本没有发生过任何变故。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点本领，即使身临危难，也常能处之泰然。”

1943年1月，蒋梦麟写信给胡适，谈战后北大的建设方针，附带也谈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说自己因家人有长寿传统，故估计自己还能活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书，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蒋梦麟写的这本书，就是他在昆明的炮火下笔耕不辍，用英文写就的《西潮》。

50年代，蒋梦麟参加完加州大学一个教授的酒会之后，对沈刚伯说：“我往日在此读书的时候，美国人一见中国人，便问：wory？（你的实验室在哪里）话是变了一个字，而在问者的心目中把中国人看做赚美金的苦力，还不是一样？更可叹的，是从前的中国学生听说洗衣店，便感愤地思雪此耻；今日留美学人一提及实验室，却大都沾沾自喜！楚才晋用，久而忘返，从今一旦归国，也将无法适宜环境，发抒他们的长才！像这样的人才外溢，我们将来回到大陆，怎么办呢？”他曾好几次说：“时时想回大陆，而又天天怕回大陆！”沈刚伯不知此为何意，后来听了蒋梦麟这番话，方才明白。

蒋梦麟在《新潮》引言中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又说：“我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想把几十年的经验，传给现代的青年和后代的儿孙。我们这一代所经验的无限苦痛，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的人们作指示和教训：当避免的要避免，当保存的要保存，当改进的要改进，当推翻的要推翻。”

四、蒋梦麟教育

蒋梦麟在日本一个月，对日本印象非常好：“整个国家像个大花园，人民衣饰整饬，城市清洁。他们内心或许很骄傲，对生客却很有礼貌。”他认为：“强迫教育使（日本）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这也成为日后蒋梦麟决定投身教育，期许教育改变中国命运的原因之一。

到美国留学，蒋梦麟怀抱着改良农业以救国人的志向，进入加州大学农学系就读。一天清早，蒋正准备到农场看挤牛奶的情形，路上碰到一群蹦跳雀跃的小孩子去上学。他忽然想：“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育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材呢？”于是，他也不去农场了，一直跑上伯克利的山头，坐在一棵古橡树下，凝望着旭日照耀下的旧金山和金门港口的美景，脑子里思潮起伏，细数着中国历代兴衰的前因后果。忽然之间，他眼前恍惚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孩，像凌波仙子一样从海湾的波涛中涌出，要求他提供给他们读书的学校，于是他毅然决定转到社会科学学院，选教育为主科。后蒋梦麟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师从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

留学归国后，蒋梦麟与几位朋友在北京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赞助下开始发行《新教育》月刊，由蒋任主编。杂志创办后六个销售量达到一万份。它的主要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蒋梦麟少年时曾参加学潮，但日后却并不主张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后，蒋梦麟告诫学生：“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深望诸君，本自治之能力，研究学术，发挥一切，以期增高文化。又须养成强健之体魄，团结之精神，以备将来改良社会，创造文化，以负各种重大责任。”

五四运动后，学生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北大学生林德扬自杀，罗家伦写文章《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高谈社会丑陋，没有教会年轻人如何寻找到更多活下去的理由。蒋梦麟随即在报刊上着文严词反驳，强调社会本来就不能自己改良，必须要个人去改良它。而自杀是示其弱，不道德，不是为奋斗，是“一个大罪恶”。他疾呼，生命只有一个，要常保乐观才好，要求青年在面对社会险恶的环境时，不能选择自杀逃避，应该积极地“奋斗到极点还要奋斗”。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蒋梦麟自幼痛恨旧式教育，但后来他却对旧式教育怀有感激之情。他说，如果不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1928年，蒋梦麟出任南京教育部长。当时，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充斥各大都市。蒋梦麟出于高等教育的素质问题的考虑，严格限制私立大学的存在，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否则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

蒋梦麟还颁布教育部令，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规定学校一律用国语进行授课；禁止小学用文言文课本；小学须教授英语或其他外语；被派遣的公费留学生，必须通过派遣国的外语考试；对教会学校进行严密查察，不符合条件即取缔；大学不再招收预科学生，有需要则设立附属高级中学；大学各附属高中毕业生不得无实验直接升入各本大学肄业。

1929年，在教育部长蒋梦麟的建议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蔡元培任董事长，蒋梦麟任副董事长）通过决议，将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1930年，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侄）因学生闹学潮，直接写信给蒋介石，提出辞职，且不等教育部批准即离开南京。蒋梦麟极为恼火，接受记者采访时，处处维护中央大学学生，对蒋介石颇有微词，称他这个教育部长也是从报纸上才得知张乃燕辞职的消息，并说中央大学位居所有国立大学的首位，校长的去留关系重大，“绝非一二人所能决定”。

因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辞职，及取缔私立劳动大学之事，蒋梦麟得罪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被迫辞职。蒋辞职的前夜，吴稚晖到教育部，双目炯炯有光，质问中央、劳动两校之事，并为两校讼冤。在吴看来，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最后，吴一指蒋梦麟，厉声说道：“你真是无大臣之风。”蒋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回答说：“先生坐，何至于是，我知罪矣。”第二天蒋即辞职。刘半农听闻此事，赠蒋图章一方，文曰：“无大臣之风。”

四、蒋梦麟治校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宣布辞职，当时社会各界发起挽蔡运动，蔡终继续留任，但因时患胃病，便让自己昔日的学生、同乡蒋梦麟作为自己的个人代表，到北大主持校务。蒋梦麟能成为蔡元培的代理人，除汤尔和竭力推荐外，还有如下原因：一、蔡、蒋私人关系密切，蒋为蔡的学生和同乡；二、蒋梦麟时与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办《新教育》月刊，而《新教育》的方针是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内提出来的；三、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对蒋梦麟颇为欣赏。

蒋梦麟到北大后，行事极为低调，他首先向教育部和北大教授们说明，自己只是蔡元培的个人代表，是代蔡元培捺捺印子的。蒋的这种低姿态使得北大各方面的力量都颇为满意。法政大学教务长邵裴子称赞蒋梦麟“不独外得众心，而内部亦消灭许多反侧，其发挥力诚足使人起敬也”。

到北大二十日后，蒋梦麟在给张东荪的信中说：“我21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以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凭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做人应该做的事。我记得王守仁有句话：‘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策驱虎如驱牛。’……我本了这个精神，向前奋斗，过了半月，诸事已有端倪。……你若来看一看，必以为大学这回并没有经过什么风潮……”

蒋梦麟认为学校应该是在山林花草鸟鸣虫嘶的天然环境内，他曾请教育部长傅增湘在北京西山为北大多觅些地，以备将来把北大迁到西山去。他还跟清室商量，希望清室能把圆明园送给北大。他对张东荪说：“这园有四里阔，六里长，有山有泉，是最好的地方。”

蔡元培返校后，在蒋梦麟的协助下，对北大进行体制改革。经蒋建议，北大设立教务、总务两处。总务处是北大的行政中枢，处理学校的行政事务，由蒋自己任总务长；教务处负责教务，由顾孟余担任教务长。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从此，北大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

除北大总务长外，蒋梦麟还兼任文牍、会计部主任、预算委员会会员、聘任委员会委员、学生自治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总务委员会实际上成为北京大学最高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全校事务，举凡注册、编制、文牍、咨询、介绍、图书、仪器、出版、校舍、斋务、杂务、会计、卫生等，都是总务长所必须负责管理的事情。

1922年，蔡元培赴欧美各国考察，蒋梦麟再度代理北大校长。蒋接到孙中山来信，对北大的各种运动大加奖誉，最后勉励蒋“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

1923年，蔡元培因罗文干案再度辞职离校，后赴欧洲考察。蒋梦麟援引北大教授连续任教五年可享受出国休假待遇的规定，让北京政府保留了蔡校长一职，蒋第三次代理北大校长，一直到1926年蒋因躲避奉系军阀通缉而逃离北京。之后，北大评议会致函蔡元培，对三年来蒋梦麟主持北大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平心而论，本校学生之程度，本校学生之爱纪律，本校图书仪器之设备，在近三数年间，实际上固俱有显著的进步。”

1930年，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直至抗战胜利，成为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蒋梦麟自述：“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七年间，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

上任之初，蒋梦麟对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在这段时间，一批旧教授离开了北大，如著名史学家朱希祖于1932年辞职；1934年，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被解聘。

早在1920年，蒋梦麟就拟为北大学生盖一所宿舍。到1934年，在蒋梦麟的努力下，北大终于在松公府东院北面兴建了一幢学生宿舍，每室8平方米，附壁室2平方米，每室住1人。北大学生朱文长回忆：“蒋梦麟校长为新宿舍费了不少的心血。而这楼完成之后，北大宿舍乃压倒了燕大清华。这是四层楼立体式的钢骨水泥建筑，在一院空场的最北头，远远看来像一座兵营，里面的格局也很特别，里面每层七八间形式各别、妙处不同的房，十分适合北大爱好个别发展的胃口。更妙的是一人一屋，偿了几十年来北大同学求隔离的宿愿。每间屋附着一小间放箱子挂衣服的暗室。热水汀、弹簧锁，配合而调和的特制家具，摩登舒适，使你完全忘了这是老北大。”

蒋梦麟注重加强理科的教学和建设。他对理科教师的队伍进行了全面大整顿与充实，聘请了一批全国一流的科学家来校执教，如皮革专家刘树杞，地质学家丁文江、李四光，光学家饶毓泰，植物学家张景钺，古生物学家孙元铸，有机化学家曾昭抡，拓扑学家江泽涵等。当时，北大所聘研究教授中以理学院最多，大约是文学院的2倍、法学院的4倍。蒋梦麟还努力充实理科各系仪器设备。经过几年努力，北大地质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心理系等办学条件大为改善。据统计，到1935年，北京大学实验设备的价值已达50余万元，计有仪器6200余件，标本167000余件，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件，名列全国各高校之冠。

蒋梦麟协助掌校期间还落实“选科制”改革，即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修够学分即可毕业，不拘年限。到西南联大之时，“选科制”已经十分完善。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何兆武回忆说，他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一年级读工学院，后来觉得不是自己的兴趣，就转到历史系，然后考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耽搁功课后重考，觉得自己学哲学不太合适，又改行学外语。“转系很容易，写申请书，系主任同意就可以。”西南联大学生转系十分普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来改读物理。

在蒋梦麟治下，北大呈现“五公开”的自由局面：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可以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

蒋梦麟认为：“师资不尊，不足以言重学术；待遇不丰，不足以言志；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给，二要也。”故蒋执掌北大时代，北大教授受校方礼遇极高。钱穆回忆：“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晚年，蒋梦麟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1945年6月，在美国考察教育的蒋梦麟，受甫担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之邀，出任行政院秘书长。6月底，北大教授会讨论此事，会议上郑天挺等教授主张根据《大学组织法》中大学校长不得兼职的规定，认为蒋梦麟既从政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应辞职。

8月7日，蒋梦麟回到昆明，召集教师茶会，坦诚地说，他欲兼任北大校长却违反了自己手订的大学组织法，最初未想及此点，经朋友们的提示和劝告，决计辞去校长职务。据与会之人回忆：“他讲话的态度极好，得着大家的同情。”9月，教育部决定胡适为北大校长。自此，蒋梦麟离开北大。

1950年，在台湾举行的北大52周年纪念会上，傅斯年在演讲中说：“孟邻先生学问上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后笑言：“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四、蒋梦麟困境

1920年，蒋梦麟在一次对北大全体师生的演讲中说，北大上一年欠了一个建筑公司的巨款，对方来讨，他只能予以搪塞。后来建筑公司实在没办法，在中秋节前派人每天到蒋家讨债，蒋无奈，只好逃到西山躲避。

胡适于1921年6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梦麟邀我与文伯同去西山游一次。梦麟此次处境最难，憔悴也最甚。今天我们同到八大处脚下的西山旅馆座谈三个多钟头，也可算是偷闲寻快活了。梦麟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我说：‘梦麟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

1922年11月，北大25周年校庆之际，蒋梦麟向全校师生许诺，一定要在第二年暑假建好图书馆，让学生在开学后有个地方看书。但因北洋政府拖欠北大八个月的经费，到次年9月初，当学生们暑假后从全国各地赶回来上学时，却连图书馆的影子都没看见。蒋梦麟只好在开学仪式上向大家道歉。

1923年，蒋梦麟写信给胡适抱怨道：“蔡先生致评议会函，又属我代理校长。半年的欠款，六百的饥饿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

是年11月，蒋梦麟又致函胡适道：“我现在忙得不亦乐乎，有几分厌倦。教育部无人负责，他校大都不死不活。京师教育事务，我首当其冲，简直是大学校长而兼教育总长。我现在买了一架汽车，天天在街上跑，真是和gasoline（汽油）有仇。”

“三一八”惨案前后，蒋梦麟同情学生，反对北洋政府。4月，北京政府的前总理孙宝琦通知蒋梦麟，蒋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刚好王宠惠来访，蒋梦麟不假思索，连忙跳上王的军警不会盘查的红牌汽车，直驶东交民巷使馆界，在六国饭店住下。第二天，蒋梦麟对一位美国朋友开玩笑说：“我天天叫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求保护了。”

蒋梦麟在六国饭店住了三个月，经常以写字消遣。同住在六国饭店的还有北大地质学教授朱家骅等人。后来局势比较宽松一些，蒋梦麟一位朋友的夫人冒充蒋的太太，同乘一辆马车将蒋送到东车站。一路上，只要陌生人看蒋一眼，他都觉得心惊肉跳。到车站后，蒋梦麟搭上一辆去天津的火车，然后从天津搭英国商船，安全抵达上海。

任北大校长（包括代理校长）期间，蒋梦麟经常为校内外发生的事情所困扰。他感慨：“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多年后，在昆明的蒋梦麟在《西潮》一文中回忆这些事情后，又做了场恶梦，在梦中一会儿看到青年男女横尸北京街头，一会儿又看到宪兵包围北大要求交出学生领袖。梦中惊醒之后，他辗转反侧，闭上眼睛，当年的一幕幕悲剧又重现眼前。

1935年12月9日，北大学生参加了“一二九”示威游行，返校后即宣布成立北大学生会，并决定总罢课。蒋梦麟两度发表《告同学书》，决定于1月4日复课。为了使学生准时复课，蒋梦麟、胡适召集全体学生谈话，结果赞成复课者寥寥无几。1月4日早上，蒋梦麟站在北大二院门口，胡适站在一院红楼门口，亲自动手拉学生上课，仍无功而返。

蒋介石定于1936年1月16日在南京召见全国高校领导人和学生代表，以平息学生运动。因学生拒绝前往，蒋梦麟只得指定3名学生为“聆训代表”，前往南京。3名学生返回北大时，北大学生会将他们驱逐出校，派人把他们的行李、书籍掷在马路上，连其爱人的相片都撒了一地。蒋梦麟伤心不已，他召集全体同学开会，沉痛地说：“我是中华民国国立大学的校长，我不得不服从国家的命令！这三位同学是我要他们去的，一切的责任当然我负。……从前海上有一只船遭难了。船长镇静地指挥着，让妇孺老弱们送了救生船逃生，余下的人和他自己无路可走，他却命船上的乐队奏着‘近乎我主！’的赞美诗，随着这船慢慢的沉下去。现在如果我们所乘的这只船（中国）要沉了，那我们也应当和这位船主一样，在尽了自己的责任以后，站在岗位上从容就义。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但同学们依然拒绝了蒋梦麟近乎恳求的复课建议。

1936年2月底，北平宪警当局奉令突击搜查北大、清华等校，逮捕学生200余人，来自河北的高中生郭清被捕后因病死在医院。消息传出后，群情激奋。北平学联与北大学生会决定举行抬棺游行。蒋梦麟闻讯即与警方前来劝阻，结果学生52人被捕，其中北大学生9人。蒋梦麟对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的许德珩、马叙伦等教授也表示不满。当时按北大惯例：教授工作满五年，可以休半年，支全薪；也可以休息一年，支半薪，但期满必须重新聘请。马叙伦工作已满五年，因身体不佳，提出休假半年。胡适在主持校评议会时，决定马叙伦休假一年。马获知后向蒋提出质问，蒋只说：“仍送一年的薪水好了。”但未提及重新续聘之事。马叙伦非常气愤，立即提出辞职。消息传出，北大学生纷纷向学校当局提出质问。蒋梦麟只好退回辞呈，亲自向马道歉，并再三送来聘书。但马叙伦还是离开了北大。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教授们主动要求缩减月薪，共赴国难。于是临大常委会决议教职员薪水按七成支付，会议公推蒋梦麟兼总务长、梅贻琦兼教务长、张伯苓兼建设长。蒋梦麟因终日算账，累出胃病，才让旁人帮他的忙。到西南联大后，蒋的胃病又犯过一次，静养四个月，才得以恢复。

随着战火的蔓延，长沙随时有受到敌人攻击的危险。在蒋梦麟的建议下，蒋介石同意将联合大学迁到昆明。到昆明后，校舍紧张，学生无法安置。为解决校舍问题，蒋梦麟亲自去蒙自考察后，决定将联大文法学院设在蒙自。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此时距师生全部抵达昆明，仅隔六天时间。

1939年3月1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信中写道：“现家移乡间居住，新构茅屋20余间（北大在昆明北郊新建的北大教授临时宿舍，窗户纸是用出国留学生考试的试卷糊的），为此处同人疏散之备……地离昆明四英里。每逢警报，高朋满座。两星期前，几乎每日有警报。……昆明一年以来百物腾贵，米每石已涨至100元以上，前年每石7元。人人叫苦……炭每石近16元。猪肉每斤1元7角。盐每斤6角。鸡蛋每枚1角。同人8折支薪，每月入不敷出。人口较多之家，有午吃饭而晚饮粥者。学生方面，政府每月给贷金14元，幸官米每石50元，犹能吃菜饭充饥。营养大成问题矣。”

蒋梦麟的女儿蒋燕华、梅贻琦的女儿梅祖杉，当时都在联大上学，她们和另外三位女同学，五个人住一间破房。下雨时房顶漏雨，她们就用油布把行李盖好，在屋里打着伞，坐在床上看书。

1943年1月，蒋梦麟在给胡适的信中抱怨：“联大苦撑五载，……图书缺乏，生活苦难（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况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王世杰）、孟真之创联大之意。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之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棍打死。”

是年9月，美国联合援华会决定拨款100万元，通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立特别研究补助金，资助昆明地区学术工作人员。就在蒋梦麟等人开始落实这一援助工作时，联合援华会负责人宣布：该会款将用于补贴中国教授们的生活。此事经报纸披露即引起轩然大波，有些人反对靠美国慈善团体的捐款来维持教授生活，蒋介石听说后大发雷霆，最终否决了此次捐助。

费正清回忆：“蒋梦麟于午饭前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联合援华会遭受惨败之事。从外表看，他颇像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

1947年，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蒋梦麟对陈果夫说：“果夫先生啊！现在情形真不对了，这个政府要僵掉了，什么事情也办不通，我们要做一件事，真吃力啊！简直推不动。在行政院两年的经验，我真够苦了。我曾经和委员长说过，好多事情办不通，僵极了。他问我为什么僵极了，我一时又说不出来。只觉得僵得很厉害，简直不能动了！”

四、蒋梦麟坚执

蒋梦麟说：“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吃软不吃硬。好好劝我，要我干什么都行，高压手段可没有用。”

蒋梦麟代理校长期间，内忧外患，经费短缺，困难重重。蒋一力担当，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

1923年，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北京八校教职员全体大会于同年11月9日议决：“必须10日拿到30万元，不然就关门。”蒋梦麟回到北大后，召开全体教职员大会。蒋沉痛道：“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蒋的坚韧感动了北大的教职员。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诸表决，获得通过。

30年代，陶希圣在北大任教六年，陶回忆：“蒋梦麟校长在这六年中间，未曾发过一次脾气。自日本军阀制造冀察特殊化之后，北大的处境之艰危，随时有随北平文化城覆灭之危险。蒋梦麟先生还是持身安静，处事轻快。师生们的口号是‘在北平一天，当做二十年来做’。可以说，梦麟先生深得蔡先生的豁达的气度，而融合的手腕过之。”

某日下午，一个日本宪兵找到蒋梦麟，说日本在东交民巷的驻防军请他去一趟。蒋答应了，通知几位朋友后，于天黑前孤身前往。他刚走进日本军官的办公室，便听到门锁咔嚓一声锁上了，旁边一位军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这时，日本大佐高桥让蒋梦麟坐下，让蒋解释为什么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蒋申明，他并未进行反日宣传，在反对日本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高桥接着问道：“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蒋答：“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高桥让蒋去大连，蒋明确表示拒绝，从容说道：“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高桥的脸色变了，只好送蒋梦麟出门，这时夜色已经四合。

第二天，宋哲元派一位少将来劝蒋梦麟离开北平，蒋表示感谢，但他却执意留下。罗家伦后来称赞道：“在这般威吓的情况之下，他仍能态度从容，而且指点敌人的愚蠢及其后果。唐郭子仪冕胄见回纥的情况，也不见得能超过这位文人！”

抗战爆发后，蒋梦麟回乡看望老父。离家重返南京时，蒋梦麟告诉父亲：“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父亲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你这是什么意思？”蒋解释道：“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

蒋梦麟等人先行到达长沙，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还没有到。三校摩擦不断，有人甚至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叶公超回忆：“我敢说，整个抗战期间，在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为国家继续培养人才，蒋梦麟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941年7月，蒋梦麟将担任红十字会会长期间考察的所见所闻，写成《关于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亲自送到军事最高当局的收发室，并留了收条。之后久无消息，蒋梦麟便向陈布雷打听。陈未曾听说此事，便去查询，才知道报告被搁置在秘书室里。蒋介石看后，带了一名亲信，亲自到重庆某壮丁营调查，完全证实了蒋梦麟的报告。遂将主持役政的某大员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法庭经审理，判处该大员死刑。

蒋梦麟在不知此事的处理结果前，因恐第一个报告起不了作用，又写好第二份视察报告，准备再递上去。这时，杜聿明得到某大员被捕的消息，通知他说：“你的报告已经发生效力，那位仁兄已被捕交给军事法庭了。”蒋才把预备好的第二份报告烧了。

几日后，军政部长给蒋梦麟发了一份公文。蒋梦麟记得内有蒋介石批示给军政部长的话：“役政办法如此腐败，某之罪也。但该部所司何事，腐败一至于此，可叹可叹。”可笑的是，军政部的报告中竟说，某处患病壮丁，已送医院治疗；某处被狗吃过的壮丁尸体，已饬掩埋。蒋梦麟颇为愤怒，他后来回忆说：“这些话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壮丁早已死了，而且那地方并无医院，狗吃人肉早已吃完了，还要埋什么呢？这真是‘科员政治’的彻底表现了。”

抗战期间，蒋梦麟准备利用躲警报的时间写《西潮》。但因为躲警报不是在郊外，就是在防空洞内，没有桌椅等设备，经常是席地而坐，蒋梦麟决定用英文来写。因为他觉得，写中文需要郑重其事，而写英文可以闭起眼睛不加思索地画下去，而且有时躲警报是在夜间，没有灯光，写作仍可继续进行，只是写到t与i，上面的一横与一点，没有办法写得准确。但写完一章后，他感觉运用英文文字的技巧不能透彻表达他的思想，便暂时搁下写作，开始熟读英美有名作家的作品，如此经过了三年，再从头写起。此时他已经五十六岁。

1959年，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坚决呼吁控制人口，而在海峡对岸，曾经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也因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蒋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年逾古稀的蒋梦麟开始学习日语，他每天利用从家到农复会上班路上的时间，背诵表侄宋越伦给他整理的500个基础日语字集，并拜农复会一位台湾籍的低级职员为日语老师，每周花几个小时上课。不到一年，他便可以无障碍地阅读日文书报了。

蒋梦麟的身体一直不错，虽然很瘦，可是他常对年轻人说：“你们年纪轻轻，不是头疼，就是失眠。我呢，吃得下，倒下就睡。”他每年检查身体，心脏犹如四十岁的人，有人说他是鹤形。但从1962年大腿骨折动手术后，一直没有复原，常常感到疲倦。为了恢复得快，他天天骑固定的脚踏车，一天两三次，练习腿劲，活动经脉。他说：“我这条老牛还可以耕几年呢。”

晚年，梦麟再婚之事遭到许多友人的反对，陈诚对蒋梦麟说：“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时在病中的胡适花费几日时间，给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反对他再婚。胡适将信交给蒋梦麟时，蒋直接问胡适是支持还是反对，胡适回答反对，蒋说：“那我就不看了。”遂将胡适的这封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后蒋梦麟秘书拾获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并得以保存于世。

蒋梦麟认为，结婚离婚都是个人的私事。他再婚时不听从老朋友的劝告。后来发现自己错了，又立即要分居，分居不成则坚决要求诉讼离婚。当时陈雪屏劝他不要打官司，一则打离婚官司必难速断决了，二则以他这样的高年与社会地位，必然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对于他自己实在不利。蒋梦麟答道：“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发觉错误便应改正，所谓‘人作孽，不可救’，我愿面对事实，接受不幸的后果。”遂坚决提起离婚诉讼。

四、蒋梦麟不争

西南联合大学办学之初，三校矛盾不断，何炳棣回忆：“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蒋梦麟以道家方式处世，处处退让，学校的各要职都由清华教授担任，如文学院院长为冯友兰、理学院院长为吴有训、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而校务方面，蒋坚决主张采用常务委员制，并且实际上推选清华校长梅贻琦主持一切的学校行政工作。他对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梅贻琦字月涵）先生多负责。”

郑天挺回忆：“联大初成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说：“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马勇如此评价蒋梦麟的“无为”：“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沈宗瀚回忆蒋梦麟在农复会时的情形，“农复会同仁在个人所主管的范围内皆可展其所长，先生绝不加以干涉。这一精神，代表两点：一是无为主义，二是尊重专业”。

蒋梦麟在台湾呼吁节育，虽私下对朋友表示，就算砍了他的头，节育依然要推行下去。但他采用的是表面平静而底下大动的“水鸟型”的方式。在日本和我国香港引起轰动的日本节育运动倡导人元祖山额夫人，曾对蒋表示，要顺道来台湾，助他一臂之力，宣传一下。蒋怕惹起负面影响，婉转加以拒绝。蒋梦麟去世后的第三年，台湾全面推动家庭计划，以“两个孩子恰恰好”的口号倡导节育，以加速经济发展。

陈雪屏说：“孟（梦）麟先生的性格有时表现‘和光同尘’的倾向，有时又表现‘择善固执’的倾向。这两种倾向似乎是相反的，至少在表面上观察是不调和的。我以为他在事业上的成功正因为同时具备了两种对立的特性。”

四、蒋梦麟事功

蒋梦麟自陈，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

初到美国留学，蒋梦麟学习的是农科。他觉得，中国既以农立国，因为只有改进农业，才能使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得到幸福和温饱。而且，他幼时在农村长大，对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本来就有浓厚的兴趣。此外，他孩提时代身体一向羸弱，如果能在田野里多接触新鲜空气，对他的身体一定大有裨益。

1947年，蒋梦麟到伦敦参加一个国际学会，英国历史家汤因比（toynbee）在大会上发言道：“现在世界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公道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人民福利的问题；另一个是国防问题，也就是一个国家维持军备的费用问题。这两个问题常常互相冲突。如着重社会公道或社会福利，就得牺牲国防的经费。反之，如着重国防，就不能不牺牲多数人民的利益。”从此之后，国防、社会公道便常在他的耳边无声地呼喊着，不断提醒他。日后，蒋梦麟将“国防”改为“科学技术”生产，立志于解决“社会公道”与“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

1948年8月5日，63岁的蒋梦麟接受蒋介石任命，在南京接掌由中美两国合组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成员包括蒋梦麟、晏阳初、沈宗瀚以及美方专家穆懿尔（R.t.Moyer）、贝克（J.E.Baker）五人，蒋梦麟任主任委员。

蒋梦麟同意执掌农复会后，蒋介石问他有什么意见，蒋梦麟答：“农村建设如果不从改革土地着手，只是维持现状，是不会成功的。”他向蒋介石提出：“我希望划出一个地区做试验，实行土地改革。我想划出无锡来，因为无锡是一个已经半工业化的县份，那个地方有资本家、有地主，而无锡的地主不一定靠土地生活，所以把他们的土地拿来做土地改革，他们也不至于激烈反对。”蒋介石表示同意后，蒋梦麟补充道：“我指定无锡，还有一个理由，因为土地改革是要拿出土地，虽然无锡已相当工业化，但要地主们拿出土地来，总好像是与虎谋皮，不是容易办到的事。那是可能要用兵力来打老虎。无锡与南京邻近，容易派兵，将来我们试验的时候，如果需用兵，不知委员长是不是可以派兵？”蒋介石果断地说：“可以，要用兵的时候，当然派兵。要什么人你去派，不必跟我说，这件事情，就请你全权去办吧。”

获得蒋介石的同意与经费支持后，农复会展开系列试点计划，第一步就是在各地实施“二五减租”，即将现有租金直接减掉百分之二十五，并在湖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等地设置办事处。蒋梦麟等人到全国农村进行考察，宣传国民党的农业与土地政策。但由于国民党大溃败，无锡等地的试点一直没有实施。

蒋梦麟等人积极主张土地改革，有国民党委员批评他们道：“唉，那些人发神经病了，一天到晚，只知道讲土地改革。”蒋曾在广东中央政治会议中说：“你们广东地主们，现在不肯推行土地改革，将来不但你们的土地被夺去，连你们的头也会被杀下来。”立即有人批评蒋说：“糟了，这老头儿也变了。”蒋梦麟等人在地方考察时，还看见“伪土地改革者，杀”的标语。

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支持“二五”减租，说：“好，我们就这样做罢，我先把我所有的一千多亩田，实行‘二五’减租，不过问题在某巨公，他有好几千亩田呢。”他想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有法子了，我自己实行后，就对他说，咱们先干了，老兄请你照办。不然，我就帮助你们的佃户，向你要求减租。他现在没有枪杆儿，不敢不赞成。”蒋梦麟等人听了这番话，心里觉得好痛快。

陈果夫对蒋梦麟说，他竭力主张把南京城里的地，尤其是现在还没有造房子的地，统统由政府收购，来办土地改革。但他在会上提出此项计划后，竟左右碰壁，大多数人都不赞成。他后来才知道，南京的地多半早被政府里的大官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下了。蒋梦麟说：“果夫先生啊！南京的地是老虎皮，你要用强力，才能把老虎打倒，剥下它的皮啊！你跟老虎商量，要想通过剥虎皮的法案，那是办不到的。”陈叹道：“真的，起初我不懂，后来我才懂。”

解放前，蒋梦麟一度到台湾巡视，与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财政厅长严家淦研究农复会迁台事宜。陈诚允诺在台湾全面推动土地改革。手握军政大权的陈诚对省议会说：“我一切事都听从民意，唯有这‘三七’减租案及连带的法案，务必请大家帮忙通过。”于是，此提案在台湾省议会顺利通过。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为争取基层农民支持，蒋梦麟取得蒋介石的授权，全面展开土地改革工作，主张“生产与分配并重”、“农工平衡发展”；基本理念是孙中山所倡议的“均富”目标。

1952年，蒋梦麟推出强调“耕者有其田”的限田办法。根据此办法，地主最多能保留二甲水田，且非自耕农不得保留。蒋梦麟指出，中国土地问题争议两千年，与历代兴亡关系最大，兼并之风使百姓受害，史有明鉴。因此，孙中山首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构想，就是“土地主权国有”，但“所有权为民所有”，并归于耕者。

是年，台湾政府在内政部讨论“耕者有其田条例”。其中有一条关于佃农取得土地权后，能否转移的问题，蒋梦麟等人一直从早上八点，讨论到次日凌晨三点，时蒋已经六十七岁高龄，竟始终其事，毫无倦容。支持和反对的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几至不欢而散，最后由蒋梦麟调和双方意见，才达成一致。争论时，蒋梦麟虽认为可以转移，却一直维持秩序，不介入任何一方，冷眼旁观。他很少说话，只有在重要关头才表达自己的意见。此条最后确定土地权可以转移，黄季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对蒋说：“这一条款应当命名为蒋梦麟条款，来纪念你折中调和之努力。”

在美国协助下，蒋梦麟于1954年成立仿效美国“四健会”的组织工作，训练农村青年脑、身、心、手的健康，训练他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经验，成员接近万人。这批人也成为台湾推动农业外交，将先进农业技术推广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技种子部队，被称为“草地大使”。蒋梦麟要求这批农业专家，绝不能坐在办公室空想问题，必须抽出时间与农民直接沟通，了解农民需要。

为了推广农业讯息，蒋梦麟还办了一份杂志《丰年》，并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打破国民党政府的禁令，采用中日文合刊的方式印行，直到三年后，国民政府认为推广中文已见成效，才逐步改为全由中文发行。为了让农民有兴趣阅读，《丰年》不但字体较大，并且邀请名画家绘制漫画。

某记者采访蒋梦麟后写道：

“蒋博士虽年逾古稀，但是，精神健旺，风采轩雅，双目明朗地在一副金丝眼镜后面透出智慧的光芒，侃侃而谈，流露着无限书卷气。当他谈到高兴时，那种兴奋、愉快的神情洋溢着充沛的活力与生趣。蒋博士治事精明、审慎，处处显现可佩的卓越才能；学问渊博，部部著作中都有精湛的理论基础和高深超凡的见解。

“虽然他是七十开外的年纪，却有青年人一样的热情，一身是劲，对任何事物都有广泛的研究的兴趣。他并非学农，但他的农业知识比任何专家丰富，这也是他住处农复会十年来研究获得的学识与经验。……他平日上下班在车上及饭前饭后几分钟，从不轻易放过，不是看公事就是看书报。”

蒋梦麟还关注水利建设，年届七十的他为石门水库数度赴美争取美援预算。1956年7月7日，攸关台湾发展的两大重要建设之一，台湾北部最大的水利工程石门水库开工。1964年6月，就在蒋梦麟逝世前不久，石门水库竣工。完工当天，前后任主委陈诚与蒋梦麟将八年来省下的交通费共计十万五千元，由蒋具名，全数缴回国库。

1956年，蒋介石亲往蒋梦麟位于台北市德惠街的宿舍，为蒋梦麟贺寿。同年，台湾教育部为蒋梦麟颁发了“当代儒宗”的匾额。

在蒋梦麟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他走出象牙塔，经常风尘仆仆地奔走在台湾的乡间小道上。据他自己说，台湾的每一个穷乡僻壤他都曾到过。1958年，蒋梦麟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麦赛赛奖”。

蒋梦麟强调：“眼看着天上的星，脚踏着地上的草根，从农民那里学习，不用自己的幻想去教农民，从象牙塔走进广大农村，努力推动民主与科学，使从草根里滋长起来。”

1994年，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伤透了脑筋：先是发生死猪肉贩售风波，接着强台风致使山区发生严重泥石流，口蹄疫的爆发又不得不宰杀上万头猪，高尔夫球场开发引起了水土保持争议……官员研究后，认为问题出在农委会的风水不好，决定从尘封的仓库里抬出农委会创会祖师——有“台湾现代农业之父”称誉的蒋梦麟的铜像，坐镇农委会一楼大门，希望这位对台湾土地与农业最有贡献的学者，能一改农委会的衰运。

四、蒋梦麟醇厚

陈独秀和蒋梦麟的政治观点截然相反。1920年的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赶紧和一个学生去陈家通知陈独秀，让他马上逃走。

北大学生朱谦之信仰无政府主义，反对学校考试，向校当局申明自己不参加考试。任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张贴出书面答复，说不参加考试是可以的，不过没有成绩分数，将来便没有毕业文凭。梁漱溟看见张贴出来的答复上面，竟称朱为“谦之先生”，感慨道：“这位校长先生又未免太客气了吧！”

蒋梦麟的南洋公学同学徐珮琨就其《中国币制问题》一书向蒋求序，蒋在这方面是外行，自觉无从下笔，又不忍拂了老同学的面子，便写信给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的赵乃抟，请其为徐作序。

李大钊去世后停灵六年无法安葬，其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向丈夫的北大同人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求助，请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蒋梦麟出面购置，同时为李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由刘半农撰写。

叶公超说：“我的朋友中，脾气好的人也不少，但对于仆役等最客气，而且从来不发脾气的，我想只有孟邻（蒋梦麟）一个人。记得我们初到长沙去组织临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合用一个宝庆的老兵，因为语言关系，往往词不达意，我是一个性急的人，孟邻先生看见那位宝庆的同胞做错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刚好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他的反应总是发笑，我却在着急。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

1933年，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由，开除了9名左倾学生。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后来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附有一张三百大洋的支票。学生们分析，共产党想送，没钱；社会上好义之人想送，但不知被开除学生的姓名和地址。大家判断这笔钱是校长蒋梦麟所赠。九位学生得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

许德珩、侯外庐和马哲民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与蒋梦麟尖锐对立，有怨在前。但“七·七”事变后，他们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蒋梦麟毅然与胡适联手，多方奔走，终将他们营救出来。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捕。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对周作人进行公审时，周辩称：“学校南迁，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关系不能随行者，有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长蒋梦麟特别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产。”当时周作人被称为“巨奸”，“国人皆曰杀”。胡适为周作人作证，社会舆论就谴责他为汉奸洗刷罪名，为周辩护的律师王龙也一度被控汉奸嫌疑，但蒋梦麟专为此事出具了证明。

北大学生洪炎秋回忆，他一生没有机会和蒋梦麟交谈过一句，但他的毕业论文被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退回后，有人劝他不妨托蒋一试，他遂照办。不几日果然商务便寄来稿费，此时稿子还未发表。到台湾后，他的著作出版，他送给农复会的樊际昌一本时，顺便请樊代呈蒋梦麟一本。结果第二天蒋梦麟就派人送来一本亲笔签字盖章的《西潮》作为回礼。

记者王康常深夜给台湾的政要名流打电话采访，从未给过他冷遇的只有两个人，蒋梦麟就是其中之一。杜威去世的消息传到台湾时，已是深夜，因为必须让蒋梦麟发表讲话，王便给蒋打去电话。他向从睡梦中醒来的蒋道歉，蒋梦麟却向他道谢：“我的老师去世，你打电话告诉我，我应当感谢你才对。”

晚年，蒋梦麟曾到日本小住三个月。他一生很少为人题字，但在芦之汤居住时，给旅社主人、下女和厨子都题过字。其表侄宋越伦回忆，蒋梦麟对宋的小儿女们，毫不厌烦地循循善诱，以极浅近的方式教导他们为学处世。宋对子女甚严，蒋梦麟每每加以纠正，以至于宋的儿女一见他便欢欣若狂，终日黏在他身畔，向他请教中小学课本上的问题，蒋不厌其烦地一一进行解答。

四、蒋梦麟矜悯

“三一八”惨案中，北大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等学生遇害。时任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悲愤不已。3月24日，北大全体人员在三院大礼堂召开追悼大会，由蒋梦麟主祭。蒋在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蒋说到这里“汪然泪下”。接着，蒋梦麟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蒋“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1937年，北大、清华、南开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认为不宜居住；张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贻琦则没有表态。

1941年，蒋梦麟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他曾和一个学生，带着药品，前往滇缅等地视察红十字会业务。在为期数周的视察途中，他亲眼见到国民党抓壮丁的残酷。

据蒋记载，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蒋得知广州曲江抓来的700名壮丁，因为一路上挨饿、疫病，最后只剩下了17人。侥幸活着的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

在湘西广西的路上，蒋梦麟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地方，还能看到因掩埋地太草率，而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抽搐，可能还没全死去，便被埋了！

一天，蒋梦麟坐车从山下经过，看见几百名壮丁被绳子穿成一串，在山上集体小便，顿时如同下雨天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便没有机会再大便了。

蒋梦麟估计，在八年抗战期间，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1400万人。当他将估计的数字告知军事高级长官们时，他们异口同声说：“只会多不会少。”

是年7月，蒋梦麟写成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上报给最高军事当局。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农复会进行土地改革时，蒋梦麟到四川乡下考察，问轿夫道：“你们这里减租了没有？”轿夫说：“啊！先生，政府的话，哪里靠得住？”蒋接着问道：“要是真能减租，好不好？”轿夫答：“那当然好极了！”到达目的地时，蒋梦麟的耳朵里似乎充满了轿夫微弱的呼声，“那——好——极——了”。他立下了一个志愿，一定要把“二五”减租做成功。

到台湾后，蒋梦麟作环岛考察，发现台湾民众的生活极为困苦：衣不足暖，食不果腹，农田灌溉的水匮乏，动植物病虫害肆虐，家庭愈穷而生育愈多，生育愈多而贫穷愈甚、婴儿死亡率愈高。蒋遂下定决心，推广节育政策。

四、蒋梦麟求学

蒋梦麟六岁进家塾，家塾里的书桌太高，他的椅子下面必须垫上一个木架子之后才能够上书桌。他坐在椅子上，两只脚总是悬空的。入塾后，最初每天读，枯燥无味，因而他恨透了家塾里的生活。有一天，蒋梦麟乘先生不注意，偷偷爬下椅子，一溜烟逃回家中。母亲问：“你怎么跑回家来了，孩子？”蒋答道：“家塾不好，先生不好，书本不好。”母亲笑着说：“你不怕先生吗？他也许会到家里来找你呢！”蒋叫到：“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第二天早上，奶妈对蒋梦麟说了许多好话，总算把他劝回家塾重新上学去了。

蒋梦麟从小喜欢观察，他注意到皂荚树上的甲虫头上长着鹿角一样的角，和枝上的刺长得一模一样。别人告诉他，这些甲虫是树上长出来的，因此和树长得很像，他却不大相信。后来他看到一只鸟在皂荚树上啄虫吃时，对身旁长着鹿角的甲虫视而不见，才恍然大悟，原来甲虫的角是模拟着刺而生的，目的是保护自己以免被鸟儿啄死。

儿时，蒋梦麟喜欢玩，喜欢听故事，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喜欢看着稻田里的青蛙捉蚱蜢，或者鹅鸭在河里戏水。家塾先生认为，蒋的这些癖好都是祸根。蒋梦麟自己也相信将来不会有出息。但日后，他的这些祸根竟成为福因，而先生认定的某些同学的福因结果都证明是祸根。“那些好的学生后来有的死于肺痨，有的成为书呆，有的则在西化潮流横扫中国时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环境而落伍了”。

书院初改学堂后，蒋梦麟到小学里念书。有一回，老先生讲历史，讲到神农尝百草这一段时，蒋梦麟知道许多草是有毒的，便奇怪神农氏既尝百草，难道不会中毒死吗？于是他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地站起来，提出了这个问题。老先生瞪瞪眼，死盯住他，过了会儿，一把抓起手边的戒尺，愤愤地走下讲台，一面说：“几千年前的事，我哪里知道，哪里知道！你要来考我！考我！”一面对准蒋梦麟的胳膊，狠狠地打了两三戒尺。

后来，蒋梦麟从一座神农庙旁走过，看见一位老婆婆正在那里割草，就问老婆婆这个问题。老婆婆抬起头来看看蒋，说：“这还不晓得？神农菩萨的肚子是水银做的，所以不怕中毒！”蒋梦麟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化学实验的时候，瓶子里装了水银，再加些其他的毒液进去，水银不是仍然不发生什么变化吗？从此，蒋梦麟便很瞧不起那位教历史的老先生。

父亲问蒋梦麟将来愿意做生意还是准备做官，蒋考虑后决定努力向学。父亲便将他送到绍兴中西学堂读书。在中西学堂，蒋梦麟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后来又了解了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所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不是雷神击鼓所生。这使他目瞪口呆，过去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融化了。

蒋梦麟回忆：“我自从进了绍兴的中西学堂以后，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看到东边有一点闪耀的亮光，我就摸到东边；东边亮光一闪而逝以后，我又连忙转身扑向西边。”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就读后，他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看得比较真切了。他开始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

蒋梦麟考中秀才后，蒋家张灯结彩，大摆筵席，请来吹班奏乐助兴。几百名亲戚朋友齐来道贺，一连吃了两天喜酒。最高兴的自然是蒋梦麟的父亲，他希望儿子有一天能在朝中做到宰相。蒋梦麟却颇为迷惘，他觉得两个互相矛盾的势力正在拉着，一个把他往旧世界拖，一个把他往新世界拖。

浙江高等学堂重新开学后，蒋梦麟又去上课了。这时，他满脑子矛盾的思想，新与旧的冲突，立宪与革命的冲突，常常闹得他觉得天旋地转，有时坐立不安，有时又默坐出神。出神时，会觉得自己忽然上冲霄汉，然后又骤然落地，结果在地上跌得粉碎，立刻被旋风吹散无踪了。蒋家近亲当中曾有人患精神病，而他的父亲和叔祖都说过，他小时候的思想行动本来就与常儿不同，于是他有时不禁怀疑自己是否也有点神经质的遗传。

进入南洋公学后，自小体弱的蒋梦麟觉得，要有高深的学问，必须先有强健的体魄。因此，除了每日的体操和轻度的运动之外，他还给自己定了一套锻炼身体的办法。每天六点钟光景，练习半小时的哑铃，晚间就寝前再练一刻钟。持续不断地练了三年，此后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心情也总是很愉快。

周末时，蒋梦麟常常到福州路的奇芳茶馆去坐坐。茶馆里有一位叫“野鸡大王”的人，穿着一身破烂的西装，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满是油垢的鸭舌头帽，每日在那里兜售新书。他专门贩卖革命书刊给学生，他的货色当中还包括一本《性学新论》的小册子。据他解释，那只是用来吸引读者的。任何革命书刊都可以从他那里买得到。这些书，因租界当局应清朝政府之请，在名义上是禁止贩卖的。

1908年，蒋梦麟通过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参加，向父亲要了几千元，买了一张前往旧金山的头等船票，去美国留学。上船前，他找了一家理发店剪去辫子。当理发匠举起利剪，抓住他的辫子时，他有种上断头台的感觉，全身汗毛直竖。剪下辫子后，理发匠用纸把辫子包好还给他。上船后，他将辫子丢入了大海。

四、蒋梦麟思潮

进入南洋公学后，蒋梦麟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不知不觉中，他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从此以后，他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

蒋梦麟赴美留学，搭乘的是一艘宽大豪华的轮船。船上最使他惊奇的事是跳舞，他初次看到男女相偎相依，婆娑起舞的情形，觉得非常不顺眼。旁观了几次之后，才慢慢开始欣赏跳舞的优美。

船到旧金山，一位港口医生上船来检查健康，对中国学生的眼睛检查特别仔细，惟恐有人患砂眼。蒋梦麟上岸的第一个印象便是移民局官员和警察所反映的国家权力。而在中国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国家权力的拘束。蒋梦麟顿时觉得，美国虽是个共和政体的国家，但美国人民似乎比君主专制的中国人民更少个人自由，这使他莫名其妙。

初到美国，蒋梦麟就读于位于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亚大学。该校校园的赛色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祼体雕像，引起许多女学生家长的抗议。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她们忸怩作态的习惯。”图书馆阅览室里也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男学生的家长却从未批评过。蒋梦麟初次看到这些雕塑，心里非常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后来，他猜想，学校大概是要灌输“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的观念。

加州大学附近有许多以希腊字母做代表的兄弟会和姊妹会。后来有人约蒋梦麟到某兄弟会去作客，但是附带一个条件——蒋必须投票选举这个兄弟会的会员出任班主席和其他职员。蒋梦麟到那个兄弟会后，受到极为殷勤的招待。第二天举行投票时，为了维护中国人一诺千金的名誉，蒋自然照单圈选，同时心里高兴能在这次竞选中结交了好几位朋友。选举结束后不久，学校里举办营火会，蒋在火光烛照下邂逅其中一位曾经受他一票之赐的同学。但让他意外的是，这位同学竟视他若路人，选举前的那份亲热劲儿不知哪里去了。从此以后，蒋梦麟再也不再拿选票交换招待，同时在学校选举中，也没有再投票。

在美国留学的9年里，蒋梦麟深刻体会到：“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

在美国时，蒋梦麟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东西。学成归国后，他又开始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东西。他说，他“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

从美国留学归国后，蒋梦麟对黄包车夫很是同情，觉得他们为十几个铜板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着他们的背脊，更是惨不忍睹。他的美国尺度告诉他这太不人道。有时见到一些野兽似的外国人，拿黄包车夫当狗一样踢骂，蒋梦麟更是热血沸腾，很想上去打抱不平，也去踢几下这些衣冠禽兽。但是一想到支持他们的治外法权时，他只好压抑了满腔愤怒，用“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来提醒自己。于是，他的美国尺度又讥笑他是“懦夫！”他的中国尺度则劝慰他要“忍耐”。中国尺度让他觉得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但如果这样，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到乡下种田吗？不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身强力壮的去当强盗，身体弱的去当小偷，身体更弱的去当乞丐。那么怎么办？还是让他们拖黄包车罢！兜了半天圈子，蒋梦麟发现自己的思考结果还是回到了老地方。

蒋梦麟与哥哥坐船回乡，小贩提了香蕉、苹果和梨上船兜售。哥哥要买有些腐败的水果，因为比较便宜。蒋梦麟忙阻止：“不行，买水果的钱固然省了，看医生的钱却多了。”哥哥哈哈大笑道：“我吃烂梨子、烂苹果已经好几年了，烂的味道反而好。我从来没有吃出过毛病。”他随手捡起一个又大又红，然而烂了一部分的苹果，咬掉烂的部分，其余的全部落肚。蒋梦麟耸耸肩膀，哥哥仰天大笑。

杜威、胡适和蒋梦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游玩，他们无意中看到一只屎壳郎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快到上面时忽然滚回原地，屎壳郎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结果仍遭遇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胡适和蒋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实在可怜。

晚年，蒋梦麟回忆北大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时，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

七十五岁时，蒋梦麟对表侄宋越伦说，他一生看书研究多而写作少，但在治学方面，也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土地改革构想，虽然最初受了汤因比的启发，但根基却完全是孔孟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所以，他准备再为农复会工作五年，到八十岁时，专事写作，将他一生的思想体系记录下来。然而，他还没有等到八十岁，即因肝癌病逝。

晚年，蒋梦麟准备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以梁启超、蔡元培、吴稚晖、胡适的思想作为全书的骨干。可惜，他仅仅写完吴稚晖的部分，便离开了人世。同样，他的《新潮》也只完成了一小部分。

四、蒋梦麟逸事

蒋梦麟的大哥出生时，其父曾梦见收到一束兰花，因此大哥就取名梦兰。二哥因同样的原因取名为梦桃，蒋梦麟则也因此起名梦熊。后因为参加学潮，被列入黑名单，遂改名蒋梦麟。

儿时，蒋梦麟又瘦又小，而且很顽皮。他曾经在哥哥的膝盖上狠狠咬了一口，留下紫色的齿印，结果自己却号啕大哭，责怪哥哥的膝盖碰痛了他的牙齿。

蒋梦麟的祖父曾任上海一家银庄的经理，给蒋梦麟的父亲留下了7000两银子。父亲在岳父的帮助下，30年内将7000两银子变成了7万两。蒋梦麟的父亲喜欢发明创造，喜欢自己设计，或者画出图样来，然后指示木匠、铁匠、铜匠、农夫或篾匠，按照尺寸照样打造。他发现轮船比划桨的木船快得多，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制造出一艘中国“轮船”来。这艘“轮船”外观按照外国轮船进行建造，但没有安装蒸汽机，动力来源仍是靠人力划桨，因此最终废弃了。得知蒸汽机的原理后，蒋父放弃了造船的雄心。从这时候起，他就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接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蒋梦麟考中秀才，成为“县学”的学生。“县学”虽然只是有名无实，但按蒋家的经济状况，他必须呈缴一百元的贽敬，拜见老师。蒋父经过讨价还价，交了五十元，也没有与老师见面。讨价还价时，父亲恼怒地说：“孔庙里应该拜财神才是。”

20世纪初的纽约有许多广东华侨开的杂货店，出售咸鱼、鳗鱼、蛇肉、酱油、鱼翅、燕窝、干鲍等。一次，蒋到一家广东人开的杂货铺买东西，他不会说广东话，便拿出一张纸将要买的东西写下来。旁边一位老太太看了蒋写的文字，惊讶地对店里人说：“这位唐人既然不能讲唐话（指广东话），为什么他能写唐字呢？”许多人闻言都好奇地围住蒋梦麟看，其中有一位稍稍懂点普通话的人问道：“你到广州省城去过没有？”蒋回答说：“没有。”“那末你过去在哪里买东西呢？”“上海。”说完，蒋梦麟笑着夹起一瓶酱油和一包货物走了。

30年代初，胡适因在上海兴办《新月》杂志，公开发表文章批判国民党与蒋介石，国民党上海党部因此一再宣称胡适是“学阀”、“反革命”，要求严惩胡适；国民党政府下令教育部，警告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教育部于是签发部令，称“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而具名发出文件的正是好友蒋梦麟。结果胡适将蒋签发的部令退回，不但拒绝接受警告，更逐条反驳。这也是胡适与蒋梦麟一生中难得一见的一次争执。

抗战胜利后，蒋梦麟夫人陶曾穀先抵达南京寻找住房，南京市政府为她介绍了一所大宅子，她走进去一打听，才知道那正是因蒋梦麟的兵役报告而被枪毙的那位大员的产业。陶曾穀吓了一跳，拔脚就走。陪同的人莫名其妙，忙问其故，陶说：“啊呀！这幢房子的原主要向我先生讨命的呀！”

农复会以南京为中心，到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考察。蒋梦麟在考察过程中，经常遇上北大学生，自告奋勇提供帮助。有一次，蒋等人乘坐的包机临时降落在汉中。因为是临时降落，事先未曾与当局接洽。正在徘徊之际，立即有蒋的学生前来引路。蒋梦麟的农复会的同仁，尤其是美国专家，觉得很奇怪，何以一个当过校长的人，有这么多的学生，几乎在全国各地的城市或乡间都会碰到。

另一次，在飞往台湾的飞机上，一位美国专家开玩笑地问蒋梦麟：“你在天空里难道还会碰见学生吗？”蒋笑道：“那是不会有的了！”结果话音未落，一位制服整洁、身材高大的飞行员走过来向蒋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叫道：“校长。”蒋问：“你是那一位？”他回答：“我是您的学生啊！是副驾驶员。”蒋问：“你是几时学了飞行的？”飞行员回答：“是很早以前，校长保送我学航空的。”这时，蒋梦麟得意极了，自豪地对机内同仁们说：“你们瞧，几十年苦校长不是白当的吧，苦有苦的报酬啊！”

蒋梦麟将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曰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氢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氢气球然。

在台北时，蒋梦麟经常念及家乡浙江余姚的臭豆腐乳、炸臭豆腐干，后见台北动物园外傍晚有一担着炭炉卖炸臭豆腐干的小贩，于是每当散步即去那里，买几块回家当夜宵。

在台湾，沈宗瀚与蒋梦麟两家比邻而居。当时沈宗瀚之子沈君山常见一位瘦瘦的老先生，在草地上散步，偶尔也抬起头来看天上浮云。沈君山上大学时，喜欢各种课外活动，尤其围棋桥牌，常常玩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而沈宗瀚家教颇严，一到晚上就把院子大门锁上，把钥匙收起来，不让下女给儿子开门。沈君山只好越墙而入。某日深夜，蒋梦麟还未就寝，忽见一溜黑影，稍现即逝，惊骇之余，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给巷口的派出所：“沈委员家来了小偷，赶快派人来抓。”一个是给沈宗瀚：“你家进来了贼，不过千万别下楼，等警察来。”结果，沈君山挨了父亲一顿好打，而且还在农复会中传为笑谈。从此，沈君山只要远远地见到蒋梦麟，就赶紧躲到一边。

几年后，沈君山到普林斯顿做博士后研究，回乡省亲。沈宗瀚带着他去看望蒋梦麟。谈话中，蒋忽然眨眨眼睛，问沈君山道：“现在下棋不用跳墙了吧？”

章元羲陪同蒋梦麟去出差，进旅馆登记后，碰到了蔡培火。吃饭时，蒋、蔡二人坐上座，其余的人都在下面敬陪。谁知二人全都不开口，像两尊弥勒佛一般，弄得一桌子人都颇为尴尬。章元羲忍无可忍，端起杯子对蔡说：“今日初晤，以此水酒，贺您的大寿。”蔡很是吃惊，忙问章何以知道他的生日。章解释说在来客登记簿上看到的，蔡恍然大悟。僵局就此打破，蒋梦麟也端起杯子向蔡敬酒，一时饭桌上热闹非凡。回到房间后，蒋梦麟对章元羲说：“工程师，我得给你记一功。”原来，蒋蔡二人因为节育问题曾有过不快，蔡对蒋说：“从此我不再和你讲话。”所以见面时，二人都不开口，而这个僵局被章元羲一句话就打破了。

蒋梦麟住在日本表侄宋越伦家中，某夜大雨如注，宋氏夫妇睡不安稳，惟恐七十多岁的表叔也睡不好，几次走到他的榻旁省视，蒋却睡得呼呼作响。第二日一早醒来，蒋发现床被雨打湿了，幽默地对宋越伦说：“你们可不要冤枉我尿床哦。”

四、蒋梦麟婚恋

蒋梦麟赴美国留学之前，即与原配妻子孙玉书结婚，并生育有一子蒋仁宇，另有一女夭折。1917年留学回国后，夫妻二人又先后生育次子蒋仁渊、女儿蒋燕华、幼子蒋仁浩。1933年，蒋梦麟与孙玉书协议离婚后，与陶曾穀结婚。正在读小学的蒋仁渊，见到《姚江日报》刊载蒋梦麟与陶曾穀结婚的新闻，匆匆回家告知母亲，母亲只是喃喃地说：“你爹变心了。”

孙玉书离婚不离家，依然留在浙江省余姚县回龙乡蒋村的蒋家孝养公爹、抚养儿女。三子一女的教育费由蒋梦麟继续承担。陶曾穀再婚前与高仁山生育有一子高陶、一女陶燕锦。蒋、陶再婚之后再没有生育。

陶曾穀是蒋梦麟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遗孀，高仁山于1928年被奉系军阀杀害。蒋梦麟在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朱经农介绍陶曾穀到教育部任蒋梦麟的秘书，二人朝夕相处，日久生情。

二人于1933年结婚。婚礼上，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胡适是蒋梦麟与陶曾穀的证婚人。婚礼前，胡夫人江冬秀因为蒋梦麟为娶陶曾穀遗弃原配，不赞成胡适为两人证婚，不准胡适前去。胡适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

蒋、陶婚后的几十年中，感情甚笃。1958年，陶曾穀病逝。蒋梦麟异常悲痛。章元羲回忆，蒋因为陶安葬之事大发脾气：他认为陶曾穀的棺木太薄，外形像个木头匣子，不中不西；又因为墓地没有选好，觉得治丧委员会准备将陶的棺木暂厝在阳明山不安全，怕发生火灾，又怕被抢。章元羲劝他，先将棺木暂厝在台大医院太平间，一周内选好墓地后，由台大送到山上安葬，蒋梦麟这才平息了怒火。

陶逝世前曾经对她的一个表亲说：“孟邻（蒋梦麟）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

陶曾穀去世后，蒋梦麟非常落寞，由陶曾穀的那位表亲介绍，认识了徐贤乐。徐是江苏无锡人，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父亲徐家保曾任上海格致书院董事。徐贤乐是徐家幺女，长相漂亮，在家中备受宠爱。徐于40年代初与国民党中将杨杰在重庆结婚，但结婚七个月后，就因银钱问题离婚。

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蒋梦麟对徐贤乐一见钟情，在写给徐的第一封情书里就说：“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二人不久就论及婚嫁。

蒋梦麟的再婚遭到朋友们的强烈反对。因反对的人太多，蒋曾一度打消再婚的念头，但不久却又毅然决定与徐完婚。他在给陈诚的信中述及自己坚决再婚的原因道：“鳏居生活，了无生趣，公余返寓，形单影只，更当夜阑人静，孤枕梦回，常中夜起坐，绕室彷徨。……目前虽有小女侍右，究不能朝夕晤对，亦不能分忧分劳。”在给女儿的信中，蒋梦麟说：“我自婚事停顿之后，血压减低，体重亦减。夜不安睡，诸事亦乏兴趣，长此以往，前途不堪设想。所以我不能不图自救之道。……自妈妈逝世以来，于兹三载，精神上之苦痛，一言难尽。自认识徐女士以来，于精神上之补助颇多。故诸事之兴致日浓。……父女之爱，亦良足贵，但究不能代夫妇之爱。……故为图自救计，毅然决然与女士结婚。”

1961年7月18日，蒋梦麟与徐贤乐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时年蒋七十五岁，徐五十四岁了。由于婚礼仓促，以致很多人都来不及准备礼物。

蒋、徐结婚之后没几天（7月26日），蒋梦麟就专程去看望胡适，胡适也向他道贺。蒋梦麟告诉胡适，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几天还要将她带来看望胡适。他还对胡适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

次年12月，蒋梦麟不慎失足摔倒，腿骨骨折，住进医院。不久，蒋抱怨徐贤乐照顾不周，对自己不够关心；而徐则埋怨蒋花钱太多，让蒋转到小病房。接着，徐又背着蒋，一次性向石门水库借支一万元，并因小事与蒋燕华、樊际昌争吵，甚至对二人出言谩骂，同时又让蒋的同僚沈宗瀚一家搬离农复会宿舍。蒋得知后，十分震怒，与徐发生争执。徐一气之下将自己的户口迁出，并将行李搬离蒋家。蒋梦麟出院后，没有回家，拒绝与徐见面，并于1963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写下《分居理由书》，托律师交给徐。

1963年正月十五，蒋梦麟再次委托律师给徐贤乐去函，指责徐乘他在住院期间转移财产，取走蒋应得的利息、股息，甚至连女儿蒋燕华、陶燕锦的股票也过户到自己名下。徐拒绝离婚，蒋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徐“凌辱吾女，侵渎先室；需索敛聚，恶老嫌贫，经常詈骂”，他因“不堪徐娘虐待之苦”而要求离婚，并索回五十三万元存款。

面对蒋梦麟的诉状，徐贤乐气愤地表示，诉状内容都是扭曲的。调解过程中，徐贤乐一度直闯农复会办公室找蒋梦麟，吓得蒋连忙从后门楼梯避开。徐见状高呼，见丈夫是合法的权利，她已受到蒋的侮辱与痛苦，说蒋“仰仗官职、欺凌弱女”。蒋只能避居石门水库。徐贤乐还一度以送冬衣为由，要求碰面。

一年后，双方终于在1964年1月24日协议离婚，由陶希圣当见证人，蒋梦麟付给徐贤乐赡养费五十万元，徐贤乐须将农复会房舍、股票悉数交还，但徐已经提走的二十多万现金不再追索。蒋梦麟只求签字止讼，由友人代签支票偿还赡养费，前后总计花费七十七万元（1960年台湾平均每人所得仅新台币5666元，有存款百万即被喻为富翁），才结束两年六个月的夫妻关系。

蒋梦麟对记者说：“（从结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胡适已于1962年去世）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并将胡适1961年6月18日写给他的那封长信公开发表。

四、蒋梦麟辞世

1964年4月，即蒋梦麟临终前两个月，黄季陆到石门水库去看望他，他对黄说：“再过二十二个月，便要退休了。”黄不明白他为什么以月来计算，他解释说：“再二十二个月，我便是中国说法的八十岁，八十岁的人应当退休，不应当再阻挡着后人的前路。”黄问他退休后作何打算，他说：“教书太吃力，我打算专事写作。”并打趣说：“有笔万事足，无钱一身轻。”

4月20日，蒋梦麟赴蒋介石宴，拄了两根拐杖。他不愿坐轮椅，说那样行动不便，坐着像尊菩萨，这样多了两只脚，可以到处跑跑，找老朋友聊聊天。蒋介石见到他说：“好，好，你精神不错，什么时候可以不用拐杖了？”蒋梦麟回答：“再要两个月。”蒋介石说：“小心保养，就是四个月也不要紧。”宋美龄也过来说他面色红润，比以前健康了。他笑着说：“我什么都好，就是多了两只脚。”

4月23日，蒋梦麟因身体不适、不断打咯等症状，住进荣民总医院。医生在他的右腹部发现一个小硬块，判断是肝癌，已无法用放射线或开刀治疗。因陶曾穀是罹患癌症过世，让蒋谈癌色变，医生不敢告诉他病情，直到过世前他还不知自己病情有多严重。

蒋梦麟家族有长寿的传统，且平日身体不错，故对自己的身体很有自信。只是婚变以及腿疾缺乏休养，让他的健康大受打击。所以，蒋梦麟坚持出院，说养养就好了。

是年6月10日，蒋梦麟病情恶化，再次住进医院。为减轻卧病痛苦，也希望他能撑到亲眼看见石门水库启用，亲友们特别邀请旅日国际癌症体质改善研究会理事长庄淑旗返台为蒋梦麟诊治。

有时蒋梦麟打嗝不停，陪同的人难免心慌，他反而安慰道：“不要紧张，一切难关都会顺利过去。”“没有什么，我的意志力很强，我会斗过去。”

陈诚前往医院探视，告诉蒋梦麟：“好好养病，大家活一百岁，一起回大陆。”蒋笑道：“你比我年轻十岁呢。”陈诚安慰道：“你的身体一向不错啊！”

6月14日，石门水库落成，蒋梦麟高兴地说：“石门水库完成，我很高兴。”

之后，蒋梦麟频频打咯，痰中带血，身体虚弱，不时陷入昏迷，必须使用氧气维生。女儿问他什么地方难过，他说“不难过”，并不同意打葡萄糖，老是挥手说：“去掉它，去掉它。”

6月17日，杨亮功等人去医院看望蒋梦麟，女儿蒋燕华告诉蒋他们到来后，他的眼睛略为睁开，头微动，杨等人站在他床边很久，看着他的右手不断地微微上下波动，以为他不舒服。蒋燕华问他，才知道他示意让大家坐下。

1964年6月19日凌晨，蒋梦麟病逝。蒋梦麟身后与夫人陶曾穀合葬在阳明山第一公墓。

蒋梦麟过世前，为感谢庄淑旗的诊治，且有感于台湾癌症预防资源缺乏，拨出遗产的三分之一，约十万元，供庄淑旗进行癌症医疗研究。多年后，庄淑旗又捐出台北圆山附近的土地与大笔金钱，成立抗癌中心与团体。

四、蒋梦麟品论

沈刚伯评说晚年的蒋梦麟：“梦麟先生从政日久，养成了敏于事而讷于言的作风，有因公务繁忙，不得不采取西洋习俗来略为改变裴晋公私邸见客的办法；他因此省了很多无聊的周旋，却也不免减去了不少的友朋之乐。加之来台以后，亲友离散，年事渐高，故旧日少——相识满天下，孤芳徒自赏——这非变相的寂寞而何？位崇则身孤，望重则欢少，年高而念广，体泰而情索——这原是事理之常，不过像梦麟先生那样富于感情的人却不免有时觉得难受；他脸上的微笑，口头的幽默，适足反映其内心之孤寂伤感耳！”

一次，曹聚仁与几位好友围炉夜话，突然有人问他生平所钦佩所敬仰之人是谁，曹答是蒋梦麟。举座皆惊。曹聚仁见状忙申明，他决不做违心之论，也决不依草附木，更不是北大的学生。友人问为什么敬佩蒋，曹聚仁答道：“有种。”

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蔡元培说：“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当时就有人评价说：“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特殊地位和贡献”，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8年后，北大百年校庆重新修订出版此书时，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但之后仍有研究者抱怨：“前两年北大百年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这样评价：“蒋梦麟重掌北大，确实是把校长的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但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正是这原因，虽然是校长治校，但没有走向校长独裁，他建立的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蒋梦麟来了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新北大的气象就出来了，建了新图书馆、新宿舍。这七年之中，蒋和他的团队把握着北大的航向，为后来的西南联大，为后来的北大辉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北大心理学教授、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在《“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中写道：“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始终联合在一起以至抗战胜利，三校复员，而三校之间精神上的契合无间，且更胜于前，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孟邻先生，和夭折的东南联大以及一时联合而后又分立的西北联大相比较，西南联大九年的历史是值得珍视的。”

蒋梦麟的老友王世杰说，蒋梦麟的过世是“学术界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罗家伦说：“我认为梦麟先生的性格是外柔和而内刚劲，但对人则‘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还是根据道理可以说服他。他用人也专，待人也恕，不以察察为明，所以许多人乐为所用。他不长于演说，谈话时也不作长篇大论，然其简短的词句，常能扼要，而且带点幽默感。他有许多外国朋友，彼此间能建立互信，所以他提出的主张，也容易得到赞助。”

台湾学者吴相湘认为：“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地位仅次于蔡元培。……蒋主持北大近二十年，不顾内乱外寇之困扰，勇敢负责，勤奋建设。危城讲学，大义凛然。终蔚成全国最高学术中心，作育人才至为众多。”

王世杰说：“孟邻先生所提倡的节育运动，是他一生中最勇敢的一件事，也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一件事。”

樊际昌说：“孟邻先生的成功，一方面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深通人情’的‘中国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能运用他所认为中国人所忽视的概括与抽象的思考方法去了解，去解决问题。”

叶公超回忆，蒋梦麟长他十七岁，但他和蒋单独相处时，却丝毫没有年龄或辈分的隔阂。叶公超说：“我想这与性格、教育、兴趣都有关系，但是主要的因素，大概是孟邻先生有一种极自然的真诚，在中国人里头很罕见的……是一个没有权术的人。”

叶公超还说，蒋梦麟“不是一个溺于忧患的人，常在极艰巨苦闷的时候说开玩笑的话，说了他自己还笑，有时笑得比别人还起劲”。叶将人分为三种类型：“笑的”、“愁的”、“怒的”。他认为，蒋梦麟属于第一种人。他说：“属于笑型的人容易有幽默感，不容易被环境征服，也不容易失去均衡，孟邻就是这样。孟邻先生处理问题……一旦有所决定，却是非常坚定，甚至于利害毁誉在所不计。这是他个性中最强的一点，也是他最弱的一点，他的成就以及许多痛苦的遭遇，也都是源于这种性格。”

1977年，即蒋梦麟去世13年后，台湾《仙人掌》杂志第6号封面刊登了蒋梦麟的大幅照片并配以《平易近人的改革者蒋梦麟》的长文，高度评价蒋梦麟的历史功绩。文章说：“蒋梦麟生在一个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却慎重地选择了自己的路，向时代提出了他的贡献，对后代献出了他的宝贵经验，他应死而无憾了。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处于过渡的时代，仍是旧的忘不了，新的学不会，也许我们需要多一些这样的人，眼望星星脚踏草根地以实践代替争辩，才能早点结束这个已经拉得太长的过渡时代。”

五、闻一多刚直

在昆明时，闻一多与晋宁县卫生院院长王子翰常有往来。昆明市市长陆亚夫等人慕闻一多之名，请王邀闻吃饭、写字，闻拒绝道：“我是研究文学的，我研究的东西他们不懂，我也不愿意同这些官吏绅士来往。”

抗战期间，闻一多的友人因公从重庆到昆明时，前去看望闻。眼见闻家如此困顿，朋友劝道：“何苦这样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庆休养一段时间，我负责接待。”闻说：“你如不嫌弃简陋，我愿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儿我不能去！”好友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你那儿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是衙门，那里有官气！”为了不沾这“官气”，闻一多之后毅然与这位好友断绝了来往。

清华学生与闻一多年龄相差无几，且很多人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自视甚高。而闻一多是新诗人，在清华却讲授古代文学，故一些清华学生对闻颇为不屑，认为他讲不了古代文学。一次，闻一多讲课时认为，“振”与“娠”互通，赖天缦认为他讲的没有根据，闻很生气，说：“你说该怎么讲？”吴组缃在一旁笑了，闻马上说：“你笑什么？”吴答：“你说不同的意见可以讲，人家讲了你又发脾气。”闻一多拂袖而去，一个星期未来上课。之后，闻再到教室上课，发现没人，便到宿舍给学生们上课去了。

从美国留学归国后，闻一多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其好友余上沅、赵太侔也到该校任教。三人怀着发扬戏剧事业的理想而来，不料学校内部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不多日，有人将矛头指向闻一多，说他想当校长。闻对这种流言嗤之以鼻，表示“富贵于我如浮云”，毅然辞职而去。

闻一多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朱湘写了一篇《闻一多与〈死水〉》，拿给闻一多看，闻看到其中有许多恭维自己的语句，就不愿发表，说：“除非我死了。”闻将稿子还给朱，朱不爱说话，脾气也倔强，接过来就要撕掉。一旁的顾毓琇忙出来圆场，说稿子交给自己保存。闻一多去世后，顾才将此文发表出来。

联大教授刘文典应大盐商张孟希之请，到磨黑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滞留甚久，耽误了联大文学院的课程。闻一多认为刘吸食鸦片，又耽误课程，不足以为人师表，故未再续聘刘文典。王力等几人前去向闻一多求情，闻怒道：“难倒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最终还是没有续聘刘文典。

制造“一二·一”惨案的云南省主席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想请闻为之治印。他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闻一多断然拒绝。

吴晗回忆：“一多的气质是刚性的，肚子里有什么，嘴里说什么，从来藏不住话。而且，受不了气。在乡下住，明白了农民的苦痛，他会气得说不出话。谈到政治上的种种，越谈越多，他会一晚睡不着，辗转反侧到天亮。朋友间一言不合，会得当场吵架，眼睛都红了，口吐白沫。等到误会消释以后，又会握手言欢，自动赔不是。这两年，经过磨炼太多的忧患，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即使在极不快意的时候，对任何一个来访的朋友，温言悦色，从无倦容。并且，他还有一套说服人的本领，左说右说，连求带劝，一直说到对手同意方甘休。”

一位联大学生回忆闻一多说：“闻先生胡须尺长，而火气很盛，一般同学都很敬重这位‘老当益壮’的文化战士。有一次当众演讲，他高声大叫：‘砍我的头，我也要说！’那气概太动人了！”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教授们生活困顿，王力被迫写小品文换稿费，闻一多斥之为“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

闻一多在武大的第二年，武大内部出现派系斗争，有人鼓动学生闹学潮，矛头直指闻一多。闻十分恼火，贴出告示，称自己对职务如“鹓雏之视腐鼠”，宣布辞职。

1932年，闻一多到清华任教。清华原本打算聘其为中文系主任，但有了艺专及武大的前车之鉴，闻不愿为行政职务。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湖北蕲水县（今为湖北浠水县）。诗人、学者、民盟早期领导人。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美术系和纽约美术学生联合会学习。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今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热爱艺术，擅绘画、篆刻。是中国新格律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早期创作风格为唯美主义，后转向爱国主义立场。从1928年开始，转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从神话到先秦诸子，从到楚辞，从汉乐府到唐诗，横跨领域广阔，留下了100多万字的研究作品。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宪兵暗杀于昆明街头。

一天，闻一多讲《尔雅》课，正好联大教授罗常培出国讲学，学生要去送行，都无心上课，闻生气地对学生们说：“要上课不上？”又指着给罗送行的布告上“罗系主任”几个字，说：“写莘田师不是更亲切吗？为什么把官僚的一套习气搬过来！”

吴国桢不满30岁即出任湖北省税务局局长。为了提高社会声誉，他向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清华同窗闻一多提出，想在武大担任兼职教授。闻一向对吴没有好感，拒绝了吴的要求。吴很是尴尬，但对闻却更加敬重。闻遇难后，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上海发起闻一多追悼会，悼念老同学。

1920年，闻一多与吴泽霖、潘光旦等六位同学成立“丄社”。起名“丄社”是闻一多提议，他说：“这是古文上字，与尚字通。纯朴的水木清华，不应该遭受那种颓废、靡朽的风尚所侵蚀。由出自民脂民膏的公费培养出来准备出国深造的青年，应该保持良心的纯洁性。我们是丄社人。他们不认识这个丄字，让他们莫测高深吧！”丄社什么都管，有人在清华播放淫秽电影，他们进行批判；有人上厕所不讲卫生，将粪便拉在便池外，他们也提出批评。

闻一多做事一丝不苟，即使如洒扫庭除，也要求孩子们来不得半点马虎。抗战期间在昆明，闻家住的二楼铺有楼板，扫地时如不洒水，则尘土飞扬；如果洒水，扫过后又会留下一道道的印迹。闻一多要求孩子们既不洒水也不能扬起尘土，让他们像刷油漆一样不离地扫过去，轻轻提起，再扫第二下。擦煤油灯罩亦是如此，闻一多要求里里外外必须通明透亮，不能留一点油烟痕迹和手印，边擦边对着阳光细心检查，发现不干净就再补擦，直到完全满意为止。

闻一多原名闻亦多。他到清华学校读书时，注册的名字为闻多。当时同学们觉得连姓带名一起称呼不礼貌，故潘光旦等人半开玩笑地劝他在“多”字前面加个“一”字，他欣然采纳，并马上去学校教务处改名字，但被教务处以名字已经上报教育部为由拒绝。闻一多并不灰心，总是说，坚持就会胜利。此后，每逢新教员上课点名，他总强调，多字前面还有个“一”字，试卷上也写“闻一多”，每逢发榜或布告上有他的名字，他也总设法加上“一”字。临近毕业，学校终于正式承认他的新名字，在毕业证书和同学录上都印上“闻一多”。

抗战爆发后，闻一多南下途经武汉，担任教育部次长的老同学顾毓琇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顾找到闻一多，请闻去汉口最好的扬子江饭店，并请来许多清华老同学作陪，吃饭、洗澡，谈了一晚上，但闻仍谢绝了。他对家人说：“我被包围了一晚上，还是没答应。”闻夫人高真原希望丈夫能接受顾的邀请，留在武汉，照顾家人，知道闻拒绝后，多日不理会丈夫。闻一多到达西南联大后，多次写信请妻子原谅，一再表示“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高真这才气消，原谅了丈夫。

陈梦家是闻一多在青岛大学的学生，后与闻同到西南联大任教，他与闻一样，常不修边幅，师生二人相处颇为相得。某次，闻在一短简中称呼陈“梦家吾弟”，陈回称闻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狠狠地训斥了陈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闻是不肯稍予模糊的。

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说：“我的性格喜欢走极端，我对一切旧的东西都反对，希望最好一点也不要留。”

抗战期间，学生刘功高报考清华，到她看到录取的榜文时，距离发榜已近一年时间。她马上赶到昆明报道，学校的职员因她来得太迟而面有难色。正在交涉时，闻一多走了过来，刘告知自己如何历尽艰险，从湖北来到昆明的情况后，闻怒而拍案道：“一个年青的女学生，千辛万苦来到昆明，哪有不收之理，你不收，我收了。”在闻的帮助下，刘功高很快办好了入校手续。

五、闻一多斗士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参加了几次驱赶校长的风潮。梁实秋回忆：“他不善演说，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学校里闹三次赶校长的风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当局的一面，但是他没有出面做领导人。”

1921年，即将毕业的闻一多正与同学作着赴美留学的准备。此时北京发生了高校教师讨薪事件，清华学生也以罢考支持教师的讨薪行动。学校当局为了平息学潮，宣布罢考将取消学籍。毕业班的大部分学生为了前程，走入考场，但闻一多、罗隆基等29名学生却坚决罢考，最后被学校以“自动退学”名义除名。事后，外交部和学校为缓和此事，宣布只要学生们写一份悔过书，就可以重新返校，次年出洋，但闻一多等人坚决不妥协。最后，外交部和学校只能不了了之，29名学生推迟一年毕业，最后一个不缺地登上了赴美的轮船。

青岛大学的一名学生在海滩上玩耍，与一个日本小孩发生了冲突，日本人将他殴打得半死后，送到警察局。警察局长一面向日本人赔笑道歉，一面打电话斥责青岛大学校长“对学生放纵”。正在上课的闻一多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他将书本一扔，大声说道：“中国，中国，难道你已亡国了吗？！”遂主张积极交涉。学校一些教授劝他不要与友邦及当局伤了和气，闻一脸不屑，不予理会。受了闻一多言行的鼓舞，学生们沸腾起来，当局见此情形，只好释放了这名学生。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满怀悲愤，拍案而起，亲笔撰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疾呼：“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他为学生题字：“不自由，毋宁死！”

李公朴遇害后，空气十分紧张，但闻一多却毫不惧怕，在大会上大骂国民党的特务们，指着他们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五、闻一多赤诚

清华是庚子赔款后按美国方式建立的学校，当时一些清华学生对其并不完全认同。闻一多毕业前发表《美国化的清华》一文说：“我将离开清华，十年的母校，假若我要有点临别的赠言，我只有这几句话可对他讲。我说：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清华里的事事物物，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敢于说我讲的关于清华的话，是没有错的。”

自从闻一多挂牌治印后，顾客络绎不绝，长子闻立鹤对此颇为反感。一次，闻立鹤质问父亲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罢没有生气，只是黯然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闻一多乐于提携后进。一次，某学生向闻一多借他的四册《诗经长编》手稿，闻连其姓名都没有问，就将手稿借给了他。何善周做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选注工作时，闻又将自己的手稿贡献出来，任其挑选。

有学生为撰写论文而请教闻一多。闻说：“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谈创作，先读20年书再说。”

学生郑临川读大三时，听说闻一多考核学生成绩爱听奇谈怪论，于是打算写篇否定屈原存在的读书报告。闻一多听后对他说：“书倒念了不少，可惜态度和方法还有问题。是的，我一直鼓励同学要独立思考，敢发异论，要经得住不怕荒谬绝伦的考验，去争取绝妙千古的成就。但是，首先必须端正态度，态度端正才会找到正确的方法。屈原存在的历史事实，你能否定得了么？”

1942年，郑临川赶写毕业论文，向闻一多求资料。闻让他到司家营住一段时间，到文科研究所查阅资料。郑以为先生定有秘籍相授，欣然前往。但一连半个月，闻并没有指导，只是让他自己去翻阅。郑很是着急，于是编了个理由，准备回城。这日午后，闻将自己多年整理的唐朝诗人的资料拿给郑，让他去抄，并告知，如果他以后研究唐诗，可以将这些资料送给他。郑很是感动。闻说：“为什么不早拿给你，要等到半年后的今天呢？我是有意让你经过一番困苦探索的过程，使你懂得做学问的艰难。你嫌自己半年来搜集的太少，就该知道老师这些资料是付出多少年的心血吧。要知道，做学问当像你们三湘的‘女儿红’（一种湘绣），是成年累月用一针一线辛苦织成的，不是像跑江湖的耍戏法忽然变出来的。你能懂得做学问的艰难，才会自己踏实用功，也不至信口批评，随意否定别人的成绩。”

1943年春，季镇淮撰写了一篇文章，对古书中常出现的数字“七十二”进行考据，闻一多对此文提出诸多意见，又让何善周帮忙查找资料，最后自己花五个昼夜重写此文。文章发表时，闻坚持署三个人的名字，并在附识中说自己只是“多说了些闲话，当了一次抄胥”。

青年时代，闻一多对鲁迅并无太多好感。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提到过“非我辈接近之人物”，第一个就是鲁迅。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还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种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

1944年，传闻联大要解聘闻一多等人，且特务已准备刺杀他们。几个联大学生很是焦虑，让王一到闻家去劝说闻一多。一个寂静夜晚，王一来昆华中学找到闻一多，他在卧室里，一手拿着馒头啃，一手在磨石章，笑着说：“这是我的副业——靠小手工业过活。”沉默半天，王说明来意：“我以你的学生的资格，要求你爱护自己一点，因为今天讲真理的人太少，我们经不起敬爱的长者的损失。”闻瞪着眼，半天，泪珠濮濮地掉了下来：“这是做人的态度，……我觉得许多青年人太冷了，……人总有心有血，……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安全吗？我很感激，……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

“一二·一”惨案后，闻一多劝学生复课，许多崇拜他的学生于是对他颇为不满，甚至谩骂他。某个冬日的上午，王一到闻家拜访，闻夫人高真生病躺在床上，闻正在刻图章，弯着腰，摘了眼镜，叹口气，用低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现在我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所怕的不仅是右，还有左，青年人都太性急，恨不得一下子新民主中国就来到——其实，我们知识分子——连我在内，——都是如此的。过去我对所有的青年人都相信，现在才知道青年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过青年人还是很可爱的。错误不要紧，我们谁也没有政治斗争经验，青年是可爱的，可爱的。不幸作了特务的青年，我们尽可能地争取他们。”

1946年，学生黄福海向闻一多辞行，闻为他题写临别赠言。署名时，闻盖上自刻的一枚印章“叛徒”，并解释道：“为什么叫‘叛徒’呢？因为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

是年春夏的一天，闻一多正赶写一篇文章，小女儿缠着闻夫人高真吵闹，闻无法集中精力写作，一怒之下打了女儿。女儿哭得更厉害了，保姆赵妈心疼孩子，对着闻嘟囔。一时间，闻生气，女儿哭，妻子劝，赵妈抱怨，乱成一锅粥。次子闻立雕闻声过来批评父亲道：“你平时天天在外面讲民主，怎么在家里动手打人！这叫什么民主？”面对儿子的批评，闻一时错愕。少顷，他严肃地对儿子说：“今天是我不对，不该打小妹。我小时候就是受这样的教育过来的，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孩子！”

闻一多评价自己：“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

五、闻一多悲悯

有人问闻一多：“究竟怎么爱人民呢？”他语气沉重地回答：“从心里就爱起，和受苦难的人在一起，他身上的虱子爬到你身上来，都不觉得他脏。这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出身大都是剥削别人的，但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

在昆明，闻一多住在一位姚姓中医家的楼上，两家相处颇为和睦。唯独房东老太太常虐待她的丫鬟荷花，闻每每听到荷花的惨叫声，忍无可忍，急奔楼下劝阻。回到楼上，嘴里还连声谴责：“太不像话！太不像话！”

一次，闻一多与何善周一起去村子里访问一家农户。这是一家赤贫户，家徒四壁，男人不在家，女人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孩子们一丝不挂，骨瘦如柴。女人告诉闻一多，他们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面对如此惨景，闻心情很是沉重，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昆明时，闻一多曾见国民党的军队拉壮丁：那些壮丁被绳子拴着成一串儿在路上走，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闻看见有个军官打士兵，上前斥责道：“你自己也有父母兄弟，你难道没有一点人性？”结果那个军官破口大骂，反而更加凶狠地踢打那个士兵。闻气愤至极，回家后仍愤恨难平，夫人劝他说，何必呢，闻一多说：“不是你的儿子，你不痛心！”

某次上课，闻一多讲解杜甫的《石壕吏》时，对学生讲了自己的见闻：他家住在昆明郊区，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以请看电影为名，把骗来的20多个农民都绑起来当了壮丁，一时鸡飞狗跳，哭声直上云霄。昆华中学曾驻扎过一连军队，开拔时一名士兵因病被遗弃，这个士兵走投无路，跳井自杀，被捞起来后，大家围着尸体掉眼泪。闻讲着讲着，失声痛哭起来，愤怒地质问道：“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我们现在比杜甫写《石壕吏》时更悲惨？”“这哪是什么‘国军’，这是土匪！不，比土匪还要坏！”

闻一多次子闻立雕的好友庄某，家在南洋，因抗战期间交通、通讯中断，家中无法给他寄生活费，闻立雕要求父亲承担庄某的部分生活费。当时，闻家生活艰难，闻一多最初并未同意，但与妻子商量后，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要求。抗战胜利后，闻家准备返回北京，此时庄某仍未与家人取得联络，闻立雕便让庄某到自己家中暂住，并决定让庄某和他一起返回北京，要求父亲负担庄某的机票。生活艰难的闻一多考虑再三，又一次答应了儿子的要求。然而，他还未等筹措到全家回北京的机票钱，便被暗杀。

五、闻一多风度

学生冯夷回忆闻一多在清华讲课时的情景：“记得是初夏的黄昏，马缨花正在盛开，那桃花色绒线穗儿似的小花朵，正在放出清淡的香味。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以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eme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他的新南院住宅。”

学生闻山回忆闻一多：“他的男中音，像中提琴的男低音，非常好听。”

吴晗回忆：“（闻一多）一部好胡子配上发光的眼睛，在演讲，在谈话紧张的时候，分外觉得话有分量，尤其是眼睛，简直像照妖镜，使有亏心事的人对他不敢正视。”

1937年，闻一多主持侄女的婚礼，日机突然来袭，导致停电，众人一片混乱，惊惶躲避。闻一多以主婚人的身份在黑暗中高声宣布：“结婚乃人生大事，岂能因小日本骚扰一下就中止举行！希望大家保持镇定！”婚礼于是继续举行。

一天，空袭警报响起，闻一多和保姆赵妈赶紧去学校接儿子，半路遇见敌机，赵妈忙躲进树林，闻却想看个究竟，靠着围墙，以手遮阳，仰头向空中搜看。闻正看着，忽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一时房屋坍塌，烟尘滚滚。等烟尘过去，赵妈慌忙寻来，只见闻捂着头，鲜血直流。家人忙将他送到医院，还好只是被砖头砸破了一个口子，颅内出血，缝了几针，回家休养。

1944年10月10日的双十节群众大会上，闻一多发表演说。时正值独山失守，桂林吃紧，人心骚动，许多人准备逃难。闻一多大声喊道：“不要逃，逃到哪里去？没有人抵抗的敌人是逃不过的，站住，我们要站住！组织起来，组织就是力量！”他分析战况时，愤慨地骂道：“这不是撤退，是溃退啊！”群众很是感动。这时，特务出来捣乱，大喊“炸弹炸弹”，人们挤作一团，叫喊声哭嚷声夹着枪声，响成一片。但闻一多在升旗台上屹立不动，像一尊铁像，胡子飘拂着，一脸悲愤的表情。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然下起大雨。有些学生急于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随军的占卜师说这是‘天洗兵’，是老天爷帮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五、闻一多艺术

闻家收藏了不少字画，闻一多少年时代常在一旁看父辈赏画作画，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家人韦奇带他去巴河镇看戏，回家后闻就描画戏中的人物。韦奇看见书中的绣像，就让闻用纸进行临摹。这也是闻日后走上艺术之路的原因之一。闻一多也因此与这位参加过太平军起义的老家人感情很深，韦爱吃狗肉，闻家有人不让他在灶上炖，甚至出口责骂，闻一多却总护着他。

儿时，闻一多总让家人给他剪纸花样玩。看见有人乘轿子，他就要求大姑母剪两个轿夫抬着轿子的样子；看见轿夫把笠帽放在桌上，他又要求剪出笠帽放在桌上的样子；轿夫去吃饭，他又要剪一张吃饭的样子。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经常到校外写生，有人称：“闻多之水彩景画，善露阳光，有灿烂晴日之景象。”比闻低一级的同学张闻骏见过一幅画，是闻一多用各种碎片拼起来的，非常特别。

闻一多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习时，得到了该校美术系主任利明斯女士的赏识。利明斯一次对梁实秋说：“密斯脱闻，真是少有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先不论，他这个人就是一件艺术品，你看他脸上的纹路，嘴角上的笑，有极完美的节奏！”闻一多当时画油画，头发留得很长，披散在脑后，他的画室披衣上，东一块红，西一块绿，水渍油痕到处皆是。闻一多无论是揩鼻涕，抹桌子，擦手，御雨，全是用这件披衣。梁实秋评价道：“一个十足的画家！”

利明斯曾建议闻一多参加纽约一年一度的画展，闻欣然同意。他埋头作画，废寝忘食，如中疯魔一般，足足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个多月，等快画完的时候才允许梁实秋到他屋里去品评。一次到了饭点，梁去叫他吃饭，敲门不应，梁从钥匙孔中窥见他在画布上戳戳点点，便不再惊动他，任他饿了一顿。闻送去参展的画有十几幅，却只有一幅美国侦探的人物画，获得了一颗金星。闻非常沮丧，从此对绘画兴趣索然。

到纽约后，闻一多虽继续学画，却没有再好好上课，刚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干脆不去了。他开始蓄长发，作艺术家状，时间长了，头发戳得脖子发痒，便约朋友相互为对方修理。当时常与他往来的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人也都是长发披肩，常常睡到日上三竿，入夜则到附近一家广东餐馆喝五加皮，吃馄饨，过着波西米亚的生活。

在清华就读时，闻一多所在的清华辛酉级曾组织唱歌团，请林语堂担任教员，闻一多也加入其中，唱男低音，并兼任书记。

早在清华时，闻一多便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欢编写剧本，常与同学撰稿到深夜。在清华的前八年，每年闻一多都要编写剧本，参加短剧比赛，闻一多所在年级的短幕戏剧都是出自他之手。1916年10月，清华辛酉级为庆祝双十节，曾演出戏剧《蓬莱会》，闻一多在剧中饰演的是一只驴。

在纽约艺术学院学习时，闻一多与同在纽约的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等人推出了两台中国古装戏：《牛郎织女》与《杨贵妃》，闻负责服装和布景。当时，美国买不到锦袍，闻只能自己动手绘制，几十件锦袍都是他亲手画上去的，非常精美，演出亦大获成功。梁实秋回忆说：“在灯光下竟然看不出有彩笔的痕迹，在这一次演剧中一多建了大功。”

1926年，闻一多将妻女接到北京，在闹市口附近租屋居住。徐志摩回忆闻画室的装修道：“他把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有一间屋子朝外壁上挖出一个方形的神龛，供着的……是米罗维纳斯一类的雕像。……尺外高，石色黄澄澄像蒸熟的糯米，衬着一体黑的背景，别饶一种澹远的梦趣……”

1927年，闻一多致信饶孟侃说：“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笼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抗战时，闻家生活困难，好友建议闻一多挂牌刻图章，闻欣然接受，戏称自己为“手工业劳动者”。闻最初刻章颇为辛苦，云南流行象牙章，于是他先拿石头练手，觉得差不多，再刻象牙。象牙很硬，闻以为象牙遇酸会变软一些，遂将牙章放在醋里泡了一昼夜，但丝毫没有变软，于是只好硬碰硬地苦干。第一个牙章耗费了一整天，闻的右手食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两年后，他对吴晗谈起初刻章的情形时，眼里还含着泪。

闻家八口的收入，三分之二就靠闻一多刻图章。闻刻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到1945年，由于通货膨胀，涨到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每字2000元。吴晗曾说闻一多：“没有章子来的时候着急，家里人吃饭成问题；有章子来的时候也着急，那么多章子来了一下子刻不出来人家顾客不答应。”

五、闻一多诗人

1916年冬，闻一多生病住进校医院，时值其同学贾观林去世。某夕，闻一多“恍恍惚惚，觐君来前，惊而延之，神定景逝。更寐而求，苦不交睫，起视牖外，疏星出没，月在高树，巡字而呼，仰空而泣，踟蹰搔首，不知所措，乃作赋以招之”。此即《招亡友赋》。

闻一多说，对自己诗风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是梁实秋：“从前受实秋的影响，专求秀丽。”二是郭沫若：“现在则渐趋雄浑，沉劲，有些像沫若。”他评价自己的诗风“介乎此二人之间”。

闻一多既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保留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的传统，提出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诗人应“戴着脚镣跳舞”。他的新诗曾一度影响了二十年代的诗风。

从结婚时起，闻一多就着手建立“诗化家庭”，即使在物质生活异常困苦的抗战岁月里，诗化家庭的建设也不曾中断过。每到晚上，闻总是靠在床上，背后搁个枕头，让孩子们围坐在一旁，听他一篇一篇地讲解诗歌。讲着讲着，他会停顿下来，让孩子们谈谈看法，然后他再进行解释。讲解完后，他还要求孩子们背诵，如果背不出来就罚捶腿。

闻一多认为：“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评价这首诗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武汉大学所在地珞珈山原名罗家山（又名落驾山）。1928年，武大将新址选在此地，闻一多建议将地名改为“珞珈山”，被武大采用，沿用至今。

臧克家到青岛大学英文系学习，由于记忆力差，学起来很是吃力，便想转到中文系。当时青岛大学规定学生可以转院或转系，但必须得到系主任的同意，而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对学生要求很高，许多人想转到中文系都没能成功。臧克家却很顺利，他自报姓名后，闻从写字台上仰起脸看了他一眼，高兴地说：“你来吧。”于是，臧克家便成为闻一多门下一名“诗的学徒”。从此，臧日夜苦吟，一有自认为值得一看的诗，便跑去向闻请教。闻总是拿起“红锡包”香烟，二人一边吸烟喝茶，一边谈诗，“室内充满了诗的空气”。1932年，闻一多回清华大学任教，写信给臧克家：“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青年时代，闻一多对政治并不热衷，中年以后却开始论政，变化之大让许多朋友很是惊讶。但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五、闻一多为学

闻一多六岁入私塾，少年老成，整日读书。其兄闻展民回忆：“汝初就外傅，群季争嬉戏，汝独哦哦不休。”每逢新年，门外来了龙灯或花轿，别的孩子都跑出去看热闹，只有他安坐书房，不为所动。晚上，闻常随父读《汉书》。一次，他以白天先生授课所讲的事例与汉书中所述进行类比，父亲听罢极为高兴，从此每晚必给他讲书中的名人名言。

1912年夏，14岁的闻一多（当时其名为闻亦多）报考清华学校，初试的作文题目为《多闻阙疑》，正好应了闻的名字。他读过许多梁启超的文章，学着写了一篇，很得主考官赏识，但因其他学科成绩一般，只被录为备取第一名。去北京复试的路上，他临时背熟了一些应用的英文成语，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录取。

闻一多在清华读书十载，每年暑假回家，总是闭门读书，废寝忘食。每每家中有宾客至，他总是趿拉着鞋东躲西藏，嘴里嘟囔：“怎么又来打搅人看书了！”因普通书桌不够宽大，他就用裁缝做衣服的案板做书桌，上面堆满书籍和稿纸。闻一多的书房名为“二月庐”。盛夏时节，酷热难当，书房如同蒸笼，闻汗如雨注，“二月庐”成了“二月炉”，但他仍看书不止。

某日傍晚，一条蜈蚣爬到正在读书的闻一多脚上，家人见了忙惊呼，闻却一脸茫然，家人只好帮他把蜈蚣赶走，闻反而怪家人惊扰他读书。于是，家里人都叫他“书痴”，责备他“不事俗务”，他却说自己“吕端大事不糊涂”。

1928年夏，闻一多到武汉大学任教。自此，他从诗人转变为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由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其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连郭沫若都惊叹“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到清华任教后，闻一多更加专心治学，硕果累累。有时，他“忽有所悟”，便“自喜发千古以来未发之覆”，恨不得马上与人“相与拍案叫绝”。

闻一多曾想编一部《毛诗字典》，他准备让每个学生在中选一个字，然后把各篇中有这个字的句子全部集中起来，按照句法结构分成几类，再从声和形两个方面来求义，并注意古代虚词的用法和含义。但卢沟桥事变致使这个计划流产。

世人多认为《诗经·邶风·新台》中“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的“鸿”为“鸿鹄”的“鸿”。闻一多考证后认为，此处的“鸿”应为“蛤蟆”之意，这样全诗的意思才能解释得通。

据闻一多考证，“风牛马不相及”的“风”为交配之意。他认为，中的风诗为爱情诗，“风”古义从虫，“虫”即《书经·仲虺之诰》中的“虺”，即蛇。《论衡》和《新序》中记载孙叔敖见到两头蛇，实际是看到两蛇在交尾，即“虺”的原义。故“风牛马不相及”是说马和牛不同类，不能“风”，即不能交配。后世的风流、风韵、风月、风骚等词，均与异性相慕之情有关。

学者都认为是“哀而不怨，乐而不淫”，但闻一多逐条考证，认为中不但有伤雅之作，有些简直就是淫诗。如《陈风·衡门》中“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句中的“饥”是指男女交合之意；《陈风·株林》中的“朝食于株”的“食”也是指交合。闻一多还举《汉书》、《楚辞》等古籍与之相互参证。一些自命经学家的卫道先生愤然说：“闻一多讲是的讲法，江湖派！”

闻一多在《诗与歌》一文中说，原始人最初因情感激荡而发出“啊”、“哦”、“唉”、“呜呼”、“噫嘻”等声音，这些声音是“歌”的起源，作用在于抒情；而“诗”最初是用于训志，“志”有三个含义：记忆、记录和怀念，这也是诗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重要阶段，诗的本质为记事。他认为，三百篇有两个源头，歌和诗，当时所谓诗本质上乃是史。

闻一多曾对龙进行考据，认为龙是远古各个部落图腾的合体。根据闻的考证，古代几个主要的华夏和夷狄民族，都崇拜龙图腾，从而证明了中华各民族的同源性。

夫人高真回忆，闻一多有时半夜里睡着觉，忽然一下子坐起来，夫人忙问：“干什么？”他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那个字应该怎么考证了。”

自从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罗常培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则逸事，“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便传遍整个校园。

五、闻一多传道

臧克家报考青岛大学，国文试卷出了两道题：一、你为什么报考青岛大学，二、作一篇杂感。两题任一个。臧全答了。杂感只写了三句：“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数学交了白卷。一个月以后，他意外地收到了通知书。注册报到时，一位姓庄的职员告诉他：“你的国文卷子得了九十八分，头一名！闻一多先生看卷子极严格，五分十分的很多，得个六十分就不容易了。”臧克家说：“听了这话，我解决了数学吃‘鸭蛋’还被录取的疑问。同时我想，一定是我那三句‘杂感’打动了闻先生的心！”

在青岛大学任教的两年间，闻一多最得意的事便是有了两位高足，即臧克家和陈梦家。他将二人的照片放在书桌上，不无得意地对客人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

臧克家回忆闻一多讲课：“记得他在讲雪莱的歌时，将云雀越飞越高，歌声也越强，诗句所用的音节也越来越长的情况，用充满诗情的腔调吟诵了出来。”“记得有一次在英诗的课堂上，他说：‘如果我们大家坐在一片草地上谈诗，而不是在这样一间大房子里，我讲你们听：坐在草地上，无妨吸着烟，喝着茶，也无妨同样吸一口鸦片……’他诗人的气质很浓厚，讲起书来，时常间顿地拖着‘哦哦’的声音。”

一次，闻一多上课时，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疑惑不解。闻问道：“2＋5＝？”学生于是回答：“等于7嘛！”闻说：“不错。在数学领域里2＋5＝7，这是天经地义的颠扑不破的。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画作让学生欣赏，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后面便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了。闻指着画说：“从整个画面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

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等近10门课，其中，“唐诗”是联大最叫座的课之一。他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他将晚唐诗与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还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illism（点画法），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汪曾祺回忆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闻一多说：“读唐诗，尤其是读初唐诗处，应该在昆明，这里夏无酷暑，冬不严寒，春秋佳日，风和气消，一卷在手，如饮醇醪。我是和大家共享呢。”

闻一多讲唐诗，讲到杜甫时最为神往。他在课堂上朗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闻告诉学生，对这样的诗，不仅要读，而且要用心去体会；并且说，这就是推己及人，是伟大的同情心，是艺术的起源。

西南联大学生李凌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

杨振宁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时，手里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证》，一句一句地讲，一个字也不含糊，旁征博引，一学期只讲了一篇《天问》。

许渊冲回忆，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授《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士兵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讲时，他摸着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子，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随着抗战深入，闻一多逐渐看到更多的丑恶现实，他很少再讲名士风流的词章，而是反复吟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同样好听的男低音，但已没有过去那种悠扬的调子，而且深沉到令人想哭，课堂上不少学生受到感染，听着听着不觉已潸然泪下了。

汪曾祺回忆，闻一多讲古代神话，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这门课，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赶来听，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当时，工学院与文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听闻讲课，工学院的学生要穿越整整一座昆明城，但是他们觉得很值得。

一个学生交了一篇关于李贺诗歌的阅读报告（汪曾祺代作）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一多所激赏，评价道：“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五、闻一多逸事

闻家是湖北浠水县下巴河的大族。据族谱记载，原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一支后裔（据后人考证，闻家并非文天祥的后裔，而是其堂兄弟的后裔），闻一多少年时代便对此进行过考证。日后在北平居住时，闻一多还带着妻子高真去看过文天祥的囚禁地，并告诉高真：“这就是关文天祥的地方，我们过去就姓这个文，以后改了的。”

闻家对子孙的教导较为严格。闻一多的祖父在世时曾亲自订下三条家规：第一，不准抽大烟；第二，不准纳妾；第三，不准赌博。闻一多一生谨遵先辈的教诲。

正常情况下，闻一多在清华应该读8年，但他在进入清华的第二年，因为英文跟不上而留了一级，而后又因闹学潮再留一级，所以前后一共10年。梁实秋说：“他的同班朋友罗隆基曾开玩笑的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清华是八年制，（罗隆基）因闹风潮最后留了一年。一多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

临近毕业的一年，闻一多与同学们搬进了西式建筑的新宿舍。此处每个房间均有暖气，且有西式浴室及抽水马桶，每个学生有大书桌、小书架各一，窗户宽大而阳光充足。闻一多与浦薛凤占据了最大的一间，很是享受。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与吴泽霖等友人曾一度信仰基督教，并到海淀的教堂接受了洗礼，但之后他们几乎没有去做过礼拜，日后也不再谈及基督教之事。

浦薛凤回忆，其清华国文老师赵醉侯曾言：“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这四个学生为罗隆基、闻一多、何浩若、浦薛凤。赵醉侯写过一首诗：“清华甲第首推罗，其次雍雍闻浦何。风雨鸡鸣交谊切，朝阳凤翙颂声和。”有趣的是，赵的这四名得意门生，另外三人后来在美国都学了政治学，只有闻一人学了美术，但那三位学了政治学的，到20世纪40年代，却都比不上闻激进。

闻一多从清华毕业时，某人署名“犯人”在《清华周刊》发表短篇小说《离别》，叙述与闻的依依惜别之情。闻给作者回信一封，信中抬头称“我亲爱的‘犯人’”，落款“误人自误的罪犯，你的最忠诚的朋友一多”，但苦于不知作者为何人，只能将信交给梁实秋，请梁代为找寻。梁打听出“犯人”就是顾毓琇，从此闻、顾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留美期间，某次闻一多到两位教授家做客，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准备玩几圈助兴。闻不会打麻将，连忙声明对麻将一窍不通。两位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以为他有意推托，闻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次牌，甚是窝囊。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局面。

孙大雨以韵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而闻名，他对自己的新诗十分自负，对别的诗人则嗤之以鼻，经常在课堂抄一节闻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诗，然后连呼“狗屁”，接下来又抄一节自己的诗，顾盼自得，击节叹赏。如此一番宣泄后，方能将情绪导入正轨，重新开始上课。

梁实秋曾这样描写闻一多书房的凌乱：“他的书房中参考图书不能用‘琳琅满目’四字来形容，也不能说是‘獭祭鱼’，因为那凌乱的情形使人有如入废墟之感。他屋里最好的一把椅子，是一把老树根雕刻成的太师椅。我去了之后，他要把这椅子上的书搬开，我才能有一个位子。”

闻一多、梁实秋去燕京大学看望新婚的吴文藻与冰心，一进门就挥着扇子喊热，冰心忙端上两杯白开水。闻、梁没有坐下，在屋子里看了一圈，闻一多笑着说：“我们出去一会就回来。”冰心以为二人去看望别的朋友，并未在意。不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闻一多拿出一包茶烟来，往茶几上一扔说：“你们新居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茶烟待客，以后可得记着点！”冰心又笑又窘，于是以后这个小家庭就有了一条茶烟待客的“风俗”。

闻一多上课说话时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九一八事变后，闻因站在青岛大学学校一方反对学生罢课，学生在黑板上写诗讽刺他道：“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经得住你呵几呵？”闻见后只能苦笑。

江青原名李云鹤，经友人推荐在梁实秋任馆长的青岛大学图书馆里工作，并由闻一多安排在中文系旁听。

长沙临大的生活极为清苦，有次菜太咸，有人说，太咸也有好处，可以防止人多吃菜。闻一多随口用汉儒解经的套子说：“咸者闲也，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

闻一多为抗日蓄须，结果发现留了胡子十分体面，遂成了美髯公。一次到石林旅游，闻一多含着破烟斗，穿着大棉袍、布鞋、扎脚裤，坐在大石头上歇脚的时候，学生帮他拍了一张照片，他看了十分满意，装到玻璃框里，到闻家拜访的人看后都齐声赞叹。日本宣布投降后，他立刻剃须明志。满院子的小孩看到他回来，都伸出大拇指，说道：“顶好，顶好！”

有一次，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在军部开时事座谈会，吃饭的时候，推着留大胡子的闻一多和冯友兰上坐，说两位老先生年高德劭。吴晗听后，插了一句：“错了，德虽劭而年不高，明年他（闻一多）才四十五岁。”

五、闻一多婚恋

闻一多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其母和夫人高真（原名高孝贞）的母亲是堂姐妹，闻一多称高真的母亲为十姨妈。

高家是大族，高真的父亲高承烈曾任安徽蚌埠船舶事务局局长、安徽高等法院推事等职。闻、高两家门当户对，但高真的母亲最初并不愿将爱女嫁过去，她说堂姐严厉，怕女儿将来受委屈。高承烈对夫人说：“我就是喜爱他！婆婆嘛，管他呢，跟婆婆才多少年？将来还是跟丈夫的时间长！”于是由闻一多夫妇的五舅做媒人，两家定下了这门姨表亲。那时闻一多才九岁，高真比他小四岁。

按旧俗，定了亲的男女婚前不能见面，闻一多和高真却有过一面之缘。高真曾对女儿闻铭谈及此次见面：“那天，我正在九舅家的堂屋里，同几个姐妹围着桌子玩。忽然进来了一个男孩，舅妈一见，赶快过来拉着我就跑。那孩子就是你爸爸！在旧社会，女孩子过门以前是不让和未婚夫见面的。我那时只有六、七岁大，哪里懂得这些？”过了一会儿，高真又笑道：“后来结婚时，你爸还和我开玩笑：‘你那时为什么事要跑走啊？’”

闻一多向往自由恋爱，对包办婚姻极力反对。闻出国留学前夕，闻父担心儿子出洋后变心，执意要在行前为他完婚。闻一多拗不过父亲，只好答应了婚事，但他表示，结婚是为父母作的“一大牺牲”，必须答应他三个条件：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新房。闻家做出了妥协，说：“三条全可以答应。你不祭祖，我们祭；跪拜礼可以不行，改为鞠躬；对新娘要闹一下，但不过火。”

结婚当日，闻一多一早便钻进书房看书，家人几次找他理发，洗澡换衣服，他竟问理发换衣服干什么。家人怕他又去看书，让他好好招待客人，结果他又偷偷钻进书房。当迎新的花轿进门，新人下轿后，不见闻一多，家人又气又急，找到书房才把他找了出来。

蜜月期间，闻一多对新娘子异常冷淡，每天埋首于书房，写下一篇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不久，他便回到清华，闭口不提自己的婚姻，只是拼命作诗。

沮丧之余，闻一多觉得“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他要求父母送妻子去读书。蜜月过后，闻一多写信催回娘家的妻子去上学，但高真却不回只字片语。闻甚为恼火，在写给弟弟闻家驷的信中将家庭称为“黑窟”，说：“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1923年1月，闻一多读了郭沫若的《未央》后，写信给梁实秋说：“不消说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愿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啊！我只好痛哭！……实秋！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现在的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

1926年，高真带着长女闻立瑛来到北平，与闻一多一起生活。她承担家务之余，与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二人感情也渐入佳境。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高真正好回乡探亲，一家人就此分隔两地。闻一多焦急万分，他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对妻子的思念：“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闻一多到西南联大后，高真带着孩子随弟弟闻家驷一家从武汉到昆明。闻一多得知后，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其转给高真，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事奉你，做你的奴仆……”

当时，联大教授大都住在郊外，进城的交通工具也五花八门：经济较宽裕的乘马车；周培源养了一匹马，每次骑马去学校；朱自清披着马帮马夫穿的毡斗篷，穿行于田间；陈梦家有一辆旧自行车；闻一多为了省钱，从来都是步行。他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每到丈夫回来那天，高真便早早收拾好屋子，准备好饭菜，与孩子们一起到村边等候丈夫。日子久了，附近邻居一听见高真唤孩子，就学着她的声音接着喊道：“接爸爸去啊！”

为了节省开支，闻一多改抽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旱烟烟性太烈，呛嗓子，每次闻一多一抽便咳个不停。高真便买来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由闻一多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家中更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真就为他分担，挨家挨户征集。

五、闻一多温情

在清华上学时，某年暑假，闻一多给胞弟闻家驷讲解苏轼留别其弟苏辙的诗：“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闻一多不禁感慨，以苏轼自比，将闻家驷比作苏辙，而此时暑假正值尾声，他即将与胞弟告别。

暑假回乡，读书之余，闻一多常辅导侄儿们做文章，将自己的牙刷、牙膏、梳子、镜子等作为奖品奖励给他们。他还时常带着侄儿们去钓鱼、摘菱角，等他们玩累了，闻一多再将他们集中起来，教他们作诗、算术。有年暑假，他给侄儿闻立勋糊了把扇子，在扇面上画了一个骑牛的牧童，并题道：“王冕牧牛，骑牛读书，试问尔儿，自比何如？”

1930年夏，闻一多与梁实秋一起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的邀请到青岛大学任教。初到青岛，他们住在汇泉，推门便是大海，梁对此处的环境很是满意，闻却认为“这无穷无尽的波涛撞击的声响，单调地令人心烦”。他对梁说：“要想听人世间最美妙的音乐，莫过于夜阑人静，微闻妻室儿女从榻上传来的停匀的一波一波的鼾声，那时节我真个领略到‘上帝在天，世上一片宁谧安详’的意境。”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闻一多的妻子高真正好带着两个儿子回娘家探亲，将其他三个小儿女留在家中。时局动荡，闻工作之余还要照顾孩子们，实在分身乏术。他在信中对妻子诉苦道：“这一星期内，可真难为了我！在家里做老爷，又做太太，做父亲，还要做母亲。……只盼平汉一通车，你们就上车，好叫我早些卸下做母亲的责任。你不晓得男人做起母亲来，比女人的心还要软。”

曾经跟闻一多一起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采风的马学良回忆：“那时每天记录完毕以后，回到宿营地，稻草铺在地上，闻一多先生老叫我同他在一起整理文献。我们点着蜡烛，整理完才睡觉。他总是支着一只脚，挑脚上的水泡。挑完了，他把挑下来的脚皮，用一个小袋子装好。”马学良甚为奇怪，后来才知道，等到脚皮攒到一定数量的时候，闻一多就把它们寄给自己的孩子，目的是让孩子们记住父亲所受的苦。

在次子闻立雕眼中，父亲既是严父，又是慈父：“说他是慈父，因为他对我们五个子女都非常关心。大哥学习特别好，从高二跳级直接念了大学，父亲就把一支在当时还是比较昂贵的派克钢笔给他作为奖励。而我比较贪玩，不爱学习。记得我9岁时，有一天，放学回家父亲问我：‘怎么不做作业？’我撒谎说老师没布置家庭作业并说：‘你不相信去问老师嘛！’那时我家在小西门武成路福寿巷，而学校在凤翥街，我知道父亲肯定不会专门跑去问老师，故意说了那句话。不曾想父亲一下子就生气了，脱下脚上一只鞋，要打我屁股，而我边跑边喊，父亲只穿了一只鞋，边追边打，母亲听到我的喊声赶快出来劝阻了父亲。”闻立雕说，父亲并不爱打孩子，他只见父亲打过两次孩子。父亲要求子女做人必须遵守两条原则：一是不能自私；二是不能撒谎。因为自己撒谎，父亲才发了火，动手打了他。

有实业家郭某曾主动提出吸收闻一多入股，不用出资，只要挂名就可以。但闻不愿为官，亦不愿从商，婉言谢绝。郭又提出负担闻一多长子立鹤的学习和生活费用，闻很是感激，流下泪来，但他不愿推卸做父亲的责任。最后，闻决定挂牌治印，以此补贴家用。

五、闻一多莫逆

闻一多比梁实秋早三年进入清华读书，但闻一多一年级时因为英语不及格留级一年，后又因参加学潮留级一年，最后只比梁实秋早一年毕业。1920年，梁实秋与同学发起“小说研究社”，闻一多也加入该社。从此，梁实秋与闻一多熟识并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梁实秋与闻一多对新诗的态度一致。他们认为，诗要有“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宁可多一点贵族精神，也万不可提倡“平民风格”。他们欣赏、推崇郭沫若的，对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等则表示批判。二人分别写下《〈草儿〉评论》和《〈冬夜〉评论》两篇长文，由梁实秋的父亲赞助100元，合并出版，名为《〈冬夜〉、〈草儿〉评论》。

闻一多欣赏梁实秋，他将梁比作现代的李商隐与英国的济慈。他曾说：“实秋啊！我的惟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论文——我们将想象自身为李杜、为韩孟、为元白、为皮陆、为苏黄，皆无不可。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朋友啊！我现在同你订了约，你能允许吗？”

闻一多出国留学时，梁实秋对留学并不是很热衷，一来当时他已经与程季淑恋爱了；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有些恐惧。闻未出国留学时，曾与梁探讨，他们如果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到美国后，闻一多致信梁实秋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梁出国开开眼界。

一年后，梁实秋也来到美国。他刚到科罗拉多大学，就给在芝加哥大学的闻一多发去一封信，附上了12张科罗拉多当地的自然风光画片，并在其中一张的背面写了一句话：“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他的本意只是逗逗闻，因为他知道闻在芝加哥过得并不痛快。不料几日后，闻竟提着一只大皮箱出现在梁的面前，告诉他，自己已从芝加哥转学到了科泉大学。于是，两个人又开始了亲密的同窗生涯。他们在当地一个报馆排字工人家中各租了一间房，朝夕相伴，共同讨论文学，真正实现了当年闻一多“西窗剪烛、杯酒论文”的夙愿。

此后，二人为了省钱，搬到学校宿舍居住。刚开始，他们只敢用酒精炉煮咖啡或茶喝，吃饭则用面包充饥。后来胆子渐渐大了，开始用酒精炉炒鸡蛋、白菜、木须肉吃。闻一多初次试验成功，竟拍案大叫：“在异国得每日食此，真南面王不易也！”但有时也会出小状况。一次，闻不小心把酒精炉打翻，烧了头发眉毛烫了手，还差点烧着了窗帘。又一次，他们煮饺子吃，被人发现，于是管理员前来干涉。但当他们请管理员吃了一个后，管理员直说好吃，从此便准许他们煮东西吃，但动静不可太大。

闻一多参加纽约画展时，因为还少一张风景画，便准备上山写生。刚学会开车才三天的梁实秋租了一辆车，自告奋勇开车送他。二人开着车向曼尼图公园驶去，越走越高，结果走错了路，走进了一条死路，尽头是绝崖。梁只能向后退，路的两边是幽深的山涧，梁倒车的时候手有些发抖，一不留神，车出了辙，斜叉着往山涧里溜了下去。二人只听得耳边风呼呼地响，车已经失去控制，闻一多吓得大叫。幸好车被两棵松树夹住了，才停止下滑。他们赶紧爬上山，找了个西班牙人帮忙，才把车拉上了大路。但经此折腾后，梁实秋再不敢放胆开车，闻一多画画的兴致也没有了，二人无精打采地打道回府。

闻一多对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Velasquez）的作品颇感兴趣，故也学其风格，画的人物差不多全是面如削瓜狰狞可怖。一次，他给梁实秋画过一张半身像，用粗壮的笔调大勾大抹，嘴角撇得像瓢似的，头发是葱绿色，像公鸡尾巴似的竖立着，而背景则是红色的，看起来很吓人。画好后，闻一多极为满意，但梁实秋带回国后，梁家的孩子们看着害怕，居然扔掉了。

在科罗拉多大学时，一个美国学生在周报上发表诗作，说中国人的面孔活像人首狮身谜一般的怪物，整天板着脸，面部无表情，不知心里想的是什么。虽然此诗并没有侮辱中国人的意味，但梁、闻二人还是觉得气愤，梁写了《一个支那人的回答》，闻写了《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同时发表在校刊上。结果二人大出风头，一时成为校园中的新闻人物。

1924年，二人离开科罗拉多大学，梁实秋准备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闻一多则到纽约继续学习绘画。临别时，闻将自己心爱的《霍斯曼诗集》和《叶芝诗集》送给梁，梁回赠一具北京老杨天利精制的珐琅香炉和一大包檀香。因为闻最喜欢“焚香默坐”的境界，常吟陆游的“欲知白日飞升法，尽在焚香听雨中”。

1930年夏，闻一多与梁实秋同时接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的邀请，到青岛大学任教。青岛山路多，两人都选购了一根精致的手杖。每天闻一多去学校上班，路过梁家门口，轻轻招呼一声，梁应声而出。二人着长袍，各策一杖，踽踽行走于崎岖小路，风神萧散，旁若无人。

梁实秋对山青水秀的青岛极为喜爱，但闻一多却常叹息青岛“没有文化”。二人结伴游崂山，闻叹道：“风景虽美，不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梁指着山岩反驳道：“那就是千千万万年前大自然亲手创造的作品，还算不得是‘古迹’么？”

校长杨振声是山东人，性格豪爽，好饮，在校中常与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一起饮酒作乐。七个酒徒加一个女史，戏称为“酒中八仙”。梁实秋回忆，他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我们曾自谓‘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豁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一多笑呵呵地说：‘不要忘记，山东是义和团的发祥地之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青岛大学的学生与北方各校学生一起结队南下，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出兵抗日。事件发生后，闻一多在校务会议上建议开除了几个带头的学生，遭到了学生的抗议，校长杨振声辞职。闻也受到学生的攻击，校园中常贴有“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之类的标语。一次，闻一多和梁实秋看见黑板上画了一只兔子和一只乌龟，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闻严肃地问：“哪一个是我？”梁苦笑着答：“任你选择！”

闻一多遇害后，梁实秋四处奔波寻找真凶。他对国民党很是失望，从此在参议会上一言不发。他一直将闻一多给他的书信带在身边，即使后来到了台湾也精心收藏。

五、闻一多跋涉

南京失守后，临大西迁昆明，分三批前往。800人从长沙搭乘火车沿粤汉铁路到广州，再从广州坐船到香港，由香港转到越南海防，再由海防从滇越铁路从越南到达昆明，耗时大约十到十四天，大部分的教授选择此种路线。朱自清、冯友兰、金岳霖等十几位教师则乘汽车从长沙经桂林、南宁，入河内，沿滇越路至昆明。另有约250名男生和教授五人（闻一多、曾昭抡、黄子坚、袁复礼、李继侗），组织一个“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穿越多山的贵州到达昆明，全程3300多里。

学生由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派一名师长率领，编成若干队，教员担任辅导员，携带医生护士各一人，无线电收音机一台，图书若干箱，伙夫十余人。张治中赠行军用具如水壶、干粮袋、草鞋、裹腿等数百份，猪五只，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赠猪两只。队伍于1938年2月19日启程，整个旅行团采用军事化管理，学生穿军服，背雨伞。

闻一多随大队伍步行，一来是为省钱，二是想借机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刘兆吉回忆，当时刚满四十的闻一多“面孔很清瘦，额上又刻着几条深长的皱纹，再配上乱蓬蓬的头发，显得很苍老，大家都以为他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人劝闻乘车，闻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着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旅行团最初日行五十里，以后每星期增加十里，最后达到约日行八十里。每天六点起床，一日仅早晚两餐，正午前后可打尖一次，吃些干粮，稍作休息。路上很少能遇上旅馆，闻一多大部分时间是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夜，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黄子坚回忆，睡觉睡在牛棚里时，牛还舔他们的脖子。

队伍行进到沅陵，下起了大雪。正在沅陵的沈从文设宴招待，并安排他们在其兄新盖的瓦房里住宿。沈请闻一多等人吃的是狗肉，闻高兴极了，直呼“好吃，好吃！”

一路上，旅行团高高兴兴唱着歌前进，行进时唱，晚上也唱。他们唱《游击队员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也唱聂耳的歌曲。

旅行团一路走过的地方，不少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闻一多特别喜欢听沿途农民说红军长征的故事，他听说红军纪律严明，官兵平等，不拉夫，不抓壮丁，秋毫无犯，开仓济贫等，对红军好感渐增。

旅行团到达安顺，安顺中学的学生听说闻一多到来的消息，成群结队地前来一睹闻一多真容。清华学生刘兆吉对他们说：“你们读过闻先生的《红烛》、《死水》一类新诗吗？没有读过找来读读。”中学生们走后，闻一多严肃地对刘说：“你多话了，《红烛》《死水》那样的诗过时了，我自己也不满意，所以这几年来，没再写诗。国难期间，没有活力，没有革命气息的作品，不要介绍给青年人。”

旅行团渡过盘江，原计划在当地的哈马庄宿营。但此地为山顶，水米无着，只能临时改变计划，多行十八里到达安南县。由于临时改变计划，所以无法先行通知当地安排食宿。饥寒疲惫的学生因为食宿没有得到解决，又听说县长要请旅行团的教授们吃饭，便跑到县政府大堂，与负责人黄子坚大吵起来。闻一多看到学生们如同饥民一样要“暴动”，开口安抚，平息他们的怒火，又与曾昭抡、李继侗陪着学生们挤在县政府大堂中坐了一夜。

从长沙出发时，杨振声开玩笑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闻一多到昆明见到杨后，诙谐地说：“假使我这次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

在历时68天的跋涉中，闻一多拿起了画笔，画了50多张写生画，同时还蓄下了一把胡须。到达昆明后，闻写信给妻子说，一路走来，他的身体健壮了很多，红光满面，能吃能睡，走起路来，举步如飞。

旅行团到达昆明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其他学校负责人前来迎接，几位教授夫人还献上花篮，有人用一首爱尔兰民歌的曲调现编歌词，向三千里风尘仆仆的师生祝贺。远在美国的胡适听闻此事后激动地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起我很感动与注意，师生不幸，历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一千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时人赞誉这次临大西迁为“文人长征”。

五、闻一多困顿

抗战前，闻一多一直过着优渥的生活。从1934年11月开始，闻一多住在清华新南院七十二号，此处有卧房、书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大大小小一共十四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施一应俱全。房前甬道两侧有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央置一大鱼缸。闻一多的书房宽敞明亮，四壁镶着高达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闻看书累了，便到门前的大阳台散步，或到草坪上拔草，观赏金鱼。冬日雪后则和孩子们一起滚雪球、堆雪人。

抗战爆发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生活集体恶化，薪水的实际购买力从战前的人均350元，下降到8.3元。闻一多有五个孩子，夫妻二人加保姆赵妈，八口之家全靠闻一人薪水度过，十天八天就花费殆尽，剩余的大半月经常在半断炊中度日。他们的饭里常掺着沙粒，有时全家8人共吃4只荷包蛋，且不是天天都有。粮食不够，只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度日。为了给丈夫孩子补充营养，夫人高真常带着孩子到村外的小河中捞点小鱼小虾，并开出一块荒地，自己种植蔬菜。

吴晗在《哭一多父子》一文中悲伤地回忆闻家的境况：“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去英国时送的；一个整齐一点的方桌，是我向学校借来转借给你的。你的书桌是三块长木板，像裁缝用的。”

无奈之下，闻一多只能将书卖给学校，他说：“我只卖给学校清华图书馆，等到将来我有钱我还能收回来。”最后，他不得不将最心爱而且最必须用的几本书都卖了。他对夫人说：“教书的卖书，心里好难过哦。”

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去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真流着眼泪让长子立鹤连夜从郊外赶到城里，把大衣赎了回来。

闻家刚搬到昆明福寿巷三号，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日寇飞机轰炸。闻一多及弟弟闻家驷一起住到一个山洞里，一次空袭中，一颗炸弹落在洞旁，幸而没有爆炸。为了安全起见，闻家只好搬到郊外陈家营。

在陈家营，闻一多与华罗庚两家共14口人，一起在一间阴湿的、只有16平方米的偏厢房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闻一多一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一家住屋子西头，两家中间挂一块碎花布相隔，半夜华罗庚的小儿子尿床，可以一直湿到闻家这半边。雨天到来的时候，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漱口缸、饭碗、尿罐集中起来，接屋顶楼下的雨水。华罗庚曾写了一首七言小诗，描绘两家的生活：“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五、闻一多激烈

当辛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时，闻一多与他的六个堂兄弟正在武汉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校读书。闻氏兄弟不但不惊恐，反而升起莫名的兴奋。第二天，12岁的闻便学着革命党人的样子剪去了辫子。后因战火蔓延，闻回到家中，当人们问起起义之事时，他一遍一遍述说着所见所闻。他还画了成套的革命故事，贴得满墙都是，其中一副绘有一个手执小旗振臂高呼的小人，意为拥护共和。

1919年5月4日的学生游行，远在郊区的清华大学没有参加。这天晚上，闻一多听许多从城里返回学校的同学讲述了白天城里发生的游行后，很受感动，连夜抄写了岳飞的《满江红》，张贴在食堂门口。

清华百余名学生上街宣传，被当局逮捕。清华学生为表示抗议，又组织160名学生进城宣传，闻一多也参加了此次行动。他和大家一起带上水壶、干粮、洗漱用具，随时准备被军警逮捕。北洋政府果然出动军警，但由于学生人数太多，只是在故宫太和殿前的广场围了一天，到傍晚就放他们散去了。

清华官费留学的时间为5年，如果留学中断一年，还可以再复学，但闻一多在美国只留学3年便回国，而且没有复学。留学期间，闻写信对梁实秋说：“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跑到这半球来，除了为中国多加一名留学生，我们实在得不着什么好处，中国也得不着什么好处。”

在美国，闻一多处处感受到身为华人遭受的歧视，内心很是痛苦。清华学生陈长桐也在科罗拉多大学读书，一次，他到理发馆理发，半天不见人招呼，最后一个理发师对他说：“我们不伺候中国人。”陈一气之下，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理发馆败诉，需向陈赔礼道歉。道歉之后，理发师诚恳地对陈说：“下回你要理发，我带了工具到府上，千万别再到我店里来。”后来，他们才明白，如果华人进了理发店，白人便不来了。闻一多对此事极为气愤，对梁实秋谈及此事时，气得脸红脖子粗，悲愤激动难以自抑。二十年后谈及此事，闻仍耿耿于怀道：“我，……闭门读书画画，轻易不出去，宁可吃点冷面包，宁可头发留得长一点，少受点冤枉气也好呵。”

闻一多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时，没有取得学位。按学校规定，毕业学生行毕业礼时，照例是男生、女生各排成一纵队，并排走向讲台，这样便是由一名男生一名女生同时领取毕业文凭。某年毕业的中国学生有6人，但没有一名美国女生愿意和中国男生并排站在一起，于是校方只好安排6个中国学生排成三对站在队列前端。目睹此情形，闻一多异常气愤，到自己毕业时，拒绝排队领取毕业文凭。

面对如此种种，闻一多坚定了回国的信念。他对梁实秋说：“栖身之所仍然没有把握，这倒是大可忧虑的事。不过回家是定了的。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诸人在上海打流也可以。君子固贫非病，越穷越浪漫。”1925年5月，闻一多离开了美国，从此再没有去过。

一次，留美清华学生聚会，闻一多问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样的民族最优秀？”潘光旦说，世界上受压迫多、境遇困难的民族，如中国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闻一多说：“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闻一多说：“有些人感情很丰富，思想也很敏锐，见了一片红叶掉下来便百感交集，眼泪汪汪。但面对社会上丑恶的现象，见了不幸的儿童的赤血在地上被踩成泥浆，反而无动于衷，这是不是不近人情！”

1933年，日军占领承德，举国皆惊，清华召开教授会议讨论此事。一向埋头治学的闻一多也来参加会议，他认为蒋介石应该自责。次日，他为毕业班的学生写下《败》，要求他们像真正的士兵一样去战斗，哪怕“遍体鳞伤”，只“剩下了一丝气息”。

抗战爆发后，由于妻子不在身边，闻一多对如何搬家不知所措，最后连妻子的陪嫁首饰都没有收拾，只带了两本书离开了北京。在车站，闻遇到了正要赶回山东的臧克家。臧见闻所带行李非常简单，想到他家的四壁图书，便问：“闻先生的那些书呢？”闻一多回答说：“只带了一点重要的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

到长沙后，教授们的日子过得很是艰苦，甚至可以用糟糕来形容，闻一多却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这样度过国难的日子于良心甚安。”

1944年，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举办“五四”文艺晚会。晚会最后，主席罗常培宣布：“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金甫先生，杨先生将赴美国讲学。”杨金甫讲完后，闻一多径直上台说：“今天唱压轴戏的，不是杨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国文学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

闻一多曾说：“我们中国的方块字，是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阻碍进步的绊脚石！方块字存在一天，中国的人民文学就一天不能实现。”

闻一多反对写旧体诗，老舍到西南联大演讲，闻一多任主持人，他介绍完老舍后说：“在今天抗战时期，谁还热心提倡写旧诗，他就是准备作汉奸！汪精卫、黄秋岳、郑孝胥，哪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全场震惊，连老舍都感到愕然。

抗战期间，看到国家糟糕到这步田地，闻一多如坐针毡，他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写道：“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我的壳，放射出光和热来。”1943年，闻一多走出书斋，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激情喷发的民主斗士，在许多公开场合作“狮子吼”。对于这种转变，有的人不理解。特务骂他是“闻疯子”，连他的一位朋友在他被暗杀后也说他是“穷极失控，自蹈死地”。

1946年，加州大学致函梅贻琦，希望梅能为他们推荐一位讲中国文学的教授，梅想到了闻一多。但闻一多再三考虑后，决定不出国。他说：“在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昆明还有工作要做。”

五、闻一多转身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青岛大学三次爆发学潮。但每次学潮，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了《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月社的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与国民党政府展开了一场“人权与约法”的抗争，但闻一多治学而不论政，保持了缄默。同样，在新月时期的几次论争中，闻也选择了沉默。

30年代，回到清华任教的闻一多潜心典籍，心无旁骛。他厌恶政治，对同学罗隆基好骂政府颇为反感，曾正颜厉色地对罗道：“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但40年代，罗隆基却成为他加入民盟的介绍人。

1934年，闻一多在给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说：“我以数年来的经验劝告你，除努力学问外，第一件大事是努力赚钱。”

西安事变发生后，闻一多对学生运动及张、杨之举极为愤怒。张春风回忆，这日，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吗？”随后，他又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他责问学生们：“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这样做的对吗？你们可以站起来说话！”“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决不允许你们破坏，领袖不许你们妄加伤害！”

然而，西安事变的结局却出乎闻一多的意料，后来他感慨地说：“（共产党）这种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事情，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像这样大敌当前，能捐前嫌，顾大体，这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得到！”

据朱自清日记记载，1943年5月，闻一多曾约朱一起加入国民党，朱以未接到邀请为由拒绝了，闻也就此作罢。

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后，闻一多对蒋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他后来回忆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地向五四的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1944年春夏之交，闻一多的一个参军的侄儿找上门来，哭着跪求闻救他一命。闻听他讲述了国民党军队中的贪污腐败、长官对士兵的种种虐待、士兵们的悲惨遭遇，气愤到了极点，联想到自己的所见所闻，心潮起伏，彻夜难眠。闻闭门谢客整整苦思七日，决定再不能对世事不闻不问。这年8月，闻在国民党第五军召开的时事座谈会中，面对许多国民党高级军官和教授，拍案而起，说道：“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

是年7月7日召开的七七纪念会上，闻一多慷慨激昂地说：“我过去只知研究学问，向不与问政治。抗战以后我觉得这看法不对了，要研究，没有书，还有更重要的，我要吃，我要喝，而现在连吃喝都成问题了。因此我了解到所谓研究学问是吃饱喝够的人的玩意儿，而老百姓要争的首先是吃和喝。”

转向左翼阵营后，闻一多曾对人说：“你看到我这两年来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组织的力量支持着我，生活在组织中，有一种同志爱。……什么样的语言能表达出它的真实内容呢？”他想了想，用英文补充了一句“崇高的爱”又摇摇头：“这样的说法也只能近似而已。”

闻一多自信找到了真正的信仰，老同学罗隆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闻一多乐呵呵地回答：“变定了，我已经上了路，摸索了几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会变了！”

抗日战争后期，来华美军不断增多，急需大批翻译人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昆明办翻译员训练班，学员为西南联大全体大四学生，教员亦从联大教授中聘请，闻一多也是其中之一。闻讲课时以《共产党宣言》为英汉互译教材，有人提出质疑，闻说道：“如果美国人要问起《共产党宣言》，翻译却不知道，那才让人笑话呢！”

闻一多、吴晗、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成员，闻一多、吴晗倾向共产党。当时，许多反动组织贴出标语，称闻一多为闻一多夫，吴晗为吴晗诺夫，罗隆基为罗隆斯基。

闻一多曾想去延安看看，但中国共产党方面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答应他的要求。闻一多对光未然抱怨道：“你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顾虑多端！就想想办法，让我去看一眼嘛！”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在教授会议上，当年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压制学生运动，当年反对学生运动的闻一多却支持学生运动，二人发生冲突。张奚若两天后对《罢委会通讯》记者讲，争执中“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有人知道的。……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怒斥国民党这是实行“黑色恐怖”。在座谈会上，闻一多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激愤，当着冯友兰等人的面，痛骂蒋介石：“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

闻一多不止一次骂蒋介石，据汪曾祺回忆：“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

五、闻一多殉难

闻一多曾用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之句“应作云南望乡鬼”治一印，不料一印成谶。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挽死难学生的挽联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带着孩子们去拜祭死难学生，对孩子们说：“他们死得多么光荣！”后来，闻又与夫人一起再次前去拜祭。回家后，他对夫人说：“一个人像这样死，才真是光荣啊！”

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关于闻一多的遇难这样记载：“七月十五日，本同盟支部假府甬道十四号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同志之被暗杀事招待新闻记者。会后闻一多同志偕其长公子闻立鹤于五时四十分离民主周刊社，回返西仓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约五分钟后南行于宿舍门口，即被暗伏之特务暴徒若干包围狙击，闻一多同志头部胸部满是弹孔，血肉模糊，左腕并被打折，当场殒命；其长公子胸部中三弹，左右腿各中一弹，一腿亦已折断，生命危殆。……闻事先附近居民，即得暗示关门闭户，而行刺之后，暴徒复能扬长而去，无警宪追缉，此显系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暗杀行为，已毫无分辩之余地。”

据闻一多长女闻铭回忆，某天，一个穿着灰色长袍、菜绿色的脸、留着长指甲的女特务，拿着一本圣经，闯进闻家，威胁道：“闻一多，你还不改悔，你的‘多’字是两个‘夕’字，再不改悔你就命在旦夕了。”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复员的学生离开了昆明。国民党特务当晚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听说后，当晚就要去看，家里人不允，怕晚上出事。结果第二天，天还未亮他就去了，到达时李公仆已经逝世，他抚尸恸哭。

7月15日，昆明学联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坚持要参加大会。亲友一再劝阻，他毅然说：“这怎么行，李先生尸骨未寒，我们做朋友的都不出席，怎么对得起死者！如果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畏缩不前，以后还有谁愿意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李先生明天就要火葬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群众大会，我可以不发言但一定要去。”大家拗不过他，只好作罢。

这日的报告会并未安排闻一多发言，但他面对国民党特务，拍案而起，即席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讲演时，那个女特务来了，扔下一封恐吓信，说是给闻一多父子的，他们已命在旦夕。

当闻一多在学生的簇拥下，从报告会上回到西仓坡的家时，家人紧紧悬着的心才落回原地。长女闻铭回忆：“他（闻一多）回来以后的第一句话说，你妈妈呢，你看我回来了，放心了吧。说完把拐杖往门上一挂，非常镇定。恐吓信他看了，看完便揉成一团扔到纸篓里。”

下午一点，闻一多要到“民主周刊社”参加记者招待会。家人无法劝阻他，只能让闻立鹤护送父亲出门。往日还算热闹的西仓坡，此时变得寂静无人。

下午五点，闻立鹤到“民主周刊社”的门口去接父亲。街上依然行人稀少。民主周刊社离闻家只有200多米，拐过一个丁字型的路口就到了。父子俩拿着一份报纸边走边看。眼看离家只有十几步的距离，西南联大宿舍院的大门近在咫尺，父子俩都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闻铭回忆：“那时候为了调节一下自己，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我就跑到隔壁去，在陈达教授家跟他的小孩玩扑克。我母亲拿件毛衣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其实也心不在焉。这个时候，大概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一阵枪响，有十几声，我们都听到。一听到枪响我们都明白了，全都往外跑，我母亲她踉踉跄跄就跑，她身体心脏本来就挺弱的，有心脏病。我一边跑一边觉得腿就直往下跪。因为明知道是他们，那个时候正好我大哥去接，我母亲不放心，让我大哥去接他去了。果真出门一看，他们父子两个一横一竖倒在血泊里。”

闻一多头部中了三枪，胸部、左腕也被击中。年仅18岁的闻立鹤在父亲中枪后，立即扑到父亲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父亲，身中五枪，直到被打得从父亲身上滚落下来。闻立鹤记得，父亲满身是枪眼，血像泉水一样喷出来，面色苍白，嘴唇微动一下，手杖、鞋子和眼镜都打掉了……闻立鹤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腿部落下了残疾。闻一多却不幸遇难，年仅47岁。

1946年7月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闻一多追悼会，朱自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朱自清在详细叙述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后，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闻一多去世后，朱自清决定将闻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他在给学生王瑶的信中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仁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在朱的努力下，《闻一多全集》四卷出版。

五、闻一多赞赞誉

闻一多的学生李晓评价老师：“他有句名言，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最能反映他思想感情的一句话，也是他终身实际上做的这句话。”

原《民主周刊》主编唐登岷说：“闻一多先生明知李公朴遇害后，他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下一个对象，依旧临危不惧且迎着敌人直冲向前，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体现了对祖国、对人民怀有无限的爱，对人民的敌人有着强烈的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梁实秋曾称赞闻一多是“清华现在惟一的诗人”，说他“满脑子都是诗”。

梁实秋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

吴晗在《闻一多的道路》一书的序中写道：“其实，从历史的看法来说，一多先生也可以说并没有变。他一生都在追求美、真和善。”

在蒲薛凤眼中：“闻一多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伊在抗战初期，即高谈民主自由，反对独断专政；有时指摘现实，诋詈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郭沫若评价闻一多：“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亡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

臧克家为闻一多抱不平道：“闻先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反而受到冷漠，我很不平！……我认为，现在应该在学术界、在文坛上，以各种方法宣传、发扬他的业绩，他的卓越成就，他的高尚品德，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学习他，认识他，因而受到教育。”他深情地说：“闻先生人虽不在我眼前，却永远，永远在我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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