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原来是这样：1912-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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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1912-1949》

正文一、杨度：不甘寂寞的旷世逸才

原本是租界时代万国公墓旧地的宋庆龄陵园，如今已处上海西南角的繁华区。在这个闹市中难得的寂寥之地，一块墓碑傲然拱立在一个更加寂寞的角落里，上面刻着“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几个大字，碑文笔锋健锐，取法隽古，系民国知名的书法家、篆刻家夏寿田的手笔。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墓碑前还有个卧碑，上面赫然镌刻着“杨度同志”几个字的抬头，这与周围那些民国名人的墓碑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

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原本是以耕读传家的读书人，在太平军横扫江南后，他带领自己的大儿子杨瑞生投入湘军李续宾部，后以军功升为哨长。咸丰八年（1858年），李续宾部六千人与太平军新秀陈玉成、李秀成数万人在安徽庐州三河镇展开了一场极为残酷的血战。战役结束后，主将李续宾、曾国华（曾国藩之弟）等人全部战死，主力尽没。曾国藩得到消息后，当场吐血不止，并哀叹道：“三河败后，元气尽伤；湘军精锐，覆于一旦！”

命运是残酷的，杨礼堂也埋骨于当年的这场战事中。不过，杨度的大伯、父子同营的杨瑞生却在太平军的重重围杀下，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这对于满江是血、尸横遍野的三河镇之战来说，实在是个难得的幸运和异数了。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杨瑞生由此步步升迁，先后做上了归德镇、朝阳镇等地的总兵。

杨度的父亲杨懿生身体羸弱，不能随父兄拼杀于疆场，因而只能在家务农。在杨度六岁的时候，杨懿生不幸去世，伯父杨瑞生后来便将杨度和妹妹杨庄接到自己的驻地，直到他后来外迁关外朝阳镇，杨度和妹妹才再次回到湘潭老家。

杨瑞生以军功起家，深知战争之残酷，因而他并不希望侄子走上自己的道路。在很小的时候，杨瑞生便看出杨度天分很高，因为只要是杨度看过的东西，他就基本能做到过目不忘，而且杨度从小就眉清目秀，五官端正，颇有贵人之相。因此，杨瑞生花费重金为子侄们请来了知名的塾师，以求这一代人能够金榜题名，为杨家争一口气。

后来，湘中名士王闿运得知了杨度的文名，派人将杨度招至自己所办的石鼓书院，重点栽培。王闿运是一代名儒，当时的石鼓书院也是人才济济，中举人、中进士的学子比比皆是，譬如知名的学者廖平，后来在“戊戌政变”中被杀的杨锐、刘光第，画家齐白石等，都是从石鼓书院中走出去的。

在王闿运的门下学习三年后，杨度顺利地考中了举人，时年十九岁。次年，杨度便与同窗好友夏寿田一起赴京会试，以博取最后的功名。据杨度的堂弟杨敞说，“兄中顺天乡试中后……高视阔步，有狂士风。”但这一次，杨度的运气似乎已经到头。发榜之后，杨度名落孙山，夏寿田却中了榜眼。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正当杨度十分沮丧之时，夏寿田却兴冲冲地把他拉到陶然亭一起游玩。陶然亭在北京城南，这里芦苇丛生、湖水清静，远远望去，还可以看到城北的黄色宫墙。考试失败的杨度心情不佳，他在亭子上题了这样两句：“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刚中了榜眼的夏寿田题的两句却是：“万顷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两人的心境差异，足以相映成趣。

十余年后，杨度和夏寿田再次来到这里游玩，当时杨度已经是四品京堂，心情很是不错，他又在亭子上题了两句：“昨夜东风吹梦远，梦里江山更好。”夏寿田和了两句：“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

原来，夏寿田虽然也在京为官，但这些年却一直不太顺利，所以语调较当年中榜时的意气风发相去甚远了。

杨度的师傅王闿运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太平军即将被剿灭时，王闿运曾向曾国藩建言：“将军拥强兵，操重器，宜先除太平军，后整饬湘军，缀甲厉兵，伺机灭亲兵，取天下而代之。今天下多事，机不可失，此事惟将军能为，何乐而不为？”

曾国藩听后，面如土色，数日后便找了借口将王闿运打发回籍。由此，王闿运空有一身的“帝王之学”却无从得以施展，只能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弟子们的身上。在所有的弟子中，杨度最受看重，王闿运曾这样告诫他：“皙子，以你之才，日后必大有可为，你须好自为之。”

王闿运有三种学问，一为功名之学，二为诗文之学，三为帝王之学。所谓“功名之学”，用于科考，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一旦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在官场上“跟着走，慢慢来”即可；所谓“诗文之学”，乃以立言求学为本职，“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至于“帝王之学”，那就是最高境界了，需要经史诗文，样样精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需要待以时机，方能干一番非常事业。

杨度一度沉迷于王闿运的帝王之学，但在甲午年的会试失败后，因时局的变化，杨度的思想发生转变，他对王闿运的旧学产生了怀疑并转而对新学产生了兴趣。这时，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领导下推行新政，杨度也很快被卷入了这场维新的浪潮之中，并与活跃在长沙时务学堂的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等人过往甚密。但是，维新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一年，这一切便成了明日黄花，昔日的好友和同门也成了刀下之鬼。

在度过了苦闷的三年后，清廷推行新政并鼓励士人留学海外。政策颁布没多久，国内便掀起了一场留学日本的热潮，杨度也在1902年瞒着王闿运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并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新式教育。1903年，清廷依照“博学鸿词”科之例举行经济特科考试，以破格选取“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的应时之才。这次考试不考八股文，而是代之以策论，可自由发挥，但难度较以往的会试更难且更有现实性，当时参试者如过江之鲫，号为“抡才大典”。

杨度得讯后跃跃欲试，随即回国参加考试，不想差点惹出一场祸事。原来，这次经济特科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场，主考官乃文名满天下的张之洞，也是中兴名臣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在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排在他前面的则是广东三水人梁士诒。

梁士诒与梁启超曾是佛山书院的同窗，两人在1889年的乡试中同榜中举，后在1894年的全国大比中，梁士诒中了进士，而梁启超落榜。中进士后，梁士诒入翰林院学习，并在散馆后供职国史馆。由于梁士诒一向喜欢研究财政、河渠等实用之学，对朝廷分配给他的这个工作不感兴趣，于是参加了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没想到在济济人才中勇夺第一。

但在复试的时候，梁士诒与杨度被小人暗箭所伤。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告了他们一状，说梁士诒“梁头康尾”、人品可知（“梁头”者，梁启超也；“康尾”者，因康有为字“祖诒”之故耳。戊戌政变后，康、梁两人乃是慈禧太后最为痛恨的“逆党”，必欲除之而后快）。至于杨度，一则是戊戌年被杀的杨锐与刘光第的同门，二来被人告发在日本期间有攻击朝廷的言论。不意中遇此变故，杨度等人也只好识趣地远遁而去，免得招来横祸。

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很快便在留学生中声名鹊起，并在后来被推为在日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不久，其弟、其妹、其妻也陆续来到日本留学，他们都居住在杨度租赁的房子里，一边学习日语，一边打算入专门学校学习。

有一次，一个友人请杨度夫妇及妹妹去家中做客。按日本人的习俗，进屋一般是脱鞋后穿木屐的，但由于中国女人都缠足，她们羞于在外人面前露出难看的小脚，因而迟迟不肯进屋。一直等到女主人找来两双皮鞋，两人才得以避免了这场尴尬。在回家途中，两个女人因受到委屈而忍不住放声痛哭，杨度则安慰她们说：“不要哭！今后你们把缠足放开就是，让它去长，不要担心！这种陋俗，早就应该革除了！”

但是，杨度并不是革命派，他也不想参加任何一派。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中，保皇立宪派和革命党两派在舆论上相互攻讦，而杨度却与两派人物相处甚得。在梁启超提倡“少年中国说”时，杨度也写出了名动一时的“湖南少年歌”相唱和：“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他虽然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但却是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并由此有了中国同盟会。由于杨度为人谦和好客，他在东京的饭田町寓所经常是高朋满座，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都是频频来往的常客。

在此期间，杨度认真研究了中西方的宪政理论并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一时被人称为“宪政理论家”。他的一篇重要长文《金铁主义说》，就是在这时完成的。所谓“金铁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杨度在文章中提出，“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说白了，杨度既不同意保皇立宪派的维新救国论，也不同意激进派的革命救国论，而是独辟蹊径地提出中国应走“经济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

就这点而言，杨度看得很透，因为“经济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也就是他所说的“金铁主义”，其实就是近代德国和日本崛起的奥秘所在。至于什么立宪、什么共和、什么民主，其实都是隔靴搔痒、无的放矢，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内忧外困。

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达成这个目的显然是有困难的，好在清廷在1905年决定考察各国宪政，预备实行君主立宪，这让杨度重新看到了希望。在“五大臣”考察回国后，杨度受考察团随员，也是自己的同乡熊希龄所托，为考察大臣捉笔两篇论文：《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不仅如此，他还拉上梁启超也写了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成为当时知名的“宪政专家”。

1908年春，在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而在功名上，当时他还仅仅是一个举人。不久，杨度又在“皇族内阁”中做上了统计局长，只可惜好景不长，武昌革命一声炮响，杨度的官途也就烟消云灭了。尽管随后上台的袁世凯对杨度颇为赞赏，但一直没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会，杨度也只能在“顾问”、“参政”之类的虚职中倚门弹铗了。

熊希龄在组阁的时候倒是一度想到了老朋友，他对杨度说：“请皙子帮帮忙，屈就教育总长如何？”杨度却气呼呼地说：“我只帮忙，不帮闲！”原来，杨度本拟提名为交通总长的，不想因为各派的政治斗争和势力平衡而被挤落马下，只落得冷衙门冷猪肉之教育总长职位。就这样一份闲差事，他看不上。

在环顾四周后，杨度痛苦地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士诒梁大财神，竟然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而自视甚高的他，却仍旧坐着参政的冷板凳，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好在此时风云有变，民国初年的乱象让一些人在束手无策后又开始怀念其从前的帝制，而不幸的是，袁大总统便是其中之一。对政治一向敏感的杨度，自然嗅出了其中的风向，而他恰好又是君主立宪思想的铁杆拥趸。尽管中国已经实现共和三年了，但杨度并不认为共和是个好制度，在他的眼里，最适合中国的道路依旧是君主立宪。

1915年夏，在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帝制共和论》一文后，杨度趁机抛出自己的万言雄文《君宪救国论》，其中公然声称：“中国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欲求立宪，先求君主”；“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雄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袁世凯看到杨度的雄文，忍不住拍腿赞叹：“真乃旷代逸才也！”随后，袁世凯亲自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交政事堂制成匾额，由专人送给了杨度。杨度接匾后，更是又惊又喜，他立刻上了一个谢折，称自己“猥以微才，谬参众议”，而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自己愿以“忧患之余生”，鞠躬尽瘁，报国不已。

杨度不但是个理论家，他还是个实干家。1915年8月14日，杨度拉拢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成立了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鼓吹帝制，史称“筹安六君子”。

在之前的历史上，曾出现两组知名的“六君子”，一是反对明朝宦官魏忠贤而惨遭迫害的左光斗等“六君子”；二是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所害的“戊戌六君子”。杨度这几位仁兄，叫他们一声“帝制六人帮”倒是恰如其分，他们有何德何能，能配上“六君子”之称呢？想必是反讽也。

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并以“爱国热忱”为掩护，但天下人并不全是傻子，这“六君子之心”，虽非日月昭昭，但也是路人尽知。此文一出，先前的好友梁启超骂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而在日本时经常出入杨度寓所的蔡锷在起兵反袁时也通电要求将杨度等六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就连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也看出袁世凯的把戏搞不下去了，他辞去了国史馆的职位打道回府，仍旧回他的老家湖南吃老米去。在出京之前，杨度来送他，老先生抓住杨度的手，叹息道：“你还是少说话的好！”

在梁启超的笔杆子和蔡锷的枪杆子双重打击下，洪宪帝制搞了不到半年就宣布垮台，袁世凯还因而心力憔悴，最后一病不起。据说，袁世凯在临终前曾对身边的人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

在追悼会上，杨度给袁世凯写了一副挽联，既为他惋惜，也为自己辩解：

<small>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small>

<small>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small>

时至于此，杨度仍不认为自己错了。当时有一个记者来采访他，想问问他鼓吹帝制失败的感想，杨度以一种很安详的态度兼很坚决的口吻答道：“我的政治主张虽然失败了，但是我的君主立宪的主张是不动摇的。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时，黄兴、孙中山主张共和革命，我不同意，我认为共和有缺点。我和梁启超是老朋友，最初他也是主张君主立宪，可是到后来，他又改变了主张。我则始终没有改变。”

在护国战争中风光一时的蔡锷，在袁世凯死后不久便也因为喉疾而英年早逝。令杨度感伤的是，蔡锷在遗嘱中特意提到了自己的这位老朋友：“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王闿运则在日记中记道：“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

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发布惩办帝制祸首令，杨度名列第一名。不过，北洋时期的通缉令大多是当不得真，也没有人认真追究的，杨度也就避祸搬进了天津租界，闭门读书。对此，倒是辫帅张勋公然站出来为杨度说了句公道话：“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不仅如此，张勋还亲笔写了封信给杨度，对其表示同情。

一年后（1917年），这个留着大辫子的老头终于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史称“张勋复辟”。但是，张勋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行事又如此鲁莽与操切，他所导演的这场短命闹剧，最终只能将杨度心目中的“君宪理想”彻底葬送。

为此，杨度不顾张勋在他落魄时的惺惺惜情而发表了一篇名叫《反对张勋复辟》的公开电：“度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盖无程序之共和国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犹较缓……”

很显然，杨度仍旧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救国的最佳药方，但他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张勋等人的愚蠢行事和倒行逆施最后只能使“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电文结尾处，杨度将自己悲愤的心情告之天下：“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风云际会，群魔乱舞，杨度空有一身帝王术和治国理念，最终因这次短命的复辟而落花流水，不复再问矣。心灰意冷的杨度，由此遁入空门，转而在佛学中重新思考并反省自己的人生。从此，民国政坛上少了一个政客，而佛学界则多了一位“虎禅师”。

多年的好友夏寿田在洪宪帝制时期充当内史，也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被新政府通缉，此时他改而信道，两人经常在一起唱和。民国七年（1918年），对帝制派人物的通缉解除后，杨度与夏寿田第三次来到陶然亭的江亭上，杨度再次题词曰：

<small>江亭无恙剩光宣，朝士重来醉倒。城郭人民今古变，不变西山残照。老憩西湖，壮游瀛海，少把潇湘钓。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small>

<small>自古司马文章，卧龙志业，无事寻烦恼，一自庐山看月后，洞澈身心俱了，处处沧桑，人人歌哭，我自随缘好。江亭三叹，人间哀乐多少。</small>

杨度虽有心学佛，但仍旧抛不下那份救世的志向。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他自写自裱的六句话，曰：“随缘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便医众疾。”友人看后，不觉莞尔道：“你真是个政治和尚，在研究佛学的同时，还念念不忘现实世界！”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杨度一度在山东军阀张宗昌处做过幕僚，还闹出不少的笑话。张宗昌常以汉高祖刘邦（在儒冠中撒尿的那位爷）自命，而最喜戏呼杨度为张良。杨度有一次笑道：“汉高祖能役功人，公仅能役功狗耳。我固然不足以当张良，公亦非汉高可比。”张宗昌说：“那你就是功狗啦？”说罢，狗肉将军放声大笑不已。最逗的是，张宗昌以杨度为参赞，常戏呼杨为“羊肚参赞”，有人以“狗肉将军”与之相配，亦绝“对”也。

后来北伐军起，杨度密告张宗昌加入国民党，以避免被消灭。张学良得知此事后，问张宗昌：“听说兄台欲为国民党，不知有这事吗？”张宗昌愕然道：“有倒是有。此乃是杨度教我的。”张学良不满地说：“家父与中山先生有旧，与国民党合作应一致行动。如今北伐兵尚未渡河而自相割裂，人必轻我。且家父为吾等团体领袖，如此事宜应由家父出面，才符合规矩。”张宗昌自知失言，只好唯唯答应。

这时，湖南人薛大可也在座，张学良便扭头对他说：“烦请寄语皙子（即杨度），如果他再饶舌，我到时要他的脑袋。”杨度听说后，大骂张宗昌竖子不足以谋，随后连夜逃走。不久，北伐军如风卷残云般扫荡华北，张宗昌一败涂地，最后遁居东瀛，不免仰天叹道：“悔不用皙子之谋也！”

北伐后，杨度寓居上海，并成为杜月笙门下“清客”。杜月笙对杨度很敬重，但杨度对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为然：“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

不过，在1929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杨度却利用“清客”的身份掩护了不少共产党人，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度的入党是秘密的，系潘汉年介绍、伍豪（即周恩来）批准并由夏衍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杨度投机多变，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杨度系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向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此事才被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病重时特意提到，在重新修订《辞海》之时，一定要把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写进去，并叮嘱道：“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杨度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葬于上海外国公墓。去世之前，一向善写挽联的杨度也为自己预备了一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抗战期间，杨度的墓一度迁移至沪西漕宝支路寅春庙十三号门前，但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直到“文革”结束后，在老同志夏衍的关照下，才被迁移到虹桥路宋庆龄陵园中的西侧。历经劫波后，所幸墓碑仍旧是夏寿田亲笔所书的那块，只不过担心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杨皙子”是谁了，所以有关部门特意请赵朴初在墓碑前又题写了“杨度之墓”四个大字。

乱世落魄人，赤子寂寞心；皆云皙子痴，谁解其中味？历史有时候过得真的很快……不知道“杨皙子”是“杨度”，难道就知道“杨度”是“杨度”，还有他那破碎的理想吗？

正文二、凤凰才子熊希龄的跌宕人生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湘女自古多情，湖南亦以出才子而闻名。不过，湖南出才子大体上是近代才有的现象，而这又主要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1851年太平军起事后，天下糜烂，所幸湖南出了个曾国藩，其率湘军子弟冲出湖南，纵横天下，立下不世的功勋，湘将湘官遍及全国，湖南人由此得风气之先。

湖南才子熊希龄，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登上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的。熊希龄的老家在湘西凤凰城，沈从文先生在小说里描述道：古老的城楼依山傍水，清澈见底的沱江穿城而过，城门外的河面上，石头墩子架起了一条窄窄的木桥。可喜的是，木桥上面走出了熊希龄与沈从文，两个才子，地道的老乡。

要说凤凰城老，其实也不算古老，因为这里地处湘西，一向民风朴野，教育不甚发达，在明朝以前，凤凰一带都是归苗人土司管理，直到雍正皇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这里又设立了兵备道，以威慑土司势力。如今的凤凰城楼，大概就建于这个时期，原本系出于军事的考虑。经过几十年的教化后，该地改设为凤凰厅，但仍旧保留了一些军事的特色，譬如军户，熊希龄便出生于这样的家庭。

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之时，正是曾国藩领着湘军子弟四处拼杀之际。湘军将领和一般的武夫不一样，他们大多是书生出身，上马提刀杀贼，下马挥笔作诗，因而湘军也在血海求生中，又多了一份忠义儒雅之气。熊希龄的父亲对曾国藩极为仰慕，但他自己是一介武夫，要想成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的人物，似无可能，因而他的愿望便寄托在自己的长子熊希龄身上，希望他能够从小读书成材，日后科举入仕，光耀门庭。

在父亲的殷殷期望下，熊希龄确是十分的争气。在很小的时候，熊希龄就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凡童的禀性，据说他六岁发蒙的时候，对老师教的东西过耳不忘，只需三四天便将背得滚瓜烂熟，“神童”之誉，不胫而走。如此超前的记忆力，加上聪慧的头脑，熊希龄在14岁时便中了秀才，这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可谓是十分的难得，就算在当时蛮风未减的湘西，那也是凤毛麟角。

凤凰厅所属的沅州，数十年来学风不振，在乡试或者会试中一直是榜上无名，乡人为之蒙羞。好在后来沅州太守朱其懿极重视教育，创办了沅水校经堂并亲自指导，熊希龄便被召入其中。沅水校经堂的教学不仅仅局限于科考，经史、词章、舆地、农政、河渠、兵谋，等等，应有尽有。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学业突飞猛进，并在二十一岁那年的乡试中以第19名高中，主考官给他的评语是：“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由此，年仅弱冠的熊希龄一举成名，誉满三湘。

次年，熊希龄入京参加会试并顺利通过，但正当他期盼着在殿试中一举登科时，却因书法不合殿试要求而被打发回去练笔（一说是熊希龄自觉自己的书法不合殿试的馆阁体，一说是考官嫉妒其少年英才，挑剔其考卷墨迹有污）。一直等到1894年，二十五岁的熊希龄卷土重来，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次真的是湘西飞出了个“熊凤凰”，人如其名，名满天下。

人逢喜事精神爽，好事成双，纷至沓来。金榜题名后的熊希龄，随后回乡娶亲，新娘子不是他人，正是沅州太守朱其懿同父异母的幼妹朱其慧。各位别误会，这并不是一桩包办婚姻，要说起熊希龄和朱其慧的相识，还挺有才子佳人的韵味。据说，朱其懿曾有意让自己的妹妹朱其慧在书院中挑选一位才子婚配，朱其慧便来了个比文招亲，她写了个“栽数盆花，探春秋消息”的上联贴在院中，让诸生答对。最后，熊希龄以“凿一池水，窥天地盈虚”，最得朱其慧的心意，两人一见如故，由此结缘。成婚后，夫人朱其慧果然十分贤惠，对熊希龄一生的事业颇多裨益。

在个人的科举功名上，熊希龄固然春风得意，而且注定要有个好的前程，但他中进士的那一年，很不幸，正是甲午战争的惨败之时。一向为中国人所蔑视的东洋小日本居然一举打败了泱泱中华老帝国，这无疑是在熊希龄这些读书人中间丢下了一颗原子弹，让他们既感到极度的震惊，又迸发出无比的激愤。在得知清廷即将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熊希龄尽管是人微言轻的新进官员，但他仍多次上书反对和约，在朝廷不为所动的情况下，熊希龄愤而请辞离京，回到了湖南老家。

在惨痛的失败面前，不仅仅是熊希龄一个人陷入了迷惘与沉思。同期中式的康有为，还有他的弟子梁启超等人都在高声疾呼变法自强，而当时的湖南，也有这么一批人走上了同样的道路。1895年，名孚一时的清流派官员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曾在同文馆学习外事的翰林院编修江标主持湖南学政、曾任驻外使馆做过参赞的黄遵宪出任湖南按察使，在这些新派官员的引领下，湖南的风气为之一新。

离京后的熊希龄，最初被张之洞延揽进入两湖营务处，在湖南新政开始后，熊希龄为报效家乡，又辞去营务处总办的职务，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湖南的维新运动中去。当时的长沙，已经聚集了一批维新人士，包括谭嗣同、唐才常，乃至康有为的名弟子、当时舆论界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也加入了当地创办的时务学堂，而时务学堂的总理，正是熊希龄。

在这段时间，熊希龄始终在不知疲倦地忙碌着，他除了要打理时务学堂和南学会之外，更多的精力却放在了《湘报》上。《湘报》是湖南所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在熊希龄的眼中，这就是开启民智的最佳利器。为此，熊希龄上下奔走，百般筹划，从订购机器、印刷活字，到制定章程、邀集撰述，无一不倾注了他的一片苦心。

1897年11月下旬，熊希龄通过汪康年在上海订购的印刷机器终于被运回了长沙，主要撰稿人也已经初步选定：唐才常任主笔，李维格为西文翻译，梁启超、谭嗣同、何来保、戴德诚、樊锥等人也都答应为《湘报》撰稿。另外，湖南的官绅名流如陈宝箴、黄遵宪、皮锡瑞等人乃至一些时务学堂的学生，也都在《湘报》上刊登文章，足见熊希龄的不懈努力和号召力。

作为湖南的第一份报纸，《湘报》最终于1898年3月7日正式创刊，由此成为湖南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在发刊伊始，《湘报》便先后发表了樊锥的《发锢篇》、《开诚篇》和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等文章，其中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唯泰西是效”、“一切制度悉从泰西”，毫无疑问，这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先声。

《湘报》的舆论声势在守旧派中间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高官显要，攻击熊希龄等人“以夷变夏”、“动摇国本”，犯下的是杀头的罪行。原本支持维新的陈宝箴在读到这些文章之后也不免大惊失色，他随即转告熊希龄，令其收回救正。由于熊希龄不肯照办，陈宝箴便停发了每月拨给《湘报》的200两银子，令其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财源被断，熊希龄只好离开了《湘报》。

一个月后，“戊戌政变”突发，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软禁，维新志士谭嗣同等人喋血街头。作为湖南新政的风云人物，熊希龄难免要被追究，好在他在这段时间里因饮食不慎而突发痢疾，正好回老家养了一段时间的病，不然的话，以他的个性，弄不好就撞在枪口上。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御史黄桂均随即以“康梁党徒”的罪名参了他一本，熊希龄最后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对此结果，熊希龄尚感庆幸，正如他后来对人说的，“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

遇此挫折后，熊希龄便匿迹衡阳、沅州等地闭门读书，夹起尾巴来做人。数年后，那些顽固守旧派因在庚子年闯下大祸而土崩瓦解，慈禧太后为了挽回民心，不得不接过了维新派的旗帜推行新政，熊希龄也在无形中得到了解放。

1902年，师长兼郎舅朱其懿出掌常德府，随后他便请熊希龄出山办理西路师范学堂，并为“全省之冠”，由此引起了湖南巡抚赵尔巽的注意。赵尔巽对熊希龄的才能极为赏识，他在1903年底上奏朝廷，恳请对熊希龄“免予严加管束”，一举解决了熊希龄的政治问题。不久，赵尔巽上调为户部尚书，继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又改派熊希龄办理实业，令湖南的丝织业和瓷器制造业一度领先全国，成绩斐然。

1905年，赵尔巽被任命为盛京将军，他上任前的第一件事便是将熊希龄调入幕中；而这时清廷又组织了宪政考察团准备赴欧美考察宪政，前湖南巡抚端方也名列于五大臣之中，他当时也请调熊希龄为考察团的随行参赞。这下，熊希龄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他又不能分出两个人来，最后因考察宪政兹事体大，赵尔巽只好放弃，但他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熊希龄必须在国外同时考察实业，回国后再加以重用。

当年年底，熊希龄随同端方等人出洋考察，先后访问了日、美、英、法、德等国。在此行中，熊希龄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他不但要考察各国宪政及实业情况，而且整个考察团的条陈、奏折乃至最后的考察报告都要由他来负责。

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熊希龄在考察完德国后便先于考察团回国，以完成向朝廷交差的考察报告。据说，熊希龄早在出国前便找了当时在日本的杨度及梁启超，让他们帮助完成这份宪政报告，换句话说，最后上交给朝廷的考察团报告，实际上由杨度、梁启超和熊希龄三人合作完成，特别是宪政理论和计划这一块，更是得益于杨度、梁启超二人的援手。

回国之后，赵尔巽立即将熊希龄征调到奉天，并任命他为奉天农工商总局局长，担负其发展东三省实业的重任。次年，赵尔巽改调四川总督，熊希龄因为已经安家在上海，因而决定不再跟随赵尔巽入川。消息传出后，江苏巡抚陈启泰（同为湖南老乡）、两江总督端方、度支部尚书载泽（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纷纷延请熊希龄，这在当时晚清的官场上，可谓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了。

能够得到诸多大员的青睐，熊希龄的才干还真不是吹的，他确实有几分能耐。在随后的几年中，熊希龄先后担任了东三省农工商局总办、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造币总监、奉天盐运使等职，由于业绩出众，自然步步高升，至辛亥革命爆发前，熊希龄已经升为二品大员，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币制专家和理财能手。可惜的是，正当熊希龄要大展宏图之时，清朝却已经覆亡了。

民国初立时，熊希龄曾一度入唐绍仪内阁充当财政总长，后唐绍仪与袁世凯闹翻，挂冠而去，熊希龄也只好连带辞职。“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提名熊希龄来组阁，熊希龄也认为这是施展平生抱负的好机会，于是欣然接受。

殊不知，袁世凯用他来组阁是另有目的的，那就是南方的革命党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国民党（此系宋教仁在民国初年组建的国民党，并非孙中山于1920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仍旧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这让袁世凯十分头疼。好在熊希龄也与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名流组织了一个进步党，勉强可以与国民党相抗衡，因此袁世凯决定让熊希龄出面，设法将国民党搞下去。

熊希龄不知就里，还以为袁世凯要重用自己，随后便乐滋滋地组建了自己的内阁，其中由熊希龄本人出任总理、孙宝琦任外交总长、朱启钤任内务总长、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张謇任工商总长、周自齐任交通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刘冠雄任海军总长。因其阁员均为各界名流，阵容豪华，因而熊内阁又被称为“名流内阁”或称“第一流”的人才内阁。

但是，袁世凯并不是放手熊希龄去干大事的，他手里倒是有一件“大事”要交给熊希龄去办，那就是以“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为借口，让熊希龄总理在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上签字盖章。

熊希龄在接到这个棘手的任务后，未免也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国民党和进步党是竞争对手不假，但双方毕竟是在法律之下的政党之争、文明之争，今天国民党被解散了，谁又能保证明天进步党不会被解散呢？

熊希龄不肯就范，袁世凯自有办法。原来，在熊希龄辞去上届财政总长之时，袁世凯特命他出任热河都统，以示笼络。热河是前清皇帝们的避暑胜地，熊希龄上任后把公署搬进承德避暑山庄。但是，在这昔日的皇帝行宫中办事，宫中的珍宝太多又未曾清理，不免有些瓜田李下之嫌了。据称，有一次袁世凯的亲信姜桂题来访，熊希龄在好生招待之余，临别时又偷偷地将一把乾隆皇帝的折扇作为私人馈赠送给了姜桂题，以联络彼此感情。不料姜桂题这个粗人不识好歹，他为了取媚袁世凯，竟然又将此折扇转送给了袁大总统。袁世凯心中疑惑，随后便派人前去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避暑山庄失窃了不少珍宝，熊希龄由此便在袁世凯的黑账上记了一笔。

袁世凯并没有公然胁迫熊希龄签署解散国民党的命令，而是派人暗中将热河行宫盗宝案在报纸上放出风声，先给熊希龄一点压力，让他识相点。数日后，袁世凯将熊希龄召到总统府议事，并让手下有意无意地将查办热河行宫盗宝案的卷宗给熊希龄看到。熊希龄见后大惊失色，只好乖乖地在取消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及解散国民党命令上签字。这人要是被拿住了要害，实在是有苦难言哪。

解散了国民党，国会就开不成了，因为剩下的国会议员不能达到法定出席人数。既然国会开不成，那国家岂能白养活剩下的议员，得，连国会也一并解散了。熊希龄和进步党人落到这步田地也是后悔莫及，但他们在袁世凯的权谋下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在将国会解散后，袁世凯意犹未尽，又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熊希龄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签署解散地方议会命令后便提出辞职，袁世凯见熊希龄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也就照呈批准。

熊希龄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竟然什么事都没干成。这还不算，自己还落得一身的不是，真是弄得声名扫地，狼狈不堪。受此重挫后，熊希龄也就此告别政坛，再也不蹚这趟浑水了。

尽管熊希龄已经绝意仕途，但传统士人的忧国忧民之心并未顿减。1917年秋，京畿、河北一带发生特大水灾，洪水滔滔，淹灭村庄，吞噬田野，灾民高达600多万人。在目睹了灾民们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惨状后，熊希龄于心不忍，他随后便奔赴北京为民请命，要求对灾民给予妥善安置。谁知北京政府的阁员们一商量，最后一致认为：除非熊希龄亲自出面主持赈灾，安置灾民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国运多难，民生尤艰，已是在野之身的熊希龄本已经立志不再从政，但在良心和道义的拷问下只能当仁不让，负起这个重担。

在接受“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的任命后，熊希龄一面派人调查灾情，一面设法从各地办粮，并请求政府尽快发放赈灾款项。但是，当时的北京政府也没有钱，他们拨给的赈灾款还不到十分之一的预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熊希龄这下犯难了。

好在熊希龄当时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他联合了地方的士绅和民间的慈善团体，共同成立了“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为灾民们举行大型的赈灾义助。为了发动更多的人为灾民出一份力，熊希龄不仅带头捐款，还与夫人亲自将自己家中的旧衣缝改成100套棉衣捐给灾民。

在熊希龄的努力下，这次赈灾活动取得空前的成功。据当时报上的记载，社会各界在10多天内共募集到棉衣裤近15万件，被单、夹衣裤超过8万件，捐款达200多万元。除此之外，开滦与井陉煤矿赈煤3400吨，使灾民们免于受冻。后来，熊希龄又采取了“以工代赈”、保护春耕等办法，最终让500多万灾民得以渡过难关。

灾情过去后，熊希龄和夫人朱其慧又创办香山慈幼院，以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在开院仪式上，熊希龄动情地说：“我自从办了水灾和这个慈幼院，我始知道贫民的社会是很可怜的。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经验过了。我觉得总是悲观的。政治的罪恶，是不消说了。就是实业呢，我觉得经理人都不是拿良心对着股东的，所以我也灰心了。就是社会呢，我办过几年赈，我觉得真是用良心做事的人少，甚至有几家殷实的绅士也是不干净。我在北京修了几条工赈的马路，约有三百多里。有一处系与外国慈善家合办的，修好了交与地方官去接管。那时天津的报纸，忽然谓我卖路与外人。你想社会事还能办吗？所以我很悲观。我只缩小范围，办我的慈幼院，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爱我，把我当他们的父母，我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的终身志愿了！”

晚年的熊希龄为香山慈幼院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在1931年，其原配夫人朱其慧因病去世后，熊希龄为纪念亡妻，慨然捐出全部家产（折合大洋近28万元，另有白银6万余两）献给了社会的慈善事业。这一壮举，无疑是熊希龄人生中最华彩的乐章。

数年后，熊希龄再度成为哄传一时的新闻人物，这次却是因为一场新的婚姻。原来，熊希龄在夫人朱其慧病逝后，一度悲恸欲绝，他蓄起长须，持一手杖，以示独身不娶。因为偶然的机缘，某热心人将民国的知名女性毛彦文（大才子吴宓的苦恋对象）介绍给熊希龄相识，结果两人由此引发了一段良缘。

在毛女士的要求下，熊希龄剃须弃杖，重做新郎。由于双方的年龄差距近一倍，舆论界一时引为笑谈，很是炒作了一番。在熊希龄洞房花烛之夜，前来祝贺的名士甚多，还留下了不少致贺之诗联，如沈尹默贺联云：“且舍鱼取熊，大小姐构通孟子；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老同盟会员刘成禺也做打油诗一首道贺：“闺人应惜首飞蓬，燕婉新词老凤雄，不用丈夫髯发美，更无长鬣话元丰。”

最逗的是某友人，平日称毛彦文为姐，称熊希龄为伯，而今熊、毛结为夫妻，于是巧贺一联：“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做大姐夫。”某报纸更是直接拿两人的年龄开玩笑：“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

大喜之余，熊希龄也自撰了一曲《贺新郎》：

“世事嗟回首，觉年年，饱经忧患，病容消瘦。我欲寻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渐运转，春回枯柳。楼外江山如此好，有针神细把鸳鸯绣。黄歇浦，共携手。

求凰乐谱新声奏，敢夸云，老莱北郭，隐耕箕帚。教育生涯同偕老，幼吾即人之幼。更不止，家庭浓厚。五百婴儿勤护念，众摇篮在在需慈母。天作合，得佳偶。”

1937年底，熊希龄偕夫人在路过香港时因劳累过度而突发脑溢血去世，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其举行了国葬仪式。熊希龄在香山静宜园内创办“香山慈幼院”时，也在旁边松坞云庄的废墟上建造了一座私人别墅，取名曰“双清别墅”。在解放前夕，毛泽东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至北平时，曾下榻在这里。对于熊希龄的一生，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

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就难在一辈子做好事，熊希龄应该算是比较接近的了。

正文三、张振武之死：武昌首义者的不归路

武昌起义后，身为湖北新军协统的黎元洪本应成为革命者的刀下之鬼，但最终反被推为大都督，其中缘由虽说是权宜之计，但后果却是那些革命者所没有料想的。

黎元洪的人品固然不坏，但他只是一个旧军官而决非革命者，对于造反这种勾当始终是心有抵触甚至深恶痛绝的；而那些起事的革命者对这位逼出来的都督也无好感，只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匆忙间将公器相授，一旦危机过去，迟早要搞“二次革命”甚至“三次革命”的，譬如民国初年的张振武一案，便是这种情绪的产物。

武昌起义胜利后，黎元洪虽然贵为副总统兼湖北都督，但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其实是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文学社的蒋翊武，人称首义“三武”。共进会和文学社是推动武昌起义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起义之前双方通力合作，但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各地局势稳定后，革命党内部也就开始罅隙丛生了。

首先是孙武，他原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只因起义前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而烧伤了面部，结果没来得及参加起义。但孙武的资格是非常老的，其早年曾入武昌武备学堂、日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后来又分别加入了日知会、共进会、同盟会，并在起义前被共进会和文学社推为军政部长。武昌起义成功后，孙武担任了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部长，手握兵权，就连黎元洪也要忌惮他几分。

但是，孙武的个人权欲极强，他上位之后，非但排挤文学社的蒋翊武这批人，就连共进会的张振武等人也是形同水火。对于这点，黎元洪看在眼里，不免要巧妙地利用一下，如在汉阳失守后，黄兴离开武汉，战时总司令本由蒋翊武代理，但孙武与蒋有矛盾，他不愿意让蒋翊武掌握兵权，因而串通黎元洪任蒋翊武为都督府顾问，战时总司令改由谭人凤出任。

孙武的专横跋扈引起了一场风潮，即“群英会”事件。群英会是共进会的一个分支，在武昌首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一首领叫黄申芗，他在起义爆发后担任了革命军第十四标的标统，后来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近卫军协统。黄申芗去军务部向孙武“谢委”的时候，孙武大大咧咧地坐着，双足俱跣，昂然不动，傲气逼人。黄申芗见此状，极为愤慨，心想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的时候，你在医院里躺着治病，如今倒在弟兄们面前充大，什么玩意？！

孙武见黄申芗来后，便远远地问道：“委札接到没有啊？”黄申芗忍住气，说：“接到了，我特来谢你的。”孙武哼了一声，说：“协统不小啊，你要好生地干，听着没有？”

黄申芗出去后，气得肺都要炸了，他随后跟群英会的人说：“尧卿（孙武的字）得意忘形，连老朋友都不放在眼里，我非杀了他不可！”

1912年2月27日晚，在黄申芗等人策动下，一些对孙武不满的军人带领手下士兵们冲出营房，向军政部和孙武家扑去。一路上，暴动士兵高喊“打倒孙武”、“驱逐民贼”等口号，并且不断鸣枪示警。孙武事前有所察觉，事发后逃到了汉口，而他的家小全部被扣押。由于参与暴动的人动机不一，暴动很快变成了一场兵变，乱兵们四处放枪，大肆抢劫，结果革命军第二镇统制、文学社的重要成员张廷辅也在这次事变中被乱兵射杀。

事变后，孙武不得不发表声明，宣布辞职，而黎元洪却乘机将军务部加以裁撤，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均被解除职务而改任有名无实的都督府顾问。对于顾问这样的闲职，孙武和蒋翊武消极隐退，而张振武却心生怨愤，由此引发了同黎元洪的激烈冲突。

张振武的年龄比孙武、蒋翊武还要大些，他曾在1905年去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同样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党。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由于革命机关遭到破坏，张振武力主提前发动起义，并在随后的汉口、汉阳保卫战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指挥作用。

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再三推辞都督一职，张振武就曾说：“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正好现在尚未公开，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

这话后来传到了黎元洪耳中，黎元洪由此对张振武深怀戒心，彼此间嫌怨日深，面和心不和。张振武对黎元洪颇为轻视，他甚至当众呵斥黎元洪说：“要不是我们把你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

张振武的跋扈也不亚于孙武，他在革命之后组织了一支卫队，配一色短枪，张振武走到哪里，卫队就跟到哪里，即使去见黎元洪也不例外。黎元洪心里虽然恼怒，但慑于张振武的枪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汉阳之战后，张振武奉命前往上海购买枪支、弹药与服装，期间便与黎元洪、孙武等人发生了冲突。据黎元洪给张振武的复电，说他所购的枪支大多为废枪，不能使用，之后要购买枪炮子弹的话，必须运到湖北试验后才能付款，意思是指责张振武虚靡公款。张振武一怒之下，竟然将在上海待运的枪械分出一半给烟台革命军，其中的款项明细又未交代，其桀骜不驯令黎元洪愤恨，但又无可奈何。

张振武当时手里握有兵权，他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这让黎元洪感到如芒在背。事实上，黎元洪打心眼里对这些带头起义的革命党人极度憎恶，而这时袁世凯也想乘机拉拢黎元洪，共同对付武汉的革命党人。

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宦的策划下（当时黎元洪也兼任参谋总长，但他一直没有上任，事务均委托给次长陈宦），黎元洪决定与袁世凯合作，对这“三武”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将他们弄到北京去。当年5月，袁世凯以“革命首义”的名义将“三武”召到北京，并封他们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又是闲差）。对此，张振武曾多次表示不满，他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

在张振武的一再要求下，袁世凯只好又封他为蒙古屯垦使加以敷衍。张振武当时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也确实想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于是他接受委任后，极诚恳地向袁世凯申请经费以开办专门机构。袁世凯这时哪里有钱，也就没有理会。张振武一怒之下便擅自回了武昌，并利用自己之前的势力公开设立屯垦事务所，还打算募集一镇精兵前往蒙古。为此，张振武向黎元洪提出每月拨给经费1000元，作为开办费。

黎元洪见张振武去而复返，本就十二分的不乐意，他见张振武又重新聚集他的旧势力，更是感到极大的威胁，于是决心除掉张振武。由于当时张振武与孙武也发生了矛盾，袁世凯特意派出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回武昌进行调解。在各方努力下，孙武、张振武和黎元洪都在表面上恢复了和气，而袁世凯趁热打铁，再次发来电报邀请张振武赴京。

8月初，张振武和亲信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多人随同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一起前往北京，由此走上了不归路。在临行之前，黎元洪还特意赠给张振武4000大洋作为旅费，双方和好如初，相谈甚欢，但一个阴谋却就此展开了。

在张振武抵达北京后，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一封密电，其中称：“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在向袁世凯揭发了张振武的种种“不法”行为后，黎元洪要求北京方面将张振武就地正法。

袁世凯收到黎元洪密电后，亲自取出密电码本自行译校，随后便将心腹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三人请来商议处置之法。赵秉钧三人主张再给黎元洪发一封电报，问清楚是不是黎元洪的本意，再做处断。两日后，武昌方面复电，确属黎元洪本人的主意。随后，袁世凯给军法处发出命令，将张振武逮捕后立予正法。

一个巨大的阴谋已经张网后，张振武尚且浑然不觉，他当时仍在北京到处会客，与各界人士联络感情，为将来的事业打下基础。8月15日晚，张振武与湖北来京将领在六国饭店宴请姜桂题、段芝贵等北洋将领，以消除南北军界隔阂，化解之前战争的敌意。当晚10点，酒阑人散，张振武在回旅社途中被潜伏的军警拦截，随后被捆绑押解到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随后，军法处总长陆建章向他出示了黎元洪请求杀张振武的电报及袁世凯下令处决的军令。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张振武一下就蒙了，他大声质问陆建章：“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竟然要杀我？”陆建章摊开手，表示军令如山，无法转圜。

16日凌晨1点，也就是张振武被捕3个小时后，在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张振武被绑在军法处的木桩上吃了六颗花生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仁了。临刑前，张振武仰天长啸：“想不到共和国也如此黑暗！”同晚，随同张振武一起进京的将校团团长方维也在旅馆被抓，并于凌晨在城外处决。

此事发生后，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等人大愤，他们随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质问和弹劾。在这个事件中，感觉被袁世凯愚弄和利用的刘成禺愤怒地指出：“现在政府杀人之手续，基本和强盗行为没有区别。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今后凡是民国起义之元勋，都可以一一捕杀，任凭某人为帝为王矣！”

在参议员的弹劾和舆论压力下，袁世凯把黎元洪推出来，声称完全是黎副总统的主张，而黎元洪则抛出张振武“侵吞公款”、“拥兵自卫”、“串谋煽乱”、“广纳姬妾”等十五大罪状，为自己洗刷罪名；事后，袁世凯又命人将张振武、方维二人尸首好生收殓，并为他们买了上好的棺木，送到长椿寺停灵。随后，袁世凯又宣布以大将的军礼葬张振武，并拿出3000元为赙仪。

由于参议院中各派力量互不协调，加上张振武自身也的确存在弱点和问题，最后使得质问和弹劾两案均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而袁世凯则以退为进，承认事起突然、杀人手续不完备，并向参议员们一再致歉。最后，张振武被杀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张振武在不明不白中死掉的关键是，他当时已经是无门无派，没有组织支持。原来，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几位武昌起义领袖如孙武、张振武等人都没有在临时政府中谋得职位，因而对同盟会、特别是黄兴等人极为不满。在孙武等人看来，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勋，同盟会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不过是外来的和尚抢了自己的功劳，可这些人连个陆军次长的位置也没有留给孙武，让孙武面子上极过不去。

当时率军攻克南京的浙军司令朱瑞，他是光复会员，本就和同盟会有矛盾，等黄兴当上陆军总长后，朱瑞也不服从陆军部的指挥，还私下里蔑称黄兴是“汉阳败将”。后来，这批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民社，公推黎元洪为领袖，其中的成员还包括后来湖北的参议员刘成禺等人。在朱瑞率军回到浙江后，民社的势力也就在湖北和浙江掌握了军政大权，隐然与同盟会对抗。

因此，在张振武被杀后，同盟会除了黄兴发了一个通电谴责袁世凯政府用不正当的手段擅杀有功人员外，其他人大多未置一词；而当时正好又是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前往北京商谈国家大事，因而张振武一案也就不宜过度渲染，最后悄没声息了。

事实上，当时武昌首义的“三武”中，除了张振武间接地死于黎元洪之手，蒋翊武也是如此。原来，在南北议和后，蒋翊武担任了湖北军务部副部长，但受“群英会”暴动的牵连而被迫去职，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消沉。宋教仁被刺后，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了“二次革命”，也曾拉起一支队伍驻防岳阳。但革命党人在“赣宁之役”中很快失败，袁世凯到处通缉捉拿革命党，蒋翊武也只得逃走。

晦气的是，蒋翊武没有和黄兴等人一样跑到日本去避难，而是南行到广西，结果被当地巡防营抓住，后来被押送到桂林受审。黎元洪在得知蒋翊武被捕之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请求迅速诛杀“乱党”，于是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可怜这个革命首义者，最后落得弃尸他乡。

黎元洪恨这些首义的革命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处死革命士兵是因为要维护秩序，但起义后则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的争夺和个人的恩怨。黎元洪虽然是靠着武昌首义上位，但众所周知的是，他是被革命士兵强迫参加革命的，因而那些革命党的首领譬如张振武、蒋翊武等人未免对这个逼出来的湖北都督心存蔑视，特别在南北军交战之时，这种情绪更是极易表现出来。

事实上，湖北那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如季雨霖、詹大悲、熊秉坤、蔡济民等人在辛亥革命后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试图从黎元洪手中夺回权力，但他们数次针对湖北当局的暴动都没有成功，譬如“二次革命”期间流产的“改进团”暴动，结果非但没有将黎元洪赶下台，反而被黎元洪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加以严厉镇压，多名革命党起事者未经审判便被枪杀。

在“改进团”失败后，黎元洪又对湖北的革命党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整肃，当时被杀被捕者不在少数。在黎元洪的威势之下，湖北革命党人纷纷离开武汉，首义之城，也就逐渐沉寂了下去。在赶走了革命党人之后，黎元洪在湖北的统治也相对稳定了许多。

尝尽了革命冷暖的孙武则在“群英会”事件后低调了很多，在张振武被杀之后，其革命意志更是日渐消沉。1915年12月，孙武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参政，拿一份闲差的俸禄。袁世凯倒台后，孙武也一度出任过清查督办之类无关紧要的职务，后于1939年11月10日病逝于北京，不问世事久矣。

正文四、梁启超与夭折的民国两党制

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当海外的各方人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国内分享革命盛宴时，真正的启蒙大师梁启超却迟至1912年10月才结束长达13年之久的流亡生涯返回国内，此时离武昌起义已经一年了。

梁启超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需要时间来观察民初政治的走向，而身处海外、跳出利益圈则更有利于他保持头脑的清醒。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梁启超提出了一个非常独到的见解，这就是他在给袁世凯的信中所提出的，民国初年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由清末立宪派转化而来的温和改良派，第三派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兴革命派。

按梁启超的设想，第一派毋庸组成政党，第二派须组成政党，第三派则应改造为政党；如此，官僚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官僚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这样才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

很明显，梁启超对革命党颇抱有成见：“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于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尽管梁启超在信中初步提出了两党制的构想，但他又提出：“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

综上所论，梁启超实际上是主张在开明专制下逐步培育政党政治，这与他之前的思想是一致的。早在清末新政期间，梁启超便认为宪政是中国发展的唯一方向，但又认为开明专制系走向宪政的必经阶段，原因是人民的政治成熟度远未及格，施政机关也未曾整备，包括教育、法律、地方自治等方面条件都不成熟，而纵观世界，其他民主宪政国家也大都有过一段开明专制的预备期。

梁启超是自负的，他曾说，“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拯救。”而民初的三大政治势力，革命派和北洋实力派已经各有其主，唯独原立宪派群龙无首，如果梁启超能够挺身而出的话，还是有可能充当领袖的。事实上，当时也只有梁启超具备这个号召力。

在清末新政时期，梁启超曾利用《国风报》等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制度等，并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以推行宪政为目标的政治团体“政闻社”。在政闻社《社约》中，梁启超提出了四条明确的纲领：“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从前三点来看，梁启超已经提出了三权分立及地方自治的思想框架，这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在清廷推行预备立宪后，梁启超又通过国内的同志徐佛苏、孙洪伊等人于1911年2月组织了“宪友会”，为立宪后的政党竞争做准备。但是，还没有等到立宪的那一天，革命便突然爆发，梁启超循序渐进的设想也就不得不改弦更张、推倒重来。

与康有为不同的是，梁启超在武昌起义后顺应大势，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转而提倡共和体制下的政党政治。但在民国前后，原立宪派四分五裂，各政党组织派系不一、名目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有汤化龙、林长民、张嘉璈等人发起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原“宪友会”成员），章太炎、张謇、熊希龄、程德全、唐文治等人组织的“统一党”，孙洪伊等组织的“共和统一党”，范源廉、黄远庸、籍忠寅等人发起的“国民协会”等，加上湖北方面的黎元洪、孙武、张振武、刘成禺等人组织的“民社”，清末旧官僚岑春煊组织的“民国公党”，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陈锦涛、王宠惠等人发起的“国民共进会”，林林总总，前前后后，竟然达到数十家。

在这些政党中，梁启超与“共和建设讨论会”关系最密切，该党中虽多为精英分子，然人数较少，因而影响力并不算大。直到1912年8月，“共和建设讨论会”才与“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等团体合并成“民主党”，但此时其他政党也都在纷纷合并重组，因而“民主党”在1912年底的国会选举中大败，所得议席不过三十，这在号称“八百罗汉”的国会中（870席），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党派。

失败之余，梁启超随即跨党加入势力较大的“共和党”，以求弥补。“共和党”是1912年5月由“统一党”、“民社”等合并而来，党人大多由清末的立宪党人及旧官僚所组成，其中包括了当时的知名人物如黎元洪、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熊希龄、范源濂、程德全等人。“共和党”成立后，全国各地都设立了分部，党员数量一度超过10万人，成为仅次于“国民党”（即原同盟会）的第二大党（可控议席近250席）。

早在“共和建设讨论会”成立之初，梁启超便为之起草了一份《中国立国大方针》的商榷书，其中明确提出实行“政党内阁”的主张；另外，梁启超认为，要实行“政党内阁”，则必须有“两大健全的政党”为前提，正如其在早年《新民说》中提到的，“政党政治，凡国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而梁启超之所以加入“共和党”，其目的便是要缔造一个能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大党。

但是，即便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合并，在国会中控制过半议席也无完全把握，因而梁启超又将“统一党”纳入合并计划。“统一党”原为章太炎所组织，此时的党魁已换成王揖唐、王印川等人，该党一向与革命党人作对，又有袁世凯在背后撑腰，其声势也不算小，大概握有议席五十上下。

对于梁启超“两党竞争”的政治构想，三党人士大多表示支持，合并事宜也进行得非常顺利。在一次三党联合恳谈会上，梁启超当席指出：“目前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起来，在国会中尚不能占据多数，这种现象极为可忧。不管是为三党考虑，还是为反对党考虑，都应该三党合并，使中国能逐渐二大党对峙的局面，这样政党政治才能逐步走上正轨。”

1913年5月底，在梁启超等人奔走下，“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在北京举行合并大会，宣布成立“进步党”。大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9人为理事，名誉理事有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张绍曾、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程德全、朱瑞、庄蕴宽等20多位名人，另外还有100多名参议，阵容强大，初具大党规模。

从人员上来看，“进步党”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原清末的立宪党人或清末旧官僚，在梁启超的影响下，“进步党”的政治立场倾向于拥护袁世凯政府，其主要作用是在国会中对抗“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当然，这并没有脱离政党政治的范畴，毋庸指责。

同盟会在民初的政治局面中仍然处于关键的地位，但其内部也遭遇不少的挑战。在革命成功之后，章太炎、张謇等人撰文呼吁，要求同盟会结束革命时期的秘密组织状态而改造成公开的政党组织（所谓“去革命化”），章太炎所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便是这个含义。而早期的革命党人章士钊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法政归来后，也提出“毁党造党说”与章太炎相呼应。所谓“毁党造党”，即“毁无纲之党，造有纲之党”，为芸芸众党造两个对立的政纲，为中国走向两党制度作一预备期。

袁世凯当政后，孙中山、黄兴一度看淡革命，转而从事社会工作，同盟会的党务工作改由宋教仁负责。在思想上，宋教仁与梁启超有相通之处，他在民国成立后也一直致力于把同盟会由秘密的革命党改造成公开合法的普通政党，以实现其政党内阁的主张。在宋教仁看来，革命党乃“以激烈手段谋破坏”，政党乃“以和平手段谋建设”，两者因时代不同而使命迥异，进行和平的、有风度的政治竞争在民国成立后乃是大势所趋。

在全国各党各派纷纷合并重组的形势下，同盟会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1912年3月，同盟会在南京宣布正式改组为公开政党，会员也在随后的数月间迅速增至十数万人，成为民国初年势力最大的政党。但共和党在合并其他党派后同样势力大增，在改选临时参议院时，同盟会已不占绝对多数。因此，同盟会的改组及合并其他政治主张接近的小党派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在以上提到的几个大党之外，还有一个号称“第三党”的“统一共和党”，其在临时参议院中占据了一定的议席。“统一共和党”由三个政团合并而来，骨干人物有蔡锷、景耀月、吴景濂、谷钟秀等南北军政界的重要人物，其中既有革命党人，也有立宪派人士。该党采取中道路线，主张调和，在政治上介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由此成为同盟会的争取对象。

但是，两党合并中遇到不少的波折。首先，“统一共和党”不希望自己“被吞并”，因而主张不用同盟会原来的名号；其次，他们并不赞成同盟会过于激烈的主张，譬如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等；其三，除宋教仁、刘揆一等人坚决“并党”外，一些老同盟会员反对合并他党，而另一些同盟会员则对改变沿用了多年的同盟会名号表示坚决反对，如蔡元培就声称，“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这时，以清末名臣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在得知“统一共和党”要与同盟会合并的消息后，也派出代表到京参与合并谈判，但他们除了同意“统一共和党”的意见外，又提出一条要求，那就是将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权”一项取消。

在宋教仁的多方斡旋下，同盟会于1912年8月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而另外两个小党派，“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也在谈判后同时并入。由此，新的“国民党”成立，而同盟会的名称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宋教仁同样是主张两党制的，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宣言中说得很明白，“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政党宜两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也希望反对党发达，以致能旗鼓相当”。据称，宋教仁曾密访过梁启超，其“两党轮流执政”的设想是否来自于此，目前尚不得而知。

宋教仁曾天真地认为，只要“国民党”能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与之异曲同工的是，“进步党”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故一党在朝，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如此看来，民国两党制的格局似乎大有希望。

梁启超曾在《政治上之对抗力》一文中明确提出“政治对抗力”的概念，用以论述两党制的合理性。梁启超断言，真正的民主国家，都须有对抗力才能稳定结合成一整体，有执政党须有反对党，“凡国民无政治上之对抗力或不能明对抗力之作用者，其国必多革命……各方面对抗力销蚀既尽之后，全国政治力量成为绝对的，其结果必为专制，而专制崛起之结果，必为革命。任何政府之稳健运行，须两党良性竞争形成稳定的政治对抗力，而两党政治是维持政治对抗力之最佳途径”。由此可见，梁启超扶持“民主党”，加入“共和党”，最终组织“进步党”，其动机便在于构建两党政治，消灭专制与革命，为国家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

但是，政党本是英美国家的政治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只听说过“朋党”，什么牛党、李党、清流党，几乎就是利益中人相互攻伐的代名词。1912年8月的《真相画报》上刊登了一副漫画，说：“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章士钊也在《民立报》上抨击道：“号称急进者，攻人不择人，骂人不择言，实为狂狷无识之士，自号温和者，附会权势，造谣生事……这种政党之争，纯属私见冲突，而非政见的论争。”

在1924年出版的《民国政党史》一书中，作者谢彬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国初年的这些政党不是政见的结合，而是感情的结合、权势的结合，甚至干脆就是金钱的结合，只不过老祖宗之前叫什么君子党、小人党，现在的人套了一个政党的名词。这些所谓的党派，无一不是中上层士大夫的俱乐部（包括“进步党”、“国民党”在内），他们毫无民众作为基础，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党纲，很多党派对自己的党纲不甚了了，不过是作为点缀和摆设罢了。

民国初年的内务总长赵秉钧也戏称：“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说到这里，怀里揣着8个党证的赵秉钧摸了摸脑袋，对身边的人笑道：“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

在“国民党”成立后，赵秉钧出任新的内阁总理，不久即卷入“宋教仁遇刺案”并间接引发了“二次革命”，民国初年刚刚起步的政党政治由此被打乱。在击败南方的革命党后，袁世凯以“公民团”的方式胁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之后便以涉嫌乱党为名取缔“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进而使国会瘫痪。由此，宋教仁功未竟而身先死，梁启超所设计的“进步党”与“国民党”相对抗的两党政治也随着国会的最终解散而灰飞烟灭。

梁启超在一心打造民国两党制的时候，似乎对北洋实力派有所忽略或者毫无办法，他一相情愿地将“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但对西方政党政治毫无所知的袁世凯却是一个“开明不足、专制有余”的旧派人物。在大小军阀握着枪杆子的前提下，不管是多党制，还是两党制，都是不切实际的舶来品。对于这些军事强人来说，有枪就有权，什么“宪政民主”，什么“议会政治”，什么“两党制”，统统都是隔靴搔痒、痴人说梦。由此，民国两党制的夭折，也就完全在意料之中了。事实上，这并不仅是宋教仁或梁启超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的共同悲剧。

正文五、蹊跷的定都之争与北京兵变

在清帝宣布退位后，孙中山按照约定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但同时也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临时参议院制定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

孙中山之所以要坚持定都南京并要求袁世凯非到南京就职不可，目的就是要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因为袁世凯的势力主要在北方。但袁世凯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他是何等人物，岂有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又岂有孤身南下、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之理？南京定都之提议稍显幼稚，非待智者而知之。

果然，袁世凯随后给南京临时政府复电，声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云云。这个“以退为进”的招数，袁世凯用得既冠冕堂皇，又无懈可击，不但为自己赢得淡薄名利、谦让自抑的好名声，还着着实实将了南方革命党一军。

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譬如民社、国民协会等八个社团便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定都北京乃民国内政外交之关键，倘若舍北取南，帝党势必会死灰复燃，而强敌也有乘机侵略之虞”；清末立宪派领袖张謇也不赞成迁都之说，他认为“建都北京，取其接近蒙、藏裨益治理”；2月24日的《申报》更是以《去争篇》为题，攻击孙中山等人是“阳托参议院之议决，而阴以遂其胁制之私，置满蒙回藏于不顾”。

当时风头正健的革命老同志章太炎跳出来大唱反调，他在《致南京参议会论定都书》中宣称南京地处偏倚，备有“五害”：一是威力不能及于长城外；二是北民化为蒙古；三是日本俄国侵及东三省，中原如失重镇，必有土崩瓦解之忧；四是清帝、宗社党、蒙古诸王可能作乱，致使国家分裂；五是迁都耗费巨资，难以筹划。

在舆论的煽动下，各省都督、绅商代表也纷纷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对定都南京表示异议。就连一贯主张建都武昌的黎元洪，这时也改口支持北京定都，“以免酿成大患”。而南方革命军中的许多将领如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第一军团长柏文蔚等也纷纷发表通电，主张临时政府建在北京为妥。

孙中山接到电报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不能自作主张，于是便将袁世凯的电报交与临时参议院讨论。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们对定都南京一事也无甚决心，或许是他们认为孙中山的想法太天真，或者急于维系来之不易的和平，结果对于定都一事迟迟不能定案，最后只好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

投票的结果出人意料，参议院以二十票的压倒多数否决孙中山的主张（北京二十票，南京五票，武昌两票，天津一票），而参与投票的议员大多数为同盟会员。孙中山得知这个结果后极为愤怒，据《胡汉民自传》中称，“先生（指孙）召克强（即黄兴）至总统府，让之。克强亦谓党中不应有异议。先生遂召集院中同志黄复生、李伯申、邓家彦等为评言其得失，则皆唯唯。依参议院法，须政府再交议院，始能推翻原案。邓、黄等以是请。克强遽曰：‘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的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是日适祭明孝陵，遂请先生上马出府。余称病不从行，而就府中草文书，交院再议；一面飞白先生”。

在黄兴声称要率宪兵队进参议院把所有同盟会籍的议员们绑缚起来及老会员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再次投票，最终以十九票对十七票的结果通过了以南京作为临时政府地点的决议。不过，从这事可以看出，革命党内部意见也不甚统一，在孙中山提出必须实现定都南京等三个条件的同一天（2月13日），革命党人自办的《民立报》发表了《建都私议》的社论，提出八大理由来论证首都宜建于北京。而在谈到迁都问题时，广西同盟会员马君武怀疑宋教仁倒向袁世凯，出卖革命，于是对宋教仁“言语讨伐”，争执中，宋教仁怒而打了马君武一耳光，马君武奋起还击，重伤宋教仁左眼，也算是一段革命逸史。（胡汉民在《自传》中云：“宋以是质马，而亟批其左颊，马还击，伤宋目。宋入病院，旬日始愈。”）

袁世凯“退归田园”的威胁并没有动摇孙中山要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决心，为促使袁世凯尽快到南京就职，孙中山派出以蔡元培为团长，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王正廷、汪精卫等人为成员的专使团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等专使团到北京后，袁世凯倒是给予了盛情招待，但对于南下就职一事则模棱两可，只以“竭诚尽力，早日南行”相搪塞。

不料在专使团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晚上（2月29日），城北突然传来数声炮响，随即便是人喊马嘶，大火熊熊，街道上突然冒出成群的大兵。这群人一路上呼呼喝喝，沿途纵火抢劫，有些乱兵还冲到专使团的住处，吓得蔡元培等人慌忙逃到六国饭店避难，情状极为狼狈。

第二天查明，发生兵变的是曹锟统制的北洋第三镇，他们原本驻扎在北京城外，不知何故突然冲进城内，跑到东城和前门一带大肆哄抢，一路焚烧，还跑到专使团所住的煤渣胡同胡闹。到下半夜，兵变继续扩大，西城、北城也发生骚乱，当地的土匪闻风而动，趁火打劫，而部分巡警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等到清晨，被砸被抢的店铺、钱庄、民居已经有数千家，还有几百间房屋被焚烧，似乎是为了掩盖抢劫的痕迹。

这次兵变，是不是袁世凯一手导演，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不过，坊间倒有个传闻，说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曾找几个北洋军的将领商议，说如果家父南下就职的话，到时直隶都督就要由别人接手，届时北洋军恐怕要被裁撤一部分，对大家很是不利；要想不让家父南下，首先是要把南方专使团给赶跑。曹锟等人听后，大为恼火，便说：“这事也不难办，只要我们让弟兄们趁夜把专使团的住处围一围，放两枪，把他们吓跑就是。”袁克定说：“只要你们一闹，到时就算专使团不跑，东交民巷的外交团也会出来抗议，届时家父就走不成了。”

还有人说，在兵变的第二天早上，正当唐绍仪向袁世凯汇报情况的时候，曹锟突然推门而入，向袁世凯报告说：“昨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经办妥！”袁世凯见曹锟说漏了嘴，起身大骂道：“胡说八道，滚出去！”

目前的历史书大多将这次兵变指为袁世凯的预谋，但又语焉不详，缺乏直接的史料的证据证明，似有“因人定罪”之嫌疑。因此，也有部分史家反对这次兵变系“袁世凯策划”之说，如台湾学者吴相湘就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自来论北京兵变者大多以为袁氏所主使，甚至有指出此乃用杨度计者。然以今论之则均不免挟意气成见之讥。以天下众恶皆归之袁，固非历史真相也。”

蹊跷的是，这次兵变虽说抢劫的规模很大，但似乎是专门冲着有钱的地方而去，特别是城中的银号，更是一网打尽，遭灾最重，就连官府的存银处也遭到抢劫。据后来的统计，乱兵们在当晚的骚乱中至少抢走300万以上的银两。更令人奇怪的是，在当晚的兵变中，袁世凯那些主管北京治安的亲信们毫无动作，譬如掌管警政的赵秉钧在当晚传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岗，不得干涉，以至于不少巡警自己都参与了抢劫活动。

当时任京畿五路备补军管带并亲历此事的冯玉祥在回忆录中说，“这天的兵变，最初是从东城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爆发，变兵是第三镇全体。起事的时候，他们把总统府团团包围，又撞进去放了一排乱枪，接着便大举抢掠，府中比较珍重的东西，搜刮净尽，连窗户什物也都捣毁一空。袁世凯的卧房也被击破了一角。这样闹了一阵，他们怒犹未息，又大举纵火，接着南北两城也陆续起火。”

冯玉祥认为，说这次北京兵变的主谋是袁世凯，显然是高估了他的实力，因为袁世凯在回乡数年后，已经失去了控制第三镇的能力，何况第三镇的军纪本就极坏。据冯所说，导致这次兵变的直接原因是“段芝贵减饷”一事，因为按之前的惯例，军队开拔前士兵每人加饷一两，“现在段芝贵却凭空把这一两银子减去。一两银子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天天盼望的就是关饷。饷下来，扣除了伙食费，还剩得多少，他们一切打算和指望就都放在这上面。如今平白少去一两银子，这实在比要他们的性命还要严重。减饷的消息一传下来，士兵们无不愤激，口里不住地咒骂，算是袁世凯的八代遭殃，给他们骂烂了”。

但冯玉祥同时也认为，“这次的兵变，减饷的事实在是一个导火线”，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以下几点：“第一，满清政府虽已推倒，中华民国的金字招牌虽已挂了出来，可是整个社会的实质和政治方面机构，却并没有什么改变。一般人民的脑筋里，依旧牢固的存着一个皇帝的偶像。尤其是军队中，士兵们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于皇家，以革命为反叛。袁世凯以及他的左右，刚不久还是如此教育士兵，并且到处镇压革命，捕杀革命党。忽然一天抖身一变，自己做起大总统，成为革命国家的首领了。……这样，如何维系军心？当时老袁做了大总统，我就常常亲见亲闻许多官长目兵在背后切齿咒骂他，说他是个篡位的奸贼，愤激达于极点。第二，第三镇的队伍自在长春驻扎，军纪即极败坏。开到北京以后，堕落更甚。官长目兵，公开聚赌，纵饮狂嫖，无所不为，训练教育的事，完全废弛了。……第三镇这样，其余京畿一带的驻军无不如此。带兵的荒唐，目兵从而效尤，统帅者听任不问。好像他们以为皇帝倒了，世界变了，一切都可以胡作非为，用不着受拘束的了。”

王朝更替而不乱者几稀。无独有偶的是，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当时也在北京军中）也在回忆录中称，“正月十二第三镇在北京兵变，初非袁世凯所主使，有些人委称系袁世凯指使，以抗议南方代表要求迁都南京者，实乃诬传，不过袁适逢其会，利用兵变拒绝迁都，或者有之。因第三镇在汉口与革命军作战之后，士兵回京，仍不忘在外作战时期之不纪律生活习惯，而带兵者战时不知注意约束士兵的轨外行动，战后又疏于整顿与防范，故至酿成兵变，若谓第三镇兵变为袁主使，然则毅军兵变，亦将谓有人主使耶？”

原来，在第三镇兵变后的第二天晚上，姜桂题的毅军也在西城哗变起来。接着，天津、保定也都相继发生哗变的事情。这些哗变，大都是以抢劫民财为目的，特别是在“截捕第三镇变兵后，得到意外的收获，军心即起浮动，每每想发横财”，因为在堵截中，“变兵被管押或处决，物品归公，而若干银钱饰物，不少都装入了堵截者的腰包。……经过一、二日截堵变兵，弟兄们彷佛像猫子吃惯了野食，派他们固然出去，不派他们亦要自动出去。……等到绝无变兵时，他们还有顺便偷劫城外居民的……”（《徐永昌回忆录》）袁世凯可能没有想到，他离开北洋新军不过两三年，他亲手训练出来的部队已经成了这个痞样。

在北京兵变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果然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遭到抢劫为理由，在向袁世凯提出了强烈抗议的同时，还从天津等地调集卫队入京，以加强使馆区的巡逻警戒。不仅如此，公使团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他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大有重演当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架势。

由此，反对定都南京的声浪进一步高涨，《申报》在3月5日发表一篇题名为《对于北方兵变之观念》的评论，责问南京临时政府“袁总统尚可南来受任耶？”“临时政府尚可建设南京耶？”江苏省议会也于3月7日通电指责南京临时政府强行要袁南下，“致统一政府迄未成立，奸人乘机煽惑，遂肇京、保之变”；“今全国大多数皆主临时政府设在北京，所见既同，自应协力以达公共之主张，岂可令挟私见争意气者败坏大局？”

而就在同一天，黎元洪发布了一篇十万火急的通电：“顷闻京、津乱党操戈，首难虽平，余孽未清，祸变之来，将未有艾，外人对此，极为激昂，某国并潜谋运兵入规京辅”，“瓜分之祸，即在目前”。与黎元洪一样，其他省份的都督及将领如阎锡山、谭延闿、马毓宝、孙道仁、蒋尊簋、蔡锷、蓝天蔚、朱瑞、蒋雁行等人也都纷纷表态，主张定都北京。

事实上，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陷于被动的地位而不得不有所缓和，如孙中山在《复章太炎函》中说，定都一事，“可俟将来国民会议之”。黄兴也在《复庄蕴宽李书城书》中说，“国都问题当由国会解决，临时政府为暂行统治权之机关”。从以上表态来看，孙中山、黄兴虽有所退让并称由国民会议解决，但仍旧企图造成先定都南京的事实。

而“兵变”后，袁世凯也不再同专使团会面，却不时地派人将各地变乱的电报送来，其用意不说自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蔡元培等人也觉得局势悲观，他们向南京发去一电，称：“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既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

所谓“高手过招，高下立现”，在政治权术和经验上，当时南方革命党毕竟远不如袁世凯来得老到；而在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源上，他们也远不如北洋势力，在当时的情势压迫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但也只能接受专使团的建议，放弃原来建都南京并坚持袁世凯来南京就职的主张。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在北京外交大楼中（即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日，前清的旧官僚们也都按前朝惯例，向新总统排班谒贺，就连蔡元培等人也不得不杂列其中，鞠躬相庆。如此结局，倒像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横商量，竖商量，摘下果子别人尝；今也让，明也让，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但话说回来，大势所趋，不让又能如何？

正文六、末代皇帝的成长与孤独

1908年11月的一个寒冷冬夜，宫中突然派出一大队的太监来到醇亲王府，在好一阵手忙脚乱之后，一个半睡半醒的孩子在父亲及乳母的陪同下被抱进了皇宫。他，就是后来的宣统皇帝溥仪，当年他还不到三岁。

溥仪进宫的第二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便相继离世，皇帝的大位便落在了这个小baby的身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真皇帝。不久，古城西安突然传起了这样一首童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果不其然，三年时间不到，大清王朝轰然倒塌。

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这一天在溥仪的脑海中留下了一点点印象，“一个白胡子老头跪在隆裕太后的面前，声泪俱下地读着一份文件”，可当时的他哪里知道，这个老头就是后来被称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而读着的这份文件，正是清帝的退位诏书。

当时的情景是可怜而悲哀的，“袁世凯率全体阁员，邀集王公亲贵入奏请旨。隆裕太后带着溥仪在养心殿，群臣进宫，行最后一次觐见礼。内侍将各旨跪呈皇案，隆裕太后尚未看完，便忍不住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玺。随后，隆裕太后即含泪携溥仪由内监扶掖还宫”。

年幼的溥仪懵懂无知，他不晓得这是在举行皇帝，也就是自己的下岗仪式。事后，他仍旧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个人在紫禁城里无忧无虑地玩耍。一年之后，也就是1913年2月22日，他的监护人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宫里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隆裕太后弥留之际，对七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她又对旁边侍立的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其凄惨悲凉，颇令人感伤。

从名义上来说，溥仪是入嗣同治皇帝但同时又兼祧光绪皇帝的，因而在隆裕太后死后，溥仪又多了四位母后，那就是同治皇帝的瑜妃（敬懿太妃）、珣妃（庄和太妃）、瑨妃（荣惠太妃）和光绪皇帝的瑾妃（端康太妃，即珍妃的姐姐）。由于同治的几位妃子当时年事已高，紫禁城的常务之责便落在了端康太妃的身上，并主要由她来监护溥仪的成长。

端康太妃被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欺压了多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她也继承了前面这二位的专擅作风。在溥仪十三四岁的时候，有几个太监为了讨溥仪的欢心而从宫外买了一套民国将领的大礼服，有带羽毛的帽子、亮闪闪的军刀，还有精致的皮带，像一般的少年一样，溥仪得意洋洋地穿戴了起来，端康太妃看见后大为震怒，她严厉训斥道：“大清皇帝穿民国的衣裳！还穿洋袜子！这像话吗！？”溥仪被训后，只得换下礼服，脱下洋袜子，重新穿起了麻里麻烦的龙袍。

对于端康太妃的专擅，溥仪的几位师傅也颇有微辞。在这件事后，端康太妃也学了慈禧太后对付光绪的那一套，把溥仪身边的太监全部调走，而改派了自己的太监来监视。陈宝琛为此忿忿不平，不免发了一顿“嫡庶之分”的议论，溥仪听了之后，心里也十分窝火。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帝、后”矛盾最终大爆发，这就是御医范一梅的被辞退。陈宝琛在溥仪身边不满地说，“身为太妃，专擅未免过甚”；溥仪的总管太监张谦和也煽风点火：“万岁爷这不又成了光绪吗了？再说太医院的事，也要万岁爷说了算哪，奴才也看不过去……”

年少的溥仪听了这些撮弄后，气得腾腾腾地跑到端康太妃那里大喊大叫：“你凭什么辞掉范一梅？你太专擅了！我是不是皇帝？谁说了话算数？……”

不曾料到的是，溥仪的反抗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间接导致了他生母的死亡。原来，端康太妃在被溥仪抢白之后，气得脸色发白，随后便将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及福晋（溥仪的生母系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之女），还有老福晋（溥仪的祖母）一块召来并怒气冲冲地训斥了一番，谁知溥仪的生母个性很强，她从小到大，从没有被人这样申斥过，于是从宫中回去后便吞了鸦片，自杀了。

悲剧发生后，端康太妃自知理亏，也就不再对溥仪过分地管制了。不过，由于溥仪从小被抱进皇宫，他对生母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据溥仪的回忆，直到他十一岁的时候，他的生母和祖母才获准入宫探望，“我见了她们，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闪着泪光。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生疏之外更加上了几分惧怕”。

溥仪的祖母当年是反对溥仪入宫的，老太太在得知慈禧太后命载沣将溥仪送进皇宫继承大统时，一下子给气得昏厥了过去。醒后，老太太大骂：“害了人家的儿子（光绪）还不够，还要害人家的孙子！”溥仪的生母倒是很高兴的，她和低贱出生的祖母不一样，对权势这种东西看得更重。

当时与祖母一起进宫探视的还有溥仪的弟弟溥杰和大妹，宫中难得有小孩子，于是溥仪便带着弟弟妹妹到养心殿去玩捉迷藏，玩了一会后，溥杰不小心把明黄的袖里给溥仪看见了，还被皇帝哥哥给好一顿批：“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对于溥仪来说，和同龄人玩耍的机会总是极少的。更多的时候，溥仪只能蹲在毓庆宫东跨院的那颗桧柏树下看蚂蚁搬家，看着看着，有时候连饭都忘了吃。孤独的皇帝，一个人住着偌大的皇宫，他无法像他的同龄人一样有着正常的生活，这是幸运或者悲哀，实在是说不清楚。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不曾想也没有能力去做摄政王，但对于这父子俩来说，生于帝王家，这就是命。

“每当夕阳西下，禁城进入了暮色苍茫之中，进宫办事的人全部走净了的时候，静悄悄的禁城中央，乾清宫那里便传来了一种凄厉的呼声：‘搭闩……下钱粮……灯火小……心……’随着后尾的余音，禁城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值班太监死阴活气的回声。”

冷雨残梦，落叶空阶，每次在这种回声之后，年少的溥仪都不敢走出屋子，似乎太监们给他讲的鬼故事里的妖魔鬼怪全跑到他的窗户外面来了。对于太监们来说，这个胆小的主子也不好伺候：他不高兴的时候，太监们要遭殃；他高兴的时候，太监们也可能要倒霉。年少孤僻的皇帝喜欢恶作剧甚至有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恶习。在宫中唯一能阻止他的，只有乳母王焦氏，也就是当年陪同他一起进宫的那位沉默寡言的女子。

王焦氏从来不和人争吵，脸上总是带着些微笑，她虽然一字不识，但为人心地善良，有一次溥仪把铁沙子放进蛋糕，要赏给太监吃。王焦氏看到了，惊叫道：“老爷子，那里头放沙子可叫人怎么吃啊？”溥仪说：“我就是要看看他咬蛋糕是什么模样。”王焦氏说：“那不崩了牙吗？崩了牙吃不了东西。人不吃东西可不行啊！”可惜的是，王焦氏后来被送出宫外，任凭溥仪如何哭闹，内务府也没有把她找回来。从此后，溥仪身边再没有“通人性”的人了。溥仪直到结婚后，才派人把她找到；在伪满时期，溥仪又把她接到了东北供养。

长大了，要读书了，但溥仪并不是一个会读书的人。清朝对皇子的教育是历朝历代最严格的，溥仪虽为废帝，但教育仍旧沿用了之前的惯例。洋师傅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说：“每天清晨，陈宝琛第一个进宫，夏季是在五点半，冬季是六点……正式的觐见都在破晓时进行……大概在八点半时，皇上由他的满族老师伊克坦教读满文；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朱益藩取代伊克坦；一点半时，就轮到我了，我的课通常要持续两个小时。”

清人赵翼曾这样描述当年康熙的皇子们读书：“每至五鼓，百官尚未早朝，有先至者残睡未醒、在黑暗中倚柱假寐时，即有白纱灯一盏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因为清廷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规矩也就没那么多了，如果按康熙朝的规定，皇子们除了元旦一天和除夕前的一天半是放假时间，其他时间都是照常学习，而溥仪至少在夏季有一个月的放假时间，这比他的那些先辈们可是舒服了。但是，对溥仪来说，读书是件苦差事，就算在平时，他也是时不时地找借口或称病逃课，即便是拿面包去喂蚂蚁，也比读书有趣多了啊。

张勋复辟的时候，京城曾流传过这样一则趣闻：复辟的前几天，张勋秘密进宫觐见溥仪，并奏明整个计划。溥仪听后摇头不同意，张勋问为什么，溥仪说：“陈师傅每天都要让我没完没了地念十三经，我哪有时间去管这么多事呢？”张勋说：“只要皇上登基了，就可以去管军国大事，而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书了。”溥仪听后大喜：“你此话当真？我登基后就可以不用去做功课了吗？”张勋点头道：“历史上只有马上打天下的皇帝，没有听说过什么读书皇帝。”溥仪高兴极了：“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张勋复辟的那年，溥仪十三岁，其实他是没有主动参与复辟的，因为他当时还太小，只不过他的几个师傅倒是很热心，事情全部由他们跟张勋商量好了，师傅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罢了。段祺瑞在赶走张勋的辫子军后，也称“冲入深居宫禁，莫可奈何”，一句话就把溥仪的责任全开脱了。

就是溥仪的师傅，也没事，只可惜这个弟子实在不成器，读书一团糟，满文学了好几年，就学会了一句：“伊立！”（那还是满族大臣向他请安时，溥仪得说“起来”。）念书的时候，小皇帝经常是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身子扭来扭去，师傅跟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他也听不懂，只想着去院子里看蚂蚁。直到后来，溥杰、毓崇（贝子溥伦的儿子）进宫给他当伴读来了，小皇帝这才好了点，至少能在书房里坐得住了。伴读一个月有八十两银子的待遇，但也不好当，有一次溥仪蹦蹦跳跳地走进书房，陈师傅却对着坐得好好的毓崇说：“看你何其轻佻！”

再后来，溥仪又有了个洋师傅，这就是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庄士敦。这位不远万里而来的英国老夫子，曾在香港总督府里做过秘书，在威海卫租界做过行政长官，据他自己所说，在来中国的二十多年里，他遍访名山大川，走遍了内地各省；他通晓中国历史，还能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念唐诗。但庄士敦终究是个外国人，他的出现，给古老的紫禁城带来了一些洋化的气息，溥仪的身上也多了一些新鲜玩意：怀表、别针、纽扣、领带等等。

陈师傅这下头疼了，他得听溥仪半文半白、中英交杂的对话：“威廉姆（溥杰的洋名），快给我把pencil（铅笔）削好，……好，放在desk（桌）上！”……“阿瑟（另一位伴读溥佳的洋名），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溥仪的三妹）他们来，hear（听）外中国军队乐！”

每当这个时候，陈师傅都皱眉闭目，像酸倒了牙齿一样。本来呢，陈师傅是溥仪的唯一灵魂，但庄士敦来后，灵魂又多了一个。

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自作主张将辫子剪了去，这对于紫禁城的辫子世界来说，无疑是一场地震。为此，太妃们还痛哭了几场，几个师傅更是脸色阴沉了好一段时间。一个月后，紫禁城只剩下三条辫子，而之前至少是1500条。三条辫子的所有人是溥仪的三位师傅，其中还有一位很快去世了。溥仪剪掉辫子的时候，他的两个伴读，溥杰和毓崇也借口“奉旨”将辫子剪了去。第二天，陈师傅一抬头便看见三个光头弟子，在愣了好大一会后，才对毓崇冷笑一声，说：“好啊，把你的辫子卖给外国女人，你还可以得不少银子呢！”

随着年龄的增大，溥仪也变得越来越叛逆，时不时地就要反抗一下旧制度、旧礼仪。譬如，他不愿乘皇轿而要坐汽车，他为了骑自行车而将门槛锯掉，他要穿洋装、打领带、戴猎帽，等等。但最令端康太妃震惊的是，溥仪居然提出要戴眼镜……天哪，太可怕，皇帝竟然要戴眼镜！这是万万不能的。

最早发现溥仪眼睛近视的是庄士敦，因为每次上课快结束的时候，溥仪总是回头看那个座高近两米的大钟而不是更近的小钟，于是他提出请医生给溥仪检查视力并配戴眼镜，但这个提议遭到了端康太妃、内务府和醇亲王载沣的坚决反对，直到庄士敦以辞职相威胁，保守派们才最终同意。溥仪戴上眼镜后，显得斯文了很多……他其实是喜欢戴眼镜的，特别是金边眼镜，他后来照的相片，大都是戴着眼镜而照。

说溥仪孤独，其实也不全是。至少他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信件。信件大多是匿名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投诉的，有谋官的，有告密的，甚至还有请求皇上人教的。最有意思的是，有几位外国女孩来信主动提出，愿意“侧身于皇帝的嫔妃行列”。当然，这些英文信都被庄士敦给直接处理掉了。其实溥仪也往外面写信并给报社投稿的，他曾以“邓炯麟”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诗，后来还被庄士敦翻译成英文并收入了《紫禁城的黄昏》那本书。

当时紫禁城能直接与外界联系的，是一部电话。为装这部电话，溥仪也是经过多次斗争才获得的。醇亲王载沣开始不准皇宫安装，但后来溥仪一句话把父亲噎住了：“王爷府上不是早就安了电话吗？”溥仪对父亲很不满：辫子剪得比我早，电话装得比我早，汽车也买得比我早；但醇亲王认为，皇帝啊，皇帝随便和别人接触，皇威何在？成何体统？！

电话安好后，溥仪兴致勃勃地按照电话本随意给人打电话：“来者可是……杨小楼？”京剧名演员杨小楼接到电话后一愣：“嗯？您是谁啊，哈哈……”溥仪不等他说完，便急忙把电话给挂了。只有一次，他给刚回国的胡适博士打电话，两人说上了：“你是胡博士吧？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您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宣……宣……统？……是皇上？”“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几天后，胡适真的来皇宫拜见皇上了。守城的护军们一头雾水，他们之前没有听说有这个安排。在费了不少口舌后，护军报道到溥仪那里，他才想起了这事，胡适也就进了宫，两人坐着谈了二十分钟的话。由于胡适当时是个有名的新派人物，在与皇帝见面的事情传出去后，王公大臣们大为恼怒，而新派人物也攻击胡适有“膝盖发软”的毛病并说他拜倒在皇帝面前，不过下跪却是不真实的（后来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皇宫，胡适极力为溥仪鸣不平并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是“东方的野蛮”。在军阀当道的时代，胡适敢于这样做，恐怕不仅仅需要“善良”而更需要“勇气”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但紫禁城的世界呢？孤独，沉闷，陈旧，保守，就像是一所大监狱。溥仪的身边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一群遗老，一些太监，几个太妃，还有成群的年老色衰的宫女们。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

1923年2月，在庄士敦和两个伴读溥杰、溥佳的帮助下，溥仪精心策划了一个出逃的计划，可惜就计划实施前的一小时，不知道是哪个太监报告了内务府，溥仪还没来得及走出养心殿，醇亲王一声令下，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出逃计划彻底流产。醇亲王担心的是：如果皇帝逃出宫城，那民国的优待计划岂不要废止？每年400万元的优待费岂不泡汤？这可是开不得玩笑的。

但是，紫禁城的日子终究要走到尽头。1924年11月5日，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没几天，其部下鹿钟麟和临时内阁代表李石曾带着手枪队、拿着临时内阁签署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杀气腾腾地来到故宫，要求溥仪在修正书上签字并限令两小时内搬出紫禁城。

内务府大臣绍英见天降横祸，一时急得要命，他先走到李石曾的跟前说：“你不是大学士李鸿藻的公子吗，如何也帮着当局欺压清室呢？”见李石曾扭头不理他，绍英又哆哆嗦嗦地走到鹿钟麟的面前哀求道：“你不是太傅鹿传麟的嗣子吗，如何对清室如此苦苦相逼？”（鹿钟麟与鹿传麟同宗是真，嗣子有误；不过，李石曾倒确实是清末内阁大学士、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公子。）

鹿钟麟听得不耐烦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炸弹，往桌上重重一放，喝道：“要是再不搬出，我就要令景山上开炮了！”

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一般都是成功的，也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于是乎，溥仪等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当时国民军给溥仪等人预备了五辆汽车，由鹿钟麟亲自将他们送到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居住的醇王府（北府）。

在溥仪下车后，鹿钟麟笑嘻嘻地上前跟他握手，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溥仪说：“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鹿钟麟听后松开溥仪的手，笑道：“好！那么我就保护你！”

至此，中国终于没有合法的皇帝了。

其实在1912年后，溥仪就已经不是什么皇帝了，帝制虽然没有被完全消灭，但真正的皇帝早已被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是啊，紫禁城里的溥仪究竟算什么呢，前清的关门皇帝还是民国的特殊公民？谁也说不清，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个时代的怪胎。但不管怎么说，溥仪应该变成正常的国民、正常的人，他应该参与社会生活，以失去他的威严为代价，去赢得属于他的责任与荣誉。

可叹的是，在那个翻云覆雨、风雨大作的幻变年代，溥仪在出宫之后却走上了一条本不该有的不归路，最终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成为战犯并最终受到历史的审判。这一切的一切，真的像一场梦一样。

万里之外的一个小岛上，那个着朝服、行清礼、说京腔的洋师傅庄士敦，仍旧念叨着：“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城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

可惜，那已经是历史的回声了。

正文七、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沪宁火车站准备北上组阁。就在众人走到检票处的时候，斜刺里突然蹿出一条黑影，只听“砰”的一声枪响，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忍着痛叫道：“我中枪了！”

在一片惊呼声中，凶手却身手敏捷，一转眼便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这时，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地上，手还紧紧地捂着受伤的腰部，等被送到附近的铁道医院后，已经是奄奄一息。经检查，子弹系从背后击入并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要命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

由于宋教仁刚刚领导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其于死地。

经手术后，子弹虽被取出，但此时的宋教仁已经是脸如白纸，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呻吟着对陪护的于右任口授遗嘱：一是将他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是他家中一向贫寒，老母尚在，希望在他死后请黄兴及各位故人代为照料；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他为念而放弃责任。

言毕，宋教仁痛苦至极，他一会双手抱肩，一会合成十字，似乎有说不尽的苦况，旁边一班送死的友人，也都为之恻然落泪。在第二次缝肠手术后，宋教仁的伤情更加恶化，他还呻吟着说：“我为了调合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点，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围侍下，宋教仁在辗转苦痛中气绝而亡，年仅三十二岁。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世家，曾考中过秀才，后与黄兴等人成立华兴会并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4年底，宋教仁在长沙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并于次年参与了同盟会的组建，成为革命党早期的重要领袖。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长，协助孙中山制定法令。但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与孙中山主张的大总统制发生冲突（之后颁布《临时约法》却又改成责任内阁制，以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好在后来南北议和成功，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又提名他做农林总长，但这个职位显然满足不了宋教仁的大志。在唐绍仪辞职后，宋教仁也辞去内阁职务。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获得国会选举的胜利后，宋教仁极有希望出任新的内阁总理，但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谁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元凶？

第一个怀疑对象当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他有太多理由要杀宋教仁。袁世凯曾经很欣赏宋教仁，并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队伍中，譬如宋教仁在准备回湖南老家省亲时，袁世凯曾赠予其一本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让宋教仁随意支用，可宋教仁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将支票基本原物退还。另外，袁世凯还为宋教仁订造西装，连尺码都量得非常准确，足见其用心良苦。可是，在袁世凯的亲善拉拢下，宋教仁却是如此的“不识抬举”，他在各地演说中曾毫不忌讳地攻击袁世凯政府并言动一时，由此引起袁世凯的恼怒与仇恨，似乎也在话中之意。如今，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也即将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袁世凯怎能不萌生杀意？

令人无语的是，宋教仁在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向袁世凯报告了被刺经过，他说：“窃思自己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临死之人，殷殷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闻者何尝不心酸？

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也是十分的惊诧，他随即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要求迅速缉拿凶犯，按法严办，以维国纪。在宋教仁身亡的凶讯传来后，袁世凯更是发布命令，要求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称：“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至伟。适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知大体。擘画劳苦，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民国新建，人才难得，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就当时而言，似乎还不能认定袁大总统就是幕后凶手。道理很简单，如果在国会选举结束的敏感时期将宋教仁刺死，袁世凯的嫌疑无疑是最大的，按他通常的办事手段，断然不会出此下策。所以，当时的国民党人虽然心中怀疑，但至少在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

宋案发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上海地方立刻缉拿凶犯，公共租界当局、沪宁铁路局也都纷纷悬赏缉捕，空气为之一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沪上的巡警、包打听们纷纷出动，四处寻找破案信息。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地顺利，令人难以置信。

就在宋教仁被刺的第三天，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案，声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上海青帮大佬应夔丞（即应桂馨）家中，应桂馨当时拿出一张照片，说愿出酬金1000元将照片上的人刺死，当时王阿发没有答应。宋案发生后，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桂馨给他照片上的那个人，所以赶紧前来报案。

在得到报案后，公共租界的巡捕随即在一妓院中将应桂馨抓获，并立即前往应家搜查。吊诡的是，巡捕们在搜查应家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人神色紧张，而此人正是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更令人不解的是，在巡捕将应桂馨抓获的时候，武士英也在妓院，并应一友人之托前往应家报信，结果被鬼使神差地一举抓获。

按常理，如果武士英是杀人凶手的话，在应桂馨被捕的时候应该立刻逃之夭夭，何以会在应家自投罗网？而武士英被捕之后，立刻直言不讳地承认了刺杀宋教仁的行径，他供称自己真名为吴福铭，山西人，曾就读于贵州某学堂，后在云南军营中做过管带，现因军伍被裁，来沪一游，在茶馆饮茶的时候遇着一陈姓朋友，经他介绍认识了共进会的应会长（即应桂馨），应桂馨请武士英暗杀一人，说这人是无政府党，杀他就是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并答应事成之后酬劳一千大洋，于是武士英便答应前去。

行刺那天，陈姓朋友告诉武士英说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正好去收拾他。说完，他便给了武士英一把五响手枪，又另招了两人前往火车站。等他们买了月台票进站后，正好碰到宋教仁进招待室，陈便把目标指给武士英看，让他随后动手。过了一会，宋教仁等从招待室出来，走至半途的时候，武士英便开枪打了一下，随后便逃回应家报功去了。应桂馨得知宋教仁确实被刺后，还称赞武士英能干，并承诺将来送他出洋游学。武士英则把手枪缴还，后来在应家搜到。

青帮大佬应桂馨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当时有两个头衔，一是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一是江苏驻沪巡查长。陈其美在上海谋划革命的时候与应桂馨结识，陈本人还经常住在应桂馨提供的自家住宅，这里也成了当时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于右任等人也曾住过。在这个时期，陈其美与应桂馨相互加入了对方的组织，在上海光复之战中，青帮成了革命党人的坚定盟友，他们自告奋勇地组织了敢死队，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等武装暴动中便有几千帮会成员参与战斗。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建立沪军都督府，当时也得到了青帮的鼎力支持。在革命的最初，青帮和革命党曾有过一段蜜月，譬如应桂馨被任命为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当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应桂馨又被陈其美派去直接负责接待和保卫孙中山。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便是由应桂馨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本来应桂馨在革命成功后应该有个不错的政治前途，但此人身上江湖气、流氓气太重，他当上孙中山的卫队长后，在开始的时候对前来拜访孙中山的亲朋故友还比较客气，但后来人来得多了，应桂馨就看人下菜，有时还对客人恶语相向。孙中山见他不适合这种工作，由于将他改调临时政府庶务长，但应桂馨又在日常工作中有贪贿行为，因此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即将解散时将他打发回了上海。

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支持下，应桂馨当上了中华民国共进会的会长，这是一个由上海青帮、洪门和公口联合建立的一个准政党组织，也是帮会组织公开化的产物。在武昌的革命党人试图发动南湖马队暴动推翻黎元洪时，应桂馨也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后来因事败而被通缉，并仓皇逃回上海。

由于辛亥革命中有众多的帮会参与其中，这些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因而袁世凯上台后便采取措施解决帮会问题，以维持地方稳定。当北京政府得到应桂馨参与到武昌的暴动时，便派出内务府秘书洪述祖，希望取缔共进会，并妥善处理好帮会与地方治安的问题。

洪述祖这个人也不简单，他是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此人有才无德，虽然科考不顺，但他后来通过捐纳的方式进入官场，并曾在刘铭传、俞廉三和张之洞等人手下做过幕僚。但是，洪述祖为人贪欲甚旺且胆大妄为，每次都是在任用一段时间后被逐。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议和，这给了洪述祖一个天赐良机，因为当时南北代表均在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风昌那里议事，而洪述祖与赵风昌不仅是老相识，还有亲戚关系。由此，洪述祖在南北议和中成为了袁世凯的眼线，并立下大功。

清廷倒台后，唐绍仪本打算让洪述祖出任国务院秘书，但考虑到他之前的种种劣迹，后将他改任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袁世凯及其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私人渊源并不深，因而当他傍到袁、赵这样的新主子后是格外的卖力，争宠立功的心情非常迫切。

洪述祖在上海也曾是帮会中人，因此很快便与应桂馨一见如故，他在代表北京政府处理青洪帮共进会的问题上，最后采取了收买的方式，并帮助应桂馨解除对他的通缉令。应桂馨在革命后受到革命党人的冷遇，于是也很快见风使舵，投靠了袁世凯集团。与此同时，应桂馨也没有割断与陈其美等人的关系，颇有点“双面间谍”的味道（毕竟当时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对于应桂馨的投机行为，陈其美等人也早有察觉，特别在破获宋案时，国民党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揭发和抓获应桂馨、从应家搜到应桂馨与洪述祖及内务总长赵秉钧的大量密电函等，背后都有陈其美势力的影子。

密电函是破译刺宋案的重要证据，芦笛先生在《“毁宋酬勋”考》一文中作了独到的分析，思公先生在《晚清尽头是民国》一书中也对此重点关注，应该说这个问题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了。在这些密电函中，主要是应桂馨与洪述祖之间的情报交换，而在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利在望的时候，两人的电报开始出现“激烈文章”的字样。对此，历史学家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应、洪二人打算对宋教仁行刺，二是认为应、洪二人谋划从日本购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劣史，以在报纸上对革命党人进行丑化。

进入3月份后，应、洪的电文中出现“毁宋”的字样，而这个“毁”也是同样有两种解释。更糟糕的是，内务总长赵秉钧也与应桂馨通过两封密电，虽然是例行公事，但在洪述祖与应桂馨的其他电文中透露出袁世凯和赵秉钧是知道“毁宋”一事的。

从电文分析来看，最开始“毁宋”的含义应当是通过媒体丑化孙宋等人，但由于应桂馨拿不出实质性证据（即所谓“劣史”），而洪述祖又提高了相当的价码，于是应桂馨决定铤而走险，“毁宋”变成了“去宋”，也就是要除掉宋教仁以获取巨额报酬。就这点而言，这件事只有洪述祖和应桂馨知道，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赵秉钧与袁世凯了解或参与此事。

令人奇怪的是，武士英在一星期后的法庭上却将之前的供述全部推翻，声称自己此次杀宋教仁，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意思，并否认自己曾经见过应桂馨。不仅如此，武士英还声称自己是为北京政府除害，似乎有意为应桂馨脱罪并将人们的视线转到北京政府。由于武士英前后的供词翻得太离谱，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有人在幕后串供、故意唆使了。

更奇怪的是，武士英在被捕后一直表现从容，丝毫没有畏惧的罪犯心理特征，他在出庭受审时还沾沾自喜地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因此案而坐公车，也是一乐。”武士英前后反复的行为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且他的背景也一直没搞清楚：他的被捕很奇怪，他的供词很荒唐，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

武士英和应桂馨开始被分别关押在英法租界，后来均被引渡到中国法庭，但就在预审的前一天，身体强健的武士英却突然死亡，而整个事件一点线索都没有。由于没有记载有外来者接触犯人，因而武士英被看守者毒杀的嫌疑最大。更要命的是，凶手干得非常漂亮，竟然没留下任何痕迹，以至于当时都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证据（当然，证据也有可能被看守毁灭）。

目前史论认为袁世凯将武士英杀人灭口，这很可能是“因人归罪”的无稽之谈。武士英的经历和背景与北京政府没有一点联系，说袁世凯杀人灭口非但在理由上站不住脚，而且从技术上来说也几乎没有可能。当时上海是国民党势力的大本营，当时的破案、审判等工作基本都在国民党控制下。武士英被引渡到中国法庭后被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而该部队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老部队改编而来的。如果说杀人灭口，最大的可能反是来自应桂馨的帮会系统或者陈其美势力。至少，武士英的口供以及被突然灭口，在这个幕后黑手被彻底揭露出来之前（唆使武士英翻供并将之灭口的很可能是同一主使人），宋案永远只能是一个谜。

应桂馨被捕后在“二次革命”期间趁乱逃跑，他躲到了青岛的德国租界里。在袁世凯击败革命党人后，应桂馨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居然不甘寂寞地跳了出来，并在1913年底公开向北京政府发出请求“平反冤狱”的通电。应桂馨打着为刺客武士英平反的借口，说什么“宋教仁是主谋内乱之人却死有余荣；武士英为民除害反冤沉海底”，实际上是为自己鸣冤求功。

不仅如此，应桂馨在青岛找到洪述祖（宋案发生后洪述祖立刻逃到了青岛租界）强索报酬未果后，又从青岛跑到北京，并写信给袁世凯索取杀宋的报酬。这个应桂馨当时可谓是头脑发昏，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一开口就是索要现金50万元，而且还要求授予他“勋二位”，两者缺一不可。

对付应桂馨这样的流氓，袁世凯还是很有一套的。某日晚上，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为名爬墙进了应桂馨的住所，所幸的是应本人不在。当应桂馨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吓得连行李也不敢去收拾，便仓皇逃往天津，但最终还是不免一死。就在火车开到廊坊附近的时候，应桂馨在车厢中被人乱刀砍死，死状极惨。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应桂馨的被杀，也算是为宋教仁报了仇。后来有证据证明，杀应的是北京执法处的郝占一和王双喜，而下命令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袁世凯。这就是一个流氓泼皮前后反复、言而无信的下场。但反过来说，如果真是袁世凯指使了应桂馨刺杀宋教仁，那倒是有可能秘密给他一笔钱将之打发走；但要是刺杀宋教仁是洪述祖与应桂馨肆意妄为并让袁世凯背了黑锅的话，那袁世凯对应桂馨陡起杀心，就实属正常了。

更让人头大的是，在应桂馨被杀死后仅一个多月，在宋案中被攻击得最厉害的另一个嫌疑犯赵秉钧也突然死亡，这就让宋案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在宋案发生后，赵秉钧辞去了总理之职，并在风声过去后出任直隶都督。目前很多历史书都称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的，但这种总统毒杀前总理的重大事件，多少会显得有点离奇。

至少在相关记载中，没有找到赵秉钧被毒死的任何确凿证据。事实上，赵秉钧的死亡很有可能只是正常的病故，但由于死亡的时间与应桂馨的被杀过于巧合，这大概就是历史偶然性的魅力了。从历史记载来看，赵秉钧早年跟随左宗棠大军参加西征，曾经在星星峡戈壁滩遭遇大风雪，结果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由此筋骨折伤，一生多病而且不能近女色，唯与鸦片烟相依为命。

赵秉钧为官多年，在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发迹，并专攻警政。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推行新政后，赵秉钧在天津筹建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系统，开创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之先河。赵秉钧在清末一直跟随袁世凯，后来还出任过巡警部右侍郎，他常年负责警务、民政，并无什么特别的劣迹。最有意思的是，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赵秉钧和宋教仁的关系还算亲密，在宋教仁北京任职的时候，因为宋教仁住在城外不便，因而经常留宿赵秉钧家。在宋教仁退回五十万支票给袁世凯时，也是委托赵秉钧办理并请求赵秉钧从支票中代为偿付五千债务。倘若两人关系不好，断不可能有此委托。

在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后，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他听后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不一会，总统府中电请总理，赵秉钧即仓皇离去。从当时人留下的现场记录来看，赵秉钧的严重失态似乎并非故意表演，反倒是因不知情而手足无措，假如他事先得知刺宋计划，想必不至于如此。但是，赵秉钧是知道洪述祖“毁宋”活动的，这才会说“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这样一句话。看来，赵总理虽然在政治上也对宋教仁搞了些小动作，但对于宋教仁的被杀一事，应该是为管束下属不严而承担责任。

据记载，赵秉钧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并无什么异常之事。在凌晨5点钟的时候，赵秉钧突然腹中剧痛，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也毫无办法，最后赵秉钧在当天上午死亡，其家属、医生等人也都没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由此，认定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多少有点过于武断。

宋案中最为阴险狡诈的内务府秘书洪述祖，倒是在宋教仁被刺死后以最快的速度逃到了青岛德租界内。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洪述祖在1917年春跑到上海，结果被得讯赶来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吕（当时年仅15岁）及宋之秘书刘白认出，结果洪述祖先是被扭送到上海地方法院，后来又被解到北平法院，最终在民国八年（1919年）被判绞刑，而这也是民国第一次使用绞刑。在行刑过程中，不知何故，洪述祖竟然头颈分离（也许是太胖或者是绞机是不合格产品），其状可怖。

洪述祖在狱中时自知难免一死，他曾自作一挽联为自己辩护，称：“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既然洪述祖不服气，那就去阴曹地府见宋教仁、应桂馨辩驳一番罢。

至于另一个重大嫌疑人陈其美，更像是冤冤相报，自食其果。尽管陈其美在革命中表现卓越，但陈其美的个人名声却甚为不佳，譬如个人生活腐化、流氓习气等等。陈在任上海都督时，由于频繁出入下流场所，舆论经常攻击他为“杨梅都督”。据说，有一次陶成章从南洋募款回来，陈其美向陶成章要钱作为革命经费，陶不仅不给，还对陈其美说：“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用。”由此，陈其美也就与陶成章结下梁子。

陈其美这个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帮的双重身分，其为人一向胆大妄为，而且心狠手辣，民国多起著名的政治暗杀都有他的身影。比如光复会陶成章被刺一案，便是陈其美一手策划，其因为个人利益而在革命同党身上下如此黑手，实在令人咋舌。更讽刺的是，在“陶案”之后，大家都发表通电抓凶手，陈其美也说要抓凶手，可凶手原不是别人，正是陈其美指使手下蒋介石干的。

在宋案两个月后，陈其美又策划了一场对洪帮大盐枭徐宝山（当时也参与了革命）的暗杀，使用的手段是特制了一个古董花瓶定时炸弹，然后由冒充的古董商送到徐家，将徐宝山炸死。值得注意的是，宋案中的报案人也是个自称卖画的古董商人。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与上海守备使北军将领郑汝成，也都是被陈其美所策划暗杀，他还派人暗杀过与他争上海都督的光复军领袖李燮和，虽然这次未得手，但也将李燮和从上海吓跑。陈其美的作风一向独断专行，1911年12月12日，他在不经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镇江军政府总参谋、攻克南京有功的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葆枪毙，并打算刺杀镇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林述庆后来在1912年也是死得莫名其妙）。

在宋案中，陈其美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但目前又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都被陈其美的士兵有意捣毁，真相更是难以查明。也许冥冥中有天意，擅长暗杀的陈其美最后也在1916年被人暗杀，这次的主使人却是同时参加革命的帮会人物张宗昌，而且是同门。

最不可思议的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书，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甚至是历史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随后他又杀了武士英、杀了应桂馨、杀了赵秉钧，还在临死前的那个月派人刺杀了陈其美。倘若洪述祖早一点被抓被杀，估计也得算在袁世凯的头上。

黄兴曾在宋案后激愤地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但正如中所说，“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认定袁世凯是杀人元凶，只因为袁世凯是个称帝复辟的坏人，所以历史便可以不顾证据的鉴别与细节的推敲，只管将屎盆子一股脑儿地扣在袁世凯的头上，这种各取所用的历史政治化，又是何等荒唐可笑与不负责任。在宋教仁遇刺案上，历史又何尝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曾对刺宋案做过评语，他说：“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

于右任是宋教仁的好友，他给雕像撰写的铭文惨烈沉痛。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众多史书，众说纷纭，至少到现在为止，不得不遗憾地说，宋教仁被刺杀一案仍旧是一个谜。于右任先生在铭文中“勒之空山、期之良史”的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

斯人已去，太息长存。4月13日，在宋教仁逝世后的第三周，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追悼大会，前来为宋教仁致哀者竟然达到2万余人。4月25日，谭人凤等人请求政府为宋教仁铸像并开设公园，以资纪念。1914年6月，公园建成，地址就在宋教仁遇难处不远（今闸北公园）。宋教仁遗体被迁入墓地的当天，前来送葬者又达数万人，谭人凤、王惠宠、居正、章太炎等国民党要人及其社会名流也都纷纷赶来参加葬礼。

宋教仁墓的顶端塑有鹰斗蛇的青铜雕塑，墓寝坐北朝南，近似正方形，四周砌有24根圆头方柱，连成石栏。墓前有一大碑，碑文“宋教仁先生之墓”数字，乃孙中山先生的墨迹。墓区正中，雕有宋教仁的全身西服坐像，像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背面刻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系于右任所书。

宋教仁的墓园原是乡间，经几十年的发展后，如今早已是栖身上海闹市，在今天的闸北公园，宋教仁墓依然矗立，周围也有很多人在此健身，虽说热热闹闹，但宪政主义先行者宋教仁的事迹却早已少有人知。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宋教仁的雕像多少显得有点落寞和孤寂。

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宋教仁太年轻的躯体，可能真的无法承当如此大的雄心壮志。在他即将到达政治生命的顶峰时，黑暗的陷阱却早已布下，宋教仁刚刚三十二岁的生命之火和无数人为之激动的宪政理想也随之无情熄灭。

时代的巨浪，将这位年少英雄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无可抗拒地死亡，虽说这是宋教仁的宿命，但又何尝不是无数国民的宿命呢？

正文八、“二次革命”只是一场退潮的革命

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内部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稳健派主张法律解决，激进派号召武力从事，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态度鲜明地站在了后者的立场，他极力主张起兵讨袁，并声称只要有两个师的兵力，他就亲自率领向袁世凯问罪。

不过，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国民党连两个师的军队也没有，而舆论对“出师派”也颇为不利，因为当时“宋案”尚未完全厘清，即便国民党人有一千个理由怀疑袁世凯，但也不宜直接认定袁世凯就是幕后元凶，此时兴兵讨袁，未免有“地方反抗中央”的造反之嫌。因此，当孙中山要求对袁世凯动武的电报发出后，国民党的三大“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都立刻回电表示绝无实力独立。

在“宋案”陷于停顿之际，袁世凯却迅速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该借款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等于只有2100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就要6789万英镑，条件不可谓不苛刻。但袁世凯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早已预料到要与革命党人最终摊牌，因而此举实为未雨绸缪，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预先筹措足够的资金以应付未来的乱局，也是先招。毕竟，无论是造反或是镇反，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能的。

借款消息公布后，黄兴、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等人也都纷纷发表通电，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而袁世凯钱已到手，他也就干脆撕下脸皮，非但不理睬国民党籍议员的抗议，反而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我现在算是看透了，孙文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他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了。你听听，孙文说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还说什么‘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老子干呢！你们可以告诉国民党人，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而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治迟疑了一下：“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吧？”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说是我说的，我对这话负责！”

1913年6月9日，袁世凯先下手为强，下令免除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14日，又将广东都督胡汉民免职；30日，安徽都督柏文蔚也被免职。如此一来，国民党籍的三位都督都被袁世凯以“不称职”、“不孚众望”的名义罢免。

至此，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丢掉幻想、起而应战了。李烈钧被袁世凯免职后倒没有立即举兵讨袁，而是先通电下野并前往上海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商议，之后秘密返回江西组织“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亦称“癸丑之役”或“赣宁之役”）。

在李烈钧宣布独立后，黄兴赶赴南京将驻宁的第一师和第八师改编成讨袁军，随后以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名义通电江苏独立；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在各方的压力下宣布独立，并派兵前往江西支援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也随后宣布独立，同南京、江西构成犄角之势；福建都督孙道仁因手下的师长许崇智宣布起义，也加入了讨袁的阵营；在广东，被免职的胡汉民和新任都督陈炯明并没有中袁世凯的离间之计，他们也联合起来宣布独立；另外，川军第三师师长熊克武也在重庆宣布独立……表面上看，架势有当年辛亥之气象，但此时的袁世凯已经不是当年的袁世凯了。

早在李烈钧宣布独立前，北洋军便已开始向南方各省渗透。1912年秋，一小部分北洋军队应湖北都督黎元洪之邀陆续进入湖北境内；1913年5月中旬后，南北对立之势日益明显，北洋军也开始大批南下，到5月底，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已经超过2万人。

袁世凯的战略计划并不复杂：北洋军沿着京汉线和津浦线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向安徽和江苏进军。在李烈钧于湖口宣布独立后，北洋军第一军各部在李纯及王占元的率领下沿着京汉铁路南下，很快便进抵江西九江；与此同时，冯国璋、雷震春、张勋等部也沿着津浦路进兵，向南京逼近。

一年前，黄兴在南京留守处裁撤整编南方革命军的时候特别留了个心眼，他在将那些兵员素质不高的队伍加以裁撤的同时，却秘密吸收了其中的中下级军官充实到另一支部队，这就是第八师。第八师的基本部队来自于广西新军（原本是会集南京准备参加北伐的），在整编后，该师的干部队伍异常强大，从师旅长到营连长，基本都是由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或者从日本士官学校回来的同盟会员所组成；另外，该师的武器也很充足，不但充分装备了现部队，还有一份预存在军械库。

第八师是在黄兴的领导下所精心保留下来的一支精锐部队，但因为整编的缘故，中上层军官之间不甚团结，譬如当时黄兴将他的警卫团划给了第八师，但由于团长林虎所率的部队来自广东，与部队中的广西士兵及军官发生矛盾，这个团后来便被调到了江西（林虎与李烈钧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成为江西战场上与北洋军作战的主要力量。与林虎情况类似的是，第八师的旅长赵恒惕也因军中矛盾而将其中的一个团带到了湖南（这支部队在“二次革命”中基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北洋军李纯部在进入江西后，首先与讨袁军前锋林虎所部发生激战，数日后，讨袁军初战告捷并迫使北洋军暂时后撤。李纯受挫后调集后续兵力反扑并攻陷湖口，李烈钧率讨袁军余部退守吴城，随后又退守南昌。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李烈钧在北洋军的围攻之下，只好退出南昌并解散剩余部队，最终与林虎等人秘密流亡日本。

此时，第二军的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等部也进入江苏并摆开合围南京的架势。黄兴得讯后，随即令驻徐州的冷遹第三师向邻近的北洋驻军发起进攻，又令第八师骑兵团及机关枪连、炮兵营、工兵营组成混合支队，开赴徐州前线支援第三师，第一师第1旅也随后跟进；第一师第2旅开赴临淮关，协助安徽讨袁军协防北洋军倪嗣冲部；第一师和第八师的其余部队，暂时驻防南京。

冷遹所部在北洋军的优势兵力紧逼下，不久即撤出徐州。讨袁军中的高级将领们斗志十分消沉，坐镇南京的黄兴也是一筹莫展，整个司令部充满了悲哀失败的情绪。这时，逃到上海的原江苏都督程德全发布取消江苏独立的电报，并密令捉拿黄兴。在此情况下，黄兴觉得事无可为，便在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

黄兴从南京不声不响地出走后，其他高级将领洪承点、冷遹等也当即出走，局势陷入了混乱。而在这时，革命阵营中的激烈派何海鸣、张尧卿、韩恢等人建立了“铁血监视团”，他们在得知黄兴离开南京后，急忙从上海星夜赶来，试图挽回颓势。如同武昌起义，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革命士兵再一次主动站了出来。在何海鸣等人的鼓动下，第一师的士兵赶走师长陈之骥（同盟会员，冯国璋之女婿），并与第八师联合起来占领了都督府，再次宣布独立。

此时，张勋部前锋已经抵达南京城外，尽管此时城内何海鸣领导的“讨袁军”连师长都无法选出，但革命士兵的战斗自觉性仍旧非常之高，他们每天都在街上站岗巡视，敌人一发起进攻，他们无须号令便奋身前往；即使在阵前，他们也无须指挥，便向前攻击。这些士兵，便是黄兴任南京留守处改编的第八师所残存的部队，而临时领袖何海鸣也是位革命精神很强的人，他将军中怀有异心的军官一律剪除，颇似当年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的风格。

等到冯国璋率各部北洋军汇集南京后，双方势力更为悬殊，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保卫战仍旧坚持了20天，这与何海鸣等人及其革命士兵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在这20天里，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在雨花台、紫金山、天保城、幕府山等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讨袁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

在此期间，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从芜湖率卫队1营及宪兵约1000多人来到南京，这给南京“讨袁军”以极大的鼓舞。但是，何海鸣、张尧卿与柏文蔚之间出现不和，柏文蔚带领少数人从水西门出走，而他带来的大部分人却自愿留在南京继续作战，足见当时城内的革命气氛是何等的浓烈。

9月1日晨，北洋军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击。张勋的辫子兵在朝阳门一带挖地道进去，用炸药将城墙轰塌两丈有余（当年湘军攻下天京也是用的这招，主要是朱元璋修的城墙实在太厚）后，辫子兵随即蜂拥而入。这时，太平门、通济门、神策门也相继被攻破，何海鸣等人率领士兵们在钟楼、内桥、鸽子桥、花牌楼等处与北洋军展开残酷的巷战，战斗一昼夜后仍不屈服，并于次日上午在雨花台同北洋军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在伤亡殆尽的情况下才最终溃散，何海鸣等人在武定桥下乘小船逃走。

南京城破后，“二次革命”也就基本结束。在上海，尽管陈其美已经宣布独立，并屡次进攻制造局，但终究因为不是正规军而一再遭到失败。等到袁世凯用军舰将大批的北洋军载来后，上海的讨袁军也就风流云散，完全瓦解；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出走南京的原因。

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饷械缺乏为由，加以拒绝。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两个楔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胡、陈两人也被逼走。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就宣布取消独立。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那些信念最坚定的革命党人所发起的这次革命，当时的大部分国人似乎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时任记者的老同盟会员梁漱溟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地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一直跟踪报道“宋案”并认定袁世凯为杀宋主谋的著名记者徐血儿，也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称：“今白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摒弃也。”

后来在护国战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感，有人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而“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稍经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值得一提的是，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加上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更为壮大，除了少数人外，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也大多不抱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或许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结束得很快。

事实上，革命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革命，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入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眼中成为“乱党”，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次革命”，或者说“赣宁之役”，既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但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之命是从了。袁世凯本就有统一全国的愿望，如今孙中山号召各省独立，岂非天赐良机？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呢。

正文九、陈其美和他的兄弟们

说起国民党时期的“四大家族”，有句话叫“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陈家指的是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这是为人所熟知的，但其上一辈还有三兄弟，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太多了。

杭州西子湖畔的一块大草坪上，高耸着一座扬臂跃马的雕像，像主骑着战马，英姿勃发，这就是陈氏兄弟的老二陈其美。这位曾在日本与蒋介石换过生死帖的结拜大哥，在当年的辛亥革命时期也曾叱咤风云，风光一时。

陈其美有三兄弟，老大陈其业，老三陈其采，他排行老二。陈家兄弟是浙江湖州人（原为吴兴），家庭出身小乡绅，数代耕读经商，不幸在太平天国时期家产荡尽，尽管其父勉力恢复祖业，但毕竟劫后余生，大不如前。按照传统的习惯，其父对陈家三兄弟做了如下安排，老大陈其业继承祖业，经营农桑；老二陈其美外出学徒，志在从商；老三陈其采修学私塾，以博功名。

老大在家守祖业，这在传统的社会中是最常见也是最稳妥的，因为读书在当时是奢侈的行为，而且得中的几率极小，所有只能让老三去尝试一下。农业社会，终究是要以农为本，辅之以商，这才能让家族长久地发展下去。

陈家老三其采也确有出息，他出生于1800年，小时候聪明伶俐，文采很好，十六岁中秀才后更让家人看到了希望。不久，陈其采进入南洋武备学堂学习军事，随后于1898年11月作为官费生被选派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年轻人习武从戎往往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但在甲午战争之后，时代潮流变了，一心读圣贤书的人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没过几年，清廷便废除了科举，当时最紧迫的是编练新军、抵御外侮，所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等这些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也许陈其采当时不会意识到，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意味着什么，但他的确是个幸运儿。早期的留日士官生非但在清末受到了极大的重用，而且在民国时期也是呼风唤雨，其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其年龄所不能相称的。

陈其美是留日士官一期生，同学中有蒋雁行、铁忠、吴禄贞、张绍曾、陆锦等40人；二期生25人，成名的有良弼、哈汉章、蓝天蔚、陈宦、冯耿光等人；三期有蔡锷、蒋方震、许崇智、曲同丰、贾德耀、陈文运、吴光新、张树元、傅良佐、魏宗瀚、魏邦平、王汝勤等；四期有蒋作宾、金永炎、王永泉、方声涛等；五期有李书诚、何成浚、陈之骥、陈仪、姜登选等；六期有阎锡山、孙传芳、赵恒惕、李烈钧、程潜、李根源、胡谦、刘存厚、罗佩金、杨文恺、孔庚、张开儒、张凤翙、卢香亭、顾品珍、周荫人等，以上都是1908年以前毕业的。1908年后毕业的还有徐树铮、杨宇霆、张群、王柏龄、何应钦、贺耀祖、钱大钧、汤恩伯等人。这些可都是民国时期响当当的牛人啊。

留日士官生在辛亥革命时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尽管他们当时大都在30岁上下，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如阎锡山、李烈钧、蔡锷等人已经做上了一省之督，这在科举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留日士官生之所以能够在风云突变之时爬上这么高的位置，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清末的时候掌握了各省新军。

当时清廷派到日本学习军事的官费生一般要先入成城学校，这是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后来因为清廷派出的留日士官生太多，日本才开设了专收中国人的振武学校作为预备学校。在成城学校或振武学校学习两年合格后，留日士官生才能进入日本现役军队见习一年，之后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一年（前三期与日本士官生共同学习，据说后来因中国第三期学员蒋方震在毕业考试中考了第一名并获取日本天皇的赐刀，日方感到很耻辱，于是后来的中国留日士官生便单独办班），再回原见习部队实习三个月，这才能获得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证书。后来的蒋介石，就是在振武学校学习两年后、进入日本联队见习时，因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而中断，而与他同期的张群则是1914年又重新回日本士官学校继续完成了他的学业。

陈其采在日本学习期间表现优异，他在成城学校学习两年后进入日本近卫步兵第四联队做见习士官，一年见习期满后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1902年3月，陈其采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陈其采等人是第一批学成回国的军事留学生，自然受到了清廷的极大重视，他刚一回国，便被任命为驻沪新军统带；不久，又被派往湖南创办湖南武备学堂，并担任监督（校长）一职。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将新军扩编为步兵两标，陈其采在两标中都担任过标统（团长），此时他不过25岁。1907年，陈其采被调往南京任陆军第九镇正参谋官，未及一年，又被征调入京担任军咨府第三厅厅长，负责掌管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在此期间，陈其采还兼任了保定陆军速成学校的监督（校长）。

清廷当时编练新军是花了血本的，每年的军费开支在5000万两银子以上，几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而陈其采、吴禄贞、张绍曾、蔡锷、李烈钧、阎锡山这些人的升迁也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就连地方督抚也要敬他们几分。

弟弟的成功经历给了陈其美很大的刺激和启发。陈其美出生于1878年，比弟弟大两岁，他当时在一个典当铺里做学徒，26岁了学徒还没出师，而弟弟不过在日本留学了几年，便已经飞黄腾达、前途似锦，这如何能让人心理平衡。于是，陈其美要求弟弟给予资助并于1906年赴日，后进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

东斌学校是不能和振武学校相提并论的，因为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必须要由清廷官派，而当时想学习军事的人太多，于是聪明的日本人办了不少野鸡学校来招徕中国人，以骗取他们的学费，东斌学校便是其中一所。

在这样的学校，当然学不到什么东西，好在像陈其美这种情况的人多得很，当时东京已有几千名中国留学生，除了少部分能进入正规的学校学习外，其他的大多以混日子为业（在日本待了几年而不会日语的留学生大有人在），因而给了革命党人很大的活动空间。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陈其美也很快加入了同盟会，并结识了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等人。

与这些老资格的同盟会领导人相比，陈其美参加革命的时间要晚得多，资历也浅得多，但陈其美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年龄较大，社会经验丰富，多年的历练使得他在革命活动中极为精明强干，由此很快跻身领导人之中，并受到孙中山的重视。

在日本期间，陈其美结识了清廷选派到日本学习军事的黄郛及蒋介石，并与两人义结金兰，成为共生死的结盟兄弟。黄郛系浙江杭州人，1880年出生，但只比蒋介石（1887年生）早一年进入振武学校。黄郛与蒋介石是师兄弟关系，后来他俩又与张群结拜为兄弟（张群四川人，与蒋介石同期入振武学校）。

陈其美比黄郛大两岁，比蒋介石大了近十岁，他们是如何认识的，之前的传记常说是陈其美于某日见蒋介石在舞剑，英姿飒爽，因而结识云云。其实蒋介石是否会舞剑尚有疑问，“伟人”们的首次会面也大可不必搞那么复杂，因为陈其美、黄郛、蒋介石都是浙江老乡，当时的留日学生搞同乡会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三人凑在一起，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陈其美在日本混了一段时间后于1908年返回上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最初，他主要潜伏在汉口、上海等地报社中从事宣传，但工作并不显著。直到后来，因为偶然的机缘，陈其美与上海知名的黑帮老大搭上线，这才打开局面，并一跃成为蜚声沪上的革命党人。

说到这段机缘，却要从他的弟弟陈其采说起。陈其采1902从日本回来之时，曾在上海做过驻沪新军统带，虽然时间不算长，但因为职务原因，曾在不经意间帮过上海青帮老大“范高头”的一个大忙，因而为陈其美铺平了道路。

在清朝末年，伴随着上海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各种帮会也开始在上海滩崭露头角，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所谓的“青红二帮”。在“青红二帮”合流之前，当时的洪帮老大范高头，此人系盐枭出身，因脑门上长了一个肉瘤，远远看去貌似头上多长了一个小脑袋，所以得了个“范高头”的绰号，其真名反而不为人知。可别小看了这个范高头，后来那些赫赫有名的大流氓黄金荣等人，当年都是他的手下，在当时上海的江湖，他绝对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范高头有个手下名叫芮德宝，有一次在城隍庙附近看到一个英国人正欺负一个中国女招待，一时义愤而上前拦阻，不想那英国人仗着自己是外国列强，反对芮德宝大打出手。芮德宝一怒之下，便使出看家本事，将英国人痛打了一顿。洋人挨揍之后，狼狈地窜回英国领事馆，要求领事惩治“凶犯”。那时的列强在上海租界势力很大，又有领事裁判特权，因而范高头也不敢轻易得罪英国人，但他又不能将芮德宝落到英国人的手里，因为这样的话肯定要让他大丢面子，影响到他的江湖地位。

正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英国领事请求驻沪新军统带陈其采协助抓捕芮德宝，但陈其采在问明事情的缘由后，非但坚持由上海地方来审理此案，而且还反过来要求惩办那个英国肇事者。英国领事迫于陈其采手里的兵权，也不敢有过分的要求，最后反以英国人赔礼道歉并赔偿一定损失而结案。

陈其采的介入圆满了结了此事，这让范高头十分感激与钦佩，也让他欠下了对陈其采的一个大人情。后来，因为陈其采很快外调，范高头并没有机会报恩，直到陈其美听说此事后，这才为革命党介入上海黑帮提供了契机。

陈其美这个人，一向胆大心黑，做事果断，当时有“四捷”之称（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加上他本人也确实豪侠仗义，好交朋友，因而进入青帮后如鱼得水，很快便结识了帮中上上下下的头目。为了方便革命，陈本人不久后便加入了青帮，还把一些青帮头目拉入了革命党的阵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反清”嘛），由此，青帮中的大小会众数千人也就成为了陈其美后来依靠的革命力量。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随即在上海举事。在大哥的召唤下，已在日本联队中见习的蒋介石、张群等小兄弟也纷纷抛弃学业，赶回上海参加革命。而另一个兄弟黄郛，则在振武学校毕业后，因为身体不过关而未能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后改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并在1910年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军谘府第四厅供职，与陈其采算是同事（级别当然差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武昌起义后，军谘府因为黄郛是江浙人，竟然将他派到南方去调查革命党的活动，结果黄郛趁机逃到了上海。

黄郛、蒋介石等人的到来，令陈其美如虎添翼，因为他们毕竟是正儿八经学过军事的人才，不像青帮中的那些流氓混混徒有其勇。由于清军在江浙沪一带的势力薄弱，革命党很快便取到了胜利，陈其美也在帮中弟兄的拥护下，当上了沪军都督。

而在另一边，陈其采因为阿兄已经公然反叛，也深知北京不可久留，不久便潜逃南方，就此告别了他的前朝仕途。尽管后来在陈其美的作用下，陈其采先后担任过江苏都督府参谋厅长、临时大总统府咨议等短暂性的职务，但终究不属于革命党与袁世凯中的任何一派，由此也就告别了他的军政生涯。后来，陈其采投身财政，并先后担任过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财政部江海关监督等职。虽然混得也还算可以，但与他的二哥陈其美及其侄子陈果夫、陈立夫比，陈其采就只能算是籍籍无名了。

陈其美就不一样了，他天生就喜欢乱世，在民国初年也算是进入了“革命伟人”的行列，并担任了临时政府的工商总长等职，一时风光无限。为了巩固自己在上海及江浙的地位，陈其美不惜将革命党内部及帮会的竞争对手一一干掉或者赶走，其中就包括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由小兄弟蒋介石亲自策划组织），枪杀攻克南京有功的民军参谋长陶骏葆，炸死同为青帮中的大佬、时任扬州都督的徐宝山，还试图谋刺曾在攻打制造局时救过他性命的李燮和，后者在受惊之后赶紧离开上海。在“二次革命”后，陈其美又成功地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刺死。

也许是报应，一向善于制造暗杀事件的陈其美最后也被人所刺杀。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被枪杀，凶手逃逸。当时革命党都认为这是袁世凯指使的报复行为，但多年以后才知道，主使人是当年一起参加革命且同为帮会中人的张宗昌。事实上，陈其美被暗杀后19天，袁世凯便一命呜呼，当时恐怕还顾不及来策划刺杀陈其美。而张宗昌之所以要对陈其美下手，据说一是受冯国璋指使（当时张宗昌在冯手下任职），二则是为同门徐宝山报仇。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等人为陈其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蒋介石得势之后，更是大大提升了陈其美在国民党史中的地位，因为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发迹，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陈其美早年关照提携的缘故。事实上，蒋介石后来对陈其美的侄子（即陈果夫、陈立夫）的提拔重用，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一种报恩。陈果夫、陈立夫是陈家老大陈其业的儿子，陈其业不像他的两个兄弟那样有过辉煌的经历，但他的两个儿子后来的声名却远远超过了他的两个叔叔，这大概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机缘巧合吧！

有意思的是，陈其美三兄弟的字非常符合他们的性格及其人生经历：陈其业，字勤士，一生勤勉；陈其美，字英士，果然英气勃发；陈其采，字蔼士，其性格确实和蔼，平易近人。在三兄弟中，陈其美死得早，遗有两子（其中一子因为学习飞机驾驶而失事身亡），陈其业与陈其采后来均高寿并死于台湾。

至于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他们在国民党统治期间虽然身居高位，声名显赫，但并无宋、孔两家借官僚资本以中饱私囊之劣行。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陈果夫在逃往台湾后靠救济金为生，而陈立夫靠在美国开养鸡场聊以谋生，如果以财产计，把他们列入“四大家族”未免有点牵强。但不管怎么说，陈家一门“三士”、终育“两夫”，在近代史上也算是难得一见了。

正文十、《二十一条》背后的屈辱外交

1914年9月2日，正值欧洲战场上刀光剑影、狼烟四起之时，日军突然借口对德宣战，在山东半岛龙口登陆并向德国租借地青岛发动进攻。德国驻军在象征性的抵抗后便宣告投降，但日本并没有就此收手，其以胶济铁路系德国产业为名，随即占领了整个胶济铁路并将德国及中国雇员全部赶走。不仅如此，日本在占领青岛后，随后又将胶济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海关加以全面占领，事实上是继承了德国的一切侵略权益。

得知日军侵入山东半岛后，袁世凯于当晚便在总统府召集内阁各总长开会，据参会的外务部参事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当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话可以维持多久，段祺瑞说能抵抗48小时。袁世凯问48小时后怎么办，段祺瑞说听候总统指示。袁世凯叹了口气，遂决定仿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的老办法，划定日军过境的走廊和交战区，以尽可能地防止战争波及其他地区。

日本这次对德宣战，表面是要报甲午战争时期“三国干涉还辽”的一箭之仇，但实质上则是对山东半岛觊觎已久的结果。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已经宣布中立，日军此次侵略中国的行为非但违反了国际法，从逻辑上来说也是荒唐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往往是由国家实力来决定的，在无力阻止日军行动的情况下，袁世凯也只能再次接受当年日俄战争时期的屈辱“中立”。

众所周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尽管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可能是伪造的，但其大体策略，即“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却不折不扣地得到了执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攫取了朝鲜和我国台湾，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东北（南满）的侵略权益，这一次也不仅仅会局限在青岛一隅。

1915年1月18日，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刚刚从东京回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谒见袁世凯的时候，突然抛出日本政府的对华要求，共计五号二十一条，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号共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山东各主要城市开放为商埠。实际上要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做准备。

第二号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日本人有居住往来（实际上是无限制移民）、经营路矿等项特权，且不许其他列强介入；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99年。日本阴谋将东北和内蒙古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可谓是存心积虑。

第三号共两条，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换句话说，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

第五号是最狠的，共有七条，包括：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半以上的军械；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的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日本人经营的医院、寺庙及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等等。这几乎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与当时朝鲜的地位相同了。

日本此时抛出“二十一条”并非偶然，早在1900年，日本浪人内田良平便发起了一个名叫“黑龙会”的组织，这个组织以中国的黑龙江为名，其用心显而易见。黑龙会虽然名义上是个民间组织，但对日本军方的决策有重大影响，他们自成立伊始便深入朝鲜、中国东北、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其活动包括刺探收集情报、秘密绘制地图、收买民族败类、策动内乱等，如朝鲜之合并、拉拢宗社党人、策动满蒙独立等等，背后都不乏黑龙会的影子。

黑龙会在思想上自命为黄种人的代表，并提出由日本来充当远东盟主，亚洲各国在日本的领导下对抗白种人。这种所谓的“亚细亚主义”，其实是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也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根源。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内田良平觉得日本的时机已到，随后便以黑龙会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份名叫《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即《黑龙会备忘录》）的文件，并将之转呈给首相大隈重信。内田良平在这份意见书中提出，趁着中国目前尚未强大且孤立无援之机会，胁迫中国接受秘密条约，造成“保护国”的既定事实、打击袁世凯的威望，支持一切反袁力量以促成中国的内乱；支持除袁世凯以外的帝制复辟活动，使中国在政体上与日本保持一致，为今后中日合并创造条件。

当时黑龙会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应当趁着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宝贵时机有所作为，因为欧战终有结束之时，届时列强仍旧会重返远东，如果日本在大战期间抢先对中国下手，加以独占并造成既定事实的话，届时列强也就无可奈何，这样日本便树立了远东霸权，并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争夺世界霸权。

黑龙会的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几条：一是在南满和东蒙确定统治权，随后向这些地区大量移民（正如二十年后之所为），为日本的扩展打下牢固的基础；二是在中国内地修建并控制铁路网，开发那些取之不尽的资源矿产，并排斥列强前来竞争；三是取得中国的政治、军事、警政、财政的监护权，将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为中立合并打下基础（所谓“朝鲜道路”）。

当时的日本元老重臣及内阁军部，他们不仅在侵华的思维逻辑上与黑龙会不谋而合，就连其侵华步骤和计划蓝图都是高度一致。事实上，后来的“二十一条”即是以内田良平的这份意见书为蓝本，而之后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等，与这个《黑龙会备忘录》在思想和理论上都是一路货色，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日本此时提出“二十一条”是有备而来的，因为它之前便已料定中国缺乏反抗能力，从一开始便警告袁世凯这是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得外泄。倘若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大举进攻，而当时的列强都没有能力前来干涉，美国虽然尚未介入欧战，但也不愿独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计划。对此，日本是早有战略预估，因而也就肆无忌惮了。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袁世凯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利用各种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他先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松方正义及山县有朋，探查其中的内幕，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为配合摸底活动，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术，他首先将在外交交涉中不甚在行的孙宝琦换下，随即再度启用了善于在困难局面前谈判的前外交总长陆征祥，并指示陆征祥与曹汝霖在谈判中逐条商议，务必拖延时间，不可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

陆征祥为了贯彻袁世凯的指示，他也想了很多办法，譬如日本提出每天开议，而陆征祥则提出，他的事务非常繁忙，每周只能开一次会，最后使得日方妥协，每周会谈三次。在每次谈判之时，陆征祥总是故意缩短会议时间，譬如每次开会，陆征祥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并尽量拖长喝茶的时间，这与猴急的日方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日本代表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毕竟是东方的礼节。

袁世凯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信息显示，“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如果要动用武力必须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由此，袁世凯便有步骤地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结果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也使得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

美国国务卿在得知“二十一条”的内容后，随即照会中日两国，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所缔结的条约如果有违门户开放政策的话，将一概不予承认。事实上，日本之所以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的时候提出“二十一条”，实际上就是要迫使英法美等国势力从中国退出而在东亚实行日本的“门罗主义”，即将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利益范围。就当时而言，唯一能够干预并阻止日本在东亚扩张的重要国家也只有美国，美国当时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正是与日本的图谋格格不入的。

国内人民在得知“二十一条”的消息后更是义愤难平，国内外各界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在各方的压力下，谈判陷入了僵局，一拖便是四个月。日本人见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随后便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摆出一副谈判失败即开战的架势，并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内对一至四号及其福建问题给予日本“满意之答复”，否则就要诉以“必要之手段”。

1915年5月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及中方谈判代表施履本将“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危机暂时化解。据当事人曹汝霖后来的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尽管是大兵压境之下的城下之盟，但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还是有霄壤之别的。在各方压力下，日本自行取消了最凶残的第五号要求；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的第四号被删除，改由中国自行声明；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中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其他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签订的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这里有个人需要重点提一下，这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马匪出身，后来投入军队，民国初年只是巡防营某路的统领，但“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秘密派段芝贵去了几次东北后，张作霖的势力突然大增，并从德国洋行购买了大量的军械，并声称：“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出附属地！”而日本人想在南满、东蒙开发产业，也大都遭到张作霖的阻挠而极少施行。

张作霖和袁世凯在做事方式上颇有相像之处，两个人都是枭雄，重权术，轻条规，袁世凯对张作霖也有惺惺相惜之感。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当时袁世凯对张作霖极为笼络，每次张作霖来，袁世凯都会在办公室接见，而张作霖当时只是二十七师的师长，按理只能在居仁堂的楼下被接见。袁世凯用张作霖暗中抵制日本人，也成为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的开始。

日本的强蛮恶行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当时全国1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支持的决心，他们不断呼吁中央决不屈服日本压力，而总统府也每天都要收到潮水般涌入的信件和电报，一时间民情沸腾，有抵制日货的，有毁家纾难的，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激昂。就连海外的留学生、侨胞等也纷纷奔走呼吁，坚决反对签订“二十一条”。

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为过街老鼠，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评价的：“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

不仅如此，大隈重信也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结果导致外交失败（日本所认为的）而下台。接任首相的寺内正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尽管日本试图将中国变成保护国的阴谋最终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损的程度也是惊人的，譬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

正文十一、“关门皇帝”的懊恼与败亡

在袁世凯复辟闹剧中，最令人捧腹的莫过于“太子”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来蒙骗老头子一事。不错，《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都要读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动向），而当时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是最为敏感的。“知子莫若父”，反之亦然，袁克定为了促成老头子称帝、以圆自己的“太子梦”，竟然不惜伪造了一份专门刊登一些鼓吹帝制、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之类消息的假《顺天时报》，并每天偷梁换柱地送给袁世凯看，这就不得不说是一桩奇谈了。

据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假版的《顺天时报》是大哥（袁克定）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给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不料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于是让她顺便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痛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

袁克定虽然在紧要关头失去了老头子的信任，不过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令袁世凯挥之不去的“家族魔咒”。这事说来也蹊跷得很，在袁世凯家族中，外出做官的从没有活过60岁的，如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袁世凯自己的父亲袁保中，也系壮年而终。由此，60岁这道大关也就成为压在袁世凯心中长久的梦魇，挥之不去，而从民国建立后开始，袁世凯的身体每况愈下，这更是令他感到疑神疑鬼。

在年届六十的大限即将来临时，袁克定一再进言，宣称“只有称帝才突破这一魔咒”，这就不能不对袁世凯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了。是啊，皇帝乃“九五之尊”，位极天下，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尊贵呢？或许，这个魔咒真的不敢侵犯“真命天子”？要说起来，袁世凯在那个时代也是迷信的人，称帝一事若全怪在袁克定身上，也不公道。

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父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难得的佳品：

<small>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small>

<small>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small>

诗的最后两句是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光。可惜的是，袁世凯书读得不够多，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而他头脑一时发热，竟已忘却了。

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正式登基的黄道吉日定在1916年1月1日，在此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

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令他懊恼不已。当天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来到居仁堂，但他并没有穿上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而是身着大元帅戎装，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不过，这反显得他那大脑袋更加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吗？

可不就是这样，等到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袁世凯只好将登基日期后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曾追随他多年的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但袁世凯终究未曾醒悟。开弓没有回头箭，世界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可吃，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把张一麐找来谈话，极其悔恨地说：“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严修的字）的话，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啊！范孙跟随我多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你在我的幕府中也有十几年了，也是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可见那些淡泊名利、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人是多么的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国士啊！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哪！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最后，袁世凯沉痛地说：“只是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到最后，袁世凯的身体也顶不住了，称王称帝非但没有帮助他破除家族魔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据袁静雪回忆说，在1916年的元宵节，正当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元宵的时候，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又在袁世凯的面前大声争吵了起来。袁世凯见后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袁世凯便起身回办公室了。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世凯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再被家里这么一闹后，袁世凯从那天开始便饭量减少，慢慢就恹恹成病了。

在各方要求总统退位的声浪中，袁世凯方寸已乱，退位心有不甘，接着开战又有所不能，弄到最后，心力憔悴，他的身体也垮了。到了1916年5月的最后几天，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一命归西。

袁世凯在清末的时候得过软足病，这也是当时摄政王载沣将他开缺的由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在入宫的时候还需要仆役搀扶。这一次，袁世凯得的病是膀胱结石导致尿毒感染全身，原本这个病是不会导致生命危险的，但袁世凯为人比较固执，一直不肯看西医、不肯动手术（大概也是因为发病的位置特殊，羞于启齿），加上帝制后的种种不顺，急火攻心，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

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是他害了我！”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至极。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有这样一个太子，又怎能不败？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27天，民间娱乐也停7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反对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25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一代枭雄，落得如此下场，岂不可悲可叹？

正文十二、章太炎：才子，“疯子”，大师

1936年章太炎去世的时候，追悼会上前来吊唁的竟不满百人，情状甚为落寞。为此，鲁迅先生还写文章为之抱不平：“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鲁迅先生这篇《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的文章亦有瑕疵，那就是孙传芳确实请过章太炎参加“投壶”，但章太炎并没有出席，而鲁迅先生将这个传言当作了既成事实并认为这是章太炎“渐入颓唐”的“晚节之玷”，却是误会了。

“投壶”亦称射壶，与现在的投圈、射飞标有类似之处，这既是古代的一种传统游戏，也是《礼记》中记载的一种礼仪。军阀时期，“五省联帅”孙传芳为倡导尊孔复礼而拉拢一些知名学者行“投壶”之事，因孙传芳为北伐军的敌人，因而参与者在北伐胜利后难免遭受非议。不过，章太炎确实是没有参加，后来的《鲁迅全集》中也在注释中做了说明。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为仰慕明末的两位大学者顾炎武（名绛）、黄宗羲（字太冲）而改名章绛，别号太炎，后以“章太炎”一名闻天下。章太炎生于1869年，家乡浙江余杭，其父章浚曾任县学训导，章太炎从小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十六岁那年参加县试，不料突发癫痫病而弃考，后来便远离了科考场上的搏杀。

虽未取得过任何功名，但章太炎从小便颇具悟性，后尊父命进入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的杭州诂经精舍学习七年，学问大进，成为同游中的佼佼者，很受俞樾的赏识。二十八岁那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给了中国士人们一个极大的刺激，原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章太炎也带着一腔的怒气北上，后来还寄出十六银元会费，加入康有为在沪设立的上海强学会。

1896年，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的劝阻，赴任上海维新派开办的《时务报》主笔，但在次年，章因与康氏门人冲突而退出《时务报》，转杭州任《经世报》、《实学报》主笔，1898年后又受张之洞之邀赴武汉筹办《正学报》，但未及一月即离去。当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担任《昌言报》主笔。

戊戌年的夏天，北京风云突变，康梁等维新党亡命海外，而在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章太炎也上了通缉名单，最后慌不择路，避祸台湾，不久又转赴日本。章太炎最初是改良主义者，他与康有为的关系也不坏，在台湾时期两人还通过信，彼此景仰了一番。但庚子国变后，章太炎对清廷彻底绝望，由此走上了激进之路。

1900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并参与了唐才常组织的中国议会，但在制定章程时，唐才常一方面不承认清政府，一方面又请光绪皇帝复位，章太炎认为其自相矛盾，愤而当众剪辫脱衣，声明退会。俞樾得知此事后，大骂其“讼言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邦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曲园无是弟子”，章太炎被师门开除。

虽被逐出曲园，但章太炎毕竟在俞樾的指导下浸润七年之久，其后来的学术成就均奠基于此而非自立门户。在这一年，章太炎刻印了自己的首部著作《訄书》，其书厚积薄发，文笔古奥，征引广博，因其难读而不为今人所知，就连其同时代人读来也颇为费解。此后，章太炎文笔滔滔，一发而不可收拾，其中最出名的一篇文章莫过于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文雄浑有力，传播最广，其在表明与康梁改良派分道扬镳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

在那篇文章中，章太炎劈头骂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非但把康梁等人借以自重的光绪皇帝掀倒在地，也将清廷的威严一扫而空，令当权派极为恼怒，最后向租界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必欲去之而后快。章太炎在得知了抓捕的消息后，却效仿谭嗣同，说清廷要抓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巡捕来了，他迎上去，说：“我就是章炳麟，抓我！”租界当局最后判了章炳麟三年、邹容两年的拘禁。要说起来，章太炎服了三年的苦刑也还合算，因为清廷的损失更大，一个大逆不道的罪犯居然只判了三年囚禁，王朝的尊严何以为堪？在专制时代，皇权是神圣而不容侵犯的，一旦撤下这遮羞布，那就没有什么神圣可言了。

后来，邹容因病先死，章太炎颇为悲痛，写诗悼念道：“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翦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1906年6月，章太炎光荣出狱，随即东渡日本找到革命组织，并当上了《民报》的主编。

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原本是不错的，1902年他到日本的时候，孙中山曾将横滨几十名义士召集起来为章太炎接风洗尘，极其器重。在这次聚会上，章太炎自称喝了七十余杯而不醉，兴致之高，可见一斑。在接任《民报》主编的这段时期里，章太炎除了脑病发作改由张继、陶成章编辑三期外，其余各期的所有编务和发行，都是由他一人担当的。

章太炎的才气与性格，决定了他与任何人都不能相处太久。1907年3月，日本政府在清廷的压力下，赠送孙中山5000元促其离境，日商铃木久五郎也向其馈赠了一万元。孙中山接受了这两笔钱之后，也没有和同盟会本部商议，便留下2000元做《民报》的经费，然后带着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离开日本，去西南边境搞革命去了。

章太炎在得知孙中山得了两笔款子却只给《民报》留了2000元后，立刻嚷嚷了起来，同盟会本部也炸开了锅，革命义士们一个个拍桌摔凳。张继说：“走就走嘛，你要人家的钱干什么！真是丢人！”刘师培则骂道：“孙文受贿！”章太炎更是火气冲天，他上前一把撕下孙中山的相片，然后批上了“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数字。这还不解气，他以为孙中山在同盟会香港分会，于是又将批了字的相片寄到香港，以示羞辱。

在同盟会东京本部闹成一团的时候，孙中山却在西南地区连续策动了三次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消息传到东京后，“反孙”声浪更是进一步高涨，张继、章太炎、刘师培、谭人凤等人纷纷要求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张继等人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刘揆一不同意这些人的意见，于是张继便和刘睽一互相扭打起来；章太炎则意气用事，他以明码电报泄露孙中山购买枪弹准备武装起义的军事秘密，以至于起义无法发动。章太炎的理由是，以日本奸商所卖的窳劣武器发动起义，无异于让革命义士白白送命。

在与革命同道们闹翻后，章太炎一度萌生去印度做和尚的念头。1908年4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上，革命同志给章太炎编了一则名叫《章炳麟出家》的活剧曲借以劝诫：“（同志扫板唱）章炳麟抛却了、平生抱负；（慢板）眼见得汉人中、少个帮扶；披袈裟，坐蒲团，不顾宗祖；纵不念、众同胞，该念妻孥；况且是、我支那，蹉跎国步。望同志，抱热心，休作浮屠。”

“（章炳麟中板唱）……除却了三千苦恼，逼着我请个高僧来到东京披剃头毛。我非是、主持厌世遁入空门爱栖净土，我国人莫予肯服故把禅逃，从今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入沙门、参佛祖做贝叶工夫。”

1908年10月，《民报》（第二十四号）被日本政府封禁，章太炎因为支撑《民报》事务而费尽心机，吃尽苦头，加上与黄兴、宋教仁不合，于是愤而辞去社长一职，并“声称不再与闻《民报》之事”。一年后，汪精卫来东京恢复《民报》，原编委陶成章、章太炎被排除在外，这下又激起了更大的风波。

章太炎愤怒之下，发表《伪民报检举状》，而陶成章也作《布告同志书》一册，两人合力痛斥孙中山“乾没巨款”、“借革命为新骗术”，“直言孙文种种之非”；最后，他们干脆公然与同盟会分裂并在东京恢复了光复会的名号。在一边看热闹的保皇派们大乐，也纷纷大事鼓噪，借以打击革命气焰。作为反击，革命党则将章太炎致刘师培卖身求助的信函加以公布。原来，章太炎在想去印度当和尚期间，苦于缺乏经费，便向已投靠两江总督端方的革命前友刘师培写信，提请端方资助，但事未办成反遭革命党登报讥讽，于是章太炎与革命阵营也就愈走愈远。

清帝退位后，革命大功告成，章太炎公开声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将原来秘密的革命党组织改为合法组织，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1912年后，在“革命党消”的呼声中，一场热火朝天的组党运动也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并在1913年国会选举前形成高潮。

作为当时的风头人物，章太炎成为了民初组党运动的急先锋。1912年1月3日，章太炎联合江苏都督程德全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章太炎自任会长，程德全为副，原清末立宪派中的名流张謇、熊希龄、唐文治等人都成为了会中骨干。不久，章太炎的同道、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被陈其美派人刺死，章太炎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并更加激烈地指责和斥骂同盟会。在他看来，同盟会是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组织，这些人置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在和议已成的情况下还想继续捣乱（革命），倘若这些人侥幸获得了国家政权，必定要排斥异己，血流成河，搞一党专制无疑。

章太炎甚至在自己的谈话和通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另搞其他政党就是针对同盟会的，而这一时期他指责孙中山乃至公开谩骂黄兴、陈其美等人是“土匪”，也几乎是家常便饭、张口就来。在“汉冶萍借款”、“迁都”、“善后大借款”等问题上，章太炎处处与孙中山等人为难。对于章太炎的倒戈反向，同盟会的人也愤而反击，他们在报纸上大骂章太炎是个“疯子”，并放出流言说章太炎要拿枪打国务总理唐绍仪，他才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说到“疯”字，章太炎确实有间歇性的癫痫症状，但被人称为“章疯子”，则是因为其生平喜欢特立独行，好做惊人之语。对于这个绰号，章太炎非但不以为忤，反希望他的同志朋友都能带点神经病。他曾在东京发表演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精神病。近来传说某某有精神病，某某也有精神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精神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出现的时候，那精神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宋书·袁粲传》中说：“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王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鲁迅也曾在他的文章中回忆说，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京期间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他人，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即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是没有价值的人。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发表，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第二天报上报道时，那题目却成了：“章疯子居然不疯！”

章太炎的“疯”，还影响到他的婚姻。章太炎早年曾发过癫痫病，加上满嘴的反动言论，当地人无人敢将女儿嫁给他，没办法，他母亲只好将自己的陪嫁丫头王氏许配给了他。这种婚姻，按当时习俗不能算正式婚仪而只能算“纳妾”，王氏为章太炎生了三个子女后在1903年不幸去世。在之后的十年间，章太炎为革命而奔波流亡，一直未娶。

坊间传闻，章太炎曾在北京《顺天时报》上登了《征婚告白》，其中提了五个条件：一是要湖北人；二要大家闺秀，性情开放；三要通文墨，精诗赋；四是双方平等，互相平等；五是夫死可嫁，亦可离婚。这在当时可算是石破天惊，毫无结果也就理所当然。革命胜利后，章太炎再次征婚并提出如下择偶标准：“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曾为爱国学社同事的蔡元培先生听说后，他将女才子、《神州女报》创办人汤国梨女士介绍给了章太炎，结果两人还真成了夫唱妇随的如意眷属。不过，汤国梨并非湘妹子，也非鄂女子，而是浙江同乡（乌镇人），章太炎偏情与两湖女子，亦不知何故也。

“二次革命”后，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以对抗当时在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国民党”，但重组后的“进步党”势力仍然过弱，所以有人主张将知名度很高且与“国民党”关系闹僵的章太炎引入。章太炎来京后，住在前门内大化石桥的原“共和党”本部，谁知他到的第一天，门前已布满军警，名为保护，实则监视。原来，章太炎“持论侃侃，好为诋诃”，加上又是个老革命党，袁世凯对其颇为忌惮，“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章太炎居然送上门来了。

章太炎的弟子钱玄同等人前来探视，见老师极为郁愤，便找到时为农商总长的张謇为之设法。张謇向袁世凯提议设立一个“弘文馆”，让章太炎领一些弟子去编字典，搞搞研究，袁世凯说：“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馆之设，自可照办，此不成问题也。”袁世凯还当场答应拨给数千元作为开办费，以后每月固定拨给若干。

事情虽然已经说好了，但办事机构的效率却奇低，时间一晃就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的元旦，章太炎等得极不耐烦，愤愤地说：“袁世凯欺人，居心叵测，这里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明天我就先去天津，再由天津南下。”钱玄同等人说：“弘文馆的事已有成议，老师何不再等等？”章太炎哼了一声，道：“袁世凯只能骗尔等，岂能骗我！你以为他真的肯拨款办弘文馆吗！”次日，章太炎去火车站，但很快便被军警们截留，于是便有了“章太炎大闹总统府”的趣闻。

民国小说《纪念碑》曾对此做了精彩描述：“民国三年的新年节，正月初七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总统府新华门内，忽听见吵嚷的声音，随后数十兵士，即拥着一人出来，将那一人推至马车中，前后左右，皆有兵士团团地围着，押至宪兵教练所去了……及细细询问起来，才知道获住的……是个疯子……他老先生这一天忽然高兴起来，于清晨八时径赴总统府，请谒见总统。他身穿一领油烘烘的羊毛皮袄，脚踏着土埋了似的一对破缎靴，手擎着一把白羽扇，不住地挥来挥去；又有光华华的一件东西，叫做什么勋章，不在胸襟上悬着，却在拿扇子那一只手大指上提着……歪歪斜斜地坐在总统府招待室里头一张大椅子上，那一种倨傲的样子，无论什么人他都看不到眼里。

“列位想一想，总统府是何等尊严的地方，凡请见总统的人，是何等礼服礼帽，毕恭毕敬的样子，尝看见那些进总统府的官吏们，皆是蹑手蹑脚的，连鼻子气儿也不敢出，往来的人虽多，一种肃静无哗的光景，就像没有一个人一样，哪见过这个疯子，这个样儿怪物呢！不消说传事的人一回报，袁总统自然是拒不见的了。这个疯子真是有点古怪，越说不见他，他是偏要请见。

“直等到天色已晚，他不但不去，还要搬铺盖进来，在此处值宿，适听见传事的人报大总统延见向次长瑞琨，他发起怒来道：‘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得，难道我见不得吗？’他自言自语，越说越有气，索性大骂起来。卫兵请他低声些，他即怒卫兵无礼，摔碎茶碗，即向卫兵投去。起初卫兵见他提着一个光华华的东西，思量着他许有些来历，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几碗干饭，也不敢较量，只得由他去闹。随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命令，如此如此，卫兵们就把他拿小鸡子似的从招待室里头拿出来，并拿进马车里去，一溜烟就送到一个地方，把他入了囚笼了。

“原来，他姓章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讲起旧学来，无人不佩服他，不过因他举动离奇，一般人叫他章疯子。自此以后，章疯子囚犯的时代甚长，由宪兵教练处移囚至龙泉寺，又由龙泉寺移囚至徐医生家，俱是后话。且说章疯子被囚后，也有许多营救他的。有一人转求袁总统最亲信的张秘书，为他缓颊道：‘袁总统挟有精兵十万，何畏惧一书生，不使恢复其自由呢！’袁瞠目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太炎被囚了，人人断其无释放的希望。这是深明白当道的意思的……”

章太炎被移拘外城龙泉寺后，恼怒异常，他愤而拒绝官厅供给，平日生活所需只依靠自己来京时所带的旅费，以示“义不食袁粟”。不久，旅费全部用光，章太炎便开始绝食。袁世凯知道后，也不想背上逼死国学大师的骂名，因而特地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召来，让他妥为设法劝导处置，千万不要让章太炎真的绝食死了。

吴炳湘随后找到官医院长徐某，让他出具一报告书，说章太炎患病，龙泉寺与其病体不相宜，应迁地疗养，于是便将章太炎移居到东城本司胡同徐某的寓中，以便随时调护治疗，章太炎的绝食之举也就无形中有所转圜。徐某除了要防止章太炎绝食外，还暗地负有劝服章太炎的任务。有一次钱玄同等弟子去见章太炎，便听到他在众人面前演说：“你们老师是大有学问的人，不但我们佩服，就是袁大总统也很是器重。如果你们老师明白大总统的好意，彼此相投，大总统定然另眼看待，决不亏负于他。可是大总统的火性也是厉害的，倘或不知好歹，一定要触怒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会翻脸不认人。‘扑通’一声（言至此，作枪击之势），你们老师的性命难保了！你们总要常劝劝他才好！”当时徐某的表演可谓是声容并茂，钱玄同等人也无话可说，章太炎听后不过微微冷笑。

章太炎在徐寓住下后，袁世凯仍旧不许其出京，只答应供给其在京之费用，即按月付500元，作为“高等囚粮”之用。但是，这500元并不是直接交给章太炎，而是由徐某经手，因此章太炎实际所得只有300元。后来不知何故，章太炎又闹起了绝食，徐某劝说无效下，不免大怒斥责道：“袁大总统每月白送你500元，你何等舒服，竟尚不知足，无端绝食，真不知好歹！”言毕，徐某冷笑而去。徐某当时只顾发怒，不慎将500元之真相泄出，而这话被在场的钱玄同等弟子听到后，于是大家一起去找徐某，说：“你以经手人之资格，今已明向章先生说出500元；要是今后还只付300元，章先生必以见欺而益愤，后果你承担得起吗？”经此一番交涉，徐某这才将500元如数给予。

被软禁期间，章太炎每日大书“袁贼”二字，喝酒必佐以花生米，曰：“杀袁皇帝的头！”小人们将章太炎的悖逆言行告到袁世凯那里，并建议将章太炎杀头，袁世凯却淡淡地说，一个疯子，我何必与之较真！

软禁归软禁，章太炎的学问没耽搁，在此期间，他重新修订了《訄书》、《国学论衡》等著作，也算是得袁所赐。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后，章太炎重获自由，但一个新的时代扑面而来，无意之中，章太炎已经成为新人物、新思潮所批判的“古董级”人物了。

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传统学术被横扫，令章太炎颇为不适应。美国留洋回来的胡适博士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系中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因受益章太炎的思想颇多，因而胡适在出版之后特地送了一本给章太炎，封面里写了“太炎先生指谬”几个字，章太炎看到自己名字旁画了黑线后，大怒道：“何物胡适！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继而看到“胡适敬赠”的“胡适”两字旁边也画一黑线，这才转嗔为喜，笑道：“他名字边也有线，就彼此抵消了。”（之前的标点符号规则中，人名、地名等往往标线加以区别）

章太炎是“革命旧人”不假，但他同时也是一个革命异端，之前与孙中山发生严重的冲突不说，在五四运动后，更是跟不上形势了。在这段时期，章太炎不但反对联俄赤化、主张联省自治，而且对北伐后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予认同，极为格格不入。章太炎的批蒋言论也令当局十分不满，他一度被列为“反动学阀”而遭通缉，幸好有老友们从中疏通转圜，方逃脱缉拿，自罚闭门思过。

1928年后，章太炎开始隐居不出，专心学问。据章太炎的私淑弟子、上海名医陈存仁说，当时章太炎处境颇为困窘，唯一的收入，只靠卖字（多卖给朵云轩）；因为他常年患有鼻窦炎，每天所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等；常年衣衫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换过新衫；因为常与人交恶，拜访他的人也很少……

陈存仁是医生，章太炎对中医也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对《伤寒论》文献的研究，更有独到之处。章太炎著有《霍乱论》、《猝病新论》、《章太炎先生论伤寒》等医学书，曾有人问他：“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章太炎答：“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据陈存仁说，某年春间他与另一名弟子章次公陪同章太炎夫妇去杭州，在那里待了数月而归。到杭州的第二天，章太炎一大早就去原曲园拜祭老师俞樾，不料此时已经物是人非，主人也已数易其主，竟不知此为俞樾故居。又一日，章太炎去楼外楼饭店吃饭，吃完后为楼外楼主人写一首极长的张苍水绝命诗，这时蒋介石夫妇由杭州市长周象贤陪同，也简装轻行地来到楼外楼吃饭，双方因为互不相识，也就未打招呼。

蒋介石夫妇吃饭很快，在临行之前，周象贤低声对蒋介石说，对面那个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介石听后立刻过来招呼说：“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太炎说“很好很好”，蒋介石又问他近况如何，章太炎说“靠一支笔骗饭吃”。蒋介石说：“我等你一下，送你回府，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

章太炎频说“用不到，用不到”，并坚持不肯坐车。蒋介石没办法，只好将自己的手杖送给了章太炎，作为纪念。章太炎对这根手杖倒是颇为满意，称谢握手而别。

次日，杭州各大报大登“章太炎‘杖国杖朝’、蒋主席关心故旧”的新闻。其实，在章太炎的眼里，蒋介石不过是个革命晚辈，何况他还亲自带人刺杀了同道陶成章，“故旧”一说，实难成立。而且，章太炎终身与蒋介石交恶，从无善言，这则故事的真伪，尚不得而知。

章太炎晚年居住在上海时，常闹笑话。有一次他出门买书，叫人力车送去，看了半天，一本没买，然后又施施然地出来，坐上另一辆人力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不记得自家地址，只说往西走。人家拉了他半天，问他到底住在哪里。章太炎说：“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滩人人知道我的住址，难道你不知道吗？”车夫连连摇头，只好自认倒霉。

后来，章太炎稍微有了点钱，便在苏州买了栋房子，搬到那里定居。在苏州期间，章太炎办了国学讲习会，传授《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学略说》等，收徒甚众，为保存国学做了很大的贡献。章太炎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其在文学、史学、语言学、医学、诗词、书法等方面均有成就，所著《国学概论》、《国学论衡》等著作可称得上民国时期的儒学经典。章太炎由才子到“疯子”、由革命家到国学大师，其一生并未虚度。

1936年夏，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给学生讲完《尚书》后，于6月14日在苏州病逝（病因应系鼻窦癌），时年六十八岁。去世前，章太炎只留下一句话，“设有异族入主中原，世世子孙勿食其官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今后的中国将发生什么危险。

鉴于章太炎“革命元勋”、“国学泰斗”的身份，南京国民政府下令举行国葬。但后来因为抗战爆发，时值乱世，章太炎遗骨一直未能安葬而是暂厝于苏州锦帆路寓所，直到解放后，浙江方面才按其遗愿，将其安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遗臣张苍水墓旁。

章太炎的一生都很矛盾，他既要革命，又想保留国粹；既要共和，又反对代议制政府；既是个儒者，又向往佛教……据陈存仁说，章太炎嫉恶如仇，凡人有不善，必面加呵斥，不稍留余地。到了晚年，只要是他不喜欢看见的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多说话，默尔顾他，不做灌夫之骂。章太炎晚年的志趣与早年迥然相异，日趋平实，其涵养功力日渐深邃，他曾给人写条幅，自嘲曰：“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

从突破传统到最后回归传统，章太炎最终从斗争中得到心灵的解脱。但不幸的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思潮越来越偏激、越来越激烈，他最终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而被“革命”所抛弃，而他晚年在著作中表现出来的“疯”，何尝不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孤愤”！所幸的是，在闭门不出、专心学术后，章太炎并没有辜负他的才华与早年的学术训练，终成一代国学大师；而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才子佳人，在百年“革命潮”过去之后，早已湮没无闻矣！

正文十三、飞将军蔡锷

抗战名将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说，当年他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的时候，最崇拜的就是学堂总办蔡锷将军。据他所说，蔡锷“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骑马的时候，他不一定从马的侧面攀鞍而上，而是“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在李宗仁这些十七八岁的小学员们看来，“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经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言及于此，李宗仁忍不住叹道：“我当时能够当上陆小学员，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

所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李宗仁将军所说未免过谦，事实上，他后来所做出的事迹并不比他所崇拜的蔡锷将军更逊色，不过这是后话了。在这里，笔者却要说说这位把陆小学员们“看得眼睛发直，惊为神人”的蔡锷蔡将军。

其实，当时那些小学员哪里知道，这位英气勃发、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人家可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科班生，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是货真价实的海归呢。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生于1882年，从小天资聪颖，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时受湖南学政徐仁铸的举荐，入读湖南时务学堂。时务学堂是维新党人谭嗣同等人为宣传变法而设立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不久，大才子梁启超，这位维新运动中的风头人物也应邀来到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虽然蔡锷当时年纪不大，但很快被梁启超发现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名师出高徒，这也是民国史上一段难得的佳话。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杀、梁启超流亡日本，湖南时务学堂也就关门大吉。后来，梁启超得知蔡锷等同学在找寻他的消息后，便设法将他们召到日本，并进入由梁启超担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继续学习。

1900年，蔡锷曾秘密回到湖南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刚一发动即告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再次潜回日本并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在梁启超的活动下（为培养蔡锷，梁启超请托于大隈重信为之担保），蔡锷于1903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时期入学的学员中，蔡锷、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蒋方震后来成为著名的军事教育家，张孝准在毕业又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举荐去德国留学四年，但这两人在民国史上均不如蔡锷鼎鼎大名。

蔡锷回国之际，正好赶上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的好时候，而编练新军又是清末新政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毕业生在回国后都受到重用，并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不过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对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倒不甚重视，因为他们直接请了很多德国及日本教官，反满势力未能介入，这或许是北洋军在辛亥革命中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蔡锷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武备学堂任教或者编练新军，由于其观念新颖，能力出众，很快便在南方军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重要的新军将领。

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也是一个年轻有为但又好大喜功的人，他主政广西后，锐意延揽新政人才，办起了很多新式学堂，诸如法政学堂、警察学堂、优级师范、陆军小学、陆军测量学堂等等。由此，从日本学成回来但又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如庄蕴宽、钮永建、李书城、蔡锷、尹昌衡、孔庚、赵恒惕等纷纷齐聚桂林（当时的广西首府在桂林，民国陆荣廷主政后迁往南宁），气象为之一新。

蔡锷当时担任了广西兵备道总办、参谋处总办，同时还兼任了陆军小学总办，统领整个广西的新军及编练机构事宜，军权在握，权倾一时，很受巡抚张鸣岐的重视。不过，由于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很重，身为湖南人的蔡锷在广西混得太好，难免引起当地人的嫉妒，结果惹出一场“驱蔡风潮”，令蔡锷不得不退出广西。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湖南人在广西定居极多，在风气、文化各方面又都比广西本地人要好得多，因而不免发生一些利益冲突。“驱蔡风潮”最初发源于“干部学堂”，这个学堂原本是为广西新军培养军事干部的，因为广西在清末编练新军时拟成立一镇一协（即一师一旅），但后来因为经费不足，所以只编成了一混成协。如此一来，干部学堂的两百多毕业生就大大地供过于求，作为兵备道总办的蔡锷决定从这两百多人中进行甄别考试，结果湖南籍的毕业生成绩远好于广西本地学生，在留用的120人中，湖南人有90多个，而被淘汰的大多为广西籍。

这下广西人当然不干了，他们认为蔡锷的考评袒护同乡，有失公允，因此在干部学堂内掀起“驱蔡运动”并很快波及其他学堂。不久，广西谘议局的议员们也群起弹劾蔡锷，使得风潮进一步扩大，广西人甚至罢市罢课，一致要求蔡锷离桂。在“驱蔡运动”的高潮时期，各学堂的学生排队前往抚台衙门请愿，弄得张鸣岐毫无办法，最后蔡锷只能在压力之下灰溜溜地离开了广西。

古话说得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蔡锷在广西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下台后，云贵总督李经羲却随后将之延揽到云南，并担任了第19镇第37协的协统（旅长），这次是直接做上了带兵官。就当时而言，带兵与不带兵的效果是完全两样的，蔡锷之前做的大多是教官或者军政管理工作，手头没有自己的子弟兵，因而在关键时候无人可用，这一次反而是因祸得福，收插柳之功了。

半年之后，武昌起义爆发；二十天后，云南的革命党人也发起起义响应。在关键时刻，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新、旧军在激烈交战一昼夜后，第19镇统制钟麟同被杀，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俘（后被礼送出境），身为协统的蔡锷则被推为云南都督，当时年仅29岁。在当年的这场革命中，类似于蔡锷经历的还有江西都督李烈钧（29岁）、山西都督阎锡山（28岁）、贵州都督唐继尧（28岁），这几个人都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并在各省新军中担任重要军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全国意义上的兵变。

不过，当上都督的蔡锷在民国后再次遭到云南当地人的排挤（所谓“滇人治滇”，当时各省自治就流行这个，即本省都督须由本省人担任），正好袁世凯在1913年下令将他调往北京，于是蔡锷顺水推舟离开了云南，遗缺由原贵州都督唐继尧接任。唐继尧倒是云南人，他既是蔡锷的学弟，也是其部属，在革命前的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中，蔡锷是协统，刘存厚是标统，唐继尧为营管带。辛亥时期，贵州革命不甚成功，应当地士绅要求，蔡锷派唐继尧入黔平乱，唐继尧由此担任了贵州都督。

袁世凯对蔡锷很是欣赏，他将蔡锷调到北京的原定目的是让他担任新组建的“模范团”团长，以对北洋军进行改造并打造出一支新的军队。可惜的是，袁世凯引进“外人”的提议遭到北洋派内部的强烈抵制，最后只能作罢。蔡锷到京后，虽然也担任过将军府办事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等职，但都是一些虚职，这使得正值当打之年的蔡锷感到有志难伸，颇为郁郁寡欢。

在清朝覆亡之后，蔡锷认为只有“强人政治”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并达到富强，而他心目中的“强人”正是袁世凯。因此，蔡锷在民国初年一直站在袁世凯的一边，对革命党的“二次革命”不予支持。但是，蔡锷到京后，发现民国的新气象很快便陷于消亡，而他看重的强人袁世凯并非他心目的理想人选，特别在谈判“二十一条”的过程中，蔡锷更是对袁世凯失望至极。

据后来的稗官演义中说，蔡锷在此期间经常纵情酒色，留恋风尘，并结识了勾栏中的名媛小凤仙。小凤仙是京城里八大胡同的头牌姑娘，人长得标致又颇具侠气，一双慧眼能识天下英雄。在蔡锷邂逅小凤仙后，英雄美女，惺惺相惜，蔡将军也就时常沉迷于小凤仙的温柔乡中。相处日久后，小凤仙也看出蔡锷的压抑与憋屈。特别是袁世凯称帝活动日益猖狂后，蔡锷更是整日唉声叹气，于是凤仙姑娘便试探他：“蔡将军，日下请愿运动愈发兴盛，我的一些姐妹也想组团参加，你看这事如何？”

蔡锷听后叹息了几声，小凤仙见状也已猜到七八分，便说：“蔡将军，我看你也是有志之人，为何不站出来做一番大事业呢？”蔡锷叹道：“举国汹汹，我纵然有杀贼之心，但身处京城，形如囚禁，无可脱逃啊！”小凤仙说：“既然将军有意，那我这里倒有一办法。”说完，小凤仙便在蔡锷的耳边耳语了一阵，蔡锷听后大喜，随即便按计行事。

蔡锷先到老师梁启超那里征询他对帝制运动的看法，在得知梁启超决意反袁后，于是便将小凤仙给自己脱身的计谋说了一遍，梁启超也很赞同。随后，梁启超便离开北京并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蔡锷则故意在公开场合耻笑梁老师的迂腐错谬，并与帝制派人物打得火热，似乎也加入了帝制派的阵营。

对于蔡锷的动向，袁世凯很早就派有暗探跟踪，他对于蔡锷的突然转变并不敢轻易相信，反而加强了监视。数日后，暗探们听到蔡锷家中突然传来激烈的吵闹声。原来，蔡锷的原配夫人因蔡锷近日一直在与小凤仙鬼混，不过稍劝了几句，而蔡锷却趁势发作，要将夫人休掉，打回老家。这事传到老袁耳中后，不免为之一乐。后来，蔡锷也就乘机将夫人送回老家，其实这也是小凤仙金蝉脱壳计策中的一部分。

夫人离开京城后，蔡锷更是成天与小凤仙在一起厮混，而那些侦探们见蔡锷已沉湎声色，也就日渐放松了警惕。一日，蔡锷携小凤仙前往第一舞台看戏，侦探们自然例行公事，尾随于后。蔡、凤二人进了包厢后，也未见什么动静，蔡锷还将大衣脱下挂在衣架上，外面的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侦探们见蔡锷的大衣挂在外面，也就轻松了许多，不必时时去窥探之。戏过中场，蔡锷突然起身前往小解，而侦探们见大衣尚未取下，于是也就不以为意。

不料戏已演完，却始终不见蔡锷回来，侦探们这下知道大事不好，等到他们追上小凤仙并索问蔡锷下落时，小凤仙笑道：“各位大人，我乃是风尘中人，蔡将军有何公干，岂是我等所能问，又是我等所能得知的呢？”侦探们听后，大呼上当，但也只好自认倒霉。

其实，等侦探们醒悟过来的时候，蔡锷早已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侦探们还在北京到处找寻的时候，蔡锷已经在朋友的帮助下乘轮渡海，潜往日本。等到了日本后，蔡锷才给袁世凯发电，称自己患有喉疾，正在日本医治云云。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此时哪敢相信，他随即便命令沿海、特别是云南和广西的地方官员严加缉拿，不得让蔡锷潜返入境。老袁不愧是老袁，比那些蠢笨的侦探就是强很多，此时的蔡锷果然已经在前往云南的路上，这封电报也是他托付友人在他离开日本后才拍发的。

这个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小凤仙义助飞将军蔡锷的故事由此家喻户晓。不过，故事虽美，但毕竟是稗官野史，据蔡锷长子蔡端先生所说，蔡锷当时虽涉足八大胡同，但并不常去；其生母潘夫人也曾说，有一次蔡锷陪家眷去看戏时，曾指着包厢里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说：她就是小凤仙。由此可知，蔡锷与小凤仙虽有交往，但毕竟没有到出双入对的地步，而且没有背着家人。更重要的是，蔡锷将夫人遣送回籍的主要原因是潘夫人身怀六甲，想回娘家生育，并不是有意设计离京。

至于蔡锷出京一节，也与传闻有异。事实上，袁世凯并没有限制蔡锷的行动自由，因为当时蔡锷的确染有喉疾，他要求去日本医治的理由也是光明正大，袁世凯又有什么理由不准呢？因此，袁世凯批了蔡锷三个月的假，这在当时的政府公报均有记载，所谓蔡锷与袁世凯“捉迷藏”的游戏，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戏剧性加工罢了。

但不管怎么说，蔡锷离开北京到达了昆明，袁世凯也确实着了蔡锷的道儿，让这个对手轻易逃脱了自己的控制。蔡锷到昆明后，随后便与唐继尧揭起“护中国军队”大旗，并召集群众大会，宣布云南独立，举起反袁大旗。昆明的民众得知消息后，立时欢声雷动，并纷纷走上街头，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在群众大会上，蔡锷发表演说称：“我们所争取的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而是四万万同胞的国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台下民众听后一起鼓掌，民意昭然。

在宣布云南独立后，唐继尧、蔡锷等人随即组建了护中国军队，出兵讨袁。护中国军队当时共有三个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率军西向四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兵进广西并直抵广东；第三军总司令由云南将军唐继尧兼任，坐镇云南后方。1915年底，蔡锷的第一军和李烈钧的第二军陆续分批开拔前线，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的第一军共三个梯团、六个支队（朱德当时任第六支队长，即原来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兵力尚不足一万，出征的时候只有两个月的粮饷，而且基本是步兵，只有一个骑兵连和少量的重武器、轻重机枪。出发时，每个士兵所携带的子弹仅300发，炮弹更少，可谓是孤军深入，十分悲壮。

蔡锷所部护中国军队到川南作战两个月后，消耗甚大，而后方唐继尧又未能及时接济，以至于陷入了极大困境。蔡锷曾在此期间给友人的信中说“所难者枪支破损，未能克日修理，衣服褴褛，未能换给；弹药未能悉加补充，而饷项已罄，乞灵无效”；“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

好在护国战争只进行了半年，袁世凯便在内外交困中一命呜呼（不过，袁世凯是自己身体撑不住病死的，而非护国战争打垮的），蔡锷的“护国之举”也就大功告成。话说回来，世事原本无常，倘若袁世凯当年任命蔡锷做了“模范团”团长，想必也就不会有这场麻烦呢。最后倒好，梁启超、蔡锷师徒一文一武，笔杆子、枪杆子一起上，他老袁家的皇帝美梦、锦绣江山，一眨眼可不就化成了泡影？

令人惋惜的是，就在袁世凯死去后不到半年，两位赫赫有名的“共和伟人”便先后去世，一个是黄兴，另一个则是蔡锷。前文已述，蔡锷是以治病的借口离开北京的，而他当时确实患有严重的喉疾，加上作战的条件极其艰苦，“鏖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个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使得病情久拖不治，日益恶化。等到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旋即赴日本医治，但为时已晚，于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福冈病逝，年仅35岁（黄兴43岁）。

“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在蔡锷病逝后，其师梁启超十分悲痛地为自己的爱徒撰写了这副挽联。1917年4月12日，蔡锷移葬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仪式，这也是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受此殊荣，蔡将军泉下有知，想必也会感到欣慰的。

正文十四、张勋复辟

1917年6月中旬，在帝师陈宝琛、梁鼎芬的引领下，张勋入宫叩见前清逊帝溥仪。据溥仪的回忆，他初次见到张勋的时候，“多少有些失望”，只见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张勋这次入宫并没有待多长时间，见溥仪大概也就五六分钟，随后便走了。

半个月后，也就是7月1日，这一天，溥仪的三位师傅，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一起进来找溥仪，他们脸色十分庄严，似乎有了不得的大事将要发生。接着，陈宝琛先开口了：

“张勋一早就来了……”

“哦，他又来请安了？”

“不是请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帖，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复辟啦！”

十三岁的溥仪还懵懵懂懂，陈师傅急着对他说：“请皇上务必要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人与归……”

溥仪这才明白，自己又要做皇上了！

陈宝琛又交代说：“到时不用和张勋说多少话，答应他就是。不过，不要立刻答应，而应先推辞，最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溥仪随后便到了养心殿，没多久，张勋带着一群人闯了进来，其中有王士珍、江朝宗、张镇芳、雷震春、康有为等人。见了溥仪之后，张勋便先跪下，掏出一张奏折念道：“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容，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道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等张勋念完了，溥仪按师傅之前教的推辞道：“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听后，先夸溥仪谦虚，然后又把康熙皇帝六岁登基的故事念叨了一遍。

溥仪说：“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

张勋哂然一笑，说：“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的奏请就行了。”

说到这里，溥仪也就不再推辞：“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溥仪既然答应，张勋便率领一干遗老，跪拜磕头，山呼万岁，然后又拿出康有为起草的复位上谕，请溥仪“御览”后盖印。于是乎，民国6年便又成了宣统九年。

事情来得有点突兀，得回放一下。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不久便与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两人互不相让，结果总统在1917年5月23日将总理免职。段祺瑞也不是任人随便欺负的软柿子，他随后便挑唆各北洋派的督军起来反对黎元洪并进而宣布各省独立，让黎元洪搞不下去后主动下台。

正当黎元洪焦头烂额之时，自称“督军团大盟主”的张勋突然打来电报，并表示愿进京调停。黎元洪听后是喜出望外，他当时好比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随即便复电邀张勋进京，并派出专车前到徐州迎接。

6月7日，在“拱卫京师、调停国事”的旗号下，张勋亲率步、马、炮兵共十营辫子军（约五千人）自徐州沿津浦路北上，一行人浩浩荡荡，杀入北京。辫子军入京后，各路遗老遗少兴奋莫名，随即纷纷出动，悄然入京。

6月28日，一位农夫打扮的老头悄没声息地走出北京火车站，只见他蒲扇遮脸，行迹诡秘，初看上去一点都不显眼。但当他一走出站，立即有四名辫子兵迎上前来，将老头恭恭敬敬接上车，随即疾驰而去。

这老头是谁？说起来大名鼎鼎，乃前工部主事、戊戌变法的主角康有为是也。可别小看了康老夫子，他这次来京可是有大事的，在他的衣兜里，藏着的不正是预备发布的复位文告和预拟的数道上谕吗？

在复辟问题上，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与康有为极为相投，之前便已将康有为引见给张勋。张勋见了康有为后，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憾。这两个人，一个尚文，一个尊武，彼此又好夸夸其谈，于是在遗老界便有“文武两圣人”之说。

康有为到京后，立刻被接到了张勋宅中，一群复辟人物也早已济济一堂，计有万绳栻、张镇芳、雷震春、沈曾植、胡嗣瑗、劳乃宣、阮忠枢、顾瑗等。这群人连夜开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复辟事宜准备妥当，譬如诏书、上谕、官职安排等等，只等张勋一声令下，便可改朝换代，旧梦重温。

6月30日，江西会馆召开堂会，乡亲中的达人张勋张大帅也应邀光临。张勋是个戏迷，这次又有梅兰芳登台演出，于是便乘兴而去。晚上，张勋吃完夜宴后回到自家公馆，见家中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正迷糊间，一进门他便被万绳栻等人围住并送上一纸考究的文书。张勋略看了几眼，微微一愣，问：“今晚就动手？”万绳栻说：“大帅志在复辟，已非一日，如今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不图，更待何时？”

张勋本还有三分酒气，听了万绳栻的鼓动，心里也激动了起来，他一撸袖子，大声道：“有理有理！我老张就干这一遭吧！”

言罢，张勋便命人分头前去请京城中的几个著名大员，如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驻京畿的第二十师师长陈光远等。等众人来齐之后，张勋跳上台阶，大声宣布复辟大业。当有人提出此事过急时，张勋嗔目道：“要干就干，不要婆婆妈妈！此事要是不成，自有我老张一个担待，今天谁要是不配合的话，休怪我手下无情！”

当晚，张勋便命王士珍、吴炳湘将辫子军放入城内，待到晨鸡报晓，天色渐亮，张大帅请大家饱餐一顿后，便请在场的各位换上前朝袍褂。这时，张勋的手下统领过来报告说，本军已经占领城内外要冲，一切布置妥当，张勋听后一跃而起，大声道：“好，我等现在就进宫，请宣统帝复辟就是了！”

在辫子军的护卫下，张勋一行人来到清宫。由于之前没有交涉，清宫中的人被这些人吓得分头乱跑，里面的去报告瑾太妃、瑜太妃，外面的慌忙去报告清太保世续。待到两太妃和世续赶到、问为何而来时，张勋便道：“今日复辟，请少主即可登殿。”

世续听后，吓得几乎从椅子上跌落，他颤声问：“这是何人主张？”

张勋上前一步，狞笑道：“有我老张做主，你怕什么？”

世续听后磕头出血，大呼不可，两太妃见世续如此，心里也十分害怕，说：“将军，万一这事不成，岂不是害了我全族？”

张勋听得恼了：“有老臣在，尽可放心！”

世续还在那里磕头反对，张勋忍耐不住，厉声道：“到底愿不愿意复辟？！”

世续见这等莽夫一味蛮干，要是不从他的话，指不定要发生什么别的事，只好与两太妃进宫去请宣统小皇帝，由此便有了以上一幕。

张勋宣布复辟后立刻通电全国，并在电文中指斥民国初年的种种乱象，称“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而追究其原因的话，则是因为“国体不良”，实行了共和所导致。

以张勋这些保守派的理解，所谓的共和制度，“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这简直就是糊涂至极、多此一举的瞎折腾。因此，张勋代表广大老百姓愤慨地说：“小民何辜，动罹荼毒！以视君主世及，同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

从张勋的逻辑上说，民国初年总统和总理如同走马灯一样地换，总也搞不好，最后还是要回归专制……既然如此，何不把传统的皇帝推出来呢？这样还更稳定一点嘛！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自清帝退位后便一直冷冷清清的紫禁城，立刻又变得喧哗活跃起来了。首先是遗老和前清官员们，这些人一拨接一拨地前来晋见复职的皇上，请安的请安，谢恩的谢恩，一个个恨不能立刻官复原职；紧接着，清朝覆灭后逃散到青岛、天津等地的满族亲贵们也都回来了，他们以为自己的好日子又要开始了！

热闹的还不仅仅是在皇宫里，北京城也要有复辟新气象。就是宣布复辟的那天清早，警察们便挨户通知：宣统爷复辟了，立即悬挂龙旗！喜讯传来，民间的遗民们仿佛中了六合彩一样，急忙把珍藏多年、压在衣柜最深处的前清袍褂翻出，穿上后便兴高采烈地满大街溜达去了。

这下好，市面上那些原本因为过时而滞销的旧式袍褂，立刻成了当时最抢手的商品。还没有到中午吃饭时分，这些前朝衣冠就已经被抢购一空。买不到的遗老们挖空心思，有的便上戏班子去出高价买唱戏用的前朝戏衣，有的人更是跑到寿衣店……因为寿衣店也有前朝衣服嘛。

这下好，北京街头简直就是群魔乱舞，各色人等都出来了。

前朝袍褂还好办，龙旗就比较麻烦了，因此此时离清朝覆灭已近六年，龙旗早就不知道扔哪里去了，怎么会晓得今天龙旗会重见天日呢？被逼得没办法了，那些店铺的伙计就自己拿纸糊个三角旗，然后画条小龙，涂成黄色挂出去。最可逗的是，有些人的绘画水平不过关，小黄龙被画得跟条死蛇一样，实在大煞风景。但不管怎么说吧，这街道和胡同里一排排的纸旗帜迎风飘展，倒也气象一新，真的是换了人间。

在复辟期间，倒是有一件事情颇值得称道，那就是满族亲贵无论有无辫子，张勋一概摈弃不用。比如贝子溥伦，在清帝退位后便剪去辫子并参与了民国政治，在参与朝拜的时候被张勋看到，结果被斥骂为爱新觉罗的不肖子。溥伦抗辩说：“宣统帝退位前已经发布了剪辫之上谕。”老张说：“就算如此，你也是违背了列祖列宗之命，我自己是个汉人，还知道恪守先皇遗训呢！”溥伦讽刺道：“不错，真可惜你不是清室子孙！”张勋听后大怒，声色俱厉地斥骂道：“臣子臣子，臣便是子！”溥伦见张勋发了蛮威，只能默然而退。

溥伦还只是被张勋抢白一顿，恭亲王溥伟则更是撞到枪口上去了。据时人笔记《复辟之黑幕》上说，溥伟本是宗社党首领之一，常年往返于天津、上海等地，为复辟大业而辛苦奔走。这次张勋复辟，居然没有通知他，溥伟十分气愤，便找到张勋质问并指斥其专擅之罪。

张勋听后，反唇相讥道：“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大业的都要捷足先登，谁让你今天才来，还想得个好位置，世间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溥伟听后大骂张勋忘本，听得老张心头火起，突然起身扇了溥伟几个耳光。溥伟是前朝世袭的恭亲王（恭亲王奕訢之孙），猝然之下被张勋打了耳光，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你竟然殴打亲贵吗？！”张勋狞笑道：“现在除了皇帝我最大，就是打了你，也没啥子稀罕的！”

对于张勋等人排挤满族亲贵的行为，原来宗社党的那些亲王、贝勒、贝子十分气愤，他们随后便聚在一起商议对策，要找前摄政王载沣甚至宣统皇帝出来主持公道。帝师陈宝琛听说后，急忙嘱咐溥仪说：“本朝辛亥让国，就是这般王公亲贵干政闹出来的，现在还要闹，真是糊涂已极！皇上万不可答应他们！”

所幸的是，王公贵族们的牢骚还没有发完，讨逆军已经打到了北京。于是乎，这帮人又像当年那样跑没影了。

在复辟后的繁荣景象中，最不和谐的便是仍旧悬挂五色旗的总统府和不肯退职的大总统黎元洪。在复辟消息传来后，黎元洪又悔又恨，这下算是知道病急乱投医的结果了。不久，梁鼎芬、江朝宗和王士珍受张勋之命来到总统府，要求黎元洪立即退职，并接受“一等公”的封号。

梁鼎芬和黎元洪之前都在张之洞手下共过事，以为此去必然马到成功，能顺利地让黎元洪卸任总统并接收封号。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黎元洪在共和立场问题上倒还算坚定，此前他就拒绝了袁世凯称帝时期封的“武义亲王”称号，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当梁鼎芬拿出早已拟好的“奉还国政”的文书交给黎元洪盖印时，黎元洪拒绝道：“民国乃国民公有之物，我受国民之托担任总统，责任重大，退位与否，要尊崇民意，岂能个人决定？”

梁鼎芬冷笑道：“共和国政本就是先朝旧物，理应还给皇上，复辟乃是天意，民心如此，张大帅不过是顺天应人，才有此番举动。汝之前也受过清职，辛亥政变，也非公意，如今奉还大政，安享天禄，既不负清室，也不负民国，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善事？”

黎元洪听后一言不发，再次拿出泥菩萨的看家法宝，任凭梁鼎芬一再催促和王士珍、江朝宗苦苦相劝，也不予理会。梁鼎芬等人没办法，只好回报张勋，说黎元洪不肯退位。张勋听后，哼了一声，道：“你们先退下，我有办法。”

梁鼎芬回宫后，越想越气，他邀集陈宝琛、朱益藩两位师傅一起进来找溥仪，要求严厉惩处黎元洪。据溥仪的回忆，当时陈宝琛脸色铁青，之前常有的笑容完全没有，老夫子几乎是失去控制地对溥仪说：“黎元洪竟敢拒绝，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赐他自尽吧！”

溥仪吃了一惊，说：“我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民国不是也优待过我吗？”陈宝琛听后气呼呼地说：“黎元洪不但不退，还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最后，还是张勋的枪杆子发挥了作用。在辫子军强行接管了总统府的护卫后，黎元洪见大势已去，只得与仆从数人从小门悄然离去，并投入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避难，最后躲进了日本使馆。

在黎元洪逃出总统府后，张勋乐滋滋地骂道：“当年革命党革了大清的命，我老张今日也革了民国的命；难道只许孙中山、黄兴这些乱党做革命伟人，就不许我老张做复辟伟人吗？”

看来，“复辟”这个现在看来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而在张勋和遗老们的眼中，简直是和革命党看待“革命”一般神圣呢。

黎元洪在离开总统府之前，秘密签署了两道命令，第一道是将李经羲的内阁总理职务免去；第二道是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并派人秘密送往天津。在接到命令之后，段祺瑞立刻召集他的学生傅良佐及其亲信段芝贵等人开会，并决定立刻起兵讨逆。

经过简单的谋划，段祺瑞决定联络驻马厂的第八师，因为该师的师长李长泰也是小站练兵出身，而且其下属的炮兵团长冉繁瑞和他的兄弟冉繁敏（时任步兵营长）都曾给老段当差多年，是老段一手提拔的。因此，段祺瑞觉得指挥这支部队有一定的把握。

计议已定，段祺瑞便派人分头前去联络，而此时直隶省长朱家宝在得知自己被张勋任命为民政部尚书后，已经命令天津商民悬挂龙旗，表示响应。当天傍晚，前去联络第八师的人赶回段公馆，向段祺瑞报告说师长李长泰愿意跟随讨逆，并希望他前去亲自指挥。

段祺瑞听后十分高兴，随后便决定立即动身前往马厂。当晚十一点，段祺瑞带着段芝贵、傅良佐及其随从们登上火车，在汽笛的长鸣声中，列车向马厂呼啸而去，一下便消失在茫茫夜色当中。数日后，段祺瑞在马厂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并令第八师向北京进发。

在此期间，大文豪梁启超也赶到了马厂，段祺瑞见后，大喜道：“任公此来，大振军威！”梁启超笑道：“打仗我是不行，我是给总理当个小秘书来了！”有了梁启超的这支如椽大笔，讨逆军的文告那真是威力大增。梁启超也确实是名不虚传，他稍事休息，便立刻起草讨逆通电，那真叫飘飘洒洒，万言立就，其中不乏警句，试录如下：“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阵兵京国，推翻国体……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严，驯伏亿兆，尤为事理所万不能致……”

张勋复辟后，全国一片哗然，除了直隶省长朱家宝和吉林督军孟恩远公开表示支持外，响应者寥寥。首先是冯国璋发表通电，历数张勋复辟的八大罪状，接着湖南督军谭延闿、湖北督军王占元、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前海军总长程璧光、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人也纷纷表示反对。

安徽督军倪嗣冲开始倒是表示赞同，并令安庆、芜湖等地挂出龙旗并改用“宣统正朔”，但他后来发现风向不对，于是又通电反对，成了反复辟的急先锋。福建督军李厚基开始也打电报谢恩，并自称“福建巡抚”，还定制了大批龙旗准备悬挂，后来因为局势变化而作罢。

张勋在得知各省督军都反对复辟后，气得辫子直竖、胡子乱窜，他大骂道：“这些该死的混账王八，之前都说得好好的，现在一个个竟然也做了革命党了！看来，这没辫子的到底是靠不住！”特别是安徽督军倪嗣冲，他与张勋是儿女亲家，这次也反对复辟，这下把老张气得拍案大骂：“他妈的，连老倪都不与我认亲了！”

骂归骂，打仗还得要认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没过几天，各路讨逆军已经完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搞笑的是，当部下将缴获的“讨逆军”的旗帜送来时，张勋见后勃然大怒，将旗子上的“讨”字挖去，于是变成了“逆军”！

张勋本有五十营辫子军（每营约500人），这次只带了十营5000人入京，这些真打起来了，兵力自然吃紧。据说，张勋从徐州北上的时候，曾经交代部下张文生说：“你在徐州好好看家，等到复辟后，我发电报‘速运花四十盆来京’，你就立刻调这四十营兵力开往北京。”张文生听后满口答应，并表示一定照办，决不误事。

等到段祺瑞宣布讨逆，张勋慌忙给徐州发电报，让张文生速速带四十营辫子军北上救援，不料等了两天之后，却见徐州来人送来了四十盆各种花卉，张勋一见，气得跌落太师椅，连声道：“坏了！坏了！连张文生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了！”

7月6日，东路讨逆军进逼丰台，与辫子军发生激烈交火。7月8日，外围的战斗基本结束，讨逆军兵临北京城下，而辫子军则退入北京城企图负隅顽抗。

战败之后，张勋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好自请开缺，并愤愤不平地发了一个通电，说民国以来，战争迭起，国困民穷，这都是办共和给闹的，现在我老张顺应天命民意，还政大清，欲行君主立宪政体，乃是诚心诚意，不为个人谋利益；所幸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指各省督军），多与其谋，东海（即徐世昌）、河间（即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还，都有证据证明。现在好，一个个都翻脸不认人，把我老张当傻瓜，反正我没啥要求，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不要把老子惹急了！

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听到这个通电后，却下令将张勋的老职位如“长江巡阅使”等一概撸掉，打成罪人；而段祺瑞的讨逆军也不依不饶，非要张勋解除武装，就地投降。消息传来，张勋气得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立刻进发出他那牛蛮脾气，将退入城中的残兵败卒重新搜集，并在天坛、东西华门和南河沿私宅等地布下重兵，并设下炮位，定要把京城这首善之区变成与讨逆军决一死战的生死场。

张勋的拼命架势摆好后，京师大震，老百姓们纷纷携家带口地出城逃命，就连在京的外交使团也连连提出抗议，并在辫子军和讨逆军中斡旋调和，免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各方的要求下，段祺瑞令讨逆军暂时停止攻击，并派人去劝张勋立刻投降，免得毁坏北京古城遗迹及伤及无辜百姓。

张勋的牛脾气是人所皆知的，当来人将段祺瑞的话转告给他时，他怒气冲冲地说：“当时是黎元洪把我请到北京来的，如今要我走也可以，必须要黎元洪再把我送回到徐州去！”公使们也来劝他，张勋说：“我不离兵，兵不离械；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听说姓黎的跑到了你们那里，我倒要把他找来评评理！”

见张勋毫无所动，非要回去做他的长江巡阅使，各方人士又让遗老们去劝说张勋。众遗老束手无策，问张勋现在该怎么办。张勋喝道：“怕什么！此事与你们无关，也与清廷无关，是我老张一个人干出来的，有什么可怕的！”

7月11日，眼看张勋不肯缴械投降，段祺瑞只好下令总攻。不过，在各国公使的要求下，讨逆军约定不准使用过多的实弹轰击。战斗开始后，大部分辫子军被击溃并自愿放下武器，割去辫子，接收改编或者遣散。唯独在张勋私宅一带的辫子军进行了顽抗，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当讨逆军向段祺瑞请示用炮轰击张宅时，段祺瑞同意只能用一颗实弹，其他只能用虚炮恫吓。当天晚上，讨逆军一炮击中张宅，火光冲天中，只见留着长辫子的遗老们纷纷从宅中逃散。

到了这个时候，张勋还不肯屈服，直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联系了荷兰使馆派出汽车去接他，老张还仍旧倔强地不肯上车，直到几个强壮的荷兰人和他的部下连推带拉地将他弄上汽车，并把他送入使馆区，讨逆之战这才算是结束。

张勋的戏是演完了，但当事人的事情还没有结束，譬如宣统皇帝溥仪，该如何处置？优待条件是不是取消？这下可把那些皇族吓得不轻，因为这次复辟虽然是被胁迫，但终究是逃不过复辟罪名的。

好在这些问题都是由新的权力掌握者来决定，而在北洋系大佬们的眼中，由于溥仪在这次复辟中是被迫复位的，因此也不想追究，最终由太保世续发一个内务府声明，说本次事件是“张勋盘踞，冲人莫可奈何”的结果，由此轻轻地抹去了责任。

据说，溥仪原本是要再发一次退位诏的，但被徐世昌制止了，他将原先的退位诏改成了内务府声明，这就表示溥仪和这次复辟是毫无关系的，而这种说法也得到了总统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的认可。由此，溥仪可以继续在皇宫中做他的关门皇帝，清室优待条件也得以继续保留，一切都恢复了原状。

唯独彻底出局的，是那个大辫子张大帅和他的辫子军。随同张勋进京的辫子兵全部烟消云散，在徐州留守的辫子军则将辫子全部剪去，由张勋原来的部将张文生、白宝山照常管带，只是改由安徽督军倪嗣冲节制。

段祺瑞在返回京城后，随后便发布命令，通缉复辟要犯张勋、康有为、梁敦彦等人。不消说，这些人老早就跑没影了。也许是投鼠忌器，或者是觉得内心有愧，一些被张勋指名道姓的督军如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人纷纷通电或致函段祺瑞为张勋说情开脱，张勋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更是多次致函段祺瑞，请求对张勋从轻发落。

不看僧面看佛面，中国人嘛，总归要讲人情和面子的。徐世昌在段祺瑞进京前也曾跟他说：“这次复辟，原非清室本意，幸勿借此加罪清室。张勋虽为祸首，不过他原本就是个莽夫，还须念在旧日同袍的情意份上，不要逼迫太甚。”段祺瑞听后说：“优待清室条件，自然尽力保留，就是少轩（张勋的字）也未必就逮。你就是不说，我也不忍心加害呢。”

有了老朋友撑腰，张勋自然无所顾忌。他老人家在荷兰使馆静养的时候，有侦探奉命前来探察，把老张给惹火了，他跳出门外，左手挟着一把快枪，右手持着一包书函，怒气冲冲地吼道：“徐州会议时，这些人赞成复辟，相率签名，此等笔迹，都在我掌握中。他好卖友，我将宣示国人，届时与他同死，休怪我老张手下无情！”

说到这里，老张动不动就声称自己掌握了其他督军大佬们赞成复辟的签名笔迹或函电，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据说张勋后来将这些签名、函电汇编成册，做成了一本复辟实录的书，但这本书谁也没有见过。据说因为一次失火而被烧毁，因而此事也查无对证，究竟如何，只有老张和当事人最清楚。

张勋曾在私下里跟人说过，这些老朋友中，段祺瑞是劝他不要干并说如果要复辟就打他，他是心服口服的。至于其他督军，都是些口是心非的家伙，干这事之前都答应得好好的，风向不对了就出卖朋友，哼哼，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从内心来说，徐世昌是认同帝制的，但他一向老谋深算，做事稳重，时机不成熟便不会贸然行事。他曾经对张勋说：“复辟我不反对，但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你要是不顾时机，妄行此等大事，对清室来说是不忠，对自己来说也是自杀。”洪宪帝制时期的复辟元老严复也说了句明白话：“张勋何人？康有为何人？徒以爱清室者害清室也！”

复辟失败后，张勋逃进荷兰使馆，有朋友前来拜访并提起复辟之事时说：“复辟是否适合国情，今不必谈。倘若你及早宣布立宪以安人心，即使失败也足以解嘲，为何你当时不做呢？”张勋叹道：“我哪里懂得这套玩意儿，都凭着公雨（万绳拭字）等人在瞎闹。不过，你们要是以此责怪我，我也不生气，这是我愿意的。”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后，随即下令赦免张勋，并发还了财产。晚年的张勋远离政治，“采菊东篱外，转道经商中”，据说投资金融界回报颇丰。此时，这个心境淡然、与世无争的皓首一翁，当有人问起他当年的复辟伟业时，却已不再有当年的夸夸其谈，而顶多淡淡数句，便沉默不言。毕竟，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越去越远，再也回不来了。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岁。葬礼上，有一副挽联特别显眼：“仗匹夫节，挽九庙灵，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有六尺孤，无一抔土，斯人已死，斯人谁复为之”，系段祺瑞的“小扇子军机”徐树铮所拟。次年8月，张勋棺木启运回乡，并于当年11月底下葬于奉新县赤田乡陶仙岭下。张勋去世后，溥仪赐谥号“忠武”。

正文十五、复辟余闻笑料多：就当是一出喜剧

张勋复辟是一场闹剧，同时也是一场笑剧，时人天忏生便在《复辟之黑幕》中将其间的种种笑料丑闻录下，姑撷取数则，以飨读者。

在复辟的季节里，最宝贵的莫过于脑后的那条辫子。众所皆知，张勋不但自己留辫子，他的军队也全留辫子，“辫子军”实乃名至实归。据说，张勋在去见清帝的时候，太保世续说辫子与时世不合，劝他将辫子剪去。张勋听后大恼，便在清帝面前起而为辫子辩护：“我手下的兵，个个都有辫子。这些兵之所以要有辫子，这在军事上关系重大。正因为我的兵都留辫子，所以奸宄之徒就难以混入。如今这些乱党奸徒，岂不个个都是没有辫子的？”

复辟的当天下午，当手下报告街上到处都是留辫子的人后，张勋乐不可支，拍腿掀须大笑道：“我说人心不忘旧主，今日果应其言。不然，哪里来这许多有辫子的人呢？这就是民心所向啊！”

在这些复辟大佬中，众人的辫子都保留得完好无损，唯独康有为的辫子既短而秃，垂下来也不过六七寸，蓬蓬然如蒲草一般。当有人指斥他不像个复辟派时，康夫子辩解道：“我自从戊戌年后亡命海外，不得不剪发易服。自从辛亥国变后，这才返回祖国，重新蓄发，距今五年有余，所以长不盈尺耳。”众人问他，辛亥年后，别人都剪发，为何你反而要蓄发？康夫子得意地说：“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

康有为不但发辫短，胡子也因为化装入京、掩人耳目的需要给剃掉了。当复辟大功告成之后，康夫子希望获得首揆（首席内阁大学士）一席，张勋向宣统请示的时候，瑾太妃以为不可，说本朝从未有过没胡子的宰相。康有为得知后，极为懊丧，急忙从药店买来生须水，一小时内抹上两三次，且时时揽镜自照，不啻于农夫之望禾苗也。

刚做了半个月内阁总理的李经羲得知复辟消息后，急忙来找张勋，质问他为何不通知自己，且未曾安排自己任何职位！张勋笑道：“老九莫怪，论你资格，当然有做宰相尚书的希望。不过呢，你的前程，生查查是被没有一条辫子断送掉了，我替你着想，委实有些不值得。”

李经羲愤愤地道：“真是这样吗？那李盛铎（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成员之一）有辫子吗？他又为何做了农工商部的尚书？”张勋说：“他虽然剃了头发，但对复辟却很有点功劳，你若想再为清室大臣，快回去蓄发，那时我再给你设法。”李经羲冷笑道：“只怕我的头发蓄成，那宰相尚书仍然挨不到我呢！”说罢，李经羲便出京跑了。

说到李经羲，张勋在赴京途中还特意在天津把他拉上，两人一起上北京。在火车上，李经羲见张勋携一巨匣，呵护备至，似乎里面装有极其重要的物件。李经羲觉得奇怪，便问张勋里面何物，张勋故作神秘，笑而不答。李经羲禁不止好奇，一再发问，张勋这才神秘地低声说，里面乃是“靴帽、袍褂、翎顶也”（即清朝官服）。李问他带这个干吗，张勋说：“我久不见幼主，这次顺便去宫中叩见请安，你也是先朝大臣，何不跟我一块去觐见？”李经羲心想我是民国的内阁总理，怎能去参见前朝废帝，于是便以未携带官服为由加以推脱。张勋却认真地说：“这个无妨，我这里备有好几份，届时借你一套即可。”李经羲因为他开玩笑，便随便答应了。

等到了北京，张勋真的马上要去宫中觐见宣统，临行前硬要把李经羲拉上，李经羲觉得多有不便，便以无官服而婉言谢绝。张勋很不以为然，随手将自己头上的官帽摘下，硬戴到李经羲的头上，还大笑道：“张冠李戴，有何不可耶？”最后走到半路上，李经羲才找了个借口跑掉了，这大概是张勋没有给他封官的原因之一吧。

张勋复辟后，给总统黎元洪拟了一个奏请归政的奏折，但在批词上却对黎元洪的称谓颇为踌躇，开始想称之为“总统”，觉得不甚妥当；后又拟称之为“该大臣”，但民国元首，终究不该用“大臣”称之。想了半天，很费脑筋。最后，康有为说，不如称之为“该员”，最为妥善。众问其故。康有为说，中国本归陛下所有，前因辛亥革命，陛下为息事宁人起见，这才将天下大事委托给袁世凯管理，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这两人不啻于陛下之“管理员”也，因而称“该员”最好！

随后，张勋派梁鼎芬为代表前往总统府，要求黎元洪奉还大政，然梁鼎芬从未行过鞠躬礼，勉强行之，样子实在令人发噱。只见他弯腰曲背，两手置地，首低胯际，臀尖高耸，礼毕后面红颈赤，气喘如牛，远不如跪拜礼来得自在。等到复辟失败后，梁鼎芬又去见黎元洪，口称大总统，行跪拜礼。黎元洪冷笑道：“阁下如何前倨而后恭耶？”梁鼎芬腆然道：“此一时，彼一时也！”

张勋复辟后，给自己印了个名刺，这个名刺不一般，长约九寸，宽约四寸，上面印有“前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前江苏都督、前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钦命御前议政大臣、晋封忠勇亲王张勋”等字样，官衔五行并列，见到的人无不发笑。而张勋却得意洋洋，自以为有清一朝，就没有比他更风光的了。

张勋受封“忠勇亲王”后，其爪牙们兴高采烈，乐不可支，唯独部下某秘书却忽然向张勋提出辞职。张勋愕然，问他这是何意。该秘书说，大帅既封亲王，对于宣统就该自称奴才，而我们这些人则要对大帅称奴才了，我虽寒素，却不愿做奴才，更不愿做奴才之奴才。张勋大怒，骂道：“你还没有称奴才的福命呢！要走就走！”说罢，立刻让该君滚出。

张勋的老婆曹氏倒是反对复辟的，可惜她是妇道人家，张勋不肯听她的劝。在复辟成功后，张勋得意洋洋地告诉曹氏自己已经被加封为“忠勇亲王”，谁知道曹氏却大骂他说：“民国待你不薄，你今天冒天下之大不韪，惹下滔天大罪，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难道不为子孙考虑一下吗？你今天被封为忠勇亲王，我就怕你明天要作平肩王了！”张勋不解，问：“平肩王是啥意思？”曹氏说：“你将来首领不保，一刀将你的头砍去，你的颈不是与两肩一字平了吗？”张勋听后大怒，摔门而去。

张勋有两个侄子，一名弼廷，一名敏斋，他们也是反对复辟的，曾相与劝谏张勋说：“吾叔负天下之重，万不可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如今在你身边奔走献策的人，都是为自己谋划，岂可入其彀中？”张勋听后，拍案怒骂道：“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其实张勋自己到底懂得什么，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

段祺瑞马厂誓师后，东路讨逆军随后进逼丰台，与辫子军发生激烈交火。在这次战斗中，倒有一事值得记录一笔，那就是南苑航空学校的讨逆航空队首次出战，并向辫子军的阵地和皇宫投了炸弹。这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一次空军作战，而且还是轰炸了紫禁城。

据记载，紫禁城总共挨了三枚炸弹，虽然都是尺把长的小炸弹，但这足以吓得宫中的小皇帝溥仪、太妃和大臣、太监们魂飞魄散了。在炸弹扔下来之后，这些人慌作一团，纷纷扎进床下，仿佛睡觉的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枚炸弹，一枚落在隆宗门外，炸伤轿夫一名；另一枚落在御花园的水池边，炸坏了水池一角；还有一枚则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虽然没有爆炸，但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几个太监给吓个半死。

陆军部尚书雷震春，是最早参与复辟的，听说张勋之所以让他做陆军部尚书，就是因为他的名字起得好，“春雷滚滚、震耳欲聋”！这位出身小站的震威将军，曾做过江北提督、第七镇统制，在袁世凯时期便是复辟老同志了。这一次被封为陆军部尚书，雷震春穿着崭新的朝服，乘坐摩托车去宫中谢恩。到宫门后，车尚未停稳，雷震春便从车中跃出，结果摔出四五尺远，额头都碰出了血。护兵急忙上前扶他，问：“大人，痛否？”雷震春说：“心乐则不觉痛。”

谢恩后，雷震春被赏在紫禁城骑马，没想到上任没几天，讨逆军就攻进北京，雷震春只好化装成苦汉，拉着人力车仓皇出正阳门，想从东车站逃走。没想化装技术不过关，很快便被人认出，结果仍旧被抓。后来有人在报上画了一个滑稽画，并配了一联：“不在紫禁城骑马，却来正阳门拉车！”

直隶省长朱家宝是积极响应复辟的地方大员之一，他原本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写得一手好书法。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这位安徽巡抚迫于形势而“反正”，谁知革命党却不许他革命，结果这位自封的安徽督军只好趁夜缒城逃走。这一次，他听说自己被封为民政部尚书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但命全城挂上龙旗，自己还命人在大堂上摆起香案，望阙谢恩，行三拜九叩大礼。

朱家宝行完礼后，由于久疏跪拜，竟至于不起来，最后还是靠身边的兵丁将之掖起。回家后，朱家宝为防止届时觐见时失仪，特意每晚练习跪拜，直至膝腿酸软为止。没想还不到三天，他便被段祺瑞的讨逆军逼出了督军衙门，天津也重新挂上了五色旗。这下好，朱家宝尚书没有做成，直隶省长也丢了，恨得他直骂：“共和误我，复辟亦误我！”

辫子军与讨逆军作战失败后，张勋只好向清室请求辞去直隶总督及议政大臣之职。清室问张勋意欲何往，张勋说要率队回徐州，并请清室给予黄金万两，以酬其劳。宣统说：“黄金万两便是40余万元，我即位不过七天，给你40万岂不是花5万元一天买个皇帝做？”张勋听后很不高兴，便说：“陛下自从辛亥退政后，六年以来，老臣先后报效不下50万元，我今天来要黄金万两，这也不算过分吧？”瑾太妃说：“如今复辟势将消灭，民国每年优待的400万岁费，都要断送于你之手，我们又向谁去讨呢？”张勋听后，默然而退。

讨逆军即将攻入京城之时，张勋任命的那些伪官个个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唯独法部尚书劳乃宣誓死不去，别人劝他赶紧跑路，劳乃宣说：“我在前清时，不过是个提学使司，今蒙圣恩高厚，荐升执掌全国司法机关，虽到任数日，关于各省民刑诉讼案件，一件不曾办过，已有尸位素餐之诮，如果要是再擅离职守，越发对不住皇上了。如今之计，唯有抱定一个主义，生是法部的官，死是法部的鬼。我现在就在大堂之上，悬挂一条巨大索，若是叛军入城，我就在这里悬梁自尽，效忠皇上。”但查了劳乃宣的生卒年份后，却发现劳老死于1921年，想必是当时自尽时为人所救。

说起这个劳乃宣，乃是一极顽固的老翰林，民国成立后便匿居青岛，发誓不做民国的官。这次蒙张勋赏识，当上了法部尚书的大官，但此人乃是传统功名出身，对现代法律一无所知。为防止别人讥笑他不知法律为何物，劳乃宣从琉璃厂买了一部《大清律例》，从早到晚，每日捧读。友人见他一把年纪了还这么用功，便劝他说：“公临时抱佛脚，就算竭尽脑力，也记不得那么多。何况新政以后，旧律例已不适用，你应该多看新法律，这才是解决办法。”劳乃宣听后很不高兴：“大清帝国当然该用大清律例，什么新法律，我不要看！”此人之顽固，可以想象。

倒是同时被任命为法部左侍郎的江庸，反有自知之明，他在接到任命上谕后，惊诧莫名，随后致函张勋调侃道：“我既无复辟之资本，也未与公等之密谋，陡然间获得这个职位，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想必是我之前曾任司法次长，对民国新法律稍有知识与经验的缘故。但我对于帝国之法律，从未问津，如公等非要我做这个职位，我只好先入帝国法律大学校，等学有心得并获得毕业证书后，再效驱驰也不迟。如能虚位以待，亦可也。”江庸并非复辟一派，任命他为法部左侍郎，岂不荒唐？

复辟失败后，之前积极参与的遗老们大部分都提前逃走了，只有几个倒霉蛋被讨逆军捉住。最先逃走的夫子康有为，他老人家从戊戌变法失败后便东躲西藏，逃跑的经验最足，因此，这次他仍旧化装成老农，逃之夭夭。

据说，康有为开始并不想逃跑，而是想去法源寺剃度出家，结果被同乡梁鼎芬识破并大骂道：“你早不剃发，晚不剃发，偏偏在这晨光出家，这不明摆着是想脱逃吗？”康有为说：“胡说，你几曾看见我逃跑？”梁鼎芬大笑道：“戊戌之役，你若不逃，岂能活到今天？你这次来，既然想做复辟功臣，就不要怕死，怕死就别来。成则居功，败则惜命，有你这样的圣人吗？从今天起，我不承认你是广东人了。”

在复辟期间，康有为和张勋这“文武两圣人”还闹了不少笑话。在讨逆战开始后，冯国璋和段祺瑞都出十万块买张勋的人头，康有为听后很高兴，说戊戌年慈禧太后也悬赏十万两银子买他的人头，看来自己和张勋的价值差不多，只不过通缉名单中没有自己，想必是自己的弟子从中转圜所致。

张勋听后大笑道：“你当年才十万两银子，我这次是两个十万元，顶多也就值我的一半身价。再说了，这次通缉名单上没有你，是因为人家觉得你的人头不值钱罢了！”取笑完康夫子之后，张勋又得意地说：“姓冯的和姓段的都出十万元买我的人头，他娘的，一个个都想在我身上发财，我若是有变身的法子，倒是想变出两个张勋来！”

有一次，张勋和康夫子又在一起吹牛，张勋说：“老夫名张勋，今日果然建立了不世之勋。”康夫子笑道：“我名有为，今日也是大有为了。且我的名字，不但切于己身，即于国家，也有特别关系，《中庸》里说‘富有四海，贵为天子’，我的名字便是嵌入了‘有’和‘为’这两字。”张勋听后，想了一会，拍腿骂道：“他娘的，你取‘有为’两字命名，难道你还想做皇帝不成？”康夫子听后，慌忙说：“不敢不敢，这我真不敢！”

还有一次，康夫子因为自己才得了个弼德院副院长，心里很不高兴，于是口出怨言，大骂张勋说：“既然以虚职安排我，那何必打电报招我入京呢？”张勋听说后，怒道：“他啥事都不用干，就得了个现成的弼德院位置，现在还贪心不足，真是腐儒不足与谋。”说罢，张勋还恨恨地说：“他若是再到背后毁谤我，我须用野蛮之手段对付他。”康夫子听后，反莞尔一笑，道：“别人怕他，我偏不怕他。”旁人问为什么，康夫子说：“他身边有支小枪，我身边还有支大手笔呢！比较起来，偏看是谁厉害些！”

张勋复辟失败，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称之为倒行逆施，唯独一位复辟老同志却站出来为张勋说了句公道话。此人是谁呢？原来是洪宪帝制的拥趸阮忠枢，这位袁世凯曾经的手下红人却力排众议，称张勋此番举动，虽然近于粗率，却不失为烈烈轰轰之好汉。张勋听说后大喜，说：“我结交半生，尚得这个仗义朋友，便死也瞑目了！”

张勋的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是传统、实心眼，有些憨厚，也很暴躁，这些特点结合在一个武人身上，那就几乎是顽固不化。你想，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清王朝都已经明显来日无多，多少当官带兵的人在一夜之间便反了水，可唯独张勋仍旧死不认输，效忠到底，结果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是整个辛亥革命中最惨烈的战役，民军血战十天才将南京光复。

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对家乡父老多有照顾，譬如老家江西奉新赤田村的人就沾了不少光，张勋给每家造了一座大瓦房，缺啥给啥。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需要建会馆的时候，但凡找到张勋，他都会慷慨解囊。譬如民国时期在北京的江西会馆，那都是张勋出的钱，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算得上当时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不仅有洋楼花园，还有最时兴的戏台，而且还配有发电机提供灯火，可供晚上唱戏。在北京读书的江西子弟，特别是奉新县的学生，张勋更是有求必应，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奖学金。

张勋有一个沉醉多年的爱好，这便是京剧，而且他也算得上发烧级的票友。在讨逆战中，张勋听说段祺瑞派段芝贵、曹锟为东、西路司令前来讨伐，他便对雷震春等人说：“各位不要惊慌，在我看来，这两路兵指日便可荡平。”众问其故，张勋掀须笑道：“东路司令段芝贵，段者‘断’也，我兵与他交战时，包管一刀将他砍成两段。至于西路司令曹锟，更不足虑。那《三国》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吗，曹家军最怕张翼德，长坂坡一声大吼，吓退曹兵百万。我待曹锟兵到卢沟桥时，即单人独骑，前去喝他一喝，他方知我老张的厉害。”

说到这里，张勋得意得手舞足蹈……其实这些段子都来自京戏《长坂坡》，而张勋也一直自命是莽张飞第二。

1922年，复辟失败已五年的张勋在家开堂会庆寿七十，一些戏苑名角如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等人在八十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的带领下，前来天津的张家花园给张勋祝寿，这也成为当时梨园一场空前的盛会。在张勋的面前，这些名角儿当然都很卖力，获得的报酬也相当优厚。特别是孙菊仙，张勋是他的老戏迷，这次给出的报酬高达六百大洋，把孙菊仙感动得老泪长流，说：“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在张勋死后，孙菊仙甚至哭倒在地，说：“黄钟大吕，恐自绝响！”

阁中帝子今何在，栏外长江空际流。袁世凯复辟失败，张勋复辟也失败，这说明在民国之后，假皇帝当不得，真皇帝也当不得了。正应了梁启超的那句话，帝位如同墙上泥塑木偶的菩萨，一旦被人扔进了猪圈，就是洗干净再重新供奉，那也早已失去了其神圣性。

正文十六、原来冯国璋也是个复辟派

冯国璋，字华甫，出生于咸丰八年（1859年），家乡直隶省河间县西诗经村，等到他出名后，按当时以籍贯替代人名的惯例，人又称他“冯河间”，如袁世凯籍贯河南项城，人称“袁项城”；黎元洪籍贯湖北黄陂，人称“黎黄陂”，以此类推。

诗经村，据说是汉学大儒毛苌传授的地方，后人遂以此为村名。冯国璋祖上一度很发达，但到了冯国璋的父亲这代，家中开始败落，冯国璋虽一度就读于保定莲池书院（当时极为有名的书院），但终究因为家境困窘而去津投军，当了一个大头兵。最开始的时候，冯国璋先从炊事兵干起，但多年的学习经历让他显得十分机敏聪明，因而很快便被营管带发现并将他提拔为自己身边的亲兵。

冯国璋当普通一兵的时间只有一年，在他从军的第二年（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最初的几期学员都是从淮军低级官佐及有文化的士兵中选拔，冯国璋在当时那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粗笨士兵中当然是鹤立鸡群，由此顺利地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并成为步科首期学员（段祺瑞与王士珍均为炮科）。

值得一提的是，冯国璋在就读期间还对功名念念不忘，他后来还曾回原籍应试并中了秀才，因为乡试落第而重新回到学堂就读。冯国璋之举得到了李鸿章的批准并受到了表扬，因为李鸿章本人是文人将兵，而当时武人大都不重视文化学习，冯国璋中了个秀才倒可以起到表率作用。

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因冯国璋的学业优秀，总办荫昌将他留校任教。由于当时淮军并不重视军校毕业生，而冯国璋急欲立下军功升迁，后来便再次投入聂士成的部队并参加了甲午战争，其间在摩天岭一战中表现优异，为甲午陆战中难得的亮点。战后，被聂士成推荐为中国驻日本大使裕庚的随员前往日本，由此留意考察日本军事，并著有兵书数册，回国后献给聂士成。可惜的是，聂士成对近代军事了解有限，因而冯国璋精心编写的兵书明珠暗投，并未得到重视。

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后，冯国璋被老校长荫昌推荐前去担任教习，于是他再次献书，这次歪打正着，遇上一位大大的伯乐。袁世凯见书后如获至宝，并连连称赞冯国璋是“军中学子第一人”，由此冯国璋也受到了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并在新建陆军担当重任。在此期间，小站新军的步法操典均出于冯国璋之手，而冯国璋也找到了施展身手的好地方，并先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总办等职，成为北洋军政集团的骨干。

1899年底，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冯国章亦随军入鲁，并奉命将山东旧军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20营。随着袁世凯势力的不断膨胀，冯国璋也随之步步升迁，先后出任各类军事学堂的总办、练兵处军学司司长等职。1903年，慈禧太后亲临保定视察新军，冯国璋因练兵有功而由从三品晋升为正二品武官；1905年，冯国璋与铁良等人再度赴日考察军事，在国内军界的地位也日益重要；1906年，冯国璋任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这在当时可是个极大的恩典，因为陆军贵胄学堂的学员均为满人贵族，包括载沣三兄弟（载沣后为摄政王，载洵后为海军大臣、载涛后为军谘府大臣）也都成了他的学生，而汉人出任八旗副都统更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由此可见清廷对冯国璋的重视与笼络；1907年，冯国璋调任军谘处军谘使；次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冯国璋受命为清西陵梁格庄值班大臣；军谘处改为军谘府后，冯国璋继续担任军谘使，并一度担任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考大臣。

1911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重新出山并督军南下，冯国璋随即率第一军的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部猛攻汉口，并在激战四昼夜后加以占领，由此冯国璋也被清廷授予了二等男爵。据说，冯国璋在得知自己封爵后，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说：“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了，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为朝廷效力……”倒也发自内心，并非笑谈。

在攻下汉口之后，冯国璋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袁世凯请命，要求一举拿下汉阳和武昌，建立不世功勋，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袁世凯此时却将他调回京城，出任禁卫军统领。

袁世凯将冯国璋调任禁卫军统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原因一是冯国璋一意主战，将影响到袁世凯与革命党的谈判大局；二是冯国璋练兵多年，又曾做过贵胄学堂的总办（当时禁卫军的各级军官大都是他的学生或属下），这有利于袁世凯通过冯国璋之手控制这支特殊的军队，保持京城的安全和稳定。

当时禁卫军，共有两个步协（即步兵旅），每协辖有两个步标（步兵团），另外还有炮标、马标和工程营等。其中，除了步兵第四标是由汉人士兵组成外，其他均为旗人，而原统领良弼是知名的宗社党领袖之一，其誓死保卫大清的态度也让袁世凯觉得非常为难，因为这支军队一旦不稳，很有可能让京城陷入险境，或者中了日本人和宗社党的计，将清帝护送出京城并成立独立的满洲国，这将导致中国分裂并让东三省最终落入到日本之手。

在冯国璋刚立下赫赫战功的情况下，袁世凯将他调任禁卫军统领既名正言顺，又具有“一石二鸟”之功效。所幸的是，原统领良弼在被排挤出禁卫军不久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凯也就顺利地通过冯国璋加强了对禁卫军的控制。

当然，当时禁卫军之所以服从冯国璋，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觉得冯国璋是忠于朝廷的，譬如在段祺瑞发表赞成共和的通电后，冯国璋最初的反应是不能理解也不予赞同的。据他的幕僚回忆说，冯国璋在看完电报后，非常生气地道：“芝泉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电报？他本人现在保定，这个电报到底有人捏造，还是他的本意，我一定要问一下。”直到后来，段祺瑞亲自派人来向冯国璋解释，并透露这是袁世凯的意思，冯国璋这才默然许久，此事作罢。

在清帝接受优待条件并答应退位后，冯国璋便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去向禁卫军的官兵解释并加以安抚。禁卫军大都是满族人，他们一是忠于清廷，二是担心清帝退位后军队会被解散，从而影响到自己及其家人的生计。由此，要是冯国璋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引发兵变，甚至影响到清帝退位的进程和京城的稳定与安全。

据冯国璋当时的幕僚恽宝惠的回忆，在1912年2月初的某天，正当禁卫军的官兵议论纷纷的时候，冯国璋来到驻地并命令吹号集合，他要亲自向官兵们宣布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和禁卫军的安置问题。吹号后，全体官兵集合在操场，操场的前面则摆着三张大方桌，其中一张叠在上面，并在旁边放了接脚的椅子，以临时搭一个高台，方便冯国璋向官兵们讲话。

在全镇官兵按照步、马、炮、工程、辎重营的顺序列队后，冯国璋便拿着一张纸卷上了台，他先扫视了一下列队的官兵，随后开始讲话：“我今天来，是和大家说一件要紧的事。大家知道，袁总理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也是向来赞成君主立宪。但现在独立的省份太多了，要打起来，兵力不敷使用，军饷也没有着落，外国人又不肯借给我们钱。现在隆裕皇太后下了懿旨，说要将国体问题交给国民大会公决，但现在的局势已经是万分危险了，就算我们禁卫军的官兵拼着性命去打，那护卫皇宫和保卫京师的责任又交给谁？”

看到下面已经有动静后，冯国璋赶紧拿出那张纸卷开始念：“现在，总理大臣已经和民军商定了优待条件：皇太后和皇帝的尊号、满族和蒙古族的待遇，还有我们禁卫军的一切，一概不动……”

当冯国璋念到“大清皇帝辞位”的时候，队伍里立刻出现了不小的骚动，一些旗兵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脸上无疑是那种又惊又愕的表情；而一些人干脆就抹开了眼泪。随着冯国璋越往下念，队伍的骚动情况就越严重，很多官兵都已经脱离了原本整齐的队列，开始相互议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也不乏愤怒的举动。唯独屹然不动的，是由汉人组成的步队第四标，他们仍旧整齐地列队站着，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出无动于衷的表情。

冯国璋在念完优待条件后，见队伍已经凌乱，便大声宣布：“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不论官长士兵，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你们大家可以推选几个代表，请代表上前五步，由他们代大家申述意见。”

过了一会，队列里走出几个代表，他们提了两个问题，一是皇太后和皇帝的安全，冯总统（禁卫军的统领当时称总统）是否能够担保？二是禁卫军今后归陆军部编制了，会不会被取消？冯总统能不能对此担负完全责任？

冯国璋听后，立刻上台答复说：“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决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任何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

在代表们归队后，队伍的骚动仍旧没有完全平息下来。这时，冯国璋急中生智，他再次跳上高台，大声对下面说：“我还有话跟大家说！”这时，协统姚宝来、王廷桢赶紧对自己的队伍高喊一声：“立正！”

在队伍稍微安定了一点后，冯国璋便大声道：“现在你们不管是目还是兵，赶紧推选出两个人来，今天就发给他们每人一把手枪，并且从今天起就跟随在我的左右，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

旗兵们听了这话后，当场便推选出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步队里的正目（即班长），一个叫福喜，一个叫德禄，两个人来到冯国璋面前后，冯国璋对随从幕僚说：“今天就到镇司令部拟两份命令，委派这两个人做本处的副官，领两支手枪，并按每月50两银子支饷。”

这事办好之后，队伍才安静了下来，冯国璋也算是松了口气。他回到镇司令部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只“嗳”地长叹了口气，一言不发。情势所逼，冯国璋既觉得自己对不起清廷，又不得不做了袁世凯的驯服工具……袁世凯对他也是有知遇之恩的啊！

在沉默的气氛中，冯国璋随后便离开了镇司令部。从此后，冯国璋的身边便多了两个拿手枪的旗兵，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的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据称，当时禁卫军的军心确实是不稳的，特别是在宣布优待条件的时候，旗兵们觉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如果不是冯国璋的灵机一动，当时发生什么事情还真不好说。

清帝退位之后，冯国璋对前朝的官服和官帽都是十分珍重的，他的官帽仍旧挂在客厅的四足帽架上，为了防止落尘，他还特意让人做了一个帽袱子盖在官帽上。冯国璋身后的小辫，也是1912年8月去天津上任直隶都督时才剪掉的。这也许是为了维系禁卫军的军心而有意为之，但一直到冯国璋死，禁卫军也确实没有和冯国璋脱离过关系。

在清帝退位时，禁卫军被改编成陆军第16师，仍旧由冯国璋遥为领制，而且这个师也一直派出一个营给冯国璋作卫队，冯国璋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后来，冯国璋做上了大总统，第16师也分拆成了第15师和第16师，两个师仍旧派出队伍轮流到总统府担任守卫工作。在冯国璋卸任回河间老家后，第16师还派出一个连跟着下去，以示特殊关系。

冯国璋的保守并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在袁世凯失势之后，他在北洋集团中是最受重用的，冯国璋有报恩的心理，这与当时的传统观念相符，也是为人所称道的；其次，冯国璋在当年的“北洋三杰”中年龄最长，他比王士珍大两岁，比段祺瑞大六岁，与袁世凯倒是同庚，却还要大上半岁，因而，如果没有武昌起义的意外的话，他取代袁世凯的地位并不是没有可能（后来他也确实当上了代理大总统）。

在袁世凯称帝后，冯国璋是不赞成的，他认为袁世凯没有这个天命。但由于冯国璋的续弦是袁世凯子女的家庭教师周女士，加上袁世凯对他有多年的知遇之恩，冯国璋也不好跟袁世凯闹翻脸，只能在背后消极对待。等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大总统，冯国璋则成为副总统。一年后，大辫子张勋闯入京城搞起了复辟，他本以为会得到冯国璋的支持，谁知道冯国璋却通电表示反对。

在复辟失败后，老张动不动就声称自己掌握了其他督军大佬们赞成复辟的签名笔迹或函电，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张勋似乎并没有撒谎，其中冯国璋便是主要嫌疑人之一。据冯国璋的秘书恽宝惠回忆，在袁世凯死的时候，张勋的几个谋士来冯国璋处活动，而冯国璋确实给张勋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还是恽宝惠亲自草拟的，内容是：“项城长逝，中原无主，义旗北指，此正其时。兄若锋车先发，弟当部属所部以随其后。事贵速断，敢布胸臆”。

这封信，冯国璋当时交给了恽宝惠的六叔恽毓昌送递张勋，而恽毓昌本就是张勋手下的复辟健将。可惜的是，由于这封信被送到张勋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时过境迁，这次策划也就只好作罢。随着时间的推移，冯国璋与张勋的关系也逐渐拉远，再加上冯国璋见黎元洪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此也萌发了自己做总统的念头。可笑的是，张勋却仍旧认为冯国璋是支持复辟的，真可谓是寓言中说的“刻舟求剑”。逃进荷兰使馆避难的张勋，事后见到恽宝惠，还以极不满意的口气抱怨说：“就是你们总统，也给我有信！”殊不知，这封信本就出自恽宝惠之手，他岂有不知？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倒是捡了个大便宜，他入京成为代理大总统。对于清室的行为，冯国璋主张不予追究，理由是溥仪年幼，完全是被张勋胁迫的，因而民国的优待条件仍旧不变。冯国璋代理总统一年期满后，便回到老家河间诗经村居住，直到1919年的10月，冯国璋为了调解15师和16师向陆军部争饷的问题再次返回北京。

没想到的是，冯国璋竟然在北京病故，再也没有回到诗经村了。事情是这样的，在调解的过程中，由于冯国璋已经退职，双方的利益关系没有摆平，第16师的师长王廷桢突然以陆军部的命令为借口，把跟随冯国璋这一连的士兵调回，冯国璋十分气愤，他觉得自己刚刚下台不久，而且当年曾许下诺言要和禁卫军的官兵永不脱离关系，而王廷桢作为自己多年的部属，如何能做出此等绝情之事。在恼怒之下，冯国璋在家里洗了一个冷水澡，结果引发了急性肺炎，没有多久便于当年12月28日去世，终年62岁。

冯国璋是“北洋三杰”中去世最早的，他也就比袁世凯多活三年而已。应该说，冯国璋本是民国初年政局的稳定力量之一，他的去世对当时的政局稳定乃是一大损失。

正文十七、黎元洪宦海沉浮终受辱

黎元洪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黎女嫁袁世凯第九子袁克久），有一日袁世凯曾对他开玩笑说：“今日之我，为的是将来之你。人多颂扬我的才，我看还不如你的福。”

素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确实运气不错，每当危难之时，总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且还节节高升。黎元洪的父亲黎朝相，其早年曾加入鲍超的“霆军”，后被擢升为游击（武职从三品），在各地起义被敉平后，黎朝相领了一笔休致费解甲归田，遂将全家迁到汉阳，并用遣散费盖了一所房子，一半供家人居住，一半对外出租，以换取一些生活费。黎朝相原本打算做个普通老百姓安度一生，但晦气的是，承租黎家房屋的一个房客因为涉嫌谋反而被官府捉拿，结果黎朝相也被连带“窝藏罪犯”之嫌，最后房屋竟被官府没收。

走投无路之下，黎朝相只好重操旧业，跑到天津北塘再度投军，又一次栖身于行伍之间。在最初的几个月，黎家陷入窘境，好在这时黎朝相从天津将饷银寄来，这才缓解了家中的衣食之忧。1877年，14岁的黎元洪突然染上重病，黎朝相得知消息后心急火燎地从天津赶回来探视，好在黎元洪福大命大，度过这一鬼门关。

黎元洪病愈之后，黎朝相考虑再三，决定将全家迁到自己的驻地北塘，以免再次发生类似的后顾之忧。在父亲的影响下，黎元洪常在读书之余去父亲的兵营观看操练，由此也弃文从武，并于1883年考中了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舰艇操作与海军战术。不幸的是，黎朝相于次年突然壮年猝死，好在黎元洪在水师学堂读书有一笔不菲的津贴，他省吃俭用，就靠着这点钱勉强养家糊口，日子过得十分紧巴。为了省钱，黎元洪每次回家探视时都是徒步往返，来回要走上近百里的路程，就是为了省下一个光洋的路费。

1888年，黎元洪从水师学堂毕业后被派往“来远”舰上见习。“来远”舰是当时北洋舰队中最新的装甲巡洋舰（与“经远”舰为同级姊妹舰），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定造，1887年刚刚下水。在见习一年多后，因为广东水师急需人才，黎元洪被派到“广甲”舰上充当三管轮。甲午战争爆发后，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也随同北洋舰队参战。在黄海大战中，由于与之编组的“济远舰”擅自撤离战场，“广甲”舰在管带吴敬荣的率领下随之逃跑，最后又在惊慌失措中搁浅于大连湾三山岛附近。由于担心被日舰发现，“广甲”舰最终自毁以免资敌，而黎元洪等人跳海逃生，回到旅顺。

甲午之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广东水师也是损失惨重，那些原本为人所钦羡的海军将领也大都被朝廷革职，正当失业后的黎元洪彷徨无计之时，两江总督张之洞此刻正在南京设立延才馆，招聘武备人才。黎元洪得此信息后，急忙赶到南京去投奔，由于当时现代军事人才奇缺，张之洞对黎元洪颇为赞赏，于是委派他负责监修南京城外的炮台。由此，黎元洪弃水登岸，由一名海军军官转型为陆军将领。

1896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随之返回湖北老家，继续效力。在甲午战后，鉴于旧式军队的拙劣表现，朝廷随后出台了编练新军的政策，其中便有南北两个试点，北是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南就是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由此，黎元洪得到了张之洞的极大重视，并于1898、1899和1901年三次受命前往日本，考察学习东邻强国的陆军训练和军事工业等。

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黎元洪颇为赏识，曾经赠给黎元洪一个“智勇深沉”的条幅，并上奏朝廷称其“忠勇可靠，堪当重任”。由此，黎元洪官运亨通，由帮带升管带、千总，再升守备、都司，随即又晋升为副将，成为武职中的从二品大员。1906年，清廷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编练新军36镇，湖北的计划任务是两镇，当时暂时练成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前者由总兵张彪任统制，后者则由黎元洪出任协统，黎元洪也由此成为湖北军界中的第二号人物。

黎元洪是新派军人，对手下的士兵也还不错，但他在仕途上顺风顺水，因此对革命党原本并无好感。据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的记载，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亲自坐镇第四十一标并令关闭营门，禁止士兵外出参加革命。其间，一个名叫周荣棠的革命士兵翻墙而入，前来四十一标联络起义，但很不幸被抓获，黎元洪为防止军心动摇，当即下令处决。直到午夜时分，革命党用蛇山和楚望台上的大炮轰击四十一标，黎元洪方知大势已去，只得打开营门，各自逃生。

黎元洪逃出营门后，来到幕友刘文吉家中暂避。在慌乱当中，黎元洪感到大难将至，他语无伦次地对刘文吉说：“我身居协统，如今部下兵变，死也是死，不死也是死。如果革命党失败，朝廷必定要重罚我；如果革命党成功，我恐怕也是性命不保，这下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刘文吉安慰他说：“现在事态不明，还是先观望一下好，说不定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

刘文吉果然有先见之明，在一夜激战后，革命党虽然已经取得胜利，但有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临时指挥起义的首领都资望太浅，不能服众，而原先的那些革命党首领又下落不明，革命士兵们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命运的改变也许就在不经意间。正当黎元洪惶惶不安的时候，革命党人已经探得他的下落，并决定由他来出任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对此十分惶恐，连称：“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大笔一挥，便在军政府的布告上签下了黎元洪的大名……这就叫霸王硬上弓，想不做都不行。

三天后，黎元洪也想通了，反正这“黎大都督”的名声已经传遍全国，认与不认已无区别，倒不如干脆就认了算了。于是，黎元洪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一举成为了首义元勋，并进而当上了民国的副总统。

黎元洪在袁世凯时期明哲保身，无所作为，但在袁世凯称帝并封他为“武义亲王”的时候，却能坚定共和立场，拒不受封，这也为他保住了政治资本。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顺利地继任为大总统，这正是应了袁世凯的那句话：“今日之我，为的是将来之你！”

不过，黎元洪虽然贵为总统，但总理段祺瑞才是实权派人物。由于在多个问题上屡起冲突，黎元洪最后愤而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免去，由此掀起了更大的政治风潮。在北洋系的督军宣称要独立的情况下，黎元洪只好请求张勋入京调停，不料张勋暗怀鬼胎，结果引发复辟丑剧，国会被解散，黎元洪也被赶出总统府，最后自请辞职并隐居天津五年之久。

中国有句古话，叫“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在1922年直奉战争后，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临了。原来，直系大佬曹锟、吴佩孚势力相继逼走皖系段祺瑞和北洋元老徐世昌，他们为了扶持曹锟当总统，需要中间有个人来过渡一下，这找来找去，便以“法统重光”的名义找到了黎元洪的身上。

所谓的“法统重光”，指的是黎元洪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离任大总统，因为是被胁迫的，所以不能视为自动离职，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任期结束后再重新选举大总统；第一届国会也是被张勋非法解散，所以也应该重新恢复，大意如此。

黎元洪心里也清楚，直系这些人并非真心拥戴他上台。因此，开始他并不想去蹚这池浑水，而是直截了当地跟那些请他出山的人说：“你们直接选曹三爷做总统不就结了，何必搞这么复杂？”

但是，拥戴的大戏既然已经开演，黎元洪想不参加也是不行的。在黎元洪拒绝后，曹锟、吴佩孚加强了邀请的力度，他们先后派出各路代表亲赴黎府，盛情相邀。而各省督军也在曹锟、吴佩孚的指使下纷纷发表通电，请求黎元洪以国事为重，出面挽救危局，说得是义正辞严、情真意切，连黎元洪看后都有点陶醉，不免怦然心动了……既然是众望所归，那我就勉为其难，姑且出山风光一次吧！

当然，黎元洪也不想被人随意摆弄，于是他提出了出山的条件，那就是各省督军应立即解除兵权，还政于国家，否则自己决不当这个莫名其妙的总统。曹锟得知后极为恼怒，大骂道：“请他做个现成的总统，他竟然还要向别人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吴佩孚虽然也很愤怒，但他却劝曹锟少安毋躁，姑且敷衍一下黎元洪。于是，在曹锟、吴佩孚的建议下，直系的各省督军如萧耀南等人也就假惺惺地随声附和，表示愿意听命。不料黎元洪这时却得寸进尺，他派出代表到曹锟、吴佩孚处要求给予切实保证，并要求等到全体督军都通电支持后才肯复任总统。曹锟手下的人气得要命，连声嚷嚷着踢开黎元洪自己干算了，吴佩孚则按捺住自己的怒气对黎元洪的亲信代表金永炎说：“黄陂如果再要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你回到天津后，请他说一句痛快话！”

黎元洪和幕僚们一番商议后，觉得台阶已经搭得差不多了，再弄下去恐怕都下不了台，不如趁势复任总统算了。于是，在阔别政坛5年后，黎元洪再次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由于曹锟、吴佩孚只是想让黎元洪暂时过渡一下，因而在黎元洪做了半年多总统后，便不断暗示他主动引退，以便为曹锟腾出位置。在黎元洪不肯就范的时候，这些人干脆就弃文从武，派出了陆军校阅使冯玉祥、京津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衍率所部军官300多人去总统府索饷，随后又有“公民团”去总统府门前闹事，接着是北京的警察们罢工并前往总统府请愿，目的就是要让黎元洪赶紧自动下台。

对于这些人的胡闹，黎元洪却颇有定力，他对身边的幕僚说：“民国六年的时候（即1917年），我受到督军团和张勋的胁迫，违法解散了国会，酿成大祸，一直没有机会弥补。这一次我既然依法而来，就当依法而去，不能再犯糊涂。我的任期如何，应当由国会来决定，如果国会认为我任期满了，我一天都不恋栈。但是，如果有人想要用武力来迫使我去职，那我就要为国家维持纪纲法律，决不能重蹈覆辙，遗害百姓。”

黎元洪的节气固然是令人敬佩的，但曹锟、吴佩孚这些人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先是内阁总辞职，接着京津卫戍司令、步军统、警察总监都纷纷辞职，黎元洪发出去的命令如同泥牛入海，根本就出不了总统府。再接着，总统府的水电、电话也被掐断，黎元洪在北京已经无法立足，但他还不想向直系屈服，而是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在逼走黎元洪后，辞职的王怀庆那些人立刻复职，罢工的警察也随即上岗，公民团也一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这些人兴高采烈地来到总统府接收的时候，却发现总统的印信不见了，于是立刻打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要他在天津扣留黎元洪专车，索回印信。

黎元洪早就料到这些人会用这招，他在离京之前便把主要的五颗印信交给了如夫人黎本危，而黎本危此时已经躲进了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所以，当王承斌和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带领卫队在杨村车站截住黎元洪的时候，并没有找到总统印信。

王承斌开始还煞有介事地问：“大总统此次出京，是公事还是私事？”

黎元洪答道：“我在北京无法执行职务，所以要移到天津来办公。”

王承斌便问：“既到天津办公，那总统印信何在？”

黎元洪怒道：“你是什么人？敢向总统索印？”

王承斌冷笑道：“我劝大总统还是把印信交出来吧，免得伤了和气。”

黎元洪起身道：“我便不交，你能奈我何？”

王承斌哼了一声，向杨以德努努嘴，杨以德便会意地一招手，随即拥进几十个丘八老爷，一个个拿着短枪，雄赳赳、气昂昂往周围一站，黎元洪和随从顿时大惊失色，以为这帮人要动粗。此时，王承斌上前一步，逼问道：“总统还是赶紧把印交出来吧，我没有闲工夫跟你扯谈！”

黎元洪的随从见势不妙，慌忙说：“王省长别动怒，印在总统府，不曾带来。”

王承斌厉声道：“你别跟我装傻！北京已经来了电话，总统府只有十颗不相干的印信，另外五颗呢？在哪里？”

见黎元洪还不吭声，王承斌便命人将火车头摘除，另调来一个营的兵力将火车团团围住，不准进也不准出，直到黎元洪交印为止。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黎元洪明白要是不交印的话休想离开这里，只得写下纸条让人送到如夫人黎本危那里，让她把五颗印信交出。王承斌说：“这一来一往太麻烦，还是请大总统亲自打个电话吧！”

无奈之下，黎元洪只能在王承斌等人的监视下去车站电话室给如夫人打电话，让她把印信交给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光交印还不行，王承斌在曹锟、吴佩孚的授意下，又拟了一份电报让黎元洪签字，大概意思是“宣告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云云。这一来一往，黎元洪最终捱到凌晨两点多才回到天津私宅。

在后来曹锟紧锣密鼓地进行贿选之时，黎元洪还想做最后一次抗争。当时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孙中山号召反直的议员南下到上海召开特别国会，以破坏曹锟的贿选。卢永祥也发出电报，邀请黎元洪到上海重组政府。

但黎元洪到了上海之后，他发现“反直联盟”虽然欢迎他的到来，但并没有人希望他组建政府，就连卢永祥的那封电报，原来也是安福系政客捏造的。黎元洪这才明白，这次又陷入了政治陷阱，这些人并非是真心拥戴他，而只是借他的名气来壮自己的声势罢了。

在曹锟贿选成功后，黎元洪也就对复任总统彻底死心，从此不再过问政治。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寓所内，享年65岁。在开祭之日，曾与黎元洪大闹矛盾的段祺瑞也亲自前往吊唁，对着遗像“三鞠躬毕，喟然而退，似有无限感慨”。

正文十八、曹锟贿选总统记

北洋系元老唐绍仪曾讲过这样一个典故，说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一日静坐幕中，听到外边有一壮汉子贩布走售，呼卖声甚为洪壮，袁世凯听后觉得此人非同常人，于是让人呼入，此汉子即曹锟也。待一见面，袁世凯见曹锟的相貌雄伟厚重，日后必有宏运，于是劝其投入军伍，共襄大业。

唐绍仪跟随袁世凯多年，其资历几乎可以与徐世昌相提并论，但对于同样为北洋系基本干部的曹锟，至少在这个典故的时间上是有误的，因为曹锟贩布固然不假，但他加入小站练兵时，早已是天津武备学堂的老毕业生而决不可能仍在“街头走贩”。

细说起来，曹锟这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出身贫困，因家中排行老三，人称“曹三爷”。曹家兄弟众多，等到曹锟发迹后，那些兄弟们也跟着鸡犬升天，其中四弟曹锐做了直隶省长，六弟曹锳做了天津镇守使。

曹锟早年读过一点书，颇有些悟性和志气，等成年后，家中生计困窘，但他又不愿当农民（觉得掉份），于是自告奋勇去保定贩布，因为他觉得这个职业比务农似乎要上流一点。其实，曹锟卖布或种田出身也没有什么，“英雄不须问出处”，在他后来的同袍中，出身低微的大有人在，江苏督军李纯贩鱼出身，冯国璋在中南海代理大总统的时候，不也卖过鱼吗？

不过，做生意并不算曹锟的强项，因为他为人直爽，又好酒贪杯，经常喝醉了便席地而卧，街上的顽童趁机把他的钱偷走，他也不当回事，只是一笑了之。当别人告诉他，是谁谁谁拿了你的钱时，曹锟也不去追讨，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笑道：“我喝酒，图一乐耳；别人拿我的钱，也是图一乐耳，何苦再去追拿？”

由此，曹锟在当地便有了“曹三傻子”的绰号……图一乐耳！

李鸿章在直隶练兵的时候，曹锟抛弃了他的贩布事业应征入伍，数年后，天津武备学堂成立，曹锟被选拔入读，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曹锟前去投奔并当上了右翼步队第一营的帮带。由此可见，曹锟投奔小站乃是年轻的军官而非弃商从戎，唐绍仪所述，谬也。

由于曹锟性格宽厚，喜怒不形于色，从来不与人争权夺利，因此在小站时并不出彩，提升的速度亦不算快。事实上，同他一起练兵的那些同袍基本上都做过镇统制了，曹锟才在1908年混上第三镇的统制，晋升速度可谓慢矣。

以曹锟的性格，他这辈子闹的笑话还挺多。据《民国官场现形记》中说，曹锟平时喜欢以老大哥自居，动辄呼人老弟。他对于部下的军官兵士，一律实行有福共享主义。有一年冬天，曹锟特地购置了一万件皮袍，凡属直系军官，每人发一件；又买了几万袋曲粉，每兵士赏给两袋，因此部下欢声载道，士卒乐于效命。曹锟在散给皮袍的时候亲自演说道：“咱们军人向来有个‘同袍’的名字，所以我今天每人赏一件羊皮袍子，就是实行‘同袍’二字的意思。”下面的人听了曹三爷的这个歪解，不免忍俊不禁，开怀大笑。曹锟此举，虽说是小恩小惠，却很能买服人心，就这点而言，曹锟一点也不傻。

山东督军张怀芝是曹锟的铁杆拥趸，他常与人说“曹三爷是我长兄，他走一步，我随一步；他跑一步，我亦跑一步”，这话直白却也不假。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逼黎元洪大总统出走时，黎元洪派人鼓动曹锟拥护，曹锟发电至总统府，张怀芝也跟着发电支持；尔后曹锟受段祺瑞鼓动，宣言否认，张怀芝也跟着宣言否认。后来，曹锟当了直隶督军，张怀芝也要去当山东督军，说是“要跟曹三爷走也！”

不过，张怀芝做参谋总长的时候，不识字而好弄文，某日下一命令，“派某人到参谋部”，却把“派”字写成了“抓”字，结果所派之人，被抓到参谋部等候发落，闹出一个大笑话。北洋元老王士珍得知后，莞尔道：“怀芝事事学曹仲珊，仲珊不乱动笔，自为藏拙；怀芝独对此事，未曾学得到家。”

曹锟做事一向沉稳，稳打稳扎，不像某些人冲动冒进（譬如段祺瑞），后来反而逐渐成了气候。在袁世凯死后，曹锟、吴佩孚先在直皖战争中赶走段祺瑞，随后又在直奉战争中赶走张作霖，直系势力成为了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军政集团。这时，曹锟信心爆棚，在一些政客们的怂恿之下，可就不仅仅满足于当个地方军阀，而是要尝尝当总统的滋味了。

曹锟是军人出身，政治上没有什么经验，但他把握住了民国政治的最核心要素，那就是：钱！可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万事莫开口，有钱什么都好办，古今一理。

1923年，在把临时客串的黎元洪逼走后，曹锟的贿选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具体的工作，当然不需要曹锟亲自出面，而主要是由他手下的政客吴景濂等人在四处活动。总统选举在民国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只不过这次来得更直接……那就是，贿选几乎就是公开透明的，选票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选举成功后兑现。

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原本反对直系的议员也纷纷返回北京，准备领取这5000元去投曹锟的票。在9月10日的预选会上，出席议员高达500余人。不过，按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选举须四分之三的议员投票，虽然当时的支票已经发出去570余张，但还是没有达到法定出席人数。

为了能在10月10日的国庆日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曹锟随后加大了贿选的力度。10月5日是总统正式选举大会，为凑足大选的法定出席议员人数，曹锟派人成立了“暗察处”，防止议员擅自离京。搞笑的是，反对曹锟贿选的势力也在六国饭店设点唱对台戏，并以每人8000元的代价收买不投票的议员，但终因为财力有限，所收买的议员不过40人，其中还有几个是两边拿钱的。

10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但吴景濂走进会场一看，签到者远未及法定人数，于是他宣布签到人数够了再进行选举，但一直等到中午时分，签到的议员也不过400人。吴景濂这下急了，他在曹锟的同意下临时决定，只要议员出席会议，即使不投曹锟的票，也发给5000元支票。随后，吴景濂调来几十辆汽车，派出可靠的议员分别去劝或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并规定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

于是乎，议员们分头四出，会场外汽车喇叭声嘀嘀乱响，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由于曹锟不能当选，支票就不能兑现，因而那些财迷心窍的议员们都费尽力气前去拖人，好几个正生着病的议员也被他们拉了来。一直捱到下午1时20分，签到的议员才达到590名，这才摇铃开始投票。下午4时唱票结束后，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民国新总统。

曹锟这次贿选总统耗费巨大，除了每张选票5000大洋外，还需要给那些上下奔走的政客们酬劳，另外还有招待费、秘密费，加起来不下千万。这笔钱到底是谁出的，现在也无确切结论，但曹锟自己支付了一部分应属无疑，至于其他，应有调用公款之嫌疑，如直系各省发行的公债、借款等。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曹锟的贿选在程序上完全“合法”、完全公开，而且，他又没有采取任何的暴力，即便是有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手段加以报复。“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正如曹锟某部下说的：“花钱买总统当，总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至于那些拿钱投票的议员们，则被人骂为“猪仔议员”，而这正是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各路俊杰们（宋教仁大获全胜的那次）。民国初年的时候，国民都对“议会政治”充满了幻想和无尽的希望，谁曾料到这帮人竟成了今天这副模样？别说议员，就连一般的民众也比不上啊（不过民众是否会拒绝这5000大洋，这恐怕谁也不能保证）。

第一届国会俗称“八百罗汉”，但说实话，这里却没有一个罗汉是民众自己选举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原本是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派，或者是一些社团的领袖，或者一些要人指定的人选，说白了，这些人获得候选资格，并不是选民推举出来的，因此也不需要代表谁。

当然，这些人中间并不缺少才智之士，但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那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腐烂的政治酱缸，众多的革命党、立宪派、社团领袖丢弃他们的理想而变成帮闲政客，为了5000大洋而甘做“猪仔议员”的人，实在是大有人在。宋教仁先生倘若地下有知，看到这些人又会作何感想呢？那些认为宋教仁不死便可以带领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想法，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实在是荒唐可笑的一相情愿罢了。

民国的政坛，可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酱缸啊。

最可恨的是，这些议员们领着丰厚的年薪，每次会议还可以拿到的高额出席费补贴，但他们又干了什么呢？开会的时候党同伐异、吵闹不休，大部分事情都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而议员应该参加的会议，经常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产。在1916年恢复国会后的数月之内，除了议定议员的薪酬一事，其他无一事议成，至为荒唐。

当时的很多议员，个人生活极其糜烂，吃喝嫖赌，抽鸦片，喝花酒，北京的“八大胡同”，便是当年国会议员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如此议员，焉能成为国民之表率，又岂能为国为民谋福利？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过，先进民主国家中的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而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民国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哪有这么容易呢？此乃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帮会政治，所谓“朋党制”也。

曹锟当选总统后，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这也算是国会议员们近十年才完成的一项重大工作成果。可惜的是，这部宪法虽说是十年磨一剑，但在贿选的恶名下，又有几人知，又起到了什么作用，这都是难以猜想的未知数……在枪杆子说了算的年代，什么狗屁宪法……何况还是贿选的。

倒是曹锟，因为这事而暴得大名（可惜是个恶名），为人所熟知。想来这“曹三傻子”花了大价钱去当这个贿选总统，恐怕也是性情中人，大概就是“图一乐耳”。十二年前，袁克文曾经劝父亲袁世凯“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曹锟来说，民国大总统便是他的最高层，此君有幸到此一游，无怨无悔，所以后人们也就别为他惋惜了。

曹锟花大价钱弄来的这个总统，并没有当多长时间。1924年10月23日，正当吴佩孚率领直系大军在前线与奉军大战之时，冯玉祥的国民军突然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曹锟一觉醒来，城中到处都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安民布告，街上的交通要道也站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士兵。至于总统府与外界的电报、电话，早已被操练了多次的国民军内应部队切断，总统府的卫队被缴械，曹锟本人也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

曹锟总统坐得好好的，一夜之间遭此变故，也是惊诧莫名，特别是他听说自己信赖的部下孙岳、王承斌都造反了，更是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当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与内阁总理颜惠庆去见曹锟的时候，曹锟口气仍旧非常强硬，连问：“子玉在哪？子玉在哪？”在没有得到回应后，曹锟又断然说：“此次对奉作战，虽是子玉主张，但也是我同意的，要办子玉，就先办我曹某（吴佩孚，字子玉，系曹锟的主心骨，曹即是吴，吴即是曹）。”

后来，孙岳等人赶来并劝曹锟说：“公身安全，某等可以保证。停战为和平而发，不妨早下，至于吴佩孚，可以给予名义让他下台。”孙岳曾是曹锟属下参谋，在清末时便是革命党人，曹锟对他有恩并且信赖有加，现在连他都窝里反了，可见大势已去，再争无益，最后只得对颜惠庆说：“责任内阁，一切可以负责办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在停战令和将吴佩孚解职的命令发布后，前线的吴佩孚还不肯相信，一再通电这是“伪诏”，企图负隅顽抗，但由于此时军心大乱，吴军大败，只得退守天津。就在这时，国民军又相继在杨村、廊坊一带将吴佩孚的原驻军击溃，而那些北上的直系援军也被山东督军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所阻，至此，吴佩孚的失败已经是无可逆转。

在王承斌的劝说下，曹锟只得宣布辞职，但仍旧被软禁在延庆楼。直到1926年，吴佩孚在湖北东山再起、而冯玉祥的国民军被奉军打败，曹锟这才被释放。重获自由的曹三爷本以为段祺瑞既然下野，那自己就应该出来继续当他的总统了，不料各方对此反应冷淡，就连铁杆老部下吴佩孚也对此毫无热情，还派人带话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待待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这话传到曹锟的耳中，不免给他浇了一瓢凉水，也只好继续耐心等待了。

北伐战争后，北洋系落花流水，曹锟见吴佩孚和当年的那批人马已经是明日黄花，也就放弃了复出的幻想，回到天津隐居去了。曹锟的晚年，也和段祺瑞一样改而吃斋念佛，他常常烧香念经，还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常去朝拜。在脱离了军政二界后，曹锟的晚年倒也过得平淡安详。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常有人奉日本人之命请曹锟出山担任职务，但始终被曹锟严拒。就这点而言，曹锟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民族气节还是有的。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六岁。

正文十九、北京政变：冯玉祥一飞冲天

作为首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吴佩孚当年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军事将领，但正当他意气风发，准备一举打垮奉系张作霖、一统江湖的时候，其内部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到沉重一击，这就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突然倒戈。有人或许要问，冯玉祥又是何许人也？

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其父早年投入刘铭传的铭军，曾参加过镇压太平军、捻军、陕甘回乱等战事，后来跟着左宗棠所部踏过几千里的漠漠黄沙前往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在这八天的行程中，每个士兵都背着生红薯作为口粮，也许是这次吃得实在太多，以至于冯父后来看到街上卖烤红薯的，都会忍不住恶心犯酸水。光绪年后天下太平，铭军解散，冯父也就解甲归田，但多年的从戎生涯已使他无心从事其他行业，最后还是投入李鸿章的淮军并随军分驻直隶等地。

光绪年间的军队供给是极微薄的，冯玉祥的父亲在淮军中（后改为练军）仅仅是个低级军官，家里的孩子又多，因而冯玉祥小时候的生活非常艰苦。其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自己家中房子极小，有时候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四周的墙壁，年代久远，风吹雨淋后都已经渐渐松弛崩溃；吃饭的时候，一掀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掉落……

小时候，冯玉祥常跟着哥哥去拔草拾柴，帮衬家计。夏天，每到高粱擗叶的时候，冯玉祥都要在高粱地里掰一整天，有时候累得连饭都吃不下，这种劳动者的苦楚，只有亲身劳动过的人才知道；冯玉祥小时候从来没有穿过新鞋，穿的都是重新修补过的“二鞋”；由于生活艰辛，冯玉祥经常要去当铺典当家中物品（因为大人不好意思去），以勉强维持家中生计。正因为这样的生活经历，冯玉祥对清廷及旧社会极为痛恨。

冯玉祥的本名叫冯基善，“玉祥”这个名字得来也颇有意思。当时保定的练军大都是父子兵（父亲退役、儿子递补进营），虽说军中的薪水微薄，但毕竟有份固定的收入，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进去吃这碗军饭的。因此，一年半载地出个缺，争的人很多。冯玉祥的父亲当时境遇困难，这是他的同袍都深知的，有一次营中正好出了个缺，当时一个姓苗的管带便说：“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吧。”旁边的人问：“那他叫什么名字？”苗管带一下想不起来，那人便说：“让我问问去。”苗管带怕他去一问而耽误了时间，于是忙摆手道“我知道，用不着问”，随后便在纸上写了“冯玉祥”三字。由此，冯基善便成了“冯玉祥”。

冯玉祥补上学兵的时候不过11岁，但他从小便身材高大魁梧，天生就是军人的料。成年后，冯玉祥的身高超过一米九，膀大腰圆，人称“冯大个儿”。但是，冯家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冯玉祥小时候接受的教育也有限，因而他不像其他的军官一样读过武备学堂之类军校，而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多年才逐步升迁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日常作风非常简朴，也从不沾染当时的一些恶习，如吸鸦片、赌博、狎妓等，这和其他的高级将领完全不同。

由于当时的练军已经疲弱不堪，冯玉祥后来便改投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当时的武卫右军，无论是在训练还是待遇等方面都是最好的，由于冯玉祥身材高大，在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的时候，冯玉祥还作为仪仗兵在保定亲眼见过慈禧太后（心里那个恨啊）。在袁世凯的军队中，冯玉祥逐渐由副目、正目、哨长、队官等一路升迁上去，并在清末的时候做上第20镇的营管带（标统为范国璋，镇统制前为陈宦，后为张绍曾）。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潜伏在第二十镇（驻扎滦州）的革命党也开始活动，当时他们也暗中搞了一个名为“武学研究会”的准革命小团体，其中的骨干便有营管带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及张树声、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龚柏龄、商震、石敬亭、刘骥等同袍或部属。事实上，就连镇统制张绍曾也是倾向革命的，由此也引发了后来的“滦州兵谏”，并迫使清廷公布了“十九信条”。

可惜的是，由于张绍曾举棋不定，自请辞职，二十镇后来只好由王金铭、施从云等低级军官组织发难，而此时清廷已有准备并派出通州镇守使王怀庆前来镇压，滦州起义最终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等十四名革命党被杀，而冯玉祥等参与者被解除军职并押送回籍。

无巧不成书的是，军法处的人押送冯玉祥路过北京的时候，正好遇上了曾经的老上级陆建章。原来，袁世凯复出后，他对之前编练的北洋军已无绝对掌控之能力，因而急于要组建一支忠于自己的嫡系军，这就是之后的五路备补军。当时陆建章被袁世凯从广东潮州镇守使调回来担任左路备补军统领，他对当年冯玉祥带兵的印象不错，而他这里又急缺优秀的中下级军官，于是当即决定让冯玉祥留下来帮忙。

陆建章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便一直跟随袁世凯，可以说是北洋系的老前辈，当时押送冯玉祥的军官也同样是他之前的部属。陆建章直截了当地说：“你是我的部下，冯玉祥也是我的部下，你们的长官，从协统到标统，也没有一个不是我的旧部。你把人交给我，这事就算这么结了。”

由此，冯玉祥便留在陆建章的左路备补军中担任营长，随后又升为团长。在民国初年“剿白狼”中，冯玉祥被提升为旅长，并随陆建章入陕。袁世凯称帝后，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奉命开进四川与护中国军队作战，但未及半年，袁世凯便因病去世。

而在这时，忠于袁世凯的陕西督军陆建章也被皖系军阀陈树藩驱逐，冯玉祥失去了靠山，第十六混成旅也险些被解散。所幸的是，后来张勋闹复辟，第十六混成旅正好派上用场，这才被复任总理的段祺瑞给保留了下来。但是，冯玉祥终究不是段祺瑞的皖系，也不是冯国璋和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因而经常受排挤，有时候连军饷都发不出。好在冯玉祥本人贫困出身，一向艰苦朴素，与士卒共甘苦，因此他带的部队很团结，凝聚力很强，其战斗力不容小视。

吴佩孚掌握直系大权后，冯玉祥由河南督军被排挤到有职无权的陆军巡阅使位置上，两人矛盾由此激发。早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前，冯玉祥便通过部下与奉系接洽，密谋共同反吴。而张作霖在得知冯玉祥在京中极为苦闷困窘之后，他当即决定联合冯玉祥并接济了冯部一些军械和钱饷，共组反吴联盟。

冯玉祥虽然看上去高大魁梧，像个军界老粗，但实际上胆大心细。第二次直奉大战打响后，冯玉祥以训练新兵为借口，在城中留下一营兵力作为内应，其他部队则陆续开出城外，但每日行程不过二三十里，行动十分缓慢。冯玉祥的司令部到达古北口后，随即借口筹措给养，并令鹿钟麟部每日练习行军，让沿途居民见怪不怪，免得到时班师回京引起外间的注意。

鹿钟麟学兵出身，在四川的时候投入第十六混成旅任营长，很受冯玉祥的器重。他在进入北京前，每次都派两连人进入城内装作拿东西的样子，但每次都是进得多，出得少，这样就在城内陆续聚集了近一个团的兵力，而早已结成反吴同盟的孙岳所部守城部队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据当时在孙岳手下任参谋长的徐永昌回忆说：某次冯玉祥与他谈话间曾愤然说，“王懋轩（怀庆）是蝙蝠两栖之物，怎能做步军统领？步军统领应当是孙二哥这样的人做才对。”不错，王怀庆与冯玉祥是有过冤仇的，当年滦州兵变时，冯玉祥的几个革命同道便是被他所害。王怀庆这个人很迷信，他的部队从北京开出去的时候，必定要从德胜门出，即便是绕道，也是如此。不过，徐永昌倒认为王怀庆这个人对自己的士卒还可以，部队做冬衣的时候，他都要亲自检查，惟恐絮棉不够厚，针线不够密，可算是一恂恂长者。

在政变的当晚，孙岳令部下耿仁贵营长打开城门，拂晓以前，即将与冯相约所做的内镶白月标志之黑旗，转送给城内部队，开城时即互相以此为识。由此，鹿钟麟部大举进城，由于前面内应的士兵已经在各街道做指引，因而政变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竟然未放一枪一弹。

政变后，冯玉祥与孙岳的代表到总统府请曹锟退位，曹锟不肯答应，大发脾气。冯玉祥的代表碰了一鼻子灰后，曹锟的幕僚赵玉珂送他出门，问：“禹行是在干什么？我们觉得他的队伍好，很信赖他，现在他到底是在干什么？”冯玉祥的代表敷衍说：“没有什么，只是觉得内战不已，民不聊生，想请吴使勿再打仗，请转告总统放心好了。”赵闻言，很倔强地说，“总统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有什么不放心，他是不放心你们。”说罢，悻悻而回。

要说起来，曹锟其实待孙岳不薄。孙岳，字禹行，直隶高阳人，生于1878年，据说是明末名将孙承宗之后，他早年行侠仗义，曾因打死了当地的一个恶霸而隐姓埋名，削发为僧，后来又不甘寂寞而考入了保定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后被分派到曹锟所部的北洋第三镇，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孙岳任镇参谋官。孙岳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并且是北方的重要负责人之一，也可以说是个老革命了。

武昌起义后，孙岳因为卷入了“滦州兵谏”，后来便南下投了革命政府，但孙岳到了南京后，革命同志误以为他是袁世凯派来的探子，差点被自己人干掉。受此打击后，孙岳由一个积极的革命志士变成了一个颓废主义者，最后还是找到自己的老领导曹锟，谋得军官教导团团长一职，后来曹锟又提拔他升任了大名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

冯玉祥与孙岳在清末便是熟人，在冯玉祥打算发动北京政变后便与他交了底，孙岳听后表示赞同，并主动承担了与陕军胡景翼、岳维峻部的联系工作。在直奉大战前，因为原负责北京治安的王怀庆被调往前线，冯玉祥便把孙岳推荐给曹锟，让他做北京警备副司令。曹锟不知是计，便同意了冯玉祥的提议，将孙岳部由保定调入北京。事后，孙岳笑着对冯玉祥说：“弄了半天，原来你是特意把我弄来给你们开城门的啊！”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曹锟最后不得不认栽，而吴佩孚在前线的军队也由此大溃，其所代表的直系军阀势力一败涂地并最终一蹶不振。曹锟政权结束后，冯玉祥把另一位革命党、蒋介石的把兄黄郛推出来组织临时内阁。不过，这个临时内阁是过渡性的，除了将清逊帝溥仪赶出皇宫外，基本没有做什么事情便被段祺瑞组织的执政府取代了。当时的北方政局，不是冯玉祥一个人说了算，因为合谋打垮吴佩孚的奉军也已同时南下，张作霖说的话更有分量。按冯玉祥的本意，是希望孙中山来出任元首，但由于孙中山北上遥遥无期，冯玉祥在与张作霖协商后决定推举段祺瑞出山收拾残局。由此，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潜伏了近4年的北洋大佬段祺瑞被再次推出来并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鉴于总统与总理经常打架闹矛盾，这次干脆不设了）。

在“北京政变”后，北方各省的军阀势力重新洗牌，原直系、皖系的地盘渐为冯玉祥的国民军及奉系所瓜分，双方旗鼓相当，各得四五省的地盘，冯玉祥也由此取代吴佩孚的地位，成为当时政局中一等一的角色。但是，一山不容二虎，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随即爆发，冯玉祥还暗中支持张作霖的部属郭松龄反奉，这更是激化了国民军与奉系的冲突。

1926年初，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在华北争地盘，张作霖为了确保对国民军的胜利，于是决定化敌为友，联合在湖北收拾余部的吴佩孚对国民军南北夹击。吴佩孚当年因为冯玉祥的倒戈而大败，最后率残卒2000余人浮海南遁，由上海改赴武汉，以图东山再起。他在接到张作霖的建议后，当时便回电说：“我平生最恨反复不定的小人，没想到我这里出了冯玉祥，你那里也有个郭松龄，叛乱相寻，纪律败坏，真是可悲可叹。既然你已经开口，那我就悉力相助，共张挞伐，让这些叛徒无所逃罪而后已。”

冯玉祥在得知张作霖与吴佩孚联手后，便派人去游说吴佩孚：“我之前曾开罪于公，现在后悔莫及，我决定即刻下野，国民军全听您的指挥。直系的大敌本是奉军，如果我们能及时地携手团结，敌忾同仇，则胜算可操，届时全国都唯公命是听，岂不更好！”

吴佩孚听说后，哑然道：“冯焕章还知道有我这个人吗？他之前不仁不义，假借外力颠覆吾辈，现在形势不利了，又想借我们的力量来保持他叛乱所得的成果，难道我会傻到被他这样玩弄的地步吗？如今他已经被我直系的全体袍泽所唾弃，这决不是我私人所能曲予包容的。他现在还跟我说什么团结，他这种人反覆性成，既能倒戈于前，谁又能保证他不会再次倒戈于后？像这种平生惯以伪善欺人的人，我要是再受其欺骗，那还有什么是非和正义之分？”

最后，吴佩孚仍旧与张作霖联手对付国民军，并最终在南口大败之。可惜的是，这已经是北伐战争的前夕，随着北伐军的北上，吴佩孚的势力也随着土崩瓦解，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原谅过冯玉祥。

“北京政变”前，前门楼上失火，一饭店的老掌柜说：“前门楼脊冒烟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光绪二十六年，不久即有义和团之乱此次冒烟恐亦主乱”。这话说来也还不假。民国时期的战争，前期规模都不大，如直皖战争及两次直奉战争，彼此投入的兵力不过几万、十几万人，但到了后期，规模越来越大，动辄投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如中原大战）的兵力厮杀，以至于老百姓家园被毁，流离失所，可谓是苦不堪言。

据说，名相士彭涵锋曾给冯玉祥相过面，他后来对人说，冯玉祥这个人是“貌似刘备，才如孙权，而志比董卓，诈如吕布，运只袁绍”。作为基层士兵出身的冯玉祥，既没有雄厚的背景和靠山，也没有北洋系这样的渊源及组织，就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姥姥不爱”的杂牌队伍能发展成二三十万人的国民军，这在残酷的军阀时期已经是奇迹了。毕竟，在混战不止的军阀年代，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道义”二字，不复问亦不可问矣。

正文二○、土老头儿王士珍

庚子年袁世凯巡抚山东时，曾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前来观操。巡阅一圈后，德国人对龙腾虎跃、军容整齐的新军啧啧赞叹，他扬起马鞭指着正在队列中督操的王士珍、冯国璋和段祺瑞三人说：“他们可真不愧是杰出的将才啊！”

德国人或许应该知道，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系模仿德国操典并聘用了多名德国教习加以训练的，这支军队与德国颇有渊源。譬如军中大将段祺瑞，就曾在德国学习过数年的军事并在克虏伯炮厂实习过，而李鸿章办天津武备学堂的时候，总办荫昌也是从德国学成回国的。

清廷曾派遣过多批军事留学生去海外学习，如北洋舰队的大部分管带都曾留学英国，可惜的是，这批人在甲午海战中大都战死或者自杀殉国，极为惨烈。庚子年后，清廷又派出了大批的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陆军，但这批人回国后很难在袁世凯的军中立足，因为袁世凯认为日本陆军系学自德国，而自己的部队本就是直接用德国操法；另外，留日学生人员芜杂、思想不纯，因此不能重用。后来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排挤走后，军谘府（相当于参谋本部）在新军中大量提升留日士官生为中下级军官，这却成了清廷覆灭的一个最直接原因。

在被德国人盛赞之后，王士珍、冯国璋和段祺瑞为“北洋三杰”的声名不胫而走，渐为人知。后来，又有人给这“三杰”分别起了不同的绰号——“龙、虎、豹”：王士珍“北洋之龙”，因为他才气最大，身出中枢，而且时隐时现，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段祺瑞“北洋之虎”，因为他性情耿介，脾气暴躁，又刚愎自用；冯国璋被称为“北洋之豹”，因为其所练之兵行动迅捷，作战有力。不过，冯国璋还有另一个不太雅观的绰号叫“北洋之狗”。因为冯国璋长得有点狗头狗脑，笑容可掬，又喜好钱财，所以得了这样一个不雅的外号。

读者也许会疑惑，既然王士珍为“北洋之龙”，何以笔者称其为“土老头儿”呢？这事说来话长。王士珍，字聘卿，河北正定县牛家庄人，他出身于耕读世家，少年时投入淮军统领叶志超的门下，后被保荐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深造，与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为第一批学员。

武备学堂毕业后，段祺瑞被派往德国留学，王士珍与冯国璋则去了日本学习。不久，王士珍重新回到叶志超的部队，并担任了山海关武备学堂的总办。后来陆续成为各省督军的军阀大佬如卢永祥（后任浙江督军）、鲍贵卿（后任吉林督军）、田中玉（后任山东督军）都曾是王士珍的学生。

甲午战争爆发后，王士珍带领炮队学兵奔赴朝鲜战场，在平壤之战中，王士珍率领学兵队奋勇杀敌，其左手的无名指即在此役中被炸断。甲午兵败后，清军主将叶志超被定死罪，王士珍失去靠山，后来转投聂士成麾下，随后又被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荫昌推荐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由此一路升迁，飞黄腾达。

王士珍被人称为北洋之“龙”、“三杰”之首，这并非偶然，而是他确实有几分能耐。王士珍的父亲秀才出身，他本人从小也喜好读书，因而在练兵中不但善于谋划，而且办事能力很强，深得袁世凯的信任。有一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前来检阅新建陆军，袁世凯派王士珍前去迎接。王士珍当时为工兵随营学堂总办兼工兵营管带，他带领学兵在已结冰的海河上铺设了特制的帆布桥，供荣禄的队伍通过。等检阅完后，天气转暖，荣禄返回时见王士珍仍旧用帆布桥架设在海河上，便有点犹豫，担心冰面会有变化。这时，王士珍上前禀告说：“大人不用担心，冰面三天之后方能解冻，请放心通过。”荣禄通过后，在三天后派人前去勘察，果然如王士珍所说，荣禄也对王士珍的精明能干有了深刻印象。

1899年底，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王士珍随同入鲁并担任了参谋处总办，成为袁世凯身边最重要的亲信。1900年6月，在义和团被清廷宣布“合法化”的时候，某义和团的首领拿着仇洋派端亲王载漪的令箭来到山东，要求袁世凯允许义和团设坛操练。袁世凯一向视义和团为匪，但因为清廷当时的政策支持义和团而迟疑不定：因为答应设坛的话，好不容易被剿灭的义和团将再度兴起；但要是不答应，万一端亲王得势，难免有违令之嫌并会在日后遭到报复。

正当袁世凯左右为难的时候，王士珍摸透了领导的心思，他主动站出来说：“大人放心，这事交给我来办！”言罢，王士珍便走出营门，当即下令将这位义和团首领绑了，随后以“盗窃端亲王令箭”的名义推出辕门外砍了。

王士珍回到营中，袁世凯的会议还没有散，袁世凯见王士珍回来，便问：“你可将这人安置好了？”王士珍以手抹脖，很干脆地说：“已经处决了！”袁世凯大惊，问：“你怎么把这人杀了？万一端亲王怪罪下来，如何是好？”王士珍说：“这好办，只须将令箭封起来，称‘有人盗用’，送还端亲王即可。”袁世凯顿时醒悟，并连赞王士珍处事果断明决。

在庚子年间，各省的传教士、外国商人及教民等途经山东避难时，王士珍奉命加以保护，他命令手下士兵组成便衣队，一方面资助粮食川资，另一方面还暗中抓捕义和拳。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并向京津地区进行扫荡的时候，王士珍命人在与直隶接壤的边界均用白灰在墙壁上写上大字：“此山东境！”说来奇怪的是，八国联军看见后还真就此止步，山东省在庚子年也因此未被侵犯。

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后又承担了练兵等大任，一时间炙手可热，忙得不可开交。好在这时有王士珍在旁边辅佐，可以帮袁世凯分担不少军务。据袁世凯的幕僚称，但凡是与练兵有关的上奏或下发文稿，袁世凯都要让他过目，因此王士珍被人戏称为“龙目”，也就是充当了袁世凯的“眼睛”。等到袁世凯上调京城当上军机大臣后，王士珍也升任为陆军部侍郎，这是当时北洋将领中官职最高的，足见袁世凯对王士珍的重视。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在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离世后，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一脚踢回老家，北洋系势力大受动摇。这时，王士珍正在江北提督任上，他主动借丁忧之际自请开缺，在请求了两次才获得批准，以示与袁世凯共患难、同进退。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再度出山，他首先派人把王士珍从老家找来，并立刻任命他为陆军部大臣。

但随后的政局发展令王士珍大跌眼镜，袁世凯并没有秉承清廷的意思，反而在前线一会攻打，一会谈判，又打又拉，弄得王士珍无所适从。直到前线主将段祺瑞突然发出“共和通电”，王士珍才明白过来，袁世凯已经抛弃了清廷。事后，王士珍极为愤怒，他随即发电质问段祺瑞，“皇恩浩荡，如何出此之策”，以发泄自己的不满。

在清帝退位后，正当北洋系的人欢呼雀跃、以为加官晋爵的机会到了之时，被大家认为是袁世凯身边头号“红人”的王士珍却突然称病辞职，把周围的人都搞得一团雾水。袁世凯也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为何不肯继续辅佐自己。王士珍气呼呼甩下一句：“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乱民造反，不发兵征讨，反要议和，这真是旷古未有之奇闻！”

言罢，王士珍便像很多遗老遗少一样，回到老家正定县牛家庄隐居去了。在退隐期间，王士珍仍自命为大清子民，他不但保留了脑袋后的小辫子，就连穿着服饰也全部是按照前清的规矩，一样都不能少。在他家的大厅中央，一直悬挂着一幅光绪皇帝亲赐的“福”字，每次晚辈来给他拜年之时，王士珍都要穿起清朝官服，让人先参拜堂中“福”字，以表示不忘前朝皇恩。在此期间，王士珍在老家修了两个祠堂，以分别祭祀他的生父母和养父母。当有朋友来看他并劝他出山的时候，王士珍总是一口拒绝，并表示从此后在家耕读，不问世事。

王士珍虽为军人，但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非常信奉，这在北洋系的那些赳赳武夫中是很难得的。在平时，王士珍就一向沉默寡言，思维缜密，他说话不多且语速很慢，跟他谈话得有耐性。从他的外表上看，王士珍一点都不像军人，因为他平时打扮都是长袍马褂、头戴小帽，活脱脱一个乡村老学究。而且，他也不喜欢和军人打交道，倒是与文人过往甚密，如清末翰林陈梅生、进士尚秉和等人都是他的文友。

王士珍的隐居生活并不算长，因为袁世凯急需他来平衡另一位大将段祺瑞的势力。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派出长子袁克定去请王士珍出山，并下了死命令，不把王士珍请来，自己也不要回来了。在袁克定的软磨硬泡、连哄带骗下，王士珍只得答应去北京一趟，看看老朋友。但是，等王士珍一到京城，袁世凯就任命他为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实质上是仍旧希望他担任军务。无可奈何之下，王士珍只好再做冯妇，继续辅佐袁世凯。唯独有一点，那就是他脑后的小辫子却始终保留着，有人劝他剪去算了，王士珍正色道：“三年之制尚没有满！”直到1915年，王士珍才忍痛剪去了那条宝贝辫子。

在袁世凯称帝图谋暴露后，段祺瑞因为反对帝制而被免去陆军总长一职，由王士珍接任。王士珍心里虽然不悦，但仍旧照常上班，以维护袁世凯的威信。等到袁世凯死后，王士珍仍旧充任陆军总长，在总理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闹翻跑到天津之后，王士珍又被黎元洪任命为京畿警备总司令。

1917年张勋复辟期间，王士珍倒很是兴奋了一下。当时将张勋的辫子兵放进京城的，便是时任陆军总长的王士珍亲自下的命令。有人说他是受到了张勋的挟制，其实他是无可无不可，因为，像他这样接受过传统教育并且在清朝末年受恩于朝廷的人来说，对前清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从信念和感情上来说，王士珍和张勋颇有共同语言，因此，他不但随同张勋一起入宫朝拜，还积极参与了其他事务。而在张勋拟定的六个“议政大臣”中，也给王士珍留了一个好位置；另外，张勋还任命他为参谋部大臣，以资重用，而他的学生张敬尧也被任命为长江水师提督。

说起张敬尧，他当时是第七师的师长，部队驻扎在洛阳，张勋复辟后，王士珍立刻打电话给他，并让他带兵前来增援张勋。张敬尧得令后，随后便亲率一个旅进京，其中一个团驻永定门，另一个团驻丰台。在王士珍的引荐下，张敬尧分别拜见了张勋和醇亲王载沣，载沣还送给他一套朝服，以便他去皇宫中参拜小皇帝溥仪。

关于这套朝服，张敬尧还闹出一个大笑话，因为载沣送的裤子太长而靴子太小，匆忙间来不及修补，张敬尧第二天只好上身穿着朝服、下身仍旧着军裤、军靴入宫朝拜，模样不伦不类，一时传为笑谈。好在段祺瑞宣布讨逆后，王士珍见情况不妙，赶紧通知张敬尧立刻只身离去，张敬尧得信后，立刻通知副官带队返回，自己则悄悄地先行返回了洛阳驻地，以免事后被追究。

在这段特殊的时期里，京城中有个“两国忠臣”的笑话，说有两个大佬，一面依附清室，一面又通款中国军队；在朝见宣统的时候身着袍褂靴帽，而等天津方面派人来接洽的时候，则换成民国的大礼服，好比是戏子登台演出，演一出，换身衣服，不亦乐乎。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两大佬说：“我等不忍心看到京城糜烂，所以不得不牺牲个人之名节，奔驰于两者之间，以期和平解决罢了。”有人取笑说：“二位真不愧是两国忠臣啊！”某大佬便忸怩说：“我非两国忠臣，乃两方面和事佬也。”

这两位“两国忠臣”，其中一位便是王士珍（另一位是步军统领江朝宗）。但在张勋复辟失败后，王士珍等人不但附逆无罪，反而因“维持北京秩序”有功。在这场闹剧结束后，王士珍本来觉得无脸见人，想回正定原籍隐居，但段祺瑞和冯国璋赶紧跑来抚慰，劝他以北洋团体为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既然老朋友盛情难却，王士珍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作为同事及多年的朋友，王士珍的确与段祺瑞及冯国璋抹不开面子。在总统冯国璋与总理段祺瑞闹矛盾的时候，段祺瑞被冯国璋罢了官，随后便找到王士珍来做替手。王士珍和冯国璋是老哥们固然没错，但这“段去王来”，王士珍出任总理又觉得对不起段祺瑞，有卖友之嫌；可冯国璋不放过他，说：“老聘，难道你就忍心看我的笑话吗？”

没办法，王士珍推脱不得，只好再次勉为其难了。不过，民国初年的总理是不好当的，有一次，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地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由于段祺瑞的皖系势力很强大，王士珍的总理职位还没有做满三个月便自动下台了。不久，冯国璋和段祺瑞也分别引退，换了徐世昌上去做总统。“北洋三杰”中，冯国璋最年长，也最先走完了他的历程（1919年去世）。王士珍则在辞去内阁总理后便不问政治，甘心退隐。1926年张作霖出任安中国军队总司令并把持北方政权后，派鲍贵卿请他出山组阁，被他坚决拒绝。后来张作霖亲自来请他，王士珍无奈之下，跪着磕头说，我干不了啦，你饶了我吧！张作霖只好回去并对人解嘲说，聘老怎么突然糊涂了！

1930年，王士珍病逝于北京，终年70岁。王士珍没有儿子，只有二女，去世前有两处房产和十余顷田地，其在北京的房产还是学生鲍贵卿和卢永祥等人给他买的。总体来说，王士珍的一生为官清廉，不事铺张，也算是出军阀之淤泥而不染了。

正文二一、军阀“楷模”段祺瑞

段祺瑞是民国初年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这点固然不容置疑，但细说起来，他还真不能说是军阀。所谓“军阀”，从理论上来说，至少应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自己直辖的军队（至少有个师长、督军之类的封号，手下有一大帮枪杆子）；二是要有自己一手控制的地盘（可以抽税养兵，如张作霖之于东北）。但段祺瑞做总理的时候，实际上是个“三无总理”，不但前两项条件一个没有，就连他领导的国务院，也没有稳固的财政收入（在军阀年代，除了英国人控制的海关能提供若干“关余”之外，北京政府便难有收入，那些地方军阀对于税款解送中央大都置若罔闻，这既是清廷垮台后各省军阀割据的结果，也是民国初期各届政府均要举借外债的主要原因）。

没有直接控制的军队，没有自己的地盘，还没有钱，那段祺瑞又如何能做上总理呢？说起来，老段还是有点资本的，他靠的是自己的赫赫声名及多年来形成的门生故旧。在袁世凯死后，各省军阀需要一个享有威望的人来组建中央政府以示统一，而当时那些手握重兵的督军们，大半是段祺瑞曾经的同袍或者门生故吏，在旧道德和实际利益的驱使下，这些军阀纷纷以段大哥或段老师为龙头老大，唯其马首是瞻，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老段的声名得来并不容易，他的一生也颇多磨难。段祺瑞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祖父段佩早年因镇压捻军有功而官居淮军统领，年幼的他随同祖父段佩住在兵营，从小便熟悉了军旅生活。十四岁那年，祖父在宿迁驻地突然亡故，失去了庇护的小段在将祖父的灵柩扶送回合肥老家安葬后，只身一人步行两千多里赶到山东威海投奔了堂叔段从德，并在其手下做了一名小兵。

不幸接踵而至。就在段祺瑞来到威海的第二年，其父段从文在赶到威海看望儿子后，在回家途中被盗贼所害（离家不过三十里地），盘缠被掳掠一空，年仅三十九岁。噩耗传到威海后，段祺瑞请假奔丧而未获得批准。八个月后，段祺瑞的母亲因为哀痛过度，也不幸亡故。一年之内，父母双亡，段祺瑞这次才被批准回家奔丧。

回到家后，刚满十八岁的段祺瑞看着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大妹启英十二岁，二弟启辅十岁，小弟启勋九岁），心情十分沉重。家庭的变故和养家糊口的重担，使得身为长子的段祺瑞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作为普通一兵，段祺瑞感到前途渺茫，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但时来运转的是，李鸿章在1885年创立了天津武备学堂并拟从淮军中招收学员，段祺瑞听说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他决心在抓住这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于是立刻报名应征并在考试中名列前茅，最终被选入炮兵科学习。

两年后，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随后又被选派到德国柏林军事学校留学两年。在其他同伴已经学成回国后，李鸿章再次指派段祺瑞前往克虏伯兵工厂实习，以熟悉并学习世界最先进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技术。直到1890年底，25岁的段祺瑞才返回国内，可谓是当时清廷最优秀的陆军留学生了。

可惜的是，当时的清军对这些军校毕业生不甚重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被委以教习之类的闲职而没能进入军营中做带兵官。以当时的军界风气，那些行伍出身的旧派军官大都看不起军校毕业生，他们认为这些娃娃兵没有实际作战经验，不能委以重任，即便段祺瑞这样留洋回来的优秀军官，也屡屡遭到这些旧军人的排挤。

直到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后，那些军校毕业生才开始得到重用。当时袁世凯请天津武备学堂总办荫昌推荐人才，荫昌很自然地便想到了段祺瑞，随后将他推荐到袁世凯的门下。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一支拥有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多兵种的新式部队，其中炮兵有近两千人，段祺瑞被委任为炮队统带后立刻大展身手，并得到袁世凯的极大重视。段祺瑞带的这支炮队虽属首创，但已拥有速射炮、重炮等六十门，战马近五百匹，这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支正规化的炮兵部队，段祺瑞也可称为中国炮兵司令的鼻祖。

随着袁世凯的不断升迁，段祺瑞也跟着沾光，他陆续做过随营炮兵学堂、武备学堂等各类军校的总办及北洋六镇的统制之职，由此门生故吏遍天下。在辛亥革命期间，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领衔发出“共和通电”，立下“一造共和”的不世功勋；在清朝覆灭后，段祺瑞接着做陆军总长，后来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隐居西山。袁世凯死前，命人将段祺瑞找来并将国事托付给他，段祺瑞由此做上内阁总理，所谓“二造共和”；1917年张勋复辟后，段祺瑞组织讨逆军并很快击败辫子军，所谓“三造共和”。

这位“三造共和”的元勋，给人的印象却是极为古板严肃，不好打交道的。老段平时一贯板着脸，不苟言笑，就算他家里人，也不太敢轻易接近他。和袁世凯一样，段祺瑞在生活上很刻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他当总理的时候，一向是在家吃早饭，随后上书房看公事，看完公事后去衙门，中午再回来吃饭；吃过中饭后，在内客厅睡午觉，然后有客的时候会客，无客的时候就与棋手们下围棋或者打牌（麻将）。

段祺瑞非常喜欢下围棋，当时他还特意养了一批棋手，每月发给工资，以陪他下棋。在和段祺瑞下棋时，那些棋手都十分识相……既不能赢段祺瑞，因为老段自尊心很强，输了他会很不高兴；但也不能多输，因为多输的话，会让段祺瑞看不起。

据传，段祺瑞有一次和儿子段宏业下棋，棋到终盘，段祺瑞大负，气得他跳起脚来，把棋盘掀翻，并怒斥段宏业道：“你这小子，一无所能，就知道玩这个，你以后有什么出息？”段宏业被斥后，只得诺诺而退。（想必儿子输给了他，段祺瑞又会笑骂：“你这小子，连个棋都下不好，你以后还能干什么？”）段宏业是段祺瑞的大儿子，平时吃喝玩乐，素无大志，在外面一向是花天酒地，唯独见了老段就像是老鼠见了猫，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唯独有个小棋手不畏惧段祺瑞，这就是后来名震一时的吴清源。吴清源在做段府棋手的时候年纪很小，也最受段祺瑞的喜爱，他在和老段下棋的时候毫不客气，两人经常能下个旗鼓相当。但随着吴清源水平的不断提高，段祺瑞和他对弈时往往输多赢少，后来也就不再和他下了。吴清源后来入了日本籍，成为日本围棋界的一流高手。

段祺瑞脾气大，治家严，手下的人都战战兢兢，不敢犯错，特别是不敢向来宾索取门包。按前清的规矩，一般大官的门房都有一个陋规，那就是收取门包，否则就进不了门。在前清的时候，段祺瑞大概吃过这个“门包”的亏，因而最恨别人收门包，他要是听说谁收门包，还真能把人拉出去枪毙喽。

但是，按中国人的习惯，过年过节的终究要礼尚往来，而地方上的官员来京办事，也一般会给重要的京官送点礼，这本是稀松平常之事，但这个规矩，唯独到了老段这里行不通。每逢有人将礼物送到段公馆，门房都是将之放在内客厅门口的条案上，等段祺瑞亲自过目后再做定夺。段祺瑞每次路过时，总是仔细地看了又看，最后挑一两件最不值钱的留下，其余的全部让人送回。

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给段祺瑞送了一幅精美绝伦的围屏，上面镶有各种宝石，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段祺瑞也很欣赏，并把它留了下来。当晚，段家的人喜欢得不得了，到了半夜还偷偷起来观看。当大家以为这个围屏会被留下的时候，第二天一大早，段祺瑞便令人送回。张作霖有一次派副官给段祺瑞送了一些东北的特产，如江鱼、黄羊等，直到那位副官一再恳求，段祺瑞才收下两条江鱼，这已经是非常大的面子了。不过有一次，冯玉祥给他送了几个大南瓜，老段倒是很中意，没有送回。

冯玉祥也曾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送礼的故事，说是清末翰林王铁栅先生在四川灌县做知县的时候，有一次去见藩台，一等等了几个小时，原因是没有纳门包；第二次去，纳了八两规银，仍旧不得见，原来叔太爷和姨奶奶的那两份没有纳。王老一怒之下大骂道：“我是个翰林，跑来做知县，我是个冤枉官，我不纳这冤枉钱！”门房说“你不纳，就别见”，王老说：“我不纳，我走就是！”一时间吵闹起来，藩台命召见，只说了三句话，就端茶送客。原来，接见时间也是按照门规的多少来定的。清末腐败，可见一斑。

段祺瑞虽然贵为总理，但他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早年袁世凯和别人打牌，赢了一处宅院，袁便把它送给了自己的义女也就是段祺瑞的续弦居住。不想等到袁世凯死后，原房主找上门来，请时为总理的段祺瑞搬走，归还这房子。原来，当时房契并没有交给袁世凯……袁世凯要是在位，当然没人敢去要回来，但袁世凯死了，就不好说了……段祺瑞不愧为守法总理，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后，最后还是恋恋不舍地退还了这个住了两年的公馆。段祺瑞没有钱去买房，他除了薪水外，并不像其他军阀大佬那样利用权势进行投资以获取额外收入，因而在他彻底下野后，家里经济十分紧张，以前从不过问家务事的老段，最后居然沦落到亲自记账的份上。

段祺瑞当官的时候，严禁家里人说私情，有一次府里的一个老妈子托段祺瑞的一位姨太太替他的一个亲戚找个小差使，刚一张口，段祺瑞的鼻子就气歪了。他大骂道：“好啊，你们想卖官还怎么着？你拿了人家多少钱？快说！”因此，在段祺瑞的面前，谁也不敢乱托人情，不然肯定有自己好看。

段祺瑞不但对自己严苛，对属下也非常严格。他手下有个姓苏的军需官，家里买了个小丫头，而他的老婆经常虐待这个小女孩，三天两头地把人家打得鬼哭狼嚎。这事传到段祺瑞那里后，顿时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将苏军需和小丫头带来，自己则怒气冲冲在大客厅等着问话。当时的场面杀气腾腾，如同旧时衙门上堂一样，等苏军需到后，段祺瑞拍着桌子大骂，并令手下用军棍重责四十大棍。苏军需被吓得浑身发抖，连连求饶。段祺瑞骂了半天后，气才消了下去，随后便吩咐手下将小丫头送到后院，让自己的家眷收养。

段祺瑞脾气大不假，而且每次生气，鼻子就歪到一边，所以有人说段祺瑞本有元首之运，但因为鼻子长得不正（其实是生气时才有点歪），所以只能做到总理级别。其实段祺瑞做过一段时间元首的，那就是冯玉祥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后，由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个职位虽不是总统，其实是兼有总统与总理职能的。

说到“临时执政”这档子事，开始还有人反对，那就是与冯玉祥一起发动政变的国民三军总司令孙岳。据孙之部属、后来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回忆说，当时冯玉祥开会讨论谁来主持国家时，孙岳就说“谁都可以，唯段不可”，说完，还用手作推鼻之状，表示不要歪鼻子（但冯玉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又称是孙岳请段祺瑞出山的，姑且存疑）。

孙岳反感段祺瑞是有原因的。在清末的时候，段祺瑞为第三镇统制（师长），而孙岳为该镇三等参谋（即上尉参谋），后由段祺瑞擢升为二等参谋。某日，段祺瑞校阅军队，孙岳也乘马随行，但他的马不时超到段祺瑞马的前头，于是段祺瑞半开玩笑半责备地对孙岳说：“你官升得太快吧！”因为这事，孙岳对段祺瑞起了反感。不过，孙岳也曾对徐永昌说，光绪某年，即段祺瑞做第三镇统制时，不记得是河南还是直隶，某处闹变乱，段祺瑞带兵去剿平，胜利归来后，很多人去欢迎，表示贺意，段却说：“自己人打自己人，有何可贺？”孙岳对此十分心服口服。尽管孙岳经常私下里责备段祺瑞用人不当，如段芝贵之贪污，吴光新之无能，但他对段祺瑞本人的操守及识大体，却是无话可说且深表钦佩的。

事实上，段祺瑞只是表面上看起来严肃，其实内心也是真性情。段祺瑞少年的时候随祖父在宿迁军营，在当地私塾读书时认识了几个同年好友，后来段祺瑞做上了总理，发达了，其中的一个叫申孟达的好友便试着来北京找他。刚开始的时候，申孟达害怕段祺瑞已经认不得他了，于是先写了封信让人送到段府，不曾想段祺瑞在接信后便立即派人送上银元200元，三天后，段祺瑞亲自来接，一下子就开来了十几辆小汽车，并让人好生招待。

当年跟随段祺瑞祖父段佩的几个老人，后来也被段祺瑞接到府上。其中有一个叫邢宝斋的，他每次提到段祺瑞的时候，常说段祺瑞小时候一天到晚鼻涕邋遢，邢宝斋看不上他，那时骂他：“你这叫什么少爷啊，一点都不爱干净！”邢宝斋常跟公馆里的人说这事，有的人听烦了，便反诘道：“你不是看不上他吗？可人家如今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你现在还在给他买笤帚！”邢宝斋被堵得没话说，只好结结巴巴地说：“我哪知道他有这一天啊，我要知道，当初也对他好点啊！”

段祺瑞虽为军人，但并不轻易杀人。在讨伐张勋的时候，讨逆军抓到几个辫子军，手下部属请示将这几人正法以振军威，段祺瑞很不高兴地说：“罪在张勋一人，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杀几个人有什么用？你们总是好杀人，杀人者人恒杀之，哪一个好杀人的人有好结果呢？”

所以有人说，段祺瑞虽为“北洋之虎”，其实徒有虎相而无虎威，其人仁心宅厚，绝非草菅人命的军阀之流。段祺瑞在政治上并不成功，在1920年直皖战争失败后，他便退居天津租界，开始吃斋念佛，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法名叫“正道居士”。每到初一十五，段祺瑞都要亲自到庙里去做法事，由于段祺瑞是民国初年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和尚们都以段祺瑞来自己的庙里做法事为荣，每每奉承段祺瑞是菩萨转世，为普度众生而下凡。

被奉承久了，段祺瑞也有点飘飘然。直奉战争爆发的时候，老段就在讲经大会上大骂：“这些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们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说到这里，他又不免沮丧地说，“我虽是菩萨后身，具有普度众生的慈悲愿力，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虽大，难胜群魔！”

阿修罗是古印度神话中的恶神，也是佛教中的天龙八部之一，因为它经常与天神交战，因而战场也被人称为“阿修罗场”。老段把军阀们称作“阿修罗王”，但他自己当政的时候也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只不过他认为军阀们混战是穷兵黩武，而自己“武力统一”却是为了“普度众生”罢了！

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他并没有真正地看破红尘，做到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并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老段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他们说到“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之时，老段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

时隔四年后（1924年冯玉祥与张作霖联手击败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后），老段再次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重新回到了政坛。和从前一样，老段仍旧是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或者赋诗，晚上打牌，唯独与之前不同的是，老段增加了一个内容，那就是早上必到公馆中专门的佛堂去诵经。

一年半后，在执政府门口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闻讯后赶到血案现场，曾长跪不起，为死者超度。不久，老段再次下野，从此彻底远离了纷繁多变的政治旋涡而只在家中吃斋念佛，或者下下棋、写写字，不再过问世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并试图拉拢段祺瑞出来充当代理人。为防止段祺瑞为日本人所用，蒋介石在1933年1月21日派人将段祺瑞从天津接到南京，在浦口乘船过长江的时候，蒋介石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前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统一送出，当时段祺瑞为学堂督办，也算是有师生之谊）。此后，段祺瑞便定居在上海。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临终前，段祺瑞曾写下亲笔遗嘱，谆谆告诫后人：“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所谓自立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由于段祺瑞生前信佛，其葬礼也是照他的遗嘱以居士礼简葬。在各界名流的吊唁中，有几副挽联特别显眼，一副是冯玉祥的：“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另一幅是吴佩孚的长联：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段祺瑞死后，由于其长子段宏业坚持要将其灵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为日本侵华导致的时局变动，以至于十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买好的坟地，位置就在人来人往的大道旁边。对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旧忍不住叹息：“想不到老头子轰轰烈烈一辈子，死后竟然没有一块葬身的地方！”

直到1963年，在段祺瑞生前的好友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等人的努力下，才最终将段祺瑞的遗骨起出，并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作为民国年间的大人物，段祺瑞一生不蓄私财，不徇私情，不拥兵自重，这在军阀中，无论如何都算是至为可贵了。

正文二二、少年英才顾维钧的出道史

海外华人史家何炳棣先生在其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他于1945年底在美国留学期间入住哥伦比亚大学那座知名的研究生大楼时，心情十分激动，倒不是因为这个楼的十四层高度（作为宿舍楼，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而是一进门就看见楼底橱窗内陈列着校友顾维钧博士的一个纪念银盾，上面说明是哥伦比亚大学与耶鲁大学在1910年的辩论比赛中，哥大获胜，其辩论组的领队即为顾维钧。何先生看到后，极为兴奋，当即决定在这里进午餐，并点了一份最贵的菜，以向多年前的师兄表示致敬。

顾维钧是个大才子，张学良曾这样评价他说：“顾维钧这个人，我非常佩服，这个人实在是个能干的人。”但是，张少帅又补充了一句：“他就是不卖力气。他要真卖力气他真行！可是他不卖力气。”

张少帅哪里明白，真才子大都是不需要卖力气的，卖力气的那就不是天才而是人才。顾维钧这个人，当时应该算是罕有的才子，所以他不卖力气。

顾维钧，字少川，上海嘉定人，其父顾晴川曾入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幕府，因其精于商业与洋务，后来出任了交通银行第一任总裁。顾维钧出生在这样一个中西结合、半传统半现代的家庭，他先读的旧私塾，十岁后入教会学校英华书院，不久又进入圣约翰大学（当时名“圣约翰书院”）；1904年，十五岁的顾维钧在施肇基的陪同下与江苏官费生一行七人前往美国留学（顾系自费留美），他先在库克学院适应了一年，随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与国际外交。1905年底，当清廷派出的宪政考察团访问纽约时（施肇基也是成员之一），顾维钧还曾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前去欢迎。

学生时代的顾维钧是个活跃分子，读书对他来说似乎从不是问题，因为他从小就认为学习“既是学习，也是娱乐”，因而他有很多时间与精力去参与校内的活动，如演讲、辩论甚至戏剧；后来，顾维钧还担任了校内刊物《旁观者》、《哥伦比亚人》的编辑及《哥伦比亚月刊》的业务经理。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他大三的时候，他还参加了学生会的竞选并当上了其中的一名委员，这对于一个外国学生而言，应该说是极不容易了。

不过，这时的顾维钧却在个人问题上遇到了一点麻烦，原因是他的父母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便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在他十八岁后，父母便不断写信来催促他回国完婚，因为按当时的风俗，女孩子超过了十八岁仍未结婚显然是不合适的。顾维钧并不想接受这门婚姻，但他的大哥也写信来劝他回国一次，因为父亲与对方是多年的世交，想要废除这个婚约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父母已经为此感到焦虑而难过，他劝顾维钧还是遵从父母的意思，至少也应该亲自回来一趟，好好商量一下。

当时的人尚未开化，传统观念很重，退婚之事非同小可，加上他们对海外求学又多有误解，往往看不惯这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年轻人，一旦有人反对这种“盲婚”，乡民往往谣传彼等在国外已经被巫医割去睾丸制药，以至于丧失性机能而被迫退婚云云。由此可以推论，顾君也难免有“割丸之讥”。

顾维钧接到大哥的信后也意识到事情重大，他只好答应回国商议此事，但他刚一到家，他的父母立刻暗示要给两人完婚，顾维钧为此还与父亲争吵了一次，结果父亲一怒之下竟然宣布绝食，除非儿子肯答应这门婚事。在大哥的苦苦劝导之下，顾维钧被迫让步，只得答应完婚。父亲听到后，立刻不绝食了，并吩咐马上举行婚礼。

顾维钧不情不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在洞房之夜，他竟然拒绝与新娘同房，而且持续了好几个晚上，这让大家都感到十分不安。在父母的压力之下，顾维钧最终回到自己的房间，但他却宁可睡在躺椅上也不与新娘子同床。纸里毕竟包不住火，当顾维钧提出要返回美国继续学业的时候，父亲说可以，但前提是带上自己的新娘子。

顾维钧把新娘子带回了美国，但他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姐妹或者朋友来看待，在他回到纽约后，新娘子被送到费城去接受教育。三年后，顾维钧和这位女子签订了离婚协议，结束了这段莫名其妙而且在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婚姻。

1908年11月，就在顾维钧回到美国不久，袁世凯集团的主要干将之一唐绍仪作为特使前来美国访问，顾维钧作为中国学生代表接待了唐使团，这给唐绍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唐绍仪这次访美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他刚到美国不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便先后离世，在失去了庇护者之后，清末权势最显赫的袁世凯集团也陷入了危机。

1911年，就在顾维钧与第一任“名义”妻子解除婚姻关系的时候，清廷也开始了覆亡的倒计时。这一年，也是顾维钧最忙碌的一年，因为他要准备自己的博士考试答辩。顾维钧的导师是穆尔教授，其精于国际法和外交，后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的古德诺教授也是顾维钧的老师之一。古德诺在袁世凯称帝期间发表一篇《共和君主论》的文章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其与中国发生关系，恐怕是顾维钧在其中牵线搭桥所致。

就是顾维钧准备博士答辩的时候，中国驻华盛顿公馆突然给他转来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亲自邀请他前去担任他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在看完电报后又惊又喜，但他考虑几分钟后说，他现在正忙于自己的论文答辩，他希望能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效劳。大使对顾维钧的拒绝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这对于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何况电报的口气十分肯定，回国后是肯定录用的。

顾维钧找到自己的导师穆尔，穆尔得知自己的得意门生拒绝了这样一个极好的机会后十分生气，他把顾维钧教训了一顿，说你攻读博士学位本就是准备回国担任公职，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如今有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进入政府并参加一个新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如何能轻易拒绝呢？他告诫顾维钧说，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决不能轻易放弃了，而且必须要先跟他谈谈。

一周后，使馆再次找到顾维钧，并将总统府的来电转给了他，电文中要求顾维钧不要拒绝这个邀请，因为这是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亲自举荐的。顾维钧拿着电文去见穆尔教授，穆尔十分高兴，并答应以顾维钧未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前四章作为正式论文提交，并为他提前安排答辩。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在得知自己的弟子即将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英文秘书后，都十分高兴并为顾维钧的答辩大开绿灯，一切从简。在他们眼里，自己的学生能够进入民国的新政府，不仅仅是顾维钧一个人的光荣，也是哥大的骄傲，并必将加强哥大与中国甚至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事实上，在顾维钧稍后的一段时期中，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校友也是名人辈出，其中便有蒋廷黻、胡适之、冯友兰、金岳霖、张伯苓、蒋梦麟、侯德榜、马寅初、张奚若等极具知名度的人物，这显然是哥大对中国影响力的一个体现。

两个月后，顾维钧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并返回国内。到达北京后，总理唐绍仪派人将他接到六国饭店，并告诉他次日由总理亲自带他去见总统袁世凯。第二天，唐绍仪带着他进了袁世凯的办公室，唐绍仪将顾维钧介绍给袁世凯后，两人开始谈公事，顾维钧则在旁边倾听。唐绍仪起身告辞的时候，说顾维钧“除了在总统府任职外，还须兼做他的秘书”，唐绍仪的话惹得袁世凯老大不高兴，他“声调有些激动地说：‘我请顾先生来是你保荐的啊！应该在我这里做我的秘书，帮我的忙’”。唐绍仪说，“你这里事情不多，我想他可以两边跑。”

在总统与总理为他产生的“小小的并无恶意的争执中”，顾维钧保持着恭恭敬敬的沉默。不久，他便被任命为总理的秘书，这是唐绍仪八个秘书中最年轻的一位，其他的人大都在四五十岁。顾维钧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处理总理与外国有关的一切函件，他的工作相对轻松，但他在八大秘书中的排名却是第四位。

很糟糕的是，唐绍仪不久便因为各种问题而与老上司袁世凯关系闹僵，一气之下他辞去了总理职位，跑到了天津。按惯例，顾维钧与其他七位秘书也随同辞职，顾维钧还亲自追随唐绍仪去了天津。不过，这一趟也颇有收获，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顾维钧与唐绍仪的女儿唐梅彼此产生了好感（实际上是唐绍仪看上了这个佳婿而有意介绍的），并开始了一段婚姻（唐梅在1918年于顾维钧的欧洲任所不幸感染西班牙流感而病亡，遗下一子一女）。

袁世凯并不想失去顾维钧这个人才，他派人给顾维钧传话，让其回总统府任职，而唐绍仪也认为内阁任职与总统府的任职并不冲突，建议他回去复职。顾维钧说，外交次长颜惠庆也邀请他到外交部任职，唐绍仪说，两个都应承下来，这就像做总理秘书与总统府秘书一样，并无妨碍，而且唐绍仪郑重地告诉顾维钧，外交部是他发挥所长、学以致用的地方，由此也指明了顾维钧的事业发展方向。

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家，能说十分流利的法语，但不会说英语，国语也因为常年驻外而略显蹩脚，不过，他和顾维钧同为上海人，因而将这个小同乡安排为自己的秘书，每次要会见英语国家的使节时，顾维钧都要充当翻译。

在此期间，最令顾维钧感到不满的是，外交总长在答复外国使节提出的问题时，不是召其来外交部，而是派秘书前往使馆答复，而这种任务常常落在顾维钧的身上。顾维钧学外交出身，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这是不符合通常的外交惯例的，但这种惯例却通行于亚洲国家，特别是在庚子年后。

除了在外交部任职外，顾维钧还担任了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因而几乎天天都要去总统府，不过，顾维钧并不是天天都能见到袁世凯，而只是在袁世凯会见外国使节或者显要人物时，才会安排他做翻译，其他时间则一般是处理大总统的英文函件和公告。在与袁世凯多有接触后，顾维钧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极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虽然他从来没有留过洋，也不认识一个外国字。另外，顾维钧还认为，袁世凯虽然是民国大总统，但他对共和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并无认识，这或许是他在种种乱象后求助于帝制的原因之一。

袁世凯当政期间，其碰到的最为棘手的外交难题便是日本借口对德宣战而强占青岛并提出“二十一条”，这个问题的后患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作为外交与国际法的专家，顾维钧、伍朝枢（外交家伍廷芳之子）、金邦平三人应邀参加了袁世凯主持的内阁会议，由此了解了从提出“二十一条”到巴黎和会乃至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全过程。

在国力大不如人的情况下做外交，是一件难度极高也极容易受人诟病的事情，陆征祥、伍廷芳、施肇基、顾维钧乃至曹汝霖、章宗祥等人便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不过，顾维钧却是个特例，他的升迁也是极快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他在进入外交部一年后便升为参事，1915年7月即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三个月后便被提升为驻美国公使，这在当时是不亚于驻英国公使的外交重要职位了。

顾维钧出任驻美国公使时还不到27岁，而且这出自于袁世凯的亲自安排。事实上，顾维钧出任驻墨西哥公使不过是为他出任驻美国公使做个铺垫，以免给人少不经事的感觉。但可惜的是，半年后，袁世凯死了。

此后，少年得志的顾维钧便陷入了民国政治的大染缸中，任凭他有一身本领也无从施展，这或许是他在后来的各届内阁中虽担任过各种部长甚至是亲自代理或组阁而又“不肯出力”的原因吧。就民国这样的政治大泥潭，即便是顾维钧想出力，恐怕也找不到着力点呢！

以顾维钧的才能和地位，其在历史上所留下的成就是那般的不成比例，唯独的一个亮点是巴黎和会。虽然中国外交失败了，但顾维钧在和会上的抗争，可圈可点，虽败犹荣。

巴黎和会曾带给中国人很大的憧憬和幻想，以至于它给中国人的伤害也同样的深。在和会开幕前，中国外交代表团派出规模堪称豪华的阵容（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驻欧洲使节），但大会只给中国安排了两个正式席位，这给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因为他手下至少拥有五名出色的外交家：施肇基、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胡惟德，好在席位可以不限代表，这几名外交家才得以轮换出场。

和会上绕不过去的是“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团受邀前去陈述意见，这个重任便落在了顾维钧的身上。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在和会主席团“十人会”上发表中国政府对“山东问题”的声明，这次发言长达半个多小时，顾维钧从国际法、历史、现状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并赢得了各国首脑们的一致称赞。美国的威尔逊总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等人都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并盛赞这次发言是一次“卓越的论述”，这与前一天日本代表发言后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外交与国家利益毕竟不是靠精彩的演说所能争取来的，尽管顾维钧表现出色，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仍旧遭遇惨败，非但“山东问题”未能解决，就连保留意见的权利都未能实现。在和会即将结束之际，中国代表团面临着“签还是不签”的困境：签，则使得日本侵占青岛及继承原德国权益“合法化”；不签，则可能失去加入国联并获得相应权利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五四运动”爆发了，拒签的声音占据了主流。在争取“保留附于约后”失败后，代表团于签约（6月28日）的前一天电示北京政府，说明拒签的理由，但吊诡的是，北京复电称对此事已有指示，为何代表团没能收到？北京发来的这份电报事实上是在和会规定的时间（即6月28日下午三点）后才到达的，其训令明确指示“拒签”，但何以会在签字时间之后才到达，其中是否有外人搞鬼，颇费思量。

代表团在不明确北京政府指示的情况下，断然决定拒签。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叙了和会的最后一天：“我自己驱车驶离医院，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这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顾维钧的话是对的，中国可以缺席这次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但中国能永远缺席于世界的大舞台吗？

正文二三、“五四”狂飙的背后

1919年5月4日下午一点左右，来自北京十几个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一幅硕大的对联竖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下，格外醒目：

<small>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small>

<small>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small>

在对联的另一头，前一天晚上北大学生咬破手指所写的血书也悬挂在那里，“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随着学生们的激愤而猎猎飘摇。

短暂的集会后，学生们随即向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进发。在途中，教育次长袁希涛、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闻讯赶来，但他们均未能阻止学生的前进。到东交民巷后，由于此日为节假日，公使不在使署，巡捕房未得命令，坚不放行，结果数千名青年学生在来来往往的例行公事中延宕了近两个多小时，最终未能通过。

使馆区请愿受阻后，学生们激愤异常，随后便决定改道前往卖国贼曹汝霖家示威。游行的总负责人傅斯年担心途中会出意外，但他已经无法阻止学生运动的洪流。

这一天的中午，曹汝霖和章宗祥应大总统徐世昌之邀前往总统府赴宴，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后，有人曾劝他们暂时不要回府，但曹、章两人不以为然。三点左右，曹汝霖和章宗祥一起回到了赵家楼胡同西口的曹宅。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位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来访，尽管他们已经得到学生要来赵家楼的消息，但此时曹宅外已有上百名警察保护，因此也就不以为意。他们觉得学生们不会搞出什么名堂，即使出现暴烈举动，也能被警察驱散。

四点左右，大批学生来到曹宅门口，形势立刻为之改观。尽管警察们严阵以待，但数千学生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很快，一些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一边猛烈地撞击曹宅大门，局势开始失控。警察们劝阻学生的时候，双方发生冲突，在混乱当中，有学生绕屋而走，寻找其他入口，几分钟后，突然“哗”的一声，曹宅的大门被打开了，外面的学生们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他们蜂拥而入并四处寻找卖国贼曹汝霖。

学生们首先发现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们并没有对两人动手，而是放走两人，继续寻找曹汝霖。但学生们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曹汝霖的踪迹……那几人哪里去了呢？

很多人以为曹汝霖在大门被打破时逃出去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曹汝霖的回忆，他在学生闯进大门后，仓促间躲进了其妻与女儿卧室中间的一个箱子间，但学生们却并未细细搜查，而只是噼里啪啦地砸门窗玻璃，然后扔掷屋内的瓷器，在乱嚷了一阵后，他们又出去了。

四点半左右，曹宅突然起火，躲在锅炉间的章宗祥几个人慌忙窜出，由于章宗祥穿着礼服，一下就被人认出，结果被堵在后门被学生痛殴（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有个学生拿个了铁杆敲了章宗祥的脑袋，章宗祥顺势倒地，学生们以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嚷着“曹汝霖”被打死了，一边逃跑了。另外一些人听了这个消息后，纷纷赶来看，要证实这个消息。

趁着这个间隙，日本人中江丑吉冲了过来（他也与章宗祥素有交往），将章宗祥搀扶着，连抱带拖地出了后门，并将章宗祥推进了对面的油盐店。学生们见“曹汝霖”没死，哪肯放过，他们随即跟踪而至，并要将“曹汝霖”拖出殴打，但这个日本人拼死护住，结果替章宗祥挨了不少打，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所幸中江丑吉在挨打过程中不断说着一口不熟练的中国话，学生明白他不是中国人，这才手下留情。

火起之后，大批的巡警赶来，最终将学生们和看客们驱散，并当场抓捕了32人（其中便有著名的许德珩）。随后，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但此时的曹宅已经被烧得只剩下门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所幸的是，曹汝霖及其家人也都趁着火起的时候偷偷溜走，并无人员伤亡（被打的章宗祥和中江丑吉除外）。

“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是当年“五四”的最高潮，很多人以为火烧赵家楼只是学生们的义愤所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参与的学生回忆，这次行动是早有准备，只不过是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而已。

放火的人是谁呢？据现场目击的学生回忆，此人乃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匡互生。当学生们正在到处寻找曹汝霖的时候，匡互生取出预先备好的火柴，准备放火。这时，另一名游行的负责人段锡朋慌忙阻止，说：“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匡互生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

另有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看见两位穿长衫的学生，从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他们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燃，霎时浓烟冒起。这位目击者名叫肖劳，他当时就跟在两位长衫学生的后面亲眼目睹，也认得这两位就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这两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除了匡互生外，还有一个名叫周予同。在“五四”游行前，他们甚至打算去弄一把手枪干掉曹汝霖，可惜没有成功。在五月三日的夜里，匡互生等人秘密召集工学会的十几名会员，并决定带铁器、小罐子煤油和火柴前去，预备毁物放火。匡互生和周予同几个人还写下遗书，准备牺牲。后来周予同回忆说，对于他们的秘密行动，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一点都不知情。事实上，打开大门的也是匡互生这些人，他们是打破曹宅围墙上的窗洞后进去的。

或许有人要问，学生们为何如此痛恨曹汝霖、章宗祥及陆宗舆三人？他们又究竟干了什么？这事说来话长。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士打死，德国随后派出远东舰队直奔山东半岛，并强迫清廷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德国获得了租借胶州湾99年、胶济铁路的铺设权及其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等项权利，山东由此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一举夺下由德国人经营了近20年的青岛和胶济铁路，俨然以新主人自居。在洪宪帝制前，日本突然抛出“二十一条”，并以决裂的姿态逼迫袁世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而当时参与对日谈判的，正是曹汝霖、章宗祥等人。除袁世凯应负主要责任之外，这些外交人员亦可谓是“五七国耻”的制造者。

但直接引发这场狂飙的不是“二十一条”谈判，而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彻底失败。当时日本代表抛出“西原借款”中“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换文，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北京政府代表章宗祥的回复，其中便有“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之语。

历史的真相往往就在于细节的推敲，这个“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换文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本又有什么建议？章代表为什么会“欣然同意”？

济顺高徐铁路是胶济铁路的支路，当年德国人强租了胶州湾后，便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新兴城市（青岛）并修建了一条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胶济铁路）。胶济铁路是德国人投资修建不假，但整个铁路的路权及其沿线的矿产开发权等也被德国人攫取，这种投资是带有特权的。日本人把德国人打跑后，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之前签订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实际上是归于无效，而日本想继承德国权益的话须重新签订条约，否则无直接的法理依据（即便是日本在“二十一条”中胁迫中国承认日本继承了德国的所有权益，但中日之间仍无条约可以证明）。

所以，日本人设下了一个小圈套，这便是“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是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2000万日元，以建造济南到顺德及高密至徐州的两条支线。在谈判过程中，中方提出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撤至青岛，日本同意撤走，但须留下一小部分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由中国负责，但巡警本部等处须聘用日本人；待胶济铁路确定归属后，改由中日合办。

当时主持此事的段祺瑞内阁觉得日本人提供的借款还算优惠，而且又答应将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撤回青岛（之前铁路和青岛均由德国人控制），其认为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而且青岛虽被日本人控制，但他们声明过，等战争结束就会归还的，所以这才有了章宗祥“欣然同意”的回复。

但段祺瑞这些人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其实是以借款撤军为诱饵，以换取中国在正式文件上对日本占领青岛并进而继承德国权益的默许……既然段内阁“欣然同意”了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到青岛，那岂不是说明日本控制青岛得到中方正式文件的认可？尽管日本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之前并无文本证据，这下好，中招了。

4月22日，英、美、法三国巨头将陆征祥和顾维钧请来，将他们与日方达成共识的方案公布。美国总统威尔逊先是埋怨中方先有1915年的“二十一条”，后又有1918年“欣然同意”的换文，接着又劝说中方接受他们的“最佳方案”：“日本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益，然后日本将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旧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当顾维钧反驳说，1915年的条约乃是胁迫所致，而1918年的换文是根据前约而来时，威尔逊不以为然地反问：“前约虽然是胁迫，但日本在后约中并未强迫，为何又‘欣然同意’呢？”顾维钧一时语塞……这就是贪图2000万的借款所引发的饮鸩止渴之后果。

4月30日，巴黎和会最高机构在未经中国代表认可的情况下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承认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即《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条）。至于日本须将山东权益交还中国的问题，日方只肯做口头承诺而反对在和约中明文规定，因此这三个条款对中国是极其不利的。

中方代表在得知这一最后裁决后，在5月4日向和会提出了强烈抗议：“三国会议为了维持和会不致破裂，竟然以中国为殉葬品。中国的命运因为要加入国联的缘故，反而要成为国联的利益交换品。这种不信不义的处置，实在万难承认！”

列强们对中方的抗议置若罔闻，他们在5月6日按照原计划公布了《凡尔赛和约》。由于当时加入新成立的国联必须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二难中做出选择：要加入国联的话，就必须签字；不签字就不能加入国联。由此，中国在此次巴黎和约上的外交，已经宣告完全失败。

“和会仍旧凭战力，公理岂能敌强权？”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标榜“公理、正义”的和会上竟然被以战败国对待，真是在国人头上狠狠地浇了一盆凉水。说一千道一万，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的惨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就算你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呢？

在得知中国外交失败后，《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叫《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文：“上海的和会（当时的南北军阀谈判），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即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

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北大学生许德珩曾回忆说，在“一战”结束后的半年中，“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讲演”，“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地翻身了”。

但是，世间物往往是这样，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在巴黎和会开幕后，随着各种坏消息的不断传来，国人的热情也就从烂漫的春天回到了萧瑟的冬日，各种希望也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地破碎了。

5月2日，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正式对外公布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3日下午，由北京政界中知名人士所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其中有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等名流）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7日（也就是日本在1915年“二十一条”谈判时下最后通牒的那一天）的国耻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这强权的和会。

和国民外交协会那些文质彬彬的绅士相比，北京的学生们已经没有这个耐性了。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北京各校的学生代表们决定晚上七点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参会者除了北大学生之外，还包括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13所学校的学生。

当晚，北大学生和其他校的学生代表集合于北大法科大礼堂，大会上，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及外校代表夏秀峰等人慷慨激言，谢绍敏同学更是激愤异常，他当场咬破中指，撕裂衣襟，在上面血书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在这一刻，整个礼堂都沸腾了，青年学生们的鼓掌声、喝彩声和激动的泪光交相辉映，有的学生相互拥抱而泣，有的人则紧紧攥着自己的拳头仰天长叹，会场上充满了悲壮苍凉的气氛。这时，一个学生跳上主席台高喊道：“哭有什么用！我们要行动！同学们，我们现在就募捐，明天到天安门游行去！”

听了他的话，会场内的学生纷纷将身上的银元、铜币、手表甚至戒指乃至帽子都捐了出来。随后，学生们分头准备，有制定游行路线的，有制作标语横幅的，还有外出联络其他学校的。这一晚，多少年轻的朋友一夜无眠。

罗家伦拟了一个宣言，“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许德珩拟的就激进多了：“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也！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话虽如此，当时运动的组织者并不希望发生什么激烈行动，据4日那天记者的报道，步军统领李长泰得知学生聚集天安门后，学生代表向他解释：“今天我们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可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说：“那么，宁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不要别闹出什么国际交涉来。”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进发。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那些学生回去休息了，而少数留下来维持秩序的、零星掉队或者围观的，反被警察给抓了起来（火烧赵家楼后，警察总监和步军统领亲自前来督阵）。

据梁实秋的回忆，章宗祥的儿子当时与他同一寝室，五四运动后早已走避，但愤怒的学生仍旧冲进他的宿舍，将里面的东西捣毁一空，这让梁实秋非常不满。在5月19日北大学生开始外出演讲后，梁实秋也随着清华学生一起入城，但在途中愤怒的学生将一辆乱按喇叭的汽车砸毁，对此，梁实秋反思道：“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大街上如痴如醉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谓之群众心理。”

“火烧赵家楼”的主角匡互生于当年夏天毕业后也曾对于之后的运动感慨地说：“七月后纯洁之民群运动，渐为投机者借以出风头，失却大众信仰，而政府亦颇知应付之方，老调不可复弹矣！”至于当年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年轻人，一部分人随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等；另一部分则改而走上了“学术救国”等相对温和的道路，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闻一多、罗章龙、罗隆基、张申府等。不管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年轻人的血终归是热的，他们的峥嵘岁月，在历史的丰碑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

正文二四、“五四”之后的大风潮

“火烧赵家楼”后，一些安福系政客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学生之所以闹事，主要是因为蔡元培之前过于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这才引发了“五四”风潮的爆发。在这些人的眼中，蔡元培这个老革命党，“老夫聊发少年狂”……贼心不死哪！

压力之下，蔡元培在学生被释放后的第三天便提出辞呈，并悄然离京出走。同时受到指责的还有教育总长傅增湘，他因为同样鼓励学生参与“一战”后的庆祝活动而被迫提出辞职，安福系政客田应璜则拟出任教育总长。

蔡元培去职的消息传出后，北大学生当晚便以“停课待罪”的方式来挽留自己敬仰的校长。随后，北京各大专学校的校长们也宣布全体辞职，团结一致，与蔡先生同进退。这时，积极参与“五四”活动的北大学生郭钦光因愤激病逝，随后因对同学的哀悼而引发了5月19日的北京中等学校以上学生的总罢课，参与者达到25000余人。

这次总罢课较“五四”那次成熟许多，学生们明确提出“拒签对德和约、惩办卖国贼、挽留傅增湘总长和蔡元培先生”等项要求，也就是后来的八个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上海、天津、杭州、南京等地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行动，这使得全国的罢课风潮愈演愈烈。但是，中国人一贯要面子，如果北京政府轻易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搁呢？于是总理钱能训就“惩办国贼”的问题答复说：“学生如果有他们的卖国证据，政府自当依法惩办；如徒凭空言，政府不能办到。”

20日，教育次长袁希涛亲赴北京大学，召开大专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但官立学校校长竟然无一到会。不仅如此，学生们还展开了更积极的活动，他们组织了大量的演讲团（十人一组，时称“十人团”）上街宣传，大街上、天桥下，甚至游艺场，到处都有学生们的身影。

学生的演讲赢得了市民们的热烈欢迎，每一处演讲都有大量的民众前来听讲，听到即将亡国的激愤处，很多人都跟着学生抹泪叹息；又有一些热心的市民，给学生们送茶送水，甚至当场捐款捐物，以示对学生的支持。

不仅如此，学生们还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最早是北大学生将校内消费社的日货全部起出并在文科大操场集中焚毁；随后清华等学校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5月18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将他们自己买的日货，一起拿到先农坛集中焚毁。学生们的行动引发了日本的恼怒，他们派出军舰前往天津、吴淞等地进行军事恫吓，甚至派出日本浪人去破坏学生的演讲。当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抗议活动的时候，日本军警横加镇压，并将多名学生逮捕。

由于学生的风潮越闹越大，加之以日本的压力，北京政府派出军警、马队前去破坏学生的演讲活动，他们见到学生聚集便用马队冲击，将围观民众驱散并收缴了学生的旗帜、传单等。除此之外，他们又用提前放假，进行文官、外交官、司法官考试等办法进行分化，使得一部分学生退出了运动，此阶段的学潮也就告一段落。

不料到6月1日，北京政府在不恰当的时间发布了两道不恰当的命令，一道是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温言挽留；另一道却严厉呵斥学生扰乱秩序，要求取缔各种街头活动并立即复课。

“爱国有罪、卖国有功”，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们都是热血的爱国青年，哪里受得了如此对待？他们随即在6月3日恢复街头演讲，而在这一天，北京的军警们也是严阵以待，你来一个我抓一个，你来两个我就捉一双，而这一天又恰逢雷阵雨天气，天上怒雷轰轰，地上飞沙走石，黑云滚滚，不见天日，好一派阴暗惨淡的人间地狱之景象！

当晚统计，计有170多名学生被逮捕，其中北大学生占了多数，另外也有清华学校、高等师范等学校的。因为人数众多，这些学生没有被送到看押所，而是被集体关在北大法科的讲堂之内，从早到晚，学生们连口水都没得喝。

但是，政府人士明显低估了学生的能力和毅力，就在第二天，更多的学生静悄悄地走出校门，他们来到街头后，突然从怀里摸出藏好的演讲旗帜，便对着大众开始演讲。而这一天的军警也比往日要分外的多，他们见有人群聚集，便放马过去，先将听讲民众驱散，随后老鹰抓小鸡一样，两个强壮的警察挟着一个弱小的学生娃娃，送到北大拘禁了起来。

4日这天，学生竟被拘禁了700余人，最后北大法科装不下了，又送到马神庙的理科宿舍作为临时监狱。4日这天的天气也很糟，大风大雨、大雷大尘，只见一对对的学生被掳了进来，而一队队军警则在北河沿安营扎寨，陆军第9师派来了一个团兼一个营的兵力，愣是把堂堂学府变成了兵营。

好好一个北京的首善之地，最后被弄成了黑暗世界，此天意乎？抑或上天示以天谴乎？

凶神恶煞的军警们却没有吓倒学生。5日，更多的学生背上行李，连牙粉牙刷面包都准备齐了，他们这一天大队集合出发，分路演讲，人数达到2000多人。与此同时，他们又向各地发出通电，请求支援。据《每周评论》记者的报道：“五日上午，记者打前门经过，看见三个学生站在路旁演讲，来了几个警察，犹如城隍庙的阎王一般，把三个学生一人捉一个，那三个学生两手虽然被他们捉住，嘴里还说个不止，听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泪来。后门外边，有两队学生，一向西行，一向东行。这个地方只有十几个警察，到东边赶人，西边又演说起来了；到西边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了。闹得很久，听的人个个拍手，几个警察也就不敢动手了。”

警察不敢动手的另一个原因是，学生越来越多，再抓就没有地方关了。一旦不慎，闹出人命，那可不是好玩的。

令人感动的是，有许多学生自带行李，主动前来北大法科要求被拘禁，而被禁的同学们知道后，纷纷登上法科大楼摇旗怒号，校内外连成一片，军警们也无可奈何。就连女学生们也行动起来了，她们组织了十五校联合会，集体向总统府请愿，要求释放那些被关押的男同学。

各校校长和教职员工也极为愤怒，他们不但为营救学生而上下奔走，而且发表联合通电指责政府：“视学生为匪徒，以校舍为囹圄，蹂躏教育，破坏司法，国家前途，何堪设想？”北京社会各界团体也对学生被拘表示了同情，比如国民外交协会、北京教育会、红十字会等都纷纷前去慰问，以示对学生的支持。

北京学生大批被抓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震惊了。6月5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人士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第一次实现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联合行动。之前，黄日葵等北京学生领袖曾经来上海开展活动，在北京学生被拘后，上海学生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手持传单，到大街上去挨家挨户地宣传，动员商家在6月5日实行罢市。在这一天的动员中，一些学生甚至采取了“沿街跪求”的哭谏方式进行哀告，很多来往行人和商家也都答应在次日一定支持学生们的行动。

5日实行“罢课、罢市”的消息传出后，首先起来响应的却是上海的工人们。在学生们的热忱感动下，一些在日本企业如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首先在上午实行罢工，紧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也随之响应，接着便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沪宁铁路、杭甬铁路等地的工人实行了罢工。

5日上午，各商家也按约定实行了罢市，原本热闹的大街上很快便冷冷清清，绝大部分商家都大门紧闭，停做生意，就连租界里的永安、先施两大商业公司也都杜门谢客。在大街上，唯见大中学生在上下奔走，分发传单，而巡警们则在街上巡逻，防止有人捣乱。

人心齐，泰山移，上海“三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当局意识到事态非同小可，于是包围北大校舍的军警们当晚便撤去了，被拘禁的同学重获自由。但是，由此形成的风潮并未停息，6日后，上海的“三罢”非但没有停止，规模反而有所增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工人加入了罢工的行列，而商家们也仍旧实行罢市，街上除了几家买早点的还半掩半闭地开着门，向路人卖些糕点行个方便，其他商家仍旧像昨天一样，一律实行“关门主义”。上海当局派警察前去干涉，强迫开市，但商家答复“买卖自由”，警官们也无办法。

在上海实行“三罢”后，天津、南京、安庆、武汉、济南、九江等地均以上海为榜样，实行“罢工罢市罢课”，“五四运动”也由此变成了“六三运动”，前者以北京的学生为先导，后者却以上海为马首是瞻了。

商人一向被人认为是倾心谋利的，但在这次运动中，商家却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爱国热情：先是一些大型商业公司主动实行罢市，随后各中小商铺也都闭门谢客，并在大门上贴着标语“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就连理发店也贴上了“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的标语。至于那些娱乐场所，也都停止售票，不再娱乐。一些说书人甚至发起义务说书，将所有收入捐给学生联合会。

唐朝诗人杜牧曾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但在此次上海“三罢”运动中，就连青楼中的女同胞们也纷纷响应，她们主动站了出来，自费印刷传单发放并呼吁花界同胞捐助学生联合会。在学生进行游行和宣传活动时，这些女同胞在路口设立饮茶休息处，以示对爱国学生的支持。

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只得于6月10日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免职。在“内惩国贼”的目标实现后，各地的“罢工罢市”风潮才告一段落。

紧接着，中国代表是否应该在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又再次成为焦点，各地学生和社会团体纷纷派出代表到北京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政府保证不在和约上签字。由此，五四运动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拒签和约运动”再次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这时，一直对学生运动保持沉默的段祺瑞突然发表看法，他说：“学生们有爱国心，这是可喜可贺的。但有一言相劝，尽心求学，成为人才，将来鼎新政治和工商实业，这样才可以强国。”说到这里，段祺瑞话锋一转：“如果受人愚弄，只能助长某些人的嚣张之气，误己误国则是错误的。”

段祺瑞的大概意思是同意签字，因为不在和约上签字的话，中国将不能加入国联，到时一些有利条件都不能得到保证，两害相权，学生不应该在签字问题上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老段的话，不但遭到学生的反驳，就连他的政敌们也纷纷向他发难，比如直系大将吴佩孚公开通电支持学生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

事实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们也不甘心就此签字，他们先是提出一个“保留签字”的方案，即中国在和约上签字，但对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有所保留，不能承认。但是，这个方案也遭到了和会的拒绝，当时中国代表面临的选择只有无条件签字或者拒绝签字，别无他途。

北京政府最初是倾向于签字的，但在社会各界的反对下，只好把这个皮球踢给了专使团，说：“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

6月28日下午三时，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的签字仪式。这一天，中国代表团函告和会主席，表示中国将不派代表出席，也就是拒签和约。这一天，从上午开始，中国代表团住所的外面便围满了中国留学生和华工，他们公然宣称：如果代表团去签字的话，就要发起“致命行动”。

事已如此，倒也不必苛责外交人员。毕竟，在一个“力大为王”的强权社会中，但凡国力比不过别人，难免不低声下气。如此，弱国的外交家，岂不更是难当！

不管怎么说，“拒签和约”算是完成了“外争国权”的目标，而“罢免三贼”则完成了“内惩国贼”的任务。但是，山东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一直到1921年底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日军才最终撤出山东并归还青岛，但中国须花钱赎回胶济铁路，并且中日共同经营，这又为后来北伐时的“济南惨案”埋下了伏笔。

1919年是躁动的一年，其中的表现之一是民众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觉醒，他们迅速成为新生的政治力量崛起于中国的舞台之上。在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学生领袖，如张国焘、周恩来等人，还有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新崛起的北洋第二代人物如吴佩孚等，他们即将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中大放光芒，而学生作为一个新生的团体，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

倒是被学生指名要诛杀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大呼冤枉，如曹汝霖在宅子被烧后为他当年的所为自辩“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陆宗舆也是满腹牢骚，“百思不得其故”；无故挨了一顿打的章宗祥则提出辞呈，称“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我等三人不过是主事人，“卖国”大帽，如何能全落到我们的头上呢？

若把曹、陆、章三人的生平履历捋一遍，这三位均可算得上标准的“海归”。他们三人不但籍贯接近，而且生平也颇为类似。譬如曹汝霖，他原籍浙江，生于上海，清末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政科。回国后，曹汝霖参加了留学生考试并勇夺第二名，被钦定为“洋翰林”。由此，曹汝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并成为了袁世凯的亲信。陆宗舆，浙江海宁人，清末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参加留学生考试获举人出身。陆宗舆曾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为徐世昌所赏识，后来也成为了北洋系的一员。章宗祥，浙江吴兴人，留学日本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获进士出身，为袁世凯所赏识，并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参与了清末立宪活动。

清廷覆灭后，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均在袁世凯或段祺瑞的手下出任要员，其中也因为职务的缘故参与了卖国行为，譬如曹汝霖做过外交总长与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的签约代表；陆宗舆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时任驻日公使。冤有头债有主，学生不找你们三个找谁？

最可逗的是，章宗祥与陆宗舆在“五四”风潮中均被家乡父老开除乡籍，成了中国“没有籍贯”的人。当然，其中最触霉头的是章宗祥，4月中旬他从日本启程回国时，有很多日本政界要人和驻日外交界人士到东京火车站送他，不料忽然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章宗祥本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谁知道这些人却把写了“卖国贼”、“祸国”等字的送丧白旗抛进车中，还大呼道：“章宗祥、章公使，你既喜卖国，为何不卖妻？”

听了这话，章宗祥顿时脸红如猪肝，章夫人也是气得花枝乱颤、泪影涟涟。

后来，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坦陈：“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诚然，在主理卖国事务的时候，来往电文均有据可查，毕竟卖国事大，也不是这“三贼”能私下卖得了的。但是，在经过了“五四”被罢官风潮后的一段沉寂后，这三人在日本侵华时期又分别出任了不同伪职。如此看来，“卖国贼”这三字，真不算冤枉了他们。

正文二五、革命之后：蔡元培的尴尬与两难

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中热情支持爱国学生，这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但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学潮中被学生殴打一事，却为人少知。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生于同治七年（1868年），祖父及父亲两代均为商人，但在他十岁的时候，父亲不幸病逝，家境由此中落。蔡先生的母亲性格刚强，靠着家中原有的一点积蓄，多年来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地将孩子抚养成人，殊为不易。蔡元培先生从小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在科考路上也是一帆风顺，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便考中进士、点庶吉士，进翰林院，两年后散考授编修之职。

少年才子，科试连捷，中进士，点翰林，任编修，前途无量，风光无限，古往今来有此幸运者并不多。功名乃古代读书人第一等大事，若幸而得中，必多加夸耀，但蔡元培先生在其自传中竟然不置一词，其淡泊如此。

蔡元培先生的科场连捷得益于他的奇特文风，当时人称“怪八股”。原来，蔡元培在写作中常用古字并善引僻典，文章隽永古奥，大异于当时流行的八股文风，结果反而给考官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很多士子也模仿他的写法，以为终南捷径，殊不知，这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售者并无几人。

“怪八股”只能说明蔡元培从小就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但真正让他抛弃旧学的，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结局，这一年也是他被授编修、初入宦途的第一年。甲午奇耻，令众多的士大夫开始反思并转向西学，蔡元培也是其中之一。正因为如此，蔡元培虽未与康梁等人结交，却被保守派视为康党。在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六君子”被杀后，蔡元培也就心灰意冷，回到了家乡绍兴。

绍兴当时正好成立了一所中西学堂，蔡先生是翰林出身，于是被家乡父老推荐为学堂监督（即校长）。两年后，因他的夫人不幸病逝，前来给他提亲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在烦不胜烦的情况下，蔡元培开出了五项征婚条件：第一，女子必须不缠足；第二，必须识字；第三，男人不许纳妾；第四，丈夫死后，女人可以改嫁；第五，夫妇如果感情不相合，可以离婚。

这五项条件现在看来实属正常，但在当时，那可是惊世骇俗，然蔡元培的态度十分坚决，同意则来，不合则去，这倒也减少了很多无谓的骚扰。直到一年之后，蔡元培才觅得佳妻，在结婚那天，他还别出心裁地变革了婚礼旧俗，不闹洞房搞演讲，内容是：男女平权、男女平等。

1901年秋，蔡元培来到上海就任南洋公学特科总教习一职。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系盛宣怀1896年在上海徐家汇开办的新式学校，主要以培养铁路等科技人才为主，而特科班则是为清廷即将进行的经济特科考试做准备，后来的民国达人如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等人都成了蔡元培此时的学生。

在此期间，南洋公学发生了一次学潮，即“墨水瓶”事件。事件的原委是某守旧教师在上课前发现师座上有一只墨水瓶，其认为是学生有意捉弄，结果校方将某位可能是无辜的学生开除，进而引发其他学生抗议，而校监督汪风藻进将这些学生一并开除，最终导致全校大部分学生愤而退学。特科班总教习蔡元培和其他几位老师支持了学生的行动，也随后辞职并组织了“爱国学社”接收这些学生，并请章太炎、吴稚晖等新派人物担任教师。

此后，蔡元培的思想一度转而激进，他在上海发起中国教育会，其团体虽未直接造反，却已萌发反意。在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蔡先生更是剪掉辫子、脱下长袍，与年轻学生一起搞起了军事训练，上海的拒俄运动、《苏报》、《俄事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等，也在他的参与下搞得有声有色。1904年，光复会成立，蔡元培为创始人之一，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也随即加入，成为双料革命元老。

蔡先生曾回忆说：“自36岁（1902年）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特别是在拒俄运动期间，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师生在张园集会，蔡元培更是“公言革命无所顾忌”，人称“翰林革命”。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入狱三年、邹容瘐死监中，蔡元培也于1907年开始游学欧洲，以避其锋。在德国的四年中，蔡元培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在学术上更进一尺。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蔡元培返回国内并被推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蔡元培及宋教仁等几位国民党阁员决定退出内阁，袁世凯亲自挽留，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则代表国民党阁员彬彬有礼地答道：“元培也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袁世凯见其去意已决，只好勉强同意。

辞去总长一职后，蔡元培再度出洋，直到1917年受邀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才返回国内。北大源于京师大学堂，原为旧官僚晋身之所，这些人一心想着升官发财，学风尤其恶劣。当时京城的八大胡同便有“两院一堂”的说法，所谓“一堂”者，指的就是京师大学堂，因为其师生常光顾这等烟花之地而闻名也（后来陈独秀亦有此习）。

蔡元培上任后，即主张“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在给汪精卫的信函中也曾说：“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由此可见，蔡元培开始提倡“教育救国”理念并希望学生专注于学问，但对于政治运动，他仍旧未予取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教育部特令北京的各学校放假庆祝，后由半天延长至数天。1918年11月14日下午，北京学界举行游街大会，教育总长还特意安排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座高台，以供检阅与演讲之用。由于这次“游街”游得特别的好，蔡元培校长在兴奋之余，又向教育部请求延课两天，并希望借用天安门的那个临时高台，以供北大教授们公开演讲。在这两天里，蔡先生每天都去演讲一次，其他文理科学长教授也都陆续登台，在剧烈的冷风中向大众讲演，几至喉咙嘶哑为止。

在这段时间，蔡元培先生的确十分兴奋与热情，他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积极参与到国家与社会的活动中去，并对不参与提灯游会的学生施以连坐惩戒，这对北大学生后来热心社会活动的风气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1919年5月2日，在巴黎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后，已得知内情的蔡元培在思考再三后，将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请到家中，告知此事。由此，原本在“五七”国耻日的游行提前到4日爆发，即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在学生被捕之后，蔡元培邀集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并当场表示：为使学生出监狱，他愿意“以一人抵罪”。随后，他便带着校长代表团前往警察厅、教育部等部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连续奔波了两日后，被捕学生终于被释，而蔡元培也在各种反对势力的压力下发表辞职声明，大意为：第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第二，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第三，北京是个臭虫窠，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在未获教育部批准之前，蔡元培便遽然离京南下。临走前，他留给北大师生一纸启事：“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杀君马者道旁儿”，语出《白虎通义》，这句话的大意是“你的马儿跑死，全因道旁欢呼喝彩的人太多，结果马就在被鼓励的状态底下，疲于奔命，死掉了”，有人说，这是蔡元培在自嘲；许德珩则说，这是蔡元培在嘲讽当局；罗家伦没有给出结论，仍称之为谜。所谓“爱之者即害之者”，这对蔡元培校长和爱国学生来说，可能是双重的意思。

可惜的是，北京的风潮非但没有因为蔡元培的辞职而平息，反而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挽留蔡校长”运动，以至于教育部新任命的校长无法到校。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于当年7月回北大复职。

在南下途中，蔡元培给北大学生写信，他先肯定了同学们的行动并认为此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但返校后，蔡元培尽可能地劝告学生应以“学术救国”，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他指出：“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无能、科学无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这段话或许反映了蔡元培当时的矛盾心理。在“五四”之前，蔡元培是支持学生运动的，因为他认为当时的政府在国难面前无所作为或者不可信任，这才需要学生奋起、有所作为，正如他事后说的，“五四运动是社会的各方面酝酿出来的。政治太腐败，社会太龌龊，学生天良未泯，便不答应这种腐败的政治，龌龊的社会，蓄之已久，进发一朝，于是乎有五四运动”。

作为一校之长，蔡元培先生曾亲身经历了清末到民国初的数起学生风潮，他也深知其中的危害并告诫学生说：“我还记得二十年前革命主义宣传最盛的时候，学生都怀着革命的思想，跃跃欲试，就在学校里而试验起来。说是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譬如一国的国民；教职员是学生的公仆，譬如国家的政府；国民可以革政府的命，学生就可以革教职员的命。那时候长江一带，这样试验革命的学校，不知多少。导火线都很简单，大半为记分不公平或饭菜不好等小问题，反对一个教员或一个庶务员，后来迁于全体教职员，闹到散学。”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在“五四”之后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就曾在回忆录中说：“我在中国的一生中，看到了学生生活中那种被形象地称之为‘学潮’的不良现象。那些都是有组织的行动，它们通过爱国主义的示威来获得力量并巧妙从中发挥了最有效的作用。在全国各地好斗的学生发现了这种组织起来的力量之后，他们就开始把罢课作为解决他们真正不满或者自认为不满的手段，从校长的个性到饭菜的味道等一切问题都可以成为他们罢课的借口。一旦听人演讲，受人煽惑，或者被人加以巧妙地利用，那么即使那些最循规蹈矩、最友好的学生也会不顾一切地参加群氓运动，而且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出乱子，以致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幸运的是，我们燕京从没有发生过一起无法控制的学潮，不过也几乎到了爆发的地步。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害怕群众的心理，尤其是风潮影响到那些本人有弱点并对社会有所顾忌的中国学生时，我更害怕。”

不过，民国时期的燕京大学并没有像司徒雷登校长说的那样风平浪静，譬如他上任之时，正是“五四”高潮时期，当时因为被捕学生释放（其中就有汇文大学即燕大前身），他学校的学生都欢迎释放学生去了，使得他的上任演讲吃了个闭门羹。而且，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燕京大学的学生也是毫无疑问的主力。

可能是因为年龄、地位、阅历的变化，蔡元培先生对于“五四”之后的学生运动持明显的不赞成态度。1920年冬，他在湖南长沙的演讲上就指出：“五四以后，社会上很重视学生，但到了现在，生出许多流弊。学生以自己为万能，常常想去干涉社会上的事和政治上的事。不求学专想干涉校外的事有极大的危险。”蒋梦麟后来在回忆中也提到：“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不幸而言中。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费风潮”，学生们以请愿的方式要求学校废止讲义费，一度闹得很大。蔡元培对此极其反感，他甚至冲到人群的面前愤怒地说：“我和你们决斗！”在风潮不息的情况下，蔡元培愤而提出辞职，并称：“废止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惭愧。长此以往，将愈增元培罪戾。”尽管此事以校方退让告终，但蔡元培仍旧于次年辞去校长一职（因教育部代理部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一事），由此离开北平，再未回去。

在“二次革命”以后，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已经从革命转向了改良，譬如他对孙中山以“护法”为旗帜另立南方政权之举就不甚以为然，一度还引起了国民党人的非议。“五四”之后，蔡元培对各地学生竞做爱国运动的现状甚为担忧，他反复重申“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但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压迫和不断恶化，他的话显然不入学生之耳，甚至与学生几成对立之势。

1928年后，蔡元培开始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原本与教育界脱离直接关系，但在1931“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特种教育委员会”并由他出任委员长，这使得六十岁的蔡先生再次被推到了学生运动的风头浪尖。

12月14日，蔡元培在国府做报告时称，国难期间，学生之爱国运动决不能荒废学业，“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但就在第二天，北方各校南下的示威学生与南京本地学生五六百人便来到中央党部门前示威请愿，一时间群情激奋，局势几近失控。不久，蔡元培和陈铭枢被委派出来接见学生，但令人震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蔡元培先生还没说上两句话，即被学生拖下殴打，陈铭枢也被学生用木棍猛击头部，当场昏厥。

当天的突发事件，报纸上是这样记载的：“蔡年事已高，右臂为学生所强执，推行半里，头部亦受击颇重”，后被解救送往医院，所幸无大碍；示威团则在《告民众书》中描述说：“庄严而华丽的外交部被群众捣毁了，外交部的招牌被粉碎了，国民党的旗帜也被扯了下来！”（又至中央党部）“蔡元培和陈铭枢出来接见。蔡答复质问，我们第一个质问：为何北平市党部压迫反日运动。蔡答应查办北平市委。我们回答他说：北平市委是受中央党部领导的，他的错误中央党部应该负责。……我们认为，现在整个国民党是欺骗群众的，屠杀群众的，出卖群众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政党，我们要从此拒绝他们的狗东西欺骗我们，要高呼打倒！”我们“捣毁了中央党部的窗子，打僵了蔡陈两个走狗”。

党国要人邵元冲在日记中称：当时里面正在开中央临时常会，蒋介石提出辞职，获得通过。学生“夺门而入，逢人即殴，遇物即毁，并劫去守卫枪支，欲加放射，中央工作人员以忍不与较，受伤颇多。常会乃推蔡孑民、陈真如两君前往答复，即为暴徒攒殴，并将蔡拽去，中途始释，陈亦受伤倒地。……当时中央工作人员以自卫计，不能再忍，乃截捕暴徒十一人，……嗣右任、稚晖不予深究，乃稍加训导，遣之归去”。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恨地说：“学生之横狂如此，而先辈诸书生，犹主宽柔纵容，将使全国秩序不定，陷于无政府态度矣！”这已经开始露出杀机了。毕竟，一个为人尊敬的教育界元老、一个国民上将，被学生如此暴烈的行动对待，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事后，蔡元培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他理解学生忧患国难的情绪，但对于“学风沦替”的现状深表忧虑。12月17日，事态非但未平息，反而进一步扩大化，南京、北平、上海等地的学生数千人于当天举行联合大示威，再次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并将悬于大门口的党徽、岗亭布告栏等砸毁，绑架了门外警察及党部职员7人；下午，又将《中央日报》报社捣毁并放火焚烧。由此，国民政府出动大批警察及宪兵进行镇压，并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近百人，史称“珍珠桥惨案”。

蔡元培先生并不是第一个挨学生打的中央大员。早在9月28日，南京、上海2000多名学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因为当时下着倾盆大雨，交涉又不得结果，结果转到外交部并闯入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王部长在应答不及之时，已经吃了学生两记愤怒的耳光。事后第三天，王正廷便辞去外交部长一职。多年后，王正廷回忆说：“我在外交生涯中，有一桩最得意的事，也有一桩最倒霉的事。最得意的是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自己也感到扬眉吐气。最倒霉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代人受过，被请愿学生打了两记耳光。”与此同时，施肇基大使也在巴黎遭到了同样的待遇，他在被学生代表打伤并受侮辱后愤而辞职，同时辞职的还有代理外交部长顾维钧。

梁漱溟曾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但是，“风气”一说，固然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意思，但“自由”过了头，动辄革命或运动，恐怕就不是“爱国”而要“误事误国”了。

正文二六、狗肉将军张宗昌

当里格当，当里格当，民国有个张宗昌，山东的民谣就这么唱：“张宗昌，吊儿郎当，破鞋破袜子破军装”；“张长腿，有三多，兵多钱多姨太太多……”

大文豪林语堂曾在1940年出版的《爱情与讽刺》一书中写过一篇名叫《狗肉将军回忆记》的文章，让乱世军阀张宗昌大名远扬，几乎超过了他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不过，“狗肉将军”这个绰号的来历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张宗昌喜欢吃狗肉”，非也非也。

“狗肉”者，非张宗昌爱吃狗肉，乃是喜推牌九、好赌之缘故，因为当时牌九俗称“狗肉”；另外，也有人说，张宗昌做山东督办时，某次阅操突然闯入一条不识相的野狗，这无主的畜生不但咬了他的坐骑，还咬破了他的皮靴。张宗昌被这么一吓一咬，大发雷霆，随后就下令在济南城内全员出动打狗（打死后大家吃狗肉）。此令一下，济南的大街小巷里满是手持大棒的警察士兵，他们见狗就打（也不看主人面了），数天之后，狗尸遍地，狗踪全无，张宗昌由此也被人称为“狗肉将军”。

张宗昌的绰号前面还有三个字，那就是“三不知”。所谓“三不知”，就像民谣里唱的那样，这位“狗肉将军”从来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是也。

先说第一个“不知”，张宗昌的部队成员复杂，有华人、有俄人，有土匪、有正规军，器械也是各种制式，新旧不一。由于张宗昌特别喜欢招兵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对那些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基本是来者不拒，如后来也成为军阀之一的孙殿英，便是张宗昌做山东督办的时候收编的。张宗昌扩军也不管人数，投奔的人报多少是多少，还没多长时间，就搞十几个军出来了，所以他确实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条枪、多少人马。

第二个“不知”，说张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也没有冤枉他。和其他军阀相比，张宗昌的搜刮能力是一流，当时山东的各种捐税、摊派、军用票，完全就是随心所欲地乱来，碰上其他军阀，好歹都要顾及点自己的乡土情谊，但张宗昌对自己的家乡也一点不放过，这点做得够狠。不仅是各种苛捐杂税，张宗昌还公开地走私贩毒来养活他的军队，父老蒙羞亦在所不惜。

第三个“不知”就更搞笑了，说张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姨太太，但这事还真的一点不假。据民国报纸报道，有一次张宗昌去千佛山登高，只见他身穿长袍马褂，口里含着雪茄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四十几个奇装异服的年轻女人，一个个油头粉面，身旁还有众多的丫环伺候，其姨太太之多，可见一斑。事实上，张宗昌不但姨太太多，据说还是“八国联军”，日本、韩国、俄国的，品种齐全，应有尽有。最荒唐的是，张宗昌喜欢逛窑子，看上了哪个窑姐就带回去做姨太太，并在外面弄个房子，派两个卫兵，挂个“张公馆”的牌子，就算多了一个。但过段时间，张宗昌忘记了这位“新人”，卫兵撤回，这“姨太太”也只好重操旧业，所以有嫖客经常戏言：“走，跟张宗昌的老婆睡觉去！”这话传到张宗昌的耳朵里，他也不恼，一笑置之，其荒唐可知。

“狗肉将军”荒唐固然不假，但其成名立业也不容易。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其父是个吹鼓手（农村婚庆丧仪中不可缺少的气氛制造者），住乡间一破屋中。据说，张父某日从外面做事回来，饥甚，就炉煎粥却老打不着火。这时，一贫妇路过看到，便笑道：“大男人怎么做得来这个，我来帮你吧！”粥做好了后，张父邀请这女子一起进食，由此常相往来，结成伴食夫妇，并生下了张宗昌。

据乡人传说，张宗昌的母亲身材高大，力气过人，用一只手便可轻轻地挟起一口袋粮食，乡人常嘲笑她，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大脚”。由于张家田少家贫，有一年闹灾荒，家里揭不开锅，张父便外出谋事，张母在家饿得不行，于是乘着傍晚，拿了根棍子出去，准备劫道自救。出门没多久，正好有一个人拿着烙饼十余枚蹒跚而来，这时因为天黑不能分辨是谁，于是张母当头一棒，将其打晕后抢了人家的烙饼奔回家了。

回家后不久，张父回来，连呼晦气，说自己在路上被人打晕，做事后人家给的烙饼被抢走了。张母大惊，说：“拿棍子打你的，就是我，所幸肥水不流外人田，饼我吃了几个，剩下的你赶紧去吃吧。”张父大怒，骂道：“我们家虽穷，但怎么能做这种强盗的勾当？你赶紧走吧，这里不能留你了！”张母大怒，后来外出讨饭便改嫁了他人。

因为家贫无计，张宗昌少年时便跟着别人去闯关东，他曾在哈尔滨淘过金、修过铁路，也做过镖局的镖手。后来，张宗昌来到海参崴的华商总会中做了一名小协警（类似于黄金荣的角色），并在当地混得如鱼得水。因为经常和俄警打交道，张宗昌学了一点简单的俄语，但千万别小看了这个细节，这在后来可是帮了他的大忙。

或许是得到其母的遗传，张宗昌身材高大魁梧（可与冯玉祥相媲美），为人行侠仗义，加上工作性质的缘故，因而很快便在海参崴的黑社会中崭露头角。武昌起义后，上海的革命党，也是会党中人陈其美派李征五等人来海参崴招收革命义士，张宗昌这时也想投机一把，于是便代革命党招抚了一股土匪，随后坐俄国邮船到了上海去闹革命。

张宗昌这批人抵达上海后，受到革命党的热烈欢迎，并大造舆论说是“东北革命军”开抵上海，一时间风光无限，为各界所注目。按之前的约定，“东北革命军”本应由匪首刘弹子出任骑兵团团长，但不知张宗昌用了什么手段，最后自己当上了团长，徐源泉做了团副，而帮主刘弹子只混了个营长。这位老兄后来也不知道是不是为革命献身了还是怎么样，总之是默默无闻、未见记载，倒是张宗昌投机成功，由此顺风顺水，屡遇贵人，最终成了民国的一段传奇。

“二次革命”的时候，作为革命党阵营一方的张宗昌率骑兵团在徐州与冯国璋、张勋等北洋军激战，但他们的队伍毕竟不是专业出身，结果一战即溃。张宗昌在这场战斗中被打得很惨，手掌受贯通伤，他在失败之后，身穿和服裹着伤，投降了冯国璋。冯国璋见张宗昌相貌体格皆属不凡，因而将之纳入麾下并令他去收服旧部，也借以宣传并瓦解革命党的军心。

由此，张宗昌便拜到了冯国璋的门下，后来还当上了江苏军官教导团的团长。冯国璋去北京代理大总统，张宗昌也跟着出任总统府的侍从武官。每次阅兵的时候，都是张宗昌身着笔挺的将校服，骑着马在前面做引导，因而也引起了总理段祺瑞的关注。不久，张宗昌便奉命回江苏成立第六混成旅，后来参加了湘鄂之战。

在1920年吴佩孚率军北撤后，张宗昌部慌忙退入江西，最终被江西督军陈光远缴械，张宗昌仅以身免。回到北京后，张宗昌结识了曹锟军官教导团的教官许琨，于是想通过他的关系去走曹锟的门路（此时老领导冯国璋已死）。这时，他与陆军部结算的20万军饷拿到手，于是便打了八个金寿星送给曹锟做寿礼，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惊人之举。

曹锟是个非常随和的人，他收了金寿星后很满意，加上许琨在旁边说好话，于是便答应将直皖战争中缴获的一批军械拨给张宗昌，让他组织一批人马。可惜的是，张宗昌当时有枪无人，而后来吴佩孚得悉此事后又坚决反对，使得张宗昌借机复起的愿望落空。

许锟在曹锟面前帮他说了几次话也不成功，于是愤而对张宗昌说：“此处不留爷，自有养爷处，咱们走吧！”于是张宗昌便与许琨到关东投奔了张作霖。在最开始的时候，张宗昌并未受到重视，而他的旧部如程国瑞等人也都陆续到沈阳投奔了他，因而有一段时间张宗昌十分困窘。直到后来，张宗昌接受了一项剿匪的任务，张作霖和吴俊升分别给了他一些简陋武器，张宗昌带着他的旧部却抓住这次机会，一举端掉了近千人的土匪窝子，张作霖也由此对张宗昌刮目相看，并有心要培养他一下。

后来，张宗昌便被任命为绥宁镇守使兼吉林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而这时他的好运气又来了。当时因为俄国革命引发国内战争，中俄边境上涌来了很多俄国沙皇的溃兵，这些人在被红军赶入东北的情况下，愿意把武器交给张宗昌，只需折算一点遣散费即可。由此，张宗昌在获得了大批俄中国军队械的同时，又编成了一支500人的白俄军，后来更是发展成为张宗昌的“铁甲兵团”。

张宗昌通过收编这支白俄军，获得了大量的俄国武器，计有6000支步枪、20多门大炮和四十几挺重机枪，还有整箱整箱的手雷，这在当时可算是发了一笔军火财的。张宗昌收编白俄军的消息传开后，一些走投无路的沙俄溃兵也都纷纷赶来投靠，人数扩大到2000人左右，“铁甲兵团”也就成为张宗昌手下一支能征善战的外国雇佣军。

张宗昌对这支白俄雇佣军爱如至宝，有人将这支白俄师称作“张宗昌的白毛子队”，这些白俄官兵也自认是“张宗昌的老毛子”。白俄兵不会讲中文，只会说“张宗昌老毛子”这几个字。在作战的时候，友军问白俄兵口令时，他们就答“张宗昌的老毛子”，当时很多人就和他们开玩笑：“你爸爸是谁？”白俄兵就答道：“我爸爸是张宗昌！”一时传为笑谈。

1923年秋，张作霖急于报第一次直奉战争的一箭之仇，于是在奉天举行陆军演习，以考察自己的部队是否能对曹锟、吴佩孚开战。当时的张宗昌虽然收了很多人马，但有很多是土匪出身，纪律败坏，尽管张宗昌力加整顿，但队伍中的土匪气还是很浓。另外，为了给部队发军饷，张宗昌又偷偷地种鸦片烟，这事被捅到张作霖那里去后，总参议杨宇霆便说：“每年花100多万，养着这帮人种鸦片烟，那太不成话了。这次演习，要是看着他们不行，就把他们就地解决，遣散算了。”

由此，检阅大员郭松龄对张宗昌的这支部队要求特别严格，而演习那天正好下了一场大雪，田野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地里全是高粱秆子，硬挺在地上，又被雪给遮盖了。张宗昌的士兵在雪地卧倒，因为看不见高粱秆，结果很多人因此受了伤。张宗昌看到后，心里就很不痛快。

据说，在休息的时候，张宗昌带着几个随从找了间房子进去暂避风雪。进屋后，张宗昌满腹牢骚地蹲在炕上，把随身带着的烧酒拿出来喝，他边喝边骂道：“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制订的计划，把我们弄成这样！”

正骂着，郭松龄突然推门而入，他听到张宗昌的牢骚话，便问道：“你在骂谁？”张宗昌愣了一下，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不是骂谁。”郭松龄顿时大发雷霆，气势汹汹地指着张宗昌的鼻子大骂道：“我×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

听了这话，张宗昌的脸色由红变黑，从炕上一翻身跳了下来，他的随从们大惊失色，以为他要翻脸拿手枪打郭松龄。不料张宗昌跳下炕却突然改口对郭松龄说：“郭二大爷，你×俺妈，你是俺的亲爸爸，还有什么说的？”郭松龄无话可说，气呼呼地走了。

郭松龄走后，张宗昌的参谋还想去拉住他，替他们劝解一下，但张宗昌一把拽住参谋，不让他去劝。之后，张宗昌满不在乎地对参谋说：“你听我说，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张学良在得知郭松龄与张宗昌的骂架之后，便亲自来视察张宗昌的部队，并试图加以劝慰。张学良到后，看见张宗昌的部队器械一新，武器精良，不免有些吃惊，便问张宗昌这些武器是哪里来的。张宗昌回答说是收编白俄溃兵时接受的，并且主动送了十箱手雷给张学良。

张学良回去后，向张作霖报告了张宗昌部队情况，张作霖也认为张宗昌可以重用。于是张学良让与张宗昌关系不错的另一位奉系大将李景林去把张宗昌请到沈阳，然后又把郭松龄请来，说：“我们这个团体，内部不要闹意见。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地对付直军，打倒吴佩孚。茂宸（郭松龄的字）和效坤（张宗昌的字），不要把你们别扭的事情搁在心上。”

由此，郭松龄向张宗昌赔礼，彼此表示歉意后，这事也就算过去了。李景林趁热打铁，提议四个人结为兄弟，于是彼此关系更进了一步。由于在这次的联合秋操中表现出色，张宗昌所部被改编为奉军第三混成旅，成为奉军的正规军，各方面待遇也得到了提高。一年后，张宗昌的这支部队便作为奉军的主力军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虽然张作霖对张宗昌的部队待如亲兵，但张宗昌心里却不糊涂。在出战之前，张宗昌对部下说：“这回我们要是战胜了，毫无问题，什么都有……要是战败回来，奉天是不会养活闲人的，到时我们就找个山窝去落脚吧！”

开战后，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作为奉军第二军的前锋进攻热河北部，首先遭遇的是直系劲旅董政国部，在经过一番血战后，张宗昌迫其退却，并攻克冷口，奇袭滦州。而此时正好冯玉祥倒戈，直军一片混乱，张宗昌趁机挥兵追击，并大肆收编溃散的直军，其部队一下就膨胀了七八倍，成为奉军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只有到了这时，张宗昌才算是扬眉吐气，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一方，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军阀之一。不久，张宗昌就此衣锦还乡，当上了山东督办。但是，张宗昌这个人，带兵打仗固然勇猛，却是好赌好色、草菅人命的混世魔王。他督鲁三年，坏事干得不少，好事干得不多，他的绰号“狗肉将军”、“三不知”，一点都没有说错。

在民国中的大小军阀中，张宗昌大概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他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一天学，但这位“三不知”将军平时却喜欢附庸风雅，因而也闹出不少笑话。

在当年的湘鄂战争中，有一日军中无事，张宗昌便邀集一帮人到江边亭子间喝酒，喝着喝着，张宗昌忽然诗兴勃发，非拉着同座联句不可。好在席上的人都有点文化，此等风雅之举也不在话下。开始后，先是首席念了一句“风景一天秋”，次席的人接道“浔阳百尺楼”，第三个说“登临思帝子”，最末到了张宗昌，他却对不上来，几如里那个薛蟠，眼瞪得铜铃那么大，抓耳挠腮，久思不得其句。这时，忽然看见江岸有两渔人互殴，张宗昌触景生情，便急忙对道：“两个渔翁揪打。”

席上的人听后忍俊不禁，大笑不止。有一人说：“六字不能联，不如截去最后那字，这样不但意思对了，而且还押韵。”张宗昌并不懂押韵不押韵的，听人家这么说，也就唯唯而已。回来后，张宗昌把这个事告诉他的秘书。秘书也大笑，抚掌顿足道：“该打该打。”张宗昌莫名其妙，说：“本是有‘打’字的，他们非劝我改去。”

这些武人，平时耀武扬威惯了，难免也要弄点文的，但有的人弄得好，有的人则不咋地。譬如张作霖，他也是绿林大学毕业的，但看他留下来的一些字帖题字，还是有可观之处的，但张宗昌除了留下一大堆的笑话，题字倒不曾见。

张宗昌虽然没有留下字帖，但人家是有诗歌传世的。各位或许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样一位大字不识一个、连韵脚都搞不清的粗鄙武夫，还会写诗？非也非也，这位张督军非但会写诗，还出过诗集呢。您要不信，就给您抄几首：

一、《俺也写个大风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二、《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三、《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四、《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前面三首都好理解，最后一句恐怕有点文不对题，什么叫“奶奶早已回沛县”，其实是这句里少了一个字，那就是“奶奶（的）早已回沛县”，张宗昌作诗，一向是把骂娘的话写进去的，也是古今诗坛一大特色。

说到这诗集，其实是张宗昌请的前清状元公王寿彭给他做的，因而虽说粗鄙，终究还是有打油诗的风味。张宗昌在督办山东时，为了表示自己重视教育，而不惜花费重金将王寿彭请来做山东教育厅长。不仅如此，张宗昌还故作姿态，将王寿彭拜为老师，向他学习如何作诗，于是便有了张宗昌的个人诗集——《效坤诗钞》（效坤为张宗昌的字）。诗集弄好后，凡是亲朋好友，人手分赠一册，张宗昌总算是甩掉了“文盲”的帽子。

张宗昌在得势之后，派人将他的父母接到城里居住。由于其母早已改嫁，张宗昌只好买了两个宅院同时奉养两个爹，一个亲爹，一个继父，他对继父及母亲都很尊敬；另外，他还给亲爹另找了个继母。

张宗昌虽然是个粗人，但他对传统的东西还是很尊重的，譬如尊孔，他当时不但出过诗集，而且还大量出版印刷过儒学的十三经。据印刷界人士评价，张宗昌弄的十三经，那可能是历史上纸张、印刷和装帧最好的一套版本。在张宗昌主政山东期间，不知道是教育厅长王状元的意见还是张宗昌自己的意思，山东的各学校里都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儒学经典是各级学校的必读课程，说是当时世风日下，尊孔读经是为了挽回道德人心。

在张宗昌的在任期间，曾在曲阜孔庙举办过一次规模盛大的祭孔典礼，主祭人便是张宗昌。在礼成后，张宗昌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张宗昌小的时候，是个穷人，又是个粗人，长大之后闯关东，闯到今天，倒成了武人。我今天同许多文武官员来到孔老夫子的家乡，恭恭敬敬地祭拜这位老圣人。祭祀的礼节，我本来不懂的，前天来后，先请司礼官讲解了祭孔的礼仪，参观了庙堂礼器，叫我心里更加敬佩。我的祝辞和讲稿，全是王状元作的，已经印出来了，准备每人发给你们一张，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地念念，好好地想想，将来就好好地做去。咱们大家要一同向孔夫子学习，才配来祭孔老夫子，这些年有人要打倒孔家店，我看打不倒。现在我拨一笔款重修孔庙寝殿，修完这里，再修奎文阁。打的让他们打，修的我们还是修，陈焕章会长（康有为弟子，孔教会会长）在外国还参加重修孔庙，并且亲自运过大梁，何况是我们？”

张宗昌的这段话倒是情真意切，有点像人话，后来中原大战，蒋介石、阎锡山、石友三的军队在曲阜大战，就毁坏不少孔庙建筑。就这点而言，这些人尚不如张宗昌呢。

不过，张宗昌虽然表面尊孔，但骨子里对头上的三尺神明其实是大不敬的。他初到山东的时候，正好遇上一场大旱灾，好几个月不下雨，按当地风俗，老百姓请地方长官向老天爷祈雨。张宗昌本是不信这套的，但初来乍到不好违逆民意，所以还是命人在龙王庙前设祭坛，并答应亲自去祭祀。等到了祈雨那天，张宗昌来到龙王庙坛前，等了半天也不下雨，一怒之下他既不拈香，也不祭拜，而是大跨步走到神案前，照着龙王像左右开弓搧了几记耳光，还恶狠狠地骂道：“妈个巴子！你不下雨，看害得老百姓多苦！”

骂过后，张宗昌丢下那些惊骇的民众，径自坐上汽车走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但老天爷还是不下雨，张宗昌心里憋着气，于是命炮兵团搬来19门大炮，气势汹汹地排于龙王庙前，并下令齐向天空轰击。可惜的是，张宗昌用的不是专业人工降雨的炮弹，一阵胡乱轰炸后，还是一丁点雨都没有下来。

不久，北伐战争爆发，张宗昌所属的奉系战败退回关内，其山东地盘也在后来归了韩复榘。1932年，张宗昌久静思动，正好另一个失势的军阀石友三前来撮弄，邀他一起去济南见韩复榘，弄点地盘和银子花花，结果到济南后，被仇人之子郑继成在火车站刺杀（也有说是韩复榘一手策划的）。这其实也怪不得谁，因为张宗昌在前几年把人家的爹——敌军军长郑金声给枪杀了嘛。

在军阀中，张宗昌对地方的勒索是比较狠的，正如当时民谣说的：“你如十亩八亩田，可以过你的太平年；要是二三十亩地，你就欠下我的钱；如有顷儿八十亩，你是永远还不完。”张宗昌任山东督办的时间只有一年，但敛财达二百万，其亲戚旧友来访者无不满意而归，以至于张宗昌死时竟没有余钱。张宗昌的朋友们都称赞他仗义疏财，但是，张宗昌所疏者，乃是三千万鲁人之财，又有何可取之处哉？

正文二七、郭松龄倒戈为哪般

1925年，张作霖的奉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击败曹锟、吴佩孚并准备一统北方时，其内部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闹出了一个大乱子，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郭松龄倒戈”。

郭松龄，字茂宸，学院派出身，其在清末时入读奉天陆军小学堂，后来又相继进入北京将校研究所和中国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被北京讲武堂聘为教官。后来，在陆军大学的同学、时任奉天督军署参谋长的秦华介绍下，郭松龄先进入督军署任少校参谋，随后又调任东三省讲武堂充当中校教官，由此结识了一位贵人，这便是少帅张学良。张学良当时只有十九岁，他是张作霖的公子爷，难免有纨垮子弟的风气，因而其他教官也就对他放松要求甚至放任自流，唯独郭松龄对其要求反而更加严格。

郭松龄是个出类拔萃的优秀教官不假，但令张学良折服的还不仅仅是这个。张学良是个生活浪漫、耽于享乐的花花公子，而郭松龄是个学识渊博、好学深思的学院派军人，严于律己，格调很高，这种性格上的互补，使得张学良很快便为之倾倒并尊之以师、待之以友，由此确立了信任关系。

一年后，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随后被张作霖委派为卫队旅旅长。张学良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郭松龄调为参谋长并兼任第2团团长，郭松龄也由此成为带兵官并在之后的军旅生涯中一再升迁。

郭松龄长方脸，微黝黑，身材高大，双目炯炯有神，人送绰号“郭鬼子”，生平素有大志。无论春夏秋冬，郭松龄都是一身制服，生活简朴，作风一向井井有条。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也总是面容严肃，对人不假以颜色。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是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为莫逆之交，这也为后来的事变埋下了伏笔。

在直皖战争后，张学良担任奉天陆军第3混成旅旅长，郭松龄为第8旅旅长，由于张学良另外担任了其他职务，因此两旅合署办公，其训练、人员管理等工作也全部交由郭松龄负责，时人称之为“三八旅”。在此期间，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系亲密无间，张学良对郭松龄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完全放手让郭松龄训练军队；而郭松龄也对张学良衷心拥戴，恭顺服从，两人甚至结为了异姓兄弟。就像曹锟和吴佩孚的关系一样，张学良也常说一句话：“郭茂宸就是我，我就是郭茂宸。”郭松龄的决定与作为，张学良基本都给予了支持。

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被吴佩孚打得大败，但“三八旅”表现出色，由此也获得了张作霖的极大重视。在直奉一战失败后，张作霖整军备武，其中举措之一便要将张学良与郭松龄的部队打造成奉军中的王牌军，即后来的“一三联军”。由于郭松龄是靠着少帅张学良而青云直起的，他这派势力的崛起难免和其他老的派系产生矛盾。

当时的奉系可以分为这样三派：第一派是“绿林元老派”，譬如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他们原本是一群绿林豪杰转化来的军中老粗，已经跟随了张作霖多年，地位根深蒂固；第二派是“日本士官派”，如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等人，这些人都是清末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的毕业生，当时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奉军，其他军阀中也是屡见不鲜，譬如李烈钧、蔡锷、阎锡山等人，均可划入此派；第三派则是以郭松龄为首的“北洋陆大派”，这一派人既包括了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也包括了“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学生，其中便有魏益三、刘伟等中高级将领。

从古至今，中国人在一起便喜欢拉帮结派，可以说是无处不党、无处不派；党中有党、派中有派；党中无派、千奇百怪。奉军也是如此。作为后起之秀的郭松龄这派人，他们年轻、有冲劲，思想也比较先进，因而难免与那些“绿林元老派”、“日本士官派”发生矛盾冲突。毕竟，“绿林元老派”、“日本士官派”当时已经在位攘权，郭松龄这派人想要上位的话，必然引起另两派人的警觉和反感。

在这些人中，郭松龄与杨宇霆的矛盾最大，因为这两人都刚愎自用，恃才傲物，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当时杨宇霆任奉军总参议兼参谋长，无论是政务还是军事，张作霖都倚之甚重，言听计从，可谓是奉军中极显赫的人物；而郭松龄掌握了奉军劲旅，背靠少帅张学良，可谓是旗鼓相当。两人的政见一向不合，因平时的争权夺势而积怨很深。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李景林当上了直隶督办，张宗昌当上了山东督办，杨宇霆做上江苏督办，姜登选则上任安徽督办，出力最大的郭松龄反在战后的地盘分配中颗粒无收。张作霖原本是准备安排姜登选作江苏督办而让郭松龄当安徽督办的，但杨宇霆突然跳出来把江苏督办的位置给抢去，因而姜登选便代替了郭松龄出任安徽督办。

按张作霖的想法，固然是传统的按资排辈，先照顾老同志，但对于郭松龄一派人来说，这就是奖赏不公，由此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在此之前，郭松龄已经派出一个旅前往安徽蚌埠并做好了出任安徽督办的准备，谁知道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心中的激愤可想而知。

张学良也理解郭松龄当时的心情，事后他回忆说，“分配权力郭松龄没分配着。郭松龄他自己就跟我讲，他说，算我倒霉，当你的部下。旁人都起来了，都是督军了。我不但没有督军，还是在你底下当个副手。可是你被你爸爸压着，我可倒霉了。换句话说，那时候要人打仗干活都是我的军队，可是请功领赏不是我。”为了安慰郭松龄，张学良让郭松龄的参谋长魏益三传话说：“将来他（郭松龄）想要地盘，黑龙江、吉林任他选择。但是，现在还不是时机，尚需少安毋躁，届时一定会解决好这个问题。”但是，郭松龄此时已经忍无可忍，不想再等待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前往各地占领地盘的大都是奉军的次级部队，其精锐部队“一三联军”改由“京榆驻军司令部”管辖，其中包括六师十二旅，骑兵一师两旅，炮兵两旅，外加工兵一团，兵力达七万五千人，这些便是奉军的最精华部分，而军权掌握者为张学良，郭松龄副之。张学良所兼职务太多，军权实际上掌握在郭松龄手中。

由于郭松龄夫人韩淑秀与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特殊关系（据张学良称，郭松龄与冯玉祥的联系便是通过两位夫人进行的），冯玉祥的“北京政变”难免会对郭松龄产生影响。郭松龄和一般的北洋军人不同，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参加过革命，经历和冯玉祥类似，因此对军阀的那一套作风很看不惯。另外，冯玉祥成功倒戈后，势力扩展迅速，这事实上是给郭松龄树立了一个榜样。相比而言，郭松龄在奉军中的地位和实力远比冯玉祥在直系中更为优越，既然冯玉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那他也同样搞一下“反奉倒张”，自己当个东北王，胜算应该是很大的。

据说，郭松龄倒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年他奉派前往日本观操时，偶然得知了日本与张作霖的卖国密约，出于爱国热忱而愤然倒戈。此次日本观操，冯玉祥也派了部下韩复榘前往同去，于是郭松龄便通过韩复榘与冯玉祥达成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共同反奉。与此同时，郭松龄又与同样受到排挤的另一个奉系势力李景林达成默契，准备合作。

1925年11月22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返回沈阳，讨论对冯玉祥国民军的作战问题。郭松龄以为事已泄露，时不可待，便当机决定倒戈反奉，并于当天发出三道通电，宣布主和拒战，并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主政，严惩主战的罪魁祸首杨宇霆。

当天晚上，郭松龄在滦州召集军事会议，到会的“一三联军”军官有近百人，郭的夫人韩淑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的会场气氛紧张，戒备森严，担任警戒的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来回巡查。郭松龄在宣布“反奉倒张”之后，请愿意参加的各师长、旅长、团长在参战书上签字，不签的也不勉强。

由于事发突然，这些中高级军官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最后，齐恩铭、裴春生等4位师长公开表示反对，后来这几个人被送到李景林处软禁，而其他人大都在参战书上签了字，表示愿意跟从郭松龄倒戈反奉。

郭松龄倒戈的消息仿佛一枚重磅炸弹，几乎把张作霖给炸懵了，张学良也是十分惊诧，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的张学良正忙于招抚渤海舰队，还真没想到郭松龄会在背后这么搞他一下。更要命的是，郭松龄最初都是打着“清君侧”、“拥护张学良主政”的名义反奉，这让张学良显得更加被动。11月24日夜，张学良乘火车南下，但因陆路被阻而改由海路到达秦皇岛，他先派自己的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与在滦州给郭松龄治病的日本医生守田福松通电话，希望能亲自见一次郭松龄，但遭到婉拒。

无奈之下，张学良只得托人给郭松龄送去一封亲笔信，信上说：“承兄厚意，拥良上台，但我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叛，又岂能见利忘义，背叛自己的父亲呢？所以兄台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三省者，兄台可自为之，我虽万死也不敢承命，免得落下千古忤逆之骂名。”

尽管张学良一再向郭松龄保证，只要停止军事行动，一切善后问题由他负责，但郭松龄此时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除了往前，并无第二条退路。在此情况之下，双方也只能兵戎相见，在战场上一决高低了。

和张作霖相比，郭松龄这个人在政治权谋上还是欠稳妥的。比如郭松龄宣称自己这次倒戈是要“清君侧”、“拥少帅上位”，张作霖将计就计，很快便将杨宇霆撤职查办并让张学良前往招抚。但郭松龄拒绝与张学良见面的事实，等于不打自招，不但让自己的这两个号召在无形中化为乌有，反而让自己这种口是心非的司马昭之心，将士皆知。毕竟，奉“少帅”伐“老帅”，这不仅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基本人伦大道，在策略上也并不高明；而率少帅之兵行逼迫之实，也是一种不忠不义的不耻之举。

在处理与其他奉军将领的关系上，郭松龄也是刚愎自用、举止操切。比如擅杀奉系将领姜登选，便是一例。姜登选是“士官派”的重要成员，此人一向沉默寡言，性格沉稳平和，在奉军中很得人心。但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与之发生矛盾，姜登选还曾在张作霖面前告过郭松龄一状，郭松龄由此怀恨在心。在后来的安徽督办问题上，尽管姜登选挤掉郭松龄出任了督办一职，但原因并不是姜登选要抢，而是因为杨宇霆抢掉了本该由他出任的江苏督办，这个事情主要应怪罪于杨宇霆而不该迁怒于姜登选。但姜登选在孙传芳军队夺下苏皖后，在返回奉天途中被郭松龄截住并下令枪决，借口便是“为穷兵黩武者戒”。

说姜登选“穷兵黩武”，显然是帽子大了点，而未经审判便枪杀一位陆军上将，更是让奉军内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郭松龄这种挟嫌报复、草菅人命的做法，实在是给对手加分而给自己减分的愚蠢之举。据笔者的揣度，郭松龄杀姜登选固然有个人嫌隙之原因，但很可能是要拿姜登选来“祭旗”，以表明自己“有进无退”的决心（亦可杜绝侥幸之心）。

郭松龄统率的军队是奉军中的最精锐，从宣布起事不到半个月，郭军便相继击溃了张作相、汲金纯、张学良的守卫部队并进占锦州，此时离攻下沈阳已是指日可待。可惜的是，由于进兵速度过快，加上后勤等方面原因，郭军已经疲惫不堪，郭松龄也只好命令部队在锦州休整三天。由于郭军未能猛追穷寇，以至于奉军得到宝贵的喘息时间，而吉林等方面的援军此时也源源不断地开到，这对郭松龄是极其不利的。

更重要的是，张作霖利用此机会加紧了与日本的勾结，并不惜签下密约，以获得日本关东军的支持。在郭松龄起兵造反之后，日本方面也是极其关注，他们分别派出代表前往张作霖和郭松龄处打探，希望获得对他们有利的信息。对此，郭松龄只希望日本保持中立，并未答应他们的侵略要求；而张作霖则在失败的阴影下孤注一掷，答应了日本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等要求，条件就是日本关东军协助奉军击败郭松龄部队。

在得到张作霖的保证后，日本随即向东北调集军队，并警告郭松龄部不得进入南满铁路20里内，否则关东军将采取非常措施。换句话说，南满铁路以东便成了张作霖的安全地带，而郭松龄的部队只能沿着锦州北上进攻沈阳。不仅如此，日本关东军还为张作霖刺探军情，指引目标，甚至派日军穿上奉军的服装帮助张作霖作战。

在此情况下，郭松龄部北上占领新民之后，与奉军在沈阳北边的巨流河一带展开决战。由于奉军以逸待劳，又有空军和大队的骑兵相助，而郭松龄的部队久经跋涉，补给不足，此时已成强弩之末。在奉军的猛烈进攻下，郭松龄部全线崩溃，后方司令部也被吴俊升的骑兵所包围。两天后，郭松龄夫妇率少数随从逃出白旗堡，但很快又被奉军王永清所部骑兵追上。在混乱之中，郭松龄的随从幕僚林长民被乱枪打死，另一名重要幕僚饶汉祥在混乱中逃走，而郭松龄夫妇失踪不见。

值得一提的是，林长民是民国初年的知名政治活动家，他当年在日本留学时便已是明星式的人物，在留学生中很有名气。可惜的是，民国的政坛是以枪杆子来说话的，林长民、梁启超这些人空有一身智慧和理想，尽管他们组织了“宪友会”、“进步党”等一个又一个的政党，做过参议院秘书长、司法部长之类的要职，但终究是仰人鼻息，有志难酬。当年的五四运动，便是时任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的林长民首先在北京《晨报》上披露外交失败的消息，最终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在郭松龄起兵后，林长民受郭之邀，欣然入幕，不料遭此惨败，死于乱军之中，也属可惜。林长民是福建闽侯人，有一女名林徽因，得一佳婿曰梁思成（梁启超之子），皆为民国男女才子，在此特记。

另一个幕僚饶汉祥也是不甘寂寞，他原本是大总统黎元洪的主要幕僚，当时有“文胆”之称，其独创的骈体电文更是风靡一时。在黎元洪失败并退出政坛后，饶汉祥也随同归隐，或许是久静思动，这次他也参与了郭松龄的起兵，并为之起草讨奉电文多篇。郭松龄兵败后，饶汉祥侥幸逃脱，回乡两年后去世。

至于郭松龄夫妇，当时躲进了一个农家的菜窖里，但后来被人举报，结果双双被擒。在报经张作霖批准后，郭松龄夫妇于12月25日被枪杀于辽河之畔。行刑前，郭松龄说：“吾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夫人韩淑秀说：“夫为国死，吾为夫亡。吾夫妇可以无憾矣！”

郭松龄夫妇被杀的当天，正好是西方的圣诞节，关外大地白雪茫茫，狂风呜咽。是年，郭松龄42岁，韩淑秀34岁。

带着张家的子弟兵去造老张家的反，郭松龄的失败应该说并非偶然。民国初年，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如“君君臣臣”、“忠义孝悌”等“封建道德”仍旧是当时的主流，张作霖经营东北数十年，有礼于士大夫，有恩于士卒，其军心所向，仍在老张家，这在郭松龄进军途中不断有部队投奔奉军可以看出。既然郭松龄不能一鼓作气拿下奉天，其败走麦城的结局，应是定数。

郭松龄之失败，其夫人之鼓动亦难辞其咎，诚所谓“女人有野心而男人无决断，其家必毁于一旦”。郭松龄夫妇被杀后，张作霖命将其尸体拉至沈阳暴尸三天，后由张学良派人收容火化，算是对旧友的一个交代。事后，张学良也感到很难过，但他也认为郭松龄这个人性情过于暴躁，正如郭松龄自己下的考语：“鲁莽躁切，跋扈侵权。”事实上，郭松龄要叛变，张学良也看出几分，但他过于自信，认为郭松龄不敢这么做，即使叛变，他也能制止，但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

郭松龄从起兵到失败，时间不过一个月，其经历如同划过夜空的闪耀流星，固然是昙花一现，却在历史中留下了凝重一笔。郭松龄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对张作霖父子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作霖原本是希望靠张学良、郭松龄的这支精锐之师去帮助他实现武力统一大业的，但郭松龄的反戈一下就把这个迷梦打了个粉碎。由此，奉系也就由盛转衰、精神气大不如前了。

正文二八、“落水狗”张敬尧

1933年5月7日的清晨，北平城内的六国饭店里突然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枪响，眨眼间，两名年轻人从饭店里夺门而出，他们迅速跳进门口一辆早已启动的汽车，随后便一溜烟似地跑了。

突如其来的事变如枪声一般突如而去，却惊醒了店中房客们的晨梦。当人们带着诧异的表情循着枪声来到一个豪华客房时，只见房中有一具中年男子的尸体卧倒在血泊之中。受害者长方脸，鼻梁挺直，两腮瘦削，嘴上留着两撮小胡子，最显著的特征则是下巴底下有颗痣，痣上还有一撮长毛。

各位，六国饭店（今华风宾馆）是啥子地方？说起来那可是赫赫有名，它地处东交民巷，归属租界管辖，历来是那些军阀政客们失势后的高级避难所，也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在民国时期，老有名了。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血案发生不久，一个爆炸性新闻很快传播开来：被杀的不是别人，乃民国初年赫赫有名的军阀张敬尧是也！

说起张敬尧，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会立即想起毛润之先生所领导的“驱张运动”，没错，这个“张”，指的就是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

民国是乱世固然不假，但乱世有人间的苦难，也有乱世的精彩，这各路英雄好汉、军阀枭雄，如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难免会出几个混世魔王，譬如这姓张的就是有两个：张宗昌与张敬尧。巧的是，这二位是同年所生（1881年），就连死也是连着的，一个是1932年，一个是1933年，而且都是为人刺杀、死于非命。

张敬尧，字勋臣，安徽霍丘人，自幼顽劣，后流落到山东等地，赶巧遇上袁世凯小站招兵，由此时来运转，摇身一变成为新军中的大兵一名。不过，可别小看了这批大兵，因为当时正是北洋系崛起的时候，只要肯努力，这批人的机会多得很。比如袁世凯在军中设随营学堂，这就是一个好机遇，因为学员都是从新军中挑选优秀士兵进入学习的，如后来的靳云鹏等人，便都是行伍出身、然后入读军校脱颖而出的。

张敬尧的运气也不赖，他不久就混进了随营学堂，而当时新军中又赶上年轻军官奇缺，由此，张敬尧占得先机、步步升迁，等到民国初年，他已经由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拾级而上，最后爬上了旅长的位置，而当时的他也不过三十来岁。

不过话说回来，这时的张敬尧还是有点本事的，譬如在1913年的剿“白狼”中（“白狼”非真狼，实则为中原一带的流民起义），剽悍的他就亲率队伍千里奔袭，连续追杀，最终为剿灭“白狼”立下大功。此战告捷后，张敬尧随即升为北洋军第七师师长并官拜陆军中将，这在他这个年龄段的军人中，可谓是凤毛麟角。

张敬尧升官升得快，主要还是因为老领导袁世凯赏识他。因此，张敬尧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向袁世凯大表忠心，譬如在“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交通系魁首梁士治等人搞帝制运动的时候，张敬尧便是积极参与者之一。有一次，梁士诒等人邀请各省督军代表和军政要人在同兴馆赴宴，张敬尧也在被邀之列。当晚的节目，主要是筹备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为帝制运动推波助澜，张敬尧席中的表现极为出彩。只见这老兄手持旱烟管，一边吸，一边捶腿大呼道：“大总统高升一级，做大皇帝，只要下一道上谕就行了，谁敢不从？这有什么可讨论的？还请啥子愿，费那劲干吗？”

袁世凯事后听说，心头窃喜却佯作大怒道：“变更国体，应征得全国同意。张敬尧这个莽夫，竟敢在大庭广众中信口开河，看我怎么罚他。”但话虽如此，老袁实际上却“貌怒而心许”，这不，在蔡锷等人举起护中国军队大旗后，袁世凯首先派去镇压的部队，正是“爱将”张敬尧统率的第七师。

张敬尧在四川与护中国军队交战时颇为卖力，初战告捷后又被遥拜为陆军上将，可惜老袁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不久就一命呜呼，张敬尧也就失去了荫护。在段祺瑞当政后，张敬尧见风使舵，随后又以同乡的名义投靠老段，附于皖系。

段祺瑞掌权之后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正在南方彷徨的张敬尧受命率第七师与吴佩孚所部共同出击湘桂联军。本来呢，吴佩孚的第三师攻击在前，张敬尧的第七师跟进在后，不料段祺瑞厚张而薄吴，反将湖南督军授给了张敬尧，让吴佩孚所部在衡阳为张敬尧看守南大门，这吴佩孚心里恨啊，也为后来的张敬尧垮台埋下伏笔。

张敬尧做了督军之后，湖南人可就倒大霉了。张之为人，极为贪婪，其督湘三年，搜刮之狠，一时罕见。举例而言，当时长沙城内，谁家死人了，都必须呈报到督军署中，由署中派员监督收殓，然后纳印花税费一元，方可举棺出城；不然的话，守城兵士就扣押不放，以此为敛财之手段，令人发指。有一次，某刘姓人家没有呈报，出城的时候便被张敬尧的兵士所阻拦，丧家百般哀求而不得出，最后还是要开棺检验，并罚银百元以儆效尤。湖南人一贯民风淳朴，以孝为重，张敬尧敛财居然把主意打到死人的头上，实在是千古未有、骇人听闻，必然导致民怨沸腾。

当上大官后的张敬尧，开始嗜好吸鸦片，每天要吸上阿芙容膏一两有余才能治事。平日里，张敬尧除了吞云吐雾之外，则拥抱妻妾，寻欢作乐，所谓军政民政，一概让他的几个弟弟去打理。张敬尧不是好人，他的几个弟弟更不是东西，湖南人当时送他们弟兄四个诨号，曰：“大草包、二饭桶、三乱子、四混蛋。”而看这几个人的举止行事，确是混蛋草包。

张敬尧的四弟张敬汤最为无赖，此人自封“四帅”，还经常装斯文穿八卦衣，动辄问左右：“我这个样子，像不像孔明啊？”左右阿谀道：“孔明哪里能跟四帅比！”张敬汤听后，喜不自胜。更荒唐的是，张敬汤常出入于当地的豪绅富贵之家，见到别人家里的宝贝，必抚摸再三，赞不绝口。识相的主人明白他的意思，赶紧将之赠送；碰到不识相的，张敬汤也要托词假用，强行索取。因此，湖南士绅见到张敬汤故来了，便私下里偷偷相告：“孔明又来做贼了！”

张敬尧武人出身，缺乏文化，他在接见宾客的时候，也经常是衣冠不整，有时候光着脚就出来了。某次湖南士绅朱某因事谒见张敬尧，侍从将他引至督军花厅后，见一人光着膀子倚在榻上吸烟，脚丫也光着，形似黄包车夫，朱某就问他：“督军在哪？”此人听后说：“咱老子就是督军。”朱某不信，以为他在戏弄自己，便与之大骂：“我孙子才是督军！”所幸这时有人走出，告诉朱某这的确是张敬尧张督军，闹剧才算结束。

张敬尧的部队，军纪败坏，纵兵为盗，老百姓前来投诉，张敬尧却无端发怒道：“本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无知细民，竟敢毁我军誉耶？”说完，便令手下士兵以军棍将投诉的百姓打出。湘人对张敬尧极度痛恨，呼之为“张毒菌”，时谚又称：“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民初的风气，往往主张“湘人治湘”、“鄂人治鄂”、“川人治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各省的督军省长应该由本省的人来担任，以示自治之意。张敬尧是安徽人，在湖南又为非作歹，因而湖南省籍的人在1919年前后发起了一场“驱张运动”，上至达人熊希龄，下至年少毛润之，都纷纷投身于这场地方主义运动之中。只可惜张敬尧脸厚皮粗、心黑手硬，任你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你说我是“毒菌”，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偏要恋栈不去，你又能奈我何？！所以，“驱张团”虽到北京请愿，但也难动张敬尧的一根毫毛……枪杆子在他手里嘛！

张敬尧之所以巍然不动，和段祺瑞的皖系在背后支持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张敬尧也投桃报李，对皖系操纵的选举鼎力支持。在湖南搞选举的时候，皖系政客本以为有张敬尧的强力外援，当选应不成问题，不料投票后，非皖系的人当选颇多，而皖系指定的人反而落选。皖系的人大骇，急忙请张敬尧想办法，张敬尧笑道：“你们这些人哪，亏你们还读书识字，就这点屁事还搞不定？小事一桩嘛！”

皖系的人问他怎么办，张敬尧说：“这又什么难办的？把选票都毁喽，再重新搞一套就是了，一句话而已。”旁人说：“这万一犯了众怒，可怎么办？”张敬尧拍着胸脯保证说：“有我张某承当，湖南人还敢捋虎须耶？”后来选举结果一公布，皖系的人全部上榜，舆论一片哗然，但在张敬尧的淫威之下，又能奈何？

可惜好景不长。1920年后，皖系段祺瑞与直系曹锟、吴佩孚矛盾激化，双方剑拔弩张，形同水火，由此连带张敬尧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原来，张敬尧在湖南的两年太平日子，完全是倚仗吴佩孚的第三师替他守住了山门、挡住了南军（滇、桂、粤的护法军），但此时吴佩孚的军队已经在衡阳待得再也不耐烦了：你想，督军是他张敬尧，我吴佩孚有什么好处、又凭什么给他看家护院呢？

在吴佩孚的第三师下令北撤后，其他直系的北洋军也纷纷撤防，张敬尧这下慌了手脚，因为他的第七师早已因腐败而孱弱不堪了。在初入湖南的时候，第七师本与第三师战斗力相当；但入湘之后，这些大兵们养尊处优，不耐劳苦，加上军纪败坏，水平已经远不如前。作为主将的张敬尧更是如此，当年剿“白狼”时还算能吃苦、敢打仗，但做了督军之后只知道吸鸦片、玩女人，非但置公事于不问，其人也变得胆小如鼠。

某日，长沙南门外银盆岭有土匪百人乘夜沿途抢掠，枪声四起，该处驻军以为是南军大至掩袭，竟吓得仓皇四窜。有人以电话报告到督军署，此时张敬尧正在吸烟，他听到后即刻坐一小轿，出小西门，藏到了往来湘汉的一艘日本商轮上。直到午后，张敬尧才返回督军署，手下报告说昨夜乃是土匪而非南军，张敬尧抹了抹头上的汗，大骂道：“既是土匪，怎么谎报南军？害得老子白受了一夜的惊吓。”

这样的军队，在南军的攻击之下自然是不堪一击。由于吴佩孚撤军前已经与南军达成协议，吴军一走，湘军赵恒惕部随即北上接防，不到一周，衡阳、莱阳、祁阳、宝庆等地便落入了湘军手中，而张敬尧属下的湖南暂编第一师吴新田部、暂编第二师田树勋部很快溃逃，兵败如山倒。

眼见大势已去，张敬尧能做的就是赶紧把这两年来搜刮的钱财紧急北运，随后便放弃长沙，撤往岳州。在撤出长沙之前，为免资敌，张敬尧还下令将军火库放火焚烧，结果长沙城内一片火光，在轰隆隆的炮弹爆炸声中……张督军逃了。

兵败之后，张敬尧发电报指责其他北洋部队坐视不救，不战先逃，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可惜的是，此时的北京政府对他早已失去了信心，随即便下令将张敬尧革职查办，由段祺瑞的小舅子吴光新接任湖南督军。张敬尧逃到汉口后，吴光新让他把湖南督军和省长的两颗大印交出来，张敬尧开始还不相信，吴光新便拿出电报给他，张敬尧看后气呼呼地要求吴光新拿200万大洋作为交印的条件。吴光新哪肯理会这一套，当场便令卫兵将张敬尧的印夺了下来。

后来，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张敬尧又跑到武昌去找湖北督军王占元，诡称自己还有一师一旅的兵力，希望老朋友拉他一把，接济点军饷和派点援兵，以打回湖南，继续做他的督军。王占元坐镇湖北已经七八年，早已是官场老狐狸，他哪里肯相信张敬尧的鬼话，当场便不客气地拒绝了。被拒绝后，张敬尧还想发火，王占元呵呵一笑，又掏出一张电报给他看，张敬尧一看，一屁股在椅子上半天都没有起来：电报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令吴新田代理第七师师长并收容张敬尧的残部！

督军没了，军权也没有，张敬尧嚎啕大哭，这次是彻底地栽了。想当年，张敬尧也是北洋系中的一名骁将，没想到在湖南做督军腐败了两年，居然成了现在这副熊样。而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也因为之前无恶不作，最后在鄂州被抓住后执行了死刑。

在安静了两年后，张敬尧贼心不死，随后投奔了当年的死敌吴佩孚，不料运气实在糟透了，他刚被委任为某路援军总司令，结果又赶上冯玉祥发动兵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直系集团，他也被当成共犯给抓了起来。据称，张敬尧当时与曹锟之宠、原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青关押在一起。李彦青为人贪婪成性，有一次冯玉祥派人去领枪支补给，李彦青有意拖延不给，直到冯玉祥送了十万元才拨给。因此，冯玉祥对其极为痛恨，政变成功后便立刻下令将李彦青枪毙。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故意，张敬尧也被拉到刑场陪绑，差点把他给吓死。

事后，冯玉祥命人将张敬尧绑来并痛斥其祸湘之罪（当年冯玉祥的部队也在湖南驻扎），张一再求饶，冯玉祥见他可怜，便交给他一册《新旧约》和《三民主义》全集（冯是基督徒），并对他说：“你要是能熟读这两部书，我便放你走。”张敬尧拿书读了两个月，竟能成诵，也是个奇才。

从冯玉祥那里侥幸逃得一命后，张敬尧又投到奉系集团张宗昌那里当了一个挂名的军长，由此具备了皖、直、奉三系的从军经历，这在当时的军阀中实在难得一见。但不到一年，张宗昌和奉系被北伐军击败，张敬尧再次失去靠山，只好躲进大连日租界做了寓公。

1933年初，日军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为制造“华北特殊化”以分裂中国，其首先从原北洋的残余军阀及失意政客中挑选合适的人选，失势的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人都是日本人的拉拢对象，寓居大连的张敬尧也有幸进入了这个名单。北洋系的那些将领虽然都是军阀，但大多数人的民族气节还是有的，唯独张敬尧恬不知耻、蠢蠢欲动，企图借日本人的势力东山再起。不久，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便暗中任命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拨给巨额的活动经费以协助他招集旧部，为日军做内应。

张敬尧收了钱后，欣欣然地搬进北平六国饭店，开始了他的汉奸生涯。他的举动很快被国民党驻北平特务站所发现，在劝告无效的情况下，南京方面决定对张敬尧实行暗杀。据称，国民党大特务戴笠在受命后，随即将任务派给自己的副手，也是当时负责华北地区行动的郑介民执行。经缜密的侦察和策划后，郑介民决定派人化装成南洋商人住进六国饭店，在将张敬尧的活动规律摸清楚后伺机暗杀。数日后，华北特区北平站的特务王天木及特别行动员白世维在其他特务的协助下一举将张敬尧刺杀并成功脱身，由此也发生了前文的一幕。是年，张敬尧53岁。

张敬尧督湘之时，湖南人称之为“民贼”，而后来因受日本人豢养，最后被歼于特务之手，国人又谥之为“国贼”。军阀为贼者不在少数，但像张敬尧那样祸国殃民、身兼两贼而又跨皖、直、奉三系的三姓家奴，却是军中罕有呢。

正文二九、徐树铮：天生有才，死于非命

民国有几个相当有才的人物，徐树铮是其中之一。徐树铮，江苏萧县人，自幼聪颖过人，三岁识字，七岁能诗，十三岁中秀才，有“神童”之称。据说，有位老先生象棋下得很好，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一时自负，竟把“将”钉死在棋盘上，以为没人能把它撼动。徐树铮听说后，便去找他下棋，双方在一阵猛烈厮杀后，老先生被逼得临时找来斧头起钉子，让自己“将”能离开原位，一时被传为笑谈。那一年，徐树铮才十一岁。

世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不过徐树铮颇为幸运，他遇见了自己的伯乐段祺瑞。1901年，段祺瑞在济南一家客店中访客时，偶遇二十二岁的徐树铮，据段祺瑞的回忆：“至旅店拜客，过厅堂，见一少年正写楹联，字颇苍劲有力。时已冬寒，尚御夹袍，而气宇轩昂，毫无寒酸气象……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

徐树铮先在段祺瑞手下做一名司书，后来被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徐树铮立刻扶摇直上，成为老段跟前的头一名红人。段府的人都说，老段起来得快是老袁一手提拔，而老段提拔小徐也像袁世凯当年提拔他自己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譬如民国初年，老段做陆军总长，徐树铮就当次长，另外还有一个次长蒋作宾，可陆军部里的事大小都是徐树铮说了算，不但蒋作宾当不了家，就连段祺瑞本人说的都不一定算数，因为小徐在老段面前是说一不二，从不被驳回；而老段吩咐下来的事，小徐却不一定照办。有一次段祺瑞的一个老部下被军队撤职了，穷得没办法来找老段，请求给个差使。老段看他可怜，就答应下来，并批交徐树铮办理。不料徐树铮后来却签呈上去，说“查该员无大用处，批驳，验过”，这事就算拉倒。

据段祺瑞身边的人说，徐树铮去段府，从来就是随来随见，不等号房的人通禀，他就扬长直入。段府的那些人，见了小徐都躲得远远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脾气大，又好挑毛病，恶狼恶虎似的，当面就给你一个下不来，小者挨一顿申斥，搞得不好，他跟老段一说，饭碗就被他砸了。旁人还有个灵活，但在徐树铮这里从来都是言不二价，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沾他。

老段会客一般是在外客厅，但小徐一般是径直走进内客厅，而且只谈公事，三言两语，交代完了就走。他很少参加公馆的宴会，也不大陪着老段打牌，照例是公事公办，态度很严肃。正因为如此，不但段府的人对徐树铮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就是老段身边的亲信，那些军政界的要人们也对小徐十分烦恶。有些事，大伙都避讳他，不愿意让他参加，因为只要一沾上徐树铮，就得实行独裁，听他一个人的了。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老段会对小徐这么信任呢？原来，小徐不但对老段忠心耿耿，一心护着老段，而且他这个人也真是有学问、有能力，才气过人。段祺瑞在武昌起义时领衔发出共和通电，便是由徐树铮撰写的，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都少不了徐树铮的谋划和参与。

徐树铮的记性极好，几乎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不管是公文或是条例，他看得既快，记得又熟，只要老段一问他，他总是能对答如流，谁要是不信，找出公文来一对，还真是一字不差。所以段府的人都说：“这是人家有才，你想，老头子能不喜欢吗？”

据民国将领陈调元回忆说，他在任北洋第七十四混成旅旅长的时候，有一次来北京办公事，在朋友做东的宴席上遇到徐树铮。经朋友介绍后，徐树铮便说已经看到他的公文，并将他要求补充多少枪、多少发子弹，以及要多少军饷等全部说出。陈调元听后十分惊讶，因为他自己都没有徐树铮记得那么清楚。数天后，陈调元到陆军部拜访徐树铮，只见徐树铮一边与他谈话，一边还在批着公文，中间又有电话响起，徐树铮拿起话筒听电话，正当陈调元不自觉地把话停了下来的时候，徐树铮向他示意：“没关系，你继续说。”回去后，陈调元见人就说徐树铮五官并用之能耐了。

有才归有才，但天底下有才的人大都有个恃才傲物的臭毛病。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做国务总理、徐树铮做国务院秘书长的时候，就与黎元洪的总统府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按照约法规定，国务院所决定的重大事件，应当呈递给总统府，由大总统盖印发布。徐树铮是国务院秘书长，因此经常要往返于国务院和总统府办事，但这个小徐经常不给黎总统说明事件来由，只管催促总统赶快盖印。要是黎元洪多问上几句，小徐脾气上来就敢当面顶撞。

有一次，徐树铮拿着福建省三个厅长的任命书来请总统盖印，黎元洪刚刚问了几句这三人的从前来历，小徐就不耐烦地说：“大总统问这些干什么？请赶快盖印，我事情忙得很！”黎元洪被这么一顶，当场被气得半死。等徐树铮走了，黎元洪恨恨地跟手下人说：“我本不想要做什么总统的，可你们看看，这些人目无总统到了什么地步！”

徐树铮非但不把总统府的人看在眼里，就连国务院内部，他也是经常自作主张，凌驾于同事之上，譬如内务总长孙洪伊就与他发生过多次冲突。孙洪伊是清末著名的立宪党人，在民国初年的组党热潮中大出风头，他此时与黎总统及冯副总统的关系打得火热，自然免不了与老段、小徐发生矛盾。徐树铮壮着老段的信任，在国务院一手遮天是人所皆知，偏偏遇到孙洪伊也是眼高手低的朋友，他为人争强好胜，而且政治能量也不小，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这两位在一起几乎是“日日在火并之中”。

老孙是直隶人，年纪比小徐大十岁，哪里看得惯小徐这个嚣张劲。两人的日常口角就不消说了，这里说几次大的冲突。第一次冲突是徐树铮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调令，命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四省军队会剿护中国军队李烈钧部的事情引起的。本来这事已经在国务会议上讨论过，决议是去电调解，而小徐却私自拟了一个讨伐的命令拿给黎总统盖印，结果被拒绝了。小徐一怒之下竟然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将讨伐之令发出，结果引起其他内阁成员的一片哗然，孙洪伊当面指责小徐违法越权，而小徐也不甘示弱，两人结下梁子。

紧接着，在8月下旬的时候，众议院将湖南议员提出的一个议案转给了国务院，其中对现任福建省长的胡瑞霖提出查办要求，理由是其在任湖南财政厅长时有贪污等劣迹。胡瑞霖是皖系的人，徐树铮接到议案后擅自以国务院的名义为胡瑞霖辩护，并将议案驳回。

孙洪伊得知后十分恼怒，他怒气冲冲地找到老段说：“对民政长官的处分问题属于内务部的职权，我自己分管的事情，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算哪门子王法？如果秘书长可以包办一切，那我这个内务总长还做它作甚？”被这么一闹，老段也觉得这事做得荒唐，随即命小徐将咨文追回，徐树铮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却不了了之。

一个月后，孙洪伊为整顿内务部，裁减了部里的三十多名职员。由于这些被裁者大都和北洋系的头头脑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他们岂能善罢甘休，而徐树铮也想利用他们来把孙洪伊给搞下去，于是便怂恿他们向平政院上诉。结果，平政院裁定撤销内务部原令，被解职的那些人仍旧回去上班。

平政院是袁世凯时期设立的一个政治仲裁结构，孙洪伊不但不接受这样的裁定，反认为平政院是一个非法机构，随后他拟将此案提交国会审议。徐树铮害怕国会接受孙洪伊的意见，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他在经过老段的同意后拟定了一道执行平政院裁决的命令，准备交总统府批准。

徐树铮的这道命令，不但内务总长孙洪伊拒绝副署，黎总统也拒绝盖印，府院之间反复争执，酿成政治风波。老段自上次就对孙洪伊十分不满，于是暗地里给孙洪伊传话，让他辞职算了。但是，孙洪伊非但认为自己没有错，而且口气十分强硬，拒不辞职。

老段一怒之下，下了一道将孙洪伊免职的命令，让小徐拿给黎总统盖印。黎总统见后十分震惊，坚决不肯用印。徐树铮为这事来回跑了四趟，黎总统连拒四次，丝毫不肯让步。最后一次，徐树铮威胁黎元洪说：“总统不肯盖印也无妨，以后我们不准孙洪伊参加国务会议！”黎总统大怒：“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徐树铮冷笑道：“什么话？这是段总理的原话！”闹到最后，黎元洪只好把北洋系的大佬徐世昌请出来调解，最后孙洪伊和徐树铮两人同时被免职。

后来，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更是闹得不可开交，段祺瑞则借“张勋复辟”之际赶走黎元洪，独掌政权。在此期间，徐树铮倒是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将辛亥革命期间宣布独立的蒙古加以收复。事情的原委是这样，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但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也提供了一个解决蒙古问题的契机。徐树铮在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后，于1919年10月率兵进入外蒙古，并迫使其取消自治，回归中国。为此，孙中山还电贺道：“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

徐树铮字写得漂亮，文才也很好，他在库仑曾写下的一首《念奴娇·笳》，试录如下：

<small>砉然长啸，带边气，孤奏荒茫无拍。坐起徘徊，声过处，愁数南冠晨夕。夜月吹寒，疏风破晓，断梦休重觅。雄鸡遥动，此时天下将白。</small>

<small>遥想中夜哀歌，唾壶敲缺，剩怨填胸臆。空外流音，才睡浓，胡遽乌乌惊逼。商妇琵琶，阳陶觱篥，万感真横集。琱戈推枕，问君今日何日？</small>

1925年孙中山死后，正在欧洲考察的徐树铮用电报发回一副挽联：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此联上句典出《论语·子路》，下句典出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据报人周游所记：“中山先生之丧，全民哀悼，举国偃旗，挽词之多，莫可纪极，而当时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余曾分别询诸李协和、胡展堂、汪精卫、张溥泉诸先生：何以国民党内文人学者盛极一时，而竟无一联能道出孙先生心事，以堪与徐氏抗衡者？所得答复，虽各不相同，但一致认定：徐之才气，横揽一世，远不可及。”

可惜的是，徐树铮也在当年殒命，而且是死于非命，这事得从陆建章说起。与段祺瑞等人一样，陆建章也是小站旧人，而且一直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清廷覆灭后，陆建章担任了右路备补军统领（后改为警卫军）和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对异己分子向来就是毫不手软，因其杀人如麻，人送绰号“陆屠夫”。在民国初年的“白狼”之乱中，陆建章率兵进入陕西并担任了督军一职，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陆建章被撵出了陕西地盘，后来他便投靠了冯国璋并暗中奔走赣、鄂，为和议出力。

而此时正在帮助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徐树铮，对陆建章的幕后行动十分气恼，于是便将之约请到天津的奉军司令部（小徐此时正和张作霖打得火热，被委为关内奉军副司令）一谈。陆建章也知道小徐不怀好意，但想自己也是段祺瑞的同辈中人，去了又有何妨。

进得营后，徐树铮开始还好言招待，大家言笑如初。等酒席吃到一半，徐树铮突然对陆建章说：“后面有个花园，里面景色极佳，我想请你进去游玩一番，顺便谈点私事。”陆建章不知其中有诈，便欣然入内。不料两人进去后，徐树铮立刻翻脸厉声喝斥道：“你知罪否？”陆建章大惊失色，说：“我有何罪？”徐树铮骂道：“你为南方做走狗，成天里东奔西走，妄谈和议，破坏段总理的统一政策，你还敢说自己无罪？”

陆建章冷笑道：“主和之人，又不止我一个，难道都要归罪于我？”徐树铮变脸道：“哼，今天恐怕容不得你说什么了！”说罢，徐树铮手一挥，令左右将陆建章绑上，陆建章见势不妙，慌忙改口愿为段总理效力，但小徐完全置诸不理，掏出手枪亲自把昔日威风凛凛的陆将军给枪毙了。

事后，徐树铮称陆建章“公然大言，颠倒播弄，宁倾覆国家而不悟，殊属军中蟊贼，不早清除，必贻后戚。当令就地枪决，冀为国家去一害群之马，免滋隐患。除将该员尸身验明棺殓，妥予掩埋，听候该家属领葬外，谨此陈报，请予褫夺该员军职，用昭法典”。

徐树铮妄逞辣手，擅毙将军陆建章，此举真可谓是胆大包天。消息传出，海内震惊，就连段祺瑞得知消息后，都惊得半天没说话，随后便令人给陆建章的遗属送去五千大洋，以示慰问。冯国璋在接到要将陆建章勋章撸去的命令时才知道此事，据说，冯国璋开始不肯给这道命令盖印，并愤愤地对手下人说：“你看看，这有多么荒唐！徐树铮这么胡闹，难道芝泉就一点都不管吗？”

冤冤相报何时了，徐树铮也为此惹下杀身之祸，虽然这是七年后的事情了。原来，国民军将领冯玉祥的结发夫人刘德贞，其姑母乃是陆建章的夫人，在清末民初的时候，陆建章不但将侄女嫁给了冯玉祥，而且对冯玉祥多次提拔，恩重如山。1918年陆建章被杀之时，冯玉祥的势力还不够大，但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后，已经成为极其显赫的人物，他显然不会忘记这段仇怨的。

1925年底，在段祺瑞当上临时执政后，本在外国游历的徐树铮也兴冲冲地回国，并在北京到处活动。但是，京津一带正处于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之下，当时的空气对徐树铮非常不利。段祺瑞似乎也感觉到点什么，他一见到徐树铮便说：“这时候你回来干什么？”说完，老段便撵他快走。

但小徐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他在北京待了近半个月后才准备经天津南下上海，但就在去天津的路上，徐树铮在廊坊车站被人刺杀了。据说，当徐树铮要出京的消息被鹿钟麟所侦知后，他用长途电话向驻在张家口的冯玉祥报告，冯玉祥当时没有说什么。过了两个小时，冯玉祥突然给鹿钟麟打电话：“处置徐树铮的办法，就是逮捕枪决！”鹿钟麟犹豫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太大了吧？”冯玉祥厉声答道：“天塌了，有柱子接着！”

随后，鹿钟麟又用电话将命令转给驻廊坊的张之江，让他执行这个任务。张之江说：“此事重大，不宜鲁莽！”鹿钟麟说：“这是命令！”于是，张之江便让卫队驰往车站守候。

据徐树铮之女徐樱在《先父徐树铮将军事略》中的说法，等到徐树铮的专车抵达廊坊后，张之江的参谋长便持张的名片登车，称张司令请徐下车一叙。徐树铮恐有意外，便拒绝下车。参谋长听后立刻声色俱厉，令随行的士兵将徐树铮强行押下车，同行的随员也被赶下车。到张之江的司令部后不久，突然听见几声枪响，徐树铮便由此毙命。

更离奇的说法是，鹿钟麟在当天夜里派人把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从天津送到廊坊，然后让他扮演为父报仇的角色，以此来免除此事与国民军的关联。不管是谁下的手，总而言之，这个在民国初年极具才华但又飞扬跋扈的徐树铮是死了。

徐树铮死后，尸首由他的一名卫士用骡车运到北京，段祺瑞痛哭之余，买了一口极好的棺材加以盛殓。葬礼上，前任总统徐世昌送了一副挽联：“道路传闻遭兵劫，每谓时艰惜将才。”这副挽联看似平常，但奇特之处便在于，当年陆建章被徐树铮所杀时，徐世昌送的也是这副挽联，想必是有意而为之。

更离奇的是，徐树铮在从国外返回后，曾到南通拜访末代状元、著名的实业家张謇，当时两人探讨了很多时局与学术等问题，徐树铮对张謇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临别时还一再表示：“今后将奉啬老（张謇号啬庵）为师。”徐树铮酷爱昆曲，擅长花脸和贴旦两种角色，曾与徐凌云、项馨吾、俞振飞等名角同台，张謇曾赠诗曰：“将军高唱大江东，势与梅郎角两雄。”

徐树铮走后不久，张謇突然感到烦躁不安，一夜突然梦见徐树铮来向他告别，并吟出一首绝命诗：“与公生别几何时？明暗分途悔已迟。戎马书生终误我，江声澎湃恨谁知？”

张謇惊醒后，立刻下床把梦中所闻之诗写下。细读之后，他心里不免有些发毛，觉得“徐树铮必有事故，难道来与我作梦魂之别？”果然，数日后便传来徐树铮在廊坊被杀的消息。

孔夫子曾经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可惜的是，对于老夫子的这句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曾认真对待，所以但凡有中国人，便有内斗；内斗不休，方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呀。

正文三○、唐绍仪自毁前程惨遭“斧劈”

唐绍仪是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其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一度风光显赫，但民国成立未及一年便愤而挂冠而去，其中缘由，颇值一叹。

唐绍仪，字少川，出生于1862年（比袁世凯小三岁），广东香山人，与孙中山是地道的老乡。唐绍仪的父亲系上海经营茶叶的买办，其族叔唐廷枢曾在李鸿章门下帮办洋务，后来做过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总办。由于家族的缘故，唐绍仪在十二岁的时候成为清廷第三批留美幼童，并在美国学习生活过7年之久（当时已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因为国内顽固派们的阻扰和责难，这些留美学生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便被全部召回，唐绍仪回国的时候只有十九岁。

由于学业未成，李鸿章觉得这批半拉子“海归”闲置可惜，于是便将这批人分别送到天津的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唐绍仪不久即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后又被派往朝鲜协办税务，由此与驻朝鲜商务代表袁世凯结下不解之缘。

在朝鲜的时候，唐绍仪是袁世凯的书记官，也可以说是袁世凯最早的部下，凭借这层关系，唐绍仪也随同袁世凯的升迁而水涨船高，他先后做过天津海关道员、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和邮传部尚书等职，直到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踢下台，唐绍仪才因此而赋闲。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再度出山，唐绍仪应召入幕并被派往南方与革命党谈判。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唐绍仪则被提名为首任内阁总理，成为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有意思的是，在南北议和及南京组阁过程中，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颇有共同语言，而且在孙中山与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这件事，在唐绍仪看来，可能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但在袁世凯眼里，唐绍仪未免与革命党人走得太近。由此，唐绍仪也与袁世凯埋下了不和的祸根。

民国初年政坛的混乱，主要问题出在总统和总理的权限上，其中以总理的副署权最为棘手。就拿袁世凯与唐绍仪的关系来说，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唐绍仪便一直追随袁世凯，其僚属身份保持了近三十年，忽然有一天，袁世凯发布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副署，非经唐总理的签署不能生效，这叫袁世凯如何接受得了。

唐绍仪虽然追随袁世凯近三十年，但他的骨子里却还是个书生。在清帝退位前，唐绍仪受命前去南北谈判时，他登上南下的火车后便剪去了脑后的长辫，这貌似有利于谈判，实则是与清廷决裂。在南北谈判和南京组阁过程中，唐绍仪与南方的革命党相处甚欢，这就不得不引起袁世凯的怀疑与猜忌了。

按袁世凯最初的想法，他本是希望老友徐世昌出任总理的，但徐世昌顾及名节，不愿担“贰臣”之名而退隐青岛，袁世凯这才退而求其次，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袁世凯的最初想法，可能是希望唐绍仪作为自己的副手帮助处理政务，而如今唐绍仪与革命党过往甚密，那就未免有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之嫌了。

不过，唐绍仪虽然与革命党关系密切，但实际上仍是袁派中人，只是因为责任内阁起见，为政见而屡屡与袁世凯相争。袁世凯系旧派人物，他对总统、总理、责任内阁相互牵制的道理既不理解也不认同，在他看来，唐绍仪未免书生意气甚至是以下凌上了。唐绍仪的作为，当时就连总统府的人也在私下里愤愤不平地说：“今日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吗？”（下人的观念尚且如此，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他的角色如何转换得过来？）

某次，唐总理因为某事与袁总统起了争执，老袁听得不耐烦了，勃然作色道：“少川，我现在已经老朽了，你来做这个总统，可好吗？”唐绍仪骤然听得这么一句，当场就被吓得冷汗直流，这多年的僚属在官长面前，腰杆子终究是硬不起来。

由于与唐绍仪之间的抵牾过多，袁世凯后来干脆就撇开他这个国务总理，直接指挥各部总长赵秉钧、段祺瑞等人。赵、段等人，原本就对袁言听计从，现在又有袁世凯撑腰，他们凡事绕开唐绍仪，弄到后来，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如此一来，唐绍仪这个总理就难过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内阁，乃背包内阁，多任总理一日，即多负罪一日！”

唐总理不但和总统府的关系搞得很僵，连国会也时时刁难他。由于民国初年财政收入毫无保障，唐绍仪曾自作主张，向外国借了几笔贷款，但一些议员随即要求唐绍仪前往参议院说明情况。在会议上，年轻气盛的议员们对唐绍仪群起责问，他们不但追问借款的用途，还指责唐总理失信于国民、见嫌于邻国，甚至有人大骂唐绍仪是“亡国总理”。

唐绍仪哪里见过这般架势（这下知道民主的厉害了吧），在会场疲于应付之余，到后来他干脆就失去反应，坐在那里呆若木鸡，一言不发。在无端受了参议院的这番逼迫之后，唐绍仪也是气得无处发泄，当天晚上就向袁总统提请辞职。袁世凯虽然对唐绍仪不满，但他也不想让首任内阁这么快就垮台，只好温言挽留，劝唐绍仪少安毋躁，姑且忍耐一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隶都督的人选问题又起波澜。原来，在辛亥革命后，各省都流行由本省人担任都督，如黎元洪督鄂、李烈钧督赣等，当时直隶一些议员如谷钟秀等人便提议由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王芝祥是直隶通县人，原为广西布政使并兼巡防营统领，在辛亥革命时反正，后因陆荣廷出任广西都督，王芝祥立足不住，于是率部前往南京准备参加北伐。后来北伐未果，南方革命党便想让他出任直隶都督，以扩大革命党的势力。

但是，直隶乃北洋军的心腹地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因此，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的提议置之不理，而是任命了自己的心腹张锡銮出任直隶都督。唐绍仪在南京组阁期间，试图调和南北矛盾，当时也附和了南方革命党的要求，并向袁世凯提出由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袁世凯虽然心中不快，口头上却不作反对，只说让王芝祥先来北京。唐绍仪以为袁世凯已经同意任命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于是便邀王芝祥来京。

等王芝祥到了北京，唐绍仪请求袁世凯发布任命书的时候，袁世凯却拿出直隶五路军界反对王芝祥就任都督的通电，唐绍仪看后极为气愤，说：“大总统前面已经答应，如何能失信于人？何况，军人干涉政治，恐怕非民国之福。”

袁世凯对此并不认账：“我何曾答应？王芝祥是革命党，他要是来做直隶都督，岂不是引狼入室？”唐绍仪忿忿然道：“任命不任命那是内阁的职权，岂能因军人干涉就随意改变？再者，王芝祥已经到京，叫我这个内阁总理如何交代？”袁世凯掀须一笑：“这却不难，老夫自有办法。”

随后，袁世凯单独召见了王芝祥，并答应给他一笔丰厚的经费，让他改任南方军队宣慰使，回南京协助江苏都督程德全遣散军队。唐总理的面子毕竟不如袁总统的大，王芝祥原本也是个见风使舵的官僚，他在得到袁世凯的保证后，竟对朋友的支持置之不顾，一口答应了袁世凯的新任命。

等到王芝祥拿着任命书到了唐绍仪那里要他副署时，唐总理竟然完全蒙在鼓里，丝毫不知道这回事。在得知自己被上司袁总统和朋友王芝祥双双出卖后，唐绍仪愤懑之下断然拒绝了副署的要求，而王芝祥竟然拿着没有内阁总理副署的任命书，径直赴南京就任去了！

当天晚上，唐绍仪一夜未眠，彷徨终夜。此时的他，想起就任总理一个多月来的种种挫辱和非难，心中仿佛打翻了百味瓶，伤心、愤慰、孤独、无奈，真是百感交集，都上心头。独坐寒窗，唐绍仪不免自言自语道：“民主共和，乃《临时约法》所定。既然大总统的命令不需要内阁副署，我这个总理还当它做甚？”言毕，唐绍仪心意已定，待到天色渐亮，他就收拾行囊，携家眷直接奔火车站往天津去了。

唐绍仪的不辞而别，看起来是个偶然事件引起（即王芝祥任命书的副署问题），但实际上却隐含着权力体系构建与现实情况冲突的基础性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临时约法》中不切实际的规定所引发的。如果从遵守法律、遵守《临时约法》的角度出发，唐绍仪的辞职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因为他用自己的个人牺牲挽救了法律的尊严，而不至于使责任内阁制陷于袁世凯的淫威之下。但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的话，唐绍仪的辞职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民国初建最需要的是大局稳定，而当时唯一具有号召力的莫过于大总统袁世凯，可惜的是，唐绍仪的第一任内阁未及三个月便以这种闹剧收场，这也实在是出人意料的。

唐绍仪可能没有想到，他这一辞职，后来就再没有获得与他之前的经历相匹配的职务。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原拟提名唐绍仪为外交总长，但北洋军人认为唐绍仪已经叛出北洋系、投靠了革命党，因而对此坚决反对，唐绍仪也最终未能就任。直到1919年南北议和时，唐绍仪被任命为议和总代表，不过，在清末那次他是代表北方，而这一次则代表的是南方。

南北和谈开始后，由于各派系矛盾纷繁复杂，谈判毫无进展，而期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更是给和谈增加了不少的变数。在5月13日的第八次正式会议上，唐绍仪在未告知其他南方代表的情况下提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八项条件，最终导致和谈破裂，这也是唐绍仪在民国政治上最后的惊人之举（其做事之毛糙，可见一斑）。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唐绍仪淡出政坛，成为了民国的点缀和看客。蒋介石上台后，作为党国元老的唐绍仪也只是担任一些闲职，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蒋介石聘他为高级顾问，他也并不到任。在平日里，唐绍仪或游山玩水，或闭门吟诗，似乎已经过上了远离政治的生活。

直到1931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唐绍仪突然春心萌动，做上了家乡香山县（已改名为中山县）的县长。唐绍仪此举，的确令众人大跌眼镜，人家官是越做越大，唐绍仪却由清末的道台、巡抚、尚书，再到民国的内阁总理、护法政府七总裁，最后越做越小，做起七品芝麻官来了！话虽如此，唐县长倒也认真负责，芝麻官做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

不过，好景不长，唐绍仪后来得罪了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最后被排挤出广东，连小小的县长也做不成了。尔后，毛泽东曾在文章中戏称，（做官）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所指非他，唐公绍仪也。

卸下公职的唐绍仪，后来迁到上海并在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做起了寓公，过起了平静的生活。但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日军当局打起了唐绍仪的主意，即所谓“南唐北吴计划”，主要内容是“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和平政权”，以取代蒋介石为“谈判”对手。

当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要员纷纷外逃香港时，唐绍仪此时却仍旧迟迟不动，这很快引起了军统特务的注意，特别是日本人及“下水”的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人拉拢唐绍仪的活动被戴笠的特务所侦悉后，唐绍仪可能出任伪职的传闻在一定程度上被散播了开来，这令蒋介石十分不悦，随后便派人对唐绍仪进行劝诫，如孔祥熙就派人传话，“少老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绍仪的女婿诸昌年也受命来沪，劝其早日脱离日伪包围，移居香港，如果肯去武汉的话，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特务头子戴笠也请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唐绍仪，劝他离沪赴港，免遭不测之虞。

以唐绍仪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应当知道自己身处孤岛的险境，尽管他向各方来人表示自己不会当汉奸并一定要去香港，但他又借口要料理一些家务事而没有马上动身的意思。唐绍仪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非但引起了各方的揣测，也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由于唐绍仪迟迟未见动静，戴笠在综合各方面情报后，认为唐绍仪可能会出任日伪维持会之职，于是向蒋介石汇报后发出了刺杀令，以防今后出现被动。由于唐绍仪喜好收藏古董，刺杀行动小组也以此为切入口，由谢志磐假扮成古董掮客，在取得唐绍仪的信任后，谢与唐约定某日带一古董商人上门交易，殊不知，这正是军统特务的行动之机。

1938年9月30日，谢志磐带着一个古董商人、两名仆役来到唐宅，假扮商人的是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两名仆役则是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他们提着一个装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内藏有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另有古玩数件，而在大花瓶中，则提前预备了一把锋利的小钢斧。

唐绍仪对古董十分入迷，他在鉴定时十分专注，往往要屏退仆役，关紧房门，不让外人窥见，而这正是特务下手的好机会。谢志磐等人到后，寒暄一番便请唐绍仪鉴定古玩，而赵理君假装抽烟找火柴，正好客厅里没有，唐绍仪便让室内的佣人去找。等到佣人离开后，赵理君见时机已到，他先请唐绍仪鉴定花瓶，趁着他低头细看的时候，赵理君向身边的“仆役”一使眼色，所谓“图穷匕见、瓶露斧出”，只见寒光一闪，军统杀手迅速从瓶中抽出小斧头，照着唐绍仪的头部猛然吹去，可怜唐绍仪这位“三朝元老”，尚未来得及哼一声便脑浆飞溅，当场身亡。

军统特务见行动完成，随后便迅速撤离，在退出房门时，赵理君与谢志磐还煞有介事地假装客套：“唐老太爷不必送了，请留步，请留步。等有好的，我们再送来。”说完，还替唐绍仪轻轻地带上房门，随后便不紧不慢地走出唐宅，钻进汽车，一溜烟地跑了。唐家的佣人见事态平和，开始不以为意，等到发现唐绍仪已倒在血泊中时，这几个人早跑没影了。

次日，唐绍仪被杀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一些人已经猜到是军统特务所为。为了遮盖自己的嫌疑，蒋介石故作大度，他一边致电唐绍仪家属表示慰问，另一边又由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拨发治丧费5000元，随后又令将唐绍仪的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让其身后哀荣体体面面，“汉奸”嫌疑一事，也就绝口不提。

曾经在清末民初政坛上风光无限的唐绍仪，其晚节究竟失与未失，就如同其被杀之谜一般，早因“斯人已去、死者为大”的种种纠葛而不便为人所知。而同遭此等命运的，并非唐绍仪一人，张敬尧、周凤岐等也是与日伪有所来往而遭杀身之祸，军统“锄奸”，大抵如此。

正文三一、韩复榘的真假幽默

在近代史上，因大字不识而闹笑话的军阀不少，但有一个却挺冤枉，那就是韩复榘。侯宝林先生有个著名的相声段子叫《关公战秦琼》，这个笑话的来源据说就出自韩复榘的一次演讲。说韩复榘有一次前往齐鲁大学视察，那天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他突然发表了一场妙语连珠却又错谬百出的演讲：

“诸位，各位，在其位：

“今天是什么天气？嗯，今天是演讲的好天气……开会的人都到齐了没有？……好，看样子大概有个五分之八啦……没来的举手！……很好，都到齐了。你们来得很茂盛，敝人也实在很感冒……今天兄弟召集大家，来训一训，兄弟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互相谅解，因为兄弟和大家比不了。你们是文化人，都是大学生、中学生和留洋生，你们这些乌合之众是科学科的，化学化的，都懂七八国的英文，兄弟我是大老粗，连中国的英文也不懂……你们是笔筒里爬出来的，兄弟我是炮筒里钻出来的，今天到这里讲话，真使我蓬荜生辉，感恩戴德。其实我没有资格给你们讲话，讲起来嘛就像……就像……对了，就像对牛弹琴。”

下面的人听得哭笑不得之时，韩复榘又接着往下说：

“今天不准备多讲，先讲三个纲目。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兄弟我双手赞成，就是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实在太糊涂了，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还有件事，兄弟我想不通，外国人都在北京的东交民巷建了大使馆，就缺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在那儿也建个大使馆？说来说去，中国人真是太软弱了！”

第三个纲目则讲他的进校见闻，也就是学生的篮球赛，韩复榘痛斥总务处长道：

“要不是你贪污了，那学校为什么这样穷酸？十来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像什么样子，多不雅观！明天到我公馆再领笔钱，多买几个球，一人发一个，省得再你挣我抢。”

最后，韩复榘故作神秘地说：“今天这里没有外人，也没有坏人，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三个机密：第一个机密暂时不能告诉大家，第二个机密的内容跟第一个机密一个样，第三个机密前面两点已经讲了，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诸位。”

这个笑话被改成相声后流传甚广，但历史上的韩复榘并非草莽之徒，更不是土老帽。事实上，韩复榘的父亲是个秀才并以教书为生，韩复榘本人在父亲的训导下幼年读书颇有功底，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后来还在县衙里做过“帖写”（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文书、抄写员之类），这应该是具备相当的文化程度方可胜任的。

另外，说韩复榘不懂体育、不懂篮球，也不符合事实。冯玉祥早年带兵的时候，部队里组织了篮球队、足球队等，年轻时的韩复榘与军中的另一位大将孙良诚都是积极分子，冯玉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都曾提到过。在主政山东后，韩复榘曾在济南专门搞了一个名叫“进德会”的体育组织，里面有室内游泳池和各种健身场所，这在当时可是很时髦的。

与韩复榘有过交往的京剧名家赵荣琛在《粉墨生涯六十年》中说，“他（韩复榘）喜欢多种体育运动，尤爱骑马、游泳、踢足球和打篮球。他当团长时，他那个团的球队很有名气，每次比赛他都亲自上场参赛。到山东后他虽已40岁出头，仍不能忘记球场，有空常去足球场玩球，向小儿子传教顶球、压球等技巧。从这一点说，关于韩复榘看篮球比赛大闹笑话的讥讽是靠不住的。如果虚指某些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大官，作为文艺典型，当然可以，若具体指韩复榘就不合适了。”

梁漱溟曾在北京南苑给冯玉祥所部官佐讲授过儒家哲学，韩复榘由此结识了这位国学大师，两人一见如故。后来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将邹平县划给梁漱溟做“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区，并对梁漱溟待以师礼，十分尊敬。解放后，梁漱溟回忆说：“我印象中的他（即韩复榘）对儒家哲学颇为赞赏，且读过许多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对于民间流传的关于韩复榘的种种笑话……许多不合事实。”

说到这里，韩复榘还有个流传颇广的作诗笑话，说济南有个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韩复榘有一次前来游玩，看到大明湖的风景是如此优美，一时间诗兴大发，于是当场作诗一首：

“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养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达。”

还有一次，韩复榘去参观济南名胜趵突泉，他看到了翻滚如柱的泉水后又赋诗一首：

“趵突泉，泉趵突，三个眼子一般粗，咕嘟，咕嘟，咕嘟。”

这个呢，也不真实。像这种打油诗，安到张宗昌的头上可能比较合适，但韩复榘不行。因为韩复榘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当时有两项特长，一是书法，二是诗文。当年他投入冯玉祥的队伍中时，就因为这两项才能而在半年之内由正兵提升为营部“司书”，那可是公认的军中“知识分子”。

冯玉祥对韩复榘还是很看重的，凡事都带着他。在清末的时候，冯玉祥搞了一个反清的秘密组织“武学研究会”，韩复榘也是成员之一。事情败露后，冯玉祥和韩复榘等人均被开除军籍，所幸冯玉祥后来得到老长官陆建章的帮助并重整旗鼓拉起一支队伍。韩复榘得知后，随后再次投奔冯玉祥，并由连长到营长、由团长到旅长，最后成为师长、军长。

在冯玉祥的眼里，韩复榘是能打仗的，他当时与孙良诚、石友三、孙连仲四人并称为“四小虎将”，为冯玉祥所器重。在北伐战争中，韩复榘指挥所部先后击溃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和张作霖的奉军，一时间名声鹊起，成为举足轻重的方面大员。

1929年，李宗仁率桂系反蒋的时候，蒋介石派人联络冯玉祥一起打李宗仁，而冯玉祥则企图趁蒋、李打得差不多的时候来个渔翁得利，因而派韩复榘率军南下武汉，但不出力只是暂时观望，谁打赢了就帮谁。不料桂系部队突然发生哗变，蒋介石很轻松地便击败了李宗仁并占领了武汉，结果冯玉祥计谋未得逞。

这时，蒋介石也看出冯玉祥不怀好意，于是便试图收买韩复榘、分化西北军，以削弱冯玉祥的势力。蒋介石夫妇把韩复榘请到武汉好生招待，一口一声“向方兄”（韩复榘字向方），并送了十万大洋作礼物，这下让韩复榘很感动，而这时却有人趁机造谣说，蒋介石把韩复榘收买了。这话传到冯玉祥耳中后，冯、韩之间便开始出现裂痕了。

原来，西北军是冯玉祥一手经营的，像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等这些将领原来都是冯玉祥带出来的兵，但正因为如此，冯玉祥一方面把他们当子弟兵，另一方面则动辄在军中搞家长式统治，一些高级将领都已经当到师长、军长甚至省长了，也经常被冯玉祥训斥或者派去站岗甚至罚跪。据说有一次，吉鸿昌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被人告了一状，冯玉祥随后打电话给吉鸿昌，第一句话就是“跪下”，吉鸿昌一边拿话筒、一边就跪下了。跪下后，冯玉祥还问：“跪下了没有？”吉鸿昌说：“报告总司令，跪下了。”冯玉祥这才开始训人。韩复榘也被罚在院子中跪过，当时他已经是河南省长了，与蒋介石春风化雨的作风相比，冯玉祥的做法未免太伤人的自尊了。

另外，1926年冯玉祥在苏联访问期间，张作霖的奉军在南口之战中大败西北军，各路将领溃不成军，纷纷西撤，一时间极度混乱。为了自保，韩复榘与石友三率所部暂投了阎锡山，这既让冯玉祥心存芥蒂，也为蒋介石后来收买韩、石两人埋下了伏笔。

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阎锡山、冯玉祥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韩复榘、石友三不同意冯玉祥的意见，结果背冯投蒋，由此韩复榘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让开河南战线给蒋介石的部队，韩复榘则在津浦线上对付阎锡山的晋军。

中原大战的结果是冯、阎大败，韩复榘也就保住了山东省主席的地位，由此督鲁达七年之久。不过，韩复榘虽然脱离了冯玉祥，但并没有与冯玉祥反目为仇。冯玉祥失势后，曾两次去泰山避世，当时韩复榘不但安排了冯玉祥的一切食宿，还包括冯玉祥所带的一个营卫队，这说明冯、韩还是有感情的。

事实上，冯玉祥的思想作风对韩复榘影响至大，比如俭朴、平民化思维，韩复榘做大官后，认为人拉人和人抬人是最不平等的，因而从来不坐人力车和轿子。像冯玉祥一样，韩复榘总喜欢扮演“为民做主”的包公形象，他在做山东省主席的时候，经常坐着火车到各地去“坐堂审案”，而且也不讲什么程序和规则，火车一停，他就在站台空地上摆开架势“受理冤情”。那些前来告状的，经他问明之后当场判决，该抓的抓，该毙的毙，完全凭个人的感觉与好恶来判案，而且不准别人有异议。

更可怕的是，韩复榘的判决一下，就得立马执行，他也不管人命关天，会不会制造冤假错案。不过，有些老百姓倒是认同他的这种审案方式，当时就有人在判决完后给他叩头，高呼“韩青天”。这时，韩复榘就十分得意，自以为是在为民伸冤，为民除害，俨然以“青天”自居。等到了下一站，韩复榘又如法炮制。

好在韩复榘只审了一年多的案子，后来因为时间精力不济，也就停下来不审了（不然都让你审了，人家法院岂不没饭吃）。不过，有三种案子他是要亲自审理的：一是匪案，山东向来以出响马闻名，韩复榘到任后大力整治，成效明显（学习曾国藩，以杀为主）。二是禁烟，凡是贩卖大烟的一律枪毙，无论数量大小。那些抽大烟的人，第一次、第二次都打一顿，第三次枪毙，倒也吓阻了不少人。三是贪官，韩复榘搞了秘密侦探队，专门负责对下面的官员进行调查，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弄不好也要枪毙。

韩复榘审案，沿袭的其实还是西北军的作风。有这样一个笑话，说冯玉祥手下有个团长叫李团沙，他被冯玉祥派到下面去做县长，八个月后回来报告说，他治理的那个县原本以好讼闻名，但他去后便一件官司都没了。冯玉祥问他是怎么做到的，李县长说：“我上任的第一天，有两个亲兄弟为了分家产来打官司，两人各执一词，让人无法分辨是非曲直，我就说，不管你们谁有理，你们是亲兄弟，竟然闹到打官司的地步，哥哥不像哥哥，弟弟不像弟弟，不孝不友，太不像话！于是我将他们先打了一顿军棍，并对那些看热闹的人说，本县长最厌恶好讼的恶习，今后谁来打官司，我先打他二十军棍！所以八个月内，一件讼案都没有。”

在新生活运动中，韩复榘也很有见解，他说：“既然是新生活，公务人员的服装与发型都要一律。”于是，在他的规定下，山东的公务员都要穿布制服（冯玉祥的作风），夏天一律穿白，白衣、白帽、白袜、白手套；春秋冬三季则一律穿黑，黑衣、黑帽、黑袜。他手下的干部有时候开玩笑说：“夏天是一群白羊，冬天是一群黑猪！”

更有意思的是，韩复榘还不准公务员留发，要一律剃光头（类似于军事化管理）。谁要是违反了被他发现的话，轻则侮辱戏弄一顿，重则要撤职。有一次省政府开会，韩复榘发现一个青年公务员留发，他上前就把人家的帽子摘下来，并扯住人家的头发骂道：“你特别，你漂亮，你留洋头；你留狗头！”

韩复榘虽然归顺了蒋介石，但他辖下的山东仍旧是一个半独立的地区，因此难免与蒋介石发生矛盾。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在山东扩编了不少队伍，当时蒋介石本答应中央拨款的，但一看韩复榘扩得太厉害，于是找各种借口推掉，而韩复榘也没有干等着，上面不拨款，他就擅自截留地方税款。另外，蒋介石派到山东去的国民党党部人员，也经常被韩复榘刁难，个别官员甚至被杀，这难免激化了他与蒋介石的矛盾。

不过，韩复榘虽然有时候胆大妄为，但由于当时华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微妙，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又把魔爪伸向了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而山东作为交界地带，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只要韩复榘服从中央并坚决顶住日本人，蒋介石也就没有跟他过分计较。

但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山东很快便成为抗战第一线，形势极为急迫。重压之下，冯玉祥曾派人携亲笔函去济南见韩复榘，信中勉励韩复榘要做民族英雄岳飞，流芳千古。（据称，冯玉祥还在其日记中写道：“复榘，复榘，你是好孩子，要做民族英雄，要为抗日而死！”）但可惜的是，韩复榘的表现令全国人民都感到十分失望。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韩复榘自知不敌，但他还想保存点实力，不料刚一接战，他的军队便被打散，韩复榘只好将黄河大铁桥炸毁，以防日军渡过黄河。还未等韩军喘息，日军很快从清河镇以南渡过黄河进行包抄，韩复榘只好将省府再迁曹县，并继续南撤。

撤到泰安后，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要韩复榘据此天险防守，韩复榘竟然回电称：“南京不守，何守泰安？”等蒋介石电令韩复榘死守泰安时，韩复榘已退到了济宁。1938年1月，日军兵分两路，向济宁进逼，韩复榘继续撤退并打算退出山东、进入河南，以图东山再起。

韩复榘保存实力的做法，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时就使用过，当时阎锡山的晋军攻占济南后，韩复榘也是带着军队边打边撤，始终不肯全力对敌，最后还是靠蒋介石的军队才把晋军打败。这一次，韩复榘是故伎重演，但他这回是看错形势了，因为这不是内战，而是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任何有节气的军人都应以死抗战，岂容保存实力一说？如果人人都保存实力，中国岂有不亡之理！虽然韩复榘与蒋介石有矛盾，但身为高级将领，大敌当前，不战而退，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1月11日，蒋介石、白崇禧到开封召集各前线将领举行军事会议。韩复榘心里颇为忐忑，此时他又接到刘湘的密电，称这次会议可能会对他不利，于是他借口前线危急，复电不去。蒋介石接电后，立刻派蒋伯诚去见韩复榘，命他务必到会。蒋伯诚先找到韩复榘的靳文溪，说：“韩司令与蒋主席的确有些误会，不过这些事情都不要紧，大家一见面，把问题说清楚了，也就过去了。要是韩司令不来的话，这意见越闹越深，到时大家更不好下台。”

靳文溪听了觉得有理，于是给韩复榘发电报劝他参会，韩复榘还不放心，又发电报给战区长官李宗仁，李宗仁也劝他去开封一次。韩复榘到开封后，刘峙、白崇禧与李宗仁都来接他，韩复榘的卫队也得到妥善的安置，于是韩复榘也就稍微放心。

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厉声批评某些将领保存实力、作战不力甚至不战而退，但并没有指名道姓，不过会上的各将领心里都清楚蒋介石说的是谁。在说到济南问题的时候，韩复榘忍不住就顶撞了一句：“济南不守，该我负责，那南京上海不守，又由谁负责？”蒋介石一听火冒三丈，当时就拍着桌子说：“那自有人负责，不用你管！”

其实不管韩复榘顶撞不顶撞，蒋介石早已在之前安排好了，一散会就抓人，后来韩复榘便被特务扣押并连夜用火车送到武昌看管。不久，报纸上公布了韩复榘的十大罪状：一、违抗命令，擅自撤退；二、按兵不动，拥兵自保；三、勾结日寇，阴谋独立；四、收缴民枪；五、纵兵殃民；六、派销鸦片；七、破坏司法独立；八、擅征和截留国家税款，破坏税制；九、侵吞国防经费；十、扰乱金融。由此，军事法庭判处韩复榘死刑。1月24日，韩复榘在未经军法审判的情况下被看管的特务从背后开枪打死（对外称枪决），年48岁。

曾在韩复榘手下工作过的陆立之曾写过一篇文章，说从待人接物的各种姿态、谈吐表白及心态流露来看，韩复榘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当时国民党所谓‘儒将’中，还很难找到第二人”，但最后落得如此下场，也是可惜可怜。

正文三二、蒋介石炒股记

在蒋介石第三任夫人陈洁如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经由张静江老先生的介绍，介石以‘蒋纬’的名字买了‘盛泰号’的4个股，他细读有关金融的书籍，学习如何买卖股票和投资，这对他来说十分新鲜，不久各种股票涨跌的兴奋，尤其是他可能得到的利润，就占住了他整个的心思。他整日研究哪个股票好、哪个股票坏，逐渐忘记了心中原有的仇恨。在上海股票大楼中占一个席位相当难得，因而介石工作得既积极又努力。股票交易是上海金融不可或缺的一环，数以千计赖以为生的投机者，每天都把大楼挤得水泄不通，介石像一头老鹰似的盯住市场的走势，买高卖低，如同老手。”

读者读到这段的最后一句时，恐怕都会捧腹大笑，喷饭满案，因为稍有炒股经验的朋友都知道，炒股得“卖高买低”才能赚钱，哪里会有“买高卖低”的老手呢？

多年前，《陈洁如回忆录》出版的时候颇引起过轰动，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透露了当年蒋介石的一些私密往事，同时也由于台湾蒋家为了阻止这部书出版而费尽心机，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反使得这部书更加神秘。不过，这本所谓的回忆录出版后，猎奇者或许得到了满足，然史学家则对此评价大抵不高，因为这本书虽说是在陈洁如的日记、回忆和口述基础上完成的，但实际作者并非陈洁如而是她的合作者李荫生兄弟。可惜的是，写作者对这段历史并无深入的研究却喜欢添油加醋、肆意发挥，因而其中出现了大量的纰漏，除了陈洁如与蒋介石之间的交往颇为可信外，其他方面的史料价值颇低，譬如关于蒋介石炒股这段。

真正的事实是，直到1920年8月下旬，也就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张一个半月后，蒋介石才亲自到交易所去参观了一次。回去的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交易所内污浊的空气和嘈杂的人声，令他感到头晕脑涨，不禁产生了经纪人难当的感叹。从各种记载上来看，蒋介石从来没有亲自操作过股票交易这等小事，不过他是股东倒是不假。

股票是西方的舶来品，早在清末就已出现，但股票交易所则是民国后的事。大概在1916年底，从日本回国的孙中山决定在上海办理交易所，同时也为革命筹集经费。孙中山最初选择的合作对象为日本神户航运业巨子也是他的老朋友三上丰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磋商和筹备后，中方由戴季陶出面与日方签订了一个草约，其中规定交易所的总资本为500万银元，日方提供250万元作为无息贷款，其所得的红利，日方得八成，中方创立人得两成。作为附加条件，交易所须聘用日方精通业务的人员作为顾问，以协商处理交易所事务。草案议定后，当时在上面签字的有孙文、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人。

1917年1月，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8人附议，上海交易所的申请正式提交北京政府（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时期），一个月后，北京政府先批准了证券交易业务，但花纱、金银、布匹等其他六项物品交易则因实业家张謇反对而要等江苏省长查复后再行核准。正当交易所筹办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之时，北京突发“张勋复辟”，引发市面混乱，而孙中山随后南下“护法”，交易所筹办工作只得暂时停顿了下来。

政局变幻，日方见合作无望，随后于次年3月在上海租界的三马路（今汉口路）自行设立了取引所（即交易所），并企图垄断上海的证券、棉纱等市场。因日本人的经济逼迫，上海工商业界在虞洽卿的积极活动下，再次向北洋政府提出开办交易所的申请。这一次，不少上海工商业巨子如温宗尧、闻汉章、李云书等人也纷纷加入，而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人则秘密组织了协进社，从中推动。

在经过一番争吵与磨难之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最终于1920年2月1日在上海总商会举行创立大会。交易所本身就是股份公司的形式，其中共有股东572户、股票10万股。在创立大会上，股东代表选举了理事17人、监察3人，其中虞洽卿被选举为理事长，张静江则被选为候补理事，蒋介石的同乡兼同志周骏彦被选为监察人。

同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业，前来祝贺的名流不下百人，而在当天的上海《申报》上则出现了一个小广告，内容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五四号经纪人陈果夫，鄙人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诚欢迎”，后面留的是事务所地址及电话。

这个事务所就是蒋介石参股的茂新号，当时的经纪人兼经理为陈果夫，蒋介石的老乡朱守梅为协理。茂新号开业并不顺利，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譬如交易所本所的股票开盘为30元，到7月4日即涨到42元，蒋介石委托朱守梅买股票时，他在低价的时候没有买进，等涨到42元才匆忙买进，结果数日后股价回落，一下亏了几千块钱。蒋介石在日记中抱怨道：“生意涯不易做，而为果夫、守梅所害。”两天后，他又在日记中说：“接果信，知其胆小多虑，不能做生意也。”

在当时的这些人中，陈果夫其实还是挺会做生意的。陈果夫是蒋介石的把兄陈其美的侄子，只比蒋介石小五岁，陈、蒋等人在辛亥年闹革命之时，陈果夫刚从陆军中学毕业，随后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并结识了蒋介石。陈其美因为加入了上海黑帮，其周围的人大都行为不检，如吸鸦片的、赌钱的、嫖妓的，大有人在。唯独蒋介石，他除了好色之外，其他恶习一概不沾，所以陈果夫对他印象颇佳并盛赞蒋介石“威毅稳重、生活严肃、生活有规律”。

陈其美被人暗杀后，上海革命党大多星散，陈果夫也失去了依靠，以至于无所事事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1917年冬，已婚后的陈果夫在岳父的帮助下进入上海钱庄，开始学做生意。在此期间，陈果夫曾借了蒋介石一千两银子做本钱，“做了一笔洋铀生意”，三个礼拜不到便赚了六百多两银子，说明他还是颇有商业头脑的。

茂新号在经营一段时间后开始走上正轨，股本也由一万元增至1.5万元，后来又扩增到3万元。据陈果夫自述，每天的生意开支不到30元，而生意最差的一天也可以赚到佣金30元以上，最高的时候甚至可以赚到2000元。

由于生意好做，蒋介石在年底又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朱守梅等17人成立了恒泰号，新公司资本总额3.5万元，每股1000元，共分35股。在成立的协议上，分别有17位股东的签名，其中的“蒋伟记”便是蒋介石的代号，蒋介石还在下面签了“中正”的名字。不过，蒋介石貌似没有缴纳自己的股本，而是由张静江替他代认的，有信为证：“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后来，恒泰号扩大经营范围，增加了代客买卖金银业务，资本额也扩增至4.6万元，每股则降为100元，其中蒋介石名下为44股，张静江为55股，这一次是谁出的钱，不详。

1921年5月底，蒋介石又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成立了利源号，资本总额3万元，每股1000元，其中蒋介石3股，张静江和戴季陶各1股。两个月后，利源号又扩大经营范围并决定每股追加股本200元，而这时上海的证券市场正是最火爆的时候，每个事务所的账上财富都不断飙升，其中茂新号从开业到此时已经净赚了1.84万元，陈果夫还向蒋介石请示，是否加股若干？

从记录上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参与的并不仅仅是茂新、恒泰和利源三号，另外还有新丰与鼎新两号，其资本额都至少在一万元以上。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非但要忙于上海这边的投资业务，还因为广东局势的变化而在广东待了不短的时间。1920年后，因为许崇智、陈炯明等人的粤军经常有战事发生，孙中山屡次急电召蒋前去军中服务；另外，在1921年的6月，蒋介石的生母王采玉去世，他还回老家浙江奉化处理丧事并守灵一段时间，就算他蒋介石有三头六臂，当时恐怕也是忙不过来的。

蒋介石在这些商号中的所谓“投资”，颇多吊诡之处。首先，蒋介石投资的钱从何而来？从历史上看，蒋介石从读书到投身革命后，期间没有从事过任何正经行业，家里也并不富裕，其与兄长分家时不过得老宅三间楼房，在溪口镇上有一间商铺，加上微薄的田租，其在各商号中动辄投入上万银元入股，似乎天方夜谭，难度太大。

其次，在这些商号中，大都是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朱守梅等人一起合作，其中张静江的作用尤为突出，特别是在资本投入方面，譬如在恒泰号，蒋介石的股本便是由张静江代入的；陈果夫大体上是一个操盘手的角色，蒋介石是一个监管的角色；至于戴季陶，更是一介书生，他不应该有这么多钱、也似乎未参与这些投资的具体业务。

从已知的这几个商号的运作上来看，张静江似乎起到了核心作用，而他本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理财人，当孙先生在广州需要钱款的时候，都是通过张静江来周旋，甚至直接从陈果夫、蒋介石的账上划拨调剂。据国民党内部人士称，当时党内基金完全由张静江掌握，很多散在各地未跟随孙中山去广东任职的人，经孙中山批准后就可以在张静江处领取津贴和活动费。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这些人在交易所的经营所得，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公款，而其资本来源，也极有可能是公款。

孙中山先生革命了一辈子，也筹了一辈子的款，但在民国前，一直收效甚微。据说，在袁世凯死后，孙先生倒是得了一笔巨款，有人说他收了德国政府的200万马克，以利用他的影响力去阻止北京政府对德宣战，这大概就是外交中所谓“秘密献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国家档案被全部公开，留学德国的台湾历史学家李国祁博士在研究后认为，德国原赠孙先生的数目为200马克，但孙先生实际上只收了100万；另外的100万，据猜疑是经手人中饱私囊或德国另送他人（李国祁：《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载《中国国民党建党80周年纪念》）。

关于此事，又有人说，当时的上海犹太富商哈同捐给了孙中山五麻袋钞票，遂得以率海军舰队南下。这种演义式的说法，似不可信。另有史料披露，当时美国驻广州总领事亨兹曼在呈国务院的报告中称：“据广东督军陈炳焜报告，孙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国现款150万银元。孙以50万元给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另30万给南下非常国会之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美国国家档案局所藏驻外领馆呈国务院之报告USDS893.00/2707号，载韦慕庭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由此看来，这事并非空穴来风、捕风捉影。

如果这笔钱属实的话，1917年程璧光的海军舰队南下宣布起义及参众两院的部分议员南下广州可能与之相关，因为民国后海军的地位颇为尴尬，爷爷不亲、奶奶不爱，靠着地方军阀的救济才得以维持，经济上十分困窘；而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更是砸了北京那些议员们的饭碗；如果没有大笔的经费，很难想象这些人会因为道义而南下，因为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批人大都是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的势利眼货色。

张静江等人在上海交易所投机的资本是否来自于这笔钱，目前尚不得知，但从时间上来说确实是重合的。在1920年到1922年间，上海证券市场的泡沫大得惊人，就拿交易所本所的股票来说，最初是30元。后来涨到80元，1920年底的时候到了120元；1921年初又被抬到160元，年底竟然到了200元，两年不到的时间竟然翻了近7倍，其中的投机与泡沫可谓是十分吓人的。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股份公司不能发达的原因，一是法规很少，即使有也不遵守，“有法而不行等于无法，中国是无法之国”；二是股份公司的股东们，法律状态不定，不能行确实之监督权；三是股份公司外缺少相配套的机关；四是股份公司内缺乏规范化管理人才。

正因为如此，早期的上海证券交易便成为投机者的乐园，各行业的商业巨子看到搞交易所来钱既快又多，于是都来搞交易所，到1921年10月，上海竟然已有交易所140多家。所谓盛极而衰、物极必反，交易所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参差不齐，风险也就逐步累积，到1921年11月，便有38家交易所歇业；12月后，每天都至少有一家交易所歇业，那些投机失败的人比比皆是，正可谓是“昨日陶朱，今日乞丐”，纸上财富，最后不过是一场空。

在市场信用坍台后，证券交易空气日坏，最早、最大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不能幸免，而这恰恰是张静江、蒋介石等人押宝坐庄的对象。据陈果夫的说法，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营情况本来是不错的，从开业到后来倒闭，营业额有数亿元，光佣金收入也有20余万元，但因为某些人过度的投机甚至违规炒作本所股票，最终使得交易所停止交割并导致长时间停业，股票也就几乎成为废纸。

这次的事件，和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组织的协进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协进社拥有本所股票3万股，当股价被炒至120元后，一部分交易所创办者开始撤资，而张静江、蒋介石等人却以为他们有实力，继续在大做本所股票买卖。1921年底，本所股票涨到每股200多元，现货与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蒋介石等人非但未足额缴纳交易保证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等收受空头支票，这时发生买方资金不足违约而停止交割，最终酿成大祸。

在这场风潮中，蒋介石的同乡，也就是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当时就因为套利失败而欠债20万元，因为到处被人逼债而两度跳入黄浦江；张静江这时也不要什么名誉了，唯独陈果夫还算冷静，留下来清理烂摊子。在交易所风潮后，最后由虞洽卿等上海巨商出面，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上海全球货币物券交易所合并，引进外国资本和洋员管理，最终渡过难关。

至于蒋介石，因为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被困中山舰，所以他急于要前往广东。在离开上海前，蒋介石找原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要求给予资助（或者是给他们原持有本所股票的最后解决办法），虞洽卿很恼怒，说蒋介石等人搞垮了交易所，现在还要捣乱，开始不肯给钱。直到后来，在青帮大头子黄金荣介入后，双方经过谈判，虞洽卿答应给蒋介石6万元，但必须是离开上海那天才给（怕他们拿了钱再捣乱）。由此，张静江、蒋介石这些人鼓捣交易所的这笔烂账就此一笔勾销，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也难以厘清。

好在这时的革命形势已经有了转折性的变化，苏俄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蒋介石也于次年9月前往苏联访问，回国后又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训练军队，忙得不可开交；而原先那些在上海搞股票投机生意的革命党人，也都纷纷南下广东开创新事业，至于之前的一切，早已是明日黄花矣！

正文三三、神秘之旅：蒋介石访问苏联

蒋介石于1887年出生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乳名瑞元，学名蒋志清，“介石”一名是他1912年在日本办杂志《军声》的笔名，在1918年投奔孙中山后改名“蒋中正”，后来正式场合即用此名，“蒋介石”一名使用反而不多。

蒋介石出生于一个中落的商人家庭，其祖父及父亲分别于1894年和1895年去世。在与异母长兄蒋锡侯分家后，其母王采玉仅依靠镇上的一个小商铺及微薄田租维持生计，但蒋介石的早年教育还算正常。14岁的时候，蒋介石奉母命与同县毛福梅结婚，新娘比新郎要大5岁之多。清末新政后，蒋介石于1906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但因为入读日本士官学校须清廷保送，所以学习了半年日语后即回国。

回国后，蒋介石投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浙江有40个名额，但多数为浙江武备学堂的保送生所占去），当时社会报考者超过千人，蒋介石虽带病投考，却获得了这份幸运。经过一年的学习训练后，蒋介石因曾在日本学过半年日语而被选中为留日士官生。1908年春，蒋介石与张群等同学抵达日本，随后进入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专业是炮科。1910年冬，他以士官候补生的资格进入日本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实习，准备在一年后正式进入日本士官学校。

日本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的驻地为新泻县高田镇，这里是日本最多雪的地方，天气寒冷，伙食又差，新兵们往往被军官和上等兵呼来喝去，蒋介石也不能例外，他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床，然后到马厩去给拖炮的战马擦身，以保证战马浑身的血液流通。据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罔外史回忆说，当时实习的二等兵蒋志清“内蕴不露，说不出有什么出人头地的表现”。

还没有等到蒋介石好好表现，武昌起义就爆发了。其实长罔外史不知道，蒋介石在振武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加入同盟会，并与陈其美、黄郛等人歃血为盟，革命一爆发，陈其美就急召黄郛、蒋介石、张群等人回国闹革命，蒋介石二话没说，他先请了两天的假到了东京，随后脱下军衣寄回联队，表示自己不再回联队，也不打算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了。在革命的召唤下，与蒋介石一起返回国内的士官生或者候补士官生有23人，后来日方将这些人全部开除。除张群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重返日本继续学习外，其他人都没有拿到日本士官学校的文凭。

回国后的蒋介石虽然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但也没有什么好的表现机会，因为不久后南北双方便开始议和，随后清帝退位，辛亥革命很快宣告结束。在这段时期里，蒋介石倒是在盟兄陈其美的指使下干了件大事，他亲自带人执行了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任务。事后，蒋介石跑到日本避风头，而陶成章被刺一事，在很长时间都是一桩谜案，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是“蒋委员长”干的。

1916年，在陈其美被人刺死后，蒋介石转而跟随孙中山。最初，蒋介石并没有引起孙中山的重视，直到后来那些革命元老如朱执信等人相继被人刺死之后，曾学习过军事的蒋介石才进入孙中山的视线，因为在当时的革命阵营中，除了许崇智是正宗的日本士官生外，蒋介石这种半拉子军校生已经是稀缺人才了。

在屡遭失败后，苏俄向孙中山伸来了援助之手，在孙中山和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后，苏方答应向国民党援助200万金卢布并帮助创办军校和提供军事物资。1923年5月，孙中山复电越飞，表示将派代表去莫斯科磋商一切，而这个代表人选便是蒋介石。

在1917年到1922年这五年间，蒋介石混得并不如意，因为他手里无一兵一卒，每次应召到许崇智或陈炯明的军中任职，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经常被军中的粤派或者福建派排来挤去，因而他在这段时间也极想出国考察一次，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1917年“十月革命”后，蒋介石也极有兴趣，他为此还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俄文并多次向孙中山及党内个别重要同志提起他想去苏俄游历一次的想法。因而，孙中山在考虑代表人选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蒋介石。

1923年8月，在与苏方代表马林商议后，孙逸仙代表团赴俄一事最终确定，蒋介石出任团长，团员包括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及当时已在欧洲的邵元冲。沈定一早年参加过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参与组织过中国共产党，但不久即脱党；张太雷是中共党员，时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邵元冲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当时在欧洲考察国民党海外组织；王登云是美国留学生，时任代表团的英文秘书。

在多年的夙愿即将达成后，蒋介石极为兴奋，他一会赶制军服、一会回乡探亲；一会量衣照相，一会看病补牙，还要利用各种时间去拜访同志及朋友，交代各种事宜，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在即将启程之际，蒋介石自称心情悲喜参半，喜的是可以摆脱国内的“污垢社会”，“前程发轫有望”；悲的是“国内缺乏人才，苦我党魁”，另外就是儿女情长，不忍离开陈洁如和蒋经国及蒋纬国两个儿子。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一大早便起来了，他先给在广东的许崇智、廖仲恺、胡汉民及妾侍姚冶诚写信，随后外出拜访在沪的张静江、邵力子、汪精卫等人；忙到正午时分，蒋介石返回大东旅社，陈洁如带着蒋经国和蒋纬国，还有陈果夫都已经在那里等着给他送行了。下午一点一刻，蒋介石在众人的送行下，与沈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三人登上日轮“木神丸”前往大连，然后换乘火车，直达莫斯科。

令蒋介石颇为感慨的是，从大连到长春再到哈尔滨，所谓的“满铁事业”，一路上都是日本的势力，所见所闻，如入日本之境。到哈尔滨后，代表团换乘俄方经营的火车继续前行，25日到满洲里后，便是中苏的边界。蒋介石在写给陈洁如的信中说，满洲里只有千户人家，半数为华人，半数为俄人，而所谓“真正的边界，不过是一条无人防守、狭长的小道，人们完全可以自由地出入”。

进入苏联境内后，蒋介石对窗外的风景颇为关注，在通过赤塔的途中，他称这一路上山明水秀，森林浓郁；在路过贝加尔湖时，则称其“一望无际，风涛如海，诚佳景也”；等到了29日之后，道路住宅便开始成了欧洲景色。

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旅行，蒋介石率领的代表团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在稍事休息后，代表团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热情接待，对此，蒋介石也很激动，他甚至提出国民党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姐妹党”，并希望听取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随后，双方谈及具体的军事合作计划，首先是苏方承诺为中国国民党建立两所军事学校，一所为高级军校，设在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一所为中级军校，设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如海参崴。

与苏联合作的军事作战计划是蒋介石这次访苏的主要任务，也属于高度机密。但在蒋介石表述完他的初步计划后，苏方提议他将整个计划用书面的形式加以阐述，以便进一步讨论。在之后的几天里，蒋介石便带着代表团集中精力撰写这份计划书，名字就叫《中国革命的新前景》。

在这份计划书中，蒋介石大胆提出在蒙古库伦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建立两个军事根据地，他认为，库伦在地理位置、作战距离、战略位置等方面要优于乌鲁木齐，库伦根据地可以从平汉铁路招募工人、从灾区招募农民为兵员，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训练，两年后开始进攻；同时，蒋介石又建议以乌鲁木齐为永久根据地，并主张在两地同时建立军队，库伦方面为主力部队，乌鲁木齐方面为增援团队。

文件拟好后，蒋介石并没有立刻向苏方提交，而且先在内部讨论修改，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苏方为代表团安排了很多活动，其中最令蒋介石感兴趣的是参观苏联红军和军校。在一次演说中，蒋介石盛赞红军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他情绪激动地表示：“我们是革命者，是革命的国民党党员，我们是军人，我们是战士，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当我们回到中国人民那里时，要激发他们的战斗力，战胜中国北方的军事势力！”

事后，苏方陪同的官员在上报的绝密报告中也称蒋介石当时“情绪很高，也很激动，讲话时充满着热烈而真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双手在颤抖”。不错，蒋介石的确很激动，他的讲话不时被红军战士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打断，在讲话结束后，全场满是“乌拉”声；离开军营的时候，蒋介石甚至是被红军战士抬起来送到汽车边的。

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这次确是真情流露而非矫揉造作，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就着重写道，红军的军纪及内务整理虽然不如他当年接触的日军，但其队伍“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象”；即便是红军中实行的政治委员制，蒋介石也认为分工恰当，感觉很好。

但是，莫斯科的物价让蒋介石感到十分惊诧。有一次他出去买皮鞋，发现定价居然要90金卢布，一向挥霍无度的蒋介石也忍不住叫了起来：“太贵了！”等到彼得格勒参观后，蒋介石发现这里市况萧条，海军的士气也很低落，与莫斯科看到的情况大不一样。

而在这时，蒋介石及代表团成员与苏方外交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发生过几次小摩擦，让他的心情颇受影响。更让蒋介石不高兴的是，代表团内部讨论计划书的时候发生争论，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心里很不痛快，他在当晚的日记中感叹道：“交友实难！”过了几天，蒋介石又记道：“同伴参差，萧然寡欣。交友之难，可叹！”

说到交友，蒋介石对代表团中的四人褒贬不一，四个人后来的命运也大不一样。最受蒋介石赏识的是从欧洲赶来的邵元冲，两人还在莫斯科换了兰谱、拜了把子（邵比蒋小三岁），在蒋介石得势后，邵元冲也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执委委员、考试院委员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要职，可惜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中，邵元冲被流弹击中，两天后便在医院去世，时年四十六岁。

沈定一是20世纪20年代政坛的活跃分子，他比蒋介石大四岁，参加革命也更早，既参与过反清斗争，也在民国后从事过议会政治，又因为反对袁世凯而流亡海外，后来还成为创立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在国共合作之后，沈定一附和戴季陶的新“三民主义”，后来又成为“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派）的成员，最后于1928年被蹊跷地暗杀，年45岁。

相对而言，张太雷和王登云要年轻很多。张太雷出生于1898年，他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在苏方代表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来华的时候，都是由张太雷充当秘书和翻译，他是与苏方沟通的重要角色，即便是在这次的代表团中也不例外。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张太雷于1927年12月12日的广州起义中身亡，时年29岁。

王登云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及华盛顿乔治亚城大学留学，期间还担任过华人报纸《醒狮报》的主笔。在1921年回国后，王登云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后来受国民党元老谢持的推荐担任访苏代表的英文秘书。不过，在代表团出发前，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曾说王登云是个“无赖”并反对他出访苏联，但未成功。在这次访问中，王登云似乎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青睐，他后来虽然也继续担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但在仕途上表现平平，最后不过担任一些虚职的委员、参议等职。王登云后来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并于1977年在台北去世。

10月6日，蒋介石最终将计划书定稿并以备忘录的形式递交给苏方，由此主要任务完成，接下来就是等苏方的答复了。而在这时，苏方也安排了一些娱乐性的活动招待代表团，比如观看晚会、芭蕾舞演出等，另外还参观了工厂、克里姆林宫等。

在访问苏联的这段时期里，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花了不少工夫。从他的日记中看，他先后阅读了《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概要》、《经济学》、《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书，而且对《马克思学说》一书看了至少不下三遍，到了“乐而不能悬卷”的地步。另外，蒋介石还读了《资本论》，并评价说“前半部枯燥乏味，后半部却深刻动人”。作为马克思最重要的一本经济学巨著，真正读过《资本论》的人其实极少，读懂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蒋介石自称读过，但是否读懂，恐怕还是个未知数，不过，这已经难能可贵了。

在备忘录交上去后，蒋介石等待了半个多月仍旧不见苏方答复，这时他就开始变得烦躁起来了，据苏联外交委员契切林在11月1日写给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主席、联共政治局委员，托派）的信中，就说蒋介石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有意拖延似乎是苏联人在外交谈判中的惯用手法，后来毛泽东去苏联谈判的时候也遭到同样的对待。

更令蒋介石极度失望的是，苏方在对计划书的最后答复中完全否决了蒋介石所提出的建立两个根据地的计划，他们果断而坚决地告诉蒋介石，革命需要“很长的准备时期”，“纯军事计划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共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在会见蒋介石时，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蒋介石的军事计划，并认为是“事先注定是要失败的风险”。

在计划被拒绝后，蒋介石一下从迷梦中醒悟了过来，他在日记中极度愤懑、极为失望地写道：“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

话虽如此，蒋介石仍不死心，他提出在11月22日回国前，仍旧希望再见一次斯大林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并写了一封信给革命委员会主席托洛斯基。由于当时列宁已经病重，蒋介石代表团不便拜访，而此时苏联斯大林派与托洛斯基派也已经开始内斗，这一点，就连来苏不久的蒋介石都能感觉到。托洛斯基当时也在病中，但他最后还是会见了蒋介石代表团一次，不过，令蒋介石失望的是，托洛斯基也同样坚决地反对其在蒙古的军事计划。

在几次对计划书的争锋之后，蒋介石也似乎意识到苏方并不希望他们在蒙古搞什么军事行动，因为这会影响到苏联的国家利益。很显然，苏联已经将蒙古视为中苏间的缓冲地带，他们担心蒋介石的军事计划会使得蒙古重新被中国所控制，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至于在乌鲁木齐的军事合作，一直到抗战爆发后才付诸实施，苏联曾通过乌鲁木齐经星星峡进入河西走廊这一条路线对中国的抗战进行过物资援助。

1923年11月29日，蒋介石一行登车回国，这一次，邵元冲仍旧回德国，而张太雷留在莫斯科，回国的只有沈定一、王登云及蒋介石三人。蒋介石之前因为与沈定一吵了一架，加上这次访苏成果甚微，因而在归途中感到“抑郁无聊至极”。12月10日，代表团抵达大连，随后登船返回上海。在船上，蒋介石开始撰写《游俄报告书》，准备向孙中山汇报。15日上午，蒋介石返回上海家中，发现陈洁如还没有起床。

尽管之前拟定的军事计划被苏方否决，但这次苏联之行还是给蒋介石的发迹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因为在他回国后不久，孙中山即命他筹备黄埔军校建校事宜，这显然是与这次访苏有关的，因为苏方对援助建立军校的计划做了调整，而蒋介石作为参与人，显然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对此，蒋介石在他后来的文章中也常提及此次访问，并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的“重要一环”。

不过，蒋介石通过这次苏联之行的了解，却对苏联的政治制度极为反感，他同时提出，“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对此，孙中山不以为意，并批评他“未免顾虑过甚”。从这些细节或许可以看出，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政变并与苏方分道扬镳，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杨天石先生的《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一文，特此表示感谢。）

正文三四、蒋介石的枪杆子是怎样炼成的

黄埔军校开设之时只有极少军械，后来蒋介石通过私人关系从石井兵工厂搞到500支步枪，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于1924年6月16日入学为499人，同年11月30日毕业合格者为456人，这500支步枪及第一批学员，也就成为蒋介石发家的第一笔本钱。

在访问苏联期间，蒋介石将其主要精力用于考察苏联红军各兵种、军事院校、兵工厂以及红军的编制、管理、政治工作、党代表制度等，而在后来的黄埔军校及军队建设上，蒋介石也运用了其中的部分经验，但这点并不是最重要的。对蒋介石来说，访苏的经历奠定了其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坚实基础，并为其之后的飞黄腾达打开了通衢之路。

在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团体中，蒋介石的排名并不靠前，但前面的几个人如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三人都不具备军事经验，唯独蒋介石拥有正规的军校学习履历并具备相当程度的军事经验（其在许崇智的粤军多次担任过参谋长）。许崇智是早期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并在清末时已经做上协统（其叔祖父曾任浙闽总督），论资格比蒋介石要老得多，但他过于奢靡的军阀生活作风则为党人所不喜。

在当时来看，黄埔军校校长在国民党内可能并不算是特别显赫的职位，但其潜力却是无穷的。1924年1月24日，在蒋介石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孙中山亲自前往拟定校址察看，最终将校址设在黄埔岛，也就是原广东陆军学校及广东海军学校校舍，因而新办军校又名“黄埔军校”（正式名称应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军官学校”）。

黄埔岛位于离广州20多公里的珠江下游，岛上有一座长洲要塞，这里四周环水，虽环境幽静，却是拱卫广州之水路要冲。孙中山认为，在这样一个军事重地进行学习与训练实属相得益彰，这也符合了蒋介石当时的办学理念：“不要以为学习与打仗是两回事！”

据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回忆说，军校筹办之时，各人都认为训练期间至少一年，而蒋介石独称三个月，并说如果再延迟的话，中国可能在此期间已经亡国云云；最后，才折中为六个月。军校开办之初，蒋介石几乎将全部的时间与精力都倾注于此，从教官的选任、教学的内容，到学员的训练、校务的管理，甚至到军服的设计、校舍的卫生，无一不经蒋介石亲身的参与并决定。

蒋介石常说，“第一期学生可说是我个人亲自指导出来的多”，正因为如此，黄埔一期生最为蒋介石所重视，其中出人头地的比比皆是，如宋希濂、胡宗南、余程万、关麟征、蒋孝先、黄维、王耀武、郑洞国、杜聿明、孙元良、李仙洲、李默庵、范汉杰、陈明仁、钟伟、贺衷寒（以上为国民党方面）、左权、徐向前、陈赓、周士第、侯镜如、宣侠父（以上为共产党方面）等。1926年1月，在黄埔一期生毕业未及一年半，蒋介石在对后几期学员的讲话中透露：“第一期学生原只有四百六十名，但连第二、三、四期已毕业、未毕业的，今天共有五千四百四十名学生了。可是第一期学生，而今只存一百四十名，其余非死即伤。”蒋介石的这段话，也从侧面揭示了军功升迁的残酷性。

在经济上，黄埔军校开创之初也是极端困难的。当时廖仲恺名义上虽然是党代表，但实际任务却是为黄埔军校筹款。据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回忆说，黄埔军校开办时常无隔宿之粮，廖仲恺为了筹措米饭菜肴经费，时常要忙到深夜两点多钟才回来。有一次，廖仲恺凌晨四点才回来，他说：“我晚上在杨希闵家，等他吸完了大烟才拿到这几千元钱给我，不然，黄埔学生再过两天就无米食了。”王柏龄也说，蒋介石当时为了筹集经费，也是经常亲自出面向外借钱，有一次借来的尚是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私蓄，条件是日后加倍奉还！

当时的广东，东江一带系陈炯明势力控制，南路有军阀邓本殷，广州一带的税收则是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所把持。滇军将领范石生曾对李宗仁述及当时广州的情景：“有时我们正在烟榻上吸烟，忽然部属来报告说‘大元帅来了’，我们便放下烟枪，走出去迎接大元帅，回到烟榻房间坐下，请问大元帅来此有何指示。如果是谭延闿或胡汉民来访，我们就从烟榻坐起，请他们坐下商谈。有时蒋介石也来，我们在烟榻继续抽鸦片，连坐也不坐起来的。”李宗仁听后，觉得无限心酸，但他也承认，范石生说的确系实情。当时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因政府财源无着，有时甚至无米为炊，黄埔军校之艰难，可想而知。

创业固然艰苦卓绝，但从1924年黄埔建校到1926年进行北伐前的这段时期，则是蒋介石打造自己干部队伍及发展壮大嫡系军队的关键时期，其间又主要有四大事件可圈可点，即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军阀叛乱及第二次东征。

1924年8月初，就在黄埔一期生入学不久，一艘悬挂着挪威国旗的洋轮“哈佛号”从香港驶至广州，经查，船上计有长短枪近万支，子弹300余万发，系广州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的。此事件发生后，这批枪械被扣，广州商团则发动罢市抗议，要求发还枪械。

罢市发生后，靠截取广州、佛山一带税收自存的滇军介入调停，其以商团向政府报效50万元为条件，请求当局将枪械发还，但数天后因为“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北伐时机已到，随后亲率大本营北上，归还枪械也就无从实施，因为部分枪械子弹已经北调（北伐队伍断无不使用新式枪械的道理）。为筹措北伐军费，大元帅府提出商团须额外代筹北伐经费300万元为发还军械的条件，双方在争持不下的情况下，广州商团于10月初联络广州及100余个县镇发动笫二次罢市。

在此期间，孙中山命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校学生北上韶关参加北伐的军事行动，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复电称：“埔校危在旦夕，中正决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必不愿放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无立足之地也。中正料不久逆敌必反攻韶关，各军非准备南下，击灭逆敌，断难北伐。中正当死守长洲，尽我职务。”

蒋介石所说的“危在旦夕”，实指商团之乱，因为黄埔军校训练刚刚开始，“三个月内，必有一支劲旅，可作基干之用，以之扫荡一切残孽，先图巩固革命根据地之广州”，一旦广州有失，非但北伐失去后方基地，“吾党永无立足之地”。正因为蒋介石的坚持，黄埔军校才没有变成“韶关军校”，而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蒋介石的坚持是对的，孙先生的北伐仍以失败而告终。

所幸的是，第一批苏联援助的武器在“沃罗夫斯基”号的载运下于10月7日抵达广州，计有步枪8000支、子弹400万发，另有野炮、山炮、轻重机枪等重武器，商团武器及实力已无足轻重，解决商团引发的危机也恰逢其时。在孙中山的命令下，大元帅府从韶关调回的三千湘军为主力，以民团及黄埔一期的第二、第三队学员为辅助，向商团武装发起了最后的猛攻。这次战斗进行得并不激烈，天未明前开战，至晚间商团即战败乞和（商人毕竟舍不得本钱）。三天后，黄埔一期的学员举行了毕业典礼。

在黄埔军校的学员陆续入校的同时，蒋介石又在江浙、安徽等地募兵（以陈果夫在上海的交易所为中转站），准备建立教导团。黄埔一期的学生毕业时，教导团也已编练成军，黄埔军校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出任团长，军事教官陈继承、顾祝同为营长，连长则由原毕业生中的队长充任，一般毕业生任排长或者班长。一个月后，教导2团成立，王柏龄出任团长，蒋鼎文、郑洞国等出任营、连长。这支武装，其骨干力量均为黄埔军校人员所组成，因而当时又被称为“校军”，这也是蒋介石亲手打造的第一支队伍，后来的军队扩张均以此为基础。这支部队的成员，后来大都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或官员，即“黄埔系”之摇篮也。

在此期间，苏联的援助至为重要。在第一批军械解了燃眉之急后，苏方又于1925年后运来第二批军械，价值56万卢布。1926年运来四批军械，第一批有日本制造的来福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为苏联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条，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为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除此之外，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通讯器材等。

苏联援助的这些军械及器材，蒋介石拿到了大头，但在北伐之后也分出一批给其他部队，如李宗仁的第七军也曾领到过1000支步枪和少量通讯器材。不过，苏联在北伐前后不仅给广东革命军提供过军事援助，其在北方也给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过至少同等数量的武器援助。除了军事援助之外，苏联还为广东革命政府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援助，其中光黄埔军校的办学经费可能就达到200万卢布之多，这也是黄埔军校每一期的学员从几百迅速扩展到上千的重要原因。

1924年10月下旬，在击败商团武装之后，著名的苏联军事顾问布留赫尔，也就是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加伦将军，来到了广州（加伦的前任、原苏联军团长巴·安·巴甫洛夫，在当年7月赴东江前线视察时意外落水身亡）。这位不太带政治色彩的苏联军事将领的到来赢得了包括蒋介石、李宗仁等在内的中国将领的一致称赞，其影响与当时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称得上并驾齐驱。除了加伦之外，苏联还派有步兵、炮兵、工兵等教练官不下百人，另有至少同等数量的苏方政治顾问，活跃在广东革命政府的各级机构中，这也给各省军阀及英、日等列强诬称广东“赤化”落下了口实。

对于苏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多方支持，蒋介石在与苏方闹翻前曾半客观半感谢地说过：“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联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革命的使命，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不错，蒋介石访苏期间不能说是满载而归，但在北伐前的这段时间里则无疑是最大的获益者。

1925年2月，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之际，企图向广州反扑。广州革命政府得讯后当机立断，决定以黄埔军校“校军”为右路、杨希闵的滇军及刘震寰的桂军为左路，向陈炯明势力所控制的东江地区（今惠州以东至汕头一带）发起进攻，时称“第一次东征”。当时的黄埔军校“校军”虽只有两个教导团，兵力也不多，但其骨干均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因而战斗力特强，成为东征军的绝对主力。

东征军兵至常平时，蒋介石作《常平站感吟》一绝：“亲率三千子弟兵，鸣鹤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到长空涕泪横。”此次东征是蒋介石及黄埔军校学员所面临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容不得半点的犹豫与闪失。在淡水一仗，黄埔教导第2团第1连连长孙良因抵挡不往而擅自退却，蒋介石下令当场处决；而担任主攻的教导2团1营营长沈应时作战英勇，负伤不下火线，蒋介石立即提拔其为第2团团长。在子弟兵的奋勇作战下，右路军在淡水之役中大获全胜，降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奠定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

但就在右路军一路凯歌之时，左路的杨希闵、刘震寰两部非但懈于作战，还暗中与陈炯明部相勾结，致使东征右路军陷于险境。3月中旬，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右路军与陈炯明部将林虎部在棉湖、鲤湖一带激战，当时何应钦的教导1团被十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几不能支（蒋介石与廖仲恺亦被围）。在苦撑一天后，教导2团、粤军第7旅等援军及时赶到，林虎部主力被一举消灭。黄埔“校军”的两个教导团2000人，加上随军行动的黄埔学生500人，在这次棉湖之战中共阵亡600人，仅教导1团即阵亡300人。

值得一提的是，两军激战之时，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去世，此消息一直被封锁到棉湖之战结束才宣布。而在这时，云南军阀唐继尧勾结杨希闽及刘震寰等部军阀，企图东进夺取两广地盘，这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指挥东征右路军回师广州，而陈炯明也由此苟延残喘，再获生机。

杨希闵与刘震寰原本是起家于云南、广西的旧军阀，他们在陈炯明叛变之时曾与许崇智所率的粤军在1923年初将陈炯明赶出广州，但此后即把持了省府一带的税收，以广州为采邑，并通过保护烟赌而大肆敛财，已成广东革命政府之毒瘤。在唐继尧攻占广西南宁之后，杨希闵、刘震寰也率兵撤回广州，以策其乱。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将两个教导团扩编为党军第1旅（旅长何应钦），于5月中旬向广州挺进。在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等友军的协助下，杨、刘叛乱被一举平定，此战共俘虏17000人，缴枪16000支。6月13日，蒋介石率师凯旋，随即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

通过第一次东征及平定杨、刘叛乱所获得的大量兵源（俘虏）、武器及银元，蒋介石迅速将自己的兵力扩张为两个师，分别由何应钦、王懋功充任师长，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9月，许崇智被蒋介石软禁并驱逐，所部粤军或遣散或改编（其中一部被改编为第三师，隶属于蒋介石的第一军）。10月，广东革命政府以第一军、第四军为基干组成东征军，再次征伐陈炯明，意在彻底消灭之。至11月底，陈炯明所部3万余人除七八千人投奔山东直鲁联军外，其余全部被歼，被国民党人所痛恨的陈炯明自此一蹶不起，而蒋介石的威名由此传遍了整个广东。

黄埔军校的校门上，高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亲爱精诚”四个大字；二道门的两旁，挂着的也是蒋介石手书的“先烈之血，主义之花”对联；北校场大门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主义虽好，但都是靠鲜血与性命换来的。所谓“乱世抓枪杆”，蒋介石办军校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在三十年前，一代枭雄袁世凯也是通过编练新军打造出自己的“北洋系”，这与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黄埔系”，岂非异曲同工？

正文三五、“中山舰”的谜团，蒋介石的权柄

在盟兄陈其美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不高，离核心领导层也距之甚远。直到1922年，因陈炯明背叛革命，孙中山困守永丰舰，蒋介石得讯后立刻从上海飞奔到舰上与之共患难，事后还写了一本名为《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的小册子，以吹捧孙中山的形式来抬高自己的身价，由此也成为了孙中山所倚重的极少数成员。

蒋介石访俄回国后，正值国民党改组的“一大”会议在广州举行，但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都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而共产党人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等人却赫然在列。当时已经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人的蒋介石在一气之下留书请辞，未及孙中山批准便“拂然而行”，直到两个月后才回到广州，正式接办黄埔军校的建校事宜。

访问苏俄与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是蒋介石提升自己地位的重要契机，特别是孙中山制定“联俄”政策及苏俄顾问在广东革命政府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蒋介石更是其中最大的获益者（譬如苏俄援助的经费及武器的分配）。当时的蒋介石表现也很积极，他常在公开的演讲中大喊拥护“联俄”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等漂亮的口号，这也让苏方代表鲍罗廷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大为赏识，并将之视为可以信任的人。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商谈统一大计，汪精卫、鲍罗廷也随同前往；次年3月，他们成为了孙中山去世后遗嘱的见证人。孙中山死后，继承其领袖地位呼声最高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及廖仲恺，但胡汉民的右派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影响；汪精卫作为孙中山遗嘱的实际执行者，倒是很想继承孙中山的地位，但汪精卫是个优柔寡断的人，缺乏感召力，因而得不到太多的拥护；廖仲恺因为积极与苏俄专家合作，当时也是个炙手可热的候选人。除去以上三位，粤军将领许崇智及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则是排名其后的备补人选。

但1925年后的事态发展却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首先是第一次东征的大获全胜，这使得原本并不十分出名的蒋介石一下子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英雄；接着，蒋介石又回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其掌握的“校军”规模也由此大大扩充，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

胜利之余，广东革命政府由大元帅制的军政府改组成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原为军政府“代帅”、被认为是孙中山第一号继承人的胡汉民在这次改组中却未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而仅仅担任了外交部长；汪精卫则在鲍罗廷的暗中策划下当上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党内第一号人物。

被视为军事专才的蒋介石在这次改组中也没有太大的收获，他未能进入国民政府委员会而仅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中的八个委员之一。不过，广东革命政府随后对各军队进行了改编，蒋介石所掌握的“校军”及一部分粤军被编为第一军，名列各军之首（依次为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李济深的第四军、李福林的第五军、程潜的第六军，两广统一后，李宗仁部被编为第七军）。除了担任第一军军长之职外，蒋介石还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等职。不过，这些职务都是军职，蒋介石当时尚未能在党政方面立足。

1925年8月发生了一件大事，顿时令广东政局风云突变，这就是“廖仲恺遇刺案”。廖仲恺于1877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华侨家庭，1902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结识了孙中山，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廖仲恺曾担任过同盟会外务部干事并做过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在“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廖仲恺成为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

廖仲恺祖籍广东，与孙中山为同乡，其身材不高、脸庞消瘦，外表因多年的奔波劳累而显得比实际年纪要大一些。但是，廖仲恺是一个意志极坚定、有恒心、能吃苦的实干家，他在党内一直负责最困难、最繁琐的经济事宜（譬如为黄埔军校筹集经费而被称为“黄埔的慈母”），其贡献在党内有口皆碑。

汪精卫做上主席之后，实权却是控制在廖仲恺手中的，因为他是苏方代表鲍罗廷的坚定盟友，而鲍罗廷在当时广东革命政府中的地位是极特殊的。鲍罗廷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也曾在美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与孙中山、廖仲恺都不存在语言上的隔阂，因而在孙中山死后，廖仲恺几乎事事都与鲍罗廷商量。

对于孙中山提出的“联俄政策”，廖仲恺是自始至终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最有力的拥护者；汪精卫最开始持反对态度，但苏俄援助到后，嗅觉灵敏的他立刻变成了一个积极的左派；胡汉民一开始是中立的，最后却变成了反对“联俄政策”的右派代表。至于蒋介石，或许是因为他的访苏经历，他才是“联俄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因为黄埔军校及第一军始终是苏援的最优先者。

“廖仲恺遇刺”一案事态严重，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在查办“廖案”的过程中，一些粤军将领及右派分子被发现牵涉其中，而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有嫌疑（他还是廖仲恺结识孙中山的中间人）。从各种事实来看，胡汉民虽然没有直接涉案，但他对暗杀一事却是知情的，因此事后他没有辩解而是主动要求保护，汪精卫则顺水推舟，令蒋介石将之软禁在长洲要塞。执行时，蒋介石假惺惺地对胡汉民说：“大家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兄也该明白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一个月后，胡汉民以前往苏俄“考察”的名义被送上“蒙古”号轮船，实则是被驱逐出广东。

到底谁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后凶手，至今仍旧是一个谜。现场的两名直接凶手，一个被廖仲恺的卫士当场打死，另一名则身受重伤，不久后即死去，也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至于一些可疑的人物，如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等人早已闻风逃窜到香港，被捕的只有林直勉一人，但事后也因查无实据而释放（目前论者大多认为系朱卓文买凶杀人，朱卓文也曾旅居美国）。

同时卷入“廖案”的还有许崇智属下的梁鸿楷等粤军将领，许崇智由此落入了尴尬的处境。9月20日，蒋介石突然令黄埔学生军将许崇智软禁，其所部粤军遭到遣散或改编。许崇智、张静江、蒋介石三人曾为八拜之交，蒋介石做过许崇智部多年的参谋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矛盾渐深。许崇智所部军阀习气浓厚，军饷远超过其他部队，而许崇智本人在广州“狂嫖阔赌”并有私吞公款、克扣军饷等恶名，因而蒋介石的行动在当时并未遭到非议。

后来，蒋介石给许崇智送了一封信，信中历数了他多年的罪状，并劝他自动“卸职”，以对“总理在天之灵”；信末，蒋介石又假惺惺地说，这样做是为了许崇智“个人计”，并答应许崇智“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但许崇智被下属旅长陈铭枢武装押送到上海休养后，终身未问及政治。

廖仲恺遇刺后的几个月中，汪精卫与蒋介石两人心照不宣、密切合作，联手将政敌胡汉民、许崇智一一逐出广东。从结果上来看，汪精卫固然是如愿以偿地成为“四位一体”（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从长远来看，最大受益者却是蒋介石。因为“四位一体”要没有军队支持的话，所谓的“领袖地位”不过是政治傀儡。

汪精卫是聪明人，他当然不会不懂这点。1926年2月初，在国民党“二大”闭幕后，鲍罗廷因为要回国述职而暂时离开广州，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则在此之前因为旧伤复发而北上（一说是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去指导工作），当时充当苏方临时总顾问的季山嘉与蒋介石在多个问题上发生冲突，而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则紧紧跟在季山嘉的后面，由此，汪、蒋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两人的政治蜜月宣告结束。

季山嘉与蒋介石的矛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北伐问题，蒋介石希望能尽快北伐，而季山嘉认为各方面条件都准备不足，北伐应该从缓；二是军队组织与经费问题，军委会曾在2月6日决议拨给黄埔军校30万元经费，王懋功的第二师12万经费，但在第二天，又突然改成黄埔军校27万元，第二师增至15万元，这让蒋介石感到十分不安，因为第二师虽然归他节制，但师长王懋功是汪精卫的人，蒋介石认为这一变动一定是季山嘉在背后起了作用，而目的是要让第二师从第一军中独立出去。

而在这时，广西军队被改编成第八、第九军，算上广东原有的六军，第七军的编制就被空了下来，这让蒋介石更加怀疑汪精卫、季山嘉是要让第二师升级为第七军。为此，蒋介石于2月26日突然将王懋功扣押，改派自己的亲信刘峙为第二师师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已经是“中山舰事件”的预演了。当然，这尚属于蒋介石的职权范围，后来广西军队也获得了第七军的编号）。

1926年初，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吴佩孚及张宗昌的军队在南口展开大战，国民军因冯玉祥此时正访问苏俄而遭到惨重失败，不智的是，季山嘉此时又提出由海路运兵到天津援助国民军及建议蒋介石到北方帮冯玉祥练兵的计划，这更令蒋介石感到疑惧万分，他认为这是汪精卫、季山嘉企图将他赶出广州的图谋。

为了缓解压力，蒋介石在此期间辞去第一军军长的职务（改由亲信何应钦接任），随后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卫戍司令之职，军委会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他也避不就职。对于蒋介石的辞职，汪精卫有意留中不发，既不批准，也不挽留，这让蒋介石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心情坏到极点，对汪精卫也恨到极点。2月27日，蒋介石去见汪精卫，“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令季山嘉回俄”。而在蒋介石提出“赴俄休养”的要求后，他与秘书陈立夫的护照却很快办理了下来。在蒋介石看来，这所有的一切，背后都可能潜藏着巨大的阴谋。

就在这个敏感时期，“中山舰事件”爆发了。“中山舰事件”也被称为“三二零事件”（1926年3月20日发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该事件被认为是近代史上的一桩谜案，而最主要的当事人蒋介石在事后也是吞吞吐吐、欲遮还掩，说是要等他死了，届时将日记公开出来，“那时一切公案，自然可疑大白于天下了”。

如今，事件中的所有当事人都已经作古，蒋介石的日记也已公布，尽管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做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并已接近大部分的真相，但鉴于偶然性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这桩历史悬案的谜团，至今都不能说是完全解开。

目前关于“中山舰事件”研究的主要观点以杨天石先生为代表，其在《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中详细梳理了整个事件的过程：1926年3月18日午后6时半，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叡因为外洋定安火轮被匪徒抢劫，让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火速派巡舰一艘前往保护。该电话系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事雍所接，其因黄埔军校无船可开，随后便自作主张打电话请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派船以应急需。驻省办事处接电话者系交通股股员王学臣，王学臣因电话听不清，搞不清是何人的命令，因而“想情系教育长（邓演达）之谕”，要求也升级成了“调巡洋舰一二艘以备巡查之用”。

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接到王学臣的报告后，随即亲赴海军局交涉。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当时因公外出，其下属作战科科长邹毅即当面应允派舰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调用。此后，欧阳钟自称他“即返办事处”，但海军局的《值日官日记》中记载称带其面见李代局长，而李之龙的夫人也称欧阳钟当晚到了她家并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并留下邹毅的信函。李之龙归来阅信后，当即下令派中山舰前往。19日晨7点，中山舰出港；同日，作战科科长邹毅要求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照办。

由此，杨天石先生认为，中山舰的调动是一次偶然性的事件，从这个过程可以澄清之前的以下几个谜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苏俄顾问季山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多年来，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不能成立。第二，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第三，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而欧阳钟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的侄子。

孙文主义学会系国民党的右派组织，其一直反对“联俄”及“国共合作”政策，在该事件发生前，其中的一些人便到处散布汪精卫反蒋及海军局阴谋武装政变的谣言，其中难保已入蒋介石之耳。中山舰在开出后，正好遇到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俄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将中山舰调回广州。

据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在3月19日下午一点钟时，他接到李之龙请求将中山舰调回省城以备苏俄考察团参观的电话，他当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但事后，蒋介石感到事情十分蹊跷，“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19日上午，“有一同志”一连问了他三次：“你今天黄埔去不去？”“什么时候去？”（这一同志即汪精卫。）

而在此之前，注精卫对蒋介石的辞呈既不批准也不挽留，这使得蒋介石认为这是汪精卫在“间接地暗示我离粤。此时我方知道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但我既辞职而未获准，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真使我进退维谷。到了十九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

蒋介石的日记清楚地表明，他当时怀疑汪精卫等人在搞阴谋，要“干他”或“赶他”。而他此前曾以自请“赴俄休养”试探汪精卫，而汪精卫却是同意的。由此，蒋介石一度心灰意冷，并打算准备离开广州，退到他所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汕头（日记上云：“上午，准备回汕休养。”）。但“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蒋介石突然决定返回，并对“中山舰”一事采取镇压措施（陈立夫也称，蒋介石已坐了汽车到天字码头，在车上，他劝蒋介石说：“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

20日晨，蒋介石下令广州全城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与此同时，苏俄顾问也受到监视，包括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在内，卫队均被缴械。

事变后第二天，汪精卫即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病假，所有各项职务均请暂时派人署理。据杨天石先生在《中山舰事件之后》一文中的判断，汪精卫之所以迅速退让并一败涂地，主要原因在于苏俄顾问的妥协，其中尤以布勃诺夫的意见最起作用。布勃诺夫认为引发该事件的原因是苏俄顾问在军事工作和政治领导上出现了严重错误（过度干涉国民党内部事务而引发中国将领的反弹）。

22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派人来问蒋介石：“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蒋介石称“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广州。24日，布勃诺夫使团离开广州，季山嘉也同船回俄。由此，汪精卫彻底垮台，其随后称病迁居就医，并表示他不再负政治责任（5月11日汪精卫秘密离粤赴法）。在这场奇变中，蒋介石大获全胜，其在3月26日的日记中称：“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杨天石先生认为，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中山舰事件”有偶然性的一面，也有必然性的一面；就蒋介石误信孙文主义学会等人的谣言来说，“中山舰事件”有其偶然性，但就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激烈斗争及蒋介石的思想来说，又有其必然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山舰事件”其实是一场不彻底的政变，也是蒋介石的一次政治投机与试探，但因为其他方（苏方及汪精卫等方）的退让，蒋介石未受到任何抵抗而以全胜告终，蒋介石所说的“所谓政治，全在权谋”，大意如此。类似的事件，在蒋介石之后的统治时期，还有很多要等着上演。不过，尽管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逼走汪精卫并夺取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但其统治地位是不稳固的，这大概也是他当年要急于北伐的原因，因为北伐可以为当时的内乱寻找一条出路，所谓“问题外界化”是也。

补充：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那时在上海的英国别发书庄出版了一本英文书，那是张作霖在北京围抄俄国大使馆，没收了许多秘密文件，翻译成英文发刊，作为反对国民革命军的一种宣传。里头对于3月20日之变以前的阴谋，一点也没有记载，独至在3月20日之后，俄国顾问团在东山开秘密会议时，那讨论和决议倒清清楚楚的有记录。当时黄埔军校的俄国顾问斯板诺夫在会议上报告3月20日的经过，说事变之前，一点也不知，但他的意见以为为求国民革命完成起见，俄国仍应利用蒋介石。就是俄国使馆给莫斯科的报告，也有同样的献议。为了这事，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蒋先生。第一，说明我在武汉当时已面质过汪先生，汪先生极力否认此事，而且证以当日汪蒋相依为命的情形，汪虽至愚，也不至出此。第二，说明别发书庄有这些俄国秘件，如果汪先生和俄国顾问有谋害他的事，何至于一些痕迹也没有，至3月20日之后俄国顾问还主张要利用他。……末后我更请他买这一本英文小册子一看，因为宋美龄夫人是懂英文的。”（别发印书馆是近代以来在华的著名印刷机构之一，1870年由英商别发洋行创办。那套文件即指《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但该套文件并不完整，因为在张作霖派兵冲进苏俄使馆时，一些文件已经被烧毁，一些秘密可能已经化为灰烬，而且文件清查也非全部，因为“文件堆满两屋，清检不易，其俄文部分，更需逐一翻译，尤费手续，迭经警厅公布，多只目录清单”。《苏俄阴谋文证汇编》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一书亦有摘录。）

正文三六、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斗法

北伐战争结束后，原直系的吴佩孚、孙传芳势力被一扫而空，张作霖在退回关外时被日本人炸死，奉系元气大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及李宗仁的桂系则异军突起，成为主宰大局的新军阀。

“共患难易，享富贵难”，新崛起的这四家很快便在战后的地盘分配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原来，西北军长期局促于西北瘠苦之地，他们迫切希望向外发展，正如冯玉祥说的：“我们连个海口也没有，向国外购买一些军事装备，真是太不方便。”北伐后期，冯玉祥派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等部在河北击退奉军并直取平津立下汗马功劳，因而冯玉祥认为论功行赏，河北、平津理当划到西北军的名下。

对此，阎锡山与蒋介石不以为然，阎锡山也想向外发展，这块地盘同样志在必得；蒋介石则认为西北军扩张太快，将影响到自己的领袖地位，所以要挑拨并利用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的矛盾。搞笑的是，冯玉祥这个人一向担心别人说他争权夺利，尽管他是想拿下这块地盘的，但他又不明说，因而蒋介石趁势将河北、平津划给了阎锡山，理由是冯玉祥已经有了鲁、豫、陕、甘、宁、青六省的地盘，而阎锡山只有冀、晋、察、绥四省，应该平衡一下；再者，列强在平津两地势力深厚、关系复杂，冯玉祥性格刚直，对外交并不内行，因而交给阎锡山应付为宜。

冯玉祥吃了个哑巴亏，但他又不便当场反对，因为在之前的一段时期，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搞得一团火热，蒋介石答应帮西北军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冯玉祥则公开表示了对蒋介石的拥戴。从名义上来说，蒋介石、冯玉祥两人还是刚换谱的弟兄，特别在北伐战争结束后，冯玉祥为了表达对蒋介石的拥护，甚至要在郑州为蒋介石铸造铜像（经左右劝阻未果）。

话虽如此，兄弟之间翻脸不认人也实属正常，何况是这种“萍水弟兄”。在失去河北和平津后，冯玉祥给自己的部队讲话，说“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说白了就是对此事大发牢骚。

紧接着，各派系又于1929年1月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部队的会议，冯玉祥对此倒是非常积极，他提出了一个编遣准则：“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按照这一准则，冯玉祥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团军（即蒋介石、冯玉祥）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即阎锡山、李宗仁）各编八个师，其他不属于各集团军的军队共编八个师。

冯玉祥原本以为，西北军“兵员最多、素质最好、训练最精、战功最大”，理当多编几个师，但要超过蒋介石的话，也不太好，于是计划将第一、二两集团军拉平，把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三、四两集团军和其他杂牌军压低，他自以为这样就可以蒋介石、冯玉祥的团结为中心，控制其他方面……但冯玉祥的想法也未免太天真。

作为北伐后名义上的领袖，蒋介石当然无法容忍其他派系的兵力超越或者与之平行，而阎锡山也不会被冯玉祥给轻易地打压下去，于是他也提出一个方案，那就是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十一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十一个师。这个方案实质上是要“抬蒋压冯”，因为“中央编遣区”的十一个师是由蒋介石掌握的。蒋介石对这个方案很满意，而势力最小的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见自己与冯玉祥、阎锡山平起平坐，当然也就双手赞成。

冯玉祥见自己的方案遭到众人的反对，于是在正式开会时“称病”不再出席。有一次，冯玉祥正与部属谈话，孔祥熙突然来访，冯玉祥赶紧钻进被子，捂得大汗淋漓并假装呻吟不止。此事传出去后，得知内情的人都暗笑冯玉祥患的其实是“心病”！到后来，冯玉祥干脆离开南京，跑到豫北辉县百泉村“养病”去了。

在蒋、冯矛盾尚未完全公开化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桂系因争夺湖南地盘而与蒋介石集团抢先翻脸，结果引发了1929年初的“蒋桂战争”。在进军之前，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和两湖地盘为条件，拉拢冯玉祥南下夹击桂系，冯玉祥则玩起了“卞庄刺虎”的把戏，他一方面暗中许诺李宗仁出兵相助，另一方面则答应蒋介石南下进攻，实际上是坐山观虎斗，兵发迟迟，既不攻桂，也不援蒋，而是等蒋桂两败俱伤后坐收渔翁之利。

但“蒋桂战争”的发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由于桂系将领李明瑞的突然倒戈，李宗仁等的军队迅速溃败，蒋军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武汉。这下，冯玉祥投机不成反弄巧成拙，非但失去了夺取武汉的时机，就连被他催促南下的手下大将韩复榘也被蒋介石暗中收买了过去。

眼见自己的图谋被蒋介石识破，冯玉祥干脆撕下面纱，决定武装反蒋并自任护党护中国军队西北路总司令。开战之际，冯玉祥认为西北军的战线拉得太长，为防止腹背受敌，冯玉祥决定收缩兵力，放弃山东、河南地盘并将军队全部西撤，集中在豫西、陕西待命。用冯玉祥的话来说，这叫“拳头收回来之后，打起来更加有力”。

但是，冯玉祥的一些部将并不理解这个策略，因为陕西连年荒灾，生活困苦不堪，他们之前是尝过这个苦头的，因而不愿意回到贫瘠的西北去。在蒋介石的拉拢和分化下，韩复榘、石友三及西北军的外围部队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纷纷叛冯附蒋，令冯玉祥军力大损，未战而败。无奈之下，冯玉祥只好通电下野并声称入华山读书，实则是以退为进，避战自守，令蒋军失去进攻的口实。（注：韩复榘与石友三在1926年南口大战时，曾因西北军大败而短暂投靠了阎锡山，颇为西北军将领所不齿，这次投蒋也与此相关。）

冯玉祥的下野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其坚持冯玉祥必须离开军队、出国游历，战争方可结束，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跳出来表示愿意做个和事佬，为双方做个调停。蒋介石对此未置可否，冯玉祥则积极响应，于是阎锡山便亲赴运城将冯玉祥接到太原，并随后将之安置在自己的家乡五台县（离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有数里之遥）。

在李宗仁、冯玉祥相继失败后，阎锡山的举动颇引人关注。据阎锡山手下的炮兵司令周玳回忆，阎锡山这一时期经常对手下的高级将领和幕僚纵谈国家大势，说“蒋介石虽然占据江南，但他的内部很不稳固。如汪精卫、胡汉民等恨蒋的人很多，李宗仁、白崇禧更是恨他”；又说“袁世凯是最厉害不过的，我都应付过去了，蒋介石不如袁世凯多了”；“蒋介石这个人器量狭小，排除异己，遇事操之过急，终不能成大事”；阎锡山还说“汉阳兵工厂只能制造轻武器，我们还能制造炮兵等用的重武器”（当时太原兵工厂能批量生产迫击炮和手提机关枪即冲锋枪）。阎锡山的话，隐约透露出逐鹿中原的打算。

以阎锡山的资格，当然比冯玉祥、蒋介石、李宗仁都要老得多，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已经当上了山西都督，时年不过三十岁。在袁世凯时期，阎锡山韬光养晦、战战兢兢，未有大的作为，直到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才真正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并成为地方军阀中的不倒翁。相比冯玉祥，阎锡山要更圆滑也更有心计，譬如在开编遣会议时，阎锡山提前装病，直到冯玉祥等人已经出好牌后，他才后发制人，占了很大的便宜。事后，阎锡山还得意地对手下说“我们迟来的办法做对了”，“等到他们闹成分裂之局的时候我再去，那时双方都需要我，那就好了”。

正因为如此，阎锡山邀请冯玉祥入晋既有讨好冯玉祥的意思、也有“挟冯自重”的用意。冯玉祥到山西后，实际上是被阎锡山变相软禁了起来，而阎锡山却对外宣称要与冯玉祥偕同出洋考察，消弭战祸。蒋介石接电后大为惊异，急忙对阎锡山加以挽留而只要求冯玉祥一个人出国。由此，阎锡山又将自己的地位提高了一大截，几乎可以与蒋介石平起平坐了。

蒋介石虽然比冯玉祥、阎锡山年轻几岁，但也不好对付。之前蒋介石虽然把平津分给了阎锡山，但蒋介石很快派宋子文到北平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阎锡山只好将平津税收机关的晋方人员撤回，条件是财政部支付京津地区晋军的饷项。但财政部实行一个月后便停止支付，阎锡山大呼上当，于是借口北伐时期山西省银行曾垫付3000万元作为军费，因而向财政部申请发行省公债作为弥补，不料蒋介石很快将之驳回。

阎锡山气得要命，他怒气冲冲地把桌子一拍说：“以前，我以为蒋介石还可以相处，不料他这样排除异己，现在居然逼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很后悔北伐时垫此巨款，这件事我们做错了。现在蒋要用经济手段把咱们困死，咱们没有错，他不敢用兵来打咱们，只有在经济上来困死咱们。”像阎锡山这种凡事都要打算盘的人，蒋介石的做法对其刺激很大，于是坚定了他反蒋的决心。

而在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期间，西北军群龙无首，部分将领开始与蒋介石来往，甚至密谋攻打山西，这让阎锡山感到十分不安并感到软禁冯玉祥毫无用处，于是便亲赴建安村将冯放出，并表示愿与之合作，共同讨蒋。冯玉祥对此当然是求之不得，随后便于1930年3月初返回潼关，准备对蒋开战。

冯玉祥属下的鹿钟麟等将领本已策划好向山西进攻，但冯玉祥的归来及转变令他们措手不及。西北军与晋军在历史上颇有仇怨，如1926年初的南口大战，西北军（当时叫国民军）被张作霖的奉军及吴佩孚的直军打得大败，而阎锡山又趁机腰击其后路，差点令西北军全军覆没；在北伐战争后期，正当晋军与奉军在保定方顺桥苦战之时，冯玉祥突然令前线的韩复榘部撤至石家庄，几乎令晋军陷入重围。因此，双方将领都存在互不信任的对立情绪。

在冯玉祥宣布联合阎锡山共同讨蒋后，其手下的大部分将领都默不做声，因为他们认为西北军屡次吃阎锡山的亏、受阎锡山的骗，倒不如把阎锡山打倒，就连冯玉祥最宠信的将领孙良诚会后也发牢骚说：“我看先生（指冯玉祥）一点觉悟也没有，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受阎老西的害，为什么还要和他一起干？”

西北军将领对“联阎打蒋”计划普遍抵触的原因还不仅仅是历史仇怨，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冯玉祥与阎锡山的能力特点多有了解：冯玉祥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外行；阎则是一个钱铺老板，只会算小账，不能成大事；联阎反蒋，纵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毫无办法。正如鹿钟麟的一个幕僚说的：“如与阎合作，胜亦过不了长江，蒋退江南凭险固守，阎冯之间就会出问题，那时，西北军仍然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如果打了败仗，那就更不堪设想了，甚至求得退据关中以自保的局面亦不可得。”

但是，冯玉祥对此却很乐观，他曾对幕僚说：“这次举动，在军事上，二、三、四三个集团军联合对付蒋介石一个集团军，其它受蒋排斥的军队也都倾向于我们，我们的兵力占有压倒的优势；再从政治上看，汪精卫先生已表示和我们合作，西山会议派的中委也和我们合作，张学良表示也很好，足见我们是得道多助，蒋介石是失道寡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除此之外，冯玉祥暗地里还认为，只要消灭了蒋介石，那阎锡山就不难对付（冯玉祥私下里常骂阎锡山是个“窝囊废”），届时不但北方全归西北军所有，一统天下也不是没有可能。

可笑的是，阎锡山打的也是这样的算盘。当部下提醒他冯玉祥系屡屡倒戈之人并在保定方顺桥所做之事时，阎锡山摆摆手说：“你们不能老是看过去。要知道蒋介石几次要收拾冯玉祥，冯玉祥对蒋介石恨极了。现在我要他和我共同打蒋介石，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一定会竭尽全力，并且，他好贪眼前的小利，只要我们在物质上能满足他的欲望，哪能再生半途捣乱之心呢。他固然很狡猾，打完蒋介石之后，可能会捣乱，但他是个老粗，没有远见，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在冯玉祥与阎锡山正式联起手来后，其他反蒋势力也纷纷靠拢，如之前被蒋介石打败的李宗仁之桂系及张发奎之粤军，还有在政治上与蒋争权失败的汪精卫一干人，甚至张学良的东北军也有信使来往。开战之初，各方面反蒋声浪很高，阵容也很强大，但桂系及粤军在湖南发动的攻势很快失败，自顾不暇，而西北军、晋军在津浦线、陇海线、平汉线与蒋军的交战也是各有胜负，谁也没有取得压倒性优势。

在几个战役之后，西北军方面的兵员损失及械弹消耗明显加大，而阎锡山答应的补充迟迟不到位，西北军难免心存疑虑，由此产生了保存实力的想法。在此情况下，蒋军越打越强，反在津浦线上将晋军击败，收复济南；而西北军在陇海线上的8月攻势也因为雨季而受阻，双方态势为之一变。就在这时，张学良于9月18日发出通电拥蒋，东北军大举入关，阎锡山、冯玉祥的失败已无可挽回。

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阎锡山与冯玉祥只得于10月8日通电下野，整个中原大战于11月初结束。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仅次于解放战争的国内战争，其间历时7个月，各方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

战后，阎锡山宣布出洋考察，但他只到大连躲了一段时期便于次年回到山西老巢；冯玉祥则始终没有出国，但他惨淡经营二十余年的西北军则在这场大战中土崩瓦解：孙连仲、吉鸿昌、梁冠英等部投蒋；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等部及之前随韩复榘变节的石友三部投张学良；韩复榘之前已经自立门户……

冯玉祥的失败并非偶然。正如原国民三军徐永昌说的，冯玉祥所部最初有“五虎将”之称，即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石敬亭、宋哲元，皆前清第二十镇同事或有关系者，后来在第十六混成旅当团营长。但后来又有小“五虎将”出现，即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张维玺，皆第十六混成旅士兵出身。冯玉祥的老朋友、西北军的交际处长张树声也说：“冯先生是一定要亲自孵出的鸡娃，才会下蛋。”意思是冯玉祥只相信自己教育出来的将领，而且喜欢越级指挥，中间的高级将领往往被架空，造成指挥紊乱。

另外，冯玉祥统率的西北军就像一个封建大堡垒，冯玉祥就是大家长，作风专断，缺乏民主，一些由士兵提拨起来的带兵官如韩复榘等，即使已经当了军长乃至当了省主席，冯玉祥对他们仍然像对待子侄一样，不肯给予应有的尊重和礼貌，甚至他们在他面前连吸支香烟的自由都没有。因此，部分高级将领便觉得太受拘束，开始另谋出路了。

经此沉重打击后，冯玉祥一蹶不振，不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蒋介石则利用这次战争扩展了自己的地盘并大大提高了在国内的威望；另一个获利者张学良，也趁机杀回关内，并从阎锡山的手中重新取得了京津地区的控制权；阎锡山的晋军也分出了商震和傅作义派系，力量有所削弱。一言而蔽之，中原大战实则是北伐战争之后的又一次大洗牌。

正文三七、公共租界里的“八一三”抗战

1937年8月11日，上海闸北区的居民一觉醒来，发现街道上全是军服笔挺、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士兵，清一色的德式钢盔、德式枪械，一时间目瞪口呆，其错愕的表情后面，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所谓“一则以喜”，这要从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说起。当年日本人借口“僧人被杀”事件对上海发起侵略，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十九路军和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奋起抵抗，最终中日签订《淞沪抗战协定》。但战争虽然停止了，上海周边地区却被划为和平区，中国的军队不能入驻，这岂不是令国人气煞？如今推门一看，自己国家的军队不顾什么狗屁协定，一夜之间便齐刷刷地开了进来，老百姓怎能不感到扬眉吐气、不感到兴奋莫名呢？

那，“一则以忧”又怎么讲呢？不说大家也明白，这打仗嘛，难免生灵涂炭，祸及己身，何况这还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子弹炮火都不长眼，真打起来，老百姓还是先退避三舍的好。于是乎，当天便有数十万百姓携家带口，从闸北区涌进了公共租界，以至于租界内的人口激增，并带动了房租、物价的暴涨……战争迫在眉睫！老百姓从来就没有离它这么近过。

中国军队突然进驻闸北后，日本人大惊失色，他们派出大量的军人戴着防毒面具，并令虹口区（日本租界）的所有商铺住宅都关门关窗，说是有大量军队要由兵舰登陆，以恫吓来虚张声势。在闹腾一夜后，又有数十万的虹口居民在次晨逃进公共租界，直到后来，居民们才知道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因为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先发制人。

8月13日，日本人送出一个最后通牒，声称只要“中国军队撤退，一切可以谈判”，其态度软化，也是因为他们尚没有做好准备。“七七事变”后，日军行动主要集中在华北，对华中、华东地区则采取紧急撤退侨民的措施，到8月份后，上海的日本租界里已经集中了数万侨民，另外还有3000多海军陆战队驻扎在虹口区。

中国军队抢先采取行动是由一个突发事件引起的，那就是8月9日的“大山勇夫”事件。大山勇夫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中尉军官，他于当天带着水兵斋滕要藏驾驶摩托车来到虹桥机场并企图强行冲入，结果被守卫机场的中国保安队当场击毙。此事件发生后，日方要求撤退中国保安队、拆毁防御工事等无理要求，蒋介石接报后，随即下令向上海进军。

事实上，中国军队这次“先发制人”的行动并不是突然之举，早在7月30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便向南京提出，如果上海情况异常，“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蒋介石随后复电，“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张治中将所部正规军化装为保安队进驻虹桥机场，便是未雨绸缪之举。

日方见中国军队这次来真格的，也是十分惊慌，因为他们当时在上海的兵力十分有限，而要从本土调兵的话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这才会做出又是恫吓，又是谈判的反复之举。就在日方发出最后通牒的当天，进驻闸北区的中国军队精锐87师、88师便向日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战略意图就是要将日本在上海的兵力全部消灭。

战斗打响后，中国军队迅速攻入虹口，但日军在租界经营多年，早已修建了很多坚固的壁垒，加上停泊在黄浦江上日军舰艇的炮火支援，因而中国军队的进展并不快。开战没多久，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便在战场上为国捐躯，所部伤亡近千人，足见战斗之激烈与残酷。次日，中国军队出动空军对日本舰艇、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汇山码头等进行轰炸，海军也出动仅有的两艘鱼雷快艇，并将日本旗舰“出云”号炸伤，大大鼓舞了前线的士气。经过数日苦战之后，中国军队先后占领了沪江大学、五洲公墓、宝山桥、八字桥、日本海军俱乐部等要地，并将日军压缩在虹口与杨浦的黄浦江左岸狭窄地带。

但是，要想将日军彻底消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参战的中国军队虽然都是德式军械，堪称中国第一流的军队，但因为严重缺乏重武器，因而日军得以负隅顽抗，等待后援。19日，与87师、88师渊源颇深的第36师（这三个师均由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扩编而来，长官为张治中）从西安被急调而来，并立刻投入左翼战斗。21日，中国军队攻入汇山码头，严重威胁到正在死守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尽管日军在战斗中损失严重，但中国军队的损失更大，最终未能彻底拔掉日军的据点、全歼在沪日军，而在23日，日本援军已经在松并石根的率领下，分别于吴淞口、川沙等地登陆，迫使中国军队将兵力北移，以堵截增援的日军。由此，虹口、杨浦之围便在无形中被化解。

蒋介石令中国军队在上海进攻日军，其中的一个战略意图便是希望英美等国卷入战争，但由于这些列强都处于观望态度，而日军对此也十分谨慎，尽管其一度误伤了美国的一艘巡逻艇，但随后便迅速赔偿了事。因此，蒋介石的意图并没有实现。

但是，这并不代表公共租界就绝对安全。就在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之时，日军飞机在南京路“大世界游乐场”扔下了一枚大炸弹，当场炸死了1000多人，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大世界”位于公共租界与虹口区的边缘地带，原本是人来人往的繁华中心，这下立刻变成了人间地狱。据当事人回忆，周边楼宇都被爆炸声震得摇晃了起来，很多人被震晕，过了好几分钟才清醒过来；等到睁眼一看，周围全是飞沙走雾，街上的人群惊慌得四处逃散，而炸弹爆炸的中心，更是被炸得面目全非，到处都是死尸和断手残臂，极其可怖。过了几十分钟后，前来寻找亲人的人哭声震天，而一排排完整或者不完整的尸体，还在地上淌着血，构成了公共租界当年最恐怖的画面。几天后，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前也同样被炸，死伤人数也很多。

在日军登陆以后，双方在狮子林、月浦、新镇、罗店至浏河口一线（今宝山区一带，战线从闸北、杨浦扩散到上海郊区）形成对峙，在此期间，双方的后援部队源源不断地开来，中国军队这边有罗卓英的第15集团军、薛岳的第19集团军、上官云相的第11军团，张钫的第12军团，这四个部队与江防军组成左翼军，由陈诚担任总指挥；中路军方面，除了之前的87师（师长王敬久）、88师（师长孙元良）、36师（师长宋希濂，以上三人均为黄埔一期生，此阶段番号均上升为军），另外又开来了桂系的廖磊第21集团军、胡宗南的第17军团（此时中路军总指挥由朱绍良替换了张治中）；右翼军的压力稍小，除了桂永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较有战斗力外，其余大都为暂编或杂牌部队。

在这一阶段，双方投入的兵力远远超过前期，战斗也比前一阶段更加激烈。正可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国运相搏，寸土必争。守备宝山的第18军姚子青营，全营600余官兵在9月7日的战斗中全部殉国，秦庆武团在9月18日的战斗中全团殉难，其他参战部队的伤亡也大都接近一半，很多补充上来的新兵，官长甚至连他们叫什么都不知道，便在当晚的夜袭中为国捐躯（大部分中国军队的武器远不如日军，只能利用夜间和对地形的熟悉将白天失去的阵地夺回来），而正是这些无名英雄，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铸造了中国的钢铁长城。

日军这边的消耗也很大，只好由国内继续增派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及特种兵一部的重藤支队（台湾旅）前来参战，双方随后在罗店、蕴藻洪、大场镇等地展开激战，反复争夺。战斗进行到10月26日，大场镇被日军所夺，苏州河北岸的中路军腹背受敌，只得向上海北站与江湾间的阵地转移，这时的战斗已经开始向上海外围转移了。

在中国军队主力撤退后，只有一支小部队留了下来，这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八百壮士”。“八百壮士”其实是88师第524团第一营的官兵，对外称一个团800人，实则是一个加强营，官兵只有411人。当时南京方面决定让这样一支小部队继续留在闸北，主要也是向国际社会表明抗战决心并鼓舞士气，而“八百壮士”驻守的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北的西藏路桥，其建筑原本是上海四家银行（即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银行）共同出资建设的仓库（建于1931年，占地0.3公顷，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屋宽64米，深54米，高25米，系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六层大厦，也是这一地块的高层建筑，非常坚固）。

第524团第一营的营长为杨瑞符，谢晋元为团附（对外称团长，原团长为韩宪元，后在南京保卫战中殉国），他们在接到命令后即率所部官兵411人入驻四行仓库并掩护大部队撤退。等到大部队都撤走后，四行仓库的西面、北面已被日军占领，东面、南面则为公共租界，四行仓库成为一个“孤岛”，而驻守的“八百壮士”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八百壮士”进入仓库不久，日军出动飞机坦克向四行仓库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谢晋元、杨瑞符率领所部官兵顽强抵抗，屡创日军。在公共租界这一边，数以万计的民众不顾北岸日军的流弹四射，聚集在苏州河南岸，不断为官兵们加油鼓气，并利用夜间将食物等物品送过去，还有人用旗语向官兵们提供日军情报。10月28日黎明，女童子军杨慧敏冒着生命危险，将一面国旗裹在身上后冲过火线，献给了“八百壮士”，以表示对壮士们的崇高敬意。次日黎明，四行仓库的楼顶高高升起了一面国旗，隔河观望的民众激动得满脸泪花，无不拍手欢呼。

“八百壮士”的精神很快传遍了国内外，国际上的一些知名报纸纷纷报道了以“八百壮士”为代表的中中国军队队顽强抗战的英勇事迹，为中国的抗战事业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不久，《八百壮士之歌》（作词：桂涛声，作曲：夏之秋）也很快被创作出来了：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当。我们的行动伟烈，我们的气节豪壮。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不会亡！”

由于事前被租界当局警告，日军对四行仓库的进攻也不敢过分使用重武器，但他们决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发生下去。这时，租界当局也害怕殃及自身，在各方协调下，“八百壮士”最后奉命退出四行仓库。经过四昼夜的血战之后，谢晋元、杨瑞符率剩余的300多名官兵于11月31日撤入公共租界。但令壮士们十分气愤的是，他们在进入租界后便被缴械，随后被羁留在胶州路的一个营地里，除了少部分官兵在营长杨瑞符的率领下归队外，其余官兵都一直被扣押在租界。1941年4月，几名被敌人收买的叛兵利用早操的时候将谢晋元刺死，噩耗传来，举国震惊，国民政府随后通令嘉奖，追赠其为陆军少将。谢晋元将军如今被安葬在宋庆龄陵园，每到清明，前去吊唁的民众络绎不绝。

中国军队撤至上海外围之后，日军大本营改变策略，其试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攻下国府南京，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以尽快结束整个战争。11月5日至11日，日军从国内、华北、东北抽调大量部队在杭州湾登陆，试图迂回到中国军队的侧后并与在淞沪地区的日军形成包围圈，一举全歼中国军队主力。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下令淞沪战区各部队迅速后撤，浦东、松江等地的中国军队也全部撤往后方。由此，上海除了公共租界外全部沦陷，淞沪战役结束。

淞沪战役共历时3个月，在一个窄小的江南水网地区，双方投入了近百万军队厮杀，其中日军参战兵力为20余万，伤亡4万多；中国参战兵力为60余万，伤亡近16万，双方的伤亡率为1：4，这与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训练指挥等方面是有直接关系的。当时中国军队最精锐的部队（譬如87师、88师），可能只相当于日本的一个二流师团，就整体实力而言，中国军队是明显要差于日军的。

但是，中国军队士兵在国难面前所进发出来的爱国热情和顽强精神足以垂范千古，正是因为他们的浴血奋战，最终迫使日军转移了战略主攻方向，“三个月灭亡中国”更是被证明为一场迷梦。

从历史上来看，如果任由强敌由北攻南、从容实施既定战略的话，南方政权几无胜利的可能，如蒙古灭宋、清兵入关，都证明了这点。从战略意图上来，蒋介石将中国军队主力放在江南（上海）这样水网交错的地带牵制敌军并将其拖入泥潭，比在华北大平原与日军进行主力决战要来得高明，因为在北方这种开阔地带，中国军队在日军机械化的野战部队面前毫无优势可言，而主动开辟淞沪战场则打乱了日本的既定计划，并迫使其改变战略，而其试图速战速决的冒进策略显属失算，由此也彻底陷入漫长的持久战而不能自拔。在大部分时间里，战略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战略是万万不能的，日本的失败，很大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军队撤离淞沪战区后，上海也成为真正的孤岛。听不到中国军队的枪声炮声，租界内的民众一度激昂的热情开始变得消沉，洋场里的娱乐场所反而兴旺了起来，最显著的就是舞厅，原本租界只有十几家，淞沪战役结束后反而增加到几十家，很多人都靠“篷嚓嚓”来解脱苦闷。尽管战争暂时平息下去了，但对于未来，民众都感到十分迷惘，一些有办法的人便通过各种途径离开了上海（当时英国太古及怡和轮船公司仍旧通行），但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他们无处可去。

但公共租界也不可能长久维持。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对英美宣战，随即派军队开进了公共租界，上海由此彻底沦陷，成为了日本人的天下。在此期间，日本人利用大批的流氓特务在上海进行极其黑暗的统治，光天化日之下杀人绑架、暗杀抢劫，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上海民众也只能极痛苦的忍受到抗战结束。

不过，上海抗战的最后一幕惨剧不是发生在中国人身上，而是发生在日本人自己身上。据留守租界的上海医生陈存仁说，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被强迫去给某跑马厅替日本人看马的马夫看病时，正好现场目击了这场惨剧。据他所述，当时“跑马厅的正门已经打开，无数的运兵大卡车接踵而至，门口站了两行宪兵，见了一辆车开入便高喝一声，举枪致敬……往东望是一望无际的军车陆续入门，朝西望也有无数军车等候着，待军车进入跑马厅内后，军人下车分别列队，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海军空军也开到指定的地方，排列得很整齐，军车依次进入，源源不绝……在最远的一隅，有不计其数穿着白色衣衫的人，排队站立着，这些人都有手铐和脚镣，每行十二个人，有铁链连串着……”

令人吃惊的是，当高级军官全部到齐后，“片刻间升起日本国旗，在场的军人同唱国歌，唱毕，由一个军官对着话筒讲了一轮话，只见远处一隅地上，摆着一排计算不出数目的机关枪，对着那些穿白色衣衫的囚犯，在旗帜一挥之下，跟着就是一阵轧轧的机关枪声，无数白衣囚犯，纷纷应声倒毙，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之后，有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在话筒中讲了几句话，只见剩余下来的白衣囚犯，立即跪到地下，带着手铐，表示降服，这一些囚犯，总算是逃出鬼门关了。”

陈医生后来才知道，这些白衣囚犯是被关押的日本反战军人，人数大概在一两千人，这一次少说也枪杀了1000人以上，其目的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免得这些人回国后捣乱，因为接下来，日本人就要用留声机播放天皇的停战诏书了，所以这些反战军人被提前处决。据陈医生所说，当时的惨剧并非他一个人所见，因为跑马厅（今上海人民公园）周边的高层建筑还有国际饭店、金门饭店等，当时的屋顶都挤满了人并亲眼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幕。

事后，日本人架起篝火，将那些被杀的反战军人毁尸灭迹，据说烧尸体的臭气，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消失。战争就是这样的残酷，但不管怎么说，它终于结束了，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正义的胜利。

正文三八、唐生智的大野心与小本领

1937年11月11日，在淞沪会战失败后，蒋介石召集各高级将领讨论南京守卫问题。会上，各将领大多表示南京系三战之地（唯北面有长江天险），易攻难守，而日军士气正旺，中国军队死守无益，不如将之宣布为“不设防城市”，以保护平民不受战争伤害。蒋介石沉吟再三后说，南京为国府及中山先生的陵寝地，断不能不战而退。正当各将领沉默之时，唐生智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南京系总理陵墓所在，值此大敌当前，如果不牺牲一二大将，如何对得起总理的在天之灵？我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

唐生智的表态声色俱厉，大义凛然，蒋介石于是就坡下驴，随即委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并筹划指挥南京防卫事宜。由此，近十万中国军队在唐生智的指挥下，开始了极其悲壮的南京保卫战。蒋介石其实也知道南京守不住，但南京毕竟是国民政府所在，不加抵抗便轻易弃守未免会严重打击抗战的士气，在民族气节上也说不过去，因此，唐生智的主动请缨实际上是给了蒋介石一个解围的机会，不然他还真是下不了台。

因此，尽管唐生智信誓旦旦地要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还是在12月11日电令唐生智，告诉他“如情势不能持久，可相机撤退”，但唐生智久疏战阵，其指挥的部队又并非嫡系，因而在撤退过程中极其混乱，导致数万官兵滞留南京城内外并被日军俘虏或杀害，对此，唐生智应负有相当的责任。

事实上，唐生智在一个月前的慷慨发言之时，与会的李宗仁便暗中揣测唐生智乃是“静极思动”，想乘机掌握一部分兵权，这一观点被一部分史学家认同，因为唐生智当时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训练总监”，他此时的主动请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甘寂寞、出于功名心的考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李宗仁还暗讽唐生智“与南京城共存亡”的表态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

唐生智的出道史并不算显赫，但他在北伐后期也曾有过大场面，只可惜机会稍纵即逝，他没有把握住，因此一直引以为憾并试图复出，这本也在情理当中，不必苛责，只是身处乱世，野心很大但本领却又太小，这就未免误国误人又误己了。

唐生智，字孟潇，1889年生人，籍贯湖南东安县，其祖父唐友耕曾跟随湖南巡抚骆秉章进剿太平军并在金沙江畔擒获翼王石达开，最后以军功升至广西提督。也许是因为杀人太多、阴气太重，唐友耕一连娶了十四房姨太太却只有一根独苗，即唐生智的父亲唐承绪。唐生智自幼受祖父指点，先后入湖南武备学堂、湖北第三陆军中学学习军事，民国后又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5年毕业后投入湘军，算得上标准的名门之后、科班出身，前途颇为可观。

唐生智的父亲当时在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手下做实业司长，唐生智也很快在赵恒惕的湘军中混到团长，父子俩都很受赵恒惕的赏识。1920年，原湖南督军谭延闿大战赵恒惕的时候，唐生智被提升为旅长并在此战中大败谭延闿，由此做上了湘军第四师的师长，坐镇湘南。此时的唐生智，年纪不过三十出头，但手里有3万多条枪，俨然已经是个小军阀了。

军阀不论大小，难免都要称王称霸，因而唐生智也很快与领导赵恒惕闹起了不愉快，最后干脆武力逼宫，把在湖南经营了五六年的赵恒惕赶出长沙，自己当上了湖南省长。但是，赵恒惕手下有四个师长，唐生智只是其中的一个，赵恒惕虽然下台了，但其他三位师长叶开鑫、刘铏、贺耀祖却不买唐生智的账，他们在直系首领吴佩孚的支持下，很快又将唐生智赶回了湘南，甚至老地盘都可能不保。在这种情况下，唐生智决定加入北伐军。

最开始的时候，广东革命政府并不相信唐生智真的会投身革命，比如被唐生智打得大败的谭延闿便以一种完全不相信的口气对说服唐生智加入北伐的李宗仁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另一个唐生智的手下败将程潜则说：“你想唐生智那小子能加入革命？他以前倚靠北洋军阀打我们，现在吴佩孚打他，你要我们去救他？”言外之意，似乎对前事耿耿于怀而对唐生智余怒未消。

不过，唐生智当时可能没有想到，他误打误撞的这步棋，其结果却好极了。在张发奎第四军及李宗仁第七军的帮助下，唐生智的第八军很快便击溃叶开鑫等部并占领湖南全境，一时间风光无限，成为革命阵营中冉冉上升的超新星。1926年8月1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长沙检阅第七、第八军，其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这却让唐生智产生了一个大大的幻想。

事情是这样的，受阅部队两万余人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接受总司令的检阅，当时蒋介石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色战马，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等高级将领十余人也骑着马跟随在后，随同检阅。按序列，首先受阅的是第七军，蒋介石骑着马缓缓前进，时而举手答礼，一切正常，但进入第八军的序列后，排头却多了一列军乐队，蒋介石一过来，号兵队长立刻下令奏乐，十多名号兵举号吹奏，只见金光一闪，号声大作，蒋介石的坐骑突然受到这一惊吓，猛然间大嘶一声，前蹄高举，并向前狂奔。

蒋介石平时大概不善骑马，一时间勒缰不住，反被座骑掀下马去，结果手足朝天不算，右脚还套在脚踏蹬里，被马倒拖前行，可谓是危险万状！跟在后面的李宗仁等人见状大惊，但事发仓促，来不及做出反应，好在蒋介石命大福大，他当时穿的马靴很容易松动，被马拖了两丈远后便与马分离，蒋介石匍匐在地，逃过一劫，不然的话，委员长可能就此报销喽。

李宗仁、唐生智等人见蒋介石伏在地上，急忙翻身下马，将惊魂未定的总司令扶起。在数千人的检阅队伍前，当时的情景可谓尴尬，只见蒋介石的军服上满是污泥，帽子掉了，军靴也脱了，白手套上全是泥，情状十分狼狈。不过，蒋介石的后续反应还算镇定，他随后一瘸一拐地带着众将领以步行的方式完成了这次阅兵，才算是应付了过去。

古代大将出征，如果被大风吹折了纛旗，往往被认为是极不吉利甚至是不祥之兆。蒋介石阅兵的时候阵前坠马，这固然很不雅观，但毕竟只是一次意外，但迷信的唐生智却不这么认为，特别是经过“顾和尚”的添油加醋后，他就更加想入非非了。

唐生智的幕中养了一个“顾和尚”，其人能掐会算，据说十分灵验，因而唐生智尊称其为“顾老师”，对他言听计从，十分推崇。“顾和尚”其实是个花和尚，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但他对阴阳谶纬似乎颇为精通，蒋介石坠马一事发生后，他当然不能放弃这个绝好的机会向唐生智进言。

据“顾和尚”所说，蒋介石这次北伐必然是凶多吉少，最重要的是，他将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今后必定被第八军所克；因此，唐军长应当好自为之，珍惜机会，将来蒋介石失败的话，取代他的必然非唐生智莫属。唐生智听后，自然十分兴奋，心里也就暗存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在北伐军一举攻下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后，各军都有所扩展，但其中以唐生智的第八军扩张最厉害，一个军竟扩成了四个军，唐生智部原师长李品仙、叶琪、何健、刘兴都升任为军长，势力一下就膨胀了好几倍，顿成尾大不掉之势。

而在这时，北伐军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的态势，先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接着是“反共清党”，随后又有“宁汉对立”，蒋介石与汪精卫斗得不亦乐乎。本来呢，唐生智的资历在革命阵营中是比较浅的，但当时他手下有四个军并控制了湖南、湖北、安徽三省的地盘，因而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是在蒋介石下野之后，唐生智更是野心膨胀。他一边扶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另一边还勾结北伐的主要对象孙传芳，意图借孙传芳之力消灭“宁方”势力，为自己坐大创造条件。

“龙潭之役”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唐生智一面东进，一面与孙传芳互通声息，目的在谋南京。之前被北伐军打败的孙传芳在得到直鲁联军张宗昌的支持后孤注一掷，率军渡江突袭南京，但在龙潭之战中全军覆没。而在“龙潭之役”之后，在孙传芳部俘虏中也查获了孙、唐勾结的证据，孙传芳的作战命令中就有“友军唐某所部已到达某线”等语。

龙潭战役之后，北伐军决定西征唐生智，解除心腹大患。1927年10月20日，南京讨唐军以李宗仁所率的第七军为主力，沿长江北岸西进；与唐生智素有旧怨的程潜第六军等沿长江南岸西进；朱培德在江西奉命策应，伺机夹击；何应钦所率的第一军则在津浦线防守奉鲁军，掩护西征军；另有冯玉祥的国民第二军沿平汉线南下，威逼武汉。

在各军进逼之下，唐生智所部很快战败，最后不得不通电下野，并潜往日本避难，余部李品仙、廖磊等为李宗仁的桂系收编。据李品仙等人称，唐生智在下野前，为泄己愤，竟将属下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残忍勒毙，说来令人发指。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桂系军队攻入湖北后，唐生智曾调张国威部死守汉口外围，以掩护大军撤退。但张国威见大势已去，死守无益，便劝唐生智迅速撤退为宜，唐生智听后极为恼怒，后召集各军长、师长在其私宅开会，会毕后，各将领纷纷下楼，唐生智忽然叫住张国威：“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张国威听后便留下，等到其他将领走出大门后，唐生智又对张国威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张国威走下楼梯口后，唐生智之弟唐生明带着几名士兵突然蹿出，拿着一根麻绳套住张国威的脖子，张国威大惊，其被按倒在地上后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啊！”李品仙等人刚走出不远，听见张国威的惨叫后急忙回头探视，但张国威此时已经被勒死在地上，其状惨不忍睹，唐生智之心狠手辣可见一斑。

唐生智在失去基本部队后，一度十分沉沦。不过蒋介石后来又与李宗仁的桂系发生矛盾，唐生智乘机复出，并受命去说服投桂的原部属，但因为李品仙、廖磊等人本系广西人，而“蒋桂战争”因为桂系内部倒戈而迅即结束，唐生智这次未能东山再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唐生智重回南京政府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后出任“训练总监”等职，但一直未获实质性兵权。

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的时候身患慢性痢疾，其身体状况并不好，但其抗战决心是有的，正如其在就职后对新闻记者的谈话：“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唐生智在上任之后，便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并销毁大量渡船，以示破釜沉舟之精神，但必须指出的是，唐生智此举也使得大量平民不能及时撤离，以至于日军攻破南京后，很多平民及士兵不能逃往江北或者因争夺渡船而淹死江中。

南京保卫战的时间很短，但有一点应当说明，那就是：唐生智是在蒋介石下令撤退后才向部队下达撤退命令的，但其在撤退过程中指挥不当，安排欠妥甚至是毫无计划，结果造成了不必要的大损失。据称，唐生智在下达撤退命令后，官兵茫然失措，各自逃生，而少数勇敢的部队未接到撤退令，他们以为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向溃退出城的友军扫射，以至于自相残杀，其惨烈如此。

至于唐生智，则在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后乘坐自己保留的汽艇渡江北去，临行前还电话告知之前的部下李品仙为他在浦口准备一辆列车，准备经蚌埠、徐州后转陇海路去武汉。李宗仁在得知唐生智过徐州后，亲自到徐州车站去接唐生智，据他所叙，唐生智“神情沮丧，面色苍白，狼狈之状，和南京开会时判若两人”。

南京之战后，唐生智回到家乡湖南闲居，后来还办起了一所中学，在此期间，他主要研究佛学。解放战争末期，唐生智曾领衔通电拥护湖南和平解放。1970年，唐生智死于直肠癌，时年八十一岁。

正文三九、哀愤之战台儿庄

1937年12月，日军在攻占国府南京后，气焰极为嚣张，其后续作战计划为打通津浦线，将平津到长江以北地区连成一片，而这一中间地带，正是李宗仁将军所负责的第五战区。

面对日军的南北夹击，李宗仁手里可以指挥的部队却少得可怜，其中又大都是一些杂牌部队，“三四等的货色”，如庞炳勋的第三军团，其出身为原西北军，名义上为一个“军团”，实质上只有五个步兵团而已，作战能力十分有限；原属东北军的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及缪澂流第五十七军，装备尚可，但算不上什么劲旅；韩德勤的第八十九军，原是江苏保安队改编，非正规军出身，战斗力薄弱；韩复榘手下的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与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虽说训练及装备还可以，但蒋介石都指挥不动他，何况是李宗仁呢？

唯独可靠的，是广西调来的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下辖三个师），因为这个军是李宗仁在家乡亲自征调成立的，各级干部多为北伐期间的老班底，虽然新招募的士兵训练不足，也无作战经验，但指挥起来终归要强于其他部队。

李宗仁在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指挥部便设在了徐州。从军事上来说，徐州属四战之区，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之前的短短十年间，徐州已经经历过多次重大战争，如1925年奉军南下、1927年北伐军北上及1930年的中原大战（包括后来的淮海战役），徐州都是各方力争的重点，因为控制徐州后，北上可以直逼济南、平津，南下可以直达蚌埠、南京，其战略意义毋庸多言。

日军在攻下南京后，随即以八师之众分别从镇江、芜湖、南京三路北上，光进攻津浦路正面的就有三个师。对此，李宗仁令第三十一军在明光一带进行阻击，日军在遭到顽强抵抗后大为惊异，只好从南京调来野炮、坦克进行支援。但日本援军到后，第三十一军却突然让开津浦路正面，等日军进占蚌埠之后，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前来防守淮河沿岸，而之前撤退的第三十一军转从侧后出击，将津浦路截成数段，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同为桂系军队）也增援到合肥，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双方隔着淮河对峙，陷入了胶着状态。

但在津浦路的北段，情况就不容乐观了。山东军队与日军甫一交战，便损失了三个团，韩复榘在自知不敌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而下令将手下两个军撤入鲁西北，致使津浦路北面门户洞开，日军在攻下济南后迅速南下泰安、济宁、兖州，离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徐州已经不足200公里。

韩复榘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随后召集军事会议，散会后，正当众人纷纷离去之时，刘峙突然起立大呼道：“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韩复榘闻言留下，离去的众人遂议论纷纷，齐说：“韩复榘糟了，韩复榘糟了！”据李宗仁所说，散会的时候他走在最后，“只见会场内留有委员长的便衣卫士四五人。刘峙便指着卫士对韩复榘说‘韩总司令，你可以跟他们去’，韩氏脸上顿时发青，低着头，蹒跚地随卫士去了”。韩复榘最后未经军法审判便告枪决，死得很不光彩，但也令军中为之一震，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杀了韩复榘，战争仍在继续。当时沿津浦路正面南下攻打徐州的是日军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另外还有从青岛、潍坊方向西进的第五师团（由当年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率领）。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与土肥原贤二当时被称为日本的三大“中国通”，这三人，与后来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以及荒木贞夫、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等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与中国留日士官生第三期蔡锷、蒋百里、许崇智、曲同丰等人共同上课、同期毕业）。

矶谷师团与板垣师团都是日军中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其兵力和火力也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从编制上来看，日本的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可分别对应中国的师、旅、团、营、连、排，但当时中国一个基准师的兵力大约为一万人左右，而日军一个常设师团的兵力超过两万人；从火力上看，日军在轻重机枪、榴野山炮等武器配置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而日军拥有的飞机坦克及机械化程度也都是中国军队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就战斗力而言，一个日本甲种师团可能比中国军队一个王牌军还要强大。

日军的作战计划是，矶谷师团由北向南，板垣师团由东向西，与北上的日军彼此呼应，最后合围徐州，一举消灭该战区的中国军队。1938年3月12日，坂垣师团猛攻徐州东北方向两百里的临沂，当时防守的部队是只有五个团兵力的庞炳勋军团。庞炳勋从戎多年，当时已经50多岁，他在之前的内战中曾腿部受伤，脚有点拐，人送绰号“庞拐子”，但其属下的子弟兵却极为团结，因为庞炳勋本人一向廉洁爱兵，能与士卒共甘苦，因此庞炳勋在之前的战争中虽然数经败阵，但队伍仍旧得以不散。

论年纪和资历，李宗仁恐怕还比不过庞炳勋，但李宗仁善于察言观色，知人善用，他对这位老前辈也是优礼相待，并推心置腹地说，我们这些人，打了二十多年的内战，现在仔细回想那种生活，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不足耻，胜不足武，所幸现在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可以为国家、为民族而战死沙场，能够真正地死得其所，如此，才不愧做一军人，以终其生。

庞炳勋一向以保存实力而闻名，他听了当即表示为了抗日，“绝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李宗仁问起他们有什么困难时，庞炳勋叹了口气，说中央要将他们的特务团裁去，五个团归并为四个团，但他们的部队兵额都是足额的，不能归并就只有遣散，那弟兄们怎么办呢？可要是不归并的话，中央就要停发整个部队的粮饷，这可如何是好？李宗仁听后当即表示要为他们解决此事，最后庞炳勋军团得以保留原建制；与此同时，李宗仁又令兵站总监尽量补充庞炳勋军团武器弹药，令全军上下士卒欢腾，隐然已成一支劲旅。

日军进攻临沂后，庞炳勋果然没有保存实力而是与敌力拼，号称精锐的板垣师团竟然在数日间不能得逞，一时中外哄传，赢得了各方的交口称赞。板垣征四郎被挫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杂牌部队”，脸上很挂不住，随即加强攻势，庞炳勋军团这时伤亡过大，有点吃不住了。

好在这时一支新部队开到了第五战区，这就是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张自忠也是西北军出身，但他不太愿意去援救庞炳勋，因为他俩在之前的内战中有过私怨，张自忠曾遭遇庞军的袭击，险些丢了性命。在李宗仁的劝说下，张自忠最后服从了命令，迅即开往临沂前线。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下野后，西北军四分五裂，韩复榘、石友三等人在山东等地独立门户，另一些较为忠诚的部队如孙连仲、张自忠等部则在宋哲元的整理下，分驻在华北、西北等地。在日军策划“华北特殊化”时期，张自忠被宋哲元任命为北平市长，很长一段时间为人所误解，其忍辱负重被民众目为“汉奸”，特别是“七七事变”北平失陷后，张自忠被指责为“擅离职守、不事抵抗”，其本人来京请罪，而有舆论竟要求对其进行军法会审。

李宗仁在得知情况后，他亲自把张自忠请来，劝他不要灰心，将来要将功赎罪，并表示愿意向蒋介石进言，让他重新回去仍带他的五十九军（当时有人想瓜分张自忠的部队）。张自忠听后极为感动，表示中央能够宽恕他的罪过的话，他必将戴罪图功。在李宗仁的努力下，蒋介石同意将张自忠放回去。

张自忠在返回之前，特意到李宗仁处致谢，他至为激动地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后来张自忠为国捐躯，恐怕也是出于自洗清白的“孤愤”之举。）

正因为有这段机缘，张自忠在李宗仁“捐弃前嫌”的劝导下，二话没说就以急行军的速度开赴临沂前线。张自忠的部队装备较好，士气也很旺盛，每一士兵还按西北军的老传统配有一把大刀。在接敌之后，张自忠的先头部队出其不意地突入敌阵，并使用大刀、手榴弹与之短兵相接，直杀得日军落花流水，惊呼：“冯玉祥的大刀队来了！”

由此，张自忠不但解救了庞炳勋军团，而且打了一个不小的胜仗，迫使日军撤去临沂之围，前往台儿庄会师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此战之后，张自忠与庞炳勋重归于好并成为莫逆之交，也是抗战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临沂大战的同时，日军矶谷师团也从兖州南下，在攻克邹县后直扑滕县，此地离徐州只有百里之遥。这时，川军邓锡侯部沿陇海路赶到徐州增援，李宗仁急调其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的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及第一二四师（师长税梯青）前去堵截，因日军已占领邹县，川军二师便分别在滕县城内外布防，王铭章率一二二师驻防滕县城内，一二四师则在城外策应。

矶谷师团是日军中高度机械化的重炮部队，其攻打滕县的火炮力量更为强大，计有一个野炮兵联队、一个野战重炮兵联队、一个榴弹炮大队及两个山炮中队，另有一个机关枪大队及两个轻型装甲车中队，而川军一二二师和一二四师的兵力不足7000人。在日军的重炮轰击与坦克冲锋下，王铭章率全师官兵与强敌血战三昼夜，王师长身中七弹，属下2000多人壮烈殉国。3月17日，滕县失守。滕县之战，也是台儿庄战役中最壮烈的一幕。

七十二年后，滕县之战中的唯一在世者、89岁的老兵叶光文，凝望着成都“川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雕像说，“当年我们出川抗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这样踩着战友的尸体，抱着必死的决心向前冲锋……”纪念碑上矗立着一尊无名战士的雕塑，他脚踏一双破烂的草鞋，身上穿着一身破旧的军衣，肩上背着一杆老旧的步枪，戴着斗笠，插着大刀。这就是当年川军的形象。

从民国建立以来，四川就不曾安静过，各路军阀你争我夺，战火不断，四川几乎就是中国连绵内战的一个缩影。这一次，川军激于民族大义，奋然请缨出战，但川军因为地处偏僻，加上多年内战的缘故，其装备极其窳劣，士兵使用的步枪老旧不堪，有些膛线都已磨平，有的干脆就是土作坊制作的。

更郁闷的是，这些川军因为仓促出师，远道跋涉的途中又无粮草补给，因而难免发生一些强买强卖的纠纷。在开赴太原战场后，川军尚未上阵便在溃败的大军裹挟之下狼狈后退，兵荒马乱之中更无物资供应，于是川军遇到晋军的军械库便自行补给，惹得主人阎锡山大为震怒，电告统帅部称“川军是一群‘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蒋介石接电后将他们调到第一战区，谁知司令长官程潜一口回绝：“阎老西不要的东西，你们要送给我？我不要这种烂部队！”

此时正值南京失陷，蒋介石正在气头上，他大怒道：“没人要就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四川称王称霸去吧！”好在这时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一边为之缓颊：“他们都不要，不如问问第五战区李长官，看他们那边怎么样？”

李宗仁接到白崇禧的电话后，说：“好得很，我们这里正缺人，你把他们调到徐州来！”白崇禧说“这些部队作战力可能要差一点”，李宗仁说：“诸葛亮扎草人为疑兵，他们总比草人好吧？”

于是川军便被调到了第五战区，而对于其中的原委，川军将领也大多知晓，但凡有点爱国心和自尊心的，都无不为此感到羞愧。是啊，天下之大，竟无处容身；有心杀敌，岂料报国无门！可这又能怪谁呢？！

李宗仁在见到邓锡侯总司令及孙震军长后，安慰他们说：“咱们在中国内战中打了二十余年，回想起来太无意义。如今总算有一个机会让我们各省军人停止内战，大家共同杀敌报国。希望大家都把以往忘却，从今之后大家一致和敌人拼命。”由于川军的装备实在太差，李宗仁又立刻从第五战区的库存中拨给一些新枪、迫击炮和大量弹药，川军上下，无不感奋，在滕县之战中，川军将士奋勇杀敌，死而无憾，书写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彩、最光荣的一页。

滕县的牺牲决不是无谓的，因为它为其他部队增援台儿庄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北上日军被困淮河、板垣师团受阻临沂后，矶谷师团仍旧十分嚣张，其在攻占滕县后继续南下，试图与板垣师团会师台儿庄，最后总攻徐州，大有“先入关者为王”的气焰。

但是，正因为这种骄横的心态，为日军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滕县失守后，第五战区也有两支劲旅被调到，一是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该军团系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之师，下辖两个军（关麟征第五十二军和王仲廉第八十一军），下属五个师（郑洞国第二师、张耀明第二十五师、陈大庆第四师、张雪中第八十九师、张轸第一一○师），这个军团的装备很好，步兵均配备捷克式步枪，重机枪、大炮等重武器也很齐全，还有一德制重炮营，实力不容小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汤恩伯系黄埔军校毕业后保送日本士官学校并于次年（1926年）毕业。

另一支劲旅是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这支部队原系冯玉祥西北军的队伍，虽然实力比不过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但至少也可以被列入“第二等”。第二集团军名义上有两军（田镇南第三十军、冯安邦第四十二军），但因为之前刚参加山西会战，当时可参战的部队实际上只有三师（黄樵松第二十七师、张金照第三十师、池峰城第三十一师）。

正因为日军的骄横，李宗仁决心要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在他的计划中，善于防守的孙连仲部被派往台儿庄，将日军主力诱至该处并予以打击后，再乘日军疲惫之时，由汤恩伯所部及其他外围军队出击包围，实施歼灭。后来战局的发展，虽如他的所料，但其中的艰难与牺牲，取胜的时机间不容发，实在来之不易。

台儿庄是徐州东北方向六十里的战略要地，其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路，西临大运河，正好位于津浦路台枣（庄）支线和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上，当矶谷师团攻下滕县后，计划与绕道台潍公路的板垣师团在此会师，最后合攻徐州。因此，台儿庄也成为保卫徐州的最后一个门户。

在得知中国军队布防台儿庄后，矶谷师团沿津浦路突入枣庄，随后又沿着临枣支线占领峄县，据当地游击队员的报告：“矶谷师团约三四万人，配有山炮、野炮、重炮不下百余门，上有飞机掩护，下有坦克、装甲车七八十辆开路，并有骑兵部队担任两翼搜索，杀气腾腾，直奔台儿庄方向前进。”

此时，孙连仲所部的池峰城第三十一师已于3月21日渡过运河，布防台儿庄，其他部队则布置外围，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让开津浦路正面，撤入临近的姑婆山区隐蔽，待机而动。3月23日，矶谷师团的濑谷支队已开至台儿庄外，以超过一个旅团的兵力展开进攻，炮声几乎传到了六十里外的徐州（据李宗仁所叙）。

日军自以为有强大的炮火支援，可以摧毁前进道路上的任何阻碍，但在台儿庄却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石壁，因为台儿庄一带盛产石块，房屋大都是叠石而造，因而每一栋房屋都是一个坚固的堡垒，尽管日军以炮火强轰、以坦克开道，但进展远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池峰城所部官兵则发挥了大无畏的精神，他们没有强大的炮火掩护、没有坦克车，更没有空中支援，只能身绑手榴弹群，用自己的生命去摧毁敌人的装甲战车，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以血肉之躯同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小小的台儿庄寨内，一方依恃强大的炮火和精良的装备，一方凭借顽强的精神和坚固的壁垒，并辅以夜袭、反冲锋等激烈战法，双方在此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战况极为惨烈。

日军矶谷师团步兵第十联队的《战斗详报》中说，“敌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战气慨，无愧于蒋介石的极大信任，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兵顽强抵抗直至最后。此敌于如此狭窄的散兵壕中，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尸山血河，非特日军所独有。”这里说的，是黄樵松第二十七师于4月2日在台儿庄外围的战斗。

当时任第三十师八十八旅一七六团三营营长的德厚老人后来提起这场惨烈的战斗时说，“敢死队中，我们一个营的八个人，五个人被炸死了。人头落到我怀里，肠子挂到帽子上。嘴里、脸上、手上都是鲜血。就是这样，我们把人头一放，抱着机枪再跟敌人打。日本人并不是多么顽强，只要我们不怕敌人，那敌人就怕我们。”

在经过数昼夜的血战后，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伤亡过大，城内的池峰城所部已经伤亡殆尽，台儿庄也已被日军攻占了三分之二，形势十分危急。这时，第三十师的一个团全部投入城内，第三十军军长田镇南、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也分赴左右两翼督战。而此时，从临沂方向增援的板垣师团坂本支队在多重阻击下也已经开到台儿庄，并决心一举拿下。

在最紧要的关头，池峰城请示孙连仲，能否转移阵地，暂时退到运河南岸，孙连仲接电后，向李宗仁直接通电话：“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我军伤亡大，日军的消耗也不小，李宗仁此时已经向汤恩伯所部下达攻击命令，并预计次日中午即可达到台儿庄北部，因而严厉地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听后，只好说：“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这时，据守台儿庄最后一角的池峰城师长再次来电请求撤退，孙连仲咆哮道：“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老子就来填！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非但要死守，孙连仲还按照李宗仁的指示，要求池峰城组织敢死队利用夜晚对日军发动夜袭。日军万万没有想到，已接近绝境的中国守军竟然还能发起进攻，而他们自己也已经精疲力竭，因而台儿庄反在当夜被夺回四分之三。

最终的胜利，往往取决于最后五分钟的坚持。当晚午夜时分，李宗仁亲率司令部前往台儿庄，指挥最后的总攻。黎明后，台儿庄北部炮声渐浓，汤恩伯兵团已经赶到并对疲累的日军展开包围。在此情况下，日军撤退不及，陷入了重重包围，聚歼的时机已到！

4月6日，在李宗仁的命令下，台儿庄及外围的守军全线出击，向敌人发起反攻。光荣的时刻到来了，战场上杀声震天，而日军此时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也使用殆尽，最后不得不依靠残存的装甲车强行突围，在遭到极其严重的打击后，残部退到了北部峄县，苟延残喘。至4月7日凌晨，台儿庄会战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从外围临沂保卫战、滕县之战算起，台儿庄战役总共打了将近一个月。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队投入兵力二十多个师约12万人，基本摧毁了矶谷、板垣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据中国方面的战报，此役歼灭日军一万余人，俘虏700余人，缴获步枪一万多支，轻重机枪930挺，步兵炮77门，战车40辆，重炮50门。这是中国抗战以来的最大一次胜仗，也是甲午战争后中日交战的第一次大胜仗。日军挟南京之战的余威，骄横异常，没想到在台儿庄却被大多数为杂牌军的中国军队打了个人仰马翻（据1938年6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编制的资料，第五师团与第十师团的伤亡数为：第五师团战死1281人，负伤5478人；第十师团战死1088人，负伤4137人，两师团的总伤亡数在1.2万左右，其损失不可谓不大）。

“二十七师血战功，奋勇歼敌运河东。袭击敌侧背，攻占前后棚。微山湖畔麦青青，台儿庄上血腥腥。击溃坂垣柳家湖，击毙大坂燕子景。运河百折东南流，台儿庄十日建奇功。粉碎敌迷梦，洗尽民族羞。完成先烈未尽志，誓将大捷报国仇。恢复旧神州，豪气壮千秋！”一寸河山一寸血，胜利之余，这首豪迈的《台儿庄战役胜利歌》更是令人荡气回肠。

《老子》第六十九章中说：“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哀”者，“沉痛”也，“悲愤”也，所谓“哀者必相惜，而不趋利避害，故必胜”，因而受压而悲愤的一方，定能克敌制胜。南京之役，日军屠杀我数十万军民，此等血海深仇，凡我中华男儿，无不义愤填膺，誓除强敌，即便是那些常年内战的队伍，也都激于大义，奋勇出击，想和日军一拼，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杂牌军才在战场中成为了劲旅。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4月初的台儿庄依旧春光明媚，但硝烟散去的战场上，沿途村庄人烟一空，越是接近台儿庄，看到的景象就越为惨烈。据目击者的描述：“各村房屋几乎全被摧毁，有的余烬尚未熄灭，军民尸体遍地可见。山野炮、迫击炮、重轻机枪及炮弹箱、弹药箱、手榴弹箱所在皆是。这时正是麦黄时期，顺着麦垄望去，只要有一个尸体，就有一枝步枪一挂子弹，有的麦田被机枪扫射后只剩半尺来高的麦秆儿。台儿庄车站房屋皆毁，断壁上弹痕累累。进入台儿庄北门，一片瓦砾，这是敌我往返争夺，巷战激烈的地点。街道上手榴弹碎片有三四寸厚。敌我两军逐屋相争，每座墙上都有两军对峙的射击孔。有的射击孔伸出一支步枪筒，用手往外拉枪，竟然呼的一声射出一粒子弹，原来死者的食指仍扣着扳机，往外拉枪用劲，所以击发了。几乎每屋都有阵亡士兵……”

他们并没有白死，历史永远记下了这些英勇的爱国者和真正的战士。

正文四○、一将成名李宗仁

台儿庄大捷后，主将李宗仁的威名传于四海，无人不识、无人不晓，但要细说起来，李宗仁其实是少年得志，早在抗战前，他已经是名扬海内的国中名将了。

李宗仁，字德邻，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于广西临桂县，比蒋介石小4岁，比白崇禧大两岁，与胡适同年。德公的家乡，是桂林府的首县，据他自己所说，风景其实比阳朔、桂林都要好（通常都是“阳朔山水甲桂林”的说法嘛），只可惜地非要津，游人罕至，所以名声远不如前两者。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广西人给人的印象是能征善战，如太平军中的“老长毛”，他们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又北伐到天津静海县，差点就拱翻了清廷，那些人可都是极剽悍的角色。不过，德公却不喜欢别人提“长毛”之事，因为他的老家两江圩民风淳朴、文风盛行，正如广西谚语说的“广西考桂林，桂林考两江”，科举才是正途出身，造反并非其所长。

据德公自述，其小时实无大志，一日他与二哥去田里拔黄豆，两人谈起今后的职业问题，二哥说希望以后做个米贩子，因为米贩子买了乡民的谷子碾成米可以到集市上卖，谷糠又可以喂猪，因为常年有猪肉吃，所以这个理想很实惠；德公说今后想做个“养鸭的”，因为养鸭人都是在农忙之后赶着鸭子去收割完的田里吃掉下的谷子，赶上几百只鸭子，不需要很大的成本，届时鸭生蛋，蛋生鸭，前途无量，十分可羡。由此可见，兄弟俩当时考虑的都是温饱问题，什么救国救民，那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但话说回来，小时无大志，长大往往成大事；小时蓄大志，长大后往往一事无成，原因无他，挫折感太强的缘故。

德公的父亲秀才出身，平日里半耕半读，另外还需授馆维持家庭生计。在十六岁以前，德公也断断续续地接受了十余年的传统教育，直到1907年，德公报考广西陆军小学，他的人生道路从此开始转折。

说到投考陆小，德公其实考了两次，第一次报考时，报名者有1000余人，而录取名额为一百三四十。发榜后，正榜130名，德公榜上无名，但在备选10名中，名列首位（也就是第131名），因此录取无虞。去报到的那天，德公预备了一套干净的衣衫和鞋袜，等走到城外数里的地方才换上；入城后，又临时雇了一个挑夫帮忙挑行李，等在伙铺安顿好后才去报到，不料事出意外，校方拒绝了德公的报到，理由是超过了报到时间十分钟。

当时陆小的负责人系留日士官生，执法如山，毫无通融，德公因十分钟之差，失去了这次入学的机会。正当德公垂头丧气地离去之时，校方教官把他叫住并希望他下期再考，因为在这次的体格检查中，德公的体质被列为甲等，这在应考者当中是不多见的。

在此鼓励之下，德公认真读了一年书，之后再次投考。这次的录取名额照旧，但应考者已经达到3000余人，德公倒是被顺利地录为正取，由此进入了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据德公的回忆，那时的“陆小”是很牛的，新校舍、新楼房、大操场，教官们多半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们穿着“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至于总办蔡锷将军，那更是让这班小学员视为“神人”了。

德公在读期间，学科并不优秀，但术科即枪械训练、器械体操、劈刺等成绩拔尖，原因是他的身体非常强壮，锻炼有勤，因而得了个诨名叫“李猛仔”。“李猛仔”在与人劈刺的时候，动作敏捷勇猛，一出手就取攻势，同学中罕有对手。

当时陆小学员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饮食上，一日三餐，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汤，三荤一素，全部公费；服装上，制服全是呢料子，还有一套哔叽的，冬季发呢大衣；每人每学期发两双皮鞋；助学金方面，一年级新生每月领八钱银子，二年级生每月一两，三年级生一两二钱，成绩优秀者可增发两钱至四钱。对小学员来说，一年下来这可是一笔巨款，因为那时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四五百文，而桂林的物价极低，一碗叉烧面不过十文钱，一个月可以买到150碗的叉烧面，这比当米贩子、放鸭子可是强多了。

1911年武昌楼上一声炮响，清廷被推翻，德公也结束了他在陆小三年的学习。在广西革命后，省府桂林局势颇为复杂，主要是新军与旧巡防营之间有矛盾，在革命党开胜利庆祝大会时，旧巡防营却意图抢劫藩库和银号，一时间城内大乱，陆军小学也被卷入其中。由于旧军叛乱，自视为新军一边的“陆小”也受到威胁，校内同学在商议后，决定趁夜开往新军混成协的驻地，以共同行动。当讨论如何前进时，有同学大呼：“请调李猛仔当前卫搜索组组长！”德公也就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

在巡防营的叛乱被镇压下去后，广西新军组织了一支北伐队，陆军小学也组成了一支百余人的学生敢死队随同前往，可借的是，这次革命行动名额有限，德公再次误过了报名时间，由此与革命失之交臂。不过，这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要知道，这批学生队在混乱的民国初年，存者几人，又有几人成名，这都是未知之数。

“陆小”毕业后，德公转入速成学堂学习两年，之后被选任为将校研究所准尉见习官。当时的将校研究所，名义上是将校之所，但实际上收容的都是一些军中老家伙，且多为绿林出身后被招安的好汉，他们哪里懂什么现代军事学知识，将他们召入将校所“研究研究”，也不过是收收他们的野性。上班后不久，德公便升为少尉排长，月薪320元，俨然跻身于桂林的高收入群体了。

在将校研究所里，德公有过一次骑“马头”的惊险经历。所谓“马头”，实际上就是群马的领袖。内地军队的后勤部门从蒙古草原上采购成百上千匹马的时候，总归有两三匹“马头”随行。“马头”一般是高大雄壮、体格强健的骏马，这种马力量惊人，力可敌虎，而且天生就具有管理马群的智慧。当时将校研究所就有这样一匹“马头”，除了饲养兵外，无人可以接近它。

德公出于好奇与自信，便想试着骑它一下。饲养兵面有难色，说：“长官，马头是骑不得的！”但德公一再要求，饲养兵也知道他的马术超人一等，于是答应让他一试。当马鞍扎好后，德公先隐蔽在走廊边的大柱子后，居高临下，等“马头”过来时，德公纵身上马，骑个正着。正当德公以为这匹烈马要咆哮跳跃之时，“马头”却若无其事地向前走了数十米，之后“突然把头和身子一摆一窜，势如疾风暴雨，那三个牵着它的饲养兵，未及叫喊便被摔倒在地，它再纵身一跳，三个人便被拖成一团，全都撒了手”。

在“马头”的疯狂跳跃之下，德公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但也勒它不住。最后，“马头”猛地一跳，跃上走廊，所幸它前足踏翻了走廊边缘一块石块导致失去重心而倒下。在间不容发之际，德公将右腿提上马背，随同倒下并被摔在一边。而“马头”此时重新跃起并冲向一小门，“门狭马大，用力过猛，竟将新的皮马鞍撞毁脱落”，随后它重新逃回马房里去了。

这次德公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如果不是“马头”摔倒的话，“恐怕一定在门上给撞死了，要是没能及时提腿的话，也可能被马压死或者被甩在墙根上摔死”。后来，那匹“马头”在将校研究所停办移交时不知去向，德公还在回忆录中恨恨地说：“当时桂林人嗜食马肉，马肉米粉为一道著名小食，这马头可能已入马肉米粉铺，也未可知！”

将校研究所停办后，因新军余额有限，德公等一批新军官竟无从安排，当其他同学都在城内等候差遣时，德公干脆于1914年回了老家，务农去了。不过，因为广西当时办了很多新学校，其中最缺的就是军事及体育教员，因而德公很快被人推荐，去两所学校担任了军训及体操教员，一个月收入达到72元，反比将校研究所的薪俸高，这段时期的生活过得还是很惬意的。

袁世凯宣布帝制后，蔡锷等在云南高举护国义旗，运动波及广西，德公平静的生活也被打断了。德公的一位朋友冼伯平，当时在滇军第三师任营长，他邀请德公去他那里任连长，德公考虑再三，觉得自己毕竟是职业军人，因而辞去两个学校的高薪职业，加入护国军讨袁。

巧的是，当德公前往梧州报道之时，正好路过滇军第四师的招待所，而他的陆小同学朱良祺、梁伯山、谢绍安也正在招人，四人相遇，惊喜交加，而朱良祺此时已担任营长，梁伯山为营附，谢绍安为连长，于是三人决意留德公在自己的队伍中，并立即招呼勤务兵将德公的行李搬到了第四师招待所。德公无奈之下，只好写信给冼伯平，致以歉意。

不过，连长的申请报上去后没有被批准，只准以中尉排长任用，于是德公便在第四师“炒排骨”了（谐音，排长叫“炒排骨”，连长叫“吃莲子羹”）。后来冼伯平遇到德公，责备他为何爽约，原来他并没有收到那封信。当他听说德公在第四师只做了排长之后，大为不平，后来在营长们的一次聚餐上，为此事与朱良祺争吵了起来，两人差点就拔枪相向。这事在军中传开后，德公也十分尴尬，为了避免朋友们反目，只好主动请辞，不“炒排骨”了。几个月后，德公又在师兄李其昭的举荐下，去他的连队重炒“排骨”（还是排长），当时隶属于护国军第六军林虎所部。由此，德公也正式开始了他的军队生涯。

德公在护国战争中一枪未发，帝制魁首袁世凯已经暴毙身亡，不过内战的机会还多得很，既然是军队，就难免有作战的机会。德公参加的首次战役是讨伐广东督军龙济广所部。据德公所叙，首次上战场时，“内心忐忑，神经紧张，脚步轻浮，呼吸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我深信我的爱国热忱与人无殊，而视死如归、不避艰险的胆量，尤不在他人之下，何以一听到枪炮声，情绪就如此紧张，连自己也莫名其妙”。这段描述，虽不似“李猛仔”的风格，却真是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德公第一战便英勇负伤，在率队冲锋之时，他突觉头壳猛地一震，右腮上立即血如泉涌，满嘴都是碎牙。德公把碎牙吐出，用手一摸，原来子弹是从右颊射入上腭骨，但奇怪的是，左脸并无伤痕，德公在退下来之后，正好上一个军医，他稍作检查后说：“恭喜！恭喜！子弹并没有留在你的头部，它已从左鼻孔出去了。”原来如此！

不过，这次受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德公的左脸时而发炎，但情况都不是太严重，肿胀几天便会消下去。但在抗战中期，德公有一次左脸肿得厉害，以至于左眼暂时失明，后经检查，原来是这次受伤时，一些微小的碎骨进入上腭，以至于时时发炎，后来经过一美国医生施行手术，方将碎骨取出，此时碎骨已经发黑矣。此后，肿痛也就霍然而愈。

此战后，连长李其昭因临阵退缩而被撤下，改由德公担任连长一职，随后继续参加护法战争并进入湖南作战。在安化县绿田圩战斗中，德公再次死里逃生，他在率领士兵冲锋时，身中四弹，其中一弹射入大腿，另三弹射穿裤子。这一次，德公没有遇到军医，而是遇到一个草药郎中，郎中检查后说：“恭喜恭喜！腿骨未折断，子弹从骨膜左侧穿过，敷药后十天便可行走。”德公开始不信，后来一敷草药，疼痛神奇地消失了……原来这位也是高人，是附近一带专治跌打损伤的权威。

湖南一战后，因吴佩孚与南军讲和，护法军撤回广东，德公也被提升为营长。1920年8月，正当北方的直皖战争结束不久，南方也爆发了粤桂战争，德公所在的桂系军队被广东粤军击退，在仓皇撤到一个叫莲塘口的地方时，被敌军卡住了脖子，因为这个关隘是四会到肇庆的必经之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时又大雨连绵，几万大军被困在狭窄的泥道上，加上后有追兵，形势十分危急。

德公在观察了阵前形势后主动请缨，带领本营官兵正面冲击隘口，为大军打开通道。但这个进攻是十分冒险的，因为敌军在近两三百米的隘口修筑了工事，可以交叉射击，一旦不能一举拿下，必然遭到全歼。好在“用兵在奇、打仗靠勇”，德公亲率士兵一鼓作气，竟把敌军打退，夺了隘口，为大军解了围。当然，在这次冲锋中，全营官兵伤亡超过三分之一，而德公“英勇善战”之名，也开始闻名两粤。

在撤回广西后，德公升为边防军帮统，但不到一年（1921年6月），粤军陈炯明兵分三路杀入广西，陆荣廷的桂系在此役中大败特败，德公只好率所部千余人跑进玉林一带的六万大山中打起了游击。好在同道者颇多，后来又有桂系的其他部众前来投奔，德公的队伍扩充到2000余人，倒也枪械整齐，初具规模。

又不到一年后（1922年4月），也就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前夕，正当孙中山大张旗鼓地要进行北伐之时，陈炯明突然在后方异动，粤军撤回广东，广西遂成无政府状态，各路枭雄拔地而起，割据一方，德公也成为当时一个不大不小的势力。而在这时，原同为护国军的黄绍竑所部前来合流，两军合并为广西自治军，由此拉开了统一广西的序幕。

黄绍竑所部，原属广西护国军的马济部，而德公为广西护国军的林虎部，林、马二公在粤桂战争中先后去职，余部由德公与黄绍竑整理发展，这一次会合，倒组成了“新桂系”（陆荣廷势力为“老桂系”）的三驾马车，即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当时为黄绍竑的参谋长）。在三人合力下，其所部军队先后扫荡了原陆荣廷的老桂系势力及新军阀沈鸿英，并击退了滇系军阀唐继尧对广西的觊觎，最后于1925年统一广西。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年轻人，原来都是广西陆军小学的前后期同学，其三人的精诚合作，不仅开创了广西的新局面，而且维持了桂系力量达二十余年，这种团结与稳定，在民国史上是不多见的，而他们当时也不过三十出头。德公当年在蔡锷将军面前自愧弗如，其实他开创的事业并不亚于蔡将军呢。

正文四一、磨难与成长：蒋经国旅苏十二年

1925年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在黄浦江骚动不安的霓虹灯影下，一艘毫不起眼的小货轮悄没声息地开出了上海港。在这艘狭小拥挤的船上，有100多名中国年轻人，他们忍受着船舱中龌龊难闻的猪屎尿躁味和初次出海所引发的晕船反应，一些人默默地席地而坐，另一些人却兴奋地传看着几本小册子并热烈交谈着，借着昏暗的灯光，照见了小册子的封面：《共产党宣言》、布哈林《共产主义ABC》……

这是一艘开往海参崴的货轮，但海参崴并不是这些年轻人的目的地，他们要去的地方是红色圣地——苏联莫斯科。由于这艘货轮之前载运过猪牛羊等牲口，船舱里浓重的臭味令人闻之欲呕，在等待起航的几个小时里，其中的一个少年便几度起身，想逃离这里回家去，他就是当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这一年，他十五岁。

蒋经国于1910年4月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他既是蒋介石的长子，也是蒋介石的唯一亲生子（蒋纬国系养子，其父传为戴季陶）。对于这个儿子，蒋介石是十分严格甚至严厉的，陈洁如曾在回忆录中说，她初次见到蒋经国的时候，这个十一岁的小男孩经常被父亲高亢的吼叫声吓得全身颤栗；陈洁如问他话时，也只知道羞赧地摇头。在父亲走后，陈洁如让这个小朋友坐在椅子上，发现他全身仍旧在抖个不停。

但是，蒋介石对次子纬国却十分厚爱，他经常抱起纬国，一边逗他玩，一边要他喊陈洁如“姆妈”。厚此而薄彼，或许是因为蒋经国比蒋纬国大六岁，或许是因为蒋纬国从小长得乖巧又体弱，或许应了蒋介石对两个儿子的评价……“经国可教，纬国可爱”……或许仅仅是蒋经国作为长子，蒋介石对他抱以了极高的期望。

在祖母王采玉去世后，十一岁的蒋经国离开溪口来到上海，在陈洁如的照顾下，他不久考入万竹小学，后来又进入上海浦东中学学习。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由此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十五岁的蒋经国也愤而加入并被选为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后来因被捕而遭到校方开除。数日后，蒋介石把他送到北平并让他进入党国元老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但在北平期间，蒋经国再次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这一次，蒋介石干脆把他送到苏联去了。

1925年秋，苏共决定在莫斯科成立一所学院以帮助国共两党培养革命人才，这就是后来的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苏方代表鲍罗廷的指导下，中方考试委员会选拔了首批280名学员前往苏联学习。出于中国国情的考虑，鲍罗廷又从国民党要人的适龄子弟中特别推荐了20名学生，其中除了蒋经国之外，还有邵力子的公子邵志刚、叶楚伧之子叶楠、于右任之女于秀芝、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

苏联货船在上海等候出港时，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年少的蒋经国差一点就动了逃回家的念头，但他转身看见这么多同伴都留在船舱铺位上，又不禁自问：既然他们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如果中途开小差，将来别人会怎么说？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蒋经国终于说服自己并继续留在船上，由此也开始了他的苏联之旅。他当时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去就是十二年，成为当时所有去苏学员中在苏联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

到海参崴后，学员们改乘普通火车前往莫斯科，在经过漫长的铁轨旅途后，这批人终于在11月底到达了红色圣地莫斯科并入读中山大学。当时的中山大学是一座庞大宏伟的四层楼房，就在毗邻莫斯科红场的沃尔洪卡街十六号。这座建筑原本是某俄国贵族的府邸，十月革命后改成了一所中学，后来又改为一所农业大学，如今则被改成了中山大学的校舍。

中山大学的学制一般为两年，蒋经国在入学后与另外21名同学编为一班，其中蒋经国和冯玉祥的长女冯弗能（在1926年初冯玉祥访问苏联后留下学习）是年龄最小的，两人当时都只有15岁。据目前苏联解密档案中的几封书信来看，这两人最初还出现过一段纯真的初恋，只不过因为冯弗能不爱学习、不图上进，后来两人无果而终。

在中山大学开学后，从国内及在欧洲留学而转到这里学习的学员一度达到600多人，其中就包括了后来的一些著名人物，如邓小平、左权、王明、乌兰夫、赵一曼、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杨尚昆、伍修权等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大学又成立了一个特别班（又被戏称为“老头子班”，因为学员都是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其中就包括了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杨之华、杨子烈、夏曦、施静宜等人。

校方为了方便管理，他们给中国学生都取了俄文名字，其中蒋经国被称为“尼古拉同志”，王明则是“古路比夫同志”，诸如此类。在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蒋经国的表现很上进，他在抵达苏联几个星期之后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段时间里，蒋经国苦修俄文，还经常在学员自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对大众进行过演讲。

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后，蒋经国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大挑战：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并对共产党人实行搜捕和屠杀，革命形势瞬间逆转，风云为之变色。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中山大学的学员们立刻召开会议展开大批判，年轻的“尼古拉同志”当时或许真的很进步，他在讲台上公开谴责自己的父亲是“叛徒”和“杀人凶手”，说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而成了反革命分子”，甚至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的口号。

不久，苏联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发表了“尼古拉同志”给父亲的公开信：“今天，我要重复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多年后，“尼古拉同志”再次回到自己的国家并变回“蒋经国”时，他宣称自己当年说的话都是迫于环境的压力，其实这种“事后翻供”的自我辩护大可不必。以其当时仅17岁的年龄，加上处于中山大学这样的革命环境，蒋经国在“四一二”政变后与“反革命头子”的父亲划清界限甚至大义灭亲，这一点都不奇怪。至于后来，他心智已经成熟后再发表类似的言论，那就另当别论了。

就在这一年，蒋经国从中山大学毕业，当他要求与其他一些同学一起回国时，遭到了苏方的拒绝。共产国际的人说：“我们已经决定让冯宏国（冯玉祥的儿子）回去，假如蒋经国获准返国，他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联。”

蒋经国被拒绝，除了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外，还有个原因是他被认为是“托洛茨基派”。当时苏联内部的斗争已日趋激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形同水火，而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拉迪克是“托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拉迪克是蒋经国的老师，因而他难免受到托派思想的影响。蒋经国当时也承认：“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在斯大林大举肃清“托派分子”的时候，中山大学也有36名“托派”中国学生被捕，其中有一些人便就此葬身异域。好在蒋经国身份特殊，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他。

回国申请被驳回后，蒋经国获准以学员的身份加入驻莫斯科的红军第一师，虽说是普通一兵，却也开始了他弥足珍贵的军旅生涯。在受训的一年中，蒋经国从操练、装备、武器、战术、军纪、野战、扎营等开始学起，最后被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政学校深造，后来的共和国大将肖劲光当时也在这里学习（与蒋经国同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左权则在毕业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当时与蒋经国同期来苏联学习的人成百上千，但能进入这样的军校学习的人屈指可数，这显然是苏方有意安排的。

托玛契夫中央军政学校的学制为三年，在这里，蒋经国受到了系统的军事学习和训练，他甚至在军事演习中担任了连长、团长和师参谋长，他的毕业论文则是《游击战术》。这个学校的学员均为共产党员，不过蒋经国是唯一的例外。直到1929年，他才成为苏共候补党员，那是在他发表公开声明脱离“托派”之后的事情。

1930年5月，蒋经国毕业后提出了两个申请，一是回国，二是加入红军，但这两个要求都被驳回。在被冷落了一个多月后，蒋经国被任命为列宁大学（前身即为中山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副指导员，并陪同这些即将返回国内的学员前往外高加索地区和乌克兰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

在陪同参观的任务完成并回到莫斯科后，很不幸，蒋经国大病了一场，几乎不省人事。在重病中，蒋经国的情绪十分低落，因为在住院期间，只有三个俄国朋友来看过他，而那些所谓的“中国朋友”，一个也没有来过。蒋经国心里很难过，他当时心想：“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在这里死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

可以想象，二十岁的蒋经国身处异国他乡又病得气息奄奄，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此时的孤单和伤感没有人可以诉说，而他与父亲蒋介石之间的直接联系，早已因为政治原因而中断好几年了。

1930年10月，蒋经国终于病愈出院，随后被分配到迪拿马电器厂做一名学徒。从学校突然转到工厂劳动，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经国在做了两天后便腰酸背痛，两只手也肿了起来。更糟糕的是，那时苏联的物质供应十分紧张，面包要配给、鱼肉等更是价高而罕见。蒋经国在《我在苏联的生活》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生活：“今天六点钟就起身，要比平时早起一小时，因为肚饿得睡不着，同时想早起一点到面包店，或可领到今天的面包。六点钟的时候，天还没有明，当我到面包店的时候，店门外已经有十多人等在那里了。过了二十分钟，店内的职员出来跟大家说，今天没有面包。大家听了都很平静地散开了。其中一个女子，大概是新到莫斯科来的，她对职员说，昨天我也没有领到面包，请问你昨天和今天的面包票，明天还可以用吗？职员说，面包票只可当日用！”

蒋经国当时的月薪只有45卢布，不可能有更多钱去买配给外的食品，因而他经常空着肚子工作。为了谋生，他一方面进入夜校进修工程学，另一方面找到一个机会在工厂里教军事课，借以改善地位，增加收入。由于在夜校学到不少知识，工作中的技术也得到提高，五个月后，蒋经国的月薪便提高到105卢布。

迪拿马电器厂的日子大概是蒋经国第一次过吃苦的生活，他后来颇为感慨地说：“一个人假如没有干过苦活，就没法看透社会的本质，更无从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和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在我看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时我亦深信，我那种生活经验将来会对我有好处。”

不过，蒋经国的苦日子还在后头。一年后，他因为公开抨击王明而被送到莫斯科区的石可夫村，这是当地最落后的地区。由于当时苏联刚刚实行了农业集体化政策，物质极其匮乏，当地农民对上面派来的干部非常反感。当蒋经国来到村里的第一天，村民们都不理他，有个老农还公开地嘲讽他：“你们是只知道吃面包，而不会耕田的人！”当天晚上，蒋经国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只好睡在教堂的车房里。

第二天一大清早，蒋经国走到田间，一个老农跟他说：“你应该跟我们一起耕田！”于是蒋经国开始跟着他们翻土，由于技术还不过关，每次转弯处都会留下一小块空地，而老农民总是要让他重翻。这一天，蒋经国中午饭也没有吃，一直干到晚上，这才筋疲力尽地回到教堂的车房，在吃过一点东西后，便倒头就睡。半夜，一个名叫沙弗雅的老农妇推醒他，说：“朋友，这不是过夜的地方！到我的草屋去睡吧！这里会生病的！”

在最初的几天，在劳累之余的深夜，蒋经国想到故乡、祖母和父母，不免潸然泪下，但第二天他仍旧照常上工。直到第六天，农民们终于接纳了这个“外国干部”，他们开始请他去参加村里的会议，而蒋经国也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解决购买农具、借款、捐税等问题，由此赢得了村民们的尊敬。在一年之后，蒋经国被调回莫斯科，村民们都带着自己仅有的水果鸡鸭来给他送行，那位名叫沙弗雅的老农妇更是哭着和他道别。

蒋经国这次回到莫斯科，迎接他的并不是什么好事。原来，王明认为蒋经国留在莫斯科非常危险，他坚持要将他调到艾尔它金矿，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在那里，都是一些被流放的教授、学生、贵族、工程师、富农甚至强盗，蒋经国在之后的九个月必须与他们为伍，在饥寒交迫中度日如年。每天晚上就寝前，睡在蒋经国右侧的难友，一个原本莫斯科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总会说“一天又过去了，我又朝人生旅程的终点走近了一步”；睡在蒋经国左侧的难友，一个原矿场的工程师则说：“一天又过去了，我距离重获自由归家又走近了一步。”

不能肯定这段话是否是蒋经国在回忆录中的一个抽象，但当他得知可以提前三个月离开这里时，他情绪激动得差点不能和难友们说再见，因为他终于可以离开这地狱般的矿坑了。很显然，蒋经国在这里受到的磨难比之前的要严重得多，以至于他在离开的时候甚至安慰自己说：“情况难道还能更坏吗？”

在此后的几年中，蒋经国一直呆在乌拉尔山下的斯弗朵夫斯基市，这里远离莫斯科、远离共产国际，他在乌拉重型机械厂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期，而且在1934年10月后担任了厂长助理并兼任了当地《重工业日报》的主编。这时，蒋介石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要求蒋经国回国，但苏方却让蒋经国写一封回信，表示自己不愿意回去。后来，这封信被公开发表，其中还斥责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但蒋经国在回国后一直坚持这是苏方的捏造而非他本人的意思。从年龄的角度来说，这时的蒋经国和当年那个17岁的少年应该有所差别，他当时已经有快十年没有和自己的父亲通信过了。这封公开信，颇有令人怀疑的讽刺意味。

在乌拉重型机械厂，蒋经国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他和苏联女子芬娜从相识到相恋，两人于1935年3月结婚，同年12月，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出世。芬娜是个孤女，她是在工人技校毕业后进入乌拉重型机械厂的。在同芬娜交往的这段时间里，蒋经国完全适应了在苏联的生活，他看起来和一般的苏联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中文也早已忘得差不多了。

在蒋孝文满一岁的时候，国内局势风云突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消息传到苏联后，蒋经国亲自去了一趟莫斯科，希望能发一封信回去；同时，蒋经国又向斯大林写信，第三次要求回国。三个星期后，蒋经国被叫到莫斯科并告知可以很快回国了，但必须先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国后不跟共产党作对，也不能站在“托派”的一方。在这段时间里，蒋经国被剥夺了苏共党员的身份及他的职业。在赋闲的六个月里，蒋经国一家三口完全依靠妻子芬娜的收入维持生活。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转向了抗日的立场，国内局势和中苏关系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方的很多人都希望蒋经国能回国发挥作用，就连王明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也变得十分客气。蒋经国被告知，他可以带上他的家人和细软，离开他待了十二年的苏联。苏联的一些高级领导还亲自接见了“尼古拉”，并在他面前刻意赞美了他的父亲蒋介石，他们希望中国与苏联站在一边，一起对付日本帝国主义。

在蒋经国回国之前，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曾这样记载说：“（1936年）当我赴莫斯科前，委员长（蒋介石）夫人曾告诉我说委员长期望他滞留在俄国的长公子经国能回国。他的长公子于1925年赴苏，自那时开始，他便一直留在苏联。……1937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有客来访，但是在未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就是蒋经国。我很高兴。在我还未来得及问他计划和意图时，他说：‘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我告诉他，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接着他又说，他已与一位俄国小姐结婚，而且已经有了孩子。我肯定地告诉他，委员长不会介意此事。”后来，蒋介石给儿媳妇芬娜起了个中文名字叫“蒋方良”。

在苏联生活了十二年，终于要离开了，蒋经国的心情也颇为复杂而感慨。在出发当天，他写下离苏前的最后一篇日记：“今天我要离开莫斯科了。早晨5时起床，从我的房间望出去，可以看得见克里姆林宫，同我在12年以前所看见的克里姆林宫，差不多完全一样，不过几个教堂顶上的双头鹰，已经看不见了，现在所能看见的，是由宝石制成的五角星。……孙逸仙大学面前的大礼堂，在3年之前已被拆毁，现在那里正在建筑伟大的劳动宫。……莫斯科的地下铁道已经通行，车站装璜的美丽，实在可与皇宫相比。车辆非常舒服，街上的汽车要比10年前增加20倍。……莫斯科的商业非常兴旺，新的大商店很多，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商店中的人都非常拥挤。今日领护照、买车票，一直忙到开车。下午两点钟，在北火车站搭第二号西伯利亚快车离莫斯科。苏联……再会！”

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告别莫斯科，乘火车穿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到达海参崴，随后搭上驶往上海的轮船，由此结束了他漫长的旅苏生涯并最终回到中国。是年，蒋经国二十七岁。在十二年前，十五岁的他一个人来到这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三个人了。

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有意，蒋经国在苏联的十二年，事实上得到了政治、军事、农业、工业和文化五方面的系统学习和充分锻炼，这几乎就是为蒋介石培养了一个全才。或许，这就是蒋经国后来能够接班并将中国台湾搞得有声有色的原因吧！

正文四二、蒋经国对苏谈判大碰壁

1945年夏，蒋经国随同行政院长宋子文赴苏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与斯大林见过面后，斯大林的秘书送他出来，顺口问道：“你有几年没有来莫斯科了，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蒋经国说：“我今天下午才到莫斯科，晚上就来看你们，所以我还没有发现什么东西。不过有一件事我要请教你：1931年，我也在这个地方见过斯大林，现在办公室的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只有一点不同，从前斯大林的书桌背后，是挂一张列宁站在坦克车上面，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这次却不见了，换了另外一副彼得大帝的画像。这就是我今天所发现的新事物。”那位秘书听了笑了笑：“当然是新的，此一时彼一时。”

蒋经国发现的这个细节颇为离奇：跟随列宁推翻沙皇统治的斯大林，怎么会把列宁的油画取下，反而将沙皇的祖宗彼得大帝挂在背后呢？历史的真相往往在于细节的推敲，而这个细微的变化或许预示了这次谈判的艰巨性。

16世纪以来，沙俄便不断渗透进入西伯利亚，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外蒙古地区产生往来，而早在明朝中期的时候，蒙古便已经分裂为三个部分，其一是漠南蒙古，即如今的内蒙古；其二是漠北蒙古，即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也称喀尔喀蒙古；其三为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在清军入关的时候，塞北的蒙族被编成“蒙古八旗”，为清廷打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也与满人一样享有特权（譬如汉人的功臣曾国藩、李鸿章等，最高也只能封侯；而蒙古人则可以封王、封公，如僧格林沁就受封亲王）。

在康熙年间，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在首领噶尔丹率领下，一举控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三部（和硕特、杜尔伯特及土尔扈特）并试图吞并喀尔喀蒙古三部（即札萨克图、车臣和土谢图），颇有称霸蒙古、问鼎中原的企图，一时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所幸当时康熙年富力强，在数次亲率清军西征后，噶尔丹部被彻底击败，而喀尔喀蒙古也由此内附，行内蒙古制度（早已归附清廷）。由于当时的外蒙分为土谢图、车臣及札萨克图三部，清廷便也在行政上分为三个中心，即库伦（今乌兰巴托）、科布多及乌里雅苏台，分别设置了两位办事大臣及乌里雅苏台将军进行管辖。

就在康熙大军与噶尔丹部恶战之时，沙俄也在旁边虎视眈眈，但因为噶尔丹失败过速而计不得逞。1727年，也就是彼得大帝死后的第三年，中俄签定《布连斯奇条约》约定两国在西北地区的边界（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东北边界），即以沙毕纳依岭（沙宾达巴哈，今属俄罗斯）至额尔古纳河一线为界，以北归俄国，以南归中国，由此确定外蒙古归属中国，而沙俄则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权利。

但是，随着沙俄势力的不断膨胀而清廷的不断式微，沙皇对外蒙古的野心也就越来越明显。由于蒙古部与清皇室世代通婚，因此蒙族上层大多居住在京城，在嘉庆道光年后，沙俄便开始勾结蒙古部的活佛，试图将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

庚子年后，清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当时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此人乃蒙古正白旗人，汉姓张，字六桥）也在蒙古大力推行教育普及、移民实边、开放屯垦、编练新军等新政，由于行事过于操切，结果引起了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等僧俗封建领主的反感并促使他们产生了投靠沙俄的念头。

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立刻插手外蒙事务，策动喇嘛王公们“独立”。1911年11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沙俄驻库伦领事的策动下建立“大蒙古国”，随后又在沙俄哥萨克骑兵的帮助下，将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及其他文武官员驱逐出库伦。当时三多只有200名士兵，而俄国在边境上驻有重兵并已派兵千余名进入外蒙，在这种情况下，三多及随从被解除武装并押送出境。

由于辛亥战事正在进行当中，清廷当时既无心也无力去对付哲布尊丹巴的“独立”，只能派遣蒙古郡王和科布多办事大臣前去库伦宣抚，但哲布尊丹巴对此丝毫没有理会而是随后自立为皇帝，年号“共戴”。在俄国的支持下，哲布尊丹巴的势力又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清廷官员及士兵驱逐。

俄国人对哲布尊丹巴的“独立”表示大力支持，当时的“蒙军”便是由俄国提供武器并由俄国教官训练，俄国人还给哲布尊丹巴贷款200万卢布，与之签订《俄蒙协定》、《俄蒙商务条约》，可谓不遗余力。但是，俄国人的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将外蒙古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譬如在以上协定中就规定，中中国军队队不准进入蒙古，汉人不准移民蒙境，俄国人在蒙古享有特权，不经俄国同意，蒙古不得与他国签订协约等等。用一句话归纳，中国在外蒙古被扫地出门，原有的统治权全由沙俄取代，狼子野心，一目了然。当然，对于哲布尊丹巴的独立和俄蒙之间的这些协定，清廷及后来的历届政府都宣布概不承认。

1913年11月，袁世凯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声明文件》，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并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中国则承认外蒙古享有自治权，同意只派出办事大臣、属员及卫队进驻库伦，军队不进入外蒙。作为条件，俄国在《俄蒙商务专约》中攫取的特权得到承认。1915年6月，经过近一年的谈判，中、蒙、俄三方签订《中蒙俄协约》，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称号和年号，俄国确认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而俄国在蒙古的各项特权也再次被确认。

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库伦当局见沙皇政权已经倒台，随后自行宣布取消独立，而民国政府则在随后派兵进驻库伦，收回全部主权。可惜的是，后来的民国政府一直陷于内战当中，未能及时巩固在蒙古的主权，以至于外蒙后来又在苏联的支持下再次宣布独立并投入了苏联的怀抱，其混乱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为尽快结束对日战争，英美两国在背着中国的情况下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其中约定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并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沙俄在东北的权益，作为苏联出兵东北的条件。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消息传到苏联后，斯大林立刻命令中苏边境的百万红军于8日开进中国东北，并一举击溃盘踞多年的日本关东军。苏联此举，虽不能完全类比于庚子年借口剿灭义和团而侵占东北，但其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屯兵中国东北的态势。

而在这时，蒋经国正随同宋子文在莫斯科与苏联展开谈判，据蒋经国的回忆，他们第一次与斯大林见面时，斯大林的态度很客气；但到了正式谈判的时候，其态度就开始变得蛮横起来。据蒋经国的描述，“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随着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特别强调道：‘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斯大林当时的态度是，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可以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这是决不退让的，这也是当时谈判中绕不过去的障碍（后来毛泽东访苏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蒋介石电报指示蒋经国以私人资格去拜访斯大林，以图转圜。

蒋经国去见斯大林后，斯大林劈头便问：“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蒋经国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斯大林的这段话虽然极为露骨，但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国际关系的精髓所在。国与国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永恒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里，谁的拳头更粗更硬，谁就在国际事务上更有发言权，所谓“弱国无外交”，大抵意思即为如此。一个弱国，就算你喊破了喉咙，又能怎么样呢？

谈到后来，斯大林也不兜圈子了，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苏联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考虑，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缓冲地带，以保障西伯利亚的安全。蒋经国辩驳说，我们来这里是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的，中国不会进攻苏联；即使中国想攻击，也是没有这个力量的。斯大林很不屑地说：“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斯大林的口吻，完全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不希望自己的边境上出现另一个强国，而且还担心中国会与美国走得太近，以至于影响到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在反复争论毫无结果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让步，正如其日记中记载的：“接子文冬亥报告电，乃知史大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余再三考虑，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彼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灾祸，即是误国之道；若忍痛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而且统一方略非此不可也。”

最终，国民党政府同意让步，允许外蒙“在三民主义的原则指导下”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解决其国际地位问题。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达成协议之后，宋子文请辞，后由外交部长王世杰签署了协议。1945年10月20日，外蒙举行公民投票，在蒙古人民党的操作下，97.8％的公民赞成独立，但联合国所派观察员不承认此次投票。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独立，连名义上的宗主权也就此失去（后又对苏方操纵投票提出抗议，不予承认）。

与蒙古问题一样棘手的还有东北问题。在甲午战争到抗战结束的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东北一向是日、俄所激烈争夺的势力范围，期间发生过日俄战争、诺门坎战役等多起军事冲突。俄、日固然是互视为死敌，但其冲突的演出地点却在中国境内，可叹的是，土地的主人却只能高高挂起免战牌，用“局外中立”的幌子来为自己遮羞。

实际上，自北伐胜利、张学良易帜后，蒋介石的国民党势力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东北。对于他们来说，东北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区，由此可知接受东北是何等的复杂与困难。当时被委任为东北行辕主任的熊式辉行前对蒋介石说：“不经过艰苦的交涉，苏联决不会按时撤兵；不撤兵，东北主权不能收回，行辕设在长春也是虚设，不起作用。”当时的问题是，即便是艰苦交涉，撤兵事宜也未必会顺利。斯大林说得好，条约这些东西是不管用的！从历史上来看，可不就是如此。

按约定，苏联红军本应该在三个月内撤出东北，但因为国内外的各种复杂因素，撤军和接收过程进展极为困难。1946年12月底，蒋经国再次受命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秘密谈判，但在强势的斯大林面前，蒋经国“完全成了一个倾听者”。据会谈的当事人、苏联副外长洛佐夫斯基回忆，在两次会谈中，蒋经国在斯大林面前就像学生面对老师一样，不自信、拘谨，有时还有些卑躬屈膝。与会者的印象是，蒋经国有一种不正常的心态，这可能是因为他当年在苏联生活时亲身经历了斯大林发起的“大清洗”运动。在场的谈判官员认为，年轻的蒋经国不如宋子文在先前与苏联谈判时那样善于讨价还价；他们同时认为，蒋介石派他的儿子去见斯大林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事实上，苏联当时对东北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要攫取《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所给予的特权，就应该遵守与国民政府的承诺，让国民党在行政上接管东北；但它又担心美国的势力由此伸入东北，因而在各种准备工作完成前，不能让国民党势力掌握东北。而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它想维持并扩大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想公开卷入中国的内战特别是与苏联的冲突中去。

在撤兵和接收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苏联便将东北的重工业包括抚顺煤矿等作为“战利品”拆卸一空并全部运回国内，作为“协助国民党政府接受东北”的补偿；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对苏谈判的最后演变结果，必然由与苏联的外交折冲而演变成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这也是无可避免的。

正文四三、好人胡适，为什么就这么好

胡适先生未及而立之年便已名闻天下，但他本人在年少时却是个苦出身。四岁的时候，其父胡铁花抛下其母子溘然西去，而他的母亲，据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的，“我父亲死时，我母亲只有二十三岁。我父初娶冯氏，结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国之乱，同治二年死在兵乱里。次娶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死于光绪四年。……到光绪十五年，他在江苏候补，生活稍稍安定，才续娶了我母亲”。

胡适是个大名人，其父胡铁花亦非等闲之辈。据称，胡铁花的形象，“面容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把脸晒得像包龙图一样”。胡父早年中秀才后，因屡次乡试均未能得中，后入龙门书院受业并先后在东北、广东等地宦游，他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既到过最北的地方与俄国谈判边界，又曾往最南边的海南察看过地势，中间有种种艰难险阻，曾有数次差点丧命，但终因他意志坚强、身体强壮而幸免。

1891年，在胡适出生刚满三个月时，胡铁花被调往台湾担任全台营务总巡。两年后，胡适的母亲携子投亲，老夫少妻，稚子三口，在台湾倒也颇享天伦之乐。公务闲暇之时，胡父还亲自教妻儿识字，其乐融融。但是，此时的台湾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甲午战败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随后奋起抵抗侵略者。胡铁花当时系在台的三品官员，之前又负责过防务，因而被驻守台南的原黑旗军将领刘永福苦苦挽留，但胡铁花此时已得了极其严重的脚气病（疑为瘴气引起的疫病），在台湾即将沦陷的前夕，胡铁花回到厦门的次日便离开人世，成为名副其实的殉台官员。

噩耗传来，在乡的胡适母亲“身体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一时满屋都是哭声”。年幼的胡适只大概记得这点凄惨的情状，但之后的苦难是他所刻骨铭心的，“我母亲23岁便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23年。这23年的生活真是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23年”。

在失去丈夫之后，胡适母亲的处境非常艰难，因为她是后母，年纪又不比胡适的哥哥更大，家中的财政全靠胡适的二哥操持，而家里的大哥又不争气，吸鸦片烟、赌博，成天败家，两个嫂嫂也经常和胡适的母亲赌气，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二十多年过去后，胡适对此仍旧不能释怀，他在自传中痛诉道：“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在这种痛苦的空气中，胡适是其母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与希望。有一次，二哥、三哥都在家，胡适的母亲便向他们说：“糜儿（胡适小名）今年11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他念书念得出吗？”胡适的二哥一直没吭声，三哥则冷笑一声：“哼，念书！”

胡适的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掌管家里财政的二哥，因为胡适要读书的话得由他来供给学费。胡家的家境，当时已经每况愈下，但父亲的遗嘱毕竟是遗嘱，因而胡适是要去读书的，何况胡适从小就很聪明，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即胡铁花）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

胡适的母亲常叮嘱年幼的胡适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按：“跌股”即“丢脸、出丑”的意思，笔者的老家江西吉安一带也是如此说法，此地离安徽黄山一带大约千里之遥，口音完全相通，颇有点意思）。”或许是因为小时候身体颇弱的缘故，抑或是母亲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胡适从小便爱读书，而且颇有可造之相。1904年春，胡适告别母亲与家乡，跟随三哥前往上海求学，后于1910年考取了第二届“庚款留美官费生”，并与赵元任、竺可桢等人同期赴美留学，一去便是七年。

在这七年中，胡适先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两年后转入文学院学习哲学与文学。1915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受业于杜威门下。1917年7月，胡适回到国内，随即被北大聘请为教授。这一年，胡适才27岁。

当年年底，胡适奉母亲之命回家乡与早已订婚的江冬秀完婚。胡适还写了一首新诗歌作为纪念：

<small>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small>

<small>这十年来，找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世态炎凉。</small>

<small>锈了你嫁妆剪刀，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small>

<small>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越陈便越响。</small>

胡适14岁外出读书那年，其母便为他订下了这门婚姻，诗中说的“那年”，指的是他18岁（1908年）的时候，家中命他完婚，胡适以“家贫、求学”为借口逃了一次，但十年后，无可再逃，而江冬秀也已成为闺中的老姑娘了。

胡博士是新派人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婚姻却是不折不扣的旧婚姻，这与其说是滑稽，倒不如说是讽刺。江冬秀文化程度很低，又是小脚太太，两人几乎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因而很多朋友为胡适抱不平，认为他是“新时代中、旧礼教下的牺牲品”，而胡适也曾在结婚半年后给密友胡近仁的信中说：“我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

胡适的母亲对胡适的影响至深至大，而胡适对母亲又特别孝顺，他曾多次提到，自己多年游学在外，家境又十分困难，母亲甚至“以首饰抵借过年”，这桩婚姻是母亲订下，如今对方已经成了老姑娘，他如何能在这个问题上违抗寡母之命而令其伤心呢？这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诚然，当时很多接受过新文化的新派人物都在“婚姻自由”、“反抗包办婚姻”的旗号下（或者仅仅是因为自己富贵显达的缘故）抛弃或者冷落了他们的“旧时代之妻”，其中并不乏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等名流，而名望更高的胡适，这位真正的洋博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却娶了一个缠足的乡下女子江冬秀，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胡适在婚姻上、在对人上的“不忍之心”。

胡适曾在日记中写道：“冬秀长于余数月，与余订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轩车之期，终未能践。冬秀时往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闾之思，因以少慰。古诗十九首云：‘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兰蕙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终随秋草萎。’吾每诵此诗，未尝不自责也。”

胡适的“不忍”，说白了就是一种责任感和同情心，而在这“不忍”的背后，又有多少关爱、容忍与体贴！当年与胡适同去美国留学的多为世家子弟，那时十七八岁的人，没有订过婚的少之又少，但那些被订婚的“小脚女人”们，又有几个能像江冬秀那样幸运呢？

不管是出于对母亲的孝心也好，抑或是对于江冬秀的同情也罢，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维持了四十多年，两人相依相伴过了一辈子，外人见仁见智，胡适亦“不足为外人道”，其中甘苦，谁又能猜得透呢？在江冬秀一面看来，这或许是“幸运”的，而对于胡适来说，可能更多的是甜酸苦辣、百味杂陈，其中充满矛盾、挣扎、容忍与迁就，甚至是难言的隐痛与辛酸。

胡适与江冬秀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平静中度过，但并不是一点涟漪都没有。事实上，在胡适的一生中，他曾遇到过多名才貌远胜于自己的“小脚太太”而又爱慕自己的知识女性，但他却始终未敢越雷池半步。在美国求学期间，胡适曾遇到韦莲司，又曾遇到莎菲女士陈衡哲，但胡适毕竟是个“胆小的君子”，发之以情，束之以礼，即便心中有爱，但也只能私心怀慕而已。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1923年夏天，刚过而立之年的胡适到杭州烟霞洞疗养，遇上了当年婚礼上的小伴娘曹佩声。曹佩声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比胡适小十岁，当时正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而胡适是乡里的大名人，两人在美丽的西子湖相遇，摩擦出一段悱恻的爱情。可惜的是，此时的他们，一个是“使君有妇”，一个是“罗敷有夫”，曹佩声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毅然与丈夫离婚，而胡适却顾及家庭及名声，没敢采取果断的行动，最终令曹佩声独居终生，而胡适也只能把这份情感深埋于心。

胡适的太太江冬秀当时得知了此事，她虽然是一个旧时代的妇女，但并不是一个软弱可欺的女子，某次为此事争吵中，她在愤怒之下竟拿起裁纸刀向胡适掷去，幸未得中。胡适对这个太太，其实是心存畏惧的，因为江冬秀颇喜吵闹，而胡适为人谦和，加上小时候所受的刺激，他最不愿意的事情就是与人吵架，因而只能不断忍让，委曲求全。

不过，胡太太也不是一无是处。她虽然文化程度很低，但管理家务却是一把好手，而且做得一手好菜（最善做安徽锅），家中请客，常常是胡太太一手包办，既经济又实惠，令胡适也脸上有光（一个好太太，关键要管住男人的胃嘛）。胡太太喜欢热闹，爱打牌打麻将，家中经常是牌友不断，她对丈夫的学问一无所知，不过在家中书架上，金庸的小说倒是与胡适的著作同排并列，这也是她的最爱。

金庸是通俗文学的大师，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其实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化（或者说文字工具的通俗化、简单化、普及化）。在胡适看来，文言文在一个走向现代的社会中基本就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受众面太窄，是国民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因此，他提出了白话文学的“八不主义”：“一不言之无物，二不摹仿古文法，三不讲求（拘泥）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不用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俚语”。

1917年1月，胡适将这八项主张“衍为一文”，即《文学改良刍议》，这既是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也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发难信号”，在当时的文化界及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新青年》主编陈独秀随即发表《文学革命论》加以响应，而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也纷纷撰文加入了文学革命的阵营。为阐明自己的观点，胡适还曾写过一首妙趣横生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为哥大给胡适作口述自传时，胡适鉴于唐德刚喜欢用文白相间的行文，连连叮嘱：“不要用文言，不要用文言！”唐德刚笑道：“胡先生，文言、白话，新诗、旧诗，翻成英文都一样啊！”胡适听后若有所悟：“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

有一点必须指明的是，胡适并不是一个完全背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譬如当时有人提要完全摒弃汉字、改用拉丁字母来代替，胡适就不以为然。曾有人问他，“汉字要不要改革？”胡适说，“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人家再问：“汉字要不要拉丁化？”胡适则说：“兹事体大！兹事体大！”

胡适未满三十便暴得大名，对他不服的人也不少。当时已钻进故纸堆的章太炎就看不惯这突然间就声名鹊起的年轻人，他不时嘲讽胡适国学功底太浅，谈哲学连一点儿“根”都没有，写《尝试集》不过是为了迎合中学生的口味；同为哥大校友的金岳霖曾半赌气地说：“西洋哲学及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北大同事刘文典则调侃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太懂文学！”

同为北大教授的钱穆也曾与胡适闹过“学术别扭”，因为他们俩都研究《老子》。胡适继承传统观点，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为老子后于孔子。由于胡适的论著先出版，钱穆随后著书批评他，不料胡适却对此不动声色，钱穆十分气恼。不久，两人在一个讨论会上相遇，钱穆抓住机会对胡适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就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则反驳道：“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争论归争论，胡适的家中每到周末总是高朋满座，他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致有一次幽默杂志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是个地道的平民主义者，尽管他已经是名满天下，但每个和他接触的人都不会感到不自在。在他的家中，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各界人士，上至官员教授，下至贩夫走卒，他都一律欢迎。

用唐德刚的话来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既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大家认为他和蔼可亲，招人喜欢，甚至他的敌手也这么认为。胡适为人宽厚、热情、真诚，正如唐德刚说的，一个十分真诚的人，往往流于迂、傻、蠢或笨，但胡适却是那种有高度智慧的真诚；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上毫无道学气味。

曾有位名叫袁瓞的小贩，他做饼卖饼之余，还爱读一点书，喜欢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到底哪个更好一点，后来他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胡适接信后十分高兴，便亲笔回信说：“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从此，小贩袁瓞也成了“胡适的朋友”。

胡适有一次生病住进医院，他的朋友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胡适见是芝麻饼，便笑道：“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胡适以为，天下所有的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个流传颇广的笑话：“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史密斯当选为众议员，曾与他有过一饭之缘的胡适便请他来大使馆中同进晚餐。不料这位老兄新官上任，事务繁忙，等快到了餐会时间才手忙脚乱地坐上一辆计程车赶到中国大使馆，不过他却突然想不起中国大使叫什么名字了，好在外交宴会不需要称呼名字，只须“阁下”、“先生”便可以敷衍过去。宴毕，胡适将他送出门外，并客套了几句欢迎他到中国去观光的话。史密斯议员十分肯定地说：“中国我是要去的，而且我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喔，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什么地方？”胡适大笑道：“他就站在你对面！”

胡适是在抗战爆发后的第三个月赴华盛顿进行非正式外交工作，1938年9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的，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当官。这位“书生大使”，除了早年在美国求学的经历外并无外交经验，而接任之时又是在国家、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但正如他一首小诗所说的：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上下都充满了“孤立主义”情绪，加上中立法案的限制，美国政府在“二战”初期无所作为，而国民政府之前的驻美大使虽系经验丰富的老外交家，但向美国借款事宜经多次交涉仍无成果，当时外交之艰难，可想而知。

诚然，胡适在外交上是缺乏经验与手段的，他主张的外交，如同他的做人一样，是一种“诚实与公开”的外交，他经常做的事情是坚持到美国各地去巡回演说，以赢得美国朝野及民众的普遍同情与支持。正因为胡大使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诚恳的态度及学问声望，最终打开了外交坚冰，为中国谈成了第一笔借款，即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而这时正是武汉沦陷不久，这笔借款无疑大大鼓舞了中中国军队民的抗战士气。

胡适曾在给太太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1942年5月17日，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说：“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

1942年尚未过半，胡适便在美国各地“演讲百余次”，几乎两天不到便有一次演讲。胡适的这种拼命精神，这种为国家与民族命运而竭尽全力的态度，决不是一句虚言，这大概也是胡适赢得美国朝野及民众支持的主要原因吧。

终于，“珍珠港事变”爆发了，中美正式成为盟友，但在“苦撑待变”四年后，胡适这位不善于耍手腕的“书生大使”却要丢官了。道理很简单，因为胡适不善耍手腕，而不善耍手腕就争夺不到“租借法案”中更多的美援物资，那他的母国就要吃大亏啊！

说到这里，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透露了这样一个故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尔在他的名作《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将胡适说成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其大意是美国是可以避免战争的，但罗斯福“不幸”中了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的。胡适听说后，极为兴奋，他连忙让唐德刚把这本书找来，并在对他有“不虞之赞”的章节下画了一条又一条的红线，但唐德刚问他当年究竟用了什么圈套让罗斯福上当的，胡适想来想去却怎么也无法自圆其说。其实那只是毕尔教授的谬赞罢了，就我们这个温文尔雅的胡大使，哪里知道搞什么阴谋诡计！

1942年8月15日（离日本宣布投降正好还有三年），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的职务。对此，胡适倒是颇为释然，因为做官本就非他所长，何况是讲究权谋机变的外交领域！李宗仁曾评价胡适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个说法是极恰当的。一个爱惜羽毛的人难免畏头畏尾，做事缩手缩脚，不可能去做革命家、政治家或者外交家，何况胡适先生又是一个最不愿意向任何人或任何方面作任何请求的人。

历史学家罗尔纲早年曾在胡适家中“学徒”，专门负责抄写整理胡父胡铁花的遗著，但他除了吃饭住房外，不肯接受其他的任何报酬，因而胡适在其后来所写的《师门五年记》一书的序言中，称赞罗尔纲“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品质。事实上，胡适也是这样一个人。

在任大使期间，胡适的所有来往账目一清二楚，真正做到了公私分明，这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胡适去世后，梁实秋曾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胡适出门公干，为了省下门前叫出租车要付的小费，他每次都是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出租车，其节俭如此。

抗战结束后不久，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而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前，胡适对时局极为绝望，最后乘船到达美国纽约并住进了他当年曾租住过的公寓里，开始了他在海外的寓公生活。这段日子，是胡适人生中最低谷的时期，他当时只有一点有限的存款，生活是相当清苦的。

当时逃亡到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要员如过江之鲫，但美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兴趣。之前曾吃饱捞足的，固然高枕无忧，但为官清廉者就困窘了，陈立夫当时就在美国养鸡为生，而胡适更难办，他当时只是一个年老多病、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谋生乏术，在米珠薪桂的纽约大都市，没有收入，存款有限，坐吃山空，如何是好？

据唐德刚所说，胡适曾多次叮嘱他：“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话虽是对晚辈的关心与劝勉，但何尝不是胡适对自己凄凉晚景的深沉叹息！做惯了名人的胡适，此时无事可做，也只好与家庭琐事打交道了，胡太太在厨房烧饭做菜，胡适就帮忙整理内务，洗碗抹桌子。有一次胡适外出，胡太太一人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那位大黑贼看了老太太一眼，居然真的从门口“GO”了。而胡老太太则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真是奇迹！

20世纪50年代时，胡适在内地仍旧是“名人”，不过是充当“反面教材”的。唐德刚曾这样描述当时的胡适：“可怜的老胡适这时贫病交迫，每天上市场去买菜买米，抱着个黄纸口袋，灰溜溜地蹒跚而行，街头胡儿，哪里知道这个穷老头却是百万大军追剿的对象？”

不过，胡适对于这些批判他的材料却十分有兴趣，每次都让唐德刚尽可能多地搜罗过来，然后津津有味地一一阅读，有时候看到荒谬处还忍不住掩卷大笑，连声说：“我哪里是这样？我哪里是这样？”由此看来，他并不认为自己被“百万大军”批倒，反而为这些人没有搔到他的痒处而怡然自得呢！唐德刚戏称，您之前的弟子罗尔纲会不会也用马列主义批评您？胡适连说，胡说，胡说，这不可能，不可能。胡适还是太天真，李宁的广告不是说了嘛，“一切皆有可能”。

8年后，胡适被推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最终飞离美国，结束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半流亡生活。回到台湾后，胡适被给予高规格的礼遇，但他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他在台湾的几年间先后四次入院，每次都是心脏病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在此期间，也有一些不快的事件发生，胡适遭到一些不善的攻击，这更是令他的病情雪上加霜。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在南港中央研究院主持第五次院士会议，在之后举行的酒会结束时心脏病猝发身亡，享年七十二岁。在胡适的葬礼上，蒋介石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最后被安葬在台北南港旧庄墓园，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四个大字：“德学俱隆。”

胡适去世的那天晚上，后成为知名人物的小门生李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他是个寂寞的人。”不错，自古圣贤皆寂寞，胡适也可以这样说。在台期间，胡适的秘书胡颂平曾在一次谈话时脱口而出：“我读，在先生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适听后，先是一愣，随后慢慢地说：“这大概是因为我多读的缘故吧！”

胡适只是一个人，但众人眼中的胡适相却千姿百态，在经过不同时期的不同评价之后，胡适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胡适。可以这样说，胡适的文字、学术、政论与理想，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去读去理解，也没有多少人去在意与在乎，但胡适的精神与性格，这种来自传统的坚定力量与宝贵价值，就像他的种种趣闻一样，依旧被后人不断谈起而长久流传。

唐德刚说，胡适是“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他对高度工业化所孕育出来的现代文明讴歌不绝，他对我国优良的农本主义的社会传统（乃至不太优良的社会传统）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做出了有深厚感情的维护”。不错，胡适是说不尽的，因为他几乎就是一个时代与精神的象征。

正文四四、两袖清风于右任

民国元老于右任，光绪五年（1879年）生人，其自幼便有异相，长大后更是身材魁梧，目光锐利，加之长须飘飘，世人雅称“于髯公”。最奇特的是，于右任的脚趾齐平如修行高僧（所谓“圆颅方趾”），其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于右任三岁丧母，后由伯母代为抚养，小时候曾做过一段时间的放羊娃。七岁那年，所放羊群遭到野狼的袭击，于右任因一时走开而幸免于难。此事发生后，其舅担心外甥的安全而将之送入私塾学习，未曾料到的是，于右任天性聪颖，好学上进，居然成了科考场上的一棵好苗子。在一次全省年考中，年仅二十岁的于右任拔得头筹并获得了陕西学使叶尔恺的亲自召见，叶尔恺还称赞他为“西北奇才”。1903年，于右任得中举人，但正当他春风得意、准备参加全国会试时，他的一本诗集却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几至于招来杀身之祸。

原来，于右任曾应兴平知县的邀请前往兴平县坐馆授徒，在教读闲暇，他遍访各处名胜，了解黎民现状，由此写下了一些反映社会不平甚至“反动”的诗歌，在友人的支持下，这些诗歌便以《半哭半笑楼诗草》的题名出版。在诗集中，于右任自称“半哭半笑楼主”，并在扉页上刊出了一幅披发握刀的照片，两旁还自题一联：“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诗集面世后，流传颇广，其中《咏杨贵妃墓》，里面有这样一句：“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骂当朝女主慈禧太后。

三原知县德锐看到诗集后，大为震惊，随即密报陕西巡抚升允，升允即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捉拿，好在于右任提前得到了消息，这才得以脱身并潜往上海。事后，清廷下令革去于右任的功名，于右任也最终走上了革命之路。

到上海后，于右任化名“刘学裕”，进入马相伯主持的震旦学院读书，后又跟随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并任校长书记兼授国文。1905年后，于右任在新闻界中崭露头角，“右任”一名便是在向《新民丛报》投稿时所常用，后来真名反而不为人知了。1906年，于右任为筹办《神州日报》而赴日本考察，在同乡康宝忠的介绍下，于右任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于右任在新创办的《神州日报》中大胆废弃了清帝年号而以干支纪年，由于其言论激烈，报纸销量几度激增，势头直追创办多年的《申报》。可惜的是，由于内部意见分歧，于右任后来退出《神州日报》并于1909年创办了《民呼日报》。

《民呼日报》是一份鼓吹革命的报纸，其宗旨是“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由此也招致清廷的忌恨。不久，租界当局便在清廷的压力下迫使报纸停刊。当时官府有人放出话来说，如果于右任胆敢再犯事，就要将他的双眼挖掉。两个月后，于右任再度创办《民吁日报》，“吁”与“呼”的意思接近，但少了两个点，对此，于右任戏言道：“不是有人要挖我的眼吗，我看还是我自己来挖吧！”

《民吁日报》也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不过这次停刊却是来自日本的压力。原来，在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前首相、驻朝总监伊藤博文后，《民吁日报》予以大力报道并在社论中指斥伊藤博文是“土匪流氓头子”，由此引起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强烈抗议”。这一次，不但《民吁日报》被停止出版，于右任本人也被租界当局赶出了租界。1911年9月，于右任再次创办《民立报》，在山雨欲来中危身奋笔，一时间风动四方。武昌起义后，这份报纸更是成为革命党人的主要言论场所，其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之前的几份报纸。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但在袁世凯主政后，于右任未曾谋得一官半职。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停刊，于右任流亡海外，其新闻生涯暂告一段落。袁世凯死后，于右任回陕西组织靖国军响应“护法战争”，坚持经年，极为不易。在孙中山提出“联俄”政策后，于右任曾前往苏俄参观学习。在1926年的五原誓师中，于右任代表国民党向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授旗并出任副总司令。北伐胜利后，于右任历任国府委员、审计院院长等职。1931年2月2日，于右任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这一职务是其后半生最主要的官职，一直到他去世。

按孙中山“五权宪法”的设计，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同级并列，监察院主要负有监察、弹劾、纠举等职责，作为革命元老的于右任也确有“打老虎”的宏愿，但在蒋介石的强势统治下，于右任的监察院连像样点的办公场所都没有，想打真老虎，又谈何容易。当时某报便刊有这样一幅漫画：“于公手持蝇拍打苍蝇”，这当然是意在讽刺（“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抗战期间，中央银行的某秘书找到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向他反映银行内部的贪赃弊案，于右任随即下令追查。在审核后发现，银行内的数笔钱款被孔祥熙挪用私吞，经手人员也由此中饱私囊。但在弹劾案的消息发出后，蒋介石便下令收回所有新闻稿，唯有《益世报》仍在次日将消息刊出，结果受到扣发当天报纸并停刊一月的处分。于右任得知后，气得大骂：“敌凌于外，自毁于内，竖子安可共事耶！”此话传到权贵们的耳中后，这些人恨得牙直痒痒，但慑于于右任的威望而不敢对他公开下手，但在背地里，这些人却搞起了下流的手段。事后，有人突然称奉命送汽油两桶到监察院，并称于院长将要远行云云。于右任闻报后拍桌怒斥：“竖子欺我，竖子欺我！”为此，于右任还一度愤而辞去监察院长一职，在成都赋闲了一段时期。

于右任早年生活动荡，后来虽然做上了监察院院长，但其一生却是两袖清风，甚至可以用“清贫”二字来形容。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说，于右任有一次患伤寒，无钱付诊费，只好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相赠。他曾对陈存仁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在民国政要中，于右任的作风可谓是特行独立、异于众人，他一生布衣粗食，不爱钱，不贪财，身上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踏的是一双老布鞋，连袜子都是土制的。这些布衣布鞋，还都是他夫人亲手缝制的。毫不夸张地说，于右任的官虽然做得大，书法堪称一流，但几乎是一辈子都在闹穷。

于右任写得一笔好书法，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早年的时候，于右任擅行楷并将篆、隶、草法融为一体，独辟蹊径；中年后，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最终自成一家。1932年，于右任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以推广普及草体书法。在国民党元老中，于右任与胡汉民、吴稚晖、谭延闿并称为“书法四珍”：即于右任的草书、胡汉民的隶书、吴稚晖的篆书和谭延闿的楷书。后来的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据说也是于右任的亲传弟子。

于右任被书界誉为“旷代草圣”，但他写书法不图名利，而是作为一种运动、一种乐趣，其每日临帖不辍，视为终身嗜好。“二次革命”后的数年间，是于右任最困难的时期，他曾定过一张鬻字的润例，但由于当时名气还不够大，所以来求书的人并不多，一个月不过卖个三五张，后来就干脆取消润格，只要有人喜欢，即索即写，分文不取。于右任写字一般在清晨，一天写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求字的人找到他，不论是政坛显要还是后学僚属，甚至贩夫走卒，于右任当即展开白纸，一挥而就，不取一文，十年如一日。

于右任为人作书，态度认真，用语颇为讲究贴切。如为张大千所题：“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为蒋经国所题：“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他一生写得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屏条，数量大概在一二千之数。尽管为人作书无数，但于右任偶尔也会拒绝他人索字，如宋子文有一次买了一把精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时，便遭到回绝。

成名后的于右任，又身居国民党高官，书法也变得值钱，有一些落魄文人便开始假借他的大名卖字。于右任知道了并不追究，还特别关照下属“不要为难他们”。去台后，台北和平东路街头有一商店招牌假冒他的字，于右任见了，也不恼，只让店家摘下并为他重题了一副。店家过意不去，特送上一大笔润金，于右任却飘然而去。

有意思的是，这位没钱的监察院院长，在1948年的时候竟然也参加了“副总统”的竞选。当时的选举烧钱得厉害，其他的候选人如孙科、李宗仁、程潜等，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有的还提供汽车或者宾馆给代表们享用，于右任却什么也没有。当时李宗仁、程潜在中央饭店、孙科在福昌饭店大宴宾客，开流水席招待各省代表；于右任没有钱去请客，只好在国民大会堂前摆上一张八仙桌，有人来求字，就当场挥毫写上一幅。有人开玩笑说：“于院长，人家几十桌、上百桌的开席，你这一张桌子打算请几个人？”于右任手抚长髯，微笑道：“谁投我一票，我给谁写上一副对联！”

竞选期间，虽然有不少支持者前来排队求字，数天便写了上千张，但仅凭这个，选举肯定是无望的。在投票前夕，形势紧迫，于右任总算请了几桌客，席间还无奈地道出真情：“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上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

毫无疑问，纸弹终究是敌不过银弹的，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只得了493票，第一轮即遭淘汰。事后，老友冯自由痛心地说：“右老身无分文，只凭个人声望和笔墨来竞选，怎么会获得成功呢？这一次右老的竞选失败，完全是我辈老友昧于世情所造成的。”竞选不成，于右任只好再去做他那无职无权的监察院院长了。

做了大半辈子官的于右任，到晚年后仍旧在闹穷。有一次生病住进医院，他在听说一天的住院费要自己月俸的五分之一后，就跟副官小方吵着要回家，实际上他是没钱住院。好在这时蒋经国前来探望，这才被安排住进了荣民医院。另有一次，于右任的牙疼发作，别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但在听说拔一颗牙就要300台币后，于右任只得苦笑着摇头说，太贵了！

一生都在“闹穷”的于右任对自己的部属亲友却并不苛待，总是尽可能地加以济助。在监察院期间，院长原本是有一笔“特支费”的，但于右任只拿月俸，其他一概不取。每到月底的时候，他常会问秘书长：“这个月我的特支费还有多少？”在听说“特支费”还有剩余时，他便要请同仁和公务上的朋友到馆子里去吃一顿，而从不往家里拿一分钱。由此可见，于右任的“穷”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本事，而在于他那种“一介不取、视钱财如粪土”的卓然独立之精神。

于右任晚年的时候，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候手里的书掉在地上，老人家也浑然不觉。某年冬日，蒋介石前来看望于右任，见于老家里烧着炭盆，于是建议换两只大电炉。于右任说电炉用电太贵，不想换，蒋介石便特批于老家里的电费今后由“总统府”特支。此事被某记者得知后，前来采访并想将之披露报端，于老听后慌忙制止：“这事不能报道，‘政府’当中的元老不少，‘总统’如果每个元老送一只电炉，这要花太多公家钱，万不可发表。”

“逆风而走复盘旋，卷起长髯飞过肩；一怒能安天下否，风云会合待何年？”晚年的于右任身居孤岛，常怀念故土和滞留内地的亲人，可惜夙愿未酬，便于1964年11月赍恨以殁。在1962年1月的日记中，于右任曾留下遗嘱：“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

越日，又作一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去世后，在台的亲朋故旧即依此歌为之办理丧事，其遗体暂厝于台北近郊最高的观音山上。后来的半身铜座像，由登山协会会员亲自驮至玉山顶上，主峰高3996米，加之4米的铜像高度，恰为4000米。

亲友们在整理于右任的遗物时，发现有一加锁的小铁匣，大家都以为里面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谁知当众打开一看，里面既没有金银首饰、珍贵古董，也没有股票证券、钞票存单，不过是几张借钱收据：欠宋副官数千元、欠方副官数千元。民国元老，一代巨公，竟然寒酸至此，岂不令人唏嘘再三！

正文四五、你所不知道的司徒雷登

中学教科书里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让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家喻户晓，这就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可惜的是，司徒雷登获得的并不是好名声，因为毛泽东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用嬉笑怒骂的笔法对他进行了极为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并让这位知名的“外国坏人”深深地留在了中国人的脑海之中。一篇文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名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司徒雷登有点冤，因为他之前做过什么、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却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了解的。

司徒雷登的祖先来自爱尔兰的斯图尔特家族，后因为宗教迫害而来到美洲大陆，他的祖父是林肯夫人的表兄，父亲约翰·林顿则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来到中国传教，不久便长住在杭州。1876年后，这位美国传教士在杭州生下了四个儿子，长子即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的全名叫约翰·雷登·斯图尔特，中国人以“司徒”代替了他的姓“斯图尔特”，而直接将他的名合起来称之为“司徒雷登”，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司徒雷登的母亲1874年来华，她是一个热心于教育的女性，曾在杭州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并自任校长多年。小时候，司徒雷登兄弟的启蒙教育全由母亲承担，直到1887年，十一岁的司徒雷登才和弟弟们随父母返回美国，并在那里接受了中学和大学教育。

小时候的司徒雷登极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和水果，美丽的杭州及过年、社戏、观灯等中国民俗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他们父母是外国传教士，尽管有几个经过精心挑选的中国小朋友和他们玩耍，但司徒雷登兄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家的庭院或者他们居住的“耶稣弄”（当地人对外国传教士居住地的称呼）。

从司徒雷登回忆录中的描述来看，他在中国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但当他被寄送到姨母家并在当地上学后，司徒雷登发现自己是本地学童里对现代知识最无知的一个，许多在美国司空见惯的东西，他却从来没有见过。由于长期习惯于与父母及他们的同事说话，初回美国的司徒雷登说起话来和大人一样古板，对当时美国孩子的语言、习惯、爱好与兴趣等无知到几乎难以置信的地步。由此，司徒雷登经常被同学们嘲弄为“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他姨母家的一些朋友来拜访时也常打趣他们兄弟：“看哪，他们看上去多像中国人啊，是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经历给了年少的司徒雷登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自己父母所从事的职业。但是，他的姨母却认为他父母远在异国他乡传播福音是一桩极为神圣的事业，因而对司徒雷登的要求远比自己的孩子要严格得多。因为他的父母是传教士，司徒雷登甚至被禁止参加舞会和上剧院看戏，而他们的表兄妹却可以尽情享受这种惯常的社交活动。

直到十六岁后，司徒雷登被送到弗吉尼亚大学的附属中学，才算摆脱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在这里，司徒雷登才算是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孩子”，并在后来接受了文学及神学的教育，但之前的经历仍旧给了他很大的困扰：是从事祖传的牧师职业，还是去做自己喜欢的教书或研究工作？司徒雷登依稀记得，他小时候随同父亲上街布道，但中国人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甚至反被那些人嘲弄。司徒雷登的弟弟沃伦倒没有他这种烦恼，因为他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并在中国的学堂上学，因而他掌握了相当多的中国口头语和书面语言，几乎就是一个天生的传教士。

直到1904年，二十八岁的司徒雷登才与新婚的妻子艾琳一同回到阔别了整整十七年的中国，他的第一站仍旧是他的出生地杭州。最初，司徒雷登在父亲的教区中布道，不久又应邀前往南京的金陵神学院任教达十年之久。正当司徒雷登一心沉湎于自己所喜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之中时，一份突如其来的邀请信改变了他的命运。

民国后，美国的在华布道团认为在北方应该有一所“与教会事业相称的大学”，于是决定将分属于两个教派的神学院（即汇文大学及协和大学）加以合并，但由于教派间的矛盾与分歧过大，合并工作一直不顺利。直到1918年，双方决定邀请一个局外之人来担任新学院的校长，这事才算有了点眉目。

司徒雷登是当时选定的最合适人选，因为他年富力强，熟悉教育，而且有其他人难以比拟的中国经历；最重要的是，司徒雷登不属于任何一派，因而能够被各方接受。但是，之后的合并事宜仍旧困难重重，首先在新的校名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们都宣称必须使用自己的原校名，否则将不予承认。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说：“汇文大学的毕业生代表团对我说，不管联合大学取个什么英文名字，如果它的中文名字不继续叫汇文，他们就不承认是他们的母校。另一方的代表团恐怕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会同意除‘汇文’之外的任何名字，但万一决定采用‘汇文’这个名字的话，他们会戏剧性地将他们的毕业文凭堆放在通州的校园中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

在激烈地争论了三天之后，这些人又接着从午饭后争执到了午夜，最后双方都陷入到进退维谷的困境。作为中间人的司徒雷登最后只好提出：要么放弃联合，要么双方放弃各自的要求。这时，75岁的传教士刘海澜（也是汇文大学的创始人之一）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泪流满面地说，他已经受够了，放弃联合的主张是不可想象的。在刘海澜的坚持之下，双方才放弃了继续使用自己原校名的主张，而委托司徒雷登去考虑一个新的名称。后来，在诚静怡博士（后出任中华基督教会总会会长）的提议下，新的大学被命名为“燕京大学”，这个充满诗意和魅力的新名称出人意料地让合并事宜变得极为顺利。

学校虽然合并了，但原来的两所学校基础非常差，时为燕大教师的包贵思女士（冰心的老师）在《司徒雷登传略》中回忆说：“那时的燕大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

规模小还不是大问题，更要命的是办学经费经常没有着落。尽管布道团给新学校提供了20万美元的经费，但这对于一个急需迁址扩建的新学校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司徒雷登在上任之前曾与管理委员会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这并不现实。好在他的老朋友鲁斯义来帮他的忙并由他出任燕京大学的副校长兼募款大使。鲁斯义比司徒雷登大八岁，从1897年开始便在山东传教，齐鲁大学便是在他的努力下得以成立的。

向别人要钱，总归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鲁斯义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司徒雷登更不喜欢，他曾经对人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去做，并以基督的精神去克服种种困难、尴尬和白眼。

最后，他们终于募集了一笔资金，并打算在城外买一块地皮以建造一个新的校园。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寻找新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在得知这块地的主人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后，决定亲自前往西安一趟。最终，督军陈树藩被他的诚意打动，他慷慨地将此地皮以6万大洋的价格转让，并捐出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作为燕京大学的办学经费。

在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的设计下，新的燕京大学经过五年的建造后最终落成了。这座独特的校园，建筑群的外貌基本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古香古色的式样，但内部却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如暖气、热水、抽水马桶等等。整个校园完全是按照中国园林的设计来建造的，其间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山有塔，有湖有轩，毫不夸张地说，燕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最美丽的大学之一。

而在美国这边，鲁斯义争取到大资本家霍尔遗产执行人的支持，霍尔是美国铝业公司的创始人，他死后将遗产的三分之一捐献给美国人在亚洲或巴尔干地区举办的学校，当时想争取这笔经费支持的人多如牛毛，但在鲁斯义的努力下，霍尔遗产执行人阿瑟·戴维斯同意与司徒雷登见一面，共进午餐。据司徒雷登的回忆，“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我十分紧张，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都顾不上看一眼。一席话下来，出了一身冷汗。最后，戴维斯先生说：‘今天下午我就动身去巴黎。但我会同意我同事的意见（另一个遗嘱执行人约翰逊已经答应鲁斯义给50万美元，如果司徒雷登能够让戴维斯信服的话）。’不过，不要让你的代理人来打扰我们。你回去，办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到时候我们会尽我们的责任。再见。”

一年后，司徒雷登见到约翰逊，他说：“我们决定给你们100万……是的，我们一直在观察你，我们打算把数目增加一倍。”而到后来，司徒雷登又说服他们增加到150万。到1937年，燕京大学获得的捐助金额已经达到25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可能是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里程碑。当时哈佛大学也在争取霍尔遗产的资助，后来他们决定与燕京大学联合申请并获得了成功，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道：“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美好大学的名字与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联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这就是哈佛燕京学社的来历。”哈佛燕京学社（本部设于哈佛大学，燕京大学设北平办公处）成立后，很快成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由此走出的知名学者不胜枚举，如赵元任、杨联升、费正清、李约瑟、杜维明、余英时等。

不可否认，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司徒雷登同时也希望把它建设成为“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但信仰或者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他试图向人们证明三点：“第一，正规的大学标准同公开的宗教目的并不是不相容的；第二，一个主要由信奉基督教生活观的人组成的团体会产生一种行善的共同生活气氛；第三，那样一所大学还可以证明，信奉基督教对人类各种各样有组织的生活是有好处的。”

尽管燕京大学有着浓厚的基督教气氛，但当时燕大的学术气氛却是极为自由开明的。燕大毕业生、后来成为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黄华在他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中说：“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的英译本。司徒雷登是基督教徒，但他主张宗教与大学教育分离，学校世俗化，不要求学生信教做礼拜。”知名的左倾教授黄卓，就在燕大经济系开“社会主义”课，有一次他问学生：“谁读过《资本论》？”结果没有一个人。黄卓摇头叹道：“《资本论》都没有看过，还主修什么经济系！”结果学生们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司徒雷登曾说：“我的任务，就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燕京大学的一些院系很快脱颖而出，神学院自不必说，哈佛燕京学社对国学的提升也不必说，燕大的法学院（含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资助者主要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会，两校形成了极为密切的联系；燕大的理学院，几乎成为“协和医学院的分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的女生部。美国加州大学在1928年对亚洲大学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后，认为燕大毕业生完全具备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资格。

“中国化”是司徒雷登办学的方向之一，他曾说过：“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在1925年中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教会学校立案规章之后，燕京大学是最早响应并在教育部登记的。按这个规章，校长一职必须聘用中国人，司徒雷登便由校长退居校务长，校长由吴雷川担任。在第一个十年间，燕京大学便开始走向“中国化”，当时56位教授中，有36位是中国人。

比邻的清华大学，其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司徒雷登并没有留下什么名言警句，但他对梅先生说的话却是身体力行的。在燕大初创之时，他便通过教会的关系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并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的学术大师进入燕大。

司徒雷登聘请教师有三个原则，一是校方聘请教师的权力不容干涉；二是教师不必信教；三是中外教师按等级同等同酬。按规定，燕京大学的教授月薪360银元，校长月薪500银元。但为了尊师重教，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但燕京大学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大师闪耀的光荣年代，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名师也是灿若繁星，如陆志韦、容庚、赵紫辰、邓文如、顾颉刚、陈寅恪、钱穆、张东荪、洪谦、冯友兰、萧公权、钱玄同、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朱自清、顾随、谢冰心、吴文藻、雷洁琼、费孝通、张友渔等，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当时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过，而像冰心、费孝通等人，都是燕京毕业后在外国获得学位再次回到母校任教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地的新闻特派员，十人中有九个是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1949年之后，燕大的教授与学生中先后有56人被评为科学院学部委员，要知道，在存在仅33年的历史中（中间还要排除因日本侵略而受到干扰的8年），燕京大学的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一万名。

颇具戏剧性的是，司徒雷登在正式上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便遭遇了尴尬。那是1919年的6月，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按照之前的计划，司徒雷登本应于6月8日跟学生正式见面，但不巧的是，北洋政府正好在那天释放被捕的学生，燕大的学生都跑去欢迎那些入狱的“英雄”了，结果司徒校长只能扫兴而归。

对于那些年轻的学生，司徒雷登表现出难得的理性与宽容，特别是日本发动侵略后，他更是立场鲜明地站在了爱国学生的一边。“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并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学生南下请愿示威时，燕大学生也参与其中，当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筹款办学，他返校之日对学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在最初的几年，司徒雷登几乎认识燕大的每一个学生，但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要认识他们中每一个显然不太现实。冰心曾这样充满感情地回忆说：“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司徒雷登曾在自己的家中按基督教的礼仪主持过众多的婚礼（如冰心与吴文藻，两人当时都任教于燕京大学），他也曾得意地说：“至今我还不曾听说哪一起是不幸的！”

在未名湖的不远处，有一所名叫“临湖轩”的庭院，这是司徒雷登最好的朋友柯里夫妇所捐赠的。当时司徒雷登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他本想住进教学楼或者学生宿舍，但柯里夫妇坚持“要么建造一栋校长住所，要么什么也不捐赠”，司徒雷登后来想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把它拿出来做学校的办公地点，而他只保留了一个小套间。不久，“临湖轩”便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都会来到这里给司徒校长祝贺生日。

燕大教师傅晨光博士（其父为博雅塔的捐献者）在文章《燕京庆贺司徒雷登甲子大寿》中写道：“在中国，六十周年有着特殊的意义……6月24日，大多数人开始到校务长家里去向他祝寿，他那美丽的中国式的三合院装饰得很美观，上面贴了个大大的‘寿’字……那天下午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学校里的勤杂人员赠给司徒校务长一块匾，匾由人们抬着，在校园中绕了一周，由乐队开道烘托气氛，使整个场面有声有色，匾上写着四个大字‘有教无类’……寿庆日是以在贝公楼举行盛大文艺演出作为结束的，节目丰富多彩……校务长亲自登上舞台，学生团体向他赠送了一幅精美的象征‘壮心不已’的刺绣像，由两个女学生举着穿过甬道，之后，座无虚席的全场观众起立，恭敬地向校务长行了三鞠躬礼……”

当晚的演出从七点半开始，直到午夜之后才结束，司徒雷登虽然劳累了一天，但他仍以经久不减的兴致看完了全部节目。十一点半后，傅晨光走出贝公楼，见到一位出来换换新鲜空气的女生，她带着敬佩的惊叹语气说：“司徒校务长仍然在前排坐着呢！”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司徒雷登亲自定的，“Freedom truth for Service”（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是由圣经中的两句话融合而成的，一句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另一句是“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这一校训，植根深远，对燕京好几代的学子都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司徒雷登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本应该一直生活在燕大这个美丽的校园里，但或许是因为这个“Service”的观念，让他不幸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在回忆录开篇的第一段，司徒雷登痛心地说：“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

在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司徒雷登突然遇到多年的老友胡适，当时他颇为感叹地说：“他（胡适）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

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外交的运作显然没有对教育那样得心应手，在中国的内战全面爆发后，司徒雷登曾痛心地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做出让步。”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国民党军队便土崩瓦解，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占了南京。当苏联的使馆都已经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后，司徒雷登仍旧留在南京，以观其变。但是，这种反常的态度却遭到毛泽东辛辣的讽刺：“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在非常时期，原燕京大学的毕业生黄华来见他了，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长的高材生，奉命来到南京与曾经的老校长打交道。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说，“他对我本人是友好的，然而他却完全‘赤化’了，所有的外交官，都被按照外国平民来看待”。

中国的最终定局让各方都抛弃了他，在司徒雷登即将回国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本近千页的《对华白皮书》，以洗清自己的责任；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中还有意点明了白皮书为何发表在司徒雷登离华赴美“将到未到”的尴尬时期与玄机，其中更是预示了他黯淡的政治前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曾满脸笑容地对他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同一时期，同一城市，司徒雷登见到了当时中国的驻美大使顾维钧，两人在庆贺抗战胜利之余，顾维钧说：“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美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司徒雷登笑着说：“我出生在中国的天堂杭州，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五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回到美国后的司徒雷登，其晚年的处境是寂寞而悲伤的，不久他就中风卧床，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与失语症，最终使他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司徒雷登只有一个儿子（也出生在中国，后来回到美国接受教育并在当地做了牧师），但是他的儿子收入很低，并没有能力照顾他。好在他的学生兼私人秘书傅泾波，始终不离不弃地跟随在他的身边，成为司徒雷登晚年唯一的宽慰和希望。在司徒雷登出院之后，傅泾波用自己不多的积蓄买了一栋小楼，让他与自己及家人住在一起，并陪伴他走过最后的十二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司徒雷登曾在早年给予过傅泾波无私的关怀和培养，而傅泾波的报恩，更是在异国他乡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之可贵。

让司徒雷登痛心的是，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仿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北大迁往燕园（即燕京大学原址）。由此，司徒雷登一生的心血与事业，曾经风光无限的燕京大学，就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1962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在北平去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而去世，终年86岁。在去世之前，司徒雷登写下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请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周恩来于1946年在重庆时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在他死后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并安葬在燕大校园未名湖畔他妻子的身旁。

明代彩绘花瓶如今早已物归原主，而司徒雷登的第二个心愿则迟迟未能实现。所幸的是，作为司徒雷登“第二故乡”的杭州，倒是为他做了点事情。1985年，坐落在天水桥耶酥弄的司徒雷登故居就被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2002年起，司徒雷登故居正式对外开放；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只有简简单单的一行话：“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正文四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宫慕久将上海县城北边的一块土地划给英国人居住，当时这里完全一片农田，种满了水稻和棉花。在黄浦江的西岸，有一条蜿蜒的小道穿过宽阔而稀疏的芦苇丛，那是纤夫们为拉船而踩出来的。当年在这里赤着脚、流着汗的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原本少有人烟的郊外，在三四十年后竟然成为世界上人口最拥挤的地区之一，而这条毫不起眼的羊径小道，居然早已变身为中外知名的外滩。

外滩处于黄浦江的西岸，这里既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之处，也是黄浦江水势最深而水流最平之处，可谓是天然良港的最佳位置。在获得了租界的管理权后，英国人首先在这里建造了两座驳船码头，以方便其外贸商品的上下进出。仅过了十年之后，这里已经拥有了大大小小十余座码头，其货物的吞吐量远远超过了下游上海老县城的传统码头。

外滩码头的后面，是一些外国洋行陆续建造的两层洋房，其中不乏历史上知名的义记洋行、颠地洋行、怡和洋行等外国商事机构，这也是后来“外滩”的雏形。外滩，中国人当时称之为“黄浦滩”，洋人则唤之为“Bund”，其所指的这个新兴的商港地带，范围与现在的外滩基本接近。不过，当年洋行初建的两层建筑在使用了数十年后基本被拆除重建，现在外滩那些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西式建筑大多是上世纪初期的产物，这些建筑可远比最初的两层建筑要宏伟得多，而且保存至今。

1848年后，工部局在英租界外滩一带修筑了一条鹅卵石煤屑道路，后来又在这条路上安装了新奇的煤气路灯并种植了优雅的行道树，法租界外滩路也随而与之连接（当时英租界与法租界以洋泾洪为界，即现在的延安东路）。到1865年左右，这条滨江大道已经成为当时上海最宽敞最漂亮的马路，每到傍晚，在上海工作的各国洋人们或驾着马车，或步行来到这里欣赏美丽的黄浦江景，在夕阳的残照下，这里成为了他们最深刻的异国记忆。

很显然，当时外滩具有双重功能：白天这里是繁忙的港区，晚上则成为了居民们最佳的休憩区。为防止商人们滥用自己洋行前的土地，工部局决定不再增设港区设备，而要将外滩转型为一块公共绿地、一个公共的休闲场所，因为这里是“居民们在黄昏散步时能从黄浦江中吸取到清新空气的唯一场所，也是租界内具有开阔景色的唯一地点”。

在这一决策下，外滩的沿江地带陆续被填平并铺上草皮，这里也逐渐成为了上海景观的首选标志，并开始出现在当时的油画或摄影作品中。1868年，在外滩带的最北端，也就是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出现了上海租界中的第一座公园——“上海黄浦公园”，这也是为时人所熟知的外滩公园。

外滩公园的筹建、设计与管理过程均没有华人参与，在最初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只是在1875年那座著名的长118米、宽12米的外白渡桥改建成功后，当人们从高耸的桥上走过的时候，外滩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这才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当时有位署名为云间逸士的人在《申报》上发表一篇关于“外国公园”的洋场竹枝词，其中便描绘道：“行来将到大桥西，回首窥园碧草齐。树矮叶繁花异色，雨余石上锦鸡啼。”但令人不快的是，当租界中居住的华人试图进入这座公园一窥美景时，却被门警阻挡在外，这又是为何呢？

近年来有一种奇怪的论调，说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伪造的，如《世纪》杂志所刊登的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中便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乃“纯系误传”，理由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通志馆成员蒯世勋于1932年在翻译《中国的发展》中的“C admitted”一句话时，将之译成中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才得以流传开来。至于那块千夫所指的牌子，则是“50年代为配合形势教育”而制作的，它被放在“解放后的博物馆里”，而不是“解放前的外滩公园里”。写作过“上海三部曲”的作家陈丹燕也认为这是一段伪造的历史，理由是禁止华人与狗入园的规则虽有，但“华人与狗不得进入”这句话系概括而成，至于牌子，当然是没有了。

就历史而言，要证明一个事实有，比较容易；但要证明没有，则比较难。因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非但这句话是有的，而且这块牌子也曾被不同时代的不同人所亲眼目睹过，相关记载如下：

黄炎培在其自传《八十年来》一书中记载，“一进租界，眼花缭乱，只见街上到处是红头巡捕，面目凶狠，特别是对那些人力车夫乱打乱踢，白渡桥公园门外牌子上写着八个大字，‘犬与华人，不得入内’，这是我在那时亲眼看见的”。黄炎培是上海川沙人，他当时是去上海应县试，时间在1898年左右。可见那时已经有了这块牌子。

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日的日记中记述，“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栅，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

陈岱孙在《往事偶记》中称，1918年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见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并于1990年7月12日去信上海黄浦区园林管理所，强调这块牌子上的内容“不是游园规则中的某一条，……而是一块木牌子”；另外，他还说在1920年的时候，这牌子仍然“健在”。

1923年8月28日，郭沫若在一篇名叫《月蚀》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同年，蔡和森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上海未开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点不是华人的？但是既开埠以后，租界以内，最初是不准华人居住的，而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标揭，至今还悬挂在外国公园的门上。”

1924年，孙中山在演说里也提到这块牌示：“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取消了那块牌，还是没有取消那个禁例。”

另外，方志敏在中说，“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射入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不过，方志敏说的不是外滩公园，而是法租界的法国公园，即如今卢湾区的复兴公园。

由以上不同年代、不同人物的证人证言可以看出，外滩公园确实有过这样一块牌子，只不过因为当事人记忆或者是公园每年均须油漆换牌的缘故，牌子上的字记载不同，有称七字的，也有称八字的，措辞稍有不同，但意思是基本相同的。（清末称“犬”者多，而民国直接呼“狗”者多，莫非是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有无牌子的问题先放在一旁，先看看租界当局制定的游园规则。其中涉及“华人”与“狗”有这么几条，一是1885年的《外滩公园游览须知》中，第1条是“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5条是“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二是1909年9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娱乐场（今鲁迅公园）规章》中的第3条，“华人不准入内，除非是侍奉外国人的佣人”；第4条，“印度人不准入内，除非是衣冠整洁者”；第7条，“狗不得入园，除非加嘴套及用皮条牵住”。三是1909年法国公园的游园规定，其中第1条是“严禁下列人和物进入公园：中国人，但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阿妈和伺候洋人的华仆可跟其主人入园；酒醉或衣衫不整的人……”；第2条是“洋人牵带的外加口罩的狗允许入内……”；第5条是“公董局保留有权利发给华人入园券”。1904年的《巡捕房章程》关于“公家花园”也规定：脚踏车与犬不准入内；除西人之佣仆之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

以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禁止华人与狗入园的规定是确定无疑的，争议主要在于牌子的存在与否。否定者认为，规定是分开的，不应有单独列出的八字牌示，何况目前确无实物可以证明；肯定者则言之凿凿声称，他们确实亲眼看见过这块牌子，而且是不同时期、不同人物，不可能也不必要全部说谎。反过来说，不能找到牌子的实物，并不能否定牌子就不曾挂过，因为当时公园的管理者是租界当局，取消对华人的禁令后自然会加以销毁而不是送给博物馆收藏；再者，木制牌子在风吹雨淋之下，往往要定期重新油漆或者更换，其中的“犬”字“狗”字、七字八字或有差异，但并不能否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就真的不存在。

事实上，在外滩公园开放之初，的确是没有这块牌子，也没有禁止华人入园之规定的。最早反映因游园问题而发生中外冲突的，是1878年6月21日（即建园十年之后）的《申报》刊登了一篇题目为《请弛园禁》的文章，其中提到“现在中国之衣冠中人偶入其内，门者不得阻止”这么一句，由此可见，对于大多数特别是衣冠看起来不甚高贵的人，门警是不让其入内的，唯独高级华人，或许“偶能入内”。

《申报》随后在评论中提出质疑：香港的公家花园之前也是不准华人出入的，但自从新港督上任后便废除了这项规定，为何“弛于彼而禁于此”？花园创建之时，动用的都是工部局所收的银两，而租界中的华人同样纳税，为何单独禁止华人入内？

在1881年的《上海英美租界工部局年报》上，刊登了这样三封信，一封是虹口医院的华人医生恽凯英等八人用英文写给工部局秘书的，信中声称其于当年4月5日路过外滩并想进入外滩公园时，却被门卫挡住，于是他们写信抱怨道：“我们都是租界的居民，而且是纳税人，想请问你有什么条文规定中国人不可以进入公共花园的？我们没有见到官方有关这方面的文件，昨天，我们有位先生冒昧地想进入公园，不料却被门警阻挡了。”

4月20日，工部局董事会回信称：“由于公园的地方有限，所以显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进园的。不过，捕房已授权让所有正派的、衣冠体面的中国人进入花园。”5日后，工部局董事会再一次回信称，他们“并不认为中国人有进入花园的权利”，因为1868年英国驻沪领事温斯达在写给上海道台的一封信中已经申明，“这块地方（公共花园）是给在上海的外国社区居民作为娱乐场所或公园之用的”，而当时的上海道台对此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

工部局的答复显然不能让租界中的华人特别是高级华人满意。四年后，也就是1885年，怡和洋行的买办唐茂枝等8名华人再次联名致信工部局：“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使用公共花园方面遭受到不同的对待是令人不满的，希望工部局想些办法来消除这种招人怨恨的矛盾”；“工部局拒绝华人入园，仅仅是从种族方面来区别，这不管以权宜之计或国际礼仪作为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对待任何打算妨碍这种制度的不公平行为都坚决反对，但我们也希望上述遭人怨恨的事例予以改变”。

唐茂枝等人还表示，“我们申诉这些理由并不是急于要求无条件地开放花园，只是希望工部局能够允许那些高贵阶层的中国居民和外地客人能进入工部局管辖之下的娱乐场所”。为此，他们还建议，由工部局发放证件，每周可安排两到三天，实行中国人持证入园，意在保障高等华人的权利。以上信件也同样发表在1885年的《上海英美租界工部局年报》上。

这一次华人的抗议浪潮比上一次要更加猛烈，《申报》等媒体也不断发表文章为之造势，工部局在压力之下，也不得不承认华人的要求“所言甚是”，并在当年12月公布了一项决定，那就是让那些“受尊敬的品格高尚的中国人采用事先申请游园券”的方式进入公共花园，但限定每周一次。但是，租界内的高等华人并不愿意接受这种受辱的方式，因而申请入园券的发放为数极少，1889年那一年也不过发放了183张。

直到1889年3月，上海道台龚照瑗致函英国驻沪总领事许士，信中转述了一位华商关于公共花园的意见，即华人承担了花园的修建、管理等费用，却不能享受到应有的权利，这是极不公平的，因而龚道台要求英国总领事劝说工部局尽快解决此事。工部局在得信之后，坚持认为外侨入园是一种权利，而华人入园只是一种恩惠，如果凭券入园被滥用的话，这一制度将予以取消。

不过，由于上海道台的介入，加上此时租界的人口已经剧增，工部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次年，工部局在苏州河南岸的四川路（今四川中路）东头、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滩地上修建了一个占地约六亩的新公园，这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华人公园”（如今已成为一块街边绿地）。

相比外滩公园，华人公园的环境及管理等方面要差得多，但工部局“华洋分园”的处置却在无形之中消弭了华人的抗议之声，但出人意料的是，对外滩公园的强烈批评开始见诸时人的记载之中，而问题恰恰出在那块之前没有出现过的牌子上。

历史学者罗苏文在《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件事，那就是外滩公共绿地的“座椅风波”。曾有一位华人写信向工部局申诉，称他有两位衣着体面的朋友在外滩草坪散步时，竟遭到巡捕的驱赶，他要求工部局责成巡捕房今后不得干涉在草坪上散步的衣着体面的华人。而有一位外侨则向工部局抱怨说，外滩公共绿地的座椅在傍晚时几乎都被华人劳工阶层所占领，他向工部局申请是否可以自带座椅。在此之前，工部局已经规定外滩公共绿地的座椅可以由衣着体面的华人享用，但在此之后，座椅的使用范围则提升为“更为体面的华人”，由此，巡捕的干涉也就日益频繁了。

但是，工部局的规定和巡捕的干涉并不能让那些华人劳工阶层放弃去外滩休憩的愿望，因为当时除了外滩之外，并无理想的休息之所。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外国人也希望与华人特别是他们认为低级的华人分离开来，这一愿望在“华洋分园”后便变得更加强烈。在他们的逻辑中，既然华人已经有了自己的花园，就不应该再享受进入外滩花园的权利，那块令华人厌恶的牌子，大概也就是这时开始挂出来的。说白了，这仍旧是华洋分居的老套路。

事实上，当时禁止华人入内的外国人专用场所并不限于外滩公园，譬如英国总会、德国总会等娱乐场所一向就是禁止华人入内的，历史上知名的跑马场，也从来没有接受过华人做会员。外国人的理由很简单，华人并没有对此有所投入。但外滩公园不一样，一则它是公共花园（Public Park），二来建园及管理费用是由华洋共同承担的。

资金的来源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外国人那种“华洋分居”的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已经是根深蒂固，因为在他们看来，租界中的华人当时已经是“人满为患”，而且他们还担心过多地与华人平民接触，会有感染时疫的危险。为了屏退华人、给自己保留独享的空间，那块口气强硬的牌子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不可否认，部分华人在公共绿地及游园中出现过一些诸如“摘花践草”、“独占座位”、“挟妓入园”等不守公德的现象，公园中“禁脚踏车、禁掏鸟窝、禁摘花、禁狗”等规定也属合理之处，但将华人与狗并列，则足以会激起中国人的万丈怒火。1925年，在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五卅运动时期，外滩公园的园规禁牌一度被愤怒的学生砸毁。在之后的北伐战争胜利之后，武汉的外国租界被收回，公共租界工部局及法租界当局也随后宣布开放租界内的各大公园，中外人士均可进入。作为一个补偿，各公园开始实行售票入园，倒是为租界当局赢得了一笔不菲的收入。

在华洋分居、种族歧视的颜色褪去之后，外滩公园的定位重新回归并成为了市民们休憩的乐土。今天的黄浦公园（即原来之外滩公园），以人民英雄纪念塔作为公园主景，看上去不过是一所极为普通、到处可见的小公园罢了。至于那块口口相传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自然是无可寻觅，倒是全国各地都很常见的牌子，如“请勿践踏草坪”、“禁止折攀草木，违者罚款”等等，挂得到处都是。

黄浦公园拥有130年的历史并曾是上海最早的城市花园，但在如今繁华的上海大都市中，似乎早已被人忘却。即便是来上海游览的外地游客，到了外滩后恐怕也大多被对岸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世界金融中心这样的摩天大厦及其背后的“万国建筑博览会”那些西洋精美建筑所吸引，谁还会注意在北边的角落里，还有这样一座曾经饱受争议，如今却毫不起眼的小公园呢？

正文四七、民国“反中医”的吊诡与抗争

20世纪初期，尽管西医已经进入中国数十年，但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服务的，仍旧是传统的中医。有意思的是，不到一百年，中医与西医的地位正好换了个，如今是西医当道而中医式微，这其中的种种缘由，颇多可探讨之处。

几千年来，中医是中国人唯一的治疗手段，国人对此有着极深厚的感情与信任感，而对于西医，往往是到了非常时刻、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才加以尝试。如同许多新事物一样，国人对西医的怀疑和不信任，也是西医在中国数十年不能够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当时的大多数西医眼中，传统而落后的中医必然会随着不可阻碍的医学发展而逐渐走向自然衰亡，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西医初入中国的很长一段时期不是这样。1935年，上海的名西医伍连德不得不沮丧地认为，每八个病人中，大概只有一个愿意就诊西医。和中医相比，西医在费用上更高，但这并不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关键问题还在于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正因为如此，西医界人士在民国成立以后开始寻求政治资源的支持来扩展西医的生存空间，由此也引发了中西医之间的激烈冲突。

最早谈到中医药废除问题的，是1913年9月就任教育部长的汪大燮。他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毫不掩饰地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汪大燮的话引发了中医药界人士的强烈抗议，1914年11月，来自全国十九个省的中医代表团来到北平向国务院和教育部请愿，要求政府抛弃废除中医药的政策。后来，废除中医及中医教育的动议也就不了了之。

1925年孙中山北上就医之时，中西医之争再度兴起。孙中山的肝癌病情此时已到晚期，在治疗方案上也出现了两种声音，其中以张静江为首的一些人见放疗的效果不大，因而极力主张请中医治疗，宋庆龄等人也都赞成。但是，汤尔和等西医坚决反对中医疗法，其所在的协和医院（西医院）也态度强硬地声称，如果要服用中药，就必须搬出医院，即便显贵如孙中山者，也不能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因病情加重而于2月18日搬出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由中医治疗。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曾共同诊视一周，并开出方剂，孙中山在服药两剂后情况有所好转，当时的外籍西医也对此予以承认。但数日后，孙中山又停止服用中药而继续用西医之法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直至病逝。

民国成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及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批判，作为传统之一的中医也在这场“全盘西化”的浪潮中遭受重创。胡适早年就批评中医“毫无学理，不足为法”；鲁迅则说，“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傅斯年在1934年撰文：“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新派知识分子们与传统决绝的态度，无疑令社会舆论变得更加不理性，以至于后来还出现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等惊世骇俗之言论。

以孙中山的地位和威望，其病情的发展、采用的疗法及疗效，足以成为当时中西医界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件。有意思的是，孙中山与鲁迅之前都曾学习西医，但他们并没有成为成功的医生而是投入到“医世救国”的更大事业中，由此，其对中医的排斥也就并不奇怪了。

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上突然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余云岫提出）、《统一医士登录办法》、《限定中医登记年限》、《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共四个“废止中医”的提案，这四个提案最后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主要内容是：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1940年）底为止；禁止旧医学校；禁止新闻杂志介绍旧医。另外，上海西医余云岫还另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请命令废止中医学校”的提案。由此，民国史上的“废止中医案”风波被骤然引爆，并进而导致中西医界混战近十年之久。

从《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来看，卫生部实质上是要通过限制中医登记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来达到中医快速消亡的目的。因为如此一来，年长的中医老死后，中医界自然后继无人，那中医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西医派在提案中玩弄了两个小技巧，其一是将中医说成“旧医”，因为中医之前自称自己是“国医”，而“西医”的用词本身就有外来的意思在内。为了提高西医的认知度，西医派将自己称为“新医”，而将中医称之为“旧医”，以新去旧，正好符合了当时人的思维逻辑。其二是将中医和中药分开，其宣称只反对中医而不排斥中药，以尽可能地减轻阻力。

西医派以“中医不科学”为名禁止中医办学，这一招也是辣手的。早在1912年，北洋政府曾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将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在当时就引起了中医药界人士的抗议而未能实行。这一次西医派重提此案，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充当“反中医”急先锋的是曾留学日本的上海西医余云岫，他也是当时上海医师公会（西医）的首任会长，废止中医的提案基本是出自于他的手笔。余云岫一向视中医为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去之而后快，提案中“废医存药”的设想，便是他首创的。

西医派后面有个大靠山，那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褚民谊早年加入过同盟会，是党内相对资深的“元老”，他曾经留学法国并获得医学博士的学位，但他本人从来没有行过医，因为其博士论文主要是关于兔阴具有阴阳两性的发现和论述（兔子雌雄难辨的现象分析），与真正的医术还相差很远。

褚民谊在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演讲说：“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是行政上了轨道，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够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面目一新的民间运动，就是废止汉医汉药。所以要有卫生会议负起责任，通过全国专家所拟定的提案，交由政府执行，才能算是完成了革命大业。”

褚民谊的话颇多不通之处。首先，革命并不是社会进步的目标，甚至不是唯一的手段，以革命的名义去推动医学进步，这非但是一相情愿，而且是一种不计后果的伪科学方式；其次，日本之所以能够强大，主要原因是将国家最优质的资源优先发展军事和军工，以军国主义的方式打造一个地区军事强国，这与维新无关，与废止汉医汉药更是毫无关系。

事实上，日本非但没有废止汉医汉药，还利用庚子赔款在上海设立了一个自然科学研究所，其中就有专门研究中医中药的部门，譬如最反对中医的余云岫，就曾在民国及其日伪时期做过这个研究所的委员（该研究所比731部队更早地使用中国人做人体实验）。有意思的是，余本人虽然留学日本，但其习医是在30岁之后的事情，之间还因为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而被打断，直到38岁才完成学业，其求学过程难免有“半路出家”之讥。有意思的是，余云岫虽然一心一意反中医，但其所出的著作却都是在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基础上所撰述的，其对西医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进步的论述。

更吊诡的是，那些反中医态度甚坚的知名人士，如汪精卫、褚民谊等，最后都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做了大汉奸。孙中山病危之时，汪精卫一度转而支持中医疗法，这遭到了孙中山的主治西医汤尔和的强烈反对并在北京《晨报》上发文指责，汪精卫随即作《答汤尔和先生》一文，对汤尔和贬斥中医的态度予以回击：“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学今日尚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它一切人类便无发现之可能。那么，我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

民国初年，一些新生的流派或主义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自封为“科学、民主、革命”的代表，然后动辄给反对派及不同意见者扣上“迷信、保守、反动”的大帽子，以为这样就代表了进步的潮流，实际上这种事前假定的正确和不容讨论的专横，往往起到适得其反甚至反动倒退的效果。汪精卫的最后一句话，指斥的就是这种不理性的现象，这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对具体科学的讨论而上升到“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的层面了。

但几年以后，汪精卫对中医的态度突然判若两人，而其态度的转变可能与褚民谊有关。褚民谊是汪精卫最得力的亲信，其老婆也是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人。据传，此女相貌丑陋，仪态庸俗，当时只是陈璧君的一个丫头，不知为何会跟褚民谊搞上。有人说，褚民谊因经常出入汪公馆，自己行为不检点而搞大人家的肚子，最后在陈璧君的逼迫之下才不得不结婚。褚民谊本人有才华而且很会玩，但他从来不带老婆出席正式场合……实事求是地说，褚民谊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点吃亏，但其慑于汪、陈的势力，也只好忍气吞声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在废止中医药的消息传开后，就像一颗火星溅到了油锅中，顿时医界鼎沸，社会震动，舆论一片哗然。令西医派没有想到的是，中医界的反应极为迅速有力。在上海著名中医丁仲英、谢利恒的领导下，年轻的中医张赞臣、陈存仁利用他们开办的《医界春秋》杂志及《康健报》发行网络，向中医界发出召开全国联合抗议大会的呼吁，并很快得到各地中医组织的积极回应。半个月后，全国各地的中医代表281人聚集上海，并于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抗争大会。当天，全上海的三千中医停诊，九百家药店停业，中医学校及药业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各地代表群情激奋，有的甚至是声泪俱下，因为北洋时期的中西医争论还仅限于打嘴仗，但这次却要来真格的，一旦提案通过，那中医、中药产业及其相关从业者就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尽管余云岫试图用“废医存药”的策略来分化中医和中药，但中药界很快识破了其伎俩，如当时上海中医学会的成员陆士谔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医国药之关系，有若唇齿，国医今日亡，国药即今日亡”，如果禁止中医的话，谁还会光顾全国数十万家中药店呢？西医能够开中药处方吗？

中医抗争大会非但得到了中药业界的全力支持，其他的商会组织如上海总商会、全国商业联合会、国货维持会等也都表示支持。当时的舆论对此也极为关注，中西医界各派出文笔甚佳的代表在报纸上大打笔仗，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使得争论陷入了白热化。

在争论最高潮的时候，褚民谊甚至亲自出马，写下长文为“废止中医”政策辩护，而《申报》编辑在接到这位中央委员的文章后（必须头版刊登），考虑到中医的弱势地位，事前将文章透露给上海中医界的笔杆子陈存仁，让他也在当天写下文章进行反驳，结果两篇文章同时刊登，互打擂台。一个年轻的医生发表反驳中央委员的文章，这在当时是极为轰动的。

共同的威胁使得一向单打独斗的中医界和中药界团结起来，并创立了统一的组织“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3月20日，在抗争大会闭幕后，联合会决议将“3月17日”定为“国医节”，并推出5名代表前往南京请愿，由此走出了抗争的实质性一步。

请愿团到达南京之时，正值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国政要正聚集一堂，这为请愿团开展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按之前制定的策略，请愿团决定重点拜访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和中央党部，对于西医派盘踞的卫生部反而暂时搁置不理。

请愿团最先拜谒的是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据团员陈存仁回忆，还没有等他们开口，谭延闿就说：“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说完，谭院长还当场伸出手腕，请团长谢利恒为他诊脉并开处方。次日，各大报纸便将这张方子登了出来，对中医派大造声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访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时，那就更简单了，因为于右任一向是最赞成中医的，因而他在接见中医代表团时说：“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在我们陕西，全省只有一间教会办的西医院，一共只有三个西医生，绝大多数老百姓有病都是靠中医治理。所以，中医对国人的健康保障有很大的贡献，现在西医褚民谊等当政，想把中医消灭，这等于洋教徒想消灭全国的和尚、道士一样，那怎么可以呢？”不仅如此，于右任还提议：“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神父来管和尚一样。”

请愿团到立法院请愿时，院长胡汉民因为有病休息，由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焦易堂出面接待，焦易堂本人是倾心于中医和国粹的，他表示请愿团尽可放宽心，因为“这件事首先要立法院制定法律，三读通过才能实行，卫生部是不能独断专行的”。

当请愿团到林森家（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拜访时，林森当场表态：“这件事荒谬得很，都是卫生部几个西医和褚民谊搅出来的，相信全国人民都会反对，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就是你们这件事情。”说罢，林森又请陪同来访的南京名医陆仲安诊脉。原来，林森患有气喘病，一向是请陆仲安看病的。

另外，请愿团又拜访了党国要人叶楚伧、李石曾、张静江等人，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因为这些人都站在中医一边。西医派本以为他们控制了卫生部便可以只手遮天，但在中医派的抗争之下，才发现他们依靠的汪精卫、褚民谊等人在国民党高层实际上处于孤立的状态。就连地方上的巨头，如冯玉祥与阎锡山也都致电中央力挺中医，特别是一向传统的阎锡山，更是态度坚决。

3月24日，蒋介石亲自接见请愿团，时间虽然只有五分钟，却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蒋介石在与请愿团成员一一握手后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支持，你们放心好了。”会见最初，蒋介石说带有宁波口音的国语，他见请愿团成员都说上海话，于是改用纯粹的宁波话与他们交谈。接见结束时，蒋介石还透露，关于提案的批谕将从速发布。

在请愿团节节胜利之时，卫生部部长薛笃弼被这件事弄得很被动，因为他原本是冯玉祥的部下，这次受冯玉祥的推荐就任部长一职，谁知道一上任就遇到这个麻烦事。更让他着急的是，中医请愿团在遍访党国要人时，却把他晾在一边，而这时冯玉祥也来电责问，更是让他左右为难。最后，薛笃弼也只好放下身架，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当场承诺：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在接见请愿团的过程中，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薛笃弼还邀请了从西北考察回来的哈定博士来演讲考察经过，卫生部的很多司长都是西医出身，他们用英语与哈定博士谈话，谁知哈定博士却只说中国话，整个演讲过程都是使用国语来讲述的。

数日后，请愿团回到上海，蒋介石的批谕也下来了，卫生部的几项提案全部撤销，只交立法院作参考。至此，请愿团的抗争大获成功。这次中医抗争的胜利说明，中医理论尽管不符合西医理论，但中医能治愈疾病并已延续上千年，这是不争的事实。西医派主张废止中医，从根本上剥夺中医的发展权利与机会，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科学而只能称之为专横霸道，这也难怪中医药界人士对此极为愤恨。社会各界也大多对中医药界表示同情与支持，在他们看来，西医派不过是企图用牺牲中医药界的方式来换取他们的发展空间与职业利益罢了。

中医能够取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西医还远未普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旧依靠传统的中医药来治病。正如时人所言：“全国中医有八十三万人，药铺有二十余万家，而全国西医不过六千人，多数集中在都市，无数县份和乡村，一个西医都没有，人民一旦有病，唯中医是赖，怎样能说废止就废止呢？”

这次“反中医”抗争的胜利，与中医药界的迅速反应和成功的组织有莫大的关系。本来西医派自以为掌握了卫生部的大权，而中医药界一向是个体营业，漫无组织，应该不难对付；但在生死存亡、利益攸关面前，中医界、中药界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随后组成了的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并为请愿团向卫生部抗争提供了强大的后盾，这“民敢与官斗”的结果，恐怕也是西医派所未曾预料的。

尽管1929年的抗争取得了胜利并于次年成立了中央国医馆，但中医药行业在之后的发展中仍被无端非难，如1933年《中医条例》的出台就遭到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的阻挠，他不但反对该提案，还提出要废除中医中药，并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对此谬论，中医界严厉斥责汪氏“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汪精卫眼看不能阻止提案，随后又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劝说其共同阻止通过《中医条例》。

直到1935年11月，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这才使得历经数年不得通过的《中医条例》正式颁布，卫生署（原卫生部改卫生署）内也设立了专门中医委员会管理中医事务。

黄炎培曾在回忆录《八十年来》中提到，当时已近90的马相伯马老先生在听说废中医引发的风潮后，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不要过誉西方文明，要知这一切都是近百年来事。我年轻时到外国去，亲见他们还没有好的医药，生了病，用蚂蟥斜贴在太阳穴上，说百病都会消灭的。”马相伯生于1840年，因为家庭信教的缘故，他从小便接受了基督教会的教育并在外国游历过，对西学有相当的了解，这话说得还是比较公允的。

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有四点理由，一是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二是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三是中医不能预防疫疬；四是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比如中医在应付大型的公共卫生危机、防止疫病等方面确实不如西医，但中医有中医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效果，一棍子将其打死，完全封杀中医向科学化发展的空间，这就难称“科学”而不免“营私自利”之讥了。

理性客观地对待中西医之争，最好的方式是以疗效说话，使中西医在同等条件下共同竞争、彼此共存、交流融合、取长补短，而不是通过霸占行政资源、鼓动不理性的舆论等不正当的手法进行排斥和打压，这种试图垄断的专制主义不过是贪图私利的表现而决不能代表真正的科学，其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更是风牛马不相及。

中医有一句名言，叫“上工治未病”，也就是扁鹊阐述的“良医治未病”的哲理：最高明的医生治于未发之时，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根，因而他的名气反而不大；次等高明的医生治于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些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传于乡里；而再次的医生治于病情严重之时，由于效果显著，因而大家反而认为其医术高明。

医昭也在《健康密码：医疗全策略》一书中总结说，中医注重整体化治疗，起效慢但着重于从根本上祛除病根，而西医分科明晰，强调个体化治疗，起效较快，所谓“头痛治头、脚痛医脚”；中医“望闻问切”，诊治手法简单便利，费用低廉，对人体没有伤害，但给人感觉不够精确，西医则依靠各种医疗设备，如X光、Ct、核磁共振等等，精确但费用很高；中医重视治疗质量，不做无谓的治疗增加病人的痛苦，而西医往往使用兴奋剂、呼吸机甚至化疗等残忍的方法等来维持无谓的治疗。事实上，对于癌症晚期或艾滋病等不可挽回生命的疾病，很多只是增加了病人临死前的痛苦。就这点而言，中医以调理为主，注重人文关怀，不作无谓的治疗，反而是值得提倡的，譬如巴金先生在死前就说他是为别人而活……身体上插满管子的生存维持对一个有尊严的老人来说，的确是一种无奈的屈辱。

民国时期的反中医，很大程度上是五四运动后的“反反文化”在“科学神圣化”幌子下的愚昧行动，如褚民谊“为了革命非扫除中医不可”的主张。这种“为反而反”的“反反文化”，如反传统、反儒家、反中医、反父慈子孝、反贤妻良母，过去的一切都要反，等等，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偏激与无知的愚昧，而将“科学神圣化”、“西医神圣化”，不过是一种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其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作为中国的国粹和宝贵的历史遗产，中医要在将来得到继承与发展，使用现代语言并引进现代科学的方式进行理论构筑与实践，也属当务之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反中医和今日之反中医，虽然历史背景不同，但事实的真相大多为“因无知而反”、“因私利而反”，今日之西医西药在资金、宣传等方面远占优势，其中有多少利益集团如西药公司等在背后推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鼓动“为反而反”的非理性情绪和思维，对一个国家的古老传统与行业进行精心而肆意的攻击并欲去之而后快，恐怕满足的只是部分利益集团的一己之私，而在巨大的历史责任面前，就不是这些人所能承受的了。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的传统及文化遭到了不公正、非正常的沉重打击，当今绝大多数的国人都已经丧失了文言文阅读的能力，对传统及文化也已无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可以想象，以古文为载体的国学、国粹，包括中医在内，如今的现代人已经极为陌生，形同天书。如今再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也许会发现，受损害的不仅仅是中医，数千年来国人曾为之骄傲的历史、传统、道德、文化、价值，如今还剩下多少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自称“中国人”的人们去反思的。

正文四八、银元时代下的上海生活

陈存仁先生是民国时期的知名中医，他曾写过两本关于上海生活的历史随笔，一为《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为《抗战时代生活史》，其间的所见所闻，都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上海生活点滴及历史。陈先生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其记述却真实入微，可读性强，结合其他人的回忆录及统计，倒也可以一窥民国时期的上海生活。

陈存仁出生于1908年，原是上海老城厢世代读书经商的地道上海人。六岁的时候，陈存仁去姑母家拜年，其姑母家巨富，给了他一枚银元做压岁钱，令他兴奋不已，因为当时刚满师的学徒一个月也不过拿一元的月钱。民国初年，小孩子是很少有机会见到一枚银元的，他们接触最多是铜元。

据陈先生的回忆，一枚铜元在当时的用处很大，可以买到十粒八粒糖果，或大饼油条各一件，或生梨一二枚。去城隍庙玩的时候，一枚铜元可以买到一块百草梨膏糖，两枚铜元一碗酒酿圆子，四枚铜元一碗肉面，肉又大又厚，当时已有荷兰水（外国汽水），每瓶两枚铜元。当时的鸡蛋，一银元可以买150多枚，比兑换的铜元还要多。民国时期的著名影星胡蝶和陈存仁先生系同年出生，她也曾经在回忆录中说，她八岁的时候（1916年），一个铜板可以买一个肉包子或一大堆糖炒栗子。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场上流通的各种货币，既有银两银元，又有各种铜币和贬值的钞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纸币，一般都要打七折使用）。银元，是当时的流通主币，其中又有袁世凯元、龙元、孙中山元，还有因外贸而从外国流入的外国银元如西班牙卡洛斯银元、奥匈帝国银元、秘鲁银元及英美日等国流入的贸易银元。据1929年的统计，外国流入中国的银元达15种之多。至于银两，则更无一定之规，在使用时还需要看成色、称重量，如元宝、银锭、银块、银片等，很多都需要钱庄中转兑换。辅币银角子和铜元往往由各省自行铸造，五花八门，在成色、比价上大有文章可做。

老一辈的人对钞票（纸币，甚至钱庄的庄票、支票等）大抵是不信任的，特别是外国银行的钞票。当时有两种外国钞票曾让中国人吃过大亏，一是“一战”结束后崩溃的德国马克，二是俄国革命后变得一文不值的卢布。就算是美钞，当时人也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们最感兴趣并认为最可靠的是银两和银元，这才是他们心目中货真价实的财富。

因此，当时的大户人家甚至是一般人家，大都有藏银窖的习惯（即便是失火也无妨，屋去而窖藏），多的上万几十万，少的也会藏个几百几十的。遇到老屋拆迁或者翻新重建，把藏银的地窖挖出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更令人发噱的是，当时上海人过年时祝福别人发财的时候，不是说“希望你中马票”，而是说“希望你掘到藏”。

八岁那年，陈存仁就亲眼经历了“掘藏”的一幕。当时其姑丈去世，姑母将其四伯父（即娘舅）请去分配家产（江南一带，请娘舅来主持分家是沿袭已久的传统，娘舅在外甥女出嫁的婚宴上也要尊为首席），四伯父便把他一起找去作见证。在去之前，四伯父先把他拉到城隍庙，让他向城隍菩萨赌一个咒，保证在分家的时候看到的事情永远不告诉别人。等到姑母家后，其家人全部在场，就等着娘舅和见证人来掘藏分家了。半夜时分，等家中的佣人都被打发到庙里守灵去了，掘藏才正式开始。

四伯父说，“姐丈病重时只说了一句话，‘东西放在书房画箱底下’，说这话时，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还伸出两个手指，说着‘二十’二字，这‘二十’是什么意思？”当时姑母家的人都认为是二十个瓦缸。于是大家一起动手，将书房画箱搬走后开始往下挖，挖了好大一会才挖出八只缸，里面全是银元，每缸一千元，上面还有一对银元宝（每锭重十两）。由于挖出来的数目和“二十”不对，因而大家又继续往下挖，最后才将其余的十二缸银元挖出，总计二万银元和二十对银元宝。

上海开埠之初，一些富商也自行铸造过银饼，每饼五钱，后流入市场，但这种银饼不够标准，使用起来多有不便。当时官方的银元为白银七钱三分，库秤是七钱二分，在当时流通的银元中，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银元，因其正面有一只鹰，所以被人称为“鹰元”，上海人又称之为“洋铀”。清朝末年，清廷从外国引进了机器铸造银币，因为上面有一条龙，因而又被称为“龙元”；民国后，袁世凯时期又铸造了新的银元，银币正面有一个很大的袁世凯头像，也就是民间惯称的“袁大头”，这种银币是法币改革前使用最广泛的。

民间也会造假银元，因而钱庄伙计的第一要务就是必须懂得识别银元的真假。最传统的手法一般是听声音，将银元往大柜台上一掷，声音清脆悦耳的是真，声音浑浊不清的便有假的嫌疑。要不就是用两手指夹起银元，往其边际一吹，真的银元会发出轻微但悠长的银笛声，如“殷”的一声，假的就没有（笔者小的时候，家里也有几枚留存下来的“袁大头”，的确是屡试不爽）。

一般说来，当时十元以下的交易大都使用银元，十元以上使用银元的就不方便了，因为一枚银元七钱三分，一百枚就是七十三两，碰到大宗交易使用现银是非常麻烦的，因而这时就需要使用银两或者钱庄的庄票了（即相当于银行的本票，见票即付）。在银元之下，有两种辅币，一种是银角子，另一种是铜元。这两种辅币并非十进制的，而是根据银价变化而变化。在当时的钱庄，每天都会挂出兑换率，不过浮动也不会太大，一银元一般兑一百二十八枚铜元左右。

陈家在民国初年开始家道中落，最初是家族生意破产，后又因为父亲突患痢疾去世，因而只能改过粗茶淡饭的生活。据陈先生的记载，他八九岁的时候，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的食品限定四个铜元，一个铜元煮青菜一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两个铜元买“东洋鱼”一块（日本销来的萨门咸鱼干），一个月都难得吃一次肉丝。在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吵着要买一双儿童皮鞋，但要价须一枚银元，最后只能忍痛作罢。

等到陈先生中学毕业、开始学习中医之后，此时的物价有所变化。当时的铜元一枚，可买臭豆腐干两块，粽子糖五粒；品海香烟和强盗牌香烟都是铜元三枚；米价已经涨到每担四元六角。有一次，陈先生和他的表兄去半淞园游览，谈起今后的愿望时，表兄说他希望在洋行工作，每月可拿30元，而陈说自己希望做医生，每月赚40元。当时每月赚30到40元，已经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

民国名记者包天笑在其自传《钏影楼回忆录》中说，1906年的时候他到上海租房子，开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现南京西路、凤阳路）找，连找几天都无结果，后来他发现一张招租，说在北面一点的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胜业里一幢石库门有空房。贴招租的房东也是苏州人，当时讲清住一间厢房，每月房租7元。当时上海一家大面粉厂的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7到10元，而包天笑当时在《时报》任编辑，每月薪水80元。包天笑的薪水在当时是不算菲薄的，因为他有一位同乡比他早两年进《申报》馆当编辑，薪水只有28元。

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时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并不算贵，比如在虹口区一栋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但到了30年代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亭子间的月租都已经涨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广告刚贴出去，往往浆糊还没有干，房子已经租出去了。这样的情况，在抗战爆发后更是如此。

上海的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6到7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轻的作家来到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以至于后来出了一个新名词，叫“亭子间文人”。

亭子间文人的收入其实并不算低，当时一个多产的流行小说作家（如写连载的鸳鸯蝴蝶派们），一个月可以赚到300元。1921年，茅盾在给一家商业性杂志做编辑时，月工资是100元；而据黄天鹏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中记载，当时的一个总编辑的月薪在150到350元，编辑主任为120到200元，普通编辑60到100元，驻外地记者100元左右外加业务费，本地采访记者大概为50元，抄写员每月只有20元的收入。

一些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体是可以的，如郁达夫在20年代末期，每个月的版税收入有100到200元，而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到40元，这已经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了。后来被杀的左翼作家柔石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税800元，年轻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元。至于没有名气、初来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们每月的稿费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够上海一月的生活费，可谓是标准的“亭子间文人”。

据陈明川先生在其著作《文化人与钱》一书中的统计，鲁迅的平均月收入大约是420元，而与他同时期或者早一些的文化人收入并不比鲁迅低，如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元，主编《新青年》杂志还另有每月200元的编辑费，这样算下来，陈独秀每月收入为600元；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月薪600元，另外还有翻译的稿费（每千字7元）及出版物中的版税，收入是不菲的。在版税收入中，林琴南可能是最高的，他一生通过翻译作品拿到的版税是22万元（远高于鲁迅等人），另外，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还另有月薪550元的收入。

民国律师的收入更加令人咋舌，如1926年从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的吴凯声律师，他和另三位律师合开了一个事务所，每个月的收入至少在1000到2000元，高的时候达到一万元。因此，吴凯声在两年之内便发了财，买了大房子和汽车。1927年底，他花三千两银子买了一块地皮，仅仅三年多点时间，便以十倍的价钱转手卖出。当然，这是名律师的收入，普通的律师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在一二百元。

教授是民国时期的高收入人群，北洋时期在180到280元，国民政府时期在100到600之间，而30年代的中学教师月薪为100到260元，小学教师在60到100元。当然，这些工资的记载是名义上的，民国期间因为局势不稳定，中小学教师被欠薪的事情是屡有发生的。据1934年《申报》的报道，上海各大学教授的月薪如下：中法工学院最高，1500元；同济大学，775元；交通大学：600元；复旦大学，530元；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400元；震旦大学、沪江大学，300元；大夏大学，290元；上海法学院，210元。同时期由司徒雷登主政的燕京大学，教授月薪为360元，校长为500元。

至于官员与公务员，工资并不算高，如1927年政府公报所公布的，部长的月薪为800元，副部长为675元，局长（或司长、处长）为450到600元，秘书为300到450元，科长为250到400元，科员为60到180元。法院的大法官倒是收入很高，月薪达1000元，普通法官最高有400元，最低160元，但他们没有额外收入。

按陈存仁先生所记，当时上海卫生局人员不过八人，科长薪水每月30元，小书记员每月只有8元。当然，这是名义收入，比如后来卫生局通过审核医士执照便收了一大笔钱，全体人员由此立刻都加了薪。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的话，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两百元，就可算是中产阶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是16元，这个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50元，这还是比较拮据的。

1928年，已经小有名气的胡蝶转入明星电影公司，月薪拿到2000元（实支1000，公司欠1000）。1931年，明星公司以她为女主角，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影片历时6个月，共耗资12万元。不过，这个电影的收益是很不错的，除了国内的票房外，光卖给菲律宾片商的放映权就收入1.8万元、卖给印尼的则为1.6万元。

与胡蝶相比，刚出道的周璇就差了不少，她最初与电影公司签订的月薪为200元。男演员的薪酬一般比女演员低，如赵丹的月薪是200元，谢添250元。没有大名气的女演员薪水也很低，如蓝萍（江青）从影期间，其薪水是每月60元，秦怡也是60元。

民国时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普通人家每个月一般吃四次荤菜（肉、鱼、蛋、海鲜等），通常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这几天叫做“当荤”，其他日子则以蔬菜、豆制品为下饭菜。前面陈存仁先生说他八九岁的时候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荤，说明当时他家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按上海的习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那就必须以荤菜为主，“无荤不成饭”，蔬菜则是配菜。至于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他们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咸鱼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就像当时一首儿歌唱的：“当肚皮饿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筷，奔向厨房间，看看有点啥小菜，又是青菜炒豆腐，叫我哪能来下饭？”

20年代后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动，这与房租一样，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来的，所以米价一上涨，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摇头叹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对于高薪人士来说，这点浮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当时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车为主，起价多为十个铜板，按里程议价，但由于竞争激烈且毫无技术含量，人力车夫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都在每月十元多点，仅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存。上海在民国初年就有电车了，当时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铜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铜元；十多年后，又有了出差汽车（即今日之“的士”），这个收费就贵了，从大世界（今人民广场）到南市（今豫园、城隍庙往南），车价就要一银元以上，一般人是打不起的。事实上，当时一辆小型汽车的价格也不过1000银元左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小学一般是四年制，学费每学期2到4元，中学也是四年制，学费每学期16到36元，大学的学费最低40元，最高的是圣约翰大学，学费高达150元。陈存仁先生当年在育才小学读书，每学期学费为3元，后因为家庭困难而改读更便宜的浦东小学；小学毕业后，他在四伯父的资助下入读明立中学，每学期学费16元；中学毕业后，入读南洋医科大学（东南医学院前身），每学期学费40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贵了；读了一年后，转入上海著名中医丁甘仁开办的中医专门学校，学费为24元，其四伯父的负担就轻了不少。当然，不怕花钱也有，比如张啸林的儿子张法尧，他的流氓老子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后把张法尧送到法国鬼混了几年，据说用掉三十几万，这简直是不得了的天文数字。

上海的世家子弟结婚，礼金也是很高的，据陈先生透露，大概在两千到三千银元。与上海的物价相比，北京就要便宜得多了。陈先生在新婚之后与妻子去北京度蜜月，第一晚在六国饭店住了一宿，房价6元，这个价格恐怕可以与现在的五星级饭店相媲美了。设施并不比六国饭店差的东华客栈，当时的房租是每晚一元六角，住的人已经是非官即贵了。当时北京的房租也不贵，一个大四合院租给四户人家，每家的月租金也不过8元。

当然，要花钱还得会赚钱才行。陈存仁先生满师之后，在南京路“心心照相馆”的二楼租了一个房屋开业，月租金为50元。由于陈先生受教于名医，一开始定的门诊费就非常高（一元二角，接近名医的收费标准），但开业第一天乃至之后的十余天都吃了个鸭蛋，同学来看他，都摇头说收费太高，好在三友实业社的老板看得起他，请他做他们社里500多名职工的常年医生，一个月付50元，这才帮他度过最初的危机。

到后来，就诊的病人逐渐增多，业务多了，陈先生便请了一个挂号职员，每月薪水6元，还花8元钱包了一辆黄包车，以便出诊，当时出诊的费用是5元。一年之后，每日门诊也有十号左右（上海名医丁仲英，也是陈存仁的老师，每日门诊可达百人，月收入至少在3000元以上）。后来三友实业社扩大到三千员工，每月固定诊费也就提高到300元。后来，陈先生又担任了家产极丰的犹太富商哈同家的常年医生，每月可以拿到200元。光这两项固定收入，陈医生已经跻身当时高薪人士的行列了。

另外，陈先生还办了一份报纸（即《康健报》），每份铜元二枚，一年订费加邮费为两元，第一期的销量就达到1.4万份，不久便将订户扩展到8000份，一下就有了一万几千元的现款，加上已经预收的广告收入一年1600元，光这项收入就够报纸近五年的成本了。帮他做抄写的一位朋友邓钝铁，当时也在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做抄写员，月薪只有35元，后来此人改名“粪翁”，每次在展览会上卖书画作品，收入竟可达到八九千元。

不过，最厉害的并不是会赚钱，而是以钱赚钱，那就是买地皮。陈先生曾在高人的指点下在静安寺路愚园路（今常德路）花5200元买了一块面积三亩七分的地，成交的时候，卖主四兄弟挑了箩筐前来分银元，当地人只信银元，其他的庄票支票一概不要。就这块地，不到三年的时间，陈存仁便以3万元的价格出手，而数年之后，更是涨到了10万元，可见投资地产是何等一本万利的生意。当然，适当地购买一些艺术品、珍贵首饰甚至是皮货也不错，譬如陈太太在北京花60元买了两件玄狐的皮筒子，后来被人用600元买去；而当时花120元买的一对翡翠耳环，在隔了二三十年后，陈家夫妇到了香港，以原价1000倍的价格出手，后来更是涨到了5000倍的价格。

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银元时代的物价相对还是比较稳固的。等到了纸币年代，那就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信用了。

正文四九、白银战争与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币制是极为混乱的，这既阻碍了货物的流通与贸易的扩张，也为军阀割据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货币的混乱现状不但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也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由此便有了30年代中期的币制改革。

早在1903年的时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就建议中国实行“金本位制”，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琦来华考察时也有类似的建议。1907年，在驻英公使汪大燮的奏议下，清廷曾设立币制局准备实行改革，但终因为辛亥革命而被打断。民国后，梁启超在做财政总长的时候曾大张旗鼓地宣称要推行金汇兑本位制，可惜总长位置还没坐热便下了台。后来曹汝霖继任财长，也曾颁布了一个《金券条例》，但由于时局不稳，最后都不了了之。

民国初年，也有商人自发地提出“废除银两、改用银元”的主张，但此举遭到了银钱业的一致反对，因为银钱业可以通过兑换银两、银元等赚取利润，一旦“废两改银”，必将使得他们失去这块业务。而按当时的兑换率，每百枚银元一般可兑白银七十二两左右（最低只有六十八两），这中间的上下波动，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譬如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因为抗敌需要，银元短缺，导致兑换率飙升为每百元可兑银两七十四两，因为囤积银元有利可图，所以国内外大量的银元在短时期内迅速流入上海。但后来因为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时局趋于平稳，加上银元过多，导致兑换率暴跌为每百元兑换银两七十两，那些银元持有者始料未及，大为亏损。由此，“废两改银”的呼声也日益得到了舆论的支持。

在经过财政部的调研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宣布“废两改元”方案，其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废除银两，采用银元，今后的贸易、票据、契约等一律使用银元结算；二是由中央统一铸造新银币作为固定主币，但在一定时期，旧铸银元仍可照旧使用。新银元是按照旧银元的成色来铸造的，每块含银88％，含铜12％，每元兑换银两七钱十五分，原银两的持有者可要求代铸或者直接去银行换取新银元。

由此，沿袭了近四百多年的银两制便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规格重量及成色基本统一的银元成为流通的主要货币，这使得之前通货种类被大大简化，混乱状况为之改观。不过，国民政府实行币值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推行法币并最终走向纸币时代。

事实上，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的时机并不是最好，因为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如英、德、日、美等国都先后放弃金本位，以通过实行货币贬值的政策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倾销国内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目的。从历史上来看，19世纪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银本位，但在20世纪初，各国又纷纷放弃了银本位而改行金本位。在1930年的世界大国中，除了中国、墨西哥和西班牙仍旧在实行银本位外，其他国家的白银都成为了普通的商品。

这里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使用银元作为主币的中国货币体系必然会因为世界银价的涨跌而不稳定。作为当时最大的用银国，中国每年的银产量并不高，一旦国家银价浮动过于剧烈，势必严重影响到本国的币值稳定和整个经济运行。比如1928年前的十年间，国际银价较为平稳，但在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银价连续四年下跌，各国在华银行纷纷购入白银进行投机，数额接近3亿元之多。

美国在1933年放弃金本位后，随后颁布了《银购入法》和《白银法案》，其目的便是通过白银国有、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的方法来提高银价，操纵世界白银市场。美国此举，表面上是为了取悦于国内的银矿资本家，实质上是通过提高银价的办法来刺激白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以助于向这些国家倾销美国的剩余产品，缓解本国的经济危机。正如美国总统胡佛说的，“中国和印度的购买力是取决于白银价格的，它们现在已经蒙受影响了”。

美国这种自私自利的做法，即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白银风潮”，也给中国的经济和币制改革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由于美国大量收购白银，世界银价随之迅速飙升，在各大金融中心，伦敦银价从每盎司20便士急拉到33便士，而纽约的银价也从45美分上升到74美分，一度还突破了80美分，几近翻倍。

由于伦敦与纽约的银价大大超过了中国国内的价格，这不但使得那些在华的外国银行将它们存储的白银运到国外出售，也使得一些洋行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搜集银两甚至通过走私来赚取之间的暴利。在短短的几个月间，在华的外国银行存银储备已经由2亿多元锐减到不足2000万元，成为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白银大量外流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廷内部的一些官员便意识到鸦片贸易而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最后引发国内通货紧缩，到时候连军饷都发不出来。而这次因美国“白银法案”而引发的白银外流更是来势凶猛，尽管白银提高了中国的购买力，但更严重的后果却是因为白银不断外流而引发通货紧缩（银元不断流出国外），各大银行银根收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放贷，其结果又引发了连锁反应：工商企业因得不到贷款而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扩大或者正常生产经营，由此又导致大量工人、职员失业，因为消费能力被削弱，市场上物价暴跌，结果又导致大批工商企业无利可图，大量破产倒闭。据统计，仅1935年的中秋节前后，上海商号便有166家关门歇业。

在美国的《白银法案》讨论之时，中国的银行公会就致函美方表示反对，但美国政府对此置于不顾。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后，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甚至顾不上正常的外交程序而直接向罗斯福总统呼吁，希望美国在购入大数额的白银时事先告知中国，以便中国能够做出反应。在《白银法案》实行三个月后，中国驻美国大使施肇基曾愤慨地说：“中国为银本位国家，美国白银购买法案使中国遭受货币紧缩、经济损失、白银巨量流出，令人震惊……中国为避免损失计，不应单独维持银本位制度，故已考虑逐渐采用金本位制度。”

在种种交涉最后都归于无效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只好自行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以设法阻止疯狂的白银外流。1934年10月，中国宣布开征10％的白银出口税以及根据世界银价波动而确定的平衡税，以拦阻或减少白银的流出。但是，在征收白银重税之后，尽管正常的出口减少了，但因为国际银价仍旧在不断上涨，通过走私甚至有些国家利用军舰运送白银出口的情况仍旧屡屡发生。据粗略估计，1935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仍有1.5亿元到2.3亿元之巨。

话说回来，美国这个“提高银价，以提高银本位国家人民购买力”的《白银法案》，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游戏。事实上，它使美国政府花费了15亿美元的代价，但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而作为一个严重的副产品，则是引发了中国的一场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美国的《白银法案》简直就是一场飞来横祸。

制造金融灾难的还不仅仅是美国，日本更是在其中大行其事。当时有很多日本人，还有一些被收买的奸商，在全国各地大肆搜集银元，不管是鹰元还是龙元，或是新发行的银元，甚至各省造的一些杂币，通通在搜集之列，然后统一运出。在华北，日本浪人更是肆无忌惮地大规模武装走私白银。当时的银元对于金融好比是血液对于人体，而日本人就在一天复一天地做着抽血的工作，经济战之激烈，可见一斑。

白银的大量外流，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银本位制的基础。事实很清楚，1934年那场白银风潮的根源，在于白银在国际市场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当国际银价跌落时，白银涌入中国；当国际银价上涨时，白银就会大量外流，这是世界经济的规律，也是无法阻挡的。一旦国际银价被他国恶意操纵，白银无序地大量流入和流出，势必给银本位国家造成金融及经济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只有加紧实施币制改革，才能切断国际市场上银价涨落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影响。

在稳定银价无望的情况下，中国加快了币制改革的步伐。由于英国当时的在华贸易额是美国的6倍，中国的经济混乱势必影响到英国的利益，因而国民政府转而向英国求援。1935年8月，英国派出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其任务就是为国民政府策划币制改革。美国在听说英国参予其事后也不甘落后，随后便推荐总统经济顾问杨格前来以备咨询，而国民政府对英美两国都表示欢迎。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亲英美的外交政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和30年代中国面临的危局有很大的关系。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的野心昭然若揭，从东北到热河、察哈尔，接着又觊觎上海和华北，可谓是步步进逼，其“亡我中华之心”不死，大举侵华也只是迟早的事。因此，国民政府在币制问题上不但要考虑接近英美，而且要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战场上较量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持久的战争更是对经济的严峻考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币制改革的成功与否，既是防备日本侵略的战略需要，也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关键。

回顾晚清以来的近百年历史，中国之所以被外敌屡屡侵犯而无还手之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央政府缺乏现代财政与经济的运作能力，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调集全国的力量（包括资金与物资），以至于大国力量无法充分展示出来，这才使得中国虽为泱泱大国，但在战争中总是被动挨打（譬如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各方面力量并不比日本差）。

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数月后，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发布《关于币制改革紧急命令》，宣布实行法币政策。法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合称“四大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今后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现在流通的银元、银两等，均可通过银行按比例换取法币。

在宣布实行法币后，中国事实上是放弃了银本位，币值也不再受世界银价的涨落而变化，但中国人有着几百年使用银制货币的历史，一时间还难以适应（中国人对纸币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并不愿意用手里的银元去兑换法币，而是将它们窖藏起来。除了传统观念之外，民众不愿意兑换法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法币发行之初，其规定是银元兑换法币一元，但由于国内的银价是受控的，其只相当于当时国际银价的60％，民众觉得吃亏。

直到后来，当局强令各大中小银行、钱庄、银楼及其银制品企业或者商铺将存储的银币、银锭、银条、银块等集中兑换成法币，在搜集到一定的白银后，拿到国际市场上集中抛售换取外汇，以促使国际银价下跌，民众兑换法币的意愿才有所增强。在银元的收兑进展不顺利的时候，国民政府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通过发行新辅大量收进了原有的旧辅币银角子，这下歪打正着，收兑了不少白银。

原来，之前各省发行了大量的辅币银角子，数额虽少但量很大，因为日常生活中使用银元的机会并不是太多，而国民政府当时铸造的新辅币是镍币和铜币，其中虽然不含任何银的成分，但样子很好看也很精致，加上辅币要经常使用，因而民众纷纷前去兑换，这样就增加了意想不到的白银储备。当时日本人因为专门搜集银元而忽略了辅币银角子，很是失策。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后，国民政府总共收兑了5亿盎司的白银，这也成为法币发行的主要准备金。

除了使用白银作为准备金外，国民政府还通过法币向英镑挂钩及其向美国出售白银以换取美元外汇的方式稳固新币制，而这也是英美所乐意看到的，因为如此一来，英国和美国同中国发展贸易就更加便利了。但强邻日本就不一样了，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让中国充当他们的附庸，因而对中国的币制改革特别是英美参与其间深恶痛绝。日本心里很明白，一旦中国的货币同英美挂上钩，势必影响到日本的在华利益，增加其控制或者侵华的阻力，这是日本所不愿意看见的。日本多次公开表示，中国的币制改革是“对日本的公开挑战”，“不与新货币合作”，“断然反对”，日本军部也恶狠狠地说，“帝国对此不能漠视！”

事实上，日本非但在背地里偷偷地将中国的白银走私出口，还使用武力不准华北的白银南运（当时日本已经在华北搞“特殊化”，作为侵略的前奏），以尽可能地破坏中国的法币推行。但是，因为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牵制，日本终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进程。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日本于1937年提前发动侵华战争，很可能是对中国因币制改革成功而迅速崛起的前景深感不安。

不可否认，在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之后，国内因通货紧缩而造成的经济顽症很快得到改观，国内物价也开始出现平稳回升，各行业生产趋向好转。当时报刊报道说：“币制改革后，因农村经济之复苏，农民购买力之恢复，国内各种新兴工业，俱能转危为安，重趋光明，尤以纺织业为最。……其他如化学、造纸、制糖、树胶等工业，亦莫不渐次恢复、发展。”

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一举结束了数百年来的货币混乱状况并实现了中国币制的统一，这也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及中国未来发展的需要。另外，大规模地收兑白银等贵重金属，对之后的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因为这些硬通货可以用来购买外国的军火及物资。换句话说，国民政府通过法币收兑了民众及企业商团所持有的白银和银元，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资金集中手段，也是历代政府所不具有的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用全民族的经济力量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因此，法币改革的成功对中国抗战胜利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国民党通过发行法币改革，为之后滥发纸币提供了方便条件并进而导致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国民财富迅速缩水，这也是所有不负责任的政府的共性。滥用纸币的发行权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民众的一种抢劫，而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是在世界金融史上留下了罕见的反面教材。由此，银两和银币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时期再度活跃起来，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毕竟，黄金白银始终是黄金白银，它们的魅力比纸币可要闪耀得多。

正文五○、杂文轶事中的民国百态

民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万象更新，然“旧者未去，新者未立”，“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所谓新旧并存，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脑后的辫子。南京临时政府第29号公报中发布“剪辫令”：令到之日，限20日内全民一律剪辫，有不遵者按违法论。法令一出，民众纷纷响应，大街上满是被剪下丢弃的辫子。但也有少数固守传统或对新政权心存疑虑的人，他们偷偷地将辫子藏在帽子里，鬼鬼祟祟的上街，要是被机灵的革命小将们发现，往往立刻扑上前去，掀翻帽子，扯出长辩，“喀嚓”一声，辫子就被铰没了。倘若是清朝遗老，定要当街大哭大骂、以头抢地甚至当场昏厥，当时为剪辫之事也惹起不少风波甚至酿发了数起血案。

《都门识小录》中记载了清末民初的一些政坛趣事，某日，该作者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的厚德福河南酒馆饮酒时，听到隔座两人在闲谈。甲说：“近日各报纸竟然明目张胆地诋毁丑化政府，而政府竟也能忍，真是有娄师德唾面自干的风度。倘若我当权的话，早就随便找个借口把这些报馆给全封禁了。”乙笑道：“这就是你不能当权的原因了。”甲问其故，乙说：“做官嘛，就要懂得做官的规则，这样才能希荣固宠，升官发财。公门之中有十二字诀，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切记切记！”甲听后有所悟，大笑。

过了一会，甲又发议论：“度支部前次奏准‘移奖实官’至本年二月初一截止，现在忽然又请求展期，其本意恐怕是担心失却大宗利源。倘若此次期满又再次展限的话，这也未免太儿戏了。”乙笑道：“度支部神通广大，这算不得什么。听说目前是因为灭鼠疫的经费太巨，无法筹拨，不久恐怕又要奏请开办耗子实官捐了。”

两人说了一阵子闲话，甲看着窗外，忽抱怨道：“京城内外，大街小巷，各部院衙门前后，到处都是骡马粪便，一遇到雨雪天气，这些粪便便调成泥糊，臭不可闻，北京城俨然就是一片大粪场！”乙笑道：“你就知道京城地面上像大粪场，但你可知道这般大老官的肚皮里，装的是什么？”甲正举杯，听到乙说了这么一句，不禁喷酒满案矣。

虞阳有个名叫李赤鼻的草民，本是世代务农，并没有读书识字。他年少之时，听人家说“官吏多贪墨”，于是最恨官吏，每次在路上遇到前呼后拥的官员出行时，必指着人家大骂：“贪官！贪官！”长大后，此民又好贪杯，终因嗜酒过度而成了酒糟鼻子，人送外号“李赤鼻”。李赤鼻醉后，最喜骂官，而且比原来还要骂得厉害。骂得多了，有一次便被官府给逮了进去，在被抽了几嘴巴之后，人家问他：“你为啥要骂当官的？人家跟你有仇吗？”李赤鼻说：“我也不知道，只是听人说‘官吏多贪墨’，所以痛恨之。”

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李赤鼻便跟他老爸说：“我们家为什么不起义？”其父说：“真是傻儿子！我们乡下人，种田才是我们的本分。你要揭竿而起，小心身首异处。”李赤鼻大怒，骂道：“懦夫！懦夫！”随后他跑到某学究家里，问“革命”二字如何写，学究便写了这二字给他。李赤鼻回来后，便撕了一幅白布，把“革命”二个大字贴在上面，便拿了根竹竿挑在门外，并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下面，有人从他家门口经过，便扯住人家，说：“我们家起义了！”路过的人无不大笑。

某公听说后，喟然长叹道：“真是可惜啊！赤鼻只认识‘革命’二字。要是他读了书，那还不当个横行天下的革命伟人？”李赤鼻的故事，不免让人想到阿Q……想必阿Q当年就是这般革命的。但话说回来，敢起来的阿Q大多愚昧，而更多不敢起来的阿Q就更愚昧了，这大概也就是民众与辛亥革命的真相吧。

冯玉祥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样一些“青年革命者”，说“他们由于热情的驱策，不满意当前的黑暗，确乎抱着大志，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的。可是不久他们因干革命，或谈革命，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立刻心灰意懒，一变而为悲观主义者，有的反而终天痛骂起革命来，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来升官发财。就我所熟知的，就有许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劳，真诚不苟，的确是以教徒的虔诚去献身革命的，可是经了一次打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有的则热情如火，平常高谈阔论，拍桌顿脚，热泪泉涌，真是好样儿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会上混不多天，也就变了样儿，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鸦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

更奇妙的是，当时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着这些情形，忧愤至极，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别人问他干什么，他就眼泪汪汪地说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这位李老先生竟因此神经失常，忧愤而死。另有一位名叫邹永成的革命者，在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极为绝望，写了一首绝命诗后投黄浦江自尽，诗云：“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

民国初年的奇女子沈佩贞，最初是追求革命的，但在同盟会及革命党失势之后便投靠了北洋系的当权人物，她先傍上了步军统领江朝宗并认其为“义父”，随后又认当时炙手可热的“御干儿”段芝贵为“叔父”，为帝制运动相奔走。沈佩贞女士性情豪放，这“父女”、“叔侄”间的关系嘛，自然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借着这两位大佬的引见，沈佩贞后来竟自称是“总统门生”，摇身一变成为鼓吹帝制的女界先锋。

上海有一《神州报》，办报人汪彭年因选举众议院议员而留滞北京，不得已而在京遥相指挥报务。由于沈佩贞女士的作风一向豪放，后来她在醒春居行酒令的艳事便被《神州报》添油加醋地连刊三日，其丑态尽现无遗，舆论界一片哗然，争相登载，一时引为笑谈。沈佩贞得知后大怒，随即要求汪彭年请酒登报认罪，汪彭年非但不听，反而继续在报上揭其阴私，甚至把江朝宗、段芝贵等要人也牵扯了进去。沈佩贞也不是吃素的，她随后亲率“女志士”刘四奶奶、朱三小姐等二十余人，再加上江朝宗派来的卫士，诸多人等一起前往汪彭年的住所施威。

汪彭年提前得到了消息躲避在外，等沈佩贞等人到了后，“女志士”们一拥而上，把汪家厅堂上的瓶瓶罐罐一律砸了个稀巴烂，然后捶桌大骂，非要把汪彭年等来与之算账不可。这时，时任参政院参政的江西籍议员郭同正好借住在汪彭年家的书房，他见沈佩贞一帮人在汪家撒野，于是出来与这些人理论。沈佩贞正愁找不到发泄的对象，于是又率领女豪杰们冲进郭同所住的书房，捣了个满地狼藉。

郭同大怒之下，对这些人破口大骂，但郭同只是文人一个，哪里敌得过众多女豪杰的粉拳。只见这帮人蜂拥而上，有扯住郭同头发的，有揪住郭的耳朵甚至鼻子的，还有扭着郭同的手、抱着郭同腿的，众女豪杰一起用力举起，大呼“滚去”，郭同便被丢进了院子的丹墀之中，连裤腰带也被挣断。

这时，汪彭年的朋友、曾在议会中乱扔墨水盒的议员刘某正好路过，他见沈佩贞等人在此胡闹，便拉住沈佩贞问：“你们这些人，也不注意点影响，为了啥事在这演王妈妈骂街的丑戏啊？”沈佩贞说：“你是个正经人，我告诉你，汪彭年在《神州报》登载我等在醒春居行酒令事，对我们故意造谣丑化，严重损害了我们的名誉。”刘某问：“那你们打郭同干啥？”酒令参与者刘四奶奶挤过来说：“汪彭年躲了，郭同出来顶包，不打他，打谁？”

这时，江朝宗派来的领队黄祯祥也说：“今晚要是汪彭年不出现，我们决不离开此地。”刘某便对黄祯祥说：“你穿军服领队打人，要是让大总统知道，江统领是要受处分的。”过了一会，江朝宗果然打电话来：“汪彭年今晚不在家，明日再来。”想必是汪彭年已经在外面托人警告了江朝宗，于是他便让人撤了，但仍旧要《神州报》请酒登报赔礼，此事方了。

此事延宕多日后，郭同向首都地方审判厅控诉江朝宗、沈佩贞的集体暴行，而引发事端的汪彭年和刘某均被列为证人。此案被报纸刊载后，知情的人都笑道：“郭同被打，汪彭年是事主，却变为证人；刘某则是书僮陪汪公子，逛花园读书。”《上海时报》上刊登了一首《新华竹枝词》讽刺道：“最是顽皮汪寿臣（即汪彭年），醒春嗅脚记来真；何人敢打神州报？总统门生沈佩贞。”“杯酒调停事不成，郭同起诉地方厅；议场捣乱刘麻子，糊里糊涂做证人。”

《上海时报》除了《竹枝词》外，还有“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等诗。所谓“朱三小姐”，指的是前内务总长、现任登基大典备办处长朱启钤之女，当时也参与了这场盛事。袁世凯得知后颇为震怒，说“都下女风，坏到如此地步，实在是不成体统”，于是命肃政史夏寿康着人整顿闺阃风纪，并令朱启钤严束闺女，而且还要严办沈佩贞。

江朝宗等人见袁世凯发了脾气，都不敢露面袒护，而地方审判厅长尹朝桢也不敢积压，于是此案开审。北京《顺天时报》派有专门记者前去采写此事，并刊发了《打＜神州报＞案观审记》文章，其中颇有令人捧腹之情节：

“沈佩贞率男女打《神州报》，汪彭年逃，郭同起诉地方法院，传集一干人证，开刑庭大审。京师各部次长以下官，及社会闻人数十人，均坐骑楼观审。尹朝桢莅庭审判，先传郭同，次传沈佩贞等，次传证人汪，次传证人刘。尹对刘说：‘先宣誓，据实作证。’”

“刘说：‘据实直述，当日男女相骂，状态奇丑，不堪入耳，照话直说，犯法不犯法？’骑楼上的人大声起哄：‘不犯法！不犯法！快快说来！’尹乃令宣誓，刘即据事直陈；尹觉得刘某所述过于丑恶，有点听不下去的痛苦表情，刘某笑道：‘庭长不愿听，我就不必再说下去了，再说就是犯法。’骑楼上的人正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又大嚷道：‘说下去，说下去，不犯法！’……”最后，审判厅判郭同胜诉，沈佩贞则罚禁押半年。宣判后，沈佩贞大哭道：“别人叫我去打《神州报》，我却在此受罪！”

民国因为办报而引发名誉之争的案件并不在少数，譬如扬州某报登载某女医生的广告，便引发了事端。广告是这么说的：“赵竞雄女士为已故名孝廉翰卿先生之女公子。毕业于上海产科专门医院，为院中高材生，毕业名列前茅，于产科一道，极有心得，而内外各科均有经验。……现因毕业回里，下半年将仍返该院，为院中担任要职。同人等闻悉之下，以为吾扬向少产科能手，今既得斯人，安可不使其在本乡造福。故竭力恳其在扬行道。女士以同人等挽留情切，慨然允诺。特于即日起，设察诊所于花神庙弄本宅候诊。凡有产育及内外各症者，幸勿交臀失之。王某、张某、赵某等谨启。”

赵女士看到报上将“幸勿交臂”之“臂”字竟误为“臀”字后，气得花枝乱颤、满脸通红，随后便带着七大姑八大姨向该报经理汪某质问。后查，该报主笔、经理均为一人所兼，排版时的样张初排为“臂”字，后不知为何以红黑水改为“臀”字，而三校由汪某自校。原来，汪某曾求婚于赵女士，被拒，因而由爱生恨，此举乃是有意调戏。后来，赵某将汪某及报社控告到法庭，结果赔了若干银元才算了结此事。

清末废除科举考试后，官员的资格认定和任免制度有所脱节，因而北洋政府在民国初年举行了四届县知事考试，因为是新生事物，其中难免有各种慌张与荒唐，时人笔记《民国趣史》中就对此做了绘声绘色的记载。

知事考试分两场，一是笔试，二是口试。首先进行的是笔试，按规定，考生七点便要到，先点名，后发试卷。入场后，考生坐定，大家彼此打量，各自揣测对手的经验资历：有半倨半恭者，一望便知是前清府县官员，因为其曾执手版，有为官经验；有尚带寒酸气习者，可知其为前清京官，因为京官清贫，尚未纯粹沾染官僚气派；有举止轻脱、得意洋洋的，大多是新毕业的学生，因其不知考试之艰难；还有目空一切、顾盼自豪的，想必是两院议员，似乎还带有掷墨盒打议长的余风；那些颦蹙构思袖底露出败絮的，一定是新闻记者，因其每日要作数千言，伏案日久，袖口难免磨出洞损。

这时，一警官走了进来，只见他手里举着一个大纸牌在考场中来回走动，上面清楚地写着“严搜夹袋”四个大字，以防止考生作弊。刚发下试题，又有一考试委员跑进来大声说：“昨日考试，搜出夹袋的考生有十七人之多，诸君都是有用之人才，千万不可再有此等事情发生，毁了自己的前程。如有夹袋，一经搜出，定行扣考，千万留神。”

没多久，某监场委员突然大声叫道：“此人有夹袋，速扣其卷，赶出去！”众人听后，慌忙抬头乱看，只见一南方老先生正拣视小抄，没想被监场一眼盯上。这老先生见众人看他，开始还勉强脸露微笑，似乎不明白监场委员说的什么意思。但场外很快便来了个警官，一边将他的卷子夹袋扣下，一边掖他出场，老先生这才明白后果严重，只得含泪而去。

由于废除科举日久，考生们疏于考场，因而在文思艰窘之际，不免会从袖口或大衣内扯出史论或乡会试闱墨等书，以帮助启发灵感。但监试人员也巡视颇严，有一场考试中，因夹带扣考的便有二十多人，其中还有现任知事二人，被抓后即勒令出场。更可笑的是，某场考试有一人借上厕所偷看小抄，被监考的警察看到。此人情极生智，竟将夹带掷入尿桶，并以手触之沉底，满手淋漓，臭气扑鼻。警察害怕自己沾上尿汁，竟任他鼠窜而去。

口试的时候，笑话就更多了。在入场之前，大家都说口试乃“学识、经验、器宇”三者并重，因而年纪大的人多想办法把自己弄得年轻一点，而一些年未满三十的学生，则预留寸许短髯，作流行洋式，以显得自己成熟一点。在第一次口试结束后，考生发现凡身着华丽衣服的，虽对答如流，公事娴熟，但都没有取中。因此，后面的考生赶紧换上宽袍大袖的布衣，做出老成稳重的样子，以迎合主试委员之心理，考场门前也就转成了寒酸气象。

口试一般也有规律，时间长的大约五分钟，时间短的只有一二分钟。大概来说，曾做过县知事及办过地方公务的考生，问话较多，若仅是学堂毕业或仅在中央为某官的，问话一般很短。譬如有次口试，主考官是内务总长朱启钤，有某众议员前来应试，虽然其报名履历并未注明其议员身份，但朱启钤一见他便说：“你是议员吧？”某君答道：“是。”朱又问：“你是众议员，还是参议员？”某君答：“众议员。”朱启钤再问：“你办过行政事务否？”某君答：“没有。”朱启钤便不再问，让他去考场。

口试考场里有三个考官，首席考官也问：“你做过议员吧？”某君曰：“不错。”考官们便摇摇头，又问：“你从前没有做过官吗？”某君答：“没有。”考官们又摇摇头，问：“你是何时由东洋毕业，何时回国的？”某君答：“我是宣统三年毕业，当年7月回国的。”考官又问：“你在东洋共待了几年？”某君答：“六年。”考官再问：“你毕业回来，曾做些什么事？”某君答：“曾在南京做过众议员。”三考官对视了一眼，大摇头而特摇头道：“问完了，请去吧。”某君一见形势不对，只得掩鼻而退。

第一届知事考试揭榜后，刚毕业的学生大多落第。某学生愤而上书总长朱启钤，标题为《为呈请删改应试资格以恤下情事》，曰：“窃读民国二年十二月二日，以大总统命令国务员全体副署颁布之知事试验暂行条例第二条所定应试资格，以三年法政毕业者列诸第一项，皇皇明令，在人耳目，议者均谓政府诚心求才，刷新政治，故学生来应试者独多。迨经第一试、第二试揭晓，又居然多列前茅，方谓政府未始无诚。孰意一经口试，大反前案，凡录取者尽是有经验之老人……政府须知学生等远道来京，大非易易。其中寒苦之士，十居八九，多系典衣卖地，始得凑集川资，来京应试，讵料尽受其骗。夫政府既抱定人惟求旧力排新进之方针，即不应规定毕业资格，今条例若彼，而考试若此，果何以见信于天下？在政府只图开玩笑行诈术，而不知天下之士，莫堪其苦矣！为此请求政府大发慈悲，即将第一项资格删去，以免后来者再受其骗，则寒士幸甚！全国学生幸甚！谨呈。”

学生因考试不得录取，行文甚是愤懑，其实历来科举中榜的人便是少数，民国的县知事考试也是如此，毕竟粥少僧多，没得办法。据说，考试结束后，失意而归的有5000余人，以至于这几天的京汉津铁路拥挤不堪，倒是让铁路部门占了个大便宜……这是民国初年的事情了。

正文附录民国大事年表

<h3>1911年</h3>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11月30日，独立各省代表在武昌决议组建临时政府。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12月13日，独立各省代表在南京筹备临时大总统选举。

<h3>1912年</h3>

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月25日，段祺瑞等北洋将领通电赞成共和。

2月12日，清帝退位。

2月18日，蔡元培、汪精卫等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6月15日，唐绍仪出走天津，民国首任内阁垮台。

8月16日，湖北首义元勋张振武在北京被杀。

<h3>1913年</h3>

2月22日，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去世。

3月20日，宋教仁遇刺，22日晨去世。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并通电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爆发。

9月1日，张勋等部北洋军攻占南京，“赣宁之役”结束，“二次革命”彻底失败。

9月11日，进步党熊希龄组阁，阁员包括梁启超、张謇等人，号称“第一流”的人才内阁。

10月6日，国会在“公民团”的胁迫下，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

<h3>1914年</h3>

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

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公布，《临时约法》被废除。

5月20日，袁世凯成立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黎元洪副总统兼任院长。

6月30日，袁世凯废除各省都督，设将军和巡阅使分掌各地军政与民政大权。

9月2日，日军借口对德宣战，登陆山东半岛后攻占青岛。

12月29日，袁世凯公布《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十年，可连选连任。

<h3>1915年</h3>

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

8月3日，古德诺发表《共和君主论》，引发帝制先声。

12月11日，参政院上“劝进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

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百官朝贺仪式。

12月25日，蔡锷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

<h3>1916年</h3>

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6月6日，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病故，终年五十七岁。

6月7日，黎元洪接任总统职位。

6月29日，黎元洪宣布遵行《临时约法》，恢复国会，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

10月30日，冯国璋被补选为副总统。

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去世，终年四十三岁。

11月8日，蔡锷于日本福冈去世，终年三十五岁。

<h3>1917年</h3>

3月14日，民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

5月23日，大总统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段祺瑞愤而离京。

6月7日，张勋打着“调停国事”的旗号，率五千辫子军北上。

7月1日，张勋复辟，大总统黎元洪于次日避入日本使馆。

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宣布讨逆，并重新出任内阁总理。

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逃至荷兰使馆。

8月1日，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

8月14日，民国政府宣布对德国、奥匈帝国宣战。

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发起“非常国会”并当选为“大元帅”。

<h3>1918年</h3>

3月1日，段祺瑞成立参战督办处。

5月20日，孙中山遭西南军阀排挤，辞去“大元帅”职务。

6月15日，徐树铮擅杀陆建章。

9月4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11月16日，徐世昌发布停战命令，南北开始议和谈判。

<h3>1919年</h3>

1月21日，巴黎和会召开，民国政府派出陆征祥、唐绍仪、王正廷为代表参会。

2月20日，南北会谈在上海开幕，唐绍仪与朱启钤为南北方总代表。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5月8日，南北和谈宣布破裂。

6月5日，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各地随即响应。

6月10日，北京政府免去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职务。

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12月29日，冯国璋在北京病逝。

<h3>1920年</h3>

1月17日，驻军湘南的吴佩孚通电要求撤防北归。

5月20日，吴佩孚率军北撤。

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

7月19日，段祺瑞在兵败后宣布下野。

<h3>1921年</h3>

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同月，湘鄂战争再次爆发。

8月22日，陕西督军阎相文吞服鸦片，自杀于督军行署。

9月1日，吴佩孚与赵恒惕达成和议，湘鄂战争结束。

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召开。

12月24日，梁士诒内阁成立。

<h3>1922年</h3>

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5月，张作霖战败退回关外。

6月2日，徐世昌辞去大总统职务。

6月11日，黎元洪复任总统。

<h3>1923年</h3>

2月7日，京汉铁路大罢工，吴佩孚下令镇压，酿成“二七”惨案。

10月5日，曹锟贿选总统成功。

10月10日，曹锟就任总统并公布《中华民国宪法》。

<h3>1924年</h3>

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

6月，黄埔军校成立。

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

9月15日，奉军向关内开拔，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

11月2日，曹锟宣布辞职，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11月5日，冯玉祥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

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

<h3>1925年</h3>

3月12日，孙中山病逝。

5月30日，“五卅”惨案。

10月，孙传芳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并下令讨伐奉军，浙奉战争爆发。

11月22日，奉军郭松龄部滦州兵变，奉军退回关内。

12月25日，郭松龄兵败被杀。

12月29日，徐树铮遇刺身亡。

<h3>1926年</h3>

1月4日，冯玉祥宣布下野，并由库伦转到苏联游历。

3月18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卫队制造“三一八”惨案。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初掌大权。

4月20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垮台，段祺瑞最后一次下野并退隐天津。

7月9日，南方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进军湖南。

8月13日，张作霖、张宗昌与吴佩孚的奉直联军与国民军在南口激战，国民军败北溃散。

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组建国民军联军，宣布北伐。

<h3>1927年</h3>

1月，武汉、九江收回英租界。

3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发政变。

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

7月15日，汪精卫宣布“清共”，与蒋介石合流。

8月1日，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

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

9月，毛泽东等发动湘赣边秋收起义。

12月11日，张太雷等发动广州起义。

<h3>1928年</h3>

1月，蒋介石通电复职，三月后，再度北伐。

4月，朱德、毛泽东等部红军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5月30日，在北伐军的打击下，张作霖决定退回关内，张宗昌、孙传芳残部溃散。

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10月，国民党宣布“训政”，设立“五院”。

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北洋军阀时期结束。

<h3>1929年</h3>

1月，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

3月27日，“蒋桂战争”爆发，李宗仁兵败下野。

5月，蒋介石、冯玉祥开战，韩复榘、石友三叛冯拥蒋。

6月，孙中山移灵中山陵。

7月，冯玉祥入晋，遭阎锡山软禁。

7月10日，张学良强行接管“中东铁路”，“中东路”事件爆发。

<h3>1930年</h3>

3月6日，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开除汪精卫党籍。

8月7日，汪精卫等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反蒋。

11月，蒋、阎、冯中原大战，蒋介石胜出，阎锡山、冯玉祥下野。

12月，中央苏区击破“第一次围剿”。

<h3>1931年</h3>

2月28日，蒋介石囚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

4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5月，国民党汪派等势力在广州成立反蒋政府。

6月1日，国民党公布《训政约法》。

9月初，红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

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政策”，撤回关内。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

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h3>1932年</h3>

1月28日，日本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抗战。

3月6日，蒋介石复出，形成国民党内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格局。

3月9日，日本操纵的“伪满洲国”成立，前清逊帝溥仪充当执政。

5月5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12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宋庆龄任主席。

<h3>1933年</h3>

2月，日军进攻热河长城一线，宋哲元率二十九军奋起抗战。

3月，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失败。

5月26日，“察哈尔同盟军”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

5月30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

7月18日，蒋介石成立“庐山军官训练团”并自任团长。

9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

11月19日，李济深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在福建成立反蒋抗日政府。

<h3>1934年</h3>

1月19日，“伪满洲国”恢复帝制，溥仪变身“康德皇帝”。

1月21日，福建反蒋政府失败。

2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

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长征。

<h3>1935年</h3>

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

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6月27日，中日《秦土协定》签订。

8月1日，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团结抗日。

1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

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

<h3>1936年</h3>

1月28日，“东北抗联”成立。

5月5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五五宪草”；同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10月9日，红一、二、四方面军甘肃会宁会师。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h3>1937年</h3>

6月，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庐山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

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决定抗战。

8月13日，“八一三”事变爆发，持续三个月之久的淞沪战役开始。

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9月，国民党公布国共合作抗日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10月13日，“新四军”成立。

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迁往陪都重庆。

12月13日，南京失陷，日军制造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h3>1938年</h3>

2月至4月，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并取得台儿庄大捷。

5月，厦门、徐州、合肥先后沦陷。

6月11日，蒋介石下令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黄河水阻挡日军前进。

8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12月29日，汪精卫投日叛国。

<h3>1939年</h3>

2月7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

7月9日，汪精卫公开与日本合作。

10月，第一次“长沙战役”，日军受创，死伤万余人。

11月7日，日军在晋察冀大扫荡中，中将阿部规秀被击毙。

12月1日，阎锡山策动“晋西事变”，掀起破坏团结抗日局面的反共小高潮。

<h3>1940年</h3>

3月30日，“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

5月，枣宜会战。

8月至11月，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

11月30日，日本与汪伪政权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

12月，日军在华北展开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

<h3>1941年</h3>

1月6日，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

1月20日，新四军军部重建。

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次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12月25日，香港沦陷。

<h3>1942年</h3>

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代表签订《联合国家宣言》，共同反对法西斯。

6月，中途岛海战，美军扭转太平洋战局。

7月4日，美空军志愿队（即“飞虎队”）改组为美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任指挥官。

12月，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开进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开始。

12月20日，汪精卫访问日本。

<h3>1943年</h3>

1月11日，美、英放弃在中国租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

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苏联扭转苏德战场之战局。

5月15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11月22日，中、美、英举行开罗会议。

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英、苏举行德黑兰会议。

<h3>1944年</h3>

1月3日，中国军队在缅甸发起反攻。

6月6日，盟军诺曼底登陆，反攻欧洲大陆。

7月22日，美军赴延安观察组考察延安。

10月，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被免职召回美国。

11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大溃。

<h3>1945年</h3>

4月，中共“七大”召开。

4月30日，苏军攻占柏林，希特勒自杀，欧战结束。

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发布。

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美军在长崎投下原子弹。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

10月10日，国共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

<h3>1946年</h3>

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旧）政协会议开幕。

6月，全面内战再次爆发。

7月11日、15日，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1月4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署。

12月，北平学生发动抗议美军暴行（“沈崇案”）的运动。

<h3>1947年</h3>

2月28日，台湾“二二八”起义。

5月，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于孟良崮战役中被消灭。

5月，全国学生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6月30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揭开反攻序幕。

10月10日，解放军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2月，东北野战军与国民党军四平大战。

<h3>1948年</h3>

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金融陷入崩溃境地。

9月至11月，辽沈战役。

11月，淮海战役开始。

12月，平津战役开始。

<h3>1949年</h3>

1月，淮海战役结束；同月，平津战役结束，北平和平解放。

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

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3日攻占南京；24日，太原解放。

5月3日，杭州解放；16日，武汉解放；20日，西安解放；27日，上海解放。

8月8日，美国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国民党政府被抛弃。

9月，（新）政治协商会议开幕。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国时期结束。

正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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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后后记

前人著史，后人读书，感觉就像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树只有一棵，读出来的却是万千斑驳。从清末到民国的四十年间，时间并不算太长，但其潮起潮落后的乱相纷呈，却是历史所不常有的。由于各种意识形态、偏好取向及利益纠葛的牵绊，无论是著史者或是读史者，都不免会被其中的事实真相或历史迷雾所纷扰，诸多史事也未必能被人轻易看透。正因为如此，后人看这段历史更觉得兴奋且有趣，因为其中有太多谜团、太多历史细节值得人们去探幽烛隐、剔抉爬梳。

读民国史，读到心里千涛万浪。这样一本小书不足以勾画民国的历史大貌，但从细节中看历史倒也能收窥斑之效。历史的真相往往在于细节的推敲，而推敲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辨，事实上，历史的万千形态，原本就不存在永世不变的“盖棺论定”之说。正因为如此，丹飞先生以“点射历史”为主题向笔者约稿时，笔者欣然从命。在此之前，笔者曾与丹飞先生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其才华、能力及信誉都是笔者所钦敬的，这一次能跻身大系列之中，也是笔者的荣幸。

实事求是地说，这次约稿虽属通俗说史，但其难度和写作时间却大大超乎了笔者的预料。正如前面所说，细节往往是洞穿历史真相的利器，但看似不经意的一篇文章，却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以力求做到通俗易懂、客观公正。在每一篇文章完成后，笔者都战战兢兢，深感不易，在反复的斟酌与修改后，仍旧不能让自己完全满意，最后的评判也只好由读者来执行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即将完稿的时候，我家的宝宝金子贝提前预产期半个月诞生，这也使得写作时间被意外地拉长。小宝宝的降生令很多事情乱了套，但笔者感到更多的却是欣喜。由于笔者惯于夜间写作，小宝宝便成了爸爸的忠实陪伴者，每次思路遇阻的时候，小宝宝总是启发灵感的源泉。即便是小宝宝偶有啼哭而打断写作，但笔者抱着她的时候却是梳理文章构架的最佳时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子贝小宝宝对本书稿是大有贡献的。当然，最辛苦的是宝宝妈，在此，笔者要对她的付出、宽容与默默支持表示最深切的敬意。

思考让世界变得更宽广，如果这本小书能给读者增长些许见识并带来一点启示的话，这就是笔者最大的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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