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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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

正文引子抗战胜利在重庆握手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抗战胜利的重庆握手之后，在中国大地上还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过去是曾经握过手的。抗战胜利那年在重庆就握过手。

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从延安乘坐蒋介石派去的专机，在张治中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下机后，毛泽东与张治中、赫尔利等乘坐美国使馆2819号汽车去张治中公馆小憩。蒋介石特别拨出一辆2832号篷车供毛泽东专用。当天，毛泽东一行下榻于林森公馆。

下午五点，蒋介石领着张治中、邵力子等专程到林森公馆拜访毛泽东。

毛泽东与蒋介石握过了手；然后，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胸前挂满的勋章十分耀眼；毛泽东则一根一根地抽着烟。

双方作为对手打过多年的仗，如今见面握手坐下来，沉默了好一会儿。

毛泽东终于打破了沉默，说道：“蒋先生，我们大概有十八个年头没有见面了吧！”

蒋介石受不住毛泽东抽烟的烟雾，下意识地挥了挥手，接着开口道：“是呀！十八个年头已经足够建设一个中国了。”

十八年前的大革命时代，也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期，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大家同在一个锅里吃饭，挤在一个屋里开会。那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尽管还称不上共产党和国民党里的首脑人物，但是他俩都是大革命中心广州的大忙人。

毛泽东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开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讲课。一九二五年冬，汪精卫因任国民政府主席再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而感到难以应酬。这时，毛泽东受中共中央之命，在广州主办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汪精卫便请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毛泽东即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以广州为中心的国民革命斗争与国共合作事业中去。他也曾到过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演讲。

当时，蒋介石是广东革命政府军事上的核心人物之一。广东革命政府面临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叛军的威胁，革命政府决定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统领，东征军主力是黄埔军校第一、二教导团和第二期学员。蒋介石当时和周恩来及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等合作共事，在确定作战方针、制定作战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政府统一改编军队，蒋介石被任命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接着又被任命为第二次东征军的总指挥。

一九二六年元月上旬，国民党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宣传工作报告，从东征前线赶回来的蒋介石也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报告东征经过。

可以说，在十八年以前，在国民革命的浪潮中，他俩也是握过手的。

此时在林森公馆里，毛泽东吐烟时望着蒋介石摆手，立刻意识到：蒋介石是个烟酒不沾的人。于是，毛泽东默默地把手中燃着的香烟掐灭。以后，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多天里，在与蒋介石的多次交谈中，一直克制着没有抽烟。蒋介石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事后，蒋介石对人感慨地说：“毛泽东的自制力真强，无怪乎他能成为我最强的对手。”

据蒋介石在《蒋总统秘录》中记述：在重庆，毛泽东与他直接会谈、欢宴达九次之多。

毛泽东离开重庆飞回延安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内战打了起来。毛泽东与蒋介石从此以后，没有能够再见面。

我们这部书讲述的，就是国共这两大巨头在重庆分手后，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正文第一章毛泽东与中共在西柏坡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

毛泽东与中共最早在西柏坡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西柏坡，1949年3月15日）

这个小村子已经被湖水淹没了。

毛泽东与中共在这个村子首次向世界发布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这段往事，亦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被历史的潮流所淹没。

当年它是太行山谷底滹沱河畔一个极其贫瘠的小山村。如今它静静地躺在一个山顶大水库的深水下面。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巨变不能不说与这个小山村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历史是不会忘记它的！因为在大水库旁的山坡高处，人们又按当年的老模老样重建了这个小山村。黄泥筑墙，土瓦盖顶；国家将其列为全国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在附近建了现代化的纪念馆。纪念馆门前广场上，矗立着具有解放战争风采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与任弼时五个中央书记在一起的巨型雕像。

这个小山村就叫西柏坡。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历史上著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在小山村里的一间大土房里召开。说它大，其实，也仅够容纳到会的中共精英人物六十余人。屋里的座位，就是一排排固定在地面支柱上的木板。最前边五张简易木沙发，是毛、刘、朱、周、任五大书记的席位了。这次在这泥屋的会议决定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筹建新政协，建设新中国等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坐在最后排的列席人员胡乔木，差不多可算为与会者中最年轻的。同样列席会议的杨尚昆也挨坐在他的旁边。在建立新中国前后那些岁月里，仅有三十出头的胡乔木风华正茂，就已经是中共有名的“笔杆子”，而且为毛泽东所倚重。

笔者因写了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著作，有幸在胡老的晚年向其拜访求教开国外交，采访中谈及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所发的社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及其产生背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中共首次公开以重要社论名义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

毛泽东是旷世罕见的大文人，而胡乔木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器重的“笔杆子”，当然得是难得的文才。关于胡乔木，在其老家江苏盐城有这样一个说法。

他满周岁之时，母亲夏氏按照当地的乡间民俗，为他举行“抓周”仪式。母亲在一个红漆木盘里，为他准备了各有象征意义的十件物品：铜钱、算盘、毛笔、书本、麦穗、牛鞭、糖果、点心、簪环、胭脂。红漆木盘端到小胡乔木面前，让他伸出小手去抓，看他抓什么而决定他的未来。经商、读书、放牛、种田，亦或做个在胭脂簪环中厮混的花花公子。使其母亲惊喜不已的是，他那小手取过毛笔，就再也不肯松开。母亲高兴得泪花都迸出来了，围观的乡亲们都赞不绝口。果然，其聪慧颖敏，酷爱读书，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清华大学物理系，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当时是系主任。吴有训逐个找新生谈话时，就告诉这个偏爱文科的新生：“上物理课时，要花许多时间做实验。”

胡乔木答说：“吴主任，我只想多有一点时间读书。”

吴有训就建议他转去国文系，国文系名额已满，历史系尚有空缺，他就进入历史系就读。在清华读书期间，参加了革命活动。

后来，他在家乡盐城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就在上海地下党任宣传部长。“西安事变”之后，他来到延安，开始是做青年工作，担任过《中国青年》杂志主编，写的文章在陕北根据地已经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一篇《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很有独特见解，毛泽东看了，很是赞賞，称“乔木是个人才”。1941年2月，毛泽东亲自点将，调他去当秘书，时为29岁。从此，胡乔木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有20多年之久。刚到毛泽东身边，为毛泽东整理将稿、文件、文章，整理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在毛泽东指导下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曾在延安参与起草中共第一个“历史决议”。由于工作很出色，威望不断提高，在1949年春，担任了中共七大正式代表。抗战胜利后，跟随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接着，又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此时，他已经深德毛泽东信任。1948年间，在毛泽东一行东渡黄河到达西柏坡之后，他经毛泽东提名出任新华社总编辑，并以该职务身份，参加当时的中央集体办公会。

胡乔木负责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编辑部，在胡所住的小院办公，该小院与刘少奇住的小院是前后院，同走一个大门，离毛泽东、周恩来的住地只有百多米。在解放战争后期，战略反攻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那些日子里，新华社的文字广播、口语广播、英语广播，全在他这里编发，其中一些重要稿件，是需经毛泽东亲自布置选题，审稿修改，签名准发的。

胡乔木虽然不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但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兼新华社总编辑，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头两次是政治局会议，一次是1948年9月8日至13日，讨论决定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方针，部署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把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第二次，是1949年1月6日至8日，讨论决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第三次，就是七届二中全会。这些会议期间与会后，胡乔木根据会议及毛泽东的指示，写了一系列的新闻、社论和评论，宣传中共中央的精神合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例如，从1948年11月23日起，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刘伯承、陈毅将军”名义，新华社所播发的向淮海战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五次广播谈话，前两次是毛泽东执笔所写，后三次则是出自胡乔木手笔。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播发的那篇著名的点一批“首要战犯”名单的评论，就是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的。2月1日，新华社播发的评论《国民党怎样看待北平和平解放》，全文只1500字，胡乔木写了开头一小段约200字，毛泽东续写了后面1300多字。

3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新闻稿《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全文1500字，其中500余字是毛泽东在审稿中所增加的。该稿第一句话“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石家庄附近举行”，点出了开会地点。胡乔木强调说：“在石家庄附近”六个字是毛主席在我起草的稿件上添加的。这打破了以往队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位置严格保密的贯例。该稿播出的此日，毛泽东就与中共中央机关乘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题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新华社社论，就是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在一次碰头会时拟定的一系列社论、评论中的一篇。该社论是根据未来新中国领土完整的主权要求，针对当时形势而发表的。

当时，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使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败局已定，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江在即。在大溃败中国民党大批军政人员退涌至台湾岛上，蒋介石已经在安排大陆“沦陷”之后经营台湾之后事了。在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其嫡系精锐杜聿明集团陷入重围即将被歼之时，1948年12月29日，蒋介石急忙中任命养病中的亲信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成立了台湾军管区；紧接着，1949年1月10日，又派蒋经国去上海监督将中央银行的大批现金、外汇和黄金运往台湾。1月底，又有消息传来，国民党军舰又将北平故宫博物院及南京有关单位的国宝文物，悉数5000多箱，分三批运至台湾。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也迁至台北出版。这种种情况表明，蒋介石企图将台湾岛当做卷土重来的复兴基地。对此，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做出反应，明确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这篇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发表于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即1949年3月15日，社论指出：

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蒋绝对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略，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至今我们尚无法查证这篇新华社社论是否由胡乔木执笔，或是部分执笔，或是小组中别的同志执笔写的。但是，可以确定无疑地如胡乔木所说，该篇社论是根据当时中央五大书记碰头会拟定的精神而撰写的。

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们追溯历史而能够查到的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正文第二章蒋介石从剿“匪”变成被剿，退台湾另起炉灶

蒋介石从剿“匪”变成被剿，乘轿子退上军舰，选台湾另起炉灶。

（奉化，1949年4月下旬）

他坐在轿子上，随山路起伏而颠簸着。

天是阴沉沉的。他的脸也是阴沉沉的。这一年他已经是六十有二，光头上已经落满了白发，短短的；连胡子、眉毛也白了。他阴着脸许久不吭一声，他的儿子蒋经国也不作声。这三顶轿子、一行随员与卫士的队伍也没有谁个敢说话，气氛因阴凝静寂愈发显得格外沉重，只听得轿子晃动的响声，轿夫的喘气声，匆忙而杂乱的脚步声。他们刚才是乘着汽车，从武岭门出发离开溪口，往东赶往海边去的。蒋介石这个人，家乡观念很重，年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住几天，看望乡亲或是祭祖上坟。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告别故乡了。

陈毅大军于四月二十一日强渡长江后，长驱直入，进逼沪杭；他这次是不得不背井离乡了。刚才启程前，他没有心思向乡间父老作最后的辞行，他只是带着蒋经国，在登车之前，默默地站立了许久，沉重地回望祖居，然后才上车出走。

自从一九四九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宣布“引退”下野，于元月二十一日飞离南京明故宫机场，经杭州回到浙江奉化老家溪口镇。他回溪口后，海军“太康”号军舰已奉命几次停泊在离溪口四十多公里位于宁海县西庐乡团埋村的海岸边。是指小土山包旁的空地。团堧村这个地方，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临海，是个颇隐蔽的天然小海湾。蒋介石安排军舰停在这个不通公路的偏僻小村边，当然是为了避人耳目、出走便当。

他的车队在公路上行驶了一个多钟头，中午时分，在一个叫西店的地方停了下来，换乘轿子直奔“太康”号。

这一天，是四月二十五日。蒋经国曾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他们父子最后离别故乡前的心绪——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

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且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在如此落魄的状况中坐轿子，这还是少见少有的，蒋介石从发迹到独揽党、政、军大权，他的代步工具，从专机、专列到防弹小轿车，应有尽有。他的专机是美国进口的；他的专列，曾被称为“蓝钢皮”，外壳钢甲瓦蓝瓦蓝，质高而甲厚；小轿车先是德国造，后来又换了美国造的，造价都很高昂。这与中国历史上五千年来的历代皇帝相比，该是登峰造极了。可是，他还是特别喜欢坐轿子。曾经有个外国首脑问他有什么爱好，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喜欢游山玩水。他喜欢什么“仁者乐于山，智者乐于水”之类的古训。这游山玩水之乐，就是与乘坐轿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轿子是中国特有的代步工具，有竹轿、木轿，也有藤轿、湘轿、川轿、粤轿、皖轿等，各地的轿子部各有特色。听某个蒋介石的侍从说过，遍游名山大川的蒋介石特别欣赏被称为“滑杆”的四川轿子，也佩服川人轿夫的脚劲。他虽说最厌恶吸鸦片，闻到呛鼻的烟味就皱眉头骂人；而他对川人轿夫在上峨眉金顶路上歇脚打尖，拿出腰间的小烟枪吸几口鸦片烟却颇能容忍，没有发脾气。他在溪口家乡乘坐的是特制的藤轿。这种藤轿凉爽平滑，轿杆用精选的毛竹或栗木做成，轿边栏有藤条织就的图案，轿顶上撑着遮太阳的布篷。

所雇用的轿夫，都是受过训的侍从室的成员，大多是奉化家乡人，有八名年轻力壮的轿夫，轮流替换。他们闲时在溪口帮助总务和厨房做些勤杂碎活，栽花种菜，整草修屋，遇上要登山抬轿，就携带起轿子随先遣组先到预定地

守候。这次轿夫们为蒋介石出走离开溪口扛活，知道此番不是游山玩水，他们的心情也是忐忑不安。

这次乘轿出海，颇有点“流窜”的味道。他再强作镇定，颓丧的心态还是显露了出来。

历史已经给颠倒过去了！

十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他率领大军在江西对红军的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得手，中央社作为特大喜讯以他的口吻报道，称“朱毛匪酋在瑞金溃败后，从赣南向湘粤桂边界一带流窜”。他曾经悬赏二十五万块光洋，要买毛泽东的那颗脑袋。其实，那时他情报不确，他并不知道当时他的围剿得手，是与毛泽东失去了对江西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很有关联的。

好些史家认为，蒋介石统治最巅峰的日子，就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夕追剿红军的时候。红军由蒋介石围剿前的三十万之众，至长征到达陕北时已锐减为不足三万人。在围追堵截被他称为“匪”的红军的同时，他在政治上以分化瓦解收买的惯用手法，对付国民党内使他极为头疼的各个派系。他将南粤王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和陈济棠的空军拉了过来，很快地解决了桂系发动的“两广事变”，并迫使他在中央的政敌汪精卫出国。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他在洛阳祝五十大寿，在全国大搞“祝寿献礼”，要各地捐献飞机、捐献学校，还到处修建“中正堂”、“介寿堂”等。此时，他真是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他派张群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进行多次接触，让驻东京的许世英大使和日有田外相商谈；在这同时，他调集了陈诚、钱大钧、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蒋作宾、蒋鼎文等一大批高级军政人员，云集西安古城，调遣了大部队围聚陕北，计有他的嫡系与精锐部队二百六十个团约三十多万大军，扩大了飞机场，集中了一百多架从意大利新购进的作战飞机，准备对红军全面进攻。他认为这是对红军进行的第六次围剿，也是最后一次围剿；他满以为经他亲自督师，顶多只需一个月的时间，朱毛红军将俯首就歼，到年终他可以班师凯旋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安内”功业可以圆满完成了。

事与愿违。一直使他至死仍耿痛在心的，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破坏了他眼看就要完成的剿共大业。致使抗战大局形成后，红军不但得以生存下来，还藉以发展；他就常说，“中共借国难以自大”。至抗战胜利前后，他更是怨恨作为盟友的美国人，竟然听信中共的蛊惑，对他施加压力，要他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他与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秋是在重庆握过手，但是俩人到底坐不到一起。这场内战就不可避免了。他发动了内战，他失败了，迫不得已宣布第三次“下野”。

蒋介石回到奉化蛰居于溪口高妙台山间的别墅里，并非他自己宣布的“不视事，不理政”。下野之前，他已经委派亲信俞济时在溪口布置了警卫部队和安置了通讯网络。俞建立了电台七座，供蒋随意指挥，蒋虽下野，仍然是国民党总裁，·掌握着实际的权力。李宗仁名为代总统，实际上是一具傀儡，要不到钱，调不动兵，命令根本行不通。李宗仁曾经为表示开明下令台湾省主席陈诚立即释放关押在台的张学良，并指派了程思远赴台督办，但陈诚拒不执行，以“不知张关在何处”为藉口推脱敷衍了事。

蒋经国回忆父亲当年之所以决定引退，是考虑到下面三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

蒋介石所谓“另起炉灶，重定基础”，他看中了台湾，作为积蓄力量、东山再起的最后据点。台湾与大陆，相隔了一个海峡，这中国第一大岛四面环海，易守难攻，使国民党尚未受到损失的海空军能够据此发挥优势；台湾处于西太平洋交通要道，很容易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联络，以获得外援；而且，在抗战胜利后。与大陆相比，台湾相对安定，内战战火尚未燃及。因而，蒋下野前，平衡时局，虽然还想立足华东，稳定西南，再图中原，但他亦自知困难太大，且西南是桂系老家，即令保住了，桂系恐亦未必肯于听命。

他把目光放在了台湾。下野前夕他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任命陈诚接替魏道明担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接替丘念台担任台湾省党部主委。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又加委令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蒋经国虽被命为台湾省党部主委，但并未去赴任，在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的日子里，蒋经国感到事关危亡，须形影不离，随侍蒋介石左右。

那时，蒋介石要蒋经国办好两件事：第一件是暗中监造舟山的定海机场。定海只是舟山岛上一个普通的小市镇，蒋经国开始不明了父亲的意图，到了使用时，才恍然大悟。蒋经国在所著《风雨中的宁静》中有所记载：

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迅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非常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问，机场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种程度。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定海基地起飞的空军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第二件事是蒋介石授意蒋经国督促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南京政府库存的所有黄金、白银、外汇悉数运去台湾。这样做，既掐断了李宗仁政权的经济命脉，又对于稳定台湾经济发生重大影响。蒋经国自己后来也承认说：“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移运黄金至台湾，在当时是一件高度机密的事。在某一个深夜，他们经海军总司令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边。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配合，在中央银行附近的街道临时戒严，一箱一箱的黄金，在夜色掩护下，悄悄运上了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军舰驶出吴淞口，以最快的速度，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诚打电报到上海给俞鸿钩，称运去的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这件事一直是机密，后来是由蒋介石在一九五八年的一次讲话中披露出来的。俞鸿钧一直得蒋介石重用，到台湾后，除了二度担任中央银行总裁，还于一九五三年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一九五四年又接任行政院长。

七十年代以来，经台湾报刊考证，蒋经国与俞鸿钩移运黄金白银去台不止一次。据当时担任中央银行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主任的何善垣记述，何当时专办俞鸿钧交办事项。一九四九年一月，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时，奉蒋经国传达的“总裁密令”，运走一批黄金。李宗仁发现后，即将俞职罢免，另委财政部长刘攻芸代理中行总裁。俞卸职后，寓居香港。至四月间，蒋经国密电将俞召回上海。俞鸿钧在龙华机场下飞机以后，没有任何身份证件，连一张名片都没有，被卫兵认为可疑而扣留在机场，直至和汤恩伯通上电话，汤派专车到机场迎接。俞鸿钧在汤恩伯协助下，再次将剩余的库存黄金、美钞秘密搬上军舰，运往台湾。

蒋、俞到底从国库运走了多少黄金？台湾官方至今尚未公布过准确数字。现有几种说法——

当年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李度叙述：一九四八年末，用海关缉私舰“装运了八十多吨黄金与一百二十多吨白银到台湾”。

国民党的文人陈孝威说是“黄金五十万两”。

曾参与转运工作的詹特芳说是“美金八千万元，黄金九十二万四千两、银元三千万元”。

李宗仁的秘书梁升俊提供的数字更大，他称南京失守时，“国库尚存有黄金二百八十万两，美钞五千余万元，经合署的棉花纱布出售总值不下黄金一千五百万元，还有价值巨大的有价证券，合计约美金两亿余元。”

尽管众说不一，但这笔金钞数目确实巨大。可见蒋介石已为在台湾“另起炉灶，重定基础”下了大本钱，这就表明他准备放弃大陆，不但李宗仁感觉到了，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来了。

蒋介石下野前十数天，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有计划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巴大维从军事的眼光上看，经平津及淮海战役，共军虽已增至二百万人以上，但蒋军亦立即作了调整补充，兵力仍号称三百五十万，虽装备尚缺，尚有半数可战之兵。此时西北及江南依然完整，蒋此时即作放弃大陆的准备，未免太早。巴大维将军还认为，“开罗会议虽有将台湾归还中国的协议，但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之前，台湾主权谁属，还未有法律的根据。”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无须外人说三道四，但蒋介石打算据台湾为基地，巴大维从美国的利益来看，认为蒋之举动似有僭越之嫌。因而，巴大维将军曾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蒋介石提出口头抗议。司徒雷登尚在考虑之中，蒋已于一月二十一日正式宣布下野。

在蒋介石忙于准备往台湾的后路时，国共在北平的和谈破裂，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下令解放军在长江全线渡江。这一天，溪口的七部电台频频给蒋介石传来不幸的消息：共军分三路突破了长江防线；江阴要塞已被共军占据；江阴炮台总台长唐秉琳已投降、要塞司令戴戎光被俘，炮口已从朝北转向朝南；汤恩伯已令五十四军向要塞反攻，正在激战……

蒋介石感到最后离开溪口家乡的日子已经到了，四月二十二日午间，他和李宗仁在杭州笕桥航校会客室的沙发上紧急会见，两人各怀心思，辛酸对话——

蒋：“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不用了，不必再说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这一天，解放军已迫近南京，国民党这两巨头再会谈商量也挽救不了危局，俩人当即分手。第二天，四月二十三日，南京为解放军占领。蒋介石内心沉痛，莫可言状。他立刻采取紧急措施。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活动美援，他决定让蒋经国将媳妇及孙儿送往台湾，“以免后顾之虑”。

四月二十四日，有消息说杭州附近发现共军，他就嘱咐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

团村的村民大都姓戴。四月二十四日这天，保长戴森庚得到通知：上头说，明天有一大官到这里，所有甲长都要到海塘等候，撑排送他下海。当时团有四个保，一保十甲，共四十名甲长，第二天都到了。村里的壮年人靠海为生都会撑排，所以在村里的甲长一个都不漏。

二十五日这天海潮比较大，竹排可以从村前岸边直放入海。撑蒋介石乘坐那张竹排的两个人，一个叫戴扬土，一个叫戴愈茂。

蒋介石乘轿子来到岸边，下轿即刻上了排，戴愈茂撑排头，戴扬土撑排尾，排上放了门板，板上再放坐椅，排上坐了五个人。蒋介石坐在排尾，他的坐椅是从汽艇上搬过来的。其他四个人，一个矮矮胖胖的，是蒋经国。一个是俞济时。还有两个穿黑呢中山制服的，大约是卫士。蒋介石登上竹排坐定后，还摊开地图，查问核对附近的地名。

竹排在海潮中撑行了半公里，靠近事先准备好的汽艇。排上的人弃筏登艇，再乘汽艇到海面的“太康”号军舰。汽艇与军舰相隔一公里半。戴扬土说：回岸的排还未撑到村边，顺风就传来了太康舰上士兵欢迎蒋的口号声。

据撑排者说，蒋介石赏给每个撑排的甲长一块银元，但大部分都落到了保长的腰包，有的根本未发到，有的拿到了手，不敢要，退给了保长。

正文第三章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夭折，毛泽东靠虑渡海解放台湾

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夭折，毛泽东要一边倒，并考虑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北平，1949年7月）

一九四九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里程碑式的历史转折；对于毛泽东或是蒋介石，也是非同寻常的命运转折。蒋介石从南京政权的总统变成了解放军追剿的“战犯”与“蒋匪”，给赶到台湾岛上去了。毛泽东从被国民党称为西北荒原上的“匪酋”，堂堂皇皇地进入了明清皇帝定居的北平紫禁城。

毛泽东是穿着打补丁的棉布衣进城的，很清醒，能自律，喜欢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书，该书讲的是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如何骄傲又如何失败的。他号召全党都看这本书。那时，周恩来、叶剑英请他住进中南海或紫禁城。他不愿搬进去，他忌讳封建皇帝住过的地方。后来问题提到了政治局讨论，他终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意见搬进了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这一年七月，真可以说是难忘的一九四九的最关键的一个月。毛泽东是在这个月，从进北平后暂住的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里去的。影响新中国命运的好几件大事，也是在这个时期最后决定的。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最后明确为“一边倒”三个字的。

还在这一年二月上旬，即将进京城的毛泽东曾在华北平原那个叫西柏坡的小村子里，对斯大林派来的米高扬，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曾作了真实的记录——

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好么？！

我们的屋里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里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

在毛泽东对米高扬的谈话中，已经有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另起炉灶”两层意思，“一边倒”的问题尚未明确。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西柏坡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时，就进一步指出，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承认的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一直抱着敌视中国的态度，他们决不会很快改变立场。只要他们顽固一天，就一天不给他们合法地位。毛泽东还说，旧中国长期为帝国主义控制，应该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以后，再与帝国主义建交，这样对防止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捣乱有好处。

在毛泽东不急子要帝国主义承认时，历史横生出一支颇有意思的插曲来。作为美国在华的代表人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主动要求与中共接触。

四月二十三日午夜，解放军攻下南京古城。二十四日天亮以后，南京市民拥上街头欢迎解放军进城。在市民迎接的车队里，有一辆由司徒雷登派出的吉普车，正在山西路等候。当第三野战军八兵团第三十五军一零三师侦察科长沈鸿毅带领的入城先头部队到达时，司机主动将吉普车开上前去招呼迎接。沈鸿毅不明究竟，在寒喧中匆忙地登上了吉普车。开车的美国人便以熟练的汉语对沈说：“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这位侦察科长面对美国人的突然邀请顿时感到紧张。由于他没有接到与任何外国人联络的使命，职业的敏感使他作了个外交词令般的答复：“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居住在南京的侨民。”这个美国司机悻悻地碰了钉子，没有能完成司徒雷登交付的任务。沈鸿毅指定了一个地点要求停车，然后下车走了。

当时南京城里，出现了没有料到的现象，颇使当时南京军管会的负责人费解：苏联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但驻华大使罗申却追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了；与共产党为敌的美国驻华使馆却按司徒雷登大使的指示，继续留在南京没有动。英、法等西方国家的使馆见美国人不搬走，也留下来以观其变。

精通英语的燕京大学毕业生黄华很快被周恩来把他从天津调来南京担任军管会外事处主任。司徒雷登担任过多年燕京大学校长，黄华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黄华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据记载，当年五六月间，黄华与司徒雷登有过三次接触。俩人见面两次以后，六月八日，司徒通过其秘书傅泾波向黄华提出，按惯例他作为老校长想去北平参加这年燕京大学毕业典礼，并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黄华乃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北平作了汇报。北平方面考虑还是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于是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奇韦往南京去信邀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据说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过生日。）六月二十八日，黄华第三次会见司徒雷登，面告他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北平当局晤面之事亦有可能。在此之前，司徒已经收到了陆奇韦校长的英文信，信中说司徒先生如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并转达了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

事后发表的司徒雷登日记，披露了他已经为北平之行作了事先的准备。例如，他已经通知了在北平的友人他可能最近前往。

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未能实现。八月二日，他离南京飞回美国去了。

这件往事，近些年来颇引起人们的兴趣。若干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提出，倘若司徒雷登真能成行，中美当代关系史可能重写，两国之间于一九四九年后的交恶或可避免；因此，可徒大使那次未能会北平，造成美国另一次“在中国失掉机会”来建立两者关系，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鉴于一九四九年国际环境中两大阵营的对垒，以及无论美国与中国都受到国内政治的束缚，纵然司徒大使能够到北平会见中共领导人，也不会获得实质性的结果。

因此，“在中国失掉机会”之说乃无根据的臆测。

司徒雷登当时北平之行为什么没有成行。据后来解密的美国档案披露，在黄华六月二十八日通知以后两天，司徒报告美国国务院，报告他拟进行的北平之行，并分析了此行的利与弊。利的方面，可以藉会晤中共负责人获得有关中共意向的最权威消息，及有可能影响中共不要倾向苏联。司徒指出的有弊害的后果，是会使国务院在国内批评中处境尴尬，美国的西方盟国对此率先破坏反共联合阵线的做法不满；还考虑到此行可能提高中共与毛泽东在中国及国际间的声望。为了抵消这些后果，司徒提及也作一次相似的广州之行；但是，他担心这种双重努力看起来可能像是干涉中国内政，而会激怒中共。司徒请求美国务院早日给予指示。司徒的报告使美国国务院中主管远东事务的官员们意见冲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只好将矛盾上交。据国务卿艾奇逊的说法，将这个问题呈交“最高当局”，而最高当局决定不让司徒成行，主要由于怕招致国内的不良反应。七月一日，国务院当即将此决定电告司徒大使。

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称他要进行的北平之行“将富创新性，大胆显示美国对中国变换中的政治趋势，怀抱无偏见的态度，可能对将来中美关系具有利效果。”他是想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与苏联分手，至少在苏美之间能像南斯拉夫一样中立。用黄华的话来说，他这是“一厢情愿”。

就在黄华通知他可以去北平的六月二十人日以前，有史料表明，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政策，已经形成。还在这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全部迁到北平，并进驻香山之后没几天，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铁路苏方负责人柯瓦廖夫奉斯大林之命，从东北来到北平，也搬进香山住。当时，柯瓦廖夫是在北平的苏联人中职务最高的政府官员。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去了，只在北平留下了领事齐赫文。当时还有一个苏军情报组在北平。柯瓦廖夫就是使用苏军情报组的电台向斯大林报告情况。在香山期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多次接见柯瓦廖夫。毛泽东与柯瓦廖夫谈话的次数最多。随着解放军渡江后形势的迅速发展，五月间，毛泽东决定派刘少奇带领一个代表团秘密访苏，去见斯大林。毛泽东本人早在一年前的四五月间考虑过亲自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当时还认真做了准备，制作新衣，还选好了路线：由阜平到绥远，转乘飞机去莫斯科。因为与蒋介右的大决战就要开始，加上赴苏路途遥远，困难重重；斯大林曾回了电报给毛泽东说：你是统帅，不便离开，我可以派政治局的人去。于是，毛泽东终于未能成行。

派刘少奇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取得当时还和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理解，以及所迫切需要的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毛泽东相信，斯大林虽然会是最后一个抛弃蒋介石的，但他将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从孙中山的遗嘱中领会了这位先驱者的痛苦：孙中山一生革命四十年，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呼吁过援助，而只有苏联伸出了手来。就在七月一日刘少奇即将启程秘密访苏的前一天，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

在这个时候，就是司徒雷登能来北平，与周恩来甚至毛泽东见面，也是改变不了当时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的，当时历史的大背景就是这样制约着现实，也没有什么奇怪。再说，毛泽东与美国人打过交道，有过教训。

抗战后期，还是在延安窑洞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很积极地表示过愿意与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交朋友。据美国的史料说，毛泽东曾经从延安往华盛顿发过电报，表示愿意访问美国。毛泽东也曾经热诚地接待过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赫尔利先生，并从和平解决国共问题的真诚心愿出发，基本同意了赫尔利先生提出的《五点协议草案》。但是，赫尔利飞回重庆之后，秉蒋介石吃掉中共的意旨，转了舵，改变了主意，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

这一年七月，毛泽东在宣布倒向苏联并派刘少奇去莫斯科的同时，已经将目光注视到了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从标志着解放军从此走向胜利的济南战役，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这摧枯拉朽的胜利在军事上来说都是陆军的胜利。

在七月的一天，刚刚搬进菊香书屋时，毛泽东曾经突然考问身边一个工作人员：

“从台湾到大陆的海面，最近的距离是多少公里？”

这位同志当场未能立即回答，脸红了，当晚找查了准确资料，即告诉毛泽东：

“福建省离台湾最近的海面有整整一百三十公里。”

渡江战役结束后，鉴于蒋介石的大本营已迁到台湾，因而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与研究下一步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问题。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迅速建立一支近期可以使用的空军；二是扫清屏护台湾的外围，进军福建，占领攻台出发阵地。

从东南水乡的江河及沿海作战的需要考虑，自一九四九年五月大军刚刚渡过长江，中共中央军委即决定由第三野战军部队单独经营东南地区。渡江战役前夕，三野的司令陈毅曾向中央提出：二野部队自挺进大别山后搞得很苦，是否在渡江后由二野占领并经营富庶的江浙和整个东南地区，三野部队在完成渡江战役后再担负进军大西南的任务。毛泽东不但没有同意，还曾个别征求过陈毅的意见：你还要担任上海市市长，如何？

当时，考虑到第三野战军的前身大部分是由原红军江南游击队改编成的新四军，对在南方水乡地带作战比较熟悉。而第二野战军的前身则是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过去长期活动在川陕、晋冀鲁豫和中原地区，还是由三野经营东南比较有利。在当时解放军的四个野战军中，三野确实是实施江河作战经验最多的部队。可是，紧接着的渡海作战与渡江作战有着极大的区别，所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了军委首脑的预想。

七月间，毛泽东根据今后渡海作战的新考虑，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要特别强调突击建设空军。七月十日，毛泽东专为此事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了渡海攻台湾和建立空军的设想：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

当时，中共的中央军委在北平已有一个军委航空局，是在中共领导机关迁入北平后的第五天，也就是三月三十日成立的，航空局由常乾坤担任局长，王弼担任政治委员，在灯市口同福夹道七号办公。

七月十日毛泽东写情给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提出建立空军的问题以后，军委立即行动，当即在第二天（七月十一日）召见当时正在北平的刘亚楼，刘亚楼是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军委向刘亚楼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迅速建立空军的指示，说了组建空军的设想，并责成刘亚楼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名单及空军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刘亚楼提议，空军领导机关由四野的十四兵团机关再加上原航空局所辖人员组成，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七月上旬，秘密去苏联访问的刘少奇在同斯大林见面时，也通报说，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须待明年占领，刘少奇在苏联一直逗留到当年八月下旬才回国。刘少奇在莫斯科一共同斯大林会面六次。在此期间，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致电在莫斯科的刘少奇，要他向斯大林提出中国空军建设问题，次日，刘少奇即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提出希望购买二百架左右的作战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只是说航校不必设在苏联，可以由苏联派人到中国帮助开办。斯大林还说，中国现在建立空军已经晚了，如早一年，空军便可参加解放中国南部的战役。其实，早在日本投降后中共就在东北筹建空军，在通化办了航校。只因当时解放区条件极为困难，苏联又未提供航空技术和物质援助，连教官也不是苏联的，而是留用关东军的日伪人员，也有国民党起义人员。不过，斯大林的表态，毕竟使得解放军空军建设得到了基本的物质保证。

斯大林同意帮助中国建立空军的消息传来，北平的中央军委马上要求预定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迅速组织人员研究空军建设规模问题。军委航空局于六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八日在北平召开第一次航空工作会议。开会前，经研究，提出了一个比毛泽东原设想更大的建设规划，准备通过向苏联购买作战飞机和突击培训飞行员，在一年内组建一支拥有300—350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与轰炸机的比例为2：1）的空军部队，要比国民党空军略占优势，以便在渡海作战时能夺取制空权。这一更大胆的方案当即于七月三十一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并同意刘亚楼立即带随员于八月上旬赶赴苏联，同苏联方面商谈空军建设的具体事宜。

在加速建设空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注意了海军的建设。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将红旗插上南京国民党政府总统府门楼上的这一天，中共的第一支海军——华东军区海军宣告成立，由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接收国民党起义、投诚舰艇的基础上着手组建工作。海军建设的周期比空军还要长，相比之下，更加困难。空军建设从一九四六年开办通化东北老航校时就已经起步，而海军建设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还完全是空白。自一九四九年春，蒋介石将大本营迁往台湾，最害怕的就是中共的军队拥有海上作战能力。所以，一旦出现蒋军舰艇起义投诚，蒋介石即下令出动空军对其轰炸。具有五千二百七十吨位的巡洋舰“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舰只；“重庆”号于一九四九年二月起义，马上遭到国民党空军不停的追踪轰炸，负伤后被迫在葫芦岛码头自沉以保全舰体。以后国民党海军有多艘舰艇起义，结果也多是被炸沉或是自沉。没有制空权，海军建设难以开展，保存下来的厩只也无法出海作战。空军建设确实成为进行渡海攻台作战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未有自己的空军海军配合的情况下，胜利渡过长江的第三野战军，已按中央军委的要求提前着手经营东南各省，解放上海的作战尚未结束，三野的部队遵照毛泽东“迅速准备提早入闽”的指示而进军福建，为渡海攻台作战扫清台湾外围屏障，占领渡海出发阵地。三野的陆军部队利用民船和步兵武器进行渡海登陆作战，不得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成为解放军战史上极为悲壮而惨痛的一页。

正文第四章蒋介石部署死守福州，说：台湾是头颅，福建是手足

蒋介石飞去部署死守福州，说：台湾是头颅，福建是手足。

（福州南郊机场，1949年6月21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早上八点，“美龄”号总统座机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这是一架DC-4型具有四个发动机的螺旋桨客机，是抗战胜利后，美国道格拉斯公司按订货要求专门为蒋介石加工装配的座机。发动机虽有噪音，响声却还是平稳的。蒋介石透过舷窗，可以望见台湾岛已缓缓退在视线下面，海面有点闪光。他感到有点昏然。

自从他匆匆离开溪口老家，登上“大康”号军舰，就差不多一直在海上颠簸，过着一种不安定的流动生活。因而，即使坐在这架飞行平稳的专机里，又没有碰到气流，他还是像乘船似的有一种颠簸昏眩感。他离开溪口乘“太康”号军舰到上海前线督战，想死守这个远东最大的城市。早在去年十二月初，他见东北战事已无可挽救，北平、天津危在旦夕，徐州淮海重兵被歼，他已有预感，一方面派宋美龄飞往美国求援，一方面命在上海构筑纵深防御工事，历时四个月，在上海市与郊县构成外围、主阵、核心三道阵地。钢筋水泥筑成的主碉堡阵地三千八百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沟内还可行驶吉普车。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一万多座。电网、鹿砦，层数无计。工事颇现代化，中央社誉为“固若金汤”。阎锡山视察了阵地，深有信心认为：“至少可以守上一年”。蒋经国则将它比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称赞其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五月一日下午，他从军舰上下来，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总部向守卫上海的部队团长以上的官员训话，声言他要留在上海不走了，亲自指挥战事，“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他让蒋经国作为左右手，留在身边。他还命令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的蒋纬国把装甲兵部队调到上海加强防御力量。他的话虽当众说的气壮山河，但在上海期间，还经常在军舰上居住，并将该舰停泊在吴淞口外的洋面上。只在要召集人数众多的军事会议时，才到陆地上来，也只是偶尔宿在复兴岛上。像他那样年逾花甲的人了，整日乘坐军舰，虽然便于逃走，却也使他不得不忍受风浪之苦。

事与愿违。蒋介石想守一年，而汤恩伯私下估计能守三个月。汤恩伯虽说奉命戒严协助俞鸿钧将国库的黄金白银外汇偷运往台湾，却认为这个做法动摇军心。据《顾维钩回忆录》、记载：汤恩伯“在上海大肆抨击说运走黄金只会降低他麾下部队的士气。黄金从上海运走表明政府不打算坚守此地，怎能指望他的部队为此作战。”汤恩伯也学蒋介石，把自己的司令部搬到长江口的舰只上去了。当陈毅的大军进逼上海时，汤恩伯部队的军长找不到司令，师长找不到军长，团长找不到师长……溃兵如潮，各撤退部队纷纷自行寻路或者夺路而逃。

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开进上海时，蒋介石父子乘坐“江静”号军舰驶离吴淞口外的洋面。

实际上，无须三个月，半个月还不到，大上海就丢了。

蒋介石眺望着吴淞口消失在身后的波涛里，心中的痛苦确是不可名状的。守上海的二十多万精锐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三千辆卡车基本上报销了。还有从冲绳、琉球群岛运来的大量坦克，以及装备蒋纬国装甲部队的新式武器，全都留给了共产党，还有来不及运走存在银行的金银财宝，据估算起码有两亿美元。

蒋介石在舟山群岛及台湾海峡漂泊了整整一个星期，于六月一日抵达台湾高雄要塞过端午节。还在海上的时候，他也感到大陆被席卷不可避免，益发觉得台湾作为最后的反共基地的重要。他为确保台湾，作了周密的部署与安排，草拟了一个“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来封锁、包围大陆，以作将来反攻大陆的基地。到高雄的第二天（六月二日），他又专门召集国民党在台高级官员研究了在台湾整军、防务、军政等问题。蒋介石主张把国民党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把防守的重心放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重视与台湾最近的福建的防务。

蒋介石对于福建放不下心，有两条原因。其一，长江防线各路败兵退入福建，俱无斗志，且溃军过处，借粮征草，拉夫派工，骚扰百姓，闹得鸡犬不宁，民怨鼎沸，亟需整编；其二，福州绥靖总署主任朱绍良，资格老，是同盟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还跟过蒋介石的恩师陈其美，因而对蒋并非俯首听命。福建确是蒋介石心上的一块石头。蒋介石逃离上海在海峡里漂泊时，就曾三番几次电告朱绍良，要他在福州附近构筑一个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但是，朱绍良阳奉阴违。朱绍良受解甲寓居的两个“闽籍上将”萨镇冰和陈绍宽的影响，不肯让自己的部队在福州决战，以免在炮火中毁于一旦；朱绍良自己也认为大上海的钢筋水泥纵深防线还守不住，福州南临江，东面海，背水之阵，何能固守？！同时，福州市市长何震也陈述：福州太穷，征工征料十分艰难，对死守福州，毫无信心。

尽管蒋介石三令五申，连连电催，但朱绍良始终迟迟不动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派独立五十师师长李以劻去构筑一线野战工事，算是塞责应付一下。

蒋介石要到福建来视察还有一层不便明说的原因，就是朱绍良和李宗仁的关系过分密切。蒋介石从情报部门获悉：上海丢失后，李宗仁同朱绍良的电信交往更为频繁。朱绍良视李宗仁作后台，李宗仁拉朱绍良这股势力，把福建作为退守之地。蒋介石还得悉，李宗仁想在六月底或七月初来福州走一遭，他当然想要在李宗仁到来之前，先去福建作一番布置。(028)

“美龄”号总统座机飞越台湾海峡只用了一个钟头，上午九时便降落在福州甫郊机场。朱绍良早已率领在福建的党政要员在机场迎候。朱绍良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对他的突然大驾光临，心存疑惧，因而吩咐手下全城动员，要搞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福州市座座高楼到处升起青天白日旗，墙面上张挂着蒋介石的标准像，条条街道披红挂绿、张灯结彩，几条大街上赫然挂着“欢迎委员长莅临榕城视察”的大幅横额。市民被通知都要站到街边夹道欢迎。在这个临战而人心惶惶的省城，这种欢迎的喧闹因反常而显得不协调。

蒋介石在握手寒暄之后，被当地官员们簇拥步出机场。机场门口已停着一长列车队。朱绍良恭身对蒋介石说：

“总裁，请上车。福州全体市民已挥旗夹道欢迎您进城。”

黑色的防弹轿车门被侍从拉开。

蒋介石虽点了点头，却胸有城府地动也不动，前后左右逡巡地望了一下，忽而转头对俞济时说：

“我看就不必进城去惊动市民大众了吧！要开的会就改在机场的办公大楼开吧。”

蒋介石突然提出不进城，使在场迎接的官员惊愕不止，面面相觑。他是不是担心战事已迫近，难免有共军的侦察人员也混杂在街边的市民里？……

蒋介石已经发话改变，朱绍良苦笑了笑，只好从命。

九时半，一个为蒋介石临时召开的军事会议在南郊机场办公大楼举行。在听取了朱绍良、汤恩伯及一些将领汇报之后，蒋介石朝各部队将领训话——

现在，我是以国民党总裁身分来和大家见面、来和大家共安危的。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和共军作战。但想起孙总理生前的托咐，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赏”的遗言，现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希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讲话时痛心疾首，几乎要落下眼泪来。在场的官员们寂静无声，他一口气讲到下午两点多——

守长江下游及驻浙江的部队退到福建，是在五月上旬。当时陈毅主力正在攻上海，只有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底细，所以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的狼狈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你们任兵团、绥区司令的，只顾逃命，丢盔弃甲，沿途扰民，来到福建。我姑念前劳，未今国防部严加追究。现在各部队士气不振，军纪废弛。据报：当师长、团长、营长的仍想南逃，有些未经批准，就擅自去台湾。对福建这兵要之地失去信心，良可浩叹！大家应当知道：台湾是党国复兴基地，它的地位异常重要。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无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

蒋介石要大家回去转达部属，“用自己的热血，死守福建，巩固台湾，失去的国土就一定能够恢复。”

他讲完话已是下午两点半。吃罢午饭，他又指名道姓留下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李以劻等九个人。他轮番逐个单独谈话，目的都是要大家死守福建。

据机要秘书曹圣芬记录，蒋介石对李以劻谈话的时间最长。

李以劻是黄埔军校学生，对蒋以“校长”相称。蒋介石向李核实自己得到的有关福建的情报，了解朱绍良及福州市长何震、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等人的真实思想动态，对“闽人治闽”及“联省抗台”的活动特别警惕。李以劻觉得此次与蒋的谈话甚为融洽，觉得总裁对自己甚为信任，因而在谈话将结束，蒋介石问“有什么困难和意见”时，斗胆进言说：“校长不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目前共军正在休整，这是他们作战的惯例，一个大战役之后，一定有一段休整时间。我们守闽江以北的部队有八万之众，如果我们在陈毅主力尚未入闽之前，有计划地将主力撤过闽江这一条非常不利的地障，撤至闽南，这对持久战有利，对巩固台湾外围有更实际的效果。我向校长直言，并非我怕死，而是为大局着想哪！”

蒋介石望了望李以劻，并没有责难之色，而是仰天长叹，也道出了心里话：

你是我的学生，难道不知道“先制之利”、“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吗？没有军队还有国家吗？保全兵力是重要的，但福州过早落入共军手里，其政治影响很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福州失守，他们就会认为国民党已彻底失败。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必须死守。希望你体会我的苦心，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境可以复生。有我教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便大陆失尽，也可复兴。

蒋介石与李以劻谈完话，已是下午四点。

办公楼外停机坪上，“美龄”号的马达已隆隆发动。朱绍良率领参加这次南郊机场军事会议的军长、师长们，列队欢送蒋介石登上飞机。

在“美龄”号腾空东去的时候，军官们散队离去。有个师长咕哝了一句：“叫我们死守福州，他连宿一晚都不敢！”

蒋介石此次到福州，只逗留了七个小时，连机场都没有出。他没有夜宿榕城，是有其复杂的心态的。自从中共大军过江，他离溪口登上军舰，就有如惊弓之鸟，行踪甫定；他深知现在又是历史转折时期，不能再发生一次“西安事变”了。福州是他不能不来，又不能久留的地方。

自从他下野以后，福建地方人士看到共产党势不可当，对国民党已失去信心；加上这块地方，千百年来传统的地方观念及排外心理，随着时局恶化而日趋严重。福建地方参议会主张“闽人治闽”，公然反对征兵。早年担任过清朝北洋海军提督及北洋军阀政府海军总长的福建上将萨镇冰，闲居福州，对福建很有影响，其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向来不满。一九三三年曾赞助李济深在福州搞“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萨镇冰最近就说：“民国以来福建受外省人统治已三十余年，蒋上台以来的二十余年中更加厉害。”

令蒋介石忌讳的另一个福建上将是陈绍宽，亦是中国旧海军耆宿，任过国民党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抗战胜利代表中国海军在米苏里战舰受降。陈绍宽被陈诚排挤，解甲归田回到福建也是满腹牢骚，其部下、曾任海军次长的李世军说过的话传到蒋的耳朵，听来十分刺耳。李世军说：“福建人在共产党方面还出了一个邓子恢任中原政府主席，在国民党中则空空如也，连本省主席也要外人来当，真是……”

正文第五章毛泽东让叶飞兵团入闽，蒋介石劝汤恩伯渡台湾海峡

毛泽东让叶飞兵团提早入闽。蒋介石为劝汤恩伯中秋节夜渡台湾海峡。

（厦门地区，1949年9月—10月）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国民党守军抵挡不住解放军的进逼，终于放弃集美乘船逃向厦门岛。解放军第十兵团的二十九军进占集美镇。此后不久，在本地闹革命出身的兵团司令员就赶到了这个阔别多年的著名镇子。他穿着与战士一样的布军装，扎着宽皮带，打着绑腿，身材瘦削，精干机敏。他看到全镇的建筑在经历了战火后还得到保全，壮观别致的学村建筑群及街镇均完好无损。他感到格外高兴，他当场表扬了进占该镇的第二五三团的团领导：

“听说你们打得很艰苦，辛苦了！战士们功不可没。不但毛主席和老百姓感谢你们，海外华侨及陈嘉庚老先生也会感谢你们的。”

当二十九军推进到厦门以北的集美镇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解决依托镇里的学村建筑进行顽抗的国民党部队。集美镇，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家乡，陈嘉庚在家乡投了巨资兴建美丽壮观的学村，因而使集美镇驰名海内外。抗战期间，陈嘉庚积极支持祖国抗战，不但捐献了抗战物资给国统区，也捐了大批物资给延安，资助八路军及新四军。可以说，陈先生是中共的好朋友。为此，中央军委专门给三野总部指示，进占集美镇宁可多流血，也要避免使用火炮。九月二十一日集美战斗开始时，国民党军的一个团利用镇北面的高地和镇内的建筑群，构成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担负攻击任务的解放军第二五三团严格执行上级的命令，只使用手中的步兵轻武器逐个攻击消灭对方的支撑点，因而战斗激烈，进展缓慢，经过两昼夜激战，才攻占了镇子外围各据点，这才逼得国民党军弃镇而逃。

这个年轻的兵团司令一边巡视这个他青少年时熟悉的镇子，一边吩咐部下给军委领导及三野总部特别报告：我军用轻武器攻克的集美全镇建筑均完好无损。

这个兵团司令就是叶飞，这年刚满三十四岁。他出生在菲律宾吕宋岛的一个山区小镇。父亲是从福建省南安县漂洋过海到菲律宾谋生的贫苦农民。叶飞有两个母亲。亲生母亲是菲律宾人，通晓英语，她从小就教叶飞英语。叶飞五岁时离开生母回国，跟父亲的原配妻子生活。这个国内母亲没有生育，将叶飞及同时回国的二哥当作亲生儿子一样抚养。他在厦门读到中学毕业就出外参加革命，与家庭失去联系，这次进军福建，他才见到国内母亲，以后接她去福州同住。他因为有这种特殊的经历，被人们称为“华侨将军”。

叶飞登上集美镇制高点楼顶观测所，只用肉眼就可以看清楚海面那边厦门岛北部的景物。端起望远镜、对面岛上的海滩、悬崖、建筑和工事，更是历历在目。

厦门在望！

把厦门岛及附近的金门岛一举拿下来，福建省就可以算全部解决了！过几天就是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在北京宣布诞生。三野总部已经一再来电催促十兵团：希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解放厦门，作为给共和国的献礼。

当时全国形势的发展比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年初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还在西柏坡，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指出：“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零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并具体确定：“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的省则是全部。”对福建来说，是要求相机占领靠近浙江的闽北一些地区，一九五零年再解放全省。渡过长江后，形势发展更快，全歼了南京地区的敌军，上海残敌逃掉不多，杭州顺手而得，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美国也没有敢动手干涉。当时，毛泽东的主导思想可以用他自己写的两句诗来概括，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了一鼓作气追歼土崩瓦解的国民党军，也为了最后消除美国武装干涉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

在攻占上海之战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电示三野：“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战役刚结束，叶飞指挥的十兵团就接到三野总部电示：未担任警备任务各军于战斗结束后撤至市郊休息，十兵团全部进行入闽准备。

当时，陈毅、粟裕统率的三野部队有四个兵团，十五个军共六十万人。上海战役后的部署是：第七兵团准备攻取舟山群岛，第八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最强的主力第九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用于以后渡海攻台，第十兵团负责进军福建。三野总部曾考虑逃到福建的国民党都是残兵败将，原先计划只以两个军入闽，经叶飞提出两个军入闽兵力不足，总部才决定以十兵团三个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共十万余人全部人闽。总部还批准了叶飞的提议，让十兵团休整一个月。

七月二日，叶飞和韦国清政委率十兵团部队从苏州、常熟、嘉兴等休整地出发，冒酷暑南进。当时，乘国民党军处于欲守无心、欲逃不准的尴尬境地，十兵团以三个军兵力向福州发起大迂回进攻，只经过四天战斗，于八月十七日攻占了福州。十兵团紧接着挥师南下，摧枯拉朽，攻占泉州、漳州都没有什么大的战斗。至九月底，十兵团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形成了对厦门、金门两岛三面包围的形势。下一阶段的任务就是攻占厦门、金门，为以后的台湾战役扫清外围，占领出发阵地。

厦门隔海在望。越海攻岛作战，不仅是三野十兵团面临的崭新课题，也是整个解放军战史上的新课题。颇使叶飞这位在陆地上曾创奇功的年轻战将望海凝思，费心运筹，好些晚上睡不着觉。

厦门岛面积一百二十八平方公里，东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被大陆环绕，最近处与大陆相隔不足两公里。西与小岛鼓浪屿邻近。鼓浪屿与大陆仅距一公里。厦门是中国沿海重要通商口岸。岛上有日本军队在二次大战修建的要塞永久性工事，国民党军又增修加强了这些工事。在阵地编成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由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守岛的汤恩伯、刘汝明、毛森等扬言“守三五年没问题”。

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叶飞回忆录》里，记述了当时他对渡海攻厦极为重视，生怕出问题——

虽然福州战役，泉、漳战役顺利，但我们对渡海作战攻取厦门这个要塞是认真对待，进行充分准备的，生怕在入闽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出问题。蒋介石严今汤恩伯死守厦门。过去日本人在厦门构筑的防御工事非常隐蔽，与海礁、岩石的颜色差不多，不易观察，非到近处不能发现。一点不夸张地说，我们从来还没有打过如此设防的岛屿。敌人离台湾又近，又有海、空军，我军却没有海空掩护。虽然当时全国是势如破竹的形势，但我们认识到以木船渡海登陆攻取厦门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军完全没有经验，是不能轻敌的，因为这不是在大陆作战。

当时，解放军的部队都是“旱鸭子”。叶飞的第十兵团，是渡江战役之前组建的。该兵团大多数部队的前身，是山东老根据地的八路军地方部队；虽然也打过好几次大仗恶仗，却缺乏重型的火炮装备。指战员大都是北方佬，并不熟悉水战。占领福州后，部队进军闽南，主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沿公路南下；同时，叶飞有意识让二十八军乘在福州征集的木船走海路南下，一方面是要解放福建最大的平潭岛，一方面让部队锻炼适应海上作战的环境。第二十八军许多人经历过渡江战役，本以为有了水战经验，上了海船后一颠簸才知道渡海与渡江完全是两码事，渡江时一般还很少有晕船问题，乘上海船才知晕船的严重，多数指战员都呕吐得一塌糊涂。更严重的是，部队缺乏基本的潮汐气象知识，给作战造成极大的危险。

八、九月份正是台风侵袭闽浙沿海的季节。乘船南下的二十八军，出乎意料地遇到台风，船队被吹散了。九月十六日登陆平潭岛时，只有两个团上岛。幸亏岛上有地下党游击队接应。因为台风肆虐，国民党空军也没有出动，金门、厦门和台湾的国民党军也未向平潭岛增派援兵。解放军这两个团的少数部队上岛后，国民党守军上万人，惊魂未定，不堪一击，军官们纷纷寻船逃向台湾，士兵们纷纷投降。未经激烈战斗，平潭岛即被二十八军顺利占领。

第十兵团渡海作战最大的难题是船只。解放军不仅没有可用的军舰，在福建沿海的轮船、机帆船乃至大一点的帆船都被国民党军在撤退时掠走或者毁坏。二十八军从福州南下时所乘的木帆船大部分已在进军平潭岛时被台风吹散，只好从泉州湾、九龙江一带征集补充。但所搜集到的船只大多数是平底江船，出海行驶困难。船只问题，使第十兵团不得不将攻击厦门、金门的时间三次推迟。作战方案也不得不从“金厦并取”的最佳方案退下来改为“先厦后金”。十兵团九月二十六日在泉州召开的作战会议认为：“金厦并取”——可以造成国民党指挥及兵力人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但所需船只数量过大，一时难以解决。“先金后厦”——可以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乘隙攻击；问题是厦门国民党军已有逃跑迹象，先攻金门，厦门的国民党军可能逃跑，不可能全歼。“先厦后金”——当面敌情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易子奏效，但一旦厦门攻下，金门的守军可能逃跑，不可能全歼。

叶飞还从情报上获悉：蒋介石作了固守厦门的部署，原守岛的刘汝明第八兵团第五十五军，属当年冯玉样西北军唯一残存的部队，不是蒋的嫡系；蒋不放心，特将其嫡系主力第五军的第一六六师、第九十六军一个团和一个装甲连调来加强厦门岛的守备。蒋还任命了汤恩伯任福建省主席，取代了刘汝明的指挥权，军统特务头子毛森也奉命率领部分特务武装赶到厦门，并担任了厦门警备司令。虽说蒋介石要其部属拼命死守厦门，但厦门守军也显露出恐慌动摇的心理。比如，汤恩伯总部后方和厦门补给司令部移到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至金门总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至军舰上办公；技术兵团等撤往台湾。

叶飞判断：从种种迹象来看，汤恩伯并没有坚守厦门的决心，应该趁敌军士气瓦解之际，一鼓作气；拿下厦门、金门。并作了部署：确定以第三十一军及第二十九军攻取厦门，以第二十八军攻取大、小嶝岛，并作攻金门的准备，待攻占厦门以后，再打金门。

因为是解放军战史上第一次越海向有坚固防御设施的岛屿发起攻击，第十兵团认真开展了战前练兵活动。主要演习航行及抢滩登陆作战。当时国民党军掌握绝对制海权和制空权，解放军的海上训练都只能利用夜晚在海边进行。训练前用人力把船只抬到海边，训练后乘天未亮把船只抬到岸上隐蔽起来。在下海训练前，许多干部战士不习水性怕水怕风浪，对于乘木船无信心，怕沉海喂鱼。通过学习，又制作了大量简便的救生漂浮器材，终于打消了指战员们的顾虑。

十月二日这天，蒋介石尽管昨夜几乎难受得没能够入睡，也还是按老习惯一大早就起床了、没戴假牙，穿着睡衣站立在窗边，默默地望着窗外，南国的雀鸟已在墙头树间啁啾噪晨。他住在广州市东山梅花村的行馆里。这是南粤王陈济棠以前的公馆，据说是请一位鼎鼎大名的风水先生选址改建的。青藤攀垂的高墙环绕的大院，十分安静宜人。蒋介石住的主楼是一栋大洋房，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是随员及侍从的住宅。昨天上午，蒋介石就是在这儿得到毛泽东在北平建立中共政权的消息的。他尽管沮丧，但却镇定，觉得这是“必有之事”。这两天，他多是沉默寡言。没有太急的事，秘书及侍从们也不打扰他，知道他伤心难受。

但是，十月二日这天，有两件事不能不向他报告。其一，苏联宣布正式承认北京的中共政权，并宣布从广州召回其原驻中华民国的大使罗申。蒋介石亦认为，此“实乃既定之事，且为必有之事”。他深为担心的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必定会订立军事同盟，由苏联援助中共建立空军与海军，这将使国民党处境更为艰难。

其二，汤恩伯从厦门驰电来广州，申言李宗仁公开发表反对汤担任福建省主席的声明，使其丧失威信，无法指挥部属，故不能再驻厦门作战，“决自今日远行”云云。蒋介石觉得，此时厦门已遭共军三面包围，且危在旦夕，此时若走马换将，厦门哪里守得住？厦门、金门一失，台湾亦将告急。他觉得此事实不能怠慢，赶忙去电劝慰汤恩伯，要其死守厦门，不得辞行，俾得继续作战。他决定第二天（十月三日）一早动身去台北，然后转赴厦门见汤恩伯当面劝慰。

汤恩伯要辞职的风波，是这样引起的。

七月二十六日，李宗仁飞到福州巡视，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招待甚周，策动市民夹道欢迎，情绪之热烈，前所未有。这当然惹得蒋介石不快，加上上次蒋赴福州，得知朱绍良对蒋阳违阴违，抗共不力，受福建地方势力左右；于是，蒋下决心换马。八月中旬，解放军攻占福州之前，汤恩伯忽衔蒋介石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打电话给朱绍良，约朱来机场相商要务。朱绍良当即赶到机场相见。汤恩伯连话都不多说，取出蒋介石的手令，上面写着朱已撤职，由汤接替。朱绍良接过手令一阅大惊，声称当即同汤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催促朱即刻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样。汤恩伯便做起新任福建省主席来了。此事直至福建省政府有一职员离职来广州，李宗仁才知道福建省换了主席。李宗仁认为，“蒋先生今日在宪法面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

李宗仁作为代总统，便公开声明不同意。汤恩伯获知后，便给蒋去电要辞职。

蒋介石带着蒋经国，于十月三日清晨六时乘飞机离开广州。上午十时，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飞机降落后不到半小时，即碰上强台风登岸袭击台湾岛。蒋介石不能立即赴厦门。两天后，台风歇了，蒋介石在基隆港登上“华联”号轮船要去厦门。这天是中秋佳节，他在开船前将蒋氏在台家人召到“华联”号船上过节。“华联”轮是下午二时启航，蒋氏家人就于中午太阳正盛时在轮船上一起吃了一顿饭。吃罢饭，妻儿们下船登岸，蒋介石在蒋经国陪同下往厦门航行。船过台湾海峡，明月才悬于水天之上，蒋氏父子凄然伤感地在船上赏月。蒋经国作了日记记述——

今日为中秋佳节，如果是太平盛世，人们必在家园共享天伦之乐。今则世乱时危，已无这等清福。母亲在美从事国民外交，尚未返国，我乃携同妻子乘车前往基隆，上“华联”轮陪父过节。下午二时启硬，我亦抛妻儿，独自随父去厦。父亲此行目的在解决汤恩伯将军之任命问题，予以功慰，并部署闽厦军事也。夜间在船上赏月，想起父亲身为全民领袖，如此仆仆风尘，席不暇暖，食不甘味，重要节日亦不能在家稍息，而一般人尚在醉生梦死，争权夺利，良可叹也。

第二天上午十时三十分，“华联”轮驶抵厦门，在港口已经听闻那边大陆炮声隆隆作响。港口与共军柯隔不到九千米。下午四时，蒋介石在汤恩伯陪同下登陆，在汤恩伯寓所召集团长以上官员训话，当晚八时回船，与汤恩伯话别，嘱咐其继续作战，击退共军，“巩固金门、厦门，为公私争气，再言其他也。”

“华联”轮当晚即离开厦门港。这天，他在船上得到消息：韶关又告失守，白崇禧所部已全部向广西撤退。

正文第六章木船越海攻厦门大捷，蒋介石急调主将胡琏守金门

木船越海攻厦门大捷未能使胜利者引出教训。蒋介石急调主将胡琏守金门。

（厦门一台北，1949年10月中旬）

十月十四日，五星红旗插上了华南重镇广州城头。国民党李宗仁政权由广州迁往重庆。中国十多个沿海城市，只剩厦门还为国民党军占据着。

十月十五日，三野叶飞兵团越海进攻厦门的战役从鼓浪屿拉开序幕。这场战役，是解放军解放最后一个沿海城市的战役；从另一种特定的新涵义来说，它又是在新中国宣告成立及蒋介石确保台湾作反攻大陆的基地之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台湾海峡所作的第一次较量。这后一种涵义，当时人们还不一定意识得那么清楚。

鼓浪屿，鼓浪鼓浪，比喻它像海面鼓起的浪头。全岛面积仅有将近两平方公里，是块弹丸之地。岛上怪石嵯峨，叠成洞壑，树木葱郁，四季常青，亭台楼阁，掩映错落，以“海上花园”的美名著称于中外。鸦片战争后，洋人纷至沓来，在此风景胜地竟相开洋行，划租界，建教堂，设领事馆，成了“万国”租界。鼓浪屿离大陆最近处仅有一公里。汤恩伯用两个团重点据守于此。

这天本是个秋高气爽的晴朗好天，到了下午四时三十分，将近按计划发起攻击时，天气骤变，由晴转阴，东北风渐起，越刮越大，阴云滚滚而来，海峡上空顿时阴沉沉。解放军炮兵依原令比攻击时间提早三十分钟开始实施破坏射击，大陆上的几十门火炮向厦门岛、鼓浪屿上的敌军阵地开火轰击，其中以过去缴获的美制一零五毫米榴弹炮为火力骨干。炮弹一串串落在国民党军的海边与纵深阵地上。叶飞回忆说，炮兵“命中率不高”。解放军炮兵的射击虽说不能完全压制岛上国民党军的火力，却使海边第一线的国民党守军一开始就陷入惊惶之中。

在炮火的掩护下，下午六时，黄昏时分，夜幕降临，攻击部队纷纷登船出发，从海沧湾、沙坛湾，鱼贯而出，分别驶向鼓浪屿。攻击部队由精悍的四个一梯队营的木船队组成，他们分别来自第三十一军的两个主攻团，九十一师的二七一团和九十三师的二七七团。其中二七一团因在济南战役中作战英勇、战功显赫而被命名为“济南第二团”。攻击船队没有料到一上船就碰上逆风行驶。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翻滚，船队又多是平底江船，颠簸更为厉害。战士和船工协力搏凤击浪，一会儿波峰，一会儿浪谷，缆绳拉断，桅杆打折，这都是练兵演习时从没有遇到过的。战士们还是穿过风浪，奋勇向前。

鼓浪屿守军打亮了照明弹，将岸边海面照得通亮。船队逆风航至距岸二百米左右，国民党守军开始以猛烈的火力拦阻。因为风浪太大，使攻击部队第一梯队的大部分船只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船队被风吹散，大部分船只漂了回来；只有少数船只零星抵滩登岸，在滩头遭到国民党守军火力严重杀伤。

当晚十一时，第九十一师又组织三个二梯队营起渡，还是因为风浪太大，大部分船只被漂回，只有两个排登陆上岸。越海攻厦门，叶飞将军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打法。四十年后，他在北京回忆这场战斗，还记忆犹新——

我判断敌人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渡海登陆，佯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纵深机动部队南调援救，这是佯攻方向；主攻方向放在厦门岛北部高崎。首先渡海登陆强攻鼓浪屿，这是调动敌人很重要的一着棋。这是我又一次采用鲁南突围时使用第十师首先东进以调动敌人向东，然后我主力突然向西突围的战法。当然，这是险着，我一生就用过两次。

叶飞的具体部署是以第三十一军的九十一师和九十三师组织攻击部队，强攻鼓浪屿，吸引国民党军主力。然后以第三十一军的九十二师和第二十九军的八十五师、八十六师在厦门实行偷袭，同时亦准备强攻，登陆后向纵深发展以占领全岛。攻厦期间，以第二十八军监视金门岛之敌，如发现其增援厦门或撤逃，则立即对金门发起攻击。

当时攻击鼓浪屿的情况十分严重。攻击船队被风吹散后，部队英勇地进行单船突击，因而只有为数很少的部队登上岛岸，又与后方失去联系；但是，指战员们有过去长期战争磨练出的孤胆作战的精神，下级指挥员失去了上级的指挥时仍能独立坚持战斗。第二七一团团长王兴芳冒弹雨率指挥船抵滩，中弹英勇牺牲。副团长田军率一个排在另一侧登岸后，连续炸开鹿砦、铁丝网，突入滩头地堡。第九十一师炮二连指导员赵世堂抵滩时，船被击沉，他率十多名战士强行涉水登陆，突入前沿阵地，直插日光岩西侧制高点，在完全失去后援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至他最后一个人。

攻击鼓浪屿的浴血苦战是以失利结束的。但是登岛部队的顽强战斗，果然造成了汤恩伯的判断错误，误认为鼓浪屿是共军的主攻方向，以为共军夺取鼓浪屿之后，将从鼓浪屿直攻厦门市区。汤恩伯立即将他掌握的预备队一个师投入鼓浪屿，包围了解放军登陆的部队。战斗更为激烈。汤恩伯并将控制于厦门岛腰部的机动部队南调至鼓浪屿。

登上鼓浪屿的部队以全部顽强战死的代价，牵动了国民党守军，为当天晚间在厦门本岛北部偷袭成功创造了重要条件。

当天黄昏，第三十一军和第二十九军中抽出的五个主力团突击部队登船起航，几百艘木船在茫茫夜幕掩护下顺风顺流，迅速地驶向预定地点。待国民党守军发现解放军的船队时，第三十一军的大部队已经在厦门岛北部多处抢滩登陆。大陆岸上的炮兵也在这时猛烈开火，摧毁了国民党军在海边的许多堡垒和工事。第九十二师一个突击营的船只在上千米宽的泥泞淤滩前靠岸，部队在敌人火力下艰难地涉过淤泥，伤亡很大，仍奋勇上前。第二七四团战士陈勤登陆后，枪被淤泥塞管没法打，他就用身体堵住碉堡口，掩护了同伴登陆。有的部队登陆时失去了上级指挥，就自己组织攻击突入守军的前沿阵地。有的战士抢滩后被敌人打散，但都独立战斗拼到最后。经过艰苦奋战，第二天清晨，从厦门岛北部登陆的部队终于占领了第一线阵地。

在厦门岛中段，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高崎是日本人占领厦门时为防美军登陆而修筑的海防要塞，号称“海上堡垒”，汤恩伯守以重兵。经一夜激战，解放军终于攻克了这个要塞。天亮后，又占领了高崎机场。国民党守军丢弃一架运输机和几辆坦克向南逃窜。

在厦门岛东段，八十六师在钟宅、下马一线登陆。突击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攀越经人工削修的陡壁，出其不意地突到国民党军阵地上，被他们误认为是自己人。国民党军醒悟过来后，以坦克及装甲车为前导进行反扑。解放军突击部队伤亡很大，坚守海滩，与之苦战。

解放军突击部队多处登陆成功。国民党守军虽然竭力反击，但因其正面防线被解放军全线突破，陷入了顾此失彼、惊惶被动的境况。解放军建立了稳固的滩头阵地后，返航的船队冒着国民党飞机轰炸，将后续部队源源运上厦门岛。十月十六日白天，汤恩伯才判断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不在鼓浪屿而在厦门本岛北部时，为时已晚；他赶忙调动手头仅有的一个团及特务头子毛森的特务营，在飞机掩护下进行反击。解放军一面施放烟幕使飞机迷失目标，一面以猛插纵深，抢占据点，以近战打击国民党反击部队，并在松柏山口全歼毛森特务营。至黄昏时分，国民党反扑部队残部只得向岛南逃跑。这时，汤恩伯已完全失去守岛信心，率先向海边逃去。部队失去指挥也各自奔逃。

汤恩伯在海边直接用报话机呼叫海上的军舰放小艇来接应。黄昏正值退潮，小艇难以靠岸，急得他在海滩团团转，停留了一个多钟头。他不断向军舰呼叫救援。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在监听的报话机中清楚地听到他的呼叫声。叶飞听了十分兴奋，拿过报话机，命令追击部队迅速向厦门港追击，活捉汤恩伯。可是，打头的追击部队只顾猛追猛打，不同后方指挥部通话联系。报话机呼唤不通。当解放军追击部队进至厦门港时，汤恩伯和几个随从已经等到涨潮，乘小艇逃下海直奔金门，追击部队又未携带火炮，只好看着他们逃走。被汤恩伯丢下的三千多名官兵都在港口附近当了俘虏。

防守厦门岛的国民党军还有一支部队，就是刘汝明的第五十五军。该部在当时是原冯玉祥西北军唯一残存的部队。淮海战役开始时，原西北军另外两支主力第五十九军和第七十六军已在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下起义改编为解放军，只剩下刘汝明所部的第五十五军还效忠于蒋介石。当时，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一再呼吁刘汝明战场弃蒋起义。刘不响应，据说是因为其家庭在中共的土地改革中被斗、土地也被没收，然而，蒋介石、汤恩伯对于刘汝明的部队毕竟视为杂牌，作战部署都被放在前面抵挡解放军的锋芒而掩护嫡系。刘汝明也有对付的办法，作战时总是保存实力，防线一被突破就自行撤退。解放军渡江时，刘不听汤恩伯的命令，率部千里奔逃到闽南。这次在厦门岛上，解放军攻上厦门岛后，刘汝明急忙令其所属部队下海撤往台湾。由于解放军突击部队追击迅猛，刘的部队大多数未能逃离厦门。刘汝明仅带了四千余人上船，其余全部被俘。

解放军越海厦门作战仅历时两昼夜即胜利结束。据解放军《军史资料》统计，歼国民党军两万七千人，其中俘虏两万五千人。

十月十七日清晨，解放军进入厦门市区，五星红旗插在市中心的大楼顶上。自从四月二十二日第十兵团渡过长江以来，参与攻上海，冒暑进闽，迂回包抄，连续作战，已整整半年了，终于攻克厦门，宣布福建全省解放，十兵团上上下下一派胜利的气氛。叶飞等十兵团的主要将领的注意力已转入城市接管工作的新课题，不少人认为，按原定作战计划，由第二十八军扫尾，准备一举攻占金门岛，已经不成问题了。就是华东野战军领导也曾判断，攻厦成功后金门守敌可能逃跑。

叶飞兵团木船越海攻厦门的大捷，掩盖了其中鼓浪屿作战的失利，而没能清醒地引出严峻的教训，导致了这支一直所向披靡的部队在紧接着越海攻击金门岛时，兵败失利。

蒋介石这座官邪位于现在台湾阳明山湖底路一四九号，从屋外找不到门牌，不过也不是难以寻找辨认。从阳明山公园正门前一间小杂货铺子，循着一条下坡的巷道走，宜至走到有岔路出现，再转向右侧一条幽静而林木夹道的小径，便可望见这座砖木结构的房屋，并不豪华显眼，反而给人以一种陈旧灰暗感。只是屋前石砖砌造的哥德式拱门是它最好的辨认标记，还给它增添了一层神秘的尊贵氛围。

这座老官邪占地三百余平方米，据说在财产登记上属台北市政府路灯管理处所有。这儿距离台北市北郊十来公里。

一九四九年春夏之间，蒋介石抵达台湾，其行踪是高度保密的，甚至也对在广州的代总统李宗仁封锁消息。蒋介石抵达台湾，最早住在高雄市的风景胜地打鼓山，亦名寿山，他很快就转移选择了台北市北郊草山的这座宾馆作官邸。草山青峰翠谷，林木茂盛，自然景观十分秀丽宜人，山内蕴含硫磺矿资源。在日本人占据台湾时代，喜欢洗温泉浴的日本富商，纷纷在草山建造一幢幢私人的温泉别墅，有的纯属私人享用，有的当作宾馆招待所，供上流社会交际酬宾。二次大战后，台湾回归中国，这些日商的产业大多由“台糖公司”和“台湾工矿公司”代表接收。蒋介石看中这儿环境清幽，褥暑时仍然凉爽宜人，便向这座宾馆的所有者台糖公司“租赁”下来居住，直至一九七五年去世。国民党别的高官要员跟着效法，也迁进这一幢幢温泉别墅。

草山草山，对于刚从大陆败退至此的蒋介石来说，有“落草为寇”之忌讳，他将其名改为阳明山，以表其效法明代王阳明先生。

十月中旬的一天早晨，他从这官邸出来，走上阳明山公园去散步，在小径上踩着几片落叶，他倏地抬头望去，眼光循着枫叶树上泛出的淡淡的红色，他想起了曾文正公的句子：局势大乱，而余寸心坦荡。

这两天连广州都丢失了！他外表保持着平静，内心却是异常焦虑不安，怎能坦荡得起来？虽说他专程到金门前线去对汤恩伯作了布置，仍然放心不下。上月底，他从昆明到广州，李宗仁来梅花村见面，竟然当面数落他。他忍气听着，默不作声。他是够坦荡了！李宗仁对他任命汤恩伯作福建省主席有意见，讲了一大通汤恩伯的坏话：

“因汤氏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谚曾有‘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话。”

李宗仁还举例说明。抗战时，某次汤自洛河乘小轮船东驶，启锚时，碰了一条趸船，受了震动；汤竟雷霆大发，拔出手枪将该船公司经理当场击毙。以此说汤，此类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李宗仁向蒋介石数落道：“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介石自知汤恩伯也有其长处，只是任李数落，不加驳斥而已。倒是这些日子他反复考虑，汤恩伯节节退败，看来并非据守大陆沿海岛屿的最佳将领。他不由得不想一员战将。

他想起的是胡琏。

胡琏，黄埔军校四期生，毕业后由基层干起，历经诸多战役，最近由军长而升至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年岁四十出头正当时。一九四三年五月，日军发动鄂西攻势，溯江而上，进窥巴蜀，妄图夺取四川门户的石牌要塞；当时担任师长的胡琏，在各线友军夫利的情况下，率部孤军奋战，浴血抗击数倍之众的日军，终于固守石牌，击溃日军。胡琏从此声名大震。这两年，胡琏以善于与共军周旋而颇有名气。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兵团为救在徐州战场被围的杜聿明部队，而被解放军诱入口袋，包围于安徽蒙城的双堆集。已因父亲病丧请假在外的胡琏，奉蒋介石之命，乘坐小飞机降落回到阵中，与黄维一同指挥作战。在解放军的制压进逼下，黄维和胡琏只好率部突围。黄维和胡琏郁身带大量安眠药，准备突围不遂就自杀。黄维没有突出来，也没有自杀。

胡琏带了几个人乘一辆战车在战火中乘隙突围而出。胡的背部已多处中弹。胡此时的职务是十二兵团副司令，黄维是司令。胡琏被接应的骑兵救出战场，辗转住进上海虹口天主堂医院治疗，从其背部取出了三十二粒弹片。白崇禧对胡琏素来极为赏识。白听说胡琏住院，特别从华中剿总驻地武汉给胡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称白将向中枢建议，任命胡为兵团司令官，负责拨补装备三个军，驻地在湖北蒲圻、咸宁；为此征求胡本人的意见。据说，白在武汉时曾对其麾下说，具有大将之才者，其特别看重的有两个人，一个为桂系大将张淦，另一个就是胡琏。胡一贯追随蒋介石，看了白的亲笔信后，对人表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黄埔子弟，岂能朝秦暮楚！”胡乃将白的来信，投到火炉里去，未加理会。

蒋介石获知，益发欣赏胡琏。一九四九年元月上旬，在他决定引退前夕，听说胡琏伤势渐愈，召胡到南京接见，表示慰勉，并向胡垂询对战局的意见。胡琏当面向蒋陈述：“战事演变到长江流域后，山川形势，将限制大兵团活动，刘伯承、陈毅两股共军，已不可能统一集中运用。若蒙给我三个军的兵力，深信必可协同友军，击败共军。”蒋介石见胡琏斗志甚高，并无怯意，极为嘉许，嘱咐胡“重整旧部，以备续为国用”。蒋立即拈笔手令国防部：“予胡琏以名义，配属三个军，并于新到的美援武器中，拨足其三个军的装备。”国防部遵蒋之命即任命胡琏为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官，下辖第十、十八、六十七共三个军。令胡收集旧部，加紧编练，并指定由浙江、福建、江西三省征拨新兵。蒋介石下野后回到溪口，不断得到胡琏的消息。获悉胡将其编练司令部移住江西后，征兵进展颇顺。当时，各省各地受中共鼓动时有反征兵反征粮的浪潮，各处部队办理征兵，往往困难重重，延时误事，兵不足额，唯独胡琏如期在四月底如数征齐三个军九个师，这在大局逆转的形势下，不能不更使得蒋介石对胡琏倍加看重。胡琏兵团编练出来后，白崇禧伸手来了，国防部通知胡琏兵团拨归白崇禧指挥。白想调胡琏兵团去阻挡解放军南下。蒋介石自有他的打算，密令胡琏率部从江西直退至广东潮汕地区，以保存实力。这使广州的李宗仁代总统甚为光火。九月底，解放军叶飞兵团进逼厦门时，蒋介石甚为挂虑金厦防卫，曾于十月上旬让胡琏的十二兵团从汕头派十八军的两个团乘船驰援金厦。汤恩伯曾借一个团到厦门城街道阅兵游行，以示军威。十月十四日广州失守后，蒋介石就收缩防线，下令整个十二兵团归东南长官部指挥，并即船运舟山。

就在十二兵团的船队在海里向北行驶途中，十月十七日传来厦门失守的消息。他感到厦门丢得太快了，金门危在旦夕。十八日，胡琏在海上给他来电，请示厦门失守后是不是让十二兵团撤回台湾？

金门再也不能丢了。他下了决心，拍了两个电报：一个电令胡琏从海上赶来台北，是该让胡琏去主持金门防卫，以十二兵团司令官名义兼任福建省主席，取代汤恩伯；另一个电报是命由汕头乘船去舟山的第十九军，改航金门去接防。

蒋介石这两个电令下得正是时候，国民党军守金门换防的部队应走的还没走，而奉令到金门来的十九军正好刚下船，就发生了解放军登陆金门的战斗。事后有说好话者谓蒋氏此番得“神助”；客观说来，是给他“蒙”着了。

正文第七章华东野战军兵败金门，全军震动

兵败金门，使叶飞将军清醒地说：要是仅仅靠木帆船横渡台湾海峡……

（金门，1949年10月24日—27日）

已经四十来年了，叶飞至今都在后悔，要是那时还未攻金门岛，他不将第十兵团指挥部从同安县搬到厦门市去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掌握全局，认真做好解放金门的准备工作。

十月二十四日这天，厦门刚刚解放了一个星期。厦门城里，挂着“厦门军事管制委员会”木牌子的大院门前，穿军装或者干部列宁装的人们，急急忙忙地进进出出，步子都格外匆忙。解放军第十乓团指挥部刚刚从同安县迁到厦门来了，就设在这座院落的洋楼里。对外挂着军管会的牌子。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强调要把工作重心转至城市，第三野战军首脑陈毅也出任了上海市市长。叶飞将第十兵团指挥部从同安县城迁到厦门城里，这是客观环境的要求，是无可指责的。

厦门解放以后，像中国大陆所有刚解放的大中城市一样，是乱麻一团。厦门是海内外有名的中国五大通商口岸城市之一，如今二十万居民的油盐柴米，十分吃紧。存粮已经告罄，叶飞刚才还责成兵团后勤部向泉州、漳州求援。燃料奇缺，甚至出现了拆地板当柴烧的现象，也是叶飞操心的事情。城市接管工作，涉及理家治财、国计民生，千头万绪，真好像比打仗还忙还头疼。

这一天，他和中共厦门市委的同志研究接收的问题还没完，就接到第二十八军电报报告当晚要向金门发动进攻。时间紧迫，他胡乱吃了几口中饭，马上召集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和有关人员开会，分析情况。叶飞在回忆录里记述了当时开会及他批准攻击金门战斗的情景——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蒋军十二兵团（胡琏兵团）已乘船撤出潮汕，去向不明。我查问胡琏兵团是否已到达金门？参谋人员回答说，胡琏兵团在海上徘徊，尚未到达金门。就在这时，机要人员送来一份情报，是胡琏向台湾蒋介石请求撤回台湾。可惜这份电报是昨天的！蒋介石的回电是严令胡琏按照命令执行。但蒋介石的这份回电，我们当时没有截到。我分析胡琏兵团的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增援金门，一是撤回台湾；可能是蒋介石命令胡琏增援金门，而胡琏不愿意，所以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撤回台湾，因而在海上徘徊。趁胡琏尚未到达金门之时，发起登陆，攻取金门，是最后的一个战机，如再延误，金门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批准了二十八军开始攻击金门的战斗。

二十四日中午，叶飞召开作战会议拍板批准当晚发起攻击金门作战。当时，金门岛上国民党军的守备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已经连续指令往金门岛增兵。

与厦门岛相比，金门当时只是一个并不知名的小岛。主岛大金门面积为一百二十四平方公里，小金门为十五平方公里。金门岛位于厦门以东十公里处，北距大陆也是十公里。该岛状似哑铃，东半部为山地，西半部为丘陵，北部岸滩地段便于登陆。岛西部有金门县城，岛上居民约四万人，多是华侨家属，岛上十分荒凉，无重要出产品，居民多靠农渔业及侨汇维生。传说唐朝中原人陈渊来金门野岛牧马，岛才有耕稼渔盐之利，后人在岛上建有“陈牧马侯祠”。这个荒僻的小岛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被蒋介石看重，主要在于它的地理位置。控制了金门，就可以封锁福建主要港口厦门的出海口。蒋介石明白中共如渡海攻台，厦门港将是重要的船只集结地，控制了金门对于屏护台湾能起到重要作用。蒋介石很清楚，在陆地上已经无法抵挡解放军横扫千里的攻势；可是，他知道中共没有空军和海军，他依恃自己并没有受到损失的海空军优势，可以着意经营福建沿海的几个岛屿作为台湾海峡的第一道防线，也作为将来反攻大陆的第一道跳板。金门对于蒋介石来说，太重要了！厦门丢失后，他让汤恩伯退守金门，还连续给金门岛增强守备力量。国民党军原负责防守金门的第二十二兵团，即李良荣兵团，加上刚从台湾调来的青年军第二零一师，师长是郑果。兵力总数不过二万余人。解放军第二十八军的攻金计划，就在厦门战斗前根据金门岛上这二万余兵力制定的。

厦门战斗后，蒋介石立即调整了部署，将胡琏兵团第十八军的两个主力师第十一师及第四十三师，从汕头调到金门来增援。十月二十日左右，蒋介石又下令让从汕头调往舟山群岛的胡琏兵团第十九军，中途改航金门。蒋介石还考虑到汤恩伯自从长江防线及京沪杭守备，直至厦门防卫，连遭败绩，深恐金门岛也会为汤断送；因而决定及时换马。蒋介石在胡琏的十二兵团从汕头调往闽浙沿海途中，电召胡琏去台北，宣布胡琏以十二兵团司令官名义，替代汤恩伯担任福建省主席，要胡死守金门。胡琏不敢怠慢，于二十四日晚间冒着风浪搭上一艘补给船驶往主门。胡琏兵团十九军改航金门的船队于二十三日已经驶近金门岛外的海面，因遇飓风警报，风大下船不便，延迟至二十四日，转船到大小金门之间避风，同时用驳船登陆。

对于金门岛国民党军守备力量的骤增，解放军第十兵团事先已有所了解。十月十三日，第二十八军攻占金门北面的大、小嶝岛时，就抓获了国民党第十八军主力第十一师的俘虏，其中包括第三十一团团长。经审问，知道胡琏兵团第十八军的两个师已经全部抵达金门。这一重要情报本该引起高度重视，可是部分领导主观认为国民党军是要逃跑，而对这不合乎主观意向的客观情报未予重视，还怀疑俘虏供词不可靠。

第二十八军负责指挥作战的肖锋副军长听到俘虏供词后，对原作战意图有了新的考虑，其他一些领导也提出疑问。问题反映到华东野战军主管作战的粟裕副司令员那里。粟裕立即感到金门作战不可轻敌大意，曾特别指示：

（1）以原敌二十五军一零八师一万二千人计算，只要增敌一个团也不打；（2）没有一次载运六个团的船只不打；（3）要求苏北或山东沿海挑选六千名久经考验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可惜粟裕的这些指示事后并没有落实。部队登船时，已随队登船的副军长肖锋又接到兵团领导电话，告知金门守敌已增加了两个团，并要肖锋本人留下指挥。肖锋因对原作战意图有新的考虑，当即对按原攻金计划行动提出了疑问。肖锋得到的回答是：决心不变。叶飞还坚持说：只要上去两个营，肖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

这天晚上的九点钟，攻击金门的第一梯队三个主力团分别于澳头东北海湾及大嶝岛、运河一带登船完毕，在夜幕的掩护下，隐蔽着向金门开进。这场解放军步兵用轻武器乘木船，向有国民党优势兵力加上现代化海、陆、空立体防御的岛屿进攻的金门之战，开始了。

事后看来，登船和起航时间太晚了。既没有制海制空权，又不能抓紧时间使部队早些起航，以争取到较多的夜间时间巩固和扩大滩头阵地，并争取使船只返回，在当晚运送第二梯队。三个团从三处起航，组织不善，起渡地区又狭窄，船只大半在午夜才开航，起航后又要到大嶝海面会合，再一起向金门开进，这就延误了时间。虽然在开航后遇到有利的三四级东北风，但部队登陆后不到四个小时就已经天亮。不仅船只来不及返航运送第二梯队，已上岸的部队也未能有足够的时间整顿建制、巩固和扩大滩头阵地，就面临和国民党军联合兵种的反扑作殊死的搏斗。

当时解放军部队中只有第四野战军装备有较多的远射程炮，第三野战军缺乏远射程火炮，登陆作战中隔海担负火力掩护的仅是八十余门美制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和七十五毫米山炮，射程勉强达到金门北岸滩头，准确性已经很低。第一梯队的三个团，来自三个不同的建制师，没有一个师指挥员随同前往统一指挥，出现了各部不相统辖的现象，特别严重的问题，是部队于二十五日二时登陆时，正值涨潮，国民党军设在海滩的铁丝网和许多水下障碍物都被潮水覆盖，许多登陆船只船底被挂，船只一时动弹不得，部队只好下水前进；此时，船队仍有返航的可能。然而第一梯队没有统一指挥，只在每船派有押船的干部战士各一名。这些干部战士见前面的船只未返回，在海边犹豫等待。部分新船工见炮火猛烈，自己就弃船跳海。无人组织船只返航，错过了涨潮高峰，海水退潮使已经抢滩的船只和海边其它船只因未及时返航，全部搁浅在沙滩上。二十五日天大亮时，所有的木船都暴露在无遮无掩的沙滩上。国民党军指挥反扑的第十八军军长高魁元，除了用炮火轰击船只，还专门派了两个团去执行烧船任务。经过激战，国民党军逼近了船只，他们朝木船倾倒带去的汽油、花生油，放火烧掉了所有的木船。隔海看到的是沙滩成列的木船在海风中起火燃烧。没有了船队，使在岸边待命的第二梯队四个团无法增援！原定的作战部署已不可能实现。这就造成了已登陆的第一梯队在金门岛上孤军浴血奋战。当时在大陆岸边指挥的第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一辈子都无法忘记他看到的情景。朱云谦后来回忆说——

我们眼看着船只被烧，第二梯队无法过海，内心的着急和痛苦实非语言所能形容。古语说“隔岸观火”，是事不关己、袖手旁观的意思，而我们却是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异常着急而又无计可施！这样的心情，是我参加革命以来，从未经受过的。

第一梯队三个团的突击部队，在已经既无退路又无后援只持步兵轻武器的劣势情况下，同据有防御阵地及重型武器，还有坦克、飞机与军舰助战而兵力高于五倍的国民党军面前，顽强不屈，经两昼夜激战，最终失败。这场战斗，是解放军战史上空前悲壮的一页。

这三个团无统一指挥，登陆时建制紊乱，都各自机械地根据事先提出的“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口号，向纵深猛插，团指挥员也失去对部队有效的控制。登陆部队确实相当勇猛，登陆仅一两个小时就撕破了国民党青年军第二零一师的阵地，使该师昏头转向，几乎丧失了战斗力而丢弃了工事南逃。登陆部队还俘虏了不少敌兵，因缺人看管而成了负担。第二四四团还一举占领了金门西部的制高点双乳山。多年以后，连台湾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解放军登陆后几小时的攻势几乎势不可当。承认解放军的“优点”是：不仅“冒险犯难，行动迅速”、“攻击作业力强”，而且“干部控制力强，因此战斗意志在其控制之下甚为顽强，只要在其干部控制之下，可顽抗到最后”。有的台湾战史记述说：“第一线海防，未经激烈战斗，即为匪所执。次为一三二高地，居高临下，射界广阔为一理想之防御阵地，但于匪登陆之后，不及数小时，即将高地四周（包括高地南坡）整个占领，据云仅有零星抵抗，至此金门‘三高’已去其一，所幸琼林要隘有战车三连演习之车辆扼守，否则胜败属谁，实未可知。”

天大亮以后，登陆部队遭国民党坦克群攻击而严重受挫，是金门失利的一个不幸开端。登陆部队的登陆点选择不妥。部队在大金门岛西半岛北岸登陆，这里地势平坦，虽便于登陆，亦利于国民党军装甲部队运动。登陆部队没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又不利于在这片平坦的滩头建立阵地以固守，天亮后就马上暴露在坦克阵和大量国民党援军步兵的联合反击之下。登陆点这一带海边开阔地本来就是金门坦克部队的训练场地，因而坦克群在此作战是驾轻就熟。解放军登陆部队毫无准备，立即隐蔽还击。但是海边开阔地只有一些防风草，没有其它隐蔽物。部分人员分散躲入防风草中，许多人暴露在外，受到坦克炮火攻击，伤亡很大。解放军指战员发扬在大陆上反坦克作战的传统，一面在防风草中集中火力射击，一面组织爆破手用集束手榴弹炸坦克。因地形平坦，接近坦克很困难，好些战士当即牺牲，未能靠近坦克。坦克车更肆无忌惮，冲入解放军隐蔽处做蛇形碾压，许多战士被射死或碾死，中午时分，坦克群冲至海边，被看押在海边的国民党俘虏群也乘机跑散。国民党守军第十八军两个师全部投入了反击，第十九军的三个师援军一上岸，也投入战斗。解放军登陆部队顽强苦战，但是打倒一批国民党军后，很快又有一批新军投入战斗。国民党军越打越多，局势越来越严重。在二十五日午前局面逆转，登陆部队三个团被迫从抢占的高地，先后撤向海边古宁头阵地。古宁头是二五三团登陆后留下一个营巩固下来的唯一的滩头阵地。国民党军在黄昏前又投入许多兵力向古宁头发起攻击，企图一举消灭解放军登陆部队。结果攻击被打退。天黑了，国民党军也伤亡惨重，只好转入休整。

十月二十五日晚至二十六日天亮前的一夜，是最后决定金门岛战斗命运的关键一夜。国民党军也认为这是他们最危险的一夜。因为经过整天激战，国民党军包括胡琏兵团第十九军援军在内所有的控制部队都投入了反击战场，除伤亡相当大外，而且极度疲劳；这些国民党军投入作战部队大都系新近组建，新兵较多，胡琏兵团第十九军的十四师泊船时，刚募集的新兵，还来不及换上军服，所以下船上岸，汤恩伯见了说：“为什么不叫士兵先下？不该让老百姓抢先下船！”有人告诉他：“十四师还未发军服。”国民党军在兵败如山倒的大势下，士气十分低落，因此攻击意志并不强。不过胡琏的第十二兵团毕竟是原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有一批久经战阵的老兵。当时是岛上作战，无处可退。胡琏等人事先对部队进行欺骗宣传，说共产党对逃到岛上人员的俘虏政策已经变了，加上国民党军的军长、师长等都到第一线督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增加了国民党军官兵作战的顽强性。尽管如此，国民党军在金门已无后备兵力，所投入作战的四万部队也伤亡极重，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如能将第二梯队的四个团运送到金门登陆，完全可以迅速扭转战局，转败为胜。第二十八军征集的数百只船，已于上午在金门全部被烧毁。十月二十五日，第十兵团指挥部虽然下令从厦门紧急调集船只，却因国民党海空军巡逻轰炸，入夜之后才有一艘小轮船和几条木船调到澳头、大嶝岛一带，只够装运四个连的部队。第二十八军只好决定即将出任第八十二师副师长的第二四六团团长孙王秀，率领四个连增援金门，并由孙玉秀担负统一指挥全部金门登陆部队的任务。尽管孙玉秀率部冒险起渡，利用夜色掩护，躲过了国民党海空军的搜寻，基本平安地在金门登陆。无奈以那么少的兵力增援，已于事无补。

二十五日夜晚至二十六日凌晨，金门岛上的解放军登陆部队，不顾一整天苦战的疲劳，又发挥夜战的传统，展开了反击，以一小部袭击金门县城，主力在岛西北夺取了国民党军的部分阵地，天亮前又推进到林盾、浦头一线。

二十六日天大亮后，经过休整的国民党军又集中主力，在海空军和坦克掩护下，向古宁头、林厝、浦头一线猛烈反扑。林厝和古宁头是岛西北相距不远的两个村落。岛上的居民为防台风，多用石块垒筑房舍，比较坚固。解放军将据守的房屋作为一个个碉堡，使国民党军在逐屋争夺中连连受阻。在浦头、林厝东南的高地上，解放军又将在第一天战斗中占据的国民党青年军第二零一师的不少永久性工事，修整为坚固阵地。解放军凭藉石屋、阵地及高地，顽强抵抗。台湾方面的战史也不得不承认，在二十六日上下午的战斗中，国民党军几乎每攻占一处阵地和一座房屋，都要付出很大伤亡。至中午十二时以后，林厝失守，岛上的解放军部队大都退守于古宁头。

二十六日上午，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胡琏赶到金门，和汤恩伯及汤的日本顾问根本博（曾是侵华战犯）一起到前线督战。当天中午，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乘专机飞到金门督战。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述及——

十一时半到达金门上空，俯瞰全岛，触目凄凉。降落后，乘吉普车迳赴汤恩伯总司令部，沿途都是伤兵、俘虏和搬运东西的士兵。复至最前线，在炮火中慰问官兵，遍地尸体，血肉模糊。看他们在极艰苦的环境中英勇作战，极受感动。

在蒋经国来时，解放军还在坚强抵抗。由于国民党军步兵对古宁头久攻不克，胡琏、汤恩伯就要求台湾加派飞机，对村中房舍猛烈轰炸，再用火箭筒和坦克炮抵近逐个轰击。经国民党军三个师的部队反复冲击，激战至天黑，只有几百名解放军据守的古宁头这个小村落仍没有被攻下来。

二十六日晚间，据守古宁头的解放军经两昼夜苦战，已经难以支持。登陆所携带的弹药早已耗尽，缴获及从战场敌军尸体上搜集的弹药已基本打光。干粮已吃完，多数人是忍饥苦战。入夜后，孙玉秀用报话机向军指挥所报告，登陆部队十个营已伤亡五千多人，准备分成几股突围上山打游击，活着的一千二百名指战员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完成自己的职责。二十六日午夜，古宁头的解放军剩余部队乘夜突围，先向北突至海边，没有找到船只，又向东南突围进入山区。

二十七日上午，金门岛西北方向枪炮声仍不绝于耳。解放军剩下没有突围的少数人还坚守在古宁头以北的地堡之中，并有部分人员在古宁头村内据屋抵抗。国民党军只得逐屋搜索攻击，才解决了战斗。随后，国民党军又向古宁头附近的北山海边发起攻击，军舰也绕到古宁头北面的海上，用舰炮向地面炮火射击不到的死角轰击。在海陆夹攻下，在海边的一些有武器的解放军伤员战斗到最后牺牲，大部分伤员被俘。至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历时两天半的金门战斗基本结束。

从古宁头突围到岛东南山区的解放军剩余部队，因岛小地窄，在几万国民党军的搜索下难于回旋与隐蔽。据后来得到的消息证实，第二四六团团长孙玉秀在沙头附近被包围，决心不当俘虏而自杀牺牲。第二四四团团长邢永生因重伤在东山沟被包围，被俘后牺牲。第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牺牲后，政委田志春率五十多人打游击，因弹尽粮绝被俘。第二五三团政委陈立华在打游击中牺牲。第二五三团团长徐博，在太武山的山洞中藏了一个多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里挖蕃薯维生。国民党军金门战场指挥高魁元，在俘虏中查不到徐博的活人，也遗岛寻不见死尸。高魁元不相信徐博会泅水逃回大陆，乃派兵反复搜山才将他找到。

华东野战军兵败金门，共损失两批登岛部队三个团零四个连。据一九八七年七月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核定，解放军损失九千零八十六人（其中包括船工民夫三百五十人）。

台湾国民党官方对金门作战战果的报导，说法多种，一时一样，且自相矛盾。《中央日报》开始声称消灭对方“五个团，共一万四千多人”，甚至胡吹俘虏中有“师长、军长等高级军官”。不久，台湾官方报道又加水升温，称“消灭了七至八个团，两万多人”。还是亲身指挥作战的胡琏、高魁元稍为客观一点，说金门作战只消灭对方“一万余精锐之众”，并说对方登陆部队中根本没有师以上的干部。至于国民党军在金门战斗中的伤亡数字，至今尚未见公布，只是有些报道承认伤亡重大。倒是从蒋经国当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透露出国民党军是伤亡惨重的。后来据解放军得到的消息，胡琏向蒋介石报告：国民党军伤亡总计九千余人。

金门战后，台北国民党官方连续几天大张旗鼓地为这次“辉煌胜利”搞“祝捷活动”。此后几乎年年十月下旬都要“隆重庆祝”。后来，蒋介石还让中国电影公司专门拍摄了《金门湾风云》、《古宁头大捷》等故事片。对于在大陆兵败如山倒的蒋介石来说，对于金门的一次难得的胜利，大做过火文章，只能使人窥见其心态大不平衡而已。蒋介石还让人拿着金门胜利及另一个更小的登布岛的小胜，去美国大做文章，期望美国改变对他的形象的不良看法，以求重新获得美国军援。但是，从《顾维钧回忆录》的记述中看出，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月间，在美国国务院看来，“最不幸的是广州的陷落，国务院现已坚决停止援华，并且抱怨蒋夫人搞私下活动促使国会和舆论反对国务院的政策。”并记述，在十一月上旬，“马歇尔已经建议她（宋美龄）回国，井称，她离开美国对中国有好处。”金门胜利没能改变美国国务院对蒋介石实行的“抛包袱”的政策。

华东野战军兵败金门，全军震动。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年解放战争以来解放军损失最大的战役。投入作战的三个团近九千部队竟成建制覆没，这在解放军战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长征中的湘江之战、红军西路军失败及抗战中的皖南事变，尽管损失的总人数不小，都还没有全部覆没。兵败金门，使解放军高层领导对越海岛屿作战的特殊性及复杂性加以认真的思考与研究。尽管它延缓了解放军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战斗进程，却并未影响战略全局，国民党军队被席卷出大陆的态势并未因此而改变。

对于第十兵团年轻的指挥员叶飞将军来说，金门失利将是他一辈子中最难以忘却的经历。

十月二十四日晚上，身在厦门的叶飞，心中一直挂着部队越海攻击金门的情况。下半夜接到登陆成功的报告，他也就放心了。谁知，第二天白天传来报告，说船队没有返航，只是隔海望见岛上搁浅的船队被轰击及燃烧的火烟。他的心，骤然沉重起来。

十月三十一日，十兵团在厦门老虎山洞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叶飞发言说：“我因轻敌，听不进（意见），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去两个营，肖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严厉处分。”后来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表示：“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中央军委命叶飞准备再攻金门。

叶飞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以较深的层次记述了金门失利的教训和反思：

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不能仅限于此，不能仅从微观上接受教训，还应该从宏观上体会这次教训的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五十年代初，在我海、空军还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要仅仅靠木帆船横跨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现在来看，恐是会吃比攻金门失利更大的苦头的。金门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接受攻金门失利的经验教训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正文第八章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在莫斯科部署进攻海南岛

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谈的同时，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部署进攻海南岛。

（莫斯科—北京，1949年12月18日—1950年3月5日）

毛泽东的专列在寒冷的冬天隆隆行驶。

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出国旅行中的第一次，也是时间最久的一次出访，连旅途在内用了近三个月时间。他是在新中国宣布成立后的第一个冬天出访的。当时战乱将止，百废待兴。解放军发起的解放广西及迂回包围四川国民党军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这是国共双方在大陆上进行的最后一场大战。蒋介石已被从重庆驱赶至成都。在他离开中南海登上专列时，已经得到战报，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已由川北南下逼近成都，成都指日可下。国民党军在大陆只剩西昌一隅作为基地，覆没也不过是弹指间事。

这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乘车离开北京到苏联去访问，预计穿越漫长而横贯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将于本月中旬未到达莫斯科。正好赶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庆贺斯大林的生日。为准备毛泽东访苏会见斯大林，中共中央在十二月一日决定由杨尚昆负责操办给斯大林祝寿的贺礼。当时为了保密，取了个代号叫做给“菲里波夫同志”的贺礼。江青在这年夏天刚去过莫斯科，受到过斯大林的礼遇，所以特别热心地出主意。这些贺礼包括她主张备的山东的大白菜大葱大梨、潍坊的大萝卜各五千斤；其次是湘绣的斯大林像、景德镇的陶瓷、浙江的龙井茶和丝绸、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等等。

当时新生的政权刚刚建立，而国民党特务及土匪，还在各处破坏、捣乱。毛泽东这次出门远行，在我国境内铁路沿线，都采取了特别的安全措施，布置全线的警戒以确保安全。从北京到满洲里铁路沿线，每隔一段距离放一个哨兵，一共动员了数以万计的部队战士、公安人员和铁路员工。据当时跟随毛泽东作翻译的师哲回忆，“专列经过天津时，因在铁路线上发现了一颗手榴弹（实际已破旧了），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此下车去调查。”“路经沈阳时，高岗等上车护送毛主席至边境站满洲里。”高岗是当时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这次出访苏联，万里迢迢而去当然并非专为给斯大林祝寿；毛泽东出于对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的考虑，出于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考虑，想去苏联签一个两国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考虑，苏联过去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订立了一个友好条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苏联应该废止那个条约，同新中国签订一个新的更进一步的同盟条约。

毛泽东在为了这个条约而长途奔波时，没有忘记国内的急事要事难事。在专列驶出我国国境的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时，他已经得到新消息，这两天，十二月八日，国民党的政府迁往台湾；十二月十日，蒋介石也从成都乘飞机逃往台湾。在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歼灭后，解放军面临的任务主要是剿灭土匪、进军西藏、解放台湾及东南沿海岛屿，其中难度最大和最重要的作战任务则是越海攻岛作战。

十月二十六日，金门作战失利后不到十天，十一月五日，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攻占舟山群岛的登布岛作战亦受挫。十一月三日夜间，第七兵团第六十一师以四个营的兵力利用天降大雨敌机不能起飞的机会渡海向登布岛发起攻击。木船队起航后，风向逆转，潮水渐退，船队在海浪中被吹散，导致第一梯队九个连中才有七个半连一千多人登陆。这支部队到底是打惯硬仗的劲旅，虽然在数量上少于守岛的国民党军，却能持轻武器，连续突破守军阵地，经几小时战斗，至天亮前已经占领了全岛的四分之三，歼灭国民党军八个连，俘虏五百余人。十一月四日清晨，登布岛上的形势已对解放军十分有利。可是，后续部队却因风向和潮汐的变化而无法起航；而第一梯队因占据过多的阵地需分兵把守，减弱了突击力。加上未能按原计划夺取岛北部的渡口，以阻截国民党军海上援兵，国民党军四个团的援兵乘军舰于四日上午抵达，得以顺利上岸，岛上形势马上逆转而有利于国民党军。国民党援军上岸后，马上在海军空军炮火掩护下进行反扑，形成岛上解放军七个半连的登陆部队与国民党四个整团对阵。解放军顽强作战，坚持到天黑，第二梯队又有七个半连在夜幕掩护下登上登布岛。岛上解放军部队数量增至两千余人，仍然少于岛上的国民党军。解放军登陆部队在国民党军海、陆、空三方面的优势下，又经历了五日白天的苦战，守住了登布岛南端的阵地。解放军第六十一师领导考虑到无法再增援，决定撤出战斗。五日入夜后，解放军以一部向流水岩发起佯攻，使国民党军转入防御。这时，登布岛上的解放军一千多人携带伤员上船，安全地撤回。

解放军攻击登布岛作战打得英勇顽强，部队损失不大，伤亡、失踪1490人。解放军给予国民党守军以重大杀伤。据二十多年后，台湾方面公布的国民党军伤亡官兵2825人。但，第七兵团并未完成作战任务，登布岛作战仍然算是一次失利。金门、登布的连续失利，揭示了渡海作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引起解放军高层领导的重新思考。登布受挫一个星期之后，十一月十四日，在北京的毛泽东根据金门、登布岛作战的教训致电三野，指出：舟山作战必须集中足够兵力，充分准备，如果准备不周，宁可推迟发起攻击的时间。这样，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渡海作战暂时停顿下来，部队转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渡海攻岛作战的新规律。解放军准备进行的渡海攻岛作战有四个目标，也就是四个岛域区——三点六万平方公里的台湾岛，三点二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一百四十平方公里的大小金门岛，一千二百平方公里的舟山群岛。国民党军守岛部队兵力分布是：台湾为二十多万人，海南岛为十万人，金门为六万人，舟山群岛为十二万人。

在毛泽东的专列正在穿过西伯利亚皑皑雪原的时候，第四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关于远距离迂回跟白崇槽作战的部署，兜大圈子占领了白崇禧的后方，逼白不得不与解放军作战。四野部队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十六万多人。解放军于十二月十四日占领中越边境镇南关（今友谊关），白崇禧残部两万多人逃入越南境内。白崇禧也逃至海南岛。林彪立即请示中央军委，准备汲过琼州海峡攻击海南岛。第三野战军经过总结经验教训，亦准备集中兵力先攻占舟山群岛再攻金门。

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即得到四野解放全广西的捷报及四野的请示电报，准备以韩先楚的第四十军和李作鹏的第四十三军，共十万人的兵力组成渡海兵团，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开赴雷州半岛，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渡海作战，毛泽东对四野攻击海南岛的战役极为关切。

海南岛是中国的第二大岛。它和广东省的雷州半岛隔着宽度有二十至五十公里的琼州海峡相望。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海流流速最高的海峡之一。海南岛在当时国民党军所占据的四个主要岛屿之中，比金门、舟山距大陆都要远。它的面积和战略意义，仅次于台湾。从木船队渡海航行的难度看，比攻击金门、舟山还要困难得多。金门，舟山距大陆的渡海距离都没有超过十公里，攻击部队可以在海岸炮火掩护下航渡和登陆，国民党军舰不敢驶入海岸炮火射程内截拦。攻击海南岛则情况不同，尽管第四野战军在解放军中是装备最好，拥有远射程火炮，由于海峡过宽，航渡距离太远，登陆地点也在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外，无法进行火力掩护。国民党的海军可以派军舰到海峡截拦。在海南岛上还驻有国民党空军，有完整的机场，空军可以随时支援国民党陆军守岛作战。四野还完全没有海空军掩护，是用木帆船面对国民党军的陆海空三军的立体防御进行的规模空前的渡海战役。是一次比攻击厦门、金门规模大得多的渡海作战。不能够重蹈金门覆辙哟！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小会见厅举行了第一次会见。

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端详着说：

“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

毛泽东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不等毛泽东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泽东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然后，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到乡下的收获、土地改革、工业建设以及群众工作等。当时唯一的翻译师哲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钟头。斯大林问：“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我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斯大林的话是指搞一个条约，但又不愿先提出来，以免日后有人说其强加于人；也可能斯大林过去对中国革命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因而表现得很谨慎。

毛泽东也不肯明说，他认为苏联应该主动提出帮助中国，不提是不诚恳的。他以东方人的智慧，幽默地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斯大林及在场的苏共领导们不能理解，全都目瞪口呆。贝利亚竟然失声笑起来。

双方首次会谈，遇到了难题。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产生了隔阂和不愉快。会谈后，斯大林再不露面，所有的正式会谈即告停止。莫斯科的新闻媒介对毛泽东的活动不再报道。

在毛泽东受到冷落的时候，他并没有闲着。毛泽东住在莫斯科郊区姐妹河的斯大林第二别墅。这是斯大林在二次大战时的住所。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毛泽东就在莫斯科郊区这座斯大林指挥别墅里用电话电报指挥国内事务。

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的第三天，毛泽东自己动笔起草了对四野林彪司令员关于进攻海南岛的指示电报：“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同时，毛泽东还要林彪向三野粟裕调查了解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毛泽东这封电报被有的战史书称为“是人民解放军统帅机关第一次对于渡海作战规律的系统总结”。

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别墅里，还决定了海军建设的两个重要问题。十二月初毛泽东离京前夕，又一次召见被内定为海军司令员的四野十二兵团司令肖劲光。毛泽东征求了肖劲光对解决海军装备的意见。肖劲光懂俄语，又在苏联学习过，毛泽东还向其询问了苏联的一些情况。肖劲光在毛泽东赴苏后，受命组织海军领导机关，首先碰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海军领导机关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是一个战略决策单位，还是军委总参的一个业务部门？是一个军种，还是一个兵种？二是海军领导机关设在哪里？是设在北京，还是设在沿海的某一个城市？这是关系到新中国海军前途的问题。肖劲光联想到苏联和美国两大国海军都各有自己的独立系统和领导机构。中国也是个大国，有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域，海军的建设必须从长远着眼，而不能只顾眼前，因此，从一开始，肖劲光就坚持海军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军种，而不能是一个兵种，更不是一个业务部门。海军领导机关应该设在北京，这样才能同党中央和军委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时得到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亦便于与中央政府各部门沟通洽商。但是，当时，有的高级领导却认为，海军可以作为总参的一个业务部门，不必成立独立的领导机关；有的主张，海军领导机关不设在北京，可设在天津、青岛或别的沿海城市。于是产生了矛盾，肖劲光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聂总觉得事关重大，要让毛泽东决策；于是，往莫斯科给毛泽东挂了长途电话。毛泽东很明确地回话说，海军应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成立司令部。海军领导机关应设在北京。这样才把两个重要问题确定了下来。

毛泽东还在这儿指挥国内，解决了与缅甸建交问题，防止国民党军残部退入缅甸、越南问题，与越南建交等问题。

由于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新闻界有过报道；此后，报端再也不见披露毛泽东的活动。以致一家英国通讯社边猜度边造谣说，“斯大林已经将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开后，苏方确实有些着慌。一个相邻大国的开国元首到莫斯科住下后，十多天来没有消息，这也确实显得不正常。这难免引起世人的种种猜测。

双方都很着急。在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提议下，搞一个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毛泽东到苏联的目的。

记者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毛泽东的回答坚定而明确，“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话语中十分明显地包涵着“不达目的不返回”的意义。

此后，苏联方面才开始安排毛泽东参观列宁格勒。苏联对毛泽东此行，没有按国家首脑礼宾规格，没有政府高级官员陪同，只由列宁格勒地方领导接待，回到莫斯科时，也只有副外长葛罗米柯迎接。斯大林似乎在设置难题，考验与琢磨一下毛泽东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

据一九九一年最新发表的《莫洛托夫回忆录》披露：当时，斯大林吩咐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你去看看他，他是什么样的人，摸摸底。”

莫洛托夫奉命来到别墅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向莫洛托夫海阔天空地谈中国革命的历史，谈党内的斗争，说的时间很长。但莫洛托夫一直沉默，不提问题，不表态，只是点头听着，表现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

莫洛托夫回去对斯大林说：“毛泽东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有头脑。他是一个农民领袖。是中国的普加乔夫。”

普加乔夫是沙俄时代率领农民起义的英雄。在苏联是个家喻户晓、声誉很高的人物。

斯大林让步了！

斯大林主动派人来征询毛泽东对于签订中苏条约等事宜的意见。毛泽东也具体安排周恩来率领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具体谈判。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思考着在遥远的祖国南端四野部队进攻海南岛的准备工作。他在前一封电报中向林彪强调了金门失利的教训；他觉得亦应该看到海南岛作战与金门相比的有利条件，使部队建立信心。于是，一九五零年元月十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又给林彪打电报，“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同时分析了海南岛作战与金门作战的区别。“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邓、赖、洪是指十五兵团主要领导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冯白驹是海南岛上中共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琼崖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这支部队在岛上已有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历史，井建立了五指山根据地，当时纵队的兵力已发展至一万五千人。有琼崖纵队作内应，是海南岛作战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兵力虽然比金门多，由于岛屿大，海岸线长，守备分散，可登陆的空隙也多。金门守军胡班部队在国民党军中堪称战斗力最强，而海南岛上国民党军的五个军十万人虽说多是老粤军的部队，但都是在被歼灭以后刚刚重建的，训练及装备都不如胡玻部队。

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后期，还收到第四野战军前委关于海南岛作战战役指导方针报告。二月上旬，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主持召开了海南岛作战的广州会议。渡海兵团、第四十军、第四十三军和琼崖纵队的指挥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结合海南岛的敌情、海情及地形等情况，经综合分析，认为如何乘木帆船渡过海峡，突破国民党海空军的海上封锁，这是海南岛战役的成败关键。会议觉得“如一次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扰乱”，因此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即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强渡作有力策应；尔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接应下强行登陆。这封电报实际上没有赞同毛泽东上封电报所说“一次运两万人登陆”的方法，而提出更切合实际的办法。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十分高兴地给林彪复电指出：“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

二月十七日，即结束访问苏联的同一天，毛泽东在登上专列之前还根据四野渡海兵团的报告发出电报指示：“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

三月四日晚间，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安全回到北京。临近拂晓，毛泽东和林彪接通了长途电话。

三月五日十九时傍晚时分，第一支渡海先遣营，分乘十三条木帆船，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起渡，开始了进攻海南岛战役的偷渡行动。

正文第九章杜鲁门、斯大林、毛泽东及蒋介石在1950年前后陷入历史怪圈

杜鲁门、斯大林、毛泽东及蒋介石四大巨头在一九五零年新年前后陷入了历史的怪圈……

（台湾日月潭—美国华盛顿，1950年元旦前后）

这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最后几天，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最后几天；是在大陆军事上最后的战役大西南作战的最后几天，亦是国共两党几十年较量中国民党在大陆彻底失败的最后几天。

这几天，从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到一九五零年的新年，蒋介石都不在台湾岛的政治中心台北。他是带着蒋经国及全家，隐居到台中的风景胜地日月潭度过的。日月潭是台湾最大的自然湖，湖中突立一个珠仔岛，亦叫光华岛。岛北为日潭，岛南为月潭，以轮廓近似日月而得名。该湖水面较高，达海拔七百多米以上。潭的四周，林木葱郁，翠峰怀抱，环境清幽，风光崎旋，夏季气温只有摄氏二十度左右，凉爽宜人，是避暑的好地方。蒋介石将全家携至此，值冬至已过，寒天数九，山间湖面，冷意侵骨，当然不是来避暑的。他几十年来养成了习惯，逡巡于景致清幽的名山大川之中，冷静地思考军国大事。从蒋经国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那天的日记来看，蒋介石是为“持志养气”而来的。

这几天，一种宿命论的悲凉的情绪侵袭在他心头。对于国民党的总裁来说，他已经可以说是竭尽心力与人事了。他已经不得不慨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实在是具有深厚历史经验的名言。”

他最后于十二月十日下午二时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座机飞离大陆。这应该算是他最后离开大陆的日子。他原来打算是从成都飞往西昌，准备在西昌作最后的部署，不坚持到最后，他是不打算离开的。十日这一天，云南卢汉拍电报给四川刘文辉，要刘文辉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胡宗南等劝他尽速离蓉回台，勿先飞西昌。在蒋介石的飞机飞离成都当天，刘文辉、邓锡侯就通电四川起义，卢汉也通电云南起义。跟随在他身边的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述：“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他是当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的。到达台北后，连日来，他乘着那辆从南京经上海运到台湾的老座车，马不停蹄，到处讲演，讲演频率之高，远超出在大陆的时候，连侍从们都吃惊。他到处讲话，表示要沉痛接受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对于国民党，“不惜牺牲感情和颜面，作彻底改造”。在他讲到动情处，在座者也有落泪的。有个部属望见他乘坐的还是那辆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从大陆运来的旧座车，忍不住朝身边的同伴叹了一句：“这都是抗战胜利那年买的车了，太旧了，早该换了——”

正巧，蒋介石踱了过来，听了这话，默默地望了此人一眼。眼神中没有责难或是赞同，只有哀伤。好一会儿才吐出几个字：“国难方殷，不必换了。”

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还与在大西南的胡宗南保持着密切的电话电报联系。胡宗南与张治中两人曾被内定为他的接班人。张治中在和平谈判中留在北平跟了毛泽东，现在胡宗南是他留在大陆最后的希望。十二月中旬，胡宗南率领的三十万部队被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围困在成都盆地。而宋希濂率领的数万部队被解放军切割在川南地区。十九日，宋希濂的部队被歼灭，宋本人在峨眉县金口河被俘。胡宗南的大军被包围在盆地里，欲逃无路，求援无望，动弹不得，已成瓮中之鳖。胡宗南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这天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主力分路向西昌方向突围。但是，胡宗南本人对突围也缺乏信心；次日，胡乘飞机逃往海南岛，使部队内部陷入极大的混乱。同日，国民党军在云南的李弥第八军及余程万第二十六兵团亦被解放军围歼。李弥率残余部队逃往缅甸。余程万则辗转逃到香港做寓公。胡宗南的部队，在胡飞走后多数起义或放下武器，仅有少数部队逃往川南的西昌。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没。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圣诞节，蒋介石在日月潭的涵碧楼作日记写道：“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

蒋介石明白，他和国民党的命运，已经进入历史上最危难的时刻。关键是在确保台湾，当务之急是争取美国的援助。有了美国援助，还可卷土重来，再和毛泽东较量，失去了美国援助和保护，那确实是未日将至。当时失败的空气已经很浓，几乎没有人认为蒋介石能在台湾坚持一年以上。而杜鲁门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已公开采取甩掉包袱的所谓“袖手政策”。

早在一九四八年间，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就对蒋介石丧失信心。一九四九年一月在美国支持下，李宗仁迫蒋下野。一月底，美军顾问团撤离中国，美国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也已经中止。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希望毛泽东的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还希望毛泽东的新中国成为“南斯拉夫第二”，与苏美保持等边关系，当然更希望中国能倒向西方。即使毛泽东在六月三十日强调了“一边倒”倒向苏联。美国方面还是认为有可能争取毛泽东作“铁托第二”。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这是一份在当时中美两国关系中很重要的文件。白皮书将蒋介石集团的腐化、昏庸、专制、无能一一历数，以说明国民党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并不是美国支持不力，蒋经国对这份白皮书的评价是，“说得难听一点，无异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

白皮书公布后，毛泽东在北平连续执笔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系列文章予以批驳。国民党内也强烈要求批判白皮书。蒋介石深知保台湾要靠美国，只好采取给人打断门牙也吞下肚里的办法，回答说，“不必了。”他在日记中写道：“那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之后，美国国内舆论对于承认中国的问题分为三种意见：一是主张立即或是有限期内承认；二是主张有条件承认；三是主张更积极地支持蒋介石。舆论莫衷一是，国务卿艾奇逊采取“尘埃落定”政策。艾奇逊宣布“美国政府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将先等待亚洲之尘埃落定。”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艾奇逊在会晤共和党一批主张援蒋的议员时，这些议员呼吁“加紧援助未被中共占领之自由中国”，艾奇逊则对他们宣布：“森林初崩，尘埃未定，对华政策，尚宜稍待。”

在等待尘埃落定的期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美国国会“台湾帮”的主要代表诺兰参议员就曾飞到重庆会晤蒋介石。据《宋希赚自述》中卧亿诺兰到重庆的记述：诺兰向蒋介石表示，“希望国军能在大陆上支持六个月”，美国的亲蒋势力就会促使杜鲁门总统及国务院改变对华政策，当由美国出兵援助蒋介石。诺兰并表示，“如果苏联出兵支援中国共产党，因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是有决心和力量打这个仗的。”蒋介石确实需要美国出兵支援，需要第三次世界大战，需要将美国与自己捆在一起。为此，蒋介石拒绝了胡宗南和宋希臃提出的将主力撤往西昌、云南甚至退往滇缅边境的建议，急令胡宗南调其骨干第一军来守重庆，胡宗南极不愿意。接着蒋介石又要胡死守成都。结果不到一个月胡宗南集团就全军覆没。

和诺兰参议员在重庆的会晤，使蒋介石在此危难时刻寄希望于美国出兵援助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十二月十日逃回台北后，除了在台北遥控指挥胡宗南死守成都，还于十三日、十四日两天连续分别与台湾省主席陈诚、行政院长阎锡山商讨调整对美政策。他叫陈诚将台湾省主席的位置让给受美国人青睐的吴国帧。吴国帧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又留学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有“民主先生”的雅号。他后来还不得不准备将美国人最欣赏的将军孙立人提升为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亦是清华毕业生，又在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与弗吉尼亚军校毕业，被美国报刊称为“最西方式的军事首脑”，是“台湾陆军中亲美派的首脑”。蒋介石是想以吴国桢、孙立人作台湾的“门面”来讨好美国人。他还授意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派遣政治、军事、经济顾问来台湾协助防卫工作的请求。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五十分，蒋介石携全家离开台北，到日月潭来度圣诞。名义是过节度假，实质是他在大陆彻底失败、痛定思痛之后，选择了这个山水清温的地方，思索将谋划已久的国民党改造付诸实现。

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每遇到重大挫折时，都对党进行改造。蒋介石在面临危亡的时候，亦效法孙中山改造国民党。他援引孙中山为先例说：“每当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的关头，（总理）必致力于党的改造，在总理的手上，党的名称有五次的更换，党的组织亦经五次的改革。”一九四九年元月，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老家，就开始筹划国民党改造事宜。六月，他指定陈立夫、陈诚、蒋经国等设计改造方案。七月十四日，他携带陈立夫等人拟就的《本党改造方案》到广州交国民党中常委会讨论。后来那几个月，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各处兵败溃逃，各部门都忙于迁逃台湾，兵荒马乱，根本无法谈改造。现在，大陆已经丢失了。离不开国民党的迁来台湾了。像李宗仁代总统不敢来台湾的，就到海外他乡去了。也有心淡摇摆的，干脆在香港或南洋当寓公。台湾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生产失调，街头情绪灰暗，人心惶惶，竟然有人在喊“天快亮了”。蒋介石觉得，是狠抓改造的时候了。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独思党政军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顿军队，以求内部精纯，团结一致。”

蒋介石在潭水涟俯、环山幽翠的日月潭倘祥，越思越想越觉得，国民党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失败还不是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导致政治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党的建设的失败。

他在一九四九年岁末的最后两天，连续召集国民党在台大员陈立夫、黄少谷、谷正纲、陶希圣、郑彦棻等，也来到日月潭涵碧楼，跟他一起在寒风中讨论国民党的改造问题。蒋经国在这两天的日记中，以极其复杂的心情，对此作了记述——

（十二月）三十日

父亲准备从新造党，决定改造方针。认为若不如此，则现在中央委员会四百余人之多，不仅见解分歧，无法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以对共产国际进行革命。且如不毅然断行，是无异自葬火坑，徒劳无功……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午，父亲仍在涵碧楼与本党同志继续讨论党的改造问题。父亲认为：“改造要旨，在湔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凡不能在行动生活与思想精神方面，彻底与共党斗争者，皆应自动退党，而让有为之志士革命建国也。”父亲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改造本党，无非欲重整旗鼓，自力更生，以达成反共复国之使命。

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流光逝水，马齿徒增，仆仆风尘，自问所作何事？往者不忍回忆，来者更必艰难，抚今察来，能不奋励前进乎！

除夕的黄昏，来涵碧楼讨论国民党改造的大员们都各自离开，与家人团聚守岁去了。蒋介石则在蒋经国陪同下，去潭中乘舟垂钓，蒋经国望着孤舟、残阳、暮水衬着垂钓的老父，颇有英雄来路的悲凉之感。忽然，垂杆一颤，鱼线绷紧，水花溅开，钓出一条五尺长的大鱼来。

划船的人拣中听的话说：“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

“好！好！”蒋介石点着头。他一生迷信，信凤水方术，除夕得大鱼，应着“年年有余”的好兆头。他脸上微微露出一抹好久以来难以见到的笑容。

一九五零年新年伊始，对蒋家王朝并不吉利。杜鲁门总统拍板支持艾奇逊国务卿对于中国政策的主张。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抛弃台湾；同时，美国宣布从台湾撤退侨民。这无异给了蒋介石当头一重棒。蒋介石赶忙下令让平时受到严格新闻控制的台湾报纸，不能登载半纸只字；只有少数几个掌权者，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

尽管这几天是在庆一九五零年新年，在美国华盛顿西北的高等住宅区，进进出出双橡园的中国人或是美国人，一个个神态都十分严肃、严峻，有的甚至很沉重，脸上根本看不到一点欢度新年的喜庆色彩，跟圣诞过后整个城市又喜迎新年的气氛很不协调。

双橡园的主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更是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极端严重的局面之中。

这座公馆本来是美国电话大王拜尔的住宅。拜尔发明了电话，发了大财，摆起阔来，才在这美国京城地价最贵的山林路买了地，盖了这座在当时是有点气魄的大房子。因住宅花园前有两株大橡树，得名双橡园。这一带风景幽美，树木繁茂，绝对禁止商业性机构在此活动，是身分显要人士的高级住宅区。每一幢房屋的价钱很不低。早在抗日战争初年，中华民国就把拜尔这座公馆买了下来作为大使馆。据说买的时候价钱很合算。

在外交界经营了几十年的民国老外交家顾维钧，却很为这段时期历史的变化而困惑不解。

一九五零年新年前后那段日子，是世界现代史上一段很特别的日子。杜鲁门、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这四位二十世纪中叶最重要的领袖人物，被历史和命运所摆布，在这段日子里，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

当毛泽东宣布“一边倒”而倒向斯大林的苏联，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想方设法讨好美国，希望美国派兵增援守台湾，而杜鲁门却当众宣布要抛弃蒋介石，而向毛泽东“送秋波”。

在这三国四方关系中，唯一不利的是蒋介石。

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蒋介石授意台湾当局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派顾问协防台湾的请求；偏偏就在当天，美国国务院发出了一份被称为“二十八号特别命令”的文件。文件标题是《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文件强调说：“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里的民政和军事情况已趋恶化，这种情形更加强了这种估计。”文件还解释了美国为什么不能派人员、武器、舰只会协防台湾或以台湾作基地，是因为：“（一）这并不能给国民党政权实际的好处；（二）这将使美国卷入长期的冒险中，弄得不好，可能卷入公开战争；（三）这将使美国遭到中国人民的敌视；（四）这将证实苏联的宣传，分散美国的力量，从而合乎苏联的利益。”最后，这份文件指示各部门“在对中国的宣传中，强调台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糟糕情况”，并借此使人明白“国民党为什么在那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容易被攻破。”这份文件很清楚地表明美国已经准备抛弃台湾当局。

总统杜鲁门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台湾当局的协防要求。布莱德雷将军陈述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主张援助台湾。艾奇逊代表国务院反对，理由是这种援助将使美国在盟国中为难，英国、印度等大国已准备承认新中国。最后，杜鲁门仍决定美国对台湾蒋介石采取“袖手旁观”的政策。安全会议的结果很快就通知了顾维钧。顾深为不安。

使顾维钧困惑、痛苦与不安的事，接踵而来。

当时美国陆军只有七个师，两个师驻西欧，四个师驻日本，国内只有一个多师。美军兵力不足担当苏美对抗，只要斯大林毛泽东结成伙伴，美国就更显得弱了。这一直是杜鲁门头痛的事。十二月底，美国得到密报，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冷落。艾奇逊认为有隙可乘，如能使毛泽东“铁托化”，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艾奇逊的主张，更合杜鲁门心意。于是，元月五日，在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访问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美国乘隙而入作文章，杜鲁门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对全世界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声明。摘引这个声明的最后两段如下——

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没有野心。美国无意在台湾谋求特权优惠或建立军事基地，也无意利用其军事力量干预现状。美国政府不采取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

同样，美国政府不对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意见。美国政府认为台湾的资源足以便他们获得保卫该岛所必需的物资。美国政府建议在现行立法许可范围内，继续执行目前的经济合作署的经济援助方案。

杜鲁门这个声明的含义十分明确，它表示，在一九五零年一月，美国是决定退出中国内战了。同日，艾奇逊举行记者招待会，进一步解释杜鲁门的声明。艾奇逊又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关于美国基本立场的著名讲话，艾奇逊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是战后亚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摆脱贫困的历史潮流的一部分，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美国的援助只能起有限的作用，不能向别国人民提供“决心”、“意志”，和“对政府的忠诚”。艾奇逊重复强调，美国决不要干一些蠢事来取代俄国的“不令人羡慕的地位”，而要坚持“谁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就是美国的敌人”的立场。

同时，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准备撤出在台湾的侨民。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杜鲁门、艾奇逊这些话既是说给蒋介石听的，也是说给毛泽东听的。

上面这些消息，对于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钩来说，当然是十分令他沮丧的事。他还收到报告称，英国已经通知美国政府，它拟于元月七日或最迟于元月九日承认中共政权。这意味着英联邦的好些国家亦将陆陆续续跟随行动。在亚洲国家中，新年刚过，巴基斯但承认了中共政权，锡兰也于六日承认。接着是阿富汗和以色列。在欧洲，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迅速相继承认。许多国家对中共政权的迅速承认使他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外交代表而处于极不平常而且是十分尴尬的境地。

这些消息，使在美国的国民党人惊惶，也使美国国会中的“台湾帮”愤怒，宋子文十分担忧香港局势的发展，曾经一天给顾维钩打好几次电话，抱怨了一番蒋介石的过错之后。就是要顾大使为他解决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的资产问题。胡适、蒋廷敝就忧心忡忡地来双橡园对顾表示关切事态的进展，并提出一些有用或无用的建议。被称为“台湾帮”的国会中共和党的领袖诺兰、史密斯、周以德和洛奇，都来与顾会面表示对政府对台政策的忿忿不满，他们决心敦促美国对台援助，并要在众参两院继续辩论。这时已来美国治病的李宗仁，还挂着代总统的衔头，要顾维钧作为大使安排其与杜鲁门总统见面。而美国国务院有关官员说接到蒋介石的直接来电，要美国不要给李宗仁贵宾礼遇，还有来美国已经一年有余的蒋夫人宋美龄亦须他关照。数日前，与蒋介石关系深厚的董显光特地到双橡园来转达蒋的口信，要顾在此关键时刻尽责，不要辞职。

在当前这种逆变的复杂情况下，顾维钧觉得，双橡园公馆的这个大使，是越来越难当了。

作为中华民国驻美国的代表，顾维钧对美国政府在二次大战后对中国政策的发展与变化是十分敏感而熟悉的。他是资深老练的外交家，当时被人称誉为“中国外交界的耆宿”，在民国政坛上活跃的时间最为长久。他三十岁时在一次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舌战群雄，即令国际人士刮目相看，那是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当时日本代表要无条件继承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作为中国代表的顾维钧当即发言，陈述应由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省权利之理由，把孔子比作那稣，把山东比作耶路撒冷，特别强调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圣城耶路撒冷。他此语一出，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乔治、法国总统克里蒙梭等均上前握手道贺。他以正义磅礴的发言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为国家日后收回山东半岛留着余地，他以此名震外交界，此后他前后历经五任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三任国务总理，担任过驻英法大使，现已担任好几年驻美大使。他与好些大人物打过交道，孙中山先生就是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顾的住宅去世的。他跟蒋介石打交道也有多年。他以为蒋介石最大的优点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可是他也熟知蒋的诸多缺点。近年来，特别使他遗憾的是，在新中国于大陆崛起，国民党节节败退时，蒋介石竟然如此不清醒，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苏美两国要打仗，因而中国将再次起到重要作用。蒋介石的引退及在台湾为卷土重来所做的各种努力，都是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为重要依据的。大战一爆发，美国就会积极恢复援助，盟军就会打来，蒋就会重返大陆，就像当年从陪都重庆重返南京一样。抗战年代，太平洋上的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卷入了二次大战，中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得到了源源而至的美援；罗斯福为了战略的需要而让蒋介石作为第四大国领袖参加开罗会议，提高了蒋的声誉，蒋介石在当前的逆境中，还重温着当年的美梦，而美国一些知名人士也认为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助长了蒋介石的幻想。顾维钧自己是十分清醒的，他赞同尼赫鲁先生的观点：在今后五六年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各大国都已充分体会到进行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灾难和艰苦。因此，除非迫于无法克服的形势，任何政治家都不会诉诸战争。顾维钧遗憾蒋介石并不理解这种看法，由此造成蒋和国民党许多官员都相信世界大战即将发生，这又导致了采取种种错误的政策。

清醒的人往往是痛苦的，顾维钧别无它法，只要一有机会就设法说服那些领袖们不要相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不要以为一旦发生战争就可以重返大陆。可是，他说了多少话亦是徒劳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里，领袖的话往往被当作鼎撑危倾大厦的支柱。他只好无可奈何而已。

在杜鲁门元月五日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以后，宋美龄觉得在美国再也呆不下去了，决定元月十日回国。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飞离开大陆来美国的，那时她根本没有想到，那是她诀别大陆的日子。她如今只好从纽约乘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到马尼拉。蒋介石将派一架专机去马尼拉接她回台北；顾维钩特地到菲律宾驻美大使馆为她办理在马尼拉落地转机的手续。按照原定的计划，宋美龄来美国，是来活动美国向蒋介石提供三十亿美元援助的。她来的太不是时候了！蒋介石花了许多钱帮助共和党人纽约州长杜威竟选总统。共和党人在竟选中喋喋不休地指责民主党人总统杜鲁门执政没有向蒋介石提供必要的钱以打败毛泽东的军队。蒋介石还让顾维钧代表蒋特地向杜威授以特种吉星勋章。但是杜威在竞选中失败了。杜鲁门以微弱多数票再次当选总统。杜鲁门是不会忘记蒋介石在美国总统竟选中的所作所为的。

宋美龄这次来到美国，可再也不能像上次抗战期间她来那样刮起“宋美龄旋风”了。这一次，华盛顿没有铺红地毯。没有人邀请她到白宫过夜作客。也没有人邀请她到参众两院发表激昂动情的讲话。只有退休的国务卿马歇尔把她当作私人朋友，接到私宅去住了几天。刚刚再次当选总统的杜鲁门不想迎合共和党的那伙“台湾帮”。杜鲁门不仅没有给她面子，而且毫不客气地向报界透露，美国向蒋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超过三十八亿美元，可是仍然挽救不了蒋在大陆的失败。杜鲁门嘲笑他说道：“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宋美龄吃了杜鲁门的闭门羹，无法像过去那样创造奇迹，她愤怒地离开了华盛顿，隐居到里弗代尔孔祥熙家的别墅里。

一九五零年元月十日清晨，顾维钧从华盛顿乘夜间火车赶到纽约，在达拉瓜迪亚机场为回国的宋美龄送行。他赶到时，她已经登上了飞机的舷梯。他还来得及与她握别。她请他在舷梯上同她合影。远看她身穿旗袍，仍是那副气质高雅、雍容华贵的样子。只是从近处端详，他才觉察到她脸色疲倦、哀愁，眼睛里黯然神伤。他耳边不禁响起昨日（九日）晚间，在朋友的安排下，她在纽约电台发表“向美广播演说”的声音：

几天之后，我就要回到中国去了。我不是回到南京、重庆、上海或广州，我不是回到我们的大陆上去，我要回到我的人民所在的台湾岛去，台湾是我们一切希望的堡垒，是一个反抗异族蹂躏我国的基地。不论有无援助，我们一定打下去。我们没有失败。

正文第十章韩先楚木船重创钢甲旗舰，林彪部队乘木船攻上海南岛

韩先楚将军的木船重创钢甲旗舰。林彪五万部队乘三百五十条木船强渡海峡枪滩攻上海南岛。

（海南岛，1950年3月—4月）

宽脸。浓眉。大耳。脑顶上竖立着平短粗发，加上威兀的狮子鼻；尽管他穿着褪色的土布军装，仍然使人乍一见就会感觉他是一员叱咤风云的战将，他就是韩先楚。

一九五零年三月五日十九时，傍黑的时候，在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海滩上，早春的寒风从海峡吹来，海浪拍打着待发的木帆船舷。他缓缓地走到荷枪实弹的队伍前面，他们定定地站立着，接受他的检阅。这是实施进攻海南岛偷渡计划的第一个渡海先遣营，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二团的一营，精心挑选的八百个壮士，配备了电台与两门迫击炮。在暮色中，他仍看得清这一张张情绪饱满而神憎严肃的脸。他作为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亲自来到起渡场为第一个渡海的先遣营送行，把一面绣着“渡海先锋营”五个大字的红旗，授给率领该营的师参谋长苟在松。先遣营分乘十三只木帆船起航了，顺风顺流，战船扬帆，向预定登陆的海南岛西北白马井地区破浪前进。

韩先楚站在岸边，望着木船队渐渐消失在琼州海峡的夜幕里。他的心情是如海潮一样翻滚的。第三野战军金门、登布越海攻岛失利后，他知道，此时，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的首长们，包括全军指战员，都在关注着这场进攻海南岛的战役。这是解放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渡海作战的新课题。他虽显得有些沉重，却又充满着信心。

偷渡的计划，来自前不久琼崖纵队为配合大军渡海派一个连顺利偷渡过海峡的启示。经叶剑英在二月一日主持讨论海南岛作战的广州会议讨论研究，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并且得到中央军委及毛泽东的赞同。为夺取此次作战的胜利，兵团作了周密的战役准备。吸取了金门作战船只不足即行登陆的教训，在叶剑英及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广东全省大量筹集船只。广东各级政府和军师两级参战部队共同组织了“船工、船只收管委员会”，并具体划分了征集地区。广大渔民踊跃献船，报名参战。连海南岛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党政机关和部队，也在岛上动员了四百多名船工，征集了一百七十多只木帆船，分批渡海，送到雷州半岛，支援渡海登陆兵团作战。当时得到情报，盘踞北部湾涸州岛的国民党军控制了大批船只，韩先楚即派一个团的兵力突袭，夺取了既大又好的三百多只帆船。部队先后征集了四千名船工和二千一百多艘船只，保证了一次运载十万人以上的部队登陆还绰绰有余。

渡海作战兵团发扬军事民主，召开各种“诸葛亮会”，发动指战员出谋献策共同研究对付国民党军舰艇、飞机的办法，采纳了将部分木帆船改装成“火力船”的建议。四十军炮兵主任黄字带领一些懂木工、铁工的战士，为木帆船安装上汽车发动机，把步兵小炮及高射机枪固定在船上。经过多次试航、试射，造出了“上炮艇”，邓华、韩先楚让各部队推广，很快组成了一支“土舰队”。这支船队在渡海作战中，对冲破国民党军舰艇和飞机封锁拦截，立了大功。

进攻金门之前，因没有制空权，叶飞的部队只能白天扛船上岸隐蔽，晚上才能练兵。如今四野的渡海作战兵团，配备有高射炮兵一、九团及加农炮兵二十八团。在海上练兵区域，有高射炮防空及加农炮对付军舰，使参战部队能日夜苦练。经三个月海上训练，指战员们学会了划桨、摇橹、拉帆、掌舵和识别风向、潮汐等本领，掌握了海上作战的多种战术技术，还培训了六百多名水手。

在夜色中，韩先楚离开灯楼角海岸起渡场，赶回指挥部，守在电台旁，他几乎整夜都没有合眼，他对渡海作战的周密计划，充满了信心；对自己部队的指战员，也充满了信心。他指挥的第四十军，是解放军中有光荣历史的部队，是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它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系抗战胜利后由渡海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山东部队组成。它成立后征战东北，是赫赫有名的“旋风队”，在四平保卫战中，曾经重创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编第六军，打破了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夸耀“六军子弟加上美武装备无敌于天下”的神话。跟第四十军一同渡海作战的第四十三军，也是解放军历史最悠久的部队，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该军中的第一二七师最早的前身是北伐军中的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井冈山会师，红军时代就是红四军和红一军团的骨干部队。这两支部队过去虽然也是“旱鸭子”，但是部队的军事素质高、士气高昂，又在海边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实地演练，很快地掌握了以简陋的器材渡海作战的要领。十多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检验了这商支部队演练后的海上战斗力。那是一次出海演练返航后，第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团四连一排副排长鲁湘云，带领七名战士乘坐一艘木帆船在海上掉了队。第二天清晨，透过浓雾发现一艘国民党军舰迎面驶来。木帆船已经无法回避。鲁湘云机灵地当机立断，命令战士们一边伪装成渔船，一边做好战斗准备。军舰受了迷惑，毫无防备地驶近木帆船。当木帆船与军舰相距五六十米时，鲁排长一声令下：“打！”刹那间，轻机枪、冲锋枪、步枪和掷弹筒一齐猛烈开火，边打边迅速逼近军舰。当两船相距三四十米时，他们甩出一排排手榴弹，打得军舰甲板上连连冒烟开花。舰上的国民党水兵张皇失措。这艘军舰怕再挨打，仓皇转舵，退到千米以外，打了一阵炮，就驶走了。木帆船安全返航。消息传开，士气大振。渡海作战兵团授于该船“英雄船”称号，授予鲁湘云为“木船打兵舰战斗英雄”。

韩先楚相信自己部队的指战员在海上能应付意外而取得胜利的。

天快亮了。还没有先遣营的消息。他惦念着。按原定计划先遣营要于拂晓前在琼西北白马井地区的登陆点上岸。为什么还没有音讯？岛上的国民党电台开始了凌晨的播音，播音员在报告新闻：“防卫总司令薛岳将军昨天在海口市接见中央社记者说：海南岛国军海陆空三军组成的环岛立体防线，经受得住任何部队的攻击。我用我的名字的别号给它命名，称为‘伯陵防线’，共军如敢渡海来犯，只能重蹈金门岛。古宁头覆辙。”

兵团政委赖传珠进屋来了：“薛岳又吹牛了！”

韩先楚淡淡一笑：“不吹牛怎么壮胆子呢？！”

赖传珠忆起了往事，说：“记得当年老蒋第五次‘围剿’得手，中央红军西征转移，我和李聚奎带领红一军团一师殿后。薛岳担任蒋介石的前敌总指挥，带领蒋的嫡系三个军尾追不舍。当时，他就向中央社记者吹牛，要在桂北湘江边全歼红军，活捉‘朱毛’。我们一师已经四天四夜没睡觉，一整天没吃粮食，还是浴血苦战，一次又一次打退了薛岳部队的进攻，保证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

韩先楚说：“现在历史颠倒了过来，是我们追他了！几十海里宽的琼州海峡也挡不住我们的追兵。”

直至第二天即三月六日下午，才得到准确的消息。先遣营穿过海峡时，果然遇到了意外。

当船队驶到离海南岛约三十海里时，风突然停了，木船只能靠划桨、摇橹航行，行驶很慢，不可能按原计划天亮前在白马井预定点登陆了。苟在松参谋长遇变不惊，当即命令各船准备战斗，充分做好对付国民党海、空军袭击的准备。六日天亮了，苟在松发现有同方向行驶的几十艘国民党军帆船，当即下令各船伪装成民船，尾随国民党军船队行进，当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飞机盘旋时，就摹仿前面船队的做法，使巡逻飞机没法分辨。至中午一时许，先遣营船队驶近白马井地区预定登陆点，被国民党军察觉。先遣营的木船队受到国民党军两艘军舰、四架飞机的火力拦截和岸上国民党部队的猛烈射击。在国民党军立体攻击下，先遣营一面奋力划船靠岸，一面在船上以火力还击。这时，预先秘密运动到白马井地区的琼崖纵队一总队八、九团，听到海岸的枪炮声，立即赶来接应，向国民党守军一个营发起攻击。下午两时许，先遣营在琼崖纵队八、九团的接应下，强行抢滩，登陆成功。然后，先遣营顺利进入琼纵的根据地休整。

当电台报告先遣营已进入根据地，韩先楚这才长吁一口气，开口笑了。

三月十日下午一点，第四十三军的一个加强营从湛江市郊的砌洲岛起渡，战胜了途中的暴风雨，亦顺利在琼东北的赤水港一带登陆。

两个先遣营偷渡成功后，渡海作战兵团决定，四十军及四十三军再各派一个加强团，向琼北正面偷渡登陆。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时，四十军的一个加强团三千人，分乘八十一只木船，在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率领下，从灯楼角起渡。三月三十一日晚十时半，四十三军的加强团三千七百多人，在师长王东保率领下，分乘八十八只木船，从雷州半岛东南端的博赊港起渡。这两个加强团船只众多，目标太大，他们在航行途中已被发现，先后遭到国民党军飞机、军舰的猛烈攻击，加强团的“土炮艇”奋起应战护航。第四十军的加强团因遇海上浓雾偏离了预定登陆点，实际上是在国民党守军正面防御较强的地段登陆。加强团抱着“强敌面前勇者胜”的信念，实行强攻抢滩登陆，摧毁了守军前沿碉堡群而上岸，与琼崖纵队接应部队会合。

一个月内，渡海兵团两批四支先遣偷渡部队相继登陆成功，证明了薛岳精心设置的环岛立体防线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渡海兵团指挥部受到鼓舞，决定以兵团主力实施大规模的强渡海峡登陆。部署以四十军主力和四十三军一部为第一梯队，以四十三军主力为第二梯队，在第一梯队登陆抢占并巩固滩头阵地后迅速起渡登陆，琼崖纵队和先遣偷渡部队，积极接应主力部队强渡登陆。

渡海兵团主力第一梯队数百只木帆船起渡后，一进入琼州海峡，即与国民党军飞机、军舰在海上激战，场面极为精彩，第四十军的火力船还创造了木船击沉军舰的奇迹，一举击沉蒋军的旗舰“太康”号。特在此转摘海南岛战役《战史纪实》中的一段——（058-059）

四月十六日下午，东风拂面，平潮伏流，是南渡琼州海峡理想的时机。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共五万余人，隐蔽开进到各个起渡场。十九时三十分，第一梯队三百五十只战船，分为东路、西路编队，从雷州半岛南端各港湾同时起锚，浩浩荡荡向海南岛进发。

渡海编队刚离岸八海里，便遇到国民党军的巡逻飞机。海空亮起一串串耀眼的照明弹，船队被巡逻飞机发现了，当即遭到轰炸和扫射。有的船舷被打穿，海水直往舱里灌。渡海勇士们毫无惧色，有的用机枪、步枪向俯冲扫射的飞机射击；有的堵漏、排水，保证战船继续前进。下半夜，船队遭到国民党军舰艇的攻击，在编队两侧的护航火力船队，迅速展开，开足马力，迂回到国民党军舰艇侧后，尽量靠近军舰，利用它的火力死角，充分发挥“土炮艇”上各种火器的近战威力，对准国民党军舰艇的指挥塔、轮机舱、炮塔等要害部位猛烈射击，打得舰艇上的官兵不知所措。

在激烈的海战中，出现了一桩“土炮艇”智胜国民党军旗舰“太康”号的事迹。四十军护航火力船队的指挥船，因发动机出故障掉了队，成了只孤船。天亮后，发现一艘国民党军大型军舰跟踪而来。火力船队指挥员黄字和船上的干部经过研究，决定使用迷惑与近战的手段对付它。于是，用篷布把火炮盖起来，大多数人下舱隐蔽，把“土炮艇”伪装成堆满货物的“运输船”，船长铁军亲自掌舵，沉着地朝国民党军舰驶去。国民党军舰果然上钩，大模大样地开过来。当指挥船行至军舰右侧，进入它的主炮射击死角时，黄字下达“打”的命令。炮手们掀开篷布开炮齐射，三十多发炮弹接连飞向国民党船舰，使这艘庞然大物多处中弹，拖着黑烟，掉头南逃。事后获悉，这艘大型军舰是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的旗舰——“太康”号。舰队司令王恩华在这次战斗中受重伤后身亡。战后，四十军授予该指挥船“战斗英雄”的称号，并给全船指战员和船工们各记大功一次。在解放海南岛的渡海登陆作战中，火力船队共击沉军舰一艘，击伤二艘，创造了木船打沉军舰的奇迹。

经过彻夜激战，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接近了海南岛。登陆船队不顾守军的疯狂射击，利箭般地冲向海岸。当船队距岸边五六十米时，先头船的勇士们纷纷跳入齐胸深的海水，向陆地冲去。在琼崖纵队和先遣偷渡部队策应下，十七日六时，第一梯队全部登上临高角至花港的预定登陆地段。

此次渡海战役，从第一个先遣加强营偷渡，第一个加强团偷渡，到主力第一梯队强渡，都是韩先楚将军指挥第四十军打头阵。尤其是第一梯队五万兵力分乘三百五十只木帆船强渡，并在海峡与国民党军的飞机、军舰激战，然后抢滩登陆成功，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和世界现代战争史上，都是一个奇迹。不但引起解放军全军振奋，亦引起台湾国民党军全军震撼。致使台湾的报纸杂志及战史书籍，都费了不少笔墨为韩先楚将军编造传奇。有的称他系“中共少数有海陆两栖作战经验的指挥官”，“到苏联接受过两栖登陆作战的训练”。编造他“率部进攻金门古宁头惨败而归”，“中共未将他判处军法，只因为军事上仍有价值，但是将韩先楚调在参加海南岛的战争，以备将功赎罪。”

韩先楚调动是后来的事，正因为韩将军在海南岛指挥渡海作战，表现出从陆战到海战的睿智与骁勇，后来应台湾海峡形势发展的需要，他被调到面对台湾的福州部队任要职，这都是后话。

薛岳在这“海南第一楼”的楼上凭栏远眺的时候，还想起刚才和台湾蒋介石通的电话。本来西昌失陷后，薛岳曾专程飞往台湾会晤蒋介石，要求主动撤到海南岛，以保住手下十万部队的本钱；蒋介石拒绝了。可是，几天前，蒋介石又打来电话——

“伯陵兄，海南岛有十万兵，守得住么？”“委员长，海南岛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也有十一海里，也就是二十几公里海路。我倒想见识一下共军的木船怎么撞兵舰的。”薛岳回答。

“可不能大意失荆州呵！”“委员长，抗战的时候，你让我守长沙。我打了三次长沙战役，歼灭日寇十几万，没有给你丢脸吧。”

蒋介石在电话里沉默了片刻，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话：“伯陵，不是我不叫你死守，你要坚守到最后。万不得已时，不要将那十万兵都拿去拼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薛岳有点不以为然地答：“明白。”

薛岳之所以有点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在岛上部署的环岛立体防线，再加上天然的琼州海峡，对付解放军的木船队是绰绰有余的。因而他不无自得地将海南岛上的防线，称为“伯陵防线”。

他已经不止一次使用“伯陵防线”这个称呼了。原来，薛岳奉命衔尾跟追朱毛红军长征，直至贵州，被任命为贵州省主席。他在贵阳住了几年，直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他不愿安处后方，请缨上前线抗日，在一九三八年冬长沙大火后，他接替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并兼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他坐镇长沙后，日军先后出动约四十万人，三犯湘北，企图直取长沙。薛岳在以屈原投水闻名的汨罗江布置了一条防线，以他的字号“伯陵”命名。他在此指挥了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接连获胜。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作战规模最大、战线最长和歼敌最多的战役。可以说，薛岳将军在抗日战争是立了战功的。但是，他将奉蒋介石命令固守海南岛阻止解放军渡海的防线亦命名为“伯陵防线”，不但有点凤马牛不相及，亦阻止不了解放军乘木船渡江。

薛岳在抗战胜利后，得了一个“国民政府参军长”的闲职，无所事事。至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引退之前任命他接替宋子文担任广东省主席。他到任不及一年，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广州被陈赓的大军占领，他这个广东省主席才迫不得已越海驻节海口市。固守海南岛，他才得以观赏这儿的名胜，宋代诗人苏轼等五公和唐代名将李德裕等五公都先后被贬海南岛，海口市南郊这有名的“海南第一楼”，又叫“五公祠”，就是后人专把这唐、宋五公而修建的，在这些五公之中，他特别欣赏唐代的李德裕，既是卓越的军事家，能带兵打胜仗，既大破回纥兵入侵，又消除藩镇叛乱。还两度出任宰相，后被好人朋党排斥，贬来崖州。崖州在今海口市郊。李德裕还在崖州写得一酋绝唱千古的好诗：“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用半年程。江山只恐人归去，百匝干回绕郡城。”

薛岳正在楼上吟味李德裕的佳句“鸟飞犹用半年程”时，有部下来报称：近两日琼州海峡潮平流缓，海面吹东北风，是共军帆船队渡海的上佳时机。薛岳只是应了一声：“知道了。”其心中并不以为然。帆船到底是帆船嘛！他不止一次在军事会议上讲：“军舰到底是钢甲的。帆船到底是木板的。琼州海峡不是想渡就渡的长江！”

从游览五公祠回到设在海口市内的司令部的当晚，薛岳得到空军与海军的报告：发现共军帆船队渡海，已对其进行飞机扫射和军舰轰击。最近以来已发生过好几次共军小部队偷渡，他习以为常，以为又是“共军小部队愉渡接应岛上的游击队”。他只是下令海岸各部队加强警戒。等到下半夜天快亮，他被从被窝里叫醒，得到报告称在琼北海岸发现好几处共军登陆，甚至海口市西面的澄迈湾亦有共军登陆，他还以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用木帆船能运来多少兵？！于是，他部署调集兵力，首先要消灭在澄迈登陆威胁海口的登陆部队。

就在这个时候，渡海兵团第一梯队东西编队已在琼北各登陆场抢滩登陆成功，并直扑国民党守军沿岸据点。四十军登陆部队连续攻克九个地堡群，抢占了临高山，包围了临高县城，主力向纵深推进。四十军一一八师歼灭了美台地区的守军。四十军一一九师奔袭加来国民党六十四军军部，占领了加来。真有如旋风奔袭，势不可当。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主力登陆后，抢占了才芳岭、桥头等防守据点，包围了花场港。

薛岳不敢怠慢，赶忙调集四个团的兵力开赴福山，阻止登陆部队向纵深发展，以保障海口市侧翼的安全。但早已在岛上的解放军一二七师先遣偷渡团向福山出击，协同一二八师主力将福山守军击溃，攻占了福山。至十九日下午，渡海兵团第一梯队在琼崖纵队和偷渡部队积极配合下，控制了琼北沿岸各据点，突破了薛岳的所谓“伯陵防线”。

薛岳赶忙调兵遣将，于十九日午后，命六十二军集结于澄迈地区，并命驻防海口市的三十二军二五二师向澄迈地区增援。二十日清晨，解放军一二八师在澄迈县城以北的黄竹、美亭，与国民党军二五二师师部和两个团遭遇，一二八师当即将其包围，并展开猛烈的攻击。同时，一二七师的偷渡先遣团挺进至美仁地区，抢占有利地形，抢筑工事，准备打援，保障一二八师围歼国民党军二五二师主力，薛岳到底是个老将，为解二下二师之围，命令六十二军和暂编十三师、教导师及二五二师的另一个团，火速增援美亭、黄竹，对解放军一二八师实行反包围。薛岳自以为棋高一着，不无得意他说：“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呵！据我知道，共军已没有后续船队渡海，已登陆的共军即将被我全歼。”他忘乎所以地向蒋介石报告：“已包围登陆共军”，并在海口市中心布置召开“祝贺大会”的会场。

解放军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身经百战，足智多谋，决心将计就计，趁薛岳以其主力围攻四十三军登陆部队，来一个更大的反包围，在澄迈及其以北围歼吃掉薛岳的主力。这就是有名的包围圈层层相套的琼北围歼战。取胜的关键，在于四十三军登陆梯队能坚守阵地，顶住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猛攻，另一方面在于四十军登陆的主力，能战胜疲劳，急速从琼西北东进，将进攻一二八师的国民党军大包围，由琼崖纵队协同作战。四十军接到命令后，于十九日夜间主力六个团队加来、多文地区出发，不顾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扫射，向东急进。

决战是二十一日凌晨展开的。四十军主力还在东进赶路，国民党六十二军等部，在飞机、大炮支援下，向解放军一二八师阵地发起猛烈的内外夹攻。一二八师毫不示弱，迅速调整部署，用少数兵力抗击外线围攻，集中主力于内线歼击被包围的国民党军二五二师。战斗激烈，伤亡很大，在内线攻击的解放军三八二团三营六连，向国民党军的核心阵地强攻数次都不下，全连只打剩一名排长和六名战士。副师长孙干卿直接指挥，营长刘连科用机枪掩护，排长刘万成率仅剩的六名勇士冲了上去，终将地堡逐个炸毁，攻克了阵地。打援的先遣偷渡三七九团等部在琼崖纵队三总队及独立团配合下，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轮番冲击。终于赢得了时间，让四十军主力赶到澄迈县即分兵两部北上，于二十一日傍晚抵达美亭东西两侧地区，将围攻一二八师的国民党军包围起来，形成了内外夹击的态势。战场上出现了包围与反包围、内线与外线的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双方都不敢炮战，在许多地方短兵相接进行肉搏战。解放军登陆的梯队到底是四野的头等主力，越战越勇，二十二日上午，登陆梯队与琼崖纵队的配合部队一齐发起猛烈的攻击。

这时，在海口市指挥的薛岳才弄清楚是解放军四野的大部队来了。他想起蒋介石叮嘱过不要将兵力都拿去拼了，因而担心主力被全歼，急忙命令剩余部队撤退。这次围歼战，解放军登陆部队全歼薛岳的二五二师，重创其六十二军等部。薛岳部署的环岛防御体系的核心阵地一琼北守备区土崩瓦解。二十三日早晨，登陆部队接着进攻海口市，当时占领了海口。

薛岳见大势已去，为避免全军覆灭，于二十二日下午下令全线撤退，并急电台湾火速派舰船驶来琼南榆林港和八所港，接运部队撤往台湾。薛岳下罢命令，便跟陈济棠等广东省和海南岛党政军要员，登上飞机，逃往台湾。守岛部队南逃途中大肆破坏道路、桥梁，使得七万余名国民党军在丢弃了重型装备后，得以在榆林等港乘船撤往台湾。整个海南岛战役，解放军攻岛部队伤亡、失踪四千五百余人，击毙国民党军六千多人，俘虏二万六千多人。

薛岳将军去台湾后，一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长期赋闲。一九五八年八月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九六六年起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正文第十一章蒋介石宣布重新担任“总统”，国民党进入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

蒋介石宣布重新担任总统后，国民党进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最危险的时期。

（台湾，1950年3月—5月）

如今的台北市中心，风格新颖、造型考究的高楼大厦鳞次柿比，使城市显示出现代化的氛围。这栋只五层楼面、耸有一高塔的建筑，在那些高楼群落中，已经不是最高最大最堂皇的楼房。这栋五层楼房，属于欧洲文艺复兴式建筑，楼身为钢筋混凝上结构，墙外贴红色面砖，结构严谨坚实，于一九一二年六月一日动工建造，一九一九年三月正式竣工落成。从绘图到启用，历时十三载，在当时，是全台湾岛最宏伟壮观的五层大楼。在二次大战日本占领年代的末期，曾遭美国飞机炸毁。日本投降台湾收归中国，又于一九四六年间开始按原样重建。一九四七年完工，正逢蒋介石六十岁；当时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为讨好蒋介石，将此楼改名为“介寿馆”。不久，又当作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从大陆撤到台湾时，这栋建筑仍不失为全台湾岛最堂皇的大楼。

一九五零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宣布恢复总统职务，便选中了这栋楼房作“总统府”。这栋大楼是台湾岛上最风光的建筑，可是，当时在这栋楼里当总统，可并不是风光的总统。其时，法律上的代总统李宗仁赴美国后，以治病为名，滞留在纽约，住不起宾馆，就在新泽西州买了一所木匠的普通房子，当起寓公来。中华民国政府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退迁至台湾，其总统位置等于虚悬。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名义，掌握着陆海空三军实权，这当然属于名不正言不顺，不符合宪法精神；于是，蒋介石玩弄了政治手腕，重新戴起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帽子。说实在话，当时台湾岛的形势危如累卵，也有人形容它“只是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这个总统也不是好当的，也可以算是勉为其难、苦撑危局了！

台湾岛的面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山脉占去三分之二，但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六百万。经济上，在一九四九年刚刚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可是，一下子从大陆退涌来二百多万军民，人口骤增，经济恶化，生产失调，通货膨胀极为严重。根据台湾政府当局颁布之平均物价指数，一九四九年的物价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的七千余倍。但据台湾经济界人士严演存先生计算，涨幅不止于政府公布的数字；他记得当年小贩在巷口唱：“油炸脆散子，每只八千块，要买呵，快买呀！”而抗战胜利那年，此类小食，每只不过一二毛钱。严先生说，就此项物品而言，涨幅是四万至八万倍之间！此种涨幅比大陆上的金圆券，是小巫见大巫，民众百姓，已苦不堪言。

与经济状况一样严重的，是人心不稳。当时，有过大陆上溃退经验的外省人，许多人已产生了“恐怕快完了”的心理；有的已在私下暗说“天快亮了”。有的从大陆迁台的企业家，机器设备刚运到台湾，终于放心不下，又高价雇船，将机器迁到南美去了。有的政界人士，也纷纷出走海外，如曾担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就寓居巴西；担任过东北大员的熊式辉，也滞留香港，不愿来台。

蒋介石的正统传记撰稿人董显光，对蒋恢复总统职位，是这样说的——

当然，蒋总统如复职，他所遭遇的困难自多，他如专为自身打算，自仍以引退为宜，复职后如不幸失败，不是有生命的危险，便是饱受指责，蒋总统所享受中国的尊荣已过于最高峰。今后所遭遇者或不免有下坡之事，故从个人利便的原则而论，他最好是置身局外，而避免最后奋斗的艰巨责任。

蒋介石恢复总统职务，其实也是在明眼人意料之中事。这种“以退为进”的办法，他已经在早年政治生涯中用过两次了，并不显得新鲜。这次，面对台湾岛“危危乎殆哉”的实际情况，他是像陶希圣所说，“明知其不能也要为”。

蒋介石耍了政治手段重新上台，因而格外注意各方面的反应，尤其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反应。流亡美国的政治对手李宗仁的反应，是蒋介石意料之中的。宋美龄从英文电讯中得到消息，美国各报刊刊登了李宗仁的发言人甘介侯的声明。甘介侯代表李宗仁声明邀责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位，称之为违宪行动，理由是蒋介石将总统职务移交李宗仁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平民。甘介侯向记者们问道：“一个平民怎能自称为中国总统？”

蒋介石得知，只是苦然一笑。他宣布正式复职的当日，便给李宗仁发去一封电报，通知李，由于时势与环境的需要，他已于三月一日在台北复任总统，希望李以副总统的身分在美国作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云云。李宗仁通过甘介侯作如此反应，他并不惊异。

蒋介石更为关注的是美国当局的反应。当他在三月一日宣布“复职视事”的当晚，从外交部长叶公超那儿得到报告，称美国总统杜鲁门仍将于三月二日中午在白宫宴请并会见李宗仁时，他的反应已是从痛苦而至愤怒，可是却不能对外发泄出来；他只能让叶公超嘱咐驻美大使顾维钧，要尽快详细向台北方面报告杜鲁门请李的宴会及招待会的情况。叶公超特别关照顾维钧，委员长特别急于了解杜鲁门总统是如何称呼李宗仁的，是否称李为代总统。

在三月二日上午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杜鲁门总统，他将如何并按什么身分接待李宗仁。这正是美国记者的特点，越是令人为难的问题，他们就越爱问。杜鲁门总统当时答复说：“作为中国的代总统。”当记者问到他是否知道蒋委员长已经恢复总统职位时，杜鲁门答复说，他一直没有同委员长直接联系。

三月二日这天一大早，叶公超外交部长又给顾维钩大使来指示说，如果杜鲁门的午宴是把李宗仁作为代总统而举行的，作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就根本不要参加，并向美国务院正式说明不出席的原因。顾维钩接到指示后判断，这是委员长在台北见到甘介侯攻击他的声明而命令叶发出的指示。顾维钩是一个老练而成熟的外交家，他觉得蒋介石这个要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如果顾按照指示办理，他觉得将会引起一场与美国政府之间的政治风波，会使情况对台湾当局十分不利。顾维钧还是决定出面陪同李宗仁与甘介侯去见杜鲁门，并在驶往白宫的汽车里，与甘介侯商量由甘出面介绍李宗仁的身分。当时白宫在修缮中，杜鲁门以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为总部。会见与宴会是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参加宴会的除了杜鲁门、李宗仁、顾维钧与甘介侯，还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与国防部长约翰逊。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述，“杜氏致欢迎词后，按外交礼节，应请顾大使翻译，然杜氏一反常例，却请介侯翻译，终席未与顾氏交一言。”

宴会结束后，杜鲁门总统首先步出宴会厅，李宗仁跟着出去。顾维钩正要陪李往前走时，艾奇逊忽然伸手扯住顾说：“我们在这边谈一谈。”艾奇逊并请甘介侯为李和杜的谈话作翻译。这样，顾维钩被艾奇逊拉住，与约翰逊一起在大客厅里谈话。李宗仁和杜鲁门得以避开顾维钧，在小客厅里谈话。其实，据李宗仁透露，杜鲁门也只是对其说了一些礼仪上的话。杜鲁门说，现在发生的情况他都了解，只是来日方长，劝李必须暂时忍耐，并与他保持接触。言语之间，李宗仁得知杜鲁门已决定应付现实环境，李觉得别的内容就不必谈了。但是，作为驻美大使的顾维钧被排除在李宗仁。杜鲁门的谈话之外，这显然是事先的安排。蒋介石及其在美国的亲信，对此十分恼火，然而却无可奈何。

美国人其实是对蒋介石耍了一下手腕而已。在当天晚间，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德英特发表声明说，国务院收到了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位的正式通知，美国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声明还说，关于谁是中国总统的问题是一个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的问题。

蒋介石复职以后，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面对两卜千多名高中级干部，作了一次动人的演讲，说动人，因为蒋介石作为独裁者，多年来讲话都是训人的。这次演讲，调子截然不同，听众没有受到训斥，而是蒋介石以总裁及总统的身分，作了对自己的痛定恩痛的检讨。演说要点是：（1）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3）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

蒋介石说了这番动了感情的真话，能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听他这次演讲的国民党干部，亡命海外，同病相怜，多有落泪者。

复职以后，蒋介石急切地采取措施，安定台湾局面。在人事上，他让陈诚代替阎锡山，出任新的行政院长，组织台湾内阁。重用美国人欣赏的吴国帧及孙立人。他复职前已任命吴国帧接替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复职后任命孙立人担任重要的陆军总司令一职。海军司令不变，由桂永清担任；空军司令由参谋总长周至柔兼任。并发布由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功高的老将何应钦、顾祝同等均靠边站。三军首领年轻化，也算是蒋介石对军队的一项“革新”。

四月底，他还让行政院发布紧急命令，防止官兵逃亡，规定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一律禁止；政府官员因公出国，须行政院审核批准。这一措施，刹住了当时台湾岛上的外逃风。

在蒋介石复职前后，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早在一九四九年夏秋间，当严家涂任台湾省财政厅长之时，将市制改为新台市，以从上海偷运来的二百万两库存黄金为准备，限额发行新台币二亿元。每新台市一元合旧台市四万元，每五元新台币合一美元。此项市制改革，遏制了通货膨胀，使之不演变为恶性。蒋介石还通过陈诚，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政策。在以前，台湾佃农要缴纳高达收获量的五成至七成给地主。从一九四九年底开始，搞土地改革实行“三十七点五减租”，也就是“从佃农的收获量中减除肥料等实际费用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余则由地主与佃农各分百分之三十六点五的平均分配方式。”在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和抗战初期，中共都曾促使和希望国民党政府实行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但都遭到蒋介石反对。亡命到台湾之后，痛定思痛，尽管为时已晚，还是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蒋介石这些措施，对于发展台湾经济，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在治安方面，蒋介石的措施更为严厉。除了上面说的实行出入境管制，同时，禁止集会、游行、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管理书刊出版。是共产党人者当然枪毙。左倾或者有些牵连者也是长期坐牢或甚至枪毙。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或用麻袋捆扎，不必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无辜受害者不计其数。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叮，是枪毙人的刑场；在那些岁月，频频传出枪毙“匪谍”的枪声。那时的大逮捕大屠杀，令人恐怖异常。

就在蒋介石复职视事的一九五零年三月间，发生了震惊全岛的台湾最大两企业台糖、台电事件。台糖公司的总经理沈镇南、人事室主任林良桐被枪毙，部下多人被判刑。沈镇南之罪状，据说是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资让共党来接收；准备以台糖铁路供共军登陆用。但熟悉沈镇南总经理的人，没有人相信他会是共产党。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钰及一个职员严惠先也均被枪毙。刘晋任的罪状闻说是：（1）其于在台大因参加左倾团体被捕，刘保释出狱后纵之赴大陆。（2）随翁文灏投共的台电董事长陈中熙曾经有信写给刘。（3）严惠先于大陆失守后滞留一个时期方来台，有通共嫌疑，而严住刘家，刘对之甚亲，有以女许之的谣言。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台糖、台电的案件，根本还构不成什么罪名。台湾这两大公司的总经理们，只是被当局寻一个借口枪毙而已。为什么要枪毙他们？主要与他们的顶头上司有关。当时主管民国公营事业的资源委员会正副主管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先后投奔了大陆新中国。而台湾公营事业的主管均系翁文灏等委派，或追随甚久，对翁、钱、孙之向心力甚强。钱昌照、孙越崎从香港起义到北京后，受到新中国重用。担任过行政院长的翁文灏，在撤出大陆时不愿跟随蒋介石而寓居香港观望形势。台湾当局请翁由港来台，如不欲来台，由经济部长刘航琛致赠美金五万元，请翁赴法国研究及讲学，以免翁文灏北上投奔新中国。翁文灏到法国，住了一年多，思乡心切，向往新中国，终于叶落归根，辗转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的热烈欢迎。当时台湾当局深恐台湾公营事业的高级主管人员受钱、孙、翁等的影响，特以最大的糖、电两企业开刀，杀鸡给猴子看。

当时台湾当局还称破获中共地下组织，如吴石案、蔡孝乾案、《新生报》董事长李友邦案等，一九五零年上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连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同窗，竟然也被课以“掩护匪谍”罪投进监狱。

对大陆，蒋介石向国民党空军提出了“攻势防御”的要求，加紧了对东南沿海城市、港口和船只的轰炸。由台湾起飞的作战飞机到舟山群岛定海机场加油后，其航程可达华东乃至武汉。在一九五零年一二月间，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及华东沿海港口连续轰炸，以破坏大陆的国民经济恢复，并阻挠解放军三野部队向华东沿海集结船只。二月六日，在有名的对上海的“二六大轰炸”中，国民党空军机群分四批轮番轰炸发电设施。炸死炸伤上海市民一千四百多入，使上海电力丧失百分之九十，多数工厂停产瘫痪。使蒋介石恼火的是苏联空军协防上海，斯大林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于一九五零年二三月间派出一个空军师到上海、徐州担负内地防空任务。该师装备了米格15和拉12飞机共九十九架。当时，先进的米格喷气式飞机在上海机场出现使国民党军十分惊慌，国民党空军连续被击落五架飞机，从此，已不大敢进入上海地区。一九五零年五月，解放军空军在南京组建空军第四混成旅，终于有了一支可以配合陆军作战的空军力量，五月间，可以用于侮上作战的华东海军第四舰队也在上海组建，装备了大型坦克登陆舰10艘，中型坦克登陆舰9艘。大批的船只也在浙东、苏南沿海集结。

蒋介石已经得到消息，解放军三野陈毅、粟裕部队正积极准备对舟山群岛的登陆作战。正在这时，五月一日传来消息，林彪四野部队已全部攻占海南岛，薛岳十万守军只撤出三分之二。蒋介石判断解放军将以陆海空三军发起对舟山群岛的攻击，其打击力量势必大大超过海南岛作战。国民党部队在舟山的守军有十五万人，是国民党仅剩的陆军部队的三分之一，亦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如再蒙受重大损失，守卫台湾就更加困难。

五月十一日，蒋介石给在舟山的国防部副参谋总长郭寄峤、浙江省政府主席兼舟山群岛防卫部司令官石觉写了亲笔手谕，部署秘密撤退，规定“明（十二日）晚间即应开始登舰，井期于本月十五日至迟十六日上午，必须完成全部工作”。

十一日晚二十一时，蒋介石在上床睡觉之前还觉得不放心，又动笔写了一条手谕要舟山撤退注意灯火管制：“想起各运舰灯火必须一律管制与熄灭灯光，千万注意实施为要。”

五月十三日，舟山撤退秘密开始，守岛的国民党军十二万人分批登船，同时把岛上两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拉上船运往台湾，并炸毁了岛上的重要设施。花费了四千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也被彻底炸毁。

五月十六日，解放军发现国民党从舟山撤退，立即以三个军的部队渡海，十六日占领了舟山本岛。

海南岛失守，舟山群岛撤守，毛泽东的下一步棋就是进攻台湾岛，台湾顿时进入战时状态。台湾是不是守得住？已经成为台北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的话题。有人说，三百年前荷兰大鼻子都抵挡不了郑成功的海师，从大陆溃败下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能够确保台湾吗？！台湾岛上，沉浸着一片悲观与惶恐的气氛。

一九五零年的六月，国民党进入它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就是《中央日报》的社论也在大声疾呼：“我们国家实在已到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也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而蒋经国主持的政治部，发动各部队歃血连盟，“誓死效忠领袖”，要做到“成功成仁誓为国死”。

蒋介石为了台湾防卫，从日本请来军事将校一批，其中包括前日本华北派遣军根本博中将。蒋还亲自跟日本将领去澎湖察看，商讨防卫计划。

六月五日，蒋介石在“台湾保安司令部”官兵大会上宣布由吴国帧任台湾保安司令，彭孟缉任副司令。蒋在大会上向官兵们训话，声称防守台湾已完成集结兵力，军事上已无问题，关键在于能否维持台湾的治安，必须组织民众肃清中共地下人员，才能守住台湾，“光复大陆”。

蒋介石接着又开杀戒，杀了几个大人物以镇压人心。先以通共罪枪毙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和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中将，接着，又以通共策反汤恩伯罪，判处原浙江省主席陈仪死刑，执行枪决。

正文第十二章蒋介石要用陈仪的头镇压人心，汤恩伯只好在家设灵堂祭奠

蒋介石要用陈仪的头镇压人心，谁劝都挡不住。汤恩伯只好在家设灵堂祭奠。

（台北市，1950年6月18日）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八日这天，闲居在台北的三峡乡寓私宅中的汤恩伯，像往日一样，因心绪十分不佳醒得很早。他习惯地打开了收音机。播音员在播送了当日天气消息后，接着播出了当天官方宣布的新闻——

抗战胜利后，奉命接收台湾，并曾充首任行政长官的陈仪，因勾结共匪，阴谋叛乱，业经军法审讯终结，依法判处死刑，定于今（十八）日执行枪决。

汤恩伯觉得有人往脑门猛敲了一棒，嗡嗡直响。他顿时惶惶惚惚，如丧考妣，脸色骤然煞白煞白，一会又泛青，心情沉重又麻木。他连播音员接着宣布经过情形也听而不闻。好一会儿，才又听清了播音员的声音——

陈仪当时任浙江省主席，受匪谍及一股投机分子的包围，竟忘恩负义，背叛党国，为了保全个人既得利益，阴谋出卖京、沪、杭，导演江南局部投降，迎接共匪渡江。他曾亲笔写下有关投降的准备工作八项和投降条款五条，于（民国）卅八年元月卅日和二月一日，先后派他的外甥丁名楠及旧属胡邦宪去煽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将军，劝他停止军事行动，与陈共谋早日实现局部投降。汤恩伯将军以陈仪身为高级官吏，担负地方重任，不思竭智尽忠报效国家，挽救危局，居然勾结匪党，煽总部队叛变，实属罪大恶极，此时若不坚持口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将私人情感关系置之度外，革命事业前途实在不堪设想，遂不顾一切，采取断然处置，将陈逮捕，转解来台，支付军法会审。

汤恩伯听了，既是痛苦又有愤怒，现在已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陈仪的案子，其中有许多曲折的过程，怎么就简单他说成是他汤恩伯“将陈逮捕，转解来台”呢？！当初汤向蒋告发陈，蒋介石是许过诺言，即保全陈的性命，由汤奉养其天年的呀！

陈仪和汤恩伯，一是浙江绍兴人，一是浙江武义县人，虽说姓氏不同，他俩的“父子关系”在国民党部队是众人皆知、并传为美谈佳话的。汤恩伯原名克勤，出身于贫苦农家，早就有从军报国的志向，而苦干无门径可循，正逢素不相识的陈仪在浙江担任浙军第一师师长，汤遂寻上门去向陈仪作毛遂自荐。陈一眼看中，满口应诺，出面负责保送并资助各项费用，送汤去日本深造，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这就是汤陈之间最早的一段渊源，陈仪家兄弟辈虽众多，却无子嗣，仅收养过一个侄女，由陈的日籍大大扶养长大，后来出嫁离家。陈仪常是一人独处，甚为孤独，因而将汤恩伯视为义于，汤恩伯亦以义父之礼待陈。据说，因陈有恩于汤，“恩伯”二字即为纪念陈的恩泽而起的名字。汤恩伯在日本学成归国时，陈仪亦由孙传芳的军阀部队，投入北伐军阵营，甚受总司令蒋介石之器重。有了与蒋的这段因缘，陈仪又向蒋介石举荐汤恩伯。汤乃获得机遇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并担任大队长。在军校中又深获担任教育长的张治中赏识。张治中亦极力向蒋介石举荐汤恩伯。因而汤从军校毕业后，正式步入带兵官阶段。此后，由旅长而师长军长，为军团长，以迄方面统兵大员，成为蒋介石最忠实干部与极信任的将领。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中有“军中三杰”之称；此三杰人物，即指陈诚、胡宗南与汤恩伯。汤恩伯之从学就业，乃至后来在部队中扶摇直上。饮水思源，陈仪从中汲引与举荐是非常关键的因素。陈仪性格耿直，敢在蒋介石面前讲真话，甚为蒋介石所赏识。因而汤恩伯对陈仪，尊礼亦无微不至。汤对陈，敬呼“先生”而不称名，亦不及姓，数十年如一日。

陈仪在蒋介石手下，任过军政部次长、福建省主席，抗战胜利又首任台湾行政长官，再转任浙江省主席。自汤恩伯亦在军中担重任后，两人都各有所忙，军旅匆忙，只是偶尔相见，汤恩伯执礼如；日，但他俩既不共事，又不同住；汤恩伯对陈仪的思想变化井没有深刻了解，陈仪对汤恩伯的品性为人亦无深切感受。

陈仪在台湾担任行政长官期间，曾发生过震撼中外的“二·二八起义”事件，不少人将屠杀台湾同胞的罪责，都推到了陈仪身上，使陈仪感到十分委屈与痛苦。日本投降时，台湾人民确实欢迎回归祖国。但因接收人员营私舞弊、贪赃在法，上岛部队违法乱纪，乘机掳掠；引起了台湾人民反感与愤怒，为官一向廉洁的陈仪素重纪律、军容，坚持要撤走驻台湾的破烂叫化兵。陈仪说，我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决不会仇我。因而，“二·二八事变”发生时，陈仪只能靠一点要塞部队及少数机关警卫，勉强维持省政。以后镇压部队二十一军在基隆、高雄登陆，对民众进行血腥镇压，陈仪反而受指责屠杀台湾同胞。

陈仪从台湾卸任回来，尚未主浙，闲居上海，读了许多书，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上海共产党的地下刊物《文萃》刊载了一篇《台湾真相》的文章，他读后深受感动。文章作者根据其亲身经历分析了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及经过。文中说陈仪昏庸，用人不当，发现吏治不规，又顾全面子，不敢声张，致使台湾人民深受其苦，所以说陈仪该负有一定责任。但造成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视台湾人民为匪，一味欺压、盘剥的结果。事变后，又派军队到台湾各大城市挨门逐户，屠杀台湾同胞，这个罪责应由反动派承担。文章说是非应明，罪恶各有所归，不能让陈仪代人受过。陈仪读后，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不胜感慨他说：“共产党有事有非，责任分明。国民党和老蒋无是生非，自己犯下滔厌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脸上涂擦。”

不久，陈仪到杭州出任浙江省主席。他主动与共产党员联系。上海地下党请参加过同盟会的武昌起义的国民党反蒋人士陈铭枢先生到杭州与陈仪见面。为说话方便，陈仪避开闲人，专请陈铭枢一人共进晚餐，他俩开门见山地谈到反蒋。陈仪说：“你们反蒋早，这条路走对了。”

陈铭枢说：“你现在反蒋也不迟嘛。”

陈仪力主通过共产党的关系，才有力反蒋。

陈仪担任浙江省主席不久，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将特务头子毛森率戡乱大队在富阳逮捕的一百多名嫌疑犯，作无罪释放；其中数十名“要犯”交宫阳父老具结领回，只留了十余名“证据确凿”的要犯交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慎重审讯。毛森闻讯后，与陈仪力争。陈当面申斥“谁教你到富阳生事？”毛答：“逮捕共匪，安定后方，不是生事。”陈斥责说：“富阳父老来省控告你偏听勘乱大队的谎言，任意捕人，且罪及家属，抢劫人民的财产，怎么不是生事？”毛森无话可答。陈仪释放了这批青年后，下令将毛森所率的五个勘乱大队全部解散。担任浙江省警察保安处长的毛森一气之下，递上“请假一个月养病”的呈文。陈挥笔一批：“辞职照准”。

不久，杭州《东南日报》记者访问陈仪，记者问：“全国正在戡乱救国，浙江有什么准备？”陈答：“我这次来浙江，准备在建设方面多少替父老尽点力。浙江无兵可调，仅有五个保安团，枪械陈旧，子弹缺乏，怎样勘？船到桥头自然直，勘什么？浙江青年都是故乡优秀子弟，哪个是奸党？我一生从来没有为故乡做一件好事，现在用余年为故乡服务……”好心人看了报，直为陈捏了一把汗，劝陈不要把“帽子”弄红了，妨碍工作。

陈说：“浙江是我故乡，谁也不是匪。”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一生很少说过良心话，现在应该说点良心活。死生祸福，早置之度外。”陈仪为人耿直，自认为要说的话，必吐为快。

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宣布引退，并要经杭州回溪口。陈仪专程从杭州赶去南京迎接。蒋的专机降落杭州后，只在宽桥机场空军俱乐部逗留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一早就飞回溪口去了。陈仪亲眼目睹了蒋介石沮丧失落的神情。蒋介石引退后，陈仪默察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以人民利益为重，决心准备起义，希望浙江省能像北平、天津一样，和平地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不遭破坏。他还考虑通过他与汤恩伯的特殊关系，让苏南地区和上海市人民同浙江一起免受战祸，他决意策动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起义。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陈仪吩咐其外甥丁名楠：“你去上海走一趟，把信交给汤恩伯，你到他家里去，已经替你联系好了。”

陈仪告诉丁汤恩伯的地址后，交了一封短信给丁转汤，信中只说丁是其外甥，到上海“晋竭崇阶，请予延见。”在另外一张不大的纸片上，开列了五条及八项，分成甲乙，没有上下款，也不具名。五条内容如下：

（甲）一、尽先释放政治犯。

二、保护区内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

（乙）一、约定地区在区外停止，暂不前进。

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月内改编原有部队。

三、取消，给予相当职位。

另外八项的内容是——

一、军队宜紧缩。

二、待遇宜提高。

三、驻地宜规定。

四、军风纪严肃。

五、沪防御工事宜停止，已征集之材料，酌量归还。

六、营房宜多建。

七、征兵宜减少，或竟停征。

八、军事机关宜紧缩，事权须统一。

丁名捕当天到上海，住在表姐陈文瑛家。第二天为农历除夕，丁在傍晚接电话约定时间，到蒲石路汤恩伯家与汤见了面。俩入单独在楼下一个大厅说话。了说明来意，把信及另纸开列的五条及八项交给汤，还在口头上转达了陈仪嘱咐要汤开放长江渡口的要求。汤恩伯说，他左右蒋介石的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并表示不日去杭州面谈。

陈仪久候了一个星期，仍未见汤恩伯到杭州，就再次让丁名楠持其亲笔信去上海，信内容有两个：一、介绍胡邦宪（后改名胡允恭）去见汤，二、要他委任丁名楠为秘书。陈仪这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恩伯弟台如握：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与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名楠奉告，并希台洽为荷。顺颂刻安。

仪手启。

一月三十日夜。

再为办事便利计。请由弟处予丁名楠以秘书名义。

丁名楠第二次到上海与汤恩伯单独见面，汤劈头就说事情太忙，未能去杭州，表示歉意。汤看信后，听丁介绍了胡某人的情况。汤说欢迎胡先生来见，随时都可以。（胡为中共地下党员。）汤并同意委任了为秘书，还说委令不久就能发下。了转述陈仪要汤多住上海、少去南京的嘱咐。汤则对丁发了一通牢骚，抱怨解放区电台经常斥责他是“战争罪犯”。

以上所引用陈仪所列五项、八条及亲笔信，在枪毙陈仪的那两天，曾作为罪证影印公布原件于台北各报纸。从这些文字分析，陈汤之间除了原有的亲如父于的关系之外，起码还存在过商量，否则不会毫无铺垫与默契，就如此直截了当地开列这些条件的。细察当事人胡允恭（即胡邦宪）前些年所写的回忆材料，证实了在陈仪开列这五项八条之前，陈汤之间讨论过反蒋举义，不仅汤恩伯赞同反蒋起义，而且胡允恭在劝陈仪注意安全要防着汤恩伯时，陈仪说出过他来浙江是汤的劝告，反蒋是汤先提出来的。胡允恭在《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一文中有载——

陈十分焦急，便派他的外甥丁名楠执信去见汤，要我也去见汤恩伯。我到上海后，探听到汤恩伯的确实态度，遂决定不去见汤，并连夜回杭州，向陈仪说明事情发生了变化，请他从速采取措施以策安全。但陈表示怀疑，他说：“恩伯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简直就是我的儿子，志安坊的房子就是他送我的。这次我来浙江，出于他的劝告，反蒋是他先提出来的。”陈仪认为他们相交甚深，对此已不止谈过一次，汤如果不赞成，完全可以直接向他提出，不至于出卖他。陈仪甚至认为这消息可能是毛森的造谣。

我见陈不相信这一消息，十分着急，便去见沈仲九先生。沈是参与这一活动的，且为人谨慎细密。他考虑了一下，也不置信，因为他是深知陈和汤的历史关系的。他又加以解释说：“汤和蒋的关系完全是公洽介绍的。（陈仪字公洽）他们关系至密，反蒋是他们共同的主张，试问汤何故中途要卖友呢？”

尽管反蒋是陈汤共同的主张，反蒋还是汤首先提出来的，待蒋介石引退，陈仪真要实施反蒋举义时，汤恩伯退缩了！

汤恩伯不但退缩，而且将陈仪出卖了。汤拿到陈的亲笔信函以后，决定要派人拿此信函去奉化向蒋介石报告。派谁去呢？汤恩伯找了毛森商量。毛森向汤推荐了毛人凤。毛人凤是蒋介石的亲信，原任军统局长。李宗仁担任代总统后，撤掉了毛人凤的职务，改派徐志道为局长。毛人凤仍担任着蒋介石的黑市局长。晚年旅居美国的毛森，不久前曾经撰文缕述《陈仪迫汤投共始未》，谈到请毛人凤代汤去见蒋的情形，引载如下——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他（毛人凤），乃建议由毛人凤代表去奉化请示。汤认为十分恰当，立刻同意。

我偕毛人凤见汤，汤即面告陈仪要其投共经过，并将陈给他的信件一并给毛。汤的唯一要求，即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并表示对蒋公决尽忠到底，不听李宗仁屈服命令，尽力装运物资去台湾，坚决反共，作战到底。

为表忠心，在此段时间，汤恩伯将家眷也送去了台湾。汤恩伯派一架专机送毛人凤去奉化溪口面报蒋介石。当日，专机很快折回，奉蒋介石之命接汤恩伯去溪口。蒋介石见到汤恩伯时，问汤对此事的意见。汤答：“国家大事，义不询私，自应以领袖之意见为意见。”不过，他又说，他和陈仪的关系，素为蒋所知，在不妨碍蒋及政府的威信之下，仅希望能予陈以善终天年之恩耳，蒋介石当时毫不迟疑，立即授汤以处理陈案之全权，并责其提出继陈出任浙江省主席之入选。汤恩伯提了三个人，蒋介石圈定了周磐。按行政程序，换省主席需行政院长孙科召集会议发布改组浙江省府命令。经过商量，由汤恩伯先发表周碞为杭州警备司令，俟防务接管与部署妥善后，再发布周接陈省主席命令，届时仍让陈仪自行办理交接，以不露破绽。二月十六日，《杭州日报》发表陈仪免职周碞主浙的消息。中共地下党胡允恭立即见陈。意图证明汤恩伯出卖他是实。陈依然不相信，并说：“我刚才同恩伯通电话，他说，这件事（陈仪免职）事前他完全不知道，请我迅速移交到上海详谈。”陈仪还宽慰胡说：“老蒋日暮途穷，各省主席都要换有实力的军人，何足为奇呢！”

陈仪在杭州交卸职务后，收到汤恩伯转来一件蒋介石安慰陈仪之电报，电云：“汤总司令转公洽兄，交卸后务请来溪口一谈。”

陈仪接电报后，不屑于去溪口见蒋介石，乃乘车去上海会汤恩伯。陈仪一回到上海，便失去了自由。先是被软禁于志安坊家中，陈仅来得及乘间隙示意亲属通知沈仲九、丁名楠等有于系的人躲避逃去。陈仪自己通过某外国朋友，密购两张飞港机票，无奈被汤恩伯之耳目觉察，未能逃脱。汤恩伯乃向溪口报告陈仪欲逃之事。蒋介石甚为恼怒，遂令将陈仪正式扣押。扣押地点，就上海、重庆、衢州三处任陈选择一地。陈仪选了衢州，大约因为俩州为汤恩伯所兼之衢州绥署主任所在地，生活可以得到照应。在国民党军败退出大陆前夕，表面上去征求陈仪同意迁往厦门，实际上飞机直飞台北松山机场。陈仪对台湾是够熟悉的，飞机到后，他已明白置身何处。到台湾后，他情绪为之一变，对任何人不再发一言一语，终日如一老僧缄口入定。陈仪在台湾，被囚禁于基隆要塞司令部，汤恩伯本人不便去探望，特派心腹陈大庆携带日用品去问候。汤本以为陈仪可以这样颐享天年，不料一九五零年六月，台湾危殆的时刻，蒋介石下令审判陈仪。汤恩伯闻讯，深知不妙。

汤恩伯急往台南求见蒋介石，侍从传话来说，蒋已经去台中，等杀陈之后，才能接见。汤恩伯号陶大哭，四处求人营救。大家都搔头表示无能为力。汤拜托当时曾在上海共患难有三剑客之称的谷正纲、雷震、方治，还拜托原上海市长陈良等转求缓颊。雷震说：老头子要杀人立威。谷正纲等认为：蒋要用陈头镇压人民，都认为陈仪死定了。汤恩伯又请毛人凤求蒋遵守诺言，饶陈一命。毛人凤特地来汤府复命说：“天威难测，我已经恳求过了，没有用。”当时任参谋次长的蒋介石亲信林蔚，与陈仪、汤恩伯私交极密，林蔚在台掌握实务，亦在蒋面前全力救陈，都遭蒋拒绝。

六月十八日这天早上，八九点钟以后，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刑场，突然变得格外热闹起来。民众越聚越多，当局不得不出动警员来维持秩序。马场町这个地方，自从民国政府迁台以后，就变成了南京城的雨花台，是当局枪杀囚犯的刑场。尽管近半年来经常枪声不断，但是从来也没有涌来过如此多的看热闹的民众。早上电台与报纸宣布枪毙陈仪，大家闻讯纷纷赶来。据统计，人数至少也有好几千人。《中央日报》第二天报道说有两万人之多！有的人还带了吃食来，自早守候至傍晚，来的人可以划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多是些台湾人，因为“二·二八事变”发生在陈仪主台时期，他们将屠杀台湾同胞的罪过算在陈仪的头上。因而有人甚至带了鞭炮，准备行刑后燃放庆贺。这些人的确是出于对陈仪的误解。另一部分人认为陈仪是难得的“廉吏好人”，认为他做了一辈于大官，当过闽台浙的封疆大吏，可是一生无儿女也无身外财产，其操守廉洁及敢于仗义执言，是众口赞誉的。这些人认为陈仪罪不至于死，奈何以死刑之？！他们是准备跑来为其一洒同情之泪的。

那么多来马场町观看行刑的终于上当了！陈仪早于十八日凌晨一时被押赴刑场执行，开了两枪毙命。数小时后当局发布新闻。就是汤恩伯在私寓听到厂播时，陈仪已早不在人世了。毛森在美国写的文章，对于陈仪被处死后汤恩伯的归宿，亦有记载——

陈仪被处死后，蒋始召见汤恩伯，汤垂泪无言，蒋似余恨未消，训汤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许设立牌位祭奠。汤在家原为陈设立灵堂，祭奠尽孝，受蒋斥责后，只得含悲忍泪，焚牌除灵，从此落落寡欢。汤本有十二指肠溃疡病。据医言，情绪忧郁时，将增剧病情。他确病情日增，亲友劝其去美就医，因筹不出费用，即在日本草率动手术，竟死庸医之手。溃疡本不算严重的病，故有人怀疑系被日人害死的，因汤是抗日名将，互相杀伐，日医可能有亲属死于战场，记恨于汤，趁此报复。据动手术时在场目击者称：汤似痛苦不过，虽然上了麻药，仍图挣扎，日医用力揿住，直至力竭而死，岂非日人谋杀那？……

正文第十三章蒋经国派李次白到上海试探国共合作，陈毅说：“让台湾烂下去吧！”

蒋经国秘密派李次白到上海试探搞国共合作，陈毅答复说：“让台湾烂下去吧！”

（高雄—上海，1950年5月—6月）

一九五零年五月初，台湾的天气已经十分热了，而民众的情绪这几天又骤然凉了许多，在高雄市“凯歌归”饭店，几位常来的顾客，正在私下低声惶然地议论“国军丢失海南岛”的话题。

本来，自去年冬重庆失守，已经半年过去了，至少再没有听到什么丧师失地的消息，似乎台湾局势已经渐趋稳定。不料五月开始，《中央日报》又传来“国军大捷，歼匪逾万而撤出海南岛”。那几个顾客在悄声议论，金门古宁头大捷时说“共军不诸海战”，如今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也被其攻下，剩下的台湾岛，为时还会长吗？！

“凯歌归”饭店的老板李次白，五十左右年岁。他虽然也看了报，却装着没有听见顾客的议论。他是黄埔军校出身的老军人，刚才从报上看到有关海南岛失守的消息，特别是蒋经国以总政治部主任身分出席政府发言人茶话会所作的阐释，不禁哑然失笑。蒋经国说——

由目前的形势看来，自从国军撤出西昌之后，海口已失去了（跳板）的作用，同时，我们反共抗俄的最高策略，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巩固以台湾为主的据点，准备反攻大陆。所以军事力量的分散，就是战略的失败。在过去政府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在海南岛布置必要的防务，所以海口的放弃，就是基于全盘战略的要求而决定的措施。

李次白心里明白，守不住就是守不住，打了一个礼拜守不住海南岛，却还偏偏要堂而皇之他讲大话。真如蒋经国所说，西昌失陷，“海口已失去‘跳板’作用”，何以薛岳部队未在西康陷落之后，主动撤退？而要拖到林彪大军抢滩登上海南岛，才仓皇出走？

李次白只是在心里嘀咕而已，没有附和参与这几位常客的议论。

这几位常客刚出门不久，“凯歌归”饭店门口驶来一辆军用小车，下来了三位不速之客。老板李次白赶忙迎了上去，其中有两位他认识，是他在大陆黄埔军校六期的老同学，如今跟着蒋经国，官运亨达，分别担任陆军司令部和战车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寒暄介绍之后，李次白得知，为首的一位是蒋经国属下的厅长胡伟克。

刚一就坐，胡伟克就开门见山，讲起了形势：“实不相瞒，目前党国的处境非常困难，而美国总统杜鲁门乘人之危，说什么‘不予蒋保护’，任其自生自灭。美国人要看蒋总统的笑话。目前我们如在火山之巅。经国主任既被倚长城，当然更加深感不安。”

那两位老同学向李次白亮了底：“次白兄，令妹是陈毅的大嫂子，这就是请你和共产党对话的资本。你如能出山，到大陆走一趟，就等于救了我们的性命。不，应该说是整个党国的命运。”

李次白十分惊异：“我……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吗？！”

胡伟克说：“李兄，你虽说脱了军装，也还是黄埔子弟。我们从台北专程来找你，当然是希望你能为党国效劳。”

李次自没有理由拒绝。

蒋经国受蒋介石委托，五月三日飞赴舟山群岛为国民党守岛部队撤出舟山作调查摸底，回到台北后，就召见了李次白。

蒋经国对李次白说，“李先生，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幸金门一仗，全歼抢滩登陆的共军，显示了国军潜在的威力，尚不容小看。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

李次白只好说实在话：“此次若去的话，能不能达到目的，说句实话，我心中没有谱，我当然是尽力去争取就是啦。”

李次白应允之后，蒋经国竟又说：“李兄，这次请你出马，并非我的意思，而是胡伟克他们三位的设计，以后诸事均直接由你与胡联系。”

李次白听了，心中甚为不满：蒋经国既要搞国共接触，又不敢承担责任。但他没有将不满表露出来。

他们答应，在李次白奔赴大陆期间，给李的家属发放生活费。

既已受命，就不能不去。这趟使命真使李次白叫苦不迭。他告别了妻子家庭和经营了数年的饭店，于五月下旬乘船离开台湾。当轮船穿过海上驶往香港，他在甲板上凭栏感慨有如波涛。他跟汤恩伯一样，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甚为教育长张治中看中，本来也有飞黄腾达的前程，但因为哥嫂是留学法国的中共党员，自己的妹子又嫁给陈毅的胞兄陈孟熙，连他自己也被认为是中共党员。可怕的株连，使他整个上半生处于颠沛流离的厄运之中。抗战胜利，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也给他带来新的希望。岂料谈判之后，战火又起，蔓延全国，他灰心丧气了。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他脱离了军队。渡海跑到当时还没有战火的台湾，在高雄开设了“凯歌归”饭店，弃戎从商，脱离政治纷争的旋涡，只盼后半生能安身立命。现在，又因为他与陈毅的亲戚关系，突然被蒋经国选中“出使”大陆。李次白非常清楚，自己又将被卷入政治之中。自己虽有一点利用价值，但能不能如愿以偿，也不好说。只是，他也能藉此机会到大陆看看虚实，探访亲友，看能不能安身立命。

一九五零年五月底的那几天，陈毅市长的情绪特别好，正好是他从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手中接管市府政权整一周年，而且毛泽东数日前来电，请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开会之前，于六月一日来中央一次，毛泽东说，“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

他跟秘书叮嘱，到北京去跟毛主席见面之前，要剃一次头，整一下装。毛泽东说的“有些问题”，是指上海在最近几个月面临的经济关系及政治关系十分严重的局面已经基本度过，毛泽东和中央对此十分满意，高度评价了陈毅作为市长在上海取得的成功经验，即将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就是要讨论争取国民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及调整工商业政策的问题。

在这年二月六日国民党飞机大轰炸造成的灾害基本度过以后，三、四、五月的这个春天，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春天，经济战线上又发生了大的矛盾斗争，陈毅作为资产阶级最集中的上海市市长，处在了风口浪尖之上。

三月份，为彻底扭转十多年来通货膨胀失控局面，中央实行财经统一，物价开始稳定并有大幅度下降。物价一降，人们愈不慌买东西，通货膨胀促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了，产品滞销，企业家蚀本严重；数月前认购的公债倒反升值，增加了缴款的困难，加上国家加紧税收，资方负担加重，严重的经济危机开始威胁上海。二月份关厂五十三家，关店三百四十九家，劳资纠纷五百九十二起。工人店员发不到工资。国家补税增税的款子收不上来，资本家哭穷的、赖帐的、自杀的、假自杀的都有。大企业家刘鸿生诉说：公债买了十几万份，现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办不下去了，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每天上海都有厂店倒闭。资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围，有的资本家就煽动：“我的钱都交税买公债给政府拿去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厂分店，甚至发生了抢糕点铺、游行请愿、撕毁领袖像等事件。

事态确实十分严重！

陈毅特地向即将赴京参加全国统战会议的上海市委统战部干部瞩咐：

“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支平衡，这是人民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是，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现在阶级关系紧张，你们去北京开会，就要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三月份上海税额增至五千亿，但实收税额竟达五千八百亿，超额百分之十六，显然用力过猛。个别税务负责干部主张“查帐重罚”、“鸡蛋里头挑骨头”，甚至说：“什么政策不政策，把资本家搞光了也没有关系，迟早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企业收过来的！”

陈毅听了，十分愤怒，对此进行了严厉的尖锐批评：“强征苛索，挤垮人家，这不叫社会主义，叫‘左’倾幼稚病！过去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党合作抗日、合作反蒋，现在人家不跑掉，合作恢复经济，凭什么挤垮人家？这叫过河拆桥，叫做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拥护。政治上很不利，经济也会造成很大破坏，马上会鸡飞狗跳，社会大乱！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引号中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党历史上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上海的局势使陈毅感到有必要由他亲自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报告要求减缓税收公债。他思虑再三，对报告怎样写心中感到无把握。这样做是不是代表资产阶级呢？据他自己说，“搞得很恍惚，精神搞得很不安。”但是，经过思想斗争，他最终还是认定：“讲真话，天不会塌。”

于是，从三月十二日起，到五月十日，陈毅亲笔起草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前后连续发出了六份反映上海困难情况和意见的电报。在这期间，他与谭震林在上海连续出席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听资本家“踊跃诉苦”。他们并认为资方所提出的要求政府以代纺代织和改进税收具体方法的意见，应适当考虑。他在五月十日的第六封电报中，请求依据实际情况将六月份上海征税额从四千亿减为三千亿。

毛泽东亲笔拟写复电曰：“五月十日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减税问题“待研究后由陈（云）、薄（一波）答复。”并告陈毅六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于六月一日来中央一次。”

至此，严重局面已基本度过了。减税得到同意。五月份国家给上海私营纺织厂的加工数比三月扩大一百多倍达六万匹，商业申请开业复业的已有四十多家，估计六月份要复业的将接近三百家。

陈毅在五月底应毛泽东之召赴京前，痛痛快快地剃光了头，看上去容光焕发。正当陈毅在准备赴京时，他在上海的胞兄陈孟熙来电话：“我的妻兄李次白近日从台湾绕道香港过来了，想去你那儿拜访。”

陈孟熙是陈毅青少年时相处很好的胞兄，俩人一同乘坐“麦浪”号货轮赴法国留学，在法国也曾经同在一个工厂做工。后来孟熙归国进黄埔军校，为五期学员，于北伐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川军中任少将，在解放战争中卒部起义，上海解放后，孟熙作为起义将领被安排在上海工作。孟熙觉得此次李次白来事关民族统一大业，应该安排同陈毅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陈毅听说有亲戚从台湾来，欢迎孟熙领来家里作客。陈毅亲自搬椅子，拿香烟水果，热情地招待。话归正题后，盂熙说：

“次白这次来，是有任务的。”

陈毅心中一怔：“什么任务？”

李次白言明：“台湾要我给你谈国共合作的事，共走美国两党制民主的道路，最低限度要求不进攻台湾。”并希望通过陈毅将此意转给北京方面。

陈毅听了，颇觉意外。他对党内情况及台湾海峡的形势最为了解，这是最敏感的问题。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如何渡过台湾海峡进攻台湾已是中央军委及他所负责的华东军区研究的重点。在江浙沿海，担任渡海攻台任务的第七。第九兵团部队正在开展海上大练兵活动，华东海军部队则逐个攻击浙东国民党军所占的岛屿，为大军船队南下福建扫除航道上的障碍。日臻壮大的空军装备了源源运至的苏制飞机，已威慑得国民党军飞机不敢再进入上海地区。对台湾的情况，陈毅也十分了解，自海南岛被攻占及舟山撤守，台湾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相当大一部分党国要员对防守台湾根本不抱希望，争相逃往海外。蒋介石在大陆时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台柱与亲戚都离去了：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当了寓公，国民党第二位头目李宗仁飞美后称病不归。连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大一部分自奔海外或寓居香港。当他得知原大名鼎鼎的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竟不顾上将之尊，跑到印尼当了华侨中学教员时，不禁哑然失笑。国民党陆军只剩三十余万人，其中只有从舟山撤退的几个军和孙立人训练的两个新军还算完整，其余均残破不堪，军事上的败势是凭蒋介石的力量所无法挽回的啦。

陈毅觉得，这时谈国共合作，时机甚不适宜。陈毅斩钉截铁地说：“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以后会有机会的。”陈毅又为二人谈了海峡两岸的形势，着重兴奋地介绍了新中国的国民经济状况正在开始好转，他最后说：“孟熙兄和次白需要立即进革命大学学习，明天就去，你们的亲友们都去，你们把名单开来，我明天就告诉市委统战部。哦，我还要欢迎次白回来，请你吃饭，至于台湾嘛，让它烂下去！”

会见陈毅后，李次白随即按预定的联络地址发信到香港，转致胡伟克，根据陈毅“让它烂下去”那句话复命。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湾感到又有了靠山。胡伟克给李次白发出急信，通知“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

从此，台湾方面不再理会这位派到大陆的秘密使者，也不再给他留台的家属发放生活费。

李次白留在大陆的命运也颇为坎坷，一九五五年受审查，被判刑四年，进行劳动改造。

二十多年后，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松动，李次白经批准去香港定居。李到港后要求回台湾和久别的妻子团聚，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据说，蒋经国的意见是：“李次白在大陆多年，一言一行均有统战意识，何况还主张与共产党第三次合作，来台根本不行。”

正文第十四章蒋介石要将大陆剩下的王牌五十二军派往朝鲜参战，被杜鲁门巨绝

蒋介石要将其在大陆剩下的最后王牌五十二军派往朝鲜参战，被杜鲁门所拒绝。

（台北—华盛顿，1950年6月底—1952年2月）

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突袭效果，大凡战争都是在星期天打起来的。这已经不是什么秘诀，而是一条发动战争的规律。尽管以前已经有了许多星期天开仗的先例，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天，在南北朝鲜交界的三十八度线，又突然爆发了战争。战争往往要使交战的双方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朝鲜战争，后来演变成中国与美国两大国的较量。据历史记载，三八线上刚打响时，毛泽东主席与杜鲁门总统的反应有一点相同：并不像蒋介石一样是兴高采烈、喜出望外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大陆上有几十年遗留的战争创伤需要医伤。一九五零年六月上、中旬，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力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作了有名的《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他主张为了建设新中国，要团结大多数人，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大多，造成全国紧张。接着，毛泽东又参加六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请各方代表人物来讨论即将公布的《土地改革法》。至一九五零年六月份，解放军人数已经达到了五百四十万这个庞大的数字。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及经济建设的需要，除了保证有足够的力量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及镇压反革命，经毛泽东批准，准备在一九五零年下半年，复员一百四十万人，使部队保留四百万兵力。毛泽东是在这一连串治国的会议中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他关注着，首先担心的是这场战争会不会影响新中国建设的步子。即使在不久以后，麦克阿瑟将战火燃到东北边境鸭绿江边。毛泽东是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会议，反复斟酌，不得已才决定彭德怀挂帅紧急出兵的。

由于时差的关系，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人正在过周未。杜鲁门在这些日子以来，被国会的共和党人搞得伤心透顶，几乎忍无可忍，他在这个周末，乐得将外交事务抛到九霄云外，放松头脑，到密苏里老家去过几天清闲日子。总统座机飞过密西西比河上空，降落在堪萨斯城。难得的家庭团聚以拥抱、打趣及闲聊开始。只来得及吃了一顿合家晚餐，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将当晚家庭团聚的欢乐一扫而光。电话是国务卿艾奇逊打来的：“总统先生，我刚得到极其严重的消息。北朝鲜人已经入侵南朝鲜了。”

经过一阵忙乱之后，杜鲁门只好中断休假，集合他的随从人员，乘飞机赶回华盛顿。

对于蒋介石来说，朝鲜战争爆发前那段日子，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伤心最难受的日子。海南岛、舟山丢失后，台湾岛上人心惶惶，就是他下令枪毙了陈仪、吴石几个大人物也没能镇住人心。杜鲁门、艾奇逊在等着看他的笑话。苏联代表马利克提出在联合国驱逐台湾代表，“中国”席位应归新中国；为此，马利克为抗议国民党人还占据席位而退出了会场。海峡对岸，中共两个兵团的大军在每天登船操习水战。有的报纸已经用“坐待毙命”来形容蒋介石的命运了。就是亚洲太平洋地区非共产党国家五月底在菲律宾碧瑶开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锡兰、巴基斯但、泰国等都派了代表出席，与会国家不同意菲律宾奎里诺总统邀请蒋介石参加。尽管蒋介石是这次会议的首倡者，为此他还专门从台湾出访了马尼拉与汉城发起开会。蒋介石确是够伤心落魄的。

这段日子蒋介石特别关心报纸上的消息。他一天看两次报。早上七点半吃早餐时看台湾各报。下午三点香港的报纸到了，他也要看。太忙的时候，侍从要为他用红蓝铅笔划出该看的标题。议论他本本及台湾的消息，他特别关注。六月二十四日的香港某报转载了一条印度报业托拉斯的快讯称：艾奇逊已经表示过美国将在是否接受中国进入联大的问题上不投反对票，而且华盛顿方面已经暗示了好几次，它希望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迫使”它接受红色中国在联合国占有一席，有消息说有人已在动员法国和埃及投票赞成北京进入联大。这当然是使蒋介石读了十分酸涩的一则新闻。

六月二十五日早上七点过后，蒋介石像往常一样翻阅报纸用早餐。负责简报的蒋经国急匆匆拿着两份材料走进来，说道：“打起来了！在三八线打起来了！”

蒋介石赶快接过材料扫了一眼，上面列着通过国际电讯零星片断收到的消息：“金日成部队乘星期天跨过三十八度线……”“李承晚守军与北韩史大林战车在三八线激战……”蒋介石情绪有点激动，连脸色都有点胀红，眼睛都亮了：“经国，加紧与驻汉城的邹大使联系。”

蒋介石日夜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难道真的降临了？！当晚十点钟，台北才接到驻汉城大使邹毓麟发来的第一封电报，报告北韩三军越过三八线南下战况。晚十点半，又接到第二封电报，报告使馆应变情况及战况进展。过了午夜，又接到第三封电报，报告邹毓麟与南韩政府及美国使馆联系情况，并反映了南韩亟需外援的情势，还报告大使馆必要时拟撤往釜山。蒋介石对于朝鲜战争的初步反应，和邹毓麟的研判大致相同。邹毓麟记述说——

今韩共南侵，酿成大战，南韩全国奋起抗战，等于对癌症实施外科手术疗法，所谓“置诸死地而后生”，因祸得福，反得死里逃生。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国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当天，蒋介石还收到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从东京发来的急电，询问蒋能否派一个军赴朝作战。同日，麦克阿瑟又向台湾派出以费尔德上校为首的“远东军驻台湾军事联络组”。

六月二十六日，凌晨天未亮，蒋介石就致电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对南朝鲜战事深表关切。接着，蒋介石在阳明山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出兵赴朝问题。军方的首领反对出兵，可是王世杰。叶公超等文官却认为这是政治上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应该出兵。会议经过叩个多少时争论，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定。

此时，邹毓麟又从汉城来电报告：南朝鲜急需外援，必须特别迅速，否则就缓不济急；而外援之中可能的，第一是美国，第二就靠台湾了，如果没有及时的外援，汉城固不必说，整个朝鲜半岛，势必在两周内完全落入北韩共军之掌中。当日，蒋介石拍板出兵后，立即向李承晚驰电声援，并表示将采取有效步骤进行援助，其中包括派遣主力五十二军附加第十三师共三万三千人出兵朝鲜，直接参战，并立即着手准备。对准备参战部队的军官、兵员、装备、运输进行补充和调整，计划经空中和海上将部队运到朝鲜战场，台湾当局还按蒋介石指示给美国国务院提出要求参加朝鲜战争的备忘录，声称这些部队将携带“中国自己手中所有的最优良的装备。台湾将派C46式运输机二十架运输这些部队，而且这些部队可以在五天之内准备就绪，候命待发。”蒋介石自己也公开说：“中华民国政府军距离韩国最近，是能够赴援最快的友军。”

驻防在台湾北部地区的第五十二军是蒋介石从大陆撤出来的唯一完整的主力军。在辽沈战役中五十二军从营口市往海上逃跑，是该战役中唯一漏网的国民党的以军为建制的部队。来调防上海，曾与陈毅大军在浦西激战，后来乘军舰经舟山退至台湾。亦曾经调防舟山群岛。原军长刘玉章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是一员骁勇的战将，长城抗战中在古北口负过伤，还参加过有名的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甚为蒋介石所器重，后来在台湾曾获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可见蒋介石为了通过朝鲜战争反攻大陆，将自己最后的王牌都愿拿出来。

六月二十六日以后，五十二军奉命进入一级战备。全建制待命，随时准备出发。二十六日，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奉蒋介石之命对五十二军调整充实，郭永任军长，李有洪任副军长。

六月二十八日，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叶公超授意驻美大使顾维钧及在美文化名人胡适赴白宫拜会杜鲁门总统，面交了蒋介石六月二十六日向社鲁门建议派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以示台湾方面的诚意。

六月二十五日这个星期天的傍晚七时，总统座机飞回华盛顿。白宫还在修缮，杜鲁门在从机场驱车驶往临时白宫布莱尔大厦的不长路途中，听取了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副国务卿韦布的简短汇报。到达布莱尔大厦后，杜鲁门来不及吃饭，刚够抽空给妻子打电话，通知平安到达，十三位负责全国军事与外交的高级官员已经恭候在会议厅里。

很奇怪，讨论朝鲜战争的会议一开始就偏离了正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首先宣读麦克阿瑟将军提交的关于台湾的长篇备忘录，而并不是讨论朝鲜的战况及事态发展。与会者听到的是麦克阿瑟急切地呼吁杜鲁门改变元月份所宣布的美国无意保卫台湾的政策。麦克阿瑟将这个岛屿比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船”，认为把它拱手让给一个不友好的政权“对美国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麦克阿瑟表示愿意甚至迫切希望访问台湾作一番调查，以确定为保卫这个岛屿免遭侵略对“军援的需求和限度”。与会者们早已闻悉这些言论，因是老调重弹，就对之嗤之以鼻，中间既没有插话，也没有各抒已见。艾奇逊暗暗嘀咕，军方中的鹰派想借朝鲜战事在台湾问题上向总统施加压力。

布莱德雷发言完毕，正好总统管家来招呼进晚餐。会议就改至餐厅的椭圆红木餐桌上进行，总统首先发言，表示愿意倾听对局势的任何见解，他暂时无意作出任何重大决定。他先请艾奇逊报告朝鲜局势。艾奇逊介绍朝鲜战场混乱而尚不明朗的当天局势，表示令人担忧。艾奇逊提出了经国务院与国防部官员讨论的三项建议：1.向南朝鲜运送军援计划外的武器装备；2.动员空军掩护美国侨民撤退；3.命令驻菲律宾的第七舰队向北移动，以阻止中共军队进攻台湾，同时劝阻蒋介石不要采取任何针对大陆的行动，不允许麦克阿瑟对台湾作调查性访问，艾奇逊强调指出，美国不应和蒋介石搞得太热乎。他认为台湾前途将由联合国决定。

杜鲁门这时插话：“或者由对日和约来决定。”

布莱德雷又接着发言，表示他并不认为苏联人已经准备就绪要打仗了，他对“投入地面部队特别是大规模卷入的可取性表示怀疑”。

海军上将谢尔曼也发言认为应该约束蒋介石。国防部长约翰逊提出对麦克阿瑟也要严加管束，“以免使他的权限过大”。

第二天，朝鲜战场上，南朝鲜军队一触即溃，北朝鲜部队进逼汉城。李承晚率高级助手已经南逃，还传来了李承晚一行要到日本建立“逃亡政府”的消息。艾奇逊大吃一惊，在傍晚七点多打断了杜鲁门的晚餐，说朝鲜局势极为严重。杜鲁门说：“晚上九点开会。”这样，出席前一天会议的原班人马又重新回到布菜尔大厦的红木圆桌四周。尽管局势严重，经过讨论，杜鲁门还是没有批准海空军“在三八线以南采取行动”。杜鲁门建议先观察几天再作决定，他说：“我不希望打仗。”

艾奇逊又提到蒋介石，并希望第七舰队实行双向封锁，即阻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攻击。

杜鲁门表示同意，接着谈起了台湾问题。杜鲁门推翻了自己在元月五日所作的承认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声明，在这次会上提出希望考虑“台湾重新划归日本”的设想，并想将台湾置于麦克阿瑟的控制之下。他透露大约一个月前，蒋介石给他来过一封密信，蒋在信中提出“引退”，让另一位较少引起争论的人物接替其位置。杜鲁门认为，如果提出让麦克阿瑟接替蒋的位置，蒋会接受。

这就意味着麦克阿瑟将成立日本与台湾两个地方事实上的总督。艾奇逊对此顾虑很重。艾奇逊认为蒋介石诡计多端，居心叵测，有可能耍花招实际上抵制麦克阿瑟，只是达到要美援的目的。艾奇逊说：“在台湾问题上使我们陷入混乱是不值得的。”

艾奇逊简短有力的话说服了杜鲁门。国防部长约翰逊插话说：“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美国不能再给蒋一个子儿。过去我们给他们的金钱现在都投入了美国房地产交易，或者都存入了马尼拉的银行。”

艾奇逊这次劝阻了杜鲁门与蒋介石勾搭。这次会议决定，美国空军和海军将同北朝鲜人作战，美国海军确保两个中国政权相互保持距离。

战争爆发四天之后，六月三十日，麦克阿瑟用十分急切的语调给华盛顿发了一封长达两干字的电报，声称只使用海空军已无济于事，目前唯一的希望“是在朝鲜作战区域投入美国地面部队。”他建议立即派遣一支大约两千人的加强团，随后，他希望“从日本抽调多至二个师的美国部队，供初期的反攻使用。”当日早上七点刚过，杜鲁门打电话给国防部长约翰逊和陆军部长斯，要求他们“考虑一下抽调两个师给麦克阿瑟，并考虑接受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两个师的可能性。”杜鲁门认为，蒋介石政府仍然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使用蒋的部队是名正言顺的。杜鲁门的理由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荷兰都派舰只、飞机参战，我们大概也应该使用中国的地面部队。”

杜鲁门预见到这样做会引起强烈的反应：“我们不知道这样做对毛泽东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引起一场全面的亚洲战争。”

上午九点半，杜鲁门的战争委员会在白宫举行会议，杜鲁门就麦克阿瑟要求增派两个师一事征求意见。他拿不定主意，接受蒋介石提供的三千三百人的军队“是否值得”。这些军队能像蒋介石说的在五天之内能够上船启运。杜鲁门认为“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艾奇逊明确反对蒋介石军队卷入。他指出，接受蒋介石的军队就有把中共引进朝鲜或者台湾的危险。此外，蒋介石如果派部队到朝鲜，势必会削弱保卫台湾的能力。共产党人就会乘虚而入，迫使美国在干预朝鲜的同时决定是否干预台湾。

三军参谋长们明确表示避免蒋介石卷入。蒋介石的部队装备与南朝鲜人的相比相差无几，而南朝鲜人则无法与北朝鲜的装甲部队相抗衡。此外，使用蒋的部队还须动用运输工具，倒不如这些工具更有效地把美军和补给运人朝鲜。

最后，杜鲁门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婉言谢绝蒋介石提供的援助。此外，已经开始中英建交谈判的英国表示，不能和台湾军队一起并肩作战。美国权衡利弊，也只能采取取英舍蒋的方案，拒绝了蒋介石的援军。

蒋介石格外热衷于派兵参加朝鲜战争，其目的是直言不讳的：他期望通过赴朝作战，就可以从北朝鲜进攻东北，或者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实现其反攻大陆的如意算盘。因此，蒋介石后来吹嘘说，如果台湾国民党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则战争情势，必将完全改变，并可使中共志愿军在作战中发生政治和心理的影响从而瓦解其军心。他指责美英等西方反对国民党军队参加朝鲜战争，“乃是韩战最后没有结果的一个最大原因”。

蒋介石见正式出兵的建议无效，在一九五零年八月间，又通过和麦克阿瑟的私交提出派一万五千人以“志愿军”的名义人朝，结果遭到美国拒绝。

同年十月，新中国的志愿军从东北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十一月下旬，美军在朝鲜北部遭中国志愿军反攻出现了大溃败；麦克阿瑟又提出要蒋介石派出增援，同时向台湾运去了两个军的装备，并派出接运部队的飞机。

蒋介石大喜过望，于十二月一日下令第五十二军于二十四小时内完成作战准备，并派出先遣团赴汉城。

可是，这时仕鲁门总统已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会议讨论后，认为起用台湾军队只能有一点表面价值，却会遭英国等盟国强烈反对，还有引发同中国的全面战争的危险，所以认为，即使暂时无兵可派，也不能引蒋入朝。

蒋介石还是不死心。

一九五二年二月，朝鲜战场是交锋最为激烈的时候，蒋介石第三次向美国提出出兵朝鲜。

杜鲁门却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蒋介石参战的用心，是在于挑起美国和新中国之间的大战；而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和中共都想把战争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因此，杜鲁门不能让蒋介石通过出兵朝鲜来达到其企图。最后，杜鲁门不但拒绝了蒋介石出兵的要求，还干脆以指挥权调整的名义，把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截然分开。

蒋介石为此对杜鲁门抱怨甚深。

正文第十五章杜鲁门希望麦克阿瑟不要使美国同毛泽东打仗

杜鲁门希望麦克阿瑟不要使美国同毛泽东打仗，还要搞清楚麦氏向蒋介石许了什么愿。

（台北—东京，1950年7月—8月）

那时候的台北松山机场十分简陋，候机楼是几栋矮房子，跑道也不宽，机场也比较冷清，难得有熙熙攘攘、啸声不断的飞起飞落，难得有礼车如龙的迎来送往。一九五零年七月三十一日的中午，机场气氛格外不同。一大批宪兵摩托车队，停在机场的门前。十多部亮锃锃的礼宾小车在机场前排列得整整齐齐。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忙得团团转。台湾各报的头面记者都人头攒动地簇拥在机场。不久，行政院长陈诚及台湾军界要人国防部长周至柔、三军司令桂永清、王权铭、孙立人等都陆续抵达。机场上星光闪闪。目击者觉得这是一九四九年底民国政府迁来台湾以后，最盛大、最隆重的一次迎宾场面。

到底是谁要光临台北？

又过了一些时候，连蒋介石的座车也驶到了。蒋介石下车后就到机场贵宾室里休息等候。其他文武重要官员则站在机场旁，等候贵宾到来。

有记者禁不住好奇的探问。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只是神秘地回答是东京方面有一批美军高级官员即将抵达。记者们听了更是十分紧张，预感到可能有大新闻发生。

下午一时整，一架美国专机呼啸着陆。

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是一个背脊挺得很直的美国老将军，戴着褪色旧军帽，手中拿着那支有名的玉米茎烟斗，朝欢迎的人群挥着手。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麦克阿瑟元帅，驻日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兼刚任命不久的朝鲜战场联军总司令。他乘坐的是他的专机“巴丹”号。第一个到机翼下迎接他的是陈诚。他和陈诚相互拥抱，然后介绍他的随员。不久，蒋介石从贵宾室里走了出来，来到机翼下和麦克阿瑟握手拥抱。

那一夭，随麦克阿瑟同来的包括他的参谋长亚尔漠、远东舰队司令卓伊、第六舰队司令史枢波、远东航空队司令斯特拉特梅那等，全体人员约有五十多人。先后降落的运输机达三架之多。早在当天上午九时，另一架载运通讯指挥台的运输机已经抵达台北。给人的印象是：麦克阿瑟已经把他的东京总部，一下子迁到了台北。

麦克阿瑟这次访问台湾没有大肆张扬而事前保密，自有其特别的原因。这就是他和杜鲁门总统对待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有着严重分歧。蒋介石从大陆逃到台湾以后，杜鲁门政府设法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一种疏远的关系。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国家安全会议上，杜鲁门决定不再向台湾提供物质援助，并且在共产党人试图进攻该岛时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总统这项决定使麦克阿瑟大为不满。他把台湾看作保卫日本的一个必要因素，这是他从太平洋战争中所吸取的教训；他佩服蒋介石，并且不再愿意坐视共产党在亚洲占据更多的地盘。麦克阿瑟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失去它将后患无穷。

朝鲜战争爆发时，杜鲁门虽然改变了对台湾的政策，但却采取了谨慎的双轨路线。六月二十八日他授权麦克阿瑟在朝鲜使用军队的训令，也命令第七舰队保护台湾兔遭共产党的进攻。但同一训令也要求第七舰队阻止蒋介石进攻大陆。毛泽东认为，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践踏与对大陆新中国完全的威胁。但麦克阿瑟却认为，杜鲁门的命令“太便宜”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无须在台湾对面集结大批军队防止蒋介石的进攻。

麦克阿瑟要求不要发表美国这一政策，要让毛泽东捉摸不定。

但麦克阿瑟却支持杜鲁门有关蒋介石的另一项决定，谢绝蒋介石派兵到朝鲜作战。麦克阿瑟认为蒋介石的部队在朝鲜不会比在大陆时打得更好。

杜鲁门要求任何有关台湾的权宜行动绝对不能影响长远的政策。尽管如此，杜鲁门依旧担心毛泽东会随时下令进攻台湾。七月下旬，情报部门的报告说，在台湾对面的浙江福建集结了一支约二十万人的中共部队，尽管有美国舰队保护，杜鲁门担心毛泽东的部队能够取得进攻的胜利。七月二十八日，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允许蒋介石在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水域布雷，并轰炸共产党军队的集结地区。艾奇逊国务卿驳斥了这两种意见，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杜鲁门最终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小组前往台湾，以拟出一项增加军事援助的具体计划。

麦克阿瑟是极力主张允许蒋介石布雷与轰炸大陆的。他早就表示自己愿意访问台湾并作一番调查，无奈受到杜鲁门总统的拒绝。如今杜鲁门决定派一个调查小组前往台湾，麦克阿瑟藉此机会打算自己亲自前往台湾视察防务。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到总统的意见，建议麦克阿瑟考虑另派一个高级军官去即可。

麦克阿瑟还是自己动身前往。为了不让国务院了解他访台的会议情况，他没有让美国驻东京高级外交官西博尔德随行前去台北。事后国务卿艾奇逊怀疑他在耍花招。

在机场上，就差没有鸣放礼炮，没有列仪仗队，没有铺红地毯，要不，就等于欢迎国家元首了。足见蒋介石对于麦克阿瑟到访的重视。

当麦克阿瑟由蒋介石陪同，走出机场，坐上蒋介石的总统座车，蒋夫人宋美龄已经坐在车里等候，并且为麦和蒋担任翻译。

麦克阿瑟和蒋介石从未见过面，但麦克阿瑟上车后，对未美龄说：“你丈夫是我在上次大战中的老搭档。”

蒋介石说：“听说刚打仗的那几天，你冒着枪林弹雨，亲自飞到汉城最前线？”

麦克阿瑟笑呵呵：“我的座机差点给斯大林的飞机打下来。哈哈，不敢冒险的将军不是好将军。要不我就得不到汉城前线的第一手情况啦。”

那是一个月以前，六月二十九日，麦克阿瑟鉴于源源不断涌到东京总部的各种消息均未直接反映战况，他决定亲自飞临朝鲜前线视察战场。这天阴云密布，风雨交加，天气十分恶劣，驾驶员建议推迟一天。麦克阿瑟不同意，要立即出发。

当他的“巴丹”号座机飞临朝鲜时，无线电报告，汉城南面的水原机场遭到猛烈的扫射。座机下滑时，一架苏制雅克螺旋桨战斗机俯冲下来，企图冲进美国四架护航战斗机的队形。一架护航的野马式战斗机迎了上去。座机在降落以前，北朝鲜的战斗机击中了水原机场上的两架美国运输机，滚滚浓烟冲天而起。“巴丹”号穿过浓烟，在距离一架燃烧的C-54运输机十多米外的跑道上滑行，跑道上弹坑累累，“巴丹”号剧烈地颠簸着。

他走出座机，神气活现地下到机场的沥青跑道上。李承晚赶上前迎接。南朝鲜的总参谋长与美国驻南朝鲜的负责将军，在机场上给他汇报战况。他极不耐烦：“我们去前沿看吧。”前线就在十多公里以外，变幻莫测，防守部队随时会被击溃，主人说太危险。麦克阿瑟执意要去。

于是，麦克阿瑟乘一辆破旧的黑道奇，助手和记者分乘几辆吉普，在被击败溃逃的军队洪流中穿行。麦克阿瑟坐在车里，嘴里紧紧咬着玉米茎烟斗。车队来到汉江边，望见对面汉城一片火海，楼群上空腾起鸟黑的硝烟；天空回荡着跳弹的尖啸声，北朝鲜迫击炮弹在远处沉闷地爆炸。他还不顾劝告，执意弃车爬上靠汉江更近的山头。他在山头上观察了一个小时。他放下望远镜，用手指着汉江上残留的铁路桥身，吐出几个字：“炸毁它。”

在车队返回水原的路上，北韩的雅克战斗机赶了上来。车辆都钻进了矮树丛中，除麦克阿瑟以外，人们纷纷找地方隐蔽起来。麦克阿瑟却仍然坐在道奇车里，任雅克飞机在头顶上盘桓。麦克阿瑟给目击者留下了临危不惧的深刻印象。可是，也有记者评论说，这很难说是勇敢的举动：一名高级指挥官为了摆出一副令人倾倒的姿态，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在蒋介石的座车里，麦克阿瑟谈起这次冒险飞行，不无自得地说：“我当晚飞回东京后，马上向杜鲁门总统建议，给我向朝鲜派遣两个美军师，我就能守住朝鲜。”

蒋介石听了，也说：“战事紧张时，我也经常乘座机飞到前线上空观察战场或是部署部队……”

宋美龄深知美国舆论对于蒋介石老打败仗丢失大陆意见很大，因而对蒋介石说自己也飞临前线指挥这句话，没有用英语翻译出来。

迎宾的车队，直驶至麦克阿瑟下榻的阳明山宾馆。麦克阿瑟与蒋介石在台北会谈了两次，住了一晚。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一日上午十一时飞离台北回东京，美联社的新闻电报说：那是麦克阿瑟占领日本五年中，第一次在日本以外的国家留宿……

麦克阿瑟这次台北之行，惹出一场不小亦不大的风波，伏下了以后杜鲁门罢兔麦克阿瑟职务的种子，杜鲁门和艾奇逊事前都不知道麦克阿瑟本人亲自飞去台湾，以为他只是遵照指示委派手下一个高级军官前往台湾。事后，当东京的新闻界人士渐渐透露麦氏访台细节时，杜鲁门和艾奇逊觉察到麦克阿瑟去台湾暗暗做了手脚。

八月一日，麦克阿瑟回到东京的办公室，大大发挥了杜鲁门早些时候关于美国打算保卫台湾防止共产党进攻的声明，麦氏的言论已经超过了杜鲁门冻结台湾局势，防止中共与台湾相互进攻的双轨做法的范围。他拐弯抹角地说：“在当前的形势下，该岛包括附近的澎湖列岛，不会遭到军事入侵。”他接着又说，他同蒋介石探讨了“迅速并且慷慨地提供”国民党部队到朝鲜作战的事宜，但两人一致认为，派遣部队“可能会严重削弱台湾本身的防御。目前已就我指挥的美军和国民党中国人的部队之间的有效协同做出了安排，这是对付一个愚蠢的敌对力量企图发动进攻的上乘之策。”麦克阿瑟最后对蒋介石大加颂扬：“他抵御共产党统治的不屈不挠的决心使我对他极为敬重。他的决心同美国人的公共利益和目标并行不悖，那就是，太平洋地区的人民都应自由一一而不是被奴役。”

麦克阿瑟这段近乎文字游戏的讲话，透露了他单方面地决定美国与同中国共产党作战的蒋介石结盟。麦氏是在嘲弄政府的政策。杜鲁门十分恼火，说：“（麦克阿瑟）此行的涵意是——一些报纸也这样认为——麦克阿瑟违背了我关于使台湾中立的政策，他赞成一种更加咄咄逼人的方式。”甚至一些坚定不移地支持麦克阿瑟的人也认为他做得过分了。戴维·劳伦斯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社论中间道：一位“惯于莽撞行事、自作主张、独断专行的将军是不是最可取的外交材料？”美国国务院派驻东京的外交官西博尔德，已经忧心忡忡地预见到“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裂痕正在加深，如果不加纠正，终将导致灾难。”

杜鲁门在日记中记述，这段日子搅得他焦头烂额，以致他曾一时考虑要撤换麦克阿瑟。但由于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只好暂时保留麦氏的官职。另一方面，他派遣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兼顾问哈里曼去东京同麦氏面谈。哈里曼是一位富豪巨贾，有着长期的外交生涯，甚至同斯大林也打过交道，这使哈里曼能与麦克阿瑟平起平坐，并敢于追根究底。杜鲁门要哈里曼告诉麦克阿瑟两件事：第一，总统会全力满足他的一切要求；第二，希望他不要使我们同毛泽东打仗。杜鲁门还要求哈里曼具体了解一下，麦克阿瑟到底向蒋介石许了哪些愿。

哈里曼到东京以后，表面上看来，一切顺利。哈里曼告诉麦克阿瑟，杜鲁门“要我转告你，他决不允许蒋介石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开战的缘由，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把我们拖入一场世界大战。”

麦克阿瑟回答说，“作为一个军人”，他将“服从总统下达的任何命令”。哈里曼问及蒋介石的问题时，麦克阿瑟说，他同蒋介石仅仅讨论了军事问题，当蒋介石有意将话题转向政治问题时，被他推辞了。蒋介石提出由他来指挥国民党部队；他说这是“不妥当的”，但麦克阿瑟将愿意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如果要求他这样做的话。

哈里曼说：“将军，美国与蒋介石在对台湾岛问题上是有基本分歧的。姓蒋的仅是雄心勃勃，想利用台湾作为他返回大陆的跳板，而美国则打算通过联合国在台湾岛上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

麦克阿瑟沉默了一会儿，才望着哈里曼说：“我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收复大陆。但是，用让他进攻大陆的方式除掉他，这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

麦克阿瑟说罢吸着那烟斗。哈里曼倾听他的建议时一言不发，感到顿生一股寒意。

哈里曼此行还有一项微妙而不便形诸文件的任务。他动身去东京，杜鲁门对他说：“你这次前去，我实际上是要你仔细地对麦克阿瑟察言观色，回来后向我汇报你认为将军在体力上和智力上，能否继续胜任他的指挥职务。”

哈里曼欣然从命，尽管他的结论没有记录在案，但有一个小小的迹象表明，他已经提醒总统多加注意。哈里曼返回华盛顿后没几天，杜鲁门就派他所信赖的军医和朋友弗兰克·洛少将去东京，指示就“麦克阿瑟将军的身体状况以及应付其职权范围内的重大事件的能力向他提出报告”。洛少将回来后报告说，麦克阿瑟精神矍铄。杜鲁门就此罢休了。不然，美军也许就没有仁川登陆的惊人之举了。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尽管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有矛盾分歧，可是没有影响蒋介石成为朝鲜战争的最大获益者。

在麦克阿瑟离开台北以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八月四日，他的副参谋长福克斯将军，自东京飞抵台北，担任麦克呵瑟总部驻台北军事联络组长，和他同来的军官有二十六人之多。同一天，美国第十三航空队司令滕纳，也率领其喷气式飞机大队，抵达台北。八月五日，十三航空队的喷气式机群以强烈刺耳的呼啸声飞过台北上空。那是台湾人头一次见到先进的喷气式飞机。

接着，八月十日，美国新任命的驻华公使兰登，抵达台北，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代办。在民国政府迁台以后，司徒雷登大使已经飞回美国休养。华盛顿方面迟迟不任命大使。而让一位默默无闻的一等秘书史枢安代理馆务，很明显地表明了美国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中国的冷落态度。如今自兰登到来而有了转机。两年以后，也即是一九五三年四月，兰登才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结束了五年来美国没有驻华大使的时代。

正文第十六章斯大林改变主意，毛泽东最终决定中国必须参战

斯大林改变主意时，毛泽东最终决定中国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北京—安东，1950年10月上、中旬）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九日傍晚，北方晚秋的冷雨绵绵不断，阴云低垂笼罩着鸭绿江两岸，中国人民志愿军分别同时在安东、辑安和长甸河口三个渡口，跨过了鸭绿江进入朝鲜国土。半年前曾创造了木船渡海占领海南岛奇迹的第四十军，作为志愿军先头部队首战南朝鲜军，新中国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而出兵入朝作战就这样打响了。

有记载及目击者说，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仅带一名参谋、两个警卫及一部电台，乘着一辆吉普车，率先跨过鸭绿江大桥。近些年出版的好些关于志愿军人朝作战的书籍，将彭德怀乘吉普车率先人朝的时间写为十月十八日黄昏，即比大部队入朝提前了一整天。彭德怀自己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记述：“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八日黄昏时，我随志愿军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但是，经反复核对档案资料落实，彭德怀和高岗曾于十八日当日，被毛泽东召回北京当面汇报，还参加了当晚有刚从莫斯科归国的周恩来出席的中央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最终决定：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明晚（十九日）开始渡江。可见，彭德怀是十九日黄昏乘吉普车在渡江部队的前头进入朝鲜的。

带兵到国门之外作战，而且主要对手是美国，加上南朝鲜军及英、法、加、印等国组成的一些“联合国部队”，这对于毛泽东手下那些身经百战的卓越将领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毛泽东和他身边的那几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担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挂帅人物，是经过慎重而反复考虑的。最早考虑的是三野的名将粟裕，但粟裕身体底子不好，长期戎马生涯落下高血压、心肌梗塞和严重胃病导致胃癌等多种重病，正在青岛休养；毛泽东通过罗瑞卿得知粟裕病情仍很重，只好去信劝他安心养病。接着又考虑选派林彪挂帅。

但是林彪对于出门跟美国人交手，很有思想顾虑。林彪认为国内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各方面都还没走上正轨；而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三十六门。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新中国海、空军才开始组建。林彪担心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找林彪做了一次工作，林彪思想还是不通，只好藉口说自己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就在林彪推托的时候，一九五零年十月一日，新中国国庆节期间，麦克阿瑟指挥的部队先后从陆上海上越过三八线。金日成已发来求援急电。毛泽东已经十分焦急。他想到了彭德怀。朱德率先同意，几个常委一致赞成：“对！还是老彭靠得住。”

真是谁能横刀勒马，唯有彭大将军！

《彭德怀自述》中记述了他临危受命的情景——

一九五零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后，四日午，北京突然派来飞机，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当日午后四点左右到达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听别的同志告我，当毛主席让大家着重摆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

那天晚上，彭德怀翻来覆去。“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他把毛泽东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他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必要的、英明的，而且是迫不及待的。他想通了。

第二天，十月五日。下午，政治局又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彭德怀明确表了态：“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出兵。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常委几个同志商量的意见，这副重但，还是请你彭老总来挑。你可能思想上还没有这个准备吧，你考虑有什么困难？”

屋里沉寂无声，在座的常委与毛泽东一样，都注视着彭德怀。彭德怀的回话是很干脆的：“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这次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出兵援朝。当天，还确定彭总带一名俄语翻译，以便与驻朝的苏联顾问联系，入朝作战非常机密，需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十分可靠的翻译。当时的代总参谋长请示了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

彭德怀经过两天的紧张准备，十月八日，与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及随行人员，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飞往沈阳作入朝的部署。同日，周恩来乘专机飞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商谈购买苏方武器装备和苏联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

十月九日，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要各军克服困难，连夜突击，在十天之内完成出国准备工作。当晚，彭德怀乘火车赴安东，亲赴鸭绿江沿线勘察地形，了解敌我态势。

十月十日，彭德怀在鸭绿江边察看渡江地点。此时，美军、南朝鲜军及联合国的总兵力达四十余万人，其中第一线四个军约十几万人，正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疯狂进逼。彭德怀急电毛泽东，准备经安东赴德川会晤金日成商讨具体问题。此时，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周恩来从莫斯科急电毛泽东：

斯大林答复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请中央对出兵问题再作考虑。

周恩来赶到莫斯科后，被告知斯大林正在黑海边克里米亚附近的阿布哈季亚别墅休假。周恩来乘专机赶去，于九日晚间与斯大林会谈。出乎预料的是斯大林根据事态发展，判断美国已不惜代价和风险，决心向鸭绿江边进攻。他担心苏联空军在中、苏、朝边境与美国飞机及地面部队作战，可能会导致苏美之间直接军事对抗，有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因而，斯大林从原来许诺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的立场上犹豫后退了。

斯大林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明确表示，苏联可以先给中国二十个师的武器装备并尽快运到满洲里，但是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

这已经是很明显的推诿之词。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的酒宴在别墅里至十日凌晨五时才结束。周恩来对斯大林的退缩十分惊讶，感到事态紧急，即刻飞回莫斯科。到中国大使馆向毛泽东电告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幽动的情况。

毛泽东于十月十日下午收到周恩来急电，陷入焦虑之中，心情十分沉重。他已经得到报告，在九日彭德怀与高岗在沈阳召集的志愿军军级干部会上，各军干部最担心的是出国作战，育无空军支援，而当时先后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的对方空军力量，有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拥有各种战斗机七百多架，第二十战略轰炸机航空队有各种轰炸机三百余架；此外，美军每个师也各有侦察机十架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制空权与制海权都在人家手中呵！

十日夜间，毛泽东又突然收到彭德怀自安东发来的电报，准备十一日晨入朝与金日成会晤。

这两份电报使毛泽东举棋不定，翻来覆去，决心难下：是马上出兵还是暂缓出兵呢？毛泽东经过与代总长聂荣臻商谈后，决定立即给彭德怀发电，通知彭明天先不要入朝，而是与高岗一起迅速赶回北京开会。

在彭德怀和高岗奉命回京之前，麦克阿瑟的部队已进逼平壤，麦克阿瑟并于十月九日向金日成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下的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并停止作战。

金日成已于十月十日明确表示：“我们决不会放下武器，决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十月十一日，金日成向朝鲜全国发表广播演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十三日早饭后，彭德怀、高岗乘专机由沈阳飞回北京。该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紧急会议。聂荣臻曾在回忆录里回忆起这次政治局会议：“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

这次决策会议从下午开至夜深。政治局最后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要自力更生，发扬我军历史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克服各种困难，即刻入朝还击侵犯之敌。

会议结束后已经夜深，彭德怀立刻在中南海打电话作出部署。毛泽东即刻给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了火急电报：

与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紧急会议结束后，高岗、彭德怀还被留下来与毛泽东进一步研究了志愿军出国时间、渡江方案，以及东北对志愿军后方供应保障问题。

十四日清晨，天气不佳，飞机难于起飞。高岗先乘火车回沈阳，东北军区与东北局负责人传达政治局出兵入朝的最后决定。并宣布立即作入朝的动员及准备。十四日全天，毛泽东与鼓德怀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出兵和作战方案。确定志愿军各部于十月十人日或十九日分批渡江。

十五日清晨，彭德怀乘机飞回沈阳，在沈阳部署出兵入朝各项准备工作。当日平壤遭围攻，危在旦夕。

这一天，杜鲁门总统由华盛顿乘“独立”号座机飞行了三十多小时，飞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当面会谈。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没有敬礼，只是握了手。

杜鲁门问：“中国和苏联干涉的可能性怎样？”

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地答：“可能性很小。如果他们在头一两个月进行干涉的话，那将是具有决定性的。我们已不再担心他们参战。我们已不再卑躬屈节。中国人在满洲有三十万军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会超过十至十二万五千人。只有五至六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的空军在朝鲜有基地。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极其惨重的伤亡。”

杜鲁门兴高采烈地授予麦克阿瑟一枚橡叶勋章。美国政府认为朝鲜战争已接近胜利的尾声。

十六日，彭德怀在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分析朝鲜战场形势，阐述出兵援朝的重要战略意义，并进行思想动员。彭德怀在部署渡江方案时说：“麦克阿瑟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隐蔽渡江，对敌人进行突然反击。”

毛泽东也及时来电报指示：“我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队，均要伪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他还指示：“稳定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利用突然袭击。”

十七日，彭德怀与高岗在部署了渡江具体安排后，乘飞机返回沈阳研究装备器材及后勤保障等问题。这时，彭德怀、高岗突然又接到了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等的来电：

昨日渡江部署会议结束后，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表示，现在部队高射炮太少，又无空军支援，敌人可集中大量飞机、大炮、坦克，毫不顾虑地向我阵地进行大规模攻击。而朝鲜多为山地水田，天寒地冻，工事更不好挖，如敌大举进攻，则阵地很难坚持。大家认为，各项准备工作也不充分，政治思想未普遍深入动员，建议渡过冬季明春再出动为宜……

这封电报使彭德怀、高岗感到棘手，觉得事关战略全局，问题重大。正好这时又接到下午五时毛泽东发来的急电，因周恩来于十八日自莫斯科回北京，所以毛泽东要求彭、高紧急回京参加中央会商，“出兵时间，以待周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十八日，一大早彭德怀、高岗飞回北京，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渡江部队情况和邓、洪十七日电报内容。此时，平壤告急。就在当晚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在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了情况后，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随后，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先以电话通知邓华、洪学智等，要求志愿军各部队严格保密，严密伪装，立即进行政治动员，补足食品弹药，召开誓师大会，立即准备出国作战。

彭德怀还遵照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及参谋长解方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出了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

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员：四个军及三个炮乓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十九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毛泽东十月十八日廿一时。

十月十九日。彭德怀、高岗于清晨乘机起飞赶回安东。黄昏，彭德怀乘吉普车率先跨过鸭绿江，在国门外的朝鲜战场上，新生的人民中国与头号经济与军事强国美国进行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为壮观激烈的较量。

正文第十七章蒋介石拒不出席中常委会，陈立夫终于被逐出台湾

蒋介石拒绝看中央党部文件，拒不出席中常委会。陈立夫终于被逐出台湾。

（台湾，1950年6月—8月）

尽管已经将台北市中心那栋十分气派的“总督府”改作“总统府”，蒋介石还是不愿到那儿去办公，只是迫不得已要以总统身分露面时，他才到那里去。他还是喜欢在市郊清静幽雅的阳明山官邸处理事务。

蒋介石还特别爱干净，东西陈旧一点无妨，但一定要清洁卫生。蒋介石爱早起散步，从官邸出发，信步走上阳明山公园。有关侍从得提前出门上路，沿途搜索果皮纸屑或野狗粪便，然后将这些脏物一一清除，以免让蒋介石瞧见。

据说有那么一次，蒋介石不知为什么没按先前习惯的路线走，另拐了一个弯，不巧让他望见路旁一堆狗粪。他皱着眉头问身旁管理公园的任主管：“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随行侍从们赶忙清理。蒋介石心情不好因而责问的语气甚重，这位任主管因狗屎事件受责，一病不起，不久就郁郁而终。

每天散步、早餐之后，蒋介石就常在官邸最内侧的书房里盘桓，批阅文件、审看报告。书房里靠书桌的卧铺，浅可可色的缎面躺椅，与几张配套的椅子，都是用军舰从大陆运来这里的。

一九五零年六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前那段日子，他的心绪确实不好。有天上午，有个侍从给他往书房送刚刚收到的急件。他一看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送给他的急件，便又皱起了眉头：“管它急不急，退还给他们。我不是说过了吗，凡是中央党部送来的文件，我都不看。”

国民党中常委要召开会议，无论是发来通知请柬，或是要员登门来请，蒋介石一概拒不出席。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及中央常委会，抱有很大意见。这是什么缘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蒋介石在他最难受的六月份，决定实施改造国民党。他已经觉得自己喊了好几年要改造，如今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只要改造一番，国民党才能起死回生。本来在去年底（一九四九年底），他曾经召集陈立夫、黄少谷、谷正纲、陶希圣、郑彦英等人，到台中日月潭的涵碧楼，煞有其事地研究过两天，他也发表了痛心疾首的讲话。可是，新年过后，遭到杜鲁门落井下石，实行抛弃台湾的政策，毛泽东又跑去莫斯科跟斯大林结盟，解放军攻下海南岛以后，正酝酿攻打台湾，使台湾政局动荡不安，风雨飘摇，民众人心惶惶，大学生在校园内“扭秧歌”，事业单位在“护产待变”，撤退来台的人打算再度开溜，中共地下党准备起义接收……再不拉下颜面进行改造，结局只能是人家说的“坐以待毙”了。

他所要进行的国民党改造，并不单纯仅是进行思想整肃，而是要进行一次人事和权力结构上的新陈代谢、重新组合，势必要有改造打击的目标。

去年桂系咄咄逼人，逼他引退时，他就把改造的重点目标对准了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集团，便于他东山再起。他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在重庆为改造国民党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就有“把失败主义的毒素彻底肃清，把派系倾轧的恶习痛切悔改”的说法，就是针对桂系逼他下野、停战求和的行动而造的舆论。

蒋介石改造国民党还有一个目标，就是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所把持党务系统的CC派。

本来，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寻常。陈氏兄弟是蒋介石当年恩人陈其美的侄子，蒋介石是陈其美介绍与孙中山认识的，他于一九二七年发动四·一二事变时，得到了二陈兄弟的大力支持。陈果夫是筹划和主持清党行动的，陈立夫则负责情报调查组织，是清党计划的忠实执行者。一九二七年八月，桂系集团串联何应钦把蒋介石赶下台，陈氏兄弟在蒋的授意下成立了一个中央俱乐部，作为效忠于蒋介石的人物的活动中心。这就是CC派的由来。对于CC派的称谓有两种解释，一种说CC是二陈兄弟的缩写，另一种说CC是中央俱乐部（tralClub）的缩写。在宁汉分裂时乃至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上，由于二陈的卖力筹划，使蒋介石重新上台，取得了巩固的统治地位，当然陈氏兄弟亦备受重用，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及其他要职。CC系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控制了大多数省党部，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一股势力。当年被苏联滞留在西伯利亚的蒋经国，也是陈立夫与苏联政府谈判之后才得以回国的。二陈兄弟还是蒋经国归国后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六年可以说是陈氏兄弟掌握大权的时期，他俩轮流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致使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CC派还被称之为“党派”，蒋介石的另一亲信陈诚领导的三青团被称为“团派”，两派在拥蒋的前提下，明争暗斗十分激烈。此外，陈氏兄弟还控制经济，陈果夫还担任了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董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等职，成为国民党官场中能够操纵经济命脉的少数巨头之一。也就是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地位与实力是够显赫的。

CC派尽管是蒋介石死心塌地的亲信，有时实力扩张过分也招致了蒋介石的不悦。CC派与蒋介石形成矛盾，在于老蒋想让小蒋（经国）逐步接管党务系统，而CC派却不给面子霸住阵地不让。一九四六年三月，蒋介石想让陈果夫让出中央组织部长大权而外放为浙江省主席，他当面对陈果夫说：“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

陈果夫当场顶撞，说：“现在中央谁又做得好？！”陈果夫拒绝了蒋的提议，不肯让出组织大权。

也是这一年五月，CC派还想扩张势力，建议把蒋经国任教育长的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与CC派把持的国民党中央党校合并，成立“国立政治大学”，实质是想吞掉蒋经国的三青团干校。此建议对于老谋深算的老蒋来说，正中下怀。蒋氏父子将计就计，赞同两校合并，提出由蒋介石兼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由蒋经国任教育长，这就形成“偷鸡不成蚀了一把米”的局面，CC派哑巴吃了黄连，就暗中唆使“政大”学生闹事。

当时，一群学生在围看公告栏的告示议论纷纷。原来公告栏中贴着校长蒋中正的告示：“奉教育部××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

反感情绪甚重，议论声越来越大，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

“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出怒吼。接着，口号声不断——

“反对儿子教育长！”

“反对父子家校！”

“蒋经国滚开吧！”

蒋介石获知，勃然大怒，立即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

这次发生在国民党培养高中级干部的学校里的反蒋风潮，使蒋氏父子甚为丢脸，蒋经国也没当成教育长。此事为小蒋（经国）播下了清扫CC派的复仇种子。

一九四七年秋，在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过程中，陈氏兄弟表面顺从老蒋，暗中抵制小蒋，从而矛盾加深了。

一九四八年秋，小蒋在上海“打老虎”，CC派则从中作梗，使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

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南京被迫下野前召见有关人士，将积蓄已久的愤懑爆发出来，愤然大骂：“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然后他转脸对着陈立夫指着说：“就是你们一班人。”当时他气得赌咒发誓，扬言今后永不进中央党部的门。

到了台湾，面对现实，真正要实施改造时，蒋介石思来想去，原来被他视作整肃对象的桂系集团已四分五裂，其他地方派系或是有将无兵，或是有兵无将，均不成其为目标了。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CC派。局面发展至台湾，CC派作为蒋家打手工具的利用价值降低了，而在这个不大的岛上阻碍蒋经国上升接班的一面却显得很突出。

再者，蒋家王朝目前在台湾生存的关键在于拉住美国。但美国人对CC派很反感。美国批评蒋介石的很重要的一条内容，就是他重用CC派。杜鲁门认为。陈立夫带着大笔美元来到美国，到处开销帮助共和党人杜威竞选。蒋介石押错了宝。杜鲁门当选后一直对蒋介石怀恨在心。他此次藉改造国民党，抛出陈立夫做替罪羊，可能有助于使杜鲁门消气，改善美蒋关系。

台湾的另一个实力派陈诚与CC派的关系也搞得很僵。陈诚在大陆时常遭CC派指摘。陈诚到台湾任主席及最近出任行政院长后，采取的一些措施，又屡遭CC派操纵的立法院非难。

特别是从大陆退到台湾以后，陈诚派与CC派，为围绕行政院授权问题，冲突起来，闹得满岛风雨。按照民国宪法，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所颁行政命令唯有经立法院批准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还在大陆李宗仁代理总统时，引退了的蒋介石为了使亲蒋的何应钦能以行政院长身分抗衡李宗仁，曾私下授意CC派掌握的立法院授予行政院，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的特权。这项特权，在李宗仁一九四九年底赴美后，已由立法院开会宣布收回。一九五零年，陈诚取代阎锡山升任行政院长。陈诚组阁后，不久即表示希望立法院能再度授权行政院，使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当时挂着立法院长头衔的孙科不肯到台湾来，立法院的工作由副院长陈立夫主持。一天，当着蒋介石的面，陈诚向陈立夫交涉此事，被陈立夫婉言拒绝了。

陈诚亲历了国民党由兴盛而衰败的历程，很有感慨地说过：“人心的力量，比飞机大炮、原子弹还大。”他在任台湾省主席、特别是主理行政院以后，想进行各项改革以稳定台湾局面，因而他希望其行政院的令行有威，在被陈立夫拒绝后，陈诚仍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以行政院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许多本属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接函后进行讨论，立一法委员们群起而攻，迅速将行政院的授权案否决。陈诚得知后，当场在主持召开的行政院院会上大发雷霆，一针见血说授权案被否决是CC派反对所致，今后行政院长只好让陈立夫来担任了，他声言要马上辞职，致使行政院立即休会。这场政坛风波闹得很大。陈诚去向蒋介石告状，建议把CC派的头领陈立夫、肖铮等统统抓起来，送到囚犯人的火烧岛去监禁。

陈立夫见这场轩然大波闹得大了，而蒋介石又有意偏向陈诚，就避居到台中去了，并写情给蒋介石请求出国。蒋介石治理台湾要倚重于陈诚，乃出面为陈诚说了一些好话；同时，托卧病于榻的陈果夫转告陈立夫，准许其离开台湾。

陈立夫得了准讯后，并不急于离开，还要默待观望。

蒋介石开始实施“改造”了。

他连续地到处宣讲搞改造是事关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同时，他有意识地向CC派把持的中央党部施加压力，逼其就范。

鉴于总裁不出席中常委会，也退而不看中央党部的文件，六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时，CC派大将、中央执行委员肖挣提出建议：全体中常委应自觉辞职，以便让蒋总裁实施对党的改造。这次中常委会讨论采纳了肖铮的建议，全体中常委集体辞职，并委派于右任、居正、邹鲁三位国民党元老去阳明山官邸求见蒋介石，请他出席会议并指示改造方针。

蒋介石早已胸有成竹，随后就召见陈立夫。当时陈果夫已病重垂危，已不能行动。蒋介石问：“你们兄弟俩跟我一起，为三民主义奋斗了几十年，当初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个海岛上来吧？”

陈立夫摸不清他的用意，顺口应道：“确实没想到会有今天的这个局面。惭愧了！”

一年多前引退时，蒋介石曾大骂了陈立夫一番。此次却显得很平和，问：“我不知道你对我党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考虑？”

陈立夫察言观色，想了片刻，才说：“我是认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当然由我和果夫承担。我俩就不适宜参加党的改造了。”

蒋介石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再出声。

陈立夫说这番话本来是以退为进、投石问路，见蒋介石不再说话，就揣知大势已去了。

陈立夫从阳明山官邸退出来时，还觉得要搞改革归改革，而自己既是国民党的“元老”，又刚年届五十是年富力强的时期，与蒋介石还有陈其美的一层特殊关系。无论这个党怎么改，壮派怎样加入，蒋经国进来也行，

凭自己的历史和地位，至少还会有一个委员的名额。

七月下旬，蒋介石宣布了由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及中央评议委员名单。这个中央改造委员会仅陈诚、蒋经国、张道藩、张其昀等十六人。十六人中约有十人原来在国民党中根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其中五人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其他的不是与蒋经国有关，就是陈诚派的成员，只有张道藩和谷正纲，是CC派中的幸存者。大约因为这两人在去年曾声泪俱下地劝阻蒋介石下野而获得另眼相看。这个十六人的小班子，平均年龄四十八岁，取代

了原来由四百六十人组成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国民党到台湾后最年轻的领导班子。

包括陈立夫在内的相当一批CC要员都靠边站了。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陈果夫，则只被挂号为安慰性的中央评议委员。

陈立夫在四周的精神威胁下，在苦闷的气氛中，只好离开台湾出国。他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是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介石送他五万美元，向他作了一番解释，让他顺着时势走，据说他启程前，宋美龄送他一本《圣经》，对他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当时，陈立夫指着墙上的蒋介石像说：“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陈立夫跑到美国后，大部分时间是在新泽西州的莱克坞镇的家中度过。他办农场，养了六千五百多只来亨鸡。其太太孙禄卿，会画国画，将来亨鸡作为写生对象，因而将鸡画得颇为生动传神。美国人很喜欢中国艺术，陈立夫也让太太举办一些画展，卖画捞美金。

正文第十八章毛泽东望着居室里朝鲜地图，等候着彭德怀发来的电报

毛泽东望着居室里那张巨幅朝鲜地图，等候着彭德怀自朝鲜一个叫大榆洞山沟里发来的电报。

（北京丰泽园，1950年10月19日以后）

在中南海的建筑景观之中，南海中的溉台可以说飞阁流丹、雕栏画栋而显得金碧辉煌的话，相比起来，毛泽东所住的丰泽园里的建筑，却还古朴敦厚、清静典雅而不觉得华丽。怪不得多年后毛泽东的美国好友斯诺来到这儿时，觉得顶多像个中产阶级人士的寓所，不像个国家元首的府第。

丰泽园正门所悬匾额“丰泽园”三个字，是清朝乾隆皇帝的御笔。菊香书屋却是康熙题写的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在志愿军部队进入朝鲜的那头几天，毛泽东几乎是难已成眠，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庭园，运筹于这个庭松青葱、盆菊清沁的院落，要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鸭绿江南边的丛山之中。

他一直在等彭老总的消息。

那天在这儿商量出兵具体计划时，他和彭德怀讨论过设立指挥所的地点问题。

毛泽东说：“老彭，你对你的指挥所设立问题有什么打算？”

彭德怀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

毛泽东说：“中央考虑了，为了你和指挥所的安全起见，指挥所应该设置在鸭绿江北岸，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免遭敌机轰炸。”

彭德怀眉一皱：“主席，那不行。我的指挥所不能设在北岸。”

毛泽东稍稍露点惊讶：“不设在北岸，为什么？”

“抗美援朝，出兵朝鲜。部队都开过鸭绿江出国门打仗，我彭德怀当司令员怎么能在国门之内指挥？”彭德怀很坚决，“部队打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我向来习惯靠前指挥。”

毛泽东有点担心：“你的指挥部，万一被敌人一下子炸掉了，怎么办？”

“不会，不会。”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炸了指挥所，你怎么指挥？”毛泽东也坚持已见。

彭德怀还是不松口：“是我彭德怀去，指挥所就不能设在北岸。主席，人家要炸，我不给它炸嘛！”

好倔强的彭老总！

毛泽东已经得到了高岗的报告，知道彭德怀是昨天十九日在部队前头率先过江去的，该有消息了。

十月二十日凌晨，天快亮时，进入朝鲜的彭德怀终于来了电报。毛泽东得到消息，大约是在凌晨四点钟，彭德怀在北朝鲜副首相朴宪永陪同下从新义州到达大榆洞。金日成首相已和中国驻朝鲜代办柴成文提前赶到。柴成文在大榆洞豁口处迎接彭德怀。

大榆洞是鸭绿江南边新义州的崇山峻岭中一个地点很偏僻的山沟。山沟边有一片洼地。洼地以东就是朝鲜有名的一座金矿。金矿洞口原来放掘矿工具的木板棚子，就成了彭德怀指挥打仗的作战中枢。金矿已经停止生产。木板棚后面是个直径十多米的大洞，里面大洞套小洞，冬暖夏凉，还是天然的防空洞。

毛泽东就通过与大榆洞的直接联系，部署着志愿军入朝的第一仗。不仅是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包括国内人民在内最为担心的问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同自己完全陌生的美军作战；而且出兵极为仓促，部队改换旧装备还没有完成，许多战士使用的还是当年缴获日军的步枪；临战前的训练有的部队还没有进行；苏联空军又说暂时不能提供空中支援，装备如此落后的志愿军能不能战胜拥有最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敌军。

当时，志愿军计划入朝的兵力六个军、十八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总兵力约三十万人。对方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共四十二万人，其中地面作战部队二十一万人，其中一部受留在敌后的北朝鲜人民军牵制，向北推动的一线部队只有十三万人。志愿军在兵力上居于优势，可是在火力上却处于绝对劣势。当时双方作战部队实力对比如下——

志愿军一个军：人数四点五一一五万，火炮一百九十八门（多为75毫米口径），汽车一百二十辆，无坦克，也没有空军海军掩护。

美军一个军（以三个师计算）：人数六万，火炮一千四百二十八门（多为一百零五和一百五十五毫米口径），汽车约七千辆，坦克四百三十辆。加上朝鲜战区还有一千一百架作战飞机和三百艘军舰。

志愿军人朝之前，毛泽东曾经和彭德怀在中南海丰泽园详细讨论了入朝作战方案。先是志愿军过江以后，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彭德怀认为有三种可能一—

—是站住了脚，歼灭了敌人，争取朝鲜问题合理解决；

二是站住了脚，歼灭不了敌人，僵持下去；

三是站不住脚，被打了回来。

我们是力争第一种可能。

毛泽东在十月十四日这天为志愿军制定的计划，就是目的为了站住脚的阵地防御计划。即是：“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按这个计划，部队过江以后各军先赶到平壤、元山以北的预定地区并立即组织阵地防御。

中国出兵朝鲜，是先礼后兵，在战略上后发制人。特别是在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火后，中国方面多次向美国方面发出警告，在九月二十五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迎共进晚餐时，聂荣臻对这位在中美之间转达信息的印度人说：“如果美国人要直逼到鸭绿江边，中国人民不准备袖手旁观。”

潘尼迪说：“中美两国打起来，战争的毁坏性将是十分巨大的。”

聂荣臻笑着说：“我们已经考虑了一切问题。他们甚至会向我们扔原子弹。那又会怎么样呢？他们也许会杀死几百万人。但一个国家不付出牺牲是不能捍卫独立的。仅仅靠空中轰炸不能赢得一场战争的。我也不相信美国人会派部队到中国来打仗。”

一周以后，十月二日午夜，潘尼迦刚入睡不久被叫醒，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这位印度人，请其立即报告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如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周恩来知道“管”字在英文中不好翻译，特别嘱咐担任翻译的浦寿昌好好琢磨，保证在谈话中突出“管”字，翻译准确达意。

可是美国政府对潘尼迦传来的紧急警告不屑一顾，认为是“恫吓”手段而已。

毛泽东对志愿军何时何地出动，却指示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国内不发出兵消息。毛泽东特别强调志愿军要“利用敌人完全没料到的突然性”。志愿军各部队过江入朝时，都采取了夜晚行军，白天严格隐蔽的方式，北朝鲜的高山密林使志愿军没有暴露行踪。而且，部队换上北朝鲜人民军的服装。尽管天空中日夜不停有敌机侦察搜索，三十万大军于十九日以后行军一周，完全没有暴露目标。由于麦克阿瑟已经扬言在感恩节（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前打到鸭绿江边，“完全解决朝鲜问题”，“年底可从朝鲜派一个师到欧洲加强防务”，美军都陶醉于胜利之中。美国新闻机构更是公开宣布“联合国军某部于某日将要向何处前进”，志愿军依靠收听美国电台广播，就能够大致明了敌军下一步的行动。

但是，志愿军人朝后尽管没有被发现，敌军进展却比预料的迅速。十月十九日志愿军渡江的当天，敌军已经占领了平壤。美军更为此冲昏了头脑，以为胜利已经唾手可得。美军头目们甚至认为：“朝鲜人民军有组织的抵抗行动似乎已不复存在”，因而命令部队以团、营为单位，乘坐汽车沿公路向北朝鸭绿江边疾进，企图先控制了边境，然后再回过头来消灭被包围的人民军部队。这时，撤到中朝边境附近有组织的人民军部队只有三个师。人民军的主力还在三八线南边向北后撤的途中，十月二十五日，南朝鲜军的先头部队第六师的第七团乘汽车突然逼近鸭绿江边的楚山，次日占领了楚山。这是战争期间甫朝鲜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达中朝边境，他们还毫无顾忌地向江对岸的中国领土开枪射击。

这样，仅靠两条腿徒步行军的志愿军部队已经不可能按计划抵达预定的防御地区。但是，敌人的分兵冒进，也给志愿军发起出其不意的奇袭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本来，“英雄所见略同”是中国一句陈旧的老话；但是，在丰泽园里的毛泽东与在大榆洞的彭德怀，都不约而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极为难得的战机。俩人都根据敌情的变化考虑修改原定的阵地防御作战计划。十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提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同时，彭德怀也提出：“目前美伪军北犯中，所遭人民军抵抗甚微，仍无顾忌地分途北进中，并有下雪以前进至中朝边境息。据此，敌在未发觉我军行动前，将仍会向北冒进，因而使我军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是充分可能的。”

于是，志愿军人朝后进行的第一次战役，是以双方在运动中的不期遭遇战打响的。彭德怀将其称之为“遭遇与反突击战役”，作战方针确定为在运动中歼灭冒进之敌。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的打算，把打击矛头首先指向南朝鲜军。

十月二十五日，志愿军第四十军从隐蔽集结的温井地区公路两边发起突袭，向南朝鲜军第六师的一个营开火，用分段截开，并设路障打援的战术，将该营全歼。第二天，又歼灭了到达楚山的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七团。初战获胜，极大地提高了入朝部队的作战信心。彭德怀总结说，“敌人离开了飞机火炮，攻不能攻，守不能守，只要我充分利用夜间，实行大胆的迂回包围、穿插作战，是可以歼灭敌人的。”

尽管南朝鲜的部队一个接一个地报告说，它们与被证实是中国人的部队遭遇，其最大的兵力为师一级。美国第八集团军的情报官员把这些报告搜集起来上报东京总部，说一个新的对手已经确凿无疑地参战了。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对此全然不信。美国陆军历史上最悠久的王牌师——第一骑兵师仍然气势汹汹地向距离鸭绿江边六十公里的云山前进，奉命支援已到云山的南朝鲜军第十五团。说是“骑兵师”，那是美国建国时部队创立的番号，其实该师现在已高度机械化现代化。这时，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已经奉命围歼在云山的南朝鲜军第十五团。

这样，中美两国军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交战——云山之战，就在中国第三十九军和美国第一骑兵师之间打响了。

徐焰所著《第一次较量》一书对云山之战有较详记载——

十一月一日傍晚，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以八个步兵团和二个炮兵团的兵力，向云山之敌发起围歼战。部队在隐蔽接近和包围敌人后，不待进行火力准备，即以一部兵力突然冲入云山镇，以打乱敌人指挥。部队打进敌人阵地后，发现敌兵臂上带着马头臂章，且个头高大，知道是美国军队。这时美军刚与南朝鲜军接防，戒备疏忽，把进入镇内的志愿军当成了南朝鲜军，还同他们握手。我军先头部队将错就错，进至美军一个营的营部前才突然开火。敌人遭受突袭后一片惊慌，脆弱的南朝鲜军第十五团迅速崩溃。由于双方实行近战，美军优势的大力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被迫丢弃大部分重型装备。午夜后在坦克掩护下开始突围。在突围路上，美军骑八团又遭志愿军截击，坦克大多被炸药包炸毁。在其第一、第二营趁隙逃脱之后，其第三营被包围。随即志愿军采取白天隐蔽，入夜发起攻击的战法，向该敌连续进行了两个夜晚的猛攻；至十一月三日夜间，残敌除个别突围外，全部投降。前来增援的美骑一师第五团也被击退。云山战斗共消灭美军约一千八百人（美国的统计数字是损失约一千人），击毁和缴获坦克二十八辆，火炮一百九十门。

云山战斗的结果，使得白宫和远东美军总部都十分震惊。这证实了中国确实已经出兵朝鲜，而且有很强的战斗力。

在丰泽园的颐年堂，挂着巨大的朝鲜地图，抗美援朝每次大战役的作战方针，都在这儿制定或是得到批准。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一直在此举行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这幅大地图上用箭头和旗帜标志着朝鲜战场敌我双方的每天态势。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几乎每天离不开电报和地图。拿到了新电报，扫了一眼，他就会兴奋地或是急促地手执电报来察看地图，做好标记；或是长时间对着地图酝酿新的行动，每逢这个时刻，秘书和卫士决不轻易打扰他。有时，毛泽东本来已经上床睡下了，也不知道他躺在那儿睡着没有，过了好一会儿，他又突然穿着睡衣下床来到这幅大地图前观察或者比划。

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开始的第二次战役中，第四十二军及在第一次战役没打出威风的主力第三十八军，这回在西线向敌军迂回穿插攻击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是第三十八军表现极为出色。十一月二十六日晚，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全部轻装，只是用骡马驮载少量轻型火炮伴随出发。部队沿山问小路全速前进，在夜间排除了少数敌人的零星抵抗后，天亮时分已进入敌方纵深。天空已经有了敌机来回侦察。第一一三师索性去掉伪装，整队前进，果然使敌机误以为他们是由德川前线败退下来的南朝鲜军。部队大白天急行军七十多公里，几乎相当于在一个白天负重赶完两趟马拉松赛跑，于二十八日晚间插到了平壤至价川公路的交叉点三所里。真是有如神兵天降。

志愿军占领了三所里，将清川江北部的敌军三面包围。敌军极度恐慌。

第二天，二十九日上午，清川江北的敌人开始全线撤退。为了打开美军第九军的退路，美军第二师自北向南，美军骑一师由平壤北上，南北对攻三所里。第三十八军被美军的两支精锐部队夹在三所里、龙源里一带，南北之敌相距不足一公里。第三十八军部队头顶上有上百架飞机轰炸，地面上有近百辆坦克南北夹攻。部队随身携带的弹药又多已用完。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利用缴获的武器，以无比顽强的精神和敌人搏斗，战士们打完了子弹，就用石块、拳头、牙齿和敌人拼命。经过浴血奋战，三十八军终于顶住了敌人的南北夹攻。美第九军见在三所里突围无望，背后又遭志愿军第三十九、第四十军猛攻，于是丢弃近两干辆汽车和坦克，掉头向西，会合美一军，沿肃川沿海公路甫逃。其中美二师、美二十五师的部分掩护部队来不及逃脱被消灭。这次西线战斗，美军共有三千余人被俘，是朝鲜战争中美军被俘最多的一次。敌军被迫放弃平壤而向三八线撤退。作家魏巍所写记述最壮烈的三所里松骨峰阻击战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篇。中国人民也从此将志愿军称呼为“最可爱的人”。

彭德怀在第一次战役总结时曾经批评过第三十八军的迟缓与过于谨慎，这次接到战报后，在给第三十八军的嘉奖电报上兴奋地加上了两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毛泽东听说第三十八军有代表到北京来了，当晚就给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打电话：

“听说有一个叫刘西元的军政治委员刚从前线回来，说是打了大胜仗的那个军。我想找他来我这里谈谈。你把他找来。”

当刘西元政委如约来到丰泽园时，毛泽东已站在颐年堂门口等候，他握住刘西元的手说：“你这个人为什么那样瘦呀？要请个医生来给你诊一诊。你们打了蛮好的仗，名气可大啦！把美国佬给打痛了。是不是？”

刘西元边汇报边随毛泽东走进居室。毛泽东很高兴：“好呀，胜利之军呀，你们钻进了美国人后方，打了个大胜仗。但是胜利之军是容易骄傲的呢，轻敌、骄傲，那是要吃亏的呢！”

刘西元表示要力戒骄傲。

毛泽东十分关心志愿军同美军的较量，要刘西元讲讲体会：“你们是在前方直接同美国佬较量了的。依你们看，这美国佬到底怎么样？”

刘西元说：“部队刚出国时，对美军心里没底，后来打了几仗慢慢有底了。美国人最怕近战夜战，最害怕我们同他们拼刺刀，甩手榴弹，抄他们的屁股。二次战役时，我们部队就是插到美军的后面，把敌人堵住了，配合兄弟部队打了胜仗的。”

毛泽东高兴地站了起来，说：“好阿好，这就是军事学、战略学，我们打胜仗的办法就出在这里头。”

毛泽东沉恩着踱了几步，又说：“美军装备好，仗着他的飞机大炮来欺负我们；我们的办法就是利用敌人的弱点，发挥我们的长处，把敌人调动开，分散开，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利用夜战近战同敌人拼刺刀，拼手榴弹，敌人搞不过我们，我们可以一口一口地、一股一股地把它包围起来吃掉。”毛泽东兴致很高，还走向挂在墙上的大地图，指着朝鲜的地形说：“朝鲜的山沟沟多，是我们屯兵打仗的好地方。我们在井冈山、在延安都是靠钻山沟子打败敌人的。解放战争初期，蒋委员长在南京、北平占了洋楼，我们在乡下钻山沟沟。往后看，还是我们共产党钻山沟子有出息。因为不到四年时间，我们就把那位蒋委员长从洋楼上赶下来了嘛。”

历史将永远会记住长眠在朝鲜三千里江山的包括毛泽东亲生儿子在内的十余万中华儿女的英灵；记住上百万名在那儿为祖国的生存与民族的尊严而浴血搏斗的战士；记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为抗美援朝作出重大奉献的父老乡亲……

历史也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在北京这间叫丰泽园的院子里，在那幅巨大的朝鲜地图前，在那些不眠的白天与黑夜，绞尽脑汁，指导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胜利。

历史才是最公允而伟大的见证人：它没有忘记一百余年前鸦片战争中，英国只动用了不足两万军队，就将满清王朝打得一败涂地；半个世纪以前，为数仅几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在紫禁城里肆意横行；而新中国建立仅一年后，就敢于同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的美国较量，在邻邦朝鲜的土地上打败了数以百万人的“十六国联军”，一百多年来饱受外国侵略和欺凌的中华民族终于以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站住了！

正文第十九章胡宗南化名秦东昌去大陈岛打游击，挂名“浙江省政府主席”

胡宗南化名秦东昌，去大陈岛打游击，挂了个虚有其名的浙江省政府主席。

（台北一大陈岛，1952年9月以后）

在一九五零年春节前后，蒋介石喊过一阵子“政治台北，军事西昌”，要将西昌作为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基地，便于将来卷土重来，作军事反攻。除了派飞机连连给胡宗南往西昌空运补充武器装备，还特别委派蒋经国从台湾飞到西昌给部属打气。

西昌还是在三月下旬失守，作为西昌军事长官公署代理长官的胡宗南，是四月四日乘飞机经海南岛飞回台北的。大约连连丢城失地使这位有“西北王”称号的一级上将也于心不安，胡宗南在台北办完了公事之后，也告别家眷，跑到花莲海滨租赁了一间屋子，居住休养，避开政事烦扰。

可是，监察院李梦彪等拉起一伙监察委员，说胡宗南作战不力，提出弹劾。此宗弹劾案，被各大报得悉后悉将全文发表。行政院将此案发交国防部审办。胡宗南当然在花莲海滨休不了闲，只好赶回台北，住在家里，闭门谢访。幸好还有好些人帮他说话，遂使此案得一个“不予起诉处分”的结果，不了了之。

胡宗南赋闲在家，心却没有闲。

一九五零年六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借口出兵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几乎是绝处逢生。由于有美国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防卫宽达一百多公里的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无法像渡海攻占海南岛一样渡海攻台，只能选择朝鲜的陆战场来抗击美国的军队进犯，原来部署在浙江准备渡海攻台的主力兵团也已因战争需要调往东北。在东南沿海的解放军转入防御。

与此同时，台湾国民党政权得到了美国军队协防，又重新得到了美国大量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刚从大陆逃台时那种风雨飘摇的局面得以改观。蒋介石在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来稳定台湾局面的同时，对大陆进行长期的骚扰作战。蒋介石以“一年准备、再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为口号，在台湾岛上进行动员。台湾当局还不断训练及派遣人员空投或潜渡到大陆，并且给在内地活跃起来的土匪空投武器、物资，企图对沿海解放军部队形成内外夹攻之势。蒋介石还专门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和“大陆游击总指挥部”来具体负责向大陆的骚扰渗透活动。在海峡南边主要依托金门、马祖为基地，向福建和广东进行登陆渗透；在海峡北面，依托浙东的大陈岛为基地，向江苏浙江乃至山东沿海进行渗透。

胡宗南在台北家居闲不住，又没有兵可带，在大陆时倚重西北拥兵五十万，显赫一时，那在渍败中已成旧事，他逃到台湾后只能让亲信徐先麟、吴俊、戴涛等人在香港，搜罗接济从大陆逃出来的胡部人员，安排交通，延引来台湾。在蒋介石需要人出来指挥向大陆“打游击”时，他主动提出要承担任务，“建立挺进部队，加强大陆游击作战”。

胡宗南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日，给行政院长陈诚上书：“请以现在台湾、香港之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的义民三万人为基础，成立三个野战挺进纵队，施以必要之军事战斗技术，及实施游击所需之技能……深入浙、闽、赣、苏各省边境，建立基地。”

陈诚收到胡宗南的上书，知道其闲不住。早在大陆的时候，陈诚与胡宗南都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但相互间又有矛盾。胡宗南是黄埔军校一期，是黄埔系中天宇第一号“天子门生”，而陈诚则是非黄埔系的主将。如今陈诚大权在握，而胡宗南赋闲在家，还经历了一番弹劾风波，已经跟陈诚不能同日而语。胡宗南还在西昌时，陈诚夫妇曾登门探望胡宗南的眷属。胡宗南半生戎马生涯至五十二岁才结婚，妻子是留美归国的女博士叶霞翟。陈诚亲眼看见叶霞翟带着三个尚幼的儿女，挤住在两间简陋的木板房里，不像什么将军府第，只像平民居室；陈诚觉得过意不去，就将省政府在浦城街一所平房住宅借给胡的家眷住。

精于处事的陈诚，将胡宗南的报告拿给蒋介石看。本来蒋介石就觉得从大陆退过来的一大批高级将领，一下子挤在一个不大的台湾岛上，哪有那么多官可封？哪有那么多兵可带？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是蒋介石对于自己过去的宠将胡宗南，还是有所偏向的。蒋介石对陈诚说：“宗南跟我那么多年，忠诚可鉴。丢了西昌，也不能只怪他。他本人提出去打游击，已是不计名位高低了，我看可以派他到大陈岛去，管管浙江前线的事。他带领旧部去那边多组织几个挺进部队也好嘛。”

于是，当年八月某日夜晚，陈诚亲往浦城街胡宗南住宅拜访，奉蒋介石之命，征求他对出任指挥沿海游击队的意见。胡宗南除了对陈诚谈了游击作战的计划与设想之外，只提他用一个化名来任职，并加以保密。陈诚欣然表示赞同。

九月九日，胡宗南化名“秦东昌”，以江苏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身分，率领几个经他挑选的部属，乘船前往大陈岛赴任。

消息透露以后，新闻界人士觉得浙江省主席及游击总指挥的职务亦不低，敏感的记者遍查了“国军战史军史”，寻不到这位“秦东昌将军”的资历与身世。越是查不到，越有吸引力，越要刨根问底。记者要上岛拜访，却被将军婉拒。某记者干脆捕风捉影地写了一篇《神秘将军秦东昌》。

其实，胡宗南在国民党将军中的确有点神秘，而且被人视作一种“怪癖”。据说，他从不愿见记者，不喜欢采访与拍照。有次在一个公众场合被某报记者偷拍了照片，他当即派副官去找该记者商量花钱买下胶卷。还说他从来不做生日，追随他二三十年的僚属都不知道他什么日子生日，乃至一九四七年五十二岁结婚而通知几个熟人去吃饭，人家误以为他过生日。他年届五十岁还是独身将军而惹起不少轶闻，传说他身有隐疾，是阴阳人。抗战期间，曾有一段盛传全国的婚事野史，至今无法确证真假。说抗战期间他四十岁，风华正茂，又是春风得意的将军，蒋介石想将孔家二小姐许给他，就让宋美龄出面作媒。那孔二小姐当时在重庆是个风云人物，特立奇行，以西方暴露衣着而驾车驰骋于山城街，十分惹人眼目。胡宗南对她的德行早有耳闻，所以当蒋夫人提及此事，他不说同意又不好说反对。宋美龄索性强行介绍，并强使其结伴出游。不料胡将军驾来一辆敞篷吉普，又开得飞快，震得车上的小姐前仰后合，腰酸骨痛。车子还没开到南温泉，就汽油用尽。弃车步行，将军挽着小姐，顶着烈日跋涉。小姐穿高跟鞋，一步一瘸，实在走不动了，就歇在一间路边餐馆。胡宗南点菜上桌，小姐见到苍蝇扑来，恶心不已。胡宗南却大赞美味：“我们在行军时，有此美味，已属幸运。小姐不要错过。”事后，孔二小姐在宋美龄面前哭诉了一番，婚事就告吹了。

胡宗南来到大陈后，在上大陈成立了“江浙反共游击总指挥部”，在下大陈设立了“浙江省政府”。台湾当局的浙江省政府，哪有什么像样的属地，不过是一个徒具虚名以作反攻号召的机构罢了。省府各委员，多数散居台北，遥领名义。胡宗南从台湾带来了三个国防部军官战斗团作为基本兵力。战斗团的成员，是国民党军各部队退到台湾进行整编后的编余军官，他从中选出一些骨干，分配去训练游击队。同年五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到达台湾后，派了代表范尔逊，供给装备，并协助训练。其训练的成员，大多是在大陆的土改反霸中受过共产党打击的逃台人员和收编的海匪。

胡宗南上任不久，就不断派遣这些经过训练的挺进队，使用美国提供适合于别动队和特务活动的装备器材，通过小股登陆的方式进入内地，和当地土匪相结合，开展游击作战。胡宗南在大陈岛，先后训练了总人数约七千多人的挺进队。胡宗南在大陈岛就任两年，派出游击部队袭击大陆沿海数百次，当大规模进袭时，胡宗南亲启乘船指挥攻击与撤退。

胡宗南率部对大陆沿海连续发起的游击袭击，得手的次数并不多。也曾有几次获得成功，使当地的少量解放军驻军和地方政权受损。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双十节”后开始的对南日岛的袭击。胡宗南的游击队配合金门岛出动的国民党正规军，接近上万人，在飞机和舰艇掩护下猛袭南日岛，岛上解放军守备部队仅有一个连的兵力，经寡不敌众的激战后大部分牺牲，少部被俘后被送往高雄。岛上的政权也被摧毁。当天晚间，大陆不明情况就仓促派出援兵约一千多人，到达后登岛奋勇冲杀，杀伤国民党军数百人，亦因寡不敌众，全部失利。当福建军区再调部队准备反击时，十三日夜间，登岛的国民党军已全部撤离。这次袭击南日岛，解放军损失兵力一千三百人。胡宗南当然喜不自禁。

在国民党军袭扰下，解放军在沿海加强了防备，并组织了军民联防，给国民党军还以颜色，给以惩罚。一九五三年，解放军在年头开始恢复了对金门等岛的炮击，还于五月下旬发起了夺取温州湾出海口外岛屿的战斗。五月二十九日，刚由朝鲜战场轮换返回的第二十军第六十师，在温台巡逻艇大队配合下，向羊屿、鸡冠山和大、小鹿山这四个岛屿发起进攻，歼灭守岛的国民党军二百三十人，俘获了胡宗南手下干将纵队司令员何卓权。在大鹿山还铲除了一个特务巢穴，缴获八部电台，捕获一批准备潜入内陆的特务分子。何卓权是藏身洞穴中断粮后，其侍从卫兵乘黑夜到登岛部队伙房偷冷饭被捉住，供出何卓权，才被俘获。

羊屿、鸡冠山及大、小鹿山四岛被解放军攻占后，胡宗南遭到蒋介石的严厉申斥。胡宗南也觉得在大陆上成都、西昌败退后，连如今在大陈岛打游击也连连失利，颜面上太过不去。他电复蒋介石决心夺回羊屿等四岛，将功赎罪。

六月十九日晚，胡宗南乘“阳”字号驱逐舰亲自率野战一、四、五大队和军官战斗团，加上海上突击大队等总计一千六百多人，分乘机帆船、帆船五十多艘进行反扑。在九艘海军舰艇的掩护下，野战一、五大队等八百多人在羊屿登陆，余部八百人在小鹿山登陆。

守备羊屿、小鹿山的解放军各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他们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大量杀伤敌人于滩头之后，被迫退守岛东北角之炮兵阵地待援。小鹿山的部队也撤向大鹿山，固守待援，处境危急。

二十日夜间，大陆派出的增援部队赶到。经过激战，国民党军的舰艇及登岛部队，扔下一大批尸体，逃窜而去。胡宗南的部队，被歼七百人，他本人虽然亲自登舰督战，仍然以失败告终。

二十四日，解放军又奇袭大陈港西口外的积谷山岛，予以占领，进而使大陈海面处于解放军陆上大炮射程之内，大陈岛局势更为紧张。胡宗南与美军派驻人员，对大陈岛防卫部署，发生了歧见。国民党当局觉得原来胡宗南的游击军政体制，已不适应大陈地区形势，决定将胡宗南调回台湾，以争取美方同意，派遣整编后拥有美式新装备的陆军部队，驻防大陈。并委派刚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学成归国的刘廉一中将，接替胡宗南，担任新设立的大陈防区司令官。胡宗南在交接卸任的自助餐宴席上，即席致欢迎词：“大陈已经渡过了一段艰辛困苦时期，今后即将要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创新局面，所以需要有新的人物来担当。”

这位曾在大陆叱咤风云的“西北王”，如今已在话语中透露出内心的辛酸与感慨。

胡宗南回台之后，又悬空了两年才干一九五五年九月始，担任了四年的澎湖防卫司令官。一直在为蒋介石的军事反攻大陆效劳。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在台北因心脏病去世。

正文第二十章叶飞没听苏联顾问的，用摩托化机动部队挫败了胡琏的立体式进攻

叶飞没有听苏联顾问的，用独特的摩托化机动部队挫败了胡琏的立体式进攻。

（东山岛，1953年7月16日—18日）

叶飞将军对于派到福建前线来的苏联顾问，同他们争论耗去他不少精力。

福建前线开始并没有苏联顾问，都是中国指挥员自己在布防及指挥作战。随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两国关系密切发展至各个领域。于是，福建前线也来了苏联顾问。叶飞与苏联顾问接触下来，觉得他们有些人不像是顾问，倒像是上级领导或是管事的“婆婆”，一来就指手划脚，横挑鼻子竖挑眼，简直是找麻烦。在关于福建前线的防卫问题上，叶飞作为福建前线指挥员就与苏联顾问，发生了两次磨擦。第一次主要是争论关于福建前线的作战部署。苏联顾问看了福建前线的防御计划后，横加指责：“让敌人的部队登陆上岸打了进来，这也叫防御？”

叶飞耐心地解释：“我们的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的积极防御的方针。如果敌人大规模登陆，我们除了厦门重镇坚守外，其它如漳州、泉州都不守，让它进来。我们还没有海军，无法切断敌人的海上联系。避开我们的短处，让它进来，敌人的海军就发挥不了作用，它的空军也是有限的。我们军队把这种打法叫‘关门打狗’。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苏联顾问听了大惑不解，连连摇头，好像听叶飞在讲天方夜谭：“这……这也叫防御，丢失了海岸线，丢失了城市，让敌军打到内地来。敌人是恶狗，我们就不让它进门，不让它上岸咬人，让它在海里淹死。”

叶飞淡然一笑：“我们当然想让恶狗还没上岸就淹死，但是，按我们的国情、军情，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苏联顾问昂然起来：“能！能做到。我们正面防御，将守备部队沿海岸线设防摆开，敌人在哪里登陆，我们就在哪里消灭它！”

苏联顾问接着就提出了他们的正面防御方案。叶飞觉得这种“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正面防御方针，曾经使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苏维埃时代吃过大亏，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就是血的教训。叶飞觉得没法跟这个格格不入苏联顾问细说，只好说：“我们现在采取的积极防御、关门打狗的方针，是经过华东军区及毛主席批准的。”

苏联顾问不罢休：“我也要跟你们毛泽东主席讲的。”

第二次争论更使叶飞觉得可笑。那是在谈到中国军队学习登陆作战时，叶飞讲到我们的部队现在正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攻占厦门岛与海南岛取胜的经验，及进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叶飞也联系讲到自己的部队同时也学习人家登陆作战的经验。特别是讲到了美英联军二次大战中在诺曼底登陆成功的经验。

苏联顾向听了恼火了：“你这个共产党的指挥员，怎么能大讲美英帝国主义的战例？！我们苏军也有登陆作战呵！”

叶飞只好苦笑。因为二次大战中，英美军队登陆作战经历较多，而苏军则缺少这方面的实战战例。

叶飞这就把苏联顾问得罪了。

苏联顾问回去见到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就讲：“你们福建前线那个司令员，是个英美派！”并向军委告叶飞的状。苏联顾问回苏联前，经过北京，又向毛泽东告状，说“叶飞这个人靠不住”，要毛泽东撤了此人的职，还说要告到斯大林那里去。此事，后来陈毅转告了叶飞。彭德怀也转告了叶飞。彭德怀还说，他也是不买苏联顾问的帐的。

福建前线的形势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发生着变化，有些是出人意料的变化。对此，叶飞是深有切身体会的。因而，福建前线部队的防卫部署也不断发生着变化。苏联顾问是很难有深刻体会的。

自从二十八军攻击金门失利以后，华东军区，特别是福建前线的部队，包括叶飞自己，都要再攻金门报仇与争气，因而都将再攻金门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在林彪的四野部队用木船队攻下海南岛及国民党军撤出舟山以后，毛泽东已经指示中央军委和三野部队积极筹划台湾战役的计划，并开始从各方面着手进行准备。三野的两大主力第七、第九兵团已经开展了海上大练兵，再攻金门已经不是毛泽东、中央军委及华东军区主要担心的问题；那时候，连叶飞也觉得，再攻金门是指日可待而势在必克的。

朝鲜战争爆发及美国出兵台湾，使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六月三十日，周恩来向海军司令肖劲光传达了“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的新部署。七月上旬，中央组建了东北边防军；九月上旬，毛泽东出于对朝鲜战局即将恶化逆转的预料，指示中央军委命令原定作为攻台主力的宋时轮第九兵团北上，准备作为人朝的第二梯队。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同日，中央军委正式下令推迟进攻金门。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斗争，又出现了国共双方攻守易位的局面。福建省内的土匪活动，受美国侵朝的刺激，从一九五零年秋季起又猖獗起来。十一月间，毛泽东又一次命令福建军区部队推迟攻打金门，全力以赴地进行剿匪，并限定六个月年消灭全省一切成股土匪，并普遍实行土改。

这样，叶飞奉命让再攻金门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停止，将第十兵团以五个师的主力投入剿匪作战。终于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以前基本完成了消灭土匪的任务。此时，解放军海空军尚未进入福建，担任福建前线防卫任务的兵力只有三个军。福建海岸线长达千余公里，处处可以登陆。叶飞手下的兵力只有那么多，在面对台湾海峡美蒋的联合威胁，对巩固海防的作地方针有两种方案。在《叶飞回忆录》里曾作记述——

一是把三个军全部投入防御，但这样做，纵深就没有机动兵力，非常被动和不利；二是只以两个军担任防御，而以一个军为纵深机动兵力，这样做比较主动和有利，我们反复研究考虑，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但执行这个方案也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只以两个军担任一千多公里海岸线防御任务，照顾不过来；第二个困难是纵深机动兵力只有一个军，要在一千多公里海岸机动很困难。我们从当时福建前线的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和克服这两个困难的办法是：把福建前线划分为两个作战方向，第一个作战方向是闽北福州方向，第二个作战方向是闽南厦门、漳州、泉州方向。对沿海防御的方针，决定采取控制海面以防御海岸的方针，这样做就可以大大节约和减少第一线的防御兵力……解决和克服第二困难，即机动兵力机动的办法，就是利用福建沿海公路来使用机动兵力机动，即改变过去一贯采用的只以徒步急行军的办法，而使用汽车装载部队机动，这样，机动兵力的机动能力就强得多了。这实际上就是把步兵（机动部队）摩托化了，平时不配备汽车，一到作战，集中汽车运载机动部队就变成摩托部队了。

当时连在朝鲜战场志愿军的一线作战部队运动作战，都是靠两条腿行军。整个华东军区只有一个汽车团，是在上海战役中缴获的汽车装备起来的，控制在上饶作机动使用。叶飞曾请华东军区把这个汽车团调到福州，没有得到批准。运载整整一个军的兵力所需的汽车从何而来？叶飞是很有办法的人，他就从福建地方的运输车辆打主意，规定沿海作战部队需要用汽车时，地方各部门运输车辆无论客车货车、机关单位车或是公路营运车，全部集中归部队使用。当时思想工作好做，各部门都表示无条件服从。当时福建海口被封锁，鹰厦铁路尚未修通，交通运输全靠公路，地方运输车辆比较多。一统计，一旦需要时集中起来可担负运输一个军，就把这个军变成摩托化军了！

叶飞还布置专门进行了演练，警报一响，命令一下，所有地方民用商车、客车立即就地下人卸货，车辆奔赴预定集中地点转入军用运输。

一九五三年七月间，朝鲜停战已是大势所趋。尽管美国是在其历史上第一个没有获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它为了退出战争的泥潭，还是签了字。朝鲜停战不仅遭到李承晚集团的坚决反对，在台湾的蒋介石也深感不安。蒋介石对于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可能缓和存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恐惧心理。于是，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定之前，蒋介石下令采取了一次几年来罕见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次象征性的向大陆反攻的作战。蒋介石选择的目标是东山岛。

东山岛是福建沿海最南端的岛屿，在闽粤两省的结合部，易于遭敌进攻，一直是解放军在东南沿海防御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福建军区将公安第八十团主力和一个水兵连共一千二百人派驻该岛，预先构筑了部分工事。福建军区和广东军区并事先制定了该岛遭到攻击时的增援方案。

国民党军指挥进攻东山岛的指挥官是金门防卫司令胡琏，曾因金门、古宁头的胜利名噪台湾。此人多年来与解放军作战，历来比较谨慎小心。这次进攻，他把所有军种都使用了，空军、海军、陆军，还第一次使用了空降兵。进攻的兵力多火力强亦是前所未有。在进攻之前，出动空军对福建沿海的桥梁进行了轰炸，也炸断了由泉州乘汽车通向东山岛的必经之路九龙江桥。这样，他判断叶飞从泉州派出的援军主力，最快也要三天才能赶到，他可以打三天，在三天内，用优势兵力把守岛的解放军部队吃掉。这叫做“以大吃小，速进速退”。胡琏在发起进攻前一天的中午，还派飞机侦察九龙江的桥有没有修复？飞行员回报说没有修复，只见桥墩。

七月十六日拂晓打响的东山战斗确实特别紧张激烈，蒋介石把老本都亮出来了。飞机狂轰滥炸，舰炮猛轰岛上工事，白伞点点，伞兵空降；然后，陆军登陆部队以二十一辆美式水陆两用战车为前导，抢滩登陆。国民党军出动的是驻金门第十九军第四十五师等部，有一万多兵力。登陆后急攻猛冲，攻占岛中部的东山县城后，猛扑向岛西北部靠近沼安湾的全岛制高点公云山的二零零高地。接着，十余架运输机从台湾新竹机场飞至东山岛北靠大陆的八尺门渡口上空，敌伞兵总队第一大队和工兵分队、警卫分队，降落在紧靠渡口的后村两侧高地，占领了陈岱集，切断了东山岛和陆地的联系。国民党军以压倒优势铺天盖地的出现在东山岛上，情况十分危急！国民党军登陆后在坦克掩护下，向岛纵深不断推进。守岛部队的原定方案是以一个营坚守东山岛，其余部队转到岛外机动，待主力赶到后再行反攻。守岛部队在危急情况下，还保持着与在福州指挥的叶飞的电话联系。叶飞同意守岛部队改变原定方案，不再以主力转出岛外，而是一面向岛中纵深后撤，一面节节顽强阻击，于十六日上午退守至全岛制高点的公云山二零零高地。由于事先在山上筑有坑道和土木工事，因而在国民党军炸弹和炮弹轰击下，抵挡住数量十倍于已的敌军昼夜猛攻，打退了数十次冲击，守住了最后的核心阵地。

陈毅在上海知道战斗情况，也十分着急，一直与叶飞保持通话。守岛部队电话总机所在的村子被占领了，电话班没有跑，而是隐蔽起来，一直保持着与福州的联系。国民党军搜索了整个村子，连电话线路都没有被发现。保证了在激烈战斗中，福州的叶飞能与守岛的游梅耀团长通话。叶飞通过电话，要游团长死守一天一夜，援军就可以赶到反击。

东山战斗打响后，按预定作战方案，三十一军与二十八军一个师，及在广东的四十一军，分别由泉州、漳州及潮汕增援东山。命令一下。根本不需要动员，从福州到泉州、漳州沿线地方客货运车辆都行动起来，旅客自动就地下车，货车就地把货物卸在路旁。沿途数百辆汽车动作迅速，立即分别驰赴集结地点装载作战部队，然后日夜急驰，开往东山。烟尘滚滚，马达轰鸣，场面十分壮观。部队增援全速前进，白天行动，不顾敌机轰炸，被炸翻的汽车，推到路旁，不堵塞交通。增援路上，伤亡不到一百人。被炸断的九龙江大桥，在地方政府大力组织下，民工们于七月十五日夜间，修复架好了桥板，保证援军汽车畅通无阻。

增援的先头部队，在战斗打响的当天夜间及第二天拂晓前，就分别赶到登岛。在第二天上午，首先将八尺门渡口附近的国民党伞兵部队一举全歼，还占领了陈家镇，打通了与坚守东山岛二零零高地守军的联系。汕头来的援军也赶到了。两路援军主力分别于第三夭即七月十八日拂晓前登陆东山岛进行反击，配合岛上守军出击，迂回包围国民党军。因未能迅速占领港口，致使不到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登舰逃走。当时解放军也没有海空力量拦截。东山战斗，解放军以伤亡、失踪一千二百五十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三千三百七十九人，其中毙伤二千四百七十七人，俘虏八百四十二人。

叶飞在事后回忆说：“我们有个金门失利，国民党有个东山失利；胡琏因金门得手升了官，却因东山失利倒了霉，也算是个报应！”

毛泽东对东山岛作战非常关心。战斗第三天即七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时，援军已经登陆正在歼灭国民党军，毛泽东到在北京的总参作战室，嘱咐直接接通福州叶飞司令员的电话。当时因为还没有直达线路，声音很小，已经通过华东军区值班领导中转。叶飞在回忆录中曾作记述——

主席最关心的：敌人东山登陆可能不是个主要方向。他提醒我：东山可能是吸引我们注意力，然后在另外地方登陆。主席问我：兵力够不够，需不需要增援？我回答说：有准备，已防备敌人在第二方向登陆。我说：我的兵力够了，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个军机动兵力尚未使用，准备敌人在另外方向登陆进攻时使用的。主席又问：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我想了一想，说：没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就是汽车已全部使用光了，但我已经下令把上饶到福州公路干线的地方车辆集中到福州机动，请求中央命令江西接替上饶到福州的地方运输任务。主席一听，奇怪了，问道：华东军区有一个汽车团，为什么不给你们福建前线？主席生气了，立即下令给华东军区：你们的汽车团立即开到福州。

福建前线东山岛战斗的胜利，是大陆军民反击台湾国民党军窜扰的最大一次胜利，国民党军“以大吃小”的战术就此以破产而收场。战斗结束以后，毛泽东通电嘉奖，说：东山战斗不光是东山的胜利，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而且是全国的胜利。

正文第二十一章新中国代表与美国在日内瓦接触，蒋介石作出让步满足美方要求

新中国的代表与美国在日内瓦的接触，使倔强的蒋介石作出让步满足美方的要求，以尽快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阳明山官邸——总统府，1954年7月8日）

蒋介石定定地站在喷水池边那座木结构的老凉亭里。他动也不动，只眺望着远处雾霭中的山色。阳明山公园里显得格外清静，木凉亭顶上有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破坏了宁静；随身恃从知道他在想心事，想去驱赶叽喳的麻雀，又怕惊扰了他的思绪。

刚才早饭他也吃得不多，翻了一下报纸，还听这天难得早起的宋美龄讲了几则美国报纸上的最新消息。

这天是一九五四年七月八日。早饭后再过两个钟头，他要到市里总统府去接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兰金。按往常习惯，他还要到书房去批阅文件、处理公务，侍从已经往书房准备了喝的水。从餐厅出来，他没有去书房办公，却又独自到阳明公园里散步，也没有像兴致高的时候那样邀宋美龄一起走。说是散步，也没走多远，进了凉亭就站着动也不动。

那些黛色的山景早都看熟看厌了，他是在想心事。等一会儿他要对回华盛顿去的这个美国大使作出让步了。他从小有倔强的脾气，越是压他，他越不服从。今天他是不得不让步的，他心里不舒服。

在民国政府退到台湾以后，毛泽东和斯大林结成同盟在莫斯科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蒋介石为了使台湾能可靠地得到美国的保护，一直想同美国以条约的形式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在杜鲁门主政的年代里，美国是想甩掉蒋介石的包袱，即使因为朝鲜战争而迫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援助台湾，但对向蒋介石政府结盟并不热心。美国自一九四九年和它的西欧盟国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后，对东太平洋上的反共国家又采取分别以结盟的形式分别订立条约。美国于一九五一年同菲律宾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同澳大利亚、新西兰订立了安全公约，同日本订立了安全保障条约。随后，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美国还于一九五三年同南朝鲜也订立了协防条约。这样，美国在亚洲实行“遏制战略”的防御链上只缺少台湾这一环。美国对同台湾蒋介石结盟顾虑重重，主要出于对蒋介石的厌恶和担心由此被蒋直接拖入中国内战。

即使台湾当局在朝鲜战争中被人们公认为最大的获益者，蒋介石对美国人还是抱怨甚深。在台湾局面最动荡的时候，因朝鲜战争而得到美国出兵保护，得到大批美援及包括喷气飞机、作战坦克在内的美国军事装备；美国人却是有条件的，即不准国民党军队攻击大陆，触怒中共。当国民党军要对于中共准备攻台部队集结地，进行先发性攻击时，被美国极力制止。蒋介石数度要派兵入朝作战，也被美国拒绝。美国国务院有的官员，如远东司司长鲁司克还动员胡适搞反蒋的民主运动。鲁斯克说，美国朋友对国民党政权都有恶感，今日在台政权犹自称代表中国之政府，使美国发生许多麻烦，如果只作民主之改革，不作攻击大陆之行动，则美授或可增加。这位鲁司克曾奉艾奇逊国务卿之命于一九五零年八月十四日拟了七条对华政策草稿——

一，美国今日对华政策，尚在过渡时期。

二，第七舰队之措施，并非寓有解决台湾问题之要求，只是将台湾海峡目前形势，暂予冻结。

三，美国对台湾，并无军事占领之企图，只欲使台湾与大陆，双方各不采取攻击之行动。

四，使用颠覆手段，使台湾当局塌的，并非美国利益，应以经援军援接济之，并监督其正当之使用。

五，我们现仍承认在台中国政府，但承认期间之长短，我们不愿给予保证。

六，我们现仍反对中共加入联合国，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应在安理会中凭多数票解决，不属于否决权之范围。

七，美国对于中国政府不作无限期支持之约束，对于中国政府之联合国席位不作长期支援之约诺，对于国民政府返回大陆之企图，亦不予以支持，一切要视美国全盘利益如何转变以为断。

这份对华政策草案，是美国国务院当时极端机密的文件，三十年后解密了才得以传世，蒋介石当时虽说不一定能看到，但是蒋介石从美国人所作所为，是感受到了美国人的隐秘谋略的。一九五零年七月底，麦克阿瑟从东京到台湾访问，驻美大使顾维钧应召赶回台北参加接待时，蒋介石和顾维钧谈了话。蒋介石就美国对台政策中的敏感问题征询意见，深察美国对华政策内情的顾维钧，据实秉告：“第七舰队防护台湾海峡的命令，也未曾变更美国对华政策。他们注重中共，过于国府；注重台湾，也过于国民党的政权，保全国府，在他们看来，只是一桩附带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虽然限制了暂时的反攻大陆，但两相权衡，还是利多于害；况且，华盛顿的对华政策，正在转变中，而且是向好的方面转变。我们不可一下子要求过高。”

蒋介石认为顾维钧的分析很有道理，出于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生存的需要，对美国有很深的怨恨也好，只能小发泄不满，而不能大发作，只好将怨恨压在心中。

后来，随着朝鲜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形势有了新的发展；战争的双方对继续这场较量都失去了兴趣。美国政府不仅要耗费巨资来维持这场战争，而且发现自己在国内外越来越孤立。美国的盟友撇开美国，先后从朝鲜战场撤出各自的军队。美国人民对于这场只花钱流血，目的不明，而且显然打不赢的战争愈益厌倦。因而一九五二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朝鲜问题成了两党竞选的一大焦点。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正是极力向选民保证尽早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下入主白宫的。尽管艾森豪威尔上台一再重复其反共的决心，并任用极端反共的杜勒斯出任国务卿，但是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还是采取了能停尽量停的态度。毛泽东的新中国也迫于需要和平环境来进行经济建设实施五年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停战当然只是个时间问题。

朝鲜停战在国际上普遍受欢迎，除了南朝鲜孪承晚十分恼火之外，给蒋介石带来的是深切的不安与忧虑。他特别不愿看到的，是朝鲜战争以停战的方式而不是以中共失败的形式收场，这就意味着他期望借朝鲜战火重返大陆的梦想变成了肥皂泡，而且这无疑象征着中共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得到了提高，而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再次受到严重的冲击与震撼。再者，朝鲜战争一休，中共这支连美国军队都感到头痛的大军，移师南下，彭德怀的攻击矛头无疑是要对准隔海的台湾岛。朝鲜停战前，他曾批准以对付共军见长的胡琏将军，用海陆空三军猛攻东山岛，不仅赚不到什么便宜，反而碰了钉子失了血，连苦心训练的伞兵部队头次上阵，就有去无回。

蒋介石曾经为艾森豪威尔上台时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所作的国情咨文所鼓舞。艾森豪威尔说：“我正式下令不要使用第七舰队来屏障共产党中国。让我把话说得朋白一些，这个命令并不暗示我们有侵略意图，但是我们决没有义务保护一个在朝鲜对我们作战的国家。”蒋介石曾将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决定，称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的举措”。他曾以为美国新总统将支持他反攻大陆了，于是他行动起来，尽量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把美国卷入国共冲突，借助美国反攻大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在朝鲜战场都打不赢，当然更不敢玩火“反攻大陆”。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七日，胡琏的金门部队攻击东山岛败退的当天，美军驻台顾问团赶忙声明：尽管此项行动在战术上是合理的，但是事前并未经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同意，有违台湾对美国所作的承诺。行政院长陈诚只好出面表示“将下不为例”。刚过几天，美军第七舰队司柯拉克在香港发表声明，声称台湾如果决定反攻大陆，无须事前与美国商量，第七舰队将不加阻止。蒋介石听了，只能苦笑而已：凭岛上自己那些军队，哪能独自反攻大陆？！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使蒋介石极为恼怒的事。一九五四年二月，苏联提议召开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与苏、美、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会议。美国竟然接受了这一提议。他联想起二次大战后期，中美苏英四大国在开罗开会，是他代表中国这个泱泱大国飞赴尼罗河畔，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大巨头平起平坐，好不威风！如今竟然让中共的头目代表中国去参加大国会议，他由心酸而至恼怒。顾维钩在华盛顿即奉命向美国交涉，认为美国此举等于默认北京政权的合法性，是搞“两个中国”。美国就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与中共代表一起开会并不意味着对中共政权的外交承认。但是，蒋介石得到密报，就在这次日内瓦会议上，中共与美国代表在会下进行了接触，并经过英国的居间安排，举行了几次会谈，这导致拉开了后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的序幕。

他对美国与中共的接触，怀着一种恐惧心理。他心中十分明白：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说美国支持台湾当局，但这种支持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早年在上海交易所的经历使他敏锐地感觉到，美国在必要的时候，是不惜牺牲台湾当局的利益来与中共作交易的。

他感到需要加紧同美国商谈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事宜，必要的时候不惜作出一点牺牲与让步。倔强的脾气使他感到在压力下让步使他内心极为痛苦……

侍从来到木凉亭的台阶上提醒他：“先生，该出发去总统府了。”

卡尔·兰金特别喜欢这栋总统府的大厅。那几根文艺复兴式的高柱耸立在宽敞的厅堂里，衬着两旁数座巨型棕榈盆景和光可鉴人的花岗石地板，仰望可见三、四楼线条流畅的弧形拱廊。使他感到壮观、宏伟、典雅，十足的欧洲气派；他觉得真有意思，建造这栋大楼的日本总督，竟然让欧洲文化矗立在这个东方岛屿上。

兰金得知，蒋介石不喜欢来这座豪华的总统府上班，不是外事礼仪或是召开重要的会议，你很难在这总统府找到蒋本人。他对蒋介石喜欢在僻静幽雅的阳明山住所处理公务，表示难以理解。从美国建国以来，无论哪一任当选总统都需搬进白宫居住与正常上班的。

兰金来台湾已经三年了，几个月以前，也就是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他才被新当选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任命为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而在这座楼房里，向蒋介石正式递交了国书。他作为大使代办在台湾这三年，是台湾日子最艰危的三年，美国又是台湾当局因生存需要而特别倚重的国家，他担任的这个角色，就成了这个不大的台湾岛上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

人们对他颇具好感有两个原因。其一，兰金作为代办来台湾之前，原任司徒雷登大使早已返圆美国休养，仅留一位一等秘书史枢安代理馆务。据说这位史枢安秘书人倒不坏，就是有一种当地民众难以接受的美国人的优越感，显得高傲自恃，不喜欢交际，与政府与民间不大喜欢接触；因而人们对其印象不佳。而兰金没有高贵使者的架子，为人谦恭，待人热诚，银白色的头发下总有一副适度的笑容，或官或民都乐意找他办事。其二，那时候台湾经济极为困难，朝鲜战争爆发后又有了美援。美国吸取了大陆时期美援落人四大家族官僚腰包中的教训，采取了使用美援的新措施，建立了专门的美援运用委员会，企事业发展要求使用美援，须找资深公司担保，并要求申请者自己也需筹集与美援价值相同数额的台市资金捆起来使用。新措施使美援的运用克服了大陆时代的弊病，对促进台湾经济稳定与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兰金大使尽管不具体管这些事，人们都乐于找他帮忙与指点。他曾向台湾当局建议，当局今后对接待在美国被称为“台湾帮”的诺兰参议员和杜威州长，不可过分到超出常轨的热烈程度，而使民主党政府产生反感。他还警告台湾当局外交部门要和民主党来访的国会议员多打交道，以取得他们的好感。用中国的通俗话说，兰金胸有城府，八面玲珑，很会做人。

一九五四年七月八日，兰金因奉召即将回华盛顿述职，蒋介石约了他到总统府见面。兰金知道，蒋介石接见他主要将是谈中美两国共同防御条约的事宜。

尽管蒋介石对于和美国签约抱有十二分的热情，艾森豪威尔政府最初的反应却十分冷淡。这一年四月兰金刚刚被正式任命为大使，五月四日，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即邀请并陪同兰金去访问金门、大陈等沿海岛屿，意图就是希望美国与台湾早日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以协防这些沿海岛屿。兰金深知美国对此事的态度与内情，自己不好开口说时机尚未成熟，乃建议叶公超外长下令驻美大使顾维钩在华盛顿向国务院直接提出签约的事。顾维钧果然于五月十九日拜会了杜勒斯国务卿，敦促早日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并主动提交了一份由台湾当局拟的条约初稿。顾维钧的建议一提出，杜勒斯就一口回绝了。此后，台湾当局又通过各种渠道反复向美方建议举行谈判，华盛顿却一直持冷淡态度。

其实，艾森豪威尔与它的前任杜鲁门一样，并不认为中国人民拥护蒋介石，也不相信蒋氏独裁制度体现了民主自由原则，也根本没有准备为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或是防守几个海岛而去冒世界大战的危险。美国支持蒋政权只是把台湾当作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据点而已。如果将台湾比喻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而蒋介石只能算是一个并不理想却无法代替的舰长。对于这样一个伙伴，美国当然不愿被条约和它绑在一起。艾森豪威尔特别担心蒋介石随时采取针对共产党大陆的军事行动，而将美国拖入中国内战。美国不愿意承担协助蒋介石防守金门、大陈等几个岛屿的义务，也不希望明确宣布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美国想用对这几个沿海小岛政策的模糊性来迷惑随时想进攻的中共军队。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将迫使美国态度明确，使美国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承担防卫这些小岛的义务，将使美国冒与毛泽东的军队直接作战的危险，而一旦这些难以防守的岛屿从美军手中丢掉，还会有损美国的形象。艾森豪威尔还几次重申美国不要讲“永远”不承认大陆中国，并主张解除对华贸易的全面禁运。与蒋介石签约无异于在外交上堵死这条路。

兰金也作了估计，希望这次蒋介石接见他会有一点什么新信息让他带回华盛顿。

当兰金被引进那间十分熟悉的总统府大会客室时，他望见蒋介石已经从沙发上站起来。这间大会客室是蒋介石接见外宾的地方。当他第一次来这间会客室时，蒋介石还指引他欣赏了室中所挂的字画。最珍贵的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早年手书赠给蒋介石的墨宝，“穷理干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他觉得孙中山的这两句话充满了东方哲理。蒋介石还引他看过蒋夫人宋美龄所画的国画山水图。

俩人握手寒暄之后，谈了起来。

蒋介石看似漫不经心，扯得很远：“大使先生，日内瓦会议再过几天又要复会举行最后一轮会议了。”

兰金说：“美国是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找到一个阻上共产党在东南亚突进的办法。”

蒋介石问：“报纸上盛传上个月开会期间，杜勒斯先生拒绝和周恩来握手，不知道贵国有什么内幕消息？”

兰金说：“关于此事，传说纷纷，我还没有得到国内的正式材料；可是，我们大使馆收到了有关通知，杜勒斯国务卿在日内瓦给美国代表团作了规定：今后不论谁，都不准和中共代表握手。”

蒋介石淡然一笑：“我踉周恩来共过事，也有过多次接触；按中国传统礼节，‘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敌对双方使者握手，也不是不可以的。”

兰金也知道杜勒斯的做法有些僵硬失妥，就说：“当然，按国际外交礼仪，敌对国在第三国的礼仪场合，也是可以握手的。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国务卿反共的立场是很坚定的。”

蒋介石拐了一个弯，这才进入所关心的内容，说：“另外有消息也说，你们在日内瓦的代表和中共的代表在日内瓦有过几次接触，不会无风起浪吧？”

兰金知道这是蒋介石极为关心的一个敏感的问题，斟酌了片刻，说：“我得到的消息是，双方接触了几次，讨论的是双方侨民归国的问题。有几个美国人被他们当作间谍扣留了。”

蒋介石再问：“索要侨民完全可以通过第三国的渠道，通过英国、印度都可以，大可不必直接接触。”

兰金说：“据说找了英国代办杜维廉，英国佬说既然双方都在日内瓦，何必还转来转去，就干脆安排了机会直接见面。据我了解，接触时没有谈别的，仅仅是侨民间题。没有涉及任何有关承认大陆中共政权的问题，请总统放心。”

蒋介石已经从兰金的渠道证实了美国与中共在日内瓦进行了接触，更觉得自己必须有所让步，促进共同防御条约早日签定，既然美国担心国民党军会贸然进攻大陆，他准备退让一步，消除美国人的担心；即使在他看来，反攻大陆是国家的主权，这种退让损害了台湾的尊严，也只好痛苦地忍受。有退方有进，有失才有得呵！蒋介石转换了话题说：“我毫无疑问地绝对相信与钦佩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杜勒斯国务卿的反共立场与决心，我们在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太平洋的扩张会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兰金说：“我们近三年来合作得很好，今后会合作得更好。”

蒋介石望着兰金：“大使先生，请你这次回华盛顿转告贵国总统与国务卿，我们期望尽早开始缔约谈判。贵国已经分别同日本、菲律宾、南朝鲜签订了同盟条约，唯独还没有与台湾签约，这就使反共的防线上有空缺的一环。我通过你这次回国正式转告，台湾方面准备满足贵国的要求，即在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前，必须征得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同意。”

兰金听了，脸上的笑容还是适度的。但他的内心的惊异并没有在脸上表露出来。他觉得：美国代表与中共代表在日内瓦的接触，本来是无意损害台湾国民党的；这等于艾森豪威尔无意下了一步棋，却迫使倔强的蒋介石作了让步。

正文第二十二章张爱萍按兵不动，福建炮轰金门，西方认为出现“台海危机”

毛泽东考虑台湾问题。张爱萍按兵不动，福建炮轰金门，西方认为出现“台海危机”

（宁波—厦门，1954年8月—9月）

这座院落太普通了，在宁波随处可见，灰白色的墙，青渴色的瓦，院内大大小小的庭院相互毗连贯通，青砖竖叠砌就的甬道，看上去既不华丽，也不壮观，更没有什么显眼之处。然而院里在一夜之间，竖起了天线，电键按动声及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打破了郊区院子的宁静，好些不同年岁的军人进进出出，来来往往，屋墙上挂着巨幅军用地图，报告军情，下达命令，显得热闹、紧张而又神秘。

这就是三天前刚刚组建的“浙东前指”所在地。它的全称是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其作战行动直接归中央军委指挥。可见这是一个指挥特别作战而权力很大的特殊军事机构。

这个院落的新主人就是浙东前指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浙东前指”的指挥部虽说是刚刚建立，但张爱萍承接解放浙江福建沿海岛屿重任已经不止一个年头了。

还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抗美作战已经取得关键性的胜利的时候，尽管战争还在进行，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授意当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的张爱萍，利用朝鲜战争的有利形势，考虑解放浙江、福建沿海被国民党军所占据岛屿的问题。陈老总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张爱萍是堪当此重任的最佳人选。

张爱萍和陈毅都是当年新四军里并不多见的四川汉子。陈毅作为军长十分器重手下这位智勇兼备、文武双全的战将老乡。以后，他又担任过第七兵团司令员、浙江军区司令员。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攻占南京国民党总统府那天，陈毅将这位当时年仅三十九岁而已久经沙场的战将从前线召下来，只拨给他二三百人，让他在江苏泰州白马庙组建一支华东海军，成为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支海军。于是，他搜集国民党海军投降或丢弃的旧舰艇，成立舰队，修复造船厂，兴办海校。当年八月，他正在南京紧张地筹办海校时，忽然得电报，毛泽东召他赴京见面，还应他之邀，首次给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够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就在一九五二年夏天，经陈毅提议和国防部长彭德怀报请毛泽东批准，授权张爱萍负责指挥浙江、福建沿海的军事斗争。他从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指挥陆海空三军协同立体作战的将军。

张爱萍经过深入调查摸底并思考外军战例，考虑解放军还没有海军陆战队与大型舰艇速度慢的实际，结合解放军传统战法，提出了一个巧用现代作战原则的战役决策：空军、海军先于陆军投入战斗，在陆军进行登陆作战训练阶段，空军、海军边打边练，寻找战机，从空中和海上打击困扰敌人，千方百计给以消耗，破坏敌之心理稳定和力量平衡，使敌由强变弱，使我由弱变强，从而夺取制空权、制海权。

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张爱萍的决策。

朝鲜停战后，一九五三年十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等人，在会上听取了刚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所作的关于朝鲜形势的报告，然后研究今后军事工作之重点。彭德怀建议把在东北及朝鲜的空军调入福建和浙江，夺回沿海制空权；

朱德很赞同，提出“清理门户”，把闽浙沿海被国民党军所占的岛屿夺回来，打通海峡的南北通道。陈毅则具体提出：利用在朝鲜战场胜利的形势，准备用五个军的兵力解决金门岛，并突击修建福建几个机场和鹰厦、福州铁路、厦门海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当即批准了陈毅的提议，并令担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的张爱萍组织福建前线指挥所。

可是，一九五三年秋后，印度支那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在越南的法国军队在实施“纳尔瓦计划”，要歼灭胡志明的人民军主力。美国加紧援法，承担了侵越法军的大部分军费，美国海军进入了越南沿海，陆军人员也出现在越南战场，表现出直接介入的趋势。美国如真的直接介入，将使中国华南地区面临一九五零年秋朝鲜的那种形势，那中国将要考虑派出第二支志愿军。经历了三年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不愿意急需经济建设的新中国同拥有核武器作后盾的美军在越南再作较量，极大的可能性还是平局和停战。因而，毛泽东决定尽快支持胡志明的人民军打败法军，争取在美国武装直接介入前将战争结束。（后来，在中国支持下越南的莫边府战役歼灭了法军一万多精锐部队，达到了毛泽东预定的目标。）因而，从一九五三年秋天起，新中国的军事斗争注重点又放到了援越抗法上，一时还不能以闽浙沿海地区为重心。

毛泽东审时度势，很快又改变了原来的决定，要求暂缓进攻金门，首先解放浙江沿海岛屿。因为金门守军多达六万人，又修筑了要塞性的永久防御工事，非采取大规模的攻势不能奏效。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势必引起美国强烈反应，对缓和国际形势也不利。而这时在浙江以东较小的岛屿作战，在国际上引起的波动会比较小，同时投入的力量又不必很多，不会影响国内经济建设。再者，解放军还必须逐步积累陆海空三军协同和登陆作战的经验。根据上述考虑，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军委确定的“从小到大、逐岛进攻、由北向南打”的解放华东沿海岛屿的方针。张爱萍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了具体的调研与运筹。一九五四年一月，在张爱萍以华东军区参谋长名义主持下，提出了陆、海、空三军攻打大陈岛的计划，报经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批准后，即开始了战役准备。

浙江沿海作战以一九五四年三月的护渔战开始，舟山渔场春汛来到后，渔船出海得到了海军舰艇和航空兵飞机的掩护。刚刚参加过朝鲜上空世界最高水平空战的解放军航空兵，装备有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歼击机，而国民党空军刚刚装备美国援助的F-84战斗机，该机性能尚不如米格15，国民党空军还从没有进行过喷气式飞机空战，因而在空战中根本无法和解放军的航空兵抗衡，只能对大陆及沿海目标采取小批次的偷袭。解放军海军与国民党海军进行了多次战斗，在汛期两个月，击伤国民党军舰九艘，取得了一系列的海上战斗的胜利。陆军某部一八零团还在海军掩护下，于五月十五日在东矶列岛登陆，不花多大代价即占领了该岛。舰艇与航空兵协同因暴露出问题也导致付出了一定代价。五月十七日，解放军“瑞金”号驱逐舰出巡三门湾，是日海雾茫茫，航空兵未能起飞护航，“瑞金”号遭敌机突击，中弹二枚，不幸沉没。“瑞金”号事件促使张爱萍将军在往后的海陆空协同作战中作出更高要求。

一九五四年春天过去后，达到了张爱萍预定的目标：解放军控制了浙东大陈岛以北海域的制海、制空权。张爱萍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大陈岛。

正在这时，七月二十一日，为期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结束，解决了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当时，朝鲜南北分裂问题未能解决，印度支那停战的结局又是越南划成南北越，美国正在纠集英、法、澳、菲律宾、新西兰、泰国和巴基斯坦，准备签订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同时企图把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

毛泽东在当时考虑到的就是国际形势缓和对祖国统一问题的影响。当时在全中国，于七月下旬开始掀起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浪潮；同时，中央军委亦将军事斗争的重心转到了东南沿海。按照中央军委指示，解放军发起了攻占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同时在福建前线炮击金门。这南北配合的军事行动，一度使台湾当局和华盛顿政府都十分紧张，出现了西方舆论界所称的“台海危机”。

进入八月以来，中央军委要求华东军区加紧准备攻打大陈，同时又准备加强福建炮兵，通过大规模的炮击金门显示解放台湾的决心和力量。八月十一日，华东军区下达了攻击大陈的预先号令。八月二十七日，浙东前线指挥部宣告成立，由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

八月三十一日这天，他主持召开了浙东前线陆海空三军指挥员会议，讨论攻击大陈的具体战役计划。

从宁波机场赶来开会的空军代表，是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别看其个子矮小、像貌平平，却曾以其指挥的空战在朝鲜动摇了美国空军“空中霸王”的地位，奠定了年轻的中国空军在强手如林的世界空军中前列位置。

从海军基地过来的指挥员，是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陶勇，已经不是大江横渡时木船队的指挥，也拥有驱逐舰、登陆舰、鱼雷艇及各种大小炮艇，在与国民党海军的初步较量中战绩不俗。

还有陆军、后勤部门、政工部门，浙江军区等各方的指挥员及负责人。

他们曾在沙场上驰骋多年，患难与共，如今又要为共和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而相聚一起，戏语笑言，不绝于耳。似乎有点不像来讨论打仗，而是像来欣赏儒将张爱萍导演的一场战争戏剧演出。

会议讨论：大陈列岛十多个大小岛屿，雄峙在浙江省台州湾东南海上，北距舟山群岛一百海里，南至台湾二百二十余海里，西离大陆最近者十四海里，控制了三门湾、台州湾、乐清湾、温州湾等海域，监视井封锁了大陆近海南北交通航线，早就该像朱老总说的“清理”了。可是关键是先打哪个岛屿？

连日来，张爱萍亲自带着参谋人员，按现代化立体作战要求，乘飞机、登军舰、爬山头、涉险滩，对浙东地区沿海岸及岛屿实地勘察，涉及地形、岸势、天气、水流、潮汐等各方面，都作了十分仔细的考察研究；还组织空军、海军对大陈外围岛屿进行空中、海上侦察，还派侦察兵越海捕俘、抵近拍照，全面掌握了战区地形和敌情。

他对作战方案胸有成竹，但还是主持会议先让大家各抒己见拿主意。

多数人主张：先攻核心岛屿大陈，只要攻陷主岛，其它周遭岛屿便可唾手而得。

部分人提出：先拿下防守力量薄弱的披山岛，首战告捷再逐岛进攻。

少数人建议：先夺取最北面的一江山岛，该岛是大门，大门一攻陷，里面的岛就好攻啦。

大家说罢，都将目光集中在张爱萍身上。

他说话调门不高，却充满着信心——

—江山岛位置处于我军前沿基地至大陈航线的中间，为必经之路，亦可称大陈列岛的门户。要是我们绕过门户迂回先攻大陈岛，势必会增加航程，我登陆部队在航渡途中会遭敌军海空军及岛上炮兵截击，有可能导致初战受挫。因而，攻占大陈岛必须首攻一江山岛。该岛兵力仅1100人，离我头门山岛仅五海里，中间还有大小茶花岛等，可设炮兵阵地，只要我们周密部署，取胜是完全有把握的。攻下一江山岛后，即可将岸炮拉上岛去，使大陈岛在我炮火有效射程以内，可给守敌以极大心理压力。大陈守敌有可能慑于我三军威慑之势而像舟山一样不战而弃，龟缩而退，从而一举解决整个浙东沿海敌占岛屿的问题，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

沉寂片刻之后，掌声骤起。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张爱萍的方案。

电波接通北京。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会后，张爱萍即奉命部署：九月二日开始，与南面炮击金门呼应，浙东前线以空军为主，协同海军鱼雷快艇、海岸炮兵集中大陈港内或出巡的敌舰，并轰击大陈敌军地面重要军事目标，从海中空中围困打击据守之敌。

九月二日，浙东前线海空军已完成了轰击大陈的准备。这时，阿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预定要途经上海、杭州，中央军委指示浙东前线指挥部暂缓行动，只由福建方面单独炮轰金门。

那时，福建前线的炮兵力量并不强大，只增加了一个炮兵师，而这个师原来就是驻闽的，以后支援越南战争，奠边府大捷以后才归建福建前线。

根据以往规律，每隔一天，台湾便向金门开来一至二艘“中字”号运输舰。每次运输舰到来，三艘驱逐舰都到外海去接。我们根据当时这个情况，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下午一时五十分，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发动炮击，各炮群同时发射，大、小金门上顿时腾起一团团灰褐色的硝烟。

大、小金门的国民党军被突然的炮袭打闷了。一下子就摧毁敌炮兵阵地七个，击沉炮艇、拖轮各一艘，击伤驱逐舰三艘，击毁水上活动码头一个。

以上是“九三炮轰”的指挥员叶飞所作的回忆。从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开始的炮轰金门，因为当时解放军空军尚未入闽，还没有制空权，而是采取事前炮兵各部队秘密集结，隐蔽进入阵地，攻其不备，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的。每次炮击只能持续一个多小时，打了就转移，以避免国民党空军报复。从军事意义上讲，早期这种炮轰只不过是规模很有限的地面炮火急而已。

但是，当时在政治上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式揭开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帷幕。

金门的炮声刺激了台北和华盛顿的神经，双方反应很不相同。国民党军立即用炮火还击，并抓住大陆福建前线防空力量差的弱点，从台湾派出飞机轮番轰炸福州、厦门及前沿炮兵阵地，出现舰艇攻击梧屿白石炮台，还在上海、广州等地空投宣传弹。当时，福州的民房大多是木结构，被炸得多处起火燃烧。陈诚、俞大维、黄杰等台湾当局军政要员匆忙赶到金门视察。这次炮击中，在国民党军阵地上有两名美军中校被炸死，引起了美国朝野一片喧哗。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后曾说，这是他执政最新十八个月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这次金门炮击从九月三日到二十二日，持续了好几天。

正文第二十三章杜勒斯的“神谕”方案，周恩来与蒋介石基本立场惊人一致的反对

杜勒斯策划的“神谕”方案，遭到了周恩来与蒋介石基本立场惊人一致的强烈反对。

（马尼拉一台北一华盛顿，1954年9月3日—1955年2月7日）

约翰·杜勒斯不止一次到过马尼拉这个美丽的城市，他觉得，热带雨林植物，火山岛屿景观，棕色皮肤的居民，成为这个太平洋岛国不可或缺的美的元素。二次大战后他来到被美军炮火夷为墟圩的马尼拉时，曾经惊异海湾边上那座美丽而古老的马尼拉饭店为什么能奇迹般在战火中保留下来；据说那是因为麦克阿瑟将军是该饭店的董事，并在顶楼上拥有一套神秘的房间。这次他来到马尼拉，使他惊异的是黄皮肤的华人在这个岛国上为什么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具有美国财团巨富背景的菲律宾食糖大王们执掌着岛上的政权，而华人家族则操纵着高级金融。在家财达数十亿美元的四十个家族的核心圈子里，至少有十个华人家族居于最高地位。他最近经常在思考华人问题。自从艾森豪威尔总统选择他来担任国务卿，使他置身于白宫权力中心的位置时，大陆上那些共产主义意识化了的中国人，就特别使他觉得困惑与激怒。

九月三日共产党中国人炮击金门时，杜勒斯正在马尼拉开会。美国、英国、法国、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巴基斯坦八国代表在马尼拉聚会，讨论与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本来他觉得没有台湾参加是件遗憾事，台湾蒋介石是个反共坚定的斗士，考虑到需要英国参加签约，而英国已在一九五零年承认了大陆新中国，不便再和台湾当局结为军事同盟，两相权衡，大多数与会国还是主张舍台而取英，所以这一个以反共为目标的军事同盟条约，未让台湾当局加入。蒋介石当然十分不悦，只能无可奈何而已。

杜勒斯得到“九三炮轰金门”消息后，立即让驻菲律宾使馆加强与白宫联系。华盛顿与台北方面都给他转来了金门炮战的情况报告。第七舰队也奉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上将的命令离开马尼拉湾进入待机位置。白宫还通知他，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采取一个明确的决策，希望他赶回华盛顿参加。他自己觉得，回国之前时间允许的话，可以飞赴台北会见蒋介石，了解情况及听取蒋的意见。据美国人比尔的《杜勒斯传》写道，杜勒斯在马尼拉那几天，用“相当多的时间和心思”来研究全门问题，并就此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上将进行了商讨。

九月八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刚刚签完字，他就急匆匆启程飞往台湾。九月九日，蒋介石在阳明山总统官邸与他见了面。他知道蒋介石会对台湾被排除在《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之外而不悦，于是就主动说：“美国在努力创造一种局面，使东南亚各国在本地区如再发生战争时，能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昨天在马尼拉签字的东南亚防务条约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我希望阁下对此条约不要过分重视。我的公开谈话往往被人误解，我听说我的谈话曾使阁下感到不安。今天我愿向阁下保证：美国决无意抛弃您领导下的中国政府。”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提出了美台双边防御条约问题，说：“您就任美国国务卿以来，在远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值得称赞的是；我注意到你拒绝参加重新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以及印度支那分裂后你使东南亚条约组织度过危机而取得辉煌成果。可是，说到这里，我也愿意指出，近来美国政策从整体上来说有些犹豫不决，缺乏主动性。如果美国对台湾采取一种果断政策，我断言，没有哪个非共产党国家会再主张接纳中国共产党加入联合国，或托管台湾。台湾的局势也会稳定起来。实际表现这种果断政策，就是签订拟议中的中美双边协定。各界人士认为你此时访问台湾证明美国政府重视台湾。然而，如果你离台时竟未签订东亚安危之所系的双边协定，如果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签字之后而对中美条约不做出决定，从有识之士看来，美国的远东政策将遭受无可弥补的损失，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有效性也将是个疑问。美国已和以前的敌人日本签订了双边协定。美国和南朝鲜、美国和菲律宾也有类似的协议，而对中国，一个战时的盟友，美国却反而不愿建立这种主要是政治上的和道义上的关系，这是使人不得不感到遗憾的。”

蒋介石焦急地提出了在杜勒斯离开台北之前就要签定台美双边协定，已经表现得过于急不可耐了，确实有点顾不及起码的外交礼仪了。

杜勒斯对此的反应是十分冷淡的，表示托辞要走。他说：“很遗憾，由于时间短促，我不能就此问题与阁下进行详细讨论。五分钟或十分钟后我就要离去。我不禁感到，这里对条约的效力估计得有些过高。我记得在马尼拉，菲律宾人认为，他们的受益不如台湾。台湾有第七舰队协同防御，一旦遭到中共袭击，美国海军、空军立即投入行动。我抵台湾得到的印象是，这里认为条约有助于安全，而订有这种条约的国家则认为台湾享有更大的安全。”

蒋介石只好说：“美国目前的政策和态度固然不能说不对，遗憾的是，美国在行动上表现不积极，不主动。据我看来，美国的亚洲政策缺乏明确的重点。关于这一点，希望美国予以纠正。”

杜勒斯与蒋介石的会见就匆匆结束了。

杜勒斯在台北只逗留了五个小时，就匆匆而去。他在台北松山机场登机离去之前，得到消息：共产党人对金门实施了更猛烈的炮轰。杜勒斯觉得，好战的共产党人经朝鲜停战后一年多的准备，看来不止于停留在电台和报纸上空喊，是要动真的夺取金门、马祖等岛屿和台湾了。刚才美军驻台顾问团长蔡斯将军告诉他：“毛泽东集结在上海到广东一线的兵力，足以在几天之内攻克沿海岛屿；中共还认为沿海岛屿事务是自己的内务，而且在朝鲜战争后成为世界第三空中强国而在台湾海峡地区享有空中优势，总有一天会发动对沿海岛屿的进攻，进攻的时间不会拖得太迟。”

九月十二日，杜勒斯刚刚飞抵华盛顿，就被通知赶到白宫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一四次会议。他尽管疲惫不堪，还没有从长途空中飞行而陷入的时差反应中恢复过来，也得赶到与会。艾森豪威尔总统等他开会。他暗地抱怨给中国人整苦了。

在这次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再次陈述军方多数派的意见，主张在向国民党提供隐蔽的援助的同时，美国空军可以对这些小岛采取行动，并应获准有充分行动自由，可以袭击大陆的炮兵阵地、机场和船只。但是不动用美国地面部队。

李奇微和国防部长威尔逊都反对美国在军事上介入外岛。因为，这几个小岛没有太大的军事价值，而介入则至少需要动用一个师的美国地面部队。

威尔逊更反对帮助国民党防守外岛，理由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台湾无力守住外岛，而要守外岛必须对大陆上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这样一来，无法向美国国内和盟国解释为什么美国不在朝鲜、越南与中国作战，却要为了这几个不显眼的小岛而同中国较量。再者，美国没有打有限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的传统，必须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才能进行战争。

艾森豪威尔在会上压制了军方多数派的意见，表示反对美国在世界各地承担过多的责任，然后果在那里防守。这位共和党总统说：“各位，我们如果要打总体战的话，坦率地说，我宁愿是和苏联而不是和中国打。作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我优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不想为了几个小岛在亚洲陷入与中国的战争，从而削弱了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与苏联抗衡的力量。”

艾森豪威尔说罢，将脸转向杜勒斯。这表明该轮到杜勒斯发言了，并希望杜勒斯拿出一点新东西，不致于使这种美国最高决策层的会议开了几次都无进展，都停留在军方多数派要介入外岛而总统把它否决的格局里。

艾森豪威尔是十分倚重于杜勒斯的。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一个人不管多伟大，就其个人而言，是有局限性的，只有在千千万万其他人的帮助下，才能办成事情。艾森豪威尔认为，总统领导的主要作用是挑选合适的人做合适的工作，并且和他们一起共事。他要的是有能力的、经过考验的工作人员、敢想敢干的人。在挑选他的内阁和白宫工作人员时，私人友谊根本不予考虑，艾森豪威尔连一个老朋友都没有选用。艾森豪威尔组阁考虑挑选的第一个人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和杜勒斯并无来往，只是俩人曾在一起制订过共和党纲领中的对外政策要点。尽管艾森豪威尔对杜勒斯某些好战言论，尤其是关于解放共产党卫星国，以及“大规模报复”的思想感到遗憾，但是他赞赏杜勒斯是敢想敢干、富于创见性的人。艾森豪威尔还对杜勒斯对世界事务的渊博知识，有深刻的印象。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对人说：“我知道只有一个人比杜勒斯到过全世界更多的地方，同更多的人谈过话和知道得更多，这个人就是我。”

杜勒斯接着发言，没有辜负总统的期望，提出了一个新建议。杜勒斯说：

“前天我在台北的时候，共产党人用他们对金门最猛烈的炮轰来检验我的神经是否健全。我在飞越太平洋的飞机上一直在考虑这几个使我们头痛的小岛问题。我们如果对共产党人的试探示弱，最终可能在更加不利的状况下被迫与对手开战，而且蒋介石国民党从外岛的退却，将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另一方面，防守外岛将使美国卷入与大陆中国的战争，从而遭到除了李承晚、蒋介石之外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以及一部分美国人民的谴责。”

于是，杜勒斯建议把沿海岛屿的局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由安理会做出一项维持现状的决议。如果美国政府现在不通过国会而直接对外岛局势进行干预，那么在国内就会遭到反对，而如果美国政府是在联合国决议下行动，那就能获得国会至少是国会领袖的同意。美国政府将得到现在得不到的权力。

杜勒斯说：“在安理会讨论这个提案时，如果苏联否决这个提案，美国国内及盟国的舆论就会变得对美国有利；如果苏联接受这个提案，那将是一系列稳定远东局势的步骤的开始。我们也就不必再面对丢失金门的问题了。我考虑到，对这样一个议案，国民党蒋介石可能会感到不快。蒋介石应该想一想，通过这个议案，要比孤立无援被共产党打败好得多！”

杜勒斯这个建议是在美国面对沿海岛屿局势进退两难的情况下的折衷方案。它的要害是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前提，利用联合国来达到既能取得停火，又不使美国卷入沿海岛屿；可是，它本身就反映出美国对沿海岛屿政策的矛盾性。杜勒斯自以为自己的提议很高明，既免去麻烦，又能达到目的。可是这个提议实质上干涉了中国内政，提倡“两个中国”命中注定要遇到障碍。

艾森豪威尔表示完全赞同杜勒斯的建议，并强调要争取美国国内和世界舆论的支持，还要求军方继续保持戒备。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一四次会议之后，杜勒斯经过紧张活动，在英国支持下，新西兰同意出面在安理会上提出这项议案。

这个方案被取名为“神谕”（oracle），杜勒斯将自己的主意比喻为神的谕示，其结果是讽刺性的，“神谕”方案在台湾海峡两岸都碰了大钉子。

十月上旬，为了安抚台湾当局，使美国的“神谕”方案由新西兰提出后能顺利在安理会通过，艾森豪威尔在原则上同意与台湾当局缔结共同安全防御条约。

十月中旬，杜勒斯派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专程由华盛顿飞到台北与蒋介石会谈，主要是希望蒋介石能够接受“神谕”方案。罗伯逊和蒋介石就新西兰提案、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及条约是否包括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等问题，进行了三次会谈。

关于新西兰提案，蒋介石强烈反对将中国沿海岛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主要原因在于“神谕”提案会导致出现在联合国内“两个中国”的前景，既干涉了中国内政，还危及蒋介石的法统地位。国际上日益增多的要求允许大陆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呼声已经引起了蒋介石极大的不安。蒋介石对罗伯逊说：

“新西兰人的这个提案只对共产党有利。沿海岛屿停火和中立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台湾中立化，再接下去就是中共进入联合国，就形成两个中国，然后直至台湾被共产党接管。如果中华民国赞同这个建议，那么对于中华民国军队、生活在台湾的老百姓、海外华人和大陆上的中国人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在会谈中，陈诚和张群趁机提出同美国缔结一项包括沿海岛屿在内的双边条约作为先决条件。

根据美国近期解密的档案材料，罗伯逊与蒋介石经过七个小时的谈判，记述了蒋介石的立场如下：

1.蒋介石希望不向联合国提出此项建议；

2.如果新西兰提出建议，最好同时或事先宣布美台正在进行双边防御条约的谈判；

3.台湾当局希望在联合国对“神谕”方案投票之前签订条约；

4.如果新西兰提出建议，且美台宣布正在进行双边条约的谈判，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团将不反对该建议，但保留自己的立场，同时等看共产党的反应。

蒋介石既对“神谕”方案保留自己的立场，又希望在联合国对“神谕”方案投票之前美台双方签订双边防御条约，还表示要等着看共产党的反应。这表明蒋介石亦有自己的算盘，藉此促进美台双边条约早日签订。

美国为了既定的设想，加快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进程；十二月二日，杜勒斯和叶公超代表美台双方在华盛顿签署《美台共同防御协定》。

“神谕”方案尽管曾遭到蒋介石的反对，杜勒斯仍然没有放弃他的努力。在一九五五年新年过后台海战事又趋紧张，解放军加紧准备进攻大陈岛时，杜勒斯又活动英国和新西兰代表积极准备向联合国安乓会正式提交此案；与此同时，杜勒斯还通过各种渠道劝说蒋介石接受这个方案。

蒋介石对这项方案深为不满，蒋致电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指示：“对新西兰在安理会的行动应予以极大的保留，它将引起巨大的疑惑、忧虑和误解，井将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以‘两个中国’为目标的人。”

蒋介石还授意叶公超外长对于提议中的停火决议提出三条反对意见：不同意“和平解决”的提法，以避免造成与共产党谈判的印象；不同意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不同意在议案中对台湾当局使用“要求”一词，认为这样做没有分清“侵略”的责任。叶公超还希望美国驻联大代表在辩论中明确表明美国将继续反对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并否认“两个中国”的概念。

一月二十八日，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在美英两国的支持下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停止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岛屿地区敌对行动》提案。台湾当局代表蒋廷黻并不像蒋介石曾向罗伯逊副国务卿表示的“将不反对而保留自己立场”，蒋廷黻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苏联代表针对新西兰提案，提出关于制止美国侵略中国的提案。一月三十一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把两项提案都列入议程，首先讨论新西兰的“神谕”提案，然后讨论苏联提案，并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到会参加讨论新西兰提案。二月三日，周恩来总理复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出新西兰提案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仍然赖在联合国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能接受联合国的邀请出席联合国会议，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任何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都是无效的。

二月七日，蒋介石在台北一个会议上讲述国际形势，说只有伸张国际正义才能克服侵略危机；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中华民国”不能容人割裂，联合国要大陆政权停火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除非审判侵略朝鲜、中国的苏联，否则联合国就丧失了立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大陆必须光复，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两个中国”问题表态。

杜勒斯策划的“神谕”提案，遭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词语有所不同却基本立场一致的强烈反对。周恩来与蒋介石虽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对“神谕”方案所持的共同的基本立场就是：反对“两个中国”。

“神谕”方案遭到抵制与拒绝，安理会只好决定无限期搁置讨论，也就以不了了之。

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海峡两岸相互敌对的国共双方，尽管还在海边作战；但是，在涉及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上，第一次表现了惊人的一致。

十六年以后，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美国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华期间，与周恩来总理，为中美两国公报草案进行会谈讨论，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因而陷入僵局，成为讨论公报文本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当时基辛格意识到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退让时，他将助手洛德扯离座位，到会议厅的一个角落去商量了好一会儿，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基辛格重新入座后，对周恩来说：

“美方的提法换成这样：‘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露出了笑容，称赞地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

基辛格事后承认，这句话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而是摘自美国国务院五十年代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记述的就是杜勒斯所策划“神谕”提案从制定到流产的经过。

正文第二十四章毛泽东用兵一江山岛，告诉蒋介石别以为签了美蒋条约就有了万灵符

毛泽东用兵一江山岛，是告诉蒋介石，我们想打就打，别以为签了美蒋条约就有了万灵符。

（浙东前线，1954年12月—1955年2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海军三十一大队的六艘鱼雷艇在四艘护卫艇拖带、掩护下首先南下。为寻找有利战机，鱼雷艇一连在海上隐蔽待机十三个昼夜。十四日零时五分，高岛观通站雷达发现目标，指挥所判明为敌“太平”号军舰，随即命令一五五、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鱼雷艇出航。

“太平”号原是海军“戴克尔”号护卫舰，一九四六年被“赠送”给国民党海军。该舰排水量一千四百三十吨，主要武器装备有七十六点二和四十毫米炮各四座，二十毫米机关炮十门，是国民党海军的主力舰之一。

零时五十二分，四艘鱼雷艇在岸上雷达引导下向敌舰接近。一时二十八分，一五五艇枪炮兵发现敌舰灯光，海上指挥员铁江海立即命令各艇修正航向加速前进。当距敌舰20—30链时，由一五五、一五六两艇担任主攻，一五七、一五八两艇策应阻击，成左梯队接敌。一时三十五分，四艇先后向敌舰发射鱼雷，眼见在敌舰首炸起水柱。敌舰中雷后，慌乱地对空盲目射击。这艘失去动力的护卫舰于七时四十二分沉没于高岛方位一百四十度、距离十八海里处。

击沉“太平”号是人民海军鱼雷艇部队组建以来首先作战取得的胜利。它对国民党海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台湾当局高级官员在二十四小时内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美国报界也为此惊呼：“太平”号被击沉，“证明共产党中国现在拥有很大的海军力量。”

——摘自人民解放军《海军史》

太平舰在发现敌人猝然攻击之前已经中了二枚鱼雷，船长唐廷襄令全船动员紧急应战，一方面开动了全部抽水机抽水，同时发出求救讯号。但此次海战进行得太快，在附近海域巡航的另两艘国军驱逐舰尚未来得及前往驰援，太平舰已四处着火，随后船身便倾斜，失去了续航力。中共打了就跑战术奏效，立刻命鱼雷快艇退走，大陈海域上只剩下太平舰孤独地在挣扎，一股股的浓烟在舰上升起。十七小时后，在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中，这艘火力和吨位在海军中排名第七的驱逐舰，国为进水过多带着副舰长宋季兄中校和二十七名官兵于清晨七时十五分在大陈外海沉没。

中共夺取政权五年之内，国共海战一直是国军居于绝对的优势，太平舰事件是中共政权建立后最大的一次海战胜利。十一月十四日，大陈太平舰沉没后，举国震惊。

——摘自台湾风云书系《海峡烽烟》

自从浙东前线指挥部成立与福建前线九月炮轰金门以后，张爱萍指挥参战部队在浙东按预定计划展开了攻岛作战。对大陈地区的海空攻击是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正式开始的。经过几十天的战斗，海军出动舰艇不断袭击大陈岛的国民党军舰艇，航空兵连续轰炸大陈各岛的国民党守军及舰只，初步取得了浙东地区的制海制空权，三军协同准备攻占一江山岛的目标已经迫近。

正在这时，张爱萍面临了新的难题，原定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攻占一江山岛的计划，须向后推迟。

十二月中旬，参战部队的指挥员们纷纷来找张爱萍，焦急地汇报战士临战思想波动。十二月十六日国务院通过颁布新的兵役法，并正式研究通过第一个军官服务条例，战士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当时部队战士大多是解放前后志愿入伍的，按照规定其中大部分要在旧历年前退伍，许多老战士对于参战自然有了各种想法。

张爱萍听了却并没有显得焦躁。他主要还不是在为部队的思想情绪操心。他十四岁就参加革命，戎马半生，至今虽四十来岁，却已率部队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他对自己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充满着信心。他说：“我相信我们战士的觉悟。思想波动可以转化为思想动力嘛！我们的军队区别于世界上任何其它军队的，就是我军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宝贝’，指挥员要把心掏出来，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到家，把战士的具体问题解决好：这临退伍前的最后一仗，照样打得好！”

张爱萍主要受困扰的是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给渡海作战带来了波折。

十二月二日，美国和台湾当局终于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由此骤然引起了形势的变化，这一条约宣称美国和台湾当局双方有“为自卫而抵御外来武装攻击的共同决心”，台湾方面如遭攻击，美国要立即采取行动。条约同时还规定，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这个条约是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国出兵侵略台湾合法化的侵略性条约。条约自十二月初签订后，美国海空军在台湾海峡的活动加强了。美国提供给台湾的第一批F-86型喷气式战斗机也运到台湾。杜勒斯还在芝加哥发表谈话，声称美国必须对中共在沿海岛屿的挑衅作出强有力的反应。

解放军攻击大陈时，美军是否会真按条约而出动协防？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未知数。

于是，对大陈打与不打？究竟何时打？不能不引起决策者重新考虑。

毛泽东与中央军委考虑到美国在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后也不会改变其原先的态度，不会因为大陆沿海几个岛屿就再同新中国继在朝鲜较量后又打一仗，因而对美国炫耀武力既不必惧怕，也不可以示弱。

正如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评述：

毛泽东紧接着协约签订后不久而用兵，一方面考验美国的真实意向，一方面给蒋猛掴一掌，告诉台湾军民，有这个条约，解放军还是想打就打，别以为这个条约是万灵符。

毛泽东再次确定攻打大陈的决心后，让中央军委指示浙东前线指挥部：在避免同美军冲突的前提下坚决攻击大陈和一江山岛，攻击时间推迟至翌年一月，攻击目标不限于一江山岛，只要发现其设防薄弱的岛屿，我又有攻占之绝对把握，可一举攻占。

明确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后，张爱萍的“浙东前指”又紧张、活跃、忙碌起来。

为了确保渡海作战时的制海制空权，同时也为了隐蔽作战意图，张爱萍部署空军连续轰炸上、下大陈岛。据统计，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至翌年一月十日的二十天内，华东空军总计出动了空军轰炸机二十八架次，强击机四十六架次，歼击机七十架次，五次轰炸大陈岛。特别是一月十日，浙东沿海刮起了大风，风速达每秒钟十五米。空军前指判断国民党舰艇不会出海，只能停泊在大陈港内。机会难得，聂凤智司令员果断决定，冒风起飞，集中兵力对大陈港内的军舰实施突击。从六时三十八分至十六时四十三分，出动各型飞机一百三十架次，取得了击伤、击沉国民党军舰五艘的战绩，其中坦克登陆舰“中权”号被炸沉没。当天夜间，华东海军鱼雷快艇又在大陈西南击沉了国民党海军“洞庭”号炮舰。自此，国民党海军的舰艇一般不敢再进入大陈海域。

在精心部署作战的同时，张爱萍还抽时间亲自来做将退伍老兵的思想工作。在一九五五年过新年的时候，张爱萍找来登陆部队的三名战斗骨干，像拉家常似的聊了起来。指挥员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战士敞开了心扉。战士们向司令员掏出了心里话，司令员也向战士们倾吐了作为战役总指挥的知心话。将军发自肺腑的话打动了这三位战士的心。他们看到了形势和自己肩上的责任，懂得了决不可把仗留给未经训练的新同志来打。于是争着向司令员表示：不解放大陈岛决不回家。

张爱萍非常高兴，随即于元月二日，在宁波召开三军干部和战士骨干思想动员大会。会上，张爱萍先请这三位战士上台向大家现身说法，接着，他亲自作了战斗动员报告。指战员们情绪沸腾起来了，许多人当场就着膝盖写了请战书。会后，部队求战情绪进一步高涨。老战士们纷纷要求推迟复员。

把陆军当作海军陆战队而登陆作战，战前的训练就格外重要。加上解放军没有海、陆、空三军配合作战的先例，张爱萍将联合作战的特别训练抓得十分细致严密。训练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各军兵种分练，着重提高分队的登陆作战的技术与战术，以及本军兵种内部的协同。步兵主要进行步兵排和连的装载、航渡、登陆突击及纵深作战等训练；炮兵主要训练海上射击和隔海射击；海军登陆输送队主要训练单艇以及分队、大队进行编队、输送和掩护登陆部队的冲击动作；空军主要进行对海上点状目标的轰炸、俯冲、投弹以及歼击机空中战斗的训练。第二阶段为各军兵种的合练。在这个阶段，选择了与一江山地形类似的大、小猫山为演习场地，在大谢岛建立的联合演习指挥部的指挥下，连续进行了三次营规模的登陆联合演习。

这次训练相当艰苦。碰上这年冬天，浙东地区阴雨连绵不断，寒风像刀子一样，训练又在泥泞的海滩和近似一江山岛的石头光山上进行。战士们还从船上跳进深及胸部的海水，抢滩冲击。张爱萍也和指战员们一起抢滩、登艇、爬山头。三次演习他都自始至终参加到底，有时还和主攻部队一起冲上山制高点。

第三次演练结束。登陆部队参谋长王德请张爱萍讲话。

张爱萍说：“天冷，同志们身上都湿了，不要讲了。”

王坤说：“首长看了演习不讲话，战士们会不高兴的。”

张爱萍说：“那就简单讲讲吧。演习我很满意，同志们经过了抗美援朝的锻炼，在浙东沿海也打过不少仗。我看，这一仗，我们可以打了！”

话音刚落，部队掌声雷动。

“二次大战中，盟军发起的以‘霸王行动’为代号的诺曼底登陆，是迄今为止，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战役。它所以成功，登陆的突然性，是极为重要的条件之一。”

在部署一江山岛战役时，张爱萍曾这么说。

他为了实现登陆攻击的突然性，始终强调严格隐蔽战役意图。宁波路桥机场建好后航空兵悄悄进入。部队调集悄无声息。筹集、改装船只、火轮安装多管火箭炮，所知人员更是屈指可数。对部队只动员讲解放沿海敌占岛屿，不讲先打什么，隐真示假，把披山岛作为假定攻击目标，给敌人造成判断上的错误。三次联合演练，亦安排到远离战区的北边进行。按浙东沿海气候特点，七、八月份多台风，不适宜作战；九、十、十一月份是最佳登陆作战时间；十二月、元月，天气阴冷，按规律不能进行登陆作战，敌人没有思想准备，冬天打有突然性。

可是，掌握战云天气十分关键。云层太厚，飞机受阻；风力太大，影响射击，投弹也不准。张爱萍需要一个好天气！

空军前线指挥部气象科长徐杰经过长期准备，收集、综合、分析了近十二年的气象资料，总结出有利于产生连续好天气的L型高压天气形势的预报方法，准确掌握了一月份出现少云、小风连续好天气的情报。张爱萍三次亲自召见徐杰。

徐杰于一月十六日上午报告：十七日至十九日天气好，少云，风力3—4级。风小少云的天气一般不会持久。十九日后的天气可能转坏。张爱萍沉吟半晌不说话。

徐杰拍胸脯说：“保证气候条件可达到登陆作战要求。”张爱萍笑了：“这就放心了。不过，军令状还得由我们同中央立呀！”十七日，登陆部队于拂晓前运动至石浦港待命。一大早，张爱萍与参谋长王德乘车由宁波浙东前指出发，前往头门山岛前线指挥所。头门山岛在一江山北面，是解放军所占最靠近一江山岛的岛屿。

车至临海时，张爱萍接到总参谋部电话。总参认为一月十八日发起攻击为时过早，担心过早发起进攻受挫后将会造成不良影响，要求考虑推迟。甚至推迟两三个月亦可。

面临打与不打的抉择，张爱萍经仔细思索并与参谋长王德交换意见后，即同总参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陈质通了电话，表示战役发起时间不变的决心和意见。当即，由彭德怀报呈毛泽东。毛泽东授权彭总下命令。彭德怀同意了张爱萍的决心和意见。

可是，黄昏时分，狂风大作。前沿报告：海上有6—7级大风，登陆部队的隐蔽棚有多处被风刮走。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徐杰经紧张进行天气分析，并与上海气象台通话讨论，断定大风是局部天气现象。

当晚，张爱萍在头门山岛彻夜难眠。

一月十八日拂晓。

战区气象实况：云量0—3个，云高三千五百米，风向午前北至西北，午后东风，风速每秒3—4米，能见度十公里。风平浪静，天朗气清。难得的好天气。头门山登陆指挥所，电台嘀嘀嗒嗒，急促的响声传出了指挥所。三军首战一江山岛，作为解放军战史的一个著名战例，早有精彩的记述——

空炮火力猛烈突击

上午八时，数十架战鹰飞临一江、大陈海域上空，奏响了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序曲。三个轰炸机大队的六十架伊尔28型轰炸机在两个强击机大队的掩护下，将一百二十余吨的炸弹投向一江山岛。顿时，整个一江山岛被淹没在一片硝烟和尘埃之中。

在国民党守军还没有从我空军的轰炸中醒来，数百门各式海岸远程大炮齐鸣，一点二万发炮弹叉准确地射向一江山岛。炮弹轰炸时激起的黑色和白色的烟土，将一江山岛变成了一座海上雾岛。

强大的空、炮火力，使国民党守军设置的三列桩铁丝网变成了一些尺把长的铁丝，许多地堡被打塌，成堆的炮弹也被打得在原地爆炸，爆炸声响彻天空。后来被俘的蒋军官兵都胆战心惊地谈到被轰击时的情景。蒋军第二突击大队四中队区队副崔殿臣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火力，飞机和大炮的猛烈轰击，震得我们心里扑通扑通地直跳。”

海上战舰势如破竹

在空、炮火力向一江山岛实施轰击的同时，海军的两艘驱逐舰和四艘巡逻舰编成的舰队也迅速封锁了一江山岛与大陈岛之间的海域，并以猛烈的火网将蒋军的赴援军舰阻绝于数海里之外。随后，近百艘军舰、炮艇、炮船及登陆艇也迅速向预定海域集结，等候最后的攻击命令……

这时，精心谋划此次作战的前线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来到海湾处的高地上，再次用望远镜巡视和检查了海上整个战斗序列，当一切就绪后，他满意地对记者们说：“再等一会儿，就是海里的龙王，今天也不能安宁了！”

预定的时刻到来了。下午二时，登陆部队在岸炮、舰炮及战斗机的支援下，排成波浪队形，分成三个方向，以破竹之势向一江山岛如飞而去……

突击登陆解放一江

十四时二十九分，我步兵一七八团二营首先在乐清礁、北山湾一带登上一江山岛，迅速占领了蒋军第一线阵地，继而向纵深发展。十四时三十二分，步兵一八零团二营之第一梯队在胜利村西侧、田岙湾地段登陆，也迅速攻占了第一线阵地，并立即向纵深发展。紧随其后，各营第二梯队也登陆成功，并旋即支援第一梯队向纵深发起进攻。

在纵深攻击阶段，蒋军虽然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负隅顽抗，但人民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空、海军的密切协同和有力支援下，英勇顽强、连续作战，仅用两个多小时就控制了整个一江山岛。至十九日二时前，登陆部队全部肃清了蒋守军，解放了一江山岛。这一仗共毙敌五百一十九人，俘敌五百六十七人，岛上蒋军无一漏网。

国民党军的战史也有记述说：“一江山之战，共军首先打了一场典型的三军联合由岸至岸登陆作战。”

在战斗全过程中，美军顾问团驻大陈首席顾问华尔顿陆军上校和来接替他的麦克雷登上校连日都在上大陈岛的山头上观察。据他俩说：“共军攻击一江山，使用在这小岛上的火力，竟比韩战中还要猛烈。”

华尔顿上校更明确地表示：“今后大陈的防务，己无法确保。我将建议上级，撤退大陈。”

华尔顿上校返台北后，即向美军顾问团长蔡斯将军及华盛顿方面具告详情，建议撤出大陈列岛。

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火炮射程可以覆盖大陈岛，加上空军轰炸的优势，大陈已经指日可下。台湾当局国防部长俞大维在台北急访美国兰金大使，要求第七舰队介入大陈战斗，还要求美国空军给大陈岛守军以空中支援。艾森豪威尔总统要蒋介石放弃大陈等岛，美国提供海空掩护让大陈守军撤退。为了避免中美军事冲突，杜勒斯将此事通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希望其能劝说中共在国民党军撤退时不要加以攻击。

张爱萍摩拳擦掌，加强部署，准备在国民党军撤退时予以打击。

彭德怀来电：此事牵涉到国际关系，就让他们撤退算了。

正文第二十五章蒋介石派密使宋宜山到大陆摸底，看了宋的报告大为恼火

蒋介石派密使宋宜山到大陆摸底，看了宋的报告大为恼火：刚半个月就被赤化了。

（台北—北京，1957年2月—5月）

一九五七年是蒋介石七十岁生日的年头。在一九五六年，经过好几个月的努力，他出版了《苏俄在中国——蒋中正七十概述》一书，连英文版也于一九五六年底在美国出版了。据担任该书英文版译者的沈剑虹说，这本书出的是晚了一些，如果是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丢失大陆之后问世，当时美国正在为“是谁丢失了中国”这一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辩，该书可能有多一点的读者。但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这段期间，西方读者对这个问题兴趣已经减退。沈剑虹还说，直到尼克松要秘密打开“中国之门”，西方人才对中国又发生了兴趣。

这本书出版，了却了蒋介石一桩心事。然后，他断断续续在台湾岛上作了一些巡视。经过这几年的艰辛，台湾的局势总算是稳住了，利用朝鲜战争带来的一段喘息期间，改组了国民党和行政机构，美国经济援助也恢复了，政府着力开发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实施了土地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民族工业也得到了发展。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已经生效近两年了，尽管为此与美国还有争执，但他感到已经给大家带来早先几年所缺少的安全感。已经不是“坐以待毙、风雨飘摇”的局面了。

大陆那边去年春天，托章士钊老人捎到香港转给他信件，不是叫他投降，也不像以前称他为“头号战争罪犯”，开展的是和平统一攻势。周恩来也不断在公开场合讲话，呼吁搞国共第三次合作。他从这些事感到，台湾的现实局面，已经不得不使毛泽东冷静的正视。

因而，对从大陆捎来给他的信，没有立即回绝，也没有马上答复，事关重大，他不能不反复考虑。

这封信是为解决台湾问题写来的。中共方面提出了台湾与大陆统一的具体办法：（1）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2）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3）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4）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的结尾还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信中用这样的字句，是想告诉他蒋家墓地和住宅均完整无损，并不是像港澳有的报纸说的“蒋氏墓庐已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运动中荡然无存”。

据说，蒋介石将这封信反复看了许多遍，每逢再看了，都要独自沉思，不许人打扰。

他终于决定派人到大陆去进行试探性接触。为了留有后路，将来进退自如，他考虑从海外选派人去。为此，他约了在香港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许孝炎来谈话。许孝炎在香港主持《香港时报》。

一九五七年初的一天，许孝炎如约来到台北市郊的阳明山总统官邸。

蒋介石先递给许孝炎看一本一九五七年一月号新出的香港刊物，上面所发表署名“衣爵”的一篇题为《解决中国问题之途径》的文章，已被用红铅笔划了粗杠杠和大问号。

许孝炎接了过来，迅速扫了一眼。文中直接提出请蒋介石退休，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之途径”。其实文中的“中国”是指“中华民国”，亦即台湾问题。

文章写道：只要胡适先生登高一呼，提出请蒋退休的要求，“海外华侨必定群起响应，台湾同盟及三军人员受外来的鼓励，必定有所表示，美国友人对于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蒋介石退休的运动，势必重视。”

该文还提出一种改革方案，把台湾军队交联合国组成国际警察部队，解散国民代表大会，彻底改组政府，由胡适任总统，蒋廷黻任行政院长，吴国桢任外交部长，孙立人任总参谋长，俞大维任国防部长。新政府的各级组织人选取三三制，即原有官员留用1/3，台湾民选1/3，海外华侨和社会贤达选出1/3。

许孝炎看了说：“太不像话！竟然如此放肆。香港那个地方就是太自由。我离开香港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份东西。”

蒋介石并不显得很激怒：“你回去查一查，是不是我们这里那伙《自由世界》杂志的人化名去香港造舆论。”

许孝炎说：“我一定照办，尽快搞清楚。”

事后很快就查了出来：署名“衣爵”的执笔者并不是台湾的，而是香港的自由主义者褚定民。此人当然是与台湾雷震那伙自由主义者串通一气的。

“今天我找你来还不是为这件事的。”蒋介石对许孝炎说了大陆来信的始末，“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去走一趟，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从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你考虑一下，提出两三个人选来，香港或是南洋的，都可以。”

许孝炎当时经过斟酌，提出了三个人选，请蒋介石圈定一人。这三人是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许孝炎说：“这三个都是立法院的，是中央民意机构的代表，身分比较灵活。”

蒋介石听了说：“这三个人都可以，都还靠得住。宋宜山是宋希濂的兄弟，据说来希濂给共产党关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可以说是去那里探亲，还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当然，童冠贤和陈克文亦可以。他们都在香港？”

许孝炎说：“他们都在香港，联系方便。”

蒋介石说：“首先要本人自愿，你回香港找他们三个都联系一下，我再最后决定派谁去。”

四月份天气是北京最糟糕的，冷风夹着砂子扑面吹来。出门一趟回来，脸面耳根发脚，到处都是沙末。可是，一九五七年的四月，风沙刮得早，也会得早，已经使人觉得暖融融了。

宋宜山从香港经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特地带了大衣、围巾，准备穿得严严实实的。他一下火车到站台上，晴天，无风，暖和；在站台上迎接他的唐生明，接过他手上的大衣，说：“宜山兄竟然全副武装，害怕给冻坏了！”

“北……”宋宜山尽管事先有所准备，还差一点将北京按国民党老习惯说成北平，“北京的气候想不到也有了变化。”

宋宜山和唐生明是比较熟的。大家都是湖南老乡，在国民党南京政权时代就认识。前几年，在香港也曾在湖南同乡会的活动中常见面，只是交往不深而已。宋宜山在接受任务时，已被告之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将从旁联络，协助对话。

当许孝炎来找他时，说是蒋介石给的任务，他就同意了。童冠贤拒绝接受这一使命；陈克文表示愿意接受。最后许孝炎将宋、陈两人报给蒋介石圈定。蒋介石选中了他。他感到这是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他是蒋介石的学生，自从南京中央党校毕业后，被蒋介石选派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中央党部工作，曾出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的关键职务，担任过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大陆撤退后，他留在香港，仍挂着台湾方面立法委员的头衔。他觉得自己是受过蒋介石栽培的人，现在是报效的时候。他自己也抱着回大陆看一看的好奇心理，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住在香港的这些年头，听闻不少有关大陆的消息。中共左派的报纸就说大陆这几年怎么怎么好。另外的报纸和消息又说民不聊生，食不果腹，地主资本家挨共产，国民党的人挨抓、挨关、挨镇压，还说老人、妇女、亲属都受牵连不放过。可是，从他进入深圳开始，看到的农民脸上红扑扑，有笑容，有衣穿，面无饥色。深圳到广州，一路看到田里正热气腾腾插秧；广州街头，商店摆满货，熙熙攘攘，甚是繁华，比大陆撤退前那几年广州街头的景象，真是有天壤之别。

唐生明陪他到新侨饭店，安顿住下后，告诉他说：“这两天，周恩来总理要请你吃一顿饭。至于具体的问题，则由统战部的部长李维汉先生出面跟你商谈。李部长亦是湖南老乡。”

宋宜山望着唐生明，欲言又止，终于开了口：“生明兄，我想问一句老乡的话，我难得来一次，我探望我胞弟希濂，不会有困难吧？”

唐生明说，“我看不成问题。”

宋宜山半信半疑：“是吗？”

唐生明说：“你不是说来探亲的吗，共产党让你来探亲，怎么会不给见面呢？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周总理提出来。”

宋宜山在饭店里休息了两天，不敢轻易出门，等着与周恩来见面。

第三天，唐生明陪同他来到北京有名的东兴楼饭庄用膳。周恩来见了他，说：“宋先生，欢迎你来北京，我特地让生明兄来接待，他和你是老乡，前几年在香港又见过面，他跟我们做朋友的历史已经不短了。”

宋宜山说：“抗战时期，生明兄忍受了误会与委屈，执行‘特殊任务’打到汪精卫汉奸政府里去，为国家与民族做了许多工作，不但蒋先生与国人赞赏，连我也十分敬仰。”

周恩来笑说：“我们共产党人也忘不了他。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受挫，我们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生明兄的同情与支持。我们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得到了他给予枪支、弹药和物资的支援，一些伤员也得到他的营救和保护。”

宋宜山第一次听说唐生明的这些旧事，流露出一点惊奇，联系起一九四九年唐生明辅佐程潜在湖南投向毛泽东，就不觉得奇怪了。一九五零年，唐生明曾去香港做生意，一九五六年才又从香港回到北京，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宋宜山说：“生明兄的经历真是丰富多采的。”

周恩来对宋宜山说：“宋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年该是你希濂老弟过五十岁的生日。”

宋宜山手拍额头：“哟，周先生记忆力真好。你不提起，连我这个当兄长的都想不起。”

周恩来说：“希濂兄是黄埔一期嘛！他跟你们的湖南老乡陈赓一起在长沙应考合格后，绕了一大弯，经武汉、上海来到广州的。抗战时期，他在大别山和滇西通惠桥，重创日军，立下了卓著战功，人民都不会忘记的。”

宋宜山听了十分感动：“周先生，我想……”

周恩来接口说：“五十岁是人生的大日子，你来看他正是时候。”

宋宜山受了触动：“感谢周先生关心。”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总的来说，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在重庆谈判的时候，蒋先生说过，大革命的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我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的。具体的问题，李维汉先生跟你商谈。”

由于宋宜山只是奉命来了解共产党方面对于台湾问题及国共合作的意图，没有带来台湾当局的具体意见。中共方面由李维汉等向宋宜山提出下列几点：

1.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2.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

3.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

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宋宜山在北京过得很愉快。他不仅与中共的代表进行了商谈，还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访了胞弟宋希濂。宋希濂告诉他，有希望说他们不久就可以特赦出来了。

主人还让唐生明等陪同他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当时，反右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加上号召和平统一祖国，经济建设热气腾腾，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面貌，显得很有生气和活力，给宋宜山以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印象。

宋宜山在北京停留了两个礼拜，于五月间回到香港。他根据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如实地写了一份约有一万五千多字的书面报告。根据他对蒋介石的了解，估计蒋看了报告不会有高兴的结果，但他觉得还是直言禀报为好，不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他将报告交许孝炎转呈蒋介石。这份报告，记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记录了中共的提议，还叙述了自己沿途及在北京的各种见闻，把共产党治理下的新中国写得很有一番新气象。他还在报告中说，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中共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已无望。

报告送到台北，蒋介石一看叫自己成为地方自治区便火冒三丈，越看就越生气。据说不等看完，就把报告往桌上一摔，说：“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吩咐许孝炎：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了，就留在香港算了，以免影响他人。将立法委员的薪饷每月寄给他。

一九七二年，宋宜山与另外三个立法委员在香港参加了章士刽逝世的追悼会，国民党台湾当局便以“附共”的罪名，宣布撤消他的立法委员职务。

正文第二十六章当金门被三军封锁唾手可得时，毛泽东停止炮击使海内外大惑不解

当金门已被海陆空三军封锁起来而唾手可得时，毛泽东停止炮击的决策使海内外大惑不解。

（北戴河—厦门前线，1958年8月20日—9月3日）

北戴河因受海陆风影响，夏无酷暑，盛夏对日平均温度仅有二十三度。岗岭相连的漫长而曲折的海岸，温和湿润，凉爽宜人，特别适于避暑。自从光绪皇帝看中了它，于一八九八年正式辟为避暑风景区以来，名气渐显。

新中国成立后，北戴河更加闻名于中外，不仅是因为人民政府下本钱修建了市区环海公路、疗养场所及恢复了海滨公园，使它成为避暑旅游胜地而吸引了中外各种层面的游客；更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好些重大决策会议，都是在掩映于树丛之中的楼房或别墅中举行的，因而那些驻京外国观察家与记者，几乎都懂得这条规律，如果有一段日子北京好几位主要领袖人物不在报纸上露面，那十有八九就是到北戴河去召开重要会议了。

在一九五八年那个天气酷热与头脑过热的夏天，八月十七日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还提出：1070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了。决策者们在急切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下，制定的一些决定，忽视了经济建设本身的规律，试图搬用过去革命战争中那种激情和组织形式，来动员全民“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等，搞一系列“大办”来促进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尽快超英赶美，以致造成后来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重大挫折和损失。当然，这探索与前进中的失误，使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可是，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留在北戴河的别墅里亲自指挥的大规模炮击金门作战，是一次世界战争史上的独特作战，使新中国继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与美国在台湾海峡危机所作的政治、外交的较量中，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它标志着中国领导人终于完成了在台湾问题上从局部军事斗争向全面政治、军事、心理斗争的转变，形成了完整的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即把金门、马祖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作为连接大陆与台湾的纽带，以此反对美国封锁海峡、隔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任何企图，同时也支持了台湾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的斗争。

面对早已过去了的难忘的一九五八年，只谈大跃进的失误，忽视毛泽东在台湾海峡危机中对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及民族尊严而作的高瞻远瞩的决策，那也是片面的。

他在等叶飞。八月二十日黄昏。

他站在北戴河岸边望着大海。他精神因高度集中而很难安静下来。他兴奋起来，就是多服安眠药也睡不安定。古人在北戴河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句子，他此时是“东临碣石，以思金门”呵！

决定建立人民公社和大办民兵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有的政治局委员及省市负责人已经离去。毛泽东留了下来，台湾海峡的军事斗争问题，久悬在心，反复思考。

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驻台湾海峡，赖在那里不走，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力量，拿它没办法。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是要认真对付的。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解放军在沿海地区采取有限军事行动，主要目的是对国民党军的破坏骚扰予以惩罚，并显示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和分裂中国的决心，一直不打算引发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浙东沿海岛屿解放以后，这一目的基本达到，毛泽东决定适时地采取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的同时，他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有了新的考虑。

他考虑到台湾的现状和国民党当局的实际利益，从民族大义出发，重新提出了国共之间举行谈判，以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目标。他还警觉到美国总在尝试把台湾分割出去，成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台独”分子一直得到美国秘密支持。美国还一再策动国民党内部势力，企图推翻蒋介石建立一个完全听从美国摆布的政权。因而，他及时强调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也是为了打破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阴谋。蒋介石拒绝了和平谈判，但是始终还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他对此还是赞许的。但是，蒋介石不肯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还不断进行骚扰、派遣特务，甚至派空军袭击福建地面目标，因而，他在继续提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仍然部署筹划了对于金门采取军事行动。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于一九五八年春天拟定了炮击封锁金门的方案，以让中央准备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加以实施。

正好一九五八年夏初，黎巴嫩人民起义，引发了中东事件。美英两国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于七月中旬出兵中东，以武力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当时，苏联等东欧国家发表严正声明，抗议美英干涉别国内政。七月十六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军撤出黎巴嫩。

他连续几天睡不着觉，终于确定了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的决策，以此既可牵制美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斗争；又可以惩罚国民党军，并摸清美国对新中国的战略意图，尤其是美台签定的《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盘如何。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可以进行这种战略上的摸底。

七月十六日，他下达了准备炮击金门和空军入闽的命令后，空军马上行动起来，决定由在朝鲜战场的现代化空战中经过考验的五个师第一批转场入闽，力争打好第一仗。并由聂凤智为司令员组成福州空军指挥部指挥作战。考虑台湾海峡美国海空军力量的存在，他让中央军委为空战规定纪律，要求不进入公海上空作战；美国飞机不进入大陆领空即不许主动向其攻击。人民空军飞行员作战十分英勇。空军第十六师飞行员周春富驾米格17型歼击机，在飞行高度比对方低的不利条件下，单机冲入敌阵，击落国民党空军F-86战斗机两架，击伤其一架，但自己也被击落。周春富跳伞后落入海中，地面马上组织军民进行海上教授。他一直在关注空战进展，闻讯后让秘书用电话通知福州军区，一定要救起落水飞行员。经海军炮艇和平潭县一千八百多艘渔船反复搜寻，一直未找到下落。空军入闽二十天，经数次空战，显示出了实力，击落国民党军飞机四架，击伤五架，自己被击落一架。从此，福建上空的制空权被解放军空军掌握。他听说福建老百姓为此欢呼：“我们头顶上也真正解放了！”他很高兴。

福建有了空中掩护，地面炮兵部队在未遭受空中袭击的情况下安全顺利地完成了隐蔽集结，三十二个炮兵营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各部队在台风暴雨的恶劣气象条件下艰苦行军，未被国民党军发现。还在前线抢修了各种急造军路，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为大规模炮击创造了条件。七月底，他还得到报告，由东海舰队陶勇将军指挥的一个大队的鱼雷快艇，从上海秘密乘火车甫下厦门，陆上行舟，顺利人闽，瞒过了国民党军队和情报部门的侦察。

七月底，参战部队完成集结后，向毛泽东和军委报告：情绪高昂，只待军委命令攻击。

他考虑当时中东形势已经缓和，决定推迟炮击金门。八月中旬以后，美英军队已经按联合国大会决议，开始陆续撤军。

八月二十日，他在北戴河几经斟酌，终于下了最后决断：立即炮击金门。这已经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的需要及中美两国关系的考虑。当日，他让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立即通知叶飞赶到北戴河来汇报。当晚，他对林彪、彭德怀谈炮击金门作战方针时说：“我们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把它封锁起来。经一段时间后，对方可能从金门、马祖撤兵或困难很大还要挣扎，那时是否考虑登陆作战，视情况而定，走一步，看一步。”

毛泽东急切等叶飞到来。他终于得到报告，叶飞中午从福州乘专机起飞后，在徐州遇到雷雨，于是绕道开封；谁知开封以北以西也是雷区，飞机只好在开封降落，当晚宿在开封。

叶飞于人月二十一日上午继续从开封飞行，中午即到了北戴河。吃了中饭，刚安顿住下，立即去面见毛泽东。叶飞作了如下记述——

我知道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我一见到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都一一汇报了。彭老总、林彪也参加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也在座。地图没有挂在墙上，而是摊在地毯上。毛主席一面听我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主席一问，我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呵！”听我这么一说，主席考虑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得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同志拿了一张条子给我，那是林彪写给主席的。林彪这个人很会捉摸主席的意图，他知道主席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的问题，所以写了这个条子。条子的内容是，他看到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因此提出，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此人也有点莫名其妙，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这怎么行呢？看到条子，我很吃惊，便问王尚荣同志：“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王尚荣同志说：“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这关系到最高决策问题，既然没有要我表态，我就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继续开会，主席下决心了，看来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主席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我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老总一起住。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毛泽东决定第二天即炮击金门。直通福建前线的专线电话架到北戴河叶飞住的房间里，然后再转报毛泽东。

“八·二三”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这个避暑胜地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直接指挥的。

炮击的时间是“八·二三”下午五点半开始。据曾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雷英夫回忆，直至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见黄克诚、王尚荣和雷英夫本人时，才最后确定按预定计划炮击。

一九五人年八月二十一日晚间，预定参加炮击金门的解放军陆军三十六个炮兵营，连同海军的六个海岸炮兵连，先后隐蔽进入发射阵地。至二十三日拂晓，完成了射击准备。同时，担负对厦门、莲河这两个炮兵群对空掩护任务的高射炮部队，也都进入了阵地。

前线指挥部为了确保首次炮击的突然性，除了要求隐蔽进入阵地之外，还控制了海岸，渔船只准进岸不准出，以免走漏消息。规定炮兵一律不准事先试射，而用精密法确定射击诸元，精心安排，力求使各炮群的首批炮弹同时落至既定目标。

如果说一九四九年十月那次首攻金门，掩护木船队渡海的解放军炮兵仅有八十余门一百零五毫米的榴弹炮和七十五毫米山炮，这次炮轰金门，确实今非昔比了！骨干炮群是苏制一百五十二毫米和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还有一部分解放战争期间缴获的美制一百五十五毫米和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以及日制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总共达到四百五十九门。是解放军炮兵战史上较大的一次炮战，从规模上看可以和攻克锦州、朝鲜上甘岭战役和金城反击战中的炮战并列。其中使用的部分美制和日制旧式火炮，原已准备淘汰，此次是准备利用这次炮击将旧炮及为其库存的弹药用掉。从双方炮兵的实力对比看，解放军炮兵大多经过抗美援朝激烈炮战的锻炼，作战经验优于对方，火炮数量也优于对方，加上有大陆依托，运输便利，弹药供应充足。但是从火炮的质量上看，国民党军炮兵却略占优势，其以美制一百五十五毫米榴弹炮为骨干，还有部分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和七十五毫米山炮，火力组织比较严密；但因运输线被封锁，弹药不足，补充战损火炮也不容易，战斗时间持续越长，在火力上越居于绝对劣势。按战区的实际状况，在美国海空军力量不介入的情况下，解放军以陆、海、空三军配合封锁金门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当天下午五时许，金门北太武山的国民党军防卫司令部正召集官兵，一面举行周末聚餐，一面听国防部长俞大维训话。夕阳已往西边靠大陆下斜，从金门太武山往西看会有点刺眼。海边风平浪静。聚餐散后，官兵正在散步离去。他们对于解放军这次突如其来的炮击，根本没有觉察。

下午五点半，福州军区前线指挥员发出“开始炮击”的命令，随着一串串红色信号弹在金门岛四周升起，从西边厦门炮兵群、北边莲河炮兵群与东北边围头炮兵群，发出震耳欲聋的炮声，二千六百余发炮弹从不同方向落到金门北太武山国民党军阵地上。顷刻间，山摇地动，金门岛立刻陷入火海和烟雾之中。金门防卫司令胡琏正陪同训话完毕的俞大维，漫步走回司令部，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三位副司令官站在翠湖与岸边的桥头上谈天。据目击者刘毅夫撰文记述当时情景——

突然有阵嘶啸声音，掠过太武山头，驰落翠湖，紧接着是山摇地动的不断爆炸声，整个翠谷烟雾迷漫，弹片横飞，硝烟冲鼻，翠湖亭塌了，小桥断了，公路出现了无数炮弹坑，很多断树在空中飞舞，石屑、泥土、草木，混杂在继续不断的爆炸声与弹片中飞舞激射……

俞大维在炮弹爆炸时，被附近的一个叫廖光华的科长背入路边山石下躲避。胡琏拔腿就跑，侥幸跑回司令部。在桥头谈天的赵家骧、吉星文、章杰三位副司令官。于第一群炮弹落地爆炸时炸死。赵家骧担任过国民党军东北“剿总”的参谋长，是解放军的老对手，是辽沈战役中侥幸逃出的大官。章杰是空军将领，曾担任台湾的空军副参谋长，在金门负责时空联络。吉星文是老西北军军官，“七·七事变”时曾担任值守卢沟桥的团长，曾在何基淬将军指挥下奋起回击日军侵犯，一时闻名全国。

解放军的首次炮击收到了奇袭之效。岛上国民党军官兵毫无戒备，好些人晚饭后在滩后纳凉，爆炸声中纷纷慌忙逃入掩蔽部。停泊在料罗湾的“中字”号登陆艇和台生轮运输船被炮弹击中，陷于瘫痪。岛上的有线通讯网完全被炮火破坏。胡琏跑回司令部，立即拿起电话下令炮兵指挥官全面还击反炮战，但电话已经不通。他拿起多部电话机，叫炮兵阵地，没有一部有声。他懊悔极了。

过了二十分钟以后，国民党军的炮兵才自发地还击，发射了炮弹两千余发，很快就被解放军的炮火压了下去。首次炮战持续了八十五分钟。解放军发射炮弹三万余发（其中海岸炮兵发射二千六百发）。金门方面事后承认伤亡六百人。

“八·二三”炮击使台湾十分震动。台北等城市实行紧急防空措施，一些部门还进行了疏散。蒋介石一时摸不清毛泽东的意图，估计解放军会登陆金门，并有可能攻击台湾。蒋介石还向艾森豪威尔紧急求援，声称金门形势危急，已有三名副司令员阵亡，要求美军迅速帮助防守金门。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主力开赴台湾海峡，其中包括四艘航空母舰。另有一艘航空母舰还急速正从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调来。不大的台湾海峡，摆开了有五艘航空母舰的阵势。

金门岛，一下子成为世界舆论界关注的焦点。

叶飞又在赶路。

金门炮战打起来后，首次炮击，成果颇丰。毛泽东同意他从北戴河赶回福建前线去指挥。这次往南飞很顺利，没有遇上雷雨和台风。飞机降落以后，他特别急着要赶到厦门岛上的前线指挥所去。

他的心情处于一种特别的亢奋状况之中。作为九年前金门首攻失利的十兵团司令员，他请求处分，承担责任，尽管毛泽东和粟裕都没有给他处分，毛泽东只是说主要是接受教训问题。这些年来，特别是友军解放海南岛之后，他多次盼望和要求解放金门，为此也做了多次准备，攻占金门一直是他心头大愿。夜里经常为此睡不安寝。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连坦克部队都调来了。老百姓第一次看见解放军的坦克车和那么多重型大炮，轰轰隆隆，从福州开往厦门，连街道都震动了。老百姓高兴极了，议论纷纷，都猜测不只要攻打金门，也要攻打台湾了。

叶飞本人也觉得，可以解放金门了。这几天在北戴河，首次炮击成功，毛泽东很高兴，据卫士说睡了很安稳的一觉。叶飞忍不住向彭德怀打听：“老总，主席是不是决定攻打金门了？”

彭德怀笑说：“老兄着急了！想上金门岛了？不是早就告诉你了，主席说了，先把金门给封锁起来，是否考虑登岛作战，视情况而定，走一步，看一步。先打三天，走出第一步，看看台湾当局的动态后，再决定下一步。老兄赶快回去打炮吧，连我都手痒了。你再不走，我就捷足先登了！哈哈！”

叶飞终于乘车赶到了厦门岛上面对金门的云顶岩。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云顶岩在金门岛的西边，早上太阳耀眼不易观察，下午背靠太阳就能将大小金门岛了望得很清楚。

叶飞通过高倍数的望远镜观察着金门岛。此时是炮轰的间隙，亦可见有几颗炮弹落在北太武山上炸开，冒起硝烟。太武山南的凉亭、小桥已经炸塌。公路上的弹坑也望得很清楚。还有炸毁的房屋。金门历历在望。

大金门仅有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小盒门仅十平方公里。蒋介石在岛上布了重兵，并在岛上构筑了大量的坑道和钢筋混凝土永久工事，以准备长期固守。岛上八万多守军与五万多居民，基本衣食与物资都要依靠从台湾运来。平均每天运输量达四百多吨，才能维持守军的基本生活与最低限度的作战需要。主要靠金门岛南背对大陆的料逻湾上岸的海运。岛上还建了两个机场，可降落大型运输机。

在叶飞八月底回到厦门前线时，中央军委又增调炮兵第二、第六师入闽参战，加强火力。为了在夜间准确打击驶入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舰船，还从空军调来一个探照灯排，对金门外海的海面进行照射，每隔十至十五分钟照射一次，让炮兵根据灯光寻找射击目标。

开始阶段，国民党军的炮兵在解放军炮兵轰击后还主动还击，特别是选择下午和傍晚袭击解放军炮阵地，结果遭到更猛烈的打击。金门岛很狭小，加上岛上炮阵地位置多是固定的，火炮转移不方便，一些隐蔽性较差的阵地在解放军的连续炮击中被摧毁。封锁加紧以后，国民党守军的弹药补给日渐困难，火炮远距离射击要用大号装药，对炮膛的损蚀严重；火炮亦打坏一门少一门。进入九月，金门岛上遭炮击后轻易不还击，只是偶尔打一些不规律性的散炮，可见已经很注意节省弹药。

叶飞几乎年年在这儿观察金门岛，对两方态势很为熟悉。金门炮战虽然很快形成一边倒的局面，但是还没有达到对守岛炮兵实行火力歼灭。因为守军的阵地多半修筑在大陆方面无法目视观察的隐蔽地段，解放军炮兵又是隔海远射，按军委规定又不能出动飞机到金门上空校正弹着点，所以炮弹对敌纵深炮阵地的直接连续命中不多，一般只能压制而难以摧毁。要达成对金门岛上炮阵地的彻底摧毁，还需要出动空军实施轰炸。

八月底，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陪同军委空军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到达厦门视察。韩先楚到厦门了解战况后，就对叶飞说：“这次趁亚楼司令在，我们是不是提出用空军轰炸金门，炮兵配合，将胡琏的炮兵给它摧毁性的打击？”

叶飞因为刚从北戴河毛泽东身边回来，知道毛泽东的意图，因而没有赞同。叶飞说：“出动空军轰炸金门，还必须慎重考虑。目前毛主席还没有即行登陆解放金门的指示，原定炮击金门的方案并没有涉及使用空军轰炸。如果我们目前不实行金门登陆，现阶段就没有使用空军轰炸的必要。特别是使用轰炸机，还要使用战斗机掩护，这样的空军编队在金门上空作战，就很难避免同美国空军冲突。”

叶飞为了尊重韩先楚的意见，征得韩同意，将俩人的意见同时报告给军委和毛泽东。毛泽东当时还在北戴河。

第二天，总参作战部长玉尚荣打电话给叶飞答复，说：“电报收到了，送给毛主席看了。主席同意你的意见。”

九月一日夜间，一支由四艘军舰组成的国民党军运输编队驶入金门海域。解放军护卫艇掩护鱼雷快艇队出击，经过激战，国民党海军沱江舰被重创而沉没，解放军损失两艘鱼雷艇，这次海上补给行动遭受失败。

解放军空军派出飞机在金门侧边上空侦察，拍摄照片，让炮兵结合照片材料在地图上确定射击坐标，成功地实施对机场跑道的轰击，阻止了台湾来的飞机降落，使机降补给被迫中止。

从九月三日起，金门守军只能靠台湾空投补给。可是空投飞机畏惧炮火不敢低飞，金门岛又呈哑铃状，岛面窄长，导致高空投掷物极易飘落海中，飘落面向大陆这边的海滩及开阔地，也会被解放军炮兵摧毁。因而空投成功率甚低。

金门岛上守军躲在地下靠储备品度日，处境日益困难。台湾中央社战地记者刘毅夫冒险来到金门岛，带去的几瓶酒和凡只月饼，都成了岛上高级将领的宝贝。

叶飞在云顶岩前线指挥所里眺望被封锁的金门岛，经过十天封锁作战，第一步作战目标已基本达到，他作为前线指挥，总以为下一步该是实行登陆、解放金门了。叶飞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此时如果我军发动登陆，金门唾手可得。所以，福建前线我们这些人，都在焦急地等待毛主席下命令了。我们都摸不透毛主席下一步的意图何在？”

可是，出乎各方面意料之外，毛泽东不要即将到手的金门，作出了停止炮击的决策。当时，使海内外大惑不解。

正文第二十七章领海出现美蒋混编舰队，打不打？毛泽东说：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领海出现美蒋混编舰队，打不打？毛泽东说：照打不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美舰开火，不准还击。

（厦门—金门，1958年9月3日—11日）

九月三日夜里，叶飞在等候毛泽东的指示。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三日，金门已经被封锁起来了。毛泽东说走一步，看一步。第一步已经走完了，下一步怎么走？他捉摸，毛泽东该有指示了。

九月三日已经是使用探照灯的第二个夜晚了。在厦门岛西边的云顶岩指挥部，可以望见金门外海，探照灯的光柱每十多分钟亮一次。雪亮的光柱像利剑劈向漆黑的海面。在光柱下，海面的波浪与漂浮物被照得十分清楚。前一个晚上初次使用探照灯，就照着了两艘偷运货物的运输艇。岸上的炮群怒吼了，光柱下，运输艇前，落下了炮弹，溅起的水柱被灯光照得很好看。这两艘偷运的艇不敢再驶往料罗湾，掉头向海外逃遁。

当晚夜深，叶飞终于等到了音讯。总参作战部玉尚荣部长传达了军委与毛泽东的命令：福建前线自九月四日起，停止炮击三天，以观各方动态。

叶飞感到十分意外，但立即执行，迅速给各部队下达停止炮击三天的命令。

九月四日，解放军数百门大炮沉寂下来。

同日清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里，播音员以庄严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郑重发表了关于领海的声明。声明宣告：中国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叶飞作为福建前线的主要指挥员，面对的是金门及胡琏率领的八万国民党军；当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也没法想透，在封锁金门已造成大好时机面前，毛泽东为什么下令停止炮击。

多年以后，当他出任中国海军司令员，接着又担任中国交通部长的时候，当海洋已经成为他工作的职责领域时，他才特别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国家提出自己的领海界限，这是主权国家领上与领海完整的庄严的行动。过去数百年来，从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到国民党的民国政府，由于缺乏近代海权观念的愚昧和腐败无能，有着一万多公里海疆的中国竟一直没有提出过自己的领海界线。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外国舰船可以在中国近海航行，我国沿海的资源尤其是渔业资源完全无法保护。特别是东邻日本渔民，依仗着有机动大船，长年到中国的近海主要渔场大肆捕捞，而中国渔民无法与之竞争，使国家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日本侵渔问题，从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个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就在周恩来指示下开始研究国家的领海线问题，后来国家还成立了海洋局。可是因国民党军在沿海进行封锁，随后又爆发朝鲜战争，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巡航于中国近海。标志国家主权的领海线问题又暂时不得不搁置。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尊严极为重视的毛泽东，一直将此事搁在心头。朝鲜停战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沿海紧张局势的缓和，领海线的问题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毛泽东部署于一九五八年夏天炮击金门，正为了促进解决台湾问题，也包含了解决中国领海线问题在内。在八月二十三日炮击金门开始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召集各方面的人士研究中国领海主权问题，并征求了一些熟悉国际法的专家学者的意见。西方国家根据海牙协议，确定了三海里的领海线，并要求世界各国遵行。其实这种三海里的领海线只利于拥有强大海上力量的国家，使它们的舰船可以方便地到别国近海进行军事经济活动。正因为如此，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并不承认这种不公正的三海里领海线，如南美洲一些国家在四十年代就宣布了二百海里宽领海线，苏联则实行十二海里宽的领海线。在北戴河讨论时，有的国内专家学者拘泥于西方通行的国际法，主张中国也要实行三海里的领海，认为宽度定得再多，搞不好要打仗。毛泽东在大家畅所欲言的基础上，从中国的经济、国防利益出发，本着独立自主和不惧怕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态度，综合国际上的情况及中国国情，最后确定了十二海里宽度，并决定于九月四日正式公布。至今的事实证明，十二海里领海线。适合我国具体情况，既没有影响他国沿海的经济利益，也保护了我国近海的部分资源，而且这一宽度又是在我国军事力量的有效控制之内。当时我国海军海岸火炮的有效射程也在十二海里以上，岸炮人力能够确保给侵入这一水域内的外国舰船以有力的打击。

毛泽东将提出领海线声明的日期，选择在炮击金门的高潮，正是为了在举世关注金门这个弹丸之地的时候，清楚地显示：如果有什么人敢于藐视中国的领海线，那么就要准备请其尝尝炮击金门的滋味。

毛泽东在宣布领海线以后的三天里，命令福建前线停止炮战，就是准备看一看美国军舰飞机对中国领海线的态度如何。从这年九月七日起，每逢美军舰船飞机越过中国领海线，中国政府发言人都要发出一次严重警告，并在华沙中美级会谈中提出交涉。美方虽说答应调查，同时也声称：你们宣布的十二海里领海，我们是不会承认的，但我们的军舰也决不会进入十二海里。叶飞已经注意到，美国在随后的金门护航结束后，在行动中是注意这条领海线的。在中国沿海活动的美军飞机舰只，在有意无意擦过领海线时，其地面管制站总是在无线电中大叫大骂，解放军福建前线监听站听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命令福建前线停止炮击金门三天的限期过去了。九月七日，将会有什么事态发生呢？叶飞在云顶岩密切注视着，并嘱咐各炮兵群做好准备，但没有命令不准炮击。

金门海面沉浸在一种不寻常的平静之中。

接近中午时分，海上观察哨发来报告，海上出现由十四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正朝金门海域驶来。过一会儿观察得更清楚，这是一支由美台两方军舰混合编队组成的舰队，编队中包括美军的二艘巡洋舰、五艘驱逐舰，其余是国民党海军的二艘运输舰、五艘作战舰。美军舰只上的美国星条旗已看得很清楚。中午时分，美军舰停在金门附近海面，做出掩护姿态；国民党海军的二艘运输舰驶人金门料罗湾码头卸货。

已有炮兵群来电话问叶飞：打不打？

到底打不打？叶飞拿不定主意。

叶飞觉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如何对待这种美蒋混合编组船队，涉及中美关系乃至世界战略全局，前线指挥员无权决定，须提交最高统帅毛泽东考虑。

毛泽东已于九月初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叶飞即向毛泽东报告美国军舰为国民党舰船护航的情况井请示对待方计。

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

叶飞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

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

叶飞又问：我们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

毛泽东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据叶飞事后回忆，当时接到毛泽东这个命令，他本人与炮群部队都极为吃惊——

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同志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我转达的。我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再问王尚荣同志：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这样我就说：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这一下我就极为紧张了，因为要严格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这很不好办。美舰和蒋舰相距仅两海里，如果哪一个炮群瞄不准确，稍有误差，就会打到美舰。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我不予还击，这倒还比较好办。我为了准确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就亲自向三十一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准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我这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我又把毛主席的命令再复述一遍，并问各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

九月八日，台湾国民党军由于前一天靠美舰护航得以平安运输，十分得意，又出动四艘登陆舰，在美军一艘巡洋舰及四艘驱逐舰的护航下，再次向金门驶来。美舰又停在金门外海，由国民党的登陆舰驶向岸边卸货。

叶飞从云顶岩指挥部将这一情况直报北京。北京接到前线电话后，毛泽东即下令开火。

十二时四十三分，解放军以四十三个地面炮兵营又六个海岸炮兵连组成

的强大炮群突然开火，连续发射了两万一千七百发炮弹，猛烈射击金门岛上的军事目标及驶入料罗湾的登陆舰。在炮击中，“美乐”号登陆舰当即被击中起火，引爆了舰载弹药而沉没。“美珍”号中弹累累后向外海逃窜，另外两艘登陆舰也在中弹后逃走。这时，美国军舰根本不管国民党舰只，急忙退驶到料罗湾以外近十二海里海域，徘徊观望，始终不发一炮。

当时在国民党军旗舰上的战地记者刘毅夫曾记述美舰的表现——

这该是美国军舰开炮压制共军的时候了，最低限度他们也该开战炮表表情呵！我站在旗舰姚道义支队长身旁，悲惨地看着我四艘无助的运补舰挨炮，再用无可形容的眼睛回头看美国兵舰，他们好像根本无动于衷，他们好像奉的命令就是来金门参观，而美其名曰“护航”，哎，狗臭屁的护航呵！

美国军舰的这种态度，也使直接指挥炮击的叶飞感到意外。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在厦门云顶岩前线指挥所里，还准备应付美舰向我军开火呢，当从望远镜里看到美舰在我猛烈炮火之下溜走的情形，真感意外。”

九月十一日，四艘美国军舰再次掩护国民党军的四艘运输舰、七艘作战舰向金门驶来。当时毛泽东已经离京赴南方各省视察，由周恩来在京布置打击这次护航编队的战斗。解放军炮兵再次轰击驶近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运输舰和金门岛。这些运输舰一遭打击就向外海逃走，只有一艘被击伤。美国军舰态度如旧，解放军一发炮就马上退向外海，仍一炮不打。

通过九月八日、十一日两次炮击，毛泽东终于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盘。

叶飞经历了攻击美蒋联合编组舰队，他才终于领悟过来：福建前线我军对于美蒋联合编队敢于照打不误，其意义何在呢？取得了什么胜利？他明白了这次较量的意义和胜利，不在于击沉、击伤了蒋军多少舰只，而在于把貌似强大的美国底牌摸清楚了。它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要涉及它自身利益，要冒和中国打仗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当时在宣传上都把“美蒋、美蒋”捆在一起骂，原来美蒋并非铁板一块。他感到，这时台湾海峡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拖美国下水，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美国也极力避免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这就在台湾海峡形成了非常微妙的中国、台湾当局与美国的三方形势。

这是叶飞原来没有想到的。他曾深有体会地说：“从此以后，我就更企一步意识到福建前线面对台湾海峡，不只是我方和蒋方双方的斗争，而是我方、蒋方和美方三方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既是军事的，也是政治的、外交的斗争，稍有不慎和失误，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我就更加小心谨慎从事了。”

毛泽东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盘后，为进行国家高层的重大决策找到了非常重要的依据。金门炮战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更加显示出来。当时，毛泽东立即调整政策。由于明了美国避免同中国打仗，在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内，新中国决定大幅度裁减军队数量，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建国三十五年中最低的，全军总员额降至建国以来的最低点。毛泽东还考虑到缓和中美之间紧张的对峙关系。九月九日，毛泽东在南下巡视前夕，特地在丰泽园接见了即将回华沙参加中美会谈的王炳南。毛泽东对王炳南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作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毛泽东还引导王炳南，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当十余年以后，一九七一年四月，美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名古屋提出访华要求时，当时国家体委的意见是：不同意。周恩来也批准了体委的意见。报告呈到了毛泽东的书桌上。毛泽东绝不是忽发奇想而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其高瞻远瞩的决策思路可以追溯到一九五八年夏天的金门炮战。

毛泽东到底是毛泽东。

正文第二十八章艾森豪威尔下令在台湾海峡显示实力，共产党、蒋介石猜不透

艾森豪威尔下令在台湾海峡显示实力时，不仅让共产党猜不透，也让蒋介石猜不透。

（北卡罗来纳—华盛顿，1958年8月—9月）

艾森豪威尔事后曾经谈起过，一九五八年他过了多么可怕的一年。他把一九五八年说成是“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年”。他说，以八结尾的年份，总好像是他倒霉的一年。他说，在一九一八年，他错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二八年，他在巴黎写一本指南书，使他有一种在他的事业中停顿不前的感觉。一九三八年，他在菲律宾的最后一年，他与麦克阿瑟有过一些艰苦的斗争，并且担心他将永远不能离开这些岛屿和这个人。一九四八年，他从军队退休，到哥伦比亚大学当校长，感到失落。在一九五八年，他心脏病发作，挨过一系列国际危机和一次经济衰退，发现自己经常与自己的主要外交政策助手以及国会意见不合……

这一年夏秋间的金门、马祖危机，就是指他这年所挨过的国际危机中很使他头痛的一个。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大规模炮击金门，国共双方在金门爆发激烈炮战。他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西半球的八月二十五日。他正在北卡罗来纳山中地下深处的防弹掩蔽所里。他在参加一年一度的核袭击恐怖下的“行动”演习。政府当时为了防止万一发生核攻击时，职能还可以坚持下而每年举行演习。他作为国家首脑当然也带头参加这项演习。他在防弹掩蔽所的指挥中心里，周围都是最先进的电子仪器。

杜勒斯国务卿向他作了情况汇报：国民党近来一直往金门和马祖增兵，达到了十万人之多，占蒋介石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前天，中共开始炮轰金门。艾森豪威尔问：“战况如何？”

杜勒斯说：“据报告，尽管伤亡不小，包括岛上三个官阶不低的将军级副司令丧生，但是大炮射击所造成的有形损失是轻微的。”

艾森豪威尔问：“共产党人是不是想登陆拿下金门、马祖？”

杜勒斯说：“我并不认为他们想发动登陆，因为情报表明他们集结的部队和两栖登陆作战能力还没有增强到发动进攻的水平。我预料中共将对这两个岛屿实行封锁，企图使守军被困挨饿。”

金门、马祖这两个小岛问题，近几年来一直使艾森豪威尔感到十分棘手。

一九五五年美国出动运输舰只运载国民党军队从浙东沿海的大陈列岛撤退时，艾森豪威尔就让手下施加压力，要蒋介石一并撤出金门、马祖，或者只留象征性的守军。他认为台湾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并斩断与大陆的联系；而蒋介石硬要强调保留这几个小岛的做法，是与美国的打算相违背的。还在双方签《共同防御条约》的时候，美国出于一时的需要，以条约的形式承担了保卫台湾的义务。但是，艾森豪威尔对于杜勒斯在签约谈判中向蒋介石方面承诺保卫金门、马祖十分不满，在审定签约的会谈记录时亲自划掉了金门、马祖。蒋介石对此耿耿于怀，一直不满。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蒋介石接见美国记者时说，对那些在雅尔塔会议欺骗他的盟国（当然指美国），现在又要“从他较前缩小的辖区中再放弃若干地点”表示愤慨，并声称“我们的军队在任何情势下都将不从外岛撤退”。当美国要蒋介石从金门、马祖减少驻军时，他却故意增加守军。作为军人出身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听说蒋介石竟将十万部队放在这么两个弹丸之地上，使他不能不警惕蒋介石随时想将美国拉进中国内战的企图。尽管《共同防御条约》中商定了蒋介石对大陆采取行动须征得美国同意；可是，经验告诉他，东方人是很狡猾的；他担心蒋介石会筹划一个什么诡计将美国卷人中国内战。

他刚才听了杜勒斯的汇报，得知中共还没有登陆的准备；他觉得炮击那就是一种威胁，而对于威胁的办法就是用威胁回敬。他说：“我认为显示一下力量，故意泄露一些我们在台湾海峡加强兵力的行动。这样的做法是可取的。”

艾森豪威尔在下令从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调出两艘航空母舰驶过苏伊士运河，加入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下罢命令之后，他又说：“我们加强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不是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是不让他导致失去台湾。我愿再提醒各位，东方人会是很狡猾的。”

当时，杜勒斯还主张美国要发表一个措辞强烈的声明来对待中共的炮轰；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却主张采用一种显示实力而“让共产党猜不透”的政策。理由是美国既不能承诺用武力去保卫被国民党称为“沿海岛屿”的每一块礁石，也不能明确声明美国将保卫哪几个岛屿，那样做无异于鼓励共产党人去占领其余的岛屿。艾森豪威尔听了双方的意见后，主张美国不但要让共产党猜不透，还要让蒋介石猜不透美国将在什么情况下支持他，只有这样，才能抑制他对大陆的主动进攻，使他慎重行事。

八月二十九日，艾森豪威尔回到华盛顿，还批准了使用第七舰队给试图穿过中共封锁到达这些岛屿的国民党运输船护航。他还特别仔细地指示务必不让任何军舰进入三海里的界限以内。

于是，到九月六日护航开始之前，美国在台湾海峡有意识耀武扬威，集结的兵力之多前所来见。海面上第七舰队实力骤增，竟有航空母舰七艘，重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十艘。美国第四十六巡逻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及其他部队多批飞机，已分别调到台湾和菲律宾。美国第一批海军陆战队三千八百人已经在台湾南部登陆，后续部队将接着到达。杜勒斯自己后来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

当第七舰队于九月八日摆开队形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时，解放军炮群一发炮轰击，即使不打美国军舰，它们也赶忙扔下国民党军运输舰而溜到远海去。

在毛泽东并不示弱、照打不误时，美国人在讨论下一步怎么办？杜勒斯主张使用战术原子弹攻击中共机场，美国解密档案表明，美空军还配合制定了一个使用战略轰炸机从关岛起飞用原子弹轰炸厦门机场的计划。对此，艾森豪威尔头痛不已，决心难下。

艾森豪威尔有幸成为二十世纪好些重大事件的中心人物，二次大战中，盟军诺曼底登陆的“霸王”战役；一九五三年，结束那场美国人打不赢的朝鲜战争；这都使他的声望被人评价为“几乎达到了顶峰”。他喜欢总统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能对重大事件作出最大影响。他喜欢作决定，主要是他非常自信，确信他是这个国家中最好的决策人。

他认为杜勒斯使用原子弹的主张，是偏激的十分糟糕的主张，美国用核武器攻击中共，会冒俄国人用核武器报复的危险，赫鲁晓夫已经通过信件的形式向艾森豪威尔表达对美国的警告。正在他为此苦恼时，他接到了周恩来九月六日呼吁中美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声明。杜勒斯拟了一个充满威胁的声明回敬；但被他否决要“修改”。尽管周恩来的声明是要求美国军队从台、澎、金、马撤出，他也指示赞同恢复大使级会谈。周恩来提出把谈判地点从日内瓦改为华沙，艾森豪威尔也认为可以，并不计较将地点从中立国迁至社会主义波兰。

九月十一日，艾森豪威尔发表广播演说，表明美国愿意通过与中共谈判谋求和平解决，虽说申明“绝不在炮火威胁下退却”，却又向全美国道出真言：“我不会仅为金门而要求美国男儿作战”。

正文第二十九章毛泽东愿提供补给帮助国民党固守金门，蒋介石不准手下再骂共产党

毛泽东愿意提供补给，帮助国民党固守金门。蒋介石不准手下再跟美国人把共产党骂成侵略者。

（北京—金门—台北，1958年10月）

一九五八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式格外引人注目。

因为金门炮击已成为全世界注意的焦点，也因为美国最近在台湾海峡集结了重兵，并为国民党军的飞机军舰护机护舰，这次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各军种兵种在阅兵中展示了新装备与重武器，加上有雄赳赳的民兵师；使观礼台上各国来宾无不为之一震。

四架歼5也即米格17型战斗机列队掠过天安门城楼上空，这是中国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首次公开露面。毛泽东指着天空的飞机，十分欣慰自豪地对身边的外国友人说：“看！我们自己造的飞机飞过去了。”

阅兵式以后，毛泽东到休息室休息出来，遇到彭德怀，关心地问：“有没有今天金门消息？”

彭德怀说：“到中午十二点以前，国民党的飞机已经到金门空投将近五十架次，次数比往常增多。”

毛泽东问：“有没有美机掩护？”

彭德怀说：“有。都在公海上巡行。”

毛泽东一笑：“趁我们过节钻空子来罗。”

彭德怀说：“聂凤智请求作战，要给空投的国民党飞机揍它两下。”

毛泽东问：“美机开火怎么办？”

彭德怀说：“空军地面观察所经过观察，找到了间隙，低飞突袭，打了就跑。”

毛泽东沉吟半晌，没有回答，又回到城楼栏杆边观看游行队伍。

他一边看游行，一边在想着金门，想着飞机，想着炮击金门以来形势的奥妙发展。

自从九月中旬加强了对金门的封锁以后，对方也改变了办法。美军舰载战斗机从海峡中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几乎每天都出动数十架次，掩护国民党军的运输机飞抵距金门二十公里以外的空域（在中国领海线以外），美机在外巡逻，蒋机飞入金门上空空投。海面上，美蒋军舰再度混合编队，行驶至金门外海大陆岸炮射程之外停泊，由国民党军运输舰放下一种叫“水鸭子”的履带式水陆输送车，涉水上岸卸货。解放军炮兵无法炮击外海军舰，而水陆输送车长度仅几米，目标甚小，又处于运动之中，火炮远距离射击很难命中。

对方这种海空补给方式，给封锁金门带来了新的困难。解放军快艇部队已遇上福建台风季节，海面涌大浪高，小艇已出海困难，封锁任务主要由炮兵和空军担负。炮兵研究出了新战法，将部分远射程的火炮和海岸炮前推，增大火力控制范围，迫使对方运输舰停得更远，水陆输送车因增大航程易遭海浪倾覆而沉没。解放军炮兵经周密计算，在料逻湾码头、海滩设计好拦阻射击弹幕和火墙，使水陆输送车抢滩时总有几艘被击毁。使得运输量大为减少，远远不能满足金门守军的需要，只得依靠空投运输。国民党军搞夜间空投，解放军在前沿及突出部也模拟金门岛上的灯光信号，诱使运输机误投。国民党军搞拂晓、黄昏低空空投，解放军就严密组织空中火网封住空投场，并准确炮击投入物资。至九月底，金门守军一天中最多只能得到一百余吨空投物资，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国民党空军也曾向大陆袭扰，以分散解放军注意力。九月二十四日，国民党空军出动二十四架F-86型战斗机，袭扰浙江温州地区上空。空战中，国民党空军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二师飞行员王自重掉队，与十二架敌机激战，击落对方两架，自己也被“响尾蛇”导弹击中坠落。

毛泽东是在南巡回京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的，甚为悲痛，许久不说话。他于九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得到具体的报告：在温州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多枚“响尾蛇”导弹，有好几枚坠落地面，有的还未爆炸，因而完好无损，被当地军民拾到，已送往国防科研部门成为中国研究自己的空对空导弹难得的样品。温州空战据说是世界空战史上首次使用空对空导弹。这种导弹红外线热寻的灵敏度并不很高，而且没有敌我识别系统；空军总结说，我机快速接敌，双方机群近距离较量，对方很难找到发射机会，也就可以避免损失。毛泽东对刘亚楼说：“防不胜防，我们要有自己的空对空导弹。”

空军对“响尾蛇”作了研究总结以后，以后的空战中，“响尾蛇”导弹就再未击落过解放军飞机。

毛泽东回京后同时还得到周恩来报告，驻苏大使刘晓从莫斯科发来加急电报：称赫鲁晓夫在雅尔塔接见了刘晓，要刘晓转告中国方面，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需要而提出要求的话，苏联可以派一批带有导弹的图—16型轰炸机到中国，并配备苏联飞行员，可以在中国的沿海、领空，对入侵的帝国主义武装给予严重打击，特别是对蒋介石军队的打击，从而构成对美国的压力，使美国感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威力。

毛泽东觉得对于国民党空军使用美国空对空导弹的事，是需要作出反应给予惩罚的；但是使用苏联飞机带导弹来对付有损于民族尊严，而且还涉及国家主权问题。看来，赫鲁晓夫七月底来华要求架设长波电台、组织联合舰队而碰了钉子，还不甘心。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台湾海峡已经够热闹了，赫鲁晓夫也想来凑热闹。请神容易送神难呐。”

周恩来十分巧妙地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周恩来授意回电：轰炸机和导弹，中国准备自己制造，请给予帮助。

十月二日，也就是阅兵式后第二天，毛泽东批准了空军的请战提议，但是重申了我机不飞出领海，不轰炸金门。

十月三日，下午三时左右，国民党军出动四十八架F-86战斗机掩护二十四架C-46型运输机，飞至金门上空准备空投。美机则在一万两千米高空警戒，或是在海峡的公海上巡行。解放军二十四架米格17型战斗机即刻起飞，飞至接近金门岛的大陆上空，吸引了国民党空军F-86机群的注意。这时，按预定的部署，另有四架米格17型歼击机隐蔽出航，从低空飞至金门以南的上空，正遇国民党军后面的运输机群，当即抵近攻击，发炮一举击落两架C-46型运输机。打了就跑，迅速飞掠到金门西部上空返回基地。金门岛上的高射炮火还来不及开火，巡逻警戒的F-86型战斗机群尚未反应回来，那两架中弹的C-46运输机已冒烟栽入海中。解放军空军飞临金门岛上空袭击空投的国民党军运输机群，这是首次发生的情况。

毛泽东称赞空军打得好。

十月四日，毛泽东得到报告，国民党军整个白天没有敢到金门空投。只是夜间空投还在进行。从外海驶来的水陆输送车在炮火下还有零星登岸。但是，平均日运输量已经大为降低，只能达到金门守军每天最低需求量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可见，守岛的部队处境已经日益恶化。再过十数日，岛上的十万部队将不战自溃。

这几天，毛泽东特别注意美国与台湾各自不同的反应。《纽约时报》于九月下旬公布了一份统计材料透露，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收到的五万封公众来信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信件反对美国为台湾防守沿海岛屿。英国、加拿大、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都纷纷表示不愿意卷入台湾冲突里。艾森豪威尔面临国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要求美国放弃卷入金门、马祖的政策。

台湾当局对此深感忧虑，蒋介石频频出面发表讲话，反对美国搞停火，实为不想撤出金马。九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反复表示反对在华沙的中美大使级谈判，“我们不容慕尼黑在远东之历史重演”，“就是战斗至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亦不放弃金门群岛的寸土尺地”。

九月三十日，杜勒斯也公开发表讲话，对记者们说，“如果获得可靠的停火，我们的判断，甚至是军事上的判断，就是仍然在金门、马祖保持庞大的军队是不明智的而有欠谨慎的。”

毛泽东对杜勒斯公开要求蒋介石“金马撤兵”的谈话极为重视，曾要翻译查询原文。杜勒斯所使用的“Stupid”与“foolish”，在英文辞典中，含有愚蠢的、蠢笨的、不明智的、昏乱的、没有头脑的等意思。杜勒斯作为国务卿公开说蒋介石是愚蠢的，已经超出外交礼仪。可见美国对蒋介石不在金马撤军已经甚为恼火。还有消息说，十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在台北举行了三个钟头的会议讨论杜勒斯的讲话。但是，会后未在台北发表任何声明，显然是在等待蒋介石最后拍板。当天晚些时候，蒋介石在高雄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假定杜勒斯先生真的说了那句话，那亦只是片面的声明，我国政府并无接受的义务。”

可见，美蒋矛盾愈演愈烈，已经走向公开化。蒋介石已经忍无可忍，不惜公开指名道姓地把分歧公诸于世。

国庆节过后，毛泽东益发意识到美国逼蒋放弃金门、马祖的意图。美蒋双方为金、马是守是撤虽说矛盾尖锐，争执不下，金门岛上的守军甚至台湾岛上的政权，毕竟要依赖美国支援才能生存。解放军如果再施加封锁压力，势必导致压蒋介石向美国就范。那么，金门岛上守军除了崩溃之外，就只有再重演一次大陈岛撤退。

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炮击封锁金门以后，如果只能夺取金门、马祖而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国共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将由不足十公里扩大到一百多公里，且隔着一道台湾海峡，接触更加不方便。而蒋介石失去象征其在大陆沿海存在的最后据点，将使得美国更便于制造“两个中国”或支持“台独”。让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不但有可能促进今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使蒋介石有资本去抵制“台湾独立”的活动，而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毛泽东又作出了新决策。

十月五日上午八时，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军委确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策。军委的指示还要求福建前线部队：在目前，宜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金、马蒋军能够生存下去，是必要的。同时又要求仍要使其处于紧张的状态，拖住美国不得脱身。为了打破美国的停火的阴谋，在必要时，我仍可组织像过去那样的大打。总之，临机应变，主动在我。

十月六日凌晨二时，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震动海内外。全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的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义，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上午一时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金门岛上的气氛也马上缓和下来，岛上十多万军民龟藏在潮湿阴暗的坑道或是地下的防炮洞里，已经四十多天，终于能出来晒太阳，感到轻松和高兴。国民党军在这七天也一炮不打，最紧要的事是赶运补给品，而且运来了被称为“巨无霸”的203毫米远程重炮。

美国的反应是表示“欢迎”，并宣布从八日起暂停护航。可是蒋介石十分担心彭德怀文告会影响美国对其的支持，因而说什么“宁可冒继续炮击封锁的危险，亦不愿美国盟邦退出护航”。蒋介石还于十月十日“双十节”这天，派了一百多架飞机到大陆骚扰，被解放军击落三架，解放军损失一架。从此以后，国民党军的战斗机的活动线退至福建海岸线以外，基本上不再进入大陆上空。

十月十二日午夜，暂停炮击的七天期限已到。金门守军和居民又全都躲入坑道和洞里。十三日凌晨，福建前线广播站播送了彭德怀给福建前线解放军的命令，也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命令全文如下：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国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那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诙，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年来，他们叫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国防部长彭德怀

1958年10月13日上午1时

彭德怀的这份文告宣布再停止炮击两周后，美国官方竟声称是它的强硬政策才带来台湾海峡的和平。美国一方面在华沙中美会谈中要求“永久停火”，一方面又压迫蒋介石撤退或减少在金、马的军队。十月十九日，美国第七舰队派出了四艘军舰，进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运输船队护航，目的在于试探解放军的停止炮击是否会变为永久性的，并以此行动作为杜勒斯访问台湾送给蒋介石的安抚“礼物”。艾森豪威尔派杜勒斯于十月二十一日访台与蒋介石会谈。

鉴于美军护航违反规定与杜勒斯即将抵达台北，毛泽东下令于十月二十日下午四时，再次炮轰全门，击中国民党军三艘运输舰、一艘大型货船和一架C-46型运输机。炮击开始的时候，杜勒斯正从华盛顿飞经阿拉斯加的基地。共产党恢复的猛烈炮击，使杜勒斯难以完成去台北劝蒋介石从金、马撤军的使命，不得不打电话叫醒已人睡了的艾森豪威尔，请示总统他还去不去台湾。艾森豪威尔考虑了一会儿，要他还是继续前往，与蒋介石商讨的内容可因炮轰而有所调整。在杜勒斯飞抵台北的时候，台湾方面接待与上次杜勒斯访台相比，已经显出冷淡，降低了规格，蒋介石、宋美龄都没有到机场迎接。杜勒斯在台湾期间，金、马炮声始终不断。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帮助蒋介石拒绝撤军金、马。

杜勒斯与蒋介石会谈时，杜勒斯仍坚持要蒋介石撤退在金门、马祖的驻军，并停止对大陆使用武力，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停火和隔离。双方冲突起来，蒋介石恼怒地回答：“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最后，双方作出了让步达到妥协。美国不再要求蒋介石从金、马撤退，并同意增加对台湾的援助；蒋介石则应允“减少金、马驻军”，不再对大陆使用武力。双方于二十三日杜勒斯离台前签署了公报。可是在公报中对于“不使用武力”一条，台湾公布的中文本与美国公布的英文本含义略有差异。英文本是“nottheuseofforce”，即明确地表示“不使用武力”。中文本文字是“而非凭藉武力”。这一条在中文本中全文是这样的：

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并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础，建立在中国人民之人心，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藉武力。

美国方面对联合公报感到非常满意，艾森豪威尔认为“蒋放弃武力进攻是既符合他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台湾当局力图淡化“不凭藉武力”的含义。台湾当局的外长叶公超向记者们解释说：“没有一个国家保存军队，而又‘放弃使用武力’的。”有的报纸说，我们“已经放弃使用武力”了，这是不对的。台湾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们还掀起了一阵政治风潮，责骂美国欺压台湾，要求蒋介石“自己掌握命运”。有的甚至流露出对蒋介石的不满。

一直关注形势发展的毛泽东认为在蒋、杜会谈中，蒋介石吃了一点亏。

毛泽东将美蒋矛盾看在眼里，出于民族大义，在杜勒斯回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即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再告台湾同胞书》，公开发表。宣布了今后对金门“单日打炮、双日不打”与对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四不打”的方针，还表示愿意向对手提供补给品。

文告中说：

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个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表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从此以后，双方在金门单日相互打炮，已经是一种象征性的交火。双方单日炮击用的虽是实弹，但几乎都是有意识打在对方空旷无人地带、滩头或者无工事的山头，尽量不打死人。

由于蒋介石拒绝和谈，美国长期不从台湾海峡撤军，毛泽东就掌握主动在原则上不能结束对国民党军的战争状态。这种世界战争史上的特殊炮战自从一九五九年以后，象征性地持续了二十年之久。这种炮击，其实是保持大陆与台湾联系纽带的一种方式。

毛泽东的文告及做法，也使蒋介石有所领悟。“金马危机”刚结束，国民党中央在台北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认识到对国共之战的宣传犯了一项重大错误，即跟着美国佬把共产党骂为“侵略者”，这等于是跟人家承认“两个中国”。何为侵略，两国之间越过国界打仗才成其为“侵略”。国共双方在金门交火，都是在中国领土打仗，只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谈不上什么“侵略”，更扯不上什么“武力扩张领土”。据香港《晶报》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报道，从此，台湾当局指示各方面在有关方面，“不能跟着美国乱说”。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讲话谈到台湾问题时说：“现在这个时候，台湾还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在这个中间选择，我看还是选蒋介石。陈诚、胡适跟美国联系得比较多，还是要蒋介石好。……国际上，联合国假如通过要我们去，有他我们就不去，运动会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总统，那还是你好。……可以十年、二十年不去进行改革，还是三民主义，搞特务，反共，尽他去反，只要你这个葫芦是挂在我的腰上，不挂在美国的腰上。……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要做恰当的估计。”曾有史论评述说，毛泽东这个思想，“在二十年后，被邓小平发展成为完整和系统的‘一国两制’构想。”

直接指挥金门炮战的叶飞也说：“毛主席决定不拿下金门，现在看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留下一个‘对话’的渠道。后来讲‘三通’，其实前线和金门之间早就用各种特殊的形式‘通’了。”

掌握斗争主动权的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炮击金门时某些做法虽然一时叫人难以理解，包括不少党内人士，但他终于高瞻远瞩，纵横捭阖，因势利导，把握时机，在复杂的斗争中形成了完整的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至今还产生着有益的影响。

在金门，单日打炮的打法，一直持续至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交那天。当台湾当局的青天白日旗从华盛顿双橡园的旗杆上降下来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元帅宣布：从即日起，停止炮击金门、马祖。

可惜毛泽东没有能看到这一天。

正文第三十章毛泽东派专机送章士钊去香港促进国共和谈，轰动了香港

毛泽东派专机送章士钊去香港促进国共和谈，成为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和谈信号，轰动了香港。

（北京—香港，1973年5—7月）

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已经少得可怜。世界上人们对于中国关起门来搞“文化大革命”惶惑不解。人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席卷一切的红色暴力与无所不在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被当作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所有的国民党，无论是在大陆的“民革”或是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反动派，都被当作牛鬼蛇神，属于扫荡打倒之列。就是中共内部的几个领袖人物，也被当作国民党在中共党内的代表人物而被打倒。当时，已经很难听到关于国共两党和谈或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口号了。

那时候，港澳地区对于“文革”动乱的影响特别敏感。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中旬的一天，一架中国民航的专机从北京飞来，简直是破天荒似的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那时候，在香港有台湾的班机通航，而中国民航尚未开航。这架中国民航专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架在香港降落的中国大陆飞机。这架中国政府派来的专机搭乘的不是中共要员，而是前国共和谈中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的章士钊先生一家人。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的和谈信号，轰动了香港！章士钊虽说是来“探亲”，探望他在港的第三夫人殷德贞，但在他到达香港的头几天，香港及澳门的中、英文报纸都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章士钊到港的消息，并且作了种种猜测，绝大部分报刊都评论说章行严（章士钊字行严）此行必带有同台湾和谈使命。

章士钊先生已达九十二岁高龄，他是在专门的医生护士及亲属陪同下，乘着轮椅被人抬下飞机舷梯的。中国古话说“九十不出门”，章老先生绝非权为探视小夫人而来，报界的猜度并没有错，他是肩负着促进国共和谈的使命而来的。

章士钊先生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活了九十二岁，一生经历极为丰富；他是一个跨越了满清、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在思想、政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在武昌求学时，与黄兴同住一室，成为莫逆之交。他在南京的学堂里成为反清学潮的“魁首”。他加入过蔡元培、章太炎的爱国学社，与邹容是同窗好友。他还策划过刺杀路经上海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的暗杀行动，并为此坐过大牢。他曾经编译日本人宫崎寅藏所著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书《三十三年之梦》。在编译这书时，因一时笔误，将孙先生的真名“孙文”与假名“中山樵”的两个字连缀成文，写做“孙中山”。后来该书出版，这个名字也随着传开，久而久之，竟成了孙先生的正式名字。孙中山的名字是章士钊起的，这真是一则有趣的革命轶事。

章士钊经杨度介绍，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常在一起共议天下大事，十分投机。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以为章士钊必是该会的积极成员，没料到他竟不愿入会。他提倡苦读救国，一生坚持做无党派人士。他的结义兄弟章太炎苦劝其入会，他也不为所动。章太炎知道章士钊对同盟会员吴弱男女士甚为倾慕，乃生出一计，请吴弱男出面动员章士钊入会。不料久久没有结果，吴弱男却通过此番接触成了章士钊的情侣，后来他俩在英国结了婚。据说，孙中山后来谈及此事时，开玩笑地说：“同盟会与章行严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

章士钊赞成过资产阶级代议制，又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他接近过袁世凯，又参加了反袁、讨袁斗争。后来他投靠段祺瑞，推行复古倒退政策，但又设法营救过共产党领袖李大钊。他还曾经出庭为陈独秀辩护，其数千言辩护词，使举座为之震惊，并轰动一时，被上海的大学选为法学系教材。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也当过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抗战期间，他坚持民族气节，日伪劝诱他加入汪伪政府，遭他严词拒绝。此后，日伪政权对他进行威胁，他乃秘密从上海出走，避难香港，而后来到重庆。他在重庆结识的抗战夫人殷德贞，就是他的第三夫人，亦是他在九十二岁高龄来香港探视的夫人。

章士钊作为学者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举世共知的。他特别是对逻辑学和柳文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生从事写作，年既老而不衰，著作极丰，据初步统计，专著二十余部，论文数百篇，诗词近五千首，可谓一大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他在北京大学讲授逻辑学，曾轰动一时；据参加旁听的高承元回忆说：“盖海内自有讲学以来，未有之盛也。翌日乃易大教室，可容四五百人，拥挤如故。”

他十三那年，买到湖南永州刻的《柳宗元文集》，从此开始攻读柳文，前后六七十年。一九五九年九月，他应中国人民大学之邀请，到校主讲《柳宗元文选》；这次所编之讲义，即为后来《柳文指要》一书的底稿。晚年，他几乎将自己全部精力投入修改这部《柳文指要》。上下两部将近一百万字的书，在也喜欢柳文的毛泽东关心下，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出版。一九七二年春，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周恩来总理特别向尼克松介绍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并赠送一套，作为纪念。

以章士钊如此独特与丰富的资历，作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的代表，是最适合不过的。

章士钊在一九四九年的国共北平和谈中，已经当过代表。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宗仁上任后想与中共和谈，找谁从中斡旋呢？想来想去，觉得章士钊是最佳人选。于是，李宗仁委派邵力子到上海请章士钊出面。当邵力子说明来意后，好管“闲事”的章士钊极力表示赞成，并愿为此效力。代表团原定二月八日飞北平，因中共通过新华社广播宣布，拒绝代表团中美国人的走卒甘介侯赴北平，致使代表团未能成行。消息传到南京，李宗仁十分紧张，深怕自己上台后与中共的和谈之门打不开；于是，李宗仁于二月八日亲自赶到上海找章士钊等人，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决定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邵力子以个人资格前往。在征得北平军管会同意后，二月十三日他们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飞赴北平。二十二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石家庄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接见章士钊时，章向毛泽东陈述了李宗仁的愿望。其他代表也分别受到接见。和平之门是打开了，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于二十四日离开北平。同年四月一日，解放军渡江前夕，章士钊又作为代表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代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议。后来因为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致使和谈破裂。章士钊至此，对国民党已完全失望，决定不回南京，先去香港。这年五月，他同邵力子联名写信给代总统李宗仁。信中说，中共让步不能算少，而国民党中两派不愿和平，八项诺言说过又不算数。他和邵力子以亲身经历说明中共对和谈是有诚意的。这封信由另一个和谈代表刘斐带到广州，亲手交给李宗仁，促使李宗仁、白崇禧认清人心所向，争取和平解放广西。无奈李宗仁受制于握兵权的白崇禧，未能幡然悔悟，接受劝告。这年六月，他还写信给湖南省主席程潜，劝他起义，和平解放家乡湖南。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继续做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春，中共写了一封关于国共合作的信，由章士钊带去香港交有关人员转蒋介石，促成了蒋介石派宋宜山回大陆参观访问与谈判接触。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他又两次赴香港，拜访来港、在港故旧，为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可惜“文化大革命”把它中断了！

这次章士钊年过九十还不辞辛劳来港，是想在中断了八年之后，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又将架设起新的和平的桥梁。他女儿章含之女士在谈起父亲最后的香港之行时，曾说：“到了最终那几年，父亲常常谈到他见不到国共和谈、祖国统一是他一大遗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后一个愿望是台湾的回归。”

章士钊愿做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因为历史原因，在国民党中有许多故旧，好些国民党头面人物如于右任等是他生前好友；此外，他和毛泽东都是湖南老乡，他和毛泽东在早年就认识，相互之间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

他与毛泽东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初甚至更早。他和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早年在长沙的至交。经杨怀中介绍，他在一九一九年就认识了毛泽东。一九二零年，毛泽东为筹备中共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送一部分同志到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不小的银款。毛泽东到上海找到他，当然没有说成立共产党要经费，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章帮忙。他立即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最后共筹得两万银元，悉数交给毛泽东。他当然不晓得这笔银款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一部分供一批同志去了欧洲，另一部分拿回湖南去造反闹革命了！当四十三年之后的一九六三年，章含之到中南海给毛泽东教英文，毛泽东想起了这件借款之事，并决定还债。毛泽东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他听了哈哈大笑：“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几天之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此后每年春节都送上两千元。章士钊感到十分不安，要女儿章含之传话给毛泽东说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捐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了传话之后微笑着说：“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呵！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帐是无论如何要还的。”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从延安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有一次找章士钊叙谈，问他对当时局势作何分析。他想了片刻，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诚恳地向毛泽东谈了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他认为，应趁蒋尚未准备就绪，毛泽东应速速离开重庆，防止突变。毛泽东很重视他的这一建议。毛泽东说，章行老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中肯意见。

上海解放的时候，军管会派了四名解放军武装战士轮流二十四小时在章士钊在沪家宅门前守卫值班，以防国民党在上海的残余势力伤害章的家属。为首的那位军人说：“章士钊先生在北平一切都很好，他是毛泽东主席的朋友，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奉命保护章先生在上海的家属。”

章士钊定居北京后，先是住在朋友家里，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还为他解决了住房问题，让他一家搬进了史家胡同那所带大院的宽敞明亮的住宅，使他有了良好的生活与写作环境。

他同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相交相知，成了共产党真正的挚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非常岁月中，他能够肝胆相照，不顾个人安危，斗胆向毛泽东直书自己的意见。在社会出现了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狂风巨浪时，他感到十分不安，认为运动再这样搞下去，国家要完蛋，民族要遭难，他直言不讳地上书毛泽东：不要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在三四天内就亲笔回了信。全文如下——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三月十日。

在“文化大革命”极为混乱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设法保护了章士钊，还帮助他将那部显然属于“四旧”范畴的《柳文指要》线装书奇迹般地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一年公开出版。

《柳文指要》的出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安慰。然而喜悦之后，他的生活更加空寂。“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也无事可做。在身边的奚夫人于一九七零年因肺炎去世后，他失去了相依相伴的老伴，内心异常孤独。他又是一个从不虚度年月的人。于是，从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开始，他向身边的人谈了去香港重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他最后一份力的念头。另外，殷夫人在香港，已阔别九年之久，自然也希望一晤。他要女儿章含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章含之报告了周总理。

周恩来说：“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再适合不过了。过去一九六二、一九六四年行老两次赴港，做了大量工作。可惜后来中断了。但是，行老已九十二高龄，恐怕身体已不允许作此长途旅行了。”

当时他头脑虽然异常清晰，只是耳朵聋得厉害，同时因为几年前曾从病床上掉下来造成骨折，以后腿部肌肉萎缩因而行动不便，常要靠轮椅了。章含之也认为父亲虽有为祖国统一尽力的念头但已力不从心。此事一度作罢，他也只是作为遗憾而谈起，述说此生最大的心愿是想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

一九七三年春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时突然提到了章行老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并问章含之：“行老还有没有这个念头？”

章含之说：“有是有，老人常念叨，不过总理和我都觉得他年龄太大了，恐怕去不了。”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

章含之在所写《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详细述及了章士钊最后赴香港的情况——

我一时不知如何表态，我确实很怕父亲经不起旅途劳顿，但看来毛主席支持父亲的想法。最后主席请总理考虑个周到的计划，是否可在保证父亲健康的条件下送父亲去香港。此事实际上就按主席意思定下来了。我转告了父亲，他很高兴，说毛主席懂得他的想法。总理和我开始筹备父亲的香港之行。我们心里都很不踏实，毕竟父亲已是九十二岁高龄了，此行会顺利吗？然而，父亲很坚决，主席又支持，我们也只能照办了。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旬，父亲启程赴港。周总理安排了中国民航派一架专机送父亲，随机派了警卫并为父亲配备了北京医院内科张惠芬主任及护士小丁同去。除我和大哥章可外，父亲还带了一个秘书、一名家中女厨工及后来照顾他生活的一个女孩子。

我到达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父亲来港的报界舆论宣传的确证实毛主席和父亲对此次赴港影响的预测是正确的。在中断了八年之后，大陆与台湾之间又将架设新的和平桥梁。然而我对父亲的健康却忧心忡忡。香港五六月份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的住所在闹市区一幢楼房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父亲到达香港的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我觉得他出奇地冷静，甚至很严肃，话语都不多。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他是在一场最后的拼搏中使尽自己的最后一点余力。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亲却急不可待。

一周后，我带妞妞离港回京。离行前，父亲单独与我谈了一会儿。他要我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很好，正在联系各方关系。此时他在台湾的一些老友和于右任老先生等都已经去世，他说他正在接触其他一些朋友。他要我告诉总理他在香港最多停留三个月就要回北京。他深情地对我说：“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人也许真有一种第六感觉，会对未来发生的事情有种预感。在我同父亲的三十年相处中，我很少见到他动感情。他是个感情极深邃的人。他的诗作洋溢着强烈的激情而在生活中却极少动情。我在香港寓所辞别父亲时，不知怎么我产生了一种悲哀，对老父亲依依不舍。父亲也是这样，他特别舍不得妞妞，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要她“三个月后来接爷爷！”

冷酷的时间没有给父亲留下三个月的生命。一个半月后，我和妞妞去香港迎回的竟是他的骨灰！

正文尾声未能最后实现握手而去矣！高层的握手还会遥远吗？

毛泽东与蒋介石尚未最后实现握手而去矣！如今民间的握手已经司空见惯，高层的握手还会遥远吗？

（台北—北京，1975年4月—1976年9月）

蒋介石在晚年患了慢性前列腺炎，并再次患肺炎，又引发了心脏病，再加上在阳明山的岔路口发生过一次撞车，蒋的座车与某将军的小车相撞，造成意外车祸。他的身体从此一蹶不振。他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清明节这天晚间十一时五十分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从蒋介石退守台湾岛后所经历的风波曲折中，不管其出于何种政治动机或党派意识，他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立场却是一贯的。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蒋介石与毛泽东有着强烈的共识。

他在晚年多次公开表明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他在与日本首相佐藤谈话时说：美国由于不愿卷入中国“反攻大陆”的漩涡，“于是有两个中国的想法，借以苛安于一时。殊不知两个中国办法，是我所绝对反对，而也不是中共所能接受，仅为一种幻想而已。”

一九七四年元月中旬，南越当局趁中国“文化大革命”动乱之际，派军舰入侵西沙群岛中的永乐群岛海域，并派兵侵占甘泉、金银两岛，公然取下岛上飘扬的五星红旗。

蒋介石当即指示台湾方面就南越侵犯西沙和南沙两群岛主权发表声明，指示该两群岛是中国领土，不容侵犯。当时，有人请示蒋介石，问他是否出动军舰拦截共军驶过海峡南调的舰队时，他沉吟良久，只说了一句：“西沙战事紧呐！”

一九七一年间，当联合国大会可能出现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驱逐中华民国的局面，蒋介石指示驻联合国代表周书楷要率团退出大会会场，他并发表讲话，要国人“忍辱负重”，“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实际上，是痛苦地接受了在联合国只有一个中国的现实。

一九七五年春节前后，蒋介石通过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经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发来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大陆的信息还没有反馈过来，蒋介石已溘然长逝。他死前声言日后“光复大陆”，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

毛泽东之晚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几乎是病卧在床榻上处理国家大事的。心脏病、肺气肿、脑血管病等多种疾病，把他折磨得心力交瘁。他的腿软弱无力迈不动步子，他的嘴唇说话吐字都很艰难，他的手颤抖着拿不起一支很轻的笔，但他仍旧在工作着。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晚间，就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个小时，他还要来了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他看了电报。他是拿着这封电报而昏迷过去的。昏迷的时间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晚上八时十分。抢救在进行。

电视屏幕上显示毛泽东心跳的曲线在起伏抖动。这条曲线突然变成了一条直线，一条微微抖动的直线。时间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他享年八十三岁。

一个伟人逝去了。留下了一些悬在心头未竟的事业，祖国统一、国共和谈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桩。

经过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八年的三次“台湾海峡危机”，毛泽东已经将对台方针，从“武装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调整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毛泽东早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六日，周恩来为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举行盛大酒会。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在座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先生时说：“国共两党过去已有了两次合作的过程了。”毛泽东紧接着补充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这条消息，标题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

一九五八年的金门炮战结束后，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就对省市委书记们谈及台湾时局问题的时候说：“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10年、20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儿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评价蒋介石？因为当时台美关系十分复杂，胡适、陈诚有着外来势力干涉的背景，而蒋介石在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方面，是绝对不含糊。

“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在林彪与“四人帮”的干扰下，探讨国共合作与和平统一祖国的活动中断了，重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这是一个反复，这个反复破坏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进程，不能不说是政治上的重大损失。

一九七一年秋联合国大会时，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位不断提高，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纠集日本等十九国抛出一个“双重代表权”提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而在联合国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皆享有代表权。对此，毛泽东明确指示说，我们决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

在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取得了一个中国的代表权地位之后，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国共合作的大事。晚年的毛泽东又在进行促进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

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春，会见尼克松总统时首先谈起了蒋介石。他将蒋介石你作他和尼克松“共同的朋友”，并说他与蒋介石作明友的历史要比尼克松与蒋作朋友的历史长得多。在同年九月，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首相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表现出十分推崇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的一贯态度。

紧接着在一九七三年春天，他又动了念头派专机送章士钊老先生飞去香港，要架设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和平之桥。章士钊先生不幸病逝于香港。

毛泽东与蒋介石逝者已矣，此去也三十多个年头了。他俩未能最终实现握手而去，殊可惜也！然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定只有一个中国，人心何尝不盼急于国家的统一、中华的腾飞？好在这些年来，对峙已经消除，交往已经密切：

——1993年4月27日，大陆海协会主席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主席辜振甫握手，举行首次“汪辜会谈”；

——2005年4月29日，国民党主席连战首访大陆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握手并会谈；

——2005年5月12日，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首访大陆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握手并会谈，

——2008年5月28日，国民党现任主席吴伯雄首访大陆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握手并会谈；

——2008年7月12日，新党主席郁慕明访问大陆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握手并会谈；

……

正文后后记

笔者在增补本书新版，不断有令人震奋及深思的消息传来。本书最重要的台海前线两个将军主人公叶飞与胡琏间的故事有了新篇。

据厦门网2009年2月13日及随后香港大公报等报道：叶飞和胡琏，这对在金门炮战等战役中数次生死较量的老对手，2月12日晚一定在天堂相视而笑，他们生前可能想不到，两人女儿会在当年的炮战前线厦门喜极相拥，但这一幕想必又是他们最愿意看到的。1958年，“8.23炮战”时，叶飞女儿叶小楠16岁，胡琏女儿胡之洁9岁。51年后的昨晚，已是花甲之年的她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握手，并发出了感叹：“我们神交许多年了！”

安排这次见面的两位“幕后功臣”：一位是金门县县长李炷烽，另一位是厦门市台办主任吴明哲。李县长接待长期生活在美国的胡之洁来访金门时，就拨通了厦门吴主任的手机。一拍即合。

胡之洁送给叶小楠的见面礼是一瓶金门高粱酒。叶小楠接过酒的那一刻，看到了胡琏的头像就印在酒盒上，父亲的老对手正威而不怒地注视着她。这瓶酒是金门酒厂为纪念胡琏而特别酿造的。胡琏生命中的重要时光是在金门度过的，那时，他除了负责军事外，还带领金门民众建起金门高粱酒厂，筑造了公路的主要干道。

叶小楠送给胡之洁的见面礼同样别出心裁，是一架厦门特色的鼓浪屿钢琴模型。父亲叶飞时任福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要职，两岸对峙时，他多次亲临厦门前线视察，两岸交流时，他又鼓励女儿从北京来到厦门，亲身参与特区的经济建设，叶小楠曾任厦门市计划委主任、海沧台商投资区管委会副主任。胡之洁对叶小楠送的“钢琴”爱不释手，说道：“这是海上的鼓浪屿啊！”

1999年叶飞病危时对女儿叮嘱：“我祖籍是南安，死后要葬在厦门。”叶飞的遗愿是想要长眠厦门。叶小楠答应了，她掂量出了父亲对海峡对岸那沉甸甸的感情。父亲晚年最大的心愿是祖国和平统一，在厦门，他最能近距离聆听到和平的足音。胡琏比叶飞早走了22年。1977年，胡琏因病去世。病危时，他同样对儿女交代，死后骨灰撒向金门周边的海域。只有在金门，祖籍陕西的胡琏才能最近距离地遥望故乡。

这两位生死较量无数回的对手，生前并无相约死后事，但两人都选择了距对方最近的地方安息，这样的默契连他们的儿女都为之称奇。

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民间的握手已经司空见惯，而高层的握手还会遥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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