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还楚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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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还楚留香》

纪《梦还楚留香》(原《梦还留香》)牛年新春特别篇

这是我在早些时日突发奇想创作的一则“笑篇”，如今增加至此，望各位读者观后，能露出会心的笑容。

诸葛灵霞偕同《梦还留香》主要成员给各位读者拜年啦！

诸葛灵霞走出几步，高声道：“感谢大家自从去年9月份起给予《梦还留香》长久的支持与鼓励，我将持之以往，继xù

写好《梦还留香》，力争不负各位读者的期望。”顿了顿又道：“在这新春佳节之际，我就在此祝愿各位牛气冲天、一牛到底！另外”

袁梦（楚留香）忍耐不住，上前道：“我说你有完没完啊？一上来就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篇幅有限，你也得给我们留点地方说句话耶！再不弹开小心我‘御剑术’来了哟！”他话音刚落，诸葛灵霞已不知去向。他震惊道：“KAO！这是什么轻功？居然比我的‘浮光掠影’还快，这家伙太不厚道，为什么小说中不安排我学会这招？”

苏蓉蓉带着李红袖、宋甜儿跟上前来，笑道：“大哥又再发什么牢骚啊？其实说句实话，诸葛灵霞先生对我们还是很不错的了，安排了这么好个楚大哥来照顾我们，着实应该感谢他才是。”

宋甜儿不住点头道：“就是就是，楚大哥你太没风度了！”

李红袖笑道：“小表，那叫Nogentleman！大哥可教过我们的哟！这么快就给忘了啊？”

袁梦（楚留香）叹道：“人说教会徒弟没了师傅，看来此话古不欺我也！”

苏蓉蓉轻笑一声，道：“好了好了，今天咱们可是给广大读者来拜年的哟，别把正事儿都给忘了。”众人这才恍然过来，忙冲着各位书友鞠躬一拜，齐声道：“我们恭祝大家体如健牛、福寿安康！在新的1年开始之际，祝好事接2连3，心情4季如春，生活5颜6色，7彩缤纷，偶尔8点小财，烦恼抛到9霄云外！并请接受我们10心10意的祝福。”

胡铁花蹦上前来，猛喝一口后，叫道：“该我了，你们且都退下。”待四人含笑退下后，他又突然愣在当场，不知dào

该说些什么了，但见他急得直抓脑袋，整张脸不知dào

是因为喝酒红的还是因为别的。

这时蓝雅茹盈步上前，道：“就知dào

你这个莽汉肚里没几滴墨水，还张牙舞爪地跑上来抢话筒，活该被人笑！”

胡铁花嘿嘿一笑道：“那就有劳你一起代说了吧！反正都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哈哈”

蓝雅茹轻摇了下头，道：“那鞠躬拜年总不能也叫本宫主给你代劳了吧？”二人也一同拜年道：“我们祝愿大家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羊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

崔玉摸着脑袋走上前来，道：“你们前面个个都说得那么好，把我想说的话都给说完了，这下我上来又该说些什么？”

许慧心和顾媛媛携手上前，笑道：“崔大哥，我们来帮你！”

崔玉闻言后大喜，忙行上一个大礼，说道：“崔某实在感激二位姑娘的鼎立相助，改日一定劳请二位姑娘来咱西域玩玩！”

顾媛媛含笑道：“那就先谢过了，不过你还得去问问诸葛灵霞先生答yīng

不，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耶！”

崔玉点头道：“那是那是，我改天找他说说去！”接着三人也拜年道：“新年好运到，好事来得早！朋友微微笑，喜庆围你绕！花儿对你开，鸟儿向你叫。生活美满又如意！喜庆！喜庆！一生平安如意！”

丘山一窜而前，道：“弹开弹开，该我了！虽然我在小说中是一个反面人物，但是我也不想的啊，要怪就怪那个诸葛灵霞，是他一手造成的，找机会咱们连成一线，集体去攻击他去！其实做个好人多好，你们看看那个穿越时空跑来瞎搅和的楚留香，他便是一个活生生的样板，羡慕死人了！唉”

此刻“血宗”二老从后一人一脚踹向丘山，道：“咱们‘血宗’亏待了你丘山么？一上台来就发不尽的牢骚，以后定要给你点好kàn

的！”

丘山眼中闪过一丝阴毒之色，面上却陪笑道：“其实我是在说反话，台下的读者眼睛、心灵都是雪亮的，他们能明白我话中之意的。”转机他忙又道：“我们是来拜年的咯，别谈其他事情来扫兴了，以后自有那个累死活该的诸葛灵霞来安排咱们的去留问题！”言毕三人向大家拜年道：“我们祝愿大家一年365天天天开心，8760小时时时快乐，5256000分分分精彩，31536000秒秒秒幸福。”

少林方丈空问大师领同少林“空云”、“空雾”、“忘嗔”、“忘忧”、“忘心”、“忘情”踏步上前，合十道：“阿弥陀佛！各位施主，老衲等人这厢有礼了！虽然目前大家还未见到过老衲，不过诸葛灵霞先生强行栽污了一件事情在老衲身上，所以估计用不了多久，老衲便能同各位读者照上面的了。”

空雾大师道：“师兄此言差矣，佛语有云：冥冥众难由然生、幕幕因果定有故。该发生的事情，就让它顺其自然地发生吧，强纠其因，岂非有违佛家之道？”

空问大师颔首道：“师弟言之有理，是我一时糊涂了。在这里就恭祝各位施主广纳善缘、多结善果、多福多寿、自在逸得吧！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待众位大师下去之后，一个相貌冷竣的男子搀扶者一位身怀六甲的妇人迎上前来，他们正是远从日本东瀛而来的藤齐浩二夫妇，他们冲着各位书友、读者躬身一礼道：“虽然这是中土人的节日，不过咱们也得入乡随俗，在此就给大家送上我们夫妻二人最真挚的祝福：‘みんなが丑年は非常に縁起がいくて、新年の喜びがとても仲が良いことを祈ります；家中の人々の齊眉、情は濃いです！’（译：祝大家牛年大吉、新禧睦睦；合家齐眉、情意浓浓！）”

一个声音突然叫道：“这样一个两个的换着上台去，实在是太慢了，我们集体冲上去一下就拜完年了，多方便！干嘛非要弄得这么麻烦？”这一叫唤立即引得了剩余各人的响应，于是霎时间“点苍派”掌门“苍龙剑”江行、“青城派”掌门“云中剑”贺剑秋、‘衡山派”掌门“剑上君子”朴别离、“峨嵋派”掌门“拂尘手”关素琳、“丐帮”帮主“翠竹丐”王飞云、“武当派”掌门“云里棉”冲虚真人、“华山派”掌门“铁仙姑”枯梅大师、地狱门副门主“鬼郎君”张宁、玄冥宫长老之一“捻花婆婆”于可辛、离府府主“流云枪”赵味知、“神拳无dí

”单豪、“妙手空空”司马月、“岭南双姝”华娉、华婷姐妹、神威镖局大当家“行者刀王”刘一天、“穿山鼠”钱进、阿不罕格勒（二贝子）、吾塞可（副将）、阿不罕丹（大贝子）等等一干人等冲上前来，你一言我一语地祝福拜年，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些什么东西，顿时间整个会场完全处于了瘫痪状态。

忽然一阵高声的吵闹中断了众人的“音响”，寻声忘去，只见一个头戴狞牙面具，全身白色素衣的女子正和一个身穿白色蒙面装，前额头巾上印有金黄色外圈，里镶红色月亮标记的男人争吵着什么。突然一人叫道：“是‘赤月’的首领！但这位女子是”

丘山冷笑道：“自然是我们‘血宗’的主公。”

但闻“血宗”主公道：“你究竟是何人，为什么知dào

这么多东西？”

“赤月”首领狂笑道：“我知dào

的事情还多着呢，而且我还知dào

你是谁！你们所谓的‘血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你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都一目了然。哇哈哈哈哈”众人闻言后无不大惊失色，面面相觑。

“血宗”主公气得娇躯直抖，怒声道：“为什么会这样？”

“赤月”首领得yì

笑道：“你直接去问诸葛灵霞不就什么都清楚了么？”

“血宗”主公立即大叫道：“诸葛灵霞，你这个大坏蛋！快给我滚出来，你为什么要和‘赤月’这种卑鄙组织连成一气？今**不给本姑娘说个清楚，休想全身离开！”

宋甜儿双手一摊，道：“诸葛灵霞早就不在了！”

“血宗”主公叱道：“这个拜年会是他组织的，怎会自个儿先跑了？”

李红袖笑道：“本来刚才他还在这里的，不过”

“不过什么？快说！”

“你威逼本小姐啊？就是不说，气死活该！”

“血宗”主公玉腕一抬，扬手便向李红袖身上拍去。李红袖冷冷一笑，“浮光掠影”换位诀立即使她在一瞬间离开了“血宗”主公的视线。

眼见这个好好的拜年会场就要成为兵戎刀戈之地时，一个柔美声高声道：“都停下手来，大家可别忘了咱们今日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管大家在《梦还留香》中有何未了恩怨，但既然接受了诸葛灵霞先生的邀请来到这里道贺拜年，就要一心一意地去做好了它。待这里完结之后，自有时间给你们去了断好一切。”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美丽聪颖的苏蓉蓉。

众人闻言后均都是一阵沉默，良久，“血宗”主公道：“苏姑娘话虽说得不错，但我今日非得见到诸葛灵霞此人不可，他必须给我一个满yì

的交代！”

苏蓉蓉道：“你同‘赤月’首领都来晚了一步，适才诸葛灵霞先生已给大哥给吓跑了！”说完她美眸轻扫了一下正低头不语的袁梦（楚留香）。

“血宗”主公气道：“好你个楚留香，你为什么总是要和我作对？难道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不成！”

袁梦（楚留香）干笑一下，道：“这个其实我也不知dào

诸葛灵霞那小子胆子这么小，一吓就跑没影了，早知dào

是这样，我一定不会那么去做的。”

“血宗”主公顿足道：“那如今怎么办？你且给我说来。”

“赤月”首领大笑道：“有什么怎么办的？既然组织者都跑了，我们还呆这里干耗些什么，即刻撤场子走人！”

“血宗”主公怒道：“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赤月”首领冷笑道：“难道我‘赤月’还怕了你‘血宗’不成！”

就在双方引线即将点燃之际，诸葛灵霞不知dào

又从哪儿钻出来，叫道：“打住！打住！全都给我打住。再让你们这里胡闹下去，我的故事情节都会被你们给透露光光了。全都给我弹回《梦还留香》中去！”说完诸葛灵霞不知dào

使用了什么“魔法”，一瞬间果把场中诸人都给弄了个无影无踪。然后他拍了拍手掌，道：“整个世界终于清净了！其实刚才我还想说的就是春节是咱们中国人最大最隆重的节日，所以走亲访友、交际应酬会忙得个不亦乐乎。至于《梦还留香》节日中的更新问题就尤显重yào

了，于是再三考lǜ

后，决定在春节期间采用不定时更新方式，若因实在太忙，没空更新的话也请各位读者书友多多见谅，在正常上班（2月3日）后，《梦还留香》就会恢复往常的更新方式。最后再祝愿大家节日愉快、合家美满！”

诸葛灵霞（牛年）大年三十敬上

游编剧外之写在下半部开篇之前

转眼间，《梦还楚留香》(原名：梦还留香)已在17K走过了近三个月的行程，很感谢读者及网编们给予我的莫大支持与激励，以至于令拙作能顺利地在17K中发布并站稳脚跟。整部作品大致我会控zhì

在60个大章节内(这是我的初步认定)，由于目前故事我也还在继xù

写作中，所以请原谅我无法给大家拿出一个确定的完整章节出来，唯一可以再三保证的就是，我的作品绝对没有“TJ”二字的存zài

。

由于近段时间我的杂事比较繁忙，直接导致赶稿的事情也着实开始“捉襟见肘”起来，而电脑中的存稿也很快便被我“利用”得几近完全。我计划将于下周开始进行目前整个小说网中(除17K外，其他网站是绝对看不到的)的最新章节更新，即姗姗来迟的二十九章“祸起少林寺”，至此，整个故事将全部转写于围绕“乾坤心经”带出的一系列纷争情节。

而大家等待已久的诸多神mì

人物，如：“血宗”主公、“赤月”首领、神龙见尾不见首的前辈高人等，并带着谜题的全解，一一呈现在大家面前。而我也将以尽可能地诠释方式，给广大读者一个合理的交代，并用由始贯终的轻松搞笑手法，陆续的把往后章节写成一个“章章经典”的模式(这是我一直期望，并努力去改进的事情)。关于结尾部分的情节，肯定会跳出某种“怪圈”，我想以一种更为特别的方式，来给《梦还楚留香》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并且尽可能地与“同人”二字挂上某种情节上的联系，准bèi

用自己的想法再作更新的“原著解释”。

当然拙作的最终审评好坏，永远是在读者们口碑中的，我惟有希望自己能够“不负众望”一下了。

至于下周的更新方式也会与之以前大有不同，我将采取一周三更制度，即一周一个大章的完整更新，且基本上能满足17K对于VIP作品的月字数保障，具体时间初步定在每周的一至五进行更新，若遇突发事情，我自会另行安排，这点请大家尽管放心。造成这种原因形成的，自然与自己的工作生活密切相关，毕竟我不是一名专业的撰稿人，所以望请读者朋友们能够多加体谅，余自将感激不尽。

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康健、畅心在17K中阅读心中的所爱！

诸葛灵霞敬上2009年9月11日上午

女真史实篇章(上)

本篇章是特为小说情节之余，闲暇中讲述一下历史带给我们的真实故事。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耐心阅读，兴许会让你对《梦还楚留香》中提到的女真族事件，有着一个更为清晰的认知。（备注：鉴于是令读者朋友们多增加历史的相关知识，所以本篇章特设为免费阅读。）明国历来对女真各国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女真各国战乱，严重阻碍了女真的发展。

明正统年间，蒙古剌部兴起，对明国北方边防构成全面威胁，而地处辽东的满洲也直接受到瓦剌蒙古的威胁。当时的满洲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若与强dà

的瓦剌蒙古相比，仍然是弱小的，抵挡不住瓦剌也先的进攻。为了保存自己的利益，满洲李满住、董山等人都依附了也先。女真、蒙古东西呼应，大肆抄掠辽东，使辽边数年不得安宁。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调动瓦剌四路大军南犯，大同告警。明英宗朱祁镇压亲征。当明军行至土堡（今河北省怀来县西南）时，受到瓦剌军的袭击，明英模宗被俘，50余万明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史称的“土木之变”，朝廷威望一落千丈。

这一年，居住在苏子河畔的满洲乘机向明边进袭。李满住率1万余总众，包围了抚顺城，与明兵展开激烈战斗。当时守城明军1000余人，并把妻子儿女还到城墙上，表示决一死战。当女真军接近城池时，明兵投下松明火把，弓、铳（火器）齐发，女真人不敢接近，只得退去。明廷因鲁全守城有功，晋升为指挥使。尽管满洲多次配合瓦剌蒙古侵扰明边，便在也先之乱被明国平息后满洲首领不愿与明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因此，董山等满洲各首领又开始向明国进贡。由于明王朝统治日益衰败，对满洲各卫的朝贡要求得十分苛刻。而由于战乱，满洲等女真各部首领丧生，各部的敕书失落，入贡无凭证，许多女真首领不得不以舍人的身份前往，明国给的封赏减少，待遇大不如从前，致使各部首领对明国边官司怀怨甚深。明天顺八年（1464年），由于满洲各卫女真，入贡人数过多，耗费过大，朝廷下令女真各卫每3年入贡一次，每次人数为100人或50人。

明成化二年（1466年），明廷又要求入贡的女真各部必须携带骠壮的马1匹，纯黑的貂皮30张入贡，否则不得放其入境，引起女真各部的不满。在满洲中，董山是一位有智谋，有才干的大首领明天顺二年（1458年），明廷又晋升董山为左卫都督，从此，他声震女真各部，地位在各卫首领之上。后来由于李满住已经年迈体衰，董山“起而兼管三卫，颇有统一满洲之势”，势力大振。董山多次呈请明廷对满洲各部首领晋级，但明廷不允，使其很不高兴。为此，满洲与明廷关系十分紧张。于是董山就纠集满洲、毛怜和海西等部统兵达15000余人，几乎月月兴兵，一年之内竟抢掠明边境97次，杀掠边民多达10余万。

明成化二年（1466年）十二月女真入犯，明国总兵郑宏战败。明成化三年（1467年）正月，海西、满洲复入鸦鹘关（今新宾苇子峪镇三道关）。明都指挥史邓佐在双岭中女真人的埋伏，兵改战死。三月复入连山关，掠开原、抚顺，窥铁岭、宁远、广宁。由此可以看到，满洲与明国进行了公开的战争，并多次取得胜利，同时也反映出满洲已经是比较强dà

的国家。当时，董山、李满住与明国之间，是时附时叛。

明国实行的政策比较宽松时，则附明，而明国实行的政策严酷或压迫的程度较深时，则叛。明廷不断地派人向他们索取被掠人物，结果李满住、董山等不敢入朝进贡了。

明成化三年（1467年）四月，明廷派遣都督佥事武忠作为使臣，招抚满洲诸卫首领入朝进贡。董山等人听抚入京，贡献马匹和貂皮。成化帝特令大臣召集满洲大小首领集会，申诉了他们“背恩负义”，要求“改过自新，严戒部下，尊事朝廷”。董山等大小首领纷纷给朝廷叩头，表示谢罪。然而，董山却因明国皇帝不详察边吏鱼肉边民的过失和女真犯边的原因，心中有些不服气，故举止傲慢，有抵触情绪。

明廷太保孙继宗、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大学士陈文等，看见董山遇到高官司也不为礼，认为他们不肯悔改，于是，不顾董山等人服罪孽来朝，竟决定只将董山所带来的家属十多人放回，而将董山等115人拘留，并押解到广宁（今辽宁北宁）。同时，积极备战，准bèi

大举讨伐满洲。

七月二十七日，董山等由京师解至广宁府后，明总兵官赵辅命令通事向董山等宣bù

明国皇帝敕谕，以示告诫。董山等人不服，双方发生争执并动武。赵辅下令镇压，早有准bèi

的甲士杀出，当场杀死满洲大小26人，其余的人均被囚禁起来九月二十四，明廷分三路对满洲的住地进行了残酷的剿杀，并要求朝鲜派兵配合明廷行动。

明军由左都御史李秉、总兵官赵辅、都督王英统兵，太临界黄顺、少临界**监督军务。兵分左中右三路共五哨兵马向新宾进发。左路军出浑河，越石门，经土木河到分水岭。右路军由鸦鹘关经喜昌口，过凤凰城、黑松林、摩天岭到婆猪江。中路军经薄刀山鲇鱼岭，过五岭、渡苏子河至佛阿拉满洲首都。朝鲜王国派遣中枢府知事康纯、鱼有沼、南怡等，统兵万人，从东路堵截。朝鲜分两路军，南怡率右路从朝鲜满浦入攻婆猪江，鱼有沼率左路由朝鲜高沙里入兀弥府。明中路军入今新宾境后，连破佛阿拉、张打必纳、戴咬纳、朗家、嘹哈等诸寨，“焚烧其庐舍，杀掠其人民”，许多满洲人逃入深山藏匿。

满洲没有防备，突遭袭击，各部分散。由于董山被拘，李满住年迈体弱，面对强dà

的明国和朝鲜联军，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使满洲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李满住和长子李古纳哈（《梦还楚留香》中说到的李志杰为其汉名）等为朝鲜军杀害。鲜血染红苏子河、婆猪江，满洲人尸横遍野。据统计，此次军事行动共擒斩女真人1700余口。

明国和朝鲜军历经一个月的围剿，共契寨四五百座，女真人家的牛、马、家畜茫然一空，并释fàng

女真人阿哈（奴隶）千余人。战后，明廷又将董山等杀死，其弟秦羊等几百名女真壮勇，被谪戍福建等省份，使他们永远身处异乡。董山是入京请罪被杀，明廷失信于女真人，因此各部女真人深怀怨恨。李满住的幼子甫乙加大（由于《梦还楚留香》情节所需，于是将此人暂时搁置一旁，未曾提及），为了报父兄之仇，联络满洲、毛怜、乌拉等部女真人数千人，对明国边境进行杀掠。

明国为了防备女真人侵袭，又大修边墙，将辽阳以东之地向满洲内地推进360多里，迄至凤凰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辽东边墙残址，就是这个时候修筑的。辽东边墙在今抚顺境内长约100余公里。从铁岭黄泥洼入境，经张木沟、山城堡、龚家、边墙沟李其、关岭、腰堡、兰山、西崴子、西古、上马古、后安；从王家店附近蜿蜒折向东南，抵新宾三道关（即鸦鹘关），然后向南经苇子峪进入今本溪桦皮峪。修建辽东边墙的目的是企图把女真人拒之墙外，这是一条军事分界线，边墙以西即明管辖区，边墙以东，俗称东边外，即女真族生活区，而作为辽东边墙，抚顺段则为最重yào

的一段。不仅在鸦鹘关附近设有重兵把守的头道关、二道关、三道关，还在边墙内设4个边堡，其中有会安堡（今会元）、东洲堡（今小东）、马郡堡（今马郡）、散羊峪堡（今散羊岭）。

女真史实篇章(下)

明国曾对满洲进行过多次打击，被称为“犁庭扫穴”，满洲元气大伤。仅从明宣德八年至明成化十五年（1433——1479年）短短的46年间，满洲即遭受明军入讨5次。其中明宣德八年（1433年）、明正统二年（1437年）、明成化三年（1467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各年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残暴讨伐，每次均以“可屠者屠之尽灭乃已”，满洲“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致使满洲数十年后才得以复苏。

满洲屡遭重创后，努力大衰，长期一蹶不振。在明景泰元年（1450年）时，因凡察被明廷处死后，明廷以凡察长孙纳郎哈包庇董山为由，将其拘留，不久又处死。为此，满洲人人胆颤心寒，满洲大首领两年无人敢袭职，形成一片散沙的局面。后来明廷脱罗为满洲左卫都指挥同知。李满住孙子完者秃为满洲右卫都指挥同知。

脱罗、卜花秃、完者秃降袭父祖职以后，满洲十分残破，对外已无能力进行掠夺和战争，对内也必须团结互助，才能共渡难关。满洲三卫的首领论辈分是卜花秃最高，其次是脱罗，完者秃辈分最小。但三卫自动调解，三卫掌印全由完者秃负责，对外处理事务和对内处理纠纷，皆由完者秃出面，实jì

上他成为三卫部落联盟的大首领但有事关三卫大事，左右二卫，与中卫（满洲卫）共同协商，作出决定，由掌印者指挥执行，一般无所争执。

明成化三年（1467年）后，完者秃、脱罗、卜花秃和满洲右卫的另一名指挥同知罗下，及三卫部众都居住在佛阿拉城及周围一带。佛阿拉城，今称旧老城，在新宾二道河子南山上。明廷称之为“满洲老营”或“虎拦哈达城”，简称“虎城”。完者秃等分别率领本卫的塔坦重建家园。塔坦，即“一堆火”一个锅吃饭之意，原来是指狩猎民族野外打猎的宿营单位，但此时由于氏族组织渐被破坏，由狩猎单位演变成了军事和行政组织，每卫都分成几族和几十个塔坦，有些像今天村下面的小组。他们努力从事狩猎、采捕生产，然后，由卫主率领部众从汉人区易换农具、耕牛，积极恢复农业生产。

满洲各部每年从三月至五月和七月至十月，各塔坦分别编队或十人一伙儿，二三十人一帮，结队进入山林。游猎的人或骑或步，住地连布结幕。一幕三四人，或率领妻子单遍及民用工业而居。季节一到，是女真人“布在山谷之时”，红围小猎，“渔梁幕宇马迹，遍满山野”。满洲人狩猎时规模有大有小，规模大时有80余户“空落而出”，或60余人“载纲出猎”，规模小时，甚至是一家单独“结幕，挈妻子往来”。他们经常是“农事半年收获毕，且从渔猎作生涯”，有的男子“田猎资生，未尝在家”，呈现一派渔猎繁忙的景象。

明初到明中叶，东北广大地区的女真人分为建州、海西、东海（野人）三部。最初，建州女真分布于今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分布于今松花江流域；东海女真则散居在黑龙江及库页岛一带。

自明初至明中叶，在女真住地设置卫、所，逐渐增加,多达384个卫、所，总属奴儿干都司名下。卫、所的长官如都督、指挥使、同知、佥事、千户长、百户长等，均以女真酋长担任。明廷给予印信，允许定期赴京朝贡。并先后于广宁、开源、抚顺、清河、□阳、宽甸等处开设马市，进行贸易。

此类卫所称为羁縻卫所，故仍受辽东都指挥使司节制。海西女真人亦失哈（亦信）,为明廷内官,在明永乐九年(1411)至宣德八年(1433)的20余年中，屡受朝命出使奴儿干（黑龙江下游地区），并于永乐十一年(1413)和宣德八年兴建和重建永宁寺于奴儿干都司所在地（黑龙江口附近亨滚河来汇处特林地方古城），两次皆立碑于寺前，前者额题《永宁寺记》，后者额题《重建永宁寺记》，详细记载奴儿干都司及永宁寺建立经过与亦失哈屡次出使情形。碑上刻有汉、女真、蒙古、藏4种文字,题名均由亦失哈领衔居首，以下数十人，有汉、女真、蒙古等多种民族成分，为明朝东北部疆域及女真各部臣属明朝的历史见证。

明代女真各部中，建州女真为元胡里改、斡脱怜二万户的部民，酋长阿哈出、猛哥帖木儿于明初来归，先后建立三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设指挥使，统辖其众。海西各卫所后来发展为叶赫、辉发、哈达、乌拉四部。因受东海女真的袭扰，建州、海西二部相继辗转南移，嘉靖年间(1522～1566)，建州女真定属于今抚顺以东苏子河一带；海西四部则散处于今开原以北辉发河流域。建州、海西二部生产力发展较快，农耕技术相对提高，已普遍使用铁器和牛耕，迅速由采集狩猎经济转向农业经济，进入奴隶制发展阶段。[各部部长称贝勒、贝子,拥有大批奴仆（阿哈）,成为奴隶主（额真），平民则称为伊尔根]。永宁寺碑明成祖经营奴儿干设立卫所的记事碑，背面有女真文，为女真文字资料中的珍品。

明万历十一年(1583)，女真人的杰出首领、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清太祖起兵，统一了建州各部，万历十七年(1589)，明廷授予清太祖都督佥事，寻升左都督，后加授龙虎将军。清太祖相继兼并海西四部，征服东海女真，统一了分散在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在统一过程中，清太祖将女真人原有的狩猎生产组织形式“牛录”加以增定完善，创建了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天命元年(1616)清太祖称大英明汗，沿用“金”为国号，史称后金。关于后金建国前及后金时期的社会性质，目前史学界各家说法颇有差异，讨论正在深入发展。天命十一年(1626)清太祖死，其第八子皇太极继大位，于天聪九年(1635)改“诸申”(女真另一译写形式)为“满洲”，从此满洲代替女真为族名，而其余女真各部亦各以赫哲(赫真)、鄂伦春、鄂温克等族名通行，女真一名在清代逐渐消失。

皇太极于天聪十年(1636)改国名为清，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理论来讲，满洲人确实是女真后裔，可是满洲人是区别于女真的。有很多风俗习惯都不同。还有，满洲人准确地说是蒙古和女真两族的结合体，女真人其实在宋元联合灭金的时候已被蒙古人杀光，按照记载最多残留了5%不到，残留部分的又是四散逃亡，一部分脱离野蛮，归化进入汉族，另一部分则成了蒙古人的奴隶，最后被流落到东北甚至外兴安岭俄罗斯一带，由于亡国，这部分女真人甚至倒退严重，忘记了他们祖先刚刚从汉人那里学来的农耕织造技术，而重新进入了打渔狩猎的原始状态，生存状况极为恶劣。

这种状况直到明朝建立，宽厚的汉人皇帝不计前嫌，允许他们在吉林一带居住，这才使得这个种族得以延存下来，但人口极少，甚至大大少于同时居住在东北的其他少数民族。可是，到了明末，由于天灾人祸，中原大明王朝多处发生饥荒，造成了多处农民起义，这时候明朝部队小队长出身的努尔哈赤看到机会，也开始想着造反了，毕竟小队长和山大王的诱惑力是大不一样的。为了造反的需yào

，努尔哈赤开始了他的谋划，首先提出所谓“七大恨”，连把已经跟明朝和解了的旧事也重新提了出来，重新打出覆亡了300年的女真国的旗号，然后强拉周边其他少民族，全部强迫加入女真族，否则屠杀不留一人。这样，这个新的女真族又重新出现了。虽然真zhèng

女真的比例不到5%,且大部分是蒙古女真的混血。

所以到了皇太极当权，曾经为“后金”这个国号尴尬不已，因为一提到“女真金国”就会令广大汉族百姓深恶痛绝，比今天咱们中国人提到日本鬼子还深恶痛绝，并且这个族名国号本来就属于乱拉亲戚，乱认祖宗，这样所以就实在不好意思继xù

叫女真了，于是考lǜ

再三，把族名改成了“满洲”，也把国号改成了“清”，以骗取一些汉人的认可谅解。

但后来的历史里，还经常有满洲人提起“女真族”“大金国”，标榜他们曾经辉煌过。但是，一提到金国惨痛的亡国灭种史，就再也没人继xù

说自己是女真人了。

[备注：此篇章为历史实录章节，只在于简化的说明当时的历史政局，意为让读者在较为清楚的了解到箇中原由后，对《梦还楚留香》涉及到的某些情节有着更为鲜明的理解。本篇多为戏话史实，若对历史有着更深执着的读者朋友，不妨找来《明史》进行仔细详参。]

朵豁剌剔部族(上)

朵豁氏，就是蒙古族古老的朵豁剌剔氏之简称，朵豁剌剔氏，亦称斡亦剌惕氏、斡亦剌氏，是蒙古“黄金家族”中最古老的姓氏之一。

据史籍《蒙古秘史》记载，蒙古族的先祖母、非凡的寡妇阿兰豁阿去世以后，她的五个儿子就把她的牲畜给分掉了，更确切地说，是她的四个大儿子分掉了她留下的全部财产，并且欺负她的小儿子孛端察儿蒙合里单纯年幼，除了一匹脊黑背青的白马，不分给他任何财产。

据蒙古史学家说，几位兄长在分财产时的所作所为，终于使孛端察儿意识到：在这个家中，他孛端察儿是多余的。于是，他决定离开这个家，独自到大草原上去闯荡，去碰碰运气。

就此，成吉思汗的上十一世祖孛端察儿蒙合里，骑上那匹脊黑背青的白马，愤然跃入荒野而去。他深知，仅凭这样一匹劣马，只身落人这一望无际的草原，前景是难卜的。他一边走一边心里说：“马在则人活，马倒则人亡。罢，生则生之，死则死之，如此而已。”就这样，孛端察儿骑着一匹劣马，信之所之，沿斡难河而下，来到了巴勒谆岛。他在这里停下，跳下马。斩木割草，搭起了一间简陋的茅舍，住了下来。次日出外了望，遥见一只猎隼(一种能俯冲攻击地面猎物的雀鹰)正在吞食一只野骛。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拔了几根马尾毛，结成一条绳子，随手作圈，捕住了那只鹰。他把这只猛禽驯养起来，准bèi

用它去捕获小猎物。

等到春天到来，野鸭和野鹅成群结队地飞到斡难河边。孛端察儿蒙合里故yì

不给鹰喂食，让鹰饿急了，然后再把它放出去捕野鸭和野鹅。这样捕来了很多鸭鹅，多得简直吃不胜吃。但是，所捕野禽虽多，终有穷尽之时，于是孛端察儿又借助狼所捕之食充饥。当狼追鹿和羚羊之类的动物时，他就守在僻静处，待狼抓住猎物或把猎物驱至绝境之时，他就弯弓搭箭射杀猎物，与狼群分食之。有时他也拾回狼吃剩下的猎物，以资糊口，兼养其鹰。

不久，从鄂尔浑河的支流统格黎克溪(今内蒙古通辽库伦)徙来了一群牧民，来到此地扎下营盘。他们的到来打乱了孛端察儿蒙合里艰苦而又自由的生活节奏。开始一段时间，他同这些牧民倒也彼此相安。每天，他把鹰放出去捕食，然后就到牧民那里去乞求奶浆。牧民也不拒绝他之所求。但他们这些牧人都不愿与人深交，颇具防人之心。所以，无论是孛端察儿蒙合里还是这些牧民，彼此都没有造次询问对方所属何族，祖籍何方。因而彼此两造名姓，互不相知。夜幕降临之时，孛端察儿蒙合里即谨慎地回到自己的茅舍就寝。

光阴流逝，孛端察儿蒙合里的哥哥不忽合塔吉忽然良心发xiàn

，忆及小弟弟，不知弟弟此时处境如何，有点放心不下。于是，不忽合塔吉便上马四处寻觅，最后寻至巴勒谆岛，向牧民打听孛端察儿蒙合里的下落。听他这么一问，牧民们也就知dào

了每天与他们交往的是何人。他们回答不忽合塔吉道：“汝所寻之人恰住于此处附近。彼尝每日来此就马ru，天晚即归焉。我等不知彼夜宿何所。但见西北风起处，其鹰所捕鸭雁之翎毛飘来如雪片，料必居于近处不远。此时正是彼常来就马ru之时也，汝且稍候，定然见之。”

不一会儿，孛端察儿蒙合里果然跨马得得而至。兄弟二人相认，略叙数语，然后一同离开此地，沿斡难河而去。二人骑马而行，不忽合塔吉在前，孛端察儿蒙合里在后。孛端察儿蒙合里大声说：“人须有头，衣须有领。无头不成人，无领不成衣也。”他这样大声把这句难懂的格言重复说了三遍，他的哥哥不忽合塔吉才回过头来问他此话怎讲。孛端察儿蒙合里说：“适才汝所见这群牧民，曾供我马ru。依我观之，彼等没有首领，一盘散沙。彼等之中，无贵贱之分，无首尾之别，大家彼此彼此。据此看来，掳掠彼等及其财物，可说是易如反掌，垂手可得。”

孛端察儿蒙合里这样说时，完全是一副草原盗贼的腔调，丝毫不念及这些牧民每天供给他马ru，搭救他性命的思德。而不忽合塔吉一听说有此等便宜之财，当然喜不自胜，便迅速同孛端察儿蒙合里赶回家商议。家中的三个兄弟听了他们的计划以后，也很表支持。大家当即上马扬鞭，向巴勒谆岛的方向奔去。孛端察儿蒙合里道熟，当然一马当先，前面开路。快到目的地时，他抓了一名年轻的孕妇，强迫她说出有关这个游牧部落的更详细的情况。从此妇人口中得知，这个部落名叫札儿赤兀惕。打听明白以后，兄弟五人就开始突袭。据蒙古史家记载，“当下他们即向牧民们冲去，抢牲畜，抢食品，抢人，把牧民带回家充当奴仆”。

这段插曲充分说明了当时的蒙古风俗。起先，单纯的孛端察儿蒙合里由于年幼力弱而受到兄长们的欺负，被迫流Lang草原。现在他又回到家园，并受到了诸兄的好待，而这又恰恰是由于他以卑劣的背叛回报札儿赤兀惕部对他的善待的结果。更有甚者，在记述这一事件的成吉思汗家族的史家看来，这一基于背叛行为的掳掠乃是孛端察儿蒙合里引以为荣的主要功劳。的确，从这个孛端察儿蒙合里的所作所为，人们可以看出，在原始草原生活中，无法回避的法则乃是类似于“森林之法则”的那种弱肉强食的法则。孛端察儿蒙合里说过，札儿赤兀惕部无头领，因而可以轻而易举地掳掠之。战争的指挥者，群众的运动者，甚至天生的组织者，这些就是孛端察儿蒙合里的子孙们令人惊讶地向人们显示的形象，这些就是孛端察儿蒙合里的后裔成为“世界征服者”之所在。不过，在成为世界征服者之前，他们必须首先按照阿兰豁阿的教诲，把蒙古诸部落这种分散的“箭”捆束在一起，把分散的各个部落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统一蒙古的各个部落的伟大史实，最终由成吉思汗成就了。在他以前，他的祖先也曾多次尝试过。有几次，他们已接近成功了，可惜，紧接着各部落又分道扬镳了。于是，整个蒙古又陷入部落分散、各自为政、族间残酷仇杀、混乱无序和软弱无能的状态。当此之时，在世界上的人们中，要数这些狼与鹿的子孙们的生活最为悲惨了。

孛端察儿蒙合里之孙蔑年土敦年纪不大就去世了，留下了七个儿子。蒙古家系学者们依次记下了这七个儿子的姓名。蔑年土敦的长子名叫合赤曲鲁克，第七个儿子叫纳臣把阿秃儿。蔑年土教逝世后，他的遗孀那莫伦暂继之为部落的首领。那莫伦是这样一类蒙古女人：在部落政权更替的过渡时期，她们能用男人般有力的大手高举起部落的大旗，号令整个部落。

纳臣把阿秃儿生有二子，分别为兀鲁兀歹、忙忽台，后来成为兀鲁兀惕氏、忙忽惕氏的始祖。纳臣把阿秃儿的原配妻子后来还生有两个儿子，一名为失主兀歹，一名为朵豁剌歹。

朵豁剌歹建立了著名的蒙古朵豁剌剔部，后来成为蒙古土尔扈特部落的核心。

宋宁宗赵扩开禧三年(元太祖二年，公元1207年)，成吉思汗派长子术赤征服了林中百姓后，将斡亦剌惕部归忽都合别乞管辖。成吉思汗后与斡亦剌惕部建立了世袭的姻亲关系。土尔扈特部落的贵族们以此为荣，他们的地位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因此也成了林中百姓的协同征服者，伺候受到了成吉思汗的许多嘉奖和赏赐，人民生活也相应发生变化，在历史上仍然称斡亦剌惕部或客列亦惕部。

宋嘉定十年(元太祖十二年，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再次派术赤镇压了秃马惕部叛乱后，土尔扈特部落的牧区扩展到秃马惕故地乞儿吉思地区(今俄罗斯中西伯利亚高原西侧叶尼塞河上游)。随着成吉思汗的西征，并收复新疆，作为黄金家族属民的土尔扈特部落，开始扩散到天山南北和中亚各地参加征战。

宋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三年，公元1218年)，土尔扈特部落被蒙古大汗将军哲别所召，参加征讨屈出律军队的战斗，大败屈出律的军队于塔里木盆地南部巴达哈桑山中，天山南麓喀什噶尔、鸭儿看、和田诸城依次而下。迄此天山南北各地皆归蒙古汗，新疆割据纷争的局面才宣告结束，也为元、明两代成吉思汗的后代统治天山南北各地打下了基础。

宋理宗赵昀景定元年(元世祖元年，公元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薛禅汗孛儿只斤·忽必烈借助内地汉族地主的强dà

势力，在开平夺取了蒙古汗国的大汗位，这引起出也是身于黄金家族而又是卫拉特部落的脱勒劣赤女婿阿里不哥的不满。在土尔扈特部落和其它卫拉特部落的支持下，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在合剌合林也被拥立为大汗。经过四年的战争，孛儿只斤·阿里不哥遭到了惨败，撤tuì

到伊犁河流域。随之，支持孛儿只斤·阿里不哥的土尔扈特部落和其它卫拉特部落，又一次离开八河流域迁徙到察合台汗国境内。

宋景定五年(元世祖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和支持他的土尔扈特和其它卫拉特各部走投无路，向元世祖投降。当时的土尔扈特部落和其它卫拉特部落虽然已经强dà

起来，但是受到传统正统观念的影响，没有去争夺蒙古大汗的汗位。而在东蒙古的黄金家族的其他封建主们纷纷去争夺蒙古大汗位时，土尔扈特部落和其它卫拉特部落却支持出身黄金家族的阿里不哥去争夺大汗汗位。因为不管西蒙古封建主军事势力强dà

到何种程度，除了黄金家族的大元后裔之外，均不可能自己成为东蒙古本土的汗。尽管孛儿只斤·阿里不哥酗酒无度，指挥无方，刚愎自用，屡战屡败，也只得支持这位和卫拉特各部有亲缘关系的大元后裔，甚至导致卫拉特各部大撤tuì

和向元世祖投降也在所不惜。

大元帝国又一次统一了土尔扈特等部落及卫拉特各部落之后，让卫拉特斡亦剌惕的首领做被奴役部落的管理者，管辖属地的部众及领地外，还在谦河一带设置万户府，由黄金家族的子孙担任万户长。元朝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元世祖得悉土尔扈特部落及卫拉特各部管理秩序较为混乱，万户府内花天酒地，酗酒无度，斡亦剌惕部管理者敷衍了事，不负责任，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元世祖果duàn

派保定府汉人刘好礼为叶尼塞河上游吉里吉思五部断事官，管理卫拉特各部。刘好礼团结土尔扈特部落和其它卫拉特部落的头领，大胆革除各类弊政，认真审查了多年余积的各种民事刑事案件，并任用土尔扈特部落的王罕之孙阿木胡兰作为助手，协调各部落因为争夺牧地而造成的矛盾，一时八河流域秩序井然。

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尔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窝阔台汗的孙子孛儿只斤·海都利用孛儿只斤·阿里不哥的残余势力，占领了察合台汗国的七河流域，并联合察合台汗曾孙孛儿只斤·八剌，继xù

同元朝斗争。孛儿只斤·海都逝世后的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孛儿只斤·海都的长子孛儿只斤·察伯尔回到原窝阔台继位，汗帐设在叶木尔河，和元朝展开了一系列的拉锯战。

此时，土尔扈特部落和卫拉特部分部落愤然退出了孛儿只斤·察伯尔同元王朝之间毫无意义的内讧。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孛儿只斤·察伯尔正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同元朝作战的时候，背后遭到了土尔扈特部落和一些卫拉特部落以及察合台汗国其它世系皇子们的袭击，因而惨败。在孛儿只斤·阿里不哥残余势力和海都长子的反元斗争过程中，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逐渐觉醒，脱离了孛儿只斤·阿里不哥、孛儿只斤·海都子孙的分裂势力，加入了元朝的统一事业。

公元十四世纪中叶，土尔扈特部落参加了统一察合台汗国的战斗。随着孛儿只斤·海都的失败，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而西察合台汗国逐渐穆斯林化。为了区别已经穆斯林化的西察合台汗国，就迫使蒙古王公必须拥戴一个有权威的大汗。当时在察合台蒙古系列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就是朵豁剌惕部的首领朵豁·播鲁只，他的属地正在西察合台汗国的中间，包括库车、阿克苏等七河流域的一部分。

元惠宗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朵豁·播鲁只从伊犁河流域图尔扎的地方，迎接察合台汗孛儿只斤·笃哇的孙子孛儿只斤·秃黑鲁克贴木儿到阿克苏继汗位。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孛儿只斤·秃黑鲁克贴木儿统一了东西察合台，土尔扈特部落参加了一系列战斗，为维护统一做出了贡献。

随着大元帝国的灭亡，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新疆地区、帕米尔高原地区的农牧民起义也风起云涌，他们推翻了察合台汗，孛儿只斤·秃黑鲁克贴木儿也率领部落逃回了东蒙古草原，但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没有走，他们也一同参加了这次反抗元朝的农牧民大起义。

之后，土尔扈特部落移牧于伏尔加河中下游无主之地一百四十年后，由于不勘忍受沙皇俄国的压迫，于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1月16日，在首领朵豁·渥巴锡汗的统率下，毅然举行武装起义，带领十六万族人东归祖国。在途中，他们前赴后继，打退了沙俄军队无数次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饥饿、疾病和沙漠，行程万余里，于同年7月20日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后，全民族仅剩六万余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朵豁·渥巴锡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伟大的民族英雄。

土尔扈特部落是蒙古族的一部分，他们自古就生息在中国北部、西部的森林和草原，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光荣历史的部落。

朵豁剌剔部族(中)

早在唐朝时期，史籍上就记载有漠西蒙古族诸部落的记载，元朝时期有了西蒙古的记载，史称“朵豁剌剔、斡亦剌惕、朵豁、外剌、外剌歹、偎剌”等，明朝时期称“瓦剌”，清朝时期称“厄鲁特、额鲁特、卫拉特”，外文史籍中则称为“卡尔梅克、克尔梅克、哥尔梅克”等。

“斡亦剌惕”(Oira，复数为Oirad或Oyirad)是蒙古语，它最早的含义有两种解释：一是含有蒙古语“卫拉”(Oira)即“近亲、邻亲”的意思，有“近亲者、邻近者、同盟者”的含义；二是含有“林中百姓、林中人、林中民”之意。

近代学者们大多认为，第二种说法比较准确，这不仅从语义上来解释，语源“oi”作“森林”解释。arad作“民众”解释，合成语为“林中百姓”或“林中人”或“林中民”。更主要的是，根据他们的原始生活方式和经济类型来看，他们曾经过着林中采集与渔猎的生活，草原上的牧民称他们为“槐园亦儿坚”，也就是“林中百姓”的意思。随着历史的变迁，在明朝时期西蒙古出现了“大小四卫拉特联盟”，卫拉特一词更具有“亲近者、同盟者、联盟者”的实jì

意义和词源意义，尤其是在公元十八～十九世纪，帕拉斯、施密特等外国史学家认为“联盟说”更合理。

不过，从四卫拉特联盟角度分析，第一种说法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俄国的布里亚特蒙古学者多尔济班扎罗夫则认为：卫拉特是由“卫”(oi)即“林木、森林”加上“阿拉特”(arad)即“百姓”组成的，即“林中百姓”。近代有许多学者普遍认为，多尔济班扎罗夫的解释更接近事实，理由较充分，颇具权威性。

在历史的记载中，土尔扈特部落的先祖是王罕，亦称翁罕。据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撰写的《史集》中记载，王罕所率领的是克列特部。“克列特”一词，蒙古语古老的形式是Cerle(克列亦惕)，现在发音为ere。

“土尔扈特”一词，与克列特有着密切的联系，“克列特”有“包围、警卫”的意思，因为王罕家族中的克列特人确曾充任过成吉思汗的护卫。而土尔扈特方言中“护卫军”亦称土尔扈特(ougu)，因此，克列特便称为土尔扈特。

从古老的族源学考证，“克列特”原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一个姓氏，王罕的姓就为“克列特”，以后发展成为一个氏族。清朝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在满清zf设立的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路盟中，最大的一个旗就是“克列特”旗，也就是汗旗，各代汗王均属此旗。其分布地域最广，人数最多，文化素质最高，权力最大，历史最悠久。

在西蒙古专门使用的一种蒙古文字“托忒文”中，“土尔扈特”一词的词根中还有“强dà

、强盛”的意思，在蒙古族普遍使用的“胡都木文”中，克列亦惕一词的词根中也有“强dà

、强盛”之意。土尔扈特一词从客列亦惕一词演变而来，土尔扈特无论从哪一种蒙古文字中，都能找到“强dà

、强盛”之意的词根。

目前还有的史学家认为，土尔扈特人善于骑马作战，缴获俘虏较多，并融合于自己的部落，逐步形成了一个强dà

的部落，部落实属强dà

，因而有了“强dà

、强盛”的名称。汉文原来翻译“土尔扈特”一词还有“剩人、余人”或“剩下的部落、余下的部落”的意思，意为剩余在俄国境内的最后一批人、一个部落。

目前，对“土尔扈特”一词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但第一种说法在学术界中普遍认为有一定的理由，更接近事实。

在外文史籍中，称“土尔扈特部落”或总称在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元年(后金天聪大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西迁至俄国伏尔加河的卫拉特各部为“卡尔梅克、克尔梅克、哥尔梅克、禹尔梅克”等，这些都是汉语的音译。

“卡尔梅克”这一名称，是俄罗斯巴什基尔人看到伏尔加河沿岸来了一大群游牧民，惊呼为“卡尔梅克”，按巴什基尔语(alm．almn)，其意为“迁移者、迁涉者、流Lang者、西迁者”。这一词意，均被汉、俄、蒙文史学者直译。据公元1793年史学家帕拉斯(P.S.Pallas)的说法，是“留下、留下来的人”之意，是根据民族词源学(动词)“卡尔马克”(ma)即留下之意，它似乎表示那些留下的信仰佛教的土尔扈特人，以区别于那些皈依了东正教的土尔扈特人。

另外还有一层意思是：后金天聪二年以后，朵豁·和鄂尔勒克领导土尔扈特部落西迁至伏尔加河沿岸定居，一些人思乡心重，返回了准噶尔盆地，而“留下、留下的人”就是指当时定居而没有回准噶尔地区的土尔扈特部落族人。据伯希和费舍尔的看法，“卡尔梅克”是“高帽子”的意思；史学家列·文森(JosephR.Levenson)认为，之所以如此称呼卡尔梅克人，是因为他的头上的帽子高高隆起，有高帽子的意思。

对于“卡尔梅克”一词的使用范围，科特·维奇在所撰《有关十七～十八世纪对土尔扈特人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中提出：在俄国和外国的档案材料中，常使用三个术语来表示俄国的卫拉特人：“土尔扈特”出自蒙文史料；“卡尔梅克”出自俄文史料；“客列亦惕卫拉特”出自中国汉文史料。据史学家布莱特·施奈德尔(E.Bularetschneider)的说法：“卡尔梅克一词，在1398年已为人知晓，留下、留下的人的词意，似乎是表示那些异教徒卫拉特人，以区别于皈依伊斯兰教的东干人。而卡尔梅克这个词以后表示那批住在伏尔加河、顿河、乌拉尔河一带的卫拉特人，已习惯于卡尔梅克这个名称，而遗忘了自己民族的古名——卫拉特、客列亦惕、土尔扈特。”

对于“土尔扈特”一词的语源、含义，在中外蒙古史学者们之间存zài

着不同的看法，都在努力发掘充足的历史涵义和语言依据，因此，“土尔扈特”一词的确切含义仍有待于深入研究。

作为蒙古土尔扈特部的核心姓氏，斡亦剌惕氏即朵豁剌剔氏，是一个悠久而英雄的姓氏，其简称朵豁氏至今仍为大草原上的蒙古民族广泛使用。在明朝中叶以后，斡亦剌惕氏、朵豁剌剔氏多冠以汉姓为林氏、刘氏、张氏等。

14世纪中叶的中亚正处于一个纷争时期,西域的东察合台汗国与河中的帖木儿帝国的关系对西域局势的走向和我国西部疆域雏形的初步确定至关重yào

。本文拟就这一论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双方开战的原因察合台汗国解体,西域和河中地区两大割据政权形成,是战争的原因之一。

14世纪中叶,随着察合台汗国统治的江河日下,乃至最后分裂,引起中亚的大混乱。察合台汗国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在其封地的基础上建立的,其疆域“从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上游一直延伸到威海和阿姆河”（加文?汉布里:《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汉译本],页175~176、页183。）。14世纪初,察合台汗国的怯别汗(1318-1326年)把汗国的统治中心迁往河中地区,开始与定居民族发生更直接的关系。1326年,答儿麻失里继承察合台汗国的汗位。

他继汗位不久,汗国内部的一些热衷于游牧生活的保守势力就背叛了他,公开发动叛乱,1334年答儿麻失里汗被废黝,汗国内部混乱不止,最后,察合台汗国一分为二:汗国东部(葱岭东)形成以朵豁剌惕部异密为首的东察合台汗国;汗国西部(葱岭西)形成以巴鲁剌思部异密为首的帖木儿帝国。

东察合台汗国的朵豁剌惕部属尼伦蒙古人,察合台汗国初建时,成吉思汗将部分朵豁剌惕人赐给了察合台。八剌汗统治察合台汗国期间(1266-1271年),察合台汗国与元朝为争夺天山南北发生战争,八刺汗从元朝手中夺取斡端(和田)、可失哈耳(喀什)地区,并将其纳入察合台汗国领地（刘迎胜先生博士论文:《察合台汗国史纲》[打印本],页57、108、129、149~150。）。朵豁剌惕部亦因此而进入天山之南。

14世纪后,朵豁剌惕部的势力在天山以南地区逐渐发展壮大,而统一的察合台汗国却日渐衰落。汗国内部的各种势力,为争夺汗位而厮杀不已。朵豁剌惕部异密播鲁只面对当时的局势,审时度势,于1347年在阿克苏拥立秃黑鲁帖木儿(察合台系中血统最为尊贵的都哇汗之孙,也迷里火者之子)为汗,建立政权,史学界一般称之为东察合台汗国。其领地“东接瓦刺,西至巴尔喀什湖,北界为叶密立河与额尔斯河,南界则从费尔干延伸至喀什噶尔”（《巴托尔德文集》,英文,卷5,页170。）。

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继承者曾致力于恢复察合台汗国的统一,几次出兵河中.并短时期达到过目的,但终归失败,只能保持其在葱岭东汗国东部的统治。帖木儿帝国所处的河中地区,在14世纪中叶也非太平。各地蒙古突厥语部众的异密拥兵自立,各据一方。其中以巴鲁刺思部、速勒都思部、札剌亦儿部、阿鲁刺惕部四部的力量最为强dà

（关于巴鲁剌思部,《史集》[汉译本,第一编,第一分册,页310]记载:成吉思汗“在最后一次(统一蒙古)的战争中曾派遣他(巴鲁剌思部的赛罕一培儿乞)和哲别一同率领大军跟踪太阳汗”。可见,它是最早归顺成吉思汗的突厥语部落之一,后在察合台手下效力。关于速勒都思部,《史集》[前揭书,页285-286]称: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中,因为速勒都思部的一位叫赤老罕把阿秃儿的人曾救过成吉思汗的性命而得到成吉思汗的恩宠。后来该部随同旭烈兀进入河中地区。成为察合台汗国的四大部落之一。

关于札剌亦儿部,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页20]认为:“札勒亦儿人应是较早西迁的一支室韦一一达旦部落,他们有一部分曾服属于回鹊可汗”。另据《史集》[汉译本,第一编,第一分册,页149]载:“他们(札剌亦儿部)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哈剌和林”附近游牧[原文为“他们的禹儿惕为哈剌和林的合迪马”。刘迎胜先生经研究认为此处的"合迪马"一词译错,对照波斯文的原文,其正确译法应为“自古以来”。在这里,本文引用的是刘先生的正确译文]。札剌亦儿部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战争中屡建战功。后随成吉思汗西征军进入河中地区,成为察合台汗的主要军事力量。关于阿鲁剌惕部,舍利甫丁《武功记》[英译本,卷一,页79,页120-121]记载:“[阿鲁剌惕部]起源尚难确定,很可能是随成吉思汗西征的突厥语部落”,“与巴鲁剌思部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早先跟随成吉思汗西征进入中亚,都占有一定的地区作为他们的采邑”（舍利甫丁:《武功记》,英译本,卷1.页25。）。“札剌亦儿部和速勒都思部拥有撒马儿罕的北部地区,巴鲁剌思部拥有撒马儿罕的南部广大地区”（阿明武思?瓦姆贝格:《布哈拉史》[伦敦,1873年版],英文,页163。）。

1360年,当东察合台汗国的秃黑鲁帖术儿汗进攻河中时,巴鲁刺思部的帖木儿率部主动归降秃黑鲁帖木儿汗,并被任命为渴石及其属地的监治官。后来,帖木儿与河中统治者也里牙思火者(秃黑鲁帖木儿之子)反目,被迫在呼罗珊等地流窜,与侯塞因等人联合抗击也里牙思火者的军队。经10年的苦战,先后将也里牙思火者、侯塞因等强dà

竞争对手击败,统一河中地区,创建帖木儿帝国。至此,一条以南起喷赤河,向北经葱岭,至塔拉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为界的东西两大政治势力形成。东察合台汗国与帖木儿帝国在地域经济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必然走上军事对抗的道路。

朵豁剌剔部族(下)

哈马鲁丁乘机攻入帖木儿帝国境内,并占领大片土地,帖木儿帝国边境再燃烽火。帖木儿亲率军队南下费尔干纳。哈马鲁丁获知后,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主动撤tuì

,他让眷属和部落离开阿思八失,自己带着四千骑兵埋伏在一个地方。等到帖木儿的大军过去后,哈马鲁丁率军队从埋伏地冲出来,将帖木儿和他的卫队团团围住。帖木儿率部奋力拼杀,才得以脱身。”哈马鲁丁军队获胜。

之后,帖木儿重整军队,二次向哈马鲁丁逼来。哈马鲁丁被一时胜利冲昏头脑,对帖木儿帝国军队产生麻痹心理。当双方军队在桑格即哈吉地方相遇时,哈马鲁丁军队过于轻敌,最终导致哈马鲁丁军队全军覆没。“哈马鲁丁本人也身受数伤,徒步逃跑,仅以身免”（《拉失德史》,页214-215。）。

帖木儿军队乘胜收回被哈马鲁丁军队侵占的领土。东察合台汗国的哈马鲁丁经上述战事后,军事实力锐减,从进攻转向防守。帖木儿帝国虽也损兵折将,但元气尚存。为彻底消除哈马鲁丁的东山再起,1377年,帖木儿派乌马儿?沙黑率军队进攻东察合台汗国的北线游牧区,并指令异密阿里?不花、异密契丹?把阿秃儿（这似乎是一个突厥化的中国人）等的军队协同作战。他们侵入对方北线游牧区后,很快在忽老图沙漠中与哈马鲁丁军队遭遇。经激战,哈马鲁丁军队不支而溃（《拉失德史》,页219。）。

当帖木儿得知战果后,认为未达到预期目的,决定亲征。同年,帖木儿派木撒之子马黑麻?别乞、异密阿拔思和安克?撤木儿为先锋再攻东察合台汗国。哈马鲁丁也招集部众抵抗。双方在东察合台汗国境内的伊塞克湖附近的布哈姆地方摆开阵容。哈马鲁丁遭帖木儿帝国军队前次的几次重创,元气大伤,尚未恢复。这次双方一经交战,哈马鲁丁的军队便四散奔逃。帖木儿亲领军队追击,将哈马鲁丁的残部追至伊塞克湖西南之库什卡儿地方方才收兵。返回时还纵掠该地。1383年,帖木儿派遣军队向东察合台汗国的北部又发动一次小规模战争。哈马鲁丁仓促应战,在其境内的阿塔库姆战败,率残部退进伊塞克湖周围的群山中。帖木儿帝国军队紧追不舍,因未找到哈马鲁丁的踪迹,帖木儿帝国军队洗劫该地后凯旋（巴托尔德:〈中亚史研究四题〉,卷1,页141。）。

1390年,帖木儿帝国的讨伐军对东察合台汗国进行了一次扫荡,以期彻底铲除哈马鲁丁的军事势力。这一期间,哈马鲁丁已丧失东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权,在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四处流窜,后来不知所终（关于哈马鲁丁的下落,《拉失德史》,页222说.当时,哈马鲁丁患水肿病,不能跨马握缰,因而被部下抛弃,下落不明。巴托尔德认为,哈马鲁丁是在帖木儿军队的追击下,向北流窜到阿尔泰地区,后在阿尔泰森林中因患水肿病死去。见巴托尔德：《中亚史研究四题》，页1430）。

帖木儿此次用兵就是要借哈马鲁丁丧权之机,一举根除哈马鲁丁及其残部的势力,以解帖木儿的心头之患。帖木儿帝国军队越过边界进入东察合台汗国境内。他们一路势如破竹，经伊塞克湖、倥格斯山、伊犁河、博尔塔拉河等地到达额尔齐斯,横扫东察合台汗国的北境,哈马鲁丁及其残部望风北逃阿尔泰。而后,帖木儿帝国军队经阿敦?库格和巴尔喀什湖返回帖术儿帝国境内（巴托尔德:《中亚史研究四题》卷1，页143。）。

至此,双方长达22年之久的战争终告结束。双方战争的影响东察合台汗国与帖术儿帝国间的战争,对明代西域和河中地区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均产生深远影响。在政治上,双方经这场战争的反复较量后,东察合台汗国的哈马鲁丁为首的“借汗”政权垮台,代之以察合台后王黑的儿火者汗为首的“合法”政权。从此,双方关系由对抗转向缓和。

从本质上看,该战争是河中维护蒙古“黄金家族”的传统势力与西域反对“黄金家族”的变革势力间的一场决战。它发端于蒙古势力相对薄弱的西域,结果给西域和河中地区带来了灾难。河中帖木儿以“黄金家族”的代言人自居,迎合当时人们对“黄金家族”的趋从心理,打起维护其正统地位的旗帜,“招降纳叛”,分化瓦解哈马鲁丁的实力,以达到消灭哈马鲁丁,巩固河中统治地位的目的。

而西域的哈马鲁丁试图冲破这种传统观念,但受自身实力的限制,几经周折,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不可避免导致失败之厄运。鉴于上述原因,战后,双方关系步入了相对缓和时期。河中帖木儿取胜后,削弱了东察合台汗国对其东部边界的威胁,但西域的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势力仍很强dà

。这就意味着,河中帖木儿要在短期内完成统一西域的宏业并非易事。所以,帖木儿一改原先单一的武力征服,因地制宜,对葱岭东的西域以政治威慑为主,将重点放在对帝国西部的伊利汗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征伐上，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和财富。

而东察合台汗国的黑的儿火者汗登上汗位后,与帖木儿帝国罢兵言和,潜心于国内政务的治理。他依靠西域朵豁剌惕部异密忽歹达的辅政,恢复了久遭哈马鲁丁废弃的汗制,提高了东察合台汗国政权的威望,稳定了国内的政局,“汗国的朝政以及贵族的藩务也都重新按部就班”（《拉失德史》,页2280。）同时,黑的儿火者汗还积极东扩疆土,进行统一西域的战争。

《拉失德史》记载道：“黑的儿火者在位时,曾经举行过圣战进攻契丹(明朝)”。“他亲自攻占了契丹的两个边隆重镇哈刺和卓(吐鲁番县的高昌故城南二堡遗址)和土鲁番”（《拉失德史》,页225）,并将吐鲁番地区纳入其版图。西域政治的逐步稳定,为西域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基础。随着战后西域和河中形势的发展,双方各自战略重点的相应调整,决定了双方政治格局的分离。尽管双方也偶发军事冲突,但对双方政局影响甚微,缓和似乎已成为彼此政治生活的主流。

东察合台汗国以经营西域为治国之本,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措施,强化本土意识,旨在确保西域的统治。帖木儿帝国此时也把精力移至对西亚的征服,葱岭作为双方政治地理的分界线已成定局。

从此,双方以葱岭为界开始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随着这种政治格局的延续,一条从喷赤河横穿葱岭至塔拉斯河和巴尔喀什湖的政治地理分水岭形成,为我国西部疆域走向的确定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上,这场战争给交战双方均造成巨大创伤,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社会经济严重破坏。由于战争主要在东察合台汗国境内展开,每次战役后,帖木儿帝国都能从西域掳走大批战俘和财富,可以或多或少弥补它在战争中的损失。东察合台汗国在战争中虽有获胜,但多数以失败告终,因此,它所蒙受的损失则更惨重,“以至于这个地区(指西域)几乎没有能够从这次破坏中恢复过来”（加文·汉布里：《中亚史纲要》,汉译本,页175~176、183。）,导致西域人力、物力极度匮乏。

15世纪初,明朝的陈诚、李暹出使西域,仍能看到战乱留下的满目疮痍：西域“惟鲁陈(今都善县鲁克沁)、火州(今吐鲁番县高昌故城)、土尔番(今吐鲁番)、喀石喀(今喀什)、阿力马力(今霍城县阿勒台遗址)数处略有城邑民居田园巷陌,其他处虽有荒城故址败壁颓垣,悉皆荒秽,人多居山谷间”（陈诚、李暹《西域番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7月]。）。

西域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东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改弦易辙,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东察合台汗国的黑的儿火者汗统治期间(1389-1403年),朵豁剌惕部异密忽歹达秉政。他注重西域社会经济的治理,倡导廉政,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甚至连坐骑都没有”（《拉失德史》,页251）。裁撤军队,遣散务农。用重金赎回战俘,充实农业生产。忽歹达为恢复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拜城、库车等地的农业生产,不惜重金从帖木儿帝国大批赎回msl战俘,给他们备办粮食和牲口什物,回乡务农（《拉失德史》,页251）,增加国家赋税。

歪思汗统治时期(1417-1432年),也以发展西域社会经济为己任。他不仅将首都从别失八里迁至亦力把里(今伊宁),引导蒙古部族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过渡,还在吐鲁番亲自灌溉土地,种植农作物,自给口粮（《拉失德史》,页248-249）。

上述措施虽不能根本改变战后西域社会经济败落的面貌,但客观上对西域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帖木儿帝国虽也遭战争破坏,但由于河中发达农业经济的支撑,其受战争的影响,相对东察合台汗国要少得多。

在对外关系上,双方经这场战争后,相互敌视的关系略有改善,从交恶趋向友好。东察合台汗国的黑的儿火者汗及其追随者在战后开始意识到,继xù

与帖木儿帝国对抗非明智之举,这是因为连年的战争,国破民贫。恢复和平友好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否则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为此,黑的儿火者汗在战后,主动与帖木儿和解。

帖木儿也希望尽早解除、双方的敌对状态,以便抽身向西进行大规模的远征。1397年,黑的儿火者汗“派其长子沙米?加罕作为特使前往撒马儿罕,商谈同帖木儿和亲事宜”（巴托尔德：《中亚史研究四题》,卷1，页143）。结果,“黑的儿火者汗以宗室女塔瓦卡勒公主嫁给帖木儿”（《拉失德史》,页224）,并“与帖木儿签订和平协定”（P?M.塞克斯：《阿富汗斯坦史》[伦敦,1940年版,英文],页255）。通过联姻使双方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如此,东察合台汗国还谋求与明朝的友好关系。黑的儿火者汗登上汗位不久,就向明朝派出使臣,1391年到达南京。明太祖也派出使臣回访。从此,“西域之使岁岁不绝”（《明史·西域传》,卷332。）。

明朝与西域之间“站驿相通,道路无塞,远国之人,威得其济”（《明史·西域传》,卷332。）。双方友好往来的不断加深,提高了东察合台汗国在中亚的政治地位,给帖木儿帝国造成无形的压力,同时也更加密切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帖木儿帝国的对外关系也随其对外扩张的延伸发生微妙变化,在恢复与西域友好往来,加强与欧洲一些国家联系的同时,与明朝、伊利汗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交恶。

总之,明初双方的这场战争就其影响看,对西域和河中社会都是极其深远的。它初步确立了葱岭东西政治格局的模式,拓宽了双方对外联系的领域,推动了各自社会经济的复苏。尤其是它对明清两朝西域的政局走向和我国西部疆域雏形的形成颇具重yào

意义。

揭开神秘的西域(上)

由于情节需yào

，在后面篇章故事将会带领大家“游览”一下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特此，余将整理出来的相关资料事前奉稿，以供偏好此类的读者参阅。至于小说情节中，若与之偏差的事件，则为戏化需yào

，资深读者朋友大可不必深究。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心，南北宽约4OO公里，东西长约1OOO公里，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仅次于撒哈拉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意“进去出不来”，又称“死亡之海”。

塔克拉玛干沙漠，系暖温带干旱沙漠，酷暑最高温度达67.2℃，昼夜温差达40℃以上；平均年降水不超过100毫米，最底只有四五毫米；而平均蒸发量高达2500-3400毫米。全年有三分之一是风沙日，大风风速每秒达300米。由于整个沙漠受西北和南北两个盛行风向的交叉影响，风沙活动十分频繁而剧烈，流动沙丘占80%以上。据测算底矮的沙丘每年可移动约20米，近一千年来，整个沙漠向南伸延了约100公里。丝路古道南道的精绝、小宛、戎卢、圩弥、渠乐、楼兰等古代城镇和许多村落都被流沙所湮没。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四面为高山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充满了奇幻和神mì

的色彩。变幻多样的沙漠形态，丰富而抗监碱风沙的沙生植物植被，蒸发量高于降水量的干旱气候，以及尚存于沙漠中的湖泊，穿越沙海的绿洲，潜入沙漠的河流，生存于沙漠中的野生动物和飞禽昆虫等；特别是被深埋于沙海中的丝路遗址、远古村落、地下石油及多种金属矿藏都被笼罩在神奇的迷雾之中，有待于人们去探寻。

与拥有巨大生命力的胡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一个个曾经喧嚣一时的名字，随着时光的流逝悄然消失，留在了厚厚的古籍或者后人无限的想象之中。玛札塔格山就是其中之一。

玛札塔格在维吾尔语中指坟山的意思，因山上有坟墓而得名。唐代文献中的神山就指此山，《宋史·于田态》称此山为“通圣山”玛札塔格山由红、白二山组成。在落日的余辉中，两座山峰如同两位披挂盔甲、长须飞翘的武士，头对着头，静静地仰卧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庄重而又安详。

玛札塔格山头耸立着汉代古堡和烽燧，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yào

军事要塞和驿站。由于干燥少雨，历丝1千年仍然巍然屹立。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曾经繁盛一时的西域36国，以及联结丝绸之路的城镇、戌堡、佛寺、驿站，象一滴滴水珠，散落并渗透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古代文明消失了，无数个活生生的历史变成谜底藏匿在沙漠里。生活在沙漠南缘的维吾尔人说它是过去的家园或者消失的家园。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四周的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上，都有大量的冰川。每年夏季来临，山上的冰雪融化，汇入千万道沟壑，形成一条条河流，流进盆地的低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就连浩浩荡荡的塔里木河这样的大河，也把所有河水都留给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自己最终消失在漫漫黄沙之中，成为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千山百川的水都流进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大漠的下面汇聚，形成了一个浩瀚深邃的地下海洋。

据现在探测到的数据，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下面，水的总量超过８万亿吨，大部分地区地下水位线不超过１０米。如果把沙子与地下水对换一下，让水到沙子上面来，那就是一个深２４米、方圆３２．７万平方公里的淡水海洋，足以使２个山东省或３个江苏省或５４个上海市或１８个北京市变成水族馆。

小说中提及的某些地名、词汇另释：

1、于田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距首府1300公里，距和田180公里，全县总面积4.032万平方公里，辖13个乡、2个镇、3场、1个老城区办事处，175个行政村。总人口21万人，其中维吾尔族20万人，占总人口的98.3%，汉族人口3562人,占1.68%，其他还有回、哈、柯、满等民族。农业人口18.4万余人，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县境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为昆仑山，北部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克里雅河从昆仑山麓流出，自南向北流贯县境。气候干旱少雨、温差大。农作物有大麦、小麦、玉米、棉花、水稻、胡麻、油菜，果品有葡萄、西瓜、石榴、杏等。畜产以羊为主。工业有农机、电力、煤炭、印刷、轧花、畜产品加工、玉石加工、手工编织等。

于田县历史古老，西汉时期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扜弥国，是丝绸之路南道入口和佛教初传之地，也是兵力最盛的绿洲古国，东汉时已经衰落，后来被于阗国所并，其后它的历史一直是个谜。明代称克列牙，清代称克里雅。和阗六城之一。《西域图志》作克勒底雅：“在齐尔拉东二百里，西距额里齐城四百三十里，有城垣居，六城之一。东傍克勒底雅郭勒。”据《回疆志》载，克里雅城周约二里九分余，东西南北各有一门。西汉为扌于弥国地，隶西域都护府。两汉后属于阗。《唐书西域传》：“于阗东三百里有建德力河胡杨林blog，河之东有汗弥居建德力城，亦曰拘弥城即宁弥故城。”宁弥、拘弥、汗弥即《汉书西域传》之扌于弥：“扌于弥国，王治扌于弥城。”建德力河即克里雅河。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置四品阿奇木伯克，隶和阗办事大臣。光绪八年（1882年）置于阗县，县治初设在喀拉喀什。克里雅为驿站，称凯扬驿。光绪十一年（1885年）县治迁至克里雅，即今木尕拉镇所在地，隶和阗直隶州。1920年隶和阗道。1950年属和阗专区。1959年县名简写为于田。1977年属和田地区。

于田县旅游业极具发展优势，境内有喀拉敦遗址、乌依勒克遗址、加卖清真寺、喀孜纳克古庙、原始胡杨林等景点。地处沙漠深处的达里雅布依乡万亩原生态胡杨林，雄伟壮观，古朴秀美，每年吸引着国内外众多游客参观、探险。据考证，道学家派创始人老子曾在达里雅布依闭门修学3年，现已引起日本、东南亚等国考古专家的高度重视。

2、克里雅河维吾尔语即“漂移不定”的意思，该河位于于田县境内，起源于喀喇昆仑山脉海拔6920米高度的5Y636号冰峰和远古冰川，河水主要由雪水融汇而成，经常因季节性洪水改道而得名。克里雅河全长约340公里，聚水面积7358千平方公里，年正常水流量7亿100万立方米。克里雅河水资源较丰富，河流上游是丰盛，美丽的牧场，中游是富饶的绿洲，下游是塔克拉玛干腹地，是对固定沙漠具有巨大意义。河床有着丰富的黄金资源。是于田县境内最大河流。从于田县北流约200公里后消逝在浩瀚沙漠之中。克里雅河两岸生长有大面积的胡杨、红柳和芦苇等荒漠植被，形成了一条东西宽9-15公里，南北长340公里的绿色长廊，河尾处3.2万平方公里的绿色三角洲就是达里雅布依绿洲，这是世界上罕见的绿色长廊和沙漠绿洲，共有胡杨林、红柳林约57.5万亩。这里气候干燥，风沙频繁，年均降水量14毫米，蒸发量3000毫米。克里雅河流域除了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资源胡杨林网站，还有着美妙奇特的自然景观：一条条蜿蜒起伏的沙梁，一座座比肩而立的新月型、鱼鳞型、金字塔型等千姿百态的沙丘；高低不等的红柳沙包，似群山漫舞；早晨，红日穿透沙雾，金光四射，朝霞满天；克里雅河象一条玉带环绕着达里雅布依绿色长廊，蜿蜒曲折，河道两岸茂密的胡杨林，树型奇异，沧桑古朴。区域内有野骆驼，野猪、以及马鹿、额喉羚、塔里木兔、沙鼠、蜥蜴野生动物，鸟类有啄木鸟、大杜鹃、百灵、喜鹊等。

这条经于田县向北流进塔克拉玛干沙漠二百多公里的河流，不仅养育了位于沙漠深处的一片绿洲和生活在这里与世隔绝的克里雅人，而且孕育了独特的克里雅文化。克里雅河下游曾有的古老文明是从１８９６年开始被发xiàn

的。在古老的克里雅老河床附近，瑞典人斯文赫定在当年发xiàn

了丹丹乌里克和喀拉墩两处遗址。自１９９３年以来，中法联合考古队于１９９４、１９９６、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前后５次进行沙漠田野考察，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说：“我们最大的成功就是１９９４年发xiàn

的园沙古城遗址以及今年在园沙古城以北取得的新发xiàn

，这次的新发xiàn

采集了一批包括陶、石、玉、铁、铜、琉璃器等在内的遗物。”“沿着克里雅河北上，重yào

的遗址依次有唐代的丹丹乌里克、汉晋时期的喀拉墩、西汉时期的园沙古城，以及目前发xiàn

的时代可能更早的新遗址，越深入沙漠，遗址的年代越为久远，深藏的历史也更为古老。”伊弟利斯这样概括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克里雅河书写的古代文明。

揭开神秘的西域(中)

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的地区。

西域：地理方位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多指中国玉门关、阳关以西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在丝绸之路影响下，西域被特指汉、唐两代中国zf安排的行政机构所管辖的今中国新疆大部及中亚部分地区，位于欧亚大陆中心，是丝绸之路的重yào

组成部分，其文化特征依然可见于现在新疆地区的遗址及中国敦煌的壁画。该地对东西方国家的贸易文化交流起到中转站的重yào

作用。

区域：西域国家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以北准格尔盆地的边缘，利用从高地上溶化的水在绿洲上生活，此外塔里木河与罗布泊是西域地区的主要农业、生活水源。因而该区域的国家兴旺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据部分考古学家的判断，楼兰即是由于河流改道与罗布泊的迁移而灭亡的主要原因。(李江凤，《丝绸之路前夕和气候变化》，1992年；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历史地理学》P125)同时西域地区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国家的兴衰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自11世纪以来东亚全境气候逐渐变冷，当地气候也受到强dà

影响，经过该地的商贸往来更乐意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来进行，令西域贸易逐渐减少，各国也因此衰落。

历史：根据考证，公元前17世纪西域地区已出现基本的国家形态，并于阿富汗一带的商人进行青金石贸易。此外，于阗国（今中国新疆和田县附近）出产的和田玉也在商朝帝王武丁的坟茔中所发掘，说明当地在前13世纪就已经有人定居。

西域一带在可考历史中于前5世纪左右形成国家，并开始独立发展。《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已有30余国分布在西域地区，故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在张骞打通西域之前，匈奴一直是支配西域各国的势力。至汉代，行政机构西域都护府所管辖范围则已不只36国，《汉书·西域传》亦记载在前6年~5年中西域分裂为50余国。东汉末年，西域各国相互之间不断兼并，至晋朝初年形成了鄯善、车师等几个大国并起的局面。南北朝时期，西域局势再度变化，新兴的高昌国相继击败西域诸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地跨新疆大部的强国，除少数国家外西域诸国国土西迁，为中亚地区带来了繁荣的文化。

根据考证，公元前17世纪西域地区已出现基本的国家形态，并于阿富汗一带的商人进行青金石贸易。此外，于阗(tian,阳声)国（今中国新疆和田县附近）出产的和田玉也在商朝帝王武丁的坟茔中所发掘，说明当地在前13世纪就已经有人定居。

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西域地区开始逐渐繁荣，西域各国利用地处东西方交往要道的地里优势逐渐发展，在西汉管辖下各国的经济文化的道德极大发展。

西域一带在可考历史中于前5世纪左右形成国家，并开始独立发展。《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已有30余国分布在西域地区，故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在张骞打通西域之前，匈奴一直是支配西域各国的势力。至汉代，行政机构西域都护府所管辖范围则已不只36国，《汉书·西域传》亦记载在前6年~5年中西域分裂为50余国。东汉末年，西域各国相互之间不断兼并，至晋朝初年形成了鄯善、车师等几个大国并起的局面。南北朝时期，西域局势再度变化，新兴的高昌国相继击败西域诸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地跨新疆大部的强国，除少数国家外西域诸国国土西迁，为中亚地区带来了繁荣的文化。

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和唐代的安西、北庭都护府、西域都护府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的轮台县。野云沟乡和策大雅乡结合部距库尔勒市113公里，距轮台县城58公里，东经85°04’，北纬42°00’，海拔高度990米，现已辟为巴音郭楞的一个旅游点，吸收中外游客之多。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在此设西域都护府，名为乌垒城（前名轮台国）是当时汉朝管理西域三十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当时西域都护由皇帝亲自任命，3年1替（也有延长和缩短的）从未间断，据《汉书》记载：西汉历任都护18人，其中立传可考的历史上著名的有郑吉、郑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健、李崇、但钦等10人。当时轮台国是个城郭之国。都护府直接对其统辖，相当于现在的首府，似乎比其他绿洲城国和游牧行国的权力稍大。轮台王曾多次受皇帝亲召幸朝。汉朝另设置戍已校尉、戍部候等行政、军事、机构，对当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封以王、侯、将、相、大夫、都尉等官职，他们均受西域都护府的管辖。

在此有两处古城遗址：一处是乡zf东面1公里的一座小方城池，被水流冲刷过，城垣仅存1米，夯土干打垒建筑，建筑材料为黄沙土、防潮层，拉筋建筑材料为胡杨树枝，每0.33米为一叠层，周长约百米，城内散布着青灰色陶片，有白色的刻画点云纹和水波纹，城东有一城楼，南有城门。另一处古城遗址在乡zf东面10公里公路北侧，当地人称白土墩，估计是烽燧，1928年我国著名的史地专家黄文弼先生在上述两处遗址上发掘出一些存贮粮食的陶罐，认为是西域都护府设立时期士卒在这里屯守的用物。黄文弼先生还在野云沟乡东北300米处发xiàn

了另一处较大的遗址，可惜现已辟为农田，他在所著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写道：“野云沟村南约半里，有一高阜，面为深沙堆集，上生芦苇，间有红陶片”。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中原骚乱，匈奴乘机统治西域，各族人民不堪敛税重苛的虐待，向东汉武帝请求3次，18国国王以送儿子到洛阳学习当人质真诚誓言。要求内属中原，刘秀在立足未稳之时，十分不情愿地将西域都护府迁往龟兹乾城（今新和县境内）。

汉代西域最高军政长官。西汉时，都护为加于其他官号上的职称，多以骑都尉领其职，秩比二千石；东汉时为单任官职。武帝、昭帝时常在渠犁、轮台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供应往来使者。宣帝地节二年（前68），遣侍郎郑吉屯田渠犁，与匈奴争车师，有功，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至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使郑吉发兵迎之，“北道”亦通，遂以郑吉为骑都尉，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因总领南北两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始于此。西汉时，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与渠犁田官相近，屯田都尉属都护。都护开幕府。属官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两人。都护职在统领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锡尔河中游地带）等行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乌孙与汉结姻，故尤亲倚都护。

自郑吉至王莽时，连置都护不绝，前后凡十八人，姓名见于史册的有十人。宣帝时有郑吉，元帝时有韩宣、甘延寿，成帝时有段会宗、韩立、廉褒、郭舜，平帝时有孙建、但钦，新莽时有李崇。至新莽末（公元23年左右），西域乱，李崇没于龟兹，遂罢都护。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公元45），西域十八国请复置都护，光武帝不许。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始以陈睦为都护。次年，焉耆、龟兹叛，共攻杀陈睦，遂罢都护。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今新疆库车附近，其址未详）。十四年，班超还洛阳，继任者有任尚、段禧。安帝永初元年（107），西域乱，征禧还，自此不复置都护。至延光二年（123），以班超为西域长史，复平西域，遂以长史行都护之职。

汉朝设立的西域最高行政军事长官。西汉宣帝第二年（公元前68年）派侍郎郑吉屯田渠黎（今新疆尉黎一带），与匈奴争夺东师，使护卫鄯善以西“南道”诸国安全。至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逐日归降汉朝，郑吉派兵迎之，宣帝又命郑吉监护车师西北方（北道）各国的安全，因总领两道，遂号都护，此后“都护”就成为西汉派驻西域的最高长官的正式官名。西域都护官秩二千石，相当内地郡守，其下设副校尉、丞、司马等属吏。西域都护的设置，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和经济文化交流，标志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同时，因其在当地实行屯田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域农业生产的发展。王莽时期撤除，东汉或设或撤，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撤除。

唐代初年，唐朝军队在消灭回纥、突厥势力时，向触角伸向西域，除高昌不服统治被消灭以外，西域各国均臣服唐朝zf。不久西域统治交由安西都护府及北庭都护府进行处理，在西域设立了完备的行政体系，将西域划归陇右道，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西域地区的主要城市，唐玄宗开元年间曾设立碛西节度使，统辖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自此新疆地区成为唐朝的一部分。安史之乱后，唐朝无力控zhì

西域，西域再次出现半独立政权。直到元朝、明朝以及1759年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再次控zhì

了相当于西域的地区，并且于清朝后改名为新疆。从此新疆成为中国的行政区划之一。

1206年，蒙古族杰出领袖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被尊奉为“成吉思汗”（“拥有四海的君主”）。不久，成吉思汗率军进入新疆，把他征服的地方分封给次子察哈台，建立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哈台汗国。四大汗国中，元帝国即元朝居于宗主国地位，元朝皇帝被尊为“大汗”。与此同时，唐朝后期（9世纪中期）起从蒙古高原西迁到今天新疆地区的回鹘人的一支高昌回鹘，除了已经与当地原住民（属于白色人种）以及部分吐番人、契丹人融合，并于10世纪起改信伊斯兰教并译为“畏兀儿”之外，如今又吸收了蒙、汉、藏等民族成份，逐渐发展为近代维吾尔族。14世纪初期，察哈台汗国开始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包括喀什、吐鲁番一带；西部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统治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今天的新疆绝大部分地区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

明朝建立后，西域即今新疆仍然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1514－1678年），直到清朝初年才被由瓦剌演变而来的漠西蒙古所灭。所以，明朝时期，西域地区并没有直接归明朝中央政权管辖，但却在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的一支统治之下。

众所周知，元朝设置宣政院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是西藏正式纳入我国版图的开始。元朝还在西藏直接建立地方军政机构，名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并驻有军队，进行人口调查，派遣繇役，征收赋税。

明代称西藏为“乌斯藏”。洪武时，明朝在西藏设立两个都指挥使司，即乌斯藏都指挥使司及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又设有指挥使司、宣慰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综理军民事务。永乐时，明朝还修了从雅州（今四川雅安）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了驿站，大为便利了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西藏盛行喇嘛教，喇嘛教分为许多派别，其中主要是红教和黄教。红教最先兴起，在元代势力很盛，成为西藏最大的教派。明朝永乐年间，青海藏族僧侣宗喀巴在西藏另创黄教。黄教兴起以后，红教就逐渐衰落下去。永乐时，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来京朝见，被封为“大国师”。宣德时，释迦也失再度来京，又被封为“大慈法王”，所以西藏不但从元朝起就是我国的正式领土，实行有效的统治，而且明朝时对西藏的管辖还进一步加强了。

元朝被推翻以后，元朝皇族退回蒙古草原，起初仍保持元朝国号，继帝位者仍称皇帝，历史上叫作“北元”。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鞑靼部居住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以及贝加尔湖一带。瓦剌部居住在今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居住在今兴安岭以东，松花江以西，呼伦湖以南，西剌木伦河以北。兀良哈部在洪武时归附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在其居地设置朵颜、福余、泰宁三卫指挥使司，任用其首领为指挥使。又封儿子朱权为宁王，镇守大宁，以控zhì

兀良哈三卫。永乐七年（1409年），明zf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管辖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的广大地区。从永乐九年（1411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成祖及宣德皇帝先后派遣太监亦失哈等多次巡视奴儿干地区，并在特林修建永宁寺，先后立有《敕修永宁寺记》和《重建永宁寺记》两块石碑，记述了奴儿干都司创建的经过及亦失哈等来此巡视的情形。可见明朝对于东北地区也一直进行着管辖的。

揭开神秘的西域(下)

古代的蒙古人最早信仰萨满教。萨满教崇拜神灵，把世界分为三种：天堂在上,诸神居之；地为之中,人类居之；地狱在下，恶魔居之。而掌教的巫师则宣称自己集万能于一身，除了能役使鬼魅为人祛除灾难外，还能占卜吉凶，预言祸福。他主持传统仪式，代氏族成员求儿、求女、求五谷丰登、人畜两旺，为氏族成员治病等。在早期，则参与解决部落的重大疑难问题，直至决定首领的继承，战争与和平等。成吉思汗就曾设置“别乞”（教长）,专门管理萨满事务。

17世纪以后黄教虽然传入蒙古地区，但萨满教的遗迹在蒙古人的生活中仍然保存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祭天:祭腾格里（天）是各种祭祀活动中最重yào

的一种，在山丘等高处立木头或石堆等标记，以此代表“腾格里”。在每年春秋两季进行祭祀。立标的山丘被视作禁地，这是蒙古人中最普遍的祭天形式。祭天分红祭与白祭。红祭时用整羊或羊的心脏。随着黄教的广泛传播，红祭逐渐被废除，改为白祭。白祭主要指的是以酒和奶制品来祭祀。此外，祭天时指定一只羊为“供品”，但不把它宰杀，给戴上“色得尔”（表示神圣的记号，即给羊脖子上拴上彩色布条）后给天磕头。戴“色得尔”的羊是神圣的，是腾格里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冒犯，不得宰杀，直至它自然死去。

祭地:祭地也是蒙古人自然崇拜的一种。蒙古人有“天父地母”之说,认为大地上有名的山川和奇特的草木都有自己的主神。蒙古人把鲜奶和奶酒每天早晨酹向所在地的山巅，表示致祭。蒙古人非常崇敬具有奇特形状和颜色的山崖、丘陵山及温泉，认为那里有精灵居住，因此祭祀它们的同时,又禁止人们在那里砍柴，杀生和动土。

祭敖包:这是蒙古民间最普遍的一种祭祀活动。敖包是草原上习见的供人祭祀的山堆,顶上要插柳枝为丛，立竿为柱。“垒石成山”,“视之为神”，它是山神、地神及游牧民族保护神的化身，是萨满教原始崇拜的典型。祭祀时间一般在农历5-7月,祭礼仪式一般由扎萨克喇嘛、王公贵族主持。喇嘛要焚香颂经。而每一过路人都在敖包上面放石子或随手拾到的东西，同时乞灵于被假想在那里的神。过路人边祷告放石敖包上面，边伸手向前乞求保佑一路旅行平安。

祭火:祭火也是蒙古族最古老的祭典之一。在新疆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至今还保留着一些遗迹。在节日喜庆、婚丧大事上祭天、祭地之一就要祭火。点灯节（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就是祭火的一种表现，是典型的黄教活动中渗合着萨满教遗迹的表现。

“萨满”一词源自通古斯语Jdamman，意指兴奋的人、激动的人或壮烈的人，为萨满教巫师即跳神之人的专称，也被理解为这些氏族中萨满之神的代理人和化身。萨满一般分为职业萨满和家庭萨满，前者为整个部落、村或屯之萨满教的首领，负责全族跳神活动；后者则是家庭中的女成员，主持家庭跳神活动。萨满，被称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他可以将人的祈求、愿望转达给神，也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给人。萨满企图以各种精神方式掌握超级生命形态的秘密和能力，获取这些秘密和神灵力量是萨满的一种生命实践内容。

明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新旧并存并且复杂多样，既有古老的图腾崇拜，又有原始的萨满教；既有蒙元时代颇为流行的景教信仰，又有西域回回人信奉的伊斯兰教。至于蒙古人在16世纪末叶第二次改宗，引进藏传佛教新兴的一支格鲁派黄教后，黄教成为明代蒙古人的主要宗教信仰。

一、马儿古儿吉思可汗的景教信仰及相关事迹北元蒙古大汗兀客克图合罕马儿古儿吉思（keg-tüqaγanMargürgis），太松可汗脱脱不花之幼子。马儿古儿吉思，明代汉籍又译作麻儿可儿、马儿可儿吉思、麦儿苦儿吉思、马儿苦儿吉思、马可古儿吉思等。萨冈彻辰《蒙古源流》中说，这位可汗名来自佚名《黄史》。keg-tü，意为“坐在驮箱里的”，因年龄幼小当出征时放在驮箱里而出名。明朝人从这位可汗开始称年幼的蒙古大汗为“小王子”。

关于马儿古儿吉思这个蒙古可汗的名字，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早已指出：“其名即叙利亚语‘圣乔治（SaintGeorge）’之谓也。叙利亚语为景教（NestorianChristianity）之公用语。由此可证该教之遗脉于十五世纪尚存于蒙古。”①杨绍猷先生说：“景教也没有在蒙古绝迹，马可古儿吉思（乌珂克图汗）的得名亦与景教有关。”②乌兰援引法国汉学大师、大蒙古学家伯希和的结论，进一步解释说：“Margürgis，来源于叙利亚语，Mar是聂斯脱里派基督教教职名，gürgis原音为Giwargis（相当于英语中常见的George——乔治），转为突厥语和蒙古语的Krgüs或Grgüs，再转为Kürgis或Gürgis。”③马儿古儿吉思可汗是北元蒙古大汗中惟一一位信仰景教④的人。这说明元朝灭亡后，在退回到草原的蒙古人中，仍然有人在信奉景教。两《黄金史》（即佚名《黄金史》和罗桑丹津《黄金史》，下同）对这位大汗的事迹记载很简略。佚名《黄史》说，瓦剌的首领也先因内讧死后，太松可汗的小哈屯萨睦尔太后拥立他即位，后被成吉思汗之弟哈赤温后裔多豁郎台吉（Doγolangtayii）所弑杀。萨冈彻辰《蒙古源流》此段内容基本上来自佚名《黄史》，但说多豁郎台吉为doloγantümed之人，即相当于汉籍的多罗土蛮（即七土默特）部人。此人即明代汉籍的瘸太子或瘸王子。

据《明实录》载，马儿古儿吉思可汗在位12年，即从明景泰六年（1455）到成化二年（1466）。据17世纪蒙古文史书，他是由哈剌嗔（Qarain，清译喀喇沁）部的孛来太师拥立的。据明代汉籍可知，孛来杀死瓦剌强酋阿剌知院之后自任太师，并拥立马儿古儿吉思为可汗。他与另一位东蒙古的强臣别里古台后裔毛里孩王相争，把持马儿古儿吉思可汗时期的朝政长达10年之久。他在明成化元年（1465）十一月为毛里孩王所杀。⑤两《黄金史》所记马儿古儿吉思可汗的在位年与《明实录》的记载出入不大。⑥佚名《黄史》、萨冈彻辰《蒙古源流》所说他被多豁郎台吉所杀与明代汉籍中所记他为孛来、瘸太子二人所害相符。

二、瓦剌异姓贵族的伊斯兰化17世纪蒙古文史书中记载的巴秃剌丞相（Batulaingseng），蒙古学界一般认为即明代汉籍中记载的马哈木（此名系阿拉伯文Muhamud或Mahmūd，回回穆斯林常用男性经名，意为“被赞颂的”），而阿速惕人阿鲁台太师（Aruγtaitayii），即明代汉籍中记载的东蒙古强臣阿鲁台；阿台可汗（Ataiqaγan）即明代汉籍中记载的阿台。蒙古文史书又说，巴秃剌丞相之子为巴黑木。乌兰在其《〈蒙古源流〉研究》一书中指出，霍渥斯、和田清、伯希和等多数学者都认为巴黑木即马哈木的同音异译，而《蒙古源流》误为马哈木之子脱欢的原名。⑦蒙古文史书还记载了也先、太松可汗（即明代汉籍的脱脱不花或不花可汗）手下的不少大头目。如阿剌帖木儿丞相（Alaγtemüringseng）、阿卜都拉·彻辰（AbdulaSeen）、阿把巴乞儿·大同（AbaborgiDaitong）等等。

蒙古文史书以神话故事的形式记载了瓦剌首领也先与太松可汗交战前双方对峙的阵容，提到了不少重yào

人物。⑧这些人物并非虚构，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一点蒙、汉文史书能够相印证。著名蒙古学家伯希和较早注意到蒙古文史书所提的一些瓦剌人名，谈到Sadula和AbdulaSeen等人，并指出《蒙古源流》的AbdulaSeen是穆斯林人名，应写作阿卜都拉·彻辰。⑨这里Seen是蒙古语，意为聪明、智慧，而阿卜都拉即阿拉伯语Abdallāh或Abdullah，一般音译作阿卜杜拉，系伊斯兰教徒常用男性经名，意为“真主之仆”。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文献史料也常见此名，按元代译音惯例，此名多作“阿都剌”或“暗都剌”。瓦剌的异姓贵族权臣也先，就是借助这位阿卜都拉·彻辰的出谋划策，挑拨太松可汗（脱脱不花）与阿黑巴儿只吉囊两人的关系，因而打败了太松可汗并诱杀了阿黑巴儿只吉囊。这样也先为篡夺蒙古大汗的宝座扫清了障碍。

宝音德力根据《明实录》所记受到明廷赏赐的脱脱不花可汗和瓦剌首领也先所部的人员名单，对这些人物做了一些考订。其中Esentayii即也先太师；Alaγtemür即明代汉籍中记载的阿剌知院；Abdura，在佚名《黄史》中作Abdula，姓帖良兀惕或帖良兀思氏（Telenggüd或Telenggüs），此人当即《明英宗实录》正统四年（1439）正月名单中的“大夫阿都剌”；Sadula就是明正统四年（1439）正月名单中的“平章撒都拉”，十年（1445）正月名单中的“大夫撒都剌”，此名也是伊斯兰教徒常用男性经名；Egetei可能就是日后背叛也先、送伯颜猛可孛罗忽吉囊（Bayanmngkebolquinong）到东蒙古的getei太保。AbaborgiDaitong应连读，他（即阿把巴乞儿·大同）就是也先之弟大同王阿把巴乞儿。⑩可见AbaborgiDaitong应指一个人，其中Daitong与大同对音完全相符，是职官名“大同王”的省略，而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则将其译为“阿巴布尔吉、泰东”，显然把“大同王”的“大同”，即Daitong这个职官名误为人名，这样把大同王阿把巴乞儿一个人误为阿巴布尔吉、泰东两个人名。(11)Ababorgi是阿拉伯文AbūBakr（译音无定字，元代有时音译作“阿不别克儿”，这与《明实录》的“阿把巴乞儿”这个音译相似）的蒙古语读法，意为“幼驼之父”或“穆圣的伙伴”。该名是穆斯林常用男性经名。

瓦剌统治集团中有如此多的人取用穆斯林常用男性经名，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从瓦剌的首领也先之祖父马哈木和其弟大同王阿把巴乞儿以及其孙亦卜剌因（或作亦不剌）也采用穆斯林常用男性经名来看，也先家族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不在少数。

三、西部部落出身的癿加思兰、亦思马因、亦卜剌（亦卜剌因）等人的伊斯兰化17世纪蒙古文史书记载了癿加思兰、亦思马因、亦卜剌因等人的出身部落。《蒙古源流》说，癿加思兰为Oyirad人，又说是Uyiγud人。罗桑丹津《黄金史》作Uyiγud人。佚名《黄金史纲》作Oyirad人。明代汉籍称他为族属故居哈密北山的野乜克力部。

蒙古学界早就认定明代汉籍中的癿加思兰，即17世纪诸蒙古文史书所称之伯格哷森太师。就癿加思兰的出身部落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争议。日本学者和田清认为癿加思兰是住地在哈密北山一带的野乜克力人。珠荣嘎认为野乜克力是oigur（斡亦古尔）的异读onigur（斡尼古尔）的音译，oigud（斡亦古特）或畏亦忽惕（委兀惕）则是oigur（斡亦古尔）的复数。(12)宝音德力根认为蒙、汉文史籍把乜克力人记为畏兀特（Uiγud）、委兀慎（Uiγurin），是因为当时的蒙古人视乜克力人为畏兀儿化的蒙古人。(13)据伯希和研究，癿加思兰可能是突厥语名称Bg-Arslan，似可音译作伯克·阿儿思兰。癿加思兰，《明实录》天顺四年（1460）春正月己丑条又作伯阿儿思兰王。和田清已指出伯阿儿思兰即癿加思兰的异译。阿儿思兰（Arslan）是突厥语狮子的意思，见于畏兀儿各国的王号中。(14)癿加思兰拥有阿儿思兰王这个特殊王号，这就意味着此人已经突厥化。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中国古代西域的历史，从原来信奉佛教的西域古国一变而为穆斯林国家的历史变迁中不难发xiàn

这方面的例子。这里以信奉佛教的西域古龟兹国白氏王朝为例，该王朝灭亡后，“其新国主有可汗（Kagan）及师（应作“狮”字——引者）子王（Arslan）之号，显已完全遵从突厥风习。”(15)伯克（bek或beg），突厥语音译称号，其原意为“首领”、“统治者”、“王公”。Bg一字元代译为别、伯、卑、毕，后世译作“伯克”，新疆维吾尔等族今尚沿用。意为“贵族”。(16)在16—17世纪，掌握一定军队的游牧军事贵族或其他实力人物往往称为伯克，意为“军事长官”、“将军”，与波斯—阿拉伯语称号“异密”（emir，突厥语，意为“那颜”即长官。阿拉伯语mīr即来自于此，音译作“艾米尔”，意为“领袖”、“王子”、“领导者”、“官员”）相同。总之，癿加思兰采用“伯”或“伯克”这一军事官名称号，足以表明他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另外，明代汉籍称他与其族弟亦思马因（I**ail的译音）同属于居住在哈密北山一带的野乜克力人。众所周知，出自同一部落的其族弟亦思马因之名是个典型的穆斯林名字。由此推测癿加思兰同样信奉伊斯兰教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结合蒙、汉文史料记载可知，癿加思兰以女（17世纪蒙古文史书称其女名为yekeqabartuünggen，音译作也可·哈巴尔图中根，意为“大鼻子”中根哈屯）妻东蒙古的满都鲁可汗，自任太师专权，曾一度独断专行不可一世，最后被其族弟亦思马因和满官嗔（Mongγolin，又音码译作蒙郭勒津）部的脱**等人所杀。

揭开神秘的西域(续)

17世纪蒙古文史书把亦思马因、亦卜剌二人统统称为Uyiγud人。因亦思马因是应绍不的首领，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又称他为应绍不Yüngiyebü人。亦思马因太师，萨冈彻辰《蒙古源流》作I**antayii，佚名《黄金史纲》作I**al，罗桑丹津《黄金史》作I**al或Smal。此名是一个伊斯兰教名字，原形为I**ail，即阿拉伯文I**ā’īI，一般音译作“伊斯玛仪”、“易司马仪”、“以实玛利”。原为伊斯兰教圣人的名字，后来成为伊斯兰教徒穆斯林常用男性经名。此人即明代汉籍中明成化年间出现的亦思马因，此名在明代汉籍中有时倒误为“亦马思因”或“马亦思因”。

前文我们已交待了他与强酋癿加思兰同为哈密北山野乜力人。据17世纪蒙古文史书记载，他很可能参与了与满都鲁可汗、癿加思兰太师等人合伙驱逐伯颜猛可孛罗忽吉囊（Bayanmngkebolquinong）的行动。同时，他还抢走并强行娶了伯颜猛可孛罗忽吉囊之妻，即达延汗之母锡吉尔太后。1479年，他与满官嗔土蛮（蒙郭勒津土默特，Mongγolintümed）的首领脱**一起杀死了癿加思兰太师，成为应绍不的首领并继任太师。瞿九思的《万历武功录》、佚名《北虏世系》等明代汉籍记载，他曾拥立明代蒙古中兴之主著名的把秃猛可达延汗。

据明代汉籍的记载，1483年达延汗亲自率兵攻打亦思马因太师，亦思马因太师败走。(17)成书晚于汉籍的诸蒙古文史书以故事化的形式记述脱火赤少师（Toγoiigüi营救锡吉尔太后，射杀亦思马因太师的事迹。）(18)17世纪蒙古文史书中的Ibaraitayii，即明代汉籍中的“亦不剌”、“亦卜剌”或“亦卜剌因”。乌兰指出在汉籍中此人又作亦不剌因、亦孛来、倚巴、尾巴儿等。这些译名都是伊斯兰教名Ibrahim的不同音译。(19)伊斯兰教名Ibrahim，即阿拉伯语Ibrāhīm，一般译为“伊布拉欣”或“易卜拉欣”，系《古兰经》故事人物即伊斯兰教圣人的名字，是伊斯兰教徒常用男性经名。易卜拉欣与长子易司马仪同被阿拉伯民族奉为祖先。多数学者认为此名即《圣经》中的“亚伯拉罕”或“亚巴辣罕”（希伯来文‘Abhrāhām），原意为“万民之父”，犹太教、基督教《圣经》中犹太人的始祖。日本学者间野英二认为亦不剌是也先太师之孙，即也先之子AmaSani太师之子。(20)宝音德力根采用此说并认为亦不剌是伊斯兰化的瓦剌人。(21)乌兰认为他的出身也是野乜克力人，蒙古人视野乜克力为畏兀儿，所以称他为畏兀儿人。(22)四、阿黑巴儿只吉囊（Aγbariinong的相关事迹及其伊斯兰化此人是明代蒙古史上著名的伯颜猛可孛罗忽吉囊（Bayanmngkebolquinong）之祖父，哈剌苦出台吉之父。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指出，“吉囊”封号来自元代的“晋王”。(23)17世纪蒙古编年史大多都记述了当也先与太松可汗（脱脱不花）决战时，阿黑巴儿只吉囊背叛其兄太松可汗投降瓦剌，导致太松可汗兵败身殆的历史事件。

据佚名《黄金史纲》载，阿黑巴儿只吉囊与其兄太松可汗，因争夺阿剌黑出惕Alγiγud部的名为伊纳克察罕（Inaγaγan）的人而产生不和。太松可汗听信伊纳克察罕的挑拨，从阿黑巴儿只吉囊手中夺走了此人。于是阿黑巴儿只吉囊派两名部下阿儿秃厮（清译鄂尔多斯）部的哈丹帖木儿（Qadantemür）与应绍不（清译永谢布）部的诺该帖木儿（Nekeitemür）到也先处谈判，遂投靠了瓦剌。萨冈彻辰《蒙古源流》的记述与此有所不同：在太松可汗与也先交战时，瓦剌的阿卜都剌·彻辰在太松可汗与阿黑巴儿只吉囊之间挑拨。阿黑巴儿只吉囊听其言说：“阿卜都剌的那番话说得对，而且切实。我的合罕哥哥从前封我为吉囊，派我到右翼万户去的时候，只给我骑了一匹瞎眼的黑公驼，送我走。在这次远征中［又］抢走了我的仆从阿剌黑出惕人察罕……”(24)诸蒙古文史书说，阿黑巴儿只吉囊后被瓦剌的贵族首领也先等人谋杀，其子哈剌苦出台吉（也先之婿）仅一人幸免逃脱，逃至遥远的托克马克地方，(25)也被当地部落的首领杀害。

阿黑巴儿只吉囊，即明代汉籍于谦《少保于公奏议》中的阿八丁王或哈巴［丁］（原文脱漏此“丁”字，这里系笔者所加）王。(26)阿八丁王杀脱脱不花人马并投靠瓦剌头目也先，与蒙古文史书有关阿黑巴儿只吉囊的记载颇为相合。

阿黑巴儿只或阿黑巴儿斤（17世纪蒙古文史书，如佚名《黄史》、萨冈彻辰《蒙古源流》作Aγbari或Aγbari，佚名《黄金史纲》作Aγbarin，罗桑丹津《黄金史》作Abkerin或Aγbarin这里的Abkerin，很显然就是Aγbarin的倒误），此名系伊斯兰教徒常用男性经名，即阿拉伯文名Akbar-din。Akbar，阿拉伯语，一般音译作“阿克巴尔”或“艾克拜热”，义为“最伟大”。Dīn，即可拉丁文转写或注音为Din，阿拉伯语，一般音译作“丁”或“迪尼”，多为教名尾音，义为“宗教”或“宗教的”。也就是说Akbar-din，这个阿拉伯语名字，意为“最伟大的宗教”。

Din和in在发音上有语音交替现象，那么，Akbar-din就等于Aγbarin。这里需yào

说明的是，在古蒙古语中d、两个辅音的读音有语音交替现象，因此可以相互通用。例如：《元朝秘史》第40节说，札木合出自札答阑氏，其始祖札只剌歹airatai，又写作札答剌歹adaratai。据《元朝秘史》第257节，蒙古史上著名的撒儿讨温远征即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时出现的回回王札剌勒丁·莎勒坛soltan或alaldinsultan（又音译札阑丁算端，阿拉伯文Jalalad-Dinsultan，花剌子模国王阿剌丁·马合谋的长子）的名字，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写作alildunsultanqaγan，(27)旧译即清译本音译作扎里雅特苏勒德汗或扎里雅特之苏勒德汗，新译即乌兰译文作札阑丁·算滩国王，(28)而罗桑丹津《黄金史》则写作ilainsultanqaγan或作ilainisultanqaγan。(29)在古蒙古语中此宾格助词-i就等于蒙古语属格助词-u，这里表示领属关系。蒙古文的和两个字母的词中形因字形相近而在古抄本中时常相混，可以表示、之音，同时也可以表示、之音。例如：著名的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之孛儿只斤氏可作Borigin，又写作Borigin。阿黑巴儿只吉囊的名字，在17世纪蒙古文史籍中作Aγbari，又作Aγbarigin、Aγbar或Abkerin。而Aγbarin，又可写作Aγbarin。那么，ilainsultanqaγan就等于ilainsultanqaγan。

显然，蒙古人把札剌勒丁·莎勒坛的名字alaldin又可读作ilain。不过这里罗桑丹津将a误作i，并且在原来人名alaldin一词中又脱漏了一个I音。基于以上辨异勘同及对音，似可得出将Akbar-din和Aγbarin二者可以视为同一个人名这一结论。至于蒙古文史书作阿黑巴儿只Aγbar或阿黑巴儿斤Aγbarin前者显然脱漏了蒙古语词尾n。而明代汉籍中的阿八丁王或哈巴〔丁〕王Qaγbar-din（汉籍有时脱漏“丁”字，作“哈巴王”，此字为笔者所加），也与蒙古文史书的Aγbari或Aγbarin完全可以勘同并能够对音，可视为同一个人名。

综上所述，阿黑巴儿只吉囊的阿拉伯文名字Aγbari，意为“最伟大的宗教”，这里无疑是指伊斯兰教。从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来看，它意味着除了对伊斯兰教的高度赞颂和敬仰之外，还包含着其信徒对所皈依的宗教的虔诚和向往。这就是说，这位蒙古太松可汗脱脱不花之弟，在东蒙古与瓦剌之间的斗争中，是一位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关键人物，很可能信奉伊斯兰教。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在明代蒙古相当盛行。这可能与当时的东西蒙古都深受伊斯兰教影响不无关系，否则无法解释身为蒙古大汗汗室（皇室）的重yào

成员之一，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的嫡裔，并且政治地位和权力仅次于大汗的东蒙古第二号人物inong“吉囊”，竟然起了一个穆斯林名字这一特殊现象。

以上仅仅根据现有的蒙、汉文文献史料的零散记载，初步探讨了明代蒙古人除黄教以外的宗教信仰问题。当然，这些文献史料提供的只是一些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教名性质的人名而已。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这种具有浓郁的宗教特色的人名进行辨异勘同和对音，尽可能精确地复原原来叙利亚语人名和阿拉伯文人名，揭示这些人名背后所隐藏的宗教信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蒙古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新旧并存和复杂多样的一面。除了这里提供的这些人名耐人寻味之外，至于更多的有关这些蒙古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细节，尚无从谈起，不得而知。明代东、西蒙古人中，特别是在其上层贵族首领当中，有很多穆斯林。然而他们的宗教生活、思想意识究竟是什么样子，因限于有关方面文献史料奇缺等客观条件，所知不详。实jì

上，这方面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确实不少。笔者觉得要做到较深入地研究和相对完整地勾勒出明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的真相及全貌，尚待更多新史料的发xiàn

和利用。

注释：

①［日］冈田英弘：《北元奉祀圣母玛利亚考》，《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台北1970年版。

②杨绍猷：《俺答汗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③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

④即基督教异端派别聂斯脱（托）里派Nestoriani**，蒙元时代蒙古语称其教士为Erkekün，其复数为Erkeküd，一般音译作也可温。据法国突厥学家哈密顿考证，“也里可温”一词源于希腊语αρχtγομ，拉丁语作archaon，本意为“领袖、缔造者”，元代回鹘和蒙古人借用来表示基督教。参见林梅村《英山毕昇碑与淮南摩尼教》一文，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⑤《明宪宗实录》，成化元年十一月辛未条。

⑥乌兰说按两《黄金史》，将1452年（壬申年）视为他的即位年，将1465年（乙酉年）视为卒年，其在位年数就是14年，这与《明实录》的12年（1455—1466）只差2年，只是卒年比明代汉籍所记要早1年。请参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334页。

⑦参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301页。

⑧宝力高校注《黄金史纲》第124—125页载：“（太松汗）与阿黑巴儿只吉囊二人盟会瓦剌于明安哈剌之地。瓦剌已先期到达明安哈刺……瓦剌的也先太师、阿卜都拉·扯臣、撒都剌、额格台、拜答剌，阿剌帖木儿、哈丹帖木儿、阿把巴乞儿大同、脱欢忽木赤、罗巴锡诸太师率领一千人马星夜兼程……掀动着寒风来。”，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⑨参见［法］伯希和著、耿昇译：《卡尔梅克史评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5页，注9巴伊图拉Baitula条。

⑩参见宝音德力根：《十五世纪前后蒙古政局部落诸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1997年），第37页。

⑾参见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⑿参见珠荣嘎：《“野乜克力”释——兼与和田清博士的“乜克力”即Mekrin说商榷》，卢明辉、余大钧、高文德编：《蒙古史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⒀参见宝音德力根：《十五世纪前后蒙古政局部落诸问题研究》，第74页。

⒁参见［日］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日文），东洋文库昭和34年版，第393页。

⒂［法］列维：《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法］谢阁兰、伯希和等著，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7页。

⒃参见韩儒林：《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01页。

⒄参见《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九年五月壬寅条。1486年明朝才得知“亦思马因已死的消息”（《明宪宗实录》，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壬申条）。

⒅参见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89—90页；罗桑丹津《黄金史》原件影印本，第161b—162b页，蒙古国国家出版社1990年版。和田清认为《蒙古源流》所载火鲁剌思部脱火赤少师或许是朵颜卫的脱火赤也未可知（参见［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4、351页）。胡日查亦持此说（参见胡日查：《有关朵颜卫者勒蔑家族史实》，《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⒆参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卷6，注释第8亦不剌因太师Ibaraitayii条。

⒇参见［日］间野英二：《十五世纪初期的蒙兀斯坦》（日文），《东洋史研究》23—1，1964年。

(21)参见宝音德力根：《十五世纪前后蒙古政局部落诸问题研究》，第78页。

(22)参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卷6，注释第8亦不剌因太师Ibarsi条。

(23)参见［日］冈田英弘：《达延汗六万户的起源》（日文），《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75年。

(24)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卷5，乌兰译文第75页。

(25)托克马克（ΤογmaγΤογmoγ），当即古碎叶城所在地的Tokmak，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汉译“托克玛克”。参见乌兰：《17世纪蒙古文史书中的若干地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

(26)和田清认为此阿八丁王或哈巴王是脱脱不花之弟阿黑巴儿只吉囊。参见该氏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7页。宝音德力根认为阿八丁王男哈剌苦出既是也先之婿，又是外甥。参见该氏《十五世纪前后蒙古政局部落诸问题研究》，第37页。

(27)参见萨冈彻辰：《蒙古源流》，那散巴勒珠尔合校本，内蒙古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184页。

(28)参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162—163页。

(29)参见罗桑丹津：《黄金史》，原件影印本，乌兰巴托蒙古国国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b—116a页。

茶马古道(上)

茶马古道是指存zài

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域称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mì

的旅游绝品线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川藏、滇藏两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到西亚、西非红海海岸。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地区、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yào

的贸易通道。普洱是茶马古道上独具优势的货物产地和中转集散地，具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在滇、川、藏“大三角”地带的丛林草莽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mì

的古道，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的“茶马古道”。其中丽江古城的拉市海附近是保存较完好的茶马古道遗址。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yào

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yào

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yì

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今天的香格里拉县）、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yào

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也有的学者认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yào

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zài

，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yào

的。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本文仅就川藏茶马古道论述，它道则非本文所及。

茶马古道中的滇、藏路线是：西双版纳-普洱-大理-丽江-德钦-察隅-邦达-林芝-拉萨。到达拉萨的茶叶，还经喜马拉雅山口运往印度加尔各达，大量行销欧亚，使得它逐渐成为一条国际大通道。这条国际大通道，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发挥了重yào

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yì

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zhì

茶马交yì

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yì

的先河。北宋时代，茶马交yì

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地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yào

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yì

市场的兴旺与繁荣。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yì

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yì

制度终止。

茶马交yì

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yì

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实jì

上就是一条地道的马帮之路。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100多公里；另一条路线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旬、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然后再经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国内路线全长3800多公里。

在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将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文明古道。在古道上是成千上万辛勤的马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用清悠的铃声和奔波的马蹄声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宁静，开辟了一条通往域外的经贸之路。在雪域高原奔波谋生的特殊经lì

，造就了他们讲信用、重义气的性格；锻炼了他们明辨是非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他们凭借自己的刚毅、勇敢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浇灌了一条通往茶马古道的生存之路、探险之路和人生之路。

[备注：久别的“学而远行”又免费的与各位读者见面，余仅希望大家在神游于《梦还楚留香》中的情节之时，能抽空闲暇下来，多去读读看看中国神州大地那浩瀚无垠的丰沃学识。]

茶马古道(中)

历史已经证明，茶马古道原本就是一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马帮每次踏上征程，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旅。

茶马古道的艰险超乎寻常，然而沿途壮丽的自然景观却可以激发人潜在的勇气、力量和忍耐，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从而衬托出人生的真义和伟大。不仅如此，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滇西北纳西族、白族、藏族等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沿途上，一些虔诚的艺术家在路边的岩石和玛尼堆绘制、雕刻了大量的佛陀、菩萨和高僧，还有神灵的动物、海螺、日月星辰等各种形象。

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艺术造型为古道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种精神上的神圣和庄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mì

的色彩。从久远的唐代开始，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的修通，历经岁月沧桑一千余年，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大走廊，连接着沿途各个民族，发展了当地经济，搞活了商品市场，促进了边贸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如今，在几千年前古人开创的茶马古道上，成群结队的马帮身影不见了，清脆悠扬的驼铃声远去了，远古飘来的茶草香气也消散了。然而，留印在茶马古道上的先人足迹和马蹄烙印，以及对远古千丝万缕的记忆，却幻化成华夏子孙一种崇高的民族创业精神。这种生生不息的拼搏奋斗精神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雕铸成一座座永恒的丰碑，千秋万代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荣耀与光辉。

●旧时，昌都沟通外地的人畜小道，是由人畜长期行走自然形成的。

●公元７世纪，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唐初，吐蕃南下，在中甸境内金沙江上架设铁桥，打通了滇藏往来的通道。

●宋代，“关陕尽失，无法交yì

”，茶马互市的主要市场转移到西南。

●元朝，大力开辟驿路、设置驿站。

●明朝继xù

加强驿道建设。

●清朝将西藏的邮驿机构改称“塘”，对塘站的管理更加严格细致。

●清末民初，茶商大增。

●抗日战争中后期，茶马古道成为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

●１９５０年前的昌都成为藏东的商贸中心。

●茶马古道历史线路主要有三条：即青藏线（唐著古道）、滇藏线和川藏线。

●滇藏线茶马古道出现在唐朝时期，它大致与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从今云南大理出发，北上至剑川，再北上到丽江，过铁桥城继xù

沿江北上，经锛子栏至聿赉城，前行到盐井，再沿澜沧江北上至马儿敢（今西藏芒康）。左贡，分两道前往西藏：一道经由八宿邦达、察雅到昌都；一道径直由八宿至波密，过林芝前往拉萨。

●历史上滇藏线茶马古道有三条道路：一条由内江鹤丽镇汛地塔城，经过崩子栏、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一条白剑川协汛地维西出发，经过阿得酋、再与上一条道路相合至西藏；一条由中甸出发，经过尼色落、贤岛、崩于栏、奴连夺、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其主要通道即与今滇藏线接近。

唐宋时期，内地输往藏区的茶叶主要是青藏道。从明代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川藏川茶道的兴起，促使川藏沿线商业城镇的兴起和西藏和内地的联系，川藏茶道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使外国势力再也无力把西藏从我国分离出去。

我国茶叶产于南方，北方和西北高寒地区都不产茶叶。四川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种茶、饮茶的发源地。秦汉以前，只有四川一带饮茶和有茶的商品生产。到唐代形成了我国盛产茶叶的局面，并从唐代开始，四川绵州、蜀州、邛州等地的茶叶，就从其它地区的茶叶流入西藏地区，开始了藏族人民饮茶的历史，出现了茶叶输往西藏的道路。

在唐代，青藏道是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往来的主要交通道。唐代吐蕃王朝对外扩张，除南线争夺南沼外几乎都是经青海地区，北线争夺河西、陇右、西线争夺安西四镇，东线争夺剑南、唐蕃之间的和亲、问聘等使臣往来，都是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逻些（今拉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也是经青海入藏。

总之，唐代中原与西藏地区的交通大道是青藏道而不是川藏道。唐代内地茶叶输往西藏的茶道自然是青藏道。随着吐蕃王朝的瓦解，宋代藏族地区处于分袭状态，青藏道已失去的军事要道和官道的作用。但自唐代茶叶传入藏区以后，茶叶所具有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使肉食ru饮的畜牧人民皆饮茶成风。西北各族纷纷在沿边卖马以购买茶叶，而宋朝为了获得战马，便决定在西北开展茶马贸易，出卖茶叶，购买战马。

北宋熙宁以后便在四川设置茶马司，将四川年产3000万斤茶叶的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地区设置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并规定名山茶只许每年买马不得它用，每年买马达15000匹以上。从而使青藏道由唐代的军事政治要道成为茶道。故《西藏志》的作者陈观浔说，唐宋以来，内地差旅主要由青藏道入藏，“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由此道”。

从明朝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早在宋元时期官府就在黎雅、碉门（今天全）等地与吐蕃等族开展茶马贸易，但数量较少，所卖茶叶只能供应当地少数民族食用。迄至明朝，zf规定于四川、陕西两省分别接待杂甘思及西藏的入贡使团，而明朝使臣亦分别由四川、陕西入藏。

由于明朝运往西北输入藏区的茶叶仅占全川产量的十分之一，即100万斤，支付在甘青藏区“差发马”所需茶叶，其余大部川茶，则由黎雅输入藏区。而西藏等地藏区僧俗首领向明廷朝贡的主要目的又是获取茶叶。因此，他们就纷纷从川藏道入贡。“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明太祖实录》卷251）。于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在四川设茶仓四所，“命四川布政使移文天全六番招讨司，将岁输茶课乃输碉门茶课司，余就地悉送新仓收贮，听商交yì

及与西蕃市马”天顺二年（1458）五年，明朝规定今后鸟思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又促使鸟思藏的贡使只得由川藏道入贡，不再由青藏的洮州路入贡。到成化二年（1470），明廷更明确规定鸟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和附近鸟思藏地方的藏区贡使均由四川路入贡。而明朝则在雅州、碉门设置茶马司、每年数百万斤茶叶输往康区转至鸟思藏，从而使茶道从康区延伸至西藏。而鸟思藏贡使的往来，又促进了茶道的畅通。于是由茶叶贸易开拓的川藏茶道同时成为官道，而取代了青藏道的地位。

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会合至拉萨的北路茶道。这条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萨的茶道，既是明清时期的川藏道，也是今天的川藏道。川藏道崎岖难行，开拓十分艰巨。

由雅安至康定运输茶叶，少部分靠骡马驮运，大部分靠人力搬运，称为“背背子”。行程按轻重而定，轻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2－30里。途中暂息，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背子歇气。杵头为铁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块上，天长日久，石上留下窝痕，至今犹清晰可见。从康定到拉萨，除跋山涉水之外，还要经过许多人烟稀少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辽阔的平原，要攀登陡削的岩壁，两马相逢，进退无路，只得双方协商作价，将瘦弱马匹丢入悬岩之下，而让对方马匹通过。要涉过汹涌泡哮的河流，巍峨的雪峰。长途运输，风雨侵袭，骡马驮牛，以草为饲，驮队均需自备武装自卫，携带幕帐随行。宿则架帐餐饮，每日行程仅20－30里。

茶马古道(下)

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气稀薄，气候变化莫测，民谚说：“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难的景况。川茶就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运至藏区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汉藏人民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开拓的。川藏茶道的开拓，也促进了川藏道沿线市镇的兴起。

大渡河畔被称为西炉门户的泸定，明末清初不过是区区“西番村落”，境属沈村，烹坝，为南路边茶入打箭炉的重yào

关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铁索桥。外地商人云集泸定经商。到宣统三年（1911）设为县治，1930年已有商贾30余家，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转输之地。

康定在元时尚是一片荒凉原野，关外各地及西藏等处商人运土产至此交换茶叶布匹，只得塔帐篷竖锅桩，权作住宿之处，明代才形成一个村落。随着藏汉贸易南移，逐渐发展成为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置打箭炉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打破，大批藏商越静宁山进入康区，大批的陕商和川商亦涌入康区。内外汉蕃，俱集市茶。这个因茶叶集市而兴起的城市，藏汉贸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时期，锅庄由13家发展48家，商业相当繁荣，成为西陲一大都市。

此外还有里塘、巴塘、道孚、炉霍、察木多（昌都）、松潘等地都是在清代茶道兴起而发展为商业城镇的。总之，川茶输藏是促进川藏交通开拓和川藏高原市镇兴起的重yào

因素。川藏线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它把我国内地同西藏地区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近代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再也无力把西藏从我国分离出去。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为了侵略西藏，就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yào

内容。

当时西藏人民为了国家利益，宁愿以高出印茶十来倍的价格购买川茶，而拒食印茶。西藏地方zf面临印茶销藏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更是竭力主张禁止印茶入藏。十三世**喇嘛还亲自出面向清廷呼吁，要求清朝zf配合行动，制止印度茶销藏。清朝四川总督刘秉璋更是主张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清廷奉命与英国谈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张荫棠从川藏茶利，汉藏经济，zf收税，以及茶农茶商利益考lǜ

，亦力主反对英国在西藏侵销印茶，保护川茶销藏。其后川督赵尔丰为了反对英帝侵略西藏，保卫边疆，则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制印茶。

公司改良茶种，整顿川茶，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打破边茶不出炉关的限制。并在里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川茶运往西藏。四川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内战，印茶乘机大量销入藏区，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进攻川边地区，四川与西藏发生军事冲突。双方的亲密联系有所削弱，唯川茶仍畅行于川藏之间。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川茶更成为一种“国防商品”，沟通内地与西藏的重yào

经济联系，并借此而增进了西藏地方zf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和汉藏民族团结。

马古道主要有三条线路：即青藏线（唐蕃古道）、滇藏线和川藏线，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青藏线兴起于唐朝时期，发展较早；而川藏线在后来的影响最大，最为知名。这三条道路都与昌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滇藏线和川藏线必须经过昌都，它们的发展是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的。

??滇藏线茶马古道出现在唐朝时期，它与吐蕃王朝向外扩张和对南诏的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公元６７８年，吐蕃势力进入云南西洱海北部地区。６８０年建立神川督都府，吐蕃在南诏设置官员，向白蛮、黑蛮征收赋税，摊派差役。双方的贸易也获得长足的发展，茶马贸易就是重yào

内容之一。南诏与吐蕃的交通路线大致与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从今云南大埋出发，北上至剑川，再北上到丽江，过铁桥城继xù

沿江北上，经锛子栏至聿赉城，前行到盐井，再沿澜沧江北上至马儿敢（今西藏芒康）、左贡，分两道前往西藏：一道经由八宿邦达、察雅到昌都；一道径直由八宿至波密，过林芝前往拉萨。

??历史上滇藏线茶马古道有三打道路：一条由内江鹤丽镇汛地塔城，经过崩子栏、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一条由剑川协汛地维西出发，经过阿得酋、再与上一条道路相合至西藏；一条由中甸出发，经过尼色落、贤岛、崩子栏、奴连夺、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其主要通道即与今滇蒇线接近。

??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的起点就是唐朝时期南诏政权的首府所有地大理。其中，大理、丽江、中甸、阿墩子（德钦）等地是茶马贸易十分重yào

的枢纽和市场。滇藏线茶马贸易的茶叶，以云南普洱的茶叶为主，也有来自四川和其他地方的茶叶。滇藏线茶马贸易有自己的特点，由云南内地的汉商把茶叶和其他物品转运到该地转销给当地的坐商或者西藏的贩运商人，又从当地坐商那里购买马匹或者其它牲畜、土特产品、药材，运至丽江、大理和昆明销售。西藏、川藏的藏商，大多换取以茶叶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和牦牛等。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yào

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yào

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xiàn

，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yào

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zài

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yào

的通道。

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yào

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yào

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

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yào

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xiàn

其自身的特点，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zài

广泛的联系和交流。

[备注：鉴于4月需得完成10万字的正文稿子任务，茶马古道未完结的内容，本人将会在空闲之余，持续补上，不尽之处，望请见谅！]

茶马古道(续一)

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荟萃的一个重yào

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xiàn

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zài

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xiàn

，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xiàn

。

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xiàn

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zài

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xiàn

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xiàn

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

我们知dào

，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yào

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yào

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xiàn

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

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

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lì

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dào

，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yào

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yào

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yào

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yào

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

【备注：为了以示抗议17K以怀疑“凑字数”的审视态度去评说拙作的更新情况，并取消全勤的资格。本人也就此同时决定暂断本月的VIP全勤更新计划，且暂无限制的继xù

延长下去。】

茶马古道(续二)

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

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1、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shào

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yào

的作用。

2、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yào

，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交yì

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yì

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⑩。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3、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yì

市场和驮队、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队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西藏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4、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饮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茶马古道:三种宗教的和谐相处三种宗教在康定和谐相处在中国西南，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大雪山中段，坐落着一个只有1.45平方公里的小城——康定。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起，小城内就形成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存的格局，１００多年的传教岁月中，始终和睦相处，成为美谈。清真寺现在的阿訇是３８岁的马泽志，他仍记得２００３年４月康定天主教堂新神甫李伦即位时，邀请他以及各个宗教的代表参加即位仪式时的热闹场面。

１６４６年，有回族人开始到康定谋生，现在，康定县城共有常住的穆斯林４００余人，在清真寺的隔壁，当地还专门修建了回民小学。７２岁的回族大妈陈凤云正在清真寺内为即将到来的“开斋节”做准bèi

，她有许多藏族朋友，有的信仰藏传佛教、有的信仰天主教，“我们的关系很好啊，都是很要好的朋友。”陈大妈说。据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宗教局副局长张建泉介shào

，他在康定从事宗教工作１５年，很少碰到各个宗教之间发生冲突。康定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在历史上曾是繁荣一时的商业贸易中心。７００年以来，藏商把从西藏带来的麝香、虫草、黄金、马匹带到康定，与内地商人带来的茶叶、丝绸进行交yì

。正是这种民族间贸易的兴盛，造就了各民族在康定的大融合。距离清真寺不到１００米的地方就是康定的天主教堂。１８６０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丁盛荣受罗马教廷之命赴西藏传教，途中受阻，返回康定，在康定北郊设堂传教，拉开天主教在康定的传教历史。现在，全县城３００多天主教信徒中，藏族信徒占到了２００人。天主教堂神甫李伦说：“虽然全县城３万多人口中信仰藏传佛教的人占到了绝大多数，但是当地zf积极保护信仰者较少的宗教，这里有很好的宗教信仰环境。”距离康定天主教堂约１５０多米的地方，是当地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安觉寺，已有３８０多年的历史。安觉寺的铁棒喇嘛汪甲告sù

记者，在康定，不管你是信仰藏传佛教也好，信仰伊斯兰教、天主教也好，大家都应该是平等和团结的。“如果其他宗教的信徒来到我们寺庙，我们也会热情向他介shào

。我们绝不会强迫任何人来信仰我们自己的宗教。”在安觉寺内，６５岁的藏族大妈次乃正在转经筒前转经，围着转经筒一圈又一圈，默默念经文。“我们信教是个人的观点，都是为了行善嘛。不同的宗教只不过观点不一样，但都是为了做好事。”次乃说。

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昌都地区蕴藏着三江并流、高山峡谷、神山圣水、地热温泉，野花遍地的牧场、炊烟袅袅的帐篷，以及古老的本教仪轨、藏传佛教寺庙塔林、年代久远的摩崖石刻、古色古香的巨型壁画，还有色彩斑斓的风土民情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茶马古道是昌都地区自然与人文旅游的一条重yào

线索，自然界奇观、人类文化遗产、古代民族风俗痕迹和数不清、道不尽的缠绵悱恻的故事大多流散在茶马古道上。它是历史的积淀，蕴藏着人们千百年来的活动痕迹和执着的向往。

★茶马古道穿过川、滇、甘、青和西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地带，是多民族生养藩息的地方，更是多民族演绎历史悲喜剧的大舞台，存zài

着永远发掘不尽的文化宝藏，值得人们追思和体味。

★茶马古道上的旅游是口归自然之旅，是人和自然和谐之旅，是都市人精神之旅，也是探险和发xiàn

之旅。

★茶马古道旅游开发是全方位的，首先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诸如交通和运输设施、满足食宿需yào

的宾馆饭店建设、用电用水和安全保障等，同时大力开发旅游产品，从而带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昌都地方的经济活起来。

现代茶马古道☆公里干线的修筑，替代了过去“茶马古道”的功能。

☆“两横一纵”的交通格局，基本形成“干”字形的现代“茶马古道”。

在专家学者眼中，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yì

。它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第五条通道，有着重yào

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然而，在专家眼中与“丝绸之路”同等重yào

的茶马古道，却在时光的荏苒中沉寂过许多年。随着现代化交通手段的日益发达，茶马古道早已被214、317、318国道所代替。

“在丝绸之路受到世界关注，被学者、专家们争相研究，并引发旅游热潮的时候；在丝绸之路已名满天下时，茶马古道却倍受冷落，默默地在深山密林之中。”专门研究茶马古道的专家木霁弘说，茶马古道的沉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它的僻远艰险也是衰落的重yào

原因。虽然沉寂多年，但今日茶马古道“热”起来并不是没有它的理由。

“茶马古道是中华民族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旅游爱好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木霁弘分析说，“古道本身的历史、文化韵味且不说，光是沿途村寨的地域、风光、民俗、文化差异，就能吸引不少人。”

“以茶文化为主要特点，茶马古道成为了一道文化风景线。”北京大学学者陈保亚告sù

记者，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如伴随茶马古道而生的马帮文化、藏茶文化、商贸文化，因茶马古道得以相互交融的民族文化……“现在，茶马古道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巴渝之都重庆府

鉴于后续故事情节的发展，将会触及到巴渝之都重庆府，是以作者于此，仅以本文对再接篇章作以详尽的铺垫。

首先咱们先对明朝的区域划分作个简单的了解。明朝时期，撤销元朝的行省之名，设司、府（州）、县（土州）三级区域制.府要比司（省）低一级。

明朝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使司，包括京师（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以上为北五省）、南京（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上为中五省）、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以上为南五省）。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终明一朝有府140，州193，县1138。而根据《明史·兵志二》记载，明有卫493，所359。此外，明还设置了介于省和府、县之间的道。道分为分守道和分巡道两种。明代并改元的路为府，以税粮多寡为划分标准。粮廿万石以上为上府。廿万以下十万以上为中府，十万以下为下府。

地方最大的一级称为“布政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

明朝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使司，包括京师（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以上为北五省）、南京（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上为中五省）、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以上为南五省）。

布政使司下一级别就是府，在下就是州，最后就是县，终明一朝有府140，州193，县1138。局部地方，省府之间还设有道，长官是道台。

明朝在重庆设立兵备道、重庆府、重庆卫，其辖区与今重庆直辖市地域大致相当，还包括今广安市的一部分。明神宗万历28年（1600年）李化龙总督湖广、四川、贵州军务，在重庆教场誓师讨伐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乱。明思宗崇祯17年（1644年）6月张献忠在重庆磔杀四川巡抚陈士奇。这些事实表明，明代总督和巡抚都曾驻重庆。

清代一省一巡抚，一省或数省设一总督，康熙元年（1662年）四川总督移驻重庆，康熙九年（1670）川湖总督移驻重庆，因此重庆可称为大区或省会首府。和明代总督李化龙一样，清代四川总督李国英驻重庆期间的总督署都在今渝中区较场口北面的石灰市新民街一带。

说到这里，不禁令作者想起一个民间传说故事起来。

话说一天,明太祖朱元璋想到宫外去了解一下民情,就穿着便衣走进了一家小酒店。他看见店堂内靠墙边上坐着个年轻人,一身读书人打扮,旁边还有好几个空座位。朱元璋径直走了过去,坐在书生的对面。他叫来了一些酒菜,隔着桌子跟这个书生一边吃喝一边说话。

朱元璋问他:“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书生看问话者一脸和气,便客气地回答说:“在下是重庆人。”朱元璋心下一寻思,便想了个上联,笑着对书生说:“我这里有个上联,你能对出个下联吗?”

“不知先生的上联是……”

“我这个上联是——千里为重(chóng),重山重水重庆府。”朱元璋以重庆的地理特点,用叠词的形式组成了一条上联。此联又是拆字联,前半句“千里为重”,“千”和“里”上下摞到一块,正好是一个“重”字;后半句说重庆府号称“山城”,被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正是“重山重水”。

书生听完朱元璋出的上联,心里不禁暗暗佩服:这联出得巧啊!他眼瞅着朱元璋,觉得对面这位客人虽说穿着一身百姓的衣服,可看他言谈举止却很不一般,显出一种大气和高贵。他听人说过,当今皇上常派人到民间明察暗访,变着法子整治人。我与这位先生素不相识,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我还是拣一些好听的说给他听吧!于是,他立即对出了下联:“一人成大,大邦大国大明君。”

开头半句把“一”和“人”字摞到一块,正好是个“大”字;下半句是夸国家和皇上的,说国家地盘大,明朝实力强,能领导这样国家的“一国之主”也一定很英明伟大。

朱元璋一听,心中大喜,可表面还得装很平静。他又稍坐了一会儿,见目的已经达到,便喜滋滋地喝了两口酒,道声“先生慢用,我告辞了”,就走出了酒店。

朱元璋离开不久,酒店门外就闯进一伙差役,大模大样地来到书生面前,说道:“你,别喝了,跟我们走一趟!”

“我怎么啦?为啥要跟你们走一趟?”书生大惑不解。

“去了你就明白了。走吧!”几个全副武装的差役根本不和他多说,只是不断催促。

满屋的顾客一看这阵势,全溜了。书生心里也“怦怦”乱跳——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呀。书生无可奈何,只得跟着差役走出酒店。

这书生被一帮差役带着,糊里糊涂地来到一个地方,后来才知dào

是到了皇宫。

原来,这伙人是朱元璋派来的,他要在皇宫里见见这位书生。书生惊魂未定,却见刚才坐在对面的客官一下子变成了皇帝,还笑呵呵地夸奖了他半天,又让人拿出好些金银宝物赏赐给他。书生晕晕乎乎地出了宫,脊梁骨还一个劲儿地冒冷气,心想:“我的天!要是刚才在酒店里稍不留神,说走了嘴,这会儿,说不定脑袋已不在我脖子上了!”

另择一个民间故事，此时道来与各位读者同享一番。

举案齐眉是指夫妻二人相敬如宾，恩爱非常，这是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和睦家庭关系。如果说这种事情发生在一般人家庭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里，妇女总是受到压迫，她们想不举案齐眉都不行．但如果说这种事情发生在公主与驸马间，可能就很难以置信了。因为公主多半是在宫里娇生惯养的主儿，出嫁以后更是倚仗着自己娘家的权势欺凌压迫驸马。一出“打金枝”，唱出了那个时代，受委屈压迫驸马的悲凉和愤nù

。

可好象明朝的公主基本上都是十足的贤妻良母，很少有欺压驸马的。其中明英宗的大女儿重庆公主就是举案齐眉的典范。

这位重庆公主也是相当显赫，她是英宗和周太后的女儿，她还有一个做皇帝的亲弟弟宪宗。也许是基因突变，这位公主与她骄横的父亲，能干富有心计的母亲，还有极度诡异的弟弟，性格迥异。她几乎体现了中国传统意义上贤妻良母的一切特征，孝顺，勤劳，守礼。

当然上天也自然不会亏待这位好公主的，上天赐给公主一个才子驸马。重庆公主的驸马名叫周景，字德彰，安阳人。明史上说他“好学能书”，也就是说很有学问且又擅长书法。据说英宗也非常喜欢周景，出去游幸的时候身边时常带着这个小才子。试想一下，英宗带着公主和周景到处游幸，两人可以说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后来，在天顺五年，英宗索性将重庆公主下嫁周景。

不久，岳父英宗去世，宪宗即位，他对姐姐和姐夫十分尊敬，下令由周景掌管宗人府。周景也不负圣望，处事精明能干，还居官清廉谨慎，除了作诗和书法别无所好。

重庆公主也不输自己的丈夫，她十分孝敬公婆，每逢年过节还去拜谒他们。作为出生宫廷的公主，她竟然还亲自为驸马做衣服，每次周景上早朝还早起为他做早饭．在仆役成群的公主府，公主亲自下厨做饭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所以明史上说“主之贤，近世未有也。”

这段缠绵的爱情终结在弘治八年，周景谢世，四年后，重庆公主也辞世了。在当时公主做寡妇很普遍的情况下，两人相继升遐，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后来，两人的儿子周贤作官也有十分好的名声，可见重庆公主不但相夫能干，教子也很有一套。称其为举案齐眉的典范当之无愧！

【鉴于“凑字数”一说，引得笔者近来心情十分的不畅。为了避免因此而创作出“衍生”的作品，笔者于此特暂停小说的VIP章节更新，并于此期间增加《正说明朝十六帝》一文，借花献佛地留予各位读者免费畅读，顺便也能令读者朋友们详尽地了解到小说故事后面的真zhèng

背景。余特此感谢“Tour村长”编文予以的贡献，同时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和各位读者朋友们一道，去感受那真zhèng

故事背后的故事。】

明朝十六帝(一)

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似乎没有谁比朱元璋出身更加低微、身世更加凄惨的。元朝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濠州钟离东乡（今安徽嘉山明祖陵县治明光镇北赵府村）一座破旧的二郎庙中。他的父母没有土地，是靠租种别人田地为生的佃农。他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取名重八，后来改名元璋，字国瑞。朱元璋小时候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没钱交学费，只好退学给人家放牛。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淮河流域灾害频发，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朱元璋的家里也遭受了灭顶之灾，他的父亲、母亲、大哥、大哥的儿子在这场灾难中相继去世，大嫂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家里只剩下他和二哥。虽然性命保住了，但是日子却实在没有办法过下去了，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二哥只好出外逃荒。朱元璋因为年纪小，到村子附近的皇觉寺出家做了和尚。因为寺中也没有余粮，朱元璋只做了几十天的和尚，便被打发出门，云游四方。直到至正八年（1348），朱元璋才又回到了皇觉寺。云游的几年间，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靠化缘度日，其实和讨饭也差不多。然而经过这几年云游的磨砺，朱元璋的视野大为开阔，人生阅历大为丰富。

走向巅峰。朱元璋的悲苦经lì

在当时社会中有相当的典型性，元朝残暴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无情压榨，使得农民的生活十分艰辛。官逼民反，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元末红巾军起义。之所以称为红巾军，是因为起义者头裹红巾。当时红巾军主要有刘福通、芝麻李、徐寿辉等数支队伍，各自为战。

朱元璋虽然身在寺庙中，但他显然是六根未净，不久就投身到了蓬勃兴起的农民起义Lang潮中。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由于皇觉寺被毁，又有友人来信相邀，朱元璋来到濠州城下，投奔了红巾军的郭子兴部，成了郭子兴的亲兵。他胆大机敏，作战勇敢，在红巾军中很快就崭露头角，逐渐升迁。郭子兴将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使他在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后来，朱元璋自己拉起人马，成为割据一方的枭雄，加入了群雄争霸的战团。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听从谋士的意见，攻下金陵（元代称集庆），作为稳固的根据地。他踌躇满志地对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当天就改集庆为应天府。

当时的形势依然严峻。张士诚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中心，发展势力。在以"布袋和尚"著称的彭莹玉战死后，起义军推举徐寿辉为首领。徐寿辉被推举只是因为相貌好，并没有才干，不久陈友谅控zhì

了这支队伍。刘福通于前一年迎韩林儿在安徽亳州建立龙凤政权，尊韩林儿为小明王，朱元璋接受他的册封，任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方国珍割据温州、台州等处。元朝的势力仍然强dà

，在起义军的四周都布有重兵。

朱元璋将陈友谅视为最大的威胁，因此制定了先击陈友谅的作战方针。陈友谅本来是个渔家子弟，身高体壮，练就一身好武艺，又略通文墨，曾在县衙作贴书。农民大起义爆fā

后，他投奔到了徐寿辉的天完政权下，后来取代了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大汉。陈友谅自恃兵多将广，直扑金陵而来。大敌当前，有人建议出降，有人提议奔踞钟山，朱元璋怒斥"主降及奔者可斩也"，军心始安。同时，他派胡大海骚扰陈友谅的后方，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是旧识的关系诈降，诱敌深入。陈友谅果然上当，中了朱元璋的埋伏，大败而归，朱元璋乘势夺得了江西的一些地方。至正二十三年（1363），双方于鄱阳湖展开生死大战。战斗十分激烈，长达36天，陈友谅中流矢而亡。朱元璋虽然损失惨重，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自称吴王，设百官司署，李善长、徐达为左右相国。

徐达像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张士诚控zhì

着南达绍兴、北抵徐州、西距濠州、颍州等地，这也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只是他庸碌无为，安逸自居，没有更大的野心。当朱元璋与陈友谅激战鄱阳湖，他竟然无动于衷，坐视朱元璋不断壮大，由此又可见朱元璋当年以陈友谅为劲敌而后攻张士诚的决策是正确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将，攻取淮河流域。次年八月，朱元璋再命徐达为大将军，统兵20万，直捣张士诚老巢，朱文忠攻杭州以为策应。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朱元璋攻破平江，张士诚束手被擒，后于金陵自缢身亡。

上权力顶峰的农民领袖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朱元璋部将朱亮祖攻取台州、温州。十一月，部将汤和下庆元（今浙江宁波），方国珍逃入海中，不久为廖永忠所败。方国珍走投无路，只好投降朱元璋。次年正月，汤和与廖永忠擒获陈友定，平定福建。同年，廖永忠、朱亮祖、杨璟等人攻取广东、广西。在平定东南之时，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命将北征蒙古，山东、河南随即而下，冯胜也攻克了潼关。

在轰轰烈烈的北伐中，朱元璋于1368年正月在金陵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这常遇春像个当初的放牛娃、小沙弥终于跃上了权力的巅峰。这里顺带提一下，朱元璋为何选定国号为大明呢？熟读金庸小说的人都知dào

《倚天屠龙记》，在这部武侠小说中，明教与元朝势不两立。而且，小说中有几位人物也与历史人物重合，比如颇有心计的朱元璋、勇猛忠信的常遇春，还有布袋和尚彭莹玉等人。那么朱元璋定国号是否真的与明教有关系？

按照吴晗的观点，"大明"的意义的确出于明教。明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唐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因其崇拜光明，所以又称明教。明教的教义是二宗三际，即他们认为统治世界的明暗两种力量，为明暗二宗；明暗两种力量相互斗争，经过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南京徐达墓段，为三际。明是光明，代表善和理；暗是黑暗，代表恶和欲。在初际阶段，还没有天地，明暗相互对立；中际阶段，暗占据优势地位，这时明王出世，经过斗争将黑暗赶走；后际阶段，明暗各归本位。明教对于那些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明教主张迎接明王出世，改变现状，相信不久以后人们会过上好日子。

元朝末年，明教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广大穷困农民间进行传教，准bèi

武装起义。当时明教的彭莹玉，在淮西传教，宣扬明王就要降世了，要信徒做好准bèi

。至元四年（1338），彭莹玉和他的徒弟周子旺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县）率众五千余人起事，虽遭镇压失败，但此后各地起义不断，而彭莹玉也在坚持斗争。河**山童也是重yào

的秘密宗教领袖，广招信徒，酝酿起事。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征发农民15万修黄河。韩山童派人预先在河道中埋下一个一只眼的石人，上面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字样。石人挖出后，人心不稳。韩山童认为时机成熟，联系刘福通等人准bèi

起事，推举韩山童为明王。事情泄露，韩山童被杀，其妻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逃脱。刘福通力战突围，后攻取颍州等地。各地闻风而动，接连起义，掀起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高潮。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朱元璋所在的郭子兴部，在郭子兴死后其子郭天叙受刘福通节制，所以朱元璋其实是小明王的部将。后来朱元璋势力强dà

，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到自己的军中，途中小明王在坐船时落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有史家认为，这可能是朱元璋安排的。

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承继小明王而来，"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据说这是刘基的主意。朱元璋手下的将领，不是出于淮西彭莹玉的教化，就是小明王的属下，大都是明教的教徒，因此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朱元璋就是明王降世，其他人都不具有合法性，社会上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这也有助于稳定人心。

明朝十六帝(二)

另外，明字代表着光明，分开是日、月二字，是十分吉祥的词汇，代表了大明王朝的神圣。值得注意的是，在朱元璋登基之后不久，为防止秘密教会危害自己的统治，他下旨禁止一切邪教，包括白莲教、弥勒教、明教等。

《太祖实录》所载北伐灭元战略确立国号后，朱元璋加速了统一的进程。洪武元年五月，他视察开封，部署北伐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七月，元顺帝北遁。徐达势如破竹，八月占领元朝国都大都（今北京），元朝的统治结束，历史进入了朱元璋的大明时代。随即徐达平定山西，次年收复陕西。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命汤和、傅友德南北夹击四川的夏政权明玉珍，于七月平定四川。朱元璋几次招降云南未得，于洪武十四年（1381）派傅友德、蓝玉、沐英征讨，亲自制定进军路线。平定云南后，朱元璋留沐英世守云南，直到明朝灭亡。洪武二十年（1387），他派傅友德、蓝玉击败纳哈出，逐步统一了东北。至此，朱元璋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成功秘诀。从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军，到他在金陵称帝，用了17年的时间。在当时所处的年代，群雄竞起，逐鹿中原，先后出现了天完、龙凤、大周、大汉、夏、吴等诸多政权，然而却是后起的朱元璋完成了一统帝业。是什么因素让朱元璋笑到了最后，实现了天壤之别的巨大飞跃？

首先，这要归功于朱元璋卓越的个人能力和坚毅果决的性格魅力。幼年艰辛的生活造就了他坚强刚毅的性格，云游僧的经lì

开拓了他的眼界，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了解。他投奔郭子兴没有太祖像多久，因为英勇机敏，就被提升为九夫长，并被郭子兴赏识，将养女马氏嫁给他，由此在义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当彭大、赵君用失利逃到濠州，鸠占鹊巢，矛盾加剧，郭子兴被赵君用囚禁时，郭子兴的部将，甚至他的儿子都躲匿起来，没有人敢站出来救郭子兴。正是朱元璋从前线赶回来，利用彭大和赵君用之间的矛盾，夜访彭大，陈说利害关系，劝说彭大出兵，才将郭子兴解救出来，当时他参军刚刚六个月。这种临危不乱、果敢机智的素质，是他超出常人的地方，也是他终成大业的重yào

原因。后来，不断壮大的朱元璋引起了郭子兴的猜忌，逐渐被排挤，有时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不过，这对于在贫困中成长起来的朱元璋不算什么，他在忍耐中等待机会。不久，在强dà

敌人的压迫下，郭子兴不得不请朱元璋帮zhù

他谋划统筹。在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掌握了这支队伍。短短3年间，朱元璋就从普通一兵摇身一变成为拥兵10万的大元帅。

朱元璋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虚心好学，喜欢结纳儒士。他先后网罗了冯胜、陶安、刘基、朱升等一大批儒雅之士，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他还经常与这些人一起讨论，谈古论今，分析时势，请他们帮zhù

出谋划策。通过与儒士的交往讨论，朱元璋的个人素质得到了提升，眼界更加开阔，对他最终夺得江山有很大的帮zhù

。朱元璋勤奋好学，在打仗的间隙也不忘记读书学习。这个习惯在立国后也没有改变，特意命人在奉天门建文渊阁，收藏经史子集，设置若干名大学士，自己经常抽空去那里，"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批阅，终日忘倦"。他特别喜南京李文忠墓欢读史书，尤其留意历代兴亡的经验教xùn

，时常引以为戒。经过多年的自学，朱元璋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太祖高皇帝在军中喜阅经史，操笔成文，雄浑如玄化自然"。朱元璋对此也颇为自诩，"我起草野，未尝师授，然读书成文，涣然理顺，岂非天生耶？"天生恐怕未必，不过与他的后天努力是分不开的。在读《尚书》时，他发xiàn

各家注释不同，特意命宿儒订正，著有《御注洪范》，这可以算作是他的学术成果。

其次，朱元璋善于网罗人才，在他身边聚集了大批文臣武将，为他夺得江山立有赫赫功勋。他手下的李善长、徐达、汤和、耿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等人都是他的同乡，对他忠心耿耿，出生入死。朱元璋注重"文武相资"，认为开创帝业好似构筑大厦，武臣似"斧斤"，剪伐砍削；文臣如"黝垩（ｙǒｕè）"，藻绘粉饰，二者偏废则难以有成。因此，他很重视招揽儒士，听取他们的建议。正是在陶安、冯胜的建议下，朱元璋攻取金陵，东征西讨，成就帝王之业。攻取徽州后，他亲自上门拜访朱升，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并坚决加以执行，因此能够在群雄先后称帝时韬光养晦，保全实力，逐步发展壮大。

还有，朱元璋的夫人马氏，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脚马皇后，是他完成帝业的坚强后盾和贤内助。马皇后是安徽宿县人，她的父亲和郭子兴友善，临死前将她托付给郭子兴，收为义女，郭子兴将她许配给了朱元璋。后来郭子兴听信谗言，猜忌朱元璋，将他关押起来，恰巧当年收成不好，朱元璋时常挨饿。为此马氏曾偷偷将滚热的烧饼藏在衣服内给他送去，结果烫伤了皮肉，可谓是患难夫妻见真情。她在二人中间调和，终使嫌隙得释。连年激战之时，马氏带领将士的妻子制军鞋战袍，鼓舞士气。当陈友谅率军猛扑而来的时候，她又将后宫的财物捐献出来，奖赏前方作战的将士。朱元璋后来杀戮渐重，无人敢劝，马皇后时而劝谏，因此很多人得以保全。有人传言参军郭景祥的儿子想要杀父，朱元璋要杀掉他。马皇后劝说道："景祥止一子，人言或不实，杀之恐绝其后。"这样朱元璋才没有下旨，后来经过调查，果然是冤枉。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马皇后病重，自知难以治愈，对朱元璋说："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担心朱元璋迁怒于医生，竟然执意不许太医治疗。当月，马皇后就去世了，年仅51岁。朱元璋对于马皇后的去世，非常悲痛，久久不能释怀，从此再也没有立后。朱元璋的晚年生活十分孤寂，脾气很大，盛怒之下再也无人敢劝。假设马皇后能多陪伴他一段时间，朱元璋也许就不会杀戮过重。

大权独揽：历史上少有的强势皇帝朱元璋起自布衣，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使他比较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正是由于权威下移，君主为臣下所蒙蔽，不了解民情，政策也得不到坚决贯彻。朱元璋常常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政治体制，确保不会出现主荒臣专的局面。

改革政治体制。在明代以前，历朝大体上沿用秦始皇所创立的君主之下设宰相辅政的政治体制框架，只是相权的形式和职权的大小略有不同。明朝初年，也基本沿用汉唐旧制，直接承太祖像袭元朝旧制，在中央设三大府：中书省，下统六部，职掌行政事务；大都督府，统管军事；御史台，职掌监察事务。地方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总管地方事务。但朱元璋对此很不满yì

，他亲自设计、制定了几项重yào

的政治制度，对以往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

他首先从地方机构改革着手。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设立承宣bù

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行政、司法、军事权力，三者地位平等，互不统摄洪武刻本《皇明祖训》，向中央负责。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增设云南布政使司。

而朱元璋更为关心的是中央机构的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他借口胡惟庸谋反，趁机宣bù

撤销中书省，不设丞相，提高六部职权，分掌天下事务，直接向皇帝汇报。"罢宰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朱元璋惟恐后世子孙不理解自己的苦心，特意在《祖训》中明文规定不许变乱旧章："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同时将掌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改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分领所属都司卫所部队，但无权调兵，就如同咱们现在所说的“有名无实”一般。

明朝十六帝(三)

朱元璋进行上述变革和调整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强化君权，主要手法是分化、弱化大臣之权，他对地方行省、中书省和大都督所作的一系列变革莫不如是。朱元璋罢丞相，是对一千多年中央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不设丞相，六部直接将全国政务奏请皇帝裁决，实jì

上是皇帝兼行相权。皇帝不得不处理更多的政务，据说朱元璋每天要看200多份奏章，处理400多件政事，相当辛苦。由此，zhuanzhi主义皇权到了朱元璋手中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他也成为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皇帝之一。不过，如此高度集中的皇权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明代中后期皇帝为所欲为，极度腐朽，甚至数十年不上朝。

设立特务组织。朱元璋生性雄猜，加强了对大臣的监视。开始时，他派遣一些检校、佥事明骑马武士俑等人暗中侦查大臣的举动，也没有逮捕和审讯的权力。当时最著名的特务是高见贤、夏煜、杨宪和凌说，专门刺探别人的阴事，"四人以伺察搏击为事"，"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朱元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大臣对自己和大明江山忠心无二，要他们知dào

恐惧，防止他们营私舞弊、结党乱政。事无巨细，家长里短，都被朱元璋探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恐怖情景。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回家做了一首诗："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告sù

他昨天诗作得不错，只是并没有"嫌"他迟，不如改成"忧"字更好些。钱宰听后大惊失色，吓得直磕头谢罪。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所以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就连李善长、徐达这样的功臣也人人自危。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为了加强监视，特别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成为他实行特务政治的重yào

手段，也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明代特务政治。锦衣卫隶属于皇帝的亲军体系，长官为指挥使，下领官校。官为千户、百户，校为校尉力士，因穿橘红色服装，骑马，故又称"缇（ｔí）骑"。明初"缇骑"只有数百人，明中后期达到十几万人之众。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锦衣卫木印，成为"诏狱"，直属于皇帝，权力很大。锦衣卫职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

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为明代后来的皇帝做了一个恶劣的开端。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朱棣在锦衣卫外，另设东厂，因设于东安门北而得名。成化十三年（1477），宪宗设西厂，由汪直统领。正德初年，权阉刘瑾奏设内行厂，自领之，职权更广，虽锦衣卫、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围之内。正德五年（1510），随刘瑾被诛而内行厂废止。终明一朝，西厂、内行厂存zài

时间不长，而锦衣卫、东厂则存至明亡。这些特务机构，成为维护皇权的重yào

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是被专权的太监如刘瑾、魏忠贤等人所利用，成为打击报复大臣的有力武器，不知有多少忠臣惨死其中。

朱元璋所进行的这些制度更张，尽管后世或臧或否，评价不一，但基本实现了他的初衷，也算称心如意。只是有一件事，却困扰了他近30年，迟迟无法解决。

陷入定都困扰。朱元璋登基称帝前后，对于国都的确定几经周折。最初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军后，一直活跃在江淮之间。然而这里土地贫瘠，民生艰苦，而且接近元朝的军事力量，不利于自己的发展壮大。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成就不世之伟业，必须另择一个既有经济保障又地形险要的根据地，这样金陵就进入了朱元璋的视野。金陵，北有长江天堑，为形胜之地，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冯国用首先向明南京城墙朱元璋建议攻取金陵，"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陶安也建议先取金陵，据形势以临四方。叶兑也上书请求定都金陵，然后就可以拓地江广，进军两淮，北征蒙古，退军又可以据长江以自守。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听取谋士的意见，攻取金陵，改称应天府，修建宫殿，以此为争夺霸业的基础。此后十余年间，朱元璋南征北战、四出征讨，将江南群雄依次消灭。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

然而朱元璋只是暂时肯定了应天作为京师的地位，并没有正式确立国都。作为自己成就霸业的地方，朱元璋为何不肯确立应天为国都呢？首先，朱元璋觉得以应天为国都的历朝都是气数不久，似乎不太吉利。其次，有些大臣认为"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zhì

奸顽"，明南京聚宝门藏兵洞而且应天偏处江左，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是十分理想。三月，朱元璋派兵攻取汴梁。许多人建言定都汴梁。朱元璋很重视，于四月亲自前去实地考察。他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论形势不如应天。八月，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朱元璋既然对汴梁不甚满yì

，为何又要定为北京呢？原来他考lǜ

到汴梁是宋朝的旧都，北上征讨元朝时可以唤起北方民众的民族情感，有很大的号召力；而且当时西北未定，需yào

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

虽然确定了应天、汴梁的两京制度，但是朱元璋并没有修建汴梁的打算，他还在寻找更加合适的地方。洪武二年（1369）八月，平定陕西。在这种情况下，定都之议再起。九月，朱元璋召集大臣商议国都之地。大臣各抒己见，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等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在分析各地利弊之后，提出了以临濠为中都的想法，"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南京莫愁湖胜棋楼（传说太祖与徐达在此下棋）足以立国。

临壕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建中都，何如？"临濠在元朝时称为濠州，洪武七年改称凤阳，是朱元璋的家乡，群臣岂敢有异议？这样，明初就形成了南北两京、中都并存的情况。从九月开始，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他之所以决定以临濠为中都，甚至一度想迁都临濠，除了这里是他的家乡，还与优待淮西功臣集团有关。众所周知，朱元璋在起兵反元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淮人多随同他东征西讨，立下功劳，成为开国功臣，包括丞相李善长、徐达和功臣汤和、耿君用、耿炳文、郭兴、郭英、周德兴、常遇春、陆仲亨、曹震、张翼、陈桓、谢成、李新、何福、张龙、张赫、胡泉、陈德、王志、唐胜宗等人，其中汤和与周德兴还是朱元璋同村伙伴。能够光宗耀祖、荣归故里，当然是他们所愿意的。

然而洪武八年（1375）四月，朱元璋在巡视中都修建情况后，突然下令停止修建。此时中都修建达6年之久，已经颇具规模。停建的理由是劳民伤财，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朱元璋与淮西功臣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淮西功臣恃功自傲，多有违法乱纪之事，而且在朝廷中结党谋取私利，与朱元璋加强皇权背道而驰。他担心在淮西功臣集团的老家建都，会更加助长他们势力的膨胀。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定都问题才算告一段落。

其实，朱元璋对南京一直不是很满yì

，迁都的想法从来没有打消过。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当时，明朝的主要威胁是蒙古草原上的北元残余力量。迁都西北，可以加强北方边防，安定边界。

明朝十六帝(四)

朱标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回来后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不料世事无常，太子朱标于第二年病逝，使朱元璋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lǜ

迁都的问题了。他在当年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祭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听起来真是异常的凄凉，也能感觉到国都问题一直令朱元璋不能释怀。

朱元璋这样费尽苦心地更张制度，反复斟酌定都问题，无非是因为天下得之不易，希望能世代固守，传之久远。因此，他不会允许任何人对其统治和权力构成威胁，甚至那些被他认为会对其子孙的统治构成威胁的人，他都会毫不手软，必欲除之而后快。

屡兴大狱：滥杀功臣和刚猛治国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赵翼的这种评价虽有过激之处，却指出了朱元璋滥杀的事实。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兴起了几个大案，杀了许多人。

胡蓝案。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商嵩告发胡惟庸南通倭寇北接旧元，意欲谋反。朱元璋命羽林军将胡抓捕，审问得实，磔于市，牵连被杀达3万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有人告发李善长交通胡惟庸情状，朱元璋又将当时已经77岁的李善长赐死，并诛杀其家。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靖宁侯叶升因牵连于此案亦被杀。

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又兴蓝玉案。蓝玉以谋逆罪被杀，连坐被诛杀者达1?5万人。有人认为蓝玉案与燕王朱棣有着关联。蓝玉是太子妃舅父，因极力维护太子朱标的储君地位，与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交恶。燕王为窃取储君之位，伺机在太祖面前挑唆，致使朱元璋在猜疑的心态下制造了蓝玉党案。

胡蓝案使得大明的开国功臣被屠戮殆尽。

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封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等6人为公爵，另外28人为侯爵，并赐给大量土地，同时颁有铁券，如果本人或子孙犯罪，可以免死数次。朱元璋还使皇室与功臣联姻，如郭英之妹为朱元璋宁妃，冯胜、蓝玉、徐达之女皆为王妃。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勋贵之子皆尚公主，与他结成了儿女亲家。朱元璋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确保功臣忠心，巩固自己的皇位，使大明江山传祚无穷。

然而没过几年，这段短暂而甜美的政治婚姻就宣告结束。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颁布《洪武青花执壶铁榜文》，对文武功臣严加戒饬，严厉指责他们违法乱纪的行径。这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对骄傲放纵的功臣的一种警告，也是他们关系紧张的一个信号。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制作《资世通训》，洪武十三年（1380）制作《臣戒录》，警告大臣们如果对天子不忠、逾越礼制，将受到严惩。这些功臣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朱元璋已经将屠刀举起。

廖永忠是最早被杀的功臣。廖永忠在很多战斗中立有功勋，特别是在鄱阳湖之战中殊死战斗，建国后被封为德庆侯。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以其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逾制为由将其杀死。其实这只是借口，真zhèng

导致廖永忠丢失性命的原因在于一个政治隐秘，当年正是他执行了朱元璋谋杀小明王韩林儿的任务。在他之后，朱亮祖、李文忠、徐达先后死于非命。

通常而言，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产生矛盾不乏先例，关键是皇帝如何化解这种矛盾。汉代的刘邦心存猜忌，大杀功臣；唐太宗李世民气量宏大，处理较为妥当；宋太祖赵匡胤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模式，即"杯酒释兵权"，和平解除功臣的兵权。朱元璋的情况与刘邦有些相似，却又不同。帮zhù

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多是他的同乡，甚至汤和与周德兴还是他的同村，是幼时游戏的玩伴。正是这些人在战斗中出生入死，东征西讨，为朱元璋夺得天下。待到朱元璋登基成为皇帝后，他们之间却有了君臣的名分，凡事不可逾制。这些功臣心里也许难以及时适应这种改变，而朱元璋却是一个多有顾忌的君主，矛盾于是不可化解。朱元璋之所以大开杀戒，史家通常认为是他为继位者扫清障碍，永保大明江山。据史书记载，太子朱标对他大开杀戒不以为然，曾数次劝谏。一次，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朱标面前，让太子朱标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朱元璋就对自己大杀文武功臣进行解释："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孝陵神功圣德碑思就是说，我杀人就是像去掉荆棘上的尖刺一样，这样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可是，他在为子孙扫除障碍的同时，也埋下了祸根。后来，他的孙子建文帝锐意削藩，燕王朱棣立即起兵"靖难"，夺取天下。假使当时蓝玉等能征惯战的开国功臣还在，朱棣未必敢兴兵，建文帝也不用"逊国"了。

朱元璋不仅屠戮功臣，也注意严肃整顿吏治。这与他来自底层，看到元朝因吏治腐败导致灭亡的教xùn

有关。他在明初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认为乱世须用重典，法外用刑的情况很严重，遭到惩处的官吏很多。

空印案。按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各府、州、县都要派遣官吏到户部报gào

地方财务情况，户部审核清楚才算了结。户部的审核很严格，钱谷数字如稍有不合就得重新造册填报。重新造册不算困难，主要是账册上要有地方衙门的印信才行，而从中央到地方重新盖印往返要很长时间，因此地方官员习惯带些备用的空白文册，一旦遇到驳回的情况，只须重新填写而不必往返了。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户部也很清楚，照例默认，没有人去追究。再说，这种文册盖的是骑缝印，也不能用作他图，没有什么危害。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发xiàn

这种情况，非常震怒，认为是故yì

欺骗他，下令将各地衙门长官主印的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很多人蒙冤受死，其中就包括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他是当时人公认的好官。

郭桓案。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等人串通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十分重视，将他们全部逮捕。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等人亦牵连在内。最后追赃粮700万石，郭桓等数百人被处死，各地布政使官员入狱被杀者又有数洪武刻本《御制大诰》万人。追赃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地主，因此破产者不计其数。

不难发xiàn

，朱元璋所处置的大多数都是官吏，而对小民则很信任，甚至亲自接见粮长，被赏识的马上授予官职。这又体现出了朱元璋自身的小农情结。

从洪武十八年（1385）开始，朱元璋亲自制定、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其内容主要是惩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以及侵扰百姓等问题。四编大诰共236条，其中惩治贪官污吏的竟达150条之多，而且极其严厉，共罗列有凌迟、枭首太祖谥册、夷族等惩罚，其严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由于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惩贪倡廉的有力措施，明初的吏治改变了元末"赂遗权要"、"蠹政厉民"的腐败风气，日趋清明。他实行"以猛治国"的政策，虽然杀戮过重，但确实整饬了吏治，同时强化了中央集权，从而为明朝前期的繁荣铺平了道路。

明太祖朱元璋是历史上了不起的皇帝，他由一个放牛娃、寺庙里的小沙弥，经过十几年的戎马生涯，一举扫荡群雄、推翻元朝，开创了大明基业。他深知，创业难，守业亦难，因此，明东陵（朱标墓）十分重视对接班人的培养。他登上皇位的同时，就册立了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并延请名儒宋濂等人为太子之师，希望能将朱标培养成为一代明主。由此可见，朱元璋其实也是一位十分有远见之人。

明朝十六帝(五)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年仅38岁的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史称"懿文太子"，这令朱元璋异常伤心。朱元璋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受到了考验，朱元璋不得不重新选择他的继承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标的长子朱雄英是不二人选，可惜他在10年前就死了，这样朱标次子朱允就成为首选。然而朱元璋担心朱允儒雅仁柔，难以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此外，朱元璋也曾考lǜ

过从几个儿子中选择。二子秦王朱此时最长，但他实在是不成器，荒唐成性。四子燕王朱棣文韬武略，是个不错的人选。一次，朱元璋对几个心腹大臣流露出立燕王的可能性时，翰林学士刘三吾认为不可，"立燕王，置秦、晋王于何地？且皇长孙四海归心，皇上无忧矣。"朱元璋于是下定决心，九月，立朱允为皇太孙。

洪武三十一年（1398），开国皇帝朱元璋病逝，遗诏命皇太孙朱允继位。朱元璋在遗诏中明东陵享殿遗址说朱允"仁明孝友"，这是为史家所认同的。朱允14岁时，他的父亲太子朱标患有重病，身上有个大肉瘤，苦不堪言。朱允尽心伺候，日夜守在身边。朱标去世后，朱允将三个年幼的弟弟接到一起，对他们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到，并没有让他们觉得孤独。朱元璋病逝前，脾气异常暴躁，许多人担心因此遭到祸患，朱允亲自服侍，常常整夜无法入睡，但他也没有一句怨言。生性"仁明孝友"的朱允，21岁的时候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承继了朱元璋开创的一统南京明故宫午门天下，改年号为建文。然而，细心的大臣会发xiàn

，新君的脸上并没有君临天下的惊喜，更多的则是愁容。是啊，年轻的皇帝面前有两道难解的题目：一是如何改变太祖建国以来形成的动辄杀戮的严峻政治氛围；二是如何解决太祖分封宗藩形成的尾大不掉的局面。也许太祖朱元璋生前并没有想到，外表仁弱的皇太孙登基伊始就开始着手变革他所开创的大明王朝。

建文新政洪武年间，经过太祖朱元璋的整治，当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吏治较以前大为清明。然而他生性"雄猜好杀"，屡次兴起大狱，动辄杀戮，政治气氛非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

建文帝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继位伊始，就着手改革，改变了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弊政，史称"建文新政"。

"秀才朝廷"。太祖朱元璋用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洪武时，南京贡院军事衙门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刘基仅仅得封"诚意伯"，而武将得封公侯者甚多，称王者也不少。这种局面下，文官在议论朝政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建文帝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乃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见建文帝治国方略的改变。他还立即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

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兵部尚书齐泰，洪武十七年（1384）应天府乡试第一，次年进士。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洪武十八年（1385）会试第一，与齐泰同榜。翰林侍讲方孝孺是建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幼时就以聪敏机警著称，后师从当代名儒宋濂，诗文为时人所推崇。据说后来成祖入南京继帝位时，怪僧姚广孝怕成祖方孝孺像杀他，为之求情，说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正是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

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洪武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的情况，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建文帝殉难的原因。

宽刑省狱。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以刚猛治国，乱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况严重。他认为："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因而，屡兴大狱，杀的人很多；还使用了许多恐怖的刑罚，如抽筋、剥皮、阉割、凌迟等，因此有获罪的大臣跪求"臣罪当诛，谢主隆恩"，比较起来，能被砍头也成了幸运的事。

建文帝在当皇太孙时就已经意识到太祖用刑过猛，因此登基后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他在做皇太孙时就向祖父请求更定《大明律》。他以《大明律》与历朝法律作比较，认为《大明律》用刑过重，改正了其中量刑较重的部分律法。其父朱标生前曾练习处理国事，以宽大为怀。

朱标死，太祖也叫朱允■断刑狱之事，朱允■一如其父风格。那时，他就获得了广泛的称誉。如今即位，他要全面改正洪武吏治，力图创造出和谐的宽政。

建文帝即位仅一个多月，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自由，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的罪犯比洪武朝减少了三分之二。建文帝的这些措施实jì

上是对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的一种调整，也反映了建文帝与太祖执政风格的迥异。

减轻赋税。建文元年（1399）正月，建文帝令减轻江浙地区的田赋。明初以来，江浙地区的田赋明显重于其他地方，这是因为朱元璋憎恨江浙地区的缙绅当年依附张士诚而采取的惩治措施。另外，朱元璋特意规定江浙人不许担任户部的职位，目的在于防止江浙人偏袒家乡。明故宫玉带桥建文帝则认为江浙重赋只是用惩一时，不应该形成定制，既然田赋减轻了，浙东人自然也可以担任户部的官职。他还针对寺庙侵占民田的情况，下令僧道每人占田不得超过5亩，多余的要退官分给农民。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中国后世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崇古情结，言必称三代，似乎那时的制度是完美的，那时的社会是理想的，今不如昔。其实，且不说井田制是否真zhèng

的执行过还有争论，即使有过井田制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xiàn

，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锐意削藩。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保证大明国祚绵长，亲自设计、制定了多项重yào

政策，并以宝训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后代子孙严格遵守，大臣有敢轻议者严惩不贷。分封宗藩就是其中一项重yào

政策。朱元璋先后于洪武三年（1370）、洪武十一年（1378）、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次共封25人（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为藩王，分镇全国各地。朱元璋认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藩王的权势很重，拥有自己的军队，少则三千，多则数万。特别是北方边防线的几名"塞王"，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如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连朵颜三卫都要听他调遣。太祖朱元璋本意是要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没有想到虽然为继任者去掉了骄兵悍将这根尖刺，却留下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宗藩这另一根尖刺。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宗藩为"三忧"之一（另两忧为边防和河患），多次上疏太祖。朱元璋不允许有人要改变这项政策，甚至加以杀戮。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他刚刚辞世不久，他亲立的皇太孙就因此而丢掉了皇位，真是莫大的讽刺。

藩王拥兵自重、分踞一方的形势成为建文帝心腹大患，使他常常难以入眠。建文帝知dào

，虽然自己贵为天子，但是以朱棣为首的藩王多是自己的叔叔，正挟重兵虎视眈眈，未必会把自己放在眼中。

明朝十六帝(六)

他还清晰地记得，一次只有燕王和他在的场合，燕王以手拍他的后背，以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不意儿乃有今日！"这情景恰巧被太祖朱元璋看见了，责问朱棣怎敢如此无礼。建文帝急忙为朱棣开脱，但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从那时就开始考lǜ

如何处理宗藩问题了。

即皇帝位后，建文帝依赖齐泰、黄子澄等人，将削藩付诸实jì

行动。建文帝削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王朱。建文帝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临开封，趁周王毫无准bèi

之际突然将其抓捕，送至京师。建文帝将周王谪遣到"烟瘴之地"的云南蒙化，后又把他召回京师禁锢起来。为什么首先选择周王呢？周王朱，朱元璋的第五子，洪武十一年（1378）封周王，十四年（1381）就藩开封。这次削周王名义上是因为周王次子告发他"异谋"，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藩王中以燕王朱棣实力最强、野心最大，建文帝一直以燕王朱棣为最大的对手，这次削藩的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弟，二人皆为妃所生（在此问题上有异议，见下节），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建文帝先废周王，有去燕王手足的用意。随后，建文帝又先后废湘王、齐王、代王、岷王等四王，目标直指燕王朱棣。

在削藩问题上，朝臣本来有着不同的意见。以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一些大臣主张采用汉代"推恩"的办法曲线削藩。他们建议建文帝把藩王的权力分封给藩王所有子孙而不仅仅是嫡长子一人，而且要异地分封，这样藩王的权力就会逐渐削弱，不会再威胁到朝廷。卓敬更是建议建文帝立即将燕王迁封到南昌，既维护了亲情，又削弱了他的力量。建文帝认为很好，却没有去实行。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大臣坚决主张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有所不同。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dà

，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可惜的是，建文帝听取了书生黄子澄的意见。建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行动实jì

上已经打草惊蛇，燕王朱棣正发展势力，蓄势待发，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等人游说下以"清君侧"为名举兵起事，从而拉开了长达四年的叔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靖难"，就是削平祸乱的意思。这是燕王方面的用词。对于建文帝来说，这个词是很可笑的。燕王打着为朝廷"靖难"的幌子，却是来跟自明刻本《国朝典故》（内收《奉天靖难记》）己作战，这不是造反又是什么？（须知，这时的朝廷不是他燕王的，而是建文帝的。）有一部佚名史书，叫《奉天靖难记》，写的就是这四年战争的历史。这部书是燕王方面的人写的，后来的《太宗实录》卷一至卷九燕王即位前的内容就是以此书为蓝本增改而成的。《太宗实录》上接《太祖实录》，中间没了建文帝的实录，建文朝在明代官方历史中成了一个不存zài

的朝代——燕王即位以后，宣bù

革除建文年号，建文元年称作洪武三十二年，建文朝只称作"革除年间"。这显然是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演绎逻辑了。于是，"靖难"就成了正经的官方历史名词。但这里既然以建文帝为主角，自然不宜以他所反对的名词来概括他的历史，所以这节就叫"叔侄大战"，实jì

上确实是做叔叔的夺了侄子的皇位。

建文帝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准bèi

好了天罗地网，擒拿朱棣只是早晚的事，但他明显低估了燕王的能力。战争开始之前，建文帝以防边为名，调走了燕王的护卫士兵，又派张（bǐnɡ)、谢贵到北平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宋忠统兵3万驻军开平，另在山海关、临清皆有军队协防，将燕王紧紧包围起来。只是建文帝没有想到，朱棣有统兵作战的经验，临危不乱，先后荡平了周围的军队。

明故宫石螭首八月，建文帝命耿炳文将兵13万伐燕，兵败退守真定。九月，命李景隆将兵50万出征。李景隆只会纸上谈兵，没有实jì

作战经验，失败在所难免。建文帝知dào

李景隆的平庸后，启用保卫济南的功臣盛庸为将，取得了东昌之役的胜利，但这也无法改变燕王势力逐渐增强的事实。建文三年十二月，燕王朱棣反守为攻，率军直趋南京。六月十三日，李景隆和谷王打开金川门迎降，朱棣取得了"靖难之役"的最终胜利。

应该说，建文帝在位的4年，所积极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深得民心的，那又为何以失败而告终呢？这与他削藩策略失误有直接关系。他一直视燕王朱棣为最大的威胁，然而他并没有果duàn

地直指燕王而是先削了其他五藩，给了朱棣充分的准bèi

时间。当初户部侍郎郭任认为先削五王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主张尽快用兵燕王："天下事，先本后末则易成。今南京朝天宫日储粮粟、备军实，果为何者？而北讨周，南讨湘，削燕之举则经年无期，实为舍本而图其末。用兵贵乎神速，锐气既竭，姑息随之，正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臣恐朝廷将坐而自困耳。"郭任这段话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正确的，但建文帝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因削藩而失去帝位，这是建文帝事前没有想到的。当燕王朱棣攻下南京后，建文帝的下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燕王是以"清君侧"为名起兵的，谁都看得出他是要夺江山的，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人们都在心中暗自猜测。当李景隆和谷王打开金川门，朱棣却发xiàn

找不到建文帝的影子。

难觅遗踪，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因为建文帝在太祖严苛统治之后，力行宽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他的下落就格外引人好奇，在各种野史、戏剧里可以看到人们无尽的猜测和演绎。

自焚说。《太宗实录》中记载，燕王进入金川门后，建文帝也想出来迎接燕王，然而又自叹道："我何面目相见耶!"于是与皇后一起闭宫自焚。朱棣看到宫中火起，急忙命人前来抢救，可惜没有来得及。从灰烬中找到建文帝烧焦的尸体，燕王朱棣不胜悲戚，抚尸痛哭，说他只是前来帮zhù

皇帝学善，你又何必自寻死路呢？事后，朱棣备礼以葬建文帝，遣官致祭，辍朝三日。近人孟森等学者持建文帝自焚说。

出亡说。《太宗实录》的可靠性为人们所质疑，因为朱棣就曾经三次修改《太祖实录》，目的就是要美化自己，为自己夺取皇位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太宗实录》所记的建文帝自焚事，就有很多人持怀疑的态度。由于永乐朝的政治高压、文网严密，对建文帝出亡之事没有留下记载。天顺、正德朝之后，严峻的政治环境有所好转，关于建文帝出亡说的史料开始多起来。我"天子"玺（白石）们发xiàn

，越是早的史料越是含糊，越是晚的史料越是具体。万历二年十月，12岁的神宗曾向张居正问及建文帝下落一事，张居正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者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可见首辅张居正也倾向于建文帝出亡之说。值得注意的是，民间传闻已经入天子耳中，而且这时谈论建文帝出亡已经不再是禁忌话题。关于建文帝出亡一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建文帝并为自焚，而是在大臣的保护下由密道逃出南京。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qiè），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ｙú）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焚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披牒。”

明朝十六帝(七)

“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势必穷诘；有等妻子在任，心必萦系，宜各从便。"御史曾凤韶曰："愿即以死报陛下！"帝麾诸臣，大恸，引去若干人。九人从帝至鬼门，而一舟舣（ｙǐ）岸，为神乐观道士王升，见帝，叩头称万岁，曰："臣固知陛下之来也。畴昔高皇帝见梦，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门，升导至观，已薄暮矣。俄而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

上面这段文字的真实性的确让人有所怀疑，可谷应泰偏偏讲得栩栩如生，真是令人真假难辨。建文帝到底是自焚而死呢，还是由密道逃离南京？史学家对此各持一说，尚无定论。当年清朝编修《明史》之时，明史馆中诸史臣即对此意见不一。撰写《明史·恭闵帝本纪》的徐嘉炎认为建文帝未死于火，而是逊国外逃。而同在明史馆的著名学者朱彝尊则相信《明实录》的记载，认为建文帝已死于火。于是，正如我们所见，《明史·恭闵帝本纪》便有如下的表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看来当时谁也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只好选择这种折中的意见。

现在，随着对建文帝出亡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史料掌握的不断增多，相信建文帝未自焚而是出亡的人渐多。那么，明成祖朱棣礼葬的是建文帝吗？有人认为当时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而很可能是马皇后。朱棣在废墟中找到的尸身面目全非，难以分辨真伪。而且，史料没有发xiàn

安葬马皇后的记载。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朝中后期竟然没有人知dào

建文帝葬于何处，可见当时的人也都不认为真的安葬过建文帝，因此不用祭奠扫墓，时间久远就变得无人知晓了。其实，朱棣本人也可能知dào

礼葬的并不是建文帝本人，但这并不影响举行礼葬仪式，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遮蔽天下人耳目，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皇帝的宝座。

另外的一个疑点就是城破时没有发xiàn

建文帝的长子。当时建文帝有两个皇子：长子朱文奎，7岁，次子朱文圭，2岁。朱文圭，史称建庶人，被成祖幽禁在广安宫，直到英宗天顺年间才被放出来，当时已经57岁了。由于一直被关在宫内，出来时连牛马都分辨不清。然而作为建文帝长子的朱文奎却一直下落不明，《明史》中说"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既然朱文奎可以逃脱，没有理由相信建文帝不能出亡。而且，所谓的"靖难之役"长达4年，并非朝夕之间，建文帝有充分的时间准bèi

。朱棣进入南京时，江南、西北、西南、东南等大部分还都不在朱棣的控zhì

之下，建文帝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反攻。

那么，既然建文帝有可能逊国出亡，他又去了哪里呢？综合各种资料，有如下几种说法：

逊国为僧，云游四方正如《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帝从南京逃出后，带着杨应能、叶希贤、程济两比丘一道，隐名易服，云游天下。学者根据地方志、遗迹、遗址等资料考证，认为建文帝曾流亡于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江浙、广东等地，《明史纪事本末》说他为逃脱追捕，"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

西南数省，留有很多有关建文帝的遗址和传说。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建文帝曾在贵州白云山修行时遗留的遗迹："有巨杉二株，爽立磴（ｄèｎɡ）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槛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金鲤出没云。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余，后有石龛，可旁为榻。其右有**，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左有峡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Lang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运所建，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

一些书中还记载有建文帝的诗文，虽然无法判断是否是后人假托，但还是有些符合建文帝身份的。下面这首诗据说是建文帝避难贵州金竺（今贵州广顺）时所作：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朱棣做了皇帝以后，对于建文帝出亡也是将信将疑，又听说了很多传言，于是派户科给事中胡分巡全国。《明史·胡传》载"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指成祖）疑之。（永乐）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以故在外最久。"朱棣是让胡以颁布御制诸书和访寻张邋遢的名义探寻建文帝的下落，前后长达16年之久。这里所说的张邋遢，就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张三丰。他是个奇人，不修边幅，飘忽不定，据说能一日千里。成祖对胡侦缉建文帝的事情非常重视，不允许他为母"丁忧"的请求（官员父母逝世，应守孝三年，称为丁忧）。永乐二十一年，胡匆忙赶回北京，恰巧成祖北征驻军宣府。胡赶到宣府时成祖已经休息，听说胡回来后马上接见，二人一直谈到四更。《明史》中说："先未至，传言建文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看来胡是打听到了建文的确切消息，似乎事隔多年建文帝已经没有重夺帝位的想法了，成祖朱棣由此放心，不在究问建文帝踪迹。

漂洋出海，不知所终有传言建文帝泛舟出海，去了南洋，并在某个小岛上过着自食其力的恬然隐居生活。当时中国去往南洋的人很多，据说张士诚失败后，他的一些部下就逃往南洋，拓荒移民。近人有人考证建文帝避难泉州开元寺，并在开元寺扬帆出海，最终隐居印尼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然而没有更多的证据，仅仅是猜测而已。

南京鸡鸣寺成祖朱棣担心建文帝纠集当地的中国人，或者是以宗主的身份号召南洋诸国兴兵，因此很不放心，特意派遣郑和数下西洋，一为宣扬国威，一为踪迹建文帝。据《明史》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在郑和的船队里，还有一部分是锦衣卫，专门负责侦缉，至于是否探知建文帝踪迹,就不得而知了。

北京西山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和郑晓《吾学篇》中，记载有正统七年，建文帝因年纪已老，就到广西思恩州官府，自称是建文帝。当地官员急忙上报朝廷，将其送至京师。朝廷派老宦官吴亮前去辨认。建文帝一见到他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吴亮否认。建文帝又说当年他进膳时，扔一片鹅肉到地上，吴亮像狗一样趴下去吃掉。吴亮听后伏地大哭，回去后就上吊死了。建文帝被迎入西内，老死于宫中，葬于西山，不封不树。

其实这是谣言，不过还是有一定根据的。《英宗实录》载正统五年十一月，有个僧人从云南到广西，自称是建文帝，年九十余。当地官员将其遣送到京师，大臣们怀疑他是假冒的。经过究问，他承认本名叫杨行祥，河南人，洪武十七年为僧，受到别人的蛊惑才假冒建文帝的。于是英宗将其押入大牢，过了4个月就死在狱中了，同谋的12名僧人被发配到辽东守边。

江苏吴县说《文汇报》的记者徐作生亲自到江苏吴县去考察，发xiàn

了建文帝出亡时遗留下的一些遗迹、遗物，并结合文献资料，认为建文帝当年藏于吴县普济寺内，不多久姚广孝归隐禅寺，在姚广孝的监护下，建文帝隐藏于穹窿山皇驾庵，直到1423年病殒于此，葬于庵后山坡上。这也自成一说。

四川“望京寺”说有人则认为建文帝曾在四川的平昌“佛罗寺”躲藏过，并病逝于此，事后葬于寺后山坡之上。

明朝十六帝(八)

建文帝之所以选择佛罗寺，是喜欢这里偏僻难寻，不容易被发xiàn

。因他常常面向京城的方向暗自哭泣，后人就把佛罗寺改称望京寺。

另外，近几年有人自称建文帝后人，献出《让氏家谱》，称建文帝通过地道逃离南京，假扮僧道，云游各地，后隐居于武昌，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当然，这一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对建文帝出亡谜案的解释、传说、附会决不是上面列出的几种，有许多凄美的故事在许多书籍、口头上流传开来，而且也必将流传下去。当然，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个皇帝。他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生于元末群雄争锋的年代。元至正二十年（1360）朱棣出生，11岁被封为燕王，17岁迎娶徐达长女，21岁带着金成祖像册金宝就藩北平。40岁以"靖难"名义兴兵，四年后从他的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了大明江山，在位22年，改年号为"永乐"，谥号"文皇帝"，故又称"文皇"，庙号"太宗"，世宗改"太宗"为"成祖"，死后葬于长陵。朱棣的性格颇像其父朱元璋，同时也是继朱元璋之后又一位雄才伟略的皇帝。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洪武二十三年（1390），燕王朱棣率军征讨蒙古乃儿不花，大获全胜，从此声名大振，也为后来靖难之役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侄儿建文帝登基后锐意削藩，藩王人人自危，而燕王为强藩之首更是削藩的主要目标。建文元年（1399）七月，朱棣起兵。4年后，从金川门入京师，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即皇帝位。他南征安南，五入漠北，迁都北京，编修《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正如《明史》所说"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ｃàｎ）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大明太宗皇帝御制集，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ｙuáｎ)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朱棣在位期间，文治武功，可比汉、唐。然而他性情暴戾，制造了几起血腥大案，如瓜蔓抄、诛十族、后宫惨案等，"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朱棣是位马上天子，因武功而立威名，因武功而夺皇位，因武功而拓疆土。他的一生起于兵，最后也死于行军的途中。

初战告捷。洪武十三年（1380），朱棣就藩北平，此后直到南京称帝，他在这里度过了23年的时光。这段时间对朱棣非常重yào

，他由一个年轻的藩王逐渐成熟起来，逐渐在众藩王中崭露头角，成为众藩之首，并最终登临大位。洪武二十三年（1390）对蒙古乃儿不花的初战告捷，使他树立了威名，成为通往皇权宝座的良好开端。

这一年元旦刚过，朱棣就接到太祖朱元璋的命令，让他和晋王分别统帅兵马合击蒙元丞相咬住和平章乃儿不花。而立之年的朱棣异常兴奋，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经lì

如此规模的大仗。素有野心的朱棣知dào

，这是他磨练的大好时机，也是展现自己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因此精心准bèi

，志在必得。

朱棣首先派出几股哨兵四出侦查，摸清了乃儿不花的确切位置。时值三月，没想到天不作美，竟然下起了大雪，气温也随之下降。有些人请求燕王停止行军，暂避风雪。朱棣却有另一番见解，认为这正是出奇制胜的大好时机，因此大军冒雪而进。当大军出现在乃儿不花面前时，他十分惊讶，毫无准bèi

。朱棣没有贸然进攻，而是派已降明的乃儿不花旧交观童前去劝降。乃儿不花知dào

无法抵抗，只好前往朱棣军中请降。朱棣摆酒设宴，对他非常热情，令乃儿不花很感动，遂主动要求前去劝降咬住。就这样，朱棣第一次大规模出征就兵不血刃地大获全胜。而另一路的晋王生性怯懦，不敢深入蒙古腹地，结果一无所获，倒是陪衬出燕王的智勇双全。朱元璋非常高兴，赏赐宝钞100万锭，对他更加信赖。这次胜利，令朱棣声名鹊起，也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完美亮相。

靖难起兵。朱棣的侄子建文帝登基后，一反太祖朱元璋分封藩王的政策，而是雷厉风行、锐意削藩。当时的形势对燕王十分不利。建文帝在削夺五藩后，目标直指燕王，加强了对燕王的防范。建文帝命心腹谢贵任北平都指挥使，掌握军权；命张为北平布政使，掌握日常行政权；并将燕王府护卫精锐调往开平，命宋忠帅兵3万驻守开平。

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燕王于建文元年（1399）七月五日毅然起兵，率领"靖难"之军，历时4年，大小百余战，最终兵临南京，夺得大明江山。下面选择几个大的战役加以介shào

：

大破宋忠宋忠将兵3万，驻军开平，是防备燕王的重yào

军事力量。燕王举事后，宋忠未敢贸然进军，而是移军怀来。朱棣控zhì

了北京城，招降守备通州的通州卫指挥佥事房胜，攻取蓟州。居庸关被朱棣攻破，守将率败军归附宋忠。宋忠为调动士气，谎称原来燕王府守卫的家属被燕王杀害了。燕王知dào

这一情况后，特意让那些士兵的亲属打前锋。原燕王府守卫看长陵神功圣德碑到家人没有死，恼怒宋忠欺骗他们，就临阵倒戈。宋忠顿时阵脚大乱，燕王趁机麾军过河，直扑过来。宋忠由是大败，逃回城内，结果城破被捉于厕所内。

怀来击败宋忠，是朱棣起兵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次战斗，斩首数千人，缴获战马八千余匹和大量的军械。更为重yào

的是，怀来之战解除了北平周围的军事威胁，提高了军威。不久开平、龙门、上谷、云中、永平等处守军纷纷投降，壮大了朱棣的力量。

真定大战八月，建文帝命老将耿炳文率兵13万征讨燕王。由于朱元璋几次借故大杀功臣后，朝廷中已经没有几个能征惯战的武将了，所以尽管耿炳文当时已经65岁了，也只能披挂出征。耿炳文和朱元璋一样，都是濠州人。当年他驻守长兴10年，抵御张士诚的进攻，"大小数十战，战无不胜"。朱元璋十分满yì

，建国后封他为长兴侯，为一等功臣。建文帝命其为主帅，有一举歼灭燕王之意。耿炳文驻军真定，派前锋9000人据守雄县。朱棣探知清楚后，于八月十五日悄然来到雄县。正值中秋之夜，守城士兵饮酒赏月，放松了警惕。当发xiàn

燕兵时，朱棣的军队已经攀上了城墙，守军仓促应战。这支部队是南军的精锐，战斗力很强，直到第二天破晓之时，朱棣才攻占县城，南军全部力战而死。

离雄县50里的莫州，潘忠、杨松率军驻守。朱棣料定二人会来援救，命千余勇士埋伏在必经之路的月漾桥下的水中。潘忠果然带兵来援，见雄县已失，想退回莫州，不料燕兵突然从水中冒出来，占据了月漾桥。这样前后夹击，南军大败，许多人掉进河里淹死了，潘忠被俘。朱棣乘胜追击，招降了莫州留守的万余人。一天之内，南军损失了3万人马。

在莫州投降的南军中，有一个名叫张保的将领表示愿意为朱棣效力，并将南军虚实告sù

了朱棣。这时南军尚有10万人马，驻兵真定，分为两营，列于河两岸，互相声援。朱棣遂命张保回到耿炳文营中，渲染燕军马上就要进攻了。很多将领不明所以，认为南军势大，不如突然袭击。现在将张保放回，想要攻其不备也不可能了。朱棣自有一番道理：耿炳文知dào

燕军来攻，担心燕军势盛，必然会移营合兵一处，这正是攻击的好时机。事情正如朱棣所料，耿炳文令移营合兵。朱棣趁机率军猛攻，南军仓促应战。战斗十分惨烈，最终南军不敌燕军铁骑，退守真定城，不再出战。耿炳文长于固守，而所率军兵多步兵；燕军多骑兵，擅长野战。朱棣认为耿炳文是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将，不好对付，担心时间一长，士气低落，遂围城三日后退回北平。

真定一战，南军损失数万人马，但主力尚存。如果坚持固守策略，朱棣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然而建文帝对战事甚不满yì

，命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意图从速歼灭燕王朱棣。临阵换将，本是兵法大忌，何况是以弱换强。

明朝十六帝(九)

当年秦赵长平之战，赵王不理解老将廉颇的固守战略，听信反间计，换了饱读兵书而一无用处的赵括上去，结果40万赵卒埋身长平，也为后世留下了纸上谈兵的笑柄。建文帝此次换掉耿炳文，实为一大失策，给燕王提供了战机。

郑村坝之战李景隆接替耿炳文，合兵50万。他是朱元璋外甥李文忠的长子，长得高大威猛、仪表堂堂，喜读兵书，然而缺乏作战经验，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纨绔子弟。建文帝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恩宠有加；而对于朱棣来说，他只是当年被秦军坑杀40万卒的赵括式人物。当朱棣得知李景隆带兵时，喜不自禁。朱棣认为李景隆"为将政令不修，纪律不整，上下异心，死生离志，败一也；今北地早寒，南卒衣褐者少，披触霜雪，手足皲瘃（ｚｈú），甚有堕指之患，况马无宿稿，士无嬴粮，败二也；不量险易，深入趋利，败三也；贪而不止，智信不足，气盈而愎，仁勇俱无，威令不行，三军易挠，败四也；部曲喧哗，金鼓无节，好谀喜佞，专任小人，败五也"。这个分析虽然有燕王鼓舞士气的因素，但却是看到了李景隆的致命弱点。

李景隆放qì

了耿炳文稳健的策略，率军直扑北平，分兵三处：一军攻打北平九门；一军攻打永乐八年成祖敕谕通州；自己驻扎郑村坝（北平东20里）。当时朱棣赴大宁寻求救兵，北平守备空虚。攻打北平的战斗十分激烈，正阳门情势岌岌可危。燕王妃徐氏亲率妇女登城，投掷石块，帮zhù

守卫城门。主攻彰义门的瞿能父子骁勇善战，率领精骑一度攻入城内，然而李景隆却命令等待大队人马，结果贻误战机，守军以水泼城，一夜成冰，第二天已经难以攀爬了。守军并没有一味死守，而是在夜里不断派遣小股部队骚扰南军，弄得南军精疲力竭，人心不宁。

十一月，朱棣已经收编了宁王的部队归来，包括能征惯战的朵颜三卫骑兵，实力大为增加。李景隆派陈晖率一万骑兵东行，寻找机会迎击燕军，不期两队人马没有走到一条路上，未曾相遇。后陈晖发xiàn

了燕军，从后面尾随而来，准bèi

前后夹击。朱棣察觉后，命精骑回头迎击，将其一举击溃，陈晖只身逃回军中。燕军士气大振，燕王乘势派朵颜三卫猛冲南军。朵**兵锐不可当，疾风暴雨般连破南军七营。李景隆整顿军马，在郑村坝与燕军决一死战。这场战斗，数十万军马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尸横遍野，十分惨烈。朱棣趁着天黑，派奇兵左右冲杀，搅乱了南军的阵营，然后燕军正面猛攻，占据了上风。当日未分胜负，双方各自收兵回寨。李景隆没有经lì

过这样惨烈的战斗，初战不利，感到难以取胜，连夜拔营南遁，匆忙之中竟然没有通知围攻北平九门的将士。攻打九门的将士失去主力的掩护，仅两天就被朱棣击败，北平之围始解。

这一战中，守城的燕王世子朱高炽作用不可低估。他以城中老弱残兵坚守北平城，面对李景隆数十万大军的攻击而岿然不动，有力地牵制住了南军，保住了燕王朱棣的根据地。假设北平被攻占，朱棣将面对另一番景象，胜负的天平尚不知会倾向哪边。同时，这也可以看出李景隆是多么无能，印证了朱棣对他的分析。

白沟河之战郑村坝大战之后，原本锐意削藩的建文帝却变得软弱起来，罢齐泰、黄子澄职，希望燕王息兵。这种做法无异于向朱棣示弱，是不会起到任何积极作用的。建文二年（1400）二月，李景隆致信朱棣，请求息兵。这一举动，估计是朝廷的意图，不然李景隆是不敢如此做的。朱棣现在兵强马壮，自然不会讲和。双方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准bèi

在春天再战。然而朱棣使用了一个小花招，戏弄李景隆于股掌之间。二月，朱棣佯攻大同，李景隆率军救援。朱棣却不与之战，由居庸关退回北平，李景隆奔波一场，劳而无功。当时天气尚寒，南军衣衫单薄，不少士兵被冻伤，部队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

四月一日，李景隆誓师于德州，号称百万（实则60万），大举北伐。双方在白沟河摆开阵势，大战一触即发。这场战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南军中的平安、瞿能父子骁勇异常，率军猛冲燕军，所向披靡。朱棣的坐骑接连被射杀，他的宝剑竟也砍折了。瞿能父子奋勇厮杀，已经和燕王近在咫尺。朱棣见大势不妙，拨马跑到河堤上，南军在后面紧追不放。朱棣立马站在堤上，假意用马鞭招呼后面的部属，使南军相信燕军就在堤下。南军果然上当，没敢继xù

追击，不然朱棣即将被生擒活捉。双方杀得难解难分，互有胜负。忽然一阵风将南军大旗刮倒，南军阵营产生了混乱。朱棣抓住这难得的时机，指挥部队猛冲，一举击溃南军。

白沟河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此后，建文帝再也组织不起来大规模的军事征讨。朱棣由此转守为攻，取得战事上的主动。

灵壁之战朱棣准bèi

取道山东，直扑南京。然而在济南却遭到了铁铉的坚决阻击，又在东昌为盛庸所败。建文三年（1401），朱棣选择了进军防守较为薄弱的河北，转战河北各地。十二月，朱棣得知南京守备空虚，可以乘虚而入，于是决定绕过山东，率军直取南京。

制诰之宝（白石）燕军孤军南下，期间多有败绩。北方士兵不适应南方气候，很多人病倒了，许多将领也请求撤军。朱棣很犹豫，一连数日擐（huàn）甲不离身，最后在大将朱能的劝说下坚定了继xù

南下的决心。他迫切需yào

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

这时南军防御的主要力量总兵何福驻军灵壁，修建了大量工事，固守不出。朱棣想与之决战不得，就截断了他的粮草供给，将其围困起来。何福无奈，准bèi

突围，不想南军把燕军进攻的信炮当成是突围的信号，纷乱涌出，结果大败。何福仅以身免，而南军的主要将领平安被俘获。平安是朱元璋的养子，原是朱棣的部下，文韬武略，成为朱棣的主要对手，多次击败过他，还斩杀过他的几个得力战将。俘虏平安，令朱棣兴奋异常，燕军上下都说这回可以平安了。朱棣舍不得杀他，将其押送回北平。

铁鞭灵壁之战后，朱棣再也没有遇到大的战斗，于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兵临南京城下。李景隆、谷王打开金川门迎降，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

出兵安南。安南，又称交阯，汉唐时为中国的属郡，五代以后独立，但仍与中国交往密切。在明初，安南国王为陈氏。建文朝，安南发生政治变故，丞相黎季■（lí）自立为帝，改名胡一元，不久又传位其子。

永乐元年，安南国王派人朝贺，自称陈氏无后，自己是陈氏外孙，为众拥立为国王，请求得到朱棣的册封。朱棣听从礼部的意见，派遣官员到安南探访实情。该官员回朝后说现在的安南国王得到了当地人的承认，国家安定。朱棣于是派礼部郎中带着诏书前去安南，正式册封其为国王。

然而永乐二年，原国王的臣属裴伯耆逃到中国，将胡氏篡位的事情揭露。八月，老挝遣人送来了原国王的弟弟陈天平。朱棣无法辨别真伪，暂且将他们安置起来。年底，安南使臣来贺。朱棣让陈天平突然出现在使臣面前，使臣们十分惊愕，纷纷下拜，朱棣由此知dào

了陈天平的真伪和事情的真相。朱棣遣人责备安南国王，安南国王上书表示欢迎陈天平回国继承皇位。

令朱棣恼怒的是，安南竟然伏兵劫杀由明军保护回国的陈天平。面对这种公开挑衅宗主国威信的行动，朱棣没有犹豫，立即遣兵80万出征安南。80万大军锐不可当，永乐五年将安南国王、太子等人活捉。朱棣遂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成为中国的一个省。只是后来明朝迁都北京，安南时有反抗，成为明朝的沉重负担，因此朱棣死后不久，明朝就放qì

了对安南的治理。

五入漠北。对明王朝最大的威胁不是南方的安南，而是北方的蒙古。当时蒙古分裂为三部：鞑靼部、瓦剌(ｌà)部和兀良哈部。朱棣对蒙古采用恩威并施、分化瓦解的策略。兀良哈部早已归附，并在靖难之役中为朱棣立有赫赫战功。鞑靼部较强，朱棣有意联络瓦剌，与之抗衡。永乐七年，成祖命丘福率军10万征讨鞑靼，不意全军覆没，因此才有朱棣亲征之举。

明朝十六帝(十)

永乐八年二月，朱棣亲率50万人出征，太子留守南京，皇长孙留守北京。五月，发xiàn

了鞑靼部本雅失里的位置。朱棣命每人自带20日粮食，率轻骑疾驰。在成吉思汗兴起的斡(wò)难河与本雅失里遭遇，双方大战，最终本雅失里败逃。回师途中又遭遇阿鲁台部，激战数日，阿鲁台战败逃遁。朱棣估计敌人可能贪图辎重，必会前来劫掠，便设下埋伏。明军班师时，果然有人来袭。霎时伏兵四起，敌人溃逃，被俘有几十人。朱棣第一次亲征大获全胜，鞑靼部的势力被削弱了。

随着鞑靼部的衰败，瓦剌部强盛起来，时常骚扰边境。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决定第二次亲征，并让皇太孙随行。六月七日，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乌兰巴托东）遇到瓦剌的主力部队。这场战斗十分惨烈，双方损失相当，直到傍晚敌人才败走。

十三陵石牌坊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朱棣又三次亲征蒙古。

朱棣五次对蒙古用兵，目的在保证边境的安宁，国内的安定。然而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朱棣身体不适。到了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朱棣突然病逝，享年65岁。朱棣是一位马上天子，他的江山得于马上，也死在了行军的途中。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位重视文化的皇帝，其功绩不逊于历代名君，因而死后被谥为"文皇帝"。

朱棣君临天下之后，尊儒纳士，编纂了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迁都北京，疏通了大运河，派遣郑和六下西洋……这些成就，足以令成祖傲视古今。

三千文士修大典。永乐元年（1403）七月，朱棣下诏编纂一部类书。他雄心勃勃，想要永乐大典将中国古代典籍尽量收集齐全，特命大才子解缙负责，要求"毋厌浩繁"，尽量收罗。第二年十一月，解缙将编纂好的图书进呈天子。朱棣很高兴，赐名《文献大成》，赏赐解缙等147位有功人员。

然而不久，朱棣发xiàn

这与他的要求相差很大，主要是还有许多典籍未能收录。于是朱棣决定重新编修，并任命靖难功臣姚广孝以及刑部侍郎刘季篪（ｃｈí）和解缙总其事，前后参与者近3000人，可谓人才荟萃、人文盛事。朱棣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命在文渊阁开馆修书，由光禄寺供给朝夕膳食。他看到文渊阁中的书籍尚不完备，命礼部选派通晓典籍的官吏四出购求典籍，"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正是在朱棣的关注和支持下，3年之间，大典得以编纂完成。

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大功告成，姚广孝等人将《永乐大典》进呈朱棣。《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内容包罗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技艺诸项。此前的类书，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只有100卷，北宋的《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都各有1000卷。《永乐永乐刻本大典》的规模之大，确实是历史上无与伦比。《永乐大典》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照录原文，未作删改。这种做法保持了书籍的原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永乐朝《永乐大典》只有一部正本，存放在南京的文渊阁，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运到北京。朱棣曾经打算将《永乐大典》付印，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是艰难之至，不得已放qì

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皇宫三大殿失火，幸运的是由于抢救及时，《永乐大典》竟然奇迹般的幸免于难。有了这样的教xùn

，世宗意识到光有一部正本太危险了，遂命108个书生抄写大典。这些人每日人抄3页，历时6年之久，才抄成一部副本，藏于皇史■。只可惜正本在明末不知去向，多半是毁于兵火。副本到了乾隆时期只有9000余册，少了近3000册。后来被儒臣们私自盗去了不少，剩下的在清末时不是被烧了就是被掠往国外，至今偶尔会在一些拍卖会上发xiàn

《永乐大典》的踪影。据估计，存世的《永乐大典》约800册，只是原来的3%左右。建国以后，中华书局曾将《永乐大典》存世残本予以影印出版。

三宝太监下西洋。郑和，回族，本姓马，小名三保（一作三宝），人称三宝（保）太监。他在洪武年间成为明军俘虏，入燕王藩邸为宦官，成为朱棣的亲信。从永乐三年（1405）开始南京郑和府后花园遗址，到宣德六年（1431），郑和曾经七下西洋，其中有六次是在永乐朝。郑和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也是西方公认的"世界十大航海家"中惟一的中国人。

朱棣为何让郑和六下西洋呢？按照《明史》中的说法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目的有二：一是寻找建文帝踪迹；二是向海外诸国显示大明王朝的繁荣富强。

郑和造大铜钟永乐三年，郑和由苏州刘家港出发，浩浩荡荡出使南海以西诸国，最远到达印度半岛的古里国，勒石为记，于永乐五年才返回。成祖似乎对郑和的第一次出航非常满yì

，在他回朝的第三天就命工匠改造249艘海运船，以备郑和下次使用。

随后，郑和分别在永乐五年、七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九年，以及宣德六年六次出使西洋，到达过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六甲、马来西亚、印度、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国家。

郑和下西洋，集中展示了中国人民的航海水平，是航海史上的壮举，比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早约一个世纪；加深了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往来，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2005年恰巧是郑和首次下西洋的600周年，他所创造的航海奇迹将永远彪炳史册，为世人所敬仰。

三年修得北京城。朱元璋虽然有过犹豫，但最终以南京（当时称应天）为京师。朱棣则长期生活在北平，视北平为龙兴之地。即位之初，他仍以南京为京师，但对北平感情很深，因此永乐元年（1403）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建议将北平升为陪都，朱棣非常高兴，改北平为北京，称行在。

朱棣刚刚用武力夺得皇位，担心人心不稳，并没有立即提出迁都，而是逐步逐项解决迁都的明清北京内城中轴线示意图外围问题。永乐元年，设置了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国子监等衙门，为向北京运粮重开海运，迁徙他处富民到北京。因为海运风险较大，朱棣又于永乐二年下令疏通运河。永乐四年（1406），他下诏修建北京宫殿，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集木材。不过这次并没有提出迁都，而是以准bèi

北巡的名义。

真zhèng

表明朱棣迁都决心的是在永乐七年（1409）。这一年，朱棣巡幸北京。这次巡幸，朱棣在自己身边设置了行在六部、都察院，与南京各自形成一套系统。另一件事更可以彰显他的心迹，即为徐皇后在北京选建陵寝。徐皇后于永乐五年（1407）病逝。对于这位与他同甘共营建紫禁城所用斗尺苦、患难与共的徐皇后，朱棣并没有把她安葬在南京，而是在北京昌平为她建造陵寝，也就是后来他也下葬的长陵。细细品味，就会发xiàn

朱棣已经决计要回到他兴起的地方。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的经济得到了繁荣，疏通的运河保证了粮食的运输，北京周边的军事防御力量也得到了加强等，这些前期措施使得迁都北京水到渠成。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朱棣公布了迁都的想法，自然得到了朝臣的一致拥护。永乐十五年（1417）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至十八年基本完工，前后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北京。

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谨身、华盖三大殿遭雷击起火，化为灰烬。朱棣以为是上天示警，下诏求直言反省。其实许多大臣家在南方，本来就不愿意迁都，因此借此事交相上疏反对迁都。朱棣很不满，甚至杀死了言辞激烈的萧仪。反对迁都的大臣不再敢指责皇帝，转而攻击那些拥护迁都的大臣。

明朝十六帝(十一)

双方争辩激烈，朱棣命他们于午门外跪着辩论。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稳定局面，主动将责任承担下来，才逐渐缓和了矛盾，迁都之议平息下来。

可以说，朱棣能够最终夺取皇位，并实现了很多不平凡的功业，除去一些有利的客观因素外，更与他个人的雄才大略分不开。

成祖一生，智谋过人，历史上流传有很多关于他的智谋故事。

自投罗网年轻的建文帝即位后，一口气削夺了五个藩王。虽然燕王尚未被削，但是他的周围已经布满了新皇帝的诸多眼线，北平也被重兵包围，形势岌岌可危。朱棣没有坐以待毙，私下里培养了一批死士，还在燕王府里打造兵器，但这些进行得十分隐秘。他在王宫后苑修建了很大的地下室，圈以高大的围墙，围墙下埋着缸瓮，以防止声音传到外面。同时养了许多鸭鹅，用鸭鹅的叫声掩饰打造兵器和操练的声音。

没有不透风的墙，建文帝听到一些燕王的行迹，愈发猜忌朱棣。由于还没有准bèi

充分，朱棣决定亲自去南京，借以缓和气氛，争取时间。他当然知dào

此行的风险，说不定会有去无回，但是他相信自己会回来，会使仁弱的建文帝相信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还可以探听朝廷的虚实。建文元年二月，朱棣来到了南京。

对于燕王自投罗网，户部侍郎卓敬劝说建文帝将燕王徙封南昌。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办法，然而建文帝优柔寡断，没有采纳卓敬的建议，几天后将燕王放归北平。朱棣的这次自投罗网，体现了一位雄才伟略的政治家的成熟和胆色，收到了奇效。五个月后，一切准bèi

妥当的朱棣毅然以八百骑兵举事。

佯狂装疯建文元年六月，燕山护卫百户倪谅向朝廷告发朱棣的两个部下为燕王招募死士。二人经过审问，供认了朱棣的一些阴事。建文帝没有更多的证据，所以没有削燕王，而是下诏训责。朱棣害pà

这是削藩的前兆，遂生一计，用以迷惑建文帝。

北平的人听说燕王突然疯了，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乱跑、乱喊，有时躺在大街上昏睡。建文帝听到传言，命北平布政使张和都指挥使谢贵探听真情。二人来到燕王府，看见朱棣围坐在火炉旁边，浑身颤抖，似乎很冷的样子。看见张、谢二人前来，朱棣手拄拐杖，走路踉跄。张、谢二人被朱棣精湛的演技欺骗了，上奏朝廷，建文帝信以为真。

其实朱棣并不是第一次装病。早在周王被废之后，他就一直称病不出，借以韬光养晦，麻痹对手。不过当时他确实有一块心病，他的三个儿子在南京，可能已被扣为人质。一旦他有异谋，三个儿子性命堪忧。于是他借口病重，请求建文帝让三个儿子归府照顾自己。这是一箭双雕之策：如果朝廷放归三个儿子，则免去了质于人的情况；如果不同意放归，可以探知朝廷的意向，早做谋划。建文帝拿不定主意，后来在徐增寿的蛊惑下竟然将朱棣三个儿子送归燕国。朱棣大喜过望，连称"天助"，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几个月后毫无顾忌的朱棣造反，建文帝真是后悔莫及！

智擒张谢北平布政使张、都指挥使谢贵是建文帝安插在朱棣身边的两双眼睛，负责监视朱棣的一举一动。这时燕王府护卫百户邓庸赴南京公干，被齐泰逮捕入狱，经审讯，供认燕王准皇帝尊亲之宝（白石）备举兵的各项事宜。建文帝大惊，密令张、谢贵捉拿燕王府官属，伺机逮捕朱棣。朱棣得知事情紧急，立即命张玉、朱能率仅有的八百壮士入卫燕王府。

当时的情况对燕王十分不利，如果强攻，损失过大，所以只能智取。朱能献策，擒贼先擒王，抓住张、谢贵，其他人就好办了。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人埋伏在端礼门两侧，然后派人请张、谢前来。张、谢怀疑有诈，不肯前往燕王府。朱棣又命人拿着朝廷要抓捕官属的名单前去，这样二人才相信。在燕王府，张、谢的随从被拦截在大门外。朱棣拄着拐杖坐着，设宴行酒。他拿起一块西瓜，放在嘴边，欲尝又止，对二人说："现在平民百姓，兄弟宗族之间，还知dào

相互体恤。我身为天子近亲，却朝不保夕。既然这样，天下还有什么做不得呢？"说完，愤nù

地将西瓜摔到地上。埋伏的勇士听到暗号，一拥而上，将张、谢贵擒获。随后，朱棣命朱能、张玉等人迅速击败了城内的守军，控zhì

了北平。

计除卜万朱棣攻打怀来宋忠部之时，大宁兵马号称10万，在都督刘真、都督佥事陈亨、都指挥卜万率领下出松亭关（今河北迁安县西北），将要进攻遵化。七月二十四日，朱棣亲自率兵增援。刘真等人知dào

宋忠兵败怀来后，退守松亭关，拒不出战。三员主将中，刘真年老力衰，又缺乏计谋，不足为虑；陈亨是燕王的老部下，持观望态度；只有卜万英勇善战，成为燕王的眼中钉。

恰巧捉到两个大宁的士兵，朱棣遂决定使用反间计，除去卜万。他假意写给卜万一封信，对他大加赞赏永乐七年所造铜铳，极力诋毁陈亨。他命一个被俘的大宁军卒将信藏在衣领内，然后设酒席款待他，并送给他一些银两，又故yì

让另一个军卒看到这一切。燕王随后将二人放归。未得赏赐的士卒忿忿不平，回去后将此事上告。刘真果然在士卒身上找到了那封信，就信以为真，将卜万投入狱中，并籍没其家。卜万后来死在了狱中。

成祖朱棣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在历史长河中占有重yào

的位置。他的一生，文治武功不逊色于历朝君主。然而他性格暴戾，特别是在靖难之役后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大肆屠戮建文遗臣，成为他人生中无法洗涤的污点。

朱棣攻取南京后，对于那些不肯归附自己的大臣严加惩治，无所不用其极。建文帝削藩的主要谋士黄子澄，先被砍去双手、双腿，然后方将其杀死，齐泰亦被"族诛"。朱棣对抵抗最为坚决的铁铉非常愤恨，命人割下了他的耳鼻后才将其杀死，妻女充为官妓。礼部尚书陈迪和儿子等六人同日就刑，朱棣在行刑前将陈迪儿子的耳鼻割下煮熟让陈迪吃掉，并问味道如何。陈迪没有惧色，回答道"忠臣孝子的肉鲜美无比"，坦然就刑。

这些事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最为惨烈。方孝孺是当时最有名的读书人，就连姚广孝也向成祖为其求情。成祖召方孝孺为其写即位诏，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以死相威胁，自己的性命不要了，难道还不顾及九族吗？方孝孺大义凛然，朗声回答"便十族奈我何"。成祖盛怒，将其灭门十族。自古以来，最严厉的莫过于诛九族，从来没有诛十族的先例。方孝孺墓方孝孺一案，成祖可是开了先河，空前绝后。所谓十族，就是在九族之外将朋友门生牵连在内。

不久之后，朱棣又兴"瓜蔓抄"。景清在成祖登基后并没有马上殉节，而是委身于朝班很长时间。一天，他身穿绯衣，暗藏利刃，准bèi

行刺朱棣。朱棣见其神色异常，命人搜身，得到利刃。景清当庭辱骂朱棣，不屈而死。朱棣命人将他剥皮实草，系于长安门示众，并令用铁刷子将景清的肉一层层刷下，还把骨头打碎。他还不解气，将其灭族，街坊邻居也受到了牵连，后来乃至于和景清稍有些关系的人都被杀，犹如瓜之蔓，牵连甚广，许多无辜的人惨遭横祸。

成祖朱棣对建文旧臣的杀戮前后长达十余年，在晚年时法禁犹严，直到仁宗朱高炽即位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成祖实行这种近于疯狂的严法酷刑，一方面与其个性有关，但更为本质的原因则是内心的虚弱。他发动靖难之役，说到底是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在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上是要大打折扣的，这一点他自然心知肚明。因此，他希望能够用屠刀堵住人们的非议之口，并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为此，他甚至不惜在生母的问题上做文章。

成祖的生母是谁，一直存zài

着争议，至今学术界未有定论。朱棣出生之时，正值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朱元璋尚未建立明朝，而是忙于争夺天下，当时尚无朱棣生母的争论。等到朱棣夺位以后，关于他的生母是谁的问题突然敏感起来。自永乐时期以来，各种官方史书和野史上都对成祖生母问题有所记载和猜测。上个世纪以来，李晋华、傅斯年、朱希祖、吴晗"大明永乐年施"款铜鎏金佛像等一批知名学者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实的研究。

明朝十六帝(十二)

就连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家也对这个问题怀有兴趣，并给傅斯年提供相关史料。可见，成祖生母问题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对于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明朝来说，这关系到嫡庶问题，并进而关系到帝位的合法性问题。对于后世的人们而言，明白这个问题，也就多少会对明初的政治情势有所了解。

总起来看，关于成祖生母问题的说法主要有三种：

马皇后说。明成祖朱棣自称是孝慈高皇后（即马皇后）所生。马皇后，凤阳宿县（今安徽宿县）人，濠州红巾军郭子兴养女。至正十二年（1352）郭子兴将其许配给部将朱元璋。当年朱元璋受到了郭子兴的猜忌，马氏多次从中调解周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册封她为皇后，对她十分信赖，多次听从她的意见宽免大臣过错，因此有人将她与历史上的贤后唐代长孙皇后相提并论。

《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都说朱棣为马皇后所生，后来的史籍如《明史》等正史多因循这种说法。

但是除朱棣外，马皇后亲生皇子都有谁，又有着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生懿文太子、秦王、晋王、燕王、周王。朱棣在夺取皇位后，马上让人编了一部叫《奉天靖难记》的书，为自己篡夺皇位辩解。该书开卷就标榜自己是马皇后的嫡子："今上皇帝（指成祖朱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次秦王，次晋王，次今上皇帝，次周王也。"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马皇后只亲生燕王，周王，懿文太子、秦王、晋王都不是马皇后亲生。其实仔细推敲起来就会发xiàn

，《太祖实录》为成祖朱棣所修（成祖为了抹杀自己即位前的真实事实，曾两次改修《太祖实录》，删减篡改之处甚多），《太宗实录》为宣宗所修北京觉生寺永乐大钟，其中自然也有粉饰的成分，当然宣称朱棣为马皇后的嫡子。

另外还有人认为马皇后根本就没有皇子，这几个都不是她亲生的，只不过是抱过来抚养成人而已。

妃说。成祖为马皇后所生的说法到了明中后期就受到了质疑，而妃说浮出水面。有人认为妃是高丽人，也有人称她是元顺帝的妃子，抑或是高丽人而成了元顺帝妃子，不得而知。

这种说法的直接证据是《太常寺志》。太常寺是明朝管理祭祀礼乐的机构，皇家宗庙的祭祀就由其负责。《太常寺志》对孝陵（即太祖朱元璋的陵寝）神位的记载如下：

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

太常寺是皇家机构，这样严肃的问题不应该胡乱记载，可惜这本书没有流传下来。明代文人对这种资料将信将疑，但还是觉得有合理的地方，万历时期的文人何乔远就持这种观点，"臣于南京见《太常寺志》，云帝（明成祖）为妃所生，而玉牒则为高后第四子。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京）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臣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

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和李清见到这样的记载也无法判断孰是孰非。钱谦益当时是南明弘光朝的礼部尚书，李清曾任大理寺左丞，二人利用职务之便，于弘光元年元旦利用祭祀孝陵的时机，悄然打开孝陵寝殿，"入视果然，乃信"。

还有一个证据。朱棣在即位之后，在南京天禧寺的旧址上翻盖新寺，取名大报恩寺，是为了报答马皇后的养育之恩。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寺中正殿的大门经常紧闭，外人无法看见里面元顺帝像的情况，有传闻里面供奉的其实是成祖生母妃。

还有的学者考证当年建文帝之所以先削周王，是因为周王与朱棣是同母所生，故削周王而去燕王羽翼。周王与朱棣的母亲不是马皇后，而有可能就是妃。

元主妃洪吉喇氏说。社会上更加流行的却是另外一种说法，即成祖生母是蒙古人洪吉喇氏。洪吉喇氏是元顺帝的第三福晋，是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儿。元顺帝败，朱元璋入大都（今北京）见洪吉喇氏貌美，就留在身边。然而她入明宫时就已经怀孕，所生的就是明成祖朱棣，所以朱棣即元顺帝的遗腹子。其实这只是民间的传说而已。徐达攻陷大都是至正二十八年（1368），而朱棣生于至正二十年（1360），两者相差达8年之久。这种情况可能由于朱元璋刑罚过严、朱棣杀戮过重，从而导致民情激愤，因而编造谣言以发泄胸中的不满情绪，以至于以讹传讹。

还有其他一些说法，比如说成祖是达妃所生，或元主妃不是洪吉喇氏而是翁氏，等等，但都影响不大。实jì

上，争论的焦点是成祖到底是嫡出还是庶出？以上看法都可以归纳到这个问题上来。朱棣非马皇后亲生而生母为妃的说法，经过明史专家李晋华、吴晗等人的精细考证，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在这里，可以提供一条可以佐证成祖庶出说的史料。成祖即位以后，禁止一切有关其夺位的史料，但他左右不了国外的史籍，而这条史料恰恰出自邻国朝鲜，其真实性是可以信赖的。洪武二十二年，朝鲜使臣权近一行曾在北平拜谒燕王，权氏著有《奉使录》记其事，其中有诗题云：

到燕台驿，进见燕府。先诣典仪所。所官入启，以是日先太后忌日，不受礼。命奉嗣叶鸿伴接到馆。七月十五日也。

此处"先太后"当是从汉制之称诸侯王母，显然指燕王自己的生母。诗题中明言太后忌日在七月十五日，而高皇后马氏的忌日在八月初十，显然不合。洪武二十二年，还不存zài

嫡庶之差别问题，故燕王即使对外国人也不遮掩其真实生母身份。所以，成祖非马氏所出无可怀疑。那么，朱棣为何一再强调自己是嫡出呢？这是因为明朝的皇位继承制为嫡长子继承制，只有嫡子继承皇位才是深孚人心的，否则会危及皇权的稳定。特别是是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将建文帝赶下台后取而代之，更恐难以服众。他担心后人说他篡权，所以才千方百计强调自己嫡出的身份。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伎俩，是不足为怪的。

宣宗朱瞻基，仁宗长子，明朝第五个皇帝，年号"宣德"。1426年，仁宗朱高炽病逝，朱瞻宣宗像基以29岁的年龄即皇帝位，时值壮年，精力充沛，又有一定的治国经验，且可以不用像他的父亲那样在太子的位置上苦苦等待20年之久，可谓恰得其时。当年成祖曾经预言他是个"太平天子"，此语果然没错。虽然宣宗在位仅有10年时间，但他是个守成之君，承继明朝开国60年来的基业，以自己德政和治道而载入史册，将明朝推向了"仁宣之治"的黄金时期。

洪武三十一年（1398）二月初九日，朱瞻基出生在北平。在他出生的前夕，他的祖父燕王朱棣做了一个梦，梦中太祖朱元璋授予他大圭，上面写着"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字样。圭，是古代封建帝王贵族在举行典礼时用的一种玉器。成祖认为这个梦有特别的寓意，是个吉兆。在朱瞻基满月的时候，朱棣看到他满面英气，与自己梦中见到的样子十分相像，非常高兴，对他也是特别的宠爱。

朱棣夺得天下后在南京登基，朱瞻基随祖母离开北京也来到了南京。祖父朱棣和祖母徐氏非常钟爱这个皇孙，对其颇为用心。朱瞻基自幼聪慧，喜好读书。永乐五年（1407）四月，他到了出阁读书的年纪，成祖特命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姚广孝为之讲习经书。

姚广孝像姚广孝是个很特别的人，至今还流传着关于他的许多传说。他14岁出家为僧，法名道衍，向道士席应真学习阴阳术数之学，熟读诗书，诗文俱佳。后来云游嵩山时，著名相士袁珙(ɡǒnɡ)看到他十分诧异，说他三角眼、形如病虎、嗜杀成性，将来一定是刘秉忠一样的人物。（刘秉忠，元朝僧人，随忽必烈征云南，筹建开平城，主持设计元大都，建议以大元为国号。）姚广孝听说自己会成为刘秉忠一样的人物，正符合自己的志向，非常高兴，立志要做一番事业。

因为马皇后病逝，朱元璋择高僧入藩王府为马皇后诵经祈福。姚广孝就因此而得以进入燕王府，为朱棣所知。他密劝朱棣举兵，并在“靖难之役”中屡出奇策，为朱棣夺得江山立下了不世的功勋。是以朱棣对他是十分敬重的，在恢复他的姓，赐名广孝，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少师。

明朝十六帝(十三)

朱棣让他蓄发还俗，他不肯；赐给他府邸和两名宫人，他拒不接受。上朝的时候他穿上官服，下朝后就换上袈裟，居住在寺庙中。当永乐十六年（1418）他病情危重时，成祖亲自到他居住的庆寿寺看望他，相谈甚欢。病逝后，成祖辍朝两日，亲自为他的神道碑书写碑文，记述他的功绩。

成祖朱棣以自己最为信任的大臣来辅导朱瞻基，可见对他的殷切希望。朱瞻基也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学习刻苦，加之天资聪颖，过目不忘。他还留意古今兴衰、历朝治乱的内容，从中领会治国的道理。

成祖朱棣不但任命姚广孝教授朱瞻基，而且他自己也用言传身教来给与他良好的影响，为以后为国君做准备。永乐七年（1409），成祖巡幸北京，令朱瞻基同行。他特意带领着朱瞻基到田间观察农作物、农具和耕种的过程，到农民家里看他们的衣食住行，并写了一篇《务本训》给他，让他知道农业是国家根本的道理，治理国家必须体恤农民。

永乐八年（1410），朱棣亲征蒙古，指定尚书夏原吉辅佐朱瞻基留守北京，学习处理日常政务。当时南京是京师，北京称行在，虽然同样设有各种官署，但是处于草创阶段，还很混乱。夏原吉每天早上辅佐朱瞻基处理政事。面对各衙门的庞杂事件，夏原吉总能口答笔书，从容不迫，井井有条，处理好深入漠北的成祖朱棣和远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交办的各项事务。有这样能干的大臣辅佐朱瞻基，相信他一定会从中积累许多处理政务的经验。后来夏原吉又侍从朱瞻基深入乡野村落，体察百姓疾苦。成祖对夏原吉很满意，在朝堂上指着他和蹇义对朝臣说，这是高皇帝（太祖朱元璋）给我留下的贤臣，要想知道古代贤臣的样子，眼前的两个人就是。此后，朱瞻基多次在夏原吉的侍从下往返于两京之间，其间经常谈论治国方略，从夏原吉那里获得了许多经验。

宣宗骑马图永乐十二年（1414），为了让朱瞻基接受战场的历练，朱棣命他随自己亲征蒙古。朱棣已经让朱瞻基体察了民间疾苦，学习处理政务，似乎只有再让皇太孙在战场上磨砺之后才会让他日后成为文武兼备的一代圣君。朱棣并没有让朱瞻基荒废学业，命随军大臣在行军过程中继续教授他经史。皇太孙有时又跟随成祖朱棣检阅部队，学习战法。六月，明军与蒙古铁骑展开激战。宦官李谦自恃勇猛，带着朱瞻基加入战局。朱棣得知皇太孙身涉险境，急忙派军将朱瞻基解出战场。李谦自知犯下大错，自杀身亡。

正是在祖父朱棣的精心培育下，朱瞻基文韬武略、熟悉政务，为将来治理国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朱棣十分欣慰，曾对朱高炽说朱瞻基日后必然是一个太平天子。如前文所说，朱棣之所以传位于朱高炽，或与钟爱皇太孙朱瞻基有很大的关系。朱瞻基机敏过人，多次维护了其父朱高炽的储位。有一次，成祖朱棣命太子朱高炽和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拜谒太祖朱元璋的孝陵，朱瞻基随往。太子朱高炽身体肥胖，还有脚疾，行走不便，由两个太监搀扶仍然踉跄。朱高煦在后面看见，故意在众大臣面前羞辱太子，说"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没想到年幼的朱瞻基在后面随即反驳，"更有后人知警也"，顷刻之间为父亲解围。朱高煦回头看到朱瞻基，意识到在争夺储位的道路上朱瞻基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幼年受到的良好教育，使朱瞻基能吟诗作赋，擅长书法绘画。他登基后经常在春秋时节，与诸儒臣登临万寿山，泛舟太液池，良辰美景，赋诗唱和。他的诗侧重于重农、求贤的内容，表达了他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治国理念。宣德四年（1429）十月，朱瞻基来到文渊阁，与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李时勉等儒臣谈经说道。他随手翻阅着经史书籍，和儒臣们讨论其中蕴意，进而探讨治国的得失。君臣谈古论今，相谈甚欢。宣宗兴致盎然，特命御膳房拿来好酒，设御宴款待他们。席间，他告诫儒臣们，自古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都崇礼重士，你们是辅佐良臣，对于国家政事一定要知无不言。他还赋诗一首，赐给杨士奇等人，有如下诗句："大经**古所训，讲论启沃良足娱。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无？"朱宣宗绘《花下狸奴图》瞻基认为读书讨论不但能陶冶性情，还是治理国家的良策。不久，他将自己所作的《猗兰操》赐给朝臣，再次告诫朝臣要举荐贤才，只有唯才是举才能治理好国家。他涉猎较广，绘画则以山水、花鸟见长。他所绘《戏猿图》、《花下狸奴图》手法细腻，颇见功底。另绘有《寿星图》一幅，赐给老臣夏原吉。又有《瓜鼠图轴》等流传于世。

朱瞻基虽然生在帝王之家，贵为天子，但同样有七情六欲，有着家庭生活的甜美和苦恼。在他的生命中，有三个女人对他有着特殊的影响，一个是他的母后，另两个是他的皇后。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三个女人在他的家庭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宣宗的生母为仁宗张皇后，河南永城人，彭城伯张麟的女儿。洪武二十八年（1395）封燕世子朱高炽妃，永乐二年（1404）进皇太子妃，仁宗即位后册为皇后。永乐年间，朱高炽为皇太子，汉、赵二王觑其位多有谗陷，成祖也有易储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张后多次维护丈夫的储位，"濒易者屡矣，卒以后故得不废"。一次，朱棣夫妇在内苑举行宴会，张氏亲自下厨服侍。成祖很高兴，对皇后说："新妇贤，他日吾家事多赖也。"成祖说的没错，张氏的确很能干宣德年间的法器--铜铃、铜杵，识大体，对朝廷内外发生的事情都很了解。张皇后地位尊崇，但她对自己娘家人管束非常严格，不允许他们凭借自己的关系谋取高官，更不允许他们干预朝政，难能可贵。

宣宗即位之初，每当遇到重大的军政要事，总不忘向母亲禀报，而张太后提出的意见通常都很中肯，母子之间关系十分融洽。当时国泰民安，一派盛世景象。宣宗格外孝顺母亲，每天早晚都要到母后的寝宫问安，不时将四方朝贡的物品进献母亲。宣德三年（1428），张太后和宣宗的皇后、嫔妃畅游西苑。宣宗亲自扶着母亲走上万寿山，捧上美酒敬祝母亲万寿无疆。第二年，宣宗陪同母亲拜谒长陵、献陵。经过河桥时，宣宗下马，亲自搀扶太后的坐辇。看到道路两旁欢呼的人群，张太后意味深长地告诫宣宗，百姓能如此爱戴君主，是因为君主能够使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所以国君一定要重视百姓的安危。返回京师的途中，张皇后走访当地的百姓，询问他们生活、生产情况，赐予他们一些钱钞。百姓献上食物、水酒，张太后亲手递给宣宗，让他尝尝真正的农家风味。正是在张太后的影响下，宣宗对百姓的生活非常关心，对农业很重视，宣德朝物阜人丰，这也是"仁宣之治"局面形成的一个原因吧。

母子融洽的关系也有一点不和谐的音符。原来，宣宗不顾母亲的反对，一意要更立皇后。宣宗的皇后为胡氏，可他更喜欢贵妃孙氏。孙氏10岁时，经彭城伯夫人、张太后母亲向明成祖推荐宣宗绘《瓜鼠图》，选入内宫抚养，成为以后宣宗择配的人选。她虽出身低下，但面貌姣好，聪明伶俐。永乐十五年（1417），成祖降旨给心爱的皇孙朱瞻基选妃，结果选中了济宁（今山东济宁）百户胡善祖的第三个女儿胡氏，册封她为皇太孙妃，封孙氏为皇太孙嫔。宣宗即位后，册立胡氏为皇后，孙氏为贵妃。胡氏贞静端淑，但身体病弱，未能生育，为宣宗所冷落。孙贵妃虽亦无子，然而饶有美色，为宣宗所宠爱。当年册立后妃，按祖宗制度，皇后册立之时有宝（即金玺）有册（即写有皇帝封赐命令的金册），贵妃则有册无宝，但宣宗特命制金宝赐予孙贵妃宣宗胡皇后像，贵妃有宝自孙氏始，可见宣宗对她的宠爱程度。虽然宣宗赐孙贵妃宝册征得张太后的同意，但是张太后对胡皇后很满意，内心里并不真正赞同宣宗的做法。

宣宗一直不喜欢胡皇后，想更立孙贵妃为皇后，只是胡皇后贤明没有过错，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孙贵妃生朱祁镇，使宣宗更立皇后的想法更加强烈。

明朝十六帝(十四)

在朱祁镇出生不久，就有大臣上表请求立他为皇太子。胡皇后很贤惠通达，也主动表示早定国本。宣宗孙皇后像其实，立皇太子是件重yào

的事情。按照明朝皇位传承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皇后亲生的儿子才是最佳人选。此时虽然胡皇后没有子嗣，但毕竟年轻，或许日后会有皇子。因此立朱祁镇为皇子，明显有些操之过急。孙贵妃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假意推辞，说等皇后身体恢复后定会有儿子，自己的儿子不敢先于皇后之子成为太子，然而宣宗却不愿意等。次年二月，宣宗册立朱祁镇为皇太子，当时他尚不满三个月，是明代册立太子时年龄最小的。

其实，宣宗之所以急于册立太子，是为更立皇后做准bèi

。母以子贵，朱祁镇成为太子，他的生母孙贵妃的地位更高了。即便如此，宣宗要更立皇后也颇费了一番周折。他召见大臣张辅、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人商议更立皇后之事，但大臣们认为胡皇后没有过错，不应废去。宣宗也没有办法。后来多次宣召大臣商议，也没有结果。一次，宣宗单独召见杨士奇，屏退左右，请他出主意。杨士奇问宣宗胡皇后、孙贵妃关系如何。宣宗说她们相处和睦，胡皇后生病，孙贵妃多次探望。杨士奇向宣宗建议，不如好言开导胡皇后，让她自己上表请求辞去中宫，这样就合乎礼仪。这一办法果然高明，胡皇后应允辞去中宫，只是张太后不同意。宣宗保证以后对两宫一视同仁，不分薄厚，最终张太后才勉强答yīng

。宣德三年（1428）三月，宣宗发布敕书，废胡皇后，立孙贵妃为皇后。

胡皇后被废后，仿照宋仁宗废郭皇后为仙妃事例，号静慈仙师，退居长安宫。张太后十分同情胡氏无故被废，又欣赏她的贤惠，因此经常将她召到清宁宫中，和自己一同居住。内廷设宣宗绘《竹犬一笑图》宴，她命胡氏坐在孙皇后的上座，孙皇后经常因此怏怏不乐。到了正统七年（1442）十月，张太后病逝，胡氏非常悲伤，没过一年也去世了。对于胡皇后无故被废，时人听说后都很不理解，议论纷纷，非常同情胡皇后。几年后，宣宗也颇生悔意，曾说过"此朕少年事"，算作是自我解嘲吧。

宣宗虽然没有太祖开创基业之伟业，没有成祖开拓经营之功绩，却是个守成令主。宣宗承继祖业，奋其余烈，发奋图强，励精图治，让大明帝国在自己手中平稳向前发展，将明朝推向了天下大治的兴旺局面。

在宣宗统治的10年间，他平定了汉王的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任用了一批贤臣能士，政治清明；撤兵安南，去掉困扰多时的沉重包袱；推行重农爱民的仁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

平汉抚赵。在宣宗的身边，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一直没有放qì

争夺皇位的念头，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朱高煦在被成祖朱棣安排到乐安之后，并没有改过自新，而是等待时机，准bèi

随时发难。当仁宗突然病逝之时，朱瞻基正在南京，得知消息后日夜兼程直趋北京。据说朱高煦在南京至北京的必经之路上埋伏人马，准bèi

将朱瞻基半路劫杀。事出仓促，阴谋没有成功，朱瞻基神速赶到北京，登基为帝。

朱瞻基即位后，深知两位皇叔久蓄异志，加强了对两位皇叔的防范，但没有采取强硬的行动宣宗射猎图，反而重加赏赐，以礼相待。朱高煦认为少主新立，软弱可欺，更加积极谋夺皇位。他向宣宗索要骆驼、马匹，宣宗都给予满足。在宣德元年（1426）正月，他派人向宣宗进献元宵灯笼，借以刺探朝廷虚实。八月，朱高煦以为时机成熟，仿照朱棣起兵举事，派人到京师秘密联络英国公张辅作内应，事发，阴谋为朝廷所知。起初，宣宗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朱高煦，规劝他罢兵。朱高煦不听，派人进疏宣宗，指责他违背祖训，又指责夏原吉等人为奸臣。宣宗看罢，才相信朱高煦果然反叛。这又是一场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战争，只是这次与朱棣的靖难之役在过程和结果上有很大的不同。

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朝廷意见不一。有些大臣主张命将出讨，而以杨荣、夏原吉为首的大臣则力主以建文帝为前车之鉴，要宣宗亲征。初登大宝的宣宗显示出了与太祖、成祖相似的英武气概，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建议，亲征朱高煦。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而朱高煦显然没有料到年轻的皇帝竟然会亲征，信心大失，失去了举兵之初的勇气。宣宗对战局有着清晰的把握。在行军途中，君臣商讨朱高煦会有何种行动。有人说朱高煦会攻取乐安附近的济南城，作为自己的老巢；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宣宗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宣宗所料，朱高煦知dào

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宣宗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而是将劝降信射入城中，继xù

劝谕朱高煦出降。此时的朱高煦已经彻底绝望，私下派人来请降。叛军中的王斌等人宁愿战死，坚决阻止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吓破了胆，从间道跑出来投降了宣宗。大臣请求将其立地正法，宣宗顾及亲情，没有同意，而是将朱高煦押送回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班师回朝，宣宗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这时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祖父朱棣为了开拓自己的眼界，熟悉军事，带着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如果祖父有知，一定会为自己兵不血刃地平叛而欣慰，况且自己还保全了叔父朱高煦的性命。

回师路经献县时，大学士陈山劝说宣宗移师彰德（赵王封地，今河南安阳），袭执赵王朱高燧。杨荣、夏原吉、蹇义也表示赞同，只有杨士奇、杨溥反对。朱高燧早存夺位之心，这是人所共知的，虽然这次他没有举兵，但始终是朝廷的祸患。宣宗颇有移军彰德的想法，只是杨士奇等人苦苦劝谏，最终班师回到京师。回到北京后，宣宗想了很久，觉得还是没有袭执赵王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朝臣交章上奏，请求将赵王的护卫削去，将他拘留北京。宣宗没有同意，念及毕竟就这一个叔父了，应该想个保全的办法，于是他将群臣的奏疏派人送给赵宣宗绘《万年松图》（钤有"皇帝尊亲之宝"印）王观看。赵王看到奏疏，非常惊恐，上表谢恩，自请削去护卫。正因为此，赵王得以寿终。赵王这次没有举兵，并不是因为他突然改过自新。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赵王对汉王的叛乱行为很是赞成，并且积极招呼汉王派来的联络使者。赵王府左长史胡永兴力劝赵王不可造次，赵王根本不理睬。胡永兴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杀汉王使者，烧掉来往信件，将赵王参与叛乱的痕迹销毁了。这样，赵王才能够逃得一劫。假如赵王当时有所异动为朝廷所察的话，能否保存就是一个疑问了。不过，以宣宗对赵王的了解，他肯定知dào

赵王并不是那么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军彰德的情况下，能够听从相反的意见，保全赵王，这是很难得的政治家气度。

汉王朱高煦本来也可以保留性命的。宣宗在西安门内辟出囚室，械系朱高煦于此。三年后，宣宗带着内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对自己的处境耿耿于怀，用脚将宣宗勾倒。宣宗惊魂未定，恼怒异常，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300斤重的铜缸下，四周围以柴炭，放火将其活活烧死。铜缸都被烧化了，朱高煦的尸骨当然无存。汉王、赵王的威胁被解除，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明朝平稳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任用贤臣。汉王朱高煦的叛乱能够很快被平定，赵王朱高燧的危机得以圆满解决，除了宣宗本身的因素外，还与他所重用的贤臣有很大的关系。在宣宗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yào

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yào

。杨士奇，江西泰和人，永乐年间入值杨士奇像内阁，为东宫官，多次维护太子朱高炽的皇储地位。

明朝十六帝(十五)

杨荣，福建建安（今建瓯）人，当年成祖入南京准bèi

登基，杨荣迎谒马首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急忙调转马头去拜谒孝陵。正因为此事，杨荣给成祖留下的印象极好，多次随其北征，规划边务，参决军事，升文渊阁大学士。杨溥，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永乐时为太子洗马，因太子遣使迎接成祖迟缓，为汉王所谗，曾被关入天牢10年。"三杨"都是活跃于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元老，在朝臣中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正是股肱之臣。夏原吉，是明朝著名的理财能手，永乐时期为户部尚书，长期主持zf的财政，成祖五次北征、郑和下西洋、出兵安南、修建北京等重大事件的后勤保障都是由他规划筹措。蹇义是朱高炽当年东宫的属官，擅长谋划，为人谨慎，办事周详。

杨荣像宣宗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

几位重臣识大体，顾大局，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相互包容，不计较个人恩怨。据记载，杨荣办事果duàn

，敢作敢为，对军务很熟悉，只是不能洁身自好，多次接受边将馈赠的良马。宣宗听说了，向杨士奇询问。杨士奇力赞杨荣通晓军务，是他和众位朝臣所比不上的，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小毛病就放qì

不用。宣宗笑着告sù

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杨士奇听后，没有丝毫的怒意，反而对宣宗请求能够像包容他一样包容杨荣。后来杨荣知dào

了这件事，感觉十分惭愧，对不住杨士奇，便尽释前嫌，相交甚欢。

宣宗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宣宗绘《萱花双犬图》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五位重臣在宣德朝的重大事件中，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赞画"作用，如上面提到的平定朱高煦叛乱和解除朱高燧的威胁，以及撤兵交阯（安南）的重yào

决定。

撤兵安南。安南到了宣德朝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成祖曾经兴兵80万征讨交阯，将其并为明朝的一个省，设置官吏，加以统治。然而交阯并未臣服于明廷的统治，起兵反对明朝的战争时有发生。成祖曾多次派兵镇压简定、陈季守、黎利等人的反抗。成祖死后，交阯的情势更加不稳定。明朝连年派兵交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难以承shòu之重。仁宗时期，改变了成祖一味剿灭镇压的政策，以招抚为主。宣宗则主张剿抚并用的政策，派王通为征夷将军，征讨黎利，然而他内心里更想息兵交阯。宣德元年(1426)四月，宣宗就曾与蹇义、夏原吉、杨士奇和杨荣四人商议，他"反复思之，只欲如洪武中、永乐初，使(交阯)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这种想法是要改变直接统治交阯的做法，恢复交阯为附属国的地位。杨士奇和杨荣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而蹇义和夏原吉却反对，担心"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因此宣宗的这个想法并没有立即实行。其实宣宗是在等待一场军事上的胜利，然后才好招抚、谈判，体面地从交阯撤兵。

宣德二年（1427），陈通率军击败了黎利，斩首万余人，但他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让黎利率残军逃跑。九月，黎利上书明廷，声称找到陈氏后人（当年成祖起兵的名义就是为原国王陈氏报仇复国），请求明朝罢兵，册立陈氏后人为君。宣宗有意答yīng

，但是英国公张辅等人认为明廷如果没有合适的借口就答yīng

，只是向天下人显示朝廷的软弱。宣宗召见杨士奇和杨荣，寻求对策。他们二人赞同宣宗的想法，认为这是体恤民情，没有示弱。宣宗在杨士奇等人的支持下，欣然同意，派特使恢复陈氏政权，命陈通撤兵。然而黎利推说陈氏后嗣已死，请求明廷册立自己。宣宗没有理会，派人继xù

寻找陈氏后人。宣德三年（1428），黎利再次进献贡物，请求册封，宣宗仍不理会。宣德六年（1431），黎利再次请封。宣宗考lǜ

到陈氏后宣德云纹铜熏炉人已经无从找起，黎利署理国事已成事实，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册封黎利为国王。这样，安南再次独立，脱离了明朝的直接统治，但仍然是明朝的附属国。从此到明朝末年，明朝和安南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放qì

安南，免除了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为明朝节省了大量的开支，除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仁政爱民。在对内的治国之道上，宣宗能够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宣宗的真实心态。他继xù

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五年（1430）三月，宣宗路经农田时，看见路旁有耕作的农民，于是他下马询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他兴致盎然，取来农民耕田的农具，亲自犁地。没推几下，他停下来，回头对身旁的大臣说，我只是推了三下就有不胜劳累的感觉，何况农民终年劳作。说完就命人赏赐农民钱钞。他对农民的生活和处境是了解的，因此能够在制定政策时考lǜ

到他们的利益。同年六月，京畿地区发生了蝗灾，宣宗派遣官员前去指挥消灭蝗虫。他仍不放心，特意谕旨户部，告诫他们往年负责捕蝗的官员害民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蝗灾小，因此要严禁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还做有一首《捕蝗诗》颁给臣子。

宣宗赐宦官银皿宣宗清楚，昏君滥用民力乃至亡国，隋炀帝就是个例子。宣宗以此为鉴，非常注意爱惜民力。在他统治的10年间，多次下旨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七月，罢湖广采木。宣德五年（1430）二月，罢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十一月，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宣宗不但没有同意，还认为他是想用这种扰民的事情为自己谋求利益，将他逮捕入狱。他还多次蠲免税额、积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残疾和户内无丁力者的匠籍。

盛世隐忧。在宣宗君臣的不断努力下，宣统朝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有名的"仁宣之治"。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这样的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边境安定，蒙古虽有扰边的行动，但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宣宗实行安抚的政策，力主和议，保持了和平共处的局面。放qì

安南也是个明智的选择，使得久经战乱的明朝和安南都得到了稳定发展的环境。争夺皇权的朱高煦的反叛，很快就被平定了，没有酿成大的祸患，加强了皇权。宣宗爱惜民力，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力劝农桑，鼓励垦荒，农民得以安居乐业，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起来。时称"宇内富庶，赋入盈羡"，是明王朝财力最雄厚的时期。商品生产程度提高，手工业得到发展，商路增辟，国内外贸易有所发展。农民生产生活得到保障，农民起义也很少。宣宗任人得当，吏治较为清明。

宣宗行乐图慕、自謬不拔，然而随着社会的持续稳定，经济的增强繁荣，君臣均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完全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zài

的隐患。"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这种情况宣宗当然脱不了干系。这位年轻的天子有一种很特别的爱好就是斗蟋蟀（促织），因此被称为"促织天子"。宣宗对斗蟋蟀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经常派宦官选取上好的蟋蟀。因为这种缘故，斗蟋蟀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扶摇直上。后来宣宗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派太监四出采办。

明朝十六帝(十六)

其中，苏州的蟋蟀特别好，宣宗为此还特意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太监采办1000只蟋蟀。上命下达，摊派给了当地的百姓，弄得鸡犬不宁。据说当地一个粮长用一匹马换取了一只好蟋蟀，准bèi

献给宣宗，不料妻妾观看时跑掉了。妻妾自知闯祸自杀了，粮长见家破人亡也上吊了。蒲松龄根据这个故事情节，稍加改变，写成了《聊斋志异》中著名的《促织》一文。

土地兼并问题也在当时逐步凸显出来，大量土地流向皇室勋贵官僚地主手中。农民没有必需的土地，流民问题也已逐渐形成。宣德三年（1428），"山西饥民流往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有司军卫及巡检司各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者多"。宣德五年（1430），北直隶易州有逃民1229户，山东潍县有逃民3407户。

另外，自成祖朱棣以来，朱元璋制定的祖制受到破坏，宦官逐渐受到重用。宣德元年七月，在内府设置教习内官监的内书堂，大学士陈山负责教授。宣宗时期，宦官尚未形成专权的局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他儿子英宗朱祁镇时，王振专权，以致朱祁镇被蒙古俘虏，差点断送了大明江山。

英宗朱祁镇，是明朝开国以来的第六位皇帝，生于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十一日，英宗像属羊。他9岁登极，年号"正统"，14年后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所俘，失去帝位。8年之后，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年号"天顺"，在位8年，两阶段共在位22年，38岁时驾崩，庙号"英宗"。英宗虽然寿命跟他父亲宣宗一样，但他的一生却比其父要曲折得多。

英宗很早就得到命运的垂青，出生两个多月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有明一代年纪最小的皇储。父亲宣宗结婚10年没有子嗣，对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十分疼爱，并寄予厚望。宣宗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年仅9岁（实jì

年龄只有7岁）的朱祁镇顺利登上皇位，君临天下。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不幸。而更可悲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连自己的生母是谁都产生了疑问。

谁是英宗的生母？在这关系到皇家龙脉的大事上本不应成为问题，但英宗的生母的确存zài

着不同的说法。

孙贵妃说。《明书》、《明实录》等书持此说。《明书》中记载孙贵妃于"宣德二年十一月，生英宗皇帝"。孙贵妃，永城县（今河南永城）人，主簿孙忠女。10岁时，经彭城伯夫人、张太后母亲向成祖推荐，选入内宫抚养。永乐十五年（1417），册封为皇太孙嫔。宣宗即位后，册立孙氏为贵妃。朱祁镇的出生并被立为太子，成为孙氏争夺皇后之位的最重yào

的砝码。后来太后和诸大臣同意宣宗废掉胡皇后，册立孙贵妃为皇后，应是母以子贵。

宫人说。还有些人认为英宗为宫女所生，孙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偷偷抱养宫人之子为己子，而那个宫女却销声匿迹了。《明史稿》记载孙氏"**人子，于是眷宠日重"。查继佐《罪惟录》也说孙贵妃"宠冠后宫，宫人有子，贵妃子之"。《明史》中也认同这种说法。

宣宗胡皇后无子，宫中（一云纪氏）有子，孙贵妃攘为己子，遂得册为皇后，而废胡为仙姑。……英宗立，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为太后。胡每事谦让，不敢居孙之右。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凡六宫有位号者皆得祭奠，胡不敢与太后之列，惟与诸嫔妃同事。孙太后知而有见谴之意，胡因痛哭而殂。太后命阁下诸臣议治丧之仪，时杨士奇卧病于家，诸臣往问，士奇曰："当以后礼殓，葬景陵。"问者曰："此非内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后世骂名。"诸臣因议以嫔御礼葬。天顺六年，孙太后崩，英宗尚不知己非孙所出，惟皇后钱氏知其详，亦不言。八年，英宗大渐，后泣诉曰："皇上非孙太后所生，实宫人之子，死于非命，久无称号。胡皇后贤而无罪，废为仙姑。其死也，人畏孙太后，殓葬皆不如礼。胡后位未复，惟皇上念之。"英宗始悟，卒如其言，遗命大行尊崇之典。

据王■的记载，英宗是在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才从皇后钱氏口中知dào

自己本是宫人之子，但年长日久，他已无法知dào

生母的身世和下落（按钱后的说法，英宗生母"死于非命"，从孙贵妃跟胡皇后争宠得逞并进而逼死胡氏的情况来看，这是很可能的），只好把一腔同情寄予被废的胡皇后身上，为她重修陵寝，一切按照皇后的规制办理。钱皇后为什么要替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废后胡氏说话？原来，作为英宗的皇后，钱氏并没有生过皇子，而当时周贵妃却有一子，即后来的宪宗。这种情形跟当年胡皇后无子、孙贵妃有子的情形极其相似。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情形，使得钱氏深为同情胡皇后吧。钱皇后很幸运，并没有因无子而被废。

钱皇后出身低微，英宗很想给她的家人加官晋爵，但钱氏却推辞了。皇后的家族没有封爵，这在有明一代是很少见的。这使英宗很敬重她。最动人的故事发生在土木事变之后。当时，钱皇后把宫里的家底都拿出来交给瓦剌的使者去营救英宗。她日夜哭泣，困了就卧在地上，结果弄瞎了一只眼睛，弄坏了一条腿。英宗回来被关在南宫做太上皇，很郁闷，钱皇后都委婉劝解，让英宗舒缓一下心情。所谓"患难夫妻"，也不过如此了。所以英宗对钱皇后绝对是一心维护，即使立了周贵妃的儿子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宪宗），也不会像他父亲一样废掉皇后。他担心自己驾崩后钱氏受周贵妃欺负，特地在临终之前遗命"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明代此前的惯例是一帝一后同葬，这道遗命就等于告sù

周贵妃：你的儿子做了皇帝，但钱皇后的太后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果然，英宗死后，周贵妃就闹了起来，要独称太后，排挤钱皇后。大学士李贤、彭时就以英宗遗命为理由反对，最后宪宗从中做个妥协，两宫并尊，周氏和钱氏同为皇太后。等到钱太后去世时，周太后又从中作梗，不让钱氏与英宗合葬。因事关国体，大臣们又起来反对，竟至"百官伏哭文华门外"。最后，又是权宜之计，钱太后葬于英宗玄堂左边，右边空着留给周太后。这时，周太后居然派人暗中做手脚，让钱太后圹位距离英宗玄堂数丈之遥，而且将中间堵塞起来，其意就是不让钱太后在另一个世界跟英宗见面。周太后的做法如今看起来是有点可笑，但在当时却是非常现实的考lǜ

和思路，反映了宫廷斗争的复杂性。从这个方面来说，钱皇后能为宣宗废后胡氏说话，实jì

上折射出她对自身命运的某种忧虑。

不管英宗是宫人所生还是孙氏所生，总之都是龙脉。因为在紫禁城内，除皇帝外，只有皇帝的妃嫔，服侍的宫女和太监，不会有其他成年男子。英宗的生母为谁，宣宗自然心知肚明。如果确为孙氏夺宫人之子为己子，对宣宗来说，总是自己的骨肉，无伤大局，同时还可以帮zhù

自己宠爱的孙贵妃登上皇后宝座，或许是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这个事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宗的身世方面有很大的悲剧性。而同时，英宗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的一生极富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也不乏某种悲剧因素。

皇帝密旨（白石）英宗登极时，距朱元璋开基建国已有近70年的时间了。经过前面五位皇帝的经营，国家已经恢复稳定，经济得以复苏，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态势。特别是英宗的祖父、父亲仁、宣二宗继承洪武、永乐基业，又能勤政爱民，当时宇内承平，史称"仁宣之治"。英宗是明朝建国以来第一位幼年天子。即位之初，军政大事操持在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三杨手中。

太皇太后张氏，是仁宗的皇后，宣宗的母亲，英宗的祖母，很有才智，在正统朝前期政治活动中起了非常重yào

的作用，国家大事多禀裁决。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名相"。他们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因此在英宗亲政之前，明朝仍然延续着仁宣时期的发展轨迹前进着。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三杨也先后淡出政治舞台，幼冲天子已经逐渐长大成人。

明朝十六帝(十七)

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英宗最起码应当是个守成之君、太平天子，但在他亲政之后几年内，却发生了一件对明朝历史影响极大、对英宗本人命运也影响极大的事件——土木堡之变，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落差。

英宗自小心目中都存zài

着一个强dà

的对手，那就是北方的蒙古人。他要时刻提防蒙古铁骑入侵北边，骚扰百姓。

明朝的江山是推翻元朝统治，从蒙古人手中夺过来的。明朝建立后，蒙古人虽然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但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势力。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不久，就命徐达领兵出征北元。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逃离大都（今北京市），返回漠北。虽然蒙古无力与明朝一争天下，但雄踞北方，时刻都是明朝的重大威胁。

明朝历代统治者都把北元作为心腹大患看待。太祖分封秦、燕、晋、宁、辽、岷等边塞诸王，分镇要害边地，屯驻重兵，形成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线。洪武年间，太祖还多次出兵打击蒙古势力。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实jì

上是把抗蒙总部搬到了前线，先后5次亲征，使得北部边境稍得安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朱棣病逝。

自仁、宣时期起，明朝对蒙古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对蒙古主要采取以攻代守，主动出击的策略，长驱直入，极大地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势力。此时则转变为镇守九边、互市往来的以守为攻的方针。蒙古游牧经济有其内在的不足，生产分工不发达，手工业制造水平低下，因此日用品、手工业品缺乏，必须依靠其他途径获得。获得的手段不外乎有两种：掠夺和贸易。贸易又分为朝贡贸易和马市贸易。马市贸易，设于边境，蒙古以驼马皮毛换取日用品，但明朝zf明令禁止买卖铜、铁、兵器。朝贡贸易，始于永乐朝，入贡驼马兽皮，明朝则估价给值，另有大量赏赐。但是这种朝贡体系隐藏有很大问题，蒙古派遣的使团人数越来越多，沿途州府供应吃力，而且其间夹杂不法之徒，频频生事。如果得不到满足，蒙古就会侵犯边境。正统初期，英宗忙于用兵麓川，无暇北顾，使得也先(蒙古首领，自称太师淮王)利用机会扩大势力范围。也先先是向西发展，将依附明朝、屏卫明朝西翼的各蒙古部落收服，然后挥兵东下攻取兀良哈三卫。此时，也先的势力范围西起今日的新疆、甘肃、青海，东至辽东地区。

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马，诈称3000人。明朝大宦官王振怒其诈，削减马价，也先遂以此为借口领兵大举进犯。英宗在王振的唆使下，草率决定亲征。这次亲征，英宗的本意是想效仿其曾祖父成祖5次亲征蒙古的壮举。七月十五日，英宗命御弟朱祁钰留守北京，率大批官员，挑选精兵50万出师迎敌。八月十三日，大队人马驻扎在土木堡，旋被也先部队包围。土木堡地势虽高却没有水源，掘地两尺仍不见水，士兵饥渴两日，战斗力大为下降。十五日，明军被蒙古军击败，50万大军伤亡过半，公侯大臣死难者甚众，可怜英宗也被也先掳去，转瞬间就由贵不可言的皇帝变为阶下囚。

土木堡之败，是明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也是英宗人生经lì

的第一个谷底。幸好在英宗明金山岭长城屏蔽敌台障墙被俘的一年时间里，也先对这位对手颇为尊重。据说也先命每2日进羊一只，7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作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北方天气寒冷，他还曾令妻子出献"铁脚皮"，给英宗御寒暖脚之用。也先曾经对明朝使臣说过这样的话："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军马与我厮杀。天的气候（意志），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杀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使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每（们）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么？"

英宗被俘，也先视为奇货可居，想以此要挟明廷。而明朝这边，在英宗被俘后，于谦等人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帝，史称景帝或代宗。经过一番较量后，原本被视为奇货的英宗变成了空质，也先于是有送英宗南归之意。然而景帝对于英宗南归并不积极。后右都御史杨善等人请命出使，景帝所给敕书只是有关议和内容，不提迎复英宗之事，也不给金帛等赏赐的礼物。杨善只好变卖家产，自己购买了些礼物。在他的积极斡（ｗò）旋下，英宗得以平安南归。

但是在迎接朝见英宗的礼仪上，景帝与大臣又产生了矛盾。景帝认为仪礼过重，应该从简。大臣提出异议。最终还是英宗在几封书信中称自愿迎奉从简才缓解了局面。见面之时，仿唐朝天宝之乱后玄宗、肃宗禅让之礼，英宗、景帝之间禅让。随后，英宗被送入南宫，开始了7年的幽禁生活。7年间，英宗未能踏出南宫半步。名为太上皇，实为囚徒。英宗被幽禁在南宫期间，景帝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防止英宗复位，做了两件事。

一是对英宗严加看管。南宫大门常年紧闭，日常的饮食衣物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送进去。为防止南宫与外面联络，纸笔极少供应。英宗的伙食不是很好，钱皇后不得不做些针线活出售来换取必要的食物，有时还要靠娘家贴补一些。有个太监说南宫的树木多，恐怕会有人越过高墙与英宗联系，景帝遂命将大树砍伐。当然，虽然景帝时时刻刻防备英宗复辟，但他并没有对皇兄做得太过分。有个叫徐正的刑科给事中建议英宗不宜居住南宫，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景帝听后愕然，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反而将其治罪。

二是谋易太子。景泰帝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的长子朱见■（土木堡之变时3岁），并立其为太子。但是景帝即位没几年，就想换自己的长子为太子，只是苦于一时间没有什么好办法。从景泰三年（1452）开始，他不断给内阁学士和七卿中的一些人加官晋爵，时常加以赏赐。四月，千户袁洪知dào

皇帝想换太子的心思，上"永固国本事"疏，请易太子。景帝十分高兴，下旨臣议。大臣们知事已至此，纷纷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景帝十分高兴，给大臣们加官加俸，并于五月初二日，册立朱见济为太子，废英宗的长子朱见■（jùn)为沂王。

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听到这个消息，真不知作何感想！一直被视为心腹之敌的也先在得胜后还能够礼遇自己，并护送南归，虽然有他的政治企图，但也总算仁至义尽。而自己的同胞兄弟不仅占据了皇位，还对自己处处提防、严密监视，并且废了自己的太子，绝了自己的后望。谁才是自己真zhèng

的对手？是外敌，还是兄弟？

英宗不仅很难弄清谁是对手的问题，在谁是朋友，或者说谁是可仰仗的忠臣的问题上，也时时陷入迷茫。

英宗在位22年，被俘北居一年，南宫幽居7年，又于景泰八年（1457年）乘景帝病重，在武清侯石清、左都御史杨善以及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人的拥戴下复登皇位，真可谓经lì

了天上人间的剧烈变化。在这期间他宠信过一些人，重用过一些人，惩处过一些人。他宠信的人，有的断送了他，比如王振；他重用的人，有的对他产生威胁，比如石亨和曹吉祥正统九年铜铳；他惩处的人，有的明知其对社稷有功，却不得不如此，比如于谦。总之，任用非人，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最大失败之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剧命运。

王振纪念碑王振。他是英宗正统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据查继佐《罪惟录》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可知王振永乐时入宫，因有文化逐渐崭露头角。在英宗做太子时，王振就在身边。王振善权术，能察颜观色，深受英宗宠信，称其为"王先生"。英宗即位后，命掌司礼监。

在明代，司礼监太监有"内相"之称，掌批倾红，权力是很大的，完全可以达到与之内阁分庭抗礼的地步。有人认为王振是明代第一个权阉，是明代宦官专权始作俑者。

明朝十六帝(十八)

朱元璋建国伊始，规定内官不许习字，只供洒扫驱使。又令宦官不许干政，违者斩，并铸铁牌立于宫门之侧。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大批宦官投奔朱棣，报gào

朝中虚实，为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成祖朱棣因此信任宦官，允许读书习字，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有专权现象。王振之得宠，与其是东宫旧人的身份很有关系，因为"出入起居之际，张太后像音声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王振之后的刘瑾、魏忠贤都是这种情况。

正统初年，外廷有"三杨"，内宫有太皇太后张氏，王振尚处处小心，不敢嚣张。张太后是位很有能力的女人，当年宣宗病逝前担心英宗年纪幼小无法理政，特在遗诏中写下"大事白皇太后行"，这在明代遗诏中是少有的。但是，张太后在正统七年（1442）去世，"三杨"也先后去世，使得王振可以肆无忌惮地弄权，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威势倾朝廷。

英宗对王振信任有加，礼遇甚隆。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这封敕书的感情是真挚的，英宗从小和王振在一起，王振又能替他处理冗杂的政务，使英宗对王振不仅信任，而且依赖。正统六年（1441）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照惯例，宦官不能参加。英宗时刻不忘王振，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还有一次，王振见工部侍郎王佑貌美而无须，便说："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然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率兵犯边。王振认为这是扬威远方的机会，也是进一步提高自己在朝廷中威信的机会，于是怂恿英宗贸然亲征。英宗自己也想仿效曾祖父成祖扫荡漠北，因此不顾大臣们的劝谏，草率亲征。结果，英宗不但被俘北去，而且失去了皇帝的宝座。王振也在这次战役中丧生。关于王振的死因，说法略有不同。有人说是乱兵所杀，有人说是明将樊忠所杀，但英宗复辟后对王振念念不忘，说他英勇杀敌力战而死，并用太监刘恒言赐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

明军铁头盔石亨。石亨，渭南（今属陕西）人，袭父职为宽河卫指挥佥事，后累官至都督同知，守大同。也先犯大同时，石亨大败，单骑奔还，受到处分，后来还是于谦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也先围困北京时，他立有军功。景帝很信任他，病重时让他代行祭祀大礼。石亨见景帝病情沉重，便起了异心，联合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密谋拥立英宗复辟，立不世功勋。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七日，副都御史徐有贞、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等人乘景帝病重之际发动政变，拥立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石亨因拥立有功，受到英宗的重用和赏赐，由武清侯升为忠国公，食禄1500石。英宗对石亨言听计从，让其掌握京军。石亨借机大肆培植党羽，干预朝政。他的侄子石彪英勇善战，想要谋取大同守备的要职，这样就可以和石亨内外结合，遥相呼应。英宗本来对石亨的专横已经有所不满和不安，这次借口石紫禁城东华门彪私自让属下奏请谋取镇守大同事，便将石彪逮捕下狱。后来又罢去石亨的职权。次年，石亨因事被诏捕入狱，籍没家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石亨瘐死。什么是瘐死呢？瘐死是指在监狱中因疾病、饥饿、折磨等原因而非正常死亡。随后，石彪亦被诛，权臣石氏的权势倾刻间烟消云散。有人认为石氏虽然作恶多端，但罪不至死。但石氏之败，为英宗去了心头之患。

曹吉祥。曹吉祥是参与夺门之变的另一个重yào

人物。他是永平滦州（今河北滦县）人，宦官。早年依附于王振，参加过麓川之役、征兀良哈、讨邓茂七和叶宗留等，立有军功。石亨之败，给曹吉祥以很大的打击。天顺三年（1459），英宗听从内阁大学士李贤的意见，下诏禁用"夺门"字样。因为李贤认为，"夺门"意味着英宗得到皇位的不合法性，不过是石亨等人张大其功罢了。曹吉祥看到夺门之功被否定，石亨败亡，心里恐惧，渐蓄异谋。曹吉祥和他的侄子曹钦，蓄养了大批死士，决定于天顺五年（1461）七月举事。事发前夜，马亮畏罪告变。曹钦知事已泄，匆忙起事，杀死锦衣卫指挥同知逯杲等人。逯杲，本来得到过曹吉祥推荐，后来揣摩英宗的意思，刺探石亨、曹吉祥的阴事，多有讦告，曹钦恨之入骨。曹钦屡次攻打皇城不得，便退守曹宅，最后战败，投井而死。3天后，曹吉祥被磔于市。

于谦。于谦（1398～1457），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曾随宣宗平汉王朱高煦叛乱。出按江西时，卓有政绩，百姓称颂。正统十一年（1446），曾遭人陷害于谦像入狱论死，因百官百姓力请得免。土木之变时，为兵部右侍郎。英宗被俘、也先直逼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人心惶惶，这时于谦挺身而出，担负起保卫北京的重任。

在此期间，他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第一，拥立景泰帝。明朝因无国君，人心不稳，情势动荡。当时英宗长子才3岁，无法胜任军国大事；监国的朱祁钰，是英宗的异母弟，22岁，年富力强。于谦及百官与皇太后商议，拥立朱祁钰为帝，稳定了混乱的局势。

第二，力排南迁之议，保卫北京。翰林侍讲徐有贞等人想要南迁以避兵锋，于谦坚决反对，认为一旦南迁则北京、九边都将不保。在于谦的力争下，景帝下定决心保卫北京，并把守城的重任交到于谦身上。土木之变，英宗所率50万京师劲旅皆没，北京只剩下不到10万老弱病卒。于谦招勤王兵，整饬军务，列兵九门，亲自督战，破瓦剌军，成功地保卫了北京城。

第三，社稷为重君为轻。也先以英宗为奇质，逼迫明廷就范，漫天要价。于谦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主战不主和，使得也先奇货可居的愿望没有实现，维护了明朝的利益。英宗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的当天，就传命在朝班中逮捕于谦。论刑当凌迟处死，籍没家产。英宗颇为犹豫，认为"于谦实有功"，不忍心杀害功在社稷之人。

此时，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提醒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杀于谦，你就是得位不正，没有合法性。这样英宗才下决心杀于谦。于谦被杀，可能始终是英宗心中不可解开的一个心结。于谦死了以后，蒙古又开始屡屡骚扰明朝北方边境，英宗计无所出，只是忧心不已。

有一天，恭顺侯吴谨趁机在旁进言："如果于谦还活着的话，一定不会让敌人如此猖狂。"英宗听了，默默无语，也不怪罪吴谨，想必其内心肯定会起波澜的吧！英宗复位后，陈汝言继于谦为兵部尚书，不到一年，因事获罪，抄家时缴获赃物巨万。英宗召大臣去看，很伤心地说："于谦在景泰朝深受信用，死的时候却家贫如洗。陈汝言贪得也太多了吧！"于谦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正门锁得紧紧，打开一看，却都是景帝所赐的蟒衣和宝剑。故而英宗如此感叹。于谦诗文亦佳，《石灰吟》被认为是他人生的写照：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英宗自小受到良好的宫廷教育，本性也不坏，只因贸然出征，沦为阶下囚，不仅自身命运徒增波折，也使大明帝国陷入危机。不过，也许正是由于被囚、被禁的经lì

，使得英明剔红楼阁人物圆漆盒宗对命运多了几分敬畏，对人命多了几分尊重，对世事多了几分理解。于是在他复位之后，就做了几件颇为史学家所赞赏的好事。其中一件就是前面文中所提及的恢复宣宗废后胡氏名号之举，并使之葬礼如仪。第二件就是释fàng

建庶人，建庶人指的就是建文帝之次子朱文圭。

明朝十六帝(十九)

1402年，明成祖攻入南京之后，建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次子朱文圭则被成祖幽禁起来，称为"建庶人"。到英宗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在长期的幽禁岁月中从两岁幼童长为50多岁的老翁了。大概由于也曾经lì

过长期被囚的生活，英宗突然有一天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他跟李贤说不忍心再囚禁建庶人。李贤对此大加赞赏，于是英宗不顾左右近侍的反对，派人给建庶人修建了房屋，任其自由出入，并供应生活。说起来，英宗的皇位是他曾祖从建庶人那边抢过来的，在当时曾遭到天下人的质疑或反对。英宗身边的人担心放出建庶人会出变故，他倒很有气度，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释fàng

建庶人一事受到百官和百姓们的真心赞叹，也算是给50多年前的纠纷做了一份补卷。

还有一件事，对英宗以后的帝王影响很大，那就是废除殉葬制度。明太祖死的时候，许多宫人陪葬。自此之后，成祖、仁宗、宣宗、代宗去世都以宫妃殉葬。英宗觉得这很残酷，临终前遗诏裕陵停止殉葬。此后明代各帝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

英宗所做的这几件事，被史家赞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明史》称英宗在位期间，"无甚稗政（坏政策）"。可是，英宗并不能遏制大明帝国日益走向危机的趋势。到他儿子宪宗的时候，情况就有点恶化的兆头了。

武宗朱厚照，弘治四年（1491）九月二十四日生，孝宗朱祐樘长子，母张皇后。弘治十八年武宗像（1505）五月，武宗即皇帝位，在位16年，年号正德，死后葬北京十三陵之康陵。

武宗是历史上很有争议的一位皇帝。有人认为他荒yin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然而通过近些年来历史学界的研究，人们对武宗的认识有所改变，有人认为他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是极具个性色彩的一个皇帝。总之，武宗富有戏剧性的一生是难以用只言片语概括的。

武宗是孝宗和皇后张氏的嫡长子，像他这样既为嫡子又是长子的情况在封建礼法社会中是天然的皇位继承人。此前三朝，皇帝皆非皇后嫡出。明朝十六帝中，以嫡长子身份承继大统的也十分罕见。朱元璋确立了明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本来要传位于长子朱标（朱标为马皇后所生），只是朱标在朱元璋生前就去世了，而且朱标出生之时朱元璋尚未称帝，马氏当时还不是皇后。建文帝朱允不是长子，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

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虽是长子，但出生时母亲尚未被册封为皇后，在"嫡"字上还要打一点折扣。英宗朱祁镇是长子，生母孙氏时为贵妃。景帝朱祁钰是英宗的弟弟，宣宗的次子，生母为吴妃，既非嫡子又非长子，在位8年终因"夺门之变"失去皇位。宪宗朱见深是英宗的长子，生母为周贵妃。孝宗朱祐樘是第三子，生母纪氏当时只是宫人，3岁时宪宗才知dào

还有这样一个儿子。

世宗朱厚以藩王入继帝位。穆宗朱载（hòu)是世宗的第三子，母杜康妃。神宗朱翊（ｙì）钧是穆宗第三子，母李贵妃。光宗朱常洛为神宗长子，母王恭妃，在位仅一个月。熹宗朱由校，光宗长子，母李选侍。思宗朱由检为光宗第五子，以藩王的身份即帝位，母刘贤妃。纵观明代十六帝，只有武宗一人是真zhèng

以嫡长子的身份登临大位的。就宗法社会的明代而言，在关系到皇位继承的大事上，这具有极其重yào

的意义，可以说武宗从一出生就注定要做皇帝。孝宗欣喜异常，取其名为朱厚照，希望他以后能照耀后世，5个月后就将其册封为皇太子。

朱厚照的出生不论对于国家社稷还是孝宗、张皇后都意义非凡。孝宗和张皇后的感情非常好，一直没有选嫔妃，只有5个级别很低的夫人，这在明代皇帝中是绝无仅有的。要知dào

，朱元璋除马皇后外还有19个妃子。封建社会中，有无皇子关系到皇权的顺利承继和国家的安定，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传宗接代。张皇后婚后4年没有生育，当时朝臣上书请求选置嫔妃，孝宗并不理会。当然，孝宗不选妃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认为张皇后是个妒妇，不许孝宗再宠幸其他的女人。几年后，张皇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朱厚炜，只是不久就夭折了。这样，孝宗就只有武宗这么一个皇子，因此非常宠爱。

据说朱厚照孩提时"粹质比冰玉，神采焕发"，性情仁和宽厚，颇有帝王风范。8岁时，在大臣的请求下，朱厚照正式出阁读书，接受严格的教育。朱厚照年少时以聪明见称，前天讲官所授之书次日他便能掩卷背诵。数月之间，他就将宫廷内繁琐的礼节了然于胸。孝宗几次前来问视学业，他率领宫僚趋走迎送，娴于礼节。孝宗和大臣们都相信，眼前的这位皇太子将来会成为一代贤明之君。

武宗的生日也很特别。他的生年月日时为弘治四年九月廿四日申时，用干支表示是这样的：辛亥年甲戌月丁酉日申时。如果按照时、日、月、年的顺序读就与地支中的"申、酉、戌、亥"的顺序巧合，在命理上称为"贯如连珠"，主大富大贵，据说明太祖朱元璋的生辰与此有相似之处。而且当年张皇后梦白龙入腹而生朱厚照，按照传统的说法，白者乃主西方，为兵象。武宗生而好动，自幼贪玩骑射。孝宗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太祖朱元璋一样文武兼备的旷世圣君，所以对武宗骑射游戏颇为纵容，这也养成了武宗日后尚武的习气。孝宗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恐武宗玩物丧志，在病逝前一天，特意把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召至乾清宫暖阁，委以托孤的重任："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

然而这个受到上天眷顾的真命天子的身世还有一些隐情，似乎有人事搀杂其中。从武宗出生那一刻起，关于他生母不是张皇后而另有其人的说法就不胫而走。张皇后是河间兴济（今河北沧州北）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选为皇太子妃。孝宗即位，册立为皇后。张皇后婚后4年没有生育，心理压力非常大。大臣们很是着急，纷纷上书请求皇帝选妃以广储嗣。孝宗不听，但心里也是有些着急，就和张皇后在宫中斋醮求子，一连几个月。弘治四年九月，宫中传出喜讯，张皇后的皇子诞生了！举国欢庆之余，各种流言也随之四起，有许多人相信这个皇子不是张皇后亲生的。因为张皇后生下皇子的消息过于突然，事先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而且婚后四年没有生育，难道这次真的是感动神灵而得子吗？当时张皇后因为既未生育又不让孝宗选妃而承shòu了巨大的压力，成为人们私下里埋怨的对象。有人怀疑张皇后自己不能生育，就抱养其他宫人所产之子为己子，这样既避开了人们的指责，又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些流言或许有些事实依据，或许只是反映人们的一种态度。其实怀疑张皇后没有生育能力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3年后她又生育过另外一个皇子朱厚炜。但是流言并没有停止，犹如长了腿一般传播到全国各地，并引发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这个案子发生在弘治年间，称为"郑旺妖言案"。

郑旺，是武成卫的一名士兵，家境贫寒。他有个女儿，叫郑金莲，12岁时卖给别人做婢女，听说后来进了宫。郑旺通过关系，与太监刘山交往，时常托他将一些时鲜水果等物送入宫中女儿手中，郑金莲也托刘山送些衣物给郑旺。郑旺拿着宫中的衣物四处炫耀，吹嘘女儿得皇帝的恩宠。别人讨好他，就称他为"郑皇亲"。张皇后生下皇子后不久，就有流言说皇子其实是郑金莲所生，并被张皇后强行抱了去。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但也没有人去追究，这是不同寻常的，有人认为实jì

上是孝宗已经默认了这种说法。谁知十几年后，即弘治十七年（1504），孝宗考lǜ

到这种说法会影响到朱厚照的政治地位，遂命人将郑旺、刘山等人捉拿到官。然而孝宗没有让司法机关插手此案，而是御审，这又是不同寻常之事，难道是孝宗怕外臣知dào

宫中的秘密？御审的结果是刘山以干预外事的罪名被处死，郑旺以妖言罪、冒认皇亲罪被监禁，郑金莲被送入浣衣局。

明朝十六帝(二十)

案件的结果也有几处不寻常之处：这个案件中只有太监刘山被杀，被认为是杀人灭口；而比刘山罪情更重的郑旺却只是监禁，武宗即位后又被释fàng

出来，此中似有隐情。据翰林院王瓒的记载，他在司礼监教太监识字时，见两个太监将一个女人押入浣衣局。浣衣局的看守见到来人，肃立两旁，态度十分恭敬，可见来人非同一般。至于这个人是不是郑金莲，可惜王瓒没有看清楚。

然而案情随着孝宗的去世和武宗的即位又有新的发展。正德二年（1507），被释fàng

的郑旺仍然坚持他的女儿生了皇子，因而谣言再起。他的同乡王玺打通关节，闯到东安门，声称上奏当今天子"国母"被囚禁的实情，郑旺、王玺因此被捕入狱。审判之时，郑旺多次声称自己无罪。最终，他以妖言罪被判死刑。为何两次都是妖言罪，结果大相径庭呢？第一次审判，孝宗与张皇后关系紧张，因此判罚宽松，似乎有意保全郑旺；第二次审判，孝宗已经驾崩，武宗刚刚即位，而且嫡长子身份又是何等神圣的光环，对于自己的政权十分重yào

，因此即使武宗为郑金莲所生，他又怎会相认?毕竟这对于自己、对于孝宗、对于张皇后乃至于对明廷而言，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关于武宗身世的"郑旺妖言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摆脱了身世的困扰，武宗又可以以嫡长子的高贵血统名正言顺地坐在高高的皇帝宝座上，享shòu

着皇权带来的种种特权。他可以建豹房、幸宣府，过着纸醉金迷、为所欲为的闹剧般生活。

武宗就是这样一个皇帝：他想打破加在他身上的某些禁锢，想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办事，即使这违背了历朝祖训、社会习惯，也在所不惜。很难想像，武宗一点也不留恋象征权力和地位的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而喜欢自己营建的两个小天地——豹房和在宣府的镇国府。对前者，他从正德二年（1507）入住一直到正德十五年（1520）驾崩，都住在那里；而对后者，他则亲切地称为"家里"。

少年天子武宗登临龙廷宝座，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自然不用装样子给别人看，可以随北京宫城图心所欲、为所欲为了，贪玩好动的本性不久就暴露了出来。他废除了尚寝官和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为皇帝而设的经筵日讲，他更是以各种借口逃脱，根本就没听几次。后来连早朝也不愿上了，为后来世宗、神宗的长期罢朝开了先河。诸位大臣轮番上奏，甚至以请辞相威胁，但小皇帝口头上说"知dào

了"，实jì

上依旧我行我素，大臣们也无可奈何，可见少年武宗之顽劣。

武宗不顾朝臣的极力反对而沉湎于玩乐，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八虎"的蛊惑。"八虎"是指八个人，确切地说是指八个太监，包括刘瑾、马永成、高凤等人，其中以刘瑾为首。刘瑾为人阴险狡猾，想方设法鼓动武宗玩乐，每天进奉鹰犬狐兔，还偷偷带武宗出去逛，哄着武宗高兴，因此很受武宗的宠信，并逐渐掌握了大权，人称"立地皇帝"。

正德三年（1508），武宗的心思已是禁城的高墙所挡不住了。他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索性离开了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豹房并非是武宗的创建，是贵族豢养虎豹等猛兽以供玩乐的地方，元朝时期已有此风气。另有虎房、象房、鹰房等处，房又称为坊，如羊坊、象坊、虎坊等，北京至今尚存此类地名。现在北京地名中仍有豹房的名称，但那并不是武宗所建的豹房。也有人认为今天东华门外的报房胡同才是当年武宗日夜yin乐的场所，只是由紫禁城后宫鸟瞰于时间久远，豹房音变为报房。当然，更多的学者相信武宗兴建的豹房原址就在皇城的西苑太液池西南岸，临近西华门的地方，即今天的北海公园西面。今中海、南海、北海三海，明代统称为太液池，在西苑内。豹房新宅始修于正德二年，至正德七年共添造房屋200余间，耗银24万余两。其实豹房新宅并非养豹之所，又非一般意义上单纯游幸的离宫，实为武宗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有人就认为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总部。豹房新宅多构密室，有如迷宫，又建有校场、佛寺等。武宗每日广招乐妓承应，荒yin无度。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乾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象征着皇帝的权力和尊贵的地位。武宗见火起，没有下令扑救，反而跑到了豹房观看，谈笑风生，回头对左右说："好一棚大烟火啊。"世间还有这等皇帝！

豹房新宅中除乐妓之外，还有武宗的义子。武宗在位短短的十几年间，曾收有100余个义子，甚至在正德七年一次就将127人改赐朱姓，真是旷古未闻。在这些义子中，最为得宠者为钱宁、江彬二人。钱宁，本不姓钱，因幼时被卖与太监钱能而改姓钱。其性狡诘猾巧，善射，深为尚武的武宗所喜欢。豹房新宅的建设，钱宁出力甚多。据说武宗在豹房常醉枕钱宁而卧，百官候朝久不得见，只要看到钱宁懒散地出来，就知dào

皇帝也快出来了。江彬，原本是名边将，骁勇异常。在镇压刘六、刘七起义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更是射中面门，但他毫无惧意，拔之再战。因军功觐见时，他于御前大谈兵法，深合武宗意，遂被留在身边。有一次，武宗在豹房内戏耍老虎。谁知平日温顺的老虎突然性情大发，直扑武宗。武宗忙呼身旁的钱宁救驾，钱宁畏惧不前，倒是江彬及时将老虎制服。武宗虽然嘴上逞能说"吾自足办，安用尔"，心里却是十分感激。此后，江彬逐渐取代钱宁而得宠。武宗更是毁京城中豹房西侧的鸣玉、积庆二坊（今厂桥、西四地区）民居，大肆营建"义子府"，供江彬等人居住。

江彬深恐钱宁害己，遂向武宗吹嘘边军如何英武善战，引诱武宗将边军与京军互调，借以自固。明朝祖制，边军、京军不许互调。因为如果边军弱，蒙古就会入侵；京军弱，边军就会成为祸患，这是为加强皇权着想的制度。武宗不顾大臣的激烈反对，打破祖制调边军入京，设东、西官厅，由江彬、许泰统帅。不仅如此，江彬更是鼓动武宗离开京城到西北游幸。这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在广阔的草原上一展雄姿，开创不世之业。江彬还告sù

他那里多美妇，自然更增加了武宗的兴致。正德十二年（1517），武宗一行浩浩荡荡来到宣府，营建"镇国府"。为什么称"镇国府"呢？原来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帖行之，并为自己更名朱寿，后来自己又加封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又为自己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明史·武宗本纪》就说他"然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武宗非常喜欢宣府的镇国府，甚至称那里为"家里"。正德十三年（1518）立春，武宗在宣府，照例要举行迎春仪式。以往的迎春仪式中，用竹木扎成架子，上面排放些吉祥图案，进献给皇帝，谓之"进春"。这一次，武宗亲自设计迎春仪式，花样百出。武宗命人准bèi

了数十辆马车，上面满载妇女与和尚。行进之时，妇女手中的彩球就和和尚的光头相互撞击，彩球纷纷落下。这次迎春仪式，武宗始终兴高采烈，对自己的杰作甚感得yì

。

在江彬的鼓动下，武宗下令大肆修缮镇国府，并将豹房内珍宝、妇女运来，填充镇国府，似乎有常驻宣府的意思。武宗之所以有此打算，是与他尚武、想立边功密不可分的。宣府，是北边重yào

的军镇，也是抵御蒙古军队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武宗在内心里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武功，盼望着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立下赫赫军功。而且，在宣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再也不用听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他下令大臣一律不许来宣府，只有豹房的亲随可以随时出入。在豹房和镇国府两处，武宗为所欲为、乐不思蜀。

武宗即位不久就娶了夏皇后，之后又选置了几个妃嫔，然而他似乎对后宫中的皇后、嫔妃并不怎么在意。

明朝十六帝(二十一)

自从搬到豹房之后，就很少回到后宫了，而是将喜欢的女人都放到了豹房和宣府的镇国府。武宗远离后宫而钟情豹房，是因为与夏皇后感情不和，还是有其他原因，是一个无法考释的谜。

豹房之内，美女如云，武宗过着恣意妄为的yin乱生活，极大地满足了他声色犬马的感官享shòu

。这里充斥着教坊司的女乐、高丽美女、西域舞女、扬州少女，乃至于**、寡妇等各色女子。豹房之内到底有多少女子，恐怕连武宗自己都不清楚。那些一时无法召幸的女子，就被安排在浣衣局寄养，以备武宗不时宣召。这里既包括内臣进献的，也有武宗自己游幸各地带回来的，人数之多，难以想像，据说经常有因饥饿、疾病死亡者。

宣府是武宗另一个yin乐窝。他刚到宣府之时，在这个远离国都的军镇，可以肆无忌惮地放纵。每到夜晚，武宗带上一队亲兵，在空荡的街道上闲逛。看见高墙大院的富庶之家，他就令亲兵上前砸门，然后入内强索妇女，弄得人心惶惶，家无宁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那些富有之家纷纷重贿江彬，希冀能够免除祸患。

从西北回来后，武宗又酝酿着要南巡。这次南巡，有人认为是武宗游玩寻乐；也有人认为武宗拥兵南下是为了防止宁王的反叛。正德十四年，宁王叛乱。武宗遂以此为借口南下亲征。然而当武宗到达河北涿县时，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已到。武宗似乎已无南下的必要，但他王守仁像屡檄王守仁不要北上献俘，自己则继xù

南征，一定要眼见南方的秀丽景色。在山东临清时，武宗竟然失踪了一个月，臣僚皆不知皇帝哪里去了。原来，武宗在太原时得到一个艺妓刘良女，宠爱一时。他西游宣府回来后，将刘良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腾沼殿中，号称夫人，俗呼为刘娘娘。武宗对刘良女非常好，凡是豹房中有谁偶尔犯了小错，只要刘良女在武宗面前替他求情，武宗就不会追究。此次南巡，武宗原本要带她同行的，但刘娘娘当时恰巧得病，武宗与之约定以玉簪为信物，待病好后派人来接。武宗过卢沟桥时不慎将玉簪掉落河中。及至临清，武宗遣信使接刘，但刘氏因无信物不肯来，武宗只好亲自回京，前后将近一个月。由此看来，武宗也称得上是一个痴情天子。

关于武宗与刘良女相识的经过，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明实录》中记载刘良女是太原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武宗游幸山西时，派人到太原索要女乐，得到了刘良女。武宗喜她色艺俱佳，就从榆林带回了豹房。《稗说》则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爱情故事。刘良女是大同代王府上有名的歌姬，武宗曾假扮低级军官出入于王府的教坊，因而得以认识刘氏。当时武宗在这样的风月场所中并不太引人注意，别人还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军官而已，但是刘氏慧眼识珠，认定他不是个平常人，就对他另眼相看。武宗记住了这个刘氏，后来派人将其接到北京。这就成了后来著名戏曲《游龙戏凤》的故事框架，只不过刘氏变成了李凤姐。武宗下江南时，刘氏一直陪伴在身旁，多次一同出现在臣民面前。武宗在南京赏赐寺庙幡幢（chuánɡ）上都要写上自己和刘氏的名字，刘氏也成为武宗一生中最宠爱的女人。

武宗风流好色，却有一个遗憾无法弥补。虽然他阅女无数，却没有子嗣，这是他心头无法抚平的伤痛，为此他甚至导演了迎娶孕妇的闹剧。正德十一年，赋闲在家的马昂为求得复职升官的机会，结交武宗身边的红人江彬。江彬极力在武宗面前赞扬马昂妹妹美若天仙，又娴熟骑射，能歌善舞。武宗一见，果然异常欢喜，不顾她已有身孕，将其从宣府带回豹房，并给马昂升官晋职。其实武宗宠幸马氏，却另有一番打算。因为在意识到自己不能生育后，他就想借此瞒天过海。朝臣听到了一些风声，又见马昂超授右都督，知dào

了传闻属实，就纷纷上疏要武宗驱逐马氏，以绝后患。也不知dào

是奏疏中"吕不韦进孕女"这样的典故让武宗幡然醒悟，还是见到事情已经泄露，武宗倒是逐渐疏远了马氏，也就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马氏风波虽然过去了，但这件事却给朝臣敲响了警钟，认识到了预备皇储的紧迫性。梁储上疏请求武宗从近亲藩王中选择二三人，放在宫内加以培养，作为将来皇储人选，如果武宗有了自己的子嗣，那么就将其送回。这种想法，既可以稳定人心，又保证了皇权可以顺利、平稳地传承，因而得到了很多朝臣的一致赞同，但武宗对此不予理睬。当时武宗尚不到30岁，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他不相信自己会没有子嗣。再说，现在选立藩王之子，不就是向天下人宣告他不能生育的事实吗？那怎么能成！因此武宗拒不立储，以至于他驾崩之后，内宫、大臣们匆忙选立新君，期间出现了30多天的权力真空阶段，为历朝少见，而且直接的后果是继位的世宗对他没有多少感情，兴起了"大礼议"风波。

武宗沉湎于豹房之时，大权落到权阉刘瑾手中。刘瑾，今陕西兴平县人。本姓谈，后依靠刘姓太监进了宫，便改用刘姓。在朱厚照做太子的时候，刘瑾就在身边侍奉。刘瑾深知只要照顾好太子，自己就会成为新皇帝身边的功臣，权力、富贵会接踵而至。武宗即位后，刘瑾抓住少年天子喜好嬉戏的特点，每日进奉飞鹰、猎狗等，鼓动武宗游玩享乐，深得武宗的信任，被提升为内官监，掌握北京的军队，权力很大。

在刘瑾权盛时，正直的朝臣在暗中等待时机的到来。正德五年，宁夏安化王反叛，起兵的名"万里江山"图形玺（寿山石）义就是清除刘瑾。消息传到北京，刘瑾藏匿起檄文，不敢让武宗知dào

檄文的内容。杨一清与太监张永领兵前去镇压，很快就平息了战乱。杨一清在路上尽lì

结交张永，二人相交甚欢。张永为"八虎"之一，然而为刘瑾所排挤。其实不止是张永，其他六人都受到了刘瑾的压制。刘瑾担心他们受到武宗的宠信而自己失势，所以常在武宗面前讲七人的坏话。一次，武宗想调张永到南京闲住，圣旨还没下达，刘瑾就要驱逐张永出宫。张永知dào

自己是被刘瑾陷害的，跑到武宗面前申诉。刘瑾与之对质时，张永气愤得要挥拳打刘瑾，被谷大用等人费力拉开。武宗令二人摆酒和解，但嫌隙渐深。此次，杨一清就是利用张、刘的矛盾，游说张永除去刘瑾。八月，张永、杨一清班师回朝。献俘礼毕，武宗置酒慰劳张永，刘瑾、谷大用等人皆在座。夜深时，刘瑾起身回府。张永见时机成熟，从袖中取出弹劾刘瑾的奏章，奏明刘瑾违法犯纪17事，指出安化王造反皆因刘瑾，更说刘瑾有反叛之心，欲图谋不轨。武宗已有醉意，俯下身子问道："刘瑾果真负我？"此时，周围的马永成等人也都历数刘瑾不法之事。武宗遂下定决心，当机立断派人前去刘宅，自己则紧随其后。刘瑾听见喧哗声，披青蟒衣出，随即被缚。抄没家产时，得到私刻玉玺一枚，穿宫牌五百，以及盔甲、弓箭等违禁物品，又发xiàn

他平时所用的折扇里面竟然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刘瑾被关押在菜厂，后被凌迟处死。行刑之时，许多人花钱买割下来的肉吃掉，以解心头之恨。

刘瑾之亡，竟然是出自武宗酒后的醉话。明代宦官，权重之时百官无人可与之抗衡，然而生死存亡却在皇帝的手中。这是明代宦官**不同于汉唐时期宦官**的一个特点。以往朝代宦官**，宦官势力大到可以操纵皇帝的生死，明代却从没有这种现象发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明代中后期，皇帝多有数月、甚至数年不上朝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不理朝政，失去了对国家的控zhì

。皇帝（如武宗者）此时正是通过宦官来传达圣意，管理朝政。有野心的宦官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狐假虎威，加强自己的权威。但是，这种权力其实是皇帝给予的，是代皇帝执行的，一旦皇帝认为情势将危及皇权时，便会采取强力措施来收回这种权力。正如刘瑾、魏忠贤势大遮天者，往往只要皇帝一句话就束手被擒，其中的道理可想而知。事实上，刘瑾事后，武宗依然宠信宦官，如张永，只是张永并不贪心，倒也相安无事。

明朝十六帝(二十二)

如果有人认为武宗在豹房、宣府穷奢极欲的时候把大权放qì

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武宗虽然不入大内，但是仍时常上朝听政，批答奏章，决定国家重大事件。不愿上朝时，就通过司礼监传达自己的圣旨，命内阁执行。即使他远在宣府的时候，还是特别强调虽然大臣不许前来，但奏章要一件也不许少地送到宣府，至于武宗是否批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说，武宗虽然做出了许多荒唐的事情，但在权力上一点也不糊涂，对权力抓得很牢。

武宗虽有着放荡不羁的本性，但他在内心里一直盼望着能够像太祖、成祖那样立下显赫的边功。他之所以听信江彬的鼓动游幸宣府，与这种想法实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德十二年十月，正德年间铜手铳武宗终于盼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在得知蒙古小王子部叩关来袭，武宗非常高兴，亲自布置，希望同小王子大战一场。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武宗见状亲自率领一军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大小百余战，期间武宗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地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想明英宗当年率50万大军却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蒙古军的俘虏，而此次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此后蒙古兵长时间内不敢内犯便是这次战斗的直接结果。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为指挥布置，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康陵正德十五年，南巡途中的武宗于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垂钓，不慎落水受寒，身体每况愈下。次年，武宗病死于豹房，终年31岁，葬于昌平金岭山东北的"康陵"。武宗一生，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为世人所诟病；同时武宗又处事刚毅果duàn

，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应州大败小王子，精通佛学，会梵文，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其实，明代自英宗正统朝以来，国势渐弱，如果武宗能够兢兢业业，尽心尽lì

，是完全有可能做一代明君而成为中兴之主，功垂史册，但他恣意妄为的行径却为后人所訾议。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地安息着武宗。对于他奇特的一生，后人依旧会不断地评说下去。

世宗朱厚■，在位45年。在位时间之长，在明代十六帝中仅次于他的孙子神宗。45年的世宗像时间中，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他根本就不住在宫中，而是住在他专门用来炼丹、斋醮的西苑中。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政权的控zhì

。在明代皇帝中，他的权术也许不及太祖朱元璋，荒唐不及武宗朱厚照，残忍不及成祖朱棣，可是，荒诞、自大、残忍以及喜欢玩弄权术，却交集于他的身上。他也许是最能够体会zhuanzhi皇权的优越性的一个皇帝。他的堕落，非常迅速，而且彻底。他的刻薄寡恩，也算明代皇帝中很突出的一个。总之，本来他应当是在湖广安陆府一个王府中守规矩的世子和王爷，却最终因获得了皇位而被皇权扭曲成为一个怪物。似乎，一切都开始于"大礼议"——一场与他亲生父亲有关的政治争论。

"大礼议"过程中文官zf的分化及士大夫们所表现出来的投机或顽固心态，使他对于一般的官员们非常轻蔑，并失去与士大夫们对话的兴趣。他所要做的，就是牢固地控zhì

着权柄，并且永远高深莫测。孟森对于嘉靖一朝的政治，亦是用"议礼"二字概括。那么，何谓"大礼议"？大礼议的实质是表明了明朝皇权正统的转移，即帝系从孝宗、武宗一系转到世宗一系，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尊崇世宗的父亲兴献王。大臣们与世宗所争论的问题就是，新即位的世宗与已故的孝宗皇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应该称孝宗为伯父？还是称孝宗为父亲？如果称孝宗为父亲，那么世宗又该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事情，其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世宗来说，议大礼一事不仅是要争取自己的皇权杨廷和像合法性，而且也是要逐步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zhuanzhi权威。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荒唐放诞的武宗朱厚照病逝，留下大好江山没有子嗣继承。武宗去世，zf的工作实jì

上已落在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身上。杨廷和与内阁其他大学士商议迎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由于朱厚在当时是宪宗皇帝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其父兴献王朱跟孝宗是兄弟，按照伦序继承的原则，他的继位得到了所有大臣们的同意。次日，太监谷大用、驸马都督崔元、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出发赶赴安陆，迎接朱厚前来即位。谁也不会想到，迎来的15岁的朱厚竟是如此难以对付。

从正德十六年（1521）始至嘉靖三年（1524），朱厚依靠一部分臣工们的支持，在议礼问题上与大部分朝臣对立了整整4年，而在这一过程中，朱厚一步步走向强硬和zhuanzhi。杨廷和更没有想到的是，由他起草的一份遗诏，竟然一开始就成为朱厚迫使他改变立场的利器。遗诏中用武宗的语气说："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遗诏中最关键的是最后四字"嗣皇帝位"。所以，当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朱厚到达北京城外的时候，进城的礼仪就成为第一个问题。礼部员外郎杨应奎、郎中俞才拟定的仪注，是照准皇太子即位之礼的，即由东安门入，宿文华殿。

朱厚看过之后，就对身边的兴献王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是让我来做皇帝的，不是皇子。"在当时，朱厚所能真zhèng

依靠的亲信，大概也就是年老的袁宗皋。后来，袁宗皋以从龙之功任内阁大学士，由一个正五品的官员升至一品大臣。但在当时，朱厚无疑是以一人之力对抗当时的文官zf。杨廷和请求按既定的皇太子礼仪行事，无奈朱厚以遗为依据，就是不同意。最后，张太后命杨廷和等人先实施"劝进"这样一个程序，等于在形式确认朱厚为皇帝，然后再按皇帝的仪式让朱厚入京。朱厚当即受笺，也不再像以往的即位程序那样辞让再三，而是立即受笺，由大明门入，朝见太后、武宗皇后，御奉天殿，即皇帝位。后来的人说，这件事说明朱厚的心中"早有定见"——即"继统不继嗣"。

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有这样的主见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袁宗皋说："殿下聪明仁孝，天实启之。"但是，我们看来，这也许说明朱厚在王府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朱厚的父亲朱厚据说"嗜诗书，绝珍玩"，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平时也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所以，相对于深宫长大的皇子，在王府中长大的朱厚自然有更强的独立能力与主见。因此，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上，朱厚小胜。但是，接下来的"大礼议"，竟牵动着整个嘉靖初年的政局。

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按照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的意见，朱厚"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对兴献王和兴献王妃，朱厚一律称"侄皇帝"；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继兴献王后，袭封为兴王。这样的安排，就等于将兴献王朱祐惟一的儿子朱厚过继给孝宗为子而正式成为武宗的弟弟，以继承皇位，再将益王的儿子朱厚炫过继给兴献王朱祐，继承王位。对于这样拔萝卜似地拔来拔去的安排，朱厚回答说："事体重大，再讨论说来听。"显然，朱厚无法接受自己称自己的亲生父亲和母亲为叔父、叔母，而称呼根本没有过继手续的伯父为父亲。但是，礼部尚书毛澄等人的复议依旧坚持前议，并且高唱："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的高调。朱厚的批复依旧是要礼臣们再去讨论的。

明朝十六帝(二十三)

也许。他需yào

等待，等待一些人站出来为皇帝讲话。直到七月，事情仍悬而未决。新科进士张璁上疏，针对"为人后者为人子"的说法，指出如果兴献王健在并且即位的话，难道兴献王也要做孝宗的儿子么？认为朱厚所继承的大统，实jì

上是太祖之统，是来自祖父宪宗的。而且，张璁说："现在要迎养圣母来京，称皇叔母的话，就要讲君臣之义了，难道圣母要做皇帝的臣子？且长子不得为人后！"这一番议论，在朱厚听来，自是高兴，说："此论一出，我们父子就可以保全了。"但是，在大臣们看来，张璁的议论无疑是奸邪之论，意在讨好皇帝。因此，纷纷上疏要求惩办张璁及其同党桂萼。但是，朱厚璁好不容易找到支持他的人，哪里会惩办呢！于是，他不久后即命张璁、桂萼两人进京与京城的大臣们来议礼。大臣们自然是极力阻挠二人入京，一方面与皇帝妥协，一方面攻击张璁和桂萼两人心术不正。这样，围绕着议礼这一事件，朝臣中已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张璁为首的主张尊奉兴献王为皇考的；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的主张尊奉孝宗为皇考的。

从两派的力量对比来看，自然在初期杨廷和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内阁大学士们、各部的尚书以及科道的言官们，几乎都是与杨廷和同一主张的。世宗这时刚刚即位，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过分地zhuanzhi。大臣们也动辄以辞职相要挟。就在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月，礼部尚书毛澄、大学士蒋冕就先后要求辞职，朱厚璁因为还缺乏多数朝臣的支持，还只能温旨挽留。但是，正德十六年九月的一次事件，也许初现了朱厚璁zhuanzhi的苗头。该月，礼部主张用王妃的礼节来迎接到京的兴献王妃。但是，朱厚璁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下诏用"母后仪驾"，由大明门入。整体看来，这一时期朱厚璁与杨廷和等大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博弈。双方相互妥协、要求，试探对方的底线。有时，朱厚璁几乎就像是在哀求了。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一月，朱厚璁对杨廷和等人说："你们所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极之思亦无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肠，慎无再拒，勉顺施行。"意思说，请你们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绝了吧，勉勉强强实施就可以了。在当时，朱厚璁的要求比较简单，就是不能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嘉靖元年（1522）三月，世宗朱厚璁勉强接受称兴献王为兴献帝显陵"兴献帝"、称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的做法。议礼诸臣如张璁、霍韬、熊浃等人被以各种理由放到外地去做官，只剩下皇帝一个人与整个文官zf抗衡。

但是，朱厚■在长达一年的与诸臣接触中，也许早就明白皇帝之尊贵及zhuanzhi的力量。所以，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十一日，皇帝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也就是要称兴献帝为"兴献皇帝"，称兴献太后为"兴国皇太后"。但是，毛澄等人坚持"兴献帝不宜加皇号"，抗疏力争。朱厚■派太监去见毛澄，向毛澄长跪叩头。毛澄吓了一跳。太监说："这是圣上的意思。圣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使我不能尽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请你改变主张！’"毛澄愤然说："老臣虽糊涂，但不能让礼法在我手上破坏，只有一去不参加议礼罢了！"于是坚持辞去礼部尚书一职。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兴献帝为皇考。这一主张等于是否定了朱厚■继嗣孝宗的说法，比当初只要求尊崇亲生父亲的主张又前进了一步。从而，在朝廷中再掀轩然大波。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的三月，皇帝与大臣之间达成了和局：尊称世宗的亲生父亲为"

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yì

了,也命张璁等人不要再来北京议礼了。但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深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不弄垮反对派，势必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张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孝情。"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这个时候，当初反对皇帝最激烈的几个大臣如毛澄、杨廷和、蒋冕，或者死了，或者致仕回家了。

张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礼议的又一个高潮。只不过这一次，是议礼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人数越来越多，完全占据了上风。据说张璁、桂萼一入京，朱厚■就授他们为翰林学士。翰林中的其他官员竟然纷纷请求辞职，以表示不愿与张璁、桂萼二人同事的决心。嘉靖三年（1524）七月，皇帝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发了反对皇帝过度尊崇亲生父亲的哭门事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对众臣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群臣跪伏于左顺门，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朱厚■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时分仍然伏地不起。于是，皇帝命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8人逮入诏狱。杨慎等人于是撼门大哭，一时"声震阙庭"。朱厚■大怒，将五品以下官员马理等134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但是，朱厚■余怒未息，命将杨慎、张原等纠集者实行廷杖。张原当时即被杖死，杨慎等或削职为民，或充戍边疆。这件事，当时也称为"大礼狱"。明代士大夫的风节，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但是，这一事件同时也使"衣冠丧气"，而张璁等人气势极为嚣张，议礼一事亦沿着议礼诸臣的主张越滑越远。嘉靖三年（1524）九月，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太后为"圣母"。

至此，世宗解决了"谁是我的父亲"的问题，明确地表明孝宗朱祐樘只是自己的伯父。但是，正如孟森讽刺的那样，既然当初反对称亲生父亲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称皇叔，就要讲君臣之义"，那么称孝宗为皇伯考不是也要讲君臣之义吗，难道要把孝宗当作世宗的臣子吗？这里面无疑存zài

着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所以，清代人在修《明史》的时候，也总是议论纷纷。为此，学者毛奇龄曾专门写了一篇《辨定嘉靖大礼议》的文章，从经学的角度专门探讨明代人疏于知礼。但是，今天看来，大礼议一事，并无是非曲直，倒是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皇权的zhuanzhi力量之强dà

。后来，议礼一事还不仅停留于此。世宗非但对其生父称帝称考，而且称皇称宗，乃至超越武宗而配享于明堂。这样的做法，连张璁等人都觉得有些不对。但是，谁又能节制皇帝的随心所欲呢？晚明学者黄景■说得好："有导其源，思节其流，难矣！"其实，后来世宗的随心所欲，又何止在大礼议一事上，在迷信道教上，他更是走得越来越远。

世宗迷信道教，在明代皇帝中是最典型的。他为自己取了几个很长的道号，大概凡是道士们喜欢使用的字词，在嘉靖的道号中都容纳进去了，真是可笑至极。例如，他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又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万寿帝君"，把自己当作道教的神仙。

从16岁始，世宗就开始喜欢上道教的斋醮活动，即建坛向神祈福的活动。从嘉靖二年（1523）起，世宗的斋醮活动就开始受到群臣的关注与劝谏。第一个诱引世宗进行此类活动的人，可能是太监崔文。在四月份给事中张嵩的上疏中说："太监崔文等于钦安殿修设醮供，请圣驾拜奏青词，是以左道惑陛下，请火其书，斥其人。"闰四月，杨廷和也劝皇帝不要迷信道教："斋醮祈祷必须预绝，其端不可轻信"，指出斋醮活动是道教之人假借来骗衣食的，虚诞诬罔。

明朝十六帝(二十四)

但是。世宗浑然不以为意。群臣在劝谏斋醮活动的同时，还不断地提及要皇帝"宫寝限制、进御有时"、"亲幸有节"，要节制女色。一个刚刚即位才一年多的17岁皇帝，竟然就开始迷上道教与女色，可想其精神是多么的空虚。所以，世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堕落得最快的一个。在世宗在位的45年中，他对于道教的痴迷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嘉靖朝的不少政治事件，也与道教有关。比如说嘉靖朝严嵩的垮台，就是道士蓝道行借扶乩（ｊī）之名指严嵩为奸臣而起。概括地说，世宗的信道活动中，前后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邵元节，一个是陶仲文。世宗所宠幸的道士中，唯二人恩宠日隆，始终不替。

邵元节：江西贵溪人，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还在正德年间（1506～1521）的时候，宁王朱宸濠就曾经礼聘他去宁王府，但遭到拒绝。因此，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被平定后，邵元节非但没有受牵连，反而被道人们认为"有识"而受到尊崇。嘉靖三年（1524），迷恋道教的世宗召邵元节入京，让他居住在显灵宫中，专门掌管祷祀之事。显灵宫在宫城之西，修建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嘉靖初年，皇帝还专门修建显灵宫的昊极通明殿，用以祭祀道教神仙浮德王、宝月光后。邵元节的法术，很快就在不久的一次求雨中应验了。这让皇帝很高兴，同时也增加了对邵元节的信任。他封邵元节为真人，让他主管朝天、显灵、灵济三个道观，总领天下道教。从嘉靖三年（1524）到嘉靖十八年（1539）病逝，邵元节无疑是世宗最宠幸的道士。皇帝还曾派人在邵元节的家乡贵溪建造道院，名仙源宫。

陶仲文：在邵元节之后，他的朋友陶仲文取代了邵元节的位置，专宠20年。陶仲文，初名典真，湖广黄冈人，曾做过黄梅县的县吏、辽东库大使。后来，他来京城，就住在邵元节的邸舍中。宫中有一些事情因邵元节年老不能去的，就让陶仲文代替去办。从嘉靖十八年（1539）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去世，陶仲文成了世宗身边最受宠的道士。嘉靖二十年（1541），陶仲文进少师，兼少傅、少保。在明代历史中，兼领"三孤"的只有陶仲文一人。由此可以想像世宗对他的宠爱。据说，陶仲文其人虽然极受世宗的宠爱，但行事却小心慎密，不敢恣肆。这也许是他长年能受宠于世宗的主要原因。世宗迷信道教，虽然也有因为道教的法术在解决一些求雨、祈嗣等问题上有所应验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是想要寻找长生之道。有学者指出世宗信道，前期主要是为了长生，后期主要是房中术。在道士的理论中，房中术正是养生术之一种。从道士那里，世宗学来的长生之道有二：一是斋醮，二是采阴补阳。斋醮刚才说过，就是建道坛，斋沐之后，向神仙祈福。斋醮时必须向上帝呈奉祝词，即青词。青词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奏章，通常是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又称为绿章。世宗晚年迷信道教，专意于斋醮之事。当时的大臣中，严嵩、袁炜、李春芳都善撰青词，以讨好皇帝。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人称为"青词宰相"。一些挨不上资格为皇帝写青词的人如高拱就请求皇帝允许为他的斋醮事效劳。第二项长生之道采阴补阳，实jì

上变成了世宗既想长生，又不想节欲的借口。根据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的理论，世宗养生除了主静、主诚、主敬之外，不需yào

特别地节制自己的**，而只需yào

掌握一定的房中秘术并与童贞的处女交配，就可以达到采阴补阳、延年长寿的效果。为此，在嘉靖一朝，为皇帝炼制**成为道士们的一项主要任务。**有多种，其中以"红铅"（或叫"先天丹铅"）制成的小药丸最为有名。

世宗所要服用的"红铅丸"中的主要成分，就是十三四岁少女初次月经的经血。因此，嘉靖一朝，多次在民间选宫女，每次数百人。这些宫女，一方面是为炼制红铅丸提供原料，另一方面则是充当世宗泄欲的工具。在"红铅丸"中，还有中草药、矿物质及秋石等成分。秋石，据说也是用童男、童女尿炼制而成。据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说，明代道士所炼的秋石，实jì

上即从大量的人尿中提取的性激素制剂。也就是说，秋石方的加入，即是使红铅丸具有**的功能。依靠着这些药物，世宗再疯狂地对少女们进行所谓的"采补"。中国古代的房中术，"采补"之术即是把少女当作炼内丹的"炉鼎"。这种交配态度，其实对于女方是一种变相的摧残。此外，世宗命令宫中的宫女们每天日出时分就去御花园中采集"甘露"，供他饮用。许多宫女因此累倒，病倒。暴戾、好色的世宗，渐渐引起了宫女们的怨恨。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中发生了一次宫女谋弑皇帝的宫变，史称"壬寅宫变"。宫变的主角杨金英、邢翠莲等纠集十余名宫女，在十月二十日晚上用黄绫布几乎将世宗活活勒死。这件事情的最终后果，是十余名宫女连带受皇后嫉妒的端妃曹氏被凌迟处死。而且，世宗从此对于冷森的宫城心怀怯意，干脆就搬出了宫城，住到了西苑的万寿宫，专心地修起道来。

但是，无论是道士们的斋醮，还是甘露、丹药、房中术，都没能强健世宗那本就孱弱的身体。过度纵欲与滥服药物，只能加速他的生命的逝去。嘉靖四十四年始，世宗就开始重病，次年十月，寿终正寝。此时，距邵元节死27年，距陶仲文死6年。道人既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又怎么可能延续别人的生命呢？也许，世宗至死也没有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他也许还梦想着自己即将真的成为"真君"或是"仙翁"呢！

嘉靖一朝，有宠臣，无权臣。世宗虽然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后就一直偏居西苑，但却是乾纲独断，掌控着朝廷大权。这虽然是明代皇权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的结果，也是世宗自身的性格所决定的。世宗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胜利，让他产生出极强的自负心理。有些学者说世宗是一个"自大狂"。这句话丝毫不错。明末的黄景■说世宗"集众美自居"，即把自己看做是非常完美的人。实jì

上，世宗一直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圣人。在有着这样一种心态的帝王手下做大臣，自然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自夸。明代中叶有一位大臣叫做王守仁的，是一个大哲王守仁手札学家、军事家（正德年间他平定了宁王叛乱），世称阳明先生。嘉靖初年他在平定思、田二州的叛乱之后，给朝廷上了一道报捷的奏疏。疏中说了自己"永除百年来两广心腹之患"、"事半功倍"之类的话，结果招来了世宗一顿"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的责骂。这件事说明，在世宗眼里，没有能臣，只有听话办事的奴才！嘉靖年间，皇帝比较信任的代表性的宠臣，前期有张璁（ｃōｎɡ）、夏言，后期有严嵩、徐阶。张璁、夏言皆以议礼而受宠；严嵩、徐阶的特点，就是都很善于撰写青词。

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罗峰，浙江永嘉人，后改名孚敬，字茂恭。后来，皇帝在召对时好几次叫他"张罗山"，所以张璁干脆又号"罗山"。据说，张璁身材高大，相貌秀美。20岁左右，他就中了举人。然而，他参加过7次会试，都没有考上进士。于是，他就干脆想以举人的身份向吏部谋一份差使。但是，一个名叫萧鸣凤的御史很会相人，看了张璁的生辰八字后就说："你还是别去参加吏部的选试了。再过三年，你就可以成进士了。一旦你成了进士，你就和皇帝好得像一个人，天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你了！"张璁勉勉强强地回家世宗出警图（局部）了。3年之后的正德十六年（1521），张璁终于中了进士。张璁以新科进士的身份上疏要求尊奉皇帝的亲生父亲，使他后来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在议礼的过程中，两个御史——段续和陈相——竟要求杀张璁、桂萼以正典刑。一时之间，张璁四面受敌，惟一的支持只剩下来自皇帝的慰问。当时，皇帝对张璁说："你们不是靠议论我父亲的礼仪而受我的宠幸的，你们只是把该说的正确的话讲了出来而已。

明朝十六帝(二十五)

你们的忠心和你们的学识品行。都铭记在我的心里。"因此，对于皇帝的服从与感激，就成了张璁后来做官的基本准则。那就是，要无限地服从并报答皇帝，而对于大臣们却表示出极端的蔑视。张璁也在嘉靖六年（1527）升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皇帝对他极其信任，曾对他说："我写给你的密旨，你千万不要让别人知dào

，恐怕会泄露秘密。"从张璁的性格看来，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在他作大学士期间，他做了许多事情，比如整顿翰林院庶吉士制度、让科道官互纠。这些措施，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主观意图，却都达到了整顿吏治的效果。但是，张璁倚仗着皇帝对他的信任，在任大学士期间，志骄气横，傲视公卿，根本就看不起别的官员。这在某个方面触动了世宗敏感的神经。嘉靖八年（1529），张璁与首辅杨一清闹矛盾。世宗命令张璁退休回家。可是，张璁一离开京城，皇帝就又对他念念不忘。于是，皇帝问杨一清说："我现在召还张璁，可不可以？"杨一清自然是不愿意张璁回来，于是便说："召不召还张璁，是皇帝您决定的事情。只是，刚刚让张璁走，便又让他回来，恐怕变得也太快了一些吧！"皇帝想想也是。但是，过了一两天，还是忍不住命行人司的行人拿了一道自己的手谕，去追了张璁回来。张璁到了天津，接到皇帝的谕旨，便回来了。同样的事，还发生了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嘉靖十五年（1536）。所以，张璁一生做官的历程中曾被皇帝三次逐出京城，但是又三次召还。这说明，一方面，世宗对张璁仍是非常宠幸，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总是想杀杀张璁的威风。后来有人议论张璁，就说他根本就不明白要向皇帝表示出一定的做大臣的尊严。其实，这种议论，又怎么能真zhèng

理解张璁呢！在张璁看来，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给予的。何况，曾经扶持世宗登上皇位的杨廷和死后还差点要被追惩呢，更别说其他人了。张璁也许深谙其中的道理，才不致于做出愚蠢的对抗皇帝的事来。世宗之下的大臣，谈什么尊严呢？

严嵩：他在明代历史中被视为一个奸臣。在嘉靖朝的后半期，他与陶仲文成为皇帝迷信道教上的左膀右臂。陶仲文干的是道士的活——炼丹；严嵩干的是文人的活——写青词。有点意思的是，两个人在相近的时间里离开世宗的——陶仲文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死了，而严嵩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退休回家了。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故明朝人常称他为严分宜。他是弘治十八年（1505）的进士。中进士后不久，就回到家乡潜心读书10年，练就了一手极好的古文、诗词的工夫。据说，嘉靖朝后期写青词的大臣不少，但往往是严嵩写的青词最世宗入跸图（局部）合世宗的胃口。从嘉靖十五年始，严嵩开始进入政权的核心。当年，他因为文词甚好，被皇帝留在京城主持重修《宋史》的工作。不久之后，严嵩在同乡贵溪人夏言的帮zhù

下成为礼部尚书。严嵩为了取宠于世宗，使尽了浑身解数。他深知世宗的忌好，所以表现得非常的"忠"、"勤"、"谨"。他一做礼部尚书，就上了一道疏。疏中说："现在的大臣们呀，到最后都是观望祸福，使皇上变得孤立而劳碌。"世宗见后非常高兴，说："这样的话，已经足够表现出你的忠诚了！"又比如说，世宗经常派小太监去探视夏言和严嵩的举动，严嵩通过结交内廷的太监，总是事先做好准bèi

，深夜坐在家里写青词，而夏言总是茫然不知，酣然大睡。还有一次，皇帝要封严嵩为上柱国，严嵩赶紧请辞，说："一个国家没有两个’上’，人臣不应该称’上’。"要知dào

，在古代，"上"是臣民们指称皇帝的代词。可以想像，一方面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和取巧的严嵩，一方面是一个略显粗莽的夏言。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谁胜谁负一判立决。嘉靖二十一年，凭借议礼而得宠、当权6年之久的夏言被罢免。严嵩取代了夏言的位置。自此以后的20年，除嘉靖二十四年（1545）到二十七年（1548）的三年，基本上是严嵩一手遮天。在一个极端zhuanzhi的皇权政治体系里，谁控zhì

着与皇帝沟通的渠道，谁就可能获得权力。从嘉靖十八年（1539）起，世宗就基本上不再上朝了，大臣们基本上见不到皇帝。严嵩却时常能见到世宗，有时皇帝一天可能给严嵩下几道手诏，其宠幸可见一斑。到严嵩年龄很大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坐着小轿出入宫廷。但是，世宗始终没有放权于严嵩。嘉靖二十四年（1545）重新召回夏言任内阁首辅，就使严嵩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据说，有一次为了儿子严世蕃的违法之事，严嵩不得不携着儿子来到夏言的府上，跪在夏言的床边求情。《明史》的编者清楚地指出，这是世宗察觉了严嵩的骄横，所以虽亲礼严嵩，却也不完全相信严嵩的话，偶而做出一些很专断的决定（例如杀兵部尚书丁汝夔、大将军仇鸾），或偶而不同意严嵩的话，以"杀离其势"。

后来，年老的严嵩渐渐失宠。首先，他再也写不出很精妙的青词来。他的青词多是请别的人代写，所以皇帝总是不满yì

；其次，他最善于揣摩皇帝心思的儿子严世蕃因为要为母亲欧阳氏守孝，不能跟着严嵩办事，所以严嵩拟的旨也往往不称皇帝之心；再次，万寿宫火灾之后，严嵩竟敢糊里糊涂地劝皇帝暂且住到南宫去。要知dào

，南宫是当初景帝幽禁英宗的地方！这让世宗恼火不已。最后，严嵩之败的关键，是因为在皇帝的身边，出现了另外一个精明厉害的人物——徐阶，渐渐与严嵩争宠。据说，有一次严嵩想借大将军仇鸾之狱来陷害徐阶，却发xiàn

徐阶比他更早一步行动了——仇鸾之狱是徐阶先告发的，不由得咄咄称奇。嘉靖四十一年，道士蓝道行为世宗扶乩（ｊī）。沙盘上出现了一行字："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世宗问谁是小人。蓝道行说："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这件事被一个在太监家避雨的御史邹应龙知dào

了。于是，善于投机的邹应龙就上疏攻击严嵩、严世蕃父子。同年五月，严嵩被罢免，严世蕃下狱。据当时一些人的记载，也有说这件事是徐阶一手布置的。后来，御史林润继xù

攻击严世蕃，想把当初杨继盛弹劾严氏父子而死的事情当作一件罪状列进去，被徐阶阻止了。徐阶知dào

，杨继盛之狱是世宗已经首肯的，翻杨继盛案等于指责皇帝也有过错了。于是，徐阶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说严世蕃结交倭寇。既然是叛国，自然死有余辜了。这样，严嵩20年的政坛经营，一朝瓦解。继严嵩而起的，是更有心术的徐阶。不过，朝政方面逐渐改变了过去严嵩当权时的悛（ｑｕāｎ）刻之风，变得相对地宽松起来。所以，嘉靖最后的5年时间，气象略有些回复。

嘉靖四十四年（1565），皇帝病重。太医徐伟遵诏前往医治。世宗坐在小床上，龙衣拖在地上。徐伟怕踩着龙袍，远远地站住，不往前走。世宗非常奇怪。徐伟说："皇上龙袍在地上永陵，臣不敢进。"诊视完毕后，世宗给阁臣们下了一道手诏，说："徐伟刚才说’地上’，最能体现他的忠爱之情。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听内阁大臣一说，吓得一身冷汗。刚才若是无意中说"龙袍在地下"，恐怕自己早已先变做鬼了。这种对文字的敏感，说明世宗自知自己来日无多了。果然，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世宗被众人从西苑抬回到宫城的乾清宫中，规规矩矩地龙驭宾天了。据后来以徐阶为首的一批大臣们的主张，道士王金是害死世宗的罪魁祸首。世宗是不是服用王金等人所炼的丹药而死？这个问题，到隆庆三年（1569）时便模糊了。当时的大学士高拱为了报复原首辅大学士徐阶，对穆宗说："如果要追究王金等人的罪责，就说明先皇之死是非正常死亡。先皇活了60岁，却最后留在世间一个暴死的名声，恐怕不好吧！"所以，此后对于王金等人的调查也就结束了。但是，从世宗喜欢服用丹药的特征看来，他的死，未尝不是服用丹药过量的缘故。

明朝十六帝(二十六)

无论如何。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朱厚■死了。留在他身后的，是一个不安的边疆和海域。

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实jì

上，如果不是因为神宗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足足是48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神宗像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即位，九月去世。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神宗朱翊（ｙì）钧是明代历史中统治最久的皇帝。从他10岁开始，到58岁生命结束，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0岁到20岁，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20岁以后，他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怠于政事，酒色财气，醉生梦死。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穆宗病危的消息。三天之后，即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穆宗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皇后、皇贵妃，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接着，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辅臣即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司礼监的地位也很重yào

，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冯保其实也在顾命之列。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长号而出。第二天，隆庆皇帝即死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改元万历。

按照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小皇帝自然还得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几次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穆宗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zhù

高拱的。但是，实jì

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了。

据高拱后来回忆说，张居正每次看护小皇帝读书，总是和冯保到文华殿东小房里密谈，直到小皇帝讲学完毕才结束。高拱与张居正本同属穆宗裕邸旧臣，关系甚睦，"两人欢相得，不啻（ｃｈì）兄弟"。但是，张居正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一方面赞同高拱驱逐冯保的建议，一方面与冯保密谋如何驱逐高拱。高拱则自视甚高，把事情的复杂性估计过低，加上性格粗直，容易被人揪住辫子。冯保想起穆宗刚死的时候，高拱在内阁对同僚们说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深知，这句话足以扳倒高拱。于是，冯保到皇太后和皇太贵妃那边说："高拱斥太子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皇太后和皇太贵妃听后都大惊，万历小皇帝听了面色立即大变。

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高拱兴高采烈，以为将颁布驱逐冯保的诏旨。张居正则面色如水，心中有数。到会极门时，太监王榛（ｚｈēｎ）已捧圣旨出，说："张老先生接旨！"接下来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这一段话，可惊得高拱面如死灰，汗下如雨，浑身瘫软，伏地不能起。第二天，高拱坐着一辆骡车离开京城，由于仆婢都逃逸了，身上没多少钱，只能到一些小店里吃饭。一直到了良乡，才得到张居正为他请来的驿传勘合，可以坐着zf的驿传还乡。高拱一走，高仪也坐不住了，惊得呕血三日而亡。至此，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担当辅弼小皇帝的重任。从此以后，万历朝的前10年，小皇帝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个人的规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李太后像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神宗需yào

侍奉两位母亲。一位是嫡母仁圣皇太后，即原来穆宗的皇后陈氏；一位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仁圣皇太后体弱多病，不能生育，却很疼爱小皇帝。据说，小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经常去皇后那里玩。陈氏每次听见太子跑的鞋声，就非常高兴。所以，神宗虽然尊崇自己的生母李氏，即改变过去皇帝生母只称"徽号加太后"的惯例，为李氏加"皇"字，称"慈圣皇太后"，但是，对于嫡母仁圣皇太后始终非常尊敬，一视同仁，备极孝心。当时人称神宗之孝顺，乃"古今帝王之孝所稀有也"。比起他的祖父世宗以宫廷逼仄的理由勒令孝宗张皇后迁居于宫城幽僻之地来，神宗显然是有情有义得多。不过，小皇帝的监护人主要还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生性淳朴善良。

例如，她虽然母以子贵，但是对于仁圣皇太后却非常恭敬。万历九年（1581）她为女儿寿阳公主选驸马的时候，面对侯拱宸等三位候选人，唯独选择了衣冠朴素、战战兢兢的侯拱宸，还说："此子浑朴不雕，真我家儿也。"对于儿子，慈圣太后也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有为之君。据说，太后"教帝颇严"。每次万历小皇帝不读书，李太后就命令皇帝跪在地上。要上朝的一天，五更时分太后就到皇帝睡觉的地方，叫他起来，命太监们把小皇帝扶起来，为他洗脸，催他上驾。有一次，小皇帝在宫中喝多了一点酒，命内侍唱歌。内侍回答说不会唱。小皇帝大怒，说内侍竟敢抗旨，拿起剑就刺，在左右的劝解下，小皇帝玩耍般地割了两个内侍的头发，算是将他们"斩首"了。

这件事传到了慈圣皇太后的耳朵里。太后非常生气，命小皇帝在地上跪了很久，历数他的过错。小皇帝吓得涕泗横流，请求让他改正错误。这事才算了结。还有一次，皇帝在太监孙潞王"中和琴"、客用的引导下喝了酒，受二人的引诱将冯保的两名养子打伤，又骑马直奔冯保的住所。冯保被吓得只能抱起巨石撑住大门。第二天，冯保将此事禀告太后。慈圣皇太后立即换上青布衣服，不带首饰，命召阁、部大臣，要谒告太庙，将万历小皇帝废了。小皇帝吓坏了，赶紧前去请罪。太后说："天下大器难道就是您可以继承的么？"意思是要改立神宗的弟弟潞王。神宗跪在地上哭了多时，皇太后才肯宽恕。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神宗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万历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每次万历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jì

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大臣与宦官勾结，本来是一件极让人痛心的事情，但是，对于一心为国的张居正来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人。他比较喜欢禅学，又曾自号张居正像太和居士。他对于佛教华严宗的《华严经》很感兴趣。万历元年（1573），他在写给一位朋友李中溪的书信中说道："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弘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其实，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十年（1582）的10年中，辅弼小皇帝的张居正倒确实是全心地为朝廷办事。应当来说，佛教华严宗的献身精神，造就了后来"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

明朝十六帝(二十七)

对于小皇帝。张居正是无比忠心，有时忠心得有点肉麻。例如，张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对皇帝说："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40岁的张居正将10岁的皇帝比作父亲，倒也有趣。但是，实jì

上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辅导和帝鉴图说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有一次，小皇帝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就说："将灯挂一些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不需yào

再搞什么灯棚。接下来的几年还要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好。"小皇帝倒也知趣，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小皇帝对于张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从来不称名道姓，而是称"先生"，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时，都写"元辅"。万历二年（1574）五月八日，皇帝在讲读完毕之后，听说张居正腹痛，就亲手调制了一碗辣面，并要次辅吕调阳陪着张居正一块吃，其意图是要以辣热攻治腹痛。皇帝对于张居正，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他听说张居正的父母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赐给两位老人很多的东西。

万历朝的前10年，zf在张居正的领导下，面貌焕然一新。张居正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与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巡抚、巡按考察地方官员。这样一来，内阁成为政治运转的中轴，而吏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结果清查出了大量的隐匿、遗漏田地，在税收上则将一切徭役折银，按丁、粮加以摊派，简化了税收的条目，也改变了过去赋役不均的状况。这一切举措，又都是在小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对于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户部管辖的太仓库的收入，从隆庆时期的每年200万两银左右升至万历初年平均每年三四百万两，京师粮食的贮量也往往是隆庆年间的三倍左右。这一切，都是张居正的功劳。只不过，张居正也许忘了，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小皇帝了，而是一个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在他年轻的心中，除了有对张居正的感激之外，是否也有无法施展自己身手的遗憾呢？如果真是这样想，那么要成为大权独揽的真zhèng

皇帝，万历小皇帝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这样的契机直到万历十年（1582）才姗姗来迟。当初的万历小皇帝，此时已经是大婚4年的青年。

神宗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万历九年（1581）七月张居正患病。患病的原因，据说是"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当时一些学者像王世贞、沈德符，都推断张居正喜欢服用**，以致热气向下或向上发散。张居正在冬天的时候，头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为热气上冲于头。所以说，张居正的病情，实在是因为他的个人生活的奢侈靡烂所致。当然，张居正操劳国事，过度疲劳，亦是病因之一。从万历九年到万历十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dào

，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耳"！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终于病逝。神宗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的遗书，自缢身亡；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

神宗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的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皇帝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皇帝的报复。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被张敬修骂作活阎王的丘■即其一。丘■，诸城人，性格刚直，好争论。隆庆年间罢官在家。神宗初年，很多言官向朝廷推荐丘■。但张居正很厌恶他，没让他重新出来做官。神宗深知这层关系，等张居正死后，特派丘■跟太监张诚去抄张家。丘■用法酷烈，不免有公报私仇的嫌疑。

张居正夺情一事，也开罪了许多正直的士大夫。禁讲学一事，又开罪了许多知识分子。最后，张居正对于慈圣皇太后的父亲李伟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方便，以致神宗清算张居正时，慈圣皇太后并没有为张居正说话。如此看来，张居正是一个极自信的人，所以不能虚己待人，而是过于刻毒zhuanzhi。所以，招来报复，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咎由自取。但是，对于神宗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神宗称张居正"罔上负恩"，其实他自己何尝不继张居正而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四维、申时行，目睹张居正生前的宠荣和死后的受辱，自然再不敢以张居正为榜样。

因此，曾经以才干受张居正赏识的申时行，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吸取张居正的教xùn

，一方面顺从皇帝，一方面用诚意打动整个文官zf。一句话，申时行是一个典型的和事佬。这位来自富饶的苏州府长洲县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正如他的字"汝默"一样，力求清静，但也被人视为"首鼠两端"。他在任上，开创了两项很恶劣的先例——章奏留中和经筵讲义的进呈，他也因此被人批评为要为神宗的"荒怠"负责。章奏留中，就是皇帝对于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不予理睬，放在宫中，既不批示，也不发还。经筵讲义的进呈，就是皇帝不需yào

参加经筵，经筵讲官们只需yào

把他们的讲义送到宫中就可以了。

这两件惯例的养成，就彻底地切断了皇帝与大臣们交流的渠道。其实，要让申时行为神宗的荒怠负责，无疑是不公平的。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这才是神宗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宗从他的祖父那里隔代遗传下来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还有乾纲独断的心态。神宗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而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君主。实jì

上，万历一朝的大事，如万历三大征，还都是在神宗的布置下进行的。所谓万历三大征，是指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

■拜是蒙古鞑靼部人，嘉靖年间投降明朝边将郑印，后来官至宁夏副总兵。

【备注：目前《梦还楚留香》的正文已停更快一个月了，考lǜ

到拙作是为读者朋友们而写亦非其他。是以余在此决定，当“学而远行之——明朝十六帝”更新完毕之后，便恢复正文的更新，但本人在心中将继xù

对之前的不公对待，保持着长久的抗议状态。平心而论，在长达三年左右的小说创作中，余没有做出丝毫有损于读者，又或是对不住自己良心的事来。不论小说文中穿插的日文数量多寡，这都是根据小说讲求一个真实性而来，绝非本人刻意为之。将话说通俗点，就是你可以“赖”掉我的全勤成绩，但你不能诋毁我的个人人格。如若后面彼此真的合zuò

不愉快了，那《梦还楚留香》正文后的续篇章又或是已经起草的第二部小说，余也不妨改坛异之罢了。】

明朝十六帝(二十八)

万历十七年（1589）。■拜以副总兵致仕。儿子■承恩袭为指挥使，充巡抚门下旗牌官。■拜私下里蓄养了一批奴仆，组成一支苍头军，见明军兵马不整，就有反叛之心。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拜与结义兄弟刘东■同时发难，杀宁夏巡抚党馨，缴去总兵张维忠的印信。刘东■自任总兵，■承恩为副总兵，■拜为谋主，扯旗反叛，企图占据宁夏，自为一个割据政权。当时，朝廷对于蒙古的羁靡政策因俺答汗之死，渐渐失控。■拜勾结河套的蒙古骑兵，企图联成一气。明朝总督魏学曾一方面切断河套的蒙古骑兵与■拜之间的通道，一方面围住宁夏。在朝廷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神宗命大臣各献平叛之策。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开黄河之堤，以黄河之水灌淹宁夏城，则"一城之人尽为鱼鳖"；御史梅国桢推荐原任总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肃巡抚叶梦熊请命讨贼。神宗后来对于三种方案竟然都能接受，一方面命叶梦熊赶赴宁夏；一方面命李成梁出征宁夏。李成梁当时在辽东，便命其子李如松前往。

神宗还下命悬赏缉拿■拜等人。到了六月，宁夏城外已经有魏学曾、梅国桢、叶梦熊、李如松等数支大军，由魏学曾统一调度。但是，魏学曾束手无策，力主招安。这让神宗大怒，以为堂堂天朝竟然奈何不了些么小丑，成何体统？七月，神宗在接到监军御史梅国桢的军情报gào

后，果duàn

地以叶梦熊取代了魏学曾，并将魏学曾逮回京城，并直接部署："决（黄河）水灌城之谋，毋得异同误事。"既然最高当局已经下令灌城，前方的将领自然再无异议。于是，当初在反对俺答封贡中似乎没有多少远见的叶梦熊，这时显得非常有胆略。他在七月十七日之前，围着宁夏城筑了一道长约1700丈的长堤，将宁夏城围成一个水泄不通的池塘，然后掘开黄河大堤，向宁夏万历十八年绘《河防一览图》城灌水。八月，城中粮食短缺。同时，李如松击败了从河套来援的蒙古骑兵。

九月，明军攻破宁夏城南城。但是，叛军退据的大城依然易守难攻，明军的攻势受挫。这时，一个名叫李登的卖油郎，挑着担子在街上边走边唱："痈之不决，而狃于痏（wěi）；危巢不覆，而令枭止。"监军梅国桢将他请入营中，让他带着三封书信去见■承恩。李登跛一足，瞎一眼，在路上根本就不被人注意。他将一封信交给■承恩，劝■承恩说：■氏有功于朝廷，监军深为可惜，可杀刘东■以自效；接着，李登又去见了刘东■、许朝，劝他们说：首乱是■氏，将军为汉人，何苦代人受过？这个离间计果然成功。九月十六日，刘东■杀土文秀，接着，■承恩杀刘东■、许朝，投降明军。九月十八日，明军进城，剿灭了■拜的苍头军，■拜自杀。■承恩等人被押解京城。至此，宁夏平定。

援朝之战，也是始于万历二十年（1592）。这一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等人领兵20万从釜山登陆。沉湎享乐的朝鲜国王根本就无法抵御，只会频频遣使向明朝求救。消息传来，神宗立即做了三项准bèi

：一，令兵部向朝鲜派遣援兵；二，命辽东、山东沿海整顿军备，小心戒备；三，如果朝鲜国王进入明朝境内，择地居之。但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确是无能之辈，只派一个游击史儒率少量兵马入援朝鲜。对于20万日军来说，这无异于羊入虎口，史儒战死；随后赶到的副总兵祖承训也只有3000兵马，结果也是仅仅只身逃脱。这两仗的大败，激怒了神宗。于是，神宗命宋应星为经略，从西北前线调回李如松，一齐东征。宋应星贪生怕死，说自己带兵要讲究什么"一字兵法"：用兵一万，要造车360辆，火炮72000门，弓弩27000副，毡牌2000面，弩箭数百万枝，以及火药、火枪之类，要兵部先给他准bèi

齐全，方肯出征。御史郭实于是弹劾宋应星担任经略一职不恰当。宋应星碧蹄馆遗址便干脆顺水推舟，要求辞职。神宗申斥了宋应星一番，宋应星才不得不出征。幸好，担任前线指挥的有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能征善战。明军前几仗打得都很成功，但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在碧蹄馆附近遭日军伏击，损失惨重。双方最后决定议和。日本方面撤兵南下，朝鲜汉城以南的大片国土恢复。日本方面，以与明朝通贡为和谈的条件。神宗一面敦促朝鲜国王练兵自守，一面与群臣商量是否与日本通贡。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明朝和日本方面互遣使节。明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身着明朝的冠服，迎接明朝的使臣。事情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两年之后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丰臣秀吉不遵守当初议和的条款，发动第二次朝鲜战争。明朝遂于次年正月以邢玠为总督，杨镐为经李如松手迹略，再次出援朝鲜。但是，明军这一次在岛山附近再遭惨败。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明军退守到平壤南部的王京，与日军进入相持阶段。但是，七月九日丰臣秀吉死去的消息，让日军士气低落，阵脚大乱。明军遂发动攻击，日军无心恋战，纷纷登船渡海东归。中朝联军与撤tuì

日军在东南露梁海面发生激战，明将邓子龙，朝鲜将领李舜臣指挥军队奋勇杀敌、将日军杀得大败。邓、李二将亦战死海上。这一次援朝之战，虽然耗损巨大，但对于确保明代的海防与东北边疆，意义非常之大。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神宗命令还在朝鲜战场的几支部队迅速移往西南，其中包括最万历《平番得胜图》能征战的总兵刘(tínɡ)的部队。此行的目的地是四川的播州。明代在播州设立播州宣慰使司，其驻地约相当于今遵义市。播州宣慰使姓杨，世代为当地的土司。隆庆五年（1571），生性雄猜、阴狠嗜杀的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宣慰司一职。万历十四年（1586），神宗又赐杨应龙都指挥使衔。但是，杨应龙对于四川的官军弱不经战的士气看在眼里，早就想占据整个四川，独霸一方。他的居所都是雕龙饰凤，又擅用阉宦，俨然是一个土皇帝。从万历二十年（1592）起，杨应龙就时叛时降，反复不定。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派都指挥使杨国柱讨伐杨应龙，结果三千军队全军覆没，杨国柱战死。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因此，神宗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杨应龙问题。他任命李化龙为湖广、川贵总督，兼四川巡抚，郭子章为贵州巡抚，讨伐播州叛军。万历二十八年（1600）初，各路兵马陆续汇集播州附近。李化龙持尚方宝剑，主持讨伐全局，坐镇重庆；郭子章以贵州巡抚坐镇贵阳；湖广巡抚支大可移驻沅江。明军分兵八路进剿：总兵刘出綦（ｑí）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这种安排，足以说明神宗对于剿灭杨应龙的决心。

八路大军中，以刘所部最为骁勇善战。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杨应龙也重点屯兵于此，以他的儿子杨朝栋亲自领苗兵数万进行防守。然而，苗兵每遇上身先士卒的刘，只会大叫："刘大刀至矣。"往往不战而溃。罗古池一战，杨朝栋差点被俘。刘率军一直攻到了娄山关下。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海龙囤的门户，与海龙囤并称天险，易守难攻，但是，却被刘在四月至六月两个月内连续攻破。六月初六日，杨应龙与爱妾周氏、何氏关门自缢，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被俘。战役前后历时114天，斩杀杨应龙的部队2万人。

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李化龙班师回朝，并将杨朝栋等69人押解到京师，磔于市。至此，平播一战以完胜结束。这一战，虽然耗费了湖广、四川、贵州三省财力，但是，正如当时的官员朱国桢所说，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边的少数民族就要纷纷效仿杨应龙，非但四川不保，云南、贵州也可能不保。后来，瞿九思编《万历武功录》，称平定杨应龙是"唐宋以来一大伟绩"，大概也是从确保西南版图的效果来说的吧。

明朝十六帝(二十九)

在明代历史中。神宗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实jì

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yào

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当然，神宗的荒怠、好色，也是不容否认的。

晚年的神宗，对于朝政的兴趣，显然没有对敛财的兴趣浓厚。在他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万历后期朝政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10万，从而丧失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间接导致了明代最终被清朝取代的结局。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虽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定陵出土的金冠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但是，学者们也以为，神宗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当然，身体虚弱的背后，是酒色财气的过度。

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

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定陵出土的皇后凤冠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神宗在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这件事他倒是承认。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定陵出土的刺绣百子女夹衣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括。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定陵宝城度，皇帝是zf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zf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到十七世纪初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定陵方城明楼尚书、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想见万历后期zf运作的效率。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zf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定陵地宫亡于神宗。"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钧病逝，十月葬于定陵。300多年以后，他的坟墓定陵被发掘。1958年，在考古学大师夏鼐的指挥下，神宗的梓宫（棺椁）被开启。在厚厚的龙袍下面，掩藏着神宗的尸骨。尸骨复原后的结论是："万历帝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神宗的尸骨被砸烂、焚烧。这位曾经统治中国48年的驼背皇帝，终于化作一缕青烟远去。

光宗朱常洛可能是明代历史中最不幸的皇帝。在他39岁的生命历程中，前20年是不受宠光宗像爱的皇子，后19年过的是战战兢兢的皇太子生活及短暂的一个月的皇帝生涯。他的一生，始终处于宫廷阴谋漩涡之中。他的父亲神宗偏爱他的异母弟福王朱常洵，而他则成为文官zf的官僚士大夫们拥护、推戴的对象。围绕着他和福王，官僚们与神宗进行了长达15年的拉锯战。他被士大夫们视作国家的根本、未来的希望。他也确实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执政生涯里，曾经令士大夫们欢欣鼓舞，欣欣向治。

对于习惯于生活在皇权之下的明代大夫们来说，皇储是一个国家稳定的象征。皇太子是预备的君主，是国家的根本，可以杜绝旁人对于皇位的觊觎（ｊìｙú）。我们应该还记得，宪宗在儿子朱祐樘6岁的时候就将儿子册立为太子；武宗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就接连出现宗室亲王图谋皇位的叛乱；世宗不立裕王朱载■为太子，皇四子景王朱载圳就始终有着夺嫡的幻想。因此，从万历十四年（1586）起，大臣们与神宗就册立皇太子一事展开了长达15年的拉锯战。许多大臣被生气的神宗罢黜，但是，册立皇太子的呼声却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皇太子正式册立为止。

如果没有福王朱常洵，或者如果朱常洵的生母不是受宠的郑贵妃，大臣们也许没有那么敏感。在宫廷的地位升迁中，母以子贵或者子以母贵的可能性都存zài

。

明朝十六帝(三十)

郑贵妃是神宗最宠爱的妃子。她在14岁的时候就成为19岁的神宗的宠妃。据说。郑贵妃不但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且聪明机警，喜欢读书。她敢于毫无顾忌地挑逗、嘲笑神宗，同时又能倾听皇帝的诉苦。可以不夸张地说，她是精神匮乏的神宗的精神支柱。她为皇帝生下了两个孩子。其中，皇三子朱常洵最为神宗所喜爱。在神宗内心深处，肯定希望由朱常洵继承他的皇位。但是，神宗同时也深知这样对于继承规则的破坏，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天潢演派"玺（寿山石）以，他一直在犹豫，借口皇后还年轻，说不定能生出一个嫡系的皇子出来。在这种犹疑中，受伤害最大的无疑是皇长子朱常洛。

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1582）。母亲王氏是一名普通的宫女，平时在慈宁宫侍候慈圣皇太后。有一次神宗去慈宁宫探望慈圣太后，索水洗手，私下里宠幸了王氏，并赏了她一副首饰。此事虽然有随侍的文书房宦官记载于《内起居注》上，但是，神宗觉得自己与一名宫女发生关系很不光彩，便秘而不宣。一天，太后问起此事，神宗沉默不语。太后命人取出《内起居注》，让他自己看。神宗面红耳赤，静候太后的发落。太后说："我老了，还没有孙子呢，如果生个男孩，也是宗社之福呀，有什么忌讳的！母以子贵，分什么贵贱等级？"于是，万历十年（1582）六月，有孕在身的王氏受封为恭妃。两个月之后，就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是，恭妃王氏始终没有受皇帝的宠爱。

因此，恭妃王氏带着皇长子，僻居别宫。等到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就立即引发了大臣们觉得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请求立即册立东宫太子，但是皇帝以朱常洛年纪还小拒绝了。接着，皇帝决定将淑嫔郑氏的地位提高为皇贵妃。贵妃在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了。这样，生育皇长子朱常洛的恭妃在地位上反居于郑贵妃之下。这一下，更引起了大臣们的警觉。因为，按照子以母贵的说法，皇三子朱常洵的地位反而要高于皇长子朱常洛。大臣们纷纷上疏，要求：一，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承制度，应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二，郑贵妃、王恭妃应当同时进封。但是，神宗一一驳回。

慈圣太后的过问，应当说遏止了神宗立皇三子为太子的意图。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本就是侍奉太后的宫女，生下了皇长子后，更受太后的疼爱。一天，神宗去见太大高玄殿习礼亭后。太后问："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宫中呼太子为长哥），如何打发他？"神宗道："他是都人（宫中呼宫人为都人）的儿子。"太后怒道："你也是都人的儿子。"慈圣太后，本来也只是一名宫女，后来进了裕王府，才生下了朱翊钧。这一说，多少让神宗有所感悟。在另一方面，恭妃王氏对皇长子的约束甚严。从出生到十多岁，皇长子都是随母亲一同起居的。所以，当万历二十二年（1594）郑贵妃诬陷皇长子与宫女有染已非童贞之身时，恭妃王氏恸哭，说："十三年与我儿同起居，正为此也，果有今日。"因此，朱常洛在未立太子之前，始终行动循规蹈矩。

另据文秉《先拔志始》记载，神宗曾经与郑贵妃一同去紫禁城西北角的大高元殿行香。其间郑贵妃要万历皇帝立下誓约——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并将誓约藏于一个玉盒之中，交付郑贵妃保管。后来，神宗改变了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念头，命人去郑贵妃处取回玉盒。玉盒表面如故，揭开一看，誓约上所写的誓文腐蚀殆尽，只余一张白纸。这让神宗感到非常害pà

，从此也就决意立朱常洛为太子了。其间，三王并封、皇太子出阁讲学等事情，神宗与朝臣之间有过不少的争议和冲突。但是，一切的局势倒还是向有利于朱常洛的方向发展。

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朱常洛正式立为太子。然而，皇三子朱常洵仍未离京之国，宫廷中的明争暗斗仍然继xù

。

朱常洛被册封为皇太子的时候，已20岁。次年，皇太子纳郭氏为皇太子妃。这在明朝历代的皇帝中，结婚已相当的晚了。一般明代皇帝的结婚年龄，多半在16岁左右。朱常洛万历十三年始出阁讲学接受教育，21岁始婚，可见神宗对他的冷淡。因此，婚后的皇太子移居慈庆宫，一则与母亲王氏隔离，难以往来；二则受神宗的冷落，境遇并不很好。王氏居景阳宫，且眼睛患白内障，几近失明。

万历三十九年（1611），王氏病危。朱常洛前往探视，只见宫前门庭冷落。王氏听到儿子朱常洛的声音，用手抚摸着儿子，不禁凄然而泣，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憾！"朱常洛及左右皆泪下如雨。母亲死时，朱常洛已有五子，后来的思宗朱由检亦已出生。然而，获得太子名份以及生下皇孙，并不能改变朱常洛的境遇。东宫的防卫也非常松弛，侍卫仅寥寥数人。宫中的太监也多因东宫门庭冷落而告假而去。万历四十三年（1615），慈庆宫遂发生梃（ｔǐｎɡ）击一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黄昏时分，一个陌生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慈庆宫，打伤守门的老太监，直奔前殿檐下。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与同来的七八名太监将陌生男子擒获，交由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第二天，朱常洛将此事告知神宗。皇帝立即派人提问。当天，御史刘廷元就将讯问的结果奏报给皇帝：闯宫的男子名叫张差，是蓟州井儿峪（ｙù）的百姓，语言颠三倒四，看起来有点颠狂，话里头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但又有些狡猾，看来要认真审问。初十日，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对张差的审问结果是：张差因被人烧了柴草，要来京城申冤，在城里乱闯，又受气颠狂，受人诳骗说拿一木棍可以当作冤状，然后乱跑，误入慈庆宫。前后两审的结果似乎有些不同，非但"吃斋讨封"的话头没有提起，连带狡黠的性格判断也没有了，变成纯粹的一个"疯颠"的结论。胡士相等人的处理意见是：按照在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的法律，对张差问斩。但是，皇太子朱常洛在万历一朝中的地位及其安危，始终是一些正直的官员们所关心的。官员们不禁会想，慈庆宫虽然禁卫不严，但又怎么是一般人说进就进的呢？这背后肯定有隐情。刑部提牢主王之■(cài)抱着这样的疑问，在牢中亲自审问张差。

十一日，王之■为牢中囚犯散发饭菜，见张差身强力壮，样子决不像疯颠之人。王之■诱他："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把饭放在张差的面前。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于是，王之■命牢中其他狱吏回避，只留两名狱卒在旁，亲自对他进行审问。张差的招供中说："张差小名张五儿，父张义病故。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名的老公，说：’事成与尔几亩地种！’老公骑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铺，初四到京。……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与我饭，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领我由厚载门进到宫门上。守门阻我，我击之堕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缚。小爷福大。"照王之■所录的这一段口供，则张差的行为是由太监指使，而且目标直指小爷（皇太子）。王之■这一奏疏，遂掀起轩然大波。有敢说话的官员如陆大受，就开始影射背后指使之人必有"奸畹"，暗示此事是郑贵妃之父郑国泰所为。神宗对王之■及陆大受的奏疏，皆留中不报。

参与调查此事的人越来越多。御史过庭训移文给蓟州知州戚延龄，调查张差此人的一贯表现。得到的回答是，张差确属疯颠之人。于是，诸臣都欲以"疯颠"二字定案。五月二十日，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再次提审张差。这一次，张差招供的内容更多了。张差说："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儿峪居住。又有姊夫孔道住在本州城内。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铁瓦殿之庞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三舅、外父常往庞保处送炭，庞、刘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来，说打上宫中，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吃也有，穿也有。

明朝十六帝(三十一)

刘成跟我来。领进去，又说：’你打了，我救得你。’"案情似乎比较清楚了，太监庞保、刘成是主使之人。然而，太监何以要杀太子朱常洛？幕后定然还有更深的主使者。庞保、刘成二人，都是郑贵妃翊坤宫的有权太监。明眼人一看都明白此事的究竟。这时候，大臣们所上的奏疏纷纷，其中多涉及外戚。当然，大臣们都没有直接指向郑国泰，然而郑国泰竟然按捺不住，在五月二十一日写了一个揭帖，表明自己的清白。这一举动，让给事中何士晋抓住了辫子。何士晋说："陆大受疏内虽有身犯奸畹凶锋之语，……并未直指国泰主谋。此时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国泰岂不能从容少待，辄尔具揭张惶，人遂不能无疑。"郑国泰的一个愚蠢行为，直接将自己卷入此事，实是不打自招。郑贵妃的嫌疑从而更为明显了。

事情牵涉到郑贵妃，神宗遂不愿事态进一步扩大。郑贵妃则日夜向神宗哭泣。神宗深知此事牵涉到太子，非太子朱常洛不能解。于是，神宗命郑贵妃去见太子朱常洛。贵妃见太子后，"辨甚力"，极力为自己开脱，并向太子下拜。太子亦拜，且拜且泣，坐在旁边的神宗据说也"掩泣"，忍不住哭了出来。我们想，太子之泣，或是由于得不到父爱的关心而且身处危险的境地，感怀身世，不得不哭；而神宗之泣，或者是动了tian犊之情，毕竟朱常洛是自己的儿子。这件事，最后由皇帝带着皇太子、皇孙、皇孙女一起面见大臣们而了结。

五月二十八日，皇帝在慈宁宫慈圣太后灵前召见诸大臣。神宗穿白袍白冠，西向而坐；朱常洛穿青袍，侍立于神宗右侧；皇孙、皇孙女四人一字排列于左边阶下。神宗拉着皇太子的手说："你每（们）都看见否？如此儿子，谓我不加爱hù

，譬如尔等有子如此长成，能不爱惜乎？"说着让太监们将皇孙、皇孙女引上石级，让大臣们仔细瞧瞧，且说："朕诸孙都已长成，还有什么说的！"回头对朱常洛说："你有什么话，跟大臣们都说出来，别顾忌。"朱常洛道："似此（张差）疯颠之人，决了便罢，不必株连。"又说："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尔辈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这样，皇帝与受害人朱常洛，都为梃击一案定了调子，也就是将张差以疯颠处理，不必株连太多。

诸臣追查此案，原是为太子的安危考lǜ

，既然太子这样说，事情也就这样定了下来。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凌迟处死。接着，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庞保、刘成。此时张差已死，死无对证，庞、刘二人遂抵死不愿承认。审讯时，皇太子朱常洛再下谕旨："庞保、刘成身系内官，虽欲加害本宫，于保、成何益？料保、成素必凌虐于（张）差，今差放肆行报复之谋，诬保、成以主使之条。"竟为庞保、刘成二人开脱。六月一日，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梃击一案的最后线索被掐断，也就再无从查起。

梃击一案，今天看来，必然与郑贵妃脱不了干系。郑贵妃想要加害朱常洛，便通过太监庞保、刘成寻找张差这一类鲁莽、弱智、状似疯颠之人行事，目的就是想在事情败露之后可以借张差疯颠之事掩蔽主谋之人。谋杀皇太子这样的罪行，稍有理智的人恐怕就不敢做，也就是张差这样的半疯颠的人敢做。因此，张差的疯颠，看来不假；而郑贵妃想借张差梃击皇太子朱常洛，恐怕也确有其事。要不然，郑贵妃为什么要向朱常洛下拜？神宗为什么要秘密处死刘成、庞保？当然，这件事情的最后解决，确是因为皇太子朱常洛温驯的性格决定了他不愿意扩大事态。于是，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此后的郑贵妃，似乎收敛了许多，倒一味地讨好朱常洛起来。

郑贵妃讨好朱常洛的手段，主要是向朱常洛进献美女。朱常洛自从做了太子之后，由于离开了母亲的约束，加上父亲朱翊钧对自己的冷淡，生活失意，精神苦闷。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纵情于酒色。万历四十一年（1613）皇太子妃郭氏去世以后，朱常洛就没有再立妃子。这可能是因为册封皇太子妃需yào

得到皇帝的批准，而神宗对于朱常洛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因此，在慈庆宫中，虽然有很多的女人，但却没有皇太子妃。也许，没有皇太子妃，对于朱常洛来说更是自由。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神宗病逝。八月初一，朱常洛即皇帝位，宣bù

次年改元泰昌。

应当说，朱常洛初即位的时候，是想做一个有为之君的。当初神宗大行敛财，宫中留有大量的银两。朱常洛在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一日之间，连续两次发内帑共计160万两，用来赏赐在辽东及北方的前线防军。同时，朱常洛命令撤回万历末年引起官怨民愤的矿监和税监，召回在万历一朝因为上疏言事而遭处罚的大臣，补用空缺的官职。像邹元标、王德完等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先后下诏召回。这一切，都预示着新的政治面貌即将出现。然而，宫中的郑贵妃似乎仍是朱常洛无法摆脱的阴影。他非但没有胆量去追查当年郑贵妃对自己的迫害，反而处处以先皇为借口，优待郑贵妃。

神宗弥留之时，曾遗言于朱常洛，要朱常洛封郑贵妃为皇后。神宗离世的次日，朱常洛传谕内阁："父皇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卿可传示礼部，查例来行。"此时，神宗原来的王皇后以及朱常洛的生母王氏都已经去世，郑贵妃一旦变成皇后，在接下来的泰昌朝中，她就可能变成皇太后。礼部右侍郎孙如游上疏给朱常洛说："臣详考历朝典故，并无此例。"既然朱常洛另有生母，郑贵妃怎么能封为皇后呢？朱常洛对此感到十分为难，于是将奏疏留中不发。后来，在八月二十日，朱常洛收回了封郑贵妃为皇太后的成命。

郑贵妃担心朱常洛会因前嫌而报复自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勾结朱常洛所宠幸的李选侍，请求朱常洛立李选侍为皇后，李选侍则投桃报李，请朱常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一是向朱常洛进献美女，以取悦于朱常洛。朱常洛对于郑贵妃送来的美女，照单全收。据《明史》的说法，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数目是8名；《明史纪事本末》说是4名。但无论如何，喜爱美色的朱常洛面对美女，自然是夜夜纵乐。本来就因为生活压抑而虚弱的身体，骤然要承担如此多的政事，又贪恋美色，"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由是基本上累垮了。到八月初十日，身体就不行了，召医官陈玺诊视。八月十二日，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的朱常洛拖着病体接见大臣。大臣们见到皇帝形容憔悴，"圣容顿减"。十四日，便发生了崔文升进药事件。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以后，升崔文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大黄的药性是攻积导滞，泻火解毒，相当于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崔文升进行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

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八月二十二日，朱常洛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大臣，六品的给事中杨涟也在召见之列。朱常洛看了杨涟很久，说："国家事重，卿等尽心。朕自加意调理。"之后，朱常洛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

明朝十六帝(三十二)

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

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然而，次日（九月初一）五更，朱常洛便死去。于是，廷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不过，平心而论，方从哲、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后来，内阁大学士韩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ru、辰砂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就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腾，岂能不暴毙而朱常洛的暴毙，使他次年改元泰昌的想法无疑变成了一个泡影。但是，在位一天的皇帝毕竟也代表着一个时代。因此，大臣们决定：万历四十八年（1620）农历八月初一日朱常洛正式即位到年底，为泰昌元年。移宫一事，前后有过两次。一次是大臣们逼郑贵妃搬出乾清宫；一次是大臣们逼李选侍搬出乾清宫。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无论是郑贵妃，还是李选侍，都是有野心的女人。明代的制度，外廷有皇极殿，内宫有乾清宫，都是属于皇帝、皇后专用的。但是，郑贵妃借口侍奉神宗住进了乾清宫。朱常洛正式即皇帝位之后，仍然可笑地居住在当初做皇太子所住的慈庆宫内。这种本末倒置的事情，在秉性懦弱的朱常洛看来，竟然可以容忍。直到崔文升进药事件发生以后，由杨涟、左光斗出面，郑贵妃才在八月二十一日被迫搬出乾清宫。但是，郑贵妃搬出去后，李选侍却随着朱常洛住进了乾清宫。

朱常洛自万历四十一年（1613）皇太子妃郭氏死后，没有再立妃子，身边只有才人、选侍、淑女侍候。其中有两名选侍，一居于东面，一居于西面，故分别称作东李、西李。东李地位较高，西李比较受宠于朱常洛。所以，朱常洛将失去生母的长子朱由校交由西李抚养，五子朱由检则由东李抚养。跟着朱常洛入住乾清宫的李选侍，即是西李。西李与郑贵妃关系极为密切，也想借助郑贵妃之力进封皇后。但是，泰昌元年（1620）八月二十一日郑贵妃的被迫移宫、九月初一朱常洛的暴毙，显然让李选侍意识到：要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就应当紧紧地抓住皇长子朱由校。

其实，朱常洛在临终前，曾经向大臣们提出要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的事。可是，皇帝的话还没有说完，李选侍掀开帷幄，叫皇长子朱由校进去。朱由校出来后，对父皇朱常洛说了一句："要封皇后！"众大臣瞠目结舌。朱常洛面色一变，一言不发。如果李选侍册封皇后得逞，她便可以通过自己抚养的朱由校，间接地控zhì

朝政。但是，朱常洛的暴毙，让李选侍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如今，她所有的赌注不得不押在皇长子朱由校身上。她与郑贵妃商量，要将朱由校拥留在乾清宫，以便达到控zhì

朱由校的目的。

这时，内廷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获悉李选侍的阴谋，出具揭帖，遍投朝臣，说："选侍欲拥立东朝（皇长子朱由校），仿前朝垂帘故事。"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大臣是杨涟，他奋然说："天下岂可托妇人？"他建议立即去乾清宫，导皇长子出宫。群臣借口哭临死去的泰昌皇帝，来到乾清宫。守门太监拦住群臣，不让进去。杨涟厉声道："皇上驾崩，嗣主幼小，你们拦住宫门不让进去，意欲何为？"这时的朱由校，被李选侍留在乾清宫的暖阁中。

太监王安进入暖阁，扶朱由校出宫。群臣见后，山呼万岁。然后，朱由校登上一顶小轿。大臣刘一璟、周嘉谟、张维贤、杨涟抬轿，仓卒前行。走了几步，轿夫方到。到文华殿，群臣请朱由校即日登基。朱由校不同意，只答yīng

初六日登基。当天，朱由校在大臣的护卫下回到慈庆宫。九月初二日，尚书周嘉谟等请李选侍移宫——搬出乾清宫。左光斗的上疏中说，乾清宫是皇帝专用，如今将即位的皇长子朱由校已经16岁了，又不用哺ru，李选侍住在乾清庆陵明楼侧面宫中，保不定将来会有"武氏之祸"。这是用武则天来比喻李选侍，一则不希望出现后宫专权的情形出现，二是担心朱由校血气未定，把持不住，坠入当初唐高宗纳父亲后妃武则天的事情中。这样的话，可谓的确是敢言！在外廷大臣的严词逼迫和宫中太监王安的恐xià

之下，李选侍最后决定移宫。九月初五日，她抱着皇八女，徒步从乾清宫走向宫中宫妃养老处——仁寿殿哕（ｈｕì）鸾宫。

朱常洛即位一月而逝，此时他的父亲朱翊钧的棺椁尚未下葬。因此，正如他自己曾经担心的一样，他的陵墓营建得怎么样呢？营建皇陵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在仓促之间，如何安葬两位皇帝呢？一般情况下，皇帝都是自己给自己早就修好了陵墓的。但是，朱常洛没有这样的机庆陵会了。大臣们将他安葬在当初景帝为自己修的陵墓里。景帝自己建好陵墓，却被重新夺回皇位的明英宗下令葬于北京西郊的金山。因此，天寿山的明陵中就有一个现成的陵址。经过短暂的修缮后，"景泰洼"在天启元年（1621）九月初一日迎来了即位仅一月的光宗，改名庆陵。

从皇长孙到皇帝的角色转换，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对于一个16岁的少年，尤其是对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几乎是文盲的懵懂少年来说，实在有点勉为其难。然而，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日，少年朱由校就面临这样的角色转换。早在万历年间，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不为神宗所喜，这个皇孙自然也常在神宗的视野以外。直到神宗临死，他才被册立为皇太孙，有了出阁读书的机会。没想到他的父亲登基一个月就撒手西去，连册立他为皇太子都没来得及，更别提读书的事情了。

这一年，朱由校已经16岁，看上去已经是一个少年了，但文化水平还比不上如今**岁的小学生。他像一个木偶般被养母李选侍和一帮大臣抢来抢去，最后在5天之后变成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君主。他名义上统治了这个国家整整7年，但是实jì

上只是他信任的一个太监在掌控着政治权力。他甚至不知dào

如何去保护他的女人们和孩子——还好，他总算有效地保护了他的妻子和弟弟。在他统治期间，宦官专权达到了极限。整整7年中，他的心智似乎一直没大明皇帝之宝（白石）大明天子之宝（白石）有成熟，对于世界的认识始终肤浅。他喜欢在宫中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做木工，或者斗蟋蟀。

据说，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熹宗朱由校的水平很高，"巧匠不能及"。他将他的所有心智，都放在自己的玩乐中去了。也正因此，魏忠贤才有可能在天启一朝中专权。魏忠贤的专权，其实不过是代皇帝专权。每次熹宗玩兴正酣的时候，王体乾和魏忠贤就会从旁传奏紧急公文，最后博得熹宗一句话："你们用心去行吧，我已知dào

了。"实jì

上，除玩乐之外，他不关心别人，更不关心朝政与大臣的死活。在他的人生中，也许只有四个人最重yào

，即太监魏忠贤、ru母客氏、皇后张嫣和信王朱由检。

一个文盲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上，而另外一个文盲当上了皇帝的秉笔太监，替皇帝拟写朱批。无论看起来是多么荒唐可笑，这却是明代天启元年（1621）至七年（1627）这7年间明代朝政的一个事实。也许，对于文盲的熹宗来说，没有读过书的魏忠贤比那些迂腐的大臣们，更值得信任，值得欣赏。

明朝十六帝(三十三)

相对前代的宦官专权者王振、刘瑾、冯保等人来说。魏忠贤毫无文化修养，而且品德全无可称之处。熹宗对于魏忠贤的眷爱，只说明这个王朝没落到一个可悲的地步——非但皇帝全无文化修养，且不具备对文化的最基本的欣赏力。对于以经术治国的明王朝来说，统治者的素质决定了天启一朝可能是最黑暗的一个阶段。因此，缺乏教育和辨别能力，自然是最高统治者熹宗宠信魏忠贤的一个原因；但是从魏忠贤方面来说，他又是凭借什么而取得皇帝的宠信呢？还有，魏忠贤尽管是皇帝宠信的太监，可他又是怎样实现专权的呢？

魏忠贤受宠于熹宗，原因有三：一是他在熹宗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侍奉熹宗；二是熹宗ru母客氏的帮忙；三是他的性格极其狡诈，善于阿谀奉承。关于第一点，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例如，光宗即位，就用当初在慈庆宫中服侍他的太监王安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在万历十七年（1589）入宫为太监，隶属当时的司礼监掌东厂太监孙暹（ｘｉāｎ）。

据说，皇孙朱由校出生以后，魏忠贤"谨事之，导之宴游，甚得皇太孙欢心"。朱由校很小的时候，魏忠贤就很讨朱由校的喜欢。而且，通过太监魏朝的介shào

，魏忠贤成为朱由校生母孝和王太后宫中专门主管膳事的太监。后来，朱由校成为太子后，魏忠贤通过朱由校ru母客氏的帮zhù

，就正式成为东宫典膳了，也就变成未来皇帝朱由校身边最亲近的太监了。从万历十七年（1589）入宫，到泰昌元年（1620），整整31年，魏忠贤才有机会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这充分说明，明代太监的竞争和升迁，可能比外廷的文官更艰难。

魏忠贤能爬上这样的位置，正是因为他较一般太监更聪明，更有远见。在当时，连在朱由校父亲宫中办事的太监都因为不看好朱常洛的未来，经常借故离开。魏忠贤则费尽心思要成为朱由校生母王氏宫中的办事太监，就说明魏忠贤的确很有远见。魏忠贤是一个赌徒，他将他所有的赌注都压在看来离皇位还非常遥远的朱由校的身上。但是，光宗的暴毙，将毫无准bèi

的朱由校推上前台，却为早有准bèi

的魏忠贤提供了机会。在朱由校正式登基之前，几乎所有与朱由校有关的人物，都是魏忠贤刻意结纳的对象，如朱由校的ru母客氏，养母李选侍，太监王安、魏朝。所以，朱由校即位以后，魏忠贤就一跃而成为宫中太监中的第二号人物——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地位仅次于先皇朱常洛的近侍王安。

据朱长祚《玉镜新谭》记载，魏忠贤本名李进忠，原是河北肃宁县一市井无赖，娶过妻子，有一个女儿，后因为吃喝嫖赌荡尽了家财，才自宫做了太监。魏忠贤"形质丰伟，言辞佞利"，能挽强弓，射奇中，有胆气，家无余财而敢一掷千金，又喜欢弹棋、蹴踘，嬉游于青楼翠袖之间。这些早年的经lì

，成为后来侍奉皇帝的优越条件。对于朱由校这个没什么知识的顽童来说，魏忠贤的英俊、胆识以及丰富的社会阅历，必定会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无论魏忠贤后来如何地专权，但对于熹宗本人，他却是忠心耿耿。这其实也是明代太监专权的一个特征。

明代的太监，无论如何专权，对于皇帝本人，却总是无条件地服从。相比较汉、唐时代的宦官动辄杀死皇帝，这种专权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滥用了皇帝的授权而已。对于熹宗，魏忠贤"服劳善事，小心翼翼"。这也是为什么熹宗要在天启二年(1622)给他赐名"忠贤"的原因。一些史料中说，魏忠贤得宠于熹宗的原因，还在于魏忠贤善于房中之术，所以经常能与客氏一起导熹宗yin乐。这种事情，在明代太监中实在是平常。一个当初喜欢依红偎绿的太监，做熹宗性方面的导师，应当是有足够的资本了。更何况对于绝大多数都好色的明代皇帝来说，传授房中术也是"忠心"的表现。因此，魏忠贤受宠于熹宗，其实并非偶然，魏忠贤个人素质恰是贪玩的熹宗所欣赏的；而魏忠贤小心翼翼的服侍，以及对于朱由校身边亲密之人的结纳，更使他能在天启一朝成为一个大国的实jì

主宰者。终熹宗一生，他对魏忠贤的眷爱始终不替。他的诏旨中，经常会出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的文字，一点也不忌讳将魏忠贤与自己相提并论。

然而，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是如何专权的呢？魏忠贤的专权，其实必须在内依靠一些亲信的太监，在外依靠一些无耻的文臣。天启初年，不识一字的魏忠贤为了能读懂奏疏，就用李永贞"入备赞画"。整个天启一朝，在宫中，魏忠贤最信任的宦官是王体乾。此外，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等30余人，都是魏忠贤的死党。王体乾继王安为掌印太监，名义上位居于魏忠贤之上，其实对于魏忠贤是惟命是从。在外廷，魏忠贤培植了一帮无耻文臣。最先成为魏忠贤急先锋的是给事中霍维华，正是他在魏忠贤的嗾（ｓǒｕ）使下，上章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最终使王安死于非命。后来，外廷的文臣，多半是魏忠贤的走狗，例如崔呈秀、魏广微等人。

魏忠贤势力最盛的时候，外廷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魏忠贤生祠遗址"，占据着zf重yào

的部门，"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形成所谓的"阉党"。后来崇祯二年（1629）中所定的逆党名单中，共计内外廷各类官员315人。可以想见，当一个如此宠大的官僚集团集中在魏忠贤的周围，而皇帝本人却不理朝政，魏忠贤要引导皇帝、蒙骗皇帝，从而达到自己专权的目的，简直是太简单了。据说，每次魏忠贤想要惩处某位官员的时候，就拿着奏疏等皇帝忙于做自己的木工活时去汇报，熹宗总是头也不抬，说："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dào

了！"天启六年，在浙江巡抚潘汝桢的提议下，在全国竟然掀起了为魏忠贤建生祠的高潮。还有无耻的生员陆万龄竟然提议让目不识丁的魏忠贤配祀孔子，说魏忠贤除东林党，就像孔子杀少正卯一样有功于世道。魏忠贤的专权，尽管是由于个人得到皇帝的宠爱与授权，但是，没有庞大的阉党集团的支持，天启年间的宦祸，不可能演变得如此之烈！

魏忠贤阉党集团中，首逆除魏忠贤外，另一位便是熹宗的ru母客氏。魏忠贤的流毒，主要肆虐于外廷，正直的士大夫多受其残害。客氏的险恶，主要集中于宫中，不依附于己的宦官及后妃多受其害。客氏之所以能够专宠于宫中，首先是因为其熹宗ru母的身份。熹宗即位之初，生母王氏已然去世。前面谈过，熹宗的父亲朱常洛在正妃死后没有再立妃子，即位后也没有册封皇后，因此，熹宗也就没有嫡母了。宫中地位较高的是两位李选侍，即东李和西李。客氏以ru母受宠于熹宗，在宫中的气焰远高于两位选侍。

客氏名巴巴，本是定兴县侯巴儿（侯二）之妻，生子侯国兴。她在18岁的时候被选入宫中，充当皇太孙朱由校的ru母。客氏美貌妖艳，在宫中本就不能安分。魏忠贤先前侍奉过的太监魏朝，就曾与客氏"对食"。原来，宫中值班太监不能在宫内做饭，每到吃饭时间，只能吃自带的冷餐，而宫女则可以起火，于是太监们便托相熟的宫女代为温饭，久而久之，宫女与太监结为相好，称作"对食"，又作"菜户"，与外间夫妇无异。

明初，这种现象还是偷偷摸摸的。到了万历以后，则是公开的了。如果有宫女久而无伴，甚至还会遭到其他宫女们的嗤笑。客氏先后对食的"菜户"，有魏朝、魏忠贤。魏朝与魏忠贤为了得到客氏，曾经起过争执，而最后由朱由校裁决将客氏配给了魏忠贤。据一些笔记史料记载，客氏的私生活，并不仅限于魏朝与魏忠贤。她甚至可能与朱由校有染，所谓"邀上yin宠"。年纪轻轻的朱由校，对于三十几岁年轻美貌的客氏诱惑，定然是无法把持。熹宗即位后不到10天，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客氏此后与皇帝出入，形影不离。天启元年二月，皇帝大婚，娶了张皇后。客氏自然必须回避了。熹宗为此对客氏优容有加。若非客氏是已婚入宫，恐怕又是一个成化时代的"万贵妃"。

明朝十六帝(三十四)

不过，客氏在朱由校做皇帝期间，作为一个ru母所受到的隆遇，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每逢生日，朱由校一定会亲自去祝hè。她每一次出行，其排场都不亚于皇帝。出宫入宫，必定是清尘除道，香烟缭绕，"老祖太太千岁"呼声震天。

客氏宫中为恶的第一步，就是除去光宗朱常洛的原来亲信宦官、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王安是明代少有的为士大夫所称道的宦官之一。他为人刚直，从万历二十年（1592）就服侍朱常洛、朱由校父子。尤其在移宫一事上，他联合外廷的杨涟、刘一■等大臣拥朱由校登基，使朱由校摆脱了"西李"的控zhì

。熹宗登基后，也很感激王安，言无不纳。魏忠贤也投靠在他门下。然而，王安此人，"刚直而疏"，心思不够缜密，又常常患病。因此，他与熹宗的接触逐渐变少，而魏忠贤借客氏之力日益亲近熹宗，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天启元年（1621）五月，朱由校任命王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按照惯例，王安自然要推辞一番。这时候，客氏的作用便显现出来了。她劝熹宗干脆批准了王安的辞呈。然后，魏忠贤嗾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再利用秉笔太监的身份矫旨将王安发配到南海子去做净军——宦官军队。从魏忠贤本人来说，王安于他有恩，不忍加害。但是，客氏的一句话坚定了魏忠贤除去王安的决心。客氏说："尔我孰若西李，而欲遗患也！"意思是说，你我跟李选侍比怎么样，她都被王安逼得移宫僻居，我们为什么要留下遗患呢？客氏身为妇人，却无妇人之仁，做事非常狠毒。

其实，王安有恩于熹宗，如若不死，随时都有可能翻身。客氏和魏忠贤于是派当初李选侍宫中的太监刘朝去掌管南海子。刘朝本就与王安有仇。让刘朝掌管南海子净军，是欲处死王安无疑。刘朝到任后，就不让王安饮食。王安就取篱落中的"芦菔"为食。芦菔又名萝葡，其根茎可食用。大概王安当时也就是掘草根为食吧。然而，就这样，王安仍坚持了三天没死。刘朝实在有点不耐烦了，于是"扑杀之"，遂为客氏和魏忠贤除了心头大患。

客氏深知，自己在宫中的地位是没有合法性的。大婚后的熹宗，曾经一度因为外廷的御史刘兰等人的请求，将客氏遣出皇宫。但是，事隔不久，熹宗就重新召回了客氏。熹宗对臣下们说："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离左右，自出宫去，午膳至晚通未进用。暮夜至晓臆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宁，朕头晕恍惚。以后还着时常进内奉侍，宽慰朕怀。"既然皇帝因为客氏的离去，引起了厌食、失眠、头晕恍惚诸多病症，大臣们再要反对，也是无效了。因此，终天启一朝，客氏始终自由出入宫廷。但是，客氏明白，自己的地位只不过因熹宗的宠爱而获得；一旦熹宗死去，自己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了。因此，选择谁接替熹宗死后的皇位，就非常重yào

了。

据说，客氏与魏忠贤处心积虑地想废除张皇后，然后以魏忠贤侄子魏良卿的女儿为后。但是，熹宗对张皇后颇有夫妇之情，以致此计不能成功。客氏更害pà

皇帝的妃子产下皇子，母以子贵，从而得到熹宗的喜爱，而使自己失宠。因此，天启一朝中朱由校生下了不少的皇子，但无一能够长成。熹宗总共有三个孩子。长子朱慈然，谥怀冲太子，《明史》称"不详其所生母"。

在《内起居注》颇详实的明代，这实在令人奇怪。次子朱慈，慧妃范氏所生，未满1岁即夭折。三子慈炅（ｊｉǒｎɡ），容妃任氏所生，未满1岁亦夭折。一些学者认为，这都有可能是魏忠贤和客氏下的毒手。更有甚者，不少的皇子其实是在胎中已遭客氏的暗算，例如裕妃张氏之孕。裕妃张氏因为无意中得罪客氏和魏忠贤，客氏、魏忠贤就假传圣旨，将裕妃幽禁于别宫，逐去宫女，断绝饮食。当时的裕妃已然怀有身孕，却被活活地饿死宫中。宫中的其他妃子，从此对客氏非常恐惧。例如曾生育皇二子的慧妃范氏，担心自己会落得和裕氏同样的下场，就在平时预藏食物，后来果然被客氏幽禁半月之久，靠着私藏的食物活了下来。

魏忠贤与客氏两人，一方面处心积虑地除去宫中一切可能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向熹宗进献自己的养女，冀图能生得一男半女。然而，熹宗一生三男二女，都早早夭折，魏忠贤与客氏的如意算盘始终没有拨转。所以，熹宗的去世，对于客氏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信王朱由检入宫即位后，客氏就再没有居留宫廷的理由了。九月初三日离宫的那一天，客氏早早地起床。五更时分，身着哀服，入熹宗灵堂，取熹宗幼时的胎发、痘痂及指甲等物焚化，痛哭而去。两个多月以后，即天启七年的十一月十七日，客氏被从私宅中带出，押解到宫中专门处罚宫女的地方浣衣局，严刑审讯。审讯得出的结果令人诧异：当时宫中有8位宫女怀孕，客氏承认这8名宫女都是自己从外面带进去的婢女，是想学吕不韦的榜样，觊觎皇位。结合魏忠贤曾在熹宗死前说已有两名宫女怀孕，宫女怀孕这件事也许真是客氏和魏忠贤精心安排的。如果客氏所说是真的话，那么客氏自然是罪不容诛，于是在浣衣局被活活笞死。

天启元年二月三日，即位不久的熹宗大婚，纳祥符县张国纪女为中宫，并在四月正式册立，即后来的懿安皇后。张氏名嫣，小字宝珠，性情颇为严正。在明代后期混乱的局势中，张皇后却始终清醒。例如，在天启朝，她非常讨厌魏忠贤与客氏，对于魏忠贤的野心也深有提防；在崇祯一朝，她受到思宗的尊敬和礼遇，而且对于朝中的大臣如周延儒等人的欺上罔下行为非常厌恶。在百姓的眼中，张皇后有着极好的声望。因此，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后，入宫的李岩第一个想到要保护的人便是张后。

据说，李岩入宫，令宫女扶张后上座，行九拜之礼，令人护卫。当天晚上，张皇后自缢而死。从这一点来说，皇后张嫣的性情"严正"，确是事实。明亡之后，有一个自称张皇后的女子向清朝投降。对此，清代学者朱彝尊曾作了一番辨别，说："魏忠贤养女任氏，送给熹宗，被立为贵妃。农民军攻进北京后，流转民间，诈称熹宗皇后。被送往官府，光禄寺每月供养。人们所以都说熹宗张皇后失节。沉冤莫雪，故附白之。"从《明史》的记载看，张皇后确实是在大顺农民起义军进城之后自缢而死，年38岁。

张皇后入宫之时，年15岁，体态颀秀，相貌丰整。入宫之后，她十分厌恶客氏。一次召客氏于宫中，欲绳之以法。此事使客氏和魏忠贤非常害pà

，总想借机报复。于是，魏忠贤指使手下散布谣言，说皇后张嫣是盗犯孙二的女儿，而不是张国纪的女儿；孙二因为犯有死刑，就将女儿托付给生员张国纪，所以，张国纪将这段隐情不据实反映，犯有欺君之罪。顺天府丞刘志选弹劾张后的父亲张国纪。御史梁梦环也乘机兴风作Lang。

幸好，熹宗惟一理智的地方，似乎就是尚存有一份夫妇之情，不致于因完全没有证据的流言而惩办张皇后，而相反是果duàn

地下旨谴责刘志选，从而使阉党不敢妄动。从张皇后那边看，魏忠贤就像是秦代的赵高，是一个阴险的阉宦。有一次，熹宗去见皇后，见桌上一本书，便问："什么书呢？"张皇后说："《赵高传》。"明代内宫后妃，所必读之书是明太祖命儒臣编定的《女诫》，其要义即禁止后宫干政，《赵高传》之类的史书并不是宫中后妃所必读或应当读的。张后此举，自然大有深义，即想以赵高来譬喻魏忠贤来提醒熹宗。熹宗当时的反映是"嘿然"，不吭声。熹宗想是意识到魏忠贤、客氏与张皇后的对立。他不愿惩办魏忠贤和客氏，当然也不希望魏忠贤伤害张皇后。但是，魏忠贤得知此事后，大怒。

第二天，熹宗在便殿搜出几个人带着兵刃。此事自然非同小可。熹宗本人也大惊，命令将这几个人交给东厂审讯。于是，司礼监秉笔兼掌东厂太监魏忠贤便借机诬告张国纪，说张国纪想弑君，然后立信王朱由检为皇帝。这一阴谋一旦得逞后，则张国纪、张皇后、信王朱由检将无一幸免，而魏忠贤也会因此一举除掉了所有的对手。

明朝十六帝(三十五)

但是。当魏忠贤把这件事和他的亲信王体乾商议的时候，王体乾提醒魏忠贤说："主上凡事愦（ｋｕì）愦，独于夫妇、兄弟间不薄，一不慎，吾辈无遗类矣。"魏忠贤听后也心中暗惊，于是遂将那几个人处死，杀人灭口，化解了此事。后来，张皇后在信王朱由检即位一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熹宗临死前不久，对张皇后说，魏忠贤告sù

我说后宫有二人怀孕了，以后生男就立为皇帝。张皇后表示反对，认为应当早立信王。信王想推辞，皇后自屏风后走出，说："皇叔义不容辞，且事情紧急，恐怕发生变故。"信王才愿意继承皇位。熹宗对于张皇后，始终爱惜。他临死之时，将张皇后托付于弟弟信王朱由检，命曰："中宫配朕七年，常正言匡谏，获益颇多。今后年少寡居，良可怜悯，善事中宫。"此后，思宗对张皇后确亦非常敬重。有一次，思宗的皇后周氏对思宗说周延儒人品如何不行，思宗心中不满后宫议论朝政，问周氏怎么知dào

，周氏以张皇后对，思宗遂无言。

不过，在遍布魏忠贤和客氏爪牙的后宫中，张皇后还是遭到客、魏二人的暗算。天启三年，张皇后有孕。魏忠贤和客氏密令宫女在为皇后捻腰的时候下重手。一个年方18岁的皇后，哪里明白这些道理。宫女们按魏、客的吩咐，"捶之过猛，竟损元子"。这一事，后来成为杨涟弹劾魏忠贤的第十条罪状。其实，作为皇后，虽然宽容待人，而且正直敢言，但是无法纠正宫中的歪风邪气，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清代学者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说，张皇后敢于在当时陈《赵高传》于几案，就说明她的"不慊"的勇气，然而"即以慊风诸妃，万不能实诸妃妊（ｒèｎ），他日称皇太后也，惜也。"谈迁也说，尽管张皇后谦而不妒，使妃子们都能接触到皇帝，但是却不能保全诸妃的生育，以致自己也无法在天启以后做皇太后，真是可叹。这样的批评，应当说是苛求了。在当时的情形下，张皇后能保全自己，已经是她不胆怯的最好结果了。

天启五年八月，熹宗在客氏、魏忠贤的陪同下到西苑游乐，在桥北浅水处大船上饮酒。然后，又与王体乾、魏忠贤及两名亲信小太监去深水处泛小舟荡漾，却被一阵狂风刮翻了小船，差点被淹死。经过这次惊吓，熹宗的身体每况愈下。天启七年夏，病情加剧。八月十一日，召见异母弟信王朱由检，招呼弟弟说："来，吾弟当为尧舜。"次日，召见内阁大臣黄立极，说："昨召见信王，朕心甚悦，体觉稍安。"体觉稍安，只是因为安排了后事，所以放心了许多。10天之后，熹宗就驾崩了。信王朱由检，即后来的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思宗。

朱由检比熹宗朱由校小5岁，受过比朱由校更好的教育。这是因为，朱由检在天启二年（1622）被他的哥哥朱由校封为信王。13岁的信王，年龄也刚好到了接受教育的时候，由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官员们悉心**。等他18岁的时候，朱由校又替他完婚，聘周奎之女为王妃。从这些事情看来，朱由校本人虽然贪玩，但是对于一个长兄应该做的事情，却一点也没有耽误。所以，朱由检的文化修养比他的哥哥朱由校要高得多。朱由检善书法、诗文，也善于弹琴。朱彝尊说朱由检的书法"龙腾虎跃"，气韵非凡。其次，朱由检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要安静得多。

熹宗朱由校因为是皇长孙、皇太子，一直被后宫中的投机分子如李选侍（西李）、魏忠贤等人居为奇货，导引坏了。而朱由检虽然也是从小失去生母，但一直在另一位李选侍（东李）的抚养下，比较健康地成长。东李人品极端正。受东李的影响，朱由检从小就养成了独立奋斗的刚毅性格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当时，熹宗朱由校无子无女，孑然一身，而兄弟七人也只剩下五弟一人，朱由检已经是朱由校惟一的继承人了。在朝臣们心中，期盼信王朱由检继位的愿望也早就有了。一些在野的大臣们闲聊的时候，都主张劝信王早日出阁讲学。出阁讲学，一般是皇太子的礼节。当然，这样的奏疏，是谁都不敢上奏的，因为这无异于诅咒熹宗早死无后。但是，在信王朱由检那里，却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气象。信王朱由检基本上托病不愿上朝，以避免遭到魏忠贤的猜忌。

天启七年（1627）八月十二日，熹宗让信王入继大统的决心已定，而留给信王的嘱咐是两点：一，善事中宫；二，重用忠贤。也许，熹宗压根就想不到，侍奉他小心谨慎的魏忠贤并不会同样如此侍候信王朱由检的。熹宗弥留的最后几天，魏忠贤一直在苦思良策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想居摄，但是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却说："居摄远不可考，且学他不得。"他想搞宫廷政变，但是兵部尚书崔呈秀却说："恐外有义兵。"在明代的政治环境中，异姓称帝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zài

。所以，熹宗死的第二天，魏忠贤无可奈何之下，向外公布了张皇后的懿旨："召信王入继大统。"此后的数月中，在魏忠贤与新即位的朱德陵由检之间，将进行着一场殊死的较量。清除前朝的宠臣，似乎是明代政治发展的一种规律，在崇祯一朝也同样会发生作用。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熹宗的去世，标志着明代一个黑暗时代的结束。清代学者谈迁在其《国榷》中说，天启一朝，与正德一朝极相似。熹宗"好猎乐内，嫉谏悦■(xìnɡ)，无一不同"。以此看来，天启一朝，魏忠贤诚然罪过极大，大臣更显无耻，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熹宗亦难辞其咎，不能不为这一时代的黑暗承担责任。

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思宗御押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误都属于正常。在史学界，有一种所谓"17世纪危机"的理论，即认为17世纪中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庄稼生长和收获期明显缩短，并进而引发饥荒和瘟疫，以及长江中下游稻米高产区因过度追求货币的增值而导致粮食匮乏，动摇了明王朝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结构。清兵的入关与清朝的建立，才引导着中国从危机中走了出来。这样的理论，似乎也可以为思宗这个亡国之君开脱了。

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然而，人才何代无之？要在知人善任罢了。然而崇祯一朝"有君而无臣"。思宗既想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而且，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

"神明自运"四字，是明末清初松江（今上海市）名士夏允彝对思宗除去太监魏忠贤一事的评价。稍后的历史学家如谈迁等人，对于思宗在除魏忠贤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稳重、魄力，都叹赏不已。的确，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思宗的政治才能曾昙花一现般绚丽夺目。他在接替自己的长兄朱由校的皇位之后，很快进入角色，并顺利排除一切影响他皇位和执政的因素。在明代历史中，思宗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无疑是在不动声色中除去了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四日，天启皇帝死后的第三天，朱由检正式即皇帝位，定次思宗手书"九思"

年改元崇祯。当时，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魏忠贤的死党。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思宗，只是因为明代皇权的权威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暗中的毒害还是有可能的。

明朝十六帝(三十六)

所以。思宗在八月二十三日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巡视宦官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整个宫中，都处在一种非常恐怖和压抑的气氛当中。登基之后的思宗，深知要除去魏忠贤，必须要首先稳固自己的地位并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一面像他的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侍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了宫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魏忠贤对于思宗，则始终无法揣透其心意。他不知dào

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将如何对待他。他的策略，就是送一些美女给思宗。思宗在明代皇帝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怎么好色。在当时战战兢兢的心态下，思宗自然对美色更无兴趣了。据说，思宗怕引起魏忠贤的担心，将魏忠贤送来的4名绝色女子全部留了下来，但却仔细地将4名女子都搜了身。结果，4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迷魂香"，实jì

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

思宗命4人将药丸毁去。魏忠贤千方百计地想导引思宗做一个荒yin的皇帝，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就派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以达到催情的效果。这一招，同样被思宗识破，并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既然美色无法打动思宗，魏忠贤于是干脆采用更**的试探方式。这时，一思宗手迹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思宗读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

魏忠贤于是在九月二十五日向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思宗的批复是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样一次顺水推舟之举，便抑止了朝野上下对于魏忠贤的进一步崇拜，而又不致引起魏忠贤的恼怒。相反，思宗还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崔呈秀等人。自然，思宗心中明白，这一切早晚都会收回来的。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却又暗暗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

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也许，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在寻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机的，有不动声色的，有戆（ｚｈｕàｎɡ）直冒死直谏的。因此，最后倒魏的时机竟然首先是由魏忠贤的党羽发动的。

天启七年（1627）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却美化"厂臣"魏忠贤——"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为厂臣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这摆明了是丢车保帅之策。思宗自然知dào

时任兵部尚书的崔呈秀在阉党中的分量。崔呈秀在魏忠贤门下号称"五虎"之一，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而且，由于是魏忠贤的亲信，崔呈秀的儿子崔铎虽然目不识丁却还能中进士。逐去崔呈秀等于断了魏忠贤一臂。在静候了7天后，思宗决定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此一举动，等于是掀开了倒魏的大幕。敏锐的官员们觉察到政治局势的动向，于是揭发和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

十月二十二日，工部主事陆澄源弹劾魏忠贤；十月二十四日，兵部主事钱元■（què）弹劾魏忠贤；十月二十五日，刑部员外郎史躬盛弹劾魏忠贤。直到二十六日，思宗一直不动声色，任由着臣工们攻击魏忠贤的高潮一波胜过一波，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依然无动于衷。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伤民财；十，亵名器。应当说，钱嘉征此疏并不是空洞的议论，十条罪名大都可以坐实。于是，思宗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魏忠贤"震恐伤魄"，立即去找了他的赌友——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讨教对策。徐应元劝魏忠贤辞去爵位，也许可以保富贵。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思宗的允许。

十一月初一日，思宗斥责徐应元，并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的时候竟然还带着卫兵1000人、40余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向南去了。一个戴罪的宦官竟然还敢如此跋扈，无疑进一步刺激了思宗敏感的神经。于是，思宗接着下了一道谕旨，命锦衣卫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亲兵散尽的魏忠贤孤零零地呆在旅馆里，听着旁边房间里一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只听得"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在旅馆中绕房疾走，自缢而亡。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也很快就着手进行了。在思宗的一再严厉督责下，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所谓阉党逆案终于定谳（yàn）。

思宗能除去魏忠贤，固然说明了明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再有权势的宦官，其实只是能借助皇权为恶罢了，很难动皇权分毫。然而，思宗在除去魏忠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还是令人钦佩。紧接着钦定逆案，无疑更进一步肃清了魏忠贤的政治影响。这些，都体现了思宗的远见卓识。然而，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思宗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袁崇焕像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事事乃亡国之象。然而，崇祯帝之亡国，未必与己无关，如杀袁崇焕一节，即是愚蠢的自毁长城之举。

思宗的多疑，在明代历史中也是有名的。在他即位不久，就曾经有一个名叫陕嗣宗的御史上疏指出思宗的性格中有"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条即"日涉于猜疑而不自知"。在处理袁崇焕问题上，思宗从极度信任逐渐转为极度生疑。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落籍于广西藤县。由于是南方人，思宗私下里称他为"蛮子"。明代两广并不是文化发达的地域，所以当地出身的官员倒确有另外一种气质。像出身于广东琼州府（今海南省）的海瑞，也曾经是一代名臣。袁崇焕的才能，体现在军事方面。即使在他被杀之前的一段时间，思宗仍是以为"守辽非蛮子不可"。可以说，他是明末最善于与后金军队作战的明军将领。他是一名文臣，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进士，却在天启六年（1626）就做上了肩负东北防务重任的辽东巡抚。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军事才能。曾经向思宗推荐过袁崇焕的官员吕纯如，对袁崇焕就有"不怕死，不爱钱"的评价。"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就足以开出一个太平盛世来。

明代的边将中，不贪财的极少。像万历年间著名的边将谭纶、戚继光，都非常善于敛财。明代的许多次兵变，多半是因为边将的贪财和克扣军饷造成的。因此，袁崇焕"不爱钱，不怕死"的性格，也就决定了他必然能够取得士兵们的拥戴。袁崇焕的军队在明末也就成为最能作战的军队。

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萨尔浒之战后，在明军与后金军队的力量对比中，后金军队明显占据优势。幸好宁远一战，袁崇焕用新式武器红衣大炮胜了一次，暂时使辽东战局在天启六年出现转机。但是，袁崇焕很快被魏忠贤罢免。思宗即位，在处理完魏忠贤一事之后，便全力应付辽东战局。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重新召还了袁崇焕。次年元月，即任命袁崇焕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等于是将辽东的防务全部委托给了袁崇焕。然而仅仅3年过后，崇祯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的下午，袁崇焕便在京城的西市被凌迟处死，然后传首边关示众。这可说是思宗统治期间最大的冤案。历史学家们对袁崇焕之冤死，有过许多的解释。

明朝十六帝(三十七)

例如袁崇焕"五年平辽"的夸夸其谈、擅杀毛文龙、党争的后遗症、皇太极的反间计。这些恐怕都是致袁崇焕于死地的重yào

原因。但是，杀袁崇焕的决定，毕竟是由思宗亲自做出，而且立即派刑部侍郎涂国鼎前去执行，更可怕的是实行非常残忍的凌迟之刑。对比3年前的平台召见、君臣面晤、赐尚方宝剑，已是天壤之别。其间变化，固不能没有思宗的心理因素。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若不是思宗素来多疑，皇太极的反间计也未必能成功。关于皇太极的反间计，阎崇年先生在其《正说清朝十二帝》中曾经细述过，无非是效仿《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模式，让俘来的宦官杨某偷听得"袁经略有密约"的对谈，再纵杨某逃跑。杨某一回京城向思宗汇报，自然袁崇焕便麻烦了。况且，此事又发生在后金军队逼近京城之时。

袁崇焕在崇祯元年（1628）七月接受皇帝召对时，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这不但让皇帝欣喜，更让在旁的大臣们惊讶。因为，在当时明朝与后金的对抗中，明军能在辽东抑住后金军队的进攻，已属不易。"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的豪言壮语，无异梦呓。袁崇焕这么说，据他自己讲，不过是为了"聊慰上意"，暂时宽慰宽慰思宗而已。然而，思宗是一个急于求功、遇事刻苛的主子，到时可是要循名责实的。平心而论，袁崇焕在辽东宁远、锦州一线的防卫布置得很好。所以，最终后金军队选择进攻的路线是绕过宁远、锦州一线，从蓟门南下，进逼京师。

崇祯二年（1629）十月下旬，后金军队10万到达遵化城下，距京师不过二三百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袁崇焕的反应是立即命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增援，然后自己也于十一月初五日率兵入关。按照当时总督京城防卫的大学士孙承宗的意见，明军应当拒敌于顺义、蓟州、三河一线，而不应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焕先是没有设法阻截后金军队，接着又退守京城。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大军到达京师广渠门外。这样，袁崇焕此举无异于纵敌深入，而京城内外的官民因此更受骚扰。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在先，是故yì

引后金军队入关的。这也是后来袁崇焕被处死时遗体被民众"抢食"的原因。皇太极及其谋臣范文程策动了除去袁崇焕的反间计，也许正是受当时谣言的启发。思宗对于袁崇焕的容忍与信任，伴随着宦官杨某的入告，肯定也荡然无存了。十一月二十日，满桂在德胜门，袁崇焕在广渠门，同时与后金军队开战。满桂退守德胜门之瓮城，而袁崇焕身先士卒，将皇太极逼退。二十三日，袁崇焕入城晋见皇帝，请求像满桂一样，辽宁兴城祖氏牌坊（思宗为表彰祖大寿、祖大乐的军功而建）可以让士兵入城休整，却遭到思宗的断然拒绝。思宗真不愧是一个猜忌之主，一方面对袁崇焕有戒备之心，一方面却在召见时脱下貂皮大衣为袁崇焕披上。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来掩遮自己的猜忌之心，思宗的做法令人想到不久前他除去魏忠贤的心机，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可怜的是，袁崇焕却丝毫没有觉察。二十七日，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局势趋于平静。

袁崇焕墓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初一日，思宗在平台召见了袁崇焕、祖大寿、满桂三人，着锦衣卫拿下袁崇焕。祖大寿是袁崇焕部将，遂节制辽兵，率部东返，离开战场。后来还是靠着狱中袁崇焕的亲笔书信，才将祖大寿及守辽军队召还，并收复永平、遵化一带。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袁崇焕来整倒内阁辅臣钱龙锡，说钱龙锡与袁崇焕两人早就密议与后金议和。议和，这对于刚愎自用的思宗来说，在当时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此论一出，袁崇焕算是死定了。崇祯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命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焕传》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更无人可以收拾。因此，当崇祯三年农民起义声势明显壮大后，明王朝从此便陷入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之中。但是，思宗似乎从来就不会从失误中吸取教xùn

。在此之后，他还曾密令孙传庭在崇祯十五年（1642）杀了李自成的同乡贺人龙，等于杀了一名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颇为悍勇的将领。贺人龙被杀后，农民起义军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因此，思宗的多疑、擅杀，无异于自毁长城。

一个人的悲剧，常是他的性格的悲剧。孟子说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国与役处。就是说，一个亡国的君主总是将他的臣民视为奴役。思宗恰恰正是这么一个人。虽说在明代君主高度专权的政治环境中，皇帝是不可能以"师、友"的态度来对待臣民的，但是，思宗对于大臣的态度，其严峻和刻薄已经超出想像。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皇帝，他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以来zf的陋习。陕嗣宗批评思宗的"五不自知"的奏疏中说："今皇上于二三大臣间，呼之而前，唯恐不速，长跪逾时，备加谴诃，甚者刚遭指摘，便责以受贿。敬大臣之心何在？臣恐日习于尊倨而不自知！"又说思宗"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

应当说，陕嗣宗的批评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过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所以，无为而治的明代皇帝如孝宗、穆宗统治的时代，倒是名臣辈出。后代历史学家常感叹崇祯朝"有君而无臣"，其实，因为思宗过分地苛责大臣，大臣们动则得咎，哪里敢有什么动作呢？所以，崇祯一朝中，真zhèng

能够办事、愿意办事的大臣不多；而且，崇祯一朝中，被杀的大臣也颇多。频繁地更换大臣和滥杀大臣，是崇祯朝的特点之一。

崇祯一朝17年，设内阁大学士如弈棋一般，轮换了50人，变换之快，真是让人啧舌。其中任期较长的两人，分别是温体仁和周延儒。两人在《明史》中都列名于奸臣传中。

温体仁，字长卿，祖籍乌程，后落籍归安，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是一个城府极深之人。崇祯元年（1628），他通过攻击钱谦益在主持会试中有舞弊嫌疑而得到思宗的赏识。次年，有御史任赞化攻击温体仁娶娼受贿，反而被思宗以为党羽钱谦益而罢免。思宗有鉴于万历、天启朝的党争，对于大臣结党最为反感。他对于温体仁的欣赏，是因为温体仁"孤立"、"无党"。

崇祯三年（1630）六月，温体仁入阁为大学士。此后，温体仁为大学士8年。周延儒，字玉绳，宜兴人，早温体仁一年入阁。但是，温体仁与周延儒在内阁中并不相让，相互倾轧。崇祯六年（1633）六月，周延儒被温体仁逐出京城，温体仁把持了内阁，于是民间遂有民谣说"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这是指当时内阁中的三位大臣：温体仁、王应熊和吴宗达。温，乌程籍，归安人；王，巴县人；吴，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一时间，这首民谣在京城街头成为笑谈。堂堂内阁大学士被人如此讥笑，可见其人品之劣。然而，就是这样的温体仁，却一直执政8年，直到崇祯十年才被罢免。之后，周延儒复入阁。

但是，崇祯十六年（1643），周延儒被勒令自尽。在周延儒之前，内阁大学士薛国观也被思宗处死。总共17年间，被杀的大学士有两人，被谴戍的大学士也有两人，即钱龙锡、刘鸿训。作为皇帝最亲信的大臣，内阁大学士轻易落到这样的下场，实在令大臣们寒心。孟森说："自有阁辅以来，戮死者惟一夏言。崇祯间则再见，岂复有敬大臣之意？"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17人；然而，17人中，薛贞被处死，韩继思、郑三俊、刘之凤、李觉斯、徐石麒等先后下狱，狱中瘐死2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终。兵部尚书中，王洽因崇祯二年清兵入关而下狱瘐死，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而被处死。在地方督抚中，总督中被诛杀者，总共为7人，他们分别是：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biàn)。

明朝十六帝(三十八)

巡抚中被戮者。总共11人，分别为：蓟镇王应豸（zhì）、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逮自杀。这些大臣，都是应对辽东战事和平息农民起义的将领，他们动辄遭罪被杀，也就很容易说明崇祯朝军事上的大溃败了。

对于一般的言官，思宗也总是非常严峻。崇祯元年十一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言官场贪污之风甚盛。当然，这样的奏疏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明指谁人贪污，谁人受贿。但是，思宗一面表彰韩一良的忠心和敢言，一方面却非要韩一良指名道姓以回奏。韩一良知dào

一旦指名道姓，就是得罪人的事情，所以只说是"风闻"。思宗大怒："难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内指名来。"按思宗的意思，既然言官忠心为国，就要敢于破除情面。韩一良只好找一些已经有议论的官员来搪塞。但是，思宗再对韩一良疏中"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金"纠缠不休，要韩一良说出500两银子是哪些人送的。

这时，韩一良再不肯说。于是，韩一良被革职为民。仅仅数月之间，从表彰到革职，还算敢言的韩一良却得到这样的对待。在晚明社会中，官场中的弊端自然不少。相互间送书帕（书仪）是极正常的事。思宗希望一举之间将这种风气杜绝，却又着意在惩罚官员，这样官员们最终只是互相袒护，不敢再说真话了。崇祯二年关于工部招商中收取回扣一事的处理，也充分体现了思宗急于求治的急躁心理。这一年的闰四月，工部尚书张凤翔上疏指出工部招商收取回扣之弊政。内阁大学士韩■、李标、钱龙锡都说："此从来陋规，望皇上宽处，后边人敢说。"但是，最终思宗将巡视工部库房的工科给事中王都、陕西道御史高赉明革职严办，等于是让一两个臣工为多年来的积弊传说思宗自缢处承担责任。这也反映思宗随意处理臣工的做事风格，而这样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大小臣工们对于朝政中的一切事情，最好是噤口不言。

皇帝督责越严，臣下越不敢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著名的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思宗的奏疏中这样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崇祯朝的政局，正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而思宗最终也只落得众叛亲离。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思宗煤山上吊时，身边仅有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伴。

思宗自杀以后，他的子女散归民间，下落不明，从而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

思宗的子女不幸生在了末代帝王之家，这就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命运。皇太子先后出现过两个；朱三太子先后出现过多次。不过，他们的下场无一例外都很悲惨，都最终被处死。相比较而言，思宗的女儿后来的下落倒还比较清楚。这是因为，思宗在决意自缢之前，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受辱，曾先后对自己的两个女儿下毒手。即使侥幸生还，也决无法遁逸。

武侠小说常伪托的长平公主，实jì

上死于顺治三年（1646）。思宗总共有六女，其中四女早逝。崇祯十七年（1644），思宗还有两个女儿，即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崇祯帝自杀前，入寿宁宫，长平公主牵衣而哭。崇祯帝说："汝何故生我家？"挥剑砍去，断长平公主左臂，昏死过去。接着，思宗入昭仁宫，砍杀昭仁公主。长平公主昏死后，被人抬到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中，五天后竟然苏醒过来。顺治二年（1645），长平公主上书给清世祖，请求准予出家。清世祖不同意，命将长平公主许配给当初思宗为她选定的驸马周显，并赐给土田、府邸、金钱、车马。但长平公主经lì

家破国亡之痛，郁郁寡欢，次年逝世。

思宗共有7个儿子。其中，周皇后生子三人，即太子慈■、怀隐王慈■（皇二子）、定王慈炯（皇三子）；田贵妃生子四人，即永王慈■（皇四子）、悼灵王慈焕（皇五子）、悼怀王（皇六子）、皇七子。崇祯十七年（1644），太子16岁，皇三子定王慈炯14岁，皇四子慈■应当也有十余岁。除了这三个儿子外，其他的儿子都已早逝。与对待女儿的方式不同，思宗在死前命皇太子、皇三子、皇四子分别藏匿于公卿贵戚家中。太子来不及去成国公府，便隐匿于民间，定王和永王一齐去了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城，命令搜寻太子与定王、永王。

二十日清晨，嘉定侯周奎将定王、永王交出。太子据说亦被李自成的军队搜获。太子与闯王李自成之间还有一段对话。太子挺立不屈，谈吐自如，问李自成说："何不杀我？"闯王说："汝无罪，我岂妄杀！"太子说："既然这样，听我一句话：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我百姓。"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东征吴三桂时，定王、永王随军前往。据说，太子当时也在军中。据《明史》记载，李自成曾封太子为宋王。此后，太子、定王、永王的下落都不清楚，或说曾被吴三桂夺去，或说定王曾在城南遇害。崇祯十七年（1644）十一月，北京出现皇太子；顺治二年（1645）南京的南明小朝廷中亦出现皇太子。无疑，两位皇太子中必有一假。

先说北京出现的皇太子。崇祯十七年（1644）十一月的北京城，已经牢固地掌握在清朝的手中。然而，一个貌似太子的男子在一位太监的陪同下出现在嘉定侯周奎府中，自称皇太子。当时在周奎府中的长平公主见后，两人抱头痛哭。单看这一节，想来太子应该是真的，否则以长平公主之心如死灰，何以会与一个陌生男子抱头痛哭？而且，长平公主与太子都是周皇后所生，乃是一母同胞的姐弟，怎么可能认错呢？周奎举家向太子行君臣之礼，并问太子："你一直藏在哪里？"太子回答说："城陷之日，我单独藏匿在东厂门外。一日夜出，潜至东华门，投身于一个豆腐店里。

店小二心知我是避难的人，给我穿上旧衣服，让我在灶前烧火，又害pà

我暴露，五天之后将我送到崇文门外的尼姑庵中，在那里假装贫困无依的孤儿住了半个月。常侍（太监）来尼姑庵，发xiàn

了我，又把我带回家，藏在密室里。听说公主还在，所以就来相见了。"说完，与公主哭别而去。几天之后，太子又来了，公主告诫他说："慎毋再至矣。"也许公主明白，三月份周奎既然能把皇三子定王和皇四子永王交给李自成，这次也许会再出卖太子给清朝。果然，十一月十九日太子再来，周奎留宿太子。二十二日，他要求太子自称姓刘，是一个假太子。太子说："悔不从公主之言，今已晚矣。"当晚，周奎令家人将太子逐出门外。

太子出门后，被巡逻的清兵以"犯夜"罪逮捕，交给刑部审理，断为假冒太子。主审的刑部主事钱凤览找来原司礼监太监王德化、原锦衣卫10名侍卫太子的锦衣卫来辨认，都说是真太子。侍卫们还下跪说："此真太子，愿毋伤。"于是钱凤览上书朝廷，指责某些明朝的官员以真太子为假太子。周奎等人竟然还说："即以真为假，亦为国家除害。"这位昔日的国丈，似乎已完全将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一个新的"大清国"的臣民了。最后，摄政王多尔衮出面，宣bù

将太子押于监狱，后来被处决于狱中。

凡争言太子为真的臣工都被处罚，钱凤览处以绞刑。这件事情详细地记载于《甲申传信录》，与《明史》中李自成封太子为宋王的情节有所出入。而且，清人所编的《明史》中也未提及这一次在北京出现的太子，而只提及南明小朝廷中出现的皇太子事件。《明史》是不是故yì

回避这一次事件呢？孟森就认为北京出现的太子是真的，而南明小朝廷出现的太子是假的，但百姓痛恨弘光政权朱由崧，所以宁愿相信是真太子。那么，南京出现的皇太子事件是怎么样的呢？

顺治二年（1645）三月一日，太监李继周奉弘光皇帝朱由崧之御札，将盛传正流落于苏州、杭州的皇太子接到南京。据说，太子本不愿去南京，在行前曾问过李继周。

明朝十六帝(三十九)

李继周说："迎我进京。让皇帝与我做否？"李继周说："此事奴婢不知。"皇太子入南京后，被安排在兴善寺暂住。弘光帝派两名太监去见太子，辩认真伪。两人一见太子，就抱头恸哭，脱下衣服给太子穿。弘光帝得知之后，大怒，说："真假未辩，何得便尔。"接着便处死了两名太监，并杀了李继周灭口。原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也来探视，正视良久，不敢表态。太子呵斥道："卢九德，汝何不叩首？"卢九德下意识地跪下便叩首，说："奴婢无礼。"太子说："你才隔多长时候，肥胖至此，可见在南京受用！"

卢九德只敢叩头："小爷保重。"卢九德向弘光帝的报gào

是："有些相像，却认不真。"皇太子在南京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引发了弘光朝的政治危机。处于长江中游的左良玉，就以护太子的名义进逼南京；在江北的黄得功、刘良佐等总兵也上疏要求善视太子。但是，弘光帝深知，如果太子是真，自己捡来的皇位可能就不保了。因此，在他的布置下，辩认工作慢慢地便朝"假太子"的方向转移。尤其是曾经充任太子讲官的王铎，更是一口咬定太子是假。最后，审讯的结果是：假太子真名叫王之明。接下来的审讯过程颇有意思。

三月初八，一审问官指太子为王之明，太子说："我南来，从不曾说自己是太子，你等不认罢了，何必更名改姓？李继周持皇伯谕帖来召我，非我自来者。"三月十五日，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沾提审。李沾大喊王之明，太子不应。李沾怒道："为何不应？"太子说："何不喊’明之王’？"李沾大怒，吩咐用刑，太子高呼皇天上帝。当时，南京士民都说弘光朝廷欲绝先帝血脉。因此，到最后弘光政权虽然不承认太子的真实性，却也不敢加害太子。五月十日，清军大举南下，弘光帝逃到了太平府。

南京市民冲入监狱，殴打王铎，放出太子，并拥太子登上皇位。只可惜5天之后，清军即进入南京城。当时，清军的统帅多铎问："太子何在？"投降的弘光朝大臣们说："太子是假的，真名叫王之明。"多铎笑道："逃难之人，自然改姓易名，若说姓朱，早就被你们杀了。"一名降臣说："太子原也不承认自己叫王之明，是马士英安排下的。"多铎笑道："奸臣！奸臣！"五月二十五日，多铎设宴招待刚擒获的弘光帝，并将他的位置安排在皇太子之下。皇太子对弘光帝说："皇伯手札召我来，反不认，又改姓名，极刑加我，岂奸臣所为，皇伯或不知？"弘光帝支支吾吾，不敢出声。几个月以后，多铎将太子和弘光帝都带往北京，随后都被清廷处死。

皇太子案刚结束，清初又接连出现了朱三太子案。顺治八年（1651），有冒称崇祯第三子名朱慈焕者；康熙十二年（1673），有名杨起隆者冒称朱三太子；康熙四十六年（1707），又有化名王士元者，自称为朱三太子朱慈焕，后被凌迟处死；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之子自称朱三太子，聚众造反。因此，朱三太子案先后出现四次。但是，朱三太子到底是思陵不是指思宗的第三子？思宗的第三子名朱慈炯，即定王。按照皇位继承的顺序来说，皇太子既已被杀，则年龄最大的皇三子朱慈炯是最合法的明朝皇位继承人，这也就是"朱三太子"名字吸引人之处。还有一点，朱三太子案中两次指朱三太子为"朱慈焕"，而不是真zhèng

的皇三子"朱慈炯"。原因何在？朱慈焕是思宗的第五子，生5岁即病死。据《明史》记载，朱慈焕死前曾对思宗说："九莲菩萨说:’皇上待外戚太薄，将让他的儿子都死掉。’"九莲菩萨即神宗的生母李太后。思宗觉得此事奇怪，便封朱慈焕为"玄机慈应真君"。所以，朱三太子案中频频以朱慈焕为号召，大概是因为此类活动多依托于民间宗教，所以朱慈焕"玄机慈应真君"的身份具有更大的蛊惑力，应当与真zhèng

的皇子没有什么关系。

文行至此整个《明朝十六帝》基本上已算告上一个段落，为此长达三十九个章节，笔约12万字的中篇《杂文饱览》已暂时宣bù

结束。而后我将继xù

开始上传《梦还楚留香》的正文篇章，鉴于此事拖坠于久，令读者朋友们长期久候，余在此谨表以十二万分的歉意。撇开与17K之间产生的摩擦不谈，为了各位读者朋友们的鼎力支持，我也会再接再厉的将《梦还楚留香》创作完毕。下周一开始，正文的五十四章节“良缘天定永不悔”已彻底的准bèi

完毕。

以下备附《明朝十六帝》之历史相关记录。

附录：明代帝王世系附录：

明代帝王世系(1368——1644)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三十一年(1398)惠帝朱允■建文元年(1399)——四年(1402)成祖朱棣永乐元年(1403)——二十二年(1424)仁宗朱高炽洪熙元年(1425)宣宗朱瞻基宣德元年(1426)——十年(1435)英宗朱祁镇正统元年(1436)——十四年(1449)代宗朱祁钰景泰元年(1450)——七年(1456)英宗朱祁镇天顺元年(1457)——八年(1464)宪宗朱见深成化元年(1465)——二十三年(1487)孝宗朱祐樘弘治元年(1488)——十八年(1505)武宗朱厚照正德元年(1506)——十六年(1521)世宗朱厚■嘉靖元年(1522)——四十五年(1566)穆宗朱载■隆庆元年(1567)——六年(1572)神宗朱翊钧万历元年(1573)——四十八年(1620)光宗朱常洛泰昌元年(1620)熹宗朱由校天启元年(1621)——七年(1627)思宗朱由检崇祯元年(1628)——十七年(1644)

明史杂谈(一)

说起朱元璋灭亡元朝而建立明朝。似乎元朝全是朱元璋打下来的。其实并非如此。在同时代的起义军里，朱元璋消灭的元朝军队是最少的。元朝虽然被明朝取代，但它并非亡于朱元璋，而是1360年代，南北双方同时同根相煎、同室操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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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后的公元1356年，黄河以南基本上已是汉人天下：刘福通拥韩林儿为帝，拥有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大片领土，并不断向北方和西北进攻。徐寿辉称帝于武昌，拥有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张士诚称王于苏州，拥有江苏、浙江等地。明玉珍则杀入四川、云南，也将称帝。这四支队伍是消灭黄河以南元朝势力的主力军。而此时继承已死的郭子兴队伍的朱元璋，则兵不过区区二、三万，地仍然局处于安徽中部的滁县、和州一小块地方。

朱元璋放眼四望，天下将被瓜分完了。除非自己愿意投靠谁，否则得赶紧抓住时机抢地盘。老朱如今有点力量了，可不想再投靠人了，也要在这乱世当中，碰碰大运。可是在乱世中闯，得有地盘和人马。自己现有的地盘太小了，而且穷得快吃不上饭了，就这穷地方，怎么扩充人马呀。然而抢地盘，又向哪儿抢：北面是义军中势力最大的刘福通，黑压压横亘在中原，元朝军队全靠他挡住，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施展的地方。东面沿海一带，是张士诚的地盘，西面则是徐寿辉，以自己现在这点力量，跟谁抢呀！

朱元璋不愧是有眼光的，他发xiàn

元朝的势力最弱的是在南方，而南方现在还有一块不大不小的地方在元朝手里：那就是张士诚和徐寿辉势力中间的江苏中西部直到浙江中西部的一长溜地方。这块地方，人口众多，物产丰饶，而且其中还有一个虎踞龙盘的历史名城建康。拿下这块地方，自己的势力立kè

就能倍增，和人抢天下的资本也就大大增加喽。

鄱阳湖之战为朱元璋统一江南，进而建立明王朝奠定了基础。

于是朱元璋立即发兵，由采石矶偷渡长江。攻下南京后，又继xù

向南进攻。用四年时间，一直打到浙江的金华、衢州。

这就是朱元璋全部的抗元历史。以后他就一直在南方和徐寿辉(后来是陈友谅)打，和方国珍打，和张士诚打。总之，一直在和汉人打，而再也没有打过蒙古人。如果说，元朝在黄河以南有100万军队的话，朱元璋抗击和消灭的至多不过十分之一。

朱元璋在南方抢地盘的几年间，淮河以北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势力有了极大的发展。刘福通早于1355年就拥立韩林儿于安徽亳州，建国曰宋，年号龙凤。然后他大集中原抗元势力，在北方分四路大举向元朝进攻。他自己在中路，打下了河南全部，并迁都于开封。北路以关先生为首，沿山西一直打到元朝的大都。东路以毛贵为首，打下了山东。西路以白不信、李喜喜为首，一直打到陕西凤翔。一时间，红巾军号称百万，几乎掀翻元朝。

二、蒙古出奇人，北方大翻盘本来，按照刘福通的力量，完全有可能彻底推翻元朝。但一方面，刘福通的战略大有问题。他没有集中兵力猛攻北京，却是兵分四路，四面出击。结果是分散了自己的力量，让元军得以各个击破。另一方面，几乎与红巾军发展的同时，元朝出了一个奇人。这个奇人出身布衣，却精通军事。在短短十年间，他依靠自己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在北方全力对抗红巾军，并终于打败了百万红巾军，维持了元朝摇摇欲坠的半壁江山。

这个奇人就是察罕贴木尔。《元史》记载：

虽然应过进士举，却显然没有录取，所以应该是一布衣。以一布衣身份，却有些名声，又有浩然凌云之志，显然察罕帖木兒年轻时就被人认为是一奇人。果然，时势一乱，察罕帖木兒就显露出他的过人之才来了。

“至正十一年，盗发汝、颍，焚城邑，杀长吏，所过残破，”至正十一年，正是公元1351年，刘福通于河南颖川起事。“不数月，江淮诸郡皆陷。朝廷征兵致讨，卒无成功。”在元军征讨，全部失败的情况下，1352年，“察罕帖木兒乃奋义起兵，沈丘之子弟从者数百人。与信阳之罗山人李思齐合兵，同设奇计袭破罗山。事闻，朝廷授察罕帖木兒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于是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数与贼战，辄克捷。”这是察罕帖木兒首次在历史上显名，而且出手不凡，屡战皆胜。以自己的军功获得官职。

1356年，在河南与起义军转战数年的察罕帖木兒，以自己的战功已经升到中书兵部尚书。这一年，白不信、李喜喜率领的义军向陕西、山西大举进攻，一直打到长安城下。察罕帖木兒与李思齐奉令前往收复陕西。经一年战斗，几乎全歼这支义军，收复了陕西、山西的全部失地。李喜喜率领剩下的残部，流窜往四川。“朝廷嘉其复关陕有大功，授资善大夫、陕西行省左丞。”

以后几年，察罕帖木兒继xù

在北方与刘福通部作战。兵锋所及，自陕西、宁夏、山西到河北、河南，并创造了几乎百战百胜的奇迹。终于在1359年，察罕帖木兒攻破了刘福通的首都河南开封。刘福通仅仅带着韩林儿和几千人马南逃(后被张士诚部所杀)。1361年，察罕帖木兒又挥师东向，从北、中、南三路进入山东。克东昌、下济宁、破济南，势如破竹，直至东海。短短一年时间，收复了除益都(今山东省淄博市)一座孤城以外的山东全境。

这样，百万红巾军基本全部被歼。从陕西直到山东一线以北的整个中国北部地区，又重回元朝手中。察罕帖木兒“献捷京师，欢声动中外”，被目为大元朝的力挽狂澜的救世英雄，立即拜为中书平章政事(副宰相)。

一介区区布衣，在短短十年间，打败了号称百万的农民起义军，升到了副宰相，真是历史上不世出的奇人。现在只等他扫平山东，然后挥师南下，平定南方了。

按察罕帖木兒的雄才大略和以往战绩，如果不出意wài

，收复南方，恢复元朝统治，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历史上常常有意wài

的事，而在关键时期，一件意wài

的事情，就能改变历史。

【备注：鉴于世界杯期间的耽搁，特将正文暂时搁置。借此，就让我们一起再回到明朝，多去了解下时下发生的种种“鲜事”吧！】

明史杂谈(二)

三、北方又出意wài

。奇人突然死亡察罕帖木兒的辉煌战绩，震动了朱元璋。朱元璋虽然至今亦是战绩彪炳，但仍然处于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夹缝中。而且红巾军溃败后，朱元璋在安徽的领地，直接处于察罕帖木兒的威胁之下。如果察罕帖木兒挥师南下，首当其冲的就是朱元璋。以朱元璋当时的实力和南方四分五裂的局面，是绝对无法与之相抗的。

朱元璋一方面出于惺惺相惜(从来英雄都是佩服英雄的)，另一方面也出于为自己留后路的考lǜ

，主动派出使者和察罕帖木兒通好。不久，察罕帖木兒回书说：已经报gào

朝廷了，准bèi

弄一个省长给你当当。

可见，在红巾军溃败和察罕帖木兒神话般的战绩下，朱元璋的反元意志已经动摇。如果察罕帖木兒真的挥师南下，朱元璋肯定要和张士诚一样，投降元朝，弄个省长(如果元朝肯给他的话)玩玩了。

幸运的是，有两件意wài

的事，帮zhù

了朱元璋，使得他最终能够当上皇帝，建立明朝。

一件是元朝军队内部的冲突。当1356-1358年间，察罕帖木兒在陕西一带和红巾军作战时，在河南一带和刘福通作战的是元朝的一个叫答失八都鲁的人。答失八都鲁是元朝贵族出身，世袭万户。他在河南和刘福通作战，战绩也不算差。但后来刘福通使用了反间计，导致朝廷对答失八都鲁产生怀疑。答失八都鲁竟因此忧惧而死。答失八都鲁死后，他带领的军队归他的儿子博罗帖木尔指挥。由于朝廷对这支军队已经有所不信任，又由于当时红巾军的关先生所部已经打到元朝的上都，直接威胁到蒙古人的老巢。于是元朝急调博罗帖木尔往上都方向，而将河南方向交给了察罕帖木尔。

博罗帖木尔也是一员悍将，在上都很快打退红巾军(百万红巾军，除这一部外，其余基本上是察罕帖木尔消灭的)，然后驻扎在山西、河北的北部及今天的内蒙古一带。博罗帖木尔既是贵族出身，对察罕帖木尔这样布衣出身的人必然看不上眼。而如此出身的人，竟然在短短数年间，升到了和自己相当的地位，心中又嫉妒不已。而自己这支军队原来在中原，却被调到苦寒的北方，却让察罕帖木尔这小子占了自己的位置又立下不世奇功，眼见其实力和地位都将超过自己，心中又恨恨不已。

如此种种，使得博罗帖木尔不顾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竟然提兵向察罕帖木尔的军队进攻。察罕帖木尔也不甘示弱，于是双方军队在山西、河北不断发生摩擦。这种摩擦在察罕帖木尔在世时还不算厉害，但却为后来埋下了蒙古人同室操戈的祸根。

另外一件更致命的意wài

，则是察罕帖木尔的突然死亡。

原来察罕帖木尔在进攻山东东平时，东平守将是原来元朝投降红巾军的田丰和王士诚。这两人见察罕帖木尔大军到来，又投降元军。后来察罕帖木尔扫平山东，只剩益都一座孤城一时打不下时，这两人忽然又起叛心。他们趁察罕帖木尔十分信任自己之机，安排好陷阱，然后请察罕帖木尔来视察。尽管部下力劝，察罕帖木尔却毫不怀疑地带了十一名随从前往，结果被二人杀死！时为1362年六月。

察罕帖木尔的死，是蒙古民族的一大不幸，却是汉民族的绝对大幸，更是朱元璋的绝对大幸。朱元璋听到察罕帖木尔的死信，不由得跳起来大喊：“天下无人矣！”这既是对察罕帖木尔这样不世出的英雄如此死法感到可惜，又是对从此没有人能阻挡自己而大感庆幸。这区区五个字，活现出朱元璋对察罕帖木尔的重视、佩服、害pà

，种种心情。

察罕帖木尔是元末挽救元朝的唯一希望，他一死，元朝的灭亡已经无可挽回了。

前面已经讲过，当明朝辽军在辽东战场上连遭败绩，形势异常严峻之时，紫禁城内也乱作一团，一月之间，两办国丧，一片哀戚。其实，万历皇帝的长期怠政，早已使得大明皇朝呈现出一片黑暗的末世景象，而“明宫三案”或可以看作是这种末世景象在宫廷中的一个缩影。“明宫三案”影响到国务运作、朋党之争、辽东战局和以后袁崇焕的命运。具体言之，所谓“明宫三案”就是“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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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太子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宫人王氏所生皇长子常洛，另一位是郑贵妃所生皇三子常洵。万历帝长时间在立常洛与立常洵之间犹豫不决，形成朝廷大臣所谓的“国本之争”。这个梃击案，其实就是储位之争的极端表现。为更清楚地了解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有必要先把朱常洛其人简单介shào

一下。皇长子朱常洛命运多舛(chuǎn)，充满悲剧色彩，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生母宫人。朱常洛生母王氏，于万历六年(1578年)被选入慈宁宫，在万历母亲李太后身边做宫女。一天，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太后发xiàn

宫女王氏怀孕，问万历帝，万历帝不承认。太后命太监取出文书房内侍记录的《内起居注》，对万历帝语重心长地说：“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就是说我已经老了，现在还没有孙子呢。如果这个宫女将来生个男孩的话，那是宗庙和社稷的福啊。话说得语重心长，万历帝就承认了。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氏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朱常洛(泰昌帝)。朱常洛出生前50天，大学士张居正逝世，万历帝独揽大权。王氏被打入冷宫，连儿子也不能相见，抑郁成疾，双目失明。王氏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病重时，子常洛请旨获允前往看望母亲，但“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shěnɡ)，手拉光宗衣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万历帝既不喜欢王氏，由母及子，也不喜欢王氏所生的长子常洛。万历帝宠爱郑贵妃，子因母贵，也喜爱郑贵妃所生的儿子常洵，一直想立常洵为太子。后来这位皇子被封为福王，明末被李自成军杀死，此是后话。万历帝想立宠爱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皇太子，既怕违反祖制，又受到朝臣的反对。所以，迟迟19年不立皇太子。

第二，不让入学。皇子不同于百姓之子之处，至少有三条：一是正名位，二是延帝祚，三是受教育。后者就是到外廷读书，在讲官辅导下学习，掌握治国的本领。万历帝5岁开始读书，但他一直不允许儿子朱常洛读书。谁建议让皇长子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直到13岁时，才第一次出阁读书，然后就长期辍读。19岁时又奉旨出阁读书，以后读书断断续续，长期被禁闭在宫中。所以，他没有受到良好的系统的文化教育。

第三，太子难熬。明朝皇位继承，一般遵照以下原则：皇位继承，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帝无子嗣，兄终弟及。我解释一下，第一句话好懂，皇位继承，父亲死了儿子继承。第二句话，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什么叫立嫡呢？就是皇帝的正妻皇后生的儿子，算嫡子，有嫡子的情况下，要立嫡子，没有嫡子，才可以立其他妃子生的儿子，原则是选择其中最年长的。

明史杂谈(三)

第三句话。就是帝无子嗣，兄终弟及。皇帝要没有儿子怎么办？只好由他弟弟来继承。后来崇祯皇帝就是这样。

第九讲明宫三案｜万历帝皇后没有生子，宫人王氏生皇长子常洛，按理应当成为皇太子。但是万历帝一直想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所以朱常洛的太子之路艰难而漫长(19年)。万历自己是6岁被立为太子的，但是朱常洛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19岁才被立为太子，住迎禧(xǐ)宫。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还是长期笼罩在“更立”的阴影里，随时忧虑皇父会以三弟常洵取代他。从立皇太子到继位又是19年。在这19年里，朱常洛终日战战兢兢，胆小怯懦，唯恐被废。有人著《续忧危竑议》一书，署名“郑(隐喻郑贵妃)福(隐喻福王)成(隐喻更立太子成事)”，其书大意说：“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直到朱常洛32岁时，他的弟弟福王朱常洵离开北京到洛阳封地，他才稍稍松口气，觉得太子的位子应该是稳坐了。

特殊的身世，坎坷的经lì

，使朱常洛形成胆小怯懦的性格。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居然不给他生火取暖。他冻得浑身发抖，也不敢吭气，气得讲官郭正域训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再举一个例子。在万历帝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等去探望，守门太监拦着不让进去，朱常洛不敢抗争，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是兵科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和东宫太监王安等周旋，他才见到父亲万历帝最后一面。

太子朱常洛既没有统兵征战沙场的考炼，也没有协助皇父治理朝政的阅历，更没有苦读经书的学养，甚至几乎未出过皇城，又长期受到皇父的冷落，心情压抑，寂寞寡欢，无所事事。于是借酒色填补精神空虚，长期“惑于女宠”。朱常洛的妃子很多，太子妃郭氏，才人王氏(天启帝朱由校的母亲)、贤妃刘氏(崇祯帝朱由检的母亲)等。还有两位姓李的选侍，一称东李选侍(简称东李)，另一称西李选侍(简称西李)。选侍就是侍候皇帝起居而未有封号的宫女。他最宠爱的西李后来还引发了一起“移宫案”。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说“梃击案”。

梃击事件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梃击案”。这一年太子朱常洛33岁。

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前殿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而且“举朝惊骇”。万历帝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为“浙党”官吏，说张差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cài)，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官员共审，使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事情牵连郑贵妃，朝议汹汹。

《明史·郑贵妃传》记载：郑贵妃闻知后，对万历帝哭泣。万历帝说：“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于是，郑贵妃就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史书记载，郑贵妃向太子号诉，就是郑贵妃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嚎啕大哭，诉说事情的原委，请求太子宽恕。二人对话的过程是：贵妃拜，太子也拜，贵妃和太子是且泣且拜，一面哭一面拜。万历皇帝一看这事情闹大了，牵连到郑贵妃不好，又牵扯到太子――两头为难，怎么办呢？他决定亲自来处理这个事。万历帝在慈宁宫皇太后灵位几案前召见太子和百官，令太子降谕处理此案，禁止株连，就是不要牵扯太多人。皇太子朱常洛既不愿意得罪他父皇，也不愿意得罪郑贵妃，不敢深究此事，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万历帝因为都是他们家里头的事情，而且牵扯到郑贵妃，也不想深究此事。最后决定把张差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秘密打死，草草了结这桩大案。负责此案审理的王之宷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万历帝将他削职为民。这就是“梃击案”。

大家注意，梃击案斗争的焦点，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好像是皇帝的家事，但实质上是国事，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尽管万历帝亲自处理结案，但这件事情始终疑云重重。此后大臣们常以此为题目，“奏章累数千百，由是门户之祸大起”。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在“梃击案”之后，又发生“红丸案”。

二、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作泰昌帝。八月初一日，泰昌帝在登极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泰昌帝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本来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极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八月十四日，泰昌帝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就开始腹泻，用今天话来说可能是得了急性肠胃炎吧。一昼夜泻好多次，有的说一昼夜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泰昌帝召见内阁大臣，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首辅方从哲等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这里稍作解释。鸿胪寺是掌管朝会、宾客、礼仪等事的一个机构，鸿胪寺的正卿叫鸿胪寺卿，四品。他的副手是鸿胪寺少卿，五品。鸿胪寺丞又低一级，六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泰昌帝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诊视完毕，泰昌帝命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慎重用药，泰昌帝则不断催促赶快和药。到日午，李可灼进一粒红丸。泰昌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都心怀不安，等候在宫门外。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明史·韩爌传》)日晡(bū)(申时，下午3～5时)，李可灼又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泰昌帝驾崩。这时，他继承皇位整一个月。因“红丸”引发的宫廷案件，史称“红丸案”。

泰昌帝是八月初一继位，九月初一就驾崩了，这当然是大事情，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旧病未愈，有人说是劳累所致；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有人说是用药差误。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议“赏钱”；有的大臣以“李可灼罪不容诛”，议“罚俸一年”；有的大臣以“可灼非医官，且非知药知脉者”议上，将其遣戍；直到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上《三朝要典》，遂免可灼遣戍。李可灼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

泰昌帝死后，天启帝继位。天启帝即位后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年号问题。万历去世，泰昌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泰昌去世，天启即位，又改明年为天启元年。这样，泰昌和天启两个年号就重叠了。后来想出一个办法，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以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到十二月为泰昌元年，第二年为天启元年。

泰昌帝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

明史杂谈(四)

三、移宫案万历、泰昌两朝。皇位的更迭，宫廷的谲(jué)变，对于万历帝的长孙、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在明军大败于萨尔浒的当月，朱由校(天启)的母亲王才人病逝。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和朱常洛的冷落，抑郁而死。她曾说：“我与西李有仇，负恨难伸。”第二年七月，朱由校的祖父万历帝驾崩。接着朱由校的父亲泰昌帝驾崩。朱由校接连失去三位亲人。特别是他的父亲泰昌帝即位一月即崩，举国上下，乱作一团。这年，他16岁。

这时的朱由校，还没有被祖父万历帝立为皇太孙，也没有被父亲泰昌帝立为皇太子，更没有出阁读过书。万历帝在世时，他始终不肯立这位长孙为太孙，也不肯让长孙出阁读书。直到临死前才留下遗嘱：皇长孙宜即时册立、进学。几天以后，泰昌帝即位，册立朱由校的仪式自然应该从皇太孙变为皇太子。但是泰昌帝并不热心册封太子，后来在大臣的一再请求下，才下旨：“钦定册立东宫，择九月初九日。”但人算不如天算，九月初一日，泰昌帝竟然驾崩。朱由校皇太孙未做成，皇太子还没来得及做，书本一天也没正式读，竟然要继承皇帝大位。这样的皇位继承者，有明一代，仅此一人。

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按照字面理解，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是朝廷大事。“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

先说“避宫”。话还是得从朱常洛说起。朱常洛有“东李”、“西李”两位选侍。大家知dào

，后宫里头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嫔等等，选侍是比较低级的妃子。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母亲生下他之后不久就死了，朱由校及其同父异母五弟朱由检，托付给西李选侍照管。西李为了控zhì

朱由校，便要求他与自己同居一宫。后来天启帝说：“选侍凌殴圣母，因致崩逝”，后“选侍侮慢凌虐，朕昼夜涕泣”。泰昌帝即位后，朱由校和西李随之移居乾清宫。西李得宠于泰昌帝，泰昌帝打算将她由选侍封为皇贵妃，但西李要求封为皇后。不久，泰昌帝驾崩，西李封后的梦想破灭了，便勾结心腹宦官魏忠贤，想利用朱由校年少，自己居乾清宫，觊觎垂帘，把持朝政。杨涟等到乾清宫哭祭，乾清宫门关着，大臣们排闼而进，阉宦挥梃乱打。诸臣强入，哭临之后，请见皇长子，皇长子被西李选侍阻于暖阁。大学士刘一燝(zhǔ)、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疏请西李选侍不能与太子朱由校同住一宫，但西李选侍不肯移宫，甚至把朱由校禁闭在乾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不备，将朱由校抢抱出，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朱由校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阁臣刘一燝掖左，勋臣张维贤掖右，共拥朱由校登舆，抬到文华殿。西李派人来请朱由校回乾清宫，大臣们又把朱由校安排到慈庆宫。朱由校就这样摆脱了西李等人的挟制，逃出乾清宫，住进慈庆宫。这件事情史称“避宫”。

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却“居乾清宫自若”。而朱由校(天启)要登临大位，就必须回到乾清宫。为了让西李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朱由校(天启)犹犹豫豫，反复无常，最后才于九月初五日下令：“先帝选侍李氏等，着于仁寿宫居住，即日搬移。”西李选侍还是赖在乾清宫不搬。据《明史·方从哲传》记载：“……于是，议移宫，争数日不决。……至登极前一日，(刘)一燝、(韩)爌邀从哲立宫门请，选侍移哕(huì)鸾宫(明代宫妃养老之地)。”而皇长子朱由校(天启)也从慈庆宫回到乾清宫。

这就是“移宫案”。

“明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牵涉到万历、泰昌、天启三代皇帝，但是以朱常洛为轴心人物。“梃击案”梃击的就是太子朱常洛，“红丸案”吃了红丸的也是朱常洛，“移宫案”则是朱常洛的宠妃西李选侍居占乾清宫。大家可能会说，这三个案子就是皇帝家里头的事啊？但是，皇宫无小事，这三桩案子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宫案”本身。因为：

其一，“明宫三案”影响朝廷决策。“三案”将朝廷注意力吸引到宫廷斗争。《明史·后妃传》记载：“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因之，朝廷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国家大政、要政上，诸如关外的辽事等，致使许多重大问题或束之高阁，或拖而不决，或决策草率，或决而不行。

其二，“明宫三案”加速宦官专权。《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魏忠贤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明末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跋扈，使本来腐败、黑暗的明末统治更加腐败、更加黑暗。

其三，“明宫三案”成为党争题目。明朝后期，有东林党、浙党、楚党、宣党、齐党等等，这些党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党不同，他们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是一些学人、官员组成的一个松散的群体。“明宫三案”就成为党争的题目，比如说李可灼进红丸这件事情，方从哲他们说李可灼没有罪，他给皇帝治病应当赏银；东林党人则说，泰昌帝的死主要就因为吃红丸，李可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面要讲到的熊廷弼，他的三上三下、传首九边，都同朝廷党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明朝廷“宫廷三案”闹得乌烟瘴气之时，正是努尔哈赤建元、兴兵——下抚顺、清河，萨尔浒大战，又连下开原、铁岭的时期。努尔哈赤看准了时机，继xù

向明朝辽东重镇沈阳与辽东首府辽阳发动进攻。

明史杂谈(五)

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是明朝数一数二的暴君，比起老爹朱元璋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夷十族，送教坊，手段卑鄙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了几十万人的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一次性枉杀1万4千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儒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建文忠臣的妻女，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妓院、军营，让人**。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

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也曾提到明成祖如何对付建文帝的旧臣: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教坊，叫她们做**。

据《明史》记载，景清不但被灭族，而且“转相攀染”，到处牵连，所谓瓜蔓抄，结果整个村庄成了废墟。进入教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送到妓院。教坊是国营的妓院，可不是人待的地方，《教坊录》有这样的记录: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右韶舞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三岁的女儿，奉钦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又奏黄子澄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又有史家，有铁铉家个小妮子，奉钦依都由她。

“二十条汉子守着”，是**的意思，这种惩罚骇人听闻，奸后生了孩子，还得继xù

受罪。

邓之城《骨董琐记》曾引《南京法司记》上一段文字:永乐二年十二月，教坊司题卓敬女杨奴、牛景妻刘氏，合无照依谢升妻韩氏例，送淇国公转营奸宿。

所谓转营奸宿，就是送到让淇国公部属各个营地，让士兵们**。

心狠手辣，屠戮宫女朱棣的大老婆徐皇后，于永乐五年（1407年）病死。徐氏死后，朱棣一直未立皇后。后宫有一位权贤妃，是从朝鲜选来的美女，美艳殊丽，能歌善舞，且善吹箫，聪慧过人，最受朱棣宠爱。不料永乐八年（1410年），权氏随朱棣率兵北征，死于归途，害得朱棣为宠妃很掉了几滴眼泪。

朱棣正为失去宠妃而悲伤之际，有宫女揭发说权氏是被吕妃串通太监和银匠用砒霜毒死的。朱棣大怒，也不细查，即下令将被告下毒的太监、银匠处死，对吕氏则采用酷刑，用烙铁直烙了一个月才死。受吕氏牵连而被杀者达数百人。

揭发吕氏毒死权妃的人也姓吕，是一位朝鲜商贾的女儿，史书称其为“贾吕”。

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准bèi

立为皇后的宠妃王氏暴死，而恰于此时，皇宫内又有人告发贾吕、鱼氏与宦者“通奸”(宫女和宦者结为夫妻一样的伴侣，实jì

上没有实质上的性行为，仅仅是相互慰悦、相互照顾而已，宫内称为“菜户”或“对食”)。明朝后期的皇帝对此类事，往往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明熹宗甚至还亲自将宦官与宫女结为对食的。

朱棣却勃然大怒。贾吕、鱼氏惧祸，上吊自杀。

朱棣并不罢休，又兴株连之法，拘捕与贾吕亲近的宫婢，亲自审讯，看贾吕等人是否还有其他阴谋。宫婢受了酷刑，竟诬服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这一口供，激起朱棣嗜杀本性。于是，接连有更多的人被抓，更多人的屈打成招。百连千扯，自承“谋逆”的宫婢侍女，竟然达近三千人之多。

朱棣下令将这些从全国选来的美丽的宫女全部处以剐刑。所谓剐刑，即是凌迟处死。此刑主要用来处死“谋大逆”、“谋反”等政治犯。

行刑时朱棣亲临刑场监刑，经常还亲自操刀，残杀宫女。一位河北籍宫女受刑时斥骂朱棣:“你年老阳衰，我们宫人与宦者相悦，又有何罪！”

朱棣更加恼怒，令画工画了一张贾吕与宦官相拥图，遍示内宫，羞辱无辜的宫女之余，亦不啻自我羞辱。《李朝实录》记载，朱棣大肆屠杀宫女之际，适有宫殿被雷电击毁，宫女们暗喜，以为朱棣会因害pà

上天惩罚而停止屠杀，但朱棣“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

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出兵大漠，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大内以30余宫女生殉朱棣。她们吃完饭以后，被带上殿堂，哭声震殿阁。殿堂内置有小木床，使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使她们吊死。

“永乐大帝”无改一生嗜杀气度，死了也要祸害别人。

明史杂谈(六)

在明朝的历史上。我们只知dào

有一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皇帝。那就是被叔叔朱棣夺了政权，不知是被烧死还是流落江湖的建文帝朱允炆。岂不知还有一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皇后。她是谁呢？她就是明熹宗的皇后张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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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乐，做木匠活，从来不问朝政，后来又宠信魏忠贤和ru母客氏。张皇后对魏忠贤这些人横行霸道、扰乱朝政的恶行很是不满，常常借夫妻二人单独相处的时候相机劝诫，可是熹宗总是听不进去。于是两人之间逐步的有了一些生分。这张皇后很有心计，对国家的大事也有自己的主见，她对客氏的许多做法十分的不满。多次想召客氏到宫中，趁机除掉她。但这客氏似乎对张皇后也已有了疑心，时时处处对张皇后提防戒备。客氏因为是熹宗皇帝的ru母，一手把他带大，常以熹宗的母亲自居，时常在宫内大耍威风，根本不把嫔妃看在眼里，对张皇后也是如此。对于客氏的横暴，张皇后非常反感，她曾当面斥责客氏，因此，客氏、魏忠贤与张后结下冤仇，必欲铲除而后快。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张皇后怀孕了，客氏心想机会来了，便将张皇后宫中的下人一律换成她的心腹，在侍候张氏的时后粗手粗脚。终于有一天，一个宫女给张氏捶背的时候故yì

用劲过猛，结果造成张皇后流产。?在暗害张皇后的同时，客、魏二人还把毒手伸向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想以此牵扯张皇后，废掉张皇后而立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的女儿为皇后。于是他们便在宫中造谣说张皇后是被张国纪收养的一个在逃杀人犯的女儿。她的父亲实jì

上是汪洋大盗孙二。朱由校听说了之后居然信以为真，不辨黑白就下旨革去了张国纪的爵禄，勒令他会老家养老，但熹宗并未动张皇后。他似乎对张皇后还存有一些夫妇之情。熹宗不想客氏等人伤害张皇后，也不想张皇后伤害他的这些心腹。所以往往是在两者之间保持沉默。

本来熹宗朱由校的身体很健康，二十岁刚出头，从没得过病，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从天启六年开始，身体却日渐虚弱起来，脸和身上都出现了浮肿。到了天启七年，竟病倒在床，时常发高烧，浮肿加重，饭量也大减，说话有气无力，朝野上下惶惶不安。这时，京师传出了魏忠贤预谋篡位的谣言，闹得满城风雨。张皇后忧心忡忡。熹宗生病之后，卧病在床，张皇后每天不分早晚亲自照料。大概出于良知的发xiàn

，自天启七年朱由校性格发生了某些细微的变化。他开始注意他周围的人，对张皇后的态度也渐渐转变了。

张皇后虽然也只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但作为天下之母，她还是很有政治头脑的。她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复杂的形势，必须沉着冷静，当务之急是解决皇位的继承问题，绝不能使客、魏的篡位阴谋得惩。如今，朱由校的病眼看无望再起，又无子嗣，张皇后就想到了朱由校同父异母的弟弟信王朱由检。遵照“兄终弟及”的惯例，信王是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的，况且他素有贤名，能当此大任。于是，张皇后就对病中的朱由校提起了信王，说他可以托付大事，朱由校点头同意。这时候魏忠贤等人时刻守在宫殿内外以防不测。为了防止他们发动政变，突然篡权，张皇后劝说朱由校马上召见信王，但由于客、魏防范太严未能成功。后来她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偷偷地安排信王和熹宗见面。在张皇后的机密安排下信王来到乾清宫，见到了他的哥哥。看到哥哥全身浮肿、气息奄奄，很是难过。朱由校强打起精神说：“我弟将来要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嫂子。”信王听说皇帝要传位给他，还百般推辞，这时张皇后从帘后走出来，急声说道：“皇叔千万不要再推辞，现在正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候，你一定要担起国家社稷的大任。”?信王只是伏地叩头不敢回声。接见结束后，张皇后叮嘱他多加保重，随时注意事态变化。朱由校昏昏庸庸过了20余年，只有接见信王确定继位人是他做的惟一一件明白事。在这件事中张皇后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信王朱由检也正是在她的鼓励之下，才鼓起勇气入宫继位的。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驾崩，张皇后马上传旨，命人迎信王入宫，同时向天下宣告信王继承大统。次日，朱由检登基，张皇后才放下心来。张皇后凭借自己的机敏果duàn

，完成了一件力定社稷的惊人之举。

朱由检登基后，对张皇后十分的尊敬，封张皇后为懿安皇后，尊养于宫中。崇祯十七年﹝1644年﹞，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攻陷北京之后，崇祯帝眼见国破家亡，派人将儿子送出宫外之后，返回后宫亲手砍杀了公主，然后令后后妃们自尽，自己则带着太监王承恩到煤山上自缢而亡。但是，对于皇嫂张皇后的下落却没有记载。以至于几百年来，后世史家对张皇后的下落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成为明末清初的一大历史谜案。

有关熹宗张皇后的下落，大致有这么几种说法。据赵士锦的《甲申纪事》记载，张皇后最终是投降了李自成的起义军。张皇后因为屡次力劝昏庸的熹宗，保全被魏忠贤迫害的大臣。民间对张皇后的看法也很不错。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声望也很高，李自成称其为后宫贤主，据说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城之后，军师曾经命令义军不可伤害张皇后。他们进宫之后，遇到没来的及逃走的张皇后，让宫女扶之上座，并派专人护卫。张皇后感激之下，就投降了李自成的义军。后来，在李自成兵败撤tuì

之时没了下落。但是，也有史家对此说提出了异议。赵士锦虽然是明清易代的当事人之一，书中记载大都是自己的耳闻目睹。但是，他作为一名亡明官员，在城破之后，就被李自成的起义军关押，所以，张皇后投降的事情并非其亲眼所见。所以后人很快就对他的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熹宗张皇后“严正有丈夫气”，不可能屈膝投降灭亡自己的起义军。

明史杂谈(七)

还有一种说法说。张皇后在城破之后，被李自成的义军杀死，这一说法来自王源的《居业堂集》中的记载。书中称：“河南尉氏人王大本为义军将领，攻克北京后王与其他四人共同俘获了懿安皇后，有人对皇后不逊，王大本大怒：这是一代国母，怎能胡来？当即抽刀将皇后杀死，使其虽死却未受辱。

此外，还有说法认为，张皇后没有投降义军，而是化妆逃出了北京城。据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计六奇《明季北略》、谈迁《国榷》等书记载。崇祯帝在义军攻破京城之际，派人到张皇后的住所，劝她自裁。但张皇后没有这么做。而是趁着宫中大乱之机，用一件破衣服蒙了头，逃入了成国公府。据说后来还有人见过从宫中逃出来的张皇后。

这些说法哪些才是真实的呢？我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张皇后的个性，她最大的可能就是自尽了。据贺宿《懿安事略》记载，起义军攻入京城后，“宫中鼎沸，后闻变自缢”。在周同谷《霜猿集》中也记载说“西安张孟坚从贼入宫，亲见后死，曾为予言之。”此外，在官方正史《明史》、《清史稿》等书中也认为张皇后是在城破之际自缢身亡，并且记载了清朝入城之后，将其合葬于熹宗德陵的经过。不过这也是猜测。也许只有等到日后考古发掘熹宗德陵的那一天，这个历史谜案才能有一个最终的定论。

王振(？――1449)，明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永乐时入宫为宦官。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后为皇太子（后来的英宗皇帝）的教师。

宣宗病死，英宗即位，改元正统（1435）。这时，英宗年仅9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太皇太后张氏英宗到祖母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这也是明朝的一个好传统，只有明朝没有太后专权外戚乱政的事。英宗即位后，王振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是明朝宦官专权之始。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yào

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jì

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那个时候，英宗对王振的所作所为全部赞同。英宗总是称王振为先生不称他的名字，王振实jì

上就是太上宰相和太上皇帝。

王振利用手中权力，一面结党营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须拍马、谄媚逢迎之徒；一面大打出手，残酷地镇压那些反对自己专权和对自己不恭不敬之人。王振则遍受贿赂，又大肆贪污，家中财富越来越多。后来王振败绩，籍没其家产时，仅金银就有60余库，玉盘100多个，珊瑚树高六七尺者20余株，其它珍玩则不计其数，足见其贪污受贿的程度。

在中国帝王史上，宦官专权误国的历史几乎涵盖了整个帝王史的漫长历程，基本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情况的朝代只有两个，而且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就是元朝和清朝。元朝因为对汉族的文化吸收很少，宫中大多使用功臣贵族子弟侍卫，宦官数量很少，地位更是卑微，所以元朝基本没有宦官之祸。而清朝离明朝太近了，明朝宦官祸国害民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败亡，给清朝的教xùn

也是太深刻了。加上清朝皇帝几乎没有太昏庸的，至不济也是中等的君主，而对宦官的管理可以说是最严格的。只有慈禧太后用了几个得宠的宦官如安德海、李莲英等，也不过是窃取些威势，聚敛些金银而已，对国家政务却不敢染指。

史学家称明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王振是明朝第一个专权的太监。他本来是一个失败的教书先生，却自阉进宫，得到了明英宗的宠幸，开始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揭开了太监帝国的序幕。为了建立所谓的丰功伟绩，根本不知作战为何物的他，怂恿皇帝亲征来犯的瓦刺人，结果是皇帝做了俘虏，自己搭上了性命。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略通经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于是他便自阉入宫。史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其实这也是一切奸佞宦官取得昏庸帝王信任的先决条件。大臣立身于朝，受明主赏识，靠的是才能和机遇，而无耻小人就只能靠"狡黠"二字了。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大抵昏君与奸佞之间都有一种很难言说的"缘分"，并不单纯是手段的问题。

英主和贤臣有时也会这样。比如唐太宗善于纳谏，却也只愿意听魏征的，别人向他进谏，他一样要发火，还得魏征出来解围。王振也是一样，当时宫中也有很多宦官，论奸佞、论狡黠他也未必便是超群的，如宣宗宠爱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并没能夺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鱼得到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了。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yào

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jì

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yào

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王振曾经诱导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他的不二法门。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一时间，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最会阿谀逢迎。一天，王振问王?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无耻地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里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徐希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yào

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贪污的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明史杂谈(八)

瓦刺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数次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别臣服于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朗献马朝贡。永乐以后，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刺部日益强dà

，宣德时，瓦刺逐步控zhì

了鞑靼，正统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刺统一蒙古以后，进而想恢复大元天下，统一全国，因而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刺贿赂，与瓦刺贵族进行走私交yì

。

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刺，瓦刺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刺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zf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刺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刺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刺贪图明朝回赐的欲望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

到正统初年，瓦刺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2000余人。王振对瓦刺增加贡使，丝毫不加以限制按数给予赏赐，至使瓦刺的胃口越来越大。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集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3000人。瓦刺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王振与瓦刺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瓦刺贡使冒领赏物，他都装作不知dào

。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jì

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刺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刺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nù

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一听，勃然大怒，立即召集军队，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4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

瓦刺铁骑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刺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所以，他为了侥幸取胜，冒滥边功，便在明朝没有充分准bèi

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平日里对王振言听计从，这次听了王振的话，也认为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不与大臣们商议，轻率地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bù

两天后立即出发。英宗亲征的诏旨刚一颁布，满朝文武大吃一惊。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50万大军，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当时，与英宗和王振同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此次出征，准bèi

仓促，组织不当，大军出发不久，军内自相惊乱，未到大同，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僵尸铺满了道路。

再加上连日风雨，人情汹汹，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一些随驾官员，见到此种情景，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一听，大为恼怒，为了杀一做儆百，特罚谏阻最力的兵部尚书邝?和户部尚书王佐跪于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后来，王振的同党彭德清以天象谏阻，王振也不听，仍然逼着大家继xù

前进。8月1日，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他们看到瓦刺军队北撤，以为瓦刺害pà

英宗亲征，坚持继xù

北进。邝?等人深感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瓦刺乒有诡计。因此，他再次上章请求回军，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王振仍然不听。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xù

北进，"正中瓦刺之计"。王振听了郭敬的话，才害pà

起来，急忙传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王振未与瓦剌接战，即仓惶退兵，军纪更加混乱。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时，瓦剌已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形势十分紧张。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说："自此趋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刺大军追及。"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

明军迂回奔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刺大军已经追袭而来。英宗急忙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以掩护英宗撤tuì

。结果，他们都战死沙场。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朱勇等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3万军队全部覆没。第二天，英宗想继xù

行进，但为时已晚，瓦刺军队已经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势较高，旁无泉水，南面15里处有条河流，也被瓦刺军队占领。明朝数十万军队被围两天，取不到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烟。没有办法，王振只好让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见一个水滴。

士兵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军心进一步涣散了。也先为了迷惑明军，假装撤tuì

，故yì

将土木堡南面河水让出，暗地里则作好埋伏，只等明军争水大乱之机，出兵全歼。王振看到瓦刺军向后撤tuì

，以为瓦刺军真的要议和，遂不加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纷纷越过战壕，奔向河边，军队顿时大乱。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机，只听一声炮响，瓦刺伏兵四起，喊声震天，瓦刺兵象潮水般涌了过来。乱作一团的明军，哪里经得起这样的冲击，倾刻之间，全线瓦解。随着瓦刺骑兵刀剑飞舞，一排排明军倒了下去，再加上溃退的明军自相践踏，不一会儿，死尸就铺满了大地。有一些侥幸未死的士兵，很快就成了也先的俘虏。其中,也有英宗皇帝.

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nù

，他-手抓住王振，一手抡起铁锤，大喊一声说："今天，我要为天下人诛杀此贼！"说完，他把满腔仇恨都凝聚在铁锤之上，对准玉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连哼叫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就脑浆四溅，象一滩泥似的倒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这一消息传到北京，百官张惶失措。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后来，皇太后忍住眼泪，命令英宗的弟弟王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也擦干眼泪，面奏王，历数王振之罪，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之后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朝野内外听到这一消息，才算出了一口闷气。同党也相继被处死.王振败绩，籍没其家产时，仅金银就有60余库，玉盘100多个，珊瑚树高六七尺者20余株，其它珍玩则不计其数，足见其贪污受贿的程度。

明代传说(一)

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一说亡于1683年是中国历史上承元朝、下启清朝的朝代，是以汉族为主推翻蒙古族统治者而建立起来的汉族复兴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君主制王朝。1368年朱元璋灭元称帝，国号大明，共经lì

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因为明朝的皇帝姓朱，所以又称朱明。明朝是中国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盛世(黄金时代)，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当为后世子孙所敬仰。

明朝疆域达1100多万平方公里（后期约570万平方公里），包括内地两京十三省、东北、新疆东部、西藏、青海、南海诸岛、今缅甸北部、内蒙古大部、越南中北部，西伯利亚东部等地，并曾在东南亚旧港等地设有羁縻管理机构，影响力波及整个亚洲和非洲东岸，1662年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首次在台湾岛设立行政机构一府两县（东宁府，下辖天兴、万年两县）正式管理台湾全岛，台湾收归中国版图。

明朝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发达阶段。明朝早期君主集权强化，皇帝大权独揽。宣德以后，皇权开始削弱，权力在内阁与宦官之间争夺。从明朝晚期开始，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xiàn

和宗教改革，科技发展很快。与此同时，中国也涌现了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冯梦龙等一大批科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西学也随着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开辟了窗口与机会，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进入了最后的加速发展阶段。

明太祖朱元璋元末蒙古统治者日益残暴黑暗，到元顺帝时期，暴发了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参加了红巾军，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等大将北伐元朝，攻占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在全国历经9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进入明朝统治。

明朝初年国力强盛，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励精图治，至明宣宗的近百年间，明朝以北进蒙古高原，南征安南，伐锡兰，羁绊马来诸岛族。明初天下大治，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一个接一个，一派盛世景象。至明英宗幼年即位时，朝中有“三杨”杨溥、杨士奇、杨荣主持政局，“海内清平，万邦来朝”。1442年后，宦官王振开始擅权，1449年发生震惊天下的土木堡之变，永乐以来的军事优势遭到破坏，并使国力大损，景泰帝果duàn

任用于谦击败瓦剌，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后又经lì

景泰、天顺两朝经营恢复，国力有所回升，到明中叶孝宗弘治时期再次大治，此时政治清明，民生安康，对外复立哈密等卫，重新确立对西域的羁绊和控zhì

，历史上称此时期为“弘治中兴”。正德朝开始逐渐中衰，至嘉靖时推行新政，政治国力一度有所恢复，但因嘉靖末年君臣矛盾突出，又开始逐渐中衰，社会矛盾萌发。至隆庆年间徐阶，高拱等人推行新政，罢海禁，册封俺达等人，史称隆庆新政。到万历朝时，在著名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辅政之下实行改革，再度中兴，此时期海内清平，又先后平定甘肃，贵州叛乱，并为援救朝鲜击败侵朝日军，史称万历中兴。此时期明朝经济文化极其发达，后世计当时朝廷岁收，明朝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一。惟至万历朝中期始，皇帝怠政，官员更加腐化，地主阶级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江南民变的发生。万历末年，关外建州女真叛乱，明朝开始走向衰亡。天启年间，中官黄门集团的**加快了这一进程的发展。至崇祯年间，因为连年灾害，明廷因财政破产，无力镇抚，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后金的军队也突pò

长城防线，五入关内。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同年清军入关。在南方一些明朝大臣拥立明朝宗室建立几个政权，史称南明。1662年，吴三桂将永历帝绞杀于云南昆明，南明灭亡。台湾郑氏政权继xù

沿用永历年号，1683年清朝派施琅进攻台湾，郑氏投降，监国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

西吴时期（1364-1368）元朝末年，政治腐败，蒙古统治者争权夺利，包括汉族在内广大人民受到空前压迫，国库也日渐空虚。

1351年，朝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治河”和“变钞”成为民变的导火线，导致红巾军起义的爆fā

。

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红巾军起义爆fā

。次年，郭子兴响应，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不久，贫苦农民出身濠州人朱元璋受汤和邀请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受郭子兴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马氏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1355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大宋，年号龙凤，称小明王，以亳州为都城。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统率郭部，任小明王左副元帅。1356年，率兵占领集庆，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1360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1361年，小明王封朱元璋为吴国公。1363年，陈友谅势力被完全消灭。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王，与位于平江的东吴王张士诚相区别。1366年小明王沉于江中溺死，朱元璋将明年改为吴元年。1367年，攻下平江，张士诚自尽，后又灭浙江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初四（西历元月二十三日），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改元洪武，后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大都，元顺帝北逃。之后朱元璋继xù

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和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又深入漠北，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明朝时期（1368-1644）洪武之治明朝建立后，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惩治贪污的官吏，收到一定的效果。明朝确立了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此时经济长足发展，全国人口大大增加。同时朱元璋多次派军北伐蒙古，取得多次胜利，最终在捕鱼儿海灭亡北元朝廷，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对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朱元璋藉此两兴大狱，即“胡蓝党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

靖难之役朱元璋分封诸子为藩王，以加强边防、保卫皇位。藩王之中，北方藩王势力较强，主要是对蒙古的边防任务。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晋王势力最大。对皇权构成极大威胁。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宗，年号建文。建文帝立kè

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岷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bèi

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占领了南京，建文帝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朱棣胜利，靖难之役告终。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继xù

使用“洪武”纪年，即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改元永乐。同时下令尽复建文朝所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永乐元年，朱棣登基，是为明成祖（仁宗时定庙号为太宗，世宗于嘉靖十七年九月改庙号为成祖）。

永乐盛世朱棣即位之后，武功昌盛，先是出击安南，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绝后患。在文治上，成祖下令编写《永乐大典》。三年即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有凡例、目录60卷，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无删节。永乐三年始，派郑和下西洋，规模空前，扩大了明朝的影响力。永乐元年（1403年），明太宗下诏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并设立北京国子监等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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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传说(二)

永乐五年（1407年）。下诏在北京修建宫殿。永乐七年（1409年），成祖巡幸北京，在北京设立六部与都察院，并在北京为逝世的徐皇后设立陵寝，已经显示迁都的迹象。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初步得到了繁荣。1416年，朱棣公布迁都的想法，得到认同。永乐十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永乐十八年宣告完工，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朱棣统治期间史称永乐盛世。

成祖对异议者强力镇压，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另外他还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组织——东厂。明代厂卫制度确立。

仁宣之治明仁宣之治是明成祖朱棣以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了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明初社会经济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出现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仁宗时“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宣宗时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多有建树。他们在位期间成为历史上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后世称之为“仁宣之治”，比之于西汉“文景之治”。

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宣德十年（1435年），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在张太皇太后及元老重臣杨士奇、杨溥、杨荣（三杨）的辅佐下，明朝继xù

沿着仁宣时期的路线稳步前进。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死，三杨也退出政治舞台，于是英宗宠信的宦官王振更加专横跋扈，开始专权。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dà

，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瓦剌首领也先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亲征。大军离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时，被瓦剌军追上，兵士死伤过半，随从王公大臣或死难或被俘。而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也被护卫将军樊忠打死，此即为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来到京师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继而大臣拥戴英宗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改元景泰。同时于谦积极备战。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瓦剌军队的进攻未果，大败逃走，明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也先见继xù

绑架英宗已无意义，乃于次年八月释fàng

英宗。但代宗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英宗放在南宫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英宗之子，后来的宪宗）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十六日，副都御史徐有贞率军夜入南宫，拥戴英宗夺门（东华门）复位，改元天顺。又杀害于谦及大学士王文，诬陷其欲立襄王之子为帝。此为夺门之变，又号“南宫复辟”。

宪宗时期英宗复辟八年而死，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成化二年谕祭于谦，复其子冕官，成化十一年恢复代宗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俨然为一代明君。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撒马儿罕等国纷纷入贡。但好景不长，宪宗好方术，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18岁的万贵妃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他们肆意挥霍国库，导致国政大乱。而朝廷中佞臣当道，政局昏暗。宪宗还设置皇庄，开明代土地兼并之先河。另外，宪宗还开始了皇帝直接颁诏令封官的制度，是为传奉官。结果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时期这些官员才全被裁撤。宦官汪直受到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设置特务组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民愤四起。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才因言官弹劾而被贬。

成化初期，明朝不时受到逐渐强dà

的建州女真侵扰，每年被掠大量财物，人民不堪其苦，成化帝多次招抚建州首领董山不成。成化三年，明廷诱使董山来朝谢罪之机斩杀董山，并由赵辅统兵5万出击建州，意在犁廷捣巢，朝鲜受到成化帝敕令而协同明军作战，此战失去头目董山的建州女真大败，军队被斩杀数万，从此一蹶不振，百年之后方得复苏。

弘治中兴宪宗死后，明孝宗朱佑樘即位。由于孝宗自幼生于微寒，所以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孝宗的励精图治，被称为弘治中兴。虽末年宠信宦官李广，但是立kè

改过自新，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孝宗在位期间，先是将宪宗期间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特务部门也只能谨慎行事，用刑宽松。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用情专一，一生除了张皇后外无任何妃嫔。在其治理下，弘治朝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官宦，勤于务政，倡导节约，与民休息，百姓富裕。

武宗时期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死。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改元正德。武宗精通佛学，会梵文，还能礼贤下士，但贪图享乐。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祥等八位过去的东宫宦官相互勾结，是为“八虎”。刘瑾的专权也引发了朝中大臣一其它“七虎”的不满。最终刘瑾被凌迟处死。

正德十二年十月，蒙古鞑靼小王子率五万**规模侵入边境，正德帝御驾亲征击败小王子，史称“应州大捷”此役后果是，鞑靼人“是后岁犯边，然不敢深入。”

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土地兼并激烈，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因此变乱频生，先后发生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谋反、直隶刘六、刘七起义、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正德十五年，武宗于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去世。

嘉靖时期武宗无子嗣无兄弟。死后由孝宗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即位，是为明世宗。世宗一即位，罢黜各地镇守太监，整顿税收，节俭财政，似乎要有所作为。但是大礼议事件严重损害了朝政：世宗要求称生父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但内阁首辅杨延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坚持以为不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纷纷迎合帝意。最后世宗尊其生父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庙号睿宗。这样睿宗神主就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嘉靖帝隆庆元年，罢睿宗明堂配享）。大礼仪引起轩然大波，朝臣中反对者均受打击，或被罢官，或被入狱。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宫变”后世宗即不视朝。此后宠臣严嵩**20余年。

嘉靖一朝，北面鞑靼部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嘉靖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犯，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军在追击中大败，此为庚戌之变。穆宗时，明朝与蒙古通好，俺答被封为顺义王，在南部海疆，倭寇横行，人民生活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后为戚继光、胡宗宪、俞大猷剿灭。

隆庆新政世宗去世后，皇子朱载垕即位，是为明穆宗，改元隆庆。穆宗在位六年，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阶、张居正等。

隆庆朝名臣名将荟萃，陆上与蒙古达成和议，史称俺答封贡；海上开放民间贸易，史称隆庆开关；因为这两项伟大措施，明朝又重现中兴气象，史称隆庆新政，为万历中兴奠定了基础。

张居正改革隆庆六年，明穆宗突然中风驾崩，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是为神宗。由于年幼，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张居正得到冯保的支持。

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zf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洪武年间，全国耕种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零七千六百卅二顷。到了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

明代传说(三)

到了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而万历九年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张居正改革后，万历初年呈现出太平盛世的景象，史称万历中兴。

万历中兴张居正死后初期，万历帝尚能保持对朝政的兴趣，但不久就开始怠政。万历14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御使袁可立借雷震景德门的机会上疏抨击朝政，被震怒的神宗皇帝罢官为民。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zf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互相倾轧，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但其所议议题却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然后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民间工商业以及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万历年间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

万历朝包括援助李氏朝鲜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倭乱、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贵州杨应龙之乱的万历三大征都取得了胜利。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叛明[8]。次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对后金从此转为战略防御。万历48年，神宗病逝。

天启时期泰昌元年(1620)，光宗驾崩。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改元天启。熹宗文化水平不高，又喜欢木匠工作。阉党魏忠贤趁势而起，结党乱政，明朝社会更加黑暗。

所谓的“魏忠贤乱政”，是明朝文官集团中占有优势数量的“东林党”和“浙党”、“齐党”、“鲁党”为了各自的利益所引发的。皇帝企图通过内廷与朝中少数派的官员联合起来，从东林党把持的内阁中争夺权力的斗争。这种斗争随着天启皇帝病逝而最后告终。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又开始起用“东林党”官员，1627年十月魏忠贤被皇帝调到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上吊自杀。

崇祯时期天启七年，熹宗死去。继任熹宗的是其弟信王朱由检，是为思宗（明安宗初谥为思宗，后改为毅宗，明绍宗谥为威宗），年号崇祯。他即位后，锐意改革朝政。他首先下令停建生祠，又逼客氏移居宫外。时机成熟后，崇祯帝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守陵。魏忠贤在前去过程中得知被崇祯帝已派锦衣卫来逮捕他，便与党羽李朝钦一起自缢。崇祯帝将其首级悬于河间老家。同时将客氏押到浣衣局处死。阉党其它分子也被贬黜或处死。阉党专权虽然结束，但其后朝中又党争不断，崇祯帝对朝政又开始失望。为中兴国政，他开始加强集权，力图控zhì

百官，任用宦官来贯彻自己的革新意志。

1629年（崇祯二年）10月，后金汗皇太极由蒙古人做向导亲率大军，通过喜峰口，从龙井关突pò

长城，攻陷遵化、滦州、永平、迁安四座要塞，直逼帝都。由于人事变动，朝廷一度失去了对辽西边防军的控zhì

，而卫戍帝都之三大营为后金武力威慑，北京城外园亭庄舍被入侵者蹂躏殆尽。同年12月，崇祯帝诏令天下兵马进京勤王。

1630年（崇祯三年），帝以“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将负责辽东军务的袁崇焕处死。同年，后金大军直抵北京城外，明廷大震，重庆女总兵秦良玉挺身而出，率领“白杆兵”主动向八旗军发起进攻。在北京永定门外，皇太极派出多尔衮部迎战秦良玉部。这一仗，秦良玉率白杆兵在孙承宗等老将的配合下战胜铁蹄骑兵。之后，秦良玉又趁风雪之夜成功偷袭后金大汗皇太极的大营。迫使皇太极不得不连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无功而返，退出关外。

1640年，明清松锦之战爆fā

，1642年洪承畴在松山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松锦之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在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

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1643年十月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十一月占领西安。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先是攻克了湖广地区，后又攻克四川，建立大西政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农民军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十八日，农民军攻克北京外城。次日凌晨，崇祯帝在北京煤山自缢，明朝灭亡。

打击贪官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的父母及长兄就是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自己被逼迫从小出家当和尚。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

后来他登基皇位不食言，果然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他的办法很特别：

首先，朱元璋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当他发xiàn

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私托求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龙颜大怒，立即诏令天下：“奉天承运，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其次，朱元璋敢于从自己身边“**”开刀。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朱元璋大胆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

洪武十五年，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府勾结，采取预先空白报表盖印后私自填充虚假支出数额营私肥己贪污财物。朱元璋发xiàn

后，立即将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处死；副长官打百棍边疆充军。三年后，又查出户部侍郎（相当今天的副部长）郭桓和各司郎中（司长）、员外郎（副司长）与各地到中央缴纳课税的官员结成贪污团伙，采取多收少纳、捏报侵欺手段贪污国库物资折合粮食达两千四百万石的犯罪事实。他将这些贪官统统处死，各省、府、县牵连人员无一幸免，一时几万贪官人头落地，受到不同处理的人就更多了。洪武二十五年，户部尚书赵勉伙同老婆内外受贿十几万银两东窗事发，结果夫妻二人双双成了刀下鬼。

洪武十六年，刑部尚书开济接受一死囚家贿银万两，用另一死囚做替死鬼。他还勒索其他罪囚家人钱物，并导致一家20口人全部自杀的悲剧。洪武十九年，刑部郎中、员外郎受贿虚报死亡并私放两死囚。这些大贪官都被朱元璋斩首。

洪武十八年，工部许多官员借营建宫廷之机，采取虚报工匠工役人数天数多领工银，发放时克扣工匠银两私吞。朱元璋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就查处侍郎韩铎、李桢贪污受贿案，并且带出中央专门派去监督工部的工科给事中。

洪武十八年，兵部侍郎王志把征兵之机当作生财之道，接受逃避服兵役的世袭军户所送贿银达23万两。朱元璋把他也送上断头台。

洪武十九年，礼部侍郎章祥，伙同员外郎辛钦，竟然私自侵吞皇帝赏赐公主婚礼的银两，也被朱元璋拿了个正着。

朱元璋为了监督各级官吏行为，专设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职位。然而这些监督部门也被腐败了。洪武十九年，都察院御史刘志仁奉命去淮安处理一宗案件。到达后他故yì

拖着案子不审，吃了原告吃被告，勒索两家许多钱物，还诱奸良家民女。后被朱元璋处死。朱元璋又查出六科有61个给事中存zài

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行为，一一做了处理。

第三，朱元璋发明“剥皮实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一天，朱元璋在翻阅一批处死贪官的卷宗时突发奇想：百姓痛恨的贪官一刀斩首太便宜了他们，何不采取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他还创造了“剥皮实草”刑法，把那些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的“皮场庙”剥皮，然后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等等物品。

明代传说(四)

将其放在处死贪官后任的公堂桌座旁边。以警示继任之官员不要重蹈覆辙，否则，这个“臭皮统”就是他的下场。这种触目惊心的举措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为了培养和提拔新力量，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没有入仕的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钞和土特产品。朱元璋在斩杀他们时伤心的连连叹气。

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近两年时间编纂的《大诰》一书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他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人在政举”，借助自己的崇高威望，以极其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朱元璋从登基到驾崩，他“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没有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没有根除。他晚年只能发出“为何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晚上又生一拨”的哀叹。

朱元璋，即明太祖。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出身贫农，少时在皇觉寺出家为僧，后率农民军推翻元朝统治，建立了明王朝，在位三十一年（1368—1399年）。

尊师赔情传说朱元璋登基后，在浙江微服察访。这一天，他去多宝寺进香。进殿以后，香烟缭绕，鼓钹齐鸣，朱元璋感到心旷神恰。特别是多宝寺的名称，引起他的兴味，不禁脱口吟道：

“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

这本是朱元璋一时乘兴，信口而出。谁知一个满身油污、衣着破旧的老秀才，竟不顾左右，昂首拈须，接着吟道：

“国号大明，更无大大明皇帝！”

朱元璋一听，快活得象大伏天扇芭蕉扇似的。他不仅是赞赏老秀才的才思敏捷，更主要的是他非常满yì

那个老秀才能把他这位皇帝比作如来，降福于民。只是他没有暴露身份，只好默默地注视着老秀才；老秀才也仿佛遇到知音，含蓄地望着他笑。

逛罢多宝寺，朱元璋肚子有点饿了，路过山下一家小酒店时，便抬脚踅了进去。当了天子，自然吃喝要讲究点，瞅了几瞅，小酒店实在没有啥可吃的东西，不禁摇摇脑袋，又吟了一联：

“小酒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

谁知老秀才跟在后面又听得一清二楚，随即摇头晃脑地吟出下联：

“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

这又似甜酒浇到朱元璋的心窝窝，听了以后好不快活。待老秀才一走，朱元璋吩咐随从说：“朕马上回都，你给朕把老秀才请到皇宫去。”

朱元璋请老秀才干啥呢？原来朱元璋过去少读了书，建国后，感到立国理事，深为不便，他要为儿子请个饱学夫子。皇太子当然不同于一般孩子，一连换了几个先生，都没有管教得住。如今无意中发xiàn

老秀才才思敏捷，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看来，老秀才不仅肚子有货，为人也有些古怪，朱元璋请他到皇宫去教书，他并不高兴；封他为“太子太傅”，他也无所谓。只是冷冷地说：“试试看吧！”

头一天老秀才给太子教书，先是圈讲文章，之后，让太子背诵文章，自己便坐在椅子上闭起双目，摇头晃脑地轻轻吟起诗来。一会，太子向两个伴读的书僮做起鬼脸，书僮便念道：

“先生教学生——头动；

“学生见先生——头痛!”

老秀才把戒尺一拍：“念的什么？。

“念的文章。”

先生还未睁眼，一个书僮已蹑手蹑脚走到老秀才的座位旁边，伸手揪老秀才的耳朵。这书僮仗着太子一向放肆惯了，好多老师招架不住，只好来个“冷锅贴饼——溜了”。这样，他们越发胆大。哪知这位老秀才可不同——说时迟，那时快，书僮的手刚近老秀才的耳朵边，老秀才伸手就抓住书僮的手反拧过来，书憧痛的鼻歪眼斜。太子也不怠慢，举起戒尺就打，戒尺未落，老秀才伸出另一只手，又抓住太子的手。喝声：“大胆！”把太子的手也反拧过来。

老秀才喝令：“跪下！”

书僮“扑咚”一声，双膝落地。太子还倔强地挺身不动。恰巧朱元璋朝罢回宫，从这里经过，看到儿子一只手被先生反拧着，额上出汗，脸色泛紫，便替儿子求情；“先生，饶他这一次吧！”

老秀才将头摇得象拨Lang鼓：“陛下，不行啊！常言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老秀才发起傻劲，竟把“万乘之尊”的朱元璋搞火了，喝道：“你放手不放手？”

老秀才直着喉咙说：“不放！”

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还没有人敢这样冒犯过他，他脸涨得通红，大声嚷道：“来人哪！”

武士纷纷跑来，朱元璋火头上下了命令，把老秀才抓了起来。

关起了老秀才，朱元璋回到皇宫还气呼呼地骂个不休。皇后马娘娘一看朱元璋那黑脸胡桑的样子，心想，坏啦，老秀才准没命啦！她忙叫宫女沏上香茶，劝他息息怒：“皇上，昨个把老秀才夸上天；今个把老秀才气下地，为啥呢？”

朱元璋余气未消，就怎来怎去地一说。马娘娘原是明情达理的人，心想，替儿子护短，罚先生不是，这是“惯子不孝，肥田收瘪稻”，可是在他气头上劝谏，恐怕劳而无功。就说：“陛下，跟愚夫子计较啥？你说咋办就咋办。宫女，快给皇上进御膳！”

三杯两盏落肚，朱元璋脸色舒展开来。马娘娘说：“陛下，你可记得，在淮西时，你曾说古往今来，世上有两种人没有私心。，“嗯……嗯——”

朱元璋一时想不起来。马娘娘接着说：“一个是治病的郎中，一个是教书的先生。哪个郎中愿意他的病人翘辫子；哪个教书先生不愿意他的学生多识几个字，进学中举！”

“这倒也是。”

马娘娘就势追上一句；“那末，太子太傅呢？”

朱元璋语气平和地说：“倒也是为太子好。可这人太蛮横，连我去求情，他也不开缝。”

“陛下，这不开缝好！他那是为大明的天下！”

“咋说？”

“这不开缝，就是教之严，太子才能上路。玉要琢，方成器。要是一开缝，往后太子还听他的话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先生哪里还能管得？往日先生脓包，管不好太子，教不了几天就跑了。如今先生肚里有韬略，手中有武艺，可你竟把人家关起来，弄不好还要杀。常言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师有师道，你把这些一齐丢了，大明天下不是也要完了吗？”

马皇后一席话，说得朱元璋懊悔起来：“别说了，把他放了，不就得了吗？”

“吃灯草的，讲的轻飘。人家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关，又不明不白地放，叫我也不愿意！”

“那你说咋办呢？”

“你我领着太子去赔情。”

“这个——”

“你要不要大明天下呢？为大明天下，只有这么办。”

当时，朱元璋头脑还算清楚，便听信皇后的话，把太子叫来，严肃地责备一顿。然后由太监领路，皇帝、皇后、太子径赴先生被押的地方。

老秀才还真倔，见他三人到来，竟别转身子，不理不睬。

朱元璋说：“老秀才，勿气嘛！那是寡人一时欠考lǜ

，你还是教育有方的呀！”

马皇后说：“先生，皇帝率领太子向你赔情来啦！”

太子也说：“往后，愿听先生教诲：”

老秀才慢慢转过身子，让狱官去了枷，由太监和太子扶着回到书馆。路上，老秀才一句话不讲，朱元璋和马皇后微笑着跟在后面。到了书馆，老秀才在椅子上坐下，动动腿，伸伸手，慢吞吞地活动一下，看皇帝和皇后还是不急不躁，和颜悦色的，这才摊开纸，磨好墨，提起笔来，写了两行字。写好后双手托起纸，走到朱元璋面前，跪下说：“老臣谢——恩——”

朱元璋拿起纸一看，愣住了，两眼又睁得圆圆的。为啥呢？因为纸上写的两行字是——明王明不明贤后贤非贤朱元璋正要发作，马皇后笑嘻嘻地说：“老先生，你念给皇上听听。”

老秀才念道：

明王明不？明！

贤后贤非？贤！”

朱元璋一听，紧绷着的脸又松弛下来，咧开嘴笑了。

明代传说(五)

（二）一天,一位穷朋友从乡下来到京城皇宫门前求见明太祖．朱元璋听说是以前的老朋友,非常高兴,马上传他进殿．谁知这位穷朋友一见朱元璋端坐在宝座上,昔日的容颜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便忘乎所以地直通通地说:”我主万岁!您还记得我吗？从前你我都替人家放牛,有一天我们在芦花荡里把偷来的豆子放在瓦罐里清煮．还没等煮熟,大家就抢着吃,甚至把罐子都打破了,撒了一地的豆子,汤也都泼在泥地上．你只顾满地抓豆子吃,不小心连红草叶子也送进嘴里,叶子梗在喉咙里,苦得你哭笑不得,还是我出的主意,叫你用青菜叶子吞下去,才把红草叶子带下肚里去”还没等说完,朱元璋早就听得不耐烦了,嫌这个孩提时的朋友太不顾体面,於是大怒道:”推出去斩了!推出去斩了!”

后来,这件事让另外一个穷朋友知dào

了,心想这个老兄也太莽撞了,於是,他心生一计,信心十足地去见他小时候的朋友,当今的皇帝．这个穷朋友来到京城求见朱元璋．行过大礼,这个人便说:”我皇万岁万万岁!当年微臣随驾扫荡沪州府,打破罐州城,汤元帅在逃,拿住了豆将军,红孩儿挡关,多亏了菜将军．”朱元璋一听,不禁大笑,他认出了眼前的这个是孩提时的朋友,心中更为此人巧妙地暗示他们小时候在一起玩耍的事而高兴,於是让他做了御林军总管,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另外明朝还有位大家。读者朋友们不可不熟，他就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唐伯虎是了。

唐寅，字伯虎，是明朝的大画家。他擅长画山水，兼善书法，能诗文，但禀性疏朗，放逸不羁，少年时恃才傲物。他最终能与沈周、文徵明、仇英等画家齐名成为：“明四家”，全仗母亲的教育和名师沈周的指导。

少年唐寅的画画得不错，富豪人家常请他作画，唐寅也就慢慢骄傲起来了。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天，她对唐寅说：“孩子，你学画还只是刚刚起步，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她随手递给唐寅一卷行李和一包碎银，“当今大画师沈周离此不远，拜他为师吧，画不好就别回来见我！”

唐寅当然知dào

沈周的画很出名，欢欢喜喜上路拜师去了。

转眼就是一年。在沈周的指点下，唐寅的画技很有长进。这一天，小唐寅拿出自己的画和师傅的画比了比，觉得已经不相上下了，不禁暗暗自喜：我自己已成名手，该出师回家看望母亲了。沈周看出了他的心思，就叫妻子准bèi

饭菜为唐寅饯行。

饭菜摆在后花园东北角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平时紧锁着，谁也不让进去。唐寅一进屋就四处张望，只见有四个门，却没有一扇窗子。他好奇地顺着门格子向外望去，见门外花红柳绿，山鸟飞翔，仿佛那山涧流水声都能听到。他想：这么好的风景，师傅平时不让我进来，大概是怕徒弟从这里出去游山逛水，无心学画了。他正看得发呆，听到师傅说话了：“你的画本来不错，又学了一年，现在可以出师了。你想到后花园痛痛快快地玩玩吗？”小唐寅顾不上满桌的饭菜，站起来就去开门，也许是走得急了，让门格子碰了一下；他便去开另一个门，又让门格子碰了一下；再去开第三个门，这回碰得更厉害了。原来这三个“门”都是沈周画在壁上的！唐寅从兴奋中醒悟过来，他转身扑通一声，双膝跪在师傅面前，说：“师傅，我不想回家了，让我再跟您学三年吧!”

从此以后，小唐寅专心致志地跟师傅学画，再也不提出师回家的事了。

三年转眼过去了，冬日将尽。唐寅为感谢师傅的教育，亲自动手烧菜，宴请师傅。当他把烧好的鱼端上桌时，一只大狸猫从门外呼呼地跑进来，跳上桌子就想吃。唐寅急了，骂道：“大胆畜牲，师傅还没品尝，哪里轮得到你呀！”“啪”的就是一掌，那大狸猫“呼”的一声就往窗上跳，跳了一个窗户又一个窗户，就是跳不出去，最后“呜呜”地叫着从门口逃出去了。原来，那窗户是唐寅画在墙上的。

师傅见了这情景，哈哈大笑起来：“唐寅呀，你已经四年没有见到你娘的面了，要过年了，快回去了吧……”

明朝赈饥状元的传说明朝成化年间，渎浦横江有一个人，被皇帝封为“赈饥状元”，此人姓章，名仕昌，号正庵。章仕昌家中有百亩良田，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裕人家。他全家人都十分同情贫民，凡碰到灾年，灾民们没有粮食可上交时，他们全家都主动为灾民们代交征粮。

明宪宗成化二年，年景不好，连续发生台风、暴雨和干旱灾害，粮食颗粒无收，农民生活极端困难，重灾户更是度日如年。章仕昌实在看不下去，就将家中三百石谷子赈济于灾民，又捐出一百五十石谷子运送边境作为军饷，支援边军。

章仕昌赈济灾民、支援边军的消息传到了京都，成化皇帝为此下诏，封章仕昌为“赈饥状元”，并赐他皇银在横江村建了状元府。

有一次，一位巡检司带领一班人马到渎浦等地巡查，队伍浩浩荡荡，锣鼓齐鸣，十分威武。渎浦赈饥状元章士昌家奴看见了，慌忙禀报状元夫人，说外面不知什么大官到此，十分威风。

状元夫人知dào

了此事，心生妒嫉，当晚就在状元耳边讲：“你当什么状元？看人家巡检司都那么威风，你还不如别人一个巡检司！”

状元被夫人唠叨得有点烦了，随口说道：“巡检司算什么官！我的一只靴子，就可以叫他三步一跪！”

过了一阵子，听说巡检司又要来渎浦巡查，状元夫人真的就把状元轿扛到巡检司路过的地方，里面仅放着一只状元靴。巡检司路过此地，远远看见路中心放着一顶状元轿。巡检司赶紧下马，三步一跪，一直跪到状元轿，惊呼：“状元在上，受小人一拜！”一连叫了三声，里面无人答yīng

。

巡检司上前，通过轿帘，窥见里面仅仅放着一只靴子，其他什么都没有。巡检司又气又恼，心想：你这状元也欺人太甚了。

巡检司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治一治这个欺人状元。

过了半年光景，巡检司偷偷命人收集了很多刀枪剑戟之类的兵器，派人运送到状元府附近山边，把这些兵器偷偷埋到小河里，状元府大小家丁无人知晓此事。干完此事后，巡检司找人连夜快马密报朝廷，称温州平阳赈饥状元谋反，已经制造了大量兵器，藏在状元府附近小河里。

皇帝听说有人谋反，派人火速到现场查证。果然，状元府附近小河里查获大量兵器。皇帝大怒，下了一道圣旨，择日要将平阳赈饥状元就地正法。

温州府台听闻此事，觉得事有蹊跷。他想，赈饥状元因赈饥济贫出名，被朝廷封为状元，怎么会谋反呢？太府也到京都禀报皇帝，要求再次进行查实。皇帝觉得温州太府的想法有道理，就下了一道缓斩圣旨，派了另一队人马快速赶到平阳，当第二队人马赶到离斩首现场仅剩下五里路的时候，听到鉴斩场三声炮响，状元已经人头落地。

事情查清以后，皇帝觉得冤枉了状元，就下诏厚葬赈饥状元，赐金头一个。为防止有人劫棺，皇帝还赐给状元棺木36具，外人根本不晓得金头在哪一具棺木里面。后世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屈死的状元，就在官兵听到炮响的离状元斩首之处五里的地方立了一个牌子，叫做五里牌。

明朝不慕权贵的状元杨慎“箐口关何险，山头路更赊。迂回磨转蚁，曲折阵蟠蛇。官舍为孤舍，人家无一家。客心何处切，夕照闪归鸦。”自清康熙以来，余庆共编就三部县志，每部都收录这首署名为明朝状元杨慎的《箐口关》诗。

每读此诗，眼前便立即呈现出雄关漫道—箐口来。两相对照，今之箐口固然早已不是“官舍为孤舍，人家无一家”的洪荒之景，但喻其“迂回磨转蚁，曲折阵蟠蛇”仍不为过。于是，笔者在叹服这位明代状元文学功底深厚的同时，头脑中又涌出了许多问号。譬如：这位状元是何许人氏，官阶多高，著作多少？状元，何等显赫的声威，他到底是何时因何事涉足余庆这片曾经的“蛮夷”之地的？

翻开《明史》，其内有《杨慎传》。以传中九百余言为基础，再结合其他资料，我终于了弄清了：此人并非沽名钓誉的凡夫俗子。他才华横溢、秉性刚直、命运多舛，但却坚忍不拔、功勋灼灼，是一位可与戚继光相提并论的民族英雄。

明代传说(六)

杨慎生于1488年。卒于1559年，字用修，别号升庵，新都（今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正德六年(1511)，他殿试中状元，曾任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等职。嘉靖三年(1524)，因涉“议大礼”一案，在遭受两次廷杖后，谪戍中缅边界的永昌卫（在今云南保山地区），直到72岁病死。

《明史》有言：“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其著述多达四百余种，单是诗作就达2300余首……杨慎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再加上其祖爷杨春是湖广提学佥事，父亲杨廷和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所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十一岁时，就会写近体诗；十二岁时，读《吊古战场文》和《过秦论》重撰二文，深得长辈赞赏；十三岁时，他随父入京师，写《黄叶诗》，轰动京城，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遂将其收为门下弟子。不过，叫人哭笑不得的是：21岁那年，他参加会试，主考官见其文章出众，便将其列在卷首，不料烛花炸落，将试卷烧坏了。所幸的是，这把火并没有烧掉他的信心，在三年后殿试中，他中了状元。

但可惜的是，良才不遇明主。武宗皇帝朱厚照既不喜欢读书，又不理朝政，还经常与太监们化装后外出寻花问柳，奸污民女。忠勇刚直的杨慎不避斧钺，犯颜直谏。正德十二年（1517），他以奏章《丁丑封事》，指责朱厚照“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尽快停止这种荒唐行为。然而，朱厚照根本就没当回事，继xù

在妓院歌楼里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杨慎实在气愤不过，在写下“紫塞朝朝烽火，青楼夜夜弦歌”等讽刺性词句后，便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武宗终因酒色过度死去。由于武宗无子，其位由堂弟朱厚熄继承，,这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世宗登基后，招回杨慎，并授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之职。杨慎以为，施展自己才干的机会到了，便常用给皇帝讲书的机会，经常联系当时实jì

情况教育世宗，以期他做一个贤明的君主。比如，当他得知已判死罪尚未诛杀的佞宦张锐、于经等人由于大肆行贿，最后竟被世宗破例赦免后，便特地选出《尚书》里《金作赎刑》对世宗讲道：“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可是，这个朱厚熄比朱厚照并好不了多少，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时，他便龙颜大怒，让杨慎停止讲书。而杨慎呢，他却坚持着“在其位就要谋其事”，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就这样，他数度失欢于皇帝同时又结怨于权奸，虽有雄才大略，但却难于有机会施展。尤其是在内阁“大礼议”的纷争中，他的政治生涯便走到了尽头。好在他不是那种稍有不顺就郁闷郁寡欢，灰心丧气的主儿。在恶劣的环境中，他挺直腰杆，及时调整人生的航线，让生命焕发出了更加灿烂的光辉。

所谓的内阁“大礼议”纷争，事起武宗皇帝朱厚照驾崩。

朱厚照真不熄是个昏庸的皇帝，他死后，人们发xiàn

其遗诏中只有“兴献王长子来京嗣皇帝位”一言，其他的什么也没交待。于是，杨慎的父亲——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一批大臣便按照“兄终弟及”的惯例，要朱厚熄登上皇帝宝座后认先皇帝朱厚照之父孝宗为“皇考”，享祀太庙；称自己的生父为“本生父”或“皇叔父”。可是，朱厚熄却偏不信这个邪，在即位后的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并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同时，张聪、桂萼等新贵为迎合上意，攀附权奸，主张在孝宗与武宗之间，加入睿宗（兴献王朱祐杬）。对此，杨慎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以至后来，这种纷争演变升化成了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1524年春，杨慎的父亲被迫辞官归里，他也一再上书辞职，不愿与张、桂等“无耻小人”同列共事。

然而，此后不久，刚愎自用的世宗帝朱厚熄变本加厉，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大学士丰熙等见状，再次上疏，但朱厚熄还是不听，他们便一同到左顺门一带跪着力谏。朱厚熄更加震怒，竟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便联合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大哭以抗议非法逮捕朝臣。朱厚熄暴怒，下诏将其全部逮捕入狱，并廷杖为首之人，结果死伤十七人。杨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分别于七月十七日、二十七日被廷杖，每次都死而复生。最终，他被判发配滇西戍边的重罪。

嘉靖三年(1524)八月初，杨慎被押解从潞河上船，经山东、江苏入长江溯流而上，至湖北江陵登陆，经湘西、贵州入滇，然后经南宁（曲靖）、昆明、楚雄，于次年春达云南永昌卫（在今保山地区），行程数千里。《箐口关》一诗，就是1524年12月，他路经余庆司之箐口时写的。

“箐口关何险，山头路更赊。迂回磨转蚁，曲折阵蟠蛇。官舍为孤舍，人家无一家。客心何处切，夕照闪归鸦。”箐口关何险？从波涛滚滚的乌江岸边蜿蜒而上十里之后，便是连绵不绝的高山，及至箐口，但见两峰高悬入云，唯中间数丈之阔的沟谷可通行，今有省道穿越，仍让人产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感啊！试想，五百多年前的山道，不就像是从别人那里赊借而来那样吝啬吗？回望来路，盘旋曲折如盘踞山野的长蛇，行走其间，犹如蚂蚁在转动的石磨爬行。再环望四周，竟然看不到一户人家，只有官府所建的守关小屋孤零零站立在那里。此时此刻，正是夕阳西下时分，乌鸦振着双翅往家里飞去。可是，作者那满含悲愤而又游移不定的心啊，怎么才能找到依附呢……一切景语皆情语。结合杨慎满腹经纶，却壮志难酬，进而入狱受刑、谪戌千里边关等史实读此诗，不禁使人怆然落泪。

正如俗语所言，真金不怕火烧。杨慎真不愧为文人中的真金。政治生涯遭受如此重创，仕途已经走到民尽头，但他良心不泯，正气犹存。到云南后，他发xiàn

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敛财肥己，坑害百姓时，不仅正义凛然地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还特地写信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力陈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闲置散者，欲谋利自肥而倡此议”，希望其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

纵观杨慎的一生，最大功劳还在于，他开拓南疆,使滇西甚至整个云南与中原文化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融合。

云南古称滇国,虽在1900多年前即被大汉纳如自己的版图,但多年来“不以内地官守例之”，皆以本土大姓就官，实则为一个封闭的独立王国。就是到了中国疆土最为广阔的元代，其地也为梁王与大理段氏分而治之。所以，当时那里的文化状况,跟西藏、新疆、蒙古的情况不相上下,与中原文化相去甚远。所幸的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攻取了云南,在那里建立卫所屯田制度,先后移民汉族人口三四百万到云南,使云南人口的民族结构产生了变化；143年后，这里又来了一位堪称明正德,嘉靖两朝文坛泰斗和学界领袖的杨慎，从而加速了这里的文明进程。时年37岁的他，不间断在哪里开馆讲学,广收学生,孜孜不倦地考察、研究和写作。他攻诗、词、赋、散文、散曲、杂剧、弹词，考论经史、书画，研究训诂、文学、音韵、名物等，因而著述极丰。明万历间，张士佩巡抚杨慎老家四川，将其主要作品收入《升庵集》，编了81卷，包括赋及杂文11卷,诗29卷,杂著41卷。此后，人们又进一步收集他的作品，编辑为《升庵外集》《升庵遗集》《升庵长短句》《陶情乐府》《二十一史弹词》等，共145卷,真可谓汗牛充栋。如此多的著作，再加上他百科全书型的知识结构和不畏强权,坚持正义的强dà

性格感召力,使得云南各族人民在他之后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原文化的巨大潮流。

据有关方面统计,杨慎充军云南前,云南只有20余人写有著述，总量不过50种。然，自杨慎入滇到明末的120年间,云南就有150余人写有著作，总计超260种。

明代传说(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云南培养出了第一个少数民族学派——“杨门七子”。七子中的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唐锜四人后来均考中进士成为国之栋梁。

或许就因为这些，有史学家夸赞说，杨慎与抗倭名将戚继光一样,是明代最杰出的民族英雄。一些云南人还说得更通俗具体：神观音、孔明、杨慎是他们最崇敬的三尊神。

杨慎为封建文人，身上肯定会有不少瑕斑，但他那种不慕权贵，不为官是图，并在逆境中关注民生、服wù

社会进而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高尚风范，实在令人敬仰。

明代将军与茶杯的故事明代，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嗜好茶的茶人，这名大将军很喜欢收藏各种各样的茶具明，在他收藏的众多茶具中，他特别喜欢一个青花瓷的茶杯，此茶杯烧制精美，瓷釉光泽明亮，他经常爱抚把玩这个杯子，并引以为乐，并且他多次警告侍从和家仆一定要小心爱hù

，妥为保管。

有一天，大将军用这个名茶杯喝完茶后，又把茶杯放在手中把玩，一不小心，手一滑，茶杯差点就掉落在地上，大将军不愧是练过功夫的人，手上反应极快，连忙敏捷地抓住了茶杯，没落到地上。

就在大将军重新拿稳杯子后，他感到额头昌汗，心里有惴惴不安的感觉，这时大将军顿有所悟：自己一向以不“不惊”为信条，不知多少次在战场上，自己身处险境，不管情况有多么的危机，自己也从未有过一丝的惊惶和紧张，然而就在刚才茶杯坠落的那一刹那，自己却为一个广阔不及三寸，价位不过千两银子的茶杯，破坏了自己的信条。

参悟到了这一点，大将军立该拿起茶杯，往地上狠狠地摔去，只听“砰”的一声响，那只将军以前酷爱的茶杯顿时成为碎片。

玩物必会丧志，茶品高的茶人要完全做到“不动智”也非易事，“不动智”即心灵不为外部任何事物所牵挂，心智不会停留在任何一件物品或器具上，这也就是所谓的“无一物”境界了吧。

魏藻德-升官最快的明代状元有眀一代，状元升官最快的恐怕就是魏藻德，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中状元。授修撰，十五年被超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不到三年就从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乱世出英雄”。这可是前辈状元们望尘莫及的呀！遗憾的是魏藻德做官为政一无建树，二无学术，他的存zài

与升迁只能加速帝国的崩溃，成为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失误的重yào

见证。

魏藻德，顺天通州人，崇祯十三年廷试的时候因为口才好，被皇帝相中，定为状元。皇帝当时问的问题是：目前内外交困，你有什么解决办法？魏答道：“知耻“，之后的两年间，还是因为嘴皮子麻溜，多次回答皇帝的提问很“到位”，于是崇祯认为魏藻德肯定有极大的抱负，破格提拔了他。

等到魏藻德任首辅的时候，眀王朝已经在风雨中飘摇了，而这个巧舌如簧极善忽悠的天子门生，竟然像变了一个人。喜欢沉默了，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兵临城下的李自成提出了和谈请求，条件是割地西北，封其为王，其军不受朝廷节制，他则放qì

围攻北京退守河南，并以劲旅抵御清兵。平定内乱，这个条件虽然有违君臣大义，但不失为一个缓和局面的良机。山穷水尽的崇祯心有所动，征求魏藻德的意见。这个时候，哪怕魏藻德稍微表现出一点积极的姿态，眀王朝的历史就可能重写，但魏藻德不愿承担责任。在崇祯三番五次的询问下，始终沉默。不敢表态，而一向刚愎自用的崇祯偏偏喜欢在这种节骨眼上优柔寡断，因为没有得到首辅的支持。他也拿不定主意，最终放qì

和谈，能让眀王朝喘息的一线机会丧失了，所以《明史》本传称“藻德居位，一无建白，但倡议令百官捐助而已，”皇帝问计，他说不出来，只是建议朝廷下令让朝臣捐钱，这哪里是首辅的作为呢？

京城陷落，像工部尚书范景文等一大批人死节，而我们的首辅魏藻德却投降了李自成，然而在农民军那里，他并没有受到优待，李自成责问他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曾经“知耻”的状元答道：“我正准bèi

效力新朝，哪敢去死。”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崇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三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当时，农民军还强迫那些投降的眀臣交钱，魏藻德也不例外，而且属阁臣，交钱不少于十万金，在酷刑之下，魏藻德拿出了一万金，而当初倡议朝臣捐钱的时候他仅仅捐出100金。

刘宗敏嫌魏藻德出的钱太少，仍然把它夹着不放，整整五天，魏藻德脑裂而死，农民军又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继xù

索要钱财，其子说，家里啥也没有了，如果父亲活着，通过门生故吏也许还能筹到一点钱，现在死了，到哪弄钱去呀？

没钱，拿命来！其子也被农民军杀掉。

魏藻德是明朝倒数第二个状元，崇祯十六年，眀廷进行了最后一次科举，选出的状元叫杨廷鉴，国变，先降李自成，后降清，任松江府学教授，可惜，也许是官职太小，在《清史列传》里这个人连个“贰臣”也没混上，当属庸碌无为之辈吧！

巡检司害状元明朝时期的浙江省平阳县，因为管辖范围过大，县官管不过来，就在全县设了几个巡检司，帮zhù

县官处理各地民事和治安。苍南县（原属平阳县，1981年分出）灵溪坝头山附近就设有一个巡检司。关于这个巡检司，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有一次，巡检司带领一班人马到渎浦等地巡查，队伍浩浩荡荡，锣鼓齐鸣，好不威武。渎浦赈饥状元章士昌家奴看见，慌忙禀报状元夫人，说外面不知什么大官到此，十分威风。

状元夫人晓得此事，心生妒嫉，当晚就对状元耳边讲：“你当什么状元？还不如别人一个巡检司！”

状元连想都没想一下，打着鼻哼讲：“巡检司算什么官！我的一只靴，就可以叫他三步一跪，不信你试试看。”

过了一阵子，听说巡检司又来渎浦巡查，状元夫人就把状元轿扛到巡检司路过的地方，里面放着一只状元靴。巡检司路过此地，远远看见路中心放着一顶状元轿。巡检司赶紧落马，三步一跪，一直跪到状元轿，大声惊呼：“状元在上，受小人一拜！”一连叫了三声，里面无人答yīng

。

巡检司上前，掀开轿帘，发xiàn

里面仅仅放着一只靴子，其他什么都没有。巡检司又气又恼，心想：你这状元也欺人太甚了。

巡检司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治一治这个欺人状元。

过了半年光景，巡检司偷偷命人收集了很多刀枪剑戟之类的兵器，派人运送到状元府附近山边，把这些兵器偷偷埋到小河里，状元府大小家丁无人知晓这事。干完此事后，巡检司找人连夜快马密报朝廷，称温州平阳赈饥状元谋反，已经制造了大量兵器，藏在状元府附近小河里。

皇帝听说有人谋反，派人火速到现场查证。果然，状元府附近小河里查获大量兵器。皇帝大怒，下了一道圣旨，要将平阳赈饥状元就地正法。

温州太府晓得此事，觉得事有蹊跷。他想，赈饥状元因赈饥济贫出名，被朝廷封为状元，怎么会谋反呢？太府到京都禀报皇帝，要求再次进行查实。皇帝觉得温州太府想法有道理，就下了一道缓斩圣旨，派了另一队人马快速赶到平阳，当第二队人马赶到离斩首现场仅剩下五里路的时候，听到鉴斩场炮响，状元已经人头落地。

事情查清以后，皇帝觉得冤枉了状元，就下诏厚葬赈饥状元，赐金头一个。为防止有人劫棺，皇帝还赐给状元棺木36柩，外人根本不晓得金头在哪一柩棺木里面。

后世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屈死的状元，就在官兵听到炮响的离状元斩首之处五里的地方立了一个牌子，叫做五里牌。

明代摩崖石刻的故事在丰满区朱雀山经济开发区阿什村的悬崖上，有两处摩崖石刻。据考证，此处摩崖石刻是迄今为止吉林省内发xiàn

的唯一明代石刻，它是研究明代经略东北的重yào

历史遗迹，1961年，被吉林省人民zf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阿什哈达为满语，意为“一山忽然分为二”为断崖峭壁之意。

明代传说(九)

但史上记载。大都失守是至正二十八年，即公元1368年，而朱棣生于至正二十年，即1360年，时间相差七八年呢。因此，这种说法也最不靠谱，朱棣生前也从未承认过。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民间在骂朱元璋和朱棣。前者杀人如麻，不仁；后者则是非法当上皇帝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不孝。

与洪吉喇氏一样，翁氏也是蒙古女子，也是元顺帝的妃子。但民间之所以还有翁氏一说，可能是"洪"、"翁"译音上的相似而以讹传讹。这里就先姑且算翁氏是第四个妈妈吧。

刘献廷所著《广阳杂记》称："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翁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朱棣不是马皇后生的儿子，他的母亲是蒙古人翁氏，因为曾是元顺帝的妃子，所以史书上不方便提这事。但朱棣没有忘记这位蒙古生母，而是在宫中另外建庙，供奉她的牌位，让世世代代纪念她。

刘献廷为清朝人，他的文字，就如笔者现在这文字一样，仅是自己的观点。况且，他的依据是来源于北京一带的坊间传言（"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而且是小时候听说的，你说这靠谱么？

另有一说，出自民国学者王謇的《孤庐杂缀》。书中记载："往余幼从吴梦辄师恩同游，师告余曰：’克金陵时，官军得明成祖御碣于报恩寺塔座下，其文略谓：成祖生母为翁吉剌氏，翁故为元顺帝宫人。生成祖，距入明宫仅六月耳。明制：宫人入宫，七月内生子者，需受极刑。马后仁慈，遂诏翁以成祖为马后所生。实则成祖生日，距懿文太子之生，仅十月稍强也。翁自是遂抑郁而殁，易篑前，以己之画像一帧，授成祖ru母，且告以详，命于成祖成年就国后告之。成祖封燕王，ru母如命相告。于是，成祖始知己之来历，乃投袂奋起，而靖难之变作矣！’"

王謇所记也是"听来的"，老师是听曾国藩的幕僚冯桂芬说的。这么"据说"显然不足为凭。

朱棣的生母到底是谁？现在的情况来看，马皇后和碽妃李氏最有可能。

那比较一下马、李二人，朱棣还应该是马皇后所生，因为碽妃的情况与洪吉喇氏、翁氏一样，在时间上有破绽，生育时间与朱棣的年龄对不上号的。

但有人提出反对，说是在朱棣没有夺位之前，他是妃生的没有人提出异议。但在他通过政变取得皇位后，情况变了。篡位本来就是一件大逆不道之事，如果自己是妃生子，那就等于承认是庶出，而不是马皇后生嫡出。

在有嫡子的情况下，庶子是没有资格承继大位的，即皇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所以，朱棣为掩人耳目，把自己标为嫡出，以证明自己的资格是可以当皇帝的，就授意史官，有意将事情搞混，以掩人耳目。

为什么民间会有那么多传言，朱棣是元顺帝之妃所生？这与当时他篡位有直接关系，当时他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说是元妃所生，不就是骂他不是汉人的种么？！

在民国时期即有多名学者考证过，明史中有不少文字都改动过，与史实不符。特别是，称朱棣为马皇后所生的官方记载，都被做过手脚了。本来应该是最权威的《明史》等典籍，是清人万斯同编纂，他也给明史"抹黑"，好多东西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以讨好清廷，但这给后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留下许多历史悬念。

目前史学家认定朱棣为庶出的唯一"官方文件"，也是最权威记录，来源于明代《南京太常寺志》。但据考证，这书也被人做过手脚了，据说"枪手"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进士、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

孝陵内碽妃的牌位为什么"独向西"，有两种说法，一是朱棣和朱允炆这对叔侄在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中弄乱的，二是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所说：明南都太庙，嘉靖中为雷火所焚，嘉靖年间，孝陵前的供殿让雷击中，发生火灾，在神位重新摆放，有可能弄错了。

不过，顺便说一句，朱元璋名下有一二十个儿子，都称是他本人的"作品"。对此，笔者表示怀疑。

据说朱元璋有占**室的爱好，以显自己是男人，有能耐。除了把元顺帝的妃子搞进自己的皇宫，在打败老对手陈友谅时，也将其妻阇氏纳为妃子。阇氏当时已有身孕，不久就生了一个陈友谅的遗腹子，朱元璋一直当作自己的儿子，还将他封在长沙，为潭王。

史学家称这是以讹传讹，与朱棣生父是元顺帝的说法一样无稽。但无风不起Lang，里面肯定有故事。（作者不详）朱元璋的元配夫人马秀英可以说是结合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所有美德：贤惠、谦恭、宽厚、仁慈。朱元璋遇事总要与马秀英商量，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共过患难的夫妻，更多的是一种依赖与信任。朱元璋曾对马秀英说，朕有什么烦心事，往你这一坐心里就觉得踏实。

朱元璋杀苏坦妹时并不知dào

她是江南楚苏之一，事后还颇为得yì

，认为自己重振了军威。二夫人郭宁莲却不这样想，她大骂朱元璋滥杀无辜，然后赌气跑回了娘家，朱元璋没办法，只好向马秀英讨教。马秀英先是当着朱元璋的面冷嘲热讽一番，表明自己对错杀苏坦妹的立场，然后才替朱元璋拿主意，她让他把郭宁莲的父亲接来住段日子，不怕孝顺的郭宁莲不跟了来，这样做既维护了朱元璋的面子，一家人也团圆了,一番话说到了朱元璋的心坎上。

马秀英是那种让你很想接近的女人，虽然高高在上，却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压迫感，待人处事不卑不亢，遵纪守法并处处以身作则。

朱元璋登基做皇帝，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侯请赏的人络绎不绝，就象刘伯温所说的谁也不是圣人。朱元璋封完了有功之臣后来到后宫探视马秀英，笑着问她想不想为家人请封，马秀英回答朱元璋：“亲戚中有功劳有才干的追封无所谓，但寻常百姓追封请赏那是要说闲话的，你现在基业才刚开始，江山还没坐稳，就不要破这个例了。”朱元璋笑着说：“你是菩萨心肠，可你有没想过你身后的那些人，她们可不这么想。”“前有车后有辙，我不封谁还好意思讨封。”如此通情达理让朱元璋暗自佩服。果然，马秀英对朱元璋说的这一番话未及传达至整个后宫，达兰便在朱元璋面前为自己的亲戚们请封了。朱元璋便把马秀英拿出来做榜样，让达兰无言以对。

朱元璋把浙江四贤招至麾下后，恳请宋濂做西席，教太子们读书。这宋濂是出了名的治学严谨，故而对于不听教的学生常常是严惩不怠，无意中便得罪了真妃达兰。达兰看不惯他打太子的那股狠劲，拉着潭王跑到朱元璋处告状。当朱元璋看到潭王的一双小手被宋濂的板子打得又红又肿时，心疼的不得了，盛怒之下便欲治罪，马秀英劝道：“宋濂是你千辛万苦请来的西席，当初请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严加管教太子们的品行，在他的眼里，没有王公贵族只有顽皮的学生，如果是因为管教学生太过严厉而把老师赶走，岂不是被天下人笑话，说你朱元璋纵容太子，毫无容人之量。”一番话说得朱元璋颌首称是。

马秀英接二连三地跟达兰“过不去”令达兰十分不悦，便时常在嫔妃中调拨是非。楚方玉刚进后宫时，达兰便故yì

对马秀英说：“楚方玉一来，我们都尽失颜色了，我看皇上是要感化她，日后好封她为贵妃，当皇后也未可知啊。”马秀英听闻只平淡地回了一句：“你是越来越放肆了。”在马秀英看来，达兰为人并不可恶，只是让人觉得可怜，因此，马秀英在达兰出事前还提醒她：“去鸡鸣寺上香初一十五就行了，不要三天两头的往外跑。”达兰愣是没有听出话外之音，暗地里却骂马秀英多事。

朱元璋身边这么多女人，只有马秀英最忠于他，不管发生任何事，马秀英都坚决的站在朱元璋的立场替他分忧解难，因此，朱元璋对马秀英的感情最为真挚而且不容亵渎。上元节灯会，朱元璋微服与民同乐，无意中看到一些刁民用灯谜制成打油诗暗讽马秀英，不禁怒从心起，令人把赏灯会的所有游客都抓了起来，该审的审，该打的打，后被一卖凉粉的老头晓之以理才让其收回了成命，可想而知马秀英在朱元璋心中的位置。

明代传说(十)

马秀英晚年患疾。朱元璋请遍了所有的太医都治不好，情急之下把这些太医都关进了大牢，马秀英闻讯绝药抗议，她对朱元璋说：“太医们是好心，我的病我自己清楚，你这样招摇我心难安，以后再熬药端来我也不吃了。”朱元璋只好作罢。

马秀英身为后宫之首，深居简出，人缘极好，可你不要以为她对身外之事漠不关心，实jì

上她的通情达理、宽宏大量常常让周围的人为之叹服。朱元璋曾对太子说过这样一番话：“你母亲其实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她的话我还是常常听的，人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你母亲就是这样的人。”

达兰战乱年代，达兰一家被朱元璋手下生擒，危在旦夕，为救全家，达兰发了两封信，分别给朱元璋和他的对头陈友谅，陈友谅答yīng

帮她，连夜突袭了朱元璋的营地，把达兰一家救了出来，为了报答陈友谅的大恩大德，达兰以身相许，后摇身一变成为做过几年大汉皇帝的陈友谅的准皇后。

陈友谅兵败之际，胡惟庸为了讨好朱元璋，把同窗好友李醒芳为达兰画的肖像送给朱元璋过目，朱元璋见后不禁为画中的美色所吸引，胡惟庸趁机向朱元璋表忠心，承诺会帮他达成此愿。

达兰嫁给朱元璋时已有一个月的身孕，为了达到替陈友谅报仇的目的，达兰对朱元璋隐瞒了事实的真象。入住大明宫后，欲望让达兰变得野心勃勃，想重做皇后的心思再度燃起。一次，她找来李醒芳为自己的儿子潭王画像，无意中听到李醒芳与胡惟庸的一段对话，那就是俩人一致认为潭王长的并不象朱元璋，胡惟庸还讽刺朱元璋说，如果搞不好将来让潭王做了太子那可真是鹊占鹫巢，岂不是让天下人看笑话。

胡惟庸自从当上宰相后，想方设法笼络人心，这人心本是墙头草，哪儿风硬往哪跑，一时之间，胡之党羽遍布朝野，势力越来越大。达兰为了保住她与儿子的性命，以胡惟庸欺君罔上相要挟，因为胡惟庸明知她已有一个月的身孕还要把她送给朱元璋，以此胁迫胡惟庸参与自己的谋反计划，俩人各怀鬼胎，狼狈为奸。

达兰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以为凭借着胡惟庸的权势便可以达到弑君篡位的目的，却不知吕布韦只有一个，而且朱元璋一直在寻找陈友谅当年做皇帝时所用过的玉玺，后经多方查访，终于在陈友谅的弟弟陈德口中获知这枚玉玺落在了达兰的手中。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仗都打完了，达兰留着玉玺何用？

达兰貌美、善解人意，再加上略通琴艺，在刚嫁给朱元璋时备受宠爱，可她坏就坏在太过自以为是，朱元璋登基没有多久，她就勾结胡惟庸在外面买了一套宅院，三天两头的往外跑，这不能不让朱元璋起疑。朱元璋最初的想法还是希望二人能够回心转意，因为胡惟庸毕竟是跟他打过江山的谋士，此人又绝顶聪明，达兰在他心中仍有一定位置，她的风情盖过了后宫的所有嫔妃。他先是故yì

在达兰面前放风，数落胡惟庸的不是，比如指使太医放药杀刘伯温，企图收买看门人杀死徐达，以此警示达兰不要有非份之想，然后三天两头的给胡惟庸敲边鼓，告戒他不要太过猖狂。在朱元璋的警示下，俩人感到自己的末日就快到了，达兰有些沉不住气，她逼迫胡惟庸抓紧时机谋反，并提出在朱元璋寿宴时下毒，胡惟庸答yīng

了达兰的要求。

寿宴如期举行，表面看去风平Lang静，实jì

却暗伏杀机。就在达兰举杯向朱元璋贺寿之时，朱元璋预先布置好的御林军冲了进来，达兰已然是笼中困兽，只好作最后一搏，把事先藏在衣袖里的短刀挥向朱元璋，却被随侍在旁的郭宁莲一脚蹋飞，绝望之际达兰只好奔向胡惟庸，这个早就想摆脱达兰的胡惟庸趁乱夺过御林军所佩长剑刺向了达兰，达兰感到自己一股热流涌出，心象被揪空，一生的欲望随着胡惟庸的第二刺最终化成了泡影。

正是：几载为妃不知为谁，一夜梦醒祸国秧民。

出生穷苦的朱元璋，因为讨过饭，放过牛，身上难免会带有一些市井气、流氓气，因此做出一些抢男霸女的行径不足为怪。

金菊金菊是马秀英打小带在身边的丫头，当小丫头出落成大丫头的时候，她的命运便起了变化。朱元璋在一次醉酒时欲宠幸金菊，结果被无意中闯进来的马秀英撞破，朱元璋有些不快。事后，马秀英私下问金菊是否愿意侍奉皇上，得到的答案是宁死不从，马秀英看在金菊打小跟她的份上答yīng

放她出宫，没想到在出宫前还是落到了朱元璋的手里。金菊痛不欲生，万念俱灰之下欲投井自尽，结果误投了一口枯井，被宫里的人发xiàn

并救了上来。

金菊投井的事传遍了整个后宫，一时谣言四起，朱元璋听了很不高兴。古往今来，多少嫔妃想着法子讨好主子，金菊却以死相抗，这就等于是当着他朱元璋的面煸了他一巴掌，朱对金恨之入骨。金菊变得郁郁寡欢，一病不起。

皇后马秀英和皇妃郭宁莲看她怪可怜的，每日探视并好言劝慰，马皇后还派人为其熬药，终于说服了金菊从此顺从皇上，可朱元璋却不愿让其接近。皇后与皇妃频频跟金菊出主意，让她每天修整仪容，抓住机会投朱所好，可每回都被朱元璋臭骂一顿，说她邀宠目的叵测，金菊是热脸贴在冷屁股上，有时连个丫头都不如。这样一来，金菊在宫里的身份便有些尴尬，虽被皇帝宠幸过却是个无名无份的，皇后与皇妃为她请封过多次，朱元璋就是不答yīng

。

郭宁莲看金菊始终讨不了朱元璋的欢心，人越发消瘦，便把自己的儿子朱栋过继给她，好让她有个依靠。金菊便收了讨好皇帝的心，一心一意服侍起朱栋来。朱栎慢慢长大，与干娘金菊的感情与日俱增，也知dào

了她不得恩宠的原因，便找了个合适的机会在朱元璋面前百般为金菊开脱、请封，终于打动了已近暮年的朱元璋，封了金菊为哀妃。

按理金菊的悲惨命运应该到此就结束了，可没想到这个哀妃还没做几天，朱元璋就归天了。按大明律法，所有被皇帝宠幸过却没有生育的嫔妃全部都要殉葬，这件事不仅对金菊造成伤害，对朱栋的打击也很大，因为他跟金菊的感情早已超越了母子亲情。

金菊的幸是遇到了把她当成姐妹的马皇后和郭皇妃，不幸的是对朱元璋的“霸权主义”反抗的不够彻底，这就给朱元璋造成半推半就的印象，如果“革mìng

”的彻底一些也就不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了：）我比较欣赏围绕在朱元璋身边的几位性格鲜明的女子，她们机智聪颖，秉性刚烈，她们中的一些人，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同情弱小，有自己的政治主见，比起传统上的那些仕女更让人钦佩。

郭惠郭惠是朱元璋二夫人郭宁莲的妹妹，与朱元璋旗下大将蓝玉蓝将军情投意合，朱元璋为了得到她，胁迫郭惠母亲假造恩师遗嘱，硬生生地把一对有情人给拆散了。

郭母临死前为免女儿受屈，把事实相告，郭惠闻知十分气愤，不顾自己已是惠妃的显贵身份，在母丧其间与蓝玉频频私会。他们的私会让朱元璋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盛怒之下赐其一死。郭惠死后，朱元璋为了掩人耳目，对外谎称郭惠暴病而亡，还为其风光大葬。朱元璋在郭惠这件事上完全是咎由自取。

正所谓，是你的不用求，不是你的求来求去求场空。

楚方玉楚方玉与苏坦妹并称江南楚苏，俩人情同姐妹。朱元璋曾为错杀苏坦妹立过一块罪己碑，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虽立了碑，楚方玉仍是不肯原谅他，并发誓要为苏坦妹报仇。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派人暗地里把那块罪己碑给砸了，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砸碑不难，难的是砸碎立在世人心中的那块碑。楚方玉为了能在百官面前达到羞辱朱元璋的目的，女扮男装与李醒芳一起参加了江南的乡试。结果过五关斩六将，楚方玉以一名女子的身份进入了最后的殿试，实乃为天下的女子争了一口气。没想到在殿试的时候，她的政治见解激怒了朱元璋，差点没被朱元璋当堂刺死，幸亏刘伯温等人相助，楚方玉才逃过了一劫。

楚方玉被朱元璋关进了大牢后，刘伯温与李醒芳为了救她向朱元璋直谏厉害，并且证明楚方玉就是当年以一碗泔水救了朱元璋性命的人，朱元璋这才答yīng

放人。当楚方玉以女妆的形象出现在朱元璋的面前时，她的容貌和才气盖过了后宫所有的嫔妃，朱元璋恨不得立kè

将其纳为妃子，被楚方玉严词拒绝。

明代传说(十一)

朱元璋霸占楚方玉的手法并不高明。而且高估了自己的男性魅力。朱元璋见软硬兼施不能让楚方玉就范，只好拿李醒芳来要挟她，找了个理由把李醒芳下到了大牢里，楚方玉为救李醒芳，只好假意答yīng

了朱元璋的要求。

李醒芳与楚方玉本是莫逆之交，俩人结伴走遍大江南北，白天吟诗作画，夜晚促膝长谈，虽对外宣称是未婚夫妻实jì

上并无夫妻之实。他们的关系有点象现在所说的知己朋友，遇事无须明察暗访，只要一个眼神便能明白各自所想。楚方玉知dào

李醒芳断然不会独自逃走，然后一个人苛且地活在世上，她只好骗他说她答yīng

了做朱元璋的妃子，决定追求荣华富贵，这个决定让李醒芳万分失望，他痛斥楚方玉的变节行为，然后绝望的离开。

看到这里我真替楚方玉感到难过，枉做了那么多年的知己朋友。

楚对李的这种感情对于一个穷苦出生并且没有念过多少书的朱元璋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一般有才华的女子都比较清高，如果再不贪图荣华富贵，就算倾家荡产也不一定能获得她们的青睬。

楚方玉在李醒芳获释出狱远走他乡后，便自缢身亡了。

楚方玉的死对朱元璋的打击很大，他没想到楚是这么刚烈的一个女子，也最终领悟到，一个人即使拥有再大的权势，还是有他办不到的事情。不过，在这件事上，朱元璋又一次亵渎了斯文。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河南洛阳，福王府邸。

在宏伟壮丽的飞檐红墙映衬下，王府中堂广场尤显平阔。人声鼎沸中，烈焰腾腾，珍稀香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俱皆成为柴木，烘烧着一口从洛阳郊外迎恩寺抬来的"千人锅"。

巨大的铁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熊熊烈焰中，最骇人心目的景象是，巨锅之中，除七、八只剥皮去角的整只梅花鹿以外，还有一个光头的三百多斤的巨胖活人在里面，他盲人游泳一样瞎扑腾，时而窜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边嚎边叫，好不凄惨。其间，这个连**都被剃光的"猪油糕"样大胖人刚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大锅周围两三千围观的农民军士兵立kè

用长矛戮刺其胳膊，使此人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已经微微烧开的热水中"游泳"。

锅中被剥光剃毛干净的巨胖，不是什么寺中和尚，也不是在表演什么"绝世武功"。此人乃明朝当今皇上崇祯皇帝的亲叔父、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大锅周围兴高采烈围观的人，乃李自成手下农民军，他们正在欣赏的"活物"，正是马上要享shòu

大餐的一味主菜——"福禄(鹿)宴"中的"福"菜。

一个时辰过后，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数只锅中的梅花鹿已经被几千兵士吃入腹内，成为大家的美味晚餐。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藩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强敛赋税，当地人难忍官府压榨纷纷造反，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朱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朱金星是犯法被贬戌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首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感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至于姚雪垠先生小说中极力渲染的李岩，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个"实人"，仅靠历史笔记中的矛盾记载混编而成。

农民军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在当时几乎夺了明光宗当时的太子之位。明末"三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与其母大有关系。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娼，花天酒地，也算韬光养晦吧。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毕竟洛阳城极其坚固，农民军军攻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攻不下。傍晚，城内有数百明兵在城墙上纵马驰呼，城下农民军响应。于是，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突然把正指挥守城的王胤昌绑在城上，准bèi

献城投降。总兵王绍禹闻讯，急忙赶来谕解。哗变士兵大叫："贼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一时间叛兵动手，杀掉守城明军数人，不少人因惊堕城。

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即时陷落。王胤昌见势不妙，掉转马头就跑(崇祯帝把他逮捕，凌迟于市)。

巨胖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脚快，缒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权"。

别人逃的了，福王没有这福份。很快，他就被农民军寻迹逮捕，押回城内。半路，正遇被执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言毕，吕尚书骂贼不屈，英勇就死。福王熊包一个，见了李自成，立kè

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

李自成也笑，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条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农民军中各行各业能手应有尽有，几个昔日大厨子出身的兵卒闻言踊跃，持刀上前，轻刮细剃，先把福王身上毛发尽数刮干净，然后拨去指甲，以药水灌肠排去粪便，里里外外弄干净后，送大闸蟹一样把他放入大锅中慢炖，笑看他在白汤佐料间上下翻滚，肥肉与鹿肉齐飞，汤水共花椒一色，终成一顿美餐。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皆运空而去。

在明朝的历史上，我们只知dào

有一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皇帝。那就是被叔叔朱棣夺了政权，不知是被烧死还是流落江湖的建文帝朱允炆。岂不知还有一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皇后。她是谁呢？她就是明熹宗的皇后张皇后。

张皇后是在天启元年，与明熹宗举行的大婚。姓张，名嫣，字祖娥，小名宝珠，是河南祥符县清生张国纪的女儿。人长的丰姿绰约，美色天成，又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聪明睿智的好皇后。小夫妻两人在婚后初期很是恩爱，熹宗当年四月便正式册封她为正宫皇后。可是这明熹宗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每天只知dào

玩乐，做木匠活，从来不问朝政，后来又宠信魏忠贤和ru母客氏。张皇后对魏忠贤这些人横行霸道、扰乱朝政的恶行很是不满，常常借夫妻二人单独相处的时候相机劝诫，可是熹宗总是听不进去。

于是两人之间逐步的有了一些生分。这张皇后很有心计，对国家的大事也有自己的主见，她对客氏的许多做法十分的不满。多次想召客氏到宫中，趁机除掉她。但这客氏似乎对张皇后也已有了疑心，时时处处对张皇后提防戒备。客氏因为是熹宗皇帝的ru母，一手把他带大，常以熹宗的母亲自居，时常在宫内大耍威风，根本不把嫔妃看在眼里，对张皇后也是如此。对于客氏的横暴，张皇后非常反感，她曾当面斥责客氏，因此，客氏、魏忠贤与张后结下冤仇，必欲铲除而后快。

明代传说(十二)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张皇后怀孕了，客氏心想机会来了，便将张皇后宫中的下人一律换成她的心腹，在侍候张氏的时后粗手粗脚。终于有一天，一个宫女给张氏捶背的时候故yì

用劲过猛，结果造成张皇后流产。?在暗害张皇后的同时，客、魏二人还把毒手伸向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想以此牵扯张皇后，废掉张皇后而立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的女儿为皇后。于是他们便在宫中造谣说张皇后是被张国纪收养的一个在逃杀人犯的女儿。她的父亲实jì

上是汪洋大盗孙二。朱由校听说了之后居然信以为真，不辨黑白就下旨革去了张国纪的爵禄，勒令他会老家养老，但熹宗并未动张皇后。他似乎对张皇后还存有一些夫妇之情。熹宗不想客氏等人伤害张皇后，也不想张皇后伤害他的这些心腹。所以往往是在两者之间保持沉默。

本来熹宗朱由校的身体很健康，二十岁刚出头，从没得过病，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从天启六年开始，身体却日渐虚弱起来，脸和身上都出现了浮肿。到了天启七年，竟病倒在床，时常发高烧，浮肿加重，饭量也大减，说话有气无力，朝野上下惶惶不安。这时，京师传出了魏忠贤预谋篡位的谣言，闹得满城风雨。张皇后忧心忡忡。熹宗生病之后，卧病在床，张皇后每天不分早晚亲自照料。大概出于良知的发xiàn

，自天启七年朱由校性格发生了某些细微的变化。他开始注意他周围的人，对张皇后的态度也渐渐转变了。

张皇后虽然也只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但作为天下之母，她还是很有政治头脑的。她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复杂的形势，必须沉着冷静，当务之急是解决皇位的继承问题，绝不能使客、魏的篡位阴谋得惩。如今，朱由校的病眼看无望再起，又无子嗣，张皇后就想到了朱由校同父异母的弟弟信王朱由检。遵照“兄终弟及”的惯例，信王是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的，况且他素有贤名，能当此大任。于是，张皇后就对病中的朱由校提起了信王，说他可以托付大事，朱由校点头同意。这时候魏忠贤等人时刻守在宫殿内外以防不测。为了防止他们发动政变，突然篡权，张皇后劝说朱由校马上召见信王，但由于客、魏防范太严未能成功。后来她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偷偷地安排信王和熹宗见面。在张皇后的机密安排下信王来到乾清宫，见到了他的哥哥。看到哥哥全身浮肿、气息奄奄，很是难过。朱由校强打起精神说：“我弟将来要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嫂子。”信王听说皇帝要传位给他，还百般推辞，这时张皇后从帘后走出来，急声说道：“皇叔千万不要再推辞，现在正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候，你一定要担起国家社稷的大任。”?信王只是伏地叩头不敢回声。接见结束后，张皇后叮嘱他多加保重，随时注意事态变化。朱由校昏昏庸庸过了20余年，只有接见信王确定继位人是他做的惟一一件明白事。在这件事中张皇后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信王朱由检也正是在她的鼓励之下，才鼓起勇气入宫继位的。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驾崩，张皇后马上传旨，命人迎信王入宫，同时向天下宣告信王继承大统。次日，朱由检登基，张皇后才放下心来。张皇后凭借自己的机敏果duàn

，完成了一件力定社稷的惊人之举。

朱由检登基后，对张皇后十分的尊敬，封张皇后为懿安皇后，尊养于宫中。崇祯十七年﹝1644年﹞，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攻陷北京之后，崇祯帝眼见国破家亡，派人将儿子送出宫外之后，返回后宫亲手砍杀了公主，然后令后后妃们自尽，自己则带着太监王承恩到煤山上自缢而亡。但是，对于皇嫂张皇后的下落却没有记载。以至于几百年来，后世史家对张皇后的下落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成为明末清初的一大历史谜案。

有关熹宗张皇后的下落，大致有这么几种说法。据赵士锦的《甲申纪事》记载，张皇后最终是投降了李自成的起义军。张皇后因为屡次力劝昏庸的熹宗，保全被魏忠贤迫害的大臣。民间对张皇后的看法也很不错。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声望也很高，李自成称其为后宫贤主，据说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城之后，军师曾经命令义军不可伤害张皇后。他们进宫之后，遇到没来的及逃走的张皇后，让宫女扶之上座，并派专人护卫。张皇后感激之下，就投降了李自成的义军。后来，在李自成兵败撤tuì

之时没了下落。但是，也有史家对此说提出了异议。赵士锦虽然是明清易代的当事人之一，书中记载大都是自己的耳闻目睹。但是，他作为一名亡明官员，在城破之后，就被李自成的起义军关押，所以，张皇后投降的事情并非其亲眼所见。所以后人很快就对他的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熹宗张皇后“严正有丈夫气”，不可能屈膝投降灭亡自己的起义军。

还有一种说法说，张皇后在城破之后，被李自成的义军杀死，这一说法来自王源的《居业堂集》中的记载。书中称：“河南尉氏人王大本为义军将领，攻克北京后王与其他四人共同俘获了懿安皇后，有人对皇后不逊，王大本大怒：这是一代国母，怎能胡来？当即抽刀将皇后杀死，使其虽死却未受辱。

此外，还有说法认为，张皇后没有投降义军，而是化妆逃出了北京城。据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计六奇《明季北略》、谈迁《国榷》等书记载。崇祯帝在义军攻破京城之际，派人到张皇后的住所，劝她自裁。但张皇后没有这么做。而是趁着宫中大乱之机，用一件破衣服蒙了头，逃入了成国公府。据说后来还有人见过从宫中逃出来的张皇后。

这些说法哪些才是真实的呢？我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张皇后的个性，她最大的可能就是自尽了。据贺宿《懿安事略》记载，起义军攻入京城后，“宫中鼎沸，后闻变自缢”。在周同谷《霜猿集》中也记载说“西安张孟坚从贼入宫，亲见后死，曾为予言之。”此外，在官方正史《明史》、《清史稿》等书中也认为张皇后是在城破之际自缢身亡，并且记载了清朝入城之后，将其合葬于熹宗德陵的经过。不过这也是猜测。也许只有等到日后考古发掘熹宗德陵的那一天，这个历史谜案才能有一个最终的定论。

在中国古代，皇帝为天下至尊，富有四海，为了把这江山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所有皇帝都希望自己能子孙满堂，人丁兴旺。为了确保皇帝有子嗣，中国古代的皇帝都广纳嫔妃。周代的制度是:“天子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在明代，皇后以下则有皇贵妃、贵妃、九嫔、才人、婕妤、美人、昭容、选侍、淑女等。其中淑女为最末等，初选入宫即为淑女。俗话说:“后宫佳丽三千。”如果仅仅计算皇帝的妻妾们，当然没有这么多，但如果加上可以随时为皇帝所驱使的宫女们，这个数目就远远不止三千了。据记载，明朝末年，内廷宫女多达9000人。这些宫女大多数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和自己近在咫尺的皇帝，他们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杂役，直至老死宫中。

明朝吸取了前朝外戚干政的教xùn

，严格控zhì

后族的势力，因此明朝的皇后多为小家碧玉，来自民间。据《明史·后妃传》记载，朱元璋于洪武元年修纂《女训》，作为管理后妃的“家法”。在后妃的遴选上，为防范朝中权臣与后宫勾结，规定“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而且偏重于选择清贫之家的女子，试图以此辅佐皇帝去节俭勤政。后族爵位虽高，却基本没有实权。朱元璋还在宫内挂了一块红牌，上面镌刻着警戒妃嫔不能乱政的话。而明代历代的皇帝也一向对此严加防范。

那么，明朝是怎样确定这些妃嫔的“最高领导人”——皇后呢？

明代选后妃的制度十分规范，逐级加以筛选淘汰。第一步是“海选”。每当皇帝到了大婚年龄时，皇宫都会派遣宦官到全国各地挑选年龄在十三到十六岁之间的少女，从中选出5000名由皇家支付路费，由父母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京城进行第二轮选拔。第二轮选拔时，宦官们选择一个较大场地，把少女每百人排成一行，按年龄大小排序，一番察看后，把那些过于高矮胖瘦的少女淘汰。

明代传说(十三)

这一**概会淘汰五分之一。在初选的第二天进行第三轮选拔。宦官们采用第一天的列队方式，仔细察看每人的五官、头发、皮肤以及音色、仪态，只要有一项不合规定，便被淘汰。这一轮又会淘汰剩余人数的一半。剩余的大约2000人会进行第四轮的精选。这一轮，太监们不仅会用尺子细量少女的手足，还会考察少女的步姿与风韵。这一步又会淘汰1000名少女。最终留下的1000名美女召入宫中继xù

参加选拔。而太监们的使命也至此画上了句号。

过了这四关的女子大概只有1000名，都成为了宫女，但是能否成为后妃，还要进一步的观察。入宫后，宫中宫娥们将那些宫女分别引入密室“探其ru，嗅其腋，扪其肌理，察其贞洁”，身上不能有一丝疤痕，肌肤必须细腻光泽，这样，从这1000人中再选出300人为宫女头目。第五关是由皇帝派遣的宦官详细观察这300名留宫的美女一个月，依据她们的性情言语，判断性格是否温柔敦厚，是否具有智慧并且贤惠。据此，再筛掉250人，剩下的50人便自动晋级为嫔妃。倒数第二轮是“选三”，就是由皇太后或太妃从50人中选出三个供皇帝钦定。最后由皇帝钦定一名皇后。一般“选三”后陪选的两名美女，都会被封为贵妃，但也有被赐予金银币退回家的。如明光宗当太子时选太子妃，刘氏与郭氏姐妹进入最后一轮角逐，郭氏老大被选为太子妃，其妹与刘大姑落选，赐给金币后返回家中。据载，这位刘氏自感身价百倍，回故里后不愿再嫁凡夫俗子，做了一辈子老处女。

严嵩虽然在嘉靖朝权倾一时，位高权重，为人也阴险狡诈，但他在家庭生活中却是一个好丈夫，与结发妻子欧阳氏的感情很好，没有其他姬妾，二人育有二女一子。严嵩柄政时，朝野上下流传着“大丞相”、“小丞相”的称呼，“大丞相”指的是严嵩，“小丞相”指的就是严嵩独子——严世蕃。

据说，明代有名的一部小说《金瓶梅》就与严世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中的“西门庆”这个主要人物就是影射严世蕃而来的。严世蕃小名“庆儿”，号“东楼”，《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将“东楼”化作“西门”，直接用“庆”字为名，创造出这个小说人物，来影射严世蕃荒yin无度的生活。这里姑且不去考证“西门庆”到底是不是以严世蕃为原型，但严世蕃贪酷成性、生活糜烂却是跟小说里的西门庆非常相似。

一次，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从江南回来，送给严世蕃的见面礼就是一顶价值连城的金丝帐，还给严世蕃的二十七个姬妾每人一个珠宝髻。就这些礼物，严世蕃还嫌太少，心里非常不满，可见他的贪婪到了何种程度。世宗的第三子裕王朱载垕(chòu)，按例应被立为太子，但世宗对他不是很亲近。因此，严氏父子对他也很冷淡。就连照例每年该给裕王府的岁赐，户部都因为没有严氏父子的命令而一连三年都没给发放。最后，这位未来的皇帝凑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给严世蕃，严世蕃欣然接受，才让户部补发了岁赐。严世蕃每每向人夸耀：“天子的儿子尚且要送给我银子，谁敢不给我送银子?”严世蕃的胆子真是大到了极点。

严嵩虽然奸贪狡诈，但却只有欧阳氏一个妻子，二人携手终老。严世蕃在这点上与他父亲截然不同。贪必好yin，yin必生贪，这话用在严嵩身上未必准确，但用在严世蕃的身上却很合适。他荒yin无度的生活比起《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过之而无不及。严世蕃的妻妾就有二十七个，其他的侍女、丫鬟更是无数。他让他的这些美妻娇妾，列屋群居，她们所用服饰，绣着龙凤花纹，点缀着珍珠宝石，极尽奢华之能事。严世蕃用象牙床，围着金丝帐，朝歌夜舞，很为自己的奢糜生活感到得yì

。但是他没想到，这正是他最被百姓痛恨的原因之一。嘉靖一朝，南倭北虏，民不聊生，严世蕃的大肆奢华铺张当然就更招人忌恨。

严氏父子因其贪赃枉法早就被正直之士所痛恨，不断有人站出来弹劾他们。但是，因为明世宗的偏听偏信、严嵩的奸猾狡诈，这些弹劾不但都没有奏效，那些上章弹劾他们父子的人反而往往备受打击，丢官不说，有的还搭上了身家性命。

沈炼，曾作锦衣卫经lì

。嘉靖三十一年(1551)，上疏弹劾严嵩“贪婪愚鄙”，历数其“受将帅之贿，边防弛备”、“受诸王馈赠，干预宗室事务”、“揽御史之权，败坏政纪”、“嫉贤妒能”等罪状。世宗不但未将严嵩治罪，还认为这是沈炼诋毁大臣，下诏将沈炼廷杖、谪官。严氏父子并不罢休，几年后，指使党羽寻机陷害，沈炼被斩，他的三个儿子，两个被打死，一个被发配到边疆。

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之臣的杨继盛也是因弹劾严嵩而获罪。嘉靖三十二年(1553)，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坏祖宗之成法”、“窃皇上之大权”、“误军国之机”等十大罪状、五大奸宄(ɡuǐ)，揭露严嵩祸国殃民的真实面目。在奏章的最后，杨继盛恳求皇帝“听臣之言，察嵩之奸”。疏中所奏严嵩的罪状，严嵩无法抵赖，但严嵩毕竟老谋深算，他抓住杨继盛疏中“或问二王(裕王、景王)，令其面陈嵩恶”这句话，诬陷杨继盛与二王串通。刚愎自用的世宗最忌讳大臣们越过他和自己的儿子们结交，生怕因此而产生逼宫，遂不问疏中揭发严嵩的罪状是否属实，就降旨将杨继盛逮捕入狱。在下狱两年多后，杨继盛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处决。行刑前，杨继盛从容赋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严氏父子再次侥幸逃脱，但是他们身边早已危机四伏了。

世宗的荒诞、自大、残忍和喜欢玩弄权术，使得他的行事无法用正常的逻辑来解释。严嵩的仕途生涯与世宗紧紧相连，他的荣辱兴衰都决定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严嵩入阁二十一年，任首辅十五年，除了杨士奇，有明一代，无人能及。严氏父子奸险误国，早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世宗却无动于衷。那么，严嵩究竟是怎么垮台的呢?原来，世宗下决心除去严氏父子，还是阴谋和权术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的妻子欧阳氏去世，严世蕃按旧时礼制应回乡守制三年，虽然皇帝应严嵩的奏请，准许严世蕃留京，但他在居丧期间已不能代父入值票拟。严嵩此时已有八十余岁，老朽昏聩，他所作的票拟往往言语不清，前后矛盾，他所进献的青词也都是别人代写，这些多不称世宗的心意，遂对严嵩渐渐心生不满，后来又听说严世蕃贪虐yin纵，对其父子更感厌恶。

这时，严嵩可谓是祸不单行，自己不得皇帝的欢心不说，还与时任次辅的徐阶发生了渐趋白热化的斗争。徐阶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权略的人，他感觉到世宗对严嵩态度的微妙转变，就买通了世宗很信任的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显现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世宗问：“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蓝道行诡称：“留待皇帝正法。”世宗心有所动。就在这一年，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发生一场大火，皇帝不知以后怎么办，向大臣询问，严嵩竟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锢之所，这对喜欢祥瑞的世宗来讲，真是犯了大忌讳。徐阶迎合皇帝心意，主张重建万寿宫，没多久，新宫拔地而起，比先前更巍峨漂亮。这样，徐阶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渐有取代严嵩之势。这件事成了严嵩晚年命运的转折点。

严嵩失宠，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上疏弹劾严嵩。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徐阶的怂恿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严世蕃谪戍雷州卫。严世蕃在谪戍雷州中途跑回江西老家，本性难移，继xù

作恶多端。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又被御史弹劾。世宗大怒，将严世蕃逮捕下狱。第二年案结，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严嵩只得在祖坟旁搭一茅屋，寄食其中，晚景非常凄凉。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一代奸臣严嵩就这样，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

明代传说(十四)

他死时穷得买不起棺木。也没有吊唁者。临死前，严嵩艰难地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掷笔而死。

当年的十二月，明世宗也龙驭宾天了。奸臣佐昏君，这一对君臣还真是“相得益彰”啊。二人同年而死，一个时代落幕了。

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严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广为流传，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与此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传说有一段公案。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后来事情败露，严嵩对其怀恨在心。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多有诋毁，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

《倚天屠龙记》第二十五章《举火燎天何煌煌》中写道：杨逍案头有一本《明教流传中土记》，“张无忌翻开书来，但见小楷恭录，事事旁征博引。书中载得明白，明教源出波斯，本名摩尼教，于唐武后延载元年传入中土。其时波斯人拂多诞持明教‘三宗经’来朝，中国人始习此教经典……至会昌三年，朝廷下令杀明教徒，明教势力大衰。自此之后，明教便成为犯禁的秘密教会，历朝均受官府摧残。明教为图生存，行事不免诡秘，终于摩尼教这个‘摩’字，被人改为‘魔’字，世人遂称之为魔教。”

这段考证的确不假，中国历史上的明教确实源自波斯的摩尼教。明教在唐朝武则天时期传入中国，明朝以后逐渐衰亡。这个可能只有历史学者才能注意到的宗教，却由于武侠大师金庸的《倚天屠龙记》而名声大噪。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明教占了相当的篇幅，全书涉及明教的不仅有江湖的恩恩怨怨(如各大门派围攻明教)，还有朝廷的利诱瓦解(如赵敏郡主的拉拢)，以及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如小昭与张无忌的感情)，甚至还认为明朝之所以称为“明”，也与明教有莫大的关系。那么，真实的明教到底什么样呢？

公元3世纪创立，教徒全部吃素摩尼教产生于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立。摩尼教创立后，即在波斯境内广为传播，并迅速进入北非、欧洲、小亚细亚、中亚一带。据说，摩尼本人在游历中亚时曾到过中国西北地区，但摩尼教正式传入中国则是在唐武则天时期(公元7世纪末)。

由于摩尼教宣扬光明，在传入中国后，逐渐被称为“明教”。类似于佛教，明教教徒也要食素，因为他们认为素食中包含的光明较多，吃素可以净化自身的灵魂。因而，除非是叛教者，一般都严格遵守素食的戒律。《倚天屠龙记》第十四章中提及，张无忌见到所谓明教徒的朱元璋、徐达一伙在吃牛肉，为之一凛。张无忌的吃惊正反映了明教的教义之严。

势力曾仅次于佛教，频繁参与农民起义明教在唐代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武则天时期，该教处于合法地位；唐玄宗开元二十年，朝廷认为该教妄称佛教，欺骗百姓，故不准中土民众信奉，只许在西域人中自行流传。在此期间，明教成为了回鹘国的国教。安史之乱中，唐朝屡次向回鹘借兵求援，明教借回鹘的势力，重新风行于中土，在各地广建寺院(称大云光明寺)。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明教在中国的势力达到顶峰，仅次于佛教，居著名的三夷教(明教、景教、祆教)之首。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朝廷下令禁止明教在华传播，并没收明教的寺院财产，明教教众遂转入秘密活动。在组织上，中土明教也逐渐与西域的摩尼教团总部脱离联系。

唐朝灭亡后，明教继xù

在民间秘密流传。一些信奉明教的知识分子，修建了许多明教寺院并隐居其中。如建于元代的福建泉州市晋江县华表山麓草庵，就是中国仅存的明教寺院。

宋代农**动中，特别是在江浙和福建一带，反抗官府的农民所参加的诸多秘密会社中，不少都吸收或渗透了明教的成分，如北宋末年，方腊利用明教组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震动了东南半壁河山。而在《倚天屠龙记》故事所发生的元代，明教仍然以种种形式存zài

，并相当兴盛。《倚天屠龙记》中所写的明教来源、传入中土以及后来在中国的传播、被禁的情况，与史实基本相符。

波斯总教、中亚教团相继灭亡，中土明教硕果仅存其实，在摩尼教的诞生地波斯，它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命运还不如在中国的明教。就在摩尼创立摩尼教后不久，波斯的萨珊王朝认为摩尼教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于是在公元276年左右，波斯国王巴赫拉姆一世处死了摩尼，宣bù

摩尼教为异教，对摩尼教信徒实行全面迫害。许多教徒不堪其苦，就向东逃亡，一部分教徒加入了在中亚的摩尼教团。

摩尼教团的创始人是摩尼的弟子阿莫大师，在中亚地区颇有影响，后来传入中国的明教，实jì

上就是从中亚的摩尼教团传来。由于早在公元6世纪，摩尼教团就在撒特·奥尔米兹的领导下宣bù

脱离设在巴比伦的摩尼教总教会，自己组成中亚教团，总部定于撒马尔罕。因此中土的明教与波斯总教几乎没有什么瓜葛，《倚天屠龙记》中明教隶属于波斯总教的说法纯属虚构。

在中亚摩尼教团独立后不久，波斯的摩尼教就迅速走向了灭亡。当时统治波斯的萨珊王朝与拜占庭帝国进行了连年的战争，但并没有征服后者，反而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实力，结果萨珊王朝在公元651年被阿拉伯帝国所灭。

阿拉伯帝国占领波斯全境后，全面推行伊斯兰教，给摩尼教带来了灭顶之灾。中亚的摩尼教团也在穆斯林和蒙古势力的夹击下走向灭亡。这样，到元朝末年，在中国秘密存zài

的明教反而成了唯一兴盛的摩尼教。《倚天屠龙记》中波斯总教兴师动众地到中土寻找圣女，并最后把张无忌的女友小昭接回去当教主的故事，自然没有历史根据。

不过，小昭常唱的小曲“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倒是正宗的舶来品。该曲出自波斯著名哲学家兼诗人莪默·伽亚谟的诗集《鲁拜集》，只是金庸先生多加了两个“兮”字，便生出无限的意蕴。联想到小昭的离别，更是令人不胜嘘唏。金庸也自称：在《倚天屠龙记》的几位女性角色中，比较喜欢小昭。而小说的结局却是把小昭发配到了早已灭亡的波斯，更是令人感慨不已。

明教弟子朱元璋创立明朝，登基之后取缔明教波斯总教既已灭绝，中土的明教也未能独秀多久。元朝末年可以说是明教最后的风光时期了。一方面，明教的教义被其他秘密宗教如白莲教吸纳并发展；另一方面，明教自身在下层民众和一些知识分子中不断传播。

因为长期处于秘密状态，明教教名也有了多种别称，除浙江称摩尼教、福建称明教外，淮南称二桧子，江东称四果，江西称金刚禅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实jì

上就曾加入过明教。《倚天屠龙记》结尾写到：由于朱元璋靠明教起家，因而国号中不得不带一个“明”字。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均从明教而来。这种说法，虽然有点牵强，但也有一定的历史根据。

更有趣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实jì

上导致了明教的全面衰落。朱元璋在登上九五至尊之后，由于深知秘密教派的厉害，便下诏严禁白莲教、明教等教派，并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明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其后，白莲教以各种支派的形式变换名目继xù

得到发展，明教却逐渐衰落了。到明清之际，明教在中国完全消失了。

一两银子到底值多少钱，很多人都讨论过吧．拘我研究现在很多人其实是毫无概念的。特别以当代**电视剧为极端，居然出现两个馒头一碗汤5两银子，一个少奶奶一次赌博输掉一千万两银子等等荒唐透顶的情节。

明代传说(十五)

显示当前中国的创作人无知和不认真到了何等程度。要知dào

万历年间国库年收入才达到200万两，而且还是经过张居正改革后国库收入丰富才有的数字。甚至包括了金庸这样的大师似乎也对银两的货币价值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大家都该记得郭靖初遇黄蓉，被她宰了。

《红楼梦》里刘姥姥看到贾府上下一餐螃蟹24两银子，感叹说小户人家可以过一年了。要知dào

刘姥姥家当时也算中产阶级的，有房有地还雇得起工人丫头，第一次上贾府打秋风，得了20两银子，千恩万谢的。《明史》里也提到七品知县一年的正当俸禄（基本工资吧）只是45两白银。而《射雕》时代在南宋中晚期，白银流通量还低于明清，其价值只能更高才对，这19两多一餐饭，不管是怎样难得的美味佳肴都似乎太过分了。

因为各朝代银两的货币价值都有所不同，那么现在一般推算古币值都采用一般等价物交换的方式来计算，对中国人来说千年不变的民生商品就是大米。以下采用太平年间的大米物价记录为标准，进行一个粗略的推算，大致可以得出银两的货币价值答案。

史载明朝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一般质量的大米二石，当时的一石约为94.4公斤，一两银子就可以买188.8公斤大米，就是377.6斤。现在我国一般家庭吃的大米在一斤1.5元至2元之间，以中间价1.75元计算，可以算出明朝一两银子=人民币660.8元。

由于《红楼梦》故事虽以清朝为原型，生活状况却以明朝为蓝本，姑且以明朝的银两价值计算，刘姥姥拿到了一万三千多元的过年费，当然很高兴了；而郭靖则付出了超出一万二千元人民币一餐饭钱，还是在张家口这样一个小地方，太夸张了吧。郭靖就算傻，但穷苦出身，不可能不知dào

钱的价值，黄蓉更不可能挨店家的这一宰吧。

这一两银子要是拿到唐朝就购买力而言更是高得吓人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一斗米只卖5文钱，通常一两银子折1000文铜钱（又称一贯），就可以买200斗米，10斗为一石，即是20石，唐代的一石约为59公斤，以今天一般米价1.75元一斤计算，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4130元的购买力。唐玄宗开元年间通货膨胀，米价涨到10文一斗，也是一两银子=2065元人民币。

最大的问题出在宋朝，主要原因是宋朝的钱币制度极其混乱，而其记载也矛盾重重。宋朝是以“钱”为流通货币的，因为宋朝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工商业也前所未有地发达，因此货币需求量也前所未有的庞大，而且白银的产量和进口量都不高并且当时没有类似央行这样的zf宏观调控管理机构，造成了极为混乱的情况。我们知dào

一般朝代1000个钱为一贯，等于一两银子，但是宋朝却不是这样的。《宋史·食货志》及《续资治通鉴》均提到自真宗朝开始因白银存量偏少不足以赶上经济的发展，银价不断上涨，基本上是2000个以上的铜钱当银一两。而且宋朝“钱法”很乱，有铜钱、铁钱还有铅锡钱同时流通，各州都有权自行铸钱，还存zài

私人铸钱的情况，钱的大小不一、成分不宜、价值多变，“随时立制”，非常混乱。川陕地区通行铁钱，十个换一个铜钱，江南和江北流通的钱还不一样。一贯实jì

有多少个钱也是不确定的，有800或850个为一贯的，也有480个为一贯，还要下诏以770个为一贯，并且各州“私用则各随其俗”，完全是笔糊涂账。

根据《宋史·食货志》提到“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和《宋史·职官志》“每斗（米）折钱三十文”的记载，姑且以2000个铜钱折银一两计算，太平时期米价是1石600—300钱（靖康之乱前后到南宋初期有一两银子一石米的，不在正常计算范围）。1两基本上可以买到4—8石大米，以宋石66公斤计算，1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近924—1848元；（一说宋石为96斤，就相当于1两银子672—1344元）。假定南宋银价与北宋相差不多，那么郭靖请黄蓉一餐吃掉了少则一万三多则超三万的钱，难怪小姑娘一下子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了。

综上所述，关于“一两银子值多少人民币”的问题，基本上能够得出的结论是：清朝中晚期一两银子价值人民币150—220元左右；明朝中期价值人民币600—800元；北宋朝中期600元—1300元（或1000—1800元）；盛唐时期2000—4000元。

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骁勇善战，令殖民者闻之丧胆。但郑成功就在台湾收复后不久便去世了，年仅38岁。正值壮年，却突然暴病而亡。仔细推敲其死因，就会发xiàn

有许多疑点。

关于郑成功的死，同时代人如李光地、林时对、夏琳等人的笔记都很简单，一般是说“伤风寒”、“感冒风寒”，但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怎会轻易地被“风寒”夺去生命？

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情况和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背景，有人认为郑成功是被人投毒杀死的，这一说法目前最引人注目。此说主要的依据有：

第一，郑成功死前的情状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似，另外，夏琳《闽海纪闻》中记载郑成功临终前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成功将药投之于地，然后成功“顿足扶膺，大呼而殂”。郑成功大概察觉出有人谋害自己，但为时已晚。

第二，郑氏集团内部暗藏着一些危险因素。生性暴烈的郑成功，用法严峻，郑氏部下，包括他的长辈亲族因过被处以极刑者很多，众将人心惶惶，其中很多人在清廷高官厚禄诱惑下叛逃，郑氏集团内部关系极其紧张。伍远贤所编《郑成功传说》一书中记述，清廷收买内奸刺杀郑成功，因此，如果说台湾岛上一直有人企图谋害郑成功，极有可能是以清廷作为背景。

第三，一个重大疑点是马信神mì

地死去。马信是清降将，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亲信，郑成功去世当天，由他荐一医师投药一帖，夜里郑成功死去，他本人也突然无病而卒。照李光地的说法，马信在郑成功去世的第二天就死去，江日升《台湾外纪》中记载，其死期距郑成功去世仅仅5天。因此马信可能直接参与谋害郑成功的活动，但后来又被人杀害以灭口。

那么，这起谋杀案的主谋究竟是谁呢？人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到了郑成功兄弟辈的郑泰、郑鸣骏、郑袭等人的身上，特别是郑泰。郑泰长期操纵郑氏集团的东西洋贸易，掌握财政大权，对郑成功早存异心，对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曾极力反对。复台初期的郑氏政权财政面临困境，郑泰却暗地里在日本存银30多万以备他用。等到郑成功去世，郑泰等人迫不及待地伪造郑成功的遗命对郑经诛讨，并抬出有野心但无才干的郑袭来承兄续统。最后，他们的阴谋被郑经挫败，郑泰入狱而死，郑鸣骏等率部众携亲眷投清，据此分析，策划谋害郑成功的很可能就是郑泰等人。他们早存夺权之心，还可能和清廷有勾结。他们乘郑成功患感冒的时候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夏琳和江日升的记载中说，郑成功病情开始并不严重，常常登台观望、看书，有时还饮酒，甚至拒绝服药。他们极可能在酒中下毒，但这期间饮酒较少，因此七八天毒性才发作。最后他们又在医生开的凉剂中下毒，郑成功终于被毒死。郑成功死后，郑经先是忙于对付郑泰的叛乱，后发xiàn

郑泰在日本银行的巨款，又集中注意力追回这笔款子。他本人又因犯奸险些被郑成功杀死，对郑成功之死也许心存侥幸，因此郑成功的死因在当时没有被深究。海天茫茫，也许这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了。

成书于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是我国社会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之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褒扬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这些不寻常的内容显然远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而《金瓶梅》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真实的日常生活，它借小说《水浒传》中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把故事引申开来，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生活。

明代传说(十六)

详细刻画了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恶势力代表西门庆由发迹到暴亡的罪恶生活历程。明写宋代，实为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金瓶梅》的写实性，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

在《金瓶梅》世界里，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只有对财富和享乐的无休止的欲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歇斯底里的奋斗。《金瓶梅》没有写到美，没有写到光明与希望，不是作者没有一双发xiàn

美的眼睛，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过于肮脏。

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在我国小说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惟其细致，才更真实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为此，当代明史专家吴晗早在三十年代就撰文指出：《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等，是一部明末社会史。作者把一个时代的全部丑恶一古脑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顾忌地揭露了一个时代的窳败。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里阳秋来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画出了一幅中国16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金瓶梅》还是一部暴露文学结构的小说。现在，《金瓶梅》的价值已越来越被广泛认可，无论《美国大百科全书》也好，前《苏联百科词典》也好，《法国大百科全书》也好，都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世界文学评论家们普遍认为《金瓶梅》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而历史学家们则认为《金瓶梅》是研究明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五评《金瓶梅》与在全国小范围解禁***酷爱读书喜发议论，他曾先后五次评价过《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当年2月20日***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同万里等人的谈话中讲到：“《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在1957年。***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亲自拍板对《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解禁，***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第三次是在两年之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第四次是在1961年。***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zhèng

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自己是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真zhèng

的历史”来读的。他的这一评价，是很有深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经济基础这个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或变更的原因，把握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第五次是在1962年。***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又将《金瓶梅》同《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也是“谴责小说”，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

明清时期，大量黑人来华。尤其是葡萄牙人东来，带来了许多黑人，主要来自非洲，还有印度和马来亚的黑褐色人种，他们开始在中国繁衍生息。1554年澳门开埠，作为中国最早对欧洲开放的贸易港口，澳门逐渐成为华洋杂居之地。其中，黑人在澳门社会中起着重yào

的作用，而且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有荷兰人带来的黑人，《明史.和兰传》就记载荷兰人“其所役使名乌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

当时黑人给中国人的第一观感，除惊人的外貌外，首先就是黑人勇敢善战，忠于职守。明人就记载“此类善斗”，战斗力很强，冲锋陷阵，在所不辞，“故将官买以冲锋”，并成为澳门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清工部右侍郎赛尚阿奏陈澳门情况时就说:“又有番哨三百余人，皆以黑鬼奴为之，终年训liàn

，无间寒暑。”

这些黑人在军队中充当士兵，成为军队重yào

的组成部分。1606年，黑人和葡萄牙人还一起参加了在青洲小岛的战斗.1622年，在葡荷争夺澳门的战争中，黑人对战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载当时还有一名女黑奴女扮男装，杀死了2名荷兰人。文德泉《澳门的奴隶贸易》中也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来自非洲的黑奴，构成了澳门军队的主力。

明人记载当时的葡萄牙人每人拥有4-20名黑人奴隶，黑人在澳门社会中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低下，黑人不满现状，加上明朝边疆一些将领的引诱，于是黑人纷纷出逃，寻找更好的待遇和新的主人。乾隆九年(1670)，朝廷中的两个黑人苦力在护送葡萄牙大使回澳门时竟然逃回了宫中，声称不愿再为葡萄牙人干活，愿意为中国皇帝干活。当时威振东南海上的“一官船国”的领袖郑芝龙手下就有一支黑人军队就是由这样一批黑人组成的。

郑芝龙的女婿从澳门来到安海时，为他带来了大量的黑人充军，组成了一支黑人雇佣兵部队。当时在福建的何大化就记录说:“…唐王依靠一个福建人（指郑芝龙）的勇敢与忠实在该省会(福州)设朝。他年轻时曾在亚马港成为基督徒，后从事海盗生涯，现在荣华富贵，将其义务忘得一干二净;但他手下有300个各种民族的黑人。他们都是基督徒，是他十分信任的卫兵。”

1647年，在安海，从澳门逃跑的黑人超过200人。耶稣会的档案中也载:“200多名各族黑人在得到一位福建军官(指郑芝龙)邀请后，逃离他们亚马港的主人。”

比利时传教士鲁日满的记载更加详细:“在战斗里，这些士兵中表现最勇敢的是咖吠哩(Cafres)人（大约是南非洲班图人）。在尼古劳(指郑芝龙)重金及许诺的邀请下，他们逃离其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主人。”

这一次澳门黑人出逃事件是入清以来最大的一次逃奴事件，这些从澳门逃出来的黑人组成了郑芝龙的黑人军队。200多名各族黑人在受到郑芝龙“重金及许诺下”出逃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们也想得到更丰厚和公平的待遇。而且他们出逃后的确也为郑氏王国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上的澳门》记载，黑人视圣母玛利亚的像为一面旗帜，在宗教热情的驱使下加入到反对异教徒的队伍中。郑芝龙的黑人军队，其士兵大部分也是基督徒。同书还载:"在那里(安海)，有一些澳门的黑人。他们是基督徒，是那位官员(郑芝龙)的士兵。一官手下一直有大量的从澳门来的棕褐色的基督徒为其效劳。"

明代传说(十七)

郑芝龙的黑人军队忠实可靠。而且这些“黑番鬼”“猛过白番鬼”，军饷也低于白人。而且黑人擅长铸造和操作火铳，为郑氏家族的发展提供了部分武器保障。《在华方济各会会志》中就载:"这些士兵是郑芝龙从澳门和其他地方弄来的。……他们的连长叫马托斯(LuisdeMatos)是一个聪明、理智的黑人一官手下一直有大量的从澳门来的棕褐色的基督徒为其效劳。他们有自己的连队，是优秀的铳手。他(指郑芝龙)最信任他们，用他们护身、充兵役。"

这些黑人为郑氏家族事业的发展和巩固贡献不少。他们十分忠心，捍卫自己的主人，为主人赴汤蹈火，为主人而战，并得到中国人的良好待遇。许多时候，黑人还通过语言的方式和勇敢的行为来表达对主人的忠诚。郑芝龙对来自澳门的黑人是十分宽容的，传教士记载：有一次，黑人通宵达旦地庆祝耶稣升天节。黎明时鸣号放枪，郑芝龙突然听到这巨大声响，吃了一惊，因为他事先未得到消息。得知原因后，他就下令赏众人酒水、糕点，并赐银作为白天继xù

庆祝的费用”。郑芝龙对手下非常宽容、爱hù

，难怪那么多澳门黑奴逃出澳门前来投奔他。

随着其后郑家军队权力为郑成功掌握，这支黑人精锐部队也成了郑成功的手下。据记载；在郑成功进攻南京的战役中，这支黑人部队参与的南京城墙下和长江边的血战；在收复台湾的战役中也有黑人部队参战。其实这不是当时唯一的黑人部队，当年明清两代广东地方的官员都曾大量雇佣黑人为士兵，1637年英国的威德尔率舰队从果阿航行至澳门，他们的勘探河流情况的探测队于中途被中国舰队拦住，不让他们前行，明朝舰队上的通事(翻译)就是一些从澳门逃出去的黑奴。中方官员通过通事规劝这支队伍返回。最终这支英国的探测队返回了澳门。《方济各会中国书简汇编》中也记载了从澳门逃出来的黑人基督徒成了“广东省军队的总兵(CapitanGeneral)”的手下，竟有200多个黑人基督徒。

至于这批黑人的最后归宿，几乎就没什么资料可查了。明代蔡汝贤长期任广东布政司参政，职掌邦交贡赐之务,因职务与地利之便，得以累积他对来华欧人的观察与记录，绘制成《东夷图像》,其中记载:"尝见将官买以冲锋，其直颇厚，配以华妇，生子亦黑。久蓄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为诸夷所役使，如中国之奴仆也，或曰猛过白番鬼云。"也就是说确实有黑人和华人妇女结婚生子的事，但我认为这些能和华人结婚的毕竟是少数，当时中国人普遍的认为他们是“黑鬼”的。可能这批郑家的黑人雇佣军就此孤单老死在了台湾岛上。

才子，难免潇洒风流，而在于男女之事上，又多是Lang漫不羁。也就是说，倘若一个才子，居然不懂得Lang漫，那他多半是白当了。清人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引《朝野异闻录》，说到唐寅，那才是一个够水平的的Lang漫文人，多情才子，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封号，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普通老百姓心里，都是有口皆碑一致认可的。“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婚好。”无需多言，这讲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

当然，野史所记不能全信，至于唐寅是否真的做过这种事，或者，没做过这种事，在一定程度上已无关紧要了。但他一定Lang漫，而且相当Lang漫，这是可以肯定的。在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中，他也提到了唐寅，而且还言此及彼：“明代中后期，才子型的文人，强调个性自由，轻易不肯随人俯仰。纵情诗酒，放Lang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为，成为当时非主流文坛的时尚。风气所至，唐寅会为他心爱的华学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诡身为仆，这Lang漫，够意思。”明代文人的这种变数也给当时的文学带来相当的变数，中国文学第一奇书《金瓶梅》不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吗？

14世纪末15世纪初，明代的经济已初显资本主义萌芽，尤其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还形成了一定的气候。经济的发展使农耕社会逐渐向城市社会转型，而那些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对文化需求显然要比农民要多要高。用李国文在书中的话来说：“因此，一，他们要求在文学画廊里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二，他们要求作家们写出适销对路的文学作品。于是，文化，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当写出来的文字可以当作“商品”，当文化生产开始受制于市场时，它所带给文人的影响完全不亚于政治，甚至还强于政治。“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寅在《言志》中表达的正是不再买账于官方，不再受累于礼教的宣言。

对此，我曾参照索引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找到过几个相关典故。江南名士何元朗在会见宾客时，当场脱下**的鞋子行酒，王世贞为之还做长诗一首；戏曲家臧晋书与娈童游乐，被弹劾罢官归里，汤显祖做诗送别；屠隆千真万确患花柳性病而死，在他发病期间，汤显祖(怎么又是他？)做诗：“长卿(即屠隆)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需yào

补充一点，在古代得了性病并不关乎道德品质，相反它还被视为风流韵事，因此，汤显祖这组诗绝无中伤好友的嫌疑。

什么时代成就什么样传统，什么作家写就什么作品，这话是一点都没错。记得先前读过一本书，名叫《巴黎的放荡：一代风流才子的盛会》，它写的也是一帮风流人物，只不过是不同时空下的不同人物。那是20世纪初的法国巴黎，在那儿，俨然已成为了世界艺术先锋首都。像毕加索、马蒂斯、特立斯坦.查拉、安德烈.布拉东、马克思.雅各布、莫迪利阿尼……他们往往装扮奇异，举止怪诞，性格孤僻，还时常酗酒、嫖妓、群殴、吸毒、甚至偷盗。生活上放荡不羁的他们最终在“慷慨大度”的巴黎留了下来，当然，他们也留给了巴黎灿烂的艺术文化。

明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给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有人说明朝政治禁锢，帝王刻薄寡恩，宦官势大、密探多，是个黑暗的时期。但明史专家毛佩琦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昌盛时期，明朝的历史被我们误读了300年，《新闻午报》刊文做出解读，以下为原文：

都说明王朝有三大特色：宦官势大、密探繁多、官员结党。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占据了评价明朝历史的主流地位，导致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始终笼罩在灰色的迷雾当中。日前，明史专家毛佩琦在《百家讲坛》破解“明十七帝谜案”，以史实证明，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昌盛时期。

毛佩琦说，长期以来，明朝的历史被大大地误读了。很多人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政治禁锢，文化“酱缸”。而毛佩琦却认为，认识明朝必须要回到几百年前的历史原点，“只有还原明朝的本来面目，才能给出一个接近事实的评价”。

毛佩琦指出，明朝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昌盛时期，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许多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明朝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个修筑了南京城、北京城、紫禁城、天坛、长城，推动了郑和下西洋，编纂了《永乐大典》时代，必定是盛世。戏曲舞台上至今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法门寺》、《游龙戏凤》、《大红袍》、《打严嵩》、《海瑞罢官》、《桃花扇》等等，演绎的都是明朝的故事。“如果没有强dà

的社会经济作为支持，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是难以维系的，明朝的历史被我们误读了300年。”

多数人心目中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刻薄寡恩的皇帝。朱元璋生性猜疑，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朱元璋大兴冤狱，诛杀功臣，对官民实行残暴的zhuanzhi统治；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使内廷宦官易于控zhì

政权，导致宦官专权，民乱纷起。但是，毛佩琦却认为，明朝之所以能够延续277年，朱元璋则功不可没。

明代传说(十八)

毛佩琦透露。南京明孝陵前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清康熙帝手书的“治隆唐宋”四个字，肯定了朱元璋的政绩，认为明王朝的繁荣更甚于唐宋，“这样的评价出于一个清代皇帝之口，而不是源自明王朝本身，应当说是比较客观的。”

明代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

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各朝各代，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lì

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

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的天下，染着斑斑血迹。

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显然不仅是一个赵匡胤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兔死狗烹，权力禁脔，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kè

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给自己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一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zhì

外廷大臣的一股重yào

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

阅兵既是宣示国家实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方式，也是扩大国家影响力的重yào

手段。苏联和美国都曾有举世瞩目的阅兵行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几次大阅兵，令人心潮澎湃。而在明朝历史上，永乐皇帝朱棣也曾经有过一次震惊世界的10万人“大阅兵”，震惊各国。

历史背景明朝是推翻元朝而起，但成吉思汗建立的“四大汗国”三个仍在。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调动40万大军，分三路北进，把远逃漠北的北元皇庭彻底打成“游牧民族”，但此后，大量曾在元朝任职的蒙古族、回族官员，流亡到中亚、西亚各国，这些“外来的和尚”拼命地鼓动所在国君主对明朝采取敌视态度。

1370年，西察合台汗国权臣帖木儿发动政变，推翻西察合台汗国，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在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后，随即开始了远征中国的准bèi

，派间谍到北京活动，并在接待埃及使臣时当众羞辱被扣押8年的中国使臣郭骥，随后在撒马尔罕召开“蒙古**会”，高举起“反明复元”的大旗。但蒙古本部的鞑靼以及瓦剌反派使者至南京通报消息。

永乐四年，帖木儿大举东征，号称百万大军，实jì

兵力20万，而此时，明王朝在河西以及哈密早已严阵以待。然而不久后，帖木儿病逝于东征路上，一场大战烟消云散。此后，帖木儿帝国诸皇子争位，陷入内战，所谓东征中国，可谓痴人说梦。

明朝方面，朱棣登基后，一面派遣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另一面派遣陈诚出使西域，帖木儿帝国的继任者沙哈鲁放qì

仇华政策，遣使向明通好，恢复了朱元璋时代“宗主国”的关系。但是中亚各国“**势力”仍在。

另一面，郑和在永乐十八年前五下西洋，却行至印度洋就返回，原因是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控zhì

了红海流域，严禁东方船队进入。此后中亚以及西亚诸国正式承认了大明朝继元之后的“天朝”地位。但对于明王朝的真实实力，各国也存有怀疑，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宣示大明的强dà

实力，巩固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就显得尤为重yào

。而阅兵，恰是最好的机会。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明朝以陈诚为使，出使中亚，随后，中亚、西亚国家均组使团随中国使团回访。永乐十八年七月，这支云集了20个中西亚国家、人数多达600人的使团抵达嘉峪关，朱棣派遣6000精锐骑兵一路护送，沿嘉峪关经明朝九边军镇“参观”。

在每个军镇，明朝都特意派遣在明军中的蒙族、回族军官接待，介shào

明朝的民族平等政策，“明朝虐待蒙古和回回人”的谣言不攻自破。而明朝“九边”强dà

的军事实力，也在各国使臣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朱棣在北京皇宫接见各国使臣，诸使臣皆行叩拜礼，唯独帖木儿国使臣以“我国无此风俗”为由，坚持行鞠躬礼，朱棣却并不在意。

明朝大阅兵这次帖木儿使团的首领是帖木儿帝国宰相阿尔都沙，副使是曾跟随帖木的名将盖苏耶丁，在本国也是免跪拜礼的。外交礼仪后，朱棣安排使团先是在山东、河南、江苏“旅游观光”，游览包括山东孔庙在内的诸多名胜古迹，亲眼见识中国内地城市的富庶繁华，两个月后，各国使团接到通知，朱棣将在北京周边开始大规模的“狩猎”，邀请各国使团前往观览。

阅兵过程永乐十九年三月，“狩猎”在北京北边的怀来正式开始，共调军队10万人，朱棣精心挑选的明朝“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精锐相继表演了明军骑兵包抄、步兵突击、步骑合击等项目，从广西、云南、四川调来的“土狼兵”、白杆兵演练了步兵劲弩齐射、长枪步兵刺杀训liàn

等“军事科目”。

史载“军容齐整”、“步调如一”、“兵甲鲜艳”，“列国使节俱惊”，尤其是明朝“神机营”的火器操练，展示的“虎威炮”、“火龙枪”（骑兵专用火枪）、安南铳（抬枪）、“一窝蜂”（火箭炮）、“火龙车”（火焰喷射器）等诸多“高科技”武器，令各国使节大开眼界。大规模的“狩猎”行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历史影响阅兵结束后，朱棣在土木堡的行营接见了各国使节。

这一次，帖木儿国使臣带头下跪磕头，“叩首触地”，全然不顾“我国无此风俗”。帖木儿使臣更奉承说，这次帖木儿进献的名马，正是当年帖木儿国王的父亲帖木儿生前南征北战专用的“御用坐骑”，赠送给朱棣，正是为了表达“最崇高敬意”。朱棣则手书信札托使臣转交帖木儿国王，在信中表示“愿两国臣民永享太平安乐之福”。

这次声势浩大的阅兵无疑取得了良好效果，这次“观礼”的各国使节，总数达27个国家。明朝军威之盛与睦邻友好的国策在各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其后中亚、西亚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直绵延到明末，单是帖木儿帝国，终明一世向中国派遣使节的次数就有60多次。

有关这次阅兵的详情，也详细记录于中亚国家的典籍里。帖木儿副使盖苏耶丁在回忆录里坦言：“我不得不承认，大帝（帖木儿）死在东征的路上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这使他保全了一生的英名。”

而另一个“连锁反应”是，观览阅兵的埃及使臣回国后，埃及随即解除了在红海对东方商船的禁令，而此后最后一次下西洋的郑和，也终抵红海沿岸，不但结好了红海地区国家，更实现了他作为一个穆斯林终生的愿望——麦加朝觐。

明朝时候，中国与朝边境大幅度内缩，朱元璋时，强烈要求以铁岭为界，结果朝鲜仍奉北元为宗主国，直到朱元璋死后，李城桂朝鲜才正式朝贡明朝。明朝与朝鲜的边界主体和今天的无异，只是图们江南岸的建州左卫当时还是明朝的领土。

明代传说(十九)

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高丽大将李成桂把高丽末代王恭让王撵下台，夺取了高丽政权，自己建立了新的王权—李氏王朝。朝鲜王朝建国初期与明政权的关系，在朝中交往关系中固然极为重要，但朝鲜与女真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朝鲜外交关系史中更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其中，朝鲜太宗王、世宗王、世祖王在位时期，奉行积极的北拓政策，而朝鲜扩张的半岛西北部、东北部地区，正是女真人世代居住之所，故朝鲜与作为明朝境内边疆民族的建州女真之间，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关系。

这是彼时期朝鲜与明朝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李朝建立之初，太祖李成桂奉行“事大”外交，奉明朝为“正朔”，向大明称臣纳贡，表示:“谨当始终如一，益殚事上之诚，亿万斯年，恒贡祝厘之恳”，李成桂甚至“请更国号”为“朝鲜”；但是在领土方面，李成桂却延续了高丽王朝的北扩政策，乘明初统治不稳定，无暇顾及女真地区之机，加大了对女真诸族的绥抚工作，向朝鲜半岛东北部和鸭绿江中上游一带女真地区极力拓展领土，逼迫该地区的女真人臣服于朝鲜。李朝初期对女真人的政策，继承了王氏高丽的传统，既有武力镇压征服手段，又有授予官职招安怀柔之策，于是!原元代合兰府（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咸兴南五里）等辖区的部分女真人相继归附李氏王朝。

《李朝实录》记载:自上（李成桂）即位，野人酋长远至，移阑豆满，皆来服事，常佩弓剑入卫从征伐。如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等是也。上即位，量授万户、千户之职，使李豆兰招安女真。被发之俗，尽袭冠带，改禽兽之行，习礼仪之教。与国人相婚，服役纳赋，无异于编户，且耻役于酋长，皆愿为国民。自孔州迤北至于甲山，设邑置镇，以治民事，以练士卒，且建学校以训经书。文武之政，于是毕举。延袤千里，皆入版籍，以豆满江为界。江外殊俗，至于具州，闻风慕义，或亲来朝，或遣子弟，或委质随侍，或请受爵命，或徙内地，或进土物者，接踵于道。

可见，朝鲜方面把拉拢女真各部，作为其向中国纵深扩大势力的一个重要战略方案来进行，李成桂一方面表示向明顺服，另一方面，却不甘于满足明朝对其做出的巨大让步——明朝单方面割让了本来属于中国方面的朝鲜半岛北部的全部领土，从汉朝到元朝，朝鲜半岛的北部都是中国的领土，明太祖为了对李成桂从内部推翻王氏高丽表示感谢和支持，从而扶持起一个“反元亲明”的朝鲜政权，而将这一地区永久性的割给了朝鲜。

可以说，明朝方面为了“安内”而作出的让步是中华诸王朝有史以来对朝鲜方面最大的一次，但尽管如此，以造反起家的李成桂仍不满足，利用女真人对新王朝的不了解，以及朝鲜、女真两族在文化上相似的优势，大力拉拢和收买女真部族，收为己有，使其孝忠于自己，并企图能过获取一种“女真各部实际上的宗主国”的地位，而获得征服全东北的野心。

李成桂死后，其第五子李芳远用阴谋的手段，推翻了在位仅一年的定宗，即国王位，是为太宗。

太宗王即位后，即在其父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北扩政策，将其实际控疆域大片的向北扩大，用武力征服或金钱收买的方式，不断的吞并女真各部及其领土。

在对图门江以南咸兴以北的女真之地的扩张过程中，朝鲜与明朝的终于发生了冲突，二者明争暗斗，李远芳一方面对部分见利忘义的女真首领进行利诱，另一方面，对坚持忠于中国的女真部族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在此期间，李远芳不断制造中朝边境的冲突成为当时中朝关系的一个突出点。

在明朝建国初期，因为要集中力量进行北元的战争，必须确保东北有一个明确支持自己的势力存在，因而对于李氏朝鲜一直采取容忍的政策，李远芳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将势力扩大到了对东北深入的女真部落的渗透。

胡里改部，又称兀良哈部，是元代五万户之一，最早居住在松花江下游的黑龙江省依兰地区，元朝末年南迁，长期定居在牡丹江一带，因当时的牡丹江称胡里改江，因此称胡里改部。

1392、1395、1398这几年里，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数次来到朝鲜向李成桂朝贡，李成桂则对阿哈出授予官职，使其“纳税服役，无异于编户”。

1403年，朝鲜李朝太宗三年，大明永乐元年，大明成祖朱棣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对北元已经处于绝对压倒的优势，基本确立了自己作为中华正统王朝的地位，再不能坐视朝鲜蚕食自己的疆域和人口了。

明成祖开始恢复对东北地区设置官员和地方政府，力图恢复中央王朝对东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可以说，大明王朝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明朝拥有对东北地区的主权，对这里行使实际管理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因为这样的作法与朝鲜李朝发生了利益冲突，导致两国的矛盾最终激化。

这里还要提一下前面提到的女真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此人与明成祖的关系非同一般，阿哈出之女，在朱棣作燕王时，于1386年即嫁给朱棣为妃，朱棣即皇帝位后，又加封其女为第三皇后，而阿哈出也被称为“三后之父”。

因此，朱棣与阿哈出实为翁婿关系。

有了这层姻亲关系，阿哈出在朱棣眼中，就非同一般，朱棣即位以后，即对阿哈出进行封赏，而哈阿出有了大明皇帝做后台，也不再惧怕朝鲜方面的威逼利诱。

1403年6月，明成祖正式下旨，要求女真诸部恢复向中央王朝朝贡的制度，作为恢复明朝对女真诸部恢复行使主权的开始。而朝鲜方面，则立即对此进行抵制，公然宣布“女真等本属于我”公开与明朝争理。

对朝鲜方面的无理叫嚣，大明王朝并不理会，当年11月，明朝在胡里改部，设立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任命“三后之父”阿哈出为首任建州卫指挥使，执掌建州卫的军、政、法，大权，并设置了以阿哈出为首的层层封建政治机构，迅速恢复了中央王朝对胡里改部行使实际控制权。

1404年，明朝又加阿哈出参政之职，进一步提高了女真部在明朝政治体系内的重要地位。

明朝设立建州卫的举措，深得女真部之心，长期被迫臣属于朝鲜的女真各部终于有了重归中华的机会，于是，大量女真部族纷纷来投。仅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原来附属于朝鲜的女真部族，都得新回归祖国。1405年，阿哈出也正式断绝与朝鲜的关系。1910年，阿哈出父子随成祖称北元，立大功，被赐汉姓李。

到1409年为止，大明朝一共设置了130个女真族卫所，从而基本恢复了对东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对此，朝鲜方面虽然极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毕竟，小小的朝鲜国，是不能与泱泱大明朝相抗衡的。然而，随着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些女真部族的回归，朝鲜李朝的统治者终于再也坐不住了。李远芳宣称:“本国东北地方，自公崄镇历孔州、吉州、端州、英州、雄州、咸州、等州，俱系本国之地。”

李远芳认为，明朝不应接纳已经划入朝鲜版图的女真人，因为他们已经“融入朝鲜”，更宣称，自己的祖先生活在明朝的东北地区，自己的祖坟还在东北地方，言下之意，不仅“融入朝鲜”的女真不应回归中国，朝鲜更有“权力”要谋求对东北地区的“主权”。

李远芳于是派大臣出使明朝，因为朝鲜人熟知辽、金历史，很清楚辽、金的《地理志》里没有那些部领地的地名，因此，即提出“若考辽、金《地理志》则虚实自明矣”

由于大明王朝的大臣们，对于辽、金的历史不求甚解，竟然真的只查看《地理志》而无视其他记载，结果，礼部官查看在辽、金的地理志里，的确没有那些部族的名字，就摆出“天朝大国”的“大度”把那些部族划给了朝鲜人。

其实，正如日本学者田清所说“咸净道地方，原系元朝领土为朝鲜逐渐吞并，特别是咸北，更是在明朝以后才悄悄蚕食的。”至于朝鲜学者提出的那些地方自古便属朝鲜，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朝鲜人在这里把古高勾丽的历史与自己的历史混同，将大明王朝的君臣，结结实实的给忽悠了。

明代传说(二十)

在忽悠了明朝君臣一把。确定了对朝鲜境内的女真部族的统治权之后，朝鲜李朝又开始还极力破坏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先猛哥铁木儿归附明朝。

这个猛哥贴木儿正是后来建立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清朝尊其为肈祖，当时的猛哥贴木儿和他的族人，还居住在朝鲜半岛，因为那里在历史上本是中国的领土。

明朝恢复对女真诸部的主权之举，使很多居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女真人都有重新回归中国的想法，本来这些部族的想法是连土地一同回归，但是明朝被李朝忽悠了，他们要重新回到中国，就只有放弃故土。

而猛哥贴木儿的情况又与其他的朝鲜境内的女真人有所不同，因为猛哥贴木儿的部落本来是不在朝鲜境内生活的，后来因为受到野人女真和蒙古人的侵袭，不得已才逐步迁至当时尚属中国领土的朝鲜半岛北部，此后，朝鲜李朝来占领了这里，蒙哥贴木就向李朝臣服。

1403年的时候，也就是成祖开始恢复对女真人的主权的时候，明成祖即向朝鲜提出要求，要其交还对猛哥贴木儿部的管理权，1404年成祖又派使臣王可仁，到朝鲜，向猛哥贴木儿宣读皇帝的圣旨，希望猛哥回归中国。

李朝方面，则试图通过控制猛哥贴木儿实现其稳定朝鲜半岛北部的既得处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北扩张的野心。

因此，李朝即与明朝展开了对猛哥贴木儿的争夺。

一方面，朝鲜李朝对猛哥贴木儿施以“利诱”李远芳赐猛哥贴木儿“上将军三品官职事”其随从也被加封为护军、司直、副司直等职，并赐猛哥贴木儿“段衣一件，笈花银带一腰及笠、靴、命内臣馈之:其从者十余人赐布有差”

另一方面，朝鲜李朝又对猛哥贴木儿施以“威逼”“在其其道安抚使尽心教诱，使不得生变为上策。若不从则威之以法，又不从则以军马把直，使不得生变。”就是说，李朝派出军事官员对猛哥贴木儿“教诱”，如果猛哥贴木儿顺服，那就最好，如果他不服，还是要回到中国，就用“法律”来制裁他，（真不知这朝鲜的法律怎么就管得着中国人了。）如果法律他也不怕，就派军队打他。

在朝鲜的利诱威逼之下，特别是其生存直接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猛哥贴木儿拒绝了明朝要其回国的要求，并且表现得相当坚决。

然而，成祖却从其岳父阿哈出那里知道，猛哥贴木儿，聪明，识达天道，且已渐有归大明之心，不想就如此放弃这个人材。成祖也看出是朝鲜方面阻挠才使得猛哥贴木儿不能归附，因而下旨让朝鲜方面协助明朝招抚猛哥贴木儿，使朝鲜不便公开从中做梗。

而朝鲜方面，则坚持阻止明朝的招抚，并劝说明朝接受“朝鲜”属于“化内”的理念，从而使得明朝没有必要再抬女真人招抚回国，因为朝鲜既是化内，女真人在朝鲜还是在明朝，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了。这一手段，也是朝鲜人在与明朝的斗争中最常用的招法，这样，明朝赚了虚面子，而朝鲜却得了真实惠。

朝鲜之所以如此争夺猛哥贴木儿，其实最终目的，是想让猛哥贴木儿给朝鲜当炮灰，让女真人打女真人，中国人打中国人，如此，进可攻，能实现朝鲜人征服全东北的野心，退，则可守，即使猛哥贴木儿等女真部族成为替朝鲜抵抗大明朝的压力的肉盾。

然而，大明此次打出了亲情牌，明朝此次派出的使臣叫王教化，他先劝服了猛哥贴木儿的母亲，又派官员劝说其管下的百姓。在母亲的劝说下，猛哥贴木儿终于开始转心向大明一方，而百姓皆心向大明，更使得身为首领的猛哥贴木儿终于下定决心，与朝鲜决裂，重返中国。

并且，明朝也下指斥责朝鲜方面，表示，当初对十一个东北部族的放弃，其实是对朝鲜的一种恩泽，朝鲜人不该得寸进尺，不知好歹，在猛哥贴木儿的事情上继续“忽悠”，并指出，猛哥贴木儿在太祖朱元璋的时期，就已经归附明朝，其部落故地也还处于明朝一方，朝鲜方面对其部族的扣留是毫无道理的。

由此可见，前次“辽、金《地理志》”事件，并不一定是明朝方面历史知识不足，很大程度上是明朝认为，事情已经既成事实，朝鲜已经占有了朝鲜半岛北部，如果坚持双方没完没了的扯皮，不利于两国关系，但是对于猛哥贴木儿一事，明朝处处站在理上，朝鲜还用原来的骗术忽悠，实在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说到底，明朝还是出于大国的大度才让朝鲜“忽悠”了一次，但大度并不代表真的“傻”，更不代表软弱可欺。如果朝鲜继续“忽悠”下去，引起的后果，一切责任在朝鲜方面。

至此，朝鲜看出明朝动了真格的，只好退步，不再阻拦猛哥贴木儿，而就猛哥贴木儿来说，其心本就是向着明朝一边的，于是他“阳为不顺朝廷，以示郭敬仪（朝鲜官员）内实书输写纳款无贰之诚于王教化的”1405年9月，随王教化悄悄来到了大明京师。

明成祖见到猛哥贴木儿后，大喜，立即加封其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实权甚至超过了阿哈出。

此事，即在法律上结束了猛哥贴木儿只能做为明朝的朝贡者的历史，确定了明朝对其部的主权，猛哥贴木儿本人，也由大明的朝贡者成为大明的官员，其百姓，则由所谓“化外”之民成为了大明帝国的百姓。

猛哥贴木儿回归明朝后，其部众依然驻于朝鲜半岛的阿木河（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境内会宁地区）1406年朝鲜放其部众迁回中国一边，1407年，在朝鲜境内的另一大部佟索鲁阿部，由此，女真人逐渐迁回中国一边。

猛哥贴木儿虽然回到了明朝，但并未因此仇恨朝鲜，相反，猛哥贴木儿在回国后，还曾经多向送给朝鲜方面礼物，表示友好。然而，猛哥贴木儿的友好并没有换回朝鲜方面的同样回报，相反，朝鲜方面见无法用“和平”的方式拉拢女真人，终于扯下伪装，开始要诉诸武力了。

1410年3月，朝鲜方面假以交好之名诱杀了大明毛怜卫指挥使把儿逊与建州卫的指挥哈尔非、加时仇等人，又扣压了其他一些女真人，试图以此来吓服女真人。

但是，朝鲜方面也惧怕明朝怪罪，于是又装出委屈的样子，来了一个恶人先告状，把责任推到了女真人一边，明朝不知是大度还是糊涂，竟然没有追究朝鲜方面的责任。

然而，已经回归祖国的女真人却再也不甘心再受朝鲜人的欺压，事件发生后，猛哥贴木儿愤怒异常，亲率大军攻入朝鲜边境，对朝鲜的不法行为进行了军事惩罚，而后，猛哥贴木儿向朝鲜提出了和平解决事件的要求。

朝鲜见实在打不过女真人，只好交还了非法扣压的女真人。

为了表示和平，猛哥贴木儿也交还了在战争中俘获的人口和牲畜，并且开始内迁，与阿哈出部合并。

1412年，猛哥贴木儿入京述职，明朝增设建州左卫，以猛哥贴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

公元668年，高句丽亡后被唐朝全盘接收，唐朝和新罗的边界在汉江，9年以后新罗陈唐朝大军在西域激战无力分神，于是发动兵变把边界被移到了大同江，此边界一直维持得了明朝的初期。由于大同江以南高句丽的旧地非常的小，只有约5%的比例，所以新罗时代和以后的整个的高丽王朝，都没有把高句丽列入本国历史。

到了明朝初期，朝鲜通过手段取得朱元璋的欢心下诏同意割让从中国夺取了从大同江到鸭绿江的大片领土，这部分的土地全部都是第一次化入朝鲜的版图，而且都是高句丽故土，所以才有朝鲜王朝重编历史，把高句丽也列入本国史。

李氏朝鲜的这种高句丽史观是片面的，因为此时离高句丽灭亡已经是700多年了，历史上头一次划入朝鲜的这块土地是中国边疆土地，而这块土地的地底下有包括元朝、金朝、契丹、渤海国、高句丽、汉朝、为满朝鲜、箕子朝鲜等不同时代的遗址罢了，李氏朝鲜把这块新划入朝鲜的中国边疆土地去头攒位，只取其中高句丽的一部分，作为与新罗百济一起的所谓的朝鲜历史的三国时代，实在令人无法苟同。

而且李氏朝鲜把高句丽划入本国，也只是以鸭绿江为界，不像今天的半岛人那样叫嚣要抢夺高句丽的全部历史，而后媒体学界高喊“韩民族要收回高句丽在满洲的故土”，可以想象，如果当年的李氏朝鲜敢如此放肆，朱元璋一定会再次大兵重临把边界推回到大同江，甚至汉江。

明代传说(二十一)

特别应当指出的事。朱元璋割让大片土地后，自古由于生存压力而形成的排外仇外的民族性格，朝鲜人没有对大同江以北的原住民女真人实行怀柔包容，而是上演了一场对女真人实行了大规模的武力驱赶的人伦悲剧。女真人唯有流着眼泪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迁逃到鸭绿江以北，满韩从此结为世仇。这些女真人都是原半岛北部高句丽人的后代，当年占地赶人，把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后人全部赶走，现在还有资格来争夺高句丽历史？也可以这么说今天包括平壤在内的半岛中北部大同江以北的高句丽遗址并不是南**人的祖先创造的，而是被武力驱赶到鸭绿江以北的女真人先人创造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任何的历史事实的角度，高句丽都不可是韩国的历史香港明朝历史明代的香港地区在商贸上已渐渐蓬勃起来，人口亦有所增长，更成为海防要地。当时，明代在这里设防，主要是为了防御南中国海一带的海盗、日本来的“倭寇”、葡萄牙和荷兰的侵略者。明朝中叶，广东沿海有三路巡海备倭官军。其中的中路“自东莞县南头城，出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诸海澳”。佛堂门在香港地区，该地区显然属于中路的防御范围。

明嘉靖42年（公元1563年），福建巡抚谭纶、总兵戚继光奏请恢复设置水师城寨(简称水寨)旧制。在此之后，明朝zf在广东的潮州、惠州、广州、高州、雷州、琼州等地设置了六个水寨。在广州地区的为南头寨，防御地区东至大屋，西至广海﹔从嘉靖44年（公元1565年）起，南头寨的军事首长是一名参将。万历14年至18年（公元1586年至1590年）一度改为由级别更高的总兵担任。南头寨旧额大小战船五十三载，官兵一千四百八十六人。万历19年（公元1591年）以后，战船曾增至一百一十二艘，小陆官兵及杂役曾达到二千零八人。该水寨辖有佛堂门、龙船湾、洛格、大澳、Lang淘湾、Lang白等汛地六处。每处汛地驻军二百余名。其中至少有佛堂门、大澳两处汛地属于今天的香港地区。

现时香港一些地名开始在史籍中出现。据目前发xiàn

的史料，九龙的名称最早见于明世宗嘉靖31年（公元1552年）应槚所著边疆军事志书《苍梧总督军门志》。香港岛的名称，最早见于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至1619年）郭棐所著《粤大记》一书。该书所载的《广东沿海图》中，标有香港以及赤柱、黄泥涌、尖沙咀等地名。

明朝嘉靖年间，南头一带发生饥民抢米**，乡绅吴祚曾参与平息**。事件平息后，吴祚等向广东海道副使刘稳请求在当地建县。众多官绅皆认为当地离东莞县治百余里，管理不便，又常受‘海寇’骚扰，纷纷附议。刘稳转告粤督，奏准设立。万历元年从东莞县划出56里、7608户、33971人，成立新安县，县治设在南头。自此由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起，到清宣宗道光21年（公元1841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为止，该地区一直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

另外，香港地区在明朝时盛产及出口香木。这种香木属于莞香，又名女儿香，当年在广东与江浙等地备受欢迎。王崇熙纂《新安县志》卷二《奥地略．物产》曾提及香港地区往昔出产香木的景况：‘香树，吧内多植之。东路出于沥源，沙螺湾等处为佳’。沥源即今日新界的沙田等地，沙螺湾则在大屿山西部。今日沙田白田村附近尚有名叫香粉寮的地方。直至清朝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公元1662年-1684年），zf欲断绝闽粤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实行沿海“迁界”三十至五十里的政策。香港地区的居民也被迫迁进内陆，使当地香业的凋衰。到雍正年间（公元1723年-1735年），在东莞又出了因承旨购求强索香杖的县令，令种香人家砍树逃亡。从此香木生产一蹶不振。

据说，“香港”的名称的由来就是因为香木的盛产和出口。

西方的东来香港在中西外交关系史上也占一席位。葡萄牙将领安德拉德（FernaoPiresdeAndrade）在1516年率船队前往中国，并于翌年8月15日（明武宗正德12年7月28日）抵珠江口与明朝广东地方官员接洽，是为葡萄牙和明朝的第一次官方接触。

从明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起，葡萄牙控zhì

香港地区的屯门和后海湾达七年，并于当地立石柱，刻该国国徽于其上，以示占领。佛朗机人还在屯门建军营、造火铳、设刑场、控zhì

财物和人口。在广东地方官员和北京中央的多番交涉不果﹐广东巡海遣副使汪鋐遂亲自督师驱逐。葡萄牙人据险抗守，以火铳轰击明军，并欲占据南头城。汪鋐亲临前线，指授方略，用破船多载枯柴和干燥的荻草，灌以油脂，因风纵火焚毁对方船只；同时还用善游泳的人潜入水中，把对方的船凿沉。汪鋐并得原本受聘于葡萄牙人的华人协助，照对方的办法制造铜铳、火药，以此轰击佛军，缴获他们的大小铳二十余管。殖民者抛弃部份船只，乘三艘大船逃走。据《汪公遗爱祠记》说：屯门之役“于正德辛巳（1521年）出师，嘉靖壬午（1522年）凯旋”。

明太祖朱元璋，字国瑞。明朝开国皇帝，1328年生于今安徽省凤阳县，于1398年逝世，葬于南京明孝陵。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继汉高祖刘邦以来第二位平民皇帝，也是中国最富有传奇和争议性的皇帝之一。持正面观点者认为朱元璋是历史少有的大有作为明君。持负面观点者认为他是一个好大喜功、多疑好杀的皇帝。究竟朱元璋是什么样的皇帝？本文从朱元璋的生平简介、将帅之才、建国政治、集权统治、打击贪官、清除权臣、紧抓教育和民间传说等各个方面去详细了解明太祖朱元璋

【生平简介】朱元璋，生于元朝天顺帝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日丁未时，字国瑞，原名朱重八，后取名朱兴宗，后改现名元璋。生于今安徽省凤阳县。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民族英雄，也是继汉高帝刘邦以来第二位平民出身并且统一全国的君主。汉族，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人。祖籍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与刘邦同乡，《明史太祖本纪》称朱元璋“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明实录》、《天潢玉牒》等史籍中也有类似记载。1368年——1398年在位，年号洪武。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葬于明孝陵。

朱元璋出生于盱眙太平乡（今安徽省明光市明光街道赵府村）境内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排行第四。父亲朱五四（后改为世珍），母亲陈氏。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人。

朱元璋自幼贫寒，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孤苦无依，入皇觉寺为僧，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入寺不到二个月，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元璋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因其友汤和的一封信，被迫参加了起义军，在郭子兴手下，率兵出征，有攻必克。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郭死后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至正十六年(1356年)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即吴王位。洪武元年(1368年)，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朱元璋在位期间廷杖大臣、废相、设锦衣卫、大杀功臣（也包含惩治贪赃枉法的元勋）等诸多辣腕功过难断，也立下了明朝君王极权及高压统治的典型。朱元璋一生高潮迭起，民间传说甚多，为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也最具争议的皇帝之一。

【将帅之才】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作战勇敢，而且机智灵活、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就把朱元璋调到帅府当差，任命为亲兵九夫长。朱元璋精明能干，处事得当，打仗时身先士卒，获得的战利品全部都上交郭子兴元帅，得了赏赐，又说功劳是大家的，就把赏赐分给大家。不久，朱元璋在部队中的好名声传播开来。

明代传说(二十二)

郭子兴也把他视作心腹知己。有重yào

事情总是和朱元璋商量。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是其至交马公的女儿。马公死后，他最小的女儿便由郭子兴收养。此时，郭子兴见朱元璋是个人才，对自己的事业将会有很大的帮zhù

。于是便把21岁的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有了身份，便不能再用从前的小名重八了，于是就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国瑞。

当时，在濠州城中，红巾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一派，孙德崖与其他三个元帅一派，两派之间矛盾重重。这年九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率兵到了濠州，彭大与郭子兴交好，而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在孙德崖的鼓动挑拨下，赵均用绑架了郭子兴，并将郭子兴弄到孙家毒打一顿，准bèi

杀掉郭子兴。朱元璋闻讯后，在彭大的支持下，率兵救回了郭子兴。从此，两派结怨更深了。

朱元璋见濠州城诸将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创新局面。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六月中旬，朱元璋回乡募兵，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和同村邻乡的熟人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纷纷前来投效。于是朱元璋很快就募兵七百多人，回到濠州，郭子兴十分高兴，就提升朱元璋做了镇抚。

这年冬天，彭大的儿子彭旱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自称永义王，而郭子兴等仍是元帅。

朱元璋见这些人半年没出濠州城，于是他从自己招募的新兵中挑选了心腹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南略定远。在南略定远途中，朱元璋先招抚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后又招降了豁鼻子秦把头的八百人。统率着这支队伍，朱元璋向东进发，乘夜攻破定远横涧山的元军营地，元帅缪大亨投降。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了精壮汉人二万人编入了自己的队伍，并南下滁州(今安徽滁县)。

在南下滁州途中，定远名人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如故，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劝说朱元璋：只要效法刘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很快便可平定天下。朱元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留李善长做了幕府的书记，并嘱咐李善长好好协调将领间的关系，共创大业。

朱元璋很快攻下了滁州，其亲侄儿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来取名文忠)前来投靠。从他们口中，朱元璋得知二哥、三哥、姐姐都去世了，不免伤心。其时还有定远孤儿沐英，甚是可怜，于是，朱元璋就将这三个孩子收作养子，改姓朱。后来，朱元璋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

在朱元璋进攻滁州时，郭子兴受到赵均用、孙德崖等人的排挤，所以，朱元璋攻下滁州城不多久，郭子兴也来到了滁州。朱元璋立即交出兵权，三万人的队伍，纪律严明，军容肃整，郭子兴见了十分欢喜。

1353年，朱元璋任命虹县(今安徽泗县)人胡大海为前锋，一举攻克了和州。消息传来，郭子兴即刻任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一次，朱元璋外出，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哭，答说是等父亲。朱元璋仔细一询问才知dào

，原来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军营，父亲在营中养马，母亲和父亲不敢相认，只好以兄妹相称。朱元璋意识到，部队军纪存zài

问题，他们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这样下去，部队将失去民心。于是，朱元璋召集众将，申明纪律，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许多被拆散的夫妻团圆。此事广为传颂，朱元璋深得民心。

此年三月，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名义上，都元帅是军中之主，右副元帅的地位也比左副元帅高。但是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多是由朱元璋招募收编的，而且朱元璋比郭天叙和张天有勇有谋，并且手下又有人才。所以，朱元璋事实上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

【建国政治】明朝建立伊始，中华大地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一片凋敝。对此情形，朱元璋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1368年，朱元璋称帝不久，外地州县官来朝见，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初定，老百姓财力困乏，像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如同新栽的树，不可动摇它的根。现在重yào

的是休养生息”。

1370年，朱元璋接受大臣建议，鼓励开垦荒地，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zf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除了民屯外，明初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管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明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军粮基本上自给自足。商屯是指商人在边境雇人屯田，就地交粮，省去了贩运费用，获利更丰。商屯的实行，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开发了边疆。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在即位之初，朱元璋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到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大约40987处，疏通河流大约4162道，成绩卓然。朱元璋出身农民，深知灾荒给农民造成的痛苦，在他即位后，常常减免受灾和受战争影响的地区的农民的赋税，或给以救济。朱元璋还十分爱惜民力，提倡节俭。他即位后，在应天修建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按惯例，朱元璋使用的车舆、器具等物，应该用黄金装饰，朱元璋下令全部以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gào

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他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应作为典范。在朱元璋积极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集权统治】由于朱元璋是开国皇帝，明初皇帝的力量比较强dà

，到了明朝中后期则文官的力量变的强dà

起来。朱元璋利用特务机构，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遍布朝野，暗中监视。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在家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听后满yì

地说：“你果然没有骗朕。”著名儒士钱宰被征参编《孟子节文》，一日散朝回家，随口吟诗道：“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日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结果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便问钱宰：“昨天的诗不错，不过朕没有‘嫌’迟，改作‘忧’字，如何?”钱宰一听，吓得忙磕头请罪。

1382年，出于监控官员的需yào

，朱元璋将管辖皇帝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并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权力，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它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诏狱里采取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工部尚书薛禄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

在地方上，在各府县的重yào

地方，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

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规定以八股文作为取士的标准，以“四书”、“五经”为题，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必须依照古人的思想。这种考试的内容比较僵化，限制了人们的思想。

同时，对于不肯合zuò

的地主知识分子，朱元璋则想尽办法加以镇压。他出生贫寒，并且早年做过和尚，所以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红巾军，因此不喜欢别人说“贼”、“寇”，连和贼读音相近的“则”也厌恶。

明代传说(二十三)

有好多人因此送命。如浙江府学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其中有“作则帝宪”一语，杭州府学徐一夔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便硬说文中的“则”是骂他做“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是骂他做过和尚。据说，有一年元旦夜里，朱元璋外出，发xiàn

一则灯谜：上画了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西瓜，坐在马背上，其中马蹄画得特别大。对此，朱元璋大怒，认为这是暗讽马皇后是个大脚，于是即命查缉，将作灯谜的人杖责至死。

文字狱从1384年一直延续到1396年，长达十三年，造成了人人自危、不敢提笔的局面，以致文官们不得不请求设计出一种标准的文牍的措辞，以免犯忌。

【打击贪官】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的父母及长兄就是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自己被逼迫从小出家当和尚。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

后来他登基皇位不食言，果然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他的办法很特别：

首先，朱元璋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当他发xiàn

御史宇文桂身藏十余封拉关系拍马屁私托求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对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从上到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他龙颜大怒，立即诏令天下：“奉天承运，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其次，朱元璋敢于从自己身边“**”开刀。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朱元璋大胆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

洪武十五年，户部官员与地方官府勾结，采取预先空白报表盖印后私自填充虚假支出数额营私肥己贪污财物。朱元璋发xiàn

后，立即将各地衙门管印的长官全部处死；副长官打百棍边疆充军。三年后，又查出户部侍郎（相当今天的副部长）郭桓和各司郎中（司长）、员外郎（副司长）与各地到中央缴纳课税的官员结成贪污团伙，采取多收少纳、捏报侵欺手段贪污国库物资折合粮食达两千四百万石的犯罪事实。他将这些贪官统统处死，各省、府、县牵连人员无一幸免，一时几万贪官人头落地，受到不同处理的人就更多了。洪武二十五年，户部尚书赵勉伙同老婆内外受贿十几万银两东窗事发，结果夫妻二人双双成了刀下鬼。

洪武十六年，刑部尚书开济接受一死囚家贿银万两，用另一死囚做替死鬼。他还勒索其他罪囚家人钱物，并导致一家20口人全部自杀的悲剧。洪武十九年，刑部郎中、员外郎受贿虚报死亡并私放两死囚。这些大贪官都被朱元璋斩首。

洪武十八年，工部许多官员借营建宫廷之机，采取虚报工匠工役人数天数多领工银，发放时克扣工匠银两私吞。朱元璋在一次突击检查中就查处侍郎韩铎、李桢贪污受贿案，并且带出中央专门派去监督工部的工科给事中。

洪武十八年，兵部侍郎王志把征兵之机当作生财之道，接受逃避服兵役的世袭军户所送贿银达23万两。朱元璋把他也送上断头台。

洪武十九年，礼部侍郎章祥，伙同员外郎辛钦，竟然私自侵吞皇帝赏赐公主婚礼的银两，也被朱元璋拿了个正着。

朱元璋为了监督各级官吏行为，专设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职位。然而这些监督部门也被腐败了。洪武十九年，都察院御史刘志仁奉命去淮安处理一宗案件。到达后他故yì

拖着案子不审，吃了原告吃被告，勒索两家许多钱物，还诱奸良家民女。后被朱元璋处死。朱元璋又查出六科有61个给事中存zài

不同程度的贪污受贿行为，一一做了处理。

第三，朱元璋发明“剥皮实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一天，朱元璋在翻阅一批处死贪官的卷宗时突发奇想：百姓痛恨的贪官一刀斩首太便宜了他们，何不采取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他还创造了“剥皮实草”刑法，把那些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都设有的“皮场庙”剥皮，然后在皮囊内填充稻草和石灰，将其放在处死贪官后任的公堂桌座旁边，以警示继任之官员不要重蹈覆辙，否则，这个“臭皮统”就是他的下场。这种触目惊心的举措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为了培养和提拔新力量，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没有入仕的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钞和土特产品。朱元璋在斩杀他们时伤心的连连叹气。

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近两年时间编纂的《大诰》一书是他亲自审讯和判决的一些贪污案例成果的记录，书中还阐述他对贪官态度、办案方法和处置手段等内容。朱元璋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他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

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人在政举”，借助自己的崇高威望，以极其残酷的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其决心之大、力度之强、措施之精确，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朱元璋从登基到驾崩，他“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没有减弱，但贪官现象始终没有根除。他晚年只能发出“为何贪官如此之多，早晨杀了，晚上又生一拨”的哀叹。

【清除权臣】明初，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了元朝，朱元璋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弊病，于是进行了改革。

首先是废除行省制。1376年，朱元璋宣bù

废除行中书省，设立承宣bù

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

在军事上，朱元璋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帅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liàn

，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这样，军权便集于皇帝之手。

在中央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废除丞相制。明初中书省负责处理天下政务，地位最高。其长官为左、右丞相，位高权重，丞相极易与皇帝发生矛盾，明朝时以胡惟庸任相后最甚。

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人，1373年由右丞相升任左丞相。胡门生故吏遍于朝野，形成一个势力集团，威胁皇权。1378年，朱元璋对中书省采取行动。一天，胡惟庸的儿子骑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结果跌落马下，被一辆过路的马车压了，胡惟庸将马夫抓住，随即杀死。朱元璋十分生气。十一月又发生了占城贡使事件。占城贡使到南京进贡，把象、马赶到皇城门口，被守门的太监发xiàn

，报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命令将左丞相胡惟庸和右丞相汪广洋抓进监狱。但是，两丞相不愿承担罪责，便推说接待贡使是礼部的职责，于是，朱元璋便把礼部官员也全部关了起来。

两相入狱，御史们理解了皇上的意图，便群起攻击胡惟庸专权结党。于是，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有关的官员，同时宣bù

废除中书省，以后不再设丞相。

朱元璋以专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后，胡案就成为他打击异己的武器，以致受牵连而被杀者达三万多人，最后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受牵连，77岁的李善长全家被杀。

接着，朱元璋又于1393年杀掉功臣蓝玉。蓝玉是明朝开国大将，被朱元璋封为凉国公。1391年，四川建昌发生叛乱，朱元璋命蓝玉讨伐，临行前，朱元璋面授机宜，命蓝玉手下将领退下，连说三次，竟无一人动身，然而蓝玉一挥手，他们却立kè

没了身影。这使朱元璋下决心要除掉蓝玉。1392年的一天，早朝快结束时，锦衣卫指挥使参奏蓝玉谋反，朱元璋随即令人将其拿下，并由吏部审讯。

明代传说(二十四)

当吏部尚书詹徽令蓝玉招出同党时。蓝玉大呼：“詹徽就是我的同党!”话音未落，武士们便把詹徽拿下，审判官们目瞪口呆，不再审了。三天后，朱元璋将蓝玉杀死，尔后，就是大规模的清洗和株连。胡、蓝两案，前后共杀四万人。

对于朱元璋的滥杀，皇太子朱标深表反对，曾进谏说：“陛下诛戮过滥，恐伤和气。”当时朱元璋没有说话。第二天，他故yì

把长满刺的荆棘放在地上，命太子拣起。朱标怕刺手，没有立kè

去拣，于是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拣，我把这些刺去掉，再交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去他们，你才能坐稳江山。”然而朱标却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扔向太子，朱标只好赶紧逃走。

【紧抓教育】朱元璋在创立明王朝的过程中认识到，元朝之所以灭亡，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一登上皇位，他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yào

指标。为了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明朝zf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职考满，入京觐见皇帝，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针对这个鉴定，朱元璋的批示是：农桑乃衣食之本，学校是风化之源，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长于督运，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那位马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黜降”了。（《明太祖实录》卷106）除了zf官员要大力抓教育以外，朱元璋还要求直接担任教育工作的各级“教师”必须负起责任。洪武十五年四月，朱元璋任命吴颙为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的生源一部分是公侯、功臣子弟，一部分是从全国范围内选拔出来的有才华的人，因此，对这些人的管理有很大的难度。朱元璋对吴颙说，要搞好教育必须师道严而后模范正，师道不立则教化不行，天下学校就无从效仿。意思就是要大胆管理、严格教育。（同上，卷144）然而吴老先生却没有按照皇帝的旨意办事，任祭酒不到一年，因为治纪不严，放纵不爱学习的武臣子弟，朱元璋就把他罢免了。（同上，卷151）朱元璋认为，教育不仅是以文辞为务、记诵为能，从事教育的人要关心时事，关注国计民生。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全国各地到了任职年限的学正、教谕、训导（不同级别的教师）进京考绩，等待升迁。朱元璋借机向他们询问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其中岚州（属山西）学正吴从权、山阴（今绍兴）教谕张恒都说不知dào

，声称这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的任务只是教书。朱元璋听罢十分生气，举了宋朝儒士胡瑗的故事，并说，圣贤之道是用来济世安民的，你们连民情都不知dào

，天天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结果可想而知，这两个人被流放到边疆去了。（《明史纪事本末》卷14）其实，类似的事很久以前就发生过了。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退朝之后，朱元璋召儒臣谈论治国之道，大家畅所欲言，只有国子学官李思迪和马懿沉默不语。朱元璋极不高兴，把他们给贬了。之后，在下发给国子监的“通报”中说：身为人师，应该“模范其志，竭胸中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而训……”李思迪和马懿，出身草野，现在能与皇帝议论国是，皇帝这么虚心请教，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对皇帝尚且如此，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lì

教学生吗？（《国榷》卷6；《明通鉴》卷6）显然，对待“高级教师”（国子学官），朱元璋的标准更高了，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呵呵，可以想见，那些生活在洪武朝的老师，尤其整天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晃悠的国子学官们，日子真是如履薄冰呀！

【民间传说】由于出身民间，有关朱元璋之传说众多，如出生时，身上有虫子在爬，故原名虫扒，后至皇觉寺才改重八，不久改为朱兴宗。其中以其天生有天子相、天子金口等为多。著名的例子，便是在皇觉寺当小和尚时，老师傅要求朱元璋清理庙堂大殿，朱元璋趁著师傅不在寺内，开金口对着众尊佛像，要诸佛自行清洗干净，并且也要打理大殿内一切。话刚说完，诸佛便慌慌张张行动起来。

另外，传说朱元璋曾为明教徒，故立国后以“明”为国号（小说倚天屠龙记亦曾以此为题材）。值得推荐的传记有吴晗1949年出版白话文朱元璋传等。

【生殉妇女】残酷的殉葬制度，在西汉初以后，逐渐在中原政权消失。但是在蒙元又恢复，朱元璋继承了此制度，且只殉葬妃嫔宫女。朱元璋死时生殉46名伺寝宫人；成祖殉30余人，并且曾因权贤妃之死疑案而一次处死宫女2800余人；仁宗殉葬7名妃嫔；宣宗殉十人。“节烈从殉”的风气，并向下广为延伸至宗室公侯、官宦之家、以至民间，至英宗皇帝时才废止。杀死从殉妇女的方法为将她们吊死，她们的家属称为“朝天女户”并给予一定待遇。

【朱元璋-宰辅】李善长徐达李文忠汪广洋（时任左丞相，后被胡惟庸排挤走）胡惟庸（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身葬孝陵】同任何一个皇帝一样，朱元璋在生前也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将自己的陵墓修在了钟山南麓，称为孝陵。明孝陵方圆四十五华里，规模宏伟。1398年6月24日，71岁的朱元璋驾崩，葬于孝陵，谥号“圣神文武钦明应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明孝陵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翌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称“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

【庙谥号】洪武三十一年六月甲辰，上谥曰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六月十一日丁巳，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十一月朔，增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历史评价】朱元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大争议的人物，可说是位贤君，也可称暴君。持正面评价者通常都是从其大力打击贪污，恢复经济着眼，历史记载朱元璋是少见勤政的皇帝；而持负面评价者则多从其高压统治着眼，如杀戮功臣、文字狱及廷杖。

洪武三年（1370年），杀中书左丞杨宪。

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虐暴乡闾，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类似战国时代的“铸刑鼎”，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屠戮的信号。后来的胡惟庸案实jì

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

洪武八年（1375年），德庆侯廖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廖曾沉船淹死小明王，为朱元璋称帝扫清障碍。刘伯温蹊跷病逝。刘曾参与暗害小明王的密谋。

洪武九年（1376年），空印案发。

洪武十二年（1379年），贬右丞相汪广洋于广南，旋赐死。

洪武十三年（1380年），诛杀左丞相胡惟庸。

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锦衣卫，加强明朝特务统治。

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案发。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以“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见诛，接续又诛杀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连“浙东四先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亦不能免。朱元璋还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被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谋反，牵连到十三侯、二伯，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此时又颁布《逆臣录》，诏示一公、十三侯、二伯。

【备注：文行至此，已连载到了第二十四话，各位读者朋友不妨将此文当做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聊以慰藉罢了。待本人与之17K的分歧有了一定进展后，正文将会持续更上，这期间还望读者朋友们多多见谅！】

明代传说(二十五)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杀江夏侯周德兴，以及杀颖国公傅友德，与他同时被杀的还有蓝玉的副将，在捕鱼儿海战役中立功的定远侯王弼，蓝玉死后不久，定远侯王弼就对傅友德说：“帝晚岁峻诛杀，我辈几无噍类矣”，朱元璋知悉后，赐死王弼。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开国六公爵最后一位仅存者冯胜被杀。至此，明朝的开国功臣几乎被杀尽，开国六公爵除了邓愈外，可以说无一善终。这时朱元璋说：“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朱元璋晚年嗜杀，大臣们祇要观察皇帝当日临朝的穿戴，即悉皇帝心情好不好，“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

总括而言，朱元璋诛杀功臣是铁的事实，这也造成靖难之役时，能勤王卫主的老臣已经不多见，仅存者只剩下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等人。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洪武三年告老还乡，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但他的儿子朱同最后被赐自缢。清代学者赵翼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除大诛功臣外，太祖也杀文人，吴晗《朱元璋传》中开列了被杀文人的名单：“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杀，而是绑起来扔到长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lì

孙右；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作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梦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作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畏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作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有个别说法称，明太祖虽标榜复古，但有部分制度是学习元朝的，例如廷杖与责打臣下，有人称其违反了“刑不上大夫”的古训。另外，其为了动员全社会，他十分重视户口普查，每个人有固定的义务，每个大臣首先是家臣，然后才是大臣。人民分为军户、匠户、民户，不允许随便转换工作，这与成吉思汗的十户非常相似。从前大臣上朝是不用跪对的，明朝则要。

明宣宗朱瞻基（1398年－1435年）明仁宗朱高炽长子，永乐九年（1411年）立为皇太孙，数度随成祖征讨。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年号宣德，成为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他和其父一样，比较能倾听臣下的意见，听从阁臣杨士奇、杨荣等建议，停止对交阯用兵，与明仁宗并称“仁宣之治”，宣宗时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

宣德皇帝既是一个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皇帝，又是一个喜欢射猎、美食、斗促织（蟋蟀）和戏游无度的皇帝。《聊斋志异》里的名篇《促织》里的皇帝正是明宣宗，人称“蛐蛐皇帝”，吴伟业有《明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

明宣宗当政十年，重点在治理内政方面：

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了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将汉王朱高煦用鼎扣住，烧烤至死，诸子全部处死。

为了休兵养民，宣宗一改永乐时期的讨伐政策，主动从交阯撤兵，节省了财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与交阯的交流。

整顿统治机构，罢免“贪津不律”、“不达政体”、“年老体疾”的官员，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以振朝风。

在用人方面限制入仕人数，实行保举和欠任。

实行了一些减轻民困的措施，减免税粮、复业流民、赈灾救荒等。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宣宗虽是明君，但此举却开启了明代宦官干政之先兆。也是他最受后世批评之处，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死于乾清宫，时年38岁，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北京昌平景陵。

明宣宗朱瞻基（公元1398－1435年），仁宗朱高炽长子，仁宗死后继位，在位10年，病死，葬于景陵（今北京市十三陵）。

朱瞻基登基之后，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祖皇帝留下的外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朱瞻基即位之后，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bèi

迎接来自强藩的挑zhàn

。他的皇叔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就战功赫赫，很会带兵，永乐朝被封乐安之后，就从没有放qì

武力夺取政权的野心，终于机会来了，仁宗病逝，宣宗即位，国家动荡，皇帝年轻，正是造反得好时机，于是经过精心的准bèi

后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早已准bèi

就绪的宣宗皇帝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架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叛军，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城，见大势已去，朱高煦只得弃城投降，这次战役以明军的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群臣都劝朱瞻基将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网开一面，没有杀他，而是将他废为庶人，软禁在西安门内逍遥城。

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朱瞻基马上传召给另外一个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当时的亲王都有自己的军队，称作卫），朱高燧并没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卫兵马，就这样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朝终于得到了解决。

宣宗朝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浦）、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这也是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的极盛时期。

安南问题也是宣德朝的一个重yào

问题。早在永乐时期，由于安南内部的争斗，使得安南原来的统治者绝嗣，安南一片混乱，成祖派大将张辅率兵平叛，并在安南正式建衙，并派人管理，但是由于一些贪官污吏的压榨，加之历史渊源，安南几乎没有断过兵燹，这使得明初的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到了朱瞻基即位，安南问题日趋严重，朝廷军队不断在安南遭遇败绩，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毅然决定议和，放qì

对安南占领。这在当时曾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从长远来看，此举减轻了人民负担，节省了大批人力财力，也利于安南与中国各族人民的交往。

作为太平天子的朱瞻基从小就喜欢斗蟋蟀，即位之后他曾经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宣宗，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朱瞻基也被百姓们称为“蟋蟀天子”，前些年还专门有这么一个动画片是专门叙述这段历史的。

宣宗朝的废后风波也是他的一个污点，这将在英宗的文章中详细介shào

，总之，瑕不掩玉，宣德皇帝朱瞻基可算是一位称职的皇帝，他对明王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被史家称为太平天子、历史上著名的守成之君，这些称号对于宣宗来讲都并不夸张，公元1435年正月，朱瞻基染上不明之症，病危之时命左右起草遗诏，由太子继位，所有军国大事均须禀告太后方能决定。不久死于乾德宫。一代明主就这样撒手人寰，终年三十八岁。他的英年早逝怎能不令人慨叹。

朱瞻基死后，被谥为孝章皇帝，庙号宣宗，史又称宣德帝。

【政治措施】宣宗平定了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将汉王父子废为庶人，巩固了中央政权。

仁政爱民在对内的治国之道上，宣宗能够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宣宗的真实心态。他继xù

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五年（1430）三月，宣宗路经农田时，看见路旁有耕作的农民，于是他下马询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明代传说(二十六)

他兴致盎然。取来农民耕田的农具，亲自犁地。没推几下，他停下来，回头对身旁的大臣说，我只是推了三下就有不胜劳累的感觉，何况农民终年劳作。说完就命人赏赐农民钱钞。他对农民的生活和处境是了解的，因此能够在制定政策时考lǜ

到他们的利益。同年六月，京畿地区发生了蝗灾，宣宗派遣官员前去指挥消灭蝗虫。他仍不放心，特意谕旨户部，告诫他们往年负责捕蝗的官员害民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蝗灾小，因此要严禁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还做有一首《捕蝗诗》颁给臣子。

宣宗赐宦官银皿宣宗清楚，昏君滥用民力乃至亡国，隋炀帝就是个例子。宣宗以此为鉴，非常注意爱惜民力。在他统治的10年间，多次下旨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七月，罢湖广采木。宣德五年（1430）二月，罢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十一月，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宣宗不但没有同意，还认为他是想用这种扰民的事情为自己谋求利益，将他逮捕入狱。他还多次蠲免税额、积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残疾和户内无丁力者的匠籍。

任用贤臣汉王朱高煦的叛乱能够很快被平定，赵王朱高燧的危机得以圆满解决，除了宣宗本身的因素外，还与他所重用的贤臣有很大的关系。在宣宗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yào

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yào

。

杨荣像宣宗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

几位重臣识大体，顾大局，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相互包容，不计较个人恩怨。据记载，杨荣办事果duàn

，敢作敢为，对军务很熟悉，只是不能洁身自好，多次接受边将馈赠的良马。宣宗听说了，向杨士奇询问。杨士奇力赞杨荣通晓军务，是他和众位朝臣所比不上的，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小毛病就放qì

不用。宣宗笑着告sù

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杨士奇听后，没有丝毫的怒意，反而对宣宗请求能够像包容他一样包容杨荣。后来杨荣知dào

了这件事，感觉十分惭愧，对不住杨士奇，便尽释前嫌，相交甚欢。

宣宗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

平汉抚赵在宣宗的身边，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一直没有放qì

争夺皇位的念头，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朱瞻基即位后，深知两位皇叔久蓄异志，加强了对两位皇叔的防范，但没有采取强硬的行动宣宗射猎图，反而重加赏赐，以礼相待。朱高煦认为少主新立，软弱可欺，更加积极谋夺皇位。八月，朱高煦以为时机成熟，仿照朱棣起兵举事，派人到京师秘密联络英国公张辅作内应，事发，阴谋为朝廷所知。起初，宣宗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朱高煦，规劝他罢兵。

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宣宗决定亲征。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宣宗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宣宗所料，朱高煦知dào

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宣宗令平叛大军将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而是将劝降信射入城中，继xù

劝谕朱高煦出降。此时的朱高煦已经彻底绝望，私下派人来请降。叛军中的王斌等人宁愿战死，坚决阻止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吓破了胆，从间道跑出来投降了宣宗。大臣请求将其立地正法，宣宗顾及亲情，没有同意，而是将朱高煦押送回京，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班师回朝，宣宗特意将乐安改为武定州。这时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祖父朱棣为了开拓自己的眼界，熟悉军事，带着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如果祖父有知，一定会为自己兵不血刃地平叛而欣慰，况且自己还保全了叔父朱高煦的性命。

赵王这次没有举兵，并不是因为他突然改过自新。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赵王对汉王的叛乱行为很是赞成，并且积极招呼汉王派来的联络使者。赵王府左长史胡永兴力劝赵王不可造次，赵王根本不理睬。胡永兴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杀汉王使者，烧掉来往信件，将赵王参与叛乱的痕迹销毁了。这样，赵王才能够逃得一劫。假如赵王当时有所异动为朝廷所察的话，能否保存就是一个疑问了。不过，以宣宗对赵王的了解，他肯定知dào

赵王并不是那么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军彰德的情况下，能够听从相反的意见，保全赵王，这是很难得的政治家气度。

汉王朱高煦本来也可以保留性命的。宣宗在西安门内辟出囚室，械系朱高煦于此。三年后，宣宗带着内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对自己的处境耿耿于怀，用脚将宣宗勾倒。宣宗惊魂未定，恼怒异常，命人将朱高煦罩在一个300斤重的铜缸下，四周围以柴炭，放火将其活活烧死。铜缸都被烧化了，朱高煦的尸骨当然无存。汉王、赵王的威胁被解除，保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明朝平稳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

撤兵安南安南到了宣德朝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成祖曾经兴兵80万征讨交阯，将其并为明朝的一个省，设置官吏，加以统治。然而交阯并未臣服于明廷的统治，起兵反对明朝的战争时有发生。成祖曾多次派兵镇压简定、陈季守、黎利等人的反抗。成祖死后，交阯的情势更加不稳定。明朝连年派兵交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难以承shòu之重。仁宗时期，改变了成祖一味剿灭镇压的政策，以招抚为主。宣宗则主张剿抚并用的政策，派王通为征夷将军，征讨黎利，然而他内心里更想息兵交阯。宣德元年(1426)四月，宣宗就曾与蹇义、夏原吉、杨士奇和杨荣四人商议，他“反复思之，只欲如洪武中、永乐初，使(交阯)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这种想法是要改变直接统治交阯的做法，恢复交阯为附属国的地位。杨士奇和杨荣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而蹇义和夏原吉却反对，担心“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因此宣宗的这个想法并没有立即实行。其实宣宗是在等待一场军事上的胜利，然后才好招抚、谈判，体面地从交阯撤兵。

宣德二年（1427），陈通率军击败了黎利，斩首万余人，但他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让黎利率残军逃跑。九月，黎利上书明廷，声称找到陈氏后人（当年成祖起兵的名义就是为原国王陈氏报仇复国），请求明朝罢兵，册立陈氏后人为君。宣宗有意答yīng

，但是英国公张辅等人认为明廷如果没有合适的借口就答yīng

，只是向天下人显示朝廷的软弱。宣宗召见杨士奇和杨荣，寻求对策。他们二人赞同宣宗的想法，认为这是体恤民情，没有示弱。宣宗在杨士奇等人的支持下，欣然同意，派特使恢复陈氏政权，命陈通撤兵。然而黎利推说陈氏后嗣已死，请求明廷册立自己。宣宗没有理会，派人继xù

寻找陈氏后人。宣德三年（1428），黎利再次进献贡物，请求册封，宣宗仍不理会。宣德六年（1431），黎利再次请封。宣宗考lǜ

到陈氏后宣德云纹铜熏炉人已经无从找起，黎利署理国事已成事实，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册封黎利为国王。这样，安南再次独立，脱离了明朝的直接统治，但仍然是明朝的附属国。从此到明朝末年，明朝和安南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明代传说(二十七)

放qì

安南。免除了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为明朝节省了大量的开支，除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第七次下西洋】宣德五年（1431年1月），宣宗以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遗体埋葬于古里。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文艺方面】书画《瓜鼠图轴》明朝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绘画作品，共有三副，又称为“三鼠图轴”。明代宣德皇帝朱瞻基的三鼠图轴是很有意趣的写意画，看到图中机敏可爱的老鼠，使人忘记了鼠类可憎可怖的一面。朱瞻基最早将老鼠作为美好的艺术形象来描绘，也是世界上最早发xiàn

老鼠之美感的艺术家。

《武侯高卧图》明朝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绘画作品。卷纸本墨笔，纵27．7厘米横40．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图绘诸葛亮敞胸露怀，头枕书匣，仰面躺在竹丛下，举止疏狂。当是诸葛亮出茅庐辅助刘备之前，隐居南阳躬耕自乐的形象。

《雪意歌》宣德八年，自冬十月以迄，长至之前，凡两雨雪。迨十一月乙酋，又至后五日，是日，同云四合，寒气凛然，大有欲雪之意。自昔农人谚曰：“要宜麦，见三白。”使今夕而复雪，岂不成三白乎？因喜而作长歌，以为来岁丰秥之征云。

诗作宣宗的诗作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受儒家文学思想之影响，诗作具有说理的韵味；二是宣宗一朝，运际雍熙，治隆文景。宣宗时与臣下同游，赓歌继作，造就了一个台阁体诗派。作为倡导者，宣宗的诗作也其有宫廷的韵味，这种韵味就是颂谀太平景象，显示皇家的宏伟气魄，《新春诗》、《元宵诗》、《七夕诗》等首，都是****之作；三是宣宗在明代诸帝中，也算是一个英主，所以他的笔触就不仅仅局限于皇家宫苑的生活，而是对一民间百姓的生活与疾苦给以客观的描述。每当亢旱岁歉，宣宗均能循己白责，减租赈恤，并毫不掩饰地写下这些与太平景象不符的农民实况。如《书愧诗示户部尚书夏原吉》一诗，所反映的就是“关中岁屡歉，民食无所资”的现实生活；四是宣宗为人风流儒雅，大有文人气习。故诗作中多有写景之作，而且显得文采斐然。如《四景诗》四首，对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变化的刻画堪称细致入微。

【历史评价】《明史》赞誉宣宗：“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谊。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明宣宗宣德朱瞻基好书画、促织。具有较高艺术水平。因爱好促织，朱瞻基被后世称作“促织天子”。宣宗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和书法鉴赏家，《万历野获编》之“宣宗御笔”称他的书法“学颜清臣，而微带沈度姿态”，宣宗年少时对书法课颇为用心，他的行楷清丽潇洒中带些皇室的雍容柔媚之气。一心追求太平盛世的宣宗兴之所致，常常挥毫波墨，写诗作画，并赏赐给众大臣。由于宣宗酷爱和擅长绘画书法艺术，宫廷上下聚集了一批宫廷画家，他的继任者英宗、宪宗、孝宗到神宗等也多受影响。亲近艺术，宣宗培植了数代宫廷画派，在中国书画史上留下浓笔重彩。

生活中的宣宗是一个骄奢yin逸、寻欢作乐的皇帝。他既是明代第一个充分享shòu

宫廷生活的帝王，也是洞开明朝骄奢yin逸生活风尚的帝王。宣德朝的宫廷生活丰富多彩，渐趋奢华。

为了休兵养民，宣宗一改永乐时期的讨伐政策，主动从交址撤兵，节省了财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交址与中国各族人民的交流。

整顿统治机构，罢免“贪津不律”、“不达政体”、“年老体疾”的官员，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以振朝风。

在用人方面限制入仕人数，实行保举和欠任。

实行了一些减轻民困的措施，减免税粮、复业流民、赈灾救荒等。

明宪宗朱见深（1447年－1487年），或作成化帝，为明英宗的长子，明朝第八代皇帝。初名朱见浚。土木之变，英宗被瓦剌掳去。景泰三年（1452年）明代宗即位后，被废为沂王，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又被立为皇太子，改名朱见深。

宪宗于天顺八年（1464年）登基，初年为于谦平冤昭雪，恢复景帝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俨然为一代明君。琉球、哈密、暹罗、土鲁番、撒马儿罕等国纷纷入贡。明朝皇帝多擅画像，朱见深擅长画神像，曾为张三丰画像，神采生动，超然尘表。但是宪宗在位末年，好方术，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19岁的宫女万贵妃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民不聊生。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万贵妃去世，八月，宪宗过于悲痛而驾崩，时年41岁。葬于北京昌平明茂陵。由他的三子明孝宗继位。

明宪宗朱见深,于公元1449年英宗北征时奉皇太后之命，被立为皇太子。谁知命运与他开了个玩笑，他的叔叔明代宗即位后，随着政局的逐渐稳定，就开始考lǜ

如何废掉他，而用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经过一番精心的谋划，朱见浚被废为沂王。但是上天好像只垂青于他，此后不久先是被立为太子的朱见济早夭，然后是著名的“夺门之变”，这样不仅他的父亲夺回了皇位，他的太子之位也失而复得，他父亲改元天顺，也将他改名朱见深。但由于幼年卷在皇位之争的漩涡中，精神压力非常之大，因此留下了口吃的毛病。天顺八年，英宗皇帝去世，朱见深继承了皇位，成为了明朝第八位皇帝，第二年改年号为“成化”。

宪宗即位后，平反了于谦冤狱，恢复了于谦之子的官职。又不顾明代宗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以德报怨，恢复代宗帝号，重修代宗陵寝，博得了朝野的一片称颂之声。朱见深任用李贤为相，阁臣之中还有彭时、商辂等人，可谓是人才济济，朝政也比较清明。

由于名相的辅佐，加之上述的一系列措施，朱见深在即为之初还是以明君的形象出现的，但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明朝土地兼并的严重，官吏对百姓的压榨，许多农民流离失所，并且这种情况不断恶化。百姓终于忍无可忍，荆襄爆fā

了刘千斤起义，广西爆fā

了少数民族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归于失败，但已经为明朝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更值得一提的是广西的少数民族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它的影响却非常“深远”。因为成化朝最显眼的两位人物都出自这次战斗的俘虏，其一就是一手遮天的大太监汪直，另一个就是孝宗皇帝的生母纪氏（见明孝宗朱佑樘）。

大太监汪直本是广西少数民族，由于起义的失败，起义军的成年男子被杀，小孩与女人被送往宫中为奴，汪直就这样进宫做了太监。由于他善于钻营，而且又攀附上了当时宫中的实权派万贵妃，因此官运亨通。成化十三年，宪宗皇帝设立了著名的特务机构“西厂”，使得明朝的厂卫制度达到顶峰，而汪直就掌握着西厂的实jì

指挥权。汪直也凭借特务机构不断排除异己，树立亲信，朝廷被他搞得乌烟瘴气。汪直还多次作为监军随军出战，所到之处官吏都小心侍奉，加紧搜刮百姓，购买大量珍宝取悦汪直，可以说汪直所到之处，就像闹了一场蝗灾。由于汪直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朝野的交相弹颏，宪宗皇帝也因此对他失去了兴趣，在汪直的最后一次监军过程中索性将他留在了边关，之后又将他贬到了南京，大太监汪直渐渐在历史中消失了。

汪直走后，朝廷并没有安定下来，宪宗皇帝开始宠信佛道，任用奸佞。大批贤能之士或贬逐或罢官或去世，中难有直臣容身。许多社会无赖，骗子得以混进宫中，而朝廷的重yào

官吏也腐败到了极点，当时百姓就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说法，将这些朝廷的蛀虫贬得一钱不值，这些大臣不但贪赃枉法，而且为了取悦宪宗经常以房中术进献，明朝政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明代传说(二十八)

其政治昏暗。奸臣当道，西厂横行不法，王室奢侈而官吏贪污盘剥，加上连年的水、旱灾，人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

朱见深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就是他竟喜欢一个比自己大17岁的宫女，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位宫女就是万贵妃。她的出现造成了明朝第一个外戚乱正的局面，他的亲戚在她的庇护下到处抢占民田，而且许多官吏也通过贿赂她而得到了提升，不过万氏对于朝廷的控zhì

比其他对内宫的控zhì

就可谓小巫见大巫了。他紧紧笼络住成化皇帝，使得后宫无人敢触犯她的势力。成化皇帝的正宫皇后吴氏，就是由于与万贵妃发生口角，并动手打了万氏，被打入了冷宫。新皇后王氏也只好曲意逢迎，才得以报住了皇后的位子。由于万贵妃的亲生子的早夭，为避免失宠，他开始控zhì

被皇帝临幸的宫女，一旦发xiàn

宫女怀有身孕，不是强迫打胎，就是致死。险些使朱见深断了子嗣。

成化二十三年万贵妃暴亡，朱见深也因悲伤过度于数月后去世，为太子朱佑樘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

朱见深死后的庙号为宪宗。

【三桩弊政：皇庄、西厂、传奉官】成化一朝中，弊政甚多，其中为害较大而且对明代后来的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皇庄、西厂和传奉官三事。西厂作为典型的特务机构，人们多少有些了解。但是，皇庄与传奉官，人们也许还比较陌生。但是，从一个王朝的整体看来，西厂充其量不过是东厂的克隆罢了，而皇庄与传奉官，却在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两个层面开了恶劣的先例。

一、皇庄《菽园杂记》里对皇庄有一段记载，大意是说，前代虽然有汤沐邑、脂粉田之类赐给公主、王侯的庄田，但还情有可原，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为什么还要设皇庄作为自己的私产呢？从这一点来看，明代皇帝对于钱财的追逐，显然有一种变态的心理。从明代中期设立皇庄，到明代后期派太监充矿监、税监，目的都是为皇室搜集更多的钱财来满足宫中奢侈的生活。

“皇庄”之名，始于宪宗朱见深。天顺八年，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但是，明代皇庄的出现，可能更早。例如，仁宗朱高炽就曾有仁寿宫庄、清宁未央宫庄，英宗朱祁镇为诸子设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而朱见深的做法，无疑使皇庄的设立名正言顺，从而使皇室搜括土地的风气进入一个高潮。不过，皇庄并不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而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也就是说，是皇帝及其妻、子的庄田。因此，皇子若分封后离京去了封地，在封地取得的田地，就不算是皇庄了。

皇庄的设立，其实是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朱见深的皇庄，很快就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处。到他的儿子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的时候，在京畿内的皇庄有五处，面积达12800顷。他的孙子武宗朱厚燳即位一个月内就在大兴县设皇庄7所，并陆续发展到昌平、真定、保定等地，10年内使皇庄的面积达到37595顷零46亩。上行下效，皇帝既然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纷纷请求皇帝赐给土地，于是有所谓的王田、官庄。据说，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全国官田的面积达到民田的七分之一。

土地兼并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例如，在京城附近的皇庄设置，就直接导致了正德年间河北霸县的刘六、刘七起义。而且，在皇庄内，土地所有权与司法权、行政权相结合。皇庄的管理非常混乱。一般的皇庄，都是派宦官去掌管的。宦官带着一旗校，再豢养着一帮无赖，“占土地，敛财物，污妇女”，无所不为。由皇庄引发的社会问题，得到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注意。所以，嘉靖初年曾在表面废止皇庄，改称官地，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因此，宪宗设置皇庄的做法，无疑在与民争富，是在毁坏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

二、西厂孟森说，东厂和西厂“为明代独有之弊政”。与东厂一样，西厂也是一个特务组织，始立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立的地点就在西城灵济宫前面的一家灰厂内。宪宗为什么要在东厂之外再设立西厂呢？据说是宪宗觉得要知dào

外面的事情，单有一个东厂远远不够。

事情还得从成化十二年（1476年）说起。这一年的七月，京师捕获“妖人”。有的说法说妖人名叫“李子龙”，借助宫内太监鲍石、郑忠的帮zhù

进入内府，登万岁山观望，图谋不轨。

总之，妖人抓住后，皇帝派太监汪直在灰厂审讯此事，随后就干脆在灰厂新立了一个特务机关即西厂，由汪直提督厂事。汪直是很有点特务才能的，据说他能够化装成平民百姓往来于京城之间，“布衣小帽，时乘驴或骡，往来京城内外，人皆不之疑”。京城内外，大政小事、方言巷语，他都能一一向皇帝汇报。西厂正式成立后，汪直借用锦衣卫中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他的特务网络，据说“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西厂的特务人数，在当时比东厂要多出一倍。东厂的太监尚铭，也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汪直。

因此，西厂气焰非常嚣张，成立的当年就连兴大狱，逮捕了郎中武清、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明代各省的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品秩相当高。然而西厂却可以不经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

这种情形让当时的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忍无可忍。商辂向宪宗建议，撤销西厂，主要的理由就是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其疏还有这么几句话，可以让我们想见当时西厂对正常的政治秩序的破坏：“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孟森曾说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机关只是凌蔑贵显有力之家，尚未至得罪百姓。可是，《明史》中就提及汪直的西厂对于民间打架斗殴、鸡狗之类的小事，也处以极重的刑罚。

看来，商辂所说的“庶民不安于业”并非夸张。当然，皇帝有自己的看法。宪宗接到商辂的奏疏，说：“用一个宦官，哪里就至于这样呀？”但终于拗不过商辂的坚持，加上兵部尚书项忠也上书请求撤销西厂，因此，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西厂撤销，汪直回御马监办事。

但是，同年六月，商辂和项忠就先后被罢免，西厂又恢复了。这一恢复，就一直到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失宠以后撤销为止。总共计来，西厂在成化朝的历史上存zài

了五年零几个月。

成化朝的西厂，一方面是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侦察的地点不限于都城、地方，而遍及南北边腹各地，这是此前的东厂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宪宗之设西厂，无疑加强了皇帝对于特务组织的偏爱心理。后来的武宗，也就是宪宗的孙子，就效仿他祖父的做法，非但重建西厂，又增设了内行厂。特务组织的存zài

，使原本属于厮役之流的旗尉，得以肆意**大臣，也算是明代的创举了。

三、传奉官。

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明史》对此的简要记载是：“二月庚子，始以内批授官。”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他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宪宗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zf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zf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zf运作中的冲突必然会因此而持续加剧。

明代传说(二十九)

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

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yào

经过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据说，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计达1000人。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张稷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宪宗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这种情形，直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孝宗即位后大力裁汰冗官，才得到一些改变。但是，好景不长。孝宗后来与他的父亲一样，也喜欢通过内旨授官，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曾一次传奉匠官张广宁等120人，再传少卿李纶等180余人。由宪宗创造的传奉官本是一个对制度的破坏，也许由于能满足历代皇帝任用私人的愿望，竟成了制度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宪宗一定是想：“既然都是我的臣民，大家机会均等，我说了算吧。”

万贵妃（１４３０～１４８７年），明山东诸城人。四岁入宫。天顺时选侍东宫，成化二年（１４６６年）封贵妃。年长宪宗几二十岁。然性机警，有权谋，深得宠爱。凡后妃有孕，皆逼使堕胎，以固己宠。又纵任太监钱能、汪直等苛敛民财，倾皆府库之藏。后暴病死。

历史上得宠的妃子数不胜数，但多以纯粹的青春姿色取媚，在与无情的岁月对抗中受到宠爱如初的，却谁也不及明宪宗的爱妃万贞儿。

万贞儿原籍青州诸城（今山东益都县一带）人，父亲万贵为县衙掾吏，犯法戍边。万贞儿年仅四岁便充入掖庭为奴，十多年后出落得花容月貌。孙太后怜她聪明伶俐，命她在仁寿宫管理服装衣饰等事。宪宗小时常去朝见孙太后，贞儿在旁边扶掖太后，与宪宗相亲近，渐渐狎昵。当太子朱见深逐渐成长为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时，贞儿已年过三十，依然往来亲密，彼此无猜。万贞儿艳美秀慧，体态如杨玉环一般丰腴，因仍是处女，看上去不过二十左右。天生慧黠的万贞儿便眉挑目逗地勾引了情窦初开的少年天子，两人瞒着宫里人，在华枕绣衾间，初试云雨。自此如胶似漆，形影不离。

英宗崩后，十六岁的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该到成婚选妃的年纪了，从于母命，册吴女为后。后位既定，册命万贞儿为贵妃，另有王氏、柏氏为贤妃。万贞儿很是懊恼，因为从前只有她一人与宪宗共乘床笫之欢，现在却无端地多了许多女人。万贞儿自恃宠幸，每次见到吴皇后板着脸不给面子，甚至故yì

拿架子，这使吴皇后非常生气。起初还是勉强容忍，耐到二十多日，实在忍耐不住，免不了斥责她无理。可万妃非但不知收敛，却对皇后反唇相讥。一次惹得吴后性起，命宫人将她拖倒在地，亲自取过杖来连击数下。

万贞儿回到宫中，哭泣不止。恰好宪宗进来，询问她因何哭泣。万贞儿故yì

不说，最后侍女说明了原因。宪宗大怒，要去找皇后评理。她便抢前牵住宪宗的衣服，佯为劝慰。宪宗又恨又怜，慢慢替万妃解开衣服，见她雪白的肌肤上面，一道道杖痕透着血色，不由怒从心起，发誓道：“此等泼辣货，我若不把她废去，连皇帝都不做了！”万贞儿哽咽着说：“妾已年长色衰，不及皇后玉女天成，还请陛下命妾出宫，以免皇后生气，妾也省得受那杖刑了！”明明是反激宪宗。宪宗更怒：“你不要这样，我明日就把她废去。”万贵妃欲擒故纵，又激他说：“册立皇后，是两宫太后的旨意，陛下废后，太后不会同意的。”宪宗说：“我自有办法！”

第二天一早，宪宗便去见两宫太后，说吴皇后举动轻佻，不守礼法，不堪居六宫之首，更不足母仪天下，定要废去。周太后劝阻道：“册后才一月便要废去，这也说不过去。”但宪宗坚持要废，并说若不废后，他便披发入山，不做皇帝。周太后溺爱儿子，只得由着宪宗。于是，一道废后诏书下达，命吴氏退居西宫。万贵妃觊觎后位，曾怂恿宪宗，只是太后嫌她年长，且出身微贱，始终不允。过了两月，经太后降旨，立已同柏氏一起被封为贤妃的王氏为皇后，宪宗也没有办法。好在王氏性情柔婉，处处谦虚忍让，还算相安无事。其实王后是恐蹈覆辙，隐忍不发而已。

成化二年，万贵妃生下一子，宪宗大喜。本以为母以子贵，将来孩子当上皇帝，自己也能成为皇太后，谁知不到一个月，小儿竟短命夭折。从此万贞儿贵妃不再有娠，但却妒忌其他妃嫔，不让她们接近宪宗，并在后宫广设耳目，宪宗有时偷偷摸摸地与其他妃嫔交欢一次，如果妃嫔有怀孕的迹象，多被万贞儿暗中察觉，她就千方百计逼令喝药打胎。宫中人人自危，但摄于万贵妃的yin威，无人敢出首。因此几年过去了，宪宗一直没有子嗣。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都为此忧心。宪宗也为此极为焦虑。

到成化五年，柏贤妃生下一个皇子，宪宗高兴非凡，大事庆贺，取名v极。v极两岁时，被立为皇太子。第二年二月，皇太子突然生起病来，病势来得凶猛，医药无灵，令御医们束手无策，一天一夜后竟夭折了。宪宗哭得死去活来，宫人太监们觉得太子病得奇怪，偷偷查访下来，果然是万贵妃下的毒手。但是都明哲保身，谁也不敢去告发。只有宪宗蒙在鼓里。

【历史评价】成化朝并不是是毫无可取之处。有几个亮点。第一个亮点是成化一朝中对于荆襄流民的安置，第二个亮点是成化朝的文化。

荆襄流民是元代以来困扰中央zf的一个大难题。荆襄流**要集中在今天的郧县地区。该地万山环绕，又处于湖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在元、明时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每当灾荒、战乱，这一带常常聚集近百万的流民。成化年间对流民的重视和安置，是因刘通、石龙起义而起。zf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任命原杰安抚流民，并设置了郧阳府，将流民用户籍的形式固定在当地，又设置了郧阳巡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难题。

文化方面，成化一朝有两位著名的学者，胡居仁（1437年—1484年）和陈白沙（1428年—1500年）。在明代，能够从祀孔庙的学者仅有四人，即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和王守仁，而成化朝就占了两位。陈献章就是陈白沙。他字公甫，号石斋，家在广东新会白沙里，所以当时学者尊称他白沙先生。他是明代心学的先驱，诗也写得很好，钱穆称他是明代诗歌的“蜂腰”。他的“静中养出端倪”，最能体现一个学者心平气和、妙悟玄理的雍容。因此，我们看成化朝，非但要看到贵妃，看到宦官、佞幸与弊政，也当看其善政及其辉煌的一面。

明成祖朱棣（1360年－1424年）是明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应天（今江苏南京），时事征伐并受封为燕王，后发动靖难之变，起事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位登基。死后原庙号为“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

朱棣出生于元末的战乱时期。那时群雄并起，互相征伐。在朱棣出生时，朱元璋与陈友谅正打得不可开交，以至于连给儿子起个名字的工夫都没有。朱棣自称是马皇后嫡生，实jì

上他的生母是个贵妃，为此衍义出许多的野史和传说。朱棣长大后被封为燕王，就藩北平。他娶徐达的长女为妻，成了他的好内助。燕王是诸王当中势力最强的一个，在抵御蒙古诸部的内扰中，他得到了锻炼，也初步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

即位后五次北征蒙古，追击蒙古残部，缓解其对明朝的威胁；疏通大运河；迁都并营建北京，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汉人皇帝，奠定了北京此后500余年的首都地位；组织学者编撰长达3.7亿字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设立奴儿干都司，以招抚为主要手段，来管辖东北少数民族。

明代传说(三十)

更令他闻名世界的是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沟通了中国同东南亚和印度河沿岸国家。明成祖可谓功绩累累的一代雄主。

明成祖在位期间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在此基础上，明成祖还进一步强化君主zhuanzhi，他对建文时逆命诸臣，残酷屠杀，大肆株连，杀方孝孺十族。永乐初，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王旧封，但当其皇位较巩固时，又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他还继续实行朱元璋的徙富民政策，以加强对豪强地主的控制。

永乐初开始设置内阁，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与机务，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告讦。他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设置镇守内臣和东厂衙门，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厂卫合势，发展和强化了zhuanzhi统治。

【生母之谜】《明史》记载朱元璋前五个儿子、第二女和第四女[7]都是马皇后所生。根据《明实录》第四子明太宗生于至正二十年4月17日，第五子周定王生于至正二十一年7月9日。马皇后这种过于频繁的生育情况历来都被怀疑，认为五位皇子并非是马皇后所生。而且明人早就指出“或曰高皇后无子”。

《南京太常志》：“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孙贵妃生周王。”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三沈元华条：“奉先庙制(南京太庙奉先殿)高后南面，诸妃尽东列，西序惟碽妃一人，具载南京太常寺志。善高后从未怀妊，岂惟长陵，即懿文太子亦非后生也。”李清《三垣笔记》：“南太常志载成祖为碽妃所生，讶之。钱宗伯谦益有博学名，问之，亦不能决，以志言东侧列妃嫔二十余，西侧止一碽妃。因启寝殿验之，入视果然，乃信。”

刘继庄《广阳杂记》明成祖母为瓮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监为彭躬庵言之，少时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乃信也。”以上都是明人的记载。靖难后朱棣自称是孝慈高皇后马氏所生的嫡子。但谈迁、朱彝尊、傅斯年、吴晗考证其生母为高丽人碽妃。另一个证据是明成祖建南京大报恩寺中对碽妃的供奉，中国古建筑专家潘谷西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元明卷》（第四卷）就持有这种观点。刘继庄说是蒙古人，甚至色目人。

但是碽妃到中国的时候1365年春，当时的朱棣已经5岁了（1360年四月十七日出生于应天府吴王宫），所以她不可能是成祖的生母。所谓的明《太常寺志》是被伪造和篡改过的，篡改者是张廷玉，这在民国时期就有人考证过了，但是吴晗认为张廷玉的取材是明朝政府的内部记录，但具体证据他也拿不出来，“行历不详，只好阙疑。”。根据朝鲜使臣权近《奉使录》记载朱棣的生母不是马皇后。

与蒙古族建立友好关系。鞑靼、瓦剌各部先后接受明政府封号。八年至二十二年，朱棣亲自率兵五次北征，巩固了北部边防。

在此基础上，对其他边疆地区的统治也得到发展。十一年平定思南、思州土司叛乱后，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为加强对乌斯藏（今西藏）地区的控制，朱棣派遣官吏迎番僧入京，给予封赐，尊为帝师。他还于四年设立哈密卫，并多次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中官李达等官员出使西域，随后西域的帖木儿帝国、吐鲁番、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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