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趣说2·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 - xp1024.com
《孟子趣说2·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公孙丑不丑

“梁惠王篇”结束，“公孙丑篇”开场。

在“梁惠王篇”里，孟老师主要是和国际上的一些大人物交往，而在本篇当中，五花八门的家伙们将使故事的场面变得更加热闹。

作为《孟子》本节篇名的“公孙丑”三个字其实是个人名。公孙丑是孟子的学生，他应该很庆幸自己不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课堂上，不然的话，同学们肯定会拿他这个古怪名字编排出不少龌龊外号来。对了，说到“丑”，我们在上一本书里不是还见识过一个名叫“恶”的家伙吗？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古代这些做父母的也太不拿自己的孩子当回事了，怎么给孩子瞎起名字呢，你当这是新新人类起网名呢？

转念一想，嗯，古人不可能那么前卫，这样看来，“丑”“恶”这种字眼儿在孟子的时代恐怕并不像我们现在看上去那么丑恶。所以呢，大家别按读武侠小说的习惯，一眼就把公孙丑先生当成那种只配使金背砍山刀之类粗俗兵刃的反派角色。

对最不起眼的小事，也不妨刨根问底一番，看看能不能刨出萝卜带出泥。

——公孙丑为什么叫公孙丑？难道为了跟“木子美”配成对联？嗯，这还真不是没有先例，陈寅恪当年就曾拿“孙行者”作为上联给考生出题，标准答案是“胡适之”。

公孙丑的答案是：丑，可能不丑。呵呵，这可不是和尚打机锋，且听我来讲讲古。说到这个“丑”字的意思，晚清时期发生过一起著名大案，史称“《苏报》案”，案件的焦点就在这个“丑”字上——可以说，这个字的背后牵涉着好几颗很值钱很值钱的人头。如果这个“丑”字真是丑的，那这几颗人头恐怕也就没法在脖子上继续待着了——这还是往轻了说，如果按照当时的法律条文铁面无私地来判，九成该是凌迟。

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大多数中国人最感窝心的时间：晚清，慈禧太后当政的时候。

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大多数中国人最感耻辱的地点：租界区。

在这个最窝心的时间，最耻辱的地点，有几个愤青和愤中们在租界区正忙活着开办报纸，他们在一份叫做《苏报》的无名小报上大肆发表煽动性言论，其愤青程度是我们绝对不敢想象的，最后居然在报纸上对当朝天子指名道姓骂大街，说出什么“载湉小丑”这样的话来！这个“载湉”可不是阿猫阿狗，人家是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一看，嘿，欺负人也没有这样的啊，古往今来的皇上们哪有受过这种待遇的！怎么办？当然要严办！于是下令地方官府，迅速逮捕《苏报》一干人等！

《苏报》这些愤青、愤中们都是些什么人呢？其实没有一个不是我们现代人耳熟能详的：有蔡元培，有邹容，有章士钊，骂光绪皇帝是小丑的那位仁兄更不是什么无名小辈，乃是堂堂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他老先生的书现在还有不少读者呢。

这案子派到江苏地方长官俞明震头上，俞大人一琢磨：我们官僚机构向来是以办事效率低下著称的，这次自然也不能例外，对了，还有件事要记得，先把风声放出去，然后再抓人。

风声吹了又吹，鞋带系了又系，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一众官差终于以春游的速度抓人来了。

抓蔡元培，没抓着；抓章士钊，又没抓着；正走着，却见章太炎老远迎过来，一脸焦急：“官差大哥，我这些天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把你们给盼来啦！”

官差们一愣：“你是谁呀？”

“我就是你们要抓的章太炎啊。”

“嗯，你就是章太炎？长得不像啊。走走走，别给我们捣乱！”

“我真是章太炎！”

官差们没办法，也只好带着章先生回衙门交差，这可让俞明震吃了一惊：“派你们去抓人，你、你们还真抓来了？”

官差们连忙报委屈：“大人，您就体谅体谅我们吧，名单上那么多人，我们可就只抓来一个呀。都怪我们办事不力！可话说回来，就这一个也是他自己硬往枪口上撞，推都推不出去！”正说着，门口有人来报：“外边有个自称叫邹容的，说是投案自首来了。”

俞大人白眼一翻，气不打一处来。

可既然已经有两名嫌犯到案了，没办法，那就审吧。在列强的压力之下，这案子没让清政府单独审理，而是在租界区的法庭上由清政府的代表和洋人法官共同审理。我们以小人之心揣度一下，说不定章太炎和邹容正是看准了这点才从容归案的。

庭审开始了，章太炎该怎么给自己辩护呢？想他谩骂当今天子，那可是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以清政府的手段，就算是清白之身都能以冤案入罪，更别提当真铁证如山了。

章太炎能翻案么？

章先生不慌不忙：“不错，《苏报》上的那篇文章确实是我写的，我是写了‘载湉小丑’，可是，我并没有辱骂皇上啊！冤枉啊！”

“啊？！你自己都承认了，还喊什么冤枉？！”

章太炎理直气壮：“我当然冤枉！我的确写了‘载湉小丑’，可你们分明会错了意，‘小丑’这个词是指‘小孩子’，什么时候成了骂人的话了？真是岂有此理！别急，且听我慢慢考据——”

别以为学古文、读旧书只能把人读成孔乙己，也别以为训诂、考据之学都是枯燥无聊又不好找工作的学问，这些东西在关键时刻可是真能救命的！章太炎在法庭之上，引经据典，舌璨莲花，考证“小丑”一词的本义，最后得出结论说：“‘小丑’的意思是‘小孩子’，怎么能说是骂人的话呢？”

原来说别人是“小丑”不算骂人？！庭上众人面面相觑，虽然有心反对，可在考据问题上谁又能辩得过章太炎呢？

——这就是当年“《苏报》案”的一段逸闻，告诉我们小丑不是小丑。那么，我们此时回过头来再看看“公孙丑”，是不是就得重新掂量一下了，也许这位公孙丑同学并不丑呢？既然“小丑”的意思是“小孩子”，那“公孙丑”的意思就应该是“公孙宝宝”了？

呵呵，其实，这个推论并不成立。

错在哪里呢？

错在简体字上。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不要轻信简体字·古人怎样起名字

现在，有些人读古籍绝对不选简体字的版本，只挑那些繁体竖排的来看，还有些人更加极端，甚至呼吁要恢复繁体字。虽然有人觉得他们迂腐，但这些人谁也不是笨蛋，至少智力水平并不在我们一般人之下，他们这样说，这样做，肯定是有他们的道理的。现在讲的这个“丑”字恰好就是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

“小丑”的“丑”字是一个简体字，如果用繁体字来写就是“醜”。在用笔写字而不是用电脑打字的年代里，把笔画如此复杂的“醜”字简化为“丑”，确实是功德无量的。但是，这样一来，新问题就出现了：在古代，既有这个“醜”字，也有这个“丑”字，它们本是意思完全不同的两个独立的字，谁也不挨谁。但在简体字里，繁体的“醜”被简化为“丑”，而繁体原本的“丑”字却维持原来的样子不作变动。于是，繁体字里的两个不同的字到了简体字里却变成了同一个字，所以，在用简体字编纂的古籍当中，“丑”字有时是指“醜”，而有时又是指“丑”，这在现代读者看来，就容易产生误会了。

这两个“丑”字的本字各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一个人相貌丑陋，那就是“醜”，而天干地支里“子丑寅卯”的“丑”字才是古文“丑”字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如果阅读繁体字的古籍，既会遇到“醜”，也会遇到“丑”，两个字的意思完全不同，“子丑寅卯”不会写成“子醜寅卯”。公孙丑的“丑”可不是被简化了的“醜”字，而是在古文里仍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子丑寅卯”的“丑”。

现在明白了吧，公孙丑的爸爸不是笨蛋，笨到会给儿子起一个“醜”名字。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现在的父母们给孩子起名字，哪一个不是抱着一摞字典辞书绞尽脑汁呢？中国人起名字通常都很讲究的，名字用的字都是很有意义的。

现代人如此，古人也是如此。《左传》里就记载着好几个起名字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很有说明意义：鲁国的国君鲁桓公生了个大胖小子，高兴坏了，搞了一大堆复杂的仪式来庆祝，但马上面临的问题是，该给儿子起名字了。可怎么起呢？想弄一套《辞海》翻翻吧，这书当时还没出版，这可怎么办？那就找个文化程度高的老先生咨询咨询好了。这一找，就找到了申。

申确实有学问，对鲁桓公说：“给孩子起名字的规矩呀，是这样子滴——”

——暂停！

咱们先别管申怎么说，先想一想，如果是我们现代人来想象祖先的古老智慧，我们猜猜申会怎么说。

按照我们很“现代”的一些想法，不少人肯定会这么想：先算算这孩子的生辰八字，排五行，推四柱，名字用的字要算清楚吉利的笔画，等等。

可是，在《左传》的年代，或者说是在春秋时代，还没有这套讲究呢，起不出“闰土”那种名字。所以，申的回答里并没有什么玄的虚的，反而实际得很。他说：“起名一共有五种方式，分别是信、义、象、假、类。”紧接着，申就开始一一解释：所谓“信”，就是用孩子出生时的某一种情况来起名，比如说生下来一个二十斤的大胖小子，就可以按这个规矩起名叫“胖墩儿”；所谓“义”，就是用吉祥的字眼来起名，比如贾老爹一直想发财，就可以给孩子起名叫“贾美钞”，等等。看来很自由哦，那么，起名有什么要忌讳的没有？

要说起名的忌讳，现代人的忌讳可多了去了——别说给孩子起名字，就连电话号码、手机号码都有一大堆忌讳。《左传》时代起名字也有忌讳，却和现在大大不同。申说：“一般要忌讳这么几种情况：孩子的名字不要用国名、官名、山川名、疾病名、牲畜名、器物名。”

严格说来，申所谓的“忌讳”其实是“避讳”，这些避讳是大有道理的，又是很实际的，如果名字犯了避讳，实在是麻烦得很。眼下要起名的这个孩子将来很可能就是鲁国的国君，按照避讳的规矩，如果这孩子起名叫“鼎”，那周代最常见的青铜器“鼎”在鲁国就不能再叫“鼎”了，就得改名，比如叫“锅”；如果这孩子起名叫“泰”，那泰山就不能再叫泰山了，比如改成武夷山，等后来人们发现南方已经有一座武夷山的时候，再分别叫它们南武夷、北武夷……这种糗事不是没发生过，晋僖公、宋武公、鲁献公等等前辈都曾在起名字的时候出过这种乱子。

申摆事实，讲道理，一番口舌之后，鲁桓公说：“嗯，那就这样吧，这孩子出生的干支和我是一样的，那就叫‘同’好了，取‘和我相同’的意思。”

《礼记》之类的书里还说：孩子出生三个月大的时候由父亲给起名字，这时起的是“名”，男孩子长到二十岁的时候要行冠礼——就是往头上扣个帽子，这是古代男孩子的成人礼。刚刚成人的男孩子直到这时候才有了自己的“字”，从此之后，大家就不再称呼他的名，而改为称呼他的字了。——这背后的道理是：名是很尊贵的，不能随便乱叫。我们看古人互相称呼，比如在大街上你看见关羽了，跟他打招呼，你应该叫他一声“云长兄”，不能直眉瞪眼地喊他“关羽”，还有，“小关”和“羽哥”之类的现代式称呼也不能用。当然，如果你们不熟，你还是叫人家“关将军”比较好。

再往前追溯一下，据说商朝人流行用生日起名，所以我们看到商朝那些国王的名字都是太甲、武丁什么的，都是甲乙丙丁，这或许也是排行，说不准。前辈学者研究出土的青铜器，就是这样按铭文里的人名来判断哪些属于商代、哪些属于周代的。可这种划分真的准确吗？后来又出现新资料，发现周人起名也有这个使用甲乙丙丁的传统，这可麻烦了，比如和王国维恩怨纠缠了一辈子的那位罗振玉，整个儿一部研究青铜器的专著就这样被人釜底抽薪了。

——虽然有些问题还说不清，但这大体上就是当时的古人起名字的讲究。这样看来，公孙丑之所以起名为“丑”，或许是因为他生在丑时吧。总之，不是因为他爸爸嫌他长得丑。

《孟子》一共七篇，第一篇“梁惠王篇”已经在上一本书中全部讲完，这本书是来讲解第二篇“公孙丑篇”的。说到现在，《孟子》的正文还一句都没出现呢，单是“公孙丑”的一个“丑”字就已经费了这么多篇幅，呵呵，是不是很气人呢？

别急，更气人的事还在后边呢。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公孙和公孙先生

公孙丑是齐国人，按现在的地理区划，和他的导师也算是半个老乡。《孟子》的这一篇，就是以公孙丑的一句事关祖国的问话开始的——

<small>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small>

<small>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憱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small>

<small>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small>

<small>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small>

<small>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small>

公孙丑问了导师一个问题：“如果您老人家在齐国掌了大权，能不能再现管仲和晏婴的功业呢？”

孟子最听不得这种问题，当即把脸一沉，闷声道：“谁的功业？”

公孙丑一愣，不知道哪里惹到导师了，赶紧诚惶诚恐地回答：“学生是说，管仲和晏婴。”

孟子脸色越发阴沉：“公孙先生——”

“学生在！”

“本府问你，你与这管、晏二人有何瓜葛？你且从实讲来！”孟子话音才落，手中惊堂木在桌案之上重重一拍，吓了公孙丑一个激灵。

公孙丑赶紧答道：“学生不敢有半点隐瞒，这二人和学生一样，也都是齐国人。不过呢，他们早就死了好多年了。他们生前都是齐国的国家总理，齐国能走向繁荣富强全是靠了这两个人。”

“哦。”孟子点了点头，“你是说，这二人早就死了好多年了？”

“不错，这事谁都知道啊！”公孙丑一边抹着额头的冷汗一边说，心里还琢磨着：导师这是怎么了？

“啪！”一声惊堂木的脆响打断了公孙丑的思路。只见孟子把头向前一探，二目圆睁，厉声喝道：“公孙先生！”

公孙丑赶紧回答：“学生在！不知大人有何吩咐？”

孟子冷笑一声，阴沉沉道：“这二人的死与你有何瓜葛？”

“啊——？！”公孙丑当时就一个屁蹾儿。

只听孟子冷森森的声音向两旁喝道：“王朝，马汉！”

公孙丑两眼一黑，心说：“完了，下一句就该是‘狗头铡伺候’了。”可等了一会儿，却不见动静，睁眼一看，见导师笑呵呵地望着自己：“瞧给你吓的！你可是咱们这回书的主人公呢，哪可能才一上场就挂掉呢！”

公孙丑亦真亦幻，好半天才长吁一口气。

孟子说：“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吓唬你吗？”

——暂停。

有人发现了没有，我前面这几百字里，犯下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不错，孟子当然不可能招呼王朝、马汉，可这属于修辞问题，不属于知识硬伤。我说的是，我这段文字里出现了一处硬伤。

这个硬伤就是：孟子不可能招呼“公孙先生”。

有人一定觉得奇怪：如果孟子招呼王朝、马汉不算硬伤，为什么招呼公孙先生却算是硬伤呢？

我前文说过，我都开场半天了还没碰到《孟子》正文，只是讲了“公孙丑”的一个“丑”字，实在可气，而现在，更可气的是，我还得把《孟子》正文再放一放，再花些篇幅讲讲这个“公孙”。（想象一个类似的情况：课堂上，语文老师说：“同学们，我们今天来讲高尔基的，第一节课讲‘高’，第二节课讲‘尔’，明天和后天的课来讲‘基’……”）

——回过头来，我们知道，包公身边那位公孙先生复姓公孙，单字名策，我套用包公招呼公孙策的场景来写孟子招呼公孙丑，分明是把公孙丑当成复姓公孙单字名丑了，这就大错特错了。

难道公孙丑不是复姓公孙吗？

——当然不是。

那个时代的人，称谓是非常复杂的，怪里怪气，很难搞懂。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很爱看小说，深深体会读苏俄小说的障碍是最大的。为什么呢？人名实在太复杂了，出版社往往需要单独印一张人名索引表夹在书里，读者要是读着读着搞不清谁是谁了，就得拿索引表来对照一下。孔孟时代的中国人名，其复杂程度丝毫也不亚于苏俄小说。

话说回来，“公孙”如果不是复姓，那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当时的一个大贵族，姓张，生了个大胖小子，起名叫“牙”，如果按照现代社会的称谓习惯，别人应该管你儿子叫“张牙”。可在当时，很少会把姓和名连在一起称呼。那怎么称呼你儿子呢？他是你家的贵公子，所以叫“公子牙”。等你家这位公子牙长大了，讨媳妇了，给你生了个大孙子，起名叫“恨水”，大家不会叫他“张恨水”，而是叫他“公孙恨水”。这就是“公孙”的来历。

这类称呼，除了“公子”“公孙”之外，常见的还有“王子”，叫“王子某某”的一般都是周天子的儿子。还有很多种称谓，有体现排行的，有体现封邑的，有的在某一代上获得了赐姓，有的在某一代上以封邑为氏，女人的称谓又是一类，等等。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在中国，姓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人们有那么重的家族观念，所以，什么老张家、老王家的，谁家都搞家谱，认祖归宗热闹着呢，可孔孟这时候的人怎么好像对姓不大重视呢？

其实，当时的人倒也没有对姓不重视，要知道，习俗毕竟是慢慢演变的，不过，在当时的社会里，男人更看重的是“氏”，而女人更看重的则是“姓”。

姓氏姓氏，很多人以为姓和氏是一个东西，或者以为，姓就是姓氏的简称。其实不是的，姓和氏本是两个东西。简单来说，氏比姓小，一个姓里会分出若干个氏。你要是在鸡尾酒会上结交一位贵公子，一定要把他的“氏”搞清楚；你要是讨老婆，就必须弄清老婆“姓”什么——如果你是张姓、展氏，你看中的姑娘虽然不是展氏，却和你一样姓张，那你们这门婚事就算吹了，因为周代的人是有“同姓不婚”的规矩的。当然，铁桶般的习俗也限制不了火热的爱情，当时也确实有过个别人娶了同姓的女子，可结果搞得很是遮遮掩掩的不敢见人。

关于姓氏的内容，要一下子讲清楚了还真不容易，既然先遇到了公孙丑，就先把“公孙”交代清楚，后文当中还会有不少古怪人名陆续出现，那就随见随讲好了。

书接上文。

孟子说：“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吓唬你吗？”

“啊——？”公孙丑摇了摇头。

孟子“嘿嘿”一笑，“我最讨厌听人提什么管仲了。”

提醒大家一下，在上回书里，齐宣王第一次见孟子的时候，就想听他讲讲齐桓公的事，孟子当时就给撅回去了，说：“我们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没人尿他们那壶！”而管仲就是为齐桓公打天下、成就春秋霸业的一代名臣。所以，别人是提齐桓公的事也好，提管仲的事也好，其实都是一回事。上回书还讲过，齐桓公和管仲走的政治路线是“霸业”，而孟子提倡的却是“王道”，所以呢，跟孟子提霸业就是叼着香烟往火药桶上撞。

孟子接着该给公孙丑摆事实、讲道理了。

孟子说：“你们齐国人啊，就知道管仲和晏婴。我给你讲一段咱们儒家的历史，你认真听着。”

“嗯。”公孙丑赶紧拿出小本本准备记录。

孟子说：“当年有人问过曾西：‘您跟子路比，谁更贤能啊？’这话把曾西问得有点儿紧张，他说：‘连我爷爷生前都对子路又敬又怕，我哪能跟他老人家相比啊！’那人又问：‘那您要是跟管仲比呢？’”

孟子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大大地伸了一个懒腰。

“嗯——？！”公孙丑着急了，“老师您别卖关子啊，曾西到底是怎么说的啊？”

我给孟子辩解一下：这倒不是他老人家要卖关子，而是一下子出场人物太多了，这个曾西是谁，他爷爷又是谁，子路又是谁，前面说的管仲和晏婴到底又都是怎么回事？这些内容，我得先插进来交代一下。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宁死也不能坏了规矩

从辈分上论，曾西他们一大家子都是孟子的师叔祖。

咱们不少人可能都没听说过曾西，这很正常，因为曾西的名头其实不算很大。可要说起他的爷爷，那可是儒家第二代领导人当中一位响当当的角色——他自然也姓曾，单名一个“参”字，人们尊称他老人家为“曾子”，马三立常说的“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说的就是这个曾子。

儒家第二代弟子都是直接受教于孔子的，这些人当中，在当时最牛气冲天的人物当属子路，而在后世名气最响的却一个是颜回，一个是曾子。

曾子对中国“礼仪之邦”的建设出力很大，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他的这一事迹在《礼记》里被记载下来，传为后人学习的榜样。现在，我们也来认真学习一下曾子的榜样——

曾子生病了，病情很严重。一天晚上，曾子的儿子和学生正守着他老人家，一个小童（应该是照顾曾子的）在旁边随口说了一句话：“这席子的质地可真好，一定是大夫用的细竹席吧？”

此言一出，就如同晴天突然打了个霹雳，在场所有的人心脏都重重地一跳，紧接着，有人脑门儿冒冷汗，有人的衣服后襟全湿透了。屋子里，所有的声音一瞬间消失一空，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过了也不知多久——也许很久，也许只是片刻——不知是从谁头上滴落了一滴汗珠，在极近的近镜头前以3D（three Dimensions，三维立体）的效果无声地向下飘落。镜头推进，在汗珠即将落地的时候，镜头重复了三次，终于，那汗珠可算落地了，一落地便和地面碰撞出惊人的巨响。这一刹那，仿佛豪华影院的低音炮效果开到最足，把地面都带得震动起来。几百公里外的城市都感觉到了这巨大的异常，有人遥望远方，问同伴：“那是什么地方？”同伴回答：“那是通古斯！”……小孩子随口的一句话，竟然产生了这样夸张的威力。

什么话能有这样大的威力？

楼顶，梁朝伟拔出手枪，对刘德华说：“我知道你是卧底！”

可眼下，这小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看着曾子身子底下的席子光滑可爱，便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而已。

梁朝伟为自己的话付出了生命。

幸运的是，这个小孩子并没有为自己的话付出生命——为这句话付出生命的是大圣人曾子。

曾子转了转病重的脑袋，突然醒觉：“对呀，我躺的这席子是大夫才能用的席子，我不够这身份，我超标了啊！”

房间里的各位面面相觑，都知道这下可坏了。

曾子连忙挪动着身子：“快扶我起来，把这席子给换掉！”

曾子的儿子哭丧着脸：“老爸，您都病成这样了，一折腾准得咽气。我看不如您先这么躺着，明天早晨再换。到明天早晨您一糊涂，说不定就把这事给忘了，然后就接着躺着好了。”

“嗯——？！”

“哎哟，不好，我怎么说漏嘴了？！”

曾子大怒，大声道：“君子爱人重在德行，小人爱人姑息纵容，你不让我换席子，就是姑息纵容，就是小人！不行，我不干！非得换！我就算死，也不能坏了‘礼’的规矩！”

大家一看，老头子坚持原则，没办法，那就换吧，于是抱头的抱头，抬脚的抬脚，可算把席子换下来了，正要把曾子搀回去躺在不超标的席子上，老人家已经没气了。

——这就是曾西的爷爷，曾子，“礼仪之邦”的第一楷模。

我们再来看看被曾子又敬又怕的这个子路是什么人。

孔子的学生们号称“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里边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而且，什么岁数的人都有。如果这些人坐在一间教室里上课，那场面就像有学生一起参加的家长会。

子路就不像个学生，而更像个学生家长，他的年纪只比孔子小九岁。

如果从里来看，子路和颜回正好是两个相映成趣的形象。颜回穷得吃饭都成问题，但一心向学，性情又温文尔雅，孔子很喜欢他，觉得颜回能做自己的传人；子路性格粗豪，有点儿像鲁智深，而且钱多本领大，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也是个有点儿能力呼风唤雨的人物，当真是建过功、立过业的。孔子虽然对子路的评价远不如对颜回的评价高，但孔子这一生得力于子路之处极多，得力于颜回之处却似乎没有。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管仲最像人·最佳损友

再说管仲。

管仲这人是很值得详细介绍一下的。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符号型的人物。所谓符号型，是说这类人已经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多姿多彩的人了，而是具有着鲜明的代表性，代表人类的某一种特定的情操、道德取向或者性格特点等等。比如，一提秦桧，那就是要说奸臣了；一提李广，那就代表着有能力的倒霉蛋儿；还有什么西门庆、潘金莲等等，大都如此这般。

那么，管仲是什么符号呢？

——他是功利派的符号。渴望建功立业的人往往会拿管仲来作为自己的偶像，比如，诸葛亮在南阳隐居的时候，邻居们在床头贴的海报都是玛丽莲·梦露和麦当娜，可人家诸葛亮床头贴的却全是管仲同志——唉，因为语义的变迁，我还得澄清一下，我这里所说的“管仲同志”，取的是“同志”一词的本意，意思是诸葛亮认为自己和管仲是志同道合的人，期许自己将来也能成就管仲一样的事业。

可在儒家眼里，管仲却是两千年来的头号假想敌。孔子对管仲的感觉很复杂，很矛盾，孟子却已经全然看不起管仲这厮，后儒们在这一点上更是变本加厉，谁要是崇拜管仲，他们就得跟谁急。于是，管仲变成了“管仲路线”，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走管仲路线，谁要是为管仲说话，那就是公然与正统儒家为敌——凡是管仲的朋友，都是我们的敌人；凡是管仲的敌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可是，无论管仲多像一个符号，可他毕竟还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通观管仲的一生，是一个“人”的一生，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活得最像人的少数大人物之一。

我所说的“活得最像人”，这个“人”字饱含着文艺复兴时期里“人”的涵义。我们看到，孔子不大像人，他是圣人；孟子也有点儿不像人，他是亚圣；后儒们一个比一个更不像人。在这些不像人的人的相形之下，管仲实在称得上是一个“人”。

我这段话有点儿绕嘴，不过别急，听我慢慢讲来。

管仲年轻的时候，日子并不好过，但好在他有一个最好最好的朋友，叫鲍叔牙。他们两人的交情实在是太好了，好到流传成了一个成语——“交同管鲍”，或者叫“管鲍之交”。的确，如果没有鲍叔牙，也就没有后来的管仲。

两个人既然交情这么好，是不是联手做点儿什么事才好呢？俩人一商量：那就一起做买卖吧。

管仲和鲍叔牙联手做生意，开始做得还不错，真赚了点儿钱，等到分红的时候，鲍叔牙豪爽地说：“咱兄弟之间没话说，二一添作五！”

管仲点点头：“对，咱哥儿俩比亲兄弟都亲，就听哥哥的，二一添作五。”

鲍叔牙把钱一算，两人一人一半。刚刚分完，管仲突然说：“哥哥呀，你先等等，我这儿还有点儿打车的发票没报销呢，都是当时跑业务打的车。”

鲍叔牙非常爽快，大手一挥：“那就赶紧报啊！”

管仲一回身，搬出一个集装箱来：“哥哥呀，你算算吧，车票都在这里呢。”

等第三天晚上鲍叔牙才把账算完，管仲一个月打车累计行程两万五千里，花的钱比本地三大出租车公司一年流水的总和还多。鲍叔牙叹了口气：“怪不得中东的油价要涨呢！”

分红完毕，两人接着做买卖，生意仍然不错，没过多久又该分红了。照旧，还是二一添作五。算完之后，管仲说了：“哥哥，我最近加班可加得厉害，按咱们公司的新章程，得给我加班补贴呀。”

鲍叔牙一听，嗯，在理，难怪最近总看见管仲夜里留在公司值班，眼睛都熬红了，累得还经常流鼻血，腰膝酸软，气血两亏，实在辛苦得很，该多拿点儿钱，也好补补身子。管仲拿出加班单子，鲍叔牙算账，这一算，管仲三个月来连续加班四千三百二十小时！好家伙！鲍叔牙看着这个数字，不禁万分感动，心说：我这兄弟真是太辛苦了，这钱他该拿！

第二天，鲍叔牙还把管仲的加班情况向公司的全体员工作了通报：“大家都学学人家管仲，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为公司作贡献，三个月累计加班四千三百二十小时——我这可不是瞎说，是拿数字说话，你们都学学人家，看人家这加班加的，平均每天得加——嗯？！——平均每天加班——平均每天加班四十八小时？！”

第三次分红的时间到了。鲍叔牙把钱往地上一堆，管仲看了看：“哥哥，咱们还是老规矩，二一添作五？”

鲍叔牙看了看管仲，清了清嗓子，半晌才说：“兄弟，你有什么要报销的没有，先说，呵呵，先说。”

管仲一笑：“没什么要报销的。”

“哦。”鲍叔牙缓了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接着又问了一句，“那，加班的单子有没有？先拿出来，呵呵，先拿出来。”

管仲又是一笑：“没有，最近一直朝九晚五，很规律的。”

“哦。”鲍叔牙又松了口气，停了停，还觉得有点儿不放心，又小心地问了一句，“兄弟，别嫌哥哥多心，嗯，你还有没有什么……哦，这个，这个那个——”

管仲还是笑：“哥哥你这是怎么了，我这回什么都没有，既没报销票据，也没加班单子，其他的也都没有。”

“哦。”鲍叔牙这才如释重负，“那，咱们就分红了，二一添作五。”

桌上一堆钱，两人一人一半。刚刚分完，管仲轻轻说了声：“我说哥哥——”

“咕咚！”鲍叔牙一头栽倒在地。

管仲连忙把鲍叔牙扶了起来，非常诧异地问：“你这是怎么了？”

鲍叔牙带着哭腔：“兄弟，你说，还有什么你就赶紧说了吧，要不然哥哥我这心里就一直悬着。”

管仲又好气又好笑：“哥哥，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什么事都没有，你就安下心来好了。”

“好，好。”鲍叔牙颤巍巍地答应着，晃悠了一会儿，看管仲真不再说什么了，这才拿上自己那一份钱，回家去了。

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多拿钱走，鲍叔牙也总是毫不介意。有人就问鲍叔牙：“像管仲这种朋友你还跟他合作什么呀，轻则绝交，重则找黑社会做了他！”

可鲍叔牙说：“这不能怪管仲，他家里有老妈要养活，他老妈嘴又刁，平时非得吃什么醋溜人参、鹿茸炝炒何首乌之类的菜，管仲是个孝顺孩子，所以多拿点儿就多拿点儿呗。”

可管仲虽然总是多拿钱，他也真能替鲍叔牙出主意。管仲后来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才，在生意场上出点儿主意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

这一天，管仲来跟鲍叔牙说：“哥哥，咱哥儿俩支个汽油桶卖烤白薯也有些日子了，最近呢，公司这个财务报表可不大好看，净资产回报率在走下坡。所以，我这两天就一直在研究白薯进销存的曲线图和柱状图，试图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鲍叔牙精神一振：“症结在哪里？”

管仲好整以暇地说：“我觉得，咱们要管理整个汽油桶和每天好几十块白薯，仅仅靠原始经营方式是无法做到细化管理的。咱们只有按照杰克·韦尔奇的‘六西格玛’理论来控制管理，控制质量，这样才能让咱们的企业在这条胡同里有足够的竞争力。”

“啊。”鲍叔牙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那你说怎么办？”

管仲一咬牙：“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咱们花点儿钱，从国外引进一套现在正流行的ERP（企业资源计划）管理系统，我听说咱们山东本地的青岛啤酒他们公司就用这套东西，一年能节约成本几千万下来！”

“这么厉害啊！”鲍叔牙两眼睁得大大的，随即一拍大腿，“听你的，就这么定了！”

过了一段时间，管仲又来找鲍叔牙了：“哥哥，根据ERP系统的分析，又根据‘六西格玛’理论，我终于发现了影响咱们企业效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那还不快说说！”

“我最近又研究了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管理》，对了，菲利普·科特勒，你知道他吗？”

“？？？”

“哦，他可是市场营销问题的专家！他的书里说，产品要想卖好，就一定要根据产品特点来制订销售策略，所以，这个理论应用到咱们企业——”

“快说啊！”

“咱们产品的特点是：烤白薯一定得趁热卖，放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倒——”

就这样，管仲给鲍叔牙出过不少主意，可事实证明，这些主意里边没有一个不是馊主意。有人就问鲍叔牙：“管仲这是什么脑子啊，你要是听他的，早晚得赔到倾家荡产。”

鲍叔牙说：“这怎么能怪管仲呢，他出的可都是货真价实的金点子，之所以都没成功，那只是因为时机不对罢了。”

管仲可能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算了，不做生意了，去做官吧，这世上就这一种金饭碗了。于是，管仲弃商从政，做了一名小小的官。坐在办公室里，管仲这才长长地吁了口气：“可算熬出个开始了！”可是，人要是不顺，做什么都不顺，管仲做过三次官，三次都以被辞退收场。这时候，旁边有人冷眼看着管仲，对鲍叔牙说：“瞧你那朋友，什么人啊，怎么做什么都不成啊！”

鲍叔牙倒不在意：“这怎么能怪管仲呢，他被辞退不是因为他能力不强，而是因为领导眼瞎！”

管仲还参过军，打过仗，每次都是雄纠纠、气昂昂，跟着大伙一起出发，每次又都是走到一半就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自己悄悄溜回来了。又有人对鲍叔牙说：“瞧你这朋友，狗熊一个！”

鲍叔牙说：“这怎么能怪管仲呢，他可不是狗熊，他只是不愿意在那种无谓的权力斗争中给别人当炮灰，更何况他家里还有老妈要养活呢！”

——各位读者，看看人家鲍叔牙，多了不起，要是换了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处在他的位置上，恐怕早就和管仲绝交了。

那么，这令很多人都会大跌眼镜的所谓“管鲍之交”真的如此吗？

——历史上的很多事情我们其实都是弄不清楚的。这一段记载见于《史记》，按说司马迁不是个满嘴跑火车的人，再查查其他史料，哦，《吕氏春秋》里早就这么写了。可是，有人就是不信，考证出管仲的老爸是齐国大夫，所以，管仲可是生长在一个贵族家庭的，贵族家的公子爷怎么可能出去经商呢？要知道，在那时，商人的社会地位可是非常低贱的啊，而且商业还基本属于官营，虽然不是没有官商的例子，但那到底是非常个别的。

这些考证工作照例留给专家，反正呢，史书有这么一说，我们也就这么一听。当时齐国的领导人是齐襄公，后来，管仲终于在齐襄公的儿子公子纠那里谋了份差使，而鲍叔牙则辅佐了齐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小白。这哥儿俩的不同选择可以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人生启示：要做政治投机，就尽量别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等齐襄公死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立即展开了激烈的王位争夺战。两位公子各带人马，飞速赶奔国都，最先到达国都的人就最有机会成为新一任的齐王。管仲不愧是管仲，比狐狸都奸，怕自己的队伍不够快，干脆想了一个釜底抽薪之计，让大队人马先走，自己则飞马疾驰，赶去拦截公子小白的车队。

还真让管仲给拦上了。我觉得，司马迁写《刺客列传》应该把管仲加上。管仲的刺杀手段比整个《刺客列传》里的刺客都要高明——那些刺客都是把自己置之死地，是以命搏命的打法，可人家管仲不是，大家从前边的内容应该能看出管仲的为人了，也一定就能从他的为人猜出他的行刺手段了。

不错，管仲不管干什么，永远先想着自己，连行刺也不例外。管仲飞马疾驰，冲着公子小白的车队就过来了，在大家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突然射出一箭。管仲箭术了得，这一箭正射在公子小白的肚子上。管仲一击得手，纵马狂奔而去，等众人从错愕中缓过神来了，再找管仲也找不着了。

管仲行刺得手，通报本队，这回就不着急赶路了，竞争对手都死了，那就慢慢游山玩水地回国吧。可等公子纠的队伍终于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时，却惊讶地发现：公子小白已经即位了！

人不能和天斗，管仲当时千算万算，一击得手飘然远遁，却不知道自己那一箭恰恰射在公子小白的腰带扣上。现在可说什么都晚了，大局已定，公子纠也被逼死了，管仲明白自己在政治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站错队了。在古代的政治舞台上，你可以坏，可以奸，可以贪，可以色，但绝对不可以站错队。你若是站对了队，哪怕你再怎样大奸大恶，照样可以风光无限；而你若是站错了队，任凭你再如何公忠体国、精明强干，也必然落得个惨淡收场。管仲此时两眼一黑：完了，我站错队了！

公子小白在那边把管仲恨得牙根痒痒，非要报这一箭之仇不可。管仲如果真被公子小白报了仇，那他这一生就当真可以称得上是霉运的一生，是让人唾弃的一生了。管仲死后如果能有追悼会的话，致辞的人该怎么说呢——

我们沉痛悼念管仲同志！管仲同志所走过的路是值得我们大家警惕的。他和朋友合伙做生意的时候就总是贪朋友的钱，给朋友出点子却总是出馊点子。还好，管仲同志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曾经三次考取齐国公务员，主动争取机会为齐国人民服务——不过呢，三次都因为表现不好而被上级领导辞退了。管仲同志曾经勇敢地参军打仗，精神可嘉，不过呢，他从来就没见过敌人长得什么样，因为在部队行军的过程中，管仲同志认认真真，不放过每一个做逃兵的机会。在政治上，管仲同志自甘堕落，做了公子纠反动派的爪牙，公然与齐国人民为敌，还妄图射杀当今领袖公子小白，实在是丧心病狂！所以，管仲同志的死是我们齐国全体人民之幸，他的罪恶的、反动的一生将会成为齐国最生动的反面教材，永远警醒着我们！

——我们一般人只知道以成败论英雄，如果管仲真在这时候死了，想来我们也一定会这样来评价他的。

还好，做管仲朋友的不是你我，而是鲍叔牙。

公子小白即了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得安排自己的人手了，他很看重鲍叔牙，想让他来当总理。鲍叔牙连忙摆手：“我可干不了！”

公子小白一乐：“老鲍，你这叫虚伪的谦虚，心里巴不得升官发财，可嘴上还装出来不情愿，装高尚！”

“嗯——？！”

“得了吧，老鲍，咱哥儿俩谁跟谁啊，别跟我来这套，让你当总理，你就给我好好去当！”

鲍叔牙这才明白过来，连忙解释：“我可不是装高尚，不是假谦虚，我是真觉得有个人比我更合适当总理。”

“哦？”

“这个人您也认识，就是射了您一箭的那个管仲。”

看来，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好领导和好朋友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管仲这样代不两出的绝世高人也需要仰仗公子小白的胸襟和鲍叔牙的慧眼。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他把管仲从外国监狱里引渡回来了，虽然想要重用管仲，可那一箭之气还没消，所以齐桓公一见管仲，就先气哼哼地问：“你这臭小子，当初竟敢拿箭射我！”

阶下囚管仲还奇怪呢，顺口答道：“我当时明明射中你了呀，怎么你没死呢？”

齐桓公气道：“你这一箭射得太巧了，正射在我的皮带扣上，我这才侥幸捡了条命！”

管仲一听此言，突然眼圈一红，哭了出来。齐桓公看管仲大有懊悔之意，这才消了点儿气：“你也知道后悔了？”

管仲哽咽着说：“我后悔，我后悔死了，我怎么没去买彩票呢！”

“我倒——”齐桓公差点儿没被气死，等缓过劲来，这才对管仲说：“看来你还真有经济头脑，这样吧，我也不怪你了，当时都是各为其主，从现在起，你就当我们齐国的总理好了，好好用你这点儿聪明劲儿，把齐国的经济搞上去。”

就这样，齐桓公尽弃前嫌，任用阶下囚管仲做了齐国总理，从此开启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春秋霸业。

管仲的命运总算出现了转机，他要施展才华，着手改革了。

虽然儒家两千年来总是拿管仲当靶子，其实看看管仲的改革思想，有很多内容是和儒家的主张不谋而合的，而且有些话简直就像是从孟子嘴里说出来的。这些内容且容后再谈，本节重点来说作为一个“人”的管仲。

管仲当了国家总理了，而且还成为了历史上凤毛麟角的好总理之一。照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好总理的标准，管仲应该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管仲一当总理，简直就如同小人得志，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超级豪宅。

那么，我们照常理推断，管仲一定搞得天怒人怨了吧？一定是管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还真不是，齐国人都觉得管仲过这样的日子是理所当然的，觉得那是人家应得的，管仲的好生活不是靠贪污腐败得来的，而是带着齐国人一起发家致富得来的——管仲带着大家一起富裕，带着齐国走向富强，那人家自己过点儿好日子难道还有错不成？难道只能让大家富裕，只能让国家富裕，唯独不能让自己富裕吗？圣人才能做到这点，可管仲不是圣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人性角度来看，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没什么不同，他不比我们更高尚，他也像我们一样追求利益，想挣钱挣得多些，想日子过得好些，也像我们一样贪生怕死，有很多私心。不知道管仲是不是像孟子主张的那样把私心“推己及人”扩大到整个齐国，反正人家客观上确实是达到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目的。

管仲做出的成绩是任谁都没法否认的，可他如此“人性化”的为人却让不少儒家学者们感到非常不快。我在“梁惠王篇”里讲过，齐宣王向孟子坦承自己贪财好色，其实这正是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而管仲的一生则是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东西方对于政治领导人的人性一面后来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西方倾向于承认这种人性，认为领导人不比我们普通人更加高尚，认为在人性上他们和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需要靠体制的完善设计来限制领导人可能出于人性而做出的出轨行为；而中国人则在儒家传统下要求统治者“正心”“诚意”，靠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来克服人性的种种弱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唤明主，老百姓一直在呼唤清官，却很少有人（并不是没有）会想到呼唤一个能够不依赖明主和清官的好制度出来。

而且，古代中国人的政治蓝图即便涉及制度，通常也都是纵向结构的，是由上而下的，这就导致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最高领导人的脑袋。大家很少想过横向的制度设计，也很少想过这世上是不是有些制度是能够自动运转的。

——我觉得，儒学在这个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是走错了路了，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想要复兴儒学，嗯，即便真要复兴，最好也拜托要有选择地复兴吧。

说到制度设计，我倒想起外国有个老哲人罗尔斯作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有一个立法委员会，委员们正在为一个未来的社会做着法律与政治体制的设计工作，当这项工作完成的时候，所有的委员都会同时死去——呵呵，别急，他们是不怕死的，他们死后还会在被他们进行过体制设计的那个社会中复活，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虽然可以复活，却无法选择复活后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醒来之后，有人会发现自己在这个新社会中是个议员，有人会发现自己变成了医生，有人会发现自己做了教师，还有的人变成了清洁工、下岗工人、士兵，甚至从男人变成了女人，从大人变成了小孩。罗尔斯说，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个立法委员会在做体制设计工作时能做到最完善，最公平，不然的话，当你在新社会中苏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处处受人欺负，还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让你伸张正义，那滋味可真够受的。

这个比喻还能给我们另外一个启发：无论是个人的提高还是社会的进步，外因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人总是被逼着往前走的。

再举两个例子好了。一直有种流行的说法，说我们中国人发明了火药，这个发明很伟大，可外国人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洋枪洋炮，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却只拿火药做了爆竹；我们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这个发明和火药一样伟大，可外国人拿指南针发展了航海，我们中国人却闭关锁国。

——这种说法我都听了好多年了，它非常流行，当然，用它来激励我们现代人倒也不坏，可问题是，它既没有把事情讲对，又没有触及到稍微深入一些的层面。

中国人在发明了火药之后，虽然拿它来做爆竹，但它在军事上的应用其实是非常多的，我们的祖先为了打仗能赢，发明了很多的火器，技术不断进步，到明朝的时候，连火箭炮都发明出来了，而且火器也从来不乏在实战中的应用，甚至，就连民间使用火药都远不止是些个过年才放的爆竹，比如，元朝的时候，老百姓上山打猎，腰里就挂着手榴弹。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的火器就比不上洋枪洋炮呢？先看下一个例子——

讲“梁惠王篇”的时候说过，朱元璋列过一个“不征之国”的清单，他觉得中华大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犯不上去打那些盐碱地，让他们“万国来朝”不是很爽吗。他的想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大一统的时代里，周边几乎从来都没有过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能和中国相当的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养成天朝大国的心态那才怪呢。而欧洲国家面积大多不大，接壤的若干邻国在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上都相差无几，而且，一些国家本来都是同宗同源的，论起祖爷爷来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他们的竞争压力之大自然远甚于中国。这样一看，指南针对古代中国能有多大用处呢？对技术进步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竞争环境：竞争越激烈，技术进步越快，反之就越慢，在这里，地理环境的决定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即便在现代社会，如果缺乏竞争压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很难去苛责老祖宗们“你们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我们时刻得想到人是环境的产物，换做你我投生到那些个时代里去当皇帝，结果也不会更好。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晏婴，齐国的好丞相

公孙丑在请教导师孟子的时候，把晏子和管仲并称。这个晏子，我们在“梁惠王篇”里已经认识了，齐国历史上有两大名相，第一个是管仲，第二个就是晏子，他的名字叫晏婴。

晏婴虽然这里被公孙丑拿出来和管仲并称，但从功业上来说，他可比人家管仲差着一大截子，所以后世不少人都以管仲为偶像，却不大听说有人把晏婴的海报贴在床头的。但是，在管仲之后，齐国的历届丞相当中还能被大家叫得出名字的也就只有一个晏婴了，而且，按我们一般人的看法，晏婴比管仲还更像一个好丞相。

晏婴是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经常发布一些重要讲话——如果说从总理到村长，凡是讲话都是重要讲话，那么晏婴的讲话就是特别重要的讲话。

有一次，齐景公对晏婴说：“只有梁丘据才跟我‘和’。”

齐景公说的这个梁丘据有点儿像电视剧里的和珅，所以也难怪齐景公喜欢他，可晏婴却像是电视剧里的纪晓岚，所以，晏婴当即就反驳说：“他那只不过是‘同’，不是‘和’。”

齐景公很奇怪：“这两个词的意思不都一样吗？”

晏婴摇头，“怎么会一样呢？来，我跟您讲讲它们的区别——”晏婴的特别重要的讲话这就开始了，“所谓‘和’，就好比烹调，油盐酱醋都要搭配好了，火候也要掌握得有分寸才行，君臣之间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国君下达一项英明指示，大臣会提建议说：‘您的英明指示里百分之九十都很英明，可也有百分之十不太英明，要不要修改一下？’这样一来，政事才会平和，百姓才不会有争夺之心。音乐也像烹调一样，一个交响乐团那么多音乐家，那么多乐器，互相之间要配合得疏密有致，有条不紊，这才叫做和谐，这和搞政治是一样的道理。可梁丘据这个奸佞小人却不是这样，如果搞乐队，您弹钢琴他也弹钢琴，您指挥他也指挥，如果做饭，您放一勺盐他也跟着放两勺盐，这能行吗？”

晏婴的这段“和同之辨”很是有名，影响也很深远。同时代的西哲也琢磨过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觉得国家越统一越好，亚里士多德却对此不以为然，反驳说：“合唱团搞合唱，有男声，有女声，有各个声部，全要配合起来，这才是和谐的社会，如果按苏格拉底的说法，那就好比把一个人唱的歌录下来，用一百台唱机同时播放。”这不正是晏婴的“和”的理论么？钱锺书在《管锥编》里也说：“孟德斯鸠尝论亚洲之专制一统不足为训，政体当如音乐，当使相异者协，相反者调，归于和谐。正晏子所言‘和’非即‘同’也。”所以，如果一个社会里大家的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模式等等全都一样，看上去整齐划一，这样的社会只能叫“同”，符合梁丘据的定义，却绝对不是晏婴和亚里士多德心中的“和”。乍看上去，“同”与“和”长得就像双胞胎，但本质上截然不同。

晏婴在历史上也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除了他那过人的幽默感之外，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担任齐国丞相一辈子，始终勤俭节约，以身作则。

晏子的节约能节约到什么程度？我以前讲过，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不管身份有多高，吃的东西也基本上就是主食和肉类，那时候是没什么蔬菜可吃的。就在这样一个本已经足够恶劣的饮食环境下，晏婴居然连肉都吃得很少。他当然不是吃不起，他就是为了提倡节约。

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衣服，就算你再有钱，也不可能飞到巴黎请国际顶尖的时装设计师给你量身定做，那么，一个没有时装设计师的社会，衣服的款式自然也丰富不到哪里去，于是，衣服的质地就变得很重要了——当然，服装质地在现代也很重要，如果你拿“的确良”做一件大衣，款式再好也招人笑话——当时的上流社会里，尤其是女人的衣服，都是帛制品，可人家晏总理家的女人却不许穿这种东西。我没看到晏婴自己穿衣服的记载，想来也不会是什么太好的料子，而且，晏婴是个出名的矮个子，连布料用得都比别人省。

衣食住行，现在我们已经领教了晏婴的“衣”和“食”，再看看他的“住”。

晏婴住得也不好，齐景公有一天实在看不过去了，就问他：“你一个国家总理，偏偏去住在王府井大街上，那是最热闹的商业街，闹闹哄哄的能住人吗？”

晏婴说：“王府井大街好啊，闹闹哄哄的，我这叫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大家在议论什么，我不用出门就全能知道。”

齐景公觉得很新鲜，凑上去问：“那，你都听见大家在议论什么啊？”

晏婴正色说：“我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个怪现象，履贱踊贵。”

齐景公一愣，“这是什么意思？”

晏婴说：“这就是说，市场上木头脚的销量比鞋子的销量还大。”

——“履贱踊贵”这个成语就是从晏婴这儿来的。当时的刑法很残酷，有一类叫做“肉刑”，是残人肢体的刑罚，比如割鼻子、剁手脚。人的脚被剁下来之后就得装一种木头做的假脚，这就是“踊”，市场上卖的踊比卖的鞋还多，这就说明齐国的刑罚过分严厉了。

齐景公听了晏婴的话，心头一凛：刑罚太苛了啊，再这样下去，整个齐国要想找几个四肢和五官都齐全的人来还就不容易了！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善待老百姓才行。

看来晏婴的艰苦朴素并不仅仅是艰苦朴素，作为高官，他没有生活得高高在上，没有把自己和人民群众隔绝起来，他就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所以对民间疾苦有着非常直接的体会。

晏婴不但住在闹市里，房子还又小又旧，齐景公一再让晏婴搬家换个好房子，晏婴还就是不搬。齐景公说，你不搬也行，翻修一下总可以吧？可晏婴连翻修都不翻修。有一次，晏婴出使外国，那时候没有飞机，所以一去就是很长时间，齐景公趁这个机会，派人把晏婴家给拆了，又把晏婴的几户邻居迁走，把人家的房子也拆了，然后在这片地上大兴土木，盖起了一座豪宅。等晏婴从外国回来了，一下子惊呆了，“咦，家怎么没了？！”

任谁经历这种事情都得愣上一阵子。晏婴跌坐在地上，盯着这座豪宅，不禁有点儿发傻。“我这不是在做梦吧？”晏婴疑惑着，脱了鞋，抱起脚丫子放到嘴边啃了一口，又疼又臭，这才知道不是做梦。那，难道是灵异现象？或者是平行宇宙？——齐景公这会儿正猫在旮旯里往这边看，咬紧牙关不让自己笑出声来，眼泪都憋出来了。

等晏婴终于明白过来了，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去向齐景公道了谢，然后回家休息。晏婴在豪华的大客厅里踱来踱去，闷着头抽烟，一支烟抽完，烟头在手里捏了好半天，这才扔进烟灰缸里。这是怎么回事呢？按晏婴以前的习惯，烟头随手往地上一丢就完了，大不了再踩上一脚，可方才正要往地上丢呢，突然发现地上铺着一张厚厚的土耳其驼绒地毯，所以才急忙收手。

“唉，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晏婴正运气呢，突然听见老婆喊自己吃饭。晏婴应了一声，可四下一看，嗯，没人？！老婆又喊：“抬头，我在上边哪！”晏婴闻言，一抬头，见老婆正在自己头顶上招手——噢，这豪宅敢情还是个跃层。晏婴找着楼梯，到楼上的餐厅吃饭；吃完饭，下楼会客；会完客，上楼换衣服；换完衣服，下楼洗洗脸；洗完脸，上楼拿几份文件；拿完文件，下楼要出门，才出了大门突然想起忘带打火机了，又上楼去取。晏婴本来就是出了名的矮个子，人矮腿短，这一通上下楼险些没把他累死。老婆看着他，很是奇怪：“没见你去蒸桑拿呀，怎么出这么多汗？”

晏婴本来就正运气呢，老婆这句话犹如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晏婴终于崩溃了：“我要住回去，快把这房子给我拆了◎＃￥％……※×”

晏婴果然是个好样的，真把房子拆了，把自家房子恢复到了原先的面貌，还把那几位被拆迁的邻居家的房子也恢复起来了，请邻居们还搬回来住。晏婴在新落成的“旧居”里得意地抽着烟，然后把烟头狠狠地摔在地上，又狠狠地踩上了一脚，最后长长地吁了口气。

说完了“住”，再说说晏婴的“行”。大家可以想想晏婴出门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晏婴出门坐的是一辆老爷车，拉车的是匹老爷马，晏婴坐奥拓坐得挺舒服，可齐景公看不惯了。齐景公说：“你这不是寒碜我吗？出门坐什么不好！”

晏婴一笑：“车不就是个代步工具吗，咱们齐国还有那么多穷人，我坐豪华车不亏心吗？”

可齐景公还是看不惯，非要送给晏婴豪华车，送过好几次，晏婴就是不接受。齐景公急了：“你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出门啊！”

晏婴回答说：“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要求他们节俭办事，我既然要求他们这样，从我自己这里就先得做到了才行，以身作则才能服众啊！”——晏婴的这个作风是非常符合儒家“以德治国”的标准的。孔孟都讲“君子就像风，小人就像草。风往哪边吹，草往哪边倒”。所以，“以德治国”遵循的逻辑是：只要上梁摆正了，下梁自然歪不到哪儿去。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推——当你发现下梁全都歪七扭八不成样子的时候，那你就应该知道：上梁早就歪了。

晏婴还有一则故事，非常著名，也非常有趣。

什么人和领导最近？一般来说，一个是秘书，一个是司机。这个故事就是从晏婴的司机开始的。

晏婴的司机是个魁梧大汉，一身笔挺的司机制服一穿，神采飞扬，俨然是古代男装版的“制服的诱惑”。有一天，司机出完车回家，看见老婆正在忙着收拾东西。司机很纳闷：“你这是干什么？”

司机老婆说：“我要离婚！”

司机更摸不着头脑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要离婚呢？！”

司机老婆说：“我今天才看清楚了你是个什么人！哼，我以前瞎了眼了！”

司机更纳闷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回家啊，洗菜做饭，买米买面，擦油烟机换煤气罐，你不高兴了我是又跪搓板儿又罚站——”

司机老婆怒喝：“打住！说话还一套一套的！”

司机哭丧着脸：“我可是个模范丈夫啊，你为什么跟我离婚啊？”

司机老婆说：“因为今天早晨我看见晏婴了！”

“啊——难道是一见钟情？！”

“呸！别瞎想，我是说，今天早晨你去给晏婴开车，我隔着门缝偷偷往外看。看人家晏婴，论个头儿，站直了才到我踝子骨；要是过过秤，怕还没有五分钱棉花糖沉。”

“没这么夸张吧？！”

“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儿，往车上一坐，谦谦和和，毫不张扬，整个儿一个乡下土包子。可人家是谁，是名震诸侯，天下拔尖儿的人物。啊，再看看你，坐在前边把着方向盘，腆胸叠肚，志得意满，瞧把你牛的，你不就是个小司机吗，人家晏丞相都那么谦和，你有什么可牛的啊！白长那么大个子！做你老婆我嫌丢人，我要离婚！”

司机急了，“亲爱的，请不要抛弃我，我改，我改还不行吗？”

司机还真改了。这一天，晏婴发现司机和以前不一样了：谦谦和和，稳稳当当，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一问，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晏婴点了点头：“小伙子，不错，你已经够格当官了。”于是，司机在晏婴的举荐下当了齐国的大夫。

——现在，管仲、晏婴、子路、曾西、曾西的爷爷曾参，这几位出场人物都已经介绍过了，再回来看看孟子师徒俩吧。公孙丑问孟子：“如果您和管仲、晏婴一样做了齐国的总理，也能做一番他们那样的功业吗？”

孟子给公孙丑唠了唠儒家的家常：曾西的爷爷比不上子路，曾西自己比不上爷爷，所以曾西在儒者当中远远不是最厉害的，可是，就连曾西都看不上管仲呢！孟子觉得自己多少也要比曾西强一点儿，所以说：“连曾西都不屑于去做管仲那号人，何况我呢！”

公孙丑一愣，半晌才说：“老师，您这不是在吹牛皮吧？管仲和晏婴辅佐国君成就霸业，他们可不是简单的阿猫阿狗啊！”

孟子一撇嘴：“成就霸业算什么，齐国就算一统天下都易如反掌。”

这话把公孙丑说得更迷惑了，公孙丑问：“老师，您的牛皮怎么越吹越大啊，以周文王那样的圣人，又活了快一百岁才死，他都没能一统天下，到了周武王和周公的时候可算才一统天下，成就了王道。这事不像您说的那么‘易如反掌’吧？”

公孙丑的这个问题真是问得合情合理，孟子非常推崇周文王，可周文王一辈子都没做成的事，怎么这会儿倒成了易如反掌了呢？难道孟子比周文王还强？！

可孟子自有他的道理：“周文王是圣人，谁能比得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想想，商朝从开国到灭亡，贤能的君主出过六七位，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天下人一直都归附于商朝，这就产生了社会的惯性，任凭是谁，想改变社会的惯性都是很难的。商纣王虽然坏，可他接下来的这个家底儿实在太好了，身边的能人又多，像著名的贤人箕子、微子、比干等等。所以，周文王仅仅凭着方圆百里的这么一个弹丸之地要想取商朝而代之，那是多难的一件事啊！”

公孙丑点点头：“嗯，有道理。”

孟子接着说：“你们齐国人不是有句谚语吗，叫‘靠智慧不如靠运气，靠锄头不如靠天气’。也就是说，形势比人强。周文王那时候形势不好，做事不容易，可现在不同了，时机已经到了，要想一统天下可就容易多了。夏、商、周三朝最鼎盛的时候，国土也没超过方圆千里，可现在齐国的土地就已经在方圆千里之上了，而且人口也多，所以呢，国土也不用再扩张了，老百姓也不用再招徕了，靠现在的底子就足够一统天下了。”

公孙丑又点点头：“嗯，果然在理。”

孟子接着说：“理还不止这些呢。天下都乱了这么久了，可是一统天下的大英雄却还没出现，这不正常啊，老百姓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苛政折磨得这么厉害的。你要知道，人饿极了连屎都吃——”

公孙丑连忙插嘴说：“老师，您说的那是狗。”

“哦。”孟子连忙改口，“人饿极了连树皮都吃，人渴极了连尿都喝。孔子还说过，道德的传播速度比邮局投递杂志还快——”（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公孙丑心说：“我订的《齐国国家地理》都十二月了才收到六月那期，里边还做着避暑胜地的广告呢。”

孟子接着说：“现在天下老百姓的心态，就是人饿极了、渴极了时候的心态，只要有齐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实行仁政，那就是解民倒悬，比起周文王时代事半功倍。”（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为什么不是八百年？

孟子在这一节的结尾处一连为我们创造了两个重要成语，一个是“解民倒悬”，一个是“事半功倍”，我们现在说话、写文章都还常用这两个成语呢。

孟子这一番话，听上去满是那么回事。至于仁政可行与否，我在“梁惠王篇”中已经讲了很多，不再赘述。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关于“时机”的说法。

“时机”这个东西，从远古一直被人们感慨到现在。“梁惠王篇”里我详细介绍过梁武帝，有人曾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来评价梁武帝，这两句诗原本是唐朝诗人罗隐评价诸葛亮的。这是英雄式的对“时机”的感慨——时机一到的时候，天地万物全在帮你，绊一跤都能捡个钱包，可如果运气一过，吃豆腐都能把牙崩了。其实，写这两句诗的罗隐虽然是写诸葛亮，其实很可能是自伤自怜——他自己就一直是“运去英雄不自由”。

罗隐也算个有名的才子，可科举考试总也考不上，落魄得很。说件他的趣事，有次他路过钟陵，见到了十几年前的一位老相识，一位名叫云英的妓女。久别重逢，云英一看，这不是十几年前的大牛人罗隐吗？云英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问了一句：“十多年不见，怎么你还是白丁啊？”罗隐心里这个气啊，好啊，你寒碜我，那我也寒碜寒碜你，当下作诗一首：“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这就是臭文人的阴损，意思是：我考试确实考了十几年都没考中，丢死人了，可你做妓女也做了十几年了，怎么也还没从良啊？噢，咱俩可能都是一路货，谁也别说谁！

抛开阴损不谈，罗隐确实诗写得好，才气也足，脑筋也快，可就是走霉运，考试考了半辈子，就是考不上。所以他一咏叹诸葛亮，自然羡慕人家当年“时来天地皆同力”，跟着也由人家后来的遭遇感怀到自己，于是乎“运去英雄不自由”。

罗隐的“时来”和“运去”还仅仅停留在人生感怀的层面上，“时”与“运”的意义可远远不止于此。其实呢，时也好，运也好，好日子什么时候来，掐掐指头是能算出来的。

怎么算呢？

我们看评书中的智囊型高人，比如诸葛亮、刘伯温、徐茂公，都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你在聚会上认识了一个人，和你同姓，你们会套近乎说“五百年前是一家”。有谁想过没有，为什么都是“五百年”，为什么不是八百年或者一千年？

——后来人是说“五百年”说顺嘴了，其实这个“五百年”还真是有出处的，“五百年”代表着一个历史周期，这个话头儿在《孟子》里就能找到，《孟子》后文会详细来说，但现在便已经出现苗头了：讲什么时机已到，讲什么一统天下的人很久都不出现了所以不正常之类的话，等我们看到后文孟子来讲“五百年”规律的时候，就会明白这可不是随便一说的，这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周期的，并且是五百年一个周期。

“历史发展周期说”可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说法，这又涉及讲“梁惠王篇”时一再强调的问题——流变。历史周期的说法越来越复杂，被羼杂进去的东西越来越多，五行、八卦什么的，最后神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一般人的心态是，越是神秘的东西就越是容易相信，就像看医生开的处方，如果医生的字你全都认识，医生写的话你全能看懂，那你就会对这个医生的水平产生怀疑了。孟子讲历史周期，讲历史的时来运转，仅仅是一种朴素的历史感悟，而后人把这一思想发展起来那就了不得了，无限神秘。

历史既然存在周期，那相应的，也就一定可以由这个周期来预测未来。像里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既阐释了规律，也可以作为预测，这倒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孟子这时候感慨的其实也正是“分久必合”，可他在发愁这个“合”的人怎么还不出现啊？

问题就在这里，这种预测是没有任何量化标准的，到底什么时候“合”，一百年也是它，三百年也是它，而且还不是百分之百就一定得“合”，只能说“合”的可能性似乎稍微比“不合”多些。中国人容易相信诸如循环、周期、预测这些概念，不像基督教文化那样认为历史是线性的，是一条道走到底的。与孟子同时代的邹衍已经把历史周期的理论给系统化了，这可给了儒家后学不少的借鉴，没谱的说法越来越多，余绪流入民间，又大大发展了各种算命理论。而算命先生们往前给自己找祖师爷，竟然也会找到了大儒身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算命先生找到的这位大儒祖师爷，就是宋代理学大师邵雍邵康节，是理学的五位祖师爷之一，曾经从祀过孔子的。邵康节很好学，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用一种看上去比较神秘的体系写了一部《皇极经世》。对这个书名，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些印象。有一本被很多人推崇，也流传很广的书叫《了凡四训》，是明朝一个叫袁了凡的人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教人积德行善的。袁了凡说自己年轻时遇见过一位高人孔先生，断命如神，把自己的命运详细批了一遍，详细到以后考试会考什么成绩，做官做多大，工资多高，反正是把种种细枝末节的事都推算得非常具体，后来呢，真是惊人，居然没有一个预测是错误的。读过《了凡四训》的人应该都对这一段印象很深，这位孔先生之所以这么神，就因为他“得邵子皇极数正传”。通行的权威讲本说，这个“邵子”就是邵康节，这个“皇极数”就是邵康节的《皇极经世》。

这个解释应该说是不错的，而且，邵康节在大众心中也确实是一位算命大师的形象，他精通，是很多算命先生的祖师爷，他那部《皇极经世》是一部集算命学之大成的天书。

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邵康节要是知道自己被当成算命大师了，非得气死不可，人家是儒家大师，是宋朝理学的五位宗师之一，读书人到庙里拜孔子的时候都得顺便拜拜他，人家可不是在北京天桥混的。邵康节精通，这不假，可儒家手里的并不是算命书，朱熹也很精通，也很精通邵康节研究的易学，也很推崇邵康节，但朱熹就没被人当成过算命大师。《皇极经世》也根本就不是一本算命书，甚至完全跟算命没关系，大体来说，那是邵康节用自己一套特殊系统编纂的历史年表，现代历史专家们搞“夏商周断代工程”来确定古史纪年的时候，有时也要参考一下这本书。邵康节确实用八卦辅助推演过历史周期，想理出一个历史发展体系来，但他这些东西既没能准确说明过去，更加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所以，民间传说中的邵康节和真实的邵康节之间的差异就类似于里的诸葛亮和真实的诸葛亮之间的差异，民间传说中的《皇极经世》和真实的《皇极经世》之间的差异也就类似于《诸葛神算》和诸葛亮真实著作之间的差异。余绪流传不止于此，风水里面有所谓的“三元九运”一派，也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

多说一句，这个《皇极经世》从书名就能大体知道它不是个算命的玩意儿，而且，我们正好顺便复习一下孟子刚才提到的商朝贤人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箕子。

书名中的“皇极”是个什么东西？读书如果不求甚解就容易被蒙过去了，这个“皇极”出自孟子经常引据的那两本经典中的《尚书》。当年，商纣王暴虐无道，用人分不清好坏，把孟子刚刚称赞过的这位箕子给关起来了。后来武王伐纣，灭了商朝，知道箕子是个贤人，就把他从牢里放了出来。过了两年，周武王来看箕子，问了一个很使箕子难堪的问题：“商朝为什么灭亡？”箕子心说：“你这不是得了便宜卖乖吗！”到底是自家丑事，箕子不愿意说，周武王也不好逼问，就转而问他上天安民之道。“上天安民之道嘛——”箕子说，“一共有九大原则。”

周武王赶紧把史官叫进来，“箕子老师要发表重要讲话，快给我好好记下来。”

史官赶紧记录，而这“九大原则”用文言的说法就是“洪范九畴”，后来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经典（至于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是箕子说的，这倒真不一定）。

箕子说：“当年鲧治水的时候乱搞一气，上天生气了，不把九大原则（洪范九畴）授给他，天下就乱成一锅粥。后来鲧完蛋了，他的儿子禹接着治水，干得很成功，后来又管理万民，也很勤奋，上天一高兴，就把九大原则授给了他，从此治国有了方法，天下便安定了。”

上天安民这九大原则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只告诉各位，这当中的第五项原则叫做“建用皇极”，看到了吧，邵康节《皇极经世》的“皇极”就是出自这里。那么，什么是“皇极”呢？很简单，就是君王的行事法则。箕子对此有具体解释，诸如君王要以身作则，给大臣们做出好表率，大臣们不能结党营私，大家都要走正路，不要走斜路，等等。对这些法则呢，要广泛宣传，要在全国大力掀起学习皇极思想的热潮，让大臣们都以皇极思想指导工作，乃至屠宰场也要宣称自己以皇极的重要思想指导屠宰工作，等等。这就是皇极，是箕子所讲的执政原则。

箕子的这个“洪范九畴”里边还真有一畴是关于算命的，第七条“明用稽疑”，是说有了疑难问题怎么办呢，大家猜都能猜到，箕子是商朝人，商朝最流行用龟甲占卜，甲骨文不就是那时候的吗？所以呢，遇到疑难问题，自然就去占卜，箕子又接着讲如何占卜等等。那么，如果邵康节写的真是算命书，怎么也该叫《稽疑经世》，而不是《皇极经世》。

说一个从“皇极”衍生来的词。谁都知道——新皇帝上台叫做“登极”，电视剧里不是经常有“皇帝登极”这种话吗，皇帝登的这个“极”就是“皇极”，代表着皇帝是接受了上天所授的治国方略的，是受命于天的。

皇帝都愿意接受这种“受命于天”的说辞，这能给自己的身份披一件合法性的外衣，同理，开国君主们最愿意接受历史发展周期论，因为这意味着前一朝的周期结束，该自己这一朝新周期开始了，说到底还是给自己的身份合法化。他们是拿这东西忽悠老百姓，可老百姓有不少人还真就相信这个。

这一类从历史循环、人事循环中找规律的想法，就如同现在炒股的人用K线图去作所谓的技术分析，其准确性就和扔硬币看正反面的概率一样。两千多年前的孟子以对历史的朴素认知犯了一个值得原谅的朴素的错误，可直到现代社会，这类错误还有不少人一再在犯，这就让人觉得有点儿不可理解了。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孟子编排河南人

<small>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small>

<small>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small>

<small>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small>

<small>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small>

<small>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small>

<small>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small>

<small>“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small>

<small>“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small>

<small>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small>

<small>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small>

<small>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small>

<small>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small>

<small>“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small>

<small>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small>

<small>“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small>

<small>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small>

<small>“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small>

<small>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small>

<small>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small>

<small>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small>

公孙丑继续向导师请教，他死活要弄清楚孟子如果真在齐国当了权到底会怎么样：“您要真在齐国当权，成就王业也好，成就霸业也罢，看来都不成问题。可是，假如梦想成真，您真在齐国大展手脚了，可这时候遇到挫折了，您的信念会不会动摇呢？”

孟子把脸一沉：“怎么，你老师我有多大能耐，你心里还没底不成？我可是天桥的把式——”

公孙丑一愣：“啊？光说不练啊？！”

孟子一晃脑袋：“这不怪我啊，没人给我机会去练啊。真要让我上台去练练，就算有什么挫折磨难那又如何，我是‘四十不动心’。”

公孙丑问：“此话怎讲？”

孟子说：“我在四十岁以后，心念就已经不会受外界事物的影响了。”

公孙丑崇敬地“哦”了一声，又问：“老师，您跟我说话呢，怎么眼珠总跟着路过的大姑娘转啊？”

孟子严肃地咳嗽了一下，“我，嘿嘿，看是看，可我四十不动心！”

公孙丑赞叹道：“照这么说，您比古代的勇士孟贲还牛！”

孟子不屑道：“这有什么难的，告子早就修炼到这个程度了。”

公孙丑奇道：“练这种不动心的功夫有什么门道没有？”

孟子说：“当然有啊。我先给你讲讲北宫黝是怎么练的：你要拿刀子扎他，他半步都不带退的；你要一拳封他左眼，他眼珠眨都不眨一下；你要是羞辱了他，哪怕你是在论坛上朝他的马甲拍砖，他都会觉得你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拿鞭子抽他，他非跟你急不可；他对谁都不买账，管你是街头瘪三还是大国诸侯，谁要惹了他，他就报复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公孙丑都听傻了：“这种人可千万不能惹啊！”

孟子接着说：“我再给你讲讲孟施舍是怎么练功的。孟施舍说过：‘我跟泰森过招的时候，我心里就把他当成武大郎。’”

公孙丑奇道：“那，他要是遇上一大群泰森怎么办？”

孟子说：“孟施舍的心态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孟施舍觉得那种知己知彼，有了必胜的把握才往前冲的人不是真正的勇士。不管对手是单枪匹马还是千军万马，在孟施舍眼里就是一个生了病的武大郎，没什么可怕的。”

——这里一下子出来好几个新人，虽然都不重要，但还是先来简单地作个介绍。孟贲是古代最有名的勇士之一，听过评书的人应该记得里面有个能跟李元霸打成平手的傻大个儿，叫罗世信，他的外号就叫“今世孟贲”。孟贲在后世成了一个符号型的人物，代表勇猛，一提谁谁很勇猛就说这人可比孟贲。公孙丑这会儿也一样，要夸导师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就把孟贲抬出来了。

告子，这人是个思想家，有一句著名的话“食色性也”就是他说的。这人以后还会经常出现，《孟子》七篇中有一篇就叫“告子篇”。

北宫黝，从这段文字来看，他很像个黑社会老大，其实他是个儒家人物。

孟施舍，谁也搞不清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反正就当他是个勇士好了。嗯，既然对这个人没多少可说的，那就说说他的名字：前文讲“公孙丑”这三个字，说了些古人称谓的复杂性，看看这位孟施舍，正代表着一种称谓类型。他是姓孟名施舍吗？还是复姓孟施，名舍？这事谁都搞不清，朱熹说一套，阎若璩说一套，各有各的理。

孟子接着说：“孟施舍的精神很像曾子，北宫黝则像子夏（曾子和子夏都是孔门高弟），要问这二位谁更厉害，我也说不上来，不过，相比之下，孟施舍更能掌握培养勇气的要领。从前，曾子曾经对他的学生子襄说过：‘你不是喜欢勇敢吗，孔子在这方面很有心得。孔子说，面对对手时，先要反躬自问一下，如果是自己理亏，就算对方是个卑贱的人，那也不要去吓唬人家；反躬自问，如果道理在自己这边，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境界比孟施舍又高了一层。”

——又出来成语了，“虽千万人吾往矣”，这话谁都知道，可能做到的人却真是不多，至少比那些仗势欺人和见风使舵的少。这境界确实太高，作为普通人，心里能装着这句话，能够有限度地做到这样或那样的程度，也就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在古代那些缺乏宪政环境，缺乏法治保障，“少数人”可以被随意牺牲掉的社会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代价确实太高了。

往下就是孟子对告子的几句议论：“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这几句话谁都搞不明白，还是放过不提好了。

公孙丑又问：“学生斗胆问您一句，您最擅长的到底是什么啊？”

孟子疑道：“你是觉得我像那种万金油干部吗？”

公孙丑连忙摇头。孟子这才拿出一代宗师的派头，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有两点最擅长，第一，我能言善辩，第二，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句“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对后世影响极大，一会儿再详细来说。

公孙丑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啊？听上去倒是很酷。”

孟子回答说：“道可道，非常道，到底什么叫‘浩然之气’，呵呵，这东西玄妙得很，还真不容易说得出来。简单讲呢，这种气最宏大，最刚健，最正直，如果好好培养它，别去伤害它，它就会充盈于天地之间。这种气还必须配合以道德和正义，有了这些，这种气就会像只胖气球，可如果缺少了道德和正义，它就成了一只撒了气的气球了。如果你从小到大都行得正，坐得直，那你的气就足，这可不是靠零敲碎打地做做好事就能行的。你的立身行事哪怕只有一小点污点，这污点也都会像在胖气球上扎了一个小孔，胖气球马上就变成瘪气球了。所以说，告子还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他把正义看成是心外之物，这就错了。”

孟子接着解释说：“培养浩然之气要从具体的事情做起，但是，在做的时候不要期待马上就有什么收效。”

公孙丑说：“好复杂！这是不是说，就像做好事的时候不要指望着会有好报？”

孟子说：“大概也可以这么理解吧。还有，心里时刻都要有这根弦，但也不能操之过急——像宋国人那样，想让地里的庄稼长快一点儿，就揠（读‘亚’）苗助长。”

——又一个成语，“揠苗助长”，我们小时候学课文是“拔苗助长”，那是因为对小学生来讲“揠”字太难了。顺便一提，我们小时候学的被这样“简化”过的课文还不止这一例呢，像“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里的“餐”本来应该是“飧”（读“孙”）。

先来说个小问题，说说“揠苗助长”的发生地——宋国。

“揠苗助长”也许真有其事，也许就是编排人家宋国人。但是，为什么这个蠢事不编排在齐国人身上，不编排在魏国人身上，却偏偏编排在宋国人身上？因为，在当时的普遍认识里，如果这种蠢事真有人做，那最有嫌疑的就是宋国人。

孟子在前文说到商纣王时代的贤臣，说过箕子、比干，还有微子。箕子在《尚书》里留下了一个可疑的“洪范”篇，后来周武王分封诸侯，箕子被封在了朝鲜。至于微子，他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后来被周武王封在现在的河南商丘，这就是宋国，主要居民都是商朝的遗民。所以，宋国首先是一个遗民国家，是失败者的国家，再者，宋国还保留着商朝的习俗，和新兴的周朝人的习俗不一样，这两点加在一起，就意味着宋国人在当时都是些不大招人待见的大另类。这就难保不被人编排，除了孟子说的这个“揠苗助长”之外，还有个妇孺皆知的成语“守株待兔”也是编排宋国人的。

其实呢，孟子真不应该编排人家宋国人，要知道，在所有诸侯当中，宋国人应该说是最有仁义传统的——“揠苗助长”也好，“守株待兔”也好，都表现了一种“迂”的精神，而这种“迂”的精神如果往好了发展，还是很能够演绎出一些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的。

宋国人有一些很另类的传统，比如，周人一般是老爸死了儿子接班，可宋国人却还保留着商朝人的习俗，既有儿子接老爸的班的，也有弟弟接哥哥的班的。宋宣公在临死前就不把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非要给弟弟。弟弟很是过意不去，一再推辞，却终于拗不过哥哥，于是做了宋国的一把手，这就是宋穆公。到宋穆公临死的时候，大家商量继承人的问题，大臣们都推举宋穆公的儿子，可宋穆公却说：“不行，我得传位给我哥哥的儿子，要不然实在对不起我哥哥。”就这样，宋宣公的儿子做了宋穆公的接班人。

感人的事情不止一桩。宋桓公病危的时候和大家商量继承人的问题，本该是太子接班的，可太子觉得哥哥好，想让哥哥来接班，可哥哥是真好，说什么也不干，说什么都要让弟弟干。终于还是弟弟接了班，哥哥做了司马。这兄弟俩可绝对不是假仁假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事情还有后文。

“春秋五霸”到底是哪五霸，一般有两种说法，其中一说里有一位宋国的诸侯：大名鼎鼎的宋襄公，他就是这个弟弟。孟子讲了一辈子仁政，只拿尧舜他们说事，却不提宋襄公，其实宋襄公是距离孟子时代最近的一位行仁政的诸侯。

“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死掉之后，他的继承人可不像宋国人这般仁义，几个儿子疯狂开打，忙得连老爸的尸首都顾不上，把齐国搞了个乌烟瘴气。这时候还真多亏了宋襄公，赶紧去干涉齐国内政，扶持齐孝公继位，把乱局给平定了下去。宋襄公成功地学了一回美国，沾沾自喜，一想齐桓公这位霸主已经死掉了，自己既然这么牛，那就接着来做霸主好了。

宋襄公的想法倒是不错，可霸主这东西不是自己说做就能做的，得大家都服气才行。宋国又是个小国，再怎么折腾，谁能服你呢？宋襄公不管这一套，他觉得自己走的是仁义路线，是王者之风，只要坚持下去，天下人一定会闻风影从。终于，宋襄公筹备了一次国际会议，准备让势力强大的楚国支持自己做霸主。对宋襄公的理想最为担心的就是他的哥哥子鱼，也就是当年和做太子的宋襄公推让王位的那位。但火热的理想足以冲垮一切障碍，宋襄公这时候真是如孟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任谁也拦不住。真到了赴会的时候，子鱼没办法，只好劝弟弟穿件铠甲以防万一，可宋襄公连哥哥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也拒绝了，他说：“我要以德服人，我是仁者无敌，要铠甲做什么！”

于是，火热的理想撞击在了冷酷的现实之上，阴险的楚国人绑架了宋襄公，押着他赶奔宋国，威胁宋国人投降。宋国人在城上一看，国君回来了，可问题是：虽千万人您往矣，怎么这么快却带着千万人的外国军队回来了？

楚国人在城下喊着：“快投降吧，你们的国君做了我们的俘虏啦！”

城上的宋国人也向下喊：“我们立了子鱼做新国君啦，你们手里的这位俘虏随你们便吧！”

——宋国人这一招是极其凶险的一招，也是非常有效的一招。历史在不断重演，同类事件在各个时代里反复出现。如果你在后来的历史里看到同样的事件发生，那多半就意味着这将是一系列宫廷阴谋的序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朝的“夺门之变”，明英宗像这时的宋襄公一样，做了瓦刺人的俘虏，瓦刺人也和楚国人一样用明英宗来要挟明政府，于谦当机立断，做了和宋国人一样的事——马上立了一个新皇帝，这就等于对敌人表态：被俘的那位皇帝对你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结果瓦刺进攻北京城被打退，也正像这里的楚国见宋襄公没有利用价值后也对宋国展开强攻，却被子鱼有效地组织起来的防御打退。瓦刺最后泄了气，留着明英宗也没用，干脆显得大度些，放回去算了。

对明朝人来讲，瓦刺还真不如就把明英宗给杀了呢，因为这一放，等明英宗回来了，新皇帝却不退位——龙椅只要一坐，说什么也不会下来。后来明英宗搞复辟，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回皇位，屠杀于谦等等当初抗击瓦刺的功臣，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久久不息。历史的教训是，只要事关最高权力宝座，人性最基本的感情与良知全都会无影无踪。所以，从政权稳定性的角度来看，有当一把手资格的人只能活一个。这更让人联想起岳飞抗金，如果真把徽、钦二帝迎回来，宋廷之内还不知要斗死多少人呢。我要是金国统治者，就把徽、钦二帝放回去，这有八成的把握能引起宋廷的内部大斗争，所有大臣这时候都会面临严峻的站队问题，他们自己人就能把自己人整垮了。

——这就是人性啊，所以说“一山不容二虎”，如果一山二虎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必然会二虎相争，各自拉帮结派，搞阴谋，玩手腕，不死不休，“山”上所有人都会被牵扯在内，想明哲保身置身事外都难。

但凡事总有例外，真说仁义二字，还得说河南人。河南人宋襄公和他的哥哥子鱼一再给中国历史谱写出惊人的例外：楚国人一看占不着便宜，就把宋襄公放回去了。宋襄公灰头土脸的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子鱼赶紧来跟他说，那是为了要应付楚国敌人自己才声称继位的，现在好弟弟既然平安回来了，做哥哥的还得把位子还给弟弟。真是感人啊，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一把手最防范的就是亲叔伯、亲兄弟，因为这些人正是权力宝座最有威胁的潜在竞争者，可瞧瞧人家宋襄公和子鱼兄弟俩，真是凤毛麟角的仁义楷模啊！

宋襄公受了楚国人的窝囊气，后来终于有了机会和楚国面对面地交锋了，这就是春秋时代最著名的战役之一“泓水之战”，战场在现在的河南柘城县。

宋军已经列好阵势，一水相隔的楚军却还没有全部渡河。子鱼本来是不主张和楚国交战的，可既然真要打了，那就得想办法赢。子鱼很懂一些军事原理，给弟弟出主意说：“对方人多，我方人少，趁现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渡河，这时候进攻最合适！”

子鱼这招叫“半渡而击”，后来很多人都用过，很管用，可宋襄公却不听。

子鱼没辙，眼看着楚军已经全部渡河过来了，唉，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不过呢，先机并没有完全丧失，还有招儿。子鱼又出主意：“楚国人刚过了河，正忙着列阵呢，乱哄哄的，咱们赶紧趁现在进攻！”子鱼说的不错，可宋襄公还是不听。

一直等到楚国人完全列好了阵势，什么都准备好了，宋襄公才下令进攻，结果，宋军惨败，宋襄公大腿负伤，连贴身的侍卫队都被全部歼灭了。

这仗败得冤啊，宋国人都责备宋襄公。可宋襄公还挺有理：“君子在作战时对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该再加伤害，也不俘虏年纪大的敌人，古代的用兵之道，更不可倚仗险要的地形来攻击敌人。我虽然是已经亡国的商王朝的后代，却也不会下令进攻还没有列好阵势的敌人。”

子鱼对这个宝贝弟弟真是又气又心疼，对他说：“我给你补补兵法课吧。强敌因为受地形的限制而没能列好阵势，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啊。趁这个机会进攻有什么不对呢？再说，只要是在对方阵营里的就全是我们的敌人，就算有老寿星在里面，该俘虏的也要俘虏。激发军人们的国家荣誉感，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奋勇杀敌，如果敌人受伤了却还没死，为什么就不能补一刀杀死他们呢？如果爱护那些受伤的敌人，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别伤他们；如果可怜那些头发花白的敌人，那还不如投降算了。”

仁义的宋襄公连打仗都很仁义，可是，要做君子，得到君子国里去做。宋襄公的仁义使他成了人们的笑柄，人们本来就觉得宋国人很另类，这时就更喜欢编排他们了。

孟子虽然不拿宋襄公做仁政的榜样，可宋襄公和他的哥哥子鱼还真称得上是仁义君子型的领袖人物。宋襄公身上还体现着孟子这里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不过在一般人看来，他可能更像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或者“不撞南墙不回头”。上本书讲过齐宣王伐燕，后来燕昭王高筑黄金台，延揽各国精英人才以图报复齐国，这件事和宋国的结局颇有关联，所以我就顺带提上两句：宋国紧挨着齐国，后来到了战国时代，齐国贪心一起，把宋国给灭掉了，这就破坏了“战国七雄”的势力均衡，引发了韩、赵、魏、秦、燕五国联军攻打齐国，燕昭王就是借着这个机会，以诸葛亮的偶像乐毅为将，打齐国打得最卖力，几乎把齐国给灭了。此后又有了田单大摆火牛阵等等著名故事。这些都是后话，反正，各国原来的地图通通作废，随后而出的新版地图上就已经没有宋国了。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史上第一代气功大师

谁是史上第一代气功大师？毫无疑问，孟子。

孟子不但很自得于气功程度之高（“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他自认为最擅长的两件事之一），还给公孙丑详细讲解了练气的法门。很多人都把气功的发明归功于老子，其实老子的思想在很晚以后才从道家学说走向了道教，修炼之人更是到很晚以后因为发觉炼丹之路走不通才转而从《老子》的一些章节中琢磨出了炼“内丹”的方法，不再追求有形的仙丹，改为追求体内无形的“内丹”，这才有了道家气功，比孟子的气功不知晚了多少年。

孟子的气功理论影响极为深远，所以值得多花一些篇幅。我们先要注意一个地方，那就是，孟子在讲到这里的时候，语言风格和以往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前边已经看过了整篇“梁惠王篇”，主题在于仁政，话说得都实实在在的，什么“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等等，当然也有不实在的地方，要么是比较宽泛，要么是逻辑上玩玩诡辩技巧，但是，无论如何，都说得很是斩钉截铁。可这里一讲“浩然之气”，就变得有点儿神神秘秘了，先就盖了一顶“难言也”的帽子。什么叫“难言也”？宋代大儒程颐解释过这句话，可他不解释还好，这一解释，就更神秘了。程颐说：“孟子一说‘难言也’，那看来他没忽悠别人，他是真有气功，和那些意念吃饭、密封瓶子甩药丸的‘大师’们不一样。”

看来，“气”这东西真是很神秘，如果你能把它说清楚，那就说明你还没把气修炼到家，如果你说不清楚，那反倒证明你练出火候来了。唉，这么一说，我现在倒为难了，我如果把这东西解释清楚了，那就说明我其实并不了解它，那就进一步说明我的解释全都不对；如果我也说几句不着调的话，那就说明我很可能是明白个中三昧的，说明我也很可能是个不得了的气功大师。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把话说糊涂了比把话说明白了更能取信于人。

想来想去，我就糟蹋一回自己算了，还是尽量把话往清楚了说吧。

孟子这“难言也”三个字，在他来说可能不过是一种感叹，可在后人那里却成了神秘主义的苗头。越是神秘的东西才越是容易让人向往，让人敬畏，这也是人之常情。孟子这“气”如果照我理解，其实没什么难于表达的，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就是“理直气壮”的那个“气”，而且孟子练气的方法也是通过“理直”而不是后世儒家流行的静坐冥想来使自己“气壮”，当然，他的“理直”并不是具体在某一件事上，而是时时刻刻都要理直，一辈子做人都要堂堂正正，这样的话，这个气才会不仅仅是“气壮”，而是壮到了最高境界，成为“浩然之气”。

这一节里说了“不动心”“浩然之气”，我又加了个“理直”，这“心”“气”“理”到了宋儒那里可都是至高的哲学命题，让各派大师们经常争个脸红脖子粗的。

——别紧张，别看到“哲学”两个字就头痛，也用不着觉得它神秘而产生敬畏心理，其实呢，哲学这东西，无论古今中外，基本上都没什么难懂的。很多人觉得它深奥，其实它往往只是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让人觉得很深奥，把人吓跑了，不看第二眼了，但你若是稍微有点儿耐心，捏着鼻子多看两眼，会发现它无非就是只黔之驴，没什么可怕的。

具体到宋儒的“心”“气”“理”，产生过诸如“理、气之争”“无极、太极之争”“心学、理学之争”，等等等等，看名目真能把人吓死。呵呵，别害怕，且听我慢慢道来。

想当年，圣人思想代代传，尧传舜，舜传禹，文王、武王到孔子，最后传到孟子，等孟子一死，孟子的学生们（像公孙丑这样的）都不大争气，于是，圣人之学从此成为广陵绝响。

——有人会觉得奇怪了：不对呀，儒家不是一直都有传承吗？不错，儒家确实一直都有传承，可上面那段话其实不是我说的，而是唐朝大文豪韩愈说的。韩愈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儒家都不是圣人之学正经的传人，圣人的嫡传心法传到孟子就中断了，然而——这个“然而”才是最重要的——这秘传心法到了我韩愈这里又从孟子那里接上了，虽然我韩愈是唐朝人，他孟子是战国人，中间隔着太长的时间，可我熟读《孟子》，领悟了圣人心法，所以我确实就是圣人的嫡传。

韩愈的这种说法是有革命性的。首先，儒学本来不大强调师承，不存在什么“嫡传”的观念，这种嫡传啊，直系啊的观念是禅宗才有的，我在“梁惠王篇”里引过黄山谷的一首词，有一句是“本提心印传梁武”，就是说达摩老祖来到中国，要干什么呢，要传他的禅宗“心印”，后来这“心印”终于有了传人，就是禅宗二祖慧可，后来三祖、四祖传下去，传到最著名的六祖慧能。而韩愈是著名的反佛人士，他也不知道是受了禅宗这种心印传承的启发还是有所暗合，或者是后来投靠佛门之后的新体会，反正他突然提出了圣人之学也是这样心印传承的，这就给儒学增加了不少神秘感。而韩愈这种说法也等于给儒学立了个谱系，告诉大家这学问是如何从师父到弟子又到再传弟子的，这个谱系就叫“道统”，所以，强调道统的儒学也就相应地被称为“道学”。

——“道学”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意思是正统嫡传的儒学，这个“道”是“道统”的“道”，不是很多人想当然认为的那样是“道德”的“道”。所以呢，“道学先生”并不是指那些所谓很强调道德操守的老夫子——很多人都这样理解，这属于典型的望文生义。

韩愈一玩这个“道学”，那就是告诉大家，圣人之道如同王麻子菜刀，“王麻子”三个字一叫响了，各地就不断有人跟风仿冒，这才出来什么“真王麻子”“老王麻子”，等等等等，我韩愈郑重告诉各位：大家都到我的店里来，我这儿才是“真正正宗老王麻子”。

韩愈讲“道统”的另一个意义是，把《孟子》标榜了出来，而《孟子》在此之前是不大受人重视的。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舌战群儒

儒家心印，继承韩愈的人就得到宋朝去找了。到了宋朝，儒家开始热闹起来，孟子时代的百家争鸣是各门各派互别苗头，宋朝也争鸣得厉害，却基本上是儒家系统内的各个派别你来我往。这个时代的儒家所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宇宙本体论的问题，一个是如何修炼成圣人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是息息相关的。

世界的本体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搞不清楚的，至少从远古到现代，从苏格拉底到王阳明，大家各执一词，谁都有一套道理。佛教认为世界无始无终，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道家认为有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道”在起作用，康德认为这种事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最好别去想它，现代一些天文学家认为宇宙起始于一百五十亿年前的一个“奇点”……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当做一个先验的问题，那就好说多了，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甚至可以认为宇宙是未来世界的高科技人类用新式电脑创造出来的，或者，宇宙是外星人的游戏机，或者只是你还没有醒来的一个梦。你可以为你的解释胡乱找一些理由，对别人的反驳与质疑你大可以无动于衷，因为这实在是个先验问题，是不能诉诸于经验的——我虽然证明不了宇宙就是哈利·波特的某个梦境，可我就是这么相信，那又怎么着！

如果人们都采取我这种态度，这世界一定清静很多。可是，智慧越高的动物好奇心也就越重，人在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便难免会好奇这种问题，既然好奇，就想找出个合理的答案。

我们来复习一个人：宋朝的张载，我在上本书里讲井田制的时候介绍过这个人，嗯，还记得他的“横渠四句”吗？张载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小文章，叫《西铭》。所谓“西铭”，顾名思义，这是张载写完了之后贴在自家西墙上的座右铭——人家诸葛亮是在床头贴管仲、乐毅的明星海报，张载却是贴自己的文章，用现在的话说，张载很有些自恋的嫌疑。张载的《西铭》是这样来解释宇宙的本源的：

“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卷走，欧洲就少了一点，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样；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因此不必去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咦，这不像是宋朝人的话啊？呵呵，不错，这是英国人约翰·多恩那篇著名的布道辞，那句“丧钟为谁而鸣”后来还被海明威拿去做了自己小说的题目。我想，既然海明威可以借用，为什么我就不能借用呢？这篇小东西大家都很熟悉，而它所表达的意思和张载的《西铭》简直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个翻译家，向中国古人介绍约翰·多恩的时候，我就会把他的这段话翻译成《西铭》，而我向西方人翻译《西铭》的时候，也不妨直接套用多恩的小文，这两者如此相似，就连篇幅都差不多。

张载的《西铭》用中国话说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乾父坤母”，一个是“民胞物与”——这个成语是张载贡献给我们的。他的意思是说，天和地生育了万事万物，也生育了我们，我们和天地是一体的，所有的人类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有的东西也都是一家。当然，这只是在阐释一个终极原理，如果我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去找张载借钱，我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呵呵，张大哥，兄弟现在缺银子花，所以回家来取点儿。”

张载会如何反应呢？

张载一愣：“回家来取？你走错了，这是我家，不是你家。”

我说：“按照你的理论，乾父坤母，民胞物与，所以呢，咱们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娃，你家还不就是我家？”

张载一听：“不错啊，是这个道理，嗯，你等着，我进屋拿钱。”

张载一进屋，没取钱，抓起电话来就拨110……

这事儿过后，张载一琢磨：“不对呀，看来我的理论还有毛病，我得再仔细想想，可别不小心让人把裤子都骗走了。”张载这一琢磨，便给自己的理论加了一个“但是”。张载说：“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但是——嘿嘿，这个‘但是’很重要哦，但是，人和物还有各有各的差异的。”

张载修订了自己的理论之后，上门借钱的人明显少了。

十五天之后，我从横渠拘留所里被放出来了，刚刚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就听见街上议论纷纷，说张载修订了自己的理论。我心里别提多生气了：这小子可真够奸的，不行，这口气不能就这么忍了，我还得找张载踢场子去。

张载正给弟子们上课呢，一见我气哼哼地闯进来，马上一脸紧张，没等我开口呢，他先说话了：“不借钱啊，我的理论已经修订了——”

我不客气地打断他：“我知道你修订了，可是我得问问你，你的这套所谓理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啊？人家多恩和你的观点一样，可人家的身份是牧师，人家是先承认了‘上帝创造宇宙’这个大前提，这才有后边‘丧钟为谁而鸣’的说法，你张载又不信上帝，凭什么就说‘乾父坤母，民胞物与’啊？你不能靠拍脑门儿说话啊，你得有依据，有论证啊。”

张载一愣：“要依据？要论证？！”

我说：“是啊！”

张载不服气：“柏拉图的理论不也是拍脑门儿想的吗？”

我说：“人家柏拉图是古代人，那时候拍拍脑门儿想问题还说得过去，你现在都宋朝了，不能再拍脑门儿了！”

张载还给自己找辙：“我不管，我就是这么说，我们陕西人就是倔！”

这回轮到我愣了，“你怎么又成陕西人了？你们家不是一直都在开封吗，你应该是河南人啊！”

张载一摇头，“我把家搬到陕西来了，所以我就是陕西人了。”

“我倒——”

张载倒不依不饶了，“哼，不就是来踢我的场子嘛，我今天跟人家约好了去听豫剧，咱们另外约个时间，我张某人一定奉陪到底！”

“听豫剧？！陕西人不是听秦腔吗，河南人才听豫剧！”我也不跟张载计较，说，“你定个时间吧。”

张载说：“十五天之后，还在这里见！”

我心里一哆嗦，“怎么又是十五天，你不会又要进屋打110吧？”

张载很不屑：“切，那是小人所为！你别多心，咱们就说定了，十五天之后再见！”

就这样，我在陕西凤翔横渠镇晃悠了半个月，每天都看见不少年轻人去张载那里听讲座，场面非常火暴，更有不少人一听完讲座就摇头晃脑念叨张载那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个龌龊的想法在我脑海中油然而生：以张载的人气，应该可以用DV（数字摄像机）把他的讲座拍下来，然后刻成光盘去卖钱，还可以搞一个网站，叫“搜儒”，做成全球最大的儒家门户网站，肯定能发一大笔。可惜张载没这方面的头脑，以他这么高的人气，日子居然过得很寒酸。

没有什么比等待更加漫长，这十五天过得很是无聊，只是有时见到有风尘仆仆的江湖人物从小镇上经过，想来不是镖局走镖就是武术文工团路过。

终于到了约定的日子，我急不可耐地去找张载，一进大门，吓了一跳。只见院子里左右排开两排兵器架，十八般兵刃一应俱全，兵器架前是两排人，有坐着的，有站着的，看来都是师父带着徒弟。张载坐在正当中，见我到来，哈哈一笑，站起身一抱拳，“我来给你介绍介绍——”说着，伸手一指，“这位是昆仑派掌门何太冲，这位是青城山玄机道长，这位是香帅楚留香，这位大师是南少林的无花和尚，这个四条眉毛的不用我介绍你也认得出，呵呵，陆小凤陆大侠……”

我真是万分惊叹：“好强大的阵容啊！”

张载笑道：“为了对付你踢场子，这十五天来我广发英雄帖，可请来了不少助拳的朋友。”

我心里一凉：“原来他说的这个‘十五天’是给自己拉帮手去了。”

张载接着说：“嘿嘿，最重要的两位英雄我还没给你介绍呢！”

我不由得大惊失色：“难道还有比在座各位更牛的英雄吗？！”

张载笑得更加得意：“不错，这两位不但是高手中的高手，还是我张某人的亲戚。有道是，打虎亲兄弟——”张载把手一招，只见两名好汉同时起身，各摆POSE，异口同声应道：“上阵父子兵！”

这两位顺口答音，突然发觉不对，一人说：“张载，不对啊，你可不地道，你这是绕我们呢。”

另一人也道：“是啊，咱们是亲戚不假，可什么时候成了‘父子兵’了，你占我们便宜？！”

——这二位到底是谁呢，真有那么大的名头吗？

说起这二位英雄，名头实在是太大了。这两人是亲兄弟，也是河南人，家在洛阳，论起来都得管张载叫表叔，但他们的名气比表叔可大多了。他们和张载同属儒家，但各自都是开宗立派的祖师。张载开创了关学，这兄弟俩开创了洛学，互有切磋，互相服膺。说到这里，这两兄弟究竟是谁，可能很多人都猜到了。不错，就是程颢和程颐，正是这两人奠定了理学的根基。

程颐也讲“道统”，认为圣人之学传到孟子就断了，可他不认为韩愈继承了孟子，而认为自己的哥哥程颢才真正继承了孟子。这笔糊涂账我们不去管它，反正，程家二兄弟自认为是孟子的嫡系，这很重要。

现在，张载的院子里，两大学派的三位祖师爷并肩作战，我报过名姓之后，也捋胳膊，挽袖子，要踢场子了。

我对张载说：“半个月前我问你的问题你想好怎么回答了没有？”

张载一推程颐：“表侄，上！”

程颐站立当场，严肃地回答说：“熊兄弟，我听表叔说了，你的问题是，他那个《西铭》里的道理是怎么推论出来的？”

我说：“不错。”

程颐又说：“你还说过，《西铭》的思想和约翰·多恩如出一辙，可多恩是个牧师，他信上帝，所以能得出那个结论，可我表叔又不信上帝，不信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你认为，没有上帝这个前提，他的《西铭》就站不住脚？”

我点点头：“不错。”

程颐说：“我表叔虽然不信上帝，可他相信存在着天理。在这点上我是很赞同他的，天下万物，古往今来，都只是一个天理。在我们的学说里，‘天理’这个概念基本就等于基督教的‘上帝’，不过呢，上帝是有人格的，赶走过亚当和夏娃，帮摩西逃出过埃及，还会给人做最后审判，决定哪些人该升天堂，哪些人该下地狱。而我们所说的‘天理’却是没有人格的，它不是神仙，而是宇宙的神秘规律，你知道，我们儒家的学说是属于无神论的。”

我说：“哦，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凭什么就认为宇宙中当真存在着你们所谓的‘天理’呢？你能把‘天理’拿给我看吗？或者，你能把‘天理’证明给我看吗？”

程颐怔了一下。

我追问说：“我看你们说得那么玄乎，其实都是自己拍脑门儿拍出来的，一点儿根据都没有。”

程颐正要辩解，他哥哥程颢急了，抢上前来说：“你不懂，我们不是拍脑门儿拍的！”

“啊？”我问，“那是——？”

程颢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感悟出来的！”

“我倒——”我没好气地说，“这和拍脑门儿有什么不同吗？！”

程颢说：“当然不同了！拍脑门儿是灵机一动，一会儿一个主意，而感悟却是认真体会，静心体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孟子说的。”

“嗯？！孟子说的？！我怎么不知道？”我疑惑地说，“我还给人家讲《孟子》呢，我都没听说，你别是拿孟子忽悠我吧？”

程颢不大高兴：“我什么身份的人，会忽悠你吗！你现在不是正在讲孟子的‘浩然之气’吗？”

“对呀。”我说。

程颢接着说：“孟子讲的培养‘浩然之气’的方法，嗯，就是那个从具体的事情做起，在做的时候不要期待马上就有什么成效，心里要时刻有这根弦，但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揠苗助长什么的，孟子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吗！”

我更糊涂了，“对呀，我是刚刚讲过这些，这确实是孟子说的，可这跟你们讲的‘天理’有什么关系啊？”

程颢说：“你真是冥顽不灵，榆木脑袋！孟子讲的这个培养‘浩然之气’的方法就是感悟‘天理’的方法啊！通过这个方法，你也能感悟到天理，感悟到我表叔说的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

程颐插嘴说：“你问我们表叔要证据，要他证明他的理论。可‘天理’和上帝一样是证明不了的，你只能用孟子的办法去慢慢感悟它。”

张载在旁边“嘿嘿”奸笑：“要证据没有，要逻辑也没有。”

“啊！”我惊呼，“你们就这么做学问啊，还讲不讲理啊！”

程颐说：“要论讲理，这世上没人比我们更讲理了，我们的学说，对了，还得加上表叔的，还有其他几个人的，虽然各成一派，却都讲这个‘天理’，所以我们的学说被统称为‘理学’。”

张载在旁边笑得更奸：“嘿嘿，我们都是理学宗师，在我们面前讲理，你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我这才恍然大悟：“噢，早听说理学理学，原来理学是这么来的。”

我又问：“可我还是不明白，孟子人家明明讲的是‘浩然之气’，是说‘气’，怎么到你们这儿就变成‘理’了呢？”

程颢说：“气是气，理是理，截然不同——”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脚下的大地重重地震了一下。“地震了？！”我吃了一惊，刚想跑，大地又震了一下，紧接着，震动越来越大，仿佛地震的震中会动，正向我们这边移来。

张载不慌不忙：“别害怕，不是地震。”

“那这是——”我还是害怕。

张载说：“这是真正的大人物来了。”

我一惊：“你们三位还不够大人物吗？！”

张载说：“我们当然都是大人物，可现在过来的这位才是最大的人物——你从他这么有力的脚步声也能听出来了。”

就在这时，大约十里之外有声音传来：“闽学掌门朱熹来也——”说第一个“闽”字的时候，人还在十里之外，等“也”字说完，朱熹已经进了院子了。

程颐奇道：“我说朱熹，你不是南宋的人吗，现在还没你呢！”

朱熹四下一抱拳：“各位前辈，不是我要来，我是身不由己啊，是陆九渊把我带来的。”

朱熹话音才落，院子里不知怎么突然多出了一个人，此人哈哈一笑：“在下陆九渊，给各位前辈见礼。”

张载也纳闷：“你不也是南宋人吗，怎么来的？”

陆九渊说：“你们搞的是理学，我搞的是心学，我的学说认为：心和理是一体的，理充塞于宇宙之间，而我心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心，所以呢，我心里一想你们，我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到这里看你们来了。”

程颢赞叹了一声：“这学问好生厉害！”

朱熹说：“我老远听见你们正讨论理和气的问题，我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这问题我研究得最有心得。”

我一看，高人越来越多，这倒不错，向朱熹一抱拳：“在下熊逸，还请朱老师赐教！”

朱熹说：“我们理学虽然按程颐的说法是孟子嫡传，可我们讲的这个‘气’和孟子他老人家的‘浩然之气’不大一样。天地之间充满着理，也充满着气，万事万物都是由气结合而成的。嗯，这个说法张载老师就提出来过。”

我问：“那这个‘气’就像是基本粒子了？原子也好，夸克也好，反正是一种基本粒子，无论是桌子、椅子、老虎、大象还是人，都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

张载大喜：“太对了，孺子可教，呵呵，孺子可教！”

我又问：“那凭什么这种基本粒子——哦，你们管它叫气——会组成老虎，组成大象呢？它们怎么就不能组合成六条腿的老虎和长翅膀的大象呢？”

“这个——”张载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这个踢场子的人好厉害。”张载直咬牙，“各位英雄快快助拳！”

朱熹来了：“这问题你问得倒张载，可问不倒我朱熹。嗯，我先问问你，你看过外国哲学的书没有？”

我点点头：“看过一些。”

朱熹说：“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学说，叫‘理型说’，和我的观点非常相似。柏拉图认为，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按照一种‘理型’创造出来的，这个‘理型’通俗地讲就是模子。我们做月饼都要用到模子，不同的模子刻着不同的花纹，往包好的月饼上一盖，然后这月饼就可以拿去烤了。你看，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月饼样子都是一样的，当然，它们之间会有一些细小的差异。我们的宇宙也有这种模子，不过是虚无缥缈的模子，老虎的模子造出了老虎，大象的模子造出的大象，人的模子造出了人，所以呢，人虽然长得都不一样，但你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一个人错认成是一头大象。而大象的个体之间再有差异，也不会从同一个模子里做出长翅膀的大象。”

我点点头：“嗯，这个理论我倒是读过。”

朱熹说：“柏拉图所谓的‘理型’大体也就是我所谓的‘理’，说白了，就是一大堆看不见、摸不着的模子，‘气’，也就是你所谓的基本粒子，打个比方，‘气’就是面团，‘理’就是模子，把面团往模子里一扣，一种点心就做出来了，‘气’是通过‘理’这个模子组合成万事万物的。所以，‘气’进了老虎的‘理’就组合成了活的老虎，‘气’进了大象的‘理’就组合成了活的大象。这个道理很简单吧？”

朱熹接着说：“所谓‘天理’，也就是宇宙的秩序，人要仔细揣摩这种秩序。嗯，这个揣摩的方法，在我没来之前，程老师已经讲过了。用我的说法，这个过程叫‘格物致知’，这本是‘四书’之一《大学》里的话，意思是说，我们要仔细琢磨老虎，慢慢从老虎身上认识到做成老虎的那个模子，我们要仔细琢磨大象，慢慢从大象身上了解到做成大象的那个模子。其实呢，基督教早就使用过这个逻辑了，神学家说：‘我们看到一块怀表，琢磨琢磨，就会明白这么精细的一个物件一定是一位巧匠造出来的，同理，我们看到世界的万事万物，琢磨琢磨，就会明白这么复杂的宇宙一定是一位比制造怀表的工匠更有本事的大师造出来的，而这位大师就是上帝。’对了，有人认为我把‘格物致知’四个字理解错了，不过这是另外的问题，以后再说好了。”

我点了点头：“那就是说，一个老虎的模子造出来这世界上千千万万只老虎，这些老虎虽然长得都有差别，可再怎么有差别也不会离模子的样子太远。”

朱熹很高兴：“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道理程老师早就说过，我给继承和发展罢了。你们不是有个成语叫‘一本万殊’么，这个成语就是从程老师和我这里来的。‘一本’就是那唯一一个模子，‘万殊’就是这世界上千千万万只老虎。”

朱熹接着解释：“‘理’是永恒不灭的，‘气’是有生有灭的，这就是说，老虎的模子是永远不变的，永远不坏的，而千千万万只老虎却都有生老病死。”

我不禁感叹：“你这套理论和柏拉图真是太像了，就像张载的《西铭》和多恩‘丧钟为谁而鸣’的布道辞那般相像。”

朱熹说：“不谋而合罢了。”

我说：“看来，不论古今中外，很多事情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

朱熹一听，突然露出了狡狯的微笑，斜眼看着陆九渊。

陆九渊笑道：“你这说法，正是我这派‘心学’的道理。”

朱熹说：“你这套说辞我总听你说，都能背下来了，什么‘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朱熹和陆九渊相视而笑。

我也笑：“看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好多成语都是你们这些人造出来的啊。”

朱熹又说：“天理的内容还很丰富呢。远古的社会都是合乎天理的，所以社会秩序很好，汉朝和唐朝以来直到现在，人欲横流，把天理都给遮盖住了，社会也就乱了，人心也就坏了。”

我本来要问：“根据考古发现，远古时代普遍存在用活人祭祀的风俗，难道这合乎‘天理’吗？”可又一想，朱熹那时候还没有这些考古发现呢，于是我只是简单地问：“那该怎么办呢？”

朱熹说：“我们要追寻天理，遏制人欲，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良性发展。”

我暗想：“朱熹最挨骂的理论来了！”

朱熹见我神色不对，赶紧解释：“我可不是要消灭人欲啊，吃饭就是人欲，难道我还不让人吃饭了不成？我的意思是说，不要穷奢极欲，搞得太过分，对欲望要有节制。”

他这一说“存天理，遏人欲”，我倒联想起他另外一个招骂的观点。我问：“你是不是还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权主义者都恨透你了！”

朱熹满脸委屈：“你们为什么要那么狭隘地把我说的‘节’理解成女人的贞节呢？难道就不能理解成男人的气节吗！”

“啊——？！”

朱熹诉苦说：“文天祥不就是‘被杀死事小，失去气节事大’的典型吗！还有，像秦桧那种人，你说是让他失节好，还是让他饿死好？”

我琢磨了一会儿，说：“你们这些理论其实也不难理解啊，虽然有些纯属瞎琢磨，但那是你们的历史局限性使然，也怪不得你们。可后人为什么要么就不理解你们，要么就误解你们呢？是不是因为你们把自己的思想表述得太复杂了？”

朱熹苦笑一声：“一点儿都不复杂，唉，其中原因有一个人最能解释。”

“哦，哪一位？”

朱熹看看陆九渊：“陆兄，拜托你用你的心学想想这个人吧。”

陆九渊“嘿嘿”一笑，眼珠一转，院子里就突然多了一个人。

此人一脸英气，豪情勃发，一望便知是位英雄人物。他这一来，猛然见到在场这么多人，不由得迷糊了一下，随即看见朱熹，二话不说，上前就是一招龙爪手，朱熹早有准备，一招太极拳的揽雀尾格挡过去，两人拆招换式，打在一处。

我看得一头雾水，问陆九渊：“这人是谁啊，怎么一见朱老师就动手？”

陆九渊见怪不怪：“这俩人是老论敌了，要在论坛上遇见，能在一个帖子底下打一年。”

此人既然能做朱熹的论敌，自然不是泛泛之辈。我们现代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有辛弃疾的一首《破阵子》，非常著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这首词的题目叫做“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意思是说，这词是写给一个叫陈同甫的人的，跟他一块儿豪爽一把。陈同甫大名叫陈亮，同甫是他的字，对宋词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豪放派里有陈亮这么一号，现在，在场上跟朱熹过招的就是这位陈亮。

陈亮这人很有意思，他本来不叫陈亮，叫陈汝能，他崇拜诸葛亮，就把名字改成陈亮了。古代追星族比现代人还狠，现在谁听说周杰伦的粉丝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杰伦的？古人照着偶像改名的可绝不止陈亮一个，著名的司马相如的名字就是照他的偶像“完璧归赵”的蔺相如改的。顺便提件趣事，我小时候看，里面有个反派小角色，崇拜汉朝的东方朔，可他没改名字，改的是外号，他想用外号表达的意思是“我比东方朔还牛”，也就是“赛过东方朔”，于是外号的第一个字就是“赛”——可“赛东方朔”，太拗口；“赛朔”，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赛东方”，姓东方的人多了。怎么办呢？最后确定为“赛方朔”，也只好顾不得人家是复姓了。

回头再说陈亮，这人是个时代的大另类，朱熹和陆九渊等人搞论战，论战的都是诸如理和气谁先谁后，太极之前有没有无极，宇宙的本体是心还是理，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在现代人看起来都属于吃饱了撑的，但当时大家都很认真——可是，这些人的论战，说到底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陈亮的学说一出，和他们简直就形成了敌我矛盾。“梁惠王篇”的一开始，孟子不就反对别人谈“利”吗？这个陈亮就是个主张功利的。

朱熹和陈亮私交不错，可论战绝对势同水火。朱熹讲天理，讲仁义，像孟子一样最看不惯谈功利的，可陈亮不但谈功利，还特别往管仲和商鞅的路线上靠，朱熹一看：好小子，投靠了魔鬼不说，脑袋上还长出犄角来了？！

这时候，场上平静了下来，陈亮和朱熹都住了手，谁也没打倒谁。陆九渊赶紧上来劝架，对陈亮解释了这次请他来的原因。陈亮这才回过神来，看着我，说：“熊老弟，你说朱熹的理论不复杂，这当然不错，哲学这东西从古到今都没什么太复杂、太深奥的。”

我赶紧问：“那为什么到我们的时代里，了解的人就不多了呢？”

陈亮说：“太简单了！我讲了一辈子功利主义，我实在太清楚人性了。你别听朱熹的，他的脑瓜太简单，尽搞那些虚的玄的，其实他的理论漏洞大得很，他一贯把人性、把社会想得太单纯了。”

朱熹、陆九渊，连同程家两兄弟闻听此言，纷纷对陈亮投以白眼。

半晌才说：“嗯，陈亮说的，话糙理不糙。”

见我们说得差不多了，张载过来了：“天快黑了，我看，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说：“我正在讲《孟子》呢，后面还少不得拉你们这些儒家晚辈进来聊聊。”

朱熹说：“要不这样吧，我们这些人有个QQ（一种中文网络即时通讯软件）群，我把号告诉你，你也加入我们这个群好了，有事好联系。”

张载奸笑着说：“我就是通过QQ群请他们过来助拳的，嘿嘿，方便得很！”

时间走啊走，转眼就到了现代。现代为什么不出哲学大家了？除了社会风气使然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原先的很多哲学问题现在都变成科学问题了。

古代的哲学家思考宇宙的起源，现在这工作是天文学家的事；古代的哲学家思考生命的成因，现在这是生物学家的事；甚至就连古代哲学家静坐修养的“气”现在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了。

举个例子好了，集中精力静坐冥想的种种方式古往今来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这种方式容易导致一种奇妙的精神体验，使人体会到一种在现实世界中从来没有过的充实感。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是太极还是无极？就是张载和二程他们的“感悟”吗？有没有人把这种体验记载下来呢？

有，罗洪先就这样做过。如果不较真地说，罗先生是王阳明的弟子，他描述过自己的静坐体验：“极静之时，但觉此心本体如长空云气，大海鱼龙，天地古今，打成一片。”用古人的话说，罗先生是“证”出了这个境界，这就等于拿到了一个学位。现在科学家用仪器测出，人在进入冥想状态的时候，大脑的某一区域会停止工作，这时候人就会消失掉外物与自我的界限，感觉自己与万事万物融为一体——像这样的个人神秘体验如今都已经被科学插手进来了，哲学闪转腾挪的余地还有多大呢？这时候我们再回头想想大儒们那些“体悟天理”之说，莫非都是在冥想状态下心理、生理机制的运转使然？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做人不能太谦虚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孟子培养“浩然之气”的法门被后生们发展到一个极端去了，我想孟子他老人家原本还是很单纯的。孟子在前面说了，他有两项本领最拿手，其中之一是培养“浩然之气”，另一项就是能言善辩。公孙丑被导师忽悠了一回练气之法，也不知道到底明白了没有，他又接着请教能言善辩的问题了。

公孙丑问：“您的嘴皮子是怎么练的呢？”

孟子说：“练嘴皮子呀，有四项基本功。”

“哦？”公孙丑很憧憬的样子，“哪四项？”

孟子说：“四项基本功：说、学、逗、唱。一开始的时候，你每天先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说一百遍——”

“老师，老师！”公孙丑赶紧拦住孟子，“您说的这是侯宝林练嘴皮子，不是咱们儒家的功夫。”

“哦！”孟子恍然应道，“是啊，你说得对。嗯，是这样的，我也是四项基本功。”

公孙丑问：“不是说、学、逗、唱吧？”

孟子一摇头，“当然不是！你记住了，这四项是：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我给你慢慢解释——”

孟子的解释是，和别人辩论，一定要抓住对方的弱点：“那些言辞偏颇的人，是被猪油蒙了心了，对付他们，我能一下子发现那块猪油蒙在什么地方，然后集中火力攻击那里。”

公孙丑不大明白，问：“老师，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孟子说：“不是有人倡议说不应该抵制日货吗，说是这样做对两国的经济都没好处。”

公孙丑说：“对呀，就连南京人和东北人都有这么说的呢。”

孟子说：“这就是我所谓的‘偏颇’，因为不买日货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阿丑，如果一个人杀了你爷爷，强奸了你奶奶，他们家现在老少三代还对这件事愤愤不平，你会若无其事地和他们做生意吗？”

公孙丑说：“这个例子好像在‘梁惠王篇’里已经说过了。”

孟子说：“同一个例子，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被用来解释不同的问题，呵呵。我接着讲，如果你的论战对手是从经济角度来说明我们不应该抵制日货，你就要明白他偏颇在哪里，如果你也从这个经济角度跟他辩论，那你就跟他偏颇到一起了。他被猪油蒙了心，而你要做的就是迅速发现猪油所在的位置，然后利索地清理掉它——你要向他指明，买日货和不买日货，这看上去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却是做人的尊严问题和立场问题，你一辈子不买日货可能对日本经济不会构成任何影响，但你之所以这么做，为的是要表明你做人的尊严、立场和态度，而人的尊严、立场和态度不是能用经济标准来衡量的。”

孟子说到这里，我的电脑突然出现奇怪的响动，原来是朱熹从QQ群里钻出来了：“我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你们别总认为我说的‘失节’仅仅是指女人失去贞节，现在孟前辈谈的这个问题就是做人的‘气节’问题。你们怎么样我不管，反正我是宁肯饿死也不会丧失气节的。”

朱熹的对话框消失，孟子接着对公孙丑说：“再说第二项：对那种大谈歪理邪说的，我能马上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走的歪路。”

公孙丑悟性差了些，又问：“您再举个例子好吗？”

孟子说：“好，比如，有人说日本——”

又是一声怪响，显示器上弹出对话框，打断了孟子的话。我一看，还是那个QQ群里的，名字我却没见过，叫“午夜妖姬”，头像也很符合这个名字。“这是谁啊？”我正纳闷呢，午夜妖姬说话了：“熊老弟，我是陈亮。”

“啊——？！”

陈亮说：“你别总谈日本啊，你想想，万一等你这书写完了，日本人想买你的版权，可一看这内容，一生气，不买了，你可会受经济损失啊！”

我回答陈亮：“如果不吃日本粮食我就会饿死，那我可没本事坚持什么气节，可与其损失一点儿八字没一撇的版税，我倒宁可坚持气节。”

陈亮打出一个笑脸：“嗯，我刚才是试探你的。我虽然主张功利，可我在南宋却是个响当当的抗金派啊。你忘了吗，我可是辛弃疾最好的朋友呢！对了，你知道吗，朱熹那套东西最早是被谁煽乎起来的？”

“被谁？”

午夜妖姬的头像变作神秘兮兮的表情：“说出来你肯定不信，别看他尽谈什么气节，可他那套理论最早是被秦桧给煽乎起来的！”

“啊——？！”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午夜妖姬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先让孟老前辈把话说完。”对话框消失。

孟子一脸疑惑，“我说到哪儿了？”

公孙丑提醒：“举例。”

“哦。”孟子点了点头，“举例，举什么例来着？……算了，我不举例了，我还是赶紧把话说完吧，这些插嘴的真让人受不了！我接着说第三和第四：如果我发现我的论敌开始支支吾吾，我马上就知道他是自己知道理屈了，我就能抓住他的要害，知道他理屈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上述这些论敌都是从政的人，那他们心里的政治理念一定是有问题的，让这些人去治国一定更有问题。”

——看来孟子这是有感而发，我们到此不妨想想前文提到的齐宣王被孟子问得“顾左右而言他”的场面。

公孙丑的眼中充满了敬仰：“老师，您一定就是圣人！”

“啊？！”孟子一愣，“此话怎讲？”

公孙丑说：“宰我和子贡口才出众，冉牛、闵子和颜渊品格出众，孔子两者兼备。可孔子却说过：‘我的口才还不大好。’从这一点来看，老师您比孔子可不差啊，您一定已经到了圣人的境界了。”

——公孙丑说的宰我和子贡这些人都是孔子门下著名的弟子，这些人在他们的时代里各有所长，也算得一时的风云人物。

孟子被徒弟这一夸，马上从方才的意气风发变得谦虚起来：“你这叫怎么说的！你以为圣人就那么好当吗？从前，子贡问过孔子同样的问题：‘老师啊，您是不是已经到达圣人的境界了？’孔子回答说：‘我还差着呢，我能做到的无非是热心学习而不满足，耐心教学而不厌倦罢了。’子贡说：‘老师，您说的这两点，第一点表现了您的智慧，第二点表现了您的仁德，您又有智慧又有仁德，您不是圣人谁是圣人？’”

孟子接着教育公孙丑：“孔子都不敢自居圣人，更别提我小孟了！”

——谦虚一向是中国人的美德，几千年的历史上，很少能见到有人自称圣人、自称大师的，“圣人”之类的头衔如果不是由弟子来封，那就是由后人来封。在一开始，这种情况还是表现得很淳朴的，圣人的谦虚也往往不是谦虚而是由衷之言。

孟子谦虚一下，可公孙丑却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以前我听说过，孔门弟子当中，子夏、子游、子张都具备了孔子这方面或那方面的长处，冉牛、闵子和颜渊把孔子的方方面面都学到了，只是没达到孔子那般博大精深而已。老师，您到底学孔子学到什么程度了啊？”

孟子把脸一板：“怎么着，是不是担心你老师我水平不够，心疼你那点儿学费啊？”

公孙丑被吓出一身冷汗，“学生不敢！学生不敢！”

孟子“哼”了一声：“谅你也不敢！”

公孙丑：“那——”

孟子说：“这个问题姑且不谈。”

孟子这时候也来了一手“顾左右而言他”，公孙丑只好转换话题：“您怎么评价伯夷和伊尹呢？”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再看伯夷、叔齐耻食周粟

公孙丑在这里提到的伯夷和伊尹也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符号意义的名人。伯夷是河北人，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君的儿子，这个孤竹国就在今天的河北省卢龙县一带。孤竹国君要选定继承人，觉得小儿子叔齐比较顺眼，就发下话来，说将来让叔齐接班。等孤竹国君死了，叔齐一琢磨：“我怎么能接班呢，这不合规矩啊！”他说什么也不干，非要把位子让给哥哥伯夷。伯夷连连摆手：“好兄弟，这怎么行，咱们得听老爸的遗嘱啊！”叔齐说：“哥，你别跟我争了，按规矩得你来接班！”伯夷说：“不对，按遗嘱得你接班！”叔齐说：“咱们得按规矩！”伯夷说：“咱们得按遗嘱！”

这兄弟俩真是一个比一个高风亮节，最后，伯夷实在争不过弟弟了，怎么办？

——这种互相推让的场面，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见得不少。一般来说，谁都明白那是假招子，嘴上谦让得都跟圣人似的，心里却恨不得一把把权位抢过来。那伯夷怎么办呢？推让一番，到“实在推辞不掉”的时候再“无可奈何”地接受吗？没有。伯夷一看实在拗不过弟弟，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溜了。

伯夷这一溜，叔齐该怎么办呢？是面带无奈而内心窃喜吗？不是。叔齐一看，好哇哥哥，你够狠，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悄悄跑了，嘿嘿，就算你跑了，这君位我也不要，我也跑！就这样，叔齐也离开了孤竹国，追他哥哥去了。

伯夷和叔齐这两兄弟经过一番商议之后，踏上了前往陕西之路。

——孟子在后文里还会再次提到这件事情，为此而大大地赞美周文王，认为正是周文王“善养老者”的政策使伯夷、叔齐这样的人纷纷投奔，赢得了天下人的归心。

走啊走，伯夷和叔齐终于到了周人的地盘了。哥儿俩正满心喜悦地盘算着怎么去混周人的绿卡呢，却突然看见一支大军远远地开了过来。嗯，这是怎么回事？！

军队走近了，伯夷和叔齐看到那正是周人的军队向东开拔，队伍里的一辆车上还立着个死人牌位，真够搞怪的！仔细一看，这牌位却是周文王的。

伯夷和叔齐都是一惊：这是怎么搞的，好容易到了陕西，英明领袖却去世了？！

完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没指望了！

等再一打听，原来这支军队是周文王的儿子去打商纣王的。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伯夷和叔齐连忙拦住了周武王（这时候他还不叫周武王）的马：“你小子不像话啊，老爸死了还没安葬，就大动干戈杀人放火去，这可大大有违孝道啊！而且，以臣子的身份去打君王，这也不仁啊！你们不能不讲道理啊！”

“讲道理？”周武王左右的武士一听，心说，“只听说秀才跟兵讲道理，没听说兵跟秀才讲道理的。”这些武士二话不说，拿起兵刃就要往老哥儿俩身上招呼。

伯夷、叔齐一看不好，医保和社保还没混着呢，这就遭遇血光之灾了！两人把眼一闭，暗想：“这也好，混不上医保、社保，能混个安乐死也算不错了！”

还好，姜太公正在旁边，连忙制止了武士们的暴行，对大家说：“这两位都是义人，不能杀，拉走就是了。”武士们拉开了伯夷、叔齐，大军继续上路。

很快，周人灭商，改朝换代，这可真把伯夷、叔齐气得不轻。这哥儿俩很有气节，说：“周朝的粮食我们不吃！”于是，跑到了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县的首阳山上隐居起来。

在首阳山上，叔齐问哥哥：“咱们在这山上住，倒是合乎仁义，可肚子问题怎么解决呢？”

伯夷说：“山上不是有这么多野菜吗，够咱们吃的了，而且，这可都是无公害、纯天然的食品啊。”

于是，老哥儿俩就窝在首阳山上靠无公害、纯天然的食品过日子，没多久就饿死了。据说，他们死前还作了一篇：“上山采野菜，山居吃薇草。以暴易暴可不好。古代盛世没有了，我们在乱世没地方跑。倒霉啊倒霉，我们只有死路一条。”（登彼岐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如果这篇并非后人的附会，那么，伯夷和叔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学命题：以暴易暴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不去以暴易暴，又该怎么做呢？当时他们还不可能知道耶稣的主张：“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打；有人抢你的外衣，你就连内衣也一起给他。”在这个问题上，伯夷和叔齐并没有给我们什么明确的答案，但他们以自己的言行为后人树立了一个高标准的典范，并且影响极其深远。

在此，我们还要琢磨孟子言论中的一个问题：孟子是相当推崇伯夷和叔齐的，但是，他也同样推崇周武王，如果按照“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的逻辑，那可就不容易想明白这个问题了。

伯夷、叔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对典型，两千多年来总是不断有人拿这两位说事儿。对这两位到底应该怎么评价呢？这经常让历代的知识分子心里怪矛盾的。《孟子》一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伯夷、叔齐，我倒想拿唐代柳识的一篇文章来作个参照——柳识的《吊夷齐文》是一篇写得很漂亮的骈文，其中议论也很有代表性：

<small>洪河之东兮，首阳穹崇。侧闻孤竹二子，昔也馁在其中。携隐胡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苍云秋水。魂兮，来何依兮去何止？掇涧溪之毛，荐精诚而已。<em>开篇抒抒情：伯夷啊，叔齐啊，我来纪念你们来啦，你们两位可真不容易啊！</em></small>

<small>初，先生鸿逸中洲，鸾伏西山。顾薇蕨之离离，歌唐虞之不还，谓易暴兮又武，谓墨缞兮胡颜。时一咤兮忘饥，若有诮兮千岩之间。岂不以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圣之纯嘏？让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em>这段是说：两位老前辈啊，你们只顾着维护殷商王朝所谓的正统，责备周武王不应该推翻商朝，你们的看法是不是有些偏颇呢？</em></small>

<small>当昔夷羊在牧，殷纲解结。乾道息，坤维绝，鲸吞噬兮鬼妖孽。王奋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资浚哲。于是三老归而八百会，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锡黄鸟，珪命赤乌。俾荷钜桥之施，俾申羑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电扫风驱。及下车也，五刃不砺于武库，九骏伏辕于文途。虽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苏。<em>这段是说：老天爷一再向殷商王朝发出严厉警告，又一再给周人展示祥瑞。等周武王灭了商，你们老哥儿俩虽然不吃饭了，可天下苍生却可算能喘口气了啊！</em></small>

<small>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于嗟先生，将逃奚臻？万姓归仰兮，独郁乎方寸；六合莽荡兮，终跼乎一身；虽忤时而过周，终呕心而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em>这段是说：全天下都是周人的了，你们两位老先生就算不合作，想跑可也没处跑了。大家全高兴着呢，可就你们俩没事偷着哭，想开历史的倒车！瞧瞧，这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啊，可也算求仁得仁吧。</em></small>

<small>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皆旁通以阜厥躬，应物以济其力，则焉有贞节之规，君亲之事？灵乎，灵乎，虽非与道而保生，乃勖为臣之不二。<em>这段是说：但是——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但是”——老哥儿俩这种对主子尽忠的精神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嘛！</em></small>

柳识的这篇文章读完，让人有点儿搞不清楚：伯夷和叔齐到底是对还是错啊？如果是柳识自己，遇到和伯夷、叔齐当初类似的情况，他到底是会顺应天命、投降新政权呢，还是忠君不二、宁可付出生命呢——也就是说，是选择那个“但是”前面的，还是“但是”后边的？

柳识在第二段中有一句引文，叫做“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意思是：帽子是戴在头上的，就算帽子破了，也得戴在头上，不能往脚上套；鞋子是穿在脚上的，就算你赶时髦花两万块钱买了一双限量发行纪念款的顶级耐克鞋，也得穿在脚上，不能顶在头上。我曾在上本书里花了些篇幅澄清许多人对“礼仪之邦”的误解，其实呢，这个“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的说法正是对“礼仪之邦”、对“礼制”的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大家要各安其位：你是帽子，就永远在头上扣着；你是鞋子，就永远被人在脚下踩着；你是袜子，就算再破，再旧，也不能裁开了缝缝补补改成口罩，唯有如此，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和谐，才不会出乱子。

“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这话到了汉代可能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间的一句习语。汉景帝的时候，有这么一天，两位学者在皇帝面前争论起这个问题来了。这两人一个是辕固，一个是黄生。这个辕固是研究的大专家，也就是电视剧《汉武大帝》里惹恼了窦太后，结果被拉走跟野猪圈在一块儿的那位老先生。

当时，黄生说：“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篡位弑君的大坏蛋！”

辕固说：“瞎掰！夏桀王和商纣王才是大坏蛋呢，人民群众怨恨夏桀王和商纣王，喜欢商汤王和周武王，这是民心向背啊，商汤王和周武王是受命于天的。”

现在我们置身事外，能给这口角中的二位作个评判：黄生有可能是治黄老之学的学者，坚守“尊君卑臣”的原则；而辕固在这个问题上却是孟子一派的，更加倾向于民意而不是君权。

然后，黄生就说了：“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桀、纣虽然坏，但毕竟是君主，汤、武再怎么好，但毕竟是臣下。君主就算做得不对了，臣下也只应该尽劝谏之力，哪能造反呢！”

辕固说：“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汉朝，高皇帝（刘邦）灭了秦朝，自己做了天子，难道还错了不成？”

辩论到这里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在古代，讨论历史问题一定要遵循一个基本尺度：一定要在历史的范围里讨论历史，千万别往现实问题上去引申，一旦碰了现实，历史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一变而成为政治了。黄生此时此刻该怎么回答辕固的问题呢？他可太为难了：怎么说都是错啊！

该汉景帝说话了。汉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吃。”

——这叫说的什么话！皇帝会这么说吗，有人不会觉得这是我瞎编的吧？

真不是我编的，《史记》和《汉书》里都是这么记载的。

为什么马肝不能吃呢？有人解释说那时候的人认为马肝有毒。汉景帝的话还有下半句：“做学问的人不谈汤武受命，不算傻子。”这句话再解释一下就是：对一位吃遍天下美味的美食家来说，没人会因为你不吃有毒的马肝就认为你不配做美食家；同样，对一位大学者来说，也没人会因为你不谈商汤王、周武王闹革命的事就否认你是大学者。

汉景帝此言一出，立时就圈定了一块学术禁区。古代社会里的很多学术禁区都是这么来的。——啊？这是真的吗？现在随便一个人都知道“学术无禁区”这句话啊！

读历史最怕的就是以现代人的思维习惯对古人去想当然，一定记得要暂时抛开现代观念，而以古人当时的思想习惯去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再来看看汉景帝新设的这个学术禁区。那么，就皇帝来说，武王伐纣对不对呢？伯夷、叔齐对不对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要回答的就是：天命究竟在哪一边？

可是，要回答“天命究竟在哪一边”这个问题，还得首先弄清一个前提：到底有没有天命啊？

商朝人是绝对相信天命的！从一大堆的考古发现来看，商朝人动不动就得占占卜——明天我得去找老板谈谈加薪的事，唉，能不能成呢？可别加薪没加成，倒把老板惹怒了，当场就把我炒了！唉，为难啊为难，怎么办？找个乌龟壳烧一烧，老天爷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吧。还有人想：张三那小子论学历不如我，论能力更不如我，平时连话都说不利落，可凭什么他就当了科长，我辛辛苦苦混了两百年还只是个副科长？最后一琢磨：也别跟自己较劲了，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老天爷这样安排一定是有什么深刻用意的。

商朝人很相信老天爷，商纣王最相信老天爷。有大臣劝过纣王：“您再这么胡作非为下去，王位可就怕保不住了！”纣王不屑一顾，“我的位子是老天爷给我安排的，你就算信不过我，难道还信不过老天爷？”

可真等周武王的军队杀过来的时候，老天爷却没站在商纣王一边。

周武王可得了理了，对大家说：“老天爷早就瞧商纣王那小子不顺眼了，所以特地委托我把那臭小子给灭了。你们大家都给我听着，老天爷现在看我最顺眼，所以你们大家也得看我顺眼才行。谁要是顶撞我，那就是顶撞老天爷！”

姜太公在旁边帮腔：“你们都听见了没有？我告诉你们，打狗还得看主人哪，谁要是敢打我们大王，那就等于是打老天——”话没说完，姜太公突然发觉气氛不对，一回头，正看见周武王一双冷森森的眼睛……

周武王干咳一声，接着对大家说：“刚才姜太公的话，咳咳，话糙理不糙……好了，大家都散了吧。”

伯夷和叔齐越听越不是滋味，小声咬耳朵：“我怎么觉得话糙理更糙啊？”

“是呀，周人就这么把商朝给灭了，这事怎么看都不像是老天爷的做事风格呀！”

——改朝换代了，周朝人看上去也像当年的商朝人一样对老天爷顶礼膜拜，而且写个诗啊，训个话啊，处处都把老天爷挂在嘴边。这样看来，周人真的是老天爷钦定的新一代选民吧？

可是，世上之事，最怕的就是有心人。偏偏就有一些有心人研究周人的历史文献，发现问题了：奇怪呀奇怪，周人怎么有时候特别强调老天爷的力量，有时候又对老天爷不大上心而更看重人民群众的力量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再往下研究，终于发现蹊跷了：周人在对商朝遗民和外族人讲话的时候，通常都会老天爷长、老天爷短的，可在对自己人说话的时候，就很少再提什么老天爷了，内容都是非常现实的。

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周朝统治者的意思是：老天爷还是要一直顶礼膜拜下去的，可这是做给外人看的，咱们自己人可千万别当真了！我们统治万民，要关注的是民心向背。

——可骗人这种事吧，骗来骗去，很容易把自己也给骗进去了。周人子孙万万千，传国十几代，自己人也没少被绕进去的，这就需要有明白人不时来给提个醒。前文介绍过的齐国的好总理晏婴就有过这么一件“提醒”的故事：

齐景公生病了，一病就是一年。“国际社会”按惯例要慰问一下，当时没有电话、电报，所以这类事情都要靠使者来办。齐景公卧病时间也太长了，这个国家的慰问使者还没走呢，另一个国家派的使者就又来了，这么一来二去的，齐国的国宾馆全被各国的使者住满了。

齐景公身边的和珅——梁丘据——这时候又出现了。梁丘据很替老板担心，对齐景公说：“您病得也太久了，我恐怕——”

我们猜猜梁丘据下面会说什么？

不少人肯定会说：“这还用猜！他肯定下面要说的是‘我恐怕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错了，梁丘据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我恐怕国际影响不好。”

很奇怪吧？谁没有个头疼脑热的，就算国君卧床的时间长了些，再怎么有问题也不至于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国际影响吧？

——这又是我们用现代的观念来想古人了。古人有这样一种认识：生病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因为你造了孽了，所以老天爷派病魔下来罚你。如果国君一向行得正，坐得直，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人，那就不会得什么大病的；而且，就算真得了病，好好求求老天爷，好好拜拜老祖宗的牌位，神神鬼鬼们消了气，你的病也就好了。可现在齐景公面临的问题是：都整整一年了，神神鬼鬼们还没消气呢，这让别人瞎猜起来，肯定认为齐景公造了不知多大的孽呢。各国使者现在可全在齐国待着呢，大家七嘴八舌这么一传，齐景公要再想保持一个光辉形象可就难了。

梁丘据给齐景公出主意：“为了保持您老人家的国际形象，我建议，把祝史给杀了！”

祝史是谁呢？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祝史不是人名，而是职务，而且严格来说是“祝”和“史”两个官职。“祝”是祭司官，“史”是史官，古代巫、史不分，司马迁曾经担任过的太史令就是这么个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发牢骚，说自己这么个小小太史令，和占卜、算命、跳大神的是一类人，无非是给皇上消遣的。当然，司马迁这是牢骚话，有点儿过，而且又是汉朝的事，一般来说，祭司和史官的身份越往古代就越高，越是后来就越没人待见。当然，祝史和贵族们还是没法比的，《礼记》里就把祝史和弓箭手、马车司机、医生、算命先生以及各类工匠归为一个阶层，说这些人都是技术型公务员，他们既不能兼职做其他事情，也不能改行。

梁丘据为什么要杀祝史呢？他的理由是：我们可以说是祝史没把祭祀工作做好，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失职，这才导致了神神鬼鬼们迁怒于齐景公，让齐景公的病一直得不到痊愈。一杀祝史，各国的使者们就会相信原来齐景公的病不是因为自己造孽，而是因为祝史渎职。

——看，要想在古代官场上吃得开，你得懂一套独特的官场逻辑才行。

齐景公一听，立刻笑逐颜开：“高！实在是高！”

快乐一定是要和别人分享的，齐景公得找个贴心的人来分享快乐，谁最贴心呢？——晏婴。

晏婴一边听齐景公眉飞色舞地说着，一边心里痛骂：“梁丘据啊梁丘据，你小子可真够阴损的！不行，这事我得管！”

晏婴当下引古论今，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大意是说：“您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再怎么侍奉鬼神也没用，老天爷嫌弃您，老祖宗也恨您，祝史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咱们齐国的情况是：官吏太坏了，关税太高了，禁令太多了，税收太重了，老百姓骂娘了。如果祝史的祈祷真会给您带来福分，那老百姓的诅咒也一样会给您带来厄运。而祝史他们就那么有数的几个人，再会求福，也赶不上齐国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诅咒的力量啊！”

齐景公一听，再一琢磨：“还是你说得在理，那我就不杀祝史了，还是多花点儿精力把国家治理好，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吧！”

晏婴的思路是周人一种典型的天命观，意思是说：即使老天爷和祖宗神灵鬼鬼怪怪们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他们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他们和人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像商朝人普遍认为的那样，老天爷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不管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应该认命。

随着时代的发展，周人那种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做法被后来的统治者继承了下来，但麻烦在于：这种事是经不起较真的，可学者治学却必须是要较真的。怎么办呢？

秦始皇的办法是：杀！

汉景帝的办法是：划定学术禁区！暗含的意思是：我们统治者的这套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功夫你们知识分子自己心知肚明就完了，谁也别把这层窗户纸给捅漏了，那样可对谁都不好！

所以，在打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对的，伯夷、叔齐是错的；等打完天下坐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错的，伯夷、叔齐是对的。这个问题只能分别来看，不能连起来看，连起来一看不就自相矛盾了吗！

——所以，伯夷、叔齐的耻食周粟和武王伐纣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在整个专制王朝史上也一直都是一个很让人尴尬的话题，是可以泛泛而谈却无法深入探讨的。现在我们回到《孟子》文本，公孙丑向老师请教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我们现在就该明白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分量有多大了！孟子当然绝对支持周武王所代表的天意和民意，但他又该怎样论述伯夷和叔齐呢？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介绍过了伯夷和叔齐，再来说说伊尹。伊尹是帮助商汤开基立业的一代名臣，伊尹之于商朝，就如同姜太公之于周朝。关于伊尹的生平，有着很多的传说。有的说法是，他有着不错的出身，后来为夏朝的末代暴君夏桀效过力，又投靠了商汤王，后来又改投了夏桀，后来又改投了商汤，如是者一共五次。如果现在有一位职员在两家竞争的公司之间也这样来来回回，非被同事们骂死不可。另一种说法是，伊尹出身卑贱，是个奴隶，在商汤手下担任食堂里的大师傅。有一次商汤不知怎么溜达到厨房来了，伊尹借这个机会用烹调的道理比喻治国之道，一下子得到了商汤的重视，被破格提拔，终成名臣。孟子是支持第一种说法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公孙丑的那个问题：“您怎么评价伯夷和伊尹呢？”

孟子的回答是：“这两人的处世之道大不相同。伯夷的做法是：不效力于看不惯的君主，也不领导不让自己喜欢的老百姓，遇到好世道就出来做事，遇到坏世道就脚底下抹油。伊尹的做法是：不管在什么样的主子手底下都能做事，不管是什么样的老百姓都能领导，遇到好世道就出来做官，遇到坏世道也一样做官。”

孟子接着说：“我教书是买二送一，我再额外给你谈谈孔子的做法：孔子是能做官就做，不能做就辞，能长干就长干，该卷铺盖卷的时候也毫不犹豫。这三位都是古代的圣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呵呵，虽然我们不一定都学得来。”

孟子这是从一个侧面来讨论这几位先贤，至于最敏感的“伯夷和叔齐的正义性”的问题，这时候却没有触及。孟子后面会不会说呢？等着往后看吧。

公孙丑接着问：“老师，那您在这三位圣人当中最想学习哪一位呢？”

孟子说：“那还用问，我最想学的当然是孔子。”

公孙丑真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生，接着又问：“伯夷、伊尹和孔子都是圣人，他们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吗？”

孟子说：“他们虽然都是圣人，可水平却还是有高有低的。孔子是圣人中的圣人，自从有人类以来，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有孔子这么牛！”

“哦。”公孙丑点了点头，“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孟子说：“他们的相同之处是：如果能有一片方圆百里的土地让他们做国君，他们都能够从此起家，使得诸侯朝见，最后一统天下。还有一点相同之处是：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孟子对“相同之处”说了两点。

其中的第一点，就是孟子一再抛出的仁政说——“百里小国可以一统天下”。

我们在“梁惠王篇”里已经看过多次，孟子的这套理论在游说诸侯的时候虽然屡屡让听者怦然心动，可等人家脑子一冷静下来，也都不会拿它太当一回事。那么，会不会有人觉得好奇呢，这个“百里小国可以一统天下”的说法难道从来就没人接受吗？

——还真有人接受过，孟子的后学荀子就赶上过这么一回。

荀子游荡到楚国的时候，楚国正值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掌握大权。春申君倒还看重荀子，派给他一个兰陵令的官职。

兰陵地处今天的山东省，这也算个著名的地方，李白还为这里的酒厂做过广告：“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兰陵虽然地方不大，但在这里做官也算个不错的差使，可儒家贤者们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里总是摆脱不了霉运，荀子做官没多久，就得罪小人了。

小人向春申君说荀子的坏话，这坏话说得极有水平：“头儿，我给您提个醒，您可一定得小心荀子！”

春申君一愣：“荀子这人不错啊，挺踏实啊，是位真正的贤者！”

小人说：“您说得不错，荀子确实是位真正的贤者，可是，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劝您多加小心。”

春申君被说糊涂了：“你这都是哪儿挨哪儿啊？”

小人说：“您好好想想，商汤王靠着七十里的地盘就能称王，周文王靠着百里的地盘就能一统天下，荀子可是位大贤者啊，不在商汤王和周文王之下，他要有了兰陵这片小地盘，难保不会从此起家，最后也来个一统天下。真到那时候，咱们楚国可就要完蛋了啊！”

春申君一听，立时就出了一头冷汗：“不错，是这个理啊！”怎么办？春申君赶紧炒了荀子的鱿鱼。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百里小国一统天下”这个说法在正道上从来不被大国诸侯们待见，可要反着来用却一用就灵。

再说孟子所谓“相同之处”的第二点：“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孟子的这个思想既古朴又非常前卫。说古朴，因为它体现着似乎只属于古代君子的一种超卓的道德操守；说前卫，因为我们很多人直到现在都没能弄明白这个道理。

在孟子时代稍前，梁惠王的前辈魏文侯曾经重用过一位叫做李悝的伟大改革家。论起辈分，李悝大概算是孟子的师叔祖，别看李悝是位改革家，其实他可是儒家系统内部的人，是子夏的弟子。

但在儒家系统之内，李悝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他的所作所为和儒家思想有着原则性的分歧。李悝反对礼制，在魏国搞了一套“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办法，无论级别高低，大家一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谁也别想靠前代的特权混日子。再一点是，李悝有着极高的法制意识，他编过一部《法经》，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开一代先河的东西。这部《法经》后来成了商鞅的枕边书，商鞅去秦国求职的时候，随身就带着这书。

所以，以李悝的资历，自然是全国大法官当之无愧的首选。据说，精明强干的李悝在任上判了一案又一案，公正严明，不枉不纵。但是，这一天，突然出现问题了。这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早已经闹不清楚了，大概来说，李悝刚刚成功破获了一起凶杀案，凶手被抓之后认罪伏法，让他招什么他就招什么，让他怎么招他就怎么招——不对，说错了，应该是“让他如实招供，他就如实招供”。杀人犯说：“老爷，我认栽了，我全招！这案子是我做的，是这么这么回事，某某是我杀的。我有罪啊，我丧尽天良啊，不但某某是我杀的，三年前的某某凶杀案也是我做的！”

大家一听，这真不错，不但破了眼前的案子，连三年前的积案也顺带着破了，可不经意间一看主审官：咦，李悝大人的脸色怎么绿了？

李悝是被吓的：三年前的那件案子早就结案了，杀人犯早就被执行死刑了，难道……难道当初判错了案子不成？！

经过一番周密的审讯和详细的复查，李悝终于确认，三年前的案子自己给判错了，冤杀了一名无辜之人。这该怎么办？

这问题实在不好处理啊，如果是我们处在李悝的位置上，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当然了，两千多年过去，社会毕竟进步了太多太多。在现代社会里，即便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会有完善的国家赔偿措施等等来做善后。但是，当时可还是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啊，当时国家干部的思想觉悟可还都普遍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觉悟呢。那么，李悝到底会怎么办呢？

李悝的心里波澜起伏，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时国际社会的局势，最后，还是封建小农意识和买办阶级的腐朽本质占了上风，李悝把牙一咬，把心一横：我杀错了人，我负责！

——怎么负责？高官李悝到菜市场上买了一块最硬的豆腐，一头撞死了。

一代改革家李悝就这么死了。可能有人觉得他实在是小题大做，不就是错杀了一个人吗，以你李悝那么大的官，随便不就给遮掩过去了，实在事发了，来个记过处分也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你要是活着，还能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呢！

可李悝到底头脑僵硬，思想觉悟没那么高，认为自己就是搞法律工作的，自然一点儿都不能违法，杀错了人就得偿命。从李悝之死，我们可以再来琢磨一下孟子的那句：“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李悝的做法是不是太笨了呢？孟子的这种思想是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呢？恐怕很多人都会产生这种疑问。我们从历史书上满眼看到的都是权谋狡诈，为了一统天下或别的什么目的，哪怕是再美好的目的，别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就算做一万件，杀一万人，都不算什么。所以，要在历史上为孟子的这句话找到佐证还真是不容易啊。

想来想去，想到了外国，圣雄甘地也许能算一个例子。可是，即便甘地是个完美的例子，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完美佐证，但问题是，如果甘地当时面对的不是英国殖民者——他们到底还有几分绅士风度——而是面对日本鬼子，我真是很难想象他的一次次的绝食，他的不抵抗运动能够取得哪怕一丝一毫的收效。

孟子的这个思想如果放到现代社会，其实基本上就是很多人极力鼓吹的“程序正义”——为了达到一个正义的目标，手段上也必须是符合正义的，绝对不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问题要是再多想想，就有个“少数”和“多数”的关系问题：边沁的一种思想曾经影响深远，他推崇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现在我们仍有很多人对这一主张坚信不疑，但问题是，如果你属于“多数”，那还不坏，可你若是不幸属于“少数”……

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梁惠王篇”中讲到的唯阳保卫战，张巡和许远为了他们心中的正义的目的，在城里杀人吃肉——不知道被吃掉的张巡的小妾、许远的书童，他们会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呢？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祖师爷

公孙丑接着问：“老师，刚才您说了这几位圣人的相同之处，那么，他们的不同之处又在哪里呢？”

孟子说：“他们虽然都是圣人，却也有高下之分的。孔子有三个好学生：宰我、子贡和有若，这三人的智慧是足以了解他们的老师的，他们对孔子的评价非常之高。嗯，即便他们有点儿吹牛，但肯定八九不离十。宰我说：‘根据我对老师的了解，咱们老师可比尧、舜还强得多呢！’子贡说：‘从一个国家的礼仪可以了解它的政治，从一个国家的音乐可以了解它的思想品德教育，我们怎么来了解孔子呢？呵呵，即便在百世之后，孔子的光辉形象也不会有一点儿暗淡的，百世以来的君王谁也不会背离孔子的学说。咱们老师孔子真是古往今来的第一牛人啊！’有若说的是：‘难道只有在人类之间才存在高下之分吗？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土丘，河海之于水沟，不都是同一类的事物吗？这正如圣人也是人，和我们普通人也属于同类，但圣人高出他的同类，而孔子又高出于众位圣人之上，如果想在古代或者今世找出一位比孔子更伟大的圣人来，那是根本没有可能的！’”

——也许孟子和宰我等等各位说的这些都是他们的肺腑之言，但他们这样的话却为中国历史开创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传统：大吹祖师爷。

这类语言我们在今天依然常见，当某人出于不得已的谦虚而不好意思吹嘘自己的时候，往往通过吹捧自己的师父或者祖师爷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而当一个学说已经形成流派的时候，祖师爷的意义往往变得异常重要。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尚书》错了还是《孟子》错了？

<small>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small>

孟子说：“打着仁义的幌子，靠着武力的底子，这样的人是能够称霸的，要称霸，一定要有很强的国力。靠的是道德的底子，走的是仁义的路子，这样的人是能够称王的，要称王，倒不需要有多么强大的国力作支撑。商汤王起家的时候，不过才小小七十里方圆的地盘；周文王起家的时候，地盘也不过方圆百里。以力服人的，别人不会心服，表面上服了你，那是因为胳膊没你粗；以德服人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又来一个成语），就像孔门七十弟子对孔子的心悦诚服一样。上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服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老师这一套“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翻来覆去地说，到现在也不知说了第几遍了。我们听得烦，有些古人听得也烦，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宗师顾亭林就出来挑过刺儿：“孟子的论据恐怕不太扎实呀！周人当年从王季伐诸戎开始，地盘越滚越大，到周文王接班的时候，地盘更像气球一般吹起来了，河套以西全是他们的。相比之下，商纣王的直辖地无非是河南殷墟那么一点点，支持他的势力也无非是那些东方诸侯。周武王的势力比老爸周文王还大，要想灭掉商朝根本就没什么难的。”

顾亭林不愧是一代宗师，这段质疑，可谓釜底抽薪：既然论据站不住脚了，那论点也就犯不着去驳了。

但是，顾亭林到这里还不算完，他接着质疑孟子所谓的“以力服人”和“王不待大”。顾先生说：“难道周文王他老人家当年就没有过以力服人的嫌疑吗？”

看看顾亭林的险恶用心，居然胆敢质疑圣人？！周文王可是儒家政治标榜的圣王啊！

顾亭林身当明清易代之际，明帝国的正统顾不上去管他，清政权也正忙得不可开交呢。

顾亭林可不是随便说说，他是带着有力证据的，“《尚书》里有过记载，说是周武王结束了牧野之战，定鼎中原，各个诸侯国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赶来京城向他朝拜。周武王对大家作了一番重要讲话，其中说到老爸周文王的时候，有‘大邦畏其力’这样的话。嘿嘿，这可是儒家重要经典《尚书》里记载的话哟。”

顾亭林引用的这句话，还有下半句，全句是“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意思是说周文王当权的时候，大诸侯国畏惧他的“力”，小诸侯国感念他的“德”，也就是说，实际情况并不像孟子在这里指出的那样，“力”和“德”是截然对立的，周文王不是完全用“德”而不用“力”，而且，畏惧于周文王的“力”的还都是那些大型诸侯国，这足以说明周文王的“力”有多么强大了。

顾亭林这一质疑，可让一些儒家学者很不高兴了：不对，顾亭林一定说错了！

来，捋胳膊，挽袖子，拿砖头拍死顾亭林！

可是，大家伙儿真到拍砖的时候，却忽然发现这砖头还真不容易拍。为什么呢？

如果顾亭林是依据法家典籍、道家典籍，乃至考古证据来作的论证，那都没什么好犹豫的，砖头如雨下，拍死他！可是，顾亭林是依据儒家的一部典籍来攻击儒家的另一部典籍，这就让人为难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说顾亭林批《孟子》批错了，那你就必须承认顾亭林用作论据的《尚书》写错了。哎呀，这可怎么好呢？《孟子》是经典，《尚书》也是经典，《孟子》不会错，《尚书》也不会错，可这两者在这一点上又确实存在冲突，存在矛盾！

怎么办？

需要一种解释，证明《孟子》没错，《尚书》也没错，这两者间所谓的矛盾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只不过是顾亭林理解错了。

——要能把这样的论证说圆了，实在不容易，如果换了是我，肯定没辙。但聪明人有的是。有人说：“《孟子》这书一定要从头到尾读完，就在前文里孟子就说过：‘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这句话就在‘公孙丑篇’的第一节，我们已经遇到过了。）这就是说，周文王刚刚起家的时候确实是百里之地，这可不是说他后来发达了以后土地还只有这么大。所以呢，《孟子》这书是很完备、很严谨的，只有把前后读得能够贯通了，才能够领会得晓畅无碍。”言下之意是批评顾亭林读书不细致。

这是从《孟子》内部找证据，还要从外部再找些证据来。这也不难找，“《史记·平原君传》，毛遂说过：‘我听说，商汤王靠着七十里的地盘称王天下，周文王靠着百里地盘臣服诸侯。’还有，嗯，《荀子》里有，《韩诗外传》里也有，《新语》里也有，等等。”

好了，第一个质疑已经解答了，不管是否有力，总之是很认真地回答了；可第二个质疑才是最难面对的啊。以上这些回答，其意图是要完全反驳顾亭林，可要驳倒第二个质疑，却毫无说服力。

顾亭林的同时代人要应对这个质疑确实不易，可后人却很有资格多说几句了。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清朝的几代圣明君主大兴文字狱，读书人说话、写字动不动就犯了忌讳，再硬的脖子也硬不过屠刀。这可怎么办呢？干点儿什么都犯忌讳，总不成带着一肚子的墨水下乡种地去吧？

于是，读书人纷纷投入训诂、考据的工作。在当时，大概也只有这种索然无味的研究工作能和现实世界完全无关，可以让研究者自由探索，不用担心惹来杀身之祸。

如果稍稍发扬一下苏格拉底的说法，那么，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是社会的牛虻，也就是说，他们天生就是社会的批评家，无论一个社会多么好，或多么坏，都无可避免地会遭受这些人的批评，用个粗俗的比喻：如果想让知识分子不去批评社会现实，那就如同让狗不去吃屎——你可以把狗杀了，或者天天喂它肉包子吃，但你改变不了它吃屎的天性。

所以，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清朝这些考据工作者的身上——出事了。

大学者阎若璩考据出来，《尚书》是假的！是被人处心积虑地伪造的！铁证如山！

——我们现代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一考据成果在当时的意义，我们会想：无非是证明了一本古代的书是伪造的、内容不可信罢了，我们以后不再读它了，或者读它的时候心里有这根弦也就是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现代社会的图书市场不是还有数不清的所谓“伪书”吗，有一阵子各大报纸还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呢，可也没听说有谁读过哪本伪书就心理变态了，仇恨社会了。小事一桩而已嘛。

但是，清朝学者考据出来的这部伪书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本书——不是励志书，不是企管书，也不是用中国人情情爱爱的小说包装成的韩流，而是当时国家主流学说中的一部重量级经典，历来有多少读书人考试要考它，书里讲的内容早已成为国家政治行为的理论依据。而此刻，却有学者无情地说：“真正的《尚书》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学习的这部《尚书》有一大部分都是后人伪造的。”

关于《尚书》，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种种版本、种种传说，清代此时被官方认可的这个版本早已作为官方版本流行了一千年。也就是说，至少这一千年来，多少读书人把这一儒家经典奉为圭臬，认为这里边都是古代圣人们的至理名言，这时才知道，大家全都上了大当。——看看，本来最远离现实社会的考据学问也被搞得动摇了世道人心。

那么，这个《尚书》全都不可信吗？也不是，这里面真伪杂糅，时真时假，所以后来又费了很多人的考据工夫。

有了这些考据专家们的成果，我们就可以不怀好意地看看历史上一些上当受骗的家伙。

最著名的受骗上当的例子是从这一句话来的：“人心正直，道心精微，要精研、专一，满怀诚意保持中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尚书》里记载的舜对禹说的话，到宋朝的时候，儒家人物认为这句话简直适合被每个人当做座右铭，这可是一位圣人对另一位圣人所说的至理名言啊，实在太精辟了，太伟大了。于是，一代代人奉之为至宝，就差数着念珠每天念一万遍了。结果呢，突然被人考证出来，这话根本就不是舜对禹说的，而是三国时代一个叫王肃的魏国人自己编的。

王肃肯定在黑暗的夜空中偷着乐呢，“嘿嘿，你们背的那些圣人语录，嘿嘿，那可是我王圣人的话啊！哈哈哈哈！等哪天你们要是明白了过来，非得气炸了肺！”

好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顾亭林的那个质疑。顾亭林引用的《尚书》里的句子是出自哪一篇呢？出自“武成篇”，这一篇可是很著名的一篇，后人的考证很多，一般认为属于伪作，至少也是不足以被当做论据来使用的。

“武成篇”真是伪造的吗？我们读《孟子》读到后文“尽心篇”的时候，还会对这个问题产生疑问，孟子在那里说出过非常著名的一段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我们很熟悉的一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孟子在这里说的。但是，我们通常的理解，都是把这个“书”字当做泛指的“书”，不管读什么书，都不可轻信，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切不可听风就是雨。可孟子这里所说的“书”，却是特指《尚书》（当时也没什么别的书）。孟子又在这句话之后特别提到了“武成篇”作为解释“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一观点的例子，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不正是证明了“武成篇”的真实存在吗？

不错，这确实证明了“武成篇”的真实存在，却不能证明后人们读到的“武成篇”就是孟子当初读过的“武成篇”。有些专家认为，《逸周书》中的“世俘篇”才是真正的“武成篇”，但这些考据问题我们大可不必操心，那是专家们的工作，我们只需要知道，顾亭林所用的论据不一定就是站得住脚的。所以呢，周文王未必就不是“以德服人”的呀。

那么，如果再追问一下，顾亭林的质疑已经被证明为不够有力，那么，这就足以说明周文王的形象确如孟子所描绘的吗？

——当然不是。

那个时代的历史远非信史，况且，从常理猜想，顾亭林的说法倒更容易让人接受呢。

就此再多说几句。无论是半信史时代，还是信史时代，一段段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呢？我总觉得这不大好说。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请和你关系最近的三个朋友各自为你写一篇传记，等写完之后你拿来一看，会认为这传记的真实性有多高呢？如果你自己来写自传，你的朋友们拿过来一看，会认为你是在作如实的、客观的记录吗？想想这些，再想想那些古代的史官吧。

从某种程度来讲，历史无外乎人情，我们会从中看到很多相似点，很多规律，虽然有变数，却大体总有轮廓可循。所以，有些事情即便史书不会明确记载，却也可以稍稍推想。比如，有史书记载官方文件，说是某段时间国泰民安，粮食堆成山，可你会发现在第二年的记载里就出现了透露出相反意思的细微线索；还有一些事件具有暗示意义，比如，如果你读到大张旗鼓表彰清官的记载，那通常暗示着整个国家的吏治腐败已经达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如果你读到一些引人注目的对外政策，那或许正暗示着国内正蠢动着不好解决的矛盾，至于一些过于违背人之常情的传奇事件——怎么说呢，比如著名的“田横五百壮士”，当田横的死讯传到后来被纪念性地称作“田横岛”的那座小岛上的时候，田横的五百名部下集体自杀，除了邪教运动，历史上再难找出同类的例子了（倒有一个被揭穿的所谓“太原五百义士”），我以我的小人之心度这五百人的君子之腹，总觉得这事不合情理。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匈奴版秦桧

孟子这段“力”与“德”之辨、“王”与“霸”之辨确实在历史上不容易找到有力的例证。如果说历史也不外乎人情，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更多的例子却是“力”与“利”始终在主宰着一切。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孟子所推崇的“王道”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仅仅是作为一个美好的政治理想存在于历史证据并不充分的上古时代。

但我们也绝不能因此就说“以德服人”的例子是完全没有的，事实上，它们并不算少，不过通常仅仅是浮现在事件的表层，就像是波澜之上的华丽泡沫。再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德”与“利”的界限往往并不是那么鲜明的。

有一段广为大众熟知的历史很有意思地说明着这个问题，嗯，让我们看看汉朝和匈奴的关系。

先说一个小问题，“匈奴”是什么意思？

没人知道匈奴人在母语里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称呼，“匈奴”这个词其实是汉人对他们的称呼，或许带有音译的性质，但这两个字无论如何也是含有蔑视色彩的，把意思翻译过来就是“穷凶极恶的奴才”。所以，汉朝将领如果像现在一些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称呼这个草原上的对手为“大匈奴”，应该说是不合人情的，因为这称呼相当于“伟大的穷凶极恶的奴才”——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人称呼日军为“小日本”“日本鬼子”，你能想象《地雷战》里乡亲们报信的时候不是说“鬼子进村了”而是说“大日本皇军进村了”会是什么感觉？

汉朝和匈奴最初的接触是失败和屈辱的。汉高祖刘邦戎马半生，平定了天下，结果率三十万大军和匈奴作战却吃了大亏，连自己这个皇帝都险些落在匈奴人手里。《汉书》记载，刘邦在平城陷入了匈奴的包围，一连七天，眼看着没有突围的希望了，高级智囊陈平想出了一条妙计，对刘邦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刘邦一听，嗯，主意不错，就听你的！于是妙计成功，突围而去。

到底陈平出的是什么主意呢？《汉书》没有记载。《汉书》这一段的原文是：“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后人当中，有些人读《汉书》读的是不带注释的版本，觉得陈平这人很神秘，更想不通在当时如此的绝境之下到底要怎样的秘计才能脱身而去，于是就很容易把陈平给神秘化了。注《汉书》的应劭在这里倒有个解释，说陈平找来画工，让他们画画——很神秘吧，马上就性命不保了，怎么还找人画画呢？

画工画的是美女。陈平派人把美女图给冒顿单于的老婆送去，说：“瞧见我们汉朝的美女没有，你们要是再不解围，我们就送二奶给你老公！”

这一手可把单于的老婆吓怕了，赶紧找单于吹吹枕边风，再加上另外一些因素，刘邦这才拣回了性命。后来有学者解释为什么《汉书》不记载这条妙计的具体内容，原因是：太下三烂了，没法说。也是，这主意更像是韦小宝出的，管用得很，就是上不了台面。唐代大史家刘知几议论《汉书》，就拿过这个例子说事，说是如此重要的一条计策，却不把内容写清楚了，实在不应该。刘知几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那么，对于汉朝来说，匈奴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以德服人吧，没那么高的德行；以力服人吧，没人家力气大。怎么办？有办法——以色服人。和亲政策就此开始。

刘邦死后，又发生了一件著名的外交事件。冒顿单于给刘邦的老婆吕后送来一封信，信上说：“我是北方一个寂寞的君王，你是南方一个新寡的皇后，我们这两个不快乐的人不如互通有无吧——我们结婚吧！”

电视剧《汉武大帝》里，年轻的汉武帝回顾历史，读到了这封信，直气得浑身发抖。的确，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匈奴对汉朝莫大的侮辱，当事人吕后据说也被气得不轻。但人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拿自己时代里的习惯观念去套古人。单于是否真的存心侮辱呢？恐怕还真不一定。匈奴的习俗和汉人不同，汉人最难想象的是：匈奴人一死，死者的儿子要把自己亲娘之外的娘娶作自己的老婆——如果不这样做，那才是不道德的。所以，匈奴既然认为自己和汉朝是两个对等的政权，那么，匈奴的单于娶汉政权皇帝的遗孀这也是件合情合理的事情。单于这封信虽然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图，但要就此来说他是存心侮辱、挑衅，倒也未必。

吕后看了冒顿单于的来信，虽然气得不轻，但很快便在大臣们的劝说下恢复了冷静——朝中虽然也有激烈的主战派，但主和派的思路最终说服了吕后。吕后给冒顿单于回信说：“我都是个丑老太太了，你就别瞎忽悠我了，还有，我们汉朝对你们可挺够意思的，你们还是别找事儿了！”

如果我们就历史来看历史，冒顿单于无疑是当时匈奴人的民族英雄，正是他大规模开疆拓土，大振了匈奴国威。他也不是个全不讲理的人，后来又给吕后来了封信，给自己解释说：上封信是因为自己不了解汉人的风俗习惯，所以出言冒犯了，有点儿不好意思。

从这一个历史插曲来看，当时的汉人思想当中，对“战”与“和”的考虑主要还是从现实利益出发的，儒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还仅仅限于一些仪式化的东西，主战派既没显得自己有多英雄，有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主和派也大可以理直气壮，主战派不骂主和派是“汉奸”，主和派也不骂主战派是“愤青”，而作为当时最高执政者的吕后也在听过两派辩论之后，作了一番理性权衡，毅然决定把此事低调处理——如果把事件往后推上几百年、一千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想象，尤其是，当我们想想崇祯皇帝在“战”与“和”的决策问题上的为难处境的时候。

当时的社会精英中间还存在着一条同样说明问题的流行语：“不北走胡则南走越耳”，也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一共有三家大公司：北边是“胡”（匈奴），中间是汉，南边是越（南边有好几个越国），你要不愿意在汉公司混了，大可以跳槽换家单位。

一直等到一种为我们所熟悉的极端化的儒家思想占了垄断地位之后，“战”与“和”的关系才变得越来越不受国家利益的左右，跳槽也被普遍视为离经叛道之事。

到汉武帝的时候，汉朝可把匈奴打得够戗。这段历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匈奴从此走上了衰亡之路。但是，汉朝对匈奴的军事胜利却并非导致匈奴走上衰亡之路的全部原因，另外一个不大为大众熟知的原因至少和军事原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那就是匈奴内部的体制弊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迅速发展起来的匈奴集团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用现代语言说，它像是一个联邦国家，和古代的华夏社会比较，它带有一定程度的封建特征（我在上一本书里澄清过我们对“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误解），单于的地位并不相当于皇帝，而大体相当于周天子。读了这么久的《孟子》，我们已经了解了周代社会的大致风貌，此刻，周人的封建制度所酿成的苦果又被匈奴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尝了一回。逐渐地，匈奴的一些地方势力开始不服中央管束，匈奴人终于进入了类似于春秋战国的大分裂时代。

中国人最熟悉的匈奴单于恐怕就要算呼韩邪单于了，他娶的汉人妻子王昭君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后来成为历代文人骚客们吟咏的一个重要主题，许多人感叹王昭君出塞和亲实在是件丢人的事，他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王昭君仅仅是汉元帝后宫中的一名普通宫女，而以往的和亲可是要派出去汉朝公主的；还有，为什么和亲总是单向的呢，为什么汉朝皇帝就不去迎娶匈奴公主呢（清朝的和亲政策就是这样的，其结果比汉朝成功得多）；再有，呼韩邪时代的匈奴已经是大分裂时代的匈奴，实力早已无法和冒顿时代的匈奴相提并论——在冒顿时代，匈奴和汉朝是地位对等的两个国家，而呼韩邪时代的匈奴却已经在实质上降为了汉朝的外藩。

呼韩邪原本并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单于，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匈奴比做东周的战国社会，那么，呼韩邪并不是周天子，而只是齐国或者秦国的一个僭越称王的诸侯国君。匈奴的战国诸侯们打来打去，越打越少，最后只剩下两个单于：一个是呼韩邪单于，另一个是郅支单于。呼韩邪打不过郅支，被郅支赶得一路往南，可再往南就是汉朝的地盘了，这可怎么办？

这可是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可不能含糊了。呼韩邪把一众贵族们招呼过来，“大家出出主意吧，咱们该怎么办？”

是投降郅支单于呢，还是死拼到底？

死拼能不能打得过呢？很可能打不过。

是打不过也要打呢，还是找个靠山再打？

找汉朝当靠山好不好呢？

——焦点终于集中在这最后一个问题上。在呼韩邪的班底里，就这个问题其实前些年就讨论过，问题是，不是冒顿单于的时代了，要想和汉朝做兄弟邻邦，可人家汉朝现在腰杆硬了，已经不会答应了，要想亲汉，就只能答应汉朝的条件，做他们的外臣属国。贵族们老大的不情愿：这可不行，咱们丢不起这个人！咱们曾经在大草原扬威立万，西域各国都是咱们匈奴人的小弟，人家要是知道咱们这个做大哥的突然跑去给汉朝当小弟了，还不得把咱们笑话死！

呼韩邪正组织大家讨论呢，听这个说得也有理，听那个说得也有理，就在这时候，伊秩訾王提出了一个重要意见：“汉朝现在正是强盛的时候，而我们匈奴却早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为今之计，投靠汉朝才能活，不投靠汉朝就活不了，这道理都在明面儿上摆着呢！”

呼韩邪闻听此言，把眼一瞪：“你小子是想当秦桧啊！”

一众贵族忙问：“那您——”

呼韩邪叹了口气：“那我——那我就当宋高宗吧。”

于是，呼韩邪单于下定决心，朝觐汉朝皇帝，把儿子送到汉朝作人质，并向汉朝纳贡。

汉朝赢得了一次空前的政治胜利，虽然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对匈奴的赏赐远远超出匈奴的纳贡所值，甚至后来还引起一些官员对财政负担的担忧，但在政治问题面前，经济问题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在与一个对等国家的交往中赢得如此空前的胜利，这在当时还是史无前例的，以这个信史中的实例（而不是商汤王、周文王时代那些不太可靠的历史传说）来反观孟子的主张，我们会发现，以所谓“王道”服人，单靠一个“德”字是远远不够的——既要有“德”，也要有“力”，还不能缺了“利”，更要赶上合适的大形势，这些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即便这样，也要耗上几代人的努力和积淀——真是一件无比复杂、无比庞大的超级工程啊。汉武帝对南方领土的扩充也是合适的例子，不过这还是留待以后再讲吧。

在孔孟的时代，人和事或许比后来要单纯许多，不止孟子一个人像这样把“德”与“力”搞得二元对立、泾渭分明，这也许是周代的风气使然。“春秋五霸”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当年带着八国联军（八个诸侯国的同盟军）向楚国问罪，楚国派出了一位叫屈完的使者和齐桓公谈判。齐桓公让八国联军排开阵势，一边指点，一边牛气冲天地对屈完说：“用这么强的军队去打仗，有什么仗会打不赢！又有什么城会攻不下！”

屈完没被吓着，冷静地回答说：“您要是以仁德对待诸侯，大家全都得服您；您要想以武力服人呀，嘿嘿，我们楚国会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护城河，跟您硬扛到底！您的军队虽然强大，我看也讨不了什么便宜！”

——春秋时代的君子们常有这样的辞令，但战国就少很多了。孟子的这一“德”“力”之辩虽然带有一相情愿的色彩，却也毕竟符合了世道人心中的某一个层面，对世人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天作孽，人作孽

<small>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small>

孟子说：“搞仁政就能获得荣誉，不搞仁政就会挨骂。现在有些人呀，不喜欢被人骂，却尽做那些不仁的事，这就好比不喜欢住在返潮的房子里，却偏待在长满青苔的地下室。执政者要是不想找骂，最好的办法就是看重道德，尊重士人，让道德高尚的人身居高位，把差使派给那些有办事能力的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趁着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把政法工作调理调理。如果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些了，别的国家——哪怕是超级大国——也一定会敬畏它的。”

孟子把话说到一半，该引经据典了。孟子引的是中的一段：“诗曰：‘趁着老天没下雨，快把树皮来剥取，把我的小窝来修理。任他是人还是狗，谁也没法欺负偶！’孔子曾经给这首诗以高度的评价，他老人家说：‘这首诗的作者一定是个通晓大道理的人，像诗里说的这样把国家治理好，的确谁也欺负不了他。’”

孟子接着说：“正着说完了再反着说说。如果国家太平安定，而执政者却松懈了，忙着个人享乐了，这就是仰起脸来找抽呢。祸与福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自找的。上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尚书·太甲》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听听，说得多好啊！”

先得解释解释孟子引的第一段的话。“趁着老天没下雨，快把树皮来剥取，把我的小窝来修理。任他是人还是狗，谁也没法欺负偶！”——这到底是说什么呢？孔子这样的大圣人又为什么会给这首诗以高度评价呢？

——最扎实的读书方法是：凡是遇到引文，就一定要去查找原文，把原文的上下文看全了，再把背景资料看全了再说。有个老哥坐火车，看见车窗外边的一堵墙上赫然写着一行大字：“坦白从宽是犯罪。”这老哥当时就惊呆了，等火车又往前开了一些，这才看到这堵墙从“罪”字那里拐过弯去，那边墙上接着写着“分子的唯一出路”。

里的这几句，我们也得拐过弯去，把内容看全了才行。

为什么趁着没下雨就要剥树皮呢？

这首诗的题目叫做《鸱枭》，鸱枭是一种鸟，用现代话说就是猫头鹰。这段诗是说这个猫头鹰很聪明，知道趁着天还好的时候搞点儿树皮，把自己的小窝弄牢靠了。

——如果单是这些，还不足以让它得到孔圣人的高度评价。这诗是有影射的。写诗的人是邠国人，看着自己的国君整天胡作非为，不干正事，越看心里越气。有心打他——可人家是国君，势力太大，要动手的话肯定自己吃亏；有心骂他——哎呀，这好像也要担不小的风险。打也不是，骂也不是，那可怎么办呢？写诗吧！

——不行，这诗写得太直白了，既然是诗，就要有含蓄之美。这一含蓄，就写成了现在这样，不写人了，写猫头鹰，也不骂了，改夸，夸这个猫头鹰：说猫头鹰很聪明，知道趁着天还没下雨的时候赶紧出去，从桑树根上叼些树皮回来把自己的巢整舒服了。

有人还觉得奇怪：这也太含蓄了吧？就算猫头鹰真的聪明，那又说明什么呢？

其实呢，夸猫头鹰就是在骂领导，这就是在对邠国的国君说：“你看看你为国家做的工作，连猫头鹰都不如！”

所以孔子才有高度评价。不错，要能像猫头鹰这样居安思危，就等于明白了治国的大道理。

——我们再追问一句：这诗真的就是这个意思么？

呵呵，也不一定，它写得实在太含蓄了，所以张三也许这么理解，李四又会那么理解，我上面所说的，其实也无非就是各解之中的一种罢了。

孟子讲的这一小段里，一共三处引文，都让人费些思量。第二处引文也是出自，叫做“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我在上面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是因为这两句——尤其是后面“自求多福”这半句，早已经是一句深入人心的名言了。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朋友大半夜的来找你诉委屈，说自己最近狂追一个美女，今天突然发现此女原来是顶头上司的小蜜，哎呀呀，这可怎么办？这时候你就可以安慰他一句：“你就自求多福吧！”

而“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两句，其实原本的意思是：永远配合上天的安排，福泽要靠自己的努力。

孟子的第三处引文现在也是人所共知的名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句话，出处是《尚书·太甲》。“太甲”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个人名，这位太甲是商代的一位国王，他在后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一般的国王如果知名度高，要么就因为他是个圣君，比如孟子常爱说的周文王、周武王什么的；要么就是个暴君，比如夏桀王、商纣王，可太甲的出名却既不是因为他好，也不是因为他坏——太甲的故事孟子在下文里会说，我们也到那时再讲，现在只是先知会一声：《尚书》的这个“太甲篇”就是和这位著名商代国王有关的记载。另外要说明的是，我在前面不是说过《尚书》被清代的汉学大师考据出问题重重吗，这个“太甲篇”就是被确证的伪作之一。

——啊？！原来是篇假货呀，那咱们是不是就别管它了，继续往下？

——呵呵，还不能不管，因为，“太甲篇”全篇虽假，篇中的一些字句却是真的，孟子这里引用的这几句就应该是真货。也有人认为：孟子这里不是引用《尚书》，而是直接引用太甲的话——这样说也很有道理，孟子通常引用《尚书》内容的时候，都会说“书曰”，可这里却说“太甲曰”。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孟子读到的这几句“太甲的话”又是从哪里看来的呢？这就不知道了，我们也不必管它。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几句话大概是个中国人都知道，但一般人却很少知道，最后这个“活”字其实并不是“活命”的“活”，而应该读作“换”——它是个通假字，通的是“逭”，意思是“逃”。不过呢，只要是“自作孽”了，无论是不可“活”还是不可“逃”，反正都不是好结果。

如果天下事真是这个道理，那实在再好不过了。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那么，非要刨根问底，到底什么叫“天作孽”，什么叫“自作孽”呢？

黄河决口了，这应该是“天作孽”吧？可追究起导致黄河决口的根源来，却发现是因为上游地区滥砍滥伐导致水土流失，看来，对于人类来说，这倒属于“自作孽”了。

古代儒者当中有给这几句话找例证作解释的。

什么是“天作孽”呢？这位前辈说，“高宗雊雉，宋景守心”，这都属于“天作孽”，而“帝乙慢神”这就属于“自作孽”。

他要不解释，一般人都还明白，这一解释，反倒让人糊涂了。

没办法，我只好再受受累，解释一遍他的“解释”。

先说“高宗雊雉”。

高宗是哪一位？叫“高宗”的多了，宋高宗赵构、清高宗弘历，都是大名人，可这里说的高宗是商代的高宗，叫做武丁。

雊雉又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野鸡。

据说，武丁搞祭祀活动，祭祀的是商代的开国英雄商汤王（就是孟子在前文屡次讲过，又常把他和周文王并称的那位靠七十里土地起家而称王天下的商汤王）。第二天，来了一只野鸡，踩在一只大鼎上边叫了几声。

这可把堂堂的武丁王给吓坏了：“完了，完了，坏菜了！”

旁边有个大臣叫祖己的，觉得奇怪，忙问武丁：“大王，您这是怎么了？”

武丁惊魂未定：“野鸡，野鸡来了——落在鼎上叫，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祖己满不在乎地说：“这没什么值得担心的，您只要好好把国家的政务搞好了，让老百姓都满意了，上天自然会眷顾您的；您再好好把祭祀工作抓好了，别搞邪教，上天自然会关照您的。两只手都要抓，两只手都要硬，这才能够顺应天意，赢得老天爷的芳心。”

武丁听祖己这么一说，这才宽了心，于是清明于政治，恭敬于祭祀，后来不但没有什么厄运降临，他还带领商朝人民走向了繁荣富强。

——这就是“高宗雊雉”的典故，看来“天作孽”的这个“天”字在古代来说是实有所指的。我们再来说说“宋景守心”。

“宋景”是指春秋时期的宋景公，“守”和“心”这两个字都和天文学有关。

中国古人把天空分成“三垣二十八宿”，这就大致相当于西方人划分星座。“心”就是“心宿”，是二十八宿之一。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常用的词，叫做“七月流火”，七月份的时候天热得受不了，人们感觉空气里流动着的全是火，报纸上就经常会用上这个词。“七月流火”是里的一句话，当然，首先这个“七月”肯定不会是我们现在公历的七月，再者，“火”也不是形容天热，而是指天上的一颗星星。我看过有人给“七月流火”正名，说“火”其实是指火星——这个“正名”只算正了一半，“火”既不是形容天热，也不是指九大行星中的火星，而是指天蝎座中的一颗红色亮星。这颗星，按照中国古人说法，在“三垣二十八宿”里属于心宿，大名叫“心宿二”，小名叫“大火”。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大火”不是火星，那火星在中国古代怎么称呼啊？

火星在当时有一个非常具有神秘色彩的名字：荧惑。

怎么叫了这么个名字呢？这是有讲究的。火星有时候比较亮，有时候又会变暗，所以叫“荧”；星星们在天上走路，就属火星走得不老实，时快时慢，有时甚至还会走三步退两步，实在太搞怪了，太让人迷惑了，呵呵，这就是“惑”。

——我先打住一下，插句话。现在有不少人很相信古代的这些占星术，甚至花钱去请大师给自己占星算命，所以呢，我往下即将讲到的一些内容可能会引起这些人的反感，呵呵，我先提醒一声：有相信占星术的朋友不妨跳过这段往下看。

打过预防针，我就接着说了。荧惑，也就是火星，在古人眼里可不是个好东西，像什么打仗啊，死人啊，饥荒啊，全都跟它有关。

我为什么放下心宿二，又谈了这么半天荧惑呢？因为这两颗星有着大大的关系，“宋景守心”这个故事也就是让这两颗星给闹的。

荧惑和心宿二都是红色的，闪着血光，一个长得像凶神，一个模样似恶煞，如果这凶神和恶煞凑到了一起，那会发生什么？

荧惑走啊走，走到了心宿的地盘上，看了心宿二两眼，又走过去了——这倒没什么。最可怕的是另外一种情况：荧惑走啊走，走到心宿的地盘上，看了心宿二两眼，嘿，脚步放慢了，不走了，不但不走了，还往后退，退完了再接着走。这个天象很奇怪哦，荧惑怎么腻上心宿二了！

换句话说，荧惑守在心宿，徘徊不去。这种天象，叫做“荧惑守心”。

对于“荧惑守心”，历代的天文书、占卜书、历史书都讲过不少，这种天象预示着一大堆的灾难，最是凶险不过。古人不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自然就搞不明白火星为什么走路走得这么奇怪。这一年，宋景公就赶上了一回“荧惑守心”。

有人大概会奇怪，春秋时代那些诸侯国，统共地盘也没多大，又全在北半球上，就算看见“荧惑守心”了，可你宋国看见了，其他国家不是也一样看见吗？所以说，又不是你一个人倒霉，要倒霉也是大家一起倒霉。再说了，如果说“荧惑守心”预示着战争失败什么的，两国开仗怎么可能全失败呢，总得有一国是胜利的吧？

——这就要介绍一下古人的另一种天文观念了。

很多人都读过王勃的名文《滕王阁序》，有没有留心文章开头这两句话：“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什么叫“星分翼轸”呢？这是说滕王阁所在的南昌一地对应着天上的翼和轸这两个星宿。在古人的概念中，天上的星宿（也就是天空的区划）是和地上的地理区划一一对应的。为什么那次“荧惑守心”发生的时候别的诸侯都不担心，唯独宋景公担心呢？因为荧惑“守”的这个心宿偏偏对应的地理区划就是宋国。

关于宋国，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好几次了，谈过宋襄公和微子启。宋国是位于现在河南省内的一个小国，是一个商朝遗民国家，政治地位既低，风俗习惯又和主流社会不一样，所以常遭挤对，孟子前面不是还拿“揠苗助长”的故事编排宋国人吗？宋国人真是不幸啊，不但在国际社会的现实世界上不受人待见，连“荧惑守心”这样的大灾大难也要应到他们身上。

宋景公遭遇如此重大的星象示警，脸色惨白，想去求件开光的宝物吧，可佛教这时候还没有传入中国。怎么办？赶紧找大师来咨询咨询！

宋景公请来的这位大师叫做子韦，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天文学家。子韦对宋景公当先就说：“您可不妙啊，这凶险天象正应在咱们宋国身上，天要塌下来砸在您身上啦，不得了啦！”

宋景公本来就害怕着呢，被子韦这么一说，冷汗全出来了，颤声问：“那，那有什么办法没有啊？”

子韦掐指算了算，终于用低沉的声音说：“这虽然是场大灾大难，不过，却也不是没有化解的办法。”

——各位有没有人觉得这套说辞很耳熟？现在的不少算命先生也还是这个路数，这招儿都被人用了至少有两千多年了。

宋景公一听子韦说有化解的办法，这才稍稍放宽了心，问：“怎么化解呢？”

子韦说：“老天爷既然降下了这个灾，那是天意，想躲是躲不了的。”

“啊——？！”宋景公一惊，“你不是说可以化解吗！”

子韦这时候提出了一项重要理论，后世有不少算命打卦的也常玩这手。子韦说的是：“灾难是一定要降下来的，想让老天爷改主意那可做不到，不过呢，我可以给您想想办法，不是有个词叫‘嫁祸’吗，我可以帮您把这灾难转嫁到宰相身上。”

宋景公点点头：“你是说，灾还是原来的灾，不过呢，好比这灾就是一颗子弹，本来是瞄着我打的，现在你能把弹道改了，让它打在宰相身上？”

子韦一笑：“宰相不就是您手下的一个小弟吗，让小弟给大哥分担一些，也是应该的。”

“呵呵。”宋景公也是一笑，“呸！你这是人出的主意吗！宰相乃是国家重臣，要把他这么整死，对国家大大不祥！”

子韦一愣，又想了想：“您说得也对，那好，我就把弹道再改一改，让这子弹胡乱打些宋国的草民也就是了。”

宋景公摇头，一脸正气：“有人民才有国家，把我们宋国的人民都整死了，这不是让我当光杆司令么！不行！”

子韦一咬牙：“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嘿，难不倒我，我还能把子弹变成火焰弹，把庄稼全烧了。一个人都不会死，这总可以了吧？”

宋景公还是摇头：“当然不可以，你这主意也太损了，庄稼要是全没了，宋国百姓还不全得饿死！算了，你也别瞎出主意了，这是我命当绝，我就等死好了。唉，死前好好吃一顿吧！”宋景公一脸凄然，对左右侍从喊道，“来人，给寡人多蒸几个馒头，一定多用白面，少掺棒子面！”

就在此刻，子韦忽然容颜大改，恭恭敬敬地对宋景公拜倒下去，正色说道：“恭喜国君！”

宋景公鼻梁一酸：“我马上就要死了，你还说什么风凉话！”

子韦赶紧解释：“放心，您死不了！老天爷的性子我最了解，他老人家虽然高高在上，却很能够体察下情。您刚才的话体现了您的三次大德，所以老天爷一定会重赏您三次的。我断定，老天爷现在已经把天上的星星重新安排了一遍，荧惑必三徙舍，而一舍七星，一星合一岁，三七二十一……”

宋景公糊涂了：“你当自己是网管啊！说宋国话，别尽说专业术语！”

子韦连忙改口：“这么说吧，老天爷一定因此而多给您二十一年的寿命。”

宋景公这才转忧为喜：“此话当真？”

子韦肯定地说：“您要不信，就等着今天晚上看星星吧，我敢拿人头担保！”

后来事果其然，化险为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当好人、做好事，就连天灾都不怕。

——这个故事有人觉得眼熟不？事见《吕氏春秋》，战国晚期的作品，略晚于孟子。如果我们不把它仅仅当做一个独立的记载来看，而是当做一种故事的“类型”，就会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故事，无论主人公是国王还是平民，是占星家还是相面先生，故事的结构都是一样的，尤其是明清时期流行在民间的为数众多的所谓“劝善文”“阴骘文”，仿佛都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谁要留了这份心，大可以梳理一些脉络出来。

那么，另一个问题是：“宋景守心”确有其事吗？这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吗？神通广大的子韦真有其人吗？

——宋景公是确有其人的，子韦也是确有其人的；宋景公确实是宋国的一位国君，子韦也确是宋国的一位天文学家，嗯，这恐怕就是这个故事里全部可考的“真实”了。可以作为参考的例证是：从宋景公时代的其他种种记载来看，这位“品格高尚”的国君似乎不大可能做出这种高尚的事来。

下面就该解释最后这个“帝乙慢神”了。

帝乙是商朝的一位著名暴君。帝乙觉得自己很牛，比所有人都牛，已经达到了独孤求败的境界。可帝乙并没有因此而志得意满，他还要再接再厉。可以，问题是，所有人都匍匐在自己脚下了，自己又怎么再接再厉呢？帝乙有办法，他“欲与天公试比高”！

“欲与天公试比高”，这话用在这里，可绝对不仅仅是修辞意义，帝乙真是要与“天公”比个高低：他搞了一个木偶，把这木偶当做天神，自己和天神对面坐着，要在棋艺上一较高下。

可“天神”到底只是个木偶，不会动。这也难不倒帝乙，找个人在旁边替“天神”下棋子。“天神”要是输了棋，帝乙就脏话连篇。

仅仅是下棋赢过“天神”是不够的，帝乙又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搞了一个皮制的袋子，里面装满了血，挂在高处，自己仰天而射，这项活动被帝乙取了个很酷的名字，叫“射天”。

可老天爷哪是好欺负的！帝乙才嚣张了没多久，就在一次打猎途中被雷劈死了。很多人都知道里的李元霸拿大锤砸过雷公，结果把自己给砸死了，却不知道李元霸还有帝乙这么一位老前辈呢。

三个故事讲完，我们会奇怪地发现：无论是“天作孽”还是“人作孽”，其实都和“天”脱不了干系，看其事件背后的思想内涵，简直就是《旧约》中国版。

这显然不是孔子式的儒家思想，是不是孟子式的儒家思想呢？也不好说。

从原文出发，抛开后儒的解释，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孟子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和他的祖师爷孔子关于“尽人事”的观点一脉相承的，也只有这样理解，上下文才是连贯的。那么，“天”到底在哪里呢？孔孟认为这个问题大可存而不论，不少后儒却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大论特论，于是不惜曲解经典。

但是，当曲解也成为经典的时候，那也是很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历史啊。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抛开天，只谈人

好了，了解过孟子在这节里的种种引经据典之后，我们再翻回头来看看。那么，“天”在孟子的本意中如果不像后儒某些经典解释那般的话，孟子的着力点就应该是在“人”字上了。不错，人力的极致就是“仁”，所以孟子在这节当头便说：“仁则荣，不仁则辱。”

——这个论调照我们现代人看来好像并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还显得有些迂腐，殊不知这可实在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一个重量级命题，是孔孟之道的重中之重。这是老夫子们拍脑门想出来的吗？未必，我们不妨看看汉朝初年让知识分子们大感兴趣的一个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秦朝为什么会亡国？

想秦始皇当年灭六国，称皇帝，何等威风，怎么眨眼间就完蛋了呢？以前的夏、商、周不管再怎么样也都是几百年的绵延基业，可秦朝怎么就这么短命呢？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啊，值得大大研究！

这个问题我们现代人可能不觉得怎么重要，因为我们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已经看过了太多短命王朝，不新鲜。可汉朝人当时可不这么想，在他们的历史里还只有夏、商、周这三大王朝，每一个王朝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像秦朝这样只传了两代就亡国的事情还真是史无前例。这是为什么呢？

非常事件肯定有非常原因，如果找不到这个原因，我们汉朝会不会重蹈秦朝的覆辙？好家伙，真要这样可不得了！——汉初的知识分子们这样想着，纷纷加紧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

年轻的贾谊博士写出了重量级的学术论文，为许多人熟悉的里选录的《过秦论》就是贾谊这一论文的节选。贾谊先是历数了战国时代里一连串秦国国君的变法图强，秦国的国力一代比一代强大，传到秦始皇这代，灭掉六国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及至秦始皇建立秦帝国之后，势力之大，谁也惹不起他，于是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秦始皇这套做法，套用孟子的观点，就是“以力服人”，完全靠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我们要形容一个国家强盛，都知道一个常用词叫“国富民强”，可秦朝却是“国强民弱”——贾谊认为，“国强民弱”是秦始皇刻意营造的政治局面，所以，秦朝的老百姓虽然表面看上去是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帝国之内，但这是驴粪蛋儿外面光，如果切开驴粪蛋儿仔细看看里面，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秦政府的统治手段并不把老百姓当人：除各类计算机教材之外所有书籍一概烧光，交头接耳议论朝政的人一概杀光。秦始皇认为，这样一来，老百姓就全都老实听话了，秦朝政权也就稳如泰山了。

——我给贾谊补充两句：其实呢，秦始皇的这些做法对于原本属于“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人民来说或许算不得什么，因为秦国从商鞅变法以来就致力于把国民变成动物。在官方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民群众脑子里应该只有两个字，一个是“耕”，一个是“战”。也就是说，秦国人除了吃喝拉撒、生儿育女之外，就只知道种田和打仗，既不会思考也不会闹事，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政府对老百姓也不亏待，丰收有奖励，杀敌有提成。这就是秦国的社会传统。所以，等秦始皇灭掉六国之后，社会问题就潜伏下来了，因为秦国人有这种社会传统，而六国人却没有。

贾谊接着说，秦朝看上去国家富强，江山稳固，可谁知道没多少年就有陈胜带头造反了。回过头来想一想，秦灭六国的时候，六国之中有的是当时天下数一数二的人才，而且钱不算少，兵不算寡，就这都被秦国给灭了。可陈胜呢，只不过是个穷人家的苦孩子，又没钱，又没势，一伙人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可就是他们这些人，这一造反，天下人无不闻风影从，没两年就把偌大的一个秦帝国给推翻了。哎呀呀，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贾谊为这个问题找原因，找来找去，发现这都是秦政府不行仁义闹的。

仁义不施，攻守易位。贾谊博士得出了这个结论以后继续阐发，数落完了秦始皇，又数落了一通秦二世，认为这二位都是“不仁则辱”的典型代表。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宁可自杀，不可坐牢

孟子是一层一层来推进的，说过了“仁则荣，不仁则辱”，那么，你要不想让自己被“辱”，那最好的办法就莫过于做到“仁”，具体的做法就是“贵德而尊士”。

什么叫“贵德而尊士”呢？

简单来说，就是“看重道德，尊重士人”，若要进一步解释，内容可就多了。

儒家注重这个“德”字，前面我们已经看得多了，而为什么要“尊士”，怎样才算“尊士”呢？

在“梁惠王篇”中，我解释过这个“士”的意思。什么是“士”？最早的意思是指各种贵族等级当中最低的那个等级，后来又不断在这个本意上衍生出一些新的涵义。“士”虽然只是最低等的贵族，但好歹也是贵族，既然是贵族，就和平民不同。孟子在“梁惠王篇”中讲过，“士”是有操守的，是在“无恒产”的情况下也能“有恒心”的。

儒家推崇礼制，希望营造出一个基本复古的“礼仪之邦”来（这个被我们现代人误解的概念我已经在上本书的一开始就澄清过了），社会从上到下有一套完整的等级秩序，所有人各安其位，安分守己，政府对贵族阶级、对执政阶层要给以足够的尊重，不能像对待老百姓一样对待他们。贾谊博士还说了，秦朝皇帝在这点上就做得很糟糕，没有“尊士”。

秦始皇和秦二世为什么不去“尊士”呢？贾谊认为，这是他们治国采取法制、抛弃礼制所造成的。儒家和法家是世仇，贾谊博士详细考察历史兴亡，觉得秦国之所以灭亡，都是法制惹的祸。贾谊在他《过秦论》之外的另一篇名文《治安策》里详细讨论了“尊士”的内涵及其对建立礼仪之邦的重要意义，他的这段文字恐怕是古人解释这个问题解释得最动听的了，值得我们仔细听听。

贾谊博士说：“打个比方，天子就像宫殿，老百姓就像平地，官员则是从平地通往宫殿的台阶。大家为什么都觉得天子很尊贵呢，这是因为天子高高在上，令人望而生畏。但是，大家想想，如果玉皇大帝住的天庭不是在彩云之上而是在四川盆地最底部，那恐怕大家就把他老人家当妖精了。我们求神拜佛，造的神像、佛像不都也是高高在上的吗，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所以呢，通往天子宫殿的台阶是一级一级的，台阶越多，天子的位置就越高，老百姓就越得仰着脖子来崇拜他。如果台阶只有那么一两级，那就坏了，天子和老百姓就没有距离了，老百姓也就不会再拿天子当棵葱了。古代帝王深明此理，这才设立了等级制度——从爵位来说，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从官秩上说，有部级、厅级、局级等等，这些森严的等级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天子高坐金字塔的最顶端，尊贵无比。”

有人读到这里可能会着急了：尊士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呢？

大有关系。

贾谊接着说：“我们来想想，如果一位贵族，或者大臣，贪污受贿了，犯了大罪了，该怎么处置他呢？”

有人会回答：“这有什么可想的，法办呗！”

——可我们现在说的是古代社会。

“古代社会不是也有不少法办的吗！”

——不错，但贾谊博士不是法家，而是儒家。

贾谊说：“乡下有句谚语，叫‘投鼠忌器’（现在成了我们的成语）。如果官员队伍里出了一只害群之鼠，我们的确应该打老鼠，但要小心别因为打老鼠而把贵重器皿给打坏了。”

什么是贾谊所谓的“贵重器皿”呢？就是他在前面所讲的那个等级制度，也就是儒家一直追求的“礼制”。

贾谊接着引用了一句中国人都很熟悉的话：“刑不上大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伤残身体的刑罚是不能加在统治阶级身上的，好比说，即便同样是被处死刑，统治阶级的人是被注射死，毫无痛苦和创伤，而被统治阶级里的人却是被枪毙。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这样做的目的倒不一定是当官的利用职权为本阶级捞取好处和逃避处罚，其深层意义在于：贵族官僚阶级是上通天子、下达庶民的“台阶”，尤其高级官员是离天子很近的，如果他们犯了罪所受到的刑罚和普通百姓一样，那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台阶”的意义。老百姓会发现：噢，我杀了人会被绑赴刑场砍脑袋，你们这些达官显贵杀了人也一样被绑赴刑场砍脑袋；我犯了错会挨板子，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犯了错也一样要挨板子——嘿嘿，看你们平日里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我还以为你们多了不起呢，敢情挨板子的时候也一样吱哇乱叫啊！

贾谊认为，这就好比让一个局里的小科员和局长在一个澡堂里洗澡，衣服一脱，大池子一泡，平日里的等级标志突然通通消失了，小科员们难免会因此而产生出一些微妙的心理变化。古代儒家认为：这类事情，这类心理变化会使老百姓对统治者产生轻慢之心，对社会的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难道贾谊认为官员犯了罪就不该打、不该杀吗？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投鼠是一定要投的，但在投的时候一定别忘了忌器——秦朝两位皇帝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投鼠不忌器，结果导致了下民对上层统治者消失了敬畏之心。

那么，该如何做到既投鼠又忌器呢？这也容易，对犯罪的官员该杀就杀，该灭族就灭族，但是，千万不要折辱他们——比如，从政府角度来说，不要让小小的狱吏都能对收监的高官呼来喝去的，还有，尤其要注意的是，惩治官员的过程千万不能让老百姓看见。而且，对犯了罪的官员还不可指名道姓地斥责他。从官员角度来说，官员犯了罪，自觉一点儿，赶紧自杀，别等着皇帝派人来杀你。皇帝对犯罪的官员只要说一句：“你小子不对啊，竟敢贪污这么多钱，该死！可我尊敬你，给你留面子，我不抓你，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等他自杀就可以了。皇帝对贵族臣僚要有这般尊敬之心，等级制度才不会遭到破坏。

——大家读汉朝历史，会发现汉朝的官员自杀率很高，出处就在这里呢。

到这里我们就了解了，儒家所谓的“尊士”，不仅仅是现代人从字面上理解的那样等同于“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不是说刘备三顾茅庐才叫“尊士”，它背后的意义依然是儒家一贯的对礼制社会的追求，对等级制度的维护。

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儒王船山推演贾谊的这一论述，说父母对孩子可以宠，也可以骂，但不能杀孩子；君主对于臣子，可以给他富贵，也可以剥夺他的富贵，可以让他生，也可以让他死，但也有不可以的，那就是：不可以对他加以侮辱。——说的都是一样的事，得出的都是一样的结论，但话到了王船山这里，出发点好像和贾谊不大一样了，他是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的，也有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这就给了“尊士”以另一层解释。其中曲折，容后再表。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孟子的乌托邦

<small>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small>

孟子提出了五项比较具体的政治主张。

第一，统治者如果能够尊重有德行的人，任用有才干的人，把人才都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那么天下的士人都该乐死了，谁不愿意到这样的国家来应聘呢！

第二，市场给商贩们提供摊位，却不向他们收税，如果有谁的货物卖不出去，那就由国家依照法定价格收购以防止积压。如果哪个国家能够做到这点，那全天下的商人都得美死，挤破脑袋也要钻到这个国家的市场去做买卖。

第三，关卡只负责盘查，查查过往旅客当中有没有间谍，有没有通缉犯、毒品贩子和人贩子什么的，但不要征收关税，如果哪个国家能做到这点，那全天下的旅客还不都乐意从这个国家的道路上经过吗？

第四，这是农民政策。政府对农民只让他们出一分力气耕作公田，却不向他们收农业税，如果哪个国家做到这点，全天下的农民还不都跑到这个国家去种田吗？

第五，如果哪个国家对老百姓不收人头税，也不收地税，那全天下的老百姓还不蜂拥而来，全都心甘情愿地做这个国家的永久居民吗？

孟子说：“以上这五点，如果哪个国家都能付诸实行的话，那其邻国的老百姓都会把它视为父母之邦。假如邻国的国君带领这些老百姓攻打过来，那不就等于带着他们去攻打他们的父母吗，这要都能打胜仗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了。明白了吧，做到这五点的国君就可以天下无敌，他们是天使，由他们来统一天下是不可能不成功的。”

孟子所讲的这五点，涉及了一些当时的社会体制。那么久远的年代里，税是怎么收的，田是怎么种的，具体内容都不可考，我们只能了解一个大概。

第一点容易理解，儒家历来是主张“好人政府”的，不过我在上本书里已经说过，孟子在这个问题上一向缺乏具体可行的意见。

第二点，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古代的市场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市场的形成一般都是自发的，老百姓渐渐集中到一个地方交换物品，这个地方渐渐就形成了市场，甚至还有最终形成城市的。但早期的市场却一般都是官营的，民间色彩较少。

廛（读作“缠”），《孟子》这里写做：“市，廛而不征。”《礼记》里也说过：“市，廛而不税。”这里所说的“廛”大体相当于现代的商铺。比如，王府井大街就相当于“市”，一条商业街，这就是一个市场，你要在街上租一个铺子卖货，这铺子就是你的“廛”。当你在王府井大街上租了一个“廛”开始做买卖的时候，你是要交钱的。

按照现代人的想法，你要交的至少应该是三份钱：一份是铺子的租金，是交给铺子的主人的；一份是向政府缴的营业税；再一份则是要向市场管理者交管理费。也就是说，除了顾客之外，你至少还要和三方面的人打交道：铺子的所有者（如果你是从人家手里承租或转租的话）、工商、税务，当然，可能有时候还要接触城管和居委会，甚至是黑社会。

在古代，如果时间足够久远的话，这三份钱你都能省下。远在商代和周代前期，工商业大都是官营的，大概要到春秋晚期，民营的工商业才终于出现，而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商业已经相当发达了。现在不少商家供奉关公和赵公元帅，把他们当财神，其实商人最牛的祖师爷应该是战国的白圭。有人会觉得奇怪了：时间更早些的那位和西施泛舟五湖的范蠡不就是位超级大商人吗？——但范蠡一是事迹不大可考，二是还真赶不上白圭。上本书里和孟子唱对手戏的主人公不是梁惠王吗，白圭就是梁惠王手下的小弟，用后来的话说，就是红顶商人，而红顶商人的赚钱能力自然是普通商人望尘莫及的。

商业活动就这样渐渐从官营扩展到民营，越发开始活跃起来，大小商贾们各找门路，大到倒腾钢材，小到开个两元店。我们说他们是“商贾”，其实“商”和“贾”分别是两种营生。有句老话叫“行商坐贾”，也就是说，搞长途贩运的是“商”，开个小门脸做买卖的是“贾”。所以，“商”最常要打交道的是海关，“贾”最常要打交道的是工商税务。

先来说说“贾”。随着各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渐渐成为战国各国主体经济之外的一项重要补充形式，所以，国家对商业活动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也就是说，有些国家开始对铺子收税了。“对铺子收税”的意思大概是：按铺位收取定额的税收，而不是按营业额的一定比例来收税。孟子这里的意思大概是：由政府在市场上为“贾”们提供铺位，按铺位收些费用（估计大概相当于租金），但不要对营业额收税，这就等于降低了经营者的成本和风险，能够有效地刺激商业发展。

够有吸引力的了吧？但孟子觉得这还不够，还要给商贾们以更大的政策保障。如果你在孟子的理想市场上做买卖，假如你搞到了一个“廛”，卖“达克宁”洗面奶和“王治和”香水，你也许只需要到工商部门办个手续就行了，廛的租金、政府的税收和工商部门的管理费一概免除，如果在这样的政策下你的货还是卖不出去，那也不用着急，因为工商部门这时候会以一个合理的价格（但孟子也没说怎样才算合理）收购你所有的存货（孟子也没说收购来的存货将会怎么处理），不会让你因为商品积压而蒙受经济损失。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市场，有几个商人不愿意去呢？

我们这些现代人，但凡稍微上了一点儿年纪的，全都既经历过计划经济，也经历过市场经济，诸多经验积累下来，很难不对两千多年前孟子的这一乌托邦市场理想嗤之以鼻，但我们至少能够从中知道，作为儒家圣贤的他老人家并不像一些后儒那样盲目反对商业。

——且慢！难道孟老师的这套理论全是乌托邦吗？也不尽然。那么，政府收购存货的事情在现实世界中当真发生过吗？

还真的发生过。现在三四十岁的人可能还都记得小时候课堂上和课外读物里都讲过1929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了太多的产品卖不出去，怎么办呢，结果就把成吨成吨的牛奶倒进河里，把成千上万头猪赶进河里淹死……我还记得一个发人深省的小故事是：

<small>一个煤矿工人的小女儿问妈妈：“天这么冷，我们怎么不生炉子啊？”</small>

<small>妈妈回答说：“我们买不起煤。”</small>

<small>小女儿接着问：“我们为什么买不起煤呀？”</small>

<small>妈妈回答说：“因为你爸爸失业了。”</small>

<small>小女儿接着问：“爸爸为什么失业呀？”</small>

<small>妈妈回答说：“因为煤太多了。”</small>

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还都有印象，现在回顾美国的这段历史，原来倒牛奶之类的事情有一些居然是政府行为，也就是说，是政府收购了一部分资本家积压的货物，然后扭头就给扔掉了。——这正是应对当时的经济危机的一个方法，其理论根据是凯恩斯的经济思想。

后来的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凯恩斯的思想帮助美国成功渡过了经济危机——他老人家是主张政府干预的，要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再踩上政府的一只“看得见的脚”。这只“看得见的脚”的所作所为有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最极端的表述是：雇一万人挖沟，再雇一万人把沟填上。当然，这种事到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府最好还是多在这时候搞些基础建设……就不多说凯恩斯了，反正大家看看，政府收购市场积压货物这种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乌托邦，即便在现代社会也还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如果你想自豪一下的话，可以说孟子在凯恩斯的两千年前就已经提出了什么什么，嗯，这就像八卦和二进制的关系一样。

孟子的第三点是说“关”，这就是更多有关“商”的政策了。

公孙丑对孟子说：“老师，您这辆车也太落伍了，才两缸，排量才0.6，连长安街都上不了。”

孟子把脸一沉：“说邹国话！”

公孙丑连忙改口：“我是说您这车，才两匹马拉着（两缸），动力太小，马也是小马，每天排泄的马粪才0.6斤（排量0.6），太不体面了。”

孟子问：“那你说怎么办？”

公孙丑说：“学生听说齐国刚出了新款奔驰，六缸的，4.2的排量，我看您也该换辆好车了。”

孟子点点头：“你是说，齐国这新款车是六匹马拉的，每天的马粪排泄量是四斤二两？”

公孙丑点头：“不错！”

孟子问：“多少钱？”

公孙丑说：“黄金一百吨。”

孟子勃然大怒：“呸！抢钱啊！你给我十吨黄金，我在前面当马给你拉车！”

公孙丑一脸委屈：“这车在齐国本地只卖十斤金子，怎奈您老家邹国的关税壁垒太厉害，加上掌权的人卖指标，这才把价钱抬到这么高。”

孟子长叹一声：“你知道以前的关卡收多高的税吗？”

公孙丑摇头：“不知道，想来肯定比现在要低吧？”

孟子说：“何止是低，以前根本是没有关税的。国家设立关卡的意义本来不在于借此征税，只不过是要对过往行人盘查盘查罢了。”

看来，到了孟子的时代，关卡已经由原本的盘查哨所变成收费站了，所以孟子才要呼吁抵制。

有人可能不理解：关税收得越多，政府手里的钱也就越多，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孟子为什么要主张零关税呢？难道他是主张纯粹的自由贸易吗？

——这问题当年孟子时代的人可能搞不明白，现代人却研究出结果来了。关税的征收，政府收入是大大的，生产者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而社会财富的总量却减少了，消费者的利益却受到损害了。咦，最后的结果居然是负数？！

这问题深究起来会很复杂，还牵涉着方方面面的数不清的问题，而且，孟子那是什么时代，到底不是市场经济，他那时候能够朴素地想出零关税的意义，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点上再来骄傲一回，说孟子比萨缪尔森的自由贸易理论早了两千多少多少年！而且，孟子还是tO（世界贸易组织）最早的创意人！

第四点，农民问题。

当时的社会，不嫌人多，只怕人少，所以各国都想方设法把别国的人吸引到自己的地盘里来，孟子这里出的也是这种主意。孟子认为，要想把天下的农民都吸引过来，最好的政策莫过于“助而不税”。——什么是“助”，什么是“税”，这可是个大问题。

大体说来，“助”和“税”代表了新旧两种土地制度。

“助”所代表的是古老的井田制（上本书里说过的），一块土地划个井字，这就分成了九份，八户人家各自拥有周围的八份，当中的那一份是公田。八家人耕种自己的田，收成是属于自己的，同时还要一起出力来耕种公田，公田的收成是属于公家的。这种井田制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也不一定，但儒家知识分子两千多年以来是经常在呼吁着恢复井田制的。

“税”所代表的是当时实际的农业政策，种田交粮，也就是农业税。农业税有交给地方的，也有交给中央的，孟子显然不赞成这种税制。

第五点，说的是“廛”的问题。

这里说的“廛”和前文的意思不同，不是指商铺，而是指民居。所以，这一点说的也就是民政问题。孟子的意思是，一定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在孟子的时代，国家加给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征税面也越来越广，老百姓只承担纳税的义务却享受不到相应的纳税人权利——当然，孟子还不可能有这么现代的想法，但他毕竟觉得这社会现实距离自己的仁政理想越来越远了。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孟子的天使不是查理的天使

孟子这一节的最后结论是：“做到这五点的国君就可以天下无敌，他们是天使，由他们来统一天下是不可能不成功的。”这话的原文是：“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只看译文的话，自然会奇怪：怎么连天使都出来了呢？难道孟老师还有什么秘密身份不成？

再看原文，是“天吏”。

其实呢，大家别吃惊，别以为天使都是舶来品，我们中国早就有天使存在了，我在这里把“天吏”翻译成“天使”是一点儿都不错的。

“使”和“吏”这两个字本是相通的，所以呢，“天吏”就是“天使”，“天使”就是“天吏”。古人看到“天吏”，会说：“天吏者，天使也。”

——可孟子这里明明说的是政治蓝图啊，难道他在等待上帝派遣天使下到人间实行他的五点纲领以造福社会？这就要和上一节里讲过的“天作孽”的内容联系起来看了。什么是天使呢？奉行天命在人间行事的人，像儒家的模范人物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就都是天使。

中国的天使都没有翅膀，所以也不会飞。天使其实是有很多的，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基本上都是天使，因为他们都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只不过，有些是被人公认的天使，比如上面提到的周文王、周武王，还有些则是自命的天使，不被大家承认，比如一些著名的昏君。梁山好汉也是天使，因为他们的口号叫“替天行道”，而这四个字正是对“天使”这个概念的最贴切的定义。这就引发了新的问题：梁山好汉是天使，皇帝也是天使，但这两伙天使之间却在打仗，双方都说自己是正版天使，也都攻击对方是盗版天使。

如果深究孔孟对“天”的描述，会发现他们眼中的“天”虽然或多或少地有着一些神性色彩，却似乎更多地代表着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孟子是主张大一统的，但他一再强调达到大一统的途径只应该靠王道而不应该靠霸道。王道是要让天下归心的，所以呢，即便打仗也要打攻心战，民心所归也就是天命所向，靠这种手段得来的天下才是正义的。

孟子时代的思想家们都面对着这个问题：天下要不要归于一统？如果这个问题是没有争议的，那么，该用什么手段才对，是王道还是霸道，也就是说，是和平演变还是武力征服？在“梁惠王篇”里我们早就了解到了，孟老师一向都是主张和平演变的，而他在本节当中所提出来的内容正是和平演变的最高境界——你把自己国家的内政搞得非常完善了，一系列的好政策都在吸引着外国各行各业的人移民到你的国家里来，那些还没移民过来的也都怀着盼望回家找爹妈的心态眼巴巴地盯着你们的海关入口，如果能做到这个份上，一统天下还用得着打仗吗？如果外国政府主动挑衅，想要跟你开仗，这都没什么可怕的，你想想，他们国家里的那些老百姓早就巴望着入你们国家的国籍呢，他们就算在自己国君的率领下拿着武器杀过来，肯定一过国境线就扔掉武器投降了。如果有机会进入天使的乐土，谁还愿意跟着魔鬼呢？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励志书的祖师爷

<small>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small>

这些年如果到书店里逛逛，不少人都会惊奇于图书品种简直能和中国人口有一拼。当然，品种虽然众多，受欢迎的程度却是不一样的。有一类品种似乎是长盛不衰的，这就是励志书。

如果对历年来的图书销售做一个全方位的统计分析，或许能成为一个不错的社会学研究课题。虽然我手里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但至少从模糊的观感得出结论：青少年们似乎普遍面临自信心不足的问题，所以很需要找一些东西来激励自己一下。

励志的图书万万千千，励志的方法也万万千千，比如，有的书会教你每天早晨起来先照镜子——注意，这可不是让你洗脸、刷牙、整理仪表，而是让你对着镜子大喊二十遍：“我是最棒的！”

——这是比较直接的教育，还有一些则是属于启发型的，比如，先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从这个故事里给你总结出一条精辟的人生哲理。还有一类是温情型，突出以情感人的特点，先感动你一把，然后再帮你从感动之中提炼出一条生活真谛。

人总是需要励志的，从古代到现代，莫不如此。而且，儒家就是一直都有励志传统的。

儒家的励志风格和现代的励志图书一样，也可以被分为近似的几类。孟子在这一节里所体现的励志风格基本是属于语重心长型的。

提纲挈领地说，孟子的思想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政治哲学，一类是人生哲学。孟子的政治哲学主张仁政，而人生哲学则主张性善。孟子的励志正是以性善论作为出发点的。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同情心。”

从逻辑角度讲，孟老师抛出大前提了。这个大前提成不成立呢？想一想，嗯，是成立的，那就看他往下怎么推论吧。

孟子接着说：“每个人都有同情心，先王也有同情心，正因为他们富于同情心，所以他们搞的政治是很有人情味儿的。”

孟子接着要论证的是，这些个“先王”玩起政治来就像小孩子玩泥巴一样得心应手：“如果心中充满爱，搞政治也就能搞出德政，如此一来，治理天下还不比包个饺子都容易——整个天下仿佛全在你的手心里，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等孟子得出了这个结论，该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了：不会吧，治理天下哪能这般容易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还不连憨豆先生都能当总统了！

——憨豆先生听了孟子这番逻辑，马上把腰杆一挺，信心陡增：好啊，看来我也能当总统……不对，还得再兼一个联合国主席！——这就是励志书的作用。

孟子大概也想到了自己的这个结论过于惊世骇俗，可这没关系，孟子回过头来带着大家一步步地梳理他方才的论证过程，“嘿嘿，我会语重心长、循循善诱的。”

孟子说：“有人怀疑我的话是吗？好，那就先回来审查一下我的大前提。我的大前提是什么来着？”

公孙丑搭下茬：“每个人都有同情心。”

孟子点了点头：“不错，每个人都有同情心，难道不是吗？现在我来进行情景教学，大家看大屏幕：中间有一口井，旁边有一个小孩子正向着井沿爬过去，眼看就要掉下去了。危险！怎么办？”

投影仪的大屏幕上，小孩子越爬距离井沿越近了，整个教室的人全都紧张得屏住了呼吸，只有孟老师环顾教室：“我们该怎么办？”

“啪——”一声怪响，一阵奇怪的闪光，大屏幕上突然没有图像了，大家正在疑惑，只见公孙丑蹲在墙根，手里握着电源插头，显然是刚刚从插座上拔下来。公孙丑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感叹一声：“老师，我把那孩子救下来没有？”

◎＃￥％……※×

课堂上好容易才恢复了秩序，公孙丑被安排到了墙角罚站，孟子大大地喘了几口粗气，气急败坏地问：“刚才大家看见大屏幕上小孩子就要掉进井里去了，在那一刻，大家都是怎样的心情呢？”

教室里七嘴八舌的回答：“害怕！”“紧张！”“揪心！”

孟子点了点头，又问：“还有没有？”

又有人答：“刺——激！”

乒——！乓——！哎哟——！叽里咕噜——哗啦——啊呜——！这位同学在大家义愤的拳脚之下被扔出了窗外。

孟子好整以暇：“大家的这些反应，都是最直接的本能反应，然后马上就会下意识地去把那个小孩子拦住。可难道大家这样做是为了借机讨好这孩子的父母吗？难道是为了在乡里朋友之间给自己博取一个好名声吗？难道是因为讨厌小孩子的惊叫声才阻拦他的吗？都不是。从这一点来看，每一个人都是有同情心的，换句话说，没有同情心的人不能算人！”

孟子从此推论：“没有同情心的人不能算人，同样，没有羞耻心的也不是人，没有推让之心的也不是人，没有是非观念的就更不是人。对人而言，这四种心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同情心，嗯，也就是恻隐之心，是‘仁’的萌芽，羞耻之心是‘义’的萌芽，推让之心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则是‘智’的萌芽——这四个萌芽连起来讲就是‘仁义礼智’，它们就好比人的四肢一样。”

按照孟子的推论，每个人生来都是四肢健全的，所以呢，每个人生来也都在心里具备着仁义礼智的萌芽。孟子说：“萌芽是要长大的，萌芽也是能够长大的，而萌芽要是长不大，那就得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了。如果人们能够好好培育这四个萌芽，萌芽很快就能成长为参天大树，紧接着还会繁衍为茂密的热带雨林。如果仁义礼智都长成热带雨林了，那么安定天下百姓也就是手到擒来的事了；可萌芽要是总也长不大的话，那就惨了，别说安定天下百姓，就连老爸老妈都养活不了了。”

——这就是孟子励志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四心”“四端”和“四德”，这是心学的奠基之论，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

用原文的语言来说，“四心”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四端”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四德”是：仁、义、礼、智。

孟子的励志观点是：成为圣人，乃至圣王的基础条件是每个普通人身上都具备了的，或者说，人的天性全都一样，都是善的，你如果把善发扬光大，那就是圣人、圣王，可如果你小子最后成了大坏蛋了，那并不是因为你天生就头上长角，而是因为你身上善的萌芽没有被浇水、施肥，所以夭折掉了。

这番话最鼓舞人心的是：我们大家和圣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圣人有“四心”，我们也一样都有“四心”，只要我们也好好把“四端”培育好了，我们也可以成为圣人、圣王，这看上去没什么难的！

——圣人和圣王真就像孟子说的这么好做吗？待会儿再表，先看看这个“四德”：仁、义、礼、智。这些我们都很熟悉啊，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修养当中一直都很讲究这些啊……可是，咦？！

揉揉眼睛，再仔细看一看，好像有点儿别扭似的！

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哦，知道了，我们惯常不是这么说的，而是说“仁、义、礼、智、信”，是五个字，最后还有个“信”呢！仁义礼智信，这么连起来一读才觉得顺口。孟老师呢？哪里去了？赶紧来解释一下您老这套理论里怎么唯独缺了一个“信”啊？

有索隐癖的人这回可该来了精神了：哈哈，孟圣人这里居然漏掉了一个“信”字，这肯定是有深刻原因的，肯定是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的，肯定是留了这么个暗号让后人来破解的！

索隐派这么说，有什么先例没有？

倒也不是没有。传说中有一副对联就是采取这种手法的，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两个大字：“南北”。这是什么意思呢？呵呵，巧妙得很。上联的意思是：缺“一（衣）”。下联的意思是：少“十（食）”。横批是说：无“东西”。连起来就是：缺衣少食无东西。

骂人也有用这种手法的，比如，你正在古代当官呢，官声不错，老百姓都夸你：“我们大人又懂礼，又仗义，为官还特别清廉。”——你听到这话以后，千万别急着沾沾自喜，要想想，并称的四个字应该是“礼、义、廉、耻”，现在大家用“礼、义、廉”来夸你，那意思其实是骂你“无耻”。

——孟子的“仁、义、礼、智”唯独缺少“信”，难道也这样蕴藏深意不成？

“无信”，嗯，不知道是在说谁，讲不通啊！

或者孟子根本就不认为人的身上天生具备“信”的萌芽吗？可他也没有特别说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宋朝的大圣人程颐当年也曾为这个问题伤过脑筋，“难道是孟子考虑不周，一时疏忽就把这个‘信’字忘记说了？圣人不会这么不负责任吧？他既然不说‘信’，一定有他的理由。”可到底是什么理由呢？程颐找来找去，还终于让他给找到了，“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诚心为四端，则信在其中矣。”

说实话，程颐这个解释可有点儿牵强。朱熹在后边一看，得了，还是我来解释吧。朱熹说：“‘信’这个家伙就好比五行体系里的‘土’，没有固定不变的位置和形式，虽然如此，另外那四行却都要靠了‘土’才能显形。（我们这样来理解吧：金能离开土吗？如果没有矿山，金属从哪里来呢？木能离开土吗？如果没有土，连一棵草都长不了。水要是没有土，就像海洋没有大陆架。火要是没有土……火要是没有土……我还真解释不清火为什么非要有土，反正朱熹就是这么个意思，各位就别跟我较真了。）所以说，‘土’对于五行中那另外四行来说，是始终跟它们在一起的。‘土’和‘金、木、水、火’的关系就如同‘信’和‘仁、义、礼、智’的关系——反正意思是说，孟子虽然在‘四端’里没有提到‘信’，但其实这‘四端’里一直都是有‘信’的。”

——程颐和朱熹的解释有没有道理，大家自己判断，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传统相声，叫《扒马褂》，说是某甲经常信口开河，而某乙受了某甲家里人的好处，陪着某甲到处给他圆话。有一次某甲说昨天刮大风，这风实在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把井都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某甲这么一说，别人自然不信，这时候某乙出来了，硬是把这话给说圆了！

某乙也是憋了半天，最后的解释是：那个墙不是砖墙，是篱笆墙，篱笆墙东边有一口井，风把篱笆墙刮到井的西边去了，所以猛一看上去就是“大风把井都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励志：个人努力真的重要吗？

被孟子励了志，感觉不免轻飘飘的。看来圣人也好，圣王也罢，要论基础，和我们一般人也没什么两样啊。周武王能成圣人，能打下那么大的江山，我为什么不能？如果周武王做得到，我处处发扬我的“四心”，培育我的“四端”，以周武王为学习楷模，我不是也能做圣人了吗？

——听上去真的如此，可现实告诉我们，典型永远是典型，你别看人家周武王行，换你你就不行。孟子的“四心”“四端”说自有他的道理，也会在一些后学者身上发挥显著的功效（后儒们真有靠着这种精神成名的），可要拿现代眼光审视一番这一理论的普遍意义，却会发现结论并非如此。

对一个人的成就起决定作用的到底是什么因素呢？

按孟子的励志说法是：全在于你是否把自己的“四心”“四端”培育好了。

而按现代励志书的老生常谈，这个问题的答案大致会有以下种种：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自信决定未来；个人努力压倒一切……

事情真是这样吗？书里会给你举一大堆例子：洛克菲勒如何如何，松下幸之助如何如何，比尔·盖茨如何如何……

——但是，可以拿特例来说明普遍意义吗？

如果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做个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看看科学的结论会是什么，我们可能大吃一惊。西方的确有学者和科研机构做过这样的研究，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结论是：对一个人的未来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一个人的出身，其次是运气，个人努力相比之下是最不重要的。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布坎南（我在上本书中大略介绍过他的公共选择理论）补充奈特的结论，认为还有一个因素是“个人选择”，其实呢，这个所谓“个人选择”我倒觉得也是可以分解到“运气”和“个人努力”这两项之内的。所以，从统计分析上看，出身才是头等重要的因素，一个食人部落的土著成长为中产阶级的概率绝不会和一个发达国家的大法官之子差不多的。这在二十一世纪的西方世界是如此，在两千多年前孟子时代其实更是如此。

出身对一个人未来的决定作用或许可以这样比喻：树上拴着狗，拴狗的绳子的长度基本上限制着狗的活动范围，有可能绳子足足十米长而狗却很懒，最多只在八米的范围里活动，也有可能绳子只有两米长，而狗很有冲劲，能把活动范围扩大到两米一的半径，当然，最令人叫绝的还是那些靠超常的力量、勇气和毅力挣脱了绳子的狗，它们跑出去好远好远——这样的狗最后就成为了我们励志图书里的光辉典型。但科学的统计分析告诉我们这些狗只是特例，而科学精神又告诉我们千万别把特殊混淆成一般。

对于一般的狗来讲，听听励志讲座，看看励志书，或许能把自己的活动范围稍稍扩大一些，但要想因此而挣脱绳子跑出很远去，可能性是不太大的。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看孟子的“四心”“四端”之说，他老人家道理虽然不错，可他是不是说得有点儿大了呢？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孟子所谓的这“四心”真的都是属于人的天性范畴之内的吗？孟子这里举例子其实只举了一个“恻隐之心”，这倒真是天性使然，而另外三心也都如此吗？

按照弗洛伊德“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划分，“四心”应该都属于“本我”才是，唯有如此，每个人的起点才是一样的，孟子的这一理论才是立得住的。可我们现在看来，羞恶之心似乎应该被分解为“羞”与“恶”两项，需要具体分析，而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却更像是完全由后天得来的，是属于“超我”的范畴。

而这问题背后的问题则是：人，是天性善良的吗？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先解答一个更具前提性的问题：人和动物有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就成了一个伪问题。

那，人和动物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记得小时候，教科书上对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当时我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觉得它不够有说服力，动物难道就不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吗？比如，猩猩吃蚂蚁，会折一根树枝下来，放在蚂蚁洞旁边，等很多蚂蚁爬上树枝，猩猩再拿起树枝来舔食上面的蚂蚁……在动物界，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动物一样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只是在程度上没有人类那样复杂罢了。

我小时候好奇心很重，使劲去想这个问题，希望能够想出答案。我陆续想出过很多答案，比如：人会笑，动物不会笑——后来知道动物也是有表情的；又觉得是人会自相残杀，尤其是父子相残，但这类事情不会发生在动物身上——后来知道动物社会里也有这种事情。有人说了：人有理性，而动物没有。可我看过一个科学家研究黑猩猩的记录片，惊讶地发现在黑猩猩的群体里也有谋杀、强奸、歧视等等等等，俨然就是人类社会的缩影，难道这都是由于本能，而完全没有理性成分吗？很困扰，很困扰！后来在钱锺书的《管锥编》里还看到这样一段话：“英国哲学家尝谓狗亦自有‘推理体系’，两言以蔽之曰：‘物而有，必可嗅；嗅不得，了无物。’”更困扰！

还有一个发现也让我困扰了很久：我小时候很喜欢虐杀小昆虫，手段之残忍现在想起来心里都凉丝丝的，可当时那么小，这种事也不是坏孩子教的，而完全是自发的，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我又了解到很多小孩子（甚至包括女孩子）都存在这种行为，难道人的天性里就根植着这种好杀、残忍的因素吗？长大以后读了些书，才知道这种攻击性还真就是人类（不仅仅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对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曾经有过重大的意义。

现在比较明白了：人和动物的区别问题暂可存而不论，单就人的本性来说，恐怕既不像孟子认为的善，也不像荀子认为的恶，更不像告子认为的白纸一张，无善无恶，因为这还真不是个能够拿善与恶来作为可选答案的问题。

那么，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呢？恐怕问题的答案会倾向于法家的思想——“趋利避害”。

所以，善与恶的观念既是在有了一定程度的文明之后才产生的，又因为时代、地域等等的不同而不同。五百年前一位正人君子拍胸脯凭良心做的事要拿到现在来看说不定就会被人骂死，这世界远不是光明与黑暗、天使与魔鬼、好人和坏人、清官和贪官那样简单的二元对立。——大家别以为这结论是我得出来的，也别以为这个结论是现代人才得出来的，庄子在《齐物论》里早已种下过一些萌芽了。

性善一说是儒家主张中影响极为深远的一项——在政治思想上，它是“好人政府”的基石，呼唤圣主清官；在人生哲学上，它既凸现了榜样的力量，又强调了榜样的可学习性，让大家认识到：尧舜行，我也行！

看过“四心”和“四端”，会发现儒家的励志功夫是很有一套的。我在上本书“梁惠王篇”里不是介绍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怎么这么巧，也是四项？！其实儒家的这套道理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其实都是一以贯之、差不太多的：小心培养自己心中那一点爱心小火苗，火苗要越搞越大，爱心的辐射面要越来越广，逐渐感染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最后把爱心洒满人间——到这时候你就成了圣人了。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孟子对求职者的重要忠告

<small>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small>

如果你正在求职，对这一节一定要认真学习。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求职的时候别只关心眼前的薪水高低，更要考虑行业的特殊性质和发展前景。孟子比我们早两千多年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孟子劈头一问：“步枪制造商难道就比防弹衣制造商要坏吗？”

然后具体解释：“步枪制造商唯恐他厂里生产出来的枪打不死人，防弹衣制造商却恰恰相反，唯恐有人穿着自己厂里生产出来的防弹衣却还是被人拿枪打死。巫师和木匠也是这么一对儿，巫师总希望能把别人的病给治好，木匠却总是盼着人家病死——死的人越多，自己打出来的棺材销路才越好。所以，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年轻人：求职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地选择行业。”

不要入错行，这道理似乎简单得很啊。比如说，你要是生得瘦小枯干，那最好就别去夜总会做打手，可孟子说这话的出发点却不在这里。

孟子向教室里巡视一圈，忽然问道：“孔圣人当年谈过‘美’，你们可知道什么叫‘美’？”

小男生回答：“舒琪！林志玲！”

小女生回答：“布拉德·皮特！贝克汉姆！”

孟子气结，点名问道：“公孙丑同学，你来回答，什么是美？”

公孙丑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老师，不兴您这样的，我叫公孙丑，您偏偏挑上我来问什么是美！”

孟子险些哭了出来，半晌才说：“算了，我来告诉你们吧。当年我们的祖师爷孔子说了：‘里仁为美。’”

“老师，请您讲课用普通话！”

“好吧，用普通话。所谓‘里仁为美’，就是说‘仁’是最美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和‘仁’住在一起，这才美呢！——这就涉及一个给自己选择住所的问题，嗯，不少人现在都在买房子，对了，公孙丑同学，听说你正准备买房子呢，你是贵族子弟，说说你准备买什么样的房子呢？”

公孙丑站起来回答：“我刚托人准备买几套一千平米左右的经济适用房呢。”

孟子点了点头，不置可否，接着提问下一个同学：“乐正子同学，你是高级白领，说说你准备买什么房？”

乐正子干咳了两声，说：“我前几天相中了一套商品房，广告上说这个小区是‘高尚社区’，所以，我想，我要是买了这里的房，那就是和一群高尚的人做邻居了——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孟子一挑大指：“乐正子同学的选择深合孔圣人的精神。同学们不要学公孙丑，要学习乐正子。孔子说过‘里仁为美’，又说‘择不处仁，焉得智’。意思是说，住就要住在充满‘仁’的精神的高尚社区，而像公孙丑同学那样买房子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考虑这个原则，简直就是没脑子！我们买一个房子，很可能是要住一辈子的，同样，选择一个行业，也很可能一辈子一直干下去的，所以，我们的选择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孟子接着说：“我们都知道爵位是尊贵的，可我们更要知道，仁德才是最尊贵的爵位，它是由上天赐予的，同时，仁德还是最高级的住宅，比带游泳池的别墅更让人住得安稳舒适。我这做老师的可是指给了你们一条明路啊！可谁要是天堂有路偏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偏偏要选择那种不仁、不义、不礼、不智的生活，嘿嘿，那就等着给人当奴仆吧！等真当了人家的奴仆时再觉得害臊，那就等于步枪制造商以造枪为耻，等于给棺材铺供货的木匠以打造棺材为耻——你都已经干上这行了，还能怎么办呢？所以呢，最好还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路选对了，免得日后后悔了又没办法。”

孟子接着又做了一个重要的比喻：“对‘仁’的追求就好比射箭，射箭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姿势摆正确了，然后才瞄准靶心，射出一箭，如果这一箭射偏了，你只射了三环，别人却射了九环，这你可没理由去怪别人射得比自己好，而应该‘反求诸己’，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记住哦，“反求诸己”，这也算一个重要概念，直到今日也还很有实际意义的——李敖在大陆的演讲不就一再强调过这四个字吗？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被误解的“与人为善”

<small>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small>

孟子站在讲台上，半天不说话。同学们正在奇怪呢，只见孟子突然一拍桌子，大声吼道：“公孙丑，你这个卑鄙小人！”

所有人都是一愣，公孙丑更是大惊失色，不知道哪里惹到老师了。

孟子二目圆睁，直勾勾盯着公孙丑，恶狠狠地说道：“你这小气鬼，交学费总是拖拖拉拉的，亏你还是贵族子弟呢！呸，真给贵族丢人！”

公孙丑连忙站了起来，尴尬地辩解道：“老师，我学费才晚交了一天，而且，而且，我也不是故意的，是前一天晚上喝酒喝多了——”

孟子更怒：“儒家弟子居然跑去酗酒，这更不像话！”

公孙丑连连摆手：“学生不是故意酗酒，是乐正子他们几个在夜总会瞎闹，轮番拿酒灌我！”

“嗯——？！还去混夜总会？！”

“不是，不是！”公孙丑满头是汗，“我不是故意去的夜总会，都是因为前一天我把乐正子订的海洛因不小心搞丢了，这才摆个酒局赔罪的！”

“啊——？！居然还贩毒？！”

公孙丑更慌了，“不是，不是，学生哪能贩毒呢，学生只不过兼职给斧头帮的毒品事业部做鲁国的首代而已！”

“好哇，还混黑社会——？！”

公孙丑都快哭出来了：“老师，学生不想混黑社会的，都是因为有一次学生到红灯区去玩，没想到中了歹人的圈套，从此就被黑社会讹上了！”

“什么，你还嫖娼——？！”

“不是，不是，都是因为……”

“算了，你就别说了。”孟子无奈地摆了摆手，“再说下去的话，可别再把什么陈年的凶杀案给带出来。”

公孙丑这才“咕咚”一声坐了下去，脸色惨白，无助地面对着同学们投来的异样的目光。

孟子沉吟片刻，这才说道：“同学们，方才我不过是拿公孙丑同学做个试验，看看当有人指出他的过错的时候他会是什么反应。”

全班同学再一次把目光转向了公孙丑，神色各异。

孟子接着说：“大家也都看到了，公孙丑同学的修养还是远远不够的，一听到批评，马上就慌了神，立时就要给自己辩白。其实呢，常人都是这类的反应，还有不少人甚至会恼羞成怒，对批评自己的人反唇相讥，破口大骂。——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也不例外，大家要是不信，可以上上那些知识分子比较活跃的论坛看看，那里边的粗话、脏话、人身攻击一点儿不比红灯区里少。”

公孙丑闷头坐在底下，心中暗骂：“靠，我何尝不想恼羞成怒啊，可谁让你是老师，我是学生呢！”

孟子叹息一声：“唉，我来给你们讲一个人——子路，他是孔子的弟子，也就是你们的师叔祖。子路这人很不简单，他在遭到批评的时候，高兴得就跟过节似的。”

“啊——？！”全场皆惊：这实在不是一般人的境界！

——把话头稍微岔开，且说某村有一位屠夫张三，有一次和同村的铁匠李四聊起梁山好汉来。张三说：“我最佩服的是黑旋风李达，这对板斧使的，嘿，真是绝了，比独孤九剑都厉害！”

李四嗤道：“什么李达呀，你连人家名字都叫错了，那是李逵！”

张三把眼一翻：“李达！”

李四把嘴一撇：“李逵！”

“敢不敢打赌？”

“有什么不敢的！赌二两银子好了，咱们去问王秀才！”

两人找到王秀才，讲了原委。王秀才“嘿嘿”一笑：“李四，你输了，人家明明叫李达，哪来的李逵呀？”

李四差点儿气吐了血，不得已输了张三二两银子。

一连几天，李四就是压不住胸闷，恨恨地来找王秀才：“明明是李逵，亏你还是我姐夫，你为什么帮着张三说话！”

王秀才好整以暇：“就因为我是你姐夫，我才特别帮你的。”

李四一窘：“啊？！你害我输了二两银子，又丢了人，怎么还说是帮我？！”

王秀才说：“你无非丢了一次人，亏了二两银子，可那个张三，却会因此牢记‘黑旋风李达’，以后他会丢一辈子人！哈哈哈哈！”

孟子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学习子路，挨了批评就很高兴，这样才能快速地提高自己。——儒家的修身是很讲究这个的，不过，世上真有几个人能做到闻过则喜呢？闻过则怒才是人之常情，能够怒而不马上发作，静下心来琢磨琢磨，这就已经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孟子高度赞扬了子路，接着又说：“其实呢，子路之外还有牛人，大禹就是一个！大禹要是听到对自己有帮助的话，当时就能来个三鞠躬。嘿嘿，这都不算什么，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再给你们讲讲舜的为人。舜的特点是：善与人同。”

什么叫“善与人同”呢？前面说的子路也好，大禹也好，虽然很能够听取批评，但是，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可在舜那里就没有如此分明的人与我的界限了：你的优点就是我的，我的优点就是你的，随时随地学习别人的优点，也随时随地用自己的长处影响着别人。舜没有偏见，也从不固执己见，谁说得对就听谁的，谁有什么长处自己就马上学过来。舜这一辈子，种过地，烧过陶，打过鱼，做过天子，他身上有数不清的优点，这全是他从别人那里学过来的，他同时也影响着别人，让自己和别人一起提高，一起做好事。君子最高的美德就是和大家一起做好事。——《孟子》这句话的原文是“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与人为善”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

现代人大多已经不知道“与人为善”的本意了，现在的一般用法是：你处心积虑地想要排挤掉同事张三，这时候同事李四劝你说，“还是与人为善吧，放那小子一马！”

“与人为善”若从原意上看，确实是修身的极高境界，这道理如果再往深里挖掘，就会碰到儒家的经典主张“中庸之道”了。在《中庸》这本书里，舜就是作为“中庸之道”的化身出现的。这个问题且容后再说。

读古书最怕较真的人，这些人现在肯定会问：这位舜圣人真就这么了不起吗？你有足够的证据没有？

——还真没那么多证据，反正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如果你是儒家学子，那就埋头去读四书五经好了，杂书少看，这样才容易保持思想的纯洁。书如果看多了，麻烦也就多了。韩非子书就看得不少，边看边挠后脑勺，“怎、怎么，儒家说的尧舜和、和墨家说的尧舜，很、很不一样啊！他、他们都说自己说的尧舜是、是真尧舜，可到底、到底谁说得对呀？”

——请大家原谅，韩非子口吃。

谁真谁假，早已是死无对证的事，古人历来都有托古改制的风气，我们这里只要知道孟子的主张是什么也就够了。

还可以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舜的“善与人同”。

《周易》的《序卦》里说：“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序卦》是把所有六十四卦排成顺序串讲一遍，这里串讲的是“同人”和“大有”两卦。（看看，令狐冲那位单纯的师弟陆大有，名字就是出自这里，别以为金大侠给小配角起名字就胡乱拿两个俗字来用。）这两句是说：事物不可能永远处于闭塞、不通畅的状态，所以发展下来就发展到了“同人”卦，能够和人相同的人，事物都会归向于他，所以发展下去就到了“大有”卦。

如果舜的“善与人同”从这里来看，那就是“与人同者，物必归焉”，顺理成章该做领导了。不过《周易》里的这个“善与人同”渊源于“同人”卦，而“同人”卦的卦爻辞若联系上下文看，所谓“同人”更像是聚集众人的意思，而只有当领导的才能聚集众人。也有人解释为“和大家心往一起想，力往一起使”，这也像是在说领导。所以，如果舜是“和大家心往一起想，力往一起使”，倒也是“善与人同”呢。

卷一 公孙丑章句上 柳下惠姓甚名谁

<small>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small>

<small>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small>

孟子又拿伯夷来说事了，“伯夷这个人，如果君主不是自己所认可的君主，那他就不会在这个君主的手底下做事；如果不是自己看得上眼的人，那就不会跟这个人交朋友；如果朝廷里全是坏蛋，那八抬大轿请他去当官他也不会去；要让他跟坏蛋说说话，那对他来说就好比穿一身巴黎名牌睡地下通道。大家不妨再想一想，像伯夷这样的人，要是跟乡里的俗人待在一起，那人歪戴着帽子，伯夷会怎么做呢？”

有学生回答：“歪戴着帽子？我想伯夷会说：‘你这也太老土了，这还是喇叭裤、蛤蟆镜那个时代的前卫形象呢，现在都流行露臀装了！’”

孟子把鼻子都气歪了：“歪戴帽子已经很不像话了，还什么露臀装？我呸！伯夷要是看见你歪戴着帽子，马上就远远地躲开了，生怕和你这种人站一起会玷污了自己！所以，虽然有过不少诸侯甜言蜜语邀请伯夷，但伯夷理都不理，生怕这些人会玷污了自己。”

孟子顿了顿，接着说：“再给你们讲一个人，柳下惠。柳下惠大家都知道吧？”

“知道！”

“听说过！”

“不就是那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嘛！”

“嘿，听说这小子是同性恋！”

“啊——？！”

“打住！”孟子赶紧制止住学生们的七嘴八舌，“别瞎造谣了，柳下惠可是一个好同志！”

“好同志？！”

孟子气结：“我是说，柳下惠同志是个好人！”

“柳下惠同志？！”

孟子更气：“我都被你们气糊涂了，我是说，柳下惠是个好人！”

——我先来介绍一下柳下惠。现在有些姓柳的朋友一提祖先就会骄傲地抬出柳下惠，其实呢，柳下惠并不姓柳，也不是复姓柳下。那谁能跟柳下惠攀上亲呢，我倒想起一个名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南侠展昭。

柳下惠怎么能跟展昭沾上亲呢？借此我再来解释一下古人的称呼问题。

柳下惠他们家一直都是鲁国贵族，往上追溯几辈，有位老人家公子展——前文里我已经解释过什么叫“公子”，所以这里只说“展”字。“展”并不是这位老人家的名，而是他的字，公子展有个孙子，叫无骇，无骇死的时候，鲁隐公要赐他一个“氏”，按当时的惯例，以字为氏，于是就用公子展的“字”，也就是“展”，作为这一族人的“氏”，于是才有了“展氏”。正如我们所谓的“名字”其实原本分别是“名”和“字”，我们所谓的“姓氏”原本也分别是“姓”和“氏”。这问题别说我们现代人分不清，连汉朝人都分不清，比如，我们看汉朝人的书里记载张三的生平，说张三“姓张氏”，这就是把“姓”和“氏”混为一谈了，连司马迁都犯过这个错误。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氏”也渐渐变成“姓”了。

——呵呵，我来问个蠢问题：屈原姓什么？

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屈原的，可屈原姓什么呢？是姓屈吗？

《史记》里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说屈原名叫“平”，和楚王一个姓。可楚王姓什么呢？姓芈（读“米”）。大家读史书常看见历代楚王都叫熊什么，对了，就像我的名字，熊逸，呵呵，要是笔名也能排血统的话，那我熊逸乃是堂堂楚国王族之后，坐公交车可以不买票，存自行车可以不花钱，那得有多牛！嘿嘿，谁也不许小看我哦！

——这么说来，楚国王族到底是姓熊，还是姓芈，还是姓屈啊？

答案是：楚国王族姓芈，熊是他们的氏，屈原也姓芈，屈也是他的氏。如果按照现代先姓后名的称呼习惯，我们该管屈原叫“芈平”。可你要跟别人说端午节吃粽子纪念芈平，没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姓比氏大，氏比姓小，男人看氏，女人看姓。话说回来，展氏的后人生儿育女，生了柳下惠。所以，柳下惠是展氏。

那柳下惠姓什么呢？——他们家是鲁国的贵族，很有可能和鲁国的国君同姓。鲁国的第一代国君伯禽是周公旦的儿子，周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所以，他们都姓“姬”。

这么说来，柳下惠应该是姬姓、展氏，名叫惠了？

——不全对，“惠”既不是他的名，也不是他的字，而是他的“谥号”。

“谥号”这东西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周“武”王、曾“文正”公，这都是谥号，是死后被别人给安上的。

够复杂吧？那这位柳下惠到底叫什么呢？他叫“禽”，我们还可以称呼他为“展禽”。

柳下惠在家排行老四，古人用“伯、仲、叔、季”来称呼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所以，柳下惠既然是老四，我们还可以称呼他“柳下季”。

那这个“柳下”又是什么呢？这是个地名，是柳下惠的封地，或者叫采邑。——我在上本书里介绍过什么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介绍过封建社会的“家”是什么样子，各位回忆一下就明白了。

关于柳下惠的名字还有其他说法，我就不讲了，现在就已经够复杂了。——其实换个思路也很容易搞明白：唐太宗并不是姓“唐”叫“太宗”，汉武帝也不是姓“汉”叫“武帝”，这都和“柳下惠”的性质差不多的。

——听完我介绍柳下惠的姓名问题，再接着来听孟子介绍柳下惠的为人。

孟子说：“柳下惠这个人和伯夷不一样，他不会因为在昏君手底下做事就觉得羞耻，也不会因为职位低微而感到丢人；他为官做事从不隐藏自己的真才实学，也不会违背自己的原则；赋闲在家他不会怨天尤人，处境困顿他也不会打爹骂娘。柳下惠的座右铭是：‘你是你，我是我，哪怕你光着屁股坐在我边上，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哪里就会玷污了我呢！’所以，他无论跟谁在一起都悠然自得。让他当官他就当，炒他鱿鱼他就走，你要再挽留他他也会留下来，这是因为他觉得无论当官还是下岗都无所谓。”

伯夷和柳下惠，两个人两种作风，都够与众不同的。

孟子最后做了个总结：“人家的优点要学习，人家的缺点也要警惕。伯夷的缺点是胸襟太窄，柳下惠的缺点是吊儿郎当，我们学习这两位前辈的时候可别把人家的这些缺点也一起学来。”

我们千万别因为这节内容就以为孟子看不起伯夷和柳下惠，孟子在后文的“万章篇”里说过：“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这是把伯夷、柳下惠和伊尹、孔子摆在一起，认为他们都是圣人，只不过风格不同罢了。当然，最大的圣人还是孔子。

前文讲伯夷的时候说过，儒家对伯夷、叔齐的态度是有些矛盾的，但他们对柳下惠则普遍推崇备至。汉代大儒董仲舒（就是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位）曾经做过江都易王的宰相，易王有一次和董仲舒聊天，聊起越王勾践来了。易王说：“泄庸、文种、范蠡这三位高人当初辅佐勾践灭了吴国，功劳大大的。我听说孔子曾经推崇说商朝有三位仁者，我看这越国也有三位仁者啊！”

易王紧接着就给董仲舒戴了一顶高帽子：“齐桓公事事都跟管仲商量，我如今也事事都跟您商量。”

董仲舒说：“您这么一说，倒让我想起柳下惠的一段往事。当初，鲁国的国君也像您今天问我这样去问柳下惠，说：‘我准备攻打齐国，你看怎么样啊？’柳下惠一听，赶紧摇头说：‘使不得，使不得！’事后柳下惠自己一琢磨，越想越不是滋味，说：‘我听说想做攻打别人国家这等坏事的人是不会找仁者去讨主意的，可国君偏偏找我来讨主意，这样看来，我显然算不上是一个仁者啊！’”

易王听得一愣。

董仲舒接着说：“柳下惠连这都觉得脏了耳朵，要是把您方才问我的勾践灭吴的事拿来问他，还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呢！越国别说三位仁者，一位都没有！您知道什么才叫仁者吗？仁者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像范蠡他们尽是阴谋诡计的人哪里称得上是仁者呢！所以孔门弟子当中，就连小孩子都看不上所谓的‘春秋五霸’。”

——董仲舒单以这番话来说，观点是和孟子一脉相承的：儒家强调，“义”要摆在“利”前边，“道”要摆在“功”前边。我们再看柳下惠：如果董仲舒的引述属实的话，那么，柳下惠似乎也不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人物，或者正如孟子所言，柳下惠虽然经常是一副满不在乎无所谓的态度，可在大原则的问题上还是很坚持的。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天时不如地利：一句被误读的名言

<small>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small>

孟子的这一节真是名文中的名文，可谓尽人皆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些名言差不多每个中国人都知道。

我念初中的时候，这一节是被放进语文课本里的，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当时学的时候，读也读了，背也背了，老师讲也讲了，自己稀里糊涂也就糊弄过去了，不过绝大多数人恐怕都跟我一样。不信的话，我把孟子这节的头两个字拿出来问问：到底什么叫“天时”？

别急着回答，再往下看，这是在说攻城的事，攻啊攻，结果“环而攻之而不胜”。什么叫“环而攻之”？就是把城包围起来，从四面八方一起进攻——这倒容易理解，可不好理解的是，孟老师为什么说“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难道只攻打北门，或者只攻打南门就不得天时了吗？又为什么“环而攻之”没攻下来就可以论证出“天时不如地利”？——难道在同样的时间，自然也是同样天气的条件下，没有“环而攻之”而是分而攻之，或者围城打援，最终没能得手，就不足以证明“天时不如地利”吗？

——能把这个问题解开了，一条赚钱之道也就随之打通了。

大家先想想我在上一本书里讲到的“为长者折枝”那个例子，在这个层面上，“天时”和“折枝”具有相同的意义：无非都是再平常不过的词语罢了，读书的时候眼睛稍微一转就溜过去了，其实却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般我们理解“天时”，无非这样几个意思：正值农闲季节，粮食也都收完了，大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收拾收拾一起打仗去吧；或者游牧民族趁着秋高马肥，南下欺负欺负汉人；或者趁着天干物燥，对敌人采用火攻；两个流氓打架，懂得利用天时的流氓会知道站在上风口的位置，还要背向太阳；两个女人不对付，懂得利用天时的女人会知道要趁对方来例假的时候上前撕打……

我们还是先看看朱熹在《四书集注》里为“天时”作的解释吧。

朱熹的解释非常简单，寥寥几个字而已：“天时，谓时日支干、孤虚、王相之属也。”

另一位古代的孟子问题专家赵歧也是和朱熹差不多的解释：“天时，谓时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虚之属也。”

咦，怎么没人提农闲，也没人提秋高马肥和女人例假啊？

他们这些解释看上去都很神秘，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慢慢来看：

所谓“时日支干”，“时”是指时辰，古人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古装戏里一男一女约会，男的在墙根底下转来转去，嘟囔着：“都等了两个时辰了，怎么还不来！”我们就知道他已经等了四个小时了。

最让那些喜欢读读历史书的现代人觉得讨厌的是，古人不用数字来标记时辰，要是十二个时辰按顺序从一排到十二，这多简单，可古人好像唯恐不麻烦，非要用十二个怪字来标志十二个时辰，这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个怪字，古人称之为“地支”。

说完“时”再说“日”，这里的“日”可未必就是指“一天”，而是指“十天”。十二个时辰是“地支”数，而十天则是“天干”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天干有十个，地支有十二个，这就是朱熹和赵歧所谓的“支干”——我们现在一般倒过来说，叫“干支”。古人用干支系统来标记时间，现在一般人都知道干支纪年，像“戊戌变法”就是发生在戊戌年的变法，“辛亥革命”就是发生在辛亥年的革命，天干和地支两两相配，到六十年走完一个周期，然后从头再来。其实古人用这套干支系统不仅仅是纪年的，而是从年到月、日、时无一不包。比如，说一个人的生日，是“戊戌（年），辛亥（月），甲子（日），丁未（时）”，如果数一数，一共是八个字，这就是所谓的“生辰八字”。

现在还有不少人喜欢找个算命先生给自己批批生辰八字，算过的人都知道，算命先生把你的八字批下来之后，是会像报纸、杂志分栏似的分成年、月、日、时四栏，这四栏就是所谓的“四柱”——现在不少算命网站上常有什么“四柱”“八字”的，看上去很神秘，其实它的基础就是干支系统的一套排列组合方式。

——本来是讲《孟子》的，讲着讲着怎么像是要练摊算卦了？

再看看什么叫“孤虚”。

要说“孤虚”这两个字，听说过的人恐怕不多，可要说起“奇门遁甲”，中国人恐怕没有不知道的。不错，“孤虚”就是奇门遁甲的祖师爷。

“孤虚”这套东西的全名应该叫“六甲孤虚法”，如果想把它搞得更神秘一点儿，也可以叫“六甲孤虚秘法”。据说这东西是黄帝他老人家传下来的，第一代传人叫风后，是黄帝手下的一个小弟，后来姜太公学了它才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平定天下，张良学了它才辅佐刘邦打下汉家江山。看看，这可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绝世秘技，是历代高人的不传之秘，而现在，各位简直太幸运了，因为我这就要把这门盖世绝学无私地传授给大家。

六甲孤虚法是建立在天干地支的基础上的，“孤”和“虚”各有其意。

这套法门分为两个体系，一是“年孤”和“月孤”，一是“日孤”和“时孤”——看看，前面刚讲的关于“时日”的内容这里马上就用上了。“年孤”和“月孤”的实用意义不大，我就节约篇幅不讲了，只谈谈“日孤”和“时孤”。

什么叫“孤”？天干和地支两两相配，十个天干分别配了十个地支，还剩下两个地支没地方摆，这剩下的两个地支就叫做“孤”。

为了说明方便，最好弄一块表来，得是那种传统式的钟表，十二小时的刻度齐全的，现在有些钟表设计得很时尚，没有刻度，或者只有四个刻度，这都不行。

好了，手表拿在手里，该算地支了：表盘上表示十二点的那个刻度就是“子”，然后顺时针来看，一点的位置就是“丑”，两点是“寅”，照这个顺序排列下去。排完了你会发现：十二点是“子”，六点是“午”，一个在最顶端，一个在最底端，两端之间拉上一根直线，这就是所谓的“子午线”——干支系统既表示时间，也表示方位，宋朝李弥逊有一句诗，叫“辛壬癸甲常为客，南北东西只问山”，写得很有趣，对句里的“南北东西”和起句里的“辛壬癸甲”其实全是一回事。那么，如果把干支画在地图上的话，“子”就是正北，“午”就是正南，北京故宫的建筑群就是按照这个子午线来布局的，北京发展到现在，原来的子午线就成了中轴路。

现在你要和敌人打仗，日子已经定好了，这时候就要算出你的“日孤”。十天是一旬，这十天当中的每一天在干支体系里都用一个天干和一个地支配对来表示。十个天干分配在十天里，恰好一天一个天干，可十二个地支分配在十天里却剩下两个，这两个就是“孤”。

现在假定你已经算出了你的“孤”是“子”和“丑”，这时候就该去找“虚”了。

把你那块手表拿出来，我们已经知道，“子”是十二点的那个刻度，“丑”是一点的那个刻度，如果这两个刻度是“孤”，那他们对面的两个刻度就是“虚”。在这个例子里，“虚”就是六点和七点的刻度所在，按古人地支的说法，就是“午”和“未”。

知道了“孤”和“虚”，有什么实际作用吗？

——作用大大的！

六甲孤虚法的原则就是四个字：“背孤击虚。”也就是说，你要把自己的军队安排在“孤”的方位上去攻打处于“虚”的方位上的敌人。用上面那个例子来说，你和敌人在方位上的关系应该是：你在子、丑（正北和正北稍稍偏东），敌人在午、未（正南和正南稍稍偏西），这样你的胜算就会大大增加。

大家别以为像什么诸葛亮排八阵图、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等等神奇阵法都是小说家言，古代不少将军是真研究过这一套的，管用不管用不好说，不过倒有那种将计就计打胜了仗的：有人算计，敌人明天要是按照“背孤击虚”的法子来打我，一定会从东北方的那条小路打过来，我得赶紧在那条小路两边安排好伏兵！

大家也别以为这套东西只在古代行军打仗时有用，其实现代社会依然有人用它。

一旬有一旬的孤虚，一天有一天的孤虚，一个时辰也有一个时辰的孤虚，你如果约了人在明天下午两点钟谈判，就可以事先把明天下午两点的孤虚推算出来，如果地点是你们公司的会议室，那就更好办了，把对方的座位安排在“虚位”，把你自己的座位安排在“孤位”，这样你就可以“背孤击虚”，胜算大增。——假如你是一位大老板，马上要有一个重要谈判，心里没底，请我熊半仙来了，我是姜太公的第一百二十代玄孙，祖上秘传六甲孤虚法，有神鬼莫测之机、翻天覆地之法。可等我给你这么一排完了，你倒起疑心了：“什么六甲孤虚法？听名字很神秘，怎么算起来这么简单？这么简单的东西能可靠吗？”

你的这种疑虑古人早就有过：这东西看来只有搞复杂了，搞出技术壁垒了，才能取信于人。那，怎么搞复杂呢？老办法——加料！

加进去阴阳和五行。

我们现在看一些专业级的算命大师算起命来一套套什么阴阳、五行、八卦，和四柱八字之类的搅和在一起，最后批给你一张纸，复杂无比，其实在古代，阴阳、五行、八卦本来全都各是各的，谁也不挨谁，是靠了一代代人不懈的努力，最后才全给捏在一起了。孤虚也不例外，干支分了阴阳，然后又配上了五行。和上本书讲的原理一样，这些东西通常都是有脉络可循的。干支分阴阳是怎么回事？《礼记》里讲占卜，说过一旬里的十天，单数的日子是“刚日”，双数的日子是“柔日”，这“刚柔”其实和阴阳没什么区别，无非说法不同而已。“十翼”之一的《说卦》讲卦爻的来历，说立天之道是阴和阳，立地之道是柔和刚，立人之道是仁和义，这就把阴阳、刚柔、仁义给掺和到一起了，听上去似乎也很有道理。再说说掺和进来的“五行”，前文里朱熹和赵歧为“天时”作注，除了“孤虚”之外不是还有个“王相”吗，这个“王相”就是五行的概念。

说“王相”，十个人里恐怕有九个不明白，可要说“旺相”，就会有一些人觉得眼熟了。“旺相”和“王相”是一样的。那，这和五行有什么关系呢？五行不是“金、木、水、火、土”吗？不错，可除此之外还有五个字，叫做“旺、相、休、囚、死”，找江湖大师算过四柱八字的人可能见过这几个字，这五个字的头两个字不就是“旺相”吗？

对这几个字的解释就连专家都犯过错误。王力的《古汉语字典》里解释“旺相”为：叠韵连绵字，第一种意思是“得时，运气好”，例句是王充《论衡》里的“春夏囚死，秋冬旺相”。——“得时，运气好”这个解释大意不错，可这两个字其实是分别的两个词，而不是“缠绵”一类的叠韵连绵字，所以，例句《论衡》里的“春夏囚死，秋冬旺相”正确断句应该为“春夏囚、死，秋冬旺、相”，这里的“囚、死、旺、相”正是“旺、相、休、囚、死”这一套五个字里的四个。王老前辈没学过算命，所以智者千虑也在这里出了个小小的疏漏。（我给自己声明一下：侏儒虽然看见了巨人的一粒头皮屑，可巨人依然是巨人，侏儒依然是侏儒，我可没有对老前辈不敬的意思。）

“旺相”这套东西是和五行配起来用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从最好到最差的五个分数。比如，春天来了，五行里的“木”就是最得时的，也就是“木旺”，火的状态稍微差一些，这就叫“火相”，然后是“水休”“金囚”“土死”，到了夏天再换一换。这套东西配上前边讲过的孤虚，再配上八卦什么的，就变得无比的复杂，变得只有专家才能掌握——当然，也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就到这里了，我就不再详细解释了，这套东西要真想讲清楚了一整本书都讲不完，我可不想把话扯得离主题太远了。嗯，话说回来，“天时不如地利”（说到这儿我都快忘记要讲的是《孟子》了），什么叫“天时”？

答案是：六甲孤虚法这类东西才是“天时”。

大家仔细读读原文，看看为什么要“环而攻之”？为什么不是“使劲而攻之”？不是“拼命而攻之”？这是因为：如果“环而攻之”，你的部队把敌人围起来，四面八方一起打，无论在任何时间也总会有一处攻打的方位是合乎孤虚、旺相等等的要求的。你就算不会算干支，不会排孤虚，不会演旺相，可你就是蒙，也一定能有蒙对的时候。如果“环而攻之”都没攻下来，那就足以说明“天时”的作用是有限的，人家城高池深，你再得“天时”之利也拿人家没办法，所以才证明出“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费了这么多口舌，解释这个“天时”，嗯，好像说得很有道理哦。

可我说得就一定对吗？呵呵，也不一定！

清代有位朴学家周柄中，琢磨这个问题，把重点放在了“环而攻之”的“环”字上。他老人家从《周礼》里找出佐证，认为所谓“环”并不是把敌人包围起来，而是指一种占卜活动——打仗之前先占卜，神灵要说你能赢那你再打。所以呢，“环而攻之而不胜”意思就是占卜占了个大吉大利，可真一发动进攻，却发现老天爷刚才是跟你开玩笑！

那，周柄中就说得对吗？呵呵，也不一定。不过呢，“天时”跟一些虚头八脑的东西脱不了干系，这看来是错不了的。

看看，什么叫“天时”，看似很简单，其实很复杂；看似不是问题，其实很是问题。读历史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情况，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如果深究一下的话会发现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我在上一本书里已经提到过“礼仪之邦”“炎黄子孙”“封建社会”等等，其实还多着呢，你若不信，不妨自己查查什么“龙的传人”“上下五千年”之类，我们习以为常却又似是而非的历史概念如果一一考证的话，足以写一本厚书了。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别把“人和”当团结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真是一句令千古百代之人受用不尽的至理名言啊！瞧孟老师这话说的，多了不起！

——可是，这话真是孟子的原创吗？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这句话意思相同而字面稍有出入的话，孟子同时代的人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但版权究竟在谁手里，后人早已经弄不清了。我们不妨偷偷懒，就当是孟子说的吧。孟子接着说：“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

——怎么又停下了？难道这句话也有问题吗？

如果抱着刨根究底的心态读书，也许每句话都能读出问题。

我们先看一篇晋朝人的奏疏，看看晋朝人是如何深入学习孟子思想，并用孟子思想指导实际的政治事务的。这是段灼写给晋武帝的奏疏，语言不难懂，斜体字依旧是我的按语：

<small>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围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时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谷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em>开篇一段全是引用我们刚刚读过的孟子这一节的内容，只是文字稍有出入罢了。那时候的人还不流行写文章要注明出处呢，要放在现在，如果是通俗读物，前面至少要加“孟子曰”，如果是严肃一些的书，就要注明引自《孟子》，某某出版社某年版第某某页。</em></small>

<small>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结固人心。人心苟和，虽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虽金城汤池，不能守也。<em>拿“古之王者”说事，这种作风我们已经见得多了，儒家知识分子一贯如此。段灼继续阐发孟子的“人和”思想。</em></small>

<small>臣推此以广其义，舜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而天下自理，由尧人可比屋而封也。<em>“推此以广其义”——这是典型的孟子式逻辑：推己及人、推小及大、推近及远等等，这种逻辑已经在上本书讲“梁惠王篇”的时候介绍过很多了。段灼往下树典型，毫不意外，一个是尧、一个是舜。儒家六大典型：尧、舜、禹、汤、文、武，翻来覆去被后人引用发挥。</em></small>

<small>曩者多难，奸雄屡起，搅乱众心，刀锯相乘，流死之孤，哀声未绝。故臣以为陛下当深思远念，杜渐防萌，弹琴咏诗，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协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em>告诉皇上要对大家施加恩德以达到孟子所谓的“人和”，这是政治的重中之重。最后两句还是直接引用《孟子》：“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这两句我们前面已经见到过了。</em></small>

<small>是故唐尧以亲睦九族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为急，明王圣主莫不先亲后疏，自近及远。<em>段灼再做论证，举的例子是尧和周文王，还没出儒家六大圣人之列。段灼的意思是：前面虽然说了要广泛施加恩德以达到“人和”，但这施加恩德是有先后次序的，有好处应该先给亲人（具体到眼下就是皇亲国戚们），等把亲人们都安抚好了，然后再推而广之。换句话说，就是先让皇亲国戚吃肉，再给人民群众喝汤。——乍一看很反动是不是？其实从孟子的一贯逻辑来看，推己及人、有尊卑、有先后，还真就是这个道理。要是把肉和汤全搅和匀了，然后平均分配给皇亲国戚和人民群众，这样的革命性的主张可绝对不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为儒家所反对的。但儒家同时也反对另外一种极端：统治阶层不但把肉自己都分光了，连汤也不愿意给人民群众留一点儿。</em></small>

<small>臣以为太宰、司徒、卫将军三王宜留洛中镇守，其余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必抚下犹子，爱国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迁，连城开地，为晋、鲁、卫。所谓盘石之宗，天下服其强矣。虽云割地，譬犹囊漏贮中，亦一家之有耳。若虑后世强大，自可豫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则枝分叶布，稍自削小，渐使转至万国，亦后世之利，非所患也。<em>这段开始论述针对当时具体问题的具体措施，建议皇帝既要好好分封，又要防止诸侯将来会尾大不掉，所以应该仿效汉武帝“推恩令”的做法。这段里典型的儒家思想是：“君臣分定，百世不迁。”这就是“礼仪之邦”的最高追求。这个问题，《孟子》后文还会讲到，我们也到时候再说。</em></small>

<small>昔在汉世，诸吕自疑，内有硃虚、东牟之亲，外有诸侯九国之强，故不敢动摇。于今之宜，诸侯强大，是为太山之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魏法禁锢诸王，亲戚隔绝，不祥莫大焉。间者无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诸侯。上不象贤，下不议功，而是非杂糅，例受茅土。似权时之宜，非经久之制，将遂不改，此亦烦扰之人，渐乱之阶也。夫国之兴也，由于九族亲睦，黎庶协和；其衰也，在于骨肉疏绝，百姓离心。故夏邦不安，伊尹归殷；殷邦不和，吕氏入周。殷监在于夏后，去事之诫，诚来事之鉴也。<em>这段是列举历史的经验，重点还是在“人和”二字。段灼认为：国家的兴盛，要靠皇亲国戚亲如一家和黎民百姓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只有上上下下各个阶层都达到和谐了，国家才能好起来。而什么情况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呢？那就是皇亲国戚们十个人十二条心，老百姓也对统治者离心离德，毫无信任感。</em></small>

段灼这篇奏疏，在当时是以孟子的“人和”思想来指导政治方针，我们现在读来，正可以把它当做对孟子论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一节的详细阐释。

同样一个概念，古代也有，现代也有，我们就很容易拿现代的概念去理解古代的概念。没有人不知道“人和”，可是，作为儒家政治理想的“人和”却不完全是我们平日里对这个词的理解。想了解孟子的“人和”，就要结合《孟子》的上下文来看；想了解儒家的“人和”，就要结合历代儒家的思想主张来看。

“人和”不仅仅是团结，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要能够各安其位，当官的好好当一辈子官，种地的好好种一辈子地，甚至，当官的好好当几辈子的官，种地的好好种几辈子的地，各个阶层、各个等级和睦相处，当官的不欺负种地的，种地的也不眼红当官的，分到肉的别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分到汤的也别喝着稀的还惦记着干的——这样的社会，才是儒家“人和”观念的最高境界，即便像孟子这样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的人说到底也还是儒家，脱不了儒家思想的大框架去。

由此多说两句：读古书既然要尽量体会古人的原意，就既要提防现代观念对古代观念的不经意的曲解，也要提防一些形容词。——需要重点读形容词的书一般是文学书和艺术书，需要重点读名词的书一般是历史书和思想书。

曾读过一本书，其中讲到古代东西方建筑材料的不同，说中国人用木头，西方人用石头。——嗯，我把这样的话叫做名词的语言。然后作者接着说，我们中国古人用的是“温暖的木头，而不是冰冷的石头”，看，事实没有改变，但加了两个形容词，感觉就不一样了，一种民族自豪感便在我心头油然而生了。

但是，随后我一琢磨：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来表达同样的内容，他会怎么说呢？

——在不改变“中国人用木头，西方人用石头”这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他可以这样来说：“我们西方人用的是坚固的石头，而不是容易朽烂的木头。”这同样也能激发出洋人的民族自豪感来啊！

这两种说法有哪个是错的吗？哪个都没错！它们陈述的事实其实是完全一样的，而各自所用的形容词也全都是非常贴切的。

那么，同样的，如果有人想提倡泛神论，他也可以说：“中国人用的是曾经有过璀璨生命历程的木头，而西方人用的则是无知无觉的石头。”

你还可以造出许多这样的句子来，每个句子的倾向性和情感诉求各不一样，但我觉得如果是读历史，遇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还是尽量把它们还原成原本的“名词的语言”。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孔乙己读书法

概念问题完了还有细节问题。

读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陶渊明式的，叫做“好读书不求甚解”，这一类的典型代表还有个诸葛亮，诸葛亮读书往往是“观其大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看个大概，把中心思想差不多搞明白了就完了；还有一种是孔乙己式的，叫做“寻章摘句老雕虫”，看到一粒茴香豆，就要琢磨琢磨这个“茴”字有几种写法。

不知道各位当中有没有第二种读书人？要想知道也容易，我搞个测验，一测便知：《孟子》这一节里说的到底是几里之城，几里之郭？

对这个问题没感觉的人就属于陶渊明和诸葛亮式的读书人，恭喜你了！

下面我来给出答案：

孟子说的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可方才段灼的文章里引用孟子的话，却说的是“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且分别说了两次，全是“五里之郭”。不信就再仔细看看：“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围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时不如地利。……虽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

“三里之城”都一样，可这个“郭”到底是五里还是七里呢？

——有人会问了：这个问题很重要吗？好像无所谓嘛！

你要是研究古代的城市规划，这个问题当然就重要了；你要是搞古文献的版本校勘，这个问题自然也有些重要；你要是吃饱了撑的实在闲得无聊，研究一下这一类的问题也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打发时间的办法；你若是个古代的严谨的读书人，恰好四书五经又被国家立为经典，那这个问题可就很值得你好好思考了。基督徒都知道，《圣经》里的话是一个字都动不得的，同理，难道儒家的“经”就可以轻易受到质疑吗？

有的古人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孟子》抄录的笔误呀？”因为从常理推断的话，“三里之城”还真不大可能配一个“七里之郭”。

我先得解释一下什么是“城”，什么是“郭”。

什么是城，大家都知道，古代盖一圈墙，圈一块地，里边住人，墙头有人守卫，这就是一座“城”。如果城外边再圈上一圈墙，这就是“郭”。也就是说，“城”是内城，“郭”是外城。后来，“城”和“郭”两个字经常连用，我们在诗词里常能读到，比如“城郭人民半已非”等等。

古代像样一点儿的城都有两圈，里面一圈是“城”，城里住的是国王或者诸侯什么的，所以“城”里是宫殿区，“城”的外边被“郭”围起来的地方，住的就是一些王公大臣和各色闲杂人等了，甚至还有墓地和农田，当然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情况，后来的城市建设不断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像明清的北京城就是三圈的，最里面是皇城，也就是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外边一圈是内城，再外边又一圈是外城。

古代内城一般都是宫殿区，建筑物都比较高，国王、诸侯们站在高高的宫殿上往下一看，哈哈，那感觉真是很爽很爽！——这就渐渐成了统治者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晚清，如果你是个住在外城的老百姓，就算再有钱，也不能盖高楼，这是被政策禁止的，为的就是保持统治者的尊严，当然，还为了保护统治者的隐私。慈禧在世的时候，洋人在紫禁城外边盖教堂，教堂本来就高，顶上还有钟楼，洋人在钟楼里一站，可以直接看到紫禁城里去！单是这也就罢了，雪上加霜的是，洋人是有高科技的，往钟楼上一站，望远镜加上照相机，对紫禁城搞偷拍！这还不算，雪上加霜再加冰雹的是，他们偷拍完了还把照片寄回国登在报纸上。清朝皇家威严扫地，慈禧没辙，好说歹说加上花银子，这才让洋人搬了家。

——搞明白了城和郭，再看看《孟子》这节，难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有什么不对吗？

古代还真有一些人觉得不对，其中有人拿出来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段灼的那篇奏疏，认为段灼连续两次都说“五里之郭”，所以不大可能是笔误，而段灼明显是引用《孟子》，所以段灼当时看到的那个《孟子》的版本，应该是写做“五里之郭”的，而也只有“五里之郭”才是合情合理的。

为什么“五里之郭”就合理，“七里之郭”就不合理？

这些人认为是“七里之郭”和“三里之城”比例失调。咱们看看这些人有多孔乙己，他们为了证明这个问题，引经据典拉出了一堆新的证据，来证明“三里之城”应该搭配“五里之郭”，这是当时城市建设的定制。

我们举个例子，沿现在北京市的二环路盖起城墙，这就是“城”，或者我们叫它“内城”，再沿三环路盖一圈城墙，这就是“郭”，或者我们叫它“外城”，这个内、外城的比例关系看上去非常顺眼。可如果内城还是二环路，外城却是五环路，这个比例就不大舒服了——从外城走路进内城，腿脚稍微慢点儿的一天时间都走不完，中途还得打尖住店睡上一夜，第二天早晨接着再走……这好像确实有点儿离谱。

我这个推论还算合情合理吧？

但是，我错了。我犯的错误就是拿现代概念去套古人，孟子那时候的城哪有现在北京那么大啊？

人一般是摆脱不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的，其实也很难摆脱掉自己的环境局限性。我小时候住在北京郊区，大概就在现在五环路的沿线上，当时爱听收音机里的评书连播，像什么的。评书里经常提到围城战，动不动就把一座城市围得“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我当时就怎么也想不通这个问题，我的逻辑是：以北京为例，从市中心到我家为半径划一个圆，我们就把它当做北京城，这得是多大的一个圆啊！要想把这么大的一个圆围得“风雨不透、水泄不通”，那得用多少军队才行啊！而且，评书里的英雄们还动不动就“杀四门”，也就是围着被包围的城池在敌人的军营里东西南北杀上一圈——如果是沿北京五环路杀一圈，就算没被敌人打死，自己累也得累死了！

长大以后才明白，就算一定要拿北京当例子，也得用二环路而不是五环路，更何况，古代一般的城池都是很小的，没法跟北京相比。还有，真正的老北京人恐怕也不会把一个住在五环路沿线的孩子当成北京人的。

好了，话说回来，如果一座小城只是三五里见方的话，那么，无论是“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还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也不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什么不便。

那么，孟子时代的城市规划有没有具体制度呢？

当然是有的。《左传》里有一段对郑庄公的记载不少人应该都读过，因为它被收进了，而且还是的第一篇，叫做《郑伯克段于鄢》，文中说郑庄公的弟弟心怀不轨，在自己的封地筑城严重超标。有个叫祭仲的大臣看不过去，对郑庄公说：“封邑的城墙如果超过三百丈那将对国家造成威胁。根据先王的制度，大城的规模不得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市的规模不得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小城的规模不得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这正是周人“礼制”的内容之一，但政策是政策，对策是对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不可能真有这么严格的。祭仲倒没说说“城”和“郭”分别的标准是什么，只是大体一论。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城”和“郭”的建筑经常是很不规矩的，小城大郭并不是没有，而且在造型上也没有两个真正的同心圆或是同心方框。

——借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大致讲讲古代的城市规模，至于那个“郭”到底是五里还是七里，嗯，我也不知道。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孟子评书小段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比如说，你带兵去打一座鸟不生蛋的小城——”“啪！”孟子一拍醒木，换了单田芳的口吻，“把它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四面八方一起发动总攻，可还是没攻下来，这就是因为天时不如地利。再比如有另一座城，城墙高耸入云，护城河波澜壮阔，城头高架机关枪、迫击炮、飞毛腿、爱国者，还有一批神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再看城里：麦当劳、肯德基供应充足，汉堡五折，薯条免费。可就是这样一座挑不出一点儿毛病的大城市，一听说有三五个广州飞车党成员流窜过来，所有人无不弃城而逃——这是为什么？”

孟子又把醒木重重一拍，两眼一瞪，“——且听下回分解！”

“书接上回。”孟子又上场了，“说到所有人无不弃城而逃，问这是为什么——”

“啊，为什么呀？”所有人全都等着。

孟子又是一拍醒木：“此乃地利不如人和也！”

“嘘——太夸张了吧！”

孟子也不理会群情激愤，接着说：“不让老百姓偷渡出境不能只靠警察和军队，巩固国防也不能只靠山川险阻，威慑天下更不能只靠核武器……”（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嘘——”台下有人喝倒彩，还扔臭鸡蛋。这是一条大汉，身高在八尺开外，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颌下一副钢髯扎里扎煞，二目圆睁，不怒而威。闻听此人高声断喝：“切，别跟我穷得瑟，就你这小样的，俺们那疙瘩贼多！”

旁边还有一头千斤大肥猪也跟着起哄：“真哏啊您老，尽穷白话！”

孟子眉头一皱，正要发作，公孙丑悄悄从后台上来，对老师咬耳朵说：“您可别惹那两位，惹不起！”

孟子一凛，低声问：“他们是什么人？”

公孙丑神色紧张，“那个大汉是的主人公，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反正人人都尊称他一声‘老大哥’；那头猪也不简单，是《动物农庄》的现任大当家。老师，您方才说的那些话全是跟他们唱的反调，您可惹麻烦了！”

孟子“切”了一声，“响晴白日的，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公孙丑哭丧着脸说：“您别看现在响晴白日的，这二位一来，可就成《正午的黑暗》了。只要他们一句话，马上就能把您给发到去，要么就把您给锁到里，到时候您就算跟主治大夫文上朋友，也得被人家当成《第四十一个》。”

孟子听到这里，猛然把腰板一挺，沉声说道：“你忘了我前边说过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有这口浩然之气撑着呢，随他们拿我怎么样，我才不怕呢！我接着讲！”

“轰隆！”孟子一拍醒木。

——拍醒木不是“啪”吗？怎么这会儿改“轰隆”了？

——因为这回这一拍，带上了“浩然之气”的气功，威力巨大。

孟子接着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的最高境界是亲爹亲妈都不认他了，而多助的最高境界是全天下的人都愿意跟着他走。如果后一种人去打前一种人，难道还能打不赢吗？”

孟子说到这里，把眉毛一挑，眼光一寒，“所以说，别看君子平时笑呵呵、文绉绉的，可老虎不发威，别当它是病猫！哼，要真动手，谁也不是个儿！”（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这几句话气冲霄汉，荡气回肠，待尘埃落定之后，但见全场听众一个个目瞪口呆，再找那“老大哥”和肥猪，却已没了踪影。孟子长吁了一口气，回头对公孙丑说：“我的浩然之气很厉害吧？”

公孙丑忙挑大指，心里却说：“我看是您这空城计厉害！”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装病是儒家的一项优良传统

<small>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small>

<small>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small>

<small>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small>

<small>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small>

<small>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small>

<small>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small>

<small>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small>

<small>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small>

<small>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small>

这一节描述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场面。

这一天，孟老先生起了个大早，刷牙，洗脸，擦面霜，喷香水，郑重其事，准备一会儿去朝见齐王。一切就绪，孟子满面红光就要出门，忽然听见“咚咚咚”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却是齐王的使者到了。

孟子纳闷，“不会这么隆重吧，还派车队来接我了不成？”

使者神情恍惚：“孟老师，嘿嘿，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大王说了，本来要来看您的，可是，突然间，天有不测风云——”

孟子一惊：“难道齐王他——”

使者悲从心生：“我们大王他，他，他他他——”

孟子一把抓住使者的肩膀，急道：“快说，你们大王他到底怎么了？”

使者带着哭腔：“我们大王他，他，他感冒了！”

“我倒——”

使者接着说：“大王感冒了，不能让风吹着，所以不方便出门。可大王说了，如果您要想跟他见上一面的话，那，那他会念在您乃当世大儒，他一定会紧咬牙关，强撑病体，冒着被凶残而又和煦的春风吹拂的生命危险——”

孟子万分感动：“齐王实在太重视我这个老头子了！那我一定死等他！你回去跟他说，别着急，路上走慢点儿。”

使者说：“我们大王的意思是，您如果上朝去见他的话，那他无论如何也要排除万难，强撑着坐起来跟您聊几分钟。”

孟子当时就一翻白眼，过了好半晌才冷冷地说：“嘿，真是不巧啊，我也生病了，非典加禽流感，所以不能出门。”

“啊——？！”使者一愣，“刚才我还看您红光满面呢！”

孟子“哼”了一声：“那是吃苏丹红吃的！”

使者无可奈何，叹了口气，悻悻而归。

第二天，孟子也是成心，一大早就对公孙丑说：“一会儿我要出门一趟。听说齐国大夫东郭先生正办丧事呢，肯定大排筵席，我去吃他一顿。”

公孙丑问：“东郭大夫家里办丧事？不会是他爸爸老东郭先生被狼吃了吧？”

孟子不屑：“切，什么东郭先生和狼，那是寓言故事瞎编排的！”

公孙丑“哦”了一声，突然又想起什么，赶紧拦住老师：“不对！您可不能出门！”

孟子不解：“难道是外边闹非典打不着车？”

公孙丑忙说：“咳，您忘了吗，昨天您当着齐王使者的面说瞎话，人家回去肯定报告齐王说您生病了。您现在这一出门，那不是自己编的瞎话自己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孟子一脸的不以为然：“切，我昨天生了病，今天难道不会好吗？我既然病好了，出门给朋友吊丧，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孟子说完话，把袖子一拂，大摇大摆出门而去。

公孙丑望着老师离去的背影，心中暗暗叫苦：“老师啊，您倒是真想得开，可学生我这心里怎么就这么不踏实呢！”

公孙丑忐忑不安，想来想去终于拿了一个主意，“快乐要与人分享，痛苦要找人分担，我找孟仲子同学去把这事说说，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公孙丑正和孟仲子叽叽咕咕呢，忽听见“咚咚咚”有人敲门。两人对望一眼，同时一咧嘴。孟仲子捅了一下公孙丑，公孙丑捅了一下孟仲子。孟仲子没办法，一咬牙，只好过去开门。

门一开，只见门口站着一条大汉，神情严肃，操着浓浓的齐国口音问孟仲子道：“你知道孟子去哪儿了吗？”

孟仲子吓得差点儿一个屁蹾坐在地上，心说：“这可真是怕什么还偏就来什么！”可怎么办呢？要是如实说吧，这可是齐王的地盘，齐王一怒，自己师兄弟一干人等谁也跑不了！孟仲子犹豫了一阵，终于颤声回答：“不知道。”

“哦。”那人应了一声，神色更严厉了，“那你总该知道孟子已经来了齐国了吧？”

孟仲子两腿发软，说话的声音颤抖得连自己都听不出来了：“不，不知道。”

“哦。”那人又应了一声，忽然一伸手，从怀里摸出一卷竹简，“这么大的新闻都不知道，那还不买一份《齐国日报》看看！”

“◎＃￥％……※×咕咚！哎呦！”

又过了半晌，屋子里一片死寂。公孙丑和孟仲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心里全是七上八下的，生怕老师行藏暴露，这可是欺君的大罪啊！

“咚咚咚”又有人敲门。

公孙丑额头直冒冷汗，朝孟仲子一努嘴，那意思是：“你去开门！”

孟仲子赶紧摇头，朝公孙丑一努嘴，那意思是：“你怎么不去？”

公孙丑又一努嘴。孟仲子也是又一努嘴……

公孙丑急了，不努嘴了，眼冒凶光，把拳头举起来了！孟仲子也不示弱，捋胳膊，挽袖子，也把拳头扬起来了！门外那位一边敲门一边纳闷：“屋里到底有人没有啊？要说有人吧，可敲了这么半天门却不见有人出来开门；要说没人吧，屋里又好像隐隐约约在嚷嚷什么‘锤子、剪子、布！’”

“砰！”门开了，孟仲子灰头土脸地探出脑袋向外张望，心说：“不管来的是谁，我装装大瓣儿蒜，说几句黑话把他吓唬走得了！”

门外那人正要开口，孟仲子当头便问：“蘑菇，溜哪路，什么价？”

那人一愣，孟仲子稍稍吁了口气，心说：“不管你是谁，知道我是黑社会，你就最好赶紧走吧！”

谁知那人一愣之后，马上面露喜色，应声答道：“嘿，想啥来啥，想吃奶就来了妈妈，想娘家人，孩子他舅舅就来啦！”

“坏了。”孟仲子一咧嘴，心说，“怎么这么倒霉，遇上道上的了？！”可事到如今也只有硬着头皮充好汉，孟仲子又道：“么哈么哈！”

那人立即答道：“他房上没瓦，非否非，否非否。”答完又问，“么哈么哈？”

孟仲子把衣襟一撩，沉声道：“一座玲珑塔，面向青带背靠沙！”

那人眉头一凛，喝道：“天王盖地虎！”

孟仲子连打两个空翻，落地之后立即把腰板一挺，把胸脯一拍，答道：“宝塔镇河妖！”

那人哈哈大笑，施礼道：“原来是孟老师的高徒，幸会，幸会！”

孟仲子连忙还礼：“不敢当！原来阁下是齐王的人！”

来的正是齐王的使者。使者问道：“昨天听说孟老师病了，我们大王很是挂念，派我来看看，这不——”使者向身后一指，原来院门外边还等着一群人呢，“我把医生都带来了，孟老师可休息了吗？”

孟仲子心里把老师骂了一万遍，可眼下情况紧急，得先想办法应付过去才好。孟仲子干笑一声：“我们老师嘛，哈哈，嘿嘿，呵呵，刚刚睡下了。”

“嗯——？！”使者疑心道，“真的？”

“真的！”孟仲子连忙点头。

使者沉声问道：“那，你的脸怎么红了？”

孟仲子一怔，马上应道：“精神焕发！”

“哦。”使者眉头一锁，“怎么又黄啦？”

孟仲子厉声答道：“防冷涂的蜡！”

“嘿——”使者把脸一沉，“你这套把戏人家杨子荣早就玩过了，你再玩就不灵了！老实说，孟老师到底在不在？”

孟仲子又是干笑，“您别急，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孟老师啊，孟老师他——说来话长，我得给你从头讲起。”

使者不悦道：“那你就快说吧。”

孟仲子一边在心里着急想办法，一边说道：“这情况比较复杂，从哪里说起呢？嗯，好吧，咱们就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吧。想当初，宇宙就像一个大鸡蛋，一片混沌……”

一个时辰过去了……

两个时辰过去了……

三个时辰过去了……

孟仲子讲得绘声绘色：“那女娲娘娘虽然容貌美丽，下半身却是蛇身，她在抟土造人的时候一直都在犹豫：是照着自己的模样造人呢，还是上半身照着自己的样子，下半身给人装上两条腿呢？哎，大家猜猜——”

“别卖关子了，快讲啊！”一位老汉喊道。

一群小孩子也都急得跳脚：“快讲啊！快讲啊！”

齐王使者这才发现，围着自己和孟仲子的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全都听得聚精会神。使者忽然想起自己的使命，忙打断孟仲子道：“不对啊，照你这个进度，什么时候才能讲到孟子啊？”

齐王使者越想越不对劲，赶紧伸手哄人：“散了，散了，大家都散了！”

临淄城的老百姓们这才依依不舍地散了去。孟仲子见躲是躲不过了，赶紧直奔主题：“南有元谋人，北有山顶洞人，三皇五帝夏商周，邹国出了个孟子，孟子来到了齐国，生病了，嗯，这是昨天的事……嗯，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马跑——”

“不对呀。”使者说，“俗话说的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孟仲子又一声干笑，“你说的这是齐国的俗话，我们邹国的俗话就是‘病去如马跑’，所以呢，我们老师这病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不，今天已经差不多痊愈了。”

“啊——邹国人的体质这么好啊！不会是补过钙吧？”

孟仲子说：“反正我们老师今天就是病好了。他老人家感念齐王的盛情，所以身体才刚刚复原，立马就赶奔王宫去了。你要是再来得稍微早一点儿，说不定正能和我们老师撞个对面。”

齐王使者这才面露笑容：“孟老师能如此看重我们大王，这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送走了瘟神——不对，是送走了齐王使者，孟仲子三步并作两步，赶紧召集同门师兄弟，“你，你，还有你，事不宜迟，赶紧分头去找老师去，找到以后让他直接赶去王宫！记住，齐王使者现在正在往回走，你们一定要让老师抢在齐王使者的前边见到齐王！”

一线生机！时间就是生命！

孟门弟子了解了事态的严重性，立时四散出击，纷纷争取要在第一时间抓捕老师归案。

孟子在东郭先生家吊完了丧，吃饱喝足，一个人溜溜达达地走在临淄的街道上。当时的齐国堪称天下的首富之国，而首都临淄又是最著名的商业中心，满街的珠光宝气，满眼的香车美女，成语所谓的“摩肩接踵”正是形容这里的繁华。

一位美女迎面而来，正是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稍头二月初，孟老师见猎心喜，从怀里摸出手机，装作打电话的样子，其实却悄悄连按快门，然后拇指轻按了几下，一瞬间就把美女照片发到常逛的论坛上去了。

孟子正得意间，美女突然尖声惊叫：“非礼啦——！”

孟子大惊，手机险些摔在地上，再看周围，人群一下子拥了过来，群情激愤。

一位山东大汉厉声问道：“小妹妹，是谁非礼？”

孟老师眼珠滴溜溜乱转，心说：“她可别往我身上指啊！我人在外国，正属于弱势群体。”

小妹妹轻叹一声，“刚才我看见张三的车从这儿经过，这个张三，不过是咱们临淄城一个小衙门里的小小科长，居然开着一辆加长凯迪拉克耀武扬威，真是非礼！”

人群也跟着唾骂：“就是，就是，非礼！实在太非礼了！”

——我们借机回顾一下“礼仪之邦”的概念，所谓“非礼”，原本是指违反礼制、僭越等级。顺便忠告一些男同胞，当有美眉在大庭广众之下抽了你一个耳光并骂你“非礼”的时候，你不妨用现在学到的知识为自己彬彬有礼地辩解一下：“小妹妹，我想你方才的措辞是不恰当的，‘非礼’这个词指的是违反礼制、僭越等级的行为。所以，我那不叫‘非礼’——我那叫‘耍流氓’。”

回过头来再说孟子。这位老人家偷拍得手，虚惊一场，不由得心中暗暗祷告：“南无孔圣人大慈大悲……”那时候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所以没有佛号可念。

“老师！”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边传来，孟子转身一看，却是公孙丑。孟子很是奇怪：“这么繁华的一条商业街，人山人海的，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公孙丑神情古怪：“倒不难找，我老远看见这里有女子内衣店的大招牌，就直接过来了。”

孟子灿烂地一笑：“不愧是入门比较早的弟子啊。”

公孙丑忙说：“我紧赶慢赶来找您，出事了！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您别逛街了，也别回宾馆，现在我陪着您直接赶奔王宫。要是晚了，落在齐王使者的后边，那瞎话可就全穿帮了！”

公孙丑一边说，一边拉着孟子就走。孟子老大的不情愿：“我不去，我不去。我是什么身份啊，巴巴地找上门去？哼，成何体统！”

公孙丑真急了：“不行，这是在人家齐国，是齐王的地盘，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

孟子把头一摆：“俗话说：‘不是猛龙不过江！’”

公孙丑急道：“俗话还说：‘齐王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孟子不屑道：“俗话还说：‘公元前四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我这么重要的人才，当然要拿拿架子！”

公孙丑气结：“俗话还说——算了，我也没俗话可说了，齐王要是真发火了，咱们谁也讨不了好！您就别跟我较劲了，赶紧打个车走吧！”

公孙丑一边说，一边拉扯，一到街边便连忙伸手招呼出租车。孟子“啪”的一声就把公孙丑才伸出去的手给打了回来，厉声道：“你小子不过啦！那是一块六的！”

公孙丑差点儿没哭出来：“老师呀，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分一块六的、一块二的呐！”

公孙丑没辙，只好再等，好容易等来一辆一块二的夏利，孟子三步并作两步，打开车门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公孙丑心说：“原来您还知道着急！”正要跟着上车，车却“呼”的一声飞驰而去。公孙丑终于忍不住痛哭失声：“老师呀，自杀的方法有很多种，您为什么非要去触齐王的霉头呢！”

孟子被弟子们逼得回不了宾馆，又倔着不愿意去王宫，可总不能露宿街头吧？去哪里安身落脚呢？眼看着出租车的计价器一个劲儿地蹦字，孟子越来越不安稳，心里疑惑：这计价器怎么跑得比刘翔还快呢？最后终于想起来，“有了，去景丑家住个几天吧。”

景丑，齐国大夫，在当地大小也算个人物，一听说孟子到门口了，又惊又疑。景丑迎出门来：“老孟，你也不事先来个电话，怎么突然就来我家了？”

孟子干笑一声：“嘿嘿，贝多芬要没有那么古怪的脾气，会有那么高的知名度吗？梭罗要不是隐居瓦尔登湖，会有几百年后的那么多粉丝吗？”

景丑一愣：“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孟子笑道：“所以啊，名人一定是要有些怪癖的，谁让我是名人呢！呵呵，之所以贸然登门造访，是为了让你家蓬荜生辉啊。”

景丑听得一头雾水，不过孟子既然来了，还是十分欢迎的。

景丑领着孟子进屋，落座聊天。孟子把事情的经过一讲，景丑可有点儿不大高兴了。景丑说：“老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在家有父子，在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之间最最重要的关系。父子之间要讲慈爱，君臣之间要讲恭敬。我看我们大王对您那可真是恭敬到家了，可您是怎么对我们大王的呢？”

孟子这两天的所作所为，一般人看着可能都觉得他不大在理，可孟子却理直气壮，对景丑说：“你这叫怎么说话呢？我对齐王不恭敬吗？嘿，我敢说，整个齐国，就数我对齐王最恭敬了！”

景丑被说糊涂了：“那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孟子摇头晃脑说：“齐国人里边可曾有谁把仁义的道理讲给齐王听呢？——没有吧！难道是因为齐国人觉得仁义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不值得讲给齐王吗？——好像也不是吧！”

景丑一愣：“那——”

孟子接着说：“因为齐国人心里想的是：‘就我们齐王这种愣头青、二百五，切，跟他讲仁义他听得懂吗！’——什么叫不恭敬啊？他们这才叫对国君不恭敬！”

景丑懵懵懂懂：“就算你说得对，那你就恭敬了吗？”

孟子把胸脯一挺：“我当然恭敬了，而且把恭敬都做足了！我在齐王面前讲的，全都是尧舜的治国大道，这些大道理只有我老孟才跟齐王说！你评评，齐国人里有谁比我对齐王更恭敬？”

景丑愕然：“本来我觉得你是最不占理的，怎么被你‘当当当’这么一说，好像你倒成了最占理的了？”

孟子喝道：“什么‘好像’？本来就是！”

景丑想了想，说：“这一点就算你对，可我说的不是这个。礼书上说：‘听到父亲的召唤，不能慢吞吞地说‘诺’，而要立刻应声，马上照着父亲的要求去做；如果是君王下令召见你，应该连套马车的时间都不等而马上动身。’而你呢，你本来就打算上朝去朝见齐王，可齐王派使者来了，召见你了，你反倒不去了？！哼，如果现在是在大街上，我非得大喊一声‘孟子非礼啦——！’”

——景丑说的这些也正是“礼仪之邦”的重点，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森严，大家各安其位，并且，上面等级的人对下面等级的人具有高度的权威。还有一点要注意：景丑所谓礼书上说的“听到父亲的召唤，不能慢吞吞地说‘诺’，而要立刻应声，马上照着父亲的要求去做”是什么意思呢？看过《汉武大帝》电视剧的朋友都会注意到，剧中人常说这个“诺”字，就是答应别人的意思——皇帝对大臣说：“这件事要这样办。”大臣一低头，回答说：“诺。”这个“诺”字大体相当于我们现代的“是”。

但是，电视剧里统一用“诺”未必就是对的。我们现在从景丑的话里就可以体会到，这个“诺”字在语气上是比较随便的，不够尊敬，不适合用这个字来回答尊长。景丑没说如果不说“诺”应该说什么，我替他说好了——应该说“唯”。《礼记》里说：“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意思是：“父亲叫你的时候，不许回答‘诺’，老师叫你的时候，也不许回答“诺”，你应该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回答一声‘唯’。”知道了吧，我们熟悉的那个成语“唯唯诺诺”就是这么来的。

《礼记》里还有一段明确体现着“唯”和“诺”的重要区别：“父命呼，唯而不诺……”——老爸派人叫你的时候，你只能答应“唯”，不能答应“诺”；答应“唯”的才是好孩子，答应“诺”的就不是好孩子。哦，不就是答应一声吗，区别有这么严格吗？当然很严格，《礼记》里告诫年轻人“必慎唯诺”，答话时到底用“唯”还是用“诺”一定要很谨慎的。所以呢，以后大家都记住：对尊长要说“唯”，不要说“诺”，说“诺”那是没大没小的表现。

——好了，现在回到剧情。孟子听了景丑这番话，晃了晃脑袋：“礼书上真的这么说过？”

景丑不愤道：“我难道还会骗你不成！”

孟子慢慢地点了点头：“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

“嗯，想起来就好。”景丑吁了口气。

孟子接着说：“曾经有过一位前辈，正在街上溜达，突然听见老父亲在身后喊自己：‘儿子——！’他没有慢吞吞地说‘诺’，而是立刻应了一声，马上转身就向父亲奔去。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大货车迎面冲了过来，把他给撞死了。老父亲望着儿子的尸体，哭着说：‘儿啊，为父本来是要提醒你：小心身后有车！’”

景丑一愣，随后又点了点头，“嗯，好像是有这么件事。”

孟子接着说：“曾经有过一位前辈，正在吃豆包，突然听见老父亲从身后喊自己：‘儿子——！’他没有慢吞吞地说‘诺’，而是立刻回头应了一声。可奇怪的是，他应得虽然快，应完之后却没动地方。”

“嗯——？！”景丑很是诧异，“这太不合情理了！”

孟子缓缓地说：“他应声的时候，正好有一大口豆包还在嘴里。他应声太急了，没顾得上先把嘴里这口豆包处理一下，结果当场就生生被这豆包给噎死了！”

“啊——？！”

孟子接着说：“曾经有过一位前辈，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通知让他上朝。这位前辈马上冲到院子里，只见仆人们也很神速，已经在给他备马车呢。这位前辈急不可耐地问道：‘马车还得多长时间备好？’仆人回答：‘您再等十一秒三就能上车了！’”

景丑感叹：“这仆人还真够麻利的！”

孟子一摇头：“麻利什么呀！这位前辈当时一听就急了：‘还得等十一秒三？有这工夫，人家刘翔早都跑到终点啦！’——这位前辈真是心急如焚，想到礼书上说‘如果是君王下令召见你，应该连套马车的时间都不等而马上动身’——”孟子说到这里，停了停，歪头看着景丑。

景丑一愣，随即应道：“不错呀，是这么说的。”

孟子这才接着说：“这位前辈真是好样的，也不管马车的事了，脚下生风，飞出了家门。路上有个小孩子看得奇怪，问妈妈：‘这个叔叔是怎么啦？’妈妈说：‘咳，这不又是每个星期一明教开例会的时候吗，这位叔叔就是青翼蝠王韦一笑，所以身法这么快。’小孩子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奇怪的是，这个叔叔怎么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跑啊？’”

景丑怒气攻心：“老孟，你这可不像话，尽拿这种走极端的例子来说事！”

孟子“嘿嘿”一笑，“我就不信说不服你！不说这些例子也行，我就给你讲讲儒家传统。曾子曰：——”

“打住！”景丑拦住孟子，接口说，“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你是不是又来这套？人家马三立早说过了，不新鲜！”

孟子摇头，赌气道：“我要说的不是包子！我要说的是——”

“你要说的是我们家的金器！——得了吧，老孟，你这词儿我怎么都听着耳熟，这是《卖五器》，还是马三立！”

孟子长叹一声：“唉，我要说的是真正的‘曾子曰’。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都是富得流油的，咱可比不了。不过，要说行走江湖，他们仗的是钱，我仗的是仁。’”

“仗的是人？”景丑纳闷，“都说‘狗仗人势’，狗才仗的是人呢。老孟，你不会是在编排人家曾子吧？”

孟子很不高兴：“胡说，曾子是我们儒家前辈，我怎么会编排他老人家呢！你听错了，我方才说的是仁德的‘仁’，不是狗仗人势的‘人’。”

“哦，这样啊。”

孟子接着说：“曾子说：‘他们仗的是钱，我仗的是仁；他们仗的是爵位，我仗的是道义。我难道还有什么不如他们的吗？’——景丑你听好了：曾子是什么人，是儒家泰斗，不是可以胡乱说话的阿猫阿狗。他这么说，必然有这么说的道理。我问你，有三样东西是全天下的人都尊重的，你可知道它们都是什么？”

景丑想了想：“嗯，屠龙刀、倚天剑，还有，嗯，还有武林盟主的宝座。”

“回答错误！”

“那你说是什么？”

“是陆小凤的手指、西门吹雪的剑，还有司空摘星的轻功。”

“◎＃￥％……※×”

“是这样的，全天下人都尊重的东西有三样：爵位、年龄、德行。在朝廷，爵位高的就比爵位低的更受人家的尊重；在民间，老人就要受到年轻人的尊重；而治国安邦抚育万民，最值得尊重的就是德行。谁也不应该凭着爵位高就不尊重老者和有德行的人。”

孟子接着说：“所以，凡是有大作为的君王，他们身边一定有一些臣子是他们不能随意召见的，也就是说，是不容易被请得动的。如果有要紧的事需要商量，君王就会主动到大臣那里拜访。商汤对伊尹不就是这样吗，先以弟子的姿态向他请教，然后才任命他当官，所以商汤没费多大力气就称王于天下；齐桓公对管仲不也是这样吗，先以弟子的姿态向他请教，然后才任命他当官，所以齐桓公没费多大力气就称霸于诸侯。现在天下各国，论国土面积，大小都差不太多；论君王的德行，也一样差不太多，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国际形势中占到绝对的上风。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景丑摇头：“你就直接说吧，别总让我给你当捧哏的。”

孟子说：“原因在于，现在各国的君主们都只喜欢用那些听话的人做大臣，却不喜欢用那些有资格教导自己的人做大臣。商汤对伊尹敢呼来唤去吗？齐桓公对管仲敢呼来唤去吗？管仲尚且不是那种可以被人呼来唤去的人，何况我这个连管仲都看不上眼的孟子呢！”

——剧终

到这里为止，我终于忠实地翻译完了《孟子》的这一小节，看来白话文果然比古文啰唆不少啊。我想一定有人会追问：后来呢？后来孟子见到齐王没有呢？齐王有没有生他的气呢？有没有抓孟子坐牢呢？齐王是不是也会惩治一下孟仲子和公孙丑他们呢？孟子和他的弟子们又是怎么脱身的呢？

答案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孟子》这书，重点在于表达思想，就这一节来说，孟子说完那句“何况我这个连管仲都看不上眼的孟子呢”，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便已说尽，所以，到此也就戛然而止了。

从这节来看，孟子很牛吧，居然对齐王装病！其实这种事情他的祖师爷孔子也干过。门外有人来访，孔子一问，是个讨厌鬼。怎么办呢？孔子对弟子说：“你们就说我病了。”讨厌鬼一听，孔子病了，真不巧，那就回去吧。可刚一转身，才走了两步，就听见身后的宅院里传来孔子大声弹琴的声音。——孔子这是成心，故意弹给他听的，那意思是：我是装病哪，我就是讨厌你！（朱自清曾经说：孔子未必得的是大病，得了小病未必不能弹琴，或许是乐声里有不愿相见的意思。朱自清是以此论述古代的“乐语”，我们却不妨借此想象一下孔子唱的是什么——“哥哥我坐楼头，兄弟你地上走，你要敢进门，我就放狼狗……”）

儒家知识分子是很容易得罪人的，这个问题复杂了，以后再说吧。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山中宰相帝王师

孟子最后对景丑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死扛着装病装到底，这可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知识分子和君主的关系居然也可以是师友关系！礼制的条条框框居然被悄悄打破了一块。

孟子举的例子照旧是伊尹和管仲。伊尹时代太过久远，事迹渺茫难求，管仲距离孟子还算是比较近的。对于儒家来说，管仲一直都是一位响当当的话题人物。孟子所说的齐桓公和管仲的这种君臣关系在荀子的作品中有过比较详细精当的论述，我们不妨参考一下荀子的说法。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荀子和孟子都是同一个门派的，当然一个鼻孔出气了！

——然而不是。荀子也很爱得罪人，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些人，哼，照猫画虎地学习古代圣王却不得要领，还特别自以为是，认为普天之下就属自己才高志大学问好。这些人根据旧说敷衍新说，搞出什么‘五行’之类的怪调调，简直就是荒谬可笑，理论根本就站不住脚！可他们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孔子就是这么说的’！这还真糊弄了不少无知大众。这种人真是太可恨了！”

荀子这是在骂谁呢？

上本书讲“梁惠王篇”介绍过荀子其人，有点儿硬朗，有点儿固执，有点儿落落寡合。他不是还驳斥灵异现象，提出过“人妖”理论吗？看他现在说什么“‘五行’之类的怪调调”，大概又是在攻击一些神神怪怪的大师们吧？

——错！古籍里如果提到“五行”，可不见得就一定是指“金、木、水、火、土”，也不一定就是说前文刚介绍过的那个“旺、相、休、囚、死”，一般认为，荀子这里说的“五行”其实就是后来所谓的“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前文说起“四心”“四端”的时候不是已经见过了吗？

噢，原来荀子是在攻击儒家同门呢！荀子在最后指名道姓地说：“我说的这个欺世盗名的大坏蛋就是孟子！”

荀子成名的时候，孟子或者很老了，或者已经死了。死人没办法反驳，也就任人笑骂好了。但我这里要说的是：荀子如此看不上孟子，却在齐桓公和管仲的问题上和孟子思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荀子说：“孔子门下的弟子里，凡是身高可以够得上坐公文车要买票的标准的，都以谈论‘春秋五霸’问题为耻。”——这话耳熟吧？上本书里讲“孟子对齐宣王”的时候，孟子说过“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荀子把话说得感情色彩更浓罢了。

——解释一下，荀子的原话是：“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战国时候的尺比现在的尺短，“五尺”大概合现在一米一五，五尺高的孩子差不多也就是现在坐公文车刚刚开始买票的高度。

荀子接着说：“五尺高的小孩子之所以看不起‘春秋五霸’，不是因为年纪小，不懂事，而是因为那所谓‘五霸’确实都不是东西。就拿齐桓公来说吧，是靠杀了他哥哥才夺取的政权，后来好色还不说，居然乱伦，把姑姑和姐姐妹妹们搞得都没法嫁人。他生活奢靡，齐国整个国家一半的税收都养活不了他，在国际社会上他连打带骗，坏事做绝。就这么个东西，在伟大的孔子门下怎么可能被人称道呢！”

但这么一个坏蛋怎么就成就了齐国的霸业呢？荀子说：“齐桓公虽然是个王八蛋，但他有一点好，那就是：他掌握了治国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他看清了管仲的才干而委之以重任。他尊称管仲为‘仲父’（这个称呼在意思上仅次于‘干爹’），让达官显贵们谁也不敢妒忌和怨恨管仲，还给管仲开出高薪，让管仲富甲一方。齐桓公如此尊重管仲，所以齐国上上下下谁也不敢不尊重管仲，这就是治国的关键啊。”

荀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和孟子如出一辙，这就给后代的读书人树立了一个光明到耀眼夺目的指路灯：知识分子不一定非要给帝王做奴才，而是有希望做帝王师的！诸葛亮为什么会成为偶像人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备的“三顾茅庐”。

我们可以把古代国家想象成一家大公司，知识分子们都想在公司有限的职位里给自己谋个差使，通常的途径是应聘，被老板或者人事部经理挑三拣四地选中了，这就谢天谢地了。如果公司林立，那还有跳槽的机会，可如果只有一家公司（大一统的帝国），你就算不想干了也没处跳槽。老板对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使奴唤婢一般对你颐指气使。你不满意吗？那就滚蛋，这位子有的是人想坐呢！但对极少数的高级知识分子老板可不敢这么做，要尊重，尊重，再尊重，有问题就客客气气地登门请教，还要大把大把地主动塞给人家钱花。就齐桓公和管仲的例子来说，齐桓公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摆在了董事长的位置上，毫不插手公司管理，而让管仲充分行使总经理的权力。另一种情况是“客卿”，把知识分子当做尊贵的客人，国君和客卿的关系是主人和客人的关系，而不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更不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总而言之，无论是总经理也好，客卿也罢，都是后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地位。

梁武帝萧衍就有过一位著名的帝王师。

上本书介绍过梁武帝其人，他一生笃信佛教，而他这位帝王师却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道士。

说起道士，很多人都知道一个词叫“茅山道士”，梁武帝的帝王师就是茅山道士的祖师爷，名叫陶弘景。

陶弘景是个奇人，十岁那年得到了一本葛洪的《神仙传》，一下子便被吸引进去了，从此，他昼夜苦读冥想，立志成为神仙。

一本书就这样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看来，小时候读什么书实在太重要了！记得我十岁的时候经常读的是《中国少年报》，现在我还记得每期都有个漫画人物叫“小虎子”，每期还有一个固定栏目叫“○○○○好，××××糟”（不好意思，记不太清了）——十岁的陶弘景可远远没有我这么幸运，不小心看了一本《神仙传》，把他的人生指向了腐朽没落、反动透顶的封建迷信。

但是，你如果就此断定“这孩子毁了”还未免言之过早，谁能想到被一本《如来神掌》引入歧途的少年周星星长大以后竟终于成为能打出如来神掌的武林神话人物呢？你可知道长大成人之后的陶弘景修为深到什么程度？

——想一想，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羞耻？被单位领导批评了？被女朋友甩了？下棋输给邻居家的小孩了？如果有人向你请教一件事，而这件事超出了你的知识范畴，你会觉得羞耻吗？比如你是一位律师，我问你陶弘景十岁读的那本《神仙传》是谁写的，你答不出来，你会觉得羞耻吗？

——我们一般人都不会，可人家陶弘景会。陶弘景在当时几乎可以说是天下学问无所不知，上到天文，下到地理；雅到琴棋书画，俗到风土人情；正到安邦国策，玄到阴阳五行，一切学问没有他不知道的。陶弘景的求知欲太强了，年纪不大便辞了官，隐居茅山。据说他在隐居的地方给自己盖了一座三层小楼，自己住在三楼，徒弟们住在二楼，要是来了客人就待在一楼。现在不少人买房喜欢买复式和跃层，一层是客厅，二层是卧室，看来陶弘景就是这种居住方式的祖师爷。

但一般人住复式和跃层，在楼上睡完了觉还是要下来活动的，可陶弘景基本上就赖在三楼上不动了，客人来了大多是由仆人接待，自己永远僻居顶楼，搞学问，搞科研，孜孜不倦，比法国那位“屋顶间的哲学家”可过得滋润多了。

梁武帝早就把陶弘景当个人物。陶弘景要是有新书出版了，梁武帝就得搞个盛大仪式，焚香顶礼，最后才恭恭敬敬地把书拿过来看。

朝廷有了大事，梁武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听听陶弘景的高见，双方结成了笔友，书信往还非常频繁，时人因此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

——山中宰相比真宰相可牛多了。尤其在专制时代，真宰相虽然品级最高，却也无非是皇帝的高级奴才，皇帝要看你不顺眼，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杀就杀，从宰相以下，各级官员莫不如此，知识分子越来越没有尊严；而山中宰相却是帝王师的身份，帝王对他要以师长视之，最不济也是朋友，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中国历史随着专制传统的加深，山中宰相帝王师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

很多人都知道李白是最渴望能当上帝王师的。李白为人狂放不羁，敢让高力士为自己脱靴，还敢“天子呼来不上船”——唐朝虽然以风气开放著称，但毕竟也是大一统的专制时代，和春秋战国没法比，所以李白这样做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可比孟子大得太多了。李白真不简单，我们现在读他的诗，说什么“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真是好气魄。

李白是拒绝参加科举的，因为在他眼里，大概科举考试就像是公司招聘，无非聘用雇员而已，而他自己是要做帝王师的。帝王师要是去参加招聘会，去投简历，那还不让人笑话死！帝王师是要让帝王来请的。可是，怎么能让帝王来请呢？得先让帝王知道有自己这么一号人物才行啊。我们在里就能看到李白的一篇名文，叫做《与韩荆州书》，是李白还没发迹的时候给荆州地方官韩朝宗投去的一封自荐信。咱们看看李白这信是怎么写的（这篇文章非得读原文才能读出味道）：

<small>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em>李白当头就是一顶天大的高帽子：我听天下那些碎嘴子们侃大山经常说一句话：“封不上万户侯不算什么，可要不认识韩荆州那这辈子就算白活了。”——我们现在还用到的“识荆”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句话和“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先忽略这句话的夸张色彩，设想一下：给你一个选择，要么接受万户侯的大印，要么参加今天晚上的一个饭局。——吃顿晚饭难道能和被封万户侯相提并论吗？当然能，因为这次饭局上有荆州市长韩朝宗。李白这些人的选择是：要能跟韩市长吃顿饭，万户侯的印信算个狗屁！那为什么他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看似荒谬的结论呢？自然因为跟韩市长吃一顿饭所能为自己捞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被封为万户侯所能获得的利益。唉，我要是韩朝宗，就找个远房亲戚在荆州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小饭庄，每天我固定去这家饭庄的某个雅间吃晚饭，至于下面会发生什么，嘿嘿，我就不说了，那都是手下人安排的事了。</em></small>

<small>岂不以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em>李白这里紧接着就说了为什么韩朝宗的饭局会胜过万户侯的大印，因为谁要是被韩市长看中了，单是自己的名字就可以马上拿到股票市场上市圈钱。李白说：“您就是股市最大的黑庄，我要想噌噌往上涨，就全靠您一句话了！”看原文“收名定价”四个字，说得多牛！</em></small>

<small>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em>李白作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苏联老百姓……”李白的出生地现在也许要算是俄罗斯境内了，我也没查，反正以前是属于前苏联，当然，唐朝的时候那里还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白接着说：“……后来我流窜于湖南和四川一带。”后面两句我们可要注意了，李白说自己从十五岁开始就到处拜访高官，三十岁以后更进步了，自己志气很高，而那些王公大人们也认为我的确很牛！——刚开始的时候是吹牛，捧韩朝宗，捧完了韩朝宗再转而吹牛捧自己，而且捧自己所用的手法是：你看，那些达官显贵我全认识，他们全都觉得我李白是个人物！这段最后一句是说：我过去跟别的达官显贵们吹的牛皮现在到您的面前再吹一遍。</em></small>

<small>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em>要么我说这篇东西一定要看原文呢，用白话文实在很难重现诗仙风采。这几句又是吹捧韩朝宗的，我们要来回大声多读几遍，体会体会其中神韵。——要是我换在李白的位置，这话恐怕还真说不出口。</em></small>

<small>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em>简单说，李白的意思是：别以为我是吹牛，等你真见了我，就明白我是真牛了。</em></small>

<small>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荐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之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em>李白上举古典，下引今事，尤其说到韩朝宗曾经提拔过的那些人都很不错，而且都对韩朝宗心怀感激。——这句话如果以小人之心来理解，那就是暗示着：“你要是提拔了我，我绝对不会忘了你的好处。”</em></small>

<small>且人非尧舜，谁能尽善？白谟猷筹画，安能自矜？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秽视听。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若赐观刍荛，请给纸笔，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幸惟下流，大开奖饰，惟君侯图之。<em>最后最后，李白终于谦虚了一回。不过，李白到底是李白，谦虚之辞听上去也像吹牛。李白说：“人非尧舜，谁能尽善……”表面是说自己并非尽善尽美，实际的意思是：我就算不是best，也是t。</em></small>

——这篇自荐信给我们展现的是另一面的李白，他为了成就自己那个帝王师的梦想真是没少下工夫啊，真不知这和“终南捷径”之类的行径有什么区别。

几乎每一个理想化的主张都会在历史的变迁里变了味，变了质，一个貌似的理想目标下也会逐渐敷衍出许多龌龊的途径。不过，事情的另一面是，历史上就连李白这样变了味、变了质的帝王师都是不多的。再回顾孟子的装病，他的主张下似乎隐含着知识分子对平等人格的追求：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君主，可以为师，可以为友，但不可以为奴。

——这可能实现吗？要知道，到了后来的专制时代，帝王的追求正是与此恰恰相反的。我们现在严肃一些，把面孔稍稍板起来，看一看专制帝王的追求之一例。他们的追求是——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绵羊世界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按照人们通常对顾炎武这一说法断章取义的理解，此时此刻，不但是明帝国面临亡国之虞，大明子民离“亡天下”的日子怕也不远了。

可以想象的是，虽然在山脚下时，不必花费太大心力就可以向上迈上几个大步，但是百尺竿头，却很难更进一步。天纵之才的朱元璋显然明白这个道理，经历过元代统治，他很了解正是由于元代晚期吏治的极端腐败才给了自己以推翻旧朝、建立新朝的机会，而他自己的天下，自然不能重蹈元朝覆辙，在得国之初，更不能疏忽了对吏治的整治而为今后的江山留下隐患。

——孔尚任“烟雨南朝”用词工巧，明朝历十七帝的江山终于变做了“南明”。“扬州十日”之后，多铎的军队开始逼近南京。这时候的南京，不再是大王朝的帝都，而是南明弘光小朝廷的首府。

朝代更迭，此时的大清统治者为了坐稳江山开始励精图治，工作重点之一就是仔细研究前代的典章制度，完全一副“拿来主义”作风。尤其在作为治国根本的律法一项上，几乎完全沿用了朱元璋时代的《大明律》，比如，顺治三年清代第一部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几乎就是《大明律》的翻版。人们难免不产生疑问：一个腐败的、被推翻了的王朝，其律法为何被对手奉为至宝？如果这律法是良法，那么，这个庞大的王朝又如何走到灭亡的一步？

但是，照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孝陵内尸骨已朽的朱元璋不知道生前有没有想到过他的王朝这未来的伤心一幕，但无疑可以肯定的是，他当初确实曾为王朝的顺利延续而殚精竭虑，煞费苦心。

南京上下慌乱一团。先是弘光帝秘密出逃，紧接着，权臣马士英也出城逃走了，剩下的南京重臣之中就该首推赵之龙了。当初，崇祯皇帝委任赵之龙守备南京，认为那里已经有了司礼太监韩赞周、兵部尚书史可法，如今再加上一个“与国休戚”的赵之龙，则“朕无忧矣”。而此时的赵之龙果然忙上忙下，辛苦非常，匆忙组织了南京临时政权，但其目的不是为了抵抗清军，而是安排和组织城中官员和百姓们的投降事宜。

关于第一点“社会的复苏与发展”，听上去是个难上加难的问题，实际上却不必花费太大心力。回头看来，几乎任何一个朝代，在其创始阶段都能很快地收拾好动乱的残局，进而迅速走向黄金时代，典型的例子是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究其原因，除了帝国初期的君主大多能力过人并且励精图治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在他们接手的时候通常刚刚结束长年混战，处于破败的低谷，而从低谷向上攀登，很容易就上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正如爬山，人在山脚下，怎么爬都是往上走，况且，每个人先天都有着追求更好生活的渴望，当这种渴望被种种外因普遍而持久地压抑住时，就如同大水被堤坝阻住，这个时候，只要放开一个口子，水流自然会磅礴宣泄。所以，在王朝初创阶段，各地的地方官用以夸耀政绩的经济迅速增长，其实与他们本人的管理能力并没有本质上的关联，只要大环境“放开一个口子”，水流自然会湍急汹涌，爬山也自然会很轻易地向上迈上几个大步。于是，尽管地方官腐败或者无能，通常也只是使当地的发展没有爬到应有的高度，却也很难再往下跌——最坏的境况已经发生了，再怎样都不会比这更糟。社会变革初期的这种特殊性很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即，社会与人民在一个“英明”政府的领导下大踏步地向前迈进，而地方官员尤其政绩彪炳，为地方的复苏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er h3">二</h3>

（按：我在上本书“扬州：选择与遗忘”一节中，万语千言其实主要便围绕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句话，探讨即便不考虑处在第三位的“君”，而“民”与“社稷”孰先孰后——也就是约略用现代概念表述为人权与主权孰先孰后——的问题，本文中又将进行对“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阐述，竟然同是《孟子》中被朱皇帝删节的句子。）

朱元璋采取了未雨绸缪的做法，并且狠辣果决。他对群臣的告诫是，要让那些贪污腐败分子犹如置身荆棘丛中，寸步难行，即便是侥幸出了这荆棘丛，也要落得一身体无完肤。朱元璋颁布《大明律》，把《受赃》专设一篇，条目详尽严谨，惩罚苛刻残酷，并且，在《大明律》之后，又相继颁布《大诰》《大诰续篇》《大诰三篇》等等，这一切便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仅见的对官吏贪污行为的超强律法罗网。律法内所规定的刑罚手段，其残酷程度骇人听闻，实施之中，不少官员被凌迟、阉割、剁手、挑筋，诸多汉代即遭废除的肉刑被再次起用，更有一些则是全新的发明——这一层是刑罚之“重”，而刑罚之“广”也相当骇人：一是凡有贿案发生，必定顺藤摸瓜，斩尽杀绝；二是不避皇亲国戚，凡皇族贪赃，量刑尤重。

诗人吴梅村并没有仔细探寻过这个问题，他在荒凉的孝陵故地抚今追昔，遥想洪武盛况，生发着“王谢堂前燕”式的苍凉感慨——历史总是如此相似。

广大百姓们很少有机会汇集成“人民运动的洪流”。几乎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期，百姓经常都是处在极其可怜的状态，历史的动荡变迁每每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他们有时会去主动选择，但多数情况下则是被动接受。普遍来说，他们的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牛马般的生活和过不下去的生活。如果谁有力量把他们从过不下去的生活当中解救出来，并带领他们过上牛马般的生活，那他们自然会安居乐业、感恩戴德；如果谁剥夺了他们牛马般的生活，让他们跌落到过不下去的生活里去，那他们也通常只会安之若素——年轻人有孝道在束缚，老年人有宗教来麻痹，日子就可以这么过下去。做顺民，至少还可以过上牛马的日子，要做叛民，那就什么日子都过不上了——事实上，很多造反起义，都是在连过不下去的日子都过不下去的时候才爆发的。这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生，一端是死，而通常来说，任何形式的生都要重于任何形式的死，只有一种形式的死和另一种形式的死做衡量的时候，才可能导致造反的结果——比如，是选择饿死，还是选择造反被杀头？百姓们很少会因为权利、正义等等被剥夺而起来反抗，他们一般只有在生存权得不到足够保障的情况下才会如此。或许，如果有有识之士发明出一种简便易行安乐死的办法的话，顺民们也许即便在面临死亡威胁时也不大容易想到反抗了。朱元璋泉下有知，也许会欣慰于他的人间国土终于如愿以偿地变成了绵羊世界，而这个绵羊世界却终于在失去了强有力的头领的情况下遭受到虎狼的入侵。

朱元璋对律法的建设几乎到了事必躬亲的地步，在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的时候，每完成一篇，便要誊写给朱元璋一份，由朱详审裁定。这仅仅是众多同类例子中的一个，就以此来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南明朝廷其实已经符合“亡天下”的字面标准了：道德清议横行，腐败无能遍地，而权谋的博弈更加如同痼疾的恶化，愈演愈烈。这个时候，多铎的军队已经在“扬州十日”的屠杀之后继续进军，轻易突破了长江防线，逼近了南京。

<er top">一</h3>

这一句诗，所咏之地为南京孝陵，即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明朝初年，孝陵山丘曾有梅花鹿群放养，多时达数千头。每头鹿的脖颈上都挂有银牌以示标记，凡捕杀者以死罪论处。而吴梅村此时所见，苑内鹿群已经无人看管，更遭到当地人的随意捕杀，鹿颈银牌也失去了原先的权威，纷纷散落在捕杀者的手中。

所以，虽然洪武年间的法律体系已经在皇帝不遗余力的力抓之下而相当完善了，但是，此时司法上的不完善程度却足以与立法上的完善程度一争高下。对于广大官员和士绅阶层来讲，小心谨慎不去触犯律法并不能确保自己的安身立命，甚至，这两者之间还常常毫无必然联系。

那么，明朝“正朔”之兴衰，就由肉食者谋之好了，“保天下者”究竟是哪些人呢？不知道，纵观历史，除了五代冯道，一时还真难想出第二个例子。

我们不妨把皇权和官僚集团想象为统治阶层中的两大派系，派系之间寻求的是一种平衡，朱元璋为了使这种平衡能够在自己的任上保持下去，并且还能安稳地持续到他的继承人那里，就不得不想尽办法“倾轧”官僚集团，使官僚集团的力量弱化到能够和自己的继承人取得平衡的地步，因为，继承人的力量到底是不如自己的，而皇权与官僚集团间的力量平衡才能保障政权的稳固。

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太子朱标曾经劝说朱元璋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气愤得把一枝荆棘摔在地上，让太子拣起来。荆棘多刺，太子难以下手，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全部削光，把光秃秃的荆棘塞到太子手里，说：“我这些做法，都是在为你削除荆棘上的尖刺啊。”

朱元璋为了培养顺民当真煞费苦心，亲自审读“四书”，结果发现《孟子》当中充满着“叛逆”思想。据说，当朱元璋读到其中“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句时，大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于是，删去《孟子》书中八十五条，包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语。

所以，此时此刻，南京的百姓或许反倒会庆幸城市被这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占领，而多铎手下那些人数远远超过满人的汉人士兵面对此情此景不知又该做何感想呢？

朱元璋的顾虑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自己是可以“说了算”的，但在自己百年之后，继承人还能不能“也说了算”。为此，朱元璋一方面需要剪除一些官僚集团中的强势人物，一方面也需要在吏治当中铁腕立威。从这点上看，官僚集团不仅仅是皇权的统治工具，也可以被看做是与皇权相制衡的一大派系。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历史上的很多事情都无非是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为了寻求平衡或者打破平衡而运用的权谋手段的结果。

但这“副产品”从源头上就注定了它的不可持续性和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更为让人恐惧，因为，你虽然有可能成为一场上层社会博弈的受益者，也同样可能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去，成为受害人。

集中了政治精英的官僚集团不会不明白个中三昧，他们深切地懂得，反腐行动与百姓利益之间并没有任何实质关联，他们面对的只是来自于皇权的权谋手段，便自然也以自己的权谋手段去做出应对。事情的另一面是，在和皇权派系相对的官僚派系中，还分裂着若干个小派系，这些小的官僚派系既要与作为对立派系的皇权一方斗智斗勇，还要想方设法地利用皇权的力量来倾轧其他的官僚派系。于是，吏治的整顿往往并不像草根阶层所看到的那样某某官僚因为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而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制裁，而是这个倒霉蛋被他的敌对派系借着整顿吏治的理由而加以迫害——虽然“受害者”本人就其受到的制裁来讲往往并不冤枉，但他的对手们，那些打着整顿吏治旗号而整垮他的另一派系的官僚们，其自身也不会比这个“受害者”更加干净多少。而皇权又正好借着官僚集团之间的派系倾轧来整治作为皇权派系对立面的整个官僚派系——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而朱元璋正是这类博弈运动中的佼佼者。单看洪武年间最著名的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前后历时十四年，牵连至死的足足有四万五千多人，而后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再起巨大波澜，不但官员被严办了无数，追赃还波及到了全国各地的很多富户那里，导致大批富人破产——这让人禁不住怀疑：借此大量敛财之举到底是搂草打兔子的结果还是其本身就是当初的直接目的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会有一些腐败官吏受到惩处，自然会有一些为富不仁者受到制裁，也自然会有一些地方得到相对的太平，老百姓欢欣鼓舞，而究其原委，这些所谓“战果”却大多只是权谋斗争之下的副产品罢了，也就是说，老百姓以为恶狗被好人打了，其实却是一群狗被另一群狗咬了。但是，从副产品中得益的百姓们却不明白个中三昧，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副产品”就是“正式产品”，就是原始目的本身，因而歌功颂德，咏叹皇恩浩荡。

道德伦理永远是与实际利益冲突着的。官方永远在宣扬着圣人式的道德指标，而对这类宣传信以为真的人却经常成为被社会秩序迅速淘汰的对象。

<er h3">三</h3>

再把顾炎武的一句话断章取义一回：“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那么，其间真正的“联系”是在哪里呢？

当初，朱元璋对全国子民加强思想钳制，八股取士，把“四书”限制在朱熹的《四书集注》的思想框架里，参加科举考试之人不得有任何的个人见解。科举制度给平民百姓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这就像是一笔交易：任何人，如果想要改变命运，想要获得晋身之阶，就必须放弃个性而养成奴性，放弃思考而一味顺从，这简直和西方传说中的为了获得现实利益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故事一样。

该书第十章的一段话看得更加让人心寒：“十四世纪，‘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在英国似乎同样牢固确定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这一格言的实施程度究竟如何，暂且不必深究，只是这一思想的“光明正大”的出现和被宣扬就足以使我们为之瞠目结舌了。这是十四世纪的事情。

虽然，后来的科举制度更加强调“胡萝卜”的作用，但“大棒”的余威却并没有就此消散。在胡萝卜与大棒之下，天下臣民渐渐按照朱元璋的心愿变成顺民，变成具有奴性的顺民，而读书人更是成了奴性最强、伪性最重的一个阶层。回顾宋儒张载的口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际当已成为广陵绝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元璋也许更希望自己成为一大群绵羊的头领，而不是做一位人间的君王。

洪武年间最骇人的刑罚当属“剥皮实草”：凡受贿数额在六十两以上的官吏，枭首后在地方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剥下以后被填上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杀一儆百的作用。让人觉得还算人道的是，这毕竟不是活剥。

另一方面，权力集团的博弈使得人事的任免主要取决于忠诚而非能力。无论对于皇帝也好，还是对于某一个官僚派系也好，对某个人的任用或者贬谪甚至罢免，很大程度上和这个人称职与否没有直接关系，倒是此人对自己的忠诚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百姓们对青天大老爷的天真期待往往成为泡影。

<er h3">四</h3>

所以，朱元璋制定律法再完善，再严密，惩治“贪官污吏”再果断，再狠辣，但既有权谋机心在先，又有随意司法在后，而顺民们伪顺之道即是权谋之道，最终，还是一场场以权谋对权谋的博弈。君待臣以权谋，则臣待君以权谋，“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剥皮实草”虽在后世史家中尚存争议，但朱元璋在吏治方面用刑之苛、之酷确属历代所罕见。如此的用刑之酷和牵连之广，乍看上去，很容易使人以为是后来魏忠贤麾下的东厂作风，但这两者之间的重要不同是，洪武年间的风格更加注重律法。历朝历代，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皇帝能够在对律法的重视程度上和朱元璋媲美，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即把纲纪法度的建设明确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

<span>形胜当年百战收，子孙容易失神州。

金川事去家还在，玉树歌残恨怎休。

徐邓功勋谁甲第，方黄骸骨总荒丘。

可怜一片秦淮月，曾照降幡出石头。

一番风雨，清军入关。

1653年，即清顺治十年，四月间，诗人吴梅村来到南京，拜谒两江总督马国柱。其时战乱方歇，南京的景象给了诗人深深的刺痛。回想明王朝立国之初曾经建都于此，画角吹难，气象万千，而南明弘光小朝廷龟缩南京，那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转眼间家国易主，物是人非，吴梅村有感而口占七律，末句有“无端射取原头鹿，收得长生苑内牌”，尤其令人有抚今追昔之慨。

顺利进入南京城的多铎与不久前在扬州大搞屠杀的时候判若两人，他公告了明王朝统治阶层的荒淫残暴，并表明大清政权绝不会重蹈明朝统治者的覆辙，而是会实行亲民、爱民的德政。多铎很快就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承诺：他命人在城市当中划分界限，军队和居民分别安顿在这一界限的两边，互不干扰，并对军队的违纪现象给以严惩，有八名抢劫南京居民的满洲士兵被公开处死。

但是，英明神武的朱皇帝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单以这句话而论，它表明的道理是客观存在的，是先贤从社会现实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所以，即便把这句话从教科书里彻底删除，即便让全天下人都接触不到这一句“大逆狂言”，但人心和社会却都是按照这个规律走的。这就像即便你能把所有文字中和太阳东升西落有关的话全部删除，也改变不了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的这个客观存在。

整个南京城里，没有多少人反对赵之龙他们的决定。猜想一下，虽然接受异族统治会让人们感到非常不适，但趋利避害的现实主义和几代传承的顺民心态还是使他们作出了“明智”的决定，根深蒂固的顺民心态使他们对所谓“正朔”的顺从程度远远低于对强权的顺从程度，更何况，聪明的顺民们早已习惯了在博弈中求生存，在委屈中求发展。“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即便臣对君不以“寇仇”视之，最起码也同样视作草芥吧？极少数的满洲人摧枯拉朽式地横扫中原大地，非但很少遇到过真正有力量的抵抗，反而迅速吸纳着归顺过来的汉人势力，使自身的实力翻番地扩张。

在洪武年间的权力博弈中，朱元璋无疑是最后的胜利者。一些老百姓因之受益也好，一些士大夫因之无辜受累也好，都并非这屡屡整顿官场的真实目标，自然也就不是最高权力者在意的事情。而对于百姓而言，国家不是他们的，在家天下的时代里，他们只是帝王的私产，无论被恩典着还是被虐待着，他们通常都只有默默接受的份儿。虽然有时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这句话本身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之类的主张被一些百姓与知识分子天真地曲解为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阶层就是“天下”的一分子，就是江山社稷的主人之一，但有着这类想法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不是因为很快就遭遇瓢泼浇头的冷水而有所醒悟，就是被社会残酷地淘汰出局。主流方面是，在一个权谋的大环境下，许许多多的人也有着自己的一套小权谋，必须更多地通过与他人的博弈而非自身的正直努力来赢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权谋渐渐演化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无论在何种环境下，人们都会不自觉地运用权谋的思维方式来应对环境，解决问题。无疑，通晓权谋者是不被人喜欢的，但大环境就是如此，所以，中、下层不但受到上层建筑潜移默化的熏陶，自身的实际利益又往往很难依靠正当手段来得到保护——除了权谋与心机之外，他们还能靠什么立足于这个世界之上呢？

南京顺民们在赵之龙等人的安顿下开城迎降，家家户户用黄色条幅写好“顺民”字样，并在门口焚香设案，与王秀楚所记之《扬州十日记》中扬州居民的情况如出一辙，只不过扬州顺民事出仓促，南京顺民准备周详。而准备得更加周详的赵之龙等一干文武百官则争相投靠新朝，力求得到新朝任用。当时有位名叫张怡的汉子在旁边冷眼观看，记录下这些人“膝软于棉，面厚于铁”的嘴脸。

出于权谋术的考虑而进行的铁腕反腐必然在先天上就存在弊端。反腐行动是自上而下的，法外施刑的泛滥说明了它并不着意于建立一种完善的、可以自行运转的律法体制，而骨子里又有着制衡官僚集团的这一深层原因，于是，合理有效的监察机制就更是不必要，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皇权所追求的是一种“说了算”的制衡结果，追求这种结果自然也就不需要什么“程序正义”。

扬州十日的深深伤口仿佛一下子就在南京得到愈合了。任何人都会相信，如果开进南京城的不是多铎的清军，而是当初保卫南明政权、保卫南明百姓的“四镇”部队，南京百姓的遭遇绝对不会比“扬州十日”好上多少——虽然这是“自家的”军队面对“自家的”百姓。

现实利益的诱惑是巨大的，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当诱惑足够大的时候，有几个人还情愿孤高自重呢？况且，即便有人想孤高自重也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的——在明王朝初立的时候，科举的作用还没有形成，朱元璋迫切网罗人才任职做事，他的出发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对那些拒绝被网罗的知识分子便不惜采取强硬手段。在朱元璋亲自编定的《御制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里面，记载着一段这样的事情：贵溪儒生夏伯启叔侄不愿被明政府征召为官，双双剁下了左手拇指以示决心，结果被朱元璋砍头抄家。这样的做法，在历朝历代的开国时期都属极为罕见。

朱元璋在立国之初，主要面临着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大动荡之后社会的复苏与发展；二是整顿吏治以消除腐败，使庞大的帝国能够驶上一条长治久安的良好轨道；再有的就是铲除有可能在短期内威胁皇权的所有隐患。

但是，皇权的独揽、律法的制约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还是不足以使朱元璋放心。对权力的极端欲望使朱元璋有点像一名心理变态的丈夫——他时刻担心着邻家男人会动他妻子的念头，虽然这个邻家男人看上去老实本分，忠厚和善，对自己的妻子从没有多看过一眼，对自己也一向以礼相待，但是，这个丈夫还是非要杀掉邻家男人才能放心，因为，邻家男人就算再怎么老实本分，忠厚和善，但毕竟是一个男人，这就始终构成着染指自己妻子的潜在危险。只有把这仅有的一个潜在危险也连根除掉，这名心理变态的丈夫才能真正地放下心来。

除此之外，对待那些文臣武将们，朱元璋还有着另外的一手——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先后发布了《铁榜文》、《资世通训》、《臣戒录》和《至戒录》，苦口婆心地告诫大家，效忠皇帝是如何的重要，是如何的光荣，而欺瞒犯上又是如何的不可取，如何的会传为千古骂名。朱元璋甚至还鼓励儒生们去向一众武将宣扬忠烈死节的道理，总之，朱元璋的确用心良苦。

当然，其中也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并且为自己赢得显赫的声名。著名的海瑞就是非常接近圣人标准的一位，他的家徒四壁似的清廉使他注定只能成为一个戴着光环的榜样而无法为更多的人效仿。对于整个社会，海瑞式的人物起着一廉遮百丑的重要作用。对于皇权来说，海瑞的这种作用怕是要比他实际的政治作为还重要上不知多少倍，因为把特例混淆成典型能够极大地有助于社会的稳定。而在一些冷眼旁观者看来，这样的情形却正应了《老子》中的名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顺带一提：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好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常见东西方的历史颇多暗合之处。该书第八章“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里，结尾时对该章标题所做的回答是：“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体制的必然后果。”

自上而下地全面、严格地整顿吏治，历来是中国百姓最乐于看到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见百姓们得知腐败的官员受到酷刑惩罚的时候该是怎样一种欢天喜地的心情。在这样的事态下，法外施刑的屡次发生并不会让更多的人产生忧虑，相反，多数人倒是欣慰于看到腐败官吏受到最残酷的惩罚，而无论这种惩罚是否属于律法系统合乎程序操作的结果。最高统治者的法外施刑很容易被更多地视为英明决策，在这里，程序正义是退居其次，甚至是无人关注的，一个良性的、可以自动运行的律法系统和监督系统也落到了人们的视野之外。要知道，这些严刑峻法的实施，并不仅仅是依赖官僚机构的制度化操作，皇帝本人所起到的作用实在非常之大。朱元璋把皇权发展到高度集权的地步，废除中书省与丞相，几乎一手总揽天下事务。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看谁读书最仔细

严肃之后要轻松，呵呵，又得把孟子装病的事给扯回来，这一节还不算完。现在说几个小问题，放松放松。

第一个小问题：读过上本书的人都应该有印象，孟子在“梁惠王篇”里记载了好几次在齐国的事情，比如“孟子见齐宣王”什么的，可在装病这节里，为什么提到好几遍齐王却只称一个“王”字呢？为什么不像在“梁惠王篇”里那样，写“齐宣王”或者“宣王”呢？

——谁要看出这点不同了，那真称得上读书仔细。而两处笔法如此不同，一定有问题！

古代那么多读书人，早有人觉得这里可疑。清朝有人考据认为：《孟子》七篇里所有提到齐王的地方，说的全是齐湣王，而不是齐湣王的前辈齐宣王。

齐湣王和齐宣王都是加了谥号的叫法，这种称呼只有在死后才有。和孟子说话的那位齐王当然是活的，所以孟子只能叫他“王”而无法称呼他的谥号，所以，装病这段称“王”当是《孟子》原文如此，而“梁惠王篇”里称“齐宣王”则是后人改的。——这是一家之言，声音也不大，我们姑妄听之，知道有这么一说也就是了。

第二个小问题：孟子在装病的第二天就出门了，齐王使者来探病，扑了个空，孟仲子对人家说的话里有一句是说孟子“有采薪之忧”——我们知道他是在说孟子“生病”的事，这“采薪之忧”到底是什么病呢？

“薪”就是柴禾，“采薪”就是打柴，“采薪之忧”就是说发愁打不了柴了，可孟子难道还要自己打柴去吗？当然不是，这话引申的意思是：连打柴的力气都没有了；再引申的意思是：生病了。怎么样，这个说法很含蓄、很典雅吧？当你再想装病偷懒好躲在家里睡大觉、打游戏的时候，就可以向老板请假说：“我有采薪之忧，今天不能上班了。”

“采薪之忧”还有个近似的说法叫“负薪之忧”——假如你是当时的一个“士”，国君让你去参加射箭大赛，这本是个在领导面前露脸的机会，可你偏偏是二把刀上不了台面，露脸不就变成丢脸了吗？这可怎么办呢？按照《礼记》的说法，你应该给自己请个病假，说自己有“负薪之忧”。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大家心照不宣。

第三个小问题：孟子是装病，齐王可是真病。齐王的病是“有寒疾，不可以风”。你能从这句话推断出齐王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吗？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无聊？不是我无聊，是古代读书人真有狗仔队的精神，真有注《孟子》的专家考证过这个问题，结论是：“盖是太阳中风，寒水之经疾也。”——这句话恕不翻译了，因为我也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到底不是学医的，只是以此来展示一下古人的狗仔队精神有多强。

第四个小问题：孟子对景丑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明朝有个叫杨守陈的人向皇帝上疏，劈头便引用孟子的这句话，然后他来了个设问句：“尧舜之道到底是哪条道呢？”接着他就自问自答地说：“《尚书》里说：‘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这就是尧舜治国之道的基础。”好了，问题是：他的回答对不对呢？

（提示：这道题是考记忆力的。）

答案是：前文里已经说了，“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是被伪造出来的《尚书》名言，骗了中国读书人一千年啊！——这个天大的骗局直到清朝才被揭穿，而写这篇奏疏的杨守陈是明朝人，还很拿这句格言当圣人的训话呢。

第五个小问题：孟子对景丑说：“今天下地丑德齐”，这个“丑”字是什么意思？

（提示：想想本书一开始讲过的公孙丑的“丑”字。）

答案是：这个“丑”字繁体写做“醜”，这里的意思是“类似，差不多”——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没人用了。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

<small>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small>

<small>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small>

我们前面已经领教过很多次孟子的能言善辩了，他的这手功夫看来也教会了弟子。他的弟子陈臻学会了这手，先就用在老师身上了——

陈臻问老师：“以前您在齐国那会儿，齐王送给您上好的黄金一百镒，可您说什么也不要。是这样吗？——请回答‘是’或‘不是’。”

孟子点点头：“不错，是有这么回事。”

陈臻说：“您只能回答‘是’或‘不是’，这是规矩。”

孟子一愣，想了想，还是点头：“是。”

陈臻又问：“后来去了宋国，宋国的国君送给您七十镒黄金，您把这黄金给收下了。是这样吗？——请回答‘是’或‘不是’。”

孟子又点点头：“是。”

陈臻突然语调变急：“在薛国（严格来讲，薛国不是‘国’，但为了叙述方便就先这么说吧）的时候，薛国领导人送了您五十镒黄金，您也收下了。是这样吗？——请回答‘是’或‘不是’。”

孟子点头：“是。”

陈臻变色道：“这就奇怪了！如果先前不收齐国的金子是对的，那您后来收宋国和薛国的金子就一定是错的；如果收宋国和薛国的金子是对的，那先前收齐国的金子就是一定错的。上述这两种情况，老师您不是属于第一种就一定属于第二种。那么，您是不是不认为没有不收齐国的金子和没有没拒绝宋、薛两国的金子就不见得不是不可以的呢？——请回答‘是’或‘不是’。”

“嗯……是，不是……不是不是……嗯，还是不是。”孟子一个头两个大。

陈臻再接再厉：“您是不是不认为自己并非没做错呢？——请回答‘是’或‘不是’。”

“◎＃￥％……※×”孟子晕眩半晌，突然问了一句：“现在几点？”

陈臻随口应道：“戊辰时。”

孟子突然站了起来，喝道：“你这臭小子，我说怎么感觉不大对劲呢，原来你是在玩‘背孤击虚’啊！不行，咱俩把座位调换过来！”

孟子长吁了一口气，悠悠然地说：“小子，很多事情不是简单的‘是’和‘不是’就能说清的。我给你讲讲当年的事情经过好了。那次在宋国的时候，我正准备远行，按惯例对即将远行之人是一定要送些盘缠的。当时宋君硬把一大筐金子塞在我的衣兜里，说：‘这是给您的一点儿盘缠。’这很合情合理嘛，我为什么不收？”

“老师这是什么衣兜啊，都赶上机器猫了！”陈臻暗想，随即又问道：“那在薛国是怎么回事？”

“当时在薛国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有坏人可能要害我，当时我时刻都全神贯注地戒备着身边的情况，晚上使劲喝咖啡不敢睡觉，吃饭开始只吃白水煮鸡蛋，后来怕敌人偷偷给母鸡传播禽流感病毒，只好窝在屋子里舔自己的手心充饥。”

“啊——？！”

“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非得离开不可了。可是，你想想，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腰里要不别几个原子弹我敢出门吗！咳！”想起当时的紧张气氛，孟子现在还觉得口干舌燥，“可是，屋漏偏遭连日雨，房贷利率突然涨了，搞得原子弹一下子就升值了！”

陈臻纳闷，“这两件事挨着吗？”

孟子长叹一声：“还得说薛国国君为人厚道，送金子给我，说：‘听说您要防备不测，这点儿钱也不多，您就留着买几个原子弹吧。’这真是及时雨啊，我为什么不收呢？”

陈臻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呢？”

孟子说：“后来，原子弹也买了，我们一行人也就出发了，果然中途遇敌。敌人看见我们阵容强大，也有点儿含糊。只听其中一个敌人说：‘大家小心，他们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旁边另一个敌人仔细张望了一下，说：‘别怕，我认出来了，他们那原子弹是我们村村长小舅子的鞭炮厂生产的。’又有敌人问：‘那能炸吗？’这人回答说：‘他们厂的鞭炮倒是炸死过不少人，可原子弹我还没听说有哪个炸过！’”

孟子接着说：“结果好在有惊无险，总算安然度过。至于在齐国那次，齐王拿来一大堆金子，说：‘孟老师啊，这点金子给您当盘缠！’我说：‘我又不准备出远门，用不着盘缠。’齐王又说：‘那您也拿着，买几个原子弹炸着玩玩！’我说：‘我现在很安全，用不着买武器。’……总之，我没有任何花钱的用项，那还为什么收齐王的钱呢？送钱和收钱都是要有理由的，如果没有理由就送钱给我，那不是拿钱收买我吗！哪有贤德的君子可以被钱收买呢？”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那么多的金子都哪里去了？

孟子可真不是个穷酸，走到哪里都有人争着送金子给他，这是当时的风气使然啊。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所谓的‘金子’真的是金子吗？”

不错，在很久很久以前，一般说“金”其实指的不是金子，或者是说“金属”，或者是说“铜”。所以，当你看到古籍里写着某某人带着很多很多“金”的时候，要知道那很可能不是金子而是铜。

黄金自然比铜要少很多，也珍贵很多。古龙小说里的大侠经常动不动就出手十万乃至百万两黄金，其实，真正的金子哪有那么多呢！

但孟子这里所说的“金”还真不是铜，实实在在就是金子，而且还是“兼金”。

什么是“兼金”？就是成色上好的金子。

有考古队挖出过楚国的“板金”，也叫“金饼”或“印子金”，是很多小金块连在一起的大金块，每一个小金块上都有方形或圆形的钤记，通常字样为“郢爰”——“郢”是楚国首都，“爰”大概是某种计量单位，读做“元”（不知道和我们现代货币的“元”有什么渊源没有）。这东西在当时就是钞票，用的时候大概要切下来用天平来称。一整块板金差不多有半斤重。

齐王要给孟子一百镒金子，这“一百镒金子”是多少呢？

一“镒”大概合到二十两，也有一说是二十四两——如果用二十两这个标准的话，齐王给孟子的金子就是两千两啊！

这两千两黄金孟子没要，但宋国和薛国的金子孟子可要了。宋国给的是七十镒，薛国给的是五十镒，加起来就是一百二十镒，合两千四百两！

再往下算，古时十六两为一斤，那么，两千四百两就是一百五十斤。

战国时代的“斤”合现在多少分量，不好意思，我不清楚，那就拿汉朝的标准来算算吧，估计差不太多。汉代一斤合现在的二百四十五克，那么，一百五十斤就是将近三十七公斤。

这么多金子要拿到现在可很不得了，可在当时有多大的购买力呢？

在托名管仲的《管子》里可以看到齐国黄金和粮食的一个比价。大致的比价是：一百亩地大丰收时候的粮食收成可以折合成黄金两镒。

——毫无疑问了，孟子是个大款！

和春秋时代不同，在战国时代，黄金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间的通行货币，虽然使用的机会并不很多。那些耍嘴皮子搞外交的，跑官行贿的，无不带着大批的黄金流来窜去。但从当时齐国的记载来看，黄金还只算是中级货币，比大家熟悉的刀币、布币那些古钱要高级，但还比不上珍珠和美玉。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才设定货币为两个等级，以黄金为上等货币。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看看古籍，从战国到汉代，黄金大大的有，可后来呢，黄金好像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早有人注意到了这件怪事，很是疑惑：那些黄金都到哪里去了？

这个问题曾经吸引过很多人，也困扰过很多人。是啊，古籍里到处是黄金，后来这些黄金怎么都不见了？难道是被藏起来了吗？

能解答出这个问题就可能意味着发现黄金宝藏。可寻找答案的人虽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解释，却都没有十足的说服力。

后来终于有了一个近乎令人满意的解释：原来，这些黄金都被佛祖给弄走了。

——这虽然不是定论，却也真不是无稽之谈。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很快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善男信女当中渐渐流行起两大运动：一是抄写佛经，二是重塑金身。

所谓“重塑金身”，在现代社会的一些地方依然很流行，就是用金泥把佛像从头到脚刷上一遍。刷完一次之后，没过多久便又有人大大破费一番，再刷一遍。香火旺盛的寺院里，一尊佛像在一年当中可能要被人重塑好几回金身。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佛像被刷得越来越胖，再要多刷两回怕是连相貌轮廓都看不清了，所以和尚们还得费些力气给佛像减肥，可才减完肥就又有人往上刷金泥。要知道，能有实力给佛像重塑金身的可几乎全是达官显贵，这金泥可都是真金子啊！全国这么多的寺庙，这么多的佛像，这么多的善男信女，这么多的达官显贵，所以大量的黄金就这么消耗掉了。

那，抄写佛经怎么就消耗黄金呢？古人要是写个字，无非用到后来是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至多也就用到朱砂。而抄写佛经可大不一样，墨里是要掺金粉的。抄啊抄，工工整整的，泥金小楷《金刚经》，想想就觉得漂亮，就觉得尊贵。

一个人抄，两个人抄，倒也用不了多少金子，可架不住千千万万个人抄。当千千万万篇漂亮尊贵的泥金小楷佛经被抄完之后，也就又有大量的黄金被这么消耗掉了。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边城孟子

孟子和陈臻这段对话还有下文，留到后面再说。

孟子这一回来到了平陆这个地方。平陆是齐国边境上的一座城邑，用浪漫的语言来说，就是“边城”。

边城没有傅红雪，也没有沈从文，只有一个面目无趣的地方长官孔距心。

<small>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small>

<small>“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small>

<small>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small>

<small>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small>

孟子一代大儒，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在边城平陆，孟子又拿曾经对付过梁惠王的老方法给平陆长官孔距心下套了。

孟子问：“如果您手下有个士兵，一天之中掉队了三次，那您是不是要开除他呢？”

孔距心说：“那还用问，当然开除他了！”

——完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小问题，孔距心就上套了。孟子坏笑着说：“既然如此，据我了解，在闹饥荒的年头里，您辖区里的老百姓年老体弱的弃尸在山沟里，年轻力壮的足有好几千人外出逃荒。要是数数您失职的例子，可比那个士兵多多了！”

孔距心理直气壮：“这可不能怨我呀，这不是我小小地方官能管得了的！”

孔距心一下子把责任推到齐王身上了，意思是说：“这都是上边的错。我一个小小地方官，在闹饥荒的年头能留住几个活人就已经算够尽职的了。”

孟子接着说：“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委托，替这人放牧牛羊，那就一定要给这些牛羊找到合适的牧场，找到足够的草料。那么，牧场没找到，草料又不够，在这种时候，是该把牛羊送还给委托人呢，还是站在一旁眼看着牛羊饿死？”

孔距心这回可没话说了，低着头：“看来，这的确是我的错啊！”

过了几天，孟子去见齐王，聊起了自己在齐国各个地方上的见闻。孟子说：“大王的城邑长官我认识了五位，而明白自己的罪过的却只有孔距心一个人。来，我跟您仔细讲讲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知道另外四位地方官都是怎么说的，看来都对孟子“牧羊人”的比喻不以为然吧。

齐王听完所有经过之后，汗颜说：“这样说来，这是我的罪过了！”

看来齐王和孔距心为人还算厚道，能知错，能认错。

孟子这个“牧羊人”的比喻有点儿现代职业经理人的意思，但平陆到底是孔距心的个人采邑还是齐国的直辖郡县却还不大好说，毕竟战国时代早已经开始有了郡县制的苗头。

五位地方官似乎最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推卸责任，看来要不搞MBO（管理者收购）还真是没办法了！孔距心大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孟子：“把平陆的国有股都变成我的个人股，这样我才能有干劲，要不然，我是小车不倒只管推，平陆爱垮不垮，老百姓爱死不死，我还是官照做，钱照拿！”

齐王似乎并不认为自己就是齐国的所有者，而仅仅是个被委托的管理者，就像孟子比喻里的那位牧羊人一样——这大概就是周朝前期贵族民族政治的遗风吧，秦始皇以后可就没有这种风气了。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千万别听孟子的

<small>孟子谓蚔鼃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small>

<small>蚔鼃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small>

<small>齐人曰：“所以为蚔鼃，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small>

<small>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small>

先介绍本节里的两个人、一个地方和一个官名。

蚔鼃——这两个字读做“池蛙”，看这字形，你很难想象这会是个人名，学校里要是有学生叫了这样一个名字，简直就是存心要难为老师。蚔鼃是齐国的一位大夫，“蚔”字大概是他的姓，这个字还指蚂蚁下的蛋，还有一种传说中的怪兽也叫这个名字，据说长得像蛇。很多人知道古代有“两头蛇”的传说，“蚔”这动物相反，是一个头两个身子。据说有人养这种东西，它能像鱼鹰一样为人抓鱼。我还曾在一份古代祭司的菜谱里见过这个东西，好像是用它来做肉酱的。而“鼃”字有人认为就是“蛙”，有人说是和青蛙模样差不多的一种东西。不管它了，反正这两个字一般人恐怕一辈子也遇不到一回。现在给孩子起名字要考虑最常用的输入法能不能把字打得出来，否则这一生要遇到无数麻烦，可古代人起名字却没有这个顾虑，经常有人什么字怪就专拣什么，太可恨了！

公都子——孟子的又一位弟子。现在我们见过的孟门弟子已经有好几位了：乐正子、公孙丑、孟仲子，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公都子。

灵丘——地名。和上一节里的平陆一样，也是齐国的一处边城。蚔鼃原本就在灵丘做官，后来申请调到首都临淄去了。

士师——这个词乍看上去不像是中国本土的东西，倒像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基督教徒和读过《旧约》的人对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即便不熟悉《旧约》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有个“力士参孙”，神力无边，堪称古代第一大力士，他死在女人手上，而这个女人甚至比参孙更有名，她就是被人称之为“文献记载中的第一位妓女”的达利拉，参孙和达利拉的故事就出自《旧约·士师记》。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早期传教士们在这里的译名上选了一个很中国、很古雅的对应词——士师，而现在有些人却认为这是个外来词汇了。

上本书大致介绍过什么叫“士”，在春秋时代，打仗全靠的是士，而古代兵刑不分，管刑狱的人也是士。士师大体上就是典狱长，隶属于司寇——孔子在鲁国就曾做过这司寇，这是司法部门的最高长官。

蚔鼃本来是灵丘的地方官，干着干着就不大想干了，想调到中央去。蚔鼃通过灵丘驻临淄办事处开始跑官，终于在首都谋了份新差使——做典狱长。

孟子来了，一来就问：“你跑官跑得不错嘛。”

蚔鼃有点儿紧张：“您是来批评我的么？”

孟子笑笑说：“哪里，哪里，我真觉得你做得不错，到临淄了不就正有机会向国君进言了吗，以前你在小小灵丘做一个边城浪子，哪里有机会跟国君说话呢！”

蚔鼃松了口气：“当然，当然。”

孟子接着说：“但是——”

蚔鼃只觉得后脊梁嗖地飞过一股凉气。

“但是——”孟子说，“你来临淄都好几个月了，怎么还不向国君进谏忠言呢？”

蚔鼃一咬牙：“不错，我正准备要去呢。嗯——您怎么还不走？——嗯，嗯，嗯，好，我这就去！”

蚔鼃来见齐王，进谏忠言，可齐王根本就不听他的。蚔鼃该怎么办呢？

蚔鼃采取了最合乎礼法的方式——辞职回家了。

这就得说说周代的官场风气。《礼记》上说，大臣向国君劝谏，如果一连劝谏三次还不被国君采纳的话，大臣就该辞职回家。（这个问题《孟子》后文还会谈到。）

蚔鼃这一辞职，一下子成了新闻头条，齐国人议论纷纷，都说孟子的不是：“孟子给蚔鼃出的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可孟子为自己是怎么打算的我们就不清楚了。”言下之意是：孟子你挑唆蚳鼃去劝谏，让人家三谏而辞，可你自己呢，站在旁边看笑话，这可说不过去吧？（这话还有其他解释，留待下文再说。）

公都子一看，坏了，老师犯了众怒了，赶紧回报孟子。孟子倒笑嘻嘻的一点儿也不着急，慢条斯理地说：“老话是这样说的：‘当官的不能尽职尽责，就该回家；有劝谏职责的人如果进言不被采纳，也该辞职。’可你老师我呢，既没有官职在身，也没有进言的责任，那我还不是进退裕如，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吗！”

——孟子这时候在齐国是客卿的身份，他的意思很儒家：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不能谋其政，那就把屁股挪挪窝儿；而不在其位，自然也就不谋其政，也更不用担什么责任。

蚔鼃还真是个好样的，从这里也能略略看出周礼淳朴可爱的一面。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和小人同行

<small>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王驩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small>

<small>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small>

<small>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small>

孟子这回可不是客卿了，而是正正经经地当了齐国的卿，这可是高官哪。

既然当了官，可就有了职责在身了。孟子这次的职责是：代表齐国去滕国吊丧，因为滕国的国君死了。

上本书里孟子和滕国的滕文公不是有过来往吗？现在死的滕国国君是哪一位呢？不会就是滕文公吧？——这事还真不容易弄清，不过一般认为是滕定公，也就是滕文公的老爸。

孟子带团出发了，他还有个副官，叫做王驩（读“欢”）。

孟子和王驩长途跋涉，朝夕相处，但奇怪的是，孟子从不和王驩商量工作。

公孙丑觉得奇怪，问老师：“您的官当得也不算小啊，齐国和滕国之间的旅途也不算短啊，可我怎么就从没见您跟王驩商量工作上的事呢？”

孟子回答说：“事都有人办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孟子的回答比较令人费解。

事实上，整个这一节的内容都比较令人费解。首先，公孙丑说的“齐卿之位，不为小矣”，这里的“齐卿”到底指谁？因为有人考证，王驩这时候好像也做齐卿呢。

就当“齐卿”是指孟子好了，可孟子为什么从不和王驩商量工作呢？孟子最后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要是不了解一些背景，还真搞不懂这一节的意思。

齐国是超级大国，滕国是超级小国，孟子以大儒兼大官的身份代表齐国去滕国吊丧，真是给足了滕国面子，想来滕国自然会以很高的规格接待的。可是，差使到底是甜是苦，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孟子恐怕并不觉得舒服，这全是因为他那位副官。

这位副官王驩是齐王跟前的大红人，也是齐国出了名的奸佞小人。这节写王驩的官职是“盖大夫”，这里的“盖”字读“葛”，是个地名，或许就是王驩的采邑。古代的注家认为，王驩这个人一贯飞扬跋扈，颐指气使，到处抢风头，所以，在使团当中虽然只是副官，却大包大揽，颇有“小鬼当家”的意思。孟子能怎么办呢？要跟他商量商量工作吧，如果话说轻了，倒像自己给王驩当副官；话说重了呢，又像是小肚鸡肠地跟王驩争权。——说轻了也不是，说重了也不是，干脆，不说话了还不行吗！就这样，一路上连来带去，孟子任由王驩自己折腾，自己却什么话也不说。

可孟子这番为难之处又怎么向学生解释呢？于是便有了那句：“事都有人办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言语当中既透露着对王驩的不满，又似乎稍稍带着一些自嘲。总之，他没有正面回答公孙丑的问题，而是用这样一句含糊的反问一带而过。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看来君子遇见小人，比秀才遇见兵还要难受啊。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别把孝道当伦理

下面这一节是说孟子给母亲办丧事。有人可还记得上本书讲“梁惠王篇”最后一节的内容，臧仓向鲁国国君进谗言，说孟子给母亲办的丧事在规格上超过了给父亲办的丧事，鲁君因此而放弃了和孟子见面的计划？

本节所讲的就是臧仓在谗言里说的那件事。又有一位孟子的弟子露面了，叫做充虞。

<small>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small>

<small>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small>

<small>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small>

孟子从齐国到鲁国，办理母亲的丧事，返回齐国的时候，在嬴城逗留。充虞来问老师：“前些日子您不嫌我笨，让我盯着木匠做棺材。当时大家全都忙忙碌碌的，我心里有疑惑也没敢打扰您。现在松口气了，就想问问您了。”

“哦。”孟子说：“问吧，是什么事情能困扰你这么久啊？”

充虞嗫嚅着：“这个，棺材，棺材用的木料是不是太好了？”

——是不是有人已经准备着唾弃充虞了？是啊，充虞难道真是笨吗，有他这么说话的吗！

可充虞这人就是这么死性，偏要问清楚了不行，他言下的意思应该是：咱们儒家不是最讲究礼制、最讲究等级秩序的吗，按您的身份，恐怕给母亲做棺材不应该用这么好的木料吧？这是不是僭越了等级呢？再言下的意思是：您对别人总是讲礼制，讲等级，怎么到自己身上就不一样了呢？您这不是宽于律己、严于待人吗？再言下的意思是：您这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吗，伪君子啊！再言下的意思是……

孟子倒没生气，也可能因为他一时也想不到充虞的这个问题还有我给阐发出来的这么多“言下之意”，他是很认真地做了回答：“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先讲讲古了。”

充虞期待着，“您就讲吧。”

孟子抑扬顿挫地说：“好，我说说，你听听，待想当初——”

充虞心里纳闷，“耳熟，这好像是要说《八扇屏》，以前听侯宝林说过。”

孟子接着说：“上古的时候，对棺和椁的尺寸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后来到了中古，这才有了规定，棺的厚度是七寸，椁的厚度要相称。上到天子，下到百姓，对棺木的讲究不是出于审美目的，而是为了一尽孝心。当然，尽心也不是想尽就都能尽的，既不能违背礼制，也得财力允许。可要是既不违反礼制，又有足够的财力，在这种情况下，古人都是用最好的木料来做棺椁的，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再说了，好木头不容易烂，死者的遗骸能被保护得更好，孝子的心里不也就舒服一些吗。有一句名言说：‘君子是不会因为任何理由而在父母身上省钱的。’”

——先得解释一下什么叫“棺椁”。

棺材不是一个长方形的大盒子，而是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死人装在小盒子里，小盒子装在大盒子里。小盒子是“棺”，大盒子是“椁”（读“果”）。

儒家推崇礼制，有各式各样的很复杂的一些仪式，其中丧礼是特别讲究的。做人要做孝子，这在儒家的理论里可绝不仅仅是伦理范畴的事，而是政治范畴的事。评书里常说一句话，叫“忠孝不能两全”，这很给人造成误解，以为忠和孝是对立的，其实在儒家看来，这两者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家做孝子，出门做忠臣。同样的，在家要是逆子，出门做官肯定得是奸臣。

有人可能会问：即便是在家做孝子，那么，在父母生前多尽孝不是很好吗，何必还要讲究死后那些劳师动众的繁文缛节呢？——我们现代社会很推崇这种观念，宣传生前多尽孝，丧事要从俭，这是一点儿错没有的。但古人讲究厚葬也自有他们的道理。

那，这是因为古人的鬼神观和来世观吗？——有一定的关联，但说到底这还是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的。这就不得不讲讲周代的宗法制。简单举个例子：比如，第一任周天子一共讨了三个老婆，生了六个儿子，等他死了，这六个儿子里谁来接他的班呢？是考试？是比武？还是抽签？都不行，那就乱套了，按照严格规定，他的正妻生的大儿子，即所谓嫡长子才是合法接班人。好了，嫡长子接了班，然后这位嫡长子（第二任周天子）又讨了三个老婆，生了六个儿子，等他死的时候，他的正妻生的大儿子又会接他的班成为第三任周天子，往后就依此类推。这个正妻大儿子的系统叫做“大宗”，其他那些儿子们都叫“小宗”。周朝人尤其讲究祭祖，第一任周天子生的老二、老三一向跟老爸关系不错，有一天，两人一合计，老爸死了这么长时间了，很是想念，唉，祭奠他老人家一下吧！

人家的祭奠可不像老百姓那样在坟头上烧点儿纸钱就完了，那可是个无比盛大的活动。可老二和老三虽然有这个想法，却不能真正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这个权利。

啊？！难道做儿子的还没权利祭奠过世的老爸吗？——的确没有，只有老大才有。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大宗”才有。

可是，只有嫡长子才能祭祖，这不是不合人情吗？非也，其他儿子其实也是可以去祭祖的，但一定要在嫡长子的带领之下才行。如果自己要单独祭祖，那就等于不合礼法。

再拿老二做例子。老大接了班，当了新任的周天子，老二和其他兄弟一起早已被分封到全国各地做诸侯了。老二被分封到了齐国，做了第一任的齐王。（严格说是不能叫“王”的，只能是“公”或者“侯”什么的，不过到了孟子生活的时代诸侯国君多僭越称王了。）这位齐王讨了三个老婆，生了六个儿子，接班的方法和周天子的“大宗”系统一样，照样是大老婆生的大儿子接班做第二任的齐王，依此类推，这一支就是齐国的“大宗”，而其他子弟就是齐国的“小宗”。齐国的小宗也没有单独祭奠第一任齐王的权利，而只有在“大宗”的带领下才能参加祭祖活动。

第一任齐王所生的六个孩子里，嫡长子接了班做了第二任齐王，另外五兄弟被分封到各自的采邑，成为卿大夫，在他们这个卿大夫的更小的系统里，也一样再分“大宗”和“小宗”。依此类推。

明白了这种宗法制度，我们就能想象得到祭祖的意义了：如果要尊奉祖先，就要隆重祭祀；如果要去祭祀，“小宗”就得听“大宗”的——在齐国的祭祖是齐国的各个卿大夫都得紧跟齐王，在周王室的祭祖是各个诸侯国的国君都得紧跟周天子。所以，孝道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在上本书的最后讲到孝道，当时说“在后文当中会有细说”，现在就是细说之一，孟子后文里还有不少谈及孝道的，咱们随到随讲好了。

明白了宗法制度的大概结构，我们就会明白，所谓“孝道”在那样的社会里是带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与其说是情感，不如说是现实；与其说是伦理，不如说是政治。到后来封建社会解体，中国进入漫长的专制社会，孝道也就失去了它原来的生存土壤，而又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现代社会有人讲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恢复中国古代的孝道，这些人的用心虽好，却忽视了孝道之所以成为孝道的历史背景。我们不妨想想，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孝顺父母，可人家外国人也没有鼓励孩子去虐待父母啊！那我们这个“孝道”的独到之处到底在哪里呢？——在中国古代从宗法制度而来的政治意义之内。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显微镜下看圣人

孟子当时恐怕不会想到，他这一节文字可给后人找了不少麻烦。

有人读这一节读出疑问来了：“孟子从齐国回鲁国给老娘办丧事，然后又回齐国继续当官，充虞说做棺材是‘前日’，咦，这样看来，孟子好像没有守孝的时间啊？！”

还有人跟着起哄：“是啊，孟子在“滕文公篇”里还教人家守孝三年呢，可他自己都没做到。嗯，这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吗！”

这问题一出，可有人看出了其中的重要性和争议性，赶紧跟帖：“潜力帖，留名。”

口水仗很快就打起来了，硝烟弥漫，唾沫横飞，因为“守孝三年”在古人看来可是天大的事情，而这一守孝主张最有力的吹鼓手恐怕就是孟圣人。所以，这问题的冲击力不亚于传言所谓在雷锋遗物里发现了一块高级手表。

大儒顾亭林帮孟子说话了：“孟子人家这是给老娘改葬，改葬是很快的，用不了守孝三年，因为这三年在刚刚下葬的时候就已经守过了。”顾亭林从文字上找证据，“好好看看《孟子》原文，人家用的字是‘葬’，而不是‘丧’，这是在说改葬，而不是在说守丧。”

人多嘴杂，越说越乱。这真是个焦点问题啊：当事人中，不但孟子是圣人，孟子的老娘也是女中圣人啊。我们都知道有个“孟母三迁”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位孟子的老娘：

待从头，想当初，孟子小的时候，他家住的地方临近一片墓地。是不是很刺激啊？小孟轲很高兴，很喜欢到墓地去玩，还总是学着人家的样子挖个坑啦，埋个东西啦。孟母一看：这可不行，要是这么下去，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个没出息的家伙！怎么办？孟母一咬牙：搬家！

要拿现代眼光来看，孟母的觉悟可真不高：干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呀，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可孟母到底只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家庭妇女，在当时能有这种意识就已经很不简单了。于是，老孟家搬家了，从墓地旁边搬到了王府井大街。

真新鲜啊！小孟轲这回更高兴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小孩子模仿能力又强……孟母一看，完了，要照这样下去，这孩子长大了充其量也就是个比尔·盖茨！孟母仿佛已经见到了儿子的大头像笑容可掬地出现在《福布斯》的封面上——唉，那还不丢死人了！怎么办？孟母一咬牙：接着搬家！

单是搬家倒也不难，无非是给搬家公司打一个电话的事，可是，搬到哪里去呢？孟母胡乱翻看报纸，突然，一则房地产广告让她眼前一亮：学宫，高尚社区！

孟母心头盘算着：“这个小区叫‘学宫’，嗯，一听就有文化，还是什么‘高尚社区’，那一定住的都是高尚的人啊！”想想儿子要能跟这些人做邻居，耳濡目染肯定能学好的！更重要的是，广告还有一条写着：“本小区内设鲁国重点小学‘学宫小学’第三分校，全部特级教师授课，凡本小区业主适龄子女均可入校就读。”

孟母一看：这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订造的啊！没的说，就是这里了！

为了孩子，孟母豁出去了，东拼西凑交了首付，很快就住进了学宫小区。可一住进来，新鲜劲儿还没过呢，就发现问题了：高尚社区的高尚邻居们有随地吐痰的，有乱扔垃圾的，有私搭乱建的，有在楼道里堆放自家杂物的……嗯——？！尤其是，那个学宫小学的第三分校哪儿去了？

——后来找物业一打听，地基还没挖呢。孟母又一咬牙：等吧，既然黑夜都这么黑了，黎明还会远吗？

熬过了黑夜，迎来了黎明，孟母在黎明的寒风里盯着小区当中的那片空地，此刻，天空飘着茫茫的飞雪，物业办公室的唱片里播放着喜儿的唱腔，孟母簌簌落泪，暗自安慰自己：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春天终于来了，地基也终于挖了，但盖的不是小学，而是一座新楼。开发商的代表说：“这么好的地段盖小学？太荒唐了吧！”

打落牙齿吞进肚里！孟母把被打落的牙齿一一吞进了肚里，一共吞了二十四颗，最后对小孟轲说：“好孩子，好歹这儿也是学宫，你一定要争口气，要好好读书啊！”

从此，小孟轲就在学宫受着读书声的熏陶，这个高尚社区的高尚人士们也让小孟轲学会了揖让进退的种种礼仪。

这一天，孟母抚摩着小孟轲的头，突然流下泪来，连声说：“高了，又高了。”

小孟轲很是奇怪，忙问：“妈，孩子个头长高了，您哭什么呀？”

孟母擦了擦眼泪，“妈不是说你个子长高了，是才看了报纸，报上说还贷的利息又高了！”

“啊，是说这个啊！”孟子一听，想了想，说：“反正我学的东西也不少了，不如不再学下去了，出去挣钱好补贴家用。”

真是好孩子啊！可孟母一听，突然一下子把旁边织布机上刚织了一半的布给砍断了，厉声对小孟轲说：“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反正是讲了一番大道理，把小孟轲说得直害怕。小孟轲这才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代大儒。

——这段故事，里写做“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以前但凡读过私塾的孩子都背过，所以孟母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知名度最高的一位母亲，而这几句话的出处应该是汉朝刘向编的，我上面讲的这个版本就是依据的，所以孟母最后断的不是“机杼”，而是织到半截的布。砍断一截布还只是毁掉一件半成品，要真是“断机杼”，那可就是破坏生产工具了，以后的房贷还怎么还啊！

里记载的孟母的事迹可不止这些，还说到后来孟子长大了，成为名儒了，去齐国的时候是带着孟母一起的。于是，有人就以为据发出质疑：孟子不可能是回鲁国办改葬的事，孟母必然是死在齐国的。有人又问：如果真是孟子守孝守足了三年，为什么充虞要等到三年之后才问问题呢？

支持孟子的也很多，有说“前日”不该解释为“几天前”，说是几年前也是说得通的，然后举例证明，也有说充虞三年之后才问这个问题正说明了孟门弟子的认真和好问。——要把古人这些正方、反方的说法都介绍全了，少说也要上万字。我就简单说一说，大家体会一下当圣人的不易，别人都拿显微镜来看你啊，再有，孟子不大像是没有守完三年丧的，我们还是相信他好了。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挑唆一场侵略战争

<small>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small>

<small>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small>

<small>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small>

这一节因为一个年代问题而饱受争议：此时在位的齐王是齐宣王吗？我们就不管这个问题了，只看文本本身好了。

齐国有个大臣叫沈同，以私人身份来问孟子：“咱们可以去打燕国吗？”

原文不是像平常一样说“某某问曰”，而是特别着重记载着“沈同以其私问曰”。什么叫“以其私”？通常的解释是“以私人身份”，可也有人认为是“怀有私人目的”。我们先不管它，接着往下看。

孟子的回答是：“可以啊。”

嗯——？！孟子怎么会赞同打侵略战争呢？孟子用类比来说明这个问题：“燕国的国君子哙不应该随意把国君的位置让给子之，子之也不应该从子哙那里接受君位。打个比方吧，如果您很喜欢一个人，没经过齐王同意就把您的官位和俸禄给了他，而他呢，同样没经过齐王的同意就接受了您的官位和俸禄。这怎么行呢？而现在子之和子哙他们搞的事情和这有什么不同呢？”

过了一段时间，齐国发动了进攻燕国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经过我在上本书里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后来有人问孟子：“听说挑唆齐国去打燕国的人里有你啊，有这事吗？”

孟子一听，来人语气不善，但没关系，自己依然气定神闲：“没这事！”

——啊？！孟圣人难道翻脸就不认账吗！

孟子自有解释：“沈同当时问我：‘咱们可以去打燕国吗？’我回答说：‘可以啊。’他们这就发兵去攻打燕国了。可沈同如果问：‘谁有资格去攻打燕国？’我就会回答他说：‘奉了天命来治理百姓的人才有资格攻打燕国。’”

——看来这事不怪孟子，要怪就怪沈同没有多问一句。

孟子接着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我们正要决定怎么处理一个杀人犯，有人问我说：‘咱们能把他杀了吗？’我会回答说：‘当然能。’这人接着问：‘那，谁有资格来杀他呢？’我就会回答说：‘法官和刑警可以杀他。’——不就是这个道理吗？而现在的情况是，燕国虽然是一个无道的国家，可齐国同样是一个无道的国家，而这一个无道的国家去攻打另一个无道的国家，这很明显就是一件没道理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去鼓励这种做法呢？”

孟子对统一天下的态度在“梁惠王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从不反对统一，他只是支持和平演变，反对暴力征服，他支持顺应民意的“王”来用尽可能和平的手段统一天下，而反对机关算尽的“霸”凭借军事力量来杀人掠地。他不是一直都很赞同商汤王灭掉夏朝，也支持周武王灭掉商朝吗？从《战国策》对齐国攻打燕国这件事的记载来看，孟子可不仅仅是挑唆过沈同，他还挑唆过齐宣王呢。孟子对齐宣王说的是：“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意思是说：现在去打燕国，这正是建立和周文王、周武王一样功业的机会，千万别错过！

——哪本书里说得对？搞不清，从一方面来看，《孟子》里的记载似乎更合乎孟子一贯的思想，只有王者才能去灭人家的国家，齐王好像还真不大够格；可从另一方面来看，《孟子》一书的别处也记载着，孟子还是很看重齐王的，认为他虽然离王者还差不少，可还是有潜力的，还是可以培养的，那么，鼓励齐王去伐燕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啊。这件事还有下文，且看下节。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有了错误改不改？

<small>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small>

<small>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small>

<small>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small>

<small>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small>

<small>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small>

<small>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small>

齐国很快就拿下了燕国，但燕国人对齐国人的欢迎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便开始反对齐国了。

想当初齐国刚刚拿下燕国的时候，孟子给齐王出过很好的主意，但齐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听孟子的，结果导致了如今胜利的成果无法稳固，反倒招来了尴尬的局面。齐王很惭愧：“我这张老脸可怎么再见孟子啊！”

旁边有个大臣叫陈贾的，赶紧为国君分忧：“大王您别为这个发愁。我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什么问题？”

陈贾说：“大王，您自己掂量掂量，要论仁和智这两项，您和周公谁更牛？”

“呸！”齐王很生气，“我本来就烦心呢，你还落井下石寒碜我！”

陈贾的问题为什么会惹怒齐王，现代人恐怕不好理解。这位周公我们前面已经见过多次了，他是周武王的弟弟，是孔子和孟子最推崇的几位圣人之一。所以，这问题就相当于问你：你和赢政比谁更英明？

陈贾并不介意齐王生气，接着说：“您别急，听我慢慢说。周公当年辅佐周武王灭了商纣王，派管叔监督商朝遗民，可管叔却伙同这些商朝遗民起兵反对周公。我问问您，周公事先知不知道管叔会造反呢？”

齐王一时摸不着头脑，“知道又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

陈贾说：“如果周公明知道管叔有反志却还派他去监督商朝遗民，这分明就是不仁；如果他事先不知道管叔会造反，那分明就是不智。所以，在这件事上，周公不是不仁就是不智。连周公这样的大圣人都尚且如此，何况大王您呢？”

齐王一听，有点儿心宽：“你说的不错啊。”

陈贾说：“您不是觉得没脸去见孟子吗，我愿意去和孟子说道说道。”

陈贾想出来这么一个杀手锏，心想：拿这个问题去问孟子，孟子不是一向都推崇周公吗，这次看他怎么回答！反正，无论他怎么回答，都出不了我的手心。

我们替孟子担一份心吧，老奸巨猾的陈贾怀揣着一颗阴险的心来找孟子了。

见到孟子，陈贾好整以暇，问道：“周公是个怎样的人？”

——这纯属明知故问。

孟子回答：“周公是古代的圣人。”好，陈贾早料定孟子会给出这个答案。陈贾接着问：“周公曾派管叔去监督商朝遗民，而管叔却伙同这些遗民们起兵反对周公，不知道有这回事没有？”

孟子说：“不错，有这回事。”

陈贾笑得更奸，心想：“你承认就好。”然后接着问：“周公事先知道管叔会造反吗？”

孟子回答：“他事先并不知道。”

陈贾心想：“没想到你老孟这么容易就上套了啊！”然后把眉毛一横，接着逼问：“那么，也就是说，圣人也有过失了？”

——孟子到底是孟子，辩才无碍，一点儿也没被问住，他答道：“管叔是周公的哥哥，所以，周公的过失难道是不可原谅的过失吗？况且，有了过失又怎样！古代的君子，他们的过失就像天上的日蚀和月蚀，百姓们全都看在眼里，而当他们改正过失的时候，百姓们也都抬头仰望看在眼里。而现在有些所谓的‘君子’，有了过失以后，将错就错还算好的，更有那些为了掩盖过失而编造种种说辞的。”

孟子在这里又体现了一回“浩然之气”，捎带着揶揄了一下陈贾，那意思是：我知道你是为齐王来的，唉，你们这种有错不改的人啊！

孟子这里有句话原文说得很漂亮：“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这给了后人一条重要的君子立身之道。中国古人很强调个人修身，尤其是君子从政，个人修养一定要好。但问题是，就一般“君子”来讲，如果承认了错误，代价是否太大？这就要好好掂量掂量，毕竟像前文讲过的李悝的那个例子还是极个别、极个别的。

再者，中国古代的官僚系统是没有现代的公仆意识的，当时最普遍的是“父母官”意识，做官的都是民之父母，所以呢，虽然父母应该养育好儿女，可父母犯了错又怎能向儿女们主动低头承认呢？如此一来，父母的威严何在？皇帝在某些时候倒更容易向老百姓承认错误，比如会发布罪己诏，这东西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皇帝自我批评的公开信。

但一般来说，皇帝是永远不犯错的。按儒家一位最著名的投机分子叔孙通的看法，皇帝就算知道自己错了，也不能向别人承认。

咱们看看当汉惠帝刘盈犯了错的时候，同样作为一代大儒的叔孙通是怎么给他出主意的：

汉惠帝年纪不大，经常要去看望老妈（就是刘邦的老婆，那位著名的吕后）他自己住在未央宫，吕后住在长乐宫，距离虽然不远，可出一趟门又是戒严，又是马车开道，实在麻烦。汉惠帝心肠不错，一想：这么来来回回的，不但自己麻烦，而且很是扰民，那些小老百姓平日里朝九晚五，上班不容易，自己频繁搞戒严，人家还不尽在下边骂娘！自己本来就是去看望娘亲的，可为这出行却每每惹得无数百姓们痛骂她老人家，这可不好啊。得想个办法才是！

汉惠帝想了个好办法，盖了一座立交桥，车队可以在桥上走。这样一来，自己再去长乐宫的时候就不必搞交通管制了，自己方便了，也不会再扰民了，真是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啊！

汉惠帝正为自己的好办法得意呢，叔孙通说了一句话，吓得他一头冷汗。叔孙通说的是：“您这立交桥下边的路是高皇帝游衣冠之路，子孙怎能在上边走呢！”

叔孙通这话吓不倒现代社会里的我们，却吓得倒当年的汉惠帝刘盈——他这座立交桥修出了大逆不道之罪！

叔孙通说的“高皇帝”就是汉高帝刘邦，是汉惠帝刘盈的老爸，这时已经是个死鬼了。为了纪念他老人家，皇家经常要搞仪式，把刘邦生前穿的衣服和戴的帽子从墓园里捧出来，一直捧到祖庙，这就是叔孙通说的“游衣冠”。汉惠帝的立交桥正盖在“游衣冠”的那条路上——儿子踩在爸爸的头上，这还了得！

汉惠帝人很实在，听叔孙通这么一说，冷汗这么一出，马上认错说：“我马上就去把立交桥给拆了去！”——真是好皇帝啊，正如孟子所说的“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要是孟子在旁边，一定当场挑起大指，好好表扬表扬这位小皇帝。可惜，在旁边的不是孟子，而是叔孙通。叔孙通虽然也是儒家，观念却和孔子孟子大大不同。叔孙通当时连忙拦住汉惠帝，说：“拆不得！”

汉惠帝很奇怪，“你不是提醒过这立交桥盖错了吗？怎么又不让我拆？”

叔孙通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人主无过举。”意思是：皇帝永远没错。

叔孙通接着说：“如果这立交桥还没建，那么停工还来得及，可现在都已经盖好了，老百姓全看见了，如果再给拆了，那不是让老百姓都知道您犯错误了吗！这可不行！”

“那，那怎么办呢？”汉惠帝很着急。

叔孙通说：“也好办，立交桥既然已经盖好了，那就留着它好了，您把祖庙搬个家，让立交桥不从‘游衣冠’的路上跨过去不就行了！嗯，这么着，您在渭河北岸再盖一座祖庙，规模比原来的更大，这也算您多尽了一份孝心。当然，这言下之意就是让老百姓不要以为您另建祖庙是为了遮掩盖立交桥的失误。”

——这就是叔孙通的主意，既改正了过错，又没失了面子，嗯，实在是高！我们要是好好看看史书，官场上这种高人、这种高招层出不穷，传统智慧当真博大精深！

到了宋朝，又一位大儒就这个问题发表议论了。这位大儒就是司马光，他指名道姓地批评叔孙通（当然，叔孙通早就听不见了），说他明摆着是给皇帝教坏了。司马光和孔孟一样，非常怀念上古先王，他说：“错误是谁都免不了会犯的，可只有圣贤才能做到知错就改。上古的圣王担心自己犯了错却不知道，于是设立了‘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他们哪里会害怕老百姓看到自己的过错呢！”

司马光说的这个“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是什么东西呢？——“敢谏之鼓”可能不大可考了，但“诽谤之木”我们现在却还能见到。

古时“诽谤”倒不像现在这样是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而有“议论”“提意见”“表示不满”这类意思。“诽谤之木”也叫“谤木”，原本大概是树一个木桩，然后在木桩上插一块木板，谁要对政府有什么不满就可以把意见写在这块木板上。所以，“诽谤之木”的模样大概像是小型指路牌，作用则像是透明的意见箱。这东西后来与时俱进了：材料变得越来越好——原先是木头的，后来变成石头的了；体型变得越来越高——原先是一人来高，后来变成好几层楼高了；做工变得越来越精致——原先不过是木桩上插一个木板子，后来变成用高级石料雕龙刻凤了。有人想起是什么了吗？

去过天安门的人都见过这东西，抽过中华香烟的人也都见过这东西，这东西的造型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这就是“华表”，天安门前树着的那两个一对儿的高高的白色石头柱子，顶端横着一个小小的云彩造型的那个，这东西的前身就是司马光所谓的“诽谤之木”。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和圣人相提并论

陈贾拿周公去难为孟子，大概他心里想的是：你们儒家不是把周公捧为九天之上的圣人吗，我倒看看你怎么解释圣人犯的错误！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圣人是和神没太大区别的，头上顶着光环，脚下踩着祥云，是完美无缺的。但孟子的圣人却不是这样，前面已经讲过，孟子的意思是，从本质上说，圣人和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成圣还是成凡就看你怎么做了。这一思想最典型的表达是：圣人也是人，我也是人，所以我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我也有可能成为圣人。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中最励志的一面，上本书讲过的那位方孝孺就是被这一思想激励成才的典型。

陈贾问齐王比周公如何，齐王认为这种问题纯粹是拿自己开涮，但你要是拿这个问题去问一位儒者，他却未必会认为你是在耍他。

——汉武帝选拔人才的时候，看上了一位儒生，叫做公孙弘。公孙弘当时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前文说过的那位贾谊也是博士头衔。）公孙弘拿了博士，心里高兴，又向汉武帝递文了一篇论文，其中说道：“我听说周公治理天下见效很快，才一年就看出动静了，才三年就取得阶段性成果了，才五年就天下大治了。这没什么难的，就看陛下您下不下决心来做了。”

汉武帝批示意见，问了公孙弘一个和陈贾一样的问题：“你说周公的治国之道这么牛，你先掂量掂量自己，你觉得自己和周公相比谁更贤能？”

公孙弘可跟齐王不一样，不会回答汉武帝说：“你这不是成心拿我开涮吗！”那汉武帝就该回答：“拖出去，杀！”人家公孙弘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是个笨蛋，哪敢和周公相比呢！”——公孙弘并不是真认为自己是笨蛋，可既然要拿自己和圣人比一比，必要的谦虚还是要有的。公孙弘接着说：“不过呢，周公那套治国之法我还是了解得很透彻的。像老虎、豹子、马、牛这些大型动物，哪个不比人力气大，可一经人的驯化，老虎、豹子能进马戏团表演节目，马能让人骑，牛能给人耕地。再说了，金银铜铁那么硬的材料，烧化了也无非用上个把月的时间而已。人这东西，比老虎、豹子怎样？比牛、马怎样？比金银铜铁又怎样？我前面不是说周公治国一年就见效吗，我觉得一年都算长呢！”

所以说，儒家并不怕拿自己去和圣人比，这是他们的励志传统。不过，公孙弘可能励志励得有点儿过，话说得也太大了，好在他很有自己一套，后来还真从一代名儒变成了一代名相。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孟子的工资条

<small>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small>

<small>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small>

<small>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small>

<small>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small>

这一节也是众说纷纭的一节，最引人争议的就是孟子的薪水问题。后代的知识分子很是怀疑：孟子的薪水也太高了吧，这可能吗？

孟子辞职了。

所谓“致为臣而归”就是辞职回家的意思，古书里常见“致仕”这个词，从字面看像是说“入朝为官”，其实却是“退休”的意思。

齐王接到了孟子的辞职信，赶紧来做家访，对孟子说：“以前我就很希望能见您，后来终于有机会共事，我很高兴。可现在您却要弃我而去，唉，不知道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吗？”

孟子的回答后来成了一句名言：“不敢请耳，固所愿也。”意思是说：这也正是我的愿望啊，只是不好意思向您开口罢了。

两人说的全是客套话，时隔两千多年，我们也听不出是真是假了。

又过了几天，齐王跟大臣时子商量，第一句话是：“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出现“中国”这个词了，大家别以为这是我们现代概念的“中国”，那时说的“国”通常是说诸侯国，比如齐国、鲁国，而若表达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的“国”的用词一般是“天下”。从地理范围上说，以前古人的“天下”比现在的“中国”还小呢。齐王这里说的“中国”其实意思是“国中”，也就是“国都的里面”。齐王要在国都里给孟子“室”。什么是“室”呢？一般解释是“房子”，也有人解释为“奴隶”。我们不去考辨，就当它是房子好了。那么，齐王的意思就是：要在齐国首都临淄城中给孟子一处房子。然后，齐王接着说：“我还要用万钟粮食来供养孟子的弟子们，这就可以使我们齐国上上下下都有了可以效法的榜样人物。时子，你去把我的意思给孟子说说吧。”

——齐王为了吸引知识分子，不但承诺给房子，还给高薪！

时子把齐王的话转告给了陈臻，这位陈臻我们前面已经认识过了，就是前文里第一个提问题暴露孟子薪资水平的那位孟门弟子，这次有关薪水的事又跟陈臻挂上了钩。

陈臻成了传话筒，把时子转告给自己的齐王的话转告了老师。孟子的回答是：“然。”

——哦，看来钱这东西确实有力量，孟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啊！

又误会孟子了。这个“然”字通常确实表示“是”，可在这里却是例外，它表示的是“嗯”“哦”之类的意思。孟子只是应了一声，然后说道：“这事根本就没商量嘛！难道我是个贪图富贵的人吗？如果真是那样，我又为什么辞掉十万钟的薪水而接受万钟的薪水呢？”

——我们前文已经见识过了孟子那三十七公斤的黄金，现在又来了个十万钟。那三十七公斤黄金算是赠金，可这十万钟却几乎就是年薪了。那，十万钟到底是多高的薪水呢？看上去好像高得不得了啊！

要了解孟子的工资条，我们先得看看当时的计量单位，这个“钟”到底是什么？

“钟”是容量单位，以前买卖粮食不论斤两，论的是钟啊、石啊之类的，有点儿像我们现在买自来水是按“立方米”。

古代读书人之间有几句俗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这话一直流传到现在，熟悉它的人应该不少。这都是在说读书的预期收益，除了读书人容易搞美女（颜如玉）之外，“黄金屋”和“千钟粟”都是在说高收入。古代薪水有发货币的，但不占主流，主流还是粮食，这里用“粟”来表示宽范围的各种粮食。

“黄金屋”一看便知是个很夸张的概念，实际是不可能的，那么，和“黄金屋”并列在一起来说的这个“千钟粟”是不是也很夸张呢？如果连“千钟粟”都很夸张，那齐王要给孟子的“万钟粟”和孟子自称辞掉的“十万钟”不就更夸张到不可能了吗？

我们再实际计算一下“千钟”“万钟”“十万钟”到底是多少粮食。

一钟合六石四斗，对了，我还是不知道战国时代齐国确切的计量单位和现在的单位怎么换算，还是用汉代的好了，应该八九不离十吧。汉代一石大约合现在的二十升，所以一钟应该合现在一百二十八升，千钟就是十二万八千升，也就是一百二十八立方米。粮食的比重是多少我还真不知道，就当比水小一半吧，那么，一百二十八立方米就是六十四吨，同理，万钟粟就是六百四十吨粮食，十万钟粟就是六千四百吨粮食。

——我算的这个肯定不很准，大家就姑妄听之，有个大略的感觉就好。

古代有不少读书人读到孟子这一节的时候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那个时代一位高知的薪水难道还能超过杰克·韦尔奇去？这不大可能吧！”

清代大学者阎若璩（就是前文说过的考订《尚书》真伪的那位）写过《孟子生卒年月考》，他可算得上是孟子问题专家了。他说有人就这个问题问过他，觉得齐国给高知的待遇也高到离谱了，问这是不是真的。阎若璩也觉得孟子的薪水太离谱，他看来看去，注意到《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有一句“兄戴，盖禄万钟”，这句说的是齐国的大贵族陈戴，以陈戴这样高的地位，年薪也无非是万钟而已，所以孟子那“十万钟”说的必定不会是年薪，而是累计他在齐国这么多年以来所拿到的全部薪水。阎若璩还以此来推算孟子待在齐国的时间。

阎若璩的意思是：既然陈戴年薪万钟，那么齐王要给孟子的年薪万钟也就是可信的了，而且，孟子曾在齐国做高官，薪资水平和陈戴一样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孟子当初年薪就是万钟，他自称辞掉了十万钟，那就意味着他一共在齐国待了十年。再有，孟子的薪水高过陈戴一些也是正常的，然后阎老哥又取证来、取证去，觉得孟子差不多在齐国待了六七年的时间。

还有个冯景少为此作了专题论文，就叫《论万钟》，说齐王不是要在国都中给孟子一套大房子，还给万钟的高薪让孟子“养弟子”吗，那么，一钟合六石四斗，万钟也就是六万四千石，这么多粮食能养活多少人呢？冯先生给出的数字是：一万八千人。孟子要真能有这么多学生，那就成北大校长了。冯先生很起疑，然后认为：那时候的计量单位就像日元似的，看着很多，其实没那么多。那，到底是多少呢？冯先生考证的结论是：六万四千石折合为后来的一万两千八百石——这也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啊！冯先生最后非常感慨：“乃叹崇儒重道之风，虽战国不替也！”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征收卑鄙税

孟子接着要讲讲古了，下面这几句话句读是有争议的，断句不同，意思也就不同。我们就不管这个问题了，简单一些，取一家之言好了。

孟子说：“季孙曾说过：‘子叔疑这人可真怪，想当官都想疯了，结果自己当不上官便又设法让子弟去当官。高官厚禄谁不想要，可要把所有的高官厚禄全垄断在自己手里，这就太过分了吧！’”

季孙提到了一个看似很现代的词：“垄断”。其实这个词早就有了。孟子接着解释什么叫“垄断”：“什么叫垄断呢？古人做生意，用自己有的东西去交换自己没有的东西（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有关官员并不对这些人征税，只是稍加管理罢了。后来出现了一个卑鄙的家伙，非要爬到市场里的高坡上去，四下张望，看到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大家都觉得这家伙太卑鄙了，不惩罚他可不行！怎么惩罚他呢？那就收他的税好了，别让他把钱全赚到自己的腰包里。大家知道吗，这就是征收商业税的起源。”

孟子这番话还是接着方才“辞十万而受万”说的，意思是强调自己可绝对不是个贪财的人。可我们现在看这一节，却会更加留心“垄断”这个词在当时社会里的意义。

孟子这段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商人们也真够冤的，就因为有个别人存了垄断之心，搞得最后所有人经商都得缴税，看来最早的商业税其实是对卑鄙征税。

关于垄断，倒还有文献可征。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当中，有战国时代《市法》的残简，其中记载了“市”的一些设计规划，看上去很像现在一些大型的集贸市场，摊位都分门别类排成一排一排的，比如，卖家用电器的都集中在A排，摊位编号从A-1到A-50；卖服装鞋帽的都集中排在B排，摊位编号从B-1到B-50，还有专门的官员进行管理，类似于现在的工商、税务、市容。《市法》还对“市”的管理者有特别规定：坚决打击垄断牟利的违法行为！

《秦律》里还有这样的记载：市场上的商铺和民宅一样，以五家为一“伍”，每“伍”设一个“列伍长”，协助工商税务来管理市场。

更有意思的是，连百年老店都早就有了。宋国有个大贵族子罕，他家隔壁的邻居是个做皮鞋的工匠。子罕大概想扩建一下院子，就跟鞋匠商量让他搬家。鞋匠一听就傻了，哀求子罕说：“我们家三代做鞋，一直都在这里，要是搬了家，那些想买鞋的人可就找不到我了！”

战国时代的市场热闹吗？从零散的记载来看，反正卖什么的都有，连算卦的都有。现在在有些商场出现的场面在当时也已经有了影子了——听一个朋友说过他亲眼见到的一次某商场搞的活动：这商场当时还没开门，看来事先发过什么搞活动的消息，所以门口聚集了很多人，有点儿汹涌澎湃的意思，随后，商场的门开了，有店员推出一辆小车，车里像是一些准备用作小礼物的小商品，牙膏、牙刷什么的。这车才一露头，门外的人群立时一拥而上，眨眼之间就把小车里的东西抢夺一空。很快地，商场门里出来一个经理模样的人，手拿讲稿，身后跟着几个人，扛着摄像机。这位经理才一出门就愣住了，只见商场门口已经空无一人，小车里也早已空空如也。

——别着急感叹世风不古，其实这种作风在战国时代就已经能看到一些端倪了。当时在一些繁华市场的门口也往往聚集了等待的人群，只等市场大门一开，立即晃着膀子拼老命，你争我抢地冲进去，为的是先下手为强。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拿拿架子

<small>客不悦曰：“弟子斋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small>

<small>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small>

孟子到底还是离开齐国了，走到昼城，住下来休息。有一个人想替齐王留住孟子，就在这时候来给孟子作思想工作了：“孟老师啊，狸叔说的好：‘公元前四世纪最值钱的是什么？——是人才！’您这样的大人才，我看……”

说了半天，孟子却不答理他，自顾自地趴在小桌上睡觉。

这人可不高兴了，“我为了今天能跟您说说话，事先已经斋戒了足足一整天，我是如此有诚意，可您却拿我当空气。哼，真真气死我了，我再也不想见你了！”说完，一赌气，起身就走。

正在这时，背后突然传来一声雷霆般的怒喝：“给我坐下！”

“咕咚！”坐下了。孟子可算开口说话了：“年轻人就是火气大，哈哈，听我老人家好好给你讲讲道理。”

看来大学者拿拿架子并不是没道理的。孟子说：“我给你讲讲当年鲁缪公和子思的事。”

鲁缪公是鲁国的一位先君，也称得上是个能礼贤下士的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孟子的学问就是得自于子思的。孟子或者是子思的弟子，或者是他的再传弟子，后人搞思想史的通常把这两位并作一类，称他们这支人马为“思孟学派”。

孟子说：“当年鲁缪公如果不是常派人在子思身边表达自己的诚意，子思早就离开鲁国了。当时还有两位贤人，一个是泄柳，一个是申详，如果不是因为常有人在鲁缪公身边说这两人的好话，这二位也早就离开鲁国了。你现在替我老人家着想可还赶不上人家对子思的一半呢，你自己说说看，到底是你要跟我绝文呢，还是我要跟你绝交？”

孟子这话一般人还真不容易听懂，我得解释解释。鲁缪公确实还算尊重人才，他有点儿像前文介绍过的那位搞百家争鸣的齐宣王，虽然他们鲁国是儒家传统很重的，但鲁缪公对其他学派也同样尊重，其中最重要的学派有两个，一个是儒家学派，一个是墨家学派。韩非子有句名言，叫“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正好前半句说的是儒家，后半句说的是墨家。韩非子这话还有下文：“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这就是说，当国君的要是以同样的程度礼遇儒家和墨家，国家离完蛋也就不远了。——鲁缪公恰好就是韩非子所说的这种国君。

当然，韩非子也只是一家之言，毕竟天下的道理不是都在他那儿，人家鲁缪公还是活得很滋润的。但鲁缪公的问题是，虽然对大儒子思很不错，好吃好喝供养着，却听不进子思的主张。这要用现代眼光来看，鲁缪公真了不起，但子思可不这么看。子思觉得在鲁国施展不了政治抱负，整天白吃白喝，这不成了混饭吃的了吗！“我是个有理想的人，多高的薪水也不是留住我的理由。”子思这样想着，便打起行囊，准备跳槽。

子思刚要出门寄简历，鲁缪公的人就来了，笑呵呵地说：“子思老师，我们的鲁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哇哈哈，哇哈哈，小朋友一起笑开颜。”

子思一听，心又活动了，一想：算了，那就先留在这个鲁国大花园里，再看看国君的意图好了。

又过了些日子，鲁缪公还是没有采纳子思的政治主张的意思。子思的屁股又坐不住了，不行，还是得打包走人！

子思刚要出门，鲁缪公的人又来了，笑呵呵地说：“归来吧，归来呦，别做异乡的游子。”

子思实在不想再留在鲁国了，苦笑一声：“我嗒嗒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是过客，不是归人。”

鲁国使者的立场也很坚定：“黑夜给了您黑色的眼睛，您要用这双眼睛在我们鲁国寻找光明。”

子思一定要走：“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度今朝。苍天笑，慰我寂寥，今天我一定逃之夭夭！”

使者一看，子思去意已决，实在是留不住了，看着子思毅然决然的背影，想到自己有负国君重托，眼圈一红，就要伏剑自尽。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有“啪嗒、啪嗒”淡定的脚步声从街角那边转了过来，回过头去，只见来人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眉宇之间透出十足的高人风范。再细看此人，见他肩头扛着一杆齐眉棍，棍梢似有垂悬之物，射出金灿灿的光芒。使者正自疑心，此人突然间吐气开声，中气浑厚无比：“鲁国特产，山东大煎饼的卖呦——”

正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此人一声狮子吼，子思的脚步立时就顿住了。也就是三秒钟的时间，子思抬起手来，拿袖子擦了擦口水，深沉地说：“鲁国是个好地方，我再留几天吧。”说罢一招手，“喂，这位大叔，给我来两张。”

（小小说明：现在人们一般吃的煎饼都是天津煎饼，上边摊鸡蛋、放油条、抹甜面酱的那种，其实另有一套煎饼体系是山东煎饼，简单得多，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一张薄面片而已。有人还考证说武大郎卖的炊饼就是山东煎饼，呵呵，存此一说。）

话说回来，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子思总想跳槽，鲁缪公一再挽留。孟子对来客说这件事的意思是：齐王要想留住我，就应该像鲁缪公一样采取主动，所以，你小子应该去劝齐王，让他派使者来挽留我老人家才对，你现在却把事情反过来做了，成何道理！

再说说泄柳和申详。这两位都是鲁缪公时代的贤者，尤其那个申详，和儒门关系很近——孔子有两个数得上名的弟子：子张和子游，这个申详就是子张的儿子，同时又做了子游的女婿。在当时，无论是论名望还是论才干，泄柳和申详比起子思还是差一截的。所以，鲁缪公对泄柳和申详就不如对子思那么尊重。

泄柳和申详俩人一合计：在鲁国虽然薪水不错，可是伸展不开手脚啊，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还是跳槽好了。

这一天，鲁缪公的老板桌上摆上了泄柳和申详的辞职信，鲁缪公拿起来看了看：好哇，这俩臭小子想跳槽！哼，没了你们，地球还照样转！

鲁缪公立即拿起笔来，在两封辞职信后边批了“同意”，然后让秘书通知财务部给两人结清薪水。

没多久，财务总监来了，满脸陪笑：“老板，泄柳和申详的辞职信您怎么就批了呢？”

鲁缪公眉头一皱：“我为什么不能批？”

财务总监忙说：“这二位可都是人才，我觉得您还是应该留下他们。”

鲁缪公很爽快：“好，那就留下他们好了。”

财务总监心里纳闷：“答应得也太快了吧？”

——孟子对来客说这件事的意思是：你看人家泄柳和申详，论什么都比不上子思，可照样有朝中的贤臣在国君跟前为他们说好话，劝国君挽留他们。凭什么我老孟就得反过来？你要希望我留在齐国，不应该来劝我，应该去劝齐王。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谁是小人？

<small>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small>

<small>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small>

<small>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small>

本节出现了两个新人，一个是尹士，一个是高子，两人都是齐国人，但高子是孟子的弟子。

孟子离开了齐国。尹士向别人发表议论：“孟老头走得好，哼，像他这样的人早该离开我们齐国了，我从来都看他不顺眼！”

孟子这人不错呀，你尹士为什么这么说呢？

尹士是有道理的：“如果孟子不知道咱们齐王是烂泥扶不上墙，再怎么培养也成不了商汤王和周武王那样的圣王，那这位孟老先生分明就是个笨蛋；如果他知道这些可还是到咱们齐国来混，那他就分明是想来骗吃骗喝。还有，他千里迢迢来见齐王，却没得到齐王的赏识，那就走呗，可这老先生，走倒是走，却在宿城足足磨蹭了三天，真不是个爽利人！哼，我对他这一点尤其看不惯！”

传闲话的人无处不在，圣人身边也有。高子跑到孟子那里，气急败坏地说：“老师，嘘，我跟您说啊，嘁嘁喳喳嘁嘁喳喳，那个尹士，在外边说您来着！他说您……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嘁嘁喳喳嘁嘁喳喳……”

孟子到底是圣人，听完之后，丝毫不以为然：“尹士懂个什么！我千里迢迢来见齐王，这是我老孟自愿的，他管不着！我没得到齐王的赏识，所以离开齐国，我这是不得已啊！到了昼城的时候，我的确住了三宿才又动身出发，尹士以为我不爽利吗，哼，我自己还嫌太急了呢，我当时是在等着齐王改变主意呢！如果齐王改变了主意，就一定会派人来请我再回齐国的。可是我等啊等啊，齐王一直没派人来，这样我才下决心回老家的。难道我就愿意丢下齐王吗？齐王难道就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吗？当然不是！齐王还是很有潜力的，他如果能任用我，那不仅齐国的百姓会得到好处，就连全天下都会安定！所以，我一直都等着齐王改变主意，每天都这样盼着。我难道会是那种小气鬼吗——政见不被国君采纳就气得不行，一脸的不痛快，走的时候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一直走到虚脱才肯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孟子的这番话又被人传到尹士的耳朵里了。尹士听了以后非常惭愧，说：“我可真是个小人！”

看来孟子辞职和我们一般人辞职还真不一样，而且一点儿也不掩饰还希望被老板挽留的意思，真是“君子坦荡荡”啊。尹士最后说的那句话的原文是：“士诚小人也。”——这里的“士”字是尹士自称，我们看到尹士也很实诚，一旦发现自己误解了孟子，马上就坦承错误，还骂自己是“小人”，真有点儿洗心革面的劲头。

事实上，古时的“小人”并不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卑鄙小人”的意思。早在《尚书》里就有“小人”这个词，意思是“小民”“小老百姓”，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草根阶层”。

那么，如果我们是在小学课堂上做反义词测验，“小人”的反义词应该是什么呢？

——现在和古代的说法都一样，都是“君子”。

但我们现在所谓的“小人”和“君子”的对立指的是“卑鄙小人”和“正人君子”的对立，是就一个人的品格意义上来说的，而商、周时代的“小人”和“君子”的对立却是指“平民”和“贵族”的对立，和道德品质无关。按照古人的看法，贵族一般都有文化修养，讲文明，懂礼貌，所以“君子”便逐渐演变为“正人君子”，而“小人”一般都没文化，既不讲文明又不懂礼貌，所以“小人”便逐渐演变为“卑鄙小人”，更何况在秦、汉以后，封建制度解体，专制统治加剧，原先的“君子”阶层渐渐消失了，这一对反义词便以新的涵义被世人沿用下来。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孔子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并不是把女人和卑鄙小人等量齐观的，所以女权主义者们大可不必为这句话而责难孔老先生。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起名字的阴损典范

先说点儿远的。

中国人很看重给孩子起名字，有人认为名字会影响到人一生的命运，实在重要极了。有这种想法的人多了，各种起名公司也就应运而生了，大师们给小孩子批干支、算五行、数笔画，于是，未来的文曲星、武曲星就这样一个个纷纷出台了。

还有的家长给孩子起名字好翻书本，什么《孟子》《唐诗三百首》全翻出来了，一定要给孩子起个有典籍出处、有文化底蕴的好名字。

古人起名字也不容易，前文讲过《左传》里起名字的方法，但那都是贵族的事，平民百姓大字识不了几个，要起名字可是难上加难。但历史风云变幻，庄稼汉也有翻身的机会，小狗剩、二蛋们要是发迹了，是不是也得改个好名字呢？总不能让人家称呼自己“狗剩大人”吧？

元朝对起名字是最讲究的。朝廷规定：草民百姓不许起名字！

这可麻烦了。假如你姓张，就连起名叫“张狗剩”都不行。那该怎么办呢？总得有个称呼吧？

里有三兄弟，名字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这就是宋、元年间草民们最通行的起名办法。元代还流行一种办法，就是把父母的年龄相加得出一个数字，比如，老两口生了个大胖小子，这一年，当爹的四十三岁，当娘的三十五岁，那就四十三加三十五等于七十八，这孩子的名字就叫“七八”，如果姓张，大名就叫“张七八”。

——记得古龙小说里有个大剑客叫燕十三吧？别以为起这种名字就显得酷，除非是唐诗里论排行。

现在来说一位名人：明太祖朱元璋，他老人家出生在元朝末年的一个普通农家，老爹名叫朱五四——他这个名字并非为了纪念“五四运动”而起的。朱元璋上边还有哥哥，叫朱重四、朱重六，朱元璋自己是叫朱重八，这才是当时社会的起名习惯。

元末群雄并起，还有一位英雄人物也不落朱元璋之后拔地而起，此人是江苏的一个私盐贩子，姓张，名叫张九四。张九四从社会底层发展出自己的武装部队，南征北战，势力越来越大，终于在江南一带开创下一番辉煌基业。在元朝至正十四年，张九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祐。后来，元朝势力渐消，张九四便成为了朱元璋的重要对手之一。

看到这里，有人一定又开始起疑了：不对呀，真要是这么一个大人物，怎么从没听说过啊？

——答案很简单：他和朱元璋一样，发迹之后也改名了。

张九四没什么文化，自己一想：起名字这可是大事，得起得有文化才行，可要起得有文化，就得找知识分子来起。张九四这么有势力，还不是想到做到，马上找来一帮知识分子：“快给我改个好名字！”

很快，一个富于文化内涵的名字便在江南闪亮登场，从此，张九四变成了“张士诚”。

元末大豪张士诚。这名字确实漂亮，有文化，有内涵，而且读起来还平仄上口，不像“朱元璋”三个字全是平声。

话又兜回来了，“张士诚”这个名字不但字面上看着好，读起来声音好，还有典籍出处。这个出处就是《孟子》，而且就是刚刚讲过的这一节。有人注意到没有，其实就出自《孟子》这一节的最后一句：“士诚小人也。”

——这才叫阴损！古书没标点，这句话原本应该断成“士，诚小人也”，现在却成了“士诚，小人也”。张士诚顶着这个名字，一直叫了整个后半辈子，直到最后被朱元璋给灭掉为止，但后人的史书记载里还是给他永远留下了这份揶揄。

“士诚小人也”，这句出自《孟子》的看似不大重要的闲话不但大大影响了元末大豪张士诚的光辉形象，更是大大影响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后世事轮回，让不少读书人为此遭了报应。

朱元璋建国之后，越发重用文人，打天下的武将集团对此很是不满，于是有高人给他们出了个主意，派人去朱元璋耳边挑唆，说文人不能太相信，这些家伙阴损着呢，当年张九四对文人那么好，给好宅子，给开高薪，可文人却给他起了“张士诚”这么个名字。

朱元璋这时候还不明白，说：“这名字多好啊！”等一听人解释，再真拿来一套《孟子》一翻，“啊，果然如此啊！”朱元璋从此就对文字留上了心眼，看什么都觉得有所影射，都得好好琢磨琢磨。后来好多文字狱就是这么来的，这在上本书已经说过，看看，多少知识分子因为这一句“士诚小人也”而掉了脑袋。

——最后奉劝各位：请别人给自己改名字、给自家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怨天不尤人

<small>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small>

<small>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small>

孟子离开齐国。弟子充虞（就是前文帮孟子办丧事的那个）在路上问老师：“您好像脸色不大好看啊。以前我可听您说过：‘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又来了个怨天尤人的成语（这个说法里就已经出现了）。充虞这位学生到这里是第二次露面了，上一次是孟子的母亲死了，孟子派充虞监督木匠做棺材，充虞不知死活地去问什么“棺材用的木料是不是太好了”，如今这次是孟子下课了，充虞又拿孟子以前的教导来质疑孟子现在的表现。这个学生啊，两次都是专拣老师最伤心难过的时候往老师的伤口上撒盐。

孟子能怎么办呢，谁让自己是老师呢，见学生给了条成语，自己也答一个成语好了：“彼一时，此一时也。”孟子接着解释说，“自古以来，每隔五百年就会有一位王者兴起，随之而来的还会有许多闻名天下的英雄好汉。从周代开国以来，已经七百年了。数数年头，五百年早就过了；看看时势，也该出现圣君贤相了。老天爷要是不想让天下大治也就罢了，如果想让天下大治……”孟子说到这里，想想学生说了一条成语“怨天尤人”，自己也说了一个“彼一时，此一时”，一比一可不像话，怎么着也得再多说一个，于是想了想，接着说道，“如果想让天下大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呵呵，所以呢，我哪里会脸色不好看呢——那是防冷涂的蜡。”

孟老先生满怀着神圣的使命感，人若得了这种感觉，再加上他那独门的浩然之气，配合起来确实是最厉害的一种励志武器。可是，五百年的历史轮回当真如此吗？天命又在哪里呢？孟子已经老了，还能够等到天命降临的那一天吗？

其实，周人对天命并不是那么当真的，早期的儒家对天命更不那么当真。相信这些是不是很单纯呢：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有谁真的相信这些呢？

——我小时候就真的相信这些。当时很有趣，知道又有哪个犯罪分子落网了，我心里就想：这些犯罪分子为什么这么傻呢，谁不知道犯了罪早晚都得被抓住，那为什么还要犯罪呢？看电影的时候，无论银幕上的斗争多激烈，我心里仍然有一份踏实感：别看坏蛋现在闹得凶，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好人最后一定会胜利的！

长大一些以后明白了：世上的人要是都像我这么想，这个世界该多太平啊！

又长大一些之后明白了：很多事情，你说它是正义还是邪恶，你说它是对还是错，实在太难搞清了。就算世上的人真都像我小时候那么想，这世界一样不会太平。

孟子不是傻瓜，老先生走南闯北一辈子，学问极大，阅历极深，到头来壮志未酬，也要感叹天命，看来再强的人，也有无助和无奈的时候。

那么，无助了，无奈了，怎么办？其实呢，怨天尤人也未尝不是个办法，孟子这段话要是细细体会，多少是有那么一点儿“怨天”的意思的。过分压抑会导致心理疾病，那就得去看心理医生，不过，要是看心理医生的费用太高，骂骂老天爷或许是个简便而便宜的法子，反正人家老天爷那么高的身份也不会跟凡人计较的。

孟子的历史周期说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他这说法其实很模糊的，你也不知道他这理论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被验证的，有时候我甚至会怀疑他老人家是不是随口一说，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罢了？

但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孟子理论中有很多地方都带着“五”。前文讲过荀子批评孟子“搞出什么‘五行’之类的怪调调”，我说后人一般认为这“五行”就是“五常”，但相反的看法也是音量很大的，说这“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再根据孟子一贯的五百年来、五百年去的历史周期说等等，认为孟子虽然从没提过“金、木、水、火、土”这类的话，但他确实是持有五行系统轮回演化的观点的。郭沫若就是持这种看法的。

——有没有人问问我是怎么看的？呵呵，我没看法，一点儿看法都没有，我只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给大家介绍介绍罢了。不过呢，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是郭沫若没看到的，其中有一篇子思的《五行》，是说“仁、义、礼、智、圣”，是谓儒家的“五行”。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当官要不要领薪水？

<small>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small>

<small>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small>

这一节还是说孟子离开齐国的事，看来这段路真够长的，走了这么久都没走完，还不断有学生问这问那。

孟子一行走到一个叫“休”的地方，歇脚住宿。公孙丑过来请教问题了：“当官却不领薪水，这是古代传下来的优良传统么？”

公孙丑为什么问了这么个古怪的问题呢？原来，孟子在齐国这一段时间虽然做了大官，却闷头工作而不拿薪水。都说千里求官只为财，老师做了这么大的官，却一分钱薪水不拿，这也太奇怪了！难道……莫非……不会是……

孟子答话了：“当官不领薪水，嘿，哪可能有这样的古代传统？你是觉得老师我在齐国这段时间虽然当官却不领薪非常不理解吧？”

“是啊，学生不大理解。”

孟子说：“当初我在崇地和齐王见过之后，我左思右想，觉得齐王恐怕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老板，于是我当时就有了离开的念头。后来我到底还是在齐国做了官，可虽然做官，当初离去的念头却始终未变。既然脑子里成天都惦记着辞职回家，那还是不要领人家的薪水好了。本来我早就要走，可谁想到后来又爆发了战争，在这种紧要关头我要是递文辞呈好像有点儿说不过去，所以我就又在齐国待了一段时间。从本心来讲，我是不愿意久在齐国耗下去的。”

——祝愿各位老板招聘员工都能招来孟子这样的。要这么想想，孟老师还真是个好员工：做事敢于负责，没有任何借口；任你怎么动他的奶酪他也不急，背包走人而已；而且还会白干活不拿薪水，这点可比什么都强。呵呵，老板们不买一大堆《孟子》发给员工去学习吗？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孟子的GPS路线分析

《孟子》七篇中的“公孙丑篇”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可是，我的话还没结束。孟子在齐国的这些故事我们很值得通过两篇文献再回顾一遍。第一篇是周广业的《孟子出处时地考》。前文说过，《孟子》这书和它同时期的很多作品一样，不是按时间顺序来编排的，所以，从中领会思想也许相对容易，但要把主人公的人生轨迹梳理清楚却有很大的难度。比如，书里上一段刚刚说完孟子进了厕所，紧接着的下一段里却可能在描写孟子如何大吃大喝；或者刚刚讲完办丧事，接着就来一段卡拉OK。

脏活儿、累活儿总得有人来干啊，周先生不辞辛苦，硬是把孟子的生平给我们梳理出来了。在前边认真读过《孟子》原文的人要是读了周先生这一段原文必定会感到很有收获：

<small>山东之国，号齐强大，其地势雄于天下，宣王侈然有抚莅华夷之意，招徕文学游学之士，以为图王不成，犹可称霸也。<em>齐国是山东大国，很占地利，齐宣王有点儿飘飘然，广揽各地人才，觉得自己就算称不了王，至少也能做个霸主。</em></small>

<small>孟子见天下大乱，民生憔悴，冀王可为汤武，跋涉千里，始至境，问禁而入，然未即见王也。<em>孟子看天下乱得不像话，自己得出出力了，看来看去，觉得齐宣王还算个可造之才，说不定能成为当代的商汤王、周武王呢。好吧，看清了形势，那就投奔这位老板吧。孟子开始走自己的文化苦旅，好容易才到了齐国，但还没有见到齐王。</em></small>

<small>过平陆，与大夫孔距心善处焉。<em>孟子经过平陆的时候，和齐国大夫孔距心处得不错。这位孔距心可中了孟子的圈套。孟子问他：“如果您手下有个士兵，一天之中掉队了三次，那您是不是要开除他呢？”孔距心说：“那还用问，当然开除他了！”……前文出现过的这个场景就是孟子才到齐国的时候所发生的。后来孟子见到齐王，很得体地把孔距心表扬了一番。</em></small>

<small>齐相储子以币交，且言于王。<em>这件事要到“告子篇”才会提到，暂且放过不提。</em></small>

<small>王疑其必有异，使人瞷之，而孟子终守不见之义，万章、陈代之徒并疑之。<em>这句所说之事分别见于《孟子》后文的“离娄篇”和“滕文公篇”，咱们也先放放。</em></small>

<small>既而王求见甚迫，乃由平陆之齐，屋庐子以季任故事，度必一往报储子，孟子卒不往。三见齐王，未尝言事，适从胡龁闻易牛之事，喜曰：“是心可以王矣。”<em>孟子虽然来到齐国，却始终不去进见齐王。他也死性子，任凭别人怎么说，自己都有一套道理，反正说不见就是不见。前文咱们已经了解，孟子是非得让齐王来请自己不可，为了这个他不是还装过病吗。后来孟子总算见了齐王，却又爱答不理的。这倒让人奇怪了：他本来不是很希望能帮助齐王有所作为吗？怎么等真到了齐王身边却变了样呢？别急，他老人家在观察呢。后来他听胡龁说齐王把祭祀用的牛换成了羊这件事情，终于喜形于色，说：“有这种心就足可以称王天下了！”——这段故事在上本书讲“梁惠王篇”的时候是一个重要情节，还讲了“君子远庖厨”那套道理，也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男士们：珍重道义，远离厨房！</em></small>

<small>他日，王问桓、文，孟子即语以王道。<em>“梁惠王篇”里的那段——齐宣王问道：“你能给我讲讲齐桓公和晋文公这两位霸主的事吗？”孟子答道：“嘿嘿，我们这些孔门弟子谁都不尿他们那壶！所以呢，这两位的事我是一问三不知，您问我是问错人了。不过，您要是想听我说点儿什么，那我就跟您讲讲怎样以德服人、称王天下的王道吧。”</em></small>

<small>王虽自惛不能进，而敬礼有加，奉为宾师，班视列大夫，前后进说甚多，所陈必尧舜之道，王稍稍厌之，甚至语以境内不治，顾左右而言他。<em>孟子说的虽然好听，可齐王不大听得进去。齐王还算够意思，就算不爱听孟子的大道理，照样尊重孟子，给孟子高规格的待遇，让孟子担任齐国大夫。孟子这时候就学唐僧了，一得着机会就说，说的全是尧舜之道。齐王被孟子说烦了，这就是“梁惠王篇”里的那段——孟子问：“如果国家治理得不好，又该怎么办？”王顾左右而言他。</em></small>

<small>而孟子亦以母丧去职，自齐葬鲁，棺椁衣衾之美，殆过父丧时，后竟因此为臧仓所毁。<em>齐王开始对孟子“顾左右而言他”了，孟子也正在这个时候因为母亲的丧事而离职，从齐国返回鲁国。丧事办得规格很高，比以前给父亲办的丧事还高——这就是现在“公孙丑篇”里前文说过的，而这件事后来在鲁国成了臧仓借以攻击孟子的把柄——事见“梁惠王篇”最后一节。</em></small>

<small>事毕，返于齐，止于嬴。<em>母亲的丧事办完，孟子返回齐国，在嬴这个地方落脚休息。弟子充虞当初为老师的母丧督办棺椁，觉得棺材的木料用得实在有些奢侈，按说老师不应该这样啊！这个问题在充虞心中积了很久，终于趁着这个空当来问老师了。孟子于是给充虞讲了一番孝道之理。</em></small>

<small>既免丧，自范之齐，见王于崇，遂有去志。<em>孟子接着走啊走，走到了崇地，在这里见了齐王。从这个时候起，孟子动了辞职走人的念头。</em></small>

<small>王命孟子为卿，致禄十万，辞不受禄，号为客卿，盖不欲变其初心，且可为进退地也。<em>齐王还是很想留住孟子的，任他为卿，给开高薪，但孟子既然在崇地就有了辞职的打算，这时候就不愿意再拿齐王的薪水了，所以只做了客卿，同时也为的是能让自己没什么牵绊，可以进退自如。</em></small>

<small>时弟子日益进，公孙丑、公都子、陈臻、咸丘蒙、盆成括、高子等，皆齐人来学者，因材施教，引而不发，跃如也。<em>大批有志青年在这个时候投入孟子门下，包括我们已经认识过的公孙丑、公都子、陈臻、高子，还有一些是未来将要认识的，有咸丘蒙、盆成括等等。孟子收了这么多学生，因材施教，这种教育方法叫“引而不发，跃如也”，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得到“尽心篇”才能知道。</em></small>

<small>顾孟子志在行道以王齐，因国无亲臣，都无良牧，盖大夫王驩方嬖幸用事，进爵右师，举朝视其君如国人，绝无以仁义与王言者。<em>孟子想在齐国推行王道，但齐国从首都到地方都没几个好官，所以做事很难啊。最奸的奸臣里有个王驩，还记得孟子出使滕国吊丧，这个王驩还做过他的副官吗？—―这事还在以后，此时王驩刚刚得志不久，真是典型的小人得志、飞扬跋扈。全国谁都看他不顺眼，大家都想：我们国君怎么重用这种卑鄙小人啊！所以呢，也就没人再愿意对国君讲什么仁义之道了。—―想想孟子装病的时候对景丑说过的话。</em></small>

<small>王怠于政事，或数日不视朝，谏言不用，孟子进谏固罕，而王之意且欲孟子舍所学而从之。<em>齐王开始怠工，上朝办公的次数少了，谁劝他也不管用，甚至还想让孟子放弃所学来迁就自己。这就是“梁惠王篇”里孟子的那段话：“假如这里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虽然是个好东西，可总得让工匠来雕琢吧？您的国家不比一块玉石更值钱？可是，在治国的问题上您却说什么‘别管你以前是怎么学的，照着我的话去做就OK了’。您如果让工匠照您的外行话去雕琢玉石，那会是什么结果？”</em></small>

<small>会燕王哙让国子之，齐伐燕胜之，王谓天与不可不取，于是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尽有其地。<em>突然，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邻国燕国的国君燕王哙吃错了药，当真学起尧舜搞禅让，把国君之位让给了大臣子之，燕国于是大乱。齐王很明白趁火应该去打劫的道理，这才大兴仁义之师，帮助燕国人民平定内乱。还记得齐国北伐军的军歌吗？—―“打倒子之！打倒子之！来平乱！来平乱！我们正义之师！我们正义之师，杀坏蛋！杀坏蛋！”但在平定了燕国内乱之后，齐国的正义之师一变而成了邪恶之师，这些事情我们在“梁惠王篇”中都已见过。</em></small>

<small>诸侯多谋伐齐，孟子言急为燕置君，则诸侯之师可急止也。王毋听。<em>诸侯们看不惯齐国在燕国的所作所为，准备整顿军队，对齐国下手。孟子赶紧给齐王出主意，主意虽好，可齐王不听，孟子也无可奈何。</em></small>

<small>未几，燕人畔。王甚惭悔，有陈贾者乃从为之辞。而当时且有谣传孟子劝齐伐燕者，齐人之虚诈不情好议论如此。<em>没过多久，燕国人群情激愤地反抗齐国的入侵，齐王又惭愧又懊悔：唉，当初怎么就没听了孟老师的主意呢！这张老脸以后还怎么去见孟老师呢？齐王正发愁呢，陈贾过来说了一套周公犯错误的巧妙逻辑，帮齐王用这套说辞去对付孟子，争取找回面子，结果引出孟子那一段名言：“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后来，齐国出现谣言，盛传孟子挑唆齐王攻打燕国，把屎盆子扣在一脸正气的孟老爷子头上——周广业写到这里，愤恨之情溢于言表，指斥齐国人“虚诈不情好议论”。周先生这话或许是地域偏见，但是，对山东人的偏见还真是由来已久，至少从汉朝就有。前文说过汉武帝时代的一位大儒公孙弘，这位公孙弘就是山东人。他在给皇帝提建议的时候永远都是顺着皇帝的意思说话，有时候几位重臣一起商量好要向皇帝说个什么事，可说的时候一旦皇帝脸色不好，公孙弘马上就会见风使舵。当时有位正直的大臣叫汲黯，实在看公孙弘不顺眼，当着公孙弘的面对汉武帝说：“齐人多诈而无情……”后面的话是直接攻击公孙弘的，前边这一句可是把所有山东人都打击进去了。</em></small>

<small>初，孟子无意仕齐，有以师命不可以请，然非有官守言责之得失也。齐人不知，漫以蚔鼃之义绳之，而公孙丑亦以素餐为疑。不知君子居国，为功于君及子弟者甚大，即有故而去，亦岂小丈夫之悻悻然哉？<em>追想当初的“见王于崇，遂有去志”，这时候齐国和燕国的事搞出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孟子虽然早想离开齐国，可怎么也得等仗打完。“虚诈不情好议论”的齐国人哪里明白孟子的苦心，正好借着孟子对蚔鼃说的事关“官守言责”的话反过来责难孟子。这时候，别说那些“虚诈不情好议论”的齐国人，就连公孙丑都对老师的做法起了疑心，假装拿里的一句“君子不白吃饭”的诗来请教老师。公孙丑的事件见于“尽心篇”，我们现在还没遇到，到时再说。</em></small>

<small>孟子知难于有为，不得已致为臣而归。王卒不改，犹欲以授室万钟，馈金一百，为虚拘货取之计，齐人亦足无善于留行者。及出昼而终不追，然浩浩然有归志。此则爱君泽民之深意，固非尹士所知。而淳于髡名实未加之谓，尤不识君子所为矣。<em>孟子知道在齐国是做不了什么事了，不得已递交了辞呈。齐王还是对他不错，想在首都给孟子弄一套豪宅，再开高薪来养着他，为的是借重孟子的名头。但理想主义者哪里是金钱拴得住的，孟老师一拍屁股，“嗖”的一声就走了。有位齐国人希望能挽留住孟子，在昼城截住了他。可孟子先是对他爱答不理，后来又大摆乌龙阵，拿鲁缪公和子思这些前辈举例子，讲了一番大道理。后来，孟子在昼城一连住了三天，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这可惹怒了尹士，骂骂咧咧地说了孟子一大堆的不是，经过孟门弟子高子来回传闲话，尹士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感叹出一句重要的话：“士诚小人也。”</em></small>

<small>孟子在齐最久，先后凡数载，时年已六十内外，去齐之日，计自周以来七百余岁。<em>孟子在齐国待的时间最久，老先生不容易，当时已是花甲前后的高龄啊。在他离开齐国的时候，掰手指头数着年头，两只手十个手指头掰了七十多个来回，算出从周代开基立业以来已经过去了七百多年。孟子就是在这个时候感叹天命的，并且为我们贡献了三个成语：怨天尤人，彼一时、此一时，舍我其谁。</em></small>

<small>方孟子在齐，自王子以及卿大夫皆愿见颜色，承风旨。子敖骤膺宠任，犹以得见亲比为幸。然出吊于滕，朝夕进见，欲一与言行事而不可得。<em>回想孟子当年在齐国的光辉岁月，虽然是个老头子，却是一位万人迷，从王子到大官都愿意拥着他。就连王驩这样的超级大奸臣也巴巴儿地给孟子的赴滕吊丧团做副官。可孟子看王驩很不顺眼：你忙活你的，我老人家懒得跟你废话。注意：子敖是王驩的字，以后还会出现的。</em></small>

<small>至公行之丧，朝士正趋，孟子独否，卒亦不能加恶焉。同僚则庄暴、时子、景子、东郭、公行，虽尝往来，不必莫逆。至若不孝之匡章，独与之游；巨擘之仲子，则不之信，则更有察之众好众恶者。<em>讲讲孟子在齐国的人缘。大臣公行子家里办丧事，大家一看见大红人王驩来了，纷纷上前巴结，孟子却不理会，事后面对王驩的不满，孟子还给自己找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此事见于“离娄篇”，留待后文再说。现在说说孟子当时的同僚：有个庄暴——齐宣王有次对庄暴说：“小庄，你知不知道，我喜欢音乐！”庄暴被搞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赶紧找孟子去讨主意，这才引起孟子对齐王的一篇长篇大论；还有个时子，齐王曾托时子转告孟子，说要给孟子在首都来一座豪宅，还有如何如何的高薪；还有个景丑，孟子装病那回被弟子们追得没办法，就是逃到景丑家避难去的；还有个东郭先生，孟子装病的第二天就大摇大摆地去他家吊丧。这些同僚，孟子虽然和他们都有来往，交情却未必有多深。还有匡章和陈仲子，这是两个怪人，超级大另类，他们的故事会在后文交代。</em></small>

周广业把孟子在齐国散乱的事迹串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出来，功莫大焉，至于这条线索确不确切，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有些地方的确稍嫌牵强。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刺儿头王充

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这一部分正好带我们把前面的章节以另一种脉络重新梳理一遍。梳理的方法不止一种，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篇文献——王充《论衡》当中的“刺孟篇”。

王充和他的《论衡》是我们初中就学过的东西，好像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吧？记不清了，到底是小时候的事情。长大以后看王充，发现这家伙分明就是个刺儿头，逮谁得罪谁，得罪起来还不遗余力。

王充对儒家很有成见，在《论衡》当中专门有一篇“刺孟篇”，顾名思义，就是把孟子抓来刺上一刺。可惜这时候孟子早就死了，不然的话，以孟子的滔滔雄辩PK王充一回，一定很有看头。

对了，为了避免有人误会，先得澄清一点：别以为王充攻击儒家就一定赞成法家，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朋友，“刺孟篇”的上一篇就叫“非韩篇”。王充是先“非”了韩非再“刺”孟子，四面作战才过瘾，当真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啊。

再说几句铺垫：为什么要看这个“刺孟篇”呢？——我的习惯是，看一个问题，看一件事，都切忌只听一面之辞，要听完正方意见再听听反方意见，最好再多听听各方意见。比如一个朋友刚跟人吵了架，心里委屈，找你倾诉，你听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一说，觉得他把理都占全了，跟他吵架的那位纯粹是无理取闹欺负人——可问题是，如果反过来，如果是那位“无理取闹”的人是你的朋友，找你来诉委屈，你不是一样觉得他在理吗？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例子，振振有辞的话哪里没有呢？可那些话都可靠吗？唉，我就这样慢慢地添了毛病，越来越不敢对事情下结论，谁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呢？甚至，读书的时候，比如说，读这个《孔雀东南飞》，家喻户晓的诗吧，它原本的题目好像叫《古诗为焦仲卿妻赋》，谁读了这诗都会同情焦仲卿夫妻这恩爱又苦命的小两口儿，也都会痛恨他们残忍的家长。可我看完却想：嗯，有没有一篇《古诗为焦仲卿妻的婆婆赋》，得找来看看，别搞焦仲卿夫妻的一言堂，嗯，还得看看有没有《古诗为焦仲卿妻的娘家人赋》，再问问街道上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居委会是怎么说的，管片儿的民警是怎么说的，CSI的尸检报告是怎么说的，再打听一下还有没有什么神秘组织声称过要对这一事件负责。

好了，话说回来，虽然我这毛病有点儿过分，但听听不同意见总是好的。让我们准备好，来听听王充的声音吧（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公孙丑篇”无关的内容基本略去）。

王充读着齐王要给孟子建豪宅、开高薪这段，对孟子的态度很不以为然。王充说：

<small>夫孟子辞十万，失谦让之理也。夫富贵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于爵禄也，有所辞，有所不辞。岂以己不贪富贵之故，而以距逆宜当受之赐乎？<em>王充的意思是：贪图富贵是人之常情，只不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不能要。比如业务员谈成一单买卖，按规矩拿多少提成，哪怕钱再多，这也是理所当然该拿的，业务员如果不拿这份钱，给的理由是“我不贪图富贵”，这不是很没道理吗？</em></small>

<small>陈臻问曰：“于齐，王馈兼金一百镒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则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small>

<small>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戒馈之备乎！’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em>王充的做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孟子》原文入手，找出不同篇章里有矛盾的地方加以说明。作为论辩来讲，这可是很厉害的手法。</em></small>

<small>夫金馈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时己贪，当不受之时己不贪也。金有受不受之义，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己无功”，若“己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己不贪富”，引前辞十万以况后万。前当受十万之多，安得辞之？<em>王充说：人家给你钱，你接受还是不接受都是有理由的，难道接受了就算贪财，不接受就算不贪财吗？——王充是拿《孟子》的这一节去攻击方才“辞十万而受万”那节，意思是：从这节来看，你孟老师对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不是很明白吗？为什么在那一节里就犯糊涂呢？你辞掉豪宅和高薪，如果给的理由是“我都辞职啦，再拿钱就没道理”，这是个很充分的理由，可你偏说自己的理由是“不贪财”，这可就说不过去了，况且和你教导陈臻的话也是矛盾的。</em></small>

<small>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而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em>王充又引了“滕文公篇”里的一段，是说孟子的又一名叫彭更的弟子请教老师类似的问题，孟子回答说：“如果没道理，一针一线也不能拿别人的；如果合乎大道，尧把整个天下都给了舜，舜也能泰然接受，一点儿不觉得有什么过分。”王充引这一节，依旧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em></small>

<small>受尧天下，孰与十万？舜不辞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万非其道，而曰己不贪富贵，失谦让也。安可以为戒乎？<em>王充质问孟子：尧给舜的整个天下难道不比齐王给你的十万高薪多？人家舜圣人为什么就能坦然接受呢？</em></small>

<small>孟子有云：“民举安，王庶几改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岂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轻之疾而后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则不去，而于后去之，是后王不肖甚于前；而去三日宿，于前不甚，不朝而宿于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后不同？所以为王，终始不一也？<em>王充质疑“士诚小人也”一节：孟老前辈，你不是说“齐王还是很有潜力的，他如果能任用我，那不仅齐国的百姓会得到好处，就连全天下都会安定！所以，我一直都等着齐王改变主意，每天都这样盼着”。孟老前辈，我王充理解不了你啊，你之前不是还装病不见齐王吗，怎么这会儿又说出这种话来？前后矛盾，很没道理啊！——打断一下王充，我来替孟子说两句：这个问题还应该参考一下周广业梳理出来的那个脉络。</em></small>

<small>且孟子在鲁，鲁平公欲见之。嬖人臧仓毁孟子，止平公。乐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鲁侯，天也！”<em>王充又引了《孟子》臧仓使坏的那节。</em></small>

<small>前不遇于鲁，后不遇于齐，无以异也。前归之天，今则归之于王。孟子论称竟何定哉？夫不行于齐，王不用，则若臧仓之徒毁谗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径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当遇于齐，王不用其言，天岂为三日之间易命使之遇乎？在鲁则归之于天，绝意无冀；在齐则归之于王，庶几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议一在人也。<em>王充说：孟老前辈，你先前说过在鲁国没受到老板的重用，后来又讲自己在齐国没受到老板的重用，这两次的遭遇在本质上不都一样吗？那为什么你把在鲁国的“不遇”归咎于老天爷，却把在齐国的“不遇”归咎于齐王呢？这好像说不通吧？况且，在齐国没受重用，不也是因为和臧仓一样的小人到处给你使坏吗？再者，你离开齐国的时候还恋恋不舍的，在昼城足足逗留了三天，你说这是希望齐王改变主意，可是，如果“不遇”是天意，三天时间还能使老天爷改变主意不成？看看，哼哼，在鲁国就归咎于老天爷，一点儿不抱希望；在齐国就归咎于齐王，还期待齐王能改主意。孟老前辈啊，话都被你一个人说了！</em></small>

<small>孟子去齐，充虞涂问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而谁也？吾何为不豫哉？”<em>王充又要攻击怨天尤人和舍我其谁这节了。对了，王充引的《孟子》会和原本《孟子》在字句上有小小的出入，这很正常，古籍一般都这样。</em></small>

<small>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兴，何以见乎？帝喾王者，而尧又王天下；尧传于舜，舜又王天下；舜传于禹，禹又王天下。四圣之王天下也，断踵而兴。禹至汤且千岁，汤至周亦然，始于文王，而卒传于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时，又七百岁而无王者。五百岁必有王者之验，在何世乎？云“五百岁必有王者”，谁所言乎？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不遇去齐，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em>王充质疑：孟老前辈，你说每五百年就有王者兴起，拜托，你亲眼看见来着？来，我掰手指头给你数数，帝喾、尧、舜、禹，这四位都是平治天下的圣人，可人家是一个接一个出来的，可不是每隔五百年才出来一位。这是说时间短的，咱们再说说时间长的：从夏禹王到商汤王是一千年，从商汤王到周朝开国也是一千年。周代始于周文王，周文王传给周武王，周武王死后，周公旦和小孩子周成王一同治理天下，七百年之后才有你孟子。把时间轴仔细这么一看，哪有什么五百年的轮回规律啊？老前辈啊老前辈，你可让我怎么说你，你说话也太不严谨了，还有，你离开齐国的时候还表现出一脸的不高兴，你的学生都注意到了，你呀，看来也是个大俗人啊！——打断一下王充，我来说两句：孟子所谓五百年的轮回规律确实出语很不严谨，可王充的论据更不严谨。王充接着对这个问题还论了半天，但看头不太大了，所以从略。</em></small>

“五百年历史一轮回”，如果是一位白发长者站在泰山之巅，手抚五缕长髯，用沧桑的声音点头感叹出这样一句话来，我们一定会觉得感动，觉得真是这么回事，这就是历尽沧桑的长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切感悟。可你要追问他一句：“您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嗯，那老者会怎么回答呢？如果是我，我就会高深莫测地一笑，答一句：“有些道理是要用岁月来体会的。”说完，我就转身离去，注意：一定得迎着太阳走，这样从你的角度看上去我才更像高人。

——这就是一个中国风格的答案。其实深究起来，轮回的观念在世界各地的古文明里是普遍存在的，古人看着春夏秋冬四季交替，一定觉得奇怪：怎么冬天完了也不接一个新季节呢，怎么又是春天了？

我们现在读《孟子》，其实前人对这些古代典籍的研究又何尝没有轮回？章太炎就琢磨过这个有趣的现象，他以为：从汉朝起，经学先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往后又变成南北两派之分，再往后又变为宋学和汉学之分，最后又回到今文和古文之分。

人生的轮回又何尝不是如此？根据我的观察，我们俗人们大致有两种轮回式的生活轨迹。一种是：中学生的时候是追星族，念大学了变成愤青，刚工作的时候是小资，工作一些年之后就成雅皮了，雅皮之中精英无数，成为被新一代人追捧的对象；还一种是：中学生的时候是不良少年，不良少年也会变成愤青，从愤青成长为庸俗的中年胖子。——呵呵，玩笑归玩笑，不过人生体会之中总是会有兜圈子的感觉，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成了轮回观了。当然，更多的轮回观是认同螺旋上升的模式而不是原地打转。

卷二 公孙丑章句下 谢幕的：不要相信我的话

王充是个大刺儿头，总有点儿横着膀子找茬儿的意思。但有些找茬儿经常是有趣的，虽然做人满怀疑问也许会很辛苦。《孟子》一书里会有多少疑问、多少无法确知的东西呢？很多。生活如此，历史更是如此。人民群众的眼睛很少有雪亮的时候，人是很容易听风就是雨的，大家往往并不在乎这雨到底是真是假，重要的是风声是不是能够迎合自己的心理预期。看历史，看生活，经常让我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只愿意接受自己愿意接受的信息，而这样的信息却不一定就是真实的信息。如果那份要命的清政府档案没被发现，袁崇焕可能到现在还被人们骂作汉奸呢。想想当时北京老百姓群情汹涌地看袁督师遭受千刀万剐，还觉得不够解恨，还要疯抢剐下他的肉来吃……想想也头皮发奓。

——嗯，最后请两位看似不相关的人来给这本书谢幕吧。第一位上场的是张良。

哪个张良？汉朝“开国三杰”之一的那个张良，这是位神仙一般的高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张良本来是韩国贵族，秦始皇灭掉六国，自然韩国也是被灭掉了的。年轻的张良处心积虑要报仇，要刺杀秦始皇，于是有了那次博浪沙大铁椎的行刺事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误中副车”的成语。

张良行刺失败，赶紧逃跑。秦始皇气坏了，吩咐下去，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活动。如果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人要想逃跑还有很大的成功可能：那么多国家呢，就在国际社会上来回转呗。可秦始皇时代已经一统天下，无论逃到哪儿都出不了秦始皇的势力范围，而且，以秦始皇的凶残暴虐和雷霆手段，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张良能逃得了吗？《史记》的记载是：“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隐匿下邳。”

张良改名换姓藏起来了，秦始皇“大索天下”，竟然没找到他。

张良到底藏到哪儿去了，能让神通广大的秦始皇都找不到他？

有人说了：张良是被一位神秘黑衣人藏到自己家里了，而这位神秘黑衣人的家秦始皇是万万也怀疑不到的。

是谁呢？

我敢保证肯定有人第一个就会猜到是秦始皇的老婆，或者是秦始皇的哪位正当宠的妃子。她把年轻英俊的张良（张良确实是个美男子）藏在自己的卧室，这两人或许以前就是青梅竹马，或许此刻美女救英雄一见钟情，而且这美女也和张良有类似的身世，是位六国贵族之女，被秦始皇灭了祖国之后抢进皇宫来的。于是乎国仇家恨，干柴烈火……谁要想看这种剧情，回头等我单写一篇小说好了。

那这人到底是谁呢？

是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赵高。

不错，就是赵高，著名的大奸臣，“指鹿为马”这个成语就是他的事，对秦朝的灭亡他要负很大的责任。

可是，赵高这个大坏蛋、大反派、头号的卑鄙小人，他怎么会帮助张良呢？

答案是很惊人的：赵高是关公唱白脸，好人扮反派。古人有诗赞道：“当年举世欲诛秦，哪计为名与杀身。先去扶苏后胡亥，赵高功冠汉诸臣。”——这是说赵高为了灭秦，不但冒着牺牲掉性命的风险，更冒着牺牲名誉的风险，先设计杀了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然后又祸害秦二世胡亥（我再补充一句：秦二世上台以后还被赵高挑唆着把亲兄弟们全弄死了），把秦国搞得千疮百孔，所以，若论灭秦之功，赵高比汉朝所有开国功臣加在一起还牛！

还有诗呢。吕星垣来到下邳，就是《史记》里说的“良乃更名姓，隐匿下邳”的这个下邳，所谓张良当年的藏匿之地此时已有了一座张良纪念馆（留侯庙）。吕星垣恭恭敬敬地进了纪念馆怀念张良，写下《下邳谒留侯庙》：“赵高名在《列仙传》，何得仙家滥其选？《索引笺言》颇辨冤，鹿马计胜长平战。”——是说赵高的名字竟然会出现在《列仙传》里，难道大坏蛋也能做神仙？这世界也太没天理了吧！不对，这里边一定有问题。果然，有人写文章给赵高平反了，原来赵高不是坏蛋，而是埋伏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啊！赵高厉害啊，以“指鹿为马”这样的妙计不动声色地颠覆了秦朝政权，这可比秦国当年打赵国的长平之战威力更大！

为什么要和长平之战来作比较呢？除了长平之战是秦国灭六国时期最著名的一场战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赵高是赵国人，是赵国贵族遗孤，他为了一报国仇家恨，不惜自宫——他自宫不是为了练《葵花宝典》，而是要混进秦宫伺机报仇。从这点来看，他的身世如同张良，自我牺牲精神却比张良还大。吕星垣接着赞美赵高：“颇死牧废无英雄，山河西吞惜无策。颠覆咸阳志已酬，组系子婴维尔力。”——是说赵国当年人才凋零，廉颇、李牧已死，而秦国势力日强，吞并六国势不可免。多亏赵高之力，终于从内部颠覆了秦政权，虽然身死名裂，却堪称灭秦的第一功臣。

——赵高真是这样？真的一直被世人误会了吗？我小时候看赵高的故事，当时还真有过一些疑惑：他这么倒行逆施不是明摆着给自己挖坟掘墓吗，一个但凡有点儿理性的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后来时隔多年，还真看到有人写的翻案文章了。至于这翻案可不可信，证据是否确凿，倒也未必就能让人骤下结论。反正还是老话：存一家之言而已。

这世间有多少帷幄密谋？人的行为又有多么复杂难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真就全是真吗？假就全是假吗？很多都是不容易搞清的事情，姑妄说之，姑妄听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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