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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头》 第一章 第一章 傍晚时，他在马路上看一个女孩吵架。 一辆出租从马路中间斜穿过来，在人行道边陡然停下，车门哗地打开，走出那个女孩子。她绕过车头，跨到那边车门，又哗一下拉开，冲着里面说：出来，你出来！那司机不得已的出来，说：出来就出来！虽然是行人稀少的时分，可还是围上了一些人，他就在其中。人们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那女孩子的气势又如此凌厉。女孩子穿一条浅颜色的牛仔裤，足下登一双鹿皮矮靴，垂肩的直发微有些枯黄，但依然柔软，手里提着几个购物袋。她叫出了司机，便跨到马路中间的快车道上拦车，专拣那种桑塔纳型的出租车，一边说：打赌，我和你打赌，赌一百块钱！那司机说：赌就赌。有几辆出租车绕过她开走了，而有一辆则迟疑地停下了。女孩子打开那车的门，身体向里一探，大声叫道：你过来！这才是打暖气了，打暖气是什么样的？是这样的！和她打赌的司机缩在后面，就是不过去，嘴里硬着：那是新车，我是旧车。女孩有他这句话就把车一关，这司机到底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迟疑地又把车开走了。女孩回过头，说：你旧车？你不是说你是桑塔纳2000型？你明明不打暖气，骗子，一百块钱拿来！那司机听了这话，就好像抓到理了，向着围观的人说：我怎么会说是桑塔纳2000型？桑塔纳2000型是这样的吗？女孩并不饶他：你自己说，暖气也打不出来，还要做生意，你随便叫谁来看，有没有暖气！她的声音又高又急，可一个字也不含糊，清楚而犀利地吐出。她像只小鹿一样，绕着那辆出租逼问那司机，司机几次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又被她逼了回来。 他从头至尾观看了这场吵架，直至那司机不收她车钱，让她下车，她又另打了一辆出租，开走，结束。他想起了他的前妻，妹头。妹头就是这样的人。 妹头是她的小名，完整的叫法是阿妹头，简称为妹头。在上海话里，"妹"是发"怀来"的音，十三韵里的第六韵，第一声，有些像羊叫：咩--，"头"则是浊音，很短促的一收，又和上海话里的"豆"同音，叫起来，就有一种乡俚的娇憨，是那种摔摔打打的宝贝。人呢？是生在闹市里的人口密集的弄堂里，这种女孩子，从小到大，都有着一个特别亲密的女友的圈子，那种类似工厂里的小姐妹的圈子，彼此都是称呼小名的，所以她的小名要比大名叫得更响亮。她的大名，叫做朱秀芝，像这一类闺秀气十足且乡气未脱的名字，都是出自妹头那样的父母。父亲从常州乡下出来，到上海学生意，最后学成一个绸布店职员，妻子是同乡人介绍的，不过是苏州木读镇上的人，在上海的纱厂做细砂工，后来身体不好病退了，在家做家庭妇女。老实，勤勉，本分，再加一点过日子的精明。 他们住在淮海路上一条弄堂里，这条弄堂要说也是正宗的洋房，红砖的墙面，高高的台阶，石砌的圆拱门，宽大的木楼梯，荸荠色扶手的栏杆雕着花，天花板四周也雕着花，窗是双层的，有一层是木百叶窗。要是一家一户住，那定是大户人家，都可住的洋行的买办，可事实上，住的却是小家小户。像妹头这样的人家，就算是上等的阶层了。他们住底层朝南的大房间，是一幢房子里最好的房间。要是一户人家住，这一间大约就是客厅，而后面的，朝北的，略小些的，由另一户人家住的一间，则是内客厅，抽雪茄，打牌，或者女眷们聚集的场所。现在这两个厅已经分隔，封死。在那面墙画境线的位置以下，墙面突然收进了半匹砖的样子，这就是后来砌上的。在这并列的两间厅外面，是楼梯，楼梯的另一侧，则应当是书房，更要小一些，略呈狭长的，也是并列的两间，还是住了两户人家。再推后，便是厨房，楼梯底下有个三角间，本是堆杂物的，如今做了谁家的卧房，可安一张床和一张桌，顶里面的地方，却不够抬头的，只能伸脚。在厨房和三角间当中，由于房子的深度，到了这里，光线已相当暗了，在这暗中，几乎看不见的，有一扇小门。这扇门的尺寸，厚薄，和所用的木料，都与这座房子的体积，结构，气派甚不相称，它不仅是窄小，还低矮，并且单薄，也没有锁和插销的装置，一推，便开了。不由眼前一亮，北面的均匀平铺的光亮涌了进来。紧接着，洁净的边缘清晰的鹅卵石地面也扑进眼睑。这里是后弄。这条后弄很意外地，人迹罕至，与前弄里的嘈杂喧嚣形成对比，它相当寂静。 妹头家住的这间大间，南边，临弄堂，还有个内阳台。妹头家在这个内阳台里做了个大大的文章。他们在内阳台的一侧，隔了一间，做成一个小卫生，里面有一个抽水马桶，还有一个洗脸池。底层只有一个小卫生间，是套在内客厅里，也就是与妹头家一墙之隔的，后面那家的房间里。因此，像对面的两户人家，因为隔不出地方装卫生，不得不用马桶。二楼和三楼，因是作卧房设计的，有大卫生间，但又是套在某个房间里的，其余人家，也要用马桶。住在洋房里，却用马桶，虽然不相称，可也不奇怪。这城市，尤其是这闹市，就是有许多不相称。弄堂里有一首童谣，便是唱的这个：赤膊戴领带，赤脚穿皮鞋。必要用沪语来唱，"领带"的"带"和"皮鞋"的"鞋"，是发第一韵，"发花"韵，就响亮。节奏上呢？"赤膊"两个字后面带有副点，和接下去的"戴领带" 的"戴"，组成切分，下一句也是，唱起来就十分昂扬。像妹头家这样有自家独用的卫生，在这弄堂里，又好算上层了。自家搭的小卫生，仅占去内阳台的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的地方，很宽松地安了一张大床，床头放一个被柜，床脚一架缝纫机，还有地方走路。妹头的奶奶，就带着妹头的哥哥和弟弟睡这张床。妹头则是同她妈妈合睡的，睡在大房间里。 大房间是一个很漂亮的，有着中产阶级气息的房间，它和很多上海中等人家一样，将卧室和客厅做在一起，非但不局促，还很舒适，并且堂皇。在这个长和宽比例适度，因而就显得很敞亮的房间里，靠着北墙，也就是方才说的，那一面凹进去的墙下，放着一具镶有穿衣镜的大衣橱。离大衣橱半步距离，横向地，并列两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之间隔一张床头柜。再过来些，是一张三人长沙发，长沙发对面的墙下，是一具五斗橱。沙发和五斗橱之间的那一片相当可观的空地，就是一张独脚的圆桌，四把高背靠椅，形成了这个房间的中心。 家具一色抽木，西洋款式。抽木的颜色比较暗，光线又是充足的，于是，房间里就有了一层暗光，显出一种古典的厚重的气质。床上蒙的床罩是垂了流苏的麻织的质地，桌布，沙发套，房间通向内阳台的落地门窗的帘子，都是麻织，扣纱，流苏垂地。这又在古典厚重之上，添了一层华丽。而那两张床，也并没有一点因为涉及私人生活而生出押昵气，相反，它们使得整个房间有了居家的气氛，因而变得温馨和实惠。并且它还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房间的俗丽格调，它们毕竟是堆砌过度了，几乎散发出一些奢靡的味道。但它们因于是那样的满满当当，实实足足，倒正好反映出它们实是出自一颗纯朴的心，它本着勤劳的原则，照着中产阶级的摹本，描画了自己的生活。 妹头和她的母亲睡在靠大橱的那张床，另一张床是父亲的。比较她的睡在内阳台，奶奶床上的哥哥弟弟，就可看出她在家中受宠的地位。她脚上穿的是皮鞋，哥哥和弟弟穿的则是出自奶奶手的，家做的布鞋。到了星期天，妹头穿上妈妈用各种零头料子替她做的新衣服，妈妈再用一把火钳，将妹头的额发和辫梢卷得蓬松和弯曲。把妹头收拾停当了，妈妈再接着收拾自己。这时候，妹头就在弄堂里，领受着小伙伴们的艳羡和欣赏，共同讨论衣服的颜色，式样，还有发梢的卷曲程度。妹头虽然受宠，可是并不受放纵，所以，她倒一点不骄矜，同人很合得来。她很欢迎这样的讨论，因为成了中心，比往常还更谦逊一些。等她的父母终于打扮停当，姗姗地走出，搀起她的手，将她从小伙伴堆里领出，这时候，由不得她的，便也矜持起来。这一家三口啊！你能说他们就不是从隔壁的公寓里走出来的？男的，穿着浅色的西装，双色镶拼接缝的皮鞋，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女的，白色真丝的长袖衬衫，束在西装裙里，臂弯上挽了一件西装外套，玻璃丝袜，高跟鞋，头发是化学电烫的短发，但做得很自然，只在前额上，波浪略大一些，但很快便顺下来，变成小小的一卷，从耳后弯到腮边。小姑娘，则是像天使似的。在邻人们的啧叹声中，他们走出了弄堂。 这是这个家庭的黄金时代。最好是，大人永远不要老，孩子永远不要长大。做不到永远，那也慢一些，让人们充分地享受够了，再说。妹头睡在大房间里，妈妈的床上，枕头是宽大松软的，木棉芯子，荷叶边绣花的枕套。被子是鸭绒被，缎子包的胆，再套一个棉布的贴花的被套，中间镂空一个棱形的方块，露出内胆的缎面。由于十分的舒适和得意，妹头忍不住要动来动去，滚来滚去，这就要遭来妈妈的责打，怪她要把被子蹬破。要知道，这是鸭绒，绒头很细，有针尖大的缝，绒头就要钻出来。妈妈给妹头看内胆的接缝，都镶着双边的滚条，一条墨绿压着一条铁锈红。针脚那么细密，几乎就看不出针眼。要是把它蹬脱线了，怎么办？妹头流着眼泪躺倒了。这会老实了，老实了一会，就进了梦乡。妹头由于和父母生活得贴近，其实是比哥哥和弟弟更多地挨责打。吃饭嘴里吃出"咂咂"的声音，要挨责打；坐相不好，坐在椅子边上，将椅子朝后翘起来，也要挨打；和弟弟吵嘴，奶奶生了气，向妈妈告状，当然，她可能告的是完全另一件事，告她自己到橱里拖了件毛线衣去给楼上玲玲看，更要挨责打。这样的挨打，一方面是使妹头学习了做女人的规矩，这规矩不是深宅大院里的教养，也不是小户人家的带有压迫性质的戒勺，而是这样弄堂里的中等人家，综合了仪表，审美，做人，持家，谋生，处世，等等方面的经验和成规。既是开放，又是守旧的一点原则。这点原则，在妹头身上落实得挺完美，她真的长成了一个聪明，能干，有风度，又有人缘的小女人。但另一方面，这样频繁的责打也使得妹头有点皮厚。这皮厚，倒不是寡廉鲜耻的意思，而是，有承受力，在关键时刻，能豁得出去。 妹头在弄堂里和学校里，都不是最出挑的那个。最出挑的那个。或者是独立独行，或者是众星捧月地身边聚一大帮人，妹头这两样都不是。她总是有伴的，不多，那么三个或者四个。这三个或者四个中间，又总有一个是最最要好的。但也不是确定哪一个，而是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那个，这样便于说其他两个的坏话和不满。这样贴近的好朋友，互相总是要有些看法的，要她们憋在心里决不可能，她们都不是含蓄的人。可她们也不是对人严格的人，只不过有点小心眼，再带点嘴尖。所以，挑剔过了，之间的友谊反倒更亲密了。倘不是好朋友，谁能让她们这么计较？她们这些一伙的，在一起玩，大多就是胳膊和胳膊勾在一起，头碰头地，小声嘁嘁喳喳，不时翻起眼睛，向某一处瞟一下，十分机密的神色。在这一小伙里，妹头就是个头了。她的各方面，似都要比其余这几个出色一些，也更有主意，性格则更强硬，表现出领袖的素质，虽然，在更大的范围里，她们这一伙可能是比较沉默，比较不引人注目的，但在她们内部，也是有着头脑人物。并且，在没有交手的情形下，她们也许没有什么声色，一旦要交手，人们会发现，这一伙是相当不简单的。她们甚至要比那些平时出头露面的更具有潜在的能力。她们的判断，答辩，反应，以及引而不发的沉着，都胜人一筹。更令人们吃惊的是，她们对事物的看法，竟然是相当独到和精确的。她们自成一体，不受局势和潮流的影响，所以站不到风头上去，可这不表明她们没有立场，是浑浑噩噩的一伙。 妹头在弄堂和学校的小圈子里，有一个共同的成员，就是楼上的玲玲。玲玲住二楼朝西朝北的一间房间，房间里套了一个大卫生。可是这个大卫生不仅是通向玲玲家房间，还通向另一间朝北的小间，这小间一直横向二楼楼梯，将三角形的楼梯间接了起来，住了又一户人家。所以，这个大卫生就成了两家共用的卫生，同时，也做了两家共用的厨房。这条弄堂的房子，在二房东的手里，根据不同的房客的身份，要求，都进行了不同的改造，所以，房子和房子外部尽管一致，内部却千差万别。玲玲家有姐妹四个，加上父母，一家六口住这一间房间，在弄堂里也算是好的人家了，但比起妹头家，还是要差那么一点。玲玲在姐妹中排第三。在弄堂里，流行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行三的女孩都是家中最漂亮又最聪明的女孩，所以，玲玲便也认为是她家姐妹中最漂亮聪明的一个。她的漂亮主要体现在"白"上面。像她们弄堂里出来的孩子，脸色都是带些黄的。是那种清淡的，且带着偏狭口味的饮食，使这里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嘴巴都很刁钻。她们这不吃，那不吃，专捡一些古怪的少见的东西吃，比如海瓜子，比如糟鸡爪，比如缝衣针大小的海蜒拌点麻油。饭是要烧成泡饭，尖细的筷子头在水里捞上几粒米粒儿，那么吃。这样少油水又味道细致，她们的舌苔都干净得几乎透明。她们的皮肤也是透明的。又是居住在这样深而阔大的楼房里，逼厌的房间，人口拥挤，她们本来就少见太阳，出于生怕晒黑的偏见，又格外不愿见太阳，不喜爱户外运动，皮肤更没了活力。在黄黄的脸色中，玲玲的皮肤显得格外的白，但并不是说气色好，而正是相反，她比其他女孩子 更加孱弱。她的白是单薄的，稀释的白，就好像她缺少某一种什么色素，任何颜色都要比别人浅一成。她头皮是褐色的，眼珠子是褐色的，眼白呢，白过头了，倒有点泛蓝，这就使她看上去有些异样。她的头和脸很大，也是和身体相比的缘故，黄褐的头发薄薄地贴了头皮，编了两条齐肩的辫子，因为分不出头发来作刘海，就光着额头。眉毛很淡，几乎看不出来，双眼皮也几乎看不出来，很细的一道。鼻翼很小，仔细看去，便看见它们在轻微地翕动着，好像呼吸有些急促似的。嘴唇宽而薄，人中较长，就使得嘴形有些"包"，这种嘴形的女孩子大都有着暗藏的心计。其实，她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佝偻病的症状，这些症状却使她变成了一个干净，白皙，精巧的小姑娘。 妹头的脸色也是黄的，但比较人家的黄，她的黄里则含有一种质地比较厚密的牙色，这使她在某一些情形下，或者是受了光，或者是受了热，她的脸色会忽然焕发起来，变成光润的象牙白。并且，在她发育的青春期，这样美好的肤色就会长驻不褪。这大约是因为她家毕竟有两个男孩子，男孩总是喜爱味厚的东西，所以，饮食就比较荤，口味也比较开放。和两个食欲旺盛的男孩同桌吃饭，往往会有一种争夺的气氛，这最能刺激胃口了。因此，妹头的营养就要比弄堂里其他女孩丰厚一些，胃口也大一些，甚至有着一些美食的倾向。等到她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已经会烧几个很像样的苏锡帮的小菜了，四鲜烤夫，糖醋小排。当然，此时还只是些浓油赤酱的菜种，更进一步的，还有待她在 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女人的过程中，慢慢学习。妹头的头发，是比较黑亮而且浓密的一种，由她妈妈做主的时候，总是将它留长编成辫子，然后用火剪烫弯辫梢和刘海。她妈妈多少有些把她当洋娃娃的心情，这也是小时候宠她的原因。可等到妹头有权力为自己头发作决定了--这种权力，弄堂里的女孩子都是比较早获得的，她们的形骸稍一脱离小孩子，有点小女人的样子，父母就给了她们平等权，尤其是妹头的母亲，当妹头不再是个洋娃娃了，她便急于她作自己的姐妹--这时候，妹头便改作短发了。在做母亲的姐妹这一点上，妹头的性急也是一样的，她来不及地要长大，长成一个成熟的女人。这也是和母亲给她的印象有关的。妹头不像有些孩子那样，单纯地从儿女的角度看母亲，这样，母亲就只能是母亲。她却不，她还从女人的角度看母亲。 妹头的妈妈是一个好看的苏州女人，她显得比实际岁数年轻得多。平日里，她多是穿家常的蓝布或者花布衣服，蓝是毛蓝，花布呢，又多是浅色的底上细小的碎花，两样都是贤淑又带点妩媚。等到了节假日要出门了，她便换了比较正式的装束，比方方才说过的那一套洋装。这时候，她又变成了一个文雅的女学生。到了夜里，妹头的妈妈则穿上苹果绿的绸睡衣裤，袖口，裤边，都绣着小朵小朵的草莓红花样，于是，陡然的娇艳起来。妹头很爱看她母亲，怀着喜欢和羡慕。母亲的每一件衣服，每一种装饰，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好看，并且有趣。比如，她用指甲油给手提包和皮鞋上的金属扣上光，她两只手指捏着沾了指甲油的棉花球，小手指则抵着擦拭的皮鞋或者皮包，手指的骨节由于用力而略略有些突出和发白，就显得格外修长。还有，她织补长统丝袜。她从来不把长统丝袜送去弄堂口那两个专补丝袜的女人那里，花钱请她们织补。那两个女人，从早上起，便背靠着街这边，朝阳的墙上，鼻子垂在绷箍上面，补着丝袜上的破洞。太阳先是照在她们面前的圆凳，一堆补好和没补的丝袜，然后慢慢移到她们的手上，脸上，弯着的背上，再移向她们上方的那面墙，最后，从墙上移走，她们也就收摊了。多是些保姆模样的乡下女人，送来她们女东家的丝袜，补一个洞一毛钱。妹头的妈妈也有一个绷箍，茶杯口大小，将破了洞的一面网在绷箍上，撑开，撑平，然后用一根极细的针，一针一针挑。由于专心，妹头妈妈的眼睛略略有一点斗鸡，却并不难看，而是带一些稚气。她也是用两个手指捏一根针，小手指向下抵着箍，那么缝着。再有，洗头以后，头发里 裹着卷发的纸卷，头发因为卷紧了，就短了，短到耳朵上方，妹头的妈妈就变成了一个外国女人，活泼和风骚的那种。什么时候，妹头也能做着妈妈所做的一切呢？ 第二章 第二章 妹头的短发，不像她那个年纪的孩子那样，中间挑一圈头路，系一个小辫。她是正中略偏一些的地方，分开，额前留几络不规整的散发，然后用火剪烫得蓬松了。发少的一边，挽在耳后，发多的一边，就由它垂下来，遮住一些脸颊。这果然使她成熟了不少。妹头的脸是一种略短的瓜子脸，这种瓜子脸是比较俏丽活泼的。她的眼睛是杏眼，分得较开，就使脸相变得开朗了。因为眼睛分得开，鼻梁这儿就自然显得有些平，事实上，从侧面看，她还是有鼻梁的，甚至算得上挺拔。但这一点埋没无碍大局，相反还给她带来另一样好处，就是年轻。尽管她远远没到需要显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弄堂里的流行观点，说塌鼻梁比高鼻梁显年轻。妹头的嘴很好，是标准的嘴形，画上画的那种，端正。在后来看来，是嫌薄削了一些，因为后来都时兴夸张的唇形。但在妹头的那时候，这样的嘴形却是最好了，又秀气，又能言善辩。妹头的下巴略显尖了一些，这也是从后来的观点看，后来人们的审美越来越倾向欧式，或者西亚式，要大而饱满的，有轮廓的下颔。其实，妹头的尖下巴，正是她的瓜子脸的一部分，是很协调匀称的。所以，妹头的长相称得上完美，没什么可挑的。但妹头的好看不是风头很健的好看，因为缺少一点光彩和气度，也是和她的聪明才智一样，在小圈子里算头挑。不过，妹头对好看不好看，也是有着自己的看法，并不人云亦云，因此，她对自己还是满意的。 就这样，妹头在各方面都要比玲玲略胜一筹，这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玲玲成了妹头好朋友的原因。玲玲的性格也和她的长相一样，比较淡泊，基本由妹头摆布。只有当妹头暂时抛弃了她，倾向于这一伙中另一人选，而她也不得已只能与第四个人为伴，才会对妹头做出小小的背叛。这背叛也是在一个固有的同盟内部，相对而言的。但是就像所有的多子女家庭的，身体孱弱的孩子一样，玲玲是小心眼的。这就使得她对妹头的背叛，变得比较严肃起来，两人之间便会发生一些认真的龃龉。这也是她成为妹头好朋友的原因，妹头并不需要完全的服从，她也是要一些不尽一致的可供互补的立场的。所以，这样好好坏坏的，两人从幼年到上学，再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一个圈子里的，要好的朋友。 玲玲也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输给妹头的，至少有一项，是妹头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她的二姐姐。玲玲的二姐姐要比她大六岁，当玲玲还是上小学时，二姐姐已经初中毕业，并且分配到了这条街上的，以荤素豆皮和生煎包子著称的一家国营饮食店里当服务员。在这样的弄堂里，上大学是做梦，去新疆农垦也是做梦，做的是噩梦，现实是，在家里做社会青年。每一条弄堂里，都闲逛着几个不同届别的社会青年，他们吃着家里的闲饭，竟还追赶着摩登。住在这条街上，又是个青年，命运再不济，也逃脱不了摩登的浪头。在摩登的下面，其实全是青春的苦闷。不说远，只说近，玲玲的大姐姐，二姐姐上面的那一个，就是社会青年。现在，二姐姐却有了工作，进去就领薪水，一年一加薪，三年满师再是一大加，劳保也有了，福利也有了，将来的退休金，也有了。还不是那种，大杨浦的，三班倒，流水线的操作工，而是市中心，淮海路，国营店里，除了薪水，还包一日三餐，随便舀的经济汤，都是小排骨或者鸡骨汤，一月只需交九块钱伙食费。玲玲的二姐姐，也正应了人们中间流行的说法："阿大憨，阿二精"。她不仅精，还运气好。妹头和玲玲有时候到二姐姐工作的店里，去看她。她们不敢进门，就在店门外面，偷偷地朝里看。看见二姐姐穿了一身洁白的工作服，托着盘子，脚步轻盈地在店堂里穿行。她灵巧地绕过方桌和椅子，身姿非常好看，就像舞蹈。有顾客问她什么，她不屑于回答地不作一声。在她的压着带褶边的白帽子的几络卷发底下，是一张白净的，娇小的，绷得很紧的脸。只有当她收走一托盘碗碟，走出店堂，在店堂和厨房之间的过道里，遇到老师傅和同事，她脸上才会露出一丝笑容，说一句很简短的话。这有些像一个自信的女演员退下舞台，走到后台时候的表情。妹头悄声对玲玲说：你二姐姐是粉质皮肤。粉质皮肤就是像敷了一层粉似的皮肤，这种皮肤特别显白，细致，匀净，而且晒不黑，缺点就是容易长雀斑。可她二姐姐连这点都很幸运，她脸上没有一个雀斑。 因为有这样幸运的姐姐，玲玲也变得骄傲了，妹头呢？则对她更在意也更要好了。星期天里，她们站在台阶上，高大的门廊上方，突出的水泥檐投下的荫地里面，看玲玲的二姐姐在太阳地里晾晒洗好的衣服。这条弄堂的前边是一个小学校的操场，用竹篱笆墙隔开着，弄堂里的人，就将晾衣服竿一头搭在竹篱笆墙上，一头搭在窗户顶上。这里的窗户都有着突出的雕花的水泥护檐。她二姐姐先用丫叉将晾竿取下来，揩拭干净。她用抹布也很有讲究，叠成六叠，擦一遍换一面，每根晾竿揩拭三遍，揩拭完四根晾竿，正好面面俱到。她把揩干净的晾衣服竿暂且一头搁在窗台上，另一头插在低处的篱笆缝里，等晾满一竿就送上高处，架牢，再用丫叉送上这一头。衣服的每一个部位她都要扯平整了，卷起的口袋沿拉上来，窝着的衣领抻开来，袖管，裤管，更是要绷了又绷。裤子，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穿进一条腿，垂着一条腿，而是要将垂下的裤管用衣夹夹在穿进的裤管上，这样垂下的裤腿就不会垂荡得长出一点，也不会因为擦着过路的人的头顶蹭脏了。妹头注意到她还特别地沿了衣缝掐过来，掐过来，使劲地一神。妹头领会到这是因为缝衣线往往更容易缩水一些，就将两面衣块收紧，皱缩起来。这样一掐，一抻，就把线捋直了。所以，玲玲二姐姐穿出来的衣服才能像熨过的一样，特别平服。二姐姐晾满了四竹竿的衣服，回去整理整理，就出门去了。 她是娇小苗条的身材，穿一条花布长裙，系在白衬衫外面，腰上紧紧地箍一根白色的宽皮带。头发是电烫过的，在脑后扎两个小球球，额发高高地耸起，蓬松的一堆。肩上背一个皮包，带子收得短短的，包正到腰际。这是她这样刚出校门，又走进社会的女青年的典型装束，标明了受教育和经济自立的身份。许多社会青年也这样装束自己，可到底掩饰不住内心的空虚，表情是落寞的。玲玲的二姐姐则是自信的，她绷着一张粉白标致的脸，目不斜视地走出了弄堂，去度她的假日。人们传说她有男朋友了。 在这样的年龄阶段，相差五六岁几乎就像隔了一代，怎么赶也赶不上似的。妹头看着玲玲二姐姐，就是这样的心情。她对日复一日的上学，下学的生活，简直都是灰心的。所以她的成绩没有太坏，而是保持在中游水平，那只是因为她的聪明，以及恪守义务的天性，她认为读书是她应尽的义务。事实上，她对书本上的知识是谈不上有什么兴趣的。弄堂前边的操场，就是妹头他们小学校的操场。下午放学回家，隔了篱笆墙，听着那些晚放学的班级在操场上体育课，吵吵嚷嚷，夹着老师的口令，哨子，还有呵斥，她好像从局外看见了自己生活的不幸。这时候，她就像个淑女一样，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用绷箍绷了一片枕头布，绣着花。妹头她们的小学校，就是间在弄口的民居里面，教室，办公室，都是东一处，西一处的。弄堂里的孩子，听到打预备铃了，再奔去上课，也来得及。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妹头还没上学，哥哥已是三年级学生了，两节课后的大休息，他都来得及奔回家，吃一碗猪油拌饭，再奔回学校。这条弄堂又地处闹市中心，课堂外边就是繁华的市面，下课时，女生们拥在窗前，点点戳戳地看着街上走过的摩登男女，还有对面橱窗里皮鞋的样式。她们给街上经常出现的人物起名，比如，"淮海路上一枝花"。这其实也是一个社会青年，家住在这条街上的某一条横马路上，她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有时手里托着一包油浸浸的熟食，有时是几条固本肥皂，还有时是一卷布。眼尖的女生甚至能看出这是一卷短裤的裤片，还是一卷龙头细布的口袋布。虽然是为了这些琐事进出，"淮海路上一枝花"依然穿得很正式，丝袜，皮鞋，过膝的裙子，衬衫的袖口端端正正地扣着扣子。她也是烫发，但不是妹头妈妈那样的短发，也不是玲玲二姐姐的蓬松额发，脑后扎两个小球，她是长波浪，可又不是披散在肩上，而是做成束发的样式，额发略有些小波纹，但比较平服自然。这种发式多是电影明星做的，摩登里带几分艺术气。她的头发又特别黑，衬着她端正小巧的额，鼻，脸颊，和下颔，分外秀丽。她有一件黑白格子的呢外套，下面配着舍味呢的长裤，特别和这发型合适，真是醒目得很。有一次，大约是匆忙出门，她竟穿了一双拖鞋，露出了赤裸的脚后跟。裤子也是家常的，人造棉裤子，洗白了，她又走得急，裤腿就裹着她的身子飘动摇摆着。女生们都傻了眼，心里激荡起一股嫌恶和羡慕夹杂的感受。望了她从马路对面走到这面，再走到马路那头，拐了个弯，消失了。玲玲忽然说了一句："真像是马路天使。"大家并不知道"马路天使"是什么意思，但都觉得，这是再恰当不过的形容。妹头尤其吃惊玲玲会说出这样精辟的话，并且还说得那么冷静，就好像是很平常的一句话，几乎要对她刮目相看。这些名词都是从她姐姐那里听来的，有姐姐就是好，眼界都开阔。 女生们还很狂热地崇拜于追逐一名年轻的女老师，学校的大队辅导员。她其实并不漂亮，脸部甚至还有些缺陷，就是她的下巴略有些短，装束又很朴素，总是白衣蓝裙，一双横搭袢皮鞋，还有些土气地留着一对垂至腰际的长辫子。但是，她确是有一种风度，严肃，端庄，文静，姿态则很挺拔。这使她有些像女演员。女生们为了学习她，都留起了长辫子，走路也挺着腰，端直地，目不斜视地，一步一步迈着。女生们干什么都是一窝蜂，有一些是真喜欢，有一些则是盲目的，瞎凑热闹。妹头就不，她没有加入潮流。她并不喜欢这位辅导员老师，她觉得她有点官腔。她尤其不喜欢辅导员那口咬得很准的，朗朗的普通话，这加深了她的官腔。她宁可去喜欢学校里另一位男老师，美术课的李老师。 李老师是一个精神略有些委靡的男人，传说他曾经患有结核病，从大学退学，病愈以后就来到这所小学校来教图画课。他的脸黄而瘦削，头发却偏偏比较长，也不是那种时髦的，经过修饰的长发，而是没什么型的，不经意而留长了。额发本是想朝后梳，却没有梳平，于是便竖着。在春暖很久的天气里，他还穿着一件棉袄，蓝布罩衫的袖口很长地盖在手背上，中式的连肩的衣襟从他单薄的背膀上垂挂下去。看上去，他就像那种穿长衫的旧式的男人。可他一旦脱了棉袄，换上一件毛蓝洗白的中山装，忽然又年轻起来，你发现他几乎还是个少年人，而且很新派。上课时，他夹了教具走进课堂，将东西一放，就转身在黑板上作演示，同时简短地解释几句。他画得非常娴熟，自然还流露出不屑：画这点东西，还不是毛毛雨？这样，大约占去有三分之一的课时，还有三分之二时间，他就让同学们照他的示范画，自己则坐在黑板一侧的下方，静静地等待下课。他虽然是有些病态，但出于幽默的天性，他并不忧郁。他脸上带着懒散的温和的笑容，略带打趣地批评学生，学生要是画得实在糟糕，他就说："怕来！""怕来"是上海话形容难看的说法，好看则是"趣来"。"来"是语气词。他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不带任何乡音，比方苏州，宁波，或者本地的口音。苏州腔多少有些狎昵，尤其是男人来说，就有些轻佻；宁波音呢，难免有些卖弄风趣，便油滑了；本地话，指的是上海郊县的土语，倒是老实，可委实又太乡气重了。所以，这些口音多半是有些俚俗。上海话本又是杂合之音，总是要有侧重的，偏偏李老师说的一口没有习气的上海话。他又不是刻意地，一字一句去咬，而是轻松，随便，自然。有一些难发的音，他一吐口就是。比如仙鹤的"鹤"，上海话里是发的舌根鼻音，他就这么发音--"鹤"。他说话的声音不响，可也不是有意的轻柔，而是觉得不必要大声说的，还是带些懒散。妹头中意他的，就是这口上海话。还有，妹头喜欢有一些颓废气的男人。那种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男人，会让她觉得有官腔。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就是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语言，所以是官腔的语言，而大队辅导员，则是个官腔的女人。总之，妹头不喜欢官腔，而颓废气，是与官腔最无干系的。所以，她就比较欣赏李老师。无意识地，她对图画课也比较别的课更有些兴趣。当然，也是一般的兴趣。她对美术并无特别的才能，只是能过得去而已。不过，有一次，李老师还是注意到了她。就像方才说的，李老师大半时间是让同学们自己画画，画完之后立即交上，当场批了分数，便可离开课堂，不必非等下课铃响。这一次，妹头送上她的作业时，李老师注意了一下她的名字：朱秀芝。其实这是个很大路的名字，但碰巧引起了李老师的联想。他问道：六年级一班的朱秀荪是你哥哥吗？这更可能是哥哥的名字给了李老师印象，因为一个男孩子名字里有个"秀"字，总有点特别，使人想到这也许是个班辈，所以才进一步留意到"朱秀芝"的名字。末尾又都是草字头的，这是认真起名的父母常用的手法。这表明李老师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还是相当有兴致的。妹头回答"是"，李老师就说：你哥哥很巴结的。"巴结"也是上海话的说法，是"努力""不放松"的意思。 虽然李老师表扬的不是她，可表扬了哥哥，妹头还是很高兴。妹头在家受宠，却并不因此而狂妄地以为，自己就是家中了不起的人物。不用谁来告诉她，她都知道，哥哥是比她重要的。他们这个家，在父亲母亲之后，要再有一个主持的人，那就是哥哥，而不是她。虽然哥哥是睡在内阳台，和奶奶，弟弟合一张床。内阳台就好像这个家庭以外的另一个家，那里有着和大房间不同的气氛和生活方式，是以常州乡下出来的祖母为代表的。甚至，空气都不一样。这里的空气里带着一股糟油的气味，来自床头柜子上的一个糟货钵头。这股气味带来了乡土的渊源的气息，这使得内阳台里有了一种家庭的历史感。哥哥睡在这里，也更多地在这里活动。他就在窗下那一架缝纫机上做作业和做他的手工。他是祖母带大的，就不怎么和父母亲，保持着一点距离，可他在父母心目中的分量，却是不言自明的。父母很少呵斥他，与他说话都和缓了口气，很郑重似的，好像是平等的关系。也或许是天性使然，他一向就是个有责任心，稳重的孩子。他不像妹头，把弄堂当家的。他很少到弄堂去，弄堂里的人说起他，也是用一种很尊敬的，慎重的口吻。妹头和小伙伴们在弄堂里玩得忘形，大喊大叫时，她会陡然地停住，喝道：轻一点，我们大弟在做功课呢！"大弟"是她哥哥的小名，她这么称呼他，并不带有丝毫的不敬。她是真正为他骄傲的。妹头很小就会在缝纫机上缝制衣服，像男式衬衫的领子，肩背，袖口，她都会做。其时，奶奶的眼睛已花得穿不进针了，而哥哥也已不再是小孩子，不能总穿中式的乡气的衣裤，所以，渐渐的，哥哥的衣服全都由母亲自己，或者到裁缝铺请人裁好衣片，让妹头来缝制。这个，妹头也很骄傲。 哥哥比妹头大三岁，妹头升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则考进一所全市重点的中学。这所学校就在这条街的横马路上，从妹头的弄堂，能隐隐听见学校的高音喇叭，一早是升旗的国歌声，接着是广播体操音乐，再晚些，则是眼保健操。乐声虚无飘渺地传来，就有了神圣庄严之感。这条弄堂里的孩子，极少有奢望进这所学校读书的，他们大多是上这所学校的马路对面的初级中学，还有别的街道上的一些杂牌，民办的中学。妹头的爸爸妈妈在弄堂里发了糖。晚上，她听见爸爸和妈妈在说，一定要供大弟上大学，妹头呢，初中毕业上个技校就行了，小弟反正还早，大弟上到大学，他才上初中，就算他考得取大学，到那时大弟也已经大学毕业，出道了。他们讨论到此，便想到大弟大学毕业可能会分去外地。隔壁公寓里，不是有个大学生，不服从国家分配去甘肃，结果成了右派吗？那不行，大弟不能去外地，宁可妹头去，还有小弟呢，小弟功课不好，说不定还要去新疆呢！当然，小弟也不能走，妹头要是读个护校什么的，分到杭州这样的地方，也好。讨论到这里，就有些讨论不下去，因为即便是妹头走了，也不能保证大弟就分在上海。但这总归是太遥远的事，所以也就无须再讨论了。妹头听了这样的安排，尽管是将自己作筹码让哥哥在上海，自己且又是父母宠惯的人，可也并没有大难过，觉得事情真要到那个地步，也只有这样了。这好像不仅是妹头，还是这条弄堂里所有女孩的心理，她们总是要让家中的男孩子的。因在这样的弄堂里的家庭，多少是有些旧式的。在这繁华摩登的街市后面，却有着如此陈腐的风气。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里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开放，在某一面上，甚至是相当封闭。这也是使它们保持稳定和凝聚的因素。它们就是依着一些固定不变的原则，才能够基本完整地延续下来。在经过了许多变故以后，淮海路上的生活还能相对地保持原貌，就和这封闭有关。 第三章 第三章 大弟和妹头一点不像，不是说长相，而是气质。大弟是有些土的，长年是家做的蓝布衣服，脚上的鞋是手纳的厚底，再上一层轮胎胶，圆口的鞋面，鞋帮铁硬的，好像要穿一百年的样子。衣领上又总是系着一条红领巾，臂膀上别着两道杠的少先队中队长的标志。他是那些学校里的好学生，倘若不是因为土，他大约就也要有妹头所不喜欢的"官腔"了。当然，对自己家人是会有另一种标准。大弟的头也常是剃得很糟糕。他倒是到街对面小马路上的理发店去剃，那是他们通常去的地方，师傅们也都认识。虽然是个很小的店，可却经营了很多年，师傅都是老师傅，说着扬州话。别人都知道挑人，因师傅中有个女师傅，是大跃进时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她倒是上海人，可为了表示她是剃头的正传，她也操了一口扬州话，但这对她的手艺丝毫无补。像大弟这样不挑不拣的半大顾客，往往就落入她的刀下。她把大弟的头剃成一个标准的乡下人：后面刮得发青，头顶一径推上去，形成一个尖，额前，却留了一络长长的发，这一络头发落到眉际，就像小姑娘的刘海。想想看，这样的发型，脚上是那样的鞋，因为在长个子，袖口裤管总有些吊，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糟货的气味。你简直不相信这是淮海路上的人，可淮海路上，就有这样的人。这样半大不小的男孩子，目不旁视地走在摩登的男女中间，并没有一点自卑的表情。相反，他们很自如。像大弟这样的，手里还握了一本四角卷起，皱皱巴巴的旧书，去找他们的谈得来的好朋友。在这条马路的街面或者弄堂的房子里，住着不少这一类的严肃老成的孩子，后来大弟戴上了近视眼镜，白边的学生眼镜，这使他就像一个来上海学生意的外乡人。可是，就是这个外乡人，要是和真正的外乡人站在一起，他却变得一点也不像外乡人，而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这条街的浮华像水一样从他身上流过，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这些痕迹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的见识，虽然谈不上广博，可也够他打底了。有了这个底，他大体可做到从容镇定。 在学校教育的范围内，哥哥是个发展比较全面的人。他的速算参加了区里的比赛，还得到了名次，他又是市少年宫手旗队的队员，还有，他喜欢航模。六年级时，他做了一艘舰艇，涂上了油漆，漂亮极了。爸爸妈妈将它放到五斗橱上，作为摆设。这艘白色，围着红线条，插着彩旗的舰艇，与房间里小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风格并不相称，可它带来了一种开放的气息，它使这个家庭有了新鲜的希望。妹头很珍爱这艘舰艇，她用一支废毛笔，沾了水，轻轻地扫着它上面的落灰，犄犄角角都扫干净。她的本心是不会对这类玩具有兴趣，妹头不是一个喜欢玩具的人，或者说，她喜欢的是另一种玩具，带有真实性和实用性的，比如缝纫机，绣花绷，绒线针，等等。但是，这舰艇却不同。这里蕴藏着妹头所不能理解和掌握的智慧和技能，又是出自家人的手，她对此怀着崇敬的心情。 可是，就在哥哥考进中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了。此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事情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一切都还平静。妹头和小弟依然上学下学，小学尚未停课。哥哥则和几个要好的同是逍遥派的同学来往着，今天你去我家，明天我去你家。有时，妈妈还留他的同学在家吃饭。这个社交很少的家庭，是很欢迎哥哥的同学的。原先的枯乏的生活倒有了些变化。再后来，小学也停课了，妹头和小弟也闲在了家里。这时，妹头已经成了一个称职的小主妇，里外都由她负责，她非常乐于承担她的责任。副食的供应日益紧张，她天不亮便起床去买鱼，给全家改善伙食，妈妈倒与她反过来了，现在是妹头栽好了衣片，妈妈坐在缝纫机前缝制。除去逼迫小弟洗碗，小弟不从而引起的争吵这一点，妹头完全能够掌握起家政了。停课停了一段，小学继续开课，妹头和小弟重新回到学校，大弟却在停课期间初中毕业，面临何去何从。已经有两届学生分配了，政策都是长子照顾留沪，或者"两丁抽一"，就是两个孩子一去一留。在讨论大弟的去向时，父母也越来越明朗地表示宁可妹头出去，也要留大弟的意见。这个话题过多地提起，妹头虽然还未临到分配，命运却已经决定了似的。妈妈将年底所余的棉花票买了一条七斤重的新棉胎，就会说：留给妹头走时带去。妹头依然没什么不悦，这条弄堂里的家庭，都是这么安排儿女的前途。况且，有时候，父母倒对妹头不过意了，就自我安慰说：妹头比大弟凶，出去不吃亏。这样，妹头就受了褒奖，然而，事情的结果恰恰是：大弟他们这一届毕业生，一片红，全部要去农村。 当妈妈在送大弟去黑龙江的火车站上，哭得几乎晕过去，还推着妹头扶她的手，很不讲理地说：大弟走了，你好在上海了！妹头一点都没当真生气，她泪眼婆娑地想到：幸亏，幸亏奶奶不在了，否则，看到大弟走，奶奶怎么受得了啊！大弟是不习惯和父母亲近的，当母亲这样裸露地表达恋子之情的时候，他很感难为情地缩在车窗后面，但眼泪却不听话地从白边眼镜后边落了下来。他们这些人家，生活的范围一直很狭隘，对外面的世界抱着成见，真是说不出有多憎恶，有多恐惧。大弟虽然是个少年，接触的社会也略多一些，但也是同样的惘然。在生离死别的哭声中，火车起动，开出了站台。 当时，学校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那几个，人称作"拉三"的女生。 他一直不知道，"拉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它好像忽然就流行开来，挂在了人们嘴头上。它专指那些风化有问题的女生，后来，又渐渐扩展到一些长相与风度出众的女生。然后，由于"拉三"的这个称呼，这些长相风度出众的女生，一律都有了风化方面的嫌疑。"拉三"这个词就像是个切口，有一股鄙俗的味道，它当然是批判性质的，却又带有着垂涎和玩弄的意思，是一个下流的词。它远远不及"阿飞"这个词质朴可喜，虽也是不尊重的，但由于"阿"这个乡土气的冠词，就变得像昵称一样，有些率真的意思了。"拉三"却更有辱意。不幸被它叫上的女生，就好像被套上了一种命运。这种命运一律是纠缠于男女关系之中的，好像，一旦被叫做"拉三"，她便陷入了男性的包围之中。而微妙的是，谁是"拉三"其实并不是由男生，却是由女生叫出的。在那个年龄里，女生一律比男生成熟，她们都已经是个小女人了，而男生还懵懵懂懂的。并且，似乎是，女性比男性更有直觉，她们直觉到哪一种特质是合乎男性的隐秘的意趣。她们对这类特质的心思是相当复杂的，她们觉得这不好，可是却又忍不住地，羡妒它。这不光是产生于禁欲时代的心理，它几乎是带有先天的性质，它发生在审美本身，是两种矛盾的审美标准造成的心理状态。就这样，事情是由同性发端，然后，异性们便欣然接受。虽然，他们懵懵懂懂，但他们也已经注意到了，并且，还有更年长一些的男生呢。他们尽管只大上一至二岁，但却已经有了男人相。就像前边说过的，在这一年龄阶段，差一点点岁数就好像隔了一代似的。这些年长的男生，总是占据了学校最中心的舞台：操场，玩着球类运动。女生们从操场边上走过，不禁都低了头，止了声息。但有时候则是反过来，球场上的男生们止了动静。那就是，某一个"拉三"从操场边上走过了。 他是小男生中的一个，看见女生，就要匆匆走开的那种。在那散发着雄性气息的操场跟前，他也是自卑地匆匆走开。这时候，他们还处在以嫌恶来表达受女生吸引的时期，他们在一起，从不谈论女生，而是谈着些哲学政治之类的，高深和枯燥的话题。这是他们展现他们性别所属的一种方式。当然，这里的他们，指的是那些有求知欲，智能较高的学生。在这么一个教育不力的学习年代，他们倒反变得主动，积极，四处汲取着知识。他们看许多杂书，交换杂芜的感想，你听他们旁引博征地说话，就奇怪他们的小脑袋里，塞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人们眼里，他们就和小孩子一样。他们中间有个男生，竟还在蓝布罩衫外面，翻出白衬衫的领角，一点不明白，只有女生才这么穿法的。人们说起他们，带着不屑的神情：七○届的。当然，这种不屑仅止是对他们男生，女生，就不是那么容易被忽视的了。他们懵里懵懂地，已经感觉到与同龄的女生之间的不平等，他们就好像是比她们更低一个年级，甚至两个年级似的。然而，他们还是从某一个女生走过操场边，操场上陡然降临的静默中，敏感到性别的差异，以及吸引。 他们其实也已经开始注意女生了，只是因为害羞不肯交谈。他们被年长的男生的目光指引着，也由于内心自然力的驱使，他们注意的多是那些称作"拉三"的女生，这些女生几乎一律要显得更为年长，他们看她们，都有些仰望似的。他们身心尚未发育成熟，还没有产生欲念，只是单纯地感受到她们的超凡出众的特质，在内心里欣赏着她们。甚至，各人还有着自己的单个的所爱。 他暗恋着的一个，是人称"七○届的拉三"的那个。由于他们这些学生都是在取消升学考试以后，按居住地段划分进校的，所以，其实他和"七○届的拉三"几乎是住在一条街上的，"七○届的拉三"住在那条繁闹的淮海路主干上，而他则住与淮海路相交的较小的横马路上。虽然是住得那么近，但以前似乎从来没看见过，现在，却不同了。进来出去，他常与"七○届的拉三"走对面，或者走同路。当然，只是他认识她，她是不会注意他的。她总是和她的女友一起，女友，他在心里总是称她女伴，女伴是个长相和表情都很平淡的女生，他也知道她住在哪里，就在街角上一家儿童服装商店的楼上，他还给她起名叫"陪衬人"，这些都是从莫泊桑。契诃夫的小说里看来的名词。有时候，看见她们俩一起走过操场边，场上打球的高年级男生噤声等待她俩走近，她们显然意识到了这个等待，于是，态度就变得更加矜持。他便在心里暗暗好笑她的女伴，是"狐假虎威"。事实上，她的女伴很可能是并不觉察周围气氛的变化。能够坦然地伴在出众女友左右的人，或者是性格麻木，或者是胸襟宽大，而她的女伴更像是前种类型的女生。所以，更不至于做出那样敏锐的反应。他很奇怪地仇视着这个女伴，很不公平也很没道理地刻薄人家。有一时，他的注意力不是放在爱慕"七○届的拉三"身上，而是放在仇恨她的女伴上面。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没长熟的小男生，他们的爱慕也是不对路的。 "七○届的拉三"不和他同班，只是同届。所以，应是与他同岁，这一年就是虚岁十五。她的个子很高，大约有一米六十八的光景。由于是平肩，高腰，长腿的身型，看上去要比实际高度更高。她的面部轮廓是欧人式的，眼睛有些陷，鼻梁的角度照常规是不够好的，鼻梁有些趴，趴到中途却起来了，就把鼻尖拉长了。侧面看起来有些突兀，但由于脸颊的线条也是有曲度的，下唇下边有一个凹度，如同欧人那样的，型比较突出的下颔，就与有些尖锐的鼻型对应了。她正面的脸型略有些宽和短，但不是那种方腮，而是一种横向的椭圆。听起来也是不好看的，但实际上却相当秀丽。后来，他看了意大利影星索娅·罗兰的电影，便想起了"七○届的拉三"的脸型，就是索菲娅·罗兰的这种，但线条要柔和与细致多了，是东方人的情调。"七○届的拉三"肤色偏深，可能是有意识的，她总是穿些紫红色调的衣服，这给她的肤色染上了一层玫瑰红的色泽，有一种强烈的色彩效果。有时，他碰巧与她同往一个方向去，他走到距她五六步的位置，就好像走在她投下的阴影里。 那时候，他个头大约在一米六十上下，却已经开始往横里长似的，有些胖，这使别人和他自己都怀疑他会不会蹿个子了。事实上，后来他很缓慢很勉强地长了十厘米，就不再长了。他的头很大，脸很白，宽阔饱满的额角下，架了一副近视眼镜，但却不是那类会被人起绰号叫"四眼狗"的男孩子。"四眼狗"一般都是瘦脸，孱弱，苍白，多少有些精神涣散，对人畏怯的，戴眼镜的孩子，很习惯承受屈辱的样子。他的绰号叫"白乌龟"。"白乌龟"，是江浙一带对鹅的俗称。沪语里，"龟"是念成"驹"，所以就是"白乌驹"。听起来，就好像不再是鹅的形状，而是另一种比较抽象的动物，但它一定是具有着白和胖这两大特征的。他穿一件藏青卡其学生装，领口没扣，略敞着，好显得潇洒一些，脚下是一双塑底黑面，鞋口有松紧带的布鞋。他走路拖着地，步子却迈得很大，并且始终保持着一个奇特的姿势。那就是，身体向左前倾，左手斜插在裤袋里，右手摆，就好像在水里游侧泳。他就是这样地走在"七○届的拉三"的阴影里。 "七○届的拉三"显然是知道自己受人注目，所以，她经常性的表情便是垂着眼睛，微蹙着眉，显出厌烦的意思。有时候遇到面对面的大胆的眼光，她便会微微偏过头去，即便是低着眼睛，也能看见她做了一个白眼。垂着的上眼皮起了一点细细的褶，随了白眼，她的嘴也动了一动。于是，她那女神像的面容，便忽然闪现出凡人的动态，变得生动起来。他还见过她笑的模样，她和她的女伴并行走在马路上，两人陡地朝着两边分开了，还弯下腰去，她的两条黑而且粗的辫子，甩到了脸颊边。他一点没有看见她的笑脸，但她活泼的身姿却使他惊呆了。他有一刻几乎停止了继续走路，而是愕然地看着她们，看见的是她小半个侧影，毛茸茸的发辫偎在脸颊边，肩膀抖动着。他从她们俩中间走了过去，他走了很远才意识过来，她们笑的正是他。你想想看，一个大头上架着一副眼镜，侧了身子，一手插在裤袋里，一手划动着，直直地走来。 由于是住在一条街上，这条街上的生活是相当开放的，几乎是可窥见日常起居，所以，他就常常能看见她相当生活化的形态。早上端着豆浆锅，锅盖反过来扣在锅上，上面放了几根油条，就这样，匆匆地走着。有一次，她摊平了手掌，掌上并排托了两块奶白蛋糕。这姿势难免有些僵，可在她却并不，她依然仪态万方地走着。这些琐碎的日常的细节一点没有侵蚀她的美丽，相反，她使得这些细节变得优雅了。这种优雅并不是出于某一种特殊的认识，仅止是因为，这不过是一些很正常的小事。这条街上的女孩多少都有些这样的素养，她们能够很自然地将浮华与家常调和起来。但是，别人不能够像她，"七○届的拉三"那样，将这素养变得那么富有审美性。 那时候，还有一个切口样的词，也和"拉三"一样在学校里流传开了，就是"敲定"。"敲"字，在沪语里念"拷"的音，这词就有了一股粗鄙气。"敲定"指的是恋爱关系中的男女，由于这词的粗鄙，这里的谈恋爱就成了一件不规矩的行为。这种切口，一律都有着狎邪的暗示，刺激着少年人的好奇心。班上的同学，主要是女生，交头接耳着，传说某某人有"敲定"了。他耳朵边吹到一句，"七○届的拉三"也在谈"敲定"。他们班的男女是不说话的，进来出去，犹如陌路人，彼此视而不见。但是，女生们比较地不那么避讳他。他的大头，还有肥白，都使人不太在意他的性别。也不是不以为他是男生，而是更觉得他是一个好玩的孩子。不像班上那两个，小学里留过级，所以年龄就要大几岁，又发育得早的大男生，他们在教室里，女生们便明显地要拘束得多。而对他却不，他在他的，她们说她们的。虽然也是不说话，可她们的态度就比较随便了。这时，她们与他隔着一条走廊，将头簇到一起，很神秘地说着，其中的一句，就这么吹到他的耳朵："七○届的拉三"有"敲定"了。下一回，他再看见"七○届的拉三"，竟然生出一股膜拜的心情：她已经有了新鲜的，根本不为他所能体验的经验。她的美丽变得具有涵义，她大大地超越了她的同龄以及同性的人。 学校里进驻着一支工宣队，来自城市边缘的一个重型工业厂。其中有一部分是老工人，说着苏北方言。另一部分是新进厂不久的青工，他们多半都是从中专或者技校毕业以后，分去那家大厂的，其实也是刚出校门的学生，但却走进了领导阶级。他们因为有文化，也因为年轻，要比那些老工人更热衷于学校里的派系斗争，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里，占据了位置。当他们这些七○届学生进校的时候，学校里的运动局势已经稳定，高年级的学生又陆续分配离校，或去农村，或去工厂，校园里尽是他们这些新生。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洗礼，又没有正经地读什么书，都有些浑浑噩噩的。工宣队这时候的工作，就有些失去方向，不晓得该往哪里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讨论，定在了"冲击社会不良风气"的运动上。他们今天大会，明天小会，然后又定出一批重点冲击对象，将他们召集一处开办学习班。这些冲击对象，都是依着校园里的风言风语所定，于是，那些被称作"拉三"的女生，无一遗漏的全算作内。这样，学习班里除了两三个男生，以打群架为由进来，其余全是女生。"七○届的拉三"也在其中。 第四章 第四章 学习班是吃住都在学校，每天早上有早训练，晚上有晚点名，吃在教工食堂，住是从家搬来行李，集中在教学楼的三楼，走廊尽头的两间，分别为男女生宿舍。这一周内，学校里充斥了一股莫名的紧张空气，女生们不那么聒噪，男生们就更为沉默了。大家都不愿意多在学校逗留，下了学便匆匆地走过操场，走出校门，操场上也空寂了。学校里，就在他们的身边，某一个地方，正在发生不幸的可怖的事情。这一个念头压在每一个学生的心上。此时，学校很造作地在一早一晚吹起了军号，是工宣队里一名从部队复员的号兵担任吹号。学生是按地段分进校的，就住在学校的附近，所以都能从家里听到号声。军号声横亘在这昔日繁闹，如今已清寂下来的人口密集的街市上空，带着一股粗暴之气。它就像一个凶蛮的外族人，侵入了安宁祥和的友邦。 这一天下午，他和他的好友，阿五头，相约要去人民广场。这一阵子，他和阿五头越来越亲密。阿五头个子比他还要矮，也戴一副近视眼镜，但同样不是会被人叫做"四眼狗"的类型。他住在这街上的一条公寓弄堂内，有着良好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他家一共有兄弟五个，一律戴着瓶底厚的近视眼镜，他排第五，所以叫阿五头。他虽然矮，而且瘦，但他却有着一股沉着大度的气质，很成熟老练的样子，这未免就有点滑稽。人们并不给他起绰号，而是直接以"阿五头"的昵称来称他，这就有一些戏谑的意思了，但却是友善的。因为阿五头看起来真的很好玩。他爱到阿五头家里去，阿五头家的书多，他看的书大多是从阿五头家借来的。他父亲学校里的红卫兵已经给他家的书橱打了封条，可他们全有办法从打了封条的书橱里拿书看。怎么样把书橱的门卸下来，再装回去，他们都有一套了。是哲学和政治的话题，将他们结合起来的。阿五头也喜欢到他家去。他家是宁波人，家中长年飘散着一股咸鲞的气味。他们俩人就像旧时代里的人物一样，相对半卧在一张老式宁波眠床上谈话，看书。这张宁波眠床不论冬夏，都挂一顶夏布帐子，布质很粗，经纬又很稀疏，光亮透进来，有一点昏暗，很幽静。眠床的靠墙的一面，是一个镶着一排小抽屉的架子，小抽屉原是为放吃食零嘴，现在则放了他小时候玩过的，玻璃弹子，香烟牌子，蛐蛐罐，缺了口的喂鸟食的小磁碗，是有着家世背景的男孩子的玩意儿。他们头枕着被子卷，将男孩子的不爱清洁的头油味染在上面，有些腻歪，却不在乎，还觉得很自在。未长成的小男生，都是有些像小女孩子的，喜欢挤在一块。嘴也是碎的，只是自觉得是个男生，不能像女生那样家长里短，就找些比较硬气的话来说：黑格尔，中途岛战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等。光是在宁波眠床上，或者阿五头家四壁书架的书房里，谈着这些，还嫌不够享受他们的友情似的，他们有时候还需出去。比如，去人民广场谈话。 这天下午，他俩说好了，放学后去人民广场，临要走时，阿五头被班主任老师叫去办什么事了。阿五头把书包交给他拿着，让他等着。他先是在教室里等，后来教室里的同学都走空了，只剩他一个人，便站到教室门外走廊上等着。阿五头还没回来。整幢大楼都很寂静，最后一些学生也陆续下楼走了。他所在班级的教室是在二楼，接近走廊的顶端。两边教室的门一关，走廊上的光线就暗了，而前方楼梯口那一块，则显得亮起来，但印变得幽远。偶尔有几条小小的人影从那里掠过，响着脚步的空空的回声，随即又安静了。这所中学的前身是一所教会女子大学，欧式的老建筑，十分森严。他觉得付间已经不早了，是傍晚的天光了，可是阿五头还没有来，就决定去找他，看他到底在做什么，到底还去不去人民广场了。班主任办公室是在另一幢楼，与这幢楼成直角的，高中部的楼。现在，高中生都毕业高校，初中又暂时停止了升高，就只剩一些教师办公室了。他回到教室拿了自己和阿五头的书包，向楼梯口走去。楼梯口有着几扇玻璃长窗，正对外面的校园，原来，阳光还相当明亮，他的心安定了一下，正要下楼，忽然有人叫他名字，这声音好像是从上一层楼梯朝下喊的，声音在空廓的楼道里回荡，有些可怖似的。他抬起头向上看，没有人。停了一时，他决定不去理睬。再要下楼，那声音又响了，并且比方才更接近了一些，好像是走下几级楼梯再喊的。他立即返身向上追去，想当场抓住那人。这时，他听见了脚步声，还有咯咯的笑声，是阿五头！他心里认定就是阿五头，虽然他的声音在这空旷的楼道里，变得一点不像了。他追上一层，那脚步又上了一层，他就再追一层，一边兴奋地喊着：你往哪里逃！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也变得不像了，好像是另一个人的声音。他直追上四楼，楼梯到此为止，可是阿五头不见了，脚步声也消失了。他疑惑地左右望望，走廊两边的教室都锁着门，没有人，悄无声息。门上方的玻璃窗上，透出一块一块模糊的光线，有一些灰尘在光里打着旋。 他顺了走廊走去，从门上方的玻璃窗望进去，看阿五头有没有躲在里面。他从来没有上这层楼来过，从玻璃窗里看进去，里面早已不是教室的样子。课桌椅都堆着，直堆到天花板下。还有的房间，则是空的，什么也没有。他想，阿五头躲到哪里去了呢？这时候，他来到了走廊尽头的房间前边，他看见这一间教室的地板上，铺着床单，就像他们下乡劳动时的宿舍，各种颜色花样的床单一条一条地挨着，铺了有半间房间。靠墙的一头都放着被子，也是各种颜色花样的。有几个女生在屋里，手里托着饭盒，在吃饭。他这才想起，这就是学校里开办的学习班，她们在吃晚饭。教工食堂下午很早就开饭了，好让食堂的阿姨五点钟准时下班回家。那几个女生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房间另一半的一排课桌前，有一个已经吃好了，正竭起脚扯铁丝上挂着的毛巾擦嘴。"七○届的拉三"是坐在地铺的一头，她的侧面正对着他。她屈起腿，膝盖并拢着，勺子在铝制的饭盒里舀着，一勺一勺送进嘴里，她也吃完了，正喝水。她的席地而坐的姿势，将身体形成几个曲度，某些部位特别地突出了。她的形态，以及房间里的情景，带有着一股逼人的私密的气息，他从这气息里，感受到受虐的猬亵的性质，他忽然感到极其的嫌恶。这时候，阿五头出现了，在他肩膀上重重地一拍。这是所有这种年纪的男女孩子，恶作剧的一贯程序，尽管由于无数次的重复而变成单调，却依然能够激起强烈的效果。但是这一次，他本能地唬了一跳以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震惊，使得阿五头也有些呆。两人没再说什么，一起转身走出走廊，下了楼。 很多很多年以后，他已经和妹头离婚，有一次，他和朋友约定，在一家老酒店的咖啡室见面。这家老酒店就在和淮海路相交的茂名路上，而此时他也离开了淮海路多年。老酒店是旧时代里沪上一家著名公寓，虽然经过几代改建，客房已标准化，但餐厅，酒吧，咖啡室，等等设施，依然透露出旧时的家居的痕迹，有着隐秘的私人气氛。他正和朋友聊天，看见邻桌来了一批客人，显然是海外与沪上的亲属关系，有老有少，亲近又生分的一伙，其中就有"七○届的拉三"。她一点都没有改变，以至他一眼便认出了她。她甚至还变得小了一些，而不是更加的成熟。她依然穿着玫瑰色调的衣服，由于是留着中长发，束起在脑后，所以看起来连发型似乎都还是原来的。她看上去是个时髦的小女人，一点不是他印象中的年长的大女生。他想那时候，他把她看得多么大啊，大到了嫌恶的程度。真的，那一个时期里，他憎恶大女生，大女生散发着一种受虐待的，猥亵的气息。而妹头，妹头却是他的小朋友。这城市里，小学生称自己的同学或者伙伴，是称为"小朋友"的，妹头就是这样的小朋友。 就像方才说过的，班上的男女生是不说话的，完全是陌路人。但事实上，彼此之间是有着一定的了解。谁住哪爿店面楼上，谁又住哪条弄堂里面，他们的母亲或者祖母也许就是熟人，在一个菜场买菜，在一个公园里早锻炼，或者在一个居委会里供职。甚至你很难断言，他们在课余时间里是否也是这样互不理睬。总之，他们这样完全不说话，是有些装样的，有些故作姿态，但也是不得已。没有谁敢在学校里搭讪，这样，他们的名誉就算完了。但是，班上总有那么几个很"咋"的女生，她们大多有些没心少肺的，长的呢，又不那么具有女性的特质，就容易使人们放松警惕。有时候，当男生们在说着什么--当男生们说着什么，女生们并不是完全不听的，某些时候，她们会听得相当专心，教室里就有了一股凝神屏息的空气--这时候，那些很"咋"的女生竟会忘乎所以地，发问一声，或者搭上一句。这真是骇世惊俗的一刻，男女生双方都傻了眼，笑也不好，不笑也不好。由于她们搭话搭得那么自然，就使有的男生也昏了头，接口令很快地也对上一句，这可不就说上话了吗？这可不就犯了大规了吗？于是，教室里终于轰然起来，森严的对垒局势便有些松动了。她们是班级里少不了的宝贝，而每一个班级，都会有一些女生来担任这样调和气氛的角色。有了她们，男女生之间的对话，就变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了。 他几乎是对本班女生毫不认识的，甚至叫不出她们的名字，他眼睛里只有"七○届的拉三"。而自从他对"七○届的拉三"起了嫌恶心之后，她也退出了他的视野，他的视野里就再没有女生了。他只和阿五头要好，要好得有些缠绵。他们互相勾着颈脖走路。那年月里，小男孩也兴勾脖子的。他们勾着颈脖，走到人民广场，挤坐在一根水泥的隔离桩上面，讨论他们所看过的书。人民广场上方的一片天空，是少有的辽阔，心就变得十分旷远。广场四周的市声，漫到这里已经偃伏到地面上了。只看见那些甲壳虫大小的汽车往来着，悄然无声。 他们说话的声音也扩得很散，浮在他们的顶上。他们被这广阔感动了。住在城市中心的孩子，真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大"，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远"，他们从来没有放开过视线。他俩可算是找到了个好地方，好让他们的心翱翔一回。有时，天上会有一只风筝，放飞的是一个山东老头，坐在另一根水泥桩上面，手里握着一轴线，慢慢地放着。等那风筝成了一小点，便停止了。就这么坐着。也不像他们那样仰脖子望他的放飞物，而是低着头，想着心事。等暮色起来，天黑了，才一点一点，顺了风势往回收。这时，他们也该回家了。起身走了一段，身后远远传来"扑拉"一声，回头看去，原来风筝落地了。那声音其实不大，但却特别清晰入耳。 后来，妹头进入了他的视野、星期天早上，他去买油条。油条总是最热门的，油锅前排了一长一短两条队伍，他先排短队买了筹子，再接着要去排长队领油条。这就要费些时间了，因为须等油条现做现炸，然后出锅。他正要往队尾走去，忽然，队伍里有一个人，很灵巧地一转身，从他手里夺去了筹子，这人就是妹头。她拿过他的筹子，也不看他，若无其事地，继续排队，再过两个人就要轮到她了。大家都在勤勤恳恳地排队，而他，不劳而获。倘若被人发觉，立刻就要谴责他，并且逼迫他拿回筹子，老老实实到后面去排队。可是妹头，手脚那么利落，没有人看见这一瞬间她做什么勾当。他不敢站在那里，慢慢地装作也要去排队的样子，踅到队伍后面，在一棵行道树底下站着，心却激烈地跳荡着。他认出了这个女生，正是他们班的，平时几乎没有注意过的，没想到，她竟也认得他呢！过了一会儿，妹头走过来了，她端了一个淘箩，里面装着七八根油条，其中有一半是他的。她略有些气急，头也不回地说：快走，后面的人在骂了。他们分开着走了一段，走到路口，正对面是妹头家弄堂，而他家是要过了马路往东走，再拐弯，那一条横马路上。妹头站住了脚，将油条分在了他的钢精锅里。交割完了，两人都拘束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立刻分头，一个过马路，一个朝左转。 从此，他就认识了妹头。他发现在妹头老气的装扮底下，形容却特别的稚气。她的略分开了些的眼睛，睁大时有一种惊奇的表情，她的小样的身材有着孩子似的纤细。她的嘴里总是在吃着东西，一些女生们专爱吃的话梅，桃板，芒果干之类的零食。这种零食是需细细地含食的，所以，她的嘴便总是微微鼓着，慢慢地动着，即使上着课也是，而她又是那样完全不动声色。妹头还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她有意让头发垂下来，挡住一半脸，然后，鼓起腮，吹出一口气。吹气的同时，脸一抬，垂发就掠开了。这一串动作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却又并不匆忙，因为衔接得很紧，所以就很协调，而且自然。这些都使她显得活泼和生动。但仅此而已，自从买油条那次以后，他们再没有过别的接触，两人依然像是陌路人一样，坐在各自的阵营里。两人都是不起眼的男生和女生，也是安于本分的，无心要出风头。就这样，一直到了初中毕业。 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有一段闲着的时间。他们不用每天上学去，班级就有些散了的样子，男女生之间的对垒也随之打散了，彼此都有些解除戒备。虽然不一定就是说话往来，但至少态度上不必那么紧张和绝决，和缓了许多。他和妹头的第二次接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还是买油条。也是因为他们住的太近了，活动范围又都很小，男生和女生虽有相对不同一些的生活内容，可在他们这样的年龄，区别实在不大，买油条又是孩子们最经常承担的家务劳动。所以，他们就又碰上了。这一回，没有遇到排长队的情况，因为不是星期天，时间又略迟了些。他们各买各的。但他们很有默契的，先买好的那个，稍等了等后买的那个，两人就一同往回走，路上互问了毕业分配的打算。其时，上山下乡高潮已经过去，但还是有部分的毕业生需要去农场或者农村。她很笃定地告诉他，她哥哥已经去了黑龙江，她总归是留上海了。他的情况就复杂些了，他上面有一个姐姐去了安徽，但又有一个哥哥在工厂，所以他就有了两种去向的可能性。她就说，你们家是一工一农，所以完全叫你去农村也是不对的，最多是去上海郊区的农场。她又说，她们弄堂里有一个人去了苏北大丰农场，现在已经抽上来，在江南造船厂工作。大丰农场虽然在苏北，但它是属于上海的农场，而上海的农场都是有计划的，一批一批抽调上来，总归能回上海。他发现她挺多话的，而且说话的口气、用语都很老气，好像是一个世故的成年妇女。但她的老气又带着一种做作，分明是一个小孩子在学大人腔调，学得也还不错，这就有些好玩的意思了。他和她一同过了马路，她将进弄堂时，又说：我认识你阿娘，一个宁波老太，最喜欢买蟛蜞了，对吧？他红了脸，好像被她窥见了什么隐私。他们家饭桌上，长年不断要有一碗蟹酱，阿娘是用廉价的蟛蜞做的。过了几天，阿娘对他说，你那个小女朋友真是活络极了，黄鱼摊头排个位子，带鱼摊头排个位子，前边排个位子，再绕到后边排个位子，一个人买了几份，还让给我一份。他一猜就是她，又有些难为情。现在，他吃什么，都瞒不过她去了。 本来，他是可以将他的遭遇讲给阿五头听的，阿五头是他的至交。可是他却没有说。阿五头是他思想和知识的伙伴，他们的交往十分高洁，一应生活小事都进不了谈话的领域。所以即便他想和阿五头谈谈妹头--他是从那几个很"咋"的女生叫她时，听来她的小名，他觉得这名字很像她--他想和阿五头谈谈妹头，也不知道从何谈起。和妹头的遭遇全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买油条，买黄鱼，还有阿娘，多么无聊啊！阿五头不见得会有兴趣，这真的一点也不值得和阿五头说，他这样对自己说。于是，就将这个遭遇隐瞒了下来。所以，后来，他已经和妹头来往得不可开交，而渐渐与阿五头疏远，阿五头还蒙在鼓里。那时候，阿五头正对法语产生兴趣，日日捧着一本法语毛主席语录。这是一个真正的书噩蠹，不像他，书本上的东西吸引他，生活里的东西也吸引他。 妹头老早就和玲玲讨论他了。女生天生喜欢议论人，不只是因为嘴碎，也是对人有兴趣。别看她们表面对男生视而不见，其实心里的鬼大着呢！而且对这些虽然与她们同龄，但看起来却要更年幼的小男生是肆无忌惮的。她们给男生们起着绰号，嘲笑他们的举止。但她们议论男生也是有选择的，这些男生大多是比较有趣，而且也更显得小一些，还有就是，他们必是正派的，清洁的，斯文的男生。那种强壮，粗鲁，有习气，满嘴切口的男生，则是带有着侵略性和攻击性，她们就像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决不会选他们作议论的对象。还有，在学校里负些责任的男生也不会充作议论的角色。他们显得过于正经了，她们必得要正经地对待，不大能轻浮的。而那一些就不同了，他们实在很好玩。有好几次，他在前边走着，妹头和玲玲在后边跟着，硬忍着好笑。他眼睛里全是"七○届的拉三"，一点没有觉察身后还有两个女生。这就好像寓言里的一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那天妹头帮他带油条，在她，是再自然不过的。你想，他那样的人，白胖的大头，架了副眼镜，满腹经纶地沉着脸，拿了一只单柄的小牛奶锅。后来她将油条分给他，那油条只能站在锅里，他就用一只手撮着，忍着烫，快快地移着脚步。看上去，竟作孽得很。她又是硬忍着笑的，但心里不知什么地方，却触动了一下。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触动，她后来没有把这个出色的笑料告诉给玲玲，与她分享。以后，和他的一些接触，也没有告诉玲玲。 第五章 第五章 玲玲没有兄弟，两个姐姐又比她年长得多，尤其是二姐姐，因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交男朋友就更早也更公开。有时候，二姐姐会带她一起去赴约会。那年月，男女约会都时兴带着年幼的弟妹，就像婚礼必要有男女小傧相。所以，玲玲对男女间的事情，是有些了解的。而且，像玲玲这样，担任女友的配角的女生，心思其实是更加曲折一些。她们一方面是受屈抑惯了的，另一方面又有些不平。她们不能像她们的女友那样无所顾忌，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就在肚子里做功夫。因此，她们决不像她们外表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和安静。玲玲老早就在注意妹头了，像她们这样要好的，朝夕相处的女朋友，内心有一点动静都难逃过对方的眼睛。并且，玲玲很自然地就将这点动静归于男女之间的原因。她想，妹头有敲定了。想到这个，她心里就有些不高兴。倒不是因为妹头对她隐瞒了什么，这个她并不在乎。别看她是扎在女孩子堆里，实际上她不是那么重视同性间的感情，甚至是怀有戒备心的。她不高兴的就是，妹头有敲定了。妹头向来占她的上风，她都视为平常，可惟独这件事，她却不太能容忍了。也就是因为扎在女孩子堆里，她对男孩子的兴趣是很强烈的。而且，现在她又长得更好看了。由于进入了青春期，皮肤有了些血色，变成磁白色的，头发还是黄，可是略厚了些。尤其是个子，她长得很高，有一米七○的样子。身架子虽然有些扁，也不够挺拔，但却有一种瘦弱的韵致。她的眼白依然发蓝，瞳仁猫眼似的发褐色，眼神里藏着一种洞明一切的表情，这使她显得很微妙。说起来，她是要比妹头有特色，招人眼目，可她却还是妹头的配角呢！妹头还是占她的上风。这是因为她缺少妹头的热情。无论是她的好看，还是她的微妙，都含有着一种淡漠，所以，很难激发别人的情感。而妹头则正相反。 可是玲玲有心计。她注意妹头在小菜场里和那个宁波阿娘打得火热，帮她占位，帮她排队。而她也认为，这个宁波阿娘正是"白乌驹"的祖母。她还注意到，妹头近来不太取笑"白乌驹"了，也不大提他了。并且，妹头现在也不像以往那样，总和她一起在弄堂里玩了。她更多的，是一个人在屋里，关着门。有一回，玲玲也不敲门，径直推门进去。见妹头正在桌上摊开着，裁一块衣片，被她吓一跳，抬起头说：你吓我做什么？玲玲笑着说：哟，做盘房小姐啊！又退回去，拉上了门。妹头骂了一声：神经病，依然裁她的衣片。这时候，确实的，她们有一些疏远了。女生们就是这样心细如发，有一点点变化，就会受到影响。不过，和以前许多次疏远和芥蒂不同，这一回，似乎是玲玲凶，而妹头则有些理亏，就软了。她有几次去找玲玲一同去买菜，或者买别的什么，却遭到了无理的拒绝，妹头竟也没有发作。她隐隐地感觉到玲玲是因为什么对她气不过，但实在无从解释起，只得听之任之。接下去发生的一件事，终于叫她按捺不住了。 时间已到了夏天，热得很。热天里，最大的享受是到弄堂对面的食品商店吃一杯赤豆刨冰。这天中午，妹头和弟弟一同去吃刨冰，正吃着，他也来了。于是，三个人就占了一张圆桌，头顶上是一架吊扇吹着，水磨石的地面渗着凉气。望着玻璃门外，马路当中那一条没有树荫的太阳地，耀眼地反射着光芒，汽车轮胎从柏油路面上柔软地轧过去，就格外地觉得凉爽。这时候，他们之间已经不那么拘束了，说话就比较放开。他们说的还是毕业分配何去何从的事情，但话题扯得挺远，说到彼此的兄姐，在工厂和外地农村的见闻。弟弟是个性急的人，再加也有自己的小朋友，没耐心听他们的闲篇，三口两口吃完刨冰，就自己回家找人玩去了。剩下他们两个，有意无意地拖着时间。正在这时，玲玲进来了。这是个很大的、开有几个门面的食品商店，供应刨冰的冷饮部是在商店的一端，对着一扇玻璃门。玲玲推开的正是这扇门，于是就同他俩打了个照面。她很夸张地退出门去，弹簧门打了几个大大的来回。妹头的火气陡然上来了，她又有意地拖延了几分钟，才同他一起站起身。这时她看见玲玲已经从那一端的门重新进了商店，装作很专心的样子，看着柜台里的零食，好像一点也没看见他们。就在这一瞬间，妹头很冲动地对他说：明天你到我家来，我给你看我哥哥从黑龙江寄来的、白烨树皮的信。然后就走出门去，挑衅地将门一摔，反弹回来的弹簧门差点儿将她自己撞着。虽然是炎热的午后，可是梧桐树投下了满街的荫凉，光和影都像碎了似的，烁烁地闪亮。他走在轰响的．蝉鸣里面，头脑里懵懵懂懂的。他对这个女生的心情不是喜欢，而是，而是十分的自然。就好像她是又一个阿五头，一个女的阿五头，情况就又有些不同了。当然，他还是不能够告诉阿五头他的遭遇。并且，他的遭遇越来越发展了，究竟要发展到哪一步呢？ 下一天，他如约去了妹头的家。他无数次地走过这个弄口，这个弄口处在这条街的最重要的路段上。食品店，油条铺，文具店，书店，还有阿五头家的公寓弄堂，都在它的附近。可是他这是第一次走进去，心里竟有着几分悸动。每一条弄堂都有着自己的生活习性，有着不同的气味，并且包裹得很严。就好像古代的部落，有着一种封闭自守的性质。走在妹头家的弄堂里，他觉得妹头也变得不可思议了。他的大头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潺潺地流着汗。他们这些男生女生都没有午睡的习惯，也不怕热，在别人午睡的时候，他们串着门。弄堂里很清静，人们都躲在家里，太阳把石板地晒得白森森的。妹头家内阳台的窗户上垂挂了竹帘子，竹帘的缝隙里，透着耀眼的亮光，显得房间就有些暗，但却令人心安。妹头穿了一件无袖的方领衫，和一条花布裙子，裙子稍短，露出了浑圆的膝头。上下两种花色不一样，一种是绿花，一种是桔色的花，显见得是不经意的家中的穿戴，却很意外地相配。妹头郑重也做得主地煮了一锅绿豆汤，早起就煮好凉在那里，现在还微温着，他喝了一碗，豆大的汗珠都出来了。她就绞了把毛巾给他，上面有着香皂和百雀灵香脂的气味，不是像阿五头和他那样的浓厚的人气，还有馊气。经这一会开场式的忙碌，终于把他安顿下来，两人的尴尬也好了些，渐渐地适应了新的处境。她这才想起去拿哥哥的白烨树皮的信给他看。柔软的白桦树皮上，写着流畅的钢笔字，抄写着一些激情洋溢的诗句，他看了看就放在了一边。妹头把缝纫机从内阳台拖进房间，接着她的永远不会完尽的缝纫活计。缝纫机的走针声，十分轻快，她又是十二分的熟练，一边踩着机器，一边同他说话。她又变得多话，教他如何应付毕业分配，说倘若真叫他插队落户去，他就不去，赖着，怕什么，最最坏了，也不过是插队落户，还怕人家不让他去？倘若不让他去，正好。她学着精明厉害的成年妇女，撇着嘴，开导他：有什么呢？你说是不是？真是的！然后看透了的样子，摇摇头。 这是和阿五头在一起完全不同的经验。和阿五头在一起，他是深奥的，现在，他则变得很浅薄。对，妹头就是这样，浅薄。他有些惭愧，可是有谁知道呢？别人知不知道无所谓，重要的是阿五头不知道。阿五头是沉迷在思想里的人，对俗世毫不关心。 他们说着话，不知不觉，那锅绿豆汤已经喝干了，身上的汗也凉了下来。在妹头的聒噪和缝纫机声，同时停止下来的一刹那，他们忽然听出了窗外的寂静。这不是一般的静，而是有意味的。因为午后的炎热已经过去，竹帘缝隙里的光也已变得柔和，太阳明明西移了，这时候的寂静就显得不自然了。它就好像是有意地，屏住了声气。他们便也不自然了，说话不像方才那么流畅，而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并且都有些没情绪。妹头想他怎么还不走，就有些生气地猛踩缝纫机，态度明显不太友好了。他呢？并不是不想走，而是不知道该怎么走。太阳又下去了一些，正好下到那样一个角度，就是和窗上的竹帘的缝隙平行，它扁着进入窗内，房间里的光反而比方才亮和热了一些，但却有着一种阑珊的意思。他无论如何也要走了。他站起身时，妹头也站起身来，把手里的活计一团，朝机器上一扔，说，我带你走。妹头推开房门，没有朝弄堂走，而是朝相反的方向，向房屋的纵深处走去。他蒙着头脑跟在妹头身后，不晓得妹头带他到楼梯底下黑暗的过道里做什么。忽然眼睛一亮，面前开出一扇小门，门外是平展的清洁的鹅卵石夹道，流淌着明净如水的阳光，没有一个人。他溜出门去，走上了鹅卵石路面，身后的门关上了。事情到此，才有了些不正当的含义。 初冬的时候，他们就都有了去向。妹头分在一家中型国营羊毛衫厂里当质检工，他则如妹头预测的那样，去了郊县的崇明农场。去时他带了满满一板箱的书，大部分是从阿五头家中书橱里取出的，还有一些是从各学校图书馆流失到社会上，再在偶然间传到了各人手上。好像他不是去农场谋生，而是读书去的。这也是因为在心底深处，他决不以为他真的会在崇明农场待一辈子。倒不是说他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他们这样的，乱世里长成的少年，热情和颓唐都谈不上，而是务实的心。他所以不以为他会在崇明农场待久，亦是出于实际的经验。不是先前下去的知识青年都在陆续回来吗？所以不必太为前途挂虑。并且，在他这个年龄，还都是乐意离开家庭的，以为那样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他没有因为有人留在上海，他却去了崇明农场而感到委屈，只是和阿五头的分手使他伤感了一时。阿五头的情况本来和他很相似，上面的哥哥也是有去有留，但是他的父亲又一次进了牛棚，这不可能不影响他的分配。所以，很识相地，分配方案一下来，阿五头就报名去安徽插队落户。分手前，他俩又去了一次人民广场。这一回，两人都没有什么话说，互相觉出对方有些陌生，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接近，了解，再交流。阿五头甚至已开始在啃原版的"康德传"，所啃得的一些东西大都与原义相去甚远，可池的思想却已被引进一个抽象的境地，与现实高远了。而他的，有关妹头的一些事情，却是浮在现实的表层。他们俩相距有十万八千里了。天色黑了，那山东人的风筝已经"扑"地一声落到地上，擦着地面，他们还没有回去的意思。暮色里，山东人在线轴上绕线的身姿看上去很寂寞。他绕完了，将风筝送了收起，走了。 他和妹头的告别却是简单得很。妹头上他家来，给也送了一件手织的毛线背心，还有一双买来的松紧布鞋。他阿娘看见妹头来，高兴得很，下了糯米圆子给他门做点心。这时候，她已经把妹头认作她的孙媳妇了，那里晓得，在后来把妹头迎进门的日子里，她和妹头做了天下第一对头。他对妹头的来访态度冷淡，因为感到巴尬，就干脆摆起了架子。他从头到尾斜倚在那张宁式民床上看一本书，对妹头带来的东西看也不看一眼。妹头背对着他坐在床沿上，和阿娘说话。他很厌烦似地掉了个身子，脸朝里躺着。不料，妹头一边同阿娘说话，一边背过手在他的脚底心搔了搔。他险些跳起来，好容易忍住了，余下的时间里，他都板着脸，不理妹头，但即时刻警惕着不让妹头的手来搔他的脚底心。不过妹头已经够了，她把手收回去，放在膝上，端端正正地坐着，和阿娘一起讨论着如今买菜的种种难处，叹着苦经。妹头还向阿娘介绍着一些新方法，既可节约，又可将单调的品种换出花样。比如买那种猫鱼大小的杂鱼做鱼松，再比如冷油条切成段，油里炒了沾辣酱油，也是一个菜，最妙的是那种小而多刺的盎子鱼，打上了一个鸡蛋，放在饭锅里清蒸，肉就凝结不散了，特别鲜嫩。阿娘一边谦虚地听着妹头的经验，一边又有些不服，就给妹头出难题，说，她的孙子是肉和尚，靠鱼是打发不了的，要靠肉。妹头就眼睛一亮，身子一直，说：肉？肉就更好办了，三毛钱买一个鸭壳子，炖汤给他吃；两毛钱一堆的肉骨头，炖汤给他吃；还有圈子，放葱结，姜块，浓油赤酱，烧给他吃！这个"他"既是泛指，又是指的他，就带着些嘲笑。又听到要给他吃"圈子"，这种猪下水部位，就更生气了。他在眼角里看着妹头的背影，她的短头发下面露出一截颈子，颈子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凹槽，长着一些茸毛，他直想在那上面使劲拍一下。阿娘去端了糯米圆子来，他们就一个半躺着，一个坐着，端了碗吃。吃完了，妹头就要走，阿娘让他起来送，他磨蹭着下床穿鞋，妹头早已出了门。等他穿好鞋走出去，妹头已走得看不见了。他本来也可以回身进屋的，可却又奇怪起来，想她走这么快为什么？便也向弄口走去。弄口对着一条嘈杂的马路，街道很窄，而且弯曲，多是些日用杂货，家用五金的小店，洋铁匠"哐哐"地敲着铅皮桶，车辆壅塞在街心，性急地摁着喇叭。他正左望有望，想妹头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忽然眼睛就被一双手蒙住了。他晓得是妹头，但是惊讶她的放肆。还好，她只蒙了一下，很快松了手。 然后他们就走到前面大马路上去买冷饮吃。天很冷，包装纸冻在坚硬的冰砖上，揭都揭不开来。可他们不怕冷，也不怕刚吃过糯米圆子就吃冷食，伤了肠胃。都是这样的年纪，又都是好食欲的身体，生冷不忌。他们很坦然地吃着冰砖逛着马路，嘴上没说，心里都认为自己已经是走上社会的人了，不必再忌讳什么。尤其是妹头，她已经有了工作，自立了。 现在，她每天早上，背着包，背包的带子，也像玲玲的二姐姐那样，收得很短，卡在腰里。她背着包，去乘公交车。临到车站前，就紧跑几步，正好和后面上来的公交车同时到站。挤上车，她把包拉到前面，抽出月票，朝卖票的一扬，管他看不看见，就抬着下巴，对着车窗外面看街景。车上的人，还有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都是和她一样，去上班的人。带着忙碌，郑重，还有些疲乏和厌倦的表情，向着各自的工作单位赶去。下一路车，还要再转一路车。转车的气氛就更紧张了。许多人都是走同一条路线，一齐拥下这一路车，跑步着冲向下一路车。那一路车的卖票的，多少有些认得他们，有意在站上等他们，同时虚张声势地"啪啪"拍着铁皮的车厢壁，吆喝着关门离站，等他们一个个气喘吁吁的上车，门还没关上，车已经动了。上大夜班的时候，公交车就比较空一些，不那么疾风骤雨的，但却有着一种孤单和冷清。尤其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天刚蒙蒙亮，车上没几个人，都在打瞌睡。卖票的也懒得说话，到了站都不报站名，反正这时候坐车的都是老乘客了，谁能不知道什么地方下站？简直是笑话。而且，车上再人少也总有几个同路的人，他们彼此都有些认识，但从不说话。他们都要比她年长，一个是中年妇女，两个是男的。有的转车的时候，那一个比较年轻力壮的跑得快，还会帮他们拉住车门，等他们一一上去，才最后一个上。等她走进弄堂，那些读书的正好是去上学。她青着眼圈从他们身边擦过，有气无力地回应着他们的招呼。说：看你们多么享福啊！然后她草草洗漱了就上床睡觉。睡是睡得着，就是睡得浅，有什么声息都传得进耳朵。小弟中午回家吃午饭，揭锅盖，关锅盖的声音，妈妈让他轻一点的声音，窗外那些不上班的人晾衣晒被，说话走路的声音，还有小孩子做游戏奔跑的声音。她听见妈妈对着弄堂，压低声音呵斥：轻一点，妹头在睡觉，做大夜班呢！于是，这一切声音也都压低了，小孩子压低了声音在争吵。这些都使妹头感到很甜蜜，她渐渐变得很清醒了，但还是睡着，听着妈妈在桌上安置着她的一份饭菜碗筷，等她起来吃了早晚饭好去上班。她起了床，仔细地梳洗一遍，感到精神很好，和早上起床没什么两样。但她依然恹恹的，将开水泡了饭，一点一点往嘴里划，很勉强的样子。要是小弟正好跑进来，发现桌上有一样中午未曾见到的特别的好菜，眼睛陡地一亮，妹头就总是慷慨地邀请他共享。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随时都可进餐的。妈妈则在一边训斥小弟不懂事。妹头就说：让他吃，让他吃，反正我也吃不下，再说，还有夜餐呢！她很着重地点出"夜餐"这两个字，小弟就问她"夜餐"吃什么。妹头不耐烦又不得已地说：夜餐嘛，就是吃夜餐，油豆腐线粉汤，什锦盖交饭，两面黄炒面，馒头，随便吃什么，并不好吃。她放下碗，就到出门的时间了。此时正是弄堂里人最多的时候，读书的回来了，上早班的也回来了，晒出的衣服在收，烧晚饭则还有一会儿，就在弄堂里说几句闲话。她从人堆里走了过去，去上大夜班。 妹头的师傅是文化革命前不久毕业的技校生，比她大七岁，已经谈好了朋友，国庆节就要结婚。她家住杨浦区，是苏北人，说话经常会带出粗字，而且满不当回事的，这叫妹头听不太惯。但她宁可装听不见，因为她是崇拜师傅的。师傅长得很好看，是那种肌肤丰腴，面若桃花，典型的苏北好看女子。可她却好像并不知道自己的好看似的，一点没有架子，特别爱和人说笑打闹，尤其是和那些男机修工。也听不出来他们是有些吃她的豆腐，可能是听出来了却不当一回事。总之，她一点不像那种好看女子一样傲慢和娇气。上班的时候，她把一头黑亮黑亮的头发统统塞进白帽子里，连一丝刘海都不留。饭单一系，手里端一只几乎有热水瓶大小的茶缸，就进了车间。她还对妹头很好。大约因为妹头是她第一个徒弟，所以就非常喜欢。头一天上班，她就拉妹头去洗澡。妹头有些难为情，推说没带换洗衣服。师傅就说，回家再换好了。她把妹头拉到浴室，妹头一看那阵势又吓呆了。一个旧车间改造的淋浴室，足有二百平方米，几十个莲蓬头，一起喷着水。雾气朦胧中，是赤条条的人形。热气挟裹着香皂味，臭皂味，还有女性的又香又臭，多少有些不洁而腻歪的体味扑面而来。妹头几乎窒息了，她真的想退出去了，可已经来不及，师傅三下两下地把她衣服扯了下来，并且大声说道：你这个小姑娘怎么搞的，难道有毛病？水汽中，师傅的声音就像从很远传来，隔着一层膜。转眼间，师傅也脱光了，她将妹头的手夹在自己肋下，一手拿着香皂和洗发粉，走进淋浴室，并且硬挤到一个莲蓬头底下，将妹头推进水柱之中。妹头已经彻底懵了，湍急的水柱击打着她，眼睛也睁不开，只听耳边一个声音命令道：洗头，并有只手把她的头往前一按，她便机械地洗头。洗了一阵，她的身子又被一扳，就有肥皂在她背上抹起来，抹罢冲罢，一双大手开始在她背上挂泥，挂得皮肤生疼，再打一追肥皂，冲净，这回好了，剥了一层皮。然后，这块肥皂就塞到了妹头的手里，耳边的声音说：你替我洗。她这才影影绰绰地发现，师傅站在她眼前，将一面背对着她。师傅已经洗好了头发，将头发拢上去，在头顶打一个结。她的背脊的右边，靠近肩肿骨的地方，有一块朱红的胎记。她可真是个美人啊！妹头在心里感叹着。师傅几乎要比妹头高半个头，肩膀不宽，可是结实饱满，腿很长，尤其是小腿，腿肚子高高的，直削下到脚踝，腰是有点粗，可是因为髋骨宽，把腰收了进去，就不显得粗了。而师傅一点不觉得自己的出挑，一径和女工们嬉笑着，用肥皂水去辣人家的眼睛。她们相互帮着洗好，来到更衣室，揩干身体穿上衣服。师傅对妹头说：你胸部有点小。妹头窘得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师傅接着又安慰道：不要紧，有了男朋友就长好了。妹头更窘了，并且她也不知道男朋友和胸部有什么关系。师傅还爱给妹头带菜吃，她就这么自信她做的菜要比妹头的好吃。她将狮子头，青鱼块，虎皮蛋，装在一个广口瓶里，到吃饭时，就用勺子往妹头的搪瓷碗里挖。她的菜一律是红烧的，上着浓浓的酱色，并且烧得烂熟，这和妹头她们向来的口味大相径庭。可是因为经过了体力劳动，出力出汗，这样的厚味倒使胃口大开。再加上是敬爱的师傅做的菜，又要平添几分喜欢。所以，妹头就很爱吃这样的菜，也因此渐渐变得口重，家中清淡的饮食反不够过瘾了。 第六章 第六章 师傅结婚，当然也邀请了妹头去吃喜酒，她和两个小姐妹相约了一同去。妹头现在也有小姐妹了。她们乘了很长时间的车，又走了些弯路，打听了许多人，才找到师傅的家。师傅家是住那种砖墙瓦顶的本地房子，新家和旧家其实靠得很近，相隔几间平房，新郎和新娘显然是青梅竹马。新郎是独子，家境一定不错，新房经过翻修，用水泥板架起了两层楼。底层是客堂和她婆婆的房间，楼上便是新人的房间。新房很是宽敞，布置得大红大绿，就像乡下人的洞房。床上挂了帐子，张了缎子帐屏，粉红底上绣着莲花莲蓬，鸳鸯戏水。床单是大朵的并蒂莲。大衣橱的镜子上贴了大红喜字，洗脸架前的镜子上也贴了双喜。看着床上一条一条迭起的红绿缎被和大花枕头，妹头自觉着带来送师傅的那对枕套太素了。它是湖蓝色的府绸底上，嫩黄的布贴花，四周带宽大的滚线的荷叶边。没想到师傅却十分喜欢，当即又套了一对木棉枕头，放在被子垛上。看上去有些不协调，却十分醒目，一眼就能看出是出于另一种趣味。酒席分别摆在新郎家和新娘家，还不够放的，邻居家临时掀了床铺，又摆了两桌。屋里屋外挤挤地全是人，有的是上桌的，有的只是看热闹。终于摆平入座，准备开席，新郎又站起来，四下里看着，问：淮海路的呢？淮海路的来了没有？这时候，妹头看见师傅朝新郎斜了一眼，小声说来了，来了，似乎是有些怪他大呼小叫。妹头发现师傅是很在乎她的，不过她一点没有骄傲，而是充满了感激。 妹头的小姐妹中间最要好的一个，是和她同时进厂的薛雅琴。薛雅琴和妹头同届，不同校，她家住另一个区，曹家渡那里。她很捧妹头。妹头的长相，妹头穿衣服穿鞋，妹头做活，妹头住的地段房子，妹头的爸爸妈妈，什么都是好的，总是一迭声地称赞。却也并不是无故讨好，是真的从心里觉得好，十分的羡慕。其实她自己也并不差，她的五官，身材，都称得上端正和匀称，只是皮肤有些焦黄的，人就显得暗了。穿衣服呢，也比较守旧。当然，那时候，谁都很难有突破，大体就这么几种式样、颜色。可是在这一致的保守底下，其实也还流行着时尚啊！比如那种蟹青色的，的确凉卡其，那种长尖领的衬衫，还有劳动布做的长身，贴袋，圆盆领，助下打裥的外套，再有浅灰色的百褶裙，虽然只是一些微妙的差别，可就是不一样，就是摩登。而薛雅琴，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变得十分守旧。方领的，的确凉卡其，藏青两用衫，那藏青倘若是偏灰一些，带些钢蓝，颜色就出来了，可她偏偏是偏红的，马上就老气了。丁字型皮鞋，不是有短丁字的吗？不就别致了吗？可她还是学生式的长丁字，因为脚背高，丁字的竖道中间就打了褶，看上去有些邋遏。头发呢？像她这样较低矮的额头，就不能留刘海，她就还留了很长，头路是中分的，剪得很短，只遮住半个耳朵，更显得头尖腮宽，颧骨突出。而她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却几乎叫刘海遮住了。总之，她对自己都没了信心。好在她生性十分自谦，还有些愚钝，所以也并不太为此难过。只是惊奇同样的东西，在妹头身上就局面大改，于是就对她非常欣赏和崇拜。 薛雅琴对妹头很献殷勤。她找话和妹头说，夸奖妹头，为妹头服务。在休假日里，到妹头家去。到了妹头家，不是坐着做客人，而是帮着做家务：买米，买油，洗衣服，给地板打蜡。由不得妹头本性是不会喜欢这样性格枯乏的人，到底受她感动，和她做了要好的小姐妹。原先的好朋友玲玲，如今已连话都很少说了。这样从小一起长大的女朋友，一旦分道扬镳，比陌路人还要生分。陌路人是毫不了解，一无渊源的，而她们则知根知底，有恩有怨，难以交割。不如一了百了，了断算数。玲玲本是要去崇明农场的，但她父母说可以养她，她也就不去了。背后她妈妈也和妹头妈妈叹过苦经，说有一个大的养在家里，这一个不养，要她出去，会记恨大人的。玲玲闲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心思全在打扮上。她现在脱离了妹头，就好像得到解放似的，个性变得独立起来，能够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思想。她的穿着可真是不同凡响。她将头发留长，紧紧编一条辫子，盘在头顶，盘到右耳后时，正好到辫梢，稍上那个红头绳就别在耳后。衬着她微黄头发和雪白的皮肤，格外鲜艳触目。她，独进独出的，比当年她二姐姐还要有风头，是弄堂里最招眼的人了。妹头并不羡慕她，妹头有妹头的生活，她们之间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而薛雅琴，却是和妹头有着共同的新生活。 薛雅琴这样的自谦，倒使妹头在她身上挖掘出许多优点。妹头发觉薛雅琴其实并非像她看上去的那样糟糕，问题是需要扬长避短。她首先从头发上着手，改变薛雅琴的形象。她让薛雅琴把头发留长，前刘海梳上去，再从偏旁分路。想不到，这小小的一点变化就使得情形大为改观，薛雅琴变成了一种大眼睛，方下颌，有点洋派的脸型，只是她的表情还有些瑟缩。但这不要紧，慢慢培养起了自信，就会好的。妹头还把自己的一件衣服借给薛雅琴做样子。薛雅琴借去了很久，也没有还来。后来听别的小姐妹说，看见薛雅琴就穿了这件衣服在曹家渡走。妹头自己没有说话，倒是师傅去和薛雅琴讨了。薛雅琴来到妹头面前，说自己是如何如何喜欢这件衣服的样子，真的，她从来没有穿过这样好的式样的衣服。妹头听了这么些好话，当然不好意思立刻要回衣服，就让她再穿一段时间。于是，本来是偷着穿的，现在则公开穿了，并且一直穿到破也没有还回妹头。像薛雅琴这样的自谦里面，多少有一些不自爱的，而妹头对她的纵容，也多少有些轻视在里面。可抹头自己并不觉得，只是一味地和她好，甚至有一次和妈妈说，让薛雅琴和哥哥好。这个建议也是含着不把薛雅琴放在眼里的心情，因为哥哥这时已在黑龙江谈了个朋友，东北人。妹头因为从小爱戴哥哥，而哥哥又向来对妹头不屑，所以，这消息使她有些生妒，同时，也有些害怕，不晓得哥哥的女朋友有多少厉害。而薛雅琴却是可由她拿捏，要她长就长，要她短就短。当然，事情不能跟她的如意算盘走。然而，这话一说出口，妹头从此就有了个心，那就是给薛雅琴介绍朋友。介绍谁呢？就是弄堂到底的一扇门里面，三层楼的阿川。她曾经说起过的，从苏北大丰农场抽调到江南造船厂的那个，就是他。 也已经有人给妹头介绍朋友了，师傅倒是帮妹头挡，说小姑娘刚进厂，还没出师，现在不谈。私下却问妹头，有没有要好的朋友，学校里的同学什么的。师傅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觉得还是自小一起认识，住一个地段，生活环境相近的比较好。像你这样的，师傅说，就最好还是嫁在淮海路上，要到我们那里去，单是一只马桶，就够你怨的。像师傅这样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总是把市中心的生活想得格外豪华，妹头就说，淮海路上的人也不是都是抽水马桶的。师傅笑起来，打趣说，怎么，喜欢上我们那里的人了？是不是我家兄弟永新？妹头也笑起来，她想起永新就是吃喜酒那天，跑上跑下最忙的那人，大约有十二岁。两人笑了一阵，妹头才说目前还不想这个问题，师傅很认真地看了妹头一会，然后肯定地说，那么，你就是有了。 他每个月回上海几天，回上海就必来妹头家。妹头的爸爸妈妈就好像已经承认了他似的，他们并不嫌他是崇明农场的，晓得他早晚是要回来的。而且，他还使他们想起远在黑龙江的大孩子，同样是戴眼镜，同样是斯文的读书人的样子。他们喜欢家中有成年的男孩子进出，这使他们感到有了依靠。所以，他来，还都留饭，妹头的父亲与他喝点酒，有点老少兄弟的意思。妹头和他呢？也很要好。他们两人最热烈的时候，也说不上是"爱"。"爱"这个字在他俩，总有些言过其实似的，有点肉麻。他们就是要好。两人一同逛马路，吃冷饮，买东西。现在，妹头就叫他"小白"，择"白乌驹"的"白"宇，好像他是姓白。起先她叫，他不应，她再多叫几声，他也不得不应了。就这样，连阿娘也叫他"小白"了。小白现在晒黑了些，也不太黑，他们农场其他知识青年相比，还算是白的。他黑一点，倒显得瘦和结实了。事实上，他也确是瘦了，还长了些，终于有一米七二了。所以，小白看上去成熟了，甚至，有一点英俊。在农场里，学会了抽烟，也耳闻目睹了如何交女朋友。总之，他的内心也成熟了。他自然地，就想和妹头一起尝试一下男女之间的事情。 现在，妹头时常上他家去，这稍稍违反了女孩子矜持的原则。但妹头一方面是比较率性，另一方面也似乎并不把他当做正经的男朋友。他也好像是又一个玲玲，却不是又一个薛雅琴。玲玲于她更具有玩伴的性质，而薛雅琴，多少有些像奴仆。当然，他要比玲玲有趣得多，他没有玲玲的刁钻乖戾，更主要的，他是个男生。妹头也看出他的变化，他有了几分男子气，不完全是以前的，大头娃娃的形象了。这也使她喜悦。所以，她并不忌讳这样频繁地出入他家，会被人看轻。他家住的那条弄堂房子，是比较零落的那种，房屋的样式，结构，新旧的程度，都不一致。有的有天井，有的没天井，有 的有阳台，有的也没有。他家住的那幢，是直上直下的一幢两层楼。倒是独门独户，但没有天井，没有阳台，甚至没有厕所，用的还是马桶。楼上是他父母的房间，楼下是阿娘带他们姐弟三人住。姐姐去了安徽插队落户，哥哥从小在外婆家长大，从来是住外婆家多，住自己家少。所以，实际上是阿娘带他一个人在楼下睡。 小时候，他和阿娘一起睡这张宁式眠床，帐子一放，就成了他的小房间。他在床里的抽屉里，藏他的各种玩意儿，甚至有一次，还在抽屉里养了一只没长毛的小麻雀。这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不知是谁扔在那里一个麻雀巢，他好奇地拨开看看，看见里面有一只刚出生，眼睛还睁不开的小麻雀。他小心地把它捧在手上，感觉到它的体温，还有微弱的脉动，于是惊喜地发现，它还活着。他就带它回来了，养在床里的一只抽屉里，抽屉里仔细地铺了一些棉花和碎布。他用一只眼药水瓶吸了米汤和牛奶，滴在麻雀的小嘴里，小东西竟然长大了，羽翅渐丰。并且和他很要好，停在他的手心里，他将手一托，它就飞了起来，飞一圈，再回到他的手心站着。可到底是个活物，又是有翅膀的，最后到底飞走了，他还为此伤心地落了泪。他其实是有些像小女孩子，喜欢做些婆婆妈妈的游戏。但后来喜欢上了读书，就渐渐把这些玩意儿丢开了。他觉得书本里面的世界要广阔得多，虽然不是那么生动，但却是不受限制，很自由，而且也比较合乎他懒散的，疏于行动的天性。白天黑夜的，他就窝在这张宁式眠床里看书，思想遨游着。姐姐插队之后，他也长大了，阿娘睡到姐姐留下的小床上，把这床让给他一个人睡，就更成了他的天地。 他就是在这张床上，同妹头一起尝试男女之间的事情的。他们实在是连一点常识都没有的，事情给他们搞得一塌糊涂，可彼此都兴趣不减。下午的时候，阿娘照例要到隔一条横马路，独身而居的舅公家去，帮他洗洗衣服，收拾房间，再烧一顿晚饭。他们便锁了房门，放下帐子。底楼的房间光线总是暗的，尤其到了下午。隔壁人家是有院子的，伸出来一方，院墙上的植物在他家窗上划下些疏淡的枝影，屋里面就更是影影绰绰。这本是闲暇的时分，他们却紧着忙碌。他们这样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连猪狗都不见，不晓得交合是件什么样的活动。又都是生活在保守的市民中间，将男女间的话题视为禁忌，无法得到一点点言传身教。那时候，也没有这类的科普性的书籍，全只有靠他们自己摸索了。严格地说，他们连接吻都接得不对，可他们也领略到了快乐，还不到心旷神信的境界，只是彼此觉着亲热。忙碌了一阵，消停下来，相拥着，东一句，西一句地扯着闲篇，也都十分满足了。因此，他们也就并不觉得难舍难分，分开一段日子还给各自留下回味的余暇。这也使他们的技艺不容易长进，分开一段再聚一起，先要复习一下，才可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进取。并且，他们还以为事情就这样算完了，就会停滞一个阶段，再慢慢有所发现。就这样，这个尝试进一步，退两步地，拖延了很长时间。好在两人都是同样的不懂，又同样的有兴趣，因此就十分合作，没有一点相互不满和埋怨而积下的阴影。在这尝试的过程中，他们还变得格外要好，甚至有些缠绵，生出温柔的小动作，他摸她一下，她揪他一把。他们靠得那么近，彼此可看见对方瞳仁里，自己的影像。变了形的，两头尖，就像一只枣核。多么难看啊！而且非常可笑，可是，极其的亲热。他们仔细分析着脸上和身体上的纹路，斑块，痘疤，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凹塘，比如妹头的髋部，就有一处，当她的腿或者臀曲动的时候，那一处便忽然一旋，出现一个凹塘。还有气味，也是他们研究的项目。他们发现，他的背部有一股暑天里西瓜的气味，凌冽而清甜，而到了腋下，气味就变得辛辣起来。就在他们探索着人体的奥秘，不期然地，他们成功了。可是成功一点没有使他们欢喜，而是两人都大大地吓一跳。他们慌乱不已，认为是闯了大祸，出了轨，不晓得如何收场。他们想，事情真是糟糕，他们以后再不要在一起了。慌慌张张地收拾了现场，立马分手。可是欲念却产生了，不约而同地，他们又上了那张床。 可他们还是不到难舍难分的地步。他们都还不习惯，或者说不接受，欲念。这多少有些吓人。似乎是，这样的欲念过于实质性了，都有些担当不起。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却退不回去了。他们只要在一起，就无法不做这件事。有一个假日，他甚至没有回上海，她心里也挺庆幸的。但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提前请了事假回来了。她呢？也正想着他。两人就又胶在了一起。事情到底不再像最初时那么可怕了，他们也基本掌握要领，情绪逐渐安定，放松，乐趣就又滋生出来。 有一次，在厂里洗澡，师傅趁人不注意，在她乳房上揪了一把，小声说：有谁碰过了？妹头脸羞得通红，好在莲蓬头的水很汹涌地冲着，她张嘴想申辩，师傅又跟了一句：小心点，别闯祸，还没出师呢！她脱口而出问：怎么小心？话一出口便晓得说错了，被师傅捉住了把柄。可师傅却没有再笑她，而是认真地向她传授计议，让她到药房去拿药，药是免费领的。妹头就不肯，说人家问起来怎么说？师傅就说：那你让他去拿。妹头说：他不肯的。师傅紧着问一句："他"是谁？妹头又红了脸，再不理睬师傅了。第二天上班前换衣服，妹头见更衣箱角落里放了一个小纸包，里边是白色的药片。回头看看，师傅正对她眨眼，然后小声告诉她服用的方法。这样，妹头一直到正式嫁给他之前，一次事故也没有出过。 妹头和小白的关系，基本已被各方承认，只剩下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时间。妹头还须一年满师，小白呢，则要等待抽调回上海。他们心里也不急，觉得这样挺好，结不结婚都一样。而妹头自恃是已经有男朋友的人了，就公然过问起别人的事情。她真的动议要给薛雅琴介绍阿川了。 第七章 第七章 阿川比妹头的哥哥大一岁，读书时候功课不怎么样，只考取一所普通初级中学。但他的运气好，分到苏北大丰农场，两年后就招工到船厂做电焊工。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到他们厂拍电影，还选中他做群众演员。特别给了他一个镜头：在船台上焊接，电花四射，他很潇洒地将防护面罩一推，焊好了。以此可见，他的形象是很不错的。瘦长条，宽肩膀，五官生得很紧凑，而且轮廓鲜明，头发是自来卷，皮肤黑黝黝的。这样的形象，老派人是要叫他"粗胚"的，可新潮却以为是男子汉。其实呢？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看轮廓，他确实有男子气，脸部和身体有些像西洋人的雕塑，肌肉的块面很有力度。但是眉眼间却有一股蛮横之气，看人很凶，而且无礼。他是独子，从小死了父亲，寡母便格外地宠爱，两个姐妹也凡事都让着他，所以就养成他独霸天下的为人。在弄堂里，他谁也不怕，只有一个人，也不能说怕，而是服帖，这个人就是妹头。小时候，他骑着他大伯的自行车，在弄堂里直来直去，那些小小孩就纷纷避让，贴着篱笆墙看他过去，再过来。一条弄堂都成了他的天下。只有妹头，硬拖了几个小女伴，将牛皮筋横过来一拦，顾自跳着牛皮筋。等他骑到跟前，妹头就说：你骑呀，你骑呀。他真就骑过去，牛皮筋眼看着被自行车的轮盘拖得老长老长，立刻就要断了，身后是小女孩子们一片锐声尖叫。妹头的声音最响，还是那两个字：你骑！你骑！你骑！他到底不敢再骑过去，只得下了车，退了回去，松开了牛皮筋。妹头还是不依不饶：你骑，你骑，你骑！后来长大了，到底懂事了些，又有了工作，自然稳重了，就不大在弄堂里混，却是变得傲慢了，见了人爱理不理的，谁也不放在眼里，也只有看见妹头，还会打个招呼。可妹头是什么样的人，你理她，她还不定理你呢！倒对他爱理不理的。但妹头心里，是能感觉到阿川是有些喜欢自己的。这喜欢也不是大喜欢，究竟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只是有一点点在意罢了。将自己的女友介绍给暗暗喜欢自己的男人，几乎是女人的本能，这里含有一种占有欲，还有一种支配欲，很有优越感。 妹头的媒人做得很成功，阿川和薛雅琴很快就好起来了，两人都是妹头的不同程度的崇拜者，很愿意服从她的调遣。再说薛雅琴早有心愿嫁到妹头的弄堂里来，因为妹头曾经对她说过，倘若哥哥没有谈朋友，就一定让哥哥和她好，这类的话，这自然是提示了她的。住进这样的地段和房子，无疑是意味着进入了上海的上只角，也就是上层的意思。而阿川的形象放在那里，她看上一眼就觉得没什么话说，只有听男方的意见。阿川对这个方脸大眼的女孩子说不上什么好，也说不上什么不好，但她结实的身体，以及颟顸的神情，却激起了他的情欲。阿川就属于在农场里，给予小白他们男女关系启蒙的，那类大男生。他们都已经是有些经历的。农场的生活相当枯乏，前途又茫然，男女青年们就寻找些刺激，以充当青春的快乐。而回到上海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在规范的生活里，道德的约束也很强，没有什么单纯的感官的快乐，要就是，婚姻。所以，妹头一给他们搭桥，他们就接上了关系，开始了热络的往来。现在，薛雅琴到了妹头的弄堂，就径直走到弄底，进了阿川的家。替妹头干活，也换成了替阿川干活。他们谈恋爱谈得和人家不太一样，很少有出去逛马路，看电影，吃饭，消遣性质的活动，总是在阿川家里。或是薛雅琴帮着他妈干活，或就是两人门窗紧闭地关在房间里。阿川没什么变化，薛雅琴却像换了个人似的。她脸色红润了，体态也丰腴了，她的神情也变了，变得自信和满足，甚至有那么一点点骄傲。她带着炫耀地，在弄堂里洗阿川油渍斑斑的工作服，大头鞋，床单被套，或者是一堆油腻腻的猪肠猪肚，一边告诉人家，是要炖汤给阿川吃，阿川的身体很亏。妹头学着师傅的眼光去打量薛雅琴，结论是他们一定有过了她和小白间的那种关系。她心里似有些不平，好像是，竟被向来看不起的薛雅琴迎头赶上了。但是，还不是靠她妹头吗？没有她妹头，能有薛雅琴的今天吗？可是，上一回她让薛雅琴帮着缠几桃毛线，薛雅琴竟然说她要去给阿川附队买年糕，断然拒绝了妹头。这叫什么：忘恩负义。 可是，没过多久，薛雅琴就又找到妹头门上来了。起先，妹头没什么好声气，爱理不理的，可一听薛雅琴说她有喜了，不由就把脸正了过来。薛雅琴经历过了男女之间的事，说话都没有什么顾忌了。妹头虽然要比她早经历，但却是第一次听这么内行又露骨的说法，不禁红了脸。但她依然保持着镇定。她先是训斥薛雅琴没有脑子，怎么能什么都由着阿川？再是埋怨薛雅琴不顾后果，还没有满师，就出这种事情，追究起来，还要追究到她妹头的头上，谁让她给他们牵的线呢？然后就反问薛雅琴，她准备怎么办？薛雅琴又恢复了原先的谦卑，要妹头说怎么办。妹头火气上来了，说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应该去问他！他说随便，薛雅琴说。妹头更火了，拉了薛雅琴就往阿川家去。噔噔噔走上三楼，推开房门，阿川正在床上睡午觉，被妹头叫起来，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很紧张地问：怎么啦，怎么啦？妹头把薛雅琴往他身上一推，说，问你自己！说完扭头就走，将房门使劲一带，发出一声巨响。阿川还真是有些在乎妹头，开始认真对待了。他找到他原先农场里的老关系，帮忙开出一张介绍信，带薛雅琴到郊县一家医院里做了手术。过了一天，薛雅琴就黄着脸来上班了，并没有流露出多少痛苦的表情，相反，还绕有兴趣地，趁没人的时候，要和妹头谈点细节。妹头可没有胃口听，转身走了。闯过这么一次祸，薛雅琴他们非但没有接受教训，从此收敛些，反倒因为看见了出路更加放心大胆。就这么，又做了一次手术，好不容易捱到薛雅琴满师。几乎是，前脚拿到三十六元满师工资，后脚就去办了结婚登记。等到结婚那一天，有经验的人都看得出新娘子的身孕了。果然，半年以后，薛雅琴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儿子既像爹，又像娘，像的都是优点，十分漂亮。个子又大，长腿长身，落地就有八斤重。阿川的寡母和姐妹都欢喜极了，抢着带他。薛雅琴一下子成了他家的功臣，几乎被供了起来，月子做得非常享福。连阿川也很高兴。他们家是宁波人，特别重子嗣，阿川也是要儿子的人，从此就对薛雅琴器重起来。这时候，薛雅琴才想到妹头，真正地感激起她来。她当然不会像老派那样真的送十八只蹄髈谢媒，而是买了一对金华火腿，夫妻两人很郑重地送到妹头家中。 薛雅琴的儿子都生好了，小白还没有抽调回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多少有些疲了，但是呢，又确实习惯了在一起，分手的时候，彼此心里都很空。好像生活里有一个缺口，就不那么完满。他们很自然地，情绪低落。事情在了这么一种停滞的状态，该做的都做了，再要做什么，却由不得他们了。他们只有耐心地等待，等待事情的转机。妹头是不惯于等待的人，她总是要做些什么。这时候，她就着手于嫁妆的准备。这是物质比较紧缺的年月，样样要配给，且十分有限。除了布票，还发有工业券，购买丝绸，毛料，化纤织品，都需要工业券。对于一个准备结婚的人来说，工业券是远远不够用的。但是，什么事情能难倒妹头呢？她寻觅着那些少收，甚至不收工业券的处理品。由于是为外销生产，它们的颜色，花样，款式就都不是市面上的大路货，而是别出蹊径。又由于外销生产严格的把关，质量就相当有保证。所以"处理"，只不过是因为一点肉眼难以发现的暇疵。一旦有卖，立即就排起长队。所以说是处理品，其实更是紧俏物质。买紧俏物质，正是妹头的强项。她能够很敏锐地觉察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将要出售处理品，就好像商店里有她的眼线似的，她总归能及时赶到。她还不像大多数热衷于处理品的人那样，赶上什么买什么，照单全收。她可是有选择的。有一些处理品看上去不错，实际上却不怎么样；又有一些处理品确实不错，可并不合用。她便当机立断：放弃。总之，她消息灵通，又有眼光，还头脑冷静，有全局思想。所以，渐渐的，她就拥有了一些品质优良又富有特色的床单，被面，枕套，而工业券则一张也没花出去。她积攒了数量可观的工业券，眼光在正品的柜台里搜索。她要将这些宝贵的工业券，用在最要紧、最值得的东西上。倘若遇到这样的机会，她可是一点不手软。有一次，她看见一条淡雪青的软缎被面，上面织着同色的牡丹，非常华贵，而且吉祥。她毫不犹豫地付出一百二十张工业卷，妹头全家全年的工业券都在这里了。这条被面带有经典的意思，将她的收藏提高了品位。处理品好是好，可毕竟过于别致，难免游离于潮流之外，而妹头是尊重潮流的。她还很留心那些串弄堂的乡下人。那多是妇女，穿着江南一带家织的蓝花布衣，系着围兜，扎一块头巾，肩上背一个大布袋。她们木讷的面部之下，隐藏着世故，经验，还有狡黠。她们并不做声，也不乱看，挨着门走过，忽然就停住了脚步，迎上前去，悄声问道：阿姨，湖州大红牌丝绵要吗？她们几乎一问一个准，没大错的。这家或是有待嫁的女儿，或是要进入口，总之，添衣添被的当口。然后，便被让进后门里的灶间，看货色，谈价钱。这事情妹头又是在行的，哪一样次货能混过她的眼睛？真的，从一个女孩亲手备起的嫁妆，就能看出她的头脑，心智，趣味，和生活经验。 有些东西，妹头和一般女孩一样，一定要全新的，有的，妹头却情愿要旧的。比如，还记得吗？妹头妈妈床上的鸭绒被。妹头就问妈妈要了来。这条鸭绒被，因为缎面有些磨损，经纬稀疏了，鸭绒便钻出来，一抖，飞飞扬扬的。妹头妈妈却不舍得继续盖，又不舍得花大价钱送去换胆，只得收在樟木箱里。这时，妹头就要了过来。她决定自己换胆。她无师自通地，将旧胆上的缝线拆一行，脱出一行，把新的缎面罩上去，细针缝上一行。再拆一行，套一行，缝一行。新胆的四边周，也是用双滚条澡边。缎面和滚条都是重新配的色，橘色掺黄的软缎，滚条则一色维红压一色翠绿。是大开大阖的颜色，听起来相当冲，可放一起，铺陈开来，竟是富丽堂皇。做好以后，弄堂里的人都来欣赏，连玲玲的骄傲的二姐姐，回娘家时，听说了，也来参观了。她嫁了一个西餐社的厨师，生了是个女孩，却依然年轻，白皙，小巧，冷面。妹头虽然已经不以为她怎么样了，可因是小时候的偶像，所以，还保持着敬畏的心情，很荣幸地将旧翻新的鸭绒被铺开了，供她批评。玲玲的二姐姐面无表情地看了一遍，并没说什么，可她看了那么长的时间，妹头就已经知道了她的评价。妈妈送妹头鸭绒被时，将装鸭绒被的樟木箱也一并送了她，妹头也接受下来。她到车间里找了些擦铜油，擦去铜锁上的绿锈，锁立即铮亮，既是新，又能看出是老货，显示出厚重的家底。 在这同时，小白那边也把新房的安排方案拿出来了。这方案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把底层让给他们做房间。阿娘和偶尔回家探亲的姐姐住到楼上，吃饭呢，还是在楼下，在他们的新房里放一张吃饭桌子。妹头心里是想二楼做房间的，但再一想，楼上很是晒顶，要大人让房间毕竟不好意思，还有，她新生出了一个念头，她决定要在楼下做一个卫生间。她宁可将外间灶间的隔墙往里面移一米，这样，她们的房间虽然要收缩四个平方的面积，但是这样就有了卫生间，不必在房里拦马桶间，也不必倒马桶，重要的是，房子的性质不一样了。再有，灶间也扩大了，可以连带做吃饭间，就不必在他们房间开饭了。所以，还是划得来。她主意定了，然后和小白商量，小白听了就有些头大。严格说，他们的事情一进入具体的操作，他就一直头大着。他也知道，这些事情是躲不过去的，那么，最好是做梦似地做过去。正好，这时候，阿五头回来了。阿五头患了肝炎，回家养病。小白再从农场回上海，就分出一半时间往阿五头那里跑。由于分离了这么久，之间的疏远倒像是不曾有过似的，他们一下子又回到最好时候的那样。虽然各自都有了些决然不同的经历，却都搁下不提。他们是那种心有灵犀的朋友，不用多说，只要在一处，自然互相就懂了。他们又去了人民广场，那山东人竟然还在，因从来也没有看清楚过他的面容，就觉得他一点也没有变。这使他们感到并没有过去多少时间，人事依旧。那时候还没有同性恋一说，妹头只是觉得他们好得奇怪。他们俩的世界是妹头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的，但她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相反，要是小白的一切，都是在妹头智能范围内的，她就要感到无趣了。她喜欢小白有一些超出自己的东西，这种对男性的理解多少是来自哥哥在她生活里的影响。所以，她并不硬拉着小白一起去实现她的计划，而是说，你只要说服你们家大人，其余的都由我来。这要求一点不过分，小白也觉得再推脱不好了，就去征得了父母，还有阿娘的同意。对这个计划，大人们说不出一点不是，可也不见得有多么赞成，他们甚至还有些不悦，觉得妹头是在挑剔他们。但既然妹头说了，她全包，就也不好反对。于是，妹头便拿了小白的户口簿，房票簿，去奔走活动，争取房屋部六的许可和派工。那时候，工程队都是由房管处统一调派的。由于是增建卫生间，还要排放一根排粪管，这根排粪管需走一些弯路，才可放进化粪池，就要破路面。事情涉及到三头六面，可妹头都摆平了。 妹头再说她全包，小白也不能看着不问，到底也是他家的事情。开工时也就请假回来一起张罗，送烟送水，和工人热络热络。有几次，阿五头也来看看，主要是找小白说话。说起来，妹头也是和他同班同学，可他却对此一点印象也没有。看起来，他对妹头也并无什么兴趣。这点，小白和妹头都能感觉到。背地里，他没有向小白发表一点对妹头的意见，当面呢，他和妹头就没有一句话可说。他的冷淡态度无疑是使妹头极为恼火，从此就种下对此人的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挖苦和攻击。而小白则是感到有些羞愧，好像在阿五头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有时候，他就会有意地和妹头唱反调，好像要把关系弄坏似的。但他立即会遭到妹头的遏止：你要做什么？小白，识相点吧，不要没事找事！妹头一句一句地向他而来，并不针对他的意思，却又很针对他的意思。这就是妹头的本事，无论表面多么纷纭，她都能一眼看透，直指真相。你要想和她搅浑水，是搅不成的。所以，闹了几次情绪，也没闹出什么成果，在妹头这里全输。为表示自己对妹头的无所谓，他只有更频繁地跑阿五头家，和阿五头在一起。 他们现在的谈话更加深奥玄虚，环绕着生存的意义和无意义。他们都很年轻，并没有多少生活经验可作推论的材料，只是凭着论证的方式和顽强的精神，一步一步地推理。所以，都是以空对空，纯粹是思想的运作。这种运作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虽然是在虚拟的条件下进行，可是它们展现了独立的思想过程。这个过程在他们执著的推进之下，终于能够自圆其说。他们俩真是最好的搭档，配合得极为严密，并且各司其职。比较起来，阿五头更善于出思想，他有着奇思异想，思路在本质上和常人不同，而且逻辑严谨，显示出机械论训练的良好成果。前者是来源于热衷想象的天性，后者却要归功他大量的庞杂的阅读。而小白呢，他其实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所以更加侧重文学和诗歌，这使得他迷恋于华丽的词藻，汪洋恣肆的表达。后来，小白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文论家。他的文章都是以对话的形式结构，对话的双方为a和b。a就是阿五头，b则是他自己，小白。从此也可看出，他无意中认可了妹头给他起的名字，"小白"。偶尔的，他们三个人也会一起出去玩，看电影，或者逛马路，妹头随他们说什么，一般是不插嘴的，方才说过，妹头认为男生们是应该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话题。但有一种情况下，妹头就不得不说话了。由于用上海话不便于表达，他们常常会夹杂着一些普通话，尤其是概念性的名词，非是普通话不可。这样的时候，妹头就会给小白一个白眼：开什么国语！他顿觉尴尬，讨论不下去了。阿五头并不听见妹头的话，也不是个敏感的人，兀自夸夸地说着。半时，才发现没了对手，小白消极地沉默着，便也没劲下来。有了这么一两回，小白就再不让妹头参加他和阿五头的聚会了。 卫生间修好了，小白一家首先享受了极大的便利。灶间也按妹头的设计，扩成一个手枪形的空间，在手枪柄上放了饭桌，做了一个小饭厅，也做了全家人聚集的中心。趁此大兴土木，底层的新房间一并做出来。修门窗地板，粉刷天花板，贴墙纸，装壁灯，小白家的大人给了一笔钱买家具。阿娘希望他们能够继承那张宁式眠床，小白无所谓，妹头坚决不受，毫不顾念他们在其中度过的美好时光。这张床在她眼里是老八股，又不是洋式的老八股，像她那床鸭绒被和樟木箱，而是乡气的八股，这含有一种阴暗的历史。谁知道上面睡过多少死人呢？是要做噩梦的，妹头刻薄地说。小白说：好像你没有睡过似的。妹头厉声道：所以，所以呀，就不要睡了呀！小白别想说过她。处理这张床出了点小难题。阿娘先是要搬上楼，表示，你们不要，我要！小白的父母也不大想要，嫌它占地方，好像房间里又套了个房间，但不愿和阿娘生气，只好往楼上搬。不想，楼梯太窄，抬不上去，就提议还是卖了。阿娘不允，守着床掉了眼泪，大家都看妹头，无奈妹头就是不要，最后是抬到小白的舅公家去了。事情虽然解决了，阿娘心里却是不高兴的，好像不是这张床，而是她这个人，被妹头从家里逐了出来。芥蒂就是这样种下了。 现在，房间是一崭新的，每月小白休假回来，一个人睡在里面。平时多是空关着，只有妹头有权进来，东看看，西看看。此时，妹头的东西还没有搬过来，床上是小白的旧被褥，窗上也是旧床帘，桌上，五斗橱上，都没铺台布，沙发是包在塑料纸里的，椅子也是。油漆味道还没有散尽，新家具又带来木脂和胶水的气味，还有新打的地板蜡的气味。总起来，是新事新物的气味，叫人高兴。什么都有了，就缺一个小白，小白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呢？ 玲玲也有男朋友了，是一个华侨，父母都在香港，结婚后也要去香港的。男方的父母已经正式上门提过亲，带了许多稀奇东西：半导体收音机，电动缝纫机，各色衣料，毛线，又请她们全家去国际饭店吃了饭。现在，玲玲进出的都是这样高级的场所。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末期，服饰上的风气还是比较保守，但玲玲却在夹缝中求发展，稳中求变。既新颖，又没有越过雷池半步。比如，衬衣做成男式的领子，袖子的克幅比通常延长一倍，一列三个扣子，腰身窄长。裤子比较宽，又宽不到喇叭裤的程度，那就出格了，其实就是后来的直统裤，裤管扁扁地遮住脚面。还有灯芯绒的外套，前襟和后背，经过拼接，以条纹组成图案，接缝处都是明浅，也是压出图案的效果，有些类似猎装，又不是那样男性化。总之，是十二分的独特。玲玲现在是弄堂里的人尖了，在家里的地位也上升到二姐姐之上。其实，她心里一直是憋着股气的，一定要挣出头来。她晓得结婚是女人第二次投胎--像她父母养了那么多女儿，又无能力为女儿创造更好的条件，对女儿的希望大都是寄予第二次投胎上--于是，抓牢了这个机会。比起妹头来，玲玲更有心智，而且冷静，不像妹头那样率性。这电是处于配角的位置，韬光养晦，积成的性格。妹头很准不对玲玲生妒，觉得她怎能这样事事现成？但一旦为自己的事情忙起来，就又被其中的乐趣抓住，觉得玲玲这样也没啥意思。她看见过玲玲的华侨男友，瘦长单薄为身体，带着一副澹然的表情，倒和玲玲很配。妹头也觉得不如她的小白有趣，她想象不出玲玲和这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男人，能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但无论如何，她和玲玲也已经是桥归桥，路归路，不再有什么关系了。 第八章 第八章 又过了半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了退休顶替的政策，小白的妈妈退休，让小白顶了班。这样，小白终于回了上海，他们也终于结婚了。 此时，阿五头已办了病退回城，分在一爿街道小厂工作。他父母要他考大学，就像他的哥哥们那样，他却不考，说大学有什么上头？这话倘若换一个人说，就是狂妄了，可阿五头说，谁都会认为他说出了事实。他是那样老成，稳重，用功的青年，甚至不再是个青年，而是，而是什么呢？他脸上有着一个哲人的昏晦而又明智的光辉。他的近视眼镜布满了圈圈，眼珠在深邃的焦点里沉思。他弯着背脊，但给人的印象不是背驼，而是背负了超载的重荷，这重荷就是思想。他好像是居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核里面，已经突破了表象，而抵达本质。上大学在他看起来，无疑是属于表象上的生存和竞争方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他也并不书写他的思想果实，书写也是表象，真像是无法物化的，一旦物化便又成了表象。因为，世间万物均是流逝的状态，任何挽留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阿五头又是个东方的哲人，他是攀着西方实证主义的锁链，过渡到东方神秘主义的彼岸。他正在读梵文，以便研究印度教。阿五头所以还没有完全堕入虚无，是因为他有着一些男女朋友，这些男女朋友都是他的听众和谈话伙伴，他还有欲望发表他的思想。要是没了这点欲望，他就和现实世界彻底断了往来。小白是这些朋友中最为他看重的一个，因为小白最有能力触及他的思想。他需要刺激，思想才能步步上升。小白所以具有这样的能力，一是因为他基本伴随阿五头的思想成长，中间虽然有些空当，但也以他的聪明和虚心好学赶上了。二是因为小白既能跟上阿五头的思想，又是现实中人，他身上有着那样有趣的分裂：当他思想起来，可以是一个脱离表象的，抽象的核中人，可在具体的日常事物中，他又时时被那些表象所吸引，所羁绊。所以，他在和阿五头的对话中，无意就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是同向的，另一种是相向的。他时不时地，会深有感触地提出，如何处置玄思和肉体生存的关系的两难问题。这其实是最要紧解决的问题，对阿五头的思想工作是巨大的挑战，激起了他的探索热情。看到小白书写着a和b的对话，并且在日益开放的报刊杂志上发表，阿五头微笑着想：这就是小白！他必须将思想物化，否则便不甘心。小白了解他的想法，所以并不把发表他文章的刊物送给阿五头看，有时候，宁可让他看一些草稿，以为这样就比较能为阿五头接受。阿五头的意见是，小白的文字太过华丽，不够"质"，这些华丽的文字大有脱离思想之嫌，为这充满物质的世界再又增添一件物质，在重叠，繁复的表象之上再蒙一层表象。 阿五头的意见，小白也觉得对，可他到底不能摆脱华丽的文字的吸引。小白迷恋文字。正像阿五头说的，文字在他笔下有着一种独立生存的状态，可以脱离含义，自行繁殖生长似的。他沉醉于文字在思想的动力之下，流淌，流淌，一生十，十生百，万流奔腾，汹涌澎湃，最后，百川归海。况且，自然是，他的文章发表后，所得到的赞赏也是叫他高兴的。这些外界的肯定，丰富了他的书写的意义。就这样，回沪和结婚以后，又是思想解放的好形势，他开始了他的写作。他白天到外滩上班，在母亲工作过的设计院做一名描图员，晚上就伏案写作。 妹头从来没有试图过，要去了解他写作的东西，但她喜欢他写作。就像前面说过的，她喜欢他有一些她所不了解的东西。但由于他们实在太过秢熟，她在心底里又并不把他的写作看成多么了不起。她想：他，小白，白乌驹，贪嘴的肉和尚，还很贪恋床笫之欢，他肚子里有几根肠子，她还不知道吗？看见他伏在桌上写着，她心里就好笑：像真的一样！觉得他很好玩，由这"好玩"生出一些温情，就要去和他搅一搅。把冷水洗过的手塞到他后脖领里面，或者在他胳肢窝底下哈他一下。他有时候会真生气，说：你做什么？再继续他的写作。更多的时候，他是不经搅和的。妹头三逗两逗，他便放下笔，和妹头缠在了一起。他们两人在一起真的很开心，有许多玩的念头。两人打争上游，输的那个要背赢的在房间里走三圈。或者下斗兽棋，输的要学狗叫和猫叫，直叫到赢家满意为止。他们看电影，看完以后就吃夜宵，吃过夜宵再兜马路，兜到十一二点回家，还不消停，还要折腾，反正明天星期天，一觉睡到下午。幸好，幸好，吃饭间做在了外面，谁也碍不着谁。连小白也不得不承认妹头英明了。他们还请朋友来家吃饭，这就是妹头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妹头的手艺很给小白面子，妹头的形象也很给小白面子。妹头烫了头发，短短的，留了些额发，很俏丽。妹头在米色的开司米羊毛衫外面，系一条荷叶边的围裙，很利落。婚后的妹头肤色很白，而有光亮，淡淡地描了眼圈，眼睛的形状更鲜明显著，杏形的，渐渐地往上收了梢。唇形也略夸张了一些，就显得丰满了。总之，妹头很有光彩。她特别愿意招待客人，提前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迎接客人的到来。她泡好茶给客人喝，买好烟给客人抽，做好菜给客人吃。倘若是小白方面的客人，她还变得很乖，在一边，静静地听小白和客人们聊天，尽管开国语好了。小白的客人大多是些海阔天空的谈客，一谈能谈至通宵。她不吵不闹，还提供夜点。但这并不等于说，她对他们的谈话有什么兴趣。她只是喜欢这样的场面，高朋满座，而她是一个贤良的女主人。等到她的小姐妹上门，她就要变个角色了。她对小白吆五喝六，凶得很，好像小白是她的仆人。有时还把小白轰出门去，她们自己好说自己的事情。其实不是小白不便于听，而是为了向小白作威作福，颐指气使。小白表现得也很好，倒不是有心给妹头面子，而是他习惯了妹头出花样。妹头总是能想出各种不同的游戏，而小白则是个默契的玩伴，本能地做出反应。 但是，在小姐妹跟前，妹头对小白的写作，却有着不同的态度。她故意把刊有小白文章的书报放在显眼的地方，然后随便地扔开，轻描淡写地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又没有多少钱的。于是小姐妹们就很惊讶，能白纸黑字地印着妹头男人的名字，已经很了不起了，竟还有钱！她们将这些报刊传来传去地看着，最终什么也看不明白，更觉得深奥了。小白被妹头安排在外边灶间里剥蚕豆，听见妹头在向她们介绍说，这是哲学。"哲学"这两个字，妹头是用普通话说的，听起来很好玩。小白心里暗暗好笑，还有些感动。倒不是感动妹头对他劳动的尊重，他当然知道妹头不是尊重，而是炫耀，他感动的是妹头的天真。妹头很天真地又要试图扮演一个新角色，多少有些露拙了，但一点不影响她的认真和诚恳。妹头的师傅轻轻地说了一句：妹头嫁了一个书生。她师傅已经长成一个壮硕的女人，但依然匀称，而且好看。这些女工，即便是清秀苗条的，也很奇异地显得壮硕。她们一来，房间里便壅塞了一股热蓬蓬的浓郁气味。不止是那种中低档的散发强烈化工合成香气的化妆品气味，也不止是那种汗腺很旺的劳作女性的体味，还是来自身体更深处的，一种饱满，活跃的能和热。它们饱满与活跃到绽开的程度，有着一种威慑的力量。这些在生产线上操作的女性，就好像是真正的同胞姐妹，她们买一样颜色，一样款式的衣服穿，说着只有她们自己明白的，车间里的，特殊的语言，她们的笑容，举止，形态，都有着说不出来的相似之处，这样的一致性又增加了那股能和热的强度。当小白完成了妹头安排给他的劳动，和妹头交换位置，由妹头上灶，他则进房间去招待客人。他一踏进房门，原来是喧腾着的，这时戛然静了下来。她们一下于拘束起来，只有妹头的师傅勉强笑了一下，即刻又收敛住了，她们敬畏地看着他。这便是妹头向她们吹嘘的结果。她们敬畏的谦卑的眼光，造成的是逼视的效果，他终于受不了，嗫嚅着退了出来。 妹头有一次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小姐妹某某某，介绍给阿五头做朋友，小白笑得几乎从床上翻下来。妹头也很得意地笑，这是她对阿五头最成功的一个诋毁。她说她想来想去，要治好阿五头的毛病，她咬定阿五头是有毛病的，要他病好，就是结婚，和谁结婚呢？就和她的小姐妹吧！妹头又说，怎么不可以？人家是国营企业，阿五头才是个大集体，阿五头肝功能还不好，肝功能不好肯定要影响那个功能，否则为什么都要叫"功能"呢？妹头是很能胡调的，胡调起来没边没沿，可以一路胡调下去。他在妹头的怂恿底下，不禁要去想象阿五头和妹头小姐妹结婚的景象。那景象竟是很惨的，就又要笑。他越笑，妹头越得意，胡调得越起劲，说功能和功能之间是连带的关系，这功能说不定就把那功能带好了，带好了，阿五头就会有小孩子，有了小孩子，阿五头的哲学病就彻底好了--妹头说"哲学"时又用了普通话--阿五头要洗尿布，洗奶瓶，烧鲫鱼汤给产妇发奶，还要抱小毛头。说到小毛头，妹头忽然温柔下来，抚了抚肚子，说，小毛头在这里呢！阿五头怎么配有小毛头。小白就也要去摸妹头的肚子，妹头却不让，说他要把"哲学"病菌传染给小毛头的。传染给她不要紧，她有抵抗力，小毛头却是很嫩的。他非要摸，妹头非不让。两人推来推去缠成一团，最后，妹头才让他轻轻，轻轻地摸了一下。 小毛头给了他意外的惊喜，虽然结婚生子是天经地义，可具体到他和妹头，这事情就有些不可思议。他和妹头，从开始到现在，都像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可居然要有一个小毛头了。事情忽然就变得严肃起来。小白全家，尤其是阿娘都很兴奋。因他哥哥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所以就把生儿子的希望寄在了妹头身上。上海就是有这么多的，重子嗣的宁波人。阿娘甚至开始很虔诚地吃素，但她吃的很奇怪，只戒葱，韭，蒜，鱼肉照吃。问她道理，她说菜蔬也是分荤素的，"荤"指的就是菜蔬中的荤，而鱼肉则是荤腥的"腥"。她是戒荤不戒腥，她要不吃腥，小毛头生下来怎么有力气带得动呢？妹头在背后就和小白说，阿娘这样和菩萨调花枪，她本来是生儿子，半路上也要换女儿的。小白就说，生女儿有什么不好，我就要生女儿。妹头立刻掌他的嘴，不让他再说生女儿的话。她也是要生儿子的，这可以使她在小姐妹中间更有面子。再说，薛雅琴都生了儿子，那妹头凭什么就生不出儿子？妹头有妹头的生儿子方式，她回家把她侄儿带来，和她睡一张床，小白就只能睡沙发上，脚也伸不直。妹头说：小白，现在顾不上你了，儿子要紧。小白气恼又无奈地蜷在沙发上，明知这些荒唐，却只能听其任之。妹头的侄儿是个小东北，说一口东北话，还喜欢插嘴。妹头倒不嫌了，很耐心地向他解释这，解释那。小白笑话她也"开国语"，她并不理睬，停了一时，才说：你去找个不开国语的来陪我睡呀，阿五头行不行？我倒不要生他这样的儿子了。小白听她又胡调，且胡调得不像话，只好不理睬。小东北却问：阿五头是谁？妹头说：阿五头是妖怪，专讲白话。小东北问什么是白话？妹头说，就是空话、废话、梦话。小东北再问什么是空话、废话、梦话？小孩子是可以一径这么问下去的。妹头再想生儿子，此时也憋不住发火了，她厉声道：放屁，懂不懂？吃饱了放出的空气！小白躲在被窝里偷偷笑了起来，他想，无论如何，妹头说的是有几分道理的。 妹头很是争气，生下一个儿子。阿娘喜欢极了，连舅公都过来看外甥，送了一对银手镯。阿娘一天给妹头烧六顿吃食，一应宁波口味，咸而腥。妹头说她什么都不想吃，惟独要吃一个汤。阿娘果然烧了一个汤，却菜多汤少，还是咸和腥，因是鱼膏汤。妹头仗了是生儿子的人，就教阿娘烧汤，教的这个汤又很刁钻，有心难阿娘似的。什么汤呢？糟鱼汤。先用糟油糟了鱼块，再用火腿，笋片，淡菜，木耳小火煨汤，最后放进糟鱼，开大火，一滚即起。阿娘一听就来气了，心想，婆太太烧给你吃，哪怕是一只咸菜，也是你做小辈的福气，还有调派我的！于是，就一顿不烧。妹头才不怕她不烧呢，不烧只有好，她自己烧。她其实压根不信产妇只能躺不能动的道理，尽管站在厨房里炖，炒，煎，煮。还要给小毛头喂奶，拍小毛头睡觉，但她就像长了七八双手，忙而不乱，有条有理。只是买和洗这两大项，落在了小白头上，关于产妇不能受风和接触冷水这一点，妹头是严格遵守，一点不敢贸然。这样，小白一早就要起床，在嘈杂肮脏的菜场挤来挤去，然后在水斗跟前杀鱼割肉。洗尿布当然也是他的，一双手都洗白了，发出肥皂的碱味，还有鱼肉的腥气。他又没有妹头的素质，会得合理安排，将事情归纳，分类，见缝插针，又顺手带过。他只是一古脑儿地上，于是，就看见他一天到头扎在了水池边，洗个不停。妹头对尿布把关很严，不仅用眼睛看，还用鼻子闻，必须闻不出尿味，又闻不出肥皂味，才算合格。阿娘看见他埋头苦做，总是用惋惜的口气说：男做女工，越做越穷。妹头当然能听出她挑拨的意思，有意还要小白多做，还要在阿娘面前差他，表示不理会。小白受了苦，还要受她们的气。她们彼此的意见，都是通过折磨小白来体现的。 这一老一小两个女人，都是老派里夹缠点新派，各有一套经过改良的传统，新生的小毛头，且又像一条纽带，将她们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各人都有各人的权力，妹头仗的是，小毛头是她肚子里生出来的，阿娘仗的是，小毛头是她的曾孙子，是他们家的正传，妹头说到底还是外人。那妹头也不让了，说阿娘你其实也是外人呀，你又不姓他们家的姓。阿娘就说我怎么是外人，我是婆太太，已经坐稳了江山的样子。所以，妹头到底是不能不让她进房间来看小毛头。一涉及小毛头，矛盾又来了，阿娘要把小毛头捋直了，包一个蜡烛包，这样长大不会罗圈腿。妹头说大热天，痒子都要捂出来的，不等长大，就要热死了。非把蜡烛包打开，阿娘趁妹头在灶间，偷偷又包上，妹头再解开。一来二去，倒把小毛头着了凉，半夜赶去挂急诊。于是，妹头坐在急诊间里哭，阿娘坐在家里哭，彼此怪来怪去。妹头发作说，要带小毛头回娘家住。在这同时，阿娘也有了个主意，就是从宁波乡下叫个远房亲戚出来，专带小毛头，让妹头上班去，不是已经出月子了吗？她不晓得现在有了新规定，产假可延至一年到一年半的。妹头和阿娘结下了冤家。 阿娘其实也是一种刁钻的人，现在是因为年纪大了，作了长辈，只得仁厚一些，但到了关键时刻，便也要露出来的。现在，阿娘进来出去，有当无的，总念叨一句话，就是"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张纸"；底下的含义不言自明，说的是妹头追小白。妹头气极说，我就让你"男追女"好了！就带着小毛头三天两头往娘家跑，不让阿娘看小毛头。后来她和小白离婚的时候，阿娘竟是站在支持的立场，为满足妹头关于房子的条件，她甚至想出了那么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让舅么搬过来，舅公的房子给妹头。反正舅公没有子嗣，她的子嗣就是舅公的子嗣。小毛头虽然判给了妹头，这点上阿娘又开通了，她想走到天边，小毛头还是他们家的人。她就是这样不能容妹头了。然而，意外且又意中的，在妹头离开她家的第二年，阿娘病重的时候，她一定要小白把妹头找来，要妹头答应同小白复婚。她简直是带着要挟地，说：我已经是要死的人了，你就不能答应我吗？妹头说：就算是这样，阿娘你也要讲道理呀，再说，你不会死的，你要活到小毛头结婚呢！阿娘听了这话，哭了，妹头也哭了。两人嘴上没说，心里都想起最早的日子里，妹头在小菜场帮阿娘排队占位子，买紧俏货的情景。那时候，阿娘的手脚多灵便，而妹头还是个小姑娘，拎着个篮子，活鱼似地在人堆里钻进钻出。妹头抬头看看，阿娘现在又躺回到了她那张宁波眠床上，帐子垂挂下来，染了几片傍午的阳光，她又想起了和小白在一起的时光。时间真是不留情，一天一天地剥夺人，一直剥夺到完为止。不过，总算有了小毛头。阿娘问小毛头的小鸡是不是还有些歪，要注意正过来。妹头说没有的事，小鸡怎么可能歪，就算是歪，又怎么正得过来，这又不是橡皮泥捏的。阿娘就说，完全可以，把尿的时候，用手推过来，天长日久，就正了。妹头说，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推一把。阿娘说，你让我把吗？你从来不让我把他尿。过去的宿怨又涌上心头，冲走了方才那一刹那的伤感。小白就坐在外间，听着她们的对话，简直像独脚戏里的台词，可双方又都是严肃的。他感慨地发现，其实，她们是真正的一对。当然，这是过来以后再说的，在当时，他可没法那么洒脱地对待，他几乎是焦头烂额。 第九章 第九章 那是极其混乱的日子，心里憋了一团无名火，一直在找地方发泄。结果，有一日，妹头在仔细嗅过他洗的尿布后，指出有一股鸡屎的气味。他觉得妹头十分无理，即便是他没洗干净，尿布上应该是人屎的气味，也不会是鸡屎的气味，可妹头坚持说是鸡屎的气味。小白就责问道：鸡屎从何而来？上海市内又不允许养鸡。妹头反洁道：我正想问你呢，你从哪里弄来的鸡屎？他怎么缠得过妹头，一气之下，他就把这块尿布撕了。尿布是用旧的细绒布做的，十分绵软，却有筋道，还撕不动。他就去找了把剪刀，剪一个口子，撕一条。整个过程因此拉得很长，不像是一时发怒，倒像是有意为之。他的怒火无法一泻倾之，就更加积蓄起来，堵在胸口，郁闷得很，眼泪都快流了出来。而妹头竟还不放过他，她很冷静地看他撕完了这条尿布，然后，猝不及防地抓过缝纫机上的，他写了一半的稿子，他现在就沦落到这个地步，只能在缝纫机上写作，妹头抓过他的稿子，撕成几半，还不够，又揉成一团。小白浑身颤抖着，手指着妹头要说什么，最终却是哭了出来。他转身出了家门，走到马路上。 天下着雨，他也没带雨具，一个人走在雨中，真是凄凉得很。他任凭雨水和泪水交流在一起，就像一个壮士。可他哪里有这样博大的情怀，他连痛苦都谈不上，尽是些鸡零狗碎的烦恼。他一个人走到人民广场，坐在平素常坐的水泥桩上。雨水将广场上的方砖洗刷得很干净，几乎没有人，因此显得天地更大了，而他是渺小的。天阴着，看不出时辰，他也不关心这个。只看见广场周边的马路亮起了路灯，本来是灰暗的颜色，现在有了一种昏黄的暖调子。他心里开始平静下来，但却很空。他努力回想方才发生了什么，于是又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想了起来，最后一个细节是妹头将他的稿子团了起来，好像在团一张旧报纸。他一点也想不起来，这篇稿子写的是什么，a和b的对话进行到哪一个章节。他怀着些自暴自弃的快乐站起身，走回了家去。雨呢，早已经停了，空气爽朗得很。这些，也都帮助他安静下来。 他走进家，推开房门，看见妹头背对着他，在熨衣板上熨东西。雨天里，尿布全靠熨斗熨干的。电灯在她头顶，光洒落下来，也是酱黄的暖调子。妹头听见门响，回头看见他，朝他笑了一笑。有些讨好，又有些戏谑的笑容。他这时才看见，她熨的是他的稿子。那稿子已经用糨糊拼贴好，正用熨斗熨平，熨平的几张放在干净的尿布上面。婴儿睡熟了，但被推到了墙边，妹头把他的被子从沙发搬到了床上。他吃了蒸在锅里的饭菜，又洗了澡，躺进被窝。妹头也收拾了熨板上了床。她挤进小白的被窝，皮厚地说，要让小毛头从小锻炼一个人睡觉，长大是不是可以不要女人。这一晚上，他们一家三口窝在一张床上，翻过来折过去都是人。那小小的一个婴儿，似乎比两个大人还人气重，奶香挟裹着尿臊，还有肉的汗酸，热烘烘的，充满了房间，有一种甜蜜的窒息感。他拥着妹头的温暖的背脊，心里十分想不通，如此平庸的生活，怎么会被妹头过得这样喧腾。 妹头现在时常回娘家了。娘家已经改了样，哥哥在东北安家，孩子却送回上海，预备在上海借读。小弟在家结了婚，将大房间横断拦了三分之二，给他们做房间。再直向地隔出一条沿墙的走道，可以不经过新人的房间，通到父母住的内阳台。内阳台扩充了有一倍，但要住两个老的，再一个小的，还是全家人吃饭聚集的地方，就显得相当逼仄。父母原先的对床已经换了一张双人床，小东北是睡沙发的。一个家庭是经过了重新的分解与组合，变得有些散漫，而且零乱。照理说是经历了变故的，并且，生活似乎在走下坡路，可奇怪的是，妹头的爸爸妈妈并不显老，也不显得有什么失落，他们只是略略比以前不讲究了些，比较好将就了些。但是并没没有任何受压榨的憔悴萎缩之状，还因为有了孙儿孙女，流露出安详和仁慈的神态。他们是一对从壮年自然过渡到老年的夫妇的典型。他们遵循着一些简单的，基本的道理，从来不打算去违背这些道理，而自制出一些新的来。这就使他们在每一个时间段上，都承起义务和享受乐趣，同时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他们对子女、儿孙的爱和责任，也是遵循常理的，从来都有着分寸，寄予的希望也有分寸。所以他们的心情就不会太为儿女的命运，遭际，以及态度左右。他们和下一辈之间自始至终，都是留有距离的。这或许是有一些出于利己主义，可这利己主义并不损害他人，就谈不上有什么坏处，甚至，还有些好处，那就是他人也不必对他们负有回报的义务。他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和所有回娘家的女儿一样，妹头回到娘家，也要述说小白家的坏话。她的爸爸妈妈听是听了，却并不怂恿她，更不留她过宿，而是说：你看，家里哪有你睡的地方？自然也因为是女儿，心理上要接近一些，妹头妈妈也会向她述说她弟媳妇的不是。这一回，又轮到妹头有理智了，她一点不揣掇母亲。因是联想到她在阿娘手下的处境，还多少有些同情弟媳。再说，她也不是看不见，母亲一边控诉媳妇，一边十分地疼爱小孙女儿。这倒是一贯的，她母亲从来是比较喜欢爱娇的小姑娘。她将小姑娘稀薄而柔软的头发，编出各种花样的发型，把她打扮成一个娃娃，这使妹头想起她的童年。但因妹头不是一个沉湎儿时的人，所以，这并没有激起她的感伤，仅只是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情景，一闪而过了。她现在回娘家，倒是更多地到薛雅琴家玩。薛雅琴请了长病假，不上班了，每月只拿一些象征性的基本工资，靠阿川养她。阿川则正式辞职，专做服装生意。他在较为偏西的区域的服装街上，租了一个铺面，雇了个安徽女孩，替他看店，自己脱出身去进货。所以就经常不在家，而是往深圳，珠海，石狮，集美，这些南边地方跑。薛雅琴的儿子刚刚上学，婆婆又在年前去世，姐姐妹妹都出了嫁，家里就剩她一个人。平时十分清闲，也很欢迎妹头来玩。于是，两人就又回到从前做小姐妹的时光，你来我往，朝夕相处。 女人之间的好，其实是很任性的，也很实际，只要需要，只要想好，就能好起来。或者就是反过来，坏下去。在这点上，妹头尤其更甚。她是个能够左右局势的人，而薛雅琴则比较被动。如今，妹头和薛雅琴正处在彼此需要的当口，彼此就都想着对方的好处，很快续上前缘，好到割头不换。境遇毕竟是能改造人的，薛雅琴现在自信多了，也会打扮了。她穿着甚至要比妹头时新，因为妹头正处在最不在意穿着的时期，那就是刚有孩子的时候，一心都在小毛头身上，自己好像不存在了。她身上常染着奶迹，孩子的口涎和尿渍，又因不上班，更没必要穿戴整齐了。在这个季节里，她自始至终替换着两件小白穿旧的格子衬衫，一件灰绿格子，一件灰红格子。裤子也是小白的，怀孕时穿惯的那条，因为宽大，又是草绿色，看上去就像一条军裤。头发也没心思剪烫，在脑后夹了一个尾巴，散了些碎发，就像是个女学生，或者小保姆。薛雅琴却已经度过这个时期，加上阿川是做服装生意的，进来的衣服都要先让她挑一遍。在淮海路上生活了这些年，耳濡目染，不说学，薰也荞薰出来了。她现在做了一个极短的发型，后面看起来完全是男式，但前面留了较长的额发，烫过后翻卷上去，特别配她的有棱有角的方脸型和大眼睛，有一种越剧里小生的妩媚。衣服呢，常是宽肩窄身，齐膝的一步裙。看上去很正式，好像随时准备出席礼宾场合，也是和她形体相貌配合的。她也学会了化妆，本来暗淡的肤色便焕发了。总之，她看上去很亮，甚至有些过于艳丽了，就稍稍乡气了一些，但光彩照人。即便是如此鲜明的差异，妹头仍然是主宰者，薛雅琴仍然是依顺和服从的地位。在她光鲜的外表下，总是有一种"木"。妹头呢，这一派的泼辣和邋遢，在她身上，反体现出一种风趣。 有时候，阿川在家，小白也来妹头家看望岳父岳母，他们四个人就凑起来打一桌麻将。这是四个完全不同的人，可在麻将的兴趣上，竟是一致的。这里含有一种单纯的刺激，它以简单的竞技性达到无限的可能性。小白现在已由一家大出版社为他支付基本工资，请下长假，写作一本新书，依然是a和b的对话的形式。他基本成为一个操文字生涯的人了。并且，在写作的圈子里，他可称得上是个名人。但这并不妨碍他和妹头他们打麻将。这就是小白的可爱之处，他从来不拒绝平庸的诱惑，他甚至还有点放纵自己。当然，这也是因为有自信，自信是超凡脱俗，就不害怕有堕落的危险。而他不会想到，这一点，却被妹头利用了。她不了解他的思想，可是她了解他的感官，她本能地知道什么是可以羁绊他的东西。她做好吃的给他吃，想好玩的和他玩，她几乎每晚都和他缠绵。后来，到了他们摊牌的时候，妹头坦白说出，她所以和他每晚纠缠，是为了不让他有精力去到外面胡来。而妹头自己呢？却出了大轨。小白发现自己是这样被妹头肆意占有着，他的婚姻生活原来是受虐的生活，真是悲从中来。 此时，他们在麻将桌上，玩得挺好。比较起来，阿川牌艺最高。因为经常和生意场上的朋友打牌，锻炼较多。他记忆极好，可将几家的出牌全盘记下，从中推出各家的局势，再对阵出牌。但却失在野心太大，一味要做大牌，不肯做小牌，一点妥协都不干，所以，赢是大赢，输也是大输。其次，是妹头。妹头反应快，能够及时做出转变，审时度势，有大做大，有小做小。所以，均衡来看，还是她得分高。小白其实是智能最高的，他完全可能做得和妹头，甚至和阿川一样好，可是他比较沉溺于做牌的乐趣，不够现实，求胜心也不切。他毕竟是个思想者，有些虚无。他留连于牌的奇妙组合，以及偶然性的神秘，常常将好机会放过。他就比较不容易成牌。薛雅琴，智商无疑是要低一筹，但谁也没她手气好，正应了一句俗话：不会打牌的人最上牌。她就是这样，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样一来，他们四个人就基本上势均力敌，是很好的麻将搭子。他们四个还有一项好处，就是牌风很好，没有人会为输赢动气翻脸。阿川是大将风范，妹头天生就有镇定自若，处惊不变的禀赋，小白，则是名士派的，本来就不重输赢，薛雅琴生性迟钝，也是厚道，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过激的表现。所以，他们的牌桌上气氛也很好，一点伤不了和气。还有，他们也都是节制的，到底条件有限。阿川有生意，要跑码头，小白要写书，妹头拖着个小毛头，薛雅琴虽然闲，可她一个人闲顶什么？只听过三缺一，还没听过一缺三。就这样，他们至多一周打两次，打起来，也决不通宵达旦，风气很好。 麻将桌上结成的友谊也是很亲密的，两对夫妻背后免不了要说说对方的不是，但这也是极好以后才会说的。事实上，他们相处得很和谐。阿川有时候出去进货，妹头会带了小毛头和薛雅琴一起睡，让给小白清静，好赶稿子。薛雅琴现在住得很宽敞了，一大一小两间房间，就住他们夫妇带一个儿子，又有了钱，装修一新，很舒适。阿川现在每次进货回来，不仅要让薛雅琴挑拣喜欢的衣服，还要让妹头挑拣一轮。妹头要比薛雅琴慎重得多，薛雅琴挑十件，妹头只挑一件这样的比例。因为妹头手头毕竟不如薛雅琴宽裕，也因为妹头的眼光比较苛刻，而薛雅琴却有些拿不准，宁可错十，也不漏一。并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妹头知道这些衣服其实都是旧的，谁知道是什么人穿过的呢？心下总有些嫌恶。要不是有一些实在是喜欢，又实在便宜，这些衣服大都是论包或论斤两收进的，阿川本意是不要妹头钱的，但妹头一定要给，才象征性地收一些。 阿川一回到家，将这些衣服摊了一地，妹头和薛雅琴就在其中翻捡着。这些来自南边的衣服，大都是轻薄透明的化纤尼龙的质料，色彩鲜艳，镶着繁复的蕾丝，式样相当夸张，做工且十分粗糙。它们散发出一股不是不洁净，也不是洁净的气味。很暧昧不明的。好像包含着一些来历，却又无从寻查，确证。但是，这些衣服带来了一股开放的气息，它以它的粗鲁和新颖，冲击着这个城市的傲慢偏见，打破了成规。妹头再是嫌恶，也按捺不住好奇和兴奋，她比薛雅琴更仔细地，一件件审视这些衣服，为它们设想最佳搭配。她和薛雅琴一起，用洗衣机将衣服洗涤一遍，再将它们熨平，这样，它们变了一个模样，变得高雅了一些。妹头还对它们进行一些小小的改造，比如，把有些特别薄而透明的衬衣的垫肩拆除，免得看上去就像是两片补丁，而给另一些宽肩阔袖，质地垂挂的装上垫肩，夸张它们的宽和垂。将一些大过累赘的蕾丝去掉，而给一些过于平淡的缀上蕾丝。有的配上腰带，有的则配一个别针。她还将这些零散的衣服自行配套，配成一身一身的，让阿川挂在铺子的壁上。而且，妹头别具慧眼，她总是能够一眼看出，哪一种款式正当时令，而另一种则即将过时，然后建议刚川定出天壤之别的价格。她很超前地认识到，价格有时候也能制造和率领潮流。因此，有一些价格是可以商量的，有一些却雷打不动，宁可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又怎么？她又不是不知道这些衣服的真正价值。后来，妹头甚至比薛雅琴更加盼望阿川回来，他回来，就能带来那么多的新鲜衣服。她还催着阿川赶紧再出去，出去收进个新鲜的衣服。这些衣服款式更替得这么快速，叫人目不暇接。妹头真是欣喜得很，每一次，看见阿川扛进一大蛇皮袋的衣服，她都急不可待地打开来，往外掏着，又有什么新东西在里面哪！她就像一个接受节日礼物的小孩子。 等她一年半的产假满了，临到回厂上班，而厂里效益则在大幅度下降。由于原材料减缩统一配给，逐步走向市场，产品价格又无法自行提高，厂里不得不停了一半以上的机器。这时候，阿川便提议妹头跟他做生意。妹头说，当我外来妹啊！阿川说怎么敢，是请你做老板，我们合伙。妹头就说我又没本钱。阿川说你出智能，折合本钱。妹头问：说话算不算数？阿川反问：我几时说话不算数过？妹头哼了一声，表示不信，阿川就举出例子：我说和薛雅琴结婚，不就结了？妹头再一想，果然阿川从来没有食过言，就不说话了。不过，她也还是交给阿川七千块钱作为投股的本钱。小白正好得了一笔稿费，再加上平时的积蓄。小白知道妹头是个精力旺盛的人，她总是要给自己找事做。现在，婚结了，孩子生了，养到可以进托儿所了，她再做什么呢？那么就做生意吧！小白不指望她赚钱，却也不怕她赔钱，二话不说，就让她去了。妹头帮阿川做事，薛雅琴也是高兴的。因做生意总是有风险，现在妹头也上了船，就算是同舟共济了。在妹头为小毛头联系到托儿所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就帮着妹头带孩子，让他们两人专门做生意。等到孩子安顿下来，妹头到理发店剪烫了头发，重整装束，就跟了阿川到南边去进货了。 一周后回来的妹头，黑了一成，瘦了一成。她洗一个澡，睡一大觉，都没来得及和小白说上几句话，就跑到阿川家去整理服装了。她到南边走了一遭，亲眼看见在那些沿海的小镇，深长的巷子里，制作服装的工场一间挨一间，缝纫机嚓嚓地响成一片，粗制滥造着各色服装，然后再缝上名牌商标。制作名牌商标的工场也是挤挤挨挨。旧衣服的市场更是一眼望不到头，全国各地的商贩张着蛇皮袋，就像农人盛粮食一样盛着衣服，一袋袋地过镑，付钱，扛走。要不是身临其境，你是万万想不到，当代的时尚就是从这样的地方发源，流向各地。这些潮湿，闷热，飘散着海水和鱼虾的腥味，由于壅塞了内地的打工者而拥挤，嘈杂，混乱，充满犯罪和疾病的小镇，就是我们的时尚的源头。 这一周，妹头不仅了解了货源的情况，也了解了阿川做生意的方式。阿川多少是有些凭了蛮力做的。他大进大出，其实是薄利多销，是缺乏策略的。妹头和阿川商量，他们的生意要以牛仔裤和布制衬衣为主。因为她看下来，这是服装潮流中，发展最为稳健的两项，一般来说，它们万变不离其宗。而且，从制作的流程和工艺来说，这两项也较为成熟。生产的批量大，成本就低，赚头也大。所以，他们的生意中，至少有一半要是牛仔裤和布制衬衣，再一半做时装，高价位的，旧衣服只可搭一点，卖统货，极低价。由于这些旧衣服往往式样夸张怪诞，便给人稍纵即逝的印象，这反而证明了这是一家很负责的时装铺，那些高价位的时装也变得可信了。阿川认为妹头的看法很对，很受启发，决定一回来就着手修改店铺的门面。两人都是火辣辣的性格，做事情很上劲头，一时间，店铺面貌一新，生意也面貌一新。生意一好，货就走得快，必须更快地进货。于是，又雇了一个外来妹，和原来的那个一起看铺面，这样，他们就更脱得出身了。 第十章 第十章 妹头已经把这条线走得很熟了。也遇上过几次险情，但凭着她的机巧和阿川的蛮力，总能化险为夷，循着不打不成交的常理，有几回交过手的对头，也成了好朋友，互相都用得上。这一点，妹头也给阿川帮了忙，她有人缘，更多的时候，人家是看妹头的面子。在服装街上，妹头也很注意关系。晓得生意好招人嫉，她就适当地让一点生意给别人做，一点不骄横。但别人也不要想欺她，欺了她，倒霉一辈子。阿川从小就对她服帖，现在更是没话说。两人就像是倒过来了，本来是妹头跟了阿川做生意，现在却是阿川跟了妹头做。他样样都依妹头，能不依吗？妹头说的都有道理，都是为生意好，而且态度也不坏，商量的，建议的，甚至恳求的。妹头记得自己做生意是阿川挑的。这就是妹头，而不是别人了，她知恩图报。现在，服装街上的生意淘里，都称妹头"老板娘"。这称呼是不太妥当，可妹头也没办法每一回都纠正，就随他们叫去。叫多了，也应，慢慢就变得自然了。后来，有一回，小白送孩子到服装街给妹头。妹头不在，问上哪里去了，隔壁铺面里的人说，和他老公吃饭去了。小白晓得这"老公"是指阿川，也晓得人家是误会了，根本没往心里去，他把孩子交给看铺面的外来妹，就走了。 妹头的装束也是老板娘的派头。她从不穿自己铺子里出售的衣服，而是让两个外来妹一人穿一身。她亲自为她们挑选，搭配，线袜，头饰，鞋，都要经她过眼。她把她们装扮得有些乡艳，妩媚活泼，表明着她们受雇且受过调教的身份。她自己是穿一条牛仔裤，高腰小裤腿，一般的中等的品牌，却是正宗的，从可靠的专卖店买来。上面是一件男式的条纹休闲衬衫，宽大的圆后摆罩到腿上，一双意大利软皮平底鞋。是低调的时髦。有时则是丝织的中间色的时装裤，有垫肩的西服领的丝衬衫，白色，或者亮一些，铁锈色，下摆束进腰里，足下便是高跟鞋。比较女性化也职业化。发式总是短的，但波形要比从前夸张一些，经过焗油，也更乌亮了，稍稍亮得有那么一点不真实，有点像假发。脸部，她化了浓妆。倒不是有意要化浓妆，而是不知不觉之中。凡长年化妆的人，往往都会越化越浓。她们的眼睛日渐习惯亮色，宁有过之而无有不足，不由地就加重了色彩。也还是为了掩盖辛劳奔波的倦容，以及妆粉侵蚀而变得粗糙的皮肤。她的妆就也有些夸张，眼圈很深，很大，大白天也画着显著的鼻引线，用的粉底是覆盖力较强的一种，再扑上定妆干粉，就像罩了一个壳。最欠自然的是妹头的嘴，因她是那类旧式的美人嘴，今天看来就嫌小嫌薄了，于是就往大和厚里描，明显地超出了天然的唇线，就好像嘴上面又套了一张嘴似的。这样的妆真是有些俗艳的，而且透着粗鲁的生活的痕迹。但由于妹头分得略开的双目，杏眼，微翘的界尖，还有脸颊柔嫩的线条，这些都有着一股轻灵的稚气。所以，这个粗俗的妆就变得天真了，它有一种卡通的效果，至多是叫人觉得滑稽。小白有时会注意到她奇怪地改变了的脸，惊诧地说：你就像一个熊猫。因是那样稔熟，接近地生活在一起，人们特别容易忽略表面的东西，而表面的东西有时候却是事情的征兆。 这些从南边进来的货有时也会临时堆放在小白的家里，这时候，房间里就壅塞着一股陌生的气味。这气味一分混杂，有化妆品的脂粉气，各类香型的香水味，洗涤剂的气味，药品的麝香和薄荷味，再加上淋雨受潮又阴干的布臭味，帆布的浆作味，羊毛的膻味。在这许多说得出名目的气味之下，还隐匿着一些说不出名目的更复杂的气味。好像是什么人身上的体味，油汗味，种种分泌物的怪诞气味。凡此种种合在一起，便十分强烈，而且极有洇染力。尤其在那种气压很低，湿度很大的梅雨的季节，它们可滞留数十天之久，不能消散。它们特别叫人郁闷，而且不安。 这一天，小白正坐在屋里写东西，忽然觉着身后似有什么悉索的动静，回头从开着的房门看出去。隔着吃饭间和灶间，可看见敞开的后门口的弄堂，弄堂里很亮，充盈着午后的光线。门口有一个人，正伸头往里探着。因是背光，又隔得远，看不清是谁，小白以为是个无关的过路人。待要重新回头到书桌上写着的东西里，却见那人很固执地站在门口，并没有离开的意思。他再注意地向那里看去，发现这人是认识的，是妹头的朋友，薛雅琴。他略感意外，站起身迎出去：薛雅琴，你找妹头吗？薛雅琴见他出来，不由自主地往后缩了一下，说：妹头不在吗？这时，小白已经走到后门口，站在她对面，这会儿他看清了薛雅琴。她脸上重新有了那种瑟缩的表情，眼光犹疑不定地从小白身上滑过，看着他身后黑洞洞的灶间。小白说：妹头在店里面，你去那里找好了。薛雅琴说：好的，我去店里。她斯斯文文的，欲转身离去，又站住了，然后说：其实，我是找你，小白。小白更觉意外，说：那你就进来说好了。她却不肯进去，很有顾虑地伸头看着。小白满腹狐疑，就提议：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坐坐。他让薛雅琴等他一会儿，进去拿了香烟和打火机，锁上房门，再又出来。薛雅琴则又要小白管自己走，她跟在后面。小白兀自走出弄堂，走过马路，上了前面的淮海路。有几次他回头看，薛雅琴便一躲，好像怕给他看见似的。小白觉得十分滑稽，并且荒唐，但又觉得薛雅琴是真的有什么事情。他穿过马路，走进一家食品商店，在咖啡座上占了一张圆桌。不一会儿，薛雅琴也到了。他要了两杯所谓"奶咖"，是用温吞水冲泡的速溶咖啡，"知己"没有化开，浮在面上，屑屑粒粒的。桌面上铺了塑料薄膜，粘着手和衣服。整个情形都是令人极不舒服的。又捱了一会儿，薛雅琴说道：小白，你好好给妹头说说，但不要说是我对你说的，你就说是你自己说的。小白被她绕口令的话弄得十分厌烦，可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半。他继续耐了性子听薛雅琴绕，渐渐绕到了主题：这不光是我和阿川的事情，也是妹头和你小白的事情，我思来想去--小白在心里奇怪了一下，薛雅琴会使用"思来想去"这么个词汇--我思来想去，薛雅琴说，还是来找你小白，你是知识分子，讲道理，也上路，她絮絮叨叨着。小白此时的厌烦远远超过了恼怒和震惊，他想，妹头将他扯到了这般无趣又无聊的纠葛里面，他竟和对面这个顶颟的女人处境相同，实在是不可理喻。他不想再听薛雅琴絮叨，而是转过头四下打量了一番。他想起他曾经和妹头一起在这里吃过刨冰，那时候这里非常清洁，刨冰做得很地道，可算上乘的消费。他回忆起那时候刨冰下面的赤豆，一颗颗又大又饱，非常酥甜。这就是那时代的生活，简单，朴素，但是货真价实。这段往事并没有使他感伤，他一心想着如何尽快摆脱对面这女人。 极度的厌烦，竟使他一连三天没有向妹头摊牌。他仅仅是比较地沉默了些，其实，已经有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是很少话了。妹头早出晚归，还要出门跑码头，他基本是过着单身的生活。但是，妹头是何等样的人？她发觉了不对，由于自知理亏，就格外有眼色。小白的沉默，很像是一种城府，似乎有什么重大的举动跟在后面。妹头这几天过得很不安，她等待着小白发作。可小白就像哑了似的，无甚表示。后来，妹头甚至以为小白是对此事无所谓的，这就使她心头火起了。这一天，她又要出门了。她告诉小白，她要去南边，小白说：好的。妹头又说，我和阿川一起去的，小白又说：好的。妹头从来没有这样给小白拿住的时候，她只得不讲理了。她蛮横地说：我给你打过招呼了，一切后果由你负责。这句话小白实在听不懂了，可他心里就是厌烦，厌烦，厌烦！他一点没有兴趣和妹头接火，干脆不说话了。妹头把门砰地一声摔上，走了。这一声响倒是把小白摔得清醒了一些，他冷静地想道；怎么还是妹头凶呢？可是，再一想，他又能怎么办？于是，他便想到了离婚。想到了离婚，他忽然就安宁下来，心里一直壅塞着的那股污浊的感觉也褪去了。并且，因他向来是个滞于行动的人，所以，妹头不在家倒帮了他，使他可以不必立即着手"离婚"这件事。现在，他希望妹头越晚回来越好，反正，他已经做了决定，再不会有什么改变了。 可是这一次妹头却很快就转了回来。她正和小白相反，她决不能让事情这样不明不白着，她一定要搞个究竟。她回来的时候正是早晨，孩子已经让小白的妈妈送去托儿所，小白因为前日晚上开了夜车，还未起床。房间里四处摊着孩子的玩具，换下的衣服。外面的饭桌上放着酱菜，腐乳，冷油条和泡饭，等着小白起床后吃。这是一日中最乱的时刻，叫人意气消沉。妹头这时候进门来，照例拖了鼓鼓囊囊的一大蛇皮袋。小白忽然从床上跃起，将她的蛇皮袋向门外踢去。蛇皮袋臃肿，庞大，而且柔软，他这一脚就像踢在棉花包上。蛇皮袋略歪了歪，没有动。他泄气地回到床上，将被子蒙了头，一言不发。但他的这一发作，还是使妹头满意了，她想：小白你到底不是没什么的！而且，她感到了小白的可怜，小白真的很可怜。她想起他拿了那么小的一个牛奶锅去买油条，油条只能站在锅里的情景，心里软得要命。她走到床跟前，摸摸小白露在被子外面的一丛乱发，小白一动不动。小白，妹头喊他。小白听见她的声音，忽然感到无尽的委屈，便流下了眼泪。妹头感觉到他的抽泣，也流下了眼泪。她隔了被子抱住小白，哭着叫他：小白，小白。小白开始想挣，挣不动，就罢了。被子把他裹得那么紧，眼泪又哽住了鼻腔和咽喉，闷得简直透不过气来。两个人被里被外地哭了一会，小白终于挣脱了出来。伸出半个身子，停了一会儿，他说：怎么办？妹头说，随便你。小白就说离婚，妹头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两人谁也不看谁地坐着。平静了一会，小白正过眼睛，看见了妹头的侧面。夜间旅行，再加方才哭了一场，脸上的脂粉斑斑驳驳，蓝的眼影，黄的粉蜜，红的唇膏，混在一起，成了一张花脸。小白又有点可怜她，就松了口气：那你说怎么办？妹头冷笑了一声：我还能说什么吗？我算是输给你了，其实，你又是什么好人呢，还不是我抓得紧！小白不禁奇怪地问：你怎么抓得紧？妹头就说出了，每天与他缠绵的真相。小白深深地感觉到受了欺凌，他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跳下床，套上裤子，简短而又果断地说了两个字：离婚！ 他和妹头的离婚顺利经过通常的那些手续，有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就是他们两人的结婚证没有了。在几年前的一次吵架中，妹头把它们撕得粉碎，扔了。谁知道还会有用得着的时候，并且是在离婚的时候。所以，他们只得又补了两张结婚证，才算完。 他和妹头办完离婚，就好像前嫌尽释了，他问了妹头一句：阿川会和你结婚吗？妹头冷笑道：我要和他结婚早就结了。这话说得固然不错，但毕竟带了一些苍凉。此一时，彼一时，阿川现在是不会和妹头结婚了。男人大都不会和婚外关系的女人结婚，再说，在他们的生意淘里，婚外关系是无所谓的，阿川可能是会对妹头有几分真情，但一旦混入生意淘里，事情也就变了面目。而老婆是可靠的，稳定的。更何况是薛雅琴这样的老婆，凡事都不大计较，一点不妨碍的。她还给阿川生儿子了呢！宁波人是重子嗣的，尤其是阿川这样，父亲早逝，又是独出的儿子。再反过来说，妹头也未必对阿川有真情，单是为了薛雅琴这一层，她就不会把阿川放在眼里。但阿川确是动了她的欲念，这种欲念好像在他们之间埋藏很久远了。当他们头一次发生那样的事情时，两人不约而同的，耳边都响起小时候，阿川的自行车骑向妹头她们的橡皮筋，妹头逼人的叫声：你骑！你骑！你骑！这是翻成普通话的说法，沪语里"自行车"是被叫做"脚踏车"的，所以，妹头叫的是：依踏！依踏！依踏！这个"踏"字发音"哒"，音更短促：依哒！依哒！依哒！他们耳边响着这声音，有一股施虐和受虐的刺激，加强了快感。这是在南边一个叫"东莞"的小镇上的旅馆，气候炎热而潮湿，窗外是挤挤挨挨的屋顶，破碎的瓦爿上林立着电视天线，挂着一些肮脏的塑料袋。他们出生并长大的上海，那条城市中心的弄堂，一下子退到无影无踪，他们都好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他们一下于变得如此相像和接近，他们均是充斥着旺盛粗野的欲望，还有活力。 离婚后，妹头带了孩子搬到隔了一条横马路的舅公的房子里。小白的房间，先是去掉了一半家具，然后，紧接着就填满了更多的舅公的旧东西，那张宁式眠床又回来了，老迈而多病的舅公，从早到晚睡在上面。孩子虽然跟了妹头，但因这里是他住惯了的地方，所以，几乎每天都要来，三顿饭里有两顿在这里吃。甚至连妹头也一起来，熟门熟路的，倒反比过去更热闹也更杂沓了。小白就在西边开发区里借了套一室户的工房，搬过去住了。生活陡然地清静下来，变得很单纯。开发区的夜晚是寂静的，他这才发现他在喧哗的市声里已经生活得多么久了。远处有几部塔吊在工作，塔吊上的灯在夜雾中一明一灭，更显出了夜的辽阔空旷。他的思想便在这空廓中活跃着。 就这样，他开始了真正的写作人的生涯。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在一起讨论着思想和写作。但这许多朋友中并没有阿五头。阿五头依然住在他们家的老式公寓房子里，读着（周易）。他和小白已经很久不通信息了。在小白结交的朋友中，常有年轻的女性。她们思想开放，特别喜爱清谈，其中有一个做了小白的女朋友，他们的关系甚至发展到了同居。小白却不打算与她结婚。倒不是说他惧怕婚姻，而是觉得他与女朋友的关系有一种不真实的性质。他们是思想的伴侣，婚姻却是，生活。而他多少有一点惧怕生活。后来，女朋友主动了断了这样的、没有结果的关系，另寻归宿。女朋友的离去，使小白伤心了一阵，他感到了一个人生活的寂寞。于是，他又有了一个女朋友。但这一个是比上一个更没有婚姻的希望了，因为更加不真实。前一个到底是小白第一个情人，要从思想的接近和交流来说，她又可算是小白的第一个异性朋友，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影响，有过一些动情的时刻。而这一次，似乎只是对上一次的某种模拟和重复，不管承认不承认，是有些填补空白的意思。之后，小白也还有过另外的，或长或短的异性经验。这些异性像流水一样从小白的生活里流过，陪伴着小白的孤夜。小白住的这座楼的周围，渐渐矗立并簇拥起高楼，最终，这座旧楼宣告废弃，将进行爆破，夷为平地，再建新的大楼。小白便搬出了这个套间。这时候，他已经在开发区另一角的高层里，以按揭付款的方式买下了一套两室一厅。他住进了新居，夜晚，拉开窗帘，见已是万家灯火。 他很少回家。舅公和阿娘相继去世，哥哥去了美国，将父母接去探亲，姐姐一家则从住房逼厌的婆家搬回了老房子。他就更少回家了。儿子有时会来看他。他已经是个小小少年，迷恋电视和游戏机，和他并无多少话讲。他从来就不怎么喜欢孩子，觉得他们很麻烦，现在就更不谈了。他只是替儿子支付生活费，交纳学费，还有赠送礼品。妹头的消息时有时无，最新的一个是，妹头出国了，去的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略有些惊奇，想妹头怎么会去那么一个冷门的地方。但再一想，又觉得妹头和这地方相配极了。小时候，这城市的大大小小弄堂里的孩子，都是用一句沪语的谐音，来记诵地理课上的这个地名，叫做"玻璃木梳眼泪水"。谁让它有这样奇怪的冗长的发音呢？就这样，"玻璃木梳眼泪水"。他们念经似地背诵着，心里其实并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个地方，谁会叫做"玻璃本梳眼泪水"呢？可妹头果真去了。 现在，他走在熙攘的街道上，迎面而来，最触目的，是年轻美丽的女孩子们。她们一律穿着最为时尚的衣着。由于时尚，她们的面目彼此就有些相像，而不是以往那样，每条马路的女孩子都有每条马路的风范，她们各不相同。在他从小长大的淮海路上的女孩子，有着特殊的脸相，她们渐渐地出现在他眼前。有"淮海路上一枝花"的端正的鹅蛋脸型，这种脸型轮廓特别匀称，额，颊，眉棱，下颌，线条紧凑而柔和，在颧和腮之 间，有些微的凹陷，这一处凹陷使得脸部有了股伤感的格调。这种脸型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些憔悴，这就是那伤感格调忽然间并发的缘故。"七○届的拉三"的脸型比较华丽，色彩相当强烈，从细节看，不是那么均衡，但每一个冲突，都得到有效的解决，结果是，整体的和谐。由于它性格突出，所以，并不是每个角度都是好看，某一个角度，甚至颇为难看，可这难看也是有色彩的。总之，它招人眼目。玲玲是有些怪异的脸型，她的近乎透明的白皙，浅蓝的眼白，微黄的头发，还有包着的嘴形，流露出的是诡秘的情调。没有人说她像异国人，她不是那种异国人的形象，但她怪异。她特别适合她后来选定的发型，就是将头发梳向一侧，在一侧的耳畔系起一束，这加强了她的怪异。淮海路上还有一种脸相，是有些像动物，比如说，狐狸。吊眼梢，尖下巴，鼻子细长，嘴，阔而扁。这种脸相的女孩子，大都聪明活泼，但是也有些刁，口齿尖利，不怎么好相处。再有一种类型是接近亚热带的种族，肤色黝黑，小而圆的头部，面部肌肉结实，瞳仁的颜色特别深，眼睛的重睑阔而显著。她们大都是小个子的女孩，动作富有弹性，适合劳动和运动。许多脸相涌现在他的眼前，街上的女孩都换了脸，变成他所熟悉的那些。在她们中间，他好像看见了妹头。妹头的脸，是的，妹头的脸，是他说不出哪一种类的，可却无法混淆。妹头面目奇异地走在人丛里面，走着，走着，然后飞翔起来。她越过了那么多的各不相同的脸，飞翔起来，很多脸都落到了她的身后。她飞翔，飞翔，一直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在我睁开眼睛看这城市的时候，这城市正处于一个交替的时节。一些旧篇章行将结束，另一些新篇章则将起首。这虽是一个戏剧性的时节，可由于年幼无知，也由于没有根基，是领会不到其中过节之处的微妙，不免粗心地略过了许多情节。只有当剧情直指核心处，也就是说到了高潮的时分，才回过头去，追究原委。而一旦回头，却发现早已经事过境迁，人物两非，那原那委就不知该往哪里去寻了。城市的生活又带有相当程度的隐秘性，因都是些不相识不相知的人，聚集在一起，谁也信不过谁，怀着防范心，生怕被窥见了根底，就更看不清了。其实，有谁能一帆风顺地来到这地场呢？这地场多少带有些搏击场、生死场的意思，来到这里，谁都带着几分争取的任务，有着几分不甘心。所以就攒下了阅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故事。等我们赶来这城市了，这故事差不多已经收场，只剩下一些尾声，蛛丝马迹的。 说是交替的时节，旧篇章和新篇章，是因为这两种故事的完全不相同。它们看上去几乎毫不相干，除了时间上的连续性，情节、细节、人物都是中断的，终止以后再另起。它们呈现出孤立发展的趋向。或许所谓历史的转折就是这样，带有激变的形态。所以，当我睁开眼睛，这城市的人和事扑面而来，都是第一幕的性质。序幕呢，也已经在半知半觉中过去了，现在开始的是正剧。 时间大约是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光景。我家所在的弄堂前面，这个城市中著名的街道：淮海中路，梧桐树冠覆顶，尤其在夏天，浓荫遍地。一些细碎的阳光从叶间均匀地遗漏下来，落到一半便化作了满地的蝉鸣。我家弄堂口是一条街心花园，人们都叫它做小花园。花园后头是一排红砖楼房。样式是洋房，又不完全西式，在楼房的背面，连接有类似内地四合院格式的内天井，环着一周矮楼，顶上覆黑瓦，开有后门。前门的门厅十分阔大，座在高台阶上，说是底层，其实已是半层上了、我就读的小学校舍就分散在这排民居之中。其时，有许多小学校都是这样，和民居间杂在一起。但在我印象中，这排楼房里的居民都是深居简出，我们很少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日常生活紧闭在一扇扇阔大而厚重的门扉后头，莫测高深。以我们那种自我中心的心理来看，这些人的生活只是我们轰轰烈烈的小学生活的附属，是谈不上有什么意义的。这些木质沉重的门窗，隔音良好的墙壁，幽暗的走廊，顶楼，墙角，以及寂静无声，使他们很像一种幽居的动物：鼹鼠。我始终没有走近过那里生活的任何人。其实，这是和所有这城市的居民们一样的生活，可因为隔膜，他们就留给了我暗淡和没落的印象。我想，这个印象的名字叫做道民。这种印象还在其他一些时间和地点产生过，比如，在"文化革命"开始后的一九六九年。 这一年，我们本来是下乡参加三秋劳动，却因林彪的一级战备命令滞留乡间，一直到了这年的深秋。我在学校宣传队拉手风琴，因想家情绪低落，老师便派了我一个差，回上海修理手风琴。独自一人回家，路途显得有些艰巨，要经历多次转车转船，可我就像得了救似地上了路。到家已是傍晚，家中只有老保姆和弟弟。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姐姐在安徽插队，境况是有些凄凉，而我却安了心，多日的抑郁消解了许多。吃过晚饭，我便出门去给同学家里送信。因为划地段进的中学，所以我的同学们都是沿这条淮海路居住。我是自下乡以后第一个回上海的，就有许多同学托我捎信，包括一些平时并不亲密的同学。在这一个夜晚，我敲开了淮海路街面或弄堂里的许多门扇，这是我以前从未涉足过的地方。 其时，马路变得十分冷清。霓虹灯是早没了，橱窗也暗了灯光，只剩一些路灯，照射着行人寥寥的街面。是因为战备疏散了一些人，还因为没有心境，人和车都很少。沿街的窗户，贴了米字条，说是为防空袭的措施。这样的话，窗玻璃不至因为破碎而四溅开来，也不会发出裂响。这城市真是显得荒凉了，再加上秋风瑟瑟，梧桐落叶一卷卷地扫着地面。相比较而言，那聚集了我们班级和宣传队的老师同学的乡间，倒显得人气旺盛，颇勾人想念。但心情是平静的，我走在街上，才不过七点，就已经是夜深人静的样子。我挨家敲着门。这些门都不很容易敲开，半天才有人应声，半掩着人影，问我从哪里来，做什么。他们大都只让我送进信去，然后就关上门。我只得走开，去下一家同学家。有一些地址是不那么好寻的，号码是跳开的，待到找见，却发现是一个店铺，已经打烊。再绕去后门，则又迷失了号码。当我又一次兜进兜出地找着号码，结果是无望地干脆大叫起这同学的父母的名字。头顶上忽传来一阵子清脆可喜的小姑娘的声音，七嘴八舌问道是什么人找。抬头一看，是一个木阳台，面临着这一条窄小的横马路，也没有灯。阳台上挤着几个小姑娘，是比我们更小的一伙，大约刚上小学不久，其中有我同学的妹妹。虽然看不清她们眉眼，但她们灵巧活泼的身影依稀可见。她们是这个宵禁似的暗夜里，惟有的一点活跃，也是我这一夜的沿街寻找的惟有的一点光明。她们还很快活，轻松，无忧无虑，不像我们，已经初尝人世。 离开她们，再去下一家。那是在一幢大楼里。楼道没有一点光，黑得可怕。我扶着墙壁上了楼，摸到了这家的门。门，应声而开，伸出一张脸。因是背光，脸是模糊的，但轮廓是一个老妇。她听我说是她女儿的同学，立即让我进了门。这是一个狭小却完整的套间，我们所在的是一个呈等边三角形的门厅，倚墙放一张旧方桌，一面墙上是我方才进来的门，另一面墙上也是一扇门，门的上方镶了两块毛玻璃，透出灯光，好像里面有人，却始终未见走出。厅里还有一个老妇，是她家的亲友？她们一同把我让到桌边坐下，然后同我说话。她们不知为什么一律都把声音压得很低，还向我凑得很近。这样，她们的脸就在我眼睛里放得很大，并且走形，就有些类似铜勺凸起的一面上映出的人脸，两头尖，中间鼓。她们说的多是她家女儿的身体状况，如何不适宜在乡间生活。因这时节流传着谣言，说我们这一批中学生再不会回城，很快就要迁走户口。她们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可怖，那一扇亮着灯光的玻璃门也有些可怖。再有，房间里壅塞着一种气味，像是洇透了烟火油酱的木器的气味，来自我身椅的木桌，另一边的碗橱，还有橱隔档里的砧板什么的。温热的，熟腻的，也叫人丧气。我心跳着，盼着早点走出这套间。可她们将身子倾向我，说个没完。她们看上去非常渴望与我交谈。她们的口腔和身上、发上，也散发着那种烟火、油酱与木器混合的气味。那扇玻璃门后头的灯光一直照耀着，却没有一点动静。这间套间也给我鼹鼠的巢穴的印象，里面居住着旧朝代的遗民。他们的生活没有希望可言。尽管，其时，我们苦闷，前途莫测，可我们有希望。 就是这样，我们觉得，只有我们的生活是光明的。在我们快乐的小学生活之外，都是些离群索居的人们，他们的历史，已经隐入晦暗之中。 直对着我家弄堂口，是叫做思南路的小街。街身细长。于是，两边的梧桐树就连接得更紧了，树阴更浓密，蝉鸣也更稠厚了。这是一条幽静的马路，两边少有店铺，多是住宅，有一些精致的洋房，街面看上去比较清洁，和繁闹的淮海路形成对照。它是比较摩登的，也比较明朗，可它依然是，离群索群。它的摩登带着没落的寂寞表情。这是我家弄堂前的淮海路上，特有的情景，所有的摩登一应都带有落后的腐朽的征兆。这是一种亮丽的腐朽征兆，它显得既新又旧。这些亮丽的男女，走过淮海路，似乎是去赶赴上个世纪的约。他们穿着很"飞"，这是人们对摩登的俗称，还是对颓废的俗称。他们出人的场所均是昂贵的，华丽的，风雅的，比如西餐社。弄前的淮海路上有着一些著名的西餐社，"宝大"，"复兴园"。复兴园在夏季有露天餐厅，在后门外的一片空地上，桌上点着蜡烛。记不得有什么花木了，但从街前映过来的夜灯却有旖旎的效果。它有一道菜，名叫虾仁杯，杯中的虾仁色拉吃完后，那杯子也可入口，香而且脆。那时的色拉盘就像奶油蛋糕样，可应顾客要求，在上面用沙司裱出"生日快乐"等庆祝的字样。"老大昌"是西点店，楼下卖蛋糕、面包，楼上是堂座，有红茶咖啡、芝士烙面。在六○年的困难时期，这城市里的西餐社前所未有的生意兴隆，从下午四时许，门厅里就坐满了排队等座的顾客。虽然粮票是有限制的，但餐馆用餐则凭另一种，叫做就餐券的，专门购买糕饼的票证。而在那年头，许多贫困的家庭均是将就餐券放弃的。所以，它表示着粮食，却并不紧张。西餐社里排队等座的总是一些富裕而有闲的人们，那样的摩登的男女就在其中。他们穿扮得很讲究，头上抹着发蜡，皮鞋锃亮，裤缝笔直，女的化着鲜艳的晚妆，风度优雅。可这决不妨碍他们坐在西餐社的门厅里，耐心地等待着此一轮餐桌空出来，然后坐上彼一轮的，大快朵颐。有时候，餐桌实在周转不过来，不得不和完全陌生的人们拼桌。彼此的汤菜几乎混在一起，稍不留心就会伸错刀叉。倘若正好都在低头喝汤，不知情的人会以为，这是一个亲密的大家庭在融洽地进餐。而他们并不在意，毫不影响他们的食欲。好在，在此时进入西餐社的，大抵是一些相同阶层的人，经济水准也旗鼓相当。而我们虽然是新来这城市的居民，但因为父母是解放军南下的干部，父亲虽已贬职，但两人的薪水还比较可观。再加上少子女，没负担，这使我们生活优裕。母亲有时候，会对我嘲笑那些小姐们的吃相，她们带着文雅的敷衍的神情，然后冷不防地，张大嘴，送进一叉肉，再闭上，不动声色地咀嚼着。这城市的淑女们，胃口真是很好的。 那段日子，上午九十点钟的光景，爸爸妈妈会带着我去"老大昌"二楼堂座吃点心。为能容纳更多的顾客，楼面上均是长条的大统桌，人们像开会似地排排坐着。喝咖啡不同于吃饭，是一种比较从容、悠闲的活动。一般来说，它的意义不在于吃。虽然在这非常时节，吃的意义变得很重要。可人们还是保持了它的消遣的优雅的性质。大家矜持地坐着，不太去动面前的西点，只小口小口地呷着咖啡和加奶的红茶。当热腾腾的烙面上来的时候，人们也是漫不经心地用叉子轻轻凿着烤焦的边缘，好像是迫不得已才去动它的。由于是和不相识的人坐在一起，也不方便谈话，所以大家就只是干坐着，看上去不免是有些无聊的。只有我们三个是目的明确的，那就是吃。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奶油蛋糕，爸爸妈妈则欣赏着。吃完一块，他们便说：第一幕结束。然后，第二幕开始。我的不加掩饰的好胃口，也引起了周围人的惊羡，他们会对我父母说：这个小孩真能吃啊！其实那时节，谁不能吃？我想，他们惊羡的只是一个孩子能够如此坦然地表达出旺盛的食欲。 我觉得他们也是没有希望的。他们的享乐与摩登里，总是含着一股心灰意懒。他们倒不像隐居的鼹鼠，而是像后来我们课文中学过的一种寒号鸟，它老是唱着：得啰啰，得啰啰，寒风冷死我，明天就垒窝。他们得过且过，今日有酒今日醉。他们的华丽是末世的华丽，只是过眼的烟云。"文化革命"初潮时期，在这个城市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摩登男女的尖头皮鞋和窄裤腿。这显得粗暴而且低级，却并不出人意外，而是，很自然。这种不合时宜的华丽，终会招来祸事，只是个时间的早晚问题。但真到了看着这些趾高气扬的男女们赤着足，狼狈地在街上疾走，心里竟也是黯然的，好像临头的不仅是他们的末日，也是自己的。 大约是七二年的光景，也就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那时我们有一伙人长时间地离开各自插队的生产队，聚集在上海，活动着投考地方或部队的文工团。我们互相串来串去，交流着学习音乐的感想。有一日，我们相约到某女生家去，听一名老师讲和声技法。这是名插队江西的女生，曾在音乐学院附小就读，专攻大提琴。她的长相略有些粗拙，穿着朴素得近乎土气，但态度很沉静，流露出良好的教养。她家住在喧闹的静安寺附近，走过一条嘈杂的菜场，弯进一个背静的短弄，敲开第一幢楼的底层大门，就走入了她家的公寓。这公寓里竟是，竟是这样的生活！棕色的打蜡地板发出幽光，牛皮沙发围成一角，一盏立灯下，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先生正在看报。客厅的这一角，立着一架荸荠色的钢琴。与沙发那角，隔着餐桌。客厅通往卧室、或者卫生间的门，半开半掩着，有一身着睡衣裤的女人里外走动着，是这家的母亲。由于客厅阔大，距离略远，她的活动又基本局限于那一个角落里，灯光从后头照着她，有一股慵懒的、闲适的气氛。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说佟振保夜里看见王娇蕊从卧室里摸出来，到穿堂里接电话，在暗黄的灯照里的气氛，就有些类似。这样的布尔乔亚式的生活，保存得这样完好，连皮毛都没伤着。时间和变故一点都没影响到它似的。在疾风暴雨的革命年头里，它甚至还散发出一些奢靡的气息，真是不可思议。这客厅，你说放在哪个年代不成？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六十也勉强可以，然而，这是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关头。说他们没希望了，可他们却依然故我，静静地穿越了时代的关隘。它们也可说是落伍，和时代脱节，可看起来它们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并不倚仗时代，也就一代一代地下来了。 在我家的弄底，住着一户医生的家庭，老先生是沪上小有名望的小儿科医生。要知道，在他那个时代，小儿科作为一门专科，是表明了西学的背景。他原是开着一家私人诊所，他家的住宅就是按着诊所的需要，在这新式里弄房屋的基础上扩建和改造过的。它要比其余几幢房子都大，扩建的部位占去了一个后弄的弄底。所以它的后门不是与其他的后门并列开设，而是成直角，直对着后弄口。改造的部分则在前门，一律的长方形院子，他们则切去了一条，做了一个门厅，门厅里设挂号的窗口，还有候诊间，就像一家真正的医院。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家，他家门户也很森严。只是他家那半边院子里，繁茂的花木，从院墙伸出了枝头。他家有三儿二女，其中一儿一女承袭父业，学西医，也是小儿科。老先生后来关了诊所，受聘于一家儿童医院任院长。从这点来看，他似乎是一个谨慎的人，因为在那时节，私人开业的医生还有一些，政府并不禁止。再有，他有时候会来向我母亲打听一些事情。他向来称我父亲母亲为"同志"，前面冠以姓字。他很信赖我母亲的政策水平。到"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家也搬离了这条弄堂，有一日，他和师母竟还寻来，与我母亲商量退休好还是不退休好的问题。他极少在弄堂露面，上下班都有小车接送。他们的家庭在这条普通的弄堂里显得很神秘，倘不是他家的保姆与弄内其他人家的保姆结伴来往，传出一些消息，人们就再无从了解。他家长年用两个保姆，其中一个据说是师母的陪房丫头，后因紧缩家政，离开他家，到隔壁一户人家帮佣，但却依然自由出入他家。从这保姆身上，也可看出他家的生活是何等养尊处优。与其他保姆不同，这保姆是单独开伙的，她的饮食要比她的新东家精致得多，自己慢慢地在厨房里享用。从她的言谈中得知，老医生家的保姆是不上灶的，只做些下手，师母亲自烹饪。每天天不亮，那保姆则要负责磨出一罐新鲜豆汁，同大米煮成米粥，给老先生做早餐。他家吃饭实行严格的分餐制，使用公筷，碗筷每餐都要消毒。我从后门口窥见过他家的厨房，果然有一具石磨，想就是用来磨豆汁的。 比较老先生的谨小慎微，他家儿女就显得有些张扬了。他们均长得高大俊朗，神采怡人，穿着十分入时，属街上最摩登的青年。尤其是老大，最为风流潇洒。仲夏时分，他穿一件雪白的衬衫，下摆束在裤腰内，四周松松的蓬着，西式短裤紧紧包着臀部，伸着两条长腿。然后哈着腰骑一辆飞快的自行车，从弄堂里翩然而过。据说他在这城市的一所著名的大学攻读土木专业，是学校交响乐队的大号手。他一看就是会玩乐的样子。有时听他站在阳台上吹口哨，吹得十分婉转动听，音色嘹亮，曲目也很丰富。还听说师母管教儿女甚严，这样年长且出息的儿子，因交了不适宜的女友，便将他关在洗手间里责打，直到他低头服输，乖乖地与那女友断了交。印象中，他家的社交是由这位长子负责，有些夜晚，门厅里的灯亮了，将我家院子照了一块雪白，然后就听见送客的声音。那长子的声调异常突出，音色又好，小钢枪似的男高音。随着殷殷的送客声，门前的灯也亮了，照耀了大半条弄堂。他们的脚步，清脆地敲击着弄堂里的方砖地，恰，恰，恰的，惊动了弄堂里那些习惯早睡早起的人们。 这名青年显然是骄傲的，谁让他处处占人上风？长得好，运气好，又聪敏，气焰总是很高的样子。其实，这正是他的天真之处，不晓得收敛，容易头脑发热，爱逞强，还爱管闲事。有一晚，也是送客，客走了，他返身进门时，忽见我家墙头上（足卷）着一个人影。就在他驻步抬头时，人影刷地溜下墙来，撒腿就跑。其时，我们在房间，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拔地而起一声高腔：捉贼！推门而出，只见墙头横搭一块布料，是我家保姆白天浸了水后晾在院子里，忘记收回屋里的，才知道是遭窃贼了。这是我们弄堂历史上第一次遭窃。因我们弄口设有一个派出所，而在此前不久，派出所迁走了。整条弄堂都惊动了起来，纷纷推窗张望。那贼和捉贼的看不见了人影，一前一后追上了前边的马路。人们都说是捉不到的，做贼的到了这一步，只有华山一条道，还不是不要命地跑。可这一回，他却遇上个不要命地捉贼的了。他竟然追上了小偷，将他扭送搬迁到另一条弄堂里的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气喘吁吁地叙述擒贼的经过，几乎接不上气来，却依旧神采飞扬。他的新婚的美丽的妻子按捺不住替他拍着胸脯，好让他气喘平些。当着众人面又不好意思，拍了几下便红了脸收回手来，可过一时又忍不住替他抚几下。 他的妻子有着惊人的美丽，是那种欧式的，富于造型感的脸部轮廓，眉眼间且是东方化的清秀。后来频繁露面于报纸和电影银幕的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就有些像她。他们的婚礼十分盛大，婚宴后走下汽车，走进家门，前后簇拥着男女宾客，浩浩荡荡。而新娘显然懂得以抑代扬的道理，因是这一日的主角，众星捧月的阵势，反装束得比平时含蓄，是朴素雅致的格调。她穿一身浅灰色西装，剪裁十分可体，裙子齐膝，白绸衬衣束在裙腰里，上装是技在肩上，头发是长波浪，直垂腰际。她的眼睛就像星星那样亮，笑靥隐现着。她的美丽还在于如此地超凡出众，可她却一点不傲慢也不尖刻，而是很和气，就是常言所说的"面善"。这一对真是天仙配，隔年就生下了一个白胖女儿，完全是一个洋娃娃，而且聪敏伶俐。星期日这一家出门，可是好看极了，引来多少艳羡的目光。他们的美丽和风光，已经到了那样的地步，就是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老子不是说吗？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在我们弄内，我家院子的另一边，也是一个大家庭，居住着一整幢三层楼房。这是沪上一位著名绸布行业主的正房家庭，他家的历史应是可在文史资料上查得到。老太太是上海浦东本地人，想是伴随老先生起家，虽然如此家大业大，却依然保持着勤俭的本分。有时见她在后弄里收拾些碎布，做扎拖把用。"文革"后期返还抄家物资，老太太已经故世，在还回家的一张旧沙发中，竟发现藏着有金银首饰，藏得如此完好，连翻地三尺的红卫兵都不曾发现，结果完壁归赵。这原是老太太积攒的私房。他家经常有些本地乡下的亲戚来小住，小孩子就到弄堂里来玩，被调皮孩子嘲笑他们的本地口音，却也不急不恼。老先生平日与二房太太共同生活，老太太一个人带着一男二女居住在此。长子已娶妻生女，阿大阿二与我年龄相近，是我的好玩伴。这家的生活显得比那一家平常得多，门户也不顶森严，邻里间来往略频繁一些。这家的媳妇，也就是阿大阿二们的母亲，也很美丽，是另一种风格，比较古典，五官特别精致和谐，亦很现代。因是几个女儿的母亲，又有着那样古旧的婆婆，她的装束比较素朴，印象中从未化过妆，可那一股摩登气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虽然她家阿大比我还大一二岁，可她却很年轻，似乎与那家的新娘差不多年纪。我们这幢房子里，三楼住的是一户昔日买办的管家，是这条弄堂的老住户，各家的底细都知道一些。甚至连我都不知道的，我父亲五七年戴"右派"帽子这事，他家都知道。他家的外孙女也是我的玩伴，是个任性又嘴快的小姑娘，就是她，告诉我，阿大的母亲原是某著名舞厅的舞女，阿大的父亲则是个有钱的舞客，在她十九岁时娶了她，但夫家却极不满意这桩婚事，不允她进门，直到生下第二个女儿，才接纳了她。不知此话虚实如何，我却很喜欢阿大的母亲。那家的新娘不管怎么说终有些高山仰止，而她却是亲切的，平易近人的，而且说话风趣，看我们在一起玩得不怎么高明时，会调侃我们几句。虽然我们只是小孩子，她却也很给我们面子。有一次，我们找阿大玩，阿大，这位新入学的一年级生正在埋头做作业。我姐姐仗着她二年级的学历，大胆地替她抄写生字。阿大很紧张，很没经验地不时觑着房门外、在走廊上忙着的母亲的身影。这事情干得是有些浑，相信她母亲一目了然，但她竟没做声，放我们过了关。 那时我还没上学，白天一个人在家，十分寂寞。小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是可玩出稀奇古怪的游戏。我大约是想象自己流了鼻血，将一个小纸团塞在鼻孔，不想吸了进去，心中十分害怕，跑到后弄正在洗衣淘米的保姆跟前求援。保姆也手足无措，不知拿我怎么办好。这时候，阿大的母亲听见动静走出来，一见这情形，返身进去取了个镊子，将我横倒在膝上，强按住脑袋，没等我哭出声来，一下子就从鼻孔里钻出了那个倒霉的纸团。 他们家虽然是大家，但并不招摇，也不神秘，他家保姆也说不了什么闲话，供邻里们猎奇。只有两点显露出不同寻常的居家生活。一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始，他家后晒台上，竖起了一杆天线，这表明他家有了一架电视机。在那年头，这是有些招眼的，所以阿大阿二们对这个话题，嘴封得很紧。有一回，阿二突然说起了昨晚的一个少儿电视节目，阿大立即用白眼制止了她。那时候，连小孩子都是识相的，一看这情形，便也不加追问，就此罢了。还有一点则是他家院墙上的一周碎玻璃片。前面已经说过，我家遭窃是我们弄堂里的头一遭，所以这周碎玻璃片显然不是防贼。那是防谁呢？是防隔壁弄堂的孩子。隔壁弄堂是条人口拥挤的弄堂，本是不相干的，可在大炼钢铁那一年，将我们弄堂与他们弄堂之间的隔墙拆去，抽出里边的钢筋炼钢去了，自此，两条弄堂便打通了。他们弄堂的孩子，总是到我们的宽阔的前弄里来踢球。球呢，又总是要越过院墙，落进院子。然后他们便十分自然地、身手矫健地翻过墙头去拾球。为此，经常会发生争端。而有了这一周碎玻璃，他们便不能自由进出院子。这是一个无声而有效的拒绝，对这些"野蛮小鬼"的尊严是一个挫伤。"野蛮小鬼"，是我们弄堂对他们的称谓。有的星期天里，这家的儿子，就是阿大阿二的父亲，便爬上墙头，栽花似地补栽着碎玻璃片。他的态度很专注，也很悠闲，还带着些玩赏的意思，将这碎玻璃片栽得错落有致，在太阳下光芒四射。这时候，谁对后来的灾难都是没有预感的。 也像是方才说的，这城市的革命是从剪裤腿、脱皮鞋开始的，我们弄堂里首当其冲第一人，便是那家读土木专业的大儿子。这一日下午，他赤着脚，拎着皮鞋走过弄堂，走进家门。他赤脚走回来的样子倒也还可以，并不十分的狼狈，走进门后，还回头对尾随身后起哄的"野蛮小鬼"呵斥了几句。那帮小鬼见他气焰不减，就吃不准是怎么回事，竟有些吃瘪地退了回去。可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头，大事情接踵而来。 我永远难忘在那绸布行业主家中，进驻了整整一星期红卫兵，有一日我走过后弄，从厨房的后窗里，看见阿大母亲的情景。她正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淘米。这已经使我很惊讶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竟然还正常地进行一日三餐。更叫人意外的，是她安详的态度。她一边淘米一边回答着红卫兵们的提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并且，她衣着整齐，干净，依然美丽。除去比通常神情严肃一些而外，没有大的改变。这使我突然的一阵轻松。自从他家进驻了这伙红卫兵，整条弄堂就都笼罩着沉闷的空气，小孩子不再到弄堂里玩耍，人们即便在自己家里，说话也都压低了声音，那些喜欢聚集在后弄里说长道短的奶妈保姆们，现在安分地各在各的家中。人们怀着恐惧的心情，想象他们全家老小这时的情形。有一些可怕的传说在邻里间流传，说是他家老先生从二房太太处带到这里，七天七夜不被允许睡觉，轮番审问。我们几乎都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心里以为他又老又衰弱，要熬不过去了，这一家也要熬不过去了。可是，却出人意外的，阿大的母亲竟还在淘米起炊。 不久，他家的生活有了变化，二房太太、三房太太全集中到这幢房子。而底层则没收去，重又分配进两户人家。这两户人家显然来自遥远的城市边缘，江北人聚集在棚户区。他们说苏北话，多子女，因申请不到煤气在后弄里生着煤球炉子，烟熏火燎的。他们喜欢户外活动，我们安静的弄堂顿时变得嘈杂了，开始接近隔壁弄堂的气氛。而前边的院子里则堆满了杂物，引火的木柴，花木凋零了，只剩下一颗夹竹桃和一棵枇杷，兀自花开花落，青枇杷落了满地。而围墙上的碎玻璃早已在第一次抄家的时候，邻弄的孩子闻讯赶来，欢呼着爬上墙头，扫得个一干二净。玻璃碴子飞溅起来，反射着五彩阳光。这一刹那有一种残酷的美丽。 这一段日子，真是朝不保夕，说不准什么时候，红卫兵就来了。红卫兵来了，邻弄的"野蛮小鬼"也来了。不是说过，弄口是一个小学吗？小学虽没有明确指令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上课是上不下去了。小学生们正感无聊，这时也蜂拥而来，汇集此处。一时上，简直像庙会一样。里面在抄家，外面墙头坐一圈人，墙下也是人，又不知是谁领的头，还呼起了口号。和任何革命的时期一样，在大革命的浪潮之下，进行着一些狗肚鸡肠的小过节。前来助威呐喊的小学生中间，有一个女生特别活跃。她显然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所以虽然还不是红卫兵，却也穿上了一身洗白了的旧军装。她革命最积极，并且又会爬墙又会上树，是墙头上唯一的女生。我们都同在一个小学，她比我低一级，和阿大的妹妹阿二同班。有一回，她正爬在他们家墙上呼着口号，突然一回眸，看见了躲在自家院子里听动静的我。她刷的一转身，指着我大声喝到我的名字：你给我出来！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可我已没处逃跑了，只得拉开门栓走到弄堂里。她纵身跳下墙头，冲到跟前，点着我的鼻子骂道：是你说我偷东西吗？她的气势完全压倒了我，我很无力地辩解说：不是我说的。她吼了一声：你还赖！就在此时，我看见她身后有一个人影，畏缩地一闪，心便使劲往下一沉。这是我们弄内的另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搬舌头，你明明知道她靠不住，可当她来到面前，甜言蜜语地一说，你又相信了她，告诉了她极其机密的事情。我确实很不谨慎地和她说过这话，至于是从哪里听来，我自己也忘了，很可能只是空穴来风的只言片语。我回答不出她的责问，退又无处退，逼得无奈，便很卑屈地瞎指了一个。这是一个最无权辩解的人，那就是这家的阿二，与这女生同班的同学。我说：是她告诉我的。她听罢头也不回地冲进他家院子，挤在抄家的人堆里，大声叫着阿二的学名，要她出来对质。这实在是一个恶劣的诬陷，在这样的情势下，可谓火上浇油，不知道会给他家带来什么祸事。他们一家已经够倒霉的了。她没把阿二叫出来，随她而来的是阿二的母亲，也就是阿大的。她脸上含着微笑，不慌不忙的。也不知怎么的，这女生此时也平静了一些，对着我说：她说她并没有对你讲过。我嗫嚅着，不知道这事该如何收场。阿大的母亲向我微笑着，没有一点追究的意思，她说阿二的脑子稀里胡涂，说过了也会忘记的，又说算了算了的，那女生竟也敛了声，放了我过门。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阿大的母亲，感激她的宽容，也感激她替我打了圆场。 阿大的母亲就是这样，你可以说她会做人，会做人有什么不好？会做人终究是她照顾别人，别人受益于她，和她在一起，你就会感到放心，舒服，愉快。那时候，寂寞的我，总是不识相地在任何不适宜的时间里，出现在她家，找阿大阿二做伴。她从来都对我亲切、和气，有说有笑。我们正处在发育的年龄，胃口特别旺盛，却苦于时世不好，经济都很拮据。我家的情形略好些，还能有五分一毛的零用钱，我们就一起出去逛街，到合作食堂喝牛肉清汤。那汤是真正的清汤，什么也没有，可是强烈的咖喱味和味精味却使它显得味很厚的样子，能解一些馋。喝得胃胀，然后很激奋地走在马路上，互相挽着胳膊。阿大的天性十分快活，开朗极了，处在这样不安的困窘的境遇之下，依然不存什么忧虑。这大约也得益于她母亲的遗传，处惊不变。这一种气质是非常优良的，它可使人在压榨底下，保存有完善的人性。其时，他家基本已是靠变卖东西度日。我们逛街的又一个内容就是去旧货店看她家的东西有没有售出。一旦售出就赶紧跑回去向她母亲报喜。在这样发发可危的境况下，阿大母亲还是生活得从容不迫。她每天一早就去买菜，买菜回来的路上，打一缸淡豆浆，回到家里，慢慢享用。有几次，她在马路上撞见我和阿大结伴喝牛肉清汤，吃熟菱角什么的，事后就笑话我们没口味，急煎煎的也不惬意。使得我们很感惭愧。 有一天，阿大兴奋地奔到我家窗下，很神秘地向我展开一张五角的纸币。这可是一笔大财富，够我们享用一大阵子的了。是阿大母亲给阿大一个人的，还要她保守秘密，别让阿二等妹妹们知道。从这捉襟见肘的财政中划出这样一笔钱，可是不容易的，这够阿大母亲喝大半个月的淡豆浆了。其实这是在帮阿大还情，也是给女儿面子的意思。这一天，我们破例在合作食堂里要了一份两面黄炒面，再加上牛肉清汤，真是无法形容的满足。 她家的女儿均长得清秀端正，也是得自母亲的遗传。稍成年之后，我母亲就起意给阿二介绍男友。为什么给阿二而不是阿大，是有人人皆知却不便明言的理足由。那就是，其时阿大还在农村插队，衣食无着，前途无着，阿二则分配在上海工厂里做了一名操作工，是可考虑终身大事了。这虽然合情合理，可对阿大多少是个伤害。虽然非常尊敬革命同志的我母亲，但阿大母亲还是婉言谢绝了。理由是阿大还没有朋友，阿二怎么能先有。母亲虽然遭了拒绝，但却十分服气。就这样，阿大的母亲虽然在复杂的世事里应付得很婉转，可却坚守着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都是与人为善。多年以后，我母亲到沪上一家著名宾馆赴宴，见隔壁餐厅前写着喜宴的字样，新人竟是他家阿大的名字，便寻了进去。没等母亲从如云宾客中寻见阿大，阿大母亲就已迎了上来。她特意将新人引到母亲跟前，行了三鞠躬礼。据母亲说，阿大母亲竟然一点没有苍老，依旧美丽动人，穿着得朴素而得体，一点看不出是这对晚婚的新人的母亲。他们的婚礼是沪上布尔乔亚的一种，隔墙听来，没有半声喧哗，只在喜宴将临结束时，齐声唱起"祝你新婚快乐"的歌子。唱毕，轻轻地鼓了一阵掌，便高尚地、文雅地、礼貌地结束了。 那医生家的，美丽的，高贵的，娇嫩的，公主般的新媳妇，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遭际当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承受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首先担起了这个家庭涉外方面的事务。比如买菜，比如里弄里的学习。每当召集有问题的人家开会，她便提个小板凳走过弄堂，走到那弄堂拐角处，狭小的、漏风的、晒顶的、油毛毡搭建的小屋里，静静地坐着，领受着照章宣读或者即兴发挥的训斥。她双手放在膝上，脸色很平静，美丽的眼睛看着门外，并不胆怯地接受着人们好奇的注视。再比如每周四弄堂大扫除。她身穿高统套鞋，提着铅桶，将头发编成两条辫子，因为天寒，而在头上包一块羊毛方巾，围到颏下，系一个结。看上去就像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她看起来还相当有力，提着一桶水稳稳地走着，拿扫把的样子也挺好。再然后，她便到里委生产组去接洽活计，编织小孩子的风雪帽或者连衣裤的活计。她频繁地出入于弄堂，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但她的美丽并不因此而受损，她依然引人注目。她的美是那种会对人形成威慑的，所以也容易激起人们触犯它的危险。其实，他们一整个家都具有这样的气质，会叫人自卑而气恼。他们家说起来真没什么大事，可却惹来了大祸，恐怕就缓出于此。 隔壁弄堂的"野蛮小鬼"，还有"野蛮小鬼"的已成年的兄长们，他们对这一家格外地垂青，几乎每晚都要上门骚扰一番，以此寻乐。他们吃过晚饭，洗过澡，吸着拖鞋，就来了。砰砰地敲着门，终究也不知是要干什么，没来由地将这家出来应付的那个训斥着，提出的责问也是不知所云，因此便无从答起，于是就是"不老实"，再接一轮训斥。出来应付的往往是这家的长子，他压着脾性，不得不赔着笑脸，与这伙人周旋着。有一回，周旋得火起，竟挨了那当头的人一耳光。这于他如何能受得了，向来是养尊处优，这伙人在他眼里，是与"瘪三"无异的。心里头是天翻地覆，可也发作不得。那当头的一位，年纪也不小了，不知是个青工还是社会青年。他衣冠很整齐，足登皮鞋，样子也还不顶粗鲁，却居心叵测。这是最可怕的一个，心里不知压了有多少下流的意趣。他这一耳光打过去，便得了满足似的，再嗜嗦了几句，得胜还朝。对着他们走远的背影，这家的长子从牙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他妈的，强盗！ 那年头，也乱得很，到处都在竖杆子，遍地烟火的样子。不久，那长子的臂膀上也套上了一个红袖章，上写某某战斗队的字样。他不无显摆地骑车在弄堂里进出，也是表明身份的意思。就好比我母亲每晚临睡前，都要把我姐姐的别着红袖章的外套挂在屋内最显眼的地方一样，意思是你们是红卫兵，我们家也有一个。而那长子的气势显然是刺激了邻弄的那伙，他们在沉默几日之后，再一次上门滋扰。而这一次，这家长子却早有准备。似乎，这几日他一直在等着他们来，现在果真来了。他很爽快地打开了大门，与他们泡着，话头很硬，使得他们不甘罢休。正纠缠不清时，弄堂里忽然大兵压境似地驶进一队自行车，来人都袖戴臂章。他们下了车便直奔那伙人而来。那伙人其实也是草包，大革命中阿q那样的人物，本来就不甚明白这家人的底细，更不知来人的来头，立刻就"缩"了。来人却不放过，紧着喝问。这时节，其实比的就是气势，谁的气焰高谁就得胜。那伙人更嗫嚅了起来，想找台阶退下去的意思。来人还是不放过，一定要问个究竟。这一回，邻弄的那伙可吃了苦头，打头的那一个，因为最年长，其时就更狼狈相，只得讨饶，直讨到来人满意了，才放他们回去。这伙人灰溜溜地走出弄堂，连屁也不敢放一个。他家长于可是扬眉吐气了，过后还往左邻右舍送了一些铅印的战斗队刊物。看起来，他也是在为革命很忙碌的样子。可是，弄堂里那些年长的住户却为他捏了一把汗。他们说，他家要吃苦头了。这都是我们城市的老市民，经历过数次革命，深知谁是革命的真正力量。 时间在令人不安的平静中过去了，接着，老医生医院的造反派上门了。他们来寻找老医生。人们这才发现，老医生夫妇俩已有一段时间不看见了。这天，他家在场的是二子，三子，大媳妇，还有二子的刚显出身孕的妻子，共同抵挡着这一局面。造反派追问着老医生的下落，子媳们咬定一个不知道。从中午到晚上，人们已吃过晚饭，他们这里还没完。大门敞着，房间里，楼梯上，走廊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邻弄的那伙也赶来了，积极为造反派出主意。然后，一个决定便形成了，并且立即付诸行动。那就是，在隔壁中学的操场上，批斗这家四个子媳。中学的操场很快就布好了灯光，拉起了横幅，人们刹那间拥进了操场，革命实在像是大众的节日，但充满了血腥气。一切就绪，这家的子媳们终于在押送下走出家门。壅塞在弄堂里的人们让开了一条道，让他们走过去。两个儿子走在前面，他们竟还保持着良好的仪表。高大，俊朗，毫无委琐之气。大媳妇在后，扶着有身孕的二媳妇。从我家门前走过的时候，我看见了那美丽的大媳妇的眼睛。她的眼睛大胆地迎接着人们的目光，没有一点躲开的意思。他们自始至终没有说出，老医生在何处藏身。 我们弄堂里的老住户们，纷纷庆幸老大没在家。倘若他要在，那就完了。人们说。这晚上，邻弄的那伙耀武扬威地在批斗会上张罗着，挥舞着皮带。他们是医院造反派所发动和依靠的基本群众。人们还担心，二媳妇肚子里的孩子要保不住了。可是，那孩子却奇迹地留存下来，并且健康活泼。我母亲在这晚上，对这家子媳做出的评价，很简单，她说：他们有气节。 这家人家从此后就走上了霉运，房屋被没收，强行迁进几户人家，都是来自城市边缘地区的贫困者，天生怀有对有产者的强烈仇恨。他们极尽欺侮之能事，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崇高名义之下。多次打到弄堂里来，不得已到派出所讲道理，没道理的总是这一家。接着，长子单位又来逼迫他去往三线工作，他执意不去，逼迫得急了，他绝望地吼道：不去！半条弄堂都听见了。然后心脏病发作，送去医院，才算结束了这场动员。但自此他便失了公职，养家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妻子肩上，看她忙碌地进出弄堂，四处寻找工作，不由想起曾有一次，我们听壁脚，听见这对年轻夫妇吵嘴。就为了里委动员妻子去代课教书，而她却不乐意。吵到后来，她竟哭了起来，似乎有着万般的难处。而事到如今，她竟也不慌不忙地担起了家庭的生计。 这，就是上海的布尔乔亚。这，就是布尔乔亚的上海。它在这些美丽的女人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这些女人，既可与你同享福，又可与你共患难。祸福同享，甘苦同当，矢志不渝。 找寻找上海 寻找上海 我曾经在一篇小说的开头，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从来不会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其实，要追究也很难，这样的地方与现实联系得过于紧密，它的性格融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它对于我们太过真实了，因此，所有的理论性质的概念就都显得虚无了。我真的难以描述我所居住的城市，上海，所有的印象都是和杂芜的个人生活掺和在一起，就这样，它就几乎是带有隐私的意味。 不过，在十多年前，我还意识不到这些，或者说，还没有碰过壁。在当时的"寻根"热潮的鼓动下，我雄心勃勃地，也企图要寻找上海的根。我的那些寻根朋友们骑着自行车沿黄河而下，听年逾古稀的老人讲述村庄的历史和传说。还有些寻根者似乎是更早在插队落户的时期，就已被民间的习俗吸引，如今再回过头去发掘出其中的涵义。更有的是学习考古的专业，得先天之便利，首先进入了发源的地域。与他们相比，我的寻根，就显得不够宏伟。第一，是所溯根源的浅近，当这城市初具雏形的时候，已到了近代，它没有一点"古"意，而是非常的现世；二，我的寻找缺乏浪漫气息，我只是坐在图书馆里阅读资料，因为它的短暂，还不及留下遗迹，即便有遗迹，也即刻淹没在新的建设之中。这个诞生于现代资本的聚敛之上的弹丸之地，它的考古层在推土机下，碾得粉碎。我只有，阅读资料。 可我没有方法。我从一位杂揽掌故，索引，地方志，图书馆学的老先生那里开来一张书单。书单上有：《同治上海县志》（四本），《报国上海县志》（三本），《上海市大观》，《上海轮廓》，《上海通志馆期刊》（二本），《上海研究资料汇编》（二本），《上海旧话》（二本），《上海闲话》，还有收藏于徐家汇藏书楼的《上海生活》。那是在一九八二，八三年，出版业远还没有注意到这城市的旧闻旧录，这些书完全是被遗忘的神情，破旧，纸张黄而脆，少有人翻因此布了薄灰，并且又好像都是孤本，其中有一册被人借阅了，便再没有第二册可提供了。阅览室严禁携带墨水笔，防止墨水洇染了书页。所阅书籍闭馆前全交到管理员手中，第二日去时再提出来。在这样专业化的管理之下，坐在这一堆书前面，我却不知该从何入手。打开每一本书，都觉得不是我要的东西，而我要的东西，则又变得迷茫起来。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看着，并且抄写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建筑，古迹，民情民风和轶闻。可这些东西没有使我了解这城市，反而将我与它隔远了。阅读"志"，也使我如坠云雾之中，不知如何才能与上海这城市联系起来。我的困惑甚至感染周围的人，他们也对我生出困惑来。有一位老者见我在勤勤恳恳地抄写上海俚语，就问我是不是在研究上海的方言。他问的都要比我知道的明白得多，我只能羞愧地摇摇头。对这城市的感性被隔离在故纸堆以外，于是，便彻底地丧失了认识。 有一段关于上海地质形成的概述倒还与我的寻根思想呼应，是这样写道的："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上海曾经历过多次海陆变迁。约距今一亿八千万年的中生代上三叠纪，上海同苏南地区都是古老的陆地。七千万年前的中生代后期，岩浆沿着今松江县西北部一条东北一西南走向的断裂线涌出地面，经过风化侵蚀，形成后来人们称成为'云间九峰'的山丘，新生代第四纪以来的二百万年中，上海地壳总趋势是脉动式地下降，海水大幅度进退，在不同的海面时期，河口位置不同，形成了相互重叠的古三角洲。冰期过后，冰川融入海洋，海面渐次上升，三角洲的大片陆地复被海水所浸没。今上海中部偏西，一条西北一东南走向的岗身地带，是远古上海的海岸遗迹。"这一段有些像诗，它给上海增添了史诗的色彩，使这个城市有了一个远古的神话时期。 现实的日常生活却是如此的绵密，甚至是纠缠的，它渗透了我们的感官。感性接纳了大量的散漫的细节，使人无法下手去整理，组织，归纳，得出结论，这就是生活得太近的障碍。听凭外乡人评论上海，也觉得不对，却不知不对在哪里。它对于我们实在是太具体了，具体到有时候只是一种脸型，一种口音，一种气味。 有一种脸型，它很奇怪地唤起我对某一条街道的回忆。这也是同个人经历有关的，我在那条街上长大。自从我能够独立地出门，就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用我的有限的零用钱，在沿街的小烟纸店里买些零食。这些零食放在一个个玻璃瓶里，包成小小的三角包。那些零食，无论是萝卜条，还是橄揽，或者桃板，芒果干，一无例外地都沾着甘草，甘草带着咳嗽药水的甜味。我实在吃不出有什么好的，可是我还是要去买来吃。这好像是这条街上的女孩子的生活方式，她们勾肩搭背地，走到街上，买零食吃。很多年以后，我又来到这条街，街上的景象已经大变了，可是迎面走来了一个女人，她长着那种鼓鼓的椭圆脸型，眼睛略有些暴突，下眼睑挂着囊袋，嘴是有些外翻的厚嘴唇，这种脸似乎从来没有年轻过，但也不会十分地苍老，它看起来总是中年偏上的样子。这脸带着些凶相，不是威严，而是凶。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着她的身份。她不是职业妇女，却也是谋生计的女人。她不是像家庭妇女那么贤淑的气质，也不像那些上班的女性，态度郑重和矜持。她是，怎么说呢？她是见过世面，但有着偏见，涉足社会，又守着陈规。她最最合适的营生，就是街面上的小烟纸店的女店主。这类小烟纸店，是将自家的街面房子破出墙来开的张。这条街奇怪就奇怪在这里，豪华的商店间着民居，在商家背后，就连着深长的入口庞杂的弄堂。这些小烟纸店挤在繁华的街市里，却一点不显得寒谗，相反，它们很坦然。店堂后面，往往是店家的灶间，夹了一架木扶梯，可上二楼。二楼很可能只是个阁楼，便是他们的居家。他们常常在店堂里开饭，这种脸相的女人就端了饭碗来做生意。 这种脸相有时还会呈现在男性身上，就是某一条弄堂口的，出租小书摊的老板。他很精明地将他的小人书，一本拆成两本，甚至三本。因为借回家看要比当场看贵，所以在他的木头打的书架底下，两排矮凳上，便坐满了看书的人，大多是些孩子和年轻的保姆奶妈。他的形象还要粗鲁一些，带着些北风，穿着就好像一个拳师的行头。黑色对襟的褂子，勉裆裤，圆口鞋。他的眼囊还要臃肿一些，嘴唇也更厚，推着平头，一看就知道出自路边剃头挑子之手。他斤斤计较，决不允许你在书架上挑拣过久，要就租，要就不租，要想在挑拣时偷偷看完一本，没门！收摊的时间一到，他便飞快地从人手里抽走小书，不管你看完还是没看完，想再看，要就借回家，要就明天再来。他清点小人书的样子，就像一个水果贩子在清点他的桃子或者梨。他有时甚至会为了一本借阅过久的小人书追到小孩子的课堂上。他的口音里带着鲁音，但他决不属上海那些来自山东的南下干部，风范大异。说起来，和那开烟纸店的妇女也是大异，可不知道怎么的，他们就是一路的脸相，一种小私营者的脸相。 另有一种脸相，是较为劳苦的。这是瘦型的，越人的脸相。眉棱较高，眼窝略深，颧骨突出，嘴唇薄而宽，下唇有些往里吸，下巴则向前翘，俗话叫做"抄下巴"，它大多是长在老年男性的脸上，带着焦愁的表情。带着这样的脸相和表情，忽匆匆走在熙攘的人群里，上身前倾，双臂便自然而然地伸向后方。这也是这条街上的一个名人，小学生们刻薄地称他作"全身运动"，因他走路的姿态颇似广播体操中"全身运动"的那一节。他总是在街上奔走，为了不让人挡道，他就在人行道底下，又正是逆行的方向，于是便在迎面而来的自行车边上危险地走着。这情景带着一股忧伤，而这条街，真的，真的有着一股忧伤。他操的也是弄口生涯，是一眼老虎灶，正式的名称为"热水站"。老虎灶烧的是烟煤，于是弄口便被熏得漆黑，好像是一个黑洞，弄堂里的生活也显得得没有希望了。冬天的季节，暖和的星期天的午后，就有人来喊水，他挑一担热水跟了送去。热水盛在木桶里，从盖口和桶缝里漏了出来，滴滴答答地一路过去。浴室一般是在二楼，甚至三楼，他就担着水走上楼梯，将水倒进已经擦洗干净的白磁浴盆里，这种午后，有一种起腻和清爽夹杂在一起的气息，好像将房间里的腌臜和隔宿气都抖落到街上来了。他和他的孙子就睡在老虎灶顶上的搁板上，过街楼的底下，只有半人高，连坐都坐不直。因此便看见那孙子俯在枕上写作业。他孙子不完全像他，却很奇怪地与另一条弄堂里的某个孩子是同一型的。 他同他的爷爷一样，也是瘦型的脸，却不如他爷爷的端正，并且个性化。好像在遗传中受到了一种不幸的影响，他的轮廓有失均衡。脸型是窄长条的，中间部分回了下去，鼻子则有些大。鼻梁倒是直挺的，全靠了它，整个面相才不至于塌下。下巴也是抄的，却比较长，就有些夸张，加上倒挂眉和抬头纹，不由地有些滑稽了。又不是叫人愉快的滑稽，而是有些伤感的，就像悲喜剧里的人物。他是个沙喉咙，听起来声音便苍老着，更增添了悲喜剧的效果。他在这弄口长大，夏天里就穿一条短裤，脚下趿一双木展，劈里啪啦在街上奔跑。这条马路的主人并不如人们以为的，是那些摩登的男女，其实他才是。还有公用电话间里喊电话的阿跷，对面平安里的大头。阿跷是社会青年，所谓社会青年就是无业青年，里委照顾在电话间喊电话，由于脚不好，他总要等电话条子积起一迭，再去一家一户地叫。对方要是有急事，就生生给耽误了。大头是个低能儿，头特别大，他从早就坐在弄口观看街景。他们都是这条街上明星一样的人物，谁都认识他们。渐渐的，他们的脸就变成了这条街的标志一样的东西。 方才说的，另一条弄堂里与这老虎灶孙子同一型的那孩子，其实已不是小孩子，应该是个少年。他的手脚都有病，似乎是软骨症，或者叫佝偻病。他的脸型也是那样瘦长，疏眉淡目，下巴也很长，却不是抄下巴，而是地包天。他的声音与那孙子正相反，又高又尖，像个聒噪的女人。他就是这样，甩动着畸形的手脚，尖起喉。咙，在弄堂里追逐着小孩子。他显然是没有发育好的少年，这条街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没发育好的孩子？并且，好像都是由他们在撑世面。他们的面相上，带着疾病，风湿，缺乏紫外线和营养的症状。 还有一类的脸相，也是这条街上特有的。那均是妇女的脸相。一种比较的小的脸架子，颧骨略高，鼻子略尖，皮肤白而薄，绷得很紧。最显著的特征是她们的颧骨和鼻尖上，有着小片的红晕，这使她们看上去像刚哭过似的，有一种哭相。她们大都是穿朴素的蓝布衫，身量比较小，头发齐齐地顺在耳后，手里拿一只碗，到油酱店买一块豆腐乳，或者半碗花生酱。由于要走快，背便微微拱了起来。她们似乎是从一种清寡的生活里走出来的，连劳作也是清寡的。因为是这样节约的生活，她们倒也并不显老，只是面相寡淡。很奇怪的，这样的面相，可出现在各种身份的妇女脸上：家庭劳作的妇女，还有文具店里的女营业员，甚至小学校里的女教员，所不同的是，这些职业妇女的背不是拱的，相反，她们都有着一点挺胸的姿态，同时，她们更突出了这种面相的一种特征，就是冷淡。她们缺乏笑容，甚至都不是和悦的，使人，尤其使小孩子望而生畏。小孩子去买文具，往往会不敢拿找头，就转身回去，然后在大人的押送下前来寻问。这时候，她便会问那孩子，是我不给你，和了是你自己不拿？要孩子给她清白似的。孩子只敢嗫嚅着，她就转过身去不理了。要是在家庭主妇的身上，这面相还比较温和，但却突出了可怜。她眼泪潸潸向邻人们述说着她早夭的女儿："小姑娘对我说，我要吃的时候你不给我吃，我吃不下的了，你硬要我吃，我怎么能不生病？"即便是这样的惨剧，在她身上演出，也变得淡漠了。也正因为此，才使她经受住了打击。所以当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以后，再回到这条街上，看见她们走在行人里面，她们竟一点没有改变，我一眼认出了她们。生活像水从卵石上流过一样，从她们身上走过，实在使我吃惊。 那时候，这条街上的脸相是很丰富的，不像现在这样整齐划一。并且每一种脸相就附带着一种特别的行止，这就加强着它的与众不同。比如，那种窄额下，脸颊从高颧骨向下巴处收拢，嘴有些撮起的男人，一律梳着光滑的分头，衣着挺刮，皮鞋锃亮，他的儿子必是叫约翰，或者查理一类的外国名字。那些轮廓有些欧化的女性，通常总是这条街上的"一枝花"。也不知道是由谁来评定的，但这称号却被人们认同了。另有一类能与之竞相比较的，是称为"黑牡丹"的女性的脸。"黑牡丹"的脸型是比较含蓄的艳丽，通常是小巧的鹅蛋脸，面上有笑靥，上眼皮略有些肿，就像戏台上特意在眼皮上打点胭脂的旦角。这种面相似乎比前边那种"欧化"的脸型，更容易和一些风化故事联系起来，而前种脸型却是比较单纯，也比较堂皇，不像后者那样，带着些暧昧的气息。 后来，我离开了这条街，到了另一个区域，这个区域似乎没有这样多种多样的有特色的脸型。这很可能是因为，脸型是感性最初摄取的印象，它直接为视觉接受。而在略为成年以后，感官发育得更为深入，便被另一些较为抽象的事物所吸引。这些事物，往往是含混的，模糊的形骸，边缘渗入在空气里，于是，这里和那里，就连成了一片，它们形成了一种叫做氛围的东西。它们虽然不是物质性的，但它们却具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它们有着一种溶解的性质，将一些有形的溶为无形。 在最为静谧的午后时分，这种称作氛围的东西显得极为突出。在那种住宅的区域，又不是交通干道，所以连车辆都是少的。静谧中，有一辆无轨电车驶过，在街角转弯。在这样的静谧的，窄细的，蜿蜒的，林荫布道的马路上，却设有两路无轨电车。它们均是从西到东，贯穿了这个城市的街面。它们将走过许多形形色色的街区，领略各路风光。这时候，它们在这个安谧的街角转了弯，驶上一条更为窄细的马路，简直是人迹罕至的。梧桐树叶间闪着阳光，掩隐着一扇扇黑铁门，门上有着镂花，可见里面整齐的房屋。铁门和铁门之间的墙，是奶黄色，砂粒面，吃了光，颜色就变厚了。电车好像进人了私人的领地，进到隐秘的生活里面。电流的嗡嗡声，还有转弯时的"叮"的一声，带来了些外面世界的活跃。但由于这里的隐秘的缘故，这些声音就好像包了一层膜似的，是隔世的。电车转过弯，穿过那条更加离世的小街，再转个弯，就驶上了前面的宽平的大马路，速度也略微加进了。那叮叮的声响，也更明快了。这样的静，却决不是寂静，而是带着午休的性质，做着些浅梦，半睡半醒中听见电车"叮"的一声。这还是入神或者说走神的时分，思绪漫无边际地游走。所以这条街就像是罩了一个白日梦，带着膝陇的笑意和花影。再过些时，学校就传出了眼保健操的音乐。这音乐在忙碌的上午并不显，到了下午就不同了。它本来是有些突兀的，但午后的静谧却是氤氲的质地，它将突兀的事物的边缘洇染与柔和了，所以事情就有了铺垫，一旦来临，反有着水到渠成的效果。音乐就这样起来了，行云流水的旋律之中，间着清脆的叫操的女声，她的声音不是将午酣警醒，而是使得有些迷茫和惘然。这城市由于居住的密度，因此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传到学校的眼保健操的乐声。它们在同一时刻响起，就像欧洲城市上空的钟声。大约是高音喇叭的缘故，眼保健操的乐声总是来自高处，有一种俯瞰的姿态，在屋顶上流连，飘扬。午后，在此，便悄然结束。 相反，夜晚却不是那样静溢的。它也静，但静里却带着沉重，有些揪心揪肺的东西泛了上来，还有些沉渣烂滓泛了上来，它带着涎水的气味，梦呓也变得大胆而恐怖。野猫出动了，就像这城市的幽灵似的，从院墙上无声地疾跑而过。它们往下跳，落地的一下，足爪那么柔软地一顿，特别叫人心里腻歪。那些夜归的脚步声，嚓嚓嚓的，携裹着一股肃杀之气，还有敲门声，也是气咻咻的。还有一种是忘了带钥匙，于是在窗下一迭声地叫门。静夜里的人声，听起来竟是凄楚得很。深夜里，能清晰地听见隔壁人家"啪"地开了灯，这一声动静显得格外孤寂。睡眠集聚在一起，挤压成房间那样的方格的形状，就叫人感到窒息了。这么密实的鼻息，一定是有影响的，夜里不觉得，到了早晨便有感觉了。早晨的空气一点都谈不上清新，而是充斥着一股被窝里的味道，阳光浮在含了潮气的空气之上，看上去混沌沌的。要到午后才逐渐澄清，变得清亮起来。这个城市的夜晚在逼厌的空间里，更加压抑了。楼房挡住了微弱的星光，路灯只是小意思，影影憧憧的。人不由自主就蜷曲起来，偎依地挤着。神色都有些呆，做着一些木木的梦。倒是那些下雷暴雨的天，淋漓一些，急骤的雨点带来了喧哗。人们相反感到轻松，看着窗外的闪电，发出夸张的惊叫。闪电好像击传了楼房的层层屏障，所有的玻璃窗都在一刹那间，哗啦啦地打开了，城市变得通体透明，夜晚便空廓起来。还有在很深的夜里，不知什么地方传来的一声汽笛，也不知是车还是船在起程。这也感到城市的辽阔，竟有着那样遥远的地方，有一些暇思在暗夜下滋生出来。 这城市有一种时刻，特别叫人不安，就是早春里突然暴热的几天。人们还没从冬天里脱身，已经嗅到了盛夏的气味，真是措手不及。身上背着棉的，热是热，又不是正式的热，就没有了归宿。这几日都是凑合着过的，带着些观望的意思，看这天气怎么走下去。由于一时没有结果，心里就很燥。这几日里，树叶突然就绿了，可你并没感到多少欢欣，而是有些跟不上变化的沮丧，和疲惫。那些年轻的，乐天的，极早换上的夏装，也加强着他们的灰心。这种孤立的天气，打乱了循序渐进的节奏，也打断了承上启下的季候概念，他们甚至是会感到虚无的。好在，天又即刻变凉了，甚至比暴热以前更凉，带着些严冬的味道。这样，他们才安心下来，回到了过去的状态。气候多变的季节，城市里多少有些抑郁的症状，消极得很，街上多是些穿着与气温不相符的人，带着抱怨的神色，得过且过的样子。而春天就在这样的焦虑和颓唐的情绪中，度过了大半。 黄梅雨里，那是连怨声也发不出来了。这城市的房屋和街道，全是疲沓了，棱棱角角软坍下来，轮廓变得模糊和浑浊。这不是"湿"，而是一种"皮"，"湿"还要凛冽一些。最叫人绝望的是雨停了的时候，太阳从雨云后头酒出来，照着水洼。水洼里散发出腐味，人身上全都散发出体味，头油味，还有衣服阴干的异味。这股子气味可真是憋闷啊！尤其是在曹家渡这类旧区域里，好天里都有着阴湿气，这时候就不谈了，空气简直成了牛皮糖。嘈杂的市面，全笼在皮罩子里，嗡嗡的，捏着鼻子说话似的，那些沿街的密密匝匝的木窗瓦顶，滴出的不是水，而是油。小店里卖的零头布料，也发散着阴干的异味，摸上去则发"皮"。人还多呢！这会子，抑郁症又都好了，都来挤热闹了。挤的大多是糕团店，还不够粘似的。还有些炒货，这时其实也都皮了，上面的酱油味，奶油味，甘草味，沾在手指缝里。这时候，一股勃勃的兴致起来了，劲头粗得很呢！要能从远处看，这个伏在长江边的城市，正裹在一团浮动不安的水汽里面，顶上积散着雨云，阴霾，还有太阳的光和热。 黄梅雨结束，就直接进了伏天，太阳突然间沙拉拉的，带了声响。抑郁症这会儿是真好了，看出去的人和物，陡然地刷新了颜色，并且构了墨线。伏天的太阳多么收燥，粘滞不清的一下子爽利起来。梧桐树叶在黄梅雨里养肥了，这时收藏了阳光，再很吝啬地洒给地面上，或者沿街的窗台上。所有的声色都脱了那一层"皮"，变得响亮了，还带了些金属的嚓啷啷声。那屋顶上的瓦，崩脆崩脆的，连人说话的口齿都伶俐了。本来就是齿前音多，这时候更加细和碎，而且清晰，丝丝入耳。不是说，墙面是砂粒的质感吗！这会儿简直发出绒头来了。现在热是热了，可热得很肯定，堂而皇之，酣畅淋漓。气味都是干爽和蓬松的：蚊虫香的气味，西瓜的清甜气，小儿痱子粉的薄荷味，都是草本的气味，是这城市最质朴的气味，是它的体味。不过，这时候的午后就有些昏然了，也得让它打个盹吧！热气从路面，墙面，瓦面，涌出，连最最背阴的，有着穿堂风的角落都洋溢着松爽的热气。空气里散布了一种皮肤轻度灼伤的焦味，虽然是皮肉的气味，却也是干燥爽利的。 这街角依然是静。由于空气中的水分蒸发了，天空就突然空旷起来。于是电车的电流声，以及转变的"叮"一声，便散发了。有些提不住，不如以往那么集中和警醒。而与此同时，许多平时听不见的杂声，这时倒都发出了响。这响不是在齐耳的地方，而是在头顶上方，还要高远一些，营营嗡嗡的。我为什么偏捡这街角来说，是因为换了热闹的市面，你会以为我指的是市声。不是市声，而是气流从物体身上摩擦而产生的声音。这城市的物体质地比较坚硬，而且有棱有角，最不吃声了。小小一点动静，反射来反射去，便有了响。所以，在这大夏天，这热气就有着一股轰然的声势。随了太阳西移，热气僵了下去，汗气就起来了。这是瀌湿了草席和藤椅，再揩净晾干的汗气，夹了干草的皮肉的气味，有一点押昵气，但不是太不爽的。认真地追究，什么气味其实都是人气，有时是捂着，有时是蒸腾出来。 初秋是性情最平和的时节，一切都有些像万劫有复地，回转过来了。墙上的砂面收了绒头，树影变得纤细，疏落有致。电车转弯的那一声"叮"复又人耳，学校里眼保健操的音乐适时地响起。这时的光和影是最为协调的，边缘清晰而柔和。这城市的物体本来是拥挤的，多少有些杂乱，此时倒都成了受光体，影调反变得丰富了。这时候，即便是那最嘈杂的闹市，也神定气闲的了。这城市的性子是燥的，可也爽气，说过去就过去。它内里含着一股疾疾的动力，冲过多少关隘，终于达到平衡。然后再疾疾地倾斜过去。它所以这样骚动不安，是因为它有欲望。要谈到它的欲望，你就明白了，它就不能消停了声色，就连那个街角，没什么大动作，欲望也要从电车的"叮"一声里露一露头。这时它是平衡的，松弛的阶段，带有些养性的意思。使劲嗅一嗅，空气里有一股单薄的烟味。这是最清爽的人气了，不出汗，不受煎熬。可是紧接着，凛冽的季节到了，一切又肃杀起来。树叶落了一批，又落了一批，树枝秃了，露出了房屋的墙面，就有些惨淡了。这是一些酷烈的景象，但也不要紧，只要去听，好天气里，最肃杀的角落，都响着藤拍打在厚棉被上的"嘭嘭"声，鼓起的一蓬蓬灰，都是饱满的人气。这也称得上是轰轰烈烈的。午后呢？那电车"行行"地开过街角，响的是"叮叮"的两声。还有，这干燥的冬日里，火烛难免不小心，于是，救火会便时常，紧急地派出救火车，一路呼啸而去。还有警车，俗称"强盗车"的，在冬天行人稀少的夜里，也显得格外喧嚣．一听到它们的声音，人们就竖起了耳朵，想什么地方发生了危险的事情？这城市就是这么一激灵，一激灵。 好了，现在上海已成了新话题，当时在图书馆，藏书楼，辛苦看到的旧书，如今大批量地印刷发行，用最好的铜版纸做封面。可在那里面，看见的是时尚，也不是上海。再回过头来，又发现上海也不在这城市里。街面上不再有那样丰富的有表情的脸相，它变得单一。而且，过于光鲜，有一些粗糙的毛边，裁齐了，一些杂芜的枝节，修平了。而这些毛边和技节，却是最先触及我们的感官的东西。于是，再要寻找上海，就只能到概念里去找了。连语音都变了，一些微妙的发音消失了，上海话渐渐向北京话靠拢，变得可以注音了。那些后颚上方、舌齿之间的音节，删剪了之后，语音就变得生硬而且突兀，并且，困难于表达。总之，上海变得不那么肉感了，新型建筑材料为它筑起了一个壳，隔离了感官。这层壳呢？又不那么贴，老觉得有些虚空。可能也是离得太近的缘故，又是处于激变中，映像就都模糊了，只在视野里留下一些恍惚的光影。倒是在某些不相干的时间和地点，不期然地，却看见了它的面目。那还是一九八七年，在香港，有一晚，在九龙的丽晶酒店闲坐，正对着香港岛，香港岛的灯光明亮地镶嵌在漆黑的海天之间。这真是海上奇观，蛮荒之中的似锦繁华，是文明的传奇。于是，陡然间想起了上海，那几句诗句又涌现在眼前：……约距今一亿八千万年的中生代上送纪，上海同苏南地区都是古老的陆地……海水大幅度进退，在不同的海面时期，河口位置不同，形成了相互重叠的古三角洲……冰川融入海洋，海面渐次上升，三角洲的大片陆地复被海水所浸没…… 这画面何等壮丽，上海原来是这样冉冉升出海面，云雾散尽，视线走近，走近，走了进去，被琐细的笔触掩埋，视线终于模糊了。 1999年4月7日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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