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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老区红军史》 正文 前言 陇东老区是西北红军的摇篮，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西北地区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战场和战略基地。在长期残酷的战争岁月中，一支又一支的西北主力红军部队相继在这里诞生、发育并走向辽阔的西北战场，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战斗在这里发生并影响着全国的形势和南方红军长征的归宿。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洒下了烈士的鲜血，每一片梢都浸透着红军的汗水，每一个沟峁都留下了红色的足迹，每一条河流都流淌着壮怀激烈的传说……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挽救革命，先后来到了陇东地区，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终于创建了南梁游击队，揭开了西北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 此后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又相继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军第二十六军，从此，红色的铁流冲击着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根基。在敌强我弱的严酷条件下，以红二十六军为主体的西北红军主力部队、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和配合下，采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行集中兵力，运动战、游击战、歼灭战的作战原则，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大规模“进剿”、“会剿”和“围剿”，歼灭了大批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方民团武装，给南方长征的红军保存一块落脚点，为西北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中央红军和南方各苏区的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后，陇东老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赤卫军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南征北伐，东征西讨，为陕甘宁苏区的扩大作出了新的贡献。与此同时，三大主力红军部队也在陇东演出了西征击“宁马”，三军大会师，山城堡决战，援西军行动等一幕幕壮烈的活剧，使红军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陇东的每个地方。 由此而知，陇东老区红军史，实际上是两个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发展脉络结合而成的历史。一个脉络就是从陇东苏区诞生并发展壮大的西北红军主力部队及地方游击队的发展、战斗的历史，另一个脉络就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在陇东战斗和发展的历史。这两个脉络互相关联，构成了一幅陇东老区红军史的完整画面。因此研究陇东老区红军史，不仅可以了解西北红军创立和发展的全过程，而且还可以加深对红军长征历史、西安事变历史等问题的认识。 为了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我们撰写了一书，这部著作是陇东老区历史系列著作之一，它与以前出版的《陇东老区政权史》、《陇东老区教育史》一起构成了陇东老区历史研究的有机部分。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吸取了近年来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许多老同志和从事专门研究的专家、学者亦给予了热情的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正文 第一章 西北红军的先河——南梁游击队的诞生 大革命失败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创建西北红军不屈不挠、艰苦探索。他们先是用暴动的方式，发动渭华起义、清涧起义及西北地区一系列的起义，以此来组建工农红军，但这种努力连续遭到挫折。随后他们又用“兵运”的方式，打入地方军阀部队的内部，培养骨干，扩充队伍，创造红军，但这种行动又归于失败。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刘志丹等共产党员决定采用新的方式，即改造农民绿林武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逐渐壮大革命力量，直至创造正式的红军主力部队。按照这样的思路，1931年9月，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在甘肃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对当时活动于合水、南梁一带，由杨培盛、赵连璧、贾生财率领的三支农民绿林武装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整编，史称“倒水湾整编”。这次整编创建了陇东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南梁游击队”揭开了陕甘边乃至西北地区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的会师奠定西北红军主力部队的基础，开创了红二十六军的先河，在西北红军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一、西北地区的三大起义——渭华起义、清涧起义和旬邑起义：用暴动方式创造西北红军行动的受挫 （一）清涧起义的发动和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的失败 1927年“7·15”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面对急转直下的危急形势，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1927年9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情况，首先在国民党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第十一旅中进行起义。 当时，井岳秀部队第十一旅三个营分别驻宜川、延川、延长、清涧等地。由于共产党人谢子长在该部中进行了几年的“兵运”工作，该旅党的基础较好，该旅旅长石谦在谢子长的介绍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支部队已基本上被共产党人争取和控制。①为了更有效地组织领导起义，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唐澍、白乐亭到清涧成立了起义指挥部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时陕北军阀井岳秀侦知十一旅旅长石谦是共产党员，他大为恐慌，谋划除掉石谦，消灭被革命官兵掌握的第十一旅。1927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在陕北各地大肆清党，形势日趋紧张，时值井岳秀寿辰，各旅旅长应邀前往榆林祝寿。石谦警惕性不高，不顾谢子长等人劝阻，也前往榆林。井岳秀派安定县长张凤吾“迎接”，策动马弁杀害了石谦。井岳秀遂任命康子祥为第十一旅旅长，并乘机清洗十一旅中的共产党员。 面对反革命军阀的进逼，唐澍在清涧及时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通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和全国的革命形势，研究了陕北的形势和石谦死后十一旅的状况，确定了在“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下，发动兵暴，打响陕北工农武装起义的第一枪的行动方针。 兵暴的准备工作开始了。首先在部队内部进行政治动员，特别是在党内进行认真的讨论和部署，制定暴动计划，并利用井岳秀同各旅的矛盾，联络并争取驻三边的高士秀旅、驻韩城的王保民旅同时起义。起义前还对部队官兵进行教育，强调不许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许违法乱纪。当时，共产党人控制的三连、四连、八连、十二连等四个连驻清涧，十一连驻延川，九连、十连等两个连驻宜川。康子祥的亲信营长齐眉生带两个连驻延长。敌我力量对比，我占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井岳秀企图以换防的名义，消灭共产党控制的部队，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鉴于此，陕北军事委员会决定利用敌人换防这一有利时机，举行起义。 10月14日驻清涧的四个连在唐澍、谢子长、李象九领导下率先暴动。部队冲进公安局，收缴了警察的全部枪支弹药，捣毁国民党县政府，没收其财产。清涧起义成功后，部队南下宜川。15日到达延川，驻延川的共产党人控制的部队十一连也参加了起义，缴了国民党在当地保安队的武器。起义军于17日占领延长，击毙反动营长齐眉生，缴了两个连的枪。谢子长对被俘的士兵讲话，宣布愿意革命的跟队伍走，不愿干的可以回家。由于这两个连长期受控于康子祥，很少接触进步思想，大部分士兵回家了。此后，起义部队继续南下，经龙岩镇，缴了民团的枪。27日起义部队到达宜川，按商定的计划，由城外虎头山上的九连配合城内的十连，消灭旅部之敌，除康子祥带少数人逃跑外，十一旅其他反动军官士兵全部被解决。至此，清涧、延川、宜川三路暴动队伍胜利会师于宜川。由于沿途许多知识青年参加部队，起义部队扩大到1700余人，3000余支枪，仍沿用第十一旅番号，李象九任旅长，唐澍任参谋长。下辖第一营（营长谢子长）、第二营（营长王有才）、第三营（营长李瑞成）。 清涧起义后，井岳秀派驻延安的第二师师长高双城率六个营的兵力，由延安进攻宜川。起义部队在城外的虎头山、风歧山、七郎山等要害地设防。敌攻半月，破凤歧山。后来李象九又连续指挥失误，部队大部分损失。12月，剩下的300余八突围到韩城西庄。部队到达西庄不久，旅长李象九乘参谋长兼军委书记唐澍离队赴省委汇报工作之机，接受了韩城驻军王保民旅的改编。唐澍回来后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在王保民将要改编起义部队的前夕，带走了部队。 12月30日，唐澍、谢子长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同时将200余人的队伍组成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下辖四个队。原准备到清涧、保安等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途中在攻打宜川时，因情况不确，误将敌人一营兵力作为一连兵力加以攻击，结果伤亡很大。部队撤到延长时，又遭敌袭击，到达安定，遭瓦窑堡敌人堵截，加上沿途逃亡失散，到达甘肃合水县的豹子川时，只剩下10余人。这时，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回省委汇报工作，其余人员分散他去。清涧起义和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终于失败。 清涧起义虽然失败，却在西北大地上首次升起了工农武装的旗帜，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烈火。清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工农红军的初步尝试，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为后来建立的西北红军主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二）渭华起义的发动和工农革命军及陕东赤卫队的失败 清涧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于1928年1月28日决定在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国民党西北军新编第三旅许权中部再次发动起义，并派唐澍、刘志丹等到该旅组织领导起义工作，还在该部成立了旅党委，刘志丹任书记，许权中、唐澍为委员。旅党委二方面在部队中做起义的思想发动和各项准备工作，一方面还帮助地方党组织在洛南三要司周围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赤卫队，开展反霸斗争。3月初，渭华地区发生“宣化事件”，①中共陕西省委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在这一带发动起义。4月下旬，刘志丹、唐澍等率领新编第三旅1000余人，在由潼关开向华县高塘镇途中，宣布起义。到达高塘镇后，起义部队于5月16日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司令，刘继曾任党代表，谢子长为副总司令，王泰吉任参谋长，卢少亭任政治部主任。②部队编为第一大队（大队长赵五生）、第二大队（大队长谢子长兼）、第三大队（大队长武培谟）、第四大队（大队长雷天祥）和赤卫队（队长张汉泉）及骑兵队。 在华县起义的影响下，5月1日渭南县东原一万余农民在中共陕东特委领导人刘继曾、李大章、肖明等率领下于渭南县崇凝镇宣布起义。成立了崇凝区苏维埃政府和陕东赤卫队指挥部，冯养浩为书记，李大德任赤卫队队长，薛自爽任赤卫队副队长。赤卫队共200余人，编为4个中队和一个大刀队。 渭华起义后，在很短时间内，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县，南靠秦岭，北至西（安）潼（关）公路，200多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基本被摧毁，打土豪、分财产，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但是，渭华地区地处关中平原，是豫陕晋之交通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陕西军阀更是视起义军为心腑大患，决不容忍床前卧虎。从6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军向刘志丹、唐澍领导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和冯养浩、李大德率领的赤卫队发起进攻。西北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顽强反击，沉着应战，打退了国民党军向高塘镇、崇凝的进攻。6月19日国民党军进攻兵力增至三个师，再次进攻高塘镇、崇凝，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再次进行了英勇的抗击后，终因孤立无援，众寡悬殊，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被迫向洛南方向转移。7月初，工农革命军在洛南城西北遭到国民党军的第三次重兵进攻，唐澍等一批共产党人壮烈牺牲，刘志丹、谢子长回省委。西北工农革命军被打散。失败前夕，刘志丹在军事委员会最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沉痛地指出，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光杆斗争、军事冒险、脱离群众、烧杀政策。 渭华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敌人镇压了，但它为尔后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军培养了骨干。 （三）旬邑起义的发动和红军渭北支队的失败 1928年5月16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共产党员许才升、吕佐乾发动了著名的旬邑起义。这次起义的主要原因是旬邑县反动政府粮秣处向农民额外征收粮草，激起了当地农民的义愤。于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群众进行了抗粮、抗款、抗捐、抗税和抗债的“五抗斗争”。并在此基础上，把农民的斗争转变为武装起义。5月16日，在党组织和许才升、吕佐乾的领导下，清水塬地区15个村庄的农民群众，手执刀、剑向旬邑城发动进攻。17日，一举攻入城内，杀死了反动县长、粮秣处长、警察局长和两个劣绅，选举并成立了旬邑县苏维埃政府，许才升任主席。5月22日，成立了中共旬邑县中心支部，吕佐乾任书记，并将旬邑起义部队编为工农红军渭北支队，程永盛任总指挥，下辖三个连。接着，许才升率领队伍出城，到北后田、职田、太峪等地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分粮食，革命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县。6月，正当革命斗争蓬勃开展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在震惊之余，急派田金凯骑兵师前来镇压，由于寡不敌众，恶战之后，起义军失败。许才升、吕佐乾、吕风歧、王清碧等7名共产党员被活埋，旬邑起义终于失败。 在渭华、清涧、旬邑等西北地区三大起义的同时，西北地区陕甘等两省的一些地方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一连串的起义。1925年5月，陕西礼泉县农民三万人，在共产党人秋步月领导下包围了县城，撤销了县长，惩办了豪绅，影响甚大。同月，陕西澄城县农民在共产党员吴卜亭等领导下，也组织了“农民问政团”，并缴了当地军阀赵桂堂的70多支枪。6月，陕西绥德农民赶走了劣绅安文领，斗争了伪县长。在这前后，陕西三原县农民在共产党员黄子文的率领下举行起义，包围县城四天，后来在国民党军阀马鸿逵的镇压下失败。 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以及西北地区的其他一系列起义失败的形式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结果，那就是都未能创造出西北红军部队来。因此，西北地区早期武装起义及其产生的起义军与以后的西北主力红军部队之间并不存在沿革渊源关系。而这一点正是西北地区武装起义与南方各地武装起义的区别所在。有的党史书籍中认为西北红军主力起源于西北工农革命军，①有的甚至说：“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红军（简称西北红军）包括红军二十六军、红军第二十七军、红军第二十九军。这三支红军全是由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的部分武装及晋西、南梁、陕南等游击队，分别改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是西北地区主力红军”，②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渭华起义、清涧起义、旬邑起义等的组织领导者和骨干分子如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后来都是只身回到陕北，又在陕甘边重新发动兵运，逐步再建立革命武装的。作为渭华起义、清涧起义、旬邑起义中成立的工农革命军，即使就是残余部队也没有转移到陕甘边区及陕北地区。所以，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陕北的红二十七军，陕南的红二十九军与1927年和1928年的渭华起义、清涧起义、旬邑起义中产生的工农革命军从组织上来说没有任何关系。① 那么，为什么西北地区的三大起义未能创建出正式的红军呢？从表面来看，有的是因为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还有的是因为指挥员的失误所致。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被看成主要原因。因此我们认为，问题的答案只能从西北地区的社会环境中去寻找。众所周知，西北地区未曾经受过1924—1927年大革命风暴的冲击，这里直至红军创立以前，一直未曾出现过如同南方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那样广大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未曾有过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的如疾风暴雨般的工农群众运动。这样的农村大革命，不但对当地的大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也间接地影响和决定了南方各地工农红军的创造方式。毛泽东在分析工农武装割据的条件时，也曾经十分注意农村大革命和工农运动对红色政权和红军创造的影响作用。他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曾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不是那种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1926年和1927年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和江西各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绝对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份来。 ①南方各地的起义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等。都是在起义失败后，及时将起义军转移到农民运动高涨过的地区，掩护革命运动，保存革命实力，扩充红军主力，创造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这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各起义队伍的唯一出路和生存途径。井冈山、赣南、赣东北、海陆丰、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红军部队都是通过这种途径保存、发展并壮大起来的武装起义部队。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条件，南方各地的红军部队一般都与各地的武装起义之间存在着沿革渊源关系，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但是，北方各地尤其是西北地区，明显缺乏南方地区那种大革命后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尤其缺乏农村大革命后的环境条件。因此，当起义军遭到强敌进攻，起义面临失败的时刻，起义部队一般无退路可寻找，无良好的工农群众基础可依据，无受过民主运动影响的地区可回旋。这样，面对强敌进攻，起义军必然失败，根本来不及创造正式的红军主力部队来。正因为如此，西北红军的创造一般未能沿用南方各地红军的那种通过暴动创造红军的方法，而是采用红军的创造与工农运动的开展同时并举的方式。但这种方式直至1931年9月“倒水湾整编”前后才逐渐被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所认识和掌握。 二 “三道川事件”和“早胜事件”：用“兵运”工作方式创造西北红军斗争的失败 （一）“三道川事件”，第一次建军行动的失败 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以及西北地区的其他一系列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影响、争取和掌握的武装力量基本上损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创造红军，仍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难题。对此，刘志丹、谢子长等也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他们因而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探索。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化装潜入西安，向陕西省委作了汇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他回到家乡陕北，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继续开展“兵运”工作。他先回家乡保安建立了该县第一个党支部，并利用师生、同学等社会关系在该县教育局当了一段“督学”，把一批起义后失散的共产党员安排到各学校，保存革命骨干。安顿就绪后，刘志丹来到中共陕北特委的驻地榆林。与此同时，谢子长也在渭华起义失败后被陕西省委派到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任委员。 1929年初，在刘志丹的推动下，中共陕北特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志丹和谢子长分别向会议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开展“兵运”斗争的指示，提出利用陕甘宁各地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争取动员群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上层工作，争取掌握兵权，准备再次起义，创建红军，当时的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慑于白色恐怖的危险，反对开展“兵运”斗争，他以保存力量为借口，要党员都隐蔽起来停止活动。刘志丹批评和反对了这种右倾思想。会议最后采纳了刘志丹和谢子长的主张，决定派一批党团员和革命同志打入军阀部队，从事“兵运”工作，创造红军部队。 用“兵运”工作的方式来创造红军，这是刘志丹、谢子长对暴动方式创造红军思路的发展和变通。既然现实条件不可能也不允许进行起义，那么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各种条件来进行起义，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因此，这种选择的基础和前提仍然是暴动创造红军。“兵运”工作是暴动的准备，而暴动是“兵运”的结果。军阀部队由于没有受过工农运动的影响，因而无法直接用暴动的方式分化出红军的成份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取打入军阀内部，争取和发展士兵，使其受到民主的革命影响，才能做到进而举行起义，达到创造红军的目的。因此，用“兵运”工作的方式创造红军，这是当时刘志丹、谢子长在暴动失败后，探索的新的创造红军的思想。他们为此而进行了长达三年的不懈努力，历经险恶，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刘志丹、谢子长在1929年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上还不约而同提出了开展“匪运”即通过改造绿林武装来创造红军的构思。此后在开展“兵运”工作过程中，他们始终注意着这个问题。刘志丹认为，在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和陕西黄龙山里，有很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由于受不了封建剥削压迫，生活无着落才被迫铤而走险、上山为匪的。这些绿林武装与豪强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道路。这种构思在开始时是作为“兵运”的补充提出来的，但是后来随着“兵运”工作的屡屡受挫，改造绿林武装的方式终于成为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创造西北红军的主要方式。 1929年春，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利用关系激化了保安县民团团总路仰之与政界的矛盾，挤走路仰之，当上了保安县民团团总，并选派了一批党团员进入该民团，将保安县民团；①改造成为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控制和掌握的武装。1929年秋，刘志丹、谢子长还在陕甘地区从事了一系列的“兵运”工作。他们先后派人到陕北高志清、杨庚武等部队以及黄河岸边商贩保运武装杨琪、杨鼎、师储杰等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和收编工作。1930年春，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带领一批党团员打入宁夏苏雨生部骑兵第四师开展“兵运”工作。当时，苏雨生正在扩充实力，立即委派谢子长为第十旅旅长？刘志丹为其第八旅十六团中校副团长。刘志丹、谢子长利用公开身份在苏雨生部安排了一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干部，为后来的西华池起义打下了基础。1930年夏，苏雨生在军阀混战中失败，刘志丹、谢子长遂脱离苏雨生部，又来到甘肃庆阳军阀谭世麟部中开展“兵运”工作。 当时，陇东的军阀谭世麟与陈珪璋正在展开激烈的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谭世麟原为庆阳县城中的一个富商，因在1926年乘陇东镇守使张兆钾与北方国民军在陇东混战之机，为国民军部队提供枪支弹药，当上了吉鸿昌部六旅三营营长，从此发迹，实力不断壮大，做起了独霸陇东的美梦。不料好景不长，1927年，赵文华、陈珪璋在南梁一带聚众为匪，横行陇东，后在宁夏大败谭世麟军阀部队。不久赵文华、陈珪璋将所部组成“甘肃义军混成团”，由赵文华任团长。谭世麟由于其内部分化，丧失元气，谨守西峰。1928年，谭世麟派副官携带金银珠宝赴陕西，贿赂宋哲元。宋哲元委任谭世麟为陇东清乡剿匪司令、陇东民团军司令等职。但此时，赵文华、陈珪璋实力进一步增加，对谭世麟的威胁日趋严重，1929年2月，赵文华部进攻合水县城，未克，赵文华被炸死，陈珪璋继任团长。1930年，陈珪璋乘蒋、冯、阎大战之机扩充势力。2月，陈珪璋驻兵西峰，谭世麟被迫退守庆阳。3月蒋介石任命陈珪璋为讨逆军司令。6月6日，陈珪璋进攻平凉，杀死陇东行政区行政长兼绥靖司令杨承基，自称陇东绥靖司令、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司令。面对陈珪璋军阀势力日趋增长的威胁，谭世麟急于招兵买马，扩建军队，他提出的条件是：谁能拉来一个连就给个连长当，谁能拉来一个团就给个团长做，并划给防地，拔给供养。谭世麟久闻刘志丹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文韬武略，治军有方，于是想请他来为自己整编民团军，训练部队，增加与陈珪璋抗衡的筹码。 刘志丹分析了形势后，认为这是开展“兵运”工作，创造革命武装，伺机发动起义的有利时机。他到保安后，与党支部负责人王子宜、曹子如（时任保安县民团团总）共同研究决定，以陇东民团军的名义，把队伍带到三道川，①进行整编训练，扩充力量，补充枪支弹药，创建自己的工农武装。随后，刘志丹聚结起一批共产党员和当地贫困农民，在保安金汤镇编为一个营，下辖两个连，由共产党员卢仲祥、刘约三分别担任各连连长，马锡五负责军需，杨树荣负责部队党支部工作。6月，刘志丹率领部队进驻三道川，编为谭世麟的骑兵第六营。 这时，谢子长、阎红彦等也按计划将从军阀杨庚武部中通过“兵运”工作拉出来的周维奇营带到了三道川。杨庚武在大革命时期曾加入过中共。大革命失败后，他失掉了组织关系，就拉起队伍上了后湫天山寨，当上了“山大王”。1929年秋，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决定，谢子长曾经亲往后湫天山寨，争取杨庚武的部队起义。此后，谢子长又指派阎红彦、雷恩钧等进入杨部继续开展“兵运”工作。但是，由于杨庚武受陕北军阀高双城的引诱和欺骗较深，“兵运”工作未能奏效。正在这时，高双城对杨庚武部发动突然袭击，把这支队伍打垮了，阎红彦、雷恩钧乘机说服杨部第三营营长周维奇，将这个营拉到了三道川。此时，阴险狡诈的土匪张廷芝为了抓枪杆子，妄图独霸三边的地盘，也暂时只带领几个亲信脱离苏雨生部队投靠了谭世麟。谭世麟见数百人的队伍“归顺”了自己，欣喜万分。为急于把这些部队整编为自己的一团人马，他打算叫张廷芝当团长，但又举棋不定，难以决定，因而与刘志丹商讨团长的人选问题。刘志丹感到张廷芝任团长不利于在谭部挂名创造工农武装的计划。因而对谭世麟说，张廷芝土匪成性，靠不住，“吃谁的饭，砸谁的锅”，他提议由谢子长任团长。谭世麟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遂委任谢子长为其直辖第三团团长，刘志丹、周维奇的部队分别缩为该团的第一、二营。张廷芝的部队因为开往宁夏参加军阀火并，这时被隔在宁夏下马关一带，未被整编。在部队整编后，刘志丹即应谭世麟的请求，带着杨树荣等几名共产党员，前往谭世麟设在庆阳城内的陇东民团军司令部，替谭世麟“主持”民团军的整训，“襄赞军务”，借机迷感敌人。谢子长则率领驻守三道川的部队积极进行训练，准备伺机发起暴动，建立工农红军。 正当刘志丹利用陇东民团军的名义，创造我党的工农武装的计划顺利实施的时候，风云突变，祸起萧墙。张廷芝在三道川设下圈套，用美女、金钱、快马收买了周维奇，并狡猾地让周维奇派兵去宁夏下马关为他接回部队，以便乘机吞并这支队伍。阎红彦极力主张乘机收缴张廷芝的人马，他不顾谢子长的劝阻，亲率几十名骑兵随同张廷芝去接部队。不料，在返回途中，被张廷芝缴械扣押。随后张廷芝又用武力吞并了周维奇部的全部人枪。张廷芝羽毛丰满之后，立即向谢子长的团部和刘志丹组建的部队发动了突然袭击。谢子长闻讯，当即组织反击，但因猝不及防，部队终被打散，谢子长等脱险回到保安。这时候刘志丹正带着从庆阳运送给三道川部队的一批军装和其他物资，行进在前往三道川的途中。他听到张廷芝叛变的消息后，当即安排这批军需物资转送别处保存，自己改道保安，在曹力如、王子宜等人的协助下脱险，后与谢子长结伴同往绥德、米脂，寻找陕北特委。 这就是著名的“三道川事件”。这次事件使刘志丹、谢子长通过“兵运”方式苦心集结起来的武装损失殆尽。“兵运”工作遭到严重的挫折。 （二）太白起义——陇东境内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发动，第二次建军行动的失败 1930年8月中旬，刘志丹、谢子长前往绥德，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继续开展“兵运”工作。条件成熟时实行兵变，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会上成立了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正副总指挥。会后不久，刘志丹请求辞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职务，仍回陕甘边界开展“兵运”工作。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另由中共北方局派孔祥桢担任。9月中旬，刘志丹返回保安，向党组织转述了会议精神，同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一起研究制定开展“兵运”工作计划。这时，从三道川脱险的卢仲祥、刘约三、马福吉等同志陆续回到保安，还有贺彦龙、魏佑民等四、五个同志也分别从延安、宜川、瓦窑堡等地来找刘志丹。大家正在开会研究“兵运”工作的具体安排时，恰巧在陇东民团军司令部中曾和刘志丹一起搞“训练”工作的杨树荣也从庆阳回到保安。他向刘志丹汇报说：“谭世麟对三道川事件很恼火，他直骂张廷芝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白白使他损失了一团人马。看来咱们在三道川准备起义的事，谭世麟仍然毫无察觉。他还要我把刘志丹找回来，当他的骑兵第六营营长。为此，他把驻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副营长王凤珠叫来，当面交代，叫王风珠协助这件事，王凤珠满口答应尽力帮助……” 根据这个情况，刘志丹等同志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奇袭太白民团军，把武器较好且最反动的太白民团军先搞掉，以铲除祸害，夺取武器，然后创建一支独立的工农武装。具体计划是：一面派杨树荣先去合水太白通知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骑兵第六营将赴太白镇，请他们预先筹集粮草，以此稳住敌人；一面分头调集人马枪支，赶制民团军服装和旗帜。刘志丹等同志从保安民团中抽出部分人员和枪支、马匹，加上原骑兵第六营从三道川零星回来的人员，调集了29人，长短枪二十多支，战马二十多匹，然后将队伍带到白沙川密林中，进行了必要的训练和动员。 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9月18日，刘志丹骑着一匹铁青色的高头大马，穿戴着陇东民团军军官制服，率领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旗号、身穿民团军服装的骑兵部队，从白沙川出发，沿葫芦河前进，当天下午顺利开进太白镇。 太白镇，地处陕甘交界，是葫芦河与苗村河的交汇处。这座残破不堪的小镇，相传为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屯军戍边时所筑。这个小镇的周围，子午岭群山屏障，山中涓涓溪流从城边流过。明代嘉靖年间陈棐曾题“碧落霞天”四个大字于此处山岩之上，形容太白山水的雄壮和秀丽。 太白镇东南，有一处烧酒作坊，掌柜的名字叫李绪增，为人刚直仗义，刘志丹早就和此人相识。因此，刘志丹的部队当天就住在李绪曾的烧酒作坊里。当晚，在敌二十四营中当兵的赵连璧以喝酒为名，来烧酒作坊向刘志丹报告敌二十四营内部的情况。赵连璧也是陕北保安县人，曾当长工十一年，后因逃避地主逼债，到合水太白民团军当兵，后任班长。他和刘志丹很早就有交往。通过赵连璧的报告，刘志丹大体上掌握了太白民团军的布防情况：敌二十四营有三个连，第一连驻在镇内一个骡马店里，第二连驻在河东岸的黄家砭，第三连驻在离太白镇几十里外的林锦庙，兵力比较分散，便于各个击破。为了麻痹、迷感敌人，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了解敌人情况，刘志丹命令部队在29日、30日连续两天分头与民团军官兵开展官对官、兵对兵的“交朋友”活动。30日晚，刘志丹与几个负责同志详细分析了几天来掌握的敌情，认为敌众我寡，宜斗智不可斗力，宜速战不宜持久。决定分头行动，智取强敌。一面由刘志丹、杨树荣出面，以商筹粮草为由去找黄毓麟、王风珠，伺机活捉，迫其令部队缴械，如若不成，就打死这两个反动军官；一面由卢仲祥负责带十余人与敌第一连官兵在烧酒坊“联欢”，伺机收枪，消灭敌人。刘约三和魏佑民在河边监视驻河东岸黄家砭敌第二连的动向。 10月1日早上，刘志丹、杨树荣按照作战计划，来到敌副营长王凤珠的住处“商借粮草”，王风珠即刻派人请来黄毓麟商议此事。结果，两名反动军官当即被刘志丹、杨树荣双双击毙。这时，在李绪增烧酒作坊里，卢仲祥等同志已将敌第一连的官兵用酒“联欢”的东倒西歪，酩酊大醉。卢仲祥听到枪声，把酒壶一丢，大喊一声：“缴枪不杀！”战士们把枪口一齐对准了敌人。除敌连长企图顽抗被击毙外，其他官兵全部缴枪，当了俘虏。黄家砭的敌第二连，听到枪声，都冲出来向山上逃跑，卢仲祥、刘约三、魏佑民立即率领二十余名骑兵，勇猛追击，打垮了敌第二连，又俘获了一些马匹、枪支。中午时分，太白战斗胜利结束。刘志丹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布了黄毓麟、王风珠及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的罪恶。广大群众听到平时骑在他们头上作福作威的匪军已被消灭，欣喜万分。当我军准备撤离太白镇时，镇里的男女老幼喜气洋洋地齐来送行。刘志丹率部向林锦庙转移。途中又活捉了太白民团军二十四营驻林锦庙的第三连连长马建有。当晚二更时分，部队包围了林锦庙之敌，迫令敌第三连交出了全部枪支和马匹。至此，作恶多端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被全部消灭。 太白起义，打响了共产党人在陇东地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击毙了敌营长黄毓麟以下10余人，俘敌数卜人，缴获长短枪50余支，骡马10余匹。这次起义后，刘志丹很快组建起了一支150余人的革命武装，在合水、安塞、保安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揭开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 太白起义后，刘志丹利用缴获武器，扩大队伍。他见赵连璧作战勇敢，且有活动和组织能力，便给了他一部分枪支弹药，委派他到太白一带组织队伍，扩大力量。不久，赵连璧便动员了几十名贫苦农民，并收编了太白民团军的残部和当地民团三、四十人，部队扩大到100多人。赵连璧就带着这个队伍在太白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同时，刘志丹又派同守孝带一部分人在南梁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壮大力量。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刘志丹带领大队人马转战于陕甘边界，打土豪除劣绅，扩充实力，操练队伍，部队连续在真武洞、镰刀湾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了不少枪支。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前往参军，部队很快扩充到200多人。，由于声势浩大，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陕北军阀高双城部派高雨亭营分兵二路，直扑刘志丹部队在保安的驻地，妄图将起义部队“围剿”消灭。 1931年2月15日，刘志丹接到延安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的情报后，决定避实就虚，转移合水，避开敌人“围剿”的锋芒，待机破敌。2月16日，起义军在除夕会餐之后，冒着漫天风雪向陇东连夜转移，经瓦子川、平定川、豹子川，18日到达合水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率领的队伍会合。这时，刘志丹在庆阳“训练”陇东民团军时结识的贾生财也闻讯从陇东民团军中拉出40多人参加起义军，部队一时间增加到400余人。为了巩固起义部队，刘志丹将起义部队带到合水县固城川的麻义村进行整编，史称“固城川整编”。部队共编为四个连，由刘志丹任总指挥，卢仲祥任第一连连长；魏佑民任第二连连长；赵连壁任第三连连长；贾生财任第四连连长，并在部队中建立了党支部，由杨树荣任党支部书记。这时，合水县瓦岗川民团团总唐清山闻讯率领40多人前来接受改编，刘志丹将精干人员插入各连，其余人员让唐清山带回合水县瓦岗川继续扩充。 经过两天休整后，部队向宁县转移。在转移途中，部队到达宁县盘克镇张皮原时遭到陇东军阀陈珪璋部队的突然袭击。由于部队刚刚编组，未经训练，战斗力不强。在战斗中，部队损失惨重，一连连长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打散，同守孝、赵连璧等又回到南梁、太白一带活动。刘志丹率100余人突出重围，到达宁县麻子掌一带。 此时，大雪封山，弹尽粮绝，起义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刘志丹率领余部转入中部县小石崖一带坚持斗争，并与小石崖罗连城民团建立了“统战关系”，暂渡难关。随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刘志丹又派人与苏雨生（时任杨虎城部警备骑兵旅旅长，驻陕西彬县）再次谈判联合，以便休养生息，伺机再把部队拉出来。谈判结果，起义军被编为苏雨生部的补充团，由刘志丹任团长，驻防陕西省旬邑县职田镇。 在补充团驻防职田镇期间，刘志丹利用这一相对稳定的时间，一面领导部队抓紧军事训练，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一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派人进山与贾生财、赵连璧联络，叫他们在山里召集旧部，积极发展队伍，还积极做驻地附近的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他不仅自己亲自去该部趴做工作，还告诫其他的干部多与该部下层青年军官接触，搞好关系，争取该部的同情。 1931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高岗来职田镇，向部队传达了省委关于“利用补充团的名义，尽量扩大部队，积极准备打红旗”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刘志丹抓紧筹集粮款、军械，整训和扩大部队，三个月后部队又扩充到200多人。这时由于当地豪绅的告密，苏雨生对该团的动向有戒备。在一次打土豪筹粮中，一名土豪抗粮自杀。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指使苏雨生惩办刘志丹，苏雨生也正欲借机消灭刘志丹的起义部队，便以开会为名，把刘志丹骗至彬县，遂即在彬县将刘志丹扣押，并派骑兵包围了补充团，补充团除一部分突围进入东山外，大部分被迫缴械，编为苏雨生的运输队。至此，太白起义前后组建起来的革命武装再次被敌人打垮，创建红色武装的计划又一次受挫。 刘志丹被扣押后，苏雨生百般利诱，软硬兼施，妄图动摇其革命意志，但刘志丹视死如归，坚贞不屈，表现出了高尚的革命品质和坚强的党性。党组织积极开展营救刘志丹的工作。当时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秘书长的地下党员南汉宸，利用杨虎城的高级参谋杜斌丞先生与刘志丹在榆林中学的师生关系，积极疏通渠道，打通关节，使刘志丹在被扣押了20多天后获释。 （三）早胜事件，第三次建军计划的受挫 刘志丹出狱后，陕西省委派马志贞、高岗来到彬县，指示刘志丹到陇东军阀陈珪璋部队继续从事“兵运”工作。此时，陈珪璋占据了陇东大部分地盘。1930年11月8日，陈琏璋率部进攻庆阳县城，半月后，攻破庆阳，谭世麟弃城而逃，投靠张廷芝部。1931年7月，国民党潼关行营改编陈珪璋部为新编第十三师，任命陈珪璋为师长。8月27日，陈珪璋被任命为甘肃陆军整编第一师师长。陕西省委认为陈珪璋扩充势力，正是开展兵运工作的好机会，决定抓住这个好时机，在甘肃搞5个旅的兵变。为达到此目的，要求刘志丹去平凉与陈珪璋谈判，将李培霄 的饥民武装收编为一个旅，归属陈部。 1931年6月，刘志丹由陕西彬县来到甘肃平凉陈珪璋部中进行兵运工作。陈珪璋部警卫团长刘保堂，早年在宝安一带拉队伍时，就和刘志丹的交往较深，向来佩服刘志丹的才干和为人，比较同情革命。刘志丹便通过刘保堂引荐，任陈部直辖第十一旅旅长，驻陈东宁县、正宁一带。陈珪璋还派刘保堂带一个步兵营和刘志丹一起前往宁县、正宁，协助改编李陪霄的饥民武装。当时，陈珪璋将蒋云台、谢绍安（谢牛）旅也想收编李培霄的饥民武装，结果将李部击散，刘志丹的收编计划未果。 刘志丹到达陇东，打出十一旅的旗帜后，很快集中起张皮远、职田镇失散的同志。我党派进陈珪璋部搞兵运工作的中共党员张秀山等亦来到宁县，任十一旅手枪队队长。彬县党组织还派来了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学兵对。于是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又很快建立起来，刘志丹自带100多人驻早胜镇，其余人员驻宁县县城，积极开展整训工作。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河套土匪高广仁率部千余人投靠陈珪璋，被收编为陈部第十三旅。陈珪璋委任高广仁为旅长，率部镇守宁县早胜镇。此时，苏雨生被拍杨虎城后，欲经陇东，北窜宁夏。杨虎城命令陈珪璋部在陇东堵截。陈珪璋及下令刘志丹、刘保堂摔十一旅协助高广仁共同阻击苏雨生部，但高广仁却早与苏雨生和惯匪张廷志暗中勾结，准备联合进占宁夏。7月间，高广仁在宁县早胜镇以“商谈要事”未名扣押刘志丹和刘保堂，并向刘志丹部发动突然袭击，将刘志丹部全部缴械，这就是“早胜事件”。这一事件使刘士丹的建军计划有一些受挫。 “早胜事件”后，高广仁裹挟和扣押着刘志丹、刘宝堂等人，一路烧杀抢掠经含水向宁夏北窜。陈珪璋令其驻西峰的第五旅蒋云台部追击，在合水城关的葫芦把将高广仁部击败。刘志丹等人又被蒋云台部裹挟到合水。蒋云台借口宁县失守，要将刘志丹押送平凉交陈珪璋严加“治罪”，刘宝堂闻讯后急派副官送信告诉刘志丹，刘志丹连夜冒大雨脱险，巧妙地摆脱了蒋云台的骑兵追击，来到了合水蒿嘴铺贾生财的驻地，后经贾生财的掩护又来到赵连璧在罗家沟圈的驻地。此时，马锡五也赶到赵连璧驻地。刘志丹便留下马锡五在赵连壁的队伍中帮助整训部队，自己又回到保安，与党组织负责人曹力如、刘兆庆等联系，以取得党的指示，。继续组织革命武装。 综上所述，从“三道川事件”到“早胜事件”，陕甘边的“兵运”工作连续遭受到重大挫折，创造红军的计划也随之一再落空。一次又一次的沉痛教训使刘志丹深刻认识到，在陕甘边乃至西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必须走井冈山的道路，即“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①因此，只有走独立自主地发展革命武装道路，陕甘边武装斗争才会有光明的前途。正如刘志丹在总结“兵运”工作教训时所指出的那样，“陕甘边‘兵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③在吸取了“兵运”工作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刘志丹决心转变创军方式，深入陕甘边区的深山，改造农民绿林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使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真正与工农运动的发展相结合。 三、倒水湾整编和南梁游击队的创建 “早胜事件”后，刘志丹回到保安。马锡五在赵连壁队伍工作了一个月后也来到保安找到刘志丹。两人一同回到南梁一带，深入考察南梁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及群众条件。刘志丹和马锡五一道，钻梢林，爬高山，饥餐野果，渴饮山泉，踏勘了南梁数百里梢山的地理环境，他们从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沟、麻地台川、井岔沟、荔园堡、南梁堡、东华池……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当地的贫苦农民就象见了久别重逢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户人家，有一户贫苦的农民老婆婆和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们，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养麦，揉下颗粒，用锅炒炒干，用擀面杖碾烂，再用细箩过了，才为刘志丹做了顿他最喜欢吃的荞面饸饹。当刘志丹得知消息后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这件小事，曾经传为佳话，在陕甘宁边区广为流传。 刘志丹在对南梁地理、民情和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南梁是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工农红军的理想地方，这里地处陕甘两省交界的偏僻山区，是反动统治势力的薄弱环节，有利于革命力量的聚集和发展；这里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经济上自给自足，有利于屯军养兵；这里阶级压迫深重，土地兼并极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贫苦农民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具有建立根据地的群众基础；这里有几百里的子午岭林区，森林蔽日，梢林遍地，山大沟深，回旋余地很大，极利于游击活动。我党在这里建立红色武装和红色政权，进可直逼关中，退可据守山林，有利于机动作战。因此，南梁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都具备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条件，是创建根据地的理想场所。当时刘志丹曾高兴地说：“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川，有梢林，又是两省边界，敌人统治困难，我们活动方便。只要在这里建立起了根据地，再步步向外扩展，就能把红旗插遍西北。” 在考察了南梁地区的情况后，刘志丹下决心在南梁一带组建游击队，开展土地革命。1931年9月，他来到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的农民武装驻地。此时，杨培盛在南梁平定川一带拉起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贾生财在合水蒿嘴铺搞了个近百人的民团，赵连璧、同守孝也在子午岭林区发展起了二百多人的农民武装（同守孝被叛徒杀害后，他的队伍与赵连璧队伍合并）。这三支农民武装共约400余人，他们聚集在子午岭梢林，杀富济贫，反抗国民党反动官吏及豪绅的压迫，但就其性质来讲大体还属于旧式农民武装的范畴。刘志丹认为，必须对这三支农民武装实行逐步改造，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红色武装。为此，刘志丹在倒水湾集合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支农民武装和失散的我党兵运工作骨干，对部队进行整编。史称“倒水湾整编”。整编后，部队共400余人，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从此，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终于诞生了。由此开始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因此，倒水湾整编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从“兵运”阶段过渡到武装斗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西北党在地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倒水湾整编，并不是简单地把几支旧式的农民武装组合到一起的行动，而是认真改造旧式农民队伍的起点。在当时，如何在从未受到大革命风暴洗礼的陕甘边界偏僻山区，将旧式的、成份复杂的、作风松懈纪律涣散的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奠定西北红军发展的基础，这是在倒水湾整编前后刘志丹认真考虑并逐渐解决的重大问题。几年的兵运工作挫折使刘志丹认识到，能否建设一支具有坚定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纪律观念的人民军队，是武装斗争成败的关键。因此，在倒水湾整编期间及其前后，刘志丹着重从四个方面开展建设新型的红军部队的工作。 一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南梁游击队成为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力量。刘志丹非常重视党对部队的领导工作。1931年7月，“早胜事件”后，刘志丹面对反动军阀的暗算，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地保护了党的组织和从事兵运工作的党员干部。他在合水脱险前，委托同情革命的陈珪璋部警卫团长刘宝堂对我党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加以保护，并安排张秀山负责党的工作，魏佑民负责行政工作。这样保持了与上级党委—一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系。由于刘志丹的精心安排，在三年兵运工作中保存和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坚强的党员军政干部在倒水湾整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倒水湾整编，中国共产党在南梁游击队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保证了党在组织上对部队的正确领导；同时还使一批党员骨干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这些同志在后来的陕甘边革命斗争中乃至西北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加强对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使其在政治素质上得到提高。在倒水湾整编前后，刘志丹奔走于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三支农民武装之间，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贾生财、赵连璧、杨培盛等人思想认识得到大大的提高，树立了革命思想。当时军阀陈珪璋曾以营长的职务来诱骗赵连璧，赵连璧斩钉截铁地说：“我宁愿跟刘志丹当兵，也不跟你陈珪璋当营长。”杨培盛后来在“三嘉塬事件”中曾被错误遣散回家，但他继续坚持革命，后来在合水县被国民党逮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红军攻占合水后才将其救出：刘志丹对农民武装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逐渐改造、耐心引导的方针政策为倒水湾整编创造了有利条件，保证了倒水湾改编的顺利进行。经过改编之后，这三支农民武装力量的精神面貌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真正组建成为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的人民武装——南梁游击队，为陕甘边正规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彻底抛弃军阀部队的番号，向公开“打红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倒水湾整编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尽管在当时没有正式命名（游击队经常活动于南梁一带，当地群众通俗地称之为“南梁游击队”），没有公开打出旗号，但它毕竟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①至于当时为什么没有命名，确切的原因不得而知。不过我们认为这脱离不开当时特殊环境与形势。我们在前面讲过，陕甘边乃至西北地区的偏僻山区未经过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党的影响甚微，在革命初期，从革命的实际条件出发，出于策略考虑，不命名、不打红旗可能便于活动，更有利于掩护自己。但没有命名不等于不存在这支革命队伍，暂时不打红旗也不等于没有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①南梁游击队一方面与我党在宁夏苏雨生部、陇东谭世麟部、陈珪璋部中从事兵运工作时掌握的武装力量根本不同，它不是在军阀部队的躯壳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完全由我党领导独立创建起来的新型人民军队；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刘志丹领导的太白起义的部队存在着区别，因为太白起义的部队仍然使用了军阀谭世麟的部队番号，后来又在部队遭受挫折后编入苏雨生部，最后造成了部队被敌瓦解的后果。而倒水湾整编则是我党在陕甘边第一次抛弃了一切反动军阀番号的建军行动。它向公开地“打红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四是紧紧依靠南梁地区人民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为保卫人民的利益而战。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因此，它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三位一体的任务。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依托南梁一带子午岭山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路，开展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人民群众用民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共产党和南梁游击队的喜爱之情： 半夜里来叫门， 问你是哪部分？ 听说是咱们的游击队， 赶紧迎进门，…… 南梁游击队的活动，使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在群众中扎下了根，并在陕甘两省传播开来，使反动统治者极为震惊。反动派慌忙调集军队向南梁游击队发动进攻。1931年10月，惯匪张廷芝的一个骑兵连由北向南扑向南梁二将川。与此相呼应，陇东军阀陈珪璋部的一个营及合水地主民团也乘机由南向北进犯南梁大风川。很明显，敌人企图用南北夹击的战术，阴谋将刚诞生的红色武装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严重的敌情，刘志丹决定利用南梁一带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他命令第一大队北上二将川诱歼张廷芝的骑兵连；第二、三大队迎击南线进攻之敌陈珪璋部及合水县地主民团，以便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 在刘志丹的周密部署下，赵连璧率领第一大队以出其不意的战术，首战二将川。他把部队带到张廷芝部骑兵连必经的白沟口的山庄，进入梢林。选择有利地方隐蔽起来，做好战斗准备。果然时隔不久，敌骑兵连在匪营长蔺士昌的率领下直扑过来，这时，赵连璧按照刘志丹临行时嘱咐的“诱敌钻山，夺敌战马”的歼敌策略，命令一部分兵力在山上袭击敌人，诱敌向梢林追击，大部分队伍在山下隐蔽，伺机夺马。 当山上的游击队员向敌开枪袭击时，蔺士昌果然中计，他指挥着几十名骑兵顺着土坡，嚎叫着向山上追击。可是梢林遍地，灌木林阻挡，不便骑兵的行动。蔺士昌只好命令敌兵下马追击，只留下几名骑兵看管马匹。当敌骑兵连的匪徒被山上的游击队员诱进了梢林，渐渐远离战马之机，赵连璧便率领山下梢林中埋伏的游击队员乘机夺取了敌人40余匹战马，消灭了看守马匹的几名敌人。蔺士昌听见山下枪声，觉得不妙，急忙指挥敌兵向山下返身扑来，当即遭到山下、山上两路游击队的夹击，被打得屁滚尿流，死伤过半，残部连夜逃回了张廷芝的老巢靖边。 不久，奋战在南线的第二、三大队协同作战，彻底打垮了合水地主民团的进攻。陈瑶璋部营长张天禄又率领一个连举行战场起义，加入了南梁游击队。在出师受挫，损兵折将的情况，陈珪璋匪军被迫退出南梁地区。至此，反围攻战斗取得了彻底胜利。 经过这次反围攻战斗，南梁游击队不仅在军事上站住了脚跟，打开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使部队迅速扩大，而且还在政治上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的影响。从此，陕甘边的武装斗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四、陕北游击支队开赴陇东和林锦庙会师 1931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派出共产党员曹鸿弼、拓克芳、黄子文等同志，与中共陕北特委派出的杨仲远、吴岱峰、阎红彦、胡廷俊、白锡林等同志，在反动统治薄弱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山西吕梁山区孝义县宋家庄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约40余人。随即在吕梁一带，宣传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4月，驻汾阳永安镇国民党军一个排起义，参加游击队。部队由40宇人扩充到100余人。4月，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拓克芳（后阎红彦），政治委员黄子文（后杨仲远），副大队长先后为杨仲远、胡廷俊、白锡林；副政治委员吴岱峰。8月上旬，国民党军一个师及一个炮兵团“进剿”晋西游击队。晋西游击队虽予敌以杀伤，但自身伤亡惨重，于9月4日西渡黄河，到达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此时，晋西游击队尚余30余人（全系共产党员），70余支枪，这支部队随后就在陕北开展游击活动，并通过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陕北特委。陕北特委十分重视这支革命武装，派大批党团员和群众骨干参加游击队，使队伍恢复到近百人，活动于安定、靖边一带。 在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之后，曾经进入吕梁山区的师储杰、肖永胜、杨琪、杨鼎等率领的黄河岸边的几支烟商保运武装，也因为在山西无法立足而返回陕北。这些武装约1000余人，他们当中，有些人与陕北籍的共产党员阎红彦、杨仲远、强世卿、马云泽等同志有着亲戚或朋友关系，经常受到革命影响。刘志丹、谢子长也曾经派李力果、雷恩钧、杨竹箴等同志到这些队伍中进行一系列的争取改造工作，从而使这些旧式的农民武装与红军游击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为了扩大革命武装，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晋西游击队在安定县北的崄峪岔与肖永胜、师储杰的保运武装会合。10月初，晋西游击队和肖永胜、师储杰的保运武装合编为陕北游击支队，由师储杰任支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随后，杨琪、杨鼎的商贩保运武装也加入陕北游击支队，使部队扩大到300余人。10月下旬，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陕北游击支队转战陕甘边一带寻找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 这时，南梁游击队在取得南梁地区保卫战胜利后正在进行休整。刘志丹得知陕北游击支队开赴陇东的消息，非常高兴，他立即派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刘景范前往迎接，并派马锡五动员群众，筹备粮草，做好迎接陕北游击支队的支前工作。然后，刘志丹率领全军抵达东华池，准备迎接陕北游击支队。 1931年10月下旬，南梁林锦庙一带的子午岭霜叶红遍，层林尽染。杨仲远、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与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霎时刻，欢声雷动，笑声阵阵，战马嘶鸣，刀枪林立，战士们跳呀、笑呀，欢乐着这一重大的胜利。阎红彦把他的一支心爱的盒子枪送给了刘志丹，作为见面礼物。刘志丹紧紧地拉着阎红彦的手，高兴地不知说什么才好。是呀，革命的胜利多么不易啊！革命的武装发展又是何等的艰难！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多少年挫折磨难，今天终于迎来了革命力量的大发展。 林锦庙会师后，革命武装发展到1000余人，并迅速占领了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地。同年11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与刘志丹一起领导这支革命武装。谢子长在“三道川事件”后回到陕北，不久奉命调赴上海到中共中央特科受训。1931年春，结业后，先在陕北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8月，来到西安向陕西省请示工作，陕西省委派他到甘肃平凉了解党在陈珪璋部中“兵运”工作的发展情况，然后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来到南梁。参与领导革命武装的工作。谢子长来到部队后，向会师部队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整编部队，高举红旗，建立正式红军部队的指示，并召集领导干部进行了认真讨论。讨论中，大家提出了两个关系全局的重要的问题：-是部队在何处落脚和发展的问题，也就是部队的行动方针问题。陕西省委的主张是到陕西关中一带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刘志丹同志根据自己的考察和实践，认为部队应坚持在陕甘边界的子午岭中段南梁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从以后的实践来看，刘志丹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积极推行王明路线，不让红军游击队到山区建立根据地，去了就说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①因此，这个问题在当时不可能做出正确解决。二是如何进一步整编部队问题。因为在当时，南梁游击队成立不久，内部不纯，成分复杂，作风纪律不好等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完全解决，陕北游击支队中因大部分成员系商贩保运武装改编而来，内部也严重地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因此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编是必要的。刘志丹为此主张采用教育改造为主的方针，逐步清洗部队中的土匪成份，达到纯洁队伍，创造红军的目的。但在当时，对此问题在领导干部中间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以至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的诱发，而导致了“三嘉塬事件”的发生，使部队一度受到削弱，教训是沉痛的。 由于时值隆冬，天寒地冻，1000余人的会师部队缺乏棉衣和粮草，而南梁一带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就地筹粮和准备过冬衣被都十分困难。恰巧这时陇东军阀陈珪璋因受到陕西军阀威胁，而急于为自己拉势力，派人来商谈收编会师部队。谢子长、刘志丹决定将计就计，通过陈珪璋获取我军急需物资装备，争取时机，麻痹敌人，休整部队。于是他们派出马云泽、刘约三前往平凉与陈珪璋进行“谈判”。通过“谈判”，陈珪璋同意会师部队保持独立自主，仍用刘志丹在陈王圭璋部“兵运”时采用过的十一旅番号，并拨给会师部队过冬军饷衣鞋帽1000余套，军饷3000元，修枪造枪工具15驮，修械工人20名，西药一驮，军医护士2名。由于陈珪璋给会师部队送来了40余大车军需物资，部队的困难得以解决。此后会师部队移驻庆阳县新堡一带休整。在新堡休整期间，陕西省委又派荣子卿于12月下旬，来到会师部队，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改编部队的指示。这时，会师部队又经过月余休整，士气更加旺盛，刘志丹、谢子长带领部队深入进行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抗捐抗税，打土豪、分浮财，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陈珪璋见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恼羞成怒，急调一个旅的兵力向新堡周围展开，企图包围、消灭会师部队。谢子长、刘志丹对陈珪璋的反革命阴谋时刻保持着警惕。他们当机立断，先发制人，乘敌尚未完成包围之机，奇袭六寸塬，歼敌两个连，不但打破了陈珪璋“收编”会师部队的美梦，而且还彻底粉碎了陈珪璋“围剿”会师部队的计划。从此，从南梁发展起来的红色武装汇成了不可阻挡的铁流，开始了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 五、陕甘边早期创军斗争实践的历史经验 从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在陕甘边地区从事创建革命武装的活动开始，到1931年9月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的诞生，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几经挫折，几经磨难，最后终于完成了创建革命武装的艰巨任务，为西北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在这段时期，陕甘边草命武装的创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9年初-1930年9月，主要是通过打入军阀部队内部开展兵运工作，来创造革命武装。这种方式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也为我党培养了军事干部，积累了军事斗争的经验。 第二阶段：1930年9月-19 31年9月，主要是通过“太白起义”，创造革命武装，然后在军阀部队中“借水养鱼”，企图壮大革命队伍，最终达到独立创造红军部队的目的。这种努力最终又以失败而告终，刘志丹同志还险遭不测。但这一时期的创军工作在陕甘边地区扩大了党的影响，动员了群众，组织了群众，武装了群众，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创建奠定了群众基础，准备了良好的土壤。 第三阶段：19 31年9月-1932年1月，主要是通过“倒水湾整编”来改造农民旧式武装，建立我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在南梁地区初步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浮财的游击战争，革命武装力量与农民运动得到了初步的结合，并不断发展壮大，终于与陕北游击支队一道汇成了不可抗拒的革命铁流，开创了西北红军主力部队的先河。由此可见，陕甘边革命武装的早期创建工作有着许多特色，积累了许多独到的经验。 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和发展的可能性时，从南方地区的革命实践经验出发，提出红军的创建和发展离不开两个客观条件：一是受到大革命影响的可以分化出创造红军成份的国民革命军；二是大革命中曾经出现过高涨的革命形势，出现过工农阶级对豪绅地主阶级斗争的农村地区。前者是创造红军的来源，后者是红军活动和生存的群众基础，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地域条件。 但是，在陕甘边地区，创造革命武装的现实条件是非常严峻的： 第一，西北地区的三大起义一一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及其他起义之后，我党曾经掌握和影响的北方国民军部队损失殆尽，在陕甘边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都是地方军阀的武装，这些武装在几乎没有或者很少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因而暂时无法分化出创造红军的成份； 第二，北方地区不是大革命的中心地区，大革命的影响不够深远。在陕甘边农村地区这种影响就更显得微不足道。直到1927年冬，大革命失败后，王孝锡等共产党人才在宁县一带传播革命思想，建立党的组织，但这种革命斗争尚未深入到整个陇东地区，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因此，就整个陕甘边区而言，党的影响力还不够大。有组织的工农运动也尚未开展。 第三，陕甘边区远离中央苏区，得不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及时正确的指示和帮助，党中央后来虽然知道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存在，但不十分了解这里的红军的详细情况，直到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才从敌人的报纸中大体了解到这里的红军的发展情况。 这些情况说明，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是非常不易和异常艰难的。面临的困难也是非常严峻的。 事实上，不但陕甘边红军的创建工作显得异常艰难，而且在西北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红军的创建都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除陕甘边、陕北外，北方各省的无数次武装暴动均未能创建出红军，未能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事实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刘志丹和陕甘边党组织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所征服。他们从陕甘边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探索创建革命武装的途径和方式，跌倒了再爬起来，失败了再重新干，百折不挠，历尽磨难，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终于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整套革命武装创建的新经验。这套新经验主要包括： 第一，认真系统进行地理和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研究，正确地选择和确定适应革命武装力量活动、生存、发展的最佳地区。刘志丹同志经过认真考察，认为这样的地区就是陕甘边桥山山脉中段南梁地区。 第二，在开展军事斗争和兵运工作的同时，注意深入农村发动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在广大农民中宣传党的土地革命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尽一切可能领导农民群众开展反对封建地主豪绅阶级的斗争，并鼓励贫苦农民组建自己的武装。在当时，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几支农民武装都是刘志丹鼓动下组建起来的，这些农民武装实际上是农民游击队，只不过成份比较复杂，纪律和作风也不怎么好，还需要进行改造。通过开展动员群众的工作，为革命武装队伍的创建准备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条件，以弥补西北地区大革命影响较小的缺陷。 第三，通过派遣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内部的方式，开展“兵运”工作，为我党培养和锻炼军事工作干部，积累军事斗争的经验。西北红军部队中的大多数干部都是在兵运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于西北红军的创建，对于西北游击战争的开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四，以党在“兵运”工作中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作骨干，逐步地改造农民自发武装，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正式的红军部队奠定基础。倒水湾整编中，南梁游击队的创建就是运用这种方式创建革命武装的典范。在陕甘边革命武装初建时期，整编农民武装成为创建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主要方式。 第五，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地改造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清洗部队中的土匪分子，纯洁部队。随着部队整顿工作的开展，陆续发展党的力量，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逐步创造正式的红军部队。 第六，随着根据地的开辟，在各地普遍建立不脱离生产的农民武装赤卫队，经过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权等实际斗争的锻炼，从中抽调部分积极可靠而又年轻力壮的战士，组编为脱离生产的地方游击队。游击队配合红军执行作战任务，经过一个时期，成建制地编入主力红军部队。这种由主力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等组成的多层次的红色力量体系的形成，确保了“工农武装割据”任务的完成。 刘志丹同志关于创建陕甘边革命武装的这些思想是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灵活运用。正如1943年4月29日延安《解放日报》所提出的那样：“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践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一论断是对刘志丹建军实践的总结，也是对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的高度评价。 正文 第二章 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林锦庙会师后，南梁游击队和由晋西游击队、陕北商贩保运武装改编的陕北游击支队，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和训练，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地打出红旗，创建工农红军的条件日益成熟。1932年1月，会师部队在陇东正宁县柴桥子正式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的细嘴子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从此，镰刀斧头的红旗，在陕甘边界高高飘扬，西北红军正式诞生。西北红军部队的诞生使陕甘边革命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在陕甘边地区逐渐形成。 一、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组建 （一）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 早在1931年12月，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在庆阳新堡休整期间，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来部队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根据‘九·一八’事件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和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变化，会师部队应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南下陕西关中地区，创建平原根据地。当时的陕西省委受“左”倾思想的束缚，指责南梁林锦庙会师及部队在陇东的活动是“单纯的军事投机”，①断言南梁一带“完全是荒山，几年为土匪的骚扰，入口密度稀到极点，大革命的影响丝毫没有，行动上完全没有办法。”④因此，他们要求部队先向陕西三水（即今旬邑）、淳化，甘肃正宁一带发展，然后，向陕西关中道移动，进军西安附近的平原地区，建立所谓的城市苏区。④受这种思想的限制，会师部队不可能就地完成整顿和改编，并投入开创南梁根据地的斗争，这样就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开创工作整整向后推迟了两年时间。 1931年12月底，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离开新堡、悦乐，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沿子午岭西侧南下，击溃陈珪璋部两个连的阻击。1932年1月初，部队到达正宁县东北的柴桥子村驻扎。在这里，谢子长主持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会上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成立，谢子长任同盟军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任委员。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由原陕北游击支队改编，支队长师储杰，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大队长杨鼎，副大队长吴岱峰），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副大队长陈玉清），警卫队（队长白锡林）；第二支队，由原南粱游击队改编，支队长刘志丹，参谋长朱理凯，军需马锡五，亦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副大队长谷聚山），警卫队（队长刘丕杰）。两个支队共约700余人。在两个支队中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以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 成立大会上，举行了授旗仪式，由中共旬邑县特支书记第五伯昌授军旗。谢子长、刘志丹、荣子卿都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场群情振奋，掌声雷动。会后，西北反帝同盟军即向正宁三嘉塬转移，并在三嘉塬一带整训待命。 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整训待命期间，以各种形式向贫苦农民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铲除封建剥削，摧毁封建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办事的军队等革命道理。加之西北反帝同盟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群众打成一片，这就使长期遭受兵匪残害和封建地主豪绅压迫的陇东人民对西北反帝同盟军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参加部队。正宁一带的农民还用民歌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热爱和对红色政权的向往之情： 中华民国二十年， 红军起首三嘉塬。 谢浩如，①刘志丹， 打土豪，分田产， 一心给穷人把事办。 （二）三嘉塬事件的发生 三嘉塬整训期间，西北反帝同盟军党委内部和领导者之间在三个问题上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①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今后部队的行动方针。刘志丹主张部队应在桥山中段的保安、庆阳、合水、甘泉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创建革命根据地，这里敌人统治势力相对薄弱，活动范围大，党在这里搞了几年的兵运和武装斗争，有一定影响，群众很拥护。只要红军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就一定能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而影响西北和全国形势。谢子长等同志却主张贯彻陕西省委指示，到关中去建立根据地，那样党的影响大，号召力也强。②另外，关中一带我党曾经开展过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群众基础较好，易于我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扩大红色武装。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整顿部队的问题。由于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存在着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第一支队中混入了一些地痞流氓，一部分人吸食大烟，第二支队中也混入了一些吸大烟的地痞流氓，②因此，整顿部队，按照无产阶级的建军原则进一步改造部队是完全必要的。在这一点上领导者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如何整顿和进一步改造部队，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谢子长等同志提出，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③刘志丹不同意这样做，他主张对部队的整顿应采取教育、引导和改造为主的方针，逐步克服部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逐步解决组织不纯的问题，对个别不堪改造的流氓地痞采取个别清理的方法加以解决。在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刘志丹先后召开第二支队党支部会议和各大队干部会议，专门研究整顿部队工作，逐步开展了清理工作。第二支队在整顿中清理了混入部队的十几名流氓，每人给一条毛驴让其回家，①这样就使部队的整顿工作得以顺利实施。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津贴供给方式。谢子长提出，为了体现官兵平等，易于扩大部队，西北反帝同盟军不论官兵，一律每人每月发二十个银元的津贴。他在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大会上就当场许过诺。刘志丹却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之初，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靠打土豪筹款，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哪有这么多钱来发饷。②此外，红军战士参军打仗，，也不是靠发饷钱来动员的，而是靠的阶级觉悟和民主作风。 这三个问题的争论，大部分内容在庆阳新堡整训时就提出过，只不过在三嘉塬整训时，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争论得更为激烈。实际上，在红军初创时期，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几乎在各革命根据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比如在井冈山苏区和中央苏区，红四军领导者之间围绕党和红军的关系，红军的行动方针，如何改造部队和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纯洁队伍，如何解决红军官兵的生活津贴问题发生过争论，出现过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争论后来在党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下，由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系统地加以解决。但在陕甘边，由于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坐镇西安，遥控指挥，打击、压制正确意见，顽固地坚持和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这样就使西北反帝同盟军内部争论的问题不可能得到及时正确的解决，终于酿成了“三嘉塬事件”这一历史悲剧的发生。 事件的过程是这样：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整训期间，开展打土豪的斗争。第二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为解决二支队年关供给问题，带一部分战士外出打土豪。在打土豪筹款的过程中，发生了打击对象不准，打击面过宽的问题，随后又在1月31日正宁永和镇的集市上，破坏了群众纪律，造成了不良影响。谢子长闻讯后十分气愤，认为赵连璧屡犯纪律，是“土匪行为”，于是在2月3日下午，在他的驻地锦章村召开了第一支队党员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荣子卿、杨仲远、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雷恩钧等，未通知刘志丹及第二支队的党员干部参加。会议决定处决赵连璧，将第二支队全部缴械解散。2月6日（春节）上午，谢子长在第二支队驻地南庄子召集全军官兵，当场打死了赵连璧、谷聚山和第一大队一名中队长等3人，打伤白冠五等2人，缴了第二支队的全部枪械，解散了二支队，遣散了二支队主要干部，并下了刘志丹的驳壳枪。这就是陕甘边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三嘉塬事件”，有的书中称之为“三嘉塬缴枪”。这一事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瓦解了第二支队，同时也引起了第一支队内部非党干部和部分战士的恐慌。在当天晚上，第一支队队长师储杰即带领100余人连夜出走，不久投靠了杨虎城，削弱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力量，部队由700余人锐减为200余人。由于使用对整个部队缴械这种错误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和部队的争论，因而在党内和部队内部造成了隔阂，遗留下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隔阂和遗留下的问题，中共中央在时隔半个世纪后，专门邀请原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工作的部分领导干部，对若干有争论的问题及如何处理进行了座谈。座谈内容由冯文彬、宋时轮同志整理起草了《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报告》对“三嘉塬事件”所作的结论中说： “队伍成份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志丹）、谢（子长）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杰出代表。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时的重要领导人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查个人责任。”① 中央办公厅在印发冯文彬、宋时轮同志起草的《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今后对西北红军历史有关问题的提法，应以这个《报告》为准。”至此，“三嘉塬事件”这一历史悲剧才得以澄清，是非曲直才有了正确的判断标准。 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 在三嘉塬整训期间，谢子长曾试图通过与杨虎城谈判接受其改编，他派人通过中共地下党员、时任杨虎城部警卫团长的张汉民摸杨虎城的态度，结果因杨虎城提出先缴械，后改编的主张，谢子长遂放弃接受其改编的计划。 此时，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后叛变）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传达省委的新指示：要求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在改编完成后立即南下渭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三嘉塬事件”削弱了部队的力量，陕西省委又指示三原县武字区和旬邑地下组织动员了100余名青年贫苦农民前来参军，充实部队。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村隆重召开。细嘴子的麦场上搭起了一座高台，台上悬挂着巨幅横标，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台子两旁镰刀斧头的红旗和各色彩旗交相辉映，随风飘扬。几百名战士都系着红带子，手中的枪剌银光闪闪，赤卫队的梭标红缨似火。正宁、旬邑一带的老百姓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庆贺，整个会场既显得威武雄壮，又显得热烈欢乐。在这威武而又热烈的气氛中，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宣布了游击队的编制和主要干部名单。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杨仲远任参谋长。此时刘志丹已离开部队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因而未任职。陕甘红军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一个骑兵队，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政治委员杨仲远兼），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岱峰，政治委员高岗），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治委员胡廷俊），骑兵队（队长强龙光），全军共360余人。①同时，还成立了中共陕甘红军游击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在各大队也建立了党支部。然后举行了授旗仪式，旬邑县委书记第五伯昌将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授给了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霎时间会场一片欢腾，数百人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等口号，口号声经久不息，震荡山川。多少年来，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流血牺牲，都是为了今天这一庄严神圣的时刻，人们向往已久的正式红军终于诞生了，陇东高原上第一次高高升起了工农革命的红旗，这怎能不叫人激动万分呢？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红旗，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地展示了这支部队的性质和面目，因此，在西北红军建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早期武装斗争 （一）第一次攻打山河城的战斗，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开创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的当天晚上，部队就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离开了三嘉塬，向渭北平原转移。2月13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向陕西旬邑县职田镇发起进攻，一举全歼该镇的反动民团，攻占了职田镇。2月15日，国民党军一个营在彬县、旬邑、长武三县反动民团的配合下，向职田镇扑来，企图进剿红军。红军陕甘游击队根据在敌军中工作的地下党员李明轩报告的敌人作战计划，以伏击手段在阳坡头设伏袭击敌人，毙敌1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枪400余支。再沿马栏河进入甸邑与淳化交界的七桥原一带，击溃陕西耀县照金民团，进入耀县香山寺。然后在同官（今铜川市）、宜君、中部（今黄陵）一带活动。由于四处遭敌人围攻，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在平原地区站不住脚，3月中旬，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西渭北转战月余后，仍未实现创造苏区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回师陇东境内。3月18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回到了正宁县东北的柴桥子村驻扎。 此时的陇东，国民党陕甘军阀为争夺地盘展开了激烈的混战。1931年11月，国民党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派其参谋长兼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入甘肃。12月，孙部和驻防平凉的陈珪璋率部同驻兰州。蒋介石看到杨虎城在甘肃的势力逐渐强大，便对陈珪璋进行拉拢，以达到化分陕军力量，控制甘肃的目的。由此，孙蔚如与陈珪璋的矛盾日益加剧。1932年2月，孙蔚如、杨子恒诱杀陈珪璋于兰州。驻兰州的陈珪璋部被缴械，驻守陇东的陈部也被陕军击溃，陈部残余力量退至镇原、庆阳一带。3月，杨子恒任陇东绥靖司令部司令，收编陈珪璋残部及海固游杂部队。陈部溃败后，散兵游勇在陇东各地索粮派款、横征暴敛。当时，仅正宁一带驻扎的陈部残余百余人，就向四方摊派粮款达10万元。正宁四乡农民为抗粮抗捐纷纷组织民团，武装自卫。如湫头塬就有五社、中五社、九八社组成的三个民团。3月中旬，国民党正宁县府催款官员在湫头一带催粮催款，欺压群众，被忍无可忍的农民赶走，县政府恼羞成怒，扬言要血洗南塬。就在这危急关头，红军陕甘游击队回到正宁的消息象春风，吹散了压在贫苦农民心头的乌云。一个月前，红军在正宁一带整训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及红军的严明纪律给广大贫苦农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仁义之师，是帮助穷人反抗官府压迫的。于是贫苦农民经过商量，即派人去柴桥子村与红军陕甘游击队取得联系。当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得知正宁南塬一带的贫苦农民为抗粮抗捐而开展的自发斗争，正面临反动派血腥镇压的危急时，当机立断，改变原定向陕西三水①一带出击的行动计划，立即作出决定，就地组织农民，把自发建立的农民群众的民团改编为赤卫队，配合红军攻打山河城，建立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为此，红军陕甘游击队指挥部派出骑兵，与各地的农民武装联络。在3月19日联合进攻山河城。同时在城内安排了内应，准备红军攻城时于城内哗变接应。 山河城是国民党正宁县府所在地。驻有陈珪璋的残部及警察治安部队百余人，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此外，距该城10公里的平子镇还住了国民党两个排，随时可以接应。 3月19日，南塬一带三嘉塬、寺村塬、湫头塬的农民自发武装按预定计划，浩浩荡荡冲破沿途豪绅的阻拦，翻山越沟来到山河城西一带集结待命。同时，红军陕甘游击队从柴桥子村出发，向山河城东运动，准备与群众武装形成东西夹击山河城的阵势。不料向导迷路，将部队带到了九龙畔，绕道返回赶往进攻阵地时，错过了预定时间，致使事机泄露，内应被杀。集结在城西的农民武装单独与伪县保安大队打了一阵后，便纷纷自行散退。红军陕甘游击队到城东后丧失了攻城的有利时机，就在城外隐蔽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撤离了山河城。第一次围攻山河城的行动遂告失败。 第一次进攻山河城的战斗失败后，红军陕甘游击队于20日晚撤至西坡四圪塔，谢子长在这里召开了队委会，重新讨论了行动计划。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会议作出如下决定：第一，在正宁南塬（包括三嘉塬、寺村塬、五顷塬、湫头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第二，组织发动群众，将群众自发组建的民团武装改编为赤卫军，配合主力红军行动；第三，立即实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第四，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城；第五，创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建立革命根据地。 3月21日，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了山河城以南的寺村塬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及少年先锋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红军到处张贴革命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向广大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谢子长等人还亲自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做群众的工作，寺村塬一带出现了高涨的革命形势。经过多方面的发动和准备，1932年3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东起五顷塬、西至上南坡头的几十个村庄的贫苦农民积极分子五、六百人在新庄子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选举李杰夫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张进元、唐桂荣任副主席。据当时担任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文书工作的李志合回忆： “三月二十几的一天，在新庄子山神庙场里开大会，有五、六百人，都是周围村上的群众。会上谢浩如先讲话，大概内容都是宣传革命道理的。讲完后接着选主席。群众没人说话，后来谢在台上提出叫张进元当主席，唐桂荣当副主席，群众齐声同意。选毕，张进元上台讲话，他讲话很土，声音很大，说了几句把人都惹笑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住西洼张进元家，张和唐也住在这里，每晚还有五、六个赤卫队员拿着矛杆子站岗。”① 在此前后，寺村塬赤卫军总指挥部也宣告成立，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还在南塬一带率领群众摧毁封建势力，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3月下旬，红军游击队在苟仁寺召开了公审豪绅赵元亨和巩德功的群众大会，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全体战士、赤卫队和广大贫苦农民都参加了大会，与会人数达到1000余人。庙院里都挤满了人，会场四周都插上了陕甘游击队和赤卫军的红旗，会场气氛严肃。会上宣布了赵元亨和巩德功的罪恶，并立即处决了两个毒辣阴险的封建豪绅，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在打击封建势力的基础上，陕甘游击队进一步发动群众，初步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先后没收了西城土豪刘喜坤，于家庄豪绅赵元亨，琴宅豪绅赵秉义的粮食和牛羊、牲畜，分配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同时陕甘红军游击队骑兵队还到永和、彬县的永乐、北极和旬邑的底庙等村镇抓捕土豪劣绅，没收其财物。游击队还在五顷塬一带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但由于此刻陕甘边的土地革命尚处起始阶段，经验不足，发动群众不够充分，因此，分配土地的工作不太成功。 （二）第二次攻打山河城的战斗 为了使寺村塬游击根据地进一步扩大，4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及群众的配合下，发起了攻打山河城的战斗。这次攻城行动，声势浩大，震撼了敌人。根 当时参加战斗的李志合回忆：“这次去的人很多，游击队、赤卫军、还有群众，大约上千人哩！这条塬（南塬）上至南邑，下至西城周围，赤卫军都参加了。所来的赤卫军及群众手拿土枪、杆子、农具等。一天晚上出发的，谢浩如带领部队从新庄子出发，沿着苜蓿山子下川，经刘家沟、张家坪、刘家店子再上到路家崖窑，赤卫军在杜兴邦带领下沿解家川、石家湾子上塬到杨、巩二畔，我当时跟的是巩世信。我们赤卫军及群众就住在这里，游击队继续前进到县城附近，隐蔽在城东边的财神庙周围。”① 4月13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同时从城东、南、东北三面向守敌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敌军钻入城内，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负隅顽抗，双方对峙了一天。次日，部队继续攻城，至午后，敌驻守早胜的骑兵连闻讯前来增援。敌军狡猾地绕山河城北面向红军游击队扑来。红军迅速撤退至西坡，当敌军赶到西坡坳里时，红军游击队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敌军伤亡三、四十人，我军乘胜追击，残敌入山河城。这次攻打山河城我军牺牲十多人。十六日下午，我军撤回寺村塬。”② 这次战斗，红军和赤卫军由于缺乏攻城的经验和装备，加之敌军城堡坚固、易守难攻，虽然未能攻克山河城，但红色政权所动员和组织的强大人力和物力，是陕甘边革命斗争中所未曾出现过的新现象，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使敌人心惊胆战，坐卧不宁。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撤回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以后，接到旬邑县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的情报，通报了旬邑县城国民党军守备松驰、麻痹大意的消息。谢子长遂决定奇袭旬邑县，打敌一个措手不及。 4月17日，红军游击队长途奔袭获得全胜，攻占了旬邑县城，歼敌两个连及反动民团共300余人。此后，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率领下在陕甘交界的正宁、旬邑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根据地。这时候，谢子长和陕甘游击队的大多数干部都已逐渐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对红军的行动方针得出了与刘志丹相同的认识：南下关中平原只能断送红军游击队，只有坚持在陕甘边子午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巩固和扩大红军，才能取得土地革命的胜利。 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对谢子长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拒绝执行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指示，不去南下关中平原，而是坚持在陕甘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行动大为恼火。4月下旬，杜衡亲自来到旬邑的陕甘游击队驻地，对谢子长和红军游击队其他领导干部横加指责，说他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梢山主义”、“逃跑路线”的严重错误，撤销了谢子长的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的职务，派往甘肃靖远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5月上旬和下旬，谢子长经过千辛万苦，在靖远先后领导了两次起义，先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八支队”，但最终都遭到了失败。7月，谢子长回到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谢子长离开陕甘游击队后，杜衡将部队带到旬邑县的马家堡，在这里他宣布撤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部队分别编为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两个支队。由于他既不懂军队工作，又无法打仗和指挥部队，因此，又派刘志丹回到部队。部队分编后，第三支队支队长由刘志丹担任，吴岱峰任参谋长；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杨仲远。各支队分别成立党组织，队委会也随之解体。随后，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分散行动。第三支队挺进西府，在永寿、礼泉、乾县、彬县一带打游击；第五支队南下关中，在三原武字区一带活动。5月初，国民党军集中六个团的兵力进剿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由于分散行动，缺乏统一指挥，无法打破敌军的进攻。5月上旬，陕西省委命令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向陕甘边区转移集结。10日，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在旬邑清水塬集结。为了解决统一指挥问题，陕西省委又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为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统一指挥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的作战行动。 此时，敌大军压境，情况紧张。为避免与敌死打硬拼，刘志丹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灵活游击战术，指挥陕甘游击队转兵东北方向。5月15日至17日，陕甘游击队奔袭马栏镇和凤凰山，歼敌四个连及两地民团，缴枪600余支，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揭开了反进剿的序幕。然后，红军游击队在敌人力量薄弱的中部（今黄陵）、宜君、洛川、鄜县（今富县）一带活动，经过半个月的作战，历经大小战斗9次，消灭敌军1400余人，缴获枪械1200余支。至5月底，便打破了敌军的进剿，陕甘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 四、梁掌堡会议的召开，“南北分家”错误的纠正 这时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对陕甘游击队工作的干扰越来越严重。他不顾实际，强令陕甘游击队放弃在陕甘边区农村建立和扩大根据地的有利时机，到陕西韩城建立根据地。6月，红军游击队向韩城行动。在甘泉临真战斗中，部队遭到很大的损失，“接着我军就进入了白区的平原地区韩城一带作战。当地群众基础较好，群众有对敌斗争的经验。有一次敌人派来四十多个便衣探子，都让赤卫队给抓住了送给我军。敌人接着派一个旅的兵力来围攻。在不便打游击的平原上，又碰到优势的敌人，我们终于打了败仗，伤亡很大。由于韩城雨山战斗的失败；红军游击队被迫转回甘肃宁县麻子掌一带。此时，部队只剩下300余人（三支队剩下二百多人，五支队剩下百余人）。”“许多在一起战斗过多年的老战友，永远见不到面了！这一仗，引起许多同志对领导的不满，有些人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② 在宁县麻子掌一带休整期间，关于下一步的部队行动方针问题又一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并在红军陕甘游击队领导人之间再一次引起严重分歧。为此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宁具麻子掌召开了队委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会上，李杰夫（游击队政委，后叛变）、黄子文（游击队政治部主任）等提出陕甘游击队应南下关中，到三原武字区去打游击，建立根据地，认为那里群众条件好，工作易于开展。刘志丹不同意部队南下，他仍然主张依托陕甘边子午岭山区，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其理由是“第一，子午岭桥山山脉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第二，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我军扼守陕甘边区可东攻陕北，西进陇东；第三，可以扩大骑兵，利用骑兵配合作战。”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李杰夫、黄子文提出：愿南下者跟他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③最后作出了分开行动的决定。刘志丹对“南北分家”不赞同，他一再表示，我们不要因为打了一两次败仗就闹情绪，部队还是应一致行动，开到山区去休整，以准备再战。但刘志丹的意见未被李杰夫和黄子文采纳。会后，李杰夫和黄子文就带领愿意南下的部队另住一村，准备分开行动。 ， 正在这时，阎红彦率领五支队的百余人来到了距麻子掌仅几公里的梁掌堡一带休整。在群众的口中，阎红彦得知陕甘游击队将要分开行动的消息，他认为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可能造成部队的分裂，后果是严重的。于是他分别找到了刘志丹和李杰夫谈话，明确表示自己同意刘志丹同志的意见，部队应留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保卫和扩大寺村塬游击根据地。这时，原来主张分家南下的一部分同志也在刘志丹、阎红彦等人的耐心说服下逐步改变了态度，认识到“南北分家”不利于党的利益，对部队危害很大。于是，陕甘游击队又一次召开了队委会，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作出了以桥山山脉为侬托，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再向南向北发展的决定。在这次会上还在组织人事上作了变动，推选阎红彦为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将原来的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第一大队由高山保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第二大队由刘志丹任大队长兼政委，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由强龙光任大队长，全军共约300余人。 梁掌堡会议，纠正和克服了“南北分家”的错误倾向，确定了就地在陕甘边地区开展游击斗争的行动方针。由于这次会议的召开，“后来分家没有成为事实，没有造成部队分裂的严重后果。当时，刘志丹、阎红彦两同志都反对‘分家’，对于纠正这一错误，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① 梁掌堡会议后，李杰夫回省委汇报工作，陕甘游击队在宁县盘克塬一带休整补充，开展游击活动。 五、西华池起义的爆发，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扩大 西华池是甘肃合水县西部的重镇，位于庆阳和宁县之间的交通要道上。1932年春，国民党军队为进攻和防范陕甘游击队，将陆军新编第十一旅石英秀部从宁夏调入陇东，分别驻防在庆阳、合水、华池一带。但由于我党早在大革命失败后就在该部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谢子长也曾在该部活动过，并派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该部，因此该部中党的基础较好，地下党员已开始控制和掌握了一部分部队，党的负责人李树林任一团一连连长，驻合水；高鹏飞任特务营一连连长，驻西华池，他们随时准备发动起义，加入红军。 6月，谢子长在靖远起义失败后，途经宁夏隆德县城，委托地下党员杨林、高昆山，郝维新、高照璧前往该部协助地下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杨林、高昆山等四人来到国民党军十一旅后，了解到高鹏飞所在的特务营举行武装起义最为有利，因为该营营长带一个连驻庆阳，两个连驻守西华池，其中高鹏飞掌握的一连，人枪齐全，战斗力强，全连的班长以上干部和连部勤杂人员多数为地下党员，可以控制局势。西华池又接连宁县盘克塬，便于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接应，起义成功的把握性大。于是他们就来到西华池找高鹏飞等人商量起义事宜。高鹏飞也认为起义条件已经具备，遂派地下党员宋廷璧（时任班长）持信到宁县盘克塬一带找红军陕甘游击队取得联系，刘志丹、阎红彦当即表示赞同该部立即起义，并部署陕甘游击队准备接应起义部队。刘志丹在回信中还嘱咐起义一定要慎重行事，如果条件不成熟不可盲目行动。在起义过程中要周密部署，保汪起义行动的万无一失。 在得到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阎红彦的明确指示后，高鹏飞立即召开地下党支部会议，具体研究起义计划，参加会议的有高鹏飞、曹胜勇（二排长）、杨林、苏杰儒和一位司务长等人。会议决定起义日期就定在7月9日，各支委分头负责准备起义的部署工作，高鹏飞负责全面的指挥工作，曹胜勇负责准备武器弹药供应及部队兵力的调配工作，司务长负责筹集粮款和后勤供应。任务明确以后，各支委分头行动，在部队中秘密开始了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7月9日，高鹏飞为稳住营部，确保起义计划的顺利实施，到营部与敌副营长一起打麻将，麻痹和迷惑敌人。其他同志按支委会的原定计划积极行动，部署起义工作。下午出操前，曹胜勇和苏杰儒把一连集合起来，正式向全连作了起义动员，得到了全连官兵的热烈响应。然后率一连突入操场，出其不意地缴了二连全体官兵的枪，并命令二连全体官兵在操场集合待命。与此同时，杨林、郝维新带一连连部勤杂人员10余人，迅速突袭营部，和高鹏飞一起解除了敌副营长及营部人员的武装，高鹏飞来到操场上，郑重宣布特务营一、二连170余名官兵正式起义。在场官兵一致鼓掌，表示热烈拥护。高鹏飞接着又宣布了几条军事纪律，并对起义部队进行临时整编。整个起义工作井然有序地进行，起义官兵作好了开赴盘克塬的准备工作。天黑以后，高鹏飞下令部队出发，起义部队浩浩荡荡向盘克塬开去。10日下午，起义部队在盘克塬畔与前来接应的红军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会合后，继续前进。夜晚，起义部队与陕甘游击队正式会师，并举行大会，共同庆祝西华池起义的伟大胜利。 西华池起义是我党在陕甘地区取得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这次起义整整瓦解了国民党军两个连的兵力，170余名起义官兵参加了红军陕甘游击队，壮大和充实陕甘游击队，对西北反动军阀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影响甚大。这次起义的成功，一方面是我党在国民党军中长期开展兵运工作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正说明了起义的成功和通过起义创造红军的行动离不开工农运动的支持和配合。以往的起义由于缺乏这种配合和支持因而失败了。西华池起义是在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已经建立，陕甘红军游击队已经在宁县、正宁一带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和发动农民运动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这次起义就能同南方的武装起义一样创造出正式的红军来。事实上后来在照金苏区建立后，耀县起义即使在遭到失败的情况下，起义军余部也能避免被敌消灭的危险，进入苏区，参加红军。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在工农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用起义方式创造红军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六、红军陕甘游击队保卫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战斗的失利 西华池起义胜利后，陕甘游击队和起义部队一同开赴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湫头、南邑一带休整，在游击根据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下，陕甘游击队逐渐恢复了战斗力，这时，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将西华池起义部队增编为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此时全军人数达到500余人。 7月下旬，李艮受陕西省委之命，来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巡视。此时，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对陕甘游击队继续坚持实行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行动方针非常不满。他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武断地认为红军陕甘游击队内部存在着机会主义领导问题。李艮临行前，杜衡交给李艮的任务是：“为了实现游击战争，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造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问题。”①这个任务本身就反映了杜衡对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员的极度不信任态度，表现了省委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李艮来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后，加紧全面地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 首先，李艮不顾将面临敌军进攻的威胁，不去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和部署，而是在正宁南邑连续六、七天召开干部会议，批判所谓的“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的问题”，空谈创造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计划。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各项正确主张。对不同意的压制，造成人心惶惶，使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内和陕甘游击队内的政治空气变得极不正常。 其次，李艮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推行“左”的方针，不顾客观条件，强令在五顷塬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的干部和战士，必须在二十天内将分配土地的工作完成。由于农民的思想觉悟尚未提商到这种程度，加之当时是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区域进行的，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情绪是不高的，@这样，就不能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支援革命斗争，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根据地，相反，还引起了农民的恐慌。 再次，李艮为了排除障碍，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由于对陕甘游击队党组织的不信任，他又在游击队中重新组织了一个“秘密队委会”，企图以此采取代陕甘游击队党委的领导，从组织上解决“反革命阴谋分子”的问题。 正当陕甘游击队内部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而搞得人人自危，空气紧张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开始对寺村塬游击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的“围剿”。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利用红军未作任何反“围剿”部署之机，进占了从湫头塬到寺村塬周围的村庄要道，切断了两地交通，加固了王郎坡寨子，做好了“围剿”根据地的军事部署。直到这时李艮才意识到敌情的严重程度，才认识到五顷塬、寺村塬一带的游击根据地有丧失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李艮才命令红军游击队迎击敌军的进剿。 但是，李艮没有反“围剿”斗争的指挥能力和实际经验。在强敌进攻面前，他先是主张强攻敌军据点。8月13日，李良强令红军陕甘游击队攻克王郎坡寨子据点，拔除敌军插在苏区内的钉子。由于王郎坡据点三面环沟，易守难攻，据点内又有一个连的敌军把守，粮弹充沛，外有援军的支援，红军取胜毫无把握。在李艮的强迫命令下，红军陕甘游击队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的猛烈狂射，步骑配合，死打硬拼，围攻两天未能取胜，部队伤亡60余人，只好在16日撤出战斗，转移到三嘉塬一带待命。 这时，如果红军游击队打出外线，发挥自己的优势，避敌锋芒，击其虚弱，在活动中调动敌人，歼灭敌军一部，粉碎敌军进剿的希望还是存在着的。但是，李艮又把巩固根据地的方针单纯地理解为军事上的死守。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李艮命令红军游击队进至五顷塬集结。但没等完成部署，即遭尾追之敌猛攻，部队仓促应战，伤亡30余人，阵地被突破，只好边打边撤，死守五顷塬战斗失利，部队又退至三嘉塬地区。19日早晨，敌军分兵三路，合击三嘉塬地区，企图彻底消灭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在敌军的合围下，奋力拼杀，后巧借大雾，突出重围。突围后，部队转移到旬邑县马栏镇，全军只剩下200余人。 至此，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的错误指挥下，三战三败，部队损失惨重。由于丧失了在陕甘边区开辟的第一个游击根据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部队失去了后方依托，得不到充分的休整和补充，处处被动，处境险恶。此后，李艮离开了红军陕甘游击队，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1933年2月，李艮去陕南奉命组建红二十九军，任红二十九军政委。4月遭敌杀害，英勇牺牲。李艮在陕甘游击队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这种错误不应由李艮一人承担，而应该看成是陕西省委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必然结果。 1932年8月底，陕西省委仍然强凋改造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问题，为此，撤消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重派埘子长回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部队稍事休整后，进入耀县照金一带活动。9月20日，国民党军何高侯部及富平、同官、耀县三县的民团分三路再次前来“围剿”陕甘游击队，企图将红军消灭于耀县照金地区，情况十分严重。谢子长率领部队转战照金、淳化、正宁、保安等地，由于数月转战，连战失利，部队疲惫不堪，无法休整补充、伤病员无法安置，困难重重。10月，陕甘游击队退至南梁平定川、豹子川一带。当时，由于连续作战，部队伤亡严重。加之时值深秋，天气寒冷，伤病员大增，红军缺衣少药，无法医疗。部队住在烂窑洞里，衣衫单薄，粮食无着，武器残缺，弹药缺乏，士气低落，陕甘游击队面临严重的困难局面。为了克服困难，谢子长在莲花寺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分散外出活动，渡过难关，发展革命力量。这次会议后，陕甘游击队分兵四路，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70余人到合水拓儿塬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陕西三原县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仲远带领骑兵大队到陕西耀县一带活动。谢子长、吴岱峰率30余人，留在南梁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梢山，照料高鹏飞等60余名伤病员。 这时候，寒冬来临。谢子长带领的伤病员在南梁梢林里处境十分困难。“他们穿的是破棉袄，有的披的是破被子，有的用烂毡片或烂羊皮裹着腿，包着脚。晚上西北风刮来，象冷水浇身，在这时要移动，还得等出太阳的白天才行。钻在废窑洞里还是挡不住寒冷，就打些柴来烧着烤火，等柴火把地皮烤热的时候，就把柴火挪动一个地方，大家轮流在烤热的地皮上睡觉。”① 就这样，英雄的红军终于熬过了冬天，克服了困难。经过近两个月的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陕甘游击队筹集到大量粮款物资，部队恢复了战斗力。12月上旬，分兵出击的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木塬会合，部队士气高涨，求战心切。12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再出桥山，南下渭北，迎接更加艰巨的任务。 正文 第三章 陕甘边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正式成立及南下失败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遭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毫不气馁，他们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进行了悲壮的斗争。终于渡过难关，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1932年12月，在他们的领导下，陕甘边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从而使西北地区出现了主力红军部队。红二十六军的诞生，标志着陕甘边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又向前大大进了一步。此后，刘志丹又率领陕甘边的党组织和红军投入了创造照金苏区的伟大斗争。 一、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组建 （一）中共中央关于创造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的任务和方针的提出 早在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在积极地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①并指出，“为了实现上面的任务，首先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队伍编成：勾经常的正式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② 在决议中，中共中央还提出了创造陕甘边正式红军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创造和扩大红军主力，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 《决议》指出，在红军的建设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建军原则，创造党领导下的主力红军部队。为此，必须做到，一是在主力红军的兵源上，要以武装农民为新的红军的主要成份，最大限度地吸收贫农和雇农参加。“陕西省委必须从西安动员大批的工人群众去参加红军，建立在这部队中的工人的骨干。”①二是在主力红军的干部上，要从游击队中选拔最可靠的党员与工农分子来担任红军的指挥员。三是在主力红军的政治工作上，要立即开始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指令可靠党员为政治委员与政治指导员，“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派遣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的政委。”③四是在红军的编制上，在最初应该编成红军一师（按照红军编制法），即该师应有三团，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并努力求得在最短时间达到红军一师。“该部队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③五是在红军的武器装备供给和补充上，应该以军阀军队为目标，夺取敌人的武器装备。 第二，创造巩固的苏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为主力红军创造巩固的后方基地。 《决议》措出，在目前游击队活动的区域中，必须立即彻底地实行以下的任务，以便将这个区域造成红军与游击队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些任务主要包括：一是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它平均分配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之下，分得一份劳动的土地。“土地应该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平均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顾念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而且要顾念中农的利益。只有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拥护之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欠债及租税应立即废除。”①二是彻底摧毁当地的反革命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应当从当地的群众组织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的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②三是解除边区内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广泛地进行武装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的工作。只有加强了这些方面的工作，才能促进加强主力红军的建设工作，并为主力红军的建设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 第三，进一步地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地组建游击队，以广泛的游击活动配合和支援主力红军的行动。 中共中央的《决议》指出，在主力红军的创造和陕甘新苏区的开辟过程中，绝不能削弱和放弃游击战争的开展，相反应该用更大的努力去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没有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的胜利的。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农民游击战争是苏维埃行动的开展与苏区的巩固的保障。”①关于游击队的任务，《决议》指出，“游击队的主要任务，要在敌人的后方动作，消灭敌人的小部队，夺取枪械，发动当地的农民斗争，摧毁反动的乡村或县城的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等等，游击队应该是土地革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游击队应该吸收当地的农民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并努力从游击队生长成为正式的红军，红军的指挥员应该努力指导游击队的动作，并将他与红军的作战任务联系起来。”②关于红军的行动方针，《决议》明确指出，“在今天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交通（如省委的提议）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能胜任的，这种情况，在将来军事的进展，红军的坚强与根据地的巩固之后，必定能够改变的，改变到有利于红军的这种动作，但是在今天是不适合的，红军目前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泾渭三水之间，消灭敌人在这里的力量创造较大的根据地。”③ 第四，进一步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配合主力红军的武装斗争的开展。 《决议》指出，“除了以武装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外，还要用红军的全部人员与政治机关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用传单、标语、联欢会等，去夺取白色的士兵群众，并应该派遣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他们投入红军。这种工作要与红军的武装战斗同时并进。同时中央责成陕西省委，去加强在杨虎城及其他军队中的中心部队的我们的工作。”①只有认真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红军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分子，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五，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同时建立和健全各种群众组织，充分保障主力红军和游击队建设的顺利开展。 《决议》指出，为了加强党对主力红军和游击队的领导工作，一是要加强陕甘特委领导；二是壮大党的组织队伍。“在红军根据地与游击队的区域中应该最大限度地发展党的组织，吸收雇农、贫民及优秀的中农分子入党，严格防止富农及阶级异己分子混入政权机关及党内来，”②三是提高党员的素质，最大限度地提高党员群众的政治觉悟，加强其军事训练，使党的队伍能够适合于向前发展的革命的国内战争的环境。四是立即在苏区建立青年团、贫农团、工会等群众组织；五是党组织应该吸收其他苏区的经验，开展拥军运动和扩红运动，以促进红军队伍的巩固和扩大。 从内容上分析，《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与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创造的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如在红军建设上，规定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主力红军的扩建必须以地方游击队为基础等，这些思想与“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是一致的。再如在土地革命中，确定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路线，确定了按人口和劳力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及其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必须建立在基本农民群众自愿和拥护的基础上的原则。这些路线、方针和原则与中央苏区的《兴国土地法》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的内容基本上坚持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在这个决议中对陕西省委关于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持反对态度，明确指出红军目前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泾渭、三水之间，消灭敌人在这里的力量创造较大的根据地，”①不同意陕西省委提出的以城市为中心，“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泾渭河交通的”军事冒险方针。②考虑到这一决议制定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全国各个苏区的发展处于顶峰时期，在这种背景下，这一决议能够摆脱“左”的错误的束缚，提出许多实事求是的主张，因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是党为陕甘边以至西北地区红军建设和苏区政权建设制定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分析了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特点，规定了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进行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根本任务。它对于创造和巩固主力红军和游击队，对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这个《决议》精神的指导下，陕甘边党和红军及苏区群众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创建红二十六军和照金苏区的英勇斗争。 （二）陕甘边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成立 1932年12月中旬，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南下陕西耀县照金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当部队到达陕西淳化县境内时，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开赴宜君转角镇休整待命，准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 1932年12月下旬，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宜君县的转角镇。这时，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也以北方局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他一到部队，就极力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关于“改造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反右倾”的纲领，对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横加指责，诬篾他们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等等。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同志的职务，开除了谢子长、阎红彦的党籍（后经省委查明情况，撤消了这个错误决定），强令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到上海“受训”。由于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最后才勉强把刘志丹、杨仲远留下来，但不给任何职务。由于杜衡大搞宗派主义，根本不相信陕甘游击队的各级干部，于是把杨仲远、吴岱峰、杨琪以及排以上干部的枪全部没收，还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排以上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并由政委（杜衡自己）任命产生。①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失利后由1500人减为200人，兵力大减，无法实现中央决定的首先组成一个师的要求，杜衡只好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团作为红二十六军的骨干。1932年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主持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举行了授旗仪式。杜衡自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选举王世泰为红二团团长，郑毅任参谋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政治保卫队，全军共200人。由于杜衡推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刘志丹被剥夺了红军领导权，不给职务，谢子长、阎红彦被送往上海的白区中央局“受训”。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刘志丹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和职位高低，积极帮助王世泰开展工作。他为红二十六军的正规化建设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先后制定了《政治工作制度》、《参谋工作制度》、《红军纪律》、《训练方案》、《战略战术教材》等，这样就把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建设的思想运用到红二十六军的实践当中去，保证了红二十六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他也顾全大局，胸怀坦荡，主动协助王世泰指挥作战，因此，红二十六军干部战士亲切地称刘志丹为“我们的好参谋长。”① 二、红二十六军开辟照金苏区的斗争 红二十六军诞生后，根据中央作出的在泾渭三水之间的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以边新苏区。为此，部队在完成改编后，立即南下开赴照金地区。 照金位于陕西耀县、旬邑、淳化三县的交界，属耀县管辖。这里是子午岭的南端，山岳连绵纵横，地形崎岖不平，便于红军开展游击战争。 照金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这里的群众大多是外来农民，生活十分贫苦，他们不断进行抗粮、抗捐、抗租和抗债斗争，有迫切的土地革命要求，有发自内心的革命愿望。 照金又是红军的老游击区。1932年春，党组织派习仲勋同志到金照开展工作。同年9月，照金战斗胜利后，刘志丹在率上岸红军游击队撤离时，曾将特务队留下来交给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活动，传播革命火种。 由于照金具有上述良好的条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后就立即投入了创建以金照为中心的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12月27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首战焦家坪。红二团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攻占了焦家坪，全歼敌军团六十余人，而后进军香山一带。此时正值年荒，农民流离失所，红二团及在香山寺一带打土豪，组织农民分粮，帮助群众渡过年荒。在此基础上，红二团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和赤卫队，开辟了香山寺和九保两个游击区。接着，红二团又消灭了照金、旬邑民团一部，使红色区域扩大到照金薛家寨地区。这时，红二团扩大到三百多人，并成立了随营学校。 为了巩固革命成果，1932年1月，红二团由着急那拿下，协助地方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旬邑。照金、香山、宜君、芋园等五支游击队。同年3月，为了统一各游击队的领导，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张秀山任政委。3月下旬，红二团进入三原武字区，成了红二十六军直辖渭北游击队中指挥部，辖渭北、泾阳、富平三支游击队，共二百余人。随后又在渭北组建了十多支游击队。通过这些活动，初步形成了以红二团为主力、以地方游击队和赤卫队相配合的多层次的革命武装体系，使根据地的开辟有了坚强的支柱。 随着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的深入，党的建设也得道进一步地加强。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正式成立，金理科人特委书记，习仲勋人特委军委书记。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后，领导赵进人民深入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游击战争。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河群众工作的开展，到6月底，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至香山以西，西抵淳化塬畔，背到马兰，南至高山槐，东西相距五十余里，南北相距八十余里的照金根据地已初步形成。从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又有一个可靠的后方，使红军在游击战争中有了一个依托点和落脚点。 随着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深入进行，照金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就成为摆在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面前一项迫切而又紧要的任务。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如果没有红色政权建立做保障，革命武装就不能在群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土地革命就会受到很大的妨碍，根据地就又被敌人破坏的危险。为此，陕甘边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创立红色政权的工作。 1933年4月初，在山半边特委的的领导下，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户在照金召开。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下设贫民团、雇农公会、土地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赤卫军总指挥部等机构。它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粮食、牛羊等，组织雇农公会、贫农团、青年团等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清除敌探奸细，颁布各种法令，实行戒烟、禁赌、宣传妇女放足等。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又在姚渠、照金、老爷岭、马栏、七阶石一带相继建立了公开或秘密的基层红色政权——农民联合会二十四个。至此，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已初具规模。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根据地彻底摧毁了地主豪绅的统治势力，地主豪绅在政治上被打倒，苛捐杂税被取消，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昔日的泥腿子今天掌握着红色政权的印把子。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土豪劣绅威风扫地，贫苦农民扬眉吐气。 革命委员会在从政治上摧毁封建统治势力的同时，还从经济上铲除封建的剥削制度。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土地委员会的职责就是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并逐步开始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以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热情日益提高，斗争蓬勃兴起。 三、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 正当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领导照金根据地人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之际，杜衡却继续顽固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给根据地的建设又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当时红军力量比较薄弱。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中间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红军与某些民团建立了暂时的统战关系。由于建立了这种统战关系，中部县建庄何世兴民团，小石崖罗连城民团等，都和红军关系友好，他们为红军掩护伤员，代购弹药物资等，对红军帮助很大，但居于红军领导地位的杜衡，却不要统一战线，主张打倒一切，对白军、民团、土匪不加区别，一律反对。1933年1月，他命令红军攻打与红军友好的庙湾夏玉山民团，结果战斗失利，部队遭到一些伤亡，郑毅被撤销了参谋长职务，由刘志丹继任参谋长。此后，夏玉山遂纠集附近民团，联合起来进攻照金苏区。在这个时候，杜衡又借口说，敌军可能占领香山寺于红军不利，命令火烧香山寺，结果引起数百名和尚和广大群众的不满。因树敌多过，苏区的地盘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个孤立的薛家寨，还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伤员无法安排，粮食无法补给，红军主力在照金一带的活动越来越困难。 5月中旬，敌人调集4个团和6个县民团，分四路进攻照金根据地。杜衡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提出“死守照金”的口号，结果连打了两个败仗。这时，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以游击队在内线坚持斗争，以红二团转到外线作战。随后，红二团收编了国民党军两个连的兵变部队，并相继消灭了一些民团，部队扩大到近500人。5月20日，红二团回到照金苏区。这时，杜衡被敌人的“围剿”所吓倒，开始动摇起来，他悲观地认为：“敌人力量大了，后方失了，群众跑光了，没有粮食了，创造不了根据地，扩大不了红军。”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他先提出：“北上打通国际路线”，但遭到红军战士反对和陕西省委的制止。接着他又主张南下渭华，说“渭华党基础强……，群众条件好，人口稠密，物资丰富，地形险要，转移既可与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配合，又可切断敌人交通，威逼西安。”并宣称，南下渭华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实际上，陕南的红二十九军在1933年4月已经失败，红二十六军南下只会陷于孤军深入的险地。杜衡的南下方针遭到了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刘志丹等认为，渭华暴动失败后，党组织受到破坏，群众遭到残酷镇压，情绪低落，红军到那里不易立足；照金苏区建立不易，不能轻易放弃。红军若脱离根据地困难很多，危险很大。但杜衡对刘志丹等同志的意见横加指责，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 6月初，在杜衡的专断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从北梁出发，离开照金南下。经过泾阳的嵯峨山到寇家庄时，杜衡被敌人的强大所吓倒，对革命完全丧失了信心。他借口有事要向陕西省委汇报，便私自离开部队跑到西安，溜之大吉。7月，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杜衡被捕后叛变投敌。杜衡逃跑后，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与刘志丹…道率领部队渡过渭河，越过陇海铁路，进至灞桥五里店，歼灭敌一个地方民团武装，击毁杨虎城军运汽车10辆，缴获许多物资。这时，杨虎城知道了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南下的消息，立即在西安宣布戒严，并调驻在渭华的警备旅，在高塘各坳口布防阻截，调商洛一个团在南山口市镇把守，又从西安派两个特务团向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追击。敌人总共调动了 5000余人的兵力，比红军力量大十余倍。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部队，即离开灞桥进入骊山。当天，红军与前来进攻的敌人一个团经过激烈战斗后，向东转移，行军150里，第三天抵达蓝田许家庙，遇当地地主民团阻截，又返回口子头时，被敌包围。当时，红军处在右有石山，左有悬崖，前后都有敌人夹攻的十分危险处境中，但红军在刘志丹等的指挥下与敌人进行了英勇了战斗，夺取丁制高点，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强攻，胜利突围，到达厚子镇，歼灭了进攻红军的一个民团，缴获枪械50余支，遂乘胜进入了秦岭箭峪口。 红二十六军进入箭峪口后，还未来得及休息，敌人的两个团即紧跟着围攻上来。红军为了保存力量，转移到张家坪。因地理生疏，第二天拂晓又被敌人包围。经过激战后，红军分三路冲出包围，刘志丹带180余人，在焦家坪一带游击，汪锋带80余人到蓝田活动，王世泰、吴岱峰带100余人向北转移，突围两天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刘志丹和汪锋带领的部队大部英勇牺牲或散失，王世泰带领的一部分队伍，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战斗两月余。后在敌人加强围攻、红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分散和化装突围。至此，党在陕甘边地区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支久经锻炼、英勇善战的部队，被杜衡的“左”倾错误路线断送了。 就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刘志丹同志始终是部队的主心骨，是全体干部战士的希望所在。当杜衡逃跑后，部队渡过渭河，进入临潼一带，遭到了敌约两个旅的围追堵截，情况异常险峻。部队中出现了悲观失望情绪，有的同志主张前进，有的同志主张后撤。这时部队党委召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在会上，刘志丹以一个杰出军事家所独有的远见和卓识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指出，进亦险恶，退亦险恶，退只有与敌决一死战，进尚可与敌周旋。再以党内的是非而论，中途返回，无论胜败都难以分清曲宣，无法向党作交待。会议最后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决定宁败于进，而不能败予退。会后，大家统一了认识。部队继续前进，进至张家坪一带，部队遭重兵包围，伤亡惨重。为了突出敌军的重围，由王世泰率100多人掩护，刘志丹、汪锋分别带部分人员分散突围。刘志丹率领的一部分人员由兰桥进入终南山，辗转于深山密林。刘志丹牵挂失散的同志，每天都派人外出联络，但因地理生疏，联络人员有去无回。经过20多天，刘志丹决定让大家分散出山，返回苏区。他自己留下来继续寻找失散的部队。他对同志们说：“看来，一时也找不上其他同志，现在我们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再继续下去恐怕都得困死在这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每个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们要想法分散出去，回照金重整旗鼓，再搞革命。”同志们都不愿意离开他，表示死也要死在一起，活也要活在一起。经他反复说服，大家才埋了长枪，带短枪分散下山。 此后，刘志丹只带着剩下的七、八名同志在终南山中寻找失散的同志。几天后，他们又突遭地主民团的袭击，有的同志失散，有的牺牲，刘志丹孤身一人躲进深山。后来与少年先锋队副队长蒲永胜相遇，两人结伴在山中继续寻找失散的部队。 这时，王世泰带队伍从张家坪突围后，也一直在寻找刘志丹和汪锋。那时，王世泰等同志抱定一个信念，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刘志丹，宁可自己牺牲也要保护刘志丹返回照金。因为党需要刘志丹！陕甘边区人民需要刘志丹！最后王世泰等在石头峪的后山找到了刘志丹和蒲永胜。大家见到刘志丹经终南山一月的辗转，患病在身，体质虚弱，都十分难过。他却鼓励大家：“革命者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失败了再来！”还用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安慰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刘志丹的百折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励下，同志们都打起了精神，挺起了胸膛，下定决心：返回照金，恢复二十六军，扩大根据地。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刘志丹等人化装成货郎，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历尽艰险于1933年10月4日回到照金地区。 四、红军保卫照金苏区的斗争 红二十六军南下后，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领导边区游击队和渭北游击队在照金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先后在三原、富平、耀县、宜君、正宁等地建立了二十多支游击队。1933年6月13日，当得到红二团失败的消息后，陕甘边特委在三原武字区焦村将渭北游击队扩大后编为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辖第一连、第二连、先锋连，共120余人，80余支枪。8月，红四团转入照金苏区。 7月21日。遵照党的指示，驻耀县的陕军骑兵团王泰吉部举行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司令，杨声任党代表，谈国帆任参谋长，赵宝山（后龚逢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六个大队，共1200余人，追击炮四门。起义后，敌两个团向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进攻。由于连战失利，加之不断发生叛逃，7月下旬，耀县起义失败。余部百余人在王泰吉率领下进入照金根据地，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和渭北苏区的丧失，使照金苏区也处于危险之际。这时，陕西省委派高岗来照金开展恢复红二十六军的工作。但此刻在陕甘边党内对于革命形势的认识出现了分歧。一种是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一部分干部由于看到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南下失败，陕西省委被破坏，耀县起义被敌镇压，红四团也退到了照金苏区，因而感到革命没有出路了，主张“埋枪”搞秘密工作，把红四团带到渭北，分散游击，反对集中领导。另一种意见是我们还有红军，根据地和红军也能够巩固和发展，因此，红军和游击队应集中领导，成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扩大和创造陕甘边根据地。为了统一思想，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正确分析形势，摆事实，讲道理，会议纠正了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接着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及各路游击队等革命武装力量，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陈家坡会议的及时召开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成立，对于坚持和发展陕甘边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推动作用。9月下旬，红军攻占旬邑县的张洪镇，缴枪200余支和大批物资。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从终南山脱险后辗转归来，刘志丹被任命为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部队甚为振奋。刘志丹总结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教训，对习仲勋等同志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习仲勋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纠正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就是光明的。”① 由于红军集中指挥，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很快就取得了…系列胜利。10月中旬，敌急调四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六县民团共6000余人，发起了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刘志丹和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要粉碎敌军的进攻，必须到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于是，决定留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北上陇东。10月中下旬，刘志丹和王泰吉率主力红军北上，一举攻克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接着又在陇东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连战获捷，重挫了敌人的锐气，大振了红军的声威。 1933年10月15日，正当陕甘红军主力跳出外线，北上陇东，在合水、庆阳一带游击，接连获得胜利和发展之际，国民党反动派和陕西地方军阀杨虎城乘红军后方兵力空虚之机，调集重兵攻击照金苏区薛家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当即命令留守薛家寨的红军部队同敌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无法挽救危局，薛家寨失陷敌手。敌军攻克薛家寨后，大肆抢劫破坏，对苏区人民烧杀掠夺，进行残酷的镇压和野蛮洗劫。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会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会委员王万亮和许多群众被敌人杀害。照金根据地和陕甘边红包政权受到一次极大的摧残。 照金根据地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一，没有充分利用有利地理环境，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和根据地，而把自己株守在一个很小的苏区内；第二，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西安很近，受敌威胁影响，这里的群众力量不大，群众基础不够坚强；第三，红二十六军南下的全部失败，在军事上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助长了敌人进攻苏区的气焰。① 照金根据地丧失后，久经锻炼的照金党组织和人民并没有被严重的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同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斗争。 正文 第四章 红二十六军在陇东的恢复和发展 红二十六军的南下失败和照金苏区的损失殆尽，使陕甘边革命斗争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在极为险峻的形势下，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力挽狂澜，在包家寨会议上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定了恢复红二十六军，创建南梁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的行动方针和策略，在危难当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为开创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恢复并壮大主力红军，开创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红军二十六军在合水县的莲花寺恢复成立。此后，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在开创和保卫南梁根据地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和壮大。从此，陕甘边红二十六军进入了大发展的全盛时期。 一、陕甘边红军行动的方针确立，革命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南梁地区 （一）陕甘边主力红军外线作战的重大胜利 1933年10月中旬，为粉碎敌军四个团兵力对照金苏区的“围剿”，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领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和陕北一支队等部队300余人，避敌锋芒，转入外线，寻机歼敌。同时，张秀山，吴岱峰、高锦纯、黄子文带领照金各游击队100余人坚持内线斗争。为了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首战奔袭合水。因为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由终南山返回照金，途经合水包家寨时，获悉合水县城只驻有陕军杨子恒部赵文治团的一个连，外加台水县保安队，总兵力不足300人，戒备麻痹，防守不严，红军获胜有较犬把握。 10月12日，主力红军由照金苏区出发，横穿马兰川，沿子午岭山麓，经正宁、宁县，日夜兼程北上。一路上，子午岭秋高气爽，霜叶红遍，山色格外壮观。可是红军战士无心欣赏山光秋色，都恨不得一步跨到合水城，全歼守敌。15日，部队经150多公里的急行军后顺利到达合水黑木塬。 红军到达黑木塬后，立即封锁消息，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同时，派出侦察员查明敌军，摸清了台水城的地形和敌军的布防情况。 合水城又叫葫芦城，位于子午岭山区的城关川，是一个半山半川，形如葫芦的城镇。葫芦头部临川，葫芦尾部妖山，最高点的山头叫葫芦把，筑有坚固的城堡。城外左右是两条深沟，悬崖陡壁，十分险要。东西城墙有两个城门楼，高大坚固，是敌人的城防重点。城廓要害部分有里外双层城墙，城墙是用大块砖砌起来的。城东南里墙和外墙之间，每隔几丈还筑有隔墙。要想从墙隔这边到那边去，只能通过里墙仅能容一人出入的洞过去。即使爬上城墙，要占领全部城墙，还得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合水易守难攻，加之红军缺乏攻城装备，采取强攻硬打，肯定会遭到惨重伤亡。刘志丹分析和研究了地形和敌情后，决定：乘敌不备，偷袭合水。具体部署：选20余名机智勇敢的战士组成突击队，率先爨城，以红四团二连和陕北一支队组成主攻部队。其余部队作为二梯队在城外隐蔽待命。 18日拂晓，红军开始攻城行动。突击队在王世泰的率领下，顺利登城，然后分头行动，一部分战士摸到“葫芦把”，缴了敌一个班的枪，控制了制高点；一部分战士由王世泰亲率，缴了东城楼敌军一个班的枪，打开城门。这时，主攻部队也攻克西门城楼，一拥而进，很快攻占了县政府，不到一小时即获得了战斗的胜利，红军攻占了整个合水县城。此次战斗，歼敌200余人，缴获枪支百余支。国民党合水县长康磷带少数人弃城逃跑，敌公安局长李彦率部起义。红军打开监狱，解救了被关押在狱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80余人，其中有前西北反帝同盟军二支队二大队长杨培盛同志。 战斗结束后，红军临时总指挥命令开仓分粮，赈济群众。同时向群众进行了革命宣传，张贴标语，召开大会，讲解革命道理。红军还公审了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员，处决了敌盐税局长和土豪“杜老爷”。 奇袭合水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和革命群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为开展庆阳、合水等地区的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充分显示了刘志丹同志的高超的指挥才能。 在这期间，照金苏区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于10月16日失陷敌手。陕甘边特委退出薛家寨向北撤退。10月19日，在甘肃宁县盘克塬，红军主力与陕甘边特委后方机关及游击队会合。为了策应照金苏区的内线斗争，刘志丹、王泰吉率部南下。10月21日，我军在宜君县杨家店歼敌一个连。但此时照金苏区的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于是刘志丹又毅然转戈北上，进入陇东，突袭庆阳县三十里铺，消灭谭世麟民团军40余人，并且捣毁了帝国主义者开设的天主教堂，抓获两名反动教主。 10月下旬，红军在庆阳城壕川行军时，与谭世麟亲率的敌陇东民团军500余人的部队遭遇。情况紧急，红四团政委杨森亲率尖兵班十二名骑兵向敌群猛冲。红军的十二名骑兵战士如离弦弓箭，向敌群边射击边冲锋。敌军猝不及防，被打得晕头转向，四散逃命。红军骑兵一直追击敌军二、三里后，敌军才发现红军只有十二名骑兵，于是慌忙组织反击。在敌人的密集火力下，红军骑兵被压了回来。此时，红军后续部队赶到并投入了战斗，敌军大败溃逃。这次战斗，红军以少胜多，击溃敌军500余人，俘敌10余名，缴获了谭世麟的坐骑一匹。 红军在陇东地区连连获胜，捷报频传，使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10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调重兵追剿红军主力。敌赵文治部一个团800余人充当先锋，最为骄横。赵文治因丢了合水县城，报复心切，急于和红军决战。针对这一情况，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刘志丹同志决定，采用疲敌战术，先牵着赵文治的鼻子兜圈子，待敌疲惫不堪时，选择有利地形予以消灭。红军在庆阳、合水、正宁、宁县一带和敌军周旋，敌军被红军牵着鼻子拖了十来天，疲惫已极。10月28日，红军转移到庆阳县毛沟门村①时，敌军经过长途跋涉，已精疲力尽，但仍不甘心，尾随而来。此时，敌军锐气大减。刘志丹认为歼敌时机成熟，决心在毛沟门歼灭这股敌军。 毛沟门村位于东西方向的一条山沟中间，南北两面是大山，村中的住户分散在沟底和沟北半坡上。28日拂晓，敌赵文治部突然向红军发动袭击。为了达到以少胜多，歼敌于反冲锋之中，王泰吉和刘志丹决定红军主力撤到北山占领有利地形。上午9时，赵文治看到红军撤退，误认为红军是惧其淫威，怯战动摇，即令其部队紧追不舍，拼命攻山。敌军炮火猛烈地向红军射击，掩护敌军的攻势。此时，红军发现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也已迂回至北山后面集结，我军腹背受敌，形势不利。王泰吉命令强世卿率游击队抢占山头，控制制高点，以防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的袭击。下午4时，王泰吉和刘志丹下达反击命令。 冲锋号一响，红军全线展开反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向敌军正面冲锋，红四团向敌军右翼冲击，耀县三支队向敌军左侧进攻。300名红军战士犹如猛虎下山。敌军顿时乱作一团，被红军压到沟底，溃不成军，狼狈而逃。红四团骑兵连追击敌军十几里。敌军全线崩溃。赵文治见势不妙，早已乘马逃之天天。敌军失去指挥如同乌合之众，大部分丢掉枪械、辎重，抱头鼠窜，有的干脆跪在地上，举起双手等着当俘虏。 毛沟门战斗一直延续到晚上才结束。这次战斗，共毙俘敌军200余人，缴枪200余支，弹药、辎重不计其数。逃跑之敌，吓破了胆，成了惊弓之鸟，又被谭世麟部“捡去”了不少枪支。原来，在战斗前，谭世麟曾与赵文治合谋夹击红军，赵文治正面进攻，谭世麟在红军背部夹击。但狡猾的谭世麟曾与红军多次交手，无不以惨败而告终，生怕这次又吃亏，从一开始就留了一手。他打算如果红军失败，他就从红军背后进攻，如果赵团溃败他就来个脚底板抹油，溜之大吉。后见红军占领山头，他就按兵不动。当他得知赵团失败后，当天晚上带领部队向赵团靠拢。赵团溃散士兵晚上在附近村子休息，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进村后，打几枪，大喊“缴枪不杀”、“红军来了！”吓得赵团溃军拔腿就跑，谭世麟捡了不少枪支，发了洋财。赵文治团散兵游勇逃回庆阳城的不足300人，从此，赵文治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团的建制。 毛沟门战斗后，红军主力向合水县包家寨转移，并进行了短期休整。 （二）包家寨会议，关于陕甘边红军行动方针的确定 1933年11月3日-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会议”。这次会议恢复了红二十六军，确定了陕甘边红军行动方针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格局，摆脱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从危急当中挽救了党和红军，它是陕甘边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史上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包家寨会议对陕甘边红军建设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包家寨会议是在照金苏区再次被敌摧残，陕甘边党和红军又一次失去后方依托，处于无立足之地的最困难时刻召开的会议。因此，这次会议对陕甘边红军的命运和前途的影响至关重要。 包家寨会议召开前夕，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陕甘边红军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当时，尽管陕甘边红军在外线作战中，因刘志丹的果断正确的指挥，连连获胜，但就整个西北地区和陕甘边革命的全局而言，却因杜衡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恶性膨胀，连遭挫折，形势恶化，转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当时党在西北地区遭受的重大挫折有： 一是陕南红二十九军的失败，使西北红军丧失一臂，也使陕甘边红军失去了呼应和配合，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陕南红二十九军是1933年2月24日，由红军川陕边区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下辖两个团，全军共2000余人。这支红军是当时仅有的两支西北主力红军之一（另一支就是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也是唯一能与陕甘边红军作战略配合行动的红军主力部队。1933年4月1日，暗藏在红二十九军的反革命分子张正万、张登祥等人，乘红二十九军主要干部在马儿岩召开会议之机，袭击会场，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政治部主任陈子文等51名干部被害。不久，红二十九军在国民党的合围下，遭到严重损失。余部被改编为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共300余人，杨维三任团长，张明远任政委。9月，国民党军5个团共12000余人的兵力“围剿”红二十九军余部。独立三团伤亡严重。至此，陕南红二十九军彻底失败。红二十九军的失败，使西北红军的一支主力部队丧失殆尽，也使陕甘边红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二是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因孤军作战，在敌军重兵的“围剿”下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我党在陕甘边经过千辛万苦创造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部队，被“左”倾冒险主义的忠实执行者所断送，给陕甘边武装斗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三是1933年7月下旬，共产党人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遭到了强敌镇压而失败，王泰吉起义军余部百余人退入照金苏区。 四是渭北游击根据地的丧失，使陕甘边红军失掉了南下作战的基地依托。渭北三原武字区是陕甘边红军的老游击区，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和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多次南下作战，开展游击活动时，都是以这里为依托地区。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失败后，陕甘边特委在三原武字区的焦村，以渭北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红四团。红四团成立后，转战三原、富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于是向渭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进攻。在敌军重兵围攻下，红四团撤离了渭北游击根据地，于8月初转至照金苏区。渭北游击根据地遂告陷落。 五是照金苏区陷落使陕甘边子午岭南麓的革命斗争转入了低潮。1933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剿杀红军，调集了四个团的兵力，以杨子恒为总指挥，由旬邑、淳化、耀县的民团配合，共达6000余人，向照金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16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被迫退出根据地中心薛家寨，照金苏区暂时失陷。此后，陕甘边子午岭南麓一带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旬邑、淳化、正宁、耀县、宜君一带的革命活动处于困难之中。 六是陕西省委遭敌破坏，杜衡被捕叛变，结果陕甘一带的地下党组织也先后被打散，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英勇牺牲。 上述史实充分说明，从1933年夏，西北红军两支主力部队——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九军的先后失败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区、陕南游击区的丧失，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陡然逆转，一度生气蓬勃的西北地区陷入了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如何保存西北地区仅存的一支红军部队，并摆脱面临的危险境地？如何重建革命根据地，从而使红军在长期作战之后，有一个休整和补充之地，并使红军获得后方的支援和依托？如何重建红二十六军？如何正确地决定陕甘边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和发展方向？如何开展陕甘边的游击战争，并不断取得胜利？这些关乎全局而又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一直萦绕于刘志丹同志的脑际之中，始终为刘志丹同志所沉思。10月29日，当陕甘边红军取得毛沟门战斗大捷的辉煌战绩，打垮敌军一个团的追剿之后，在军情缓解，部队获得休整机会的情况下，刘志丹及时地向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提出研究解决今后的战略方针和方向，重建红二十六军，确定陕甘边革命斗争的格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建议。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立即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并决定由刘志丹主持在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来系统研究解决这些事关陕甘边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包家寨会议是陕甘边革命斗争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及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对陕甘边红军的存在和发展，对武装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都产生直接的影响。 其次，包家寨会议确定了陕甘边革命的重点为南梁地区，正确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未解决好的有关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和方向问题，从而为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基本格局构画了蓝图。 从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在南梁地区林锦庙的会师，直到照金苏区的失陷，在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实践中，陕甘边党和红军虽屡受挫折，也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但是，在杜衡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下，究竟到哪里去开展游击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这样一个关系到陕甘边红军的命运的根本方针性问题一直没有得解决。从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在新堡整休期间将这个问题的提出，到三嘉塬整编后西北反帝同盟军对此的争论，再到韩城失利后，围绕“南北分家”问题引起的争论，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在当时，由于杜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再命令红军南下关中平原，占领敌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谁要是提出到陕甘边子午岭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根据地，马上就会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对抗省委”、“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等大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三嘉塬事件的发生，“南北分家”错误主张的提出，红二团南下失败，无不与“左”倾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方针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在实践中已经先后逐渐认识到解决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关系陕甘边乃至西北地区革命的成败，于是他们都先后在实践中自觉抵制杜衡的“左”倾错误的干扰，并在陕甘边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创建了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照金苏区。但是，在杜衡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下，这些努力都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及大批的忠诚的党和红军干部被杜衡撤职查办。杜衡甚至认为在红二十六军中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问题”和“反革命的阴谋问题”，从组织上剥夺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红二十六军的正确领导权，最终导致红二十六军南下的失败。这样就使这个问题上的是非曲直有了明确的答案。 红军二十六军南下的失败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渭北游击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连续丧失，把红军的行动方针这个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又一次提到了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面前。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要坚持陕甘边游击战争，就必须在创建根据地时，充分考虑到地理和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及群众基础，注意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就必须选择一个更好的地区作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并以此为中心，广泛建设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地方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①这样一套武装力量体系，使革命根据地波浪式向四周发展。对此，包家寨会议作出了完满的解决。这次会议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指导，在认真总结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三项重大的决策： 1、撤消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和耀县三支队合编为红三团，将红四团逐步改编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 2、向陇东南梁进军，坚持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格局。 3、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子午岭桥山山脉向南北发展。 包家寨会议作出的三项重大决策是相辅相成的，其核心就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把陕甘边红军的武装斗争重点转移到南梁地区，这样就解决了红军行动方针这个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认识到在西北地区，由于敌强我弱，红军孤军奋战，因此，要想保存和壮大红军部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地区作为红军活动的中心区域。包家寨会议根据刘志丹等人的建议，决定把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放在南梁地区，这的确是一个合乎实际的决定。 南梁位于桥山山脉中段的陇东境内，包括玉皇庙川、脚扎川、荔园堡川、二将川、凤川等与陕北交界的广大地区，方圆几百里。这里沟壑纵横，森森茂密，回旋余地大，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进可直逼关中，瞰制咸榆大道，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难攻，对开展陕甘边游击战争十分有利。 南梁是陕甘边红军的摇篮和发源地，陕甘边红军部队就诞生和发源于这里。1931年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都曾在这里活动过。1932年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又曾到这里休整补充，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都曾在这里开展过革命活动，进行过打土豪、分浮财的土地革命斗争。因此，南梁一带的贫苦农民受党和红军的影响较深，便于红军在这里立足和发展。 南梁地区的群众深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在红色政权创立之前，林镇、南梁一带的295户农民中，无地户多达198户，他们大多为庆阳大地主韩少义、李弟的佃户。这一带20000余亩土地中，仅韩少义、李弟及当地几户中小地主就霸占了18000多亩，每年收地租4000-- 5000多石。地主豪绅用各种剥削方式榨取农民的血汗，同时，南梁一带兵匪横行，给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广大农民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的和革命愿望，这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发展红军主力的良好群众基础。 南梁地区地处陕甘交界，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间隙和薄弱地区。当时，张廷芝土匪部队驻靖边一带，军阀井岳秀所属的高双城部驻守陕北延安，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驻守庆阳，陕军杨子恒部驻守平凉，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因为有了白色政权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①因此，包家寨会议作出在南梁建立根据地的行动方针，无疑是符合陕甘边地区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战略决策，从而保证了陕甘边红军在党的领导下的巩固和发展。 几年来的实践使刘志丹等共产党人认识到，相当力量的正规红军的创建和发展，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因此，要创造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建设一支正规红军部队。为此，包家寨会议决定，撤消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红军的恢复和发展，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有了坚强的支柱，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南梁中心区域的开辟。 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深深地懂得，南梁中心区域的开辟，必须在广大的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才能得以进行。为此，包家寨会议作出了建立三路游击队的决定。认为要扩大和巩固中心区域的根据地，保证红军行动方针的贯彻，必须大力发展游击区。只有各路游击队相继建立，并在陕北、陇东、关中等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活动，四面骚扰和出击敌人，才能与主力红军配合作战，互为依托，相互支援，才能促使南梁地区的根据地得以开辟和巩固，也使陕北、关中、陇东的游击区的斗争得以开展，从而达到扩大根据地，壮大主力红军的目的。包家寨会议的这个英明决策，为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发展构画了新的蓝图。后来的实践证明，包家寨会议作出的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后来的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发展的基本格局正是如此。 再次，包家寨会议标志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从而摆脱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对党和红军及根据地工作的影响，保证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陕甘边地区的认真执行。 包家寨会议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杜衡等人“左”倾错误进行了认真剖析，指出杜衡的“左”倾错误对陕甘边党和红军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有利的形势下，放弃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机会； 二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盲目地命令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 三是在强敌的进攻面前搞军事冒险或退却逃跑，使红军主力被断送；四是对坚持真理的同志进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强迫在陕甘边红军内部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这一切都给陕甘边革命斗争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因此，包家寨会议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在危险的形势下确立了一系列有关红军和根据地发展的行动方针和战略决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陕甘边党和红军摆脱了“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保证了以后长时期内陕甘边党和红军的工作能够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进，因而顺利地使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 （三）莲花寺整编和红二十六军的恢复成立 包家寨会议之后，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红四团、西北民众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陕北一支队等部队进军合水葫芦河北岸的平定川地区。这里川道比较宽阔，两面山上灌木成林，环境十分幽静宜人。一个多月的外线作战，连获全胜，使部队情绪高涨，但是几百里的无后方的艰苦转战，也使部队常常饥一顿、饱一餐，使战士们体力疲惫。因此，总指挥部决定就在平定川口的莲花寺休整，贯彻包家寨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莲花寺，位于葫芦河北岸的平定川口。这里的红砂岩壁上，布满了唐初到宋朝中期的石刻造像，龛室相连。群像栩栩如生，各具情态的“五百罗汉”和“八亿八千众生”雕刻工艺高超，令人惊叹不已。 1933年11月8日，在刘志丹、王泰吉的主持下，陕甘边红军全体军人大会在莲花寺隆重召开。会上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红二十六军不设军部和军级负责干部，师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供给处主任刘约三。下辖两个团，5个连，共500余人，战马200余匹。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和耀县三支队合编，约280余人，王泰吉任团长，李映南政委，一连连长赵国卿，二连连长陈学鼎，指导员张邦英，少年先锋连长王有福。骑兵团，约180余人，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一连连长杨志柏，二连连长高占胜。 同时，部队还建立了党组织，保证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师、团成立了党委，师党委书记杨森。连队成立了党支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组织工作的领导。刘志丹同志对建党工作非常重视，他经常以过去多次起义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借鉴，要求认识建党工作的重要性，提醒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的战斗保垒作用，做好思想工作。 莲花寺整编时，对陕北一支队的部队未作改编，原因在于，根据包家寨会议的决定，陕北一支队要作为第一路游击区的基本部队，由强世卿（陕北一支队队长）、魏武（陕北一支队政委）率领，返回陕北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第一路游击区，并决定由强世卿任第一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魏武任政委。①活动地区以安定为中心，逐步向四周发展，以期达到与南梁根据地打成一片的目的。陕北一支队原是1932年3月中共延川县委以高郎亭、刘善忠等人从民团中缴来的6支步枪，动员武装农民组成的延川游击队。4月，延川游击队袭击永坪镇民团，缴获枪支17支，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刘善忠任司令员，高郎亭任政委，下辖三个分队，50多人。不久，刘善忠被叛徒杀害。同年11月7日，西北先锋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高郎亭任支队长。1933年1月17日，中共陕北特委任命强世卿为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副支队长，贺晋年任政委，1933年4月，九支队改编为陕北一支队。强世卿任支队长，杨仲远任政委。5月29日，陕北一支队在安定谭家峪遭敌两个连袭击，支队政委杨仲远牺牲。部队编为5个分队，约60余人，活动于安定、横山、靖边地区。6月，陕北一支队南下陕甘边地区，参加了照金地区的反“围剿”斗争。10月，陕北一支队在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参加了外线的反“围剿”战斗。经过月余战斗，由60余人发展到100余人，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更新和补充，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还从主力部队中抽调魏武、惠泽仁、康健民等干部充实和加强了陕北一支队的领导力量，并任命魏武担任陕北一支队的政委。由于陕北一支队在陕北安定一带打过游击，因此，包家寨会议决定派这支部队到陕北安定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包家寨会议后，陕北一支队群情高昂，干部战士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返回陕北，打击敌人，建立游击区。莲花寺整编后，红。四十二师在东华池镇举行了欢送大会。会上，杨森代表红四十二师讲了话，他勉励陕北一支队回到陕北后，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积极开展第一路游击区的活动，扩大根据地。陕北一支队政委魏武在会上表示，坚决执行包家寨会议决议，发扬陕甘边红军的好传统，搞好游击战争，以实际行动配合主力在南梁地区的活动。 莲花寺整编是陕甘边红军史上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整编了部队，对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从此，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就进入了开创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新阶段。 二、红二十六军开创南梁根据地的斗争 （一）红二十六军向南梁的进军 为了实现建立南梁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红四十二师在莲花寺整编后，立即兵分两路，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地主武装。 东路由师部率红三团向东北出击，进击咸榆公路，横扫沿线敌人的地主武装。在甘泉县道佐铺一带消灭敌地主豪绅民团武装40余人，随后奔袭甘泉县城未克。部队转入洛河川行至葡萄沟赤沟门时，遭到敌二五六旅一个营和地主民团武装200余人的联合进攻。 这股敌军是奉命从延安方向前来追击红军的。刘志丹命令红三团先把部队埋伏在葡萄沟门庄子两侧的有利地形，派一小部分部队伪装成游击队，将敌军引诱进埋伏圈。但敌军几次遭红军打击，进军慎重，行动缓慢。到了离村庄二、三里的地方时，便停止了前进，使红军的伏击计划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下令撤出战斗，返回南梁。 西路由骑兵团向西北出击，经柔远川、二将川直捣南梁境内的敌军据点，沿途横扫南梁地区的反动武装。当时，张廷芝匪部营长梁邦栋率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新兵营在荔园堡、阎洼子一带为非作歹，随意派粮派款，敲诈勒索，强奸妇女。南梁人民深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 为此，骑兵团决定拔掉这个楔在南梁中心的反动据点。骑兵团先派出侦察员，深入荔园堡摸清敌情，随后，骑兵团秘密运动到荔园堡的东、西两山，包围了梁邦栋营的匪军。接着，红军派出一支小股部队化装成老百姓，肩扛镢头、怀揣短枪，大模大样地进入了荔园堡内，突然向梁邦栋营发动了袭击，敌猝不及防，仓促迎战，这时，红军骑兵团疾驰而来，喊杀声震天动地，梁邦栋被打得落花流水，带领残部拼命向山上逃窜。这时山上的红军猛扑下来，迎头痛击逃敌，山下的红军也勇猛攻击。在骑兵团的两面夹击下，敌军被围困在老鸦沟的半山腰中，突围无望，只好乖乖地缴枪投降，全部当了俘虏。 荔园堡战斗后，南梁境内的反动民团吓得闻风而逃。骑兵团乘胜追击，在阎家洼、赵家沟一带肃清了反动地主豪绅的民团，后又全歼新堡民团。红四十二师的这次行动，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扫清了道路上的障碍。 11月中旬，红三团，骑兵团两路部队于南梁会合，驻扎在荔园堡至林锦庙一带。这时，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趁战斗间隙，配合地方干部，开展工作。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协同地方干部分别在平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一带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帮助建立二路游击队。同时决定在南梁一带建立地方机关和师后方留守分队，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治疗、休养。根据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的决定，红军部队遂分兵发动群众，到平定川、太白川、二将川、白马庙川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牛羊、分土地，组织农民协会，充分发挥了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巩固战斗成果，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游击战争的区域范围，红四十二师还抽出刘约三，吴岱峰等军事干部和部分工作人员，带领伤病员及后勤机关，来到了平定川一带。一方面照顾伤病员，一方面着手组建游击队。在刘约三、吴岱峰等同志的领导下，庆阳游击队、合水游击队、保安游击队、安塞游击队先后成立。 庆阳游击队：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小河沟成立，活动于华池县二将川、柔远川一带。队长杨培盛，政委习仲勋。初建时队伍仅有8人，3支枪，杨培盛奔走串联，在十余天时间内动员了30多名陕北来南梁谋生的贫苦农民参加游击队。为了搞到武器，杨培盛率领庆阳游击队员闯入二将川刘坪堡敌据点，收缴民团枪支30多支，手榴弹70余枚，接着又将作恶多端的二将川民团团长赵富奎的眷属十余人抓获，迫使赵交出65支枪。部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枪。到1934年夏，庆阳游击队发展到200多人，扩大编为两个支队和一个骑兵队。一支队长张志孝，二支队长邵怀德，骑兵队长马福吉。 合水游击队：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豹子川王街成立。活动于东华池、太白一带，队长张振东，政委孙铭章。初建时队伍仅有6人，张振东利用他曾与东华池民团团总张怀治“换帖”的关系，将游击队埋伏在堡子外，自己进入敌巢，与张怀治叙“兄弟情谊”，乘张怀治不备，下了他的枪，并迫使他下令全团缴枪，共缴获步枪25支，摧毁了这个反动据点。接着，游击队吸收了20多名贫苦农民参加，然后向合水方向开展游击活动。几个月内，部队扩大到100余人，到1934年夏，合水游击队发展到180余人，下辖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朱庭虎）、二中队（队长赵生）、三中队（队长夏松柏）。 保安游击队：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成立。初建时只有10余人，刘约三任队长，王英任政委。不久，在豹子川吸收了10余名新战士，队伍扩大到30人。他们抓紧修理主力红军部队留下来的残破枪支，很快武装起来。这时，保安一带的贫苦青年农民30余名前来参加游击队，使保安游击队扩大到60余人，随后，部队向洛河川一带出击，在金鼎山歼灭张廷芝部一个排，缴枪30余支。在游击活动中，保安游击队很快发展成有100余人的地方红军武装。 安塞游击队：1933年12月在南梁成立。刚组建时仅有七、八个人，曹满栋任队长，王士贵任政委。为缴获敌人武器，安塞游击队化装成农民，进入义正川民团盘据的高台堡据点，突然袭击敌人，缴获民团步枪15支。然后，安塞游击队进入安塞境内开展游击活动，不久就发展到50多人。 在地方游击队组建并开展游击活动的同时，南梁地区的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11月下旬，南梁根据地第一个乡级地方苏维埃政府成立。12月初，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先后在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地组建了农民联合会，并组建起南梁、小河沟村、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等5个赤卫大队，约达1000余人，用梭标、大刀、猎枪和少量步枪武装自己，承担派员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豪恶霸、转移伤病员、保护群众等任务，积极配合红军和地方游击队作战，巩固和保卫南梁根据地。 （二）第二路和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相继成立 主力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创建南梁根据地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恐慌。1934年1月初，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慌忙调集驻保安、合水、庆阳等地的正规军4个营和地方民团武装5000余人，分九股向南梁地区进攻。因此，红四十二师党委在林锦庙的梁沟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军事斗争的方针和南梁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这次会议决定成立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由杨琪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庆阳游击队、合水游击队、保安游击队、安塞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发展并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同时决定成立南梁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吴岱峰任主任，并任命张策为红四十二师后方特派员，领导和开展南梁根据地的群众工作。为了粉碎敌人的进剿，红四十二师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南下支援关中第三路游击区的斗争，帮助建立第三路游击区的各游击队，成立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以此领导正宁、宁县、淳化、耀县、旬邑等地的游击队坚持游击活动，打击进犯之敌。 这期间，进剿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敌军开始行动。敌甘肃警备第二旅驻合水一带的仇良民部一个营，孤军进至南梁二将川，当即遭到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庆阳、保安、安塞、合水游击队的袭击、骚扰，饥恐交加，不得不退出南梁地区。各游击部队还对反动地主民团的进攻给以有力痛击，在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庆阳、安塞、合水、保安游击队四面出击，连续作战，同反动民团军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使各游击部队在斗争中迅速得到了发展壮大。 随着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继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之后，南梁地区又相继成立了庆北游击队、定边游击队、华池游击队、环县游击队、庆华游击队、柔远游击队等。这些游击队同主力红军互相呼应，互相支援，同时，又为主力红军输送了几百名战士，在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4年1月上旬，刘志丹、王泰吉率领红四十二师挥师南下，沿途取得了歼敌合水固城民团、正宁王郎坡民团和南邑堡民团等战斗的胜利。这时，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开展兵运工作，师党委经过慎重研究，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劝阻他不要去。但王泰吉认为他有许多老同事、老部下，搞兵运工作比较有把握，坚持要去，最后，师党委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决定刘志丹接任红四十二师师长职务。王泰吉离开部队后，前往淳化县通润镇的一个旧相识、时任民团团总的马从云家中，不料被马从云出卖，押往西安，惨遭杀害。王泰吉的英勇就义，使陕甘边党和红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给陕甘边的武装斗争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这期间红四十二师南下第三路游击区，利用初战胜利的有利时机，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活动了一个时期，发动群众，扩大游击区，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和整编游击队，扩大地方红军武装，使第三路游击区的革命形势又高涨起来。 1934年2月，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帮助下，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正式成立，第一任总指挥张以吾，上任不久，被叛徒杀害，由王安民担任第二任总指挥，后在老爷岭战斗中，王安民英勇牺牲，总指挥由陈国栋担任，政委张仲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下辖的游击队主要包括： 平子游击队（又称正宁四支队）：平子游击队始建于1933年9月下旬。当时由于国民党正宁县政府的5名催款人员在榆林子一带勒索钱财，侮辱妇女，为非作歹，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抗。贫苦青年农民何秉正带领十几名贫苦农民杀了这些国民党贪官污吏，夺取了5支枪，在榆林子与平子交界处组成了一支武装队伍。随后，这支队伍进入合水一带活动，与在那里的红二十六军取得联系。1933年11月，经红二十六军命名，正式成立了平子游击队，并派殷云山任指导员，何秉正任队长。从此，这支游击队便由农民武装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当时，部队已发展50余人，分为两个分队。1934年2月，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队伍已经发展到100余人，被正式改编为三路游击区第四支队，通常称为正宁四支队。这支部队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基本支队之一。不久，何秉正、殷云山调离，刘玉才继任队长，郭秉坤任指导员。红二十六军组建红一团时，这支游击队被编为一团一连。 回民游击队（又称回民支队）：在正宁县的龙嘴子、西渠两个地方聚居着300多户，2000余名回族群众，他们多是不堪剥削压迫，从陕西商洛和甘肃平凉一带逃荒来到这里的。在红军的革命影响下，1933年秋，由王世平、马彦林等19名回族青年组成了一支武装队伍，取名为“回民支队”。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被编为三路游击区第十六支队，故又称“正宁十六支队”，队长王世平（回族），指导员王世英（回族），游击队共有20余支枪，经常与其他游击队协调作战，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这支队伍后来虽几经改编，群众却一直亲切地称呼为“回民支队”。回民支队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屡建战功。 宁县三支队：由于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宁县平子半坡村民刘永培、杨兴才、王占义等人，联合正宁县永正乡西堡柱村农民王清殿，仿效平子游击队的方法，组织了40余人的农民武装，于1934年10月，举行“半坡暴动”，杀死豪绅地主赵新玉、赵老五等人，在平子游击队的帮助下，把队伍带到正宁湫头塬一带寻找第三游击队总指挥，受到政委张仲良的赞扬和欢迎。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遂将这支暴动队伍编为第三路游击区第三支队，王德宽任队长，李士新任指导员。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还给他们补充了一些枪支弹药，指示他们回平子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随后，宁县三支队在北挤桥的南沟，黄陵县的上畛子、鸭子梁等地多次消灭土匪民团，大闹过宁县平子镇，处决劣绅魏奎元，两次攻克梁掌堡、麻子掌的反动据点，处决民团头子庞老五、梁廷珍、汪兆明等人。后来，王德宽叛变被镇压，卜富民、杨兴才先后任队长，刘永培、刘玉才先后任指导员。 宁县一支队：宁县一支队是一支战斗力强、影响较大的地方武装，初建于1934年冬。当时，庙湾民团夏玉山部杨德民率七、八人起义后在长武一带活动。党组织派罗金财等人去该部进行争取工作。杨德民接受教育，表示愿意加入游击队。此后，又收编了潘老么的农民武装。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即以此为基础组建了第三路游击区第一支队，通称宁县一支队，由杨德民任队长。不久宁县一支队与宁县三支队合编，仍称宁县一支队，杨德民后患病离队，队长先后由张占荣（一说樊登奎）、樊登平、王得胜、崔瑞山担任，乔占才任指导员。这四任队长都在战斗中先后英勇牺牲。在宁县一支队处境十分困难之时，党组织派王秉祥到宁县一支队任队长，他与乔占才一起，打开了局面，领导宁县一支队由失败转向胜利，发展壮大到200余人，曾在盘克塬的南仓、金村的木瓜塬、九岘的柴桥子，合水的吕家堡等地多次打击消灭敌人，声威大振。一支队后来扩编为关中独立一营，即新宁独立营。 另外，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还帮助组建了正宁八支队（队长刘富奎，指导员赵德荣（赵铁娃））、正宁五支队（队长张占英）、正宁二支队、正宁三支队、正宁十七支队、特务队、底庙游击队、耀县游击队、赤水游击队、鄜甘游击队、中宜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共计500余人。这些游击队在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活动。由于“这些地区敌人反动势力强，他们经历了多次艰苦的战斗，锻炼了部队，打击了敌人，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为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① 在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和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相继成立并领导各自的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时候，第一路游击队却遭受了挫折。1933年11月中旬，包家寨会议和莲花寺整编后，强世卿、魏武率陕北一支队百余人离开了红四十二师主力向北进军，11月15日，陕北一支队到达安定县境内。由于陕北一支队指挥员求战心切，对敌情估计不足，于11月20日，仓促向驻守枣树坪的井岳秀部一个正规连发动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未能攻克敌据点，部队伤亡很大。惠泽仁等同志牺牲，总指挥强世卿身负重伤，离队养伤，后被叛徒出卖，惨遭敌人杀害、陕北一支队由政委魏武率领向北转移，途中在文家铺遭敌袭击。魏武不幸牺牲。为了摆脱困境，陕北一支队分两路继续北上至安定北部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但因损失过大，得不到补充，活动受阻，最后被迫分散活动。陕北一支队虽然未能实现预定的任务，但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不少同志坚持战斗，为恢复陕北一支队，扩大陕北红军部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形成 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红四十二师派张策于11月中旬，以师党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南梁开展工作。1934年春节前，习仲勋也来到南梁。他们深入到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小河沟等地的贫苦农民中，访贫问苦，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各种群众团体。 经过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南梁地区的广大贫苦农民认清了封建地主剥削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本质；认清了只有拿起枪杆子才有出路，纷纷表示要为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习仲勋、张策等领导广大贫苦农民组织了农民联合会。第一个农民联合会首先在金岔沟成立，接着白马庙、玉皇庙一带也相继成立了农民联合会。以后又在农民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赤卫队，组织了贫农团、雇农工会。这样，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在南梁的荔园堡和周围的几道沟川，广大贫苦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农民联合会是贫苦农民自己的革命组织，在当时，实际上起了一个临时政权的作用。 1934年2月，红军四十二师主力在刘志丹率领下，由第三路游击区返回南梁地区。这时陕甘边地区的群众武装广泛建立起来，地方游击队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的军事系统。到了1934年2月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在短短四个月中，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鄜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宜君和黄陵等十四个县的部分地区。为了统一领导南梁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1934年2月15日，陕甘边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再次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临时政权机关。会上选举习仲勋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食粮、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张步清任土地委员长，张钦贤任劳动委员长，杨玉亭任财政委员长，呼志录任食粮委员长，贾生秀任肃反委员长，边金山任军事委员长。同时还成立了保卫队，郭锡山任队长，直属革命委员会领导，负责革命委员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在此期间，由于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秦午三赴西安寻找陕西省委恢复关系未果，①其他委员分散活动，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陕甘边特委职权，统一领导陕甘边红军和地方党的工作。随着苏区日益发展和壮大，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苏区工作的领导，同时，确保四十二师党委集中精力加强军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特委，张秀山任书记，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边苏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刘志丹任主席。红四十二师师长由杨森担任，高岗任政委，刘志丹兼任参谋长。 南梁根据地的各级红色政权成立后，立即在吴堡川、脚扎川、白豹川、柔远川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成立农民联合会、赤卫军大队，使南梁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成为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坚固堡垒。 随着陕甘边南梁中心苏区的开辟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再次成立，陕甘边南区的革命根据地也先后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在红军四十二师主力的配合下，首先恢复了正宁县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接着照金苏区也得到了恢复。为了加强陕甘边南区的政权建设，陕甘边特委恢复不久，即派黄子文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驻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办事处主任。在发展武装斗争的同时，着手进行政权建设。11月，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在陕西黄陵县的小石崖同时成立，张邦英任南区党委书记，黄子文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率领各地的游击队不断袭击敌军，整顿被敌人破坏的革命组织，清除奸细，打击反动分子，救济贫民，为恢复照金苏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至此，经过红二十六军主力和地方红军的艰苦作战，在陕甘交界，一块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400华里，南北约300华里的区域的根据地已经形成，建立正式苏维埃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4年11月1日，陕甘边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的荔园堡隆重召开，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选举产生了陕甘边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食粮、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会上还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 11月7日，即十月革命纪念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南梁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及大会代表3000余人参加大会。刘志丹向习仲勋授印，并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陕甘边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揭开了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的新篇章。从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红军、政权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四、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 （一）阎洼子会议的召开和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支援陕北的作战行动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及各游击部队的组建，为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使陕甘边革命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此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1934年2——5月期间对陕甘边南梁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妄图消灭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红四十二师和第二、第三路游击队武装，在陕甘边特委、革命军事委员会及红四十二师党委的领导下，艰苦战斗4个月，转战东西南北，经历了大小战斗数十次，歼敌3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南梁根据地和陕甘边南区的根据地。 在陕甘边红军游击战争的影响和支援下，陕北红军的游击战争也逐步开展起来。1933年7月，以马明方为首的陕北特委在佳县齐家坬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开辟安定、清绥、神府三个游击区，并陆续创建了陕北第二、第三支队。 1934年1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回到陕北，任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协助陕北特委对陕北游击队加强领导，恢复并加强了陕北一支队，扩大了二、三支队。3月3日，郭洪涛、李铁轮、高长久等领导吴堡县抗日义勇军举行暴动，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活动于绥米佳吴边的广大地区。3月18日，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在绥德苏家圪捞成立，活动于绥德东南和吴堡南区。当时，陕北游击战争遍布十一个县，逐渐形成了安清、绥米佳吴和神府三个小块游击根据地。1934年5月，敌八十六师向陕北各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敌人以连、排为单位分进合击各游击根据地，进行烧杀、抢劫和破坏村庄活动。为粉碎敌军的“围剿”，7月8日，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第一支队（支队长谢绍安，政委贺晋年兼）、第二支队（支队长白雪山，政委马万里）、第三支队（支队长高郎亭，后杨文模、王达成）、第四支队（支队长薛五锁，政委马佩勋）、第五支队（支队长崔镇冉，政委王子文）共300余人。7月17日，陕北红军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在谢子长指挥下第一次攻克安定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党员和群众。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此时，陕北国民党军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配合地方民团向安定、绥德、清涧中心的陕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更加猛烈。在当时情况下，由于敌我力量众寡悬殊，单凭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力量无法粉碎敌军的进攻。于是，在7月23日，谢子长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100余人来到南梁，同红四十二师党委、陕甘边特委共商破敌大计。 7月28日，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阎洼子村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阎洼子会议”。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特委组织部长张邦英、军委书记刘志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杨琪、政委惠子俊，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及连以上干部与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及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各支队干部共30余人，参加了会议。 谢子长主持这次会议。会上，谢子长以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传达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这两封指示信对红二十六军进行了莫须有的批评，并给红二十六军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五顶大帽子。对这两封信的不切实际的批评，郭洪涛表示“坚决拥护”，还说，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窜森林主义”，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杜衡“左”倾冒险主义的强迫命令下被迫南下的失败，说成是刘志丹“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会上，在“左”倾错误倾向的无端指责面前，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杨森等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严肃认真地总结了陕甘边的工作，又坚持丁以南梁为中心逐步扩大苏区的正确主张。杨森还向会议汇报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扩大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谢子长对杨森代表陕甘边党和红军所作的关于党政军建设的汇报以及今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建议，表示赞同。 这次会议决定：1、撤消高岗的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2、派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去陕北，与陕北游击队配合作战，共同粉碎敌人对陕北第一次“围剿”。并调拨100支步枪和数百块银元支援陕北游击战争。 阎洼子会议通过深入讨论分析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斗争形势，第一次使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游击区采取了互相配合和协调作战的正确方针。但是，阎洼子会议对红二十六军的无端指责是非常错误的，其实质就是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陕甘边苏区的反映。由于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从而保证了陕甘边党和红军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开展。 阎洼子会议结束后，陕甘边特委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决定由工人出身的惠子俊担任特委书记，张秀山调庆阳游击队任政委。 此时，在陕北，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配合民团，深入安定、绥清、神府、佳吴四块游击根据地。在谢子长率一、二、五支队去南梁的情况下，中共陕北特委以第三支队、第四支队和7月间成立的第七支队袭扰敌人，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8月15日，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从南梁来到安定，参加反“围剿”斗争。8月17日，袭入安定县金武塌一带“清剿”的敌军一个连，被红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包围。担任主攻的红三团奋勇冲杀，一举将该敌全歼，缴枪近百支，首战告捷。此后，红三团挥戈东进，于8月25日在清涧张家圪台，又歼敌两个排40多人，并击溃增援之敌一个连；26日在清涧河口镇战斗中，击溃敌军一个连，拔除了这个对根据地威胁很大的据点。不幸的是，在这次战斗中，谢子长身负重伤。红三团到陕北战场后，三战三捷，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推动了陕北根据地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反“围剿”胜利后，红三团遂掩护谢子长到安定、延川根据地养伤。9月中旬，红三团凯旋而归，回到南梁。 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战斗在红二十六军的支援下取得胜利之后，陕北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各地的游击队发展到20余支，共1000余人，赤卫军达2000余人。1934年9月2日，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坞里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9月18日，第一支队和第八支队在安塞会合，编为陕北红军独立师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刘光先（后由马佩勋继任），全团共200余人。由此，陕北的第一支正规红军诞生了。 为了配合和支援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斗争，10月初，杨森、王世泰、黄罗斌再次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转战陕北。10月5日，红三团与陕北九支队一道，在清涧县折家坪全歼敌军一个连。10月10日，红三团与陕北红军独立一团并肩作战，击溃敌军驻安定县长蛇湾的一个连，歼其大半。接着，红三团与独立一团挺进安定县王家湾，敌高双城部一个炮兵营闻风而逃。三团遂返回南梁根据地。 在红二十六军的有力支援下，陕北红军队伍不断壮大，陕北三支队在神木改编为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模，全团共200余人。接着，陕北二支队在太马山改编为陕北独立师第二团，张仁三为团长，政委马万里，全团共300余人。1934年儿月中旬，陕甘边特委和军委，派出杨琪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员身份；来到陕北苏区，协助开展陕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经过陕北军民的英勇奋战，、逐渐使被敌分割的苏区连成一片。1935年1月25日，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了陕北苏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马明方为主席，霍维德、崔田民为副主席。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1935年1月30日，红军陕北独立师在安塞的庙岔，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朱子修任参谋长，下辖第一、二、三团。 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和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密切配合，协调作战，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震惊，敌军极度恐慌，一时处于固守据点的境地。西北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则在更大的、更广泛的区域内猛烈地燃烧起来。 （二）《七月决议》的制定和红二十六军第一团、第二团的创建 在陕甘边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南梁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的胜利形势下，为了总结根据地的建设、红军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经验，进一步推动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发展，7月下旬，陕甘边特委集中集体的智慧制定并发布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关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即通常所称的《七月决议》），全面地提出了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建设及根据地建设的任务，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党的工作。加强党对中心苏区、南区的领导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保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第二，政权工作。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转变临时政权，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 第三，扩大和巩固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和第三路游击队在两个月内完成各扩大一个团红军的任务；红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扩大红军一个师的任务；将红四十二师扩大为一个军。 第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各游击队在完成扩建一个团正规红军的前提下，再产生第二个游击队，并积极组建宜君、洛川、郝县的游击部队。 第五，深入开展土地革命。除苏区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外，还要向游击区发展。 同时，还决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加强群众工作等。 《七月决议》的制定，对巩固和发展西北红军，加强根据地建设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关于红军建设，《七月决议》提出的加强改善党对红军工作的领导；扩建红十六军为一个军；帮助陕北红军扩建一个师，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等等方针，为红军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七月决议》的指导下，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革命政权及群众投入了一场建设红军、扩大红军的新的伟大斗争。 陕甘边南区红色武装力量的壮大和红一团的组建。根据《七月决议》提出的恢复陕甘边南区的任务，第三路游击区大力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相继壮大和发展了平子游击队、回民游击队、新正游击队、特务队、八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十七支队、宁县一支队等游击部队，建立起1000余人的武装力量。各游击队积极配合主力红军打击地主豪绅、反动民团的反革命活动，为民除害，如剪除长乐塬的恶霸任茂祥，月明塬的劣绅李自来、马五娃等。这些活动对于发动群众，恢复和巩固陕甘边南区红色政权起了积极作用。随着第三路游击区的游击队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1934年9月，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决定以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所辖的平子游击队、特务队为基础，并从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抽调部分人员，组建红四十二师第一团，陈国栋为团长，张仲良为政委。初建时，下辖两个连，第一连（连长寇金财，指导员郭秉坤），第二连（连长张治怀，指导员张嘉伯）。红一团在正宁湫头成立后，与宁县一支队配合，在宁县、正宁一带活动，打击敌人。瓦扇子战斗突围中，团长陈国栋负伤离队，政委张仲良也调离，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决定另派黄子文代团长，张文华任政委。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红一团又新组建了一个骑兵连，后又以正宁回民支队大部人员为基础，组成红一团第四连。至此，红一团下辖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人数达300余人。陕甘边南区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发展，使陕甘边南区根据地在更广大的区域中恢复和发展起来。由于陕甘边南区红色政权所辖的地区南与渭北游击区相呼应，北与南梁中心区相连，因此南区游击队的壮大和红一团的成立，对于南梁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使得南梁根据地的影响可以传播到关中地区，也使主力红军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南梁中心区红色武装力量的壮大和红二团的组建。为保证南梁中心区红色政权的巩固，第二路游击区各武装力量积极在东西两线扩展南梁苏区。在东线，1934年春，第二路游击区的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从保安县境内沿洛河川向东推进，到同年秋，已拔除了刘老庄、虎头坡等敌军据点，扫清了南梁根据地东线的障碍，开辟了方圆60余里的甘洛新苏区。这块苏区，东进依托黄龙山。可发展甘泉、郝县、宜川、洛川地区的游击区，直捣韩城，威胁关中；北去安塞、延安、延长，可与陕北苏区衔接，在战略上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后，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继续向洛川、延河川、甘泉、鄜县、宜川、劳山一带发展，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建立乡村红色政权，扩大地方游击队武装力量。 在西线，庆阳游击队在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配合主力红军部队向西出击，歼灭敌反动地主武装一个营，相继拔掉了刘沟、李沟门、悦乐等地的反动据点，庆北地区的局面也逐步打开。张秀山率领庆阳游击队在柔远一带发动群众，揭露土豪劣绅勾结民团欺压群众的罪恶，宣传革命道理。随后，在柔远、杜家河、武家河、城壕川先后建立了三个农民联合会和十几个农民联合会小组，初步建立了庆北苏区。这个苏区东至老爷岭与南梁中心区相接，西至拓泥沟，南至庆阳县玄马河一带，北至柔远大畔一带，方圆一百余里，它是南梁中心区西部的重要的屏障。 在庆北苏区建立以后，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和庆阳游击队在庆北苏区大力发展和扩大地方红军和主力红军。“在群众斗争中吸收了一大批青年贫雇农战士，扩大了庆阳游击队，补充了红二十六军的第二团与第三团（第一次给二团补充了四十余名，第二次又补充了二十余名，给红三团一个先锋队，约二十余人），并收缴了民团武装四五十支枪。”①装备了庆北游击队等地方武装。 由此，第二路游击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除原来的游击队外，又组建了庆北、华池、元城、悦乐、靖边、甘泉、延安、瓦子川、鄜县等游击队及陕甘游击队五、六、七、八等支队，兵力扩大到1000余人，赤卫军继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小河川、东华池等5个大队之后，又建立了平定川、豹子川、白沙川、瓦子川、麻地台川、脚扎川、白豹川、柔远川等13个赤卫军大队，各村还建立了少年先锋队组织，在赤卫军的领导下，承担站岗、放哨、查路条、侦察敌情、传递消息等任务。 在第二路游击区的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和第二路游击队不断壮大的基础上，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决定，以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的保安、庆阳、合水、安塞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1934年10月10日，红二团在南梁阎洼子村成立，刘景范任团长，胡彦英任政委，孔令甫任副团长，王先荣任参谋长，朱奎任政治处主任。红二团下辖两个步兵连和一个先锋连，全团共计180余人。 红二团组建后，首先消灭了旦八寨子反动民团50余人，接着打退了敌二五六旅高玉亭营的进攻，又配合红三团在头道川的新寨、白家屯等地消灭了王希清、王定邦的地主民团武装，有力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巩固和扩大了南梁中心苏区。 （三）郭宝珊部队起义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改编 1934年10月，在陕甘边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时刻，黄龙山一带的山大王郭宝珊毅然率部参加了红军，这在当时是一件震动很大的事情。 郭宝珊原籍河北省南乐县（解放后划归河南省），幼年随父亲逃荒来到陕北洛川县谢家峁村。父辈们扛长工，下煤窑，苦度日月。郭宝珊从小也吃了不少苦。由于全家人勤劳节省，略有积蓄，买下了几亩地，幻想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但在军阀横行，豺狼当道的黑暗时代，苛捐杂税、地租盘剥、土匪绑票一起加到郭家老小的头上，几经沉浮，郭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一家人沦为乞丐。不久爷爷、奶奶和父母双亲相继贫病而死，郭宝珊不得不孤身一人闯荡江湖，报仇雪恨。他在外出谋生中，受尽欺凌，于是到国民党军队中当兵，但又受到官长们的欺负和压迫，迫于无奈，郭宝珊拉起一队人马，上黄龙山当了土匪“山大王”。 郭宝珊从小受到土匪的压迫，现在他也当了“山大王”，心中自然十分痛苦。因而他模仿梁山泊好汉的行为杀富济贫。一些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纷纷参加了他的队伍，使他的队伍发展到400多人。当时黄龙山有股势力最大的土匪武装，头子是贾德功、梁占魁。这股土匪感到郭宝珊的势力发展太快，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便收编和引诱郭部。郭宝珊从平常的交往中深知贾德功、梁占魁心狠手毒，不入伙就会被吃掉，于是便加入梁部，任营长之职，但与贾、梁之间貌合神离，自成系统。 此时，陕甘边的革命运动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如火如荼，迅猛发展。打土豪、分土地、分牛羊、分浮财，与国民党军阀进行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这些活动和斗争的影响波及黄龙山区，郭宝珊开始向往红军，也让部下仿效红军，只打“大户”、“财东”，不准祸害老百姓。 1932年夏，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1500余人南下韩城一带，路过黄龙山郭宝珊地盘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给郭宝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志丹了解到郭宝珊的贫苦出身和被迫落草为寇的经历，曾写信致意，并转告红军南下的意图。郭宝珊深深地为之感动，他认为刘志丹够朋友，讲义气。此后，陕甘红军游击队南下韩城失败，一些失败的战士和伤病员零星陆续返回正宁寺村塬游击根据地，路过黄龙山地区，郭宝珊非但没有为难，反而给予了不少方便。 1934年春，贾德功的土匪约100余人，窜扰甘泉、鄜县一带，进入了子午岭双柳村。被红二十六军第三团缴械。刘志丹亲自作教育工作，向土匪讲解红军政策，教育他们改邪归正，不准再祸害老百姓，并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去。有些土匪后又回到黄龙山，传播红军的政策，认为红军不仅不杀他们，反而还给路费让回家，真是“宽大仁义”。这些言语传到郭宝珊的耳中，引起郭宝珊的深思，使郭宝珊对刘志丹更加敬重，对红军更有好感。 1934年5、6月间，陕甘边红军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声威大震。刘志丹认真分析了郭宝珊的出身、经历和所作所为，决定争取郭宝珊，遂派黄罗斌前往黄龙山争取郭宝珊起义。黄罗斌到黄龙山后，给郭宝珊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如红军革命的目的、对象，共产党人的政策等等，启发他的觉悟。郭宝珊听到特别高兴，认为红军的活动和斗争，正是他多年来向往的事情，与他多年来追求的理想是吻合的。这就奠定了他以后弃暗投明，参加红军的思想基础。由于当时黄龙山还有贾德功、梁占魁匪首阻挠，起义时机尚未成熟，因此，郭宝珊没有采取行动。 这时，国民党陕军杨子恒部威逼利诱黄龙山的土匪。贾德功、梁占魁在黄龙山无法立足，决定投奔杨子恒部。9月，贾德功、梁占魁率部2000余人，300余骑开往庆阳接受杨子恒的改编，郭宝珊随行。途经合水太白镇时，红二十六军派人与郭宝珊联系，并送去补给品以示慰问。在红军的感召下，郭宝珊秘密给红军捎信，表示愿投靠红军，接受改编。但当部队开到合水一带时，郭宝珊又犹豫了。他心想，贾德功、梁占魁匪首，早就对他有戒心，如果冒然起义，说不定会被贾、梁消灭掉，另外他感到自己当土匪多年，共产党和红军是不是相信他？所以举棋不定。这时，刘志丹亲自派陕甘边区军委供给部长马锡五前往郭宝珊的部队作说服教育工作，并送去马匹和其他礼物以示诚意。郭宝珊的种种疑虑，被刘志丹和陕甘边红军送来的温暖所溶化了，使他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10月，国民党嫡系中央军61师和宁夏马鸿宾部35师调集三个旅的兵力，将贾德功、梁占魁的部队包围，迫令其接受收编。在国民党的消灭和收买的威胁降临头顶的危急关头，郭宝珊在庆阳新堡毅然宣布起义，率领120余人进入庆北苏区。 郭宝珊部进入苏区后，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红三团、骑兵团到柔远城南一带接应。11月10日，陕甘边党政军机关，在荔园堡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并宣布将郭宝珊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并派任浪花担任政委，下辖3个大队，一大队（队长陶荣启）、二大队（队长王东来）、三大队（队长杨茂堂），组织上统一归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指挥，但他们的军事行动、行政管理和后勤供应暂时还是独立的。 部队改编以后，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到该部做政治工作，建立了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并给战士戒毒治病。边区政府还发动群众送猪、羊、瓜、菜进行慰劳，使义勇军的指战员深受感动，进一步体会到参加红军的光荣。红四十二师采取诚恳的态度帮助义勇军整编和改造。为了提高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刘志丹还从红军主力中抽调一批干部，加强领导，又不断补充边区子弟兵，充实部队，并精减了少数年龄较大，思想不健康的老兵油子，使部队成份发生了很大变化，部队发展到300多人。红四十二师党委还在提高广大干部战士思想觉悟的基础上，陆续吸收了一批党员，郭宝珊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各大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广泛开展阶级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为人民而战的革命理想。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耐心细致的工作，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了提高。此后，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红二十六军的指挥下转战南北，打仗勇敢，纪律严明，成为一支主力红军部队，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立下战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这支部队的干部战士在作战中很勇敢，后来大多数都牺牲了，只留下郭宝珊和一个打残的战士。”① 郭宝珊参加革命以后，对党忠诚，作战勇敢，为人忠厚，刚正不阿，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西北抗日义勇军改编后，陕甘边红军部队进一步壮大，至1934年11月，陕甘边主力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已拥有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骑兵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这样5个团的建制，总兵力达1500余人。地方红军游击队也由少到大，由弱到强，第二、第三游击队总指挥部所辖的几十支游击队总兵力达2000余人，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部。队的兵力共计4000余人。从此，在陇东高原上创建并发展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和地方红军汇集成了不可阻挡的红色铁流，严重地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统治，久经苦战的陕甘边红军已成为战无不敌的西北红军劲旅。 正文 第五章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 1934年2月至5月，国民党陕、甘、宁三省军阀调集10000余人的兵力对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率领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主力，在地方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转入外线，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纵横驰骋于陕甘边的广大地区，连战连捷，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终于在5月下旬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精心组织的反革命“围剿”。这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陕甘边红二十六军自创建以来取得的一次伟大的胜利，它不仅使南梁根据地得到巩固，而且还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解放了十几个县的广大农村。这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也使红二十六军的反“围剿”作战经验更加成熟，形成了陕甘边地区红军作战的基本思路。 一、陕甘边红军反“围剿”方针的制定 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不断发展和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的壮大，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展，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地区的反动统治。于是国民党反动派从1934年2月开始，部署了第一次的反革命“围剿”。敌军采取分片负责的划区驻剿和竭泽而渔的进剿、堵剿手段，对陕甘边红军实施反复清剿。这次“围剿”中，敌使用部队有8个团正规军及各地主民团，总兵力达10000余人，兵分八路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心区逐次推进，以达到逐渐缩小红军主力的活动区域，限制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压迫红军主力于南梁地区，迫使红军在狭小区域与其作战，进而全歼陕甘边红军的企图。 国民党反动派用来“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八路人马是；第一路，驻防耀县的陕军干部团；第二路，驻守小桥的陕军特务团；第三路，驻防正宁的国民党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四路，驻守庆阳的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五路，防守旬邑的陕军何高侯团；第六路，驻守合水的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七路，驻守洛川的陕军冯钦哉部一个团；第八路，驻守保安的高双城部一个团。各地民团武装配合敌正规军的进攻行动。 具体“围剿”部署是，以驻守庆阳、合水一线的甘肃警备第二旅的两个团配以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分兵“进剿”；以驻守耀县、旬邑、洛川、正宁、保安等地的六个团陈兵堵截。敌人的用心十分险恶，妄图实现其在中宜一带截击红军不能东进。封锁洛河一带阻止红军不能北退，南面大军压境使红军不能交锋，西部重兵扼守使红军不能突围，最后逼迫红军与其在南梁地区决战，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刘志丹同志纵观全局，洞察敌情，与红四十二师党委和师指挥部其他同志一道认真制定和研究了反“围剿”的方针和军事计划。刘志丹等同志认为，敌军虽然人多势重，但也存在着不少弱点和困难。一是战线过长，无法集中兵力作战，只能分片分段地“剿防”和“追剿”。无法立刻造成与红军主力决战的条件，二是参加“围剿”的国民党部队部是杂牌军，有的还遭受过红军的严重打击，心存疑虑，各军阀之间都想扩大地盘，想保存实力，因而各自为战，不执行统一的指挥，因此各部之间很难达到协同作战。据此，刘志丹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制定了打破敌军大规模“围剿”的方针：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优势和特点，集中主力红军，跳出外线，诱惑敌人，寻找战机，歼灭弱敌，达到彻底粉碎敌军“围剿”的目的。在军事部署上，以第二路游击队一部坚持在南梁中心区内线，防御打击进剿之敌，以第三路游击队各部牵制和袭击南线敌军，使其不能分兵冒进。以红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骑兵团和第二路游击队的一部跳出外线打击和消灭敌军。在作战的策略上采用机动灵活，声东击西，避敌主力，击其虚弱，各个击破的战术，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彻底粉碎敌军的“围剿”。 2月上旬，刘志丹率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骑兵团500余人由南梁隐蔽出发，经宁县、正宁南下，突然出现在照金以北地区。敌军误以为红军主力南进，慌忙调集南线的进剿部队沿旬邑、耀县、‘淳化一带截击，防止红军南下关中。红军当即转军向北，挥师同官、宜君方向的咸榆公路作战，第一仗打姚渠，歼敌一个排，缴获枪支28支；第二仗打石板，歼敌民团一部，缴枪10余支；第三仗打王雷镇，歼敌一个连，缴枪40余支。不待敌人查明红军动向，红军又转兵西北，涉过沮水，第四仗打店头，歼敌民团一个排，缴获枪支29支。此后，红军经槐树庄、张村驿、黑水寺，过太白镇回到南梁根据地东华池一带，作短暂休整。3月下旬一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主力和庆阳、合水两支游击队再次出击外线作战。红军主力由南梁北上，疡言要向安塞、安定进军，虚张声势，渡过洛河。但当部队行至保安刘家砭，距保安尚有八十里路时，突然调兵西向，经过小蒜川，向敌陕西警备骑兵旅的后方吴旗镇以南的三道川前进，奔袭蔺家砭，出其不意，歼灭了张廷芝部的一个连，缴获枪支50余支，取得了反“围剿”以来第五仗的胜利。接着骑兵团马不停蹄，红三团飞速前进，一举围歼了张廷芝部驻中河岔的一个营，又在崖窑歼敌一个辎重连，取得了歼敌4个连及民团一部的胜利。红军在三道川作战时，还缴获了陕西警备旅张廷芝部的一个兵工厂，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修造枪炮的机器，有几名修械工人自愿参加了红军，为后来开办南梁兵工厂打下了基础。当晚红军封锁向西的交通要道，隐蔽我军的作战意图。翌日，红军主力继续西进，长途奔袭庆阳县元城镇，抓获元城川大豪绅、国民党庆阳县第四区区长高明山，歼灭了元城民团30余人，缴获枪支30余支及大批银元，并包围了谭世麟老巢元城寨子，遂即神速南下，在赵梁子又打垮了谭世麟的儿子谭振武率领的骑兵连，缴枪50余支，战马50余匹。 在这一阶段反“围剿”作战中，陕甘边红军主力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上保安，西进庆阳，迂回外线，转战千里，歼灭敌陕军第四十二师、陕西警备骑兵旅、甘肃警备二旅及民团各一部，达到了调动敌人，迷惑敌人的目的，为红军以后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战机。 二、反“围剿”作战的辉煌胜利——一西华池大捷 红军在赵梁子取得歼敌一个骑兵连的胜利以后，经五蛟，悦乐、城壕川进至合水县赵家原，摆出攻打合水的架势，诱敌上钩。愚蠢的敌人摸不清红军的意图，被红军牵着鼻子打转转。 当红军在元城、赵梁子攻击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时，谭世麟就向敌甘肃警备二旅驻合水的王子义团求援，王子义立刻令其团副率两个营及一个机炮连赶往元城增援。当敌军赶到元城一带时，红军早已背道而驰，进抵合水城下宿营。合水敌军见红军主力兵临城下，恐慌万状，连忙下令抵达元城的敌军星夜兼程向合水回援。没等敌人赶回合水县城，红军于4月2日早晨，朝合水县城虚晁一枪，转向南原，中午抵达西华池。敌军两次扑空，气极败坏，不顾疲惫，恼羞成怒地紧迫红军不放。 这股尾追之敌，没有同红军交过锋，不知道红军的战斗力，自认为他们是国民党正规军，根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骄傲自负，不可一世，大有把红军一口吞噬气势。出发前，敌团副要求每个士兵抓一个红军来，敌军30多个骑兵的马鞍上都带着一捆绳子，狂妄地叫嚣要用这些绳子捆红军。 刘志丹原先估计，敌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合水时，已经精疲力尽，当天不可能追赶红军，因而打算趁庆阳城防守空虚之机，利用夜间奔袭庆阳城。正因为如此，当部队到达西华池后，他一方面命令红军作夜间奔袭庆阳的准备，抓紧时间休整部队，一方面召开干部会议研究部署作战计划。部队到达西华池后，师部及红三团驻北城内，骑兵团驻东门外骡马店里，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率庆阳、合水游击队沿沟驻在城东，炊事班埋锅造饭，骑兵团下沟饮马，部队紧张地做着夜间奔袭庆阳的准备。 下午3时许，红军干部正在开会，突然接到二路游击队侦察员报告：“远处发现敌人！但还未看清是地方民团还是正规军。”刘志丹当即命令继续侦察，不久侦察员报告是敌人的正规军。 敌情有了变化。刘志丹估计敌军有两个营和一个团部直属机炮连共七个连，约600余人，红军也有七个骑兵、步兵连，约500余人，加上第二路游击队的武装，敌我兵力大体相等，敌军虽然武器装备好，战斗力强，但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疲劳不堪，战斗力已大大减弱。红军数战数胜，士气高昂，取得胜利有较大把握，另外，西华池处于东西两侧临沟的南北狭长地段，中间夹着破旧的小城，地形对红军步骑协同作战十分有利。于是，刘志丹根据有利形势决定在西华池歼灭这股敌军。 刘志丹当机立断，命令干部返回部队指挥作战，他说：“这股敌人马不停蹄地赶来送死，我们就给他们来个干脆彻底的消灭！” 随后，刘志丹登上西华池的城墙眺望，只见敌军在一里以外，以两路纵队的行军队形向红军猛扑而来。刘志丹暗想，以行军队形在阵前接敌，这是违反最起码军事常识的错误。事后才知道，敌军之所以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根本原因是敌军根本看不起红军，当发现红军时，敌前卫营营长对团副说：“前边就是红军，部队赶快展开吧。”可是敌团副说：“赶快走，等你展开时，红军早就跑了！”因此敌军一直以这种行军队形直冲红军的阵地前沿，不仅前卫营没展开，后卫营也没能展开行军队形。 骄兵必败！刘志丹决定抓住有利时机，歼灭这股敌军。他当即下令：“王世泰团长，你组织红三团从正面狙击敌人，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敌军打下去。我和杨森组织骑兵团投入战斗！” 王世泰当即命令部队集合，并令红三团第一、二连隐蔽在北门外的一条横沟渠坎下待命，规定敌军不到200米以内不准开枪，命令先锋连死守北城墙，掩护一、二连的冲锋。 敌军越来越近，大约距红军只有300余米距离，突然散开向红军发起进攻。这时红军骑兵团大部分战士还在沟下饮马，未上来，只有骑兵团一连一排的战士已经上来，排长李守成看见敌军蜂拥而来，情况危急，他即率领全排战士，从正面冲向敌群。由于敌军火力猛烈，冲锋未能奏效，李守成和几名战士当场英勇牺牲，骑兵一排的其余战士迅速撤退下来。 敌军见红军骑兵被压下去，气焰更加嚣张，狂吼怪叫着继续冲击。看见战友倒在血泊之中，红三团战士怒火燃胸，他们集中火力射出一排排复仇的子弹，硬是把敌军的冲锋打退了。顽固的敌军接着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王世泰当即命令先锋连用火力顶住敌人，让第一、第二连从隐蔽地出击，向敌军发起了反冲锋。 此时，骑兵团已经集合起来，张秀山、赵国卿奉刘志丹命令，率部飞速迂回敌后，切断敌军的退路，向敌军指挥部和机炮连冲击。第二路游击队的庆阳、合水等游击队也在杨琪指挥下，由东沟畔向敌军冲去，这样就形成了南北东三面夹击敌军的阵势。 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回荡天际的喊杀声，战马的嘶鸣声和奔跑声，混成一团。骑兵团战马嘶鸣腾空而起，风驰电掣般地扬起弥天尘土，横扫敌阵。敌军前后受到夹击，魂飞魄散，溃不成军，迫击炮、重机枪顿时变成哑巴，红军战士与敌军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撕杀格斗。 担任守城掩护任务的先锋连，见兄弟连队都在奋勇杀敌，急得齐声向团长王世泰请战。不待王世泰批准的语音落地，性急的战士干脆就从城墙上跳下去，扑向敌群。 敌军在红军的包围合击下，失去指挥，无力抵抗，大部分乖乖地缴枪投降，还有一部分被压到西沟畔和沟底里，有的还跳坡逃窜。骑兵团绕过西沟畔，堵住沟口，红三团的步兵猛追猛打，跳下深沟，穷追不舍。逃进沟底的敌人，见前有骑兵堵截，后有步兵追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全部当了俘虏。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除敌团副带领十几个人侥幸逃跑外，其余官兵全部被红军解决。此战毙伤敌军近百名，俘敌500余人，缴枪600余支，追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炮弹数十枚，骡马50余匹，红军仅牺牲四、五人。战后，红三团战士抬着迫击炮又蹦又跳，爱不释手。第二天行军时，他们硬是不让骡子驮炮，自己轮流抬着走了一天，以此享受胜利的喜悦一 西华池战役是陕甘边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这次战斗打得非常漂亮，打出了红军的军威，对反“围剿”作战影响甚远。 西华池战斗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胜利，一是因为刘志丹等作战指挥正确，部署得当，调动敌军，创造并抓住了在运动中歼灭敌军的战机；二是红军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步骑配合，协同作战，没有给敌军以喘息之机；三是红军战士士气旺盛，连战连胜，在战斗中敢打敢拼，造成了泰山压顶的气势，使敌军无还手之力；四是敌军骄傲自负，指挥错误，加，之敌军被红军拖得精疲力竭，战斗力大为减弱。 西华池大捷，是红军在陇东地区继奇袭合水县城和打垮敌赵文治团之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的胜利。这次战斗，对粉碎敌军大规模的“围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华池大捷后，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浩浩荡荡地回到南梁革命根据地，将部队驻扎在东华池一带进行休整补充。 东华池，位于葫芦河川、豹子川、大凤川、三川相汇之处，群山叠翠，绿水环城。东西北三城依山虎踞，成犄角之势，为古代军事要塞。相传其城北山腰有泉，水流成池，清澈见底，百花影映其中，故而名曰“华池”。这里自西魏起，历隋、唐、宋代曾设县置州，明代成化年间曾设巡检司，是一个历史古城。凯旋而归的红四十二师主力在这里举行了祝捷大会，刘志丹在祝捷大会上说：“这次红军主力出击外线，是一次雄壮威武的‘武装大游行’，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红军的政治影响，显示了红军所向无敌神勇的军威。”会后，举行了威武壮观的赛马活动。杨森政委一声令下，一个个红军骑兵健儿，跃马挥刀，催马奔腾。霎时间，东华池川道里，人喧马嘶，烟尘飞扬，欢声雷动，笑声阵阵。在千年古城外，英雄的红军部队又展现了一幅“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壮丽图景。 经过短暂的休整，刘志丹、杨森又率领红军主力部队，再次南下关中，支援了第三路游击区的游击活动。5月初，在淳化县三里原，杨森率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将敌陕西保安团两个连紧紧包围，敌据守村落负隅顽抗。杨森身先士卒，脱掉上衣，手舞大刀，率领骑兵团冲入敌阵，经过激烈拼杀，全歼敌军180余人，取得了三里原战斗的胜利。随后，红四十二师帮助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展开了恢复照金苏区的英勇斗争。 三、敌军调整“围剿”部署，红军主力突破敌军合击圈的战斗 从三里原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机密文件中，刘志丹得知，由于西华池大捷极大地震惊了陕甘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调整了“围剿”部署，继续向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进攻，其兵力部署和“围剿”计划是：以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部和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为主攻部队，由庆阳、合水一带向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域长驱直入；冯钦哉部一个营配以几百名地方民团武装由鄜县黑水寺一带向太白挺进堵住；敌井岳秀部驻延安、保安的一个团从东、北两线作战略配合，进击南梁，妄图一举将南梁中心区的红色政权摧毁殆尽。在此同时，为对付活动在照金地区的红军主力，增调马弘章骑兵团由南向北追剿红军，晁团在正宁山河一线负责堵击，何高侯部一个营和几百名地方民团武装在淳化、土桥一线负责堵击，刑团在马栏镇、转角镇一线进击，冯钦哉部的两个营在杨家店、转角镇一线拦截，敌人企图切断第三路游击区与南梁中心区的联系，堵死红军回师通道，将红军主力合围歼灭于照金地区。 敌人的这个“围剿”新部署，在动用、调集兵力上和前一阶段“围剿”，中使用的兵力大体相当，但是明显的是，这个新的“围剿”部署吸取了以往作战失败的教训，因此，它在方针上区别于前一段“围剿”的部署。从前一段“围剿”部署中，可以看出，敌人是妄图以八路：兵马分进合击，逐次推进，缩小范围，聚歼陕甘边红军主力于南梁根据地内部。但是，由于陕甘边红军主力跳出外线，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驰骋于陕甘边的广大地区，使敌八路合击的企图不仅落空，反而被红军各个击破，甚至一个整团大部都被红军歼灭。在这种情况下，敌修改和调整了“围剿”部署，加强了各路敌军之间的配合，调集大批骑兵投入“围剿”战场，跟踪追击红军，加强了机动作战能力，同时采取以重兵进击南梁中心区，摧毁红色政权，封锁红军主力回师南梁的通道；在关中地区逐渐压缩堵击红军主力于照金一带的狭小地区，最后聚歼红军于外线狭小地带的毒辣方针。敌人企图通过贯彻这样的方针和计划，达到一箭双雕的战略目的——既摧毁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又消灭陕甘边红军，彻底扑灭陕甘边地区的革命烈火。 敌情严重，形势紧急。三里原战斗后，红四十二师党委在照金召开会议，研究反“围剿”部署。鉴于红军主力在第三路游击区处境险恶，师党委和刘志丹决定：红军主力迅速北上，跳出合击圈，回师南梁根据地，争取战场主动权。会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动员和部署。 5月中旬，红军四十二师主力离开第三路游击区北返南梁。红军由耀县照金一带出发，经香山河、油房沟、黑牛坬，准备从马栏一带跳出敌人的合围圈。但部队在行军途中，经侦察得知沿马栏至刘家店一线都有敌重兵严密封锁。刘志丹当即召开干部会议，重新研究行军路线，决定部队稍事休息、吃饭，转兵西北，连夜急行军，天亮前赶到正宁五顷塬，绕道跳出敌军的包围圈。 红军主力遂即以红三团为前卫，骑兵团为后卫，经一昼夜急行军，次日早晨到达五顷塬下面的岘子。由于人马极度疲劳，部队准备休息。不料，敌马弘章的骑兵团突然尾追而至，同红军后卫部队骑兵团展开混战。前卫部队红三团立即集合，由王世泰带一个连在五顷塬西侧山峁通道上阻击，其余部队继续突围。由于敌我骑兵混战一团，红三团阻击部队火力无法展开，敌骑兵部队攻势猛烈，红三团阻击部队抵敌不住，向沟底森林撤退，敌人继续追击。红三团先锋连在五顷塬西侧高凤坡阻击敌军，掩护主力突围。先锋连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打得十分英勇顽强，终于阻止了敌军的攻势，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红军主力转移至雕翎关时，又遇敌冯钦哉部一个营及200余民团的堵截，部队奋勇冲杀，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 这次战斗史称高风坡战斗（又叫五顷塬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奋力冲出敌军的合围圈，摆脱了极为不利的处境，跳出了堡垒地带，赢得了反“围剿”战争第二阶段的战场主动权，从而使敌军在第三路游击区的照金地区歼灭红军主力的美梦破灭，因而这次战役是有重要意义的。 但是，这次战斗中，红军打得很被动，究其原因，一是敌情不明，遭到敌马弘章骑兵团的袭击；二是部队在突围中，因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影响战斗力的发挥；三是在突遭袭击的情况下，部队各级指挥的联系不畅，无法有效地压制敌人攻势。因此，红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部队牺牲30余人，另有20余名红军战士受伤后被俘。这些被俘红军战士由于宁死不屈，被凶残的敌军拉到正宁县山河镇的老爷庙内活埋。战后，当地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将牺牲的红军战士安葬在五顷塬高凤坡上。党组织和当地人民还到五顷塬一带的梢林中四处寻找负伤后分散隐蔽的红军战士，治愈伤口后，送回部队。1934年6月，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以寻找到的高凤坡战斗中失散的正宁三嘉籍红军战士10余名为骨干，建立了第五支队，习惯上称“正宁五支队”。1935年，该部编入新正独立二营。 由于在高风坡战斗中，红军损失严重，刘志丹、杨森立即改变了回师南梁的计划，决定红三团、骑兵团兵分两路，转移外线作战。在此同时，陕甘边特委和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南梁根据地的游击队、赤卫军立即动员群众，坚壁清野，进山隐蔽相机袭扰敌人。 四、国民党匪军窜犯南梁根据地的罪恶活动，红军粉碎敌军的第一次“围剿” 由于主力红军转至外线作战，南梁根据地内部仅留下少数游击队员和地方干部坚持战斗。因此，敌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部和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1000余人，几乎在没有受到大的打击的情况下，于5月9日窜入南梁中心区。仇良民和谭世麟匪军所到之处，烧毁房屋，毁窑洞，砸碎锅碗、水缸，赶走群众的牛羊，放火烧粮，掠夺财物，无恶不作，共计烧毁房屋40余间，毁坏窑洞数百孔，仅在小河沟、老庄河就烧毁群众藏粮10余石。国民党反动军队还在马背上驮着铡刀，到处搜捕和杀害南梁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及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南梁大地。 在国民党匪军的烧杀抢掠面前，南梁人民为保卫党的干部和红军的物资，英勇无畏地同敌人展开了悲壮的斗争，表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阎洼子村群众的护枪斗争，就是其中一例。 阎洼子村，位于通往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的三岔路口上，是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红军部队在转移外线作战时，曾将各种枪支60支，子弹两口袋（约五、六千发），马鞍、马蹬40套，以及当地群众给部队捐献的2000颗鸡蛋，铜元数千枚，粮食10余石，留存在这里。当群众接到敌人要对南梁根据地进行“围剿”的通知后，全村的父老乡亲在干部武生荣的带领下，迅速进行坚壁清野。他们在本村的一个大场边上，挖了一个长坑，将红军留存下来的东西全部埋藏起来。村苏维埃主席武海潮，又将红军打土豪得来的30头牛，赶进深山密林中隐藏起来。全村的乡亲们只有一个心愿：红军留下来的东西，决不能让敌人抢去。 5月10日中午时分，国民党匪军窜至阎洼子村搜查。在埋藏军用物资的大场上，发现了翻起的新土，引起敌军的怀疑。一个敌营长立即指挥十几名士兵动手挖了起来。听到这个消息，全村人都顾不得敌兵在家里乱搜乱抢，纷纷向大场里赶去。 这时，埋藏在上层的几口袋粮食已被挖了出来，继而装在一口大铁锅里的两千颗鸡蛋也被刨了出来。但敌人还在继续挖，眼看一场大祸就要来临！ 在这紧急关头，老雇农武万有挺身而出。大吼一声：“不能挖老百姓的东西！”在武万有的带动下，乡亲们一齐围上去斥责敌人，并坐在土坑上面，任凭敌人拳打脚踢，枪把捣，鞭子抽，死活不肯离开这个地方。这样，闹腾得敌人实在没有办法再挖下去，只得抓住带头“闹事”的武万有，离开了大场。 红军的军用物资被保护住了，而武万有却遭到敌人毒刑拷打，折磨得昏死过去，然后抛到荒郊野外。乡亲们发现后才抬回家，但留下了终生残疾。 在此同时，敌人分兵“清剿”南梁根据地的其它村庄，遭受到骇人听闻的洗劫和烧杀。 九眼泉村的李青山，人称“李炮匠”，是红军修械所的工人。一天，他在自家院畔上望见转咀子川台上过来几名搜查的骑兵，误以为是红军回来了，高兴地跑出院子前去接应，当他走近时，发现这几个骑兵衣冠不整，面带凶相，才知道不是红军，转身就走。敌兵喊了声：“站住！”随即向他猛扑过来，把他围在中间搜身。李青山与红军联络的信条被搜了出来，敌兵立即把李青山五花大绑，拉到了南梁的阎洼子村。 谭世麟匪军为了从李青山口中掏出红军的机密和坚壁起来的物资枪械弹药，对李青山采用了压杠子、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烙等酷刑，李青山被敌人折磨的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宁死不屈，一字不吐！ 恼羞成怒的谭世麟匪军，从李青山口中得不到任何情况，便大发淫威。13日晚，敌军将李青山、张侯福、曹思聪等26名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干部和革命群众五花大绑，拉到阎洼子台地里，那里早已挖好了埋人坑。敌人在深坑前再次逼讯，并把他们一个个推下去。英雄的革命烈士们，在惨遭活埋前与万恶的敌人进行了最后的搏斗。他们被敌人用铁锨砍下42坑，又爬上来，再砍下去，。再爬上来。双手被捆绑着，就用牙咬，用脚踢，用头撞敌人。李青山被敌人推下土坑后，敌人还向他盘问红军的枪炮在哪里？他仍骂不绝口，连续几次扑上去和敌人拼搏。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发出了一声冷笑：“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红军，留着他再用刑！” 敌人为了能从李青山口中最后得到情报，又把他拉回来，软硬兼施，又折腾了半个晚上，结果还是一无所获。面对这个钢铁汉子，谭世麟匪军也无可奈何，于次日凌晨把李青山杀害在阎洼子村半坡上。李青山牺牲时年仅34岁，他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了红军游击队的秘密，保住了主力红军坚壁物资枪械弹药，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英勇不屈的情操。如今，他的英名镌刻在高耸入云的南梁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在此前后，穷凶恶极的仇良民、谭世麟匪军，还用锄刀将共产党员、南梁地区第一个农民联合会——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席白阳珍等6名乡村干部杀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英勇不屈的南梁优秀儿女和人民英雄，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红军的军需物资，保护人民群众免遭毒手，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在南梁人民的英雄气节面前，仇良民、谭世麟匪军一筹莫展，只得于5月14日，狼狈地退出阎洼子村，窜进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县楼子沟，把复仇凶焰集中在刘志丹及其家属身上。幸得乡亲们报讯，刘志丹的家属提前逃出。谭世麟匪军抓不到刘志丹的家属，竟将他的一位同族弟弟和妹夫拉去杀害，还烧毁了他家的房屋，抢劫毁坏了一切东西，并以自古罕见的卑劣手段，掘开了刘志丹家的祖坟，焚骨扬灰，犯下了千古唾骂的罪行。刘志丹的父母、爱女及全家人分散躲进深山老林里，后来习仲勋得知消息，才派人把他们接到南梁。刘志丹是一位感情丰富的血性男儿，他对自己的父母、亲人怀着深沉的爱，但为了革命，他早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当见到亲人，得悉抄家掘坟的事后，他强压悲愤，对亲人们说：“我们要革命，就难免受迫害，株连家庭亲属，虽然痛苦，也在意料之中。” 在这期间，转移至外线的两路红军主力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纵横驰骋，连战告捷。 红三团在刘志丹、王世泰率领下，在从正宁五顷塬向合水太白镇转移途中，于合水县和尚塬与敌冯钦哉部骑兵团一个营和鄜县地方民团200余人激战终日，将敌击溃。然后，红三团神速北上转战洛河川。在保安县马子川、刘志丹、王世泰经过慎重研究部署，给来袭之敌井岳秀部的精锐部队高玉亭营和金鼎山民团700余人以沉重的打击。当时，刘志丹带领的红三团只有三个连200余人，而高玉亭营则是井岳秀的精锐部队，加上民团兵力达700余人，战斗一开始，高玉亭就命其“敢死队”抢占制高点，企图切断红军的后路。红军则先发制人，抢先一步占领山头，夺取了制高点，连续5次击退敌军的集团冲锋，然后二连和先锋连在团长王世泰的率领下，以机枪为掩护，喊杀声震天动地，向敌人发起冲锋，红军以英勇顽强的作风，一鼓作气冲下山去，将“敢死队”歼灭大半，其他敌人望风披靡，退回保安。此战，红军歼敌4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接着，刘志丹、王世泰率红三团挥师南下，挺进大风川，连夜与甘肃警备第二旅窜犯南梁根据地的一个营展开白刃搏斗，歼敌大半，残敌惨败而逃。 此时，红军骑兵团在杨森、高锦纯、赵国卿的率领下，在进入中部小石崖重新整编之后，配合第三路游击队各部东出咸（阳）榆（林）大道，截获敌军汽车一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此后，骑兵团又转战延长、临镇一带，在交道塬取得歼敌一个连的胜利。 在主力红军的支援下各路地方红军游击队也主动出击，接连获得重大胜利。庆阳游击队袭入保安柳树洼，直捣张廷芝匪军的后方，夺取了大批财物和20余匹骡马，震惊了敌人。保安游击队连续袭击吴旗镇、宋家砭、金鼎山、王家桥等敌军据点，重创和消灭大批敌人。合水游击队继两次袭入合水县城之后，又在宁县盘克塬、合水固城川连续伏击敌军骑兵，重创敌军，歼敌100余人，缴获枪支70余支，战马40余匹。 至此，陕甘边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经过大小30多次战斗，计歼敌3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军被迫仓皇逃出了南梁革命根据地。在中心区域，以南梁为中心，东起蔡家沟，西至五蛟堡，南到固城川，北抵吴旗镇，方圆200多平方公里内的敌据点都先后被拔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1934年5月下旬，刘志丹、杨森率领红军主力部队满载着第一次反“围剿”的辉煌战果，凯旋回到南梁根据地。 五、粉碎敌人的“六路进攻”，陕甘边红军的主动出击行动 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被粉碎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到迅猛的发展。陕、甘、宁三省军阀对此极为恐惧和仇视，于是又调兵遣将，于1934年10月中旬，对南梁根据地发动了所谓的“六路进攻”。第一路是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张廷芝部，经吴旗、金佛坪沿河西岸直至保安金汤镇、芦方坪一带向根据地进攻；第二路是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三团张廷祥部200余人，由铁角城的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一带向根据地进攻；第三路是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三团另一部，经宁塞城镇到金鼎山一带，向洛河两岸推进；第四路是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五一二团二营高玉亭部和旦八寨民团，向麻地台川、义正川一带进攻；第五路是敌八十六师二五八旅一部向夏寺湾、丈八寺、黑水寺一带进攻；第六路是陇东警备第二旅第六团和甘肃骑兵旅向庆阳、合水一带的革命根据地进攻。敌“六路进攻”的特点是，分路向根据地的边沿蚕食，逐渐向中心区域推进。 从敌情分析，敌人的这个所谓“六路进攻”，其实并不是国民党当局统一指挥和精心部署的一次大规模“围剿”行动，只不过是陕、甘、宁三省地方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扩展实力而对陕甘边南梁根据地进行的蚕食行动。原因在于，国民党蒋介石此时正精心策划组织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部署。由于西北地区缺少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加之汽车等交通工具又少，敌人的整个军事部署直至1935年春季才完成。在“围剿”部署未完成之前，国民党反动派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这是一般的军事常识。因此，这次所谓的“六路进攻”；只不过是“气壮如牛，胆小如鼠”而已，根本不能构成对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严重威胁。 面对陕甘宁三省军阀所谓的“六路进攻”，陕甘边特委军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留少数地方红军游击队配合赤卫军与敌周旋，主力红军猛烈向敌后大胆穿插迂回，消灭其一路，破坏敌人联合进剿的计划。 在敌人的六路兵马中，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张廷芝可以说是红军的老冤家。从南梁游击队到陕甘红军游击队，直至红二十六军，红军不知和这股敌军打了多少次仗。但因该敌在惯匪张廷芝的多年苦心经营下，马匹肥壮，武器精良，其匪兵又多是凶悍亡命之徒，战斗力较强，故而红军一直未能将其全歼。南梁根据地创建以来，这股匪军经常对我边沿地区袭扰，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对发动群众影响尤为严重。在这次“六路进攻”中，该敌也想乘机捞点稻草，占点便宜，竟然窜进南梁根据地吴堡川一带，烧杀掠劫，为非作歹。为了消除南梁根据地和红军的心头大患，刘志丹决心给张廷芝部以致命性打击。10月30日，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赤安游击队前往吴堡川诱敌追击，骑兵团则选择有利地形中途设伏。在赤安游击队的引诱下，骄傲的张廷芝果然上了钩，他率领匪徒向赤安游击队紧紧追击而来，钻进了红军骑兵团的伏击圈。霎时，枪声骤起，杀声动地，高锦纯、赵国卿率领骑兵团拦腰冲出，跃马挥刀，迅猛冲杀，将张廷芝匪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溃不成军。张廷芝见势不妙，带领匪徒拼命逃窜，骑兵团穷追不舍，一口气追击敌军60里，杀得敌军人仰马翻，落荒而逃。这次伏击战，骑兵团砍杀张廷芝部悍匪70余人，还缴获了敌人大批枪支弹药和战马，给张廷芝以沉重的打击。张廷芝“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仓皇逃出了南梁根据地。 此时，红二团出击洛河川，歼灭旦八寨民团50余人，击退了高玉亭的进攻。刘志丹率领红二团和骑兵团还袭击了楼房坪的张廷芝匪军。红三团也挺进头道川，消灭了新寨、白家电等地的民团。红一团也连续打击了湫头、麻子掌、梁掌堡、直罗镇、王郎坡等反动据点的敌军和民团。由于红军在敌后发动攻击，各路敌军首尾难顾，加之见张廷芝落了个惨败而归的下场，更是不敢贸然进兵。于是，这次所谓“六路进攻”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在陕、甘、宁三省军阀对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六路进攻”被挫败后，陕甘边红军抓住有利时机，立即向敌人发起了新的攻势，克敌制胜，捷报频传。 红军主力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敌环县政府所在地曲子新城。 曲子新城是国民党环县政府所在地。1932年修筑，1933年国民党环县政府由环城南关进驻曲子新城。城内驻有环县民团100余人，另有环县保安队20余人。民团团总李恒泰，保安队长崇敬义立场反动，处处与红军为敌。他们加紧训练，积极配合国民党对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进行“围剿”。11月14日，陕甘边军委获悉敌环县县政府正在集中五个区的反动民团整训，决心拔掉这个钉子。为此，命令骑兵团在团长赵国卿、政委高锦纯率领下，于15日从南梁出发，到达悦乐附近和庆阳游击队汇合。当时，骑兵团三个连有200余人，庆阳游击队60余人，两部汇合，红军共有骑兵和步兵300余人。当晚骑兵团干部和游击队干部一起在悦乐镇召开了军事会议，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然后部队连夜行军。途中消灭了庆阳孙家湾民团，缴枪五、六支。按照预定方案，骑兵团一连一排在排长柴正祥的率领下，作为先头部队，提前到达曲子新城，他们将马匹隐藏后化装进城。16日拂晓，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到达曲子，立即向敌发起猛攻。提前化装进城的红军战士也突然拔出手枪投入战斗。敌民团和保安队有的还在蒙头大睡，有的见城内外一起响枪，不知所措。遭到突然袭击后，顿时乱作一团，稍作抵抗就四散逃命。环县民团团总李恒泰被红军堵在群众家中活捉，保安队长崇敬义率保安队20余人逃到曲子北台，也被红军包围在打瓜洼的山头上活捉。整个战斗仅用了半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此次战斗，红军击毙国民党区长朱文成，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十几匹，长短枪60余支，子弹及其物资一批，红军无一伤亡。在战斗中，国民党县长见势不妙，化装后仓皇逃遁。敌人的一个顽固反动据点就这样被红军拔除。 战斗胜利结束后，红军在曲子新城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李恒泰、崇敬义等反动分子3人。并将缴获的粮食和衣物一部分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和群众。群众见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民团头子和保安队被红军除掉，搬掉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块石块，无不拍手称快。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会后又把红军在曲子的革命活动传向四方，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贫苦人民听了欢欣鼓舞，反动分子听了魂飞魄散，心惊肉跳。 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在完成预定任务后，于当天晚上撤离曲子新城，回到了南梁根据地。 接着红军将第二个打击目标瞄准了谭世麟的反动据点——五蛟堡和刘坪堡。 五蛟堡和刘坪堡是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在庆北苏区边沿上的最后两个反动据点。这两个据点的敌军经常对庆北苏区进行骚扰，敌军对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枉杀无辜，奸淫妇女，穷凶极恶，干尽了珠事，庆北苏区人民深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 为此，红军主力决定拔除这两个插在庆北苏区边沿上的反动据点。1934年11月29日，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命令红二团、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庆阳游击队，同时包围了五蛟堡和刘坪堡这两个谭世麟匪军的反动据点。 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两个据点的敌军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不敢抵抗，赶紧弃寨而逃。红军乘胜追击，一举将敌军消灭。这样，敌军在庆北境内的反动据点被扫荡无遗。 不久，红军主力又把在西兰公路上敌人的重要城镇长武县城作为自己打击的第三个目标。 1935年1月，为了筹集红军经费和军需物资，切断或威逼西（安）兰（州）公路，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又率领骑兵团从南梁根据地出发，越子午岭，经正宁、宁县，强行通过敌军的三道封锁线，直插泾河川，挺进和越过西兰公路。在获悉敌长武县城兵力空虚的情报后，决定化妆奇袭，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骑兵团利用在洛河川交道塬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服装，化妆起来，然后浩浩荡荡向长武进发。沿途民团见“正规军”来到，恭敬相待，不敢怠慢。红军骑兵团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抵达敌后方重镇长武。杨森师长一声令下，数百名红军骑兵战士跃马挥刀，向长武县城发起了猛烈进攻。霎时间，长武城外，烟尘飞扬，战马嘶鸣，杀声动地。敌军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红军骑兵战士已冲进了长武城内，敌军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乱作一团，鬼哭狼嚎。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向敌群，只见子弹呼啸，马刀闪光，红军战士猛杀猛砍，杀得敌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战斗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歼敌守城自卫团100余人，缴获武器百余支，还在长武城内打了土豪，筹集到经费万余元及一些食盐、布匹、鞋袜、香烟等物资。泾川县城守敌吓得闻风丧胆，弃城而逃。杨森即率领骑兵团趁胜消灭了瑶店等据点的反动民团，然后途经西峰董志塬又抓获了3名劣绅，胜利地返回了南梁根据地。 红军闪击长武的战斗和奔袭曲子新城的战斗影响极大，尤其是闪击长武的战斗，切断了敌交通要道西兰公路，对陕甘两省都产生了强大的震动。各地的报纸都对此作了报道《大公报说刘志丹和红军“攻曲子，陷长武，陇东震动。”《晋阳日报》报道说：“共匪刘志丹红军5万余人进攻长武。”这说明攻陷曲子和长武对敌人的震动有多大！由于敌人的报纸对红军的行动作了大量的报道，这就使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了解到了陕甘边红军及根据地活跃的详细消息，因此，这几次战斗起了沟通中央红军与陕甘边红军联系的作用。这是当时发起作战行动时，陕甘边红军领导人包括刘志丹等都没有想到和预料到的。 在西线作战取得一系列胜利后，陕甘边红军主力又转锋向东，对陕北延安、安塞一带的敌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1935年2月上旬，在杨森的率领下，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又挺进延安西北的高桥川等地开展游击活动。2月12日，在延安游击队的配合下，诱出延安城守敌井岳秀部一个营和民团三百余人。在高桥川口，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歼敌100余人，缴获枪支近百支，残敌仓皇逃回延安。高桥川战斗后，延安守敌成了惊弓之鸟，被安塞游击队和赤卫军团团包围起来，龟缩城内，不敢轻举妄动。红四十二师骑兵团横扫延安周围地区的反动民团，首先歼灭了延安三十里铺民团，接着相继歼灭了临镇、金盆湾、云岩、北池镇等地的反动民团，还迫使后湫天、狗头山两地的民团主动放下武装，接受红军的改编。红四十二师骑兵团还截获敌军的运输队，缴获货物300余驮，敌军新军装200余套。骑兵团兵锋所向，势如破竹。 在四十二师骑兵团驰骋疆场的同时，红二十四师第二团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各路游击队，也进军陕北，向敌军展开强大的攻势。1935年1月上旬，在刘志丹亲自率领下，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向陕北挺进，沿途消灭了安塞隆安、平桥等地的反动民团，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护送刘志丹到安定县水晶沟看望了伤势日趋恶化的谢子长。此后，红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在南下返回南梁途中，于延安蟠龙镇、榆树峁等地又歼敌数百人。 胜利的捷报，频频传到南梁根据地，这些捷报向人们宣告，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已经成熟起来，发展成为一支西北红军的铁军。 正文 第六章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 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集团调集重兵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妄图彻底摧毁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扑灭西北地区燃起的革命的燎原烈火。为了粉碎敌军的大规模“围剿”，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召开了联席会议，统一了两块根据地的反“围剿”行动，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及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此后，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统一领导下，红二十六军一部坚持在陕甘边根据地开展斗争，牵制和歼灭大量敌军，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后红二团也参加）北上陕北与陕北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组成西北主力红军兵团。经过艰苦的战斗，红军彻底粉碎了敌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地域广阔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全国红军创造了长征的落脚点。 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部署 在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不断深入发展的时候，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却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下遭到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进行长征。此时，蒋介石一面调集重兵对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一面加紧准备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敌人的这次“围剿”完全袭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采用过的反革命策略，其特点是： 第一，在政治上，实施《剿共施政纲要》的方针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厉行保甲制度，设立地方保安队，加强特务活动，实行“一户通共，十户杀绝”的所谓“十户连坐法”，建立“肃反会”。侵入根据地后，立即破坏中共在根据地的党政机构和群众组织，搜罗当地的反动地主、富农、兵痞、流氓组成“还乡团”、“便衣队”，配合其正规军搜捕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共产党员、红军战士，用酷刑惨杀革命人民、逼迫自首、威胁利诱等方法“策反”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和地方红军。 第二，在经济上，加紧实施《封锁匪区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料、电器封锁办法》等反动法令，在根据地周围构筑了大量碉堡，加紧封锁，禁止一切工业品运入根据地、据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在陕甘边境庆阳、正宁等地带与红军刘志丹部作战报告披露：“本师自奉命进剿赤匪，关于碉堡构筑法均遵照南昌行营颁布碉堡构筑方法，于赤匪活动地带构筑碉堡，以便断绝交通而选地点：庆阳西川三十里铺碉堡五座，东川新堡碉堡二座，悦乐堡碉堡一座，连堡垒一处，元城镇，五蛟两处碉堡四座，桥沟门碉堡二座，赵家梁碉堡二座，梁家沟门碉堡一座，荔园堡碉堡二座，白豹川碉堡二座，柔远川碉堡三座。”①以上合计，仅在庆北苏区至南梁中心区一带狭小地区，敌构筑碉堡二、三十座。敌军侵入根据地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破坏根据地的工农业经济，实行焦土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使根据地经济枯竭，红军无以自存。 第三，在军事上，敌人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在战略上，采用6个师，30个团的兵力的大包围圈战法，实施分割包围；在战术上采用分路进剿，驻点筑碉、修壕，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合并村庄，抢光杀光，制造无人区，加强地方民团武装、还乡团和建立“铲共义勇队”，配合正规军抢劫烧杀。对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 为了达到上述战略目的，国民党蒋介石从1934年10月就开始调整兵力，部署第二次“围剿”。在北面，蒋介石将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3个团的防地收缩到保安、定边、靖边、横山、榆林、佳县、神木、府谷一带剿防，进攻神府苏区；在东线，蒋介石调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晋军七十一师，集结在黄河东岸各要点驻防，并派遣第二0六旅两个团西渡黄河进驻吴堡和宋家川、辛家沟、绥德县的义合镇，定仙墕镇剿防；在南线，敌杨虎城部第四十二师四个团摆在宜君、中部、洛川、鄜县、甘泉一线，固守咸（阳）、榆（林）大道，作为战略警戒；在西线，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三个旅，加上陇东警二旅，共7个团的兵力分别进驻曲子、庆阳、合水，布成新月形的战线，向南梁地区逐次推进；在西南面，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六个团分别进驻合水、宁县、正宁地区，楔入南梁、照金之间待机。为了分割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联系，蒋介石从河南洛阳地区调来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四个团进驻延安、安塞、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一带，并向陕北苏区进攻。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中调集陕西、甘肃、山西、宁夏、河南五省军阀及嫡系部队6个师约30个团共四万余人的兵力。为了平息各军阀之间，尤其是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与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的种种矛盾，蒋介石还派出毛侃为首的参谋团，进驻绥德城，调整、监督各军阀的关系和部队行动，并代行特务工作。蒋介石的上述“围剿”部署至1935年4月完成，历时半年。 国民党蒋介石策划的第二次“围剿”战争虽然经过长期的精心准备，但仍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困难。一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地域宽广，敌军战线过长，只能采取分线、分段“剿防”的办法，一时无法创造与红军主力决战的条件；二是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除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外其余均是杂牌军，各军阀都想保存实力，扩大地盘，因而同床异梦，各自为战，不敢打硬仗，不执行统一号令；三是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虽然装备精良，驻防在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之间的要点地区，但初到陕北作战，人地生疏，与陕北老军阀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之间旧有私仇，现在又因占了井岳秀的地盘，互有戒备，很难协同作战；四是敌军备部驻防的城镇据点处于陕甘边、陕北两个红色区域的包围之中，各据点之间联系十分困难，缺乏机动兵力积极“进剿”；五是敌嫡系六十一师杨步飞虽装备优良，兵力较强，但为消灭异己，尽量促使杂牌军打头阵，出力卖命，自己保存实力，冒功领赏，因此不能形成部队之间的有效配合。上述敌军在“围剿”行动中的这些弱点和困难，对陕甘边和陕北红军来说，就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只要红军作战方针正确，部署得当，各部队英勇奋战，粉碎敌人的这次大规模“围剿”是可能的。 二、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组建和反“围剿”作战方针的制定 （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条件 在粉碎了敌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之后，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陕甘边苏区1934年11月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根据地已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等14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红色政权。正规红军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发展到5个团的建制，约2000余人的兵力，第三路、第三路游击区也形成了2000余人的地方红军游击队，合计兵力4000余人。与此同时，陕北苏区也得到了大发展。到1935年初，陕北苏区已建立了赤源、秀延、延水、延川、安塞、绥德、清涧、佳芦、神木、府谷、米西、靖北、吴堡、横山等14个县的红色政权，推翻了封建势力，实行了土地革命。为了统一领导和开展陕北苏区的各项工作，1935年1月9日，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选举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推选马明方为主席。1935年1月30日，陕北苏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正式成立，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下辖三个团，共1000余人。另外地方红军游击队还有约1000余人的兵力，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合计共有2000余人的兵力。 当时，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的反“围剿”作战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 一是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成立两年来，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积累了丰富的反“围剿”作战经验，红二十六军已具有一次歼敌一个团规模的作战能力。红二十七军也在战斗中成长起来，发展成为一支能打硬仗的红军部队； 二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地域辽阔，红军回旋余地大，加之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坚持各地的斗争，主力红军不用分兵固守，大大增强了主力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 三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群众条件好，群众在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壁清野，封锁消息，敌人进入苏区后，立即陷入人民战争的火海之中，耳目失灵，饥渴交加，处处受到游击队和赤卫军的袭扰，行动十分困难。 四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山大沟深，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敌军大兵团作战困难；五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党和红军领导人，从实际出发摆脱和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从根本上保证了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的制定和贯彻。 但是，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不利条件。 第一，敌我力量众寡悬殊。两块苏区红军主力部队不到4000人，名义上红军是两个军，两个师，实际上没有军的领导机构。与敌军相比，在兵力上和装备上，敌人占明显的优势，红军仅及敌军兵力的十分之一。 第二，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被敌军分割包围。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还没有完全连成一片，各根据地之间也被敌军点线封锁割裂，不能完全畅通，互相支援不便，与敌周旋范围受到限制； 第三，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未形成统一的领导机构。在反“围剿”战争开始前，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存在着两个领导体系。陕甘边苏区党和红军属陕西省委领导，陕北苏区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正如1935年1月31日《陕甘边红二十六文件》中所说的那样：“在陕北各县有陕北特委，在陕甘边有陕甘边特委，此两特委，谁领导谁，不清楚，关系不密切”①这种情况不利于反“围剿”的统一行动和统一部署。 第四，红军主力未形成攻坚作战能力。当时，敌军驻守在城镇和重要交通据点，修筑碉堡、工事，加固阵地，步步为营，红军没有强大的炮兵、工兵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尚不能强攻敌军重兵防守的城镇。 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开展，迫切要求统一两块苏区的领导。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黄翰来到陕北苏区视察工作，根据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黄翰代表北方局作了三点指示： 一是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以八十四师为骨干，并任命杨琪为师长，张达志为政委； 二是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北和陕甘边两块苏区的武装斗争； 三是积极做好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黄翰的上述指示为统一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周家崄会议的召开，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 根据中共北方局特派员黄翰的指示精神，北方局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同志在伤势恶化的情况下，邀请陕甘边特委的负责人和陕北特委的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商讨两苏区共同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大计。 1935年1月上旬，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的护送下，刘志丹离开南梁，前往陕北，同在安定县①水晶沟养伤的谢子长，商谈了反“围剿”的方针和加强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等问题。经过商讨，刘志丹和谢子长在以下几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一是成立西北工委，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的领导；二是成立西北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及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的各地方红军游击队；三是在反“围剿”作战部署上，集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主力兵团形成拳头，在运动中歼灭敌军营、团规模的部队。各地方红军游击队在根据地围困敌人的据点，限制敌人外出抢劫烧杀，骚扰群众，并逐步向外发展，扩大苏区，四是以敌八十四师为主要打击对象，因为该敌与敌八十六师有矛盾，所驻守的城镇、据点处于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包围之中，加之装备优良，但人地不熟，战斗力不强，正好作为红军选择的打击对象；五是高举反帝抗日旗帜，开展争取瓦解敌军的工作；六是土地革命的方法上必须根据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刘志丹、谢子长两位领导人共同商讨的意见，为周家崄会议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1935年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的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周家崄会议。”会议深入讨论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和制定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问题。谢子长因伤势严重，没有出席会议，刘志丹传达了他和谢子长共同商讨的意见。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习仲勋、崔田夫、张秀山、马明方、刘志丹、郭洪涛、杨森、张达志、杨琪、霍维德、高岗等任执行委员，崔田夫任组织部长，张秀山任宣传部长，郭洪涛任秘书长。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后，原陕北特委遂即撤消，原陕北特委所领导的各县委，改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仍然保留，继续领导陕甘边各县委的工作。 会议同时决定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两个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的反“围剿”作战。选举谢子长为西北军委主席（因谢子长伤重未到任，实际上由刘志丹同志负责全盘工作），①刘志丹为副主席，谢子长、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王世泰、贺晋年、刘范、马义（原名白炳炘）、高岗等为委员。② 周家崄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刘志丹、谢子长提出的关于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的建议，通过了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抗日反帝工作政策和策略方针等等。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行动。周家睑会议作出的上述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它使红军主力形成了拳头，从组织上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党的领导工作和红军指挥工作，对后来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和土地革命蓬勃的深入开展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组建和反“围剿”动员令的发布 西北军委根据周家崄会议精神，确定集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力，组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集中兵力打击和消灭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打通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联系，使两个根据地联成一片。 按照这一计划，2月18日，刘志丹起草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动员令》（简称《反“围剿”动员令》）和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作战的命令。 《反“围剿”动员令》首先分析了反“围剿”战争的形势，指出了为粉碎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必须集中主力首先打击被根据地包围的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对其他敌军暂时采用地方红军游击队袭扰、牵制的策略，并在敌人后方组织群众，开辟敌后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镇敌军据点的态势，粉碎敌军的第二次“围剿”。 《反“围剿”动员令》指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西北军委直接指挥，消灭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扩大陕北苏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骑兵团沿咸榆公路出击韩城，宜川、邰阳一带，牵制南线敌四十二师，开展游击战争，歼灭分散、孤立之敌，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一团、第二团配合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和陕甘边南区的游击队、赤卫军，坚持当地斗争，动员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和敌六十一师杨步飞部的行动，巩固并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壮大红色武装力量。 为了有效地领导地方红军游击队的对敌斗争，《反“围剿”动员令》规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军委会，由刘景范任主席，统辖陕甘边南梁苏区和陕甘边南区的各游击队和军事建设工作；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军委会，马义（原名白炳炘）任主席，统辖陕北苏区清涧、绥德、佳县、吴堡地区的地方红军游击队和军事建设工作。陕北苏区各地方红军游击队，集中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纵队。各纵队的基本任务是： 第一纵队以米脂西区、横山南区为依托，向北面的神府地区发展； 第二、第五纵队坚持绥德、清涧东区、吴堡、佳县地区的斗争，沿黄河西岸向北面的神府方向发展； 第三纵队依托吴旗地区，向靖边、安边以北的地区发展； 第四纵队依托安塞北区，向延河南岸发展，完成对延安、安塞县城的包围态势。 第六纵队依托黄河西岸的清（涧）绥（德）、清（涧）延（川）根据地，相机东渡黄河，袭扰晋军七十一师，同时，组建秘密据点和联络站，为开展山西根据地创造条件，在黄河西岸袭扰驻定仙墕、枣林坪的晋军据点，伏击其小股部队，牵制敌军的行动； 第七纵队依托延川南区，延长北区，向延长南区、宜川方向发展，开辟拓展新的根据地，并对延长县城、宜川县城采取包围的态势；各纵队对已经包围的各城镇据点，加紧袭扰，消灭其小股外出抢劫烧杀的敌军，配合主力红军兵团的反“围剿”作战。 各地方红军游击队必须在袭扰敌军的同时，积极开展动员群众的工作，公开或机密地组织贫农会、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协同地方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开辟红色村庄，扩大新的根据地。 《反“围剿”动员令》指出，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后，敌三十五师、敌四十二师、敌六十一师将会联合对陕甘边南梁根据地发动疯狂的进攻，陕甘边地区的斗争环境将会十分残酷。必要时，陕甘边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构和群众团体机构可以转移到陕甘边东区洛河川一带，继续坚持战斗。 动员令最后要求，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赤卫军、少先队员，务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定树立积极战斗、不怕牺牲、中华民族必定解放、人民生活必定改善、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执行严格的军事纪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散漫作风和无组织无纪律的习气，认真履行党交给自己的神圣任务。 《反“围剿”动员令》发布后，陕甘边红军主力、地方游击队和党政组织，都进行了认真的传达和动员。在当时，《反“围剿”动员令》是绝密文件，传达范围只限于各师、团党委、各军委会党委、备纵队党委，并要求了解任务后自行焚毁，不许保存。根据《反“围剿”动员令》的精神，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立即进行了兵力部署，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开赴陕北，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组成西北主力红军兵团，消灭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扩大陕北苏区。 第二，红四十二师骑兵团，配合各游击队南下韩城、邰阳、白水、蒲城一线，袭击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的后方，相机打击甘泉、宜君之敌，并在甘泉、宜君地区开辟新苏区。 第三，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在陕甘边南区一带坚持斗争，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并保持与南梁中心区的联系。 第四，红四十二师第二团摆脱敌人的“围剿”，开辟庆阳、环县、定边、靖边根据地，向三边发展。必要时，放弃南梁，转移至洛河川夏寺湾一带开辟中心苏区，南梁地区由地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 就在反“围剿”部署刚刚下达，反“围剿”斗争即将展开的关键时刻，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以及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的创建者之一的谢子长，终因伤势严重恶化，于1935年2月21日逝世。谢子长的逝世是西北红军和西北人民的重大损失。为了纪念谢子长，党决定将他的故乡定安县（当时叫赤源县）改名为子长县，并修建了子长陵园，永志纪念。在当时，为了防止敌人乘机袭击，避免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热情，西北工委对谢子长的逝世暂时绝对保密，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家属和战友不穿孝服，不戴黑纱，行文布告中也仍签署谢子长的职衔姓名。保密活动一直到5月上旬，红军攻占了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坪镇以后，才逐渐解密。 1935年3月，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在庆阳城壕川地区，对敌三十五师予以迎头痛击，一举攻入敌三十五师的前沿阵地，重创敌军，然后突然离开南梁，挥师陕北。4月15日，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到达陕北安定县李家岔、黄家峁一带，受到陕北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红二十六军主力所到之处，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杀猪宰羊，犒劳红军、赤卫军，少先队站岗放哨，作向导，传递情报；妇女缝补衣服，做鞋袜，看护伤病员。陕北人民的拥军热情使红二十六军指战员深受感动，纷纷表示杀敌的决心，要积极勇敢地作战，消灭更多的敌军，来报答陕北人民的期望。 在刘志丹的直接领导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义勇军及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经靖边进军横山。4月22日于横山寺儿畔歼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一个精锐连，大大鼓舞了陕北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的热情。 1935年5月1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胜利会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会师时，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兵力近1000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第一、二、三团共有兵力1250余人。两部共2100余人，长短1500余支，轻机枪四挺。当天举行会师大会，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都赶来参加大会。刘志丹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了反“围剿”的方针和政策。各部队的代表也在会上讲话，表示了互相学习，团结友谊，协同作战的决心。会场始终洋溢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军民之间的亲密团结、互助友爱的热烈气氛。会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各部队都进行了深入的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鼓足了士气，增强了反“围剿”的战斗力。5月20日，西北军委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勤动员条例及其处决土豪劣绅的法规，使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两支主力部队有了统一的纪律和法规，保障了反“围剿”作战步调的统一。这时，西北军委根据周家崄会议的决定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白鉴任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任秘书长，朱子休任参谋长。红八十四师司令部就作为前敌指挥部的参谋部。下辖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统一指挥陕甘边、陕北红军主力和游击队。前敌总指挥部的成立，使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有了统一的作战指挥机构，保证了反“围剿”作战的顺利进行。 三、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及地方红军游击队在陕甘边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1935年1月15日，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率先发起了向陕甘边苏区的进攻。敌军由宁夏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中卫、环县、曲子进抵悦乐；另一路经固原、西峰、庆阳进驻六寸塬。2月21日，敌占领了庆阳、新堡、悦乐、元城、柔远城子等地。敌人采取了“堡垒”战术，在到达悦乐后，一面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建立“战略村”，企图割断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一面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修筑碉堡，仅在新堡、悦乐、五蛟、柔远、白豹等地就修筑碉堡35座。在敌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梅生贵率领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赤卫军用疑兵之计，迷惑打击敌人，他们在老爷岭的山头搭起了许多毛毡帐蓬，在密林中升起了许多红旗。白天，游击队高举红旗到处游击，夜晚，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派出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敌军，造成了主力红军在老爷岭一带据险抵抗的假象，迫使敌军在老爷岭以西地区滞留了一个多月，从而有力地掩护了红军主力部的战略行动。 按照既定的作战部署，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骑兵团向东挺进，迎击由宜君、中部、鄜县、甘泉等地区向根据地进犯的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歼敌两个排。后因敌军密集，无法捕捉战机，遂回师陇东，迎击进犯陇东之敌。3月下旬，骑兵团经元城川南下奔袭；消灭了进犯五蛟的敌骑兵部队两个排，歼敌50余人。 在此前后，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发起了田崾岘战斗。当时，敌三十五师一0五旅马殿邦团占领了悦乐后，以一个营的兵力防守田崾岘。敌军进占后，一面强迫群众集中，建立“战略村”，一面选择有利地形，修工事筑碉堡，准备在摸清红军虚实后，向南梁发动进攻，在未摸清红军主力部署之前，固守悦乐。驻守在田崾岘的敌军以一个连的兵力控制附近的制高点，并在上面修筑了大量工事。根据敌军的兵力部署情况，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决定进攻田崾岘据点的敌军。红军部队兵分三路：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南梁政府保卫大队担任主攻，从正面直插田崾岘制高点，合水游击队、庆阳游击队从两翼左右夹击，对制高点上的敌军实施迂回包围，并阻击来援之敌。拂晓，战斗打响，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向敌军发起猛攻，敌军猝不及防，从梦中惊醒，仓促应战，经半小时激战，红军将敌制高点上的敌军一个连全部歼灭。在附近的敌营部和另外两个连慌忙赶去增援，被合水游击队、庆阳游击队阻击而无法前进。红二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及政府保卫大队在歼灭了制高点的敌人之后，乘胜追击，与合水游击队、庆阳游击队配合，从三面包围敌军。敌军见三面被围，处境孤立，怕遭全歼，慌忙且战且退，仓皇逃回了悦乐。这次战斗打得干脆漂亮，歼敌1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在红二团等部队取得田崾岘战斗胜利后，红三团、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又发起了“六寸塬战斗”。 当时，红四十二师接到合水游击队报告，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一0五旅冶成章部的一个营进驻合水县六寸塬，修筑工事设营扎寨，杨森和张秀山（谢子长负伤后，师政委由张秀山担任）决定，趁敌立足未稳之机，奔袭歼灭之。 六寸塬是一个沟壑纵横的小土原，有很多小山包，形成一道山梁。敌人在山梁上修了很多工事，并设置鹿岩，上挂手榴弹，以防红军偷袭。 红军经长途行军，于4月3日凌晨到达六寸塬山梁下的村子附近。拂晓前，西北抗日义勇军首先攻进村子，歼敌20余人，缴枪20余支。天亮后，开始向山梁上的敌军阵地发起进攻。 敌军听见沟下枪响，立即进入阵地，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拚命进行抵抗。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团一、二连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由东南面向山梁上发起多次冲锋，均被敌军火力阻止，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中午12点多钟。当红三团一、二连再次攻到敌人阵地前沿时，骑兵团突然由左面的山梁上向敌人阵地冲锋，但被敌人密集的火力阻止。骑兵团伤亡很大，团长赵国卿同志负重伤，在这种情况下骑兵团被迫后撤。在撤退时，红三团一、二连的步兵队伍被冲乱。此时，敌一〇五旅赶到，趁机反攻。红三团一、二连和西北抗日义勇军遂主动撤退。在撤退途中，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受伤，六寸塬战斗遂告失利。 六寸塬战斗的失利，主要原因：一是敌情不清楚，二是步骑配合不协调，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些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应当认真吸取。 六寸塬战斗后，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由张秀山率领开赴陕北，参加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陕北地区的作战。骑兵团、红一团、红二团和各路游击队，由杨森指挥，坚持陕甘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4月14日，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在得悉红军主力已撤离南梁，转兵陕北的消息后，恼羞成怒，于是倾巢出动，占领了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区二将川、荔园堡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寨子湾，并紧紧追击刚刚转移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机关。4月16日，敌军在豹子川、白沙川的交汇处张岔沟将习仲勋率领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机关包围。在这危急关头，习仲勋等临危不惧，沉着地指挥保卫大队和赤卫军掩护政府机关转移。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奉命阻击敌军，在只剩下自己一人的时候，还英勇地击退了敌军的四次冲锋，掩护了政府机关，使习仲勋等领导人安全脱险，可是梅生贵本人终因伤重被俘，壮烈牺牲。 此后，习仲勋率政府保卫大队、赤卫军和机关工作人员，连续拚杀，又突破敌军的三次包围，转移到陕甘边东区洛河川的石峁湾。二十多天后，敌军又尾追而来，习仲勋又率领陕甘边党政机关转移到洛河川的阎家湾。6月上旬，陕甘边党政机关迁至洛河川夏寺湾，从此以后，夏寺湾就成了陕甘边苏区的中心地区。 敌三十五师侵入南梁根据地后，根据地人民在游击队的带领下，坚壁清野，将粮食、灶具掩埋转移，把牛羊赶进山里隐藏起来，敌人找不到粮食，做饭又没有锅，就四处搜山，烧山，向山林开枪。一些群众不得不返回家里。敌人又对群众严刑拷打，企图从群众口中得到苏维埃政府的去向。南梁人民一心向着红军，向着苏维埃政府，始终坚持革命的气节。敌人在坚强的人民面前终究还是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敌人为了彻底摧毁根据地，实行法西斯的保甲制度，将南梁中心区的南梁堡、小沟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房屋全部烧毁，所有的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南梁人民又遭受了一场浩劫。 国民党反动派在摧毁根据地的同时，还网罗地主“还乡团”对人民实行反攻倒算。这些地头蛇，由于情况熟悉，对革命有着刻骨的仇恨，对人民的残害更恶毒。他们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红军干部战士伤病员。骑兵团长赵国卿在六寸塬战斗中受伤，因伤势严重，不能行动，被安置在南梁附近的森林里，后被敌人搜山捕去，壮烈牺牲。“还乡团”的反革命报复活动，残暴之极，加重了根据地的灾难。 在极端恶劣的形势下，南梁地区的游击队、赤卫军战士，除跟随主力红军转战陕北，迂回外线外，都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侦察敌情，积极打击敌人，骚扰敌人，使敌人一夜数惊，疲于奔命。奉命坚持陕甘边苏区斗争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骑兵团、红一团、红二团纵横驰骋在陕甘边苏区的广大地区，牵制和打击敌军三个师的兵力，占敌军投入“围剿”作战总兵力的60％以上，有力地袭扰了西线、南线、西南线三个方面的敌军的“围剿”行动。 根据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指示，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由夏寺湾调往宜川、甘泉一带活动。5月21日，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在宜川的屯石崾岘歼灭敌民团武装160余人。然后北上临镇。此时，西北前敌总指挥部命令骑兵团开赴延长作战，当骑兵团到达延长时，战斗已经胜利结束，西北前敌总指挥部遂将缴获的170余匹战马补充给绮兵团，扩建了第四连。此时骑兵团已拥有兵力500余人，战马500余匹。此后，骑兵团配合红一团又分别到宜川、鄜县、澄城、邰阳、宜君、中部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扫荡了观音堂、芝川、甘井镇、咎村等50余个反动民团据点，打土豪，分粮食，摧毁反动政权，又开辟了洛川、中部、宜君游击区，控制了咸榆大道，切断了敌军的交通运输线，牵制了南线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的进攻，有力地配合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7月，骑兵团在完成任务后，又回到夏寺湾地区。 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在黄子文、张文华率领下，进军宜君、中部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随后红一团退回陕甘边南区，配合第三路游击区的各游击队，以正宁湫头塬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3月，国民党军驻底庙的一个骑兵连进犯下南坡头，新正四支队阻击失利。红一团闻讯迎战，毙敌数人，余敌溃退。4月，回民支队在龙嘴子一带设伏袭击敌军一个骑兵连，俘敌连长以下7人，缴获步枪6支，机枪一挺。4月1日，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和宁县三支队开赴宁县金村塬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当红一团由瓦扇子行军到金村庙附近，得知金村庙已驻扎敌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红一团立即向湘乐川转移。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倾巢出动，穷追不舍。当红一团由湘乐川北上盘克塬时，在半坡受到优势敌人前后夹击。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红一团二连连长张治怀率领全连战士抢占盘克塬的一个高地，凭借有利地形阻击敌军，掩护主力突围。在二连的有力掩护下，团部及一连、先锋连、宁县三支队安全突围。但二连却陷入了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二连顽强抵抗，战斗从上午11时进行到下午3时，打退了敌军多次强攻，击毙敌补充营副营长以下10人。但终因众寡悬殊，难以在白天突围。于是，二连决定用缓兵之计迷惑敌军。“此时，红军阵地上走出一个人，经骑兵团长马培清询明，他本人是龙嘴子的回民，参加了红军。他们部队的番号是红一团，要求不要进攻，可商议缴械投降。……不久，日落天黑，尚不见红军出降，于是乘夜幕降临又发动攻击，红军已开始突围，突出高地，跳崖而走，战斗不久即行结束。此役骑兵团伤亡官兵10余人，红军方面，除阵亡者外，被俘30余人，内中一部分人要求回家，在金村庙就地释放了。尚有在湫头塬被红军俘去三十五师二0八团二营列兵数人，送回了原营，余下20来人，一半送交师部，一半留骑兵团编为一班。这班人直到北上的中央红军在阜城战役中打垮了伪三十五师，仍归向红军去了。”① 金村庙战斗，红一团损失严重，团长陈国栋负重伤，二连长张怀治等30余人壮烈牺牲，20余人被俘。但这次战斗表现了红一团这支新组建的红军部队顽强作战、不怕牺牲的品格和优秀的政治素质。红一团突围后，转移到九岘塬桃树庄一带休整补充。战后第四天，宁县三支队指挥员刘永培受党组织派遣从小石崖前往金村庙一带收容失散和受伤的红军战士，失散的战士陆续回到红军部队，被俘的红军战士也最终返回红军的怀抱，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 根据西北军委的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坚持在陕甘边苏区的西北部和东北部开展游击活动。4月21日，红二团在杨青川伏击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警三团一个骑兵连，全歼敌军，并将缴获的战马扩建了一个骑兵排。5月20日，又在保安县顺宁川和安塞川的五城镇，全歼敌民团100余人。接着北上定边，深入敌八十六师的后方地区活动，摧毁了张廷祥匪部设在韩家集的一个修械所，扫荡了敌人的保甲政权，逼迫张廷芝、张廷祥匪部撤回其靖边、安边老巢。然后，红二团又挥师南下，奔袭驻守吴旗镇之敌民团，解放了吴旗镇。红二团在两个来月的游击活动中，粉碎了敌八十六师警三团对保安苏区的“围剿”，开辟定边以东靖边以西、以北的大片游击根据地。6月，红二团奉西北军委的命令，参加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作战序列，北上靖边作战。 在红二十六军部分主力部队坚持在陕甘边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南梁中心区的地方红军武装也不畏强暴，积极开展对敌斗争。3月，庆阳游击队大部编入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随主力北上陕北，剩余人员在元城进行整编。王宝珊任庆阳游击队政委，下辖环县、镇原、定边3个游击队。整编后，庆阳游击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灵活多样地开展斗争，部队得到很快发展，达到100余人。4月中旬，庆阳游击队突破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包围后，在麻地台又一次进行整编，正式成立庆北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7个分队。庆北游击队成立后奉命在保安、吴旗、定边、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8月，李培福联络失散的老游击队员李树林、田生弟等十二人，以此为骨干，在二将川一带重新组织起庆华游击队，共60余人。庆华游击队在南梁地区打击敌人，发动群众，恢复红色政权。此时，红二十五军长征来到陇东泾川一带，敌三十五师前去阻击，南梁中心区一带敌人大部撤离，李培福，李树林等人加紧南梁根据地的恢复工作，先后恢复了温台区、柔远区、城壕区、白豹区的红色政权。9月，恢复建立了庆北办事处，这时；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基本上得到了恢复。1935年9月下旬，华池战区成立。华池战区管辖原庆北县和华池县的红色政权。在华池战区的领导下，南梁根据地人民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迅速消除战争创伤，各区、乡、村的红色政权都逐步恢复和建立。南梁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四、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反“围剿”作战行动 （一）杨家园战斗和马家坪战斗的胜利，安定县城的解放 当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一团、第二团、骑兵团及地方红军游击队坚持在陕甘边苏区牵制和打击南线、西线、西南线“进剿”的敌军主力的时候，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与陕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组成的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集中兵力，横扫陕北战场的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连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4月下旬，敌八十四师和八十六师各一部向陕北苏区发动“围剿”，敌人步步进逼，修寨筑碉，向苏区中心区实施向心挤压。4月30日，敌八十四师一个营进驻清涧县与安定县之间的杨家园，修筑碉堡，建立据点，妄图在根据地中心区楔入久扎。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和刘志丹决心乘敌立足未稳，歼灭强敌。 5月7日拂晓，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分三路，向杨家园据点的敌军发起攻击。一路以红二十六军西北抗日义勇军为主攻部队，从蜜蜂峪出发，向玉皇峁进攻，夺取制高点。一路是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从魏家岔出发向杨家园西街据点进攻。一路是红二十七军第二团从冯家岔出发向杨家园东街据点进攻。当红二十六军西北抗日义勇军接近玉皇峁寨时，发现寨墙很高，不好攀登，地形又狭窄，兵力无法展开，不宜强攻。刘志丹毅然下令，撤消进攻计划，部队退回原地待命。 这时，杨家园之敌发现了红军的行动，当各路红军撤退时，敌自恃兵力多，装备好，气焰嚣张，竟然兵分两路尾随追击红军。一路向红二十六军西北抗日义勇军追击；一瞬间红二十七军第一团追击。红二十七军第一团边阻击，边撤退，退至吴家寨一带。这时，赤卫军报告，安定县瓦窑堡驻敌一个连前来增援杨家园敌军，正向吴家寨前进。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一面将敌情上报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一面将部队埋伏于铺口上。8时许，敌军增援部队进入红军埋伏圈。红军指挥员一声令下，全团战士如猛虎下山，立刻将敌前卫排全歼，敌后续部队吓得调头逃跑。红军战士乘胜直追，在张家峁一带将敌全歼，俘敌100余人，缴获步枪90余支，轻机枪9挺。 此时杨家园的敌军已追至吴家寨，并于10时左右进占吴家寨及其后山制高点。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立刻向吴家寨及其后山发起冲击，敌军见势不妙，抢占白家园后山老虎坞，并在园峁高地，修筑工事，企图依山顽抗。这时敌军已脱离杨家园据点的工事依托，处于野战状态。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立即命令各红军部队围歼顽敌。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抢占如天山、大小坞山制高点，然后分左右两路向老虎坞发动钳形攻势。西北抗日义勇军奋勇冲锋，越战越勇，手榴弹打光了，就捡起敌人未及揭盖甩来的手榴弹，“回敬”给敌军，一连甩回了30多枚，攻入了敌阵地。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也以迅猛果断的战术，攻占敌前沿阵地。敌抵抗不住，被迫退至园峁高地。此刻，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第三团也从侧翼击敌背后，遂将敌压入沟底全歼。杨家园战斗胜利结束。此役红军毙伤俘敌500余人，缴获骑、步枪500余支，轻机枪27挺。 5月7日，敌八十四师一个营兵力护送400余驮军用物资及军官家属，由绥德经清涧前往安定县瓦窑堡。清涧城地下党组织得到敌情报告后，立即通过赤卫军报告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由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尚在进行杨家园战斗，暂时无法前往歼敌，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先以地方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对敌实施包围，待主力红军赶到后，再歼灭这股顽敌。 7日中午12时，当该敌进至马家坪时，立刻陷入陕北游击队九支队、秀延县武工队及万余名赤卫军、少先队的包围之中，敌前卫班12人当即被歼。敌军不知虚实，见红军来势凶猛，慌忙在马家坪卸下辎重，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进行防御抵抗。8日，敌先后向西、向东突围，均被九支队，秀延县武工队击退，9日，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赶到，立即发起围歼战。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向马家坪北面的东山梁发起冲击；西北抗日义勇军从单头村由西向东，侧击马家坪之敌，红二十七军第一团向马家坪南面的西山梁冲去；红二十七军第二团从秋峪沟由东向西，侧击马家坪之敌。陕北游击队九支队和赤卫军布下天罗地网，等待捕捉溃散之兵。红军主力兵团以泰山压顶之势，从四面八方向敌发起总攻，经两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敌军。马家坪战斗共歼敌正规军500余人、“铲共义勇军”及地主民团100余人，缴获长短枪450支，轻机枪27挺，八二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单军衣2000余套，银币20000余元，医疗器械8驮（16大箱）及其他军用物资一批。 杨家园战斗和马家坪战斗的连续胜利，打开了陕北反“围剿”斗争的新局面。这两次战斗，共计歼敌八十四师两个营又一个连，俘敌近干人，缴获步枪千余支，轻重机枪56挺，迫击炮两门，给敌以沉重的打击，使其收缩据点，不敢小股出扰。5月10日，敌安定县城和延川永坪镇的守军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强大威力的震慑下，弃城而逃。红军乘胜前进，解放安定县城。这是西北红军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杨家园和马家坪战斗的胜利，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游击队和赤卫军、武工队等多层次武装力量体系联合作战的模范战例。战前，根据地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家家户户磨白面，碾小米，做豆腐，准备蔬菜，杀猪宰羊。男女老少人背、驴驮，川流不息地把军粮、猪肉、鸡蛋、蔬菜送到红军部队。干部、赤卫军、游击队员还分头给红军带路，侦察敌情，广大人民群众严格保守军事秘密，侦察敌情，严密封锁消息，造成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良好条件。战斗中，赤卫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踊跃参战，救护伤员，送水送饭，打扫战场，不惜大批人力、物力，甚至生命，全力支援反“围剿”战斗。 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秀延县玉家湾举行会议，决定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向南出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要求在5月底打通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联系，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5月10日下午，陕北苏区苏维埃政府召开祝捷大会，西红军主力兵团、游击队、赤卫军及万余名根据地群众参加大会。红军将缴获的数十挺轻重机枪，数门追击炮和大批的步枪整齐地摆放在会场，与会群众欢声雷动，掌声阵阵。轻重机枪朝空中齐射致意后，20名红军司号员齐吹奏凯旋号谱。大会在群众欢呼声中宣布开始。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在会上作了战斗胜利的总结报告，并进行了战斗动员。刘志丹在讲话中，号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游击队、赤卫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发扬优良作风，戒骄戒躁，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争取更大的胜利。 （二）解放延长、延川县城的战斗 5月中旬，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从秀延县的玉家湾、黄家川、王家沟一带出发，东进至清涧县无定河边一带地区。5月20日，红军以长途奔袭战术，全歼驻守清涧县张家圪的敌八十四师一个连。驻苏家岩的敌军听到枪声后，立即派一个连前来增援，也被大部歼灭。此战，红军歼敌17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余支，轻机枪16挺。战后，前敌总指挥部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夺取延长县城。5月22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转移至清涧店子沟地区，制造攻击清涧和绥德县城的假象，造成了敌人的错觉和失误。红军则隐蔽行动，星夜南下。25日，红军到达延川县大连沟地区，立即封锁消息，隐蔽待机。 此刻延长县城守敌仅有敌八十四师一个直属骑兵连，约140余人，170余匹战马，另外尚有延长县民团200余人，敌县警察队和矿警队80余人，合计敌人兵力共约450余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2100余人，敌我力量对比为一比四，红军占绝对优势。但红军无重炮和工兵部队，如果敌军凭借严密的城防工事进行抵抗，则会造成红军攻城的极大困难。 为了削弱敌人的城防力量，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利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行动尚未被敌觉察的有利条件，以小股部队和地方红军游击队骚扰敌军，诱敌出城，在野战中歼灭敌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5月25日，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二十七军第三团三连协同陕北游击队第七纵队（即六支队、十七支队），骚扰敌军，规定不准打机枪，防敌发现红军主力的行动意图。在敌军出城追击时，立即撤退，将敌引诱到预定地区加以歼灭。当晚，陕北游击队第七纵队和三连昼夜急行军到达距延长县城二、三十里的东北塬上，打土豪，分浮财，虚张声势。27日晚，敌果然中计，延长县民团团总李鸣吾得到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消息后，立即率领民团武装130余人星夜出城，向红军小股部队猛扑过来。我诱敌部队伪装抵抗不住，且战且退，一直将民团武装拖至距延长县城近百里的茹子腰一带，与敌继续对峙。 这时，前敌总指挥部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28日秘密运动至距延长县城七十里的交口镇、拓家川一带，进行偷袭攻城的准备工作。29日夜间，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隐蔽运动至延长城下。30日凌晨4时，攻城作战开始。刘志丹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作为主攻部队首先开始登城行动。当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登上东北城墙时，守敌还在酣睡，红军一举歼灭制高点的大墩山碉堡的守敌。尔后，西北抗日义勇军沿西城墙运动，跳入城内，直扑敌骑兵连，经过激战，将敌全歼，生俘敌骑兵连长。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也攻占西山寨，歼灭了附近的矿警队，夺取了西城门，控制了西城楼。与此同时，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也沿东城墙而下，攻占东门，控制城门楼，又攻入了敌县政府。早晨7时许，全城守敌被全歼。前敌总指挥部遂即入城指挥部队，延长县城宣告解放。 5月30日中午12时，敌延长县民团团总李鸣吾带领民团武装慌忙返回延长县城。红军主力前后夹击，当场击毙李鸣吾，全歼敌民团武装。延长战斗遂告胜利结束。此战，红军歼灭敌军450余人，毙敌民团团总李鸣吾，生俘敌延长县长和骑兵连长，缴获长短枪支400余支，轻重机枪15挺，无线电台一部，战马170余匹，银币15万元，还有大批军用物资。战后，前敌总指挥部将战马全部补充到红二十六军骑兵团。 延长县城解放后，刘志丹任命贺晋年为延长县城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警备司令部的工作任务是：维护好社会秩序；查获地方恶霸、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宣传党的政策，维护红军的军纪，纠察违纪行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城内休整数日，军纪严明，秩序井然，群众热烈拥护红军，体现出军民之间的鱼水情谊。此后，中共延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进城办公，延长县城面貌焕然一新。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延长县城的作战行动，极大地震慑了敌人。在红军的强大声威压力下，延长县甘谷驿民团、安河渠民团先后缴械投降，延长县城均获解放。此时，地处安定、延长、清涧之间的延川县城守敌完全陷入孤立境地。6月1日，延川县城守敌八十四师一个营及地主民团，惧遭歼灭，慌忙弃城而逃，退往清涧县城。红军乘胜前进，解放延川。此时，延川县境内的敌军据点全被拔除，延川县全境亦全部解放。 （三）解放安塞、靖边、保安县城的战斗 延长、延川县城解放后，前敌总指挥部按照打通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联系，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的既定方针，决心拔除两块苏区之间的敌军据点。为此，制定了先打甘泉县城，后打安塞县城，孤立延安城敌军的作战计划。 6月4日，前敌总指挥部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延长县城出发，昼夜兼程南下，奔袭甘泉县城。甘泉守敌四十二师一个营已知悉红军解放延长、延川县城的消息，于是加紧戒备，严密防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赶到甘泉时，发现敌军戒备森严，偷袭计划无法实现，且难以捕捉战机。刘志丹立即改变计划，沿洛河川西进，到陕甘边中心区苏区的夏寺湾一带休整补充，待机破敌。 6月10日，刘志丹为了牵制和迷惑延安守敌，以便乘棚攻占安塞县城，又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命令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由第十一、第十八支队组成）和延安县赤卫军、少先：队包围距延安三十里的高桥镇民团据点。敌负隅顽抗。6月15日，刘志丹命令红二十七军第一团参加战斗，并阻击敌援军。在主力红军的强大攻势下，高桥镇民团被迫缴械投降。红二十七军第一团还击溃了延安民团的增援部队，击毙延安民团团总李汉华。红二十七军第一团和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赤卫军在延安附近的行动迷惑了延安的敌人，使延安的敌军不敢轻举妄动，从而有力地配合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击安塞县城的作战行动。 6月13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围攻敌安塞县城兴隆寨。该城三面环沟，一面靠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战斗开始后，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担任主攻。红二十七军第二团挖地道爆破。当天红军炸开城墙，攻进城内，歼敌200余人，缴枪100余支。红军还俘获敌新旧两任县长，缴获了全部敌伪公文档案，官方印信，胜利地解放了安塞县城，这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解放的第四个县城。 6月17日，前敌总指挥部下令拔除安塞县境内敌人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李家塌据点。 李家塌，位于两条山沟汇合处的一个山角上，西、南二面是悬崖峭壁，攀登十分困难，北面一道细山梁连山，被敌人挖掘深沟切断，宽陡不能攀越。进出据点只有东面一道寨门。该据点控制着陕甘边苏区与陕北苏区之间的必经之路，附近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及其家属2000余人麇集于据点之中，经常外出烧杀抢掠，为非作歹，捕杀苏区群众，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对根据地建设的危害尤为严重。由于敌人顽固不化，据险顽抗，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担任主攻，多次轮番进攻，均未能奏效。 6月22日，刘志丹亲临前沿阵地，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地形，发现在寨子南面悬崖上有一条经风雨冲刷形成的陡石峡槽，两腿左右脚移攀登，可以爬上山寨。在悬崖峭壁之上，敌人防御薄弱，守备松驰，爬上去后，可出敌不意，抢占寨子南角。然后向东门进攻，打开寨门，使主攻部队进寨。刘志丹经过周密观察，决心已定，立即命令组织突击队攀登石峡槽。红二十六军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第二团用二十挺机枪支援掩护，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继续在东门佯攻，当突击队打开寨门后，再由佯攻改为强攻。 下午2时，红军在东门和北山梁，齐吹冲锋号，并向敌发起佯攻，敌慌忙还击。在佯攻部队的策应下，贺晋年率领三十七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奋勇攀登南面悬崖上的石峡槽。当突击队攀上岩边，距寨墙还有二、三十米时，被敌发现，敌军立即向红军突击队投掷手榴弹，正当危急时刻，西北抗日义勇军的轻机枪一齐开火，压制了敌人，掩护了突击队进寨。据点内的敌人见红军从天而降，慌乱不堪，但丧心病狂的敌人困兽犹斗，垂死挣扎，又嚎叫着向红军突击队扑来。红军突击队与这伙凶悍的亡命之徒展开了白刃格斗，经过激烈拚杀，敌人狼狈而逃。红军突击队抢占南角后，向东门发起猛攻。这时，敌人又将其预备队投入战斗，企图消灭红军突击队，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的几十挺机枪一起射击，组成一道密集的火力网，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反冲击，在红军掩护部队强大火力的有力掩护下，红军突击队虽然人人负伤，但终于夺取了寨子东门，并将寨门打开。主攻部队勇猛地冲入寨中。这时，敌军仍不甘心失败，拚命地顽抗和格斗。红军主力猛冲猛杀，与敌军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斗。激战一直持续到下午7时，红军全歼李家塌寨子据点的守敌，有几个顽敌跳崖摔死，敌人无一露网。此战，红军歼灭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和民团武装40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余支。 6月23日，红军在李家塌村的大柳树下，设立临时法庭。刘志丹亲自宣判，将捕捉到的民团团总唐海燕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骨干分子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群众大快，拍手叫好。 李家塌战斗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进行的一次异常激烈的战斗。这次战斗，表现了红军部队英勇坚强的作风和敢打硬仗的精神，也表现了刘志丹高超的指挥艺术。这次战斗后，安塞境内各据点的敌军闻风披靡。陕甘边安塞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扫荡残敌，安塞全境均获解放。至此，陕北苏区和陕甘边苏区完全连成一片。这时，虽然在西北革命根据地之中，①尚有延安、甘泉两个敌军据点，但都处于农村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的层层包围之中。为了统一指挥围困延安、甘泉两城敌军的斗争，陕甘边军委会组建了延安、甘泉围城总指挥部，部署了对延安、甘泉守敌的围困和袭扰工作。两城的敌军在地方红军游击队连续打击下，再也不敢以连为单位远离城镇据点行动。各据点之间来往，只能以营为单位进行，以连为单位的行动只能在两边指定的会合点相接，并在十分保密中下才能行动。对敌斗争的胜利开展，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斗志，人人愁眉顿展，家家谈笑欢庆，广大赤卫军、少先队员纷纷赶到部队要求参加红军，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已经由组建时的21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全部装备了新式武器，并配备了轻、重机枪和追击炮等火力较强的武器，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解放安塞战斗的胜利，标志着西北工委在玉家湾会议确定的“打通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联系，使两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在这一阶段战斗中，红军歼灭敌八十四师一部，使敌八十四师丧失了进攻苏区的能力。此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转入休整、补充，以便迎接新的战斗。6月下旬，中共西北工委给前敌总指挥部来信指出，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二五六旅旅长高双城派一个团从横山县石湾镇进犯赤源县、秀延县根据地中心区，敌人有袭击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后方机关的迹象，要求前敌总指挥部派主力部队回师保卫。接到来信后，刘志丹立即抽调红二十七军第二团进入石湾镇以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如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红二十七军第二团则袭击石湾镇二五六旅高双城旅部，这样即可保卫后方机关。为了保证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力量不受影响，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加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作战序列。这时，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辖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及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第三团，总兵力仍是3000余人。 鉴于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气焰嚣张，不断向根据地发动进攻，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以敌八十六师作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阶段作战的打击目标。经过慎重分析和周密考虑，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决心攻击靖边县城，解除陕北苏区中心区北面的严重威胁，并给敌八十六师以沉重打击。6月下旬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开赴青阳岔、卧牛城进行攻城的准备工作。 靖边县城地处榆林至定边、安边，绥德至三边的交通要道上。从地形上来看，县城略呈四方形，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半山城。无定河弯转曲折地围绕城东、北两面，向北流过。西面紧靠长城，西南面有座“皇府城”，当地人称旧城，早已废弃荒芜。后建的县城，当地人称新城。四周城墙高筑，东、南、北三面开有三道城门，东北角另开一道水门。城西耸立着一座200余米高的山岭，上面筑有寨堡，人称西山寨，寨内面积约为400平方米，高低不平，有座小庙和一些窑洞可以住人。西山寨地势高峻，能控制全城，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的两条大街，在城正中心的钟鼓楼相交汇。南城门、北城门、钟鼓楼、城隍庙等建筑物易守难攻。靖边县城守敌为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一个营，下辖三个步兵连，个机炮连，约400余人。营长曲子鹏，号称敌二五六旅高双城部“能征善战”的骁将。该营装备虽然陈旧，但因系当地的老军阀部队，地形熟悉，作战能力较强。此外，还有靖边县民团、安定县外逃民团、靖边县警察队、保安队等地方武装170余人。敌军共有兵力600余人。敌营长曲子鹏为了防御红军的攻击，此时已将部分兵力部署在西城下的西山寨脚下。遇有情况，立即上坡进入西山寨，控制制高点。其余兵力分别部署在北城楼、城隍庙、钟鼓楼、南城门和东门、东南城角，形成了较强的火力网。如遇攻城，即可居高临下进行防御抵抗。从整个城墙情况看，除东南城角的一段破损未来得及修复，可以攀登上城，其余城墙很难攀登。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有5个团的建制及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共计3000余人，敌我力量对比为一比五，红军占绝对优势。但如不能迅速解决靖边战斗，形成对峙局面，榆林、定边、石湾镇三地的敌军必然会增援靖边，与红军决战，红军就有可能陷入被动地位。为了避免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与敌八十六师在决战中拚消耗，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发挥红军的优势，采取长途奔袭战术，打敌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靖边战斗。 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方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6月28日凌晨2时，隐蔽渡过芦河，进入进攻阵地，集结待命。根据靖边县城的地形和敌军兵力部署情况，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红二十六军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主攻西山寨，夺取制高点；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第三团由东南城角偷袭登城，得手后向钟鼓楼纵深攻进发展；红二十七军第三团攻打南城门楼；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为总预备队，并负责阻击可能由宁条梁来援之敌；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部署在城东楼沟嘴，准备阻击横山来援之敌。并规定以西北抗日义勇军攻击西山寨的枪声为各部开始行动的信号。各团不许提前开枪，避免过早惊动敌人，打乱整个部署。 战斗开始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第三团和红二十七军第三团、第一团及陕北游击队第五纵队攻击前进，各部均到达指定的位置，等待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枪声信号。不料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向导迷路，错将“皇府城”旧城当成了西山寨，耽误了时间，未能按时首先登上西山寨，因而没有发出战斗信号。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代理团长吴岱峰（因王世泰在六寸塬战斗中负伤，红三团团长由吴岱峰代理）鉴于天将大亮，再拖延就将丧失偷袭的战机，遂果断下令突击队首先登城，拂晓前攻占了东南城角，俘敌10余人，打开了突破口。随后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沿城墙向南城门楼发动偷袭，被敌军发现，顿时枪声大作，冲杀声四起。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奋勇前进，夺取了南城门楼，歼灭了守敌。此时，红军立即改变部署由奔袭转为强攻。5时许，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第二团后续部队从东南城角突破口攻入城内，投入巷战，并夺取东门。在向城中心的钟鼓楼攻击前进时，因地形开阔，敌人火力猛烈，不好隐蔽，前进受阻，部队伤亡很大。早上8时，刘志丹果断命令总预备队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投入战斗，一团绕至东门突破敌人的防御，粉碎敌人的抵抗。11时，夺取了敌军城隍庙据点，随后兵分两路，一路向钟鼓楼攻击前进，与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第三团形成夹攻态势；一路向北城门楼进攻，夺取敌据点。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在红二十七军第一团一部的配合下，以强大的机枪火力掩护，乘势攻击。敌我在通往钟鼓楼的各条街道上展开了激烈巷战，战斗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经过反复争夺，红二十六军部队攻占钟鼓楼，全歼敌军。此时，西北抗日义勇军也经过激战终于登上西山寨，歼灭了守敌，控制了制高点。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的一部也攻占了北城门楼。城内大部敌军被歼灭。剩下的顽敌退据祖师庙，负隅顽抗。红军各部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分进合击，向敌发起最后攻击。霎时，枪声密集，杀声动地，红军战士猛冲猛杀，将顽敌杀得溃不成军，敌营长曲子鹏见大势已去，遂即带领几个残兵拚命逃窜，被红军战士紧迫击毙。至此，靖边战斗胜利结束。此次战斗，红军毙伤俘敌营长曲子鹏以下600余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六0迫击炮4门，七五迫击炮2门。同时俘获敌县长、县党部书记长、民团总指挥、警察局长和逃亡恶霸地主等凶恶反动的敌骨干分子100余人。红军将这些反动分子交给中共靖边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处理。 靖边战斗中，由于向导迷路，致使西北抗日义勇军未能按时发出信号，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各部被迫由夜间偷袭转为自昼强攻，部队伤亡较大，红二十六军第三团第一连连长魏四儿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大队长王东来等50余名红军战士英勇牺牲，103名战士负伤，送后方红军医院治疗。 靖边之战，红军强攻县城，打得英勇顽强。红军部队不惜代价，强韧拚搏，在残酷的流血牺牲面前，不叫苦，不叫累，发扬了硬骨头精神，从而把一度不利的战场形势转变为打开胜利之门的枢纽，用血、火、智慧织成了致敌死命的罗网。这种上下信赖，同心同德，用人的觉悟和内部团结的优势，来弥补红军武器装备方面缺陷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正是西北红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要诀。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靖边县城的行动，对北线敌八十六师造成极大的震动。保安县城守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二团二营高雨亭部见自己孤悬于根据地之中，面临着遭全歼的厄运，慌忙于6月30日弃城而逃。红军兵不血刃解放了保安县城。保安县金佛坪驻防的敌军一个营也在张廷祥的率领下逃往安边，保安境仅剩下旦八寨土围子一。个敌人据点。至此，北线敌八十六师的“围剿”行动被彻底粉碎。南线进攻之敌见势不妙，也自动撤退。西线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也如惊弓之鸟，闻风而逃。蒋介石精心部署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 反“围剿”斗争胜利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6月28日下午撤离靖边县城，经卧牛城、青阳岔到达根据地中心安定县城、唐家川一带休整、补充。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召开反“围剿”胜利祝捷大会。刘志丹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组建后胜利发展的历程，强调指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组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转战八百华里，连续解放了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我们的西北红军力量更加壮大了，根据地更加扩大了。这些胜利的取得，是西北红军指战员学习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和反“围剿”作战思想的结果。刘志丹告诫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在胜利的形势下，不能骄傲，不能麻痹大意，敌人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还会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刘志丹勉励红军干部战士，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知识，再接再励，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 刘志丹话题一转，接着说：“国难当头，全国大多数人民还在受难，东北的父老兄弟姐妹还在当亡国奴。华北的部分父老兄弟姐妹也当了亡国奴。我们要解放全西北，要解放全国人民，还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允许外国人奴役我国的任何人，这是西北红军指战员的天职。现在就要团结努力，争取在咱们这一代人手里，解放全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刘志丹的讲话，不仅总结了反“围剿”的经验，而且正确分析了“华北事变”前后的形势，对指导红军今后的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西北红军主力、地方游击队、赤卫军协同作战，取得的一次空前伟大的胜利。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红军部队在5个月的反“围剿”斗争中，共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追击炮8门，红军解放了定边、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打通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联系，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根据地。这时，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北至长城，西到环江，南到淳耀，东到黄河，形成了南北2000余华里，东西1000余华里的广大的红色区域。同时，红军主力也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的战术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不仅学会了打游击战、运动战，而且初步积累了阵地攻坚战的经验。红军主力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也有了较快的发展。西北红军统一了制式军装，衣服、裤子、绑带为浅灰色，帽徽为红布质五角星，领章为红布质领章，袖章为宽三寸的红布圈。由于“部队发展壮大很快，三个红军缝纫厂昼夜赶制仍供不应求，常有半数指战员领不到制式服装。”①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思想的生动写照。在反“围剿”战斗中，广大人民群众与红军主力、游击队、赤卫军紧密配合，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根据地的群众，为保卫红色政权，举起大刀、长矛、土炮，配合红军、游击队的行动。他们分布在敌人据点的周围，监视敌人的行动，侦察敌人的消息，随时把敌人的动向报告给红军。当敌人侵入苏区后，他们坚壁清野，牵制、骚扰敌人，他们给红军带路、送信，参加运输队、担架队，放哨、抬担架，盘查行人，慰劳照顾红军伤员。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才取得了这次反“围剿”战争的空前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体现了刘志丹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显示了他的远大的战略眼光。在反“围剿”战争之初，面临严重的敌情，他否定了攻打敌人坚固据点绥德、脂、佳县、吴堡，打通神府苏区意见，主张用红二十六军部分主力牵制西线、南线、西南线敌人，集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首先打击刚到陕北、地陌生的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打通陕甘边、陕北两大苏的联系。然后根据北线、西线、南线敌情，主动向薄弱之进攻，粉碎敌人的“围剿”。结果连克6座县城，使陕北苏和陕甘边苏区相连，从而蔓为以后的陕甘宁边区划出了雏形，全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奠定了基础。在胜利面前，刘志丹持了谦虚谨慎的头脑。他把胜利的原因归功于西北工委和北军委的统一领导，归功于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广大战员的英勇作战，他特别强调：“最重要的学习和运用了中红军和其他咒弟苏区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敌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在“围剿”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中，刘志丹作为西北红军杰出帅和陕甘根据地群众领袖的地位自然形成了。 正文 第七章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1935年8月，蒋介石为了剿灭陕甘革命根据地，调集十万大军分五路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反“围剿”的战争初期，以刘志丹为首的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采取了集中主力红军，利用敌人矛盾，避强打弱，最后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从而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初步性胜利但是，就在反“围剿”战争的最关键时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钳误却在陕甘根据地恶性膨胀，酿造了错误“肃反”的灾祸，造成了反“围剿”战争的严重困难局面，使陕甘根据地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在这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建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与此同时，党中央及时纠正和制止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消除了根据地面临的危机局面，保证了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从而使陕甘根据地成为全国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地。 一、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开始 1935年8月间，蒋介石置“华北事变”后的民族危机于不顾，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方针，在对陕甘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消灭西北红军和全国仅存的这块革命根据地。这次“围剿”规模更大，先后调集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井岳秀、杨虎城、马鸿逵、李贵清等部的部队，还有毛戡的参谋团，仅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就达15万之多。为了统一指挥这次“围剿”，国民党反动派于1935年11月1日，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钱大钧为参谋长，吴家象为秘书长。下设办共厅，从11月3日起，开始办理“剿共”事宜。敌人的围剿兵力部署是：在东面，阎锡山的晋军主力部队延黄河一线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由东向西的进攻；在西面，除原来的陕、甘、宁三省军阀外，又投入东北军八个师的兵力，沿环县、庆阳、合水至彬县、长武一线向根据地推进；在北面，敌八十六师和八十四师在清涧、绥德、米脂、横山、神木等地驻防；在南面，东北军主力第六十七军等部沿洛川一线向根据地大举进攻。蒋介石在这次围剿中采取的作战方针是以东北军为作战主力，以根据地南线为主攻方向，运用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术，企图聚歼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陕甘地区，一举摧毁陕甘根据地。 面对蒋介石这次大规模的“围剿”的严重形势，虽然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有了很大发展，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每个步兵连都配备了六挺机枪，还建立了三个迫击炮连，每个炮兵连都配备迫击炮4门，但敌强我弱的形势仍未改变。红军和游击队总兵力不到一万人，只及敌军的十五分之一，而且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刚结束，红军没有很好的修整。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反“围剿”方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作战方针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红军采用运动战，配合以阵地战的方式，全线出击，攻打延安、清涧、瓦窑堡等坚固据点；另一种意见是主张根据敌强我弱的的特点，集中红军主力，利用敌人矛盾，避强击弱各个击破敌人。为了统一思想， 7月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红军主力兵团集结于杨家园一带，准备休整数日后再战。在这里，刘志丹着急红军主力部队团以上干部举行了反“围剿”军事会议，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及军事部署。刘志丹在会上分析了敌情后指出，敌人调动那么大的兵力，貌似强大，但也存在弱点，由于交通运输路及车辆的限制，加上粮草缺乏，各军阀都有保存实力、地盘的打算。敌军各线的“围剿”行动不可能完全协调一致，因此，敌军调动部队于兵力展开的时间也不额能整齐划一。这就为红军集中主力，各个歼灭敌人，提了条件。 据此，六和子弹各前敌总指挥部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团，乘敌之隙隙，各个击破，积小胜为大胜，粉碎敌人的“围剿”在蒋介石的“围剿”部署没有完成以前，首先打击伸入我东线一带根据地的阎锡山先头部队，挫败阎锡山山西渡黄河的阴谋然后挥师南下，趁第立足未稳之际，寻机歼灭伸入根据地南线一带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部，粉碎了敌人的整个“围剿”动。为了配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行动，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和骑兵团仍在漯河以南和咸榆大道东西两侧的苏区坚持斗争，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迟滞南线敌军的行动，各路游击区的游击部队、赤卫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敌军物资的运输队，粮草武器的堆转站，骚扰牵制西线敌军的行动。 在西北军委和前敌总指挥部的正确万针指导下，西北红军主力军兵团和游击队、根据地群众众志成城，严阵以待，迅速做好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西北红军主力军兵团乘敌人整个“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迎头痛击西渡黄河的晋军耳朵先头部队。8月10日。刘志丹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法。突然挥师吴堡，包围慕家塬据点的敌人。引诱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三个据点敌军来援，在运动中歼灭敌军。按照统一部署，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向慕家塬晋军据点发动进攻因敌依托碉堡顽抗，红军数次进攻受挫，遂由团长王世亲摔130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前仆后继、顽强冲锋，反复夺取，经过苦战最后将敌200余人全部消灭与此同时，由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三个据点来援的敌晋军一个营又两个连，全部被红军部队包围歼灭。此战歼敌六个连，600余人，缴获长短强600支。初战告捷。机打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军民同庆，奔走相告。敌军遭受突然打击。惊魂不定，误认为刘志丹要摔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北上神父地区，急忙在黄河两岸增兵加强防御，时刻准备应战。 根据敌情特点，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利用敌人的错觉，贴标语、三传单、开大会、扬言北上打通佳（县）、吴（堡）、神（木）、府（谷）苏区的联系。用假象造成敌军部署上的失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则秘密挥师南下，寻机再战。8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率领下南下行军至绥德县义尚坪地区时，接到朱理治和聂洪钧以西北工委名义所写的指示信。该信要求红军主力兵团向北发展，转攻敌人的堡垒地带，歼灭敌八十六师二五八旅，打通佳、吴、神、府苏区的联系，并要求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护送陕北苏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霍、维德同志等一批党政干部，到神府苏区开展工作。 8月12日，前敌总指挥部立即开会进行看了研究，会议认为，敌人错误地判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北上神府，已作了阻击红军主力的准备，从300余华里的华里堡垒地带红军要行军作战，虽然能够打过去，但势必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加之敌如发现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北上神府地区，则会调动瓦窑堡守敌和清涧县敌军部队直奔水坪镇，袭击陕甘根据地的后方机关。党政领导机关则会受到戚胁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丢开冒进的晋军不打，远途在敌堡垒地带与敌八十六师拼消耗，是一种本倒置的失算。据此，此。前敌总指部决定，暂不执行北方代表团和西北工委的这已指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继续南下，寻机打击晋军，并请霍维德等一批党政干部暂回永坪镇。 8月中旬，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兵团继续南下，在延家畔与敌军一个营遭遇，红军将其打垮，消灭了一批敌人，后转进到绥德东南部的新庄一带。这时，阎锡山的晋军孙楚、李生达摔2500余人，由宋家川度过黄河。到达吴堡寻找红军主力部队决战，当敌进剿部队到达定仙塬时。积极准备构筑工事。与红军作战。此时，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之机，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消灭敌人。于是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一部红军主力迅速赶到定仙墕与游击队、赤卫军一起将守敌一个营团团包围，吸引敌人来援。在红军主力、游击队，赤卫军的包围下，定仙墕守敞一个营饥恐交加，连水都吃不上。粮食烧柴也很困难。守敌营长史泽波，日日夜夜夜叫苦连天，央求派兵求援或接他们撤出包围圈。这时，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所属的红二十六军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第二团埋伏在援敌的必经之路，准备围歼袁军。8月20 日，晋军李生达部第三旅长马延寿率第六团自枣园出发前来增援，党敌进至十墕圪塔山腰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依托工事，堵住了敌人的前进道路，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从两翼进攻，占领制高点，并向敌进军纵队试试锐不可当的侧击行动。红二十七军第一团和第二团也迂回截击敌军，不让其后撤逃跑。在红军的三面攻击下，敌集中全团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猛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阵地，企图向定仙墕靠拢。红二十六军第二团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并使突击队大胆插打乱了敌前卫营的建制，晋军在红军的分割包围中全线崩溃狼狈逃散。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将敌军逼到沟底，红军战士、赤卫军，当地群众奋勇下沟捉敌，激战持续到下午二时，除个别敌人化妆逃跑外，全部歼灭敌军。此战红军歼敌2000余名缴获长短枪1980支。轻机枪69挺，“八二”迫击炮2门，骡马80余匹及其他军用物资一批。定山墕之战，创造了西北红军战史上耳朵辉煌纪录。此战打垮了东线之敌的进攻，晋军除留一部分兵力收缩在宋家川到枣林坪，石堆山到绥德三十里铺的两条封锁线上之外，其他各部分全部撤回黄河东岸，至此，陕甘根据地的东线威胁被彻底解除，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可以比较放心大胆地对付南线敌军的行动。 定山墕战斗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计划，迅速向南运动，准备接近南线的敌东北军，寻机作战。8月25日。不对到达延川的文安驿一带休整，进行短期的战术、技术训练，开展南线作战耳朵各项准备工作。 这时，中央驻西北代表团书记兼西北工委书记朱理治到文安驿。8月27日，前敌总指挥不部在文安驿召开会议，会议议题有两项：一是有朱理治想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连以上干部传达7月中旬中共西北工委永坪镇扩大会议上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二是讨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步的作战方针。第一项议题用了三天半时间，朱理治系统地传达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对于朱理治传达的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及其他指示信。广人红军干部都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因而提出了一质疑。朱理治对部队干部的质疑不但不作解释，反而认为这是“右倾饥会主义者布置的阴谋。” 在讨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步作战行动方针时，朱理治和郭洪涛等人要求“运用红军的基本的运动战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地进攻敌人”，要求红军夺取延安、清涧、瓦窑堡等“中心”城镇，首先是夺取瓦窑堡。这冲不符合实际的作战指导方针，受到刘志丹和与会大多数红军干部的强烈反对。刘志丹等人认为，西北红军目前装备条件，还不能担负以攻坚战、阵地战等形式夺取中心城镇的任务。对余敌重兵驻守的瓦窑堡等中心城镇。只能使用游击队队和赤卫军以及根据地群众层层包围的方法采取长围久困的战术，分化瓦解的策略，相机夺取，绝不能用强打硬攻的战术。面对15万敌军：大规模的“围剿”，西北红军主主力兵团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应该是足挥师南线，对立足未稳的东北军寻机打击，并用抗日反蒋收复东北失地的宣传去瓦解敌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歼灭东北军的小股部队，在运动中歼灭敌团级建制的部队，集小胜为大胜，最后打垮南线敌军的进攻，其他方面的敌军就不敢长驱直入了，这样敌人的“围剿”就一定会被粉碎。刘志丹的真知灼见，得到了广大红军干部的拥护，但朱理治固执己见，最后用中央驻西北代表团和西北工委书记的权利，决定置南线敌军进攻主力于不顾，命令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先强攻瓦窑堡和清涧县的守敌。 文安驿会议之后，在朱理治的强迫命令下，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被迫进行攻击瓦窑堡耳朵准备，前敌总指挥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沿永坪川、青坪川两路向瓦窑堡城郊外围运动。与此同时，刘志丹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到南线侦察敌情，进行小规模的作战，摸索东北军的的作战规律和技术装备情况。积累经验，以保证红军主力兵团南下作战的胜利。8月30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在团长黄罗斌、政委罗佩勋的率领下，按照刘志丹部署挥师南下，进入鄜县地区。9月10日，红俄日十六军第三团余鄜县游击队、甘泉游击队密切配合，诱出驻中部龙坊镇的敌东北军一一0师，红二十六军第三团采用伏击战术，歼敌一个营，俘敌200余人。此时，从俘敌中得知敌进驻延安后，准备对红军主力进行大规模“围剿”及具体部署等重要情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将情报上报前敌总指挥部。前敌总指挥部立即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三军团转移至洛河川的夏寺湾地区集结待命。 这时，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的率领下，进抵瓦窑堡郊外季节集结。刘志丹亲自带领团以上干部对瓦窑堡的城防工事及地形进行勘察。经过勘察，发现瓦窑堡防御严密，人在城外构筑了大量工事，城墙内外碉堡林立，工事阵地相连。整个防御系统发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相互支援，城外和碉堡外部都挖有陷坑相套连接成梅花换，围绕在城堡周围。每个梅花环套的陷坑宽约30-50米，坑深3-5米，坑底载立着枣木尖桩、竹尖桩和不跟金属锐器。只要滚下陷坑就会使人体受到损伤，失掉战斗力。那梅花陷坑，又都处在碉堡的各种火力的控制之下。刘志丹勘察敌人工事布局后，认为在敌人这样防御体系之下，以红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也无济于事。硬功瓦窑堡，只能是我们成为历史罪人。红军干部也异口同声地说，朱理治制定这样的硬性任务，会把西北红军主力力兵团毁灭掉，会把全军指战员白白地伤亡完。经过研究，刘志丹决定不执行强攻瓦窑堡的任务，另寻战机，歼灭敌人。 放弃强攻瓦窑堡的计划之后，刘志丹对清涧县城守敌的布防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清涧县成的敌人兵力更多，防御工事更强，地形更险要，因而也更不恩能够强打硬攻。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个前敌总指挥部为了给中央驻西北代表团和西北工委的命令有一个交代和答复，决定奔袭北线横山县城，乘敌不备，歼灭敌人。得手后，石湾镇守敌二五八旅高双城部及其五一一团可能会不战自退，从而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后方，还可以牵制敌八十六师对神府苏区的行动，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南线的东北军。 9月9日，刘志月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到达横山县鲁家河一带集结，并进行了攻城准备和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其兵力部暑是：以红二十六军、西北抗日义勇军攻占南山制高点，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及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由城东架梯登城，红二十七军第二团攻占城西娘娘庙据点。红二十七军第三团向波罗镇、榆林方向警戒侦察，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来援之敌。9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各部同事向衡山县城发动偷袭行动。因云梯较短，战士登城数次未成功，致使敌人发觉了红军登城的行动红军遂即转为强攻。经过激烈反复的争夺，南山制高点和城外各要塞据点及南关均被红军攻占但因登城困难，红军未攻入城内。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鉴于干部伤亡太大，立即下令撤出战斗。奔袭横山县城的战斗随即结束。此战虽然攻城未克，但还是达到了打击北线敌人，巩固苏区耳朵战略目的。敌八十六师在红军的严重打击下，被迫收缩兵力，抽回了“围剿”神府苏区的二五八旅的部分兵力，加强横山城区的防御，减轻了独立三团和神府各游击队的压力，从而使神府苏区的危机局面得到扭转。战后，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秀延县的七里沟、玉家湾、黄家川一带带休整补充，准备下一步作战行动。 二、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根据地和红十五军团的成立 1934年9月，中共中央为保证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的顺利进行，决定派红二十五军突围远征。 红二十五军原属红四方面军的序列，在危难中建立，在战斗中成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11月29日，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该军下辖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他们为了反对敌人的“围剿”、“清剿”，保护鄂豫皖恨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4年11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踏上了征途。1935年4月，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为适应新的形势，鄂豫皖省委改组为鄂豫陕省蚕。5月初，敌军集中41个团的兵力，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围剿”。红二十五军奋力反抗，经两个月战斗，歼灭敌军7个团，牵制了敌军37个团的兵力，主力红军也发展到3700余人。7月，红二十五军翻山越岭，跨国终南山，前锋抵达西安南面的王曲、杜曲、引架回、子午镇一带，直接威胁敌人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在这期间，鄂豫皖根据地的地下交通员石健民由上海来到红二十五军部，报告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西北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这个消息，与红军拣到的一张《火公报》上的报道内容基本一致，红军并从侦察中得知敌毛炳文、于学忠所部已从西安西调，妄图在四川北部进行堵截。根据这一重要情报，鄂豫陕省委在子午镇附近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向，会议一致认为，配合主力行动，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会议决定，红二十五五军立即西征北上，与红二十六军配合，首先争取取陕甘根据地的巩固，牵制和消灭敌人，迎接党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北进。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子午午镇出发，西向甘肃挺进，部队连续行军斗十几天，经陕南各地，于8月1日占领了陕甘交界的双石铺，消灭了胡宗南部4个连，俘获一名少将参谋。从这个少将参谋的口中了解到，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正向北挺进。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全部西调去阻击，北上的红军，其后方留守处设在天水。8月2日，红二十五军便向天水发动进攻，刚打下北关，援敌一个旅赶到。红二 十五军放弃攻占天水的汁划，转向风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攻占秦安，挺进通渭。截断西兰公路，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兴隆镇。在这里部队休整3天，仍然得不到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北进的消息。8月17日，红二十五军向陕甘根据地转移。部队沿西兰公路东进，一举打下了隆德，连夜翻越六盘山，20日，进至平凉、泾川、镇原、台水一带，敌人紧紧追逼。红二十五军早平凉白水镇和马莲铺以东的大虎山高地，打垮了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一0五旅，歼灭其一个营旅。泾川城四南的四坡村，冒雨消灭了前来袭击的敌意一0四旅二0八团，击毙敌团长马开基。在这次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9 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水，经镇原、庆阳、合水，进入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南梁大凤川豹子川、平定川、白豹川、瓦子川一带。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使陕甘边根据地人民欢欣鼓舞。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席习仲勋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立即前往瓦子川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友们。在夏寺湾一带休整的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也立即派团长黄罗斌为代表，前往刘家堡欢迎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并向徐海东等同志介绍敌情和陕甘根据地的情况。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根据地人民热情慰劳，到处洋溢喜迎亲人的欢乐景象。根船地人民很快就编唱起欢迎红二十五军的“信天游”民歌： 9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豹子川后，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鉴于吴焕先政委住泾川四坡村东任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尔后。红二十五军五3400余人四天行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9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闻讯赶来的刘志丹率领的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水坪镇胜利会师。9月17 日，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联席会议，会议主要解决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方针问题。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朱理治任书记）决定改组党的领导机构。除代表团全面负责陕廿根据地党、政、军各项工作的领导外，还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同时，改组军事领导机构，由聂洪钧任西北均为主席。为了统一指挥两支兄弟红军部队，决定成立中国工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十一师，分别由原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改编。全军团共7000余人，随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永坪镇的整编，使相隔几千里地的两支红军部队，在会师后的短短几火时间内，整编成一支部队，充分显示示了红军的高度纪律性和组织观念。特别是刘志丹同志，他是渭华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是西北红军各陕甘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在根据地威望极高，可是他不为名，不谋权，由原来的两北军委主席兼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改任副军团长，这是多么高尚的品德啊！ 1935年9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变四周年国耻纪念日，红十五军团在永坪镇召开了万人大，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同志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坐。会场红旗飘扬、刀枪如林、歌声嘹亮，到处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主席台旁边贴着行两张醒目的特大标语，上面写着： 参加大会的除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7000余名指战员外，还有中共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干部及附近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周围几十里的群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赶着毛驴。带着慰劳品，来参加大会会场上洋溢着两支兄弟红军亲如手足的战斗友谊和西北人民对子弟兵的炽热感情。 会上，首先宣布成立红十五军团，然后，徐海东、刘志丹等先后讲了话。不擅长讲话的徐海东同志讲的很干脆，他先是对陕甘根据地地军民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然后说：“我们两路红军，一定要打一个漂亮伏！”刘志丹同志穿着深监色军服，腰束皮带，佩带手枪，讲话时不断地挥动双手。他高兴地说：“红二十五军来了，我们更强大了，我们要携手打大仗”！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刘志丹和徐海东密切配合，率领红十五军团南下。这时，东北军7个师分两路由洛川、鄜县一带疯狂地向陕甘根据地进犯。敌一一0师、一二九师已进抵延安，一0七师和六十七军军部也到达洛川一带。新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为了挫伤敌人的锐气，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以少量部队围困甘泉县城之敌一一0师一个营，诱延安之敌来援，将主力红军布置在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一带，设伏歼敌。甘泉守敌被红军围困后第三天，东北军一一0师急忙从延安出发增援，途径劳山进入红军预付阵地时，红十五军团指挥部一声令下，机枪、手榴弹劈头盖脑地向敌猛烈开火，接管，红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打猛冲，杀入敌阵。顿时，敌人乱作一团，无处逃奔。经过六小时的激战，敌一一0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被红军全部歼火。敌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采均被断毙，生俘敌官兵3700余人，缴获武器装备堆积如山。这就是著名的劳山战役。 劳山战斗结束后，红十五军团乘胜扩大战果，挥师南下，七十八师（原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亲率部队去羊泉塬侦察敌情，消灭敌一0七师一个营。10月，强攻甘泉榆林桥，又消灭东北军一0七师四个营，团长高福元被红军俘获。“劳山和榆林桥这两仗，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以实际行动迎接了党中央迎接了毛主席。”正如当时一首“信天游”唱的那样： 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和愉林桥作战的胜利后，驻瓦窑堡的高桂滋和井岳秀部，惧怕被红军消灭，不战而逃，红军趁势解放了瓦窑堡。此后，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移驻瓦窑堡，瓦窑堡成为陕甘根据地的首府，安置境内的敌人据点全部被拔除。但此时，南线东北军不甘心失败，又重新组织进攻。以董英斌（东北军的一个军长）率6个师分两路向陕甘根据点猛扑过来，东边一个师沿洛川、府县大道大举北上西面五个师，即东北军五十七师的一0九师、一一一师、一0八师、一二0师、一0六师，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东进妄图在鄜县地区夹击红军。反“围剿”的严重战斗还在后面。陕甘根据地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敌情。 三、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危害 正当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激烈进行的紧急时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执行者却在陕甘根据地党的领导机构取得了统治地位，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陕甘根据地恶性膨胀，酿造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早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统治的领导地位，胜利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中央的统治。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正在长征途中，还未来得及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各地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6月，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来的朱理治、聂洪钧组成的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甘根据地。临行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了三万五千字的指示信交给朱理治。只是信中说：“陕甘党内由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取消主义师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与之进行斗争”。中央代表孔原曾对朱理治说，“现在陕甘边特委混进来张文华、蔡子伟两个右派，陕甘边及红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受了这两个右派的影响。”①还指示朱理治到陕甘根据地后，首先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来暴露于孤立右派，然后再镇压他们。当时，中央代表孔原还给朱理治看了一本鄂豫皖“肃反”的小册子，名字叫“肃反”，这本小册子里有张国焘和陈昌浩写的文章。聂洪钧去陕甘根据地时，一些人世向他转达了北方代表的意见，说“刘志丹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很右。”指示聂洪钧依靠郭洪涛来解决陕甘根据地的右派反革命问题。 朱理治、聂洪钧组成的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7月15日，任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西北工委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上，朱理治等人借传达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甘根据地的指示信的名义，强行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方针。朱理治、聂洪钧照抄照搬六届五中全会会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汁，认为革命在全国是一直向上发展的，“国民党区域的日益缩小”，“苏维埃区域的日益扩大”，“国民党经济上破产、政治上破产、军事力量削弱，我们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全国不但是处在“伟人的阶级决战的前面”，而且“我们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阶段迫在我们面前”。他们不顾南方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全国革命低潮的现实，认为革命力量已经超过反革命力量。占绝对优势，陕甘根据地“在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的战斗中，由于苏区的扩大，工农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汹涌斗争……使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崩溃”。“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中，我们占绝对的优势”。在这种“五”倾冒险主义错误估汁下，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给陕甘根据地的任务是：“巩固与发展陕北、陕甘边苏区，建立陕西的广大苏区，更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地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功联系起来”“实行对帝旧主义直接作战，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武装保卫苏联”。在反“围剿”作战方针上，要求红军“全线出击”，提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在红军的作战形式上，要求红军“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在新的‘围剿’未布置前先行打碎。”在红军的行动方向上，“要‘争取神府和吴绥以南苏区打成成一片’。要向韩（城）、邰（阳）发展，”要“以洛川作中心，积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富平、耀县、泾阳、发展”要主力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苏区内敌人的支持点。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敌人的中心据点。总之一句话要红军四面出击。 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还毫无根地指责刘志丹等在指挥笫二次反“围剿”战争中，没有普遍地发动广大人民进行斗争，在某些地方允许组织清乡会和敌人和平苟安进行妥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在战略上退却逃跑，以及执行单纯的坚壁清野政策，阻碍了革命战争的发展。没有充分开展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完全忽视了地方动动的配合，没有及早订出军事汁划，既经决定计划之后，事行动动迟缓，不得迅速执行②等。因此，在这次永坪镇扩人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号召陕甘根据地党和红军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这时“左”倾错误还没有来得及在陕甘根据地党和红军中全面贯彻执行。因此，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和红二十六军坚持陕甘边的部队以及游击队、赤卫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仍然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初步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劳山、榆林桥战斗后，驻瓦窑堡敌人惧遭歼灭，弃城而逃。这充分显示了刘志丹关于集中主力，歼灭南线之敌，打破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的正确性。但是，红军在南线作战的胜利，却被朱理治、聂洪钧等人严重歪曲了。他们在《中共陕甘晋省委关于庆祝劳山大捷及夺取瓦窑堡空前胜利的紧急通知》中，将这次胜利硬说成足“党战胜右倾取消主义的胜利”，是“克服了过去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的残余与游击主义的错误”，“切实地组织了瓦窑堡地方暴动”的结果。为了存政治思想和反“围剿”作战中进一步贯彻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朱理治、聂洪钧在组织上实行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路线，打击执行正确路线而不同意或反对他们“左”倾错误的同志。他们取消了“西北工委”，成立了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担任正、副书记，他们又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以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不公正地将刘志丹排除在陕甘晋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他们对创建苏区有功绩，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和红军的干部，大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并指责这些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加之_打击。正当反“围剿”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执行者们却不顾敌强我弱，敌军大兵压境的严重形势，利用他们在组织上取得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强行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号召在陕甘根据地党和红军中更加猛烈地开展反对反革命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义。彻底肃清右倾取消主义的反党派别。顿时，残酷斗争的恐怖阴云布满了陕甘革命化根据地的上空。 为了贯彻“左”倾错误，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迫不及待地在陕甘根据地的后方机关开始了错误的“肃反”。他们将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原红二十六军）从前线调到安塞县的高桥，把红八八十一（原红二十七军）调到鄜县的羊泉原。为错误“肃反”作好准备。然后在甘泉县夏寺湾的王家坪召开会议。根据陕甘晋省委会议确定的“肃反”方针，部署了具体的“肃反”计划。任命戴季英为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负责“肃反”事宜。朱理治、聂洪钧等根据“根据地要依靠肃反老巩固”的荒谬的理论，根据“反节命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的错误认识，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在党内军内开展“肃反”。戴季英早在鄂豫皖苏区时就推行过张国焘的错误“肃眨”路线。大搞扩大化，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枉杀了不少革命同志。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他又将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错误“肃反”经验带到陕甘根据地，在朱理治的支持下，颁布赤色戒严，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一个月内便将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下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部逮捕，几乎无一幸免。他们对被捕的同志进行严酷逼，有德关押在狱，有的悲惨杀，据不完全统汁，这次“肃反”惨杀陕甘边党和红军干部战士达200多人。 更为恶劣的，朱理治、戴季英提名要被捕的同志承认刘志丹师“右倾反革命的首领”。后来，他们根据从后方被捕人员口中刑讯逼出来的材料，硬说刘志丹、习仲勋、杨森、张秀山、刘景范等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都是反革命右派，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为了逮捕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朱理治等人立即以陕甘晋省委的名义，指令聂洪钓在前方逮捕刘志丹同志，但又恐怕在前方逮捕刘志丹会发生“乱子”，他们又展阴谋。10月6日，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红十五军团保卫部准备逮捕刘志丹。遂以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之名，将刘志丹骗到瓦窑堡后加以逮椭。当时，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送戴季英命令的通汛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看到了逮捕命令时，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但是刘志丹头脑非常冷静，他“明智一部分同志被枉关起来，自已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越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人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刘忠丹同志具有极高党性觉悟，具有顾全大硒的优秀思想品质。为了不使党内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为了保存陕甘根据地。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有一个落脚点，他丝毫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将信叫还给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说我自己去瓦窑堡”立即翻身上马，毫不犹豫地毅然直赴瓦窑堡，打算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被捕，也不要逮捕前线其他红军干部。但他一到瓦窑堡即被打入监狱，连他带着五岁的孩子的妻子同桂荣也被打入劳改队。随后，聂洪钧、戴季英等人又在前线逮捕了杨森、习仲勋、刘景范、郭宝珊等许多陕甘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干部。制造了一场大案。 刘志丹等被捕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罗织了许多罪名，攻击刘志丹同志。他们硬说“刘志丹没有打下横山是反革命阴谋”，“同国民党军队有秘密勾结”，“创造苏区创造红军是为了消灭苏区、消灭红军”。甚至对刘志丹的赤胆忠心，人义凛然行为进行污蔑。说刘志丹知道自己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①他们还给刘志丹加上了“反革命”、“白军军官”、“反革命右派首领”等大帽子。进行政治迫害。刘忠丹承受不白之冤，在监狱受尽折磨，面对随时都可能处死的残酷现实，始终泰然处之，体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者的胸怀和情操。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制造的错误“肃反”的灾祸，给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在反“围剿”作战的关键时刻，把刘志丹等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干部抓起来，严重地挫伤了部队的士气。此外，“左”倾冒险主义者，还在前线部队中，就地惨杀了许多忠诚的红军干部战士，造成了红军部队和根据地群众人人自危的恐怖混乱局面王明“左”倾冒主义错误在陕甘根据地起到了敌人无法起的破坏作用，恶果是很大的。它使许多忠实于党的革命事业来的的红军干部蒙受冤屈。并进而引起了红军部队很大的动摇恐慌，使红军力量受到削弱。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在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部队之间，在红二十五军与陕甘根据地人民之间关系也顿时紧张起来。根据地基层干部和群众，只要听到南方战士来了，就慌忙地上山逃跑。使苏区一天天缩小。①地主、豪绅、反革命分予乘机捣乱，进行挑拨煽动，致使根据地的一些县区发生反水现象。这时，敌人也增调兵力，完成了对根据地“围剿”的新部署，妄图从南北两路夹击红军而消灭之。在内忧外患的严重威胁下，本来形势大好的陕甘根据地，一下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四、党中央挽救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危机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彻底胜利 （一）党中央及时制止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同志被释放 在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处于存亡绝续的紧急关头，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迅速地向陕甘根据地挺进。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进占哈达铺。毛泽东从缴获到的敌人报纸中了解到了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展壮大的详细情况。9月22日，中央军委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一定要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后，中央军委将一、三军团及干部团等部队共6000余人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杨尚昆任副政委。陕甘支队组建后，以佯攻天水的动作，把敌军主力吸引于天水方向，然后以急行军自武山、漳县之间，迅速通过了渭水。9月26日，陕甘支队进抵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丁扩大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贾拓夫同志介绍了陕甘根据地的情况。①会议确定了以陕甘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大本营。随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率领下连续突破两道敌封锁线，翻越六盘山高峰，进入陇东地区，行军七天，经镇原、环县、花池境内的12个区，48个行政村，113个自然村，176个村庄行程510华里。10月19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竹根据地吴旗镇，就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此时。敌东北军骑兵笫二军何株国部第六师师长白凤翔率四个骑兵团尾追中央红军，紧紧跟了上来。毛泽东在吴旗镇召开会议说，我们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赶快打退他们。他集合陕甘支队的干部讲话，动员大家要坚决打退敌人，②割掉“尾巴”，进入陕甘根据地。10月21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向敌展开英勇反击。红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猛攻敌阵。顷刻间将敌截为数股截，与敌展开激烈格斗。敌军指挥系统顿时失灵，敌军乱作一团，仓皇上马。妄图夺路逃窜。红军猛攻猛打，敌人在红军的猛烈打击下，东奔西窜，无路可逃，伤忘甚大。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一举歼灭一个团，击溃三个团，俘敌700余名，缴获战马：1000余匹和大量武器弹药，痛快淋漓地割掉了这个“尾巴”。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给根据地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吴旗镇的人立即用鸡毛信将这一特大喜讯传遍了各个村庄。赤源县委立即派了一个赤卫军大队长，抬着牛、羊慰劳中央红军，陕甘晋省委也派人前去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苏区人民全体行动起米，为中央红军赶制棉衣、棉鞋。同时。当地的干部群众也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了在陕甘根据地错误“肃反”中刘志丹等大批党和红军干部被捕被杀的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了解到这一严重情况，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李维汉、贾拓夫等人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政治保卫局，先把事态控制起来，避免进一步恶化。吴旗镇切尾巴战斗之后，毛泽东立即挥师洛河川南下，11月3日到达廿泉县的夏寺湾。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达夏寺湾后，立即听取了有关汇报，召开会议研究“肃反”问题。当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谈及逮捕刘志丹等人的情况时，毛泽东当即严肃指出：“把刘志丹都逮捕了？要慎重！考虑一下吧！”同时，党中央决定由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等人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开始了纠正错误“肃反”的工作。11月初，中央组成了秦邦宪领导下由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反”问题。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及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会上王首道代表五人“党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但当时的党务委员会着眼于尽快分清革还是反革命。以便迅速释放刘志丹。没有也来不及对陕甘边根据地特委及红二十六军的路线作调查研究，因而作出了陕甘边区及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的论断，并认为“进行肃反工作是必要的。”①这样就对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带来了一定不良影响。1935年12月初，毛泽东来到瓦窑堡后，立即听取了王首道等同志的汇报。他严肃地指出：这次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逮捕刘志丹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的狂热病。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均应释放，恢复领导工作，同时，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直接执行这次错误肃反的聂洪钧、戴季英以纪律处分，并在中共中央党校批判戴季英的严重错误。 对于这次错误“肃反”，党中央十分重视。在相隔7年以后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中，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再次对错误“肃反”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以及错误的性质进行了客观的分析。1942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中央根据10月（1942年）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于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1935年9、10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以上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②从而对错误“肃反”作出厂客观公正的结论。 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刘志丹先见到周恩来，他亲切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高兴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①接着周恩来又领刘志丹会见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安慰和鼓励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都好办”。入冬后，他看到毛泽东还没有穿棉鞋，就让爱人赶做棉窝窝鞋，要求里子要棉，帮子要紧，鼻梁要高，底子要厚。他说：“你知道，毛主席脚踏千山万水，要踏倒三大敌人，在冰雪风寒里指挥千军万马，创建一个新中国！②他怀着对毛泽东的崇敬深情，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忘我工作。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刘志丹一再谦虚地表示：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强调大家不要记仇，中央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奋斗。在此前后，有些受迫害的同志出于对‘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愤怒，多次要求刘志丹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处理犯错误的人。刘志片胸怀坦荡，一再进行解释说服工作，他一方面严肃批评那搞错误‘肃反’的人是不相信从土地革命中生长起来的红军，不相信从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而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①另一方面已在劝勉受害同志，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常说：“党内历史不必急，要相信党中央、毛泽东会分清是非，做出正确结论。②他要习仲勋同志转告受过整得同志：”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同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要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大局识大体，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加强团结。在他得影响下和带领下，许多受害同志都不去计较个人的恩怨，勤恳为当工作。西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③ 刘志丹出狱的喜讯传来，根据地军民振奋，大家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乡亲们见了刘志丹纷纷关心地说：“总指挥啊！听说你也受了些委屈。”刘志丹笑呵呵地说：“没有啥！我这不是好好的在工作么？”在神木境内，一位70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拄着拐棍老远赶来看老刘。人们问老人，你双目失明怎么看望老刘？她说，我看不见，也要摸一摸。刘志丹站在老人面前，让老人把他从头到脚摸了个遍。老人泪流满面，不住地说：“好哇！……好哇，你是咱们老百姓的好人呐！” 直罗镇战役后，中共中央任命刘志丹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兼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员等要职，恢复了刘志丹的工作。随后不久，中央陆续给一大批受了迫害的党和红军领导干部安排了工作。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保护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党的好干部。从而从内部消除了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危机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党中央的到来以及实行了正确的政策，清除了根据地内部的严重隐患，才能使陕甘根据地得以巩固，从而使全国红军长征有了巩固的落脚点。 （二）直罗镇战斗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1935年11月6日，为粉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根据地根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周恩求等率领中央红军到达了甘泉以南的象鼻子湾。与刚刚结束张村驿战斗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为了统一陕甘根据地红军部队的指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国工二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任政治部代理主任，张云逸任副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笫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其编制序列及领导人为： 笫一军团（由红军陕甘支队编成）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二师（师长刘亚楼、政治委员肖华）、第四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彭雪枫）及直属笫一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黄振堂）。 第十五军团（由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和红二十五军组成）；余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周士弟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冯文彬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明先）、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 此时，原陇东的红二十六军部队被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红二十六军笫四十二师的红二团、红三团、骑兵团及西北抗日义勇军被整编为二三二团、二三三团、二三四团和骑兵团。红一团仍留用在陕甘边南区坚持游击战争。因此未能参加整编行动。 这时，敌东北军又掉六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陕甘根据地大举进犯。东边六十七军之一一七师沿洛川、鄜县北上西面五个币，即东北军五十七军一0九师、一一一师、一0八师、、一二0师、一0六师，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东进企图在鄜县地区夹击红军。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反“围剿”的形势，决心由甘泉向南作战。诱敌深入，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敌西路沿葫芦河进攻的一至两个师，继之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围剿”；尔后向洛川、中部（今黄陵）、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扩人根据地和红军。作战计划是：将敌放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红军兵力。采取侧击、包围、突然攻击的战法。歼灭突入之敌；得手后再歼灭敌后续部队。为保证在直罗镇歼敌，以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的第二四一团继续围攻甘泉城，以调动敌人东进；以二四三团在鄜县西羊泉镇，牵制鄜县、中部之敌西援，保证直罗镇歼灭战的胜利。 直罗镇位于鄜县西南，距鄜县约120华里，三面环山，一条从南到东的大道穿镇而过。镇子的东头，有一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石头砌成的寨墙基本完好，镇子的北半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平静的小河。河川南北两侧是高山，山顶多灌木。山坡多乔木森林，便于屯兵隐蔽。这样的地理条件，对红军作战十分有利。 为了保证直罗镇战斗的胜利，毛泽东和彭德怀亲临直罗镇观察地形。决定以红十五军团主力隐蔽埋伏在直罗镇的南山，并以一部分兵力隐蔽在直罗镇与黑水寺之间的张家湾南山，当敌进入包围圈后，即截断敌人的前后联系。以红一军团主力隐蔽埋伏在直罗镇北山，并以部分兵力隐蔽在张家湾北山，准备阻击敌军增援部队，追击溃逃之敌。红一方面军指挥所设在直罗镇北山的宝塔一带。按照统一部署，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主力立即在直罗镇一带隐蔽集结，进行战前的准备工作。红军情绪高涨，以逸待劳，决心打好会师后的这一仗。 11月20日下午，敌一0九师牛元峰部在六架飞机的掩护下，果然到达直罗镇，落入红军的“口袋阵”之中。当天傍晚，毛泽东一声令下，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向敌人展开了全线进攻，在拂晓前，红军将敌一0九师紧紧合围在直罗镇。天刚亮，两路红军就象两只铁拳，砸向敌军，顿时冲锋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了东方朝阳中的大地，红军战士在冲锋号中飞身跃进和冲入敌人的阵地，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声，汇合成轰轰隆隆的臣大声响震动着大地。敌人遭此突然打击，晕头转向，指挥失灵，建制混乱，被紧紧夹在梁山之间的川道里，失去了抵抗力。经过不到两个小时的激战，红军攻占了敌一0丸师师部所在地直罗镇，大部分敌军被歼灭。只剩下敌师长牛元峰率残部逃到镇东头那个小寨里，指挥残部负隅顽抗，等待援兵。这时，毛泽东下令，以部分红军围困寨子，主力红军急行军迎击敌援军一0六师。在击破战中，敌一0六师一个团被红军歼灭于鄜县黑水寺，一0六师破击溃。傍晚，主力红军刚回师直罗镇，再次攻击寨子中的残敌。敌师长牛元峰固守待援成了泡影，慌忙弃寨逃跑，又被红军追击部队歼火，牛元峰也被红军俘获。至此，直罗镇战斗胜利结束。此战红军歼灭一个整师及一个团，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直罗镇战斗之后，敌一0八师、一0六师残部星夜逃回甘肃合水、太白镇一带，南线敌人的一个师也退回洛川一带防守，北线和西北线的敌军闻风丧胆，不敢远离据点轻举妄动。这样国民党、蒋介石精心组织的笫三次大规模“围剿”被彻底粉碎。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地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个奠基礼。” 五、陕甘边红军的发展与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 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在关于党中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的决策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认以。一种意见认为，党中央师到达哈达铺以后，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才得知陕甘边和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于是作出了以陕甘根据地为长征落脚点的决策；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由于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派秘书长贾拓夫到中央苏区的汇报，党中央早在长征前就知道陕甘边和陕北红军与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情况。因此，不存在“一张报纸定去向”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两钟认识均不全面和准确。现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阐述如下： （一）党中央虽然早就知道陕甘边有红军和根据地，但在长征到达哈达铺之前，对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知之甚少，更不了解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情况。 可以肯定地说，党中央不是到哈达铺以后才知道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的。事实上，早在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就曾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红军。”党中央还命名陕甘边红军的番号为第二十六军，并且“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已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6月下旬，当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建立北方苏区的问题。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出席了这次会议。在研究西北工作时，会议重申了1932年4月20日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确定立即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以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为红二十六军政委，并派曾长清来陕西接任杜衡所担任的省委工作。①同年12月，红二十六军正式组成，并投入了创建照金苏区的工作。1936年6月，红二十六军在杜衡的错误指挥下，南下渭华失败，此后陕西省委被敌破坏，耀县起义被镇压，渭北游击根据地和照金苏区相继丧失，陕甘边革命转入低潮。 1933年10月中旬，陕甘边临时红军总指挥部率红四团及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陕北一支队等红军部队北上陇东，并开创南梁根据地。此后一段时间内，由于陕甘边特委书记秦午三到西安向省委请示工作时被捕叛变，陕甘边特委与上级党组织一度中断联系。同时，因技术原因，陕西省委被敌连续破坏后成立的“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向中央密写的报告也看不清楚。与中央的联系中断。因此，中共中央在长征以前对南梁根据地开创与红二十六军的发爬，关中、陇东、陕北三路游击区的开辟情况不甚了解，在长征以后对于1935年以后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并在二十多县建立了工苏维埃政府，根据地发展到北起长城、南举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的广人区域，红军主力已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等情况更无法了解。因此，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之前，召开的俄界会议上中共中央考虑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时，还没有将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这是可以理解的。 再说，贾拓夫同志离开陕西省委去中央苏区汇报工作的时间，正是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红军及根据地发展的低潮时期。1933年7月底，耀县起义被镇压，曾在耀县王泰吉骑兵团中工作的贾拓夫等人回到西安。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被敌特务盯哨，杜衡和袁岳栋被捕，贾拓夫和高岗趁混乱脱险。杜衡和袁岳株被捕后，立即叛变了革命，出卖了他们知道的所有组织和党员，并且带领敌人密探，冒充我地下工作人员，与党团组织接头，在大街上盯哨捕人。敌人很快逮捕了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中央交通员冯鸣玉、省委技术科长刘政远等大批共产党员，还开列各县党员名单，白色恐怖笼罩西北地区，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处境异常危险。① 在此前后，红二十六军已经在南下作战中失败，渭北游击根据地也被敌占领 照金苏区也处在强敌的围攻之下，面临被摧毁的危险。这些情况贾拓夫是了解的。 1933年8月7日，为了应付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后的严重形势，在西安白鹭湾等地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议讨论了省委被破坏以后的政治形势和党团组织的各项工作，决定派贾拓夫去中央苏区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高岗去照金苏区恢复和开展红军的武装斗争。②由此可见，所谓“根据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派秘书长贾拓夫到中央苏区的汇报，党中央是知道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看法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当时，在贾拓夫去中央苏区时，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更是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谈不上创造陕北苏区的问题。因此，贾拓夫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根本不可能涉及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在1933年底至1935年7月的大发展情况。这也正是中共中央在长征到达哈达铺之前对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发展情况虽有了解，但知之不多，对陕北红军和苏区后来的发展完全不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正是由于对陕甘边和陕北红军的发展情况尚未全面了解，因此。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党中央在提出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任务中，仅仅将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存在作为一个有利条件来考虑。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翻越大雪山——夹金山后，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这时，两个方面军都已离开了原有根据地，关键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立新的根据地。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新根据地需要具有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好机动；二、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三、经济条件较好。结论是应该去“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会议通过了这个战略方针。6月28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万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① 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在这期间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例如在过草地前，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6日，在沙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就曾提到：由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①《决议》还指出，为了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在“红军到达陕北后，则须更大地建立与加强当地的工作。”② 当然这里所讲的“红军到陕北后”，不是指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而是为了达到开辟川陕甘苏区这一总的战略目的所采取的一个具体的行动方针。对此，党中央在8月20日召开的毛儿盖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中说得很清楚，如说：“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并给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与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间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这里讲的很清楚，红军到达陕北的目的。是为了将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苏区与川陕边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和通南巴游击队的活动联系起来，重点是要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补充决定》要求红军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山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然后依托这一地区向川陕甘广大地区发展。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中共中央对陕甘边红军和苏区以及北方其他地区的红军的情况虽有所了解，但掌握情况不多（例如中共中央在河窝会议中提到“发展活跃”的陕南红二十九军就早已在1933年4月失败，此时根本不复存在，中央对此却全然不知），尤其是不了解陕甘边、陕北红军及根据地在1935年以后兴旺发展、蓬勃日上的情况，因此，并没有把陕甘边红军开创的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而是将陕甘边的红军和根据地（由于消息的长期隔绝，此时在中央的的认识上陕甘边红。军的力量仍然是很小的）作为开创川陕甘以及整个西北苏区的一个有利条件来考虑。 （三）正是由于对陕甘边红军的发展情况了解不多，中共中央在俄界会议提出放弃川陕甘方针，决定去陇东和陕北汇合陕甘边红军，以游击队战争打通国际路线。 毛儿盖会议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贯彻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着手解决红军的统一指挥问题，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8月27日，右路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率领下，胜利地走出了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29日红军发起包座战斗，全歼敌嫡系胡宗南部笫四十九师，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但是张国焘率领左路军经草地到达阿坝后。按兵不动。党中央为了捕捉战机，曾三令五申。命令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靠拢。以集中红军的主力向武都、西固、岷州等地前进。在中央军委的一再催促下，左路军部队于9月3日进抵墨洼附近，但张国焘又借口噶曲河涨水，拒绝率领左路军向巴西地区开进。张国焘不仅拒绝中央命令，而且采取了要挟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的分裂行动。9月9日晚，中共中央遂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境，于翌日凌晨3时半离开巴西，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到达俄界地区。 这时，因中共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势单力薄，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已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问题，不仅仅是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问题，而更紧要的问题是红军下一步究竟应怎样行动。为了适应形势的重大变化，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在点名揭发批判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反党错误的同时，着手研究和讨论了北上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问题。 关于北上红军当时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俄界会议报告中指出：“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补充决定》上说的向黄河以东。但这个方针应该有些不同，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疗面军主力一、三军团，所以应该更加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与指示。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们是国际一个支部，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就永久打游击战争，我们不应把自己变为瓮中之鳖，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力量是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改变，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的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面军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但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走向大张旗鼓，以游击战争打过去，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我们在岷州、天水间长久活动是不可能的。陕北、甘东北是我们必经之地，可能时争取休息。” 会义决定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13日，党中央和军委即率领陕甘支队离开俄界继续北上。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由于北上红军力量较小，中共中央被迫放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 第二、俄界会议决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先去甘东北（即陇东）或陕北会合陕甘边红红军二十六军。随后以游击战争去打通国际路线，到苏联边界去； 第三、由于对陕甘边红军和苏区发展情况仍不甚了解，中共中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创造陕甘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是较小可能性的。因此，在俄界会议时还没有形成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并将陕甘根据地作为全国革命大本营的观念。 第四、哈达铺整编时，中共中央从敌人的报纸上进一步了解到一些陕甘根据地和红军发展和活动的新情况，这对中央作出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起了促进作用。但此时中共中央仍未正式作出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的决策。 俄界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乘敌人兵力重新调整之机，迅速率领中央红军挺进甘南地区。9 月17日，突破腊子口天险，歼灭守敌鲁大昌部两个营，接着翻过最后一座大雪山——大剃山，先头部队于9月18 日占领哈达铺。中共中央于9月21日下午进驻哈达铺，并利在哈达铺休息的短暂时间，对红一、三军团进行了整编，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此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中了解到一些陕甘边、陕北苏区和红军发展、活动的新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使中共中央领导层十分振奋。据聂荣臻回忆：“在哈达铺获得了敌人一张报纸，才知道陕北还有根据地。我赶快派人把报纸送给毛主席，这才决定向陕北进发。”①9月22日，在哈达铺的关帝庙，中共中央召开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重点通报俄界会议的决定，同时也通报了了解到的陕甘边和陕北红军及苏区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风趣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② 由于从敌人的报纸上了解丁陕甘边和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情况，这个意外获得的消息，引起了中共中央对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高度重视，促使中其中共中央下决心进一步研究和了解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情况，这对于改变俄界会议关于“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到苏联边界去”的决策，对于形成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的决策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据此就说中共中央在哈达铺正式作出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甚至说“_一张报纸定去向”，这未免流于轻率。因为，第一，现在还没有任何原始材料证明，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出关于红军落脚点的重大决策；第二，红军在哈达铺休整后，中共中央提出：“红军去陕北”的方针，基本上仍然是在贯彻俄界会议关于红军经过甘东北、陕北打通国际路线的决策；第三，决定“红军去陕北”和确定“红军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在哈达铺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讲过红军要去陕北，但这不等于说已经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同样，中央领导同志在看到敌人报纸以后，有一些事关落脚点问题的讨论也是可能的，但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中央在哈达铺已经正式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的决策。 （五）榜罗镇会议前，中共中央又得到了新的材料，对陕甘边和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在榜罗镇会议上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并正式宣布以陕甘根据地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哈达铺整编后。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更加注意搜集和整理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消息，从而进一步了解到西北红军及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读报笔记中可以看到，一是中央了解到了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的实力。据敌人报纸的报道：“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其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为匪军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军等则其名，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二是中央了解到了陕甘根据地的规模。据敌人报纸报道：由于陇东“毗连陕西、宁夏边区，地区辽阔，人员稀少，山脉起伏，槐林密茂……苏匪乃据险发展意志……去冬攻曲子，陷长武。陇东震动。”这样就造成了“全陕北二十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县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共产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之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卫军二万。”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及毛泽东逐渐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策。9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榜罗镇召开。虽然现在还未发现榜罗镇会议留下的原始材料，但在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与西北红军会合以后，中共中央于10月下旬在陕北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秦邦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的原始记录中，对榜罗镇会议有所记载，现摘录如下：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报告中指出：“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惮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会合（指与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会合——笔者注）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现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上述记载载表明，正是由于在榜罗镇会议前，中共中央又得到了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展壮大的新材料，得知了西北红军的实力和陕甘苏区的规模，从而在榜罗镇会议上正式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的重大战略决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由于陕甘根据地不断翊发展壮大，西北红军力量不断增强。终于使其有能力、有力量担负起全国红军战略大转移——长征的落脚点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由于党中央对陕甘根据地情况的了解不断准确和深化，先是作出汇台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创造川陕甘苏区，尔后在俄界会议作出先到陇东或陕北汇合当地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最后终于在榜罗镇会议放弃了打通国际路线的疗针，作出了以陕甘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 正文 第八章 陇东红军的各项制度建设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想夺取政权并在夺取政权之后巩固政权，必须建设和强化自己的人民武装。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如何在偏僻的山区农村建设坚强而又巩固的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这是中共陕甘边特委和军委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中，陕甘边党和红军逐渐吸收和借鉴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红军建设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本地实际和红军自身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红军建设的正确政策和制度，逐渐克服了部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使陕甘边红军成为一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从而保证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 一、陕甘边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 （一）建立、健全党的工作制度和机构，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使红军真正成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这是红军建设的最根本原则。早在南梁游击队成立时，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就十分注意加强党在部队中的领导工作，在部队建立了党支部等基层组织，并由在三年“兵运”工作中培养起来的党员干部担任各级军政领导职务。使南梁游击队从建立之日起就成为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据王世泰同志回忆： “当时部队只有三十几个党员，六个小组。名义上杨树荣负责，实际上大小事情都由志丹同志领导。杨为支书，曾在高双成部工作过，参加过渭华暴动。方英述为宦传委员，我为组织委员。党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发展了一部分青年及贫农成分的党员，许多党员如刘景范、刘约三、魏估民、杨附荣等都是部队的骨干，这些党员真正起了核心领导作用。好枪好马全掌握在党员手中，班排连长主要干部都是党员，团结群众很好。对于哥老会土匪成分的人采取争取政策，拜兄弟拉私人感情”。“在党内及群众中。志丹同志的威信都很高，因为他在军事、政治、战斗经验上都比我们一般党员强。他隹过黄埔军校，在马鸿逵部当过政治部主任，尤其在渭华暴动后大家都知道志丹同志是个共产党员。”① 在南梁游击队期间，部队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陕西省委保持着经常的联系，陕西省委通过地下交通线及时地将党的指示传达训部队，使部队正确地执行党的政治任务。但是，由于南粱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最初建立的革命武装，因此，在这一期间，党在部队的工作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一是党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机构以及连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二是部队在连队中未建立党支部，影响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众所周知。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七的小组，在连以上没立党代表。这是红军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好传统，它保证了党的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使红军在苦战之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但是，山于南梁游击队中党的工作刚刚开始起步，这些优良的制度尚未在部队中推广和贯彻。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党的工作制度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完善。遵照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设立了党的委员会，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荣子青为委员。在两个支队中都建立了党的支部委员会，这样就使党的工作机构得到了健全。但是，在这期间，红军的政委制、政治部制度、连队党支部制度和党代表制度仍未建立起来，仍然影响着红军中党的工作开展。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诞生以后，红军的一整套工作制度开始在部队中建立起来，表现在：一是建立了政委制和一政治部制度，部队在指挥部和各大队设立了政委职务。“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是红军中苏维埃政权与党的代表，他对于部队的纪律、政治觉悟与战斗力的加强等与军事指挥员负同样的责任。党的团的组织任务是提高红军战斗员的政治觉悟，巩固部队的纪律与战斗力，他们在政治委员的指导下工作。…挪，同时还建立了政治部，配备了专职的政治工作人员，专门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及其红军的纪律检查工作；二是在连队（当时称大队）建立了党支部，并设立了党代表（当时也称政委）；三是在部队建立了党委（当时称队委会），整个部队由党委统一领导，重要的问题都要经党委讨论决定。从此，红军中党的工作制度和机构就逐渐完善起来。 红二十六军建立以后，党的工作制度和机构进一步得到了贯彻。一是在红军部队的师、团两级中部建立了党委，连队没立党支部和政治指导员，班、排设立了党小组。从而形成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委——各团委——各连支部这样一整套党的工作机构；。二是在各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和各游击队也建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制度，在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设立了政委职务，建立了党委。在各游击队建立党支部，从而形成了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会——各支队党支部、游击队党支部这样的工作体系；三是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设立了党的特委和党的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和领导边区的一切革命武装力量和苏维埃政府、地方费组织、群众组织的工作。 由于陕甘边红军中建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党的工作机构和制度。因此，就使红军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中。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在部队中得到贯彻。 （二）建立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用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信念去教育广大干部战士 刘志丹等共产党人从开始创建陕甘边红军时，就注意把政治工作放在建军工作的首要位置，使之成为红军团结群众，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 早在南梁游击队初建时期，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就注意对农民绿林武装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刘志丹等同志的帮助教育下，赵连壁树立了革命思想，他表示坚决跟刘志丹为穷人打天下，毅然把部队交给刘志丹整编为南梁游击队。杨培盛、贾生财也先后接受了革命思想。这样就为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准备了条件。 在陕甘边红军创建以后，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更加注意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军委以及红四十二师党委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概括起来看，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一支强大的红军部队是开辟陕甘边根据地的首要条件和坚强柱石。在激烈残酷的游击战争环境，必须加强和巩固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赤卫军队伍。任何削弱红军的企图，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第二，要用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武装干部战士的头脑，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部队，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反对并及时地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和思潮。 第三，必须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酋长分工负责制度，红军必须永远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师、团、连队各级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和团结核心的作用，使枪杆子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防止军阀主义作风的发生。 第四，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利已主义、特权思想的侵袭。陕甘边红军还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制定了一条纪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枪毙。 第五，红军战士要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组织和贫农团、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 第六，必须实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认直学习和运用过去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注意研究反“围剿”战争的新特点。 第七，必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作战，实行全民皆兵的方针，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 在红军的革命战斗赢得伟大的胜利时。刘志丹等同志就以此来鼓舞战士和群众的革命热情。1935年4月，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首战告捷，歼敌一个精锐连，随后与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举行了万人联欢祝捷大会，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纷纷赶来想听听刘志丹的讲话。刘志丹在会上所作的讲话巾，风趣地说：“现在的这些胜利仅仅是开始，就象大家常说的那样‘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哩！’”，一席话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群众的斗志。 当红军部队因受“左”倾错误的干扰，在革命战争中受到挫折时，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就以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乐观主义的态度来感染部队，使战士们相信，困难和挫败只是暂时的，胜利一定属于红军。他给战士们讲革命早晚一定能成功的道理，还生动讲述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增强了战士们必胜的信心。① 1932年冬季。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对陕甘边红军的干扰，使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红军失去了依托，连战失利。一时间部队士气低落，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影响部队，他亲自动手为部队做饭，给战士们打麻鞋，夜间替战士站岗放哨，为战士们讲解革命的道理。以官兵一致、军政一致的模范行动，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日日夜夜，刘志丹等人耐心进行革命理想和信念教育，使战士们坚持战斗，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在做郭宝珊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时。刘志丹派出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人员，耐心讲解红军的军纪，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讲为谁打仗等等。在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后来，成立了党支部，发展了党员，部队处处都有政治教育，没有一个开小差的。总的来讲，这些人把血献给了陕北。”① 由于扎实、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陕甘边红军部队能够自觉贯彻执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建立了自觉的革命纪律，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发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使整个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整个陕甘边红军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陕甘边红军几经挫折，几起几伏，但是，广大干部战士始终抱定革命的信心和决定，下定决心，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在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干部战士英勇顽强，不怕流尽最后一滴血。在监狱里和法庭上，无数的革命战士大义凛然，慷慨就义。骑兵团长赵国卿负伤后在群众家中养伤，后被敌人搜捕抓去，宁死不屈，被押到合水英勇就义。红四十二师师师长王泰吉在搞敌军策反工作时，被敌逮捕，受尽酷刑，英勇不屈，慷慨赴死，正因为如此，陕甘边红军成为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英雄部队，从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党中央和全国红军保存了最后一块根据地，完成了历史赋予她的艰巨任务。 （三）建立全部队的民主生活制度，形成人民军队特有的新型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 建立和健全部队的民主生活制度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优良作风之一，也是红军区别于军阀部队的显著标志之一。早在红军陕甘游击队诞生前后，部队的民主生活制度就已经开始在部队建立起来。由于甘边红军的主要成分不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通过起义分化出来的，因此，军阀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在部队巾没有很大影响。在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之初，部队就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大小事情都由它决定。部队很民主，经济也完全公开。战斗中得了胜利品也由士兵委员会来分配。据阎红彦回忆： “起先，部队里没有炊事员、饲养员，指挥员也和大家一起做饭、喂马。马都是骑兵、交通员、病号们骑的，指挥员从来不兴骑马。一到衍营地，指挥员分了房子。派了哨位。还要同战士们一样轮班站岗放哨。如果有人来谈事情，临时就找个人代岗，谈过了再来站。指挥员要是有一次没有指挥好战斗或是有什么缺点，开士兵委员会时，战士们在大会上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他。最好笑的是只要会上有人说不赞成他当指挥员，这个指挥员就当不成了。谢子长同志和刘志丹同志部曾经叫大家撤过职，我也叫战士们撤过职。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谢子长同志和刘志丹同志在撤职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半句怨言。过了几天。大家觉得，还是‘老谢’和‘老刘’能行，就又重新推举他当总指挥了。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群众慰劳了两条哈德门香烟，谢子长同志作主把香烟统统分给了伤员们。士兵委员会知道了。认为没有通过他们，这种分法不公平，给谢予长同志提了许多意见。”① 当时，红军干部和战士完全是平等的关系，指挥员们天天与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哪个战士叫什么名字，有什么脾性，全都弄得清清楚楚。一到宿营地，指挥员就到各窑洞去看战士，问寒问暖，关怀备致。谢子长和刘志丹年岁较长，战士们对外公开叫他们总指挥，平时总是亲切地叫他们“老刘”或“老谢”。谢子长同志有时在口袋里装些炒熟的豆子，到战士们住的窑洞里，给这个战士抓一把，给那个战士塞一把，坐下来就和大家谈心，或者讲故事，说笑话，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满窑大笑。因此，战士们对指挥员非常熟悉亲热，彼此之间一点也不拘束，就象亲兄弟一样。 由于陕甘边红军在初建时期，部队人员较少，尚处于向正规红军的过渡阶段，因此，部队的这种民主生活方式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民主生活方式也有缺点，这就足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在部队中影响较大，不利于指挥员集中精力来研究部队建设和作战问题。 后来，陕甘边红军通过陕西省委了解和领会了江西苏区中央红军的一套民主生活制度，还认真学习丁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上所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的小册子，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消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敞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根本不相容的。”①“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② 从此，陕甘边红军的民主生活制度开始按照“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方针逐渐健全和完善起来。一是树立指挥员的权威，规定了指挥员可以不放哨，部队设了参谋人员。使部队有了简单的分工，指挥员摆脱了不少事务，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部队建没和作战指挥问题。“为了反对游击习气，规定要互相敬礼，一开始很不习惯。有的人一边敬礼，一边忍不住地笑。”③二是党委的决议必须坚决执行，决不能以种种借口阻扰党的方针的贯彻。三是建立了民主生活的机购和制度，成立了经理部（后勤工作单位）、医务室、列宁室（俱乐部）。还设立了一个小型的修械所，进一步完善了士兵委员会，规定了它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就使陕甘边红军的民主生活制度更加健全起来。 陕甘边红军的民主生活制度使红军真正做到了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培育了部队的民主作风。刘志丹的民主作风就是陕甘边红军民主作风的表率和模范。他虽然担任过总指挥、师长、军委主席等重要职务，但他每到一地，就立即深入群众了解当地的敌情、社情。因此，他熟悉陕甘边区的每一座山岭，每一道水沟，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村庄，人们都称他为“活地图”。行军时，他对部队的宿营、岗哨都布置得十分严密。住下来后，他常抽空和战士一起拧麻绳，打草鞋。他自己也和战士一样；身穿千补百纳的衣服，脚登麻鞋。他的生活非常艰苦，在那时，他家里只有两只大碗，两双高梁杆筷子。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访问他的群众，他想招待却没有东西，最后找到了一个南瓜，煮熟后又因碗筷少只好轮流着吃。由于刘志丹平易近人，热爱群众，他在红军和人民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深受战士的爱戴，他的民主作风和艰苦朴素的品德也对整个部队优良风气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坚决执行红军的三大任务，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在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锻炼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 中国工农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中国，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因此，中共中央在给中央苏区红四军的“九月来信”中明确提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三大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 在陕甘边地区，红军在执行三大任务的条件方面。面临着不利的条件。陕甘边地区未曾经过大革命风暴的冲击，这里直至红军游击队创建以前一直未曾有过如同南方各省那样广人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未曾有过工农阶级同豪绅地主阶级的有组织斗争。“那里过去不但没有党的组织，而且群众连共产党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过。”①“群众接受新的思想力甚差，尤其那个地方之封建迷信组织又相当强大而普遍（庆北成年人中人中占十分七八），如哥老会、天门会、释教会，这些组织带着很浓厚的封建保守迷信，他们对革命事业一点也不懂得。因此发展党的组织。必须要估计到这些客观的具本条件。如果你盲目地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不但不会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相反会把党葬送在这些封建的迷信的污泥坑中，这在当时是不能不注意的事情”。②从上面的这种情况看，陕甘边和陇东地区基本属于“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陕甘边红军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建立党和群众组织，彻底铲除豪绅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等方面面临着比南方的红军部队更艰苦、更繁重的任务。 陕甘边红军模范地执行中共中所规定的红军的三大任务。在1932年，陕甘边红军刚刚诞生不久，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就发布了如下的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经过晋陕甘数省，与国民党军阀血战数十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到之处，白军闻风披靡。帮助正宁、山水①富平、邡州②、礼泉、宜君、中部③等数十县工农，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数百万。劳苦群众和红军游击队团结一致，根本动摇西北图民党军阀统治，推进西北革命迅速向前发展，使广大劳苦工农及白军士兵同志起来为打倒国民党军阀剥削与压迫而斗争，为解放自己而斗争，来参加红军游击队。为拥护红军游击队起见，特宣布本军根本任务是： 一、本军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与国民党军作必死的斗争，绝不与任何统治势力相妥协。 二、本军所到区域，对于国民党军阀统治机关——县政府、区公所、民团局、里正等一一律铲除。 三、西北国民党军阀给予工农劳苦群众一切苛捐杂税、摊派勒索，概作无效。 四、帮助穷苦工农、白军士兵，起来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和土地。 五、一切文字的、口头的高利贷、帐债、契约，宣告无效。 六、缴获白军、民团、警察的武装，武装农民赤卫队，保护自己的利益。 七、建立陕甘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八、创造西北工农红军。 以上为本军之根本任务。望各地劳苦工农及白军士兵同志深刻认识，并迅速协同本军努力执行，以期早日实现，是为至要，此布。① 总指挥 刘志丹 政治部主任 黄子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年② 从以上的布告中，我们可以看到，陕甘红军游击队已经把红军的三大任务具体化。在红军的第一项任务方面，陕甘边红军明确提出了铲除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级统治机关，废除苛捐杂税，摊派勒索，废除地主豪绅的高利贷、帐债、契约，建立苏维埃政府等主张；在红军的第二项任务方面，陕甘边红军提出了打击和消灭反动军阀部队，收缴敌人武器，武装农民，建立赤卫队，创造西北红军等主张；在红军的第三项任务方面，陕甘边红军提出动摇西北国民党军阀统治，推进西北革命发展，扩大革命影响等主张，这样就将红军的发展与土地革命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的斗争结合了起来。 后来，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红军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做群众工作，建立根据地；筹款搞生产”等内容的三大任务。为了借鉴中央红军的成功经验，在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陕甘边红军又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在相继召开的陈家坡会议、包家寨会议、南梁会议所作出的一系列决议中，进一步规定了红军的任务，这些任务概括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第二，开辟三路游击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武装和革命影响。 第三，巩固主力红军，以此作为武装斗争的坚强支柱。 第四，红军的军粮及经费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备，对农民既不“动员粮食”，也不“欢迎”粮食。 第五，成立牧场，喂养猪羊，减轻人民负担。 在当时，红二十六军从几次挫折中已经懂得，“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个重要目标”。为了完成党的政治任务，陕甘边红军必须深入陕甘边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做扎实、细致、耐心的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建立党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才能真正动摇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基础。 在实践中，陕甘边红军也认识到，由于西北地区反革命力量异常强大，红军力量非常弱小，因此必须扩大游击区域，建立三路游击区，到处袭击救人，扩大红色区域。这样既可以有力地支援和掩护南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又能扩大革命根据地，使革命斗争得到发展。 由于陕甘边根据地地处经济落后的山区农村，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陕甘边红二十六军采取了予民生息的方针，决定对根据地农民不征粮不派款，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开支，主要向豪绅地主索取，依靠打土豪作为主要的财政来源，红军和游击队的公粮、公畜，分散保存在根据地的农村，以防止敌人破坏，红军还办了一些小牧场，把没收豪绅地主的牛羊集中牧养，以备军需。 陕甘边红军的这些制度的实施，使红军执行了打仗、群众工作和筹款搞生产三大任务，红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也是工作队和生产队。从而彻底破除了一切旧军队官兵之间、上下之间、军民之间的对立关系，使陕甘边红军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群众服务，保证了红军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战胜各种困难，经受任何风险。 二、陕甘边红军的军事建设和战略战术原则 （一）实行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陕甘边党和红军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红军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党和红军如果不能同农民建立最可靠、最广泛的同盟关系，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就不可能战胜残暴凶恶的反动军阀，就不能开创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此，就必须确立主力红军、地方武装、赤卫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实行这样的结合，主力红军兵团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机动作战任务，主要对付和歼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正规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则在赤卫队、少先队等广大群众武装组织的协同下就地坚持斗争，保卫和巩固根据地，组织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打击和歼灭当地的敌人，从而形成战胜敌人的天罗地网。实行这样的结合，既能做到全民皆兵，又可以使赤卫军随时补充地方红军游击队，使地方红军游击队逐步升级为主力红军部队，壮大人民红色武装力量。 为达到上述目标，陕甘边党和红军在红军部队、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制度方面作了如下规定： 第一、在扩大红军活动中，实行自愿兵役制度，保证红军的兵员质量。 第二、在赤卫军、少先队的基础上广泛成立游击小组，开展游击活动。 第三、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 第四、在关中、陇东、陕北建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地方红军游击队的行动。 第五、群众参加地方红军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军事训练和战斗锻炼，成连、成排地编入红军主力部队，充实和加强主力红军的力量。 第六、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武装弹药主要靠向敌人夺取，并收缴豪绅地主的武器。收缴的武器由收缴者使用；鼓励群众购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给予特别奖励。 这些制度和政策实行后，收到丁显著的成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人民掀起了“扩红”运动，到处可以看到“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当红军”的动人景象，红军武装力量得源源不断的补充和扩大。红军主力部队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兵力扩大到2000多人，各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统辖的地方红军游击队发展到几十支，兵员达到3000余人，赤卫军也发展到5000余人。红军主力、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战斗力得了新的提高。 在主力红军建设上，至1934年底。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已拥有5个团的建制。其编制序列和领导人如下：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刘志丹、杨森，政治委员高岗、谢子长（兼）。 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治委员张仲良）； 第二团（团长刘景范，政治委员胡彦英）； 第三团（团长王世泰，政治委员黄罗斌）； 骑兵团（团长黄子祥、赵国卿，政治委员杨森、张秀山）； 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郭宝珊，政治委员任浪花、黄罗斌、马佩勋）； 红四十二师总兵力为2000余人，1500余支步枪，还装备了轻、重机枪，迫击炮等现代武器，使主力红军的作战能力明显提高。 在地方红军建设上，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统辖的游击队包括保安游击队、合水游击队、庆阳游击队、安塞游击队、庆北游击队、华池游击队、元城游击队、悦乐游击队、靖边游击队、甘泉游击队、延安游击队、瓦子川游击队、鄜县游击队，以及陕甘游击队五、六、七、八支队等十七支地方红军游击队，兵力1500余人。 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统辖的游击队包括宁县三支队、平子四支队、正宁五支队、湫头八支队、龙嘴子十六支队、中宜游击队、旬邑游击队、渭北游击队、耀县游击队、照金游击队、淳化游击队、建庄游击队、彬县游击队、特务队等十四支地方红军游击队，兵力达1500余人。 上述第二路、第三路游击区的地方红军游击队总兵力达到了3000余人，1500支步枪，具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 在赤卫军建设上，规定除地方、富农不得参加外，每户至少一人参加赤卫军组织。赤卫军主要由贫苦青年农民组成，它的主要任务是，搞好递步哨，每村都设哨口，白天一人，夜间两人，传递消息，一发现敌情立即向乡主席和政府报告。当地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送的信大都是用纸折的一个角，在上面插上鸡毛，表示情况紧急。这些信传递得很快，一村转一村都按时送到了政府；清查外人，对进入本地区的陌生人立即报告政府进行审查；打土豪，在红军和政府组织下，赤卫军打击土豪劣绅，没收财产和田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赤卫军同地主民团武装展开武装斗争，保卫农民的胜利果实和根据地的治安。另外，根据地各村都有少年先锋队组织，在赤卫军领导下，承担站岗、放哨、查路条、侦察敌情、传递消息等任务。 正是由于陕甘边党和红军逐渐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在反“围剿”作战中，发挥了高度灵活机动的作风，驰骋疆场，有效地打击和歼灭敌人，并在人民的掩护下，进行整编训练和休养生息，特别是在人力、物力上得到了源源不断地补充，得以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 （二）实行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掌握反“围剿”战争的主动权 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初期，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就注意利用敌人的弱点，采取了长途奔袭、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等战略战术，在每次战斗中均集中主力，实行歼灭战的指导方针，使红军在强大的敌人的围攻下，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者指责陕甘游击队的这种战略战术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强令红军不顾条件，或是进攻敌人的关中平原中心地区，或是死守五顷塬，限制了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导致了红军三次大的失败（即1932年6月陕甘红军游击队东进韩城的失败，1932年7月陕甘红军游击队死守五顷塬的失败，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的失败），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失败和挫折面前，陕甘边党和红军逐渐认识到，要想赢得战斗的胜利，必须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1933年9月17日，在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失败后，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决定，红军的作战方针是：打小仗不打大仗，集小胜为大胜。在反围剿作战中，采取主力部队转入外线。避其锋芒，待机歼敌。地方红军坚持照金根据地斗争的战略战术。后来由于运用了这种战略战术，红军主力北上陇东攻克合水，痛歼赵支治团，重创谭世麟民团军，打得敌军狼狈不堪。红军虽然暂时放弃了照金苏区，但却开辟了辟了广大的南梁根据地。 在此以后，反“围剿”作战中，红二十六军始终采取“避实矗亍虚”、“避强打弱”的主动灵活的战术，与敌周旋，拖增敌人，然后抓住战机，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因而获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也逐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形成了陕甘边红军独特的反“围剿”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概括起来说，这些战略战术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红军必须依托根据地作战，充分发挥根据地地理、社会和群众条件等方面的优势，弥补武装装备和兵力的不足，使红军由劣势变为优势，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第二，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歼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 第三，根据地不宜仅选一块，应同时建立数个根据地。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互相支援，同时也能扩大红军的作战区域，使红军有广大的周旋余地，有利于粉碎敌人的“围剿”，有利于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第四，红军作战方式以带游击特色的运动战为主，辅之以游击战，实行歼灭战的指导方针 第五，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针对敌军“围剿”部署的特点，或诱敌敌深入，或迂回外线，纵横驰骋于无堡垒的地带，抓住战机，打击和歼灭疲惫虚弱之敌，使敌顾此失彼，陷于被动和不利的境地。 第六，主力红军的大部担负外线机动作战的任务，地方红军和部分主力红军担负内线作战的任务，掩护群众，坚壁清野，保护根据地党政机关的安全。 由于陕甘边红军实行了上述正确的战略战术，这样就保证了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的主动权。在当时，从总的情况来看，尽管红二十六军在反“围剿”作战中的兵力仅仅是敌军兵力的二十分之一，敞我力量众寡悬殊，但红二十六军总是能掌握战场主动权，甚至能在毛沟门战斗、西华池战斗等一系列作战行动中，一次歼灭大于自己兵力的敌军，使敌军闻风丧胆。 红二十六军及地方红军游击队之所以能取得十分辉煌的战绩，原因就在于坚持了保存自己、待机破敌的原则，充分发挥了游击战灵活机动、避实击虚、奇袭速决的特点。毛泽东同志在淡到如何以小部队打破强大敌人的“围剿”时指出，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红二十六军实际上坚持了这一原则并针对敌人的清剿方针，逐步总结了切合实际，符合这一原则的战略指导方针。 毛泽东指出，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红二十六军及地方红军游击队利用陕甘边桥山山脉层峦叠嶂、沟深林密的有利地形，往返穿插，时东时西，忽南忽北，使敌军难以掌握红军的行动规律，无法形成对红军主力的围追堵截。但是，红军的走不是消极的，条件对我有利时，就抓住战机，歼敌一部后又走，使敌军无法捕捉红军的行踪。红军正是用这种走中抓住时机就打，打了又立即走的方法，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 毛泽东讲过，根据情况灵活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队的重要方法。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的第一阶段，红二十六军主力集中活动。这时敌人的封锁线尚未完全筑成，加之指挥不统一，行动不协调，担任驻剿任务的敌军往往滞留一地，坐等红军就范；担任追剿任务的敌军则孤军追击。而红军则集中行动，以大踏步的进退，拖着敌追击部队，趁其疲惫、麻痹之际，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以沉重打击，创造了西华池战斗以弱胜强的战例。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第二阶段，敌军在陕甘边根据地之间的各点线上筑成了密织如网的封锁线，红军大部队反而难以活动。高凤坡战斗中红军作战陷于被动，原因就在于此。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刘志丹同志确定红三团和骑兵团分散活动的方针，这既便于在敌后机动穿插，又保持了一定的作战能力。红军分散活动一段时间后，又按预定的时间、地点集中。总结经验，布置新的任务。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刘志丹又采取了集中兵力为主，分散兵力为辅的方针，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会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集中兵力打击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同时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骑兵团、第一团、第二团分散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三十五师、六十一师、四十二师的进剿行动，保证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作战的顺利进行。 在活动地域和对敌斗争的策略上，红军基本上坚持避实趁弱、避实击虚的方针。陕甘边红军初建时期，因经验不足，加之“左”倾错误的影响，主要在敌重点清剿的关中地区活动。这一时间，红军主要用兜圈子的办法，以求得保存自己，待机打击敌人。但因杜衡的错误指挥，红二十六军在南下作战中失败。1933年10月，红军再次北上陇东，往返数百里，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取得了攻克合水，痛歼赵文治团等战斗的胜利，获取了在大踏步运动中抓住敌人薄弱环节给以痛击的经验。随后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和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刘志丹将避强趁弱、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具体化，从而保证了红军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事实说明，在敌我力量绝对悬殊的条件下，红军只要坚持避强趁弱、避实击虚的方针，就可以得到生存和发展。 在战术上，红二十六军充分发挥了游击战速决、奇袭的特点。从1931年9月南梁游击队的诞生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在四年的艰苦作战中。陕廿边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式是伏击战和长途奔袭战，在敌军骄矜麻痹和疲惫之际，利用有利地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解决战斗。红军还常常采用了化装战术，妆扮成敌军官兵，大摇大摆地进入敌人的城镇或据点，趁敌不备，突然将枪口对准敌人，一枪不放地就将其全部缴械。这种化装战术尤如一幕幕惊险动人的活剧。这是战术上的一个创造。 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战士来自工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经受了无数次胜利或挫折的考验，继承和发扬了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进攻时迅速、勇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难以招架，并且勇于短兵相接，解决战斗干脆。防御时，不畏强敌，顽强抗击，能够打退敌人连续冲锋，并能适时地组织反击。转移时，行动敏捷，且有日夜行军，吃大苦、耐大劳，攀绝壁，跳悬崖，战胜一切天然险阻的坚韧力，并能边走边战，使敌人堵不住、追不上。化装进入敌人据点时，沉着机智，应对自如，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这种优良的作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红军战士凭着这种力量，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三、陕甘边红军的统战政策和经济待遇政策 陕甘边红军吸取了以往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这方面的政策主要有： 第一，对具有政治背景的反动土匪武装和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坚决消灭。对一般土匪，则采取各种办法去争取改造。 第二，对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消灭，对同情、靠近共产党和红军的民团，则与之建立友善关系，互不侵犯。对那种既不反对，也不愿接近红军的民团，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他们，使之转变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并向红军靠近。 第三，对白军俘虏一般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 第四，对哥老会采取争取的政策，建立长期的统战关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缠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争取的政策，逐步加以改造。 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人认为，对绿林土匪武装应进行阶级的分析。有些土匪武装如张廷芝、贾德功、杨谋子，①红军就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但对出身贫苦、成分基本上是农民群众的一般土匪，则采取耐心教育，争取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政策。如对郭宝珊部就采取了团结、争取、教育的政策。这支部队起义后，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党组织还派去政治工作人员，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并帮助戒除吸食大烟的恶习。随着成份的改变，陆续在部队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支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逐步成长为一支能打硬仗的红军队伍，郭宝珊本人也成为优秀的红军指挥员。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改编，是陕甘边红军改造绿林武装成功的例证。毛泽东曾经指出：游民无产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①陕甘边红军对绿林土匪武装的政策，完全符合毛泽东的这一英明论断。 同时，对民团武装，陕甘边红军也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有些民团武装如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是一支极其凶恶残暴的反革命武装，对此就采取坚决消灭的政策；而有些民团武装，如合水东区民团贾生财部、中部县小石崖民团罗连城部，他们同情革命、帮助红军，红军则采取了教育、团结的政策，贾生财部后来改编为南梁游击队的一个大队，罗连成部从各方面积极支援红军，为红军解决了不少的物资弹药，安置了伤员，对红军帮助很大。由于陕甘边红军采取了上述政策，这样就最大限度地争取了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集中力量打击最顽固的敌人，使革命斗争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陕甘边红军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在王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全国各个苏区的发展处于顶峰时期逐渐形成的，这说明了在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红军暂时（大约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摆脱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束缚，坏事变成了好事。刘志丹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从实际出发，认真思考，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从而正确地探索出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因此，陕甘边红军的统战政策的实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它是陕甘边党和红军实事求是、积极探索的结晶，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开创了党在西北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先河。 在经济待遇方面，陕甘边党和红军也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 第一，在扩大红军活动中，实行自愿兵役制。 第二，红军、游击队一律实行供给制。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干部到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所有费用都由政府财政委员会筹措，统一安排。 第三，红军家属有分得好地的优先权。凡家住在苏区的红军战士，都应分配土地，白军士兵暂时不分配给土地，应分部分暂留作公用。 第四，对红军家属实行救济政策。 第五，对阵亡红军战士，均发给埋葬费，对烈属实行抚恤政策。 第六，红军军粮和经费依靠打土豪筹集，不向根据地群众征粮征款。 第七，建立小型农牧场，解决部分军费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 上述政策的实施，既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也体现了拥军爱民，拥军优属的精神，鼓励和保护了根据地人民支援红军、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培育了老区人民的优良传统。 四、陕甘边红军的教育方针及政策的实施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创立之初，就在部队中成立了军政训练队，分两个班次，一个是高级班，训练排长以上干部，一个是普通班，训练班长与优秀战士。主要课程有“游击队的活动方法”等，主要任务是讨论部队的改编问题。军政训练队当时设在正宁县三嘉塬，1932年春该训练队结业。 1932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明确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即刻开办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根据这个指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后于1933年舂在照金苏区开办了随营学校。后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失败，随营学校也随之解体。 后来，随着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武装力量的深入发展，在“扩红”运动中，广大的贫苦农民参加红军。使红军部队迅速扩大，但他们的军事知识较差，急待训练，加之部队迫切需要党政工作的干部，“干部人才缺乏得很。”①鉴于此种情况，陕甘边党和红军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制定了一些政策，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成立红军干部学校，培养干部。 第二，信任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分配适当的工作，并注意予以培养。 第三，开办列宁小学，并在学校开设军事课。 1934年10月，根据刘志丹的提议，红色政权在南梁荔园堡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校长由刘志丹兼任，政委由习仲勋兼任，吴岱峰任军事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学校主要培养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教学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政治课包括“工农红军”、“党的基础知识”、“土地革命政策”、“党的‘六大’决定（十大纲领、革命性质等）”。军事课包括“制式教练”、“基本动作”、“尖兵活动”、“游击战术”等。刘志丹亲自担任军事课教学工作。文化课因为学员文化程度较低，基本上以扫育为主。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军干部学校改名为党政干部学校，培养对象除来自红军外，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校址迁到了豹子川的张家岔。 张家岔，位于豹子川河源头的两条溪流交汇之处。这里古木参天，荒无人烟。山根下有五孔废窑洞作校址，又发动学员自己动手开挖了一些新窑洞，用本柴制成门窗，土炕作为就寝和讨论场所，因陋就简，开始进行艰苦的教学工作。 刘志丹同志在教学中注重以身作作则，言传身教。有一次，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经过党政干部学校的操场时，刘志丹正带领学员上军事课。他立即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并向习仲勋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查工作。出于当时习仲勋年龄较轻，向来把刘志丹当成上级领导来尊敬，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他一时手足无措。刘志丹认真地说：“你是政府主席，向你敬礼报告体现了红军对自己政府的尊重。如果我们自己的政府，自己都不尊重，还有谁会尊重这个政府呢？”刘志丹的模范言行，绐学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学课，使学员深刻地领会到增强组织观念和正确处理军政关系的重要性，这种事被传为佳话，在边区广为流传。 当时，红军干部学校，既无正规的教室和教学设备，学员也无象样的学习用品，每人只发给一支铅笔和几张粗糙的麻纸，窑洞门前的空地也就成了课堂，架块黑板就开始上课，教员边讲边写，学员席地而坐，边听边记。就这样学习着革命的理论和军事技术知识，造就管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学员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和清贫。一“三餐顿顿是糜子米饭，日常生活中必需的蔬菜也很难见到，偶尔吃到一点羊肉，就算改善生活。然而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无论是校长还是工作人员，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人人认真教学，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党政干部学校办了两期培训班，前后培训红军干部200余人，还附带培训了10余名县长和10余名司号员。这些学员毕业后，多数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成为红军部队的骨干人员，有力地推动了红军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们不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成长为卓越的红军指挥员。 后来在1935年7月，随着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陕甘边党政干部学校迁至延川县永坪镇，易名为西北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政治部主任李登赢，教育长张文丹，主要培训从红军部队中选送的班、排长，同时培养较高级的军事指挥人员。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西北红军干部学校与中央红军干部营（原中央红军干部团缩编而成）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宋任穷任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易名为西北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黄文骅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抗大”）。此时毛泽东兼任抗日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黄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长。由此可见，陕甘边党政干部学校正是后来“抗大”和今天的国防大学的前身，在红军教育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陕甘边党和红军在开办红军干部学校的同时，还推荐了红三团先锋连的12名少年红军战士到列宁小学去学习文化知识。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开设了军事课，训练格斗、拼杀，学习过硬的军事本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虽然学习条件极差，少年红军战士在学习上也不甘人后，非常刻苦认真，为其他学生树立了榜样。红色的学校就这样为革命造就了一代新人。 此外，红军部队中还普通开展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的活动，开展扫除干部战士文盲活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在红军部队和机关，“列宁室”（俱乐部）相继建立或进一步充实加强，“列宁会”（即周末文艺晚会和文娱活动）形成制度，文化生活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陕甘边党和红军关于军队建设的一整套政策和制度的形成和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及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红军部队的军政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极端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陕甘边红二十六军遵照党的指示，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创建和巩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创造的这块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三大红军主力部队及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落脚点。陕甘边红军为中国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正文 第九章 红军西征与陇东新苏区的开辟 1935年底，华北事变后，全国的抗日救亡形势日益高涨。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 936年2月，为适应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出师东征。5月，当东征红军挺进同蒲铁路，连获重大胜利之时，蒋介石不顾民族安危，调集数十万中央军进入山西，拦截红军抗日的去路。红军为了保存中国国防实力和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在取得许多胜利之后，回师河西。这时蒋介石再次加紧了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组建了西方野战军，于5月底开始西征。经过四个月的连续作战，红军予敌以沉重打击，争取了东北军，使其转变了立场，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同时拓展了广大的新苏区，为陕甘宁边区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红军的东征与回师，刘志丹的英勇牺牲 1935年11月，在红一方面军取得陕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后，中共中央面临着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即1936年红一方面军和陕甘根据地应如何发展？ 我们知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放弃原有的江西苏区进行长征。长征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要在战略转移中，寻找一块能够使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使历时一年的战略大转移终于有了一个比较稳固的落脚点。然而，陕甘根据地处黄河、沙漠三面的包围之中，东面隔河与阎锡山统治的山西相望，西面则是甘、青、宁“四马”的势力范围，北临沙漠，南面又是国民党重兵聚集，用来“围剿”红军的关中基地。这种地理条件使红一方面军大规模的发展受到限制，没有回旋余地，而且陕甘苏区土地贫瘠，物产不丰，人口只有数十刀，其中当红军的已超过3万，因此，红一方面军在这里求发展，在粮食、衣被的供给，兵员的补充方面受到很大限制。①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分析了全国的形势，提出了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红军和根据地，打通抗日路线，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即后来概括为“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但是当时党和红一方面军的许多高级领导同志。包括担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同志，对红军战略上的东征表示担心。他们认为陕甘根据地是当时党和红军唯一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此时在南、西、北三面尚有十几个师的敌人在包围着它。红军东征作战，敌军会从后背和侧翼乘虚而入，这块根据地就有失掉的危险；再则，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很疲劳，力量也较弱，全军仅11000余人，而东征作战的对象——山西军阀则实力较强，号称十万人（实际八万人），加之红一方面军是背水作战，一旦不能顺利进行，也有相当危险。因此主张巩固地发展陕甘苏区，即采取“巩固中求发展”的方针。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会议，会议在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并规定：“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把‘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的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等省去”。为此，红军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行作战的任务。后来，中央军委又开会进一步讨论东征的问题，统一了认识。认为经过必要的、充分的准备，采取一定的措施，利用敌人的麻痹情绪，出其不意，攻其不秀备，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陕甘根据地也是可以保持在红军手中的。从而使原来对东征作战有顾虑的同志。包括彭德怀逐渐消除了颐虑。 1936年2月3日，彭德怀同毛泽东一起亲自侦察了黄河水情、对岸地形和敌情。通过周密的侦察，毛泽东、彭德怀对山西军阀的兵力部署，有了更进一步的详细了解。 当时山西军阀兵力部署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为 防止红军东渡黄河，将25个旅作两线部署：以第七十一师的三个旅，在黄河沿黑峪口至禹门口300多公里的正面上担任 一线防御；第六十九师的两个旅驻守临汾；第六十六师三个 旅驻守长治、晋城；第七十二师三个旅驻守太原；第一0一师五个旅驻守黄河西吴堡、义合和神木、府谷地区；第七十师四个旅为太原城防部队；第六十八师五个旅驻守浑源、大同，作为战略预备队。 在陕甘地区的敌军兵力部署为：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驻守宜川、韩城、白水一带，企图阻止红军向南发展；东北军张学良部驻延安、洛川一线，企图阻止红军南下；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从榆林、定边向南进犯，企图占领瓦窑堡、安塞；八十四师驻守绥德、米脂、清涧地区，担任守备。“宁马”马鸿宾部三十五师驻陇东环县、庆阳、镇原，东北军五十七军驻合水、西峰。 红军为确保东征战役的胜利，以第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后为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任副参谋长，下辖右路军、左路军和中路军。 左路军：由红十五军团组成，下辖第七十三师（1936年2月中旬建成），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 右路军：由第一军团组成，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第四师，第八十一师（即原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 中路军：由叶剑英兼任总指挥，下辖红三十军（1936年3月2日建成，宋时轮任军长，阎红彦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二二四团、红八十一师二个营。 留守陕北的部队有：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红二十九军（肖劲光任军长，甘渭汉任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经过比较全面的准备后，从1936年2月中旬开始，发起东征战役。全战役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突破敌人黄河防线。 2月18日，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命令，20日夜，红军兵分两路，红一军团从吴堡以南沟口强渡。渡河后迅速占领山西中阳留誉镇；红十五军团从清涧河口强渡，渡河后迅速进占山西义蝶和石楼。一方面军指挥部随红十五军团之后行动。至23日，红军已攻占晋西三交镇、留誉镇、义蝶镇、塘马镇，控制黄河东岸南北50余里，东西35公里的地区，从而在河东站稳了脚跟。 阎锡山见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山西，慌忙将河西的四个旅调回河东离石、中阳地区，会同担任河防的第七十一师，阻止红军东进；调太原第七十二师三个旅到汾阳，会同独立第一旅向关上村挺进，阻止红军的行动，调临汾第六十九师两个旅向隰县前进，敌以十二个旅的兵力从三面围攻红军。阎锡山还调大同第六十八师主力到岢岚，调大同骑兵军主力到崞县，调整长治第六十六师到介休，调应县独立第二旅到文水，保卫太原。 面对多路进攻之敌。红一方面军采取集中兵力打一路至两路战法。2月25日，红十五军团在石楼和隰县之间歼敌第六十九师先头部队两个营；2月26日，红一军团在中阳、隰县、石楼、孝义四县交界处之关上村歼敌独立第二旅一个团，控制了这一作战枢纽地带。 阎锡山在丢失了关上村这一要地后，立即组织十四个旅进行反击。以第六十九师的三个旅由隰县向北反击；以第六十六师的三个旅由介休向西反击；以第七十三师的三个旅由汾阳向西反击；以第一0一师的五个旅由中阳向南反击。针对这种情况，红一方面军以少数兵力，牵制北面敌一〇一师和西面敌六十九师，集中兵力，求歼东面之敌六十六师和六十八师各一部。3月10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在孝义大麦郊地区的兑九峪，将敌六十六师、六十八师击溃。粉碎了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 在此期间，留守陕北的红二十八军（辖二五0团，二五一团，二五二团），在刘志丹的率领下，乘敌一0一师由河西调回黄河以东，吴、佳、神、府一带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挥师夺取吴堡、佳县、神木、府谷地区，确保了东征红军的后方安全。2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十八军参加东征作战，插入晋西北地区，配合中央红军迅速打通抗日路线。2月底，红二十八军攻克沙峁镇后，在贺家川一带进行紧张的渡河准备。刘志丹经过昼夜不停地详细调查研究，最后决定在通往山西兴县的罗峪口渡河。3月初一个晚上，渡河战斗开始了，在刘志丹的亲自指挥和组织火力掩护下，红二十八军胜利突破黄河天险，进入山西。渡河后，红二十八军立即摧毁罗峪口敌军指挥部，随后向兴县黑峪口、康宁镇横扫过去，沿途连获胜利。 第二阶段：南下北上作战。 正当东征红军进抵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察哈尔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之时。蒋介石竟下令从洛阳、徐州等国防要地，调遣数十万嫡系中央军增援山西军阀，拦截红军的去路。从3月上旬起，敌中央军陆续进入山西，编为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军，陈诚任总指挥，下辖第二十五师、第三十二军（辖一四一师、一四二师），第十三军（辖四师、八一卜九师、三十一师）、第九十四师、第九十五师和第一师第一旅，共九个师。这时除敌二十五师已到灵石外，其他部队尚在开进途中。 为了扩大战果，红一方面军决定在国民党嫡系中央军入晋前，向南向北发展胜利局面。3月16日，红一军团由大麦郊沿汾河南下，17日到达霍县。红十五军团进抵灵石附近，掩护红一军团作战。在阎锡山集中兵力于中阳、石楼、隰县、孝义地区，晋南地区防守兵力减弱之时，右路军红一军团于3月19日由霍县继续南下，占领曲沃、襄陵、洪洞、赵城、临汾、霍县等六县，破坏铁路100余公里，并开展了群众工作。左路军红十五军团于3月18日从灵石北进，经文水、交城、晋祠，直逼太原。此后左路军红十五军团从太原岔口向西北进发，26日到达静东县娄烦城，28日经岚县转向兴县方向前进。中路军红三十军等各部，在石楼、中阳、孝义、永和、隰县广大地区，与敌十二个旅周旋，箝制了敌人主力，有力地保障了左路军、左路军的作战。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石楼、交口附近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以“发展求巩固”为红军的作战方针，以经营山西为当前的方针。 第三阶段：左右两路军向中间靠拢。 在红军左右两路军南下北上作战时，敌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地区的十二个旅，到3月底占领离石至石楼之间的黄河东岸渡口。此时，进入山西的国民党嫡系中央军也积极准备“围剿”红军。敌在控制了离石至石楼以西渡口后，以十一个团从兴县、岚县、方山等地向红军左路军红十五军团进攻；以阎蒋部队十五个旅，分由隰县、介休、霍县、运城等地向红军右路军红一军团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继续贯彻经营山西的方针，红一方面军指挥部于4月3日决定，逐步收缩兵力，待机破敌。4月4日，右路军红一军团自晋南北移，经襄汾的汾城、古城，于9日抵达河津以北地区。15日攻占吉县，全歼守敌，俘敌300余人，缴枪200余支。18日，红一军团扫除大宁、永和、永和平渡关至清水关40余公里的黄河沿岸堡垒。 与此同时，左路军红十五军团自4月4日由晋西北兴县康宁镇南移。在临县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八军会合。6日，左路军红十五军团继续南下，7日在离石圪洞歼敌一个连，11日在中阳金罗镇歼敌一个营，12日，在师庄歼敌六十六师一九六旅一个团，14日进至孝义大麦郊休整。 这时，红二十八军在山西临县白文镇一带行军作战，接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着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①刘志丹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立即率领红二十八军由白文镇出发，经过激烈战斗，经离石按时抵达三交镇。 三交镇是山西中阳县一个重要渡口，黄河以西就是陕甘根据地的绥德。该镇周围都设有坚固工事，并有一个团敌人防守，易守难攻。刘志丹为了打好这一仗，几个昼夜不眠，亲自观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严密部署战斗。4月13日晚上，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刘志丹一直在军部指挥所里紧张地指挥战斗，由于几夜不眠过度疲劳，眼里充满了血丝，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他怎么也不肯，笑着说：“不知怎么回事枪一响，一点也不困了。”4月14日，当他得知二五一团攻击受阻时，便立即和政委宋任穷商议，让宋留在军部指挥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来到二五一团指挥所，和干部们一起研研究破敌碉堡的方案，指出：“这次战斗与河东整个红军的安危有关，要号召每个共产党员拿出最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争取战斗的胜利。”正当他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指挥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不幸胸部中弹，伤及心脏，当即昏了过去，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身边同志：“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牺牲时。身上只装有六根香烟和几份经常翻阅的党内文件。① 西北的一颗红星陨落了！ 刘志丹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除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刘志丹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最早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同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不呵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一样，刘志丹当然也不例外。他不是常胜将军，他经历的挫折和失败可能比别人还多；他不是完人，在革命的激流里，同样有一个实践、认识，摸索前进的过程。但是，他那高度的党性修养，献身革命的优秀品德以及为西北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却永远是一座铭别在人们心灵的丰碑。他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得失，时刻将自己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对党赤胆忠心，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勇敢坚决，威武不屈，任何艰难险阻，高官厚禄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意志。他在创建西北红军的艰苦岁月中，虽遭多次失败和挫折，但从不悲观，从不灰心，总是再接再励。百折不回。在党内斗争中，他始终光明正大，襟怀坦白，严于剖析自己，善于团结同志，坚持党的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虽受诬陷，不自矜功，顾全大局。他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身居要职，始终平易近人，深受陕甘根据地群众的爱戴。他指挥作战英明果断，能够及时抓住战机。主动、灵活地消灭敌人，从而使弱小的陕甘边红军及后来的西北红军在异常强大的敌军的围攻之下，始终牢牢掌握着战斗的主动权。他爱护战士情同手足，行军中他的战马经常让给伤病员骑。有时还亲自抬担架。宿营时，他一有空就和战士们一样拧麻绳，打草鞋，他完全和普通战士一样，身穿于补百纳的衣服，脚踏草鞋，生活非常朴素，只知吃苦。不知享受，只知有党，不知自身，真正不愧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①不愧为“红军模范”，②“共产党的模范”。③ 由于刘志丹在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人民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因此，当他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甘根据地顿时为之震动。周恩来亲自前往黄河渡口将刘志丹遗体接回瓦窑堡。4月24日。根据地首府瓦窑堡万人集会隆重追悼刘志丹，广大人民群众和红军将士莫不为失去这位象自己亲人一样的红军领导人而无比悲恸。因当时东北军进攻陕甘根据地，形势比较紧张，会后，刘志丹遗体在瓦窑堡城外三里处的水沟坪山脚下秘密安葬。1 936年，中共中央应根据地广大群众的要求，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0年。党中央指示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修建刘志丹陵园。1943年，在刘志丹壮烈牺牲七周年后，毛泽东满怀深情地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①1943年春，刘志丹陵园竣工，边区政府将刘志丹灵柩从瓦窑堡护送至陵园，沿途群众焚香烧纸，跪迎道旁，他们手里拿着点燃的香表，个个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当白幡素幛丛中的刘志丹烈士遗像及灵柩被移灵队伍护送路过延安时，人们的感情再也抑制不住了，有的怨天恨地，有的捶胸顿足。霎时间，悲壮的哀乐伴着汇集起来的哭声直冲云霄。前来送灵的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党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员见到这一场面，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②1943年5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隆重公葬典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林伯渠、李富春、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蔡畅、李鼎铭等均为刘志丹陵题词。 由于戎马倥偬，刘志丹没有能够为后人留下多少文字的遗产，但他为西北人民解放事业赴汤蹈火的优秀品德，却炳耀千古，传颂万世。在陇东、陕北各地流传至今的许多关于刘志丹的民谣民歌，不正是历史和人民给予这位杰出革命家公正的评价吗？正如周恩来在题词中写道的那样： 上下五千年 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 要数刘志丹。 第四阶段：西渡回师陕甘根据地。 刘志丹牺牲后，红军左右两路军完成了向中间靠拢，收缩兵力的战斗任务，这时敌军二十五个旅的兵力向红军发起围攻，企图歼灭红军于黄河东岸。在陕北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进至宜川、韩城一线，从西面封锁黄河。在敌大军云集，前追后堵的情况下，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条件。因此，5月2日至5日，经一方面军从永和县清水关、铁罗关，渡过黄河，回师陕北，进至陕北根据地中心区延川、延长、永坪地区休整。5月5日，红一方面军发出《红军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回师通电》），“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红军回师黄河西岸的陕甘根据地是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 东征战役历时七十五天，歼灭敌人七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枪械4000余支，火炮20余门，在山西20余县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此次战役中，红军自身扩火8000余人，增强了战斗力，同时破坏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迫使其将深入陕甘根据的部队撤凹黄河以东的山西，有利于陕甘根据地巩固和发展。 二、红军西方野战军的组建和西征战役的发动 红一方面军回师陕甘根据地后，信守诺言，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但是蒋介石坚持反共的内战政策，拒绝议和，调集重兵，继续“进剿”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其兵力和作战部署为：西北“剿总”，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晏道刚任参谋长，指挥十六个师从四面围攻红一方面军和陕甘根据地。其十三军（军长汤恩伯）所辖第四师、第八十九师、第七十二师，由山西军渡镇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协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八十十六师井岳秀部，进攻陕甘根据地东北部地区；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第一0七师、第一一七师、第一二九师、第一0五师和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第十七师，由延安、鄜其、宜川、韩城向北进攻；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第一一一师、第一一二师、第一一五师，南汁肃合水地区向东进攻根据地南部和中部地区；“宁马”新编第七师、第三十五师驻定边、惠安握、环县、庆阳一线，防止红军西进。 在敌人的上述兵力和作战部署中，东面的蒋阎军虽是主力，又担负主要进攻任务，但刚刚遭到红军东征战役打击，行动缓慢；南线和西线的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倾向抗日，不愿打内战；西北的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虽反共坚决，但兵力小，地域广，是一个薄弱的方向。 根据新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举行西征的战略决策。据聂荣臻回忆： “毛泽东同志早在四月二，卜八日西渡黄河之前就给我们一军团、十五军团领导人来电报，说明在山西继续作战已不利，神木、府谷、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区敌兵力空虚，可以作为新的进军方向。东征回师以后，政治局开会决定我军主力向西，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地区西征作战”。① 193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备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在总结东征作战的经验教训后，又提出了西征的战略任务。5月18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西征战役计划》，提出了西征战役的任务，其内容是： （一）向西北进攻，造成陕甘宁根据地，并向北打通与苏联、外蒙的联系，向南打通与红二、四方面军联系； （二）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 （三）南面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其他国民党军走向抗日。 同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部队组成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鹤亭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左权任代军团长兼参谋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辖第一师、第二师、第四师、骑兵第二团）、红十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辖七十五师、七十三师、七十八师、骑兵第三团，警卫团），红二十八军（宋时轮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红二十九军（肖劲光任军长，甘渭汉任政治委员），红八十一师（师长文年生，政治委员张明先），红军西方野战军直属骑兵第一团（团长张爱萍）、特务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邱创成）。全军共17000余人。 第一阶段：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出击。 红军西方野战军为执行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进至陕甘宁边界地区作战，打击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创造西方新根据地的任务，在经过半个月的休整和准备之后，于1936年5月19日，从陕北的延长、延川、永坪地区分左、右两路大举西进。左路军为红一军团，经蟠龙、安塞到吴旗镇集结，准备攻占陇东地区的环县、曲子；右路军为红十五军团，经蟠龙到靖边新城堡集结，准备攻安边、定边；西方野战军指挥部和红八十一师及野战军直属骑兵一团随右路军行动，红二十八军在延川地区机动；红二十九军在韩城牵制南线敌人；红三十军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 5月27日，右路军红十五军团等部队从新城堡出发，向西北前进，28日袭占靖边条梁镇，在强攻安边未得手后，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之，主力则沿长城西进，威胁宁陕边界的盐池，伪装进攻宁夏。 当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发动攻击安边，佯攻宁夏作战行动之时，“宁马”慌忙将三十五师由陇东庆阳、环县抽调回援宁夏，所遗防地交东北军接替。毛泽东得悉上述情报后，一面回电请东北军不要妨碍红军占领环县、曲子和洪德，一面电告西方野战军，令左路军红一军团从吴旗镇向西南进至甘肃华池元城，派一部兵力向庆阳游击，阻击东北军由庆阳北上，但只坚决打击马鸿宾部，不与东北军作战。 左路军红一军团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5月28日从吴旗镇出发，6月1日，进至曲子附近。这时，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察觉红军西进的动向后，急调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一0三旅（旅长马玉麟）、一0五旅（旅长冶成章）于元城、庆阳、曲子一线堵截。 6月1日，左路军红一军团发起曲子战斗。 曲子是陇东通往宁夏的咽喉，是国民党环县政府所在地，也是红军西方野战军左路军要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曲子镇内当时驻守有敌一0五旅旅部的一个特务连和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马培清）的一个排以及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共约300余人，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也在部署完堵截行动后回到曲子。 6月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从庆阳三十里铺、环县八珠原进至曲子镇附近。下午3时，红二师发起攻城作战行动，经半小时激战，红军从城东南角突破防线，攻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这时，敌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率领一股光着膀子，手举马刀的亡命之徒，狂叫着从巷子的各个角落中钻了出来，疯狂地向正在攻击前进的红军扑来。冶成章是“宁马”部队的一员“勇将”，以临阵强悍勇猛而受到马鸿宾的器重。他性格暴燥，野蛮霸道，平日为非作歹，欺压人民，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十分痛恨他，给他送了一个“野骡子”的绰号。在冶成章一伙匪徒的疯狂反扑下，入城红军部队立足未稳，被挤出城外。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师总结经验，改变战法，调整部署，再次楔入，经反复冲杀，激烈争夺，至下午4时半左右，红军基本控制全城。冶成章被堵在城西北角的一处民宅的窑洞中负隅顽抗。为了捕获这个“野骡子”，红一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亲临战场指挥作战。至晚上10点多钟，全歼了残敌，击伤并擒获“野骡子”。曲子战斗胜利结束。此战毙伤俘敌300余名，俘获敌一0五旅长冶成章。国民党环县县长郑执中漏网逃窜。敌一0五旅副旅长杨有福亦被俘。曲子战斗胜利后，红一军团向庆阳进击，占领阜城。6月2日，敌三十五师一〇三旅二〇六团、一0四旅骑兵团和一0五旅二〇九团等部共8个营的兵力在一0三旅旅长马玉麟的指挥下向马岭、阜城一线的红一军团猛扑过来。红一军团根据敌情和地理环境，决定集中兵力歼灭该敌。红军在阜城地区布下了埋伏圈。6月3日，红军向被围困的敌军发起全线进攻。经过3个小时激烈战斗，红军歼敌6个营，击溃敌2个骑兵营，俘敌1100余人。至6月5日，红一军团占领甘肃环县、庆阳附近地区，重创了敌三十五师。与此同时，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占领定边西南要点红柳沟，打击了定边、安边、靖边敌地方部队。 这时，东北军已接受红军要求停止于甘肃镇原、庆阳一线，敌三十五师正向固原以北退却。靖边、盐池、同心地区只有新编第七师和地方民团武装，有利于红军分割歼灭。①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继续向西进攻。从6月7日至11日，左路军红一军团由甘肃环县地区向西进攻宁夏，经毛居井向土营前进；右路军红十五军团进占同心城，向豫旺前进；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及野战军直属骑兵一团到达安边附近。 红军左右两路军进入宁夏后，敌十五路军司令、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急令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回援中宁地区，加强宁夏腹地的防御，阻止红军进攻。红军西方野战军继续西进，以求歼灭该敌。6月13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占领同心、固原之间的土营、王团庄，切断了敌三十五师的北上道路，迫使该敌退回固原的黑城镇地区。 第二阶段：粉碎敌军的反攻，保卫新开辟地区。 红军在占领大片地区后，继续夺占敌人的城镇据点。6月18日，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乘敌不备，一举攻克定边县城。驻守定边之敌马鸿逵部骑兵第一团第二营溃不成军，逃至盐池、灵武一带。20日，七十八师又向盐池发动进攻，于21日凌晨3时攻克该城，歼敌马鸿逵部骑兵一团两个连，击毙敌营长孙光祥，俘敌280余人。盐池县城获得解放。与此同时，红十五军团之七十三师、七十五师等部队，从定边一带，经盐池县南之麻黄山、大水坑等地直插豫旺县境。6月21日夜，红十五军团包围了豫旺县城下马关，并占领了下马关以北的红城水。下马关守敌马鸿逵部骑兵营长孔庆福和敌县长董天祥率领敌军和地方民团死守待援。马鸿逵也从银川派飞机前往助战打气。红军围城两周后，下马关城内无水，人心浮动，红军向敌军喊话，解释党的政策，使守城之敌解除了顾虑，缴械投降。27日红军兵不血刃解放了下马关。28日，红十五军团进攻下马关以北四十里的韦州城。当时驻守韦州的敌军为马鸿逵部骑兵第一团第三营及400余名地方民团武装。7月3日，红十五军团攻到韦州城下，曾一度攻上北城墙。城内守敌向马鸿逵告急求援，马鸿逵认为韦州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有重要地位，韦州有失，危及金（积）、灵（武）的安全，其老巢银川难保，遂急派骑兵一、二、三、四团及保安处骑兵第一大队，共计1400余人的兵力，另附炮兵一部分，从金积、灵武一带驰援韦州。7月4日，敌援军抵达韦州城下，红十五军团退守红城水。 西方野战军西征的胜利，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6月中旬，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以马鸿逵部固守于中卫、五佛寺一线，防止红军北进；朱绍良部在海原、靖远，黑城构筑封锁线，防止红军南下，以东北军骑兵军何柱国部为主力，集结后向同心、豫旺进攻”。蒋介石还在电文中为马鸿逵、朱绍良、何柱国鼓励打气：“兄部奋勇敏捷，共成伟业，有厚望焉”。① 6月中旬，何柱国秉承蒋介石的命令，乘张学良到南京开会之机，指挥东北军七个师和三十五师马鸿宾残部，自庆阳、固原一线向北进攻，至七月初，攻占镇原三岔、庆阳马岭、阜城等地，并继续向曲子推进。此后，何柱国又集结东北军四个师及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一部兵力，于固原、土营之间，准备沿清水河北进，与北线的马鸿逵部相配合，南攻北堵，消灭红军于“中宁以南地区”。 在何柱国部进攻的同时，北线敌人也向红军发起反攻。6月24日，横山之敌一个团增援安边，被红军击退。7月5日，敌三个骑兵团又两个营，由韦州南犯豫旺，被红军击溃，毙俘300余人，敌军退回韦州。 在敌军南北夹击的形势下，7月14日，毛泽东致电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提出了关于西征战役的四条作战原则：“（一）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二）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需要多的忍耐性。（三）扩大与训练部队，使红军生息强大，造成将来战略上大举反攻之主要的条件。（四）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影响大局，反而有利于大局。”①据此，彭德怀电告红一军团代军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对东北军原则不与之决战，多作政治争取，但敌向我进攻时，消灭其一部也是必要的”。②7月17日，何柱国以骑兵第六师由固原向北作试探性进攻。红一军团在土营、豫旺之间的张家嘴、郭家嘴地区设伏，决心予以反击。当敌骑兵六师一个先头团进入埋伏圈后，当即受到红军的迎头痛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四个连，缴获战马300余匹及大批武器弹药。何柱国见红军早有准备，同时张学良又从南京返回，便停止了进攻。至此，敌人南北两路反击和出扰行动便以失败而告终。 在西方野战军向西进攻的同时，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及地方武装、游击队在东线、北线、南线坚持游击战争，箝制敌中央军、晋军西渡黄河部队和陕北、渭北之敌的进攻。 6月初，陈诚指挥一个师又一个旅，由山西省军渡镇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在敌人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的策应下，向陕甘根据地进攻。陈诚仍然采取堡垒战术推进策略，企图先肃清东线红军，尔后向西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红三十军采取游击战术，进入吴堡地区，迟滞敌人的行动。 6月中旬，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在蒋介石的责令下，由南向 北进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瓦窑堡，15日进至安塞、蟠龙、永坪。红三十军据守延川，准备抗击敌人向瓦窑堡的进攻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进行了严正交涉。经过交涉，东北军于6月18日退出永坪、蟠龙。但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却由北向南乘机向红军发起进攻，6月21日，敌八十六师两个营从石湾出发袭击瓦窑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地方红军的掩护下安全撤出瓦窑堡。6月24日，敌八十六师一个团由横山进攻安边，被红二十八军击退。7月15日，中共中央转移至保安（今志丹），从此，保安又成为陕甘根据地的首府。红二十八军、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红八十一师及西北野战军直属骑兵一团和地方武装、游击队的抗击和箝制行动，有力地策应了西征红军主力的行动，保证了陕甘根据地后方的安全。 从5月19日至7月底的两个多月时间中，红军西方野战军在西征战役中，给敌以大量杀伤，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余人，解放了环县、豫旺、同心、定边、盐池等城镇，开辟了东西长约1000里，南北宽约数百里的广大地区，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财，为开展新局面，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陕甘宁独立师的组建及剿匪斗争 （一）陕甘宁独立师的组建 193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决定西征作战的同时，决定成立陕甘宁省，统一领导和管理新解放的广大区域。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锡五，副主席朱开铨。陕甘宁省政府成立初期，省府设在吴旗县刘家渠，随着西征战役的胜利发展，6月份，迁至环县河连湾。 陕甘宁省成立后，陇东地方干部即随同西征红军主力一道西征。在红军解放一处地方后，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立即就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根据地建设。当时陇东新苏区建立的县级政权包括华池、曲子、环县、赤庆、固北、豫旺、定环等七县，再加上宁夏、陕西境内的豫西、定边、安边、盐边、赤安5县红色政权，陕甘宁省一共管辖12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人口约10万人。 当时，陕甘宁省初建不久，新区工作刚刚开展，加之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敌情、社情都十分复杂。政治土匪张廷芝、赵老五等在这一带活动多年，武器精良，马匹肥壮，其手下的匪徒又多是凶悍的亡命之徒，战斗力较强。陇东新苏区创造以来，张廷芝、赵老五、耿天海等土匪武装及其他国民党地方武装经常对苏区进行袭扰破坏。他们破坏乡村红色政权，残害人民，屠杀党员干部，犯下累累罪行，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对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工作、进行根据地建设造成了严重危害。而当时，红军西方野战军要对国民党主力部队作战，一时还不能抽调部队承担剿匪任务。因此，组建一支坚强的地方武装，以配合和协助西方野战军的西征作战，清剿土匪，保卫陇东新苏区的安全，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鉴于这样的客观情况，经中央军委批准，陕甘宁省在西征主力红军的协助下，于1936年7月17日在曲子县花旗镇，以原陕甘边苏区地方红军武装为基础，正式组建了陕甘宁独立师，由姚喆任师长，黎林任政治委员，尹国赤任参谋长，周志刚任政治部主任，周玉成任供给部长。①陕甘宁独立师归属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领导与指挥，军事部长肖劲光，政治委员赖传珠，下辖4个团，每个团三个连，全师共有1300多人。 陕甘宁独立师第一团由红二十九军二五七团改编，团长杨瑞森，政委刘禄昌。二五七团原是由鄜县独立一营和独立二营的一个连合编而成的。独立一营就是1933年11月下旬红二十六军在南粱建立的保安游击队发展起来的。这个游击队有180余人，战斗力比较强。直罗镇战役时，就是这支部队把东北军一0九师引入包围圈的。直罗镇战役后，保安游击队在黑水寺编为鄜县独立一营。独立二营是原鄜县游击队、甘泉游击队改编的。这两个营合编为二五七团后驻守劳山一带，阻止东北军向瓦窑堡的进攻。中共中央迁驻保安后，该团又在保安一带担任保卫党中央的任务。改编为陕甘宁独立师第一团后，主要随师部在陇东唐家台子、三岔一带活动，阻止东北军进犯。 陕甘宁独立师第二团是以中宜独立营为基础，并抽调洛川游击队、中宜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组建而成的。团长朱日亮，政委刘英，参谋长何家流，政治处主任陈干卿。第二团成立后，由中宜地区开赴甘肃环县、固北作战。该团当时是陕甘宁省委军事部的直属部队，归省委军事部直接指挥。 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是由关中独立三团改编的。团长陈国栋，政委初定为张仲良，但一直未到职，后由刘永培担任。1936年4月，新正独立营、新宁独立营、淳耀独立营合编为关中独立三团，7月改编为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4月，开赴曲子参加剿匪作战。 陕甘宁独立师第四团由华池独立营及庆环、庆合游击队组成，团长黄克秀，副团长罗德胜，政委任昌辉。共三个连。第四团组建后，进驻曲子一带开展剿匪斗争。 当时，由于陕甘宁独立师刚刚组建，武器装备很差，弹药奇缺，条件十分艰苦。“各团在装备上都差不多，每人一支步枪，五、六十发子弹，两个手榴弹。连以上干部有驳壳枪，团以上干部有手枪。每连配备一挺机枪，部队统一军装。政治生活也比较正规，政治课主要讲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形势和任务等。军事课主要是军事技术。”① （二）陕甘宁独立师的剿匪斗争 陕甘宁独立师成立以后，各部均在陇东的曲子、环县、固原一带活动。主要任务是与土匪赵老五、张廷芝作战。 陕甘宁独立师第一团主要驻防并活动于曲子、三岔一带，从事剿灭赵老五等土匪武装的活动。当时，环县、曲子境内共有十余股土匪，其中赵老五股匪约100余人，该匪投靠环县国民党政府，作恶多端，为害最烈，经常袭击曲子、环县等地的县、乡苏维埃政权，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936年11月，赵老五率匪徒百余名流窜至马岭一带抢劫。第一团接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报告后，立即赶往清剿，在红军的坚决打击下，赵匪仓惶逃窜。第一团紧迫不舍，在追击中将赵匪歼灭大半。团政委刘禄昌在追击赵匪的作战中英勇牺牲。马岭战斗后，第一团政委由张明科接任，并将保安县独立营编入第一团。此后第一团移住三岔一带，相机打击敌人。12月，第一团在三岔铁王山再次与赵老五土匪武装展开激战。这次战斗中，赵老五土匪虽人数不多，但却占据有利地势，据险负隅顽抗。第一团几次强攻禾克，遂改变战术，由团长杨瑞森指挥部队正面佯攻，由政委张明科带领骑兵分队。迂回到敌人背后发起猛烈攻击。在第一团的前后夹击下，赵老五土匪溃散逃窜，战斗胜利结束。在这次战斗中，第一团团长杨瑞森又不幸牺牲，陕甘宁省委军事部派汪祖美接任团长，继续开展剿匪作战。 陕甘宁独立师第二团在陕甘宁省委军事部政委赖传珠的直接率领下，主要驻防靖边、定边、安边一带，开展剿匪斗争。这一带曾经是陕北军阀高双城长期盘据的地方，红军解放这一地区后，这里仍然流窜着高双城的一个骑兵营及国民党保安队、地方民团约达1000余人。这些反动武装经常袭扰苏区党政机关，蹂躏无辜百姓，气焰十分嚣张。8月，独立师第二团在安边、定边交界的韩家渠与敌展开激战，敌人凭借兵力众多，弹药充足的优势，向独立第二团发动疯狂进攻。独立第二团利用险要地形，沉着应战，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后因弹药告罄，只好沿山坡边打边撤。敌人见势愈加疯狂，穷追不舍。正在这紧要关头，红三十军前来增援独立师第二团的作战。独立第二团士气大振，立即向敌人发起冲锋，将敌打得落花流水，毙伤敌人400余人，残敌仓惶逃窜。这次战斗，独立第二团也付出了代价，伤亡100余人，团政委刘英负重伤，陕甘宁省委军事部派牛书申接替政委职务。完成这次歼敌任务后，独立师第二团返回环县，参加剿灭耿天海、赵老五的战斗。9月上旬，独立二团在石家台歼灭耿天海匪帮，平毁其据守的许多寨子。11月，第二团参加了山城堡战役，在此前后，独立师第二团在甘肃庆阳、环县木钵地区积极与进攻苏区的东北军作战，阻止了东北军的推进。 由于独立第二团作战顽强，因而多次受到陕甘宁省委、省军事部的表彰。省委书记李富春对独立师第二团政委牛书申赞扬道；“那个地方（指环县、华池一带）的土匪都怕你们，当地老百姓非常信任你们，称你们是‘我们的二团’1937年4月8日，省委军事部政委赖传珠在陕甘宁边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对独立师第二团工作进行了表彰。① 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接受改编后，在环县、曲子一带开展剿匪斗争。1936年秋，第三团开赴镇原马渠和三岔一带协助地方政府开辟新根据地。当时马渠的沈家寨据点是一个硬钉子，对新苏区威胁极大。9月，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姚喆亲自来到第三团驻地，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沈家寨驻有敌民团武装50余人，伪团总是当地有名的恶霸。第三团包围沈家寨后，敌负隅顽抗。第三团围攻三昼夜，最后用架云梯的办法攻破寨子，但土豪劣绅及民团团丁已从地道逃跑了。第三团缴获银元、元宝一驮，粮食100石，还有许多布匹和衣服，补充了给养，基本解决了全团三个连的冬衣问题。战斗中没收的牛羊都分给了当地贫苦群众。 围攻沈家寨后，第三团在毛井、黑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这一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条件异常艰苦，尤其是吃水很困难，第三团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不久东北军三个团前来“围剿”第三团。在敌强我弱的的形势下，第三团撤至曲子，后又转移到木钵，东北军步步进逼，第三团边退边阻击敌人，打了几个小仗。在此前后，第三团还承担了收容掉队的长征红军战士的任务，先后收容掉队的长征红军战士五六百人。① 陕甘宁独立师第四团组建后，先随独立师师部在曲子镇附近驻防，清剿士匪，担任警戒任务。1937年7月18日，土匪张廷芝部进犯陇东苏区，红四团在团长黄克秀的率领下，投入了剿除这股匪徒的战斗，给来犯之敌人迎头痛击。二将川一仗，红四团毙敌团长李向银，取得了旗开得胜的战果。7月20日，张廷芝土匪武装败逃华池县老爷岭一带，凭借天然屏障，据险抵抗。适值大雨倾盆，黄克秀命令第四团冒雨冲锋，一连突破敌人四道防线，当攻击第五道防线时，敌人居高临下，以密集火力封锁道路，第四团屡次冲锋仍不奏效。此刻，团长黄克秀脱掉上衣，用红布条束紧腹部，大喝一声：“同志们，跟我来！”，一手执旗，一手握枪，奋不顾身，勇猛冲杀。正当他刚一回头命令部队：“誓与阵地共存亡！”的一刹那间，一颗罪恶的子弹击穿了黄克秀的腹部，黄克秀倾刻倒于鲜血之中，牺牲时年仅27岁。在此期间，第四团参谋长何家流也黄克秀和何家流牺牲后，红四团指战员复仇的心情极为强烈，又向敌发起猛攻，并将敌包围在山上。穷途末路的张廷芝设假投降的计谋，派人来谈判。当时红军干部战士都主张打，彻底消灭敌人。但这次战斗的指挥者，陕甘宁独立师参谋长尹国赤却主张接受谈判，结果中了敌人的金蝉脱壳之计，张廷芝乘机潜逃。 陕甘宁独立师的剿匪斗争，对于保卫陇东新苏区的红色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陕甘宁独立师的打击下，这一带的小股民团和土匪多数被消灭，大股顽匪虽未被彻底剿除，但其气焰则大大收敛。剿匪战斗中，由于条件非常艰苦，陕甘宁独立师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一团团长杨瑞森，政委刘禄昌，第四团团长黄克秀，参谋长何家流等4名团级干部牺牲，第二团政委刘英负重伤，连排干部和战士的伤亡也很严重。英勇牺牲的烈士为了保卫陇东新苏区而永远长眠在这块苏区土地上。陕甘宁独立师经过战火的洗礼，愈战愈强。抗日战争开始后，陕甘宁独立师一、二、四团改编为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三八五旅警备第七团，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辎重营，均继续驻守陇东解放区，后来在反磨擦战斗中又作了贡献，解放战争中又为解放大西北立下了不朽战功。 四、陇东新正、新宁、永红地区地方武装的反“围剿”斗争 在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东征和西征战役之际，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东北军6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在飞机掩护下配合地方保安队、地方民团，采取“碉堡战术”，步步为营，向关中特区逐步推进。 国民党反动派进入关中特区后，大肆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为了彻底摧毁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在根据地编制保甲，清查户口，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外来的革命干部。根据地内部的一些刚组建的游击队成份很复杂，不断发生叛变事件，许多地方干部遭到杀害。少数地方干部也经不起严酷环境的考验，投敌叛变。原宁县三支队队长王德宽就是在这个时候投敌叛变的，给政权建没造成了损失。一些地主豪绅也乘机反攻倒算，进行反动活动，气焰十分嚣张。个别反动分子更是得意忘形，公然施行阶级报复。新正县就发生了一个保长用斧头劈死了某游击队员的父亲和弟弟的严重事件。在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下，关中特区所辖的陇东地区的政权机关被迫转入地下，有的遭到破坏，整个苏区形势非常严重。 为了阻击国民党军向陇东苏区的进攻，保卫关中特区政府，关中特委将新正独立营、新宁独立营、淳耀独立营与坚持在关中地区斗争的原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第一团一起组成了关中红军主力部队，由江华任司令员，贾拓夫任政委，张邦英任政治部主任。① 关中红军主力部队组成后。在陇东新正、新宁、永红等地区坚持斗争丁一个多月，后来敌军采取步步为营，节节逼进的办法逐渐缩小和包剿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坚持当地斗争就会造成严重伤亡。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共中央指示关中特委；关中红军主力部队和特区党政机关撤离特区，留下少数领导干部率领游击队坚持当地游击活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关中特委决定，关中红军主力部队撤离关中特区所辖的防东新正、新宁地区，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转移。关中特委和特区政府也一同撤离，留习仲勋率领游击队坚持当地斗争，并主持关中特委的工作。6月，关中红军主力部队红一团、新正独立营、新宁独立营、淳耀独立营北上陕北，。经耀县、鄜县转移到直罗镇。途中在鄜县羊泉原、套洞原配合鄜县两个独立营奉命阻击敌军，粉碎了敌军闪击关中特区机关的阴谋，保卫了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政府的安全转移。此后关中红军部队开赴瓦窑堡担负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在主力红军撤离陇东新正、新宁根据地后，如何坚持游击活动，如何保存并积蓄革命力量，就成为摆在关中特委面前的重要任务。为此，关中特委决定由习仲勋、唐洪澄、汪锋等人组织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①此后习仲勋也奉命调离，汪锋任工委书记，在赤水县七界石坚持斗争。这时，关中工委的中心任务是：组织革命退却，保存积蓄革命力量。为了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关中工委作出如下决定： 第一，在干部问题，凡是外来干部及与群众关系不太密切的工作人员，立即分散撤退，以免遭受敌人的杀害。 第二，在军事问题，将关中特区划分为两个区，成立南北两个指挥部，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互相策应，避实击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第三，各县政府和县委机关都化整为零，跟随游击队活动，并积极抓住时机开展革命工作。 在反“围剿”战争中，新正、新宁、永红等县的游击队，神出鬼没，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新正二支队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重兵包围6天，弹尽粮绝，游击队员们只能用野果和酸杏充饥，但没有一人泄气。他们互相勉励，发扬了高度的英雄主义精神，终于在第七天冲出包围。不久，二支队奉命拔除敌军设在西坡的两个碉堡，队长赵德荣化装成敌人催粮军官，深入敌营探清敌情，然后在夜间一举全部歼灭敌人，端掉敌人碉堡，二支队神出鬼没的战术行动使敌军闻风丧胆。新正回民游击队也在反“围剿”中屡建奇功，他们利用熟悉地理环境的有利条件，掩护群众转移到子午岭密林深山，在梢林中与敌人兜圈子，搞得敌人精疲力竭，疲惫不堪。新宁县的游击队也发挥了战斗核心的作用。新宁一支队奇袭湘乐川的莲花池的东北军的一个连，俘敌20多人，缴获步枪20支，战马20匹，机枪一挺。永红县游击队和县政府人员配合，攻克了底庙敌军城镇据点，极大地震撼了敌人，敌国民党底庙镇长狼狈逃窜，我地方武装乘胜收复了苏区土地，恢复了县委和县政府的工作。 在严竣的形势下，新正、新宁、永红三县政府多数干部表现了顽强的革命精神。新宁县政府机关干部在敌人“围剿”时，从杨园子转移到密林深处的龙池，昼伏夜出，依靠群众与敌人周旋。后来由于敌军大兵压境和“围剿”，切断了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在粮食绝尽的条件下，干部们就采摘刚脱蕾的杜梨和山杏充饥。吃多了上吐下泻，发烧打颤，但大家的革命意志和信念并没有动摇，坚持了一个多月后冲出重围，转移到月明塬开展游击活动。 新正、新宁、永红三县地方武装的对敌斗争使国民党地方保安队惊恐万状。曾经不可一世的宁县保安中队队长庞明胜吓得逃回老家，盘据在盘克苏区的敌军也跑回了早胜，合水反动民团头子被打得落花流水，连他的乘马和卫士也被抓获，他本人仓惶而逃，差点送命，一些保安队纷纷缴械投降，有的与游击队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通过反“围剿”，游击队由弱变强，赢得了人民赞扬，地主豪绅再也不敢为非作歹，镇压群众，土地革命的成果也得到维护。 在地方武装和地方政府的反“围剿”胜利形势的鼓舞下，新正、新宁、永红三县根据地人民也纷纷起来投入反“围剿”斗争，采取各种手段打击敌人，帮助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他们为游击队和革命干部提供粮秣，传送情报，掩护和救护伤病员，同时还抗拒敌人拉夫拉差，破坏敌人的保甲组织，对敌军实行坚壁清野。在广大人民的斗争下，敌人耳目闭塞，疲于奔命，而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干部则在人民中如鱼得水，进退自如。 1936年9月，在关中特区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党中央派习仲勋、张策、郭秉坤重新返回关中，领导苏区的恢复工作（在此之前，汪锋于6月间赴保安向中央汇报关中工作）。9月下旬，习仲勋在淳耀县槐庄子主持召开会议，恢复了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特委书记由习仲勋担任，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由霍维德担任，薛和防任秘书，下设一科（科长陈元亭）、二科（科长高秀山）、三科（科长张剑颖）、四科（科长李会友）、保安科（科长王占山）等工作机构。关中特委和特区政府成立后，在赤水县七界石召开了关中特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到会的30多名干部研究讨论了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和恢复关中特区县区政权问题。会议作出了以下决定： 第一，以县为单位整顿和扩大游击队，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由郭秉坤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统一领导全特区的游击队。 第二，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进步和中间的民团、保甲，孤立和打击少数反动分子。 第三，整顿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 第四，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第五，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 鉴于当时在反“围剿”斗争中县区干部有的牺牲，有的退出革命甚至变节投敌，所以这次会议还对县区干部作了一些调整和补充，逐步恢复了基层党政机构的工作。七界石会议标志着关中特区的反“围剿”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此关中特区的地方武装和苏区政权迅速恢复。在陇东，国民党地方武装垂死挣扎，组织了一次沿山搜索和并村活动，但迅速被地方武装击败，经过几次较大的战斗，敌人只能死守据点，再也不敢外出骚扰。 在游击战争广泛开展的基础上，永红、新宁、新正县地方武装和党组织领导人民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根据敌军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备县政府和游击队就向他们宣传“打到东北去，收复家乡”、“一家人不打一家人”等口号，教育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把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对马鸿逵的部队，地方政府和游击队则根据回族的风俗习惯，将被击毙的马鸿逵部队的官兵集中起来，送到新正县的两个回民乡，由清真寺阿訇对死者按回族习惯埋葬；还对被俘人员，在作了抗日救国宣传后，每人发给路费10块银元，送回原部。这些工作对敌军震动很大。“西发事变”后，东北军、十七路军基本停止了对苏区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地方武装因失去靠山而惊慌失措，各地保安队不断分化瓦解，有的缴枪投降，有的逃离苏区。关中特区政府下令以县为单位组织地方武装向外出击，在“西安事变”后的10天时间内就收复了全部苏区。此后关中特区遂停止向国民党的作战，着手恢复健全党组织和政权机构，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至此，关中特区所属陇东地方武装完全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正文 第十章 山城堡战役——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此后，为实现夺取宁夏，打通与苏联和外蒙的联系，并完成向东打通抗日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制定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的作战计划。但是，由于南线敌情突变，蒋介石调集5个军向会师后的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发动全面进攻，而张国焘因畏敌过右，不敢击破南敌，屡屡干扰红军的行动部署，使宁夏战役作战计划被迫中止，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不得不放弃西征开辟的大片新区，向陇东老区转移。为了扭转极为不利的形势，中央军委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部署并指挥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环县北部的山城堡发起歼灭胡宗南部七十八师的战役，粉碎了蒋介石向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稳定了陕甘宁根据地的局势，促进了党的“逼蒋抗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进一步贯彻。 一、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的会师 中共中央极为关怀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红一方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开始西征作战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曾电告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在红一方面军西征后，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和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俟大计决定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三大主力红军建立联系，并在西北地区配合作战的问题。6月19日，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指出时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革命走上了新阶段，党的任务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并首先要实现和发展西北地区的联合抗日局面。为此，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直出至甘肃南部”，这样既有利于会合主力红军创造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又利于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补充。7月初，红二、六军团在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奉中共中央命令组成红二方面军。张闻天、毛泽东等在贺电中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红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 1936年7月初，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克服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后，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由西康省甘孜（今属四川省）地区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编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以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左纵队由朱德率领经东谷、西青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中央纵队由徐向前率领，经壤塘、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先后由甘孜出发，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经西青寺、阿坝，包座向哈达铺前进。在北上途中，必须通过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松潘大草地。红军进入草地（红军第四方面军已是第三次入草地）后，粮食十分缺乏，朱德总司令亲自带领红军战士挖野菜、摘野果充饥。广大红军指战员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终于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于8月上旬胜利到达班佑、包座地区。 7月13日，中共中央电告红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使红军在“战略上大占优胜”。7月22日，中共中央又电告红二、四方面军，“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并指示“二、四方面军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敌人为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调集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布防于岷州、洮州、西固地区；王均第三军由陕南向文县、武都、天水、西固地区前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由秦安、天水、甘谷西移陇西、定西地区。敌人在甘南仓促布防，企图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并在青海方面由马步芳、马步青部扼守，防止红军西进。对此，中共中央于8月1日电示红二、四方面军，令“红四方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朱德、任弼时等当即电复中共中央，“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8月3日，中共中央又电告红二、四方面军，“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的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8月5日，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简称岷洮西战役计划），决定乘敌兵力分散，主力尚未集中之前，先行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根据计划将红四方面军编成第一、第二纵队，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由包座、俄界经旺藏寺出哈达铺攻岷州；第二纵队夺取洮州旧城，尔后主力向临洮方面发展，一部向夏河、临夏活动，保证左侧安全；第三纵队出哈达铺，策应第一、第二纵队的行动。8月5日至12日，各纵队先后由包座地区向甘南前进。第一纵队相继攻占腊子口、大草滩、哈达铺，包围了岷州，8月26日攻占渭源；第二纵队于8月20日攻占洮州旧城，9月7日攻占通渭；第三纵队经救济寺、腊子口，于9月初进至哈达铺，并攻占了礼县。 9月8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方面军在哈达铺发布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简称成徽两康战役）的“基本命令”。决定“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县、风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其意义在于“制蒋贼援军于甘肃境内以东地区须与一、四方面军合击之”，“配合一、四方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9月10日，红二方面军开始实施成徽两康战役的“基本命令”的任务，以第二军第六师为右路纵队，9月16日占领康县；第二军第四师和第三十二军组成中路纵队，9月17日和19日，分别占领成县，徽县；第六军为左路纵队9月18日占领两当。红二方面军发动成徽两康战役后，在短短的十天时间内，接连攻克甘肃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城，控制了陕西略阳、凤县和甘肃西和、礼县、天水等地的广大乡村，迅速打开了一个新的战略区域，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在陕甘两省南部边界建立苏区的任务。 岷洮西战役和成徽两康战役的胜利展开，使红军二、四方面军在甘南地区初步站住了脚，在战略转移中获得了一个休整的时机。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于8月31日由宁夏清水河以东、豫旺南北地区西出并南进，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地区。随后，红一军团在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下，9月14日占领静宁、固原之间的将台堡；红十五军团向靖远挺进，9月14日占领打拉池。 这样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就形成了夹击西（安）兰（州）大道，南北呼应之势，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蒋介石为了阻止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在解决两广事变后，急调胡宗南第一军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隔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的道路。9月初，胡宗南部已进抵天水、宝鸡线。同时，蒋介石还命令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第三十七军，阻止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命令宁夏的马鸿逵部和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国、马鸿宾部南北推进，夹击红一方面军主力。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迅速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9月10 日，中央军委明确指出，三大主力红军准备在会宁、静宁地区会师，准备同敌人打几个恶仗，力争不打，或会师后再打，当前主要是力争会师。要求各级领导要宣传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伟大意义，要准备衣物支援二、四方面军，帮助解决困难，特别强调要注意全党、全军的团结，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如果张国焘能够认错，也要欢迎，要做好工作，成为团结和遵守纪律的模范。 9月1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了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令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控制西兰大道；红二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开向宝鸡以东地区，牵制与侧击胡宗南部，迅速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合，协同消灭胡宗南部。 遵照静会战役计划的要求，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特别支队，于9月18日占领静宁县的界石铺。红二方面军以第六军团向宝鸡方向前进。 这时张国焘却反对中央的战略方针，提出要红四方面军由临潭、洮州旧城西进，经黑错、夏河、循化至西宁，然后翻越祁连山进入甘肃北部。9月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会上，朱德、任弼时等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坚决表示必须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静会战役计划，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会议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认为“目前胡敌被我二方面军已吸引，拟将向天水方向集中，而有利于一、四方面军在通渭、静宁地区之会合”。决定“四方面军以迅速进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的先头部队”。根据这个计划，9月1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发布了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 但在会后，张国焘继续坚持错误，于9月22日和26日，连续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表示拒绝执行中央军委提出的静会战役计划，并于9月22日命令红四方面军转兵向西，准备在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北渡黄河，向甘肃西北开进。对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9月24日至27日连续电告张国焘，强调指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9月27日，中央军委明令四方面军停止西进。朱德得知张国焘推翻西北局会议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西进后，一面致电中央军委，明确表示要坚决维护静会战役的计划；一面致电张国焘，对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表示“不胜诧异”；此后，命令红四方面军各部暂停一切行动，并通知西北局成员到临潭开会，共商红军行动方针问题。9月27日，中共西北局在临潭召开会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张，决定迅速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9月30日，红四方面军相继由岷县、漳县出发，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 红一方面军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北进，于9月30日以红一军团一部为左纵队，南下和特别支队靠拢；以红十五军团一部为右纵队，主力出郭城驿。于10月2日进占会宁城。 1936年10月7日和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十师在会宁、青江驿、界石铺等地，分别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和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会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红二方面军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10月4日向北转移，渡过渭水，越西兰大道，经过半个月的行军作战，于10月22日到达静宁东北的兴隆镇、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和第二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实现了大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极为有利。 首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南部苏区的红军进行了悲壮的战略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沿途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并克服了自然界的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到达了陕甘苏区。三支红军主力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阵地，却转移到了西北的抗日阵地。1936年7月16日，早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前，斯诺就对陕甘宁根据地情况作了如下记载：“红色区域目前已拥有陕西省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西——兰公路以北甘肃省的事实上全部地区，包括富饶的黄河河谷，以及长城以南黄河以东宁夏省的大部分地区。此外，陕南、甘南、山西省西北角，绥远省南部长城一带以及兰州以西的青海省，都有红军游击队的小部队活动。”“目前的苏区是红军迄今占领过的最大的连成一片的土地”。这一大片苏区是刘志丹、谢子长领导陕甘边区红军以及后来的西北红军开创和巩固下来的，是红军长征结束的唯一落脚点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出发点。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陇东苏区边缘地区的会师，表明了全国红军进入了抗日的前沿阵地，即将走向抗日战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大大地加强了全国的抗日救亡工作。 其次，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这是中华民族的精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总是梦想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斩尽杀绝，他们费尽心机，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帝国主义支持，派重兵围剿农村革命根据地。南方的红军三大主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致使红军遭到了失败，被迫进行长征。在西北红军的有力掩护和策应下，三大主力红军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实现了会师。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的破产。中国共产党仍然存在，中共中央在中国的西北地区保存了下来，并继续指挥红军作战打仗，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工农红军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是广大红军战士经过千辛万苦的锻炼和考验，质量却大大地提高了，特别是各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都集结在一个统一的地区里，这在红军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红军三大主力在一条战线上联合作战，可以更有把握地战胜敌人，打更大的胜仗，并必将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军队的坚强支柱，成为全国同胞团结抗日、抵御外侮的核心。 再次，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当三支主力红军会师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且在西北地区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局面。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师，进一步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壮大了红军的声威，推动了国内形势朝着停止内战，共同抗战的方向发展。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通电》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沿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历史的发展，正是按照“通电”指出的方向前进的。 二、宁夏战役作战方针的制定和被迫中止 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既是中共中央在当时的总体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宁夏战役行动方针的关键一环。 前面说过，陕甘苏区四围受敌，无战略退路，红军发展受到限制。尽管在东征、西征战役中，红军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陕甘宁根据地（西征后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苏区）的困难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为了促进西北地区联合抗日局面，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发展红军，发展根据地，党中央早在红二、四方面军进抵甘南之时，就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构想。 宁夏位于黄河中游，面积17万平方公里，人口120万，是西北地区最富饶的省份。宁夏平原渠道纵横，稻田遍布，盛产米粮，早有“塞上江南”之称。且宁夏南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占领宁夏有利于老苏区的巩固，西与甘肃河西走廊的永登、凉州、张掖、酒泉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东与绥远交界，又便于红军东进抗日；特别是宁夏北部靠近外蒙，通过内蒙又可以靠近苏联，可以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因此，夺取宁夏，对于改变红军被包围的困难处境，取得物资补给，争取广阔的战略回旋余地；打通苏联，解决红军与友军的战略靠背；打通东进的道路，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发展壮大红军，粉碎蒋介石剿共计划，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是因为夺取宁夏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有着重大影响，1936年7月底，中共中央将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与宁夏战役计划联系在一起，并作为红军西方野战军的任务下达。7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发《中央军委为完成野战军的三大任务给各兵团的指示》中，明确规定红军西方野战军在完成西征后的任务是：向西发展，努力创造和扩大新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创造条件，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早日实现三大红军会师；消灭二马（即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占领宁夏，打通与外蒙和苏联的联系，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8月12日，中共中央电告红二、四方面军，进一步明确指出，红军三个方面军今后的任务是，在确保陕甘宁苏区的同时，集中主要力量谋求夺取宁夏，并配合东北军出兵绥远，“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以此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发展，进而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预计在10月至11日间，“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 对于中央军委提出的宁夏战役的作战构想，身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持不同看法。9月22日至26日，他连续电告中央军委，认为“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有黄河，沙漠之险。”“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四面受敌，颇为不便”，。对此，中央军委于9月24日至27日连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宁夏人口一百二十万以上，在西北地区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并强调指示“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的一环”。明令红四方面军立即停止西进。在中共中央的督促和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终于克服了张国焘的右倾动摇错误，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师，为实现宁夏战役的构想创造了先决条件。 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提出的宁夏战役作战方针铺平了道路。10月11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作战计划。“纲领”对夺取宁夏的任务分两个阶段进行了部署。其中11月10日以前为第一阶段，即战役的准备阶段，全军的主要任务是休息补充，积蓄锐气，抓紧训练，作好进攻宁夏的各项准备。红一方面军转移至同心城地区休整；红二方面军转移到静宁、隆德地区休整；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静宁、会宁地区休整，以期保持10月份西兰大道在红军手中，以一个军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从11月中旬起为第二阶段，即战役的实施阶段。以一、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向宁夏进攻。“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红四方面军另外两个军及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阻止南路敌人进攻。10月16日，中央军委电示三个方面军，“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税气，准备执行新的任务为基本方针”。 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及总部直属部队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部共21800余人，按照宁夏战役计划部署，从靖远西渡黄河。过河后，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向景泰推进。10月31日，北进一条山，控制五佛寺渡口准备接应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地区过河，共同攻取宁夏。 然而此时，敌情急剧变化。10月21日，集结在秦安、渭源、天水、甘谷、陇西、武山一线的敌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由国民党西安绥靖主任朱绍良指挥，以260个团的优势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为左、中、右三路，向红军所在的静宁、会宁地区大举进犯。蒋介石也于10月22日亲自飞抵西安，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参加“进剿”，并指挥西北的马家军配合作战，妄图将刚刚会师的红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22日，敌三十七军在七架飞机的配合下向华家岭发动进攻。担任防御任务的五军指战员在与敌激战中遭受严重损失，伤亡800余人，副军长罗南辉英勇牺牲。四军、三十一军也伤亡很多，减员严重。23日，敌三十七军占领会宁后继续向靖远方向的红一、四方面军部队逼进。敌三军占领通渭，与敌三十七军协同，经会宁向靖远进攻。敌一军进占静宁、界石铺，向固原、海原方向的红一、二方面军部队进攻，敌关麟征师已至靖远、中卫，控制了黄河渡口，隔断了红军河西部队与河东红军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调整了宁夏战役计划的部署。提出了先击破南敌，尔后北进宁夏的正确方针。10月底，红一方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四军节节抗击敌人的进攻，到达打拉池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主力集结一起。 与此同时，一、二方面军的会师部队离开新开辟的静宁、隆德地区北上，于10月下旬，在敌机狂轰滥炸下轮换抗击敌人的进攻，经硝河、阳明堡北上。10月底，到达打拉池以东，宁夏海原以西地区，与一、四方面军靠拢。 红一、二、四方面军进入打拉池、海原地区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海（原）、打（拉池）作战计划”，决定集中三个方面军的主力。在海原、打拉池地区给南线追敌以歼灭性打击。10月27日，红军总部向各军电告了中央军委作战命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重击破南敌，停止追击”，并命令“第四、三十一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人突进部队，而停止其前进”，为宁夏战役的实施创造条件。为了保证中央军委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28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组成前敌指挥部，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行动。 10月29日，彭德怀向一、二方面军与河东的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四军下达了“海打战役计划”，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共六个师集结于古西安州、麻春堡、陈家湾一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集结于干盐池一线，共同组成突击集团，从东西两翼歼灭胡宗南部先头两个师；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第五军在靖远、打拉池一线牵制敌第三军和第三十七军，保护突击部集团右翼安全，红二方面军主力北进到海原以北或西北地区，保护突击集团左翼安全。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致电朱德、张国焘：“为战胜胡敌，三十一军即照德怀二十九日二十时电令布置执行任务”。 但是，张国焘并没有执行中央指示，却于30日命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第四军撤至贺家集、兴仁堡；第三十一军撤至同心城、王家团庄地区，因而致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这样中央军委关于先击破南敌，尔后北进宁夏的正确方针未能实现。至11月初，敌第一军、第三军、第三十七军已推进到靖远、打垃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和宁夏马鸿逵的通道。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法实现，因而被迫中止执行。这样就使西路军和河东红军都处于十分危险的形势之中。 宁夏战役计划的被迫中止，完全是张国焘干扰破坏的结果。早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甘南之时，中共中央就明确地向红军二、四方面军电告了夺取宁夏的战略构思，为此要求红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或其他地区，获得必要的休整和补充，然后于10月至11月在兰州以东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师，以便夺取宁夏，然而张国焘却提出要红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以红四方军西渡黄河、向西进取青海、甘西接通新疆。他擅自命令红三十军进行渡河准备。并确定以红三十军为先遣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决反对西渡黄河的行动，同时鉴于敌胡宗南第一军由陇海线迅速西调，企图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严重形势，提出了以三个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部的“静会战役计划”。然而，张国焘拒不执行这个计划，坚持要红四方面军由洮州经夏河、循化越过祁连山，进入甘肃北部。夺取宁夏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被张国焘破坏的危险。 在这紧急的关头，中共西北局于9月16日至18日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克服张国焘再次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重新肯定了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方针，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拒不执行这一计划，他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环”，公开对抗中央关于“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的一环”的方针，并于9月22日命令部队：“根据迅速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北部之战略计划，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机占领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经过中共中央多次制止并下达命令，张国焘才放弃西进计划，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这样从9月16日至18日的西北局岷州会议作出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方针，到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开始向静宁、会宁地区前进，张国焘整整耽误了红二、四方面军半个月的宝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中，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歼灭敌军一部的计划未能实现，南线敌军得以从容地调集260个团的重兵，在战略上构成了对红军的巨大压力，对宁夏战役的计划造成了不利的形势。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军委鉴于红二、四方面军经过远途行军作战，部队十分疲劳，于是在“十月份作战纲领”中决定将宁夏战役分两个阶段，其中11月10日以前为第一阶段，全军的主要任务是休息补充，积蓄锐气，抓紧训练，作好攻击宁夏的任务。结果在这期间，敌情发生急剧变化，集结起来的优势敌军向红军会师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红军被迫调整宁夏战役计划，提出先击破南敌再攻击宁夏的方针。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张国焘的故意拖延耽误，使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时间大大推迟，也使红二、四方面军处于十分疲惫的状况之中，因而影响了宁夏战役的及时展开。假设没有张国焘的干扰破坏，红二、四方面军可提前半个月北上静（宁）会（宁），并乘敌兵力分散之机，与红一方面军协同作战，歼敌一部，这样就可以打乱敌军南线兵力的部署，确保宁夏战役的实施。“兵贵神速”是军事上的常识。在战场上，赢得时间就是赢得胜利，在军事战争史上，因耽误时间（那怕是一分钟）导致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张国焘在最紧急的时刻，竟然拖延红二、四方面军主力的行动时间达半个月，这是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的直接原因。 在敌情巨变的情况下，彭德怀力挽狂澜，提出了击破南敌的“海打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又擅自调走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击破南敌的计划已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宁夏战役计划只好中止执行了。 宁夏战役计划的被迫中止，在战略上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形势，使红军主力和陕甘宁苏区均处于危险的境地。 首先，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在靖远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一军被隔断了与河东红军的联系，孤悬河西，处在危险境地。宁夏战役被迫中止执行后，西渡黄河的红军部队于11月11口，经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组成西路军，执行单独西进、打通新疆的任务。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与数倍之敌艰苦血战近5个月后几乎全军覆没。西路军的失败，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的一次重大损失。西路军之所以会孤悬河西，孤军奋战，完全是由于张国焘畏敌过右不敢执行击破南敌的海打战役的作战方针而导致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国焘为西路军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其次，使河东红军处在南北两敌之间回旋余地极小的地区。宁夏战役被迫中止后，南线敌人进占了靖远、海原、同心城以南地区，并继续向北猖狂进攻；北线敌马鸿逵、马鸿宾部控制着沿中卫、中宁、吴忠、银川一线的黄河河谷，并由北向南对红军实施挤压。敌人企图将河东红军包围并消灭于黄河以南的狭小地区。在严重的敌情面前，红军不得不放弃西征以来开辟的大片新区，逐次地向陕甘宁老区转移，以摆脱不利的形势。河东红军在敌军的追击下，处境十分困难。 再次，陕甘宁老根据地处境困难。在敌大军紧追红军的同时，东北军何柱国、董英斌两军亦由南向北对陕甘宁老根据发动进攻。据彭德怀回忆：“此时情况是很紧张的。我认为不打退敌人追击，陕北根据地没有粮食。当时保安全县只有一万多人口，如站不住脚，将被迫放弃陕北，东渡黄河，这种形势是很不利的。无论如何要挽救这种局势”。① 彭德怀的回忆，反映了陕甘宁老根据所面临的困难到了何种严峻程度；根据地外受威胁，内无粮草，红军立足困难，将不得不放弃老根据地。而放弃老区。对于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来说意味着一个多么痛苦的选择呵！ 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大决战——山城堡战役的胜利 夺取宁夏的计划不能实现，使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和陕甘宁老根据地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首先，由于东北军、十七路军不愿再打内战，蒋介石酝酿着将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西北的阴谋，这样，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在西北地区“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面临着遭到破坏的危险。 其次，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时值冬季，天寒地冻，红军的财政、粮食已十分困难，数万红军衣食无着，难以熬过严冬。1936年11月初，中共中央已着叶剑英从张学良将军处借款，以备急用。① 再次，从全国形势来看，日本帝国主义魔掌已伸向绥远，傅作义将军率部抗日，绥远抗战爆发。中共中央必须抓住机遇，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变被动为主动，保存自己，发展自己，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鉴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共中央考虑，红军跳出陕甘宁苏区，摆脱蒋介石的包围，在流动作战中寻找机会，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对当时党和红军来说都是必要的。由此，在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后，河东主力红军做战略转移，就成了当时党和红军的大局：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提出了“作战新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点是：河东红军脱离陕甘宁根据地进行新的战略转移，其具体内容是： 第一，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但11月份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仍然在宁夏境内的关桥堡至金积、灵武地区作战，灭敌一部后争取休息、准备。红军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尔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敌毛炳文、王均部则予以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王以哲部由于他们当时已有了不愿继续打内战的倾向，并秘密地与红军建立了某种联系，因此，则采取积极进行统一战线的方针。”① 第二，12月上旬以后，一、二两个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向南出动；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组成北路军向北出动，两军沿途扩红、就粮，尔后分别到达延川、神府等地渡河入晋，逼阎锡山、蒋介石与红军妥协，以便共同抗日。②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的困难，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向西北。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与南京政府订立协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三，对河西红军部队，“新计划”指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① “作战新计划”关系重大，十分机密，当时只是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几个核心人物中征求了意见。 11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朱、张并告彭、贺、任，指出：因为：（一）北路军之行动，有妨碍绥东抗战及吸汤军回堵之政治上军事上不利。（二）加厚向南兵力，并使兵力不分散。（三）三个方面军一同出山西。（四）南出川陕两方面之机动。因此，我们觉得除徐陈之西路军外，其余全部向南为有利。又指示，“依照前方敌情、粮食情况，同意德怀同志提早向南之意见”②。红军向南出动前，中共中央将这一计划通报了张学良。然而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在，“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变化。 中央军委11月12日的电报对“作战新计划”作了调整，提出了加强南路军，取消北路军，三个方面军一同出山西的部署，但是其基本点即三大红军主力脱离陕甘宁苏区作新的战略转移的计划并未改变。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逐渐放弃了这个“主力红军作脱离陕甘宁苏区准备，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的方针和计划，改取保卫陕甘宁苏区的方针，其首要原因是战场形势出现了转机。 1936年11月上旬，红一、二、四方面军进抵宁夏何家堡地区的有利地形，给追敌以歼灭性打击。但由于狡猾的胡宗南部这时不敢冒进，在原地集结兵力，构筑工事，敌第三军王均部由贺家集迂回到同心城红军阵地右翼，企图夹击红军，东北军也进至豫旺一带，同时，张国焘在这关键时刻，又“令第四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①因此，红军不得不放弃西征以来解放的同心、豫旺等大片地区，继续东撤。11月15日，红军进入陇东苏区，到达环县曲子、洪德一线。 红军东撤后，国民党军队连续占领了海原、同心、豫旺等地，蒋介石得意之至，错误地认为红军经长途跋涉，已不堪一击，决心集中兵力从庆阳、固原、七营、同心、中卫等地进击陇东苏区，妄图南北夹击。全歼红军于陇东苏区，进而直捣陕北。为此，蒋介石的兵力部署是：以十五路军马鸿逵部在中卫，第三军王均部在同心，第一军胡宗南部在固原以北，组成左纵队；以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和骑兵军一部在固原、庆阳间，组成右纵队，共同向陇东苏区进攻。同时，还调敌三十七军毛炳文部、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为预备队，由朱绍良指挥，随时予以增援。 在各部敌军中，敌第一军胡宗南部是进攻红军的主力和王牌，也是蒋介石赖以起家的本钱。该敌对于反共甚为积极，并且倚仗优势兵力和优良装备，骄横嚣张，目空一切。胡宗南自调入西北战场追击红军以来，一直未受到有力打击。因而在占领同心城后更加骄纵，认为红军已不堪一击，已向盐池方面溃退。因此竞以其所率的第一军孤军深入，急速向惠安堡、盐池方向前进。 胡宗南部的急躁冒进，为红军的歼灭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1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坚决消灭侵略苏区之胡宗南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胡宗南孤军深入，长驱直进，侵略苏区，反对红军抗日救国，我一、二、四方面军有全力消灭该敌之任务。各级军事政治首长立即进行迅速坚决的动员，使每个指战员明白此战关系之大，我军胜利根据之多，敌人弱点之存在，号召红色军人一致努力，一举消灭胡宗南几个团，开展抗日救亡的新局面。我军粮食困难，用一切方法克服之，保障战役的成功”。① 中央军委鉴于张国焘屡屡干扰战场指挥，阻扰歼敌计划的贯彻，致使出现前线指挥不统一。部队行动不协调，影响了红军战斗力的发挥等情况，下令将张国焘调离前线，到后方陕北，并明确指示一、二、四方面军：“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的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战胜敌人”。当张国焘离开陇东前线到陕北后，毛泽东还致电彭德怀：“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当可放手去做”，②为了加强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力量，中央军委还任命任弼时为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与彭德怀、刘伯承一起统一指挥红一、二、四方面军的联合作战。 11月中旬，敌三十七军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因同红军有统战关系，进展缓慢；敌第三军进至同心城后也停止了进攻。唯有胡宗南率第一军四个师为解决给养，分三路进攻豫旺。根据此情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准备在豫旺、环县一带歼灭胡宗南第一军一部，粉碎敌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11月16日，红军主力进至甘肃环县山城堡以西萌城、甜水堡地区设伏。17日，敌胡宗南第一师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立即予以反击和追击，在红军的猛烈打击下，敌第二师被击溃，狼狈逃窜。红军追击十余里，击毙敌团长一名，毙伤600余人。俘敌一部，缴获步枪百余支，击落敌机一架。在这次战斗中，红军第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儒，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牺牲。 胡宗南在萌城、甜水堡地区遭到红军伏击后，并不引起警惕；反而兵分两路，继续猖狂追击红军。在占领惠安堡后，以两个师向定边、盐池一线推进，以七十八师占领甜水堡后南下，妄图南北夹击，逼迫红军与其决战。11月17日，敌先头部队到达山城堡地区。 山城堡位于环县以北洪德城和甜水堡中间地带，距甜水堡约六七十里，两地之间塬高沟深。吃水十分困难。“胡宗南部当日离开甜水堡后，即无处找到饮水，非到山城堡不可”。①而山城堡一带川原交汇，沟壑纵横，周围土寨很多，地形复杂，便于大部队设伏，是一个理想的歼敌战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在山城堡地区歼灭胡宗南一部，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 11月18日，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贺龙联合签发了“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决战动员令指出：“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诚与最吃苦耐劳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诚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困难，并准备连续战斗，因为当前的这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① 为了保证山城堡决战的胜利，18日晚，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由陕北亲临环县河连湾，来到红军前敌总指挥部。19日，前敌总指挥部在山城堡召开作战会议，制定了战斗方案和兵力部署。 根据山城堡一带的地形特点和敌人态势，红军的兵力部署为：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及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军隐蔽埋伏于山城堡之东、南、北三面，待机出击；以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八十一师集结于洪德城、环县及其以西地区，担任策应各方和迟滞东北军的任务；以陕甘红军二十八军在红井子、大水坑一带钳制敌人左路部队的行动。 11月20日，胡宗南第一军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一个团全部进入山城堡一带的红军埋伏圈。敌一个团占据山城堡以北和以东的山坡，一个团位于南面马掌子山之东南山脚，另一团占据西北方面的曹家阳台。 11月21日下午2时，红军对包围圈中的胡宗南部七十八师发起全线进攻，并截断了其回逃甜水堡的后路。敌军发现被包围，便向曹家阳台一带高地集中，企图突围，但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一军团乘敌调整之机，迅即向马掌子山坡发起猛攻。轻重机枪声，军号声，冲锋喊杀声，震撼山谷，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敌军阵地，攻占了马掌子山高地。此时，防守曹家阳台之敌也在红军的进攻下阵地大乱，敌二三二旅旅长丁德隆见败局已定，便率部企图从断马腰岘攀山逃窜。红军以一部分兵力追击敌人，一部分兵力攻击敌哨马营一带的阵地，将敌赶进山城堡西北一条沟内，毙伤大半，其余的敌人全部当了俘虏。当日深夜，红军攻克山城堡，继续向逃敌展开追击战。在茫茫的黑夜中，只见双方的各种火力交织起来的火力网，映红了整个阵地。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奋勇冲杀，不怕流血牺牲，继续追歼残敌。这时，敌人为了打开一条逃命的退路，纷纷向红军发起反冲锋。红军战士猛烈穿插与敌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红军战士勇敢顽强，与逃跑之敌混杂在一起，进行白刃搏斗，杀得敌人尸体狼籍，敌人失去指挥，乱作一团，狼狈逃窜。经一夜激战，红军全歼敌军，至22日上午9时，战斗胜利结束。此战歼敌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全部及二三四旅一个团。 与此同时，红二十八军也在大水坑一线击溃了进攻盐池的胡宗南部队，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山城堡大战以红军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连同何家堡战斗，萌城甜水堡战斗和陕甘红军第二十八军在大水坑、红井子一线作战在内，红军在山城堡地区歼敌万余人，给胡宗南以沉重的打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了国民党停止了对陕甘宁根据的进攻。壮大了红军的声威，对实现中共中央“逼蒋抗日”与国内和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此战之后，红军三大主力以备姿态，在甘肃、陕西、宁夏三省边界的环县、曲子、定边、盐池之间休整，为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作准备。 四、山城堡战役是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1936年11月21日至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在甘肃环县以北地区山城堡地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反击国民党军队追击围攻的战役，即闻名史册的山城堡战役。此役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嚣张气焰，稳定了西北的局势，促使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更加坚定了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决心，使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成为西安事变的直接导火线。 山城堡战役发生在历史转折关头，纵观山城堡战役前的形势和国共两党关系发生的变化，有着以下几方面显著的特点。 第一，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加强了全军的团结，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了雄厚的实力基础。正如当时党中央指出的：“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线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① 第二，自1935年华北事变后，由于空前的民族危机损害了中国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利益。作为两大对立阶级利益代表的国共两党在抗日问题上有了一些共识，因而国共两党自1935年冬以来进行了秘密接触，虽然双方谈判进展不大，但却表现了双方有着改善关系的主观愿望。 第三，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加剧和分化以及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蒋介石此时坚持“剿共内战”的政策带有极大的冒险性，如对红军的“围剿”再遭失败，必将引起对内战政策的强烈不满的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第四，山城堡战役对中共来讲既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良机，只要中共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即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就能够使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他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进一步认识到坚持“剿共内战”是没有出路的，从而加深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对促进实现中共提出的“逼蒋抗日”方针起着重要作用，从而也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但是此时蒋介石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顽固坚持内战政策，急调260个团的兵力，以其嫡系胡宗南部为主力，向刚刚会师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中央决定发起山城堡战役，红军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11月17日，在萌城设伏痛击胡宗南部第二旅，尔后于21日在山城堡突然向胡宗南部七十八师发起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胡宗南部一旅溃败，一旅覆灭，其军心动摇已极”，①此役共歼敌万余人，余敌主力被迫退却，从而一举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围剿”。 早在5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就在其著名的《西行漫记》中，以惊人的洞察力砰述了山城堡战役与西安事变爆发之间的密切联系；时隔30多年之后，曾为山城堡战役指挥员的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谈到山城堡战役时指出：“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②如果说西安事变的爆发是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下，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剿共内战政策并威逼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的必然结果，那么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则是促成西安事变爆发的点接导火线。 第一，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使中共处在更有利更主动的地位上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从而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 山城堡战役前，蒋介石对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和诚意做了错误的理解。误认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已是穷途末路”，声称“有绝对把握消灭共产党”，①并大举向红军发起进攻。当时中共所面临的军事形势非常严峻，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为了击破敌军进攻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中央发布了宁夏战役的计划。但由于敌情的变化和张国焘的干扰，使红军几次破敌计划连续落空。处在敌军重兵围攻回旋余地狭小的地区，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红军不得不放弃西征开辟的新解放区东撤，而敌军穷追不舍，尤其敌主力胡宗南部更为骄横，步步进逼。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陕甘宁苏区，促进抗日成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中央决定发动山城堡战役。11月18日，党中央和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联合签发《决战动员令》，指出：“当前的这一个战斗，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并号召红军全体指战员“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 山城堡战役以红军的胜利和蒋介石的惨败而告终。这一战役的胜利给予进攻红军之敌以沉重的打击，充分显示了三大主力红军的团结战斗的强大实力，保卫了陕甘宁苏区，稳定了西北的局势，使中共在更有利更主动的地位上，更有力地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2月5日，毛泽东致书杨虎城将军，指出：“蒋介石氏孤行己意。萌城、山城堡两役略施教训，半个月为欲行又却，垂丧之态可见，‘银样腊枪头’可恨亦可笑”①，并向杨详尽地讲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西北方略。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和促进下，山城堡战役后仅20天，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第二，山城堡战役胜利，更加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与红军的联合和抗日的决心，对中共提出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由于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既使张学良、杨虎城对中共的抗日主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又使他们看到了红军的实力，更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剿共内战政策是没有前途的，使他们联共抗日的决心更加坚定。就在山城堡战役结束的第6天，11月28日在西安各界人士举行的纪念坚守西安10周年的大会上，张学良、杨虎城作了激发将士抗日的演说，从而把抗击北洋军阀的纪念活动变为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安人民团结抗日的动员大会，显示张、杨两将军密切合作坚决抗日的决心，此时距西安事变爆发仅14天。这种军民联合请缨抗日的呼声迅速传到了陕北。毛泽东即于12月5日致信杨虎城，讲述了山城堡战役胜利的形势，指出蒋介石“对外力求妥协，对内仍继续进行内战，非举各方团结抗日之力，不足迫令其走上抗日救国之途”，①并与杨商议了抗日大计，两军行动，通迅联络等几项大事，敦促其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中华民族抗日联合阵线一边。毛泽东的这封信内容丰富，陈词恳切，对坚定张、杨抗日的决心，几天后便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第三，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促使了张、杨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使他们再也无法容忍蒋介石的内战卖国政策，由此而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蒋介石在其对红军的军事进攻遭到山城堡战役的惨败后仍执迷不悟，继续调集军队准备向红军进攻，坚持将反共的内战打下去。12月初，蒋介石来到西安坐镇指挥，并逼迫张、杨立即率部全线进攻红军，否则将以东北军调至闽，十七路军调至皖相威胁。在这种处境下，张、杨两将军义愤填膺，再三力阻以至哭谏均告无效，除发动兵谏之外别无他途可求。12月12日，张、杨两将军终于破釜沉舟，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实现了国内和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实现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正文 第十一章 “西安事变”后红军主力部队在陇东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为了策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付亲日派可能对西安发动的进攻，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向陇东正宁及淳化、三原一带集结。红军在南下途中，进驻了东北军撤防的庆阳、合水、正宁、镇原等县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一军团于1937年初从西安阳近返回陇东正宁、宁县和旬邑一带整训，不久红十五军团也返回陇东，进驻庆阳驿马关一带。4月，援西军从陕西三原出发进至镇原，后因西路军失败即留该整训。红军各主力部队在陇东整训期间，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团结抗日”的口号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展党的组织，同时有步骤地开展减租减息和实行群众合理负担，这样就促进了陇东统战区的形成和发展。 一、红一方面军进驻陇东正宁、宁县及庆阳驿马关地区 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亲日派何应钦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调动大批军队，由东、西两个方向向西安推进，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夺占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讨伐军”由何应钦任总司令，下属两个集团军。东路集团军近十个师，由刘峙指挥，从东面直逼西安，先头部队五个师已进至华县；西路集团军十个师，由顾祝同指挥，拟由甘肃靖远、宁夏同心、陇东环县向甘肃陇西、天水集中，尔后向东进攻西安。 为了支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粉碎何应钦“讨伐军”的东西两路进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经庆阳、长武，彬县、咸阳、兴平，进至兰田、商县以南，协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突击敌东路集团军，力求歼其大部或一部；以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陕甘宁独立师，在环县附近牵制敌第一军；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在定边、盐池、吴旗警戒宁夏之敌；以红八十一师（后恢复红二十七军番号）东进延安。 12月26日，红军主力进至庆阳、正宁地区，蒋介石已被释放。敌东路集团军由潼关东撤，红军即在原地休整待命。不料蒋介石被释后，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将军，并指使其部队对西安进行军事压迫，以东面十个师、西南和西北十五个师，向西安对进。1937年1月，国民党中央军重新进逼西安。1月3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将领，“时局变化，亲日派回师进攻我抗日联军，唯有万众一心，巩固团结，坚决作战，争取最后的胜利99 1月5日，由杨虎城将军领衔，在西安发表了一份态度严峻、措辞强硬的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将军和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1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坚决要求南京政府立即下令停止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高级领导，在杨虎城的主持下，共同协商并拟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红军主力迅速出击，奉命进至西安之淳化、三原、耀县地区布防，红十五军团进至西安东南商县一带；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进至崇信、灵台地区，红二十七军（即红八十一师）进驻洛川，准备支援东北军、十七路军作战。同时，黄罗斌率红军陕甘地方部队红一团接替了东北军在延安等地的防务，原陕甘根据地大部恢复。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由保安迁至延安凤凰山麓。从此，延安这座庄严雄伟的古城，就成了指引全国人民革命方向的灯塔。就成了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由于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作了对付蒋介石“讨伐军”进攻的准备。加之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杨虎城将军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及国内外舆论压力，“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1937年2月初，进至三原、泾阳、耀县一线的红一军团返回陇东正宁、宁县及旬邑一带驻防，军团部驻正宁宫河镇，第一师驻正宁罗川，第二师驻宁县早胜镇，第四师驻旬邑县境内。不久，红十五军团也返回陇东苏区，进驻庆阳和西峰之间的驿马关一带，军团部驻驿马关城内，直属骑兵团驻庆阳桐川一带，七十三师驻西峰什社，七十五师驻镇原孟坝镇，七十八师驻西峰义门村，这样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全部返回陇东根据地驻防整训。 当时，西峰镇是国民党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被甘肃地方军阀鲁大昌所盘据，红军未能进驻，但红十五军团的驻防布局实际上对西峰构成了包围态势。 红一方面军主力返回陇东根据地后，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积极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对陇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扩大红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增进陇东人民对红军基本政策的了解，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红军无论是在南下途经陇东各地还是返回陇东驻防期间，都注意开展群众工作。红军各部队都组成了流动宣传队，深入山区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特别是采取边宣传，边肃清匪患的活动，开展减租减息活动，使群众认识到红军军纪严明，爱护老百姓，是真正的为穷苦人谋利益的，诚心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觉悟了的群众，纷纷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从中涌出来了不少积极分子。党组织积极吸收他们入党或参加红军，从而壮大了抗日力量。 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在南下和北返进驻陇东宁县、正宁期间，也曾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启发群众的抗日觉悟。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曾在宁县南义井召开了军民大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宣传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同时为了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邓小平同志还在南义井听取了新宁县委组织部长王秉祥、统战部长李积成的汇报，对党的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促进了陇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红十五军团的群众工作也开展得十分出色。军团民运部直接领导，发动群众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各界群众救亡团体。还根据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揭发清算了恶霸地主杨奎隆，汉奸特务谢福民的罪行，并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劳苦人民群众。与此同时，驻孟坝的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也与援西军一起在当地建立了群众抗日团体和基层党政组织。由于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因此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红一方面军驻防过的地区抗日运动继续高涨，进而最终成为陇东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积极向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促进陇东地区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 红一方面军在陇东驻防期间，十分注意对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红军南下时，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于1936年12月25日由西华池经南义井到达宁县县城，他对国民党宁县政府人员以诚相待，晓以民族大义，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受到了国民党县长王序宾以下全体人员的欢迎。在宁县留守三四天期间，彭德怀教育干部要严明军纪，爱护百姓，尊重地方，因而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赞誉。当红军途经早胜镇时，各界人士闻讯自动在沿街摆设茶水、饭食热情慰劳红军。 为了消除红白对立的局面，避免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保证苏区政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红一军团还派出第一师政委邓华协助新正、新宁两县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展了划分界线的斗争。经过多次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划界协议。陇东新正、新宁县的划界斗争获得了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进一步团结了一切抗日力量，促进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和发展。 由于红军用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和政策来感召国民党地方当局，这样陇东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在抗战爆发前后逐渐缓和了同红军和根据地政权的敌对情绪，并开始同陇东的红色政权进行接触。因此，在抗战初期，陇东的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环县等各县为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均属八路军的后方，军民协作相安无事”。① 第三，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扩大党的影响。 红军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有利时机，在友军管辖地区开展建党工作。红一方面军采用派民运干部开展救亡运动，建立群众组织的方式，培养革命骨干，建立和壮大党的队伍。当时，开展工作的主要区域是庆阳、合水、镇原、宁县、泾川一带。各部队先后在上述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例如红一军团在宁县建立了中共宫河支部、早胜党支部，在正宁建立了中共纪纲党支部，在旬邑建立了中共上官庄党支部、秦家村党支部、太峪区党支部等。红十五军团派民运部长张翼成赴陕甘宁省委请示后，还建立了驿马关县委，并组建了义门、什社、驿马关、桐川、佛寺坳、王原，东原等七个区委，建立了一支几十人枪的县委警卫队。经过努力，到1937年上半年，红军先后在陇东建立了中共合水、庆阳、驿马关、镇原、宁县等5个县委和西峰、固原两个工委。 第四、扩大红军，加强整训，为即将到来的抗战作准备。 为了扩大红军、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中央军委早在1936年12月就提出要求，要利用一切机会扩大红军。红军备部队在陇东驻守期间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普遍把扩大红军作为重要工作，积极动员贫苦农民青年参加红军。仅陕甘宁省委就在半个月内扩军700余人。1937年2月，陇东新正、新宁两县的所有地方游击队被整编为关中第四游击大队，全大队近400人。3月，第四游击大队在富平补充到红四师中去，扩充了主力红军。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就已发展到74000余人，拥有枪40000余支，成为一支比较强大的抗日力量。① 红军各部队在积极开展“扩红”运动的同时，还抓紧和平时期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对战士、排连长、营团长提出不同的要求；并进行投弹、射击、刺杀和攻防演习训练，进行体育、文化娱乐等竞赛活动。这样就在各部队中开展了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练兵运动，掀起了练兵热潮。经过半年多的训练，红军各部队军政素质大大加强，战术技术水平大大提高。 二、红军援西军的组成和进驻陇东镇原地区 1936年11月，宁夏战役的计划被迫中止后，在靖远渡过黄河进入河西的红五军、九军、三十军以及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组成了西路军，执行西进新疆的任务。11月9日，西路军撤离一条山地区开始西进，14日进占古浪，16日越过凉州，18日驻永昌，21日占领山丹。至此，西路军全部占领甘肃省河西走廊蜂腰部，西至山丹，东至凉州西四十里铺长约300余里的地区。马步芳利用红军兵力分散，处境困难的弱点，集中兵力于永昌地区寻找红军决战。红军虽多次打退敌军的疯狂进攻，但伤亡很大，兵力由21000余人减为15000余人。12月下旬，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冒着严寒气候，继续西进。12月30日红军进占抚彝（今临泽）城，1937年1月1日攻占高台，1月12日，敌以4个旅又三个团进攻高台城，红五军与敌血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名红军将士英勇牺牲。 1937年1月23日，西路军在抚彝东南倪家营子地区进行阵地防御战，苦战至29日，毙伤敌万余人，自身也伤亡极大，全军已不足万人。 2月21日，西路军鉴于固守无望，决定东返，当晚突围。24日，在甘州西南的西洞堡、龙首堡，击退追敌一个骑兵师及民团，毙伤敌400余人。25日，敌军蜂拥追来，西路军全歼敌民团，缴枪1200余支，打击了敌人，鼓舞了自己。26日，部队回到倪家营子。27日，敌又以重兵围攻，西路军在此又与敌血战七昼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在西路军处境险恶之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接应救援西路军，决定组成“援西军”，急速西进。2月27日，中国人民红军援西军奉命正式组建，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林育英）任政治委员，左权（后李达）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 红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参谋长耿飙，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第十师，第十二师。 红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治委员周纯（郭述申代理），唐天际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辖九十一师，九十三师。 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辖二五0团，二五一团，二五二团。 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辖二八0团，二八二团，二八六团。 骑兵第一团，团长孔令甫，政治委员高锦纯。 援西军组建后由淳化、三原地区出发，星夜兼程，火速西进。3月2日，中央军委对援西军的作战原则作出了明确指示：“增援之实行及程度，必须顺从下列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周（恩来）即告顾祝同，请求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道而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域。（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证明西面是不会生存的。”①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3月中旬，援西军进抵陇东镇原地区。 这时西路军已彻底失败。3月12日，西路军在梨园口遭到重创，退入祁连山，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央军委来电，电报告知：“……现全军不足五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现百分之七十系伤病员，无日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大过，控堡寨不易，现全军决死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①在援西军无法迅速赶到的情况下，西路军余部于3月14日退至祁连山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又遭敌骑兵突袭，伤亡很大。军政委员会根据陈昌浩的建议，决定：主要领导干部离开部队返回陕甘宁根据地；余部2000余人分成二个支队，深入祁连山打游击。王树声和毕占云（红五军参谋长）各自率领的支队遭敌追击，大部牺牲（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就义于西宁），少数人员分散回到陕甘宁根据地。由李先念率领的一个支队1000余人，沿祁连山西进，经四十余天艰苦的行军作战，剩下的437人，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腾代远等率领汽车队，把他们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支部队分批回到陕甘宁根据地，参加抗日战争。 援西军进抵镇原时，得到了西路军失败的消息。根据杨国宇同志的回忆： “3月5日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走到甘肃东部的镇原时，援西军司令部在这里开了一个连以上的干部会。会上宣读了一封西路军的电报，说西路军已经到了祁连山，经过多次残酷血战，迭遭挫折，没有办法上了祁连山的康龙寺，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援西军再渡河去，已经远水解不了近渴了。这个电报一念，会场上顿时一片哭声，有的同志嚎啕大哭，刘伯承同志讲话也讲不下去了。多么好的部队啊，他们有的是从黄麻暴动，商南起义冲杀出来的工农子弟，有的是曾威震川东的游击健儿，有的是从中央苏区战火中锻炼出来的坚强战士，他们和我们援西军的指战员真是亲如骨肉，情同手足，现在听到了他们失败的消息，怎能不叫我们痛心疾首呢？大哭了一场以后，张浩和刘伯承同志都讲了话，都劝慰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西路军的失败还是局部，国内形势还是好的。鼓励大家要把我们的部队整顿好，要好好地工作，革命的烈火总要越烧越旺的。经过首长的一番劝导，部队的情绪才得到了平抚。”① 此后，援西军即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停止西进，在镇原就地驻防。各部队的分布情况是：援西军司令部及随营学校驻镇原县城，红四军驻屯字镇，红二十八军驻开边，红三十一军驻平泉、中原、新城一带，红三十二军和骑兵一团分散驻防三岔、太平、孟坝、马渠一带。援西军在镇原驻防期间，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积极开展接应和营救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的工作。 镇原位于西兰公路的北侧，是陕甘宁根据地的西大门，靠近西兰公路上的重镇平凉和泾川。西路军分散游击后，潜返延安的将士必须由此经过，马家军将所俘的西路军战士押送南京政府时，也要经过平凉、泾川。援西军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一方面在县城及平泉、中原、新城建立秘密接待站，一方面由政治部派出大批联络人员在泾川、平凉、固原一带及西兰公路沿线设法接应，收客失散的西路军人员，并书写张贴标语通告，向失散人员指示寻找联系红军的路线、地点。 在援西军的接应和掩护下，许多西路军的失散人员胜利返回了陕甘宁根据地，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河西化装成老百姓，做生意的，只身返回。在历经周折和风险后，在援西军的帮助下到镇原。1937年8月返回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和鼓励，然后便被派到抗日前线，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即山东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在所率西路军右支队被打散后，经援西军帮助历经磨难返抵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太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 西路军九军参谋长李聚奎，讨饭回到陇东老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西路军骑兵师师长杜义德，随同王树声一起返回边区。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校长，新四旅旅长。 西路军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死里逃生回到延安。抗日战争中任晋察冀军区教导团政委、团长，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解放战争中任人民解放军六十三军军长，率领部队横扫河西走廊。他是西路军中有幸亲自参加解放河西走廊的少数将领之一。 西路军教导团团长兼政委朱良才，潜返延安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西路军总部五局局长欧阳毅，利用自己的一手好字，当“儒丐”积盘缠，终于返回边区。抗日战争后，任抗大秘书长，军委除奸部副部长。 我们不必再一一列举在援西军帮助下零星返回边区的西路军将士的名字。上述事实足证明，援西军的营救工作是非常富有成效的，为党保护了大批抗战的人才。 除了努力接应零星返回边区的西路军将士外，援西军还积极营救那些被俘的西路军将士。 1937年5月下旬，援西军接待站得到准确情报：国民党兰州集中营把所俘的西路军将士1300余人，编成军官队（130余人）、士兵队（1200余人），将押送西安。援西军立即在西兰公路沿线派出大批侦察员，准备在中途营救。 当国民党军押送西路军被俘将士的队伍路过平凉四十里铺时，援西军侦察员们化装成卖茶水的，卖“锅盔”馍的，赶脚的，分散在平凉至四十里铺之间准备营救，侦察员们巧妙地接近了西路军被俘将士。并将联络信号和钱夹在“锅盔”馍里，“卖”给被俘将士。西路军被俘将士接到锅盔后，掰开一看，中间夹着的纸条上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写着“援西军侦察员”。被俘将士看到这样的纸条，高兴万分。又秘密互相传递消息，约定当晚在四十里铺分散逃奔镇原。恰巧当晚风雨大作，军官队和部分士兵队的人员在援西军联络人员的接应和带领下，当夜逃出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爬上草峰塬，翻越潘阳涧回到了镇原援西军的驻地。士兵队的部分战士因没有联络上，未能归队。归队人员中有后任军委组织部长、陕甘宁留守兵团副政委的方强，有解放后担任国防部长的秦基伟，还有徐立清、卜盛兴、徐太先、辛元林等“军官队”的人员。 在援西军的营救下，“西路军突围出来的失散人员陆续归队和被俘后接应回来的人数还是不少的，一共有数千人。”①据耿飙回忆，仅红四军就接应和营救了西路军将士2000余人。②。凡被接应和营救回来的西路军官兵，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委都去看望。“回来一个看一个，回来一批看一批，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刘伯承同志赞扬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表现非常英勇。”③援西军的干部战士也把归队的西路军将士当作亲骨肉，亲兄弟，给他们理发、洗澡，换衣服，热情接待。西路军归来的战士在精心照料下，换上了新装，修饰了“门面”，一下子象年轻了许多岁似的，个个容光焕发，英姿勃勃，两眼都闪烁着喜悦的光彩，在一起互叙往日辛酸苦难的历程，欢笑胜利的归来。④ 为了使西路军归来的指战员及时了解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援西军的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委、宋任穷主任还给归队指战员上课，作报告。讲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详细讲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方针和政策，解释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以及为什么要释放蒋介石等问题，从而使远离中央忙于作战没有好好学习的西路军归队指战员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对党在新形势下的正确路线，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刘伯承司令员还特别向归队的干部战士讲清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破坏北上抗日方针，迫害朱总司令的种种罪行。指出；“张国焘是一个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者，他的错误给党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特别是造成了英勇善战的西路军的失败。” 对于归来的西路军人员，援西军政治部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迅速进行了审查甄别。除了个别确有叛变行为者外，一律予以信任，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援西军对西路军的归队人员的审查结果证明；在西路军失败时，红军指战员作战是勇敢的，绝大多数的同志表现是好的，他们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在全军覆灭的特殊情况下，一些同志被敌人俘虏是难免的。援西军这种实事求是的审查工作保护了党的宝贵财富，使归队人员愉快地走向新的岗位，并在新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历史证明，援西军的接应和营救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在援西军中深入开展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工作，帮助广大指战员与其错误划清界限，肃清影响。 援西军中的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属于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在红四方面军的影响时间较长，余毒较深，因此，在援西军中深入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帮助广大干部战士提高思想觉悟，分清是非，肃清影响，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下达后，援西军立即召开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进行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动员部署。4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到援西军驻地镇原县城，正式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援西军又召开了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进一步把学习批判活动引向深入。在学习运动中，刘伯承、张浩等军政领导人严格坚持把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与张国焘及其错误区别开来，坚持正面教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坚持和风细雨的原则，对一时思想上转不过弯的干部战士耐心说服，不开批判会，更没处分过什么人。鉴于百分之八九十的战士没有文化，具体学习方法采取大会报告与分组讨论，个别谈心相结合的方式。学习批判活动到6月底告_段落。通过学习和揭发批判，援西军广大干部战士在思想上与张国焘的错误划清了界限，提高了思想认识，振奋了精神。在此基础上，刘伯承司令员狠抓了部队的各项制度建设，整顿和加强了军纪，建立和健全了各种制度，加强了军事训练，各部队都进行了演习，练习行军动作，紧急集合、夜间行军等等，使部队的作战力得到提高，为迎接抗日战争做了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后来援西军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基本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成为刘邓大军的骨干和基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援西军在镇原等地区广泛地开展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扩大红军的工作，并派出干部到当地的国民党军队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与国民党县政府及各界建立了友好的统战关系，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当时的国民党镇原县县长，经过援西军争取，积极同红军合作，支持抗日；并为红军筹集粮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取得国民党县政府及各界人士支持和合作的情况下，援西军还广泛开展民运活动，建立了各级抗日救国会以及抗日自卫军，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大批中共党员，在平泉、中原、新城等地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为建立中共镇原县委及镇原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口号下，援西军还发动驻地群众为抗日活动捐献了大批军粮及其他物资。仅屯字、上肖、署光等三乡的调查统计，当时援西军第四军在上述三乡动员群众捐、借军粮150万斤，保证了部队的需要。 三、红军中央教导师在陇东庆阳、环县地区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中央教导师又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成立于1936年6月，其基本任务是：培养训练班级、排级军事干部。7月，红军中央教导师由瓦窑堡迁至曲子县的木钵一带。 中央教导师师长周昆，政治委员袁国平、教育长郭化若，政治部主任罗贵波。训练部长苏进。下辖第一团，团长杨伯证，政治委员廖海光；第二团团长皮定钧，政治委员黄骅，第三团团长黄彦斌，政治委员黄欧东；特务团团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陈仁麒。共有800余名学员。 中央教导师进驻木钵时，曲子一带刚刚在西征战役中解放，政权组织尚未建立和健全，周围的几股土匪武装四处流窜，袭击地方干部和红军，抢劫人民群众的财产，扰乱社会治安，妄图颠覆新苏区的人民政权。在木钵以南的马岭、庆阳一线，还驻扎着国民党东北军。根据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特点，中央教导师在当时提出了三项重要任务：（一）学习训练；（二）维护社会治安，肃清匪患，宣传发动群众，帮助建立健全地方政权；（三）防止南线东北军的进犯，并与之逐步接触，开展统战工作。 由于中央教导师同时又是抗大第三科，因此。教学工作是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毛泽东曾指示：“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①在教育和训练工作中，中央教导师按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政治与军事并重，文化学习与训练并重为原则，积极开展教学活动。学习的内容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游击战争和一般军事常识等。特别重视政治思想教育，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边学习，边战斗，边劳动。 中央教导师的教学还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从师长起至各级领导，既是学员，又是教员。当时正是内战基本停止抗战还未开始，中央教导师即抓住这个难得的宝贵时机，集中了一批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在这里进行学习：除课堂教学外，教导师还很重视在日常生活中的讲话，每周的生活检讨会，每次的首长报告，每个节日的活动，以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劳动等等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改造着学员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情操。 中央教导师的全体干部学员的教学和生活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给抗大确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去实践的。先说“团结”一教导师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出身、年龄、经历都很不同，但他们在一起学习、战斗、生活，确实极少发生不团结的现象。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野蛮的也变得文明了；骄傲的也变得谦逊了；自私的也变得大公了；狭隘的也变得开朗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真诚而友爱的。即使发生问题，通过及时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得到解决。在这里，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成了家常便饭。后说“紧张”…教导师学员的学习、生活同红军战斗部队战士的训练、生活一样。一天时间里，白天上课，晚上讨论，午休时间必须休息，游戏时间又多是集体活动，星期日常有背粮、背柴、浇地、锄草等劳动。在教导师看不见悠哉游哉的散漫现象。再次谈一谈“严肃”——教导师的训练及日常生活，都是严格地按照红军的肯关条令、条例进行的。违犯条令、条例的必须严格处理。在这里非常讲究政治、立场、原则，讲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及教学上又提倡民主作风。最后说一下“活泼”——它是最突出地表现在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方面。整天歌声不断，早操后、上课前、吃饭前、点名前，歌咏委员都要抓紧机会教歌或唱歌。大队集合听报告，那就更热闹了，各队互相拉歌，唱歌声、拉歌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热火朝天；各队在一期的学习中都要组织几次文艺晚会，节目丰富多彩，活跃了学员们的生活。 中央教导师在完成培训干部任务的同时，还注意开展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广泛团结各阶层的群众，为陇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安事变”后，驻守在庆阳县城的东北军一0九师撤往西安，中央教导师当即移往庆阳城接防，1937年春，教导师与红二、四方面军的两个随营学校合并组成抗大第二校，3月改称“抗大步兵学校”，对外则仍称红军中央教导师，学员扩大到1400余人。 在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后不久，以蔡畅为首的陕甘宁省委工作团也来到了庆阳县城。红军教导师除完成自身的教学训练任务外，还与省委工作团互相配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爱国运动。 在当时，庆阳县城是陇东的一个古老城镇，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但同时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封建文化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阶级矛盾尖锐。城内有所谓的“八大家”，他们霸占着大片土地，又都开着商号，其中的首富是封建官僚地主冯翊清。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政治热情被压制。在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后，国民党在城内还设有区政府。设在西峰的国民党庆阳县政府也派其民政科长在这里“督导工作”。在国民党和封建势力的控制下，群众一时不敢接近红军教导师。针对这种情况，红军教导师首先扎根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民情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工作。教导师设立了问事处，负责接待来访并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同时，四处张贴占标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征求对红军的意见。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1937年元旦，教导师和陕甘宁省委联合发起成立了“庆阳县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蔡畅任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串联，团结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又成立了“庆阳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陆为公任主任，下设贫民、工人、青年、妇女、商民等各界抗日会。还办起了“庆阳县民教馆”，采取出板报、办夜校、识字班等活动，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帮助青年学文化。在教导师女战士的带动和蔡畅的直接领导下。庆阳县的妇女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红军发动妇女学文化，放足，废除童养媳陋习，争取男女平等，参加抗日运动，这些活动深受广大青年妇女的欢迎。在红军的影响和教育下，许多青年妇女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了打击封建势力，从思想上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7年4月，红军教导师和陕甘宁省委工作团，还发动和领导了庆阳人民开展了一场“反冯斗争”。当时庆阳豪绅冯翊清依仗官府、勾结土匪，包揽诉讼，贪污赈款，鱼肉群众。红军教导师民运科和庆阳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深入调查，掌握大量罪证的基础上，首先与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交涉，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斗争，逼其与红军合作成立了“冯案检查委员会”。1937年4月71日，红军教导师根据掌握的确凿事实，将冯翊靖等6名豪绅逮捕，并通电南京政府，免致掣肘。当时冯翊清之弟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参议员，在国民党各级政府势力和影响较大，因此，国民党对冯案采取了包庇的态度。4月14日，教导师召开了3000余人的声讨大会，抗议国民党南京政府和甘肃省府包庇冯案，、市民也纷纷游行罢市，表示支持。在群众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最终不得不同意“组织会审，就地结案”。5月7，日，经开庭会审，正式判处冯翊清等3名豪绅有期徒刑10一15年。“反冯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发动了群众，使人民群众认清了自己的力量，团结抗日的力量进一步加强。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中央教导师改为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韦国清任校长，张平凯后任政治委员，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总之，“西安事变”后，红军各部队在陇东经过半年的集中准备，士气高昂，兵强马壮，为出师抗日，实现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红军各部队在陇东地区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进一步地发动了人民，推动了陇东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使陇东地区成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战略后方。 正文 第十二章 陇东老区红军部队抗战以后沿革述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陇东苏区发展壮大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及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所统辖的数十支地方红军游击队为创造陕甘边苏区立下了不朽功勋，那么，这些英雄部队在抗战以后是怎样沿革的呢？它们以后又有哪些重大行动？这一向鲜为人知。本章对这方面的问题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一、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部队在抗战以后的沿革 （一）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部队，挺进华北敌后战场 1935年4月，奉刘志丹的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陕北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随后，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也奉命加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序列。1935年9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与由鄂豫皖根据地突围北上的红二十五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会师后，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等部队被编为第七十八师。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骑兵团、第一团因坚守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南线，未参加整编。 红七十八师组成后，参加了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等重大战役，并参加了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静（宁）地区的会师。1937年8月，红七十八师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第二营和六八八团第二营。9月，部队出师华北，血战平型关，展示了陕甘边红军的军威，使日寇闻风丧胆。1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七团第二营和六八八团第二营合建为六八九团。因此，威震敌后的八路军六八九团即是当年红二十六军的沿革。 1938年3月，六八九团随三四四旅开赴晋东南。4月，在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斗中，六八九团配合一二九师主力在武乡县长乐村全歼日军一个联队。6月，六八九团随同一二九师挺进冀南，攻克威县，给予目军以有力痛击。1939年7月，日军对晋东南发动大“扫荡”，先后攻占武乡、辽县、长子、壶关、长治等地。在反扫荡中，六八九团奋起反击，在壶关歼敌300余人，极大地鼓舞了晋东南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 （二）开赴华中抗日前线，改编为新四军部队 1940年1月，八路军总部命令黄克诚以八路军三四四旅和冀鲁豫支队组成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支援新四军。为此，部队进行了整编。在六八八团扩编为新一旅之后，六八九团抽出部分兵力和其他部队一起组建了新的六八八团一月。二纵向南进发，连续击破日军堵击。6月，二纵在涡阳以北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7月下旬，四纵以六八九和新六八八团组建第四旅。从此，红二十六军又沿革成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四旅。 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党为了扩大新四军，决定将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第三师。此时四旅改编为新四军十旅，先归新四军四师建制，后归新四军三师建制，并在淮海区坚持对敌斗争。由此，当年在陕甘边桥山斗争的红二十六军又成为华中水乡的新四军主力部队。 1942年，抗战处于艰难阶段。为了粉碎日伪顽对淮海区的残酷扫荡，淮海区实行了精兵简政和主力地方化。在淮海区坚持斗争的新四军十旅改建为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下辖一、二、三、四支队。1943年4月，淮海军分区部队发动夏季攻势，攻克了5个据点，歼日伪军5000余人。1944年4月，又发起高、扬战役，歼日伪军3400余人。 1945年3月，新四军以淮海军分区二、三支队为基础组建独立旅，开赴皖江地区作战。在独立旅成立同时，淮海军分区又组建新一团、新二团在原二、三支队所在地坚持斗争。 1945年8月10日，抗日战争大反攻开始后，淮海军分区又恢复丁新四军十旅建制，随后，部队展开连续攻势，先后解放宿迁、泗阳、涟水县城。9月，攻克淮阳城，歼敌9000余人。10月，独立旅北返淮海区，归还三师建制。从此，新四军十旅和独立旅这两支均由红二十六军发展起来的部队就一直在一起并肩作战。 （三）进军东北，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主力。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后，我党为实施夺取东北的战略方针，命令新四军三师进军东北。10月8日，十旅和独立旅在黄克诚率领下踏上进军东北的征程。11月5日，我军到达辽宁锦州一线，此后在辽西一带发动群众。清剿土匪，组建地方部队，建立根据地。1946年4月，十旅和独立旅参加了著名的四平保卫战，给国民党嫡系精锐主力以迎头痛击。 1946年春，东北野战军以十旅和独立旅为基础组建第二纵队。二纵组建以后，在东北战场屡建奇功。在伟大的辽沈战役中，二纵攻占锦州，会战辽西，夺取沈阳，为解放全东北作出了杰出贡献。 （四）挥师入关，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 辽沈战役后，平津之敌已成为惊弓之鸟。为了全歼华北之敌，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决策。1948年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二纵作为先头部队挥师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12月，二纵和其他部队一起占领唐山，切断平津，溏沽之间的联系。1948年12月下旬，二纵参加了天津攻坚战，全歼守敌，切断敌东逃之路，迫使北平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 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进行了统编。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从此支持陇东苏区成长壮大起来的部队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征途。 （五）出兵朝鲜，整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侵略军无视中国政府的警告，于1950年10月8日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大举进攻，新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10月19日，三十九军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先头部队与兄弟部队一道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三十九军英勇顽强，在云山地区击败了号称美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此后三十九军连续性参加了五次战役，收复平壤，飞度双江，夺取汉城，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收到了彭德怀的赞扬。从此，这支由陇东老区的红二十六军主力发展起来的人民军队名扬天下，成为一支保卫祖国的坚强劲旅。 二、 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和第一团在抗战以后的沿革 （一）改编为八路军一二0师部队，开创晋绥抗日根据地 1935年4月，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参加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反“围剿”作战之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红一团奉命坚持在陕甘边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西线、南线、西南线教军，掩护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行动。 1935年11日，直罗镇战役后，奉中央军委的命令，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改编为红一方面军骑兵一团，、直属方面军总部指挥。骑兵一团先后参加东征、西征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等重大行动，为扩大和保卫陕甘宁根据地作出贡献。1937年2月，骑兵一团奉命加入援西军作战序列，进驻陇东镇原地区。 1936年4月，国民党东北军以6个师台击关中特区，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奉命撤退，4月，红一团到达陕北唇，奉中央军委命令，划归红二十八军建制，开赴安定，保卫党中央。后随红二十八军参加了西征等重大作战行动。1937年2月，奉命加入西军作战序列。 1937年8月，骑兵团和红二十八军（包括红一团）均被编入八路军一二〇师，骑兵团被编为一二〇师骑兵营。红二十八军编人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改编后，部队挺进华北，驰骋晋西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1938年8月下旬，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一一二〇师骑兵营与兄弟部队一道组成大青山支队，在李井泉司令员率领下，由晋西北之平鲁等地出发，向绥远挺进。9月1日夜，该部主力跨过平绥路，进入大青山地区，同当地蒙汉两族人民游击队会合。9月3日，我军首袭陶林城（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尔后西进。攻取大滩。随后以此为基点，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9月下旬，支队主力进入归绥（今呼和浩特）至武川公路以西，袭击平绥路上的陶思浩、苏安盖等车站，占领了毕克齐。11月上甸，又粉碎日军2000余骑兵对萨拉齐以北山区山区的围攻。至1938年冬，包括绥西，绥南和绥中三区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二）回师陕甘宁边区，参加保卫党中央和解放大西北的作战 1942年，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敌伪顽的联合进攻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为了战胜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2年夏季，以一二0师骑兵营为基础扩建丽成的骑兵旅返回陕甘宁地区，进驻陇东合水太自镇葫芦河川，开展大生产运动。1943年4月中旬，骑兵旅移驻曲子县盛家桥一带进行休整训练。1945年3月，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形势下，为了支援敌后解放区的反攻作战。中共中央又抽调骑兵旅开赴大青山地区。进行游击战争与开辟解放区的战斗。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蚕食和进攻行动。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三五八旅和骑兵旅先后由晋绥边区进入陕甘宁边区，担任保卫党中央的艰巨任务。 1947年3月，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军，三五八旅被编入该野战军第一纵队，参加了保卫延安的历次重大战役。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整编的命令，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其第一纵队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三五八旅被编为第一师。因此，中国人民解放第二军第一师中就有着原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及其他陇东红军部队的发展渊源。 与此同时，骑兵旅作为西北野战军的直属部队，纵横驰骋在陕甘宁边界的广大地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行动。第一野战军成立后，骑兵旅仍然直属第一野战军总部指挥，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骑兵旅和三五八旅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杰出贡献，并在横扫西北敌军的激烈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两支以西北红军为基础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军队，在西北战场上继续完成着刘志丹、谢子长等先烈未完的革命事业，直至将胜利的红旗插遍大西北。 三、陇东老区红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在抗战以后的沿革 （一）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留守陕甘宁边区 坚守在陕甘边区的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所统辖的数十支地方红军部队和游击队。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陆续被改编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及陕甘宁独立师等部队，或补充入主力红军部队，为陕甘宁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新的成绩。 1935年12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以陕甘边红军地方各游击队、各支队为基础成立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先后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迅速成长为主力红军部队。 1936年7月，为了保卫西征开辟的广大新区，中央军委又决定以陇东地方红军独立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陕甘宁独立师，下辖4个团。陕甘宁独立师成立后，为了保卫新苏区的红色政权。积极开展剿匪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的气焰。 1937年8月，红二十九军和陕甘宁独立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红二十九军编为一二九师特务营，陕甘宁独立师改编为三八五旅警备七团，这些部队后来留守陕甘宁边区。 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中，警七团等部队在艰苦的条件下，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阴谋保持高度警惕，一次次地挫败了顽固派制造的事端。 （二）组建为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 警七团原属三八五旅的建制，后来警三旅与三八五旅合并，警七团改为警五团，归属警三旅管辖。 1947年3月，在西北野战军组成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警三旅和警一旅（以新宁、新正一带的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等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军游击兵团，在陇东、关中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威胁胡宗南集团后方安全。 1947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西北野战军以警三旅、警一旅、骑六师组建第四纵队，参加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1949年2月，第四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实际是在原陕甘边红军地方部队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 综上所述。从陇东老区发展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及其地方红军部队、游击队在抗战后分别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这三大主力部队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以西北红军为基础的部队，或坚持原地，或进军东北，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备战场的主力之一。此后，以原红二十六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部队，同全军兄弟部队一起，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英雄的陇东红军部队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正文 后后记 是一部记述陇东老区红军创立、发展和壮大历程的学术性著作。 由于陇东老区是西北红军的摇篮和发源地，是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汇合点，因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陇东老区红军的活动及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在全国是极为罕见的。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至今尚无一部比较完整的陇东老区红军史专著，在全国许多学术著作中，对于从陇东老区发展起来的以红二十六军为主体的西北红军均冠之以“陕北红军”的称谓，造成了很大的误解。因此，我们认为出版一部陇东老区红军史专著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界定陇东老区红军史研究的范畴。传统的观点认为“陇东老区红军史”是研究在陇东诞生且始终在陇东活动的红军发展的历史。这样就有三个问题不好解释。一是由于红军的弱小和敌人的强大，一支红军部队在陇东诞生后，由于红军性质的决定，往往不会始终株守于陇东苏区一地，加之她常常处于高度的流动作战状况，转战于陕甘两省或其它地方，因此，在陇东诞生且始终战斗在陇东的红军部队实际上是找不到一个的；二是有些红军部队虽然未在陇东诞生，但却在陇东进行了许多革命活动，其中有些活动对全国革命形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如山城堡战役）。怎么能将这些红军的活动排除在陇东老区红军史的研究范畴之外呢？三是陇东苏区的范围是变化的，此时的苏区，彼时不一定是苏区，如红军西征中开辟的广大新区实际上就包括了陇东静宁地区，但由于形势的突变，红军被迫放弃大片新区，上述地区又成了敌占区。那么红军三大主力在静宁、会宁地区的会师是否应当被看成是在当时的陇东老区边缘地区的会师？而不包涵在陇东老区红军历史的研究当中，显然是不妥的。 我们认为，陇东老区红军史应该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陇东老区诞生或在陇东老区活动的红军部队为研究的对象，并力求探索这些红军部队在陇东起源或活动的历史进程及其客观规律。从这个观点出发，凡是在陇东老区创建的红军部队，不管她的活动范围是否限于陇东老区，均应该作为研究的对象，对那些不在陇东老区创建的红军部队，也应该将其在陇东老区的重大活动历史列入研究的范畴。这样就可以完整地反映陇东老区红军起源、发展、沿革及主要斗争业绩，并从中寻求中国工农红军在陇东老区发展的内在规律。 就是以此观点为基础，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记述了西北红军和南方各长征红军在陇东老区发展和壮大的全部过程、举行的战役和重要战斗及其与红军发展有关的事件。 在这本书几年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各方面都给予了热忱的支持和关心。甘肃省委宣传部将陇东老区红军史研究列入了“社会科学发展资助资金”的项目；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主任任愚公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庆阳师专党委副书记惠维贤对本书的写作给予热忱支持，并对此书的撰写提出了不少建议；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刘光华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和支持；尚志勇、李志明、桑作石等同志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帮助，我们对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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