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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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实录》

正文序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80周年，在需要不断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发扬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今天，我们不能不追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最具代表性的、对中国历史命运和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战略性战役。

这几大战役，不仅在当时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而且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场面，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对今天的人们无疑仍是不可多得的教材，仍具有重大的激励和教育意义。

首先发起的战略决战——辽沈战役，其扼要情况是：1948年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首先在东北战场同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战。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地方部队共约55万人，分别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处于欲守无力、欲撤难舍的状态。而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的兵力有100余万人，占有明显优势。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发起辽沈战役。整个战役包括锦州攻坚战、辽西会战和解放沈阳、营口3个阶段。

东北野战军以6个纵队及1个炮兵纵队、1个坦克营围攻锦州。10月1日攻克义县；14日对锦州市区发起总攻，经3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0万余人。与此同时，坚守塔山的部队阻击了从锦西和沈阳增援锦州之敌。锦州解放后，长春国民党守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接着，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鸿率部投降，长春和平解放。10月26日，东北野战军将国民党军第九兵团等包围于辽西黑山、大虎山地区，经两日一夜激战，歼敌10万余人，俘敌兵团司令廖耀湘和5个军长中的3个。辽西会战后，东北野战军乘胜前进，于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再歼敌14万余人。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除1万余人由营口从海上逃跑外，共47万余人被歼。至此，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全境。

这一战略性决战，距今已近60年，人们对其上述概况基本上是了解的，而对那些重要的细节和鲜为人知的史料，或许并不完全清楚，诸如：首个决战为何从辽沈开始，美苏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蒋介石为何数移其将，毛泽东在小山庄里是如何导演这场战争的，林彪为什么非要执意打长春，未被消灭的国民党残军是如何逃走的，又逃向了何方……

这些细节和内幕对于人们较详细地了解这次战役的来龙去脉，熟识我军统帅高超的智慧、谋略及指挥艺术，感知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等，也许更有意义。故，本书以为名，选择一些人们也许不太熟悉的视点，作全方位细致地描述。

本书侧重交代在这次战役中国共两党的斗争策略、战役决策、遣将用兵，特别是国民党军如何失败、人民解放军如何战胜的某些细节。当然并非是描写某些不能公开的内部秘密。

记叙历史必须尊重历史，不能有半点虚假和随意。本书虽然采取的是纪实文学的笔法，但依据的都是有权威的史料，情节和事实都是有根有据的。为此，我们参考了大量相关军史、战史资料和论著。在此，我们谨向这些史料（附后）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正文第二章战略决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战略重心。

毛泽东曾经说：“即使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占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军占据东北，不但可以摆脱我军和根据地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的态势，而且可以依靠东北发达的工业与丰富的物产，建设成我党我军巩固的战略基地，并以此为依托，与全国各解放区相配合，坐北面南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斗争，从而使我党我军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蒋介石也曾说，东北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接受东北是“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之一。为此，蒋介石不惜以损害中国主权为代价，来换取苏联承认其在东北的权利和使苏联承诺国民政府将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国民党认为，控制了东北，就可以南北夹击共产党的各个解放区，尽快消灭共产党。

因此，为占领东北，国共两党都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争分夺秒地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

<h3>毛泽东早在抗战中期就预计要集中八路军、新四军去东三省</h3>

毛泽东早就看好东北这片黑土地了。1942年7月9日，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就曾在一份电报中探讨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争取同国民党合作建国，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集中于东三省的问题。

毛泽东这样说道：“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必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同年11月，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同志作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一文）

1945年4月，在苏日中立条约中止后不久，毛泽东则更加关注东北这块战略要地了。他在批转给晋察冀分局的一项指示中说：苏联中止苏日中立条约表明，苏日战争爆发已经为期不远，远东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今后配合盟军作战，将主要配合苏联。现在即加紧进行主力军、地方军的训练与扩大，以便能抽出若干主力，用于开辟东北。

这一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又一次指出：“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决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也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块整个的地方。我们要有包括东北在内的一块整个的根据地，这就全国范围来说，就是胜利有了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指出：“要准备20到25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苏区，将来开到东北去……东北四省（东三省加热河：作者注）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

6月9日，在中共“七大”会议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再一次讲到了东北，指出：“东北是很重要，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6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选举修补中央委员会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及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好更巩固了。”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东北这一地区，这是由这个地区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所决定的。从经济地位来看，东北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具有丰富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从战略地位看，东北地区背靠苏联，西面与蒙古接壤，东南和朝鲜为邻，南面的辽东半岛同山东半岛的胶东解放区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毗连。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东北也没有统治的基础。因此，如果中共控制东北，就可以变东北为可靠的战略后方，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革命根据地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军四面包围的被动状态，形成一个巩固的战略基地，一个革命的总根据地，以支持关内各解放区的斗争。相反，如果东北为国民党所占领，那它就能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同华东、华中相配合，南北夹击关内各解放区。

毛泽东既然如此看重东北地区，那么在行动上，他必然有所表示。1945年8月10日，他给山东罗荣桓、黎玉等人发出了一份电报，命令关东子弟兵“万毅部东北军人数、战斗力与干部配备状况请查明，即告并待命调动”。两天以后，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山东分局的电报，指出：“万毅东北军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就在毛泽东把眼睛紧紧盯住东北，并有所行动的时刻，传来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于8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消息。条约表示支持国民党政府：“苏联允许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中美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还明确表示，支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中国。

这一消息犹如一盆冷水迎头泼来，使毛泽东非常失望。他感到东北的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东北还去不去？毛泽东决定还是去。8月1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罗荣桓、黎玉、萧华的电报中指出：“万毅支队即调东北，经河北至热河边境待命。该支队现有2500人，汰去老弱及开小差者外，能有1500到达目的地即好。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部”（《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8月22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派人打入满洲开展地方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为迅速争取满洲起见，分局应即抽调大批干部在苏联红军占领旅顺、大连之后，穿便衣到满洲去，进入建立地方党、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如果苏联红军能允许山东八路军部队进入满洲（先去交涉）肃清散敌与汉奸，则应从山东抽调部队用东北义勇军名义进入满洲。

在8月23日、26日两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东北问题时说：“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一定，要看情况。”（第7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8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中又指出：“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先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5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一切都安排好以后，8月28日，毛泽东离开延安飞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负责中共中央工作。

<h3>刘少奇及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之经过</h3>

1945年9月14日，苏联特使贝鲁罗索夫与曾克林飞来延安，向中共中央通报苏共及斯大林关于中共军队如何进入东北的意见后，刘少奇在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讨论了苏方意见和东北工作。

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战略重点放在东北，力争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对苏联方面要求中共军队撤出沈阳、大连、长春等地的问题，刘少奇说：可采取三种方法：（一）撤名义；（二）撤小部分到乡下，主要部分留沈阳；（三）从沈阳至营口、山海关，把撤退闹得轰轰烈烈。三种撤法都用，公开撤，秘密又去。但冀热辽军区所辖的热、察是抗战以来八路军的主区域，不能撤出。由山东派4个师到东北，还是去，方针是争取东北。为了照顾苏联与蒋介石的外交关系，组织武装名义上不用八路军，但须使群众知道是八路军。

最后，刘少奇又提议，为实现控制东北的战略决策，加强东北的领导，成立中共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林枫，当时任晋绥军区政委、中共晋绥分局代理书记；程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为委员，立即前往东北开展工作。这项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兵贵神速。第二天早晨，新的中共东北局领导成员彭真、陈云、伍修权和增派的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便同贝鲁罗索夫、曾克林一起，乘他们来的那架小型军用飞机，飞赴东北。

新的战略部署一经确定，就要狠抓贯彻。9月15日晚，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下达指示：目前我党的任务，就是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强大力量。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100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从班、排、连、营、团到事务、政治人员都配齐，迅速陆续前去东北。100个团干部的分配为华中20个，山东30个，晋察冀25个，晋冀鲁豫25个。

向全党全军提出新的战略方针，以指导各解放区、各部队的统一协调行动，已是迫在眉睫。

时机成熟了。1945年9月17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写道：我们全国战略方针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以控制冀东、热河。

中共谈判代表团当天就复电，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说：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9月19日，中共谈判代表团又发来电报，再次表示完全同意延安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并提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政治局人员分散各地的情况下，全权委托中央书记处、主席及代主席，行使中央政治局职权。

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的意见显然相当重要。刘少奇一刻也没有拖延，立即于当天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重庆来电和战略方针、军事部署。

刘少奇首先在会上系统发言说，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控制张家口、山海关，使蒋介石军从陆路进入东北不可能。东北海岸只要5万人在渤海湾一段被我们控制，蒋军就上不了岸。东北局已去了，再派5万军队去，同时要各地配100个团的干部，马上就去。准备11、12月在冀东屯集5万兵，在苏军撤退时宣布八路军进东北。各地不要疏忽，还有两月多。15万兵力，东北内部再组织20万武装，枪支粮食都搞好，我们就能控制东北，这时国共谈判就有希望。因此，我们要当做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方针。会议结束，刘少奇回到住的窑洞，顾不上休息，坐下来一连起草3份电报，连夜发出。

第一份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全党的指示，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一）略）

（二）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坚决执行之。

（甲）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乙）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3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丙）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戊）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3万兵力在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己）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庚）关于各区具体部署另定。

第二、第三份电报是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其一是向他们汇报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情况，其二是提议长江以南部队迅速全部北撤并以此作为向国民党谈判的一个让步条件。

毛泽东也是高效率，连夜发来了回电，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部署，并且说，江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间已当做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

方针、部署、计划都定下来了，现在就是要一项一项、一步一步地抓落实，一抓到底。

中共军队的大规模战略移动进入实际操作。

驻山东地区的部队在这次战略行动中任务最重，几乎全部要调往东北和冀东。1945年9月20日，刘少奇首先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要以全部力量来完成当前任务，要在两个半月内在东北组织起20万至30万的作战部队，在冀东屯集5万至10万的军队，以阻止蒋介石军队进入东北，时机紧迫，越快越好。望罗荣桓、肖华能很快到东北，林彪很快到冀东。在林彪未到冀东前，中央派程子华到冀东主持。

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接到指示，紧急行动起来，迅速组织山东主力部队赴东北。本来林彪在中共七大闭幕后被派往山东，8月25日他搭乘美军观察组飞机离延安先到太行山，这时得到中共中央调令，也改道出山海关而去东北。

1945年7月1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纪念“七一”大会上传达党的“七大”精神

9月20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第二个指示是给中共华中局的。这时华中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是书记饶漱石、新四军军长陈毅。刘少奇指示他们：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立即全部撤退，苏南及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部队和党政原则上亦须全部撤退。估计从江南、皖中可以撤出四五万人，以此加强苏北、皖东，苏北、皖东主力应即迅速向山东开进，以便山东部队能迅速向东北开动。

这一天，刘少奇还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正式向山东、华中的军事指挥员下达命令：我军必须坚决先机夺取冀东全部，确实控制山海关、古北口、张家口、南口之线，以控制东北门户、堵截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企图。命令山东军区派3万基干兵团，限一星期内到乐亭、秦皇岛一线登陆，协同冀热辽军区扫清冀东的伪顽军；命令新四军抽调35万基干兵团，限20天内在鲁南蒙阴地区待命。

10月6日，刘少奇又电令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等，到山东后继续率该师兼程北进，开赴东北。

这样大规模的军队调动，由于任务紧急，组织工作繁重，交通工具奇缺，进度还是跟不上。如此下去，将痛失千载一时之机。刘少奇决定采取断然措施。9月29日，他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指示山东、东北的领导人：山东部队和干部，如从陆路进入东北，两个月也不能到达，那时国民党军队必将进入东北，所以必须不顾美舰巡逻，在胶东和辽东立即采取确实办法，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要在20天至一个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决不能完成战略任务，这是目前决定一切的一环。

刘少奇紧盯不放，第二天又追发一电，提出更严厉、更严密的部署：

（一）万毅、吴克华立即带电台及工作人员到海岸附近去与胶东密取联络，接引部队和干部过海，邹大鹏立即带电台到庄河貔子窝一带与胶东联络，收集船只，到胶东接运部队，并筹集粮食。肖华应立即过海，以便指挥全军渡海及渡海后的部署。伍修权立即到旅大与苏军言明我军行动，并与万毅、吴克华、肖华联络。上述各人非至渡海任务全部完成，不派其他任务，并不得擅自离开。

（二）胶东指挥机关立即迁至海岸附近，与万、吴、邹、肖密取联络，全力组织渡海。必须渡过三至四万人，方能打开与支持东北局面。

（三）美军于今日在天津一带登陆，我军渡海行动不能因此停止，应利用晚上分散上船，一晚到达旅大口外苏军防线内，再沿辽东海岸东行或北行至适当地点登陆。

（四）渡海行动如此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望坚决完成此任务。

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部队移动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由于东北军情紧急，10月17日，刘少奇又急电林彪，要他率领已到冀东的部队速开东北。与此同时，其他各解放区、各军区也在根据延安发出的一道道指令，进行着相应的调整、布防。

<h3>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部署与措施</h3>

中共中央及刘少奇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后，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与措施。

1、大力加强东北的自卫力量。从1945年9月下旬开始，先后抽调各解放区的部分主力部队，陆续开赴东北地区。这些部队计有：山东军区机关及所属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师、警备第三旅、山东滨海支队，由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带队前往东北；新四军第三师、冀热辽部队8个团、陕甘宁第三五九旅一部、警备第一旅、教导第二旅等部，共11万余人。

11月底，这些部队已全部到达东北地区。山东军区第一、第二、第七师、新四军第三师和晋冀鲁豫第二十一团，接收了阜新、黑山地区；晋绥第三十二团进驻法库地区；陕甘宁警备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晋察冀第三十一团驻扎在锦（州）承（德）铁路沿线；陕甘宁第三五九旅一部和山东滨海支队在沈（阳）吉（林）铁路沿线；山东军区第三师和警备第三旅在辽阳、鞍山、本溪地区；山东军区第五师和第六师在海城、庄河、安东（今丹东）地区。还有一部分抗日老部队在北满和东满地区。

11月底以后，中共中央又将晋冀鲁豫军区组成的25个团的架子，1000名干部增调到东北。

2、中共中央派出2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率领近两万名干部到达东北，指挥作战和开展工作，并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11月4日，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统一指挥进入东北的部队。

3、动员和组织山东、晋绥、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各解放区的军民，积极进行坚壁清野，破路阻敌，以歼缠扭打的战法，在沿平汉路、同蒲路、津浦路各线北进和沿平绥路东进的国民党军的前后左右，广泛地进行截击、腰击、尾追、偷袭、骚扰等，迟滞和消耗国民党军，延缓其行进速度，为先敌抢占东北赢得时间。

4、对东北工作及时提出明确工作方针。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以主要力量建立东满、北满、西满根据地”，“只要我们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12月28日，中共中央预见到东北斗争的艰苦性，要求东北局把工作重心放在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

5、调整各战略区部署，集中能够机动的兵力，组成旅和纵队，组编野战军，形成拳头，以便在地方武装、民兵和游击队的配合下，以运动战大量歼灭敌人，配合东北的作战。

各战略区按照中央的指示，于9月下旬加速调整部署，新四军江南部队撤到江北，军部率部分主力进到山东；八路军南下支队及河南军区部队，分别撤到以桐柏县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全军共组建了27个野战纵队和6个野战旅。

这些部队组成了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的坚强防线，有力地支援了我军向东北的进军和在东北的作战。

6、为了解除进军东北干部的后顾之忧，尽量组织他们的家属一起到东北工作和作战。这些家属（包括他们的孩子）分别从延安或山东地区出发，许多人靠步行或骑马，进行数月长途行军，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东北。

当时，在延安的机关、单位也刮起一股“东北旋风”。根据统一安排，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学校、文艺团体、医疗后勤等单位，纷纷抽调大量人员，编成干部团开赴前线。1945年10月1日，又有一批300多人的干部队伍要出发开往东北，刘少奇亲自来为他们送行。

中共中央决定向北发展的同时，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任书记。这是彭真（左二）等东北局领导在研究作战方案

“马克思是干什么的呢？”刘少奇用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开始了他对出征干部的送别演说。他做了个启发式的手势，接着说下去：“恩格斯是干什么的呢？列宁、斯大林，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呢？”

干部们被这个新鲜的问题所吸引，静静地等待着下文。刘少奇挥了一下手臂，坚定而热烈地说：“他们，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战斗的！”

出征队伍中气氛活跃起来。干部们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认真地听着刘少奇的每一句话：“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他们自己才能最后解放，你们这次到东北去，同时是自己解放自己。”“你们要用自己的两条腿，去重新画地图，用你们自己的两只手，去插上我们新解放区的旗帜！”“你们到了东北，要靠什么呢？你们没有美式大炮，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车和汽车，暂时还没有铁道线和火车。你们就是有一条，这一条他们手里就没有：就是要紧紧地依靠马克思主义，紧密地依靠东北当地的人民。只要你们永远牢牢地记着，马克思是干什么的，那，同志们，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了！”

刘少奇短短的一席话，使出征干部们热血沸腾。当天，大家就满怀激情地起程奔赴东北前线。

不到两个月，控制东北的部署基本实现。陆续开进东北的中共军队达11万人，其中包括罗荣桓等率领的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所部3.5万人。先后派往东北的干部有两万余名，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十名候补中央委员。

刘少奇在9月21日曾电示彭真、陈云，提出进入东北的部队统一用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以便组织大规模的正规军。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委，下辖10个军区。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军事大调动。大批中共主力部队按照“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大决策迅速北移，争得了控制热察、展开于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分散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h3>毛泽东选定林彪去东北的过程</h3>

经略东北，谁去执掌东北的帅印，据有关资料载，一开始并非林彪。毛泽东选定林彪去主政东北，是有一个过程的。

早在抗日战争末期，毛泽东考虑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患有严重的肾病，需要治疗和休息，打算让林彪去山东分担罗荣桓的部分工作。1945年6月9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的一份电报中说：“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罗荣桓传》第35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8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山东分局的电报中，正式通知中央关于林彪去山东的决定：“林彪、肖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兼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如罗荣桓因病必须休养时，林彪代理罗的职务，林、肖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林彪去山东，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一方面，山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历来是联结华北和华中的战略枢纽，抗战胜利后，又是进军东北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山东军区主力是由林彪指挥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发展而来的。由林彪指挥他的老部队，自然有许多便利的条件。

就在林彪日夜兼程赶往山东的路上，9月12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请你们考虑是否派一个有名的军事指挥员去东北。”

对于这一人选，9月17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李）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

在9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进一步提出：“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并扩大冀热辽军区，林彪为司令，肖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罗荣桓调东北。”

中共中央提出把林彪放在冀热辽，是从冀热辽的重要战略地位考虑的。位于东北大门口的冀热辽是时机成熟后出兵东北的重要的通道，同时，也是堵塞国民党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最直接的方向。

接到刘少奇9月19日的电报后，毛泽东当天复电同意罗荣桓和萧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并强调“以快为好”。

也就在这一天，刚刚风尘仆仆抵达濮阳的林彪接到了中共中央的紧急电报，令正在赴山东的林彪、肖劲光、邓华、江华、李天佑、聂鹤亭等人转赴冀热辽。

这一变化对正在筹划赴山东后如何工作的林彪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林彪（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没有迟疑。9月22日，他给山东局、华中局并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电报，说：为了坚决执行军委的意图和任务，“拟由此间经冀中，直到冀东，布置冀热辽一带地方工作，动员群众，组织武装，并准备和训练军队，建设炮兵，以及进行布置战场等工作。因此，我及肖劲光等，为争取时间起见，拟不去山东。”24日，林彪又给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一份电报，表示将以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中央所给之重大任务，并告之动身的具体时间：“我与肖等现在濮阳军区，拟有日（25日）动身经冀南、冀中、冀东，需时月余可到。”9月26日，中共中央在给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林彪、肖劲光今日由冀鲁豫起身去冀东，约1个月可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9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林彪离开濮阳后，经河间、霸县，于10月18日夜越过北宁路，19日上午抵达香河以南。

就在林彪一路北上赶赴冀热辽的时候，东北局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原拟去东北的罗荣桓病情严重，加之又要指挥山东渡海部队赴东北，一时不能迅速去东北。这时，已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毛泽东想到了林彪，决定让已经快到冀热辽的林彪去东北。

10月16日，他给刚赴东北不久的东北局书记彭真发去了一份电报，指出：大连为自由港，苏方已拒绝国民党军登陆，旅顺亦不许登陆，故蒋方从营口、锦州试探登陆，还可能从安东等处试探。“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20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林彪、肖劲光的电报，要他们两人均赴沈阳，愈快愈好。

26日，中共中央给高岗、洛甫（张闻天）发出了一份紧急电报，告诉他们：“林、肖决定去沈阳，程子华决定到热河指挥。”这就是说，原定到东北的东北局成员程子华赴热河接替了林彪，而原定赴热河的林彪则改去了东北。

林彪赴东北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945年8月25日，林彪等党政军高级领导20余人，登上了一架简陋的美国飞机，飞赴山西前线。之前，他先送走了叶群和1岁多的女儿林豆豆。

当天，美国运输机降落在晋东南太行山区的黎城县临时机场。

威震敌胆的八路军，其总部就设在这里。林彪在这里同妻子和女儿会合了。

林彪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住了大约1星期之后偕妻女，带着肖劲光一行继续骑马东行，赶赴山东根据地就任军区司令员。

9月19日，林彪一行到达河南濮阳境内，接到中央电报要他赴冀热辽。于是林彪一行马不停蹄，星夜兼程北上。

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们到了河南滑县以西的地方，道路泥泞难行。面前横着一道铁轨，这便是平汉铁路。

铁路旁边耸立着一座阴森森的碉堡，里面有无敌人弄不清楚。

林彪低声下令：丢掉马车，一律骑马，快速通过铁路！

然而马队越过铁路时，从碉堡里射来了子弹。部下开枪还击，双方交起火来。冲过铁路便是一片花生地。马夫中弹负伤，马也受了惊。

一阵混乱后，枪声停息了。叶群这才发现，睡在马背上驮子里的小女儿林豆豆，还有同行的李雪峰的女儿李丹林，都已经丢失了。

大伙儿赶快摸黑来回地找。可是半天也没找到。

叶群两眼发直，望着黑暗无边的天空和大地，无声而绝望地啜泣！

幸运的是，一位姓董的警卫员又摸回去找了一遍，在花生地里摸到一副马鞍，马鞍下面是熟睡着的林豆豆和李丹林。

原来是受惊的马把这两个小孩儿掀落到了花生地里。他们当时都已睡熟，竟然一声也没有哭。

越过平汉铁路以后，林彪一行在三河县暂住了几天。

在三河，林彪带了几位军事指挥人员察看了附近的地形，准备就此迎头痛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

此时，美军已经侵占了秦皇岛，正在为海运大批国民党部队进攻山海关做准备，因此中央军委决定，让林彪继续北行。

于是，林彪一行继续北行。10月上旬，他们历辛千苦，到达了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东北局派火车到山海关来接。时间紧迫，林彪还没来得及举行一个出关仪式，就匆匆登上了火车。

火车至锦州，林彪听取了先期到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的汇报，然后继续北进。

东北局机关设在位于沈阳市三经街的博物馆内。林彪一行抵达沈阳后，在这里与彭真等军政领导人员会合了。

10月31日，鉴于苏军不赞成东北部队用八路军名义，中央军委决定，将在东北的部队统一组编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总司令，东北局书记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程子华为副政委，肖劲光兼任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为政治部主任。

<h3>叶剑英出险招：借美一飞机将日后共和国的3位元帅和15位中将以上将领送往前线</h3>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与蒋军争夺东北，快速将在延安的高级指挥员送上前线，毛泽东和党中央用一架美机运送近20位高级将领去前线。对于这次难忘的飞行，杨得志曾回忆道：

这是在1945年8月25日从延安飞赴前线的一次飞行。飞机是绿色的，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给我的印象很深的是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得靠人推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坐下去直不起腰，头也抬不起来。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机人员。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肖劲光、傅秋涛、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邓克明、江华、聂鹤亭、张际春、黄华，还有林彪。

看到在这样一架飞机中，集结了我们党这样多的高级党政领导和军事指挥，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有些紧张。这除了说明任务的急迫之外，也表现了党中央非凡的胆略。

这次飞行是毛泽东下的一步大胆至极的险棋。这架飞机里，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就有3位，中将以上的将领多达15名。只要出点意外，共和国元帅就会锐减三分之一。当国民党谍报人员呈报美机运送人员名单时，蒋介石看了大叫一声：“哎呀！”他放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据有关资料记载，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45年8月，当中国人民还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中时，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时机抢夺胜利果实的蒋介石集团，迫不及待地把刀锋指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此时，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军队的主要将领大多还在延安。为了回应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随时可能发动的内战，中共中央决定让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尽决返回各解放区开展工作。

用什么方式才能把在延安的高级将领最快捷、最安全地送往前线呢？从地面走，由延安到太行就得1个多月，更不用说到华东、华中前线和东北了。再说也没有像样的交通工具，况且途中还要经过国民党占领区和封锁线，安全也是大问题。

怎么办？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时想到了负责中央外事工作的叶剑英与杨尚昆，立刻把他俩找来商议。然而，大家一时也没拿出个万全之策。

回去后，叶剑英和杨尚昆又一次认真地商量对策。一向以足智多谋着称的叶剑英，左思右想，向杨尚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说：“是不是借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把我军将领从延安送出去，当然这有风险。”杨尚昆听后，思忖了片刻，觉得在理：“参谋长，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这样做确实有点冒险，因为要送的都是我党我军的精英，万一有个闪失，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和历史责任啊！”最后，两人决定把这一方案向毛泽东汇报。

于是他俩赶紧来到毛泽东住处。听完他俩的意见，毛泽东也认为这个办法可以考虑。为慎重起见，毛泽东又召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最高统帅部全体成员到会磋商。大家从各个方面作了权衡，最后同意和批准了这一方案，并责成叶、杨尽快与美军观察组取得联系并付诸实施。但必须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叶剑英提到的美军观察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怎么想到要向他们求援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整个反法西斯战线处处传来捷报，而在中国却出现了国民党军豫湘桂大溃退。

同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英勇抵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于是，指挥这场战争的中心——延安，便成了举世瞩目、众望所归的地方。

1944年7月22日，由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第一批共9人飞抵延安，第一次踏上了延安这块神奇的土地。不到20天，第二批观察组人员也于8月7日抵达延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事非常重视，决定由周恩来亲自主管这项工作，给予高规格的接待。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关心和外事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美军观察组深受感动。作为回报，美军观察组也为我党和军队提供了不少方便。如观察组在定期航班来往于延安和重庆给美军观察组供应物资的同时，也给我解放区托带了一些药品和电讯器材。解放区有关人员还搭乘他们的飞机来往于延安和重庆以及北平、上海等地。

中央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友好相处，协商共事，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了互信，为中国共产党同美国政府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举办了一次气氛十分活跃而又非常融洽的聚会。中间休息时，杨尚昆不露声色地同美军观察组负责人提及了这件事。杨尚昆说：“我们有一批指挥员早些时候从前线回到了延安，现在急于要返回太行山麓参加对日的最后一战，目前我们自己的交通工具有限，时间又紧，能否借你们的飞机将这些指挥员送到前线去？”因为是试探，老到的杨尚昆自然没有将这批指挥员的姓名、职务及其他有关情况透露出去。没想到，美军观察组负责人非常爽快，竟连他的上司都没有请示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1945年8月25日，美制道格拉斯运输机停靠在延安城郊东关机场上。

叶剑英、杨尚昆早早就来到机场。事先接到通知的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肖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位各战区的主帅陆续来到飞机舷梯旁。这些将领们一个个十分高兴，似乎心里都在说，好家伙！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飞机，美国也借给我们。真是天助我也！他们背上降落伞，整理好行装，准备登机。

一架普普通通的外国飞机一下子集结了这么多的高级将领，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才有如此大的勇气和胆略。叶剑英、杨尚昆在机场与奔赴前线的将领亲切握手话别，反复说的是“一路平安”。可以看出，这次飞行在他们的心中占有着多么重的分量。

随着螺旋桨的转动，飞机开始滑行，不一会儿便顺利起飞了。飞机升到天空，叶剑英、杨尚昆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他俩同时在心底里默默祝福：愿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千万别出事，这架飞机上的人可都是我党我军的精英啊！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啊！

叶剑英、杨尚昆在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周恩来在焦急地等待着！党中央、中央军委最高统帅部在焦急地等待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走过，人们的心在一上一下地跳动。经过4个小时左右的飞行，飞机终于安全、平稳地降落在指定机场。

太行军区迅速将飞机已安全着陆的情况报告给了延安。到这时，叶剑英、杨尚昆才放下心来。他俩很快地又报告给了正在焦急等待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到这一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终于松了口气。两位老战友四目相视，双手情不自禁地紧紧握在了一起。几乎同时发出赞叹声：叶剑英、杨尚昆为我党我军立了大功啊！

后来，叶剑英、杨尚昆又巧借这架飞机，把聂荣臻、肖克、罗瑞卿、刘澜涛、郑位三等高级将领和张闻天、高岗、李富春等党政要员分别送往山西灵丘和东北地区。

历史将永远记住中央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的成功合作！

<h3>威名远扬、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甚至准备开小差要求去东北</h3>

中央经略东北的战略决策激荡起各地将领的勃勃雄心和一腔热血，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前往关外，威名远扬的许世友甚至准备开小差要求到东北去。

当时，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海运总指挥，经他的手，将6万多大军从海上运往辽西葫芦岛，而自己却迟迟未接到出发的命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焦心之至，他找到即将北上的肖华，说：“现在往东北运兵，看样子东北要打大仗，我求你让我跟你们一起到东北去。”

肖华感到好笑：“你一个大司令，怎么能说走就走？”

许世友一瞪眼睛，满不在乎地说：“那有什么！你随便给个官当当，官大官小无所谓，只要有仗打就行。”

肖华劝道：“你别乱弹琴了，几万部队渡海，没有你许司令，船从哪里来？棉衣从哪里来？”

许世友粗中有细，早就做了准备：“船和棉衣都安排妥当了，没有我，别人一样指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套黑棉衣。”

肖华见他犯了倔劲，安慰道：“我也是刚接到开赴东北的命令，没准你那套棉衣还能派上用途。”

话说到这份上，许世友只好心有不甘地嘱咐道：“那好，我就耐心地等吧。”谁知等到东北解放，他也没有接到去东北的命令。

<h3>蒋介石武力接收东北的“第一步棋”</h3>

熊式辉的“接收东北计划方案”，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最初抢占东北的战略。蒋批准熊的“方案”并委任熊为东北行营主任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战略行动，第一步棋是选任杜聿明去东北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最初，蒋介石有意让张治中出任东北保安司令，但熊式辉表示反对。他自己跑去对杜聿明说：“根据‘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我们很快就可以收复东北，东北沦陷区将比华北、华中、华南收复的还要早。老头子已内定要我担任东北行营主任，军事由张治中负责。我和张治中合作不来，老头子说可以另选人。如果光亭（杜聿明的别号）兄能够同意的话，我这就去向老头子建议。”

熊式辉的话说得杜聿明（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怦然心动，但嘴上却假意推却说：“东北军事重要，外交错综复杂，我这个不学无术经验不足的人恐怕难以胜任。”

熊式辉知道杜聿明说的是客套话，回去就向蒋介石推荐杜聿明出任东北保安司令。恰在此时，杜聿明奉蒋介石的命令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但他自己在昆明也待不下去了。于是，蒋介石顺水推舟，于10月16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杜聿明，字光亭，1904年1月28日生于陕西米脂县东区杜家湾一个地主家庭。1924年3月，杜聿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一期，与陈赓、李仙洲、侯镜如、黄杰、关麟征等为同学。杜聿明在第四次“围剿”中因攻占霍丘城有功，升为少将副师长。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中，他代替负伤的师长关麟征指挥全师与日军血战三天三夜，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给日寇以沉重打击，表现出良好的指挥才能。1939年夏，新十一军改编为第五军，年仅34岁的杜聿明被任命为第五军军长。1939年冬，杜聿明率第五军参加了着名的昆仑关战役，与日军血战18天，展示了机械化兵团作战的威力，取得了最后胜利，杜聿明也因此成为抗战名将。1942年，杜聿明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指挥第五军、第六军进入缅甸，在同古保卫战中第二○○师与日军血战11昼夜，歼日军5000余人，为中国远征军赢得了荣誉。1943年初，杜聿明从印度奉调回国，之后，奉蒋介石之命把“云南王”龙云赶下台。杜聿明虽被任命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统辖云南境内的5个军，但云南的部队对他都恨之入骨，因此，当蒋介石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时，他欣然接受。

在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的第四天，蒋介石把他找去，指示说：“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国军在东北各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

1945年10月24日，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先到南京拜见何应钦。何应钦十分头痛地对杜聿明说：“共产党现在到处捣乱，破坏我们的受降计划，平汉路新乡以北孙连仲的部队吃了大亏，津浦路方面也被阻在徐州附近。据报共军已从山东及山海关水陆两路进入东北，将来东北接收也是极其复杂的。你照委员长的指示先去接头，以后东北的事直接向委员长请示好了。”

第二天，杜聿明又跑到上海去见美军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代表蒋介石请求第七舰队帮助运送国民党军到东北。金开德慷慨大方，满口应允。他告诉杜聿明，第七舰队的运输舰、登陆舰均已准备完毕，马上就可以执行运送国民党军的任务。从上海起运的部队3天就可以到达秦皇岛港，在越南的第一方面军和昆明的远征军大约需要1周的时间可以运到东北各港口。杜聿明听了十分高兴，当晚就把与金开德接洽的结果报告了蒋介石。

有了美国人的大力支持，杜聿明觉得自己的腰杆粗壮了许多。他踌躇满志地来到东北，欲一展抱负。10月27日，杜聿明飞抵长春的当天晚上，就在参谋长赵家骧和蒋经国的陪同下，拜见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洽谈接收东北问题。蓝眼睛、高鼻梁的苏联元帅表现得非常友好、热情，他满脸笑意地对杜聿明说：“我们苏联始终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苏中友好关系，我深信是永久的，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人的友谊。……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陆路来我们都欢迎。”

杜聿明当即提出，请苏军在营口掩护他的部队登陆。马林诺夫斯基不但表示同意，还画了一幅苏军位置图，写明苏军营口警备司令及掩护国民党军登陆要旨，送给了杜聿明。临别之际，这位元帅一再表示，欢迎杜将军早日再来长春，苏中共同携手合作，两国人民共同过和平友好的生活。

次日，杜聿明兴高采烈地回到重庆向蒋介石复命，并将苏军送给他的地图拿给蒋介石看。蒋介石喜形于色，连声说好。他告诉杜聿明，已同美军顾问团商量好了，用美国军舰运送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到营口登陆，接收东北。现在十三军已运到了秦皇岛，五十二军正从越南起运。他命令杜聿明到秦皇岛乘美舰，指挥部队在营口登陆。

6天后，当杜聿明带着马林诺夫斯基送给他的“联络图”，搭乘美军第七舰队的军舰到营口与苏军联系时，才发现营口已由林彪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接收。杜聿明急急忙忙返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营口的情况，蒋介石认为苏联人是有意耍弄自己，尴尬异常，窘态毕露。他恨得咬牙切齿，咆哮着说：“娘希匹！我们一定要打出关东去，不能把东北白白送给共产党！”

他问杜聿明：“光亭，你的意见如何？”

杜聿明顺着蒋介石的意思说：“既然不能和平接收，我们应不惜使用武力。我的意见是：第一，请校长迅速抽调10个军，在美军第七舰队的掩护下，在营口或葫芦岛强行登陆。先肃清东北的共军，然后再回师关内作战；第二，请校长批准建立东北地方武装，东北九省可收编伪军成立11个保安支队，在整训之后，可以用来接替正规军的防务；第三，请校长委派东北九省的军事特派员，让他们深入各地发动地方武装，袭扰共军的后方。”

蒋介石听了杜聿明的计划后，想了想，说：“你的计划很好，但我一下子抽不出10个军，暂时只能给你调去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你就指挥这两个军从山海关打出去。成立保安支队的事情，可以交给熊主任核办。至于东北各省的军事特派员，就由你来选派任命吧。”

得到蒋介石授权的杜聿明杀气腾腾地赶到秦皇岛，准备指挥部队强行闯入关东。

<h3>内地通向东北的大门被国民党军打开</h3>

11月8日，杜聿明到达秦皇岛。他决定指挥部队强攻，夺取山海关。

当时，为了阻止国民党军侵占东北，共产党军队主要分散在以沈阳、安东、锦州为中心的南满、北满和东满地区，并依靠抗联部队开展工作。

10月中旬，国民党军准备向山海关大举进攻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到达东北的主力部队，“曾克林、万毅、肖华等部队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国军”，并强调“战胜国军登陆是目前的中心一环”。

11月1日，中共中央向中共东北局下达了11月的作战部署：“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东北方面，林彭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至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国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歼灭国军，不使进沈阳。”同日，中央将指挥山海关、锦州地区作战的任务交给了李运昌，要求其“坚决歼灭北进之敌”。

李运昌部队最早进入东北，发展得很快，短短两个月，就发展到8万多人，而且是新枪新炮。不过，部队虽然不少，但多为新兵，战斗力不强，大部分部署在辽西地区，李运昌急电中央，请求速调杨国夫部来山海关增援。

11月初，山东渤海军分区司令兼第七师师长杨国夫率领第七师3个团共8000余人经长途跋涉，步行到山海关，不顾疲劳，就接管了正面防御。由于部队兵力少，防御的正面过于宽大，从东南海边到西北之九龙门、田家岗、黄土岭，长达50公里，正面防御中几乎没有纵深的预备队。各阵地均较薄弱，因此，国民党军队具有绝对的优势。

两军对峙，双方还都互不摸底。对峙了两天，杨国夫派出两个营向国民党军十三军八十九师阵地进攻。战士们深入到国民党军阵地内部，又扔手榴弹又打枪，引起国民党军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发生混战。共产党部队在缴获了1门炮、18挺轻机枪和50支步枪后，趁着夜色从容撤回；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则轻重机枪乒乒乓乓地猛打了一夜，到天明后一清查，哪里有共军的影子，倒在地上的都是国军士兵的尸体。

国民党第十三军作试探性进攻，没想到，刚一上阵就损失了1个连。仅连长一人逃了回来。这个连长被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哆嗦，报告说：“共军从东北接收了日本的武器，又有沈阳兵工厂大量制造武器供应，他们战术神妙，火力非常强大；在攻打沙河阵地时，共军集中炮火将我连所在的村庄房屋工事在10分钟内就完全摧毁了，全连死伤殆尽，因而阵地失守。”

十三军军长石觉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杜聿明。杜听后感到十分诧异，因为据他掌握的中共军队情况是武器破烂、没有火炮，对这个连长报告的情况很是怀疑。

杜聿明决定亲自督战。他集合第十三军的军长石觉以及师、团长们，在那个逃回来的连长带领下，到战场实地察看。到沙河后，杜聿明问那个连长是哪个村子被共军的炮火摧毁了？那个连长先说是北边的那个，可进村一看，没有一间房屋被炸毁，他又说是中间的村子，再进村查看，房子都好好的。杜聿明见有一位老农民在家中，就问他：“昨天晚上这里打得怎么样？”

“啊！打得好厉害！”老农回答。

杜问：“打仗时你在哪里？”

老农回答：“就在这间屋里。”

杜又问：“你怕不怕？”

“手榴弹打不倒这堵墙。八路军一来就把村庄包围了，你们老总慌忙跑出去，被手榴弹打死几个人，其余的都缴枪了。八路军打得可刁哩，从前日本鬼子大炮机关枪都打不过八路军……”老农民看了杜聿明一眼，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

杜聿明听了老农民的话，又查看了弹痕，均是手榴弹的炸痕，判断昨夜与之交战的共军根本就没有大炮，很可能是昨晚驻守沙河的部队在遭到共军的袭击时，惊惶失措，引起内部混乱，自相残杀。

杜聿明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将那个慌报军情的连长处以死缓，令其立功赎罪，并重申战场纪律和蒋介石的“连坐法”。

杜聿明命令石觉以武力进行搜索，虏获中共人员以了解当前的情况。侦察结果使杜聿明增强了攻占山海关的决心。他亲自督促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在11月14日黄昏后向山海关发起全面攻击。

国民党军炮火震天，但因畏首畏尾，进展缓慢。激战3日，共产党军队终因兵力不敷分配，阵地被国民党军突破，随后，几个阵地相继失守。为争取主动，共产党军队主动撤退，国民党军进占山海关。

从内地通向东北的大门，就这样被国民党军打开了。

<h3>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决策的形成</h3>

占领山海关的第二天，杜聿明即决心在共军主力部队未赶到以前，夺取要点，分兵两路沿榆沈公路两侧继续向绥中追击前进。

11月的东北，已是寒风瑟瑟，共产党军队新到东北，粮食、棉衣、武器装备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很难再坚持下去，林彪决定将部队从山海关等战斗中撤出。

对此，李运昌在后来的回忆中是这样描述的：“从11月8日至16日，敌以7万人向山海关九门口正面进攻，激战多次均被我军击阻，乃以3个团出城子峪口，迂回山海关和九门口侧后，企图包围我军。我因兵力不足，无预备队阻击敌人，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不得已于11月16日撤出山海关。”

毛泽东得知山海关失守的消息后，立即电告李运昌、沙克：“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必须坚守，掩护我主力黄克诚、梁兴初部集中锦州，时间至少3星期，多则两个月，望动员民众构筑多道防御工事。”“凡不得已放弃之地必须于放弃前破坏道路阻敌前进；破坏铁路必须采公私兼顾政策（使民众得木料铁轨等物）及将路基掘毁（掘成宽深之坑，使敌不易修复）。”

李运昌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感到很为难，他如实报告了情况：山海关至兴城一线，共有正规部队1万人，除山东杨国夫师有战斗力外，他属下的冀东十九团、二十二团、驻葫芦岛的三十六团，战斗力都很差。

中共中央接到李运昌的报告后，改变了计划，11月7日发出了一个综合指示，命令李运昌、杨国夫部在锦州地区节节抗击，既不死守，又不轻易放弃阵地。又命令黄克诚、梁兴初迅速集结到锦西，“待敌深入锦西、兴城线，从敌右侧后突然攻击。”

杨国夫部刚从山海关撤退到绥中，杜聿明就派十三军追击而至，于是不得不临时部署抵抗。

国民党第十三军是汤恩伯指挥的部队，在抗战期间，一直未打过硬仗。他们一般是以小部队与敌军接触。听到炮声就撤退，虽然保存了实力，但部队的战斗力非常薄弱。

17日下午，杜聿明乘车赶到前线督战，忽见十三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掉头向后跑，说是奉军长的命令，前面发生情况，令退后5里。杜聿明立即找到石觉，石对杜说：“共军十分顽强，恐怕今天打不到绥中。”杜聿明观察后，即令石觉以预备队向左翼包围攻击。杨国夫见情况不利，便主动撤退。杜聿明命令当日晚上必须占领绥中，因各部队正纷纷宿营歇夜，石觉不同意杜的命令，二人因此发生了争执。最后决定由石觉的前卫团先去侦察，再去追击。夜间12时左右，该团团长报告说已进入绥中，共军于黄昏后已全部撤走，于是，国民党军队于11月18日占领了绥中。

杜聿明到达绥中后，下令在绥中休整4天，同时以各种手段侦察中共情报。

撤退到兴城的共产党军队杨国夫部，伤亡、失散千余人，非常疲惫，战士们既无棉衣，又无鞋穿，战斗力大大减弱。

林彪查明情况后，感到以当时部队的条件，不要说打胜仗，就是基本作战条件都很差。于是，他致电军委和沈阳东北局的彭真、罗荣桓汇报前方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神，特别加强炮兵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

11月22日，国民党军进攻兴城，杨国夫部奉命主动撒出。杜聿明又急令十三军沿锦榆公路攻击前进，五十二军二师向锦西、葫芦岛进攻，中共军队均主动撤离。这样，在11月22日这天，国民党军连占兴城、锦西、葫芦岛3个要点，并紧逼锦州。

蒋介石对杜聿明连克三地，甚感欣慰，他连电嘉奖，鼓励他的部属“击灭共军完成收复东北的任务”。

杜聿明在占领了锦西后，挥师向锦州扑去。当时，守卫锦州的中共李运昌部队难以抗击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大军，林彪的主力部队正在沿辽热边区向锦州方向前进，赶到锦州还需要几天时间。

22日，杜聿明下达进攻命令。24日，各兵团开始行动，李运昌部主动向黑山、阜新方向撤退。

11月26日早晨，国民党军队进占锦州。

从山海关之开战到进占锦州，杜聿明只用了10天。

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从表面上看，似乎十分有利，主力已进入东北，东北人民刚获得解放，群众参军的热情很高，部队发展很快。但实际情况却有诸多不利的因素。东北严寒将至，最低温度会下降到零下40多度，而部队的被服很差，缺少鞋子和大衣。很多从华东（山东、江苏）去的战士受不了这种冻死人的天气，当时缺乏应付严寒的经验，指战员们吃了不少苦头。战士们开始乘火车时，不小心用手扶一下车门，手上的皮马上就被粘掉一层，有的战士脚被冻僵了，以为用热水烫可以缓解，可是却把脚趾烫掉了。而老百姓受了日伪人员和国民党多年反共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军队抱有敌视态度，很难得到群众的支持与帮助，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当时部队指挥系统不完备，调度不灵，不能组织较大的战役。在入伍的新兵中，夹杂着一些伪满散兵游勇和杂色团伙，有些以“明当八路，暗投中央”为目的混入中共部队，所以，部队虽然发展得很快，但大量新成分实际上是很不巩固和缺乏战斗力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战斗力极弱。面对乘着美国的舰船、飞机、卡车，脚穿毛皮靴、身上裹着暖和大衣的国民党军美械部队，共产党军队劣势尽显。

随着国民党军进攻山海关的一声炮响，以及蒋介石以退为进的外交攻势，苏方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1945年11月10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告知他们准备在撤退的前5天让国民党军在沈阳、长春等大城市空降，并准许国民党军来接收大城市。

19日，苏军又下通牒：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政府；不准许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交战，共产党军队必须退出各大城市，必要时苏军不惜以武力驱散共产党军队。

毛泽东得知此情，责备“苏联不顾国际友情”。但为了不与苏联发生冲突，中共不得不表示服从苏方的决定。

共产党军队在与国民党军队开战后，因战斗力弱，不得不主动撤离，使杜聿明在10天内连得兴城、锦西、葫芦岛、锦州4个战略要地。

连失四地，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情况是万分焦急的。在锦州被占以后，毛泽东屡次致电林彪，命令他设法组织反击，把侵入北宁线锦榆的国民党军赶走，要他在东北打一胜仗，以鼓士气。

1945年10月中旬，林彪夫妇从陆路风尘仆仆来到沈阳。林彪一到东北，就发现东北的情况与曾克林所描述的相差甚远，部队连生存都成问题，又如何能应付国民党军队现代化武器的进攻呢。

当时黄克诚部赶到锦州附近，距林彪也就20里左右。梁兴初的师更近，就10里左右。可部队装备较好的也就是手榴弹、机关枪，再加上长途跋涉，精疲力竭，实在难以抵抗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

中央一再催促林彪组织反击，而偏偏林彪没有电报密码本。虽然各部队相距不远，但没有密码本，只听呼叫，谁也不知谁在哪儿，有的部队收到电报却无法译出，干着急。更糟的是没有地图。大军初入东北，人生地不熟，没有地图，别说打仗，就是行军也十分困难。而且，从外地来的部队联络不上，调不动，从南满赶来参战的部队，也在沈阳受阻。毛泽东的希望与东北部队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林彪考虑再三，决定将部队撤出。

1945年11月21日上午8时，林彪在锦西前线向延安和东北局发了封电报，汇报了当时部队的情况，请求中央准予撤退。林彪在电报中说：

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敌）迂回包围时，（我）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准备与训练，养精蓄锐。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作战。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拟义县为后方对敌正面与后面，仍以现时部队与敌纠缠扭打。部队急需补充棉衣、棉鞋、大衣，望大量筹集，并望迅速大量印地图。以上意见望军委考虑决定指示给我们各兵团。我与各部不能畅通电报。于锦西坎屯附近已开始与敌接触，我即向姜家屯转移以利于黄梁会合。

中共中央军委和东北局采纳了林彪的建议。

国民党的两个军把共产党军队逼得节节后退，蒋介石又与美军商量再调6个军进东北，当时，国民党兵力占到了绝对优势。而苏方此时又下令驱赶中共，使中共在东北更是难上加难。

由于过分紧张的工作。毛泽东在11月中旬病倒了，患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他有时躺在床上，浑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入睡十分困难；经过书记处几位领导人研究并多次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集中一段时间治病休养。在毛泽东休养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东北形势万分紧急，11月20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东北局，指出：“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国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国军斗争”。“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只要我们能争取广大乡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

24日，刘少奇又电告东北局：“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在冬季好好进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工作，这样明春才有办法应付”。

11月21日，苏军要求中共党政机关及部队撤出沈阳。25日，苏军又向中共驻沈阳机关、部队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共人员24小时撤出沈阳，否则以武力驱逐之。

11月26日，东北局决定立即从沈阳撤出。

东北局撤出后，沈阳顿时一片混乱。暗中潜藏的敌人立即开始行动，包围中共机关，杀害中共干部、战士。有一些在中共政府机关和公安队任职的人员，立即转向，成为哗变的组织者，也有一些在当地招募的新兵在混乱中叛变。

面对国民党大军的步步紧逼，苏军的强硬态度，以及后方的土匪猖狂暴乱，中共的十几万大军如何行动，怎样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急需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作出决定。

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根据他在东北的实践经验，于11月30日，与张闻天和高岗联名提出《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报东北局并致中央。意见中说：“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中共中央也意识到，由于国际条件和实际情况，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不可能。苏联为了照顾与美国的关系，不可能完全拒绝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和接收大城市。中共也不能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

中共中央完全赞同陈云的主张，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

刘少奇连续发电报给东北局，要求东北局在部队退出大城市后，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并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要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

刘少奇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时，把这个精神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从此，“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成为当时东北开展工作的方针。

还在休养中的毛泽东对东北形势的发展也是牵肠挂肚，很不放心。12月下旬他的病情一有好转，便要人把1个多月中间东北和延安的往来电报统统调来，细细阅读。一番研究之后，毛泽东在休养所的病房里写了一篇对中共东北局的指示，再次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方针。他写道：“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第二版，第1179—1180页）

中共东北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行动起来，东北形势逐渐改观。到12月底，军队已经扩编到27万多人。部队和干部分散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铺开，发动群众开展剿匪、清算汉奸、减租和开展生产，使东北根据地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建立起来。

<h3>1945年底国共两军在东北的编制、将领与实力</h3>

一、东北人民自治军战斗序列

（1945年12月）

总司令：林彪

第一副司令员：吕正操；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劲光；第三副司令员：李运昌；第四副司令员：周保中

第一政委：彭真，第二政委：罗荣桓；副政委：程子华

参谋长：肖劲光（兼）；第二参谋长：伍修权

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直辖：

三师（新四军）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副师长：刘震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一师（山东）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

二师（山东）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

三师（山东）师长兼政委：罗舜初

七师（山东）师长：杨国夫；政委：刘其人

三五九旅（陕甘宁）旅长：刘转连；政委：晏福生

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华

二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彭嘉庆

三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政委：欧阳文

锦热军区司令员：李运昌

辽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政委：白坚

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程世才，副司令员：曾克林；政委：唐凯；参谋长：谢甫生

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副司令员：万毅；政委：林枫，副政委：张启龙

辽西军区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

辽北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委：郭述申

嫩江军区司令员：王明贵；政委：刘锡五

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聂鹤亭；政委：张秀山

三江军区司令员：孙靖宇；政委：李范五

北安军区司令员：叶长庚

东北人民自治军于1945年10月31日正式成立，至同年12月，总兵力达27.49万余人。194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二、东北国民党军保安司令长官部战斗序列（1945年12月）

司令长官：杜聿明

副司令长官：梁华盛

参谋长：赵家骧

第十三军军长：石觉

第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

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

突击纵队司令：马师恭

忠义救国军司令：马励武

兵力每个军有2.8万至3万人，除列入序列之部队外，长官部还直属1个特务团，总兵力达15万人。

正文第四章先打哪儿

经过1947年至1948年冬季攻势，东北野战军已无小仗可打，只能在长春、沈阳、锦州3点上选择大战来打。此时，林彪的对手卫立煌是一员资格比陈诚更老的将领。

卫立煌总兵力此时为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加上地方杂牌部队，共计55万人。他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方针，在长、沈、锦3个地区集中了重兵，具体部署为：长春，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10万军力驻守；沈阳及其卫星城市本溪、抚顺、铁岭、新民地区，30万兵力，由卫立煌直接指挥；锦州、锦西，15万兵力，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率领。

这三块都是硬骨头，到底从哪一块下口呢？林彪在双城指挥所里反复比较、思索。

此时，东北野战军当时已发展到12个步兵纵队36个师，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1个坦克团，共7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33万人，总兵力达103万人。

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战略构想。先打哪儿？毛泽东与前线总指挥官林彪意见不同。是先打长春还是南下北宁线、先打锦州？毛泽东与林彪有着不同的意见与争议，且一争就争了好几个月。

<h3>辽沈决战前敌我双方战斗序列</h3>

一、东北野战军战斗序列

（1948年9月）

司令员：林彪

政委：罗荣桓

参谋长：刘亚楼

政治部主任：谭政

后勤部部长兼政委：钟赤兵

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政委：肖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

独立一师师长：杨树元；政委：蔡炳臣

独立二师师长：左叶，副师长：师建章；政委：焦若愚；政治部主任：刘友光

独立三师师长：李金才；政委：兰庭辉；参谋长：李佩之；政治部主任：王屏

独立四师师长：王子仁刘子仪；政委：方虎山；参谋长：卢哲用；政治部主任：洪林

独立五师师长：王家善，副师长：唐仕林；政委：谢甫生

独立六师师长：邓克明，副师长：金宇马逸飞；政委：钟人仿，副政委：祝世凤；参谋长：刘苏；政治部主任江学彬

独立七师师长：罗华生，副师长：程启文余勋光；政委：邱子明；参谋长：刘可天；政治部主任：童浩生

独立八师师长：王明贵，副师长：蔡久；政委：邹衍；政治部主任：桂生芳

独立九师师长：廖仲符，副师长：罗文华；政委：钟民，副政委兼主任：谭文邦；参谋长：冉泽

独立十师师长：赵东寰，副师长：邓忠仁；政委：崔国辉，副政委：蔡明；参谋长：王玉峰；政治部主任：江腾蛟

独立十一师师长：王效明，副师长：李德山；政委：宋景华；参谋长：康干生；政治部主任：王海清

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兼），副司令员：彭明治；政治委员：黄克诚（兼）；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独立四师师长：李道之；政委：王晓生；参谋长：莫异明；政治部主任：侯全智

独立五师师长：赵文；政委：袁耐冬

独立六师师长：韩梅村，副师长：周志飞；政委：钟辉；政治部主任：邹日清

独立七师师长：陈宗坤；政委：谢明；副师长兼参谋长：杨力；副政委兼主任：曾凡有

独立八师师长：朱军；政委：陈志彬

炮兵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朱瑞，副司令员：邱创成贾陶苏进；副司令兼参谋长：匡裕民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副司令员：曹里怀；政委兼主任：梁必业；参谋长：杨尚儒；政治部主任：吴岱

一师师长：江拥辉，副师长：杨大易；政委：黄玉昆；政治部主任：李继太

二师师长：贺东生，副师长：唐青山；政委：王树君；参谋长：李忠信；政治部主任：李欣

三师师长：刘贤权，副师长：曹灿章；政委：方国南；政治部主任：李伟

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副司令员：吴信泉；政委：吴法宪；参谋长：王良太；政治部主任：李雪三，政治部副主任：贺大增

四师师长：胡继成，副师长：郑本炎；政委：李世安；参谋长：蓝桥；政治部主任：沈铁兵

五师师长：吴国璋；政委：石瑛；参谋长：汪洋；政治部主任：晁福祥

六师师长：张竭诚，副师长：赵永夫；政委：李少元；政治部主任：吴书

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副司令员：曾国华沙克；政委：罗舜初，副政委：刘西元；参谋长：何振亚；政治部主任：卓雄

七师师长：邓岳；政委：李伯秋；参谋长：荀在松；政治部主任：刘振华

八师师长：宁贤文，副师长：杨树元；政委：刘光涛；参谋长：叶荫庭；政治部主任：张玉华

九师师长：郑大林，副师长：张海棠；政委：李改；参谋长：祝顺明；政治部主任：郑为之

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副司令员：胡奇才；政委：莫文骅，副政委兼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

十师师长：蔡正国；政委：李炳令；参谋长：张捷勋；政治部主任：何瑛

十一师师长：田维扬，副师长：刘善福；政委：吴保山；参谋长：郭家洛；政治部主任：李毅

十二师师长：江燮元，副师长：卢燕秋；政委：潘寿才；副政委兼主任：张秀川；参谋长：李洪茂

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副司令员：吴瑞林；政委：刘兴元，副政委兼主任：唐凯；参谋长：罗文；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

十三师师长：徐国夫，副师长：翟毅东；政委：李辉；参谋长：苏克之；政治部主任：胡寅

十四师师长：彭龙飞；政委：丁国钰；参谋长：茹夫一；政治部主任：赵炳梓

十五师师长：王振祥；政委：何善远；政治部主任：车学藻

第六纵队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杨国夫李作鹏；政委：赖传珠，副政委：刘其人；参谋长：黄一平；政治部主任：邓飞

十六师师长：李作鹏（兼），副师长：王东保；政委：张池明；副师长兼参谋长：冯精华；政治部主任：刘锦屏

十七师师长：龙书金，副师长：李培功；政委：徐斌洲；参谋长：陈毅斋；政治部主任：杨伟

十八师师长：阎捷三，副师长：黄荣海；政委：袁克服；副政委兼主任：孙正；参谋长：周明国

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曾克林；政委：吴富善，副政委兼主任：谭甫仁；参谋长：高体乾，副参谋长：张松涛

十九师师长：徐绍华，副师长：黄忠诚；政委：邓东哲；参谋长：邵震；政治部主任：姚国民

二十师师长：刘永源，副师长：钟明锋；政委：罗友荣；参谋长：张槐礼；政治部主任：姚仲康

二十一师师长：李化民，副师长：王春萱；政委：朱民亲；参谋长：杨骥

第八纵队司令员：段苏权，副司令员：张天云；政委：邱会作；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段德章，政治部副主任：林忠照

二十二师师长：吴烈，副师长：郑寿才；政委：谢明；参谋长：韩仰山；政治部主任：钟池

二十三师师长：钟明彪；政委：谢家祥，副政委兼主任：任荣；参谋长：孙晓水

二十四师师长：丁盛，副师长：吴瑞山；政委：韦祖珍；参谋长：刘江亭；政治部主任：任思忠

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参谋长：袁渊；政治部主任：王逸群，政治部副主任：雷永通

二十五师师长：曾雍雅；政委：徐光华；副师长兼参谋长：吴华；政治部主任：江洪海

二十六师师长：肖全夫；政委：李振声；参谋长：吴文华；政治部主任：周华彪

二十七师师长：任昌辉，副师长：朱日亮；政委：王文；参谋长：戴天翔；政治部主任：杨亚中

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副司令员：方强；政委：周赤萍；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孔石泉

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副师长：颜德明；政委：晏福生；副师长兼参谋长：刘子云；政治部主任：李大同

二十九师师长：刘转连，副师长：蒋克诚；政委：陈法洪；政治部主任：彭庆云

三十师师长：叶健民；政委：张百春；参谋长：赵黎平；政治部主任：赵平

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副司令员：周仁杰；政委：陈仁麒；参谋长：舒行；政治部主任：杨春甫，政治部副主任：李渤

三十一师师长：欧致富；政委：谢镗忠；参谋长：宋映；政治部主任：李直

三十二师师长：李光辉，副师长：曾威；政委：刘禄常；副政委兼主任：武振刚

三十三师师长：周仁杰（兼），副师长：何廷一；政委：钟文法；参谋长：夏新民；政治部主任：吴彪

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伟，副司令员：熊伯涛；政委：袁升平；参谋长：王亢；政治部主任：陈志芳，政治部副主任：周彬

三十四师师长：温玉成；政委：谭友林；政治部主任：高先贵

三十五师师长：王奎先，副师长：李光汉；政委：栗在山；政治部主任：齐渭川

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副师长：郑贵卿；政委：王建中；参谋长：席庶民；政治部主任：沈东屏

炮兵纵队司令员：苏进（兼）；政委：邱创成（兼），副政委：刘登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匡裕民（兼），副参谋长：张志毅；政治部主任：吴涛

铁道纵队局长：黄逸峰；第一副局长兼参谋长：李寿轩；第二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何伟；第三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武可久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组成单独的领导机关后，下辖两个兵团、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总兵力达70万人。

二、东北军区战斗序列

（1948年9月）

司令员兼政委：林彪

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陈云李富春

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高岗；副司令员：吕正操周保中肖劲光

参谋长：刘亚楼伍修权

政治部主任：谭政，政治部副主任：周桓

司令部第一处处长：苏静，第一副处长：石敬平，第二副处长：丁甘如

第二局局长：曹祥仁，副局长：钱江

第三处处长：张瑞，副处长：程明陞；政委：朱虚之

第四处处长：何敬之

第二处长：胡云生

第五处处长：苏静（兼），第一副处长：赵维刚，第二副处长：刘成模

机要处处长：黄友凤，副处长：莫春和

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余再励，副部长：杜平

宣传部部长：肖向荣，副部长：陈亚丁

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副部长：佟磊谢甫生

联络部部长：周桓（兼），副部长：王央公

秘书处处长：李林

后勤部部长：李富春，副部长：贺诚

秘书长：朱理治

政治部主任：周桓（兼），副主任：陈林

军工部部长：何长工，副部长：江泽民韩振纪王逢源

军需部部长：杨至诚，副部长：张永励魏廷槐

经理部部长：陈林（兼），副部长：张济民

卫生部部长兼政委：贺诚（兼），副部长：戴济民

政治部主任：戴文彬，政治部副主任：周越华

军械部政委：张瑞德，副部长：刘岱

军政大学校长：林彪（兼），副校长：倪志亮，副政委：吴溉之，副教育长：曾国华

航空学校校长：刘亚楼（兼），副校长：常乾坤；政委：吴溉之（兼），副政委：王弼；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蒋少卿

工兵学校校长：唐哲明，副校长：李荫南陈正峰；政委：李雪炎；政治部主任：王燕时

炮兵学校校长：贾陶（兼）；副教育长：廖政武；政治部主任：吕清

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李运昌；政委：黄克诚，副政委：黄火青；参谋长：黄志勇，副参谋长：王智涛；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政治部副主任：刘随春

热河军区（冀察热辽军区兼）

热东（十八）分区司令员：周家美；政委：王国权

热中（十九）分区司令员：刘兴隆；政委：强晓初，副政委：曹德广；参谋长：田长江

热北（二十）分区司令员：罗云，副司令员：邱仁华

热辽（二十一）分区司令员：欧阳家祥，副司令员：徐乃斌；政委：马戴，副政委：孙文采李东冶；政治部主任：王明正

冀东军区司令员：潘峰，副司令员：谭国翰；政委：吴德，副政委：李楚离；副司令兼参谋长：彭寿生，副参谋长：杨文模；政治部主任：何兰阶

十二分区司令员：张书祥，副司令员：杨思禄

十三分区司令员：李雪瑞，副司令员：刘守仁；政委：王世煜；参谋长：江鸿照

十四分区司令员：曹致福，副司令员：张更生

十五分区政委：胡继宗，副司令员：陈云中，副政委：曹文斋

冀热察军区司令员：詹大南；政委：牛树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苏致胜；参谋长：刘凯李灿

热西分区司令员：钟辉琨；政委：韩纯德，副政委：王平水

冀察分区政委：葛琛；副司令员：唐家礼；副政委：阎子庆；政治部主任：朱利

察北分区政委：梁振中，副司令员：乌献文，副政委：张健苏克勤

骑兵师师长：何能彬，副师长：卜云龙；政委：林茂元；政治部主任：刘克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云泽（即乌兰夫），副司令员：王再天那钦双合尔；参谋长：吉合；政治部主任：方知达，政治部副主：任廷懋

骑兵一师师长：王海山；政委：胡昭衡，副政委：旺丹；参谋长：额博勒图；政治部主任：德勒格尔

骑兵二师师长：白音布鲁格；政委：胡秉权，副政委：都固尔扎布；参谋长：丹森宁布；政治部主任：巴图

骑兵十师师长：孔飞，副师长：阿民布和；副政委：乌力吉那仁，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昌

骑兵十一师师长：乌力吉那其尔，副师长：乌思启；政委：关保扎布，副政委：泌力格巴特尔；参谋长：杨森扎布

骑兵十六师师长：李秀山，副师长：寒峰；政委：刘景平；参谋长：云麟；政治部主任：陈赤虹

松江军区司令员：陈光；政委：张策，副政委：李德仲；参谋长：朱子休；政治部主任：黄文，政治部副主任：季铁中

合江军区司令员：杨梅生，副司令员：李荆璞；政委：张启龙；政治部主任：李信

龙江军区司令员：叶长庚，副司令员：关靖寰；政委：王鹤寿；参谋长：李英武；政治部副主任：黄惠良

黑河分区司令员：王钧；政委：林一心；政治部主任：赵承丰

嫩江军区司令员：朱涤新，副司令员：赵承金潘朔端；

政委：刘锡五；副司令兼参谋长：冯志湘；政治部主任：孙志勇

辽宁军区司令员：陈奇涵，副司令员：边章伍；政委：张秀山，副政委：林一山；参谋长：金振钟；政治部主任：谭开云，政治部副主任：李东冶

一分区司令员：叶声，副司令员：刘金山；政委：杨春茂；参谋长：叶心；政治部主任：黎映林

五分区司令员：翟毅东李忠志，副司令员：杨春；政委：焦若愚；参谋长：蒋树

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第一副司令员：赵杰，第二副司令员：高鹏；政委：陶铸，副政委兼主任：彭嘉庆；参谋长：黄思沛；政治部副主任：邱先通

一分区政委：刘瑞森；副司令员：赖金池；副政委：冯志祥

三分区司令员：蔡斯烈；副司令兼参谋长：李士廉

五分区政委：刘莱夫；副政委兼主任：徐明

昭盟军事部部长：燕蔷，副部长：董庆云

安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委：江华；参谋长：侯世奎；政治部主任：赵正洪

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参谋长：雷震，副参谋长：邱会魁；政治部主任：刘惠农，政治部副主任：谢扶民

延边分区司令员：刘建平；政委：孔原；副司令兼参谋长：余能胜；政治部主任：马经儒

1948年9月7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致电毛泽东主席，提出将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野战军司、政、后分开，各专其责。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军区与野战军分开后，军区下辖1个二级军区（即冀察热辽军区）、12个三级军区、4所军事学校。军区所属各部总兵力达33万余人。

三、东北国民党军战斗序列

（1948年9月至11月）

东北“剿总”司令部

总司令：卫立煌

副总司令：杜聿明（10月）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孙渡万福麟张作相马占山陈铁

参谋长：赵家骧

副参谋长：宋子英郝家骏姜汉卿袁克征彭杰如

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兼），副主任：贺奎；参谋长：唐云山李汝和

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副司令官：杨宏光；参谋长：董汉三

九十军军长：盛家兴，副军长：龙泽汇；参谋长：殷开本

暂十八师师长：景阳，副师长：许义浚保如光

暂二十师师长：王世高，副师长：韩润珍赵景高

暂二十二师师长：李长雄，副师长：苏锦泰赵思齐瞿琢

一八四师师长：杨朝纶，副师长：舒秉权

新五军军长：刘云瀚，副军长：范玉书；参谋长：裴治镕

二十六师师长：张越群，副师长：何卓

暂五十师师长：罗先之

暂六十师师长：陈膺华，副师长陈琨

新八军军长：沈向奎；参谋长：李文昭

暂五十四师师长：黄建镛，副师长：张勋哉云茂奎

暂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副师长：梁炳芳

八十八师师长：黄文徽

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参谋长：杨中藩

八师师长：周文韬，副师长：施有仁

暂五十七师师长：朱茂榛廖楚藩

一九八师师长：张纯

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兼），副司令官：曾泽生彭杰如；副参谋长杨友梅

新七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

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副师长：彭克立

暂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

暂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副师长：宁伟

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兼），参谋长：徐树民

暂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副师长：任孝宗

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副师长：欧阳午

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副师长：李佐

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参谋长：蒋希斌，副参谋长：赵蕴奇

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兼），副军长：赵镇藩；参谋长：郭业儒

暂三十师师长：张儒彬，副师长：王冠英

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副师长：毛芝荃

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副师长：夏时

六军军长：罗又伦，副军长：戴朴；参谋长：黄定兴

一九五师师长：罗莘求

二○七师师长：戴朴（兼），副师长：赵侠

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参谋长：杨焜

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副军长：杨焜（兼）；参谋长：李定陆

十四师师长：许颖，副师长：董觉民

五十四师师长：宋邦纬

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副师长：李平

新六军军长：李涛，副军长：刘建章；参谋长：黄有旭

新二十二师师长：罗英，副师长：周璞

暂六十二师师长：刘梓皋

一六九师师长：张羽仙

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副军长：文小山；参谋长：陈时杰（代）

新三十师师长：文小山（兼），副师长：谭道善

五十师师长：杨温，副师长：罗锡畴陈时杰陈坚

暂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副师长：谢树挥徐继章

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副军长：陈衡；参谋长：周声夏

七十九师师长：何际元，副师长：赵明义陈星樵

一○五师师长：邹玉侦，副师长：袁冠南

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副军长：平尔鸣；参谋长：廖传枢

二师师长：平尔鸣尹先甲郭永和，副师长：罗永年

二十五师师长：李运成

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副军长：熊新民；参谋长：王多年

八十七师师长：黄炎，副师长：王卓超

九十一师师长：戴海容，副师长：马鹤锋

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副司令官：刘春岭；参谋长：张伯权

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副军长：张琛；参谋长：谢义

六十七师师长：李学正

一五一师师长：陈植，副师长：陶相甫

一五七师师长：何宝松

九十二军

二十一师师长：李荻秋，副师长：吴冠军

三十九军军长：王伯勋，副军长：程鹏；参谋长：张季

一○三师师长：曾元三，副师长：陈一匡

一四九师师长：张家宝，副师长：刘体仁

独立九十五师师长：朱致一，副师长：郭栋

东北新编骑兵司令部司令：徐梁，副司令：王昭堃；参谋长：关邦杰

东北“剿总”直辖部队：

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张廷孟

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梁序穗

交警第二总局局长：冯圣法

第六补给区司令：刘耀汉

军运指挥部指挥官：牛月村黄克明

秦葫港口司令部司令：何世礼

松北五省绥靖区总司令：马占山（兼）

沈阳防守司令部司令官：梁华盛（兼）

东北国民党军经过卫立煌重新整编，至1948年9月（辽沈战役前），共计14个军44个师（旅），14个特种兵团，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力达55万余人。1948年10月间，第六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九十二军（实际只来1个师）及独立第九十五师调至葫芦岛，归第十七兵团指挥。此时东北国民党军为17个军51个师（旅），60余万人。

<h3>决战前夕的毛泽东与蒋介石</h3>

辽沈决战前，即于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西柏坡是一个小山村，滹沱河水从村前流过，沿河西上是太行山，顺流而下是华北大平原。抗日战争时期，西柏坡曾被誉为“抗日模范村”。

1947年3月，刘少奇、朱德依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将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时，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刘少奇到达晋察冀边区后问聂荣臻：“白毛女的故乡在哪里？”聂荣臻说：“这个传说出在平山，那里倒是个富饶的地方。它的位置在太行山与华北大平原衔接的地方。从抗战开始这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不过，平山的面积很大，东靠石家庄，西与山西接壤，中间或靠东一些为合适。”

5月，朱德派他的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旺臣，从平山县城沿滹沱河逐村勘察后，一致看中了西柏坡村。这里依山傍水，处在山区与平原的接合部，能进能出，能攻能守。他们向刘少奇、朱德作了汇报。

6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村。7月12日，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陈伯达6人正式成立工作委员会（对外称工校，校长为胡服，即刘少奇）。

在这之前，即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65名同志由城南庄到达西柏坡。5月27日，毛泽东又来到这里。五大书记会面后，中央前委、中央后委和中央工委自行撤销。为对外保密，称“劳动大学”，中央领导仍用过去的化名。

此时，毛泽东胸有宏略，情绪高昂，全身心地在关注全国战场的发展变化，决定与蒋介石展开决战，并且把首场决战放在东北。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机关小食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人。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军事、政治形势，发出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号召。为此，会议提出了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500个旅，共歼敌750万人的宏伟目标，并规定了必须每年歼敌100个旅的任务。

他认为，由于军事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预计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把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此时，与毛泽东心情相反，蒋介石坐在石头城里，愁思万缕，唉声叹气。一天他拄着手杖，披着那件避弹大氅，来到江边，低头沉思。这一阵局势更紧，洛阳、四平、周村等12个重要据点竟在一天之中同告失守，实在令人焦心，而这些失去的城镇中，四平、永吉、小丰满和洛阳且是有现代化永久防御工事的坚城；沭阳、涟水、阜宁是交通联络的中心据点；张店、周村是济南大城市的外围防线；永城是徐州外围的重要据点；莱芜、新泰、蒙阴是津浦路和胶济路交通干线的侧翼；延安与西安之间的甘泉、鄞县、中部、宜君等地在交通联络上都很重要，也都丢失了。

蒋介石望着长江，长叹一声，在警卫的护卫下来到中央训练团“训话”。一到会场，不待主席致词，就血脉贲张，声音颤抖，沉痛地说：“我们年年开会，月月开会，我不知道我们开会有什么用处！前方军事失利，各地行政腐败，再闹下去，我们明年今日能不能还在这里开会，都很难说。”

台下众官员大吃一惊。只见蒋介石眼都气红了，还在使劲地骂道：“如果你们再不改，不久之后，我就要做俘虏，你们也要做战犯，我们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你们为什么这样腐败颟顸，目无法纪！你们为什么不看看敌人？他们决定做什么，就全心全力去做，认认真真地去做，而你们又怎样呢？”蒋介石右拳在桌上擂鼓似的敲着：“我们的党员奉命去做一件工作时，就只听其自然，甚至什么都不做，只知道以权谋私！”蒋介石越讲越有气，忽感到周身乏力，天旋地转，连忙示意侍卫架着他回家了。

蒋介石回到卧室，浑身发冷，心头更加颓唐。他缓缓起立，怅望窗外，感到未来的战场态势，将是：华北要变成今日的东北和西北，华中变成今日的华北，而华南变为今日的中原，正如长江浪涛，后浪推前浪，一个新的战场展开，而另一个旧的战场就告消逝。今天的东北战场，是一个个孤岛在沉没；今天的华中战场是由面而分割为片，再由片缩小为点，形成孤岛，这景象眼看就要接踵南移，“分区作战”也难以固守，发展到最后，又将如何呢？越想越感到愁眉不展，越感到对前途失去信心。

面对着如此动荡的战局和疲倦不支的身体，蒋介石颇想到庐山换换环境，但又感到此时此地离开首都，是否合适？而庐山是否安全，也成问题，越想越烦，越想越气。宋美龄对此却不以为然，她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不必怄气。美国总统在局势紧张时照样钓鱼打猎，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反给人一个安定的印象。至于庐山是否安全，我看不大靠得住。长江洪水成灾，上山瞧了不舒服，再说是否会影响交通，也很难说。不如到莫干山去散散心。”蒋介石表示同意，于是就带着老婆、儿子前往杭州了。一路上，蒋介石沉言寡语，他突然感到近来自己老多了。正是：举目望去，乌云瘴气，展望未来，不堪设想。面对着眼下的败局，怎能不使他焦心如焚呢！

<h3>毛泽东“关门打狗”设想的提出</h3>

身居西柏坡的毛泽东，对东北决战，什么时间、打哪里，早在1948年2月7日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的电报中就提出来了。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

从毛泽东在电报中的提法来看，“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构想，当时还只是一种设想。毛泽东发这个电报的当时，东北我军的冬季攻势正在进行，攻占辽阳、鞍山、本溪、营口的战斗刚刚展开，沈阳、长春、锦州、四平、吉林等战略要地仍为国民党军固守，并且蒋介石新委任的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刚刚走马上任。

东北局势究竟朝何方发展？东北敌情有无变化？毛泽东从全国战局出发，预设了东北国民党军队今后动向的两种可能，据此提出了东北我军作战的两个方向。毛泽东关于“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构想，就是从这“两种可能”和“两个方向”出发进行战略思考和分析的必然结论。

东北国民党军队今后动向的第一种可能，是撤离东北。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指出：“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蒋介石决定不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蒋介石自身来说，仍持控制东北的妄想，一方面是从政治利益考虑，另一方面是不甘心东北的失败。从蒋介石手下的将领来说，就是怕负丢失东北的责任。从全国战局来说，人民解放军也没有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或者说人民解放军给国民党军队的打击还没有达到迫使蒋介石从东北撤兵的程度。毛泽东在分析蒋介石决定不撤离东北时，当时主要是从军事方面考虑的，因此，毛泽东说：“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

正是从军事方面考虑，毛泽东进一步分析后便指出，如果东北我军在今后作战中再打几个大胜仗，如果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率领的晋察冀我军出平绥，出冀东，如果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渡江南进，在福建、浙江、江西诸省创建新的解放区，那么全国军事形势必将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

这时候，“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毛泽东估计全国战局的改观为时不远，因此估计国民党从东北撤兵的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些。据此，毛泽东希望东北我军“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

东北国民党军队今后动向的第二种可能，是固守东北。毛泽东明确指出，“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这种可能中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国民党军队暂时能与我军抗衡，能够固守东北；二是东北我军强大得使东北国民党军无法撤离东北，能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毛泽东在分析此种可能时，表现出了充分的自信，即排除了国民党军能够固守东北的可能性，而将东北我军能否强大得使东北国民党军无法撤出东北这个问题提到东北我军的面前。

依据东北国民党军队今后动向的两种可能，毛泽东提出了东北我军今后作战的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是截断沈阳与长春的联系，孤立长春之敌，为消灭长春之敌创造条件。而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是孤立锦州之敌，为歼灭锦州之敌，关闭东北大门创造条件。

毛泽东关于“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构想，尽管在当时是一种设想，但是这种设想是建立在对全国战局和东北战场进行深层次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从全国战局来看，战局正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蒋介石的各个战略集团正处在被人民解放军的分割之中，如果不封闭东北大门，而让东北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撤入关内华北、华东地区，就会使国民党的军队相对集中，使这些地区国民党军队所占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这无疑会增大这两个地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难度，从而延缓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如果关闭东北大门，不仅分割蒋介石战略集团的目的达到了，而且也缓解了华北、华东地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困难。

从东北战局来看，东北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关闭东北大门，将国民党东北军队予以各个歼灭。尽管东北我军的力量并没有占绝对优势，或许战场情况还有新的变化，但毛泽东的这一构想，体现了作为战略家的战略眼光，从毛泽东在电报中的分析来看，也体现了他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军事原则。

<h3>林彪为何执意要攻打长春？</h3>

哈尔滨往南火车第一个停车站，是一个叫双城的小镇。

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就设在双城的一个青堂瓦舍、古色古香的大宅院里。东西两个跨院，西院为参谋长，东院住林彪。

林彪面对墙上地图，视线从长春移到锦州，再从锦州移到长春。然后背起手，在室内踱步沉思。每次大战之前，林彪都要在地图前长久地踱步沉思。

作为军事指挥员，他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想清楚。

长春距北满根据地较近。先打长春便于集中兵力，便于解放区支援，如果敌人增援或突围，在漫长的300公里范围内，也便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打下长春之后，解除了后顾之忧，更便于集中兵力向南作战。

但是，早在冬季攻势尚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为此，要考虑南线作战，首先控制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以及山海关、滦县段。此方案，即关闭了东北大门，切断了东北敌人与关内的联系，在战略上又是中间突破，使两翼的卫立煌和傅作义均相互孤立。

毛泽东作为战略家，总是从全局高度观察问题，站得高，看得远。此时他已不满足于东北，他想到华北，想到全中国。他的思路沿着连接东北、华北的北宁线铁路大动脉运动。

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的咽喉要地，是其与华北联系的战略要冲。

可林彪对到敌人要害打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有顾虑，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再像1947年攻四平一样，定将影响战局。如果打长春，可拖住沈阳的敌人。

四平攻坚失利的阴影，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林彪。

林彪在东北打的较大的败仗，一是二下江南攻德惠不下，二是夏季攻势中的西平攻坚战。

锦州有重兵把守，且工事坚固，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四平？

林彪认为锦州城防工整坚固，又有15万重兵把守，如果像夏季攻打四平那样，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将造成被动。四平撤退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部队基本上是轻装。要打15万人设防的锦州，必须有大规模的重武器和六七十万人的后勤供应，这样庞大的供给需要大量汽车和油料，如果油料耗空或遭空袭，大批机械化装备将要丢给敌人，部队就难以安全撤离战场，而陷于危险境地。

林彪不愿冒险攻锦州，他认为长春之敌最弱，又离解放军后勤基地最近，长春与沈阳相距五六百公里，沈阳之敌出援困难，且远水难救近火。于是，林彪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打长春。那时林彪在东北已经树起了“军事权威”的形象，他确定的军事方案，一般是没有人提出异议的。虽然东北局对下一步军事行动进行了反复讨论，但是最终定下的还是林彪的方案。

4月18日，毛泽东收到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署名的报告，可以说它主要反映了林彪对下一步作战考虑的结果。报告中说，东北野战军集结9个纵队，采取攻城打援手段，进行长春战役，第一步实行围城，如能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为防止锦州范汉杰兵团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林彪建议，晋察冀以4个纵队或3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牵制敌人，使范汉杰兵团不能北上，直接与东北部队会合打仗。关于向南作战问题，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报告说：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林彪实际上是说毛泽东的意见不适宜。他要把华北的部队也拉到他的指挥之下。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在林彪已不只一次。

毛泽东没有像蒋介石那样听见部下有反对意见就发火，骂娘。

毛泽东把燃着的一支烟在手中捻碎，对周恩来道：“又是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看他胆子太小，二月就叫他南下北宁线，两个多月了，还是这个态度，要不然我去东北算了。”

周恩来看了一会儿电报，道：“主席，我看只能原则同意他们的计划，再次申明南下北宁线的重要性。”

毛泽东道：“也只好如此了。”

在战役指挥上，毛泽东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因为他们对战场有实际感受。如果自己正确的意见一时不被下级接受，毛泽东总是耐心说服与等待。

毛泽东同意打长春，同时指出，“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实际上是批评林彪的畏难情绪。

5月下旬，林彪以两个纵队从东、西、南三面向长春攻击，歼敌6000余人，攻占郊区大房身机场。但由于守军设防坚固，解放军战斗组织不够周密，自己也伤亡2000多人，没有实现预期目的。这时，才感到长春守敌的战斗力和防御工事比原来估计的要强，不是一个猛攻可以打下的。于是向中央军委报告说：经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议论，又照顾各纵、师首长对攻长春的信心并不甚高，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兵力久困长

毛泽东亲笔起草给予林刘罗的指示电围，待敌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以我主力转至北宁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的方针。

林彪是军事家，对作战想得很细，心细如发。毛泽东是战略家，他考虑全局的需要，往往不过分拘泥于细节。

毛泽东凭着战略家的预感，认为只有南下北宁线，切断东北国民党军与华北的联系，全歼东北守军，才是上策。

毛泽东和蒋介石不约而同，都感到锦州的重要。

6月5日，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提出三个方案：第一，正式攻长春；第二，以少数兵团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线和热河冀东一带作战；第三，对长春以2至4个月较长时间围困，然后打援，最后攻城。他们认为，执行第一个方案，目前还无把握，执行第二方案，将会遇到敌人集中不好打和粮食补给不足的困难。而第三方案除了多费去几个月时间外，没有其他坏处，能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所以目前以采取第三方案为好。

毛泽东复电基本上同意第三个方案，同时又一次力图把林彪的注意力引到南下作战上。他提醒东北野战军，在攻长春的3至4个月的时间里，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h3>毛泽东为什么批准一个与自己意见相悖的作战计划</h3>

林彪将作战方向指向长春，与毛泽东的构想相悖，但毛泽东还是批准了林彪攻打长春的计划。毛泽东为什么批准一个与自己的要求相悖的作战计划？

首先，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一直很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教育我军各级指挥员要充分尊重下级指挥员的意见，甚至尊重战士的意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这是我军战斗力不断提高的生生不息的源泉。自从林彪到东北战场指挥作战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很尊重林彪的意见，即使林彪不贯彻他的作战意图，毛泽东也未予计较。

其次，东北国民党军队撤离东北的态势尚不明显。蒋介石，特别是卫立煌有固守锦州、沈阳、长春三大城市以待时局发展的侥幸心理，或许攻打长春还不足以促使蒋介石痛下撤离东北的决心，卫立煌还可能从沈阳增援长春，东北我军可望围城打援。

第三，毛泽东的构想是一种战略决战的构想。尽管东北战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来临，但全国性的战略决战的时机并不成熟，我军还处在战略进攻中。就是说，此时的毛泽东在筹划着战略决战，但并没有将战略决战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还在等待战局的进一步发展和我军指挥员对战略决战认识的进一步提高。或者说毛泽东只是希望战局朝着有利于战略决战的方向发展。因此，当林彪等东北局领导人觉得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有利，并且可望攻克长春时，毛泽东就同意先打长春。

1948年4月2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明确表态：“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55页）还根据林彪等的建议，毛泽东派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率晋察冀我军“以3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并于同日向晋察冀野战军布置了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

但是，毛泽东在明确同意先打长春的同时，也对林彪等东北局领导强调南下作战的困难表示了明显的不满，并且委婉地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关注战略决战的心情跃然纸上。

<h3>毛泽东对林彪南下拖延不决大为不满</h3>

1948年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将东北局常委新讨论后的作战方针报告了中央军委，认为长春守敌10万以上，工事坚固，粮食可依靠空运接济，我军攻长春和打援不能兼顾，因此主张“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并提议：“到8月中旬，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首先以第十一、第九、第四纵队用牵袭手段包围和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五城主攻，然后迅速向承德前进，即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的战斗。”

1948年7月22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并告东北局，指出：

“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但在同时，必须说明将要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诸如粮食困难，人民的欢迎不一定有如同现处地方的人民那样热烈，某些敌人的顽强抵抗和某些时候作战的不顺手等等，使他们在这方面先有精神准备，并研究克服各项困难的方法。”

南下作战方针是确定了，但是部队何时行动，林彪尚在瞻前顾后。最令他担心的是在南下作战时，受到沈阳卫立煌集团和北平傅作义集团的两面夹击。为此，林、罗、刘向中央军委建议：

在我们南下尚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围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以便我军能各个击灭敌人。

之后又进一步建议：应调动和分散傅作义，但不宜由东北野战军先行调动傅军向北向东，而应是杨成武部先我行动，调动傅部一两个军西去，以利于东北野战军能在承德、张家口、保定和北平取得胜利。东北野战军在8月底9月上旬才能出动，但如杨成武出动时间能提早，则东北野战军出动时间亦能提早。

毛泽东指出：

“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不怕不能调动傅部向西，调动傅部是必然的。问题是傅作义自己有3个军及几个独立师，如果他以两个军及一二个独立师援绥，则杨成武在绥难于立足。”“杨得志、罗瑞卿兵团必须与杨成武兵团配合行动。兹规定杨成武兵团8月21日由涞源以东出动，9月10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杨、罗、耿兵团须在9月10日以前以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另以一部向平张线动作，配合杨成武兵团之作战。在这一阶段内杨、罗、耿受军委直接指挥。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

毛泽东要求林彪将开始攻击锦榆线的时间确定下来，然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有些出人意料。

林彪报告军委说：“傅作义主力目前恰好也已调至锦州、唐山之线，正便于我杨成武部向西袭击”，“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故目前不能具体确定。”

只有杨成武部先动，东北野战军才动，林彪为自己提出了先决条件。

对此，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他分析了国民党军动向后，指出：“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这是一种颇为严厉的批评，但林彪仍不松口。

林彪坚持说：“敌人是将作新的行动，如不是打通沈锦路，则也有可能从锦州附近调兵增援华中。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时皆可出动。但在现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军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汽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30年来所未有，铁路、汽路冲毁甚多，近日来雨势更猛，原估计8月15日左右可修好铁路、汽路、桥梁，以现在雨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复，雨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虽然有耐性，但对如此拖延不决，也有些被激怒了。8月12日晨，他给林、罗、刘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AAAA”级特急电报：

“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部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

“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3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4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在毛泽东严厉批评下，林彪只能部署南下作战。

<h3>卫立煌偕东北将领一致反对蒋介石的计划</h3>

到了1948年8月，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手中虽掌握着55万人的庞大兵力，但被东北野战军分割在沈阳、长春、锦州3个互不相连的战略要点内。由于北宁铁路被切断，营口又被解放军占领，长春、沈阳通向关内的交通均被切断，后勤补给完全依靠空中运输，物资供应根本就不能满足需要，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不得不承认：“军心战力均未恢复常态，将士亦多无斗志。”蒋介石也惊呼：“东北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军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形孤立，皆成瓮中之鳖。”

面对东北国民党军所处的困境，蒋介石、卫立煌对于如何摆脱困境，应该采取何种战略方针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或者说直接顶上了牛。

当时，美国军事顾问团曾提出放弃沈阳，打通北宁线，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蒋介石此时最关心的还是他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这些军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精锐部队。在全国各个战场连吃败仗，整个形势都十分不利，在南京都逐渐吃紧的情况下，把这些主力部队想法保存下来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蒋介石在与国防部反复研讨后，决定接受美国人的方案，把沈阳的主力部队全部撤到锦州，打通沈锦路，如果战局有利就继续留在东北作战；如果战局不利，就把几十万兵力撤退进关内。为此，蒋介石特意派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闿及副厅长李树正到东北与卫立煌协商。

卫立煌坚决反对把沈阳的部队撤退到锦州，他对罗泽闿和李树正说：“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战法，总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已埋伏好了。何况我军沿途还要经过3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饶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后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去打通沈锦路。”

罗泽闿和李树正说服不了卫立煌，便要求卫立煌直接向蒋介石陈述自己的意见。于是，卫立煌派郑洞国与罗泽闿、李树正一起乘飞机到南京，向蒋介石阐明自己的主张。

郑洞国对蒋介石说：“卫总司令认为，共军已占领了锦州、沈阳之间的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已经解冻泛浆，重武器及大部队皆无法通过。国军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整补不可，否则一出沈阳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卫总司令的意见还是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再相机打通沈锦线。”

蒋介石不同意卫立煌的意见，顽固地坚持要立即打通沈锦线，把沈阳的主力撤退到锦州。他告诉郑洞国，必要时可以放弃吉林和长春。最后，蒋介石十分生气地对郑洞国说：“你回去转告卫总司令，立刻按照我定的计划执行。革命军北伐时有革命精神，以少胜众，北伐成功。樊钟秀以万余人能从广东一直打到河南。我们黄埔军队为什么不能打到锦州？”

郑洞国垂头丧气返回沈阳，把蒋介石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卫立煌。卫立煌也很生气，他拿定主意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为了说服蒋介石同意自己固守沈阳，卫立煌召集众将领开会，把他与蒋介石的分歧和两种方案和盘端出，让大家讨论。与会将领都认为卫立煌的计划更符合东北战场的实际，一致主张不执行蒋介石的计划。于是，卫立煌又派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和第六军军长罗又伦去南京见蒋介石，转达东北将领们的意见，陈述利害得失。

蒋介石见东北将领一致反对他的计划，也顾虑到如不战而撤出长春、沈阳，在军事上、政治上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和影响，因而犹豫不决，勉强同意卫立煌暂不撤出沈阳。

赵家骧和罗又伦兴冲冲地回到沈阳，对卫立煌说：“这一回算是把老头子说服了，他同意我们暂时保持东北的现状，加紧补充训练部队，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线，将主力移至锦州。”

卫立煌总算松了一口气。他打算赶快将关内向东北增调的援兵运到胡芦岛登陆，并在锦州及沈阳附近大肆抓捕青年壮丁补充兵员，加紧训练，准备长期固守沈阳。

可是没过多久，蒋介石又改变了主意，把卫立煌从沈阳召到南京，拟亲自说服卫立煌将沈阳的主力部队撤到锦州。

3月22日，卫立煌飞抵南京的当晚，蒋介石就把他找去谈话。蒋介石对卫立煌说，沈阳、长春的交通已经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长期维持，所以还是把部队撤到锦州为好，在沈阳、长春只留少数部队防守就可以了。

卫立煌则仍持原来的观点，强调说，沈阳的部队残破不全，不经整补训练是无法打仗的，不但撤不到锦州，而且十有八九会在半途就被解放军消灭。两个人互不相让，各执己见。

最后，蒋介石唉声叹气地说：“我们运输机不多，汽油也不够用的，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不得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

卫立煌跟随蒋介石多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蒋介石有这样垂头丧气的窘态。他想了想，对蒋介石说：“只要你同意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的补给由我自己负责。我想请美国顾问团帮助解决运输问题。”

蒋介石听卫立煌这么一说，好像看到了一线希望，急切地说道：“好！好！只要你对部队的补给有办法，也可以照你的意见暂时不撤往锦州。但是，一俟补充训练完成，仍要赶快打通沈锦线。”

卫立煌见蒋介石同意他的计划，回到住处就派人找来了他的补给司令刘耀汉，对他说：“我把东北的补给包下来了，请你赶快与美国顾问团洽商一下，请他们务必帮忙解决空中运输问题。”

刘耀汉是留美学生，抗战期间曾在外事局任翻译，经常与美国顾问打交道，深得他们的信任。刘耀汉连夜与美国军事顾问团进行联系，第二天便陪同卫立煌去拜会了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巴大维一口答应由美军来负责解决空中运输问题。卫立煌兴冲冲地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的顾虑解除了，便答应卫立煌按照计划先巩固长春、沈阳、锦州三大战略要点，待部队整训完毕后，再主动进攻，打通沈锦线。卫立煌见自己终于说动了蒋介石，高高兴兴地回沈阳去了。

<h3>蒋介石出尔反尔，决战开始还未定下决策</h3>

卫立煌3月底到南京，不但未屈从于蒋介石，反而把蒋介石说服了，又得到美军顾问团的大力支持，兵员、装备、给养开始源源不断地运来。卫立煌和东北将领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开始整军经武，加紧训练部队。

但是，卫立煌在东北的整训刚进行了一个多月，蒋介石又改变了主意，再次下令卫立煌把部队撤到锦州，打通沈锦线。

卫立煌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十分气愤。他担心再直接与蒋介石面谈，不但说服不了他，恐怕还会发生不愉快的争执。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卫立煌让人把廖耀湘找来，对他说：“蒋总统曾经答应增派军队到东北，打通锦沈交通，并已增派第九军和第五十四军来到锦州。如要撤退沈阳主力，他应该实践诺言，先多派几个军到锦州来，向东打通锦沈交通，沈阳部队西去与东进的部队会师，再一同北上，把长春被围的部队拉出来，然后才能再议撤退。”

卫立煌分析说：“东北共军的主力部队就位于辽北与辽西地区，监视沈阳与长春我军的行动，如果我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向锦州撤退，背辽河、新开河与饶阳河三条大水侧敌行动，有被共军层层截断，分割围歼的危险。现在就从沈阳把主力撤退，无异是抛弃长春的守军，这消息一传出去，定会瓦解长春守军的斗志，长春马上就成问题。”

廖耀湘认为卫立煌说的有道理，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卫立煌趁机对他说：“我的意见和总统的决心有极大的差距，这个时候我不便去南京见他，一见面难免要发生争执，反而不妥。所以，我想请你替我去辛苦一趟，到南京面见总统，陈述一下我们的意见。”

廖耀湘认为卫立煌的主张是正确的，当即表示愿意替他到南京去说服蒋介石。卫立煌很高兴，派参谋长赵家骧、第六军军长罗又伦与廖耀湘一同前往。廖耀湘后来回忆当时进见蒋介石的情景说：

到南京后，蒋介石首先召见我。蒋介石告诉我，他之所以要撤退沈阳主力，首先是想在东北解放军未进攻锦州之前，先主动把沈阳主力撤往锦州；其次是当时国民党的空运能力有限，不能够负担沈阳十几万大军的补给。他还说长春守军的状况，使他感到非常苦恼。我把卫立煌的意见告诉他，尤其是卫立煌想把长春守军

廖耀湘拉出来的意见，对他似乎是一种道义上的压力。蒋介石考虑了三四分钟之久，然后对我说，他本来打算另外抽调一些部队去东北，傅作义答应抽调一部分，他想再从山东抽调出一些队伍，但现在一时尚抽调不出来。沈阳主力的撤退，可稍微推迟一些时日。当天主要谈的问题，就止于此，以后又谈了有关补给与空运的问题。后来据罗泽闿说，蒋还想把由过去驻印军组成的沈阳主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三军）转运至南京地区，做他的机动预备队，必要时用以巩固南京老巢。

第二天，蒋介石召集我和赵家骧、罗又伦、罗泽闿4个人在他的私邸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他明白指示：“沈阳主力的撤退，可稍微推迟一个时候，但必须立即准备好，待抽调的军队到达后，即开始行动。沈阳地区的部队，必须按任务重新编组。”他决定把周福成的第五十三军编为防御兵团，担任沈阳的防卫；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三军和第五十二、第四十九、第七十一共6个军加第二○七师并附东北“剿总”直属的重炮及战车部队编为机动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随时准备行动。

我对兵团编组问题，向蒋介石陈述了两点意见：（一）这样彻底改组沈阳部队的编组，最好暂不发表，因泄漏出去会引起周福成及其他地方部队的不安，可把这个决定交赵家骧参谋长带回去转交卫立煌，在适当时机发表。（二）在机动兵团行动期间，沈阳还是机动兵团的后方和补给与空运的基地，绝不能发生意外。因之，我建议把第二○七师编入周福成的防御兵团，该师有3个旅，每旅3个团，实际上比一个军的力量小不了多少，且富于防御经验。这样可以增强沈阳的防御力量，也可以安定其他防守部队的军心。蒋介石认为我的这些建议合理，说：“可以这样办。”赵家骧提出如何安插刘安祺的问题，因为刘也是一个兵团，把他仅有的第七十一军编入机动兵团，那他就剩下一个兵团部了。蒋介石对罗泽闿说：“可下命令，把他（指刘安祺）调到青岛去充任青岛警备司令。”罗泽闿又提出：“万一在沈阳主力未撤退之前，共产党就打锦州，那沈阳主力应该如何行动？”我根据卫立煌的旨意，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关内迅速增兵葫芦岛，直接解锦州之围。因为那里距离近，后方安全，翼侧有依托，补给无问题。沈阳部队应待葫芦岛与锦州部队会师后，东渡大凌河出沟帮子向东推进时，才能够西进与东进的部队会合，打通锦沈交通。”罗泽闿说：“如此，锦州可能发生意外危险。”我说：“解放军可能围城打援。沈阳主力如单独西出，背三条大河，侧敌前进，增援锦州，更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们两个人就争辩起来。罗泽闿当着蒋介石的面竟不客气地说：“将来东北战局，要由廖司令官负全部责任，因为全部精锐部队都掌握在你的手里。”这时赵家骧出来排解说：“这是卫总司令的责任，我们回去还要同卫总司令详细商量。”蒋介石当时也没有来得及详细思考，所以也未作别的指示，只是再补充一句：“这问题留待以后再详细研究。”

蒋介石见卫立煌屡次顶撞、拒不执行撤退锦州的计划，心中对他十分恼恨，有意把东北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廖耀湘，以架空卫立煌，使他不得不按自己的旨意办事。

廖耀湘急于想成立机动兵团扩大个人的权力，便改变了原来支持卫立煌的态度，倒向了蒋介石。如此一来，不但蒋、卫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卫、廖之间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卫立煌害怕廖耀湘把沈阳主力都给拉走，坚决反对成立机动兵团。所以，这个机动兵团始终未能成立。

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先后召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梁华盛、第七兵团司令刘安祺等东北将领到南京述职，想让他们担当打通沈锦线的任务，但这些人都不敢接受这一任务，寻找借口，予以推辞。

蒋介石这时见东北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军长都不同意他的这一方案，于是决定，把1948年1月间刚刚成立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搬到锦州，让陆军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坐镇锦州，准备将东北的军权交给范汉杰，由他来承担打通沈锦线，把沈阳主力接到锦州的任务。

卫立煌怕范汉杰的边区司令部是归华北“剿总”与东北“剿总”双重指挥的机构，一旦华北吃紧，华北“剿总”会把部队调走，使沈阳更加孤立，便千方百计把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成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范汉杰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卫立煌主张把范汉杰的指挥所设在葫芦岛，蒋介石却主张设在锦州，范汉杰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不理睬卫立煌的命令，这样，又造成卫立煌与范汉杰之间的矛盾。

一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对此十分反感地说：“蒋介石指挥作战，不分析敌我态势、兵力对比及士气战力等客观条件，只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认为只要将领听他的命令，就可以得到胜利。所以，蒋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撤到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的命令的将领。初则属意于廖耀湘，后又属意于范汉杰，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弄得东北的国民党军将领，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因此，蒋介石在东北的军事方针，一直拖到辽沈战役开始尚无决策。”

就在蒋介石与卫立煌围绕着“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还是“固守沈阳”争执不休、举棋不定之际，东北野战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与东北国民党军展开了最后的战略决战。

正文第五章出击北宁线

经过几个月毛泽东对林彪的耐心说服工作，特别是经过试打长春之后，林彪终于同意南下北宁线了。这使得位于西柏坡的统帅部大松了一口气。然而，南边的敌人比长春的敌人更强大，南下就能取胜吗？似乎他不敢深想。就是这些思绪总在他脑子里打转转，使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极不如意的感觉萦绕在心头。

<h3>林彪接连发给军委的三封电报</h3>

7月末的一天下午。

“报告！”背后传来了一个声音。

林彪眉宇一紧，报告人站在身后，是作战参谋赵辉。

赵辉手里拿着电报恭敬地说：“首长，中央军委来电，指示大军南下后的攻击方向。”随着把电报递给林彪。

林彪想，眼下正是南下的准备阶段，虽然他已向中央军委报告于8月中旬开始行动，但那只是一种设想，8月中旬能否行动，那时还要看准备的情况。损耗的枪支弹药需要补足，部队减员需要充实，短缺的干部需要调整和提拔，雨季来了，雨具也需要准备吧！由攻打长春变成南下北宁线，这要转多大的思想弯子，政治动员也需要搞好吧！再说到了8月中旬，还要看那时的敌情有什么变化，尤其要看华北的杨得志、杨成武把可能出关增援的傅作义部队钳死没有，更要看那时沈、锦、长三处之敌有什么动作，到那时又出现了可以攻打长春的转机也不一定。

总之，是南下、不南下、推迟南下，还说不清呢，此时就考虑南下后的作战方向，未免过早，不合时宜。

赵辉递过来的电报他没有接，用手一挡，说：“放到我的房间里去。”

赵辉说：“军委要我们报告意见。”

林彪说：“总要考虑一下嘛！”

8月1日，林彪又给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算是对中央军委7月30日关于选择攻击方向问题的来电的回复。电文说：“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城市工事已完成，故我们不能攻锦州。”恰好与军委的意见顶牛儿。

接着，林彪又连续发了三封电报给军委。

第一封电报，8月6日19时发。内容：“为了达到分散傅作义，将傅部调一两个军向西去，以便我军能在承德、张家口、保定和北平取得胜利，因此不宜由我们先行动调傅作义向北向东，而应以杨成武先行动，调傅作义向西。”“我们拟歼北宁线上五城（北宁线上五城，指义县、高桥、兴城、绥中、锦西）之敌后，即攻承德。”“目前白城子、郑家屯、通辽等处河流暴涨，空前大水，铁路桥梁多处被冲，因此还不可能开始向西运输粮食，须待把桥梁修好。因此我们要在8月底9月上旬才能出动。但杨成武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

第二封电报，8月8日10时发。内容：“近日来敌情似有新的变化。据报：原在北平以南之九十四军已于7月24日到达锦州。新八军近从华中方面又开回唐山及其以北地区。九十二军现进至滦县、卢龙、迁安之线，向我十一纵（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早已在唐山以北以东地区执行任务）进攻。十六军已到古冶、榛子镇一带。十三军也已集中承德。”“如以上消息确实，则傅作义的企图有三种可能：一为协同锦州方面部队与沈阳打通联系，甚至可能增援长春（在我攻长春条件下），或接长春之敌退却。一为预防我东北主力南下进攻北宁线或进攻承德。一为驱逐我十一纵，保证北宁线的安全和抢夺粮食。”

第三封电报，8月8日17时（与上封电报同日）发。内容：“傅作义部恰好业已调至锦州、唐山之线，正便于我杨成武部向西袭击。因此，我杨成武部能于日内出发西进更好，否则，亦以愈早出发为好。”“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

明眼人一看便知，林彪在拖延行动时间。他确实不愿意挥师北宁线。所谓8月中旬开始向北宁线开进，那实在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的一种表态。他顾虑重重：一是敌情严重，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二是华北兵团是否能够配合好；三是粮食供应等诸多方面有困难。

人们似乎也应该谅解林彪，此次挥师南下与强敌决战，首当其冲的是他的部队，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后果都将由他来承担，在他眼里，这是步险棋。在这步险棋面前，心上压力最大、肩上责任最重的是谁，当然是他林彪。处在他的位置上，产生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顾虑似乎难免。

但对敌情和困难看得太重，则是高级将领应该忌讳的。

<h3>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深夜齐聚作战室</h3>

8月9日深夜，西柏坡大雨如注。

滹沱河失去了往日的平静，河面上浊浪翻滚，漩涡打转，急湍的河水咆哮着，像匹野兽，想随时冲垮堤岸，也冲破黑夜，奔腾而去。

毛泽东从自己住的房子里冲出来，踩着泥泞的夜路，深一脚浅一步、一跐一滑地冒雨走向军委作战室。周恩来、朱德正在这里等他一起研究东北野战军的问题。

毛泽东一进门，朱德便吼着说：“主席，把我派去东北怎么样？我立马挥兵北宁线！”

周恩来也说：“是有点儿不像话了！”

正在此时，一个霹雷炸响在军委作战室的屋顶上。毛泽东扭头向屋外看去，屋外一片漆黑，雨水正冲刷着玻璃窗，恰似瓢泼。

“林彪还是不错。”毛泽东说，“他没有提出雨季过后再南下。”

朱德又吼着说：“林彪他爬过雪山没有，走过草地没有，下雨不打仗那算啥子军人，还叫不叫军队？”

周恩来说：“我看还是尽快发报，对他进行严厉驳斥和批评，迁就不得！”

毛泽东说：“同意。恩来起草电文吧。”

周恩来说：“还是主席起草，大家研究嘛！”

“也好。”毛泽东瞅了瞅参谋为他准备好的笔和纸，点燃一支香烟抽着，深思了一下，然后抓起笔来写道：

“……你们所说的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十六军等部是交给傅作义指挥的蒋介石部队，不是傅作义自己的。这些部队的中心任务是保卫平榆、平古、平张、平保诸线。只要杨罗耿向平古、平张行动，除九十二军外，均将迅速缩回。九十四军、十六军等部均在对付杨罗耿，且距锦榆线极远，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线。九十四军并无到锦州讯，第八军王伯勋部两个师（旅）由秦皇岛经上海到蚌埠，并无又回北宁线消息，只有九十二军确到滦县一带，你们以一部钳制该军，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

毛泽东写完，转过身子问大家：“怎么样？”

周恩来说：“应告诉他眼睛不要老盯着华北兵团，华北的事尽可放心，他们是配合你林彪的行动，他们是打小旗儿的。你按兵不动主角不出场，他们怎么配合？”

毛泽东再写：“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部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接着，他给大家又朗读了一遍。

朱德说：“没有意见，十万火急。”

周恩来也说：“立马急发。”

毛泽东最后在落款处签上：“中央军委1948年8月9日23时。”

林彪最后一封电报发于8月8日17时，这里是9日23时回电，确是十万火急。

天开始亮了，雨也渐渐小起来。通宵达旦指挥战斗的统帅们该休息了。可是，即使他们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能入睡吗？谁能猜出林彪还会向中央军委提出些什么问题拖延南下。

<h3>毛泽东对林彪的打法近乎发怒地说：“不行！”</h3>

西柏坡，毛泽东住处。

军事参谋手里拿着一纸电文走进来说：“主席，好消息！”

毛泽东转过身来，手里钳着香烟，问：“什么好消息，说说看。”

毛泽东旧居

参谋把电文向毛泽东递上，说：“东北大军除留十二纵及7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外，其余主力全部于9月9日奔袭北宁线。现已有7个纵队和6个独立师部署在新民及沈、长线上，待机行动。”

确实是好消息。但毛泽东却没有高兴起来。他看了看参谋手中的电文，没有接，只是那深沉的目光在地上扫视了一圈，说：“只好如此吧，但愿不要再推迟了。”接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说，“在东北主力开始南下的时候，请新华社发一消息，就说林彪主力正在长春外围加紧练兵，攻城在即。”

参谋说：“是。”

毛泽东指着参谋手里的电文：“上面还说了些什么？”

参谋说：“林司令员又提出在攻克北宁线上的几个县城后，转头打承德。”

“不行！”毛泽东面色严峻，当机立断地说，“他的主力不能离开北宁线去打承德！要打锦州！不能失控锦榆唐！”

这个林彪怎么就不明白，锦州是要害，一攻克锦州，卫立煌、傅作义就分割了，大门就关闭了，沈、长之敌就慌了，那时他就死定了，士气至少减少一半，他就是两面援锦，东西夹击，也是一种垂死挣扎的行为，我们也正好可以打援，在他无城防保护的情况下消灭他。有什么可怕的，啊？

参谋说：“周副主席和朱老总也是这个意见，还得劳主席起草电文。”

毛泽东坐在桌前，拾起毛笔，说：“这真是不厌其烦呀！”接着便又写起来。

写毕，毛泽东把电文递给参谋，说“请恩来、老总过目修正后急发”。

毛泽东批准林彪部署的同时又明确指出：“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方面，不要预先设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设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冀机动。”

毛泽东还指出：“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得志、罗瑞卿、耿飚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5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你们主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7个纵队又6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但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敌人在你们强大威胁之下，是否敢于有所动作，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顷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林、罗、刘完全同意毛泽东的部署。

毛泽东很高兴。9月10日，林、罗、刘遵照军委指示并依据他们对战役发起后敌情的可能变化，制定出了正式攻击锦州前的兵力部署：以第二、四、七、八、九、十一等6个纵队，3个独立师和1个骑兵师，奔袭北宁路锦州、唐山段各点上的敌人，首先拿下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5城，这是战役初战关键。以第一、三、六、五、十等5个纵队置沈阳以西和以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第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

9月10日至13日，各纵队按调整后的方案，先后向指定地点出发，大部徒步，小部火车运送。

<h3>百万大军暗度陈仓</h3>

万事俱备，只待进军命令。林彪在这时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几十万大军向南开进，如何保密？一旦敌人识破出击北宁线的企图，中途阻截，就会前功尽弃！

情报参谋们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林彪打电话给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陈龙，询问社会部是否掌握敌人的电台。陈龙说掌握一部。林彪即命刘亚楼找陈龙详谈。

刘亚楼冒雨到社会部，向社会部部长汪金祥和陈龙说明了要南下北宁线作战的部署。

“需要我们做什么？”陈龙急切地问。

“一○一（林彪）、一○二（罗荣桓）都叫我转达对你们和邹大鹏的表彰。在长春前线的司令员常夸你们的情报准确极了。长春的敌人几次要想突围，他们突围的方向、兵力，都搞得清清楚楚，我们一打一个着。”

汪金祥点了点头：“我们正在安排邹大鹏做长春六十一军曾泽生和沈阳五十三军周福成、赵国屏的工作。如果能争取他们火线起义就最好。”

“为打好辽西战役，情报工作可以全力配合。”陈龙说。

刘亚楼把草图推到陈龙面前：“你们看！目前在辽西一带我们只有二十几万人，要打这一仗，就得从北满、东满、西满向辽西调兵。这次战役共动用13个纵队、53个地方师，计70万人，再加上支前的民工，起码要超过百万。近百万大军调到辽西走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一旦敌人识破这一步棋，就会在铁岭、新民、彰武、阜新一带阻击我们。这样一来，辽西会战的设想就难以实现。”

“我们手中有一部电台，敌人很信任，看来，得在这上面做文章。”陈龙沉默半晌后说道。

第二天早晨，汪金祥、陈龙来到了野司，汇报了连夜拟定的方案：调至少4个师的兵力，大张旗鼓地开向沈阳方向，给敌人造成要进攻沈阳的假象。而去辽西的部队所有电台一律留在原地，照常收、发报，以迷惑敌人的情报机关。社会部通过运用电台，向敌人传递假情报。部队向辽西进发，最好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路经的村屯，都要实行严格的戒严，不准村民离村，以防走漏消息。

“要4个师配合，戏唱的不小哇！”林彪耸起浓黑的双眉，望着刘亚楼：“我们从哪里拿？”

“可以从围长春的地方师抽调。”刘亚楼答道。

罗荣桓说：“4个师不算多，想要借箭还得几条草船呢！”

林彪点了点头：“这4个师，行军的时候要有气势，必要时可以打出野司的牌子”。

社会部掌握的电台，是敌特长春站所属潜伏哈尔滨的“二五七组”。陈龙亲自掌握这个电台，先是说策反了东野总部的一个参谋，然后发出真真假假的情报。

敌人查问长春外围4个师动向“二五七组”回电说：共军主力南下，目的是围困沈阳。

敌人发现解放军主力出现在辽西，“二五七组”又报称：辽西民主联军运动意向已探明，系奉调入关，准备协同华北野战军进攻赤峰和承德。

东北国民党军总部给“二五七组”发密电：“据称：敌酋林彪已经离哈，去向何处？望查。”陈龙让“二五七组”回电：“据悉三岔河设有‘前指’，有无敌酋林彪待查。”

此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及野司、野政组成的野司指挥所列车，已于9月21日从双城出发。为了保密，火车先北开哈尔滨，短暂停留后，朝东南牡丹江方向行驶了一段，然后突然掉头西返，沿滨州线经昂昂溪南下。到昂昂溪的时候，担任运输司令的郭维城为检查新修好的铁路，亲乘铁路轧道车在前面开道，指挥所的火车在后面跟进，指挥列车停在牤牛屯。

9月初，百万大军按南下计划向指定地点开进。上旬十一纵由建昌地区出发，进军秦皇岛、唐山段以北宁路。中旬，四纵由台安、鞍山地区，九纵由北镇地区，二纵由西丰、公主岭地区，一纵由九台地区，三纵由西丰、东丰地区，六纵由吉林地区，七纵由四平地区，八纵由八面城、大洼地区，五纵由清原地区，十二纵由长春以南，炮纵由西丰、烟筒山地区先后出发，向指定地点开进。下旬，十纵由开原、昌图地区向指定地点开进。

<h3>东野辽沈战役作战计划</h3>

至1948年9月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领导进行较长时间的反复磋商，最终达成了共识，确立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这个作战方针的基本要点是：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首先截断北宁线，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而后采取攻锦（州）打援军的手段，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就地各个歼灭。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年9月10日，东北野战军拟定了辽沈战役作战计划，决定：

第一步，以奔袭动作歼灭北宁线除山海关、锦州、锦西以外各点的敌军，切断关内外敌人联系。

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增援之敌。

具体部署是：（一）以韩先楚第三纵队、吴克华第四纵队、邓华第七纵队、段苏权第八纵队、詹才芳第九纵队、贺晋年第十一纵队，共6个纵队及炮兵纵队主力、第二纵队第五师、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歼灭义县至昌黎一线的国民党各据点的守军，而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山海关。

（二）以李天佑第一纵队、刘震第二纵队（欠第五师）、万毅第五纵队、黄永胜第六纵队、梁兴初第十纵队等5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及长春、沈阳之间，阻止沈阳之敌向锦州或向长春增援，并随时准备参加攻打锦州作战和歼击长春突围之敌。

（三）以钟伟第十二纵队和6个独立师、炮兵纵队1个团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等部，继续围困长春的敌军。

<h3>9月12日</h3>

1948年9月12日这一天，是个不应被历史忘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正式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这一天东北野战军各纵队按照作战部署，以奔袭动作向北宁线锦州外围诸据点发起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干净利索地拔除了石门、安山、后封台、昌黎、北戴河等国民党军把守的据点。

十一纵队并指挥冀察热辽骑兵师，先后攻克昌黎、北戴河。热河的冀察热辽独立四、六、八师，炮兵旅和两个独立团克绥中。

四、九纵队迅速切断义县与锦州的联系，包围了义县。

八纵歼葛文碑敌6个连，包围了薛家屯。

三纵及二纵五师接替四纵、九纵包围义县。四纵绕过锦州攻克兴城。

九纵以渗透战法，插向锦州以北，一部配合八纵歼灭了薛家屯敌两个团大部，并夺取了帽山屯和锦州以北诸高地。该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一营一连，占领白老虎屯，在连长、指导员率领下，打退了敌人在飞机大炮和11辆坦克支援下的4个步兵团的5次反击，激战16小时，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顽强地守住了阵地。

一、二、五、六、十纵和炮纵主力，也于9月13日至16日，分别由九台、平岗、清原、伊通、开原、四平等地，进至锦州以北、新民以西地区待机。

锦州地区国民党守军范汉杰集团至此已被分割成数段。其中新编第五军位于秦皇岛、山海关；第五十四军位于锦西、葫芦岛；新编第八军和第九十三军据守在锦州。

<h3>北宁线打响后，蒋介石和卫立煌都寄希望于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h3>

东北野战军主力突然出现在北宁线上以及神速勇敢包围和分割敌人的战斗动作，使卫立煌大梦初醒。东北共军不是要攻打长春，怎么突然跑到北宁线来了？他马上猜出我军这是要关门打狗，表现出特别的惊慌。他连忙向南京蒋介石告急，说东北共军大有取锦模样，请求蒋介石派兵援助锦州。

辽沈战役示意图

蒋介石哪里有心思顾及锦州，此时华东野战军正在攻打济南，济南的丢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解放军将逼近徐州进而逼近南京。所以他首先要顾及济南，直到9月24日济南被我攻克，也算给蒋介石放下个包袱，这时他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东北方面。

蒋介石也够匆忙的，就在9月24日我军攻克济南的同一天，他便马不停蹄急令卫立煌飞宁议事。在研究如何挽救东北战局的会议上，蒋介石力主沈阳出兵援锦，而卫立煌则坚决反对。他主张以沈阳为中心支撑东北局面，从沈阳出兵援锦，削弱沈阳防御力量，这怎么得了！

蒋介石反问：“那你说锦州怎么办？”

卫立煌说：“速令驻守长春的郑洞国（郑洞国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长春守军第一兵团司令官）撤至沈阳，这样一可增加沈阳防御实力；二，援锦兵力亦可解决。”

蒋介石沉思半晌，犹豫不决地说：“长春还是不要丢给共军吧！”

卫立煌说：“那就请总裁另外派兵援助锦州。”

蒋介石说：“我可以空运1个军去加强锦西和葫芦岛的兵力，从西面援锦，沈阳也要出兵从东面援锦，这样即可以东西对进，对威胁锦州的共军形成夹击局面，吃掉它，或者从锦州附近赶跑它！”

卫立煌没有回话。蒋介石一说就是东西对进，南北夹击，这样的话他听得多了，可是每一次都是遭共军夹击而被歼灭，哪一次曾经夹住过共军？好像在他卫某的记忆中还不曾有过。

蒋介石见卫立煌不表态，又说：“现在主要危险在锦州，你沈阳不是还平安无事吗？怎么不可以出兵援锦？把廖耀湘（廖耀湘，国民党军驻沈第九兵团司令官）调出去嘛！”

卫立煌说：“沈阳不要了？”

蒋介石说：“哪个说沈阳不要了？长、沈、锦我都要，哪一个也不能丢！要坚守长、沈、锦，以等待时机。现在丢掉哪一个，都会铸成大错。我把这些话先放在这里，将来你就知道了。”

卫立煌明白，蒋介石要等待的时机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到那时美国一打苏联，中国正好是美国可利用的基地或后方，特别是长、沈、锦乃至整个东北，对美国打胜苏联来说意义极大。到那个时候，美国就会帮助清除中国的共产党，可是你现在把什么都丢了，连个支撑点都没有了，那对未来的局势是多么不利呀！岂不是铸成大错。

说心里话，他卫立煌也希望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希望美国打胜。可是这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才能开打，是牛年还是马月？现在他只能望洋兴叹。这会儿最要紧的是锦州吃紧。锦州一吃紧，沈阳的安全感也就全没有了，你还叫沈阳出兵援锦，拆东墙补西墙，说句不好听的，这不简直是瞎胡闹吗？

卫立煌没有再反对沈阳出兵援锦，但蒋介石知道他内心是反对的。所以在商议之后，他特派参谋总长顾祝同跟着卫立煌一起离宁飞沈。目的是监督卫立煌执行从沈阳出兵援锦，与葫芦岛、锦西方面援锦部队形成东西对进的作战计划。

<h3>刘亚楼骂邱会作：“饭桶”</h3>

9月25日，敌人从沈阳空运四十九军增援锦州。当日，刘亚楼命令八纵用炮火封锁锦州机场，阻止空运援军的飞机降落。

26日，八纵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来电：

锦州有两个机场，东郊金屯机场已几年未用，西郊小岭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封锁哪一个机场？

“乱弹琴，两个板桶！”刘亚楼气得暴跳如雷，“没用的机场要你们封锁干什么！”

“敌人正在空运！”林彪也脾气大发，“延误了2天时间！通报批评段苏权、邱会作！立即命令，改派九纵控制机场！”

27日，敌机仍频繁起降于锦州西效小岭机场。敌四十九军1个师空运锦州完毕。

28日，九纵1个炮兵营、炮纵部分兵力猛烈轰击锦州西郊机场，用强大火力将机场封锁。当时，机场上正兵慌马乱，大肚子运输机在紧张地卸下武器装备和兵员。突然间，炮火轰来，5架飞机当即中炮，起火焚毁。机场顿时乱作一团，士兵尖叫，汽车乱窜。从沈阳飞来的后续飞机，见机场上炮弹遍地开花，无法降落，盘旋了一阵，无可奈何飞回去。

30日，毛泽东来电：

歼敌2万，毁机5架，甚慰。望传令嘉奖。

电报同时批评了贻误了两天封锁机场时间的八纵部队，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

这个纵队还发生了在战斗中一度丢失了阵地但没有及时报告的事件。

对此，林彪又大发脾气了。

罗荣桓说：“从这两件事来看，问题确实严重。毛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们应该认真执行，不然就会影响整个锦州作战任务。不过，我们应该去亲自检查一下。”

“一○一不能离开指挥所，我去吧。”刘亚楼说。

当夜，罗荣桓就带上秘书人员乘吉普车离开牤牛屯。路上遇到炮纵进入阵地，汽车拖带的野炮、榴炮塞满了公路，行进困难，40里的路程，几乎跑了一宿。罗荣桓说：“早知如此，还不如骑马。”

罗荣桓在这个纵队住了两天一夜，听了汇报，仔细检查了作战方案，然后找纵队司令员和政委谈了话。罗荣桓首先表扬他们在扫清锦州外围的战斗打得不错，为攻城创造了条件，然后说：“从丢失阵地不及时报告和封锁机场耽误了两天这两件事，你们应当很好地吸取教训。你们也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丢失阵地已经不对了，不及时报告更是错误。你们想夺回阵地再报告，这怎么能行？战争中情况瞬息万变，拖延了时间会贻误战机，影响整个战局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这不是件小事，你们要作深刻检查”。

纵队领导表示接受批评，作了检查。

<h3>攻义县，炮兵司令朱瑞踩响了一个地雷</h3>

9月29日，东北解放军完成了对锦州、义县的包围。

林彪对先打锦州，还是先打山海关，一度犹豫不决，他向毛泽东发电：“打了义县、高桥、锦西、兴城之后，如果山海关敌人没撤，则打山海关，如果山海关敌人撤了，再打锦州。”

毛泽东回电指示：“如能同时打山海关、锦州则同时打，否则集中兵力打锦州。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我们认为攻克锦州是有把握的。如果先打山海关，再回打锦州，劳师费时，给沈阳敌人以增援时间……”

很明显，毛泽东不同意打山海关。林彪这才定下先打锦州，9月28日电报中央军委：我七纵昨日已占高桥，俘敌500，至此锦州与锦西完成确实切断。……我们已决定先打锦州再打锦西。因锦州敌虽多但不强，易突破，易混乱，纵深战斗时间可能不甚长，且便于随时打沈阳来援之敌。如攻锦西则虽只有4个师，但五十四军战斗力较强，战斗时间可能不比锦州短，且不便于抽出打沈阳来援之敌。

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赞同：

先打锦州后打锦西，计划甚好。卫立煌赴宁与蒋顾何会商，27日返沈，必是决定接出长春之敌和增援锦州之敌无疑。因卫如不接出长春之敌，则难向锦州增援。但接出长春之敌，估计需要10天左右时间，向锦州增援又需要10天左右时间，故你们攻取义县，锦州，锦西三点必须顾及此种时间性……此外，我军从9日出动至今，已21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

10月1日前指发出给第一、二兵团，各纵、师，各军区、各独立师并抄发到团的战斗动员令：《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

欲图沈阳，先取锦州。

欲图锦州，先取义县。

如果说锦州是沈阳的大门，义县则是通往锦州的门户。义县位于锦州北面，距锦州45公里，是攻打锦州的必经要道。打下义县，从长春方面开来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大部队，炮兵、坦克及物资辎重，才能长驱直入挺进锦州。

义县是座古城，有高10米、厚4米的城墙，城下有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国民党军占领义县后，又修筑了永久、半永久的各种防御工事。守军是从云南调到东北来的国民党军九十三军暂编二十师，老兵多，颇有战斗力。从各方面情况看，义县易守难攻。

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决定：以第二纵队五师，第三纵队七师、八师、九师，以及炮纵主力，热河独立师共5万余人，统由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指挥，攻打义县。

韩先楚，湖北黄安人，1930年在家乡参加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就是一个敢打硬仗的指挥员。1946年任四纵副司令员，率部连克鞍山、海城、大石桥。在新开岭战役中，全歼国民党1个精锐师。1947年调任三纵司令员。韩先楚当时40来岁，个子不高，又黑又瘦，显得机灵精干。他左手有伤残，五指不能屈伸，但却爱打篮球，打得蛮不错。一到战前，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站在军用地图前长时间的思考。常常想出些出奇制胜的好点子。

三纵司令部已经摸清了义县城内敌情：守敌二十师是范汉杰的精锐部队，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80％是美式装备。师长王世高有文化，懂军事，但骄横跋扈，刚愎自用。师参谋长专好女色。团、营、连长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上下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甚至为争夺一个什么“白小姐”从师头目到排长之间闹得不可开交。士兵多是一些以欺压百姓为能事的兵痞和强行抓来的壮丁。

根据敌情和实地观察，韩先楚的决心部署是：五师、九师由南门以西向西城内并肩实施突破。五师先以部分兵力歼灭城西配水池一带外围之敌，得手后从城西南实施突破，而后向北发展，消灭西街之敌。九师以部分兵力扫清车站一带敌外围据点，从城南发起冲击，突破后向神社胡同以东、东大街以南发展进攻。八师首先扫清城东一带外围之敌，而后从东城门北侧进攻，突破后歼灭东大街以北之敌。七师为预备队，在城东南方，防止敌人逃窜。炮兵位于城东南。纵队指挥部设在城南距城约1000米的一个小山丘上。

炮兵司令朱瑞，戴着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带着炮司的人也来到前线。

“欢迎开路先锋！”纵队的同志高兴地说。

朱瑞跟韩司令员、罗政委开玩笑说：“我提前申请：打下义县，请把我那台破吉普车给换换新！”

9月26日，完成对义县的包围。

战前准备工作大量是挖工事。交通壕干线能开进汽车，支线能进担架，还有各部指挥所、各种掩蔽设施、地道等。由于敌人在城墙周围布满了地雷，部队一边排雷，一边挖工事，工作量很大。包装炸药，按25斤或50斤一包，装好导火索，用白布裹起来，还得现砍“丫”形树杈，以便绑炸药包使用。各部队广泛发扬军事民主，发动干部战士研究攻城方法，献计献策。很多有效的办法都是战士们想出来的。

9月29日15时，炮兵开始对义县外围郑家屯、徐家坟实施炮火准备。

指挥所里，韩先楚举起望远镜朝敌阵地观察一会儿，掏出怀表看了看，扭头对朱瑞说：“时间到了！”

朱瑞拿起电话向炮兵发出命令：“全部大炮集火射击！”

一门门大炮吐着长长的火舌，一颗颗炮弹呼啸着飞向目标。霎时，敌阵地上烟尘翻滚，泥土夹杂着钢铁和血肉横飞。随着炮火的延伸，突击部队发起了冲击。激战中，挥动着驳壳枪的干部冲在最前面，战士争先恐后，前赴后继，奋力拼杀。

国民党军队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解放军这样猛烈的炮火。

震耳欲聋的重炮声，使国民党军精神上受到很大震撼。

炮弹落在守军一团团部院子里，把掩蔽部震垮，把敌团长等压在里面，花了很大功夫才把土挖开爬出来。

这个团长赶紧下令大挖掩蔽部，连战马都转入地下掩藏。

国民党军的山炮炮弹早已打光，变成了哑巴。

9月29日，我军第四纵队攻占兴城，逼近锦州

9月30日蒋介石飞北平时，给王世高发来一个电报：“世高吾弟：义县安危，影响整个东北战局，该师连日英勇歼敌苦战，殊堪嘉许。现已令锦州范主任（范汉杰）大力增援，尚望勉励官兵再接再厉以尽全功。”

被蒋介石称兄道弟弄昏了头的王世高，给团长们看电报，说：“我们义县打得很好，现在连委员长都重视了。只要我们能把解放军阻止在城墙外面，固守待援，保住义县，我们就算成功了。”

王世高严令团长、营长们：“务必督饬官兵，坚守阵地以尽全功。如有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格杀勿论。”

有的团长派特务排在城墙巡逻督战，不准官兵退进城里。

最后一道防线是以城墙为基础，由地堡群、外壕及城面的障碍物组织起来的坚固的核心阵地。重要的地堡都派连长一级的在里面固守。企图通过这一番调整布置，能坚守10天左右以等待援军。

解放军发动几次猛攻，都被阻滞。守义县的国民党军打得很顽强，不愧是精锐师。

然而他们遇到的是朱瑞训练出来的炮兵和韩先楚指挥的部队。

在扫清外围之后，部队不顾作战疲劳，不顾敌机轰炸和炮火封锁，进行了大量的近迫土工作业，一条一条交通壕，一直挖到了义县城墙下。

王世高顶不住了。

30日晚12时，王世高把副师长、3个团长、政工处长、军需处长叫到掩蔽部里，说：“锦州已在吃紧，关内外援军一时无望，死守下去最后还是被消灭，只有突出重围，才有生路。解放军的兵力，正集中在锦州周围，义县北方一定空虚，我们突围到朝阳方面转向绥中、兴城一带再靠拢锦州。”大家瞪着眼沉默了几分钟之久，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一致赞成。决定10月1日天黑以后一起行动。军官家眷全部留在义县，由军需主任负责，判断解放军不会杀害家属。不能带走的重武器，全部破坏。尽可能携带弹药和粮秣。

他们还是慢了一步。

10月1日9时30分，解放军向县城发起总攻。

炮火准备先开始。随着信号弹升空，60多门大炮，引颈齐发，一排排炮弹倾泻在城墙上、地堡上，砖石腾空，烟尘弥漫，脚下的大地在不停地颤动，敌人的火力完全被压制，很快便摧毁了敌人城墙两侧的地堡。接着，又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城墙，经过1个小时40分钟的猛烈炮击，义县城东城门北300米处的城墙，终于被炸开了一个20余米宽的大缺口。

韩先楚瞪着血红的眼睛叫起来：“炮兵找得好！打得好！按预定时间发起总攻！”

炮火在延伸。部队乘机迅速地向城内发起了冲击。五师官兵打得很顽强，有个战士一条胳膊被打断了，鲜血淋漓，另一手仍拿着手榴弹往前冲！全师像猛虎捕食一样，很快解决了城西之敌。

战斗进展顺利。

但韩先楚还嫌慢。他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和其他首长交代了一下，抓起了电话就向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请示：

“首长，我要到前面去看看！”

“不行，”肖司令员说：“你不能去！不是有作战参谋吗？让他去！”

这时，朱瑞司令员撂下望远镜，上前对韩先楚司令员和罗舜初政委说：“我到前面去看看！”

“不行！”韩先楚和罗舜初异口同声地说：“现在打得正激烈，你不能去！”

朱瑞恳切地说：“我去看看城墙有多厚？多少炮弹才能打透，这种城墙到底怎样打法更好？弹着点还有些什么问题……”

朱瑞的理由是不能拒绝的。

韩、罗随后再三嘱咐：“注意安全！”

炮兵司令部其他人见朱司令员要到前面去，也都跟上来。警卫员、通信员、电话员跟在后面。朱司令员不断地提醒身后的同志：“注意，沿着我的脚窝走，不要踩响地雷！”

敌人一挺机枪忽然从城门旁向这边扫射。人们急忙就地蹲下、卧倒。

朱瑞惦记着身后的同志，回头招呼，不料这一瞬间，踩响一个地雷。

“朱司令员，朱司令员！”随行人叫喊着，朱瑞倒在地上没有应声。

作战参谋含泪用电话将噩耗报告给韩司令员和罗政委。韩司令员颤声一连三遍问：“你是谁，怎么回事？”他几乎是哭着告诉罗政委，罗政委操起电话又让“复述一遍”。指挥部的人经历着巨大的悲恸。他们从司令部派出了担架，把朱司令员抬回放在自己的身旁，一边流泪一边指挥战斗。

进攻的火力更加猛烈。

朱瑞是东北解放战争乃至整个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干部。

知道朱瑞的，无不为之痛惜。

朱瑞刚40多岁，有学问，有修养，没架子，不骂人，是学者型的将军。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炮兵学校学习，论资格比林、罗还老，过去地位不比林、罗低，他曾自己要求降职。

到东北当炮兵学校校长，利用日军遗弃装备训练炮兵。漫山遍野捡“洋落”，小板凳一放就是课堂。炮校训练出了大批军事干部。

进城以后，朱瑞一家4口在牡丹江住一间房子。孩子的衣服都是大人旧衣服改的。

朱瑞爱干净，每天洗澡，冬夏都是冷水浴。

斗争铁面孔，待人热心肠。这是朱瑞的信条。

朱瑞是好人。好人命短，但不朽。中央军委曾将东北炮校命名为朱瑞炮校。

义县城垣已被攻破，五师肃清城西之敌，九师从南门进入，残敌向城东北大佛寺退缩。

韩先楚命令：“各师赶紧追赶，不许有一个敌人跑掉！”

守军师长王世高、团长以及少校以上的军官都成了俘虏。国民党军暂编第二十师全体官兵7000多人，在解放军总攻开始以后，先后不过几个小时，就全部被歼灭。

义县战役，东北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九十三军暂二十师及1个骑兵支队共1万余人，生俘少将师长王世高、少将副师长韩润珍、上校团长赵振华等十多名将校级军官，从而彻底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

<h3>罗荣桓力阻林彪回师打长春</h3>

林彪、罗荣桓率东野指挥机关于10月1日乘火车南下。火车由双城先北上到哈尔滨，然后由江北联络线转向滨洲线。

他们在火车上得到前线战报，一喜一忧。喜的是解放军当日攻占义县，忧的是炮纵司令员朱瑞在义县战斗快结束时触雷牺牲。毛泽东闻讯后来电：“……军委决定将东北炮兵学校改为朱瑞炮兵学校。”

10月2日清晨，列车到达吉林省双辽县郑家屯附近，突然发现一架飞机由东而来。刘亚楼命令所有人员下车分散隐蔽。敌机盘旋了几圈，盲目扫射了一阵就飞走了。

“是不是继续前进？”作战科长尹健请示刘亚楼。

“机关人员在附近村庄分散隐蔽，注意防空。你们架好电台与军委和各纵队联络，看有没有新情况。”刘亚楼说。

“为什么不走？”罗荣桓问。

“一○一决定的。”刘亚楼说。

一○一是林彪的代号。罗荣桓和刘亚楼的代号分别为：一○二和一○三。

晚上10时左右。尹健再次请示刘亚楼：

“一○三，是否可以行动了？”

第二天一早，刘亚楼终于按捺不住，找到政委罗荣桓。此时，罗荣桓刚起床，还没洗脸。

“怎么还不前进？”罗荣桓对火车原地停留一天感到奇怪。

“有新情况，要等军委回电再说，”刘亚楼低声说，“告诉电台注意收听军委的来电。”

“什么情况？”罗荣桓不解地问。

“前线来电，报告胡芦岛敌人新增援了4个师。一○一考虑部队只带了单程汽油，怕锦州攻不下来，大量汽车、坦克和重炮撤不走，易受沈阳、锦西、胡芦岛三方援敌夹击。”刘亚楼说，“一○一已经将“A”字特急电报军委。”

“把电文草稿拿来看看。”罗荣桓说。

尹健从机要科取来电文，罗荣桓一口气看完。电文说：

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估计攻锦州时，守敌8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能解决以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五十四军、九十五军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乘。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1.8万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5000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8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6月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20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罗荣桓看着电报，刘亚楼告诉他：“林总正在考虑回头去打长春。”

“什么？”罗荣桓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又是发哪门子邪？”

“昨天，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敌人又向葫芦岛增派了4个师。林总本来就怕攻打锦州时被来自沈阳、锦西、葫芦岛的援敌三面夹攻，看到这份报告后更加担心了。他已于昨晚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去了急报。”

“真是乱弹琴！我们得制止他！”罗荣桓忍不住怒吼一声。他面色严峻，气得两只手微微颤抖，顾不上洗脸，拉上刘亚楼去找林彪。

对于林彪在兵临城下，战役即将打响之际置中央军委的三令五申于不顾，随意改变作战计划和方向，罗荣桓不能不感到惊讶和恼怒，同时也觉得责任重大，政治委员最根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军队听从党的号令，否则就是失职。而且，林彪不经商量，甚至也不通气，就擅自以“林罗刘”名义向军委发报，这是极端不尊重同僚、违反组织纪律和军事纪律的行为！

“一○一，你给军委发报，要考虑回师攻打长春，是吗？”罗荣桓找到正在车站月台上踱步的林彪，竭力压住火气，平静地问。

“是的。”林彪回答很干脆。他一向独断专行，对这次擅自做主没感到什么不妥，依然慢条斯理地说：“关内敌军又增派4个师海运到葫芦岛，这样葫芦岛和锦西的援敌就增加到了11个师，锦州城内共有敌军8个师，不是片刻之间拿得下来的。战斗一旦打响，援兵不一定堵得住。如果堵不住，我们就被动了。不如回过头来打长春来得稳当。”

“为了打锦州，中央三令五申。毛泽东前次批评我们‘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刚下的攻锦决心又突然改变，如何向中央解释？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了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指战员斗志正旺，忽然不打了，战士们会怎么想？这些都是问题，你考虑过没有？”罗荣桓苦口婆心地劝林彪。

“什么决定都会有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怎么吃？”林彪强调敌情变了。

“多加几双筷子就行了。区区4个师，能成什么气候？况且，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罗荣桓斩钉截铁地说。

“中央批准了的就一定不能变，那要我们这些指挥员干什么！”林彪有些恼怒地反问道。他还很少看到平素温文尔雅的搭档如此强硬过。

罗荣桓知道自己的话刺激了林彪。林彪如果真的较真犯倔起来，还真不好办。于是罗荣桓放缓口气，说道：“一○一，你想过没有，从锦州撤围同样会陷入被动，影响战局。”

“我没有说要从锦州撤围。”林彪争辩道：“我是向军委建议，锦州能迅速攻下还是打锦州，否则打长春。两个方案我正在考虑中，也请军委考虑，指示。”

罗荣桓没有让步，他正色坚持道：“电报中强调打长春有利、打锦州困难，明显表现出了倾向性。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其实这也是林彪担心的问题。他所以要用“林、罗、刘”联名发报，就是想增加说话的分量。现在罗荣桓坚决反对，关键看刘亚楼的态度了。林彪阴沉着脸，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突然停下来，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打锦州好。”刘亚楼话虽不多，但干脆利落。

林彪又想了一会儿。不好再说什么，便叫来参谋，让参谋到机要室追回那份电报。参谋回来说：“机要室已将电报发出。”

“怎么办？”刘亚楼问两位军政首长。

林彪不说话。

罗荣桓说：“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个态，说明我们仍拟攻打锦州。”

林彪点点头，表示同意。

以往林彪发电报都是他口授，秘书记下后经他看过便签发。这一次他却一言不发。

罗荣桓知道他爱面子，就亲自起草了电稿，请他过目。电报稿开头一句写着：“前电作废。”林彪大笔一挥，将这句删去，吩咐秘书：“照发。”电报说：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攻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再说毛泽东接到林彪欲回师攻打长春的电报后，又气又恼。他马上以直露、犀利的语言，代表中央草拟了两封给林彪的电报。

10月3日17时的电报写道：

林、罗、刘：

（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5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州部署已完毕……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二）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8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拖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10月3日19时的电报写道：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本日17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认为我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能倾巢援锦，对于你们的攻锦及打援的威胁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10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4至5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毛泽东发出以上两份急电后，收到了罗荣桓草拟的电报。毛泽东一颗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总算放下了，于10月4日6时回电：

3日9时电悉。

（一）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二）……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我们过去1个月中曾有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做，你们到现在才想通这一重要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

……

（五）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3日9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决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六）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做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3日9时电部署做去。

前封电报中一连用了3个“不敢打”，就差把统兵百万的林彪说成是百无一用的“胆小鬼”。电报中措词之严厉，语气之严峻，用语之尖刻，在毛泽东起草的数万份电报中是绝无仅有的。

刘亚楼在机要室看完电报，苦笑一声，双手一摊：“果然挨批了。罗政委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幸亏我们又发了一封电报去，不然更糟。”

林彪犹豫不决，也有他的道理。

1.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南下单程的汽油）。

2.后方运输线太长。

3.怕傅作义北上，锦州攻不下来，大量汽车和坦克、重炮会因无汽油而撤不出来，甚至会在敌人夹击之下受重创。

但罗荣桓更能从全局上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坚决阻拦林彪回师打长春，是非常正确的。或者说，他在这个问题上确实立了一功。十几年后，毛泽东在《七律·悼罗荣桓》一诗中有“战锦方为大问题”一句，指的就是上述这件事。

<h3>卫立煌讨厌蒋介石</h3>

1948年10月1日，我东北野战军攻占义县之后，令蒋介石大吃一惊，在南京已坐卧不安，连忙于10月2日飞赴沈阳。这已是蒋介石抗日战争后为抢占东北的第五次到沈阳了。

东北“剿总”司令部。

副官长喘着气急慌地说：“报、报告总座，刚才从机场得知，总裁已从南京飞往沈阳，正在途中。”

卫立煌脸色突变。他刚才又为派廖耀湘兵团援锦事跟顾祝同顶了一会儿，怒气还没有消下去，这就又听说蒋介石要来沈阳。他吼叫着：“他来干什么？他会打机枪吗？他会开坦克吗？我这里需要的是兵，是兵！”

电话铃响了。副官长去接电话：“嗯，什么什么？……啊！啊！……”他轻轻放下耳机，说：“总座，总裁中途决定先飞北平，让你把修改后的作战计划报告他。”

卫立煌说：“我的作战计划不修改，令郑洞国突围来沈，一可加强沈阳防务，二可解决援锦兵力。”

副官长说：“总裁怕是舍不得丢弃长春，日后东北有什么转机，那里也好有个依托。”

“什么转机？狗屁转机！美国能很快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吗？我看不透。不靠自己而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靠得住吗？要我改变计划就这样改变，撤出长春，撤出沈阳，把兵力全集中到锦州和共军拼个你死我活，如果打不过共军，就一块上葫芦岛登船入海。向共产党学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副官长说：“总裁哪肯放弃东北？”

卫立煌说：“谁肯放弃东北，我肯放弃东北？问题是这也舍不得丢那也舍不得丢，最后让共军一个一个吃光了算。锦州算个屁！东北的中心城市是沈阳，从沈阳出兵援锦，把沈阳掏空，这沈阳一丢东北就算丢了，锦州就只有逃跑或挨歼的份儿，这不是明摆着吗？你把我的意思写成电报告诉老头子，就说依着我，东北丢了砍我的脑袋；不依着我，东北丢了活该，活该！”

“这……”副官长为难地，“总座，这怎么向总裁讲呀？”

这时卫立煌才沉静下来。他坐在沙发上，向后一靠，不无悲哀地说：“词句婉转些也好，我不是陈诚，不是杜聿明，甚至不及廖耀湘呀！”

副官长劝慰卫立煌：“总座当年在皖西剿共，曾为党国立下赫赫战功，现在仍有以你的名字命名的立煌县摆在那里，那是千古不朽的丰碑，想总裁他不会对你……”

卫立煌摆手制止副官长：“那算什么！”他长出了一口气，愤怨油然而生，“得宠未必要立什么功呀！”

沉思了好一会儿，他才直起身子，对副官长说：“你写！”

副官连忙备好了纸笔。

“我看什么也不要说了，只说……”他念道：“总裁勋鉴：我决心以总裁的作战计划为计划，长春、沈阳、锦州都坚守，誓死与共军决战到底。目前唯感兵力不足，深盼总裁急令华北傅作义部派遣15个师出榆关。卫俊如谨上。”

说完，他又无精打采地仰靠在沙发上。

“那廖耀湘援锦之事呢？总裁问得怕是这个。”

卫立煌说：“先这样应付一下，等他再逼，日后有什么情况再说。”

蒋介石专机途经锦州上空时，蒋介石向锦州投了一封亲笔信，命范汉杰根据当前情况，按规定的3个暗号，回答：

“决定突围”或“死守待援”或“不能守”。

范汉杰认为以锦州守军吸引解放军主力，而从沈阳和华北抽调两个兵团，在锦州城下决战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向蒋介石发出“死守待援”的信号。

蒋介石到达沈阳后，立即召集军事会议。赵家骧汇报了锦州目前的战局后，说：

“共军的炮火非常猛，据锦州方面情报说，大多是日本造山、野重炮，火力比淞沪抗战时日军的火力还要猛烈得多，他们采取交通壕迫近作业的战术，进展非常快。我认为锦州非常危险，有破城的可能。”

卫立煌说：“我认为锦州城防坚固，能够守住，共军的目的主要是打援，而不是攻城。如果我们将沈阳主力拉出去增援。正中共军下怀。我敢跟你们任何人打赌。攻击兵团一出辽西，必定会全军覆没。”

“辽西走廊有共军重兵集结，走这条路可能会让共军‘打援’得手，”廖耀湘说，“不如沿中长路打，以营口为依托，经盘山向西，同时从关内增兵葫芦岛、锦西，就近组织东进兵团增援锦州，增援成功固然理想，如果锦州万一失守，有营口海港也不至于使沈阳成为第二个长春。”

“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蒋介石霍地站起，厉声道：“锦州是不能丢的，锦州一丢后果将不堪设想。现在当务之急是组织西进兵团，由廖耀湘率沈阳主力西进增援锦州，同时从锦西、葫芦岛组织东进兵团，东西两路援军对进，方可解锦州之围。”

最后，蒋介石训斥道：“形势的发展实出乎吾人所料，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我现在已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今日唯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来生再见。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你们不听我的话哟！”

蒋介石停顿了一下，悲怆地说：“我已经60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蒋介石其他话没有实现，唯独这最后一句话，不幸言中了。听他训话的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们，后来果真被解放军一个个俘虏了。

晚间，蒋介石宴请沈阳各部队师长以上将领和辽宁省厅长以上官员在“剿总”会餐，餐后厅长以上人员离开，蒋介石对师长以上人员讲话，他说：“我这次来沈阳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这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精神，和关内我军协同动作，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助，后勤的补给，周（致柔）总司令、郭（忏）总司令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

蒋介石在沈阳部署完毕后，于3日下午返回北平。

将介石原本是来给部下打气，结果适得其反。他走后，沈阳的高级军官们都垂头丧气，感到日暮途穷。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问“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你说今天这一决定怎样？”

姜汉卿说：“完蛋更快一些。”

赵国屏问：“为什么？”

姜汉卿答：“老头子（指蒋介石）亲自指挥嘛！”

10月5日，蒋介石从天津塘沽登上“重庆”舰，亲赴葫芦岛指挥作战，6日在葫芦岛召开军事会议。7日再乘“重庆”舰返回天津，在舰上蒋介石戴着白手套到处摸，发现到处是灰尘，气得他大骂海军司令桂永清：

“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的！”

8日，蒋介石回到北平。

<h3>蒋介石被傅作义、杜聿明等气得脸发青</h3>

北平。蒋介石东城圆恩寺行宫。

蒋介石仰坐在藤制摇椅上，一前一后地压悠着。在他面前坐着来看望他的傅作义以及杜聿明和他的数名高级随员。

蒋介石在众人面前首先大骂卫立煌，说他是无能之辈，有辱使命，把东北搞成这种样子，辜负了党国的信任和期望。接着话题一转，又赞扬开了傅作义。说：“还是宜生智勇双全，指挥有方，能在被动局面下取得主动，党国就是少有这样的杰出将领，我对宜生十分钦佩，对华北的局势十分放心。”

照说用这样溢美之词赞扬人，容易使人坐不住、难为情。而傅作义则不喜不怒，不烦不躁，不急不慌，没听见似的。他稳稳地坐在沙发上，不言不语，脸上不白不红不紫，一点儿表情都没有。他已经猜透了，蒋介石此行是来要他出兵援锦的，他的心全在思考怎么应付蒋介石才能把援锦逃过去。

蒋介石又说了：“宜生（傅作义（1895-1974）抗战后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命令你兼任东北剿匪总司令怎么样？”

“属下德疏才浅，不敢当此重任。”傅作义说。他依然没有感到震惊，这些都不过是讨论援锦前的铺垫而已。

“你还是兼任东北剿匪总司令好，这样东北就有救了。”

“总裁过奖，只一个华北我就扛不动了。”

“东北对你期望很高。卫俊如也会欢迎你去。他情愿作第二总司令。”

“总裁还是不要太抬举我吧，我会让你失望的。”

“怎么会呢？”蒋介石沉默了一下说：“这么着吧，你不愿兼作东北剿匪总司令也可以，你派些兵援助一下行不行？”

“这个……”傅作义犹豫着。他知道已经进入正题了。

“他们要求你派出15个师，我看是多了些，10个师怎么样？”

傅作义满面愁容地说：“难呀！”

蒋介石又说：“7个师怎么样？”

傅作义说：“总裁知道华北战局，杨成武、杨得志搞得我焦头烂额，我的门前也是狂雪淹路呀！”

蒋介石很不高兴：“5个师怎么样？5个师总可以吧？”

傅作义不作回答，只是苦苦一笑。

蒋介石脸上阴云密布，和赞扬傅作义那会儿判若两人。他停了片刻，压了压火气，又说：“宜生，如果我没有记错，你是山西人吧？”

傅作义又是苦苦一笑。

蒋介石说：“你们山西人总是爱小，很难商量事情。难道你还能见死不救吗？再说，救邻如救己，东北不保，你华北怎么能够太平呢？”

傅作义说：“华北不太平，就会直接威胁中原，威胁南京。”

“对嘛！”蒋介石脸上吐出笑容，但忽而又感到傅作义话里有话，说：“嗯？难道你还想让我派兵支援华北？”

傅作义说：“不敢有此妄求。我不过奉劝总裁，不要拆了华北的墙去垒东北的柱脚罢了。”

“放肆！”蒋介石真的火了，“你最少抽5个师增援东北，5个师！再不能少了！你知道东北不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黄河决堤，洪水淹了他也要来冲你，冲我！……”他吼叫起来。

傅作义默不做声。

“现在你可以不回答我，好好想一想再回答我！”

傅作义依然是默默无言。

蒋介石见傅作义是这种态度，火气更大了。但他强加抑制。只见他站起来，慢慢走到穿衣镜前，捏着自己的下巴，深深地压了一口气。

镜子里，今年已经61岁的蒋介石，面孔上有阴郁，有急烦，有愤怒，还有愁苦和颓丧，就是没有舒爽和欣慰。

过了一会儿，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也看着镜子里坐在沙发上的杜聿明，叫了一声：“光亭！”

杜聿明站起来说：“杜聿明在。”

“要不你去东北接替卫立煌执行我的作战计划，怎么样呀？”

杜聿明立正着说：“感谢校长重用。学生认为俊如兄情况熟悉，以俊如兄指挥为好。”

蒋介石说：“我要命令你去呢？”

杜聿明说：“学生实在不敢从命。”

蒋介石问：“你是不是对东北战局失去了信心？”

杜聿明说：“不！我对俊如兄信心百倍。”

这时，在蒋介石带来的高级随员中，有一位是他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他看到大家都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便说：“党国患难时刻，总裁甚是不易，大家还是多替总裁分忧为好。”

杜聿明一听，你算什么玩意儿，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也来教训老子？于是说：“我举荐老弟做俊如兄的参谋长，辅佐俊如兄，东北大有希望。”

俞济时顿觉十分尴尬，向蒋介石摊开两手，说：“总裁，你看这……”

“算啦算啦！”蒋介石说，“光亭若不计名誉，就去给俊如当副总司令，驻守葫芦岛，这样对俊如也有个照应。”

杜聿明说：“我现在是徐州剿匪副总司令。”

蒋介石说：“至于徐州方面的人选，先请顾总长考虑一下再说吧。”

就在这时，蒋介石的贴身副官从外面走进来，凑到蒋介石的耳边说：“顾总长来电，卫总司令给总裁的电报不是真话，经过多次劝告，他依然不同意廖耀湘出援锦州。卫说廖耀湘出援锦州是有去无回。”

蒋介石一听，突然火冒三丈，怒发冲冠，脸色发青吼道：“什么？反了他了！他说以我的作战计划为计划，简直是放屁！阳奉阴违，欺骗于我！准备飞机，北平事情办完后我要去沈阳！”稍后片刻，他又问他的贴身副官，“葫芦岛、锦西方面有什么情况，我令他们组织东进兵团救援锦州，他们组织了没有，组织得怎么样？”

贴身副官说：“西面情况倒可以放心，最近又增派新五军和九十五师去葫芦岛，以加强援锦实力。”

蒋介石微微点头。

手下人不听使唤，蒋介石心灰意冷，8日晚对傅作义说他有急事马上要去上海。

傅作义劝道：

“锦州危在旦夕，委员长还是留下督师援锦为重。”

“我只去一两天。”蒋介石仍坚持去上海。

原来是蒋经国在上海想挽救濒临崩溃的金融形势，发动了“廉政风暴”，逮捕了孔氏家族的贵公子孔令侃。宋美龄为救孔令侃急电蒋介石。蒋介石一到上海，就放走孔令侃，使蒋经国挽救经济形势的最后希望化为泡影。10月10日，金圆券一落千丈，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使国民党的经济先于军事而崩溃了。

正文第六章攻锦州

锦州是关内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古称“山海要冲”。攻占锦州，可以封闭东北国民党军，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锦州也是通向沈阳的门户。攻占锦州，也就打开了沈阳的大门。

几个月来，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对辽沈战役的方针及若干电报指示，反复强调攻占锦州。东北野战军自9月12日起，在攻占了昌黎及其以西地区，切断了敌锦州与唐山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到9月底攻占义县后，锦州之敌完全陷入了我军重围之中。

<h3>攻锦作战部署</h3>

清除锦州外围之敌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对部署又作了调整：

在肃清锦州外围据点的同时，我第四、十一纵队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将由锦西、葫芦岛北援的敌军9个师阻击于锦州以南30余里的塔山地区。这是塔山阵地上的战士日夜赶修工事，准备痛歼增援锦州的敌军

以二、三、七、八、九纵及六纵的第十七师共16个师和炮纵主力共25万兵力，攻歼锦州之敌。

以四纵、十一纵和两个独立师，由第二兵团司令程子华统一指挥，位于锦西以北的塔山、虹螺岘（锦西旧城）一线，对付由锦西出援锦州之敌。

以独立八师在山海关附近积极行动，迷惑、牵制敌人。

以五纵、十纵、六纵（欠十七师）和一纵的第三师、独立二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一师，位于彰武、新立屯地区，由六纵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准备迎击廖耀湘指挥的西进援锦兵团。

以十二纵自长春地区南开到达通江口，待机转用于南面，牵制沈阳出援之敌。增调5个独立师，会同已担任围困长春任务的6个独立师、内蒙古骑兵第二师20个师的兵力，由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指挥，继续围困长春之敌。

<h3>国民党锦州守将范汉杰及其防御部署</h3>

坐镇锦州的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进指挥所主任、陆军中将范汉杰。

范汉杰，1896年10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三河镇梓里村，其父是乡村小学校的一名校长。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范汉杰就一直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任职，虽说从戎几十年没有什么骄人的战绩，但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因而也颇受蒋介石的赏识，官职稳步上升，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第十师副师长、警备师师长、中央军事学校教育处长、第二十七军军长、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国防部参谋次长、陆军副总司令等职。

范汉杰并不想到东北来，更不愿去锦州，他是被蒋介石硬逼着上任的。1948年1月，正在南京陆军总司令部中清闲自在地担任副总司令职务的范汉杰，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让他兼任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到秦皇岛上任没多长时间，蒋介石看到卫立煌屡屡拂逆自己的意旨，便有心让范汉杰接替卫立煌掌管东北的军权，下令把冀热辽边区司令部迁移到锦州，并给他头上又加了一个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头衔，冀热辽边区司令部随后也改为锦州指挥所。

范汉杰见陈诚、卫立煌等人都指挥不了东北的部队，自忖自己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都不及陈、卫，再加上东北局势日益恶化，他感到十分惶恐，不愿到东北任职，便以家眷在广州尚待安置为借口，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不准范汉杰辞职，但给了他1个月的假，让他到广州去安置家属，并关照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对范汉杰的家眷予以照顾。

范汉杰拖延了1个月，还是被迫到锦州上任。上任不久，就与卫立煌在部队编组、人事调动等问题上产生了矛盾。范汉杰也知道卫立煌是害怕自己夺他的兵权，处处对自己提防。他认为将帅不和，难以作战，便再一次向蒋介石、顾祝同提出辞职，仍未获准。7月19日，范汉杰奉召到南京向蒋介石述职，在汇报完部队的情况后，陈述了一大堆理由，提出辞职。蒋介石听得不耐烦了，用手杖敲得地板“当当”响，训斥说：“你们都不干，让我怎么办？”说着，用手指着范汉杰的鼻子，严厉地命令说：“限你7月20日以前回到原防地去！”

范汉杰见辞职未准，心中虽十分苦闷，但多年来对蒋介石的忠诚，使得他“仍以军人服从为天职，在危难之际顾全大局，回到锦州继续供职备战”。

范汉杰到锦州后，首先用1周的时间视察了全城的工事防御情况。自从卫立煌到沈阳后，就命令“剿总”工兵指挥官李贤负责设计、构筑锦州的城防工事。按照卫立煌的要求，城防工事应该是钢筋水泥结构的永久性堡垒，由总部发给水泥、钢筋等材料，由各军、师工兵部队的军官担任技术指导，按“剿总”的防御配备工事图施工。

“剿总”工兵指挥部的设计是，锦州城防工事以连为战斗单位，构筑一个坚固据点，由坑道闭锁式的子母碉堡构成，即使被四面包围，仍能独立作战。在连指挥所的掩蔽部里要储存足够的弹药、粮食，还要有厨房、厕所、卫生所等设备。阵地外围要挖宽深各2米的外壕，并架设铁丝网。但是，这一规模巨大的工程因没有充足的材料而没有完成。从5月开始到9月份解放军包围锦州，城防工事只按要求完成了三分之一。因缺少钢筋和水泥，大多数工事只是构筑了独立的水泥碉堡，最大的可以容纳一个班，最小的仅能容下一个步兵组。

范汉杰对锦州的城防工事大为失望且深感忧虑。不久，卫立煌在李贤的陪同下前来视察工事修筑情况，范汉杰当即向卫立煌提出，锦州城防工事进展速度太慢，而且质量低下，难以抵御解放军的进攻，要求多拨一些经费，特别是加速调运构筑工事急需的钢筋和水泥材料等。卫立煌视察后却很满意，对范汉杰说：“在江西和共军作战的时候，哪里有这样的水泥工事？那时能打胜仗，现在有了这样的工事，更没有问题了。”

卫立煌对范汉杰的要求置之不理，范汉杰后来愤恨不已地说：“这是国民党军队一贯夸大自己、轻视敌人、自欺欺人的作风。在防御配备图上画得非常美观，有坚固的工事设备和周密的火网编成。其实只是一张空纸，经不起风雨，一吹就破了。锦州所谓的现代化钢筋水泥工事，在解放军的31小时激烈战斗后，就全部毁灭了。”

当时在锦州城内及四周，归范汉杰指挥的部队主要有沈向奎的新八军（暂五十四、暂五十五、暂八十八师），盛家兴的第九十三军（暂十八、暂二十、暂二十二师），黄文徽第八十八师，第六兵团直属的杨朝纶第一八四师及锦州指挥所直属的野炮营、105榴弹炮连和1个战车连，总共为8个师，10万余人。在上述部队中，暂五十四、暂五十五师、八十八师和一八四师都是被东北解放军歼灭后又重新编成的。在这些部队中新兵居多，而且兵员也不充足，大多都未达到原有的编制数，如暂五十五师只有4000余人，还不及原来的一半兵力。

以如此残破不全的部队来担负守卫锦州的任务，范汉杰心里感到没有底，他只好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到一起，以7个师的兵力守卫锦州，并作了如下的兵力部署：（一）暂五十四师担任锦州东面紫荆山至东南面松山的防守任务；暂五十五师担任南山防守任务；第七十九师担任女儿河东侧的高地——笔架山防守任务；（二）第六兵团直属第一八四师、第九十三军（欠暂二十师）担负锦州西面自女儿河车站西侧高地经188高地、二郎洞、合成燃烧厂、配水池至市政府一线的防务；（三）暂二十师防守义县；（四）第八十八师为锦州指挥所总预备队。

<h3>林彪、罗荣桓亲赴离锦州守敌近在咫尺的前线看地形</h3>

1948年10月初，林彪率野战军司令部由彰武出发，赶赴前线。野司作战处处长苏静从三纵回到总部，林、罗先问了朱瑞牺牲的情形，然后听取攻克义县的情况和经验。苏汇报了两点：一是义县守敌不如国民党嫡系部队守城的经验多，有时离开城防工事出击，被消灭。二是攻城部队采取挖壕接敌，一直挖到进攻出发地。这个经验产生于二纵五师，韩先楚司令员推广了他们的经验。由于部队借助交通壕接敌，便减少了伤亡，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打得比较顺利。

林、罗对两点表示首肯。林彪要苏静传达口头命令，要三纵及二纵五师立即连夜南下到锦州城北，做攻锦准备。

野战军前线司令部连夜进到锦州西北的牤牛屯，离锦州城约18公里。林、罗、刘根据敌情的变化，做出了对付援锦的处置：

锦西敌阵地北至塔山东南之大小东山，锦州敌阵地南至松山街附近村庄为止，两地间空隙只有30余里。林彪决定以第四纵队和十一纵队在此地区，采取攻势防御（不是运动防御）顽抗和消耗敌人，并控制主力准备在阵地前反击，乘胜扩大战果。另以两个独立师在锦西葫芦岛向敌侧后进攻，以拖住敌人。

沈阳之敌，有4个军到5个军兵力，在新民以南、辽河以东地区集结，大约亦必在我正式攻锦以后，才会出动。林彪拟以第十纵及第一纵的一个师（第三师）担任抗击该敌，以六纵2个师（欠第十七师），及五纵、十二纵全部担任策应十纵之作战，采取运动战方式，从敌人侧面打击敌人和争取时间。

攻锦战斗结束以后，锦西援敌可能缩回锦西原阵地，或在现地停止不敢再进。由沈阳南下的敌人则处于进退两难，此时则以攻锦主力回师歼灭南下的敌人，确保锦州。下一步再攻锦西，但如当时锦西出来的敌人被切断未及南退，则首先在阵地前歼灭锦西出来的敌人。

野司的观察指挥所设在锦州北459高地附近的帽儿山上。

林、罗、刘要去看地形，这是指挥员的习惯。作战参谋把地图、望远镜、车、马都准备好了。罗荣桓动过大手术，参谋们担心他翻山越岭，能否挺得住。

罗荣桓笑着说：“那有什么不得了，400多米的小山，我就不相信翻不过去，毛主席这次批评了我们野司指挥机关迟迟没有向锦州前移，致使我们眼光受到限制。我们既已到了锦州附近，怎么能光靠地图指挥而不亲自去看看地形呢？”

林彪不苟言笑，似乎没有睡醒，默默地走路。刘亚楼则兴高采烈地和参谋们说话。

10月14日11时，东北我军集中5个纵队的兵力向锦州守敌发起总攻，至15日18时，经过3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0万余人，活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解放了战略要城，完成了封闭沈阳敌军陆上南逃之路。这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右）、政治委员罗荣桓（左）、参谋长刘亚楼（中）在锦州前线指挥作战

东北的10月，秋高气爽。林、罗下了车，又乘马走了一段山路，爬上了帽儿山。站在山上极目远望，锦州全城及周围主要高地一目了然。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一面听参谋人员汇报，一面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锦州周围的地形和环城工事。

突然间，空中响起一阵嗡嗡的响声，3架敌机从北面飞来，向帽儿山低空轰炸扫射，一颗炸弹落在山腰爆炸，掀起一片烟尘。

“攻城部队战前准备怎么样了，主攻各纵战斗情绪如何，有没有把握？”罗荣桓回过头来问刘亚楼。

“攻城准备都在积极地进行，部队情绪很高，攻下锦州城有信心。我们已把攻击义县挖交通沟的经验通报各纵，为了减少伤亡，要求总攻锦州的部队，在进入阵地后，抓紧挖交通沟。”

“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万一堵不住敌人，攻锦部队就要受到很大的威胁。”林彪还对锦西葫芦岛方面不放心。

“四纵部队在这两天已先后到达了塔山、白台山、高桥等地区，已命令他们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的攻势防御，现正在积极地构筑工事。我们还有十一纵。一共两个纵队及两个独立师，阻挡敌人，保证我们攻克锦州。我看是没有问题的。”刘亚楼用坚定的口气回答说。

罗荣桓在看地形的过程中，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在离开帽儿山时，对参谋们说：

“你们在山上很辛苦的，要注意轮流休息，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8日，林、刘又率阎仲川等少数人再次勘察地形，到帽儿山南面的山头115高地上，单独指示三纵司令员韩先楚，进一步明确了攻击目标和突破口，实地指示组织步炮协同等问题。林彪最关心的是攻锦的主要突击集团的地形和突击部署。他一再强调：“敌情是随时可以变动的，但地形是不会变的，指挥员首先切实把地形弄清楚，把突破口选好是很重要的一着。”林彪经过现地勘察，决定将突破口选在城北。集中优势兵力、兵器从城北作为重点突破，以求迅速打开突破口，以雄厚的兵力向敌人纵深发展，扩大战果，乘敌溃败混乱，分割歼灭敌人。

苏静把义县攻城战的经验，特别是挖壕接敌的经验向林彪进一步作详细汇报。林彪听到采取近迫作业挖沟接敌时，问：“要用多少兵力挖？”

苏静说：“据五师参谋长说：“除尖刀连外，要用绝大部分的兵力日夜抢挖，多挖几条交通沟，直到冲锋出发地近前。”

林彪对这一经验极为重视，立即指示攻锦的各纵队、各师要充分发挥义县战斗中挖交通沟的经验，每个师需以6个营的兵力（2/3的兵力）全部用于挖交通沟，只留下担任尖刀部队在后面进行充分的突击准备，绝不可只依少数部队挖交通沟。并指出，今后东北全军的基本任务是攻大城市，故各部须在此次挖沟中，在思想上与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这样，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

林彪对苏静说：“锦州地形有利于我发扬火力，攻取锦州看来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守住塔山一线阵地挡住援敌，你要到塔山告诉四纵的领导，希望他们死打硬拼坚决地守住阵地，创造模范的英勇顽强的防御战例。”

罗荣桓也对苏静说：“塔山这个方向很重要，有的部队打仗对部队伤亡大会有些顾虑，但这次不能怕大的伤亡，要坚决挡住。有些同志过去打这种防御战经验不多，我们考虑你要去四纵和他们研究并告诉他们这个仗要打好，有什么情况可以及时同我们联系。”

苏静明白了林、罗是担心部队遭到重大伤亡时动摇防御的决心，影响攻取锦州作战，影响战局。他遵照指示立即动身去四纵。

10月9日上午，林彪、罗荣桓来到位于锦州西北，距市中心仅3公里的二纵指挥所驻地观音洞。他们上午登上将不陡山，仔细地察看了地形，同二纵司令员刘震等一起在山上吃了午饭。

下午，林、罗向二纵几位领导干部再次明确了攻锦的战斗部署。

林彪问刘震：“你看是白天总攻好还是夜间总攻好？突破城防后，一夜能否解决战斗？”

罗荣桓进一步说明：“我们最担心是攻城不下，城防突不破，我军主力粘住，而敌东西两路援兵又上来了，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刘震说：“白天总攻，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炮兵的作用，而且我们的炮火已优势于敌人，白天能更好地摧毁敌城防工事。这次战斗担任攻击的5个纵队，只要有两三个纵队突破了敌城防，5个纵队就都能突入城内，这样一夜解决敌人是比较有把握的。只要城防一突破，就不至于打成胶着战。”

林、罗还询问了二纵对各师战斗任务的具体部署和准备情况。

刘震回答说：“我们确定以四师、六师肃清外围据点，五师担负对城防突破。”

林彪担心地问：“如果四师、六师对锦州外围敌据点不能及时肃清，将使总攻受到影响。能否让两个师同时突破，为五师创造条件？”

刘震又把炮火使用、土工作业及肃清外围据点的部署详细作了汇报，说明按计划可于13日黄昏前将敌外围据点肃清。

林、罗表示满意，并要刘震找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当面商谈并肩突破的协同问题。

刘震和韩先楚是老战友，他俩在参加红军队伍的初期，先同在一个班，后在一个营分任军政领导；尔后，虽不在一起工作，但战友的情谊很深，彼此的战斗作风都比较熟悉。他们协商后互相表示，按照总部的要求，根据两个纵队从西北攻锦的战斗准备情况，满怀信心，一定完成并肩突破任务。

锦州部署大体上已完成，林彪对攻城部队又作了区分：二、三两纵队与炮纵队的大部分炮火由北向南攻击，七、九两纵队配属炮纵火炮一部分由南向北攻击，八纵队配属一纵的炮团由东向西攻击。第一步消灭城东半部之敌，然后消灭西半部及飞机场之敌。一纵队（欠第三师）位于锦州与塔山之间，作为阻援及攻锦州之总预备队。经过勘察锦州城垣及外围的地形地貌和守敌的防御体系，规定以城北为主要突击重点。扫清外围据点后，随即以步炮协同打开城垣缺口迅速突击。林彪认为，战局的发展，可能演成前所未有的东北大决战。

<h3>锦州外围战几个镜头</h3>

镜头一：夺取大小紫荆山。该山是锦州城东面的险要屏障，与城西南4里远的南山（182.4高地）相对峙，中间有锦沈铁路、公路及小凌河穿过，是锦州东面的咽喉要道。守军对大、小紫荆山极为重视，由暂五十四师防守，修筑了各种野战工事及部分永久工事，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

八纵二十三师六十九团三营在炮火支持下向大紫荆山发起攻击，经过两小时激战，占领了大紫荆山主峰。6日，二十三师六十八团三营占领了大紫荆山南侧的小紫荆山。当日敌一个营乘火车出锦州，进到小紫荆山西南侧，在炮、空火力掩护下，向小紫荆山发起反冲击。由于防守部队思想麻痹，未做抗击敌反冲击的准备，小紫荆山又被敌夺去。敌又向大紫荆山阵地实施疯狂的反冲击，妄图重占大紫荆山。

第七十团一营三连顽强扼守，连续打退敌4次进攻，守住了高地。六十八团第三营总结了前次战斗的经验和丢失小紫荆山的教训，10日再次向小紫荆山发起进攻，经激战歼敌400余人，夺回了小紫荆山。

镜头二：攻占北大营。锦州东北角的北大营是敌重要据点，守敌是暂五十四师第三团第一营，周围地形开阔、工事坚固，并有多种副防御设施。八纵二十四师第七十团为主攻，第七十二团为2梯队。11日晨1时实施炮火准备，北大营东北角敌地堡一个一个被摧毁，围墙被轰开，担任突击的部队勇猛突入缺口，不顾敌人火力层层封锁，直插敌核心阵地。经1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全部占领北大营，毙敌百余名，其余守敌缴械投降。

镜头三：夺占八家子和被服厂。这八家子和被服厂是敌人在锦州东面的最后两个据点，由第二十三师负责攻占。第六十七团打八家子、第六十八团打被服厂，13日凌晨同时发起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第六十七团占领了八家子，歼敌暂五十四师第二团第三营500余人。该团前出到白梨街，直逼锦州城墙。敌当即组织炮火和城墙上的火力向他们射击，也发起了几次进攻，企图夺回白梨街，都被第六十七团挫败。第六十八团向被服厂发起攻击后，连续炸毁了被服厂东门外几个地堡，先头部队随即突入院内与敌短兵相接，激战两小时，才全部占领了被服厂。

镜头四：西山争夺战。八纵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在北大营西山的突破战斗颇为激烈。13日凌晨发起攻击，当时晨雾弥漫，能见度极差，炮火准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只得令爆破组冒着敌火力实施连续爆破，伤亡了不少人，才炸开了3道铁丝网，在敌障碍区开辟了两条通路。部队发起冲击，敌纵深炮火及前沿火力疯狂射击，封闭通路。第三营在攻击敌3号碉堡时，原晋察冀军区神枪手、战斗英雄、营长安全福及八九连连长相继牺牲，部队伤亡很大，攻击失利。第一营发展较快，第一连、第二连动作勇猛，仅5分钟就突入敌阵地，攻占了1号2号地堡群。但暂五十四师守敌连续实施反冲击。我军打退了敌人3次反冲击，并乘势占领了敌3号地堡群。国民党军不甘心失败，又抽调暂十八师的两个营在师长景阳的督战下发起了第4次反冲击。我一连只剩下17人，二连只剩下23人，弹药也消耗殆尽，情况十分严重。就在国民党军发起第5次反冲击时，团2梯队及时投入战斗，终于把敌人压下去。

镜头五：扫清“团管区”、“师管区”。二纵以四师和六师肃清外围之敌，五师担任突破任务。六师从右翼首先夺取合成燃料厂，然后扫清敌西北门外（“团管区”、“师管区”一线）各据点，直逼西北门西侧城下；四师从左翼先夺取12亩地，并扫清12亩地以前各据点（包括“团管区”、“师管区”东侧各据点，）直逼西北门东侧城下。同时，两个师沿自己的进攻地域，各挖一条直逼城西北门两侧的交通壕，以便五师突破城防和四六两个师进入纵深战斗，与三纵队协同从城北并肩突破，首先歼灭铁道以北和车站地区之敌，而后继续向纵深发展，分割歼灭锦州守敌。

刘震在纵队作战会议上强调：“敌人在锦州外围设置了坚固据点，特别是在城西北高地，有外围据点中最大的支撑点。四师和六师必须坚决按时肃清外围之敌。否则，将势必影响总攻，影响整个战斗的胜利。”

六师师长张竭诚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合成燃料厂、团管区、12亩地与其东侧的配水池和白老虎屯所据点相呼应，构成锦州城西北的一道重要屏障。这几个外围据点形成一个环形防御，周围遍布地堡，地堡之间还挖有连接的交通壕，地堡群外圈还有围墙，里面是铁丝网和鹿砦、梅花桩等障碍物。怪不得敌人吹嘘这一带的据点是“第二凡尔登”、“小马奇诺”防线。范汉杰想利用这一盾牌挡住解放军，特意从暂十八师、二十二师抽出两个精锐营防守。

张竭诚和政委李少元部署了本师突破外围的战斗任务：十八团负责攻占合成燃料厂；十七团除1个连向小凌河西岸佯动外，主要担任阻击敌暂十八师的增援，保障十八团右翼的安全，而后转为师的第1梯队随主攻部队进城作战，十六团负责攻占黑山团管区，师山炮营、特务营配属十八团作战，而后转属十六团最后攻占团管区。

10日晚，十八团三营利用地下土工作业接近到合成燃料厂北侧地堡群后，主动要求提前实施攻击，先拿下向西突出的核心据点，但因过壕梯子短，攻击部队涉水过壕，遭敌暗火力射击，未达目的。11日张竭诚到十八团和团长一起进行周密组织，再次发起攻击。在强有力的火力支援下，攻击部队前赴后继，连续爆破，排除地雷，摧毁30多座暗堡和地堡，打退敌人3次反冲击。经过激战将守敌三十四师五五○团1个营歼灭，占领了合成燃料厂。六师还摸索出山炮打敌钢筋水泥碉堡的方法，先用两发不上引信的炮弹打穿碉堡外壳，然后用一两发带上引信的炮弹就可摧毁这个碉堡，但3发炮弹必须打在一点上。纵队立即推广了这个方法。

四师师长胡继成、政委李世安将攻打12亩地的任务交给了十二团。该团在冲击至外壕时，遇到外壕深水的障碍，勇敢的战士用自己的身体作桥墩搭起一座座人桥，保障部队迅速攻克了敌人的据点。

城西北外围最大据点“团管区”地势较高，有外壕及铁丝网、鹿砦、梅花桩、地雷场等障碍物。守敌约1个团的兵力，凭借两座坚固楼房和地堡群组成防御体系。刘震令六师十六团从西北、西南，四师十二团从东面选两点突破，而后合击歼灭该敌。11、12日夜部队进行了紧张的近迫作业和战斗准备。挖了数条长达2500米的蛇形交通壕，一直延伸到敌前沿地堡40余米处。壕内可通行火炮，使攻击部队全部转入地下。13日10时开始炮火准备，10时30分发起冲击。十二团经过连续冲击，反复争夺，在东北角突破成功，并击退援敌的反扑，巩固了突破口。当敌1个营在坦克配合下进行反击时，团长颜文斌亲率1个连赶来将敌打退，并立即向纵深发展进攻。

六师副师长赵永夫到十六团指挥战斗，激烈战斗一开始即负伤。十六团副团长薛复礼带领3营冲击，爆破手们连续炸开了两个突破口，威力射击尚未停止，战士们便爬上了外壕，十几把刺刀碰到守敌的鼻尖上。三营迅猛向纵深打去，逐次争夺营房。干部战士已有不少伤亡，三营长赵先顺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部队。战士们冲杀过去，连续打退了敌人6次反冲锋，先后占领了4栋房子。二营、一营也分别向团管区的东部楼房区和西南部的敌人发起攻击。四连首先夺占了前两栋楼房，遭敌反击，五连六连迅速投入战斗，占领了团管区东南的楼房。二营4个营职干部3个负伤。一营沿三营路线投入战斗，全歼了团管区南部守敌。当天下午1时，部队全部占领团管区，歼灭1个团守敌。

接着，刘震司令员急令四师和六师攻占“师管区”。正当部队紧张准备攻击之际，“师管区”守敌慑于我军威力，放弃阵地向城内逃窜，十一团察觉后，即以一营跟踪追击，在城边截歼逃敌一部。至此，二纵夺取了城西北的敌外围据点，并挖通了两条直逼西北门两侧的交通壕。刘震向刘亚楼参谋长报告：13日可以完成肃清敌外围据点的任务。

镜头六：恶战配水池。在城北外围的配水池、亮马山上的大疙瘩，国民党军设置了两个大的强固据点。一东一西，成掎角之势，掩护着锦州城垣。特别是配水池据点，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控制着通往锦州的一条宽阔大道。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就曾将它作为锦州城的一个城防要塞，修筑了大量钢筋水泥永备工事和砖石结构的半永备工事。国民党军队又苦心经营3年，以大白楼为轴心，挖掘了内外两条深壕，架设3道铁丝网，铁丝网之间布满大小暗堡、机枪掩体、单人散兵坑。该据点守敌为暂编第二十二师的1个加强营，约800多人，都是老兵，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较强。守敌自以为配水池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防线。他们在大白楼上狂妄地写道：“配水池就是第二凡尔登”，“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汉”。

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把攻打配水池的任务交给七师。

七师师长邓岳问二十团团长：“配水池你们打算让哪个营打？”

“准备叫二营打。”汤团长回答。

一营营长赵兴元一听急了：“还是交给我们打吧！四平攻坚战下来。我们快1年没捞着仗打了，战士们都憋得嗷嗷叫。这次不让我们当突击队，俺这个当营长的怎向战士们交代？”见团长不表态，他又转向师长：“我们一营你是了解的，打闻家台，打四平，我们积累了许多攻坚的经验。让我们打配水池，保证能攻得破，守得住，像块膏药似的粘住敌人，让他抖也抖不掉。”

师长笑了笑：“你这块‘膏药’没把敌人粘住，倒先粘上我啦。我没意见，你们定吧。”

团长、政委交换了一下意见：“那就你们一营上”。

一营战士们利用黑夜把交通壕挖到离敌阵地仅40多米的前沿。配水池外围的堑壕和交通壕又深又陡，不便攀登，他们又赶制了数十架木梯子。赵兴元只身进行了抵近侦察，绘制了敌人设防草图，对哪里有铁丝网，哪里有暗堡，哪里有壕沟，哪里有机枪掩体，哪里有单人散兵坑，都做了标记。

师政委李伯秋来到一营，问：“赵兴元，拿下配水池你有几分把握？作为一个指挥员，充满必胜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但也要多设想一些困难。炮火摧毁不彻底怎么办？正面攻击受挫怎么办？你们要多做几手准备呀！”

赵兴元把营里这些天战前准备的情况向政委作了详细汇报，拍着胸脯保证道：“放心吧，政委。没有金钢钻，俺也不会揽这个瓷器活。”

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连指挥所，壕壁上贴着宣传鼓动快板诗：

同志们，准备好，大炮就要打响了；

炮声一停咱就上，配水池上立功劳。

赵营长问：“打配水池有信心吗？”

一个班长把烟蒂朝地下一扔：“营长，俺当兵这些年，硬骨头还啃过几块，别听敌人瞎诈唬，就算他们是‘铁打汉’可这回碰上了咱们这伙子章丘打铁匠，一锤子下去就够他们喝一壶的。”

配水池就是块铁疙瘩，我们也要把它砸个扁！

12日8时，随着两颗信号弹腾空而起，紧接着便是震耳的炮声，一排排炮弹夹着啸声扑向配水池，掀起了一股股烟尘。铁丝网、大白楼都被浓烟吞没了。

“出击！”伏在战壕里的战士乘着弥漫的硝烟，怒吼着向敌人扑去。三连和担任助攻的二连像两把利剑似的同时插向敌阵地。炮火虽然摧毁了配水池的地表工事，但暗堡里的机枪仍在吐着火舌，子弹雨点般地射向冲锋的战士。刚冲到外壕的三连一排被凶猛的火力压在壕坎下面，紧随其后的二排、三排进入外壕后，又触响了敌人的“航空炸弹”和地雷，随着几声巨响，十几个战士倒在血泊中，前进一时受阻。

在我军强大炮火掩护下，突击部队冲向锦州城垣，主攻方向受挫，二连在助攻方向却发展顺利。几个爆破组用爆破筒和成捆的手榴弹，迅速扫除了前进的障碍。突击排随后以迅速果断的动作占领了东北角的4间红房子，为向纵深进攻打开了缺口。

赵营长当机立断，将二连的突破口改为主攻方向，对后面的一连连长大声喊道：“把你们连统统拉上来，随我上去全力支援二连，巩固阵地，扩大战果。”营2梯队一连，沿着二连攻击的方向迅速插上，投入了战斗。赵营长带着通信员和电话兵，钻进了炮火硝烟中。没跑多远，就遇见两个战士架着教导员。教导员胸前的棉衣已被血殷红了一大片，肋骨被打断了两根，双手捂着伤口，张大嘴巴呼呼地喘着，挣扎着不下去。赵营长只好命令战士硬把他架下火线。

赵营长跑到最前面，爬出壕沟不远，就见前方仰躺着一个人，是吴传恩，浑身沾满了鲜血和泥土，蜷着一条腿，失去血色的脸上还挂着汗珠，手已经凉了。这个出身贫苦，赤着一双脚走进革命队伍的战士，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在四保临江的一次战斗中，他全身几十处受伤，右眼被炸瞎，脚趾被炸掉，仍顽强地坚持战斗，成为全师闻名的模范荣誉军人。

丢了红房子的敌人疯狂地反扑。炮弹、手榴弹、机关枪、冲锋枪等各种火力都集中到了红房子。房顶被炸塌了，墙壁被打穿了。红房子仅剩下千疮百孔光秃秃的四壁，浓烈的火药味呛得人透不过气来。

二连增援上去了，贾连长挥着驳壳枪：“营长放心吧，有我们就有红房子，丢了红房子，我就不回来见你了。”

阵地争夺战打得艰难而又残酷。每一分钟都在流血，每一分钟都在伤亡。一群敌人刚被打下去，另一群敌人马上又反扑上来。但是，我们的战士却像一颗颗坚实的钢钉，牢牢地钉在阵地上，顽强地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反扑。一个战士肚子炸穿了，肠子一下子流了出来。他推开前来救护的战友，忍着巨痛把肠子塞了回来。紧扎了一下腰带，抄起一挺机枪，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呀——”的一声跳到墙外，朝围着红房子的敌群猛扫过去……

时针指向下午3点时，已打垮了敌人30多次反扑。阵地前敌人的尸体把齐腰深的交通壕填满了，壕内的水沟已是红红的血色，敌人穿的棉衣被炸得白絮飞舞。

战斗持续了近7个小时，一营伤亡也很大，壕沟里散乱地躺着100多名伤员。敌人把配水池上的残兵败将都纠集起来，进行最后的挣扎；又从城内调来1个营的兵力，在两架飞机和5辆装甲车的掩护下，沿公路向一连、两连侧后迂回，配合守敌从两面夹击。一连、两连的弹药都快打完了，战士们紧张战斗了近一天，没吃一点东西。他们忍受着饥饿，拖着疲惫的身子顽强地支撑着，能坚持战斗的仅仅剩20几个人了。

在这形势严峻的时刻，电话兵终于接通了与团指挥所的电话。汤团长听了赵兴元的简要汇报后，问道：“老赵，你能不能守住？不行就往后收一收吧。”

“不！我们决不撤退一步！”赵兴元坚定地向团长表示，“配水池还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让我们下去，我怎么向全营交代？怎么对得起倒在这里的战友啊！请团长放心，人在阵地在，我们誓与阵地共存亡！”

敌人的又一次反冲击被打垮了。此时，师团首长根据战场上的情况，重新调整了部署，把三营调了上来，在配水池的西南面实施突击。胜利的旗帜终于插在了大白楼的顶端。

配水池之战，是一营战斗历程中最硬最恶的一仗。8个多小时的殊死搏斗，歼敌千余人，而一营也伤亡了600多人，上级派来的4名随军记者也牺牲了3名。

战斗结束后，全营4个连队的炊事班把做好的饭菜挑上了阵地。一看只寥寥几个来吃饭，他们都抱在一起，悲痛地大哭起来，那悲怆的声音像一支挽歌，久久地在阵地上空回荡着。

<h3>塔山阻击战的战法决策、战前动员及其作战经过</h3>

塔山并不是山，是因一个叫塔山的村子而得名。塔山东临渤海，西靠虹螺山和光秃秃的白台山，是北宁线上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村北有条东西走向的丘陵。塔山中间为一条宽10余公里的狭长起伏地带，北宁铁路纵贯期间，是葫芦岛通往锦州的咽喉要道。

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必经之路就是塔山。只要突破塔山，用不了两个小时，国民党军即可进抵锦州，对攻城的解放军施行反包围。

东野意识到塔山的重要性，锦州能不能攻克，关键是能否守住塔山，赢得攻锦所必需的时间。

沈阳和锦、葫东西两路援军，可能使攻锦部队陷入夹击，像夹肉烧饼一样被吃掉。为确保攻克锦州，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指挥第四、第十一纵队和热河独立第四、第六师及炮旅，布防于锦西县以北地区，坚决阻击锦西、葫芦岛之敌增援锦州。这一阻击战能否打好，关系到能否攻克锦州，关系到关起门来将东北敌军就地歼灭的战略方针能否实现。

第四纵队在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率领下，向塔山地区疾进，并于10月6日进入指定位置。

第十一纵队在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指挥下，未及休整，即按东总电令，向锦西开进，8日到达锦西城北的长宁山、台子沟、沙河营一线，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

我第四纵队某部副团长江雪山在塔山阵地上下达上级的战斗命令，要求坚守阵地，寸土不失，保证友军攻下锦州

守卫塔山，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以海拔261米的白台山为主要防御阵地。这样可居高临下，控制塔山堡；另一种意见认为，应以塔山堡为主要防御阵地。因为塔山堡控制着公路和铁路，敌人不打下塔山堡，大部队及重武器就无法通过去增援锦州，它像门闩一样地锁住敌人。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以塔山堡为防御核心。

兵团决定：“把主要的兵力、火器，集中使用于保卫塔山的方向，在宽大防御正面尽量节省兵力和火器，掌握雄厚的突击力量和纵深的火力配系，将敌人的进攻束缚在塔山堡前狭窄的地域内，迫使敌人不能展开大的兵力，作宽大正面的进攻。兵力部署是：第四纵队的防御正面东自白台山脚，西至老边一线；独四师、独六师在西南面东窑站、双树堡、地藏寺、季家屯之线构筑防御阵地，在敌侧后牵制敌人。

林彪指示：“两锦敌人相距只20余里，故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御方法，而必须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顽强勇敢的攻势防线，以四纵一两个师兵力构筑工事，准备在此线死守不退，在阵地前近距离开火，大量消耗敌有生力量；准备抵抗数十次猛烈进攻，待敌消耗疲劳进退两难之时，再集中十一纵全部及四纵一两个师兵力组织反突击，将敌大量歼灭于我阵地之外。”“你们必须利用东自海边西至虹螺山下一线约20公里的地区，作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

罗荣桓对塔山守将用电话下达了政治动员令：

“街亭虽小，干系甚大。锦州与锦西相距40公里，全靠塔山东进兵团。否则锦州敌军就要跑掉，甚至使我围城部队陷于敌数路夹击中，锦州战役关键在塔山守不守得住，务必使每个干部、党员和全军上下明白，这一任务的重要性。”

刘亚楼在电话里对各师首长下了死命令：

“塔山丢了，你们提着脑袋来见我。”

第四纵队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党委发布了《告全纵指战员书》、《致全体党员信》。阵地遍插标语牌，上面写道：“寸土必争，与阵地共存亡”、“死打硬拼，人在阵地在”、“让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第十二师师长江燮元当众宣誓：“我的位置就在同志们身边，为了保证锦州作战的胜利，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第十师政委李丙令在全体干部动员会上说：“为了粉碎敌人增援锦州的企图，我誓与同志们同生死共患难，抛头颅洒热血而不后退一步！”

坚守塔山堡阵地的部队是四纵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

10月5日晚，四纵十二师师部。江燮元师长、潘寿才政委和几个机关干部坐在油灯旁看地图，向骑马紧急赶到师部的三十四团团长焦玉山、政委江民风询问了部队的情况，而后向他们传达了总部命令及纵队和师首长的决心部署。

江师长说：“师决定你团守卫塔山，现在时间紧迫，任务很重，纵队首长命令部队在拂晓前赶到塔山，阻击从锦西、葫芦岛增援锦州的敌人。”江师长指着地图上用红铅笔圈好的打鱼山、高家滩、塔山桥、塔山堡说：“其中塔山堡是重点。你们到达指定地点后，尽快组织干部勘察地形，区分任务，并将兵力部署迅速报师。”

潘政委说：“你们团坚守塔山的任务很艰巨，又很光荣。要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塔山阻击战是歼灭锦州守敌，攻占锦州的关键。能不能守住塔山，关系到我军能不能顺利打下锦州，关系到能不能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全东北的大问题。你们三十四团过去在新开岭围歼战，鞍山、辽阳攻坚战，攻取本溪和老爷岭阻击战中都打得不错。师党委相信你们，希望你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战胜各种困难，完成这次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焦玉山、江民风表示：“坚决执行命令！”

6日拂晓前，三十四团一营进至塔山堡，三营进至高家滩和塔山桥，团警卫连二排进至打鱼山。二营为团预备队，隐蔽在塔山堡后背后钓鱼沟边。团指挥所设在塔山堡北侧高地。各营连进至指定位置后，立即紧张地勘察地形，抢修工事，挖防空、防炮洞。

7日上午，焦玉山带领全团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区分具体任务。在塔山山头上遇到来看地形的师长、政委和纵队胡奇才副司令员。首长指示他们抓紧抢修工事，一定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坚决守住塔山，保障主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焦玉山说：“人在阵地在，决不后退一步。”江师长说：“好，一言为定。”

8日上午，四纵司令员吴克华和政委莫文骅带领全纵团以上干部到前沿勘察地形，下午在塔山堡开会，详细讨论了打法及兵力部署等问题。

四纵决心以伤亡1万人的代价来完成阻击任务。

10日，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国民党军的炮弹呼啸着在塔山阵地上爆炸了。守军三十四团一营阵地、三营阵地、警卫连阵地和团指挥所都遭到敌人猛烈的轰击。塔山堡、高家滩的民房一幢幢被打塌起火。山上的草木被烧着了，阵地上弥漫着炮火和硝烟。国民党军1个多营的兵力，趁夜暗落潮摸到警卫连二排打鱼山主要山头阵地，二排两个正副班长牺牲，1个排长和4个战士负伤，剩下的人撤到第2个山头坚守。焦玉山团长举起望远镜，隐约看到已开始涨潮，打鱼山成了孤岛。他让参谋告诉警卫连：“要守住现有阵地，待黄昏落潮时，配合主力部队实施反击。”

吴克华司令员打电话命令：立即组织反击，坚决把阵地夺回来！”

天已大亮，“重庆号”巡洋舰以猛烈的炮火轰击三十四团观察所。观察所里，团长、政委、通信员、电话员共7人，每个人都是满身泥土，有3人被炸伤。

从南面飞来9架敌机，在塔山堡、高家滩上空泻下了一串串重磅炸弹。顿时，阵地上硝烟滚滚，大部分工事被摧毁，铁轨枕木漫天飞舞。许多同志被震昏，有的耳鼻出血。国民党军步兵张牙舞爪，以集团队形哇啦哇啦往前冲。

“打！”守军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杀得国民党军滚的滚，爬的爬，横七竖八，一片一片倒毙在阵地前面。

敌人的后续梯队，被潜伏在饮马河南岸高甸子村的侦察组以突然猛烈的侧射火力打得伤亡惨重。国民党军当晚派1个营的兵力将这个小村烧光。

国民党军用约3个师的兵力轮番进攻，但伤亡惨重，被压制在海滩上和饮河滩里不敢动。太阳刚落山，焦团长立即发出反冲击信号。各反击分队像猛虎一样冲出掩体，杀向敌人……

10日下午，国民党总统府华北战地督察组长罗奇带领独立九十五师从塘沽港海运到达葫芦岛。九十五师是广东部队，战斗力强，号称“赵子龙师”。罗奇随即亲到前线查询了战况。他说：“锦州战事激烈，我代表总统来督战，主张加紧行动。”

罗奇把拿不下塔山的主要原因归之于阙汉骞的第五十四军不肯出力。他主张第五十四军为第1梯队，全力进攻塔山，第二梯队为第六十七军，配置在第一梯队左后方，保障第五十四军的左翼侧安全，以独立第九十五师位置于后为总预备队，罗奇说：“葫芦岛有4个军，沈阳西进有5个军，加上锦州的两个共有11个军的兵力，再加上海、空军的优势，无论在数量上和火力配备上我军都比共军占绝对优势，只要官兵用命，抱‘杀身成仁’的决心，是一定可以完成这次任务的。”

阙汉骞深有感触地说：“我军口头上是强调海、空军优势及我兵力比共军多，但打起仗来，空军就没有派飞机来，海军的炮兵协同也有限。说到陆军，我军是有11个军，但沈阳的西进兵团5个军远隔几百公里之外，锦州的两个军被解放军包围着，已不能与我军协同；烟台的第三十九军还没有到达，在葫芦岛的部队，还要担负锦西、葫芦岛的防务及海口交通，实际能使用于攻击的部队不到两个军的兵力。加上部队的缺额及伤亡……”

10月13日拂晓，国民党军向塔山、大台山阵地狂轰滥炸，开始更大规模的进攻，以4个师的兵力，采用中间钳制，两翼突破的战术，发起9次攻击。国民党军以整团的兵力组成梯队，由军官带头冲击，前面倒下去后面扑上来。守在塔山堡村头的一连，与敌人拼杀伤亡过大，一股敌人乘机突了进来。在这危急之际，一营副营长鲍仁川，越过敌人火力封锁，进入村内，组织一连文书、通信员等零星人员与敌人白刃格斗，顽强抗击。焦团长急令团预备队实施反击。二营看到信号，营长、教导员身先士卒，冲进塔山堡，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震耳欲聋。村子里烟雾腾腾，火光闪闪。二营教导员于厚德负伤倒下，几个战士去扶他，他大声叫着：“不要管我，快去消灭敌人。”3营长周丙义带着通信员和几名战士，冒着猛烈的炮火和硝烟，跳出工事，端着刺刀，冲入敌群，用刺刀接连戳倒几个敌人，自己多处负伤，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经过20多分钟的逐屋争夺搏斗，将突进来的敌人全部消灭，恢复了前沿阵地。

铁路方向战斗更为激烈。号称“赵子龙师”的国民党军独立九十五师部队，袒胸赤臂，身背大刀，端着机枪冲上来，如同一群海盗。十师二十八团一连临危不惧，全连剩下30多人，在身负重伤的指导员程远茂指挥下，英勇地守住了阵地。

二十团二营，阵地西南山头上，有敌人一个炮兵指挥所，居高临下。二营在反冲击时，受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很重。必须想方设法拔掉这个钉子，才能坚守住阵地。营教导员派六连一排机枪组长纪守法带机枪射手去完成这个任务。二营阵地距离敌炮兵指挥所较远，正面又是开阔地，硬冲是不行的。纪守法说：“教导员，我们3个人化装成敌军，混过去。趁敌人不备，绕上山头，给他们来个连窝端。”黄昏，在敌人又一次向我阵地进攻时，纪守法等3人混进敌群，端着机枪，冲进了敌炮兵指挥所，未等敌人反应过来，一阵扫射，敌人全部报销了。敌炮兵的“眼睛”被我们打瞎之后，火炮就失去了作用。纪守法等3人把敌炮兵指挥所拔掉之后，端着3挺机枪，兜着敌人的屁股后头打。3个人一个牺牲，一个负伤，纪守法回到阵地。

战士们说：“这里是塔山，不是长坂坡，让‘赵子龙师’尝尝解放军铁拳的厉害吧！”

“赵子龙师”师长受不了啦，打电话报告：“第一波部队几次冲上塔山阵地障碍物边缘，被塔山解放军火力所阻止，连头都抬不起来，伤亡很大，已进入胶着状态，陷于进退不能的境地。”林伟俦也说：“各师攻击受挫，营长以下官兵伤亡很大，死的没有人埋，伤的没有人救护，影响士气。”

罗奇仍叫嚣：“要不顾一切牺牲，非攻占塔山不可！”

下午，敌人的进攻更加猛烈。河滩上涌来密密麻麻的敌人，三营轻重武器一齐开火，给敌以很大杀伤。打退敌第四次进攻后，八连减员很多，弹尽粮绝。警卫连立即增援上去，随着连长一声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杀啊！”全连端起刺刀同敌人拚杀肉搏，刀光血影，喊杀震天，压制了敌人。

这一天，四纵防御阵地上遭国民党军大炮、重庆号上152毫米舰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落弹3万余发，守塔山部队击溃敌9次冲击，有的战士与敌拼刺刀十多次；两臂已麻木；战士们和敌人绞在一起，抓头发、揪耳朵、用刀捅、用牙咬，滚打成一团。坚守桥头堡的七连八班全班9人，牺牲3人，6人负伤。三十四团1天战斗伤亡300多人。但他们守住了塔山阵地，岿然不动。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黄昏前，侯镜如令各部停止攻击，在阵地上调整补充粮弹，夜间派少数部队袭击解放军阵地。侯同罗奇在第六十二军指挥所召开军、师长会议，先由独立第九十五师朱师长报告，他说：“侦察地形时，看到塔山没有什么动静，以为塔山的共军兵力不多，阵地构筑也简陋。开始攻击前，我军炮兵集中对塔山猛轰，也没有发现目标。但当炮兵延伸射击，步兵前进到共军的有效射程里，共军突然集中火力向我攻击部队射击，这是在华北战场所没有遭遇过的。打得部队抬不起头，共军的障碍物破坏不了，我军无法前进，只有白白地牺牲。”其他各师长也同样地叫苦。

这时，罗奇严厉地说：“开会前接到总统来电：现在锦州战事非常激烈，要侯司令官坚决执行命令，这一战关系党国的存亡。我代表总统来督战，如有奉行命令不力者，将报请严办。”

各师长提出要空军多派飞机轮流助战，掩护步兵攻击；要海军舰上的大炮集中对塔山射击，要战车部队早日到达助战等。

14日上午5时30分，国民党军海军的152毫米大炮及各军、师炮兵集中火力向塔山阵地猛轰。接着战斗机、轰炸机到达，投下很多500磅重型炸弹。有两枚落在塔山河滩西岸国民党军独九十五师阵地附近，伤亡连长以下官兵20余人，该师官兵大骂空军盲目投弹，炸到自己头上来。独九十五师向塔山阵地中央，第六十二军1个师向塔山左翼高地，第五十四军第八师向塔山右翼铁路桥头堡猛烈攻击，反复冲锋，均遭解放军猛烈还击。

14日下午，前线枪炮声停息时，国民党军受伤官兵，源源运到葫芦岛和锦西县城，先后用轮船海运而走的就有3000多人。独立第九十五师伤亡过半。每团缩编起来仅及一个多营人，其余各部队也是伤亡甚重。这天晚上，侯镜如和罗奇又召集各军长、师长研究失败原因。大家都说塔山解放军阵地堡垒星罗棋布，铁丝网鹿砦纵深达十余公尺，是攻击前进的极大障碍。还说炸弹和炮弹没有摧毁解放军阵地工事及障碍物，各兵种得不到协同，在战斗中见不到飞机影子等等。最后罗奇说：“独九十五师伤亡过重，15日休息整理。改由第二十一师接替独立第九十五师的任务。”

当晚北平战车部队海运到达葫芦岛。罗奇又得意忘形地说：“有了水牛（指战车），打下塔山是不成问题了。”

15日，即锦州城破之日，锦西方面国民党军作了最后也是绝望的进攻。同时展开5个师，改变了先用炮火轰击的办法，而是利用拂晓，乘解放军连续作战疲劳困盹，突然偷袭，冲进了塔山阵地第一道战壕。罗奇在塔山以南高地上督战，看到独九十五师涌上塔山阵地，挥舞着马鞭子连声欢呼：“突破了！突破了！”就在国民党军向第二道堑壕爬进时，被守军一连巡逻警戒哨和两个送饭的炊事员发觉。他们一面与敌人搏斗，一面高声呼叫。这时一连连长带领战士们紧急应战，在工事里与敌人扭打，以短促火力杀伤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偷袭。冲入火网的敌两个连被迫投降。

敌人偷袭不成，即集中暂六十二师、一○三师、二十一师一部分兵力，分三路向我塔山阵地发起猛烈的集团冲锋。

坚守桥头堡的二十八团二连指导员鼓励战士们：“一定要顶住敌人。子弹打光了用刺刀，刺刀捅弯了用枪托，枪托打烂了用石头，石头砸完了用牙咬！我们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有人在就有阵地在！”敌人冲到第一道铁丝网边，他们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激战持续了3个多小时，只见铁丝网上、堑壕外面，到处是敌人的尸体。

守卫塔山的部队经过六昼夜的顽强奋战，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是宣传员们冒着炮火将上级颁发的“塔山英雄团”的奖旗送上火线

国民党军锦西的东进兵团被阻挡在塔山一线，不可越雷池一步。塔山阻击战，为主攻部队攻占锦州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阻援部队成绩突出的几个团，分别荣获了“塔山英雄团”、“守备英雄团”和“白台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

林彪高兴地说：“是啊，没有想到他们打得这样好，打的是政治仗啊！打锦州的部队也都打得很好，打得很坚决，迅猛地向纵深发展。分割敌人，把敌人指挥系统打烂，胜利是出乎意料的啊！”

罗荣桓政委也笑着说：“唉呀，塔山这个仗啊，锦州这个仗啊，的确带有一定冒险性。因为打到敌人真正的要害处，敌人必然要在垂死中挣扎，尽可能集中他所能出动的兵力与我决战，以图破坏我们这个勇敢的作战计划。我们在历史上还没有打过这样的大仗。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啊！好在这次战前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新式整军运动大练兵，打下个好基础，展现了新面貌，它的威力在这次战斗中充分体现出来了。经过这一仗的考验，可以说我军的战斗力已发展到了攻无不克、守无不固的新境界。”

蒋介石援锦企图破灭了，沮丧地说：“锦西、锦州仅距30多公里，以11个正规师的兵力不仅未能出援锦州，反遭惨重伤亡，实在出乎意料。”

塔山阵地前，国民党军遗下近7000多具尸体。

解放军也有近4000人的伤亡。

文学作品中形容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在塔山是真实的景象。

<h3>夺取锦州城区的若干细节</h3>

锦州总攻开始了！

10月14日上午10时，几百门大炮同时怒吼，锦州城顿时一片火海。城墙、碉堡纷纷倒塌崩陷，铁丝网、梅花桩四散飞扬，护城壕也被轰平了。

二纵从惠安街、良安街之间揳入市区；三纵从伪省公署附近突破；七、九纵以中央大街为分界线，从大凌河街、女儿街、牡丹街、太子街突破；八纵从瓦斯会社东北角突破，插入市区。

二纵担任突破的五师13日夜即隐蔽进入攻城地域，部队冒敌猛烈的炮火连夜紧张地构筑了抵近射击的炮兵阵地和步兵突破冲击出发阵地。14日拂晓前，连以上指挥员均逼近敌前沿观察了地形，熟悉道路，弄清突破口的位置。各尖刀连占领了冲击出发阵地，火炮都进入抵近射击阵地，完成了一切突破防线的准备工作。

我军坦克部队开上锦州战场

解放军坦克兵参战，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配属五师的坦克二连有8辆坦克，都是接收日军的破旧坦克经过修理拼装的，战士们叫它“老头坦克”。坦克中的通讯设备被日军拆掉了，靠坦克外面打信号旗联络。坦克兵多是新手，初次上阵难免紧张。坦克就像没有驯服的老牛，有时让它走它偏停，让它停它又走了。总攻发起时间还没到，有的坦克一发动就向前冲去，尖刀连的战士们喊“停下”，用镐头敲，坦克里也听不见，只好跟在坦克后面发起冲击。这“老头坦克”还真顶用，几辆坦克成后三角队形展开，用炮火交叉射击，不到一刻钟就把铁路大桥碉堡防御工事摧毁，掩护步兵连向城内进攻。

左翼十四团和右翼十五团并肩突破城垣防御。为了护送主突部队，及时打垮敌人的反冲击，刘震令炮兵进行3次延伸射击，第一次延伸150米，第二次延伸200米，第三次延伸250米，顺利地护送五师突破后进入纵深战斗。

五师师长吴国璋从电话里向刘震报告突破的情况：“十四团、十五团跨过铁路后，从惠安街、良安街向前发展，揳入市内。突入市区后，敌出动坦克、装甲车阻我前进，并实施密集的炮火拦阻。突破敌拦阻后，十四团向东猛插，攻占了国际仓库；十五团控制两条街道后，进至静安街，歼灭了据守在红十字医院顽抗的敌人。”

刘震令吴国璋：“迅速将师2梯队团投入战斗。四师、六师相继进入纵深战斗。3个师齐头前进，向市区东南发展进攻。进去的兵力越多越能扩大战果。总部要求我们尽快攻克锦州，打破蒋介石调兵遣将向锦州驰援的企图。”

忽然，城墙上竖起一面鲜红的大旗。旗帜在烟尘里飘摆。部队响起一片欢呼：“锦州突破了，冲啊！”

尖刀连一打进突破口就和敌人展开混战。

指挥所进入突破口时，十五团团长樊洪立即命令第2梯队营投入战斗，从南北大街往东打，迅速扩大战斗面，以便巩固突破口。突破口上，许多伤员和抢救人员争吵着，不下火线，一个负伤的战士，肠子流出来还在拼命往前爬，别人要抬他，他不干，坚决要爬到城里去：“没打到城里，刚到突破口，就被该死的炮弹打中了肚子。死也要死到城里去，我要前进！”

突破口，敌人死伤遍地，背包、水壶扔得到处皆是，钢盔在战士们脚下踢得来回滚动。尖刀连的战士，有的和几个敌人抱着死在一起，有的把刺刀扎在敌人身上还没拔出来就牺牲了。敌人顽强，解放军战士更顽强。冲锋信号发起3分钟，尖刀三连王德明第一个把胜利红旗插上了城头。敌人组织了几次反扑，尖刀连的战士把手榴弹、爆破筒都打光了，就和敌人拼刺刀。后来敌人越上越多，滚在一起混战起来，终于把敌人一个营消灭了。

当尖刀十连冲入突破口，越过铁路路基向前冲击时，被西面一座坚固的敌碉堡中的两挺重机枪以密集的火网压制，八连、三连的指战员都被压制在铁路路基一侧，既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伤亡在不断增加，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这时，十连五班战斗组长梁士英，第一个抢到前面，向连长要求完成爆破任务。他脱下棉衣，卷起袖子，提起7尺多长的爆破筒，沿着路基滚、爬、跳、跑，飞快地接近碉堡。他在土坎前，先扔出两颗手榴弹，然后趁着爆炸烟雾一纵身贴近碉堡，把爆破筒插进不断喷火的碉堡枪眼，拉燃导火索，转身跳开。

不料爆破筒被敌人推了出来，掉在地上，吱吱地冒烟。梁士英毫不犹豫地拾起爆破筒又塞进碉堡。他刚松开手，爆破筒又被推出1尺多长，眼看又将推出碉堡。此时导火索将尽，随时都会爆炸。

只见梁士英挺起粗壮的臂膀，死劲顶住爆破筒的底部，左脚抵住碉堡，右腿支撑着向前倾斜身体，像一尊钢浇铁铸的巨人钉在那里。碉堡里的敌人哇呀乱叫往外推爆破筒，梁士英岿然屹立，一动不动。

西北风吹着他的单军装簌簌抖动。战友们都喊他下来隐蔽。排长大喊：“梁士英，我命令你赶快回来！”梁士英扭过头，摆一摆手，好像要说“不能，”话音刚出，轰然一声，碉堡已经被炸得粉碎，他的身影也在迸裂的土石中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梁士英是翻身农民，1946年参军，是二纵五师十五团三营机枪连的战士，曾多次立功。战役前，他调十连五班当战斗组长，十连担任尖刀连，二排又是尖刀排。梁士英牺牲附近的城门，后来被命名为“士英门”，锦州市人民公园里，耸立起一座高大的石塔，刻着“烈士梁士英之墓”光芒耀目的金字。

两个尖刀连完全站稳脚跟后，人员已经不多了。团长樊洪在进入突破口时，也负了伤，因流血过多，面色苍白，被送下火线，由政委陈绍昆代理指挥。

这时，从报话机上传来刘震司令员的命令：“十五团向高等法院地区进攻，配合友军歼灭敌军主力。”十五团转头向东，一营在左，二营在右……

十三团在团长张峰率领下从十四团、十五团之间加入战斗，对据守监狱的敌人实施攻击，歼敌千余人。当据守监狱的敌人向南突围时，十一团、十三团互相配合，前后夹击，将敌歼灭，张峰团长负伤。十一团二连在这次战斗中，采取大胆迂回、分割围歼及政治瓦解等手段，经20分钟激战，毙敌百余名，俘敌400余名。十团由惠安街向老城进攻，歼敌千余人。

战士们爬上锦州城垣西北角突破口

十四团在开德合烧锅大院遇敌顽抗。该团二营在坦克和炮兵的支援下，经40分钟激战，全歼敌1个团部和1个营，而后继续向东推进。团长薛剑强、政委任茂如先后负重伤，副团长王扶之负伤坚持指挥战斗。

六师尾随主攻部队，进入纵深作战。十七团进至市公署歼敌300余人，缴获装甲车、汽车各12辆、接着攻占了税务局大楼，歼敌1个营。十八团包围了邮电局，全歼守敌。该团政委王仲儒负伤。十六团尾随五师进入市内战斗，在铁路上歼灭敌人反冲击的两个连。尔后，在向纵深进攻中，配合三纵七师消灭了几股敌人。在攻城战斗中十七团副团长唐明牺牲。他是六师的一员战将，还很年轻，解放全东北的壮志未酬，就过早地离开人世。

锦州城南的突破任务，由七纵和九纵担任，由七纵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协调行动。

总攻发起后，七纵二十一师的突击连乘机冲出，越过了护城河，该连八班施放烟幕弹，以迷盲敌人，六班一跃登城。六十一团大部进入突破口，把红旗插到敌前沿阵地。到14时，第1梯队已全部进入新市区并向纵深发展，分别解决了牡丹街、和乐街、中央银行、陆军医院、电影院等处敌人。战士们在新式整军和战前训练中掌握的爆破技术，在城区巷战和歼灭高层建筑物守敌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市区战斗中，敌人大部被歼，只有部分残敌窜入老城。锦州老城有3丈高的城墙，守敌1.5万人，第1梯队两个师与二纵、三纵会师时，即从东、北两面包围了老城。十九师一部，在第一梯队攻入市区时即攻占锦州西关，该师主力也在进入市区之后，从南面包围了老城，邓华决定：十九师从老城东南角突破，二十一师为第2梯队。

15日14时开始炮火急袭，十九师五十七团首先从南门突破。15分钟后，五十六团也从城南角突破，快速向纵深发展。接着五十五团也投入纵深战斗。二十师大部也转自十九师突破地段进入纵深战斗。锦州老城，方圆不过4平方公里，惊慌失措的敌人拥挤得混乱不堪。两个师像两把尖刀插入敌群分割穿插，仅用3个半小时就将守敌全部歼灭。

九纵和七纵并肩从锦州城南突破，九纵在右。九纵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决定以二十五师、二十六师，担任突破任务。左翼二十六师，从中兴街至太子街之间突破；右翼二十六师，从太子街到牡丹街之间突破。两师于火车站附近与二、三纵会师。二十七师（欠控制飞机场之八十一团）为纵队预备队。

根据城南地形开阔和炮兵数量较少的情况，纵队决定以2梯队10个营的兵力，在女儿河和小凌河之间，经两昼夜苦战，挖交通沟6条，全长23万多延长米，将进攻出发阵地推进到了离城垣仅200多米的小凌河岸，并构筑突破团的指挥所隐蔽部和全部炮兵阵地，对保证迅速登地和减少伤亡起到了重大作用。

经过5分钟的炮火急袭，担任“尖刀连”的七十五团一连和七十六团五连同时发起冲击，涉过小凌河，不到10分钟就占领了突破口。詹才芳、李中权跟随在两个先头团后，师首长随先头营跟进，冒着敌机扫射轰炸和敌人火力射击指挥战斗。七十六团一营营长徐治华在强渡小凌河中壮烈牺牲。团政委皋峰在河中被敌化学迫击炮弹的冲击波冲出几十米，在危急中被警卫员救起。他穿着被冰冷河水浸透的棉衣立即爬上城垣指挥战斗。

二十六师遂以七十八团攻击医院大楼的敌人。该团三营插到医院大楼侧后，二营正面攻击，二营五连为突击连，连续爆破了9个地堡，12道铁丝网，9栋楼房，最后全歼守敌。15日拂晓，七十三团、七十六团、七十八团和友邻部队一齐攻入敌六兵团司令部，守敌大部被歼。

八纵由城东向西攻击，配合南北对进的主攻部队实施助攻。林彪曾指示：“你们纵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你们吸引的敌人越多，挨的炮弹越多，你们完成的任务就越好。”

八纵助攻正面宽大，锦州西面没有对进的部队，又无兄弟纵队并肩突击，缺少炮兵的火力支援，全纵队仅有小口径炮40余门。纵队领导决心把助攻任务当主攻任务来完成。具体部署是：主攻任务由师长吴烈、政委谢明指挥的第二十二师担任，纵队炮兵营及各师山炮支援战斗。从瓦斯会社东北角突破，首先攻占敌“剿总”指挥所，并在第二十四师配合下歼灭务本街、富贵街之敌，而后歼灭忠烈祠东南地区之敌，围歼敌六兵团司令部。第二十三师为纵队预备队，在第二十二师突破后，向西南方向前进，占领善和街、龙江街、松花街，而后继续攻击紫明区之敌。

总攻发起后，八纵的7个团先后进入城内与敌展开逐堡争夺战。

突破锦州城防后，向敌之纵深发展

六纵十七师在四平攻坚战中获得“攻坚老虎”的称号。这次打锦州，从四平调上来，刘亚楼参谋长命令该师为攻城总预备队，归三纵指挥。十七师师长龙书金兴冲冲地去见三纵首长要求具体任务。在一间简陋的民房里，见到了韩先楚司令员，从他那熬红的双眼中可以看出，兄弟部队在外围战斗中打得够艰苦的。韩司令员只寒暄了几句，就指着墙上的地图用坚定的语气和有力的手势对龙说：“敌剿总锦州指挥所和兵团司令部之间的铁路局，是锦州的心脏。待一打开突破口，你们这支攻坚老虎就要不顾一切地猛扑进去，把它掐住。”

总攻发起后，龙书金正站在韩司令员的指挥所里，看到三纵部队潮水般地向前涌去，兴奋地请示：“突破口撕开了，首长，我回去叫部队去吧！”

韩司令员同意了，龙书金一口气回师临时指挥所。参谋长告诉他：“因突破口太窄，部队过于拥挤，四十九团团长赵浩然指挥部队机动地绕到小北门一带冲进去了。”龙书金赶紧打电话通知五十、五十一团紧紧跟上。放下电话，他带着警卫连和一台步话机往东追去。

团长赵浩然把尖刀任务交给了八连，并向全连战士说：“上级把我们从老远的后方调来，就是要我们勇猛地穿插分割敌人，我们可不能给攻坚老虎的脸上抹黑。”八连副连长马绍先，是抗日时期的战斗英雄，激动地喊道：“团长，请放心吧！插不到铁路南边就不回来见你！”说罢，手一挥，领着突击排忽啦一下冲上去了。敌人的子弹打得铁轨冒着火星，叮当直响。突击排在敌人流弹横飞中，有的战士倒下了，但更多的战士却钻进了车皮，越过铁轨，在月台上同敌人拼起刺刀。连主力也很快跟上，消灭了1个连敌人的反扑。接着，乘胜向西南发展，一鼓作气，攻占10余座大楼，控制了铁道以南500余米宽的走廊，为团主力打开了前进的通路。

在解放锦州的战斗过程中，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五师，在少将师长安守仁的率领下，全师官兵3000余人自动放下武器投诚。

战至15日拂晓，各攻城部队先后在中央大街、白云公园、中央银行和邮局等地区胜利会师、歼灭了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司令部。残敌约1万多人退守老城负隅顽抗。为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当日中午，林、罗、刘令七纵由西南攻击，二纵一部由东北攻击，乘胜突入老城，至18时，全歼残敌。

锦州之战，从10月14日10时至10月15日18时，历时31个小时。东北野战军全歼锦州10万国民党守军，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司令官范汉杰中将、冀热辽边区司令贺奎、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副司令官杨宏光、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及少将31人。还有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张作相等。缴获各种火炮1121门，各种枪4.1万支（挺）、坦克8辆、飞机1架、汽车装甲车258台，击毁飞机11架。东北野战军自己伤亡2.4万人。

<h3>范汉杰、卢浚泉等逃命之路</h3>

锦州城破，范汉杰感到末日将临。

此前，10月6日，范汉杰曾召集兵团司令官及军长开紧急会议，决定锦州守军向锦西突围，与关内增援部队会师后，夹击塔山共军，然后回师北上，会合沈阳西进兵团与共军在锦州、沈阳间决战。范汉杰准备夜间行动，并分别报告了蒋介石、卫立煌。

卫立煌指示范汉杰：“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局。”范汉杰不得已只好中止突围行动，继续在锦州与解放军作困兽斗，但弹药粮秣缺乏，已不能支持日益激烈的战斗。

10月9日，锦州正在退守两难之际，范汉杰、卢浚泉接蒋介石来电说：“锦州关系全局，请吾兄坚守待援”等。新编第八军军长沈向奎说：“老头子（蒋介石）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来称兄道弟，这就是他的办法。我来锦州只有十几天，看不到有什么好办法。”

范汉杰苦守待援，千呼万唤不见援兵到来。

解放军对锦州城发起总攻后，城市内围战更加激烈。守军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

锦州守军各部队一再要求补充弹药，而锦州兵站既无机步枪弹，又无炮弹。参谋长李汝和大骂负责后勤的第三处处长，该处长说：“弹药粮秣运到葫芦岛，即由东北‘剿总’控制，直接空运沈阳，所以锦州没有囤弹。”锦州第十兵站总监黄炳寰说：“锦州粮秣只能吃到10月20日左右，另外还有美国救济总署的一部分面粉，数目不详。”沈阳“剿总”每天空投弹药，大部分都投在锦州西北角和北面的解放军占领地区。

弹尽粮绝，将不同心，兵无斗志。

范汉杰恐慌了。

他决定去找卢浚泉商量如何撤逃。

第六兵团指挥所设在锦州新市区邮政局内，第九十三军指挥所也在这里，卢浚泉已移至地下室指挥。炮兵指挥官桂协华负责在屋顶天台上观察情况，只见前线步兵节节后退。他把这些情况报告卢浚泉，卢双眉愁锁，一言不发。

在地下室的走道上，幕僚及勤杂人员东倒西歪地坐卧着，意气消沉，暗自悲叹，在微弱的灯光下显得分外阴森，只电台一角发出“滴答滴答”的呼叫声。

卢浚泉从地下室向大门走上来，像是出来看看情况的样子。他一反过去对部下的那副尊严面孔，强掩内心的惊慌，以试探的口气问桂协华：“你看怎么办？”

桂协华看出他有想逃走的心意，大胆地对他说：“我看锦州是肯定完了，别无办法，只有突围出去。”

卢浚泉眉头一皱，低声说：“怎么突法？能突得出去？”

桂协华说：“几天来东南角都很沉寂，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枪声，我判断这个方向是个空隙部分。”他取出地图指给卢看，“从东南角突出去，女儿河水浅可以徒涉，渡过女儿河，继续向东南方越过南山，渡大凌河，找船到葫芦岛或秦皇岛。我判断这一路不会有敌人，只要部队小是可以成功的。”

卢浚泉说：“突出去怎么办？范汉杰的联络又断了，不知他那边的情况又是怎样，他不出去，我们出去了也逃不过中央那一关。最好是同范汉杰联络上，他同意了，那么出去后有他对中央负责，我们就好说话了。”

桂说：“时间紧迫，事不宜迟，要走就在今天下午天黑以前出动，黄昏后到达女儿河，趁暗渡河，下半夜有月色，趁月夜在明天拂晓可到达大凌河口。”

卢浚泉点头表示同意，并嘱咐桂：“不要声张出去，你一人暗中准备，再确实查明东南角的路上是否有敌人，设法把范汉杰接过来。”

“杀身成仁”是说给上边和下边听的，节骨眼上信奉的还是保命哲学。

英雄所见略同。懦夫所见也略同。

范汉杰不请自到，携带小老婆和参谋长李汝和、炮兵指挥官黄永安等随从人员十几人，像惊弓之鸟一样，仓皇进入地下室。在卢浚泉室内二人相商，约半小时后，卢出来对桂协华说，范已同意突围。

桂协华叫九十三军参谋长殷开本也走，他们私交很好，同是卢浚泉亲信中的失宠者。殷愤慨地说：“这种情况，出得去吗？是出去找死喽！”桂协华说：“出得去。”殷说：“出得去不死也要坐监，他们（指卢浚泉、范汉杰）出去有办法，我们出去干什么。盛老倌（指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也是这样想，他也不走，抵近了实在无法，只有把白旗扯出去。”

下午6时，桂协华、卢浚泉及副官李大年一伙在前，范汉杰携眷并参谋长李汝和等数十人随后，由侦察连手枪排约40余人护卫，从地下室东侧门进入交通壕，向城东南角窜去。他们沿交通壕行约1里多路，出壕转向东南角，走近一小院落，有一解放军战士向墙外了望发现他们，扔出一颗手榴弹，未爆炸，却吓得侦察连士兵向东北奔跑，队形顿乱。范汉杰、卢浚泉等绕道先奔向东南角爬上外围上墙，滑下土墙，穿过铁丝网，越过外壕，通过重重障碍物，到达女儿河边，这时已经入夜。

卢浚泉说：“已经出来了，过河后要分散成小股各走各的，把所有武器都丢在河里。不要再喊我司令官，改喊我老李、喊范主任做老刘。”

当时在河边乱作一团，后面枪声激烈，回头只见红色信号弹自东、西两方射向他们突围的方向，料是指示堵击。他们怕追兵赶来，纷纷徒涉过河，水深及腹下，上岸后分股向南山山麓摸去。快到山麓时，山腹上一阵枪响，南山上的解放军向山下围来，他们吓得东奔西逃。

卢浚泉、桂协华、李大年和卫士等5人，顺山脚向西跑约1里多路又向南来到一条小路上，走了约1里多路。卢浚泉停下来对桂协华说：“范汉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他不出去我们出去了也不行。”卢浚泉叫桂协华回去找一找，他们坐在原地等。

桂走回去约百多公尺，遇到范汉杰的参谋长李汝和，问：“范主任呢？”李说：“刚才枪一响，大家乱跑，范汉杰他们不知跑向哪里去了。我是跟在你后面追你们的。”

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在锦州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桂说：“卢先生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等，叫我来找范主任。”李说：“哪里找得着，山上的敌人都围下来了，不能再转去找了。赶快走吧，脱离险区要紧。”

李汝和又把上述情况对卢浚泉重述一遍，卢浚泉才无奈表示不再找了。他们一行6人沿山腹小路向南逃去。

他们绕过了三四处巡逻哨卡，拂晓时绕出大山，进入海边平原地带。天刚亮，从一个村庄旁经过，村东一条大河，判断是大凌河，想渡河，但无船，只好改变路线往南走到海边去。此时恐惧心情稍为平静，感到口渴肚饿，只得拔菜地里的白菜吃以充饥渴。卢浚泉一跛一跛地边吃边走。昔日威风凛凛，趋者如云，曾几何时，一旦兵败，临危逃走，惶惶如丧家之犬，亟亟如漏网之鱼。形容当时的范汉杰和卢浚泉，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太阳已出山，他们发现右前大路上有解放军的10多辆大车装着物资由10多个骑兵护送往锦州方向去。他们恐被发现，急潜入高粱地内。卢浚泉的脚跟被皮鞋磨伤，行走困难，就在高粱地里的一个草棚内躲起来。卢叫桂协华设法找几套便衣，桂和卢的副官李大年在附近收割的农民处以3个小金元宝（三两）换得便衣5套，立即改装，又以军棉衣换得早饭一顿。

饭后已是正午12时左右，卢浚泉、李汝和在草棚内休息，其他人轮流警戒。和农民交谈中得知当地地名叫娘娘宫，离锦州50公里，到海边有30来里。这时，塔山方面的激烈炮声听得比较清楚，硝烟隐约可见。锦州方面也有炮声。下午3时左右，一声巨响，蘑菇状的爆烟由锦州上空升起，这是解放军在城内对守军核心工事实施的重量爆破。此后，锦州方向就没有炮声了。

卢浚泉、李汝和听到巨响，判断锦州已经完了。

解放军攻入锦州后，发现范汉杰、卢浚泉及另外一些重要军官化装潜逃。东北野战军总部要求各部队在重要路口设立俘虏检查站，进行严密检查，如发现范汉杰及其他重要军官，要立即报告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卢浚泉感到一张无形的网正向他们兜过来。

他催一行人说：“锦州完了敌人会出来扫荡，赶快走。”

他们离开草棚，分散走上大路。行约2里，由东南面飞来一架轰炸机，路上行人纷纷隐蔽，匆忙中糊里糊涂地走进村中。村中的老乡以怀疑的眼光注视他们。他们感到事情不妙，就转了个弯，往西端村口走去。刚出村口，就被解放军哨兵发现，哨兵喊道：“老乡！站住！哪儿来的，往哪儿去？”

桂协华故作镇静地回答说：“从沈阳逃难来的。”

一个带驳壳枪的解放军干部听了立即说：“一口云南腔，哪里是沈阳逃难来的，一定是由锦州跑出来的。”说着走近了他们，叫他们沿墙角坐下，问：“你们说，是哪个部队？干什么的？”

这一关是逃不过去了。桂协华假说是锦州八十八师辎重营的中尉排长。李大年回答是锦州铁路局的文书。李汝和回答是兵站分监部的少校军需。卢浚泉也回答是兵站分监部的少校军需。卢浚泉的卫兵回答是兵站分监部的传令兵。这个干部对解放军战士说：“把他们带到连部去。”

卢浚泉等终于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到了连部，一右手用绷带兜着的解放军连长吩咐战士说：“给他们弄点热饭吃。”并叫他们坐在炕上暖暖身。又说：“我们解放军是优待俘虏的，不要怕。”接着叫他们把身上的东西拿出来检查。他们将身上的手表、水笔、金子、金元券和香烟拿了出来。连长看完后叫他们收起来，问：“武器呢？”他们说：“埋在半路上了。”

在伙房吃饭时，炊事员叫他们吃饱些，晚上还要走路，吃的是小米粥和面酱。下午6时，他们随解放军向锦州方向出发，夹在队伍中行进。

到了一个俘虏集中地。桂协华和李大年编到军官队，卢浚泉和李汝和都编在老弱队。桂趁乱走到卢浚泉身边，递给他一支手套，内装剩下的一两金子，对他说：“老倌，给你这支手套！”卢很紧张地说：“有些人认得我，他们会不会说出来我？”桂安慰他说：“不怕，多数士兵认不得你，军官队也只是连排长，有几人认得你，他们也不会说出来。”

被俘的第八十八师副师长认得兵团司令官并向解放军检举了他。

范汉杰与卢浚泉、李汝和等散失后，与副官、姨太太自行逃窜。他在松山东面山地找不着国民党军部队。附近村庄住满了解放军。锦州市内彻夜火光冲天，爆炸声终夜不绝。天亮前，范汉杰在松山东面一间小小的窝棚内住下，准备昼伏夜行。锦州已完全被解放军占领，市区大火还在燃烧，仍有断续的枪声。当市外松山各乡村的解放军向城内和向西移动之际，国民党空军飞机飞到锦州上空，用烟幕弹做信号，打圆圈后向南直飞多次，示意向南（锦西方向）突围。但是范汉杰并没有看到突围的部队。连按原计划护送他们的沈向奎军黄建镛部和景阳师，也没有跟上来。树倒猢狲散。他已是真正的光杆司令。虽有侍卫官和姨太太跟随，可他们只可以同享乐，又岂能共患难。

他们躲在一户农民家里，用金条在乡下换了几套农民衣服，改了装。他让侍卫官和姨太太先走，先到秦皇岛，然后坐火车到北平去找傅作义。他自己带着年轻女人走太显眼了。他们每人身上都带着一些金条。

他没想到，侍卫官很快就被解放军查获，并供出他躲藏的地点：锦州东南20里的谷家窝棚。解放军加强了搜索和盘查。

第二天下午4时许，范汉杰经松山向塔山陈家屯之间山地小道走去。当他走过西海口和高桥到锦州的公路时，被解放军的潜伏哨兵截获，当晚，随解放军移动。

范自思身为方面军的指挥官，丧师失地，难逃蒋介石的所谓“革命连坐法”，而同解放军长期战争的罪恶，被俘之后，绝无幸免之理。为求速死，乃自报身份：“我是范汉杰。”他立即被辗转送到九纵司令部及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俘虏收容所。

14日晚潜逃，15日下午范汉杰和卢浚泉被九纵查获。当范汉杰和卢浚泉被押解送到牤牛屯东总司令部驻地时，刘亚楼高兴地跳起说：“范大头捉到了！”

林彪、罗荣桓找范汉杰谈话，询问战况和他的看法。范沮丧地说：“这一着（指打锦州）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中间断了。”又说：“你们攻锦作战，炮火猛烈，出乎意料，我们的炮火全被压制住了。我们走到哪里，炮火就跟到哪里，炮弹不断地落到我们指挥所的位置。你们部队的近迫挖壕作业很好，很熟练，我们从地面看不到部队的运作，无法组织射击和反击，这是我们未曾料到的。你们部队英勇作战，勇猛冲击，势难抵挡呀……”

卢浚泉在被俘之后，时刻想到与人民解放军为敌。打了几年内战，现在被俘还有什么希望呢？没想到被俘次日，即受到林彪的接见。林彪问这位黄埔同学：“曾派人坐马车送给你一封信，没有收到吗？”卢说没有收到。

林彪又说：“你可以与第六十军通电。”卢浚泉即拟好给第六十军曾泽生军长的电报，大意是告知锦州守军已全部被歼。希望不要再抵抗了，也不可能再抗拒了。范、卢的生活医药得到很好的照顾，次日，即随同其他被俘师级以上军官押送哈尔滨。

此前，即15日早晨，驻葫芦岛的唐云山曾用无线电话与范联络，但始终联络不上。大家料定锦州是完了，弄不清范汉杰的下落。

港口司令部在葫芦岛有1营监护兵，负责看守码头仓库，兵都是由锦西、高桥、塔山一带招来的，地形非常熟，虽在黑夜也辨识得出路来。官长多是广东籍的，也愿为范出点力。他们想组成1连轻装便衣队，绕过火线，沿路分头向前边搜索，去接出范汉杰。唐云山说：“这是儿戏，没用，一来过不去火线，二来范如果突围，一定带着军队，还用得着你们么？”阙汉骞开玩笑地说：“第五十四军和共军贴住了，派不了部队。港口的监护营对范老总有感情，他们地方熟，穿过火线没问题，派出去没坏处。老唐你不愿意，莫非你这参谋长想当代理兵团司令官不成？”唐云山这才不开口。

找范汉杰的人还没派出，第六十二军阵地前线派人把范汉杰的老婆送上门来见陈铁和桂永清等人。范妻哭诉随范汉杰在锦州城破时向南逃走失散。她并说：“沿途所见共军队伍很整齐，人马枪炮很多，并不像过去所说的游击队那样。”

这些话引起了国民党军指挥官们的极大恐慌，怕解放军很快就来进攻葫芦岛。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郭忏写了一个条子给后勤机关：“奉谕给范太太送金元券1万元。”这就是失去范汉杰的代价。这还是事先没请示，郭忏做主的。

蒋介石自范汉杰被俘后，没有什么关注的表示。范汉杰老婆上船去天津时，她对港口司令讲：“听唐云山夫妇讲，老范凶多吉少。”言后泣不成声。港口司令劝慰说：“解放军有政策，不虐待俘虏。”

<h3>蒋介石把锦州失守的责任全怪罪到各将领头上，破口大骂</h3>

10月13、14日，东进兵团攻不下塔山，西进兵团又被迟滞于彰武、新立屯一带，锦州危在旦夕。

蒋介石在南京再也坐不住了，他亲率郭忏、邓文仪等从南京飞抵沈阳。这是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第七次来到东北。蒋介石认为东北的局势糟到这步田地，全在于将领不听话。为了实现挽救东北几十万大军的计划，他必须找一位又听从他命令又有能力的将领。这时，他又想到了杜聿明。当时杜被蒋介石任命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正准备去指挥部队向山东解放军发动攻击。

10月15日，锦州宣告解放

在蒋介石到达沈阳的当天，即派飞机把杜聿明接到沈阳。蒋介石对杜说：“今天已给锦州范汉杰空投一封信，要他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守锦西。”又说“同时给郑洞国也空投了一封信，要他赶快突围，否则沈阳也不等他了。”

杜聿明虽较能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但对蒋介石的做法也是有些想法。他认为，锦州、长春的守、弃关系到整个东北作战计划，蒋投信前不同卫立煌等各将领商议，已形成东北国军“有正无奇，有奇无正”的局势。锦州守（无决心）退（已被解放军包围，势不可能）两难。长春突围不成，反被消灭。共军可能集中全力围攻沈阳。杜聿明越想越恼火，但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又因木已成舟，无法挽救，也就没说什么。

蒋介石一再征询杜聿明的意见，杜说：“目前敌我情况未明，很难提出意见。”于是蒋介石要杜聿明去找廖耀湘谈谈再说。

廖耀湘兵团经过几日激战后，于10月15日占领新立屯。

16日上午锦州情况已不明（事实上15日晚已解放），蒋介石分别召见各将领，并令杜聿明同廖耀湘到新立屯视察后向他陈述攻击共军的意见。

16日拂晓，当廖耀湘正要下达兵团主力继续向阜新推进命令时，得到锦州失守的消息，他当即命令各部停止待命。上午，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和邓文仪、侯腾等乘火车到达新民车站廖耀湘兵团指挥所，和廖耀湘、郑庭笈等会面。午餐后，同廖耀湘乘汽车赴新立屯视察，和军长潘裕昆、龙天武、李涛会面。

谈话中，廖耀湘先是吹嘘他在彰武截断共军的后路，在新立屯给共军以极大的打击，又说如果范汉杰守住锦州，空军空投补给，由葫芦岛、锦西协同辽西兵团向锦州之敌攻击是可以的。接着，廖耀湘却说：“锦州本晚电讯已断，恐怕已经完了。”

锦州既失，廖耀湘主张从营口撤退，杜聿明也同意廖的这一方案。其他各将领如潘裕昆、龙天武等皆认为锦州失守，不能再向西进，只有撤回沈阳或向营口撤退。杜聿明视察完毕，当日深夜返抵新民。

沈阳的卫立煌与赵家骧也认为，锦州失守，廖兵团再无西进的必要，应迅速撤回新民，否则又有被共军包围消灭的危险，但是慑于蒋介石“非攻锦州不可”的命令，又不敢独断专行，下令撤退。

蒋介石在获悉锦州范汉杰部被共军全歼后，立即飞往锦西。侯镜如、阙汉骞、罗奇等东进兵团的将领都到飞机场迎接。蒋介石平日习惯穿黑色斗篷，那天却披了件黄斗篷。他走下飞机，摘帽朝众人点了下头，霜白的鬓发在阳光下尤其醒目，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20岁。

蒋介石没吭一声，闷闷不乐地钻进小汽车，驶往葫芦岛茨山阙汉骞的军部。

蒋介石在五十四军军部听罗奇汇报攻击塔山受挫的情况，越听越气，他指着地图说：“塔山如此靠近，敌人怎能够这样快就做了这样多的坚固工事及障碍物来呢？阙军长驻在葫芦岛，早就应该发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进行阻挠破坏呢？”蒋介石越说越气，指着阙汉骞大骂：“你不是黄埔生，是蝗虫，是蝗虫！我要枪毙你！”

我军占领敌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

在场的将领们见蒋介石如此动怒，都吓得立正不动，谁也不敢出声。过了好一会儿，督察官罗奇才壮着胆子说：“官兵是用命的，两天来的攻击，独立第九十五师伤亡很重，现每团只编成1个步兵营。主要是战车部队及第三十九军没有到达，共军的工事构筑坚固，铁丝网鹿砦又多，又有纵深等。”又说：“据第六十二军林军长报告，今早从第八师阵地送来从锦州逃来的一个副团长，现在六十二军前进指挥所。”蒋介石马上说：“要林军长立刻派汽车送来。”

不久，由罗泽恺向那位副团长查询锦州的一切情况，空军也报告说锦州已无炮声，城内部队纷纷向城外移动。这时，蒋介石判断锦州被共军占领了。他亲自打电话给林伟俦询问前线情况，林伟俦回答说：“只有几个小高地发生小的战斗，阵地前线没有重大变化。”蒋介石连声说：“好，好，好。”就没有说下去。

蒋介石把东进兵团没能攻破塔山的责任都怪罪到各将领头上，他破口大骂：“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3个军加上优势空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都不能攻进去，可惜浪费了炮弹。”而东进兵团各级指挥官则“怪蒋介石不明敌情、地形，强令向塔山攻坚，致遭无意义的牺牲”。

蒋介石发泄完后，走到军部大院草坪上散步。这时，侍卫送来一份电文。蒋介石看着电文，双手颤抖，眼眶噙满泪水。狠狠地说：“我跟他们拼了！”

蒋介石回到会议厅，侯镜如和阙汉骞请他去吃饭。他手一挥，怒喝道：“我不过你们的腐化生活！”

随即，蒋介石让侍卫找了一杯白开水，吃了几块饼干。他对侯镜如说：“共军必定伤亡惨重，不能再战了，你要跟廖耀湘协力，东西对进，夺回锦州。廖耀湘已经到了新立屯，这次你如果再搞不好，我非杀你的头不可！”

当日中午，蒋介石坐“美龄”号专机在3架战斗机掩护下，飞向北平。当飞机飞临塔山时，蒋介石的眼角不禁沁出晶莹的泪花，他让飞机环绕塔山上空两周后，无可奈何地向北平飞去。

正文第七章解放长春

10月15日，东北我军攻克锦州，给长春国民党守军以很大震动。10月17日，长春守敌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0月19日，长春守敌新七军军长李鸿率部投降。21日郑洞国率所属部队放下武器。长春遂告和平解放。

<h3>巧合：副帅对副帅，第一兵团对第一兵团，10万对10万</h3>

长春处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东南部，南依石碑岭，东滨伊通河，解放战争时期，市区面积约700平方公里，居民约40万。中长路纵贯市区南北，长图路、长白路横穿市区东西，是东北境内重要的交通枢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将长春改称“新京”，作为伪满洲国的“都城”，即成为全东北的政治文化中心。解放战争时期，长春是国共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冲。

我对中长路上敌之死城长春密集布防，实行久困重围，使敌陷入绝境。这是1948年6月，我围困长春的部队渡过辽河，逼近长春

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遂决定以十二纵三十四、三十五师，六纵十八师以及独立六师、七、八、九、十师共5个独立师和1个炮团为围城部队，组建了以肖劲光为司令员、肖华为政委的围城指挥所。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领导即发布命令：“为完成攻击长春的战略任务，决定对长春守敌进行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围困。总的任务是：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进出，控制机场，不使敌人空运，扰乱敌机空投，并积极歼灭出扰敌人，寻找敌之弱点，逐步压缩敌人，完成攻城战场之各项准备。”（《肖劲光回忆录》，第384页）为指挥及时、方便，以长春东北的伊通河及长春西南的孟家屯火车站为分界线，将围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地区队，东地区队受围城指挥所直接指挥，西地区队受十二纵首长直接指挥。6月25日，我围城部队开始了对长春守敌实施“久困长围”的斗争过程。

历史常常有某种巧合，这种巧合更增添了历史的传奇色彩。肖劲光领导的长春围城指挥所于9月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这样，肖劲光的职务便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而肖劲光率领部队所包围的长春守敌统帅郑洞国，则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这就形成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对峙于长春城下的，分别是国共两党东北战场的副帅；各自所统帅的部队，都称为第一兵团；在兵力上，都号称10万。

解放战争时期的肖劲光

肖劲光（1903-1989），湖南长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央军事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委。1933年曾被王明为首的“左”倾党中央的排挤打击，受到错误处理，遵义会议后纠正了对他的错误处理。抵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军事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去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政委。东北解放后，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后南下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武汉、长沙后，兼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命组建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任海军司令员兼第一海军学校校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7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郑洞国（1903-1991），湖南石门人，国民党陆军中将。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党军教导二团三营党代表；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参加北伐。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师师长，参加着名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任国民党五军副军长兼一师师长，参加昆仑关战役，后升任第八军军长；1943年起，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新一军军长，后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1946年，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7年任国民党东北行营副主任；1948年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1948年10月在长春战役中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从肖劲光和郑洞国的简历看，两位都是湖南人，且同年同月生，肖劲光仅年长10天。两位都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才分道扬镳。21年后在长春城下各统兵10万，决一雌雄。

不过，此时肖劲光与郑洞国所处的战略地位不同。郑洞国是求生，力求固守或突围；而肖劲光则是“瓮中捉鳖”，不断紧缩包围圈，置郑洞国于死地而后快！双方围绕着军事、经济、政治，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从1948年6月25日起，解放军对长春正式实行长围久困，采取军事包围、政治攻势与经济封锁三结合的办法。10万大军在长春城外方圆25公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封锁区。

在解放军强大政治攻势和优待政策的感召下，长春守军由土杂部队到正规军，由非嫡系到嫡系部队，由士兵到官佐，由徒手到携械，整班整排整连地出城投诚。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到9月底，围城部队共接收投诚官兵1.35万余人，约占长春守军总人数的七分之一。其中新七军3700余人，第六十军3800余人，土杂部队6200余人。

<h3>锦州丢失时，蒋介石空投给郑洞国一封信</h3>

蒋介石在葫芦岛痛骂了阙汉骞等将领一顿后，又匆匆忙忙于10月15日经沈阳飞临长春上空，准备通知困守在这座孤城中的郑洞国赶快率部突围。

飞机在长春上空缓缓盘旋着，蒋介石凭窗向下观看，只见解放军修筑的围城工事一圈又一圈，纵横交错，把长春城围得水泄不通；城内死气沉沉，犹如一座没有人烟的空城。蒋介石长长叹了口气，命人给长春城内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发去了一封代电手令，内云：

长春郑副总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灰（10月10日）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刻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莩，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正删（15）日已来沈阳指挥，希知照。中正手启10月15日巳时。

随手令一起投下的还有蒋介石给郑洞国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与电令大致相同，只不过语气要稍缓和一些。蒋介石在信中告诉郑洞国，他已命令整编第二○七师前往清原接应从长春突围出来的部队，他本人将在沈阳停留3天，等待郑洞国率部突围出来。

郑洞国看完电令和信件之后，仰天长叹一声，说道：“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当初，东北野战军攻占四平后，卫立煌为避免永吉等地的部队被解放军一小块一小块全部吃光，下令把驻守在永吉的第六十军撤退到长春。郑洞国对此曾提出过异议，他认为长春距离沈阳、锦州的主力部队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极大。与其将来被解放军歼灭，还不如主动放弃长春，把长春的部队集中到沈阳和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以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

卫立煌也赞同郑洞国的意见，但他不敢自做主张放弃长春，便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一方面顾忌放弃长春将会在国际上造成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固守长春，还可以吸引解放军一部分兵力，以减轻对沈阳、锦州的压力。况且从长远看，今天放弃容易，将来要占领就困难了，所以他坚决反对放弃长春。

由于蒋介石拒不听从郑洞国等人的意见，长春的10万国民党军失去了最后一次安全撤退的机会。而且，阴错阳差，偏偏郑洞国又被委派为长春的最高指挥官，这确实出乎郑洞国的意料，也是他所不情愿的。郑洞国后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在我来长春之前，许多朋友曾劝我不要接受这个危险的任务。还有人建议继续由梁华盛负责，或与锦州的范汉杰对调。我也曾把这些意见和卫立煌谈过。卫认为，梁华盛和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不睦，不适指挥作战，范汉杰情况不熟，只有我比较合适。后来我又想：长春固然危险，沈阳、锦州同样危险。实际上整个国民党政权都在危险之中。作为军人，还能怕危险么？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叫谁负责？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支配着我。另一方面，我也有所打算，我认为有两个军（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为主力，加上地方部队，只要认真做好防御工事，利用时间整训部队，长春是可以守一个时期的。再就解放军方面看，用很大力量攻长春是不合算的，不如集中力量先打下沈阳、锦州，长春就成瓮中之鳖了。所以我判断，沈阳、锦州可能先长春而解放。到了那时，长春成了东北唯一孤点，我或者还有可能乘飞机离开，把善后问题交部下处理。这样，我不仅对蒋介石可以交代，就是对国内外的观感也比较好些，这是最好的前途。……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是不满意的，但我却这样想：我既然跟国民党干了几十年，唯有尽自己力量，挣扎到它垮台为止，这样才能问心无愧。

对国民党政权的忠诚，使得这位以“敦实憨厚”着称的国民党军中将，别无选择地来到了注定要成为一座“死城”的长春。

其实，郑洞国收到蒋介石突围的信，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是10月10日，蒋介石派飞机给郑洞国空投一纸命令，告诉他，已无法继续对长春空投粮食，命长春守军向东突围，然后转至抚顺以东的营盘，经营口退到沈阳。郑洞国接到命令后，马上找来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的主要将领商量。这两个军的将领一致认为，长春被困了几个月，由于长期饥俄，营养不良，许多官兵腿脚浮肿得难以行走，不但突围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了，到沈阳还有七八百里的路程，哪能走得到呢？突围明摆着是死路一条。最后，郑洞国复电蒋介石，陈述了众将领们的意见，主张暂不突围。

两天后，蒋介石再次发来电令，催促郑洞国赶快率部突围。郑洞国与大家商量之后，致电蒋介石强调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强行突围，长春的10万大军势必在中途被歼，仍不同意突围。

10月15日是郑洞国收到的蒋介石第三次命令他突围的电令。郑洞国手里拿着蒋介石发来的电令和亲笔信，如同捧着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表情痛苦，焦躁不安。

蒋介石的这几封电令，一封比一封语气严厉，第三封则干脆以“军法制裁”来威逼他执行突围的命令。郑洞国辗转反侧了一整夜，最终还是决定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率部突围。

<h3>郑洞国回忆被围长春情况</h3>

到1948年10月上旬，被围困在长春城的郑洞国所属10万部队，已有1.4万人向解放军投降。郑洞国后来回忆说：

在围城中最使我头痛的是粮食问题。因为解放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绝。唯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因为空军在长春驻防时，曾与新编第七军发生过摩擦，现在要他们来空投粮食，他们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们看了非常恼火。

10月19日，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领一个军向我投诚，我遂兵不血刃解放长春。这是郑洞国（中）抵达哈尔滨时的情形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不安。甚至连新编第七军的军官也参加投机倒把。他们驻长春的时间比较久，平日就营私舞弊，屯有粮食。至于新由永吉转移过来的第六十军，粮食更加困难。……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后来竟涨到1亿元一斤。由飞机运来1万元一张的钞票（空投）已无用处。不得不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市内税款收入还不够税务工作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今暂时撤销一切税收。我曾一度把市内人口向外疏散，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造成许多混乱和死亡。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曾发生卖人肉的惨事，当时也追查不出是谁干的。此外因吃豆饼、树皮、草根等而生病的人就更多了。悲惨情景，目不忍赌，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

曾任第六十军暂二十一师少将师长的陇耀是这样描述被围困中的长春城：

围困中的长春缺乏电力，工厂停工，电车停驶，照明无着，煤炭运不进来，烧不起暖气，连做饭用的燃料也只能靠挖柏油马路、拆高楼大厦来维持。尤其是粮食问题更为严重。10万守军的粮食依靠微弱的空投补给，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空投时常停顿。部队把军马都杀吃干净，士兵饿得头晕眼花，因饿而病而死的不计其数，战力大为减弱，士兵携械向解放军投诚的日有所闻。以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杨友梅为首的空运指挥部，对于空投粮食的分配，采取了厚彼薄此的办法。对蒋介石嫡系的新编第七军分得特别多，而对地方杂牌部队的第六十军则随便分给一点。各部队为了保命，把落在防区里粮食私自抢收藏匿，并派出搜购粮食的队伍，强行搜劫民间稀有的粮食。在抢掘俱穷的情况下，几十万长春市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树皮草根都被吃光，市区各公园里，尸积成堆，臭气熏天，甚至发生了卖人肉的惨事，真是惨绝人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泽生在解放军攻占锦州的第二天便率六十军起义了。

<h3>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经过</h3>

时任国民党军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后来撰文，详述了率部起义的全过程，以下是节录：

1948年9月，长春城内一片混乱。军队仅靠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士兵面黄饥瘦，士气低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老人饿死在道旁，小孩子成群地在垃圾堆里寻食，为了一片腐烂了的菜叶而相互拼命撕抢。长春已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当时，摆在六十军面前有三条路：一是死守长春，其结果必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必将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沈途中；三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向人民赎罪，只有这一条才是活路。走哪一条路呢？这是当时整天盘旋在我脑际的大事，也是盘旋在全军官兵心里的大事。

22日晚上，我在长春中长理事会大楼（当时的第六十军军部）的办公室，焦灼地踱来踱去，思索着部队的前途和出路。为了3万官兵和十多万老百姓的前途，我必须走反蒋起义，向人民赎罪的路！想到这里，我看看手表已是9点钟，便拿起电话话筒，对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说：“白师长吗？你马上到我这里来，10点钟一定到！”说完，又找暂编第二十一师陇耀师长。

10点钟，白、陇2位师长都乘车来到我这里。

两人都很奇怪：这样晚了，找他们来做什么？陇耀进屋就问我：“军长，有紧急情况？”我摇摇头，指着沙发请他们坐下。

白师长见我紧锁眉头，闷闷不乐，就又关心地问我：“跟新七军又有冲突？”我说：“什么也不是，就是找你们来随便谈谈！”随便谈谈，谈什么？一时弄得他俩摸不着头脑，各自取火抽烟沉默着，等我讲话。

看他俩的样子，我一下也不知怎样开口。

过了好一阵，白肇学忍不住问道：“军座，我们共患难多年，平日推心置腹，难道今天还有什么不好讲的？”我说：“不是有顾虑，而是我想得太多，不知从何谈起。”陇耀插嘴问道：“什么事情呢！”我说：“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经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我们究竟如何办？”没等我说完，陇耀就说：“商议什么！军长怎样决定就怎样办嘛！”他的态度很诚恳，口气很坚决。

白师长低头不语，不知在想什么。本来我想马上提出自己的决定，但看白肇学的样子，就改变口气说：“这是关系全军前途的大事，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

我又问：“肇学，你的意见如何？”他点头同意，说：“对，多研究，才能万全。”

而陇耀总是表现性急，说：“军座，你考虑的结果，意见如何？”我想，他俩都是我的老同事，平日披肝沥胆，无话不能谈，关于部队的前途，对时局的看法等等，我们都经常交换意见，纵使我提出反蒋起义，他们不同意，也无大碍，就直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率部反蒋起义！”陇耀一听，就激动起来，说：“我早就想着你会这样决定！我们六十军，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然而，白肇学同意反蒋，但他提议把部队拉出去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他沉痛地说：“我年少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是自相残杀……

我们反复地谈着蒋介石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军队当前所处的艰难境况，各人内心的伤痛，一直谈到下半夜3点钟。陇、白各执己见，争辩不已。我怕两人这样争辩下去有伤和气，就阻止说：“大家再想一想，今天决定不下，明天再研究吧！”

他们走的时候，已经快5点钟了，我躺在床上，激动得不能入睡。早晨，很早我就乘车去一八二师，见白师长疲倦地斜倚在沙发上，满眼血丝，像害了一场大病。他看见我就想站起身来，我忙按他躺下。

他嘶哑地说：“从你那里回来，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我笑着问他：“想得如何？”他说：“没想好，我是决心不干军队了！”看着他苦恼的样子，我心里不禁一阵怜惜。

我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你知道吗？”部队光荣的历史，更触动他今天的痛苦，他悲愁地说：“怎么不知道，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

我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他气愤地回答，“更坏！”我趁势进一步问他：“那你为啥不同意起义呢？”

他默默地望着我很久，突然挣起身来抓着我的手说：“军座，我赞成你！”

我一阵激动，忙用手擦去兴奋的热泪，紧握他的手说：“好，我们就这样决定！”临走时，我又交代他说：“以后，你、陇耀和我，要经常保持接触，具体的拟定起义的行动步骤。开会的地点要多变换，临时听我通知。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

当时，同第六十军一起防守长春的，还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编第七军。两军以中山路（今斯大林大街）为界，第六十军守东半部，新七军守西半部。第六十军起义，首先就要对付郑洞国和新七军的阻挠破坏。

10月3、4两日，新七军在长春西面的绿园一带出击，作困兽斗，伤亡惨重，毫无进展。14日下午，郑洞国打电话把我找到兵团部，提出要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我想试探一下郑的态度，就说：“目前部队士气低落，城外共军围得又紧，根本突不出去。出击，只是增添伤亡。”

郑听了很不以为然，愤愤地问道：“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我仍然表示悲观地说：“反正我们六十军是没有希望的！”

我谈的都是实际情况，郑洞国也感到不能反驳，只好不关痛痒地说了几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类的话，仍然坚持要我们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

我看他要出击的决心很坚决，就没有再说下去。此时我心里想：起义，他是不会赞成的，现在绝不能让他知道。

第二天，我派第一八二师第五四五团去敷衍，在八里铺一带出击，配合新七军。

在出击行动中，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鸿常来我的指挥所（康德面粉厂）打听情况。

7日，郑洞国到我的指挥所来，我坚决地向他提出：“官兵没有粮吃，饿着肚子冲不上去。而且3天出击伤亡过大，部队已不能再打，今晚必须撤回！”郑洞国问李鸿，李鸿也说要撤。郑洞国只好同意说：“撤回来吧！”说完，就坐在沙发上叹气不止，事实已非常清楚：守，是等死；突围，根本无望；只有一条路——起义。

自从9月23日早上白肇学也表示拥护起义以后，我同陇、白二人就起义行动问题不断地秘密进行策划准备。

16日上午10时，我正在吃饭，副官报告：“郑司令官电话，请军长马上去。”我说：“告诉他，我在吃饭！”没过5分钟，电话铃又响，副官接电话，转身向我说：“郑司令官请军长讲话。”

我拿起听筒，郑洞国语调很急促地说：“曾军长，有要紧事，马上来一趟！”这时我心想：为什么这样急迫呢？

郑洞国从来不在上午通知开会的，莫不是走漏了消息？我故意拖延时间说：“我正在吃饭。”而郑还是坚持说：“情况很紧，你马上就来！”他愈催得急，我愈加疑惑。但眼前还得敷衍，不能不去，我只好回答说：“好嘛，我吃完这碗饭就走，可以吗？”他答应了。

等郑洞国放下电话，我立刻问白、陇师长郑洞国找过他们没有，他俩都吃了一惊，急忙问我是否联络的人出了事。

我告诉他们：“没出什么事，只是刚才郑洞国打电话要我去，催得急，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不能不防。”

他们说郑洞国没有要他们去，我才稍稍放一点心，便吩咐他俩：“我还是去兵团部。在我未回来以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俩都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将我扣留，你们仍按原计划行动。”

我到兵团部刚一下车，郑洞国的副官就告诉我：“司令官在他的办公室等你。”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去，准备着迎接最坏的事情，而表面上依然装得镇定自若。

我看完“代电”后，郑洞国又拿出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叫我看，并且沉重地说：“今天锦州已经消息断绝，情况不明了。”说完又在叹气，在办公室里不安地走来走去。

原来如此，我来前的一切担心，此时已全然消除。我把“代电”和蒋介石的信放在一旁，问道：“司令官准备怎么办？”

他说：“只能按命令行事。我计划今晚就开始行动，明日四面出击，后天（18日）就突围。你的意见如何。”我说：“好吧。不过部队士气低落，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郑听后默默不语。

我又问他：“计划从哪条路走呢？”他说：“从伊通、双阳这条线走……突不出去，就拉上长白山。”

对于他这样天真的想法，我不禁哑然失笑，我说：“你还想在共产党的天下打游击啊！”郑洞国只是叹气，没有做什么表示。

深陷重围逃跑无望的长春守敌国民党第六十军，在我军迅速攻克锦州的威慑和政治争取之下，于10月17日由军长曾泽生率领宣告起义。这是我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中）、政治委员肖华（左）会见曾泽生将军（右）

我因为心里装着起义的事，无意在此滞留，默坐片刻，就起身告辞说：“下午开会讨论如何行动，我派徐参谋长来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情况我已了解一切都听从司令官决定。”见他点了点头，我随即离开。

从郑洞国那里出来后，我就坐车到了新七军军长李鸿那里，想劝他起义。李鸿正害伤寒发高烧。我从他的卧室出来，到会客室，又从会客室走进他的卧室，几进几出，犹豫不定，是否把我们要起义的事告诉他？转念一想：不行！他们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且我们起义也没有联络妥当，不能轻率告诉他，自找麻烦。我头脑一清醒，就上车回军部了。

从李鸿处回来，已经是下午了，而张秉昌和李峥先还是没有回城，我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原定当天夜里就开始起义行动，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仍不见联络人回来。而郑洞国又布置当晚开始执行他的突围部署，怎么办？越想心里越急。

好不容易熬到天将黄昏，张秉昌和李峥先终于推门进来。我忙上前握着他们的手，急迫地问道：“联络上了吧？”我着着他俩满脸喜色，马上又高兴地说：“一定是联络上了！”张秉昌笑着点点头，告诉我：“解放军欢迎我们起义！”

解放军接受我们起义了，我立刻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白、陇师长。陇师长在电话上兴奋地冲我喊道：“军座，现在就动手干吧！”我也激动地告诉他：“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给营以上军官讲话。”

在去暂编第二十一师之前，我按解放军的意见，又派第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和暂编第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作为我们的正式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一步商谈有关起义行动诸事。

当我到了暂编第二十一师，营长以上军官都已到齐，挤满了一个小会议室。我由浅入深，以诱导的方式，从眼前的政治形势，讲到六十军与蒋介石嫡系的矛盾，然后说明了六十军的处境。最后我说：“弟兄们，长春的处境，大家都很请楚，今天召集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办法，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讲话，使不少人（主要是营一级军官）感到意外。过了好一阵，没有人起来发言，大家都很拘束。我笑着问道：“你们发表意见，看该怎么办？”依然是沉默。

又过了一阵，有人大声说了一句：“军长怎么命令，就怎么办！”大家都随声附和：“对！军长下命令，我们就办！”我说：“不行，这不是下命令的事；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情，应该大家考虑，以免将来有二话！”

大家坚持要我决定，我坚持要大家来商议决定。推来推去，延误了不少时间。

终于有人大胆地起来发言了。他主张“立即向沈阳突围”。

我当即否定了这个意见，说：“不行，我们走不到沈阳，就早被消灭了。”

有人打了头炮，发言渐渐活跃起来。有人主张：“尽忠报国，战至最后一人。”有人主张：“死守长春，等待援兵。”……就是没有人提议“起义”。

我环视满屋的人，大家都是云南袍泽，是被蒋介石强迫到东北来打内战的，离乡背井，抛妻弃子，受尽了蒋介石嫡系的白眼，几年来又都在战场上吃了许多苦头，眼前又都是无路可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我了解他们，他们不提“起义”，并不是不愿意起义。

于是，我又更明显地启发说：“死守待援，无异于等死；蒋介石祸国殃民，对我们六十军欺凌宰割，和我们只有怨仇，毫无恩德。我们何苦给他‘尽忠报国’！该怎么办？大家还应多加考虑：”大家又是一阵沉默。

突然，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主张起义，反对蒋介石，跟共产党走！”

此时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到他身上，又转过来望望我的反应。

我马上肯定地说：“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我赞成这个意见！”

会场的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我问道：“你们同意起义吗？”都齐声回答：“同意！”陇、耀师长这时站起身来，面对我大声说：“报告军座，我们暂编第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你下命令。”

人们哗地站起来，我郑重地对大家说：“现在，我宣布：六十军起义！陇耀师长立即指挥暂编第二十一师向新七军布防。”

从暂编第二十一师出来，我直接去第一八二师师部。我向白、陇两师长说：“暂编第二十一师已经决定起义了，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他们也一致表示拥护起义。随即该师也向新七军布防。

我命令白、陇两师长：“如果新七军想剿灭我们，就坚决和他们打！我们有解放军做后盾，不怕他们！”

我从第一八二师回来，打电话给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李嵩：“李师长吗？有件事通知你。今晚11时，你带着3个团长，到我这里来开军事会议。”我还着重嘱咐他：“一定要准时到达！”

我一直等到听见他和师部总机讲：“要三团部！”才放下电话，这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把副官长张维鹏找来，对他说：“起义行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是暂编第五十二师还没有安排。”

这个师是杜聿明派来监视我们的。李嵩平日就拒绝我过问他们师的事。他不会同意起义，更不会听从我的命令。但是暂编第五十二师又正驻在我们两个师中间，是我们起义的障碍。

现在，要让你去解决这件事情。张维鹏问：“怎样解决？”

我说：“我已经通知李嵩带着他的3个团长，11点钟到这里来开会，到时你就将他们扣留。告诉他们：六十军起义了，要他们命令他们的副师长、副团长听从指挥，随我行动。不然，他们的生命掌握在我们手里！”张维鹏站起来说：“懂了，我一定办好！”

夜10时，我正在向军部和直属部队营以上军官动员起义，副官向我报告说：“李师长和3个团长来了”我说：“你请副官长陪他们一会儿。”我又继续动员。11点多钟，张维鹏高兴地跑来报告：“军座，一切都办妥帖了。”他笑着对我讲了经过。按计划顺利地扣押了第五十二师的师长、团长，他们的副师长、副团长也都规规矩矩地表示服从命令，随全军起义。

听完张维鹏的报告后，我立即抓起电话对第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说：“做好行动准备，接到命令就开始行动！”他连声回答：“是！”而且把他对张维鹏表示的“服从指挥，拥护起义”的态度，又向我重复了一番。

随后，我又打电话问陇耀和白肇学，监视暂编第五十二师的兵力布置好了没有？他们说早已布置就绪。此时，对暂编第五十二师的控制有了一个眉目，我心里又多了一分轻松。

处理过暂编第五十二师的事，已经是后半夜的1点钟了。为能顺利地指挥全军起义行动，我把自己的指挥所移到了裕昌源面粉厂——第五四五团团部，这个团的团长朱光云，思想倾向进步，起义的态度很坚决。

在蜡烛光下我给郑洞国和李鸿各写了一信，总想劝他们与第六十军一致行动。给郑洞国的信原文是：

桂庭司令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谒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

戎绥！

曾泽生敬启。

给李鸿的信，内容基本一样。

17日晨，天尚未明，即派政工处长姜弼武把信先送郑洞国，后送李鸿。姜弼武回来后报告说：“见到郑洞国本人了，他们正在开会，乱糟糟的。郑洞国看完信回答说：“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起义抵达哈尔滨车站时，受到群众的欢迎

上午，郑洞国派他的副参谋长杨友梅、长春市长尚传道、省府秘书长崔垂言来见我。为了不让他们知道我的指挥位置，就叫他们到第五四六团团部，我在那里接见他们。

杨友梅见到我就赔笑说：“郑司令官因职务累身，不便前来，派我们多多拜致副司令官，希望副司令官再从长计议。”我说：“我们什么都计议好了，就是反蒋起义！”尚传道忙接过去说：“郑司令官讲，过去哪些事情办得不好，请副司令官多提出来。今后的事情，请副司令官多做主张。总希望副司令官从长计议，顾全大局。”

我说：“六十军此举完全是为了拯救自身，拯救长春十几万老百姓，非与郑司令官有隙。假如郑司令官有这样看法，还请诸位回去多作解释。”

杨友梅又说：“副司令官，军人这样做，是不够恰当吧！”我立刻很生气地驳斥他说：“你们说我背叛，对吗？我们背叛无义，走向正义，难道不应该吗？”崔垂言见我变了脸，慌忙解围说：“杨参谋长的意思，是劝副司令官从长计议。”尚传道也在一旁帮腔：“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几个人把我纠缠得很不耐烦。正在这时，有人报告我：解放军代表己经来了。

我急于回指挥所，于是很干脆地对杨友梅他们说：“我们已经决心起义。请你们转告郑先生，假如他们愿和六十军一起行动，我完全负责代为联络；假如他要想先把六十军剿灭再突围，也只有听便！”

说完，我手向外一指说：“你们走吧！”临走时，杨友梅还讨好地说：“这些问题，我负责在下午答复副司令官。”

从第五四六团团部回到裕昌源，解放军代表刘浩正在等我。我们热情地紧握着手，刘浩说：“解放区军民，正忙着准备热烈欢迎你们呢！”

刘浩也是云南人，很直爽，很热情，谈了一阵我们就熟了。他笑着对我说：“曾军长，去年夏天六十军在吉林的时候，我就到过吉林，还和陇师长会面交谈过，那时我就劝你们起义。”我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能不如是耳！”相对笑了一阵，他又告诉我：“杨滨，就是给你当过副官长的杨重，现在长春外围，他让我问候你。”

杨重，是我过去的副官长兼特务营营长，1947年秋天才离开第六十军的。到这时，我才确实知道。原来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从刘浩谈话里还知道：在六十军内，从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党员不少，做了许多工作，连我设临时指挥所这个团的副团长赵国璋，也是共产党员，无怪乎团长朱光云拥护起义积极。原来，这次起义的发动十分顺利，得地下党的暗中帮助不少。

10月17日下午，刘浩陪我出城到了解放军围城兵团政治部，唐天际将军对我表示热情的欢迎。我们抓紧时间，当面展开军用地图，把部队交防及撤向解放区后方的具体安排确定后，于黄昏时又赶回我的指挥所，立即布置当夜行动。入夜后，第六十军部队认真地将防地交给解放军入城接防部队，我和刘浩乘车到各团巡视后，即随部队撤出长春，沿公路开往九台地区集结休整。

天亮后，我们部队正走在路上，蒋介石就派飞机轰炸我们。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由于有所防备，部队既未惊慌混乱，也没有遭到什么损失，只是一些无辜的老百姓遭了殃。蒋介石的狠毒手段，更增添了官兵们的愤慨。我们进入解放区后，老百姓和解放军同志，早烧好了开水，做好了早饭，热情地迎接我们。

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及肖劲光、肖华等一兵团的首长，对我们这支起义部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官兵们都感到是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无不十分激动。

1949年元旦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把我带的这支起义部队完整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我仍任军长。

<h3>新七军放下武器实录</h3>

曾泽生率第六十军起义，大大出乎郑洞国的意料。10月16日晚，睡梦中的郑洞国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兵团司令部值班军官向他报告：六十军有异动。

郑洞国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急忙穿衣起床，打电话把这一情况通报给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令他设法弄清六十军的动向。

午夜时分，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等慌慌张张来到郑洞国的办公室报告说，六十军可能发生了突变，所有的电话联系都中断了。

郑洞国为证实这一情况，亲自给六十军打电话，电话铃声响了很久，就是没有人接。郑洞国预感六十军肯定是投向解放军去了，垂头丧气地对史说等人说：“算了吧，他们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去吧！”

史说有些紧张地问：“那突围的事怎么办？我的部队已按计划开始调动了。”

郑洞国苦笑了一下说：“现在还谈什么突围？你赶快命令部队立刻撤回原防地，并迅速向六十军防区派出警戒。”

在史说等走后，多少还有些不死心的郑洞国，一次又一次地往六十军军部挂电话，希望能得到确切的消息。电话最后总算是挂通了，接电话的是六十军政工处长姜弼武。姜弼武对郑洞国说：“司令官，曾军长命我转告您，六十军已决定光荣起义。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

郑洞国还想找曾泽生讲话，但被姜弼武给拒绝了。第二天，第六十军起义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长春市。杨友梅、史说、龙国钧、长春市长尚传道等都跑到郑洞国这里来打探消息。这时，姜弼武按照曾泽生的命令，给郑洞国送来了他的亲笔信。

郑洞国看完信后，心情复杂，明知大势已去，但仍一心想为蒋介石尽忠。他把信放到桌子上，冷冷地对姜弼武说：“信我留下了，恕不作复。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考虑，要我和他走一路，我不干！”

随后，郑洞国把这封信的内容电告了沈阳的卫立煌，并请示新七军该如何行动。10月17日下午，卫立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电令郑洞国于次日上午率部队从六十军防地向城外突围，届时将派飞机轰炸掩护。

郑洞国接到电令后，把新七军的主要将领和兵团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召集到一起，研究突围计划。郑洞国后来讲述当时开会的情景说：

……到会的人哭丧着脸，默默无言。我再三要他们发表意见，只有我的一个老部下，新编第七军暂编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徐图别策吧。”我只好采纳他的意见。这一天，我感到很彷徨，非常苦闷。对当前局面如何维持，毫无办法，真是度日如年。

10月17日拂晓，我占领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后，市民主动向我军报告敌情

第六十军的起义，对新七军的官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10月18日晨，当新七军的官兵睁开眼睛后，惊讶地发现，长春市东半部市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他们已处于解放军枪口和大炮的直接威胁之下。新七军官兵的士气更加低落，思想上已被解除武装。暂六十一师第二团团长姚风翔神情沮丧地对自己的亲信说：“反正大势已去，整个防御体系已一劈两半了，枪口朝着自己的屁股，既不能再守，也无法再逃，除了起义、投降，就是死路。”

新七军军长李鸿（1903-1988），湖南湘阴人，1927年7月毕业于黄埔军校。1928年任陆军教导师工兵连连长；1937年，淞沪会战中升任营长；1940年任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1941年税警总团改编成新三十八师，李鸿任该师一一四团团长；1944年任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的辉煌时期是在缅甸战场上，曾被誉为“东方蒙哥马利”、“常胜将军”。抗日战争胜利后，李鸿率新三十八师进入广州。1946年2月，李鸿奉命率新三十八师开赴东北，参加内战。1947年4月，李鸿任新一军副军长；同年8月，出任新七军军长，固守长春。1948年3月，六十军放弃吉林，移驻长春，形成新七军与六十军共同防守长春的局面。

在东北我军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的过程中，特别是9月中旬辽沈战役的炮声打响后，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开始考虑起义的问题，并且迅速下定起义的决心后，便精心部署起义的问题。而新七军军长李鸿却病卧在床，不理军务，将军务交由副军长史说代理。

由于李鸿不理军务，所以当六十军起义后，新七军军部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时，其所属部队便各行其是了。

在解放军的包围进逼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新七军前沿阵地的官兵纷纷自动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面对部队的混乱状况，新七军副军长史说束手无策。正当他彷徨不定、一筹莫展之际，前来探望他的天津《民国日报》驻长春特派记者杨治兴趁机进言说：“目前突围和困守都没有前途，您是否有意声明率部退出内战，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呢？”

史说和新七军的其他将领知道军心早已涣散，这个仗是没办法再打下去了，但他们又碍于郑洞国的面子，不敢自做主张放下武器。听杨治兴这么一说，史说不禁问道：“不知桂公意下如何？”

杨治兴因急于促进长春和平解放，根据郑洞国平日私下里对他说过的对国民党腐败不满的一些言论，以自己的判断佯称：“桂公也有此意，不过依他的身份怎么好出面讲这种话呢？”

史说误以为杨治兴是郑洞国派来传递信息的，当即高兴地说：“既然桂公同意了，那一切都好办了！”

在新七军中层以下官兵主动与东北我军联系时，新七军上层将领并不是无动于衷。“史说将一切情况告诉了正在卧病的李鸿，李鸿也很惊慌，要史说召集全军营级以上的部队长开会讨论，征求大家意见，再作决定。”李鸿在此并没有表明或起义，或投诚的态度，而是将这个权力交给了营长以上的军官讨论会，由军官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驻长春的国民党新七军的官兵纷纷向我投诚

据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回忆，会议于上午10时召开，由史说主持，进行了两个钟头，主张继续突围的人和反对突围的人各执己见，彼此争论，得不出一致的意见。最后考虑到突围后可能的后果，便放弃了突围打算，同意放下武器。

据时任新七军暂编第六十一师二团团长姚凤翔回忆，当晚新七军派代表与东北解放军进行了放下武器的商谈，所确定的内容大致是：新七军放下武器后，东北我军保证新七军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新七军官兵不参加群众斗争大会，东北我军保障新七军官兵不在群众大会上受斗争；保留新一军接收安插老弱和伤残官兵的农场，并允许自由耕种；新七军官兵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东北我军应给予工作，对不愿参加革命工作的，应遣送还乡；放下武器的部队，于19日上午在原地集结，听候接收；新七军各部队放下武器后，营以上军官在新七军军部大楼集合，连以下军官在新七军教导总队大楼集合，听候处理。

新七军代表彭克立、宁伟等人将商谈结果带回驻地后，已是19日清晨。

新七军立即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放下武器的命令。“其实各单位已经早就做好了放下武器的准备，甚至连眷属的行李也都捆好了，还有希望共军早点派代表到他们的单位去提前接收（姚凤翔：《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前后》，见《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91页）。

<h3>郑洞国的“体面投降”</h3>

新七军与解放军接洽投诚的事，郑洞国事前毫无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被困在银行大楼里的郑洞国，此时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他把长春的情况向东北“剿总”作了报告，不久，奉蒋介石之命来东北收拾残局的杜聿明给自己的老友打来电报，告诉郑洞国，他准备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把他接出来，问他有无合适的降落地点。

郑洞国复电：“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亦不忍抛离部署而去，只有以死报命。”

但郑洞国的部下却不愿跟随他“以死报命”。

在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后，东北我军是希望郑洞国率部起义或投诚的。特别是中央军委还考虑到：“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司令，是黄埔一期生，所率是蒋军嫡系部队，又占据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大城市，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大战场的蒋军官兵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很大的意义”（《肖劲光回忆录》，第402页）。

毛泽东在17日致林彪等的电报中还提到：“郑洞国如能率部起义，可给以宽大待遇。如能公开宣布反美反国民党反动统治，站在我方，则可照六十军办法对待，以影响卫立煌全军。”（《毛泽东军事年谱》，第679页）周恩来于10月18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力劝郑洞国起义，其原文如下：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1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20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以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肖劲光、肖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

10月18日。

周恩来拟了给郑洞国的电报后，毛泽东还专门致电林彪等，要林彪等充分认识逼迫和争取郑洞国起义的重要性。“望令各部对长春取威迫政策，堵其一切可能逃路，暂时不攻击他，以促其变化。除派适当人员携恩来致郑洞国电，林彪及肖劲光亦可写信给他外，还应选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毛泽东军事年谱》，第679-680页）由此足见我党我军争取郑洞国起义的诚挚态度。

10月19日晚8时，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派代表悄悄与解放军代表进行谈判，以不破坏武器、仓库等作保证，得到了解放军对他们集体缴枪的同意。当杨友梅把这一消息告诉郑洞国时，无力回天的郑洞国深深地低下了头，默默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为顾及自己的脸面，郑洞国要求把投诚的日期定在10月21日上午6时，并要求解放军在发表新闻时，不要说自己是投诚，而说是负伤被俘。

10月20日晚11时，“老实人”郑洞国编造了一份战报，给蒋介石拍去了最后一封诀别电，内云：

10月19日下午7时亲电计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300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今晨及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突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恪尽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部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凛遵训诲，恪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惟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

职郑洞国，10月20日夜11时亲叩。

10月21日凌晨，解放军独立第九师第一团按时到达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准备接受他们投诚。杨友梅命令特务团对空鸣枪，以示作了“最后的抵抗”，但很快就被解放军制止。这就是国民党中央社后来所报道的所谓“发出最后一弹”。当解放军代表走进3楼会议室时，见有3个人坐在沙发上，便问道：“哪位是郑司令官？”

“我就是。”郑洞国缓缓地站起身来，神情有些紧张。

解放军代表客气地对他说：“我们的部队已经进来了，请郑司令官跟我走吧。”

蒋介石接到郑洞国的诀别电大受感动，命令全文在报纸上发表。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以一篇题为《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的新闻稿，报道了长春失陷的消息，内称：

中央社沈阳23日电，据悉：孤守长春之东北剿匪总部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坚守核心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英勇搏斗，嗣以弹尽粮绝，终于21日上午发出最后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300官兵，亦全体殉职。郑氏18日电致其夫人陈泽莲女士称：“望保重，永别矣！”20日致杜聿明、赵家骧及诸友好电称：“现虽大势已去，当奋斗到底，以保吾党革命军人之忠贞气节，希释劳念！”

就在南京政府大肆吹嘘郑洞国“发出最后一弹”，蒋介石大张旗鼓地表彰为他“成仁”的郑洞国并要求众将领效仿时，放下武器的郑洞国却受到了肖劲光司令员和肖华政委的热情接见和款待。面对一桌丰盛的酒席，郑洞国的眼睛湿润了，喃喃自语：“好几个月来还是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

经过5个月的城内城外对峙，东北野战军兵不血刃，解放了具有坚固城防设施的长春。至此，辽沈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蒋介石共损失了第一、第六兵团和地方部队共计20余万人。

正文第八章会战辽西

1948年10月16日，锦州被解放军解放，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当时进至彰武、新立屯一带，距离锦州还有150余公里。廖耀湘原本对援锦就不是很积极，现锦州既失，就没有必要再西进了。卫立煌也坚决反对廖耀湘兵团再西进，而同意其撤回沈阳。此时，蒋介石不顾国民党军当时在东北的颓势，坚持要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在葫芦岛方面东进兵团的策应下，全力向黑山、大虎山、锦州方向攻击前进，一举收复锦州。

<h3>蒋介石执意要收复锦州之谜</h3>

1948年10月18日夜，蒋介石躺在檀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如果乘傅作义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之机收复锦州，就可以让毛泽东首尾难顾，一举成功。所以，一定要下定决心令廖耀湘西进，与葫芦岛、锦西方面的部队合击共军夺取锦州，机不可失！

一夜未眠的蒋介石早晨从床上一爬起来，就吩咐他的随从人员电令卫立煌和杜聿明急飞北平议事。

二人在飞机上就猜定蒋介石定是催促廖耀湘出兵西进收复锦州。而他们两人都不同意打锦州，认为收复无望，只要廖耀湘一西进，北宁线上的几十万共军主力会一齐出动把廖耀湘包围并全歼，这是一步死棋；而且他们认为从党国利益着想不抗旨不行。

果然，蒋介石真就是向他们二位又提出廖耀湘出兵西进收复锦州的事，问大家有什么想法。傅作义也在场。

卫立煌说：“既然总裁问到我的想法，我不敢不从实禀报。我的意见还是以沈阳为中心，组织包括铁岭、抚顺、本溪等周边城市在内的防御体系，集中重兵固守。这样还可支撑东北局面，如使廖耀湘兵团西进收复锦州，途中必会被共军聚歼，结果是锦州没能收复，沈阳也变成空城，两头受损。”

说到此处，卫立煌抬眼看了看蒋介石，蒋介石正用一种骇人的目光盯着他，那目光就像猎鹰发现了猎物一般。他不敢再说下去。

就在这时，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送来一份电报给蒋介石看，那电报称：“校长钧鉴：曾叛李降，军心崩溃，粮尽弹绝，职负重伤，共军涌入，春城丧失。学生郑桂庭敬上。”

蒋介石知道长春丢了，拍案而起，但他没有骂街，什么也没说，只是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默默站立。他是在克制怒火呢，是在检讨失误呢，是在追思原委呢，还是在痛失嫡系呢？均不得知。

辽沈战役第二阶段：1948年10月20日至28日，我军在辽西全歼廖耀湘兵团。蒋介石为挽救其东北败局，不惜孤注一掷，以彰武之廖耀湘兵团和驻锦（西）、葫（芦岛）之部队倾巢南北对进，同时以沈阳驻军一部沿中长路南下，企图重占锦州，撤至关内。26日，我军将进至黑山、大虎山地区之廖耀湘兵团分割包围，至28日止全部歼灭。

长春失守也算是让蒋介石又丢掉一个包袱，再不为他们的前途担心了，再不操心给他们空降物资了，再不用一次又一次地写手令叫他们突围了。

过了许久，他才慢慢转过身来，问杜聿明：“你是什么打算？”

杜聿明不敢再重复卫立煌的意见，而是说：“我还不甚了解校长意图，是坚守东北还是放弃东北。如果放弃东北，我意大家都撤至营口登船入津；如果仍坚守东北，就先守卫沈阳，扩军整训，伺机再取锦州。”

“伺机？伺什么机？要伺多长时间？”蒋介石问。

杜聿明说：“学生只是有这样一个初步考虑。”

蒋介石又问傅作义：“宜生见解如何？”

说实心话，傅作义不愿意参加此种会议，研究东北的事情与他何干？再说大家意见又不统一，叫他说啥为好。

傅作义不愧为老奸巨猾，他谁也不得罪，只说：“事关重大，需再三考虑才是。”

蒋介石又来火儿了。他冲着卫立煌和杜聿明说：“我知道你们不想让廖耀湘与葫芦岛、锦西方面东西对进收复锦州。你们把共军看得太强大。廖耀湘兵团为国军精锐，且有空军海军配合。为什么只说共军优势而不说我们的优势？我们的空军、我们的炮火、我们的装备、我们的有素的训练，难道这就不是优势？怎么就敌不过共军？你们要守沈阳，那你们就守吧，我不管你们，粮食自己征募，枪炮自己制造，兵员自己扩充，票子也可以自己发。共产党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你们为什么不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你们不是人，没有长着脑袋？……”

蒋介石把话说到这份儿上，卫立煌、杜聿明便再也不吭声儿了……

后来杜聿明才弄清蒋介石为什么非要反攻锦州，终于揭开了不解之谜，他说：

原来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灵机”一动，决定在东北的接收只到锦州为止，再不打算前进。我想起1945年10月20日前后我到了锦州，蒋介石接连电令我“非有命令再不准前进”，并指定东北行营也设在锦州。当时我不了解，蒋介石也未明白告诉我他的企图，我还怪蒋介石不让我们军队乘胜前进是失策。

以后到1946年2月间，他完全听从美国主子的命令，将接收东北的军队由两个军（第十三军及第五十二军）增加到了7个军（增调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第七十一军）。现在蒋介石的反人民战争在人民面前整个失败了，他又回想起3年前的“灵机”，好像有了锦州就是他的胜利。他不考虑此时的敌情、地形，尤其是兵力悬殊的实际情况，当然更不了解毛泽东主席这时已牵着他的鼻子，要把他的部队牵到大凌河附近消灭的，所以他还是一意孤行，定要反攻锦州；任何人的意见只要不符合他的主观意图，他是不可能接受的。

杜聿明还总结道：

蒋介石所以定要收复锦州，对比及士气等有形无形作战要素来策定他的战略首先是从他的主观唯心判断出发。自1945年12月间他决定部队到锦州就不再前进，以后在马歇尔鼓动下，又深入东北，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他想起他那时的决策还是正确的，因此决心收复锦州。

第二，他要确保锦州，争取美帝的援助，锦州失了，他无面目见他的主子。

第三，他把所谓王牌军的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估计得太高，把解放军估计得太低，并从唯武器论的观念出发，以为可以不计敌我的兵力、士气，用空军、大炮就能吓退解放军。

第四，他从经验主义出发、以为解放军过去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主要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逢歼灭国民党军后即行撤退，所以他料定这一回解放军也要撤退。但是蒋介石不了解解放军现在正实行毛泽东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主席在1948年9月7日的电报中，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配合华北两兵团继续大量歼敌，“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如“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毛泽东主席根据战役发起后的战局，在10月10日电报中又指出：“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而蒋介石真像一头被毛泽东主席牵着鼻子走，要在哪里宰就牵往哪里宰的牛，辽沈战役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h3>国民党东北将领与蒋介石的对话</h3>

19日，蒋介石与卫立煌、杜聿明谈东北下一步行动。直到下午5时仍无结果。

杜聿明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令东北国民党军迅速有计划地从营口撤退；一是以营口为后方，一部守沈阳，主力归廖耀湘指挥先转移到大虎山、黑山以南，将营口后方掩护确实，再向大虎山、黑山攻击，如果攻击成功，则进而收复锦州；不成功，则逐次抵抗迅速向营口撤退。并先以第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廖耀湘兵团撤退。蒋介石觉得杜聿明的第二方案还比较适合他的意图，马上表示同意。卫立煌则表现得很为难，闭口不言。

傅作义在屋里转来转去，也未做声。蒋介石一再问：“宜生看怎么样？”傅作义犹豫很久后只是说：“再权衡一下。”就这样一直拖到6点钟左右，傅作义说：“我还要约几个人吃饭。”蒋介石说：“好，好，你们去吃饭，吃了饭再来开会。”

吃饭后，杜聿明说：“我腰痛坐不住，不能去开会了。”傅作义说他也不去了，卫立煌说他也不去了。于是大家分手告别，把蒋介石晾在那里。

晚间杜聿明想：东北已弄得不可收拾，危在旦夕。徐州方面，共军即将发动冬季攻势。如果再在北平待下去，势必又弄得一败涂地。东北可以不负责任，徐州不能不负责任。他打算第二天向蒋介石要求马上回徐州，对付解放军的冬季攻势。

蒋介石见当晚各将领都未到他那里开会，就派他的随从参军罗泽闿于午夜12时来找杜聿明，说：“老头子（指蒋介石）要你到东北去接卫立煌的事，要我来征求你的意见。”

杜聿明很干脆地说：“我有病不能去。”

罗泽闿先给杜戴高帽子，说：“老头子认为东北只有你去才能执行他的命令挽回败局。现在卫立煌和各将领都不听老头子的话，不执行他的作战计划，所以弄得一败再败。希望你去能替老头子多多分担点责任，为国家民族及个人着想，还是去好。”

杜聿明说：“卫俊如的能力见解都比我高，经验又丰富，还是卫在东北有办法。我在徐州还有任务，现在徐州各部队都沿铁路线摆着，万一共军发动攻势，来个措手不及，势将打得一塌糊涂。东北失败的局面已经形成。谁也无法撒豆成兵，增加部队，击退共军的攻势。现在重要的是徐州，万一徐州再遭一次失败，则南京亦危，我们连半壁江山也无法保存。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向老头子建议，赶快对东北下定决策，要守就叫卫俊如守着，尚可能牵制东北共军主力不至于马上入关。如果不守东北，就干脆从营口撤退，免得一个一个都被共军吃掉，然后集中兵力巩固徐州，相机击破敌人的冬季攻势。”

两人越谈距离越大，直谈到午夜2时，罗泽闿未能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就借老头子威胁说：“那么老头子的命令下来你怎么办呢？”

杜聿明说：“就是下命令来我也不去。”

罗见势成僵局，站起来就要走。杜聿明心中非常恼火，觉得罗不过是黄埔六期生，这个一步登天的小鬼，也敢以老头子的命令来威胁他，他躺到床上没有理罗。罗泽闿就这样没趣地走了。

罗泽闿走后杜聿明翻来覆去再也不能合眼，想来想去，觉得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担心罗回去可能添油加醋地在老头子面前告他一状。于是在早上6点钟左右，就到蒋介石行邸。蒋介石在7点一刻起来就找罗参军，一会儿罗下来对杜说：“老头子要你去。”杜聿明立刻到蒋介石的会客厅，蒋正吃着早点，首先问：“你昨晚同罗参军谈得怎么样？”

杜聿明说：“我觉得还是卫俊如在东北，我回徐州比较好，详细情况及意见已向罗参军说过了。我想我还是赶快回徐州去。”

蒋介石说：“徐州不要紧，重要的还是东北。你去接卫俊如的事，指挥廖耀湘打锦州，一切都有办法。”

杜说：“东北我军士气不振，各军残缺不全，要打也得经过补充整训，才可以相机对敌攻击。”

蒋说：“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为什么不能打？我认为可以打，”又问：“罗参军看怎么样？”

罗泽闿附和蒋介石的意旨说：“总统说得对，我们空军优势、炮火优势，可以同敌人决战。”

杜聿明挖苦罗泽闿说：“昔日秦王伐楚问李信需要多少兵力，信说：‘不过20万人。’又问王翦，翦说：‘信以兵20万攻楚必败，以臣愚见非60万不可。’秦王以王翦老而怯，不如李信壮而勇，遂用李信，而罢王翦。罗参军既有这样的高见，认为目前可以与敌决战，请校长任用罗参军做卫先生的参谋长，既可不变指挥机构，更可以收速战速决的效果。”

罗泽闿听了大吃一惊，连称：“不能去，不能去”。

杜聿明这时反问蒋介石说：“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

蒋介石说：“六成把握总有。”

杜觉得蒋介石似乎老糊涂了，有六成把握就想同解放军决战。于是引《孙子兵法》说：“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

蒋介石有些窘态，停了好久才说：“你看如何才可以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该研究如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的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

杜聿明考虑了很久，对蒋介石说：“我现在还不完全了解我们的政策，就是说是不是放弃东北。如果放弃东北的话，就干脆明令放弃沈阳速从营口撤退，预料共军二三日内尚不至于发现我军的企图。在二三日后即使敌人发现，我亦处于主动地位，边打边撤，有可能全师而归；将主力控制于锦西、葫芦岛、兴城间，先打通北宁路锦西、山海关段，然后补充整训完成，再大举进攻收复锦州。如果要东北的话，就必须先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等大据点，锦州与锦西战略上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然后以逸待劳，锐意整补。如共军先我发动攻势，我军应利用沈阳、锦州两大据点既设工事抗击并摧毁敌人的攻势，然后一举出击，南北夹攻，收复锦州。如果在我整补完毕，共军尚未发动攻势，我即主动发起攻击，亦可收复锦州。”

蒋介石听了杜的说明，尚未完全违背他必须收复锦州的愿望，就问：“这样你要多少时间？”

杜聿明说：“目前还不敢预定，要看兵员补充和训练的情况而定。如马上将东北所有损失的部队补齐，3个月后可能向敌人攻击，否则半年也不敢定。”

蒋介石说：“太久了，太久了！要赶快收复锦州，对我们有利。”

杜聿明说：“孙子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是我倍于敌，更谈不上什么奇兵正兵。相反的倒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我，围我，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蒋介石这时说：“那么我把东北完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

杜聿明说：“这样，我可不敢去，我从来未搞过政治、经济，还是让卫先生在东北，他在政治上经验丰富，又有现成的一套班底。我还是回徐州准备击破共军的攻势。”

蒋介石说：“我已决定要你到东北去，你应该听我的命令，赶快去接卫的事。”

杜聿明略加思索后说：“既然校长已决心命令学生去，学生当然要服从，希望校长以东北今后的军事、政治、经济完全同过去一样，中央统一计划，并要尽先补充兵员，充实装备，恢复已损失的各军、师部队，才可以完成收复锦州的计划。”

蒋介石这时大发雷霆，握起拳头说：“为什么共军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饷，而我们黄埔生不能做到呢？”

杜聿明说：“共军现在占有整个东北，而我们只有沈阳、锦西两个孤城，我就是想要就地筹饷筹粮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学生并不是个巧妇，何以能担当这样大的使命呢？”

蒋介石又大发脾气，站起来面红耳赤地骂：“哼！你们黄埔学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怯畏敌，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说着把手一甩，边骂边走上楼去了。

杜聿明慑于蒋介石的淫威不敢走。等了1个多钟头，蒋介石又回来了，面带一丝笑容，一进客厅就说：“好！好！我们再谈谈！有什么意见再谈。”

杜聿明沉思了一下，说：“我刚才的意见没有说完全。校长栽培我到东北接卫的事，在个人讲是衷心感激的，也应该服从命令。可是从国家的剿共大计着想，目前我们作战的主力是靠的黄埔学生，我应该不计名利地位，以国家民族为重，服从命令……”杜不愿再到东北去，是感到在东北斗不过解放军，心中胆怯，怕被消灭掉，接着说：“在长春、锦州遭全军覆灭的是我们同学，如果再将沈阳送掉，势必舆论哗然，影响黄埔将领，影响校长的威信，甚至使校长无法重用黄埔同学，这是一。其次，东北胜败之局已定。而且卫守比我驾轻就熟。只要守住沈阳、锦西两大据点，可以牵制敌人80万大军，既可减轻华北压力，又可利用海路机动转运部队兵力，拱卫首都，增加徐州的兵力与敌人决战。第三，目前徐州之战胜负关系极大。原定攻击计划未能实施，如何以攻势防御击破敌人冬季攻势的计划也未定，因此，我觉得我有赶快回徐州的必要。”

蒋听了杜的话之后，把胡须抹了一下，未加可否，仍回到他原来的主观意图上说：“你既然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名位，那么就以原名位调到东北，任卫的副总司令兼边区司令官，司令部设在葫芦岛。你认为怎么样？”

我攻锦得胜之师潮水般地涌向辽西，在黑山、北镇、大虎山一带痛歼廖耀湘兵团

杜聿明无理由再推卸，只得说：“我认为徐州比较重要，如果校长认为葫芦岛重要的话，那就由您决定了。”

蒋介石说：“葫芦岛重要，就这样决定，你到葫芦岛去指挥。我叫空军马上给你运参谋人员去。你午后就同俊如一道去沈阳。”

杜聿明说：“我先到葫芦岛看看再说。”

蒋说：“你先到沈阳召集廖耀湘、周福成，把我的命令直接下达给他们两人，要周福成守沈阳，廖耀湘带现有的部队打黑山，收复锦州，并将第二○七师也归廖耀湘指挥，第五十二军还是先占领营口，掩护廖耀湘的后路。”

很显然，蒋介石是不要东北了，但是他就是不敢明令放弃东北。他是想把放弃东北的责任推到他的部属身上。如果放弃东北，激起舆论的谴责，他就法办某一将领以推卸自己的责任。杜聿明愿意替蒋介石背过。于是说：“既然校长的意见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我去就同廖耀湘讲要他由新立屯向营口撤退？”

蒋介石说：“你们对共军的作战都丧失了信心，我料定只要我军主力从沈阳出来攻击，与葫芦岛各军南北夹击，共军必退，我们就可以收复锦州。万一共军打不退，有第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掩护后路，再令廖耀湘撤退也不晚。你照我的意见给廖耀湘下命令好了。”

杜聿明说：“最后命令还是交卫下达，我再同廖耀湘详细部署。”

蒋介石说：“你去替我给廖耀湘下命令，有我负责。我跟俊如说这一计划归你指挥。”

杜聿明觉得心慌意乱，有说不出的难过，又想：“算了罢，反正江山是他的，部队是他的，他要丢就丢，要送就送。万一坚持自己的意见，从营口撤退也不成的话，就有杀头之罪。做他的部下，只好接受他的命令。”

10月20日午后，蒋介石在北平圆恩寺行邸召集傅作义、卫立煌和杜聿明开会。蒋介石说：“现在要杜聿明任卫的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驻在葫芦岛，先同卫一道回沈阳给廖耀湘、刘玉章下命令。要廖耀湘以营口为后方，以全力攻锦州；要刘玉章先占领营口掩护后方，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光亭去指挥，我相信收复锦州是有把握的……”

卫立煌只表示欢迎杜去，傅作义未发表意见。几个人面面相觑，各有难言之苦。

当晚，蒋介石即明令，派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冀热辽边区司令部设于葫芦岛。

20日下午，杜聿明和卫立煌同机飞沈，在机上杜问卫：“总司令接到作战命令没有？”卫说：“没有。”杜说：“那么命令如何下达呢？”卫说：“研究研究再说。”两人谈到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收复锦州，并谈了当日上午杜同蒋介石争吵的经过。卫立煌说：“不是今天的事，从今年春天起，就三令五申要打通沈锦铁路，将主力移到锦州，我一直顶着。蒋几次来沈阳都是不顾大家的反对，不分皂白地骂人。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

杜聿明问卫：“是否再把他的命令顶回去？”

卫立煌考虑很久之后才说：“我们打电报到沈阳，叫廖耀湘、刘玉章来，把蒋的口头命令讲给大家听，研究看如何办。”

午后6时左右卫立煌、杜聿明回到沈阳，杜仍住在卫的家中。晚饭后廖耀湘、刘玉章、赵家骧等来到。在楼上卫的寝室外一间办公室里，杜聿明向廖、刘传达了蒋介石的口头命令要旨：（一）要廖耀湘以全力攻锦州，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攻击。（二）廖兵团除现有兵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三军、新编第六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九军及骑兵重炮战车等）外，增加第六军第二○七师沿北宁线向黑山、大虎山之敌攻击前进，并确保营口后方交通补给线。（三）在廖兵团向黑山、锦州攻击的同时，第五十二军先占领营口，巩固海运补给基地，并与廖兵团联系。（四）第八兵团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及在沈阳的其他部队守沈阳。

刘玉章首先发表意见说：“目前辽南敌人不多，打营口无问题，但第五十三军守沈阳则恐怕守不久。将来长春敌人几个纵队南下，营口也受威胁。”

杜聿明说：“你的行动要快，等长春敌人南下，我们的计划就不可能完成。”

廖耀湘说：“辽西现有我军1个师。盘山敌人不多，营口后路无问题。”

最后，杜聿明说：“实行这一计划主要在于行动迅速，能战就战，不能战则退。”

杜聿明请卫立煌向廖、刘指示，卫说：“蒋的命令要旨大体上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意见。”

接着大家同声慨叹地说：“不知老头子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东北！”慨叹良久，廖、刘皆不同意放弃沈阳，但也没有顶回蒋介石的命令的表示。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敢顶回蒋的命今，不愿意承担挽救东北国民党军免遭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将领的一般心情。

几个人谈到深夜，廖、刘二人才去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仍然在这个小客厅里走来走去，不能安枕休息。杜聿明也同他一道转来转去，两人研究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出此下策，但始终揣摩不出道理。杜说：“廖耀湘要是行动迅速，打得机动，将黑山、大虎山的敌人牵住，还有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卫立煌说：“沈阳怎么办呢？”

杜聿明说：“沈阳久守是无望的，你看出老头子的意思没有？”

卫立煌叹了口气未说什么。

杜聿明接着说：“最好请总座（指卫）准备一下，等营口立住足，再向老头子建议将沈阳部队撤退，目前我还不能提出这个意见。因为他（指蒋介石）判断敌人要退，万一敌人真如他所料退了的话，我们不仅要碰钉子，而且会成了放弃沈阳的罪人。”

卫立煌肯定地说：“敌人不会退，你看着吧！”

杜聿明说：“敌人攻锦州轻而易举，伤亡不大，我看也不会退。不过老头子一定要这样做也许他有什么神机妙算。”

卫立煌说：“新立屯的后路一断，黑山再过不去，廖耀湘危险得很。咱们叫工兵到辽中架几座桥，万一廖退不到营口，也还可以退到沈阳。”

杜聿明说：“也好，马上交大伟（即赵家骧）去办。”

卫立煌马上就给赵家骧打电话布置了架桥任务。

卫立煌的意思还是尽可能巩固沈阳，不愿廖兵团从营口撤退。蒋介石的内心是决定放弃沈阳，但又不明确对卫指示，而要卫仅以周福成的第五十三军守沈阳。杜聿明奉蒋介石的指示，要在打锦州不可能时再令廖耀湘向营口撤退。但碍于同卫的私人情谊，卫又是杜的顶头总司令，既不愿违蒋之命，又不愿强卫之所难。蒋介石就是这样指挥作战，弄得各将领间矛盾重重，互相疑惧，无所适从。这样指挥是没有不失败的。

蒋介石指定杜的司令部设于葫芦岛。在杜聿明到葫芦岛以前，由徐州先派来设置司令部的僚属多人。这批人到达后，一窝蜂似的涌进了设在葫芦岛商船学校里的东北“剿总”陈铁的指挥所，决定杜的司令部就设置在这里，宣称杜即将到葫芦岛办公，要求陈铁和他的部属迅速让出房子，逼着陈铁迁到葫芦岛海关附近机关宿舍。

杜聿明手下的这批人态度强横，尤其是那个徐州“剿总”副官处长，还要把陈铁由补给机关领到的汽油扣下来，弄得陈铁啼笑皆非，感觉很窘。这个副官处长到处借汽车，号房子，要家具，海关、银行、招商局、盐务局、港务局都不胜其扰，叫他为“老营混子”，给杜引来很多反感。陈铁愤慨地说：“这批东西就叫做‘猴而冠者’，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呀。”姚杰如干脆托词牙痛请假溜回沈阳。

10月21日，杜聿明飞到锦西，他面色黄瘦，显得疲倦，带有病容。他坐上吉普车，腰腿很有些吃力，后座位靠一个暖水袋，驶向葫芦岛。

当日午后召集侯镜如和陈铁、阙汉骞、林伟俦、王伯勋等将领开会，杜聿明讲了蒋介石攻占锦州的命令要旨，并说廖耀湘兵团主力攻占彰武、新立屯后正继续向锦州挺进中，第五十二军已从辽西向营口进攻。他问到会各军长当面共军的兵力有多少，坚固工事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应如何攻击才可打下锦州与廖耀湘兵团会师。

各将领都互相窥视，面有难色。有几个人说在塔山地区至少有3个纵队。锦州已失守，锦州的共军主力可以全部使用到葫芦岛方面来。阙汉骞说：“现在伤亡很重，如独立第九十五师每团只有1个营，1个师其实只有1个团，光守锦西、葫芦岛都有问题。同时，还要估计到共军攻下锦州后士气会更旺盛，武器、兵员补充更足，如果再要攻击，共军主力一反攻，恐怕连锦西、葫芦岛都难保。”

杜聿明说：“打仗要打巧仗，而不是打笨仗，要打活仗，不是打死仗。过去迭次攻击塔山均遭惨败的原因就在此。攻塔山不能死攻，笨的战法牺牲大，不能完成任务。要寻找敌人的弱点，突破一点扩张战果，包围到塔山敌人后方而歼灭之。”杜聿明还解释：“稳扎稳打的战法，最主要的是搜索警戒兵力要用得少，派得远，才可以预先了解敌情；打时兵力要集中，火力也要集中，以火力压火力，以速度压速度，一举击破敌人。”

对杜聿明的讲话，将领们半信半疑。最后杜聿明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决定以第六十二军对塔山实行佯攻，以第五十四军向老锦西道两侧高地攻击前进，将共军阵地摧毁后，即向右旋转，主力经锦西至锦州大道两侧向锦州攻击前进，以一部向塔山以东迂回，协同第六十二军包围消灭塔山共军；以第三十九军向邢家屯、大虹螺山攻击前进，掩护军之左侧背；以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独立第九十五师为预备队。随第五十四军后攻击前进。

23日开始攻击，军长阙汉骞、林伟俦亲赴前线指挥。

<h3>毛泽东完全赞成林彪等的作战意见</h3>

锦州被我军攻克后，如何歼灭沈阳之敌便提上了毛泽东的议事日程。

从当时的战略态势来看，东北我军主力位于锦州；国民党东进兵团位于锦西和葫芦岛，廖耀湘率领的西进兵团停步于彰武、新立屯地区。

我军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先歼国民党东进兵团，二是先歼国民党西进兵团。毛泽东仔细分析了战局，于17日，即我军攻克锦州后的第二天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东北我军先打锦、葫之敌。

林彪等结合东北战场的形势，对贯彻毛泽东的设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0月18日10时，即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收到毛泽东电报的第二天，就回电毛泽东：“蒋介石在锦州失守后，决定锦西、沈阳两方援军仍按原计划向锦州前进，同时又令长春之敌突围。我们预定诱沈敌南下后，再打大运动战，但昨日六十军起义，新七军被围，估计蒋军不敢再按原计划向锦州前进。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只有攻锦葫为好，目前正进行侦察准备。”

10月18日20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将侦察到的情况及根据情况作出的部署电告毛泽东：“17日，进占新立屯敌新一军，本日继续前进，我们决心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我十纵主力向沟帮子、黑山撤退，我五纵主力向阜新方向撤退。”

我强大兵团坚守阵地，顽强地阻击敌人，使企图夺路南逃之敌受阻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于19日回电林彪等：“17日新一军还是从新立屯向西前进，请查彰武、新民方面各军是否亦尚在向西前进。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卫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况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03页）

毛泽东在肯定林彪等的分析和部署时，希望林彪等充分注意蒋介石改变计划的可能性。

10月19日14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根据对敌情可能变化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昨日进至新立屯以南之敌，如果仍按蒋介石计划向锦州继续前进，则我们来不及先歼锦、葫之敌，而只有先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前进之敌。如敌因长春守敌起义改变计划，不即向锦州前进，则我军稍加休整后，即攻锦、葫，或攻新立屯。”

林彪等一面分析侦察到的情况，一面对部队作出部署，我军北线部队向营口前进，六纵停止于彰武以东，五纵于18日退至阜新。这样安排，旨在不致于因敌情突变而措手不及。

毛泽东在收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报的当天，即回电林彪等，强调了林彪等在电报中忽略的问题，即沈阳敌决心撤退营口的可能性很大，东北我军目前最要紧的部署是立即令第一兵团大部及十二纵，兼程从抚顺以东进至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之退路。“目前为应急计，请你们考虑令十纵自大虎山进至营口筑工，该方有十纵、十二纵及6至7个独立师，形势就巩固了。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05页）

毛泽东希望东北我军“抓住廖耀湘攻击，使他走不脱，各个歼灭之”。考虑到沈敌决心撤退，东北我军须用全力抓住沈敌，暂时不能打锦西和葫芦岛，所以，毛泽东明确电示：“在歼灭沈敌以前，锦葫应由攻击目标改变为钳制目标。”（《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05页）

从上述毛泽东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0月17日至19日3天来往电报所讨论的内容来看，毛泽东与林彪的认识在趋于一致。毛泽东在17日将锦西、葫芦岛确定为攻击目标，到19时便改为钳制目标，明确提出要抓住廖耀湘攻击；林彪等18日提出两种可能，其中一种可能是打大运动战，至19日便提出先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前进之敌，即先歼灭廖耀湘。

<h3>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具体计划</h3>

毛泽东于10月20日凌晨4时回电，同意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建议后，又于20日7时，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对歼灭廖耀湘兵团的具体部署提出了意见。

1.以原对锦西、葫芦岛的防御部队即四纵、十一纵和三个独立师，仍任该方向的防御，不再增加兵力。

2.以一纵、二纵、三纵、五纵、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共9个纵队，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5个军。其办法是，以6个战斗力较强的纵队分割包围攻击敌3个军，即以两个纵队围歼敌1个军；另以两个纵队分割半包围敌另外两个军，即1个纵队半包围敌1个军，暂不攻击，只保证其不能增援和不能逃脱，待我军主力6个纵队歼灭敌主力3个军之后，再移师歼灭之；剩下的1个纵队为总预备队，随时加入主力方面之作战。毛泽东认为：“敌无强固工事，士气衰落，用我两个纵队围歼敌1个军是足够的。并且我主力包围敌3个军以后，可以不同时攻击3个军，可以先攻1个军或两个军，只要敌1个军被歼灭得差不多了，就可同时动手攻击3个军。”

3.宜以7个师位于营口以北，阻敌逃路，并且其中应有2至3个有较强战斗力的师。

4.应立即召集一次干部会议，对新的作战进行动员。

毛泽东关于歼灭廖耀湘兵团具体部署的意见，体现了他一贯的军事原则，即分割、包围，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当然，对于毛泽东的战术原则，林彪等也运用自如。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关于具体部署，由你们根据情况相机处理。”可见毛泽东的意思是，他的意见只是供林彪等参考。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提出的建议得到毛泽东批准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20日10时制定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具体部署：

1.原位于彰武、新立屯地区的部队：十纵并指挥一纵三师和内蒙骑兵一师，进至黑山、大虎山地区固守，如发现彰武、新立屯地区之敌有撤退迹象时，即不分昼夜，立即出发，插至新立屯以东之小东山、古台子之线，截断新立屯敌之退路；五纵在阜新广裕泉西南地区隐蔽，敌进则退，敌停我亦停，如发现敌有撤退征候时，即迅速插至新立屯以北，断敌退路；六纵暂在彰武东北地区隐蔽，准备待命突击，如发现敌撤退时，则应当机立断包围彰武之敌。林彪等要求上述各部队，切不可稍有疏忽和犹豫，切不可让新立屯、彰武之敌逃走，否则会丧失夺取伟大胜利的机会。

2.独立二师和附属的炮纵1个重炮营，以4天行程赶到营口布防，进行对付海陆两个方向的顽强防御。

3.位于锦州的部队：一纵、三纵、八纵和六纵十七师为第1梯队，于21日黄昏出发，分别向沟帮子、大虎山、黑山、白土厂边前进；二纵、七纵、九纵、炮纵为第2梯队，于22日出发，沿第1梯队之后尾跟进。林彪等要求以上各部队应以极秘密的动作，迅速行动，一切行动均以不致被敌机发现为原则。

4.四纵、十一纵和独立四师、六师，仍应利用渤海与大小虹螺岘山之间塔山一带阵地，继续抗击北上之敌。

东北人民大力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将丰足的军粮源源运往辽西战场

5.长春方面部队：十二纵经四平、昌图、开原，不顾疲劳，迅速全力插至铁岭以南，包围五十三军直属队及1个师，拖住沈阳、铁岭、抚顺、本溪地区敌人不能南下；第一兵团率各独立师，采取平行道路，迅速向通江口、开原、南城子之线急进，视情况，或参加围歼廖耀湘兵团，或接替十二纵包围铁岭之敌。林彪等要求以上各部队一律于夜间行动，并保守秘密，以免吓退彰武、新立屯等处之敌。

林彪等在部署中还提出，万一我军未能在新立屯、彰武抓住敌军，则在该敌转向营口撤退时，除留由长春附近南下之部队外，我军主力即在沟帮子迅速东进过辽河作战，在营口、牛庄之间歼灭该敌。

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林彪等立即召开一次干部会议，进行战役动员。然而在当时条件下，要将各纵队司令员、政委召集在一起开会，是很难做到的。于是，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给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各师发出了《全歼东北敌军的政治动员令》。

“动员令”指出：“目前敌人已表现极端恐慌与混乱，正准备放弃沈阳，企图向营口或向锦州、葫芦岛夺路南逃，从东北作总撤退。蒋介石亲到沈阳指挥，沈阳之敌倾巢西窜，进占彰武、新立屯一线，锦西、葫芦岛仍在陆续增兵并与我军对峙中，即为此种总撤退作准备。我军应趁敌人连遭惨败，恐慌混乱，企图作总撤退之时，乘胜继续大量歼灭敌人，不让敌人逃出东北，争取连续的伟大胜利。”

“动员令”还要求：“各部决不可轻敌，不可因为打了胜仗漫不在意，必须像锦州战役一样，以勇猛果敢、前赴后继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疲劳的精神，争取大胜，争取全歼东北蒋匪军，解放沈阳，解放东北全境”（《罗荣桓军事文选》，第476页）。

林彪、罗荣桓等发出的政治动员令，对东北我军从政治上作了战役动员，以利东北我军各纵、各师积极行动起来，迅速投入战斗。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制定的围歼廖耀湘兵团的作战部署，决心坚定，兵力集中，从围歼廖耀湘兵团来看，部署也可称得上周密。因此，毛泽东于21日在批准这个部署的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你们二十日十时围歼廖兵团及其他各项部署，并无补充意见”（《毛泽东军事年谱》，第681页）。

但结合政治动员令来看作战部署，似乎政治动员令的气魄更大，把围歼沈阳之敌也包括在内了，而作战部署对沈阳之敌是采取牵制的方针。毛泽东在前几次电报中，要求林彪注意营口的防御，当高岗、伍修权提议十二纵加3个独立师即共6个师位于营口以北担任防御时，毛泽东还嫌不够，认为还要增加1个师，方能阻敌逃跑。但是，林彪等制定的作战部署却只安排1个独立师加1个重炮营负责营口的防御，并没有安排7个师，而毛泽东在审议和批准这个作战部署时，也忽略了这一点，以致后来出现“忽视对营口的控制是不小的失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27页）。

<h3>廖耀湘自己有一个不同于蒋、卫的方案</h3>

锦州之战早已偃旗息鼓，而廖兵团10万精兵仍徘徊在新立屯附近。蒋介石命令廖耀湘继续西进与侯镜如东进兵团配合，重新夺回锦州。而卫立煌则命令回师退守沈阳。蒋、卫争执不下，把廖耀湘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廖耀湘本人认为蒋、卫的方案都于己不利。重占锦州显然是天方夜谭，无异于自杀；退守沈阳会遭到重重包围，也无异于慢性自杀。廖耀湘自己拟定一个于己有利的方案，这正是毛泽东最担心的——攻占营口，夺取港口从海上逃跑。

廖耀湘知道这个方案会遭到上司的反对，只是秘密向他手下军长们交代。无论是攻锦州、退沈阳还是向营口逃跑，都必须拿下黑山。因此，廖耀湘做好了战斗准备，只待上司一声令下就扑向黑山。一旦占领黑山，至于是采取哪一种方案就由不得谁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将决定整个兵团的命运。

但是，夺取黑山，实现第一步计划的命令卫立煌却迟迟未敢下达。10月18日晚，廖耀湘打电话给卫立煌，说：“我已做好战斗准备，明天拂晓攻击黑山，可一举成功。”

“你先不要行动，”卫立煌说，“蒋总统急电让我明天去北平，见他之后再说。”

“请早作决策，军情如火，瞬息万变。”廖耀湘道。

“好吧，我见了蒋总统让他早拿主意。”卫立煌说。

廖耀湘急不可待，多次向沈阳打电话询问，而卫立煌到北平迟迟不归。廖耀湘无可奈何，只好直接打电报给蒋介石，坚决要求经黑山、大虎山直退营口。

20日晚，卫立煌和杜聿明终于说服了蒋介石，放弃了重占锦州的计划。卫立煌回到沈阳才开始下令攻击黑山。

其实，廖耀湘兵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王牌部队，主要由新一军和新六军组成。国民党有5大美式机械化主力军，其中新一军和新六军就是其中两支。

<h3>刘亚楼要梁兴初坚守黑山三天</h3>

21日拂晓，向凤武率第七十军向黑山解放军阵地攻击。廖耀湘和向凤武首先认为黑山守军兵力不多，结果攻了一天，毫无进展。22日，廖耀湘命令新一军将所属重炮交给向凤武指挥，继续进攻黑山。这一天还是毫无进展。由于廖耀湘的轻敌，又耽误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当23日廖耀湘命令新一军投入战斗时，黑山守军已大大加强。梁兴初率第十纵队和1个独立师已进入黑山、大虎山，正严阵以待。

黑山、大虎山，北临高达千余米的医巫闾山脉，南接连绵90余公里的沼泽地区，北宁和大郑两条铁路、公路从这20里宽的狭长丘陵地带直穿关内。这宽仅20公里的狭长地区，是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走廊，是敌人大兵团行动的必经之路。

梁兴初把师长、政委们找来说：“要想打好这一仗，不咬咬牙是不行的！现在野司首长在看着我们，各兄弟部队也在看着我们。打好了，不仅是标志着东北的全部解放，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又一个‘10万主力军’被我们从他的军簿上一笔勾销；打坏了，10万大敌就将逃入关内，对我们整个解放战争，又将意味着什么呢？那只能说，我们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大家看，我们现在就站在这样严重的任务面前，我们对待自己，难道还能有其他第二个要求么？没有了！要求只能是一个，那就是：只准打好，不准打坏！”

各师相继进入阵地。纵队周赤萍政委前往大虎山观察三十师防御阵地。梁兴初带作战科长到二十八师。

二十八师担任黑山区防御，西侧是大白台子，东侧是高家店，为一长达3000米的丘陵地带。丘陵地带突出部是其主要阵地——101高地，形势险要。梁兴初登上“101”高地，未预料到竟是一座寸草不生的石头山。战士们艰难地挖着、刨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是一镐一个白点。梁兴初和贺庆积师长研究决定，集中全力做好表面工事，用大量土袋、铁轨，首先修成地面火力点，然后再挖凿散兵坑，加强阵地的副防御。

22日，廖耀湘改命新一军军长潘裕昆为黑山攻击指挥官，指挥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及第二○七师第三旅，继续进攻黑山。潘建议以该军新三十师从正面即北面参加黑山之攻击，以第五十师之一部附该军的骑兵团从西北面包围黑山并向黑山以西之正安堡（位于黑山通锦州的公路上）迂回黑山，以期截断黑山守军后方的交通联络，特别加强正面与东面进攻部队的炮火支援，以轻重炮兵的集中轰击，摧毁黑山守军之抵抗。

梁兴初是员虎将。深夜11时，二十八师侦察队送来“活舌头”一名，是敌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师部的通信班长，衣袋里装满送往各团的“战斗命令”。梁兴初从中了解到敌人避开黑山正面阵地，将矛头指向侧翼高家屯。高家屯因阵地难修，工事较弱。梁兴初便亲自来到二十八师指挥所。指挥所设在城北高地的一个碉堡里。

24日晨6时，4架野马式敌机，带着滚雷似的轰隆声，飞扑黑山城上空。随着凄厉刺耳的尖啸，炸弹成串地往下落，黑山城顿时被撕裂开了。与此同时，架设在张家窝棚方向的敌重炮群，也以暴雨般的炮火向高家屯一线遮头盖脑地打来。紧张、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高家屯一线激烈地进行着。国民党“党化部队”青年军二○七师第三旅，担任对高家屯冲击的主攻任务。八十四团二营在仅有一个山炮营的炮火支援下，坚守101、92、90等制高点，与敌人展开反复冲杀，顽强奋战。

敌人第一次冲锋被击退后，旋即以3个营的兵力，发起第二次猛攻。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下，山头工事大部残破坍塌，人员伤亡较大。但是“人在阵地在”的决心，鼓舞着二营战士，他们不怕烟熏火烧、伤筋折骨，从倒塌的战壕里纷纷跃起，以突然而又密集的火力，给敌人一次比一次更惨重的杀伤。

战斗持续到11时，高地前已留下数百具敌军的尸体。敌人被激怒了，集中所有重炮，向3处阵地暴雨般地倾泻炮弹。以1个半营连续猛攻高家屯石头山。守军六连一排在表面工事全被摧毁的石头山上，以机枪、手榴弹、石块、木棍，连续击退敌人3次冲锋。当敌人发起第4次冲锋时，阵地上只剩4个人。激战至14时半，阵地终于被敌人占据。

敌人很快又聚集1个营的兵力，向四连阵地发起猛攻。此时四连弹尽粮绝，前去增援的六连两个班在途中遭到炮火轰击，大部伤亡。团指挥所遂令四连撤出阵地。四连一排有6名战士未及撤出，阵地即遭敌人突破。一排长李永发为掩护全连撤退，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他身负3处重伤，仍坚持用刺刀拼倒5个敌人，最后壮烈牺牲。

敌人在占领92高地后，马上出动两个营向101高地冲杀上来。此时101阵地已是弹坑累累，碎石成堆，几乎所有土木火力点都已坍塌。四、六连余部和营部通信班共20余人，就在这毫无依托的石头山上，利用弹坑滚进滚出，以密集的手榴弹连续击退敌人4次冲击。敌人不顾伤亡，纠集其残部以羊群般的队形，从3面合围上来。此刻，高地上只剩下5名战士，手榴弹已全部打光。在一场激烈的肉搏战后，101高地也被敌人占领。

梁兴初吼叫：“立即夺回101高地！”

贺师长回答：“坚决执行命令，马上组织反击！”

十纵二十八师贺师长沉着和果断，不给敌人丝毫的喘息机会，立即命令所属12门山炮，向占领101高地之敌轰击，又令八十二团一营、三营，统由八十四团团长蓝芹指挥，在炮火准备后，立即反击高家屯。

一营主要突击101高地，三营兵分两路，直奔高家屯石头山和92高地。借着滚滚尘烟，战士们飞速动作，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的敌人正待反抗，一排手榴弹立即落在他们头上。阵地上顿时刺刀飞舞，杀声震天，终于夺回了失掉的阵地。

梁兴初咬着他的铁板牙说：“明天，是决定的一天！我们头上挨的就一定是万磅炸弹，只要主力没有赶到，我们就一定坚决守住。今后的作战方案，不管哪个师都是这么一句话：‘丢了，马上拿回来！’”

我军在黑山阻击战中的炮兵阵地

在大炮、飞机掩护下，敌一六九师倾出全师兵力，以成团的密集队伍发起猛攻。一场激烈、残酷的阵地争夺战，立即在高家屯一线展开了。

石头山失守，一个排大部伤亡。

国民党军又以4个营的兵力由石头山向92高地攻击，八十二团二营五连连长、指导员相继阵亡，班、排长自动代理指挥，以密集火力连续击退敌人的两次冲击。此刻，五连阵地只剩下10余名战士了。当敌人以两个营分3路发起第3次冲锋时，五连战士机智沉着地把敌人放进30米内，突然投出成束手榴弹，杀伤敌人。敌人不顾伤亡，仍蜂拥而上。战士们拉响成束手榴弹，敌人成堆倒下，五连战士也全部壮烈牺牲。

八十二团全部和八十四团3营所有兵力，随着一阵猛烈的炮火，分4路直扑高家屯。我八十二团一营主攻101高地；八十四团三营从两侧包围；八十二团二、三营则分成两路，直取高家屯石头山与92高地。全纵队都把愤怒和力量，放在二十八师这把弓上。4路队伍如同4支脱弦的利箭，笔直插向敌人的心脏。所有的山炮、迫击炮和步兵炮火，都朝着山背猛打，为他们“擂鼓”助威。八十二团一连在战斗英雄倪恩善率领下，担任夺取101高地的尖刀。他们是那样巧妙、灵活地避开敌人的机枪火力，三跑两跳就登上101高地的山腰。随着一连串轰隆隆巨响，战士张连发连破敌人4个机枪火力点，把红旗插上101山顶，接着又枪挑两个敌人，俘虏9个敌人。我八十四团二、三营也乘势攻上石头山与92高地。激战半小时，至6时50分，高家屯阵地终于全部收复。

从21日到25日，十纵队顽强阻击五倍于我之敌，敌人寸步未进。

廖耀湘“西进”的美梦，在黑山这座铁门下碰碎。就在十纵队顽强阻击的同时，东总林彪已令第八纵队东进台安，斩断了敌人逃向营口的退路；第五、第六纵队从新立屯南下关上了敌人窜回沈阳的大门。现在，廖耀湘“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待我攻占锦州的主力北上，敌人马上就成为“网中之鱼”了！

<h3>活捉廖耀湘</h3>

26日，林彪电令梁兴初：“北上主力已到达。敌已总溃退。望即协同一、二、三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

一纵队副司令员曹里怀，率领着几个参谋人员，赶到十纵队商议追击部署。梁兴初紧紧握着他的手，兴奋地说：“老曹！你们4天赶了300里，可真是大大地辛苦了！来吧，现在一盘‘肥肉’摆在我们面前，你们看哪块最‘肥’，就由你们随便挑吧！”曹里怀笑道：“我们一跑来就抢吃最肥的‘肉’，不是太没有礼貌了么？”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廖耀湘兵团确如一盘肥肉，摆在解放军几个纵队面前。

廖耀湘退走营口的计划彻底失败，进退维谷。这时卫立煌电令他迅速退回沈阳。兵团参谋长杨焜对廖说：“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卫立煌要你退沈阳，那你就依照他的命令办好了。是他要你这样做，责任由他承担”。

廖耀湘令新二十二师乘黑夜把第一线各团撤下来为先头师，于27日拂晓主力通过第四十九军军部所在地陈家窝棚，并在该军部队掩护下向老达房撤退。他自己同这个师的先头团行动。第四十九军军长指挥所属部队和新三军的第十四师，紧随新二十二师后尾撤退，第十四师与第四十九军各部撤退秩序与掩护秩序由郑庭笈自行决定。

廖耀湘这样一折腾，部队立时陷入混乱。情急之下，廖耀湘直接用明语指挥，这恰好为解放军指示了目标。解放军各主力纵队，从四面八方向廖耀湘兵团展开了猛攻。俗话云：“兵败如山倒。”廖兵团撤退的行军纵队被解放军穿插、分割成碎块，分别包围。国民党军东躲西逃，狼奔豕突。那种惊慌、混乱、奔逃的情形，无法形容。

辽西会战中，我骑兵部队从侧翼迂回包围敌人

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等人也夹杂在这些乱窜、乱奔的人群中瞎跑。长官们大嚷：“你们不要跑，组织起来吧！帮我们突围出去，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啊！”“司令官、军长都在这里，你们保护着出去，保证你们升官受赏！”他们喊得声嘶力竭，这些人还是不睬不理，奔逃如故。

善于指挥机械化兵团的廖耀湘，指挥不了这些溃逃的败军。在一个大的开阔地上，被围的人至少有数千人。还杂有辎重、行李、骡马、大车、汽车等。东边枪响，人群向西跑；西边枪响，人群又向东逃。廖耀湘等先是站在汽车门的两边，开着汽车跑，后来颠颠簸簸，又下车跟着跑。

敌人已溃不成军，满地遍野逃窜。解放军随即展开了政治攻势，高喊着：“蒋军兄弟们！廖耀湘兵团已经完蛋了，谁再抵抗就是死路一条，缴枪不杀，赶快投降，到我们这边来。”敌人成批成批地放下武器，纷纷投降。

解放军部队、机关、通信员、炊事员、饲养员，甚至宣传队、卫生队的女同志，都成了捉俘虏的英雄。作战科侯科长带着两名通信员由师里回纵队司令部时，路上遇到1营敌人，经过喊话，全营的士兵向他们投降了。

敌人的军官对侯科长说：“你们的俘虏政策我们知道，一切听你指挥，要我们就地放下武器也行，要我们到你指定的地方放下武器也行。”四五百个全副武装的敌人，像驯服的羊群，乖乖地跟着侯科长向俘虏集中的地方走去。一次炊事班送饭回来，也押着二三百俘虏。

廖耀湘身边只带有新六军特务连不到两个排的兵。

廖耀湘后来回忆自己被俘时的狼狈相说：

我与李涛等4个人一同向南再徒涉饶阳河通盘山的那条水渠。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因涉水不慎，跃入一个没顶的深坑，大声呼唤，引来解放军巡逻队前来搜索，这时又把李涛冲散了。

最后只剩下我、周璞和新六军那个不知姓名的高参。我们三人再向南行动，绕过一处小树林，那里战斗稀疏进行，尔后，又绕过一个不知名的村庄，那里也有一小股国民党军队残部，尚在顽抗，大概就是早上随我一同向老达房前进的新二十二师第六十四团残部。

天快拂晓，解放军向那个村庄猛烈炮击一阵之后，就冲进去了。

黎明后，发现到处都有解放军。我三人走到了一个外面似乎很平静的小村，一进村就发现有解放军的队伍，走在前面的那一个高参被俘。由于我和周璞与他保持有一点距离，此时天只微明，稍微远隔，尚看不清，所以解放军没有发现我二人。

我们立即傍墙角隐蔽地离开了那里。天大亮后，我与周璞钻进田野中的高粱秆堆里，隐匿了一天。夜晚再向南走了一段，白天仍在原野里隐蔽地点休息。

我们看到解放军仍纷纷向各方向运动，待解放军大队过尽了，我与周璞即向沈阳前进。但从田间小径上行走，既不能快，也很疲劳。

在途中遇到一个单独行动的老百姓，给以重金，买了一些便衣与食物，化了装继续向沈阳前进，希望在沈阳尚未解放之时到达。行抵辽河边，因渡河点有解放军或民兵，久不得渡。我们旁听路人谈话，知沈阳已解放。

我考虑再三，决心回头走，拟到葫芦岛国民党仍暂时控制的地区去。行至黑山以西，便被解放军查获。解放军以为周璞是一个普通的勤务兵，把他释放了。

经两天一夜激战，我军把蒋介石美械化的精锐部队12个师全部歼灭在辽西地区，生俘敌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以下8万余人。

兵败被擒的廖耀湘对林彪的战术十分恼火。他不敢朝林彪撒野，却把邪火对准了刘亚楼。

奉林彪、罗荣桓之命，刘亚楼设宴款待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廖耀湘拒绝与他碰杯，气咻咻地质问道：“你们共军打的什么仗？根本不懂战役，也不讲究战术。如不相信，请转告林彪将军，我们把部队摆开，重新打！”

“不是我们不讲究战术，是你看不懂我们的战术。”刘亚楼话中有话地说：“我们以能打胜仗为原则，以有效地消灭敌人为目的，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一句话戗得廖耀湘满脸通红，他恼羞成怒，抓住酒杯朝桌子掷得粉碎：“像你这样的‘洋八路’有几个，都是些‘土八路’，用些巫术来打仗。”

刘亚楼睥睨地瞥了他一眼，厉声训斥道：“廖将军，你不要以为自己上过美国军校，又有美械装备，就天下无敌了。这些统统靠不住。告诉你，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你不过是他的殉葬品之一。”

刘亚楼回来把宴会风波讲给司令和政委听，两人都哈哈大笑。林彪说：“他廖耀湘既懂战役，又讲究战术，但进入东北以来打过什么胜仗？！”

<h3>当蒋介石得知廖耀湘兵团被歼时</h3>

10月28日拂晓，辽西会战结束。在短短两天中，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计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俘虏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新六军军长李涛、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新一军副军长文小山等高级将领，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当蒋介石得知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走廊遭到解放军的围歼时，急忙于10月27日派专机把杜聿明从葫芦岛接到北平。

蒋介石尴尬异常、窘态毕露地对杜聿明说：“现在廖兵团电讯联系已经中断，罗参军有个很好的意见，马上调海军运输舰将葫芦岛的部队海运到营口登陆，策应廖兵团从营口撤退。你看怎么样？”

杜聿明对蒋介石如此宠信罗泽闿，一味听从他那些不着边际的建议很是气愤，心想：上一次你听了罗泽闿的话，断送了廖耀湘兵团，如今你又要听从这个家伙出的鬼主意，再把葫芦岛的部队葬送掉。

杜聿明越想越恨罗泽闿，他便转向罗泽闿说：“罗参军的意见‘真好’，是一个很好的战术作业。可惜，你没有考虑到调运输舰要用几天的时间？”

蒋介石听杜聿明说话的语气不对劲，也知道他与罗泽闿有芥蒂，怕他们两人闹起来，便接过话头说：“我想需要两三天吧。”

杜聿明又问：“由葫芦岛运送部队到营口要几天？”

蒋介石想了想说：“三四天差不多能运完。”

杜聿明冷笑了一声说：“很好。这就是说，要把葫芦岛的部队运到营口，至少也要1个星期。在这1个星期内，廖耀湘要是存在的话，就可以自己打出来退到营口，否则一两天就完了。再把葫芦岛的部队调过去，这不是等于白白送死吗？”

蒋介石哭丧着脸，口中喃喃自语：“难道廖兵团就这样完了吗？”

杜聿明看着神情颓丧、满面愁容的蒋介石，心中不由得涌起一种怨恨交加的怜悯之情。他也知道，廖耀湘兵团是蒋介石在东北最大的本钱，廖兵团被歼，不仅影响东北战场，对全国战局的影响也是极大的。但他也感到回天乏术，不知该如何宽慰蒋介石。

就在蒋介石不知所措之际，传来了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的消息，蒋介石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半天无语，混浊的双眼中掉下了两滴泪珠。

蒋介石在廖耀湘兵团被全歼后，把此次惨败的原因归咎于卫立煌和廖耀湘指挥不力。国民党当局“国防部”编写的《戡乱战史》一书中评述说：“当我西进兵团被包围切击之初，沈阳‘剿匪’总部势应以全力策应，使不致腹背受敌，其主力或可突围，但竟迄未援救，坐视孤军应战，以至覆没，似属不仁。”“加以部署错误，使全军陷于覆灭”。

然而，不论责任在谁，廖耀湘兵团被歼，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东北“剿总”副参谋长袁醒亚曾言简意赅地说过一句话：“廖兵团不但是中国最强的军队，在世界上也是有名的，现在不到两天，便被歼灭干净，蒋介石还能指望什么呢？”

廖耀湘兵团的被歼，可以说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灭亡敲响了第一声丧钟。

蒋介石越想越生气，气得吐血不止，沮丧地在日记中写道：

东北全军，似将陷入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正文第九章攻克沈阳，奔袭营口

辽西战场上的枪炮声刚刚停息，林彪立即挥师东进，以第一、第二纵队快速奔袭沈阳；以第七、第八、第九纵队抢占营口，以堵住东北国民党军唯一的海上逃跑路线。

<h3>蒋介石突然变得非常“谦虚”起来</h3>

辽沈战役第三阶段：我军在辽西地区全歼敌廖耀湘兵团后，继续向沈阳、营口急进。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两城，歼敌14.9万余人。该线残敌除少部由营口乘舰逃窜外，余均被歼或投降。锦西、葫芦岛之敌继于3日开始从海上逃走。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这是我骑兵部队从辽西战场向沈阳前进

围歼廖兵团大战正酣时，林彪就已在部署下一步战事了。10月26日，他命令辽北各独立师向沈阳前进；28日，命令辽宁军区迅速占领辽河渡口，架桥准备大军过河进军沈阳。

28日，潘裕昆、龙天武两个军长只身逃回沈阳，杜聿明、卫立煌预感到林彪马上就要攻打沈阳和葫芦岛。次日，杜聿明飞抵葫芦岛。30日蒋介石派飞机带来亲笔信，要杜立即飞沈阳，制止混乱，调整防务。杜聿明飞上天后，接到沈阳来电话：“沈阳机场已乱，不能降落了。”

杜聿明掉头飞到北平，降落在西苑机场，见蒋介石正披着黑斗篷，匆匆走向“美龄”号。他立即奔过去，挡在蒋的面前。

“你怎么来了？”蒋介石惊问。

“学生有要事请示校长。沈阳保不住了。”

蒋介石此时再也没有往日那种逢人便骂的威风，变得非常“谦虚”起来，甚至表现出言听计从的样子，一个劲地问杜聿明：“光亭，你看现在怎么办好？”

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的杜聿明见这位大总统一副失魂落魄、六神无主的模样，只好提醒说：“校长，依学生看来，目前只有赶快调船，把营口的部队撤退出来，能保住一点是一点。至于沈阳的部队能否撤出来还成问题。”

蒋介石马上说：“对，对，对。我马上叫桂永清准备船，沈阳叫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整编第二○七师死守。你马上到沈阳去见卫总司令，召集周福成、赵家骧部署沈阳防务，等部署完毕后，你再回葫芦岛。”

杜聿明站起身来说：“那么，学生就去了。”

“你赶快去，赶快去。”蒋介石催促说。

杜聿明走了几步，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转回身向蒋介石请示说：“你对卫总司令还有什么交代的事没有？”

杜聿明实际上是在提醒蒋介石，是否通知卫立煌从沈阳撤出来，因为眼看沈阳就会被解放军包围攻占，晚了就出不来了。但蒋介石仿佛没听见一般，起身到另一间屋打电话去了。杜聿明心中罩上了一层阴影，很为卫立煌今后的命运担忧。

<h3>毛泽东对卫立煌集团文武兼用</h3>

东北野战军在向沈阳进逼时，西柏坡的统帅们在忙些什么？

毛泽东住处，周恩来在场。

毛泽东拿着一份沉甸甸的材料在看，这是一份东北野战军报来的伤亡统计表。“一定要给牺牲的同志修纪念塔！”他看完之后激动地说。

周恩来说：“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朱德拿一份电稿走进来：“刚接到东北电报，部队开始向沈阳进军。”他把电稿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稿给了周恩来：“沈阳有没有可能和平解放，像长春那样也好。”

周恩来的目光在电报上扫了一眼，说：“卫立煌这个人傲慢一些，但骁勇善战，很有才干，卖力‘剿共’很得蒋介石的赏识。但他不是黄埔生，只在湖北学兵营受过训练。在国民党派系里，他算不上嫡系，可以算准嫡系。但在担任东北‘剿匪’总司令后与蒋介石看法不一致，矛盾很深。然而他不可能放下武器，因为他欠下人民太多，可以说罪恶深重。周福成这个人倒可能放下武器，他原是张学良手下的一位师长，西安事变后他的部队被改编。蒋介石叫他当中央委员，那不过是一种策略。”

毛泽东说：“我看由你写封劝降书，用电报发去。”

周恩来说：“未尝不可。”

毛泽东说：“我们是又劝降又进军，文武兼用，以武为主。不管他们降不降，第一位的是疾速向沈阳进军！”

<h3>卫立煌成了蒋介石的丧家犬</h3>

北平。蒋介石的圆恩寺行邸。

东北即将丧失。这些天来，他为了保住东北而不思茶饭，每天只睡两三小时，有时甚至通宵难眠。现在东北行将落入共军之手，已无办法可以挽回，这样一来，他也就不那么操心了。于是他立马想飞南京。衣冠整好了，文明棍也拿在手上，立马要去飞机场，就在这时，杜聿明来了。

“你来做什么？”他问杜聿明。

杜聿明说：“我有急事大事报告校长。”

“什么急事大事？”

杜聿明说：“桂永清到现在也没有把船只如数调往葫芦岛。葫芦岛的军队撤不走呀！”

“我马上找桂永清说。”蒋介石又问，“沈阳情况怎么样？”

杜聿明说：“沈阳情况乱得很。”

蒋介石说：“你马上乘飞机去沈阳，帮助他们整理好防务再回葫芦岛。这个卫立煌，事情都坏在他手里了！”

杜聿明已经想到：辽西会战从头到尾虽为蒋介石一手指挥，但失败的责任蒋介石是不会负的，一定是由卫立煌承担罪责。

杜聿明飞往沈阳。当杜聿明走进卫立煌的办公室时，只见卫立煌心绪缭乱，坐卧不安，见了他后只是翻来覆去地说：“我早就向老头子说了，出了辽西走廊就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我画个十字，他也不信。现在你看我说中了吧！”

当杜聿明告诉卫立煌，蒋介石决定让周福成守沈阳时，卫立煌脸色阴沉，唉声叹气地说：“从前我要守，他不肯守，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如何守法？”

“退到营口怎么样？”杜聿明问。

卫立煌摇了摇头，说：“共军在长春的几个纵队已经南下，退出去也会马上完蛋。”

杜聿明想了想，目前沈阳的部队确实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与卫立煌商量了一下，既然不是被俘就是被蒋介石惩办，不如还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叫周福成在沈阳死守好了。于是，他们命人叫来第八兵团司令官兼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把蒋介石的命令告诉了他。

周福成本来是一个迟疑不决、好讲困难的人，可是这一次接受任务却很痛快，马上就回去部署了。

望着周福成的背影，赵家骧有些担心地说：“周福成今天有点不太正常，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总部的这些人员怎么办？”

杜聿明有些为难地说：“老头子只要周福成指挥部队死守沈阳，我问他对卫总司令有什么指示，他没有讲。你先回去作全盘部署，过几天看情况再说吧。”

杜聿明认为解放军很快就会来攻打沈阳，接着就会打葫芦岛，蒋介石已明令葫芦岛部队的撤退由他来负责，所以，他无心再在沈阳多停留，第二天就乘飞机去葫芦岛，作撤退的安排部署。卫立煌因为没有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只好继续留在沈阳。

蒋介石这个时候之所以把卫立煌留在沈阳，一方面是恨他不听自己的命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他起个象征性的作用，表示在东北还有他的一个大将军，东北还控制在国民党的手里。

这时，蒋介石已对卫立煌产生了怀疑，派特务对他进行监视，卫立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向南京报告。有时蒋介石嫌特务报告的不够及时，便直接打电话到东北“剿总”询问。有一次恰巧是赵家骧接的电话，蒋介石问：“现在卫总司令在干什么？”

赵家骧如实回答：“卫总司令端坐在总部，一言不发。”

还有一次蒋介石把电话打到了卫立煌的家里，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拿起电话说：“卫总司令还没有回来。”

蒋介石一听是女人的声音，没有说话就放下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宋美龄给韩权华打来电话说：“你是Mandamei？你怎么现在还在沈阳？太危险了，你不应在前线，我派飞机接你出来吧。”

当天，宋美龄就派飞机把韩权华接到了北平，后又转送回南京的家中。韩权华孤独一人，越想越不是滋味，她给宋美龄打电话说：“我是韩权华，已经平安回来了，向你报告。我们有两个孩子在北平，孩子问我：‘为什么把爸爸一个人丢在东北，你自己回来了？’我回来一想，我们一家死也应当死在一块，请你和总统说说，干脆把我们都送去，死也死在一块才好。”

宋美龄说：“你不知道？有过规定，军人家属不许到前方去。”

韩权华反驳说：“为什么我看见报纸上，总统到了哪里，夫人也跟到哪里呢？务必代表我们求求总统吧。”

宋美龄听韩权华这么一讲，也无话可说，便放下了电话。后来，如果不是杜聿明一再向蒋介石求情，卫立煌很有可能被留在沈阳，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卫立煌是在杜聿明再三请示和要求下，蒋介石才极不情愿地说：“叫他到葫芦岛指挥吧。”

11月初，蒋介石依杜聿明的再三请求，派了1架飞机来接卫立煌。一听说有飞机来沈阳接人，大家蜂拥着奔向机场，都想搭乘这最后一架飞机逃命。机场顿时混乱不堪。

准备出逃的的军政要员、地方绅士，人山人海。警戒线旁，宪兵们全副武装，端着闪亮的刺刀。

一架运输机刚起飞，就被无线电话追了回来：“卫总司令要这架飞机！”

飞机还没有停稳，卫立煌的卫兵员立即涌上去，将机上的所有人拖的拖，抱的抱，抬的抬，一律撵了下来。机场上的军政要员们轰的一声，冲垮宪兵警戒线，涌向飞机。

卫立煌的警卫团守卫在跑道两侧，鸣枪示警。

卫立煌在警卫的簇拥下，率一帮大官僚，从候机厅里出来。他低着头，木然地走向飞机，耳旁尽是此起彼伏的绝望的狂嗥：

“卫老总，我是省行政委员！”

“卫老总，我是中将参议，带我走吧！”

“卫长官，我是保安司令啊！”

“卫将军……”

卫立煌登上了飞机。有个人不顾一切，将警卫团的最后防线冲垮了。这是嫩江省主席兼“剿总”秘书长彭济群，他拼命地朝飞机门口爬上去，被一脚蹬了个四仰八叉。

赵家骧到底是“足智多谋”的参谋长，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站在高处大声宣布：“大家不要慌，马上还有4架飞机来到，我现在宣布名单，哪些人乘第一架，哪些人乘第二架，哪些人乘第三架、第四架，等一会儿都按排定的座位乘机，我担保都能走得了，不要乱抢。”

在场的人都被赵家骧的这一诡计给欺骗了，机场上才没有发生骚乱，卫立煌这才得以脱身逃往葫芦岛。下了飞机见到了杜聿明，卫立煌感激地握住他的手，慨叹地说：“差一点见不着面了。”

临上飞机前，卫立煌紧紧地握住周福成的手说，“全五老弟，沈阳的担子就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望好自为之吧！”

周福成说：“我全力以赴。”接着又问，“俊如兄此行是奔南京还是奔广州？”

卫立煌长叹一声：“南京、广州哪有我卫某的立足之地，奔天涯海角喽！”他心情悲伤，眼睛湿润，掏出手帕擦了擦眼。

周福成说：“老兄不必悲伤。找一个济闲之地度过晚年，比披甲为官要好。”

卫立煌说：“好不好的由它去吧！真没想到，我卫某杀东挡西，驰骋疆场，闯荡半生，却落得个如此下场。人生如梦真如梦，时间一去不复还呀！想当年我们都是些想为国为民作出贡献的有识之士，奋身参加了国民革命，而今天却要被党国所唾弃，有家不能归，有亲不能投，有国不能待。全五老弟，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是我们走错了路呢，还是我们跟错了人呢？”

周福成说：“一言难尽呀！”

卫立煌说：“看在老相识的份儿上，我嘱咐老弟一句话：凡事都要为自己的前途想一想，过去我们只为党国着想，党国哪一点为我们着想过？周恩来将军的信说，放下武器才有生路。这话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呀！”

周福成说：“我想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俊如兄留下来不是更好吗？”

卫立煌说：“我和老弟不一样，共产党即使向我清算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够我拿三条命来抵偿，悔恨就悔恨在这里呀！”

周福成说：“那，老兄就多保重吧！”他紧紧地握住了卫立煌的手。“也许我们后会有期。”

“但愿！”卫立煌走上舷梯，回头向送行的属下挥手告别，珠泪滚落。

他还没有走到机舱门口，指挥飞机起飞的人员便跑过来说，刚接到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转来蒋总裁命令，要卫总司令立刻飞葫芦岛指挥。

飞葫芦岛指挥什么？那里有杜聿明指挥。分明是不想让他走。卸任东北“剿匪”总司令以为自由了，没想到自己还在蒋介石手心里攥着。

周福成以后再没有见到过卫立煌。他去了葫芦岛。葫芦岛蒋军入海逃走后他没有跟去，他飞抵北平。这时蒋介石下了道手谕，令傅作义扣留他以追究其丢失东北的罪责。傅作义把手谕拿给卫立煌看，那手谕写道：“卫立煌对于指挥部署迟疑不决，贻误战机，失去东北，撤职查办，即着扣留。”

卫立煌说：“那就请傅总座执行吧。”

傅作义没有扣留他。傅说：“我今天扣留你，明天我被谁扣留？北平不是久留之地，你走吧！”

再以后听说卫立煌去了香港。为“剿共”奋斗一生，最后成了丧家犬了。

<h3>周福成向蒋介石邀功请赏</h3>

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乘飞机逃跑后，留在沈阳的守军更加人心惶惶，谁也没有心思再打下去了。蒋介石部署守卫沈阳的兵力主要有第八兵团第五十三军、青年军整编第二○七师。城防部队的主力是周福成的五十三军。

第五十三军的前身是张作霖手下的大将万福麟率领的原东北军王永盛、于兆麟的两个旅，1933年在热河整编为第一三○师（师长朱鸿勋）和第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后以这两个师为基础组建成第五十三军，由万福麟兼任军长。万福麟以东北军的元老自居，连张学良都不能插手过问五十三军事务。抗日战争爆发后，五十三军在热河和华北作战时屡遭惨败，万福麟没办法，只好把军长一职交给对他唯命是从的师长周福成。

后来，周福成利用与陈诚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的关系，通过陈诚说情，把五十三军定为甲种军，纳入远征军序列。卫立煌担任远征军总司令时，念及以前与张学良的关系，对五十三军格外关照，拨给其大量美械装备，周福成感激万分，称卫立煌是五十三军的“再生父母”。

作为一名杂牌军将领，周福成虽多年来备受蒋介石及其嫡系部队将领们的歧视和欺负，但他养成了逆来顺受、对蒋介石百依百顺的奴才本性。他在接到蒋介石命令他全权负责防守沈阳城的命令后，一时利令智昏，口吐狂言说：“我受蒋总统委托，誓与沈阳城共存亡。我有两个月的粮食储备，还有足够的弹药，一定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迫不得已时，总统有令，焦土作战，我要和沈阳城同归于尽。我受蒋总统的栽培，只听总统的话，其他的我都不听。”

当周福成听说卫立煌乘飞机逃跑的消息后，立刻给蒋介石发急电状告这位昔日的“恩人”：

特急（2007密）

大总统钧鉴：卫立煌总司令于30日下午逃走，沈阳秩序尚好，敌屡攻未逞，恳火速补济给养、弹药。谨禀。

周福成卅晚。甲电。

周福成发这封电报的目的是为了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表示忠诚。蒋介石很快复电，让周福成代理卫立煌的职务。

官迷心窍的周福成为此洋洋得意地对自己的部下说：“蒋总统把东北交给我啦！只要守住了沈阳，国军调集兵力发起大反攻，到了那一天，咱们也坐坐这把‘东北王’的交椅。你们大家都不用怕，沈阳万一守不住了，美国人肯定出兵，到那时就会发生世界大战啦。实在不行，蒋总统有令，我们还可以焦土毁灭，什么也不留给共产党。”

第五十三军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忍不住劝说道：“焦土毁灭未免太惨无人道了，东北毕竟是我们的老家，于心何忍。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还是多想想吧。”

周福成不以为然，训斥王理寰说：“打仗还能顾虑那么多。王理寰，你的勇气哪里去了，当年抗战打日本鬼子时，你在塔岗战役被打坏了一只眼睛还指挥作战，今天为什么这样泄气？”

王理寰说：“塔岗是抗战，现在是内战，都这个时候了谁还愿给蒋介石打天下。”

周福成一听王理寰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拍着桌子喝斥道：“王理寰你疯啦！赶快回去，把阵地整理好，否则我要处置你！”

一意孤行的周福成接替卫立煌的职务后，任命官员，不断发号施令，布置防务，自不量力地还想同解放军在沈阳较量一番。然而，他的部下远比他要清醒明智得多，他们都不愿跟着周福成白白地替蒋介石送死。当东北野战军快速向沈阳逼近时，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一三○师师长王理寰等开始酝酿起义或向解放军投诚。

<h3>周福成的沈阳防御部署</h3>

国民党军队自从1946年3月占领沈阳后，便对沈阳苦心经营，在外围修筑了大量工事，碉堡、地堡全是用钢筋水泥筑成的所谓“永久性工事”。

碉堡、地堡又分为子堡和母堡，敌军在每个子堡里放一个班，在母堡里放一个排，一个连组成一个碉堡群，列成梅花状，可以互相实施火力支援和兵力增援。各个碉堡群内外的各种明暗火力、交叉火力、倒打火力绵密成网，白天很难接近。

在纵深，敌军由战车团组成机动部队，随时可以向前沿阵地增援和反扑。周福成自恃沈阳工事坚固，可以固守待援。

蒋介石坚持令沈阳主力西援锦州，廖耀湘率沈阳主力出沈阳后，卫立煌对沈阳的防御重新作了调整。

防御兵力共13万多人，其防守阵地为：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由东陵南端河岸起（浑河不包含在内），经陵园东侧到山嘴村东北角止；五十三军暂编三十师由山嘴子村东北起至赵家沟村南高地止；五十三军一一六师由赵家沟村南起至文官屯东端止；五十三军一三○师由文官屯东端起经道义屯至裕国车站止（车站不在内）；青年军二○七师由裕国车站起经于洪屯车站到揽军屯止；东北守备第二纵队由揽军屯东端起至浑河岸边止；东北守备第一纵队沿浑河北岸警戒，西接第二纵队，东至东陵南端止；骑兵王昭堃部在浑河以南的白塔堡至苏家屯之线上警戒。

从防御部署看，可谓是在沈阳四周设立了一道纵深配置、环环相扣的防线。

<h3>东野进攻沈阳的决策、部署与行动</h3>

毛泽东、林彪等在商讨围歼廖耀湘兵团时，就对歼灭沈阳之敌作了考虑。当时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沈阳之敌增援廖耀湘兵团；二是沈阳之敌撤逃营口。

毛泽东在10月20日凌晨4时给林彪等的电报中，针对第一种可能，曾建议林彪部署肖劲光、肖华率几个独立师，插向法库、彰武、新民，阻击沈阳之敌增援。

针对第二种可能，毛泽东认为高岗、伍修权的计划甚为必要。

高岗、伍修权曾建议十二纵率3个独立师于24日以前全部运抵清原，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军向营口的退路。

毛泽东建议林彪等电令高岗、伍修权“照此速办，愈快愈好”。

当时，毛泽东和林彪都估计到，沈阳敌人向营口撤逃的可能性比较大。毛泽东十分关注堵塞敌军向营口的退路，而林彪当时精力主要集中于歼灭辽西的廖耀湘兵团，对沈阳之敌退逃营口的可能性也许重视的程度还不够。

应当说，卫立煌固守沈阳的决心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林彪注意力的不够。我军辽西围歼战打响后，沈阳守敌不仅未增援辽西，也未向营口撤逃，反而令廖耀湘兵团向沈阳撤退，令已占领营口的五十二军回援沈阳。这就为我军歼灭廖耀湘兵团后攻歼沈阳之敌准备了时间。

歼灭廖耀湘兵团后，卫立煌收缩和集中兵力防守沈阳，而林彪却已将攻击目标指向沈阳。

10月27日，林彪在辽西围歼战即将结束时，即已部署我军一纵、二纵于28日向沈阳急进，攻歼沈阳敌军的部署业已就绪。

按照林彪的部署，我军一纵、二纵会同从长春南下的十二纵和辽南独立师攻歼沈阳之敌。

在我军主力围歼廖耀湘兵团时，十二纵和辽南独立师为牵制沈阳之敌，就进抵沈阳地区。据原国民党新一军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回忆：“长春解放以后，辽北方面的解放军立即全部南下，向沈阳急进，约在10月26日先头部队已到达沈阳郊区。那时在沈阳城东北方面仅有刚刚到达的第二○七师一个团的兵力，仓促进入阵地担任防御，以致防线被突破，一部分解放军突进到山嘴子、山梨红电附近。沈阳城顿呈紧张，卫立煌更是恐慌万分。”（许赓扬：《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45页）

十二纵及辽南独立师接到林彪等的电令后，日夜兼程向沈阳进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毛泽东所关注的是堵塞沈阳敌军向营口的退路，所以，十二纵率3个独立师的行动方向最初是鞍山和海城。接到林彪等的电令后，因四平至清原的铁路已被我破坏，不及修复，十二纵司令员钟伟只好率十二纵取直径沿中长路南下，日夜兼程，经过三天三夜和一个上午，行程650华里，于25日抵达铁岭地区。

我军通过新民县巨流河大桥，向沈阳逼进

正准备经沈阳以东直插海城时，林彪等又电令钟伟：十二纵以一个师围歼铁岭之敌，主力即向巨流河前进，坚决堵截廖兵团回沈阳的退路。十二纵遂留下三十六师打铁岭，主力经铁岭和沈阳之间分两路向巨流河前进。

27日，十二纵三十六师解放铁岭。28日，钟伟又连接林彪电令：不管铁岭的五十三军是否消灭，迅速向浑河铁桥及沈阳以南急进，截断沈敌南逃的退路。

是日黄昏，钟伟率三十四师、三十五师分两路并进，直插沈南。当行进至沈阳北新城堡一带时，发现了从铁岭逃出的敌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师直率两个团和东北守备第一纵队在铁甲车掩护下，沿铁路线附近向沈阳逃窜。

钟伟得知情况后作了分析：如果放过此敌，不仅会增强沈阳敌军的防守力量，而且还会促其下决心弃城南逃；如果能迅速歼灭此敌，则对拖住沈敌，或者直接攻取沈阳，都是有利的。

钟伟依据分析，当机立断，歼灭该敌，做到既积极执行林彪关于向沈南急进的指示，又顺路扫清残敌。

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该敌，俘虏敌少将守备司令彭定一以下4000余人。部队未及打扫战场，就直奔沈阳。

为提高行进速度，十二纵主力仍分做两路并行，一路上又歼灭了全胜堡和大兴屯之敌。经过铁岭、新城堡、全胜堡、大兴屯之战后，沈阳以北、以西之敌已被我军肃清。在肃清上述各点之敌后，十二纵主力绕过沈阳，于31日晨进抵沈阳以南的浑河岸边，并徒涉水深没腰、寒冷刺骨的浑河后，跑步进抵苏家屯以南地域。十二纵三十六师也抵浑河北岸。

此时，钟伟获悉，我军七纵、八纵同时东渡辽河，正兼程横截鞍山、辽阳、海城一线之敌；九纵和辽南独立二师已追向营口，准备攻歼营口之敌，堵住敌人从海上逃窜的出口。

自长春南下的各独立师也已先后进抵沈阳北郊和东郊。我军一纵、二纵正自新民猛扑沈阳。东北我军已从四面八方向沈阳合围。

在此种情况下，钟伟认为十二纵继续执行原命令南下已无实际意义，于是便命令部队停止南进，准备攻击沈阳，同时电报林彪，要求批准十二纵回师攻打沈阳。

1小时后，林彪复电同意。实际上，钟伟未等林彪批准，就下达了作战命令：三十六师沿浑河北岸向沈阳推进，并策应主力北渡浑河；南满独立一师、三师、四师三个独立师从沈阳东面向沈阳逼近；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沿苏家屯铁路向沈阳攻击前进，三十四师首先攻占沈南制高点莫子山和白堡塔，再向浑河发展，并以炮火压制浑河机场；三十五师首先攻占沈南最大的火车站——苏家屯，然后沿铁路向浑河铁桥发展，相机夺取浑河铁桥。

钟伟曾在三下江南时，敢于违抗林彪的命令打胜仗，并得到林彪的嘉奖。这次攻打沈阳，钟伟又表现了这种作风。钟伟在军事上表现出了与林彪进军东北初期类似的主动性，报告归报告，行动归行动，只要认定是正确的，相信会得到上级的支持。所不同的是，林彪当时的举动是撤退，而钟伟此时的举动是进攻。

林彪批准钟伟的要求后，钟伟率十二纵及3个独立师于31日下午开始向沈阳攻击前进，打响了攻克沈阳的第一枪。

我军从辽西北上的二纵、一纵接到林彪电令后，于28日向沈阳急进。二纵在前，一纵紧跟其后，沿途作战，29日解放新民。31日，二纵、一纵相继进抵沈阳西郊，与沈阳以南我军十二纵及3个独立师，以及沈阳以北由肖劲光指挥的由开原南下的5个独立师，形成对沈阳的包围，并相继展开战斗。

十二纵从苏家屯向沈阳发起攻击。苏家屯距沈阳30华里，是从南面进入沈阳的重要通道。沈南浑河沿岸由敌东北第二守备纵队担任警戒，敌二○七师从辽阳、抚顺撤回沈阳后，即在沈阳西南一线驻守布防。

该师是蒋经国亲自组建起来的一支所谓党化了的部队，成员多系学生出身，受国民党的反动教育较深，战斗力较强。

十二纵三十五师前卫一○四团进至苏家屯西之格家屯时，首先就与苏家屯敌派出之警戒部队打响，从俘虏口中得知，苏家屯驻有敌二○七师暂编十四团团部和两个营。

我军十二纵三十五师一○四团和一○五团各展开一个营，从东西两面包围敌人，并派出一部兵力炸断苏家屯至高楼子铁路，准备打由沈阳来援之敌。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7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近40挺等武器。

我步兵迅速扫清沈阳外围，战车部队急速向市区开进

此后，我三十五师调整部署，以一○五团为前卫，继续沿铁路向北搜索前进。当进至下河湾、三间房一线时，我军遇到敌军的顽强阻击，伤亡较大。

从俘虏口中得知，此处守敌为二○七师二旅四团，配有120重迫炮3门，战防炮5门，为沈阳以南之主要防御地带。这里碉堡三五成群，每百米筑有永久性工事一座，村头、巷口重要地段设有暗堡，阵地之间交通壕贯通，还有铁丝网等副防御设施。主阵地前地形开阔，不便于接近攻击。更让我军三十五师难以对付的是守敌的“行动碉堡”，他们打一打，换个地方，既不易接近，又不易被炮火击中。

“活动碉堡”是由3厘米厚的钢板构成的乌龟壳，里面配备了两挺轻机枪和一个班的兵力，内壁还装有4个轮子，依靠人力可以左右移动，就像一部没有发动机的装甲车。所以，我三十五师一○五团多次攻击，均未奏效。

正当十二纵司令员钟伟进退两难之际，我军主力二纵五师一个团赶到了苏家屯。

钟伟遂安排三十五师一○三团协助五师十三团攻歼该敌。11月1日凌晨4时，钟伟集中12个山野炮兵连、6个迫击炮连和所有六○炮，向敌军火力点连续炮击，攻击部队奋勇拼杀，终于歼灭敌二○七师二旅四团，敲开了沈阳的南大门。

我军一纵在司令员李天佑指挥下，于10月31日深夜，向国民党主要防区——铁西区发起攻击。

我军二纵在司令员刘震指挥下，用5个团的兵力齐头并进，从杨士屯、张士屯、中红旗台一线展开攻击。

正当我军一纵、二纵、十二纵及各独立师向沈阳发起攻击时，林彪于31日下达了总攻沈阳的命令。林彪命令：一纵、二纵为主攻，由二纵司令员刘震统一指挥，由西部与西北部向沈阳市区突破；十二纵由城南突破；肖劲光兵团所属各独立师由东部和北部突破。

一纵司令员接到命令后，立即打电话给刘震：老刘，我们部队到齐了，总部命令由你统一指挥。刘震说：现在战局的发展不需要统一部署了，你们从皇姑屯进城，赶紧肃清残敌抓俘虏吧！

<h3>轻取沈阳城</h3>

11月1日拂晓，我军向沈阳发起总攻！

一纵进攻的大炮一响，就打上了守敌主力二○七师一部。敌二○七师豁命死守，重炮还击，坦克拦截。李天佑见主攻方向受阻，竟把纵队指挥所设在了向铁西区方向进攻的九团团部，冒着枪林弹雨亲临一线指挥部队猛打猛冲，终于冲垮了守敌的第一道防线。上午10时，一纵向沈阳城内进击。

二纵在拂晓前，顺利地突破了守敌的第一道防线，从铁西区由西北向东南纵深进击。

当一纵、二纵从铁西区突破后，十二纵也从城南杀开了一条血路，逼进城内。

市区的国民党军望风而逃，到处是成帮结队的溃兵，或打着白旗，或脖子上缠着红布带，主动打听解放军的位置，要求投降。一些军官则开着吉普车满城乱转，找解放军去他们的兵营受降。

第十二纵队一个班分为3个战斗小组，分别爬上3辆吉普车，闯到3个兵营受降。每个兵营兵力少则有二三百人，多则七八百人。一见吉普车载着解放军，一齐高呼：

“解放军来人了，快出来缴枪。”

几百人蜂拥而上，将吉普车团团围住，纷纷问：

“枪缴到哪儿？”

吉普车上的战士随便朝东一指，很威风地说：

我军占领沈阳车站

“枪堆到那里，码整齐！”

俘虏纷纷往东拥，将枪码成了一座小山垛。解放军战士又往西一指：

“人都到那边集合！”

俘虏缴完枪，纷纷跑到西边集合。排好队形后，几百双眼睛齐刷刷盯着解放军，等待发落。三四个解放军战士也不知下文该怎么做了，扎成一堆小声商量起来。最后决定派一名战士带着那辆吉普车去找上级请示。偌大一个沈阳市，战士不知上级在哪条街，指挥司机一时东一时西，逛了一整天街，兵营里的俘虏早饿得咕咕叫了。有的怯生生地嚷道：

“共军大哥，有吃的吗？”

“不是派人联系去了吗？”解放军战士说，“联系上了饭就来啦！”

左等右等那个战士还没来，急得两三个战士脑门儿直冒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时间长了，这帮俘虏难说不生事。

最后，冲进一群解放军，高呼：“缴枪不杀！”

“别开枪啦，我们早就缴枪啦！”俘虏们吓得连忙乱喊。

第一纵队有一名战士，只身冲进市中心的“剿总”战车团大院。战车上的国民党兵见状高呼：

“解放军来了！”

“不许动！”解放军战士端着枪吼道。

“我们早就不动了，武器车辆完好无损。”有的国民党士兵说。

“我们没放过一炮，不信你来验炮口。”

解放军战士仔细一看，汽车、装甲车、坦克整整齐齐地排着，驾驶员笔挺地站在一旁，等待接收。

第一纵队第三师第八团团长宋文洪带着3名参谋长开着吉普车，在五义路见一个大胖子挥着白旗，站在公路中央，拦住去路。

吉普车停下来，大胖子点头哈腰地说：

“我是高射炮团的副团长，团长缺编，我是头儿。总算把贵军盼来了，快去我们团受降吧。”

宋文洪载着大胖子开进一所大院。大胖子先将“共军长官”们引进办公室，摆上酒菜，大献殷勤。宋文洪说：“先办完投降手续再说。”

“好的，好的，”大胖子点头哈腰，“请跟我来。”

大胖子打开一楼一个大房间，里面堆满了美式卡宾枪。又打开二楼一个大房间，里面坐着400多名赤手空拳的士兵。

第一纵队第三师第八团政治处主任张镇铭正在大街上追赶队伍，迎面跑来一名战士，说：“主任，快来，有一个营的敌人要投降。”

张镇铭跟着那名战士来到敌坦克营门口，只见一名军官大吼一声：

“立正”！

院子里有八九十名国民党士兵，列着整齐的队伍，像搞阅兵式似的，一个个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军官跑步奔向张镇铭，突然双脚一磕，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声音洪亮地说：

“报告长官，坦克营实到官兵84名，实有坦克8辆，正式向贵军投降。副营长王建业。”

张镇铭也规规矩矩回了个礼，说：“营长何在？”

“本营营长于凌晨5时30分逃跑啦。”王建业道。

“坦克是否完好？”张镇铭问。

“坦克完好无损，贵军投降条件上规定不准破坏武器装备。”王建业说。

11月1日中午，解放军打到银行大楼。周福成率第八兵团机关300多人正式投降。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让周福成命令仍在顽抗的青年军二○七师投降。

二○七师在东大营和乔家窝棚已经顽抗了两昼夜，他们对周福成的命令置若罔闻。刘震气得大吼：“坚决彻底歼灭它！”

11月2日，青年军二○七师在我优势兵力和火力的打击下，终于遭到覆灭的下场。至此，沈阳全部解放，13万国民党守军被全歼。

<h3>沈阳城守军成军成师地起义、投降</h3>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驻沈阳的国民党军各级指挥机关和部队，如风卷残云，纷纷向解放军投诚，而且争先恐后，唯恐坐不上末班车。

“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是东北地区国民党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驻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解放军进城时，东北“剿总”处于群龙无首的瘫痪状态，机关有些人员已躲在家中或逃走。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一○六团三营在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彬和师长沈启贤的率领下，首先进入东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大楼，国民党官兵站立两侧，根本无抵抗。办公室内文件、地图及其他物品均未受毁坏。

解放军进入大楼后，周彬即见到了东北“剿总”中将副参谋长兼办公厅主任袁克征，袁提出要同解放军进行谈判，明确要求“剿总”机关人员起义。周彬表示不同意，令其交枪，双方发生争议。周彬当即电话请示进攻沈阳的总指挥、二纵队司令员刘震。刘震指示部队坚决让该部投降。袁克征提出要求会见东北野战军最高领导人，仍坚持要求起义。双方争执近两个小时后，周彬让袁克征回去和同事们商议，限1小时答复。袁回去商议后不到1小时回来见周彬，明确回答：同意放下武器，但要求保证将官们的安全。周彬则明确保证其安全。袁克征回去后就令尚在“剿总”机关的官兵放下武器投诚。

驻守沈阳的第八兵团，驻沈阳大西门里原中国银行，辖第五十三军和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沈阳临解放前，卫立煌逃离沈阳，驻沈的国民党部队统由第八兵团中将司令官周福成指挥。

解放军进攻沈阳，周福成在无奈情况下放弃指挥，离职出走，第八兵团司令部已失去总指挥。参谋长蒋希斌令兵团参谋处通知机关各处、科原地待命，等待解放军来接收。参谋处长戴鸿图立即指示参谋科用电话下达要求各部队遵照执行。11月1日上午，独立一师师长管松涛带第三团进入兵团司令部，根本未遇抵抗。第八兵团司令部官兵自动放下武器投诚。

沈阳国民党守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仍由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中将兼任，少将副军长赵国屏，少将参谋长郭业儒，下辖第一一六师、第一三○师和暂编第三十师。军部驻大北门朝阳街的魁畲祥商店，总兵力约4万人。

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早就和中共地下工作有联系，准备起义。10月31日晚，赵国屏指示军参谋处向全军各部队下达命令：放下武器，不准抵抗。11月1日上午，赵又通知军部各处、室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军官集中军部开会，赵亲自主持。他讲了放下武器投诚的意见，并说：“解放军今天进城，大家都来迎接。”这时，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参谋长张万玉已进入该军军部，与赵国屏谈妥放下武器，由解放军接收。11月2日上午，赵国屏又召集军机关处、室负责人以上会议，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副师长罗春生参加，主要布置向解放军办理接交之事。罗在指令他们要认真办理移交后，宣传了解放军的政策。之后，该军机关和直属队都向辽北军区独立一师等部队作了移交。

国民党军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和王化一等策动联合起义未成。解放军进城前夕，王再派人与中共沈阳市工委联系，找到了在中共沈阳市工委领导下做地下工作的沈阳第二中学历史教师王襄忱，说：“王理寰师长渴望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率全师投诚，但苦于没人搭桥。听说你是从解放区来的，那边一定有熟人吧？你给挂个钩怎样？”

当天晚上，王襄忱立即去找党的领导人刘光亚汇报。组织上连夜研究，认为时间紧迫，决定立即组成以刘光亚为首的5人小组，准备同第一三○师王理寰洽谈。

10月29日上午，刘光亚、王襄忱等5人到一三○师师部谈判，王理寰在门口迎接，并说：“鄙人代表一三○师全体官兵，向贵党军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敬意。本人戎马半生，备尝辛酸，如今全师官兵已经认清形势，愿向贵军投诚。今后我宁愿解甲归田，也绝不做千古罪人！”

刘光亚说：“王师长，你知道共产党光明磊落，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一切请你放心。我代表共产党、解放军对你和你的部下弃暗投明表示欢迎。”接着，开始了具体谈判。

谈妥后，以刘光亚为首的5人小组让王理寰立即用电话向所属各团、营下达命令，王当即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刘光亚则通过一三○师阵地到虎石台找到了解放军独立四师（又称李红光支队），向师首长作了汇报。该师领导向辽北军区请示后提出：不许开火，让出阵地，向指定地点集结，收缴武器。由中共沈阳市工作委员会城工部联络员送解放军各部队一个通知，并抄送一三○师一份。通知内容是：“前线负责同志，五十三军一三○师驻地为大韩屯、八家子、罗家坟、沙河子、下坎子一带，停战谈判已与军区谈妥，现在待总部命令，向指定地点集结中，希勿发生误会。城工部，文山，10月31日。”

解放军独立一师部队前进至沈阳市北郊大洼附近时，遇到了国民党暂三十师的部队。31日凌晨，暂三十师师长张儒彬派该团二营副营长曹翰奇出来找到解放军独立一师指挥所，见到师长管松涛、政委马毅之、政治部主任郑效峰，他代表师长张儒彬要求停火谈判。独一师派宣传科长陆荧代表去暂三十师同师长张儒彬谈判，最后达成放下武器、部队到北大营集结的协议。接着，张儒彬打电话把3个团长找来，令各部队脖子上扎围白毛布，快到北大营集结。11月1日早晨，暂三十师3个团官兵均放下武器，到北大营集结完毕。

解放军独立一师部队前进至望花台、大洼、二洼一带时，开始受到国民党军一一六师部队的阻击。30日夜，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在东二台子师部召开营长以上军官会议，讲明危急形势，宣布执行军部命令，不抵抗。会后，各部队将在工事里的人员撤回，在驻地门上挂起白旗。该师指挥所后撤至北大营。11月1日，解放军独立一师第二团前进至北大营其师指挥所时，该团参谋长李长宽同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相见商谈，刘同意放下武器，部队在北大营集结。在此之前第一一六师留驻铁岭的三四六团与解放军十二纵三十六师一○六团达成停火协议，十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陈志方和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派来代表进行了谈判。三四六团全部交枪，被十二纵三十六师一○六团接收。

原国民党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师），驻沈阳市市内南五马路。当时担任铁西区和于洪区一带的防务。总人数约8000多人。总队长毛芝荃、副总队长佟道受五十三军的影响，不愿与解放军顽抗。他们向部下交代：“当解放军接近时不准开枪，要想尽一切办法与解放军联系。”第三团团长关庆厚和中共的地下工作关系李极栋（化名白栋）取得了联系。

11月1日上午，解放军进入沈阳铁西区时，第二守备总队派代表打着白旗找到解放军第二纵队五师十四团，要求“火线起义”，邀十四团派代表去该总队司令部谈判。十四团遂派政治处主任王佐邦带团作战股长、通信股长等多人前去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毛芝荃、佟道提出：（一）要求解放军停止攻击；（二）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王佐邦不同意其起义，指令其交出防御部署图，部队撤出防区到指定地点集中。双方发生争议。这是谈判时的一段“插曲”。下午2时许，解放军十四团小分队靠近总队司令部，令其警卫排放下了武器。这时，毛芝荃等人同意放下武器，交出了防御部署图。该总队司令部和各团、直属分队官兵先后放下了武器。

11月1日晚，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直属队政治处主任许长庚随部队到市区后，带领警卫人员进入沈阳市警备司令部，驻地在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门口站岗的国民党士兵不加阻拦，进到楼内也未有低抗。100多名军官早已在一楼走廊两侧站立，桌子上摆放着枪支等武器。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手捧花名册交给许长庚，提出交枪，请解放军清点接收。许长庚尚觉得自己只带一名警卫员不便正式接受，说：“你们先等着，我去找部队来。”许从该司令部大楼出来后，就近找到三十六师一○八团，来人将警备司令部全部人员接收。

国民党军新编骑兵司令部是由原满、蒙骑兵和地方保安骑兵支队、独立团、营等编成的杂牌军部队。司令部驻沈阳市郊新城子，中将司令官徐梁（兼国民党辽北省主席），中将副司令王照堃，官兵约7000多人。副司令王照堃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毕业，是张学良旧部，他任骑兵第六师师长时，曾对蒋介石不抗日政策表示不满，西安事变后不受蒋介石重用，故对国民党的前途失去信心。王照堃与吕正操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王任骑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后，吕正操曾给他捎过书信，对王进行政治争取。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和吕正操由哈尔滨派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阚福培（化名韩福，曾和吕正操、王照堃是东北讲武堂同学）到沈阳重点做王照堃的工作，策动王视机率部起义，阚就在王的家中吃住，王照堃给阚多方协助，掩护他的秘密活动。

10月下旬，王照堃率领的骑兵司令部和骑兵部队残部共1000多人，从辽西黑山、彰武往沈阳仓皇溃退。10月28日，当行进至新民县兴隆店附近时，与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部长李聚奎率领的近百名后勤机关人员相遇。后勤部供应部部长唐湘风首先发现骑兵部队，即令他们停止前进，王照堃和参谋长张麟阁来见唐湘风要求起义。

李聚奎得到报告后令其部队原地待命，让王照堃和张麟阁来商谈。当晚，王、张来见李聚奎，进行了晤谈，王照堃要求起义，李聚奎不同意起义，令其放下武器。李让张麟阁回去把队伍集合好，不许乱走动，等着交枪。王照堃仍留在李聚奎处，继续交谈。

29日凌晨，后勤部作战处长尹健从巨流河铁桥处调来了过桥前进的4个连队（东北总部炮兵旅两个连、一纵队两个步兵连），很快将骑兵部队武器收缴。骑兵部队的士兵由解放军一纵队和炮兵部队带走。李聚奎和后勤机关人员带着骑兵部队的约200名军官来沈阳。将这些军官交给了东北军区政治部接收。

国民党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约8000人，驻沈阳市和平区同泽街147号。该总队属杂牌军，主要任务是配合正规军防守沈阳。少将总队长秦祥征，少将副总队长王凤起，少将参谋长白澄。副总队长王凤起的妻子富平当时是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秘密派到沈阳做争取国民党部队工作的，受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领导。

10月下旬，王凤起和秦祥征等人即酝酿起义，并与中共沈阳市工委城工部商谈，规定了联系的旗号及昼间、夜间信号联络方法，并由地工人员发给带有“高觉”两个大字的识别臂章30余个，做了迎接解放军的具体准备。

11月1日上午，解放军一纵队三师八团一营教导员郝建岳带领该营二连部队前进至沈阳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该总队未抵抗，楼上挂着白旗，派人在门口迎候。郝建岳和二连政治指导员莱阳春等进入该总队部办公室，总队长秦祥征，副总队长王凤起和参谋长白澄要求起义，郝、莱不同意其起义，指令其放下武器。

双方有争议难以商定，后八团政委余琳和该总队秦、王、白及东北“剿总”少将高参邱立嵉等人乘车去铁西接一纵三师师长刘贤权到该总队司令部，同秦、王、白、邱等商定，该总队放下武器，到市郊集结。秦祥征、王凤起、白澄各去1个团督办交枪，官兵徒手集合。是日夜，该总队全体官兵按解放军指令开赴沈阳市西南郊的上沙坨子、李官屯、富官屯暂住。后其官兵由一纵队政治部分别作了安置。

国民党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不愿再战，同师副官处主任左祁和一团团长罗规一起商议确定，当解放军到来时不抵抗，把人员、武器集中起来交给解放军。11月1日下午，解放军第二纵队四师十二团，进入沈阳市到达暂编第五十九师驻地，根本未遇抵抗。

十二团参谋长程国藩带领一营一连和机枪连进入该师师部，师长梁铁豹正与一些团职军官约20人开会，商议与解放军接洽之事，梁见程国藩等人进入即提出要找解放军负责人商谈，程国藩遂向四师师长胡继成及纵队副参谋长王良太作了报告。

胡继成师长很快来到五十九师师部，见到梁铁豹等人后，令他们立即放下武器。梁铁豹要求起义遭拒绝，胡继成师长说：“一定保证你们官兵和家属们的安全，私人财物保证不没收。”最后，五十九师同意放下武器投诚。

如同堤坝决口，国民党军举白旗投降者接踵而来：

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空运锦州未成的二三六团投降；

独立炮兵第十六团投降；

空军高射炮第六团投降；

独立装甲兵团投降；

独立炮兵第七团投降；

重迫击炮第十一团投降；

炮兵第十二团投降；

独立铁甲车第三大队投降；

独立战车第三团第一营投降；

国民党军独立辎重汽车第十七团投降；

联勤总司令部第六补给区司令部投降……

坦克、装甲车、火炮、汽车等排列整整齐齐，各种弹药物资堆积如山！

国民党沈阳守军最高指挥官周福成也被俘投降。

<h3>周福成是怎样被俘的</h3>

10月31日晚，周福成已感到四面楚歌，无法维持局面，为了将沈阳失守的责任嫁祸于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周福成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密电：

十万火急（2116）

大总统亲密，王理寰已叛乱，现在解决中，如何再陈。

五十三军周福成卅晚。乙电

10月31日10时左右，周福成见大势已去，就给赵国屏留下一封信，内称：“国屏弟，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希你善其后罢。我走了。”遂化装成商人，带着几个随从，悄悄溜出他的兵团司令部，移住世合公银行内，不闻不问，听其自然。

31日下午4时许，二纵六师前卫团十六团首先从铁西突入市区。该团前卫连一连连长黄达宣、指导员苏福林各带两个排，沿两洞桥、中山路、马路湾经一夜搜索，直插故宫一带，进入老城。团主力也陆续展开。

11月1日拂晓，黄达宣在大西门里靠故宫不远处，突然看到路南一座小楼院里（世合公银行）出来两个人，小心翼翼，一见有人来又缩回去了。黄达宣脑子里一闪：可能是敌人。

这时路边一个老太太告诉他们，这个世合公银行楼上有一个国民党大官。他立即向在路北搜索的苏指导员等人喊了一声：“前面有敌人！”接着就带人闯进院内。

蒋军士兵发现他们进了院，并不开枪，只是躲躲闪闪往小楼里退。这个院不大，楼下有3间屋子，一个车库。

黄达宣和苏福林在隐蔽处交换了一个眼色，感到这里边有文章，可能有大官吧，立即指挥部队将小楼包围了起来。并派人将情况向营里报告。

马志高营长指示：“要把那个小楼包围得严严的，不管是什么人，不能跑掉一个。如果确实有国民党大官，要抓活的。我立即去你们连。”

包围好小楼，黄达宣开始喊话：“你们赶快放下武器投降，缴枪不杀，不然就要炸楼啦！”

楼内敌人听后并未答语，也不开枪，院内死一般沉寂。

黄见势一招手带几名战士尾随蒋军士兵进入楼内。

战士们闯进一个大房间里：“缴枪不杀！”首先把大约30多人的警卫排解决了。此时又见几个敌兵哆哆嗦嗦地躲在楼梯拐角处，黄达宣高喊：“快出来投降！”“你们的长官在哪里？

只见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士兵探出身来用手指了指楼上，黄连长明白了。

他与苏指导员布置战士们封锁好楼门、楼窗和走廊，然后自己带领几名战士，飞快冲到楼上。

上面也是三四个房间，几个人分头封锁好每个门口。这时，从中间一个房间走出个副官模样的人。

黄连长上去一把猛然将他拽到跟前，用手枪抵住喝问：“你们的长官在哪里？”这个家伙胆子大一点，好像早有准备。他忙摆手说：“不要这样，请跟我来，长官都在里面，我们投降。”

黄见到对方毫无抵抗之意，就带几个战士随他跨进门里，几支枪口同时对准了屋里的人：“不许动！”

这时，只见一个外披大衣内着便衣的中年从人堆里走出来，木然而立，朝着拿手枪的黄达宣低声说：“我是周福成。”

接着，又有一个年龄相仿的人走出来，文质彬彬地说：“鄙人是苏炳文（东北剿总高参室中将主任）。”

接着苏炳文含糊其词地说：“我们的部队正在和你们三纵队（即我辽北军区独立一师）联系起义……”

黄达宣心想这都什么时候了，于是打断他的话说：“情况我们可以向上反映。不过你们要老老实实。我们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先把枪都交出来吧。”

与此同时，楼内楼外周福成的参谋、警卫等随从人员也都被缴了械。一切进展得很顺利。

这时，一营长马志高赶到。

黄达宣带苏炳文来见马营长，介绍说：“这是我们马营长。”

1948年11月2日，我军进入沈阳市

苏炳文向马营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自我介绍说：“兄弟苏炳文，是中将高参室主任。现在在楼里的是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卫立煌逃跑前，任命周福成为东北‘剿总’副司令，负责指挥。兄弟正在劝他起义。”

马志高一听，吃了一惊：想不到真的摸到了敌人的老窝。便严厉对他说：“起什么义？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赶快投降？”

苏炳文说：“是，是，是。我回去再劝他。可是现在他还想不通，口口声声说对不起蒋委员长。”

马说：“他对得起老百姓吗？叫他马上投降。不然，立即把大楼炸掉！”

苏连忙说：“请马营长别着急，我回去就把你的意思告诉他。不过得给我一点时间。”

说话间，苏炳文还表明他过去曾为中共做过一些事情。由于时间紧迫，马志高向他摆了摆手，说：“限你10分钟，劝他投降。不然，我们就动手了。”

苏一副哀求的样子：“10分钟太短了，怕说不通他。”

马说：“给你20分钟。别啰唆了，快去吧！”

苏无奈，只好和黄连长一道出去了。大约过了十来分钟，黄连长带着苏炳文兴冲冲地返回来了。

黄连长大声说：“营长，敌人投降了。”

马志高顺便把敌人投降的消息告诉了团里，对黄连长一挥手，说：“走，咱们看看去。”说完，来到世合公银行。

进了楼，只见几十个国民党兵排列在走廊里，一个个低着头，无精打采。苏炳文领着他们径直来到一个很大的房间里。屋里光线很暗，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物品。靠近墙角处摆着一张很大的桌子，上面有两瓶外国酒和一些没有吃完的绿色包装的军用罐头，还有几部电话，电话线交错地散落在地面上。

屋子正中站着一个人，50上下的年纪，穿着黑色的呢子大衣。他好像很冷，整个身子紧缩在大衣里，头上带着一顶深色的礼帽，帽檐压得很低，几乎罩住了眼睛，以致看不清他的面目。他耷拉着脑袋，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这时，苏炳文紧赶上前几步，用手碰了碰周福成，说：“这是民主联军的马营长。”

那个人慢慢地抬起了头，把帽子向上推了推，向马点了一下头，说：“我是周福成。”

周福成的脸色灰白，目光呆滞。

一个战士把一支手枪递给马志高，说：“营长，这是他的手枪。”

马志高接过来，这是一支镶着象牙把，造得很精致的左轮手枪。马掂了掂这支枪，对周福成说：“你放下武器，这很好。可是你们的二○七师残部还在浑河一带顽抗，你马上下命令让他们投降。”

周福成再一次抬起头来，慢吞吞地说：“二○七师我指挥不动。”

苏炳文也说：“二○七师是青年军，不听他的。”

随后，一营派1个班端着刺刀将周、苏等押送到十六团团部。周等以为情况不妙，特别是周福成吓得直发抖。所以，当薛复礼团长和杨弃政委询间其身份时，周、苏吞吞吐吐，就是不敢实说。于是，薛用电话报告：“我们抓了几个大官，也问不清楚，马上派人给师部送去。顺便还给你们师领导送去5支快慢机手枪，就是从这伙人身上缴的。”

张竭诚师长和李少元政委、杨启轩参谋长接见了周福成和苏炳文。当杨启轩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师长、政委”时，周、苏二人的紧张情绪明显地有所放松。当张、李以礼相待去和他们握手时，他们先是惊诧，后是僵硬地点头哈腰把两只手都伸过来了。

俘获了兵团司令周福成和东北“剿总”高参室中将主任苏炳文，大家都很高兴。

张竭诚操起电话先告诉还蒙在鼓里的薛复礼：“老薛呀，大功一件啊！你知道你们捉到的是谁吗？是周福成！还有那个姓苏的，是中将高参！”

薛大声说：“那他怎么不早和我们说，都投降了还摆什么臭架子。”

张竭诚说：“不是的，人家有顾虑吗。你们一营弄1个班上着明晃晃的刺刀押送，把他们都吓坏了，他们怕你杀头咧！”

对周福成和苏炳文，给予了宽待。张竭诚和李少元经斟酌，还请周、苏二人吃了顿饭。虽说菜并不丰盛，已使惊魂未定的周福成和苏炳文感激涕零了。

他们边吃边谈。周说他是于10月30日从兵团部所在地中国银行转移到世合公银行放弃指挥的。他还提到第五十三师起义之事，说该师许师长等与辽北军区早有联系。这时，苏炳文插上来说：“听说他们联系起义的人已经派出，还不知情况如何，你们的部队就很快地进城了。”

张竭诚说：“我们不知道此事，战时情况紧急，变化快，一时也无法联系。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们的部队真有诚意早点起义，何必我们动这么大的干戈呢？”

苏炳文欠身说：“鄙人十分遗憾！”周福成没话找话地说了句：“贵军辛苦了！”

为了消除周和苏的顾虑，张竭诚开门见山地说：“我军对放下武器的人历来是一律优待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看，我们今天对你们怎么样？从战士到我这个师长，还有我们的李政委、杨参谋长，对你们怎样，打了吗？搜腰包了吗？”

周福成连忙说：“没有，没有。”苏炳文也点头赞叹：“仁至义尽，仁至义尽！”

张竭诚接着说：“反过来，你们再想想，你们抓住我们共产党人、民主联军又是怎样对待的呢？”

苏炳文急忙说：“天壤之别。我等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

吃着说着，周、苏二人已不显得那么紧张了。周起身说：“我斗胆请求贵军能对我的部下恩赐宽待。”

李少元政委一摆手说：“请坐。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交谈中，张竭诚他们发现周福成话里话外对蒋介石仍抱有幻想，于是和李少元你一言我一语，给这二位讲起了3年东北解放战争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直讲到眼前东北全境即告解放，蒋军于全国也已从优势转为劣势。只讲得周、苏连连点头。

<h3>攻沈阳之战果</h3>

沈阳之战，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匪”总司令部、1个兵团部、两个军部、7个师、3个骑兵旅等，共1345万人，俘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以下将级军官106名。

<h3>林彪的“失着”</h3>

正当辽西会战激烈进行时，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乘机占领了营口。这是毛泽东一直担心的事。因为廖耀湘兵团虽陷于重重包围，但并未遭到全歼，而沈阳还有十几万敌军。敌军很可能实施从营口总撤退。这样一来，就不能达到将东北国民党军队彻底就地歼灭的战略目标。而且从营口撤退的敌军将会增加关内战场我军的压力。突然之间在对峙的局面下一方徒增数万，甚至数十万兵力，将会造成难以预计的后果。

10月25日，廖耀湘因黑山遇阻，准备悄悄经台安、大洼，直奔营口。这个计划不久就被林彪看破并及时粉碎了。幸亏我各纵队奔袭神速、果断，否则，廖兵团就有可能从营口逃脱。毛泽东在这天致电批评林彪：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五十二军一部于24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林彪的这个“失着”，本来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即沈阳十几万敌军倾巢而动，经辽阳逃往营口。但是卫立煌的“瞎指挥”却大大消除了这个“失着”的副作用。

当第五十二军占领营口时，第五十三军的先头部队也进了辽阳、鞍山。卫立煌此时仍幻想死守沈阳，命令第五十二、第五十三军退回沈阳，以加强沈阳防务。

第五十三军先头部队两个师盲目执行了卫立煌的命令，撤回沈阳后即遭解放军围歼。在营口的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动了点脑筋，觉得在营口比沈阳安全得多，加上有杜聿明的支持，于是抗命不撤，待在营口天天盼杜聿明派船来将他的部队接出东北这个大冰窟窿。

10月27日，林彪为弥补他的“失着”，在围歼廖兵团之战进入尾声时，命令第九纵队和南满独二师东渡辽河，直扑营口。

第九纵队在攻克锦州之后，旋即参加围歼廖耀湘兵团会战，10月26日经6昼夜强行军抵达大虎山附近。此时，辽西会战已经到了收尾阶段，第九纵队只有前卫第二十六师赶上了战斗，仗没怎么大打，功劳却不算小：活捉了敌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

10月27日接到奔袭营口的命令，纵队司令员詹才芳立即将后队改前队，向台安奔去。第二十五师变成了前卫，第二十六师断后，强行军6昼夜的部队又开始了新的强行军。

辽南一带河流纵横，船只、桥梁大多被破坏了。詹才芳命令大河架浮桥，小河就蹚过去。从纵队首长到士兵，人人一身水一身泥，走着走着，身上热气腾腾，衣服又干了。

许多战士边走边打瞌睡，为了避免掉队，有的连每班发根绳子，班长牵着绳头，班副捏着绳尾，战士在中间扶着跌跌撞撞朝前走。

纵队政委李中权见状，让人传令：

“打下营口，让大家睡足。”

詹才芳乘的吉普车轧着地雷，被爆炸的气浪掀得老远。车尾炸得千疮百孔，但无人受伤。工兵探测到了地雷，来不及排除，只用石灰做记号，时间一长，记号模糊了，却让司令员虚惊一场。

10月30日，前卫第二十五师到达营口远郊，开始与敌交战。在前石桥子遇到敌坚固据点。詹才芳立即命令第二十五师以一个团的兵力攻打该据点，主力继续向营口以东前进。

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1个连的兵力，一举突入前石桥子，却遭到敌强大火力的伏击。该连伤亡很大，匆匆退出村子。

师长曾雍雅亲自赶到现场，发现地形于己十分不利，而且敌人兵力多少、战斗力情况不了解，下令停止攻击，将部队撤回后石桥子。

部队极度疲劳，一停下来倒头便睡，放松了警戒。当夜敌以两个营的兵力偷袭，使第七十三团第一营遭到重大伤亡。

<h3>国民党军从营口溃退</h3>

10月31日，桂永清派来的几只登陆艇和1艘商船抵达营口港外，但正逢落潮，水浅不能靠岸。刘玉章站在码头上，望着海上的船只，听着越来越激烈的枪炮声忧心如焚。

第二天登陆艇和商船终于靠岸，3万多人靠这几条船运输，远远不够。刘玉章决定破坏车辆，打死马匹，将人员强行“塞”上船。

刘玉章将撤退计划向各师传达，并命令外围据点留30个排哨，每哨安电话1部，在适当位置隐蔽卡车1辆，各排哨依现有工事掩护主力撤离，待大部队登船后，各哨同时后撤，乘卡车直奔码头。整个计划于当晚实施。

当天下午，解放军第九纵队各师相继抵达营口郊外。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和政委李中权商量，准备立即对敌发起攻击。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第五十二军想从海上溜走，如果按总部命令等第七、第八纵队赶到后再攻击，恐怕来不及了。

解放军的攻击遭到刘玉章的反击。由于第九纵队各部的重武器还没有跟上，加上长途强行军战士疲劳，被敌人反击得手。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于黄昏时向大石桥转移。刘玉章命令部队迅速撤出阵地，连夜赶到码头上船。

刘玉章和参谋长廖传枢上了舰队司令官马纪壮的旗舰。时值落潮，无法起航，要等第二天拂晓涨潮才能出海。

第五十二军第二师纷纷抢登一艘大型运输船。炮兵营最先上船，进了舱底，底舱因曾运过汽油，地板上有不少漏油。有人因天黑无灯，点了一支蜡烛。

上船的人越来越多，通信营上完了，接着是师部，最后是步兵团。船身因严重超载下沉，底部触地，开始倾斜。海军要求人往外侧疏散，无人理会。底舱的那支蜡烛倒地，引起大火。

火势迅速蔓延，将炮兵营大部烧死，上面的通信营和师部人员纷纷跳海，步兵团上船的掉头后撤，没上船的仍往前挤，又造成许多人落海。

我军强渡辽河，追歼向营口逃窜之敌

运输船报废了，第二师师长尹先甲只顾自身逃命，混上了另一艘船，而他的部队站在岸上无人去管。

刘玉章只好派人通知第二师的两个团长自行找船去葫芦岛。

11月2日凌晨5时，刘玉章率第五十二军一部兵力乘船逃走。7时，解放军向营口市区发起总攻。守军迅速崩溃，解放军长驱直入，一直攻到码头。

第五十二军第二师搜集到大量帆船和一艘运输船，刚刚驶离码头，就遭到解放军的猛烈炮击。运输船中弹沉没，3000士兵葬身海底，帆船也大部被击沉。

第二师一个整师只有五六百人乘帆船逃往葫芦岛，余下全部被歼。

刘玉章到达葫芦岛，杜聿明正站在码头指挥第五十二军残部卸船。二人相见，抱头痛哭。刘玉章说：“五十二军损失太惨啦！”

“你不要太伤心，”杜聿明安慰道，“我把新六军暂六十二师刘梓皋部建制拨给你。”

杜聿明召集葫芦岛守军将领，商讨撤退事宜。各军、师都想先走，吵吵嚷嚷争论了半天。

“沈阳沦陷的消息已经证实，”杜聿明说，“我和大家心情一样，想急于将部队安全撤走，但是各位必须镇静，要临危不乱。”

“干脆走陆路，由山海关到冀东，”阙汉骞道。

“陆路不安全，还是走海路好。”刘玉章道。

“海上固然安全，“侯镜如说，“但船来慢了，后面担负掩护的部队就会丢给共产党。”

“大家别争了，”杜聿明说，“还是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吧，从海上撤。”

“我们往哪里撤？是华北吗？”侯镜如问。

“我现在不知道，”杜聿明说，“等委员长决定吧。”

会议一散，侯镜如单独对杜聿明说，“现在情况万分紧急，光亭兄应该当机立断，该断不断大祸临头，廖耀湘就是吃的这个亏。”

“你说该怎么办？”杜聿明问。

“你应该下决心，带我们从陆路走，等船谁知道会等到什么时候。桂永清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营口五十二军损失过半，就是吃了船来得慢来得少的亏。”侯镜如说。

“不要急，老兄！”杜聿明握着侯镜如的手说，“一字长蛇阵摆到北宁路上，又会被共军吃掉的。等船来了，我让你的部队先走，好不好？”

侯镜如走后，蒋介石派国防部一位副厅长从南京带来一份《徐蚌会战计划》和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说：

“目前徐蚌战役关系国家存亡，许副厅长带来的计划如弟同意的话，请到蚌埠指挥……”

“我同意此案，但须将葫芦岛的部队撤完后才能动身。”杜聿明对许副厅长说。

许副厅长走后，杜聿明立即给蒋介石发电，要求将葫芦岛的部队，全部撤往蚌埠。杜聿明想亲手控制这些部队，以利他进行徐蚌会战。

蒋介石回电说：“待向傅宜生商量后再决定。”

因为葫芦岛的部队有一半属于华北“剿总”建制。第二天蒋介石来电：“华北情况吃紧，原属华北‘剿总’之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及独立九二五师仍归还华北建制。其余第三十九军、第五十二军及第五十四军全部撤至上海、南京。”

杜聿明开始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撤离葫芦岛。为了防止泄露机密，他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给前方担任掩护的部队下达向共军搜索前进的命令，给后方准备撤退的部队下达向某地转移的命令，等部队到了码头，再下达上船的命令。

杜聿明的这一套连老奸巨猾的罗奇也蒙在鼓里。独立九十五师撤退时，杜聿明的命令是：

“据报营口方面第五十二军之一部，本日凌晨已击退正面之敌，正向田庄方向前进中。该师即由葫芦岛船运营口增援第五十二军的作战，限6日18时登船完毕。”

罗奇接到命令时，打电话问港口司令部：

“怎么把部队往营口运，搞错没有？”

“上船吧，杜司令官亲笔签署的，怎么会搞错。”港口司令回答。

罗奇上船起锚后，杜聿明亲自用无线电话指示：

“独立九十五师立即开赴秦皇岛，仍归华北‘剿总’建制。”

杜聿明一面指挥部队撤退，一面布置破坏锦西、葫芦岛设施。能运走的机器、装备一齐运走，运不走的全部破坏。

杜聿明的计划因工人的护厂运动，大打了折扣。对港口设施和码头的破坏，也因桂永清的敷衍塞责，未能实施。桂永清命人将大量tNt炸药堆放在码头上，待最后一艘船驶离后，用舰炮轰击引爆炸药。但桂永清本人提前乘“重庆”舰先走了，留下一艘炮舰执行这一使命。

炮舰怕遭解放军炮击，朝码头开了几炮就匆匆溜走了。tNt炸药并未引爆。

最后一批撤离的部队是第五十四军第八师。当第八师撤退到锦西机场时，杜聿明正站在飞机跑道旁，对从他面前匆匆经过的官兵说：

“不要慌，沉着点，保持队形。”

第八师的部队远远撤离了机场，杜聿明才放心地上了飞机。

杜聿明后来对当时撤退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

我一面急电蒋介石催船，一面召集各将领商讨安全撤退的部署及准备工作，但表面上还假装镇静。在葫芦岛的各将领都成了惊弓之鸟，人人想争先离开东北。有的建议立刻从陆路经山海关向冀东逃跑；有的说陆路不安全还是海上安全；有的说海上固然安全，如果船来得慢，最后掩护部队将无法撤退。众说纷纭，最后我决定还是照蒋介石的指示从海上撤退。但是部队撤到什么地方，我心有所私，未明确地说出。有的问：“到底准备往哪里撤？”我说：“等委员长决定再说。”侯镜如有点着急，散会后对我说：“你应该当机立断，快下决心，带着一起从陆上走，等船到什么时候？”我握着他的手说：“不要急，老兄！一字长蛇阵摆到北宁路上，又会被吃掉的。船来了，我先送你的部队走好不好？”

其实在我们开会之时，蒋介石到南京后已要国防部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亲自送来，并带一封亲笔信说：“目前徐蚌战役关系国家存亡，许副厅长带来的计划如弟同意的话，请到蚌埠指挥”（蒋介石这时是这样的客气）。我见计划中规定的徐州主力撤退到淮河以南守备，认为这样以守为攻，尚有可为。但我又不愿意负放弃徐州之责。因之复信中略说：“我同意此案，但须将葫芦岛部队指挥撤退完后，再去蚌埠。徐蚌会战部署，请刘峙总司令迅速将部队调至蚌埠，否则有被共军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

正因为我存在着这样一种私心，同时也判断东北解放军一入关，华北不能久守，增加几个军也不可能挡住解放军的攻势。因此，我电蒋介石申述利害，要求将葫芦岛部队全部撤到蚌埠，希望自己将来到蚌埠可以多掌握一些部队。蒋复电说：“待向傅宜生商量后再决定。”过了一天，蒋介石来电略说：“华北情况吃紧，原调华北‘剿总’之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仍归还华北建制，其余第三十九军、第五十二军及第五十四军全部撤至上海、南京。”

我接到这一指示后，即开始部署葫芦岛的撤退工作。为了缩短海运的日期，同侯镜如商量先将华北各军运至秦皇岛，然后再运其余部队。侯十分同意。

在这期间，我交代工兵参谋王传德（圣？）筹划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及残留在葫芦岛的火车头等，并接见过锦西发电厂厂长等负责人，指示他们必须彻底破坏。关于葫芦岛的自来水塔及码头等与桂永清协定归海军破坏。并规定陆、海军各部队对于葫（芦岛）锦（西）间各工厂机器、电动机等可搬运的物资，尽量运走，搬不走的则破坏。

在组织撤退的这几天，葫芦岛的官兵恐慌不安，怕解放军一来，无法逃命。锦西、葫芦岛的后勤机关部队以及行政人员尤为恐慌。这个来说有重要机器奉到主管机关命令要尽先撤退，那个来说有档案文件必须让他先走，整天一群一群地拥挤到边区司令部门口争吵不休。我怕泄露机密，被解放军牵住逃不掉，下令时，声东击西，给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向解放军搜索攻击，给后方部队的命令说向某地转移，等部队到葫芦岛码头上，再给上船的命令。到11月8日上午最后一批船到齐，我才由锦西机场同空军地勤人员一道逃往北平。

到11月8日，杜聿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葫芦岛上的部队安全撤退到秦皇岛。至此，辽沈战役全部结束。

<h3>清点东北人民解放军战果</h3>

辽沈战役是国共双方军队进行的第一个战略决战。

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10日，历经52天的辽沈战役决战，东北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司令部、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6个整师，以及特种部队和地方保安部队，共计47.2万人；俘将官186名；缴获火炮4709门、掷弹筒234具、重机枪2387挺、轻机枪109万挺、高射机枪6挺、冲锋枪183万支、战防枪71支、步枪1518万支、短枪4957支、信号枪142支、枪榴筒280个、各种炮弹41.9万发、子弹2482万发；击落飞机11架，缴获飞机16架、坦克76辆、铁甲车151辆、火车头348辆、车皮1380节、汽车2170辆，击毁装甲车6辆，击沉军舰1艘、军用船22艘；收复大中城市14座，解放了东北全境。

<h3>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卫立煌</h3>

11月6日，《东北日报》发表《庆祝东北解放）的社论，指出：“沈阳及东北全部解放，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匪帮所竭力投掷到东北来的血腥赌注，是全部输光了。”

蒋介石亲自发动的内战战火终于烧掉了他开赴东北的几十万精锐部队，蒋介石把失败的责任完全都推到了卫立煌身上，11月10日，蒋介石下令对卫立煌撤职查办。原令说：“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蒋介石在下这道命令时，完全忘记了在请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时，自己曾拍着胸脯向卫保证说：“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

惩办一个卫立煌也挽救不了国民党军的整个败局，在辽沈战役结束的第四天，解放军又发起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蒋介石又急急忙忙飞到徐州去“御驾亲征”。在以后的战斗中，蒋介石已是众叛亲离，终究被自己点燃的内战之火烧得逃离了大陆，跑到台湾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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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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