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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道家》 第一章 老子和他的哲学 第一节 隐君子和《道德经》 春秋末年，约当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我国出了个伟大的哲学家——老子。他留下了一部只有5000多字的著作，里面说了许多非常深刻的道理。 春秋及其以后的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差不多同一时期，古希腊出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印度有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我国则是所谓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儒、墨、道、法，还有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农家等许多学派。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这些学派都逐渐销声匿迹了，只有老子和他倡导的学派，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儒家。假若天下太平，儒家学说就兴盛；社会不太平，道家思想就流行。士人如果做了官，春风得意，就讲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丢了官，身处逆境，就谈老子，以排解胸中的忧闷。所以，至少从汉代以后，知识分子既读儒家经典，也研究老子及道家学说，老子书的注本可说是汗牛充栋。近代以来，老子的书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这些年据说每年都有新的译本问世。老子的学说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思想财富。 关于老子这个人，司马迁作《史记》时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史称老聃，老子是后人对他的尊称，就像孔子是孔丘的尊称一样。他是楚国苦县人(今河南鹿邑县)，做过周王朝的柱下史，是宫廷中的一个小官。后来看到周王朝日益衰败，就离开了宫廷。他比孔子大几十岁，是孔子的前辈。据说孔子曾向他请教过礼制方面的问题。他沉默寡言，专心修养，隐姓埋名，不求人知。所以司马迁称他是“隐君子”。后人弄不清他是谁，当与这种生活态度有关。 据《史记·老子列传》，老子离开宫廷，到了一处关口，守关的长官对他说：“先生您就要隐居了，请把您的学问写下来，不要让它失传。”于是老子写了上下两篇，总共5000来字。后人把一篇叫“道经”，一篇叫“德经”，统称，或者干脆以著者为书名，称作《老子》。现在通行的《老子》版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西汉初期的帛书，其中《老子》一书“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和战国时韩非所见的《老子》顺序相同。现在《老子》通行本的篇章顺序，显然是后人的编排。 《老子》的内容，主要是老聃的思想。春秋战国时代的著作，往往是一个学派的思想总汇，《老子》一书也汇进了战国时期的一些思想。有人根据这些内容，把《老子》成书的时间定在战国时期，是不对的。 根据当代学者们的研究，《老子》书中一些反对仁义、反对法令的内容，可能出现较晚，但《老子》中的哲学思想，比如天道自然、无为无不为等著名命题；事物普遍存在着对立、对立面又互相转化的思想；以及小国寡民等政治思想，一般认为是老子本人的、或者是接近老子本人的思想的。因为在先秦的、《荀子》、《韩非子》以及《吕氏春秋》等文献中，对老子及其思想的描述，大体就是这些内容。 即使那些晚出的思想，也和老子的思想密切相关，是老子思想的延伸和发展。正是由于老子崇尚质朴，反对文饰，人们才会进一步推想到他也反对仁义礼制、政策法令这些形式。为了叙述方便，本章所说的老子思想，是《老子》这本书的思想。 第一章 老子和他的哲学 第二节 没落的社会，悲苦的心情 春秋时期的社会动荡，酝酿着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旧的奴隶制开始没落，新的封建制度逐渐兴起。老子长期做周王朝的官吏，他看到的，首先是旧秩序的没落，周王朝的衰败。 老子在他的书中写道：缤纷的彩色，眩惑了人的眼睛；美妙的音乐，聒聋了人的耳朵；丰美的食品，伤害了人的胃口。人们发疯一样地在打猎场上骑马驰骋，为了难得的珍宝不惜干出各种各样的罪恶勾当。田地荒芜了，仓库空虚了，但王侯贵人们却住在雄伟而整洁的宫殿里，穿着华丽的衣服，佩着锋利的宝剑，精美的饮食吃不完，财富多得数不清。他们像强盗头子一样，逼迫得人民不得安居，阻塞了人民谋生的道路。他们经常打仗，连怀胎的母马都被征去做了战马，不能用来种田；每次战争过后，接着就是荒年；军队驻扎过的地方，长满了荆棘和蒿草。老百姓活不下去，于是纷纷起来造反。统治者杀戮他们，但是没有效果，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七十四章)老子告诫统治者，当人民不怕威胁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他希望统治者能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有个正确的解决办法。 老子说，人民之所以生活贫困，陷于饥馑，是由于苛捐杂税太多，人民负担太重：“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第七十五章)人民之所以难统治，经常闹事，是由于统治者欲望太多，生事扰民。今天他们要修花园，明天又要造宫殿，后天要打猎，大后天又要打仗，搅得老百姓不能安心生产。统治者拚命地享受，拚命地保养他们自己，逼得人民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国家秩序混乱，于是有了忠臣；家庭秩序混乱，一家人不能和睦相处，于是有了孝子。忠臣、孝子的出现并不是件好事，倒是社会秩序混乱的标志。 老子劝告那些统治者，不要拚命地追求享受，不要过分地保养自己，不要逼得人民活不下去。老子向那些统治者指出：不看重生命的人，比过分看重生命的人要高明。 老子生活的时代，一般人都相信天道。天道，其实就是各种自然现象，他们以为其中含有某种意义，是神对人的指示。老子认为，自然现象不包含神对人的指示，不过仍然相信天道是人们应该效法的榜样。老子说，天道多么好啊，天道只对万物有利，却不危害他们：“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第八十一章)你看，太阳出来了，普照大地；春风吹来，万物生长。天道还减损那些有余的，补给那些不足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第七十七章)比如虎狼有了爪牙，就不给它们长角；牛羊吃草，尽受欺负，所以给它们长上角，让它们可以自卫。人道却恰恰相反。人道减损那些不足的，补给那些有余的人：“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强者欺负弱者，强国欺负弱国。富人有权有势又有钱，却还要欺负别人。这些现象，多么令人不可理解！ 社会危机四伏，统治者又是这样的不争气，使老子感到悲哀，感到苦闷。他说，人们都是那样的无忧无虑，那样地欢天喜地，好像是参加盛大的宴会，又好像是春日里登高远眺。独有我，却淡淡地，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像一个还不会笑的婴孩，像一个无家可归又疲惫不堪的孤儿。人们好像是那样的明白和清楚，而我怎么这样的笨拙和糊涂！我是个愚蠢的人吗？ 不！老子说，我和众人不同，因为我得到了道。 第一章 老子和他的哲学 第三节 老子的治世方略和处世态度 处在这样一个你争我夺的社会里，老子主张事事退让，不与人争。 老子看到，一切事物在弱小时，生机勃勃，一旦发展壮大，就离死不远了：“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老子》第五十五章)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柔软，死了就变得僵硬；草木活着的时候身体柔软，死了就坚硬枯槁。所以他认为，柔弱，是生的一类；坚强，是死的一类。人们说，强暴的人不得好死。老子说，我要永远记住这句话，并且用它来教人。 老子认为，天下最柔弱的东西是水，但它能在坚硬的东西中穿来穿去。向坚强的东西攻击，没有什么力量能胜过水的。所以，弱能胜强，柔能克刚。水那样的品质，最接近于得道。 老子反反复复、从各个方面说明这个道理。老子说，水往低处流。下流、低洼的地方，是人们讨厌的地方，但也是万物归附的地方。到了下流和洼地，物就安静下来。所以安静是万物的归宿，是万物最适宜的状态。天下的事物，变化纷纭，到头来都要归回它们的出发点；归到出发点，就安静下来。所以安静最好，它是动的主宰。人们应切实坚守着安静，不可轻举妄动。这叫作“致虚极，守静笃”(《老子》第十六章)。 老子说，你没见那些雌性的动物吗，它们总是用自己的安静战胜了雄性动物，使雄性动物俯首帖耳。所以，老子主张，人们处世，虽深知什么是雄强，却要安于柔雌的地位，甘作天下的沟溪；虽深知什么是光彩和荣耀，却安于暗昧的地位，不求人知；虽深知什么是出人头地，却安于卑辱的地位，甘作天下的川谷。这叫作“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老子》第二十八章)。老子说，事情的结局，往往和人们的愿望相反。卑下反而能够盈满；委曲反而能够保全；置身于众人之后，结果却往往在众人之先：“洼则盈”，“曲则全”(《老子》第二十二章)，“后其身而身先”(《老子》第七章)。 老子这套做人的道理，是说给统治者听的。老子说，你积累的财富越多，损失也就越大；你越是拚命保养，迫切要求活得长久，越是达不到目的。其原因就在于追求虚荣，反而成了累赘和祸害。假使他不是这样地爱惜自己而是先考虑别人，后考虑自己，把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能得到保全。这才是真正爱惜自己。只有真正爱惜自己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这样的人，不自以为是，所以是非分明；不自我夸耀，所以才有功劳；他知足，所以总是满足；满足就不和人争。正因为他和谁都不争，所以谁也无法和他争，这样他就可以做天下的首领。 老子告诫人们，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不知足就要和人争，争就要运用智慧，国君们千方百计网罗贤能，制造了各种各样奇巧的武器和工具，以求在争夺中获胜。于是到处燃起了战火，天下一刻也得不到安宁。所以，用智慧来治国，是国家的祸害：“故以智治国，国之贼。”(《老子》第六十五章) 老子反对崇尚贤能。因为国君喜欢难得的珍宝，就有人去偷和抢；国君们崇尚贤能，老百姓就会磨炼自己的智慧，造出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武器和工具，国家就会越来越混乱。人民所以难统治，就是由于人们智慧太多。 老子主张，君主应该没有欲望，百姓应该没有知识。做国君的没有欲望，人民就自然淳朴；做国君的喜爱安静，不生事扰民，人民自然就行为端正；不崇尚贤能，人民自然就不争。老子说，从古以来，那些治国有方的圣人们，都不是要人民明白，而是要人民糊涂。要使人民头脑简单，没有志气；但要让他们吃饱肚子，筋骨强壮。这样，人民没有知识，也就没有欲望，因而也不会闹事。假如有谁敢妄有主张，领头闹事，我就把他们抓来杀掉，看谁还敢捣乱：“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老子》第七十四章) 用法令治国不行。老子认为，法令越分明，盗贼反而越多。用礼制治国也不行，尊崇礼制，必须有所表现。自己有礼，得不到反应，就揎拳掳袖，敌对报复。所以，礼是忠诚和信任的不足，是大乱的祸首：“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 在老子看来，人们之所以用礼制或法令治国，就是因为失去了道，而上古的圣人是治国有道的。老子向往上古。他说，那时候国家小，人民少，即使有可以节省人力的工具也不使用。人们安居乐业，不愿迁徙，就是鸡犬之声相闻，人们也互不往来。人们不要文化，结绳记事，不发展科学技术，造了车船也不坐。这样的社会，没有战争，也没有争夺。 礼制法令，科学技术，都是智慧的产物。正是由于智慧，使人类高出一切动物之上，并创造了一桩桩伟大的文明成果。但也是由于智慧，使人类创造了其他动物所难以望其项背的罪恶：背叛、欺骗、酷刑、大规模杀伤的武器和方法，以及对人的压迫和剥削、对自然的肆虐掠夺。正是由于智慧所造成的罪恶，使老子产生了对智慧的反感，并希望通过限制智慧的发展甚至消灭智慧，来消除社会的罪恶。 把智慧看作罪恶的渊薮〔sou叟〕，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基督教的《圣经》中说，人类的一切罪恶，都源于他们的始祖夏娃偷吃了一个智慧果而有了智慧。智慧使人走出了蒙昧，有了分辨能力，同时也使人类有了罪恶。直到今天，人类还继续争论着这些问题，有一些思想家，仍然把当前所出现的许多社会、道德问题归因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老子的思想是相通的。 但老子的话没人听。他认为自己的话很容易了解，也很容易实行，天下竟没有人能了解，也没有人能实行。有人对他的道将信将疑，甚至讥讽讪笑。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穿着粗布袄、怀抱美玉的人，人们却不相信他会有珍宝。 老子对社会的观察确实非常深刻，但是，人们事事退让就能得到保全吗？抛弃智慧，不要文明进步的成果就能制止争夺吗？这样的话人们怎么能听得进去呢！ 即使在今天，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带来了许多弊病和社会问题，但是人们还是要拚命地发展科学和技术。特别是我们国家，更是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立国之本。因为科技是力量，是富足。在争取力量和富足的竞赛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甘于落后。现在如此，老子当时也是如此。 但老子认为，人们不讥笑，反而不能说明自己得了道。老子的做人、治国之道，归到一点，就是自然无为。 第一章 老子和他的哲学 第四节 自然、无为之道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古代的情形一样，我国在春秋以前，人们普遍相信鬼神。春秋时代，在弱肉强食的争夺中，先进的人们看到，相信鬼神，只能导致灭亡；要在争夺中取胜，只有依靠自己努力。孔子，老子，墨子等等一大批思想家，从人世间，从社会本身去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方略，各有一套处世做人的道理。但多数思想家都没有对天道作出明确说明，因为他们不大重视研究自然现象。而老子却重视自然现象，对天道进行了专门研究。 天道是自然现象，研究天道就必须借助自然科学。春秋时代，自然科学已有很大发展。人们能够较为准确地观测和记录日月星辰的位置，并进一步发现了许多天体运行的规律，比如土星每12年在天上运行一周。还能确定一年为365.25天，并制订比较先进的历法。天体运行既然遵循着自己的规律，那就和人间的事情无关。其他自然现象，如刮风下雨、地震山崩、草木生长、动物出没，不是为人而存在的。于是老子得出总的结论：天道自然。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不是为了什么，也不受谁的支配。 比如天降甘露，没有谁的命令就自然均匀；万物的生长变化，没有谁的命令，就自然而然地进行。天地对于万物无所谓仁慈，也没有偏爱。人的行为应效法天地，天地效法道，道的原则就是自然而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道让万物生长，使万物发育、成熟，但不把万物据为己有，也不自以为对万物尽了力。这实际上也是说，万物的生长、发育，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天地万物如此，人的行为也应该如此。圣人治国，就应遵从这个原则。最好的君主，人们仅仅知道他的存在，他把样样事都办得非常妥贴，老百姓却觉得自然而然，似乎本来就会是这个样子。或者说，圣人们对待事物，只应帮助它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去发展，而不横加干涉。 老子说，善于捆缚的，不用绳索，却使人解不开；善于关闭的，不用上锁，别人也打不开。圣人治理国家，应该只掌握一些大的原则，而不事事干涉，这样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悦诚服。 用自然的原则对待事物，就是无为。无为，就是让事物顺其自然。 老子说，那些治理天下而要有所作为的人，我断定他达不到目的。天下是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不可以乱加干涉。乱加干涉的，注定要失败；想把天下抓在手里不放，注定要丢掉。那些一心想有所作为、并极力表现自己的，都是修养很差的“下德”之人，“上德”之人是不这样干的。“上德”之人，一切都不干涉，事情就成功了；不去教导百姓，百姓都自然而然地非常听话。他似乎什么都不做，却什么事都办得很好，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 “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一般说来，在现实中，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总要以某种方式去实现它，这就是“有为”，有为都是具体的，做这个就不能做那个，顾此往往要失彼。而且所谓做，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事物，即使达到目的，也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和流弊。老子正是看到了有为的弊病，所以主张无为。因为只有无为，才可以无不为，避免顾此失彼的缺点。无不为，不是自己什么都做，而是让事物按自己的本性正常发展。就像道或天地让万物按自己本性正常发展，而不对它们加以干涉一样。万物按自己本性正常发展，无论前途如何，都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这样也避免了人为干涉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在老子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把天下治理好。就像道自然无为，万物都会自动生长发育一样，治国者若能自然无为，百姓们自然就会道德高尚，生活富足，“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所以无为是非常有益的。现在，天下之所以昏乱，百姓之所以难治，就是因为统治者一心想有所作为。 无为之所以有这样大的作用，就因为道是无为的。道永远无为，但没有一件事不是道的所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王侯们假如能坚持这一条原则，就像万物自动地归化于道一样，百姓们也会自动地向他归化。这时候，他就用无为的原则使百姓们变得淳朴和没有欲望，从而安静下来，于是天下就安定了。 到了汉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极为推崇老子的思想。他们把老子思想归结为“清静自正，无为自化”八个字。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无为无不为的思想乃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要义。而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在汉朝初年的政治中，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的思想基础，它使当时的百姓们在长期战乱之后得以休养生息，它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自然、无为虽然这样好，但很少有人能够实行。他们总想有所作为，反而不能成功。他们想把国家治好，却导致了灭亡；他们拚命地积累财富，却招来了盗贼；他们拚命地争取长寿，却促成了夭亡；他们拚命地在天下逞强，却不得好死。这是多么矛盾的现象！老子深刻地体味了这到处存在的矛盾，并从哲学上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第一章 老子和他的哲学 第五节 矛盾和不可掌握的命运 老子说，天下人都知道怎样才算美，这就有了丑；都知道怎样才算善，这就有了恶。所以，有和无是互相产生的，难和易是互相形成的，长和短是由于互相比较，高和低是由于势位不同，声音相互协调成就了音乐，前和后是由于一个个相随而行。它们是相反的，又是同时存在的。有了此就有了彼，缺了这一方也就没有那一方。正因为如此，所以圣人才用无为的原则去处事，因为无为才可以无不为，把一切事办好。办好了，成功了，但我并不居功。正由于不居功，功绩反而不会失去。天地之所以能长而且久，是因为它生存不为自己，所以能长生。圣人想处在众人之前，所以才处在众人之后；想保全自己，才把生死置之度外。由于他一点也不自私，反而成就了他自私的目的。相反，那些自我夸耀的人反而没有功劳，自以为是的人反而辨不清是非，自高自大的人，反而不能领导别人。 老子主张，将要收敛它，必须暂且扩张它；将要削弱它，必须暂且增强它；将要废毁它，必须暂且兴起它；将要夺取它，必须暂且给予它。这就是那深沉的预见，也就是柔弱能战胜刚强的道理。用以治理国家，这也是最有效的武器。 在老子看来，道的原则和一般事物的原则是相反的。一般的物或人，都力求生长、壮大，想用刚强取胜；而道却把柔弱作为自己的作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因此，从事于学习知识和致力于得道的原则也刚好相反。获得知识，其规则是一天天地增加；致力于道，其规则是一天天地减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第四十八章)增加，所以知识越来越多；减少，才能步步深入，抓住最根本的东西。减少的极限，是达到无为。最后，得道者的表现也和一般人不同。有了大智慧，看起来好像是愚昧；而真正的愚昧，看起来却好像是聪明。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相反啊！明显的好像是暗昧，前进的好像是后退，平坦的大道好像崎岖，高尚的德行类似卑污，最荣耀的好像屈辱，最广大的好像是不足，刚健好似怠惰，纯真又像不能坚持，最方正的没有棱角，最大的器物要最后完成，最大的声音听不见，最大的形象看不清，最圆满的好似欠缺，最充实的好似虚空，最大的正直好似歪斜，最灵巧的又好像是笨拙，最善辩的口才好像话都不会说。那最高尚的得道者，他的德行，是非常的深，也非常的远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一言一行，和一般人是相反的啊！所以，老子得出结论说，真话不漂亮，漂亮的不是真话；好人不巧辩，巧辩的不是好人；真懂的不卖弄，卖弄的不是真懂。这一切，又是多么地矛盾啊！ 这许许多多的矛盾似乎已经表明，每一件事物本身，都包含着它对立的因素。比如万物都力求生长、壮大，这本来是求生存的，却不曾想到会因此而走向死亡；人们用智、逞强、争斗，本来是为了追求幸福，然而，有多少人因此而遭受了祸殃。因此，老子说，灾祸啊，幸福紧靠在它的身旁；幸福啊，灾祸却在它的里面隐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结局如何，有谁能够知晓？正常的，变成了怪异；好事，反而成了妖孽。长久以来，人们就在这种变来变去的潮流中打滚，大家都糊里糊涂，谁也不知道结局如何：“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老子》第五十八章) 那么，老子自认为是得了道的，和众人不同的，他应该清楚地知道结局如何，并且也有相应的办法来对付。是的，老子知道事物总要变到它的反面；知道柔弱可以胜刚强，所以，他自处于柔弱、卑下、雌性的地位，以求战胜刚强，成为高尚、雄强，然而，一旦战胜了刚强，自己不就成了刚强吗？一旦成为高尚、雄强，不又要变到它们的反面吗？最后结局如何，又有谁能够知道？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最后的结局”！这样的推论下去，老子也和大家一样的糊里糊涂，一样地不知道最后的结局如何。 为了避免这种不可知的前途和命运，老子要求坚守住柔弱、卑辱、雌性、安静的一面，不要变过去，否则还得变回来。那么，为了不使幸福变成祸殃，就只好不去追求幸福！ 依照老子的办法，要防止失火，就先把屋子拆掉，想避免死亡，最好不要活着。 这是一种多么可怜又可悲的思想状态啊！这是一个在你争我夺的漩涡里失败了的弱者的思想状态。他的言论，深刻地反映了那个动荡不安的现实，表明他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看到事物的结局。因为在老子那个时代，那种你争我夺的局面还不过是个开始。直到几百年后，封建制度确立，社会才逐渐安定下来。 老子看到了事物普遍存在的对立和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这是非常正确的。他看到了事物在发展壮大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灭亡，也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 然而，一切活的事物，从一棵小草到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之所以被产生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自我保存、自我发展就是它的本性。假如它生来就不求发展，自甘弱小，那就干脆不要出生。发展的前途，壮大以后当然是死亡，但那是一个生命过程的完成，也将是下一个生命过程的开始。争取发展壮大，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不取决于生命自身的愿望与否，而是生命过程的必然法则，是生命的自然。但老子却认为这不是道，不是自然。在这个问题上，老子显然是为了自己的主张而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态度。 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里，社会的发展状况，取决于个人的发展状况。个人的发展，不仅不是招祸的原因，而且是个人幸福的源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就不会主张做个弱者以求自我保全。老子的主张，仅是社会混乱时期弱者的叹息。 与做个弱者相一致，在社会冲突中，老子主张“不争”。老子说：“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第八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自己不和别人争，别人就不会和自己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六十六章)这样就可以自我保全。 作为一个弱者，不敢起而相争，坏人就可肆无忌惮地放手作恶，而自己就将永远处于屈辱的、受欺侮的境地。所以从来的仁人志士，为求社会的正义与进步，奋起与恶势力抗争，往往不惜自己的精力和生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大半要依赖这种抗争的思想和抗争的行为。因此，对于老子的不争哲学，我们只能有限度地加以接受，比如不为个人的得失荣辱而争。 要能做到不争，首先要做到没有欲望，因为欲望乃是争的根源。老子说：“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没有欲望，自然就不去争夺；不争夺，甘处柔弱的地位，就不会有被折断和伤败的危险。这就是老子处世之道的基本思路。 但是即使如此，也未必就能保存或长久，祸患还是难以避免。所以老子认为，要免除祸患，最彻底的办法是自己不要存在：“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 老子说过：“柔弱胜刚强。”(《老子》第三十六章)然而，这里的所谓“胜”，不过是坐视刚强者自己断折、死亡，并不是柔弱在和刚强的斗争中战胜了刚强。因为若是后者，那就是争，而且是斗。并且因为强弱是相对的概念，弱能战胜，就已经是强，而不再是弱。这种争斗的思想与老子哲学是不相容的。 老子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从那纷纭复杂的现象背后，看到了有一种东西在支配着这些事物和现象。它超越人的意志，但它不是神，老子把它叫作道。 第一章 老子和他的哲学 第六节 道 道的本义是路，后来又表示人们处事的方法。人们处事的方法有对有错。对的流传下来，对于后人，就成为已经存在而又必须遵守的原则。天的处事方法就是天道。当证明了天道自然，天道就成为表示自然规律的概念。老子剔除了天道中的神意，但认为天道仍是人们行为应该仿效的原则。在研究社会现象时，老子发现了天道和人道的不同，要求人们应该效法天道。当把天和人一起来研究的时候，他又发现天和人都遵循着同一个原则。他说，纷纭变化的事物都要回归它们的出发点，是永恒的现象，所以叫作“常”。认识了“常”，叫作明，不认识常，轻举妄动，必定碰到凶险。认识了常，就能包容一切；包容一切，就能作到公平；作到公平，天下就会归从。这就是效法了天道。效法了天道，也就是符合道，符合道，就能长久。这样的道，是“常道”，不是一般的道。老子推崇的，就是这个常道。 常，本义是永恒不变，永恒不变又意味着无限重复。比如太阳东升西落，是从古以来永恒不变的，无限重复的；老子说的万物都要回归出发点，在他看来也是永恒不变或无限重复的，所以才叫作常。因此，常的意义，就是事物运动的规律性。 但是，事物的规律性并不都像太阳东升西落那样简单。特别是处理复杂的社会事务，虽然有一些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但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运用，所以往往不能具体地说出来。说出来，不少人就要死搬硬套，反而把事情办坏。老子深知，这些基本原则需要用心去深刻领悟。所以他说，道是难以言说的，说得出的就不是常道：“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道不是一个具体物，它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也听不到，所以它是无。因它是无，所以显得微妙。但道又总要表现出来，所以它又是有。它是有，我们就可以从它的表现来认识它。这有和无，都是从道发出的，只是名称不同。要把握它们，并不容易。因为它们非常的深远，所以显得玄秘，难以捉摸。然而，也正因为它们非常的深远，把握住它们，就有非常微妙的作用。它们好像是个大门，一切微妙的现象都从这里出来。 老子力图从各个方面对道作出描述。他说，道，渺茫难以形容。它的上面并不光明，下面也不阴暗；从前面，你看不见它的头；从后面，你看不到它的尾。它没有形状，没有形象。它恍惚，它惚恍。恍惚之中，又好像有形象；惚恍之中，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存在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第二十一章)它幽深，它玄远，它里面确实有什么东西，并且这东西是非常的具体，非常的真实。在老子看来，道就是这样一个似无而有、似有实无的东西。 似无而有，似有实无的存在，不仅是道。一切精神性的存在，一切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所指称的对象，都具有这样的性质。比如思想、理论、价值、规则，都具有这样的性质。说它们有，但看不见摸不着。说它们无，但它们确实存在。你不理会它们，就可能使自己遭殃。概念的这种性质，在今天，学过一点哲学的人就很容易理解了。但在当时，老子还不得不花费巨大的气力去向人们描述：道是个什么样的存在物。老子的描述表明，中国人民的思维水平，在这一时期有了巨大的进步。老子已从对事物的表面的、个别的认识，深入到对事物的内在本质、普遍法则的把握。 道如此，得道者也是如此。他不露锋芒，超脱纠纷，蓄涵着光耀，混同于尘垢。人们无法亲近他，也无法疏远他，无法帮助他，也无法危害他。这样的人，也最善于保存自己的生命。他在山林里不会碰到猛兽，他去打仗不会被刀枪击伤，因为猛兽在他面前用不上自己的爪牙，兵器在他面前用不上它的锋刃。道与物是怎样的相反，得道者与普通人也就会怎样的不同。 在老子那个时代，每个人在他降生以前，世界上就已经存在着许多规则。也就是说，道存在于他之前，他必须按照道来办事。老子还看到，不仅人，不仅万物，就是天地也必须遵循着道，再进一步推论，就是上帝也必须遵循着道。因此，老子说，道在天地以前就产生了，道存在于上帝之前。 人们处事必须遵循着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道产生了人类的一切创造物。比如我们根据某些原理和方法造出了汽车和飞机，造出了计算机和宇宙飞船，我们就可以说，是这些方法和原理产生了汽车和飞机，计算机和飞船。天地万物遵循着道，世世代代生生不息，万物可说就是由道产生的，推到尽头，天地也是道所产生的。老子说，道产生万物，是由少到多，最后产生了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这产生万物的道是独立自存的，永恒不变的，不停运行却不会衰败的：“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第二十五章)它没有声息，绝对空虚，但它是一切事物的母亲：“可以为天下母。”(《老子》第二十五章)它像一个巨大的生殖器官，万物都从它那里出来，而它自己却永远不会枯竭。 道产生了万物，并养育着万物。但它并不把万物据为己有。是它推动着万物的运动，但它并不认为是自己尽了力。世界上的一切成就，都是它的功劳，但它却并不居功。它是万物的官长，却不干涉万物的运动。老子认为，这些都是道最深远的德行。 老子把道生万物的过程，比作“朴散为器”的过程。朴，就是木材；器，就是各种用具。木材经过加工变成用具，就像道产生万物。不过木材要经过加工，加工以后木材自身就不存在了。但没有人对道“加工”，道产生万物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并且在产生万物以后，道仍然存在着。 万物产生以后，就不停地运动。它们向着那辽远的地方行进，去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这样的运动，千姿百态，纷纭复杂，但到头来，它们都要复归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老子》第十六章)归根以后，就安静下来，从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归根曰静，是曰复命。”(《老子》第十六章)归根，就是复归于道，也好比复归于朴：“复归于朴。”(《老子》第二十八章)《老子》一书中，朴和道是同实异名的概念。 万物既然最终都要复归于道，我就没有必要追随在万物的后头，一件件地去认识它们，把握它们。而只须坐等它们的复归就是：“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十六章)这样，我也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事物。因为万物“归根”、“复命”以后就安静下来，所以“观复”也是一种静观。在老子看来，静，乃是动的主宰。浑浊的水，静下来就会变清。雌性动物，能以自己的安静让雄性者恭顺相求。所以他主张，人，应该切实坚持安静的原则：“守静笃。”(《老子》第十六章)一个君主，假如能切实坚持安静的原则，就可以作天下人的表率，就可以使百姓们自然端正。 与“守静”相呼应，老子还主张“见素抱朴”。(《老子》第十九章)素，是未经加工的布料，和朴是同一个意思。“见素抱朴”也就是“守静”，也就是坚持住道。老子说，只要我抱持住朴，那么，万物假如要有什么动作，我就可以用朴使它镇服：“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老子》第三十七章) 守静，抱朴，不仅是行动的原则，也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既然万物都要复归于道，既然静、朴是万物的根本，那么，要认识它们，也只须坚持安静、素朴的原则。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you有〕，见天道。”(《老子》第四十七章)也就是说，不出大门，不看窗外，就可以周知一切。因为他坚持着静，抱持着朴，也就是说，他坚守着道。 至此为止，老子用他的道说明了一切：从天地万物的由来直到人的待人接物，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道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也是他被后世称为道家的原因。 老子深刻地注意到，在事物背后，有一个不同于任何事物的东西在支配着事物的运动。但他却没有注意到，道是事物之道，有了这个事物才有这个道，没有这个事物就没有这个道。他过分地强调道与物的相反，也过分地强调得道者和俗人的不同。统治者不听他的话，一般的士人他也瞧不上，更不要说下层群众。他孤独，他苦闷，一部分原因要归于他的哲学。 道似有实无，但道毕竟不是具体物，归根结底是个无。他推崇道，也就推崇无。他说天下万物都产生于有，但有产生于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他还说，用泥土作成陶器，有了器皿中间的空虚，才有器皿的作用；建造房屋，有了四壁之间的空无，才有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给人的便利，全靠无在起着作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十一章)但是，假若去掉房屋及器皿的那个有，还有那个无吗？老子显然没有想到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给自己制造了困难。 老子用天道自然否定了神学观念，但他和古代多数思想家一样，无法完全摆脱神学观念。他说道存在于上帝之先，就是承认上帝的存在。他说，天道无所偏爱，但永远帮助善人；他说，天网极为广大，网孔虽稀，却从不疏漏。天在这里还俨然是个有人格的神灵。不过，在老子的整个思想体系里，这样的言论非常少，老子的神学观念已经非常淡薄了。 任何思想家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可能把一切问题都回答得正确。重要的是，他揭示了许许多多事物的本质，给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新的思路，这些新思路是前人没有想到的。 第一章 老子和他的哲学 第七节 小结 老子是当时社会斗争中的失意者、受损害者。他的哲学是受损害者的哲学。所以那些不得志的人们，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受了损害的人们，才常常用老子的哲学抚慰自己那备受创伤的心灵。他们告诫自己，要忍辱，不要争竞；要知足，不要追求。他们相信知足常乐，以换取一个苟且的平静。因此，老子哲学又常常为那些有进取心的有为之士所不齿。 老子教人清静无为、任其自然，也教人减少物质欲望，这样的哲学不利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对于某些特定的人和事，又是一副抑制贪欲的良药。中国古代，凡在大乱之后建立的新王朝都提倡老子哲学，它遏制了统治者的某些贪欲，保护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老子反对统治者的贪欲，认为百姓们造反是由于统治者的逼迫，因此有许多次农民起义也借老子哲学来号召群众，统治阶级则常常用老子的忍辱、寡欲，要求百姓们安分守己。不同的人们，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着老子哲学的某一方面。军事家们，把《老子》看作兵书，把其中的一些话看作是权谋和诡计；搞气功的，又以为《老子》一书讲的是功法，是养生之道。 对于我们来说，《老子》讲的是道，道是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也是人们处事的普遍原则，所以可被用于行为的任何方面，而把任何一个方面说成《老子》的全部内涵都是错误的。 几千年来，《老子》一书之所以能广泛流传，也是因为书中所说的道深刻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真实运动。老子看到了事物普遍存在的矛盾、对立、运动和转化，看到了人们行为的结果往往和行为的目的相反。这些认识，是正确的。谁注意这些规律，他的行动就少犯错误。老子哲学中的这些真理，经受了长期的考验。直到现代，毛泽东同志还拿《老子》书中的“祸福相倚”作为辩证法的典型、范例。继承老子的哲学遗产，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是我们研究老子的主要任务。 第二章 庄子和他的哲学 第一节 庄子和他的时代 庄子名叫庄周，宋国蒙地人(今河南商丘人)，生活于战国中期，约当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初。曾作过地方上的小吏，地位大约够不上今天一个乡长。一辈子穷愁潦倒，常常没有米下锅。有一次，他向监河侯借粮。监河侯说，等我收完租，借给你好多好多。庄子说，路上车辙沟里有条鱼，要我给它一瓢水。我说你等着吧，我要请示龙王，给你挖条河。那鱼说，等你的河挖成，我就进了干鱼店了！ 庄子就是这样一个人。 庄子生于老子之后二百来年，天下更乱了。老子那时刚刚开始的争斗，到庄子的时代，不仅更加激烈，而且更加残酷。老子那时还存在的一百多个诸侯国，这时只剩下了十几个，其中强大的只有七个。他们不断地打来打去。一些大的战役，常常要死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有的统治者把人民视作枯草败叶，他们像割草一样一批批残害着人民的生命。死尸成堆成山，披枷戴锁的人成行成串，受到刑具摧残杀戮的人，到处可见。人民动不动就犯罪，犯了罪不是被割掉鼻子就是被砍掉脚。庄子形容说，世界就像一个大靶场，能活下来的是侥幸。人民过的日子，就像倒悬在梁上一样难挨。没有真理，没有是非。偷一把镰刀的人会被处以死刑，但篡夺了政权，偷得了一个国家的家伙却称侯称王。造反的人更多，规模也更大。有的造反队伍横行天下，威震四方，诸侯们也拿他们没办法。 学者之间的争论也更加激烈。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唇焦舌燥。庄子说，这些争论，像大风一起，万窍发声；又像要出壳的小鸟的鸣叫，不是没有意义，就是无济于事。更有甚者，学者们的智慧，不过是作了窃国大盗的工具；他们的治国才能，反用来为窃国大盗准备礼物。庄子比喻说，有人怕小偷，就把箱子锁好，甚至再用绳捆紧。但大偷却连箱子一起搬走，还唯恐你锁得不严，捆得不紧。比如齐国的国君，原是姜子牙的后代，他们遵照圣人的法令制度，把齐国治理得很好。忽然有一天，田成子杀了齐国的君主。他偷去的不仅是齐国，还有圣人的法令制度。圣人的智慧不过是为他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他的子孙世代统治着齐国，谁又能奈何他们呢！所以庄子说：你制造了斗、秤和尺子，为的是维持公道，他却连制造斗、秤、尺子的权利一起偷了去；你提倡仁义，为的是消除仇恨，他却连仁义一起偷了去。谁有权有势，就有人吹捧他的所作所为符合仁义。“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庄子·胠箧》)因此，圣人们的智慧、贤人们的才能，实在是天下祸乱的根源。庄子认为，这些智慧和才能是不该表现出来让百姓们知道的。 庄子说，圣人治国，就像人们驯马。马，它的毛是为了抵御风寒，蹄子是为了走路。高兴了，它们就把脖子互相摩来蹭去；发怒了，就转身用后腿相踢。后来，人给它们戴上笼头，逼着它驮人、拉车，这就伤害了马的本性。人在上古的时候，和禽兽杂居，一边吃一边玩，吃饱了就拍着肚皮到处游荡，哪里知道有什么君子小人！后来，圣人们提倡仁义礼制，于是有了是非好坏、君子小人。大家都要出人头地，于是就发展智慧，互相争夺。造成这个局面，实在是圣人的过错。所以，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砸了斗，折了秤，人民才不会争竞；砍掉能工巧匠的手，人们才能保有自己的灵巧；封住思想家们的嘴，人们才能保有自己的智慧。这样，人民才能恢复淳朴的本性，也就不会有争夺和战争。 老子还只是向往小国寡民，庄子甚至向往着人和禽兽杂居的时代。庄子比老子更加激烈地反对文明的成果。他说有个种菜的老人，宁肯挖个隧道、抱着罐子到井底去取水，也不用那轻便省力的桔槔〔jie gao洁高〕。因为桔槔是机械，能想到用机械取水，就会想到用心机和人争斗：“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庄子·天地》) 比起老子，庄子有着更深的悲哀。 一书是庄周和他弟子们、以及弟子的弟子们著作的结集。我们所说的庄子事迹和思想，主要根据这本书。的语言飘忽不定，变化多端，诙谐奇特，妙趣横生。许多说法似乎荒唐，不近情理，没有倾向，不着边际。他们认为天下是这样的沉沦和污浊，无法正而八经地讲说，只能把深沉而广阔的真情寄托于形形色色的寓言故事之中。书中的道理，如广阔宏大的海洋，茫茫无边；如幽暗难测的深渊，恍惚而浑厚，常常使人觉得言辞虽尽但余味无穷。 第二章 庄子和他的哲学 第二节 庄子眼里的世界 是非颠倒的世界使庄子觉得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老子还认为这世界有大小、高低的差别，美丑、善恶的对立；庄子则认为，这样的对立并不存在，或者说，没有意义。 比如说，人们都知道西施是美女，但鱼见她就沉底，鸟见她就高飞，不愿理她，人和鱼、鸟，究竟谁知道什么是美？人上到树上就发抖，睡在湿地上就腰痛，但树上是猴子的家，泥里是泥鳅的窝，人和猴子、泥鳅，究竟谁知道什么地方住着好？人吃五谷和猪羊，麋鹿吃草，猫头鹰吃老鼠，它们谁知道什么最好吃？ 对于这个物是善的，对于另一个物就可能是恶。这个人认为是好的、美的，另一个人就可能认为是坏的，丑的。因此，谁要以自己的是非好恶去评价他人，就必然要发生错误。在庄子看来，人与人的这种相互不能理解，就像物与物的不能理解。比如朝生暮死的菌菇，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晦朔；短命的蝼蛄也不理解一年还有四季。夏天的虫子不知道什么是冰雪，井底的蛤蟆也不知什么是大海。不知什么是大海，也就理解不了海中鱼儿的快乐。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小智慧的理解不了大智慧的，一知半解的人无法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 所以，每一种物，都有自己的好，都有自己的恶；都有自己的可，都有自己的不可，都有自已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短处。良马一日可跑千里，但抓耗子却不如狸猫。猫头鹰夜里可以捕食小动物，但白天即使睁着眼也看不见大山。物与物的对立，不过是彼与此的对立。但彼与此就不固定。站在此方，认为对方是彼；站在彼方，彼也成了此，此反而成了彼。每一种物，都既是此，又是彼，彼此的对立在哪里呢？“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庄子·齐物论》)况且，你认为你的对，他认为他的对。此有一个是非观，彼也有个是非观，谁能判别你们的对错呢？让第三个人来裁决吗？假如第三人同意此，他既然同意此，如何能裁决？假定第三人同意彼，他既然同意彼，又如何能裁决？假定第三人认为彼此都对，既然认为彼此都对，怎能分出是非？假定第三人认为彼此都错，既然认为都错，怎能分出是非？是否还要再来第四个人？其结果不是一样吗！ 庄子认为，大小、多少的差别，不过是一种假象。假若整个天下都不能大于毫毛的末梢，泰山也是小；假若最长的寿命不过是夭折的婴儿，活800岁的彭祖也是短命。从大的一面去看，任何事物都是大；从小的一面去看，任何事物都是小；从相同的一面看，两个国家就像人的肝和胆一样相近；从不同的一面看，肝和胆的距离就像两个国家一样遥远。那些喋喋不休争论是非的人，就像猴子一样可笑。喂猴的对猴子说，早上给你们吃三升晚上给四升，猴子们大怒；喂猴的说，早上给四升晚上给三升，猴子们就高兴了。食物的数量并无改变，猴子们却喜怒不同。那些是非、对错、大小、多少的差别，不过是朝三暮四或朝四暮三的差别。从道的立场看来，它们都相通为一，没有差别：“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 “道通为一”，不是要消除物与物的差别，而是要承认这个差别，不触动这个差别。要消除物的差别，必定要立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的根据，只能来源于某一类事物，因而这就是把某一类事物的是非好恶强加于另一类事物，从而伤害事物的本性。 从此物观察彼物，则此物为是而彼物为非。从彼物观察此物，则彼物为是而此物为非。然而不论事物如何繁多，本性如何歧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事物都有自己的本性。承认它们的本性，不触动它们的本性，这就是道，也就是“道通为一”。 况且天地之间，像个飞速旋转的陶钧，万物就在这陶钧上面流转。它们生生死死，成就毁灭。这个生那个死，这个死那个生。生就意味着死，死也意味着生；成就就是毁灭，毁灭就是成就，甚至无所谓毁灭成就，无所谓生生死死，只有不停的流转、变化。只有圣人知道它们本来相通为一。 道本身没有界限，事物本来相通为一。界限是人划的，差别是捏造的。有了差别和界限，就有了是非、美丑和贵贱，有了大小、多少、成就和毁灭，于是就有了争论和斗争。谁都想证明自己对而别人错，各种各样的言论就出来了。 这些言论，各抓住一个片面，好像有一得之功，一孔之见，于是自以为了不起。他们有的广博坦然，有的事事分辩；有的激烈而精辟，有的絮叨而无益。他们睡下就胡乱作梦，醒来就身体活跃，与人往来，和人结交，天天勾心斗智。有的直率开朗，有的谋机深藏，有的隐密莫测，有的惴惴不安，有的失魂落魄。他们说话像弩机勃发，只为争个你是我非；缄默又像坚誓守盟，等待取胜的机会。他们在争斗中一天天衰老下去，像秋冬的草木；他们一心向死亡靠近，简直没法让他们回头。道就被他们破坏了啊。他们使道发生了分裂，他们用自己的言论掩盖了大道，后人要想得道，就非常困难了啊！ 庄子说，有这样几种说法，你来判断一下吧。有的说天地有开始，有的说不曾有开始，有的说不曾有什么不曾有开始；有主张“有”的，有主张“无”的，有主张不曾有“有”和“无”的，有主张不曾有什么不曾有“有”和“无”的。然而到底是“有”、还是“无”呢，我也闹不清楚。现在我已经说了一遍，也不知我是真说了呢？还是并没有说。算了吧，算了吧，就是你能弄清这些问题，对事物又有什么用处呢？ 道不可言说，最好的辩驳是一言不发，懂得这一点，就叫作保守智慧之光。在不断流转的事物面前停止你的智慧吧，让事物在他们天然的界限上达到和谐吧，让不同的言论争他们的去吧！至于你自己，应该忘掉这一切，在虚无的境界里振作，在虚无的境界里安身。 事物差别既然没有意义，你就不必去分辨它，不必去认识它。况且天地是这样广大，事物又是这样的繁多，以你有限的生命，如何能认识过来的呢？有个叫惠子的人，他非要去认识不可。有人问他：天为什么不塌下来，地为什么不陷下去，风雨雷电都是怎么回事？他滔滔不绝，说了三天三夜还说不完，有什么用呢！太阳落下去，月亮就升上来；蜈蚣用100只脚走路，蛇没有脚也走路；乌鸦是黑的，白鹭是白的；春雨下来，百草怒生，农夫们就要准备他们的锄头。一切事物都按照自己的本性运动着、生活着，你认识它们又怎么样，不认识它们又怎么样？那各种各样的言论，不过像大风吹过那天然的孔洞。大风一起，各种各样的孔洞就响起来，有的嗷嗷地叫，有的呜呜地吼，有的尖细，有的低沉，大风一停，就万籁无声。又像那中空的竹子能奏出音乐，湿热的天气必生蘑菇，何必管它们呢？惠子一生辛辛苦苦，弄得疲惫不堪，成就了什么呢？不过像一只苍蝇、一只蚊子那样的劳作罢了。 对于事物，不必认识，更不该去干涉。野鸡在草原上趾高气扬，关进笼子就垂头丧气，尽管这时它不必辛辛苦苦找食吃。鲁国都城里飞来一只海鸟，国王大摆宴席，钟鼓齐鸣，来欢迎它。结果把海鸟吓死了。给马戴上笼头，穿了牛的鼻子，伤了牛、马的天性；用仁义礼乐治理国家，就伤了人的天性。 庄子说，脚趾骈联，是多了一块无用的肉；手生六指，是多了一个无用的指头。心里头产生了仁义，也是一个多余的念头。木匠用规矩准绳去加工木材，是伤了木材的天性，圣人用仁义对人进行加工，就是伤害了人的本性。那些讲究仁义的人，一睁眼就忧虑世人的灾难。不仁的人，情欲泛滥，贪得无厌地追求荣华富贵，所以庄子认为，仁义不是人的本性，用仁义规定人们的行为，就是伤害了人的本性。 庄子主张，鸭子腿短，但不应把它加长；仙鹤腿长，但不应把它截断。长的不是多余，短的也不是不足。在庄子看来，无论是当时儒家的仁义，还是其他学派的主张，都是要制造一套规矩准绳，来量度和规范人的本性，从而使人们失去了自己的本性。 庄子发挥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十八章)的思想，他说，上古时代，人处在混沌蒙昧之中，举世淡漠，谁也不发表什么主张。那时候，阴阳和谐，甚至鬼神也不骚扰人民。万物都不受伤害，一切生命都不夭折。人们虽有智慧，但并不使用，处于一种天然的状态。等到德性衰败，于是有伏羲、黄帝相继治理天下。他们使天下统一，却不顺从民心，并且使人丧失了纯一无杂的天然本性。等到尧、舜倡导仁义，实行教化，淳朴的本性就丧失殆尽。人们离开大道、违背本性去行善，去实行仁义，以博取声名。这还不够，又用礼义去文饰，用学问来帮助，于是就竞争，就争斗，这都是由于丧失本性的结果。 因此，在庄子看来，要使大道振兴，人民安乐，不是用仁义去教化人民，而是不要仁义，废除教化，使人民恢复原初的本性。 上述这些，就是庄子对世界的看法，也是庄子对于社会问题的主张。 第二章 庄子和他的哲学 第三节 庄子的处世哲学 庄子把世界看成一个靶场，处在这样的世界上，不被射中就是侥幸，那么，他能采取什么态度呢？只能千方百计躲避射来的箭头。 庄子教人躲避的办法，第一是不要有用。他说宋国有人种树，一把来粗的，被人砍去作了拴猴的橛子；再大一点的，被人砍去盖了房子；长到七、八尺粗的，被有钱人作了棺材。这些树不能活够自己的寿命，就是因为它们有用。 不过，单是没用并不可靠。有一天，庄子在山路上看见一个木匠瞅着一棵大树发楞。问木匠为什么不砍掉它？木匠说，这树没用。庄子叹道，这树没用才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后来庄子到了朋友家，朋友让仆人杀鹅招待他。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主人说，杀那只不会叫的。第二天，弟子们问庄子，山中的树因没用保全了生命，朋友家的鹅却因没用被杀，先生您要做什么人呢？庄子说：“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也就是说，处于有用和无用之间。 实际上，庄子还是常常称赞那些没用的。他说有一个叫支离疏的畸形人，下巴挨着肚脐，肩膀高于脑袋，脊背朝天，大腿成了两胁。他给人缝洗衣服，可以餬口；给人算卦，还可养活十来个人。国家征兵，他敢于在征兵处游荡，反正不会征调他；要出徭役，他因为有残疾也派不到他；发救济粮，每次都少不了他。他得以活够自己的天年。 有一次，惠子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弯曲挛〔luan峦〕卷不成材，所以大家都不理它，你那些话，就像我那棵树。庄子说，你只知道有用的用处，不知道无用的用处。山狸子本领高强，左右跳梁，不顾高低，一旦中了猎人的机关，就要死于非命。那棵无用的树，你应把它种在一无所有的国度，种在广漠无边的原野，你可以在它旁边徘徊，在它下面乘凉，它也不会遭受斧砍刀削之苦。庄子由此得出结论：无用才有最大的用。 老子处于春秋末年，他以为只要处处退让就行。而在庄子看来，连你有点才能也会招来祸患。庄子的时代，处世更加艰难了。 庄子有一次见到一具骷髅，他对骷髅说，多可怜啊！你是因为打仗，还是犯了罪，还是冻饿而死，回不了家啦？我让你复活，送你回家，怎么样？骷髅说，你说的这些，都是活人的遭遇和烦恼，对我已经不存在了。我现在的情况，比南面称王还快乐，为什么要复活呢？！这就是说，只有死，才能得到最大的快乐。 人虽然免不了死，也免不了要活着，活着就要做事，士人们做的事，多数都是和国君们打交道。庄子认为，在这种时候，应该实行“心斋”，“坐忘”。一般的斋戒不吃荤腥，并且要洗净身体。心斋就是使心里干净，什么也不想，忘掉一切，使心里一无所有，甚至忘掉自己的存在。糊糊涂涂，无心无肠，有问才答，哼哼哈哈。不能提建议，否则会认为你是故意表现甚至诽谤君主；不能办好事，否则会认为你收买民心，图谋不轨。君主不守规矩，你也跟着不守规矩；君主像小孩一样胡闹，你也跟着像小孩一样胡闹，这样或许能够保全自己。假如碰到难办的事，不得已，只有当作命运接受下来。 不论是处于有用无用之间，还是实行心斋、坐忘，都免不了要和具体事物打交道，要受牵累，所以庄子向往着脱离这污浊的尘世。在一书里，不断称道古代的隐士，他们拒绝君主的要求，不做官，甚至也不做君主，而逃进深山，过着虽然艰苦，但无拘无束的生活。不过，这样来逃避往往逃避不了。有个叫王子搜的越国人，害怕当国君会被杀，逃进了深山，越国人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他，他不出来，大家就用艾蒿熏他。老子有个学生，叫庚桑楚。他离别了朋友，抛弃了家室，躲进遥远地方的山里。但当地人把他当神来敬拜，弄得他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藏得还不深。那么，怎么才能藏得更深一些呢？ 庄子说，羊肉引来了蚂蚁，是因为它有羶味。真正的深藏，是去掉自己的羶味。如何才能去掉呢？ 庄子瞧不起一切世俗的追求，因为这些追求都是要得到本性以外的东西，是屈服于世俗的势力。人家说这个东西好，就认为好；人家说这东西不好，就认为不好。于是就追求，就奋斗，为了抛弃那不好的而得到好的。 有的追求财富，劳苦身体，努力工作，积累了许多金钱却不能完全享用。其结果，不过是攒了一些身外之物。有的追求尊贵，夜以继日，思考着如何行善而不作恶，其结果，是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人们虽然目的不同，但从损害自己本性这方面看，则是一样的。 特别是那些追名逐利者，目的达到，便自鸣得意。庄子把这些人称为猪虱。猪身上的虱子自以为得了膏腴之地，却不知有朝一日将要葬身于屠夫的燎火或沸水之中。自鸣得意者，早晚也将随着自己的所得而覆灭。 庄子看到，那只是在蓬蒿、树枝之间飞来跳去的小虫、小鸟，不能理解那在九万里的高空腾飞，翅膀大得像天上的云彩一样的大鹏。庄子瞧不起那些小虫、小鸟，但他也不羡慕大鹏。他知道，大鹏虽然伟大，但它必借风势到了九万里的高空才能飞行；庄子也瞧不起那些多少有点才能，有点德行就沾沾自喜的家伙，认为他们不过就像只能往来于蓬蒿之间的小鸟。但庄子也知道，就是能够驾着风儿往来的大鹏，风停了还得落到地上。他向往着能有不受任何牵累的、真正的、绝对的自由。那样的自由，就是乘着天地万物的本性，驾驭着风雨寒暑的变化，遨游于四海之外，往来于天地之间，在无穷的境界里安身，和万物的始祖为友。就是洪水滔天也淹不着他；大火烧了森林，炎热得石头融化成了水，也热不着他，地震山崩，霹雳闪电，他丝毫也不放在心上，更不用说什么为治理天下操劳。庄子把这样的自由称为“逍遥”。 然而庄子称道的逍遥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它只是一种向往，一种幻想。如果真要实行起来，那就只能使自己“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见《庄子·齐物论》)。就是说，使形体像段枯木头，心灵像再也起不了一点火星的、冷却的灰！ 第二章 庄子和他的哲学 第四节 一个看透了生与死的达人 达，就是明白；明白了就豁达，想得开。在处世方面，庄子幻想着绝对的自由，逍遥自在。对待生死，庄子主张豁达，不必因生而乐，以死为苦。 要以豁达的态度对待生死，首先要弄清生死的道理。庄子说，万物生生死死，死的留下了种子，种子又生出新的一代，它们一个接着一个，一代接着一代，在天地这个“陶钧”上转，形成了一个圆环。它们不仅能产生和自己同类的后代，而且能变成和自己不同类的东西。书中，开列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物种演化清单。说有某个种子，得到水，逐渐变成了苔藓；苔藓生到丘陵上，变成车前草；车前草后来又变成一种水草，这水草的根变成蛴螬，叶变成蝴蝶；蝴蝶又变成一种虫，这种虫变成小鸟；小鸟的唾沫变成吃醋的小虫子，这种小虫子后来又变成某种草，再几经变化，后来变成豹子，豹子变成马，马变成人；人死以后，又参与这种变化。因此，每一种物，本身都是一种“种子”，种子产生了另外一种物，这物生命的终结，就是另一物生命的开始。开始接着终结，终结又接着开始，这生命的圆环，没头又没尾。 庄子的这个清单，今天看来非常可笑，非常荒谬。但是它比起上帝造人的神话，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而且他还指出了，陆地上的生物是从水生物变来的，高级的生物是由低级的生物变来的。 万物为什么能互相转化？庄子说，他们都是由气聚合而成的，“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气聚合起来就是一个人，气散了，人就死亡；“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人是如此，物也是如此。万物的存在，就像一些闪烁不定的斑点，一会儿有了，一会儿又没了。天和地，也是一个物，不过是一个大物罢了。物是如此，由物的运动变化所产生的那些现象也是如此。安全和危险互相交替，灾祸和幸福互相生成，到了极点就会回头，这个完结那个就会开始。得道的人，就是要处于这个圆环之中，听任事物的变化，不干涉它们，也不过问它们；不问它们从哪里来，也不问它们到哪里去，更不问它们为什么，这就抓住了道的枢纽。 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说是庄子第一个明确地指出物是气的聚合，死亡是气的消散。气，大体相当于物体的质料。老子说，祸福的变化，结局难以预料；庄子借助气的聚散，对安危、祸福的转变作了更加深入的说明。 安危、祸福的轮换、交替，是这样的无休无止，难以捉摸，那么，人又何必把人世的荣辱毁誉放在心上呢！万物也在这样的交替轮换，它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短暂，难以知道它们去向何方，又何必把它们的生死放在心上呢！人也是如此，生命短促，好像骏马跨过一道小沟，一闪即过，又何必贪生怕死呢？天地之间，像个大熔炉，它铸成了万物，万物又要回到这熔炉里重新陶铸。假若有个管炉的人，他听到一块金属叫起来，“我成了金属啦！我成了金属啦！”必定会认为这是个不吉利的金属。假如一个人也高兴得叫起来：“我成了人啦！我成了人啦！”那一定也是个不吉利的家伙！一个人的生死，就像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生，又像天地间结了一个瘤子；死，是瘤子的溃破。人应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书中，有许多通达生死的小故事。最著名的，就是庄子妻子死了，庄子却敲着瓦盆唱歌。惠子来吊丧，责问他说：“人家跟你过了一辈子，为你生儿育女，劳累终生，死了你也不哭，又敲着瓦盆唱歌，岂不太过分了吗？”庄子回答说：“不是这样。她刚死那一阵(儿)，我怎么不痛苦？但我一想，起初这世界上并无生命，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气。在恍惚之中产生了气，气变成形，形体又获得了生命，现在这生命又变了回去，就像春夏秋冬的代换一样。人家安然地回到了原来那个无限广大的家，而我却呜呜地哭，这就太不懂得命运了。我因此也就不哭了。”又说庄子临死，弟子们商量着要好好埋葬他。庄子说：“何必呢？天地就是我的棺材，日月是陪葬的玉璧，星辰是陪葬的珠宝，万物都是陪葬的器具，何必要埋呢？”弟子们说：“我们怕乌鸦、老鹰要吃您呀”。庄子说：“露天不埋喂乌鸦，埋在地下喂蚂蚁，要从乌鸦嘴里抢来给蚂蚁，不是偏心吗？” 书中有个故事：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忘掉了生死，成为莫逆之交。后来子桑户死了，孔子派子贡去吊丧，见孟子反和子琴张一个作曲，一个弹琴，一齐唱道：“桑户啊，桑户啊，你已返朴归真，我们还在这里做人！唉嗨呀，唉嗨呀！”子贡责问道：“对着尸体唱歌，合乎礼节吗？”这两个相视一笑说：“你知道什么叫礼节！”子贡回来向孔子报告，孔子说：“我不该派你去啊，他们知道万物都是一气所生，生命对他们来说就是多余的瘤子，他们怎肯遵守俗人的礼节？”还有一个故事：子祀、子舆、子梨、子来四人，把生死存亡看作一回事，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子舆有了病，下巴挨着肚脐，肩部高过头顶，子祀问道：“你讨厌这副形状吗？”子舆说：“去！我有什么可讨厌的。假使把我胳膊变成鸡，我就打鸣；把我屁股变成轮子，我就把它安在车上；坦然地顺应事物的变化，就没有烦恼，这就是古人说的解除了‘倒悬’之苦。”通达生死的结局，就是安于命运。 第二章 庄子和他的哲学 第五节 庄子的功过得失 在无限面前，任何有限的东西都相等，甚至都等于零。蚂蚁们打仗，死伤遍地，甚至整个窝群毁灭，也引不起我们同情。因为蚂蚁们的苦乐生死，在我们看来，都毫无意义。庄子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蜗牛的两只角上各有一个国家，一个叫蛮氏，一个叫触氏，两国打了半个月的仗，死伤好几万，不过为争一个蜗牛角！在这无限大的天地之间，一个诸侯国不过是一个蜗牛角，他们的战争都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站在银河系以外来看待地球上人类的争斗，甚至还不如我们看蚂蚁打仗。然而蚂蚁的战争对于蚂蚁自己决不是没有意义的。有时我们也会觉得许多争斗没有意义，比如哪国的大选不成体统，哪两个国家又开战了，我们可一哂置之，那不过是因为我们置身事外。倘若我们置身事内，就决不会淡然处之。甚至身边琐事，我们也不愿马虎，它们的大小、多少、荣辱、毁誉、是非、彼此等等，不仅关系着我们的利益，而且可能关系到我们的身家性命。因为我们都是蚂蚁战争中的蚂蚁，是蜗牛角上的臣民。其实庄子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但他却劝我们不要管什么彼此是非美丑善恶。甚至说根本没有什么彼此是非美丑善恶。要我们超脱这“蚂蚁群”，然后回头来用淡漠的眼光看待“蚂蚁们”的斗争。然而我们自己就是“蚂蚁”，超脱不了这“蚂蚁”群，怎么办呢？就从思想上超脱，在心灵上超脱：装糊涂，装聋作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甚至在必要时，人家不守规矩你也不守规矩，人家胡闹你也跟着胡闹。 书中“庖丁解牛”的故事被选入了中学课本，影响广远。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办事情要遵守客观规律。但庄子的本意却是在告诉我们，在这到处是障碍、甚至障碍盘结难通的世界上，人应该如何在这些障碍的缝隙中保全自己。 庄子这些主张，对于在逆境中痛苦挣扎的弱者，无疑是一付可供呻吟的止痛良药。但对于那些正在争斗、或一心想加入这个争斗中的人们，却不过是一种胡言乱语。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家，甚或认为庄子在教人混世，教人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甚或认为许多次天下大乱、国家灭亡，都是由于庄子学说在作怪。 在那样一个时代，庄子以过人的才华，对人生的艰难有深切的体味，他对世道的凶险讲得是那样透切和动人，自然会促成一些人相信他的学说，否认庄子的消极影响是不对的。但是，汉代以后，每个人，不论是识字还是不识字，从小受的都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国家政权又通过各种渠道，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那些能够知道庄子、相信庄子的人，都是长期受儒家熏陶的人物。他们为什么竟信庄子而不信儒家了呢？看来，信不信庄子，不决定于庄子的学说，而决定于当时的现实，决定于相信者自己。 至于庄子自己，首先就没有贯彻他自己的学说。他要人家不去分什么是非，不要争辩，然而他的书，本身就是和主张有是非的人争辩的产物。并且他认为，自己主张无是非才是“是”，而主张有是非者是“非”。他反反复复地教人家要忘掉一切，要心如死灰，要混，然而他自己就首先不能混，也不愿意混。有一次他在河边钓鱼，楚王派人来请他做宰相，他对来人说，你看那乌龟，它是愿意让你们抓住，砍了头，剔了肉，装在锦绣的盒子里，供在庙堂之上？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里爬？来人说，为乌龟着想，当然愿意拖着尾巴在泥里爬。庄子说，我就愿意拖着尾巴在泥里爬。有人到秦国出差，秦王赏了他100辆车，回来向庄子夸耀，庄子说，秦王有病，治疖〔jie接〕子的，赏车一辆；舔痔疮的，赏车五辆。治的病越卑下，得赏就越多，你是不是给秦王舔痔疮了？ 这样一种性格，这样一张刻薄的嘴，如何能够混世！ 庄子说过，“夫哀莫大于心死”(《庄子·田子方》)。一个人读了，如果真的心像冰冷的灰，主要应是他自己的过错，因为至少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庄子。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极端不负责任，也决不能用为自己开脱。 庄子认为万物都在不停地流转变化，万物存在和运动的原因在它们自身，这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运动、变化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因而自己无法控制，他正确地指出了客观过程的必然性。把世界看成统一的，把事物的差别看作是相对的，也符合实际。庄子的错误，在于因差别是相对的就否认差别本身；因事物的流转变化而否认它们存在的真实性和特殊性；因为过程的必然性而主张安于命运。所以荀子批评他只看到必然和自然而然，看不到人的力量。 和先秦其他思想家相比，老子和庄子较多地研究了一般的世界观问题，并且都有许多很深刻的见解。他们本人志趣高雅，不愿与他们认为是卑污的世界同流。所以，混世主义者借老子、庄子为他们自己开脱，高尚的人们也借老子和庄子来清洗自己的名利之心、鄙吝之念，并且超脱个人的苦乐，追求那高洁的境界。 庄子哲学和老子哲学一样，也是我国古代宝贵的思想遗产。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代其他道家人物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代其他道家人物 三人之中，只有慎到的著作有一部分留存下来。《庄子·天下篇》说，慎到抛弃自己的知见，办事只是根据不得已，把听任事物自生自灭当作道理。慎到认为，对于事物，有认识的，就有不认识的，用已有的一点知识去处事，必然坏事。他嘲笑那些崇尚贤能的主张，并且蔑视礼义，不守规矩，甚至攻击天下的圣人。别人推一推，他才动一动；别人拨一拨，他才转一转。他抛弃了是非，只求苟且度日，什么事都无所用心，甚至前后左右都不知道。他认为，那无知的东西，没有主张，不会招来祸患；无所用心，没有思虑之苦；谁也不赞扬它，但因此也没有批评。所以人们的修养，到达无知的境地就到顶了。英雄豪杰们嘲笑说：“慎到的主张，是死人的道理，不是活人的道理。” 还有一些人物，比如关尹，据《庄子·天下篇》所说，他的思想和老子相近，特色不明显，不再介绍。现存《关尹子》是后人伪造的。类似的情况，还有列御寇和《列子》书，文子和《文子》书，庚桑楚和《庚桑子》等等。 按照韩非的说法，杨朱不过是认为自己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他主张不到正在打仗的、危险的城市里去，不在军队里工作，就是用整个天下换他小腿上的一根毛，他也不干。因为天下是身外之物，汗毛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汉代的《淮南子》则说杨朱不愿为追求身外之物而疲于奔命。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物，有无生命的，有有生命的，有既有生命又有思想智慧的。《内业》篇的精气说，就是对生命和智慧现象的解释。对生命和智慧的根据作出说明，是人类思维的一大进步。 这些人的理解有一点相同，就是说杨朱爱惜自己的生命，不愿为国家服务。孟子说，不愿为国家服务，就是不把君主放在眼里；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人，就是禽兽一样的东西。 <h3>(2)彭蒙、田骈、慎到</h3> 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不完全相同，所以荀子把宋钘和墨子看成一派，慎到一般被认为是法家，班固则把尹文看作名家，把宋钘的著作列入小说家。但他们大都反对战争，主张在社会矛盾面前退让，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宋钘虽然志在救世，而其救世的办法，也是要人退让，受了欺侮而不以为耻。这使我们立刻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阿Q仅限于自我安慰，宋钘却要把他的主张贯彻到全社会。 《白心》篇讲“建常立有”，讲“以静为宗”。常就是永恒。推崇常，推崇静，和《老子》思想是一致的。不论这几篇是不是宋、尹学派的作品，它们的思想倾向和老子、庄子是有共通之处的。 他们认为在道的面前，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道对事物一视同仁，决不厚此薄彼。而且这里决没有感情的因素，只有一把统一的尺子来衡量事物。把这种格局贯彻于政治，就是靠法令治国，对谁都不讲情面。 老子和庄子的学说问世以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韩非把老子的哲学和法家的政治主张相结合，创造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韩非等人，使道家哲学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一章里，也将介绍老子哲学对法家的影响。 他们认为，人的欲望是很少的。有人自己欲望很多，就说大家都是如此，这是在为争斗和战争辩护。他们从自己做起，尽量减少自己的需求。他们常常说：只要有碗淡饭也就行了。他们常常吃不饱，却始终不忘天下的人民。《庄子·天下篇》说，宋钘、尹文一心救世，真是高尚的人啊！ 依孟子的说法，杨朱主张“为我”(《孟子·尽心》)，是个极端自私的人，让他奉献一根汗毛他都不干。有人解释说，杨朱的意思是，今天你要我一根汗毛，明天就会要我一个指头，后天就会要我一条胳膊，大后天就是我的命，不是说一根汗毛多么重要，而是说不能开这个头。 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一些思想家，他们的学说与老子和庄子相象，也被后人称为道家。较为著名的，有宋钘〔xing形〕、尹文、彭蒙、田骈、慎到等人，此外还有杨朱。他们的思想，在这里略作介绍。 杨朱是位隐士，他的生平事迹无法查考。有人说他比老子还早，有人说他曾做过老子的学生。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就是说，人们发表言论，不是拥护墨子，就是拥护杨朱，可见在孟子生活的时代，杨朱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 <h3>(1)宋钘、尹文</h3> 《管子》一书，其中有《内业》、、《白心》等篇，有些现代学者认为是宋钘、尹文学派的著作。这种意见在学术界已经得到了广泛赞同，所以在这里介绍一下它们的内容。 据《吕氏春秋·正名篇》记载，尹文见到齐宣王，齐宣王自称好士。尹文问，什么叫士？齐宣王答不上来。尹文说，假使有个人，为人忠孝，又讲信义，算不算士？宣王说算。尹文又说，假使此人在大庭广众之上受了侮辱却不争斗，算不算士？齐王说，这样就是个懦夫！尹文说，他虽然是个懦夫，但并没有失去忠孝信义，怎么又不算士了呢？齐王答不上来。接着尹文讲了一番治国应赏罚分明的道理。在这里，他揭露人们概念中的矛盾，力求弄清概念和实际的关系，所以班固把他算作“名家”。 根据这些文献资料知道他们反对战争。有一次，宋钘要到楚国去，碰到孟子。孟子问他去干什么？他说要说服楚秦两国罢兵。孟子问他怎么说？他说要指出战争对谁都不利。孟子说这样不好，大家为利害关系罢兵，也会把利害关系作为待人处世的基础，那样天下就大乱了；应该用仁义说服他们才好(见《孟子·告子下》)。由此看来，宋钘的做法和说法都近似墨家，不同的是墨家常常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帮助弱者，宋钘则只想通过说服，让大家停止争斗。 对于世界的认识，他们往往反对区分事物的是非、好坏、贵贱，瞧不起把具体事看得太认真的人，主张从一个更高、或更深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看到具体事物的后面或上面，还有一个更根本的东西，这就是道。只有得到了道，才能把一个个具体事物处理好。他们的哲学倾向和生活态度，确有和老子、庄子相同之处，所以后人把他们都称为道家。 书中说道：“气聚为生，气散为死。”《内业》篇说，气中有精：“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气，是使所聚之物有生命、有智慧的东西：“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也就是说，五谷之所以有生命，日月星辰之所以有光耀，就是因为有了精气。天地间的鬼神，人的精神活动，都是精气和精气的作用。因此，精气对于人非常重要。人的智慧，人的道德，都要依赖精气的存在，所以应该保持它：“敬而无失。”保持的方法，不能依靠强力，而只能依靠德行：“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所谓德行，就是要保持心灵的宁静和虚廓。《内业》篇把身体比作房舍，把精气比作居住者，只有把房舍打扫干净了，精气才会到来。 与老子主张柔弱、退让的哲学相反，战国时代还有一种哲学，主张刚健、进取、自强不息。这种哲学的代表性著作，是战国中后期逐渐形成的《易传》。为使读者能较为正确地了解我国古代的思想传统，对《易传》也将略作介绍。 从残存的《慎子》数篇看来，慎到主张治国一要立法，二要因循。因循就是随顺事物的本性。比如臣子为君主服务，是想得到利益。你应该给他们利益，而不能只要求他为你服务。这是随顺人情。臣子们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君主应兼容并包，用其所长，使他们各守本分，不能兼职，不得逾越。君主也有自己的本分，不该亲自处理具体事务，和臣下争功。君主事事躬亲，国家就要乱套。 <h3>(3)杨朱</h3> 现存的《列子》一书中，有《杨朱篇》。其中说杨朱是个极端享乐主义者，终日饮酒，和女人鬼混。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列子》书是后来才出现的，《杨朱篇》中的杨朱，是魏晋时代贵族的形象，而不是先秦时期杨朱的思想作风。 据《庄子·天下篇》说，彭蒙等人的学问，处心公正，没有偏私，好像没有主见，不思虑，不计谋，对事物无所选择，一视同仁。他们知道事物都有自己的道理，也都有自己的不足。有所选择就不能全面，有所教导就不周全，所以他们把一样地看待万物作为思想基础。 他们和别人交往，首先要人们去掉偏见，冲出由于各种原因所造成的认识局限。比如说，自己的孩子不好，却以为很好，这是偏见。偷东西的人，只想着东西好，却不想会被人抓住，也是偏见。他们希望大家的心能够包容，包括忍受侮辱，也包括全面地看问题。 精气存在于体内，人就心情平和、道德高尚、身体健康、聪明智慧。善恶藏于胸中，必定表现在脸上。善恶的表现，就是胸中那善恶之气的外露，它们就像电磁波一样向外辐射。善气让人亲近，恶声恶气就像用刀枪刺人。赏罚有时不足以服人，善气却可使天下人心悦诚服，这是圣人教化天下的根据。 他们认为，战争和两人打架一样，根源在于把别人对自己的欺侮当成了耻辱。假如受了欺侮，却不认为是耻辱，就不会打架，也不会打仗，这叫作“见侮不辱”(《庄子·天下篇》)。荀子反驳说，争斗并不是因为感到耻辱，而是因为不愿受欺侮。比如有人偷了你家的东西，你奋起和他争斗，难道是感到耻辱了吗？荀子说，宋钘不能消除人们不愿受欺侮的怒火，却让人们不把欺侮当成耻辱，这太过分了。他们一心想让天下安宁、稳定，让老百姓能保全生命。他们不主张复仇，就是被下牢狱也不以为羞耻。他们到处游说，人们不愿听，还是喋喋不休，因此常常遭人轻蔑。 宋钘又称宋(径字彳换牜)〔keng坑〕、宋荣子，大约生活于战国中期，稍早于庄子，和孟子约略同时。他和尹文的详细情况今天已无法知道，著作也没流传下来，但战国时代的不少著作都提到他们，说明他们在当时影响很大。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代其他道家人物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第二节 道家和法家 司马迁写《史记》，把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申不害(战国中期人)和老子、庄子放在一起。韩非、申不害是著名的法家人物。韩非的学说曾深刻地影响了秦始皇的思想和秦朝的政治。申、韩的处世态度，和老子、庄子截然相反。老子、庄子和其他道家人物，主张事事退让；法家却主张积极地参加争斗，并力争获胜。司马迁说，申不害要求名实相符，韩非以法律为准绳，切实处事、明辨是非，不讲情面。司马迁还认为，申、韩的思想，“归本于黄老”，“皆原于道德之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是说，申不害、韩非的思想基础，是老子哲学。 申不害和老子哲学的关系缺乏文献资料，韩非著有《韩非子》，其中《解老》、《喻老》两篇，可以看出韩非从老子哲学中汲取了什么。 《韩非子·解老》篇说道：事物有方有圆、有短有长、有粗有细、有坚有脆，各有自己的理。理，就是事物的条理、秩序或组织结构。事物有了条理和秩序，就不互相侵害。每个事物的理，各不相同。道，就是要考察万事万物的理，使万物各安其位，保持秩序。 韩非又说，事物都有生有死，它们各自的理也有生有死，所以，理，不“常”，即不永恒。只有道，天地剖判时就存在，天地消灭了道也不会消失，所以道是“常”，即永恒存在。韩非完全赞同老子对道的解说。 韩非认为，道，是治国的根本，产生于保有国家的术。一个君主必须保有他的国家，不能保有自己的国家，也就不能保有自己的生命。所以君主必须有道，有道就智虑深远，智虑深远就无法猜度，无法猜度就可以保存他的国家。老子希望用装聋作哑来苟且偷生的保命之道，在韩非这里，成了不露声色、暗中思忖的治国之术。 理也就是规矩。圣人处事，就是完全按照事物的规矩；按规矩办事，就是有道之君；有道之君，就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韩非的推论。 治国的规矩是什么呢？就是法令、制度。老子说，法令越严密，盗贼越多，所以他反对用法令治国。但在韩非这里，对万物有道、有理、有规矩的认识，却成了以法治国的理论根据。 韩非主张，国家大事，必须根据法令进行决断，而不能根据某些人的私意。韩非认为，既然是国家法令，就必须人人遵守。无论高低贵贱，都应一视同仁。执行法律，应不畏权贵，不怕强暴，也不被能言巧辩所歪曲。大臣犯法，也应受刑；平民有功，亦应受赏。 韩非关于法令的主张，与儒家是根本对立的。儒家主张“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其意思是：假如大臣、贵族犯了罪，不公开处以死刑或其他刑罚，而是给他一把剑或一条绫子，让他在不公开的地方自杀。儒家认为，这是对待大臣的合乎礼制的方式。韩非主张“刑过不避大臣”(《韩非子·有度》)，也就是主张对大臣可以公开行刑。秦朝实行了韩非的办法，汉朝也继承了这个办法。后世的统治者，往往并不专用哪一种。对大臣公开行刑，是人类在争取平等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小步。这一步，是法家迈出的。而其哲学根据，则在《老子》。 老子说，祸紧靠着福，福里藏着祸。但他不知道结局如何。庄子说，万物都是一气聚散，它们生生死死，都在不停地流转变化，无头无尾，无休无止，无所谓什么结局。如果说有什么结局，那就是不要分什么祸福，安于命运就是了。韩非认为，人们想成功却反而失败，想求福反而得祸，都是因为不懂道和理，不服从道和理，抛弃了道和理。那么，无论是君主还是臣民，要服从的道和理是什么呢？就是法令。《韩非子》的《守道》篇，讲的全是如何守法。 韩非也像老子一样，主张人民应该知足，说祸患莫大于不知足。知足怎么样呢？就像物都有自己的理一样，安于自己的本分。 韩非也像老子一样，认为欲望是祸乱的根源。人有了欲望，就会看不清事理。愈看不清，欲望就愈强烈。欲望强烈，就生邪心，走歪道，就会招来祸灾。下面民众有了邪心，会伤害君主；君主招来了祸灾，就危害人民：“然则可欲之类，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韩非子·解老》)所以韩非认为，英明的君主，不迷恋声色、玩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韩非子·解老》)韩非也像老子一样，反对文饰，崇尚质朴。认为礼是人们交往中的文饰，是祸乱的根源。 韩非说，礼是真情的装璜，是本质的文饰。真情需要装璜，不是善良之情；本质需要文饰，也不是善良的本质。和氏璧不用五彩装饰，隋侯珠也不镶金嵌银，那是因为它们本质、真情都非常美好，装饰不能使它们增色。所以，需要装饰的，就不是美好的。韩非认为，真情深厚的，外表就很淡薄；反之，礼很频繁的，就是真情的衰败。一般人，当他们自己对别人有礼而得不到回应时，就责备别人，甚至心生怨恨。所以，韩非也像老子一样，反对礼仪。韩非甚至认为，那些学问广博能讲出一番道理的、那些修养自己使道德高尚的、那些佩带利剑到处行侠仗义的、那些技艺高超能造出各种新奇玩艺儿的、以及那些东来西往经商贸易的，都是国家的蠢虫，只会糟蹋粮食，是没用的石头，是木刻泥捏的偶人。不仅没有一点用处，而且还是捣乱分子，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应坚决取缔他们的活动，要他们统统种地去，要不去当兵，总之要安分守己、不得用上述手段投机取巧。 假如有人不安分、不知足，怎么办呢？老子早已说过，把那带头闹事的，抓起来，杀掉，看谁还敢捣乱！韩非主张施用重刑，这在《老子》学说中，也是有根据的。 司马迁认为韩非的主张太残酷。但韩非说，手段残酷人民才害怕，害怕就少犯法，少犯法就少受惩罚，残酷是为了不残酷。 秦始皇非常欣赏韩非的学说，他用韩非的学说来治国。但是秦朝很快就灭亡了，韩非的学说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批评。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代其他道家人物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第三节 和道家柔弱、退让相对立的刚健、日新的哲学 老子以前，中国古代就有一部书，叫。是部占卜书，它包括卦、卦辞和爻辞。它用一、一两种符号，或三个或六个组成一组，叫做卦。最初有八卦，后来发展为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卦名和卦辞，每卦又分六爻，共有三百八十四爻，每爻各有爻辞。根据卦的形状，来判定占卜的吉凶。起初，人们思想比较简单，大约只要知道是吉是凶、事情该办不该办就行了。随着社会生活日益复杂，人们的思想日益进步，于是就要问个为什么？甚至要问怎么办才好？这就要求对占卜的结果说出一番道理。这个道理虽然被认为是神的意思，但实际上它并不会从天下掉下来，而只能取之于人们的生活经验。科学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都日益深刻，这些认识就会被用来作为解说占卜结果的材料。天长日久，日积月累，人们逐渐认识到，占卜结果所表示的，主要是一种道理，神的意志退到第二位了。 把解释占卜结果的那些道理集中起来，解释和说明，编成书，就是《易传》。《易传》和，统称《周易》。 《易传》大约形成于战国中后期，就是从庄子到韩非这一段时期。共有10篇，后人称为《十翼》或《十大传》。《易传》说，易，讲的是道。道有天道、地道和人道。把它们全都包括了。我们看到，《易传》的作者们和道家人物一样，也完成了一个思想上的根本转变，他们把原来供占卜用的神学书，说成是讲道的哲学书。 道是什么？老子、庄子讲了一辈子道，但始终没有清楚说明道是什么？他们甚至认为，能说清楚的反而不是道。但《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说，道，就是“一阴一阳”。 “一阴一阳”是什么意思？古人有许多解说，现在有许多人也比之于“对立统一”。这种解说是否恰当？有兴趣的可以继续研究。但从《易传》本身来看，里面只是讲了太阳下去月亮上来，春夏过去就是秋冬，由此还可推想到月亮有盈有亏，万物有生有死，国家有兴亡，人生有祸福，生物有雌雄，物体有刚柔。自然，上下、高低、大小、善恶、美丑、黑白、是非、彼此……都算在内。它们对立着，并且互相替代着，“一阴一阳”，大约就是对这些现象的概括。《易传》认为，“一阴一阳”之道是无所不包的，因而无论是天、地、人，都遵守着这个最普遍的法则。 对立双方互相替代，事物就发生变化；或者说，变化就是对立双方的互相替代。你看，黑夜成了白天，好的成了坏的；寒冬代替了酷暑，混乱代替了安定；荒地上长出了小草，小草又结出了果实；小孩生出来了，后来成了大人，大人成了老人，老人又要死亡。这不都是变化吗？不都是一个代替一个吗？ 代替、变化的结果，总是旧的死亡，新的生出。《易传》认为，这是天地最重要的功能，叫作“天地之大德曰生”。事物不断地生出，世界的面貌就不断更新，叫作“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在老子看来，万物都要归根复命，复归于静，其实也就是都要死亡，所以他要切实地坚持清静。在庄子看来，万物在不断流转，像个不停运转的圆环。而圆环自身却并不改变，因而也是个静止状态。所以庄子主张人们处于圆环中央，而不随万物流转，这样就抓住了道的枢机，其实也是一个守静。但在《易传》作者的眼里，世界乃是一幅生机勃勃的图画。 白天黑夜不停地交替，春夏秋冬的不断轮换，是由于天的不断运行。天的运行一刻也不停止，人应该效法天道，自强不息，这叫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易传》认为，伟大人物，应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也就是说，具有和天地一样的品质，像日月一样地放出光明。天的性质，是乾，是阳。阳的性质，是刚，是运动。和天的性质一样，就是刚健，自强，而不是作一个弱者。地的性质，是坤，是阴。阴的性质，是柔，是静止。和地的性质一样，就是柔顺，就是博厚。《易传》不排斥柔，但《易传》说的柔不是柔弱，而是柔顺。顺，是顺从乾阳，顺从刚健。因此，柔顺的品质，是刚健的补充，是刚健的附属。和柔顺相伴的，是博厚，是包容一切，承载一切。不像老子要以柔弱胜刚强，并且仅仅停止于柔弱。在老子看来，刚强之后就是灭亡，因而刚强也就意味着灭亡。在《易传》看来，刚强正是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 《易传》的哲学表明，和崇尚柔弱、退让的道家哲学相反，当时还有一种主张刚健、进取，赞成不断更新的哲学存在着。 老庄主张无所作为，甚至听其自然、安于命运，但《易传》把人和天地并列起来，认为人可以辅助天地，去完成那所要发生的事情。虽然《易传》所说的人主要是圣人，但老庄的圣人却是无所作为、安于命运的典范。 《易传》哲学还表明，中国古人不仅强烈地要求认识人道，而且强烈地要求认识天道。天道是自然界的规律，要认识它，就必须发展自然科学。天道又是人道的榜样，因而它实际上是中国哲学的基础。 第四章 汉初道家 第一节 老子哲学的黄金时代 中国古代社会，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动乱，人民渴望安定下来。秦朝的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但是，秦朝过于残酷的统治，无节制的挥霍，终于导致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战争进行了三年多，推翻了秦朝。此后是刘邦和项羽争天下，又打了四年多，最后刘邦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汉朝。 为社会进步，为争取一个好的生活条件，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西汉建立之初，经济残破，皇帝也找不来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拉车子。秦朝的教训，现实的状况，都迫使统治者减少一点自己的欲望，让人民休养生息，老子的“无为”哲学到了它的黄金时代。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公元前256一前195年)，本人没什么文化，他也瞧不起儒生，侮辱儒生，甚至取下儒生们的帽子当尿盆。一个叫陆贾(约公元前240—约前170年)的，经常对着刘邦称赞儒经，刘邦骂他：“老子是靠骑马打仗得的天下，用不着什么诗书！”陆贾反驳道：“靠骑在马上得天下，能靠骑在马上治天下吗？”刘邦醒悟了，让陆贾把他的道理写出来。陆贾每写完一篇，大家都齐声欢呼“万岁”。据后人考证，汉朝人还没有把“万岁”仅仅归于皇帝。所以大家的欢呼，大约主要是说陆贾的书讲得有道理，表示称赞的意思。陆贾说：“道莫大于无为”(《新语·无为》)，也就是说，无为是治国的最高原则。 陆贾举了正反两面的例子来说明无为的好处。正面的有虞舜和周公，陆贾说他们弹着琴，唱着歌，好像什么事也不管，但天下治理得很好。反面的是秦始皇。他制订了许多法律，刑罚又很残酷。然而，法令越多，捣鬼、捣乱的事就越多。他修长城，想防备敌人；他不断兴兵，征服周围的小民族；兴办的事越多，天下就越乱。他并非不想把国家治好，但结果是家破国亡。所以陆贾得出结论：无为，是治国最好的原则。 用无为的原则治国，国家好像什么事也不管，官府里好像没有人似的，百姓们可以安心睡觉，晚上不会有人征发他去打仗或服徭役。这样，上下和睦，秩序井然。 陆贾是儒家，他说无为，是说儒家无为。儒家也确有类似的话。但是，把无为作为处事的最高原则、并反复加以强调的，毕竟是老子和道家。现在陆贾也来讲无为，说明无为之治已是大家的共同愿望。陆贾这么一讲，大家再一支持，无为的思想就流行起来。讲无为，自然会使人想到老子和道家。 但刘邦在世的时候，天下还未完全安静下来。他分封的诸侯王不断闹事，他不得不去讨平他们，无为的原则难以贯彻。刘邦死后，他最得力的助手萧何(？—公元前193年)丞相不久也死了。刘盈作皇帝(汉惠帝)，曹参作丞相，无为的原则真正贯彻了。 曹参(？一公元前190年)是刘邦的一员战将，不少人认为，他的功劳比萧何还大。萧何作丞相时，他作齐王的相，向那里一个精通黄老学的盖老先生请教，盖老先生告诉他，治国要清静无为，老百姓自然安定。他接受了这个意见，听盖老先生的话，把齐国治得很好。 “黄老学”的“黄”，指的是黄帝，但黄帝只是个传说中的人物，所以当时的“黄老学”，在哲学方面，主要是老子和道家的哲学。 曹参作了丞相，什么事也不管，一天到晚饮酒作乐，尽选些拙嘴笨舌的老实人做他的助手。大臣们见他不管事，都想给他提意见。他看谁要提意见，就让谁喝酒，喝了还想说，就继续喝，直到把那人灌醉说不成话拉倒。有些当官的也整天喝酒，高兴了就大呼小叫。他们的部下向曹参揭发，希望曹参管一管，治他们罪。谁知曹参不但不管，反而和他们一唱一和，大呼小叫。 汉惠帝刘盈看曹参这样，就让曹参的儿子曹窋〔zhuo浊〕去劝他。曹参大怒，打了曹窋200鞭子，说：“我的事不要你管！”无奈，汉惠帝只好亲自出马了。曹参说：“您自认为和高皇帝(指刘邦)相比如何？”惠帝说：“不如。”曹参又问：“那么我比萧丞相呢？”惠帝说：“好像也不如。”曹参说：“对啊！高皇帝和萧丞相订下很完善的制度，我们执行，不也很好吗！”曹参当了三年丞相，死了以后，老百姓都歌颂他。 汉惠帝死后几年，刘恒作皇帝，即汉文帝(公元前202—前157年)。司马迁说，汉文帝皇后窦氏喜欢黄老学，所以汉文帝和太子都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书，并用来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汉文帝是有名的节俭皇帝。他曾经想造一个“露台”，但一算帐，需要“百金”。“百金”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于是就决定不造。汉文帝穿着次等丝料做的衣服，他的爱姬，衣服不能长得拖地，屋里的帷帐不许绣花。给他造的坟墓只能放陶器，不许放金银器具。皇帝带头节俭，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他又减免赋税，只收所得的1/30。汉景帝(公元前188—前141年)继承汉文帝的政策，清静无为。几十年间，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库里的粮食一直堆到露天，铜钱太多，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刑法宽松，社会也比较安定。 清静无为的政策发展了经济，同时也使社会矛盾积累起来。贾谊描写当时的情况是：人们不重视上下尊卑的秩序，诸侯王扩充自己的势力，人们竞相奢侈，以下犯上的事屡有发生。贾谊警告说：再不整顿，像秦朝那样的大变乱就要发生了。他要求用儒家的思想去教化人民，按照儒家的学说建立一套必要的制度，使人从刚懂事起、时时处处、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受熏陶，养成温顺服从的习惯，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不顺从的，就用刑法处置。汉文帝认为他讲得好，有才华，一年给他升了三次官，从下级官吏提到中央一级，那时贾谊才20多岁。战功卓著的周勃、灌婴等元老重臣说道：年轻人好生事，照他的主张，怕要出乱子。于是汉文帝不得不命令贾谊离开中央，到一个偏僻的诸侯国去做相。儒家又一次遭到了挫折，汉文帝继续清静无为的政策。 汉景帝时，窦皇后成了窦太后，好读老子书。有一天，窦太后问一个叫辕固的儒生：“老子书怎么样？”辕固说：“不过是当仆人做奴婢的道理。”窦太后大怒，命令他和野猪搏斗，多亏汉景帝暗地里给他一把好刀，才没被野猪咬死。汉景帝死后，刘彻当皇帝，这就是有名的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那时他才16岁。窦太后成了太皇太后。 丞相田蚡(fen坟)等人喜欢儒家学说，又酝酿建立一套上下尊卑等级分明的制度，并且让那些被封王封侯的都离开京城，回到他们的封地。他们的封地哪有京城好啊？于是他们纷纷到窦老太后那里说田蚡等人的坏话。正好，御史大夫赵绾〔wan晚〕因为窦老太后喜欢老子，就建议皇帝以后有事不要向老太后请示汇报。老太后又一次大怒，赵绾被迫自杀，田蚡等人被罢了官。17岁的汉武帝不敢不听老奶奶的话。四年以后，这位老奶奶去世了。第二年，汉武帝就任命一个穷儒生公孙弘做丞相。后来又采纳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曹参当丞相到公孙弘当丞相，大约有50年。是老子哲学的黄金时代。他的清静无为的主张成了国家政治的指导思想，他的书广为流传。贵人们死了，用他的书作陪葬品。 但是，要治理一个国家，单靠《老子》短短的五千言是不够的，于是人们又造出了一些书，说是黄帝的著作。所以这一时期的统治思想叫“黄老术”或“黄老学”。但是，托名黄帝的书究竟是哪些？留传下来的，只有一本《黄帝内经》，但它是一本医书。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出土了两本《老子》书，同时还出土了《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文章。学者们认为，这四篇思想比较一致，应是一本书，并称之为《黄帝四经》或《黄老帛书》。这本书，反映了一点当时“黄老之学”的情况。 第四章 汉初道家 第二节 《黄老帛书》 《黄老帛书》说，在最初时候，没有万物，一切都混同为一；也没有明暗，好像是一无所有的虚空。没有形状，也没有名称。但它有个统一而不变的东西，能适应各种各样的需要。鸟得了它会飞，鱼得了它会游，万物得到它就有了生命，无论什么事得到它就会成功。人们都用它，但不知它的名。看不见它的形，这就是道。万物都来取用，它并不减少；又复归于它，但并不增多。谁得了这个道，谁就能使天下服从，使天下整齐划 万物都有形状，也有名称，因而可以观察，可以度量。即使多如仓库里的粮食，有了升斗，就可以度量。所以凡事都可以查知，就像竖起直杆就有影子一样，可以验证。日月星辰可以计算，春夏秋冬有自己的长短。它们都有天然的秩序、条理。 顺着它们天然的秩序、条理去办事，就能取得成功，否则就要失败。有道的人治理天下，没有私心，没有主观的成见，只是随顺着事物的自然条理，这就是无为。他是宁静的，因为他不乱出主意，也不乱下命令。该生的东西，他帮助它生；该死的东西，他就促进它死。一切根据它天然的恰当不恰当。 这样来治理天下，就是最大的公正。最大的公正，就是有个法度，所以法度就是最大的公正。有了法度，该赏的赏，该罚的罚，这样天下就不会乱。 事物的条理、法则，是道那里来的；因此，治国的法令，也是由道产生的。有了法令，是非曲直才有个标准。所以，有道的人，建立了法令就不要抛弃，而且不要违犯。以法令为标准，就能看清天下的事而不迷惑。 我们看到，这里对世界的看法确实和老子比较接近，不过它讲的是治国之道。治国的办法，最终落实到要有统一、不变的政策法令，这又接近于战国时代的法家。所以有人称他们是“新道家”或“道法家”。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申不害、韩非等法家人物，早已把道家哲学作为思想基础。他们也讲无为，但无为是说君主不要作具体事情，把主要精力用来考虑怎样控制自己的臣子，而且要不露声色，使人难以猜度。但这里讲的无为，只是要求因循事物的自然状态，并且不要生事扰民。 治理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人才。所以《黄老帛书》主张，称王天下的君主，应不惜钱财，去尊重智慧高超的人士，应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去礼敬那些有道的人士。其《称》篇说，那些亡国的君主，把臣子当作奴隶；行霸道的君主，把臣子当客人；行王道的，把臣子当朋友；行帝道的，把臣子当作老师。这就是说，君主本人的德行越高，对臣子就越尊重。尊重臣子，就是尊重贤者。这种论述表明，《黄老帛书》是主张尚贤的，它没有像老子那样，把“尚贤”看作是诱使人民争竞的根源。 为什么要尊重贤才？《称》篇说，不用贤才，在战争中，就将招致失败。当然，治国也不能成功。 要治理一个国家，必须讲究爱民之道。鉴于秦朝的教训，也不能像老子那样，以万物为“刍狗”，而不施以仁心。《黄老帛书》主张：“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十六经·顺道》)讲究仁，讲究如何爱护人，是儒家的主张，这是对老子学说的纠正和修改。 古代国家，最高信仰是天、上帝。老子学说尽管成了统治思想，也只能在天、上帝的权威之下发挥作用。《黄老帛书》，也反映了当时思想领域中这种思想配置的格局。《十六经·立命》说：“吾畏天爱地亲民。”《十六经·果童》篇认为，人应“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这种天父、地母的思想后来成了国家的统治思想。 这就是说，当国家采纳老子哲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时候，它无法原封不动地、完全彻底地贯彻老子的每一主张，而必须根据现实状况，对老子学说进行修正和补充。《黄老帛书》的思想说明，是现实对传统观念进行着选择，决定着传统观念的命运。因此，所谓黄老思想，当时主要是采纳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 以老子等人的基本主张为核心，同时依据现实进行修正，并采纳其他学说的著作，还有《淮南子》和《文子》等。 第四章 汉初道家 第三节 《淮南子》和《文子》 《淮南子》又叫《淮南鸿烈》，是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和他的一些门客共同完成的著作。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堂叔，比刘彻大20多岁。《淮南子》大约是在汉景帝时完成的。 刘安著书的目的，是想以道家哲学为基础，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亡，成败得失，提出一套系统的治国纲领，献给朝廷。 《淮南子》第一篇就讲道，它说道盖住了天，承载着地，高不可攀，深不可测，它包容着一切，无边无际。打开，它扩展到四面八方；卷起，不够一只手握的。它节制四时，调和五行，抚育着万物，但不自以为有功，也不支配它们。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泥里爬的，都由于道而得以生存，但并不因此而感恩；也由于道而死，但并不抱怨；得了好处的，无法赞美它；遭到挫败的，无法非难它。掌握了道的要领，就获得了自由。他知道天下的事情不可以有为，应因任它们的自然。无为，是得道者的归宿。 《淮南子》说，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根据事物的自然本性，因势利导。比如水向低处流，你开沟挖渠，让水流过来，这不算有为；又比如春天种庄稼，你必须整地播种，锄草中耕，这也不叫有为，而是无为。 我们看到，《淮南子》的无为，不同于老子，也不同于韩非，和《黄老帛书》的思想相近。不过《淮南子》不主张用法令治国，而主张用仁义治国。 《黄老帛书》有的说产生于战国末年，有的说在秦汉之际，它还是道家和法家相结合的产物。思想的发展有个继承性，汉朝初年还不可能脱离道家和法家相结合的格局。 秦朝用法家，法令非常多，刑罚非常残酷，刘邦占领秦国都城咸阳之后，宣布废除这些烦琐而苛刻的法令，得到百姓们的拥护。但是，统治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必要的法令是不行的，刚刚建立的汉朝没有别的榜样，只能在秦朝的基础上略加修改。所以，有些法律仍然很残酷，比如割鼻子，砍脚趾。有个叫淳于意的医生犯了罪要到京城西安去受刑。他有五个女儿，围着他哭。他骂道：“没个儿子，要你们有什么用！”小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决心随父进京。她向汉文帝上书说：“犯了罪就毁坏人的身体，连改过自新的机会也没有了。”汉文帝受了感动，废除了这类刑罚。 严酷的法律早已引起了人们的不安，所以《淮南子》认为，依靠严峻的法律刑罚，建不了大的功业。这是抛弃了大道而依靠小聪明。依靠小聪明，就像用螃蟹抓老鼠、用蛤蟆捉跳蚤，不仅抓不到坏人，反而会引起大乱。大禹的父亲修了坚固的城池，诸侯们却背叛了他。大禹毁了城池，销毁了兵器，反而天下归服。 所以，《淮南子》得出结论说，仁义才是治国的根本。法律，只是辅助手段。重法律而轻仁义，就好像爱护帽子和鞋而不顾头和脚。秦朝的失败，就是因为不行仁义。在这个问题上，《淮南子》得出了和贾谊一样的结论。道家的哲学又要和儒家的政治学说结合了。 《淮南子》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要太平，必须让人民安宁；人民安宁的基础，是有吃有穿；有吃有穿的条件，在于让人民安心生产；安心生产的条件，是君主要节制欲望，不要生事扰民。这些主张，又是汉初以来黄老政治的继续。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和《淮南子》同类的“子”书，都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而且还是政治、社会学说的著作。哲学，往往是政治主张的理论根据。不过这些“子”书多是一家之言，其政治学说也往往只是针对某一类问题。从《吕氏春秋》开始，自觉地把自己的著作作为治国安民的一部纲领性著作，因而力求全面。《淮南子》继承了《吕氏春秋》的做法，把制订一套全面的治国纲领作为自己的目的。为此，它广泛采纳各家学说，同时根据现实的情况，提出自己的主张。因此，它和《吕氏春秋》一样，几乎是包罗万象，所以被人们称为“杂家”。 《淮南子》在《原道》篇以后，就从天地生成、天地结构开始，一直讲到社会、政治以及处事做人的种种问题。从虚无中产生了气，元气剖分，轻清者上升成为天，重浊者下降成为地，这样一种宇宙生成模式，是《淮南子》的首创。天地生成以后，就是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的出现，是各种动植物以至人类的诞生。《淮南子》描述了天地之间的这些事物，介绍了许多有关的科学知识。这些内容，老子、庄子是不关心的。书中曾经提到，有人问天地为什么不坠不陷？风雨雷霆是怎么回事？在看来，这些都是没有用的知识，因而也是没有意义的问题。 讲完天地万物，就讲人事。《淮南子》也向往上古，认为那是个治理得非常好的时代：治世。以后就人心败坏，道德沦丧。但是，从物质文明这一面说，《淮南子》又看到了不容否认的进步：古人住洞穴，后来修建了房屋。古人因山川阻隔，不通往来；肩扛手提，货物不易互相交换。后来有了舟船车辆，便利了交通运输。古代没有衣服，后来人们可以织布穿衣。古人用木棍耕地，蚌壳作锄头，木钩子打柴，抱着罐子到河里取水，野兽经常侵袭他们。后世人们冶炼金属，发明了犁锄，用斧头砍柴，桔槔取水，制造了金属武器来防御野兽。对于这一切，《淮南子》是欢迎的。它不像那样反对机械，有了桔槔还要抱着罐子取水；也不像《老子》那样，主张不用那些十倍、百倍于人力的工具。这样，《淮南子》就能够随着时势的发展，来确定自己的社会主张，而不是像老子、庄子一样，一味地崇尚古代。 因此，《淮南子》也不像老子、庄子那样反对礼仪制度，但认为礼仪制度要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说：“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淮南子·氾论训》) 作为一部为治理国家而提供理论原则的著作，《淮南子》也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天人关系，即人神交通的问题。当时，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外，《淮南子》谈论天人感应的内容最多。《淮南子》认为：“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泰族训》)。特别是君主，他的行为善恶可以立即得到上天的反应。办了好事，天上就出现景星，地上就涌出醴(li里)泉；国家危亡，天文就发生变异。因此，人们应该行善积德，以求得到上天好的反应。这些思想，是《黄老帛书》思想的延伸，但距离老子、庄子，就非常遥远了。而《淮南子》这一套思想，正是汉初黄老思想的表现，甚至可说是黄老思想的集大成者。 刘安将自己的著作献给皇帝，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汉武帝已准备独尊儒术，刘安却仍旧主张黄老治国。思想上的分歧已埋下了君臣不和的种子。而且刘安还主张君主应拆掉城池，销毁兵器，有意无意地使人想起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而刘安把责任归于中央政权的不施恩惠、猜忌太多。班固还说，刘安也企图治好他封地内的百姓，自己留个好名声。这也是招祸的根子。那时候，好名声只能归于皇帝一人。因此，刘安和汉武帝的矛盾也加深了。刘安的父亲刘长就因为谋反罪死在流放的路上，刘安也因谋反罪被迫自杀。 刘安和许多道家人物一样，不信鬼神。他说，有些人有功于人民，人民就把他尊成神；有些物对人有用，人民也把它尊成神；有些事，不过是借鬼神来劝人，比如说不能睡在门口，那样鬼神会踩他的头，不过是因为那样容易感冒头疼罢了。 刘安收罗了许多方士，据说他有一本讲炼金的书。后人又传说他当了神仙，上了天。“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关于他的故事。人民对他的印象还不坏，大约他生前办过一些好事。 《淮南子》以外，有部书叫《文子》。关于文子其人其事，今天已难以察考。有人说他是东周初年人，有人说是战国时代楚国人。但《文子》一书的内容，许多和《淮南子》相仿，所以有人认为《文子》抄袭《淮南子》，也有人说是《淮南子》抄袭《文子》。从《文子》一书的内容看，说它是汉朝初年的著作是对的。至于它和《淮南子》的关系，对我们并不重要。 今存《文子》有12卷，和汉初许多著作一样，《文子》第一篇也是讲道，名为《道原》。“道原”也就是“原道”，和《淮南子》是一样的。其他篇有《道德》、《上德》、《自然》，顾名思义，和老子的主张一脉相承；也有《上仁》、《上义》、《上礼》。上，就是尚。推崇、崇尚的意思。推崇仁义和礼，显然是儒家的主张。《文子》12篇中，用三个专篇阐述儒家的主张，这一方面，显然比《淮南子》走得更远。 但是《文子》一书，几乎把每一句话都说成是老子的教导，仁义礼，也是老子所崇尚的。《上仁》篇说：“故乱国之主，务于地广，而不务于仁义。”反过来说，务于仁义，就可以做到政治清明。《上义》篇说：“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在这些话前面，都有“老子曰”三个字。也就是说，这些乃是老子自己的主张。这样，老子思想就不仅是和其他思想互相融合，而且其本来面貌也被重塑了。《上礼》篇说：“老子曰，昔者之圣王……中受人事，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当陆贾借谈论《诗》、讲无为的时候，就预示了老子哲学的振兴。当借老子之口谈论仁义礼乐的时候，离儒家独尊也就不远了。 依《文子》的主张，治国的纲领共有六条：“老子曰……古之为君者，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此六者国家之纲维也。”也就是说，仁义礼乐(或礼智)是在老子“道德”指导下的仁义礼智，老子的“道德”是以仁义礼乐为内容的“道德”。这里说的“道德”，是老子哲学的代名词，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仁义道德。这样一种治国纲领，正是汉初黄老学说的格局，不过没能维持多久。 《文子·精诚》篇，是讲天人感应的专篇。那里说道，内心精诚，就“景星见”，“醴泉出”；逆天暴物，就日月食，五星失行。其中许多语言，和《淮南子》几乎一字不差。但在《文子》中，这些也都照例冠以“老子曰”三字。 《文子》的思想，应属于汉初黄老学的思想体系。 第四章 汉初道家 第四节 《论六家要旨》——汉初黄老学的尾声 我国古代伟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公元前110年)，崇信黄老，他评论当时流行的儒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的学说，认为它们各有长短，只有道家最好。为此，他写了《论六家要旨》。 司马谈说，阴阳家教人按时令办事，比如春种秋收，夏长冬藏，这是对的。但他们把这个要求说得过了头，并且推广到国家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每天该干什么，不宜干什么，都有说法，假若违背了，就会不吉利。让人们备受拘束，心里有许多害怕。我们今天说的“黄道吉日”之类，就是这一派的创造。 儒家让人学的东西太多，几辈子也学不完。太多，就让人不得要领。但他们区别上下尊卑，建立与此相应的礼义制度，是对的。 墨家太俭朴，生活艰苦，让人受不了。但他们要求努力生产，节约用度，是一条致富之路。 法家不分亲疏贵贱，一切以法律为准，不顾恩义、不讲情面，一时一事可以这样作，但不是长久之计。不过他们尊崇君主，主张各安职分，不得逾越，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名家死抠字眼，把道理搅来搅去，让人难以反驳，而结论又常常荒谬，比如说什么“白马不是马”。但他们根据名称或名义，去考察实际是否与名相符，这是不可不认真的。 道家让人精神专一，办事不露声色，却周知一切，领导一切。他们讲求时令，但不忌讳什么吉凶；他们采纳儒墨二家的长处，掌握名法二家的要领。跟着时代前进，顺应事物变化，所采取的措施没有不恰当的。他们的要领简单，容易掌握，用力少而成功多。他们讲“无为无不为”，这话难以理解，但做起来非常容易。他们“以虚无为本”，就是说不先定一个框框，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作决定。不抢先，也不落后，所以能领导一切。说他们有标准，又没有标准；说他们有规矩，又没有规矩。标准和规矩都要看时机和具体对象。他们不听那些空话，而是根据实际，让好坏自然分明。所以只要他们想办什么，没有办不成的。 司马谈还说，人之所以有生命，就是因为有精神，精神又必须寄托于形体。思虑过度，精神就会衰竭；劳累过度，身体也会损坏。精神离开形体人就死亡，死了就再也活不过来，所以圣人特别重视这件事。假如不能保重身体，不能使精神宁静，说什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道理何在呢？ 由此看来，司马谈是黄老学派中的一员。汉武帝初年，他做过太史令。汉武帝到泰山封禅，这是千年不遇的盛典，其隆重的程度，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但汉武帝没让他去，他因此而气死了。临死之前，他拉着司马迁的手，要司马迁继承自己的事业，把《史记》写出来。 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6年)继承父志，写完了《史记》。司马迁忠于事实，不夸大，不缩小，也不隐讳。所以他也直率地批评了儒家和儒生。有人据此说他也是黄老道家学者，其实他只不过是实事求是而已。 司马迁因替兵败被俘的李陵辩护惨遭宫刑，他以实事求是态度，大约写下了汉武帝的一些缺点，因而又一次触怒了武帝。据郭沫若先生说，可能在他写完《史记》不久就被武帝杀害了。 司马迁死后，黄老道家在政治舞台上就销声匿迹了。 几十年后，四川成都出了个严遵。他以算卦为生，借算卦教人为善。他挣够了一天的饭钱，就收摊回家，研究《老子》，有《老子指归》流传至今，是一部思想深刻的书。 严遵的情况表明，独尊儒术以后，道家就离开了朝廷，转向了民间。 第五章 独尊儒术以后道家人物和道家学说的命运 第一节 老子成了太上老君 《太平经》主张国家富强，但它认为，富强的标志不是财富众多，而是人口众多：“理国之本，民多为富，民少为贫。”(《太平经钞》丁部》)在这个意义上，《太平经》主张养生，赞成长寿，并的讳，把治国写成“理国”。且认为能给父母找来不死药或不死之方法的，乃是真正的孝子。 因此，《太平经》和《黄老帛书》、《淮南子》、《文子》等书一样，也是一部全面的治国纲领。其中被后来道教作为主要内容的长生术，也是治国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脱离社会去追求个人的长生不死。所以《太平经》把自己的道叫作“太平道”。太平道，也就是追求太平的治国之道。 所以东汉时代人们崇拜、甚至供奉老子，大多和政治有关。西汉末年，甘忠可献《包元太平经》，被皇帝处死。甘忠可的弟子们终于得到新皇帝的信任。他们罢免了许多官吏，企图推行自己的主张，但没有成功。东汉时，又有人一再把《太平经》献给皇帝。有的大臣认为，这书许多道理讲得很好，应该采纳，甚至皇帝也动了心。但有的大臣说，这书的道理有问题，不能采纳。《太平经》虽未被皇帝采纳，但它的思想却深入人心。 《太平经》也认为，君主是“天之子”。君主受命于天，也就是天所任命的。因此，君主好行仁义，以效法天道。一切人都要努力行孝，这样才是善人，才可扬名后世。 据史书记载，太平道和天师道在教义上是一样的，只是具体做法上有些差别。他们都信奉黄老，老子哲学是他们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他们都要求回到汉朝初年的状况。 汉中这个政权，要求他的信徒每人要交五斗米作为公用经费，因此被称为“五斗米道”。依照他们的教义，信徒若是犯有过错，应到鬼神面前“首过”，也就是忏悔，所以有人又蔑称他们为“鬼道”。他们的后人，则自称“天师道”，并把他们的历代祖先都奉为天师。天师可以父子相传，类似皇位的继承。 <hr /> 独尊儒术以后，作为一个学派的道家可说是不存在了。但道家思想的影响依然存在。 黄巾起义失败了。但还有一部分道教信徒在汉中建立了一个封建割据的政权。他们不设官，只设一些“祭酒”，来教育人民诚实，不欺诈。谁犯了错误，原谅三次，然后才处罚。错误不大的，叫他修一段路，来弥补过失，颇有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风范。但是，这个政权最后也投降了曹操。 《太平经》是一部致太平的书。“太”的意思是大，“平”是公平。“太平”即大的公平，或者说是真正的公平、正义。也就是说，它把追求一个真正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东汉(公元25—220年)时代出现的道教，吸收了老子的哲学，并把哲学家老子尊为太上老君。 依据汉代广为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太平经》对老子的道与德作出了适应时势的解说。《太平经》说：“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卷五十六至六十四)。天地阴阳之中，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在这一方面，和当时的儒学完全一致。 魏晋(公元220—420年)时代，玄学兴起，玄学家们推崇老子和庄子，促进了老庄思想的广泛流行。但在朝廷之上，仍是儒家思想的统治。 《太平经》曾被人屡次献给皇帝，那意思非常明白，也就是希望皇帝照这本书的主张办事，实现天下太平。据献书人说，《太平经》“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后汉书·襄楷传》)。“奉天地”，也就是把天作为至上神。在这一点上，《太平经》和汉初的黄老没有什么差别。五行，即金木水火土，这是战国秦汉时代的思想家对世界上所有物质的归类。“顺五行”，也就是遵循这五类物质的本性行事，从这个意义上，它具有顺应自然规律的意思。但这里所说的“顺五行”，主要意思不是顺应自然规律，而是顺从神意。因为据汉代思想家所说，人如果作恶，就会招到上帝、鬼神的反应，反应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使自然物发生异常。比如旱涝灾害，大风、虫灾，直到母鸡打鸣，耗子上树。古人认为，所有物质可归为五类，这些异常现象也都可以归入五类物质的异常。《汉书》有个《五行志》，就是论述各种事物如何归属，并记载它们的异常，以及对这些异常作出说明。依《五行志》所说，这些异常都是上帝对人事的批评。因此，“顺五行”的意义，就是顺从上帝的意志，不使五行发生异常变化。在当时的思想家看来，自然现象，乃是传达神意的工具，因而也是社会状态的寒暑表。假如自然现象运行正常，四季风调雨顺，没有自然灾害，就是天下太平。所以我们看古书，当论及社会太平时，往往要同时论及自然界的祥和。《太平经》，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理想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我们看到，它的“奉天地顺五行”，也和黄老思想一脉相承。 依照传统说法，上帝不仅要为百姓们选择一个君主，也要为百姓们选择一位导师。汉朝建立，君主已经选定，谁做导师呢？人们崇尚老子学说，就表明是上帝选中了老子，来作人民的导师。这位导师既是上帝选中的，也就是上帝的代言人。称“黄老”，也就是说，老子，是黄帝这位上帝的代言人。所以，“黄老”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一种思想，一种学说，而且是包括当时的宗教、政治在内的思想体系。张角信黄老，就是信仰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他们的口号，“苍天已死”，今天还难以说清它的意义，但“黄天当立”，则应是重新以黄帝为最高上帝，并用黄老思想来治理国家。 这里说的老君就是老子。 汉朝初年，黄老思想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那的确是个令人向往的时期。粮食多得仓里装不下，钱库里的钱多得花不完，国家统治机构一般也不生事扰民，百姓们生活安宁。不过，要求回到汉初的努力没有成功，国家仍然是儒术独尊。 唐朝(公元618—907年)，老子及其他道家人物在道教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从此以后，道教就逐渐把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经典。 其实，天师道就是太平道。《太平经》卷四十有：“今吾可说，不若天师所云也”，“今既为天语，不与子让也”。“今见天师说，积喜且骇”。“愿得天师道传弟子”。而太平道，也就是天师道。“天师”的意思，也不是上帝的老师，而是上帝任命的、百姓们的导师，是传达“天语”即上帝语言的老师。天师道的目的，也是致太平。致太平，必须由天师来指导。 注释： 据历史记载，秦国在建国之初，就自认为是白帝少昊之后，在自己境内祭祀白帝，后来又陆续祭祀青帝(太昊)、黄帝和炎帝。这四位帝，都是上古的君主，在当时，也都被秦国奉为上帝。后来秦朝统一了中国，所祭祀的上帝也就是这四位。秦朝灭亡，楚汉相争，刘邦在戎马倥偬之际，又补上了一位黑帝颛顼〔zhuanxu专需〕，这样，五帝祭祀就正式建立起来了。直到汉武帝祭祀太一神之前，五帝就是国家祭祀的上帝。五帝之中，黄帝位居中央，所以最尊贵，是五位上帝之首。 独尊儒术以后，儒生的地位越来越高，皇帝从小也受儒家教育。第一个完全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皇帝是汉元帝。 东汉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起义的领袖张角，信奉黄老道。有人说，他有一部《太平经》。起义的农民都裹上黄头巾，所以叫“黄巾起义”。黄巾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黄巾、黄天的意思，很可能与他们信黄老道有关。 这样办事，国家怎能治好。汉元帝以后，政治越来越坏。一些人大约认为这与儒家思想有关，于是想起了黄老道家。西汉末年，甘忠可向皇帝献《包元太平经》，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太平经》的前身。 那一边神化孔子，这一边就神化老子。司马迁那时候就听说，老子修道养寿，活了160岁，甚至有说200多岁的。西汉末年，又有人说，老子活了好几百岁。东汉初，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英喜欢黄老学，同时供奉佛祖。到东汉末年，不仅民间已把老子当成神，而且汉桓帝也在宫中把老子当神来供奉。当时传说，从上古以来，老君不断从天上下来，做君主的老师，指导他们治理国家。 《太平经》是东汉时刚刚兴起的道教的经典。它的许多思想和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谶纬迷信思想一致，不同的是，它主张用黄老之道治国。《太平经》说：多少世代以来，人们抛弃了道，专以“威武”相治，使得天神也不高兴。它要求君主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听老君的话。因为老君虽然是臣，但他的道宝贵。把老君当师父，就是把道当师父，可以治国平天下。 第五章 独尊儒术以后道家人物和道家学说的命运 第二节 老子与玄学 汉朝的儒学，重要内容是讲天人感应。儒学家们相信，人，特别是皇帝，假如办了好事，上帝就会表扬，比如天上出现彩云，或者麦子一个茎上长两个穗。这叫祥瑞。如果你办了坏事，上帝就批评：下冰雹，刮狂风，母鸡打鸣，庄稼地里生虫。东汉人王充(公元27—约100年)，认真地考察了上述这些现象，发现这些现象都是自然发生的，根本不是上帝对人的表扬或批评。于是他写了很大一本书，名字叫《论衡》。书中的结论，和儒家天人感应的学说不合，却和道家天道自然的思想相符。 《论衡》写成以后，长期湮没无闻。东汉末年，大名士蔡邕〔yong拥〕因逃避政治迫害，跑到王充的家乡(今浙江上虞县)一带，得到了这本书。后来他回到京城，谈吐不凡。有人猜想，他不是见到了高人，就是得了奇书。于是到他床上乱翻，果然发现了《论衡》。蔡邕嘱咐道：这书光咱俩看就行了，千万别让别人知道。因为王充的思想和当时的统治思想不大合拍。 不久以后，汉朝灭亡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也随之破产，王充的思想流行开来。王充说，自然现象的发生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神意，也与人的行为无关。天道自然观念的流行促进了道家思想重新兴起，于是，《老子》、、《周易》，这三本书得到了格外重视，人们经常谈论它们，把它们并称为“三玄”。 “玄”的意思是深暗、辽远，不大清楚明白。《周易》主张刚健、自强，和《老子》、的处世主张根本不同，但它们都主张，在明显可见的事物或现象背后，有个“道”在支配着它们。这个道，也是人们的行为准则。道，看不见，摸不着，只能用心去体会，所以它深暗、辽远，不大清楚明白，谈论它的学问家，很少涉及具体的现实问题，所以人们把这种学问叫做“玄学”。 玄学的奠基人叫王弼(公元226—249年)，死的时候才24岁。他十几岁时对《老子》的理解就非常深刻。当时的吏部尚书何晏(公元190—249年)正在注《老子》，后来见到王弼的《老子注》，觉得自己不如王弼，就洗手不干了。王弼说，道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它是个“无”。虽然是无，但却是一切事情的根据。所以，一切明显可见的都是细枝末梢，看不见的道(也就是“无”)才是根本。推而广之，一切事物、现象都是“无”产生的。因此，最重要的，不是追求那明显可见的“有”，而是追求这个“无”。 可不要认为王弼是在不着边际的瞎扯，把这个原则推广开去可了不得。比如按儒家精神制订的那些制度和规矩，照王弼的意思说来都是“有”。王弼不否定这些制度及规矩，但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背后的“无”。这样一来，人们遵守不遵守这些规矩都无所谓了！ 儒家有个规定，父母死后要守三年丧。这三年，不许做官，不能和妻子同居，不能喝酒吃肉，以表达对父母的哀思。有人为了表达对父母的孝敬，不论他如何虐待父母，父母死了他都要大办丧事，并且天天哭泣，甚至茶饭不下，直到弄得形容憔悴，站都站不起来，甚至有为此而丧命的。许多人借此弄虚作假，博得好名声，做了官。他们为人处事，循规蹈矩，猥猥琐琐。当时有个大名士叫阮籍(公元210—263年)，不守这些规矩。母亲死了，照样饮酒吃肉，有人就攻击他不孝，要杀他的头。但阮籍不哭则已，一声大哭就吐出血来。用王弼的话来解释，这是出于天性。出于天性的孝不拘形式，但这才是真正的孝。所以，王弼、阮籍这一派瞧不起那些循规蹈矩的家伙，甚至说他们是裤裆里的虱子。 王弼除了注解《老子》，还注解《周易》。王弼注解《周易》的方法，和汉代多数学者的方法迥然不同。汉代学者注解《周易》，多致力于卦象以及卦爻辞字义的研究，根据卦象和卦爻辞字义，来解说《周易》。王弼认为，卦爻辞，是用来说明卦象的；卦象，是用来表达某种意义的。既然如此，那么，得到了卦象，也就可以忘记那说明卦象的语言；得到卦象所表达的意义，也就可以忘掉卦象。这样一种方法，王弼把它叫做“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也是追求现象背后的那个意义。这个意义，一是道，也是无，因而和老子哲学是相通的。所以有人认为王弼是把老子的精神带进了对儒经的注释。 汉代学者注重现象，习惯于从现象本身说明现象所表达的意义。数百年间广泛流行的天人感应说，就是汉代学者思维方式的集中表现。他们为了探测天意，一件件地认真观测、搜集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并一一说明它们的意义。然而他们的说明往往不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因此，这种就事论事的方式早已引起人们的不满。玄学的诞生，不仅是抛弃了天人感应说的思想内容，也抛弃了天人感应说的思想方法。王弼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的确从老子哲学中汲取了营养。 汉代学者的思想方法表现于实践，就是过分注重人的外在表现。比如汉代人重视孝道，有了孝的名声就可以做官。因此，做一个孝子，是不少汉代人刻意追求的目标。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孝？又往往是根据他的外在表现，即看他在父母死亡时哭得是否哀痛？为父母守丧是不是长久？重视外在的结果，就是导致虚伪。有人宣称，他住在父母的墓道里为父母守丧，并且不止三年，而是好几个三年，于是大家都认为他是大孝子。然而经过调查，就在他宣称的守丧期内，他和妻子生了好几个孩子。而依照规定，守丧期内是不许与妻子同居的。如果说由王弼奠基的玄学是从理论上对汉代思想的反叛，那么阮籍等人的行为则是从实践上对汉代人行为虚伪的反叛。 不过，若论思想归属，玄学仍然是儒学。它的代表人物，不仅注《老子》，而且注《周易》，注。王弼的《周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长时期里都是儒者的标准读本。在王弼等人的眼里，圣人还是孔子，而不是老子。所以玄学只是吸收老子思想来补充儒学，却不是要用老子思想代替儒学。当唐代制订孔庙祭祀制度的时候，王弼就作为儒学的“先师”从祀孔庙，和孔子以后许多著名的儒者并列。 玄学讲老子，不能再称黄老。当时的上帝已依儒经改称皇皇后帝或昊天上帝，而老子也不再是上帝的代言人。玄学中和老子连在一起的是庄子。当时有不少学者注解，其中流传至今的是郭象的《庄子注》。 郭象(约公元252—约312年)认为，的核心就是“任其自然”。人的“自然”就是人的本性。人们只有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行动，才是最合理的，因而也是最高尚的。 但什么是人的本性？大家的理解就不一致。有人说，好学习(学习儒家的书)是人的本性；有人说，不好学习才是人的本性，于是只好各行其是。这一下可就热闹了，因为它只有一个结果：教人不守规矩。有个叫王澄的，和他的朋友阮瞻、谢鲲等人，在一起饮酒的时候，常常披头散发，脱掉衣服，甚至一丝不挂。有个叫刘伶的，喝完酒脱得一丝不挂。别人批评他，他说：天地是我的房子，房屋是我的裤子，你怎么跑到我裤裆里来了。他喝得太厉害，妻子哭着劝他。他说，我要用酒肉敬神，并发誓戒酒。妻子拿了酒来，刘伶祝道：“天生刘伶，嗜酒如命；一口一大碗，五斗消灾病；我老婆的话，你千万不要听。”他大约认为酗酒就是他的本性。有些人做了官不好好办事；有些人不做官也不学一点本事，只会坐享其成；有些人肆无忌惮地调戏别人家的妇女；有些人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那个有名的祖逖，刚到江南时穿得很破，忽然有一天焕然一新，而且有许多珠宝，大家惊奇发问，祖逖说：“抢来的。”大家也不管。这些人的所做所为，不能不说与道家学说有关。 不过，庄子虽然认为万物都有自己的天性，或称作自然本性，并且认为这种自然本性应正常发展，不应受到干涉和损害。但庄子却并不认为他自己、还有和他同类的人们，以正常发展自己的自然本性为满足。否则他就不会挖苦那些由于富贵而自我夸耀的人们，因为也可以说追求富贵就是人家的自然本性，你为什么要挖苦人家呢？庄子认为，自己，还有自己的同类，应有更高的追求。这更高的追求就是“逍遥”。逍遥的内涵，应是《庄子·逍遥游》中“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所谓“天地之正”，实际上是承认天地之间有一个永恒正确的法则，这也就是老子、庄子所说的道。“乘”，就是要遵循、掌握这些法则。有人把这种境界解释为“物物而不物于物”(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引)。“物物”，就是让物成其为物，也就是让万物都能按自己的本性正常发展；“不物于物”，也就是不和万物等同，不把自己也作为一个物。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是一种超然于万物之上的、得道者的境界。到达这种境界的逍遥者，自己并不亲自做什么，却使万物都能按自己的天性正常发展，而自己则天上人间，到处通达，如同在无边无际而又没有任何障碍的太空自由翱翔。而郭象所说的“任其自然”，不过是“物于物”，即把自己等同于物，去追求自由发展自己的本性，从而自由放任，肆无忌惮。 郭象对精神的理解，既是某些人行为之前的指导，更是对当时人们放任行为的理论总结。那时候的人们，要求放任自己，也就这样地来理解。不是的流行造成了他们的放任，而是他们放任的要求造成了的流行。 然而这一时代的人，也活得洒脱、无拘束、有真情。注《列子》的张湛好在屋子前头种松柏，袁山松游玩时常教自己的随从唱挽歌。人们说，张湛把屋子当坟墓，袁山松把出游当出殡。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一个大雪迷漫的夜里忽然想念朋友戴逵，立刻坐上小船出发。走了一天一夜，到戴逵门口，却拐了回来。别人问怎么回事？他说：“我又不想了。”就是这个王徽之，和弟弟献之都病得很重，好久听不到献之消息，他说：“大概死了吧。”说话时也不悲伤，只是要坐车去吊唁。献之喜欢琴，徽之就在灵床边，拿过献之的琴，想给死去的弟弟弹一曲，结果怎么也弹不成调，他啪的一声把琴扔到地下，仰天叹道：“献之，献之，真是人琴俱亡啊！”话没说完，就痛哭失声，到家不久就也去世了。王徽之生前，在路上碰到一个人，别人告诉他，这是桓伊。徽之派人对桓伊说：“听说你笛子吹得好，吹一曲好吗？”桓伊当时已是左将军，但毫不推辞，吹了三曲，扬长而去，两个人一句话也不说。当时的男子，善歌、善舞、善乐器者很多，酸文假醋的读书人是宋明以后的产物。丞相王导找王濛、谢尚作助手。王濛说：“谢尚会跳新舞。”谢尚就翩翩起舞，神态自若。王导的弟弟大将军王敦发动叛乱，王导怕受牵累，请当时的重臣周(左岂右页)〔yi以〕救他，说：“我家百来口人全靠你一句话了。”周装作没听见，不理他。不过皇帝也没杀王导。叛军到了京城，抓到了周(左岂右页)，王敦问王导：“这人杀不杀？”王导恨周(左岂右页)不理他，一言不发。于是周(左岂右页)被杀。后来王导才知道，正是周(左岂右页)保全了他，悔恨交加。周(左岂右页)年轻时，也是率性而为，曾在酒宴上用难以出口的手段调戏人家爱妾。大约在周(左岂右页)看来，他救王导也是出于本性，所以至死也不自我表功。这些故事，至今读来，使人感愤，使人神伤，使人去掉一些鄙陋之心、虚伪之情。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类团体，都不能没有规矩。何况一个国家，怎能各行其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这样不懂道理？原来这一时期，政局混乱，更迭频繁，士人们动辄得咎，稍有不慎就会被杀。原因还不是你犯了罪，只是由于你属于某个政治集团或不属于某个政治集团。正常的年月，一个人循规蹈矩，即使不做官，不受赏，至少不会获罪。但动乱的年月，这些规矩根本没用，根本保护不了你。谈话若涉及现实问题更是危险，于是只好作不着边际的玄远之谈。其行动也放诞不羁，全不把那些规矩放在心上。有人认为这是人性大发现，发现了个人的价值。在我看来则是觉得活着没意思，所以才无所顾忌，任性妄为。而《老子》、的哲学，也就成了他们的指导思想。 汉朝初年，老子和黄帝的名字连在一起，其学说为人民的休养生息，为社会的繁荣和富足，作出了贡献。魏晋时代，老子的名字和庄子联在一起，为人们的放任提供了思想根据。就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来说，老子学说也不再占据统治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子学说还进一步和方术相结合，成为方士们的理论武器。 第五章 独尊儒术以后道家人物和道家学说的命运 第三节 《老子》成了养生(气功)书 黄巾起义失败，张鲁投降曹操，使道教的政治理想受到极大打击。魏晋以后，道教徒虽然领导过多次农民起义，但都是强弩之末，规模不大，而且很快被镇压下去。现实迫使道教徒们把主要精力用来追求得道成仙。 据可靠的文献资料，追求成仙的活动大约开始于战国时代。秦始皇、汉武帝，都是追求长生不死的带头人。但直到东汉时代，追求成仙和道教的关系并不密切，道教是道教，成仙是成仙。所以直到晋代，葛洪写《抱朴子内篇》，还常常发生疑问：《老子》和长生不死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说《老子》五千言，只是泛泛而谈，难得要领。况且成仙要吃金丹，《老子》轻视黄金之类的“难得之货”，如何能支持炼金炼丹？至于等书，更是没有一句至理名言。 是的，不仅不讲长生不死，甚至反对那些争取长寿的养形之士。《老子》也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就是说，我所以有祸患，就是由于我有这个身体，假如没有我这个身体，我还会有什么灾难呢？他当然也不会去追求长生不死。 声称有长生药或不死方的人叫方士。方士兴起于战国时代。当汉初行黄老的时候，曾有方士投奔汉文帝。时隔不久，汉文帝就发现方士行骗，于是杀了行骗者，并且从此以后再不接近方士。 到汉武帝时期，方士的活动空前活跃，他们声称能见到神仙，为汉武帝找来不死药。有的方士被封为将军，甚至一人兼任四五个将军，并且做了汉武帝的乘龙快婿。汉武帝一方面独尊儒术，另一方面就是罢黜百家。这些方士，自然不能是黄老道家人物，因为黄老在罢黜之列，岂容他们如此活跃！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秦汉时代的儒生，一大部分就是方士。至少可以说，汉武帝时期，方士还是儒家的附属品。 汉武帝求仙失败，留下的教训极其深刻。以后的皇帝，虽然也有想求仙长生的，但都远远赶不上汉武帝的执著和虔诚。皇帝对方士疏远了，不少方土流落民间。方士的活动不限于求长生一个方面，但却以此最为世人注目。 追求长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服药，服黄精、灵芝、芝麻、茯苓、云母、石英、黄金、水银、丹砂等等，由此发展出用铅汞炼丹，《老子》、等和这一派始终没有什么关系；另一种是自我锻炼。自我锻炼也有两种办法：一是动功，另一是静功。书里说，有人学狗熊和鸟儿的动作来锻炼身体。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东汉末年华佗的“五禽戏”，都属于动功类。这一派的理论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认为身体经常活动有益健康，可以延年益寿，这和今天的体育理论差不多。另一派看到，思虑伤神，劳累伤身，所以主张安静。这一派也有种种说法，但要点归为呼吸微细，细到难以觉察，就像婴儿在娘胎里的呼吸，所以又叫“胎息”，后来统称“服气”。大约由于主张安静，就和老子哲学挂上了钩。西汉末，有人说老子活了几百岁，就是由于他“恬淡养性”。(桓谭《新论·祛蔽》)“恬淡”不仅是不追求物质享受，也包括心灵宁静，身体少动。老子既然这样得以长寿，《老子》书讲的道理自然对长寿有益。大约在东汉，有人就用静气功的观点去注《老子》，这就是河上公的《老子注》。 河上公是传说中的人物，说是汉文帝一次在河边碰到一个老人，给他留下一本书，自己就升上了天。这本书就是《老子注》。有的学者考证，它大约是东汉时代的作品。 河上公《老子注》把老子的道分为两种：常道，是自然长生之道；可道，是治国之道。当然，自然长生之道才是根本。要求长生，就要不思虑，也不管政事，使精神不离开身体。还要节制情欲，不要结婚。总之是安静、养神，这样就可长生不死。这个注本可能还有个序言，讲叩齿咽液，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河上公《老子注》认为，生物之所以身体和柔，就是因为体内有元气。当然，对人来说，元气的存在也是长生的必要条件。元气在人体内出入的门户，就是鼻子和口。所以这个注本特别重视鼻子和口，认为鼻口就是《老子》说的玄牝。并且认为，人能保持这个元气使它不致散失，就可以长生不死。老子说：“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这本是哀叹肉体的存在成了忧患的根源。河上公注却认为，这是老子在向往长生神仙。因为假若得道成仙，就没有这个肉体，就可飞升上天，任意出入，和道同样神妙，还有什么忧患呢？ 从此以后，以长生不死的立场去注《老子》，把《老子》说成是气功书，成了道教信徒们的专利。 流传至今的还有一本《老子想尔注》，道士们说是第一代天师张道陵的注本，学者们认为可能是这一派的作品。《老子想尔注》说，要求长生，关键是信道。道的要点，就是自然，清静。清静的重要内容，就是保精，不结婚，这样可长生不死。 《老子想尔注》把行善作为得道成仙的重要手段。行善的内容，有不追求富贵，保持清静，还有忠孝仁义等等，这是道家的道德律条和儒家道德律条的结合。《老子想尔注》宣称，人若遵守他们的戒律，积累善行，就可以长生不死。《老子想尔注》中，天似乎仍然是最高神。人行仁义如果虔诚，天自然就会奖赏；如果不虔诚，天也必定处罚。它要求人们尊道而畏天。这样一种思想格局，和五斗米道是大体一致的。 彻底以长生、气功观点注《老子》的，当推《老子节解》。比如《老子》说：“清静为天下正。”《老子节解》说，这是教人“入深山，行清静，守自然”，做神仙；《老子》说：“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节解》说，这是教人“行气”，“以神为心”，让气流遍全身；《老子》说：“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老子节解》说，大国是脑袋，小国指丹田，这是要人“闭气咽液，下流丹田”，“胎息引之，还补其脑”。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气功师，甚至专治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也说《老子》是气功书，对《老子》的这种态度，真是源远而流长了。要说服他们，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还是讲一点故事，搬一位伟大的古人来作援兵吧。 唐朝初年，玄奘(公元602—664年)，也就是上的那个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以后，把取来的许多经都译成了汉文。唐太宗似乎觉得光译人家的，有失面子，咱们也得有点什么译给人家。于是命令玄奘把《老子》译成梵文，介绍给印度，并派两个道士协助他工作。玄奘坚决不译河上公注本的那个序言，因为这个序言讲“叩齿咽液”，也就是说，讲气功。而讲“叩齿咽液”，则是“同巫觋之淫哇，等禽兽之浅术”。就是说，叩齿咽液之类，好像巫婆神汉们的胡说八道，近乎动物的自我保养。玄奘对气功的态度，另当别论，但他认为那决不是《老子》的本义。这是一个严肃的宗教学者的真知灼见。 玄奘是否完成了唐太宗交给他的任务，已经弄不清了。但河上公注的那个序言，大约从此就传不下来了。 第五章 独尊儒术以后道家人物和道家学说的命运 第四节 太上老君的坎坷道路 东汉时，班固作《汉书》，把古代人物分为三等九级。孔子，是上上级的圣人，老子只是中上级，地位还赶不上孔子的弟子，只和“毛遂自荐”中的毛遂同级。班固还批评司马迁，说司马迁评论人和事，总是把道家放在前头，把儒家放在后头，结论总是和孔子的主张相抵触。所以班固对司马迁甚为不满。 魏晋时代，《老子》书风行天下，老子的地位。已大大提高了，至少是仅次于孔圣人。后来，大约有人主张老子也是圣人，所以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人写文章说，老子不是圣人。不过由此可以看出，老子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另一面，神化老子的运动继续在发展。至少在东汉末，老君就被称为太上老君。一些道教的信徒们说，“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他“存想丹田”，终于“道成身化，蝉蜕渡世”。从伏羲神农以来，“为圣者作师”。这就是说，老子也是修成的神仙，并且不仅是汉初采纳了他的学说，而且是从上古以来，就常常是帝者之师。所以他受到人民的祭祀。 汉代以后，神化老子的运动不断发展。东晋时代，葛洪写《抱朴子·内篇》说，修道的人应经常想念老君的“真形”。老君的真形是：高九尺，全身金黄，尖嘴，高鼻梁，眉毛五寸，耳朵七寸，脚上有八卦，坐在神龟上；楼是金的，屋是玉的，台阶是银的，衣裳是彩云做的，高高的帽子一层一层的，锋利的宝剑佩在身上；100多个童子跟着他，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每种几十个围绕在他的前后左右；头上是霹雳闪电；他的心像日月一样，无所不知。 东晋末或南朝初，有人整理道经，把它们分为“三洞四辅”。“三洞”最重要，“四辅”仅是“三洞”的辅佐。《老子》书被编入“四辅”的某一辅，不能入“洞”。这样的地位是非常低了。后来，又有人给道教的神仙排了座次。最高是元始天尊，太上老君仅是元始天尊所度的弟子之一。 在北朝，有些道士只讲老君，不讲别的。他们说，道家(实际指道教)起源于老子。天地开辟以前他就存在，他住在最高的天上，是一切神仙的首领。他部下有许多官吏，管着天地间的一切神灵。他能千变万化，不断地教化着世人。著名的道士寇谦之说，太上老君命令他改革道教，说张角等人的作法是错误的，吃金丹、行胎息之类也成不了仙，成仙必须要积德行善才行。 到了唐朝，唐朝皇帝姓李。当时有人一定会问，至少在心里嘀咕：你姓李的，李渊、李世民，为什么该做皇帝？为什么不该我做啊？我们看小说、看戏，那上面说，程咬金也做过几天皇帝呢。因此，古代的开国皇帝，就不能只依靠武力，还要找出神学的根据，表明他做皇帝是出于天意，神的意志。刘邦做皇帝，就编造了神话，说自己是“赤帝”(上帝之一)的儿子。李渊、李世民也如法炮制，说他们是太上老君的后代。他们这些后代都做了皇帝，祖先自然应该尊荣。于是，唐高宗封老子为“玄元皇帝”。到唐玄宗，又叫人塑了自己的像，站在玄元皇帝的下首。后来人们发现，在有些庙里，玄元皇帝之下，站着六、七个唐代著名的皇帝。要知道，这时候，孔子的最高官衔才是“文宣王”。老子的地位超过了孔子。 唐玄宗命令，全国各个州郡，必须建玄元皇帝庙，后来又提高规格，把庙称为宫。“上清宫”之类的称呼大约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老子》书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国家规定，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吏，必须读《老子》，当时称。参加国家考试的士人，是必考的科目。后来唐玄宗又下令，国家考试中，单设“崇玄学”一科，精通的，可以和精通儒家经典的士人一样，被选为国家官吏。还下令全国，每家都必须有一部。唐玄宗亲自为作注，说这是太上老君教导的修身、治国的道理。 跟着老子，庄子、列子、关尹、文子等一批道家人物的地位也提高了。庄子的著作，称为《南华真经》，《列子》书被称为《冲虚真经》等等，总之，它们和一起，正式成为道教的经典。 《淮南子》的地位依然如故，我想，大约是因为刘安有谋反的嫌疑。 对老子的尊崇，引起了对《老子》一书的深入研究。唐朝初年，河上公《老子注》流行。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的道教信徒，仍然把《老子》作为讲叩齿咽液、长生神仙的书。就在这一时期，成玄英作了《老子疏》。他认为，道是个“不有而有”、“不无而无”的东西。对道的理解，不应执著于有，也不应执著于无，甚至不应执著于那么“不执著”。道离不开物，物也离不开道，这是对道、对道和事物关系的正确理解。成玄英不反对求长生，但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长生，主要是因为有了欲望和竞争的念头，假若没有欲望和贪求，不去和别人争强斗力，而是心中平和，谦恭柔弱，就可以长生。 成玄英之后，道士李荣作《老子注》。他说常道是“虚极之理”；不常之道是“常俗之道”。在李荣看来，治国和求长生一样，都是常道，是虚极之理，因而具有同样的价值。李荣把太上老君描绘成一个关心下民疾苦的神仙，把《老子》一书说成是治国的纲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李荣都把《老子》的文句解说成治国之道。比如“音声相和”，李荣说这是讲的教化百姓；“高下相倾”，李荣说这讲的是君民关系，如君主胡作非为，百姓们就会把他推翻。 彻底以修身、治国的立场注解《老子》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公元712—755年在位)。李隆基作了《老子注》，又作《老子疏》。他认为，《老子》的宗旨，在于修身、治国。修身要去掉私心，减少欲望；治国要实行无为之治。他说每个人出生时，都禀受了一个虚无静寂的本性。人，应该保持自己的本性，不过分贪求才是。而老子的道，就是让人们认识自己的本性，修养自己的心灵。 唐玄宗的《老子》注、疏完全不讲长生不死，只要人们安守本分。他认为人们修炼的最终结果，不过是可以寿终正寝。 从李荣到唐玄宗李隆基的《老子》注、疏，表明人们企图再一次地把《老子》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但是，情况变了，儒家已牢牢地成了治国的指导者，孔子成了先圣先师，老子及《老子》书再也无法恢复他们在汉朝初年的荣耀地位。 至少从唐代开始，《老子》一书事实上成了道教的最高经典。老子和太上老君也成了同实异名的概念。“老”，也成了道教的代名词和同义语。唐代儒者反对“佛老”，“老”指的就是道教；宋代儒者批评“老氏”，“老氏”指的就是道教。老子，还有庄子等，和道教已经无法区分了。 第五章 独尊儒术以后道家人物和道家学说的命运 第五节 道家思想在道教中的浮沉 东汉时代的《太平经》，虽然主张用老子之道治国，但从份量上说，这样的言论太少。《太平经》总共100多卷，老子的思想被汪洋大海一样的其他言论淹没了。后来，《老子》日益被当成讲长生不老的气功书。但是如葛洪所说，当时的道书非常多，属于黄老道家的则非常少。几部寥若晨星的道家著作，也淹没在其他道书的汪洋大海之中。王弼、郭象等人注《老子》、注，但不是在注道经。在他们眼里，老子、庄子还是大思想家，不是神；老子、庄子的书，还是思想家的著作，不是神写的书。从整个社会看来，仅在少数道士们眼中，老子才是神，是太上老君。老子一书，即使在道士中间，地位也不算高。至于、《列子》等书，甚至还没有进入道教的范围。 但是，历史使道家著作一部又一部地成了道教的经典，历史又让道家著作在道教中的地位一步步地升高。 汉代以后，儒家成了国家的统治思想，有一套庞大而深刻的理论，指导着政治，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后来，佛教进来了。佛教也有一套庞大而深刻的理论。它宣称要普度众生，它要人们放弃一切物质欲望，去追求那无限寂静的精神境界。可是道士们在干什么呢？他们把牙齿敲得咯咯响，一口一口咽唾沫，说这就是玉液琼浆；他们教人调正自己的呼吸，到处采药以求炼成仙丹或黄金，其目的是为了肉体长生。为了防止在修炼过程中受到不必要的干扰，他们掐诀念咒，画符驱鬼，保存了许多原始宗教的巫术。在儒家和佛教看来，肉体长生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一种低级的、非常可鄙的追求。所用的手段，有些也非常低级。有关这些手段的理论，水平也极差。在宗教斗争中，儒家和佛教不断指出，只有老子的，其精神还算高尚，其理论水平还算高超。三种宗教相互斗争的现实逼迫着道教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 张角起义的时候，道教就教人积德行善。南北朝时代(公元420—589年)，无论是在南朝还是在北朝，道士们普遍要求人们积德行善，并且说只有行善的人才能成仙。他们从佛教里学来了业报轮回一类的思想，教育人们不要作恶。人的行为，都受心的支配，所以有不少道士，逐渐把修炼的重心移到心灵的修养方面。 然而《老子》本来就要求人们修养自己的心，要知足，要退让，反对物欲，反对追求物质利益。所以在隋朝末年，一些道士在宣讲教义的时候，主要讲的就是《老子》。到唐朝，唐高宗时代，皇帝经常组织道士、和尚、儒家三教公开辩论。道士们所持的理论，主要是《老子》的学说。比如有一次，道士们立论说：道生一切。和尚反驳道：道生善，但道是否生恶？道士说：道是善，怎能生恶！和尚说：道不生恶，恶从何来？道士们张口结舌。 据佛教记载，每次辩论总是道教失败、佛教胜利。当时佛教僧侣文化、理论水平较高，道教徒文化、理论水平较低，但道教也未必全是失败。一次佛教方面立论：摩诃般若波罗密。意思是“大智慧到彼岸”。道士说：你们佛教常说“非彼非此”，为啥还说到彼岸？和尚答道：从佛教智慧看来没有彼此，到彼岸只是感叹和赞美。道士马上反驳说：既然没有彼此，为何不赞美说到此岸？我想这些问题，和尚们也是难以回答的。 在斗争中，道教的理论水平一天天提高，同时也日益迫切地感到对理论的需要。当然，理论可以创造，但是，假若有现成的东西，当然更为方便。所以，唐代国家把道家著作正式命名为道经，不仅是为了神化自己，而且适应了道教自身发展的理论需要。 但是，这些著作几乎没有一本主张追求长生不死，相反，他们把生命看作是祸根(如老子)，或者要求同样地看待生死(如庄子)，那么，修道的目的是什么呢？ 从这时候起，随着道家著作在道教中地位的不断提高，道教神仙的性质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是肉体长生、在天空遨游的仙人，甚至反对追求肉体长生。修道的目的，也从肉体长生转向心灵修养。唐代一些道士明确提出：“修道即修心”，“修心即修道”(《太上老君说元道真经》)。道士们还造了一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其中心内容是：心里清静就是一切！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常清静经》和佛教的《般若心经》差不多。 从宋代开始，道教逐渐分化为南北两大派。人们像称呼唐代禅宗的南北两派一样，也称它们为南宗、北宗。南宗的创始人叫张伯端(公元987—1082年)，他说： 《阴符》宝字逾三百，《道德》灵文止五千，今古上仙无限数，尽从此处达真诠。(张伯端《悟真篇》) 就是说，和《阴符经》，才是道教最重要的经典。 北宗又叫“全真教”，创始人叫王重阳(公元1113—1169年)。他不主张教徒们多读经。在他要求必读的几部经中，老子是最重要的一部。 明代(公元1368—1644年)，有人整理以前的道书，编成了《正统道藏》，其中道家的著作占有重要的地位。清代(公元1644—1911年)，又有人嫌《道藏》收的书太多，一般人难以读完，于是就加以筛选，编为《道藏辑要》。后来又有人编《道藏举要》。《老子》及其他道家著作在道教典籍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魏晋时代，整个社会还没把老子当作神。唐宋以后，朱熹(公元1130—1200年)等著名的思想家，不得不极力辩解：“老子是人，不是神，庄子就说过，他死了！”因此，这一时期，有些人尽管不信道教，也往往把《老子》看作道经。他们注《老子》，也像佛教以外的人注解佛经一样，他们自己虽是俗人，但他们注解的，是道教的经。 老子在世的时候，他的学说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他死后若干年，人们把他当成神，封他做皇帝；他的书，被当成宗教经典。因为他死了，他的形象可以任人塑造，他的话可以任人解释。 第五章 独尊儒术以后道家人物和道家学说的命运 第六节 《老子》和中国的士大夫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读了书就必须去做官，就像农民必须去种地一样。但读书人多，官位少，大官的位就更少，于是蝇营狗苟、阿谀奉承、行贿受贿、阴谋诡计就出来了。为了抑制一下这种坏风气，古代国家也会表扬一些有德有才而不愿做官的人。 秦汉以前有才能而不愿做官的，一般称为隐士。隐士们有的住进深山，有的也就和一般人住在一起，只是干着被当时人认为是卑贱的职业：种地、做工、算卦等等，但经商的不多。汉代独尊儒术以后，隐士们又多是儒生。魏晋以后，佛教道教兴起，不少隐居者，往往被当成道士，特别是那些隐居深山的。比如诸葛亮，当初就是个隐士，现在戏剧里多把他打扮成道士模样，就是人们把他当成了道士。其实三国时道教刚刚兴起，他和道士一点关系也没有。宋朝初年有个陈抟〔tuan团〕，原本是落第儒生，逃进了深山。人们传说他会炼黄金，后周的皇帝把他找来，观察了一段，看他没啥能耐，就放了他。人们还传说他有养生术，能让人长生不老。宋朝的皇帝又把他找来。他说：“我确实没什么养生术。再说，养生术对皇帝有什么用呢？皇上把国家治好，就是最好的养生术。”在后人心目中，陈抟却是最出名的道士。 宋代以后，那些不愿做官、却又不逃进深山的，还是儒者。逃进深山的，往往被当成道士。 也有些假隐士，把隐居作为出名、做官的捷径。比如和陈抟同时、名声也很大的种放，后来成了恶霸官僚，名声很坏。 隐士们隐居的原因很多，但多数是在求官的道路上受到了挫折，看到了现实社会上的危险和丑恶。他们淡于名利，不追求物质享受、不和人竞争。这一切，和《老子》、的主张完全一致。老子、庄子本人就是隐士，他们的学说，自然成了隐士们的旗帜。隐士们也会有意无意地欣赏《老子》的主张。而且，除非他有特别的声明，后人还往往给他们披一件道袍。 隐士之中，有许多人卓有才能，志节高尚。失意的士大夫，往往把他们作为榜样，因此也促进了《老子》思想的传播。 即使那些得意的士大夫，也往往喜欢谈论《老子》，以标榜清高，或者借以逃避现实中那纷纭复杂的矛盾。 最喜欢谈论《老子》的时代，是魏晋南北朝时代。谈《老子》谈得好，甚至可以做官。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9年)，谈论《老子》的风气更加兴盛，上至皇帝，下到群臣，谈论《老子》成了一种时尚。梁元帝萧绎(公元552—555年在位)在自己被敌军围困，即将成为俘虏的时候，仍然给百官讲《老子》，百官都穿着甲胄来听讲。由此可见当时士大夫对于《老子》兴趣的浓厚。 直到北宋时代(公元960—1127年)，士大夫们仍然喜欢《老子》。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都曾为《老子》作注。许多士大夫还为自己起了道号，比如“六一居士”、“东坡居士”、“山谷”等等，就都是道号。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晚年还经常穿起道袍，俨然一个道士模样。其实，上面这些人，都被认为是纯正的儒者。 北宋以后，理学兴起，儒道二家的界限逐渐严格起来。这时候，谁谈论《老子》，就被认为是迷恋异端邪说，马上就会被人瞧不起。不过，理学家之间，也互相指责。一些人攻击另一些人混同于佛教，另一些人又攻击这一些人混同于老子。后人认为，老子的精神已渗入理学家的血液中和骨髓里，他们反对老子仅仅是表面上的。 老子和中国古代其他道家人物的思想，真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社会上只要有失意者在，人只要有失意的时候或失意的可能，老子思想的影响就存在。 然而另一面，老子思想也遭到了激烈批评。 第五章 独尊儒术以后道家人物和道家学说的命运 第七节 把《老子》、《庄子》视为洪水猛兽 对《老子》的批评早已存在。炼丹家葛洪批评《老子》，因为它对丹道和长生术讲得太少。但别人对《老子》的批评，主要是说它危害政治。 魏晋时代，政局混乱，士大夫们喜欢不着边际的闲谈、聊天，后人称为“清谈”。清谈的内容，主要是《老子》和。不少人做官以后，不认真办事，却沉醉于清谈。后人批评他们对国家不负责任，造成了政治败坏，社会动乱，用古人的话说，是因为他们喜欢清谈而误了国家大事，叫作“清谈误国”。由于清谈的内容是《老子》、，所以人们又往往把误国的责任归于《老子》、。上一节提到的唐太宗批评梁元帝，就是批评《老子》误国的一个例子。 不过唐太宗以后，唐代国家对《老子》的尊崇甚至超过清谈时代，但仍然出现了“开元之治”(公元713—741年)一段政治较好的时期。误国的责任，不一定要由《老子》承担。 唐代后期，坚决批评《老子》的是著名文学家韩愈。韩愈说，《老子》反对仁义，败坏国家政治。它的信徒们(道士)不纳税，不服役，加重了生产者的负担。长此以往，国家必定又贫又弱。所以他建议国家应该拆毁道士们的宫观，命令他们还俗，去做一个为国家服务的公民。 宋代理学家们也批评《老子》。他们认为，在要求修养心灵、节制欲望方面，他们和《老子》的主张是一致的。但是，修养之后，他们的归宿是理，《老子》却归宿虚无。理，就是忠孝、仁义、礼智，就是三纲五常；虚无，那就不知他要遵循什么，要怎么做。所以他们认为，《老子》的主张要不得。不过在后人看来，他们的主张，许多是和《老子》完全相同的。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后来清兵入关，明朝彻底灭亡。一些明朝的知识分子，把原因归结为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的学说泛滥。他们认为，王守仁的学说，名为儒学，实为禅宗。它教人不关心实际事务，一天到晚去探讨和实践心灵的修养，和一个和尚差不多。大家都不好好办事，国家怎能治理得好？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是个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是伟大的哲学家。他认为，王守仁的学说根子在禅宗，禅宗的根子在老庄。因为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人们弄不懂，不得不用老庄的意思去理解它。因此，是老庄的思想帮助了佛教传播，佛教中又沾染了不少老庄的精神。因此，要批判王守仁学说，必须批判佛教禅宗；要批判禅宗，必须批判老庄。 王夫之认为，老庄思想，教人对社会不负责任。这种思想对社会的危害，超过了洪水猛兽。王夫之说，危害社会的，不只是那些残忍暴虐的家伙。有些人，干坏事不努力，干好事也不努力，一切事都漠然置之，好像一个毫无情感的死人，每天只是悠哉悠哉地保养自己。刀割他也不觉痛，火烧他也不觉得热，麻木不仁。这样的人多了，天下就分崩离析，老百姓的疾苦没人问，国家的前途命运无人关心，就是皇帝被杀他们也无动于衷。他们不辨善恶，不讲忠孝，认为一切都差不多，都那么回事，与我不相干。这样的危害，不比洪水猛兽还厉害吗！ 王夫之说，这样的思想，老聃、庄周提倡在前，魏晋时代的人们鼓吹于后，以至于败坏了天下的风气。王夫之认为，像庄周那样的言论，千言万语，不过是一个投机取巧，看到难处就躲闪。他要求人生的旅途必须是万里无云，一片清澈。有一丝云彩他就觉得闷顿。所以他把人生视作危途，把天地之间看作一个大靶场，觉得处处都是陷阱，想让自己成为一块没用的朽木，以此来逃避社会和人生。王夫之说，这是小人的思想状态，一个有作为的人不应如此想。 王夫之指责庄子创造了一系列隐士的形象，并且还说尧舜也把做君主看作负担，左顾右盼，想找人替代。这些形象，足以惑乱天下。庄子还借隐士之口说：我不愿意当皇帝！王夫之严厉斥责道：假若说果真因为一句话就可以导致亡国，那么就是这句话。 王夫之的指责并非全无道理。老子和庄子确实讲了许多消极的话。但是，前人留下的思想资料很多，人们信什么，不信什么，不仅决定于当时的现实，还决定于他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 新时代的有为青年，可以理解老子和庄子的处境，承认他们思想的深刻，借助他们的哲学学说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水平，而不应学习他们逃避现实的处世态度。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不顾身，才是新时代的中国人应有的精神风貌。 第六章 《阴符经》 第一节 一部奇书 南北朝时期，出了一部奇书这就是《阴符经》，全书大约只有457个字，却讲了许多非常深刻的道理。它出世不久，就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唐朝皇帝曾命令当时著名的书法家褚遂良抄写了100多份，大约是作为赏赐大臣的贵重礼物。从唐朝初年开始，先后书写过《阴符经》的著名书法家有：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赵子昂等。据郑樵《通志》统计，到北宋末年，《阴符经》的注本就有38种。到元代(公元1206—1368年)，就增加到近百种。一些人激烈地反对它，说它是异端邪说，另一些人则热烈地欢迎它。特别是道教，宋元时代的南、北两宗都把《阴符经》看得和老子同等重要。 南宗创始人张伯端的《悟真篇》中多次称引《阴符经》：“先且观天明五贼，次须察地以安民。民安国富方求战，战罢方能见圣君。”又说：“三才相盗食其时，此是神仙道德机，万化既安诸虑息，百骸俱理证无为。”其中所说“观天”、“五贼”、“三才相盗”等等，都是来自《阴符经》。北宗(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一般不主张读经。但在他认为必读的三五本经书中，就有《阴符经》。王重阳说他自己：“理透《阴符》三百字，搜透《道德》五千言。”(《重阳全真集》)直到王重阳再传弟子、丘处机的高徒尹志平，继续认为：“道虽未能广学，《阴符》、《道德》、《清静》三经，又不可不学。”(《北游语录》)因此，从宋代起，《阴符经》就和《老子》一起，成为道教的主要经典。 一些儒家人物也受了感染，宋明理学的创始人程颐(公元1032—1085年)说：《阴符经》的道理比《老子》要纯粹。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说：《阴符经》中有些话讲得很好，就是儒家的六经也不过如此。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宋朝初年，当时著名书法家袁正己书写的《阴符经》就被刻在石碑上，放在太学里，和儒家的六经放在一起，供太学生们学习。甚至佛教高僧也把《阴符经》看作道教的主要经典。北宋高僧智圆说：“宗儒述孟轲，好道注《阴符》。”(《闲居编》卷四十八) 那么，《阴符经》究竟是什么书？和《老子》一样，有人说它是讲成仙的书，有人说它是气功书，也有人说它是讲打仗的书。直到今天，还有人把它作为气功书。在这里，我们愿意倾听明代著名思想家吕坤的意见。 吕坤作了个《阴符经注》。他在序言中说道：《阴符经》就像河里的水，任人取用。取回去作什么用，那是自己的事。它可以煮饭，可以洗衣，可以浇园。当然，如果你高兴，也可以把它恶作剧地泼在别人身上。如果你根据自己的用途，说这河里的水就是煮饭的水，或就是洗衣的水等等，那就错了。吕坤说，你说秤砣是铁，这是对的。你说铁是秤砣，就不对了。 吕坤这里所谈的，是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阴符经》是水，是铁，是可以作许多用途的一般理论。这种一般的、也就是普遍性的理论，就是通常所说的哲学理论。因此，硬要说什么《阴符经》是气功书，就像说是气功书一样，是把铁说成就是秤砣，是说河水就是煮饭的水。我们这里向大家介绍的，是作为一般哲学理论的《阴符经》。 《阴符经》全名《黄帝阴符经》，也假托是黄帝的著作。关于它的出世，还有一段神话故事。说有一个叫李筌〔quan全〕的，入山修道，到处采药，住在少室山。一天，他走到嵩山虎口岩，得到《阴符经》，是用白绸子写的，卷在红漆轴上。因天长日久，绸子一碰就烂。他好不容易抄了下来，记在心里，但不懂什么意思。后来到陕西，在骊山下见一老母，穿着破衣，拄着拐杖，看到一棵树着了火，就随口念道：“木头生出了火，烧起来就了不得。”李筌大惊，心想，这不是《阴符经》的话吗？于是就跪在骊山老母面前，请求教他。根据骊山老母的意思，李筌作了《阴符经注》。 神话就当它是神话，下面我们来谈《阴符经》。 <hr /> 注释： 第六章 《阴符经》 第二节 深刻的哲学，自强的精神 《阴符经》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天行也是天道。这话的意思是说，认识和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以应付一切。 自然规律是什么呢？《阴符经》说，世界上有五种东西互相贼害。懂得它们就会繁荣昌盛。把这五种贼害装在心里，对天采取行动，整个宇宙好像就握在手里，万事万物都将由人创生。 “五种贼害”，就是五行相克，汉代有人把五行相克叫五行相戕〔qiang腔〕。并且认为，五行互相戕害，对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假若不互相戕害，人就没有工具使用。比如金属不能戕害木头，就难以有各种各样的木制用具；火假如不能戕害金属，也没有各种各样的金属工具，如此等等。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思想。 中国古人把世界上的物质分为五类：金、木、水、火、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生相克。“相生”即互相产生。古人认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就是前面所说的互相戕害：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人类发展生产，从五行生克的角度讲，许多是利用五行相生。比如农业，可说是利用水生木来种庄稼，种树，种菜。利用木生火来生活，利用土生金来开矿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会制造工具，才把人和动物分别开来；工具的进步，是人类最根本的进步。工具中，最重要的是金属工具的出现。要得到金属，首先应知道“土生金”，金属藏在石头里，埋在土里。但更重要的是知道“火克金”，才能把金属炼出来。而要制成工具，又必须利用金克木。古代的工具，大量的是金与木的结合。就是今天，许多工具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古至今的历史，就是一部火克金、金克木的历史。《阴符经》说，懂得了五行相戕，世界上的一切都能被人创造出来。这是作者对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赞美，表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信心。 《阴符经》说：天，它使万物产生，又使万物消灭，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天地，是万物的盗贼；万物，是人的盗贼；人，是天地的盗贼。三种盗窃恰当适应，天地人就得到安宁。 人是天地盗贼的思想，与《列子》中的一个故事有关。《列子·天瑞篇》说：宋国的向某问齐国的国某怎样致富？国某说，我善于“偷盗”。于是向某就当了小偷，被人抓住，判了罪，罚了款。向某以为国某骗他，于是去质问国某。国某说，我说的“偷”，不是偷人东西。而是“偷”天时，“偷”地利。春天你要种，秋天你要收。山上有林产，水里有鱼虾，你要利用它们，这叫作盗窃天地。 《阴符经》的思想，就是这种“人盗天地”的思想。它主张人利用自然界的一切，去创造自己的美好未来。 元朝末年曾帮助朱元璋得了天下的刘基，作了一本《郁离子》，其中一篇是“天地之盗”。他进一步发展了“人盗天地”的思想。说盗窃不只是取东西，更主要的是利用自然力。如春种秋收，利用天时；高处建房，低处凿池，利用地利；水上行船，因风作帆，利用自然力。至于乱砍乱伐，乱开乱采，会使自然资源枯竭，这是不对的。刘基把前者叫做“天地之盗”，把后者叫做“人盗”。他赞成天地之盗而反对人盗。 《阴符经》主张充分利用时机。《阴符经》说，有人盗来了时机，任何人都能看到表面的事迹，但没人能懂其中道理。《阴符经》认为时机非常重要，人的行为，只有合乎时机，才能把事办好。 但《阴符经》不主张投机取巧，而主张从事物的正常运动中去把握时机。所以它说，日月的运行有规则，事物的大小有一定，这些东西并不神秘，但是那伟大的功业，无穷的智慧都从这里产生。一般人只知道神秘的东西神妙，却不知道这不神秘的东西神妙。有些人常常进行猜测，但《阴符经》不主张猜测，它主张从事物的正常运动中把握时机，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 对机的论述，是《阴符经》哲学最重要的特点。 道，表示的是事物之间较为稳定的联系，也是人们较为稳定的、正常的办事方式。事物的运动，永远都不会只是像日出日落那样地重复过去，而是不断地发生变化，发生运动状态的转换。机，描述的是两个过程的转折点和在这个点上发生的转折。中说：“万物皆出于机，入于机”(《至乐》)，“其发若机括”(《齐物论》)，“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天地》)。都是这个意思。机的原型是机械，是转换用力方向和大小的工具。我们今天生活的机器世界，就是转换工具的复杂组合。《阴符经》重视道，但更加重视机。 道分天道、人道，机也有天人之分。天机，指的是客观事物的转折或将要发生的转折；在人的机，叫作心机或机谋。道要表现出来。《阴符经》说：“昭昭乎尽乎象矣”，就是说，都要清楚明白地表现为现象。机在平常却并不表现出来，只是在事变突然发生时才表现出来。所以，事物变化的转机，平素不易察觉；人对事物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将要实行的非常措施，也都是在暗中进行，带有秘密的性质。机和变化相联，称为“机变”。机和秘密相联，称为机密。 道是一个社会正常的行为规范。一个人，如果不遵守这些规范，只是热心于揣度事物的转机，甚至热心于制造这些转机，以便为自己谋得利益，这种行为，往往被称为阴谋诡计，被视为一种恶；这样的人，被视为小人。但是，一个人，如果只知遵守正常的规则，对事物的发展趋势毫无觉察，对即将到来的转折毫无预见，以致被人算计，碰壁、倒霉，不是糊涂愚蠢，就是过于善良。或者虽有觉察而无法制止，直到弄得天翻地覆，才大发雷霆，借助霹雳，不是腐朽，就是无能。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机的把握比对道的把握更加重要、更加不容易。事物的转机，常常决定着一个事物的命运。因此，中国古人很早就谈论“存亡之机”、“治乱之机”。把握这个转机，采取必要的行动，不仅需要高度的智慧，也需要智慧的高度紧张的活动，这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精彩、最紧张、最生动的一幕。 《阴符经》把掌握天道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为的是能够再“施行于天”。《阴符经》重视机，重视的是人心的机，是盗天地万物之机。两个方面都指向一个方向，即人的实践活动。把主体实践活动作为研究的中心，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 《阴符经》还有许多辩证法思想，它说，生，是死的根源；死，是生的根源。恩惠产生于危害，危害产生于恩惠。这个思想也非常深刻。我们平常也知道，溺爱孩子实际是害了孩子，受打击的人反倒容易发愤，有所成就。 从《阴符经》中，我们看不到消极的东西，看到的是中国古人对世界的深刻理解，看到的是中国古人的自信和自强精神。 《阴符经》托名黄帝，中心是讲道，不谈儒家的仁义礼智等等，所以人们也把它归于道家，并且成了道教的重要经典。 第六章 《阴符经》 第三节 《阴符经》与中国古代的科学传统 《阴符经》的出现，是对我国古代人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论总结。它的问世及广泛传播，表明我国古代人民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科学传统和科学精神。 在战国时代，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就说过，与其崇拜天而赞颂它，不如把自己该干的事干好。荀子坚信，努力生产就一定富足，人有能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不必去敬拜鬼神。那个时代，人们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可以抵御水旱灾害；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医学有很大发展，可以挽救很多垂死的生命；人们通过数学运算，能够预测日月五星的运行。人们想，天上的星星怎么走都能掌握，那么还有什么不能认识、不能掌握的呢！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们充满了自信。后来，社会生活虽屡经变迁，但人们征服自然的信心并没有消失。 但是，人们的要求有时超过人们的实际能力。人发现药能治病，于是就想，假若有一种药，能让人永不得病，不就可以不死了吗？不过这样的药不是普通的药，而是一种特别好的药，于是就到处去寻找，后来又自己炼制，企图使自己长生不死。 还有一些人，企图冬天制造出雷电，而夏天造出冰块。唐代末年，谭峭写了一本《化书》，说有些人想移山造河，有些人想制造动植物新种，甚至想让马儿飞，想让鱼儿跑。 古人的种种奇想，有些是根本不能实现的空想，如长生不死。有些则是有益的科学幻想，一旦条件具备，就能实现。 奇想会导致荒唐，奇想也推动着人类进步，人们为实现这些奇想而不断前进，这就日益使人们相信：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至少是在魏晋之际，一部《龟甲经》上写道：“我命在我，不在天地。”这样的话，后来被许多道教著作反复引用。 中国古代，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三种主张：无为的、顺天道的和“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无为的主张以老庄为代表，他们主张保持事物的本性，否认人为地干涉事物的自然过程。他们反对络马穿牛，反对使用机械，甚至反对一切技术进步，反对一切认识活动。第二种主张顺从天道，这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这种传统不反对人为，但认为人为只应是帮助自然界，或叫帮助天，去完成自然界本来应该完成的过程。比如水往低处流，你开沟渠，引水灌田，导河入海，治理水患，这都是对的。但要想引水上山，旱地行船，这就是不顺天道。儒家说的圣人“辅相天地之宜”，圣人可以“赞天地化育”，“与天地相参”，就是这种主张。第三种传统是“我命在我不在天”。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希求成仙的炼丹术士。人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过程，是天道，但他们却要让人不死，其手段是千方百计炼制丹药和黄金，然后服食，或者千方百计进行身体锻炼。他们相信，只要方法正确，就能达到目的，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天道的局限。 绝对的无为，就不会有人类一系列的进步；只讲顺从天道，也会大大束缚人的手脚。比如农业上“天时”、“土宜”是天道，但有人囿于土宜的原则因而排斥引种、移植。主张“我命在我”，其极端就是不顾客观规律，这是炼丹术士们炼金不成、求仙失败的根本原因。不过，主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毕竟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最积极的主张。假如和顺从天道相结合，就会是一种既积极、又慎重的正确主张。 人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实践活动，有许多都是既顺从天道又积极行动的实践活动，并且也有相应的理论表现。如《吕氏春秋》中《尚农》四篇，就一面主张顺从天道，一面主张积极地改良土壤。唐代刘禹锡主张“天人交相胜”，就是企图从一般原则上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和顺从天道结合起来。 但是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企图有的只限于某些局部，如《吕氏春秋·尚农》等讲的只是些农业生产中的局部问题；有的则往往偏于一面，如把络马首穿牛鼻也说成是保持事物的天然本性；有的则把二者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分开。如荀子主张“制天命”，却又主张“不与天争职”。如刘禹锡主张有时天胜人，有时人胜天，有些问题上天胜人，有些问题上人胜天。一般说来，他们都没有能够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阴符经》中，顺从天道和改造自然达到了有机的结合。顺从天道是前提，而天道的基本内容是五行生克，懂得了五行生克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自然。这样，顺从天道的本身包含着对自然的积极改造，而改造自然本身又是遵循着天道，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统一的，不是分开的。同时，它也不只是对某些局部情况的说明，而是人和自然关系的普遍原则。 《阴符经》所阐述的原则，既是对我国古代人民与自然界实际关系的总结，也影响着我国古代人民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 我国古代科学，曾经长时期地居世界领先地位。其中许多发明创造，都是自然界本来没有的东西：如纸，如火药，它们都是人类创造才能的产物。至于人们改造自然的思想，则比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跑得更快，更远。 《阴符经》的主张，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要求获得了一种理论的形式。所以在《阴符经》以后，人们就常常援引《阴符经》，把它作为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思想根据。 思想来源于实践，然而人们的思想往往比人们的实践要跑得更快，并且会带动和引导人们的实践。当人们在一个方面有了创造发明以后，就希望在另一方面也有创造发明。当人们在几个方面有了许多创造发明以后，也往往会不自觉地夸大自己的力量，甚至会做出一些荒谬绝伦的事情。 《阴符经》出现以后，首先还是受到希求神仙长生的道士们的注意，并且成为道教的经典。道士们利用《阴符经》，为自己希求神仙长生辩护，为道士们施行的各种法术进行辩护，其中最重要的是呼风唤雨。 宋代道教，兴起了一个新的道派：雷法派。他们的宗旨，是“祈天福国，弘道化人，役使雷霆，坐召风雨，斩灭妖邪，救济旱涝”(《清微神烈秘法·雷奥秘论》)。他们的领袖人物不断受到皇帝的召见和重用，其中林灵素最得宋徽宗宠信，甚至权倾朝纲。这一派的理论就深受《阴符经》的影响。《清微道法枢纽》说： 师曰：黄帝云：“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心。”知此道者，我大天地，天地小我。 雷霆由我作，神明由我召……人皆神其神，唯圣人则不神所以神。 法也者，可以盗天地之机，穷鬼神之理。 可以说，这一派的创立、发展，与《阴符经》思想的流布直接相关。呼风唤雨是巫术。它是原始巫术的继续和发展，又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新的历史条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征服自然的实际能力又赶不上思想所提出的要求，于是，这种本质上是合理的、积极的思想就表现为一种荒谬的行为。不过，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于中国，也出现于西方。 据美国哲学家梯利(Frank thilly，公元1865—1934年)所说，西方近代科学兴起之前，在整个欧洲开始觉醒起来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欧洲人首先热衷的也是巫术和迷信。他们希望通过各种秘密的技术和神秘的方式，同精灵交通，发现自然界的奥秘，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梯利说，这种思潮荒诞而迷信，但它标志着进步，它面向未来，试图研究和控制自然，是近代科学的先驱。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迷信成分将被剥除，炼金术演化为化学，占星术演化为天文学，巫术演化为实验。 元末明初，刘伯温作《郁离子》。其《天地之盗》篇讲：人，是天地之盗，但只有圣人懂得盗。盗，不是“发藏取物”，主要是“执其权，用其力”。如春种秋收，高处建房，低地凿池，水上行舟，因风作帆。一般人不懂得盗，以至于“遏其机，逆其气”。甚至只知道无限制地盗取自然界的物，这就要造成“物尽而藏竭”。刘伯温把前者叫作“天地之盗”，而把后者叫作“人盗”。 刘伯温的思想已经剥除了荒唐的成份。但是，无论是呼风唤雨的巫术还是刘伯温的思想，都没有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阴符经》的思想表明，中国古人，和西方古人一样，也强烈地要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他们不仅付诸行动，而且有相应的理论表现。中国的悲剧在于，近代社会没有给这种愿望提供充分发展的条件。 清朝末年，杨鼎臣写《阴符经解》，他说：老子崇拜柔弱，《阴符经》主张刚强；老子崇拜愚昧，《阴符经》推崇智慧。这就是说，在道家阵营内部，也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传统。 附录 辅图文图片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2232_5.jpg" /> 《老子》书影，明嘉靖六年许宗鲁王蓥樊川别业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2232_1.jpg" /> 老子像 <img src="p:///book/plate.pic/plate_172232_6.jpg" /> 明万历刻本郭象注《南华真经》书影(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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