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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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和林徽因》

正文作者前言

费正清毕生都在从他的哈佛大学的基地出发向西方介绍中国，他常常被说成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①。

1932年他在北京和我结婚的时候，我已经和他有了共同的爱好，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他来自南达科他，我则来自麻塞诸萨州的剑桥，我们就是在那里相遇并相爱的，我当时的特殊爱好是中国艺术，他则喜欢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

我们在北京东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里住了下来，找了中文老师，就开始学习语言。在课余时间我们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庙里考察，它们都是著名胜地，但是对我们更有吸引力的是高耸的墙和门楼，这些也环绕着当时的北京。墙内，那无穷无尽的生活戏剧就在大街上上演着。尽管我们在考察中充满了喜悦，但不过是那些迷人景象的看客。

大约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但它的头一年就把我们都迷住了。他们很年轻，相互倾慕着，同时又很愿回报我们喜欢和他们做伴的感情。徽（whei）——她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俩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通过交换美国大学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来到北京的。这又引起她讲述了她自己在伦敦一年中学生生活中的一些故事。

当我们分别的时候，她问我们住在哪里。当知道他们的房子离我们不远，就在大街的尽头东城根下，我们同她一样感到惊奇。他们很年轻，又住得那么近，真使我们喜不自胜。

打这儿开始，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我们很快就知道，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西方建筑学的思成，已开始了他作为中国第一位建筑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这使他在以后的年代里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徽是他在建筑学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受人纪念的原因则在于她毕生所写的诗篇。

思成和徽都是出身名门，他们的父亲都是名人。通过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们，许多领域都向我们敞开了大门。我们已不仅仅是消极的看客。而当第二年正清当上了清华大学的教师时，我们感到真正是它的一部分了。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四人多年来保持亲密友谊将十分明显。我们比他们多活些年原本不足为奇。他们的生命通过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民族主义革命，日本侵略，残酷的内战以及严厉的管制，都耗费在追求他们的理想目标上，最后被他们自己的严重疾病所压倒。这本书的写作，不仅是为了追述他们和如此众多的其他人的命运，而且也是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及支持他们勇气的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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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哲学学会议事录137,2（1993年6月）：282。

正文作者中文译本序

这本书的中文译本能够出版，得以和中国读者见面，我非常高兴。

美国的读者看了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说这本书带他们走进一个从来就不知道的中国，但这个故事的发展又使他们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理想和毅力十分感动，甚至有的朋友感动得流泪。这两位非凡的人物，他们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中，历尽磨难，处处受到生存的威胁，但仍能坚持下去，为中国建筑研究作出伟大的贡献，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我用英文写出我们夫妇和他们二人多年的友谊，也可以代表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的一面。这本书之能够感动美国读者，主要得力于林徽因多年来写给我们的英文书信，她的英文那么生动，而且极有文采。我希望，译成中文后，也会同样的生动，而且她所作的诗和林洙的故事（全书最后一章），也可以还其本来面目了。

对于这一代的中国读者，梁和林的那个时代可能也是陌生的，似乎故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但是这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十分动人的。我希望中国读者也能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重新了解那一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和心态。

（李欧梵译）

正文史景迁：前言

仅仅让我们远远地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做一番乌瞰，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浪费惊人的世纪：浪费掉了机遇，浪费掉了资源，也浪费掉了生命。在外侮入侵和占领的苦难与内政如此的无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目标明确的国家建设？在大众的贫敝被某些时期里市侩的贪婪无度与另一些时期里国家的极端集权主义变得日益深重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平衡的经济增长？在一个长期动荡不安和审查制度严酷得令人难以想象的社会里，个人的创造活动和心智的探索怎么可能会得到普遍的展开？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大概就是上述悲观的看法的证明。大量来自不同层面的社会浪费不仅打破了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吞噬了他们的生命。有多少次，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了他们的容身之地。然而，当我们细细地品味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从费慰梅向我们展现的那些感人而亲切的细节里，我们就会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这对坚强而又压抑的夫妻所迸发出的生命之光。我们听见，他们那高朋满堂的起居室里夹杂着杯盘之声的欢笑，我们看到，他们那坚韧不拔的学术研究所逐渐破译的古代建筑典籍的含义，我们欣赏到，他们灵巧的手指驾驭着绘图笔游刃于同样优雅的中英两种文字的每一细节之间，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建筑重新在国人的意识之中获得他们恰当的位置，我们感受到，即使在羸病缠身的痛苦之中，他们那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

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都降生在二十世纪初期希望与彷徨并存，传统与现代冲突同在的中国。林徽因的父亲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政治幻想家和新事物的探求者。由于他的原配夫人未能给他生下子嗣，他娶了两位妾，林徽困就是第一位妾所生的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她受到了虽非正规但却很好的教育。1920年，她父亲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国国际联盟的主任。他带去16岁的徽因做为他的陪伴和家务帮手。但是当诗人徐志摩热烈地爱上她后，父亲就把她带回了中国使她可以再次与梁思成相处。梁思成是梁启超之子，徽因早已许配给他。

梁思成1901年出生在东京，当时他的父亲正受没落的清王朝通缉被迫逃亡日本。1911年清王朝倒台后，梁启超一家回到了中国。在共和初期的迷惘年代，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和政治热情。思成被送进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同时又受到父亲在国学方面的严格教导，梁启超还要求他把z欢聚一堂的起居室里。她那盈盈的笑脸。书桌上放着未完的诗稿。脑海里跳动着在将来的几个月中去未知的古老庙宇考察的计划。我还看到，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车、坐卡车、甚至驾骡车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泥泞之中，直至最终我们一同攀缘在中国历史大厦的梁架之间，感受着我们手指间那精巧的木工和触手既得的奇迹，以及一种可能已经永远不可复得的艺术的精微。

（赖德霖译）

正文 1．膝下爱子

梁思成受到他父亲梁启超的巨大影响。他父亲的显赫、其思想和对他的关怀塑造了梁思成。儿子对父亲的孝顺仍然是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基本美德，但是对思成来说其原由却非同一般。他的父亲是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当时，日本在1895年出人意料地打败中国，而1898年初帝国主义列强夺取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这年夏天，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一起，支持年轻的皇帝试图通过激进的改革来拯救中国。维新由于保守派的政变而失败后，他流亡到了日本。当时他还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广东青年，一个早熟的学者和活动家，却以其风行一时的著作正在成为同辈中出类拔苹的精神领袖。

当时只有熟悉儒家经典的学者才配担当使中国思想界现代化的重任，这种变革只能从儒家内部开始。这就使梁启超具有了改革家的资格。他在日本出版了一系列的中文刊物，向具有革命思想的一代中国儒家学者介绍西方的学说。

他不到二十岁就同一位贵州女子李蕙仙结了婚，她比他大四岁。他们的婚姻是由她的长兄安排的。他是一位考官，对年轻的梁启超在一次举人考试中表现出来的才华十分激赏。除了她是她的阶级中一位普通女子以外，她的其他情况鲜为人知。她的脚当然是缠过的，她的思想也同样受到束缚。尽管同一位以探索和开拓更广阔的世界为己任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还是满足于恪守自己的传统。1893年她在广东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女儿思顺。五年之后她带着孩子到日本，和流亡中的丈夫团聚。

在梁启超那些动荡的岁月之后，在日本的生活是相对安定的。女儿是掌上明珠，但对一位男性继承人的迫切需要也是明摆着的。妻子很快又怀孕了，生下一个盼望中的男孩。但他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她当时已经三十多岁，只给这个家添过一个六岁的女孩。她的基本职责是很清楚的。于是她急于给梁启超寻找一个能够帮助传宗接代的第二个妻子。那个年轻姑娘有十六七岁，既健康又活泼，只是不识字，一双大脚也没缠过。她是一个丫头，小小年纪就买来，在家里作为仆人养大。这个女人是做妻子的煞费苦心挑选的，她应该既能生养健康的孩子，又明白她在梁家低贱的地位及侍候人的职责。

然而最后还是李蕙仙生了一个男孩作继承人。思成于1901年4月20日在东京出生。他活了下来并担当起作为长子的责任，这种责任他在今后的困难岁月中一直承担着。三年以后那第二夫人又生了一个男孩思永。男孩子们在孩提时代一同玩耍，进入青年时成为好朋友，成人以后他们都是驰名的学者。

那妻子生了第二个女儿思庄以后就不再生了。那第二夫人却一直怀孩子，直到1929年梁启超去世，紧接着他的第九个儿子在出生时夭折。在多年特别多产和有影响的写作以后，父亲的生命在五十六岁时过早地结束了。他一共有过十四个孩子，他们长大以后都成为有用的公民，其中有些还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那第二夫人比妻子又多活了许多年。她毕生在梁家是一个在病中和健康时照拂每个人的主心骨，而作为回报，她也受到每个孩子的尊敬和爱戴。她来到这个学者家庭的时候还是文盲，干脆就等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才和他一起上学。她学会了读书并且读得富有表情。她不仅精通看护和管理家务，而且学会了游泳、滑旱冰、滚铁环、编织、钩花边，会打桥牌、麻将，还学会了针灸。

对梁启超来说，1898年到1912年流亡日本的年月充满了各种活动。他继续写作、编辑和发表他的政治见解；他学习日本语并阅读西方书籍的日文译本。他广泛地旅行，到夏威夷、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去会见华侨。思成对这些年的回忆是在一个安静的家庭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和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耍，由日本仆人照看，但进华侨学校。1964年他写给一家日本出版物的一篇文章的片段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从横滨时开始记事。我父亲那时在编一本知识分子刊物新民丛报，我们就住在印刷所的二楼。我每天到华侨办的大同学校附属幼儿园去，教

师全是日本女人，她们都十分慈祥和温柔，就像妈妈和姐姐一样。

日本地震很多。每次发生地震的时候，那日本阿姨就抱我下楼，因为我妈妈是缠过脚的，下搂不太方便。

我大约六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须磨。我们在那里住在一座华侨所有的别墅里，它有一座大花园，连着一片直通海滨的松林。我父亲把这地方

叫做“双涛园”，因为我们在这里既能听到波涛声，又能听到松林中的风声。

我同我的堂兄弟姐妹们从家里徒步走到通往神户的铁路车站，去神户同文学校上学。铁路售票员对我们很好，即使我们只有一天没去上学，他

们也会担心，第二天一定要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暑假的时候全家都到海滨去游泳。一位退休的海军军官教孩子们潜泳。有一年夏天，父亲的老师康有为来看他们了。孩子们不喜欢他的来到，因为他老是大声而激烈地同他们的爸爸辩论。他们在海滨进行报复，潜泳到他身边偷偷揪他的胡子（注1.）。

1911年革命胜利推翻了清政权，也使梁启超不再需要流亡。他在1912年带着全家回到中国。

他们在天津的家是河边意大利租界里一所西式的房子。它是由石头和灰砖砌成，两层的楼房有许多屋子，住得下日益膨胀的梁家以及许多亲戚和客人。后边还有附属房屋，是厨房、仓库、病房，以及伺候梁家和维修房子所需的众多仆人的住房。

梁家从日本回来以后，又有了第二座，甚至更大的房子。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用白色石头砌成，这所房子有三层楼。上面两层是给学者做藏书室用的，下层则是起居室、大厅、餐室，以及其它接待客人的地方，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书房。根据中国学者的传统，梁老先生给他自己取了一个奥秘的名字或者“雅号”，来标明他的著作。他取的是“饮冰老人”，而在他的新书房门上挂上一块牌匾，叫“饮冰室”。这个“饮冰”的标签显然是出自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的典故：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子……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

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

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注2）

梁启超在面临现代社会的许多难题的时候，显然是认识到古代贤人子高的忧虑及其饮冰解决办法的，而他在国学研究方面很可以和古代的子高媲美。

在他们的天津家中，有一种思成很喜爱的家庭习俗。当父亲在家的时候，全家每晚六点半都要坐在一张大圆桌的周围。“当孩子们在大约二十分钟内匆匆吃完晚饭时，父母亲则啜饮着老酒。饮酒是慢吞吞的。大约总有一个小时，父亲会谈论他正在写作的题目：诗人或其他人的传记、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儒家学者、以及其他学派的学者。这时候他重又集中注意国学的研究。他早年颇为关注的外国问题，现在很少谈论了。”

几年以后，有一次，在中学念书的第四个儿子思忠问了一个不大得体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著名的中国爱国者要在一个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安家并造起书房和图书室？”父亲回答说：“别把私人的事情同国际事务搅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以外，我眼前主要关心的就是我的图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它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不明智地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来，放在附近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有时住在它们的旁边。”

尽管他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吸引了他的很多注意力，梁启超还是非常认真地履行了他父亲的职责。在他对待孩子们的行为中，爱的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同时又遵守儒家的传统，认为儿子（当然女儿也一样）必须特别孝顺父亲。梁老先生对他的智慧高超满怀信心，他关心的是把他的子嗣导上正确的思想和行为的轨道，给予他们恰当的教育以适应他为他们想好的职业，并使他们有一个好的婚姻。

在他的书信和其他个人作品（由他的朋友丁文江在他死后汇集成册，即1958年在台北出版的《梁启超年谱》）中，他说得很明白，尽管他爱着全家，但他最钟爱的还是他头生的女儿和长子——思顺大姐和思成。

当梁家从日本回到中国时大姐已经十八岁，早就该筹办她的婚事了。

梁启超为她选择的丈夫是一个叫做周国贤的从东南亚回来的年轻华侨。他既会中文又会英文，他十九岁时就受到康有为的注意并被他用为秘书。后来他在欧洲读书。在他回国时梁启超把他从康有为那里要过来，任为翻译兼秘书，并安排了他和大姐的婚事。

按照儒家的做法，父亲是一家之主，在安排儿女的婚事时甚至都可以不同他们商量。十年后梁启超写给大姐的一封信（注3），表明他已把让两个陌生人结婚的传统做法现代化了。“我为你的婚姻非常自豪。我认为我的办法是很好的。我首先仔细观察了一个人，然后我介绍你们两人认识，让你们自己决定，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婚姻制度。”大姐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是1915年出生的。周国贤参加了中国领事处工作。并受到一系列的海外派遣，这使他们夫妇到了缅甸、菲律宾、加拿大和其他许多国家。

父女间的关山阻隔使他们只好经常通信。梁启超给女儿的信表明她是他的一个知己。他把他对于家庭的观察和担心和其他私事告诉她并征求她的意见。尽管他在向他的其他孩子之间的关系中仍然是那传统的全智全能的父亲，他同她总是能够超越那二十年的年龄差距，平等地商量问题。这说明她已填补了他结发妻子和忙于家务的第二个夫人所留下的空白。

1913年9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天津的那所大房子和图书室仍然是老家，但现在有必要在首都北京再建一个家了。在紫禁城边上的南长街上找到一所有许多天井的房子。它位于市中心，能容纳日益膨胀的家庭和大群的仆人，离北海公园门口团城梁启超的办公室也不远。

迁居北京使孩子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传统的做法是让孩子们先上私塾。思成和他的弟弟，以及堂兄弟们在日本的时候上的是一个中文学校。具有现代思想的父亲认定他的长子，现在已经十二岁，必须学习英语并准备将来在国际环境中生活。他进入了一个北京著名的英国学校，在那里度过了1913－1915年的时光。

女孩子们也被送进一所能训练她们阅历世面的现代学校。大姐是一位先行者。当她和会说两种语言的周国贤订婚的时候，她的父亲坚持她应学习英语。一位英国妇女鲍登·斯密思小姐在北京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正好适合这个要求。大姐人了学并证明了这种学习的好处，母亲就成了热心的支持者。她同那位英国女校长交上了朋友，并安排妹妹们、堂妹们，甚至朋友的孩子们去上学。

思成在1915年秋季进了清华学校。这所学校是用美国国会汇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创立的。这笔资金不仅供给六年预科、两年本科，而且还为优秀学生提供到美国深造的奖学金。

学校的课程同美国的高中课程很相似。很注重英语和科学，但艺术、音乐和体育也同样注重。有些教师是美国人，教学全用英文进行。思成在学术和艺术方面都很出色。他在绘画、着色和音乐方面显然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他在中学的那些年却学会了一手好素描，这在后来非常有用。他是清华艺术俱乐部的成员并成为1923年的大学年报《清华校刊》的艺术编辑，他为该刊物画了一些整版的水墨画，偶尔还有几幅漫画。在年报的学生名单里，他首先被称为艺术家和作家，然后是“精通音乐”。至于体育，他是强壮而健康，他热爱跑、跳、攀援和体操。

清华校园位于北京西北数英里，交通是个问题。人力车和自行车最快，可学生们觉得贵。驴和驴车能雇到，但又慢又不方便。学校里装着电话可是又不让打。于是他们同家里和朋友们通讯就靠写信。

思成在这么长的时间中的相对隔绝可能在他接受清华的教育方面起了作用。二十五年后他曾对我谈起，说这长长的八年（中学和大学）为他准备了英语和对西方科学和历史的一般背景知识的良好基础，但他又说教育水平是低的，课程“完全可以缩短为四年”。他的这种看法忽略了他在清华时期从参与课外的艺术、音乐和体育活动中所得到的终生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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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人民中国》（东京）1964年6月号，第79－81页。

注2. 见《庄子·人间世》第二节。

注3. 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1958年世界出版公司台北出版），1923年11月5日，第650页。此后简称为《年谱》。

正文 2．掌上明珠

林徽因生来是个艺术家，学的是建筑，职业是诗人。和梁思成一样，她也是在一位强有力的父亲（林长民）影响下长大的。他是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风流才子，这两种因素也同样决定了她的性格。

林长民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和官吏，他的诗作和书法在他的文化圈子里很吃香。他1876年生于杭州，二十一岁时通过了生员（最低一级）的考试，入杭州语文学校攻读英文和日文。家里为他办了一门亲事，可是当妻子无出时，他就纳了第二个妻子来给他生儿子和继承者。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是儿子在襁褓中、第二个女儿在孩提时代相继夭折。1904年出生的林徽因是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父亲和他许多同时代的才子一样，东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学读了几年书。1909年他得到政治经济学的学位而毕业。回到中国以后他把他的第二个妻子和女儿接到他的政治生涯开始的上海。

当时徽因五岁，她一直在杭州和她母亲住在一起，由一些成人包围着，可是没有父亲和兄弟姐妹。她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她父亲的归来一定使她很高兴，而她那敏捷、聪明、善感的性格也一定迷住了他。也可能是在上海的那些年使他们越来越亲近了。

1912年他们又搬家了，这次是搬到北京去。在那里，父亲在几届政府中升迁到很高的官职。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仍然没有儿子来继承香火。他从福建娶了第二房妾，她很快就给他接连生了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

然后徽因的生活就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第二个妾和她的孩子们是住在他们北京的家里很大的一个前院里。这里充满了快乐的孩子们的喧闹。徽因和她母亲则住在后边一个较小的院子里。徽因的母亲对这第二个妾满怀嫉妒。她的后继者将是四个儿子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而父亲对她的偏爱又毫不掩饰更使徽因的母亲受不了。那善感的女儿是夹在当中了。她对母亲愤怒的悄悄话表示同情，同时又爱她的父亲，并且明知他也爱着她。他的第二家庭也承认她仍然是他最钟爱的孩子。

徽因生活中新的和十分重要的一章开始于1919年她十五岁的时候。林长民和梁启超成了好朋友。两人都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都在革命后的北京政府中任高级官吏。他们想用启超的爱子思成和长民的爱女徽因之间的婚姻把两家进一步联结在一起，这个想法是毫不奇怪的。1919年两个年轻人被“正式介绍”认识了。这对于那种必须经过媒人挑选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到结婚日才第一次见面的传统婚俗是一种明显的背离。那年徽因十五岁，思成十八岁，根据传统习俗，他们幼年结婚被认为是正常的，但是老梁启超对他们说得很清楚，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是最后决定还得由他们自己来作。这个决定作出之前又过了四年，而这当中两人都又遭遇了很多事。

1920年夏天徽因离开了北京，跟随她父亲走过半个世界到了伦敦。当国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创立之际，就像别处一样，中国也成立了国联协会。林长民是发起人之一，又成为协会总干事。他为了国联的事务而常驻伦敦，把女儿带去作伴。徽因在上海和北京的学校里学会的英文使她不仅是个悦人的伴侣，而且是个有用的助手。她在伦敦的圣玛丽女子学院恢复了学习，很快就学会了英语。

在敌对行动结束以后，世界各地的人们齐集伦敦。作为她父亲的女主人，徽因会见了许多前来向她父亲致敬的中国和其他客人。她的这种社交活动对她的影响显然和她的正式教育同样重要。

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来访者是徐志摩，梁启超介绍来的他的一位年轻门徒。他是浙江一位著名银行家的儿子，早年学过中国古典文学。他于1915年结婚，有一个儿子。他把妻子和孩子交给父母照看，在北京大学毕业并于1918年去美国深造。到底学什么似乎始终是一个问题。第一年他在麻省的沃切斯特的克拉克大学选修经济学和社会学，第二年他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第三年，欧战已经结束，他就坐船去英国，一切从头开始。这一次他本来是要到剑桥大学师从他的新偶像贝特兰·罗素的。他在1920年10月越过大西洋抵达伦敦，却被告知罗素还没有从中国回来，而且更糟的是，他几年前已被剑桥大学开除了。怪不得徐志摩“非常懊恼，只好另找出路”了（注1）。

然而，在他的沮丧下面，过去曾经吸引过梁启超的那些性格特征仍然明显。这就是他的辨别力、他的魅力、他的爆发力、他的幽默、他的创造热情、以及他的戏剧性的表现。而使他出名的最重要的还是他那不可思议的本领，他能够发现和吸引同类人，并在周围的人们中唤起新的观念、新的抱负，当然还有新的友情。

林长民和徐志摩是属于同一类人，他们相识的第一眼一定就明白了。徐志摩成了这家的常客。林长民为徐志摩的友情所感动，最后对他产生了完全的信任。他把他的一些往事，包括他在日本做学生时同一个日本女孩子的早年恋爱故事也告诉了他。这可能把徐志摩自己的浪漫追求也唤醒了。这两个男子闹着玩交换“情书”，把他们的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徐志摩装成一个已婚的女人，林长民则装成一个已婚的男人（注2）。

徐志摩差不多比林徽因年长十岁。作为一个“老头”，他原先的属意是在于父亲而不是女儿，这是两人都明白的。甚至有人说最早她曾叫他“徐叔叔”。她那纤细的美丽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她的艺术气质跟她父亲一模一样，她的活泼、她敏锐的洞察力、她的文学爱好都使徐志摩倾倒。他坠入了爱河。

在多年以后听她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沃尔夫，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这样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热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的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我有一个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她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应。他闯进她的生活是一项重大的冒险。但这并没有引得她脱离她家里为她选择的未来的道路。

通过林长民，徐志摩会见了英国文学家和中国爱好者高尔斯华绥·娄司·狄金森。他十分喜爱徐志摩，在1921年安排徐志摩进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做了一名特别学生。狄金森既熟悉剑桥大学又熟悉英国前代和当代文坛巨子，这就给徐志摩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领域。他对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不懈追求，现已让位于对于诗歌研究和写作的长期献身。他的文学气质终于找到了他将倾注全部感情和使出全部才能的表达方式。

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崇拜爱和美，但认为自由是同样重要的。他在徽因身上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幻想着，和她生活在一起，他就能达到他创造力的顶峰。和这样一种前景相比，他对妻子和孩子的义务就轻如鸿毛了。

这样，当他知道他在中国的父母将让他的妻子到英国来和他住在一起时，他的反应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她在1921年春天抵达。他们搬进离剑桥大学六英里的骚斯顿的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他每天坐公共汽车到学院去上课和上图书馆。他又在门口的一个杂货铺安排了在伦敦的徽因可以寄信来的邮递点，他总是急切地找到这些信并迅速回答。他的妻子住过了夏天并且又怀孕了。秋天他建议她做流产，并去了伦敦，从那里捎话来说他想离婚。在这以后她很快前往德国，她的第二个小孩在那里出生，但很快就夭折了。

可能就在这时候，他对徽因说他想离婚，并向她求婚。她爱慕着他，并对他打开她的眼界和唤起她的新的感情和向往充满感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婚姻呢？思成曾亲口对我说，不管这段插曲造成过什么其他的困扰，但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在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徽因的父亲也深深爱着志摩，他显然认为在伦敦住了一年多以后现在已是离开这里伤脑筋的生活、带着徽因回家的时候了。他们坐上船，经过穿越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的长途航行，于1921年10月到家。

两个女人都离开徐志摩以后，他就回到了剑桥。“现在时间到了，”他写道，“我终于有机会接近真正剑桥的生活，同时我也慢馒地‘发现’了剑桥。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大的快乐。”（注3.）他的交游圈子包括狄金森、依·马·福斯特、赫·乔·威尔斯、依·阿·里查兹、贝特兰·罗素、罗杰·弗来、亚瑟·瓦莱和把他带去见凯塞琳·曼斯菲尔德的约翰·米德尔顿·墨莱，那次会见使他感动不已（注4）。这一年中他特别高兴的是他可以独自和朋友在一起，独自和自己的想法在一起。独自和自然在一起。他的这种情感在显然是他的第一批诗作中抒发出来。他还为大学写了一篇深情的祝词，是这样开头的：“是剑桥打开了我的眼界，是剑桥激起了我对知识的渴求，是剑桥培育了我的‘自我’意识。”（注5）古老的石头建筑和静谧的绿色田野的美迷住了他。他使用英语已很自如。阅读基兹、雪莱、拜伦、伍尔兹华思和斯万伯内的浪漫的诗作使他陶醉。伟大的英国诗人们在他身上唤起的渴望、理想以及浪漫的幻想迫使他把它们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他是从青年时代就熟知的。这种本国语言他当然一生都在使用，而很少有中国的青年学者能像他那样成功地把它用作诗歌的手段。他之所以能把诗歌作为他的情感的一种自然的抒发方式是并不奇怪的。他那来自本地的源泉加上剑桥的激发而流淌出来的诗歌，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将发挥特别大的影响。

在剑桥度过逍遥自在的整整一年以后，他打道回家，于1922年10月15日抵达上海。

注1. 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1895—1980》（维京出版社1981年纽约版），第154页。

注2. 李欧梵：《浪漫一代的现代中国作家》（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麻省剑桥版），第133页。

注3. 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第156页。

注4. 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第159－161页。

注5. 许开余（音译）：《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集》（达布尔戴出版社1963年纽约版），第67页。

正文 3．少年时代

梁启超在1918年末前往欧洲去参加凡尔赛和会。从他的基地巴黎出发，他用了几个月时间访问英国和漫游欧陆。由于他要把他的主要精力用于重新审查中国文化的所有方面，他回到了中国，而这将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了。他也有些担心他的孩子们在清华的学业，怕注重英语和自然科学会使他们忽略中国文化知识，而他本人在他们这么大时已经造诣很深了。

一种非正式家庭教育项目的松散的夜学堂已经由做父亲的进行了多年，现在是加强它的时候了。1920、1921和1922年的夏天就用来做这件事了。梁启超实际上为一批经过挑选的学生，包括思成和思永、他们的堂弟妹们以及他的年轻门生们，在他的天津的家里开设了一所中国学的学校。他用上午九点到十二点来讲课，它们不时被学生们的问题所打断。下午从三点到五点，学生们把梁启超的讲稿刻在蜡纸上并复习一天的功课。他的讲稿后来出版了。

不仅每天都受到父亲思想的熏陶，而且连他的有名的热情洋溢的表达风格也都加以模仿，对儿子们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梁思成后来指出他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两兄弟在中国研究方面都作出突出贡献这一事实——思成研究中国建筑史、思永研究中国考古学——证实了他们父亲教导的智慧和力量，也证实了儿子们的非凡能力。

当梁启超客居英国的时候，他对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印象颇深。这本书当时风靡英国和美国，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迫切需要一个中文译本，他本想自己干的，不过，如他在给大姐的信中说的：“我的英文不怎么好，儿子们便自告奋勇。在年轻的历史学家徐宗漱的合作下，两兄弟在1921年夏天承担了这一工作，一直干到次年二月。”

父亲的谋算有好几层。首先他当然希望他的儿子们像当时西方普遍主张的那样接触世界历史。同时这一作业对于他们新近获得的英语能力是一个很好的测验。最后，这对于发展他们的中文写作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他在同一封信里对大姐说：“因为我要教我的两个儿子学中文，这个夏天我得花掉几个半天的时间，现在是每天两个小时修改他们的翻译稿。所以那翻译名义上是‘孩子们’的，实际上是我做的。有时我半天只能完成一千字，要是我自己干，我用这么多时间可以写四千字了。”1922年3月，手稿完成了。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卷本。

当时大姐一家住在菲律宾，她的丈夫在马尼拉当总领事。她的母亲从天津来，可能是来此就医。她在马尼拉期间做了癌切除手术。1922年夏天父亲派思成来到马尼拉把她接回天津。在他抵达时，他写信给他父亲报告说，母亲“已经完全从重病中康复过来（注1.）。”既然担心都解除了，他奉父亲之命买了一辆汽车给家里用，并且作为大姐的礼物，买了一辆哈里·戴维逊牌摩托车给自己。这两辆车都装上他们乘的船运了回来。

徽因和她父亲于1921年下半年回国把她和思成的婚姻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1923年初他们下定了决心。1月7日，梁启超写信给大姐说，“思成和徽因已约定结婚。”他又加上一句重要的说明，“我告诉他们，他们在订婚之前必须先完成学业。订了婚就要赶快结婚。可是林家主张他们立即订婚，我们的朋友们大多也是这样主张。你的意见如何？”

父亲的意见得到了遵从。直到1927年秋天才宣布订婚，1928年3月才举行婚礼。父亲关心的是思成和徽因的学业。当时节制生育还不为人知也不可得。如果结婚头一年就建立一个家庭就会打断他们的学业并使他们承担起超出他们负担能力的花费和责任。

就在这一周，梁老先生写了另一封有远见卓识的信。这次是写给徐志摩的。父亲就像许多别人一样，对于这个早就是他的爱徒的年轻诗人充满了爱慕。当然他也熟知徐那放荡不羁的“野马”脾气的危险性。徐志摩在1922年3月离了婚。梁启超写这封长信的目的，既是要谴责徐志摩抛弃他的妻子，也是要保护徽因和思成，使他们不受徐志摩完全有能力造成的混乱的伤害。他在信中无一字提到徽因，但要徐志摩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注2.）。

徽因仍然敬重和爱着徐志摩，但她的生活已经牢牢地和思成联系在一起了。长久的计议已定，她就能投身于徐志摩创办的新月社了。这是一群积极参加白话文运动的年轻作家的社团，白话文运动是要推行现已被普遍接受的把口语用于文学写作的做法（注3.）。

这是徽因写作生涯的开始。她写出了她最早的一批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但是据思成说，她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浪漫派散文诗的译文：《夜莺和玫瑰》。我不知道它是在哪里发表的，但它可能是在北京或天津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它们是新月社成员早期的重要园地。

二十年代初北京的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尤其对于来访的西方文化使者表现得特别友好。这就激起了徐志摩向中国听众介绍西方艺术成就的热情。他和徽因负责组织了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一次非常成功的音乐会，那是一位西方艺术家首次把西方著名的古典音乐节目带到中国古都来上演。

那年是思成在清华的最后一年，夏天就该和同学们一起利用庚子赔款奖学金到美国深造。他准备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这就促成了他和徽因的婚事。好多年以后他告诉我，她在伦敦有一个同学，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徽因很喜欢。她的朋友在紧迫的询问下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徽因当即就确定这正是她所要的职业，一种把日常的艺术创造和实际用途结合起来的事业。在她回到中国以后，她在引导思成作出这样的决定方面也没有任何困难。他一向热爱绘画，并模糊地感觉自己是个职业美术家。建筑正合他的心意，而一道学建筑也符合两人的心意。

1923年5月7日，思成、思永和他们的弟弟从西山来到北京城里，参加1915年5月7日日本要求并获准从德国人手中接管山东省的国耻日周年抗议示威。梁家的大院是在南长街，一条市中心的海北大街。离梁家不远的街的南端就通向繁华的东西大道长安街，它邻接着天安门的正面。大约十一点钟，思成把他大姐赠送的礼物——摩托车推出来，让思永骑在后边，驶向南边去追赶游行队伍，当他们转入大道时他们被一辆大轿车撞到侧面，摩托车被撞翻了。它重重地摔倒在地，把思永扔出老远，把思成压在下面。坐在轿车里的官员命令他的车夫继续往前开。

思永的伤口流着血站起来，发现他的哥哥躺在便道上不省人事。他立即跑回家里，他满身是血的样子把家人吓坏了，他叫道：“快！救救思成！他撞坏了！”一个仆人奔向出事地点，把思成背回来。他脸色苍白，眼珠也不会动。过了二十分钟，他恢复了知觉，脸上也又有了血色。他父亲俯身向他，握住他的手，“他抓住我的手，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梁启超写道，“他对我说，‘爸爸，我是您的不孝儿子，在您和妈妈把我的全部身体交付给我之前，我已把它毁坏了。不要管我，特别是不要告诉妈妈。大姐在哪儿，我怎么能见到她？’（注4.）”

“这时候我的心差不多要碎了，”父亲写道。“我只是说，‘不要紧的，别害怕。’当我看到他脸上恢复了血色的时候，我感到安慰。我想，只要他能活下来，就是残废我也很满足了。后来医生来了，对他作了全面的检查。他诊断说，腰部以上没有什么毛病，只是左腿断了，他用救护车把思成送到医院。”在这段时间里思永忙着和别人一起照顾思成。后来他睡着了，于是家里也替他担心起来，把他也送进了医院。在那里他只检查出嘴唇摔破和腿上轻微的擦伤。两兄弟在医院同住一间病房，思永一个星期就出院了，而思成则要住上八个星期。

一开始医院的外科医生告诉家里，思成不需要动手术，因为骨头没有断。这个诊断是错的，耽误了正确的治疗。实际上他是股骨复合性骨折，到5月底思成已经动了三次手术。父亲在一封给大姐的充满希望的信件中说腿已经完全接合，思成将能“和正常人一样走路”。可实际并不是这样，从那时起，左腿就显然比右腿短一大截。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辈子跛足和由于脊椎病弱而装设背部支架。对于一个由于职业原因需要常常在农村里长时间行走并攀越和检查房顶和桁架的人来说，这种残疾实在是难以忍受的。

父亲借着他活泼好动的大儿子这段消极日子把它利用起来。大约出事后两个星期左右他就让思成研读中国经典，从和《孟子》开始。“在这两个月里你应当能够消化以至背诵那些对自我修养有用的段落，然后你必须读《左传》和《战国策》的全文以增长你的智慧和改进你的文风。如果你还有时间，就读点《荀子》，那就更好了。”

这些经典是过去八百年来科举考生的必读课。在这里，改革派领袖梁启超显然是回到了他的新儒学立场，并认走背诵经典是对于清华大学那无可名状的单调课程的有用补充。

思成的母亲则对于那个汽车撞了她的两个儿子又跑掉的官员特别生气。她找了共和国总统要求处罚这个官员。最后判定那是车夫的错，母亲不肯罢沐，直到总统替他的下属道歉为止（注5.）。

母亲还同时有别的担心。那年夏天特别热，而病人躺在床上绷带一直要缠到腰间。他的美丽的徽因，因车祸的消息而憔悴，每天到医院里来看他。没有那种长辈教给的羞涩，她每天下午都坐在他的床边，热心地同他谈话，开玩笑或安慰他。年轻一代的这种行为使他的母亲感到震惊。徽因还因记录梁启超口述给大姐的信使她在这紧急时刻了解情况而赢得了梁启超的尊敬和感激。后来我们知道，大姐对于把这位现代姑娘纳入家庭也曾抱有疑问。

直到7月31日，思成才出院，那时候他父亲已经同医生商量好，他夏天到美国去进修的计划必须推迟一年。“如果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他父亲写信给他说，“你可能在旅途中遇到麻烦。冒险是不值得的。人生的旅途相当长，一年或者一个月算不了什么。你的生活道路太平坦了。小小的困难可能是你锻炼性格的好机会。而且就学业来说，你在中国多准备一年也没有任何损失。（注6.）”

思成把离华去美的时间推迟到了1924年夏天。在这段时间里，徽因一方面完成她在北京的学业，另一方面继续她的写作，同时准备同他一起离开中国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读书。

徐志摩以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回答了梁启超责骂他和妻子离婚的警告信，“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灵魂的伴侣。要是我找到了她，那是我的运气；要是我找不到，那是命该如此。”徽因的名字通篇没有提到。

梁启超显然认定这问题已不再威胁他的家庭。1923年夏天他和徐志摩常在一起。他们都在南开大学授课，徐志摩教两个星期的现代英国文学。徐志摩写诗用的是新的白话体，许多篇都印行了。1923年秋天徐志摩把他的亲朋诗友召集到杭州欣赏西湖美景。他的声誉和影响在增长。1924年他接受了北京大学的教席的聘请。

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北京讲师协会的策划者，这个协会曾主办了罗素等人的来访，把外界著名思想家的观点介绍给中国听众，徐志摩很早就积极主张邀请印度著名诗人拉宾德拉那斯·泰戈尔，他在1924年4月12日到上海的码头上迎接泰戈尔，作他在华七个星期旅途中的全程陪同，并担任他的英译中翻译。两位诗人立即成为好朋友。在他们相遇不久，他们在杭州西湖的一条小船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吟诗，讨论诗歌一直到天明（注7）。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受到梁启超、林长民、胡适等许多知识界名流的热烈欢迎。

泰戈尔认为他的访问象征着印度和中国古老的宗教联系。他是来加强中印两大国在亚洲精神上的团结一致的，在他看来，这种精神和西方务实主义结合起来，将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基础。他在北京的研究者和知识界中的听众数以千计。许多人是因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慕名而来的。而他的翻译、天才诗人徐志摩的吸引力也无疑是一个因素。徐志摩让徽因在泰戈尔在北京期间充当副翻译。当泰戈尔在欢迎者和好奇者人群中不时地转来转去时，这两人就成为泰戈尔经常的陪同者。泰戈尔本人的访问造成的浪漫气氛笼罩着他们。同他在一起，他们也成了公众人物。这对出色的青年伴着一个高个子、白头发的圣者传为一时佳话（注8.）。

泰戈尔访问北京的高潮是5月8日庆祝他六十三岁生日的寿筵。它是由徐志摩新近创立的新月社主办的，而这个社团又是以泰戈尔的散文诗《新月》命名的，四百位北京最著名的人物出席了宴会。在演说和赠礼结束之后，为客人们上演了泰戈尔用英文写的剧《吉特拉》。剧中徽因扮演公主，而徐志摩则扮演爱神。

第二天早晨，泰戈尔发表了他准备好的七篇讲稿中的第一篇。它在一部分青年听众中引发了尖锐的批评。次日他的第二次课遭到显然是有组织的抗议。当泰戈尔发现在听众中散发的传单把他说成是为精神至上主义辩护而对中国目前的困境无动于衷的反动派时，他非常生气。

从1923年开始，由人数很少的人所领导的中国左派发起了一场积极反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文化帝国主义”的运动。对于这些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泰戈尔简直是狮穴中的一块肥肉。他宣布他的下一次讲课就是最后一课，其余的课将取消。大约有两千人来听这最后一课。徐志摩和胡适为诗人作了辩解，但泰戈尔却说他身心都很疲劳，到西山休养去了，这样度过了他在中国的最后一周的大部分日子。

5月20日，泰戈尔离开的日子，是一个动感情的告别日。诗人自己可能因为躲开了那些激进的抗议者而松了一口气，但他对于和徽因离别却感到遗憾，年轻可爱的她一直不离左右，使他在中国的逗留大为增色。他为她作了一首诗：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对徐志摩和徽因来说这次离别有一种特别的辛酸味。徐志摩私下对泰戈尔说他仍然爱着徽因。那老诗人本人曾代为求情，却没有使她动心（注9.）。然而在这最后的几个星期里，她和徐志摩却度过了共同亲密照顾他们可尊敬的印度哲人的时光。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着戏剧性和使人兴奋的公众使命，并感知着徐志摩的人格和诗歌为他赢来的突然的声望。

徽因下个月内就出发到美国去，四年后才回中国。徐志摩陪着泰戈尔到了日本，回到中国以后又卷迸了另一场爱情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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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年谱》，1922年6月28日，618页。

注2. 1923年1月2日的信，载许开余《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集》68页，转引自《徐志摩全集》胡适序，4－5页。

注3. 他们自己的刊物《新月月刊》几年内不曾出版，后在上海出版。

注4. 《年谱》，1923年5月8日，642页。

注5. 《年谱》，1923年5月11日，643页。

注6. 《年谱》，1923年6月26日和31日。

注7. 李欧梵：《浪漫一代》第146页。”

注8. 李欧梵：《浪漫一代》，第146页。

注9. 斯提芬·N·海伊：《亚洲关于东西方的看法：泰戈尔及其批评者在日本、中国和印度》（哈佛大学出版社麻省剑桥1970年版）195页。

正文 4．专业研读

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在1924年时是由著名的法国建筑师保尔·P·克雷（1876～1945）主持的美术传统的堡垒。克雷本人1896年入巴黎美术学校并接受了不仅包括建筑设计和建造的各个方面，而且也包括深入研究建筑史及简洁漂亮的透视图（及必要的美术字制作）的强化训练，这些他都传授给了他的美国学生而且将会在梁思成后来的事业中起重要作用，克雷作为巴黎美术学校的新近毕业生已在建筑和教学两个方面都崭露头角。后来当他设计的华盛顿的泛美联盟大厦、联邦储备局大厦和底特律美术学校这些漂亮建筑物在竞赛中获奖时，他早年的才华显露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作为宾大建筑系的教师继续发挥重大影响，直到他1937年退休。

思成和徽因作为1924年秋季始业的学生注册入学，思成在清华的密友和同房间同学陈植同时注册。据陈植回忆，他们三人一起由中国来美，同在纽约依塞卡的康奈尔大学度过夏天几个月，上预备班和调整自己来适应新环境。7月7日，思成写信给家里说他已选好了暑期补习的课程：水彩静物写生、户外作画和三角，希望通过这样的预备学习能“成为建筑系二年级甚至更高年级的学生”。同时他也对大学居高临下俯瞰卡犹嘎湖的著名建筑布局敬佩不已。“这里山明水秀，风景美极了。”

就在这年夏天，家里人都很明白，思成的母亲患癌症已到晚期。八月中旬梁启超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已决定让思成回中国“以尽他应尽的孝道……这病是很痛苦的，她离不开别人的照顾……思成的庶母怀孕了，需要他回来帮助。（注1.）”整整一个月以后，9月13日，他母亲死了。儿子是不是真的被命令回家已无关紧要。即使他坐三天横贯大陆的火车，赶上最早一班轮船进行跨越太平洋的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他也是无法及时赶到的。

和思成及陈植一道从康奈尔大学来宾大读书的徽因，接到一个使人不安的消息：建筑系只收男生。泄漏出来的解释是：建筑系学生必须整夜画图，因此无人陪伴的女人在场就是不适当的。她没有办法，只好和其他女学生一起注册上了美术系。本来是她热心要上建筑系才促使思成和陈植来到了宾大，结果她自己反而上不了建筑系，这真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上她也没有接受。大学的档案表明，从1926学年春季她就是建筑设计的业余助教，而1926～1927学年就是建筑设计的业余教师了。她是怎样打破大学的规定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从第一年开始，她就和思成一起上课了。建筑系一位年轻的教师约翰·哈贝孙，后来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报告说他们的建筑图作业做得“棒极了”。

上大学的头一年，徽因和思成之间经历了感情的斗争，有时竟爆发为激烈的争吵。他们二人脾气秉性很不相同，在结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需要好好进行调整。

据同学们说，中国来的“拳匪学生”都是非常刻板和死硬的，只有“菲莉斯”（这里人们这么叫徽因）和本杰明·陈是例外。她是异乎寻常的美丽、活泼和聪明，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天生又善于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本杰明·陈则常在大学里的合唱俱乐部里唱歌，是学生当中最西方化的一个，也是最受欢迎的男生。他总是满脸笑容，非常幽默，老爱开玩笑。

说到思成，那么他是刻板和死硬的吗？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严肃用功的学生，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这是他的天性。他对他们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和他们“没有正式订婚”的状态相符的，也许和徽因相去甚远。她正在充分欣赏美国的自由，而她在两性当中受到的欢迎真是令人陶醉。她已摆脱了她的家庭扣文化的抑制，在新大陆旗开得胜。所以当思成由于觉得不仅爱她而且还对她负有责任而企图控制她的活动的时候，她当然坚决予以反击。

梁启超把这种相互斗争用强烈的措辞描绘给大姐听：“今年思成和徽因已在佛家的地狱里呆了好几个月。他们要闯过刀山剑林，这种人间地狱比真正地狱里的十三拷问室还要可怕。但是如果能改过自新，惩罚之后便是天堂。”他又评说道，“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不断再生的循环之中。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一生中要经过几次天堂和几次地狱。（注2.） ”

或迟或早他们就学会了在不牺牲自己的个性和极不相同的脾气的条件下相互容忍。在大学生时代，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就在工作作风上表现出来。满脑子创造性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随着工作的进展，就会提出并采纳各种修正或改进的建议，它们自己又由于更好的意见的提出而被丢弃。当交图的最后限期快到的时候，就是在画图板前加班加点拼命赶工也交不上所要求的齐齐整整的设计图定稿了。这时候思成就参加进来，以他那准确和漂亮的绘图功夫，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清楚整齐能够交卷的成品。他们的这种合作，每个人都向建筑事业贡献出他的（或她的）特殊天赋，在他们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着。

思成曾回忆起一件在他1924年抵达宾大后不久就发生但长久不忘的事情。建筑史教授阿尔弗莱德·古米尔为二年级学生开了一门课，思成也参加了。上过几堂课以后，他跑去找古米尔，说他非常喜欢建筑史，说他从来不知道世上有这么有意思的学问。古米尔在回答中又问了他中国建筑史的情况。思成回答说据他所知还没有文字的东西，中国人从来就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也不重视它。但他本人是怀疑的。当时学建筑的都是学断代建筑学的。思成根据恩斯特·彪胥曼的中国特色建筑类型摄影集做了几次中国建筑的习题。

在思成完成在美国的建筑学学业之后的数年后，美术传统精神将由华尔特·格罗皮乌斯、密斯·范·得·罗赫和别的有影响的领导人注入国际鲍豪斯式的课程之中。在后来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听见思成不时表示他的遗憾，说他刚好错过了建筑学走向现代的大门口。然而，对于一个注定要领导那个恢复中国建筑史传统的唯一学府的建筑学家来说，他在美术上的训练的某些方面肯定对他今后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思成自己就提到过一些对于他以后在中国工作非常有用的宾大给建筑史学生出的习题的例子。典型的习作是根据适当的风格完成一座未完成的教堂的设计、重新设计一座凯旋门而在创意上不能背离当时环境、或是修复毁坏了的建筑物。另外，他在一些展览会上看到的获得罗马奖学金的学生们搞的按比例缩小的罗马建筑图样也很有用。思成在宾大就读的最后一年中，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比较草图、正面图以及其他建筑特色入手，他追溯了整个时期建筑的发展道路。这种训练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我们手头没有他绘制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图纸可资参考，但我们却有他今后十五年间制作的、表明他对于中国建筑演化历史的理解的一批重要的摹拟图。他的制图本领在他完成这些作业中无疑是很重要的；至于绘画，他一直是情有独钟的。

在思成的大学时代，他的才能可由设计方面的两枚金奖及其他奖励得到证实。尽管如此，有时候他还是感到不满足，并且写信告诉了他父亲。梁启超给他的格言式的忠告是：“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人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注3.）”

至于徽因，我们可以从1926年大约是她的一个美国同学给她的家乡报纸写的一篇访问记中窥知一些她在宾大的学生生活的情况：

她坐在靠近窗户能够俯视校园中一条小径的椅子上，俯身向一张绘图桌，她那瘦削的身影匍匐在那巨大的建筑习题上，当它同其他三十到四十张习题一起挂在巨大的判分室的墙上时，将会获得很高的奖赏。这样说并非捕风捉影，因为她的作业总是得到最高的分数或是偶尔得第二。她不苟言笑，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成就挂在嘴边。

“‘我曾跟着父亲走遍了欧洲。在旅途中我第一次产生了学习建筑的梦想。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使我充满了要带一些回国的欲望。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物数百年不朽的良好建筑理论。’

“‘然后我就在英国上了中学。英国女孩子并不像美国女孩子那样一上来就这么友好。她们的传统似乎使得她们变得那么不自然地矜持。’

“‘对于美国女孩子——那些小野鸭子们你怎么看？’

“回答是轻轻一笑。她的面颊上显现出一对色彩美妙的、浅浅的酒窝。细细的眉毛抬向她那严格按照女大学生式样梳成的云鬓。

“开始我的姑姑阿姨们不肯让我到美国来。她们怕那些小野鸭子，也怕我受她们的影响，也变成像她们一样。我得承认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她们很傻，但是后来当你已看透了表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伴侣。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她的家庭。而在这里，有一种我所喜欢的民主精神。’（注4.）”

在她宾大学生生活的中间，徽因遭受了她亲爱的父亲猝然去世的伤痛。他是为躲避北京的一次政变到东北去时被流弹击中毙命的，时年四十九岁。他的挚友梁启超担起了通知徽因的倒楣责任，写了一系列的信，开始报告了一些谣言和担心，最后则证实了他的死亡。在当时和后来的信中，他对他们说，他们现在必定已经意识到，他们今后的一切计划都将受到影响。林长民的第二个妾将带着她的孩子回福建老家，而徽因的生母将在她今后的有生之年依靠思成过活。因此思成必须很快找到工作。从这时起父亲更多考虑的是思成的未来，特别是在他回国时给他找一个好的职位。

1927年思成和徽因都从宾大毕业了。他在2月被授与建筑学士的学位，7月得到硕士学位。她在2月以高分得到美术学士的学位，四年学业三年完成。也许他们最珍视的奖励莫过于克雷这年夏天请他们当助手。

学业既已完成，一直拖延着的正式订婚的时候到来了。思成的父亲从天津的来信说得很清楚，他要求严格遵守所有的传统习俗。他请了一位朋友来给两个人对“八字”，找出两人的出生地点和时间以及上三代的名字。作为订婚典礼的信物，买了两块名贵的玉佩和一对玉印。当事人远在地球的另一面这个事实并没有减弱礼仪的隆重。“因婚礼十有八九是在美举行，”父亲写道，“所以此次文定礼特别庄严慎重些。晨起谒祖告聘，男女两家皆用全帖遍拜长亲，午间宴大宾，晚间家族欢宴。”一份祭告祖先的帖子寄给了思成，让他去保管。

年轻的思成关心自己的前途丝毫不亚于他的父亲。宾大已经给了他建筑师的资格，但他还想在美国再呆上几个月，以便学会怎样教书。当时他可能已经知道他父亲正在拼命让清华要他，尽管它当时还没有建筑系。不管怎样，他明白要教书就得对于学术文献有更广泛的了解；他尤其想知道的是，关于他特别感兴趣的中国建筑，西方都出版过什么图书。因此他在1927年8月向哈佛的科学和艺术研究生院提出了入学申请，说他的目的是“研究东方建筑。对于那些大厦的研究及其保护的极端重要性促使我作此选择”。他的申请被接受了，1927年9月他就离开费城到剑桥去。早已向往着演艺界的林徽因，则决定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去读舞台设计。

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年代里的某个时候，他的父亲寄给他一本新近发现的书的重印本——《营造法式》（建筑标准）。这本书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李诫于公元1100年所著，于1103年出版，是北宋京城宫殿建筑的营造手册。梁启超在把它寄给他儿子以前，曾仔细地阅读了这本书，他在所附的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思成立即读了这本书，他后来承认，没有完全读懂，然而他已看到，他父亲已给他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的大门。

同时他想通过哈佛图书馆的藏书来熟悉用东西方文字写成的其他有关文献。他把1927～1928学年的第一学期用来精读。哈佛的东方艺术讲师，兰登·华尔纳帮助他找到了主要的参考书，使他懂得了西方人是怎样看待中国艺术和建筑的。这里边许多材料他都是熟悉的，但这些方面的学科和书籍是如何组织的却使他很感兴趣——亚瑟·瓦莱和恩奈斯特·芬奈罗萨研究中国绘画，R·L·霍布逊和A·L·赫瑟林顿研究中国陶瓷，贝尔托尔德·劳福尔研究玉石，奥斯瓦尔德·喜仁龙研究雕刻。当时西方有两位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先行者，一个是喜仁龙，写过《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年伦敦版）和《北京的皇家宫殿》（1923年纽约版），另一个是恩斯特·彪胥曼，他出的书有《图画中国》（1923年纽约版）和《中国建筑》（1925年柏林版，1－2卷）。思成在1947年对他们作了这样的评论：“他们谁也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他们描述中国建筑物，不懂就瞎写。但是两人中喜仁龙稍好一些，他运用了《营造法式》，不过并不经心。”

思成也在哈佛图书馆里搜求有关建筑的中文书籍。藏书很少，才刚开始。他报告说他除了找到一些散页以外几乎一无所获。那些散页有的见于《古今图书集成》，有关于寺庙的详细记载。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有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几卷关于中国佛教碑刻的书，当时拓片已经印行，而文字尚未出版。

他在哈佛读书的那几个月里，做了一大堆卡片，上面写满了将来可能用得着的注解。但是他也发现，就中国建筑史来说，他学到的东西很少。

到1928年2月，思成已经学完了他原来到哈佛来想学的东西。在此同时，徽因则以她惯有的活力，在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有抱负的舞台设计者们当中赢得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她的建筑设计和绘图方面的高超训练，使她远不只是一个一般的同学，她是一个应急的朋友，甚至是一个神话中的教母，在交卷期临近时对她的同学来说肯定是如此。斯第华特·切尼，当时才十几岁而后来在舞台设计上崭露头角，是一个特别的宠物。八年之后，1936年2月，她写道，在一本戏剧美术月报上她发现“我的斯第华特·切尼真的成了百老汇一名有名的设计师！想想看，那个同谁都合不来、老是需要我的母亲般的保护的小淘气鬼，现在成了百老汇有名的设计师，一次就有四部剧目同时上演。”

思成要说服徽因缩短她舞台设计课程并离开她的新朋友们可能是困难的。但他现在可以提议结婚了。徽因接受了，他们就去了渥太华，大姐的丈夫在那里当总领事。

他们于1928年3月21日在总领事馆结婚。3月21日是宋代为李诫立的碑刻上的唯一日期，他们选择这个日子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辈的建筑师——分析家。结婚以后他们就立即启程到欧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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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年谱》，1924年8月12日，662页。

注2. 《年谱》，1925年7月10日，676～678页。

注3. 《年谱》，1927年2月16日，722页。

注4.1926年1月17日《蒙塔纳报》（比林斯）。

正文 5．回家

思成的父亲从地球的另一面继续给他的新婚儿子以父亲的指导。他掌握了订婚和结婚的中国一端的仪式。现在他正在为他们取道欧洲回来安排归程（注1.）。他反对他们取道西伯利亚回来，因为俄国是“野蛮的和残破的”。在进出俄国的时候都可能出意外。“游历南欧是主要的目标，而从那里去莫斯科转乘火车回家是非常不划算的……我替你们拟了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很具体。他们要从加拿大到美国，然后就到瑞典和挪威，因为斯堪的纳维亚有很具特色和有意思的现代建筑，然后到德国去看古代城市和莱茵的堡垒，然后再到瑞士去看自然美景，然后到意大利。在意大利要呆得长一些，以便彻底了解文艺复兴的妙处。最后他们要在马赛上岸回国。事后他又想起，“到西班牙去一趟也是不错的。刘景凯（注2.）在那里当大使，能够照顾你们。你们也可以到土耳其去看伊斯兰建筑。如果你们真的去了，要替我观察一下那里革命后的政治。（他没有提到伦敦或巴黎。）

过了几个星期他又写信给思成，说了一些进一步的想法（注3.）：“如果你们想从西伯利亚回来好省点钱，一定要让我知道，我可以帮你们作些安排。你们到欧洲以后，我希望你们做详细的日记。如果它有文学价值，我将把它编辑出版。随信寄去十二张我的名片，你们到各个使馆去的时候可以用得着。”

在这封信之后，父亲和新婚夫妇之间的通讯由于他不写信而中断了两个月。他的健康状况突然下降了。然而在四月间写的一封长信（注4.）中他对他们说：“我的身体好多了。半个月以前我在协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输了血，验血正常。”

结婚仪式后的两个月的间隔，足够使大姐和思成自己的叙述用慢船邮递到中国寄给父亲。他写道，“家里的长子已完成了这一重大的仪式。你可以想象老人们该有多高兴。特别使我欢喜的是，我一向偏向女孩，而现在有了一个和自己的女儿一样亲的儿媳。我想给你们计划一下未来，但要你们知道其中的困难。即使你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别灰心丧气，这还不是人生中最可怕的敌人，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来压倒我们。”

思成自己前几年的学习当然已经使他产生了他自己的目标。他显然已经向他的父亲提过，他想研究“中国宫殿”的历史。梁启超认真地考虑了，但是并不太热心。他认为“百分之九十的古代建筑已经被毁”，而目前情况又使得野外考察成为不可能。但他又告诉他的儿子，他从文学中得到了一些有关中国建筑的有趣想法，“也许你能对我给你的例子进行研究。”

给了这种暗示性的鼓励以后，思成的父亲又叫他转向他的第二项专业——中国美术史。说到这里他变得十分热心。他把各种画派分析了一遍，详细地叙述了许多位画家的性格和脾气，以及他们的历史背景，安排他儿子去参观和研究他有特殊关系的私人藏画。

在信的最后一段，父亲的全能全智的忠告让位于对爱和关心的诉求。“你们的信实在太少。老人都爱他们的孩子。在康复期中最大的快慰是收到你们的信。我真的希望你能经常告诉我你们在旅行中看到些什么（即使是明信片也好），这样我躺在床上也能旅行了。我尤其希望我的新女儿能写信给我。（注5.）”

病人的这种舔犊之情在他此后不久写给大女儿的一封很亲密的信中有所表露。（注6.）他对她抱怨思成对于他几个月来指导他就业的信没有反应，“他的信本来就少，而对这件事更是一字未提。可能我不管给他做什么样的安排他都不会同意。我感觉我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和爱。在这些方面，他实在是还太年轻和太不懂事。”

实际上，思成已经27岁，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四年的专门教育，而且已经结婚。那四年他是在远离他父亲的地方度过的，在那里他每天都要作出没人帮忙的决定。他的美国同学的家里同大学一样，都期望他们能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思成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从小就懂得尽孝道是做儿子的根本义务，而且他也无疑地热爱和崇敬着他那杰出的父亲。然而他已经不是那个四年前离开他父亲的四合院时的年轻而不懂事的孩子了。梁启超为他儿子对他的指导明显的无动于衷很是恼火，但思成很可能感到在他能够面对面和他父亲谈话之前，保持沉默要比通过邮件进行辩论要更好些。

同时，对这一切全然蒙在鼓里的梁启超，已经运用他的影响说动清华大学考虑（不太情愿地）给思成一个教席（建筑学？）以及一个教绘画的位置。然而，到四月份，另一个可能性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做父亲的很快就认识了它的优点。沈阳（奉天）的国立东北大学要成立建筑系，工程学院院长要宾大建筑系出色的毕业生杨廷宝来当系主任。杨廷宝是梁思成的同窗好友，却已接受了上海一家建筑公司的聘请。他推荐梁思成，认为他是唯一合适的人选。知道思成夫妇还在欧洲旅行，他答应院长去和梁启超商量一下。

梁启超立刻替他儿子采取了行动。5月13日，当那度蜜月的人们还在欧洲、几个星期以后才能回家的时候，他在给他大女儿的一封信（注7.）中写道：“思成的工作问题已经解决。东北大学和清华都答应给他工作职务。东北大学更好一些，因为在那里开创一个建筑师事业的前景很好。他可以在那里组织一个公司，从小开始，慢慢做大。因此在他回答之前，我就替他作主了，拒绝了清华的聘请，接受了东北大学的职位。”

与此同时，那年轻的一对度蜜月到了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连袂访问欧洲大陆。就和一代代美国建筑系的年轻毕业生一样，他们从一地赶到另一地，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一切他们学过的东西都看到。他们本来计划在欧洲度过整个夏天，可是家里发来的一封紧急电报缩短了他们的计划。

他们原以为要到他们所熟悉的清华大学去教书了。当时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通讯是如此之慢，而新婚夫妇又是如此经常地在移动之中。梁思成在一切都已决定以后一个月才知道他的工作变动。他父亲在6月9日收到他一封电报，问他在清华将教什么课（注8.）。他父亲回答说，“和东北大学的商谈已到了最后阶段。对你的前途来说这是一个更好的职位。只是参考书要比清华少些。东北大学是真需要你而清华还在犹豫，因此我已让校长撤回他的建议。”然而，他又说，最近沈阳的炸弹爆炸事件造成那里的局势混乱，大学在新的学期是否真能开学还不清楚。他让思成8月以前回来。到6月19日（注9.）他又认定，尽管满州局势危急，但东北大学将不会受到影响，他写信给大姐说他已替思成订了月薪265元的合同，这使他成为那里薪金最高的教职员之一。

同时，躺在天津家中病床上的梁启超又在操心年轻夫妇回来时将会面临的儒家义务了。他们将必须完成向祖先的祭告仪式，这最少也得8到10天做准备。此外他们还必须到北京去祭扫祖先的坟墓。要完成这些做子孙的义务，时间真是太短。使徽因也能尽其孝道的福建之行看来只能推迟到寒假了（注10）。

比预定时间提前到家的紧迫性决定了旅行的方式。思成夫妇决定去莫斯科搭乘西伯利亚大铁道火车，尽管父亲不喜欢“野蛮的、残破的俄国”。这一选择导致了和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的不期而又快乐的相遇，他们是查理斯和蒙德里卡·查尔德，他们成了长途火车旅行中的好旅伴。查理斯在1980年应我的要求写成的对这一段往事的回忆，生动地记述了思成夫妇回国的经过。

“人的一生中有时候有些具有神奇性质（某种不会重复产生的东西）的片断或插曲。我们同梁氏夫妇短暂而热烈的友谊就具有这种性质——一扇敞开的通向共同憧憬的大门。

“1928年初夏的一天，费迪和我坐上一列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火车，从莫斯科缓缓东行，车子不时停下来上水或装木头燃料。在车子停站的时候，人们都跑到站台上去，走上走下地乱转，同当地人换东西吃或者泡茶。

“在这些粗鲁的、发臭的旅客群中，这一对迷人的年轻夫妇显得特别醒目，就像粪堆上飞着一对花蝴蝶一样。除了那自然的沉默寡言以外，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反映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光辉和热情。在这种相互愉悦的心情驱动下，我们几乎立即投入了热烈的谈话——在他们是因为，他们向我们解释说，他们是满载着美国的体验回国去，急于要把它们付诸实践；而在我们则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投入到一次通向其艺术和哲学久已深深吸引我们两人的地区的伟大旅行。今天回顾起来，火车旅行生活的单调以及同其他旅客交谈的语言障碍显然也促进了友谊。

“但是谁能‘说清楚’爱？它就这么来了——我们相互陪伴时感到欢喜并且发现彼此间很容易亲密地找到共同的观念、计划和志向。

“火车颠簸前行，经过鄂姆斯克、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贝加尔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站头，最后到达了和中国中东路的接轨站，我们四个人在这里登上向东南穿过满洲的火车，经过哈尔滨、沈阳，到达黄海边的大连。

“我们在沈阳停下来，对一座沿大街布置着石刻人像的古老大图书馆作了礼节性的拜访。思成的父亲在那里有熟人，当我们走过毛笔书法和绘画的珍藏精品展览时，梁这个姓氏产生了巨大的奇迹，引来无数的打躬作揖。

“从大连我们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横跨直隶湾驶往大沽口，天津的外港。然后又在黄昏和瓢泼大雨中从天津登上一列又慢又漏的火车前往北京。车顶上坐满了乘白车的旅客。尽管如此，雨水还是漏进来，落到我们用报纸折成的帽子上，落到立在座位靠背上点着的蜡烛上。我们就这样到了北京，一个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个鼻孔里是粪臭，混合着人力车夫和乞丐的叫喊声，在吵吵嚷嚷中把我们迎到了这座我们梦寐以求的城市。

“……在北京梁氏夫妇成了我们忠实的导游。从景山到天坛，从玉泉塔到元代土城，到香山，参观了各种饭店，戏院，街市，商店，送葬行列，甚至到了老梁先生的有围墙的私家花园，到了有许多叔叔阿姨参加的在一系列有着各种笼养小鸟、夏日花卉、水池、树木的天井里举行的豪华宴会，到了紫禁城里无穷无尽的房间和庭院。一切都是免费提供的，一切都点缀着热切和殷勤的气氛。

“那些在北海、孔庙以及其他圣地残存的辉煌中进行的委婉的谈话，加强了友情的体验并使之更加难忘。在这些谈话中大家渐渐明白，他们的回家已经成为一种震惊和失望。他们说，明显的是，不管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要找到一种办法以便有益于那些年里混乱和变化中的祖国或给予实质性的影响，都是特别困难，或许是不可能的。由于要和官僚作风和漠然态度迎面相撞，在戏剧领域和建筑方面的新旧融合问题似乎难于克服。然而口号仍旧是‘坚持！坚持！’

“有时那种玩世不恭和遭受挫折的感觉会冒出来。在这种时候我们就坚持认为，尽管有我们自己的怀疑和无知，这终究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从长远来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尽管如此，显然我们的朋友在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对里普·凡文克尔（注11）。他们回到了一个忽然间变得不熟悉而混乱的中国；然而他们还是决心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把他们新的技能和创造力贡献给杂乱无章的环境。他们有充满田园诗般的憧憬的时刻，其余的则让位于怀疑。

“菲莉思是感情充沛、坚强有力、惹人注目和爱开玩笑的。她疯狂地喜欢梅兰芳，因为梅兰芳在她在场时从来不敢坐下；她为能把传统戏剧带进二十世纪的节奏的前景而欢喜。思成则是斯文、富于幽默感和愉快的，对于古代公共建筑、桥梁、城墙、商店和民居的任其损坏或被破坏深恶痛绝。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其早期阶段的产出也要比它的组成部分的总和大得多——一种罕有的产生奇迹的配合。

“在那军阀土匪当道的混乱年代，在我们看来，即使以他们的才能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似乎他们也将在中国社会的大旋涡中消逝得无影无踪。就在他们传奇故事的这一段，我们必须离开到京都去，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在此同时，那高兴的父亲把长期离家的思成和徽因归来的消息告诉不在家的孩子们（注12）。

“新人到家以来，全家真是喜气洋溢。初到那天看见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涨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来他们夫妇体质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

父亲的病已经十分严重，这一点似乎还没有被全家人认识到。他一辈子都很健康，历来都是家里无可争辩的主人，负责作出一切重要的决定。正因为他意识到全家都依靠着他，他就向他们隐瞒了1928年早春他发现尿中有血的事实。但他自己是认识到其中的危险的。他去进行检查的北京德国医院告诉他说他们没有发现恶性变化。出院以后他就用中药治病，可是没有什么结果。然后他就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诊治，经过几天的化验，诊断出一个肾有病变。1928年3月16日，他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病的肾。然而，他的尿中继续有血。医生们命令他休息，说出血是由于他操劳过度。他们唯一的治疗就是每过两三个月给他输一次血。

手术是在思成和徽因还在欧洲旅行的时候进行的。父亲4月26日的信，叙述了两个星期前输血之后他的健康“大有进步”，看来主要意图是要他们相信一切都没问题。这只是在他习惯性的慈父的忠告和对思成事业前途的不断寻求的小小中断。

即使在新婚夫妇于夏末回家以后，重逢的喜悦和迁往满洲的匆忙准备好像使人们想不到父亲的生命已近终结。他照常进行研究和写作，但到11月12日他已不能坐起来伏案工作了。他卧床不起，于1929年1月19日去世（注13）。

著名学者梁启超于55岁的英年早逝不仅对于他的毫无心理准备的家庭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而且对于他的同侪和追随者，以及他的著作的无数读者都是一个巨大损失。他的长子思成担负起了新的职责，为公众写出了关于他那显赫的父亲一生最后几个月、几个星期、几天的记述。它在梁逝世后两天登载在主要报纸大公报上（注14）。它的第一句话——“我父亲一向非常健康，很少生病。”——有着他当时还意识不到的悲凉味道。

四十年后，1971年，他从他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ⅹ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成“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以下一点也可能是重要的：1928年11月，即给梁启超做手术后九个月和他死之前六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在协和医学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去当政务次长了。关于这一往南京的调动，霍华德·L·布尔曼编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注15）是这样解释的：刘博士认为并且教导说，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他用他三十三年的余生致力于奠定全国卫生服务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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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年谱》，1927年12月18日。

注2. 刘景凯系音译——译者著。

注3. 《年谱》，1928年2月12日。

注4. 《年谱》，758页，第一段引文出自1928年4月26日的信。

注5. 《年谱》，760页，最后一段引文出自1928年4月l6日的信。

注6. 《年谱》，761页，5月4日。

注7. 《年谱》，762页。

注8. 《年谱》，6月10日，763页。

注9. 《年谱》，765页。

注10.《年谱》，5月13日，762页。

注11. 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作品《见闻杂记》中的主人公。喻指和时代和环境格格不入的人。——译者注

注12. 《年谱》，8月28日，768页。

注13. 《年谱》，770页。

注14. 《年谱》，1929年1月21日，729页。

注15. 第二卷，402页。

正文 6．教授职位

不管思成夫妇有什么怀疑，东北大学的教职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一个宾大建筑系毕业不到一年的同学，应邀创建一所新大学的建筑系并组建班子，还能指望别的什么呢？而且，这还是全国仅有的两所建筑学训练中心之一。另一所设在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系内，也是头一年（注1.）才开始招生的。

对于年轻的建筑学家们的挑战不仅来自大学而且来自广袤的满洲大地。原来是入侵中原并从1644到1911年统治它的满族人的保留地，这一大片北国土地尽管有大批汉族农民迁入，在1928年仍然是属于边疆地区。那年夏天他们以每周四万人的速率，从附近人口稠密的省份河北和山东拥入，而汉族家庭已占人口总数的90%。为了打开这个地区，俄国是首先建造铁路的，但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被打败，把南满的控制权让给了日本。在思成夫妇到达的时候，中长路地区的日军驻扎成为维持秩序的主要因素。汉族的移民大部分也是沿铁路居住，为能逃脱华北军阀的蹂躏而庆幸。然而满洲也有自己的军阀张作霖，他靠日本的势力进行统治。他不满足于对沈阳的独裁统治，兵分四路通过长城进逼北京，意欲打败华北军阀，重组政府并自任总统。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派兵北伐时，张作霖在北京夺权的最后企图被阻止了。他在1928年6月3日乘火车回沈阳，但火车还未到达就被炸，他因重伤而死。

日军在这次炸弹谋杀事件中的预谋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们还发出了进一步的威胁。可是在这年年底以前，老军阀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就使满洲（此后叫做东三省）和中国的其他部分结成政治联盟。沈阳于是有了一个不稳定的和平。正常的生活得以暂时恢复。

尽管有这种不安全，思成在大学里的事业开端良好。他刚来就被任命为“建筑系责任副教授”，两年以后被提升为“责任教授”。尽管头衔很好听，第一学年全系一共只有两位教职员——他和徽因。他们两人都教建筑设计，他又开了一门把西洋和中国建筑史融为一体的课程。

当春天缓解了辽宁省的北国严寒时，家里又增添了新的快乐。徽因有了身孕，在1929年8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再冰”，以纪念她已故祖父的书房雅号——“饮冰老人”。

1929年夏天，建筑系教职员中增加了三位年轻人，他们也是宾大毕业的——思成的老朋友陈植（本杰明）、沈阳人童寯和蔡方荫。他们全都是执教克雷式建筑学课程的内行，而他们共同的学历和友谊预示着今后年代里有趣的和有生气的合作。不仅如此，梁思成所预见到的对建筑计划、设计和施工监督的需求至少已被认识。在沈阳需要有活跃的建筑实践，于是“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建立了。

事务所差不多是立即接了两项大活。第一项是给吉林省的吉林大学设计整个校舍。花岗石和加固水泥的大学行政楼、教学楼和宿舍楼的设计和施工等于1931年完成。第二项也是设计高教机构的工作。交通大学计划在辽宁的锦州建一所分校。这个项目的建筑由这个事务所设计出来并开始施工，但后来毁于战火。徽因自始至终参加了设计。她和思成还在一项“公共设计”中合作，设计了沈阳郊区的一座公园，名叫肖何园，还替沈阳一些有钱的军阀家庭设计了私宅。

思成对古代纪念性建筑物的强烈兴趣继续保持着。沈阳是满洲人在北京建立清朝以前1636至1644年的“首都”。在他能够挤出来的空闲时间里，他丈量了沈阳郊区“北陵”的建筑物。那房檐翘起的大瓦顶和有着无支撑的“幕墙”的木结构类似清宫在北京时期的陵墓。为了练习，他首次仔细丈量了建筑物并且作了最后图稿可以依据的记录。他是在宾大学习建筑史期间和看罗马大奖赛参赛者的图稿展览学到这门技术的。但他的试验失败了，他发现他的丈量不合乎绘制最后图稿的要求。他沮丧他说，“这代表我在追求我后来掌握了的技巧中的一个阶段。”比如，作为改进，他立即废弃了英尺和英寸，代之以公制。

他第一次企图保护重要的纪念性建筑物。沈阳市长以阻碍交通为由，决定拆除漂亮的钟鼓楼。梁思成想把它抢救下来，他向那个官员陈述了以下理由：“毁坏容易保护难。它们一旦消失就不能再恢复了。为什么你要选择把它毁掉呢？”就像以后常常发生的一样，他的忠告被拒绝了。

对于组成建筑企业的年轻朋友们来说，一开始就设计整座校园真是一种冒险行为。从1929年建立企业到1930年，他们的成就是辉煌的，因为发展高等学校是同日本驻扎在满洲的帝国主义野心直接冲突的。1931年初，日本的军事包围已经变得更加明目张胆。显然蒋介石并不准备用他的军队来抗击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而没有军事抵抗，中国的东北是注定要输给日本的。

1930年晚些时候，徽因由于诊断出肺病而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到北京治疗。1931年2月陈植走了，到上海开了一家建筑事务所。思成把家搬到北京之后又回到东北大学任教直到1930～1931学年结束。然后他就把系里的事交给童寯，到北京去会合徽因并开始新的事业。当1931年9月18日日本开始侵占满洲的军事行动时，在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建筑师中只留下了沈阳当地人童寯一个人（注2.）。此后不久日本人就关闭了大学，他和其他教职员和许多学生一起南下进关，到了北京和其他地方。

注1. 原文如此，据别的资料说是同一年。——译者注

注2. 童寯对作者的访问。（1981年）

正文 7．在北京

1930年秋天，梁思成把林徽因、他们的小女儿梁再冰和徽因的妈妈都搬到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三号一处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这里将是梁家在今后七年里的住房。在高墙里面有一座封闭但宽广的院子，种着几株开花的树。沿着院子的四边，每一边都有一排单层的住房。它们的屋顶都由灰瓦铺成，房屋之间辅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面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木格子。木格子里面都糊了或者是挂着漂白的稻草纸，以便让阳光进来而又让人看不见里边。在院子的北端有一条通向起居室的中央门廊，起居室比别的房间大一些并且直接朝南。梁氏夫妇把一些窗户宽阔的下层糊的纸换成了玻璃，以便他们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放进一些温暖的阳光来。但在每一块玻璃上面都有一卷纸，晚上可以放下来，使室内和外面隔绝。在前面入口处有一个小院子，周围的房子是仆人们的住房和工作区。

徽因在这里恢复了她的写作生涯。而徐志摩也在这里重新进入了他们的生活。

当梁氏夫妇在美国费城寻求建筑教育的时候，徐志摩则随着他的浪漫天性几乎陷入灾难。1924年夏天他和泰戈尔在日本分手之后，徐志摩回到他最近大出风头的北京。他已和他妻子离婚，但未能赢得徽因的心来代替他妻子的位置。他显然还把自己当成是单身而不断追求着纯洁的美、纯洁的爱、精神自由和创造性。他再一次堕入情网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次他不是去追求一个多愁善感的中学女生，而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一位上流社会的倾城美人。陆小曼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她结婚四年的丈夫是一位高级军官。她的已婚地位并没有阻止徐志摩的追求，如果有点什么的话那也只是刺激他更加热情地去追求。她在她自己的圈子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正像他在他自己的领域里一样。他们的爱情纠葛在北京引起了人们议论纷纷，成了一桩丑闻，以至他只好在1925年离开北京五个月。他回到欧洲并到处旅行，不断写情书向她倾吐他的爱情。她离了婚，他们两人在1926年10月3日结婚。

梁启超在一封信中向他远在美国的孩子们报告了这件事。“昨天我做了一件我不愿做的事——在徐志摩的婚礼上当证婚人。他的新婚夫人以前是王守庆夫人。她爱上了徐志摩，同王离了婚。这是极端不道德的。我骂过徐志摩好几次，可是没有效果。由于胡适和张彭春一定要我担任这个角色，我就在婚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严厉批评了新婚夫妇。年轻人往往受到自己的感情所驱使，不能控制自己，破坏了传统的安全保障。他们掉进了使他们遭受苦难的陷阱。这确实是可悲和可怜的。徐志摩真是很聪明，我很爱他。这一次我看着他沉沦，很想救他。我真的在尽一切力量来救他。”他以一句体己的话来作结束：“这些就是我所感受到的，我特别写出来给思成、徽因和思忠。”

在此后两年中又有关于徐志摩生活的什么消息传到费城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看来他的创造力仍是方兴未艾。他的第一部诗集于1925年出版。两年后又有第二部，还有四本散文集。1927年他离开北京去上海教书，在那里他组织了新月图书公司并开始出版新月月刊。通过他的出版物、他的教学活动、以及如同他一向有的广泛的交游，他继续对其他作家施行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已经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缩小了。

1928年夏天，当梁氏夫妇在长期离开以后从西方回到北京时，徐志摩正独自在英国和欧洲旅行。当他们北上定居于沈阳时，他回来了，情绪很低落，他回到他的生活基地上海，他的教学生活、他的出版公司和他的新月月刊都要求他回来。他那受尊敬的恩人梁启超的逝世，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年胡适邀请徐志摩到北大教书。于是他得以就近不时到沈阳去看望他的朋友们。当徽因的肺病犯了的时候，大家商议的时候他赞成她搬到北京来，以便得到较好的医疗条件和较温和的气候。

北总布胡同的房子成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家。每当他的工作需要他去北京时，他就住在那儿。他既是徽因的，也是思成的受宠爱的客人。在他们的陪伴下，他才会才华横溢，而他也乐意同他们一起和仍然聚集在他周围的那些气味相投的人物交往。

有一个梁家的亲戚，在1931年作为十几岁的年轻人曾经在梁家见到过他好几次，她是这佯描述她对他的印象的：“他的出现是戏剧性的。他穿着一身缎子的长袍，脖子上又围着一条英国制的精细的马海毛围巾。真是奇怪的组合！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他的外表多少有些女性化却富有刺激性。他的出现使全体都充满活力。徽因是活泼愉快的，而思成总是那么热情好客。”

无疑地，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是引见金岳霖——他最亲爱的朋友之一。金岳霖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老金”，熟识的人都这么叫他，是深奥的形式逻辑方面的中国头号专家。丝毫不像他的专业所提示的洋怪物，他是高大瘦削、爱打网球的知识分子，很矜持但又能说会道。他比梁氏夫妇大几岁。他们就爱回忆他从老家湖南初到北京时的情景，那是清朝末年，他还把他的头发束成清政府所要求的发辫。

金岳霖在北京学习进步很快，获得赴美留学的奖学金。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尔顿学院，一个经济和商业的预备班。但是随着时间的前进，他那趋于分析的自然倾向和抽象思维，使他转向了哲学的各学科。他在国外留学的期限延长了好几年，最后他又在英国和欧洲学习。他对牛津英语的掌握是惊人的。他回中国后被安排到清华大学教哲学。

有谣言说，他的私生活中包括几桩同西方姑娘的恋爱关系。其中一个还短时间地跟他到了北京，但他从未结过婚。相反地，他就按照现在这样的方式生活直到最后。他是把自己从属于梁家的。当然徽因是吸引他的主要力量。她那众人都感知的吸引力，向他提供了在他那深奥的精神领域内所缺乏的人性的旋涡。在她这方面，他的广泛的人生经历和他天生的智慧使他成为她的创造性的完美的接受者和可心的鼓舞者。

他当然是爱她的，但是无私地和坦诚地爱她。他没有把她从她的家庭拉走的想法。思成和孩子们也都爱他、信任他，他实际上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

1931年11月19日，三十五岁的徐志摩从上海飞往北京，以便第二天到北大上课。那天晚上他本应出席徽因为一些外国客人举行的艺术和建筑讲座的。她到机场去接他。飞机过时还不到，她等了又等。实际上飞机已在大雾中坠毁在山东的一座大山上，造成乘客和机组人员死亡。当时还没有立即把消息送到北京机场的办法。徽因后来是怎样知道徐志摩的死讯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心疼的话，徐志摩用他的诗歌里仍然栩翎如生的字句交付给他的朋友们了。他对爱和生活的依恋只有对飞翔和对死亡的向往才能比拟。

拥抱我直到我逝去

直到我闭上眼睛

直到我飞、飞、飞向太空

变成沙、变成光、变成风。

啊！苦痛！苦痛是短的

暂时的。快乐是长久的

而爱情是永恒的

我、我要睡了……

他的许多朋友和崇拜者聚集在一起相互安慰。以后他们每年11月19日都集会来纪念他。在他逝世四周年忌日，徽因发表一篇悼词。它最后说：“我们的作品会不会再长存下去，就看它们会不会活在那些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心里……。”

“朋友，你不要过于看轻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增加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兴趣相同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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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摘自《大公报》1935年13月8日

正文 8．建筑史家

中国人对日本1931年9月侵占满洲的憎恨和屈辱感激发了一场持久的全国性抵制日货运动。学生和商人领导了抵制运动，但是广泛的参与激起全国人民的一阵新的爱国热潮。

这真是命运的嘲弄，童年时代在日本过得特别快乐的思成，成年生活的第一个严重打击也是来自日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来自可恨的日本军方的粗暴压力把他作为业务繁忙的建筑师和教师的大好事业的开端一下子打断，迫使他寻求类似的新职业。

离开沈阳时，思成已经接受了北京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单位的职位，它是中国建筑研究会（后改为研究所），正式名称叫中国营造学社。

这是一个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它的创始人是梁启超的同时代人朱启钤。朱启钤1872年生于贵州，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吏，在其中年时曾在中国政府内担任过许多高级职务。1915年中华民国总统命令他作为内政部长修缮北京的皇宫，并恢复城门和一些古老的建筑。在监督这些工程的过程中，他同那些一辈子维修这些皇家建筑的工匠们关系密切。他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中国建筑方面的知识，等他到了退休年龄，他保持了他的兴趣，继续研究它的历史发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南京江苏省宋代手稿图书馆看到一部珍贵的手稿《营造法式》，并把它印行了。思成非常珍视他父亲寄给他的这本书。书的作者，李诫，是当时的朝廷命官，负责监管政府建筑物的建造和修复。他和朱启钤一样，经常同工匠们商量，这些工匠具有按照官家指示锯削木材和建造房子的传统手艺，他们“向他解释了一切”。

发现李诫的书促使朱启钤建立中国营造学社。他聚集了一批老式的学者来从用文言文写成的古书中搜寻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这些学者没有一个具有任何中国建筑学的知识。朱启钤自己也明白，木匠们的行话必须“破译”。通常这些木匠都是不识字的，他们的建筑方法都是用师傅向徒弟口授的办法传下来的，而且还被当成行业的秘密。

显然朱启钤的研究所需要内行的领导。关键是要有一位具有中国典籍知识的现代建筑师。朱启钤是梁启超的同时代人，知道梁思成刚从国外学习建筑回来。朱启钤在1930年找他谈了话，建议他参加营造学社当研究部主任。

在1931年，显然日本军事占领满洲不会遭到抵抗，而他们迅速关闭大学已是不可避免，思成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朱启钤的建议。他自己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热情以及他对自己准备好接受这一任务的信心消除了可能残存的任何怀疑。他从一开始就明白，他由于提出别人忽略了的问题是在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建筑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如何才能发现它们？在克雷的课程中，他知道了西方建筑的发展阶段。在绘图中他被要求掌握它们，而在年复一年地伏案绘图之后，他同徽因一起到全欧洲的蜜月旅行使他们两人都学会一眼就能辨识代表他们学过的不同时期的建筑物。

从他参加研究所的第一天起，梁思成就开始采取必要步骤来揭示中国建筑的进化过程。他知道困难在于找到保存比较完好的早期古建筑。而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是尽可能找出那些过于古老以致不可能存留到二十世纪的更早的建筑物以建立一条基本线索。

朱启钤在天安门内故官废弃的一角建立了他的研究所总部。大概是他的长期官方关系帮他为他的项目争取到了这样的特权。思成在那里设置了他的办公室并立即开始了对《营造法式》的深入研究。在这一阶段。朱启钤对《营造法式》不同版本的知识对他必定是有用的。然而，朱启钤那一代学者十分习以为常的咬文嚼字，在梁思成这样的实践建筑师看来是不合用的。他需要知道李诫用古怪的技术名词称呼的木材的形状和性能。1925年版的插图被大家误解为对数百年来有些残缺的文字的解释。思成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在此后的年代里时断时续，尽管他认为他从书中抽取的宝藏是“难以驳倒的”。

从思成开始他作为建筑史学家的新事业时起，他就决心要寻找和发现中国建筑的“文法”。通观中国历史，他认识到木框架是中国建筑的基本形式。长城和许多城墙中间填泥、面上贴砖是例外，砖或石砌成的筒状拱顶的坟墓也是如此。但是那些较少的用比较耐久的材料盖成独立式的纪念性建筑，比如宝塔，一般都是木框架建筑的直接模仿。思成急切地想了解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过程。

1932年，梁思成曾在哈佛研究过其图集的日本考古学家常盘和关野出版了相关的文字卷，报告了他们在中国农村的考古旅行。在此以前思成自己并没有游历乡村的经验，但是当他读到日本人关于发现山西北部大同的辽代寺庙中的雕塑以及关于河南北部嵩山上1125年造起（和《营造法式》差不多同时）的小小尼姑庵初祖庵的记述时，是十分兴奋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当时刚刚出版了他在中国遥远的西北敦煌佛教洞穴里发现的壁画照片集。从研究这些书籍以及其他出版物中的建筑物图像（特别是日本那拉的唐代寺庙）中，梁思成就能够提出一些关于唐代建筑、地面设计、建筑物种类、寺庙设计图、屋顶以及建筑物的基地平台等的假设。

1932年三月出版的营造学社《汇刊》，登了思成的第一篇文章，专为搜集现有的关于唐代寺庙和房屋的文献资料。从文章一开始他就希望发现一座存留下来的唐代（公元618～907年）建造的木框架建筑物。他的文章标志着他已确定了朝向这个目标的行动路线。他很可能不会成功，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年，而木头是一种易损的材料。即使有宽广的、外伸的瓦顶作保护，木头的柱子和桁架也很容易遭受虫蛀、腐蚀和火灾。可能人类是最大的敌人。对佛教的宗教迫害周期性地消灭僧侣，摧毁人们在那里顶礼膜拜的巨大建筑物。

这种文献研究工作是有用的最初步骤，但它并未解开文本损毁的《营造法式》的奥秘。思成每天到故宫去上班，很快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好办法。就像李诫本人一样，他向在故宫中干活的工匠寻求帮助。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营造知识，他熟读了1734年印行的清代建筑手册《工程做法则例》。尽管他认定它和较早的宋代手册不是一个档次，但它对他研究当时仍在北京占统治地位的清代皇家建筑帮助很大。他写道：

“有了《工程做法则例》做教科书，木匠们做教员，清代宫殿做教具，

对清代建筑的方法和规则的研究开始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本书，1734年由工部印行，共有七十章。它们涉及建筑材料的计

算和‘大木作’的规则。对二十七种大小的房子的每一个建筑结构都不厌

其烦地提供了丈量方法。然而，对于确定每一种结构的方法和位置则很少

提到。如果没有工匠来指出和解释具体的例子，这本书是很难读的。对于

中国建筑中最独持的‘斗拱’的规则以及柱子的直径和高度、屋顶的弧度，

书中都有叙述。其他的章节则谈到‘小木作’，接榫、石作、砖作、瓦作、

颜色，等等。”

思成把这种对尺寸的“不厌其烦”的叙述和宋代的手册相对比，后者用一种非常合理的方式阐明了基本的原则，然后又提出具体衡量根据不同等级确定的各建筑部位的公式。

他幸运地找到了两位一辈子从事维修故宫里的清代建筑的老木匠。他和他们一起仔细检查了木构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可不仅仅是工匠们“指出和解释具体的例子”的问题，因为他不仅需要知道每一个构件的名称，而且还得知道它们的位置以及每一构件在整体建筑中的作用。就在这里，在故宫房子里，开始就近检查和准确测量所要求的攀登。

正文 9．探寻遗构

毫不奇怪地，朱启钤没能认识到梁思成所建议的到北京以外进行野外调查的必要性。他建立营造学社就是为了用文字方法解决建筑方面的问题（注1.）。

相反地，梁思成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人。他的教育所包容的，不仅有中国的重要传统，也有坚持实地观察和试验的西方科学。而最重要的是，他生来就是一个行动的人，一个实际的人。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在东北设计了一些房子并监督其施工。

然而另一方面，他对于去农村的艰苦却是缺乏准备的。他11岁从日本回国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或天津读中学小学，旅行也不过是在连接两地的铁路线上。就是在沈阳的短短几年，他也是住在城市边上的新校园里，而旅行又是在通往天津、北京的铁路线上。

他的城市出身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由于一些现代化的机构都是在城市里，受现代教育的知识阶层也聚集在那里。现代企业、工厂、医院和大学都是在东部沿海或内地沿江的城市里建立起来的。即使在主要的城市里，在思成的青年时代，公共交通也只是一些拥挤的、不准时的公共汽车，有时还有电车，由苦力拉的黄包车或人抬的轿子就是当年的私人轿车和出租汽车。出门骑自行车很普遍，而人人都步行。一个人住在靠近上班的地方或者朋友的住处就算是一种奖赏。

当时有知识的上层阶级和贫苦农民之间的传统鸿沟仍然很深，诚然，失业的或半失业的贫苦农民常常到城市里寻找低贱的职业，也常常从乡下把农产品迭到集市上去卖，但是反向交流却很少见。城里的知识分子要下乡，不仅受到交通的限制，还将遇到许多别的困难甚至危险。车把式和过往的商贩住的小客栈，通常都只有火炕，有传染疾病的虱子，厕所里爬满了蛆。路边的茶馆可以供应可口的饭食，但是碗筷和茶饭是否干净，就很难说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没有防备的过往行人还有碰到土匪抢劫的危险。

1932年4月思成的第一次野外考察是一个创举。促成这件事的碰巧是介绍他到沈阳去的好朋友杨廷宝。据杨回忆，“有一次我偶尔去到用作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的北京鼓楼，我看到在一楼巨大的穹顶下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外表古怪的寺庙照片。图片下面的说明清楚地写着：‘蓟县独乐寺’。当我向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拱的形状时，他很兴奋，说我看到这张照片非常走运。（注2.）”思成立即去看了展览。蓟县照片中的巨大斗拱使他想起日本考古学家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中国旅行后发表的照片中的类似形象。他猜想这也许就表明那是一处早年的建筑物。

问讯的结果是：从北京到东面大约50英里的蓟县，每天早上6点有一班公共汽车，预定11点到达。梁思成原计划在1931年秋天尽快赶去。他打好了背包，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消息传来，说由于一条河堤决口，道路不能通行，行期只好推迟。最后出发的日子重新定在4月，同行的有他的一个弟弟、营造学社的一位同仁，野外考察所需的仪器是向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借来的。能集中说明这是一次城里人到陌生的乡村冒险旅行的是当天晚上打回北京的电话：“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思成写道：“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是我第一次离开交通干线的经历。那部要是在美国早就当废铁卖掉了的t型老破车（注3.），还在定期（或不如说是不定期）开行于北京和那个小城之间。我们出了北京的东门几英里，就到了箭杆河。在这枯水季节，河流只剩下不到30英尺宽。但是两岸之间的沙河床却足有一英里半宽。用渡船过河以后，汽车在软地上一步也不能动弹了。于是我们乘客只好帮着推车，一直把这老古董推过整个河床，而引擎直冲着我们的眼鼻轰鸣。还有其他麻烦的地段，我们不得不爬上爬下汽车好几次。50英里的行程我们用了三个多小时。但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和有趣。那时我还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我将会习惯于这种旅行而毫不以为怪。

“独乐寺的观音阁高踞于城墙之上，老远就能望见。人们从远处就能看到它栩栩如生和祥和的形象。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如此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

观音阁始建于公元984年，那是宋朝初年，但这里当时还是辽的契丹人所占，楼是两层夹一个暗层。把屋顶的重量传递到柱头上去的斗拱宏大而简洁。下面由柱头带卷杀的柱子所支撑，上面复盖出檐深远的屋顶。环绕上层的平座也是由这些斗拱支撑的。这样它们就形成三条基本上是结构性的装饰带。这些都和后世的那些直上直下的柱子和排得很挤的小斗拱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们很像敦煌壁画里描绘的唐代建筑。

观音阁里供奉着60英尺高、有11个头的观音，它通过上两层楼板的一个中央窟窿伸出去。在每一层楼板上都有一条廊子围绕着，大约相当于塑像的腰部和胸部的高度。这是已知的中国现存的最大泥塑像。观音阁和它前面的山门是思成的两项首次发现，很长时间在营造学社的新发现记录中是中国最古老的木建筑。

从思成的观点看来，观音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就近详细研究一所其建造时间很接近宋代术书《营造法式》的好机会。他运用这部著作的专门名词来进行他的描述。他仔细地比较了独乐寺各个建筑部件的尺寸和书中所列的尺寸。这种比较澄清了书中一些晦涩的段落并且阐明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早期发展。

直到1979年4月，梁思成第一次访问后的47年和那次带来无数人员伤亡以及北京、天津许多房屋倒塌的大地震后的两年多，独乐寺和它的门楼仍然完好。蓟县比北京天津更接近震中唐山，但是已有千年历史的高耸入云的木楼观音阁，却只受到很小的损害。这一事实很好他说明了它的结构具有良好的柔韧性。

在蓟县的教师中，县立中学校长是一个着迷的旁观者和对调查组关于观音阁研究的偶尔的参与者。思成感觉到了他的兴趣，对他讲述了独乐寺作为辽代建筑的特点，指出它如何不同于后代的建筑。这位教师回答说，“在我们老家河北省宝坻县，有一座广济寺，有着非常近似的特征。”他劝思成去看看。后来梁思成说，“这样我们还在对第一个地方进行调查的中间，就已经有了调查第二个地方的线索。”

1932年6月，营造学社到宝坻县作第二次野外调查。思成及其一行从北京出发，经过艰苦跋涉到达目的地，查明广济寺正如那位教师所猜想的，是另一座辽代寺庙。巨大的斗拱和深远的屋檐立即表明它具有辽代建筑的特色。他们进入供奉三菩萨的大雄宝殿，发现里面堆满了稻草，是用来供应驻在城里的一队骑兵的马匹的。一批工人正在堆稻草，空中全是尘士，调查人员只能勉强看见大殿。在里面，一列塑像——三尊菩萨、一批小菩萨、十八罗汉——在尘埃中依稀可见。在主供桌上堆着一叠做棺材用的木板。在草堆里还有一批石碑，最重要的一块是1025年刻制的。当地人把它叫做“圣碑”，认为这是宝低最重要的方迹。

思成写道：“往上望去，我们看见大殿没有天花板，只有《营造法式》上所说的‘露顶’。那些桁梁、系梁和斗拱，全都是精心制作并且相互联结，不像我们熟悉的后世建筑那样。我们刚到达蓟县的时候感到相当绝望，但是这种感觉立即消失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几个月前我们刚刚发现了独乐寺，而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一处辽代建筑，是将近一千年以前建造的。多么幸运！”

第二天开始的丈量受到草堆的阻碍。“我们爬上和钻进草堆，尽力做好丈量，但做不到完全准确。”在大殿后面，草一直堆到屋檐，结果却是非常有用。“我们很容易就爬上去，准确地丈量斗拱、梁和枋。有利和不利的方面同时存在。”

如同当时经常发生的那样，两座当地报刊所称颂的古建筑已经完全消失。思成他们研究过的大殿也逃不掉同样的毁坏或坍圮的命运。现在它只是存在于思成漂亮的图画中。

同一年晚些时候，营造学社的野外考察和研究工作由于增加一位成员刘敦桢（1897～1968）而加强。他在年轻时受过良好的传统中文训练，然后又得到政府奖学金赴日本继续受教育。他在那里读完了中学，1920年（注4.）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他为一个日本建筑师工作而在东京多呆了一年，在回到中国以后又在上海参加另一个建筑事务所的工作。

然而他终究是一个具有明显知识分子倾向的人，很快就发现教建筑学要比实践建筑学对他适合得多。1925年他离开上海到家乡省份，在长沙机械学院教书。后来他又到了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当1927年那个学校搬到南京时他又成了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他于1930年结婚。

刘敦侦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已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妻子的鼓励下，他作了重要的决定，申请营造学社的职位，尽管这意味着他的薪金大减。朱启钤和梁思成一起讨论了他提出履历的信。他们读过他写的好几篇文章，其中包括关于滨田耕写的《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这篇文章和他对这个问题上的日本学者的了解给他们的印象很深，他显然将是一个好帮手。

1932年8月刘敦桢移居北京参加营造学社工作。他是一个沉静的、外表整洁的人，比思成大四岁。由于这种年龄差距，学社在人事上作了调整。思成，年龄较小但年资较长，过去是“研究部主任”，现在改任“法式部主任”。而刘敦桢则任“文献部主任”的领导职务。由于野外研究和文献研究在操作上分不开，他们每人都是两样都干。在此后的十年中，他们作为相互支持的合作者，领导着他们的年轻伙伴们工作。在这些年的野外作业中刘敦桢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在南京技术研究院出版的几大本书中有充分的描述。

梁思成和刘敦桢第一次合作既不是野外旅行也不是文献研究。通过朱启钤，营造学社承接了恢复一座两层楼的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任务，文渊阁1776年建于北京皇宫的西南角，它的作用是收藏一部特殊的丛书，集三万六千卷古文献的《四库全书》。这是由乾隆皇帝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下令编纂的。1932年时发现支撑书架的梁柱大大下沉，故宫博物院领导要求学社了解一下，并且做一个修复计划。

梁思成和他的同事刘敦桢和蔡方荫，开始进行了必要的计算所依据的详细测量。测算表明梁柱所承受的重量大约是安全承重的两倍。他们建议用加固的混凝土大梁换掉现有梁柱。这是梁思成第一次参加一项恢复古建筑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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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原文如此，别的资料说法与此不同——译者注。

注2. 杨廷宝致作者的信，1979年12月6日。

注3. t型老破车，一种早已停止生产了的旧式福特汽车。一译者注

注4. 原文如此，其他资料说他是1921年毕业的。——译者注

正文 10．北京的梁家

1932年8月徽因和思成的儿子的出生是一件大喜的事情。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西比，但是对于生育一个男孩来继承祖先的香火和保障生活的喜庆还是不能免俗。他们决定新生的孩子要跟着双亲都崇拜的宋代建筑天才起名字。他们在选择婚礼的日期时已经表示了对李诫的爱募。现在，四年过后，他们再一次纪念他，把他们的儿子取名从诫，意思是“跟随（李）诫”。

当时，徽因正在经历着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妈妈。中国的传统要求她照顾她的妈妈、丈夫和孩子们，监管六七个仆人，还得看清楚外边来承办伙食的人和器物，总之，她是被要求担任法律上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户外的差事都交给仆人去做。家里的女主人通常只是在走亲戚、参加葬礼或特殊的庆典时才外出。

林徽因当然是过渡一代的一员，对约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早年在中国读小学时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国外过的是大学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阳和思成共同设计的也是这种生活。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归。她在书桌或画板前没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她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当然这部分地是她自己的错。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她讨厌在画建筑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

这正是我们相识的时间，而我在林微因生活中的地位就从这狭窄的条件中产生。她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同情者来倾听她的诉说。她发现有机会使用她的英语技能来说出她日常生活中的奇想很有意思。在我这方面，我那时刚刚跨过中国生活的门槛，她的生动的故事迷住了我，引导我登堂入室。

我进入这家的生活，被母亲和仆人们报以怀疑的眼光。虽然我是受邀请来的，但我是一个外人。我的外国面容和衣着表明了我的差异，在马路上碰见倒很安全，可在家里就有点预示不祥。尽管有这些疑虑，不久我的出入还是被承认了。

随着我们友谊的加深，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一个仆人把天井入口处红漆的双扇大门的门闩打开，我就穿过小花园去找到徽因。在起居室一个暖和的角落里坐下并泡上两杯热茶，我们就赶快开始叙述我们各自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我们有时分析和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我们就转向我们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把关于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追忆告诉对方。

天才的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说话来思念他。我时常想，她对我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的题材广泛、充满激情的谈话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生动对话的回声，那在她作为一个小女孩在伦敦时就为她打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的哲学家金岳霖，实际上是梁家一个后加入的成员，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经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他常常被找来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种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混在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这群人是老金在大学里的亲密同事。除了其他人以外，其中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是一个讲原则的人，直率而感人。钱端升是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陈岱孙是一个高个子的、自尊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都在其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突破。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领导着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领导着影响很大的社会研究所。这些人都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老金自己一样，是一些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一些妻子们也会出席并参加到热烈的谈话中去。

我们也受到了邀请，在我们刚到北京的那些天，有时作为徽因的客人参加。我们受到老金的欢迎，其他人在相互讲故事时当然是用中文谈话、耳语和哄笑，也容忍了我们。当次年费正清成为清华的教员，而我们的中文也学得好一些时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了。

星期六下午在老金家的聚会时常移到一家中国饭馆继续进行，有一天晚上特别值得回忆，那一次徽因在餐桌上给朋友们讲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在梁家起居室的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中，老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特别是那忠心耿耿的女佣人陈妈经常要出出进进，把一些麻烦事告诉徽因，要她作决定，每一件麻烦事，不论是发生在家里还是在隔壁人家，都要以这种方式提交徽因去想办法。

徽因的故事是这么开头的：陈妈有一天惊慌地跑进来报告说，在梁家高围墙的西边紧邻，房顶上裂开了一个大洞。她说那里的房客穷得修不起房顶，求徽因向房东说说。就像平时一样，徽因马上放下一切去调查这件事。她同房东一说，发现房客住三间房，每月只付五十个铜板合十美分的房租。房东说，现在房客的祖先二百年前乾隆年间就租用这房子，每月付固定的租金。由于是同一个家庭一直住在那里，根据中国的法律，房东是不能提高房租的。徽因对这事生动而详细的叙述最后以徽因给房东一笔修理房顶的捐款而结束。我们都又笑又鼓掌。“你向我们证明了北京的过去仍旧赫然存在，徽因真有你的！”

徽因的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挤满了人，而来的人们又是各式各样的。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仆人们外，还有各个不同年龄的亲戚。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们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常会遇见一些诗人和作家，他们是作为徽因已出版的作品的崇拜者而来的，常常由于有她在场的魅力而再来。

著名的小说家沈从文是在湘西的荒原上长大的。他在那里当过兵，跑过许多地方。现在他住在北京，基于他早年的生活写成许多小说。他曾经一度在清华教书。1934年，他被任命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而徽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那里发表的。他和徽因差不多属于同一年纪。她很喜欢他的作品的艺术性和它们所描述的那种奇异的生活——这距离她自己的经历是如此遥远。他们之间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她对他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他，就和一个亲爱的儿子一样，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要办法。

一个例子是，沈从文所爱的年轻妻子回娘家到南方去了，把他一个人暂时留在了北京。有一天早晨他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他告诉她，他每天都给他妻子写信，把他的感觉、情绪和想法告诉她。接着他就拿出他刚刚收到的妻子的来信给她看，就是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给妻子写了一封坦诚地表露出他对一位北京的年轻女作家的爱幕和关心的长信，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就引起了他妻子读信时的嫉恨。他在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情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就是这么做了，他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她呢？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嘛。

对徽因来说，像这样小的感情纠葛是生活之必需。“如果我写一篇小说，描写同样的情节和同样的论据，人家一定会认为我虚构了情节，不忠实于生活！但现在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它就是这样。而且在许多人当中，就有他，那个沉默寡言的、善解人意的、又有感情又有生气的人，他本身是个小说家，是这方面的天才！他陷入这个困境，就跟任何一个年轻和无经验的小孩子遇到这种事时的感受一样。他身上的诗人气质背叛了他，并且在生活及其冲突面前感到如此困惑和不知所借，使我想起了雪莱并回忆起志摩如何同世俗的悲伤奋斗。我不由得感到天真的欢乐。他那天早晨是何等的迷人和讨人欢喜！而我，坐在那儿跟他谈话、斥责他、劝说他，同他讨论生活及其不平、人的天性及其魅力和悲惨、理想和现实，又是显得多么苍老和疲乏！……

“过去我很少想到过，像他那样的人，生活和成长在这么不同的环境里，会有这样我完全能够理解的感受，并且会遭遇到我所知道的其他场合会遭遇到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和深刻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普罗文学根本没这么回事。好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不管人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从现在起我将对我的作品有了新的信心，正像老金一直在希望并企图让我相信它们的价值一佯。好哇！”

正文 11．进一步的搜寻

对思成来说明显的是，上两次的野外考察发现两座非常重要的辽代寺庙完全是碰上了好运气。“因为没有中国建筑史上重要建筑物的名录，我们对方建筑的探寻就‘好象盲人骑瞎马’。”他特意为营造学社将来的工作编制了一套详尽的程序，以保证在华北仍然存在的其他古建筑瑰宝不至于被忽略。

思成描述了从现在起必须遵循的方法。营造学社每年派出由研究人员带领的野外小分队进行二至三个月的考察旅行，来对乡村地区进行详细检查，寻找古代遗迹。每一次出外考察前都要在图书馆里进行仔细的准备。阅读当地的方志一类有关历史、地理和佛教的书籍，然后产生一份有希望的建筑物的目录。一份旅行日程由此拟制出来。目录上的每一件建筑物都必须找到、验明，而如果它仍然存在，就加以丈量和拍照。大多数考察组都由思成自己带领，虽然他在小组里总是体力上最不强健的一个。

在派出小组之前，先把计划和目的通知省政府，让他们先告诉当地的官员。在到达的时候，他们一般先拜访政府官员，要求在小学校里拨给一间房子。

“我的经验是，”思成说，“当地人对建筑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刻的石碑。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碑帖……，金石碑拓的东西能打动他们，木匠的手工活则不能。”

在野外考察中，小分队必须对木结构的建筑物给以特别的注意。他们实际上是在和时间赛跑，因为这些建筑一直是在不断的瓦解之中。那一阵阵的新潮流在一座保守的城镇里少数人中间激起的一些怪念头，往往以把一座“老式的”房子“现代化”为由，无意中毁坏一处杰作。那脆弱的窗棂和精细的门上的镶嵌物总是第一批遭难的。他们很少遇到一宗真正的瑰宝经历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依然保持完好。即使是一个香头也能把一整座寺院化为灰烬。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受到文字材料上关于可能找到大有希望的古代遗址的鼓舞，怀着满腔希望跑了几百英里，却只发现一堆废墟，或许还有几片屋瓦或几根柱础作为此行的回报。

“我们的考察旅行本身就是充满意想不到的起伏的冒险活动。那身体上的难受是不在话下的，我们时常感受到的是少有的难忘的诱人之处和欢乐。一般说来，我们的旅行就像奇怪的拖长了的野餐一样，当我们遇到滑稽但又是灾难性的祸事的时候，不是让人极其难堪就是特别开心。

“不像那些昂贵的考古探险、大兽狩猎、热带或极地科学考察，”思成写道，“我们考察的设备是很简陋的。除了测量和照相的仪器之外，我们的装备大部分都是些自制的小器件，是我们的组员在积累了经验之后自己设计和改进的。那像电工一样的背包，当我们危险地蹲在建筑物随便哪一部分上面工作时都能背着，是我们最喜爱的物品之一。从一团线到一根可伸缩的像钓鱼杆一样的棍捧，它都可以装进去。每天每夜我们必须在这种非常悬殊的条件下露宿、做饭、吃饭和睡觉，而我们的交通工具又是如此的不确定，从最古老怪异的直到较为通常和现代化的，这样我们认为必需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常常又是很特别的。

“除了建筑以外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具有艺术或民族意义的东西，比如各地的工艺品、在边远地区古老的戏剧表演、奇怪的风俗、五彩缤纷的集市，等等。但我们必须节省胶卷。我在旅行中大多由我的妻子陪同，她自己也是个建筑师。但她同时又是作家和戏剧艺术爱好者，比我更经常地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并热烈地坚持不惜任何代价把有些东西照下来。在我们回来以后，我总是为我们拥有一些场面和建筑的照片而高兴，如若不然，它们就会被忽略了。（注1.）”

思成1933年和他忠实的绘图员莫宗江一起到距离北京几个小时火车路程的河北省正定的野外考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从老远就看见了“正定菩萨”，如他所形容的，是一个“有四十二只手的观音铜像，大约七十英尺高，站立在一座漂亮的大理石宝座上。”本来佛像是由一座三层的楼房所覆盖，但现在它已不存在，使那失去多出来的四十只手臂的观音站在露天中。

现场的一座碑刻说这大佛是根据宋朝开国皇帝的圣旨铸造的，以取代几年前被毁的一座著名的铜佛像。铸造分七段进行，开始于公元971年旧历七月二十日，但完成的日期没有记载。

思成指出，“观音像由虔诚而又愚蠢的寺院住持修饰一新，用鲜艳的油漆复盖，使它看上去就像个丑陋的大洋娃娃。我只好安慰自己说，反正油漆不会延续很久，也许不会超过一个世纪。”

观音大佛不过是那吸引梁思成到这里来的隆兴寺的庙宇建筑群的景点之一。在这建筑群的众多建筑中，最重要和最独特的要算公元1030年建造的摩尼殿了。对于喜欢宋朝的山水画的人来说，它把画家们喜欢描绘的隐藏在松林山坡后面的寺院这种熟悉的景象活龙活现地表达出来。不像许多较晚的寺院的长形建筑，它是十字形的，四边都是起脊的山墙。思成从图画上看到过这种建筑风格，但这是他见过的唯一实物。寺院群另一个景点是建于公元960～1126年的转轮藏殿，其中包括一座塔形的“转轮藏”，那是一架存放佛教经卷的转动书橱。为了给这一大而重的书架留下足够的空间，支撑它的重量，容许它的活动，建筑上需要引进许多巧妙的革新。思成钦羡和高兴地审视了它。（注2.）

1933年秋天，研究所派出好些工作人员到晋北的大同去，那是一座紧贴长城、邻近蒙古的边境城市。它有着两个重要的辽代寺庙群。日本学者曾报道过里面的佛像，但对建筑本身没有研究过。对华严寺和善化寺寺庙群的研究，刘敦桢费了不少心血。徽因自己决定到附近的云岗石窟去，在那里对刻在石头上的建筑细节进行临摹和拍照，以取得更早得多的北魏时期（公元450～500年）木结构建筑的证据。

思成参加了另外一个建筑群的考察，已决定同他的忠实助手莫先生一起拐到大同以南大约50英里的小城去一趟。日本学者已报道过，那里一座11世纪的宝塔里藏着一些精细的佛像。原先这个地方人们部称作“应州塔”，但现在已改了建制，因此思成的目标就变成了“应县佛宫寺的木塔”了。在准备到这么一个边远的地方去之前，他决定先问一问宝塔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又是什么状态。打长途电话当然是不可能的，他在北京也找不到去过那里的人。于是他想何不找当地的邮局帮忙。他写了一封信给应县邮局局长，请他找一个当地最好的摄影师拍几张宝塔的照片，给他寄到北京。他答应给摄影师一些他想要的礼物作为回报。这个计划很好地完成了。照片寄回来了，显示出宝塔状况良好，而且基本上还是公元1056年建立时的老样子。而摄影师由于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礼物——文具，也很欢喜。

营造学社考察大同寺院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于是思成和莫先生就能出去到应县，现在它对他来说已经是唾手可得了。他们两个人在大同登上了一辆南去的公共汽车，到了站才知道离目的地还有25英里。他们只好雇了一辆驴车，又忍受了六个小时的颠簸。思成写道，“当我们到达离城大约还有5英里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蓦地看到在我前方山路差不多尽头处，在暗紫色的背景上有一颗闪光的宝石——那是在附近的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当我们到达这座有城墙的城市时天已黑了，这是在盐碱地上一个贫穷的城镇，城圈里只有几百家土房子和几十棵树。但它自夸拥有中国至今仅存的木塔。（注3.）”

照思成的说法，巨大的塔身“就像一个黑色的巨人，俯视着城市。但在它的最上一层的南面可以看见一盏灯，在周遭的黑暗中的一个亮点。后来我弄清了，这就是那近九百年来日日夜夜点燃的‘万年灯’”。

他并没有指明这个说法的出处，但他一定是被这个名称所迷惑的。不管那火苗有多小，经历过这九百年的日日夜夜和各种气候而始终在塔里点燃着，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而且，当地的经济也不可能付得起灯油钱！

当宝塔在公元1056年修建时，部分华北已被长城以外的“野蛮人”辽王朝所统治。思成指出塔的建筑在原则上相似于年代较早的“高楼”独乐寺（公元984年）：“由于每一上层都建有夹层楼面，所以它实际上是九个叠加层面。”

他应当清楚地记得塔顶的建筑。“它的顶端装上了铸铁的螺旋塔尖，用8根铁链固定在顶层的屋角上。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没有注意到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在野外考察期间，他审视并公布了许多中国的宝塔。他写道：“作为建筑物的遗存，为中国的风景添彩增辉的，没有比在中国话里最容易发音和容易记住的‘塔’更显著的东西了。从它第一次出现直到今天，中国的塔基本上仍然是‘一座多层的高楼顶上覆盖着一堆金属圆盘’。它是两个要素的完美结合：聪明的‘多层高楼’和印度的湿塔婆——‘一堆金属圆盘’。结合着这两个要素，中国的塔可以分成这样四个基本类型：单层的、多层的、多檐的和湿塔婆。不管塔的形式或大小，它总是佛教的文物埋藏所或僧侣的墓葬。”

应县的塔是一处无与伦比的国家宝藏。尽管在中国早年有许多木结构的塔造起来，但是用这种易损材料造起的塔能保存到现在，这是唯一的一座。最近几年来，清华大学梁思成指导下的专家，给它进行了内行的重修和加固。

从此以后，思成只要通过报刊或其他来源获知了看来有希望的遗存，他做出一个惯例，写信给当地的邮局局长，让他帮忙摘到这个建筑物的照片。他总是附寄一小笔钱，以付还摄影师的时间和材料费用。用这种办法，他就顺着从北京向南的两条干线——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事先核查了一批较容易的目标。

图书馆工作和照片的搜寻是大有帮助的，但思成的最有价值的发现却要归功于一首童谣。就像我们的鹅妈妈歌谣一样，它的韵律很好听：

沧州狮子应州塔，

正定菩萨赵州桥。

对他来说，狮子是毫无意义的，但当他听到熟悉的名字“应州塔”和“正定菩萨”的时候，他竖起了耳朵。这种对华北的人类创作成就朴素的自夸，直钻进他的心里。不管是谁创作了这个歌谣，其热爱主代建筑瑰宝的心思和他是一样的。这驱使他亲自去找这座桥。

赵州城位于河北南部，在正定东南约30英里，它像应州一样改了建制，现在大家叫它赵县。1934年梁思成从北京坐火车到石家庄，再绕道到赵县。他写道，“我在那里得见这伟丽惊人的隋朝（公元590～618年）建筑原物”，“北方歌谣中所称扬的第三个瑰宝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他引用8世纪一位唐朝中书令（他在他的时代同样为这一发现而十分兴奋）的话说：“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试观乎用石之妙，楞平砧斫，方版促郁，缄穹窿崇，豁然无楹，吁可怪也！又详乎叉插骈坒，磨砻致密，甃百像一，仍糊灰［上興下宝］，腰铁［衣补＋全］蹙。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其栏槛［草字头＋睾］柱，锤斫龙兽之状，蟠绕［上如下手］踞，眭盱翕［左众右欠］，若飞若动。……”

思成自己把古文翻译成了英文，他说，“至于文中‘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正可表明这桥的造法和式样，乃是一个天才的独创，并不是普通匠人沿袭一个时代固有的规矩的作品。”接下去的引文强调即使早在唐代，这桥也被认为是非同一般的。

那主桥洞和小拱的拱门，都用罗马的办法把一组组并排的拱石拼起来建成，一共有28组拱石（注4.）。现在桥长从两端露出河床的地方算起共有115英尺。思成指出，桥的真正跨度如果从河床下面挖出来，那就会长得多。“因再下30－40厘米便即见水，所以除非大规模的发掘，实无法进达我们据学理推测的大座桥基的位置。”他又说，“发掘后，我因不得知道桥基造法而失望，也正如乡下人，因不能证实桥券为整圆而大失所望一样。”

梁思成对于发现这一独持的中国建筑物的喜悦（它比它最接近的欧洲等同物还要早一千年），使他在这个地方流连徘徊、再次丈量、进一步挖掘和从各个角度拍照。这桥经历了1300年依然存在而且仍在使用。

在赵县他又发现了一座12世纪的“小石桥”，是大石桥的仿制品。他当年在营造学社的《汇刊》上公布了对两座桥的考察结果。

当思成在找寻他那非凡的赵州桥的时候，我也在邻近的山东省进行野外考察，我也发现了一些中国古代建筑的瑰宝。作为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我特别喜欢山东武梁祠的汉代拓片。公元第二世纪雕刻在石室上的图形的一套套纸拓片到了欧美学者手里，他们用西方语言将它们出版又使它们在世界上出了名。我到达北京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给自己买一套。从那时起我可以几小时地审视它们。那丰满的马匹和车辆很好看。传统的人物填充了优雅地创作的画面。每个人的官阶可以从他的服装上辨别出来。我无知到这种程度，既惊异于它那出奇的美，却又对它们描述的著名故事毫不了解。

我想亲自看一看武梁祠的石块。我的中文这时候已经可以应付旅行和日常会话了。一位美国妇女朋友表示愿意陪我旅行两个星期。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作在山东其他地方考察了。但是我们的目的地武梁祠相当远，是在山东的西南端，我们换了一次火车，一次公共汽车，住了一晚，最后还有长长的步行才到达。

那武梁祠的石块，在墓地的大平原中间的一座小房子里乱堆着，大大小小没有一定次序。有些只是旁边有雕刻。有些则在前后或前边和旁边雕刻。还有独立的石柱。最使我惊奇的是那些有三角顶部的大石块。我原先期望看到的石刻展览却并不是艺术品的展览，而是建筑物构件的大杂烩！建筑！什么样的建筑物？地上的还是地下的？有多少？有可能重建它们吗？

这个主意使我着迷，过了几年我回到剑桥后确实担起了这个任务。研究这方面的出版物非常有意思。我实地考察时真是傻得出奇。我想象中的重建包括以下四个步骤：（1）搜集尽可能完整和清楚的全套武梁祠石刻拓片；（2）以统一的大小把它们拍下来；（3）切掉多余的边；（4）在桌子上边把照片像七巧板那样移来移去，直到三角墙都相配，装饰的边都对上，把那三座前脸空着的佛龛的边墙和后墙尽可能地拼在一起。我在1941年出版了一篇三十六页的文章，对我的选择和决定进行了解释。（注5.）

由于那些拓片已经是世界著名而我关于重建实体的建议是第一次提出，使我在有限的学术领域中有了名气。这真让人兴奋。我对中国艺术的美学兴趣现在已相对武梁祠石块这祥的考古遗存的建筑设计的欣赏结合在一起。这里明显有梁氏夫妇的影响。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hr]

注1. 摘自梁思成未发表的手稿《寻找华北的古建筑》，1940年写于昆明，现在作者处。

注2. 在梁思成回到北京以后，他立即写出了关于他在正定发现的这些和其他古建筑遗存的初步报告，并很快在《营造学社汇刊》1933年9月号刊出，两三年后他带了另一个小组去那里对他在正定的发现做详细的调查研究，进行了仔细的丈量和拍照，写出了详细的文字说明并已付印，但1937年日本侵占北京时手稿和图片均告遗失。

注3. 引自《寻找华北古建筑》，第24－25页。

注4. 原文如此。据梁思成自己的说法，“安济桥大券小券的砌法，出我意外的，乃是巴比伦式的并列砌券法。”这就是说，这桥的砌法是不同于罗马和后世的砌法的。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第242页——译者汪。注5. 见费慰梅《‘武梁祠’祭坛》、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专刊第六卷第一期，1－36页，重印于《复古的冒险旅行》，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麻省剑桥版。

正文 12．在山西的联合考察

尽管在华北进行了广泛的搜索，梁思成关于发现一座一直保存到20世纪的唐代木结构寺庙的梦想却始终未能实现。他现在明白了，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那也一定是在某个远离尘世的地方，只有在那种地方，它才能够逃开那种毁坏建筑物的人为的和天然的恶劣影响的威胁。

北京西边的多山的山西省，思成已在它的北部进行过一些考察，是他可能进行搜寻的一个目标。当他听说费正清和我正准备在山西中部度过1934年的夏天并希望他和徽因到那里去看我们时，他就能够在不必担心会离开他的基本目标的情况下接受我们的邀请。

他们在8月到来，我们已在靠近汾州（现汾阳）一条淙淙流过的小溪峪道河畔一座古老的石头磨坊中安顿下来。我们的好朋友亚瑟·哈默博士，把他们多年来家居的一座磨坊借给我们在那个夏天使用。他是一个很受尊敬的教会学者和历史学家，刚刚被国会图书馆任命为东方部主任。那座磨坊是简陋的单层房屋，围着一个悦人的方形天井。过去在山溪旁有许多座这样的小磨坊，但汾州使用现代机器的磨面工业的发展使他们大部分都歇了业，其中也包括我们那座。当地卖的一种面条，说明有些磨坊仍然在运行，这种面条是很好吃的，可差不多总是掺有磨盘上下来的砂子。

那从附近的山上一泻而下的溪流经过的山谷长满了杨树。那斑驳的树荫、汨汨的流水和磨坊的厚石墙在华北炎热的夏天也能保证住在里边的人享受到凉爽。外国传教士们发现了这个地方并在峡谷上端给他们自己造了一个小小的避暑地。在那里他们从华北各地来举行一次夏日度假聚会，然后再回到他们分散而且常常是孤独的住所去。

我们从北京带来了中文课本和作业，字典和其他书籍，一盒盒的“方块字”，一叠叠的图画纸、颜料以及根据特别安排带来的一位向导，他过去是北京政府的一位小官吏，能够在我丈夫研究清代文献中充当助手。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城里人，在乡村里过得很不舒服。他嘲笑当地人，把他们的方言看成是“鸟叫”。他在白天里忠于他的职守，最大的希望只是能够熬到落日时得到一大杯汾州烈性酒。他是试用的（对我们来说），可又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傍晚喝酒以后就把审案子和其他旧时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我们对他的话很相信，这些话都是用中文讲的。梁氏夫妇的到来大大地活跃了他的生活，然而他们长途跋涉到这里来终究不是为了取悦于他。当我们四个人很快开始投入建筑方面的考察时，他高兴地回北京去了。

我们都特别喜欢当地的主要民居——那些在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黄土地是中国北部许多地方的特有景观，它是由不知多少世纪中从戈壁沙漠刮过来的尘埃形成的。那同样的粒子紧紧地粘合在一起，成为考古发掘中易于加工的介质，它的最大优点是，当被切割或铲去一块时，它会形成直上直下的断面，而不是滑下来成为斜坡。我们的峡谷壁就是陡峭的黄土悬崖上面挖成的圆筒拱顶的房间，甚至是几个这样的房间组成的房屋，还用砖砌了边。这些就组成了我们的村庄，农民们从这里面出来上到顶层去播种他们的庄稼。

这峡谷两边的悬崖都是由山上泻下来的激流切割出来的，顶上是平的，这使我想起新墨西哥州北部的方山。这里的地形很像通向洛斯·阿拉莫斯的入口，上面是耶美兹山，极目向峡谷下面望去，越过平原远处就是圣·克里斯托山脉。

峡谷的生活中有不少简单而又聪明的小噱头。小孩子们把拴着的家庭羊群从一块放牧地赶到另一块去。那奔腾的溪流对他们不是障碍。山羊和孩子在用两三根木头精巧地井排搭成并厚厚地盖上一层草泥的桥上跨越。至于大人，侍弄土地、割草、收获全是体力活。美国的家庭种植者应当向他们学一点中国的先进技术。当他们右手拿着小小的弯镰刀俯向一行行庄稼除草时，左手拿着一根一尺长的棍子支撑着全身重量，其结果是工作进展了，腰酸背痛减轻了。

徽因是《汇刊》关于这次野外考察的报告的起草者。就像每一个初到峡谷的人一样，她首先谈到的是在这个干旱地区令人惊奇的流水的存在。当然会有关于它的神话了，“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为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注1.）”

我们在北京和思成在一起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但在峪道河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我们四个人每天三顿饭都在一起吃，头一天我们就发现他爱吃有辣椒的菜。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在饭桌上可是才华横溢的。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是欢闹声喧。饭后他就专心致志地研究当地的建筑，找寻古建筑物，或者翻阅他带来的历史地理书籍来进行准备。他拟制了一个考察计划，准备从在我们北边大约90英里的省城太原沿汾水南下直到赵城，一共搜索8个县。

我们四个人很高兴地徒步或骑毛驴考察了附近的寺庙，远一些的地方我们就租传教土的汽车去。费正清和我很快就熟悉了丈量等较简单的工作，而思成则拍照和做记录，徽因从寺庙的石刻上抄录重要的碑文。

徽因在她文章的开头谈到一些附近的寺庙并指出了一个有趣的新发现。她说龙天庙有一条南北向的长轴，以门楼为其南端。这种格局各个寺庙都差不多。但我们在走过门楼里的圆拱后回头望去，就看见在拱顶之上有一个露天戏台向里朝向天井。徽因写道：

“山西中部南部我们所见的庙宇多附属戏楼。在平面布置上设有向外

伸出的舞台。楼下部实心基坛，上部三面墙壁，一面开敞，向着正殿，即

为戏台。台正中有山柱一列，预备挂上帷幕可分前后台。楼左阙门，有石

级十余可上下。在龙天庙里，这座戏楼正堵截山门入口处成一大照壁。（注2.）”

中国歌剧的表演团体走遍了乡村给村民们演出。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它使得那些歌剧到处流传并引人喜爱。寺庙中面向里边有围墙的天井的戏台为表演者和观众都提供了合适的空间。

思成认为我们在附近的考察是对我们有用的训练，但他又急于去追寻更大的目标。就在一年多一点点以前，汾水下游离我们大约70英里赵城附近的广胜寺发现了宋版藏经（一种现存的最早的出版物），使这个寺院在学术界大大出了名。如果出版物是宋代的，那么寺院本身也很可能是宋代的。这真是够激动人心的。

那距离看来就不足挂齿了。我们打算租一辆车，当天就赶到那里。我们在偏僻的峡谷里所不知道的是，工人们已经开始工作来缩短南去的路程。山西军阀阎锡山正在准备抗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军北上征服山西的军事入侵。为了打破这种威胁，阎锡山狡诈地从德国购买了整套的窄轨铁路系统，包括铁轨和火车，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从南边来的军队的唯一通道是汾水东岸的公路。阎锡山决定用他的本省军队在公路路基上铺铁轨，以此来对付蒋介石。这个计策谋划的是阻止标准轨距的车辆进入并同时阻断汽车通行。

那终于传过来的告警消息，未能稍稍减弱我们前往赵城的决心。我们确曾从传教士那里租来了一辆汽车，还有一个快乐的美国司机，我们把帆布床、被褥、罐头食品、建工用具和个人的行李都装了上去，但是滂沱的夏雨已把黄土路变成了烂泥塘。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才走了10英里，还没有到河边。于是我们只好卸了车，祝那位司机回程一路平安。附近有一座我们前几天在一次无忧无虑的建筑考察中照过相的寺庙，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部搬到那儿去，在天井的走廊里露天支起了帆布床，那寺院的围墙就替我们档开了外边好奇的观众。他们很快就发现对面大门上的矮墙是一个理想的观察我们的有利地形，但那时我们已经累得没法去管它了。

第二天我们租了两辆驴车，雇渡船过了河，算是向介休前进了15英里。傍晚时候我们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阎锡山的窄轨铁路。那真是一副可怕的景象。那生了锈的有轨电车大小的铁轨，就安在公路上边用泥随便铺成的铁路路堤上。由于公路路基本身就没有经过夯实或碾平，铁轨高高低低东倒西歪不成样子。一个工人也看不见。这个路段显然被认为是完成了的，我们要赶上正在进行的铁路建设，那就还得再往南去。这里的铁路紧挨着河边修筑，迫使我们那敞篷的土造驴车，四个轮子上也就是四块木板那么宽，只好从铁轨后边沟里一条狭窄的通道穿行。

我们在一所很好的旅店投宿，考察了这座城市。寺庙很令人失望，但街道和房屋却给我们从意大利中部城市移植过来的印象。狭窄的街道上排满了带有雉堞的高墙，而巨大的拱门则是十字路口。我们通过敞开的门道可以窥见一些两层的居住庭院，但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去仔细研究它们。后来我们听说这些深宅大院曾是19世纪山西家庭钱庄的老窝，它们把汇票卖给那些想在中国的各地之间转移资金的官员们。这就避免了在重兵保卫下运送银锭的麻烦并使新的金融阶级得以兴起。

第二天我们终于在灵石遇上正在干活的铁路工人。现在我们的困难更大了，因为在我们的需要方面又遇上阎锡山部队的竞争。能够带我们再往南边去的有轮工具只有人力车了，它们窄到足可以通过当地的小道，而拉车的人又能应付临时发生的事故。一切都被征用去搞铁路建设了，但一个聪明的旅馆老板用出奇的低价给我们找来了3辆。我们把行李都装上就徒步上路了。我们需要一个过夜歇脚的地方，我们住过的那座寺院已住满工人、士兵，而当地的旅馆又糟透了。我们只好再向前走，等再走了8英里到了常家庄时，天已黑下来，我们也累极了。我们已无法再走。村里住房的高墙头对我们来说现在已不具吸引力，而是充满敌意。

在绝望中我们把一座门楼当成了公用的避难所，把我们的行李搬上去占地方。谁知这里早有兵士们住着，他们很恼火，大吵大嚷起来。最后来了一名少校，他答应在一所私人住宅中给我们一间屋，来换取我们腾空他的房子。我们接受了。那一晚我们就睡在以前在外边羡慕过的高围墙的宅第中一间精致的楼上房间里。它的窗户朝北开向一座内花园，它的门朝南通向一座阳台，俯视着天井里的雕梁画栋。这很可能是阎锡山从一家富有的山西银行家族征用来给他的官员住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急于继续往南赶。但是少校又来了。他显然为思成那绅士般的行为和显赫的家世所打动，坚持要陪我们游览一下城镇。离别时双方的一些礼仪又使我们进一步延迟，我们直到半晌才得以脱身。给铁路建设者们运送给养的卡车把路上的土坑变成了无底的泥浆洞，而为铁路的弯道进行的爆炸又用石头和垃圾堵塞了我们的通路。一辆人力车损坏了一只轮子。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下进展当然很慢了。拉车的人每两个小时就停下来休息和吃东西。到天黑的时候我们还在离霍州（霍县）7英里的地方。

人力车夫们知道，正如我们即将发现的，在黑暗中走这崎岖的道路，要拉4个小时才能到达。他们就不肯再往前走了。由于没有希望找到一个像样的地方投宿，我们就买通车夫们继续往前走，并且雇了一个小孩打着灯笼领路，我们自己则踩着泥泞走完全程。奇迹发生了：我们晚上11点走到城门的时候它居然还开着。在城里一个鸦片烟馆里我们找到一个能够把我们带到中国内地传教站的男人，到了那里我们大声敲门和报名。一个仁慈的中国基督教老女信徒给我们开了大门。她端来了许多碗面汤使我们一时精神大振，然后我们就躺在帆布床里累得动不了劲儿了。

接待我们的传教士是特里基夫妇，一对和蔼可亲的英国夫妇，带着六个小孩子过日子。友好的欢迎和环境的清洁整齐使我们十分欣慰。天继续下了一些雨，我们就在他们那里呆了两天，当然食宿是付钱的。我们在泥泞中跋涉了30英里之后，这当然是很好的休整了，那专注而又不屈不侥的思成，在雨中又考察了霍州城并发现了一些美丽和重要的寺庙，有些还是元代的，后来他指给我们看了。那些最有意思的当然都被士兵们占住着，要调查是不可能的。

特里基夫妇用他们的祝福欢送我们去赵城，并建议在那里到另一个传教士罗姆克小姐那里住一宿。雨已停了，原野在阳光中格外碧绿和美丽。我们的目标即将达到，情绪特别高涨。到那时我们都成了久经考验的步行者了——也包括思成，尽管他年轻时的一次意外事故已使他瘸了腿。

即使为了给这种差劲的铁路提供合适的路基，这段公路也必须大大加高。在附近的山头上负责挖土的工人士兵把黄土装进筐里。其他士兵则负责运土，用扁担一头一筐，穿过来倒在公路上。然后又循环往复。这两个相关的工序有几百人参加。这是一个难忘的景象，它使人想起就是这样的一行行的人没有机器的帮助，用肌肉的力量筑起万里长城和到处都有的城墙和村墙以及像大运河那样的其它工程伟绩。

那老是满怀希望的思成，又从当地报上读到赵城城里有一座唐代的庙宇。这天傍晚我们进了城门就直奔那儿。不对了。他的希望破灭了。那是一座晚得多的建筑，而且没多大意思。我们于是离开那里到中国内地传教站去找那孤独的女传教士——年老的罗姆克小姐。尽管我们是不速之客，她还是给了我们热烈的欢迎和饭前的热水澡。她被一些单纯的农家妇女包围着，她们是她从不公正待遇、死亡线上或饥饿中救出来的。从她们的脸上表达出来的对她的爱是很明显的，然而她即使是在讲述她们的故事时，也没有一点炫耀自己的意思。她那发亮的脸表达了对做出这一切奇迹的上帝的挚爱。

我们距我们最后的目的地——霍山山脉南端的上下广胜寺的所在地还有15英里。这就意味着要离开河道，把士兵们甩在后边。这真是那天早上的一个悦人的变化。天气继续晴好，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能看见远山顶上广胜寺的宝塔，它鼓舞着我们前进。直到我们差不多在山脚下撞上它的时候，我们才在落日的余晖中看见了下寺。它的光彩、漂亮的设计以及众多的斗拱说明它是建筑学上的瑰宝，就好像是对我们这一番辛苦的奖赏。

这时候我们真是累极了。僧侣们鼓舞了我们的情绪，他们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吃饭，并让我们在任何我们喜欢的地方支帆布床。梁氏夫妇选择了大殿里边，他们这样就能睡在大佛的庇荫下，一眼就能研究顶上的建筑物。我们则情愿睡在小钟楼护栏里的露天平台上，这样抬头就能望见灿烂的星空。

在早上灿烂的阳光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风水方法已给这座美丽的古庙选了一个多么合适的地点。在北面后山，山坡挡住了凛冽的寒风。在山下，就在大门外，地下的泉水喷出来，汇成一涨清澈的水池。

水的神灵是龙，每发现一处这样的清泉，附近必有龙王。人们会想到近处一定有他的神龛。是的，和下寺并排，俯视着水池的是龙王庙。这是一处名副其实的出色景观。它比通常的龙王庙大得多，有两层屋檐，建在一处高平台上，由下层的檐子下延续的游廊围绕着。里面，龙王（他多半像王，不怎么像龙）端坐在王位上，但我们的注意力却被周围墙上的壁画所吸引。它们不是表现通常的宗教内容，却画出一些世俗的主题。其中一幅画的是演戏的景象。它显示出着了装的演员，脸上以传统的办法着了色，也就是后来中国歌剧中常用的脸谱。它的注文中指明的日期相当于元代的1326年，也就是中国戏剧最后成形的时候。它的研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1933年在广胜寺发现罕有的公元1149年的佛经使得梁氏夫妇希望庙宇本身也许建造于当时或相近的年代，他们根据自己的检验还是得出结论，两座寺院都是建于14世纪，或元未明初。一种独特的建筑特色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首先是在下寺。徽因是这样描述它的：“前殿五间，殿顶悬山造……前殿除当心间南面外，只有柱头铺作，而没有补间铺作。斗拱……与梁头相交，……在平面上，……用极大的内额，由内平柱直跨至山柱上，……可以说是一根极大的昂。（注3.）”思成对于设计了这种支撑屋顶的梁架结构的14世纪“建筑师”十分欣赏，说他在别处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机地使用木结构。

爬上通向上寺的陡坡，我们就到达了一处极好的风景点，从霍山山脉南端就能看见。往庙里去我们要经过两座大门洞。出了第二座门我们就来到了天井当中的高塔。这种古怪的放置法是唐代佛教建筑所特有的。后世的建筑一般在这种天井当中有两座塔，在寺庙的中轴线两边各有一座。当梁氏夫妇了解到广胜寺原建于唐代，后毁于1303年地震，1319年重建，因此可能模仿了某些原始建筑的设计时，他们并不会感到奇怪。他们对我们指出他们曾在下寺中欣赏过的同样的有创造性的桁梁结构。我们大家都十分欣赏那在各个大厅都占主导的美丽的佛教雕刻艺术。

那八角的宝塔有十三层高，全部由彩色琉璃瓦覆盖，在太阳光下烨烨发光。当我们察看那植根在底层的大佛时，那内部盘旋而上的阶梯的最初几级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决定上去，而决想不到这将成为多么惊心动魄的一次冒险。阶梯很暗，砖级窄而浅，坡又很陡。唯一的亮光是来自每一层在厚厚的外墙上开的一个朝向太阳。大约有三英尺高和两英尺宽的一个小口子。我们排成单行摸索着向上爬。当我们走完第一段阶梯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没有歇脚的平台。当你的头撞上一块板子时你才知道已经走完了一段阶梯。你只好在那里转过身来并跨过悬空的缺口到另一段阶梯的头上。在这种危险的活动中，你要稳定自己的身体，就得挪开墙上这儿那儿的一块砖头，找一个扶手。这一切听起来真够吓人的，可是这个建筑是如此精确，当我们往上爬去时我们很快就学会怎样跨过缺口，从哪里能找到扶手。隔这么一会儿我们还能够用手和膝头爬出去从那墙上的小口子观赏这高处的奇景。我们没有弄清到底是谁在何时设计了大佛的内部，据记载，唯一和宝塔有关的日期是，明代的1515年塔身覆盖了琉璃瓦。

当我们下到下寺去和僧人们告别并取走我们的行李时，我们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大殿的四壁新近进行了粉刷。我们充分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使人难堪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说，1927年僧人们把大殿两边墙上的壁画卖给了一个文物商人来维修寺院建筑。看见我们不高兴了，他们又辩解说当时寺院的房子已经记坏得这么厉害，要是不修房子，壁画反正也得损失掉。这是不是一种要建筑学家们安心，说保存建筑物就是出卖壁画的正确动机的狡猾计谋？我们以前就知道，美国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多伦多的一家展出了一些来自山西庙宇的壁画，大家都知道是从日本文物贩子山中手里买来的。这些僧人拿艺术珍宝换取金钱仅仅是为了保存建筑物吗？

回到峪道河的路程又用去了几天的时间，但比起往南去的那一次，就不那么艰苦了。我们有了时间和机会来讨论这一点和其它大家共有的经验。我们要记住的建筑瑰宝是那些寺庙，除此以外还有在常家庄那一晚住过的有带雉堞的高墙的两层楼房，那是一件意外的礼物。我们都很珍惜在那豪华的住宅里面住上几个钟头并考察在山西当地可能是唯一的建筑的机会。

至于这次考察本身以及我们一路上同外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大家的反应就不同了。费正清和我很高兴和传教士们的交往，他们远离家乡，可是在那并不广泛受欢迎的人群中仍然显得孤芳自赏。对我们来说，这是了解传教士家中生活的短暂时光。思成却不这样看，他为在自己的国家里靠外国人获得清洁和整齐而感到丧气。他的民族自豪感多次受到不合他的准则的行为的伤害，诸如那可笑的铁路路基和阎锡山士兵们铺轨的情景，那怒气冲冲的人力车夫，宣称他们必须每三个小时中有一个小时停下来吃饭，那些把中国的艺术珍品——寺院壁画撕下来卖给外国的僧人，很可能是为了私人的利益。徽因就像她历来的那样，对于周围事物是极端敏感的。当她休息好了的时候，她对于美丽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报以极端的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由于某种原因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可能是非常难对付的。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好受，可是她在这种时候就会大声咒骂起来，这对于从小就受到父母教育要“为了别人做一个好运动员”的我来说刺激可就大了。我开始怀疑。她面对现实而大声抗议；而我，作为一个“好运动员”却静静地、消极地等待它的过去，到底谁对？可能两个都对，可能两个都不对。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两种出自完全不同教养的人。

考察旅行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体力上的精疲力竭。特别是对于徽因本来就很坏的健康和思成的瘸腿。我和费正清很快就恢复了，但对他们两人的长期影响如何就很难说了。当我们在汾州分手的时候，他们还要在回家的路上考察太原附近另一所漂亮的寺院晋祠。

在一两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回到北京并像从前那样又住到邻近粱家的住宅里去。这一个星期我们朝夕相处喜怒与共，孕育了长年的亲密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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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281页。——译者注

注2. 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309页。——译者注

注3. 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327页。——译者注

正文 13．日本的入侵

在1934年年底之前，思成满意地从商务印书馆（注1.）收到他关于清代工部工程做法的两卷书，由徽因作序。一卷是清代的文献，由思成编辑和重新安排了次序（注2.）。另一卷则是他经过艰苦的考察和问讯工匠的口述对《做法》及其它文献的理解（注3.）。两年前完成的这两卷书的研究工作，是他决心掌握中国建筑进化规律的第一个基本步骤。他已完成了自我教育，现在他可以把自己的理解传给别人了。他送给我们一套漂亮的盒装礼品书。我们永不会忘记他那通常平静和自我抑制的面容是如何因自豪和欢乐而闪光的。

他的书的出版确立了他作为中国著名的建筑史学家的地位。关于营造学社开拓性的考察旅行和他们在野外考察中发现的古建筑的传闻开始传播开来。首先，私人朋友们来到办公室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其次营造学社的《汇刊》带来了更多的中国来访者。《汇刊》也开始有了欧洲、英国和美国的读者。建筑学家和其他感兴趣的个人从远方跑来看学社的工作，提出问题，表示钦羡，在许多想找梁思成的人当中，有普林斯顿大学艺术系主任乔治·劳利教授，他对中国的艺术和建筑的兴趣驱使他访问北京，梁氏夫妇给他的印象尤其深。

思成和徽因不仅珍视他们所发现的伟大建筑，而且也珍视为这些建筑增色的优美的雕刻和其他装饰。有一个时期，思成曾想为未来的建筑师和历史学家编一部关于中国建筑细部的参考指南。它将以保存下来的实物照片做插图，用这种办法来保存受到工业化威胁的传统建筑工艺。在1935～1937年期间，思成和他的天才的学生和同事刘致平完成了讲述台基、石栏杆、店面、斗拱、琉璃瓦、柱础、外檐装修、雀替和藻井等十个部分。

1935年初南京政府决定，山东曲阜的孔庙需要修缮和养护。思成的知识和技能使他成为这一重要工程顾问的首要候选人。7月他向政府递交了他的调查报告，提出修复的建议和费用估价。同年他任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顾问。古都的许多寺庙、厅堂、高塔和门楼得到了修复或加固。修复工作使他忙得连他考察乡村地区找寻遗存的古建筑的主要目标都顾不上了。

就在思成外出忙于他的顾问工作的时候，徽因突然发现她的肺结核病又犯了。协和医院的大夫要求她卧床休息三年。她跟他讲好只休息六个月，请了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搬进来住，照顾她并主持家务，这样她就可以和家人呆在一起。有护士来帮她抵挡她自己什么都要费劲去管的倾向，徽因就能集中精力写作了。她在尽力捕捉构成她许多当前情绪的那些消逝的梦想、感情和见解。

“听到我所熟悉的曲子，那时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女孩，乘坐着一条船，穿过印度洋回家，那月光、舞蹈表演、热带的星空和海上的空气一起涌进了我的脑际，而那一小片被称作青年时代的东西，和一首歌里短暂的轻快片断一样，像梦幻一样地迷住了我，半是忧愁半是喜悦，我的心中只是茫然若失。”

到夏天，徽因的主要文学批评家和欣赏者老金报道说，“她刚刚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有节奏地展开一个接一个的美丽情节，直到高潮到来并沉入某种遥远和崇高的境界之中，但这里也包含着对徽因六个月的隐居生活即将结束的暗示。“她当然对一些事情是担心的，如果不是对什么特定的事情担心的话，她肯定是在一般地担心一切事情。她不久就要到北戴河（北方的海边避暑地）去。”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徽因从北戴河写信来说，“这里的天气是无可挑剔的。和平、健康和财富实际上到处可见，而海又是多么好！我遇到许多梁家的亲戚，这对我的身体不利。我感到我的身体已被肢解成一小块口小块的，再也不能把它集合成为一个整体了。我已写信给思成，让他劝你们到这里来过一个周末。”

我们未能应邀前往。后来徽因对我们解释说，我们没有去使她很失望，但又是松了一口气。那庶母，梁启超的第二夫人，她管理着老宅，也在某种程度上管理着梁氏大家庭，坚持说我们不能去。她对我们唯一的反对意见是我们是一对年轻夫妇。如果我们在梁家睡在一起，有可能发生一件可怕的意外事故——本来应当是梁家的一个小孩可能误入我们家。

在几个月的卧床休息和海边度假之后，徽因本来应该更健康地和更乐观地回到北京。可是没有，她遇上了一场灾难。她的同父异母小弟弟林恒，一个安静而认真的小伙子，从福建来到梁家住着，准备投考清华读机械系。她很喜欢他，但在她不在的时候她妈妈和这个孩子的关系变坏了。

妈妈的仇恨是很深的。她为她的丈夫生的哲嗣已经夭折。但那二房的妾却生了好几个儿子，并赢得了她丈夫的欢心。现在取代她死会的孩子的这些儿子中的一个作为一个健康的少年跑来住在她家里，她当然是受不了的。徽因夹在当中了。

“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头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妈妈有些没气力。家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我不得不跟我的同父异母弟弟讲述过去的事，试图维持现有的亲密接触。

“晚上就寝的时候我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快乐和幸福的人，但是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

一场民族悲剧正在逼近中国，那将会压倒过去的不幸。已征服满洲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向长城以南进犯。他们巧妙地避免了赤裸裸的入侵，但他们的大军车和飞机却吓坏了乡下人。1934年他们强使南京政府同意把从北京到天津的长城以南地区规定为非军事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中国傀儡政府。这一有限的“和平”行动促使日本人在1935年把他们的不流血征服扩大到覆盖从山东到绥远的华北五省的中立区。一项由北京驻军司令宋哲元奉蒋介石之命同日本人签订的协定，使中立区成为正式的。兴高采烈的日本人很快就继续前进，鼓吹建立一个自治傀儡政权华北国。

北京的气氛很紧张。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天津之间的重要铁路枢纽丰台，先是进行“只是为了万一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的演习”，后来又把满载兵士的两辆军车开往更远的保定府以“试验卡车”。

对梁氏夫妇来说，这是沈阳岁月的痛苦回忆，那时日本人每年都要进行“攻占城市”的挑衅性演习。又一次面临把中国领土拱手让给日本人的羞辱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徽因的反应是，“我知道我所热爱的朋友都具有道德上的勇气，但我们都缺少天真的热情和能使事情改变的莽撞力量。你认识我最老和最好的朋友志摩吧，但他已死于一次小飞机的失事。他做的和为之战斗的要比说的多——而他对此谈论得真不少！他在稳健派当中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因素。”同徽因的沉思相反，思成已准备面对现实了：“在中国，这一代人中已无建筑学研究的余地。时代要求更带根本性的行动，面对这更大的问题，那训练一个人干别的事的教育应当毫不犹豫地抛弃掉。”

最后，不是徐志摩或梁思成这一代，而是北京的青年学生面对日本压力采取了行动。领袖们是燕京和清华的学生，许多人是来自满洲。他们秘密地把他们的大学同学和城里的中学生组织起来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帮助了游行的组织者，并组织了一批其他外国记者来采访。12月9日斯诺写道：

“不顾警察和他们自己保守的父母的阻拦，成千上万穿着兰衣服的年

轻人高歌游行，前往紫禁城。显然没有想到会有外国人，当地的警察只作

了半心半意的和间歇性的干预……忽然间来了一队穿黑色夹克的政治宪兵，

为首的是蒋介石的一个侄子，他们冲进队伍，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男孩子

和女孩子。（注4.）”

徽因的同父异母的小弟弟林恒遭到了毒打并失踪了十二个小时。思成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在北京医院里受伤的学生当中寻找他。徽因则在家里打电话，探听她弟弟的消息。她得不到他的消息，但是关于最后一批被赶出城的学生的消息却是大量的，他们都被凶狠地殴打，有的被打得半死或受伤，遭到鞭子或其它武器的追赶，直到他们四散逃窜出城到附近的小学校里。最后到半夜里林恒总算和她通了消息。她驱车到西城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在他恢复过来以后，那孩子关于他同家里的关系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放弃了在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学习，报考了空军学院。

在千千万万参加第一次游行的学生当中，还有一个梁家的成员、思成的同父异母妹妹思懿，燕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第二天家里才知道她也遭到了入鞘的刺刀的毒打。对她来说，那次经历的震动是持久的。后来她成为一个热心而活跃的共产党员。

这第一次示威游行对于整个年轻一代具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全国都举行了示威。12月16日，北京天津几千名学生又举行了示威游行。许多人受伤，将近二百人被捕，但一个星期之后又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这回是第一次提出停止内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在学生示威游行和他们号召各界支持的同时，全民抵制日货运动也加强了。东京为之震惊。当时他们对战争还缺乏准备，于是召回了策划过沈阳事变和华北分离运动的坂垣将军，日本外务省和军部都发表了否认武力侵占中国意图的声明。日本人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即他们要想达到他们在中国的目标，唯有大规模入侵之一途。当这个侵略到来之时，最后蒋介石就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把国家投入全面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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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原文如此，其他资料说是京城印书局。——译者注

注2. 梁思成《营造算例》（清代建筑计算规则），营造学社，1934年北京版。

注3《清代营造则例》，营造学社1934北京版。

注4.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兰登书屋1958年纽约版，143－144页。

正文 14．喘一口气

日本政府在1935年末否认对华北的侵略意图，被认为不过是暂时的喘息。然而，此后一年半的时间内，直到1937年7月突然的侵略，北京的生活回到了一种表面的正常状态。

同时，1935年底日本显然即将攫取北京，促使国立大学准备南迁。清华大学已在把科学仪器打包装箱。教职员们被通知归还图书馆认为重要的图书，学生们从书架之间进进出出，长袍下面塞满了正在搬动的书。费正清伤心他说，“中国最好的大学图书馆正在烟消云散。”

朱启钤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但是思成知道，为了保护营造学社的宝贵收藏不受毁坏或落入日本人手中，它们必须装箱，准备转移到一个安全的隐藏地去。在学社职员们的帮助下，这一工作开始了。

同时梁氏夫妇知道，如果清华大学南迁，老金和他们所有的亲密朋友都会跟着走。根据在沈阳的经验，他们太清楚日本人占领下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决不愿忍受这个。因此他们也开始整理个人的东西了。

“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小时。这些年的生活局然积存了这么一大堆杂物！我看着这许多故旧，它们是由这么多人和这么多可爱的事物组成的，而现在它们都受到了威胁，我们发现这事情真是难以形容的悲伤。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事物悲惨的一端悬着，对于前途只有非常模糊的期望……

“如果说我们的民族灾难来得特别快又特别残酷，我们也不得不立即起来主动应战。困难是肯定有的，但我们不会无所作为地坐在那里，只是暗暗地捏紧拳头，而我们的‘面子’每一分钟都受到羞辱的威胁。”

当他们整理行装准备南下的时候，我们则准备离开中国到英国和美国去。由于我们在中国的学业要在1935年结束，我们决定在圣诞节离开。

我们并没有预见到秋天到来的时候日本会突然加紧侵略威胁。思成和我开始了我们考虑已久的一项计划，把他的建筑学论文从中文译成英文。他的英文是如此明白流畅，他几乎不需要我。但我的在场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心，而且我还能找出一些小错误。我们都喜欢这项工作，我还答应帮忙在美国找到一家出版社。

1935年11月21日，徽因听说天津《大公报》被日本人下令无限期停刊，感到很吃惊，这是一家出色的报纸，它的文艺副刊是最先进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出版媒体。组建了联合亚洲先驱报来代替它。徽因接到了一份报，约她给该报的文艺副刊写稿。她生气地发现在该报工作的大约有五十位中国人。“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思成把报纸扔进了火炉。

我们最要好的朋友遭遇了直接的灾难，而我们却是局外人。他们让我们知晓事情的进展，但我们在忧郁中的参与对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好处。我灵机一动，介绍徽因去骑马。

费正清和我有时候骑一骑外国人为了玩马球而从蒙古进口的马。（在北京人们看见骑马的中国人只有有时出现的骑兵部队。）马童们就在指定的城门外把装好鞍子的马牵给顾客。从那里骑马人就可以出发去考察乡村。那时候大平原上的庄稼一直种到城墙边。在田间，分散的低矮土房村庄由深陷的黄土路连接着。人们坐在马背上，在闪光的空气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大平原边上蓝色的西山和北山，在前面有时可见宝塔和以浓荫为标志的废庙或坟圈。我们的考察旅行把我们带着穿过农村到达这些吸引人的目标，或者有时就在两个不毛之地中的一个进行快跑，不是在西边焚毁了的夏宫圆明园就是北边作为元代城墙最后遗迹的土城围成的草地。

徽因以前在山西喜欢骑驴慢行，并告诉我们她后来常常这样做。在马背上她真是棒极了。显然骑驴给了她信心和“座姿”。马对于缰绳的敏感反应使她具有常人的那种惊吓。她回来时由于迎着料峭的寒风骑马快跑而两颊潮红、黑眼睛闪亮。这种体育运动完全没有损害她的健康，而是有益于她的身体，她的精神也在自然的美景中得到陶冶。距我们预定离开的日子只有六个星期了，而民族危机始终存在，但我们直到最后一刻仍能经常去骑马。徽因买到了一对马靴、一套暖和的衫裤以及一顶舒服的皮帽子，兴致勃勃地扮演着她的新角色——女骑师。

在我们离开之后，徽因的一封信重现了我们过去两个月的经历：

“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和对生活、未来的憧憬分给我以来，我已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得多了。每当我回想起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惊奇。

“你看，我是在两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两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真正出现在我们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生活中之前，我总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觉得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而你们的‘蓝色通知’恰恰适合这种需要。另一个问题是，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不仅不能给我们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或让我们把事情搞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说是初冬的野餐和骑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变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频繁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的激动、慌乱和忧郁！那骑马也是很具象征意义的。出了西华门，过去那里对我来说只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能看到乡村小径、无边的冬季平原风景、细细的银色树枝、静静的小寺院和人们能够抱着传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桥。”

思成不曾来信，但我们知道学生示威游行带来的喘息时间已使部分打包的营造学社重新动了起来。他参与了准备在上海新建的市立博物馆举行的中国建筑展览会的工作，徽因向我们保证说，“思成是一个经常的存在，假如他不像我那样经常地给你们写信，你们仍然可以感知他在这里，跟过去一样的温柔可爱——他在忙着许多可爱的工作（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真的参与了，尽管谁也不会相信其真实性）。”

毫不奇怪地，徽因下一次给我写信的时候，她的生活又是充满家庭纠纷了。

“对我来说，三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主要是由于小姑大姑们。我真羡慕慰梅嫁给一个独子（何况又是正清）……我的一个小姑（燕京学生示威领袖）面临被捕，我只好用各种巧妙办法把她藏起来和送她去南方。另一个姑姑带着孩子和一个广东老妈子来了，要长期住下去。必须从我们已经很挤的住宅里分给他们房子。还得从我已经无可再挤的时间里找出大量时间来！到处都是喧闹声和乱七八糟。第三位是我最年长的大姑，她半夜里来要把她在燕京读书的女儿带走，她全然出于嫉妒心，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而那女儿则一直在哭。她抱怨说女儿在学生政治形势紧张的时候也不跟她说就从学校跑到城里来，‘她这么喜欢跑出来找她叔叔和阿姨，那她干嘛不让他们给她出学费’等等。当她走的时候，又扔出最后的炸弹来：她不喜欢她的女儿从她叔叔和阿姨的朋友那里染上那种激进的恋爱婚姻观，这个朋友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

四月里有一个快乐的间歇，美国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克拉伦斯·斯坦因及其迷人的夫人著名女演员爱琳娜·麦克马洪来到了北京。徽因写道，“我们爱上了他们，他们差不多同时也爱上了我们。”思成出差到上海去摘展览，徽因就陪他们到颐和园去并在后山赏花。老金一起去了，他给我们写信叙述了他的观感：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出色的。尽管我和他们交谈甚少，但我看得出他们身上吸引人的品质。尤其是斯坦因先生。他是一个十分敏感、沉默寡言、而又非常谦虚的人，几乎总是对他眼前遇到的事情保持一种心不在焉的兴趣。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去颐和园，当我们到了谐趣园时，看见池塘周围有亭子和走廊，斯坦因先生好像正从虚无缥缈中冉冉升起，眼睛发亮，又惊又喜地嗫嚅着：‘哦，哦，哦……多好的水上建筑。’看见现实真是好，我就再也不想仅仅为了进行有礼貌的、老一套的谈话而把他从沉思默想中拉出来。”

通过克拉伦斯·斯坦因，促使思成阅读和思考了城市规划，一个在他日后的年代里至关重要的题目。同时，当日本对华北的压力暂时中断的时候，他决心继续进行野外的研究工作。

“对古物的爱好和保护与日本军阀是全然不相干的。尽管他们国家的人也同样热爱我们的古代文化（这是他们自己文化的源泉）。即使是早在1931年和1932年，我的每次考察旅行都是由于越来越近的新一轮日本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了有意义的工作。很显然我们能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我们被阻止这样做之前，我们决定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

早秋时思成和徽因又一起出发去进行另一次考察旅行，这次是到著名的佛教石窟龙门去。徽因写道：

“我现在是坐在最大的露天石窟龙门下面，那九座最大的佛像，或坐姿或立姿，或静止或活动，都瞪着我（我也蹬着他们）……我被只有在这种盛大场面才会产生的恐惧感压倒了。”

接着他们去了开封，并准备到山东的二十三个县去。

“我们又像在山西那样，出发到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地方去了。我们为艺术和人文的美而兴奋不已，又为了我们必须吃住的地方的脏臭而扫兴（但我们必须睡好，以便有继续工作的精力）。我从来没有忘记慰梅引用的有名成语：‘闹一闹，老一老’——实际上我是坚守这个格言的，以便保持我的青春容貌……这次旅行老是使我们想起咱们在灵石（山西）一起趟泥水的快乐时光。”

正文 15．胜利和灾难

1937年初夏梁氏夫妇发现的他们早就梦寐以求的高级奖赏——一座尚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是他们作为中国建筑史学者的最高成就。

他们到五台山地区的旅行是由他们对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写的《敦煌石窟》一书中披露的117号洞中两张唐代壁画的研究引起的。这两张壁画描述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指出了每所寺庙的名字。梁氏夫妇屡次遭遇到有名的或富有的佛教寺庙在漫长岁月中重建或整个改建的失望，使他们改而准备寻找那些无名的建筑。为此梁思成给围绕整个山岳地区的道路绘制了地图。这个决定对他们日后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思成、徽困和莫宗江1937年6月坐火车到了山西境内离他们的目标最近的城市太原。从太原往北，头80英里他们坐汽车很舒服，但半路上就换了驮子，一前一后由两匹骡子抬看到了五台山。

顺着这“非常规的”路途只走了几英里，他们就来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发现的跟前，后来这成了他们最伟大的一个发现。这就是建于公元857年的佛光寺。

思成是这样描述他们的最初印象的（注1.）：

“寺院是建在山边一处很高的台地上，面对着前面的天井，周围有三十棵很老的松树。它是一座很雄伟的建筑物。总共只有一层高，它有巨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超长的屋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之久远。但它能比我们前此所发现的最老的木建筑还要老吗？

“那高大的门登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有如一座仙林。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在仙人丛中显得非常渺小猥琐。和尚们告诉我们，她就是篡位的武后。整个塑像群，尽管由于最近的装修而显得色彩鲜艳，无疑是晚唐时期的作品。但如果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原物，那么庇荫它的房屋必定也是原来的唐构。因为重修房子必定会损坏里面的一切。

“第二天开始了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看过了。无论是单个或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但是我的最大惊喜是当我们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时产生的。我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其做法据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使用双‘主椽’（借用现代屋顶架的术语），而不用‘王柱’，这和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个‘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这就使我无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站着的顶棚上部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不时还有蝙蝠的小尸体横陈其间。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掩盖口鼻，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很厉害。可

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原先大厅的墙上一定都有壁画。但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建筑的壁画部分是‘中楣’——过梁上边和斗拱之间的膏泥部分。各部分的中楣绘画水平各异、而且显然是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一幅带花边的画着一些菩萨，注明的日期相当于公元1122年。旁边还有一幅，画着一个菩萨和他的侍从，在日期上肯定更古老，艺术价值也更高。这一幅和敦煌石窟壁画的相似性是最惊人的。它除了唐朝之外不可能是其它时期的作品。尽管只是一小块墙皮，又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国本土唯一现存的唐代壁画。

“我们在大厅里工作的第三天，我妻子在一根粱的根部下面注意到有中国墨的很淡的字迹。这个发现对我们大家的影响有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实际写在庙的梁上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欢喜的东西了。那富丽堂皇的唐代建筑已在面前——但我怎样报道它的建造日期呢？唐朝从618年一直延续到906年。现在这带有淡淡字迹的木头即将提供给我盼望已久的答案。当我们大家忙着想办法在佛像群中搭起脚手架以便清洗梁柱和就近审视题字时，我妻子径直去工作了。她把头尽量往后仰，从下边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这样的一番艰苦努力，她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

“施主是个女的！这位年轻的建筑学家，本身是个女人，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希奇的古庙的人，而该庙的施主竟然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她生怕会由于生动的幻觉而误识了不易辨识的字。但她记得她在外面台阶前经幢石柱上看到过类似的带官职的人名。她离开大殿，想去核实她在石柱上看到过的刻字。她大喜过望地发现，除了一大串官名以外，石柱上赫然写着同样的句子：’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注2.）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注3.）

“于是我们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合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像和尚们说的是‘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遇夫人本人。

“假定经幢石柱是在大殿建成后不久就竖起的，整个建筑的日期就可以近似地确定。这比在此以前发现的最古的木结构还要早一百二十七年。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他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注4.）”

梁氏夫妇和莫先生在佛光寺工作了一个星期，他们察看、大量、照相，并且对整个建筑群做了详细的记录。在离开寺院之前，思成把他的发现给山西省当局写了报告。他和徽因向住持告别时情绪很高，答应明年再来，还要带政府的资助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他们对五台山较开通的地区做了一般性的调查，但没有发现什么值得进一步调查的建筑物。最后他们坐着骡驮子从北麓离开五台山到代县去，这是“一座计划得极好的城市”，他们在巨大发现之后的狂喜心情中在这里暂时住下来。他们需要一段休整时间，以便好好组织和回顾一下他们收集到的大量材料。

“我们在那里，”梁思成写道，“心情愉快地工作了几天。7月15日傍晚，我们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得到了一捆报纸，那是从太原带过来的，因为公路被水淹延迟了几天。当我们回到帐篷里躺在帆布床上读报的时候，赫然在目的大标题是：‘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战争爆发已一星期了。经过一些困难和绕道（经由大同），我们回到了北平。”

七·七事变日——1937年7月7日，在北京人的记忆中是苦难的一天。这一天，日本人最后采取了占领北京、并企图征服整个中国的行动。开始是日本军队和当地中国驻军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发生遭遇战。这是和他们在满洲的初次行动相似的日本伪装，意图是想让这种全面侵略和征服在世人面前显得是不可避免的行动。当地军队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继续抵抗，可得不到蒋介石的接济，他躲在南京，把他经过德国人训练的军队留起来，作为将来一个没有说明的时候进行抵抗之用。7月29日，北京被日本人占领，战斗停止。

当他们沿北路躲开日本和傀儡军队绕道回家时，梁氏夫妇的情绪从胜利一下子变成了绝望。但他们两人都是活动家。当前的危机要求他们作出规划和决定，使他们很少有时间沮丧。他们的全副精力都用于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将到哪里去？什么时候走？哪些是我们的必需品，哪些是两个孩子的、哪些是外婆的？我们怎样整理东西了哪些要留下——不仅是东西，还有仆人、亲戚、朋友和责任？从1935年秋天就开始了的整理行装，现在急切地完成了。

思成当然对如何保存营造学社的宝藏极为关心，包括图画、照相底片和照片、模型、研究笔记、档案和图书。由于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老先生仍然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学社的未来，如果有的话，就要靠思成自己了。因此，当徽因忙于家务的时候（搜寻和整理，烧掉一些剩余物品一送掉或卖掉另外一些，而把其余大部分都扔掉），他就和刘敦桢以及其他同事合作，把学社最重要的材料打好包，送到一个地方保存起来。这些材料包括所有的底片，但他把照片和基本数据都带着，希望今后还能用得着。他还把他写的关于他的发现的几篇英文论文寄给我以供发表。

遥远的西南省份云南的昆明是他们首选的避难地。同时，北京地区两个名牌大学——北大和清华的代表和天津的重要的大学南开大学，决定把他们的教职员、学生和能够迁去的设备并在一起，建立一个“流亡的”联合大学。他们有一个庄严的目标，这就是要挫败日本军国主义者想要限制被征服民族智力发展的图谋——这种图谋在他们对朝鲜、台湾和满洲的政策中已暴露无遗。近期计划是在中部的城市湖南长沙建立联合大学。

北京的8月是一个紧张的准备、收拾行装、同亲人商量和等待那适当和可能的时刻离开的月份。但是当思成被日本当局要求组织一个日中友好协会的时候，时间就突然没有了。荒谬绝伦！难道说他们以为他儿时在日本度过十年的时光就会把他变成一个驯服工具吗？显然他必须在他们禁止他离开之前赶快走。

注1. 摘自梁思成：《寻找古建筑》。

注2. 大中为唐宣宗李忱年号。——译者注。

注3. 紧接于公元845～847年大批处决佛教徒之后。

注4. 据作者原注说出自梁思成著《寻找古建筑》，但原文未找到，故译文仅据其它资料核对了一些专门名词。——译者注》

正文 16．逃亡

“长沙第一次遭到空袭时，我们的住宅差不多是直接被一颗炸弹命中。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

“一到晚上，你会遇到一些从前在北京每星期六聚会的朋友们在这儿那儿闲逛，到妇孺们来此地共赴‘国难’的家宅里寻找一丝家庭的温暖。在轰炸之前，我们仍旧一起聚餐，不是到饭馆去，而是享用我在那三间房子里的小炉子上的烹饪，在这三间房子里，我们实际上做着以前在整个北总布胡同三号做的一切事情。对于过去有许多笑话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们的情绪还很高。

“我们已决定离开这里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健全到可以给我们分派积极的战时工作的程度，因此我们目前仍然是‘战时厌物’。因此干嘛不躲得远远的给人腾地方。有一天那个地方（昆明）也会遭到轰炸，但我们眼前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正文 17．在昆明定居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这个省南边和西边都和缅甸接壤。这个城市离东海岸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是如此遥远，战前上述地区的现代化的中国人很少知道或访问它。法国人在二十世纪初曾从印度支那的海防修了一条窄轨铁路到这里，想在这内地乡村开矿赚钱。在日本侵略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条铁路成了那些买得起轮船和火车票的中国东海岸难民通向西南的好通道。

对于从北京取道难走的陆路来的梁家来说，昆明的明媚阳光、温和气候和美丽的湖光山色是非常让人高兴的。尽管气候温暖宜人，云南的人们却大都是冷漠和不满意的。他们把从东海岸来躲避日本侵略的难民们当成入侵者，——这些口操奇怪方言的外省人差不多是空手来的，把这里的生活进程都打乱了。对于省里的老百姓来说，民族屈辱和民族自尊都是陌生的。日本人侵略遥远的东部省份与他们何干？这种态度，理所当然地要在拒绝和日本侵略者合作的难民们当中激起愤慨。

营适学社的前景是暗淡的——没有资金，没有所长，没有工作人员。如果它这时候还存在的话，那也只是存在于思成本人要在这里将它重建的决心之中。同时生活费用经常上涨和现有资金缩减而资助无可指望，都是很可怕的。思成和徽因为了起码的生活，只好靠他们建筑师的技巧，开始给糖些“卑鄙的富人和奸商”设计房子。他们的雇主是一批可憎的人，而且报酬很不稳定。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为了养家的可怜努力到1938年年中就结束了。当时思成患了严重的脊椎关节炎和肌肉痉挛，使他被迫卧床了六个月。在他康复时他的决心得到了报偿。中国营造学社又摇摇晃晃地在云南起步了。周詒春代理董事长，而中华文化基金会有一小笔款子可供明年的经费之用，只要梁思成还像以前那样领导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暗示要他试验用本地材料建造廉价的大学校舍。最大的变化显然是发生在梁思成本人身上。他过去的来信总是流露出深深的不满意，现在则又有了希望。他的营造学社能够继续干下去，他的家庭又有饭吃了，而最使人高兴的是，他的专门知识现在在昆明又有了用武之地。

1938年3月初，联大的教师和学生陆续开始从长沙来到昆明。至少有一些是从海防取道窄轨铁路来的。他们当中有老金。他和梁家及其他好朋友快乐地重逢了。徽因写信给我们说，“我喜欢听老金和（张）奚若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忍受这场战争。这说明我们毕竟还是一类人。”

三天以后，老金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叙述他的最初印象。“要是你们在这里，你们会看到在陌生的环境中的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中的有些人身上穿的只有一套西装或一件长袍，箱子里叠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另外一些人则能够找到一所合住的房子。张奚若一家比我先来。中研院图书馆也快迁来了。梁思永和李济几天内就能到达，赵元任已经来好几天了。我想这里像在长沙一样，将会有某种微型的北京生活，只是它在物质上是匮乏的。可能天气是例外。太阳非常明媚，正像徽因昨天对我说的，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说到徽因自己，在长久离别之后他形容她：“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他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最后他说，“实际上我们的思想状况多少有些严肃。在我们的心中藏着一些不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形成了一股感情的暗流，而表面上我们只是关心像房子、食物一类许许多多我们叫做日常生活的琐事。对于那些联大圈子的人来说，问题是大学的校址直到现在还定不下来。有许许多多的人为的障碍和物质的困难。想要保持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并非易事，不过我想我们总会做成功的。”

那些在晃县和梁家做朋友的学员们这时已从设在昆明的空军学院结业。他们邀请思成和徽因作为他们的家长出席他们的结业典礼。跟着典礼之后，就有频繁的空袭警报，最后有一次大的，二十三架菲亚特式轰炸机分两批来袭，轰炸了空军学院，炸毁了停在地面的飞机。这是新毕业的空军学员头一次和敌人遭遇，他们的飞行员朋友之一的高中尉，击落了其中的一架敌机，追赶其余的直到广西边境，但打赢的显然还是日本人。

过了些日子高中尉驾驶一架油量表坏了的飞机，只好做了一次迫降。“他第三天早上才坐慢车回来。在他失踪的那两个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好，后来看到他平安回来，只是下颚受了些轻伤，真是高兴极了。我们在全城都还不太清楚的时候就得到了关于战斗及其结果的第一手消息。

“这八位年轻战士都很勇敢，对于我们国家和抗日战争充满了直率的信心。他们都有一付可羡慕的好身体，他们受的训练就是要他们无条件地贡献他们的技术，必要时无条件地贡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是非常沉默寡言的孩子，每一个都是这样。

“他们以一种很天真的孩子气的方式依恋着我们。我们中间已产生了巨大的爱。他们到我家来或写信给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好几个都上了战场，有些则留在昆明，保护着我们的生活。其中一个我曾写信告诉过你，他拉得一手好提琴，是一个最让人怜爱的，现在已经订婚了。别问我如果他结了婚又出了什么事，他的女朋友将怎么办。我们就是答复不了这类问题。”

在以后几年，这些飞行员一个个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的遗物都被送到粱家。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八个人没有一个还活着。

梁家在一所住宅中占了三间房子，而住宅的大部分则是由一家姓黄的住着。徽因曾对家中的情况有过简略的描述：“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黄家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宝宝常常带着一副女孩子的娴静的笑，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又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所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思成关于公元6世纪赵县大石桥的英文论文手稿寄到了剑桥。他是在他们从天津出发西行的时候寄出来的，希望它能在美国发表。我找到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威廉·爱默生请教，他自己是法国建筑史的专家。恰巧他的研究题目之一就是法国最早的散拱桥，它比它的中国先行者要晚十个世纪。他怀着越来越大的爱好审视了随稿子附寄的精美图画和莱卡照片，他读完文稿，就把手稿寄给权威的建筑杂志《笔尖》（Pencil Point），井附了自己的推荐信。《笔尖》在1938年1月号和3月号将论文分两次刊出。

《笔尖》给作者付了稿费，但思成夫妇真正的惊喜还是在收到登载论文的杂志的时候。论文印在精美的纸上，使图片显得更漂亮，而文章的版式设计也很宽松雅致。这一成功恢复了思成同美国建筑师和建筑学家们的联系，正是他们，在他在北京的最后岁月中发现了他。他的情绪因此大大提高了。

随着营造学社在昆明重新组建并受到资助，尽管规模小一些，新近从北京来到的工作人员中的建筑史学家也开始了他们在本地区寻找中国古建筑的系统考察。在他们的发现中有少数几所宋朝寺院（注1.），但它们不过是营造学社《汇刊》中已经研究过和描述过的较大例证的地方翻版。当思成正患脊椎关节炎时，刘敦桢来到了昆明。他开始在昆明附近开展了调查并领着一个小组进一步向西到大理、丽江研究了宝塔、寺庙和民用建筑。

直到此时为止，学社对研究住房建筑只给予很少的注意。这是因为它的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若干世纪以来保存下来的建筑物发现中国建筑的各个发展阶段。出于好几个原因，民用建筑对此关系不大。有钱人的住宅随着主人的意思而变得和原始的形式不同。穷人的住所由于居住者无力对付自然力的破坏或仅仅是由于疏忽而解体。至于那些在都城的皇宫，它们常在王朝之末被他们的后继者烧毁或拆掉。

然而，从北京到昆明穿越一千五百英里的内地乡村、晚上就宿在村里、在艰苦和疲累的条件下的旅行打开了研究人员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民居在建筑学上的特殊重要性。这种住所的特色、它们同住户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变化，忽然一下子变得显而易见而有意思了。

1939年秋天思成带了一个营造学社的考察团离开昆明，去对四川省四十个县进行六个月广泛和细致的考察。同行的有刘敦桢、莫宗江和陈明达。他们对寺庙和宝塔进行他们习以为常的考察，丈量、照相和研究。毫不奇怪地，他们发现此地的宝塔跟寺庙一样，都反映了中国中原地区的发展，尽管在时间上靠后一些。

与此同时，他们高兴地发现了四川西部彭山县江口镇附近的崖墓，它表现了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木结构建筑。他们热切期望对这相对来说鲜为人知的中国建筑发展的早期阶段进行详细的考察研究。他们具备专业知识，但缺钱来资助新的研究项目及其研究报告，或发表关于他们在西南地区的已有发现的报告。

1940年春天，在思成从四川回来以前，在徽因的监督下，他们共同设计的在离开昆明8英里的小村庄龙头村的三间房的住宅完工了。距离城市这么远，他们希望能避开轰炸。“它费了我们认为能付得起的两倍的钱。”徽因写道，“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四——其他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我在告诉你们我们在做什么和我们的境况如何时真不好意思。思成到四川去已经五个月了。我一直病得很厉害，到现在还没有好。”尽管我们常常寄去的支票并不是直接有用，因为这个家庭所需要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法得到的，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付清三个房间的住宅建筑费。我们寄去的支票1940年9月间寄到，碰巧解决了问题。

生活是艰难的。冷热自来水都没有。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口陶制的大水缸，它有三到四英尺高，用来储存挑进屋里来的水。对一个家庭来说，一口水缸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座烧缸的窑开张时女人们彼此拥挤甚至打架，唯恐买不到。烧饭是俯身在一个三条腿的火盆上做的，它的顶部离开厨房的泥地不过18英寸。它只能支一口锅。燃料是煤灰和泥做成的煤球。它们必须被煽旺到能做饭的程度。如果要洗澡、洗衣或洗碗，就得从水缸里舀出水来，在这个或另一个“炉灶”上烧热，任何家庭要是有一个大热水瓶来储存热水，就把它当成家中最宝贵的财产。除此之外还要冒着尘土或泥泞跋涉到村里去购买买得起的食品并带回家。这事必须天天做，因为冷藏根本不存在，连想都没想过。当然没有电话或运输手段。照明用菜油灯，但那也很贵，所以最好还是跟村民一样，天黑下来就睡觉。要更换穿破的或孩子们显得太小的衣服是个大问题。布差不多没有。一句话，战争、通货膨胀和原始的生活方式已把梁家变成了穷人家。

问到她一天的生活，徽因说，“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涮，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老金用两句简单的话概括了他对徽因这个时期生活的看法：“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的生命的危险。”

思成在离家6个月之后回来，徽因写信来说：

“我们现在住在离昆明城里8英里的中等规模的村子尽头新建的一所三居室的住宅里。它周围风景还不错，没有军事目标。我们的住宅包括三间宽敞的屋子和小巷尽头的一间厨房，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还有一间佣人的房间直到现在还空着。春天里老金在我们的住宅尽头处加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团现在就齐了，但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许许多多的朋友包括（钱）端升也在这里筑了小房子。我们的房子是最后盖的，所以结果我们就只好为了所需要的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头和每一颗钉子而奋斗，还得参加运送材料和实际的木匠活和石匠活。

“这房子的某些方面，”她说，“并不是没有美丽或使人高兴的地方。我们很喜欢它，甚至为它感到骄傲。”

说也奇怪，这是这两位建筑师为自己设计的唯一的房子。它座落在村外边。它是在开洼地的边缘，紧靠着高高的堤坝，上边长着一排高高的笔直的松树，就跟古画里的一样。优美的环境和气候在徽因的心中立即引起了反响：“这时候的天气已转凉爽，在越来越强的秋天泛光照射下，风景真是美极了。空气中到处散发着香气，而野花使人回想起干千万万种久已忘怀了的美妙感觉。随便一个早上或下午，太阳都会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悄然射进入们在一个混乱和灾难的世界中仍然具有的受了创伤的对平静和美的意识。可是战争，特别是我们的抗日战争，仍然是君临一切，贴近我们的身体和心志。”

到11月，徽因写信来说，轰炸越来越凶了。“那日本轰炸机和追击飞机的机枪扫射都是一样的切肤之痛。不管飞机就在上空或尚在远妙，都是一样——都是肚子里的一种要呕吐的感觉，特别是当一个人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而且在这一天中很长时间也不会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更是这样。

“可怜的老金，他早上在城里有课，经常是早晨五点半就从村里出发，甚至在课还没有上的时候就遇到了空袭，于是不得不又和一大群人一道跑出来，走向另一座城门、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山，直到下午五点半以后才又绕一大圈走回村里，一天都没有吃饭、没有干活、没有休息，为干这个什么都耽误了。”

11月的轰炸加剧又迫使梁家离开他们的温暖的小屋和亲爱的朋友们再次迁移。思成从四川回来以后就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而周詒春博士，现任营造学社董事长，提名思成为学社社长并把学社附属于政府支持的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是由教育部负责的。教育部下令研究院的研究所从昆明迁往四川重庆西边大约二百英里、长江南岸的一个小镇李庄。

思成在一封信里说，“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它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那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

注1. 原文如此，其他资料所记与此不同。——译者注

正文 18．离昆他迁

带着两个孩子和外婆，徽因在1940年11月底坐卡车离开了昆明，车上还有另外的三十一个人，年龄从七十岁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每家都得到一份可怜的行李津贴。他们坐在敞篷卡车上采取“骑马蹲档式”，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那是当时中国普遍的交通方式。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装载着老的少的在仲冬天气越过大山”。走的那天思成忽然发烧了，只好被留在昆明，他在三个星期后到达。

“到达后不久，”他写道，“我就到重庆去为营造学社筹点款，然后徽因就病倒了，一直卧床，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1941年），她的小弟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我只好到成都去给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到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厉害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

在同一个信封里有徽因的一个字条：“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了。”

老金信中关于他是这样写的：“从开战以来他就随学校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他1939年夏天到了昆明，1940年春天可以说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班一百多学员中名列第二。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已成为一个老练的飞行员，一个空军驾驶员。他得到了他自己选择的专业，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是死得其所。”

徽因对她弟弟的悼念和她为其他八个“兄弟”（在晃县认识的年轻学员）阵亡的伤痛结合在一起。三年后她写了一首诗：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战阵亡（注1.）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辗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我当时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鸵！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想望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33年（注2.）李庄。

在从重庆和成都回来以后，思成以新的热情投入了学术工作。他现在有了教育部的资助，他在没有被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赶上之前，不仅可以供养自己的家庭，还能够支付刘敦桢和几个年轻工作人员的薪水。最近的野外考察尽管困难重重，但也提醒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研究工作要做。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及其中英文的非常重要的藏书成为李庄研究人员攻读的重点。在相关领域中思成都有能理解他的工作的同事。他的弟弟、出色的考古学家思永全家都迁来此地，李济和别的老朋友也在，虽说他们搞的是自己的调查研究，可是和思成的工作也有关系。

除了安排好家务事以外，思成从那很完善的图书馆里带回徽因能躺在床上看的书籍，恢复了她学术研究的兴趣。他想要研究他在考察旅行中发现的汉代岩墓，她可以在深入研究汉代历史方面帮助他。他给我写信说：

“徽因对于你在汉墓结合其拓片方面的研究极感兴趣。或许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她自己也探索过汉代历史。她曾私下非常勤奋地熟识了汉代的著名人物，帝王和王后，将军和大臣，他们的宠幸和敌人，她谈到他们时简直就和谈论隔壁最好的朋友一样！这还不算，她把他们的习惯、服装、建筑至脾气秉性都联系在一起。如果她照现在的速度搞下去，她将会成为在汉朝研究方面特别有学问的年轻女子。就是现在，她还能有声有色地详细讲述西汉大部分历史人物的故事。

“她计划从汉代历史中给你抄一张有关描述实际生活的壁画的摘录。看起来汉朝人特别喜欢在墙上或隔板上画画，她对此做了很多记录。她甚至认为汉朝人画画的本领比我们在那个时期的石刻上或浮雕上见到的还要大。把图画刻在石头上有时候必须采用建筑上的表现手法，人显得胖，风度不那么优美，特别是在那些浅浮雕上。从你的一些拓片复制品上我们可以看到描写动态的马和狗的漂亮的单线图。试想一下假定这些线条用毛笔画在汉代历史上出现过的宫殿的墙上，我们将会看到什么景象。”

就在这个时候，出于巧合，梁氏夫妇收到了我首次出版的著作。这是关于山东省武氏墓地汉代浮雕的一本书，1934年我曾对该墓地进行了访问。我关于把散落的石块加以整理的设想最后产生了重建那三座祠堂的建议。

思成对于我寄给他的版本的反应使我很受感动。

“它使我感到格外有兴趣，因为我不仅是如我原来想象的在处理你在搞的一些图片，而是你已对研究汉代建筑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这不仅是处理武梁祠材料的新方法，而且对于汉代墓葬遗存的概念也提出了新观点……对于你在取得必要的材料、参考物和你的计划得以实现及无可争辩的手段上的彻底性和耐心我非常赞赏……你使我们突然意识到，在佛教传人之前的中国，这类为追念死者所建的小祠堂，就是当时宗教观念的体现。在这个观念中，宇宙、方向、道德（过去所作出的许多好事情）、祖先崇拜（一系列过去的帝王）、战功（战斗场面）、五行观念、对学习的喜爱、对高官的尊崇，等等，全部和生死、幸福生活和传宗接代的观念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的混合物就是现在在中国也还是基本的宗教信仰，因此当时必定是整个的宗教。这佯的一个小小的祠堂所说明的居然能比许多页历史书所能叙述的还要多，真是令人惊异。徽因认为它的意义比我想像的还要大（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论点）。——【徽因自己在这里加了一行】‘一个没有主神、没有死者十分重要的画像或塑像的小祠堂，却有着人类基本要素和德行有节责地融成的浑然整体。’

“眼下你的文章已借给中央研究院许多要求读它的朋友了。李济看了很感兴趣，想要读它。董作宾，他自己曾企图借助于火柴盒从一套拓片重建一个墓室而最后认为徒劳无功而放弃了，对你的坚韧和成功称羡不已。”

思成在信中说，李庄的生活“是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昆明的气候和景色非常可爱，使我们很喜欢。四川就很糟糕。我们居于长江上游一条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南迁以来，我的办公室人员增加了一倍，而我又能筹集到比过去两年中所得到的还要多的资金。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好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李庄来信所反映的比它字面上所讲述的多得多。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的蓝色信纸。但共同的是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而那仍在使用的信封上贴的邮票的数目使人懂得，当时即便不出中国，通信有多贵——因此也有多仓促。这也说明为什么一个信封里常常装着多日以来为邮资的一次大挥霍积下的好几封信。

教育部——也许是中央研究院——可能希望李庄成为学者们不受战争干扰进行工作的避风港。徽因在1941年8月的信中作了辛辣的评述：

“即使我几乎是100%的肯定日寇决不会把炸弹扔到这偏远的小城镇李庄来，可是那一个小时前就在我们头顶上以那种无可名状的轰鸣声飞过的27架飞机仍然使我起鸡皮疙瘩——一种害怕在任何时候可能被击中的奇怪感觉。它们向上游飞去了，轰炸了什么地方，或许是宜宾，现在正以那种威胁的轰鸣声和致命的目的性从我们的头上缓缓飞过。我要说的是这使我感到恶心，然后我意识到我已经病得很厉害，而这不过是让我一时间里病得更厉害，体温有些微升高，心脏不适而心跳加速。在今天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人能够远离战争。我们和它联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管我们是否实际参加打仗。”

他们现在“幸运地有了一个又好又忠实、年轻而又好脾气的农村女仆”。她唯一的缺点是精力过于旺盛。“如果在五口之家中只有七个旧枕头套和差不多同等数目大小和质地不同的被单，而街上白布又是和金叶一样地不可能买到，你就不会喜欢为一半的被单和两个枕套在一次认真的洗涤以后成了碎片而感到惊讶。你也不会喜欢看到每次洗涤后一半的衬衫扣子都从衬衫前片上搭拉下来而旧衬衫洗完后就烂得不成样子。现在任何一件衬衫都要值四十元甚至更多。对于食物和落入这个女仆手中的器皿也是同样。当然我们尽量使用不碎的，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是不碎的，而一切都是那么昂贵或是无法替换的。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呆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老金在信的最后也写下了他的表白：“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但思成（一如既往地靠他的钢背心支撑）在这一页下边加注说，“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总部是一座简单的L形平房农舍，它的长臂是南北走向。这一臂的一侧从南到北是一个打通的工作间，备有供画草图和写作用的粗糙桌凳。对面是女仆的房间、储藏室和三个初级研究人员的卧室排成一行。走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就是向东延伸的L形的短臂。一穿过走廊就是两间卧室，一间是外婆和宝宝的卧室，另一间是儿子的。再过去就是梁氏夫妇的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们的房子是朝南的，窗外是浓荫覆盖的、赏心悦目的一个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这间房里（大家睡的则是光板和竹席）。对面，在L形长臂的西边，是一处更大的天井，大部分是参天的樟树，点缀着小丛的香蕉林。在院落中还散落着一些小平房，一间做厨房，远些的一间是食堂，留出些地方给莫宗江睡觉，最远的一处则是户外厕所。

工作间的布置和装修是沿着当年工作间在北京皇官院里的时候策划的营造学社正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刘敦桢安家的地方离得不远。思成多年的初级助手莫宗江、刘致平和陈明达都可随叫随到。思成写信来说，他“这些日子就想写出一本可推广的‘中国建筑史’。老金1941年11月底从李庄发出的一封开玩笑的信件顺便暗示了思成已经开始着手搞他设想中的这部历史：“他仍然和过去一样，在上班之前和之后遛遛达达，而上班时他的主要工作则又要写中国建筑简史又要管理研究所的财务。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有些不同寻常：他要烤面包、砌炉灶、秤煤和做各种家务事，如果他有一天忽然光身一人被扔到美国去，他的日子会过得不错，也许比现在还要好，就跟着美国人的样子做个洗衣工。”

至于徽因，老金报告说，“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至于他自己，那个逻辑学家，他对待通货膨胀有一个哲学家的观点。“在这困难的年月里，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的现金价值是如此惊人，人们就会觉得自己已很富有；同时人们一定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必须购买的东西。”

注1. 指公元1941年，——译者注

注2. 33年指公元1944年。全诗原续1948年5月《文学杂志》2卷12期。——译者注

正文 19．陪都和村庄

当美国于1941年12月参战的时候，费正清和我都在华盛顿政府内供职。我们希望并期待着回到中国去，这次是到大西南的云南和四川。自从日本人侵占东部省份以后，从美国到“自由中国”去就只能通过印度，从那里坐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到昆明。费正清是先去的，比我早三年。他在1942年8月中旬出发，沿着南美洲海岸坐短途飞机下行，然后经过大西洋中部的复活节岛，穿过非洲到达埃及，穿过印度洋到达印度，最后飞越“驼峰”到达昆明。

在那里，清华的同事们和我们在北京时的其他亲爱的朋友们都到联大热烈地欢迎他，他把他们一行人用美国军用吉普送到8英里外的龙头村，钱端升和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由徽因设计的一座住宅里。在乡村小径的另一头，和它相邻的是梁氏夫妇自建的住宅，他们在离开时还恋恋不舍的。费正清认为它棒极了：“本地的土坯墙和瓦房顶，内部是轻质的木结构和粉白的石灰墙。后面则是在桉树丛中漂亮的小花园。”

过了一个星期，他继续飞行，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去上任。

战时的陪都对于费正清和许多美国人来说都是很新奇的，那些美国人大部分在接受战时任务被派到那儿之前都没有到过中国。这地方不仅是在地球的另一端，而且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和他们刚刚离开的华盛顿相反。重庆座落在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的会合处边缘陡峭的半岛上，是一个遥远的上水河港，从1937年下半年起就是国民党的战时陪都。日本空军周期性的狂轰滥炸已把城市的大部分都变为废墟，而为了紧急需要而匆忙的重建已造成了一座新城市，那从废墟中造起的摇摇晃晃的办公房和住房，比峭壁边上竹篱笆糊泥的窝铺也强不了多少。极端的气候条件使情况更为严重。冬天多雨，彻骨的寒冷和泥泞。夏天的潮湿和炎热比之华盛顿更甚，因为没有任何的防护手段。甚至洗涤用的水也不够用，许多家庭只能从几百级台阶以下才能从污浊的河里打到水。

重庆及郊区农村人民，就像中国其他部分的人一样，五年以来表现了战时的很大忍耐力。那早期对日本人入侵东部的狂热的和英雄的军事抵抗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已下降为和长期忍受军事僵局相适应的消极抵抗。这种忍耐包括每天按照新的程序来工作和生活。它要求学会每天在日本轰炸下生活，一听见警报就跑到山城石壁下的防空洞去躲避。它也包括学会和四川人相处，或者反过来说，四川人学会和“下江人”相处。

近几年来由云南表现出来的中国西部的偏狭观念，在四川也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四川人和来自东部城市的同胞们的关系上面，他们作为战时难民上溯长江西行一千五百英里来到此地。四川盆地是由保守的地主统治的富饶的和良好的水浇农田。它的丰富出产能够养活突然增加的人口，而它的河道周围的大山屏障又成为阻隔日本军队的天然马奇诺防线。在战争的头几年，政府部门、研究所和大学纷纷从东部城市西迁到日本军队到不了的四川，甚至比迁徙到云南的还要多。同时，平民百姓也尽可能用汽车、火车和轮船甚至徒步，海潮般地涌向这西部的避难地。也有少数到了西北的共产党游击队根据地。上海和内河港口的企业家们则被鼓励拆卸他们的工厂，把机器装船上溯长江运到四川。尽管有这样英勇的努力，那大量涌入的人群能够带到西部来的物资或资本还是相对的少。在这种情况下，四川人就像云南人一样，把“下江人”看成不受欢迎的入侵者。

由于重庆是战时陪都，思成必须不时到那里去谋求政府资助研究所的资金。从李庄到重庆要坐下水船走好几天，既艰难又费时间。当他到达重庆这座拥挤的城市后，他的大本营就是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它为外地的研究中心负责人临时到陪都来办事提供伎宿。这是一所简陋的、混乱的招待所，常常是住得满满的，只提供集体住宿——在一两间大房子里摆满了一张又一张的帆布床。

费正清把这里描绘成“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落难状态中，被褥、锅盆瓢勺、孩子、橘子和谈话喧闹声乱成一团。这是一个贫民窟，但又住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真是一个悲喜剧的好题材。”然而它终究提供了遮蔽风雨的屋顶和会见来自远方的情投意合的朋友的机会。显然没有人会指望在战时的重庆能找到一座豪华的酒店或者甚至是一所“住宿加早餐”的整齐干净的小客栈。。

1942年9月末，费正清到研究院的招待所去，思成迎接了他，高兴地握住他的手足有五分钟之久。“他曾经来此地筹集资金，干得相当不错。从教育部和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会都得到了更多的赠款。”

费正清一在重庆安顿下来，梁氏夫妇就热切地等待着他去看他们。思成写道，“我们的会见将意味着你们终于来到了这个谁都难以到达的可诅咒的小镇。从重庆坐一艘破轮船到李庄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或改善运输手段。然而我还是要给你一张标出我们营造学社位置的地图，以备你万一在李庄登岸而又没人去码头接你时之用。船是不按班期运行的。每一次到达在这里都是突发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电报通知我们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电报是从宜宾或南溪用信函寄来，两地离此都是60里（约20英里），它可能在你来到之前或之后到达。”

费正清对李庄的访问推迟到了11月中旬。他有一个老朋友社会学家陶孟和做他“破轮船上水”的旅伴。他在路上感染了至今仍然使没打防疫针的美国人病倒的中国呼吸道病菌。他在李庄的一周时间有好几天都躺在床上发烧。和徽因的病房只隔着一座大厅。思成在病房的两张病床之间拿着食物、药品、体温表等等跑来跑去地奔忙着。那么这次期待已久的重聚是一次完全的失败吗？恰恰相反。在费正清离开以后徽因给他写信说，她仍然“处在你的巨大影响之下。开玩笑和嘻闹我早已不习惯了，现在它们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在严肃的谈话、亲切的私语和冷静的讨论之余，那半严肃的、不拘礼节的隐喻和议论，是非常动人心弦、极其讨人喜欢和十分甜蜜的。”

他亲眼看见了梁家的困难，于是保证今后给予帮助并劝梁思成花掉而不是储蓄我们的赠与以及他们卖掉自来水笔、手表等等东西所得来的外快。一个好的女佣人、好的食品和费正清送去的奶粉使徽因的健康状况奇迹般地好转起来。11月26日她写信告诉他，她现在“不发烧、不咳嗽、没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部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宁奶粉。她特别喜欢专给她的床打的一付床架子。它把床抬高了，“使它空前地接近人类的高度，而不是接近地面，人们要给她什么东西就不需要把腰弯得这么低了。”

思成，他自己身体也不是那么健壮，在他的同事们的帮助下已完成了古代重要建筑遗存的26幅画，配以必要的文字说明和放大照片，送到重庆去参加全国美术展览。

徽因写道：“思成的营造学社已经从我们开始创建它时的战时混乱和民族灾难声中的悲惨日子和无力挣扎中走了出来，达到了一种全新的状态。它终于又像个样子了。同时我也告别了创作的旧习惯，失去了同那些诗人作家朋友们的联系，并且放弃了在我所喜爱的并且可能有某些才能和颖悟的新戏剧方面工作的一切机会。”

思成很高兴他的营造学社已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对于那些有办法有权力来支持这类研究机构的人也更加知名。他因之已和他的工作同名，或者说已被认为是干这项工作的值得信赖的人。他已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了；他现在成了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金油”和奔忙于此地和陪都之间筹集资金的小跑，已被迫进入了管理者的职位，一个掌管营造学社经营方面事务的人，成天忙于开会和联系人，等等，而不是从容不迫地专注于他的研究、绘图和野外工作。

她所报告的思成的工作终于受到赞赏和其它的好消息一同来到。思成写信给费正清说，“我们的家境已经大大改善，大概你们都无法相信。每天的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待事物的态度变了，恰巧有一些小事使她感到很舒服，而许多事情过去曾经使她很恼火。当然，秘密就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让人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在过去两个月中增加了八磅半。”

看来我们终于有了一切理由可以庆贺梁家生活方式和前景的转折。

正文 20．贫困的压力

然而，在如思成所描绘的“谁都难得来到的可诅咒的小镇”李庄，生活永远不会平静。1943年2月底，在逃难来的研究人员中间包括他们的妻子们在内，染上了一种最终导致争吵、愤怒、谩骂和友谊破裂的煽动性流言蜚语。正像徽因在信中所说的，“这是一个思想偏狭的小城镇居民群。最近，一些快乐的或者滑稽形式的争吵已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发展到一种完全不相称的程度。我很怀疑，是不是人们在一个孤岛上靠十分菲薄的供应生活，最终就会以这种小孩子的方式相互打起来。”

雪上加霜的是，营造学社的中国建筑历史文献研究负责人刘敦桢宣布他将离职。他已在营造学社干了十年以上，现在和思成一道担负着领导责任。

徽因说：“刘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负责任的人。全部帐目以及思成力不能及的复杂的管理工作都托付给他。现在这些将要全部落在思成肩上了！”

“这还不算。如你所知，自从我们南迁以来，营造学社干活的人一共只有五个。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

从外边来的一位显要的来访者，使得单调的生活得以被打破，并把注意力从日常的争吵转移开。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作为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的战时科学参赞来华亲自看到了中国的国土和人民。（后来在他回到剑桥大学以后，他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的出版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尽管在他整个访问期间徽因还在卧床休息，她还是写信给费正清描述了这一事件：

“李约瑟教授来过这里，受过煎鸭子的款待，已经离开。一开始人们喜欢彼此打赌，李教授在李庄逗留期间会不会笑一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特别使人兴奋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早期科学的爱好者，又不辞辛劳在这样的战时来到中国，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他会浅浅一笑。最后，这位著名的教授在梁先生和梁夫人（她在床上坐起来）的陪同下谈话时终于笑出了声。他说他很高兴，梁夫人说英语还带有爱尔兰口音。我从前真不知道英国人这么喜欢爱尔兰人。后来在他访问的最后一天下午，在国立博物馆的院子里，当茶和小饼干端上来的时候，据说李教授甚至显得很活泼。这就是英国人爱好喝茶的证明。”

许多人指出，梁思成由于成功地把陶孟和博士（中国高级社会学家、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和傅斯年博士（活跃的人文主义者、显赫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拉到一起十分友好地握手，应当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金。这件事由于是在大庭广众之间做成而更具戏剧性，它刚好是在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道，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金。后来梁夫人写信给在重庆的费正清博士，叫他放心，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大有希望。

“这次和解的准备工作还得归功于这么一点，有些人以深深卷入别人的每一桩个人事务的癖好而著称。

“在读过托尔斯泰关于1805～1812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人类活动的浩繁记录之后，我必须承认，在李庄或重庆，在昆明或北平（北京）或上海，从1922年到1943年期间的人类活动同中所描写的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在陌生的俄罗斯的事情是何等惊人地相似。因此为什么不干脆容忍这一切算了——我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和人。

“我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让自己陷入仇恨。我生来是个女人，而这又是战时。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刚才这又是为了女佣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妈妈在不该和女佣人生气的时候生气，在不该惯着她的时候惯着她，还有就是过于没有耐性，让女佣人像钟表一样地做好日常工作但又必须告诫她改变我的指令，如此等等——直到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冒和自找苦吃。”

梁家越来越严重的困境使费正清只得写信给在昆明的老金问计。老金回信一开头就说“别为梁家的事烦心”，接着就叙述了他对他们面临的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相对于调整人际关系的困难来说，住房问题就是小事一桩。最难适应的是妈妈。她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却又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中，她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做的只是偶尔落到她手中的事。她本人因为非常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流，她唯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一般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我曾经多次建议她们分开，但从未被接受，现在要分开已不大可能。”

也许是费正清的一封家书的复印件，促使徽因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情写信给他：

“顺便说说，我最近的阅读范围很广，包括、《通往印度》、《狄斯累利传》、《维多利亚女王传》、《元朝宫殿》（中文）、《清宫秘史》、《宋代堤堰和墓室建筑》、《洪氏年谱》、《安那托里·佛兰西外史》、《卡萨诺瓦回忆录》、《莎士比亚全集》、《安德烈·纪德全集》、塞缨尔·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梁思成的手稿、小弟的作文和孩子们喜爱的《爱丽思漫游记》中文译本。”

孩子们，再冰（宝宝）和她的弟弟从诫——在家里仍然叫他的小名“小弟”，尽管在梁氏夫妇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她的书信中很少提到。有一封很生动的信简短地写到他们在十四岁和十一岁时的生活：

“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所具有的任何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承继自父母的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从诫现在已成长为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学打交道时口操地道的四川话。但他在家里倒是一个十足的小绅士，非常关心我的健康，专心致志地制作各种小玩意儿。

“我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当我们简直就是干不过来的时候，连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得参加缝补。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我曾在思成忙着其他部分写作的时候高兴地和自愿地替他干过。宝宝的成绩还是很好，但她要走这么长的泥路去上学可真是难为她了，而且她中午老是吃不饱。”

思成曾把儿子带到重庆，孩子在那里考上了两所中学，他在两所当中选了他有朋友的南开中学。老金说，“他的智商很高，那个顽童已成长为一个勤奋的学生。”

正文 21．新的希望

1943年春天，梁氏夫妇忽然提出来一个给整个的气氛带来希望和创造力的计划。徽因写信给费正清说：“思成有一个想法，把一些关于中国建筑的图版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的说明，在完成以后送到你那里做成缩微胶片寄到美国去出版或者找到出版的资助。英文的文字稿随后出，中文稿在中国出版。这样我们的一两套著作就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前或者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面市。这样这里的工作人员就会有些盼头或者说我们明年的工作就会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有这么多单位给我们写信，问我们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的书出版，看来我们过去没有在印刷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真是可惜。”

思成自己另外写信给费正清，可能不知道徽因已经写了信。“我刚刚完成了大约八十幅的一套图，可不可以麻烦你把它们用缩微机照下来，这样我们就能在它们出版之前至少有一套复制品？”

他们以如此渴望的心情要求的事情——把八十幅图画做成缩微胶片，费正清在重庆是不难做到的。他是美国大使馆所属的美国出版服务社的社长，它专门搜集中国和日本出版物，报告华盛顿政府各部门，并协助国务院执行文化交流计划。由于当时飞越驼峰的重量限制很严，这些出版物来往都必须以缩微胶片形式来送。为此费正清雇了一个这方面的美国技术助手。费正清给梁氏夫妇回了一封信，答应在他们的计划中给予全力合作。然而由于战时四川的种种麻烦，这件事费了好几个月才完成。

与此同时，思成为了完成他的绘图，不得不彻夜工作。晚上他的光亮来自原始的菜油灯的灯草。在工作中俯身向画板时，他把下颌放在一个小花瓶上。这样支持了他头部的重量，加上经常调整姿势，就减轻了对于他在昆明关节炎发作时强直的脊椎的压力。

他正在写的中国建筑史，他说，“比刚开始时所要求的规模和范围大多了。但要让它简短而又仍然适用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如果把它删短了但不适用，那是根本不行的。

“而且，这是同类书中的第一部。我为了出版这么一本书已经等了多年。这是我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然而徽因和我在某种意义上还真高兴，因为我们至少已从狂乱的野外考察和对方代的随机研究中构筑出我们想象中工作的基本框架。”

思成在11月底到达重庆。费正清写道，“他昨晚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了他的中国建筑史图画的缩微胶片，小伙子们特别喜欢照它们，因为它们效果极佳。思成只有102磅重，在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以后显然很疲倦，他和一个绘图员以及徽因都必须工作到半夜。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野心勃勃，并且具有那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行事的矜持和魅力。”

把这些对于说明建筑史十分重要的大幅漂亮的建筑图画做成缩微胶片，是一个美国政府机构对于促进文化交流所做的一个小小的但必不可少的贡献。这些图画复制了一式两份，其中一份思成立即给我寄到华盛顿来保存。另一份他留在中国。

梁思成的中文《中国建筑史》，如他所说“是试图把我和中国营造学社其他成员过去十二年中搜集到的材料系统化”。他把过去的三千五百年分成六个建筑时代，参考历史和文学文献界走了每一个时代，对每一时代的建筑遗存做了描述，最后分析了从艰苦的文献研究及实地考察的结合中发现的各个时代的建筑物。

除了这部中国建筑史之外，思成还用英文撰写了一个节本，用他的画作为插图，说明用中英文写成，再加上营造学社的照片。他承认两本书都必须等到战争结束才能出版，但他宁愿不要推迟对文字和图片的准备工作。

他多年来对宋代建筑文献《营造法式》的研究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他把书中的各项建筑作法，均一一用现代的工程画绘制出来，并将晦涩难懂的宋代建筑术语加以注释。由于他对现存的宋代建筑的实地研究，使得这样做成为可能。还有大量的辽宋建筑实物的照片，也是一种图解。一百幅以上的草图已经完成：墨稿和文字说明的准备也在顺利进行中。这部书也是理解中国建筑史的前所未有的贡献，暂定名为《注释中国建筑标准》，也得在战后才能出版。

正文 22．战争的结束

思成到重庆去和教育部打交道的下水旅行本已十分费时，一项战时的任命又使他离家的时间延长。他被任命为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重要的文物建筑，包括寺庙、宝塔、博物馆等等的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它们的所在位置，以防止它们在战略反攻中被毁坏。该资料为中英文对照并附有照片，发给当时仍在轰炸中国东部省份日军基地的美国飞行员。有一份还送达了周恩来，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我在1945年夏天作为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回到中国时，思成正在重庆执行他副主席的任务并迎接了我。那年仲夏世界形势发展很快。俄国人参加了对日作战。原子弹扔到了广岛。中国报刊上关于“原子弹”（陌生的中文名称）的标题很吓人。谣言说它大得吓人，但它究竟是什么？英国大使馆的科学参赞李约瑟教授（徽因信中写到过他），在第二天晚上举行了一次室外讨论会，来解释核子时代的到来并回答仍感迷惘的听众的许多问题。

日本投降的消息在1945年8月10日晚上大约8点20分传到重庆。思成和两位年轻的中国作家同我一起在美国大使馆食堂共进晚餐。吃完饭我们就把藤椅拉到大使馆门廊前的小山顶上的台地去乘凉（那天晚上热极了），并且等着看长江对岸山上群灯亮起。思成讲述着好久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忽然间他不讲了。他和其他人简直就像猎狗一样，一下子变得紧张而警觉。为了听到他们所听到的声音，我不得不尽力用耳谛听。这是远处的警报声。难道说又有空袭？这是荒谬的，然而他们每个人在多年的亲身经历之后，都对各种可能性十分警惕。要不，这是在通告胜利？

在我们脚底下，消息迅速传遍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进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就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噼啪噼啪的鞭炮声，最后到处都是一群群喊叫、欢呼、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都在一阵大吼叫中醒来了。

思成感到有点孤寂，一直等了八年，可是消息来到的时候他却不在家。我们全都下到大街上混在人群中。这种时候需要有点象征的东西：旗子、V型手势、伸大拇指、鞭炮声，焰火的红光和探照灯的白光在空中交织成带五个角的星星。满载欢庆人群的吉普、卡车和大客车形成自发的游行。当车辆在大街上相遇，车上的乘客们沿路就和对方握手同庆胜利。当思成最后回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的时候，他发现那里的学者们在高兴地笑啊、跳啊，喝着一瓶久藏的白酒庆祝胜利。

一位要好的美军飞行员答应用C-47运输机把思成和我送到宜宾，那里有距李庄最近的飞机场。在空中飞行15分钟后，思成指着脚下长江转弯处一座有城墙的小镇说，“这就是上水行舟第一天最后到达的地方。”四十五分钟内飞机就飞过李庄上空——坐船则要三天半。宜宾机场停机坪的草有没膝深，但仍能使用。思成和我乘小汽船下行数英里到李庄。

躺在床上的徽因又苍白又瘦削，但毫不气馁。她和我长谈多次，相互诉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生活中发生的事。她经历的生活艰辛和病痛深化了她的理解力和感情。我开始想，回顾起我们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离开中国的实际问题差不多和我们外国人一样遥远。但这些年来一切都改变了。

她的女儿宝宝已经十六岁，现在人们都叫她的成人名字再冰。她是非常娇小、女性化和内向的。在单调的李庄日常生活中，每天当她从学校里把她所理解的世界新闻带到她母亲的床边时，她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轻松。徽因和从前一样，还是生活在她周围人们的喜怒哀乐、麻烦和阴谋之中，即使他们只是处于和宝宝同龄的孩子气的水平上。

徽因庆祝胜利的方式是坐轿子到茶馆去，我在旁边走着。这是她在镇上整整五年时间里的第一次。尽管可能不利于她的健康，这次出行给她留下了新的景象、新的声音和新的面孔，够她今后好几个星期琢磨的。她每天只要有可能，都要写点东西，有时是关于建筑或关于汉代历史的论文，她甚至还构思了一本小说。

对我来说，李庄缺乏甚至最起码的生活设施是惊人的。它和外界的唯一联系是河船。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无线电、没有车子或役畜，甚至从江边通往山里的小径也只是仅容两人通过的梯级稻田里的踏脚石，怪不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村，居民们是如此落后、迷信、贫穷和疾病缠身。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和语言研究所，以把中国历史前推到公元前1500年的安阳发掘而著称，当它把一箱箱安阳出土的头盖骨和骨头带来时，据说好几个月部难以雇到当地人。传言说这是一些吃人生番。

在这祥的环境中，当我们走过三英里进山的石头路，来到一处风景如画的农舍群，穿过几个院落，进入一所靠里的外表奇特的建筑物，在那里发现一个出色的中文图书馆，而且它还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日丈关于亚洲考古、历史和发掘的珍稀而重要的出版物时，真是再惊奇不过了，这个中研院图书馆差不多是真的保存了好几位逃难者的生命，其中包括徽因和她的小叔子梁思永，他是一个有名的考古学家，因肺结核而卧床四年，由于读书和写的东西有人阅读才在此期间保持高涨的情绪。这两个人的长期卧病并非例外。而且，在一个没有医院、只有一个靠步行看病的现代医生的边远小镇，当然会有悲惨的死亡，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除了其他人以外，中央博物馆的李济五年中死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儿，社会学家陶孟和的妻子也死于肺结核。

除了物质上的困苦和当地居民的仇视以外，还有使这种社会必然成为牺牲品的内耗，既有嫉妒也有争吵。甚至还有更加精细的文化上的冲突。例如，从上海迁来的同济大学，曾是德国人创办的并且由德国留学生供职，而中央研究院人们的学术渊源多半是在美国。这就使得两部分人关系有些冷淡。

学者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居然还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并准备在战后纸张和印刷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到上海去出版其成果，真是不简单。但思成决心不等待，即使使用当地被称为“人工平版机”的原始技术也在所不惜。思成和他的年轻同事们用他们的手工技巧以此方式出版了最后两期的营造学社的《汇刊》，每期印二百份。

徽因仍然像过去一样，在她的身体的病痛和无休止的家务事之间挣扎，而且还有必要的第三点，就是她对写作和研究的浓厚兴趣。这三件事同时争着要她注意。关于她的健康，她写信给我说，“使我烦心的事比以前有些恶化，尤其是膀胱部位的剧痛，可能已经很严重。”然而她的工作是有期限要求的，她在写作中的民居建筑方面的文章要登载在营造学社的《汇刊》第7卷第2期上。最后，随着冬天的到来，“那些伺候了我们九到十年的破袍子烂衣服必须拿出来修补了。思成要到重庆去，他的东西必须先补。去年冬天他在重庆把它们磨损得这么厉害，它们就像大战后的军舰，必须拉到干船坞去大修，有些被鱼雷或炸弹毁坏得这么厉害，要修理还真的要很大的技巧。”

她加了一个热情的附言：“你不能够想象现在的寂寞同你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同一个院子里度过的热闹时光的差距有多大。”费正清很快就要离开华盛顿回重庆去。我们两人都要去使她渴望和思成一起来跟我们团聚。“这开始有些像旧时了。”

她后来写信给费正清欢迎他去，还说：“告诉费慰梅，我上星期日又坐轿子进城了，还坐了再冰的两个男朋友用篙撑的船，在一家饭馆吃了面，又在另一家茶馆休息，在经过一个足球场回来的途中从河边的一座茶棚看了一场排球赛。

“头一天我还去了再冰的学校，穿着一套休闲服，非常漂亮，并引起了轰动！但是现在那稀有的阳光明媚的日子消逝了和被忘却了。从本周灰色多雨的天气看，它们完全不像是真的。

“如果太阳能再出来，而我又能恢复到我那样的健康状况，我就会不管天气冷不冷，哪怕就是为了玩玩也要冒险到重庆去。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衣服整理好和缝补好准备走，当气氛适合的时候我收拾行装来找你应该是没问题的。但天口直在下雨……而且也没有船。显然你从美国来到中国要比我们从这里去到重庆容易得多。”

“就是为了玩玩”，一有了船，她就和思成一起来了。这是五年来她第一次离开李庄。她的健康状况是如此不稳定，她在重庆的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呆在中研院招待所宿舍里。我有时候驾着吉普带她出去玩。有一天我们驾车到郊外南开中学去接小弟。她觉得每一件事都很新鲜有趣。她坐在吉普上眼睛就离不开我们经过的新衣服、车流和重庆这个大城市（现在对她来说是）的市民生活。有好几次我驾着吉普带她到美国大使馆食堂吃饭。她很喜欢那些曾在各处打仗的穿军服的美国武官。她很快就参加到他们的谈话中去，这是她第一次和美国盟军谈话。对她来说，战争就是一系列和日本敌人不期而遇的悲惨经历。

费正清的来到和新设立的战后美国新闻处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在遮身的片瓦都难以找到的重庆，我们居然在美新处宿舍分到两间房。那是一座原始的建筑物，一排很小的房间并排面对着一条长廊。每一个房间勉强能放下一张椅子和一张铺着蒲席的木板床，我们两间房当中的一间角上居然有一个小小壁炉，很像我们在新墨西哥州看到的那一种。我们把一张窄的帆布床推到隔断墙边，做成一个沙发，盖上一条手工毛毯，上面再挂上一幅从西安带回来的美丽的唐马大拓片。用不到什么想象力，人们就能看出它是一间小小的起居室。徽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噎住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因为过去几年她只是偶尔在外国杂志上才看见过壁炉和灯罩。

当她能受得住的时候，我们把梁氏夫妇都带去看了一场戏和两场电影。思成必须回到他在李庄的营造学社去，因而错过了最可纪念的一次晚会，而徽因和她的年幼的儿子都参加了。那是乔治·马歇尔将军为执行和平使命而来到重庆后不久在美新处总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所有中国政党和派别的代表以及包括俄国人在内的经过挑选的外交代表受到邀请并被欢迎。那真是一个神奇的时刻。日本已经投降而中国内战尚未爆发。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之后，盼望真正和平的气氛弥漫在空中。各种不同的人们可以暂时忘记他们的图谋和担心而欢度今宵。

酒过三巡，俄国人显露本色，开始唱歌。也许就是这种非官方的轻松愉快打破了国民党的僵硬态度。不少年轻时就认识共产党领袖的国民党官员（比如吴国桢就和周恩来是同学）也出席了，这时候在多年隔绝之后突然相互祝起酒来。当老朋友和老敌人互祝健康时，徽因紧张地注视着这种惊人的重逢。徽因的漂亮年幼儿子小弟，引起了被称为“基督教将军”的军阀冯玉祥的注意。他是那样的高大壮实，而那孩子，偎倚在妈妈身边，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个怪物。徽因和他淡了几句，但她更注意的是共产党的领袖们。他们是从另一星球上来的客人。关于他们，她从国民党那里所听到读到的除了邪恶没有别的——然而在这一环境下，他们和别人一样都是人。

里奥·埃娄塞尔博士，著名的美国胸外科医生，当时在战后的重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当他知道徽因长期患肺病后，慷慨地答应到招待所的宿舍去看她。在用听诊器做了简单的床边检查和询问她的病史后，他告诉我（没告诉她），他断定她两肺和一个肾都已感染，她短暂而多彩的生活在几年内，也许是五年，就会走到尽头。我没有告诉她，她也没有问。我想她全知道。

正文 23．回到昆明和北京

经过埃娄塞尔博士的诊断，徽因的身体状况显然已不适于继续呆在这潮湿、寒冷的环境之中。她也不再美化她在陪都的暂住。她把她的厌恶说得很明白：“这可憎的重庆，这可怕的宿舍，还有这灰色的冬天光线。这些真是不可忍受的。”同时思成写信来告诉我们说，为了治理长江险滩，一系列的爆炸已使重庆和李庄之间的班轮停运。就是邮递也只能靠步行的邮差来维持。徽因要回李庄已不可能。

事有凑巧，我正好在这时候要到昆明去，于是决定同老金去商量一下这件事。他当然也是很担心了。我们两人都认为这是徽因重访昆明的天赐良机，这也是她一直渴望的。我向老金说了医生的严重诊断，这也使我们两人觉得，假如能使她快活，即使必须坐飞机迁到高海拔地区，冒一下她健康的风险也是值得的。当我们在张奚若家附近找到一所迷人的独立小房子的时候，这计划就算定下来了。这房子就在军阀唐继尧的老祖居的后山上，那祖居的窗户很大，有一个豪华的大花园，几株参天的桉树，挂下来的芳香的长枝条随风摇戈。这房子的“下江”房客刚刚搬走，老金可以搬进去给她看房子。

当我们把这个计划告知徽因时，她当然明白其中对她健康的风险。然而在稍事犹豫之后，她认定“再次到昆明去，突然间得到阳光、美景和鲜花盛开的花园，以及交织着闪亮的光芒和美丽的影子、急骤的大雨和风吹的白云的昆明天空的神秘气氛，我想我会感觉好一些。”于是决定很快作出，她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她的第一次飞行。

她到达昆明之后，张奚若和他的夫人坚持要她开始几天住在邻近的他们家里。飞行的紧张和疲劳使她只能卧床休息、但在长期分离之后又由亲爱的老朋友环绕着，又使她狂喜不已。钱端升夫妇，当然还有老金，也都在围绕她床边进行没完没了的谈话的亲密朋友之列。

她从床上写信来说：“既使我在李庄时用以自娱的最大胆的希望，也不能和这次重逢的真实的、压倒－切的欢乐经历相比拟。为了把关于在特殊条件下的昆明生活和李庄人们的生活的各种奇怪信息整理得使聚集在这里谈话的朋友们全都能理解，用了11天时间。但是重建和扩大那旧日的挚爱和相互理解的桥梁所用的时间比我们任何人期望的都要短。在大约两天时间里，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了每一个人在感情上和学术上都在何处。我们关于国家的政治情势、家庭的经济状况、个人和社团参与或不参与战争的看法，一般来说是自由地讨论的，而谁都在理解别人怎样会得出那样的看法和想法上不存在任何困难。即使是在那最漫不经心的谈话中，在我们少数几个人当中总有使人心安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兴趣以及刚增加的感谢和全新的激情的交流，它们是在这多事之秋突然团聚的结果……

“只有到现在我才体会到古代唐宋诗人的欢乐，他们都缺少旅行的手段，但在他们的贬黜途中却忽然在小客栈里或是在小船上或是在有僧侣做住持的庙里，不管是什么地方吧，和故人不期而遇。这种倾心的谈话是多么动人！

“我们的时代可能和他们的有很大的不同，但这次重逢却和他们有着很多共同点。我们现在都很老了，经受了特殊形式的贫穷和疾病、忍受了长期的战争和不便的通讯，现在又面临着伟大的全民奋斗和艰辛的未来。

“而且，我们是在一个远离家园的地方重逢，这个地方我们曾经因为环境所迫而不是出于自愿选择居住过。我们渴望回到我们曾经度过最幸福时光的地方去，就像唐人渴望回到长安和宋人渴望回到汴京一样。我们已经疲惫潦倒。通过了各种测试，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品德，好的、坏的或无所谓的。我们尝够了生活而且也受过它的冷酷艰辛的考验。我们已经丧失了我们的大部分健康但意志一点也没有衰退。我们现在确实知道享受生活和受苦是一回事。”

春暖花开的时候，徽因从飞行的疲累中恢复过来，张奚若放她到她的“梦幻别墅”去了。

“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部到花园周围来值班，那明亮的蓝天，峭壁下和小山外的一切……这是我搬进新房子的第10天。房间这么宽敞，窗户这么大，它具有戈登·克莱格早期舞台设计的效果。就是下午的阳光也好像按照他的指令以一种梦幻般的方式射进窗户来，由外面摇大的桉树枝条把缓缓移动的影子泼到天花板上来！

“要是老金和我能够想出合适的台词来，我敢肯定这是一出戏剧杰作的理想环境。但他现时正俯身一张小圆桌，背对着光线和我，像往常一样戴着帽子，振笔疾书。（他年岁一大，就得保护他敏感的双眼免受阳光直射。）

“腻味人的高原反应或什么别的东西使我气急得很，我常常感觉像是跑了好多里路似的。因此我只得比在李庄时还要安静得多，以便得到必要的休息。一点都不让我说话，尽管我想说的比允许说的也多不了多少。但这所谓的‘谈话’对于周围环境真是少得太不公平了。”

她气急的消息让人惊恐，但她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写作风格的生动性说明尽管如此她还是很开心。她在信中也涉及了在她周围进行的家务事的某些片断。

“我是非常幸运，刚好雇到了我所需要的那种女仆。这种女仆要具有人类智慧的一切外表但又不仅是简单的一个人。她是一个木头、石头以及其他一切大而坚不可摧的东西的结合。又笨又好脾气使她成为一个起码的女仆（就是说，一个能够做下去的女仆），既能干又坚强又使她接近于宝贵的一类（就是说，一个人们不愿辞退的女仆）。你看我有多幸运！

“在教授宿舍呆长了的老金，染上了那种集中营俘虏的野蛮习气，对我们现有的上层社会标准，比如让女仆洗碗，挑剔起来。他的习惯是在自己的窗台上放一只杯子和一双筷子，这样他每天早上自己就能使用它们调一杯可可。有一次他在他房间里或尘封的窗台上找不到它们，生气得不得了，后来我向他保证，今后我会告诉女仆干脆别洗它们了，把它们放在他枕头下边让他容易找到！”

六个星期以后思成来了一封长信，他在李庄和女儿在一起。他告诉我们说，显然徽因匆忙赶赴昆明是对的。

“河道工程几天以前才刚刚完成。但是只有很小的船才能从重庆上来。有舱的轮船要到五月下半月才能上来。所以徽因去昆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从昆明写来的第一封信中，她谈到知道内心的祷告实现了的‘几近宗教’的感觉。她为我们那些老朋友给她的欢迎而十分感动，并表示遗憾说她‘得到’太多而‘奉献’太少。

“你和费正清到李庄来作客打破了她五年来在一个房间里呆着的单调生活，在你们走了很久以后她还能保持情绪高涨。而且，要是你们不来，她到重庆去就连想都不要想。心理上的好效应是很大的。

“尽管昆明的海拔高度对她的呼吸和脉搏会有某种不良影响，但她在那里很快活。她周围有好多老朋友给她作伴，借给她的书都看不完。老金和她呆在一起（他真是非常豪爽），她还有一个很好的女仆，因此她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与此同时，思成和他留下的几个同事是在忙着给营造学社的书籍、文件、图片和技术装备打包装箱，准备一旦运输恢复时运回北京。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这时候也在捆扎它们的宝贵的书籍、研究报告和考古文物，它们最后被送到了台湾去。中央博物馆也在把他们的馆藏和图书等等运回南京，他们在那儿有一座雄心勃勃的大楼，它在日本侵略的初期混乱中没有建成。

在日本投降以后的好几个月，在李庄不愉快的暂住终于快结束了。它所濒临的长江直接向东流往上海。这是“下江人”回家的通衢大道。但是政府把所有的船只和飞机全都控制起来了。为了避免混乱，它把无数的部门和机构的搬迁次序排成了号。不可避免地，陪都的高级官员和战时暴发户使用来历不明的交通工具提前到达了东海岸。对于穷得要命的李庄战时难民来说，这样的机会是没有的。他们只有依靠政府来送他们回家，并且只能在吓人的通货膨胀中等待。

梁思成的营造学社和中央博物馆合起来走。他从李庄写信来说，这两个机构一起排在47号，“而第一号的中央大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们以为我们将会扔掉一切破烂坐飞机走，但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还得用它们好长时间。”

包括老金在内的全家人最后回到北京是1946年7月31日，坐了一架从重庆直航的飞机，但在此以前他们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里等了一个多月，跟大约四十个无助的家庭挤在一起。这一困境是他们过去五年当中在李庄和重庆遭受的苦难的一个合适的高潮。尽管是在这样毫无希望的现实中等待着，徽因仍然继续保持着她那特有的美学才能。“不管是晴天或者下雨，昆明永远是那样的美丽。我窗外的景色在大雷雨之前或紧接它之后特别优美。大雨下来时我房间里的气氛之浪漫简直无法形容——当一个人独处在静静的大花园中的寂寞房子里时，忽然天空和大地一齐都黑了下来。这是一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正文 24．1947年的荣誉

梁思成一家回到北京，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了。教育部指令他在清华大学创办新的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教育部还计划送他去美国，研究当代美国大学的建筑教学。

刚刚摆脱多年贫困和隔绝，受到沉重的家庭负担和管理任务双重困扰的思成，对于他的老大学所提供的受人尊敬的职位和家庭住房感到宽慰。另一方面，计划中的美国之行要他用拮据的经费往返于许多大学之间，听来却是很吃力的。

正当他为此而发愁的时候，他收到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耶鲁大学邀请他1946～1947学年作为客座教授到纽黑文去教中国艺术和建筑，普林斯顿大学则希望他参加1947年4月“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领导工作。两份邀请函都赞扬了思成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坚持研究中国建筑史并发表研究成果的顽强毅力。他战前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战时出版的两期《汇刊》赢得了赞扬。他忽然间成了一个国际知名的人物，为他的西方同行所关注。作为两所最具权威的大学的嘉宾去美国，也使他此行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然而他行前要安顿好家庭和筹备清华建筑系还有好多麻烦事。当他到天津去取回营造学社1937年存放在一家银行的地下金库里的底片和其他重要物品时，却吃惊地发现这些九年前存放的宝贵资料已在这个港口城市的一场洪水中全部被毁。

幸好他已经把他现在到耶鲁讲学做幻灯片要用的营造学社照片的晒件带到昆明和李庄。有了这些和在李庄完成的大建筑图，他就有了教中国建筑史的形象资料。除此以外，他为美国之行还带上了他在李庄写的即将完成的英文稿本，以上图片就是书的插图。他把它定名为《图像中国建筑史》，希望在美逗留期间完稿并给它找到一家美国出版社。

按计划思成应该在9月到达耶鲁大学，但他又一次因为排队等候而耽搁了，这一次是等待跨越太平洋邮轮的舱位。这样一来，他直到11月才到达纽黑文。他在耶鲁大学的塞布鲁克学院一安顿下来，就立即让学校把他带来的照片和建筑图制成幻灯片，后来这些幻灯片就成了耶鲁大学美术图书馆的前所未有的馆藏。

他到达耶鲁以后不久，就遇到了耶鲁建筑系的年轻教师邬劲履。邬劲履是1945年哈佛建筑学院毕业生，回到耶鲁来是做城市规划研究的，尽管年龄相差悬殊，两人却一见如故。邬劲履已被指派重新设计毁于战火的在长沙的雅礼大学的中国校舍，需要专家指导；而在思成这方面来说，不仅热切地希望同邬劲履探讨战后中国的建筑新观念，而且也想从这位新毕业生那里了解两座美国著名建筑学院现在都在教些什么。

邬劲履在春季学期中听了思成关于中国艺术和建筑的课。他对思成和清华大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近期研究开列了关于欧美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名著，认为这些是新设的系图书馆所应备的。这些书购买后都寄到了清华，井一直保存到今天。思成非常喜欢邬劲履，邀他去清华建筑系任教。然而邬劲履却为耶鲁的长沙建筑计划忙得脱不开身。他在1947～1948年因耶鲁大学在中国的建筑计划在长沙工作了8个月。最后由于内战已经席卷中国，该计划被迫停止，他回到了耶鲁大学，现在是建筑设计教授。

思成在耶鲁的一年讲学由于不可避免的麻烦而掐头去尾，他在美国只呆了七个月。临行前在上海长时间的候船把秋季学期缩短了三个月，而家里传来的坏消息又迫使他把下一个学期的教学计划砍掉一些。然而在他在耶鲁教书和演示幻灯片之余的有限时间里，他还是能够参加在纽黑文之外的一些活动，那些活动在长期的隔绝以后扩大了他的影响并增进了他自己对本专业最新潮流的熟悉程度。

首要的是重温和著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克拉伦斯·斯坦因的友谊，思成常在后者的纽约公寓里作客、过夜。其次是他作为指定的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纽约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第三是他在4月初作为领导人物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文化和社会”讨论会以及随后举行的授予他名誉学位的颁奖仪式。第四是他和我一直致力于把他在李庄写成的中国建筑史英文稿的定稿弄好，以便交到一家美国的出版社去。

当然在思成逗留美国期间还发生了许多有意思的和使他高兴的零星小事，其中包括他返回母校宾大和与一些老同学的非正式接触，他去克兰布鲁克看望他还在中国时就读过其著作的爱利尔·萨里能，到田纳西州参观了刚刚完工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出色的建筑和工程。他又回到剑桥，在他于1927～1928年读过研究生的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报告了他对中国建筑的发现。在那里和在别处他不时见到定居或新近到达美国的久未谋面的亲友。

他和克拉伦斯·斯坦因和爱琳娜·麦克马洪在分别十年以后的快乐重逢真是及时。任命思成去建立清华建筑系无疑会使他无法继续他十五年来对中国建筑史的潜心研究。他是不会完全放弃这个他如此热爱的课题的，但他现在的职责是要在清华筹备一套课程以培养一批能在战后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作用的年轻建筑师和工程师。从斯坦因那里，他学到了关于城市规划中可能做到和难以做到的事的第一手材料。他日后回到北京后在清华建筑系的课程中加进了城市规划的内容，证明这些指导意见是非常宝贵的。

参与设计联合国大厦，使思成有机会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建筑师。他在设计咨询委员会中的同事们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瑞典、英国、苏维埃俄国和乌拉圭。其中来自法国的勒科布西埃和来自巴西的奥斯卡·尼迈亚在世界上名声最大。思成在耶鲁大学的教学任务限制了他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但他仍然尽可能在纽约多呆些时间，住在斯坦因家里，从委员会的讨论中学到很多东西。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建筑师、协助纽约建筑事务所的华莱士·K·哈里逊掌握联合国总部工程的乔治·杜德莱在1985年写下了他对1947年的梁先生的回忆：

“他的加入对于联合国设计委员会是一大好事，尽管我们当中很少有人知道他或他的事业。他给我们的会议带来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历史感，它远远地超越了勒科布西埃所坚持的直接历史感——他所独有的远离法国美术家风格或对我们的文化变迁的尚无定论的反应。思成建议过联合国秘书处大厦就像历代重要的中国建筑那样坐北朝南，以便给长长的前厅入口留下朝向温暖的南方的门面。但大厦既然选址在东河之滨，那40层的大厦最好是座落在地基的42街那一头，使多数公务人员可以直接进来，照思成的设计就意味着北面整个地区都要常年笼罩在阴影之中。于是他悄悄地（又是大方地）撤回了他的意见。”

杜德莱说梁思成对尼迈亚的从北到南高层平板的建筑方案给予热情支持，它最后得到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思成对于联合国工程是非常认真的。他对于城市规划及建筑和自然环境关系的兴趣不仅由于委员会的一般讨论而大大增强，也由于有机会和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物接触而受到激励。在以后的岁月中，当他到欧洲和中南美洲去参加建筑会议时，他还会再次遇到一些这个委员会里的同行。

1947年4月初普林斯顿大学关于“远东文化与社会”的研讨会是该校为庆祝建校二百周年而举办的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大约有六十名专家受到邀请，他们大部和中国研究有关。其中包括美国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先人物以及一些欧亚的著名学者。如里顿大学的J·J·L·杜维文达克教授、瑞典的奥斯瓦尔德·喜龙仁和牛津大学的E·R·休斯教授，中国方面则有陈梦家、冯友兰、陈达、屈栋子和梁思成这些著名学者参加。雄心勃勃的会议日程涉及到中国研究的各个侧面，但对于会议的组织者，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专家乔治·劳利教授来说，梁思成才是尖子。劳利曾在三十年代中期访问过北京，对于梁思成修复中国建筑遗存和他对更广泛的中国艺术的兴趣印象颇深。劳利的亲密合作者、研究中国和日本建筑的美国专家亚历山大·索佩尔教授多年来通过营造学社的《汇刊》中文本，包括在李庄印行的最后两期，一直跟踪着思成的发现。他们两位对思成的开拓精神和后来在战时的磨难和匮乏中的执着追求都十分钦佩。他们很高兴地把他介绍给参加这次盛会的同行们，其中许多人了解他的研究成果，有的还在他与世隔绝八年之前在北京见过他。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他的图片和照片的展览，他做了关于他在建筑上的发现的讲演，还做了关于此前未见报道的四川大足石刻的另一场讲演。他还出席了其他人的讲演会并参加了讨论。

研讨会结束时，普林斯顿大学在拿骚厅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授予J·J·L·杜维文达克和梁思成两人名誉学位，以表彰杜维文达克在传统汉学方面和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方面的显著研究成果。仪式开始由身着大礼服的校长和教职员为前导的大学生列队入场。身材高大、白发苍苍的杜维文达克佩戴着中世纪头饰身着长袍，与比他瘦小、看上去显得年轻、身着普林斯顿提供的过于长大的黑色长袍和帽子的梁思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思成的赞词是这样写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同时又是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的历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和恢复、保护他本国的建筑遗存的带头人。”和这一赞词相配的，是他拥有的众多头衔，只要举出其中一些就够显眼的了：中央研究院院土、中国建筑研究所所长、清华建筑系主任、清华建筑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大厦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耶鲁大学访问美术教授。

在普林斯顿大学保存着梁思成当时就接受名誉学位写给多兹校长的一封信。他的话表现出典型的礼貌、谦虚和机智：“对于一个只不过是花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来追求也许仅仅是满足其闲情逸致的好奇心的人来说，这样的奖赏实在是太高了。”

我也出席了普林斯顿的研讨会，看到思成很健康，情绪高涨。他在美国期间所得到的肯定使他热血沸腾。

就在我离开中国前夕，我从南京赶往北京去和徽因、孩子们、老金和其他朋友们话别。我能给思成带来的是使他安心的消息。在他从未见到过的清华园住宅里，徽因的卧室充满阳光，里面放着柔软的弹簧床，浴缸还装有冷热水管道。亲爱的朋友们近在咫尺，“家庭聚会已从昆明移到了清华。”

其他的消息就不那么好了。通货膨胀已到了吓人的程度，要维持日常生活就得卖掉一些贵重物品来买食品，而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内战形势很糟。

他在普林斯顿忙碌一阵以后，又花了几个星期来结束在耶鲁的事务和往返纽约参加联合国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来到剑桥，和我们度过一些时光。他告诉我们说，不管内战结局如何，他都想呆在北京。他的专业生涯使他对政治的兴趣和经验都很少。他自己对共产党人没有什么了解。但就像许多在蒋政权下受尽敲诈勒索和贪污腐化之苦的同胞一样，他很难相信事情还会变得更糟。

在他的日程上，返回中国之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完成他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稿，他要求我帮助他。我们当时和以后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天，为英文稿做编辑和改写工作并准备它的定稿。我得写询问信，找一家合适的出版社。同时按照我们的计划，他还对文稿进行核校并加写一些章节，使手稿达到出版前的定稿要求。

就在此时，思成出其不意地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报。徽因的肺结核病情急剧恶化，正在考虑给她动手术，思成必须参加做决定。对思成来说，他在美国的事情没有一样比他尽快回到徽因身边更为重要了。幸好耶鲁大学的课程已经结束。联合国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还在继续，但思成能做的事已经做了，他所赞成的尼迈亚方案似乎正在获得多数支持。他给清华买好的书也已经安排了船运。亲友们都来帮他收拾个人的行装。他的行李中许多都是给家人的小礼品。帮助他在纽约作最后的购物的斯但因夫妇颇为他对小玩艺的爱好而吃惊，或者如思成所说，那是可以让在中国的接受者们惊喜的“美国先进技术”。至于在他走后处理未了事宜，他全都托付给我了。

他从纽黑文带来了他书里要用的图片和照片，交给我照管。至于我们搞好的手稿，他决定带走。他说，两个星期横跨太平洋的海上航行是完成它的最好时机，他答应很快把它邮寄回来。他和我都没有想到要给我留一份随手可得的复印件。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但那毕竟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把厚厚的一包插图存在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但那文字稿从此就没有回到我这里来过。

当他匆忙地来向我们道别时，我们像老朋友常做的那样谈论着重逢。然而我们全明白我们四个人再要聚到一起是不大可能了。想到此处，我迫切希望从思成口中了解关于思成和徽因生活经历中不是我们四个人所共享的部分，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直觉地感到，重温早年的经历会减轻那使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变得阴沉的即将离别的失落感。他有礼貌地同意了我按照这个路子采访他并记录他的回答。采访本应持续一整天或者最好是一个星期，但我们只有几个小时——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他的回忆不仅使我，也使他陶醉。多年以后，这次采访的记录为本书提供了最初的框架。

正文 25．担惊受怕的日子

尽管思成远在美国，清华大学建筑系还是成立了。早在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他就邀请了他在重庆时的助手吴良镛来系执教。此前他已为他的系挑选了他在李庄时的三位最亲密的助手——刘致平、莫宗江和罗哲文。这四位年轻人都要等候长江的下水船上的舱位去上海然后再北上去北京。吴良镛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当时思成正在上海等待横跨太平洋的航行，要求吴良镛尽快赶到清华去开课，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找徽因帮忙。

吴良镛于1946年底到达北京。其他从李庄来的三人在1947年初到达南京，就住在南京博物馆，直到开滦矿务局一艘开往秦皇岛的船同意带他们走。他们从那里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到北京，最后总算到达了清华。他们都立即和吴良镛一起教建筑设计，刘致平兼教建筑结构，而熟练的艺术家莫宗江则兼教水彩画。刘致平是思成在沈阳的第一班高材生，以后这些年来一直和他共事，被任命为副教授，一年后又升任教授。

徽因虽然家务缠身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休养，对于建筑系的成立和运转仍然起了重要作用。她在沈阳时曾亲身参与了东北大学建筑系起始阶段的工作，这就使得她的建议显得十分宝贵。她让吴良镛等人有问题可以找她。

思成仲夏时节目美国返回时，虽然家事多有烦心，他的公事却是井井有条。他回归的喜悦被徽因发低烧所冲淡，她的发烧使医生所建议的手术无限期地耽搁下来。他们此前已经发现她的一个肾严重感染。与此同时侵袭肺部的结核使她呼吸异常困难，以致使用麻醉品的问题提了出来。然而如果肾脏手术真能施行，消除一个感染源或许碰巧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她的健康状况。

思成又恢复了他作为她的护士、知心人和安慰者的角色，尽可能抽出时间来陪伴她。他当然是多次被邀请去做关于在联合国的咨询工作和美国之行的其它方面的公开讲演。其中一次特别有影响的讲演题目叫做“技术和人文”，他强调了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建筑学中的重要性。随着新学年的开始，管理和教学的需求使得公私事务都更加繁忙了。

他在美国为亲友们匆忙购买的礼物在他到达北京之后一段时间才运到。徽因本来期望能得到一些精致的服装、五颜六色的纺织品和漂亮的小摆设来酬谢一些热心的朋友，却吃惊地发现他买的大部分都是些美国的电子小玩艺，是用来安慰和丰富她的病床上的生活的。她描绘当时的情景说：“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梁先生当众向我展示了能自由折叠、组合和拆装的装置，我坐在床上倚着一个可以调整的靠垫，身前装着活动的读写架，录音机插在接好室内普通电源的变压器上，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扩音器，要做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摩登时代的女郎模样，活像查理·卓别林使用一台灵巧的机器啃玉米棒子。”

后来她又补充描绘了那台录音机：“是的，我们是听了录在盘里的问候词。但我必须说它们是乱了套的。思成的声音就像梅贻琦先生，慰梅的声音像费正清，而费正清的喉音近似于保罗·罗伯逊。毫不奇怪地，所有讲话中最好和最清楚的是阿林纳的。我为我的收藏中有了一位职业演员的‘广播讲话’很自豪。直到现在，这台录音机还没有派上它原来设想的用场，只是让孩子们在有聚会时录点欢声笑语。我的感觉就像乾隆皇帝接受各种外国钟表时的那种情形。我敢说他一定让他的嫔妃们玩了好一阵子。”

但是大家都赞赏思成买的小型克劳斯莱牌汽车。在办完没完没了的通过中国海关和上牌照的手续之后，它成了全家特别是徽因的天赐礼物，她可以以从前无法想象的轻松被载去访友或把朋友接来看她。

秋凉以后徽因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医生们决定采取初步的措施看她能不能承受肾脏手术。她在10月4日从北京的医院病房里给我们写信说：“我还是告诉你们我为什么又来住院吧。别紧张。我是来这里做一次大修。只是把各处的零件补一补，用我们建筑业的行话来说，就是堵住几处屋漏或者安上几扇纱窗。昨天傍晚，一大队实习医生、年轻的住院医生，过来和我一起检查了我的病历，就像检阅两次大战的历史似的。我们起草了各种计划（就像费正清时常做的那样），并就我的眼睛、牙齿、双肺、双肾、食谱、娱乐或哲学建立了各种小组，事无巨细包罗无遗，所以就得出了和所有关于当令世界形势的重大会议一样多的结论。同时，检查哪些部位以及什么部位有问题的大量工作已经开始，一切现代技术手段都要用上。如果结核现在还不合作，它早晚是应该合作的。这就是事物的本来逻辑。”

她从对她自己身体的品评转向对她卧床的西四牌楼中央医院房子的议论。“这是早期民国建筑的杰出创造。一座集民国、袁世凯式、外国承包商、德国巴罗克风格于一体的四层建筑！我房间里两扇又高又窄的正式窗户朝向南面，可以俯视前院，由此人们能想见1901年的老式汽车和四轮马车以及民国初年的中国权贵点缀着水泥砌成的巴罗克式的台阶和小径的情景。”

在一阵情绪高涨中，她和宝宝以及她的年轻朋友们游了颐和园。“在颐和园内，我花七万元雇了一顶全程游览的轿子直上园后的山顶，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有一次陪斯坦因夫妇来过。我们玩得很开心；一夜下雨以后天气好极了。周围能看出好几英里远。孩子们徒步陪着我，高兴得不得了。从他们那里得到那么多的照顾使我感到美极了。老金和思成真好，我们外出一天他们看家……你看，我就是这样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又进行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活动’，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尽灯枯——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手术最后还是做了，但是直到1947年12月才做的。这两个月的担惊受怕当中，既有短暂的发烧、进一步的测试，又有输血的并发症，最后还得等医院来暖气。在手术之前，徽因为防万一给我写了诀别信：“再见，我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忽然间降临，送给我一束鲜花，还带来一大套废话和欢笑该有多好。”

思成的一封电报报告说手术是成功的。手术后不久思成和老金两人都写信来要我们搞点特效药链霉素。这药也不容易弄到，但我们还是想办法托到北京出差的美国朋友分别带了两份去。最后我们得到消息说，徽因已出院回到她清华园家里自己温暖舒适的卧房中，这个地方她戏称是“隔音又隔友”。

到2月中徽因已摆脱了术后的热度，她的体力在逐渐恢复。思成说，“她的精神活动也和体力一起恢复了，我作为护士可不欢迎这一点。她忽然间诗兴大发，最近她还从旧稿堆里翻出几首以前的诗来，寄到各家杂志和报纸的文艺副刊去。几天之内寄出了16首！就和从前一样，这些诗都是非常好的。”

他在附言中要我们寄一盒500张的轻打字纸作为新年礼物。“这里一张要一万元，一盒就是半个月的薪水。”这么厉害的通货膨胀真是难以想象。老金也写信来说徽因是好多了，但又补充说，“问题在于而且始终在于她缺乏忍受寂寞的能力。她倒用不到被取悦，但必须老是忙着。”她修改、整理和争取刊行她的旧诗。老金鼓励她这么干，“把它们放到它们合适的历史场景中，这样不管将来的批评标准是什么，对它们就都不适用了。”

在1948年3月，思成被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学部艺术史方面的院士。8月份他飞往南京，参加研究院创建20周年庆典和在研究院总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院士会议。这是和许多老朋友一起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内战已濒于危急，短期内蒋委员长就将下野并迁往台湾。中央研究院是一个政府支持的机构，要跟着迁去。思成是不想动的。

正文 26．最后的信

1948年3月31日，是思成和徽因在渥太华结婚的20周年。一些亲密的朋友们和梁家一起在他们清华园的家中举行茶点庆祝会。徽因即席做了关于宋朝都城的报告使大家都很惊奇。但是老金却很替“新郎和新娘”担心。徽因的刀口曾裂开了差不多一英寸，正在用链霉素进行治疗。同时，老金写道，思成自己是非常的瘦，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清华担任着非常繁重的课程，而“每天的生活就像电话总机一样——这么多的线都在他身上相交”。

那一年是清华建筑系建系的第二年，就读的学生自然只有一二年级的学生，共计41人。思成负责讲授主要的历史课，先叙述西方建筑的演变，接着就讲中国建筑史。他还参加一周两次的建筑评图课。1948年5月他在清华的第一年快结束时写信来说，“我从来不大喜欢教书。我宁愿做研究工作。但学生们的作品补偿了我。一般来说他们都很聪明和专心，总的来说我是满意的。但它使我忙得要命，并使我无法进行研究工作。这真是一个矛盾。”

在内战期间野外考察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他的营造学社自从迁回北京以来还没有搞出一个工作计划。而且，他在美国的几个月已使他研究城市和建筑学的因素的兴趣增强。这些考虑促使他把建筑系改组成两个部分——建筑和城市规划。克拉伦斯·斯坦因为新的专业捐赠了供教师和学生用的二百册图书。

思成一定很希望能有时间研究这个新的领域及其对中国的应用。他的眼光超越了当前建设的迫切需要。他优先考虑的是为他的人民提供一个能够居住的健康的总环境。他要保证他的学生不仅仅是在技术上过硬，他们必须深刻理解人类对于美、舒适、空间、健康、安全以及睦邻关系的需求。

1948年，一位新朋友进入了梁家的生活。林洙是一个刚刚从上海的中学校毕业的年轻姑娘。她到北京来是想进清华念书，她父亲给徽因写了一封介绍信。她根据对梁氏夫妇的最初印象把他们描绘得栩翎如生，同时也使我们对这位作家在她这么小的时候有个初步印象：沉默而腼腆，聪明而敏感。她成为梁家的密友是毫不奇怪的。

“我想着要去见梁思成夫妇这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我和他们谈些什么呢？我还从来没有单独和父辈的人打过交道呢。但是，真的见到他们之后，我所有的顾虑都消失了，林先生热情地为我安排在吴柳生教授家借住。当她知道我的学业英语最差时，又主动提出为我补习英语，并规定每周三五两次。因为我不善交谈，所以最怕和生人打交道，但是去看林先生，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就行了，她是那么健谈又有风趣，我除了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外，再也插不上嘴。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风度的。当然，我见到她时她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但是一旦和她接触，实体的林徽因就不见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与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对她的欣赏中。

“那时她的健康状况极坏，下午常常发低烧，还坚持教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我感到十分内疚。但是她又是那么吸引我，使我不愿放弃每次可以接近她的机会。我们总是在下午三点半开始上课，四点就开始喝茶。梁先生在家时就和我们一起喝。有时候宾客满堂。当客人不多时，林先生就给我讲北京城的规划，谈建筑，或者谈文学艺术仿佛从不考虑我那时还是个‘建筑盲’，与她相比简直是个无知的孩子。而就在这种闲谈中使我多少增加了对建筑的知识，并对建筑发生了兴趣。

“有一天，林先生问我北京的古建筑都看了哪些。我说城里的基本都看过了。

“她又问我最喜欢哪几处，我说最喜欢天坛和太庙，因为天坛经过长长的神道到达仰视晴空的洁白的圜丘真正给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觉；太庙门内的大片古松是那么宁静肃穆。

“听到谈太庙的古松，林先后忽然笑着问我听过她和梁先生逛太庙的故事吗？我摇摇头，于是她说：‘那时我才十八九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进了太庙的大门不久，他却咕噜一下，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支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你还是爱上了这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又有一次林先生讲完了英语问我对哪个学科有兴趣时我说我爱好文学，但自知不是这块料，所以也不准备向这方面发展，只是爱好而已。她又问我喜欢哪个作家的作品。我说国外的太多了，但是中国的作家我只喜欢沈从文的，其次是曹禺的剧本。她听了非常高兴，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论沈从文的作品，并说现在这祥对待沈从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区著名的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就受沈从文的影响很深，她介绍我读一读赵树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认识共产党正是从赵树理的作品开始的。

“林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的领路人。而且，连我当初的婚事都是她在病中一手为我操办的。不久因为林先生病情加重，我们停止了英语课。但因为那时梁再冰已南下，梁从诫正在上大学，所以我还是常常去梁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夫妇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以及对生活的乐观精神。

“那时每到供暖季节梁先生的负担就极重。因为当时清华的教工住宅没有暖气，要靠煤炉取暖，而病弱的林先生又特别怕冷，家中必须生三、四个约半人多高的大炉子。而怎样保证这些炉子常烧不熄只能由梁先生亲自管理。我常听到他们向我描绘前一天晚上如何抢救快灭的炉子的一场‘战斗’。现在我才体会到，按当时林先生的健康状况，炉子灭了真是意味着生命的终止。但他们每次谈论这些却都是那样幽默与风趣，丝毫没有牢骚和抱怨。”

以上这些亲密的家常话是在政治和军事大动荡时期说的。在北京的东北面，共产党正在压倒国民党的部队。当日本投降时，蒋介石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坐着美国飞机被空运到东北三省去接收大城市，而华北的共产党人则前往乡村。蒋在南京保持着个人的控制，从远处指挥他的军队，并不和地方指挥官们商量，也不听他们的忠告。他保存军队和装备的办法是把它们集中在东北大城市中自以为坚固的据点里。共产党人控制着周围的农村并在人民中寻求支持，包围了这些据点并在5月至11月一次一个地予以拔除。长春于1948年10月20日易手，沈阳是11月1日。到12月1日在南京以北的江苏徐州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中，共产党军队俘获了好几个国民党军及其装备。战争快结束了。

思成和徽因对于政治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他们在艺术的环境中长大，思想上崇尚理性，一门心思扑在个人事业上，决心在建筑史和诗歌领域中有所建树，根本没有时间参与政治或进行政治投机。他们在战争期间遭受的艰难困苦也没能在他们身上激起许多朋友感受过的召开种政治愤怒。他们是满怀着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进入共产主义世界的。

因此发自徽因的下列政治议论是完全非同寻常的。“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对思想的有意操纵足够使人深思和沉默好一阵子的了。你们国家享有的那种自由主义离开我们还非常遥远，而我们的经济生活，对于那些有幸免于忍饥挨饿的人们来说，意味着头一天还有数万元家财，而第二天就又变得一文不名。当生活整个来说都乱了套的时候，我的卧床生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末了，连通信也必须结束了。徽因最后一封信是在1948年11且8日和12月8日之间写的，就是共产党军队来到的那个月。她是在收到第一本费正清的书《美国与中国》（第一版）之后不久写的信。它实际上是一篇书坪，既有赞扬也有批评，就像一篇好的书评该有的那样。

“现在我感到即使没有邮递困难或其它可能的阻隔也可能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写信给远在美国的你们大家了，因此感觉有些张口结百。就是这封信……我只希望它能在圣诞节之前或圣诞节时寄到。

“万分感谢你寄来的这些书，尤其是最后那本费正清的杰作，多好的一本书啊！我们大家当然很欣赏、钦佩、惊奇并对此进行了讨论，它给大家的印象都是极其深刻的。有时候我们在内部用亲爱和教训的口吻说，在某处费正清必定是深深懂得我们的‘特别天朝’病症，而在另一处则是体会到‘对事物的那种感觉’，不管怎样，这一回对于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这本书绝不是‘洋鬼子’的货色，一点点都不是。（张）奚若怜爱他说他喜欢费正清的书，还（用中文）说，‘确实没有一句话是外人的误解，他懂得真多’，如此等等。老金说这是对我们大家的非常‘合理而科学的’总结，还说‘有些事费正清了解得非常透彻，他确实是和别的外国人不一样’。而我必须承认，思成和我惊异地发现它一点没有外国人的善意误解或好心的期望或失望。我特别欣赏的是费正清以西方术语描绘西方事物，以中国术语描绘中国事物，可又是用的同一处西方语言，美国人用自己的语言研究中国的和中国人用别人的语言研究本国的都能懂得。我们对此喜欢极了。

“此外，我们常常以最大的钦羡之情而没有任何羞愧心彼此指出有些中国的事情我们是平生第一次（！）从费正清那里知道的。‘有意思的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是这么晚，也不知道中国和西方关系中的许多事件。’

“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费正清一定非常喜欢写的事都喜欢得不得了。梁氏夫妇自从费慰梅重新描绘吴梁祠堂以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惊喜。

“我的唯一遗憾是，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在书的综述中没有触及中国艺术，尽管我看不大出艺术和国际关系问题有什么联系！然而，艺术是我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部分，所以要一般地谈到我们，总有一个‘也在那里’混在我们潜在意识的症状里，当我说‘艺术’的时候当然也指‘诗歌’，以此我也许还指我们的语言引起的或通过语言获致的特殊敏感性和美学——情感体验，这语言是指特殊的书写字、字体、词结构、文学、以及文字传统和遗产。我们的语言实际上是四分之三修辞和声韵，只有四分之一才是清楚准确的话语！……我的意思或许是，这一丰富的、包罗万象的‘语言－诗歌－艺术结合体’也造就了我们并让我们如此思考、感受和幻想……

“简而言之，我认为艺术对于我们的精神结构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至少不亚于食谱之对于我们的生理结构。我们吃饭和豆腐这一事实，肯定不能不使我们和那些吃大块牛排和就着奶油蛋糕喝几大杯牛奶的人有所区别。同样地，那坐着研墨并耐心地画好一张风景画的人和那住在巴黎拉丁区熟悉巴尔扎克风格和后期印象派绘画以及最近的马梯瑟和毕加索作品的年轻造反者几乎是另一个人种。（和那远下墨西哥去看墨西哥壁画的年轻人也是一样。）

“以上就是为提供争论的我个人的一点书评——是为了同费正清闹着玩的争论。寄这封信我可得花老鼻子了！

“至于政治观点，这次我完全同意费正清的看法。这说明从我们上次在重庆争论以来我已向他的观点靠近了——或者不如说，过去两年来我注视着眼前的日常问题使我有所改变，而且我感到费正清也比较公平了。能这样，我真是非常、非常高兴。顺便说，我由于对许多事情都很无知，对于费正清就中国生活、制度或历史的许多方面提供有教益的和材料丰富的总体看法非常感激。我们对自己很熟悉，常常就不想去得出一个清楚的图像或描绘它，所以费正清的书对我们全体都是非常好的阅读材料，我们还将让年轻一代好好通读它。

“我们现在可能要有很长时间彼此见不着……明年或下个月我们的情况可能会很不相同了，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有多么不相同。但只要年轻一代有有意思的事情可做，过得好和有工作，这才是要紧的。

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在徽因最后的一封信寄出后几天解放了清华园，一个月后，1949年1月，北京交给了共产党人。来往信件已不可能；我们两个世界不接触了。

正文 27．挫折

对于梁氏夫妇在共产党政权下生活的全面叙述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些零碎、片断和未经鉴定的消息传到西方。下面就是这样收集来的一些情况。

在北京易手之前，人民解放军就已渗入了清华园地区。一位军官给思成一份地图并请梁教授标出当必须使用大炮的时候要加以保护的珍贵建筑和文物。思成非常感动，记起了他在重庆曾交给周恩来几份他认为在战时应予保护的类似清单。

城市易手以后，新政府对它进行了大扫除。在1949～1950年间那些污染北京大街小巷的成堆的废弃物以及成吨的垃圾和腐臭的残渣都被用车拉走了。若干里的下水道得到清理，淤塞着污泥、废弃物和疯长的杂草的湖泊疏浚出来，湖水得到了净化。

政府其他的两个行动使得这个时期成为它和普通人民的蜜月时期。整个战争年代使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的时代结束了，民族的自豪感代替了公民们的屈辱。

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曾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国首都的建议。

1．北京市应当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2．必须阻止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

3．严格保护紫禁城。

4．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

5．在城西建造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政府行政中心。

党中央只接受了他的第三点建议，即保留紫禁城（注1.）。关于工业，彭真市长在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望时说，“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我们必须假定这个消息使思成非常丧气。他有一切理由爱北京的老城。这不仅是他的家，而且在他整个事业进程中他和徽因研究了它的美丽。保留紫禁城是不够的。城墙围起的伟大城市一定不能毁坏。

他转而提出他的第五条建议，即在城西沿着南北轴向建设政府的行政中心。这样就既能进行重要的新建又不破坏城市原有的中轴线。在留学英国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的帮助下，思成把他的计划写成了建议书。他把它印出来并自费发行。他还发表了题为《北京——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的文章，期望得到公众的支持。

然而，1950至1960年期间大批涌人中国的苏联专家坚持政府必须以天安门为中心。而且，天安门前面的广场必须扩建以备公众集会和游行。他们设想的是他们自己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加红场的的翻版。尽管不赞成或至少是不回答思成的建议，党中央在其规划中还是寻求他的帮助。梁氏夫妇都被任命为设计国旗国徽小组的成员。他们提出国徽要有中国特色（不要镰刀斧头），最后金色和红色的天安门正面图案成为国徽，直到现在还在用着。

新政府要求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象征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以追念最终导致共产党胜利的历次革命运动的先烈。1951年就开始筹划，到1958年它才最后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座塔？一个亭子？思成说它应当像一座中国到处都能找到的石头纪念碑的建议说动了设计小组。由于在巨大的天安门广场中碑体不能太小，他设想了一个和城门相配的高度。徽因参加了基座的设计并引进了她在云岗石窟研究过的卵与尖形图式。根据中国传统在附近栽种了常绿的松树以表示对死去的英雄的永久怀念，但后来它们被移走了。

当局决定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使得梁氏夫妇非常震惊。拆的理由是，这些城墙是封建帝国防御工事，现在已经无用，它妨碍交通并限制城市的发展，它又是可以用于建造房屋或铺设马路的砖头的来源。

1950年5月思成针对这一点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城墙和门楼应该保留来服务于人民的健康和娱乐。他指出，城墙顶部“十米或更宽的”空间可以变成有花圃和园艺基地的永久性公园。有双层屋顶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博物馆、展览厅、小卖部和茶馆。城墙底部的护城河和二者之间的空地可以建成美丽的“绿色地带”供“广大劳动人民”划船、钓鱼和滑冰之用。他又加了一段举出苏联有关例证的有力论据，苏联在1950年时是中国正在努力模仿的“老大哥”。

“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七公里的城墙，人称‘俄国的项链’，二次大战时毁于战火，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做‘中国的项链’，而应梭是‘世界的项链’。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

然而当局不为所动，它拒绝了思成提出的最简单可行的建议，即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在每座城门的两边打开一个车辆的进出通道，这样交通堵塞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在以后的20年中，城墙整个被毁。所有的漂亮的塔楼都被拆毁，只留下了东南角楼和南面的前门和北面的城门楼，二者的碉楼都已拆毁。护城河不见了，城市的扩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墙的轮廓。

1953年党中央制定了指导和控制建筑设计的方针：“经济、实用和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思成被责成设计出一种符合这个方针的全国性建筑式样（注2.）。在多年的战争破坏和新政府成立以后，对新建筑的需求很大。但是有实际经验的建筑师少得很，而思成本人尽管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史学家，还不属于这个范围。

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尽管他是过去两千年间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方面的公认专家，但这个时期的建筑规格是围绕着庭院建成的不超过一两层的建筑物，而在需要扩展时也只是在地面水平上加些别的建筑。仅有的较大规模的建筑都是皇家的宫殿和陵墓，以及佛家、儒家的或其他的寺庙。

现在是20世纪，政府各部的机构需要办公室，它的许多大学需要学生宿舍，旅馆、礼堂、研究所、博物馆和工厂等等也都需要大房子。市区有限的空地要求建筑物向高层发展。怎么办？

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尤其是在上海和南京，20年代一些外国建筑师曾应一些西方和中国企业的要求设计和监造了几座四到五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房子。这些建筑物顶上通常都有凹型弯曲的寺庙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们源于中国。

对于这种不协调的房子，思成曾批评为“穿西装戴瓜皮帽”。然而，要创造一个巨大的现代半高层建筑的全国规范风格，使用钢筋混凝土仍是必不可少的。他早就惊异于现代建筑的钢筋骨架和中国传统的木结构的柱梁支撑的相似性，二者的设计目的都是支持屋顶的重量和取消承重墙，以便容许开窗户的充分自由。

他对全国性规范风格的建议并不是很清晰的，但是1955年对他的批评是他搞“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而忽视了“经济和实用”。琉璃瓦的大屋顶浪费了国家资金，画梁也是一样。古代的风格被死搬到现代建筑中令人啼笑皆非。号召对思成进行批判：“反形式主义、反复古主义和反浪费”。他成了所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同事和学生的批判对象，大家都被要求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谁也不敢公开为他辩护。

到了1955年，思成多年来不懈地为党工作和在他看来是同失误的斗争把他带到了衰竭的边缘。年初他就住院了。在医院里他被发现染上了肺结核，有好多个月他都必须卧床休息。

思成住院不久，徽因也到了同一个医院，住进了邻近的病房。1945年埃娄塞尔博士曾对我说，她的情况非常严重，也许只有5年好活。她又活了10年对她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然而到1955年她生命的过早结束已经临近。4月月日她去世了，终年51岁。

对已经病魔缠身并在指令下受到羞辱的思成来说，在27年的共同生活以后他亲爱的妻子的死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没有她，他怎么活下去呢？

同一年，他从医院搬到颐和园去进行三个月的疗养。1952～1953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批判了对他影响很深的他父亲的保守的改良主义。他承认他一度有过一种封建观念，“暗下决心要让我著名的父亲为我骄傲。”以后几年他学习了马列主义，并在1959年1月最终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由于他的国际声望，把他作为代表团的成员送出去参加国际会议是有利的。早在1953年他就和一个科学院的代表团一起被派往苏联去过。1956年他参加了在波兰和东德举行的国际建筑会议。1958年他去布拉格，又到了莫斯科。第二年他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1963年他在一次延长的出国旅行中到了古巴、墨西哥和巴西，在那里他高兴地和建筑学家奥斯卡·尼迈亚再次会面。他最后一次出国是1965年到巴黎出席一次国际建筑会议。

除了不时受到这些出国日程和许多中国国内的委员会、学会和专业会议的打断，更不用说他有时生病，思成继续作为建筑系主任在清华教书。一直到1953年，他教中国建筑史课都是没有教科书的，但那一年清华用胶印复制了他和徽因在李庄研究出的手写稿。这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它被认为不适于正式印刷发行，只能在内部传阅，也没有思成或研究所的署名。1955年，清华从思成在重庆拍的缩微胶卷中重印了研究所的建筑图片的一个小册子。它们也没有署名，只限学生内部使用。有些图片传到了欧洲，那里的一些研究中国建筑的作者把它们发表了，也没有署思成或研究所的名字。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剽窃行为。

那一时期由于外出和各种公务缠身长时间不在家，思成的生活陷入了麻烦。在他的系办公室，没打开的信件和杂志积成了堆。他需要帮助。他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找了年轻的女子林洙，她后来和清华建筑系的一位教师的婚姻在1957年由于离婚而结束，留下一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女儿归她抚养。她的母亲住在城市的另一部分，担起了看孩子的责任，而她就继续在建筑系供职。当思成请她来帮忙处理他的文牍工作时她欣然接受，并安排为此隔一天来他家。她自己是这么叙述的：

“大约一周后，我拆开一封信，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连忙过去向梁先生道喜。原来是一位人大代表毛遂自荐地来向梁先生求婚，还附来了这位中年妇女自己的照片。梁先生也笑了。那天我们谈到了各自生活中的问题。后来每天都在工作之余小谈一会儿。从生活到工作，从文艺到建筑，什么都谈。我不是健谈的人，但他总是静静地听我讲，和我交换着看法。可以与之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我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当时林先生已去世七年，思成一个人生活，身体不好，也很孤单，这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并彼此珍重。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

“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方面的差异，许多人包括思成家里一些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多少感到过惶惑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了他的价值。我们的命运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不能分离了。”

注1. 原文如此，其他资料所说与此不同——译者注。

注2. 原文如此。其他资料所说与此不同。——译者注

正文 28．林洙的林故事

梁思成生命的最后两年（他于1972年去世）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度过的。1986年林洙在清华纪念梁思成活动时写下了第一手的记述。它的摘要就形成了这最后一章和上一章的最后两段。

1966年6月清华部分师生在京郊延庆县的四清工作队，接到命令撤回学校参加文化革命。（那时她和思成结婚已四年）

我在工作队时，思成来信谈到他近来血压较高，以及严重的头晕，使我忐忑不安，急切地想见到他。（他已六十五岁，身体虚弱）6月的天气已开始炎热。笼罩着工作队的沉闷气氛，又使我隐隐地感到一种难言的恐慌。返校的汽车驶入了清华园，无数的大字报和攒动的人头使这里呈现着一种异样的情景。下车后立刻有人告诉我，系里有关于梁先生的大字报，说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份子，是反动学术权威。这时，我突然觉得手里的行李变成了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到了我的心上。

我木然地走回家，推开房门，屋子和往常一样拉着窗帘，显得有些昏暗，思成正在写些什么，显得那样瘦小憔悴，见我进来，向我伸出双手，又放下了。用非常低哑的声音说：“我天天都在盼你，但是我又怕……。”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样痛苦的表情，这么颓唐的样子使我骇然。我轻轻地抚着他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暗暗祈望这只是一片短暂的乌云，一切都会槁清楚，一切都会过去。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片乌云会笼罩全中国整整十年，而他再也没有机会看一眼中国的晴空。

我回到自己的原单位“参加学习”，老同事们都很沉默。窗外不时敲锣打鼓地走过一队队的人押着戴高帽子的党委干部们游街。这使我感到惊恐，预感到思成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但又不得不努力掩饰我的恐惧，尽量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

“中央”派来了工作组，人们暂时安定了下来。有人贴出了“梁思或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的大字报。于是他详细地“交代”自己的入党经过，与彭真的关系等等，其实那本来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他一遍又一遍的“检查”都没有“通过”。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他在反右时期写的拥护党委领导的文章，是当时的市委为了把“右派打扮成左派再拉进党内”而授意他写的。

“那末，那篇文章是怎么写的呢？”我问。

“在整风开始后很多人对党提出了意见，我自己也提了不少，但是这些意见中有一点我不同意，就是要共产党从学校中撤出去。他们忘记了是谁领导全国人民站了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是谁解决了四亿多人民的吃穿问题？是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了安定？是谁清理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从明代就积存下来的垃圾？是共产党。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领导大学呢？即使在解放前，校委会也是被操纵在少数特权人物手中，就像清华过去所谓的‘三巨头’嘛！所以我写了《整风一个月的体会》，谈了自己的看法。写完后又拿不定主意，只好把它锁在抽屉里。星期日刘仁同志来看我，问我最近有什么看法，我把这篇东西拿给他看，他看完后很高兴，立刻放进口袋中，说了声‘明日见报’就走了。第二天果然一字不改登了出来。”接着他又说：“不管怎样，我认为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强大起来，我愿意跟着它走，所以我写了入党申请。那时连党的基本组织原则都不懂，竟把申请书直接交给周总理转毛主席。我在入党后的一切行动包括我写的那些文章可能有错误，但全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任何阴谋活动。”他很坦然同时却一丝不苟地写着工作组要他“交代”的每一个“问题”。他对每一件事的陈述都是诚实而详尽的，没有丝毫保留。我一直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很无知，在政治上更是如此，然而我却惊奇地发现他在政治上是多么地天真与单纯，他对党是那样地忠诚和依赖，连我都不能想象在旧社会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竟能保持这么纯洁的赤子之心，丝毫也不怀疑别人会对他有什么恶意。

这一年的7月底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使我惶惶不安，学生们对此则是兴奋万分，反复地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听他们唱着，我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气从脑后传遍全身。工作组撤走后，由群众自己选出了文革领导小组。人们每天都在写批判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大字报。我和思成则每天都在讨论着蒋南翔（前清华校长）为什么是修正主义者？什么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这些似乎早已为“革命群众”解决了的问题，我们却仍然感到糊涂，而且也不敢提出问题。被揪斗的人一天天地增多。

我不敢想，但我预感到他们决不会放过他的。我最伯的事终于发生了。那一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打了一个大×，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我抬起头，一瞬间正与他的目光相遇。天啊！我无法形容我所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我想现在即使以恢复我的青春为补偿，让我再看一次他当时的眼光，我也会坚决他说“不”！

那一天回到家里，我们彼此几乎不敢交谈，为的是怕碰到对方的痛处。从此他一出家门就必须戴上这块黑牌子。看着他蹒跚而行的身影，接连好几天我脑子里一直在反复着一句话：“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8月份开始了“破四旧”运动。一个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之后闯进来了一群“红卫兵”。为首的人，命令我打开所有的箱柜，然后指定我们站在一个地方不许动。他们任意地乱翻了一阵，没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这些文物到现在仍不知去向），并把西餐具中全套的刀子集中在一起（12把果酱刀，12把餐刀，12把水果刀），声色俱厉地问思成收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肯定是要暴动”！我刚要开口，就挨了一记耳光。正在这个紧张关头，突然从老太太（林徽因的母亲）房里吼叫着冲出两个“红卫兵”，他们拿着一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这下我可真的噤若寒蝉了。在一阵“梁思成老实交代”的吼声之后，他们根本不听他的任何解释，抱着一大堆东西扬长而去。他们走后老太太呜呜地哭了，我才知道这是她儿子林恒1940年在航空军校毕业时礼服上的佩剑。我记得林徽因先生曾多么哀伤地谈起她的年轻的小弟弟及与他同时的一批飞行员怎样在对日作战中相继牺牲的悲壮故事。第二天全清华都传开了“梁思成藏着蒋介石赠他的剑”。从此以后不管什么人，只要佩上一个红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闯入我们家，随意抄走或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一箱林先生生前与思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纹饰草图，被扯得乱七八糟，还踏上很多脚印。我正准备整理，思成说，算了吧！于是让我把这些图抱到院子里去，他点燃火柴默默地把它们烧了。最后的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结婚几年，我没有见过他哭，但在这时，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

为了避免再出乱子，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检查了一遍，主要是他写的文稿，有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还有解放初期就北京市新建筑及规划方面的问题写给中央领导和彭真市长的信。解放前思成和林先生与费正清夫妇来往的信件当时也都在，其中记录着他们之间长期的友谊以及费氏夫妇抗日战争时期对他们学术事业的支持。我们反复考虑后，还是决定把这些信烧了。其他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注释》的稿子，是思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无论如何也不能毁弃，但又没有办法保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把它交给家中的保姆李阿姨。她是贫农出身，“红卫兵”从来不进她的房中去。我告诉她：“这些东西以后可以证明梁先生是没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衣箱下面。”她点点头说：“我明白。”尔后的几天每天晚上都有“红卫兵”来搜查，要我们交出“封、资、修的文稿”，我一口咬定，已被前一天来的“红卫兵”抄走了，因为我说不出“红卫兵”的姓名，往往最后被打一顿（那些日子为了怕“革命群众”更加歧视我，晚上挨了打，白天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去上班）。今天《梁思成文集》和《营造法式注释》能够问世，不能不感谢这位善良的老保姆。

“红卫兵”三天两头照例要来对思成和我“训话”。一天他们对我说：“你要考虑一下，怎样和他彻底划清界限，是跟党走还是跟‘反动权威’走，限你三天内作出选择。”他们又明确地“命令”我同思成离婚！这不能不使我思绪万千，使我想起了同思成交往近二十年来的一切，也使我不能不想起他长期以来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我的老师和领路人林徽因先生。离婚？不！我宁可同他一道被“红卫兵”打死，也决不会丢下他而去。

“那时由于他的健康恶化，他自己出去看大字报，已经支持不住了，每天就由我把有关的大字报抄回来给他看，还有各种“革命组织”印发的众多的“揭发材料”和“首长讲话”，他都如饥似渴地读着。我们不断努力去接受这些大字报上的“革命”观点，拼命想跟上“群众”的步伐。一天我看到一篇非常触目的大字报，标题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丧失民族立场的反共老手梁思成”。那里面“揭露”了四大问题：一是1966年4月在接待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在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丧失民族尊严”；二是曾出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三是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四是反对毛主席的城市建设指示。

原来如此！

我问他与法国人亲吻是怎么回事。他说“那天建筑学会宴请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法国的团长站起来致完谢词，走过来在我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作为主人，我致了答词，走过去也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这是一般的礼节。”“那你为什么不按中国习惯握握手呢？”我问。“什么是中国习惯？”他说，“难道握手不是从西方学来的吗？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在国内要尊重各民族的礼仪，当然也要尊重外国朋友的民族习惯。如果我按满族习惯就得拂下马踩袖，一手拄地一腿屈膝地请安；如果按汉族习惯就要拱手作揖或下跪叩首。难道要我向她献哈达？这样就有民族尊严？”即使是在那样严峻的气氛中，他的这段答辩也使我不由得笑了。

所谓反对毛主席“关于城市建设的指示”问题，我想起了侯仁之教授在这次的纪念文章中写道，他曾一读再读梁、林合写的《平郊建筑杂录》文中的一段：

“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搂，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正是侯先生引的后面一段话，曾被作为梁思成复古主义思想的典型一批再批。一次同思成讨论这段话到底有什么问题时，我说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时一点不懂建筑，但被这段诗一般的词句所感动。他笑着说：“可见你和这个‘反动权威’的情、趣、味多么合拍！”他又说：“建筑是一本石头的史书，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我认为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我们不能否认历史，更不能切断历史。人们总是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中去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就是历史。如果否认或切断历史，人类就不可能前进，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他说：“我对北京市的城市规划正是从这个历史观的角度提出来的。对北京这个历史留下来的杰作，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它是封建社会的精华，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我并不是认为北京城就不能动了，我们就不能建设了。但是首先应当有一个严密完整、有远见的总体现划，才能行动。像龙须沟这样的地区当然必须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长安街上金代庆寿寺双塔，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掉？为什么不能把它保留下来做为一个街心小绿地看一看？如果效果不好再拆还不迟嘛，这就是要慎重。”

他又说：“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说过，‘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还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想既然我们要建设城市、发展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工业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中失败的和成功的经验呢？有人说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认为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有效地汲取他们的经验，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集中领导，集中土地，才能更好地实现统一的计划。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复杂的交通问题；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居住问题；贫民窟问题；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事先防止呢？建国之初，北京市市长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资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优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而且我对毛主席说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句话深信不疑。那时候没有认识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可是对‘处处都是烟囱’这句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

那天晚上，我看见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在思想上我觉得整个世界在飞跃前进，我实在跟不上。奈何！奈何！”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讨论最多的还是关于建筑艺术问题。大屋顶是不是复古主义？一天我问他，在当前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趋势下，建筑三要素中艺术的比重是否会越来越小。他说：“对建筑的解释我仍坚持在《拙匠随笔（一）》中谈的观点。记得在《随笔》发表后的一天见到周总理，他说：‘听说你最近写了几篇好文章。’我那时的确想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建筑理论问题。大文章一时写不出来，我想从一个一个小问题着手写，积累下来以后再归纳提高。”他又回到原来的话题说：“建筑是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与美学的结合。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三门科学的内涵将更深入各自的领域，而不会相互削弱。过去提‘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种提法在近代建筑中就显得片面了，但是不能因为科技的发展去否定建筑艺术。建筑是有体有形的东西，有形就有美与丑的问题。1955年的批判，只使我从思想上承认大屋顶造价昂贵，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节约精神，但我不能承认当时采用‘大屋顶’来表现民族风格的尝试就是复古。我从来反对没有创造性的生搬硬套，在新建筑上加个大屋顶。我们不能搞20年代出现的‘穿西装，戴瓜皮帽’的不三不四的建筑。我承认自己在感情上觉得‘大屋顶’还是很美的。但是，解放后所盖的大屋顶，却没有一个能达到我所想象的‘美’的标准，对之越来越灰心，因而对大屋顶是否适于现代化建筑的造型产生了疑问，怎样在新建筑中表现我们民族的风格这一问题，经过1955年到1959年的实践，又提到了日程上来。在建筑创作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有待解决。当时全国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是保持沉默，停止前进？还是不说真心话？这些我都办不到。所以在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我发了言，后来登在1959年第6期《建筑学报》上；1960年我又在《建筑学报》第7期上发表了有关建筑创作的几点意见。这些就是现在‘红卫兵’批判我的‘再次向党反扑，搞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说学术上的自由争论是‘反党’的同义词，提倡民族风格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同义词，那末我只好承认自己是‘反党’的，是‘搞资本主义’的。我现在仍然认为1959年的上海座谈会是建筑创作中必然遇到的、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的正常讨论。同时，在广州会议后听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使我感动极了。我想我所唯一能够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知识献给新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我很苦恼，我常想，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一遍建筑，也许还会有这样的结论，难道真的要带着花岗石的脑袋去见上帝？我后悔学了建筑这一行。如果学的是机械、无线电就好了。”

我同他之间像这样的谈话真是太多了。我当时有的理解，有的不完全理解。但是给我印象极深刻的是他对问题的冷静态度，对群众的批判总是努力去寻找其中积极的因素，从来没有动气。虽然这时我们已共同生活了几年，但他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形象此时在我心中更加鲜明地矗立了起来。但是，我常常在听完他这些议论后十分恐慌，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这些话只能对我讲，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讲。他有时温和地一笑：“你真是‘反动权威’忠实的老婆。”直到1978年我开始整理《梁思成文集》时，系统地读了他和林徽因的著作，他的这些论点才更清晰地回到我的脑子里来。我想起了林先生那由于结核病的低烧而引起的“微微红晕的面孔，想起了她为了那些不三不四的建筑曾经怎样地焦急与烦恼。他们的一生是勇于探索的一生。在那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前进，不考虑迎面扑来的风沙雨雪，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我想到人们往往只注意向成功的人庆贺，但是在科学的道路上，当我们向胜利者庆功之时，不应该忘记那些先行的探路人。正是他们以自己的勇敢精神、辛勤劳动，甚至宝贵的生命为后者立下了“由此前进”或“此路不通”的路标。

那时，我的确非常苦恼，为什么我的思想感情总是和群众相距如此之远？为什么思成的话我总听着有道理，却不能像“革命群众”那样立场鲜明地给予批判？为什么？……难道我真的“反动”吗？我必须时时刻刻提防着，不是提防别人，正是提防我自己这些“反动”思想的出现。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思成的工资就没有了，存款也没收了。一家五口（思成、我、林先生的母亲和我的两个孩子）只能靠我那60元工资生活，对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思成并不介意。各种形式的“革命组织”都来揪斗他，往往一坐“飞机”就是三、四小时，他对此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因为他天真地相信这是学生们开始“斗、批、改”，不再打内战，要真正摘“教育革命”了。只要教育革命能成功，真的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一句话，只要我们的祖国能更加强大，他心甘情愿被人们“踩在脚下，再踏上千万只脚”。他想，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快得到解答了。

然而，这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他的健康明显地恶化了。当时高干医疗制度已取消，校医院又以他的医疗关系不在清华而拒绝给他看病。不得已，我只好带他到北医三院去。我永远感谢给他看病的陈世吉大夫。当他看到病历上梁思成三个字时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蔑视他，而是低声地向他的助手说：“他是一个建筑学家，常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他仔细给他检查，并找了几位大夫来会诊。整整一上午，我看他们反复地听着量着，看着各项检查的结果，低声地议论着，我紧张到了极点。最后陈大夫把我找到一边轻轻他说：“他的病情很危险，最好是住院，看来清华的‘红卫兵’是不会同意的。这样吧，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后你不要再带他来了，这么大的活动量随时会出危险，必须卧床。家里有血压表吗？”当他知道我们有血压表、听筒和注射器时很高兴，要我每天给他量血压、数脉搏和做好记录，并详细地告诉我那些药的服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他特别叮咛我千万要防止感冒。从此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保姆，理发师，又多了一项职务——护士。这样我一直保持和北医三院几位大夫的联系，直到周总理直接过问了他的情况，把他送进北京医院。

1967年清华的文革领导小组通知我，限三天内全家搬到北院一间24平方米的房子中去（这是1966年以来第三次搬家）。1967年的2月，寒冬还没有过去，我去看了那间24平方米的房子，一进门就便我不寒而栗。阴暗潮湿的房间，因为一冬没有住人，墙上、地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霜，这对他的健康将带来致命的后果。我们又一次卖掉“多余”的家具。最苦恼的是大量的书怎么办呢？我把一部分贵重的建筑书刊整理出来，请求暂存在建筑系资料室。文革小组的那个人瞪起眼珠怒视着我说：“把资料室当成你们家仓库？不行！”“那么我把书卖掉，请你在这张申请上签字，以后别说是我销毁了批判材料。”他气极了，但只好一挥手说：“先放着罢。”武斗期间系馆成了据点，这些书被撕毁并丢失了大部分，所余无几，后来我把它送给了系图书室。其他的书，包括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献全集》，一套《饮冰室文集》只好全部送往废品收购站。为了准备答复“红卫兵”可能提出的质问，当晚我在笔记本中作了这样的记录：“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拉了一整天，共运45车次计售人民币35元。”

我把一间小厨房收拾出来给老太太住，但是我和思成及两个孩子（已是大男大女）怎样安排在这间2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是个难题。我拿着测绘的房间平面图及按同一比例尺制成的必不可少的几件家具的纸片，在图上摆来摆去，怎样也安排不下。这时他的建筑师才能得到了最后的一次发挥，他很快地用书架柜子组成了隔墙，这样就出现了我们的“卧室”；还有一个供他写检查的书桌；然后是男孩、女孩的安排。小小24平方米奇迹般地出现了秩序井然、分区明确的“小规划”。

我们搬进北院的当天，突然来了寒流，气温降到了零下10度。虽然炉子一直燃着，但室温还是处于零度左右。正在这时，砰，哗啦！砰，哗啦！连续数声，窗上的玻璃一块块全被砸碎了。我和孩子们在大风中急忙用报纸糊上，但怎样也贴不住，浆糊一抹上就冻成冰了。室内温度急剧下降，－2℃，－3℃，－5℃，－7℃。我们奋战了两小时在风势略小时糊上了纸，我彻夜未眠，不停地加煤饼，并为他不停地更换热水袋，但他还是感冒了。这样的“游戏”后来隔几天就发生一次，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还在顽强地同疾病搏斗着，挣扎着。

他住院后的第一个任务还是“交代罪行”写“检查”，但他怎样也写不好，限定的日期一天天的过去，我焦急万分。一天工宣队命令我到医院去取他的检查。我到医院一看，他写些什么呀，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我气极了，他却胆怯他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脑子不听使唤。”我呜呜地痛哭了起来。一位护士拍拍我的肩膀，把我叫出去小声说：“别这样，他的脑子缺氧啊！”一语提醒了我，我安慰他，让他先睡下，然后把他那不连贯的“检查”，加上我自己从别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上看来的内容胡乱加在一起制了一份“检查”带回去。当我把这份“检查”交给军代表时心砰砰直跳，他接过去翻了一下说：“这是你替他写的吗？”我吓了一跳，急忙否认：“不！不，是我抄的。”这份“检查”一贴出去不到一个小时，周围就出现了无数批判的大字报，斥责他是“假检查，真反扑”。

不久，他参加了医院的病友学习班。有机会接触群众使他非常高兴。有一天，他悄悄地问我，现在猪肉多少钱一斤？我一怔：“九毛啊，怎么了。”说在学习班不知讨论什么问题时他说了句猪肉卖六毛一斤，引起哄堂大笑。一位老大姐笑着说：“看这个老头被当权派蒙蔽得连猪肉多少钱一斤都不知道了。”在他被揪斗的期间只有梁从诫和我的两个妹妹有时来看我们，其他人都离得远远的（梁再冰当时在国外）。但是却常常有些普通的群众见面向我打听思成的情况，其中就有几个清华的老邮递员。清华的落实政策经验在全市传达后，一天一个青年木工找到我家，一定要见思成，向他请教《清式营造则例》中的问题，他急切他说：再不学就要失传了。又有一天，北京医院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捧着一个大西瓜来看他，原来是抗日战争前给他拉包月车的老王。老头哈哈笑着说：“早就听说您回北京了，就是没工夫打听您住哪儿。现在听了文件知道您在这儿，我就来看您了。”他还特意跑到清河去为我要了些瓜萎子种在院子里，说是结了瓜用它熬水喝能治肺气肿。思成住院后病情曾有好转。出院时大夫还是那句老话，千万要防止感冒。

清华园仍旧笼罩着恐怖和紧张的气氛。工宣队明知我家里有重病人要照顾，但三个单元的学习时间一分钟也不许请假，晚上没有事也得在学习班傻坐到12点甚至1点才许回去。我每天怀着忐忑的心情迈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炉子灭了没有。由于远离医院，我又一次充当了护士和联络员，每次去医院都要为请假费一番口舌。他终于又感冒住院了。

当清华传达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几条经验时，工宣队认为是对我们家庭的大恩大德，要我谈谈体会。我说：“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政策意义太深刻了，我得好好想想。”谈什么呢？我脑子里只留下一句话：对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要养起来，留做反面教员。对知识分子来说往往生活上的艰苦不是最可怕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与恶意的嘲弄。不久他又恢复了党籍，又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这回他彻底糊涂了。他仍旧孤独，等待着他所最关心、爱护的学生能来和他探讨教育革命的问题。他的等待落空了，他仍是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哪里知道这“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清华知识分子已大半被赶到江西鲤鱼洲去劳动改造了。在他的心目中，学生是占首位的。他曾告诉我，不管是谁来请求帮助解决调动工作等都不许我允诺。他唯一的儿子长期在昆明工作，夫妇两地分居，他没有为此向领导提过一个字；他的外甥女在美国学建筑，当时清华正缺教师，但他没有聘她；……然而，每当他知道他的学生学用不一，或未能发挥他们的专长时，他就毫不犹豫地为之奔走。但是，现在他孤寂地生活着，儿子也被赶到了远离北京的干校。我永远感谢陈占祥、吴良镛、罗哲文和杜尔圻这四位同志，他们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给他带来了温暖和喜悦。

他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我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1972年的元旦他听完了《人民日报》社论后对我说：“台湾回归祖国那一天我是看不见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紧紧摸着他的手说：“不会的，你答应过永远不离开我。”如果有人问我，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只能说他最需要的是对什么是“教育革命”的答案。然而他没有找到，他黯然了。失去林徽因的悲哀没有压倒他，大屋顶的批判没有压倒他。而今，他真正地悲哀了。在他最后也是最痛苦的日子里，他是多么盼望能和他的朋友们、学生们一起讨论教育革命哪，一起讨论“怎样在建筑领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然而他病房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传达室里。难道这位曾经无私地、无保留地把全部知识都献给人们的学者、老师真的已被大家遗忘了吗？不！我不相信。对这一切历史将会做出回答。

我想起六十年代初他登桂林叠彩山时做的一首游戏诗：

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

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

是的，我亲眼看到他在这最后十年中是怎样“拼命向前“的。天真而诚实的思成当时哪里知道，他所依赖的“导师”，在这最后的岁月中，所给他指引的，竟是一条历史倒退之路。沿着它，无论他怎样拼命，也是不可能前进的。他的悲剧是整个民族悲剧的一个缩影。今天，在他含恨而逝的十四年以后，在人们纪念他八十五岁诞辰之际，我执笔凝思，看着窗外美丽的月光，清华园这样宁静，它在新生中。但是，他却看不到这一切了。

我的亲人：你在“拼命向前”中甚至没有时间停下脚步看一看美丽的清华园。然而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盼望能同你一道在校园中漫步；在荒岛的小亭中坐一坐；再看一眼我们周围的景色；看一眼历史是怎样真正地在“向前”的，哪怕仅仅只一分钟！

梁思成于1972年1月9日逝世，终年七十岁。

十四年后，在本来该是他八十五岁生日之际，清华大学举行了对他一生事迹的纪念会。一大批同事、学生、家属和朋友，以及一些官员参加了会。面对差不多七百名参加者，约有四十人致词颂扬他的人格和成就。

这些颂词都刊载在清华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题为《梁思成八十五周年诞辰纪念文集》的白皮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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