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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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一、谢子长是我的引路人（1914-1927）我的父亲母亲

我祖上世代生活在陕北黄土坡上。我的父亲李尚义，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是我爷爷的第二个儿子。听说因为家穷，爷爷把他的长子留在老家，带着我爹给张姓人家打工放羊。张家算是穷地方的富户，主人见爹小小年纪就能吃苦，人又聪明老实，就把女儿张氏许配给爹。爹不再干农活，进了瓦窑堡镇子去学手艺，学成了银匠，在铁狮子巷租了阎宝贵家一孔窑洞住下。

银匠这行当，非“掺铜和水”不能挣下钱。爹生性诚实善良，做不下去这骗人的营生，弃之不干。平时却好给街坊邻里有困难的人帮忙，人称“李善人”。

由于爹耿直正义，助人为乐，又粗通文字，在1935年曾当选为苏维埃冯家屯乡政府的乡长，为民众办好事就更加义不容辞了。他68岁那年，在一次帮人买米返家途中，需要淌水过河，忽遇发大水，被浸泡了几个小时，回家后受寒生病，很快就离开了我们。那年是1946年的夏天，我正在绥德部队上，领导叫我回家看看。我把爹和早在1933年就去世的娘合葬在寺圪肚湾公墓中，心想等以后有条件了，再为父母立个碑。

我的父亲虽然一生行善，是个大好人，可是学的手艺不用，又没有其他谋生的手段。一个男子汉，不养家，或不是养家的主力，靠什么立足於世上？他也真是有福之人，幸亏他娶了个完美的女子，生活的艰难重担，几乎全部由母亲柔弱的双肩承担起来。

母亲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娘家是解家沟的，她从小就过继给张家。旧社会女子没有自己的名字，只知道叫她张氏。她养父家比较富裕，但也是以劳动为本，没有把她娇惯成只会被人侍候的人，可也没有让她读书识字，倒是给她灌输了中国女子的许多传统美德。

她是那样勤劳坚强、任劳任怨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我记忆中，她总是没日没夜辛辛苦苦。白天喂猪、做豆腐、磨油，夜里还要为全家七八口人缝衣补被。她娘家心痛，要接济她，都被她谢绝。

她又是那样贤慧慈爱，相夫教子，一丝不苟。她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不要嫌家贫，要有骨气，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她告诉我们做人要诚实，要尊老爱幼，要帮助需要你的人。她自己的言行总在默默地教导我们如何去做。

母亲一生善良正直，极富同情心。瓦窑堡镇上的穷人常常登门求助，她几乎有求必应，大家尊称她“李妈”。她有一手为众人称道的烹调手艺，穷人家遇到红白大事，都乐意请她帮助操办。曾经有一个在盐池靠拉骆驼为生的穷人，与伙伴失散，独自一人，贫病交加，倒在我家门口，娘将家中仅存的米面做给他吃，在她多日精心照顾下，他恢复了健康，感动的泪流满面。以后每逢赶脚路过我家，必将盐池特产带来相送，母亲总是谢绝：“救人一命，胜似读经三年。”

母亲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呕心沥血地为自己的家拼着命，也给周围的人带去爱。她生下三儿、三女，若不是生活过于艰难，她绝不会把两个亲生骨肉送走。我的二哥送给了王家，我的三姐过继给安塞石家。既便如此，几十年的艰苦劳作，使她40岁时眼睛就极度散光，50岁时就常常全身浮肿。

1933年，我被敌人投进监狱，因宁死不屈，敌人恼羞成怒，妄想利用母子情深，逼她“劝降”。她严厉的告诫我：要正直、要清白，决不能只顾自己而连累别人。爱子身陷囹圄，对于坚强了一生的母亲，却是个没有经受得住的打击。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没有等到我出狱，她撒手离开了爱她、尊敬她和需要她的人们。

母亲的美好品德，她对我的潜移默化、对我的期望，永远铭记在我心中，伴随着我走过风风雨雨八十余载，使我能成为一个诚实、正直、光明磊落、不辱使命的人。

一、谢子长是我的引路人（1914-1927）我的启蒙教育

1914年3月4日（农历甲寅二月初八），我出生于安定县（今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家中。根据家谱，我们这一辈排在“宗”字上，爹给我起名叫李宗贵。那时，我已有了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二哥和三姐不得已过继给了别人。

爹自己认几个字，深感识字的好处，所以，日子过得再苦也要让儿子念书。大哥李宗元老实厚道，但不是块念书的材料，进私塾读了4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整齐。爹说我从小就聪明懂事，他和娘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1921年，我七岁那年，被送进私塾，念了一年。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启蒙老师赵鼎铭先生，他除了主要教我们识字外，还讲一些前清政府如何腐败，如何造成中国的贫穷落后等天下大事。我人生的第一课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了。

1922年，我转入瓦窑堡米梁山贫民小学读书。家中省吃俭用，拚命为我凑够每年4000文钱的学费，供我读完了初小三年。

至今难忘的侯锡康先生，给我们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学校每天早上朝会时，全体学生背诵“总理遗嘱”，让我们在小小年纪，就受到民主革命的熏陶。新思想观念是很容易进入象我这样自小就吃苦的孩子的心田。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发奋苦读，还尽力帮助母亲去卖豆腐、卖油，设法分担一些家庭生活的重担。

1925年，我以品学兼优的名次进入瓦窑堡第二高等小学。这所进步学校，为我打下了我革命人生观的坚实基础，在这儿，我迈出了为国为民的第一步。

1925年“五卅”运动后，国共合作形势较好，党领导的反帝斗争汹涌澎湃，工农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发展。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陕北，其革命斗争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李子洲等创建的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积极培养大批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为革命准备了新生力量。为在绥德县省立第四师范、米脂三民二中、榆林六中、延安四中、瓦窑堡第二高小等学校发展革命力量，党组织派进一些就读于北大等学校的党、团员学生到这些学校任教。当时教员中的党员有冯景翼、李国章、张国仁、孙绍山、桑非吾（化名）、营子硕等。桑非吾、张国仁教我们社会常识和自然科学。他们公开讲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讲袁世凯卖国，讲军阀混战，讲帝国主义侵略等等，从中分析中国为什么落后，如何才能解救中国。进而讲孙中山的“世界大同”，讲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讲苏联革命，苏联人民平等自由。还讲共产党的纲领等等。他们受瓦窑堡地方党组织委派，挑选进步学生，秘密发展其成为共青团员。每逢暑假，再派这些团员召集一些经过考察的学生，以“进修标点符号用法”等为由，进一步灌输革命思想。

我在第二高小是优等生，全班五、六十名学生，我常考第一名。当时我看了许多书，如古代名著《水浒》、、等；还有进步老师介绍的《少年漂泊》、《鸦绿江上》以及郭沫若的著作等。在学业上大有进步，同时在思想上也受到热烈的革命气氛的强烈感染。

我姨的儿子杨延龄，是延安四中学生，放假回来常住我家，他已是共青团员。特别是共产党员史唯然，他当时被绥德党组织派到瓦窑堡驻军中发展党团员，对我形成革命理想影响很大，我决心走他们的道路。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党组织认为我出身贫苦，对旧社会有着天然的仇恨；学习好，且助人为乐；正直豪爽，好打抱不平；勤劳朴实，能吃苦耐劳并容易接受进步观念，是一名可以造就的有志少年。

1927年的春天，党组织正式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的介绍人是同班同学王思温和李登榜。

一、谢子长是我的引路人（1914-1927）谢子长是我的引路人

我被批准加入团组织的前后，在我校学生中发展的团员和党员有王思温、刘昌汉、董学源、吴习智、侯仰桓、井助农、刘玉瑛、郭立本、杨瑞林、杨守业、李登榜和女校的张子房、任志贞等。学校里党团力量不断壮大。

当时在北伐战争的胜利形势下，陕北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率领他的学兵十二连驻扎在安定县城。他亲自组建了中共安定区委，建立了中共瓦窑堡支部，统一了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并着手改组了安定县党部和县政府。他亲自组织了县和14个区的农民协会，并领导召开了安定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并清算了土豪劣绅、高利贷者王玉书、麻子厚等人的罪行。他还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声讨了大恶霸宋运昌、李耀辉、王伯扬等人勾结官府鱼肉百姓的罪恶。此外，他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积极配合了不断高涨的革命斗争。我校共青团组织学生成立了儿童团。由于我在同学们中的威望，因此被推选为第二高小第一任儿童团长。班上的吴习智、侯智防、杨成森、郝嗣运、侯仰桓、温保仁、温保礼、魏丁山、徐青、冯汉章、薛应则、井助农、赵海子、魏凌霄等都加入了儿童团。在负责儿童团工作的语文老师、地下党员张国仁和负责共青团工作的地下党员桑非吾的领导下，我们两个大队6个中队的上百名儿童团员，配合党组织在瓦窑堡进行的反土豪劣绅斗争，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我们走街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开展扫“六毒”斗争，即见吸毒工具就砸，赌场就扫；见神汉、巫婆、卜卦、算命的就赶；见大“斗”小“称”就砸；见土娼小偷就斗；见恶霸、流氓、地痞就揪；见欺压妇女的不轨行为就斗争。麻子厚是瓦窑堡的一霸，放高利贷，强占民女，欺行霸市，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儿童团押着他，戴上纸帽游街，并当众焚烧其契约，煞其威风，大快人心。

我们还和二高师生一起，斗争了反动校长栾耀卿等，清算了他们贪污公款和打骂学生的罪行。为清算安定县县长张呜盛贪污教育经费的罪行，同时进一步培养和锻炼我们，谢子长决定将“打头阵”的任务交给我们儿童团。谢子长派他的传令兵白应奎来叫我，我又惊诧又激动。当时他已是受到陕北人民崇敬的“大人物”，百姓尊崇他“谢青天”，咋要见我这个学生娃？一进屋，见他正和几个军官模样的人谈话，我从未经过这种阵势，紧张的浑身冒汗。他面带微笑拉住我的手，请我先坐下。我傻乎乎地坐到椅子边上，头都不敢抬，感到在他面前自己特别渺小。

他结束了和其他人的谈话，微笑着对我说：“小弟弟，你先坐好。”我乖乖的朝里挪了挪。

“你叫李宗贵，对吧？今年多大了？”

我仍不敢抬头：“14了。”

“你上学比我还早几年呢？”

“为让我光宗耀祖，家里再穷也供我念书。”

“听说你很勇敢，书也念得不错。还是二高的儿童团长，很好，有出息。你们儿童团都做些什么？”我告诉他我们一面学习，一面操练一只是拿着木棒，模仿部队，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希望能象大人一样真枪真刀闹革命。子长说：“你们这些娃娃，就做些娃能做的事嘛。如组织宣传队，宣传破除迷信，搬泥菩萨，砸城隍爷，打孔庙，叫人们不信神、不信鬼；宣传文明，办识字班、夜校，提高文化；没收鸦片烟鬼的烟具，抓赌棍，斗土豪劣绅和放高利贷者等等。这些活动比拿枪也不差，这些都是革命工作。”

他用手轻轻拍着我的肩膀：“你们已做了不少工作，我代表全县人民大众感谢你们。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干得很好，只是以后要注意总结经验，讲究方式方法，比如剪发、放足，不能强迫，要提高妇女思想觉悟，让她们自己动手。”我不住点头，记在心里。

看看时间已不早，他说：“这次叫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们儿童团一个任务，到县上找县长张鸣盛，和他算算教育费的开支。再算他和二高校长栾耀卿合伙贪污的帐。这是用合法方式与他们斗，揭露他们的丑行。你们能行不？”他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儿我又自豪又激动，连忙说：“能行！”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感慨地说：“这么小的年纪也来参加革命，真是难得。清算张鸣盛等人时，有什么情况，你再来找我，时候不早了，该回家了。这么黑，一个人敢走吗？”他要派人送我，我是儿童团团长，还怕天黑吗？他只好把我送到营房门口，目送我消失在黑暗中。

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子长的教诲，激动兴奋了好长时间，且至今难忘。

根据他的指示，我带领挑选的十几个机灵勇敢的儿童团员闯进县衙，与张鸣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我们打响了头阵。在群众的压力下，张只好交出教育经费收支帐本。经查算，他贪污教育经费1300元，榨取苛捐杂税及勒索受贿500元等。儿童团把他的罪行列成清单，张贴散发到全县。其威风尽失。

儿童团大张旗鼓、热烈坚决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党组织的革命斗争。谢子长曾赞扬：李宗贵领导的儿童团是一群瓦窑堡赤子。

二、地下工作（1927-1934） 15岁的共产党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转入低潮。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没有被敌人吓倒，他们高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继续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时，在陕西境内就爆发了著名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三原、旬邑、礼泉、淳化等地区的农民起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的屠杀，1927年10月11日晚，唐澎、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由于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又没有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巩固的根据地，到年底这支队伍只剩下29人。兵暴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其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党领导的西北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武装起义。

1928年，渭华起义也失败了。谢子长、刘志丹等在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启发下，认真总结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决心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取得最后胜利这条道路。他们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到陕北和陕甘边一带，开始了创建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在斗争中逐步形成并完善了适合当时陕北革命斗争特点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理论。

瓦窑堡同样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各种反动势力奉行蒋介石“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共产党员”、“不消灭掉共产党，死不瞑目”的指令，疯狂地进行反扑。革命者和群众残遭杀害。危急时刻，革命队伍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在瓦窑堡党支部里，孙绍山、营子硕、井助农、薛应则等叛变了革命。他们出卖灵魂，认贼作父，与人民为敌。冯景翼、李国章、张国仁等人消极脱党。党组织的安全受到极大威协，随时都有被叛徒出卖甚至被摧毁的可能。但是，有更多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都更加坚定。1929年我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我为自己能在特殊困难的情况下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而自豪。

二、地下工作（1927-1934）坚持斗争在瓦窑堡

在紧急情况下陕北特委先后派马文瑞、毕维周、刘光贤等到安定地区帮助工作，以加强县委领导。当时瓦窑堡党支部委员有刘昌汉、郝正连、张子房和我，还有侯仰桓（1934年冬叛变）。党内活动由半公开转入地下。刘昌汉以瓦窑堡第二高小校役的身份作掩护，我和郝正连、侯仰桓以店员身份作掩护，在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我们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发展了家庭贫寒、靠拢党组织，学习刻苦、意志坚强、斗争勇敢、有革命要求的贾俊儒、井助国，李仲英、杨三娃、郝玉堂等为会员，他们可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从1928年春至1929年夏，我公开的身份是一家染房的店员。股东白美才是清涧袁家沟人。大掌柜白狗嫌是白美才的叔伯哥哥。二掌柜惠玉瀛是白美才的内兄。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店员惠老三，是惠玉瀛的弟弟。店号叫“德和染”。

这是一个由破落地主经营的染房，仗着当时在瓦窑堡“独此一家”，人们不得不忍受残酷的高利贷剥削。店里每天染布50余丈。我必须到2里远的南河挑水20担（每担水25公斤）；还要做3顿饭、记帐、打扫庭院；并要煮布、槌布、洗布、染布、晾布。从早忙到晚，没有喘息机会。一年工钱只有4块银元。惠老三的工钱比我多两元，二掌柜惠玉瀛因亲戚关系拿20余元。靠我们的血汗，店里每年可挣数百元钱，但却被用来放高利贷，借债者常因“驴打滚”内利息倾家荡产。

店员的生活难以忍受，但这是斗争的需要。我一直咬紧牙关坚持着。我只能利用担水的机会，与党支部的其他支委接头，研究工作，开展对敌斗争。大家的处境同样艰难危险，但我们一直积极活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告诉群众，党的组织不但存在，而且还在发展壮大。

当时，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的公开身份是景家砭的小学教员，他利用到瓦窑堡购买学习用品的机会，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并检查我们的工作。毕维周、刘光贤化装为贩卖皮毛的小商人，向我们传达陕北特委的指示。

1929年下半年，组织决定我离开“德和染”，在家以卖油、卖棉花作掩护，领导安定县东一区杨家园子的党团工作，指定我与杨和亭单线联系。同时还要我指导北一区第三高小的党团工作，联系人是校役栾新春。

当时白匪钟宝卿骑兵团驻防瓦窑堡，这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凶残刽子手。他们指使黄盆子、吴臭盆等密探跟踪、监视我们这些曾在大革命中活跃的学生。我们在敌人眼中早已是“危险分子”，要处处小心行事。我们在和敌人坚决斗争的同时，还要随时保障组织的安全。这就需要采取各种方法，扰乱敌人视线，以达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的目的。

我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了解敌人动向，防止他们暗中破坏。我和吴臭盆沾点亲，借故“送礼”与吴聊天说笑，从中了解并分析敌人的意图，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次，敌人密谋抓捕互济会员李仲英，妄图在他身上打开缺口，以一网打尽瓦窑堡党团组织。我得到消息后立即安排李离开瓦窑堡，到甘肃省去做兵运工作，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甚至打进敌人内部，争取同情革命者做我们的情报员。敌副官尚达武是瓦窑堡女校学生雷巧灵的丈夫我们认为雷思想进步，靠得住，动员她去争取自己的丈夫为我们工作。一次，敌人盯上了特委派来的刘光贤，欲秘密逮捕。幸亏尚达武及时报信，刘得以安全转移。

当时我们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会员利用他们的合法身分，也为我们提供过不少重要情报。一次，敌人准备袭击北区郝新民领导的游击队时，负责给敌人磨面的互济会员井助国得悉后，立即派人通知了游击队，敌人兴师动众却扑了空。

在残酷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学会了不少应付敌人的办法，同志们之间已非常默契。我们可以在光天化日敌人的严密注意下，利用买东西、“吵架”、唱歌、脱帽、穿鞋、咳嗽、吆喝、扬汗巾等极普通的动作进行联络。接头地点、会议地点、活动地点也安排的十分巧妙，尽管敌人绞尽脑汁，但从未发现。党的组织工作更是严密、谨慎，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丝毫的疏忽都会造成惨痛的损失。

二、地下工作（1927-1934）我考入绥德四师

1930年夏天，党组织出于对我们的关心、爱护，决定让我和董学源等暂时离开瓦窑堡。我们所负责的党支部的工作交由刘昌汉、郝正连等接替。我们和侯智防、史丕民、史丕贤、史应南、李国秀等人一同报考了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在白色恐怖下，该校是党的一个重要的人才培训基地。这次考生共300余人，只录取40多人，我以第五名考取，编入第十二班学习。

开学后，我将组织介绍信交给负责安定县学生党员工作的惠泽仁。两天后，支部通知我担任党的小组长，并参加学生军。小组成员共3人，有李荣镜（1935年叛变）、王黑胖等。党小组与支部是单线联系，联系人是白寿康。组织活动是利用上街买学习用品等机会，每周召开一次小组会，内容多为汇报学习心得以及发展组织的情况。当时指定必读的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及《新青年》、《向导》等期刊。对那些只限在课堂上讲解的党的决议、指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等，因不准写笔记，对其重点就需背诵清楚，不能含糊。若违犯规定要受到处分，纪律是非常严格的。组织发展工作要求十分谨慎，推荐人必须把发展对象的政治背景、出身、成份、社会关系、革命斗志、学习成绩、爱好等了解的清清楚楚，在调查情况时还不能被本人察觉，要严防坏人、投机分子混入组织。在校期间，我曾介绍李国秀等同学加入组织，没发生过庇漏。

除在校工作外，还要定期到绥德城郊龙儿湾、五里河、兴店等地向群众进行宣传，启发动员农民起来向剥削压迫势力作斗争。也去手工作坊，向受雇的店员们宣讲革命道理。群众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但也少不了碰钉子。一次我和柳青来到一家铁匠铺，铁匠正在汗流浃背地抡大锤造锄头，没顾上抬头瞧我们一眼，我们只好站在熊熊烈火的铁匠炉边，讲述“工人创造‘价值’，而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就等于剥削工人”的大道理。任凭讲的口干舌燥，也不见反应。歇气时，那铁匠过来，摩挲着柳青的头顶说：“娃娃，你们站远些，小心火花烧了衣服。”“讲得倒不赖，可惜管不了穿衣吃饭！抵不上养家糊口啊！”

弄得我俩很尴尬，扫兴而归。这促使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学会了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用普通工人农民可以理解的实际例子，启发他们的觉悟。以后效果就一次比一次好了。柳青后来成为著名的人民作家，我为他感到骄傲。

二、地下工作（1927-1934）第一次送文件

一次，支部决定由我把党的文件送到距县城40华里的铁旗坪支部。接头人叫崔田民。必须在深夜去，白天要不动声色、照常上课，丝毫不能显露出任何异常举动。支部交待了接头暗号，临行时对我说：“这个任务非常重要，相信你一定能完成”。

我初到绥德，人地两生，不了解当地民情风俗，也不知铁旗坪在哪儿。我找到做饭的工人黄老二——他是我负责发展的对象，商量如何混出戒备森严的绥德县城。

当时城门被极端反动的蒋梅生部队把守，过往行人均要被严密搜查。因黄老二经常要挑剩饭经东门出城去喂猪，守东门的敌人习以为常，很少检查。这一天，乘着夜色，黄老二挑着剩饭桶顺利地出了城。敌人根本想不到这次的桶底下藏有我用油纸包好的文件！紧接着我也顺利通过了敌人的仔细搜查，沿黄老二的足迹到了相约地点，从他那儿取了文件，再踏着近一尺厚的积雪去铁旗坪。

在空无一人的漆黑的夜途中，我高声背诵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其它豪放的诗词，为自己壮胆。摸索着到达铁旗坪后，根据临来时支部的交待，直奔位于中心大路南边的小学。

小煤油灯闪烁着的一问屋里有3、4个人正在谈着什么，我向他们打听崔田民。一个两眼有神，脸庞清瘦，中等个头，穿着破棉袄，扎着腰带，20来岁的小伙子忙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说：“二元二角二分”他哈哈大笑：“同志，我就是你要找的崔田民。”并急忙起身为我拍打身上的积雪，拉过凳子，让我坐在火炉边，倒上开水说：“这么黑，走这么远，你一定累了吧！你贵姓？”“姓李。”他立即回头喊了一声：“大哥，去召集支委马上到这儿开会。让家里做些面条，给老李暖暖身子”。

我起身推辞：“我必须在天亮前赶回学校，时间不多了”。

老崔看看天说：“来得及，现在才是二更时辰。我们还要请你讲讲形势和任务呢。”

不到5分钟，20余名党员就到齐了。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这么大的题目，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把平时看书、读报和支部、小组会上听到的有关形势、政策向他们讲述起来。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到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一直讲到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在白色恐怖下要长期隐蔽，要利用合法身份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坚持斗争，以争取革命高潮的尽快到来等等。听众聚精会神，我也因为头一次作这么一个“大报告”而激动。讲完后我把文件交给崔田民，并要了收条。三更时分，我向他们告别，崔田民、崔田夫等与我依依难舍，直送了3里多路，并派了一名雇农党员送我回绥德县城。离城五里路时，我请他回去。可当我已走了很远回头看时，还隐隐约约见他站在原地。时隔60多年了，他挺立在风雪中护送我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到绥德县城东门时，正巧遇到从义合镇方向走来的同学史应南，我们虽不在一个党小组，但彼此知道是党员。在大革命中斗争安定县长张鸣盛时，我们曾相互配合过，又是一起报考绥德四师的。我估计他也是去执行什么任务回来的。我们互相递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通过东门。回校路上，互相介绍了情况。他是去义和镇支部送文件并传达特别支部决议的。到校时，已是拂晓，同学们还在梦中。待我洗漱完毕，起床铃才响。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在体育课老师苏醒民的军事课上，各式射击姿势的操练在紧张进行。我的动作属于准确。在数学课的提问中，我精神抖擞对答如流。这次秘密行动，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受到支部和党员老师的表扬，我感到很欣慰。

绥德四师党支部根据每个党员的特点、活动能力、党性观念、学习优劣来分配任务，尽可能使每个党员都得到锻炼。党支部曾交给我一个任务：把英文教员脱党分子刘敬敏撵出学校，但是要把握好时机。不久，参加了学生反动组织“兄弟党”、来自佳县的李某，要抄袭白明德的英文习题，刘敬敏明知李的作弊行为却不干预。我发现后，在上课时揭穿了这一丑行，全班同学立刻提出质问，刘尴尬不堪。此后，只有少数几个“兄弟党”成员去听英文课，其他人“罢”他的课，他在学校实在呆不下去了，被校方解雇。这件事也大煞了“兄弟党”的嚣张气焰。

二、地下工作（1927-1934）绥德四师被查封

1930年12月11日，为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的滔天罪行，支部决定进行校外宣传活动。党、团组织带领党团员和党的外围组织分成数十路，冲向绥德井字形街道的大、小十字街以及近郊的兴店、龙儿湾、五里河等地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蒋梅生的反动军警闻讯后，全部出动，鸣枪驱赶学生。我们只好将没有散发出去的宣传品扔到二郎庙坡。这次行动虽产生一些宣传效果，但却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晚学校被反动军队包围，军警们冲进学校，搜查、焚烧进步书籍，并勒令封闭学校。

这致命的打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减少损失。此前，校长马济川和中心县委书记霍维德在“筹备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会上，曾建议在校内集会，以合法方式行动，尽量保护住这块革命阵地，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我们这些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部分同志的认同。但遭到多数委员的否决，并给持与马相同观点的同志扣上“右倾”的帽子。不明真相的学生还在校长的门上放置粪便盆子，用粪水浇他，用这种自以为是的“左派”方式侮辱马济川校长。

三天后，大家被迫离开了学校，临行时难舍难分。外县同学在离开绥德县城时，书籍报刊、衣物、钱财被反动军警洗劫一空，一些人只得沿路乞讨回家。不少穷苦学生从此失去了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

1923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子洲，于1924年夏被推举为绥德四师的校长，他从各地聘请了一批学界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来办校。在其主持下，一方面革新校政，一方面利用学校阵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员着手建党建团，四师逐步为我党所掌握，成为陕北革命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青年人在这所学校能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能经受革命熔炉的洗礼，能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它是在反革命白色统治下的一块净土，敌人称之为“赤化的大本营”，可惜这块阵地过早的且轻易的丢失了。

二、地下工作（1927-1934）中共瓦窑堡党支部

1930年底，我又回到了瓦窑堡，并重新负责起支部的工作。同时兼管东一区、北一区和安定县城党的工作。

当时，刘昌汉已被解雇，失去了合法的身份，生活既难以为继，工作也不易开展。我俩一商量，东拼西凑了四五元现金作本钱，开了一间小小的磨坊。我们白天汗流浃背，轮流推那四五十斤重的石磨，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晚上就从事党的工作。因时常还要接待过往同志，故不得不节衣缩食。

陕北特委的刘光贤、毕维周曾多次到瓦窑堡来，我们总是全力让他们吃好，并总以各种借口婉言推辞与他们共餐，以免他们发现我们的窘迫。临别时，我们总是为他们备足路费，并按时交纳党费。我们就这样坚持到1931年冬天。

在此期间，父母不忍见我日夜操劳，为我说了媳妇。她是女房东妹妹的女儿，叫侯瑞云，侯家洼人，和我同龄。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勤劳诚实，模样在当地也小有名气。当时，任县委书记的马文瑞时常来我家召开秘密会议，她就坐在门口做针线活，为我们放哨。虽说这门亲事是父母包办的，但她的到来，使我在艰苦的条件下，能更集中精力从事革命工作，也就心满意足了。

随着斗争的发展，随着环境的日益艰苦，党内的分化也更加明显了。由动摇走向叛变的井助农、孙绍山、营子硕等人咒骂共产党，恫吓党员，并准备出卖党的组织，向敌人卖身求荣。党依靠群众，同他们展开了坚决斗争。支部派孙绍山的亲戚朋友到齐家湾，向其父亲、兄弟交待党的政策，同时警告他们：如果孙绍山胆敢对党的组织下毒手，红军游击队绝不轻饶他，到时孙家恐难在此立足。孙的家人对他施加压力，其父对他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如果你敢抓安定县的一个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一家老小的命可都捏在你手里。孙绍山，井助农和营子硕等人，只得逃到横山绥（德）米（脂）一带。

还有个别人经不住物质诱惑。接替我负责支部工作的刘昌汉转移到苏区工作后，侯仰桓、史宗贤和营尔雄三人，私分了红二十六军杨琪等人捎回的安家银元及贵重物资。组织令其交出时，他们无法退还，又不改正错误，有的投降了敌人，有的脱党。

叛徒及败类威胁着组织的安全，支部被迫转移到郊区的冯家屯、西门坪、河东一带继续坚持工作。

中共瓦窑堡党支部在险恶的环境中，没有被敌人摧垮，也没有被叛徒吓倒。他们工作的更加艰苦，也愈发出色。为保存和发展党的组织，为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不愧是瓦窑堡人民的优秀儿女。

二、地下工作（1927-1934）我任安定县北二区区委书记

1932年，特委派我到安定县北二区任中共区委书记，需要以“薛家渠二十三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出头露面。我把瓦窑堡支部工作交给了刘昌汉等人后，用两个月的时间准备参加县上的小学教师招考。不久，在考试中我榜上有名，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被委派到薛家渠二十三小学任教。

安定县北二区与安定、绥德、清涧、横山四县接壤，东至老君殿，南至官道峁、玉家湾，西至角峪岔、石湾，北至大理河川的三黄峁、周家岭。南北是山，东西是小河川。绝大部分好地和川地都被薛家渠和角峪岔的几户地主霸占了。百姓受重租、重税的盘剥，生活极为贫困。不少人背井离乡，要饭逃荒；不少人鬻儿鬻女，以求糊口。

早在1927年，谢子长领导的安定县农民运动，就使北二区的革命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后来在共产党员薛毓瑞、李景膺、贺秉章、薛振昌等人的艰苦努力下，北二区的党团组织发展健全，工作开展的比较深入。

薛毓瑞出生于一个拥有3000多亩土地的大地主家庭。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北二区的区长。他免去贫、雇农的租税，领导全区农民抗粮、抗租，惩办恶霸地主、打击土豪劣绅，深受当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被称为“救命恩人”。

担任区政府书记官的李景膺是薛毓瑞的得力助手。他足智多谋，在复杂险恶的环境里，仍然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决议和指示，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北二区的党、团组织遭到破坏，革命群众遭到镇压。但这个地区党、团组织始终非常坚强，群众基础也很好，地理条件又有利于游击战的开展。因此，当中共安定县委派我来任区委书记时，曾指示我要把薛家渠第二十三小学改造成为党的活动基地。

二、地下工作（1927-1934）小学教师

当时的薛家渠第二十三小学掌握在民团头子折可达和土豪劣绅雷治富、薛俊英手中。薛的外甥把持学校大权，教学内容全部是封建旧文化。

中共安定县委指示我要首先从改变教学内容入手。我们组织安定县第一高小、瓦窑堡第二高小的进步教员出面，向县教育局提出：要求遵循中华民国的有关规定，改变第二十三小学陈旧落后的教学内容，实行新学制。这一要求合理合法，县教育局不得不责令该校照章办理，并同意派我到学校任教。但盘据学校已久的恶霸势力，以及死守封建糟粕的无能之辈，不甘自动退出，暗中纠集准备和我们较量一番。

当时的中共北二区委由我任书记，薛毓瑞任组织委员，贺秉章任宣传委员，薛振昌任委员，大家决心完成改造学校的任务。

我们首先把30多个在校学生，分为4个年级，用教育局统一印发的教材代替旧教材，重新设立了语文、算术、自然常识、历史地理、体育等课程。

第一节是语文课。我请来前任教员，让他们试教新课本。这需要讲解课文，但几个“秀才”对新文化知识一窍不通，大眼瞪小眼，急忙作揖推辞。第二节是自然课，请他们上台讲解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结果东拉西扯，风马牛不相及。其浮浅无知的狼狈相，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我上台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叙述，向学生们传授科学知识。新鲜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引起了听惯“之乎者也”的孩子们的兴趣，受到他们的欢迎。秀才、举人们无地自容，以各种借口逃离教室，剩下几个所谓德高望重者，也早已六神无主，生怕让他们上台示范新课本。

我对旧教员始终以礼相待，征求他们对课程安排的意见，并指出：你们不可误人子弟，要用新知识培养建国人材，方不辜负家长重托。他们连连称是，表示不再干预今后的教学工作，并同意我提出的由薛毓瑞担任学董的建议。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在校学生增加到50多人。

但斗争远没有结束。农历二月二俗称“龙抬头”，当地群众有写“祈雨祭文”的风俗。“祭文”过去一直是请秀才举人用文言文写。这次反动当局把写“祭文”的事交给了我，如果我这位教新文化的老师用了文言文，他们会指责我假进步；如果用白话文写，他们又会取笑我不懂老规矩。我和薛毓瑞共同起草了用白话文写的“祭文”，一改以往的内容和写法。文中说明天灾人祸虽都不利于民生，但“人祸”会促使天灾更加严重。我们详尽地列举了恶霸地主们的种种劣迹，指出这就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人为的灾害。只有社会改变，才会国泰民安，也才有可能战胜天灾，才能获得真正的丰收。这篇“祭文”有理有据，有板有眼，既没“犯规矩”，又没用文言文，使封建遗老遗少们哑口无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此事刚过不久，薛俊英请我吃饭。桌上摆满了肉丝炒粉条、油煎鸡蛋、养面饸恪、油糕等陕北上等酒菜。他大肆吹捧：“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让学校大大变了样。学生长进不小，赞不绝口”。我不卑不亢：“我不过尽了个人菲薄之力而已，照过去的教育法，毁我子孙、毁我民族。为改革教学我甘愿忍受误解、诬陷、刁难。”“李先生行为端正，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教学有方，没人敢刁难，恐怕是你多虑了。”

“这半年，我可没少遭人暗算。”我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薛坐不住了，马上改变话题：“我们不谈这些。李先生贵庚？”

“不满二十”。

“想必日子过得不错了？”

“俗话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儿王’。迫不得已，去念的省立第四师范，而且全靠教员和友人的资助。”

“寒门出贵子嘛！娶亲没有？我做媒人如何？”

不等我答腔，他就喊：“冬梅，上油糕、饴恪！”随声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姑娘，扭怩作态，我打心眼儿里觉得不舒服。薛低眉斜眼地说：“这是我侄女，还未定亲，你看如何？”

“婚姻大事，我做不了主，以后再说吧。”

回校后，我立即召集薛毓瑞、薛振昌研究这个情况，贺秉章因家住在较远的南沟岔，未能参加。大家认为，这是施的“美人计”，但为了稳住对方，进一步掌握了解他们的情况，巩固小学校这个阵地，一致同意了我提出的“将计就计”的意见。第二天，我给了薛俊英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此后，学校的工作少了不少干扰。

在两年的时间里，党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党员由原来的五六个发展到30多个，吸收了不少觉悟高的雇农、贫农加入党的组织，如马生海等。史法直（原名郝新民）、强世清领导的游击队常利用小学校开展活动。我们和石窑湾折可达民团中的地下党员贺吉祥、栾新春等也取得了联系，及时向他们传达上级指示，及时通报敌人的行动。我们终于使第二十三小学成为党的可靠基地。

二、地下工作（1927-1934）我在南沟岔庙会被捕

1933年6月2日，中共安定县委派赵福祥前来传达县委指示，要求我们在农历5月13日（即6月5日）南沟岔庙会上，在角峪岔到南沟岔之间30华里的地段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欢迎红军强世清、史法直所领导的游击队。北二区党委会经过再三考虑，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刚刚建立的秘密据点，是游击队人员和枪枝弹药的补充站，一旦暴露，损失不堪设想。但赵福祥没有分析区委的意见，严厉指责我们，命令我们要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区委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离庙会还剩3天，我们既无油印机等设备，又不知具体的宣传内容，赵说：你们克服困难，设备自己解决，宣传内容我也不清楚，你们看着办就是了。

我和薛毓瑞整整花了两个通宵，拟好稿并用左手抄写了200多份传单和标语。6月3日晚，我召集4个小组的组长会议，布置如何散发传单、标语。决定由薛振昌领导3个小组负责冯家渠到角峪岔地段，要在4日晚三更前把150多份标语和传单张贴散发完；由贺秉章负责1个小组，从薛家渠到南沟岔，重点是在南沟岔的庙会附近张贴、散发其余的标语和传单；我和薛毓瑞是抄写者，以防万一，先不出面。会上还交待了具体方法，嘱咐大家要注意隐蔽。

到了4日晚上，我和薛毓瑞感到心神不定，没有把握。因为我们的党团员以及互济会员都是贫、雇农，从未干过这种工作，缺乏经验。于是我们一起去贺秉章家里，检查准备得如何，因张贴标语必须在晚上进行，为防止黑暗中将标语贴颠倒，一定要事先排放好。在检查大家贴标语的动作时，感到他们勇敢有余，经验不足，容易出现漏洞，这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我和薛毓瑞毅然决定，庙会广场的标语由我俩张贴。

南沟岔的庙会十分热闹，方圆几十里的人扶老携幼赶来参加。商人们也拥来赚钱。赌棍、流氓、兵痞、土匪，更不放过这有利可图、大发横财的机会。

我和薛毓瑞分了工，他利用曾担任过区长的有利条件，在区政府门口监视民团的行动。我到庙会戏台东侧张贴标语。南沟岔庙会的戏台坐南向北，西、南、北三面是河川，东边靠山。戏台筑在高地上，四方赶会的人都云集在此。唯有东墙是贴标语的好地方。最初，一切都很顺利。不料薛毓瑞忍不住去厕所时，两个团丁突然闯来，他们一见墙上的标语就大喊大叫，还拼命往下撕，看见我正站在那儿，就问：“李先生，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先是一愣，随即镇定下来：“解手啊！”不等我说完，他俩却急忙跑到区公所，想来是向上级报告去了。也幸亏他俩都去了。

我乘机立即脱掉黑色外衣，里边是经常穿的白衣服，将没来得及贴的传单迅速散发到稠密的人群中，不慌不忙地走到戏台的正面，钻人观众中，看起“孙悟空大闹天官”的皮影戏来。

不一会儿，安定县民团团总折可达、敌区长雷治富带七八十个荷枪实弹的团丁包围了戏场，封锁了所有的进出口通道，威胁群众不许乱动，要抓共产党。为避免暴露其他同志及伤害无辜百姓，我主动站出来，十几个团丁蜂涌上来，把我押进了区公所的办公室。

二、地下工作（1927-1934）没有被抓到“把柄”的共产党员

雷治富、折可达丢下烟枪，立即开始审讯：“李先生，我们早就察觉你是共产党，今天可抓到证据了。”

“那就请拿出来！”

“把那几张标语传单拿来！”

“那上面署的是‘共产党’，又不是我‘李宗贵’，怎能肯定是我干的？”他们不容分说就令人搜身。一无所获。于是恼羞成怒：“那两个团丁亲眼看见你在戏台东墙上贴标语，还想抵赖？”

“既然他们什么都看见了，那我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急于请功的两个团丁迫不及待地抢着说：“我俩瞧得清清楚楚，你在贴好标语的戏台东墙边站着，穿着黑衣服！”

“但你们是在戏台正面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我穿的可是白色衣服。”雷治富、折可达即刻派人到戏场里想找到我穿的黑衣服，它却早被同志们安全处理了。

敌人只得严刑逼供。他们用细麻绳把我双腕反绑起来，背后压上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吊到半空。细麻绳深深地勒进皮肉，肩膀脱臼，两眼直冒火星。敌人几次用冷水把我从昏迷中浇醒，“你要再不招就用火棍、火链、火铣对付你！”

“我是公开被聘用的教书先生，你们身为执法的区长和团总，居然敢肆意对堂堂教员施以酷刑！”忽然一阵喧哗声传来，原来贺秉章、薛振昌等发动了上百名群众包围了区公所，并派出代表交涉释放我。慑于群众威力，敌人停止了严刑拷打，但把我仍然拘留在区公所。

翌晨，正要把我押解到安定县政府审理时，密探黄盆子报告，强世清、史法直的游击队准备劫走李先生；他们埋伏在安定县石窑湾、红石峁一带山路上。敌人立即改道由南沟岔经玉家湾、瓦窑堡到安定县，提前派出团丁通知玉家湾的民团协助，并命令瓦窑堡驻军张建南派士兵沿途协同押送。游击队劫我的计划落了空。当晚我被押到安定县死囚牢里，敌人连夜进行了审讯。

反动县长不由分说，用麻绳将我两臂捆紧，推我跪在锐利的碎石上，脚腕下垫上两块砖，两腿肚子上压着一根两米长、碗口粗的杠子，左右各站着两个刽子手，不断用脚踩这根大木杠子，酷刑从晚上9时一直到次日清晨。多次昏迷过去的我，醒来时已是遍体鳞伤，动弹不得。但我仍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敌人用刑失败后，给我戴上一副七斤半重的脚镣和手铐，投入死囚牢里。映入眼帘的是些蓬头垢面、衣不掩体的难友。他们了解情况后，对于我这么年轻也被提审，还受到如此酷刑愤怒不平。他们小心地照顾我，把我抬到仅有的麦秸铺上，喂水喂饭，按摩护理。难友们心连心，使我得到安慰和鼓舞。

反动派的暴戾更加坚定了我斗争到底的信念。想到自己是党的人，任何时候都要有气节，尽管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奋力唱起高亢的秦腔，多日愁眉不展的难友也活跃起来。我对大家说：“对这帮杀人不眨眼，嗜血成性的刽子手，丝毫不能软弱，只要你不怕死，他们就没一点招。活着就要有骨气，死，也要站着死！”没想到关在隔壁的正是薛毓瑞，敌人关押他是为了索回由他负责而欠交的粮款。他听见我唱秦腔，也听见我做宣传，拍着墙壁和我联络，还表扬我：“真行！”我说：“没有这点气魄，算不上英雄好汉，老薛，你放心，我决不会丢脸。万一我出事，学校的事你一定要担起来。请多多保重。”

当难友们知道隔壁是原北二区区长薛毓瑞时，认识他的人说：“他可是大好人，常把摊派给百姓的粮款、税款顶着不交。不仅不收穷人的租粮，还用自己家的存粮接济穷人。这样好的人也被关起来，真是老天瞎了眼。”“哪里有什么老天？法令由他们定，苛捐杂税任他们收，百姓随他们欺。他们靠我们的血肉花天酒地，奢侈挥霍。我们不能怨天怨地，更不能怨父母和自己的命。只有想法自己救自己。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去努力争取，总有一天会成为天下的主人。”难友们纷纷点头称是。

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我就给难友们讲《水浒》、、；讲帝国主义侵华史；还讲农民起义、红军战斗的故事以及浅显的革命道理。难友们对我更加信赖，对我更加无微不至的照顾，大家的心连得更紧了。

6月10日晚，刽子手再次把我拖进公堂，剥去衣服，让我跪在烧红的铁链上，用香头在我的前胸后背上烧灼，并用点燃的烟头烧我的下身。我紧咬牙关，一声不哼。

回到牢房，大伙儿见我又被折磨的体无完肤，全都热泪盈眶。他们用凉毛巾敷在烧伤的地方，想减轻我的痛苦。我说：“不要伤心，敌人就是剥了我的皮，抽了我的筋，也夺不去我的心！他们从我这儿只能得到蔑视和仇恨。”

“好样的，真是少年英雄！”不久，伤口化脓淌血，气味难闻。大家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已破烂不堪的衣衫撕碎，为我擦拭。胜过手足的情谊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敌人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强迫挚爱我的老母亲来“劝降”，妄图软化我的意志。正直、善良、操劳了一生还不得安宁的母亲，见到最疼爱的幼子伤痕累累，血肉模糊，便昏厥过去。当她刚苏醒就深情地说：“我不懂他们说你是革命党的那些话，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好儿子，你争气，有出息。不管他们怎样陷害你，都千万不能连累好人，不能让别人也象咱们这样惨！”深深感念慈母的养育之恩，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在敌人面前哼也不哼一声的我，此时放声大哭：“娘，儿子很可能无法孝敬您老人家了，您就当把我也送了人。请您千万要保重呀！”难友们听了声泪俱下，就连平时恶狠狠的看守，也禁不住抽泣两声。母亲将我身上已成碎布条的血衣颤巍巍地脱下来，滴滴热泪落在我伤残的肌肤上。从我被捕起，她就日夜流泪，不吃不喝，这次又走了30华里路，亲眼见到她心爱的儿子被折磨得惨不忍睹，操劳一辈子、坚强无比的她，却经不住如此致命的打击，回家后就卧床不起，四五天后，便与世长辞了。

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我大嫂身上。她是严格遵奉三从四德、从不抛头露面的弱女子，这狂风暴雨般的袭击也摧垮了她，没过一个月也去世了。大哥的4个孤男幼女又接着死去两子，好端端的10口之家，霎时只剩下60岁的老父、大哥及其一儿一女，还有我那善良的妻子侯瑞云，怎不令人心碎、令人悲愤！

二、地下工作（1927-1934）押我去榆林的六个日日夜夜

我被捕后，党千方百计的营救我。一方面把我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待遇”公诸于众；一方面发动全县教育界人士联名上书，愤怒指责官方的暴行，强烈要求释放我。敌人认为我是他们破获安定县地下党组织的关键人物，不能轻易释放；但又怕事态闹大，无法向主子交待。于是采取了“一箭双雕”的做法，即迫使安定县将我的案子呈送陕西省军法会审处。如此既可继续审讯，又可缓和群众义愤。7月30日，敌张建南的一个连把我从安定县城向榆林军法处押解。

31日经瓦窑堡河东村时，父老乡亲为我送行。我的老父、我那时刻担惊受怕的妻子以及大哥和侄儿、侄女等亲友们，眼看着身受重伤的我将拖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远行，且前途险恶，个个悲痛欲绝。押送我的人，前面一个排30余人开道，左右两个排手持上好了刺刀的钢枪，挡住两边前来送行的群众。我面带笑容抬起上了镣铐的双手以示敬意，我对老父说：“我是没有罪的！您老人家不要过份伤心。大哥及侄儿和乡亲们会照顾您的。我决不会给您和乡亲们丢脸。您应该为我骄傲才对，千万保重！”我步履蹒跚，然而坚定的向前走去。

1933年8月1日，经过90华里的艰苦跋涉，好不容易到了清涧县城。我被押在看守所的死囚牢。敌人加岗加哨，戒备森严，连我大哥李宗元送水送饭都不许。大哥是老父执意派来照顾我的。伤痛、劳累、饥渴加之跳蚤、臭虫，折磨得我彻夜未眠。

天亮要启程时，我根本上不了路。敌连长暴跳如雷，找狱卒询问，才知看守长不准外人与我这个“要犯”会面，也不许送东西，严防走漏消息，免得在通过九里山和一步墕山路时惹下麻烦。但敌连长怕夜长梦多，急着赶路，他们为此争吵不休。我乘机对他们说：我的伤口溃烂，又不准吃不准喝，还被臭虫、跳蚤叮了一夜，我寸步难行。你们要杀就干脆在清涧县城里杀了我！敌连长见我确实行动艰难，强逼着走下去，有个三长两短，难逃其咎；更没有随便处决我的权利，还必须将我押到榆林。走又走不了，不走又不行，骑虎难下的局面令他火冒三丈，当即向看守长和狱卒们动起武来。衙门内外，棍棒横飞，乱成一团。群众越聚越多，我利用这个机会，向围观者揭露监牢里种种黑暗罪行。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看守长和狱卒招架不住，只好跪在我面前求饶。

我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提出：启程可以，但要有条件：第一，每到住宿地，不许另加刑具，要能吃好睡好；第二，经过村镇时，要停留休息；第三，昨日整天汤水未沾，今天要吃饱了才能走；溃烂的伤口要敷药治疗；第四，途中由我哥哥照应，押解部队不能干涉。敌连长巴不得我能走，所提条件满口答应。

一路上，敌连长时不时和我搭讪，表面上也不那么凶狠了，我知道他是想让我老老实实赶路。我乘机给士兵讲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林冲夜奔梁山，太平天国洪秀全的金田起义，李自成当皇帝以及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人民的斗争史等等。军官们开始还来干涉，慢慢也都凑上来听。士兵们毕竟大部分是出身贫苦的百姓，他们不时送来水和沙果，并尽量减轻我的痛苦。

敌连长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性，过九里山时，重新整顿队形，派出一个排提前上山警戒。在所有隘路、悬崖等险路上布置了岗哨，既防游击队劫人，又怕我跳崖殉节。过一步墕山路时，更令敌连长提心吊胆，防范严密。

到绥德县城后，我仍被关押在死囚牢里。国民党的监狱是人间地狱，这次虽然有家兄为我送水送饭，还有了个“床位”，但依旧被跳蚤叮、蚊虫咬，伤口溃烂的更加厉害了。

8月3日凌晨，从绥德死囚牢出发，途经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朝米脂县城走去。盛夏正午的烈日，使伤口浸泡在汗水中，狱中虫咬的血泡，流着脓水，每走一步都感到天旋地转。我不管敌连长是否同意，拖着重镣走到大树下乘凉，并训斥他违犯在清涧县所立条件，提醒士兵看清他的丑恶嘴脸。

大哥抚着我前胸后背的创口，泪如雨下。他买来了西瓜、沙果为我解渴，士兵们因有了喘息的机会，也纷纷给我送水。

晚上，到达米脂县，我又被投入死囚牢里。看守长居然提出要交5块银元才让睡觉，否则就施以酷刑。我一口拒绝这种无理要挟。他立即吆喝来四五个刽子手，把我拉到一尺宽的两道砖墙之间，脖子上套一个铁圈，用铁索紧拴在木桩上，把我脖子撑得只能向后仰，身体动弹不得。霎时蝎子、跳蚤、臭虫、蚊子等毒虫爬满全身。

4日凌晨，当敌人又催促启程时，我脱掉上衣，露出惨不忍睹的身子坚决拒绝上路。押送的士兵一路上对我的为人已表敬佩，见敌连长及监狱看守们如此背信弃义，如此暴虐，不等敌连长表态，就一一闯进县衙大堂，把看守长打得血肉横飞。围观的群众也义愤填膺。县长躲在乡绅家中不敢出面，派了一个所谓有声望的绅士来向我求情，表示严惩看守人员，改善监狱条件，请求我上路。我厉声斥责他们：你米脂县的牢房里，不知关押了多少无辜百姓，不知多少人被你们残酷折磨死。现在对我假仁假义，过后照旧虐待别人。老子今天就不走了，倒要看看你们如何改善！

乡绅吓得要死，只好向我大哥求情。善良的大哥抱着天真的幻想承诺下来。他苦苦哀求我，还是继续上路吧，这次你放过了他们，以后不敢再虐待你了，也许还会有救？我实在无法拒绝已为我操碎了心的兄长。我在半昏迷中赶往鱼河堡。途经镇川堡时，听到陕北特委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崔明道、高寿、高庆恩、王品肖、王守义等同志于8月3日被杀的噩耗。

在鱼河堡我度过了最悲痛的一夜。这些同志都是有远大理想、有才华、意志坚定的年青共产党人。他们用生命保护了党的组织，显示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他们的牺牲使我感到非常痛惜，同时使我更加坚定了与敌人斗争的决心，我要以他们为榜样，为了崇高的事业，不惜牺牲一切。

二、地下工作（1927-1934）在军法会审处过堂

1933年8月5日黄昏，我被押解到榆林，案子移交给井岳秀负责的国民党军法会审处审理。敌人一来看我年龄小，二来不太相信我会参与军事暴动，故最初土军阀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加之当时我已奄奄一息，就没有立即开庭，我被关在一个黑暗的单人牢房。

不久有人走近牢门，紧贴送饭的门孔，低声问：“喂！你是哪儿的？”

因不知底细，我只有应付：“瓦窑堡的。”

“咋落到这个境地？”

“遭雷治富和折可达诬陷。”

“老弟，这是我的碗筷，送给你了！”我警惕地朝外看去，只见一个圆脸庞两眼炯炯有神的小个汉子正递上碗筷，并压低嗓门说：“我是保安人，叫曹力如，怀疑我是以民团团总身份作掩护的共产党员。我被作为军事政治嫌疑犯押到这里，审查两年了。因未找到真凭实据，最近就要讨保释放。老弟，这里关押的都是共产党嫌疑犯，只要不胡说，事情就不难解决。”经验告诉我决不能轻易相信人，但碗筷还是需要的。不一会儿，他又送来羊皮褥子和棉被，不管怎样，先收下再说。在正式审讯我之前的这些日子里，他常来这儿说上几句话，最初只是东拉西扯，后来谈到这里惯用的审讯手段，继而进一步告诉我狱中斗争的经验。当确信他是党内同志时，我激动万分！我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有许多战友和我在一起。

8月12日晚，军法会审处正式开庭。公堂里阴森可怖，一缕暗光照着坐在正堂中的3个审判官，侧面有两个书记官，厅堂两边站着8个打手，赤裸上身，手持皮鞭、铁链、火枪以及点着的木香，象是给我来个“下马威”。审判官惊堂木一拍：“你叫什么名子？哪里人？犯罪前什么职业？因何犯罪？如实招来！”“我叫李宗贵，瓦窑堡人。是安定县北二区二十三小学的校长兼教员。我是被区长雷治富、团总折可达诬陷入狱的，因我揭发了他们私吞教育公款的丑行。”“你是正在贴标语时被捕的，还敢狡辩！”“从我被捕的那一天起，不经审讯查证就对我动用了各种酷刑，我的申诉一直得不到公断。既然此处是正式会审，我要求申诉详细过程。”“只许如实招来。”

“农历5月13日是南沟岔镇庙会，我去看热闹，折可达民团出动军警包围了庙会，嚷叫要抓共产党。莫明其妙的抓了我这个手无寸铁的教员，押到戒备森严的区公所，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我施用了酷刑。几次三番的折磨，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口供，就谎报到安定县，县长受贿后，对我又压杠子又施火刑，几乎致我于死地。然后又押到这儿。我至今不知犯了什么罪？”

“团丁亲眼看到你贴标语，你还敢强词夺理？”

“那他们就该在我正贴时，当场抓住我的手。可逮捕我时，我正在戏台前看皮影戏。”

“人证物证俱在，还想抵赖？要对你从重量刑。”

“事实如我所述，你们可去查证。我怀疑雷治富、折可达对我早已怀恨在心，想用几张标语陷害我。”

3个审判官交头接耳一阵后说：“今晚审讯就到这里，下次过堂严刑侍候。”

我被拖回牢房后，曹力如急忙过来了解情况。听完过堂经过后，他亲切的握着我的手说：“老弟，以后你就这样回答。敌人是无孔不入，伺机寻衅，咱们的对策是令他们无隙可乘。他们现在还只是把你当成嫌疑犯，若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就无法给你定罪。”他的话令我感到十分温暖、宝贵。

第2次开庭是在8月13日晚，审讯室增设了火炉和各种烧得通红的刑具。拉我上堂后不由分说剥光了衣服，用烧红的香头烧我还未愈合的伤口。我紧咬着牙：能烧焦我的皮肉，绝烧不死我的心！敌人见此招不灵，只得作罢。

8月24日晚进行第3次审讯。他们换了一副假慈悲的面孔：“你要是不招供，会判死刑的，你还这么年轻，又当上了教员，前途无量呀。再说你还有老父需供养，就这么死了太不值得。”

“作为教员，就要为人师表。正人君子，不能撒谎。我没有犯罪，怎能承认？我被人陷害，可你们只听信一面之辞。我不会因贪生怕死而丧失尊严。至于老父，他会为有一个正直勇敢的儿子而骄傲，用不着你们假仁假义。”他们气急败坏，无可奈何地草草收兵。

旧创新伤使我浑身溃烂，他们见状不得不推延审讯。直到9月5日晚，进行第4次审讯。大堂正中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纸墨笔砚，要我写“贪官污吏、私吞公款、罪行累累、恶霸地主、人民翻身、共产党”等字样。这显然是要取我的笔迹。我从容地用右手写完，与标语上用左手写的字自然不一样。敌人垂头丧气，宣告审讯结束。

二、地下工作（1927-1934）狱中日月

1933年9月8日，我被转到陕西省高等法院第三监狱，该监狱关押了许多政治犯。我来之前，党组织就已经了解到我在审讯中的表现，故我被关押到石作奇等人的牢房中后，张资平、冯锦江、杜鸿章、窦绍庭、何佩章（何子玉）、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胡毅民、窦增荣等几十个难友，为我送水送饭、送衣送物、送被送褥，阴森森的牢房里洋溢着暖融融的战友情谊。同志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我如此盛情款待，使我热泪盈眶。

石作奇向我介绍了狱中的情况。他本人是横山人，榆林六中即将毕业的学生。他说陕北大部分县的地下党、团组织，由于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假装疯子的张资平被判刑七年。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等还未定刑期。他还介绍了牢房中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对敌斗争的经验。

监狱当局把定了刑的政治犯编进“磨面组”、“修建组”、“针织组”中从事繁重的劳动，全部成果都被监狱当局攫取。

杜鸿章、冯锦江等在“磨面组”，所有磨出的面粉都被看守、狱卒掠走，以倒手赚钱。我们却只能用剩下的麸皮和掺沙子的小米搅在一起充饥。政治犯大都是一些营养极差的年青人，每天要从凌晨一直干到夜半。为了给难友们多赚些麸皮以换取粗粮改善生活，他们硬是撑着虚弱疲惫的身子骨拼命。当大家吃着用血汗换来的饭时，泪水只有在心中流。

窦绍庭、胡毅民、何佩章等在“修建组”。敌人一般是把刑期短的将要释放的政治犯分在该组。其劳动强度比磨面组更甚，两手几乎每天都是血淋淋的。为防止他们逃跑，收工比其他组早。该组同志可利用各种渠道从外边买回《上郡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和一些进步杂志供大家阅读，从中可以了解形势，便于狱中党组织制定适宜的斗争策略。

“针织组”是由刑期比较长的要犯组成。当时有张资平、石作奇等，我也在这个组里。我们必须先把驼毛、羊毛洗净、晒干，再纺细线，织成毛背心、毛衣、毛裤等。往往要费4、5天才能织成的衣裤，敌人只付给一、二角极其微薄的报酬。这里的工作时间最长，条件最差。我们所创造的财富都中饱了吸血鬼的私囊。

未定刑期的政治犯要戴7斤半制的重镣，它所有的边缘锋利如刀，一动就会割破皮肉。一天只放两次风，起床后倒便桶算一次，下午一次。时间虽然很短促，却成了十分难得的享受。

狱中党团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揭露敌人苛扣口粮以及往小米里拌砂子的恶劣行为，大家以静坐、绝食迫使他们有所收敛。我们提出读书、看报的合法要求，敌人不得不允许买进反动官僚的报纸、书刊。借此机会，张资平给大家讲解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还组织大家每周两次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向监狱当局要求和“家人”通信并要求允许“亲友”探监。开始他们坚决不接受这些条件，但经不住我们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让了步。虽然必须经过严格检查和监视才能探监，但我们终于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3年寒冬，陕北特委派马文瑞、张达志化装成佳县李某的“亲友”，给狱中的同志送来了80多元的营养费。狱中党组织举行了秘密而隆重的“授礼”仪式。当拿到分给我的两块银元时，和大家一样，我对它十分珍惜！

此外，大家还利用各种机会，交流对敌斗争的经验。狱中的斗争生活和同志们的教诲，使我感到自己就象进了一所革命的大学校，经验更丰富了，信念更坚定了，人也更成熟了。

第三监狱位于榆林城北端，高等法院位于南端，中间相距约5华里。每次审讯的政治犯都要通过榆林城一条街。围观的群众对脚戴重镣、鲜血淋漓的政治犯充满同情，又对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崇敬不已。

共产党人就是要向世人表明：我们从事的事业，是崇高的，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宁肯把牢底坐穿！

共产党的优秀儿子白明善同志，就是我们的光辉榜样。狱中战友对我讲了他的英雄事迹。

白明善是清涧县高杰村人，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是“清涧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先后担任过绥德、米脂等县县委书记以及陕北特委委员、常务委员等职。不幸被井岳秀抓捕，严密关押在第三监狱，又成了狱中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气吞山河的革命气概及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博得牢宠中共产党人和有识之士的崇敬与爱戴。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怕之要命，用“十指穿签”的刑法，使他的双手长期流脓淌血，还不给治疗。在极恶劣的条件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给难友们讲解革命道理，做了很多教育、组织工作。敌人万般无奈，于1931年初春将他杀害。行刑当晚，敌人加岗加哨，严密防犯闹事。他牺牲的第二天，狱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大家绝食请愿，要求向遗体告别，装棺入殓，灵柩要送回他的家乡安葬。敌人害怕事态闹大，只好接受了全部条件。

对白明善的过早牺牲，我深感悲痛。他曾是我在绥德四师念书时最崇敬的历史教师，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曾是我得以增长才干并坚定革命信念的良师益友。我一定要继承他未竟之业，革命到底！

二、地下工作（1927-1934）党营救我出狱

军阀井岳秀是陕北的土皇帝，所属八十六师镇守陕北23个县，与土豪劣绅、恶霸地痞及高利贷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残酷地剥削压迫陕北人民。对于从事武装斗争、在人民群众中有声望、有影响、有才干的共产党员，只要落到他手上，自然坚决镇压，格杀勿论。毕维周、白明善等同志就牺牲在他的魔爪下。对于一些被抓的无证据、无声望又不牵连武装斗争的学生娃或社会关系较硬的政治犯，他假惺惺的“考虑社会影响”，故存在被释放的可能性。如朱有康、朱天明、李惠友、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就被释放了。因此我一进第三监狱，党组织就派人教导我如何应付敌人。

我入狱后，每月至少提审两次。法官根据安定县的呈状和军法处的口供反复折腾，妄图寻找破绽，以便定罪。但敌人的审讯始终一无所获，到1934年7月下旬，只好将我的案子转交给高等法院检察官宋继周审理。党组织及时通知我，向法庭提出调原告雷治富、折可达到堂对质。

原来自我入狱后，安定县党组织就一直在设法积极营救。这一次他们派游击队到南沟岔区公所警告折可达、雷治富，若敢到榆林对质，伤害到李先生的性命的话，就要杀他们全家，以偿血债。他俩只好在横山县的亲戚家藏匿起来。其亲戚经我党组织做工作，同意帮助我们，对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出不了庭。原告不到堂，给我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揭露雷治富、折可达诬陷我的罪行。法庭既调不来原告，又无有力的证据，只好对我宣判无罪讨保释放。

不久，安定县党组织要孙礼庭先生写好保状，动员了开明绅士杨如震、侯锡康、齐得功及第一、第二高小的校长和教育界人士等50多人联名具保。党组织派专人将保状送至国民党陕西省高等法院。

8月1日宋继周便通知监狱放人。共患难的同志们、朋友们为我的出狱纷纷表示衷心的祝贺。他们诚挚殷切的期望，激励着我尽快踏上新的革命征程。为了他们以及千千万万穷苦百姓的解放，我将继续斗争！

省立榆林六中党组织得知我出狱的消息后，于当天下午把我接到同乡同学董学源的宿舍。当晚，史丕民、贾学谊、南宗玉、魏丁山等20多名同志，买来榆林城特产一豆腐、粉浆饭、羊肉、酒菜等庆贺我出狱。我们畅谈到天明。

在大家的细心照料下，我的身体恢复的很快。他们陪我游览了镇北台、红石峡、古城滩、榆惠泉等塞外名胜。我们合影留念，并共叙未来的革命前景。与同志们的这一小聚使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根据党的指示，我终于回到离别一年的家乡，见到日夜思念我的老父、妻子以及侄女冬花、侄子李杰（他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二〇师，任某团民运干事、营教导员。1945年在集宁战斗中牺牲，追认为烈士）。大哥李宗元随我到榆林后，先是卖菜为生，以便关照我。后见我出狱无望，以为参加国民党军队或许对我有帮助，就加入了井岳秀在吴堡县的部队。我回到家时，他还在该部。1934年10月，他知我已出狱当了红军，时他身为班长，准备起义，被告密处死。大哥为我的无私付出，令我终生愧疚。

我到家的第二天，特委巡视员刘光贤和刘昌汉等向我传达了县委的决定，由我担任瓦窑堡党组织书记。我也早已准备好投入新的战斗。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陕北革命武装斗争的兴起

早在1933年7月，陕北特委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决定在陕北全面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工作重点，将由秘密的地下斗争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

当时，陕北特委将受其直接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后在安定县又成立了八支队；延川县成立了九支队；清涧县成立了二支队；神木建起了三支队；吴堡县成立了四支队；绥德南区成立了五支队；佳县成立了六支队；府谷组建了七支队。其中的第一、八支队，后组建成红一团；三支队改编为红三团；以后二支队改编为红二团；此乃红二十七军的前身。此外各县还普遍组织了农民赤卫队。有了革命武装，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如火如茶，迅猛发展。

1934年春，陕北形成了安定、清（涧）、绥（德）、神（木）和府（谷）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队伍和根据地的壮大发展，动摇了军阀井岳秀的反动统治。

1934年4月初，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了扩大会议，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总方针。决定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以加强游击队的统一领导，为扩编一个红军正规师而努力；成立陕北全区工农民主政府，扩展已有的游击根据地，逐步把各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4年5月，井岳秀为配合国民党陕甘两省军阀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调动了他的八十六师全部人马一万多人和陕北各县的民团，向以安定、清涧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进剿。6月，敌主力高双成旅4个团，集中于绥德、清涧、安定、横山一带；另一主力部队刘润民旅，集中于神木、府谷、佳县、吴堡一带。井岳秀效法蒋介石的堡垒政策，在其统治区内，大搞清乡活动，建立保甲制度，扶持地主民团，企图割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

当时，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只有七八个支队，200余人，面对强大的敌人攻势，我军决定集中兵力，统一指挥。

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宣告成立。谢子长以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兼任总指挥，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下辖一、二、五支队，共300余人。中旬，子长指挥第一、二、五支队，一举袭入安定县城，击溃守敌，打开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下旬，他又率领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南下陕甘边，在南梁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7月25日他和刘志丹在阎家洼子召开了陕甘边和陕北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派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以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井岳秀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率部于8月15日回到安定根据地。

在谢子长“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正确指挥下，我根据地军民仅用10天时间，就彻底粉碎了井岳秀苦心经营的对我苏区的“围剿”。

1934年8月中旬，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由南梁回师安定县后，通知瓦窑堡党组织派人取回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布告，准备张贴在瓦窑堡城内，以宣传红军政策和战果，打击敌人气焰，鼓舞群众斗志。

要完成这个任务是比较危险的，一则因为红军游击队的军事压力，迫使瓦窑堡的守城敌军进一步加强了对红军游击队和城内地下党组织的防范。他们封锁了进出瓦窑堡的通路，严加盘查过往行人。二则时值盛夏，衣着单薄，要携带宣传品通过敌人的层层搜查是很困难的。

在7人支委会上，大家都争抢着要去，我提出我去的有利条件；第一，可以探视姨母为由进出瓦窑堡，因她家靠近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在地；第二，我刚被敌人从监狱放回家，他们知我伤残在身，行动不便，放松了对我的注意；第三，做这样危险的工作，我已有一定的经验。我终于说服了刘昌汉、郝正连等支委会成员，同意由我去执行这次任务，其他同志分别去做其它必要的准备工作。第二天一早，我头戴一顶夏天当地人普遍用的草帽，没经盘查出了瓦窑堡城门。下午回城时守城的敌军仔细搜查了我提的篮子、穿的单衣裤，连鞋都脱下来瞧了瞧，却根本没有在意我头顶的旧草帽——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布告就藏在里边。晚上，其他人按照事先分工，去秘密张贴布告，而我却在家中佯装称病，还特地请来了当地的“神汉”魏元娃，他装神弄鬼地闹腾到天亮。

第二天，瓦窑堡到处张贴着红军传单，敌人十分惊恐。剿匪司令孙嗣权首先怀疑到我，把我作为头号“嫌疑犯”带到司令部。

“李先生，你刚从狱中出来，还不安分守己，昨天又出城干什么去了？”

“好长时间没见到姨母，去她家串了串门。”

“你不在瓦窑堡那段时间，我们还清静些，咋你一回来，共产党的标语就多起来？你白天出城，晚上又去哪儿了？”

“我回城时，守门卫兵把我里外上下搜查个遍，连姨母送的一筐鸡蛋都恨不能个个翻来看。晚上染了病，请人来家治了一宿。”

他们派人从被窝里拖来“神汉”魏元娃，证明我所言不虚，只好先放我回去，但不准离开瓦窑堡。我没有回家，而是去河东姐姐家呆着，观察敌人动静。不久，他们果然派人去我家抓人。我立即召集了党组会，大家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我的处境十分危险。上一次我被敌人抓捕入狱，敌人没有达到目的，这一次决不会轻易放过我。会议决定我立即转移，瓦窑堡的工作由刘昌汉等负责。

我随即离开了瓦窑堡，当敌人再次闯入家中，向父亲要人时，我早已踏上征途。和敌人打过多次交道的老父，反过来向他们要人，敌人只得悻悻收兵。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谢子长叫我当红军

我离开瓦窑堡后，找到了当时正在安定县北区李家阳湾一带活动的八支队负责人栾新春、刘明山、贺吉祥等。大家一起商量如何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当时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和王世泰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三团首战安定县景吴塌，歼敌一个连。继而又进击绥德张家圪台，灭敌二个排。两战皆捷，士气高昂。他们乘胜前进，又去奔袭清涧县的河口镇。敌驻瓦窑堡的张建南营奉命去增援河口镇守敌。

为了减轻主力红军攻打河口的压力，我建议八支队乘虚袭击瓦窑堡，吸引敌人援军回调。大家同意了我的建议。当晚，我们从驻地出发，直奔瓦窑堡的河东村。虽然八支队只有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各式长枪10来支（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造老套筒、日本“三八”式、沙俄“水连珠”、“老毛”式及中国军阀造的破枪一河南巩县式、汉阳式、宜川式等），每支枪只能配给七八发子弹，除此还有二三只短枪，总之人枪很少，但在上千名赤卫队员的配合下，大放鞭炮，夜袭的声势显得很大，把敌人打懵了，不知上来多少人马。一边胡乱打枪，一边向河口镇告急。第二天，敌张建南果然被调回来。因瓦窑堡守敌被钳，使主力红军能够给予河口镇守敌歼灭性打击。

就在8月26日攻打河口镇的战斗中，子长不幸胸部负伤。9月15日，身负重伤的他，仍坚持指挥新编一支队、八支队和保卫队等再次攻入安定县城，消灭了安定县民团，击毙了团总李丕成等人。

战斗结束后不久，我到灯盏湾看望久别的良师谢子长。他伤势严重。当时，既无必需的药品，也无医生和护理人员，只能靠超常的毅力忍受剧痛。子长见到我，还象几年前那样和蔼可亲，他对我说：“过几天，在安定县西区崖窑沟，将召开由一支队和八支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的大会。你已经暴露了，不宜做党的地下工作了，决定调你到红一团去。你去加入红军吧，拿起武器和敌人斗争！”。望着慈祥如父的子长同志，看着他那日见消瘦的苍白面容，我强止住涌上来的泪水，我知道他不希望看见他的战士流泪。

我暗暗发誓，一定要为子长和千千万万流血牺牲的同志报仇。一定要继承他未竟的革命事业，做一个象他那样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坚强战士。

谢子长伤势恶化时，他最亲密的战友刘志丹赶到灯盏湾看望他。志丹紧紧握住子长瘦骨嶙峋的双手，悲伤地哽咽着：“子长同志，你为革命操碎了心，吃尽了苦……”

只见子长呼吸急促，胸前伤口脓血不时浸流出来，但他强忍着剧痛用尽力气说：“志丹一同志，我一不行了，就这样走了，对不起老百姓，我为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志丹的泪水再也止不住：“老谢，你为革命出生入死，流血流汗，你是咱陕北的好汉，是人民的领袖，我们的好战友……”

子长摇摇头，挣扎着说：“不要说这些！你要革命到底。你要领上大家斗争到底。陕北这块根据地不能丢啊！”

志丹坚定地说：“你放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陕北人民要革命，我们已经有部队，一定会胜利。咱们都一样，把命送了都没啥，只要革命！”

谢子长宽慰了：“好，这就好！我放心了。”

1935年2月21日，因枪伤复发不治，谢子长同志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他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是陕北人民心目中的“谢青天”，他是我心中不朽的英雄。

有一首颂扬他开创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民歌唱道：“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四月里，四月八，老谢又把绥德打，绥德团总害了怕。刘志丹的队伍吴堡扎，陕北全红啦……”

为永久缅怀人民的优秀儿子，1935年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还亲笔为子长陵撰写了《谢子长烈士事略》的碑文：

<small>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讲习所，组农协会，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华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红军第二十六军之前身。一九三三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高岗诸同志，创建了陕甘宁边区。一九三四年于河口之役负伤，一九三五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于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small>

<small>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碑时书以叙之。</small>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红一团成立时唯一的指导员

不久，我到了以一支队、八支队为基础成立的陕北红军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下辖两个连，第一连连长阎应娃（绰号冲锋老阎），我任政治指导员，兼管二连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第二连连长陈文保。全团共有百余人，陈旧长短枪四五十支，其余都是大刀长矛。还有4匹马：团长、政委、参谋长各骑1匹，由于我坐牢致残，也有1匹。

红一团初成立时，人数少装备极差，但政治和军事素质都很好，指战员都是地方游击队和翻身贫、雇、佃农中的骨干分子。干部中一部分是有作战经验的来自红二十六军的同志，一部分是做过多年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党支部建在连上，连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党的领导非常坚强。

要把一支由农民组织起来的队伍，训练成能征善战无敌无畏的正规军队，要使每一个指战员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必须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向战士讲明红军的性质、任务，打仗的目的等。当时部队流行两句誓言：“扛革命枪不怕死，怕死不配扛红军的枪”。除此之外，部队特别强调铁的纪律是无往而不胜的关键。

红一团自成立以来，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深得民心。一首信天游唱道：

我从学生娃到党的地下工作者，没有摸过一天枪杆子。刚一到连队任职，许多战士称我为“李先生”，有的私下说风凉话：一个白面书生，拿笔写字还差不多，扛枪打仗怕就不行了。我心想：是子长同志让我来带兵打仗的，我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咱们过一两个月再比高低。

我充分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争分夺秒从练瞄准开始，并总结出一套好方法，那就是把靶子当作敌人，每次练习都集中思想，一定要打倒它，否则实战中就会被敌人打伤打死。加之部队的武器既旧又缺，每支步枪最多配给10发子弹。这就要求射击技术十分过硬，人人都要达到“一枪定乾坤”的神枪手水平。带兵的人更需自己首先达标。不出三个月，无论长短枪，我都能做到指到那儿打到那儿。战士们服气了：指导员把知识用在枪头上，枪法到底比咱老兵还强。此后，做部队的思想工作也比较容易了。这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人，也必须精通业务技术，否则，群众只当你是个会说不会干的没本事的人。

红一团自成立起，就既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又注重严格的军事训练，经过大大小小战斗的实际考验，红一团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当时面对的敌人井岳秀虽拥兵上万，但因分散驻守在陕北20余县，除指挥基地榆林、绥德之外，每县多则分摊上1个营、少则1个连的兵力，而且不敢远离城堡和据点。我们却没有包袱，不必固守城池，便于时而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地吃掉敌人；时而又化整为零，大胆分兵，拔除敌人扎在我根据地周围的“钉子”，不断歼灭其有生力量，相继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经过景吴塌、张家圪台、河口镇、董家寺等4次大的战斗，红军摧毁了敌人许多据点工事，俘敌官兵100余名，缴获长、短枪200余支。部队装备改善了，队伍壮大了，越战越勇。

董家寺战斗后，贺晋年和马佩勋带领陈文保的红二连袭击了安定县，开辟了横山、安定、绥德、米脂之间的大片苏区。他们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倒了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组织了贫农会、赤卫队，逐步建立了工农政权。

我所在的连队，活动在秀延县附近（秀延县即安定县北区，是苏维埃政府为之命名的），配合高朗亭领导的九支队，开辟了安定县东区。1934年重阳节的清晨，我们以班为单位，分散隐蔽在折家坪、湫峪沟、马家坪、单头一线，待机消灭这一带的反动分子。

陕北重阳节中午，有钱人家要吃油糕、饸络，还要去登山，以避难消灾。我们按照事先侦察好的情况，趁中午时分，出奇致胜，一网打尽了这一带敌人的坐探和反动地主，并处决了9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清除了这条交通要道上的“障碍”。从此，陕北特委与清涧、延川、安定等县的联系就畅通无阻，再也不必绕道了。同时，我们在这一带建立了秘密据点，组织了贫农会、赤卫队，武装了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接着又乘胜开辟了清涧县与延川交界的大片地区。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一次失败

不久，由中共安定县委书记杨彩斌派到石窑湾折可达民团的地下党员李学臣、封治宗、苗海水、折福遂等，领导了部分民团起义，带来陈旧不堪的长、短枪20余支，还有30余人，编为红一团三连。上级命令梁文郁为三连连长，我为指导员。一连指导员由薛毓瑞接任。

此间，贺晋年、马佩勋命令部队集合出征。由于没有清醒地分析客观情况，在冯家渠附近打了一场败仗。当时，敌是一个团的兵力，我们名义上称“红一团”，实际力量只有3个连，每连仅五六十人；陈旧枪枝不过百支，每支枪子弹不过七八发，双方力量悬殊。敌又占据了阳坡，比较便利的控制住川道。我方埋伏在阴坡上，冰天雪地，坡陡路滑，行动不便，既不利于出击，亦不利于撤退。

决定权本来是在我军手中，但是指挥员没有分析当时这些主、客观条件，一味想硬拼消灭敌人。结果发起冲锋后，道路又陡又滑，影响了我军展开的速度。敌人则立即发挥了火力优势，将我军压在半山坡上，进退两难。敌军又发起攻击，我军建制被打乱，指挥员失去了作用，首尾难接，战士只得各自为战，奋力抗击敌人，设法夺路冲出重围。

当我们突围快到山畔时，我受伤的膝关节在冰雪道路上突然脱臼，不慎滑进天窖，跌落到距洞口约20米深处，动弹不得。既担心部队安危，又焦虑如何脱险，另之钻心的疼痛，我失去了知觉。

昏迷中仿佛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我立即惊醒过来大喊：“我在天窖里！”不多时即被援救的同志吊出天窖。

抬回团部后，大家都来慰问，有的端水送饭，有的熬药治伤，此时我才知道，当我失踪后，贺晋年、马佩勋、路文昌等决定：无论如何要找到李宗贵！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两次成功

失利的战斗，并没有使我们沮丧气馁，大家总结教训，以利再战。指战员们一致要求到苏区外围去打击敌人。

团领导详尽地分析了敌我情况，确定了战略方针。部队立即从安定北区的玉家湾出发，途经吴家寨子，蒿皮子沟，直奔延川县清平川、王家圪凸一带，相机消灭在这一地区称霸但还没有跟红军打过交道的反动民团。

他们果然中了我方的诱敌之策，尾随而来。双方交战之处是南北走向的一条川道，东西两面是山，川道中间有条深不过膝宽不过丈的小河，河对面是一座小山峁，这个地形对我方十分有利。红一团主力埋伏在东西两山的山腰和山神庙周围的隐蔽处；九支队埋伏在东山的背后；我带领一些作战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员及连排干部作为突击队；其余编为第二梯队。我们严阵以待。

延川县民团有300余人，自恃人多，又没有吃过什么大亏，大摇大摆的走进伏击圈。听到贺晋年一声令下，指战员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下东西两面山坡，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嗥嗥叫着向东山上溃退。早已埋伏在那儿的九支队，从山背后冲出，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把他们挤到狭窄的山沟里。不到1个小时，全歼了这股民团。活捉了团总刘广汉和分团总高明锦，俘敌2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余支。我们换上了步枪，补充兵员，并拿出一部分枪枝武装了当地的赤卫队和游击队。当晚我们在永坪镇处决了做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恶霸刘广汉。

这一仗打掉了延川县绝大部分地主反动武装，为后来红二十六军到陕北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久，郭洪涛等人代表陕北特委到了安定北区的冯家梢（囤），召开了有贺晋年、马佩勋、路文昌、我、薛毓瑞等红一团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会议总结了前阶段工作和作战经验，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郭洪涛指出，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已调动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到陕北，部署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他要我们做好迎接红二十六军来陕北的准备工作。红一团将接受新的任务。

在此其间，敌人又向陕北苏区发动了新的“围剿”。据守在北线之敌高桂滋部，志在消灭其心腹之患红一团。他们进军瓦窑堡后，立即派出1个加强连占领南沟岔，企图将红一团逼到人烟稀少的冯家梢墕杨道峁一带的山梁上面困死。红一团决定消灭敌人插到我军心脏的这个连。

1935年12月31日拂晓，以我连为突击队，我军强占了南沟岔敌人的各据点，缴获轻机枪3挺，使红军第一次装备上机枪。还收缴捷克造步枪40余支，子弹5000余发。红一团乘胜转移到清涧县高家村附近与红二团配合，将敌人1个连引到距高家村5公里的阎王砭，在此地消灭了敌军大部。

这两次战斗鼓舞了参战部队，敌军虽然武器精良，但战斗力低下，只要我们勇敢作战，必能战胜不义之敌。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国民党中央统帅部部署对陕北红军第二次“围剿”

1935年1月，敌对我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来势凶猛。早在1934年10月，国民党中央统帅部就开始筹划“围剿”西北红军。其部署为：(1)第一线总兵力为6个师30个团50000余人；(2)北线是井岳秀八十六师的7个团，分别布防在保安、定边、靖边、横山、佳县、神木、府谷、榆林；师部和专员公署设在榆林。从河南调来的八十四师高桂滋部4个团布防在延安、安定、延长、延川、清涧、米脂、瓦窑堡、绥德；师部和专员公署设在绥德；(3)东线是晋军七十一师，布防在吴堡、宋家川、辛家沟、义和镇、定仙墕；(4)南线是四十二师冯钦哉部4个团，布防在宜君、黄陵、洛川、宜川、富县、甘泉；(5)西线三十五师马鸿宾7个团布防在甘肃省的合水、华池、庆阳、曲子镇、环县；(6)西南线是蒋介石的嫡系六十一师杨步飞部6个团，布防在淳化、旬邑、长武和甘肃省的宁县、正宁。此外，蒋介石为了监视、控制地方杂牌军，派出了以毛侃为首的参谋团，进驻绥德城内。

敌人各方面都采取了空前毒辣的手段。军事上，妄图在外线组成对我苏区的大包围圈，限制我军的活动范围，逼我在不利地区被迫应战，聚而歼之；又企图在大包围圈内进行分割“围剿”，以便各个击破。敌争得一地后，便建点筑堡，将各点连成网络，伺机消灭我小分队，他们修寨并村，企图隔绝群众与我军的联系。他们步步为营，使我军短兵器无用武之地。他们大肆烧杀、抢掠，妄图陷我军于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境地。与此同时，敌人强化了苏区的反动地主民团、还乡团及“铲共”义勇军，妄图与反动地主武装里应外合，彻底歼灭红军。

围剿之敌在政治上，一方面加强反共宣传，一方面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建立“肃反会”。秘密抓捕革命干部和群众，制造白色恐怖。他们设立坐探据点，刺探我军情报；派遣间谍，潜入我党、政、军各政权组织或群众组织，力图使苏区的各级机构瘫痪。

经济上，他们封锁通往苏区的大小通路，设立关卡，严禁工业品、军用物资及日常生活急需用品进入苏区。

同时，苏区内的各种反动组织也在加紧破坏生产，企图陷我军于绝境。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英明、卓越的刘志丹

陕北红军继1934年9月成立了红一团、红三团之后，于1934年11月初又组建了红二团，1935年1月30日，陕北特委在安定县白庙岔举行典礼，宣布将各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陕北终于有了一个师的主力红军。

面对严峻而残酷的斗争形势，刘志丹根据1935年2月5日周家硷陕甘边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的精神，提出了我军的作战方针和战略步骤。

第一、建立健全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统一作战部署；积极动员全苏区的一切力量，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作出新贡献。志丹在赤源县（即安定县西区，“赤源县”为苏维埃政府所确定，后取消）的冯家梢墕村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和办公机关人选，并强调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的重要性。

第二、八十四师的指挥机关也宣布成立，组建了司令部、政治部、经济处。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白鉴为政治部主任，范子文为秘书长，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该军于5月1日与红二十七军会师）、红二十七军和苏区内外各游击队。决定八十四师司令部为前敌总参谋部，直辖一、二、三团。同时命令红二十六军步兵三团和抗日义勇军到白庙岔会师，组成主力兵团，隐蔽集结在秀延县（即安定县北区，为苏维埃政府所确定，后取消）境内的玉家湾、贺家湾、路家寺、黄家川、魏家岔一带，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准备歼灭突出之敌。

第三、成立陕甘边军分会和成立陕北军分会，统一指挥游击队，以便打到敌人后方去牵制敌人。

陕甘边军分会主席刘景范将统一指挥南梁、照金两地区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第一、二团，并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消灭、牵制敌人，以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壮大自己力量。同时要求各根据地做好坚壁清野工作，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由杨森率领，穿插到宜川、韩城、合阳一带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仓库和兵站，奔袭中、小城镇，歼灭小股敌人，并发动群众建立秘密的革命据点。

陕北军分会由马义（白炳新）负责，以绥德和清涧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统一指挥清、绥、佳、吴游击队，编成第一至第七纵队，相机插入到敌人布防的空隙和敌后广大地区去。

第四、总结南沟岔及高杰村附近阎王砭等歼灭战的经验，分析敌人部署在北线部队的优劣势。决定选择打击对象为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

高桂滋部武器精良，轻机枪、步枪都是捷克式的，但必须配备充足的弹药和笨重的装备，这导致其行动迟缓。其战术、技术训练虽较正规，但对工事、城墙等防御设施的依赖性强，不便于在群山纵横、道路崎岖的山区充分发挥火力优势。该部是敌第二次“围剿”中的主力，骄横残暴，早就不得民心。若孤军深入，将很快陷于我苏区军民包围之中。他们与当地群众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因此，他们要与安插在苏区的坐探、间谍联系有一定的困难。加之他们与地头蛇井岳秀八十六师有矛盾，恐难得到及时的增援。

而我军则没有包袱，行动神速，在敌人火力未展开前，可出其不意进行白刃战、速决战。还可以采取声东击西、围点打援的战法，先打敌无援的突出部，或者诱敌到预先设伏的地段消灭之。这股敌人又失于谨慎，容易暴露弱点，使我军有隙可乘。特别是我军处于只有决一死战，才能求生存的地位。“骄兵必败”，“哀兵易胜”，必须狠狠打击对我苏区威胁最大的这股敌军，以削弱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有生力量。

第五、战场选择在敌东西、南北联系的必经要道，即瓦窑堡与相距45公里的清涧县之间。秀延河贯穿东西，顺川便是通行的大道。川道上多村庄，地势起伏不平。南北多山，多小溪，多山峁，多沟岔、多梢林。地形利于我军隐蔽设伏，进可攻，退可走。特别重要的是当地群众基础很好。除瓦窑堡、清涧县为敌孤立的据点之外，广大乡村都是苏区，保密条件好。

第六、为保证胜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勤动员条例，处决土豪劣绅的法令等一系列规定和章程。

第七、刘志丹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动员令》，于2月18日发出。主要内容是，首先分析了敌我形势：敌大我小，敌强我弱，敌骄我‘哀’。但敌人的弱点是无法克服的，我军的胜利是一定会取得的。要动员苏区全体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协助红军、游击队积极对敌斗争。最后，要求全体军民，做好长期、艰苦的战斗准备工作。只要我们英勇奋斗，坚韧顽强，前仆后继，不怕死，学习红一团在南沟岔、高杰村战斗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我们就能取得胜利，光明一定会到来！

刘志丹亲率前总机关进入预期战场附近，进行各种战前工作。全体指战员斗志高昂，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自战告捷的杨家园子战斗

1935年2月，清涧高桂滋部派出一个连给延川县守敌送军饷，我奉命率领一个连埋伏在延川县贺家湾附近，突袭了这股敌军，缴获捷克式步枪80多枝、轻机枪9挺、银元1万余元及一部分物资。战斗中我冲锋在前身负重伤，右腿胫骨被子弹贯穿，流血过多，既无医护人员又无急救措施，便昏厥过去。我苏醒后，为防子弹穿透的洞孔感染，红一团的军医闫玉山硬是用老乡自制的土布条在我腿骨上留下的贯通伤口中来回拉洗。没有麻药，痛得我眼冒金星，汗流如雨。战士们关切的紧围在身边，在他们面前，我紧咬牙关，挺了过来。由于伤势太重，安定县西一区小草湾村的村长杨生秀把我留在家中，精心照料了二十余日，没等伤好，我就重返部队，除非牺牲，我必须坚持战斗。

1935年4月30日，敌八十四师五〇二团1个营，进入我军防区杨家园子，妄图分割秀延（即安定县北区）、清涧和延川县的根据地，以期在杨家园子设立据点。前总决定歼灭这股敌人。

5月7日拂晓，前总命令红军主力分3路向敌人开进。义勇军为主攻部队，从密峰峪集结地出发，攻占杨家园子北面玉皇峁制高点。二十七军红一团为一路，从玉家湾集结出发经吴家寨子攻占杨家园子西街地段。二团为一路，从冯家岔出发经过单头攻占杨家园子东街。前总命令九支队配合赤卫队、少先队在杨家园子南山埋伏，捕捉溃逃之敌。

义勇军接近敌玉皇峁时，观察到寨墙高而坚，墙周围是开阔地并有陡坡，部队难以接近，云梯也无法搭上墙头，不利于强攻。志丹毅然决定部队撤出战斗，迅速退回到原魏家岔、黄家川、密峰峪一带待机。

但我军撤退时，天已大亮，敌人立即组织两路尾追：一路朝青皮梁方向追击义勇军，一路朝吴家寨子（距杨家园子5公里）方向追击红一团。

我团边抗击边撤退，到达吴家寨子时，赤卫军报告，瓦窑堡敌五〇〇团一个连正向吴家寨子前进。贺晋年将这一情况一面报告刘志丹，一面准备歼灭该敌。经志丹批准，我们将一部分部队埋伏在吴家寨子，另一部分抗击尾追之敌。

8日8时许，敌人进到埋伏圈内，我军立即发起冲锋。在突如其来的猛攻下，歼灭了敌前卫排，其余残敌则掉头向来路瓦窑堡溃逃。我连紧紧追赶到张家峁子（距瓦窑堡5公里处），全歼残敌，活捉敌团长李少堂的老婆等人。并救出共产党员赵通儒。

部队留下少数人打扫战场，主力集结于吴家寨子附近准备抗击杨家园子尾追之敌。在我军猛烈的反击下，敌撤退至吴家寨子后山，并占领旧寨堡。我军重新调整力量，组织了强大的火力，并临时组建突击队，我任队长，向敌猛冲猛打，迫使敌人又退到白家园子的后山老虎垴园峁高地，他们构筑野战工事，与青皮梁之敌组成互相支援之势，准备负隅顽抗。

贺晋年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刘志丹，并要求歼灭这股敌人。志丹同意了这个建议，并迅速组织起攻击部队。他命令步兵三团和抗日义勇军攻占人天山大小垴山制高点，得手后分左右两路向老虎垴高地攻击并夺取之。

抗日义勇军要夺得这一高地，必须通过一道腰岘（两山之间狭窄的隘路），这是唯一的一条攻击道路。敌人在此组织了强大的火力防御网，战斗十分惨烈。我方反复冲锋，手榴弹打完了，就把敌人扔过来而未爆炸的又扔回去。义勇军和步兵三团在重大伤亡下，冲过腰岘，占领了敌前沿阵地，逼敌退到孤立的园峁高地。

由我带领的突击队与红二团，从敌背后包抄，将敌压在泥泞的山沟中全部歼灭，击毙敌营长郭子峰等50余名，俘敌副营长等450余名；缴获骑、步枪500多支，轻机枪24挺。

我们虽未在杨家园子将敌全歼，却使他们行进至入天山附近时，落得全营覆灭的下场。我军取得了歼敌1个整营和1个整连的大胜利。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如虎生翼的马家坪战斗

与此同时，我地下党获悉，敌八十四师五〇〇团三营，护送400余驮军装、物资、军饷，由绥德师部驻地出发，向瓦窑堡运送。他们立即将这一动向报告赤卫军，赤卫军通过“传山哨”（每个山头布置的观察哨，一有情况就用不同讯号传递），把情报传递给驻在单头的九支队。

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周密的布置，九支队决心拖住敌人，争取时间，便于主力红军赶来歼灭这股敌人。他们在东、南、北三面设伏，满山插红旗、放土炮、鸣土枪，在铁桶里放鞭炮，使被围之敌难辩真伪，惶恐不安，进退两难。

志丹接到九支队的报告后，很快制定了消灭敌人的作战计划。他率领红军主力急行军赶到马家坪附近。此时九支队已歼灭敌前卫班12人。被红军游击队和群众围住的敌人这时已经疲惫不堪。志丹登高观察了敌人据守山头的态势后，立即命令步兵三团向马家坪北山梁攻击；红一团向马家坪西山梁攻击；义勇军从单头向西迂回到侧面向敌进攻；红二团从湫峪沟出发向敌西侧发起攻击；形成四面包围。并命令九支队率领赤卫军、少先队，在史家沟村及其两翼布置第二层天罗地网，捕捉逃跑之敌。

按照志丹的统一指挥和号令，各部队的冲锋号从敌人的四面八方同时响起，顿时杀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震撼着秀延河两岸的山谷。孤立无援之敌丧魂落魄，盲目逃窜。不到2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被围之敌无一漏网。

这一仗，击毙敌营长及以下40余人，俘敌副营长及各类人员450余人。往常飞扬拔扈的逃亡地主、反动分子、“铲共”义勇军及敌军家属共100余人也做了俘虏。

这一仗缴获长短枪350余支，轻机枪27挺，马克沁重机枪2挺，八二迫击炮2门；单军衣4000余套，银元20000余元，医药及医疗器材16大箱，还有其它许多物资。

两战两捷，动摇了敌八十四师整个防线。驻瓦窑堡之敌五〇〇团长李少堂在极度惊恐下，撤回了驻安定县和延川县永坪之敌，以加强瓦窑堡的防务。其分割秀延（即安定县北区）、赤源（即安定县西区）、延川、清涧的企图也成了泡影。

我军在消灭敌2个营又1个连的胜利中，解放了安定县城——这是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祝捷庆功

5月10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在秀延县（即安定县北区）的玉家湾召开全体会议，决定了红军主力兵团向南行动的方针，即在5月底要将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连接起来，便于巩固和扩大我军大踏步前进与大踏步后退的迂回战场。

下午，在玉家湾召开了祝捷大会。时值陕北的初夏，晴空万里，山花烂漫。红艳艳的山丹丹，向胜利的人们微笑。父老乡亲身穿节日新衣，赶来为子弟兵庆功。部队更是威武雄壮。队列前摆着缴获的轻重机枪和八二迫击炮，战士们身着新军装，头戴缀着红五星的军帽，这些红星都是苏区妇女亲自缝上的。他们手持捷克式步骑枪、轻机枪，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会议由陕北工农民主政府主持，宣布开会后，数十名司号员齐奏胜利曲，轻重机枪齐鸣，全场欢声雷动！

大家热烈欢迎志丹作总结报告。他实事求是的总结了红军集中主力消灭敌营以上建制的作战经验。他说：红二十七军一、二团等部队自从1月31日起，就已在南沟岔、高杰村、贺家湾等地连续歼敌八十四师的5个连；在杨家园子附近消灭敌人2个整营和1个连。这一连串的胜利意义重大，证明了集结主力兵团的拳头力量去包围、孤立敌人，调其脱离城寨、碉堡工事，然后在运动中出其不意的消灭敌军营以上建制的有生力量这一作法是正确的。今后，我们要更巧妙地运用这一作战手段，消灭更多的敌人。这些仗确确实实打出了我陕北红军的威风。

他接着说：你们要知道，我们这一仗对粉碎敌第二次“围剿”仅仅是个良好的开头。人们常说，“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还有更大更硬、更艰苦的仗等着我们去打哩。所以，全苏区军政、军民要休戚与共，团结、奋斗。军队要加强训练，不能骄傲。我们补充的大量轻重机枪和八二迫击炮，要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熟练使用。要向新补充到部队的有技术的同志学习，要在俘虏中选择技术好、有觉悟的担任教练。

最后，他问大家，你们看这么做好不好？会场上爆发出掌声，齐声叫“好”！大会在激动人心的口号声中结束。“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久久回荡在山河大地，回响在人们心中。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长途奔袭解放延长

1935年5月20日，前总率领红军主力兵团，从秀延县（即安定县北区）的玉家湾、黄家川、路家寺、王家沟、魏家岔一带出发，直抵清涧县无定河边。而敌人对红军的行动毫无觉察。我方乘机奔袭了张家圪台守敌八十四师四九九团1个连，并轻而易举全歼。同时，重创驻苏家岩敌派出的增援兵力，击毙敌连长及部下20余名，共俘敌150多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轻机枪6挺。

张家圪台的战斗是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诱敌到北线来。红军主力兵团早于5月22日开到清涧县的店子沟一带摆出要打清润、绥德、并打通神府苏区的佯攻态势，使敌人做出错误判断。不出志丹所料，敌果然集结到我们所预想的地区。而主力红军兵团却掉过头来向南奔袭延长城，敌主力被远远甩到清涧、佳县、吴堡一带，被我游击队死死拖住，掉进迷魂阵里。被我牵着走的敌人毫不怀疑红军主力还在北线。

红军主力兵团却于5月底，披星戴月急行军赶到延长县大连沟一带隐蔽集结。随后立即派侦察人员潜伏到延长城附近侦察地形和敌情，摸清敌防御体系。部队驻地严密封锁消息，不使守敌察觉。同时，做好攻城准备。对此，志丹特别强调要把云梯造好，高度和质量一定要达到要求。

据侦察和通过其他渠道得到的确凿消息，守敌是八十四师直属骑兵连，有140余人，170余匹战马，加上民团、警察队、矿警队280余人，合计400多人。城墙和工事坚固，全城设防严密。

延长城依山环水，东西一条街。北依北墩山，是敌人制高点，山上构筑了碉堡，有重兵防守；南面延河由西向东紧绕城边而过，河宽50多米，水深1米左右，虽可徒步涉水，但没有任何隐蔽，易守难攻；东门也如此。出了东门，北面紧靠山，南面是延河岸，中间是直通延水关、凉水岩的崎岖道路。西门外紧靠炼油厂，厂房依傍着北山寨，由矿警队40余人防守。向西北是直通甘谷驿和延安的大道。

前敌指挥部根据地形和敌人布防情况，决定了奔袭和强攻延长城的两个作战方案。如果奔袭不成就准备强攻。为了万无一失，必须先诱一部分敌人出城，减少防守力量。该任务由红二十七军二团三连协同陕北游击队七纵队执行，他们赶到北原上打土豪、分财物，诱敌出城。果然延长城民团总指挥李鸣吾带领130余团丁星夜赶到北原，与我交战。

三连和七纵队遵照总部的命令边打边退，诱敌深入到预先设定的距延长城约50公里的茹子腰岘，拖住敌人，以待主力攻克延长后，前后夹攻而歼灭之。

前总率领红军主力秘密隐蔽到交口镇、拓家川一线，与延长县的党政群组织取得联系，并进一步摸清了敌情和地形，检查了攻城的一切准备工作。

5月29日，主力红军隐蔽运动到城下，进一步划分了攻城部队作战分界线，宣布了注意事项。总攻时间定于30日拂晓4时，各级指挥员都核对了钟表。

攻城指挥所设立在红一团司令部。刘志丹命令义勇军与二十七军红一团攀登东北城楼，得手后抢攻北墩山制高点。只要控制了这一高地，我军各攻城部队就活了，就能顺利攻占各要点。他还命令步兵三团攻占西门外旧寨子，红二团作预备队，以防民团溃退。

战斗打响了，总指挥刘志丹和张达志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攻城指战员倍受鼓舞，个个冲锋在前，勇猛异常。瞬间便占领了东北的城角。此时敌人还在蒙头大睡，糊里糊涂当了俘虏。我军乘胜攻克了北墩山制高点，全歼守敌。红一团分出一部分兵力居高临下，连克东门楼，开门迎接我后续部队，扩大战果。另一路紧接着攻克了敌县政府。义勇军沿西城居高临下，直扑骑兵防线，经过激烈的战斗，敌全连被歼。同时，步兵三团已攻克西门外的西山寨，歼灭了炼油厂的矿警队，攻克西门楼。至此，全城都被红军占领，时间是5月30日凌晨7时整。

12时，敌民团总指挥李鸣吾率部返回延长。前总命令红二团团长路文昌、政委李宗贵（第二任政委刘光贤同志牺牲后，由我接任）迎敌于烟雾沟，与尾追这股敌人的三连和游击队七纵队形成前后夹攻之势；并要设法将敌诱至预先设定好的战场呼家川西山贺家塬。经过3小时的战斗，该敌被我全歼。当场击毙团总李鸣吾，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至此，延长县城宣告解放。

这次战斗，俘虏敌县长董公绶，骑兵连长汪振河等400余人，击毙5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轻机枪15挺；电台一部，战马170余匹（后补充了红二十六军骑兵团），银币15万元及其它军用物资。

延长县城位于延河边，东连山西省，南到关中平原的宜川、韩城等县。城西的炼油厂有二三百产业工人。该县商业、家庭手工业也较陕北其它县发达兴旺。落实好工商业政策，于民于军都是有利的。前总任命贺晋年为警备司令，维护治安，整顿交通，恢复生产，特别是炼油厂不能停工。为此，我们查捕坏人，取缔反动会道门，清理档案，查封土豪劣绅及反动官僚的财产，以巩固斗争成果。

部队在延长县休整4天，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人民群众赞不绝口。许多老年人感叹道，我们活了几十岁，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你们真是老百姓的救命恩人。人民群众纷纷送亲人参加红军。一些被俘虏的敌军官兵，也自愿加入到红军部队，不愿留下的则发给路费护送出境。我们的队伍在一天天地壮大。

为了执行新的作战任务，前总将有关工作迅速移交给中共延长县县委书记白如冰和延长县工农兵民主政府主席罗成德。

6月2日，延长县委和县政府召开了祝捷大会，欢乐的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站在会场中央的炼油厂工人。经过战争洗礼的工人，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纪律性强，是一支团结、坚强的力量。

志丹到会讲话：延长城的解放，使敌人妄图封锁苏区的阴谋落空了。我们打开了进入秦川的通道后，苏区的军民吃饭、穿衣就有了希望。更重要的是我军初步学会了攻城的战术、技术，给下一步攻坚中小城镇提供了经验。现在，我们红军的作战更加自由主动了，回旋余地更加辽阔了。目前，大量的敌人还压在苏区周围，逼我们与之快战，妄图消灭红军主力。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彻底粉碎敌人“围剿”。他的话引起一片欢呼，在热烈的气氛中，志丹同西北主力红军兵团指战员们合影留念。

会后，枪决了延长县县长董公绶和几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从残酷压迫中解放了的人民都由衷感谢刘志丹领导的红军队伍，更加热爱拥护我们的军队。有了人民的支持，我们无往不胜。

我军连战连捷，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乘胜于30日下午缴了甘谷驿民团50余人的枪；又于6月4日缴了安河渠镇民团的枪。延长县全境宣告解放，成为属于西北苏区的第二座县城。

延川县的守敌，是敌八十四师五〇一团一营和地主、豪绅、民团武装。在我军的凌厉攻势下，早成惊弓之鸟。6月1日弃城逃窜到清涧县城。延川县县城被我一举解放，成为西北苏区的第三座县城。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李家塌白刃战

为完成预定的作战计划，6月4日，前总命令部队乘胜从延长县城出发，昼夜兼程，直奔甘泉县城。

经过反复侦察，了解到甘泉城的地形和守敌布防情况。该城是个孤城，守城之敌是四十二师一个营和民团。城中布防严密，城外没有便于利用的地形地物，偷袭已无可能，强攻会造成很大伤亡。前总认为此城不易得手。

志丹权衡利弊后，毅然作出“甘泉城不宜强攻，但可久困”的作战方针。他认为久困会在敌军内部产生动摇，很可能出现有利于我方的变故。因此，命令游击队团团包围甘泉城，尽量持久围困驻守之敌。命令红军主力兵团沿洛河西岸西上，到达甘泉的下寺湾。一则是要查清延安县的高桥镇和安塞县境内的兴隆寨等地的敌情、地形；二则部队急需休整。前总为此决定部队在下寺湾停留几天。

休整期间，前总的指挥机关工作非常繁重，紧张。不时派出侦察员，想法与地下党取得联系。这个区属于白区，准备工作要求更加严谨、迅速、保密。

6月14日，前总命令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配合延安县赤卫军和少先队，包围距延安县城15公里的高桥镇。15日，红一团准备强攻该镇时，守敌不战自降，要求我方派代表去商谈投降事宜。为防止敌诈降，贺晋年进寨，张达志指挥各连轻机枪占领有利地形，以防万一。

此时，延安县民团总指挥李汉华带100多人增援高桥守敌。这股敌人在我预先设伏的抗击第一防区里遭到猛烈打击后溃逃。当场击毙总指挥李汉华，俘敌20多人，缴获长枪20多支，手枪1支，高桥镇宣告解放。

部队于6月16日，乘胜包围了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此寨三面临沟，一面靠山，地形险要，道路崎岖，不易接近。攻城部队准备挖坑道实施爆破，红二十六军三团正在执行坑道作业时，守敌一个连和民团趁夜黑风大不易察觉，甩掉政府官吏，落荒逃命，窜人延安县城，兴隆镇随即解放。缴获了敌县政府全部公文档案，官方文书和大批物资，俘虏安塞县的两任县长。

随后，前总命令红二十七军红一、二团于6月17日包围安塞县境内又一个据点——李家塌寨。这个寨子处于两条沟会合的山角上。东、西、南三面是悬崖峭壁，无路可攀；北面靠山，又是窄梁腰岘，已被敌人切断，不易越过。要从该寨出入，只能走东面一条设有吊桥、防范严密的狭窄道路。敌欺我无重武器而在此负隅顽抗并自以为固若金汤，万无一失。安塞县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流氓地痞、叛徒特务等一大批反革命顽敌，都龟缩到此寨中。

该寨地处陕甘边苏区与陕北苏区必经之要道，必须攻克，否则将对我苏区内外的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危害，也将给我军进一步的行动制造不利障碍。反动势力集中的李家塌寨，还会严重威胁我后方机关和政府的安全。

但由于寨子地势险要，敌防守坚固，红一团经反复冲击仍不能奏效。在这关键时刻，志丹于22日来到了第一线，他的到来，增强了人们夺取胜利的信心。他不顾连续行军、指挥的疲劳，耐心细致，不厌其烦的反复观察寨子的一沟一崖、一渠一台。终于笑容出现在他疲惫焦虑的脸上。他立即召集了有关指挥员，领大家去看他的发现。

寨子南面石崖上有一条常年被雨水冲刷而成的小水槽，它虽然是上下笔直，但只要两脚紧贴小槽两边就可以慢慢地登上去，占领南寨墙外的突出地势，以此作为我们攻寨的立足点。该处是敌认为十分保险的地段，疏漏了防御。志丹风趣地说：“给敌人来个飞檐走壁，脑后摘金瓜的打法。”

经过仔细观察后，大家一致赞同他的作战方案，纷纷请求担任出击的艰巨任务，这又令他为难了，他说：“现在虽然有了可以攀登的地形，更要紧的还必须有一支奋勇突击队。必须挑选那些政治条件好，军事技术高，动作利索的党、团员和干部作为队员。否则，任何一个人出了差错，都会暴露这次偷袭计划，乃至影响整个行动。此外还要选一个既能指挥部队作战又具有攀登技巧的指挥员率领奋勇突击队冲锋陷阵。”沉默了一会儿，他问贺晋年：你担任这个任务好吗？贺毅然接受。他又命令红二团和抗日义勇军将所有的几十挺机枪组成炽烈火力，掩护奋勇突击队。其余部队佯攻东、西、北三面之敌，把其火力吸引到佯攻部队方面来，转移其南面的注意力。

总攻时间定在下午2时，指挥部设在红二团指挥所。各部队都做好了战斗动员和战斗准备。

贺晋年亲自挑选奋勇突击队员，红一、二团的指战员争先恐后的报名参加。最后确定了我和郭立本、梁文郁、李四娃、杨玉清、栾新春、吕振宝等34位英勇善战屡建战功的干部，其中连、排干部居多。

时针指到2时，所有军号都吹响了冲锋号。机枪吐出条条浓密的火舌。顿时，尘土飞扬，烟雾弥漫，敌人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到我佯攻部队方面。突击队顺利隐敝地接近了南墙根。我们悄悄地从南崖狭缝攀登上去，神速地占领了距寨子围墙二三十米的前沿阵地，但被少数防守南寨门的敌人发现，即刻用密集的火力妄图阻止突击队前进，并想截断我们的退路。

千钧一发之际，掩护部队用强大火力压下敌人火力，我们及时抢搭人梯，争夺寨墙。贺晋年不幸头部被石块砸中，血流如注，几乎昏迷过去，但他挣扎着指挥部队继续攻占寨墙。突击队员们义愤填膺、视死如归，勇猛地跳入寨内，与已经杀过来的敌之予备队展开了白刃战。我突击队员个个都象英勇的郭立本那样奋力拼搏，杀得敌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

但敌众我寡，形势仍然十分紧急，敌豁出老本，拚死抵抗，并组织反突击，妄图把我们压迫到悬崖绝壁，以恢复他们的寨南防线。我军强大火力再一次有效的阻止了敌人的反冲锋。突击队员们虽然个个血染军衣，伤痕累累，但我们强忍伤痛，越战越勇，终于巩固了前沿阵地，并迅速夺取了寨东门，迎来了后续部队，大家一起冲进寨内。

这次面对的敌人是一群双手沾满了革命者和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极端反动顽固。因惧怕人民的审判，他们拚命进行垂死挣扎，有的奄奄一息还顽抗，有的地主婆手持菜刀砍杀，有的见大势已去，跳崖自杀……激战到下午7时，才全部消灭顽敌。这次战斗缴获长短枪200多支，俘虏民团约1000人。安塞县宣告解放。

6月23日，指挥部组织了临时法庭，宣判了勒有福和几个罪大恶极、杀人不眨眼的反革命分子的死刑。在李家圪村大槐树下，参加公审大会的干部和所有的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周围几十里的广大群众载歌载舞，庆贺翻身解放。他们送来堆积如山的慰问品，犒劳人民子弟兵，并自发踊跃的要求参加红军。

李家塌战斗的胜利，促使陕甘边苏区与陕北苏区连成一片。攻克这个据点是我军的一次重大胜利。

此后，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组建了甘泉围城指挥部，由李景林任总指挥，统一指挥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重重包围了甘泉这座弧城。

红军主力此时正在南线展开游击战，不断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西北线敌高双城二五六旅蠢蠢欲动，妄图乘虚而入。他派五一一团在横山县石湾镇整装待发，欲袭击我后方的赤源县、秀延县以及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机关所在地。

前总早已料到敌人的企图，因而派出红二十七军二团到石湾镇以南，积极开展游击活动，诱敌出击。并相继攻占石湾镇二五六旅本部，确保我后方机关的安全。但狡猾的敌人始终不离开老巢，因而和我军形成对峙的局面，如此反而使我后方机关的正常工作得到了相对的安全保障。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靖边攻坚战

我军主力按预先制订的作战计划，遵照前总命令，准备解放靖边县城。该城为四方形，是依山面水的半山城，耸立着200米高的小山，能俯瞰全城，岭上筑着寨堡，寨内面积400平方米左右。寨周围地势险峻，要攻克靖边城，必须先攻占西山寨。

靖边县城墙坚固，有东、南、北三个城门，东北角还开了个水门。街道是东西、南北的十字街，其中心点是钟楼。南北大街有城隍庙、南门楼、北门楼等制高点，东西大街有东门楼、西山寨等制高点，只有东南角一段城墙稍有塌斜，可以攀登。

靖边是榆林通往定边、安边的必经之地，也是绥德通往三边的要道。敌若失去该城，就会被我军在以上几个地区分割开来。因此敌派重兵防守。守敌是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三团二营，辖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400余人；反动民团200余人，共700余人。

敌营长曲子鹏是高双城的亲信爪牙，头脑简单却自负骄横。许多官兵是其亲戚朋友或拜把兄弟。该部队个人军事技术较好，战斗力较强，但装备陈旧，火力稀松。

根据敌情、地形，前总决定以4个主力团出击，共3000多人，我与敌之兵力是五比一的压倒优势；我们又积累了攻城的经验。为尽量减少伤亡，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同时也做好强攻的准备。

红军各作战部队于6月28日晨2时，隐蔽渡过芦河，集结到进攻地段。抗日义勇军受命攻克西山寨制高点。红二十六军二、三团受命偷袭较易攀登的东南角，若登城成功，三团要乘胜攻占南城门楼。红二十七军一团为预备队。另派出一部分兵力阻击宁条梁方向可能增援之敌。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配合赤卫队在楼沟嘴一带布防，准备抗击横山方向援敌。总攻时间以抗日义勇军攻打西山寨枪声为号。

由于向导带错了路，抗日义勇军延误了发起进攻的时间。天将破晓，再不进攻就会失掉攻城的机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二十六军三团基于这种考虑，立即命令奋勇突击队员首先登城，于拂晓前攻克东南城角，俘敌10余人。此时敌人已觉察我军意图，立即进入战斗。

密集的火力射向我攻城部队。志丹当机立断，执行第二个作战方案，改袭击为强攻。这时步兵三团已夺下了南门楼，歼灭了守敌。三团第二梯队于晨5时，从东南城角突破口攀登进城，展开了争夺战。其一连攻占东门，而二、三连向街中心的钟楼攻击时，由于地形开阔，敌人防范严密，火力集中，加之西山寨敌人支援火力的封锁，陷我进攻部队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此时，志丹不失时机地把预备队红一团于8时投入战斗，绕道从东门突破敌人防线，于11时攻克城隍庙据点。随后兵分两路，向北门楼发起攻击，一路向城中心钟楼进攻，形成夹击钟楼之势。敌在我夹击之下开始动摇。我三团乘敌慌乱之际，在机枪的强火力掩护下，攻占了钟楼，控制了城内的制高点，逼残敌退到祖师庙，但仍负隅顽抗。与此同时，抗日义勇军经过激烈争夺战斗，攻克了西山寨，控制了全城的制高点。红一团攻占了北城门楼，至此城里被我军控制。敌大部被俘被歼，敌营长曲子鹏带几名亲信落荒逃命，被红一团和三团在追击中击毙，其余被擒。

午12时战斗结束，击毙敌营长等百余人，俘敌500余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迫击炮2门。还俘虏了敌县长、民团总指挥、肃反会主任、警察局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土豪劣绅及反革命分子几十人，将其交给靖边县工农民主政府处理。

由于这次战斗由“袭击”改为“强攻”，争夺比较残酷、激烈，有些据点几经反复攻击才被占领，因此我军伤亡重大，除负重伤103人外，牺牲50多名同志，其中有三团第一连连长魏四儿，抗日义勇军第二大队长王东来等英勇善战的同志。

靖边县城是红军解放的第五座县城，是靠指战员流血牺牲与顽敌反复拚杀取得的。这一胜利动摇了敌人在这一带的防线，令敌惊恐不安。他们或收缩防御，龟缩在堡垒里；或弃城逃命，威风尽失。保安县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二团二营长高雨亭早于6月23日拂晓逃走。保安县金佛坪守敌营长张廷祥于7月1日晚闻风丧胆，窜逃回安边镇内，保安县城不战而降。这是红军解放的第六座县城。

敌人这时才意识到我军主力在南线，因而防不胜防。志丹利用敌人的错觉，以声东击西的作战战术，调动敌人按我意图行动。

6月28日，他命令红军主力兵团秘密经卧牛镇、青阳岔到赤源县唐家川、李家岔一带休整，此间召开了祝捷大会，庆祝连续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连结为整体；庆祝解放了广大地区的人民，扩大和发展了红军主力兵团和游击队，开辟了敌后游击区。

在这个时期，我东线、南线和西线的二十六军步兵一、二团和第二、三路游击队、骑兵团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袭击了长武县城，处决了敌县长等人；拔除敌军和民团的据点50余处，共歼敌千余人并缴获各种枪千余支；新建立二十六军第四团；发展充实了骑兵团，战马发展到500余匹；还新组建游击队20余个。

这一系列胜利钳制了敌人的三十六、四十二、六十一师等全部兵力，并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北线的陕北红军独立三团（原由神木三支队改编的红三团）和游击队，则钳制了敌人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刘润民部5000余人，并歼其一部5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余支。各个战场的行动都有效的配合了主力红军作战。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慕家塬战斗

靖边县城解放后，红军主力在李家岔一带集结。刘志丹基于敌人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南线的这一错觉，出其不意地率红军主力兵团于7月10日东进到绥德县小理河川三皇峁地区，令红二十七军红二团隐蔽待机。

12日，敌四四九团第1营的一个连到王家沟侦察时，与我军遭遇。敌人怕被消灭，溃逃到三皇峁的柳村疙瘩乌龟壳里，凭借寨内机炮连和营部的火力及其坚固工事顽强抵抗。

志丹决心歼灭该敌，命令我军各部从西、南两侧发起攻击。于13日上午10时攻占柳村疙瘩制高点，毙敌70余人，缴枪30余支。正要准备消灭三皇峁之敌时，敌八十六师张廷芝骑兵营偷袭我军后侧，接应被围歼之敌，置我军于腹背夹击之势。在不利于继续作战的情况下，志丹命令部队立即撤出战斗，转移到秀延县一带隐蔽待机。

7月17日，前总获悉敌五〇一团一营和五〇二团三营及张廷芝骑兵营到高家塌地区抢劫粮食及百姓财物这一消息后。志丹当即命令红军主力急行军歼灭此股敌兵。在我军猛攻猛打下，歼敌一个营，击毙、击伤、俘敌共3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轻机枪18挺。残敌逃回囫囵山寨。

8月1日，红军主力隐蔽集结在清涧县袁家沟、花岩寺一带，同时组织精干突击队秘密穿插到吴家坡地区以歼灭慕家塬之敌。守敌是晋军二〇六旅四一二团的1个连，与宋家川、幸家沟、郭家沟之敌遥相呼应。

前总命令红二十六军三团强攻慕家塬之敌，以此调动宋家川、幸家沟、郭家沟之敌前来增援。命其余部队分别设伏，全歼3路来援之敌。

8月10日拂晓，我军按计划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攻克了慕家塬碉堡，歼灭了守敌1个连。我步兵三团团长王世泰在强攻时负重伤。与此同时歼灭了三路增援之敌计1个营、2个连，共歼敌600余人，缴获长短枪600余支。这一仗拔除了敌在这一带的钉子，解放了当地群众。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围点打援定仙墕

敌遭到突然袭击，惊慌失措晕头转向，错误地判断我军主力要北上与神府红军会合。于是慌忙在黄河两岸调兵遣将，增兵布防，妄图与我军主力决战。

我军乘敌立足未稳之际，调头南下到绥德县城东新庄一带隐蔽集结，甩开了敌主力，决定在定仙墕一带围点打援。

驻定仙墕守敌是晋军二〇六旅四一二团1个营，被我游击队，少先队包围已久，处于弹尽粮绝之困境。只要缩小包围圈，就会迫使敌派援兵解救，而我军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总部决定红二十六军二团主力在王家新庄东北构筑工事，抗击增援之敌，阻止他们与定仙墕守敌会合；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六军三团在老舍窟疙台一带待命，看信号出击；红二十七军一、二团隐蔽在马家墕、井儿墕、刘家洼、寨沟一带，见信号出击；第二五纵队和五支队向枣林坪方向侦察警戒。

在志丹卓越的指挥艺术调动下，敌晋军正太护路军第三旅马延寿率第六团，渡过黄河，沿西岸而下，宿营于枣林坪，进入我军早已布好的天罗地网中。

8月24日10时，敌军稀里糊涂行进到定仙墕附近，当进到石墕疙台山腰时，被红二十六军二团以强大的火力堵住去路。这时前总发出总攻信号，各伏击部队当即遵照作战方案猛扑敌阵。

敌在惊慌忙乱中用迫击炮、轻重机枪拚命向二团阵地进攻，妄图突破我军防线，与定仙墕之敌会合，避免被我军一举歼灭。前总命令红二十七军一团派一连堵截敌退路，令预先编好的突击队以及由红二十七军二团团长路文昌、政委李宗贵挑选的4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插入敌团部指挥所，以破坏其指挥体系。顿时，丧失了领导中枢的敌军就象无头苍蝇，乱成一团，各自逃命。

在我军三面冲杀下，敌军被逼到距山下不到5公里的绝路上。激战到14时，战斗结束，全歼该敌。

这一仗，毙、伤敌副团长齐梅英等200余人，俘敌1800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6门，重机枪12挺，长短枪1500多支；骡马80多匹及其他军用物资。

定仙墕的围点打援，开创了陕北红军在一次战斗中歼敌1个整团以上兵力的纪录。这次战斗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侦察周密、判断正确；兵力使用得当，战场选择理想，火力配备严密。

战斗中充分显示了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充分发挥了我军各部队善于独立作战的特点。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力量，使敌人耳目闭塞，糊里糊涂掉进我军预设的陷阱。

这次战斗时间短、伤亡小、缴获的军用物资多、俘虏的敌官兵也多。此仗使敌如惊弓之鸟，一部分龟缩到黄河东岸，部分回宋家川、枣林坪、石堆山、绥德县的三十里铺等堡垒中。这一仗巩固了我后方根据地，对我红军下一步在南线歼灭东北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仗，是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中最大的一仗，最后的一仗，也是准备粉碎敌第三次“围剿”的良好开端。

这一仗，说明了陕北红军的成长、壮大和战略战术思想的逐渐成熟，这是我们从战争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适合陕北实际情况的战略战术的正确而娴熟的运用。

在粉碎敌人对我陕甘苏区第二次“围剿”的全过程中，刘志丹同志作出了光辉的贡献。事实证明了他所采取的军事战略战术之英明、正确。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卓越的领导才能，身先士卒，勇于自我牺牲的高尚品德，赢得陕北红军和陕北人民的衷心崇敬和爱戴。

“正月里来是新春，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了横出，一心闹共产。”年年月月唱至永远的民歌，表达了百姓的心声。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刘志丹和胜利的陕北红军

在总结定仙墕“围点打援”的会上，志丹首先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我们运用了中央红军和其他地区兄弟红军的作战经验，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法，在有把握的时候，就坚决歼灭敌人。如马家坪、延长、兴隆寨、李家塌、靖边、柳树疙台、慕家塬、定仙墕的战斗。在把握不大或者要付出太大代价的时候，就暂时放下这股敌人或者把它孤立起来，等积极地创造好条件再消灭它，象甘泉、三皇峁、瓦窑堡那样。

其次，他强调：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我们将一事无成。为什么开始搞武装斗争时，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不懂这一点或懂得不多。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我们特别立了法，三令五申要爱护群众的一针一线，解除劳苦大众的痛苦。为群众谋利益是我们革命的目的，也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我们陕北红军，就这么一点力量，一切都应该从这个实际出发。第二次反“围剿”时，有人主张先打敌设防严密、有充分准备的瓦窑堡、清涧等城镇，真要如此去做，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胜利结果。事实雄辩的证明，我们必须量力而行，行而有利，由小到大，一口一口的吃掉敌人，这才符合陕北的实际情况，才能不断地取得胜利。

第四，在集中红军主力成为拳头力量的同时，一定要放手发展游击队，建立健全赤卫军、少先队等各种群众性武装斗争组织，以适应苏区内外斗争的需要。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证明，既要不失时机的组织实施歼灭敌营、团兵力的战斗，又要充分发挥地方及群众武装力量的作用，去袭击骚扰、围困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在消灭敌人的同时，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建立新的武装力量。

只要多方牵制敌人，就能把敌人大量兵力分散、分割，由强变弱；而我们自己的有限力量却能灵活调动，由分散到集中，由弱变强。这个窍门不是哪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敌人逼出来的。在发展壮大红军主力的同时，给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以参战的机会。当然要考虑他们的承受能力，还要给他们必要的武器和训练，使他们逐渐成熟、发展、壮大。

第五，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前提。

遵照打通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的决定，我们制定了红军出击作战的路线。又在苏区党、政、群的全面配合下，制定了各个战斗、战场的互相衔接和连续作战的方案，并付诸实施。

从5月1日到8月下旬，我们歼灭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8000多支，轻重机枪300余挺，迫击炮14门，子弹数十万发。

战斗中，红军主力由第二次反“围剿”初的2100多人发展到约9000人；游击队由1500多人增加到4000余人。

解放县城六座，包括东至黄河边的广大地区，南至淳、耀，西至环江一线，北至长城边（包括横山所属的石湾）的800里辽阔地区的广大农村。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靖边、环县等游击区，使陕北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陕北农村大都成了红色区域，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格局。西北根据地已经形成，而且将不断巩固和发展。这些胜利都是在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

第六，我们红军的干部战士都是古今中外难得的好汉。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为将来过上好日子，不怕苦不怕死，什么都不怕。有的同志病得很重，有的负了伤坚持战斗不下火线；有的部队吃不上饭、住不上房，毫无怨言；有的部队在急行军或连续战斗中做到不掉队，不丢装备弹药。全军没有一个临阵当逃兵的。我们的官兵亲如手足，见危险，人人抢着上；遇困难，人人争着帮。在打扫战场时，从未发现有一个伤者没被救援，有一个死者没被安置。有这样拖不垮打不烂紧密团结的钢铁队伍，世界上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人民将永远铭记：翻身得解放，是红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第七，陕北的地理条件是山多沟深，树深林密，道路崎岖，村庄小而分散，有利于红军隐蔽，有利于保密，便于采取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战术，使敌人很难探明我们的虚实。再则我们是轻装，如此地理条件，可发挥我们行动神速敏捷的特长，出奇制胜。如歼灭敌人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和晋军马延寿部第六团等战例，都是和选择了理想战场有很大关系。滚滚大河上下，万里长城内外，绵绵黄土故乡，子孙永沾恩泽。

志丹最后指出：我们仍处于敌人的包围中，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决不允许有任何麻痹大意，决不能骄傲自满，我们还要准备打更大更艰苦的仗。胜利一定属于正义之师！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红二十五军北上陕北红十五军团成立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华北地区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蒋介石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继续对我根据地发动“围剿”。

敌人第三次“围剿”是以东北军张学良为主力，以陕北苏区为重点，以南线为主攻方向实施的。“围剿”运用了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打法。先后动用了兵力达十多万人。敌部署为：苏区的东面是孙楚部的三十三旅及七十一师二〇六旅，七十二师二〇八旅；北面是高桂滋八十四师和高双成八十六师；西南面是三十五师冶成章一〇五旅和东北军五十七军董英斌部的一〇六师、一〇八师、一〇九师、一一一师、一一七师和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的骑三师、骑六师、骑十团；西北面是十五路军马鸿逵的三十三骑兵团；南面是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的一〇七师、一一〇师和一二九师。

当时我陕北革命武装力量发生了新的变化。随中央红军长征的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徐向前曾命令红二十五军留守鄂、豫、皖根据地，但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退出鄂、豫、皖根据地辗转西行到达陕南，于1935年7月中旬开始北上。当时刘志丹奔袭横山没有奏效，决定返回安定革命根据地。途中接到西北工委关于红二十五军来陕北的通知，便亲自起草了《欢迎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在魏家岔召开了干部会议，号召西北红军各部队向二十五军学习建军、作战、作风等各方面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密切配合行动。号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全体指战员在缴获胜利品、吃粮、住房等方面，都要本着先友后我谦虚相让的原则。如果由于红二十五军人地两生、风俗习惯不同而在群众中引起误会，应该主动承担向群众做解释的义务。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第二天，西北红军就赶到了驻地。9月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的石油沟召开了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的会师大会。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讲了话。会后志丹组织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干部到红二十五军参观学习。

在“统一红军力量，统一指挥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的旗帜下，9月17日，正式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十五军团下辖3个师：红二十五军编为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后叛变），政委赵凌波；红二十六军编为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红二十七军编为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全军团约9000人，而西北红军7000人。

红八十一师辖二四一团及二四三团。二四一团团长刘明山，政委李宗贵。下辖5个营，第一营营长王思温，营政委薛毓瑞；第二营营长贺吉祥，营政委贺大增；第三营营长李玉亭，营政委薛翰臣；第四营营长袁广发，营政委高维嵩；第五营为少共营由18岁以下青少年组成，营长杜娃，政委王学礼，还有经济员白斌雄。全团2500余人。二四三团团长李仲英，政委王国昌。下辖两个营，一营长孟寅生，二营长李学臣。全师计3500余人，装备较好，每连配备轻机枪6至9挺。大部分武器是第二次反“围剿”时缴获高桂滋部的捷克式轻机枪和步枪，还有一部分是缴获晋军的武器。

这时，我苏区南线之敌东北军的六十七军已突入，开始了“围剿”。该军所辖3个师，除一〇七师驻守洛川，六一九团及六〇二团共4个营的兵力守备、警戒甘泉一线以外，军长王以哲率一一0师、一二九师（该师的六八五团留驻甘泉）及军直属队、特务营全部进驻延安。这股敌人对苏区威胁最大，只有首先吃掉他们，才能保卫陕甘苏区。因此，志丹同志力主红军主力南下，集中兵力打击东北军，以佯攻甘泉之势，诱延安增援之敌，拟于大小劳山地区歼灭之。敌兵途经之湫沿山不设伏，以防其逃走。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浴血苦战劳山战役

师部命令二四一团主力进驻洛河川关家沟一带，集结待命。二四三团进驻甘泉北五里坪附近。我们很快控制了甘泉城周围的制高点。10月1日，得到敌人1个师的兵力从延安出发向甘泉增援的情报，军团部通知师部要我团埋伏在白土坡的背山一带，徐海东军团长亲临我团阵地当面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介，在白土坡一带把敌人堵住。一定要坚持1个小时左右，使兄弟部队能突然出击而歼灭之。如果一旦援敌与甘泉之敌会合，就会失去战机。你团的任务关系到能否打赢这一仗。最后他严肃的问：你们能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团长刘明山和我坚决答道：“保证完成任务”！

随后我们在抗击的地段详细查看地形地貌构筑野战工事，开展战前的政治鼓动工作；营、连干部反复观察地形和出击的路线，熟悉作战方案。

从甘泉向北是一条狭窄的川道，东西距离200多米。川道里有公路直通延安。东面山势高，遍布森林，荆棘丛生，行动困难。西面山势低，是白土坡的背山，行动方便。若埋伏在沟渠中，不易被敌人发现。只要利用沟渠隐蔽，就可以接近敌人。由甘泉至延安公路旁有一条由北向南流入洛河的1米宽、1米深的小溪，大小劳山就在白土坡以北地区。我团指挥所在白土坡背山上。

10月1日下午3时左右，敌人进入我团设伏地段，明山和我在山头上观察敌人的一举一动，分析着敌人的战斗队形和行进速度。敌纵队拉得很长，又散又乱，可能是走了60华里路，湫沿山至大劳山之间又无敌情，从而戒备松懈，麻痹大意。

让过敌人尖兵后，我命令参谋齐渭川瞄准敌前卫指挥官开枪，他谨慎地说：第一枪是攻击信号，打早打迟对整个战斗都有直接影响，只有你们团首长才有这个权利。我认为有道理，接过捷克式步枪瞄准敌骑马的指挥官打了一枪，他应声而倒。刹时我团冲锋号声，指战员的喊杀声震撼着山谷、河川。第一、三营紧随我们直扑敌人，正面展开了浴血争夺战。高岗没有通知团部独自率领二营上了东山。

由于敌人纵队拉得很长，受到打击后本队和后卫队占领了东西两面一些山头，居高临下，构筑野战工事；并以火力严密封锁川道，企图用胜我数倍的火力杀开一条通往甘泉的血路，欲从此路逃生。敌密集的火力瞬息间把我军打得抬不起头来，伤亡很大。但是英雄的红军指战员们硬是用自己的鲜血筑成了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城墙。干部战士105人英雄献身！三营政委薛翰臣、连长栾新春、杨玉清、谢四娃、吴国富等同志牺牲时年仅十七八岁，最大的不过24岁。至今想起，都好一阵痛惜。

18岁的连长栾新春在冲锋时被机枪打穿了腹部，肠子流了出来。我命令他撤出战斗，他坚决不肯，强忍着剧痛，用绷带敷住伤口，继续战斗，直到傍晚，彻底消灭了敌人才瞑目。一营长王思温、营政委薛毓瑞、指导员马光厚等300余名伤员坚持不下火线。

就在部队前进受阻的时刻，刘志丹和贺晋年率领警卫员、传令兵，甩掉上衣直向西山冲击。贺的警卫员张有才不幸牺牲。志丹的警卫员阎应娃——原一团一连连长，作战勇敢，绰号“冲锋老阎”，也倒在战场上。在千钧一发之际，杨森率领七十八师从西山上打下来，贺晋年伺机从侧面打了进去，敌人被压在劳山镇。我团第二营从东山上压下来。七十五师也由北面压过来。至此，我团已整整抗击了5个小时，超过规定4个小时。到黄昏战斗结束时，全歼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〇师两个团和全部师直属队，另一个团留在延安南三十里堡，后逃回延安城。敌师长何立中被击伤后逃到甘泉，不久死去。

劳山战役是十五军团成立后打的第一场大仗、硬仗，也是我西北红军第一次与自恃武器精良，不可一世的东北军交手。红军指战员坚韧顽强，不怕牺牲，用鲜血和生命取得首战告捷的胜利。消灭了东北军的一支精锐何立中部，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粉碎了东北军不可一世的神话。

劳山战役虽然是红军战史中一个典型战例（贺晋年、李赤然和刘明山曾有专题著述），“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却想通过战斗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采取一箭双雕的卑劣手段：既能消灭敌人，又能削弱西北红军主力。否则，为什么给我二四一团的抗击任务是1个小时，实际上却抗击了5个多小时？战斗结束后我曾质问过：为什么要延续我们抗击时间？回答是：向导带错了路。伏击战是予先规定了地段、时间、接合部、讯号等，不可能存在“向导带路延误时间”的问题。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中央苏区悲剧的重现

劳山一仗更加引起甘泉守敌一二九师六八五团的恐慌和动摇。他们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狼狈局面。在红二四三团重重包围下，白天害怕越出营房一步，夜晚吓得不敢睡觉。只要我军认真组织力量，甘泉城如囊中取物。这在军事上乃攻城取胜的上策，但“上级”却放弃了有利于我军的战机。

当时朱理治以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身份来陕北工作，还有聂洪钧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都是为解决所谓陕甘边、陕北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而来。他们给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戴上五顶大帽：“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矛头直指刘志丹。同时，在军事上他们派一些不懂军事的人来瞎指挥，令部队撤到洛河川一带进行“肃反”，以至坐失良机，给以后攻打甘泉城带来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尽管我军付出了极大代价，却始终未克此城，使其成为敌人在我苏区的一颗“钉子”。

在“肃反”中，他们给不同意其观点的人戴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抓起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危害革命的恶劣后果。

10月5日，军团在王家坪召开庆祝劳山战役胜利大会。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宣布开会，军团长徐海东作胜利总结报告，讲到二四一团作战情况时，会场不断响起热烈掌声，但徐突然不讲了，历声问：二四一团三营营长李玉亭到了吗？李营长站起来：到。徐：你这营长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决定枪毙！

我一听就火冒三丈，举起右手要求发言，被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使劲按住。我决不能让莫须有的罪名枉加于一位真正的战士身上，况且他将被害死。我挣脱他俩，站起来说，李玉亭是在陕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带领40多人，3挺轻机枪，20余支捷克造步枪，从敌高桂滋部起义过来的。参加红军以来，忠心耿耿，智勇双全，对战士关怀备至，被全团官兵誉为“士兵老李”。在这次劳山抗击战中，他率领全营战士始终冲锋在前，不幸被炮弹炸昏后，醒来又投入战斗。全团的人都可证明他的坚强勇敢，身先士卒。他在开阔地带，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前进，快步冲锋，只能说明他能见机行事，有勇有谋，怎么会是“贪生怕死”？规定我们抗击1个小时，我们坚持了5个小时，全靠和李玉亭一样勇敢顽强的指战员的奋力拼杀。他只有功劳，决没有罪。

会场一时大乱。个别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者指着我喊：“你保护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应该一起枪毙！”我怒火中烧：“如果应该枪毙，就枪毙我好了！我是团政委，营的行动都是听我指挥，和李玉亭没关系……”

大会难以为继，只见刘志丹与徐海东交谈了几句，高岗宣布：祝捷会就开到这里，李玉亭的问题等调查清楚后再作决定。

李玉亭的命虽保住了，但二四一团参加本应是庆功大会的与会者，人人自危，造成军心涣散，发生了自杀、逃跑等从未有过的事。有的干部公开提出不懂军事，要求到地方工作。一连指导员贾俊儒说：象李玉亭营长这样既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又能英勇作战的指挥员，差点枪毙，那我这种大老粗，只知冲锋在前，有伤也不下火线的人，早晚还不得给自己人整死？他坚决要求去后方工作。

我当着他和其他干部的面表示：不懂的东西，只要肯用心去学，终可以学到手。大老粗也能成为军事家。但决不能经不住委屈，干革命掉脑袋都不怕，还怕什么？谁要是软蛋，我就不饶谁。如果再发生李玉亭那种情况，我替你去受罚，去受死！此后，再也没有人提出走的事。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贾俊儒任团政委，在察哈尔喜峰作战时壮烈牺牲。

“肃反扩大化”给二四一团造成的危害，是组建部队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令人无比沉痛，但这一切并不能动摇我们继续战斗的决心。

王家坪会议后，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由十五兵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率领直奔富县南的羊泉原。整整一天人不停脚、马不卸鞍连续行军80华里，只中午吃了点干粮，黄昏时才赶到方圆两三千米不见人烟的孤原上。既无法宿营，又找不到饭吃。人困马乏，饥渴交加。此时又突然发现山嘴的土围子里有不明番号的敌人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指挥员命令部队进入战斗。担任前卫团的二四三团与敌人已经发生了猛烈的交战。

我军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地形就仓促应战，遭到了有备敌人猛烈炮火的攻击，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在这次毫无准备的战斗中光荣献身。部队虽反复冲锋，仍毫无进展。团长李仲英受伤后，政委王国昌只得要求撤出战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众多红军战士的鲜血使这次战斗的指挥者勉强同意了二四三团撤出战斗，以收殓牺牲的红军指战员的尸体。

但是，这一血的教训并没有使这次战斗的指挥员清醒。本应果断地停止战斗，派兵侦察敌情，观看地形再做部署。但他却采取了使人难以理解的鲁莽做法。反而命令二四一团再次向这个土围子发起进攻。

血的事实使我们看清了某些领导者的意图，是欲削弱红二十七军的力量，否则就难以执行自以为“正确”的错误路线，就难以在由刘志丹亲自创建的红二十六军中大规模的消灭异己。我们早就做好在战斗中牺牲的准备，以示对革命的忠诚和清白。

我甩掉上衣，来到担任攻击任务的二营。由于地形开阔，又毫无战前准备，部队反复冲锋无效，伤亡很大。二营营长只得率领剩下的战士退到沟道里。我亲自率领警通连50余人继续攻击土围子。在距土围子30米左右的地方，我头负重伤，昏厥过去。事后才知道是警卫员白金富（后改名白锋）不顾个人安危救下我，并追赶上撤下来的部队。

直到第二天，才弄清楚土围子里的敌人是东北军一〇七师的4个营，由高富源指挥。仅轻机枪就有100余挺，在百米开阔的地段上，设置了几层火力网，使我进攻部队伤亡惨重，无力再组织进攻。幸而夜幕降临，敌人未敢发起反冲锋，否则我们可能会全军覆没。

在自以为正确的错误路线笼罩下，最终他们逮捕了以刘志丹为首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将他们关押在瓦窑堡秘密监狱里。同时，於洛河川下寺湾屠杀、活埋了若干二十六军基层干部和地方干部（究竟处死多少人，只有十五军团保卫局长戴季英知道）。十五军团八十一师参谋长任浪华因鼻孔中被灌辣椒面和香烟面而致死。

如此残酷对待革命者的倒行逆施，仅1个月，使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唯一屹立在西北的苏区，在1935年就全国而言也是最大最牢靠的革命根据地，变成阴沉黑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令人悲愤的恶劣局面。

“自己人”造成的危机，不同于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后者敌我分明，革命者敢于义不容辞的进行坚决斗争。“内部恐怖”往往令人迷惑不解，因操纵者常以“真革命”自居，挥动手中的权力棒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容辩白，不经审讯，致使许多革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肃反”扩大化，造成根据地极大的政治、军事危机。至今想起仍令人悲愤不已。

我负重伤后，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不同意我到后方治疗，要求我继续留在部队。他们暗示我，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死在一起。他们同时说服了在这次战斗中也负了伤的参谋长路文昌。我们伤势虽重，但都没有去后方医院治疗，仍带着重伤，指挥部队攻打富县榆林桥北面的魁星楼。

三、谢子长叫我当红军，刘志丹指挥我打胜仗（1934-1935）榆林桥战斗

榆林桥守敌是高富源指挥的东北军一〇七师的4个营。羊泉原战斗后，他们驻守此地，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组织了严密的火力网。所据地形易守难攻。东面紧靠东山制高点，我军虽已攻占，但不利于扩大战果，因敌人在西城墙的火力完全可以控制从东山向下攻击的部队。靠西面洛河相隔，东西两面火力完全可以封锁我进攻部队的前进道路。北面是从甘泉向南的公路，公路左侧的魁星楼是敌人一个居高临下的支撑点，一个营用轻重武器配备在此地段。南面是通富县的公路，是不易接近的开阔地。在我军可能进攻的方向，敌人都配备了严密的火力，构成火网。

军团的战斗部署是：七十五师攻占东山，攻克制高点后继续扩大战果夺取榆林桥，七十八师占领西山，攻击敌西城墙，八十一师从北面沿公路相继夺取魁星楼支撑点。

10月25日拂晓发起总攻。七十五师首先向东山发起攻击，占领东山制高点后，由于前进的攻击地段全部暴露在敌人密集火力之下，部队数次冲锋都被压了回来。西山攻击部队，由于东山受阻，没有渡过洛河的机会。这时，天已大亮，军团长命令八十一师沿公路、依靠东山的起伏地形，接近榆林桥北面的魁星楼附近。由于敌人防守火力密集，在距该地300米左右的隐蔽地时，师部命令我团停止前进。贺晋年到临时指挥地点观察地形和敌人火力配备等情况。我也立刻来到前沿。此时贺正拿望远镜观察敌情。当他弄清了敌人火力配备、选定了我军进攻路线后，高兴的不得了，低声商量：“老李，咱们拚一死战，就能夺下魁星楼制高点，打开一条东山部队进攻的路线和西山及北面部队的道路。我掩护，你带二四一团攻击”。

“但部队人多展不开，会误事。最好由一营一连担任第一梯队的攻击任务，连长路智川，作战勇敢，行动神速。”

“好！你立即去组织攻击部队，完成后以包头的白毛巾左右摇摆为联络信号”。

我和才由二十五军派来4天的叶团长，利用紧靠东山1、2米的隐蔽地集结攻击部队，给王思温营长，薛毓瑞政委，路智川连长交待了攻击任务，严肃命令：只准成功，不许失败。如果畏缩不前，严惩不贷。

贺晋年看到我们发出去的信号后，端起一挺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把敌人搞懵了。我乘机带领路智川的第一连猛冲过去，跳进敌人的工事，展开了白刃战。只用了1、2分钟就打开了缺口，为掩护北面部队的攻击开辟了道路。此时第二梯队已紧跟上，我们边打扫战场边重新组织攻击队伍。不幸，叶团长在观察西城、南城、北城和榆林桥街道时，被敌人从隐蔽的房屋中射出的轻机枪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我们以当地最隆重的葬礼埋葬他，并立碑于榆林桥东山根，以示永远的纪念。

战友的鲜血激怒了全团指战员，乘敌混乱，我们猛扑向榆林桥街内敌人占领的居民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逐屋逐街夺取了北半个城区街道。这时东山、西山的攻击部队乘胜攻下南墙并堵住了向富县逃窜的溃敌。我团二营营长贺吉祥带领部队由北向南冲进街道。这一仗歼灭了高富源率领的4个营，缴获轻重机枪百余挺，步枪千余支，电台一部和其它战利品。

这次战斗中，友军俘虏了高富源。军团根据军委的指示派专人将他护送到瓦窑堡。经短期启发训练后，由我团派干部将他护送到富县茶坊，转回到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部。高富源从此成为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执行者，在“双十二”事变中起过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八十一师进行了彻底改组：师政委张达志调军团部任民运部部长；二四一团团长刘明山转到地方工作，团政委李宗贵调师部负责党务工作；二四三团政委王国昌转地方工作，该团两个营长孟寅生、李学臣下落不明。连排干部大部分进行了撤换。

随干部的调动，兵力武器也进行了调配。二四一团所属五个营被调走两个营。我团的装备原本比较精良，一色捷克式轻重机枪、步枪，后每连调出三挺轻机枪，重机枪则全部调走……

原七十八师的许多党政军干部更加不幸，竟遭到屠杀、活埋的残酷待遇！

在革命根据地被“围剿”的险恶形势下，陕北红军屡建战功的主力部队就这样几乎被解体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究竟谁对谁错，我百思不得其解。以后我才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革命力量都是被他们这样葬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同样应该对造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事实负责。他们又在重演中央苏区的悲剧。这场政治“黑雾”，使我第一次感到无所适从，陷入从未有过的苦恼之中。但作为军人，服从上级命令是天职。我接受了新的任务，并尽力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和苏区群众的安定工作。

事后我了解到，许多安排都是新任八十一师政委的主意。在师部驻甘泉以南的窑店子村时，他曾派组织科长和宣传科长监视我的行动。在共同艰苦的斗争中，这两位久经革命锻炼的同志，逐渐了解了我，信任了我，并尽力帮助我。我不计个人恩怨，义无反顾的遵照志丹曾对我们的要求，做了大量善后工作。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任红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军辗转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县）。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国民党东北军骑兵三师和六师的4个骑兵团，在白风翔指挥下，尾追而来。毛泽东决定把敌人诱到吴起镇，割掉这个长征途中的“尾巴”。第二天，他向部队作了战斗动员，并亲自指挥这次战斗。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一举歼灭敌1个团，击溃3个团，俘敌六七百人，缴获战马1千多匹及大量枪支弹药、痛痛快快地割掉了这个“尾巴”。

中央红军历时一年多的长途征战，风餐露宿，兵力损失达百分之九十，除了弹药，部队给养十分匮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时正是隆冬，可是大部分人还穿着单衣，有的光着头，赤着脚，有的戴着缴获来的钢盔。

边区人民看到长征过来的红军那样瘦弱但却坚韧不拔，都十分感动和钦佩。整个苏区都行动起来，为中央红军赶做棉衣。没有棉花就用羊毛、驼毛代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赶制出中央红军七八千人的冬衣。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纠正了错误的“肃反”路线，使许多幸存的原红二十六军和原红二十七军的指战员又回到了战斗岗位。1935年11月，毛泽东亲自任命我为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会师首捷直罗镇

吴起镇战斗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沿洛河南下，到达甘泉县下寺湾。11月，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

当时国民党有6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西北根据地南线进犯。东面1个师沿洛河川、富县大道北上。西面5个师是东北军五十七军的一〇八、一〇九、一一一师和一二〇、一〇六师，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东犯，妄图在富县一带夹击我军。

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在富县西南的直罗镇，给敌人布下“口袋”阵。

11月下旬的一天，毛、周、彭在下寺湾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直罗镇战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聆听他的教诲。

毛泽东详细的分析了敌人的态势以及我们的打法，并向各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接着他讲了《水浒》中林冲在柴家庄打洪教头的典故，风趣地说：“林冲打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后退两步，让洪教头暴露出他的弱点，然后乘虚而入，把洪教头打翻在地。林冲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主力。”

周恩来也讲了话，他说：“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去做，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最后彭总严肃地向各参占部队提出要求：抓战机要准，打击敌人要狠，要打出我们工农红军的威风，坚决歼灭敌人。会后，毛、周、彭亲自带领我们观察了直罗镇的地形。

当时的直罗镇是个只有30余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由西到东的大道穿镇而过。镇东面有座古老的寨子，里面房屋倒塌，但石头砌成的寨墙大部分仍然完好。镇北面有一条小河，毛用望远镜仔细察看了镇子周围的山山岭岭，微笑地对我们说：“嗯！这是个打伏击战、歼灭敌人的好地方！”他还给每个部队指点了埋伏地点和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我军的出击路线。

按照毛、周、彭的部署，红一、三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主力，立即在直罗镇一带集结待命，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我们都深入到连队，作战前动员。指战员们情绪高昂，斗志旺盛。同志们决心打好这一仗，作为会师的见面礼。

11月20日前后，敌东北军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果然带1个师部和3个团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窜到直罗镇来了。当晚，毛、周就下达了作战命令。第二天拂晓，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央红军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了直罗镇周围的山岭，把敌人夹击在两山之间的一条小河沟里。不到两小时，就攻下敌师部所在地直罗镇。大部分敌人被歼，敌师长牛元峰带着一个营逃到镇东那个小寨里，妄图负隅顽抗。这时传来了毛、周的指示，留小部队围攻寨子，主力红军急行军追击黑水寺方向的援兵。在追击战中，敌董英斌的一〇六师被击溃，一个团被消灭。晚上牛元峰部队欲突围，结果大部分被我俘虏。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敌一〇八师、一一一师闻讯后迅速逃入甘肃境内。东路侵入羊泉原的一一七师也退出富县，龟缩到洛川境内。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我们彻底粉碎了敌人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他说，直罗镇一仗是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所举行的一个奠基礼。从此，陕北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35年11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东征。不久党中央通过了毛泽东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红军东征的三个战略方针：第一，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第二，把扩大红军和对日作战结合起来；第三，会合到陕北的工农红军应该把位置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根据地两个任务上面。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待命东征

1935年冬，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正担负着围攻甘泉城的艰巨任务。在直罗镇战役前，我师直属队和一、三团就进入阵地，配合直罗镇战役，牵制敌人。该战役取得胜利后，我部由彭德怀亲自指挥，准备在甘泉城的西北角制高点爆破攻城。部队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夜以继日地进行坑道作业。原计划地道应挖到制高点中心，但因缺少测量仪器，爆炸未能成功的发生在制高点中心，致使隐蔽在坑道附近的攻城突击队员被炸起的冻土块砸伤。七连连长吴虎峰就在这次攻城中牺牲。甘泉城虽经反复强攻未克，但已被我军重重围住，城中守敌处于绝境。

不久，中央瓦窑堡会议的重要决定传达到了部队，我们立即组织指战员学习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中央关于战略问题的决议。

八十一师的指战员，绝大多数是陕甘地区的贫苦农民，他们对旧社会，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地主老财都有深仇大恨。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能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毫无怨言的随时准备用生命去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家乡，保卫根据地。而对于抗日救国，开赴抗日前线就不太理解了。为国和保家不能统一起来。并且认为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现在却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包括国民党内愿意抗日的分子，这个弯子一下不好转。

针对这些思想问题，我们向指战员解释“国亡家何在”的道理：讲日寇如果侵占了中国，人民将会沦为亡国奴；没有了祖国，哪里还有家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只有把日寇赶出中国，才能保卫住国家，也才能保卫住陕甘苏区。我们不仅要解放自己的家乡，而且要解放全中国，全世界，让人们都过上好日子。如果能联合起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孤立日本侵略者，才能尽快的彻底打败他们。经过学习，指战员的思想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深感肩负的抗日救国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纷纷请战，要求参加伟大的东征。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红军领导人，发表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东北3000万同胞正在遭受日寇的屠杀蹂躏，并揭穿蒋介石利用东北军打红军，使中国同胞互相残杀而便于他从中渔利的阴谋。为表示红军联合东北军抗日救国的诚意，总部命令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从甘泉撤围，开到延安以东的甘谷驿，准备渡河东征，奔赴抗日前线。同时，向甘泉被围的东北军表示我军团结抗日的诚意。城中守敌系东北军一二九师和一一〇师各一部，共约1000余人。我师围困之70余天，他们只能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城墙工事，依据空投的干粮，苟延时日。红军主动撤围，把枪口对日，使甘泉城内濒临绝境的东北军得以幸存。

东北军及其家属亲眼看到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真诚愿望。《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的发表，以及我军的实际行动，对张学良、杨虎城亦有触动。后东北军、西北军减少了与我军磨擦，在局部地区建立了停战的局面，这对于我军东征、打通抗日路线是有利的。

八十一师到达甘谷驿集结后，总部召开了一系列的军事会议，详细的介绍和分析了驻守黄河东岸的反动军阀阎锡山部的防务情况。

当时，盘踞在山西的反动军阀阎锡山，是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反共的卖国贼。“九一八”事变后，他慑于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假惺惺的提出了一个所谓“守土抗日”的口号。实质上“抗日”是假，“守土”即保持自己的地盘是真。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心领神会，曾派晋军去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竭力进攻我陕北苏区。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苏区后，阎更是以反共为当务之急。他调集了10万兵力，沿黄河东岸构筑碉堡；岗哨林立，以强化河防工事。夜间派巡逻队，封锁渡口，断绝东西交通。阎匪不仅在军事上作了周密部署，而且在政治上采取了极端反动的灭绝人寰的措施。他在沿河各县，驻扎“防共保卫团”，宣布凡遇共产党嫌疑者，可先斩后奏，每杀一人，赏洋百元。有些穿着红色腰带或携带红色物品的人，也被视为共产党嫌疑犯。白色恐怖笼罩着沿河各县。敌人妄图以此高压政策来慑服人民，以隔离我军与河东群众的联系。阎倚仗他的反动政策和黄河天险，大吹大擂，称河东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红军越不了雷池一步。

红军东征的任务是非常光荣也是极为艰巨的。出发前夕，针对部队从未渡过黄河，从未离开过家乡等实际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思想问题，诸如有的同志怕负伤后不能转回苏区，有的怕牺牲后遗体不能运回家乡等等。我们用活生生的事例启发教育：红一方面军离开苏区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转战到陕北，都是为了革命而离乡背井。他们的模范行为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又向指战员宣讲东征的伟大意义以及当前山西人民反对阎锡山暴行迫切要求抗日的有利形势。从而提高了觉悟打消了顾虑，增强了东渡黄河歼灭阎匪的信心和勇气。部队决心发扬敢打敢拚的传统，去打开奔赴抗日前线的通路。

中央早已组织力量在延长、延川、清涧等地黄河的河川里加速修理和赶制船只、羊皮筏子等渡河工具以及其它物资。

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从瓦窑堡动身，经王家洼台段家河到延长。2月初，在延长召开了为时5天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对参加东征的部队进行动员。说明了东征的目的和意义，并进行了战斗部署，宣布了东征部队的领导机构和建制。司令部由司令员彭德怀负责，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敌军工作部部长李涛，民运部长刘晓，宣传部长陆定一，组织部长黄克诚。参加东征的工农红军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共编为左、中、右三路军。渡河前八十一师属右路军建制。

为加强八十一师领导和健全各级建制，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贺晋年任师长，张明先任政委，李寿轩为参谋长，李宗贵为政治部主任，张树才为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并派来大批经过长征、具有丰富建军、作战经验的同志，如谭冠三、田文尧、刘锡山、谢理顺、方国安、罗元炘、周凯东、胡保顺、林宗昭、康玉林等。建全了司、政、后、保各级组织，加强了各团的领导力量。同时，又派来了在瓦窑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学习的吴士芳等同志，随军做开辟新区的工作。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渡过黄河天险

1936年2月17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东征宣言》，阐明红军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的目的。2月20日夜，他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东渡黄河。那天是农历正月二十八，滔滔黄河咆哮不息，河面上大小冰块碰撞着顺流而下，不时发出嘎嘎的碎裂声。

中央军委下达渡河要求及命令：先头部队要绝对隐蔽，应以坚决敏捷的速度，奇夺敌碉堡；割断电话线，控制前沿阵地及侧翼掩护阵地，保证后续部队渡河；并要占领有利于抗击援敌之地形。

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沿黄河西岸，南起河口，北到沟口的地段内，同时东渡黄河。一时间，红军指战员乘坐着木船和牛皮筏子，投入惊涛骇浪之中。不久即被守敌发现。军委命令，立即抢渡黄河。红军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摧毁了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所谓攻不破的黄河天险，东渡成功，我军进入山西境内。自此，开始了历时75天的东征。

20日晚10时，十五军团从河口附近的王家河上船，以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第一营为先头营，在师参谋长周士第的指挥下，在贺家洼西北登岸，立即向敌进攻。敌人依据碉堡工事抵抗，并以步枪、机关枪、手榴弹、手雷（比手榴弹威力大，是阎锡山为对付红军而专门制造的一种武器）等轻重火器封锁了进攻的道路。先头部队勇猛冲锋，攻破贺家洼路口的一个碉堡后，又继续攻破敌人纵深堡垒，占领贺家洼村，消灭了守敌一个连。

八十一师作为后续部队，从黑龙关渡河。此时毛泽东率领司令部人员亦到达渡口，拟同我们一起渡过黄河。过河后天已大亮，他站在渡口边的雪地上，吃着已经结冰的早饭：一盒小米饭，一茶缸腌咸菜，边吃边询问着部队的情况。毛泽东同指战员同甘共苦的俭朴作风鼓舞了正在行进中的部队。渡河后，我们立即紧随主力，强占纵深阵地。

21日晨，红十五军团进占义蝶镇。该镇守敌如惊弓之鸟，受到攻击溃不成军，夺路逃命。他们已经准备好还没有来得及吃的早饭，成了我红军享用的“美餐”。但追击任务在身，大家只能抓几个馍，继续向前挺进。很快就包围了石楼城。敌二〇三旅旅长梁鉴光命令驻隰县的四〇五团团长樊剑，前往石楼城解围。樊率领第一营到距石楼城30里的蓬门时，被十五军团全歼。胜利的歌声响彻黄河岸：“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摩拳擦掌志气高。我们是铁红军，猛攻猛打又猛追，追到石楼城”。

与此同时，传来了红一军团胜利的捷报。他们在坪上村登岸成功后，进占三交镇，粉碎了阎匪的二〇七旅防线，歼灭了该旅四一四团的杨有贵营，乘胜占领关上村。并截住逃敌独二旅。将独二旅旅部、第四团和邰培甄炮兵第四连全歼。击毙敌团长李清华，营长岳俊峰等。号称“满天飞”的独二旅，在红军的铁拳下变成了“满地爬”。这一仗，粉碎了敌人妄图阻我于吕梁山以西的企图。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兑九峪战斗

经关上村、蓬门战斗后，3月初，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继续东进至兑九峪一线。总部随十五军团到达了孝义城西南的大麦郊，并通过了同蒲路。

阎锡山无力阻红军于吕梁山以西，顿时慌了手脚，惟恐被歼。立即急电蒋介石要求派兵增援。同时，仓促加强了太原的防务，调驻守介休、孝义之敌向兑九峪一线兼程前进。

兑九峪位于吕梁山南端，地处敌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总指挥部所在地孝义城。西面、北面是一条由西北向东南而入汾河的小溪，西南是红军总部所在地大麦郊。兑九峪山高约1000米，被雨水冲刷成无数沟壑。当时估计敌主力约4、5个团防守兑九峪一线。我师的任务是抗击孝义城增援之敌。红军主力预先已占领了有利地形，准备从西、北、南三面夹击之。

兑九峪战斗于3月10日拂晓打响，这才发现敌人并不是所估计的只有4、5个团的兵力，而是有3个步兵师。主力是杨效钦的六十六师，一个炮兵旅，共14个团的兵力。因此战斗空前激烈。一阵炮火后只见战场上飞砂滚滚，尘烟弥漫，4、5米之内一片昏暗。敌我双方纠结不清，敌军通讯员甚至将作战命令误送至我军手中。八十一师司令部就收到过数次，使我们得以及时掌握敌情并报告总部。

毛泽东的总部设在大麦郊北面的一座山上，山对面就是兑九峪，距我师指挥所很近。在战斗紧急关头，我师仍派出王思温、薛毓瑞的二四一团（该团为三个连的小团）前去加强总部的防卫力量，以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该团正前进中，突然发现一股敌人准备偷袭总部。当时叶剑英亦组织了总部的警卫人员在山坡上正面抗击敌人，二四一团不失时机的发起攻击，配合正面击溃了敌人。接着我师又派李仲英的二四三团（两个营），加强总部的保卫力量。从此这两支部队就不属我师建制，归总部指挥。

到下午3时左右，总部命令我师夺下兑九峪北面一个制高点，以掩护我主力撤出战斗。贺晋年立即命令田文尧、谭冠三指挥的二四二团（该团三个连）夺取这个制高点。其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很强，尤其是阎匪各部多用其太原兵工厂专门对付红军而制造的“手雷”，对我威胁较大。虽经反复冲击，进展不快，伤亡却很大。但该制高点对于我军撤出战斗，摆脱敌人，关系十分重大，非拿下不可。

我重新组织力量，命令贺吉祥、方国安指挥二四二团再次发起攻击，贺晋年亲自指挥重机枪连（四挺重机枪）作掩护，终于攻克高地。

黄昏后，我师遵照总部命令转移。在我军转移的当晚，敌人亦退缩回汾阳、孝义、介休等地。兑九峪战斗，毙敌、俘敌2个多精锐团，给阎锡山以沉重打击。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在晋南开展工作

1936年3月10日，我军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揭露蒋介石、阎锡山等卖国贼媚外成性，丧权辱国，致使国家面临危亡局势的真面目。庄严申明我军将“停止一切内战，东进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并宣布“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号召人们联合起来，一致对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兑九峪战斗后，根据当时形势和我军宗旨，党中央决定，东征红军兵分两路，一军团沿同蒲路南下；十五军团向文水、交城直通太原北上，使敌人难测我军行动，以利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毛泽东率领总部和八十一师的二四一团（300余人）为中路，向晋西一带转移。

十五军团于3月中旬北上文水、交城，以一个团及骑兵连逼近太原附近的晋祠，进行游击活动，直接威胁到阎锡山的老巢。阎匪十分惊慌，急令其主力十九团尾随十五军团。但他们打又打不上，停又停不下，在晋中到晋西北的岚县、五寨、保德、兴县等地兜圈子，整日疲于奔命。

十五军团牵着敌十九团在晋西北兜圈之际，一军团奉总部命令，突破汾河堡垒，截断同蒲路，围困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并攻击襄陵和侯马镇，直插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晋南地区。

八十一师此时已归一军团建制，于3月中旬进驻同蒲路汾河流域浮山县境内的马壁镇。

20多年来，阎匪把山西视为他的大本营，把当地人民作为他的奴隶。他用银行、当铺、苛捐杂税等各种手段，极为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人民。为欺骗、麻痹人民，并进一步便于其统治，阎匪还建立了一些反动组织，如“公道团”等。山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愤恨地称他为“阎罗王”，盼望有朝一日他会完蛋。

根据当地情况，我们首先严厉制裁恶贯满盈的汉奸、恶霸、高利贷者，把他们剥削来的财产分给群众。在没收了汉奸的一些当铺后，立即给典当者发还了1万多件各类物品。有一个劣绅仅其存粮就有5万多斤，食油4千多斤，外加不少浮财，除部分留作部队用外，大部分都发给了群众，他们得到了救命口粮和御寒衣物。

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贯彻“把发动群众抗日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的工作方针。红军一心为劳苦大众的实际行动，使阎匪所散布的“红军杀人如草、穷富一律都糟糕”等谎言不攻自破。群众歌颂：“红军是穷苦人的知心人，批了地主打豪绅，分了粮食分财物，穷苦百姓得翻身”。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帮助下，八十一师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筹集黄金约2千两，钢洋1万余元，粮食40多万斤，其它物资不计其数。

局面打开以后，我们组织了十几个“扩红工作组”，由师政治部副主任张树才、民运科长康玉林、干事吴士芳负责。师政治部宣传科长高维嵩负责在每个连队组织“宣传抗日工作组”，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抗日先锋军的布告和标语。并组织文艺演出队，有说书的，唱晋南梆子的，还有歌咏、器乐、办墙报的，充分采用多种宣传形式，既发动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部队。

百姓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放着鞭炮欢送亲人当红军。我师进镇后的短短十天，就补入了500多青年。在我们撤离时，共增新兵800余人。当地群众说：“斗了地主和豪绅，贫苦百姓得翻身，青年人报名去当兵，跟着红军闹革命”。

我们在当地还建立和发展了党组织及抗日救国委员会等救亡团体和抗日组织。成立了镇政权（革命委员会），选出主席和委员。镇政府设有武装、肃反、公粮、财政、土地等部门及贫协会等。特别是还组织了两支地方游击队，共50余人，使当地群众有了自己的武装。

在晋南的广大地区中，红军所到之处都播下了火种。各路红军的积极工作，震撼了阎锡山匪帮的统治，打通了我们东进抗日的路线。红军的东征，极大的鼓舞了各地区主张抗日救国的各界群众，促进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到来。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掩护主力回师陕北

军事上沉重的打击和政治上强大的攻势，使阎匪坐立不安。他在山西封建割据几十年，连境内铁路都是窄轨，就是为了防止任何军队踏进他的王国。此时，他不得不向早欲吞并他的蒋介石乞怜。而日本侵略者也根据“广田三原则”中防共的条款，要求蒋介石出兵。这一切正中蒋介石下怀。4月中旬，他派10个师约10万人马分两路人晋：一路5个师由潼关北上入晋，另一路5个师沿正太路由东向西入晋。阎8个师约10万人从晋中向南压下来。驻黄河的陕西国民党军也封锁了黄河各渡口，以陷我军于晋西的狭窄山岳地区，逼我背水作战，企图在隰县石楼地区消灭红军。

毛泽东和周恩来分析了形势，当机立断提出了全军行动计划：为了保存抗日力量，避开与优势之敌决战，决定在敌南、北两军钳形攻势尚未形成之前，回师陕北，使敌兴师动众的狂妄计划成为泡影。

总部给八十一师下达的任务是：在稷山地区选择有利阵地，抗击由东而来的汤恩伯部队5个师，掩护一军团全部撤回。我师立即挺进稷山县北突出部的关王庙一带，由二四二团构筑了纵深工事，准备抗击敌人。

战斗从4月30日拂晓在我师二四二团前沿一个连的阵地打响。敌人不惜一切代价，凭借强大炮火拼命要夺下该连固守的制高点。他们十几次冲锋，都被我英勇顽强的钢铁战士打退。我方工事被炮火炸平，在缺少工具的条件下，战士们用双手重新补修。他们硬是在炮火中坚守了8个多小时，圆满完成了掩护军团安全转移的任务。

在战斗间隙中，我们遵照上级指示，及时将伤员和资财转运陕北。不论指挥员、战斗员，还是勤杂人员，每个人都要带足30天的生粮，5天的干粮。加上枪支、弹药、手榴弹、十字镐、铁锨、背包、水壶、日用品等，每个人负重30多公斤。师首长也不能例外，马可以不骑，粮不可以不带。

我们每日行程80华里以上。行军中还要不时对付敌机的空袭，抗击尾追的3个师的敌人。同志们强帮弱，大帮小。有的扛三四支枪，有的搀扶着病者。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连队还做到了无遗失伤病员，无掉队的。部队始终意气风发，迅速向前挺进。

我们还组织了庞大的工作组，检查我军所过地区的群众纪律。该赔偿的赔偿，该救济的救济，该撤离的掩护他们撤离，该隐蔽帮助他们转入地下。并给担架员和运输员等返回家的路费和路线简图，防止遭受意外。

我师经店坪、吉县、曲峨到永河关附近渡口，于5月3日过黄河，撤回到陕北延川县的交口镇以北段家河一带。我师完成了掩护任务。东征至此胜利结束。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毛泽东主持的大相寺会议

5月14日，在延川县大相寺军委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庆祝东征胜利的会议。毛泽东对红军东征进行了总结，用4句话做了概括：“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七千多人）；筹集了资金。”他提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深入人心，特别是推动了华北地区各界人士进入到抗日救亡的浪潮中，为我军以后出师华北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会议批判了本位主义，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如东征中有个别部队的领导为避免自己所辖部队的伤亡，不去及时夺取本可以攻克的城镇，不愿意拿出缴获的财物补充兄弟部队，不愿挑选能力强的干部帮助地方武装等等。还有个别部队的领导不顾中央军委统一号令，不顾客观条件，准备自己率领部队出正太路到河北与日寇直接作战。

针对以上种种错误表现，中央首长和各部队首长都发了言。有的批判本位主义、自由主义是侵害党的肌体，涣散党的战斗力的腐蚀剂；有的进行了自我批评，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会场贴有两条标语：“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提高党性，反动自由主义”。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既纠正了错误，又提高了思想认识。做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

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争取东北军一致抗日和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报告。他传达了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后，群情振奋。全国的主力红军会合，是人们期待多年的愿望。大家相信，今后一定会打出一个新局面。

毛泽东最后总结道：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打倒了害人的本位主义，自由主义，使我们革命的同志更加坚强，思想认识更加统一。我们将会无敌于天下。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中央决定西征甘宁

1936年5月3日，东征回师陕北后，中央军委重新任命了八十一师的主要军政领导。命令文年生为师长，李宗贵为政委，李寿轩为参谋长，李志民为政治部主任，宋云辉为特派员。组成了军政委员会，由我任书记。我师直属前敌总指挥彭德怀领导。八十一师下属两个团（一团已调出，归属三十军。原三团和少共营调至十五军团），二团团长刘锡山、政委谭冠三；三团团长谢理顺，政委罗元炘。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军队及各党派、团体、报馆等发出了《红军要求南京政府停战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即著名的“回师通电”。痛斥了蒋介石阻拦红军抗日的罪行，并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议和一个月”的主张。再次表示红军愿意与“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党中央确定“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为反对当前敌人之用”，转“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的方针。该方针孤立了主要敌人，争取了各阶层的抗日志士，分化了敌人的营垒，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但是，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卖国政策，不仅拒绝议和，反而继续加紧对我革命根据地的围攻、进犯，妄图摧毁西北革命根据地和消灭红军。

西北革命根据地陷入敌人重兵包围之中。在根据地东部是晋军阎锡山部（驻河东）；在东北部是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进占了清涧、绥德、米脂地区；北部是高双成、高桂滋部，驻扎榆林地区一带；在南部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进占了洛川、富县、宜川等地区；在西部是国民党中央军嫡系胡宗南部，进驻陇东地区；在西北部是马鸿逵、马鸿宾部，驻青海、宁夏地区。而延安、甘泉仍在敌人手中。敌人不断向苏区蚕食，吴堡、佳县、绥德、清涧、延川等地相继被汤恩伯部占领。

在红军出击抗日受阻，根据地又受到敌人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我军西征甘、宁的正确决策。

首先，甘、宁地域辽阔，我军西征，可以迫使敌人分散兵力，便于我红军主力掌握主动，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其次，该地区由东北军和马鸿逵驻守，他们与蒋介石中央军素有矛盾，并都和红军打过交道，吃过苦头，不愿再做无谓的消耗。特别是东北军的广大官兵，不愿再打内战，怀有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心愿，具备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的可能性；第三，我二、四方面军已长征北上，在甘宁地区可以实现全国主力红军的大会师；第四，此举避开了敌人堡垒封锁线，变我军被包围的不利形势为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第五，能更广泛的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就地筹粮，筹款，补充兵员，扩大红军。

西征甘、宁的作战任务下达后，部队士气高昂。杀敌立功，挽救民族危亡的决心很大。但也有少数人有畏惧情绪，以为西征如长征一样，又要过草地、爬雪山，担心会把部队拖垮。有的人只看到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怕打不赢，特别有少数陕北苏区的子弟兵，担心苏区被破坏，亲人遭杀戮、蹂躏，要求不离开根据地，欲和敌人硬拼硬打。

为此，在部队整训中，我们再次向大家讲明了日寇妄图使我中华大好河山成为它的殖民地，使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狂妄野心；批判了蒋介石把祖国的半壁河山拱手送给侵略者的可耻的卖国行为；分析了西征的伟大以及有利于我的形势。在广泛的民主讨论中，大家互相帮助，使有思想问题的同志提高了认识，纷纷表示：服从命令，英勇战斗，救中国，保家乡，誓死做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做为党为民的英雄好汉，做革命到底的坚强战士。在艰苦的战斗年月，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三路军西征甘宁

1936年5月28日东征硝烟未净的红军指战员，又开始了西征。我军旗开得胜，捷报频传。

红军右路军十五军团，从延川县曹家坪一带出发，经永坪、贺家渠、蟠龙、安塞一线直抵靖边。首战宁条渠，守敌闻讯而逃，我军立即占领了西征要道。

接着我军在定边以东击溃了由宁夏出战的马鸿逵部一个骑兵营，消灭敌一个骑兵连，继而围攻定边，未克，留部分部队包围该城，主力继续西进。

6月21日攻克盐池，歼灭敌马鸿逵部骑三团一营营长孙兆祥等300余人。6月22日攻克王家团寨，全歼该地民团。6月27日克予旺县，歼敌马部四团二营营长孙长福以下300余人。

接着我军派出骑兵部队向东打台州，转战于连湾广大地区。7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主力进驻同心城、大拉池一带。随即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并开展了争取东北军的各项工作。

红一军团为西征的左路军，从延川出发，兵分两路：军团部和红二师经任家坪、蟠龙、保安，直抵吴旗镇；红一师、红四师经延安、安塞直抵华池。两路在吴起镇会合后，即召开了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做好临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后，立即向曲子、环县挺进。

6月1日，红二师一团和五团将曲子镇守敌马鸿逵部一〇五旅野骡子部全歼。红二师另一路在阜城附近与敌马鸿逵部多次发生战斗，消灭了该地大部分敌人，接着占领了木钵，乘胜于6月3日击溃敌马鸿逵部3个营。二马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龟缩到清水河以西一线，再不敢轻举妄动。一军团便西进至七营川清水河一带，同样在那里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府并开展争取东北军等各项工作。

但是7月中旬，马鸿逵妄想打通固原至中宁的交通线。他勾结了东北军中顽固与红军对抗的白风翔部向我发动进攻。白部一个团，任其先头部队，在七营川遭到我军痛击，被歼灭5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及大量的军用物资、弹药等。从此直到9月初这段时间内，这一线我军与东北军、马鸿逵部以清水河为界，隔河对峙，无大的战斗。

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聂鹤亭、政治部主任刘晓，率领八十一师为中路军，于5月底从延川县贾家坪出发，经延川县的蟠龙镇，通过安塞县全境，经宁条梁，直抵安边县城。该城地处要冲，易守难攻。敌又派重兵防守，加倍难破。我师开进后，即对该城的东、西两面进行围攻，西、北两面的攻城由友军担任。经数十日的强攻不克，我军伤亡较大，有5名连长、9名排长、百余名战士牺牲。

同时，城东面堆子梁的敌骑兵时时对我骚扰。一个骑兵营曾向我七连阵地突袭，情况十分紧急。我和警卫员王强不顾敌人猛烈炮火的封锁，匍匐至七连阵地。首先稳定了指战员的情绪，重新组织了该连火力。规定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不准投手榴弹，一定要沉着、冷静。当敌骑兵在敌机轰炸的掩护下，杀气腾腾地冲到我军阵地前沿时，我命令部队把早已准备好的手榴弹投向敌阵。这突出其来的猛烈回击，打得敌骑兵措手不及，霎时人仰马翻，乱了阵脚，争先恐后向来路拼命逃窜。我们继续用手榴弹、饥枪、冲锋枪、步枪的密集火力扩大战果，此战当场毙敌200余人，获战马500余匹。从此，这方面敌人就销声匿迹，再不敢向我围城的红军挑衅。

在我师围攻安边城最为疲劳的时候，彭总命我师撤出战斗，进行休整。7月上旬，我师进驻定边城休整一个月。后随总部进驻白城子，作为机动部队。

至此，我西征红军的各路部队，在战局相对稳定之时都先后开展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工作。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艰苦工作在甘宁

甘、宁地区，是回族人民比较集中的地区。七营、同心、海原等我军驻地，是回民的聚居区。中央军委和总部提出“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口号，颁布了“不准部队进驻清真寺，不准吃猪肉，不准在回民聚居区筹款”的三大禁令。

我师选派民运科长康玉林（回族）负责成立一支强大的工作队，进行发动和组织回族群众的工作。同时，我们对全师指战员进行了尊重回族风俗习惯的教育，开展了帮助回族群众建设家园的工作。要求部队坚决执行不驻清真寺，不吃猪肉，不住家有青年回族妇女的房子等纪律。部队每到一地，先打扫室内外环境卫生，得到了爱清洁的回族群众的好感。

居住在西北高原的群众吃水是很困难的，每次都要到几十里地外去取水。我们要求部队自己吃水自己运，还要解决驻地回族老乡的吃水问题。

我们还把在汉民区打土豪得来的粮、衣救济给贫苦的回民；从几十里外砍伐木料，为他们整修倒坍和漏雨的房屋。

我们的真诚和热情，使驻地回民逐渐消除了由国民党所造成的回、汉之间的仇恨乃至相互残杀的对立情绪。他们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队伍，越来越拥护和爱戴红军。他们不但挂出了红军长征路过时赠送的锦旗，还请红军指战员吃全羊，以最隆重的礼仪款待我们。我们和回民建立了互相尊重，情同手足的关系。

经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回民纷纷要求帮助他们成立地方政府和游击队。根据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在予旺等县建立了自治县，回民马和福曾任予旺县政府主席。在农村，我们建立了群众性的组织——回民解放会，并发动回民进行反回奸和高利贷的斗争。还组建了回民游击队和抗日救国军等组织。西征红军在回民聚居区牢牢的站稳了脚跟。

在西北地区，哥老会是影响面较大，且有广泛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秘密结社。消除哥老会对红军的敌对情绪，对于巩固老区，开辟新区，意义重大。

1936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对哥老会的宣言，确定争取哥老会的方针和允许他们公开活动的政策。陕甘宁政府和红军政治部门，均严格遵守了这一指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的动员和指导哥老会的进步人士到白区、白军中去工作，并给以物质上的帮助。同时，欢迎哥老会首领和江湖好汉来苏区参观，对他们施以抗日救国的影响。为此，在苏区各地设立了接待哥老会成员的招待所。红军还抽出一些同志专门做这项工作。

很快哥老会改变了对红军的态度，并担任了送情报、弹药、运送医疗器材、安置和转运伤员等特殊任务。承担了为我军当向导、收容掉队人员等工作。作战时，他们在白军的成员实弹虚射，或携带武器、弹药投诚我军的事也屡见不鲜。

在党的正确政策指导下，英雄善战、能文能武的红军，在西征中迅速打开了局面。相继解放了宁条梁、定边、盐池、予旺、曲子、环县、华池、固原、镇原和宁夏的金积、灵武广大地区，依托老区开辟了纵横800余里的陕甘宁新苏区。它北到长城，西至环县，南临淳耀（淳化、耀县），东抵黄河。

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所属定边县、盐池县、环县、予旺县、曲子县、固北县、庆阳县等相继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是红军西征的主要任务这一。巩固和发展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对于以后的抗日战争起到大后方的重要作用。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争取东北军

在蒋介石胁迫下，东北军把家乡东三省白白让给日寇，并被赶到西北与红军作战。连吃败仗的经历使他们逐渐醒悟：蒋介石欲借红军之手消灭东北军是其真正的目的。

他们在西北打仗，但自己的家乡却正遭受日寇的践踏。他们时时担心自己的父母、妻儿、亲朋好友被杀害、被奸淫、被掠夺。大部分官兵怀念家乡思念亲人，他们不愿意再白白的牺牲。打回老家去，赶走日寇是他们的强烈愿望。

党中央正确制定了争取东北军的政策。1936年6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指示，以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为我军的基本方针。中央指出在东北军中工作的目的，第一，不是瓦解分裂东北军，而是将抗日纲领交给东北军，使之紧紧的团结在纲领周围，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第二，不是把东北军改造成为党领导的红军，而是把党的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的纲领。所有超出这个纲领的不利言论，行动均要排除。同时，在红军和地方的党政机关设立专门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机构。如：设立委员会和工作部。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是一场“政治仗”，中央的这一规定既体现了我军的传统，又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和要求。

遵照党中央关于“坚决打击敌人主力，孤立分化敌人，以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的指示，红军一方面集中兵力给蒋的嫡系胡宗南部以狠狠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东北军各部严格按照统一战线原则积极进行工作。当时，对东北军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联合起来打日本”、“打回东北去”等等。

开始，东北军中有些顽固分子对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总想和红军较量。6月初。东北军的两个骑兵团向红军部队挑衅，发起进攻，我军被迫奋起还击，一举歼灭他们4个连。红军对俘虏待之以礼，讲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东北父老姊妹的悲惨遭遇，感动得大多数东北军声泪俱下，要求打回老家去，赶走日本兵。红军将缴获的300余支步枪、马枪、轻机枪和马匹送还他们，并列队欢送他们回部队。许多东北军的官兵与红军指战员依依不舍，发誓：“如果我再和红军打仗，就不是中国人”。

此后，红军与东北军的阵地，白天是碉堡对峙鸦雀无声。晚上，双方阵地口号声、歌声、笛子、胡琴声连成一片。《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走，朋友，我们为爹娘报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是红军指战员和东北军官兵都喜爱的歌曲。双方此起彼伏的歌声寄托了大家对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共同意愿和决心。

西北高原，不少地方缺少饮用水。当地老百姓在雨雪季用土窖收藏雨雪，上面盖上石板，并加以伪装，只供自家使用。红军模范行为，使人民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哪怕自己没水喝，也要供给我军指战员，但却宁死不愿意让白军喝上一口水。当时东北军各部队也极其缺水。经我们反复向群众申明大义，群众终于同意给东北军官兵送去急救之水。红军部队还派出主要领导同志与东北军官兵联欢，并签订了共同抗日的协定。

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通过我们采取各种形式，经过不断努力宣传，更以红军的实际行动，逐渐被东北军广大官兵所理解和接受，使之抗日救国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红军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胜仗

当西征红军正在陕甘宁广大地区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人民政府和争取东北军抗日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红二、四方面军冲破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由川康地区向北挺进。

1936年8月底，西征红军各部队接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开始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各级干部不分昼夜的为兄弟部队筹集吃、穿、用等一切物资；战士们想方设法缝制和准备衣服、帽子、鞋、手套、护耳等防寒物品。

9月初，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二、四方面军从予旺镇、同心城、里城镇出发。10月1日，红七十五师攻克会宁城，全歼守敌两个连。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县之清江驿和静宁县的界石铺与红一军团胜利会师。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10月10日，红二师在界石铺与红二方面军会师。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联署发出了对一、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和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的贺电：“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对中国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部队第一（一部）、二、四方面军在西北地区汇集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极大的增强了各界爱国同胞抗日救国的信心。给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人民以新的希望。它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妄图消灭红军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是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失败。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极大的震撼了蒋集团，他们急忙调集260个团的强大兵力，疯狂地向尚未得到休整的红军猛扑过来，又一次做起一举歼灭红军的美梦。

蒋军仅在会宁、静宁地区就集中了第一、第三、第三十七、第六十七和第一军5个军的兵力。在红军向北挺进时，敌人分成4路展开追击。一路是敌三十七军毛炳文部，一路是敌三军的王均部，此两路又会合于会宁地区，为左路军，分别驻冯家堡、郭成驿，向静远追击我军。胡宗南部主力第一军4个师为中路军，由静远地区出发，经新营向海原追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为右路军，由固原里城镇追击。敌军企图在黄河口东地区与我决战，以消灭红军。

在敌我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决战方针是：通过转移，诱敌深入，尔后在于我有利的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

红八十一师奉命抗击敌右路军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我们从10月底自黑城堡开始抗击，每天只准敌人前进30华里以内，而使其中路军侧翼暴露，造成我军夹击之势，便于我主力红军在有利地区内歼灭敌中路军的胡宗南部。

主力红军甩开敌人，转移到大抗池、海原地区稍事休整后，继续向予旺堡、同心城挺进，直达海原以北地区。这时，海原之敌马鸿逵第三十五师及东北军骑兵师趁火打劫，由北向我红军压来。11月19日，主力红军到达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地区。11月23日，我抗击部队在无线电通报中得知，主力红军已于11月21日在山城堡将胡宗南主力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的全部和二三四旅的2个团歼灭。

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立即传到各个部队的各个角落。正在河连湾阵地抗击敌人的八十一师官兵，欣喜若狂地庆祝山城堡大捷：“胡宗南真愚蠢，被我牵到山城堡，四面受围攻，美梦一场空。损兵折将赔老本，战战兢兢，抱头鼠窜逃回营”。20多天来部队艰苦抗击的疲劳，霎时变为无穷的力量。各单位都要求担负最艰苦的任务，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四、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1935.10-1936.11）惊心动魄的李家塬反击战

在抗击敌人右路军的过程中，八十一师在李家塬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

11月18日晨，东北军六十七军的1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避开了我师侦察科长周凯东带领的侦察部队和警戒，从另一条小道偷袭，包抄了我师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占领了周围的制高点，截断救援部队的通路，使司令部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情况十分紧急。

趁敌人还未完全部署停当，我不容分说地要求师长文年生、参谋长李寿轩和政治部主任李志民，迅速去与司令部相隔一条沟的二团。名义上派他们去指挥战斗，相机派兵来解司令部之围，实际上我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一场十分危险的死战，决不能让这些宝贵的长征干部发生意外。

我师师部只有一个百余人的教导队加上警卫连，兵力总共不到200人，都住在百姓靠山头阳坡挖成的地窖子里。敌人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火网封锁了我们所居住的各个窑洞的出路，电话线已被切断，电台的天线杆也被打倒失去作用，隔断了我们相互之间的联系。

在没有任何通讯联络的情况下，我命令和我住在一起的师部司号长吹起了冲锋号。

各个窑洞中能够参加战斗的人员，一听到师指挥部发出的反击号令，毫不犹豫地冲出窑洞，勇猛地扑向正以为得势的敌兵。将数十倍于我之敌，逼到极为不利的地段，当场消灭了百余人，其余溃不成军，夺路逃回原来的驻地去了。此战缴获的武器弹药成堆。以后根据上级的指示，将俘虏的敌伤员和缴获的战利品又全部送还东北军。

这次战斗，干净、利索，我军付出的代价也很小，只有警卫连排长白金富脚部负轻伤。这个转危为安的漂亮的反击战，受到总部的嘉奖。

此后我师在河连湾一带休整。12月13日晚12时，干部、战士围在一起收听了中央军委发表的有关“双十二”事变的电报。大家兴奋得再也难以入睡，议论纷纷。有的不放心对蒋介石的看押，有的要求立即请求军委，让我师去增援张、杨的部队等等。师政治部宣传科长胡保顺说：“双十二”事变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它将带来新的任务和要求。我师当务之急是做好一切适应新形势的准备工作，如加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加深研究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战略战术，提高作战本领，加强对抗日救国的国民党友军的团结等等。大家认为有道理。

“双十二”事变后不久，中央军委命令将八十一师恢复为二十七军，调关中红一团归属为第一团；并将在保安红大学习的贺晋年调回为军长，决定由我担任政委。我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不够高，军事理论欠缺，很需要进一步学习、提高。于是，要求到保安谒见毛泽东，以申述进抗大学习的愿望。毛泽东接见了我，他亲切的说，军委再三考虑让你担任军政委比较合适，这个决定不好改变。八十一师是在西北土生土长的好部队，它是陕北人民用心血培育起来的一支子弟兵。在这个部队你从连指导员一直干到师政委，当个军政委有什么困难呢？我再三提出念一期红大再工作，他连连摇头。

我又向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提出这一要求：答复是：“你回部队把工作做好，我们再考虑”。12月下旬，接到我去红大一科报到的命令。临走前，我向接任军政委的王平交待了工作。

1937年元月，我离开了红二十七军，走向新的学习岗位。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抗大学习八个月

离开红二十七军以后，我到红军大学一科学习。当时校址在保安县（今志丹县）。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由于形势的迅猛发展，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随中央迁到延安。抗大一期于1937年1月20日正式开学。我所在的二队住在延安城东北角的原延安四中所在地。

二队学员约六七十人，队长倪志亮。学员中有张震、陈正祥、肖望东、李东潮、梁钧、贺子珍、何廷一、康克清、余秋里、王尚荣、吴克华、杨秀山、卓雄、王赤军、王世泰、黄罗斌、肖星怀、曹光华、彭林、雷震、吴岱峰、齐渭川、高启甫、张涛、刘仁保、高波、谢富治、朱德崇、刘世谋、李兰（大学生）等。学员主要是军、师、团一级的领导干部。

我们班有8人：张震、谢富治、刘世谋、朱德崇、肖星怀、梁钧、刘孝安和我，分住在两个房间里。我和谢富治、刘世谋、朱德崇住一个窑洞一条炕，我任班长、党支部委员兼小组长。

学员队直接由学校教育委员会和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领导。毛泽东兼学校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长。

在盛大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自为学校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教员是干部中的干部。你们教的学员毕业出去，许多是军长、师长，他们就会发展到几十个师、军。教育工作是革命工作，教育要树立活着当一辈子教员，死了就埋在清凉山的决心。他要求学员把抗大的学习，视为对自己的磨练。在抗大这个“磨刀石”上，把过去存在的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思想上保守等不好的东西磨个精光。变成一把锋利雪亮的钢刀，去创造新社会，去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政治、军事上要下功夫，把自己锻练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抗大的学习只能为同志们打个基础，真正学到东西还要到革命实践中、到工人、农民中去，活到老学到老。

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党的理论工作者，亲自担任我们的教员，毛泽东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刘伯承讲授《红军建设》、《战略学》、《苏联红军野战条令》；林彪讲授《战术学》；朱德讲授《中国问题》；张国焘讲授《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授《马列主义》；张如心、吴亮平、张闻天、罗世文等讲授世界革命运动史、政治常识等课程。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毛泽东讲课

毛泽东每周给我们二队上两次课，这是学员们最爱听的课。他的课程涉及哲学、经济、军事、政治等许多深刻的理论问题，对于工农干部来说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但经主席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地分析、讲解，就变得容易理解和消化了。他常常用生活中大家都熟悉的事物，或用大家都听得明白、记得住的故事进行比喻，解释，使深奥的革命道理容易被接受，也使枯燥的理论课变得活泼有趣，吸引学员们不断的去追求新知识。

一次他讲起武松打虎的故事。他说由于武松最初忽略了松树这一客观条件，他运足力气的一击就没能打在老虎身上，而是被松树挡住，打断了他手中唯一的武器一哨棒。但后来他接受了教训，集中注意力于主要矛盾——老虎身上，当老虎再次扑向他的一刹那，他闪过猛冲上来的老虎，顺势骑到它身上，终于把老虎打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与敌人作战要充分分析有利和不利条件，因势利导，使各种条件发挥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作用。

毛泽东讲到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时，曾举了《水浒》第九回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例子。林避开洪的锋芒，有准备的退了两步，看准洪教头的破绽，在洪又上来的一瞬间，把棒向地下一挑，一个转身，直扫洪踝骨，一个子就把洪教头打倒在地。这一简单事例概括了“诱敌深入”这个战略思想中的许多应注意的关键问题。他在讲《实践论》时，强调革命者应注意遵守的基本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时间、地理条件制定自己行动的方针和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牢记这项原则，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否则就会导致失败。他的这些讲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难忘教员

朱德以他自己的丰富经历和历史知识，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遭受深重苦难的历史画卷。更激起学员们的民族自尊心和革命责任心。大家恨不能立即奔赴疆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把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中国土地上铲除干净。

朱德不仅对我们进行谆谆教导，而且更以他那谦虚谨慎、宽宏大量、热爱群众、艰苦朴素的伟大马列主义者的形象，潜移默化地教育影响着每一个学员，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

他对每一个同学都是既严格又和蔼。对那些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他总是不厌其烦的反复讲授、解释。为巩固我们所学的知识，他经常组织复习和定期测验。他这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以身作则的精神，鞭策着每个学员去努力学习，以不辜负党的教导和期望。

刘伯承讲课很有特色。他根据学员文化水平较低，科学知识欠缺的情况，以启发式，形象化的教学方法为主，培养大家通过我军的素质、装备、发展趋势以及战争实践，总结出战争的规律和本质。他称没有训练过的部队为“乌合之众”，把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比作“无头苍蝇”，在战场上只会东撞西碰，顾头不顾尾，四零八落不成系统，这样的人去指挥战斗，没有不失败的。他还强调建军必须首先建校，强调培养军事人才在部队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他要求我们训练部队要见缝插针，抓紧抓好部队的养成教育。训练严格，本领要过硬。搞武装斗争要有“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决心。只有训练时多流汗，才会战斗时少流血。

他精辟地阐明了“古田”会议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正确解决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只有坚定地树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信念，才能自觉、积极、主动地发挥艺高人胆大的军事才华。艺高和胆大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军事上的艺高，就不可能完成艰巨的政治任务，就可能变成“无头苍蝇”。由于他本人不但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并具备卓越的指挥才能，因此，在他循序渐进并具有权威性的讲授下，使我们这些文化水平、理论修养都比较差的学员，逐渐提高到新的境界。他所讲的一些原则，成了我几十年军事生涯的座右铭。

秦邦宪过人的记忆力和渊博的理论知识，常使我们惊叹。每次上课，他都抱来很多书，但从未见他翻阅过。讲起课来滔滔不绝，似江河一泻千里。听他的课，精力要集中，笔头子要快。文化程度低的就很吃力，往往只能记个大概。课间休息时，大家仍然十分忙碌，互相对笔记、补笔记，互学互助。一般来说，听他的课时教室里气氛比较紧张，但大家还是很爱听。他讲课逻辑性强，条理清楚。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方面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他都讲得很透彻，很系统，使同学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确实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更加深了对我党建党学说的理解，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党才能有战斗力，才能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完成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艰苦紧张的学习

学员的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同志们来自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还有少数的大学生。虽然彼此间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来抗大学习的心情是一致的，革命斗争的理想是一致的。学员大都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把大家的经验总结起来上升为革命理论，是我们千方百计来学习的主要目的和愿望。昔日的指战员，对待学习同样认真，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分秒必争。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学校领导规定晚饭后的活动一定要安排得活跃些，经常举办棋类、球类等各种比赛活动，使我们能劳逸结合，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开始没有菜和油，每天都是小米、黑豆、南瓜等粗杂粮，有时连小米也供应不上。加之学习紧张，大家明显的瘦了许多。党中央为了学员的身体健康，想尽一切办法筹集粮食，优先供应抗大。虽然学习条件艰苦，但同学们精神高昂，互相鼓励、互教互学、亲密无间、共度难关。

也有个别人的表现令人不满。一次，朱德在我们班测验《中国问题》时，刘世谋有一个字不会写，请教同桌的谢富治，却被谢挖苦了一顿，刘个性很强，当晚就拿手枪自杀。幸而被紧靠他的朱德崇拽住手指，子弹仅从刘口中射出，才未发生大的意外。枪响时，心虚的谢富治不是救人，而是钻到桌子底下，生怕子弹打着他。

除了政治理论学习外，我们每周还有两次队列训练和四五华里越野跑步训练。学员中虽然大多数担任过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但从未体验过部队的正规军事训练。队长倪志亮对学员的军事训练严肃、认真，不达标绝不收兵。有时，为了纠正一个动作都要用较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卖力气，严格要求自己，因此提高较快。

另外，每周还要进行一次义务劳动，到郊区农村宣传卫生常识，讲解疾病预防知识等，并同当地群众一起劳动。延安当时是个新解放区，百姓对我们还不十分了解，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在他们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当群众得知我们这些义务劳动者都是部队的军、师、团等“大官”时，一传十、十传百，异口同声说共产党好，八路军好，抗大学员好。劳动使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为今后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打下了基础。

学习期间我们还参加了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大会。会上揭发了他在四方面军搞分裂党、分裂军队、推行愚民政策和军阀作风的错误。党中央耐心帮助他，给他悔过的机会，劝他悬崖勒马，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中来。他却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耍两面派，欺骗党和群众，最终成为革命叛徒。

但是，还有少数同志却和他划不清界线，盗出枪支准备另搞一套。如我班朱德崇等人枪弹都上了镗。此事被及时发觉后，校领导果断将二队学员的枪支集中到校务部保管，以清除隐患。我们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永远牢记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处于胜利时，更不能忘乎所以。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未领会，也必须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既不能姑息迁就，又不能一棍子打死。既要考虑局部利益，更要服从大局，否则就会断送犯错误同志的政治生命，成为千古之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和校领导决定，以抗大一、二队为基础，编两个军事队。我被编到一队，队部住在延安旧府衙门的大院里。军事队的学习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术学》，《游击战争问题》等为主要内容。野外军事训练成为重点。每周两次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御演习。三伏天照样按作战装备连续训练十多个小时，如此延续了一个多月。大家全力以赴、斗志昂扬的投入严格的训练之中，深感自己任重道远，只有刻苦的锻练，才能不辱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在抗大短短八个月的学习，使人们的军政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为我们奠定了思想、理论和军事的基础，对今后的工作以至整个人生都将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所说：革命理论和抗大校风，磨去了人们身上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增长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意志和政治、军事斗争的才能。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夜11时，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搜索，遭守军拒绝。翌日凌晨2时，日方驻北平使馆武官向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调查。正在交涉时，日军向芦沟桥和宛平城发起猛攻。驻守此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一一〇旅，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芦沟桥事变。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早有准备的。1936年5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在《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制敌先机，采取攻势，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陆军部据此方针于6月即制定了《昭和十二年(1937)度的对华作战计划》。其中规定的战略企图和兵力部署是：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计划）的两个军（5个师团）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团，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五省进行作战”。对华东方面，“原来计划第九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阵地网。因此，计划调新编第十军（两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的作战计划是：“仍按去年计划大致为一个师团的用兵计划”。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全面侵华的前进基地，日军还将驻北平、天津、山海关等地的兵力由1700人增至5700人，并多次进行军事演习，为进一步夺取北平创造条件。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于7月9日放出“不扩大事态”的烟雾，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11日发出《派兵华北的声明》。日本参谋本部还发布命令：从朝鲜和中国东北抽调第二十师团和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赶赴华北。12日新到任的香月清司中将司令官认为，“对华一战”的形势正在形成。于是，命令所属部队“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16日日军参谋本部规定：“在华北方面能使用的主要兵力集结完后，即以主力指向北平近郊，一举击溃平津地方之中国军队”。当即第二十师团和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到达天津、密云和怀柔以南之高丽营，完成对平津地区的进攻部署。又于20日作出“使用武力，首先夺取平津”的决定。尔后，以平津为出发地，夺取华北的冀、察、晋、绥、鲁五省。

日军完成首先夺取平津的部署后，26日攻占廊坊。同时，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在27日中午前撤退，否则将采取行动。通牒遭中国军队的拒绝。28日，日军即向平津发起疯狂的进攻。驻守北平南苑的国民党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和北上增援的第一三二师部与日军展开了激战。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牺牲。29日、30日北平、天津“沦陷”。此后，日军组成以寺内寿一郎大将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调集8个师团继续向华北腹地进攻：一路沿津浦铁路向山东进攻；一路沿平绥铁路向察哈尔、山西、绥远方向进攻。华北处在危机之中。

与此同时，在华日军于8月13日大举进攻上海，于11月12日侵占上海，12月13日侵占南京。

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蒋介石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并亲任陆、海军总司令。先后将华北、华中、华南划为6个战区（后增至12个战区。调遣100余万军队开赴前线，奋起抗战。在平津、平汉、津浦、京绥等地开展有组织的抵抗。进行了淞沪会战，忻口、太原会战，徐州会战以及武汉保卫战。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徐州战役，毙、伤日军两万多，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的路线，推行的是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战场上只顾各自保存实力，互不配合，屡屡丧失歼灭敌人的良好战机。甚至有些部队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战而逃，节节败退，造成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严重失败。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并提出持久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七七”事变的第2天，我党在通电中提出：“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动员全国的海、陆、空军，准备应战”，“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21日，我党又在《关于目前形势》中重新提出了以上观点。同时建议“统一指挥”，“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配合主力军”的作战主张。23日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指出：立刻派遣大军增援二十九军，还要求“立即召开国防会议，集中抗战的领导、建立各战线的统一指挥，积极抵抗日寇的进攻”。同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提出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再一次明确提出“全国总动员”的口号，他说“民力和军力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致命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问将不能取胜”，“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为取得持久战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了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后，明确具体地提出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原则是：一、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时机给予全线反击，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二、在战役上应采取速战速决的原则；三、作战的原则是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于我军的地理和时机，突然出击，避免持久的阵地消耗战；四、在政治经济中心和战略要地建立坚固的防守工事、配置重兵，钳制敌人；五、阵地应避免单独构筑、正面狭小纵深伸长，部队作战采取积极主动，反对单纯的死守防御；六、战略战役指挥上，以外线作战歼灭敌人为主；七、积极开展游击战，深入敌后，扰乱敌人的部署，分散、疲惫敌人，清除汉奸，运动中消灭敌人。

8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就国防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时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给进攻之敌以歼灭性的反击，决不能单独防御，为将来的战略进攻做准备，收复失地”。“正规军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及人民武装担任，在战略部署上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军政部召开的谈话会上，明确提出我抗战在战略上实行持久战，积极防御，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的建议。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会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和全国抗战的形势，正式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以及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运动战、游击战方针。毛泽东对这个方针，曾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深刻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他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4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在分析中日双方存在着4个基本特点的基础上，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的3个阶段是“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他说：通过这3个阶段，在双方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由优到平到劣。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时间相当长，我们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然而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运动战。“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以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25日，中央军委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的名义，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为确保党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党中央做出了《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决定》和《红军改编后党的组织与工作》的指示。总政治部做出《关于新阶段的政治工作的决定》，在分析了新阶段的基本特点之后，对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提出了3点，其中之一是：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党内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坚持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央决定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建立军政委员会，指导全部的军事、政治与党的工作。师团两级及总部、师直属队，则组织党务委员会，连队建立党支部。

毛泽东指出：改编后的红军——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的任务是保存与扩大红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战争，完成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军建设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开始曾在连队中引起一些思想波动，有的认为红军接受改编是向国民党投降；有的认为改编后八路军戴上国民党革命军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有什么区别；有的说：“现在戴的是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将来还戴什么帽子？”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使改编后的八路军很快“造成抗日战争的模范兵团”，在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同时，在部队中进行了政治教育。

总政治部编写了《抗日紧急动员课本》、《新战士课本》、《抗日军人读本》、《八路军军人必读》等下发部队，作为部队思想教育的基本教材。在整训中向广大指战员反复讲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观点和立场；我党我军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任务；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关系，以及我军与国民党军的本质区别，还讲明改编的重大意义和肩负的重任。同时，针对日军这个新的作战对象，对部队加紧进行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全面提高军、政、文化素质，增强战斗力，从而对日寇作战做好了思想、技术、战术准备。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留守根据地

1937年秋，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为加强后方留守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以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将3个主力直属营和原陕甘宁地区地方部队，以及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直大部和第七七〇团、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共9000余人改编为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处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当时我已由抗大毕业，调到陕北红军独立一师任政委。师长是白志文，参谋长陈美福，政治部副主任李太元。下辖了3个团。防区由甘泉到富县的茶坊，延安三十里铺到金盆湾、临镇一线。

师部和第一团驻富县城内配合抗联主任霍士廉对国民党县长的统战工作；并护送延安干部到国民党区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曾护送过张爱萍、余立金、吴克华、贺子珍（毛泽东夫人）、马德海（外国人）等30多人顺利到达目的地。30年后，1967年大家相逢时，还念念不忘我对他们的关怀和保护。1971年，霍士廉在西安见到我时，一再提及当年，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团驻防金盆湾、临镇、英王镇一线，围剿黄龙山残匪直至匪患平息。第三团驻甘泉至富县所属六里峁一线，保障延安至西安的公路畅通无阻。

1937年8月25日，陕北红军独立一师改编为一二〇师特务营。后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留守部队改编指示，又成为警备第五团。白志文为团长，我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美福任参谋长，李太元任政治部副主任，王华亭任供给处处长。下辖3个营。并统一指挥延长保安的第四营，营长李启贤；延川保安第二营营长贺吉祥；以及固临保安独三营。

我团驻防从延水关起至泥金滩一线的河防；从汾川河起经临镇、金盆湾、英王镇、南泥湾至延安三十里堡一线的边防。

第三营营长王仁法、教导员王昌虎率领部队进驻延水关、马头关。

第二营营长高启甫，教导员郭六胜率领部队进驻凉山岩、泥金滩。

第一营由营长白应奎、教导员马光厚集结于延长附近的呼家川一带作为团的机动部队；团部驻延长城。

固临保安营有两个任务：策应泥金滩二营四连河防任务，配合进剿土匪李钦武。延长的保安营主要任务是剿匪。延川保安营作延水关、马头关的第二梯队。

我团二、三营则构筑起坚固的河防工事。从延水关至泥金滩一线，黄河河槽窄、水流急，西岸石山矗立，沟壑纵横。二营驻守的凉水岩是延河出口又是船和牛皮筏的渡口，而泥金滩渡口只能用牛皮筏。三营驻守的延水关渡口较大。

根据河防地形，渡口工事必须构筑在石山腰部隐蔽处。工程十分艰巨。以连为单位一锤一凿，夜以继日劳动了50余天才峻工。工事内有各种机枪、步枪发射眼，两人并行的通路，还设有俱乐部、游艺室、洗漱室、食堂、卫生室等。正面伪装如同山体一貌。工事不仅固若金汤，而且比较舒适，受到留守兵团肖劲光司令员的称赞。

1937年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深入人心，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得到了国民党主张抗日的各阶层人士的认同，党的统战工作出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局面，护送党的干部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开展工作，就成了留守部队所担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也就在这个时期，各种反动势力的活动也极为猖狂。盘踞在黄龙山一带的土匪专门袭击过往的我军、政干部，骚扰边区百姓，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和复杂的背景，它对延安到西安的交通直接构成严重的威胁。延安到甘泉之间的九页山地区的土匪就曾袭击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命令留守部队彻底拔掉这根毒刺。

任务下达到兄弟部队，但是我深知完成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因此，派出作战能力强，干部、战士多生长、生活在这一带的一营配合作战。

黄龙山地形险峻，沟壑纵横，山大林密，人烟稀少，自古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各个朝代的政府都曾派兵清剿土匪，但从未如愿。

我留守兵团的参战部队在地方政府和群众武装的紧密配合下，摸清了土匪的行踪，长途奔袭于黄龙山的沟沟壑壑，政治民瓦解与武装清剿相结合，彻底孤立了国民党顽固分子、敌特分子，直捣土匪老巢，到1938年2月，黄龙山和关中地区的土匪大部分被消灭，此间，毙匪首、匪徒140余名，缴枪70余支，而九页山一带的土匪则被我彻底消灭，这一带才得到了安宁。

我考虑到周副主席身负重伤，常常往来于延安及外地之间，安全工作十分重要。任铁柱同志是我从家乡带出来参加红军的，又经受了多年的战斗洗礼，身体强健，聪明机敏，枪法准，应付复杂情况的能力强，就把他派到周副主席身边工作。三十多年后，当我在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时，周总理竟不忘重提这段往事，令人感慨万千。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河防战斗

驻山西日军第一军根据华北方面军指示，制订了山西省“肃正作战”计划，企图将治安加强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1938年12月中旬至下旬，第二十师团相继占领了山西省大宁、吉县、永和等地区，扬言进攻陕北。日寇准备了大批渡河器材，兵分3路，每路约1000余人，火炮10门，向黄河岸推进。

12月27日，我团组织前线指挥部进驻凉水岩，以指挥扼守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3个渡口。

1938年12月31日凌晨，日军占领马、凉、泥3个渡口的河东阵地后，用炮火、机枪隔河向我团阵地猛烈射击。并以10架飞机投掷毒瓦斯弹，掩护步兵登船强渡。

我团第五、六连部分指战员中毒晕倒，多处工事被轰炸，但仍顽强坚守阵地。敌先头部队进到距我50—100米的河心时，突然遭遇猛烈地攻击，击溃敌橡皮筏、木船30多只，毙敌100多人，敌被迫撤回东岸构筑工事，与我对峙，并不时炮击河西岸，企图重新部署强渡。

敌还向我泥金滩二营四连防区炮击，指导员李成荣在抗击中英勇牺牲。此时，河东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和决死队、游击队、自卫军，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后续部队。敌在我两面夹击下，不得不于4日、5日相继向东撤退。

我们立即组织了由高启甫率领的第五连突击队，强渡黄河追击日军，直至山西集宁、曲娥镇与日军激战3个多小时，毙敌80余人，缴获重机枪4挺，步枪40余支，马40多匹，以及防毒面具和其它物资。

战斗后我们总结出5条经验：一是战前动员，提高认识，讲明日寇是侵略者，是我民族的死敌，保卫苏区、保卫党中央是军人的天职。二是乘敌立足未稳，进行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同时要注意隐蔽，按预定方案击敌。三是防御与主动出击相结合，选择时机派出精锐部队扰乱敌后方，配合正面部队的进攻。四是自卫军与群众参战起了重要作用。战斗一开始，延长、延川、固临三县自卫军接到命令后，昼夜兼程奔赴前线，担负巡察、联络、警戒、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收集敌情，为部队正面作战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五是工事要坚固、隐蔽、伪装。敌人始终未能侦察到凉水岩工事的真正位置，在敌人的猛烈炮击和飞机轰炸下我方除李成荣同志光荣牺牲外，再无伤亡，达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1939年4、5月间，日军编成第三十六、三十七军团（归太原第一军指挥），准备接替第一〇九师团和第二十师团的防区。企图利用新编师团的换防机会，进行第二期“肃正”计划。实施对晋东南地区的“扫荡”。并再向我河防发动一次大的进攻。为此，他们集结于永和大宁一带。

5月初，日军第二十、三十七师团2000余人在20门大炮和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两路向我团三营一连、凉水岩二营两个连的防区进犯。6日拂晓占领了河东阵地。继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强渡黄河。我部沉着、冷静、坚守阵地，依托有利工事展开还击，阻击了敌人强渡。马头关撤退之敌在河滩集结时，我三营突然以猛烈火力毙敌30余人。9日敌经大宁退往蒲县黑水关一带。此战共击毙日军80余人，缴获步枪10多支，挫败了日军的侵犯。

与此同时，华北的国民党溃兵300余人，由马头关偷渡黄河。沿途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并企图袭击延长县城。

此时县城仅驻一营的三连和保安部队100余人，情况紧急，只能智胜。白志文团长和保安大队长李启贤在距县城5公里的呼家川设宴欢迎并布置宿营以稳住溃兵。溃兵中自称“营长”的赵有富却要进县城宿营，声称要过个“痛痛快快”的夜晚。双方争执不休时，又一个自称“连长”的王得胜说：“客由主便，八路军以贵宾相待，而我们提出不礼貌的要求就不太好了”。这番话，得到了大多数溃兵的支持，赵有富也只得作罢。

第二天凌晨我们只用了一个连的兵力就缴了他们的枪。获轻机枪6挺，步枪280支，短枪6支，子弹4000多发，还有一些其它物资。赵有富因反抗被当场击毙。王得胜等30多人加入了一连。枪支弹药大多补充了保安大队，另有80多人参加了保安大队。不愿留下的我们给了路费让其回家。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蒋介石继续反共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虽被迫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但其限制、消灭共产党力量的企图，从未罢休。特别是武汉失守后，其政策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陕甘宁边区一直被其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在边区内部设专区和县级政府权力机构作为反共据点；在边区周围集结重兵，进行包围，封锁、骚扰，企图伺机大举进攻。

早在西安事变前，西北革命根据地就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分化、吞并各地方派系的杂牌军，防止受我党和边区的影响，先后将东北军和西北军第十七路军调离西北，而将其嫡系胡宗南部调到了关中地区，以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抗战初期，国民党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兵力达30万人。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太平洋战争迫使日本从华北、华中地区抽调了大量兵力转向太平洋战场，致使日军对西北的威胁大为缓解。而此时国民党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兵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至40余万。其中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部队增加到近30万，从南面和西面包围、封锁边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曾对中共谈判代表许诺将“陕甘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但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当局却迟迟不予承认。反而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宣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存在”，并向边区委派国民党专员、县长，造成边区内部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

这些专员、县长利用职权，采取各种方法，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镇压群众运动，摧残和解散抗日救国团体；挑拨我军和友军、群众、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支持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强收旧租旧债；强编地方保甲；乱杀我军官兵和地方工作人员；训练反共干部，以参观、考察访问等各种名义渗入边区大搞特务活动，从事捣乱破坏；指使保安部队配合正规军不断制造摩擦和流血事件。因此，留守兵团在担任清剿土匪、守卫河防任务的同时，还要坚持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同一些顽固的反共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针锋相对的较量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将其政策重点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上来。1939年至1940年间，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重点之一。

当时我团除在延长、延川、固临防守外，还要以一部分兵力对付延长县国民党县长周金龙。他是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顽固派。一进边区就施展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伎俩。1939年3月以来，延长地区一直久旱不雨，农民盼雨心切，就自发组织舞龙祈雨。周金龙借机在群众中煽动：“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只顾征粮、纳税，而不顾你们的死活……”。

我们立即与我政府县长谭生彬、县委书记白清江研究对策。在分析情况时，认为祈雨是民众风俗习惯，只是被人利用。只有揭发阴谋，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祈雨期间，依当地风俗规定，所有的人必须吃素。我们请群众暗中察访，看县政府和当地驻军单位有谁违犯俗规。结果只有周金龙县政府犯了戒。这一下激怒了农民群众，他们集结了几百人抬着龙王楼子直冲县衙。搅的县政府天翻地覆。周只得派手下张永清请我们出面调解。

我来到出事地点，对群众讲：不要听信谣言，你们想一想，1935年没有解放时过的是啥日子？“早上稀溜溜，中饭溜溜稀，晚饭杓儿打澡洗”这还是丰收年。遇上灾年，大户卖田地、小户卖儿女，多少人背着席卷客死他乡？自从来了共产党、八路军，大家分上了地、房、家具和衣物，改变了祖祖辈辈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的悲惨状况。发展了生产，过着30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温饱生活。难道你们还看不清究竟谁真正为劳苦大众，谁在制造“人祸”吗？天不下雨是自然灾害，从来靠天靠地都没有解决过问题。如果真是有龙有神，你们祖祖辈辈的祈求为什么都不灵验呢？都没有把你们救出困苦呢？只有遵照边区政府抗旱、自救、搞好生产的指示去做，才是唯一出路。大家听了我的话感到在理，知道上了周金龙的当，自动离开了县衙门。

我被张永清请到国民党县政府喝茶，我有意叫周金龙和政府有关人员座谈，请周说说这次闹事的感想。周尴尬不堪，吞吞吐吐的说：“职责所使，身不由己。但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其他人亦无言相对。张永清提议请李政委讲话，我严肃地谈了对这次事件的看法，并当场批评周金龙身为高级知识分子，难道连普通的自然常识都不懂吗？利用农民文化低、科学知识少，鼓动搞迷信活动，实际上是挑拨共产党边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破坏抗日。在场的大多数鼓掌表示赞同。周和少数顽固分子低头不语。

1939年8月在延长城隍庙召开纪念抗日两周年群众大会。周金龙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大放厥词。不承认边区政府的存在，不承认留守兵团的存在，在群众中恶毒散布：如果不取消边区留守兵团，就是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不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

我在大会上针锋相对的批驳了他的谬论：第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亲自许诺建立陕甘宁边区。然而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国民党当局迟迟不予承认，这是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包藏祸心；第二，八路军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赴敌后展开游击战、直接与日寇浴血奋斗，如平型关大战等揭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国民党军队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从华北前线大溃退。真正团结抗日的是八路军；第三，真正领导抗日救国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入侵，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都是在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进行的。而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卖国求荣”。明喊什么“军令、政令统一”，暗中却闹摩擦，这是违犯人民意愿的。团结抗日，把日军赶出国门是我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你们应该觉醒了，否则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第四，边区人民、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周县长欲挑拨离间，破坏我党政军民的团结是办不到的。

会场群情激奋，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最后抗联主任谭生彬领唱《救亡歌》。大会在同仇敌忾的歌声中结束。

经过这两次较量，周金龙在公开场合收敛多了，暗中却变本加厉进行更加阴险的破坏活动。他企图从我们内部进行分化瓦解。那期间我团刚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如：陈慕华、钟毅、王甫民、朱绍基、尚立敬、赵涛等。周看中上海籍的王甫民、朱绍基，他从请客吃饭到后来搞“拜把子”、施“美人计”，竭尽造谣诽谤、挑拨离间之能事，欲拉他们下水。但这两位青年立场坚定，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政治处保卫股。经研究让他们将计就计，打人敌人心脏去，以及时掌握敌人动态。

此外，周还大搞反动的统一战线，他与宜川县县长怀建民相互勾结，常派出他的保安部队伪装成土匪，窜到固临县（边区新设县）边境一带烧杀掳掠、强奸妇女、破坏生产，然后将罪名嫁祸于我游击队。

西北局为了团结抗日，于1939年10月2日指派我赴宜川县与怀建民打交道。领导介绍了宜川县的情况，说任务艰巨而重要，需慎重行事。

我挑选了团保卫股长王太和、组织股长严雄、宣传股长曹光华、民运股长刘志英、青年股长赖其正、警卫连指导员王强及警通连20余人，每人都携带上长（短）枪和子弹。我们骑马先到固临县了解情况；再到固临与宜川县交界处详细了解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经过及其损失等情况，然后直奔宜川城。

当晚，怀建民假惺惺的设宴招待，并请驻军王镇国旅长作陪。我来之前已了解到这个旅属杨虎城部，是主张抗日的。怀建民有意叫县府科以上干部轮流给我们敬酒，想把我们灌醉后，看一出“闹剧”。我们早有准备，结果适得其反，把他的四五个顽固派科长整的一个个胡说八道，丑态百出，连王旅长对此都表示轻蔑。

我们随即将已掌握的边界事件的材料拿出，要求怀给予答复。他语无伦次，交待不出来，把责任推到保安团身上，说是他们干的。岂料保安团负责人立即站起来反驳：我们干什么事不都要经过你批准吗？我们自己敢作主吗？他们狗咬狗，相互推御责任，倒真演了一场“好戏”。王旅长实在忍不住，站起来痛斥怀等人破坏抗战，造谣惑众，挑拨离问的恶劣行径并令怀建民当面向我道歉，还要向固临县人民道歉。并请我们将边界事件真相向宜川人民公布。怀此时只好一一赞同。

第二天，我们兵分5路，分别到中、小学校、集市、军营、农村等公众场所宣传、讲解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我们遵照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进行了家喻户晓的5天宣传，澄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在人民群众中散布的谣言，揭穿了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我们决定撤回延长，将出宜川县城时，2000多群众自发来送行，高呼着：“八路军万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国民党顽固派滚出宜川城”等口号向我们道别。

1940年2月初，被称为“摩擦专家”的绥德行政和督察专员带少数人逃到榆林。为此边区政府以肖劲光司令员名义给程潜发电，要求陕西省政府迅速撤出在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电文日：“国共合作已历经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现在一县有两个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西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以制造摩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现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志，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程潜回电不得不同意边区各县长由边区政府委派，国民党县长全部离开边区。

据此，延长县的周金龙将于1940年2月4日被送出境。3日，由我方县长谭生彬召开了茶话会。谭首先讲话：今天请大家来座谈，我先讲几点，第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我大半个中国，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就应在抗日救国的各条战线上尽自己的责任。第二，破坏抗战者，不要再与人民为敌了。立功赎罪，回头是岸，这是唯一的光明大道。第三，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党、我军、我们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谁要妄想在我党领导的军队中做文章，只会是白日做梦。第四，边区人民经过土地革命，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谁想挑拨我们军民之间或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痴心妄想。最后，谭请在座的谈谈近三年合作中对延长县工作的意见。

100多人中，只有四五个人发言。周金龙说：职责使然，只得忠于党国，不敢越轨。在边区的三年中，亲身体会到你党、政、军团结如一人，政治觉悟高，我们很是钦佩。我离城时请你们说服城中群众不要提出“送瘟神”的口号。

4日我们护送周金龙及其随行出延长东门，全城人民自发组织送“瘟神”。他们自制的标语小旗上写着：“专搞摩擦破坏抗战的瘟神滚回去”、“煽动群众闹事的瘟神见鬼去”、“鬼计多端的瘟神自食其果”等。他们组织了检查组，威风凛凛站在城门两旁，专门检查其中反动透顶、无恶不做的顽固者。查出他们藏有延长县的军事地图及军队布防图，藏有绝密的特殊人员的名单：如潜入我方者，拟从我方策反者，特务人员的布置以及极端反动分子等。检查时对私人财产丝毫不动，只是扣留了十几名作恶多端的、有血债的人。群众当场列出他们的罪行和确凿证据，要闫金龙对这些人做出裁决，周狼狈不堪，下不了台。此时我提出：把他们所携带的所有文件、地图、资料立即留下。为了团结抗战，十几名罪犯先逐个登记存档，交周金龙带去处理。我们相信，谁要顽固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继续反摩擦斗争

1940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与德、意法西斯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后，急欲调兵南进，夺取英、美、法、荷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日以退南宁、龙州为钓饵，加紧对国民党当局的诱降活动。英、美力图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故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也积极支援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团非但没有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积极打击日寇，反而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次反共高潮的重心虽然在华中，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遥相呼应，蠢蠢欲动。胡宗南通令部属囤积粮弹，将“剿匪手册”作为军官教育的主要课目下发部队，要求研究并熟悉对我作战法，准备出动40万兵力，大举进攻边区。

当时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有3个系统：一是蒋的嫡系胡宗南部，兵力最多，装备好，反共坚决；二是宁夏马鸿逵、马步芳部，兵力约5万多人。两马与蒋有矛盾，虽反共但不甚积极；再就是边区北面沿长城一线的邓宝珊、高双成两部，兵力有16000多人。邓、高同蒋有矛盾，对我军有好感，双方有一定的友谊。

当时我团除坚守河防外，还负责从云岩到延安三十里堡的边防线。边界处经常发生小“摩擦”。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一方面需要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为争取大多数，还要广泛地开展与国民党军交朋友的工作。

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士兵以及下级军官和一部分中级军官，多数出身农民或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对民族与国家兴亡是关心的，大部分具有爱国热情。只有正确分析国民党的情况，才利于对之进行分化瓦解、团结教育；也才利于争取其最大多数参加到抗日战争的民族大业中来，如前面曾提及在宜川顽固县长怀建民所设宴会上，国民党王旅长在我们感召下，就采取了中立。从此我们互派联络员，相互交换情报，各守边防、河防，形成有利于抗日的局面。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留守兵团的全面建设方针与任务

我所在的留守兵团警备五团是从残酷的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绝大部分人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艰苦环境的考验，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指战员中大部分来自农村，贫农占80%，雇农占12%，其他成分占8%；排以上干部党员占党员总数的91%。他们政治觉悟高，有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忠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决心；有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些都是我团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基础。但仍存在文化水平较低、游击习气重、纪律松懈等问题。

毛泽东一直关心着留守兵团的全面建设，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中，也总是抽出时间来认真听取汇报，亲自过问部队的学习、生活、生产、战斗、整顿等情况。在3年中就接见我和白志文6次，了解我团的工作。他要求我们留守兵团成为打不烂、拖不垮、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正规兵团。他指出关键就在于要按照“古田会议”的决议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加强团结。

毛泽东的指示，为留守兵团的建设指出了方向。1937年12月第一次留守兵团首长会议做出了《加强战斗准备、部队正规化建设、统一战线教育、增强部队纪律、紧密与人民团结》的决定。1938年12月，留守兵团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第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提出“生产、学习”两大运动和“政治、军事、文化、党的工作”四项工作任务。提出在备战的状态下，加强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要抓紧生产、克服困难、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强调要把部队建设成为战斗队、生产队，把每个战士变成抗日的优秀战士，为保证今后战斗任务的完成创造重要条件。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政治思想工作

多年来部队长期处在作战、行军环境中，政治教育缺乏系统性。为此，我们首先建立了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制度。方法是团领导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重点：连以上干部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联共（布）党史》以及中央文件、毛泽东著作、讲话；连以下干部和战士每周两次政治课，以兵团政治部编的《政治课本》为教材，结合形势、任务学习毛泽东著作、讲话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团、营配有专职的理论教员，连配有专职的文化教员进行辅导、讲课。并利用自编的墙报、板报以及自演的文艺节目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留守兵团曾于1941年4月，以“烽火剧团”为基础，开办了部队艺术学校，校长莫文骅，副校长王震之。开设课程有戏剧、美术、音乐。周扬同志很支持，帮助学校调来了许多专业教员，如：冼星海、吕骥等音乐家。该校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文化骨干和宣传专业人才。在他们的辅导下，我团宣传队排练出《小放牛》、《兄妹开荒》、《送郎上前线》等小歌剧到连队演出，效果很好，既达到了教育目的，又活跃了部队生活。

思想教育工作的制度确定了，还要根据形势和任务以及部队中存在的实际思想问题，进行针对性教育。留守兵团建立初期，部队教育的重点是统一战线问题。在我们接受国民党改编后，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帽徽，不少同志想不通，群众议论也很大，有个别人还为此开了小差。加上1937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造成思想混乱。我们遵照兵团的《统一战线教程》课本对部队进行了教育。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言论，组织学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思想的论述。

我们把思想教育作为部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对党员干部要求更加严格。我团人员主要来自陕北，其次还有部分知识分子和部分长征到陕北的同志。为增进团结共同战斗，我们提出本地干部向长征干部、知识分子学习，要互帮互学，共同提高。我们曾用张国焘作为反面教员，进行加强党的团结的教育。张于1938年4月5日借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祭黄帝陵的活动，逃离边区，经西安到武汉，发表脱离共产党的书面声明，投入国民党怀抱。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以此为鉴，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军队的团结统一。

坚持团结，首先要从领导班子做起，重要的一条是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做到“任人为贤”，反对“任人唯亲”。我团坚决贯彻执行了兵团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选拔使用干部的标准，是以“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不谋私利”的条件，来选拔配备干部。对干部坚持既放手使用又给予学习提高的机会。对犯错误的干部坚持批评自我批评的原则，耐心说服教育；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使其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在战争年代，一般而言前线干部提升快，因此，部分干部不安心后方工作，要求上前线。如三营教导员郭六胜调冀中马本斋骑兵支队任政委，就曾引起同级干部的思想波动。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教育大家服从革命需要，克服个人主义；同时号召大家充分利用根据地相对稳定的环境，加强学习政治、军事、文化，掌握更多的本领以适应未来革命的需要。

我们还十分注重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兵团举办了连支委、支书参加的党的知识教育训练班，团举办了党的小组长培训班。同时选拔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对增强党员的党性、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密切军民、军政关系也是部队要经常抓的问题。我们教育部队凡是做错了事一定要向群众赔礼道歉，说明情况，做自我批评。在春播、夏收、秋收等农忙季节，组织部队积极进行助民劳动。还帮助地方群众防病治病。逢年过节，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与群众联欢等形式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军心、民心。

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使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理沦水平和阶级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部队正规化建设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文化学习

经过多年的战争考验，部队的政治思想素质较高，但文化水平较低，部队中干部不识字的占50%，战士中文盲较普遍。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上，毛泽东提出“努力开展学习运动，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的号召。兵团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拨出专款每人10余元，购买学习用品。当时，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边区日用百货紧缺，根本搞不到课本。我们就选用报纸上的有关文章当教材，自编识字看图手册，组织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战士任教。没有笔、墨、纸，就因陋就简，用羊毛自制毛笔，烧石膏、锅灰做成黑白粉笔，用染料做墨水。在纸张缺乏情况下，用树枝当笔沙地当纸演算术和练生字，或用树皮做笔记本。部队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不管在什么地方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法学习。有的战士把生字写在手心上、床头上，营房的墙上、地上、树上到处可见生字。执行战斗任务的连队，分秒必争把生字贴在被包上边走边学，人们风趣的称之为“被包学校”。我团还在5月5日“学习节”进行文化知识竞赛，为优胜者颁奖，戴大红花。

由于广大指战员把学习文化当成战斗任务来完成，互帮互学，不断克服困难，文化知识提高很快。到1942年底，部队基本上摘掉了文盲帽子。绝大多数营、连干部能读书、看报，能从事军事、文化教学，并学会制订工作计划。50%的战士能看报，25%的能写日记。文化水平的提高为部队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等正规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制度、规定

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时，颁布了《建立正规军队制度的各种草案》，其中包括：《报告制度的草则》、《建立汇报制度大纲》、《司令部工作报告大纲》、《平时起居时间规定》、《值班制度规定》和《关于干部提升及调动规定》等等。

“汇报制度”中规定汇报时间为：班以下每天游戏时间后至熄灯前；连内，班、排长汇报为每日游戏至点名时间；营内，连长汇报亦于每日点名前后至熄灯前进行；营长向团长汇报，无特殊原因，口头汇报3天一次，书面汇报则每天一次。

“作息时间”规定为：每日保证有8小时的休息时间；严格建立早、晚点名制；保证军事、政治、文化教育以及游戏娱乐时间；每星期六中午12时至晚点名前为党日。

“值班制度”规定：班值班员每天正副各一名，由战士担任；排值班员由本排的正副班长轮流担任；连值班员由连的正付排长轮流担任；营值班员由本营的正付连长轮流担任；团值班员由各营长轮流担任；连以下值班每天晚点名后交接班，营3天交班，团值班一周一换。

“干部提升任命”规定：排以下干部提升由团自行任命；连级干部提升由团首长及政治机关审查后任命，并报留守处司令部检查备案；营级干部须经留守处先行批准，而后任命。

1939年5月，留守兵团召开营长、大队长以上军事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搞好正规化建设。在上述草案试行基础上，颁布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以及《参谋工作条例》等。《内务条令》包括：概则，在职军人的互相关系，在职军人的职责，礼节及野战勤务等10章176条。《纪律条令》分为：纪律要则，以及奖惩等5章。条令和条例等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的工作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正规化军事训练的初级阶段

留守兵团正规化建设又一重要内容，就是开展以“四大技术”与“近战战术”为中心的军事训练。肖劲光指示：按照正规化的要求进行军事训练时，一方面要注重一般基础训练，有相对的系统性；同时还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打好部队技术、战术的基础，发扬现有武器的威力，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又要学习现代新兵器的战斗法；还要建立部队正规制度，加强干部的管理、训练与组织指挥能力。在训练组织领导上，要层层负责，军政领导一起抓。

留守兵团的军事训练是在紧张的河防、剿匪、反摩擦和生产劳动的间隙进行的。按照训练要求，从制式教练、射击、投弹、班排动作等基本战术起，循序渐进。经过半年的战斗、训练，部队的军事技术提高很快，特别是开展“特等射手”活动后，步枪卧姿射击从1937年的100米胸环靶，命中率只有47%，提高到38年的200米胸环靶命中率达94%，每班至少有3名特等射手。手榴弹投掷平均由27米提高到37米，个别连队平均达到42米。

战术方面，团要演习河川攻防战。连以下着重演练进攻中的指挥、地形利用、队形选择、运动与射击的联系等。还研究学习新武器的防卫战术。根据未来战争的要求，加强了轻重机枪及步兵炮、通讯、侦察、特工等科目的训练。战术上加强了对敌特种兵的攻防训练，并对干部战士提出了具体要求：战士在复杂的情况下，能灵活运用班长的动作；班长能做排长的动作；排长能做连长的动作。通过训练和理论学习，连排干部的指挥能力提高很快。对营团以上干部要求以学习研究游击战术，兵团战术和持久战，提高组织指挥能力为主。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是全体干部的必读教材，并作为教育、训练部队的重要内容。此外，兵团还自编了《夜间训练》、《防毒防空》、《轻重机枪使用》、《参谋工作提纲》等专业教材。我们还将前方作战经验，如《晋察冀抗日经验》、《冀中平原游击战经验》等，发给连排以上干部，以便带动战士训练。

在训练方式方法上采取的原则是：一、少而精。不论课上、野外操场，各科目都抓重点进行教学；二、少讲多做。一切战术动作，尽量避免纸上谈兵，要结合实际地形及情况边讲边做；三、理论联系实际，尽量采用图表、沙盘讲解。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正规化军事训练的高级阶段

随着军事训练与学习的深入，兵团首长提出军事训练要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特点。1940年开始了以“近战”教育为主的第二阶段。

近战教育的主张是肖劲光司令员根据我军当时的装备情况，并通过总结抗日战争两年多的经验而提出的。即必须采取“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我之长击敌之短。要求部队神速隐蔽，乘敌不备或立足不稳，以猛烈的火力突袭敌人；以连续的冲锋、肉搏，以及短距离的包围迂回，反复击败敌人的反冲锋；连续突破敌人的纵深；最后以火力追击，迅速歼灭敌人。正规战的进攻战斗的一般程序是：运动接敌、展开、冲锋、纵深战斗和追击几个阶段。“近战”就是强调冲锋纵深阶段，这是战斗最紧张、最复杂、最顽强的阶段，是最能发挥我军特长的阶段。肖劲光据此写了《近战战术》，作为部队开展近战训练的教材，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成小册子发给部队。

近战教育训练很快在部队展开。技术方面强调发扬我步兵的近战威力，着重训练“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四大”技术；战术方面，首重演练射击与运动的联系，训练如何突破前沿连续纵深战斗，击败敌人的反冲锋，以及追击和战斗动作上的迂回包围。研究近战战术，就是研究尽快地接近敌人，熟练“四大”技术，从而发挥我军现有武器的威力，坚决、果断、勇猛、迅速地消灭敌人。

为了使训练具有真实、实际的效果，指战员能够处理实战的多变情况，进一步的训练是“实兵对抗演习”。即把一个演习先分成几个局部的课目加以演练，待局部动作熟练后，再综合起来。如袭击村落、堡寨，就要先分为行军、侦察、通讯联络、进入战斗，展开白刃格斗，以及袭击后其他动作来分别演练。各级军、政、后机关干部在演练中要各司其职，通过学习不断改进本职工作，以加强领导机关的建设。

再一种训练方法，就是在部队的防区中划出一块演习地区，预先假设一个方案，再将其分成几个课目来演练，最后综合起来进行完整的实习。实践证明这是最好的战备训练，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使干部能提高指挥能力，战士能熟练掌握手中武器，有利于加强战斗中的互相协调。

为进一步推动军事训练，留守兵团司令部搜集了100多个战例，编成册子供干部学习。毛泽东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临演习现场观看，极大的鼓舞了部队的训练热情，全面地推动了部队建设。留守兵团军事训练中的许多经验成了我军建军史上的宝贵财富。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境内基本无工业，农业也很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七七”事变后大批外地青年及革命志士，为了参加伟大的抗日斗争，纷纷奔赴延安。机关、学校的人数不断增加，经费开支亦随之上升，边区人民的负担达到了极点。国民党当局不但不给予经济援助，反而停发薪饷，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整个边区经费和物资供应上的严重困难。

当时战士每月有1元津贴，干部每月2元，朱总司令每月也只有5元钱。每天指战员只有5分菜金，1斤半粮食。每个连每日也只有4、5元钱的菜金。按当时市价，每元钱只能买蔬菜30至40斤，或清油2斤，或柴禾100斤。若买了菜就买不起油、盐，根本谈不上吃肉了。有时因粮食接济不上会饿肚子。战士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有的下雪天还打着赤脚。每连的办公费只有几元钱，要用来买灯油、笔和纸，这还不能按时发给。部队中也发生个别情绪消沉、工作不安心，甚至动摇逃跑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根据毛泽东批示，部队决定开展农副业生产。

1938年8月8日留守兵团批示：为改善后方部队的物资生活，决定开展深入的大生产运动。具体要求是：

1、立即创办各种合作社，以盈余红利改善生活。

2、大量种植各种蔬菜，10月1日后做到自给自足，并储藏过冬。

3、开展磨坊、喂猪、养羊、做豆腐、生豆芽等副业生产。

4、9月底以前做到全部学会打草鞋，每人除穿外，能存1双以上。尽量发动做布鞋，各班分工合作，11月后，作到自给自足，同样要存1双以上。

5、在节省的伙食费中，抽出一部分购买羊毛、驼毛，分给战士织造，保证10月底每人有双毛线袜与手套（如能做成背心、衣服更好）。

6、提倡战士学会缝补衣服、上袜底。

7、对司务人员加强节约教育，防止浪费。

部队指战员积极响应，热情高涨，展开了生产运动大竞赛。仅半年时间，部队物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蔬菜能自给了，每周也能吃上1、2次肉。部分单位还解决了毛衣、毛袜、手套、鞋子等换季服装问题。一些军需品如挂包、子弹袋、裹腿等也得到解决。我们警备五团还给每人发了一块军用毛毯。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为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日战争，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中共中央财经部部长李富春在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等出席大会并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日本侵略军、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在我们面前摆着三条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紧接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向边区军民提出：“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出“自动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留守兵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种蔬菜外，还要种粮，各部队要解决储存1个半月的口粮任务。如此我团需生产约13万斤粮食。干部、战士积极响应，努力生产，许多人披星戴月上山烧火开荒。战士黑树才每天开荒3亩半，大家称他为“气死牛”，得到留守兵团嘉奖，并树为标兵。团里还举办了“五卅生产大竞赛”，“纪念刘志丹生产周”等活动。全团开荒1200亩，收获12万斤细粮。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同时还自己解决了1289人用的毛毯、被服、鞋袜等。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在边区地方政府领导下，我团派出沙得胜到瓦窑堡设立公司；袁德良在马头关、凉水崖设立公司；刘定华在临镇设立公司。主要输出食盐、甘草、牛羊；输入棉花、布匹、药品、电池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运输只能靠毛驴和骡子，故此种贸易又被称之为“驴骡经济”。封锁线上碉堡密集，岗哨林立，干这项工作是风险大和非常紧张劳累。沿途人烟稀少，道路崎岖，还会遇上虎豹豺狼。有时遇上道路塌方或泥石流，运输就更困难了。有的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大家仍不畏艰险，前仆后继，为边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团经过不断努力，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改善了部队生活又减轻了人民负担，还产生了袁德良（后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长），刘定华、徐生发、胡守安（后为空军二航校校务部长）等一批模范劳动者。为使边区成为抗战的经济基地，大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率留训团赴晋察冀征兵

1941年胡宗南调集大批兵力，由南线进攻边区，增加了封锁边区西北方向的兵力。而留守兵团兵员不足。留守兵团所属部队既要承担剿匪，抗击日寇，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又要从事生产自救，任务十分繁重；加之缺医少药而造成减员，更使兵员难以补充。当时每连实际只有5、60人。为了反封锁，经中央军委批准，留守兵团计划到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征6000新兵补充部队。

上级决定由我任留守兵团临时训练团（简称留训团）团长兼政委，率领留守兵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李芳元、四团政治处主任李庆和，分三路到所指定的边区征兵。各路配备一个连和百余名班、排、连干部。

3月8日我率留训团从延安出发，经延川、清涧、绥德、吴堡、佳县，在罗峪口渡过黄河到达一二〇师政治部驻地山西兴县，将中央军委命令呈交甘泗琪主任，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保证在晋西北动员2000新兵补充留守兵团。我派李庆和率一个连和百余名干部留晋西北边区执行征兵任务；又护送李芳元等200余人到晋东南边区，我率200余人去晋察冀边区征兵。

我率部从兴县出发过蔚汾河，经普明袁家村到娄烦，在此地住了3周。原因一是日寇正在同浦线两侧进行“强化治安”，实施烧、杀、抢的“三光”政策，群众逃避一空；二是铁路沿线日寇戒备森严，一个日兵带3个伪军，一个伪军带3个百姓，牵着狼犬沿线巡逻；三是过路的地段一直无法选定。直至4月5日接到护送我们过路的部队通知：当晚12时到铁路边高村附近会合。我们立即进行动员，并做了周密的安排。对于政治部委托我们保护的9名高级干部程子华、卓雄等人的家属，我为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马，并派两名健壮的班长随行。

部队3时30分出发。在自己的边区内，我们以每小时12华里的速度行军；出了边区则以每小时15华里的速度前进。8小时后准时到达接应地点高村。双方交接后，我们立即离开铁路边去西潘方向。9位家属提出休息片刻，而接应我们的同志说：这里正处在日军炮火射程之内，过滹沱河后才能休息。也许她们太累了，怎么劝说都不走，最后我们只好用“敌人都追来了”吓唬她们，这才起身。

我们过了河到达陈家庄已是6日下午2时。20小时行军200里，大家都很累。但这个村是日寇的“治安模范区”，危险很大。我要求大家过村镇时要绝对肃静。此处道路时有时无，要加倍小心，既不能掉队又不能发出声音和火光。

我们终于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大家累得倒头便睡，直到晚八时才起来狼吞虎咽吃饭，虽只是包米、土豆块，却感到特别香甜。饭后又开始行军，走了一夜到了河北阜平境内的南坨，这里是安全区，接应部队才让大家休息了两天。

10日早7时继续行军一天，到达阜平的西黄泥军区政治部所在地。政治部主任舒同接下我们呈交的中央指令后，派人将我们300多名指战员安排在距军区政治部约10华里的村子里。这里前不久遭受到日军“烧光、杀光、抢光”的摧残，但还是尽最大努力安排了我们的食宿。

4月22日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与参谋长唐延杰找我谈话，对征兵工作做了具体安排：（一）在平汉路西征500人；（二）留训团大部分干部去平汉路东冀中军区征1500人；（三）休息2天，等待护送和接应的部队准备好后再行动。

我们决定：由青年股长赖其正带领20名干部去平汉路西，我带队去平汉路东。我提出几条要求：（一）尊重军区领导，一切行动听军区指挥；（二）搞好军民关系；（三）向新兵讲明他们将去延安保卫党中央，要做好新同志的思想工作，要尽量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四）坚决执行群众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五）要做好日寇扫荡的精神准备，要经得起考验。

4月27日接到通知，要求我和所带的80余人及冀中军区首长们的家属，在29日到达平汉铁路塞西店附近过路。这边派部队护送，冀中六分区派部队接应。

5月1日我将军委指令和9位首长家属安全送到军区。5月3日程子华、卓雄、沙克、张学思、金声等在市庄台会见我们全体人员，程子华讲了话：第一、热烈欢迎中央军委派到冀中征兵工作的全体同志，军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完成1500名新兵的征集任务；第二、日寇扫荡频繁，我们只能利用“扫荡”空隙进行征兵，所以要有耐心；第三、军区、军分区处于行军作战、不断转移的环境，没有固定驻地，暂由六分区刘西政委负责你们的安全和行动；第四、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意见随时向刘政委提出，由他转告军区政治部；第五、你们部队番号“留训团”不变，隶属冀中军区管辖。3天内将灰军装换成黄军装，这样不易暴露身份。最后，你们是从黄土高原来到广阔的大平原的，要加紧锻练以适应这里的环境，便于行动和作战。

当时正处在日寇“强化治安”时期。他们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一是“治安区”，即敌占区。采取以“清乡”为主的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厉行大编乡，对当地人民大肆掠夺，残酷镇压；二是“准治安区”，即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推行恐吓与怀柔并进的政策。修筑封锁墙、封锁沟。建立碉堡，逐步扩大占领区。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以防我军活动。三是“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以军事进攻为主，反复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细菌，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

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寇到我根据地“扫荡”174次，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其投入总兵力达83万多，较前两年增加一倍多。扫荡的时间有时长达3、4个月。敌人分割，切断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解放区周围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并沿铁路线、公路线和河流，建封锁墙、挖封锁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强化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实行观战、避战的消极政策。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抗击侵略者的艰巨历史责任，只有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来承担。

征兵正是在冀中军区处于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团随六分区在定县、安国、深泽、安平等县活动，既要参加反扫荡，又要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我们和六分区征集了300余名新兵，大部分是机关人员和地方担任教师的同志，小部分是精简人员。我们只能到高阳、蠡县、博野一带继续征集。

军区首长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为安全起见，又派九分区领导进行征兵工作。我抗大同学肖星怀是九分区参谋长，他积极帮助我们，指点传授我们在平原与日寇作战的本领，使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又征兵300余人。

此时日寇进行扫荡，将冀中军区和北方局负责人黄敬及机关人员，从饶阳县留楚镇追击至滹沱河渡口，情况十分危急。我留训团100多干部和600新兵，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迅速占领了河南岸有利地形，与日寇300多人展开了激烈的抗击战。虽然敌人火力占绝对优势，但留训团的百余干部却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他们勇敢机智，使敌人寸步难行。军区直属队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从容不迫的脱离了危险区，进入饶阳县附近安全地带。而我团无一伤亡，完成阻击任务后撤到饶阳县孙村附近与军区会师。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胜利通过平汉路

自我团于1941年8月随军区行动以来，军区首长对留训团的出色表现倍加赞赏，向中央军委通电，以冀中军区部队虽然很多，但红军干部太少为由，请求将留训团留在冀中以增加抗日敌后力量。并拟将我分配到九分区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余干部分配到各分区担任重要职务。

中央军委来电称：另有重要任务需李宗贵完成；兼他是“七大”正式代表，必须回延安参加会议。部队其他人员以及新兵全部返回延安补充留守兵团。军区服从命令积极筹备，以使我们能安全过平汉铁路到达晋察冀去接受新的任务。

平汉铁路为交通动脉，日寇在铁路两侧新挖护路沟，深3米宽5米，沟中积水1米，加之铁路沿线岗哨密布，时有压道车巡逻，通过十分困难。1941年12月27、28日一连两夜，我们由一个团掩护过路，均未成功。时间紧、任务重，上级要求不惜任何代价通过平汉路。

经过再三考虑，我向军区提出新的方案：将过路点设在清风店。根据侦察，我发现距日寇碉堡10米处有西、东通道，宽2米，白天由伪军防守，盘察、敲诈勒索往来的行人。但晚6时东西闸门用大锁封闭。因这条通路上从未发生过事故，日伪军认为万无一失，警戒疏忽。我可以事先率尖刀组潜伏到铁路东南侧，将闸门的铁锁打碎；军区派一加强连配备轻机枪在炮楼东北区隐蔽，闸门一打开，就佯攻炮楼，吸引敌人火力；我部乘机可迅速通过炮楼。军区于1942年2月7日批准我的方案，依此行动。

2月9日晚，小雪纷飞，留训团6时从丹庄出发，8时到达集结隐蔽地清风店炮楼东南300米处。友军及时向炮楼方向展开猛攻，我团迅速砸碎闸门大锁，800多人一拥而过，无一人伤亡。随之放了3发信号弹，通知佯攻部队，我们已顺利通过关卡。

胜利的喜悦，使人们忘记了连日的饥寒交迫，我们仅用8个多小时走完100多里路，拂晓前进人晋察冀边区的陈庄。迎接我们的同志早已安排好食、宿。在这里休整3天后，到达东黄泥附近晋察冀军区。

1942年2月14日，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亲自到我团驻地召开900多人的全团指战员大会，他说：首先祝贺你们无一伤亡、无一掉队的胜利通过平汉路并按时到达这里。事实再次证明，你们这支红军部队，是一支久经考验英勇善战的钢铁队伍，指挥员是立场坚定、经验丰富的优秀干部，大家对你们非常器重，又有新的艰巨任务需要你们去完成。你们将随军区行动，要尽快熟悉边区民情和地形地物，加强训练夜行军、走山路的本领。你们还要负责查清同浦铁路两侧的日、伪军布防等情况。唐参谋长还说：你们番号改为“新编游击队”，行动要绝对保密。并说任务未下达前还要随时准备反扫荡。

会后，唐延杰秘密向我交待了任务：现有300万法币，这是晋察冀抗日军民，千辛万苦筹集起来的，分装在密封好的500个白包中，每包30斤。党中央急需这些钱。此前两次派部队送往延安都未成功。华北局负责人鲁贲和妇救会主任都因此而牺牲。钱还差点丢失。日伪军为截获这笔巨款，派出大量特务追踪搜寻，任务艰巨而危险，这次任务只准成功不能失败！我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但需考虑好实施方案。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智斗日伪，携三百万法币回延安制定方案

我深知这300万法币对于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缓解目前的经济危机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深知完成这次任务的艰难。我认真分析了前两次失败的原因，仔细观察了军事地图，心中初步有了底。2月18日我向唐参谋长提出方案：第一，这次征的新兵多数生活在平原地区，别说走山路，连山都没见过，这就需要时间锻练，练出过硬的山地行军作战的本领。第二，挑选一条口、伪军认为人马无法通过的“天险”之路，避开他们严密设防以及我方常走的路。这就需要请军区派出精明强悍的侦察员与我们共同探明五台山北侧到忻州北站的道路。第三，请军区发给新兵每人4颗手榴弹和部分枪支，用以自卫。携带法币之事绝对保密，我将亲自选择政治军事素质好、体力强的人来完成。不要派部队护送，以免走露风声。第四，故意宣传我们这支新组建的游击队“战斗力差，纪律涣散，见了鬼子就跑”，以迷惑敌人。唐参谋长表示赞同我的方案。但要向聂荣臻司令员汇报后再定。2月19日，唐对我说：聂司令员完全同意你的方案，三天内满足你提出的条件。

22日军区将手榴弹、枪支发到部队，我选定了一些新兵，将武器做了仔细的分配。23日将500包法币打成黄背包。拿到部队后，我背上一个，编号为“1”，大家见状争先恐后抢着背，结果我预先选定的500人中，反而有个别的没有抢到。我只得编出理由说服一些同志让出来，同时表扬了他们的积极性。年小体弱者不服气，我说这次任务很艰难，只要能做到不掉队就算完成了任务。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周密准备

我们从24日起开始检查每人的着装、以及携带的枪支、弹药、手榴弹是否符合要求，并按行军标准进行操练。尤其抓紧爬山训练，以期新兵个个尽快锻练成为爬山虎。此间，日寇又进行了一次大扫荡，虽然迫使我部过路计划推迟，但我们这支部队在反扫荡中得到进一步锻练，并掌握了不少新的作战知识。

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原军区参谋长聂鹤亭、原北方局公安局局长李波突然要求和我们一起走，他们拟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这二位重要干部不仅自己去，还带着7个人7匹马。人好办，马骡走崎岖山路就成问题了。我将此难题呈报军区，由于唐参谋长原是聂的副手，他再三向我解释：“你可重新组织力量，妥善安排，不会影响你完成任务的。我素知你的能力很强……”我当时年青气盛，颇为自信，就答应了带他们走。不料唐又提出送给军委参谋长叶剑英一匹骏马（缴获日军官的），我二话没说也同意了。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准备，从而延缓了过同浦铁路的时间。

我团派到平汉路西去征兵的赖其正在晋察冀军区只征得150人，还缺350名。这就需要留下50人和一个建制排继续完成任务，其余100名新兵将由我们带走。我将和200多老战士一起，率800多新兵，护送300万法币，还有两名党的重要干部，回到延安。

我深知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我下定宁可牺牲也要完成任务的决心。经过反复研究、实地考察，我精心选择了行军路线，周密制定了实施计划和方案。我首先将1000多人的部队组成4个营：“前卫营”以建制排为骨干保护200包法币，其中作为先锋部队的向导者要带50包，并负责为后续部队指示道路并标出险路、隘路，该营由于道荣营长指挥。“运送营”以一个建制排携带30个包并保护其它210包不受损失。我亲自指挥一个营携带10个包，并派8个班负责聂、李及其马匹的安全。“后卫营”负责收容工作，绝不许发生丢人、丢物的现象。我命令大家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除组织工作外，还要求每人准备一根“探路棍”，以防夜间通过山路时脚步踏空。每人要带上急救药品、仁丹、蒜头和足够的饮用水及指北针。每连还要准备一根长绳，经过危险地段时，要求连长在前、指导员在后，其他人编上号，顺序行进，以防事故和掉队。还规定了万一掉队的联络地点。约定过铁路时右臂扎白色毛巾以便于分辩。行走中不许用光；相互联络时不许喊叫，而要用鸟叫或其它不易暴露的办法。

6月1日我接到通知：要求我们6月5日12时通过同浦铁路。我们于6月2日集结到河北省边沿的对窝子村。为尽量做到万无一失，部队继续训练。并假设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进行演习。我们深知准备越充分越周密取得成功的把握才越大。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出奇制胜

6月5日下午4时，我们从对窝子村出发，走了10华里狭窄难行的沟渠来到牛道领。此山是五台山分支，绵延40里，山高风洌，经两小时的艰难跋涉才到达山顶。虽说是夏季，但山顶的气温却低于零度。巨风夹着大雪，体轻的人不慎都会被卷走。脚下全是冰，所有人的衣衫都冻成硬壳，山上是丝毫不能停留。体弱者如徐锁、刘秀亮等20多人，走起来都飘飘呼呼。少数女同志东倒西歪举步维艰。带的牲口也费了不少周折。

上山难、下山更难。到晚上8时我们离接应点还有40多华里路。前一段没遭遇到敌人，但不能保证后一段路不会发生意外。如不能按时到达，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决定将实情告诉大家：“前进则生、后退则死”。幸亏提前进行了训练，大多数人都坚持住了。大家互相照应着、帮扶着，咬紧了牙关振奋起精神，加快了行军速度。3小时内跨过清水河，牧马河和汾河，准时到达了忻口以南、忻州市以北的集合地，与黄新廷、余秋里的团接上头，顺利通过同浦铁路。

过路后指战员们口干舌燥，身子骨就像散了架似的，再也走不动了，唯一的愿望是睡上一觉。但是，必须在拂晓前脱离日寇的“治安模范区”，否则面临的危险就太大了。接应部队再三警告，我只得动员大家振作精神，再拚搏一下。不愧为英雄部队的指战员，一鼓作气，用5个小时行军60余华里，到达了余秋里所属团部的所在地。这已是6月6日的凌晨，人们倒头便睡，一觉睡到下午6时，友军早已将水、饭准备好了，大家美美的饱餐了一顿。

我受到余秋里政委的热情款待。我们是抗大一科二队同学，曾经互勉互学，建立了诚挚的友情。战场上相遇更倍感亲切。我将最心爱的坐骑海骝快马赠送给他，他将自己的坐骑骡子回赠给我。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班师回延安

我们到达的当天，晋西北军区就电告了延安党中央办公厅。6月9日杨尚昆主任亲自带10多名干部赶到岢岚。他们清点了500个黄背包，检查了包裹内的法币。看到每个包上的封条、钢印完好，杨尚昆高兴的笑了，拍着我的肩膀道：你可立了大功，真是了不起！

6月10日，我们告别了热情挽留的友军，踏上了回延安的归途。于12日在罗峪口越过黄河天险回到陕甘宁边区佳县；又经吴堡、绥德、清涧、延川，予17返回延安。当我们进入延安留守兵团驻地时，受到了首长和指战员们的热情欢迎。肖劲光还特地将蒙古旗王送给他的一匹“千里藏针”骏马奖励给我。

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召开祝捷大会。杨尚昆主持并致词：由李宗贵同志率领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子弟兵，冲破日寇13道封锁线，闯过前人没有走过的五台山北侧，以超人的毅力越过天险，渡过沙河、滹沱河、清水河、汾河等急流险滩，巧度平汉、同浦铁路。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千方百计筹集的300万法币，一文不少的交到中央办公厅的金库，解决了党中央的燃眉之急。这些英勇的行动都是在超负荷的情况下，冒着随时会牺牲的危险完成的！让我们向1000多名指战员致以崇高的谢意！

我站起来致答词：我们能完成任务，靠的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靠的是各抗日根据地首长的关怀和各友军全力以赴的支援，更直接靠的是留守兵团选派200多骨干带领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800多子弟兵，大家同心协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人民群众的掩护、支持下，才取得成功。一切胜利和荣誉归功于战无不胜的军队和人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奖励，只能更激励我永远为党和人民奉献自己。

借此机会，我应向大家讲清楚，在分配黄背包时我说这是“机密资料，要人包共存亡”。当时没有将实情告诉大家，是为了防范日伪特务发现这300万法币的动向。对外宣扬的一些假情况可能伤了同志们的心，但这样做，也是为了迷惑敌人，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最后，再次感谢杨主任亲自到晋西北去接我们。

会后中央用当时的最高标准招待我们1000多人。会餐是两荤两素一个鸡蛋汤。并奖励每人10元法币，相当于10块银元。有的同志不舍得花，作为终身难忘的纪念品保存起来。

6月19日，800多新兵分到留守兵团或中央机关工作。有的担任公务员、警卫员，有的当了秘书、医务人员、技术人员或泽电员。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还挑选了陈凯轩等5人从事文艺工作。警备五团挑中了李民轩为秘书。

这批新兵文化程度高，中学生占了60%；政治素质好，党团员占50%。对人民、对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工作认真、灵活、主动，而且身强力壮个头高，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都是忠诚勇敢的人。

历史证明了这批新兵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其中绝大多数后来成为我军的骨干，如担任师以上干部的就有200多人；担任营、团连干部的400多人。都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历史应永远记住他们。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警备五团整顿

我在延安留守兵团住了3天后，肖劲光、莫文骅和我谈话，介绍了我走后17个月里，警备五团的情况：由于团长白志文调到留守兵团所办军事研究班学习，部队出现军民关系紧张、管理松懈，军阀作风、领导干部不团结、有人开小差等等现象。要我立即回部队搞好整顿，抓好部队的全面建设。

我于6月22日赶回延长县团部驻地，受到了党、政、军、民各界诚挚而又热情的欢迎。

我先用一周的时间进行多方了解。主动找军内外各方面人士促膝谈心，掌握了种种情况。如军民关系之所以紧张，主要由于地方不满军队侵占老百姓耕地、毁坏树林、打伤炼油厂工人、打死老百姓小孩等。军内不团结在于：因团的领导只剩下副职，工作中互相推诿，互相拆台，遇到问题议而不决甚至决而不行，造成部队管理稀松，出了许多违犯纪律现象。有的干部家属之间相互斗殴或插手部队工作，在军内外也造成很坏的影响，致使部队领导威信下降。

我决定先让团领导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消除隔阂，团结一致。然后请县委书记白清江、县长谭生彬等地方有关同志来部队参加座谈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表示对于侵占群众耕地、毁坏树林、打伤、打死人者坚决依法处置，该赔偿的一定赔偿，该退还的坚决退还。接着召开了小型群众大会，公开向受到损害者赔礼道歉。从而使一度紧张的军民关系得到了缓解，部队威信没有降低，当地人从此一提这支红军部队就夸奖：“这支部队真是人民的军队！”

警备五团经整顿后，改编为三旅八团。我和白志文将部队移交给新上任的郭宝珊团长、高维嵩政委，该团就开赴甘泉去开荒生产了。

1942年底，我和白志文参加了西北局和联防军召开的高干会。内容一是1935年10月劳山战役后，由于当时的负责人执行王明路线，对陕甘宁苏区造成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危机，会议对此进行了彻底清算，党中央对此也做出了结论。

二是批判了留守兵团个别部队所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警备五团作为典型受到了批判。肖劲光承担了领导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我虽到敌后征兵，离开部队17个月，也毫不推卸责任作了自我检查。但白志文觉得有些问题批评过分，提出离队回家。

白志文被国民党抓差当兵后，1929年曾率一个连在湖北大冶举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自担任团长以来，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大小战斗使他遍体弹伤，仅重伤就5次。

他是个优秀的指挥员，如在延长呼家川曾以1个连兵力，消灭敌人1个营，而我军却无伤亡。在凉水岩两次与日军作战时，他运用半渡出击法，使日军遗尸几百。在围困延安境内旦八寨时，令顽敌丧胆而自动缴械投降等。

他爱憎分明，对敌狠对友亲。我俩相处5年多，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开诚布公、以批评求团结，使我团曾处于先进行列。他与战士打成一片，情同手足，亲自帮厨、挖工事等，大家一致夸他为：“勤劳勇敢、不怕脏不怕累的好团长”。在练兵场上他一丝不苟，他常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亲自示范，严格要求，威信很高。

他对党忠心耿耿，勇于承担任何艰难危险的任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来以人民的利益为行动准则。

他离队后到了延安小砭沟自食其力，靠磨麦、养猪过着艰苦生活。彭德怀曾亲临他家劝说，他都不愿再出来工作。直到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党中央带他转移到河北，经领导多次劝说，才出来工作。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亲历“七大”

我自小参加革命，十几年来，是党、人民和军队培养、教育了我，使我早就置生死于度外，置个人安乐于不顾。我从不怕苦，不怕死，但个性刚烈，受不了冤屈。我和白志文对警备五团都很有感情，我们并不怕批评，只希望能实事求是。白志文因有些人的过火批评，离开了部队，我也曾想和他一样回家务农，无官一身轻，做个普通农民或许更安定些。直到此时，才有暇想念长年顾不上的家。

我的第一个妻子侯瑞云，自和我结婚起，就没过上安生日子。当我从事地下党工作时，她整日提心吊胆；当我参加红军各处作战时，她仍然夜不成寐；当我担任了部队团长、生活稍好些时，她却自惭形秽，认为当不了团长太太。她终于提出和我分手。1938年我们和和气气的离了婚，她说：女儿林燕由你带着吧，你和爹爹都有文化，能教育好她。

第二个妻子蔡莲峰，是从云南来延安参加抗日的高中生，共产党员。她女大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组织部工作。那时我在留守兵团警备五团任职。1940年她生孩子时，难产大出血，又缺医少药，没来得及抢救，病逝在延长县。而我当时正在前线指挥作战。

现在的妻子翟平，是我到晋察冀征兵时相识的，于1941年经冀中军区批准结婚，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我不能再失去他们了。

但为了大局，经西北局、联防军首长的再三教导，我于1943年1月到中央党校一部第四支部学习。1938年，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七大”，陕甘宁边区的“七大”代表，是在1939年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出的。留守兵团通知我被选为陕甘宁边区“七大”正式代表时，我正在两延河防前线同日寇打仗。这次从晋察冀回到延安我才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大”代表已陆续到达延安，中央决定，“七大”代表一律进中央党校学习，直至“七大”召开。在我未进中央党校之前，整风运动已经开始，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还要进行资格的审查。我一进党校正逢所谓的“抢救失足青年”运动，我也被“抢救”了10天。幸好西北局了解我的全部情况，向校方提出让我过春节时回瓦窑堡与翟平和孩子们团聚。

1943年3月重返党校后，我被推选为第一组的组长，成员有薛兰斌、白凌云（女）、丁国珏、李兰（北方局的）、温祥初和于占彪。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抢救失足青年”。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陕甘宁边区土生土长、从小就参加土地革命斗争的。在小组内部很难开展“抢救”运动。只好请示支部，当时的支部书记是贺晋年。支部指示：你们小组就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党风、文风、学风中所存在的问题。于是小组决定每个同志将“三风”中所存在的问题写成书面材料，逐个检查通过。

此时校务部通知“抢救”运动停止进行，“三风”检查告一段落，对于“抢救”运动中的材料进行甄别工作。我组接受了4份材料，费了一个多月时间，全部否定了经“逼供信”提供的不实之辞，为受冤屈的同志摘掉“叛徒”、“特务”的帽子，康生在整风运动后期所坚持的危害党、危害同志的做法终于结束了。

学习步入正轨后，我们认真学习了党的历史及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使大家认清了王明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当时使白区党的力量丧失100%，苏区丧失90%。大家要求在“七大”召开前，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

中共中央为此决定：对王明错误路线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最终达到治病救人，纠正错误，坚持真理的目的。

在党校我们对王明的错误路线展开了多次批评，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他的检查极不彻底。我和大家一样，对此很不满意，尤其是我们曾深受其害。1935年6月，执行其路线的代表人物，一到陕甘宁边区就哇哇乱叫，摆出钦差大臣的臭架子，指手划脚批评我们这也不是那也不行。把直克六座县城，消灭敌人近万人的辉煌胜利说成是“侥幸”。1935年9、10月间，他们又大搞“肃反”，竞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缔造者刘志丹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多党政军干部。由于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军事危机，由于他们的瞎指挥，陕甘宁苏区几乎被断送。其危害令人触目惊心。而王明等却轻描淡写，实在令人愤慨。

但对这些犯过严重错误的人，中央采取的却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英明决策，并争取他们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艺家、戏剧家、理财家等等，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通过两条路线的学习，我们对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指导今后的工作、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我有幸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七大”。大会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正确纲领和策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大会21天，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作了《论敌后战场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统一战线报告》，刘少奇作了《修改党章报告》。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贯彻落实。

“七大”是我党成熟的标志。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伟大胜利，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国民党蒋介石从未放弃通过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抗战刚结束，就调兵遣将，兵分西、中、东三路，在美国支持下，准备进攻解放区。

西路胡宗南部进攻关中的形势紧迫，关中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王世泰向西北局提出：关中分区三团需要一个核心领导干部任政委。

1945年10月上旬西北局常委决定派我去三团，征求我意见时，我说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到三团后，我首先将“七大”精神传达到连级干部，还多次指导全团指战员学习“七大”精神，并要求大家坚决贯彻落实。经过学习，指战员都决心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已证明三团是一支钢铁部队。解放战争中立下过伟大的战功，被第一野战司令彭德怀授予“守如泰山”的英雄团。全国解放后，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担任反击部队，坚持6天6夜，迂回包围了印度军队，消灭他们5个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担任西藏公路的修建重任。在新疆形势紧张时，被指定为乌鲁木齐市的机动部队。

12月调我去分区任主任，不到一个月又调我到联防军任民运部长兼敌工部长。不久敌寥昂进攻关中分区，因形势需要组成前敌指挥部，我为政治部主任。

六、彭大将军指挥我们解放大西北（1946—1952）骑六师政委

1947年，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等机关决定撤出延安。当时，我正在赴教导旅去任副政委的途中，又接到改任陇东分区副政委的命令。那时正是实行军队领导一元化的时期。当西北局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时，调我到四纵队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已下。我提出国内战争已全面爆发，到战斗部队工作比较合适。西北局同意并委派我到骑六师任政委。这对我是个新的考验。

骑六师是胡景铎率领一个团起义后组建的部队，不到2000人。该部的起义是由毛泽东亲自策划的。它证明了国民党部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反对内战者大有人在。尤其是起义发生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势力和国际反共力量形成了统一战线、自以为势力强大、很快就能消灭共产党之际，其政治意义就显得更加深远。

胡起义时，西北局曾派范明任政治部主任，以及师源等少数同志到该部队进行工作。由于各种原因，部队改造受到一定的影响。胡家乃几代军人世家，在省内外有很大影响。组织上派我去与胡共事，我深感责任的份量，这可是毛泽东亲自策划起义的部队，事关重大不允许出现差错，搞不好会损害党的利益。我虽感到难以胜任，可大敌当前，西北局已经决定，组织上这么信任，就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经慎重分析，我向上级提出：由西北局召开小型会议，在会上我与胡景铎师长见面，双方当面明确任务；再派30个军政干部到该师配合我工作。我认为改造一个部队不能操之过急，允许我花时间了解清楚胡师长的意见后再进行工作。

习仲勋采纳了我的建议，他亲自召开小型座谈会。他先介绍了胡与我的简历，然后胡发言，他表示欢迎我到骑六师任政委，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组成党委会和常委制，建议我为书记，领导部队进行政治工作。他的表态使我心中有了数，我提出建立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师长可放手抓部队的训练、作战、后勤、卫生等军队建设。我作为政委，一定要做好政治思想方面的保证工作，协助师长树立军事上的权威，互相尊重，互相配合，把骑六师建设成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会上，胡表示愿意接受30个军政干部到基层工作。第一次的见面会大家都感到满意。

会后，我与胡回到部队，召开了全师军人大会，由胡传达西北局的决定，并介绍了我的简历，全体指战员长时间的鼓掌，表示对我的欢迎。我在讲话中强调：你们在胡师长的领导下，能在蒋介石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之时起义，说明了你们已认清国民党的腐败，已预见到蒋介石的统治不会长久。你们的起义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具有很大的影响。对胡师长的爱国之举，对你们的正义行为，我深表敬佩。我愿意与胡师长及全体指战员一起，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我们的部队建设成一支真正为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而战的坚强之师！

军人大会后，西北局派来的同志分别到各自的岗位上任职。杨拯民任副师长，张涛任参谋长，师源任政治部主任，赵征任一团政委，魏玉金任二团政委，吕正修任三团政委，牛占彪任二团副团长，其他同志任政治指导员。该师缺营编制。

各级领导加强后，立即开展了清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侵略压榨的诉苦运动。经过一周的教育，部队出现了旧军队从未有过的士气高涨、纪律严明、官兵团结一致的崭新局面。在此期间，西北局还动员了子长县1000多子弟补充骑六师。

这支队伍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革命队伍，它培养、并输送了大批优秀指挥员到各条战线担任重要工作。如：胡景铎、李振华、姚绍文、范子英、张亚雄、同培贤等。

六、彭大将军指挥我们解放大西北（1946—1952）宜川瓦子街战役

1948年1月骑六师归属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建制。2月29日参加了宜川瓦子街战斗，由彭德怀亲自指挥。他于2月27日在延长县安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我和杨拯民参加了。会上提出三种作战方案：一是到陇东地区作战；二是小关中作战；三是围宜川、调动出洛川之敌刘戡之部伺机歼灭之。经反复讨论，决定实施第三方案。彭总即率领各纵队、各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侦察地形，选择阵地，划分各部队作战分界线与衔接区。最后确定瓦子街为设伏主阵地，若敌军由洛川经茶坊到宜川来解围，此处是必经之路。沿路两侧山脉纵横、森林密布、道路崎岖，路南紧靠小河，是理想之伏击阵地。

作战部署为：一纵负责断敌退路；二纵由南向北，四纵由北向南，将敌压迫到狭窄的川道里；四纵骑六师监视和抗击延安增援之敌；地方独立团担任诱敌深入，只准牵而不准失；尔后全线出击，全部彻底消灭之。

29日天降大雪，敌刘戡果然被彭总牵到瓦子街全歼。接着乘胜解放了陕西省的东府白水、蒲城等城镇和广阔的产粮区。我军在宜、瓦战斗前只能依靠晋西北与其他地区运来的发霉的玉米和西北地区的少量黑豆充饥。这场战斗的胜利，也解决了部队吃粮、兵源及物资供应的紧迫问题。

宜瓦战斗共歼敌5个旅、35000人，毙、伤国民党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九〇师师长严明等7000人；俘二十九军参谋长刘振世，二十七师副师长李奇亭，九〇师参谋厂曾文思等以下20000多人。

宜瓦战役是西北解放战场外线进攻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它粉碎了国民党军阻止西北野战军外线南下作战的企图，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并给中原战场以影响。3月3日中共中央电贺西北野战军这一伟大胜利。

但令人不解的是，相隔40年后的1987年春，在宜（川）瓦（子街）烈士纪念碑的揭碑仪式上，和我们一起参加过宜瓦之战的原第四纵队司令员却一口咬定骑六师没有参加宜瓦战役。人们把宜瓦战役纪念馆中有关历史资料摆出、又经原骑六师干部胡汉俊叙述当时骑六师如何抗击延长方面敌人的增援以及具体抗击地段后，他才表示记错了。谁知揭碑仪式后仅三天，他在西安又重弹“骑六师没有参加宜瓦战役”的“老调”，实在令人费解。

六、彭大将军指挥我们解放大西北（1946—1952）西府战役

宜瓦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在蒲城、白水一带休整了一个时期，于1948年4月参加了解放宝鸡的西府战役。

1948年，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兼政委的指挥下，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发动了春季攻势，转入外线作战。在取得了宜川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后，彭德怀同志根据敌人兵力的运动和变化，毅然决定改变攻洛打援、收复延安的计划，采取大踏步地向胡宗南的后方进军，相机攻占宝鸡，调敌于运动之中而歼灭之，达到开辟麟游山、陇山新根据地，巩固我军后方和黄龙新解放区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西府战役。彭德怀同志将此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后，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肯定，毛泽东主席于4月26日复电彭德怀“你们第一步向泾渭之间，第二步向甘肃，甚好。”这一正确的战役决策充分展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在彭德怀同志指挥下，我西北野战军在攻打数日后于1948年4月26日22时许攻克宝鸡重镇，守敌整编第78师中将师长徐宝炸伤被俘，于翌日因伤重而亡，我军缴获了这一重要补给基地的全部物资。

西府战役的发动大大震撼了延安及洛川守敌，4月21日凌晨，延安守敌整编第17师弃城南逃，23日退到洛川，25日又会同洛川守敌整编第61旅等部及地方武装并眷属共约三万人，继续沿洛（川）白（水）公路溃逃。

我革命圣地延安在被敌占领一年一个月又三天后，于4月21日被我延属分区收复，洛川亦于25日被我三纵队解放，正如彭德怀同志所料，延安、洛川守敌“不战自退”。

我西北野战军胜利进军西府，摧毁了国民党宝鸡补给基地，收复了延安、解放了洛川，巩固了后方和黄龙新解放区。

为了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既定目标：粉碎敌人夹击企图，抢运宝鸡大量军事物资，然后北上麟游山区建立根据地。彭德怀决定争取时间，使主力稍加休整，寻机再歼灭胡宗南三、四个旅及青马整编第八十二师一个旅。而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关键在于：由扶风到凤翔间对敌裴昌会兵团的抗击。彭德怀同志命令王世泰、张仲良指挥的第四纵队去完成这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根据原作战计划，王世泰、张仲良应指挥四纵队以一旅、三旅在陇海路正面即武功一线抗击西安胡宗南部；骑六师部署在西兰公路的乾县、武则天陵，主要任务是保护四纵主力的左侧安全。

战斗打响后我师姚绍文副参谋长和第一团团长张亚雄在乾陵阵地粉碎敌人数次攻击，一直坚持到黄昏。我师部与四纵队进行了无数次空中联系均无效，却只听到炮声由我师右前方逐渐转移到右后方，由密集到无声。我感到情况有异，立即召集杨拯民、张涛、师源研究新情况和对策。他们认为大兵团作战不该有异，我提出前沿部队若发现新情况，有责任随时报告统帅部。我师与纵队联系不上，应报野战军总部请示下一步行动。而我们自己必须做好应急准备，以防真有变化。

大家认为有道理，于是部队凌晨2时吃毕早饭，拂晓过西兰公路，强渡泾河，向小关中转移集结并呼叫总部电台，以期联系。但仍无结果。此时六纵队政委徐立清气喘吁吁来到师部，说敌骑兵马继援部袭击了正在休整的六纵队，敌正由西向东袭来。幸亏我师做了应急准备，能从容占领西兰公路要冲，扼守住了两侧制高点，使敌先头部队受阻，他们疑有伏兵而后撤，从而保证部队的安全撤退。

第二天黄昏我们赶到转角集结地，我们与纵队和总部仍然联系不上，只好根据炮声、枪声来判断情况。当听到甘肃省宁县、正宁方面枪炮声隆隆时，我毫不迟疑的命令李全图营长率领全营指战员跳过早胜附近一条沟，占领对面沟阵地，筑好野战工事，准备抗击任何方面过来的敌军。恰好彭德怀、阎揆要、张文舟、王政柱等指挥部机关人员撤退过来，敌骑兵正尾追他们，不料进到李营长所构筑的阵地附近，被我突然而猛烈的火力迅速击溃，夺路而逃。从而保证了总部的安全。

彭总对骑六师能在危急关头接应总部给了很高的评价。他特别赞赏一个起义部队能据枪炮声判断情况，并能自觉以枪声为令、毫不犹豫冲人险境，实在难能可贵。当我们用馍、土豆丝、炒鸡蛋、稀饭招待彭总等人后，他特别高兴：你们用简单的饭菜招待我们，真是太好了，这样我才吃得饱，睡得好。艰苦朴素的作风可要坚持下去啊。我熟知彭总对奢侈浪费深恶痛绝。

六、彭大将军指挥我们解放大西北（1946—1952）新式整军

总部于1948年5月26日至6月1日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春季攻势，重点是总结西府战役经验教训。并进行“诉苦”、“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新式整军。与会者有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贺龙（副司令员）、习勋仲（副政委）、甘泗淇（政治部主任）、张文舟（参谋长）等领导及野战军师以上干部；四纵队王世泰、张仲良、高锦纯、左爱、黄罗斌（缺席）、高维嵩、李宗贵、杨拯民和一纵、三纵、六纵师以上干部共80余人。

西府战役的战略意图是十分明确的，而实现彭德怀战略意图的重要关键是我军在扶风至风翔之问对敌裴昌会兵团的抗击。西北野战军阻援部队共3个旅，要抗击裴的4个整编师显然兵力不足，但若坚决抗击，给西进之敌以杀伤和消耗，就可以为我军争取时间，迟滞敌人进攻，从而实现我军整体战略目标。

但是担任这一关键阻击任务的第四纵队司令员却违背最基本的军事常识，未经请示报告，又不通知正在抗击敌军的友邻部队，不顾战局擅自将其指挥的第十旅、十一旅从杏林镇我军阵地撤走，把在乾陵抗击敌军的骑六师弃置于敌阵地中，使其处于孤立无援之地。并使友军独立第六旅十八团三面受敌，苦战至晚，才摆脱敌军，向西转移。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错误做法，造成敌人沿武功到凤翔大道长驱直人之势，使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而丧失了我军在战场上的主动权。27日下午敌援军到岐山、扶风间之益店，28日敌突然逼近凤翔，我主力陷入了背水侧敌的境地。这一突发的变化使我军处于敌军的围攻之中。而彭德怀同志的前敌指挥部被敌人重兵包围，我军各部队间的联系也被敌人破坏，前敌部指挥部的号令根本无法向所在部队下达，形势十分危急，彭德怀同志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以一个军事家的胆略当机立断，决定撤出宝鸡，向北转移，收复陇东，粉碎敌人围歼我主力的阴谋。

在几近和敌人的肉搏战中，彭德怀同志冒着炮火，亲自指挥战斗。4月28日我撤出宝鸡，经过十数日的艰苦鏖战于5月12日我西北野战军终于突出重围，转移到关中马栏、转角等地，摆脱了胡、马夹击的被动局面，但我军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大量物资丢失，西北野战军在西府战役中共计减员“1.49万人，其中伤亡6566人，失散、被俘、逃亡等8407人（后归队2500余人）”，“未能完成建立麟游山、陇山根据地及收复陇东的任务”（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第146页）。

如此沉痛的教训，本该使某些人清醒。造成这次战役失利的主要责任者进行了3次检讨，都是避重就轻，不敢正视现实。将擅自撤走十旅、十一旅的责任或者推到下面或者轻描淡写的表示一下自责。最后一次检讨才稍微提到因“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造成错误。彭德怀曾批评他拉山头，搞宗派，丧失斗志等。

四纵其他领导，有的也认识到自己斗志不强、学习不够，始终停滞在游击战的水平上，缺少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这实际上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不顾整体的安危，因而造成很大损失。

与会者对四纵队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特别是擅自撤走狙击部队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要求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应该说这个要求并不过份。且不论这些人的品德、胆量、学识如何，仅由于人为的撤退而致原本可以取胜的战斗失利，就应该将其推上审判台。

会议进行了七天，彭德怀最后作了《春季攻势总结》的报告。关于西府战斗失利，他作了自我检讨：我对敌人的分析、认识不够，他们内部虽有矛盾，但在反共上是一致的，因而在必要时，他们会联合对付我们。而这次战斗中，我们自己却没有做到协同一致。另外，对于四纵，我只看到他们是老红军、战斗力很强的一面，却忽略了对指挥员的具体分析。某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着山头主义、作风上不过硬等问题，我也没有及时解决，还把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的指挥员担任。总之，我有用人不妥的责任。

土基会议后，王世泰、高锦纯、黄罗斌等人被撤销了职务，由张达志、孙超群、贺吉祥、郭炳坤、李宗贵等接替。但是事隔不久，被撤职的四纵队个别领导人反而官升一级，成为兵团的领导，其实这种反常现象，答案并不难找。

几十年过去了，彭德怀同志在西府战役中运筹帷幄、英明决断、处乱不惊、力挽危局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失利后所表现的坦荡磊落、忍辱负重的伟大无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却不见经传，特别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这样重要的军史资料中也被有意或无意的遗漏了。对历史的评价，常因各种原因造成不公正、不客观的结论。我们亲身参加过西府战役的幸存的老战士，愿意把这段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告诉人们，以此告慰彭德怀同志的在天之灵。

彭德怀同志的崇高风范犹如日月经天，永存于世。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新式整军”。3月7日发表了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并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谈话，分析了西北战场我军转入进攻的形势和全国战局，着重说明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新式整军的伟大意义。6月30日中央军委同意并转发了这个决定。8月10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彭德怀作的《春季攻势总结》。

六、彭大将军指挥我们解放大西北（1946—1952）解放西北重镇宝鸡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将纵队编为军。第四纵队编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辖第十、十一、十二师。我分配到第四军十二师任政委，师长郭宝珊，副师长白寿康，参谋长姚知一，政治部主任李超。该师辖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共3个团。

7月11日咸阳战斗刚结束，标志着西北战场战略决战的“扶眉战役”拉开了序幕。根据彭总制定的“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计划，我师遵照军部的命令，下午4时从驻地泾阳县城出发，以12小时推进150里的速度，在胡宗南部队的纵深密网中穿插，配合第十、十一师一举攻占罗局镇、眉县火车站等陇海线上的要冲，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我军发起总攻后，敌人向第十、十一师阵地冲击，企图打开缺口挽救败局。但在我军的英勇反击下，粉碎了敌人30余次冲锋，将其压缩至预定地区，于7月12日下午4时全歼。

7月13日16时，接到由孙超群副军长口传的军部命令：“十二师要不惜一切代价于14日拂晓前攻克宝鸡重镇，并保证其完整无损”。我师立即以三十五团为前卫队，我与郭宝珊随团为第一梯队；三十六团为本队，白寿康随团指挥全师的调动；三十四团压后的序列行进，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每小时14里的速度，横扫岐山、凤翔、蔡家坡之敌，于14日晨2时解放了西北工业重镇宝鸡。因我进军神速，攻击凶猛，敌还无暇破坏工厂、城镇的设施就被歼灭。从而也为西北野战军提供了面粉、布匹、军事物资等给养。

战后彭总来到宝鸡，看到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欣慰地笑了，并将宝鸡军管任务交给我师担任。

宝鸡不仅是西北工业重镇，而且在军事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西直通天水、兰州；向西南可直达四川广元；又是西安西面重要的屏障。加之陇海路贯通东西，渭河绕镇南直向东流入黄河，因此是理想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

宝鸡又是国民党在陕西省的军统、中统、三青团的重要据点之一。各种反动会道门嚣张；嫖妓、赌博、吸毒、贩毒等活动猖狂；流氓、地痞横行；恶霸、地主以及叛徒也聚此处藏身。

根据彭总命令：要让人民翻身，工厂不能停工，学校不能停课，要保证各行各业以及小商小贩正常营业。要建立健全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青年会、商会等。必须遵守中共中央2月27日发出的《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将宝鸡建设成模范城镇。

我师召集了连以上干部会，认真学习《关于工商业政策》和彭总的指示，对城镇进行了整顿。首先进行全面登记和集训，根据情况，依照政策，该取缔的就坚决取缔，该镇压的亦毫不留情，在20多天的军管期内，没有发生过任何违犯纪律、违犯政策以及不利于宝鸡市民的事，顺利将新宝鸡交给了新成立的宝鸡人民政府。

六、彭大将军指挥我们解放大西北（1946—1952）高原古城兰州解放

宝鸡移交后，我师集结蔡家坡整训了7天，以参加兰州战役。我们随军部到达甘肃的张家川，此处是回民区，兄弟部队前一天在此曾歼灭马鸿宾部一个骑兵旅。随后部队经秦安、碧玉、华家岭、甘草店到达阿干镇。

我们的作战任务是通过阿干镇占领皋兰山、直插兰州市。但经我们仔细观察地形，发现与总部所掌握的“敌人不在黄河南设防，而在河北白塔山设防”的情况不符。我们推测敌在皋兰山上有重兵驻守，因发现敌之汽车往来频繁，往往是上山时因载重行驶吃力，下山时显然因空载而行驶轻快。我们立即召开党委会研究这一可疑现象。会上郭宝珊力主坚决执行总部命令，他认为情况不会变化这样快。而白寿康认为既然观察到情况有变，前卫部队指挥员有责任将新情况报告军部、总部，以便做两手准备。最后我决定：部队暂时集结于阿干镇沟口休息，快速吃早饭，保持攻击队形待命。由白寿康率一个营以火力侦察敌阵地，摸清情况真伪；同时通过电台报告军部、总部。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立即分头行动。

不久皋兰山之敌向阿干镇两座石山猛烈炮击，弹片和碎石填满了两山之间的狭窄沟道，堵住了我进攻的道路。这证实了敌人抗击阵地在南而不在北。此时总部复电：你们所报情况属实，立即撤到兰州市西沈家岭一带集结待命。

8月下旬，由于千里跃进、长途跋涉，后勤供给一时跟不上；加之部队多，生活发生了困难。一连数天，十二师和兄弟部队一样，靠吃洋芋、野菜充饥。一次外出筹粮的同志特意为师首长买回2斤小米，我为此批评了司务长：战士们吃洋芋，我们能咽下小米吗？！快倒到大锅里，大家一起吃。说话间敌人向师指挥所开了一阵炮，把煮洋芋的大锅给炸翻了。炊事班的同志只好把洋芋糊一碗一碗的收拾起来。他们把两碗稍干净一些的端给我和师长郭宝珊。我说不是刚才让炮火把锅掀翻了吗？为什么只把干净的糊糊给我们吃？战士们在一线战斗，他们最应吃饱吃好，快把这两碗倒在小锅里加点水热热，给伤病员吃。我深知干部只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才能带出攻必克、战必胜的部队。

8月28日晨4时，由于张达志军长还未到任，我和郭炳坤、高维嵩、左爱等人组成攻城临时指挥所。攻城开始前，第十、十一师在夺取沈家岭、狗娃山的攻坚战中，一个山头、一个地堡的攻克，战斗极其残酷，团长王学礼、连长李国斌等几十名指战员不幸牺牲，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在进攻兰州的冲锋声中，我师冲向黄河铁桥，截击从马家山溃退下来的敌人。已攻克马家山的兄弟部队紧追不舍，将马继援的一个主力师压迫到黄河中喂了鱼。我们曾大喊“缴枪不杀”，原是想争取敌兵，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但在多次作战中，他们将我军战俘的头颅割下请功领赏，将其鲜血用来饮马，将其肠子作为玩具使用……！他们自知作恶多端难逃报应，加之宗教欺骗，一个个不战而投河自尽。

战斗结束后，彭总考虑急需一支作风好、纪律严明的部队来肃清残敌，安抚百姓，维护秩序。于是命令十二师担任军管部队。我接受任务后，召集了师党委扩大会，师长郭宝珊、副师长白寿康、参谋长姚知一、政治部主任李超以及各团的团长、政委共10多人参加了会议。我们又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结合军管宝鸡的工作经验，大家一致通过以下实施方案。第一，“安民告示”，必须于29日晨8时前张贴到兰州市大街小巷，“安民告示”由我拟定草稿。第二，各团昼夜搜捕散兵、游勇、恶霸、流氓、市霸、特务，要在三天内恢复全城秩序。第三，取缔反动会道门、妓院、大烟馆、赌场。第四，部队不得进入民房，要清除死马、尸体、垃圾；清扫街道、公共场所以及处理黄河铁桥堆集如山的废物等。第五，被取缔单位必须在一周内登记完毕，逾期者酌情惩罚；特务、叛徒等必须在3天内自觉前来登记，逾期者严惩不贷。第六，工厂、商店、学校照常生产营业、开学；组织工人、农民、进步人士护厂、护会、护校，以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秩序。第七，救济赤贫市民和被马匪压榨无法生活者，及时建立健全工、农、学、妇、青等群众组织，支援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29日，兰州市的大街小巷便贴上了布告。深受马家军反动宣传欺骗的兰州市民，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处处为民，打消了顾虑，纷纷上街欢迎解放军。30日，我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高原古城兰州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这是我们人民军队感到最幸福最自豪的时刻！任重道远，我们要永远向前！

七、创办军队院校，培养建军人才（1952.8-1959.11）新的挑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了。我们为之全身心奋斗的革命事业，已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个人的经历也同样如此。

建国后，我被任命为四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达志军长和我分别担任正副书记。1950年12月军部进驻甘肃临洮，所辖十师进驻宁夏，进行剿匪任务；十一师进驻马继援的老剿青海临夏，追剿马家残部和散匪；十二师进驻通渭，进行剿匪并准备修筑天水到兰州市的铁路。四军各部胜利完成了各项任务。

1952年7月，四军改为轻装军，命令我到军委三部任政治部主任。正准备赴任之际，中央军委根据防空军司令周士弟的建议，又留我继续在四军工作。这是由于郭炳坤赴朝鲜战场学习后，途经北京时当面领受了任务，派他担任城防高炮学校政委。但他回到兰州后，经西北军区张宗逊副司令员一席话，又改任为西北军区干部部长。因郭分配了别的任务，只好撤消我的任命。此时，张达志已调出四军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四军只剩我一个负责全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陆军基础上，相继建立了海军、空军、防空部队等技术军兵种。为了适应这一迅速发展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从各大军区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组建正规学校，为我军实现正规化培养各类干部和专业人才。一批久经沙场的指战员又走上需要重新学习的战斗岗位。

8月初，张宗逊电话通知我即到军区领受新任务。我从军部驻地临洮赶到兰州，张当面指示：防空部队是我军新成立的，需要大批干部，军委决定将四军军部调归军委防空司令部（简称防司）。因为四军是一支老红军部队，能征善战，英勇顽强，具有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叫我立即去北京防司接受具体任务。

第二天，我赶回军部，准备好有关资料后，带着秘书马子苋，警卫员王增光赶到兰州，乘由苏联驾驶员开的军运飞机去北京。军委防司副参谋长梁军到西苑机场迎接。因防司还没有招待所，他把我们送到地安门附近一所民房住下，伙食自理，我们就到街上自己买东西吃，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也就是吃些面条、油条等。

到京第二天，军委防空部队周士弟司令员便和我谈了话。他对四军评价很高，赞扬四军是支过硬的红军部队。对四军军部调归防空部队表示热烈欢迎。他看了我带去的有关资料，了解了军部的实力。当时司、政、后机关共2600多人，大部分干部是红军老战士。对此他很高兴，说：“防空部队需要大批干部，特别是优秀干部，你们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他还对我详细地传达了军委以及彭德怀、刘伯承等领导关于成立防空部队的思想及有关指示。周说：全国大陆虽已解放，但领空的形势还是严峻的。虽然松花江小丰满电站防空保卫战取得胜利，使我们避免了重大损失；正因为有了一批高炮防空干部才适应了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但是蒋介石依靠美帝的援助，仍经常派飞机到我沿海城市领空骚扰，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威胁。我们必须尽快培养大批防空指挥员以加强我军防空体系，适应防空作战需要。这次军委决定派你和孙超群同志去上海，以四军军部为基础组建高射炮兵学校，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彭总、刘总都很关心这个学校，并决定该校暂定为军级。校址设在上海，还能得到陈毅的帮助。最后，周司令员关照我们在北京多呆几天，各处看看。

我们很快就从北京赶回临洮，途经兰州时，我向张宗逊作了汇报，他叫我回部队后做好动员工作，尽快去执行新的任务。

七、创办军队院校，培养建军人才（1952.8-1959.11）率四军赴上海

在此期间，上级将四军第十二师调出改为公安师；将第十师调到东北，改为炮兵部队。这时，西北军区派到四军军部来的干部部长，本应帮助做好调防工作，但他利用正在准备实行军衔制的机会，到处封官许愿，造成部分干部的思想波动。

我从北京返回临洮后，了解到部队的现状，决定稳定干部情绪，进行深入动员，开展正面教育，以统一指战员的思想，做到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为此，我主持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参加人员：姚知一、李振华、杨万钧、薛健、高文书、许法善、骆柯良、孙时光、霍源丰、温亮忠、曹茂森、李红先、杨振东、张介夫、牛占彪等。

经过通宵认真讨论，会议决定，设法使各单位及每个人都要认识到军委把组建高炮学校的重任交给四军军部，是对我们的信任；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高炮部队，我们所承担的这个任务是神圣而光荣的。第一要使大家认清形势，把思想统一到主体任务上来。二是组织工作要深入、细致。具体分工如下：姚知一、李振华除负责司令部工作外还要编好物资、档案、器材、枪枝、弹药等运送工作的梯队，并协助后勤部、卫生部做好组织工作。骆柯良、许法善除负责政治部工作外，要拟出对全体指战员的动员大纲，做到人人皆知。要号召大家争做先进，保持四军的优良传统；要动员党团争做执行命令，维护纪律的模范。杨振东、温亮忠负责物资、枪枝、弹药、经费、马匹、车辆等的清点、登记、移交和运输工作，特别是移交西北军区的东西一分一厘不能带走。张介夫负责伤病员工作，要按照军委指示：“重伤病员交西北军区医院治疗，轻伤病员随军部医院去上海，途中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曹茂森负责军民关系，召开军民座谈会征求意见，检查部队是否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对不符合婚姻法规的行为要坚决制止。李红先负责移交囚犯的工作，对案犯的材料、取证要登记清楚；量刑、定罪要拿出意见，不能含糊，不能给西北军区留下麻烦。并要求保卫部留下冯文华、邵永周两位科长处理完上述工作后，再赴上海归队。我承担全机关的总动员这项关键任务。各部部长承担动员后的具体工作。会议还决定务必在一周内将上述工作贯彻落实，定于9月5日前全面检查，6日第一批人员就要由临洮出发。

根据会议决定，动员工作由上而下逐级展开，经过反复深入细致的教育学习之后，2600多名官兵很快统一了认识。高度的责任感使他们决心献身于祖国的防空事业。

部队按照预定方案做好了行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检查了群众纪律；解决了遗留问题；有关经费移交以及营房、民房整修等问题都得到妥善处理。当我们将一个整洁又设备齐全的营房移交给接收部队时，受到了赞扬。西北军区后勤部清点了各项帐目、财产、枪枝、弹药、物资、人员、马匹等无一差错时，我们受到了表彰。

9月6日和9日，军直人员分两批从甘肃出发，乘汽车到陇西，再改乘火车去上海。途中的行军指挥工作由姚知一参谋长、骆柯良宣传部长组织实施。由于工作细致、周到、组织严密，部队2600多人和大量物资在整个行军中没有发生任何问题。9月16日安全到达目的地，进驻上海江湾五角场营区，该区原是第三防空学校所在地。从此我们开始了组建炮校的征程。

七、创办军队院校，培养建军人才（1952.8-1959.11）创办防空部队高炮学校

<h3>01.语重心长</h3>

1952年9月下旬，军委防空部队副司令员谭家述，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陈华堂，预定为炮校校长的孙超群与防空部队军校处处长梁家珍，提前到上海筹备校舍。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我们受到陈毅市长的亲切接见。

陈毅非常爽朗，对我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久闻四军这支陕北红军是作风硬、军事强、很能打仗的英雄部队。军委命令你们到这里办高射炮兵学校，上海市一定全力支持。你们需要什么，就尽力解决。江湾五角场的五个角就给了你们三个多角嘛！现在蒋介石的飞机经常空袭上海，我们很需要一支高射炮兵队伍教训他们。他还风趣地说，假如再有敌机空袭，五角场的防空就由你们包下来了。陈毅指示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尽快地把学校建立起来。大力培养高炮、防空专业干部，尽快输送到急需这方面人材的抗美援朝前线和各个城市，以保卫祖国的领空。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急待建设的时期。陈毅对驻沪所有部队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容许多占一寸民用土地。可他对高射炮兵学校的筹建工作却非常支持。他的关怀极大的鼓舞了全校同志的建校热情。使我们更坚定了不向上级伸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

不久，我随同肖克等到南京军事学院参观，并聆听了刘伯承院长关于办军事学院的精辟见解。他在同我们谈话时说，现在仗打得少了，就要抓人才，办学校，培养干部。想办好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有好的教员，师不高、弟子拙。就像办医院，没有高明的医生是不行的。其次，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他还说，防空部队的建设是彭总根据朝鲜作战经验提出的。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防空部队迅速壮大起来。通过办学校来培养专业干部是个好办法，军委决定是英明的，希望你们尽快把这所学校办好。

为了迎接新的挑战，使自己的生命为国为民更加赤诚的燃烧，我将用了几十年的名字“李宗贵”改为“李赤然”。

<h3>02.学校的组织建设</h3>

根据军委7月21日电令，原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直属机关260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防空学校的大部分机构及其400余名人员；沈阳高射炮学校20多名干部教员；准备作为教员培养的120多名各校毕业学员；上海曹家花园军委防司高炮技术教训大队10多人和军委防司分配的10多名干部将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高射炮兵学校”。原步兵第四军副军长孙超群任校长，原第四军副政委李赤然任政委。

该校的任务是：培养与训练防空部队的战炮、指挥、观测排长和火炮观测技师及连队政工干部，使其成为政治品质优良，能保持与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精通各种条令、条例及熟悉本职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德才兼备的军官。学校党、政、后勤、卫生工作由华东军区负责，教学工作由军委防司负责，干部与学员调配由军委统一筹划。

1952年9月，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了任命我为高射炮兵学校政委的命令。10月1日，在上海江湾五角场庆祝国庆三周年暨学校成立大会上，校长孙超群宣读了军委组建高射炮兵学校的命令。我作了合编报告。从此，一所专门培养高炮人才的学校诞生了。

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新学校的机构建设，其核心问题是干部的合理使用。要从不同的单位抽调大批人员并编制出有效机构，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必须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

首先按照军委防空部队党委《关于第四军军直及第三防校机构人员之调配计划》的要求，需要把第四军军直、第三防校和军委防司的机构人员分编出来。我们从四军军部调出通讯营的200人，教导队的100人，去南昌防校；又调出干部战士60多人去军委防司；从第三防校调出训练处和6个学员中队，共计约150人去南昌防校；另调8名干部到军委防司。总计调出干部、战士500多人。

第二步进行“合编”，就是把原四军军部和第三防校各自的机构撤消，按军委防空部队党委所拟的高炮学校编组计划，建立起学校机构。把所有人员基本上归口编配到各机构中去，同时指定各级负责人。人员各就其位，思想趋于稳定。

在合编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军委防司颁发的《高射炮兵学校编制草案》进行整编。对某些机构和少量人员作了调整。按照编制建立了各级机构，基本上配齐了干部，并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全校编制和干部名单。

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干部部、物资保证部、技术部和队列处；3个学员大队下分8个中队，1个高级班（有3个中队）和1个练习团，该团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处和2个炮营1个干部连。

杨易风任训练部部长，李振华任副部长。训练部设教务科、教材科、战术科、射击科、兵器系、观察系、雷达系、政治文化系、军事教育系和体育系。

政治部主任由李赤然兼任，骆柯良任第一副主任，张尚义任副主任。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干部科、宣传科、保卫科、青年科和俱乐部。

物资保证部由杨振东任部长，该部下设财务科、军需科、给养科、营房管理科、卫生科和运输连。

技术部由温亮忠任部长，下设修理所和3个仓库。

干部部长霍源丰兼管子弟学校和家属，这些均为非编单位。队列处由牛占彪任处长，该处下辖警通连、保密室和招待所，招待所亦非编单位。

在炮校机构的组建过程中，可以说正确使用干部是个关键，也是办好学校的前提。该校人员来自5个单位，情况比较复杂，有工农干部、知识分子、老红军，也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自民党起义人员。我们牢牢把握住“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坚持“五湖四海”，不搞任人唯亲，对每个干部的使用，都经认真酝酿和慎重考虑。比如：在训练部部长人选上，经反复比较和研究，认为沈阳炮校的杨易风虽然在国民党炮校学习过，可也担任过我民主政府县长。他学的是高炮专业，有办学经验。而另一位人选姚知一虽各方面条件比杨都好，但不懂专业，最后还是决定杨为训练部部长，以发挥其所长。实践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由于坚持了正确的干部政策，使整个机构组建工作进行得迅速而圆满。全校几千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战士和职工，决心为办好高炮学校而团结奋斗。

进行组织建设的同时，还把营区建设列入日程，动员组织全校干部、战士、学员掀起劳动建校的热潮。3个多月中，共计投入劳动力8万多人次，清除杂草3万多平方米，修排水沟1000多平方米，平整道路5000多平方米，修整运动场和炮场20多万平方米，打井70多口，植树7000多株。往日荒草丛生，垃圾如山，废弃了多年的侵沪日军旧营地焕然一新。居住在学校附近的群众以及复旦、同济大学的教授们，惊喜地赞不绝口。全校涌现出一大批建校劳动的先进人物，其中4名同志荣立二等功，100多名同志荣立三等功。

学校机构的组建工作，从9月下旬开始至10月底顺利完成。为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11月，防空部队副司令部员谭家述在庄严隆重的授旗仪式上向我校授予军级军旗。

1952年12月，高炮学校党委会经军委防空部队党委讨论通过并报总政批准，正式行使权利。校党委会由孙超群、杨易风、骆柯良、张尚义、杨振东、霍源丰、李红先、牛占彪、张思聪、魏建明和我共11人组成。经我再三推辞由孙超群任书记，我任副书记（1954年4月改由我任书记）。炮校党委会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有力的推动了建校的各项工作。

<h3>03.尊师重教</h3>

学校工作中教员、知识分子是主要支柱。正如刘伯承所说：这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之一。他们处于教学第一线，其他工作都应围绕教学工作进行。

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那些来自硝烟弥漫的，来自山南海北的军队同志，可并不简单。特别是一些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指挥员、战斗员，现在要他们全力支持那些入伍没几天甚至从未参加过战斗的知识分子的工作，思想一下转不过弯子。学校里当时流传着顺口溜：“金教员、银学员、废钢烂铁工作员（指其他工作人员）”，就反映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情绪。

对此，我们召开了各种会议，通过耐心谈话，反复说明：现在的“战场”已经不需要枪炮弹药，只需要知识，需要专家。现在是教师身处前线，你们负责后方保证。前方后方协同努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革命工作从来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老革命，老战士，应该如在战场上一样，坚决服从党的需要。在说服教育的同时，我们对于错误的认识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了它对学校建设的危害性。我们要求各级领导都要尊重教员的工作。还号召工农干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跟上时代的步伐。从此，学校各级机关越来越主动为教员解决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难，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

另一方面，对教员、知识分子也提出严格的要求，希望他们虚心向工农干部学习，特别要学习这些老战士为革命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我们对于教员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从不姑息迁就。凡学校要求学员做到的，更要求教员首先做好。对教师的高标准严要求，才能训练出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师们见学校如此重视、关心他们，更加严格锻练、努力工作。在全校的出操、列队中，动作最标准的是教员队伍；每次我校官兵受阅，方队的排面兵、基准兵都由教员担任。在学校建设初期的各项活动中，教员队伍总是全校的榜样。这对于我校良好校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委防空部队党委要求我校预科文化教育要于1953年1月开学，本科专业训练要于同年8月开课，学校初建时期各项工作都是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事实证明，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推动其它各项工作，才能完成学校的使命。

当时，学校师资远远不足，很多人还缺乏教学经验。我们从在职干部中选调了40多名文化程度较高、思想比较过硬的同志，充实了教员队伍。同时，对原有一些教员采取培训的方法，使他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有较大的提高，能尽快走上讲台。训练部部长杨易风还亲自示范。此外在教员队伍中还提倡以老带新，能者为师，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经过全校同志特别是全体教员的努力，开学前的各项教学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不到3个月，全凭自己动手，完成了各类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工作，制作了大量教学用模型，保证了学校预科文化教育和本科专业训练按时开课。

1952年10月下旬，苏联专家捷尔卡基上校来到学校任首席顾问。一年之后，苏联专家金果夫中校、卡斯秋克中校也来到学校，分别担任射击、兵器和雷达专业顾问。他们的到来促进了学校专业化建设和正规化建设。在其帮助指导下，学校军事专业训练从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活动、考试方法到规章制度等，都严格仿照苏军及其院校的一整套做法建立起来，一所正规的高炮学校初具规模。

学校坚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民主集中制和政治委员制度。苏联专家也明确他们只是学校的顾问，仅需履行顾问的职责。双方各司其职，相互尊重、团结共事。

苏联专家在炮校工作期间，与学校工作人员、教员、学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撤回苏联以后，每年炮校校庆，捷尔卡基等专家都发来贺电，表示他们对中国同志的怀念和祝贺，从未间断，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1954年9月，国民党反动集团派遣飞机窜扰上海。我校担任战备任务的练习营炮连，同驻守上海的高炮部队一起，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上海各界人士对此曾向高炮学校表示热烈的慰问。陈毅也向我们表示了祝贺。

1954年10月，高射炮兵学校第一期一年制指挥学员毕业。为了严格考察学员是否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并检验学校的教学质量，根据军队院校工作条例规定，要由国家考试委员会对毕业学员进行考试验收。军委防空部队党委决定：由防空军副司令谭家述任主任委员，我任副主任委员组成国家考试委员会。在对我校毕业学员的考试中，他们取得了总评良好的成绩，并评出了优等生。这是全校的光荣，更是全体教员的光荣。

七、创办军队院校，培养建军人才（1952.8-1959.11）建设防空部队高级防校

<h3>01.赴京受命</h3>

经过两年多的边学习，边建设，边探索，高射炮兵学校初具规模，教育、训练和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随着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央军委及时提出了在全军开展正规训练和建设正规军校的方针。并强调指出，训练工作是全军的中心任务，培养好干部的途径是办学校。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工作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为了适应防空部队发展的迫切需要，在成立了防空学校和高射炮学校之后，军委又决定成立高级防空学校，以逐步健全通过学校培养干部的体制。为此，1954年12月，军委决定调我到正在建设中的高级防空学校任政治委员。

接到命令后，我把炮校工作进行了安排和移交，即赶赴北京，到军委防空司令部报到。防空司令员周士弟是我的老首长。1936年红军东征时，他任十五军团参谋长，我是该军团所属的八十一师的政治部主任，1952年我到上海高射炮兵学校任职时，也是由他亲自交待任务。此次见面周司令非常热情，谈话内容也很广泛。他首先询问了炮校的建设和教学情况。听后点头表示满意。他说：过去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政权，靠的是小米加步枪。现在全国胜利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政权，保卫胜利果实，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必须建设技术兵种，掌握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经验，建设、发展防空部队刻不容缓。我们现在的防空部队和指挥机构都是新建设起来的，它担负着保卫国家大、中城市和重要目标的空中安全的任务。是现代化主体战争中积极防御的主要力量。

在谈到如何建设好由多兵种组成的现代防空部队时，他强调说：关键是要培养干部，而培养好干部的中心是办好学校。因此军委下决心选调优秀领导干部创办学校。这些话是彭总、刘总讲的，也是军委的精神。

在谈到高级防校的性质和任务时，他说：近两年来，我们已经建立了防空学校和高炮学校，基本解决了初级干部的培训问题。新建立的高级防校就是要担负培养防空部队中、高级干部的任务。高级防校的校址，军委已确定在北京。11月，军委已调王智涛任高级防校校长。他原任防空学校校长，曾长期在红大、抗大任过教，并到苏联学习过。调你们去办高级防校，是因为你们已有创办防校和炮校的经验，要集中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尽快开学。相信你们能完成这一重要使命。

我表示建高级防校担子很重，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还不够，我会随时请示领导，得到苏联顾问的指导帮助，会和王智涛校长团结共事，会虚心向他学习。我要边干边学，依靠群众，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会把学校办好。

<h3>02.迫在眉睫</h3>

第二天一早，我乘车去到清河镇附近的高级防校工地。只见施工现场一片紧张忙碌，大家正在刚建好的一些营房内办公。因王校长带领一些干部教员到外地军事院校参观学习去了，由先期到校的原二十四步校校长、高级防校副校长宁贤文向我介绍了学校的建设计划、工程进度、组织状况和教学准备情况。从中使我深感中央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对高级防校的建设非常关心和重视。学校建设不仅规划早，而且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投入了很大力量。对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上级领导均亲自调查研究，及时解决。

早在1953年初，防空部队首长就提出了筹建高级防校的设想。防空部队党委在《防空部队学校五年（五二一五六）干部培养计划》中提出“在建设防校和炮校以后，应尽快建立高级防空学校，形成防空部队现有各兵种之初、中、高级指挥干部的学校培养体系。”1月10日，该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后，仅隔一周，即1953年1月23日，毛泽东即批示“同意”。同年6月15日，军委命令将桂林原第二十四步兵学校领导机构划归军委防司，将其机构改建为高级防校，并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高级防空学校”。

军委规定高级防校的训练任务主要是培养与深造高射炮兵，对空勤务（雷达、地面监视部队），探照灯兵的营、团指挥干部和营以上干部，并轮训防空部队营以上的指挥干部。学员定额为400名，其中高级班（师以上干部）25名，高炮班200名，对空勤务班175名（其中雷达50名，地面监视25名，探照灯班25名，政治班75名）。学制定为一年。计划在5年内将防空部队在编的营以上指挥干部普遍轮训一遍，尽快改变当时防空部队相当一部分中、高级干部不懂防空业务，不会指挥、训练部队，甚至贻误战机的状况，推动防空部队及机关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

建设高级防校的任务非常紧迫，当时虽然确定以原第二十四步校的机构改建为高级防校，但由于需要另选校址，并且训练任务，对象，内容及武器装备等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不仅要新建校舍，还要充实改变原有的组织机构，补充干部及教师队伍。因此，学校建设采取了边建设、边组织机构、边进行教学准备的方针，实行统一领导、齐头并进，从而加速了学校的建设步伐。

<h3>03.营房建设</h3>

确定校址、抓紧营房建设、争取早日开学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原二十四步校先期到京的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1953年7月，由宁贤文带领步校少数干部由桂林赴北京。8月，在军委防司直接领导下，于北海后门桥拐胡同，成立了驻京办事处，开始着手选择校址和营房筹建工作，为时几个月。经多次到现场察看研究，新建校舍定在清河镇以北西二旗与西三旗之间。此处远离市区，安静幽雅，四周开阔，交通水电都较易解决，有发展余地。1953年12月报军委批准后，留桂林的人员于1954年2月和5月分两批赴京。这时一部分从防空部队、机关、学校选调的干部也陆续报到，建校工作逐步全面展开。

此前，防空司令部军校处曾组织部分同志到解放军后勤学校、坦克学校、高炮技术学校等兄弟院校参观学习；还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研究营建的总体方案和设计图纸，并广泛征求意见。1954年2月，专门成立了工地办公室，以协助总后勤部工程公司监督质量和进度。3月，开始征购土地工作。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下，购地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在一个多月里，先后5次完成了勘探、丈量、定桩、审批等繁重任务。共购地470多亩。1954年4月中旬破土动工。

12月我到校时，四周空旷的田野上幢幢新建的校舍已拔地而起。

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对高级防校的营建始终非常重视。当时国家正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财力并不富裕，却一次就拨营建费484亿元（旧币）。

营建过程中，全校员工怀着创业者的光荣感和责任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没有现成的营房，所有干部、战士、职工及家属，分散在附近十来个村庄老乡的房子里吃、住、办公。负责营建工作的同志，自己动手搭草棚，垒锅台，吃住在工地。开大会就在露天，办事情就得步行。到市里联系工作要走几里到清河镇乘公共汽车。虽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大家没有怨言，一心扑在工作上。特别是广大干部和党员接受任务不讲价钱，苦活累活干在前。

在营建中，我们还十分注意尊重地方干部，遵守地方政府法规，开展驻地附近的群众工作。经常为他们演戏、放电影，做到“三净一满”，即街道净、院子净、住房净、水缸满。农忙时帮助收割、播种、储运等。此外还注意与施工单位搞好团结协作。

经过8个月的奋战，到54年底，建成11幢教室、特种教室、宿舍、办公楼等，峻工面积达2.1万平方米，为顺利开学创造了基本条件。

<h3>04.选调人员建立机构</h3>

在学校动工建设的同时，防空部队领导机关和学校着手各级干部和各类教员的选配与训练工作。根据军委颁发的编制，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干部部、物资保证部、技术部、队列处、财务科，并直辖5个学员班和1个练习营。其中训练部下设教务处、教材处、翻译科、政治系、战术系、探照灯系、电工无线电系、火炮仪器系、射击系、雷达系、对空勤务系、汽车和电源站系、体育训练科等。

原二十四步校来京的干部教员，绝大部分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军政素质好，而且有丰富的办校经验，但普遍不懂防空业务技术，还有不少同志文化较低。符合要求的教员缺额较大，特别缺少教员领导干部和防空专业技术教员。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一方面从原二十四步校的干部中选拔了130多名文化较高、有培养前途者到汉口防校、上海炮校、济南航校和防空部队学习。另一方面，请示防空部队领导机关为我校调配所需干部和教员。

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决定从防空部队、机关、学校选调一批既懂防空专业，又有作战和教学实践经验的师、团以上干部到校任各部、系领导或教员。各单位服从大局、大力支援，对我校急需人员，即使本身工作受到一些影响，也坚决调给。1954年下半年防空部队首长多次亲自签发电令，点名为高级防校选调人员。

到1955年12月，绝大部分部、系配齐了领导干部：军委防司副参谋长梁军任高级防校训练部长，西北军区干部部直属任免处处长王兴邦任干部部长，防空学校物资保证部部长刘万长任物资保证部长，防空学校技术部长王文清任技术部副部长。原二十四步校军务处长邓国彪任队列处长，原安东防司副参谋长陶继藩、郭超风分别任战术系主任和雷达系主任，高炮团副团长曹来杰任火炮仪器系副主任，高炮学校训练部副部长王荆耀任射击系主任，探照灯团团长符志行任探照灯系副主任，东北防空对空情报副参谋长张侠任对空勤务系副主任，东北防司教导大队副大队长孙虎任电工无线电系主任，原二十四步校训练部副部长兼政治教育系主任戴北星任政治系主任。

<h3>05.校党委一班人</h3>

1955年1月，经防空部队党委报总政治部批准，正式成立了高级防空学校党委，由李赤然、王智涛、宁贤文、梁军、刘万长、邓国彪6人组成。我任书记，王智涛、宁贤文、梁军和我为常委。1955年2月，调重庆西南军区政治干校训练部长张卓之任政治部主任，后军委增补他为校党委委员、常委。

校党委认真分析了全校人员的思想和组织状况。认为干部、教员来自四面八方，工作任务重、头绪多、条件差，要在短时间内做好各项准备，保证按时开学，就必须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充分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决心继承与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而且要在一开始就把步子迈正。

我们结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深入进行了献身国防现代化、热爱防空事业的教育，使全校员工认清国内外形势和建设好高级防校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结合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使大家明确搞好团结是战胜困难，完成各项任务的根本保证。

首先应搞好党委“一班人”的团结。我和校长王智涛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经常通气。遇有重大问题，就提到党委会上讨论，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个别人对王校长的生活习惯有所反映，我和他促膝交谈，要求他正确对待群众意见，多做自我批评，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我在群众中宣传校长治校有方、经验丰富、学识渊博，能够将有关苏军正规化、现代化的第一手俄文资料直接翻译过来传授给大家等。我们要识大局、讲团结，对这样宝贵的专家应以爱护为主。校长威信树立起来，教学工作开展得更顺利。

在干部教员中，我们提倡相互学习，能者为师，取长补短。利用各种机会反复阐述“一加一等于二”、“一减一等于零”的道理，要求大家自觉维护团结、齐心协力，拧成一股劲，为建设学校、办好学校作出贡献。

我们始终十分重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号召各级党员干部和党员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而我们党委总是首先做出榜样，从而带动了广大群众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顺利完成各项任务。

<h3>06.教学准备</h3>

教学准备牵涉到各个方面，是一件复杂而细致的工作。能否如期完成任务，是保证顺利开学的决定因素。首先面临的是师资队伍问题。原二十四步校留下来的干部教员，不懂防空业务技术；从防空部队、机关调来的一批干部，熟悉专业，但缺乏办正规学校的经验；从防校炮校调来的干部教员，虽有一定的办学经验，可是缺乏培养中、高级指挥员的知识。再就是时间紧迫。虽于1954年6月已正式成立了训练部，但部长还没有任命；一些系的领导干部和教员，从1954年8月开始才从各地陆续调来。因此要在半年多时间里完成开学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幸亏有上级领导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早在1953年5月，防空部队首长就报告军委，要求聘请苏联专家来帮助指导建校和教学工作。1954年初，苏联顾问小组一行3人到达北京。曾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参加保卫莫斯科的红旗高炮团团长库尔甘诺夫上校任校长顾问，切尔日诺夫上校任探照灯系顾问，邦达列上校任对空勤务系顾问。他们的到来，使教学准备工作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第一阶段自1954年6月至10月，在校部领导尚未全部到职的情况下，由军委防司军校处梁家珍副处长领导，组织机关的参谋人员和学校的10名教员，在苏联顾问具体帮助下，拟定训练大纲；并组织有关人员学习和了解具体的训练任务及要求；编制教学设备所需预算；并先后派出多批人员，分赴各军区防司和部队，收集、购置了大批教学设备和器材。

第二阶段自1954年11月至开学前，主要采取教学法集训的形式。集训队由陶继藩任队长，王荆耀任副队长，李衍任指导员。以处或科、系、课程为单位编组，采取集中听报告，分组进行各自的专业或业务学习和教学准备的方法。集训期间，防空部队谭家述司令员向学校排以上干部、教员做了《目前形势与高级防校建校方针、任务》的报告。学校举办了有关苏联军事教育学原理、教学组织与实施，以及教学制度等方面14个专题报告。

通过集训，统一了教学思想，明确了训练任务、内容和要求；分清了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及相互关系；初步掌握了组织与实施教学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同时，还拟定了教学实施计划，建立了各种教学制度，编写了开学后一段时间内所需的教案、讲义和作业指导法927篇；制作了图表922张及模型、示教板425件；布置了专业教室27个，并完成了一部分教练场的设备工程任务。各系还大力抓了教员的备课和试教练讲活动。

在这期间，领导机关还先后给学校调来教学所需的兵器装备，仅高炮就有100毫米的8门；85毫米的9门；57毫米的6门。还有探照灯6部，各型指挥仪6台，以及有线无线通讯设备等。

这段工作令人紧张而难忘。当时学校教室和礼堂尚未建好，教、职员就在室外上课、听报告和学习讨论；办公桌椅不够，大家就在小马扎上备课写教案。很多人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有的甚至好几个月没有进过北京城。经过团结一致、艰苦奋战，终于能够开学了。

<h3>07.以教学为中心</h3>

1955年4月1日防空军高级防校迎来了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上，防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代表防空军党委向学校授予了兵团级军旗。他在讲话中指出，高级防校是防空部队建设中的“重工业”，是防空部队的“鞍钢”。高级防校要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上成为防空军院校的表率、防空部队的榜样。一定要培养出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具有高度军事和政治素养，善于组织指挥防空部队诸兵种协调作战的中、高级指挥员。

学校第一期学员共381名，其中高级班27名，高炮班204名，对空勤务班72名，探照灯班27名、政工班51名。东北防空部队政委周彪、中南防空部队副司令员王作尧、原安东防空区司令部第一副参谋长刘鹏等都是高级班的学员。同时还接受了4名越南师团干部学员。

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实现第一期开学，仅是第一步。要办好学校，培养出合格学员，就必须把学校领导工作的中心和重点转到教学上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真正贯彻落实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并非易事。有的认为“什么中心不中心，还不是各搞一套”；有的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保证别人”的，感到低人一等；也有认为“以教学为中心就是以我为中心”，“以某个部门为中心”，自恃特殊。

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除在历次会议作出的决议、指示中加以强调外，还通过各种场合反复阐述“以教学为中心”的正确含意。指出这是由学校所担负的任务和所具有的特点而决定的。教学质量的优劣是衡量学校办得好坏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各部门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志。学校的一切组织机构都是为此而设立的，都只能围绕教学工作而努力。我们及时表彰了在这一方面做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如表扬门诊部医生到学员宿舍巡诊，表彰了把所需物资直接送到学员宿舍的军需科等。

在学校整体工作安排上，密切围绕教学这个中心，通盘计划，严密组织，搞好各部门的协调配合。一些重大的教学活动，如组织学员实弹射击、阅兵、结业考试等，都要召集各部门领导集体办公、明确分工，及时解决问题。

我们特别强调学校领导干部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教学上，放在教学方针原则的贯彻、训练大纲的研究，以及教员队伍的建设、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进等问题上。所有涉及到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都要在党委会议上进行专门的讨论。

我们还要求校、部、系的领导干部亲自给学员上课。王智涛校长、宁贤文副校长、梁军训练部长都曾给高级班学员讲过集团进攻、军进攻和战役法课。我和张卓之主任也给政治系的学员讲过课。

训练总监部和总政治部批准学校的领导干部分别为四级、五级或六级兼职教员。我们亲自带课，就深切地体会到上好一堂课的确不容易，也加深了对教员工作特点、规律的认识，加速了自身由外行变内行的进程。学校领导干部亲自代课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有助于了解学员情况，便于摸索教学规律，真正取得领导教学的发言权。

<h3>08.学校的正规化建设</h3>

根据防空部队党委提出的部队正规化必须从学校“化”起的要求，我校从初建开始就注意加强正规化建设。学校领导思想上很明确：高级防校培养的干部是防空部队的领导骨干，他们军政素质的高低，作风的好坏，对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学员一入学，无论在部队时是师长、团长还是营长，都一律严格要求，都必须遵守条例、条令。无论列队行进、着装仪表、礼节礼貌、站岗执勤、就餐上课、内务秩序，还是宿舍里衣物鞋帽、洗漱用具的摆放都统一规定、统一要求，连烟头、纸屑都规定要投放到篓中。

教学管理是学习苏联的有关做法，并结合我们的实践不断充实完善的。经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健全了教学计划、组织实施、检查考核等一系列适合我们自己情况的教学制度。

营区建设上提倡大搞绿化、美化工作。发动群众种花、修马路、平操场、建训练场、挖鱼溏，创造了一个安静、整洁、优美的教学环境。

我们对学校干部、教员的家属和子女也提出了要求。成立了家属委员会，由翟平主任负责组织家属和子女开展了建设校园、美化校园、爱护校园的活动。干部、教员配合家委会，共同管好自己的家属和子女，形成了良好的风气，出现了许多动人事迹。《解放军报》对此专门进行过报导。学校办公楼的北面有一片桃园，是大家共同劳动的成果，大水蜜桃掉到地上，小朋友捡到会自觉的上交到学校物资保证部。翟平的侄子从苏联留学回来，见到满园成熟的桃子就顺手摘了一个，她最小的孩子当时只有3岁多，见到了就忙问：妈妈，怎么办？可见爱护一草一木的思想在幼小孩子的心灵里都扎了根。

在学校的正规化建设中，我们十分强调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求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身教更甚于言教。校、部、系的领导一律出早操，参加队列训练；亲自带队进行校园检阅。王智涛校长抓得很紧，要求很严，处处以身作则。每天清晨，我和他经常提前到场，检查各单位的操练情况；学员进教室、上饭堂，我们也常站在路口检查并纠正行进动作和纪律。第一期高级班学员刘鹏曾举止不合条例要求，就被当即纠正过。若在地上发现一个烟头、一片纸屑，我们也要对有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严格的训练和要求，促进了养成教育，形成了自觉遵守各种条例条令的优良校风。校内营区整洁、秩序井然、军容严整、军纪严格，有力的推动了军校的各项工作，并得到军内外人士的广泛好评。到校内参观学习的络驿不断。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曾突然来校参观《防空兵器装备展览》，门卫认真查明其身份后才放行。事后，他对政治部主任张卓之说，你们真是军纪严明，犹如汉朝周亚夫将军的“细柳营”啊！

“集中一切力量保证各项教育的顺利实施，以最大的努力切实保证教学质量”是校党委对全校人员提出的总要求。学校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培养出来的学员质量如何。学校要对部队负责，也要对学员负责。

第一期学员曾长期生活在战争环境，刚入学时，在教室里坐一天板凳就觉得比过去行军打仗走80里路还要累。学习中感到课程多、难度大、时间少、学不会。而有些教员对这批学员的特点不熟悉，又不去研究，故教学方法不适当。尽管教学双方都很努力，成绩却不够理想。有的学员产生了畏难情绪，不安心学习。我们立即组织力量深入下去，分别召开学员、教员和教学行政干部座谈会，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找准症结，采取措施。

在学员中重点是解决学习目的、树立学习信心问题。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有畏难情绪的学员普遍认识到自己肩负着组织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了解到学习本身是一个艰苦的劳动过程，只要明确为谁学习、为什么学习，就会有决心和信心，就能坐下来、钻进去，就一定能够学好。其次提倡学员独立思考、勤于探讨，要求他们在自学的基础上，开展必要的互助。

在教学方法上，我们提倡充分利用实物模型，开展直观教育。尽量把抽象问题具体化，复杂问题简明化，以适应学员的实际水平。同时鼓励教学人员进行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努力提高教员的教学技能。要求教员提高备课质量，精心组织观摩教学课、示范课，领导干部要亲自听课查课，进行讲评。

此外，还要求学员班组的领导要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使学员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并要注意帮助学员改进学习方法。在第一期学员训练中，先后召开了教员、学员积极分子会议，总结交流教学经验；表彰了一批好教员和好学员；宣传、推广了教员李天佑的教学法和学员曹德田的学习方法。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及时采取适当措施，教学质量得到了逐步提高。

<h3>09.再接再励</h3>

1956年3月，防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率领工作组对高级防校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充分肯定了学校建设和教学工作的成绩，并中肯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1956年6月下旬，第一期学员训练全部结束。防空军成立了以谭家述为主任的考试委员会，对学员的训练质量进行了严格的考核。参加考试的351名学员全部合格（其中全部课程平均成绩4分以上的占总数的52.8%）。他们分到部队后，绝大多数成了领导骨干。

1956年9月，防空军领导机关和高级防校举办了《防空兵器装备展览会》。我校送展了一批自己研制与改进的教学模型、示教板、工具、设备和技术改革创新项目。好几位元帅参观了展览，对我校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并就学校的建设及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一天，彭德怀着便衣突然来到学校，我接电话后立即赶去。他仔细观看了展览，又巡视了炮场和教室，边看边问。当听了教员讲解武器装备构造及其性能后高兴地说：现在讲课，有图表模型、有分解的实物，能边讲边操作，印象就深了，这种方法适合干部。参观结束后，彭总还对我校担任展览解说的教员、干部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说：现在跟过去大不相同了，你们有文化、有技术，在短时间内，搞出这些东西来，成绩显著，大有希望。但与先进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要继续努力。部队的发展要靠你们。老一代只能起桥梁作用，他们把桥梁架了起来，今后的路还很长，希望在你们身上。

罗荣桓元帅在参观时，亲切的勉励我校的干部、教员要又红又专，不能偏废。他说：“红”就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远大理想，并为之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专”就是要努力钻研战术技术，精益求精。韩愈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也是这个意思。韩愈也是大学校长嘛！

军委首长的到来和指示，给学校全体人员以极大的鼓舞，成为推动学校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巨大动力。

1957年5月上级作出“空防合并”的决定。对此我个人认为，从历史上看，欠长远考虑。根据当时情况，空军歼击机数量有限，军费开支中一时不可能将防空军装备齐全，只能逐步装备，不断完善。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防空部队从低空到高空，需配备小高炮、中高炮、高高炮、地对空导弹、歼击机、直升机、雷达、探照灯、通讯等，以形成严密的防空体系，利于诸兵种的协同作战。“空防合并”就意味着众多兵种的协同作战要统一归空军体系指挥，在未来战争中是否会出现鞭长莫及之势？

“空防合并”后，学校的训练任务虽几经变化，但始终坚持了继承和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贯彻勤俭办校、严格治校的方针；坚持了探索求实的学风；建立了一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干部、教员队伍；造就了一批治军的有用人才，为防空军和空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我在高级防校工作近5年，对学校充满了感情。由于工作需要，我的办学生涯只得告一段落。但我此生以自己能为我军输送人才而尽力深感自豪。

八、两度空军政委重返治军前沿（1959.11-1969）空二军政委

1955年3月28日，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员。在一次防空军全委会上，他曾对我说：很快要筹办防空军学院，你去任政委如何？当时我表示服从组织需要。1957年5月“空防合并”后，此议作罢。

空防合并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经常到学校了解干部情况，参观陈列设施。他对学校内各种条例条令的贯彻落实十分欣赏。1937年我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他任训练部长，深知我的为人。1959年1月他和我谈话：你在防空军办学校很有成绩，对防空军各个兵种都已比较熟悉，如果再到空军部队工作一个时期，对你会大有好处。我立即回答，最好到空军师接触实际，能学到东西。他说：只要你同意下部队就好了，究竟到师、到军或到军区，还要由空军党委会最后决定。1959年11月，军委毛泽东主席命令我为空军第二军政委。

空二军驻东北辽宁、吉林的、沈阳、鞍山、大东沟、四道沟、高丽门、镇江山等地。

空二军军长方槐，我任政委；副军长王学勤，副政委李荆山；参谋长李辉；政治部主任由我兼任，副主任陈克温。

当时正处于相对和平时期，但由于国民党的军用飞机经常窜人内地进行侦察，散发造谣惑众的标语、传单，骚扰内地的经济建设，故空军常年处在备战作战状态。特别是在“五·一”、“十·一”等全国性节假日或国际、国内举行重大活动以及国家领导人出访或迎宾时，空军更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因此，部队的训练任务很重，需要飞行员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来弥补飞机等装备的陈旧和基地设备的落后，以确保我领空的安全。任务艰巨而设备落后，但我们的飞行员以超人的魄力，掌握了高难的技能。如空二军十六师副师长张积慧，只有200小时的飞行记录，却击落具有2000小时飞行史的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创造了空战中的奇迹。

到空二军上任后，为尽快由外行变内行，我下定决心，深入到机组、中队、大队调查研究，摸清训练、作战的规律。经半年的努力，就初步掌握了空军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要领。

培养一个全天候作战飞行员，可以说是用黄金堆出来的。首先经过政审、体检、各种测验而初选合格者已是寥寥无几；再到预校学习，又将淘汰一部分，能成为航校学员更是沙里淘金；到正式放飞那就是千中取一了。待能够完成全天候起飞训练、达到“起得好、飞得快、打得上、落得稳”的飞行标准，国家投入的费用合成黄金约要超过飞行员自身的体重。

空军的中心任务就是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空不容侵犯，执行任务的基本手段，就是要靠不惜一切培养出来的优秀飞行员驾机作战。这个中心任务不仅要思想明确而且必须将精力、物力、财力集中到中心任务上来。作为空军部队的一个主要领导干部更应以身作则，紧密围绕中心任务去开展工作，这样才能调动5个方面的大力配合。

第一方面，认真做好地勤保证工作。地勤部队是为飞行员服务的，又是与飞行员相互依赖的，是飞行成败的关键之一。如果飞行中机械发生故障那么飞行员就不可能发挥其技能，还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如果没有飞机，地勤人员就无用武之地。我们不厌其烦的向地勤人员也向飞行员讲清这些道理。尽管地勤人员的工作十分艰苦，所有的飞行日（训练日）都要提早到达机场，千百次的检查飞机发动机、通讯、机械电路等，我们仍然不放松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为确保飞行员的生命安全，规定每架飞机的维护人员要负责到底，绝不允许有丝毫的麻痹。

各级领导必须首先解决好地勤人员的思想认识问题，帮助他们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具体落实到：将飞机维护好、保证飞行员在空中飞得好、打得好、练得好。其次解决他们在业务上精益求精的问题，安排好他们学习的时间，定期举办短期训练班，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特别是在改装飞机时，更应使他们熟悉新机种的特点，对新飞机做到了如指掌。各级主要领导还要关心他们的休息、伙食、衣着、爱好、冷暖、家属、健康等情况，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总之，要千方百计杜绝因地勤人员的疏忽而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实践证明地勤人员的工作是空军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做好的基点。

第二方面，指挥体系必须严格执行空军作战训练的条令、条例、规定和要求等，不允许有丝毫麻痹大意。从司令、政委做起，轮到谁值班，就必须早到晚走，交接之间不能留有空隙。传递必须明确清晰，简要果断。如有情况更应一丝不苟地连续报告，不漏情报。为此就必须天天练，场场练，思想集中，才能业务精通。各级政委、主任也必须参加指挥所的值班工作，变外行为内行，使政治工作做到言之有物、生动活泼而非夸夸其谈、枯燥无味。使指挥所人员逐渐达到思想红、业务精、工作勤、团结紧、不怕苦的目标，有效地减少飞行事故、政治事故，保证作战的胜利。

第三方面是做好其他直接为飞行员服务的人员的工作，如炊事员、理发员、医务人员等。对于这些人员首先解决为什么要全心全意为飞行员服务的问题，要求大家真正从思想上明确：国家大力投资培养飞行员成为保卫祖国领空的捍卫者，他们每时每刻都要警惕地监视敌人，随时地要准备飞向空中和敌机交战。保证他们处于良好状态，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作为炊事员要求每天饭菜做得可口，能遵照航医指定的标准使营养配置适当，以保证飞行员的健康。理发员应严格消毒推剪、毛巾、浴盆。如飞行员用了带病菌的毛巾擦脸感染了沙眼等就会造成巨大损失。舍不得几元钱换干净毛巾，如影响到飞行，就会造成几十万元的损失。因此事事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航医的作用和地位就更加重要，一菜一汤一米一面都应严格检查。否则飞行员染上疾病，损失会不可估量。后勤人员应保证不使飞行员为家中琐事操心而分散精力，避免因此而发生的机毁人亡等事故。

总之，方方面面都要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健康，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飞行员服务的思想，同时也不能忽视各类人员的实际问题。特别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条件不宽裕，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不少困难。各级领导只有千方百计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大家才能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的完成中心任务。

第四方面是做好飞行员妻子的工作。要使她们明白：一个全天候飞行员是全国人民用节衣缩食、流血流汗积累的资金培养的；为了保障他们的顺利飞行和安全，全体干部战士常年累月默默无闻的奉献着；为使他们掌握过硬本领，各级教员呕心沥血，不讲条件的坚守在教学岗位上。作为飞行员的妻子，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要懂得自己的责任。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使飞行员精神饱满、身心健康。如因家庭小事影响飞行员的情绪以至给国家造成损失，那就后悔莫及了，因为你的家庭、你的生活所遭受的损失更大。因此做好飞行员妻子的工作是确保飞行安全，确保空中防线不可缺少的。

第五方面是气象、塔台、通讯、雷达导引等与飞行有直接关系的机构和人员的工作。同样要解决好这部分人员的认识问题，树立以飞行为中心的正确思想。部队领导对所有这些同志的辛勤劳动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及时表彰、奖励他们所作的贡献，树立模范和标兵，从而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加强了部队的全面建设。

在空二军工作期间，我初步体会到政治工作要渗透到高技术性质的空军部队中，必须明确工作中的“一个中心”和“五个方面”的特点，了解其相辅相成的关系，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深、做细、做透，协调一致。作为政委，我负责抓政治思想工作的大局。其他方面的有关工作由李荆山副政委负责。大家经过几年的努力，杜绝了跑飞机，减少了飞行事故，大大减少了飞行员不必要的非战斗减员或被淘汰，增强了战斗力。部队上下团结奋斗，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八、两度空军政委重返治军前沿（1959.11-1969）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

1962年9月军委空军曾决定我任沈空政委。原政委黄立清将调至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但是不久，在东交民巷召开空军全委会时，南京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政委余立金向空军司令刘亚楼提出要我到南京空军任政委，因余立金已定为军委空军副政委。刘亚楼和军委空军政委吴法宪同意了聂、余的建议。当征求我的意见时，还是那句老话，“服从组织分配”。

全委会结束后，我回到空二军军部传达了全委会精神并安排了下一年的工作，又召集了师以上干部会，征求大家对我在空二军工作期间的意见。同志们没提出批评意见，说了许多好话，显得依依不舍。我感到不安，考虑是否有所顾虑，想采用其他方法再征求意见，但南京空军已派人前来迎接，我只好离开共同工作了几年的空二军干部和战士。我劝秘书和警卫员留在了原部队，我只身赴任。

我先到沈空，向黄立清政委、黄玉昆副政委详细汇报了工作并征求其意见。他们很含蓄的说了些客套话，对空军改变了原来决定感到有些不可理解。

途经北京时，吴法宪和夫人设家宴招待我。席间，他向我作了说明：空军全委会上同意你去南空后，沈阳军区空军再三提出意见，要留你在沈空工作。但南京军区空军坚持更充分的理由，一是南京方面处于沪、杭、宁三角地域，经常要面对蒋介石空军袭扰，长年处于备战状态，稍有疏忽，上海等重要城市就要受到破坏，影响全国的经济建设。空军必须派出得力干部加强这方面的力量；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复杂，需要作风艰苦朴素并善于调解各种关系的干部去工作。所以当时决定你到南空，你暂任副政委兼副书记。余立金调军委空军任副政委的命令已呈报军委还未批下，因此先这样过渡一下。接着，他又将聂凤智司令员的情况向我作了简要介绍。聂解放上海时是二十七军军长，作战勇敢、指挥有素。抗美援朝时，曾在安东（今丹东）前线指挥空军。希望你俩工作上配合好。我表示坚决执行组织的决定。

1962年10月3日我到达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受到聂凤智（司令员），余立金（政委），高厚良、蔡永（副司令员），王绍渊（主任），顾前（参谋长），王明礼、周正勋（副参谋长），朱火花（工程部部长），李果（后勤部部长）等30余人的热烈欢迎。余立金致欢迎词。我也表了态。

我独自住进西康路37号院内。由于没有带随行人员及家属子女，按规定南空应派警卫员、炊事员、公务员和司机来照顾我，但我不愿单独起伙，就在空军司令部大院飞机楼首长灶上吃饭。既省了麻烦大家，又便于接近群众，抓紧时间，了解、熟悉情况，还能在足球场锻练身体，做到早上班晚下班。我分秒必争地到军、师、团和各分散地的雷达部队以及海岛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很快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大大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南京空军部队的空四军、空五军、轰炸机八师、高炮部队、导弹部队、雷达部队、探照灯部队及通讯部队等，大部分参加过抗美援朝，建树过功勋。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受到过党和国家的表彰奖励。这些部队倍受重视，分别驻防在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安庆、合肥、南京、徐州、芜湖等华东重地。部队所担负的任务十分繁重、艰巨。

为达到不漏敌情、不失时机、少摔飞机、不跑飞机的工作标准，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事故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八师曾发生的犯罪行为就是某负责人在蹲点时没有及时解决问题所致。而江西导弹部队击落由台湾窜入大陆的蒋军U2高空侦察机，就是因为该部队平时注重既抓思想又抓业务，使部队随时处于良好的战斗状态，能及时掌握敌机的航向、高度、进度、性能，协同作战，将来犯之敌机一举击落。U2飞机被击落后其残骸曾送北京展览，轰动一时。

1964年，南京军区空军召开了高炮会议，我作了《红与专辩证关系》的报告。中心意思是，军队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战斗力，如果一个部队打不好仗，消灭不了来犯之敌，怎能算是一支好部队。对于高炮部队要求在一瞬间测得精、瞄得准、开炮快、打得着、省弹药，这就必须具备过硬的技能、技术。为此就要天天练、时时想。学才能熟，练才能精，这样才能在紧要关头发挥出高炮的威力，尽到一个战士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如不勤学苦练，掌握不了高精技术，阻止不住敌机的骚扰，致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即使天天高喊为人民服务，时时背诵革命条文也不能说明是思想红，更不能说明是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在高炮部队就是以先进的思想挂帅，促进业务熟练，技术精湛，做到开炮准，一炮定战局。帅好兵强，又技术精良，每战必捷，这是高炮部队务必遵守的信条。思想先进和业务精良，两者是辩证的统一，缺一不可，偏废不得。

高炮部队担任着保卫祖国领空安全的重大责任，要确保全国人民劳动、生产、建设、生活不受侵犯，就势必常年累月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是丝毫不能麻痹大意的。

我的讲话得到聂凤智、刘奠西等军事干部和与会人员的赞同。但有些人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对于强调“红与专”统一持异议，我察觉余立金、江腾蛟等人已对我不满。

1965年5月我到杭州空五军检查工作，发现飞行部队、地勤部队疏于正常的军事训练。不去提高飞行技术和飞机维修水平，而是整天坐在会议室里讨论“四个第一”、“白专道路”等等。若长此以往，怕是真要变成“空”军了。眼看着飞行员们、地勤战士们将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在口头上、笔头上，我的心情又焦急又沉重。我认为这简直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

我到南空任职以来，我同一些人在思想与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我坚决反对把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变成取悦上级，取悦某些政治思潮的假、大、空的“花架子”，这样下去对部队建设危害极大，也背离了党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起码要求，我没有屈服过压力，也深知坚持下去的可怕后果，但是，我顾不了个人得失，我到空五军各部队做了专题报告，主要讲作为空军的指战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为谁飞，二是如何飞。谁都知道是为祖国、为人民飞，也都知道必须起飞好、飞得快、打得准、落得稳。也明白必须经过长期不懈地训练才能达到全天候飞行员的标准。如果就像现在这样整天坐在屋子里抄报纸上的文章、做空洞的表态，能不能解决飞得好的问题。每当说到此，各场听报告者异口同声说：“不能”！我问为什么不去训练飞行课目？回答是“江腾蛟政委这样指示的”。我知道江本人未必能私自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有大人物撑腰，情况显然很复杂。

我从正面做工作，强调飞行课目之训练必须坚持，必须精益求精。并以大庆油田为例，说明如果油田因为技术、操作问题而打不出油，或出不了好油，对国家做不出应有的贡献，凭什么被树立成全国学习的标兵，难道只凭会高喊口号吗？如果飞行员由于业务不精通、技术不熟练而放跑了敌机，凭什么认为你思想过硬？政治挂帅与业务学习、技术训练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一一即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前者解决人生观、世界观，解决为什么、为谁而奋斗的问题；后者解决以什么手段用什么本事去服务的问题。政治不挂帅，就会盲目；业务不精通，就会失败。政治挂帅必须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好务。

九、林彪、叶群作祟，历经“文革”磨难（1966-1976）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

1966年6月6日，空军召开了第十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军委空军党委指定聂凤智和我参加，并要准备在会上发言。

会议原定的内容是批判已去世的刘亚楼领导空军时期的一些错误。其代表人物是江腾蛟。吴法宪通知蔡永将江腾蛟安全送至北京到会。

会上肯定了刘亚楼工作期间的成绩，也指出领导上的错误，与会者从团结愿望出发，摆事实、讲道理，以期通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这段时间，我因旧伤复发住在空军总院治疗，没能出席会议，每天的会议简报由专人送到病房，我每期都认真阅读、思考。

6月25日，我忽然接到通知，要求我务必参加28日的会议，并要求我发言。经再三考虑，我提出希望吴法宪、余立金、江腾蛟等人到场，并请总政主任肖华参加。28日下午2时，会议派车来接我，我由护士抬上车。下车后，我柱着拐杖进入会场。场内气氛祥和，但不见肖华在场，只见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友之和青年部部长出席，我感到遗憾。可看到与会的77个同志殷切期待的眼神，我的决心更坚定了。吴法宪宣布开会后，首先让我发言。

我对会议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预祝其圆满成功。接着我说：从会议简报中，我了解到19天的揭发批评，绝大多数与会同志都是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与人为善的原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中我受到很大启发。这毫无疑问将会对空军今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我有一些极不成熟的看法，提出供参考。

第一，空军在以刘亚楼为中心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我们目前已具备了强大的空中力量，为确保祖国的领空安全打下了基础，这些必须肯定。

近年来也暴露出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执行就有些偏离。自从聘请苏联顾问以来，形成“业务一边倒”的现象。强调“一长制”，使“政治委员制”名存实亡。可想而知，为什么群众称吴法宪政委是刘亚楼司令的“背皮包的秘书”。

对于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群众路线，也只是在口头上强调，实际上却我行我素。如南京军区空军余立金、江腾蛟等，既不了解实际情况，又自以为是。几个所谓“秀才”坐在办公室里，就拟出“十七条经验总结”，既没有征求基层意见，又没有通过实践检验，就电告空军。空军立刻转发给各军区学习，并树立南京军区空军为各军区的标兵，树空四军为军的标兵，空三师为师的标兵。我和聂凤智对此曾提出异议，他们非但听不进，反将我俩载入“另册”。

林彪任国防部长后，把原来常学的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束之高阁，也不张贴了。却限期贴出林彪的“做事要认真、措施要落实”等。每个办公室都要按规定的尺寸、字样张贴，并要求人人必须熟读、牢记。

第二，宗派主义严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第三，违背党的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第四，……

会议规定，发言不得超过半小时。但这次准许我谈了3个小时。到会的77人中，70人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我发言过程中，掌声不断。我还一再表示，所说的每件事都与当事人核实过，如有出入，可请当事人进行反驳。

28日晚，参加了当天下午会议的同志，络驿不断来医院看我，大家一致认为我的发言替他们把长期埋在思想深处而不敢讲的话讲了出来。他们认为我的讲话有内容有水平，有说服力。并认为我有胆量。但我说：吉凶未卜，还要看下一段会议情况。我已做好思想准备，大不了解甲归田去当农民。我本来就是农民之子，早就想念我的家乡了。

九、林彪、叶群作祟，历经“文革”磨难（1966-1976）林彪发难

1966年7月初，杨成武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其详细内容因我住院没有听到。但会议180度逆转，被批判对象余立金、江腾蛟、吴法宪等一变成为党委扩大会的主宰，反将空军党委常委成钧副司令员等六人作为“篡党夺权”的对象进行揭发批斗。同时把我列为“陪斗”对象，“罪名”是为他们六个人提供了“炮弹”。

原来，成钧等六人曾给林彪写过报告，反映空军的情况。他们的报告是按照正常渠道、合法呈送的，先送交国防部查阅，属正确意见就请采纳、不正确的改正、批评。他们所做的是符合组织原则、遵守组织纪律，目的是为了加强领导、改进工作的，不可能是反党夺权。否则，六常委的报告内容，为什么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敢公开披露呢？

至于我，对六人报告丝毫不知情，他们的报告在前，我的发言于后，硬把我们拉扯到一起，这又叫什么呢？对会议主宰者编造的这一套莫须有的“罪名”，我理直气壮地进行了驳斥，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人们心中明白是非，诬陷反而增添了我的光彩，提高了我的威信。“提供炮弹”一说、“陪斗”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会议形势如此急转直下，使与会者有的检讨，有的旁观，有的同流合污。少数人甚至成了吴、余、江的打手，以至后来成为林彪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骨干。

1966年7月整整一个月，空军的主要斗争锋芒指向空军党委常委六个人。成钧被诬陷为贺龙派到空军的代理人，并说其他五个人也各有政治背景。

而真正要篡党夺权的林彪，早有预谋的把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作为“试验田”，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其死党操纵了空军大权。既无德又无才的吴法宪当了空军司令，官欲横流、以“献美女”邀宠的人被委以重任。阿谀奉承、做尽坏事的江腾蛟被委任为政治部主任，但因其太过于卑劣，以致命令没敢宣布。有的干部虽然当时曾委以重任，但在文革中也受到了林彪的迫害，这就是后话了。如此等等，军委空军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变成林彪的“私营部队”，他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任意生杀予夺了。

九、林彪、叶群作祟，历经“文革”磨难（1966-1976）开罪叶群

南京军区空军领导机关，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开展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江腾蛟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他纠集了空军原四军的王绍渊、李道之和气味相投的保卫部长主父光、干部部长刘更生、组织部副部长阎成玉、宣传部部长王知十、青年部部长郝宝章及司令部副参谋长等人，根据林彪的“打倒一批，保护一批，提拔一批”的指示，向聂凤智、李赤然、顾前、朱火花等人展开了残酷无情的斗争。

在他们灭绝人性的野蛮迫害下，得才兼备、参予编写空军各种条例条令的参谋长顾前，不幸斗死。精通工程技术的工程部部长朱火花，被他们口中堵上毛巾、推进粪坑溺死。经过长征的蔡永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几乎死去，他们把聂凤智装在麻袋中任意摔打，后秘密转移到云南、贵州、广西的十万大山中去养猪，致使其精神失常、半瘫半痴生命处于垂危之中。

我被关押在南京空军大操场地下室里，又脏又潮，室温零下十几度。他们昼夜批斗我，采取软硬兼施、攻心与严刑并用的手段。不是打耳光、坐“喷气式”、顶砖头；就是拔头发、罚两腿向前弯曲站着；不是套供、逼供，就是诱供、劝供。他们所采用的刑罚手段，不亚于我在国民党监狱中所遭受的折磨。我难以料到共产党内会有如此败类。

幸亏我平时一心为工作，一心为群众，行得端，站得正，批斗时虽然也挨打，但较轻；头发也被拔，但只是虚晃几下；行刑少而短，若遇上训练部部长鲁明的老婆吴纲桥不在场，我还可以坐在凳子上。

我被折磨了三个月，空军的领导和江腾蛟等毫无所得。在广大群众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有条件的“解放”我；就是要我承认是“三反分子”。说是只要“名义上”戴上这顶帽子，不讲具体内容——因为他们根本不讲根据什么把我定成“三反分子”。对此，我斩钉截铁的回答：“不行！”

原来，叶群曾于1964年在江苏太仓搞“四清”，她不遵守中共中央关于参加“四清”人员应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同学习”的“五同”规定，与江腾蛟鬼混在一起。白天到田里照像，晚上吃喝玩乐，在当地群众和南京军区空军指战员中反映极坏。

他们又曾到上海胡混，仅在锦江饭店用餐就花费了6000余元。江曾要我签字报销，被我坚决拒绝。他又提出从上海空四军卖蒸馏水的帐中报销，帐目可不进出，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问题。他要我点头同意，我说：如果这样做了，你不告知我，我要负官僚主义责任；如果你先告知我，我点了头，你报了帐，等于我犯了同流合污的错误。江顿时翻脸，一反常态的说：你真是笨到不可挽救的地步，把送上门的升官的机会都不要，你会后悔莫及的！我当时就表示：以出卖党的利益、出卖群众利益而换取个人利益，我一向深恶痛绝。不久，叶群途经南京，点名要见我。在同我握手时，她阴阳怪气的说：“你就是那个同我坚持原则的李赤然，你很有本事么，原则性很强么？”我未置可否，我深知他们的为人品质，但是我不害怕，也不后悔。

“文革”时期的“真理”之一就是：谁不尊重叶群就是不尊重林彪，不尊重林彪就等于不尊重毛泽东。由此空军的领导人把我列入“三反分子”是有“根据”的。我当然拒绝以此作为“解放”我的先决条件。

余、江想再找出其它“证据”。他们说我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是“诬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干部等等，是“不折不扣”的“三反”言论。

我很清楚，和余、江之流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只有斗智斗勇。我提出给我戴“三反分子”帽子也是要有条件的，即必须将我的“三反”证据——我在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公布于众，也好向群众和干部有个交待，让大家明白我是个什么样的“三反分子”。

越是坚持拿出证据，他们越是六神无主、生怕引火烧身、暴露他们的卑劣，他们只得不讲条件的“解放”我，让我“站出来工作”。

此时，我表示，我本来就没有“犯罪”，也就无所谓“解放”，一切都是余、江之流在搞鬼，他们想夺权，就必须加“罪”于真正的革命者，打倒一大批真正忠于党和人民的领导干部。我质问他们：你们批斗我三个月，无所不用其极，如果我有一句反党、反群众、反领袖的话，你们早就拿出来“曝光”了。你们派干将5次去我家乡子长县，索要所谓的“叛徒材料”，逼得县里拿出邓宝珊起义后所得到的敌伪档案。如果从中能找到可定为“叛徒”的蛛丝马迹，你们早就大肆宣扬，早就用此致我于死地了。事实彻底粉碎了你们的“欲加之罪”的阴谋。无计可施了，又想用“解放”、“站出来工作”等掩盖你们的勾当，这是不行的。你们只能说“请你继续工作”，我才有可能考虑。

他们迫不得已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南京军区空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宣布由我负责“三支”工作，担任主任。同时余、江又派来其同党阎成玉任副主任，其目的不言而喻。但阎水平低，常用拙劣的手段干扰工作，引起多数“三支”人员的愤慨。不仅自己陷于孤立，而且进一步暴露了余、江的丑恶面目。

九、林彪、叶群作祟，历经“文革”磨难（1966-1976）免职到西安

1969年10月1日国庆节，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组成进京晋见毛泽东代表团，我被指定为5人领导成员之一。由于形势不断变化，毛泽东接见南京军区代表团的时间一推再推，直到国庆节前夕才安排出时间。

随后，我参加了天安门城楼保卫毛主席安全的工作。我曾多次受到主席的接见，但大都是在金水桥以南的观礼台上。此次接见时，主席和我握手谈话，问我如何，我说：“很好”。

这次在京，遇到了老战友李志民。他问我红军西征时李家塬战斗的详情，并说造反派再三逼他交待问题，四处找他要揪斗是周总理把他藏在京西宾馆的电梯里避难。我对他说：如果再有人追问李家塬战斗中你的情况，就让他们来找我，你就对他们说“当时是李宗贵政委命令我去二团阵地执行任务的”。他见我愿意为他作证，感动得热泪盈眶。

1969年12月，接到国防部长林彪签署的免去我职务的命令。不到一个月，吴法宪派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任学耀和干部部任免处处长到南京找我谈话。他们奉空军党委的指示，要树我为“活着的李玉和（样板戏《红灯记》中牺牲的共产党员）”还准备委我以重任。若不愿意回到空军，可以到陆军大军区任职等。

当时由于伤残的腿病又复发，我正躺在医院。我对此感到蹊跷：林彪免了我的职，其死党吴法宪却要封我的官，无非想拉拢我成为他们一伙。我当即对任学耀说：“英雄”或是“典型”，历史自有公断，不需人为的花费心思去塑造。你曾是我部的基层干部，对我的经历、我的为人，别人可能不了解或了解不深，而你应该是一清二楚、知根知底。任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继续治病。他说最好去北京空军总医院。我摇头拒绝，提出回瓦窑堡，他表示不同意：你要治病，总应靠近有大医院的城市。回西安如何？我同意了。任说他还要回京向吴法宪、余立金汇报后再定。

当时，林彪1号命令已下达，要将所谓的“党内走资派”从大中城市流放到小城市或农村，让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监管。每月发30元生活费。我算“暂缓”执行的，估计提出去西安养病问题不大。

1970年5月接到通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表示，第一，欢迎我回西安；第二有房子安置。于是我积极准备搬家，争取早日离开令我感慨万千的南京。

我在南京工作了8年。来时信心百倍，别时忧伤满怀。“文革”中的残酷迫害，使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有的含冤去世，有的致伤致残，还有许多杳无音讯。估计他们凶多吉少。我思念他们，为这些比我更不幸的人深感不平，但却无法为他们尽力，感到内疚与悲伤。但我这一生问心无愧，始终忠于党和人民，兢兢业业奋斗在党所需要的任何工作岗位上，即使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也从未做过损害党和人民昧良心的事。我自认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战友。想到这些心情才平静一些。

1970年10月，我携家到达西安市。兰空司令员杨化民已接到吴宪法的命令，要他们“不冷不热”的对待我。只发给维持生活费，没有其他补助。我并不在乎生活是否艰苦，只要求得精神上的平静。

不久，李瑞山派秘书赖光和房管处处长，把我们安置到原省委书记霍士廉在建国路雍村的住处，住房年久失修，但比起那些仍身陷囹圄，无家可归者，就强多了。

九、林彪、叶群作祟，历经“文革”磨难（1966-1976）患难真情

1971年春节，李瑞山来雍村看我，见住房有倾塌的危险，派秘书赖光再催房管部门为我重新找房。当时曾说青年路止园的原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可以考虑，刘澜涛曾住过此院。但造反派查封了该院，并命名为“地主庄园”。加上整个社会秩序仍然混乱，我考虑还是住在雍村为好。省革委会只好决定进行维修，保证住房不至于出事故。对此，我十分感激。

省里还为我装了电话，并提供一辆伏尔加小轿车，使我能自由活动。我终于能回到离别20多年的家乡瓦窑堡，与久别的亲人团聚了。

象李瑞山这样，敢于在我最困难、最“落魄”之时信任我帮助我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支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使我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也使我体会到确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而更坚定了我活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的决心。

原陕西省煤炭局副局长白占玉，1934年9月他任赤源县（今子长县白庙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我和他就是患难之交。如今他又顶着压力，为我装暖气、修锅炉、修围墙。冬天供给我所需的煤炭，使我在雍村8年没有挨冻。

1932年时的老战友贺秉章，当时任北京煤炭学院党委书记，他才不理“造反派”那一套，供应我油、蛋、肉、米、面等，使我不至于挨饿。

空军工程八纵队副纵队长强伟和同培贤两位战友，也长期为我家提供米面，时常解我之困。

那段时间，不论是在职的，还是被罢免的，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以各种方式关怀帮助我。患难真情令我永世难忘。他们是：

胡耀邦马文瑞贺吉祥刘景茹

王平贺毅高维嵩张达志

张震刘景范常黎夫严波

李志民王子宜谢怀德张黎群

韩先楚刘景星贺晋年李白蕾

尤祥斋李世臣刘学增高惠琴

刘海燕袁园冯汉章孙旭斌

吴岱峰牛书中王华亭侯智防

薛兰斌罗元发李果郝玉堂

崔田夫王海王果山王强

刘显增曹双明田启元马光厚

校正薛子卿强全义曹光华

魏玉英侯世俊牛占彪刘安国

马云泽张吉辉何正德史桥

阎清芳杨永斌陈克功白纪年

李启明潘寿才何承德折永年

赵启明李华楷王玉昆艾楚南

刘镇龙维道李民轩曹相茹

常远亭龙福才贺济堂许法善

马凌茹龙谦杜瑞兰骆柯良

熊伟王世杰韩民栋赵坤铭

钱竞阳张维山栾成功曹茂森

陈明张平山李红先同桂荣

陈靖郝明山孙国英刘力贞

翟羽佳谢琦张毅忱赵来红

刘占云王寒白凤吾胡景铎

袁德良冯少卿章泽姚绍文

尹昌尧郝明珠李茂才刘惠诚

江波惠凤莲席居仓崔存惠

戴北星魏正廷赵炳森李猞生

刘昂井助国杨子蔚李启贤

王志贞白振华史纪全霍美英

霍源丰邓国忠宜立功翟德让

秦曙杨成森史道徐锁

李合邦边丰王生财王保民

刘克东冯文德刘吉耀张华

齐渭川冯文华李森桂胡汉俊

武自升雷清马万里郭志清

薛峰齐瑞生惠世恭王士俊

冯有才张步高钟毅张耀中

冯毅郭宝珊陈慕华白灏辰

郝怀仁车先锋尚立敬白茜

张金铭马豫章张涛白凌云

董学源

特别是在那段时期，我和舒同一起共同度过一段艰难岁月。我和他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时一起工作过。1942年曾在晋察冀边区极为困难的时期相遇。“文革”前他任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他被罢免职务，并被下放到百余人的平绒厂做工。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还限制一切自由。

我不顾当时“自身难保”，向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呈述了我对舒同的看法，肯定他不是叛徒，应该改变他的处境。李瑞山采纳了我的意见，恢复了舒同的自由。

舒同除担任领导工作外，还是我党我军的著名书法家。“文革”以来他曾发誓，不再把他的书法作品给任何人。但他慷慨为我书写了“疾风知劲草，严霜识磐松”的条幅。还为我书写了十几幅毛泽东诗词和名人诗词。

在此期间，我也为需要帮助者尽了微薄之力，刘志丹同志的夫人同桂荣在文革中生活十分艰难，我尽力帮助她度过难关，家里的东西只要她喜欢，就送过去，逢年过节一定要去探望。许多在“文革”期间被斗、被关、被“劳改”的同志，请求我帮他们申冤，我从未拒绝过。只要我能办到，就挺身而出，尽力为他们辩明真相，洗刷不白之冤。我主要通过李瑞山向调查单位提供真实材料，为甄别冤假错案或大案要案尽到应有的责任。

我还为陕北老区的老红军写了无数份证明信，对于恢复他们的名誉、使之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妥善安置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后期的混乱状态，上访人员无处接待。许多人听说我助人为乐，一传十、十传百，蒙冤受屈的人们抱着希望，不断登门请求帮助。我在雍村的家一时变成了上访的“接待站”。尽管每月32斤的粮食定量仅够糊口，但我仍然尽量设法让客人吃饱。

当时有人称“李赤然就象英国的不管大臣，什么都管”。还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诽谤我是西北“走资派”的“黑后台”。这引起省委的重视。李瑞山找我谈话，经过认真仔细的核实，证明我所做的事中，没有一件违犯了党的政策。李瑞山肯定了我替政府做了必不可少的“拾遗补缺”的工作。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是为官还是为民，不论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还是在危难之时，都应象个共产党员的样子。雍村8年，我虽处于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但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动摇，共产党员的责任没有放弃。我还准备练好身体，有机会再为人民多干几年。

我每天坚持刻苦锻练，使膑骨已碎、韧带渐松、经常肿胀的膝关节逐渐健康起来。原来只能跛行，还常要依靠拐杖，现在却能日行6000步。我还患有胃窦炎、糖尿病、心脏病、脑供血不足等慢性病，但坚持早晚散步、打太极拳、做保健操，并注意劳逸结合、饮食适量，粗茶淡饭、心情开朗，努力和疾病作斗争，与健康同行，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其乐融融。健康的身体将保证我能做更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十、生活多美好（1978年——2006年）平反决定

1978年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南京军区空军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为所谓参与空军‘罢官夺权’和‘盐城未遂兵变’中受到打击迫害和诬陷的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吴法宪、江腾蛟一伙，为了其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采取种种阴谋手段，造谣诬陷，捏造了一个所谓‘聂风智、顾前黑集团’，给聂凤智、顾前、张少虹等同志强加了参与空军的‘罢官夺权’、搞‘盐城未遂兵变’等莫须有的罪名。

“在1967年12月召开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对聂凤智、顾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勋、薛毓芳等同志强加了参与空军的‘罢官夺权’、搞‘盐城未遂兵变’等莫须有的罪名。在1967年12月召开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对聂凤智、顾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勋、薛毓芳等同志采取隔离看管、限制自由、打骂逼供等法西斯手段，进行重点批斗；并对另一些同志在小组批斗。尔后，有的送‘五·七’干校当候补学员，有的送农场监督劳动，有的专案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

“现已查明，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江腾蛟一伙强加的所谓‘聂顾黑集团’参与空军‘罢官夺权’和‘盐城未遂政变’等罪名，纯系对一大批领导同志的诬陷、打击、迫害，是蓄意制造的冤案。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南京军区空军党委五届七次全会决定，对上述案件中遭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为因此而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亲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材料予以销毁。”

1979年7月9日，我接到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1979年4月9日的信。

1980年5月，我回南京军区空军办理8年中被没收的私人物品和个人应得待遇问题，包括从南京到西安的搬家费、房租费、书报费、所欠工资，以及妻子翟平因受株连而应恢复名誉等问题。赵昭政委、政治部车主任以及大多数干部群众积极帮我解决，他们找证据、查事实、立清单，很快将处理报告交到司令部。但司令员既不上报空军，也不给予答覆，还不满的宣扬：这些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帐！他对老同志毫无感情，目无党纪国法，致使此事久久未能解决。钱物、待遇对我本不是大事，但要讨个公道。

1981年8月，兰州军区空军通知我由雍村搬到兰空干休所归建。

十、生活多美好（1978年——2006年）老骥伏枥

1982年5月，接到军委空军要我正式离休的命令，不久，我搬到西安兰空干休所四号。干休所有5栋兵团级住房，我这一套紧邻马路，噪音、污染严重，闲杂人员来往穿梭，极不安全。当时垃圾成堆，苍蝇老鼠横行。

按照军委总后的规定，我的住房面积应为270平方米。而这套亟待维修的房子是180平方米。1992年，兰空又增加了70平方米，每平方米给240元的修建费。这只是当时实际修建房屋所需费用的若干分之一，同兰州军区规定的每平方米600元的标准也有很大距离。

我自参加共产党，把生命都交给了革命事业，从不追逐名利地位，否则，按照我的资历和功勋，我也可以去争当个中将、上将。我信奉共产主义事业，注重共产主义者的人生实践。这绝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世。所以，在我的生涯中，我能够面对威胁险阻和对我的不公正，也能够面对赞誉、成就和功勋。之所以谈及一些不公正的待遇问题，是感到许许多多已近风烛残年的为革命奉献了终生的老同志，应该得到有些部门的应有关爱与重视。

虽然离休了，我还是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晚年再做些工作。

我被聘为陕西省老年书法协会名誉会长，曾于1987年12月赴京筹备陕西省老年书画展，其中还有我的作品：“老骥壮怀千里志，书画珍品现精神。高寿耄耋仍努力，皆为中华巨龙腾。”

我还被聘为陕西省航空联谊会名誉会长，参加了航天航空展览馆的筹建工作。

1986年，在我和几位老红军的呼吁倡导下，得到了西安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成立了，我亲任副会长和革命传统报告团团长。

1989年9月我被推选出席在河南安阳召开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并参加筹备“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被选为副主任。

1989年10月，被西安市聘为“西安市校外辅导员”。

我还担任了20多家政府部门或群众团体的义务顾问，如旅游中心、省老年大学、省老龄委、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等。

我多次到大中小学或党政军各单位做报告。向青少年宣传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教育青少年一定要重视树立人生观，这是我一生中体会最深的。每个人都应该树立崇高的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只要胸怀此坚实信念，无论多凶残的敌人都能战胜，无论多险恶的环境都吓不倒，无论多严重的病魔痛苦都不在话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视关心下一代为一个老兵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邀请，我从不计条件，风雨无阻。只要我所讲的，能使青少年更珍惜今天的幸福，更自觉的努力学习、奋发图强，就感到很欣慰了。

离休后，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应尽的努力，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崇高的荣誉。

1983年1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宣传部主办的《支部生活》月刊中，连续5期登载了宗宝泉、张增等的有关我的几个小故事《胜利属于革命到底的人》。

1987年9月和1989年10月，我两次被评为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优秀会员和先进个人。

1988年7月28日，我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10月，我荣获陕西省政府颁发的“老有所为精英奖”。

1991年，我荣获兰州军区空军“先进离休干部”称号，并通报部队学习。

1993年1月，在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会刊《爱心——创刊号》中有一段关于我的报道：

“李赤然老红军老将军生在陕北，当年跟着谢子长、刘志丹闹革命。李赤然参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后来成为红军八十一师最年青的政治委员。1990年7月，李赤然老将军已76岁高龄了，可他又一次同西安市中、小学夏令营奔赴延安。他和师生们一起漫游延水河畔，登临宝塔山，参观枣园、杨家岭、王家坪、中央大礼堂……旧地重游，心潮起伏，往事象电影一样从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他曾经在这里听过毛主席讲哲学课《矛盾论》、《实践论》，参加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过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党在延安时期的重大事件，他几乎全部亲身经历过。他对师生们讲：延安精神是我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的升华，延安精神是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不断丰富的；延安精神永远是我们的传家宝！”

“在宝塔山上一座石碑前，李老向同学们一句句讲解朱总司令一首诗‘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同学们一边听，一边记，一边在想，他们觉得，眼前的这位老将军，正是人民的公仆啊！”

1993年1月25日，《陕西日报》刊登了杨子青写的《一面镜子》，是有关我的一段历史。文章认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可以概括为我一生的写照。

1993年，兰州军区空军西安沣镐路干休所，发表了题为《革命无止境，晚霞照后人》的文章，编印成册发至部队。

1993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我“全军先进离休干部”称号，颁发了证书和一把景泰蓝宝剑。全军共有132人受表彰，登载在1993年9月26日的《解放军报》的“光荣榜”上。

在我私人珍藏品中，有不少战友、同志亲题的诗、字等，我非常看重这些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1978年1月31日，原高级防校党委秘书徐琦烈赠诗一首：

<small>征人昨夜下长安，千里烟波忆旧颜。</small>

<small>桃李不言采自有，芝兰独秀立出岩。</small>

<small>将军白发春犹在，处士丹心志更坚。</small>

<small>四海生平谋大治，神州又喜换新元。</small>

、《金沙江畔》等小说的作者陈靖，打倒“四人帮”被“解放”后，曾到家中看望我，“劫后”重逢，都无比激动。他离别时赋诗赠我：

孟飞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军组织科长，后任空军干部部处长，空九军后勤部政委等职，他于1993年2月8日也为我写了诗：“叱咤风云力未摧，老兵解甲志未馈。沣镐东路添新舍，骊山东麓品旧醅。有兴方能寻韵律，无私始得画松梅。年华虽老犹余热，皓首讴歌经世才。”

原空军第二高级防校政委张卓之于1993年2月赠诗一首：“贺寿宗当贺贵高，坚贞不屈数英豪。十年陕甘殊功立，千里冀中胜券操。河防两延出智勇，驰骋西北破敌曹。京沪军校育桃李，夕阳赤然照今朝”。1994年春节又赠诗两首：“革命生涯六七年，陕甘驱雾换新天。披荆斩棘驱魍魉，坚贞不屈斥贼奸。苦口婆心教后代，誉满三秦人民间。老骥伏枥犹壮心，同仁敬仰贺南山。…革命征程肝胆红，战甘陕，多智勇。身负重伤，彭、刘嘉奖功。德寿双高谁不钦，尚艰苦，树正风。老骥伏枥，犹见情操红。”

原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杨鸿章同志于1993年2月28日亲笔为我书写了“金戈铁马气吞山河如虎”的条幅。

1993年2月28日，520多人联名赠给我一副屏风，给我题词为“德高望重，刚直不阿”。老战友、老同事和子女，非要为我庆贺八十寿辰，这一天，260多人欢聚一堂，大家忆想当年峥嵘岁月，畅谈未来美好前途，并合影留念。

祝寿的《贺辞》对我称颂有加，可我想到的是为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牺牲了的战友、同志。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从不敢有丝毫居功自傲之想，只有永远奋发努力，才能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十、生活多美好（1978年——2006年）血肉情深

没有党和人民，没有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就没有我的一切，对此我刻骨铭心。

1933年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九死一生，是党营救我出狱。

1934年12月冯家渠战斗中，我掉入天窖，是战友们救起。

1935年2月贺家湾战斗中，我右腿腿骨子弹穿透，警卫员路巨才不顾生死，背起我跳下5米深的峭壁，通过2000米川道，使我获救。

1935年10月，因错误的“肃反”和瞎指挥，我率领的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于羊泉原陷入绝境，我头部负伤而昏迷。警卫员白金富冒着敌军密集的炮火，抢救出我。

1936年3月红军东征期间，我为了救朱瑞（后曾任炮兵司令），被敌机轰炸掀起的碎石土块埋在一米多深的坑中，是警卫连战士分秒必争地救起了我。

1936年8月，在甘肃李家塬战斗中，为掩护师长文年生等撤到安全地带，我率百余人冲出敌3000余人的包围，绝处逢生。

1936年9月，在甘肃红连湾观察地形时，遇敌机轰炸，又被埋入坑中。警卫员王强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我，他却受了伤。

1941年9月，在冀中西宋庄战斗中，我的膝关节脱臼不能行动，警卫员吴常有及时救治，使我得以率领部队打退日寇进攻。

1942年3月，率留训团过平汉路时，我的膝关节又一次脱臼，经吴常有紧急抢救，转危为安。

1942年7月，率留训团护送300万法币回延安，途中我的膝关节再次脱臼，警卫员白明山细心救护，我得以指挥部队圆满完成重任。

不知多少次生死关头，在战友的拼死抢救下，才保存下我的生命。我永远忘不了贺晋年、路文昌、贺秉章、薛振昌、路巨才、黑贵山、白金福、王强、李国斌、吴常有、冯振海、白明山等同志的深厚情谊。

“文革”中，吴法宪、江腾蛟企图将我打成“叛徒”时，贺秉章、薛振昌、张卓之和中共子长县委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并将保存完好的榆林敌人的档案让调查人员过目，保护了我。这在某种意义上比挽救了我的生命还可贵。

我深深地怀念帮助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同志以及与我同舟共济的许多战友。

我读小学时，同班同学王思温、李登榜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我又受到李国章、张国仁、桑非吾、赵仰普、史唯然等革命志士的共产主义启蒙教育。

我上绥德四师时，校长马济川、体育老师苏醒民及白如冰、惠泽仁、吴志渊、白寿康、柳青等人对我帮助和影响较大。在四师我初步学习掌握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

在地下党工作期间，我得到了马文瑞、毕维周、刘光贤、薛毓瑞等同志的帮助，进一步增强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在参加红军，参加武装斗争时期，我得到谢子长、刘志丹以及贺晋年、张达志、路文昌等多方面的指导、帑助，使我更坚定了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决心。

特别是我党我军的优秀领导谢子长、刘志丹、彭德怀等，他们为革命鞠躬尽瘁，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他们大智大勇，身先士卒的无畏精神，一直深深的感染，教育着我。他们亲切的教诲，无言的光辉榜样，对我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成为一个称职的军事指挥员，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十、生活多美好（1978年——2006年）我的马夫

战争年代，指挥员有一匹好马，事关重要。那就必须先有好的马夫。路巨才、李全、董凤祥、王应祥、梁仲琪等十几位同志做过我的马夫，他们都是优秀人才。

马夫的工作十分辛苦，经常拂晓前起床，先于部队做好出发准备。一到营地，其他人可以休息了，他们还要先照顾好马，溜马、喂马、饮马，等轮到他们吃饭时，只有冷干粮就凉水。马料需自己筹备，有时筹不到，甚至要用自己的口粮喂马。

养马、驯马其实大有学问，一匹烈马要驯成骏马、快马需花费很长时间，付出很多心血。首先要挑选好“苗子”。在一大群马中，哪一匹是最快最烈的马，须长时间观察。要通过反复放马狂奔，记录下每次奔跑的速度和耐力，才能初步选中。然后经骑手长期的训练，以改变马的奔跑习惯。一般马跑起来是前两蹄刨，后两蹄蹬。要求快马改成左两蹄齐出，紧接右两蹄并出的循环奔驰。有的马需经约5年细致耐心的调教才能达到要求。这样一匹马的价钱超过普通马的5倍以上。当然还要配上质地优良的鞍子、裹肚带、蹬子等，既显得神气，又能发挥骏马快速的优点。

担任马夫必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了解快马的习性，饲养，管理要适当。二是须懂骑术，乘坐时要适应快马的独特奔跑方式，否则它又会恢复到原来刨蹬的奔驰本性。做一个合格的马夫需要精力和智慧，需要爱心和牺牲。他们最辛苦又最不起眼，容易被人们遗忘。他们虽是平凡的劳动者，但在我心中，他们也是真正的英雄。战争年代，我离不开战马。若没有他们训练、养护出一匹匹骏马供我乘坐，伴我出生入死，同样没有今天的我。

东征西征时，我骑的是一匹海溜红马，它只认我、马夫和警卫员三人。其他人一接近，它就猛踢、猛咬。为避免发生伤害事故，马夫董凤祥不得不时时看守着它。但这匹马训练有素，是匹优秀的千里驹。曾从敌机轰炸区救出过朱瑞。一次，我负伤昏迷后，它不离左右，直到董凤祥闻其长啸后赶来救出我。

1937年红军解放宜川时，我的坐骑白龙马以其神力助我争取了时间，赢得了胜利。

1942年在冀中抗日作战中，我凭海溜马驰骋于纵横交错的战场，所向披靡。顺利通过平汉路后，我把爱骑送给了余秋里，董凤祥为此还哭了好几天。

1946年解救战争中，我先后骑过四匹快马，蒙古种的“千里藏针”是肖劲光奖励的，能达到每小时60华里的速度。当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作战任务，它却光荣地累死了。第二匹是伊犁产的枣红马，也因连续追击敌人而不幸累死。第三匹是西宁产的菊花青，一直陪我到全国解放，1952年才与之分手，我的戎马生涯是与战马分不开的，与我的马夫们分不开的，我爱战马，更尊重马夫，他们默默无闻，却永远在我心中。

十、生活多美好（1978年——2006年）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谨以此书记纪念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我的亲密战友。我们及子子孙孙将永生永世缅怀你们：

阎应娃，红军独立师一团一连连长。其时我任连指导员。1935年劳山战斗中牺牲。

路文昌，红二团团长。其时我任该团政委。1936年8月清涧战斗中牺牲。

文年生，我任八十一师政委时他任师长。十年动乱中受迫害致死。

白志文，我任警备五团政委时，他任团长，经历十分坎坷，1986年去世。

还有许许多多敬爱的领导和战友离我们而去。

1932年，白明善同志被井岳秀绞死在榆林。

1933年，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崔明道、高寿、高庆恩、王守义、王品肖等同志，被蒋梅生杀害在镇川堡无定河边。

红军时期献出宝贵生命的有：

刘志丹、谢子长、杨重远、谢绍安、任浪华、梁文郁、陈文保、郝新民、惠泽仁、吴虎峰、薛毓瑞、王思温、胡宴英、任三、白雪山、任广盛、任志贞（女）、薛翰臣、强龙光、强世清、白德胜、杨玉清、路智川、杨凤岐、栾新春、阎遂之、刘光贤、杨延龄、杨植本、谢四娃、吕振宝、杨琪、杨森、赵福祥、李成荣、魏武、张承忠、王志明、杨有旺、牛居琪、李清业、南贵代、白海宽、任瑞林、李志国等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献出宝贵生命者：

贺大增、高启甫、杨琪敬、杨占胜、刘志英、贾俊儒、蔡莲峰（女）、郭六胜、崔世俊、王国昌、张庚应、封治宗、李学诚、强雄、朱绍基、王万富、鲁贲、阎鸿鹏、史唯然、王保贤、吴世芳、史秀荣（女）。

解放战争献出宝贵生命者：

李国斌、鲁智、王学礼、白鉴。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去世的：

彭德怀、阎揆要、薛兰斌、李荆山、崔国英、张达志、周兴、胡景铎、韩先楚、李志民、李寿轩、李启贤、顾前、朱火花、杨彩彬、周士弟、谭家述、常乾坤、成钧、高朗亭、霍维德、曹力如、王子宜、刘景范、马佩勋、赖传珠、杨林、徐国珍、胡友之、姚知一、杨振东、袁广发、王昌虎、王锡昌、王仁法、王国昌、齐渭川、杨文谋、齐瑞生、潘寿才、薛峰、陈克功、谭生彬、马云泽、阎清芳（女）、张毅忱、李世臣、李合邦、马豫章、马济川、李惠友、孙均一、白锋、白凤吾（女）、李华楷、许法善、惠世恭、马万里、杨成森、惠凤莲、魏思文、申广盛、申国范、史纪全、熊伟、杜瑞兰、薛丹浩、马光厚、曹光华、王华亭、路晋元、路志良、折福遂、孙超群、王智涛、聂凤智、龙福才、阎红彦、阎玉山、薛振昌、赵学贵、李仲英、白寿康、谭嗣愚、龙谦、宋云辉、林宗昭、李卓然、折永年、谭冠三、江波（曾名江显潮）、杨清云、黄玉龙、康玉林、王兴邦、王强、崔田民、崔田夫、白如冰、白占玉、冯文德、李景膺、李景林、武自升、车先锋、冯振海、郭宝珊、刘明山、肖劲光、徐海东、程子华、王再兴、高青云（女）、张文舟、吴习智、王国瑞、慕生忠、郝玉堂、冯汉章、胡守义、胡守安、高文书、郝正连、霍源丰、孙时光、曹茂森、徐锁、高维嵩、井新民、李子厚、李果、何正德、靳赖川、王凤岐、马明方、刘永清、史桥、范子英、高波（女）、强全义、牛岗、刘占云、聂鹤亭、陈凯轩、张永安、白振华、张子荣、门善德、常远亭、王士俊、张占云、王瑛（女）、林奕葆（女）。

安息吧！我衷心敬爱的首长和战友们。

十、生活多美好（1978年——2006年）相濡以沫—相—妻子翟平

我妻翟平，原名翟德秀，生于1918年12月9日(农历10月18)，祖籍河北蠡县，家住北沙口村。虽是农家，但不愁吃穿。

她的父亲知书达理，为人开明，不仅会编字典供自己查字用，还在家里办了小学，请来师范生戴筱菊（后成为翟平大嫂）当教师。

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最小，也是女孩中最聪明的。她父亲对子女一视同仁不仅没让女孩裹小脚，还让她们和男孩一样读书识字，都在他自办的小学读书，直到学校停办。

1930年，大哥大嫂带翟平去北京继续求学，她在第十三小学读书时，逢1931年“九一八”事变，学校停课，她和大家一起上街游行，为受难的东北同胞佩孝。

小学毕业后，她考入温泉女中。1936年她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她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积极宣传抗日。民族危难，学校关闭，她与正在北京的父亲、二姐等人一起回到家乡蠡县北沙口村。

二姐夫秦范五当时在南沙口男子小学任教，他推荐翟平到女子小学教书。她在学校加入了党领导的“文建会”。

1938年初，她被选派到蠡县师资训练班学习。不久，调到县文建会负责宣传工作，编写、印发传单，深入群众，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不断地革命实践中，她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斗争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成为一名出色的妇女干部。

1939年5月，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她曾被敌人包围。但她勇敢、沉着，手持土造“独角牛”（又称“折腰子”，打一次需填一次火）手枪，仅用了三发子弹就冲出了包围。

1941年春，我率留训团赴晋察冀征兵，我团参谋刘毖恰好是蠡县人，1940年到的延安，这次也随我来到河北。他找到女友沈相如，劝她去延安。沈却说：如果翟平去，我就去。

原来，沈和翟是县文建会中仅有的两位女同志，俩人十分要好。翟平早就向往延安，见此机会，不顾家中反对，毅然决定去延安抗日、深造，她于1941年6月参加了八路军，成为我留训团的一名战士，我也就有幸结识了她。

她刚入伍不久，又遇日寇扫荡。我率主力部队在前方迎敌，她和同志们分散隐蔽时，走丢了。独自一人在青沙帐掩护下跑了一整天，又饥又渴。幸亏当地老乡救济了她，宁肯自己挨饿，也要叫她吃饱。她与老乡又结伴而行。风餐露宿几天几夜，才遇到县游击队战士，知道留训团将于第二天在定县市庄集合，她又急忙赶路，终于按时到达集合地。

由于她一贯的出色表现，1941年7月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介绍人是留训团副官张金铭、沈相如。她的坚强勇敢，聪明才华，令我佩服、欣赏，我们于8月1日在战场上结成终生伴侣，风雨同舟了半个多世纪。

1942年初，她随我一起通过了平汉路。5月又参加了护送300万法币回延安的艰巨任务。一路上，也和大家一样，身背40多斤重的法币，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到达她神往已久的延安。

1943年2月，她进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得到不断提高。

在大生产运动中，她从不怕苦，总是出色完成交给她的生产任务。同时，她还担当起警备五团小学生的教育工作。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她担任过陇东分区家属队队长，关中分区家属队队长等职。

1946年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因战事紧张，我来不及在部队行动前通知她，她只得带着3个子女在敌人包围中周旋。有一次，她和前来搜捕的敌人几乎擦肩而过，恼羞成怒的敌人严刑拷打曾帮助过她们的百姓，但当地的群众始终用生命保护着她们，使她们得以脱险，在前线我甚至听到她们都已遇难的消息，但我始终不停的寻找她们，直到县委书记李景膺找到她，她才带着孩子脱离险境回到部队。

1947年，她担任四纵队干部子弟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似乎从无假期。直至1952年她调到四军军部后，才休息了一周。

1952年至1954年底，我在上海防空军高射炮兵学校任职时，她负责该校幼儿、子弟的教育工作。

1954年，她又随我到了北京高级防校。她积极组织干部、教员的家属，配合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为形成良好的校风尽了自己的努力。

1955年，军队中的女干部大批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她已是军队正营级干部。高级防校干部部长王兴邦已为她联系好，到北京市卫生局任处长，将比现在的工作单纯、清闲。但她为了照顾好7个子女，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仍留在学校从事幼儿、子弟的教育工作。

高级防校对她的评价是：该同志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原则性强；团结同志，能做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新的团结。对工作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经常深入到厨房、活动室、病儿隔离室去了解情况。主动了解家长对幼儿的教育情况，以掌握每个幼儿的特点，便于及时解决问题。工作中她手勤、腿勤、眼勤、嘴勤。她要求工作人员以慈母之心爱幼儿，以园丁精神育幼苗；要与幼儿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游戏、同唱歌、同表演。她以身作则，凡要求工作人员做到的事，她必带头去做，如给幼儿理发、洗澡，为幼儿调配饮食并亲自尝试，动手搞好清洁卫生等。由于她的模范行动，团结了幼儿工作的全体教职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她负责期间，没有发生过一次秕漏，得到家长的好评。她被人们称为“政委的贤内助”，“工作的好榜样”，“幼儿的慈母”，“学校工作的好助手”。

《人民日报》曾于1957年10月以《将军的好妻子，家庭的好主妇》为题报道了她的事迹。

《解放军报》也于1957年“三八”妇女节的社论中，赞扬她“在新形势下能坚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成为将军的好助手”。

由于她长期以来的出色贡献，1957年6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8年11月，她获得北京教育局、卫生局和妇联颁发的“优秀保育工作者”奖状。

1959年底，我调到空二军工作。高级防校不舍得她离开，给她很高待遇希望她留下。而空二军盼望她早日到他们的子弟学校工作，再三催促，使她很为难。最后她再次放弃自己热爱并熟悉的岗位，调到空二军干部子弟学校作校长兼支部书记。

空二军政治部1962年4月5日给她做的鉴定是：“翟平同志自1961年3月调任子弟小学校长兼支部书记工作以来，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对领导建校工作成绩较显著。对国内外形势认识正确，是非界限明确。组织纪律观念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坚决认真，尊重领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能以身作则。有一定的政策原则水平，认识问题较敏锐。能照顾整体，对学校幼儿园的统一领导较全面。上进心强，关心政治时事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好，坚持真理，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思想意识健康，作风稳重，生活朴素。团结同志好，待人诚恳。群众中威信较高。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善于抓活思想和树立榜样，改造后进同志有成绩。工作积极热情，责任心强。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任劳任怨。一年来在建立健全各种制度、整顿学校以及改善生活等项工作中都有明显成绩，反映很好。有组织领导能力，工作中善于抓重点带动全盘工作。工作能力强，有魄力果断处理问题。对下要求严格，管理大胆。长期做教育工作，有丰富的小学教育工作经验，在组织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方面有显著成绩。热爱革命后代，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经常给儿童理发、洗澡，在劳动、学习等方面作出身教的典范。作风扎实深入。缺点，在处理个别问题时，有时急燥，不善于等待。主持干部学习时，启发大家广泛发言有时不放手。”

她的出色表现，以致空二军宁舍我而不舍她。

1963年10月我调到南京军区空军时，她又随我到了南京，担任子弟学校——小营小学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文革”期间，她离开小营小学到红旗小学时，该校革委会于1970年6月5日对她作了鉴定：“一、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能带着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和新党章，并能带领群众学习。继续革命觉悟高。二、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的指示热情宣传，并能带领群众坚决执行。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阶级斗争观念较强，对错误言行能带领群众进行批判。坚持走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建校道路。四、有一无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处处以身作则，在战备中带头劳动，为群众树立榜样。五、生活俭朴，平易近人，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勇于和善于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能从政治上关心群众。群众称之为好党员、好干部。希望今后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工作要更上一层楼，为党作出更大贡献。”

“文革”中教育战线首当其冲，她又是所谓“当权派”，并且沾了我这“军内走资派”的“光”，群众不但没有给她戴高帽游街，没有对她进行“坐喷气式”的批斗，还给予她以上的评价，可见她的言行举止无懈可击，可见她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

学校教导主任万凌彦，是“四人帮”在南空的爪牙阎成玉的老婆，曾组织人批斗翟平。因找不到她工作中的任何差错，只得提出我的问题，叫她与我“划清界限”。她理直气壮的声明：“我老伴出生入死，忠诚竭力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他是红老头，如果与他划清界限，我岂不成了国民党吗？”这下可触怒了万凌彦一伙，立即召开秘密黑会，非法做出“开除翟平中共党员党籍”的决定，并私自罢免她校长的职务。他们在南京市广贴“告示”：“好消息！翟平校长因与李赤然划不清界限，还口称他是‘红老头’，被清除出党。”

面对这帮无耻之徒的威胁恐吓，她义正辞严的公开宣布：学校党支部是受南京军区空军党委的直接领导，根本无权作出处分党员的任何决定。你们不就是对校长之位感兴趣吗？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我只服从南空党委的决定。

翟平一生就是如此光明磊落、秉正无私。若不是为了能使我更好地肩负起重任，她本人会更加发挥出她多方面的聪明才智。1970年我被免职到西安，在艰苦的环境下，她自学了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秘方。一方面可以护理我的腿伤，一方面可以帮助更困难的人。她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甚至到兰田县去采药配药，不辞辛劳地为求医者敷药，竟然治愈了很多人。当时还引起北京空军以及新疆、海南等地患者的关注，不少人专程来西安请她治疗。我们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她不仅不收分文，还要为远道来的人找住处，尽力供应他们较好的营养，饮食甚至超过我们自己的水平，许多患者治愈后，要以各种方式表示感激之情，有的要登报宣传，有的要送匾，有的要交药钱等，都被翟平谢绝。

她内柔外刚，在许多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在男子汉中间也少见。除战争年代独自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外，还遭遇过不少惊险，可谓九死一生。

1942年7月，她身怀第一个孩子已经9个月，骑一匹骡子随军转移。行进在山路上时，骡子受惊，狂奔于羊肠山道上。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是百丈深沟，在场的部队官兵谁也没能拦住那疯了般的骡子，眼睁睁看着它飞奔，一直跑出去40多里才停下。大家惊魂未定，见她却安然无恙，她说：反正我紧抓住僵绳不放，牲口也就没辙了。8月1日，她顺利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因他妈妈怀着他象“飞”一样通过险沟，起名为飞飞。稍大后叫李秦燕，意陕西人和河北人的儿子。

1946年11月2日，她在农村临产。因是双胞胎，接生妇手足无措。她只有忍着痛苦耐心指导，生下一儿一女。儿子小名为立立。由于胎位不正，他“横身出世”，小胳膊又肿又紫，哭闹不休，奶妈不愿带他，翟平只得自己细心爱护，后来取名为李天燕，有点从天而降、独立不羁的味道。女儿交给奶妈照料。因当时居住条件紧张，孩子们也要和部队挤住在老乡家。又缺医少药，随军儿童有的患了百日咳，也传染给小女儿林林，可怜才1岁多，不治而夭。翟平始终很坚强，从未因儿女或个人原因影响过革命工作。

1965年我们还在南京，她上班的小营小学离我所在的司令部咫尺之遥，完全可以搭我的车上班，但她从不以“首长夫人”自居，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往返至少一小时。8月的一天，当她骑车返家，上鼓楼广场大坡时，被后面拐弯的电车撞倒，立即被送往鼓楼医院。经检查，左侧5根肋骨及锁骨严重骨折，需动手术，她要求还是住到部队医院，并叮嘱医护人员和空军领导，不要将此事告诉正在上海工作的我。治疗一个多月后，她要出院上班，医生、小营小学和空军领导都不同意，但她仍然回到家，带病去工作。

翟平还是公认的好母亲。我们生的孩子除了飞飞（秦燕）、立立（天燕）和早天的林林外，还有两女两男。

1949年12月28日，二女儿出生在甘肃兰州，昵称兰兰；因是在宜君怀的，大名叫李君燕。

1951年8月21日，三子生于甘肃临洮。我们给孩子取名，为简单计，一般取出生地中一个字。但“洮”的谐音“逃”或“淘”等都不令人满意。正逢解放军一路打胜仗，就为他命名李凯燕。

1952年底我们到了上海炮校，1953年6月15日，小女儿出生于第二军医大学。上海的别称为“申”，她就叫李申燕了。

1955年8月7日，小儿子出世了。时在北京防校，叫“东燕”。“东”有“东方大都市一一北京”之意。男孩子称“燕”似有女气之嫌。殊不知翟平是河北人，古时称河北一带为“燕”，而“燕赵多壮士”。

除了她亲生的6个子女，我和第一个妻子的女儿李林燕，也一直由她抚养，视如己出。在繁忙的社会工作之余，她还要尽心尽力培育这么多子女。她关心爱护他们，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丰衣足食时期到三年自然灾害，她以博大的母爱，赋予他们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其中的甘苦，是每一个作母亲的都能理解的。她精心、尽心的培养他们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她对儿女教育有方。自幼就灌输给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学习的观念。从小就培养他们行为端正、讲究礼貌、尊老爱幼、爱护公共财物以及尊师好学等优良品德。不允许他们养成懒、馋、贪的恶习，更不允许他们有说谎、骂人、打架的行为。就连一般人视为生活小节的事，她也不轻易放过。她要求孩子们要自己动手洗衣、叠被，搞好清洁卫生；她从不随便给他们零花钱；要求他们吃饭不能掉饭粒、不能挑食；衣服整洁即可，几乎都是大改小、不烂不换；常教育他们不要搞特殊化，要靠自己的本事立足。

我们的子女受到国家和家庭的良好教育，都已成家立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着。

翟平是我的好妻子、好战友。除衣食住行她样样关怀体贴我以外，她的信任，她的理解，尤其是关键时刻她的帮助，常使我能坚强的度过难关。“文革”时，她在“造反派”的威胁恐吓下，响当当的说了一句：“我的老头是红老头。”如此简单、朴素然而却是那样实在、那样明白的一句话，强烈的震撼了我，我自愧不如，决心抛掉私心杂念，与恶势力斗争到底。

想想年轻时，我个性强，脾气比较暴燥。生了那么多孩子，我却很少过问，有时还对她发火。多亏了她的宽容，她的谦让，才能保持“和平”，才能使我集中精力搞好本职工作，才能过着幸福、幸福、祥和的生活。

翟平把全部心血无私的奉献给国家和人民，奉献给丈夫和子女。她和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可谓“大难不死”的好人，应验了“必有后福”之说：党和人民给予我们崇高的荣誉，不忘我们的贡献；我们已活到80多岁，儿女们事业有成，孝敬备至。这一切应验了一句俗话：家和万事兴。而“家和”的功劳应归于我的好妻子翟平。

1999年12月11日，与我相随相伴，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爱妻翟平不幸病逝，享年81岁。在她病重期间，依然十分乐观、开朗、豁达，周围的人们，依然可以享受到她的关爱，她从未向任何困难、险阻、危险低头，终因不治，十分安祥的离我们而去。她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使许多因战争环境而失去受教育机会的孩子得到了教育，她培养了无数个祖国的建设者，她的精神、品质、美德、智慧已被一代又一代后人承继、光大、升华。她是一位贤慧的妻子，她是一位十分伟大的母亲，她是一位把一生都献给了孩子们的教育工作者。

我这一辈子，幸矣，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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