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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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民回忆录》

第一章我来自老百姓苦难的童年

我原名李凤瑞，祖籍广东省梅县，是世居粤东山区的客家人。大约在三百多年以前，祖先永兴公逃荒来到湖南省浏阳县船仓乡一带山区安家立业。浏阳县按地理位置分为东、西、南、北四乡，船仓乡位于例阳县城东北约三十多公里处，属于浏阳县东乡，是湘赣交界一个极其偏僻的深山区。我的祖辈刚逃荒到浏阳时，平原地区早已被本地人开发完了，只好进入这深山老林安家。在这穷山僻壤，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一无所有，全凭着辛勤劳动的双手，开荒造田，砍树搭屋，男耕女织，艰苦创业。但这里山高水冷，土地贫瘠，终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犁耙耕耘，仍难得温饱；加之这里山路崎岖，交通闭塞，出山进山，全靠肩挑背驮，与外界基本隔绝。所以，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三百多年间进步缓慢，经济、文化仍十分落后，祖祖辈辈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

一九零六年七月九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五月十八日），我就出生在这个穷山沟的船仓乡双坑村的一户贫农的家庭。生父李庆文、生母黎氏都是纯朴忠厚的贫苦农民，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大哥李凤彝是个漆匠，娶妻刘氏，生了几个孩子均未成活，一九三零年初因病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大嫂被生活所迫而改嫁，由堂兄李风标（瘸子）照顾其生活，一九三一年病故；大姐李桂华，九岁时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后嫁给文家市农民陈昌金，生有三个儿子，现已八十多岁；二姐李梅香，嫁给高坪沿甸铁炉冲苏慈石，苏慈石曾参加红军，去无音信；二哥李凤廷，一贯务农，一九二八年入党，一九三零年任浏阳第五乡苏维埃主席，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军官汤文燕带兵到大溪源抄烧我党地下组织的石印局（即地下印刷厂）路过双坑时，将凤廷抓到永和市杀害，据说反动派将二哥凤廷的心脏挖走，无人敢去收尸，惨不忍睹；二哥娶妻钟氏，生过一女儿，也先后死了。我排行第五，还有个六妹名叫春香，从小跟生父念经吃斋，十八时患肺病夭亡。我出生时正是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列强侵凌，天灾、战祸连年不断，民不聊生；加之我家人口多，收成少，虽然父母亲和哥哥劳累操持，仍难得温饱，所以，我刚满周岁，生父就把我过继给堂伯父李奇文为嗣子。

养父李奇文也是个世代务农的庄稼汉。他为人豪爽、刚直，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识几个字，而且从小练习过武术，练就一套娴熟的“铁骨桩”拳，还会舞枪弄棒，好打抱不平，所以在村里有些威望，经常参予小宗族的“祀会”议事，村里发生些民事纠纷，往往都请他出面帮助调解。他有两个弟弟，二叔李福文是个裁缝师傅，但在那贫穷落后的山沟里，除婚丧喜庆外，没有几户人家有钱做件新衣服，平时只能帮人家缝缝补补，而且全凭手工缝补，做得很慢，工钱很少，无法养家糊口，所以没钱娶妻，一直同养父一起生活。三叔李香文也是个忠厚老实的庄稼人，只知埋头种地、上山砍柴，挑点柴禾到集镇上卖，换回一点盐巴、豆豉、火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维持家庭生计，也无力娶妻，同养父一起生活。这样三兄弟相依为命，家庭的贫困程度即可见一斑。可是，因养母游氏没有生育，养父李奇文年过半百还没有子嗣，所以把我过继来继承他这一户三兄弟的“香火”。

我五岁时，不幸养母游氏病故，家中无人料理家务，养父不得不续弦，娶了寡妇巫氏为妻。继母巫氏当时已年近五十，为人勤劳朴实，贤慧温柔，和蔼可亲，对我特别疼爱，是抚养我长大成人、使我终生难忘的慈母。可惜她老人家在一九三一年我全家亲人因瘟疫先后病故、只留下她孤身下一人的情况下，苦熬到一九四四年就去世了，没能盼到湖南解放、当年的红军和我凯旋归来的时候，这是很遗憾的。养父家住的西坑是个只有一二十户人家的小村：生父家住的双坑是个有百来户人家的大村，同在一条山沟里，相距仅三四华里。养父家因只有我一个小孩，劳动力多，生活比生父家稍好一点，但也很贫寒。全家五口人只有六间土坯房屋，一亩自己开荒的旱地，房前屋后有一片小竹山、小茶山和小菜园，种了一些竹子、油茶、茶叶、红薯和蔬菜、烟叶，每年可收些竹笋、茶油和茶叶、烟叶，供全家食用，蔬菜也够全家吃的。养母天天接麻、织麻布挣点手工钱，每年还饲养一头猪、几只鸡，过年时杀猪，除留点腌制腊肉作祭祀和请客人用之外，大部分卖钱，鸡蛋也是攒下来卖钱，补贴家费。因为自家的耕地少，而且是“望天田”，天不下雨就颗粒不收，所以，每年不得不租种外宗族“祀会”二十多亩山田。逢上好年景，一年可收二十多担谷子，夏收后，除交租谷和还清青黄不接时的借谷外，所剩无几，全家口粮主要靠晚稻和红薯。除正月初一和早稻开镰的时候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外，一年四季都是红薯饭。冬季白天短，农活少一些，只是翻地、整理茶山和打柴，就改吃两顿饭，而且主要是吃红薯丝。当时有首童谣唱道：“三根薯丝一粒米，红薯丝里找米粒，找来找去找不着，鼻碰碗底找一粒。”就是形容当年吃红薯丝饭情景的。到了春耕大忙季节，白天长，农活重，才能吃三顿饭，红薯丝饭里的米粒也多一些。即使这样数着米粒下锅，我们家每年仍然要缺几个月的粮食，等到来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又得向“祀会”和马栏坳的“义仓”借三四担谷子才能维持生活；如果遇上灾年，那日子就更难熬了。

我们西坑地处穷乡僻壤，外地妇女一般都不愿嫁进山沟里来，所以，当时家家户户都有养童养媳的习惯，这样把童养媳养大了就可以同儿子成亲，不必花大钱到外地去娶。我养父家三兄弟只有我一根“独苗”，养父母和两个叔叔都象对待亲骨肉一样疼爱我，祈望我能尽快传宗接代，因此四五岁时就按风俗为我要来一个童养媳。她比我大一两岁，直到我十六岁那年同她成亲，只知道她娘家在冯家湾，姓刘，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因为在旧社会妇女没有地位，我们山沟里很多妇女只有小名，不起大名。小时候人家叫她“妹子”（女孩子多就叫几“妹子”），出嫁后称她是某某人的“堂客”（妻子），生了孩子以后又称她是某某“伢子”他娘；即使有资格写进家谱、族谱，也只写姓氏，什么黎氏、巫氏、刘氏，不写名字，如果她在家曾起过名字，人们也不大知道或早已忘记了。

我的少年儿童时代，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兴起和失败的社会大变革、大动乱时期。当时，大小军阀各自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在日、英、美、法、德、俄等帝国主义的背后支持下，拥兵称雄，割据一方，为争夺地盘，进行连年的混战，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们湖南省是军阀吴佩孚的势力范围，连年天灾兵祸，民不聊生，这是我童年苦难的根源。

我和所有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六岁就开始放牛，每天拉着牛到山上放牧，有时还同童养媳一起上山采猪草、拾柴禾，夏热冬冷，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尝到人生的苦味。有一年七月的一天中午，天气很热，牛蝇（学名叫牛皮蝇）特别多，我站在山上一棵桐树下看着牛在吃草，突然飞来一大群牛蝇围着老牛飞来飞去，在老牛身上叮咬。开始时老牛摇着头、甩着尾巴拚命驱赶，可是怎么赶也赶不开，牛蝇越叮越狠，叮得老牛乱蹦乱跳。我急了，折了支树枝赶过去想给老牛驱赶牛蝇，没料到老牛被牛蝇叮疼了，暴躁起来，低下牛头就用牛角来顶我，我赶忙往后退，不料背后坡下是刚砍伐过的竹林，一枞枞竹头上露出一支支尖利的竹茬。我一个踉跄，一脚正踩在竹茬子上，赤脚板一下子就被尖利似剑的竹茬子刺穿了，顿时鲜血直流，疼得我哇哇大哭起来。在附近放牛的牧童小朋友，赶紧跑到我家去报讯，父亲（养父）得知后马上赶来把我背回家去，用盐水洗净伤口，敷上了草药才完全止住血。为这事，母亲（养母）心疼得直掉泪。伤好后，每当我上山放牛或打猪草时，她都再三叮嘱我要小心。

九岁时，父亲送我上私塾读书。本来那时候已经有了“洋学堂”，可是父亲思想比较保守，认为“洋学堂”得不到学问，私塾才能“知书识礼”，学到真本事。第一天上学是父亲亲自送我去的。按照老规矩，父亲要我在香案前向“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灵牌磕了头，又跪拜了老师之后，便嘱托老师说：“我把这伢子交给你，请你严加管教，他要是不好好念书，你尽管打，我不会心疼的。”

老师文绉绉地回答：“是的，是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你放心，你放心！”接着，他便给我起了个学名叫“明阶”。

我这个启蒙老师叫李辉潘，五十多岁，治学有方，要求很严格，但不轻易地打骂学生。他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开讲，主要是识字。我对念书很感兴趣，背书背得快，字也记得牢，老师对我很好。一年后，李辉潘老师“辞馆”走了，来了个叫李日旺的新老师，也是五十多岁的塾师。他比较严厉，谁书背不出来就用竹板打小腿肚子，学生都怕他。但我没有因读书的事挨过他的打。有一天，一个调皮的同学恶作剧，趁李日旺老师还没来上课的时候，把捉来的一只癞蛤蟆拴在老师讲台的桌腿上，老师开始没注意，不一会，发现讲台桌子底下一只癞蛤蟆在蹦跶，想用脚把它踢走，才发现是有人故意用绳子拴在他的桌底下的，马上大发脾气，追查是谁干的？没有人敢承认，我和其他同学又不敢检举，怕被报复，结果全班十几个学生每人都挨三板子，不过平时调皮的学生挨的板子重，我挨的板子轻。这桩“冤枉”案，几十年我老记得。我想：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调查审实，弄清情况，特别是对人的处理，更要持慎重态度，决不能“无理三扁担，有理扁担三”，不分青红皂白，冤枉好人。

我在私塾读了两年半，开始读、，尔后学《集韵增广》、《理言增广》、《幼学琼林》、、等等。这时候已经到了一九一七年的夏天，辛亥革命胜利成立民国已经六个年头，区政府才下了一道禁令，把私塾全查封了。我父亲也没办法，只好送我到马栏坳公立平安第一国民初级小学插班，从初小二年级开始念。但马栏坳离我家五六华里，还要爬一道山梁，山路崎岖，天黑、下雨更不好走，所以只念了一年就转学到双坑私立李氏山枣国民小学。双坑离西坑才三四华里，不要爬山，小路也较平坦，而且靠生父家近，还有个照应。在这里读了三年书，直到初小毕业。

我开始读初小已经十一岁，逐渐懂事了。我家离学校好几里地，上学要自带午饭，虽然还是红薯饭，但母亲总要想方设法给我做点好吃的菜，如鸡蛋、咸菜，有时还有几片自家腌制的腊肉带到学校。父母亲对我这样疼爱，他们省吃俭用供我上学，还给我准备好吃的午餐，心里感到过意不去，暗暗下决心要发奋读书，长大了好报答双亲的恩情。所以，我上学从不迟到早退，总是规规矩矩地听老师的话，用功读书，从而也得到老师的钟爱。当时因为我有两年半私塾的底子，语文水平较好，毛笔字也写得端正，国文老师胡万程特别喜欢我。有一次，大约是我在初小第三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里考试作文，题目是“桃花”，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类题目的散文，一时破不了题，便胡乱写了一篇交了卷。胡万程老师一看直摇头，以为我不用心写，很生气地把我叫回去，用手拍着我的考卷责备说：“你自己看看，都写些什么东西？好好用心重写一篇，写不好不准你去吃午饭！”

我从未在同学面前受到老师这样严厉的责备，一下子脸涨得通红，眼泪也差点掉了下来，我回到座位上以后，开始脑子里也很乱，理不出个头绪来。过了一会，我突然想起老百姓过年贴春联有“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风一家”的对联，心想：桃花开不是春天到了吗？熬过了寒冬，桃花报春，万物复苏；一年之计在于春，农夫们就要春耕大忙了题一破，思路开，作文就写出来了，正好赶在午饭前交了卷。胡老师看后点头微笑说：“好了，吃饭去吧！”可是这顿午饭我仍然赌气没有吃。这件事在学校里影响很大。当时我们高坪地区所有的国民学校划为一个学区，称浏阳县第六学区；学区设一个学务委员主管全区的教育工作。那个学务委员叫李石麟，双坑村人，才二十多岁，刚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回乡来当学务委员，思想比较进步，工作也比较深入，经常到各个学校视察“督学”。有一天他到我们学校听胡万程老师讲起我作文考试的这段故事后，便称赞我“学有进取，可以造就成才。”

我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灯油。天黑了，只有厨房里点一盏小油灯，全家人围在一盏油灯下干点修补农具、箩筐的杂活；母亲和童养媳还要在这样昏暗的灯下接苎麻、织麻布或缝补衣服。有时没灯油就点竹片代替。这样，我晚上没法读书写字，就喜欢出去串门，听老人讲鬼神的故事。我爱听故事又胆子小，听完故事要等结伴走，不敢独自回家。有时夜晚单独外出，走到大树下听到风吹树叶响，总觉得背后有沙沙的脚步声，好象有什么鬼魂老跟在后面，走得越快跟得越紧，越想越害怕，头也不敢回，浑身出冷汗。直到参加革命后，认识到这都是迷信思想作怪，经过锻炼，胆子才越练越大，走夜路、打夜战，什么也不怕了。

家乡有句民谣：“大人苦无钱，伢子盼过年。”我童年时也是如此，不懂得大人过年发愁没钱买米，没钱买供品祭奠祖宗的艰难，而盼着过年。因为大年三十，大人要给伢子一串压岁钱，也叫长命钱，用红绳子串着十二个或二十四个铜钱，表示一年十二个月或二十四节气吉祥无灾；过年还可以穿上新衣服或整齐干净少补丁的衣服，到长辈家拜年，长辈也要给压岁钱，还给好吃的。我拿了几串压岁钱可以同小伙伴掷铜钱玩，还可以买鞭炮放，很是开心。

童年时除了盼过年，就是盼一年一度祭祀祖先的春祭。我们散居高坪一带山区的“客家人”，从广东逃荒到浏阳三百多年间，传下几十代子孙，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很多宗族支系。由于经济落后，仍然保留着一些氏族社会的习俗。我们西坑和双坑是个小家族，历代祖先开垦的耕地按照族规祖训一直保留下来作为公田，没有分给子孙耕种，而是租给外家族的人去种，把地租积累起来，叫做“义谷”，由族内选出有威望的长者组成“祀会”管理。子孙们要耕种，就要自己开荒或租种外家族的公田，所以我们这两个小村都比较穷，没有地主、富农。“祀会”收入的租谷有三个用途：一是接济子孙度过春荒，每年青黄不接的季节，按各家人口多少和上一年收成的情况，借谷给本族子孙度荒，春季借一石，夏收早稻时还一石一斗，这样二三百年积累下来，积谷就越来越多。我家每年都要借三四担谷子才能度过春荒，否则就得挨饿。二是兴办教育，清朝时是办私塾，一九二零年以后创办了一所私立李氏爚兴初级小学；同时，经过“祀会”议决，补助到外乡上高小的学生助学金。三是春祭，每年春分至清明时节，“祀会”都要择日隆重举行三天春祭：第一天，打扫、布置祠堂、摆设香案，做祭祀的准备。本家族的子孙每户要来一二个男人（妇女没有地位，不能参加），迁居外村的子孙也要派男人回业祭祖。当晚就可以吃一顿大米干饭，菜肴也丰盛。第二天，给祖先扫墓，参加春祭的子孙都要去。到了祖坟时先要打扫墓地，拔除坟墓周围的杂草，用红笔描画清楚墓碑上的碑文，然后子孙齐跪在坟前，焚香秉烛，烧化纸钱，听赞礼人（即司仪）的口令，跪拜磕头。因为祖坟散落在好几处山头，从高坪、船仓到马栏坳、双坑各处都有，拂晓出门，要到下午才能回村。回到宗祠后祭奠仪式才正式开始。

祭奠仪式非常隆重、烦琐。祠堂正中神龛里整齐地排列着一个个祖宗的牌位；神龛前有一道一米多高的木栅栏隔开，前面摆着香案，香案上摆着香炉、烛台和供果；香案前站着一个主祭人，一个陪祭人和一个赞礼人。祠堂正厅前面平时是一个天井，这时都已用木板铺平，中间留下通道，左侧摆着一个大猪头，右侧摆着一只宰好去掉羊毛、内脏的全羊，作为祭品。参加祭奠的众子孙站在天井前面的下厅，按辈份排成几行，每一行面前都铺着一条一丈多长、二尺多宽的竹席作为跪拜的铺垫。仪式开始，吹鼓手吹奏礼乐，随着赞礼人的口令，主祭人秉烛、焚香、烧纸钱、念祭文，什么“左有猪首，右有羔羊，祭奠于祖宗灵前曰”念了一通，然后就是众子孙跟着赞礼人念一些祈求祖宗保佑平安、吉祥之类的词，边念边跪拜叩首；赞礼人喊跪则跪，喊拜则拜，喊起则起，个个虔虔诚诚，不敢大声喧哗。最后宣布礼成。晚上就大摆酒宴，饱餐一顿，这也是我盼一年一度春祭最要紧的一个节目。当时，因为我父亲识几个字，开始当赞礼人，以后又担任陪祭、主祭，所以，我从读私塾开始，父亲就带我参加春祭；待我上了高小，“祀会”选我当赞礼人，便正式参加春祭活动了。那时候当赞礼人也不容易，要背几十句、上百句礼仪口令，唱礼时不许笑，不许念错，都要事先背诵得滚瓜烂熟才能胜任，吃这一盛宴也得花不少脑筋。

春祭的第三天是“祀会”议事，还是参加祭祀的成员全体出席，由负责“祀会”的长者公布一年的收支账目，提出来年的收支打算，议定聘请小学校长、教员人选和补助高小以上学生多少助学金；有时还议定保护山林、水利的规定和组织修桥铺路的人工，裁决处分违犯族规的不肖子孙。记得有一年，我看到“祀会”处分一个好吃懒做、小偷小摸的跛子，捉到祠堂外面打了三十大板屁股。现在回想起来，这三天春祭虽然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而且耗费了很多钱、粮（这些钱、粮名为“祀会”所有，实是大家辛苦劳动的积累），但对饥肠辘辘的我和穷乡亲来说，确也是难得的三天饱饭。再者，这种“祀会”议事形式，也可以说是当时农村的一种“民主”形式，虽很原始，但在落后的山区还是起了一些好的作用。

在旧社会，我家乡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满崽满娇娇，带大满崽砍柴烧；一日砍一担，十天砍一礁（堆），又有卖来又有烧。”农家的伢子长大了就应该上山砍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当然也不例外，放学后，星期大，特别是寒暑假期，都要参加地里劳动，上山砍柴，有时还要和香文叔父一起挑柴到永和市去卖。他能挑一百多斤，我只挑四十来斤。每次挑柴走十几华里山路也是够辛苦的。柴卖掉后，叔父总要到饭铺里给我买一碗米饭吃，他自己却只吃自带的红薯丝饭；我要同他分着吃，他也不肯。

永和市是浏阳县东乡的一个重要集镇，水陆交通方便，附近乡村的土特产大多在这里集散，市场十分繁华。当时，离闹市街道三四里地的水府庙里驻扎着军阀吴佩孚的部队。这支部队象土匪一样，经常到街上酗酒闹事，敲诈勒索，甚至明目张胆地拦路抢劫来往客商，群众对他们又恨又怕。有一天，我和香文叔父到永和市卖柴，不料遇到吴佩孚部队的一个采买上士说要买柴。我心想：不好，八成是白拿不给钱。急中生智，顺口撒个谎说：“老总，这柴已经卖给人家了，客人去买肉，马上回来带我们挑他家去！”

那个采买上士把眼一瞪，恶狠狠地吼道：“他妈的，人家买得老子买不得？少废话，快挑上跟老子走！”说罢，就去解腰间的皮带要打人。

香文叔父本来胆子就小，给他一唬，吓得打哆嗦，拉了我一把说：“伢子，跟他走吧。”

那个采买上士带着我们来到大溪河边的水府庙，叫我们把柴挑进厨房，既不过秤，也不给钱。叔父上前恳求说：“老总，这两担柴有一百七八十斤，我们家穷，等着卖柴的钱买米下锅，求老总行行好，给几个钱”

没等叔父再说下去，那个家伙便抡起手臂，狠狠地打了叔父两个耳光，骂道：“给钱？你也不睁眼看看这是啥个地方。快滚！”

我要上前同那个家伙讲理，被他一推，一个趔趄跌坐在地下。叔父赶忙把我扶起来，拉着我，忍气吞声地走了。回家以后，气愤、屈辱的心情塞满了我幼小的心灵，好几天，心里老是郁郁不乐，逐渐萌发了一种长大了要报此仇的思想。我父亲是村中的拳师，他的“铁骨桩”拳在远近乡里都有点名气，村中一些青少年争着拜他为师，跟他练拳习武。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就教我练武术，早晚时间和假期，我也跟着父亲的徒弟一起练拳或操枪弄棒、舞狮子。但小时候我只是感到练武好玩，不大在意，永和市卖柴被抢挨打这件事，激发了我练拳习武的自觉性。我想，要不受欺侮，就要拳头硬。从此，我积极跟着父亲学武术，逐渐练就了一身比较过硬的“铁骨桩”拳，并学会使棍棒、大刀、盾牌和“流星锤”。以后，父亲年纪大了，经常叫我给徒弟作示范，带着徒弟们操练。

农村过年（春节）时，农活很少，从正月初一过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民间文娱活动比较活跃。我父亲就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一二十个徒弟到邻近各村庄去舞狮和表演武术，一来可以集中时间练练武，给邻村热闹热闹，添点喜气；二来可以得点赏钱，添置些练武的器械。我们到各村巡回表演时，先舞一阵狮子再表演武术。武术有“铁骨桩”拳的徒手单打、对打，也有刀、矛、棍棒的单打和对打，表演精采时，主人和围观的群众就使劲放鞭炮，鞭炮声越热烈，说明我们的功夫越过硬。我很小就表演“钦骨桩”拳，以后稍大些便表演单刀，一手持盾牌，一手拿刀，砍、挡、跃、滚翻，很有点招数，常常赢得热烈的鞭炮声。我更拿手的是“流星锤”。它也是一件兵器，一条长绳子，两头拴着两个圆的或方形的铁砣砣，外面包着红绸子，用手抓住绳子中间，使劲猛甩，两个铁砣砣便上下、左右飞快地摆动，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能打伤人甚至打死人。因它如流星闪烁，故名“流星锤”。表演时，场子上放着几张小板凳，板凳上点起蜡烛，同时，敲起锣，打起鼓，笙笛、二胡、唢呐等管弦乐器齐鸣，造成一种紧张、欢乐的气氛。我走上场子中间，使“流星锤”甩打蜡烛的火焰尖，只见火焰闪动，不能打灭，因为打灭了烛火主人家认为晦气，不高兴，所以要特别小心，打得又快又准，上下、左右变着花样打，好似耍杂技一般，这样在鼓乐声中甩打十几二十个回合，常常博得群众的阵阵喝采。我父亲一般都演压轴戏，最后出场。观众见他年过花甲，鬓发苍白，打起拳来仍那么矫健、快捷，跟如猛虎，动如猿猴、拳打脚踢，跳跃滚翻，威武不输壮年，都拍手叫好，一串串鞭炮掷进了场子，使表演达到最高潮。我在少年时期跟着父亲学就的这身武功，直到我古稀之年，有时还可以打一两套拳，这对于我强身壮骨、健康长寿以及几十年的戎马生涯都有很大的好处。

第一章我来自老百姓求索

我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神州大地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我在黑暗中苦苦地追求、探索真理，寻求光明，正如屈原《离骚》中所写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幸而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领导下，终于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然而，这是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

一九二零年春天我十四岁的时候初小毕业，考上了高坪区公立甸溪高等小学。高坪区离我家十多华里，要住校读书。当时的学费很贵，入学第一年学杂费和膳费需大洋十元，第二年十二元，第三、四年十四元，我们家这样穷困怎能缴纳得起呢！父亲不准备让我继续升学，我面临着失学的威胁，老师和同班同学都替我感到惋惜。这时，高坪区学务委员李石麟到我们学校，听老师讲我要辍学的消息，想起一年前作文考试那件事，对我的升学问题倍加关心，亲自来到我家劝学。

李石麟对我父亲说：“你家伢子很聪明，读书又勤奋，在初小几年，年年考第一，很有培养前途，应该让他继续升学。”

我父亲解释说：“不是我不让伢子念书，实在是家里穷，出不起钱供他上学。”

李石麟又问：“你们‘祀会’不是有帮助本族伢子升学的助学金吗？你为什么不去申请呢？”我父亲叹口气说：“本族伢子那么多，我又是参加‘祀会’议事的人，怎好为自己的伢子开口呢？”

李石麟自告奋勇向“祀会”介绍了我的学业情况，并向“祀会”建议，今后凡是本族学业成绩好，能考上高小的子弟，自家每年出两块大洋，其余费用由“祀会”补助，作为助学金。

果然，经“祀会”议事，同意李石麟的建议，定下了助学金的新规矩，改变过去要逐个申请、逐个议定补助金额的老规矩。李石麟帮助我解决了助学金，升学的最大难题是解决了，但也还有不少困难。

首先，每年自家要出两块大洋，需要全家人节衣缩食才能省出钱来；其次，当时到学校住宿读书都要有一付书担子，一头装衣服、铺盖，一头装书籍和文房四宝。但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就从未见过我家里做过一床新被子，所盖的都是装着黑棉花絮的又短又窄又硬的破棉被，晚上睡觉时到处透风，被边、被角只有压上些衣物才能保暖入睡，这样的破棉被怎能带到学校？李石麟知道我升学的这些困难，主动提出：他的侄儿李衍麟也到甸溪高小读书，与我同班，可以同他的侄儿共用一个书担子，合盖一床棉被，这样才暂时解决了入学的困难。一年以后，不知父亲从哪里买来了一付竹片做的旧书担子，拾掇拾掇，给我使用，但还是没钱购置棉被，读四年高小都是同李衍麟合盖一床棉被。

甸溪高等小学校设在区政府所在地的高坪，有校长、教员十人左右，学生一百多人，都是男生。我们刚入学的新生大约三十多人，分上、下两班，每个班十几个人。在那个年代，能读到高小的大部分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家庭不是地主、富农就是商人，只有少数是穷人家的孩子；而且穷人家的孩子因家庭困难能坚持到毕业的又是少数。我们本村同时入学的共三个人，堂弟李凤初和同族的李庆祥都因出不起每年两块大洋的学费，或家庭缺乏劳动力只读了半年、一年便中途退学，坚持到毕业的仅我一人。

当时的读书人很讲究仪表穿戴，这对于穷学生来说便形成一种负担。因为我们穷人家平日肚子都填不饱，那能顾得上衣着呢？俗话说：“笑破不笑补”，衣服破了，缝补洗刷干净，在农村里人家是不会笑话的。虽然我二叔福文是个裁缝师傅，但我们全家人穿的仍是补丁摞补丁的破衣烂衫。那时候我父亲当家，新衣服买不起，只好买很便宜的旧衣服穿。父亲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也只有一套没有补丁的衣服，每逢春祭或走亲戚的时候才穿上，回到家马上换下来，这套衣服几乎穿了一辈子。我从小也都是穿大人衣服改制的补丁衣服，考进高小的第一年春天，家里替我准备入学的衣服，按学校规定，学生必须穿黑色中山装、戴黑色军帽的制服，想买新制服是买不起的。母亲就把我的破棉袄细心缝补起来，里里外外都是补丁摞补丁，而且找不到相近颜色的旧布来补，只能是有什么布就补什么布，补得五颜六色。福文叔父过意不去，想办法亲手给我缝了一件黑色的新制服上衣作为罩衫，改了一条旧的黑色制服裤子配套，这样表面看来还说得过去。可是，有一天全校集合上军事操课，操练手持木头步枪的队列，操场在胡家祠堂大院，离学校近一华里。那天天气特别暖和，我怕出操太热，就把破棉袄脱下来，只穿罩衫。为了怕被别人看到，还把破棉袄压在棉被底下。没想到等我出操回来，不知是谁把我的破棉袄翻出来，挂在宿舍门口“示众”，故意出我的丑。同学们看了这么破的棉袄都取笑说：“这是哪个叫化子穿的？”当时我们宿舍有二十多个人，我又是室长，被大家取笑得抬不起头来，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

还有一次，我父亲到学校看我，带来了一竹筒我很爱吃的辣椒、咸菜和一捆小竹片。这种小竹片是我们山里人当手纸用的。我在学校只用了一次，就被同学发现了。他们纷纷议论：“是哪个穷光蛋用竹片揩屁股？真不讲卫生！”当时我没有勇气承认是我用的，更不敢同他们辩论，心里郁闷。我真想不通：为什么有钱的同学家里那么富，而我的父母亲、叔父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世代受穷？

当时山区的经济文化很落后，甸溪高小在高坪地区就算是“最高学府”了。它座落于高坪大“宗祠”的隔壁，校舍全是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有礼堂、办公室、教室、膳厅和教师、学生宿舍，设备比较齐全。全校师生大都在膳厅吃饭，有厨房师傅五六个人负责做饭炒菜，一天三顿大米干饭，每餐六个菜，有荤有素，饭菜都很可口。此外，学校还雇了一个勤杂工，负责看学校大门，按时摇铃上下课，开饭前到膳厅摆碗筷，饭后洗碗筷，打扫膳厅和周围环境，还要洗全校一百多个学生的衣服。工友们基本上都要从拂晓忙到熄灯，非常辛苦。在这里读书，对我来讲，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了。但我对工友们的辛苦也深表同情，所以，我的衣服都自己洗，不麻烦工友。有的同学讥笑我是怕工友把衣服洗破，因为工友洗的衣服多，一般都挑到溪边用木棍槌打，衣服容易破，这可能是个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同情工友的辛苦，想减轻一点他的负担。

学校这样优越的生活条件，一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学生仍不满足。有一次，因为物价上涨，伙食费不够开支，学校决定每餐六个菜改成五个菜。为此，一些富裕的学生就闹起风潮，把饭菜倒在餐桌上不吃，还打桌子摔板凳，把校长气走了，学校只好停课。这些学生就趁停课的机会天天跑上街看大戏去了。这样停了几天课，绅士们闻讯赶到学校来，批评学生不该闹事，劝说大家选派代表去把校长请回来，尽快复课，好好读书。带头闹事的学生也感到理亏，不敢吭声，就由老师主持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推选我和五六个同学当代表到校长家，向校长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我们请回了校长，学校才复课。

学校复课之后，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里，向父亲谈起学校闹风潮的事。父亲很关心地问我：“学校吃的不好吗？”

我说：“学校伙食很好，一天三餐大米饭，开学时一餐六个菜，后来减少一个，做五个菜，有荤有素，菜也不错，但有钱的学生还不满意，就闹事了。”

父亲又问：“学校不吃红薯丝吗？”我说：“理科老师讲课时说，红薯丝大多是淀粉，没有营养，吃了还拉黑屎。”父亲听了很生气说：“这是什么老师，我们山区人天天吃红薯丝，不是一个个养得壮壮的吗？你们这些少爷学生，读书读到屁股眼里去了，读这种书有什么用！”

这次谈话对我教育很深。我想，老师讲的东西也不一定都对，古人提倡“多思”，凡事都要自己动脑筋多想一想，不能人云亦云。此后，我常记住这件事，认为五谷杂粮都养人，吃饭从不挑食，粗粮细粮一样吃。战争年代不用说，即使在全国胜利以后，条件好的时候，我还常吃窝窝头，直到晚年仍坚持兼吃杂粮的习惯。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日益感到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想通过读书来摆脱贫困，所以，十分用功读书，而且能尊重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纪律，学业成绩和“操行”（即品行）总评，每年都在前五名，几乎年年都受奖。有一年，得的奖学金最多，有四十串铜钱，我非常高兴，买了一本字帖和一些纸笔，剩下的大部分钱都交给父母亲留作下学期的学费，老人家特别欢喜。我星期天很少回家，一般个把月才回去一趟。每次回家，母亲都要把她织麻布、卖鸡蛋攒下的钱，拿十个铜板给我买点心吃，但我知道父母亲攒钱不容易，都舍不得花，读高小的四年间，我只有一次和同学一起花了一个铜板买糯米做的糖粑粑吃，省下的钱，到放假时连同奖学金一起还给了父母亲。

甸溪高小的学制四年，第一年是预科，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等；考试合格后，第二年转入正科，课程也增多了，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物理、化学）和英文、修身等。国文、算术、英文三科是主科，每天都有一节课。当时学校对英文课很重视，不仅每天都有一节课，而且要求在课堂上以及在课后站队进膳厅、日常活动中都尽可能用英语会话。第二年开始学英文时，单词比较少，我学习也有兴趣，成绩还好，三年级时生了一场病，耽误了几个星期课，逐渐赶不上了，学起来很费劲，花的功夫最多，但学业成绩不大好，影响了我的总评成绩，争不上第一名，使我常感遗憾。

算术也是一门主课，有整数、小数、分数的四则运算和比例、百分率等内容；高年级时还有简单的几何、代数、三角常识，此外，还学习珠算。我这些课程的成绩虽然不错，但当时并不那么感兴趣。没想到参加革命以后，我学习军事、政治理论，特别是搞调查研究时，却常常要应用比例数、百分率，由于小时候学过就应用自如了。所以我经常教育战士和年青人，不要认为“读书无用”，年轻时多学点知识，对一生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国文这门主课学的都是古文，白话文只作为课外阅读参考，连作文也都用文言文。我因从读私塾开始就学古文，背过不少诗词、散文，有一定基础，对国文颇有兴趣。我们一、二年级时的国文老师姓李，名字忘记了，是在长沙读中学毕业后回乡教书的。他为人和蔼可亲，读过许多书，知识很广泛，不仅课讲得好，批改作文也特别好。他喜欢在学生的作文簿上用“顶批”，写上详细的评语，好的文章用珠笔划上五个圈，表示“优等”，其次是四个、三个圈的，表示良好或及格；对写得不好的文章，他很不满意时，便写上“空山滚鼓”四个字，即“卜通、卜通”的谐音——“不通、不通”。有一次，李老师讲完陶渊明的之后，要求我们仿写一篇游记。我就学陶渊明的笔法写自己划着一叶扁舟进入一个山洞，出了洞口，“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进入一个“世外桃源”，这里春光明媚，百花争艳，蝶飞鸟鸣，景色万千，令人心神顿爽；这个“世外桃源”风光好，人更好，男耕女织，同心协力，辛勤劳作，岁岁丰收，人人丰衣足食，处处道不拾遗，无贫富之分，无贵贱之别，老有所终，幼有所养，尊老爱幼，恬乐无穷。这篇游记充满田园风味，体现了我少年时期那种农民朴素的“空想社会主义”幻想。李老师看后，称赞不已，就在作文上划了五个红圈圈，并写上“顶批”：“文章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文中所叙世外桃源，诱人至深，吾愿与偕游。”李老师批改后，马上将作文连同“顶批”贴在“格示”板上，给同学们作示范。第二天，李老师向全班同学解释他的“顶批”说，他借用宋代文学家周敦颐《爱莲说》中“中通外直”四句，批点作文的立题鲜明、集中，笔法清新流畅，“不蔓不枝”，不拖泥带水，墨香四溢；而且看了作文，如亲临其景，爱上这个“世外桃源”，愿同我一起去游玩。李老师这些批语，给我很大的鼓励，使我更发奋用功。可惜，李老师因家境贫寒，身患肺病无钱治疗和营养，我上三年级时他便去世了。他死的时候才三十多岁，正是有为之年，全校师生都很悲痛。同学们为表达痛失良师的怀念之情，特地凑钱买一丈多白绸布写了一副挽联，送到李老师灵堂，出殡那天，全校师生都去送葬。李老师没有子嗣，本来按族规他的牌位不能进祠堂，后来“祀会”看到那么多师生去送葬，如此敬重李老师，才破例让他的牌位摆进祠堂。

当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已遍及全国，震荡着滞湘大地，学校校长陈心谋和七八个教员，大多思想倾向于进步，特别是国文课老师邓子封、历史课老师贝星煌两人，更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思想，讲课也讲得很好，在学生中有相当高的威信，我对他们二人也更加敬重。一九二四年春我高小毕业后，正值湖南农民运动高潮兴起，邓子封、贝星煌立即投入农民运动中去，于一九二五年先后参加国民党，成为国民党中的左派。邓子封还被选为高坪区农会委员长、国民党高坪区党部委员；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一直致力于革命事业。可惜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他们两人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英勇就义。这两位老师都是我终生难忘的政治上的启蒙老师，他们的教导至今仍记忆犹新。

记得当时历史课老师贝星煌在讲述中国近代史时，从一八四零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讲起，讲到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依仗船坚炮利对我国的侵略、瓜分；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疯狂进攻我国，侵城夺地、烧杀枪掠，带给中国人民深重的灾难，而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向帝国主义列强屈膝投降，签订了一系列卖国的不平等条约，把祖国的大好河山和领土、主权拱手让给帝国主义；还讲到窃国大盗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企图变中国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袁世凯死后，大小军阀在他们投靠的各个帝国主义支持下，争霸称雄，连年混战，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地理课老师在讲解中国各地的地理知识时，既讲到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要热爱我中华，复兴我中华，也经常结合实际控诉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当讲到香港、澳门和台湾、澎湖等地的地理时，就介绍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什么时间被帝国主义霸占了；讲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城市的地理时，又讲到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后来，帝国主义又进一步在上海、天津等城市设立了“租界”，无理践踏中国的主权。历史、地理老师每当讲到国家在衰亡、民族受欺凌的时候，都悲愤交集，有时声泪俱下。我和许多同学的幼小心灵深受触动，也纷纷落泪，在心田里播下了仇恨帝国主义、官僚军阀，誓雪国耻的复仇火种。

国文课老师邓子封、历史课老师贝星煌和地理课老师在讲课中，还给我们讲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具有反抗外族侵略、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荣传统；讲了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义和团、小刀会和辛亥革命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朝腐败统治的斗争故事，讲了洪秀全、林则徐、谭嗣同、孙中山、黄兴等英雄人物的斗争事迹，教育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继承先辈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大业，毋忘国耻，振兴中华。

在甸溪高小读书期间，老师们还带领我们参加集会、演讲、示威游行和宣传“抵制仇货”等爱国活动。每年五月七日至九日（即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时间）的“国耻日”，学校都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并于会后到高坪、石湾等地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着象征“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和白色校旗，接着，是我们军乐队；军乐队有大、小洋鼓和十几把军号，我是一名号手，能吹好几曲号谱。随后便是师生们组成的游行队伍。参加游行的师生沿途高唱《国耻纪念歌》，手举写着标语口号的五彩小纸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卖国贼！”“取消一切不平等的卖国条约！”“毋忘国耻，复兴中华！”“抵制仇货”等革命口号。当地群众听到军乐声、口号声，都拥上街头来看，有的还跟在游行队伍的后边走，那个场面真是雄赳赳、气昂昂，歌声嘹亮，威武雄壮，十分激动人心。

游行队伍走到街头闹市就停下来，围成一个半圆圈，进行化装表演和街头宣传，先演出几出邓子封、贝星煌老师编排的活报剧、双簧或舞蹈后，邓子封老师或贝垦煌老师就站在高凳子上演讲，控诉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群众行动起来，抵制仇货。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表演了邓子封老师编写的双簧，记得其中有一句：“堂堂大中华，偏偏受人卡，卡我的是哪一个？啊依呜哎哦！”当时因为县、区政府不准公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所以用“啊依呜哎哦”几个日语拼音符号的谐音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用“抵制仇货”代表“抵制日货”的口号，但通过演讲、宣传，老百姓都听得懂，这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些爱国活动对我的思想进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我在学生时代就萌发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九二四年春，我高小毕业了。区学务委员李石麟和邓子封、贝星煌等老师看我的学业成绩很好，都劝我考中学或师范学校。我自己也很想继续升学，但读中学要到省城长沙，每年需要费用八十多块大洋，虽然李石麟很热心地为我四出奔走，又在马栏坳的李氏宗祠大“祀会”申请了一份助学金，但马栏坳和双坑、西坑大、小“祀会”的助学金加起来只能凑七十块大洋，自己每年还要出十几块大洋，实在力不从心。加之我父亲抱孙子心切，一九二二年我才十六岁时就匆忙给我与童养媳刘氏完婚；这时刘氏已怀了孕很快要临产，我考虑自己已经成了家，不能再给父母亲增加负担，虽然我还处于风华正茂、读书上进的年华，也只好忍痛辍学了。

失学回到了家乡，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诲人不倦的老师，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学，顿时感到格外的孤寂和惆怅。我常坐在山坡上，仰望着蔚蓝的天空，可惜那无尽的苍穹被耸峙的一座座高山阻断，只留下一道窄窄的缝隙；朵朵浮云象一叶叶小舟在那天河般的隙缝中悠然飘动；俯看坡下，银链似的小溪河闪着粼粼的波光，正沿着蜿蜒的山沟缓缓地流淌，艰难地挤出眼前的山谷，又消失在群山之间。我热爱自己的家乡，爱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树，家乡的人，但也痛感到家乡的山挡住了视野，家乡的水流得那么缓慢，家乡的树春夏秋冬清一色的翠，犹如石雕泥塑一般永不变样；家乡的人辛劳朴实，而祖祖辈辈却匍伏在这高山狭谷，过着凄苦的生活。我幻想随着那潺潺溪流挤出山谷，奔向大海，去追逐奔腾咆哮的浪涛；我向往驾着浮云飞过那重重高山，到山那边广阔的天地去，寻求拯救自己、拯救家乡、拯救中华的真理。

有一天，甸溪高小的同学李国文兴冲冲地跑到我家，邀我一起去广州投考黄埔军官学校，我们早就听邓子封老师说过，广州是国民革命的中心，许多革命青年都汇集到了广州，现在有这个机会可以到广州的黄埔军校学习，实在太高兴了。可惜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筹集到路费，不能成行，只能遥望南天而兴叹。

一九二四年春，我不满十八岁就当初级小学教员。当时小学教员都实行聘任制，学校董事会（私立学校是“祀会”）聘任校长，由校长负责推荐、聘用教员，要当教员就要自己去找位置。我先后在高坪区公立平安第二初级小学、私立李氏沾潭初级小学、高坪区公立平安第一初级小学、私立李氏山枣初级小学当过教员。一九二六年秋，在担任平安第一初级小学教员时，还被本村私立李氏愉兴初级小学聘请当兼职校长。因为我是本村“祀会”供我升学的，所以兼任校长只尽义务，不拿薪俸。我开始当教员时年薪是三十担谷了，大约折合六十多块大洋；以后提高到年薪四十担谷子，大约折合八十多块大洋，生活虽不宽裕，但比一般贫苦农民要强得多。

农村教员的工作任务是很繁重的。一个教室里有程度不同的四个班级学生，每个班级只有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有国文、算术和常识等几种教材。上课时，一个班级上课，其他班级自习或做作业，要轮番上完四个班级的课，并辅导他们做完作业才能下课。更麻烦的是，有一年还增加个补习班，五个学生，年龄比较大一些，他们的课程都是由家长指定的，有的学“四书五经”，有的学珠算，五个人五种教材，每天讲课真是讲得口干舌燥，十分辛苦。要是遇到下雨天，我还要背年幼的学生来上学，放学时再背着他们送回家，也很劳累。不过，农村教师很受农民的尊敬，他们请我代写书信，代写春联，有的婚丧喜庆也要请我去帮忙。这样，我与学生家长和群众便很快熟悉，这就便于开展革命活动。

一九二五年春，我受聘到马栏坳公立平安第一国民初级小学任教，当时正是青春年少，革命热情很高，开学时，我就自己动手把学校大门两侧的墙壁刷上白灰，写上“毋忘国耻，抵制仇货”，一边四个红色大字十分显眼，向学生和群众宣传反帝爱国思想。三月中旬的一天，从区公所传来孙中山先生于三月十二日逝世的消息，全校师生都很难过，认为革命刚刚开始，孙中山先生就去世了，今后革命的前途怎么样？我和附近学校几位教员联系，决定共同筹备召开一个追悼大会，通过追悼大会一方面寄托我们的哀思，一方面向群众宣传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会场设在马栏坳墟场。会场上借门板搭了个主席台。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彩色遗相，遗相两侧贴着孙中山先生遗嘱中的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主席台两边贴着各个学校、团体送来的挽诗和挽联，显得庄严肃穆。

那天到会的有学校师生和周围群众六七百人。追悼会由我主持。宣布开会后，全体向孙中山先生遗相三鞠躬，默哀。默哀毕，由我恭读《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

整个会场数百人都屏息静听我的诵读，鸦雀无声，好象都在沉思：孙中山先生逝世了，革命尚未成功，我们应该干些什么？

追悼大会最后自由发言，各学校的教员、学生和区、乡政府的代表都踊跃发言，表示要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高坪地区多少年来从未开过这样的大会，这次追悼大会是破天荒第一回。进步的老师和同学都很兴奋，既看到了群众向往革命的热情，也意识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任务的艰巨。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英国等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于五月十五日、三十日连续两次开枪打死、打伤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和数十名学生、工人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各地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长沙市的学生同工人一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活动之后，七月问，为了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利用暑假组织了许多宣传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我们浏阳县到长沙读书的学生组织了“浏阳县旅省同学会宣传队”，由我在甸溪高小的同学詹连吾负责带队来到高坪。

詹连吾来到高坪以后，马上同我联系。我和学校几个教员正在讨论怎样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旅省同学会宣传队的到来，给我们明确了斗争的方向。当时学校正放暑假，我们立即动员一部分师生参加他们的宣传队，深入到高坪、沾潭、石湾、马栏坳一带，组织群众集会、街头宣传，表演活报剧，讲演，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我们表演的活报剧都是根据宣传内容自编自演的，形式很简单，几个演员戴上纸糊的圆顶高帽，帽子上画着“米字旗”、“太阳旗”和“星条旗”象征英、日、美等帝国主义者，穿着西装，一手拿文明棍，一手拿木头手枪或大刀，面目狰狞，凶神恶煞，残暴地欺压、屠杀中国人民；另一些演员化装工、农、兵群众，手拿镰刀、铁锤和木头步枪，高呼斗争口号，反抗侵略压迫。演员演出很认真，维妙维肖，观众看后情绪激动，常常和演员一起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宣传队所到之处，深受群众欢迎。我们向群众讲述“五卅惨案”的经过，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我在讲演中慷慨陈词、大声疾呼：中国之所以遭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任人宰割，是因为中国的大小军阀封建割据，象一盘散沙。要解救中华民族出苦难，工农大众就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为了表达自己热爱中华的拳拳之忱，还特地买了一把素白折扇，一面画着中国地图轮廓，两旁写上“毋忘国耻，复兴中华”；另一面抄着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用以时时提醒自己也教育学生和群众。

我们在演讲的时候，宣传队有人带领群众适时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一切外国驻华军队！”“为死难同胞报仇！”口号声响彻云霄，更增加了群情激愤的气氛。

我们在宣传中还散发了《为何要募捐？》的油印传单，告诉群众：现在上海工人正在举行大罢工，工人的生活很困难，我们捐一点钱，为的是支援他们坚持罢工斗争，争取胜利。群众虽然大多是贫苦农民和手工工人，但都能慷慨解囊，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捐献，钱虽不多，却很感人。我们有的负责收捐款，有的在一旁唱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激昂的歌声使捐献活动更热烈，也更鼓舞人心。

这次宣传活动持续了十多天，我们几乎跑遍了高坪区的大小村庄，实际上这是一次对农民群众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教育活动；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开展群众工作的锻炼。

“浏阳县旅省同学会宣传队”在高坪区打开工作局面之后，共产党员张运鸿、詹连吾就留下来在这个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他们是根据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走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新三民主义精神，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组织，同时，担负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为之建立国民党组织”的任务。其目的是为了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保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当时农村中的革命群众主要是广大的贫苦农民，所以，他们就把发动贫苦农民参加国民革命，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中心任务。

一九二六年初，高坪区成立了国民党区党部，詹连吾任常务委员，张运鸿任组织委员。因为在“浏阳县旅省同学会宣传队”工作期间，张运鸿、詹连吾对我的革命热情和工作情况都比较了解，有一天，他们两个人特地到学校找我，要介绍我参加国民党。他们告诉我：国民党在共产党帮助下，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改组，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现在高坪区已经成立了国民党区党部，主要任务是开展农民运动；如果我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同他们一起工作。当时我对他们两人很信任，一心想同他们一起干革命，经他们劝说，没有过多的考虑，便凭一股革命热情答应了。第二天，我就由张运鸿、詹连吾二人介绍，填表参加了国民党。不久，张运鸿考虑到高坪区党部要领导好几个乡的农运工作，面很广，照顾不过来，又布置我们成立国民党高坪区分部，在高坪、船仓（包括马栏拗、双坑、西坑等村）一带开展农运工作，由李石麟任常务委员，我任组织委员，还有一个叫刘绍珊的小学教员任宣传委员。

当时我们都比较明确，国民党区分部的任务就是要发动、组织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所以，区分部一成立，就通过宣传、串连，积极发展农民协会会员。二月间，我到高坪参加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会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张运鸿授予我一面缀有“耕犁”的船仓乡农民协会红色会旗，我回马栏坳后同李石麟等人经过几天筹备，便在双坑村私立李氏山枣初级小学校召开船仓乡农会会员大会，成立船仓乡农民协会。在农会会员大会选举时，选举出农会委员十多人，其中我得的票数最多，但我考虑到李石麟的社会经历多，经验和学识都比我丰富，在第一次执委会上，便推荐李石麟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我和李秀松为副委员长。

农民运动的兴起，势如急风暴雨，迅猛异常，特别是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北伐军叶挺独立团进入浏阳县城，扫除了北洋军阀赵恒惕的反动势力，土豪劣绅闻风而逃。八月，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浏阳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这些组织的骨干，大多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领导下，浏阳的农民运动更加热火朝天。我们乡农会经常召开大会，宣传国民革命，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支援北伐军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求解放。每次召开大会，农民都踊跃参加。会前，我负责教唱《打倒列强》、《工农兵联合起来》、《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哥曲。农民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一扫郁结在心中的闷气，放开喉咙高唱，心情格外舒畅。特别是青年、妇女、儿童，对唱歌尤感兴趣，会上唱，回家还唱，歌声使千百年来沉闷的农村活跃了起来，显露出生气。不久，我们又组织起妇女会、儿童团，把妇女和儿童也组织起来，投入革命斗争。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农民的权力长上来。因为农民运动一兴起，大的地主和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纷纷逃到省城、县城，小的地主和地痞流氓也四处躲藏，反动势力迅即土崩瓦解。农会领导农民推翻了土豪劣绅把持的区、乡政权机关，宣布“一切权力归农会”，推翻了几千年来压在农民头顶上的封建统治，使农民挣脱了枷锁，翻身做了主人。农会会员个个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真是换了人间。

为了镇压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反抗，保卫新生的农民政权，我们很快地组织起农民自卫军，把农民武装起来。农民自卫军和农会会员、妇女会员、儿童团员经常在开完大会之后，就高举缀有“耕犁”的农民协会会旗，佩带红袖章，背着鸟枪或手持大刀、长矛、梭镖游行，个个威风凛凛，扬眉吐气。农会组织之后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反对高利贷，进行平祟和减租减息斗争，从经济上打击地主。当时地主大多囤积许多粮食，青黄不接的季节再抬高粮价出售，牟取暴利。农会就贴出布告，限定粮价，并明令禁止地主把粮食运到外地去卖。各乡农会都派出儿童团、自卫军在交通要道的路口站岗设卡，发现地主豪绅偷运粮食出境，立即没收，并将地主豪绅抓出来游乡。触犯农会禁令的地主豪绅被押着游乡时，一边敲锣，一边自己喊：“我是土豪劣绅，偷运积谷，该死该死！”农民一旁围观，笑骂土豪劣绅，使他们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农会经过会员大会讨论通过，还贴出告示宣布：禁止赌博吸毒、偷盗抢劫、乱砍山林、破坏水利；禁止嫖妓宿娼、虐待妇女、纳妾、娶童养媳；提倡男女平等平权，宣传妇女剪短发、放脚；还有，不准演坏戏，不准搞迷信活动，不准坐轿子，等等。对于违犯禁令者，区别情况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处理。这些禁令绝大部分是针对千百年来农村的封建陋习和为了发展生产提出来的，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有些禁令也有过激的地方：例如，“不准坐轿子”，说是“人不能抬人，人的肩膀不能给别人当路走”，见了坐轿的既打坐轿人，有时也打抬轿的，一起抓了游乡；甚至连一些老中医坐轿子到乡下给人治病也挨打，这就失之过激。但是，尽管这“农民诸禁”中还有不妥之处，在当时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恶习，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仅几个月时间，农村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生产发展、社会安定，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新风尚、新面貌。

农民运动的兴起，使农村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也使我认识到农民确是国民革命的一支生力军。农民运动好得很！

一九二六年暑假，我被选送到设在古港“狮山书院”的国民党高坪区暑期政治讲习所学习了一个月。同时选送去学习的还有李石麟和刘绍珊、刘绍元两兄弟（他俩都是教员）等人。这个讲习所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浏阳县党部筹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组织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浏阳东乡各地选送的学员一百多人。所长李九鸣虽是清朝末年的老“秀才”，而且年逾花甲，但思想很进步，早期参加了共产党，在浏阳东乡一带有很高的威望；由他担任所长，更能取得社会上各界人士的支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讲习所的教员有中共浏阳县委筹备组负责人、国民党浏阳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潘心源，中共浏阳县委筹备组成员、国民党浏阳县党部执行委员张启魁，中共浏阳县委筹备组成员、浏阳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罗纳川和中共浏阳县委筹备组的几个干部，他们都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实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有远见地利用这个革命形势高涨的时机，帮助国民党组建基层组织，组织农会、工会，掌握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并抓紧对国民党左派中的先进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使其成为共产党员的培养发展对象，这是很正确的决策。

讲习所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简史》和《职工运动》等，此外，每人还发了几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书作为自修之用。过去，我虽然在《新青年》和“浏阳旅省同学会”出版的《浏阳旬刊》等一些革命刊物上读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但仅是一鳞半爪；这次学习，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对于这些课程，我都感到非常新鲜，如饥似渴地学习。上课时，老师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听得几乎入了迷；讨论时，我认真思考，积极发言，有时还争论一通；争论不清时又找教师讲解，直到把问题弄通。学习时间虽短，收获很大。特别是通过《社会发展简史》的学习，使我懂得劳动创造世界、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道理；懂得劳苦大众受穷受苦不是命苦，而是地主、资本家剥削的结果；懂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帝国主义本性决定的；向往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工农大众夺取政权、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总之，通过学习使我懂得为什么必须进行革命和社会发展必然走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从而明确了要革命就要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学习期间，潘心源告诉我们，为了联络感情，中共浏阳县委筹备组的负责人张启龙要来看我们。那一天，张启龙来到讲习所同我们亲切交谈，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并同我们二十多个学员合影留念。

一九二七年初，我受聘到双坑我的母校——私立李氏山枣初级小学当教员，年薪提高到八十块大洋。可是，开学不久，国民党高坪区党部又调我到浏阳县党务研究所学习。我觉得学习机会难得，毅然辞去了这个高薪职位，请别人顶替，按时到县城报到。

国民党浏阳县党务研究所设在浏阳县城孔庙的礼乐局内（现为浏阳县第一中学校址）。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共浏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成立了中共浏阳县地方委员会，选举潘心源为书记，张启魁、罗纳川等七人为委员。这里基本上是中共浏阳县委活动的地方。这个党务研究所同高坪区暑期政治讲习所一样，也是共产党培养训练干部的学校。研究所由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县委委员张启魁、罗纳川负责，教员还有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和浏阳县委的干部，师资力量更强。课程内容与高坪区暑期政治讲习所相同，只是增加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二七年三月刚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新的内容。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分析了农民运动的形势，列举了农会做的十四件大事，阐明了它的意义，批驳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和诽谤，热情歌颂了农民运动“好得很！”我虽然亲身参加过这场运动，也深切地感受到农民运动给广大农村带来翻天复地的变化，但它还仅仅是感性的认识。学习了毛泽东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才进一步认识它的伟大意义，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学习期间，我们还参加了在浏阳县城召开的数万人的群众大会。会上，县特别法庭公审处决了东乡永和市反动头子肖芳庭、普迹反动分子李正益，北乡连溪反动团总寻藕耕、西乡镇头反动团总卢铭德、南乡文家市反动教主肖绍荣等九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我们在会上听到农民对土豪劣绅所犯罪行的控诉，看到处决土豪劣绅时农民扬眉吐气、拍手称快的热烈情景，使我进一步看到了农民运动的强大威力，进一步增强了搞好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党务研究所的领导同志还带领我们参加一些实际斗争，使我们能理论联系实际，在斗争中增长才干。当时浏阳城关有一座远近闻名的“麻衣庙”，又称“孝子庙”，供奉着古代几个孝子的神像，四乡农民经常来此烧香许愿，香火很旺。土豪劣绅为了破坏农民运动，便利用农民的迷信思想，故意造谣县政府和农民协会要拆毁“麻衣庙”，捣毁菩萨，煽动上万名不明真相的农民包围了“麻衣庙”，并扬言要捣毁县政府、且党部和县农会。那时候，潘心源等中共浏阳县委的领导同志已经发动群众，从二十一个民团手中夺取了七百余支枪，组织了农民武装，以县政府的名义成立了工农义勇队，并进行了一定的训练，成为我们共产党直接掌握和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支七八百人的农民武装在镇压反革命和保卫县城的治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成为秋收暴动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中共浏阳县委负责同志面对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马上布置工农义勇队加强对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农会、工会的警戒，并发枪给我们研究所的学员保卫中共浏阳县委，协助工农义勇队昼夜站岗放哨，防止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同时，他们带着农会的干部到附近乡村进行宣传，揭露土豪劣绅散布的谣言，动员群众到“麻衣庙”把参加闹事的人找回家。不几天，受蒙骗的农民陆续散去，事态很快平息下来，土豪劣绅的阴谋被挫败了。

学习结束后，我返回西坑。这时，国民党浏阳县党部、县政府决定把原高坪区划分为高坪、船仓两个区。我们西坑、双坑和船仓、马栏坳、冷水塘等村划为船仓区，单独成立国民党船仓区分部、区行政委员会（即区政府），詹连吾任区分部常务委员，我任组织委员；张运鸿任区行政委员会主任，李秀松、贝铭圃、聂帮阶为副主任，李石麟任学务委员。这时，我同张运鸿、詹连吾又在一起工作，同住在船仓一座作为区公所的祠堂里，朝夕相处，关系更加密切。有一天，他们问我参加暑期政治讲习所和县党务研究所学习有什么体会？我如实以对。他们才告诉我，他们是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过去先介绍我加入国民党，是要在政治上帮助我进步，经过这一年的考验、锻炼，我的进步很快。接着，他们又向我：“愿意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坚决地说：“在县党务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决心要参加共产党，但那时候同潘心源、罗纳川等同志还不大熟悉，不敢贸然提出申请。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当然愿意参加！”

四月初的一天，张运鸿、詹连吾二人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因为我是贫农出身，没有候补期，经浏阳县委批准为正式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是在船仓区公所所在的祠堂正厅里秘密举行的。那天晚上，区公所其他干部都已经回家，参加仪式的只有我们三个人。仪式开始时，詹连吾拿着一本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像的小册子对我说：“今天我们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组织。它的最终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大家都过好日子的共产主义社会。入了党就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接着，张运鸿也讲了话，他说：“共产党员同劳苦大众心连心，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死对头。为了打倒这些害人虫，把民众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我们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象誓词说的那样，做一个好党员。”

他们两人讲完话后，詹连吾把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像的那本书恭恭敬敬地竖立在一张方桌上，让我向马克思像行三鞠躬礼，然后进行宣誓。我庄严地举起右手，握住拳头，跟着詹连吾一句一句地诵读誓词：“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宣誓仪式后，张运鸿宣布成立党支部。当时在船仓区包括我在内只有三个共产党员，成立一个党支部，由詹连吾任党支部书记。当晚，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久久不能入睡，回想起我从到甸溪高小读书时，听老师讲国耻、泪涟涟，开始寻求救国的道路；毕业后，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在斗争中学习、探索，终于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我的幸运，我人生道路新的开端。我决心一生都要为共产主义这个真理而奋斗，抛头颅、洒热血，万死不辞，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我加入共产党后，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飞跃的变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随着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逐步地将个人的命运、前途同党的事业的成败联系在一起了。

第一章我来自老百姓拿起枪杆闹革命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即我入党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就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是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又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湖南工农大众奋起反抗。他们在中共湖南临时省委的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武装保卫革命。长沙附近各县准备出动十万农民大军，把许克祥一千多名反动军队包围在长沙城内，一举全歼。当时有这样一首歌谣：“朝打铁，晚打铁，快打梭镖送农协。梭镖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这说明觉悟了的农民已经开始认识武装保卫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

五月三十日，浏阳县委根据湖南临时省委的通知，组织了全县工农义勇队和农民自卫军上万人，集中于北盛区的永安镇；张运鸿、詹连吾也带着船仓区千余自卫军到永安镇集中。第二天，他们便兵分两路浩浩荡荡向长沙进军，先后占领了敌小吴门等据点，显示了农军人多势众的威慑力量。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占据党中央领导地位的陈独秀却害怕农军的武装反抗会破坏他的“统一战线”，悍然下令不准围攻长沙，并解散各地农民武装。这时，各县农军有的已包围了长沙，有的正向长沙进军或正在集中队伍，接到“不准围攻长沙”的命令后，正向长沙挺进的农军纷纷返回，已集中队伍的农军也宣布解散，使已经包围长沙的例阳等地农军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不得不撤离长沙。许克祥见农军撤走，便乘机反扑，占领、查封、捣毁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以及报馆和革命团体。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上，天天传来枪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枪声。仅二十多天，长沙市及附近各县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一万多人。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破坏下，湖南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在浏阳，农民运动高潮时逃往长沙的西乡团防局反动团总张枚村，乘县工农义勇队和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未归的时机，偷偷潜回西乡，暗地策划，用威胁引诱手段，纠集了四支、仁美等六个已被农会冲散的小民团，计千余人，自称“农民军”，深夜偷袭了普迹镇，捣毁了国民党普迹区党部、区行政委员会和区农会、区工会等革命机关，杀害了区党部常委务委员汤聘伊，制造了浏阳第一起反革命事件。

六月四日，中共浏阳县委急派店员工会委员长王令德率六十四名武装人员赶往普迹镇处理反革命事件，没料到反被张枚村的团匪包围、袭击，牺牲六十一人，遭到惨重损失。为了镇压反革命，浏阳县委立即派出刚返回的工农义勇队四个中队，分三路向西乡进发，与张枚村团匪激战于马家湾，当场击毙团匪近百人，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可是，此时县工农义勇队又奉省委之命开赴平江长寿街，准备与平江县工农义勇队合编为贺龙同志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前往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后因南昌起义提前举行，浏阳工农义勇队没有与平江工农义勇队合编便撤至江西铜鼓休整待命，直至九月十一日，他们才在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下，与武汉警卫团一个营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从铜鼓返回浏阳，攻克白沙，参加秋收起义的行列。

自浏阳县工农义勇队开往平江后，反动势力又乘机反扑。张枚村等反动头目纠集土豪劣绅、地痞流氓配合许克祥部共七千多人，分两路向浏阳县城和东乡进攻，扬言“宁错杀三千，勿放走一个”，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农会、工会的干部及农运积极分子，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东乡各地遭到血腥的劫洗，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六月上旬的一天，詹连吾和张运鸿从长沙返回后急急忙忙跑来对我说：“目前形势很紧张，我们准备暂时离开此地，出去了解一下情况，以后该怎么办，我们回来再研究。”说完便匆匆地走了。他们二人走后，船仓区公所留下的还有我和李石麟、聂邦阶、李秀松、贝铭圃等五个人。第二天下午，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聂邦阶从区公所回冷水塘他家，在途中被人暗杀，遇害地点离区公所还不到十华里。傍晚，他家里人拿着血衣到区公所来报讯，我们都感到震惊。当时，由于消息闭塞，我们只听到一些风传，对外界急剧变化的形势知道的很少，思想上、组织上对突然事变毫无准备；加之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碰上这种恶性事件自然感到有些不知所措。鉴于严重的形势，我们四个人商量决定，暂时各自回家，分散活动，由于走得匆促，而且想过几天局势缓和一些再回区公所办公，所以除身上穿的单衣外，连当教员后好不容易购置的一床新铺盖和几套换洗衣服，都留在区公所，只身回到了西坑。

后来我才知道，张运鸿离开船仓后，辗转于浏阳东乡、北乡山区找到了县委，化名刘大荣，在那里坚持地下斗争；九月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曾参加起义队伍进攻浏阳城的战斗，尔后留在浏阳东乡长坑、丙子岭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担任浏阳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在“八七会议”后就曾以县委的名义多次派巡视员同我联系，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我到长坑、丙子岭一带组建游击队时才又见到他，同他在一起战斗。可惜他在一九三零年七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时，组织上派他去湘西负责湘西特委工作，他不知道红军已很快撤出了长沙，行至长沙郊外朗梨市附近，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键部队抓捕，正气凛然地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张运鸿（刘大荣）同志出身于船仓乡冷水塘村一个中医的家庭。他父亲张保山为人忠厚老实，医德高尚，给贫苦农民看病收费很少，有时甚至连药钱也不收，所以虽一生行医，家境仍很清贫。张运鸿从小勤奋好学，同我一样也是得到了“祀会”的公费补助才得以升学，在长沙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浏阳县达浒区当小学教员。他学识渊博，颇有才智，曾被聘任为区学务委员。他于一九二五年参加共产党，不久即接受党的指示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在高坪区一带从事农民运动。由于他作风朴实，和蔼可亲，善于联系群众，深受群众爱戴。他立场坚定，言行一致，教育我要忠于革命，自己也身体力行，即使在“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列为浏阳县著名“暴徒”之一，四处悬赏要缉拿他，他仍毫不畏惧地坚持斗争，直至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他不愧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愧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是我终生难忘的良师和战友。与此相反，詹连吾离开船仓乡后，到长沙去打听消息，感到时局紧张，被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便从长沙私自逃往上海，开始在一家书店工作，后来被捕叛变，出卖了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处决。他言行不一，贪生怕死，叛变革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张运鸿烈士和詹连吾二人都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两种品质，两种结果。我每想到此事，更感到革命斗争如炉火炼钢，既炼出好钢，也出了一些废渣，这也是客观规律，可作鉴戒。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在农民运动高潮时期逃往外地的地痞、讼棍郑宝道回到浏阳东乡。他从西乡反动团总张枚村那里借得三百多名团丁，组成“清乡队”，自封为团防局长，带队进驻高坪，拼凑了一个由地痞流氓参加的反动区政府，疯狂进行敲诈勒索、烧杀抢掠。郑宝道家住高坪马鞍，外表看又矮又瘦，留着稀稀拉拉的几根八字胡，象个大烟鬼。他原是甸溪高小的学生，比我高两班，可以算是同学。但此人从小刁泼无赖成性，在学校不好好念书，整天与社会上的流氓地痞鬼混在一起，鼠窃狗偷，喝酒赌博，甚至肆意撤野，打骂同学、侮辱师长，师生们对他都十分厌恶。邓子封、贝星煌老师多次教育、批评他，他不仅当耳旁风，还记恨在心，扬言要与老师拼命，学校不得不将他开除。郑宝道被开除出校后，更是变本加厉，组织流氓帮会，包揽诉讼，横行霸道，在乡村中声名狼藉。农民运动兴起后，群众发动起来要找他算账，他赶忙夹着尾巴逃到外地。“马日事变”后，他见时机已到，便带“清乡队”返乡进行疯狂报复。七月八日，郑宝道窜到高坪，第二天，首先就抓捕了他的老师、共产党员、国民党高坪区党部常务委员邓子封和国民党左派分子、高坪女子学校校长贝星煌，并于十日，将他们两人杀害，残酷地暴尸街头、枭首示众；在抄家抢劫中，又杀害了高坪区平民银行主任胡少武。接着，他便带着“清乡队”四出“围剿”革命干部和群众。

我从船仓区公所回到西坑家中的第二天下午，郑宝道便亲自带了二三十名“清乡队”团丁，还带了几条狗，气势汹汹地突然从西坑我家的后山包抄过来。幸好被邻居堂亲李凤汉的母亲发现，马上来报讯，叫我赶快躲起来。正巧，这天清早李石麟从双坑来到我家，告诉我外边的风声很紧，还听说我的老师邓子封、贝星煌正在高坪区公所开会研究对付时局的办法，不料突然被郑宝道率“清乡队”包围抓捕，第二天就被杀害，所以他到我家躲避一下。我们正在痛惜邓子封、贝星煌老师不幸牺牲，没想到郑宝道竟这么快就来搜捕我了。于是，我和李石麟赶紧从侧门跑出来，绕到房子东侧的山沟里分头找地方隐蔽起来。“清乡队”在我家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没有找到我、就转到房子周围的山上去搜。他们咋咋呼呼、骂骂咧咧地在竹林里、草丛中瞎折腾。我隐蔽了一会，看到几个外村的农民正要回家，就在他们掩护下，沿着曲曲折折的山沟迂回到双坑我的生父家中藏起来。可是，李石麟由于身材高大，又穿着白衣白裤，目标明显，被郑宝道抓到高坪坐了牢，打了屁股。幸亏他是个小康之家，郑宝道勒索他家一笔钱，让他保释出狱。他出狱后就离家到外地去了。

我在双坑生父家住了两三天，正巧我家要为我外甥陈绍先祝贺满月，生父就要我装扮成送礼人，陪他挑着准备好的小孩衣服、鞋帽、摇篮、糯米糕等礼品，到文家市我大姐李桂华家躲一躲。当时，因为文家市的农会基础比较好，土豪劣绅的阶级报复没有那么猖狂，形势相对比较稳定一些。我在大姐家住了近一个月，顺便通过亲戚找农会干部了解一些情况。由于我急着同党组织取得联系，而且考虑到姐姐家里很穷，姐夫陈昌金以担煤到文家市去卖赚点脚钱为生，增加我一个人吃饭，生活更加困难，所以不敢在文家市久住，又返回生父家中。

我回到双坑不久，张运鸿就通过县委派巡视员同我联系，我认得这个巡视员过去也是小学教员，但名字忘记了。他告诉我，他是“Cp”（即共产党的英文VNIStPAR-tY的缩写），张运鸿要他找我联络。接着，他口头传达了“八七会议”的消息，指示我要转入地下活动，组织秘密的赤色农会、赤色工会和赤色游击队，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我也简单地汇报了这几个月来郑宝道带道“清乡队”残酷杀害革命干部、群众的罪行以及我怎样逃脱虎口的情况。巡视员临走时还交代今后县委派人来联络的暗号：来人用左手在左耳轮外自上而下摸到耳垂，形成一个“C”字形的手势，同时讲：“CP找你说话。”我就可以同他联络。巡视员走后，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如同孩儿找到了亲娘，今后有了依靠，几个月来压在心上的石头落地了。可是，当时全区只乘下我一个共产党员，单枪匹马要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开展工作，困难很多。回想农民运动高潮时期，我们有了强大的农会组织，又掌握了一支农民武装，虽然武器很少，但土豪劣绅见了梭镖、大刀也是要打颤的。为什么现在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如此嚣张？为什么农民兄弟象糯米团子似地任人揉搓？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但总感到这里有问题。凭个人直观的认识，我想：关键是土豪劣绅有枪杆子，我们手里没有枪杆子，甚至连几杆梭镖也丢了。我们怎样才能搞到枪杆子呢？这一系列的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脑子里。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同志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九月十一日，他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攻克了浏阳白沙镇；九月十六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在浏阳县委潘心源、刘大荣等同志的配合下攻占了浏阳城。虽然由于三团团长苏先骏、二团团长王新亚轻敌麻痹，不听毛泽东、潘心源等同志的劝告加强戒备，很快便被敌人包围、攻击，遭到严重损失，但秋收起义的枪声已震慑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特别是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亲率秋收起义的第三团与第一、二团部分队伍在文家市会师，接着，向井冈山区进军去创建革命根据地，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火焰，更使土豪劣绅感到心寒。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高坪地区局势有了一些缓和，我有时又回到西坑家中住一住，除了继续与县委的巡视员保持联系外，主要是在群众中宣传秋收起义的胜利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通过秘密串连，组织赤色农会小组，为建立革命武装、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高坪地区的斗争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前面已经讲到，在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自称高坪区团防局长的郑宝道率“清乡队”在高坪一带血腥屠杀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犯下了滔天罪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因为郑宝道本是个地痞、讼棍，秉性贪得无厌，他不仅杀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也乘机四处滥捕滥杀，烧屋抢劫，勒索钱财，这更引起了各界人士包括一些豪绅在内的公愤，纷纷向国民党县政府告状。由于土豪劣绅之间本来也存在矛盾和宿怨，加之国民党反动政府恐众怒难犯，遂于九月初将郑宝道扣押，关进县政府大牢。

恰巧，九月十六日秋收起义部队攻占浏阳县城时，潘心源等同志为救出被关在县政府大牢里的慕容楚强等三百多位革命同志，没有时间认真审查关押在大牢里的是些什么人，打开牢门把革命同志连同郑宝道这个刽子手也一起放了出来。郑宝道出狱后本性不改，继续纠集一批流氓地痞为非作歹，高坪群众再次控告，国民党县政府迫于民愤，又认为郑宝道是秋收起义部队放出来的，怀疑他可能投降了共产党，便把他押到高坪枪毙了。郑宝道恶贯满盈，死有余辜。群众借国民党县政府之手除掉了郑宝道这条害人虫，也为牺牲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报了仇，真是大快人心。郑宝道死后，高坪地区少了一条地头蛇，暂时又平静了几天。

一九二八年初，公立平安第二小学校教员刘德元因事请假，请我暂去代课。我看局势有了缓和，便答应下来，搬到学校去住。没想到刚到学校不久，二月下旬的一天拂晓，国民党高坪区常备队突然出动二三十人到西坑抓我。常备队先是把我家包围起来，进了门后便逐屋搜查。我母亲还算机灵，发现敌人包围我家，赶快告诉我堂兄李风流跑到学校给我报讯。因为我已在白色恐怖下经历过几次险境，有了锻炼，所以闻讯后还比较沉着。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这次该躲到哪里？我想起不久前回双坑生父家，见到大哥风彝和二哥凤廷，他们告诉我，生父、生母带着小妹春香已搬到双坑山顶的李大仙人庙去住庙念经了。这个地方山高路窄、林竹茂密，平时很少人去，是个藏身的好地方，便直奔李大仙人庙去了。

说起李大仙人庙还有段故事：李大仙人原也是双坑邻近一个山村的贫苦农民，少年时读过几年书，粗通文字，因天灾人祸，受穷受苦，家里人先后死去，只剩下他孑然一身。他在悲观绝望之中，遂信奉佛教，吃斋念佛，以修来世。我生父也是个深受苦难的人，晚年又体弱多病，看我哥哥己长大成人，也萌修来世之心，吃斋念佛，这样，便与李大仙人熟识，结为朋友。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李大仙人见坏人横行，穷人被杀被关，受苦受屈，感慨自己无力反抗，便于双坑山顶用柴草堆成一个祭坛，自己坐在坛上烧火自焚，祈求菩萨保佑百姓平安。待村里人看到火光上山去看时，他已烧焦了。不久，村里传说他已成“仙”，还会“显灵”，便凑钱在他自焚的地方修了一座小庙祀奉起来。他本来也有个名字（我已忘记了），既已成“仙”，老百姓就不能再叫他的名字，尊称他为“李大仙人”，这座庙也就称“李大仙人庙”。这座庙刚盖不久，因我生父与李大仙人曾是朋友，乡亲就请他搬到山上，在庙旁给他搭了几间土坯墙的草屋住，让他早晚烧香念经，看管这座小庙。

国民党高坪区常备队没有抓到我，便把我父亲和香文叔父抓走。他们抓了人之后，生怕中途被秘密农会抢走，不敢沿着来时山路返回，而舍近求远，绕道走双坑山下的大路。上午九点多钟，我因怕敌人跟踪追来，正隐蔽在李大仙人庙前的草丛中观察四周动静，突然看到山下大路上常备队押着父亲和香文叔父往高坪方向走，两个年过古稀的老人被绳索捆绑着艰难地挪动着步子，心疼如刀绞，但也无能为力，只得含悲忍泪眼巴巴地看着敌人肆虐，心情非常沉重。后来听说，父亲和香文叔父被押送到浏阳县城，关押在囚禁重罪犯的县政府大牢里，遭到刑讯拷打，追问我的去向，两个老人骨头很硬，什么也不说，反动派一无所获，但也无可奈何。两个老人被折磨了一年多，后来经过高坪开明绅士李汉平老先生保释出狱。保释时，县大牢还要勒索父亲交纳什么车马费、伙食费、牢房费，真是岂有此理！父亲一贫如洗，哪有钱交这些乌七八糟的费呢？家里东借西凑交了几块大洋的车马费才出了狱。我家里本来就穷困，这一年多时间不仅两个老人吃尽苦头，而且整个家庭生活重担都压在妻子刘民和母亲、福文叔父身上。那时我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清启四岁，二儿子兴启才一岁多，妻子又要种地、砍柴，又要照顾年幼的儿子，忙里忙外，实在是太苦了。幸好我们客家人的妇女都是大脚板，从小就参加劳动，不仅会犁耙耕种，还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习惯于吃苦耐劳，才能苦熬过这段凄惨的日子。

一九二八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在进行“清党”之后，“清除”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和左派进步人士，纠集起上豪劣绅、地痞流氓，凑合成立了所谓“新”的国民党县党部、区分部和各级政府，加强了反动统治，便继续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又趋严重，开展秘密活动已日渐困难。鉴于这种情况，浏阳县委通过巡视员通知我转移到湘赣边的连云山区长坑、丙子岭一带，开展武装斗争。

连云山是湘赣边幕阜山脉的支脉。这里山峰连绵，层峦迭嶂；林木苍笼，茅草丛生，杉树、松树、翠竹遮天蔽日，是开展游击活动的好地方。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同志率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之后，十月初，湖南省委为巩固秋收起义的成果，派夏明翰来到浏阳北乡，与潘心源取得联系，在北乡蕉溪正式恢复了浏阳县委，指定潘心源为书记，慕容楚强为组织部长，聂永晖为宣传部长。县委一恢复，立即由夏明翰、潘心源主持在北乡蒿山吴王庙召开了有八十多人参加的党、团骨干分子会议。会议认真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组织武装暴动，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会后，县委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先后建立了郭祝霞、刘智领导的浏北游击队，屈三畏领导的东山里游击队，刘少龄、陈硕英领导的例东游击队；此后又建立了我们高坪区游击队和王俊明领导的浏西游击队。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又在浏阳四乡点燃了。

我到长坑时，浏阳县委、浏东特委的王首道等领导同志已经转移到这里，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的武装斗争。县委巡视员安排我在丙子岭下一户农民家中暂住了两天，第三天清早，巡视员带我到丙子岭半山坳一户基本群众家中，张运沂（化名张维）和三个游击队员也先后来到。巡视员宣布县委决定成立高坪区（第六区）游击队，由张维任队长，我（化名李轩）任区武装委员兼游击队党代表，游击队就暂住在这户群众家中。历经白色恐怖漫漫长夜的我，倍感掌握枪杆子的重要，现在组织上要我搞武装，我特别高兴。

游击队长张维（原名张运沂）是张运鸿的胞弟，一九零七年出生于船仓乡冷水塘村一个贫苦中医的家庭，比我小一岁。他从小个性倔犟，好胜心强，有人要欺侮他，他总以拳脚自卫，从不向人认输让步。他因受武侠故事的影响，不愿默默地在山沟里种地，幻想闯荡江湖，杀富济贫。一九二五年小学还没有毕业便瞒着家庭，投军到北洋军阀吴佩孚部下当兵，想学一套军事本领。一九二六年秋，吴佩孚部队在湖南、湖北等地被北伐军打败，他觉悟自己投错了部队，便开小差回到家乡。当时正值农民运动兴起，他在长兄张运鸿的教育下，认识了革命道理，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高坪区工农义勇队，不久任义勇队长。“马日事变”后，浏阳的反动政府把他们兄弟两人都列为通缉的“暴徒”之一。

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郑宝道率“清乡队”到他家搜捕，张运鸿早已转移，张维正好在家，他机灵地出后门越围墙跑上了山，然后站在高地上对着“清乡队”高声怒骂：“你们这些土豪劣绅的狗崽子，都是无用的饭桶，有本事今天就把我抓去；抓不到我，今后我要找你们算帐。”然后扬长而去，显示了他胆大、无所畏惧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他逃出虎口后，即秘密联络一些青年，以结拜兄弟为名，自发组织起来，采取夜间突然行动，暗杀为非作歹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为死难的同志报仇。不久，他在张运鸿的帮助、教育下，参加了共产党。因为他立场坚定，斗争性强，而且当过兵，懂得军事，所以县委决定成立区游击队时，就任命他当游击队长。他在当队长期间，平时能吃苦耐劳，作战异常勇敢，不怕流血牺牲，每次战斗都是身先士卒，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但由于他闯荡江湖多年，与他大哥相反，性格比较暴躁，常发脾气，批评战士不大讲方式，就是对亲弟弟也是如此。

一九二八年冬，他弟弟张凯（当时才十四五岁）来投奔他，在游击队当勤务员，张维也经常训弟弟、骂弟弟，骂得弟弟哭鼻子。后来张凯不愿在他手下当兵，找到张运鸿的老战友、红五军二纵队七大队六中队党代表于定一，经组织同意，转到六中队当兵去了。因为张维脾气不好，战士们对他有意见，怕见到他，我经常要帮他做劝慰工作，解决矛盾。我在游击队时，因为我是他大哥的战友，他对我比较尊重，两人相处很好。一九二八年冬我调红五军部队工作后，同他失去联系，直到全国胜利之后，在北京见到他弟弟张凯，才得知张维在我走后不久，也调到红军部队工作，担任过独立营营长、支队长，一九三二年肃反扩大化，他被无辜错杀（已平反），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实在令人惋惜。

游击队初创时只有五个人，三支汉阳造步枪、几排子弹。枪少弹缺，力量薄弱，要扩大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是很困难的。我心想，浏阳是闻名遐迩的花炮之乡，有着百余年制作烟花、鞭炮的历史，特别是文家市、永和市一带的老百姓，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农闲时制作花炮，作为一项副业，所以浏阳人大多学会配制火药、导火线和制作烟花、鞭炮的技术。于是，我便发动游击队员自制土炸弹、手榴弹和土手枪。制造土炸弹、手榴弹比较简单，用酒瓶或铁罐子装填好起爆药、火药和铁屑，再插上导火线，用红粘土堵上口，就可以引火爆炸；铁罐子引火后还可以投掷，和手榴弹一样。而土手枪的制作就比较麻烦，怎么搞法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我同游击队员反复琢磨、试验，终于造出了土手枪。我们锯了一小段曲尺形的树枝，涂上黑墨作为枪身，下端是握把，上端前面挖个槽，把废旧的步枪子弹壳用铁丝捆扎固定在槽内当作枪管，然后在子弹壳内填上火药、铁屑，用红粘土堵住封口，再在封口上穿一个小孔插上导火药线。射击时，用火柴或香火头点燃导火药线，引燃火药，利用火药燃烧的气体膨胀力将子弹壳封口的红粘土和装填的铁屑喷射出去，当即会发出很大的响声，在一米左右的距离之内，能把人打伤；打在头部等要害处也能打死人，用它来吓唬土豪劣绅，确实能起作用。我们先后制作了一些土炸弹、手榴弹和几支土手枪，基本上做到人手一两件武器。

那时候土豪劣绅的活动还非常猖狂，反动气焰甚嚣尘上。他们大搞欺骗宣传，造谣说：“共产党是红胡子，绿眼眼，大鼻子（指马克思像）”；“共产党要共产共妻，上杀父母，下杀儿女”。郑宝道横行时还曾在高坪区编造过一套骗人的鬼话，造谣说他们“清乡队”在浏阳抄了共产党好几个仓库，里面装的都是斧头、锤子、锥子这类东西，是共产党准备在夜里趁人家睡觉的时候，把门窗撬开、砸开，杀死父母、儿女的，这些谣言也四处流传、扩散。当然，大多数群众不相信那些谣言，相信共产党是代表群众的利益，同群众心连心的，但也有少数农民因封建迷信或愚昧无知受到敌人的欺骗迷惑，害怕父母儿女被杀、共产共妻而不敢靠近我们；个别人受到威胁、利诱而“反水”，为土豪劣绅通风报讯，甚至出卖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

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我们游击队担负起打土豪，除劣绅，镇压反动分子，保卫长坑、丙子岭一带游击活动的根据地，以及搞宣传，揭露反动派的欺骗、破坏阴谋，筹款、保障供给等任务。

开始时，我们游击队人少力薄，就采取昼伏夜出的方式活动。我们针对土豪劣绅的猖狂活动，每到一个村庄都公开贴出布告：“土豪劣绅不要恶，红军一到杀脑壳！土豪劣绅不要凶，红军一到用枪冲！”还有一些属于警告反动分子的告示，如：“造谣惑众者杀！”“泄露本军秘密者杀！”“出卖农会干部、农会会员者杀！”等等。布告上还公开署名：“红军游击队队长张维、党代表李轩”。为了威慑敌人，我们发挥游击队人熟地熟的特点，事先侦察好哪个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的情况，夜间出动突然袭击，把反动分子抓住处决，并贴出布告，宣布其罪状，杀一做百。这样杀掉几个反动分子，震动很大，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活动便大大收敛了。不久，反动分子就不敢公开活动，一般群众晚上也很少出门，我们夜间行动路过村庄时，狗一叫，家家户户的灯火都赶紧熄灭，夜间便成了我们游击队的天下。

在惩治反动分子的同时，我们还有计划地打土豪筹款。筹款有时比较顺利，送封信去，土豪就把款送到指定地点；但有些土豪视钱如命，不肯轻易拿出钱来，我们就要用武力对付他。有一天晚上，我和张维带着游击队到一个土豪家筹款，先通过内线打开土豪的大门，冲到他的房门口后，故意用土手枪对空放了一枪，先把他镇慑住，接着，用手电筒往他眼睛上一晃一照。土豪大多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土财主，很少见过世面，有的连手电筒还没有见过。当时的手电筒玻璃都用凸镜，聚光性很好，一按开关，一道光束直射土豪的眼睛，照得他头晕眼花眯起双眼，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忙用手捂住眼睛，连连告饶：“别打，别打，别把眼睛打瞎掉了！”我趁势告诉他：“我们是红军游击队，你为富不仁，剥削农民，要罚款二百大洋！”土豪虽然害怕，但要拿出那么多钱来象要挖他的心头肉似的，死赖活缠也不肯拿出钱来。我们没有时间同他纠缠，张维火了，拿出用铁罐子做的土炸弹放在厅堂上就要引爆，吓得土豪及其家属屁滚尿流，叩头作揖，赶快拿出钱来。似此情况，还有多次。

我们在打土豪、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由于“马日事变”后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游击队的同志也亲身受到残酷迫害，苦大仇深，报仇心切，所以，在斗争中也产生一些左倾盲动的错误，烧了一些不该烧的房子。有几次游击队在镇压了反动分子之后，还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这一烧，往往因火势蔓延而祸连了左邻右舍，使许多人的房屋也同时被烧，无家可归。当时有个错误的论调，认为烧了祠堂或土豪劣绅的房屋，不留下房屋给反动分子和反动民团住，既报了仇，又可把反动派逐出村庄。其实，这样做适得其反，反动派就利用我们的错误，诬蔑我们是“杀人放火的赤匪”，使群众产生疑虑，不敢靠近我们，不利于团结各阶层人士，使自己脱离了群众，陷于孤立。当时我对烧屋的错误行动是有些察觉的，感到这种做法不对，想办法说服阻止，但在游击队和革命群众激愤的情绪下，谁也难以阻挡。

我们游击队遵照县委的指示，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秘密农会、工会（工会人数很少，主要是农村中的铁匠、木匠和土纸、鞭炮作坊的手工业工人），并在农会、工会的积极分子中培养、发展党员，建立秘密的党支部。那时候，我和张维经常带着游击队到西坑、双坑、冷水塘一带村庄活动，有时游击队就在西坑我家中住几天，以我家为据点四出做群众工作。不久，就在双坑发展了李子丹、李耀榜和我二哥李风廷、堂弟李凤初入党；张维也在冷水塘发展了李绍五、李绍七两兄弟入党，在双坑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李子丹是双坑人，二十多岁，粗通文化，他仇恨土豪劣绅，不怕白色恐怖，积极要求入党。记得我介绍他入党时，他填写“入党志愿书”化名李一，还开玩笑说：“我的名字最简单，李一，只有一横，横下一条心干革命，好写又好记。”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入党后，工作一直很积极主动，后来当了区委委员，可惜在我离开家乡后，一九三二年肃反扩大化时也被错杀，损失了一个很好的同志。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武装力量，仅靠三支步枪和几支土造手枪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了解到，军阀吴佩孚的部队被北代军打垮时，在湘赣边区留下的散兵游勇手中有一批枪；秋收起义的第二、三团被反动派冲散时，又散失了一些枪，这一带民间私藏的枪支还不少，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一支枪大约三四十块大洋。于是，我在请示县委批准后，便带着从土豪劣绅那里等到的款，化装成商人到江西万载县的株潭镇，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买回来一支汉阳造七九步枪，一支俄国造的“九子连”（欲称“九响梆梆”）老式步枪。这样，游击队就有了五支步枪，队员也发展到十几个人，不仅晚上活动，有时白天也出来活动，长坑、丙子岭这块小根据地在县委的领导下也日渐巩固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腾代远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领导湘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县城起义，黄公略领导驻嘉义的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该师随营学校也先后举行起义，并赶到平江会合，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我们浏阳县与平江县毗邻，平江起义的胜利给予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以沉重的打击，给予我们浏阳人民的革命斗争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九月初，红五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之后，部队从二千人减少到五百多人，遂折回平江、修水、铜鼓三县交界的纸坊地区进行整训，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区、乡苏维埃，逐步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九月十七日，腾代远在铜鼓县幽居主持召开了红五军和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武宁等县党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正式恢复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委，选举滕代远、彭德怀、王首道、李宗白、邱训民为特委委员，滕代远为特委书记、红五军党代表，加强了党的领导。会议还总结了平江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错误，决定以修水县台庄为中心，扩大革命根据地。会议还考虑到红五军多是外籍人，人生地不熟；而且干部和士兵大多来自旧军队，政治素质较差，已经接连发生过雷振辉、李玉华等几起重要干部投敌叛变和逃跑的严重事件，所以，决定从各县抽调一批干部和赤卫队员偏入红军，以提高红军主力的政治素质和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的战斗能力。王首道从幽居开会返回丙子岭后，在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党的联席会议精神，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斗争任务，提高了开展武装斗争、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胜利信心。

当时，长坑、丙子岭已成为浏阳县委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根据地。

各区党委、游击队的领导同志经常到这里开会或汇报工作。在这里我见过二区（文家市）党委刘书记和张良、李贞等负责同志。李贞当时还是个二十岁的年轻姑娘，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庞上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显得聪明机灵。她性格直爽，待人热情，口齿伶俐，举止大方；特别值得大家称赞的是她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立场坚定，勇敢坚强，团结了周围的党员，组成一个临时党支部，坚持斗争。临时支部四个党员，三个男同志，唯独她一个女同志，大家还一致推选她当支部书记，可见她深受同志们的尊重和爱戴。

游击队久居深山老林，消息闭塞，同志们对形势都十分关心。湘鄂赣特委委员兼浏阳县委书记王首道、红五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领导同志都曾给我们游击队作过形势报告。

一九二八年九、十月间，彭德怀、腾代远同志率红五军粉碎湘鄂赣三省白军“会剿”的斗争时，也曾率部经过丙子岭。那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彭德怀、膝代远在丙子岭一片山坡上集合队伍讲话，我和在这里坚持斗争的一些干部也一起参加。彭德怀站在坡上，身穿一套灰色军装，领口上钉着一副红领章，头戴缀有红布五角星的军帽，显示出一个军人刚毅、威严的仪表。他亮开嗓子，用浓重的湘潭乡音讲述了湘鄂赣边界农民发动起来后，纷纷举行暴动，打土豪、抗租抗税的大好形势；这个形势对红五军粉碎敌人的三省“会剿”非常有利。接着，他简要总结了反“会剿”的经验，指出我军在反“会剿”斗争中，采取同敌人兜圈子、打“推磨仗”，经常绕到敌军侧后方，使敌人摸不着头脑，弄得敌人疲惫不堪，不打死也得拖死，这个战术是成功的、胜利的。最后，他要求大家说，我们粉碎敌人的三省“会剿”，对长沙、武汉、南昌的敌人是很大的威胁，敌人是不会甘心的，我们一定要做好一切准备，军队、游击队和地方的同志同心协力，随时迎击敌人，争取反“会剿”的胜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我们一些老同志这一辈子都是这样亲切称呼彭德怀同志的。他的讲话简短有力，观点明确，鼓动性很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我们只听说过彭德怀领导了平江起义，是个有勇有谋的战将，这次亲眼见到他，听他讲话，果然名不虚传，敬慕之情油然而生。

一九二八年十月，红五军在粉碎了敌人三省“会剿”之后，由湖北通城挥师南下，向江西挺进，在江西台庄召开了军委会议，讨论行动计划，并决定按幽居会议的决议将红五军与平、浏、修、铜的赤卫队混合改编为三个纵队、十个大队，第一纵队长李灿、第二纵队长黄公略、第三纵队长贺国中，另军部直辖一个特务大队。经过整编，红五军的力量得以加强，可是，整编后不久，由于敌人的封锁，经济供给状况日益困难。为了冲破敌人的重围，并求得经济、物资上的补充，军委会又研究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邓萍、贺国中、李灿、张纯清率领五个大队约八百人、五百支枪向南转移；由第二纵队长黄公略率领其余部队继续留在平江、浏阳边境坚持斗争，并相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

十一月十七日，红五军主力攻克万载县城，占领一个星期，筹款万余元，补充了部队冬服。这时，江西敌军闻讯，出动三个团的兵力由南昌向万载急进，彭德怀、滕代远待敌军离万载仅半日行程时，才从容地率部主动撤离县城，取道潭埠、株潭、宜春、萍乡、莲花，直奔井冈山。

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后，留在湘鄂赣边的红五军第二纵队在黄公略率领下，在湘鄂赣边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武宁等县坚持游击战争，并与地方党委、游击队互相配合，深入发动群众，开展以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内容的“五抗”运动，农民的革命斗争又日益高涨。这时，红五军第二纵队的一个大队由李实行、余伯坚带领来到丙子岭一带活动，我正高兴我们高坪区游击队有了主力红军作靠山，今后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一定可以打更多的胜仗，没想到十二月初的一天，县委委员刘大荣（即张运鸿）到游击队来找我，告诉我说，“县委根据幽居会议的决议，决定抽调你到红五军第二纵队去当中队党代表，你有没有意见？”由于决定来得突然，我思想上没有准备，一时拿不定主意，我既向往到红军主力部队去，跟着彭老总南征北战，实现为穷人打天下的夙愿；又考虑到主力部队之后，要背井离乡，丢下年迈的父母和妻儿老小一家人，远走他乡，怎么办呢？我沉思片刻，想到自己从小立志“毋忘国耻，振兴中华”；参加农民运动时，决心致力于国民革命，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入党时也曾庄严宣誓“服从组织，牺牲个人，努力革命”，为了革命大业岂能留恋故土，留恋家庭？我下定了决心就向刘大荣表示：“我服从党的决定，明天就去红五军工作。”刘大荣知道我很孝顺年迈的父母亲，便关切地问：“你的家怎么办呢？”我坚决地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国为民尽忠就不能尽孝了。我走了以后，我的家特别是我七十多岁的父母亲，就拜托地方党组织和战友们照顾一下了。”

刘大荣点点头说：“没问题，你放心走吧！”接着，他又问我：“你在东乡一带活动很长时间，大家都熟悉你的名字和现在李轩这个化名，今后你到红五军去工作，为了保密，最好再改个名。你看改什么名字好？”

我心想，我们山沟里的老百姓与财主打官司时常说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改名换姓，远走他乡。”我相信革命一定会打赢，不必改名换姓，但为了革命需要，改个名字还可以，不必换姓。可是，改什么名字好呢？我斟酌了一会，便回答说：“姓不改了，既然我立志为人民谋福利，投身革命事业，就改名为‘志民’——立志终身为人民吧！”

刘大荣欣然赞同，便从口袋里掏出个小笔记本，撕下一页纸写了一封简短的介绍信：“王炳良同志：兹介绍我县CP李志民同志到你中队任党代表。刘大荣。”

第二天，我向张维和游击队的战友们告别，一年来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结下的战友情谊，使我们大家都依依不舍，再三互嘱珍重。他们送我上了路，我便带着刘大荣写的介绍信到丙子岭另一条山坳里，找到红五军第二纵队第二大队四中队（一九二九年四月改编为红五军湘鄂赣边境支队第二纵队第七大队四中队）中队长王炳良，就任四中队党代表。从此，我开始了一生的革命戎马生涯。

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党代表的无声命令

一九二八年冬，我从高坪区游击队调到红五军第二纵队二大队四中队任党代表，仍以长坑、丙子岭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二日，湘鄂赣边区特委在平江东乡八区召开特委扩大会议，选举了王首道、李宗白、袁国平、张启龙、黄公略、邓湘君六人为特委常委，王首道任特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了工作计划、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为了统一边区革命武装组织，决定将黄公略率领留在湘鄂赣边境的红五军第二纵队改编为湘鄂赣边境支队，由黄公略任支队长，下辖三个纵队，每个纵队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辖二至三个分队。第一纵队以平江西北乡为根据地，向巴陵、湘阴边境及通城一带游击；第二纵队以浏阳、铜鼓、万载交界的大围山为中心，向宜春、新昌及浏、铜、万边境游击；第三纵队以修水、铜鼓、平江边境为根据地，相机深入修水活动，向武宁、通山游击，与鄂南革命武装取得联系，同时决定给每个区增拨四支枪，以扩大游击队（赤卫队）组织。在军事策略上，要求统一指挥，实行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昼伏夜出，敌合我散，敌散我合的活动方式和采取暗袭而不与敌硬拚的战术。

经过这次改编，我们第四中队的番号不变，隶属于湘鄂赣边境支队第二纵队第七大队。第二纵队纵队长李实行、党代表余伯坚，第七大队大队长周彩新（党代表的名字忘记了），第四中队中队长仍是王炳良，我仍任中队党代表。

我们第二纵队是以平江起义的部队为骨干，加上平江、浏阳一带的地方赤卫队、游击队混合编成的。因队伍刚组编不久，军政素质都有待提高。我们第四中队辖三个分队，每分队十人左右，仅三十多人，其中只有少数参加过平江起义的干部和老战士穿着“国民革命军”灰色的旧军装，戴军帽，腰束皮带，持有汉阳造七九步枪，比较威武，象个军人的样子；我和大部分战士都是刚从地方游击队编到红军主力部队来的，仍然穿着老百姓的黑色或蓝色的汉装衣裤或中山装，戴着毡帽或扎条头巾，腰间扎条布腰带；有的年轻战士为了显得神气一些，有意用长长的头巾在头上扎了好几道，扎得象戴顶园形的帽子，也挺威武，只是武器还不够，不能做到一人一支枪，现有的枪支也大多是杂牌步枪，子弹很少。虽然条件这样差，但无论是穿军装或穿便衣的，大家都感到自己是“主力军”了，不能再象游击队那样“游击习气”，要有个“主力军”的样子，走起路来也都学老兵那样挺胸阔步甩胳膊，无论戴不戴军帽，一律行举手礼。我看到干部、战士这种积极上进的情绪，心里很高兴，认为虽然目前这支队伍还处于从游击队向主力红军过渡的阶段，但只要有这股旺盛的士气，经过教育训练和几场战斗的锻炼，一定会成为能征善战、名副其实的主力红军。

彭德怀、膝代远和黄公略等同志从领导平江起义创建红五军起就开始注意军队的政治工作，下决心要把这支来自旧式军队的队伍，改造成为革命的新型军队。早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旬，初创的红五军在撤出平江县城转移到平江东乡龙门休整时，就进行了类似秋收起义部队“三湾改编”那样的近十天整训，建立了政治部，由党代表腾代远兼政治部主任，张荣生任副主任，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从上到下建立健全党代表制；连队建立秘密党支部，从起义前的秘密士兵会会员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增强党组织的力量；并继续加强士兵委员会的工作，通过公开的士兵委员会开展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同时，明确规定了政治工作的任务，对内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士兵委员会活动；对外开展群众工作，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镇压反动分子，并领导宣传队，开展宣传活动（主要是写标语、口头宣传）、动员青年参军，扩大红军队伍。龙门整训，加强了党的领导，建立党代表制和连队党支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就使起义部队区别于旧式军队，使红五军沿着“政治建军”的正确道路不断地巩固和发展。

红军初创时期党代表制度的建立，彻底破除了旧式军队的“一长制”，确走党代表（后改为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同为部队的首长，而且党代表对部队有指挥权和对战役、战斗的最后决定权，战斗命令必须经党代表签署才能生效，这就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因为党代表在部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级党代表在干部、战士的心目中便成为党的领导的化身，党代表的一言一行就是表率，就是无声的命令，所以，我深感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决心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带领部队去冲锋陷阵，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交予的各项战斗任务，夺取胜利。

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天色阴沉沉的，一朵朵乌云象股股浓烟从天边滚滚而来，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来临。我们四中队正打完土豪返回驻地，走到横叉山口以西的山间树林里休息。突然，警戒哨兵报告，前方五六百米处发现敌人，大约有二三十人，由东向西朝我们靠近。

敌情突然，没有思想准备，不少新战士一听，腾地站了起来，显得有些慌张，不知所措。我心想，要是这样慌慌张张地投入战斗，仗肯定打不好，忙笑着说：“嘿，真巧，我们还缺几条枪，敌人就送礼上门了。他送多少，我们收多少，还不要打收条呢！”没想到一句笑话，等于一席动员，大家哈哈一乐，紧张的气氛马上就缓和下来。我也不多讲，转过头去对中队长王炳良说：“你布置任务吧！”

王炳良会意地笑了。他从容地说：“同志们，我们在暗地，敌人在明处，这种仗好打，枪一响，敌人准乱成一锅粥。大家不要太紧张，听我的指挥，没有命令不要开枪。”说罢，便指挥各分队埋伏在敌人必经的横叉山口两侧山坡的草丛里，准备伏击敌人。

原来这些敌人是高坪区民团“清乡”回来的。他们走在山间小道上，有的把步枪当扁担用，枪管上枪托上挂满了抢来的鸡、鸭、鱼、肉：有的干脆大背枪，腾出两只手来拎着鸡、鸭或扛着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包袱，个个心满意足地“满载而归”。他们见天快要下雨，正急忙赶路，对于我们的伏击，毫无觉察。

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王炳良大喊一声“打！”一阵步枪排射之后，战士们便跃出草丛，喊着“杀”声直向敌人猛扑下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反动民团老团丁李桂生是高坪区有名的兵痞子，经常欺压老百姓，但“恶人兔子胆”，一听枪声转身就往路旁的梯田里跳，没料到跳进一丘种水稻的烂泥田，烂泥一下子陷到大腿，使劲拔腿也迈不开步，被我们一枪结果了性命。

我乘战士们打死李桂生的时机，趁势领头高喊：“把枪丢下，让你们活命！”战士们也跟着喊了起来。这下团丁们象得了“大赦令”似地，把枪当扁担的团丁赶忙丢下枪和抢来的东西跑了；大背枪的团丁边跑边卸枪，慌里慌张怎么也难卸下来，有的被打死，有的顺着山边的小河沟没命往山下跑，河沟弯弯曲曲我们不好打，沟水又浅淹不死他，总算没有丧命。这次伏击战打死了三四个敌人，缴了好几支枪和一部分子弹。

瓢泼大雨下来了，大家衣服单薄确有点冷，但是有了缴获，都忙于打扫战场，心里热乎乎的。有的还笑呵呵地说：“老天爷就是下刀子，我也得把战场打扫干净，一颗子弹都不能漏掉。”士气之高，实在令人高兴。

六月初的一天，我们第二纵队第七大队第一、四中队正在浏阳县船仓乡一带山区活动。侦察员兴冲冲地跑来报告：端阳节中午，永和市商会和镇上的地主豪绅要大摆酒宴犒劳伪保安团。这确是歼敌的好时机。一中队长彭绍辉、党代表于定一、四中队长王炳良和我四个领导同志马上开会研究，决定联合行动，奔袭永和市，出敌不意，打它个措手不及。

永和市是浏阳东乡的一个土特产集散市镇，离船仓乡仅十多华里。这里是个山间盆地，地势平坦，人口稠密，一条大溪河（此地盛产有名的“菊花石”，故又称“菊溪”）由北向南绕城西去，水陆交通方便，商贾云集，街道两旁商店林立，市场十分繁华。国民党伪保安团就驻扎在离闹市不远的菊溪小学内。我少年时常来此地卖柴，对地形、道路、民情非常熟悉。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我考虑到大白天突袭敌人可能遇到许多困难，便建议选择一条避开闹市、隐蔽接敌的道路。

两个中队的干部研究后，都分头进行战斗准备。我按照红军的规矩，首先集合部队作战斗动员。那一天，我身穿一套黑色的粗布中山装，腰间的皮带上斜插着一支手枪，站在队伍的前面，显得格外振奋。由于平时我常同战士谈心，一起唱歌、做游戏，战士们对我既亲近又尊重，所以，我每次站到队前讲话，战士们都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今天，他们从我精神焕发的神采和闪烁着兴奋、激动的目光中，猜测着这次讲话不比寻常，可能会有什么好消息，注意力更加集中。我扫视了战士们一张张熟悉的脸孔之后，便开始简要地诉说自“马日事变”以来，东乡的土豪劣绅组织民团、保安团残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横行乡里的种种罪行，激起了战士们的阶级仇恨，燃起了复仇的怒火。接着，我话锋一转，告诉大家我们两个中队决定联合行动，奔袭永和市、歼灭伪保安团的战斗计划。话音刚落，战士们立即沸腾起来，个个磨拳擦掌，纷纷请求参战。我抓住这股高涨的情绪，请中队长王炳良布置具体的战斗任务。最后，我向大家提出要求：马上着手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一听号令，立即行动。

这一年的端阳节是阳历六月十一日。南方的初夏，气候瞬息万变。六月十日，永和市一带还是大雨滂沱，激起大溪河水暴涨，水深流急；第二天早饭后，却雨过天晴，蓝天如洗，给这次奔袭增添了几分喜气。我们一、四中队的红军战士们精神抖擞，从船仓乡山地轻装出发。当时两个中队不过六七十人、四五十条枪，人数不多，却很精悍。虽然我们队伍中有穿军装的，也有不少仍然穿着便衣的，乍一看，好似一群庄稼汉，但从我们那雄赳赳的行军步伐上，却能显示出红军队伍的威武来。我时而同王炳良一起走在队伍的前头，时而插在队伍的中间，边行军边作简短的鼓动：“同志们，消灭反动保安团，为死难的烈士报仇！”“沉住气，听指挥，这一仗一定打得好！”

我们的队伍沿着梨树岭左侧的山沟隐蔽急进。近午时分，骄阳似火，晒得大地蒸发出一股股热气，显得格外闷热。战士们汗流浃背，口干舌燥，但求战的热情使大家忘却了口渴，忘却了疲劳，一股劲快步向前。这时，在田间干活的农民早已提前歇晌回家过节，我们红军队伍如人无人之境，直插伪保安团的驻地——菊溪小学。

菊溪小学原是东乡著名的学校，在大革命时期，师生们为了发展农民运动，积极齐展宣传工作，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革命的教师有的被抓，有的逃跑，连学校也被伪保安团霸占作为兵营，成为保安团寻欢作乐和关押拷打革命群众的场所。端阳节这一天，地主豪绅为了犒劳这伙看家护院的走卒，送去了鸡鸭鱼肉，让他们大嚼大喝一顿。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大白天会遭到红军的袭击，一个个忘乎所以，敞怀畅饮，吆五喝六，猜拳行令，喧嚣之声，溢于四野。除几个站岗的以外，大都喝得酩酊大醉。

正在这时，我和王炳良率领第四中队，彭绍辉和于定一率领第一中队分成两路以隐蔽、轻捷的动作，缴下了哨兵的枪。接着，我就带头冲进保安团饮宴的厅堂，大喝一声：“不许动，谁敢乱动就打死谁！”一百多个团丁面对红军明晃晃的刺刀还莫明其妙，有的嘟吹着：“别别开玩笑！”有一个家伙见势不妙，拔腿想跳窗逃跑，被一枪结果了性命。

这一枪，把烂醉的团丁吓醒了。这伙团丁本来就是些流氓地痞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当他们看到站在面前的是真格“从天而降”的红军，而不是他们的同伙在“开玩笑”时，便象被捅乱了的马蜂窝，一哄而散，各自夺路逃命。我们马上开枪追击。这些家伙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剩下的都作鸟兽散，落荒而逃，仅十几分钟便结束了战斗，缴枪十余支。

我和王炳良从俘虏口中得知永和市水府庙里还驻扎着国民党正规军“周营”的一个连，真是喜出望外。我们四个中队干部立即决定，乘胜直捣水府庙，歼灭白军这个连。

水府庙位于菊溪小学西边的大溪河畔，与菊溪小学隔着一华里左右蜿蜒曲折的街巷和二里多溪岸。狭窄的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柿比，平时街上做买卖的人群熙熙攘攘，磨肩接踵，很是拥挤热闹。这一天是端阳节，许多人都在家过节，加上我们红军突袭保安团的枪声惊动了居民，店铺纷纷关门闭户。所以，当我们一、四中队通过闹市时，街上已断绝了行人。两个中队长和六个分队长八个人手持八面指挥用的小红旗，带领战士快步穿过街巷，通过溪岸，直插水府庙。当距离水府庙还有一百米左右时，我便高喊：“同志们，冲啊！”“消灭白狗子，活捉周屠夫！”接着，吹起了冲锋号。

“嘀嘀哒哒嘀嘀嘀”的冲锋号声是那么嘹亮，那么激越，激励着战士们奋勇冲击！我在读甸溪高小的时候，曾是学校军乐队的队员，练成为一名军号手；到部队后，也常拿司号员的军号练习，学习几节新号谱。这一天，司号员因病不能参加战斗，我便接过军号，用号声来指挥部队，鼓舞战士们冲锋向前。我左手拿着军号，右手举着手枪，领着头直向水府庙冲去。

大溪河东西两岸驻着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个营，河西驻着营部带两个连，河东的水府庙驻一个连。这个营的营长姓周，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在浏阳县四出“清乡”，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欠下浏阳人民许多血债。老百姓提起国民党这个营就恨得咬牙切齿，所以也不管它的正式番号叫什么，而给这个姓周的营长起个外号叫“周屠夫”，叫这个营为“周营”。端阳节这一天，当官的都到河西岸“周屠夫”营部喝酒去了，给当兵的放了假。这样，当兵的有的喝完酒就睡大头觉，有的赌钱鬼混，有的三五成群地在河边闲溜，成了一群散兵游勇。刚才隐约听到菊溪小学方向传来的枪声，他们以为是老百姓过节放鞭炮或保安团打枪玩，不大介意；这时，突然听到枪声、号声、喊杀声，吓得不知所措，乱成一团，东躲西藏，南窜北突，走投无路，不少人狗急跳墙，卜通卜通跳进了大溪河，妄图泅渡到西岸逃命。可是，河面有近百米宽，当时洪水又正在猛涨，白狗子一跳下河便被汹涌的洪水席卷而去，淹没在滔滔的波涛之中。河西岸的“周屠夫”及其走卒听到枪声，摸不清红军的虚实，只能隔岸观望，不敢轻举妄动，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冲进了水府庙，歼灭掉它这个连。这一仗，我们两个中队共歼敌数十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特别是成箱成箱的子弹，当时还是罕见的。这一仗，也算为我少年时在水府庙被军阀部队抢去两担柴火还挨了打这段积恨报了仇，心情格外舒畅。我们一、四中队一天两战皆捷，声威大震。革命群众听到捷报都奔走相告，被白色恐怖压抑了一年多的忧郁心情开始消溶，从心底里迸发出希望的火花。

奔袭永和市的胜利给予我们第二纵队全体指战员极大的鼓舞。

一九二九年八月初的一天，二纵队纵队长李实行、党代表余伯坚把我找到司令部去，向我了解马栏坳的情况。

马栏坳是个山区小集市，位于我的家乡西坑村西南方四五华里处。我曾在这里的公立平安第一国民初级小学读过书、教过书，从事革命活动，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当时，国民党高坪区联防队长黄成带领一百多人正驻扎在马栏坳。黄成是个反动家伙，整天带着联防队员横行乡里，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群众恨之入骨。我二纵队领导同志决心要消灭这股敌人，拔掉这颗“钉子”。我听说要消灭高坪区联防队，非常高兴，详细地介绍了马栏坳的地形、道路等情况，并建议说：“马栏坳位于雷公岭的半山腰，我们如果能够在拂晓前潜伏到雷公岭上，趁破晓时敌人还没起床，出敌不意发起冲击，就有把握消灭这股敌人。不过，马栏坳北边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溪河，河水不深，可以徒涉：河北岸向西有一条大路通向高坪，我们一打，敌人可能涉水过河向西逃跑，如果派一个小分队守住马栏坳西边的河岸，切断敌人的退路，不让敌人过河跑掉，这样就可以逼着敌人向东进入山区，在山里一个个收拾它。”我又沉思了一会，补充说：“我在马栏坳住过，这里夏天清早常有大雾。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地面水蒸气多，说不定那一天清晨会有大雾，这就更便利我们隐蔽接敌了。”

李实行、余伯坚采纳了我的意见，八月十六日（农历七月十二日）晚上，二纵队经过了充分准备之后，除留下一小部分人守卫丙子岭外，二百多名红军战士便整装出发了。

盛夏的月夜，月光似水，皎洁明亮，使出征的儿郎倍感凉爽，尽失倦意。我和王炳良带着四中队与纵队一起沿着蜿蜒起伏的羊肠小道，加快了行军步伐，第二天拂晓，便到达了预定的进攻出发地——雷公岭。

这时，果然不出我所料，从山谷里升腾而起的一股股雾霭，与山间村庄里升起的袅袅炊烟溶汇一气，弥漫开来，犹如大海的波涛，翻腾起伏，顿时笼罩了整个山川，也挡住了联防队哨兵的视线，造成了更有利于隐蔽偷袭敌人的好天时。战士们兴奋地议论说：“当年三国有个诸葛亮借东风，今天可算是我们红军借大雾了。”

部队在雷公岭上隐蔽待命。李实行、余伯坚和我、王炳良等各级指挥员都细心地静听岭下的动静，辨认清楚进攻的方向和各自队伍的进攻路线。片刻，一切准备停当之后，纵队长李实行便下达了出击的命令。

按预定方案，部队分成两路，一中队长彭绍辉带领一小部分战士向西占领河岸边的高地，李实行指挥部队向联防队驻扎的一座祠堂包围过去。

我和王炳良带领四中队的战士快步冲在前头，兄弟中队紧跟在后。我不仅道路熟悉，而且从小生长在山区，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真如猛虎下山，一直冲在队伍的最前头，扑向敌人。当我接近祠堂时，马上举起刚从永和市战斗中缴获来的新手枪喊道：“同志们，冲啊！”随着喊声，我一枪撂倒了敌哨兵，率先冲进了祠堂大门。

这时，敌联防队员还在鼾睡，突然听到枪声四起，杀声震天，都从睡梦中惊醒。因为是盛夏季节，祠堂的门窗都敞开着，惊恐中的敌人摸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顾不得穿上外衣，就各自跳窗或夺门往外跑。有的刚出祠堂就被打死，有的发现已被红军包围，不敢抵抗，赶忙顺着山沟向东没命地奔跑；几个想过河顺大路逃往高坪的敌人，都被撂倒在河滩上。

我和王炳良带领四中队的红军战士和兄弟中队一起沿着山沟追击逃往山里的敌人，象猎手追赶兔子一样，见一个逮一个，逮不住就用枪打，在追击中又歼敌几十人。这一仗，歼灭敌联防队过半，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三匹马。可惜头天晚上，伪联防队长黄成这个反动家伙到外头鬼混，没有回马栏坳，被他漏网了。

清晨，一轮红日从山巅冉冉升起，驱散了云雾，映照着巍峨的群山，使苍松翠竹掩映下的马栏坳显露出一派生机。我们二纵队的红军指战员结束了战斗，整队经过马栏坳的小街道凯旋而归。三个战士骑着刚缴获的三匹骠壮的枣红马走在队伍的前头开路，威风凛凛，吓得土豪劣绅打着哆嗦，喜得贫苦群众眉飞色舞，喷喷称赞说：“红军的马队都开来了，难怪那‘灰狗子’（联防队穿灰色军装）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过了两天，溃散躲藏在山上的敌联防队员陆续回高坪伪区公所报讯。他们胆战心惊地说：“红军红盔红甲腾云驾雾从天而降，谁能阻挡得住呢？”这些“灰狗子”绘声绘色的描述，使红军这次偷袭更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此后多年，“红军红盔红甲红战马腾云驾雾袭击马栏拗联防队”的故事，一直在浏阳东乡一带流传。

偷袭马栏坳的胜利，使红军的声威大振，也使土豪劣绅大为惊恐，惶惶不可终日。八月中旬，我二纵队乘胜进攻高坪区团防局。团防局长闻风带着团丁仓惶逃跑，我们扑了个空。

团防局设在高坪“祠堂”。祠堂内有一个“义仓”，祀会把历年来收的租谷都囤积在“义仓”里，青黄不接时再借给本族的贫苦农民渡荒。因南方气候春季潮湿、夏季炎热，所以，用木料构筑的粮仓要架离地面一米多高，留下这个空隙春季可以隔潮，夏季保证通风降温，防止积谷霉烂变质。团防局占据祠堂后，就利用这个“义仓”下面的空隙作为牢房，关押抗租抗税的群众。我们二纵队冲进团防局后，抓住了几个看管牢房的团丁，把被关押的群众释放出来。有的战士一气之下，一把火就把“义仓”和仓里的粮食全烧掉了。

烧了团防局还祸连了毗邻的甸溪高等小学，把甸溪高小的全部校舍也埋葬在火海之中。我曾在甸溪高小读过四年书，在这里接受过革命教育，对母校有很深厚的感情，眼看着作为社会慈善机构的“义仓”和母校都焚于一炬，心里很难过，但这次战斗是几个中队的联合行动，我也无力制止。这种盲动主义的错误使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许多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第二年春荒时借不到“义谷”，土豪劣绅不仅乘机抬高粮价，还煽动群众说：“红军故意烧了义仓，要饿死百姓”；“红军故意火烧学校，不让伢子上学”，造成一些群众对我们产生怨气，使我们脱离了群众。对于盲动主义的错误，直至一九三零年春学习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全军对其错误的性质、根据和纠正办法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才逐步得到克服。

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连克四城军威壮

一九二九年八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两个纵队从井冈山返回湘赣边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即原红五军第二纵队）会合；九月初，两支队伍又进行合编，仍称红五军，全军编成五个纵队。合编后，我们仍为第二纵队，纵队司令仍是李实行，党代表改由张启龙担任，还留在浏阳、万载、铜鼓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而彭德怀见丙子岭一带地理环境较好，根据地也比较巩固，便将红五军随营学校留在丙子岭北面张家坊的小河地区进行训练，自己和滕代远、黄公略率红五军军部和第一、第三纵队往平江、修水一带游击。此时，红五军参谋长兼随营学校教育长邓萍可能从张启龙那里了解到我曾当过小学教员，是个“知识分子”，而随营学校正缺一名党支部书记，便将我调到随营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因为当时红军中的党组织还是秘密的，所以对外称为“文书”。

我一到随营学校，邓萍就亲自同我谈话，向我介绍随营学校的情况。他说：“随营学校是红五军军委直接领导的干部军事政治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红五军的基层军政干部。这一期学员大多是参加平江起义的老战士，还有一批从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抽调到主力部队来的骨干，素质都比较好。”我说：“我虽然当过小学教员，但军队的学校工作没有搞过，就怕搞不好工作，还是让我回作战部队吧！”他又耐心地开导我说：“学校工作非常重要，澎老总一向很重视开办学校培养干部，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就任湘军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时，就向师长周磐建议创办一所随营学校，并推荐黄公略任校长（后由贺国中代理校长），把秘密士兵会的章程作为随营学校的章程，在学校中发展秘密士兵会会员，积蓄革命力量，后来随营学校全部参加平江起义，成为我们组建红五军的一支骨干力量。平江起义后，彭老总还是坚持要把随营学校继续办下去，培养部队骨干，他自己兼任校长，要我兼任教育长。我的工作很忙，现在你来了，负责党支部工作，在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方面多负些责任，我的担子就轻一些了。”

在交谈中，邓萍还告诉我：“彭老总讲过，办好学校，要舍得下本钱，学员要挑选好的，培养出来的骨干能一个顶一个用；而要培养好学员，必须有好的干部、好的教员。他亲自挑选了何时达当大队长、黄世桥当副大队长。何时达是个知识分子，长沙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一套军事理论，口才又好，他讲的战术、技术课很受学员的欢迎，副大队长黄世桥是行伍出身，当兵多年，很有战斗经验；他枪法很准，有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艺高人胆大，作战非常勇敢，负过十一次伤，闯过许多鬼门关；他给学员做示范动作十分利索，学员们都很敬佩。”以后的事实证明，何时达、黄世桥两位大队干部表现都很出色。可惜一九三零年七月第一次进攻长沙时，在金井战斗中，何时达（当时任第八军第三纵队长）带领纵队冲在最前面，不幸中弹，壮烈牺牲；而黄世桥以后调到江西地方红军部队工作，在一次战斗中，他第十二次负伤，因伤势过重也光荣牺牲。

邓萍的一席话，把我的心说动了。我想，随营学校是个人才苔荤的地方，我在这里既是工作，又可以学习；特别是对我这种缺少军事理论知识的人来说，机会更是难得。我愉快地向邓萍表示：“我一定好好工作，边学习边工作，请你多帮助我。”

邓萍同我第一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又进一步增强了对他的敬慕之情。论年龄，邓萍比我还小两岁，但他的学识和才干，却堪称我的师长。他是四川富顺县人，一九二六年考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在学校参加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被派到彭德怀所在的湘军独立第五师一团从事兵运工作，参与组织领导平江起义，任红五军参谋长，是彭德怀的得力助手。他个儿不高，却很壮实，性格刚直、豪放；虽然没有上几年学，但靠自学却能文能武，不仅才思敏捷，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擅长书画。当时红军中懂得油画的人很少，他却是个画油画的好手，一九二八年二月彭德怀在团部举行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时，墙上挂的马克思、恩格斯油画相，就是邓萍赶画出来的。他到随营学校后，也为学校画了一幅马克思相挂在“列宁室”（即俱乐部），并为“列宁室”的墙报画了刊头和插画，使“列宁室”倍添光彩。他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每次战斗前都亲临前线观察地形、敌情；战斗发起后，坚持到第一线指挥，这种身先士卒的英勇精神，赢得了红五军指战员一致的赞誉。

我刚当党支部书记时，没有工作经验，邓萍就亲自召开“支组联席会议”，要求每个支委、小组长根据自己工作的切身体会，谈谈什么样的人可以入党，党员应该具备那些条件，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当好支委、小组长，怎样开好支部委员会、支部大会和党小组会等等问题，每次座谈讨论一二个题目，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也可以进行争论。在座谈讨论时，他自己做笔记，也要我认真记录，会后加以归纳、整理，由邓萍给学员上课，组织讨论，再次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补充，提高一步。最后，我将邓萍讲课的内容并参考座谈会的记录整理成文，编写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当好党支部书记、支委和小组长”，“怎样开好支委会、支组联席会”，“怎样开好支部大会”等教材，经邓萍修改、补充、定稿，再由我刻写腊纸油印出来，发给学员作为教材，这对于提高学员的政治水平、加强党的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每期学员毕业后，都把教材带回部队，结合本部队的实际去训练党支部书记、支委、小组长和党的活动分子，或作为上党课的教材，反映很好。以后，这些教材经过传抄、翻印，逐渐在红五军各部队推广。在当时连队缺乏教材的情况下，这些带经验性的教材很受欢迎，并在运用中不断得到充实、提高。我通过这段工作，也逐渐学会了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方法。

邓萍工作很忙，但精力充沛，处处以身作则，事必躬亲。他每天都很早起床，第一个站在操场上，看学员集合、出操；学员上战术、技术课，他也经常去听课，现场指导、讲评。他经过军校的严格训练，很有军人的气质和风度，对操场纪律要求很严。他常说：“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还常教育学员说：“你们毕业后要当干部，要带兵；常言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你们学习不好，不仅自己要流血，还会使部队遭到不必要的伤亡。”在他的激励下，学员学习都很刻苦，成绩很好。我过去长期有晚上看书学习到深夜的习惯，早晨起床较迟，到随营学校后，自觉向邓萍学习，交代勤务员每天早早把我叫醒。勤务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赤卫队员，裁缝师傅出身，为人很忠厚朴实，对我们这些年青人象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体贴照顾，我身穿的一套灰色军装，就是他亲手为我缝制的。当时老百姓对军队的文书都称“师爷”，这个老勤务员也跟着老百姓的叫法，每天清晨就来叫“师爷起床，师爷起床！”我便赶快起床跑到操场，跟学员一起出操；学员上课时，我也同学员一起听课、演练，学会了一些战术、技术的基础知识。我从随营学校开始养成早起床的习惯后，几十年一直坚持下来，对身体健康确有好处。邓萍对学员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他平时很关心学员的伙食，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学校流动性大，不可能自己生产，又没有打土豪的任务，经费全靠军部供给，每人每天五六分钱的油盐柴菜钱中，还要节约六七十文钱伙食尾子，月底分给大家作零花钱，困难很多。邓萍为了搞好伙食，保证学员身体健康，经常找司务长商量改善伙食的办法，比如到野外演习回来背些柴火烧，采集些竹笋、野菜等，真是精打细算，节省每一个铜板来改善部队生活。他了解到我家中有老有小，生活困难，便从自己多年积蓄的四五块钱中，拿出三块钱给我，要我捎回家去。我同家里已经几个月没有通信联系了，不了解家里的情况，便托一个老乡帮我捎回家去。当时分伙食尾子每人每月大约只有五分七厘钱，最多也仅一角钱左右，这三块钱要靠我自己省吃俭用积蓄得很长时间才够，而邓萍却这样慷慨无私地支援了我，这种阶级友爱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邓萍同志是我到红军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良师益友，他当时才二十一岁，以后担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参谋长也只有二十几岁，真是个少年英豪，难得的好将才。可惜在长征途中，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我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遵义城时，他亲临遵义城下指挥攻城，英勇牺牲，年仅二十七岁。这是我党我军一个重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一位好首长、好老师。他的光辉形象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直属队和第一、三、四纵队由泰和马家洲一带转移到距永新县城仅十五公里的安福县洲湖地区整训，进行攻打安福城的战斗演练，并准备攻下安福后向北发展，夺取袁水流域诸城。一天深夜，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等人匆匆赶到红五军军部驻地，向彭德怀、腾代远控告驻在永新县城的纵队司令袁文才、副司令王佐所谓“受编不受调”、“反对宁冈分田”、“破坏苏维埃政府、拢害永新赤色政权”、“要叛变”等等“罪状”，要求红五军立即解决袁、王问题。当时情况紧急，彭德怀急忙召开红五军军委临时会议，决定派第四纵队党代表张纯清率部分队伍进抵永新，再与袁文才、王佐谈判。二月二十四日拂晓，当第四纵队到达永新县城，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时，特委书记朱昌偕突然闯入袁文才的驻地，当场将袁文才打死；王佐慌忙逃出东门，在涉水时淹死在关东潭，造成了严重的“袁文才、王佐事件”。当时，我们还在小河地区训练不了解实情。三月初，随营学校奉命从小河地区转移到永新县城与军部汇合，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我们抵达永新县城后，才闻知发生“袁文才、王佐事件”，但众说纷坛，我们不在现场，也弄不明白真相。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湘赣边界特委朱昌偕、陈正人等人以猜疑作为事实，编造情况，谎报军情引起的。这个错误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令人十分痛心。

三月初，我奉命调军部特务大队任副政治委员。特务大队直属军部领导和指挥，下属四个中队，其中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旱机枪（即轻机枪）中队，每个中队下属三个分队，一个分队十至十二人，全大队二百三十人左右。特务大队的主要任务是随军部行动，保卫军部并根据战斗需要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当时整个部队的武器装备都比较差，而特务大队有个轻机枪中队火力较强，战斗中经常担负消灭敌人重要火力点、掩护部队攻击的任务；其余三个步兵中队，除固定一个中队警卫军部外，两个中队担任机动作战以及最后打扫战场、缴获敌人武器装备和捕捉俘虏等任务，所以每次战斗都有不少缴获。

特务大队大队长谢嵩是湖南邵东县人，平江起义中士兵委员会的骨干。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当过学徒，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性格刚强豪放，英勇善战，指挥果断，且善于接近群众，深受士兵的爱戴。我调到特务大队不久，即与他率部参加了第二次攻打安福的战斗。

安福位于沪水之滨，城虽不大，但砖砌的城墙高且坚固；城北侧的沪水，溪深流急，一下雨就不能徒涉，易守难攻。当时我们部队没有火炮，仅有几挺轻机枪要封锁住敌人的火力点确很困难，攻城全靠勇敢，利用黑夜攀登城墙，用肉搏与敌人争夺城头、展开巷战占领城区，所以攻城任务特别艰巨。第一次攻打安福城是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中旬，当时湘赣边界特委召集联席会议，特委书记邓乾元提出，红五军应根据中央“向外发展”的方针，夺取安福，还说城内只有敌人一个营，兵力薄弱，夺城绝对有把握，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力陈攻城的上述困难，并说明守敌决不止一个营，而且我攻城时，敌人肯定会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援，使我军陷于被动。但邓乾元不听彭德怀的意见，强行表决通过要求红五军攻取安福的决定，彭德怀只好服从多数的意见，率三个纵队向安福进发，在距城十五公里处与敌人一个营遭遇，双方一接触，敌人即诈败向安福撤退，我军追至安福城边，发现守敌有一个团以上的兵力正严阵以待，知道中计，立即撤退，果然途中遇到永新、莲花、吉安三路敌人的伏击、包围，幸好第九大队大队长黄云桥率部勇猛冲人敌阵，我后续部队趁势一齐猛攻，将敌阵打开一个缺口，杀出一条血路，才冲出重围，退回永新根据地。这一仗红五军伤亡三百余人，纵队长贺国中、军参谋长刘志治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纵队长李灿负了伤；十一个大队长，也有九个负了伤，损失惨重。我们第二次攻打安福是在一九三零年三月十日，这时敌我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联军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正在抽调兵力对付冯阎联军，湘赣兵力减少，据侦察员报告，安福城内仅有敌人一个营和靖卫团约六七百人；同时，永新、莲花已相继解放，吉安守敌兵力也减少，轻易不敢增援，安福已成为孤城。而我红五军接受第一次打安福的教训，经过一个多月的攻城训练和战前准备，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部队要求为贺国中、刘志治报仇心切，士气十分高昂。所以，战斗发起后，四纵队八大队在我们特务大队火力掩护下，一鼓作气率先爬上城头，后续部队高呼“为贺国中、刘志治烈士报仇”的口号，勇猛地攻入城内，抓到了安福县伪县长，全歼守敌和从永新、莲花、安福各地逃来的地主武装六七百人，解放了安福城。接着，乘胜挥师北上，攻克了新余、分宜县城，直逼袁州（今宜春）城下。

袁州是袁水流域的府城，不仅城大，城墙更坚固。我们要攻城，除了武器装备差，没有火炮等攻坚武器，火力掩护薄弱等困难外，袁州城四周有护城河，又给架设云梯增加许多困难；加之当时对守敌兵力不很了解，取得攻城的胜利还把握不大。为了弄清情况，彭德怀亲自带着各纵队领导干部到四城门外察勘地形，向老百姓作详细调查，初步弄清城内守敌中国民党正规军很少，大多是各县逃到袁州的靖卫团和警备队等地主武装。彭德怀这时才心中有数，拟定了作战方案，召集大队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具体部署。

彭德怀不仅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而且有丰富的天时、地利、人情等方面的知识。他平时对周围事物的观察非常细致，考虑问题也很周到。当时正是农历二月下旬，下半夜后下弦月才升上来，所以，他就部署半夜趁月黑爬城墙，当月亮露出东山头时就爬上了城头，借着依稀的月光与敌人拼搏、巷战，天亮时全歼守敌。果然，三月二十三日战斗发起后，部队按照彭老总的部署互相配合，在月亮初升时，突击队已在我特务大队火力掩护下攻占了城头，打开了城门，后续部队一涌而上，进展很快，全歼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和靖卫团、警备队等反动武装，俘敌一千多人，其中国民党第十八师刚从湖南征集的一营新兵全部被俘，经过教育，大部分参加了红军。

袁州和安福、新余、分宜位于罗霄山脉北麓，我红五军在半个月内连克四城，使湘赣边区的革命群众大受鼓舞，这对深入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队伍都起了很大作用。这时，湘赣边界已有永新、莲花、宁冈、泰和、遂川和安福、新余、分宜、袁州等九个县，还有茶陵、酃县、万安等各半个县的革命根据地，这一大片地区可以往返驰骋，回旋的余地大了，大家的心情更加舒畅。连克四城，对部队锻炼很大，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过去我们打的都是偷袭、奔袭的游击战争，现在是一千多人一起打仗，打的又是攻坚战，战场上热火朝天，士气特别高涨，政治鼓动工作也非常活跃，积累了一些战场鼓动工作的经验。同时，我们通过总结第一次和第二次攻打安福的经验教训，比较深刻地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道理。连克四城，在全军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军委的前委把红五军作为一支能攻城、善攻坚的部队，有攻坚任务大多交予红五军。记得一九三二年初攻打赣州前后，有一次前委决定打江西宁都的赖村一个土围子，这个土围子虽然不大，但龟缩在土围子里的上豪劣绅及其反动武装十分顽固，土围子四周又都是水稻田，很不好接近，兄弟部队打了三次都没有打下，伤亡很大。后来调我们红七团去打，军团首长又调一门山炮支援我们，这是我们团第一次使用山炮，结果山炮轰了两炮，打开个缺口，我们团一鼓作气就冲了进去，拿下这个土围子。当然，这是后话；不过从连克四城开始，我们红五军逐渐积累了攻坚经验，有了攻坚的信心和决心，一般小城镇的攻坚战就打得比较顺利了。

红五军攻占袁州城后，在城内休整十大，庆祝胜利，总结经验，准备再战。这时候的宣传工作特别活跃，各大队都挑选了两三名学生出身、会写字的宣传员，到大街小巷去写大标语，这样，三个纵队就出动了二三十名宣传员，写遍城区的各条街巷。他们没有钱买纸，都买石灰或到老百姓家刮一两桶锅灰调上水，用棕刷或扫帚在墙上、柱子上写“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万岁”和红军宗旨、纪律等大标语，有的宣传员还去挖些红土或到中药铺买一点“土红”（即加工过的红土）作颜料，画上几幅“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的漫画。军部也利用袁州城有石印局（即印刷厂）的条件，印刷了一批布告和宣传品，让宣传员带出去张贴。这些布告、标语使袁州城面目一新，增添了几分喜气。有一天上午，我到军部汇报工作，走到街上看到满街的标语心里挺高兴，想起这些宣传员大多是士兵委员会的活动分子，士兵委员会在开展宣传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汇报工作后，就顺便到军的士兵委员会找当士兵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湖南老乡张平凯聊一聊。老乡见面，分外亲热。攀谈中，很自然地谈到士兵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上来。当时红军中的党组织和党员还是秘密的，而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性组织，其中的领导骨干大多是党员，所以，党组织的一些宣传、教育工作，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民主的活动，大多通过士兵委员会出面组织实施，因而上兵委员会在群众中就有较高的威信。我到特务大队后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很重视，抓的比较紧，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也有些体会。我说：“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党支部有了好的助手，工作比较容易开展；士兵有了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就感到自己是连队的主人，官兵平等，有话敢说，有意见敢提，民主空气很浓。特别是经济公开，每个月还可以分一点伙食尾子，利益与人人有关，这样，士兵的主人翁思想和积极性都能充分调动起来，平时完成任务好，打仗时士气高昂，人人奋勇争先，多杀敌人多缴枪，又有奖赏又光荣。尤其是刚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士兵，对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感触更大，认为这是红军区别于白军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张平凯问我对士兵委员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很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现在连队士兵委员会有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如，军官在行政管理上严格一些，操课的时间长一些，有的士兵委员会就提意见；个别连队甚至有士兵委员会举手通过决定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这样下去会使连队干部不敢大胆管理，把连队的正常秩序搞乱，削弱党的领导。我想，士兵委员会应在党代表、政治委员，也就是党组织的领导下，帮助连队首长管理和教育好士兵，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三大民主，活跃连队生活，不要过多地干预行政领导的工作。”张平凯同意我的看法，两人谈得很投机。

部队在袁州休整后，继续挥师北进。

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血洒路口镇

一九三零年四月二日，我红五军第一、三、四纵队离开袁州，准备迂回湘赣边界再北上进攻江西的万载、铜鼓，不料行军途经莲花县路口镇附近的一条山路上时，突然与增援袁州的国民党朱耀华旅一部遭遇。军部令我特务大队迅速阻击敌人，等待后续部队赶到进行反击。我和大队长谢嵩立即分头带领部队抢先占领山路两旁的高地，进行阻击。

敌人凭借兵力上的优势，疯狂向我特务大队的阵地冲击，企图突破我阻击阵地，迂回到我军侧后，以便前后夹击，消灭我军于行军途中，战斗异常激烈，伤亡在不断增加。

我亲自在第一线上指挥作战，一面用我的马枪向敌人射击，一面指挥机枪排坚守阵地。机枪排长叶长庚打得十分顽强，他带领机枪排的同志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击，阵地岿然不动。突然，我感到象被人当胸击了一拳，忙用左手捂住胸口，低头一看，血从右胸部上衣口袋上一个破洞里涌出来，顺着手指缝滴洒在草地上，顿时脑袋嗡的一声，眼前景物一片模糊，我知道胸部已经挂彩。可是，大敌当前，身旁还有五名重伤员，责任感和理智使我镇定下来，不顾个人的安危，也不声张，照常指挥部队抗击敌人的进攻，掩护着重伤员。

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忽听背后传来喊“杀”声和枪声，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后续部队已经赶到，压在我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这时，我才感到伤口疼痛，头脑晕眩，没有力气站立起来，但还隐约听得到枪声逐渐远去。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后续部队一阵勇猛反击，敌人支撑不住，丢下辎重便仓皇溃逃，我军尾随追击了几里地，缴获很多。战斗结束后，后续部队才发现奄奄一息的我和我身旁的五名重伤员，马上紧急抢救。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军医很少，又没有药，护士只能用棉花、纱布沾上碘酒塞进伤口消毒，然后用绷带把伤口包扎一下，就派民工用担架把我抬送后方医院。这时，我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止血，加上担架的颠簸，肺部枪伤的血水有的顺着创口往外渗，渗透了纱布绷带；有的血随着呼吸进入支气管，淤结成一小块一小块血块，从气管里呛咳出来，伤势越来越重。据医生后来告诉我，担架的颠簸虽然使我不能尽快完全止血，而且不断咳出淤血来，但在当时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胸腔手术的情况下，把淤积在肺部的血块通过气管呛咳出肺部，避免了胸腔淤血过多，造成“气胸”，便于到医院后抢救治疗，反而挽救了我的生命，这真是“坏事变好事”了。

我们担架队一百多副担架经过几十里山路的颠簸，来到了莲花县城，民工们正在街上饭铺里打“中伙”（吃午饭），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枪声，接着，国民党莲花靖卫团的一队团丁冲进了街道。民工们听到枪声后，有的抬着担架跑，有的撇下担架四处逃散。这时，抬我担架的两个民工已不知去向，我挣扎着从担架上坐了起来，呼唤民工来帮忙，正在这危急的时刻，从饭铺里跑出两个老百姓，他看到我负了重伤，便机警地连搀带抬地把我扶进了店铺后面的苎麻地里隐蔽。苎麻有一米多高，我躺在地沟里，敌人看不见。两个老百姓刚回店铺，敌人已冲到饭铺前，只听一阵枪响，我知道，来不及隐蔽的伤员已遭敌人的毒手，心疼得咬住了牙，两行泪水涌出了眼眶……我躺在苎麻地里隐蔽了半天，忍受着伤疼、饥渴和悲痛的折磨，直盼着天快黑下来，好想办法脱离险境。

天终于渐渐地黑了，还渐浙沥沥地下起了雨。因为莲花县城曾被我红五军攻占过一段时间，当时城内虽然没有红军，但靖卫团怕遭到我地方游击队的袭击也不敢久留，在城里吃饱喝足之后，便吹起集合号，把队伍拉到城外去了。我在苎麻地里听到敌人的集合号声和脚步声已经远去，才挣扎着踉踉跄跄地走出苎麻地来到街上，敲开一户老百姓的家门。

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出来开门。我对他说：“老表，我是红军的伤员，中午被白军冲散，抬担架的民工也找不到了，麻烦你带我去找县苏维埃政府好吗？”

老汉手持一盏小油灯上下打量我一番，看清我确实是红军的伤员，才细声地对我说：“县苏维埃撤到城外去了，离城还有十来里。”

我愣住了。还有十来里地怎么办？我试探地问老汉：“老伯，我这里人生地不熟，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带个路？”

老汉沉思片刻，便爽快地答应：“好，你稍等一会，我带你去。”老汉回屋里向家里人交代几句，马上转身出门，掩上大门，就领着我向北门走。路上，他见我行走艰难，看出我的伤势比较重，便主动地搀扶着我。这时雨也停了，我们两人出了北门，走了十多里地，来到一座山下，老汉停住脚步说：“你沿这条路走上山不远就是县苏维埃的地方，我不再送了。”

我感激地握住老汉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放在老汉的手心说：“老大伯，谢谢你救了我。我身上还有一块钱，送你喝杯酒。”老汉把银元又塞回我的手心，动情地说：“同志，为红军带路是我应该做的，这块钱你留下养伤用。”

老汉一再推让，在我再三说服下，才收下这块银元，摸黑回莲花城去了。莲花县苏维埃政府把我暂时安顿在县的临时医院里，这里名谓“临时医院”，实际上没有一名正式医生，只是一些群众组织起来临时看护伤员的地方，群众看到我的伤口经过沾碘酒的棉花、纱布一次次“消毒”，烧得肌肉发白，象小孩子咀似地向外翻着，不断渗出血水，很是心疼，第二天清早马上四处去采草药来给我敷上。经过两三天的治疗，总算止了血，县政府又派了担架把我连同近几天收容的几十个伤员一起，组成了一个担架队，向水新县澧田南面山区里的后方医院转移。在转移途中，一百多里的崎岖山路全靠江西老乡抬着我跋山涉水，给我洗伤口、敷药，照料我吃饭、喝水、大小便，才使我能安全到达红军后方医院养伤，把生命保全下来。江西老根据地革命群众的恩情，我终生难忘。

我养伤期间，一九三零年六月十日前后，红五军在湖北大冶、阳新边界的刘仁八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由从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红军代表会议归来的滕代远、何长工分别传达两个会议的精神。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提出红军的总任务是“配合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暴动，争取革命暴动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直到全国政权的夺取”，要求红军“要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为完成上述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和第三军团党的前委，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红三军团下辖第五、第八两个军，红五军由原红五军第一、二、三、四纵队改编为两个师四个团，三军团司令部兼红五军司令部；红八军由原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两个师四个团；到了八月间，原红五军第一纵队又与湘鄂赣边境独立师及平江、岳阳、修水、铜鼓等县赤卫队编为红十六军，也属红三军团建制。其实当时红五军仅八千人，与三团建制的一个师人数差不多，这种所谓“扩编”，只是虚张声势，搞空架子，浪费干部而已，并不能真正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军委扩大会议后，七月三日，彭德怀即率红三军团主力乘岳州敌军调往防守武昌，岳州城内守敌空虚之隙，攻占岳州，歼敌约二个营，缴获大批弹药、粮食和军用物资，其中有75野炮四门，山炮十二门，自此，红三军团便有了炮兵。

七月十五日，红三军团回师平江进行休整，准备进攻长沙。二十二日，湖南军阀何键调动三个旅的兵力，分为三个梯队，摆成一列长蛇阵直犯平江，企图一举消灭红三军团，保住长沙。彭德怀闻讯即率部在离平江城三十里的瓮江镇设伏，因敌人未敢贸然前进，第二天，红三军团即向敌人发起反击，于金井地区击溃来敌，并乘胜推进，于二十七日攻占长沙，俘敌四千余名，缴获山炮二门、迫击炮二十门，枪三千余支，弹药、物资甚多，取得了我军八千人打败三万余优势敌军的辉煌战果。攻占长沙的胜利是彭德怀利用敌军进攻部署上“长蛇阵”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乘胜攻城而取得的胜利。这个胜利并不能掩盖立三路线的错误，也挽救不了立三路线的失败。

八月六日，敌人以五六个师的兵力对长沙进行反扑，因敌众我寡，红三军团主动撤出长沙到平江、长寿街休整。红三军团占领长沙十一天，筹款四十万银洋，解决了全军的被服、医药等困难，全军官兵都脱下破旧军装，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大盖帽；破旧的武器、装备也全部更新，并把多余的武器武装了地方部队，部队面目焕然一新，军容更加严整，军威更壮。在此期间，红三军团还将没收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的许多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放出了几千名政治犯，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人心大快，群众热烈拥护红军，许多工人、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踊跃参军，俘虏兵经教育后也有一部分参加红军，共扩大红军七八千人，红军声威大振。七月下旬，我在医院听到一个个胜利捷报，真是欢欣鼓舞，伤才初愈，就积极要求返回部队参加战斗。当时，立三路线的错误领导者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求组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从中央到各省、边区都将党委和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所以，我要求归队时因部队还在长沙，组织上就要我先到江西省委西路行动委员会去暂任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参加西路行委组织的攻打吉安的行动。

江西省委自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三零年八月下旬，先后对吉安城发动过八次进攻，每次进攻都动员地方武装和群众几万人至十余万人参加。但吉安位于赣江、潇水之滨，三面绕水，有赣江、潇水作为天然屏障，而且吉安是赣江流域一个中心城市，城墙既高又坚，守敌兵力充足，总是愈攻不下。一九三零年一月，毛泽东率红四军越过武夷山从福建进入江西境内，二月到达广昌，也曾决定要攻打吉安，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了计划，仅留下《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词“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豪句。这次动员攻打吉安，可能是第七次或第八次的行动。我七月底到永新县城的西路行委报到后，行委的领导同志告诉我，所谓干部大队大多是刚出医院尚未归队的伤病员组成的，大约有一百多人，此时大部分已分散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发动工作。他们要我国在行动指挥部兼任秘书长，负责了解各县动员情况和起草文书、电报等工作。

这次攻打吉安的行动，红军主力部队很少，只有红五军第三纵队三四百人作为骨干，其余的都是农民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实际上只有十几万人。发动总攻这一天清早，十几万农民赤卫队从永新、莲花、安福、泰和等各县革命根据地，打着大大小小无数红旗，个个扛着梭镖、大刀、鸟枪或担架，浩浩荡荡向吉安城进攻，但都被阻于潇水和赣江岸边。敌人在对岸固守，用火力封锁着江面，使十万大军无法渡江。三纵队虽然也在岸边向对岸敌人打了一阵，但火力毕竟太弱，根本无法压住敌人的火力，掩护大军过江。十几万赤卫队员只能在岸边呼口号，摇旗呐喊示威，毫无用武之地。就这样搞了一天，到了傍晚，便各自散去，我也和指挥部一起返回了永新。

这次也可谓“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行动，表面看来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实际上如同儿戏。因为没有坚强的红军主力作为骨干，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武装，光靠摇旗呐喊是不能取胜的。这次行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感到群众革命热情的可贵可佩，也感到立三路线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幼稚可笑。

我回到永新县城后，听说红三军团已经回师浏阳，归心似箭，便与伤愈出院的红五军第三纵队司令彭遨相邀，向西路行委说明我们要回湖南找部队，顺路请个假探家。经行委同意后，我们一起离开永新返回湖南。我们到了浏阳县城后得知部队在永和市，两人便暂时分手，彭遨回平江探亲后转永和市，我也先回家看一看再去找部队。我途经双坑村时先去看望生父、生母和两位哥哥，在生父家休息一下。老乡们知道我回家乡，都来看我，把一间小厅挤得满满的；我养父闻讯，也赶到双坑来接我，那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年多不见面，老人家显得苍老许多。他见了我的面，拉住我的手直掉泪。我吃了午饭，就同养父一起回西坑家，路上碰到高坪区的干部，大家都很高兴，他们边走边谈全区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翻身做主人的兴奋心情溢于言表。

我刚从游击队调到红五军工作时，因部队还在家乡一带活动，偶尔也回过几趟家，自一九二九年八月调随营学校工作后，离家越来越远，一年多没有回过家，现在看到家乡的山，家乡的水，特别感到亲切，几天来旅途跋涉的辛劳早已忘掉了，真似脚底生风，很快就到了西坑村口。这时，在我家门前的池塘边和大门口已站满了乡亲，他们知道我已到了双坑，都到我家门前等我，表示欢迎。我年迈的母亲一手牵着我五岁多的大儿子清启，一手牵着我三岁多的二儿子兴启站在门前；妻子刘氏怀抱着我远离家门后不久才出生的小女儿站在母亲的身旁，她们都为我突然归来感到欣喜也感到心酸，在门前已经仁立凝望许久，激动的泪水沾湿了衣襟。一年多不见，两个儿子都长高了，好象已不认识我，瞪大了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惊奇地瞧着我，我一把抱过二儿子兴启，亲着他的小脸蛋，一种未能尽到父亲和丈夫、儿子责任的负疚心情，促使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这时，周围的乡亲都围拢过来问好，我忙转过身来招呼大家进屋坐坐，感谢乡亲们对我家的关怀照顾。不久，乡亲们陆续散去，我和父母亲、叔叔以及妻子、儿女才坐下来团聚叙谈。由于“马日事变”后我家被敌人抄了三次，父亲、叔叔坐了牢，本来就穷的家更穷困了。这一年多来，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家里生活有了些改善，但仍然很苦。我把身上仅有的三块大洋交给了父亲，看到家里一把雨伞已破烂不堪，把我自己用的一把雨伞留了下来，我全身仅有这一点“财产”，全都给家里了，算是尽了一点心意吧。

我在家住了三天，到高坪一次看望了亲戚朋友，便匆匆赶到永和市找部队，没想到，这一次离家，竞是我与全家人的永诀。

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二打长沙的教训

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日，我赶到浏阳县永和市找到了红五军军部。邓萍很热情地接待了我，问我伤势和治疗情况，告诉我毛泽东、朱德带着红一军团要来永和市会师，两只拳头合在一起，力量更大，可以大干一场了。我为邓萍的热情所打动，心里也热乎乎的。邓萍要我暂时休息几天，等待分配工作，我就在军部住下了。

八月二十三日，红一、三军团按计划在永和市会师。当天，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党的总前委，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军团；红一军团辖第三、第四、第十二军；红三军团辖第五、第八、第十六军，总兵力约三万余人，两军团兵力大致相等。红一方面军的成立，进一步在战略上集中了兵力，这对红军更好地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促进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们红三军团军团长由彭德怀兼，政治委员滕代远兼，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团下辖三个军、六个师和特务团、炮兵团、工兵营，约一万七八千人。红五军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师，军长由邓萍兼任，政治委员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我被任命为红五军党委秘书长；十一月，红五军召开党代表大会，我又被选为党委组织部长。

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讨论了攻打长沙的问题。当时有些同志看到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取得很大胜利，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部队武器装备大大改善，个个穿起崭新的军装，面貌焕然一新，十分羡慕，认为三军团仅一个军团的兵力就能攻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合兵一处，打下长沙更没有问题：加之当时党内军内总的指导思想仍然是要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攻打长沙的主张便占了上风。而彭德怀和三军团的许多同志从实际出发，不大同意打长沙。因为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起到此时近一年时间，部队扩大了六倍，而且从五月份开始连续作战、攻城，部队没有得到休整，有些连队不仅没有党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靠士兵会的活动而没有党的领导核心，迫切需要进行短期休整，以利再战。而且从敌情方面看，第一次打长沙是我军抓住敌人战略部署上的弱点，各个击破敌军的“长蛇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敌人，所以能乘胜攻进长沙城，这次则不同：这一次敌人追击我军的四个旅，只有戴斗垣旅在文家市被我一军团全歼，其余三个旅在我三军团赶到文家市的前两天即已主动退回长沙，兵力未减；原来在长沙还有敌人一个旅没有出动，所以，长沙当时还有敌人四个旅的兵力，加之他们已在长沙准备了五六天，野战工事也构筑好了，我们再次进攻长沙，便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攻坚战，胜利的把握很少。可是，总前委会讨论的结果，多数人决定要攻打长沙，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的同志只好服从。

八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即发布命令，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红一军团为左路，红三军团的第十六军和平江地方武装为右路，红三军团的第五、第八军及浏东地方武装为中路，于二十八日进抵长沙东南郊外三十里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中铺、龙头铺一带，对长沙形成包围态势。此时，据侦察得悉，长沙守敌自南郊的猴子石起，经阿弥岭、湖迹渡至北郊捞刀河口止，透迤数公里，林立许多碉堡、巨型鹿砦，还装上高大的电网，这是我们过去从未见过的如此坚强的工事。而我军只有步枪和少量机枪，军团虽有一个炮兵团，但也只有十几门山炮和二十余门迫击炮（第一次攻打长沙时缴获的几门野炮，因太笨重，没办法带走，都已炸毁），炮弹数量又少，缺乏攻坚武器，所以，包围长沙之后，总指挥部就想方设法诱敌出击，但守敌却连续数日坚守工事不出，真是气煞人了。

九月三日，方面军总指挥部获悉守敌指挥部为给守城的敌军鼓气，打破被围的困境，将以十个团的兵力从猴子石向我军出击，真是喜出望外，马上进行歼敌部署：由红三军团担负监视正面敌人的任务，红一军团在敌出击线西侧，形成一个伏击敌人的大口袋。当天下午，敌陶广师所属的第一、第二旅及补充团、独立团、特务营、工兵营等部，果然由猴子石向我军出击，上了我们的钩。下午五点多钟，敌军约有两个团进入我伏击圈，其后续部队仍在继续出城。时近黄昏，我军出敌不意，以泰山压顶之势猛烈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敌驱至湘江边上，经过激烈战斗，毙敌六百余人，俘敌两名团长及士兵千余人，缴枪一千多支，并击伤其旅长陈渥及两名团长，余敌狼狈溃逃，龟缩于猴子石阵地内，不敢反击。

敌人接受猴子石出击失败的教训，不敢再贸然出击。我军又围城七天，敌人仍坚守不出，双方对峙于长沙城下。

九月十日，方面军总指挥部不得不于田心桥发布《强攻长沙的命令》。但两个军团多次强攻，由于守敌准备充分，工事坚固，进攻部队受阻于高压电网之下，进攻未能奏效，伤亡较大。为了攻破敌人的电网，我军曾采用“火牛阵”的办法，买来一批公牛，在牛尾巴绑上沾了煤油的破布、破棉絮和鞭，炮，一齐点着了火。公牛被火烧和鞭炮惊吓，发疯似地向敌人的电网冲去。可是，火牛冲近敌人阵地时，有的被敌人的枪弹打死，有的被电网高压电击毙；有的被敌人的枪炮声惊吓，掉转头往我们自己的阵地上冲，反而把跟在火牛阵后面的冲击部队冲散了，仍未奏效。这种“火牛阵”过去对付地主武装的土围子曾发挥过威力；但对付敌人的高压电网是毫无用处的，这也是当时我们部队缺乏科学知识的表现。“火牛阵”失败后，部队又组织几次强攻，仍未奏效，伤亡很大，事实证明，我军还不具备阵地战和攻坚战的条件。

这时，中共长江局传来了国民党张发奎部和桂系的部队已进至湘潭一线，企图增援长沙守敌的消息，于是，毛泽东建议先消灭增援的桂军再打长沙。总前委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于九月十二日发布了《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第二次进攻长沙遂告结束。这次进攻长沙，不顾客观情况已发生变化，我军攻坚力量薄弱等条件，凭主观愿望决定攻打而遭到挫折，教训是深刻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把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罪责强加于彭德怀身上，这就不实事求是，也是不公道的。

第二章革命战争考验了我乘火车进占萍乡

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十三日，总前委在株洲召开会议，决定部队转移到江西的袁州（今宜春）地区，准备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作战，并决定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占领袁水以北地区，阻击增援吉安之敌，威胁南昌，两军团在湘赣边区的两江间机动作战，有利于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三军团撤出长沙后，得知敌军已撤离萍乡、安源，决定立即向萍乡进军。当时我军士气仍很旺盛，而长沙守敌刚受到打击，摸不清我军的动向，怕再次遭到伏击也不敢追击。我军从容地打着一面面红旗沿着大路以多路纵队的严整行列向萍乡进发。

当我们红五军先头部队行进到离醴陵不远的地方，忽然从远方铁路上传来一声汽笛长鸣，还隐约听到一阵锣鼓声和军乐声；片刻，只见一列火车迎面开来，火车上红旗招展，十分耀眼，大家立即停止了脚步，惊奇而又警惕地注视着奔驰而来的列车。稍近，就见机车车头下端挂着一条红布横幅，横幅上写着“迎接工农红军代表列车”十个醒目的大字，队伍立即欢腾起来，响起了一片“工人老大哥开火车来欢迎我们啦！”“工人老大哥开火车来迎接我们啦”的欢呼声。这松涛海啸般的欢呼声，从先头部队直往后传，后续部队兴奋得边欢呼边加快步伐往前赶，都想争先目睹平生从未见过的火车。霎时，铁道旁、田野上，到处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红军战士们一张张笑脸都闪烁着青春的光芒。

火车在先头部队前面徐徐地停住，从车厢里走下十几个安源路矿总工会的代表，邓萍和我们军部的干部忙迎上前去同他们热烈握手，感谢铁路、煤矿工人对红军的一片盛情。工人代表告诉我们，国民党军队已经逃跑好几天了，路矿上的洋鬼子和帮办也已逃到南昌或武汉，现在工人纠察队控制着路矿，希望红军尽快进驻萍乡、安源。邓萍指示我通知各部队回去组织一下，每个连队派十名代表先乘火车进萍乡，其余的指战员快步跟进。

这是一列普通客车，有七八节车厢。车厢内外都贴上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热烈欢迎工农红军”等红红绿绿的标语，把列车装扮得五彩缤纷；加上第一、二节车厢里有总工会的军乐队、锣鼓队吹吹打打，更增加了喜庆的气氛。一路之上，火车司机好象要表达自己对工农子弟兵热爱的心情，显示工农子弟兵的军威似的，不断拉响汽笛。这一声声长鸣的汽笛，惊醒了沉睡的山岗，招唤来喜迎红军的工农群众，顿时使铁路两旁寂静的山村沸腾起来，成百成千的群众聚集在村前、路口，争先目睹工农红军向萍乡进军的壮观情景。

我和七八百名战士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火车、坐上火车的，大家又兴奋又激动，一会儿随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和晃动的车厢扭动着身躯，体会着象婴儿时睡在摇篮里那种晃晃悠悠的舒服感；一会儿又紧张地眺望着车窗外急速后退的山村、树木和人群、车马等景物，好象儿童时看“西洋镜”一样的新奇。许多年轻战士高兴得坐不住，蹦蹦跳跳、跌跌撞撞地从车厢这一头蹦哒到另一头，边跳边笑边唱，撒下了一路欢笑一路歌。

列车到了萍乡车站，安源、萍乡的铁路、煤矿工人早就聚集在车站热情地欢迎我们，又是一阵锣鼓、一阵欢呼。工人代表跳上机车车头简短地致了欢迎词，我们红军代表也致了答词表示感谢。因为我们急于执行前卫、警戒任务，很快便整队出了车站。

九月十五日，我红三军团全部进占萍乡、安源，进行短期整训，开展群众工作和扩大红军运动。过了不几天，安源路矿总工会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萍乡车站召开了庆祝大会，有万余工人群众和部队参加大会。会上，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路矿总工会代表先后讲了话。朱老总和彭老总都号召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安源工人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这个热烈隆重的庆祝大会，实际上成为一个扩大红军的动员大会。

安源路矿工人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和革命传统，从一九二一年秋开始，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就先后来到安源，在安源路矿（即株萍铁路和安源煤矿）工人中开展革命工作，发动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一九二二年九月，取得了第一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此后，安源工人的革命斗争从未间断，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时，安源工人武装又成为起义的一支主力军，群众基础很好。这次我们红三军团主力进驻萍乡、安源，工人更是扬眉吐气，欢喜若狂。所以，一经发动，矿工、铁路工人和周围的农民都很踊跃参加红军。在扩红运动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次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参军比较多，彭老总特别高兴，特地指示要组建一支通信队，把打长沙和在安源、萍乡缴获的电话总机、单机和电话线都利用起来，架通了军团与各师、团、营、连的有线电话，从此结束了过去单一依靠徒步通信的历史。

当时的电话单机很简陋，电话机装在一个木匣子里，木匣子挂在墙壁上，匣子顶端有两个电铃，有人打电话来，电铃就“铃铃铃”地响；送话器与受话器是分开的，送话器象个小喇叭固定在匣子的正面，受话器象个“秤蛇”连着电线，挂在木匣子的右侧，而打电话用的摇把则安装在木匣子左侧。通话时，讲话的人一手拿着“秤陀”似的听筒，对着木匣子正面的喇叭讲话。那时候我们的干部、战士大多来自山区农村，从没有见过电话，现在连队里有了电话，只要电话铃一响，就有许多干部、战士围着看热闹。他们看到连首长对着墙上的木匣子讲话，感到很神奇、很滑稽；有的根本就不相信在连里讲话，团长、师长甚至邓萍军长、彭老总在老远就能听到，以为是在唬人，要与人家打赌，直到让他听见听筒里确实有讲话声才会信服，啧啧称赞这“顺风耳”是件宝贝东西。连队里安装了“现代化”的电话，是进占萍乡后的一件喜事，着实让连队里热闹了好几天，流传了不少让人笑破肚皮的故事。

九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于萍乡总部发布了《由萍乡出发向吉安的命令》，决定第一军团分两路攻占吉安城；“第三军团于二十四日由萍乡出动完毕，进驻樟树，占领临江一带，截断赣江，并堵住敌人援军”。

遵照总部命令，十月四日，红一军团攻克了吉安城，实现了一月间毛泽东发出“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的豪言。同日，我红三军团部队占领了临江、清江（樟树镇），此后，即以战备的姿态在清江、上高、高安、新干等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进行筹款、扩红和整训部队。此时，赣西南苏区和赣东部分苏区已连成了一片，回旋的余地更大了，各地立即掀起土地革命斗争的高潮。

我们红三军团自一九三零年三月攻打安福开始到十月进占清江的七个月来，连续作战，取得很大胜利，队伍也大大扩充，而且这段时间参军的新战士中，工农成份占了很大比重，特别是大批路矿工人参军：增加了部队的骨干力量，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使部队建设尤其是连队建设有了很大加强。但由于连续作战，也把部队拖得十分疲劳，现在有个较长时间的休整，确是难得的时机。

这次整训，除了针对部队新兵多，抓紧进行军事训练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利用整训的时机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大多出身于农民，文化水平很低，科学知识贫乏，每一次攻占城市时，虽然都进行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和城市纪律教育，总的看来，部队进城后的纪律也是很好的，但由于缺乏文化科学知识，也闹了不少笑话，出过一些问题。比如，缴获敌人的收发报机，听到收报机上还在“嘀一嘀嘀”地叫，就恼火地边用枪托砸、用脚踩边骂：“我让你再叫，我让你再叫！”硬是把收发报机砸烂才解恨；攻进白区银行，只懂得保护黄金、银元，看到国民党的钞票，便认为是“反动钞票”，废纸一般，撕的撕，烧的烧，当垃圾处理掉，不知道这些钞票还可以到白区买我们急需的药品、物资，白白地损失。所以，彭老总、滕政委和各级领导都深刻体会到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道理，强调要重视加强部队的文化教育。

彭老总强调加强文化教育，自己也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他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没有机会多读几年书，文化基础差，早在当湘军营长时就开始注重自学；平江起义后，他担任红五军军长，戎马住熄，驰骋于湘赣边区，战斗、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请军党委秘书长谢翰文当老师，利用战斗空隙学文化。每次到宿营地时，谢翰文就把书本和纸笔墨砚准备好，等部队都休息以后，彭老总查铺查哨回来再教他学文化。当时纸张既缺又贵，山区还买不到，彭老总每次打下城市，就叫人上街买来一些便宜的草纸、箱包纸，用毛笔练写字，既学了生字生词又练了书法。他就是以这种滴水穿石的功夫，日复一日坚持学习，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以后有些作战命令、文书都能亲手修改或亲自起草了。

彭老总带头勤奋学习对部队有很大影响，部队学文化的活动也就逐渐开展起来。当时识字的人很少，凡是能识几个字的就当老师，叫做“能者为师”。行军中，每个人背包上贴一二个字，大家边行军边认字，到了宿营地就测验，看记住了没有？这样既识了字，又忘掉行军的疲劳，一举两得。识字活动还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墙报上开展识字问答，晚会上开展识字比赛；有的连队还设了“识字岗”，不认会岗哨上这个字不能过这一道岗哨。这种带点娱乐性的识字活动，提高了大家识字的兴趣，收效很好。当时正式上文化课的时间不多，有时是把政治课和文化课结合起来，比如讲阶级斗争问题时，就把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军阀、压迫、剥削等词句写在门板上，结合讲解政治课识字。此外，有时还请有些专门知识的同志给大家讲些兵器常识、科学知识和卫生防病知识，使大家增长些见识。通过一段时间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部队的文化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这也为部队从以游击战为主逐步过渡到以打运动战为主的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章东渡赣江反“围剿” 峡江会议的一场舌战

根据罗坊会议的精神和总前委、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主力必须东渡赣江到永丰、宁都一带去，在赣江以东、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准备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这个计划从战略全局着眼，比九月十三日总前委株洲会议决定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作战的计划更全面更正确，彭德怀完全拥护罗坊会议的决定。可是，当时红三军团的红五军、红十六军大部分是湖南平江、浏阳一带的人，红八军大多数是湖北阳新、大冶的人，乡土观念很重，不愿意离开家乡，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到赣江以东，三军团留在赣江以西，认为这样既可集中消灭敌人的大部队，也可以团为单位分散在湘赣边、湘鄂赣边和鄂东南地区进行游击战，对将来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有利；有的同志还耽心过江东以后，湘赣两江之间辛辛苦苦斗争几年搞起来的根据地会丢掉。彭德怀认为，这些比较带群众性的意见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一、三军团分开以后，形成不了拳头，在战斗中一次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六个团的师）是很勉强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所以，为了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他坚持在政治上必须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要分开；坚决反对地方主义和乡土观念。

十一月四日前后，总前委派周以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三军团传达指示。周以栗到军团部驻地峡江的仁和墟时，彭德怀将干部、士兵思想不通的情况向他反映，请他传达总前委的指示时注意大家的情绪，多做说服工作。十一月五日上午，彭德怀因为总前委催促得很紧，必须尽快做好过江的准备，亲自带了一个连到赣江边看过渡点和征集船只，由滕代远、袁国平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渡江动员。

会上，周以栗代表中央和总前委进行政治动员。因为他过去执行“立三路线”比较积极，此时“左”的影响尚未清除，在动员报告中不知不觉讲跑了题，大讲红三军团第一次打下长沙后，如果马上就乘胜攻打武汉，肯定一下子就可以打下来，等等。本来一些干部听说动员东渡赣江就心烦，一听他还再讲“立三路线”一些老调，什么“攻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一套，心里就更烦了，一些师、团干部开始放炮。团长杜中美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一定要两个军团都过东岸？我们有意见！”六师师长郭炳生接着说：“部队过江东，把赣江以西这一大片根据地丢了；到了江东，地形、人情又不熟，部队非垮不可。你们这个办法是‘冷水洗屌，越洗越小’！”郭炳生的粗话，弄得哄堂大笑。

会议从上午直开到下午，争论非常激烈，发言的大多是军事干部，言同也比较偏激；而政工干部多数从组织原则方面考虑，认为总前委已经作出决定，即使遇到一些困难，也应该服从上级的决定，所以反对的人不多。傍晚，彭德怀从江边回来参加会议，看到会场上乱哄哄的有点生气，马上叫大家安静下来，耐着性子说服大家。他首先说明一、三军团如果夹江而阵，力量分散，对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规模进攻不利。接着，他针对大家顾虑部队过江之后，老家根据地会丢掉的思想说：“我们五军、八军过江以后，十六军还留在湘鄂赣边区，可以从地方武装中抽调力量扩大十六军，保卫湘鄂赣边区；而鄂东南已有五个小团，准备以它为基础，组建红九军；湘赣边已经有一个独立师，也可以再扩大。”大家听了总前委对部队过江后的部署，心里有了数，顾虑也减少了。最后，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同志们，现在主要是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总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坚决拥护，一定要过江去。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到江东再去讨论，但不能妨碍行动，更不能说一、三军团分家的话。我们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

天已经黑了，彭德怀提高嗓门问大家：“还有意见吗？”大家齐声答道：“没有意见了！”彭德怀象下作战命令似地高声说：“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拂晓开始渡河。散会！”

第二天，部队便军容严整、秩序井然地乘船渡过了赣江。在渡船上，我回想昨天峡江会议的情况，细细回味彭老总讲的话，深感彭老总政治动员工作做得好：一是态度明确、坚决；二是有针对性，打消了大家怕丢掉湘鄂赣根据地的顾虑，统一了思想，为我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作出示范，使我学到了做思想动贝工作的一些经验。

第三章东渡赣江反“围剿” 诱敌深入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六日，我红三军团第五、八军渡过赣江，进至新涂附近地区待命，抓紧时间做群众工作，筹措给养。这时，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奉蒋介石之命，率领先期到达江西集结地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编成三个纵队，采取“并进长追”的战略，从上高、高安和樟树、丰城两个方向，分别向我红一方面军十月间原所在地的临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进攻，企图以南北夹击之势，消灭我军于赣江西岸，但因我军已先期东渡而扑空。于是，其主力第一、二纵队转向赣江东岸推进，寻求与我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为了继续诱敌深入和疲惫敌人，集中于有利地区歼敌，即令全军离开赣江东岸地区，采取有计划地逐步向南，实行“求心退却”。

我们红五军从新涂地区向南经永丰朝东固方向行进，敌人不断派飞机来侦察、投弹。开始时，部队见了飞机并不害怕，因为八月间我们部队向浏阳永和市进军时，敌人也曾派飞机尾随侦察、投弹，但当时敌人在湖南没有飞机场，飞机都是从武汉或南昌起飞的，距离远，飞行员匆匆侦察一下，投几枚轻磅炸弹就急忙返航，而且投弹技术太差，总是投不准，有时飞机飞得很低，迎着我们部队前进的方向俯冲下来，连飞行员也看得到，部队照样整连整团集中在一起走，不去理睬它；看到敌机投弹，有些俏皮的战士还取笑敌机投弹不准，拍手跳着喊着：“飞机屙屎罗，飞机屙屎罗！”并活灵活现地说，他看到敌人的飞行员也笑了。不管战士是不是真的看到敌机飞行员也为自己投弹不准而失笑，但飞机确实飞得相当低，而且炸弹也小，威力不大，没有人伤亡，部队都不怕飞机。不过，部队执行命令很坚决，不管敌机飞得再低，为了节省子弹，没有指挥员的命令，都不敢乱开枪去打飞机。我们离开永和市第二次打长沙时，没有见到敌机，这次过了赣江，敌机又来了，所以部队仍然不怕它。大家还不知道，这次蒋介石部署大规模“围剿”是作了充分准备的，特地调来三个航空队，配备了新买来的飞机，下了大本钱。有一天部队刚过了永丰不远，敌机又来轰炸，炸死炸伤了几个人，有的脚被炸断，有的肚子被炸破，肠子流了出来，虽然只伤亡了几个人，但看起来很惨，对部队震动比较大，从此便开始注意防空，部队没有再遭到大的损失。

南方的初冬，不热又不冷，气候相当宜人，行军不觉得辛苦。而且，此时永丰、南丰一带正是闻名各地的南丰蜜桔收获的季节，漫山遍野红红的蜜桔象一盏盏小宫灯挂满了枝头，发出诱人的芳香，更是令人心爽。我们有时走过桔树林，压弯了枝头的桔子打在脸上、碰到嘴边，香气扑鼻，虽然行军口干舌燥，但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桔子吃，即使是掉在地下的桔子，也没有一个人去拣了吃。大家都要等着到了宿营地之后，才凑十个八个铜板向老乡买一筐桔子，痛痛快快吃一顿解馋。这种秋毫无犯的严肃军纪，使沿途群众都深深叹服。

本来，江西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比较薄弱。因为江西生活富庶，老百姓习惯认为“好铁不打钉，好崽不当兵”，除了种地就是做生意，很少人自愿去当兵，不象我们湖南地方穷，没有别的出路，当兵的人多，所以，旧社会常有“没有湖南人不成兵营，没有江西人不成商埠”之说。当时江西没有本地的军队，鲁涤平原是湖南的军阀，后来调到江西当省主席的，他的部队大多是湖南人，与本地的土豪劣绅没有那么多利害瓜葛，纯粹是替江西的土豪劣绅看家护院的，并不那么肯卖力气。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可能是考虑到江西国民党兵力薄弱这个因素，主张在这里创建革命根据地，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央苏区日益扩大，群众基础也好，所以，这次他选择江西中央苏区作为反“围剿”的战场，是很正确的决策。可是，在我们向南作战略退却时，由于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省委）某些领导人对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抵触较大，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他们“打到南昌去”的方针才是革命的进攻的路线，正与我们针锋相对。他们利用根据地群众俱怕敌人烧杀抢掠、搞白色恐怖的心理，欺骗、控制群众，不让群众同红军见面，对我们进行封锁。所以，当我们红三军团逐步向永丰以南的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越向苏区中心地区，越见不到群众，有时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我们红三军团大多是湖南、湖北的人，越往东南方向走，离家乡越远，本来心里就不痛快，见到中央苏区的群众对我们这种态度，不明真相，益加不高兴，普遍发牢骚说，这是什么根据地？不仅不如我们湘鄂赣、湘赣地区，甚至还不如白区群众对我们热情，今后这个仗怎么打？而中央苏区的群众，在江西总行动委员会某些领导人的错误导向下，也不明真相，他们只看到敌人长驱直进，如入无人之境，红军主力不等敌人靠近就急忙转移，一直向苏区中心退却，不象过去那样就地分散打游击，牵制、消灭敌人，更怀疑红军中是不是有人“叛变”了。由于部队、群众对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不理解、不相信，对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缺乏信心，思想工作特别难做。

怎样使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深入军心民心，打破疑虑，提高胜利信心，是摆在我们政工干部面前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军部和师、团的领导干部都深入连队，帮助基层干部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当时红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而且行军途中空隙时间很少，只能抓住早晚点名、行军前及途中休息时间作简短的动员，用通俗易懂的浅显道理来解释“诱敌深入”的方针。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连队向战士作动员时，就以我打“铁骨桩”拳作比方。我问战士：“伸开五个指头打人有力气，还是把五个指头攥成拳头打人有力气？”

战士答：“攥成拳头有力气。”

我说：“对，这就是集中兵力的道理。”接着，我又作了个打拳的姿势问大家：“手臂伸直在面前摇晃这样打人有力气，还是把手臂收回来再用力出拳打人有力气？”

大家看我在比划、打拳都笑了，齐声回答：“当然是手臂收回来，出拳打人力气大！”我说：“对，这就是为什么要诱敌深入，把敌人引进苏区来打的道理。”战士情绪活跃起来，我才把为什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能同敌人硬拼，只能诱敌深入，迫使敌人疲于奔命，分散兵力，然后，我们才能集中兵力，拣敌人的薄弱部分打，大量消灭敌人的道理讲一遍。使战士逐渐理解诱敌深入的简单道理。

当时，部队根据战士文化水平低的特点，政治鼓动经常运用呼口号的形式，把当前的任务、上级的号召，编成简单易记的口号，寓教育于口号之中，在点名、整队、集会、行军途中，只要干部或活动分子带头呼口号，便一呼百应，既鼓舞了士气，又使教育的内容深入人心。在这次行军途中，各部队也是沿途都高呼：“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打倒蒋介石，消灭鲁涤平！”“粉碎敌人进攻，保卫苏维埃！”深入的政治教育与政治动员大大鼓舞了士气。虽然广大指战员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仍然有些半信半疑，但在“粉碎敌人进攻，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都能团结一致，战胜困难，于十二月一日先后到达宁都的东固、小布地区隐蔽集结，进行临战训练，待机歼敌。同时，利用这个时机向驻地群众广泛宣传“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此时，蒋介石已匆匆赶到南昌，亲自组织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将“围剿”的兵力增加到十一个师又二个旅，共十万余人，从西到东构成八百里半圆形的战线，并在南昌设“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命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进”的战略方针，由北向南，向我根据地中心推进，企图一举消灭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其来势之汹汹，可见一斑。

大敌当前，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民本应紧密团结，一致对敌，不幸的是在此期间赣南根据地内部发生了“富田事件”，而且“富田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丛永中还以卑劣的手法，印发所谓《告同志和民众书》，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即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并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毛泽东给他秘书古柏的信件，派人分别送给彭德怀和朱德、黄公略，造谣毛泽东通知古柏，要古柏“在审讯AB团中，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企图挑拨离间，分裂党分裂红军。幸好彭德怀和朱德、黄公略都及时识破了丛永中的阴谋。彭德怀一方面迅速将丛永中的伪造信件和《告同志和民众书》送到黄陂给总前委，明确表示他和三军团的同志坚决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一方面召开三军团前委紧急会议，吸收各团团长、政委、参谋长、主任参加，揭露伪造信件的阴谋，并一致通过宣言，号召一、三军团在总前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同时，彭德怀还亲自到黄陂请毛泽东同志到军团干部会上来讲话，使我们进一步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认清当时的形势，也进一步理解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由于彭德怀正确处理了这一事件，增强了内部团结，稳定了军心民心，这就为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彭德怀正确处理了伪造信件的事件之后，干部、战士的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积极做好深入的动员和战斗准备工作。方面军总前委在小布召开了有一万多部队、群众参加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大会主席台两侧挂着毛泽东同志亲自拟写的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毛泽东、朱德同志还亲自到会讲了话，对苏区军民鼓舞很大。毛泽东同志这副对联仅四十六个字，把他的战略思想集中概括得这样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真是给我们各级干部开了一剂治疗“疑虑症”的灵丹妙药。

大会之后，我们各师、团和连队也先后召开了大大小小的誓师会、讨论会，反复宣传这副对联提出的战略思想，使它深深刻印在每个同志的心里。同时，我们也将这副对联的内容向群众作宣传。记得有一天我在小布街上见到了康克清，她穿着一身整洁的粗布军装，腰束皮带，精神焕发，英姿飒爽，正向群众作演讲。她用坚定的口气对群众说：“我们红军从赣江西岸转移到小布这一带来，并不是害怕敌人，而是为了诱敌深入，攥紧拳头痛打进犯苏区的白军。”她要求群众不要惊慌，要积极配合红军反“围剿”，现在先把粮食、衣服和贵重的东西埋伏起来，坚壁清野，敌人来了就躲进山里去，让敌人进了村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好觉，使敌人饿死、渴死、困死，没有力气打仗，等时机一到，我们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她的话坚定明确，使群众解开了疑团，提高了信心，推动了坚壁清野工作的开展。当时红军中有个好传统，就是人人开口作宣传，把向群众宣传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口才好的可以向群众讲演，多讲一些道理；口才差的也能利用同群众接触，帮助群众劳动的时机作三言两语的宣传解释，这样，部队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发挥“宣传队”的作用。正由于部队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军民关系便很快地得到改善和加强。

在小布地区待机期间，毛泽东、朱德来到了红三军团，同彭德怀一起带着团以上军事指挥员，察勘了小布、黄陂、龙岗一带的地形，分析敌人可能从哪几个方向来，我们怎样打法，具体作了部署，使指挥员心中有数。

十二月十六日，敌人分为八个纵队由北向南对我根据地中心区大举进攻，到二十四日，敌五个师已先后占领了因富、南垄、源头、洛口、头陂一线。二十五日，我红三军团在小布附近设伏，但因源头之敌五十师谭道源部固守阵地，两天都没有出动，我们遂撤回麻田集结待命。二十九日，敌前线总指挥、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该师第五十二、五十三两个旅和师直属队，在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一个旅的配合下，由东固向龙岗前进，企图与第二十八师、五十师、二十四师和第八师合击我军于小布、黄陂地区。由于敌十八师与二十八师素有矛盾，互不协调，失掉联系，使敌十八师张辉瓒部处于孤军冒进的不利态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决定由工农革命委员会政卫团占领黄陂阵地，箝制源头、洛口、头陂之敌，而主力则利用暗夜分左、右两路向西开进，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十八师于龙岗地区，实行中间突破，在敌阵中打开一个缺口，将敌东西诸纵队分割为远距离的两群，便于各个击破。

十二月三十日五时，敌十八师开始由龙岗向君埠进犯。九时，敌先头第五十二旅进到小别山西侧，正要登山时，当即遭到于凌晨即抢先占领了山头、埋伏待敌的我红三军第七师的迎头痛击。此时，我正面阵地只有红七师，敌人为抢占高地摆脱被动局面，拚力向红七师展开疯狂反扑，中午，红三军全部投入战斗；红十二军则向龙岗西南迂回到敌之侧后，占领了表湖及附近各山头；我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一部亦沿龙岗北侧迅速插到张家车，截断了龙岗同东固等地敌人的联系，并发起猛攻，迅速占领了龙岗西北至上固一线的有利地形，把敌人紧紧包围。下午二时，红一军团首先从正面突破，以优势兵力将敌十八师两个旅分割包围，四时发起总攻；与此同时，我红三军团利用打长沙后新建的山炮连摧毁敌迫击炮和重机枪阵地多处，打死打伤几百个敌人，紧接着，又以重机枪集中火力猛烈扫射，将敌人队形打乱。红军各部立即从四面八方向敌猛扑，敌全线崩溃，虽多次反扑突围，并以它留守东固的第五十四旅向龙岗增援，均未能得逞。我军与敌人激战至黄昏，全歼敌第十八师师部和第五十二、五十三两个旅近万人。敌前线总指挥、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化装成伙夫，带着一个护兵躲在黄竹岭山腰的“屋檐洞”中，被我搜索连队活捉；该师代参谋长周纬黄、旅长王捷俊、团长李月峰等亦被我军俘虏，缴获各种武器九千余件，取得反攻第一仗的胜利。

张辉瓒师主力被歼，对敌人震动很大。敌第五十师谭道源部闻风丧胆，仓惶从源头向东韶方向逃窜。方面军总前委立即命令分左、中、右三路乘胜追歼谭师。我红三军团为左路军，经头陂直向东韶追击。胜利之师，士气特别高涨。当我们途经黄陂一处山坡时，见兄弟部队的一群战士正押着张辉瓒在山坡上示众。我近前一看，张辉瓒，中等个子，肥头大耳，留着八字胡须，挺了个大肚子坐在山坡上，头上戴着写有“张辉瓒”三个黑色大字的纸糊高帽，见了红军部队经过他面前时，便尴尬地苦笑，又点头又哈腰。指战员们见了张辉瓒这副狼狈相、滑稽相，笑疼了肚皮，更增添了胜利后的欢乐，个个加快步伐，奋勇追击。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敌谭道源师正向洛口方向逃窜，我红三军团追上了逃敌，由西北方向展开猛攻；中路红十二军也由西向东攻击，互相配合，激战到下午三时，分别突破了敌军阵地，歼灭该师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缴获两千多支枪。此时，其余各路敌军都纷纷溃退，五天之内，我红军连打两个胜仗，歼敌近一个半师，约一万五千人，缴获各种武器一万二千余件，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战后，毛泽东同志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一首，词中“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生动地写出了当时我军以泰山压顶之势，从四面八方把敌人包围、歼灭的壮观场景，确是鼓舞人心。但是，我们身经这场战斗的同志都知道，取得“活捉张辉瓒”的辉煌战果并非易事，这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的结果，是毛泽东、朱德等总前委领导同志精心运筹、精心指挥的结果，是全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最后，我同李聚奎一起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战斗，李聚奎告诉我，他当时担任主攻部队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七团团长，由于敌人的垂死挣扎和疯狂反扑，红九师伤亡很大，该师李聚奎、王玉洪、李介思三个团长和二十七团政治委员贺水光都负了伤；二十七团除第二连连长逃跑投敌之外，全团的干部都或伤或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然，从全局来看，我们是以最小的牺牲换来了大的胜利，但从局部来说，战斗还是十分激烈、十分残酷的。我们今天还幸存的同志想起这场战斗，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为取得这场胜利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我军乘胜转入战略进攻，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境内消灭一些地主武装，新解放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我们政治工作干部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召开军民庆祝胜利大会和各种座谈讨论会，教育部队和群众。部队在讨论中发言很热烈，有的在行军途中还边走边讨论，异口同声地说，这一仗打得真过瘾，诱敌深入才能打大胜仗；对总前委、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战略方针从心里信服了。这时，苏区群众的情绪也很高，纷纷传说“红军里头有能人，毛泽东赛过诸葛亮，能掐会算，把敌人装进苏区的口袋里来打，真了不起！”多数群众庆幸自己听红军的宣传坚壁清野，损失很少，而少数不愿坚壁清野或坚壁清野不彻底遭受损失的群众，对比别人，自己也吸取教训，受到了教育。

在歼灭敌十八师张辉瓒部的战斗中，我军缴获了敌电台一部，报务员王诤、刘寅等人经过动员教育参加了红军，毛泽东、朱德同志很高兴，亲自接见他们，表示欢迎。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不久，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又缴获了一部一百瓦的大电台，建立了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王净任队长，刘寅等任教员，不仅可以及时抄收国内外的新闻电讯，供领导干部分析形势、敌情的参考，而且沟通了与上海党中央无线电台的联络，摆脱了以往消息闭塞的状况。以后，王挣先后担任了红军无线电台大队长、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为创建通信兵队伍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政治工作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误杀和伤害了不少好同志，教训尤为深刻。当时敌我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各种渠道派遣特务对红色根据地进行渗透、破坏，这是客观事实，但党中央“左”倾错误领导者过分夸大了敌情，把“立三路线”盲目进攻大城市、组织全国性的武装起义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干部、战士对错误路线表现的不满情绪，都归咎于敌人的破坏，要求各革命根据地从军队、地方到群众，普遍开展肃反运动。当时在中央苏区内，虽然有以英文Anti-Bolshevek（反布尔塞维克）的缩写“AB”团为代号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活动，但“AB团”的人数并不多。可是，面对敌人大规模“围剿”，赣西南根据地内部又发生“富田事件”，部分指战员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不理解，牢骚较多等情况，一些领导同志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一时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加之缺乏正确的政策和方法，因此，一九三零年十一月，我们红三军团到达小布进行整训时，在开展反“AB团”的肃反工作中，一开始便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倾向，而且逐步升级，越搞越扩大化。

那时候抓“AB团”的做法，完全凭主观想象和猜测，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讲事实，采用诱供、逼供的办法，甚至把队伍集合起来，排成一列长队，首先宣布“AB团”是反革命组织，“AB团”特务必须自首才有出路，然后察言观色，看有胆怯、畏缩或脸变色的人，就命令出列带走，进行诱供、刑讯逼供。刑讯完全采用对付敌人的办法，除了吊打还有一种刑法，就是把被审人的双手大拇指用铁丝扎紧，然后从两拇指中间打进一个木楔，问一声：“是不是AB团？”不承认，再往里打一下。俗话说“十指连心”，受审人疼得钻心，有的便昏迷过去，非常残酷。

因为“AB团”出在江西的富田、东韶一带，而红五军中多数是湖南平江、济阳一带的人，所以抓“AB团”的重点对象大多找我们东渡赣江以后在江西参军的新战士，而这些新战士根本不知道什么叫“AB团”，他们听说要抓“AB团”，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刑讯逼供时，都用江西土话大哭大叫“唉嗯敌哟（我不知）”，“唉嗯晓鸭笔团哟”（我不晓得“AB团”），但经过诱供逼供后，大都屈打成招，招供自己是“AB团”，接着，又逼他交代“同党”。新战士入伍不久，认识的都是同乡，于是，抓到一个“AB团”就供出一大片同乡、同学，象滚雪球似地越供越多。不仅如此，有时还把自供是“AB团”的人带到队伍面前，指着队列里的人逐个向他提问：“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只要他说声“是”，或者一点头，当即就把被指的人抓起来，再进行诱供逼供。经过刑讯逼供的人大多屈打成招，一承认是“AB团”，不几天就枪毙了。当时红五军全军不到一万人，肃反就误杀了二三百人，搞得人人自危，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毛泽东、朱德同志很快发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于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给黄公略同志一封信，信中写道：“富田事变实为党内少数分裂分子所为，被国民党特务利用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和红军战士是好的，少数同志对战略退却一时转不过弯来，是可以理解的。要劝说肃反委员会的同志停止过火行动大敌当前，务必保持部队内部的团结稳定，前委要求全军同志，消除隔阂猜疑，把我们的精力用到反围剿上来”毛泽东、朱德同志这些指示精神传达到部队后，加之反“围剿”的反攻阶段即将开始，肃反工作才暂告停止，挽救了一些尚在审讯的战士，也没有再祸及到团以上干部，所以这一次肃反在红五军中没有误杀到团以上干部还算万幸。

我们红五军根据上级指示，当时也成立了肃反委员会，主要由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政委张纯清负责；我是军党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也是肃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参加过审讯，领导叫怎么搞就怎么搞，当开始审出“AB团”成员时，我曾大吃一惊，认为自己过去思想麻痹，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军部来了还没有察觉。可是，过了几天，“AB团”越抓越多，我便逐渐产生了怀疑，不相信会有那么多“AB团”；特别是对刑讯逼供的做法看不惯，心想：古代小说中写过许多“屈打成招”的冤案，我们怎么能搞这一套呢？但在当时的形势和政治气氛下，谁也不敢提意见，谁提了意见，轻者说你“右倾”，重者会引火烧身，也被当成“AB团”抓起来，招来杀身之祸。所以，我只能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审讯时埋头记录，不发言或少发言，现在想来，真感到内疚，愧对惨遭冤屈的好同志。可是，当时有的同志并没有认识到肃反扩大化的危害，在总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还提出“肃一次反，打仗就一定打胜仗”。实际上，因为肃反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打仗时，大家怕别人讲自己不勇敢，是“AB团”；而打仗牺牲了，总比当作“AB团”被枪毙好。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战士是多么忠诚老实，多么好呵！他们虽然害怕被打成“AB团”，但他们不消极、不逃跑，更不投敌，宁肯战死沙场，也不愿被人误解为“AB团”，这种精神实在感人，也促使我们曾盲目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深刻反思！

回顾这次反“围剿”斗争，还有个教训是值得记取的。就是活捉张辉瓒后，将他戴高帽示众已经不太妥当，但在农民运动高潮时期已习惯于捉土豪劣绅游乡，战士出于对敌人“围剿”的气愤，将张辉瓒戴高帽示众也情有可原。更不应该的是有的同志出自对敌人的仇恨，未经报告总前委批准就擅自将张辉瓒杀了，并把他的头割下来，装在一个木匣子里，用木排顺流漂往潭头的方向去，说是“叫张辉瓒去南昌给蒋介石报丧”（后被敌人打捞取走）。这种极“左”的做法是十分幼稚和鲁莽的。我后来才听说，张辉瓒是湖南人，曾在湘乡任湘军第二区司令，参加过北伐战争，与黄公略还有过私交。黄公略曾书赠张辉瓒一对条幅，抄录屈原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愿遥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张辉瓒颇有感触，回赠黄公略衡山石砚一方。“马日事变”后，张辉瓒追随鲁涤平反共，曾对他的朋友说过，当年投身北伐革命，所到之处，尽受民众拥戴；自从“马日事变”后，到处受到老百姓的反对，内心感到惶惑与苦闷。所以，他被俘虏后，对红军的情绪并不太对立，如果加以教育，也有可能转变立场，可惜当时就把他杀了。后来，张辉瓒的老婆跑去找她堂弟朱耀华，借着朱耀华旅的兵力，在我中央苏区大肆烧杀报复，朱耀华也成为反共的死硬派，欠下苏区人民一笔笔血债。这也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执行俘虏政策造成的后果。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批评多次，此后就很少发生杀害俘虏的事，更没有发生杀害敌人高级将领的事，挽回了杀掉张辉瓒这件事的不良影响。

第三章东渡赣江反“围剿” 七百里驱十五日

一九三一年一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一面退守南丰、宜黄、乐安、永丰、吉安、泰和、兴国等要点，构成弧形阵势，防止我军向外扩展，一面继续调集兵力，积极准备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围剿”。二月，蒋介石任命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总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他接受第一次“围剿”的失败教训，确定第二次“围剿”首先在苏区周围“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实行经济封锁，然后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企图消灭我军主力，摧毁中央苏区。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我红三军团根据方面军总前委的部署，在宜黄、南丰地区休整，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进行第二次反“围剿”的政治动员，并分兵开展群众工作，筹粮，筹款，扩大红军，动员、武装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和支前队伍，作好战前准备。三月下旬，敌军集结完毕，已有进犯苏区的征兆，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仍确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令我红三军团除留一个师于肖田继续监视南丰、乐安之敌外，主力南移到于都河以北的赖村、澄窑、古龙岗一带，与红一军团等兄弟部队一起，在广昌、宁都、石城地区集结，诱敌南下，继续做好还击敌人的准备。这时，为了更好地集中兵力，统一指挥，我红三军团撤销了第五军、八军军部的建制，红五军的第一、三师和红八军的第四、六师，直属军团指挥部指挥。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邓萍仍任军团参谋长，红五军政委张纯清改任军团前委组织部长，我改任组织部组织委员，红八军军长何长工改任前委宣传部长；两个军的机关干部有的在军团前委工作，有的充实基层，这样部队更加精干，指挥更加灵活，干部力量也加强了。

四月一日（农历二月十四日）敌人集中二十万兵力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犯，至四月二十三日，敌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岗头、富田、水南、招携、广昌一线，而我红军主力则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岗、上固、东固一带集结，待机歼敌。这时，面对强敌压境，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胸有成竹，仍泰然自若。他们认真地分析了敌情，并考虑到粉碎敌人这一次“围剿”后的行动，权衡利弊，决定先打进至富田之敌第五路军王金钰部，取得首战胜利后，再由西向东进行反攻。因为进犯之敌第十九路军蒋光鼐部、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第六路军朱绍良部均是实力最强或较强的部队，而第五路军王金钰部大部分是北方部队，对我军有所畏惧，而且他们刚到南方，人地生疏，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病号日渐增多，士气不高，战斗力相对较弱。我军避强就弱，先打这路敌军，容易取得首战胜利；同时，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敌兵力薄弱的建宁、泰宁、黎川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则西边有赣江的阻滞，有敌人坚守的城市，直到广东都有强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没有发展的余地；若是向西打后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因此，先打富田的王金钰部最为适宜。

四月下旬，我红三军团刚到东固不几天，毛泽东同志即来到军团指挥部，与彭德怀一起带着团以上军事指挥员察看了东固至富田之间白云山一带的地形，观察富田敌王金钰部构筑的阵地，研究诱敌出击和设伏的具体作战方案，部署部队在自云山区设伏，引诱王金钰部脱离其富田的巩固阵地，以便在运动中消灭它。

当时，我们军团指挥部的干部经常到各师的连队去检查、帮助工作。开始设伏的头几天，部队天不亮就上山隐蔽待机，晚上才下山回宿营地，情绪非常高涨，以为象在龙岗打张辉瓒那样，等几天就可以打个大胜仗。没想到，五天、一个星期、十天过去了，敌人还在富田没有出来，部队开始滋长厌烦情绪；随着设伏时间的延长，部队的情绪就越烦躁，埋怨既不打，又不走，“活人等死人”，“要等到公鸡下蛋、母鸡打鸣”。那时候正是清明、谷雨的春寒、霪雨季节，又值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我们退却到了终点，剩下的根据地不多，老百姓很少，而部队集中了三万多人，比老百姓人口还多，每天需要大量粮食，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旷日持久地等待敌人出来，粮食特别困难，油盐更供应不上。虽然地方苏维埃政府竭力做好支前工作，但一时要筹集那么多粮食和物资，也是力不从心。当时，江西老百姓做饭有个习惯，他们把稻谷先煮熟，晒干后用谷碧去掉谷壳，碾成糙米。这种糙米煮出来的饭粒很大，有点象“爆米花”，中心是空的，看起来出的饭数量多，但吃后不抗饿。

五月份白天渐长，夜间渐短，潜伏时间久了，体力消耗大，而且遇上连阴雨天气，大家的衣服整天湿漉漉的，又冷双饿，更加难受。为了解决肚子问题，部队想了不少办法，上山挖竹笋，下河捉泥鳅，摸田螺；山上还有一种叫蔽蔽的野菜，也采来充饥。本来肚子里油水就少，吃了竹笋，更容易饿，但当时粮食这样困难，凡能暂时填饱肚子的东西，都尽量采集来吃，渡过这个难关。迫敌而居的二十五天里，思想政治工作特别艰巨。我们政工干部配合军事指挥员有针对性地向部队介绍敌情，分析敌我态势，把敌人构筑工事的情况，用沙土、石子在地下摆个“沙盘”给大家看，说明富田敌王金钰部是北方部队，他们不习惯爬山、跑路，但擅长构筑工事固守。他们利用山势构筑了环形工事，堑壕联碉堡，碉堡联结堑壕，从半山坡直修到山顶，里外好几层环形工事，四面八方都能打得到，工事十分坚固。而我们没有重炮摧毁它的工事，盲目攻击它的坚固阵地，必然会吃大亏。所以要避敌之长，克敌之短，把敌人引出来，让它脱离富田坚固的“乌龟壳”阵地，在运动中把它消灭。同时，我们还引导大家回忆第一次反“围剿”的情况，开始战略退却时大家心里也不痛快，结果“诱敌深入”到龙岗，把它消灭了，大家也信服了。这次埋伏待机二十多天，虽然敌人还没出来，大家肚子饿又挨雨淋，吃了不少苦，但我们要相信总前委，相信毛泽东总政委的指挥，总前委和毛总政委下了决心，敌人不脱离富田阵地坚决不打，今天挨饿受苦，是为了钓大鱼，打大胜仗。经过反复动员，部队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我们又深入进行潜伏纪律的教育，要求大家埋伏时一定不能暴露目标，万一某个人暴露目标，让敌人察觉，整个诱敌计划就会被破坏，前功尽弃。

为了提高部队的情绪，我们在动员教育中，除了呼口号外，军团的宣传干部还编了一首《消灭何应钦》的歌教大家唱，记得其中有一句“何跛（指何应钦）跳跳，老乡（指北方部队）来了，歼灭它，歼灭它！”调皮的战士还模仿何应钦跛脚一瘸一拐地跳着，维妙维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一扫部队沉闷、烦躁的情绪。

我军近敌而居二十五天，终于把敌人引了出来。五月十三日，敌王金钰部所属第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和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的一个旅开始由富田分两路向东固推进，十五日进到桥头江、择龙坑一线，脱离开富田巩固阵地约四十里。我三军团按方面军《歼击由富田出犯之敌》的命令，担任左路迂回包抄的任务，于十六日凌晨二时利用暗夜急行军向敌侧后隐蔽推进，于午前攻占固陂后，截断了敌人向吉安逃跑的退路。当天午夜，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激战至十七日凌晨，在红四军的协同下，歼敌四十七师近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各部迅速歼灭了中洞和观音崖、九寸岭之敌，俘敌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缴获一百瓦大电台一部。当时红军报上曾刊登全歼敌二十八师的捷报，新闻的副标题极生动地标示出“大叫”公儿“不应了”，描写我军攻入敌二十八师师部时，王金钰还通过无线电台与公秉藩联络，但师部已被我攻占，公秉藩不知去向。当时我们以为公秉藩已被击毙，此后得知，他十分狡猾，化装成士兵混在俘虏群中没有被发觉，和其他俘虏一起，我们发了三块钱路费，把他放掉了，真是可惜。

首战告捷。指战员们看到红军报上的捷报，士气大振。我红三军团和兄弟部队一起，乘胜追歼逃敌，向东横扫。五月十九日，在白沙歼灭了企图北逃的敌四十三师郭华宗部大部和四十七师上官方相部一个旅。与此同时，红十二军攻占沙溪。各路敌军闻风而逃，敌四十七师上官方相部一个旅和五十四师郝梦龄部连夜逃往永丰；敌十九路军蒋光鼐部也由城岗圩撤回兴国并向赣州撤退。

白沙战斗胜利后，五月二十一日，我红三军团第六师追到中村，侦察得知中村有敌二十七师高树勋部一个旅据守，这股敌人是由南团向沙溪增援的部队，在红十二军攻占沙溪后，仓皇退到中村，企图掩护其乏力撤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三军团的报告，于晚上七时五十分发出《攻击中村的命令》，命我红三军团担任左翼，沿地盘源、丁家岭、西源垄三路攻击中村之东北编；由红四军任右翼，攻击中村南端；红三军、红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二十二日凌晨三时，红三军团由石马附近出发，六时半到达攻击预备阵地，与红四军密切协同，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于下午一时占领中村，歼敌二十七师第八十一旅，活捉敌旅长王恩布，俘敌官兵三千余人。残敌窜回乐安。当晚，我军追至南团，孙连仲率二十五师仓皇撤回宜黄。

二十三日，敌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慑于红军声威，留第五师胡祖玉部四个团守卫广昌，率第八师毛炳文部、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向南丰撤退。方面军总前委为扩大战果，二十八日，一面令红四军第十师北上南丰，协同红三军切断南丰与建宁之敌的联系，孤立建宁守敌；一面亲率我红三军团及红十二军（欠第三十四师）突袭建宁城。红三军团为攻城部队，红十二军为预备队，于三十一日乘敌立足未稳，从敌左右两翼发起攻击。红三军团攻击建宁西面和北面，首先攻克了建宁北门外的溪口和龙壁山高地，并派出一个师，从溪口塔下方向强渡濉溪，从建宁以东迂回包抄，迅速歼灭了东山头阵地守敌，缴获山炮两门，立即调转炮口，封锁东门外的万安桥，此时，红十二军亦从南门插到城东包围敌人。经过激烈战斗，于下午六时攻占建宁城，歼敌五十六师刘和鼎部三个多团。至此，我军十五天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仗，消灭国民党军三万多人，缴枪二万多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正如毛泽东同志《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中所生动描绘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位，为营步步嗟何及！”

十五天长驱七百里，从江西打到福建，又行军又打仗确实很辛苦，但部队迫敌而居二十五天，早憋了一肚子气，所以，当敌公秉藩部脱离富因巩固阵地四十里，部队奉命出击时，广大指战员熬出了头，个个高兴极了，真似猛虎下山，直扑羊群，打得十分勇猛。首战告捷后，士气更高，不待喘口气就猛追敌人。在追击途中，大家边快步行进边议论：

有的说：“毛总政委真是神人，神机妙算，料定敌人会离开富田‘乌龟壳’！”有的说：“敌人是听咱毛总政委指挥的，叫他入瓮，他敢不来！”还有的说：“我真憋不住了，身上都长了虱子罗。哈哈，这下可把公秉藩这小子逮住了，出了这口闷气！”这种边迫击边议论，实际上也是群众性的战斗总结，一种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使“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这种议论，不仅不影响行军速度，而且无形中成为群众性的政治鼓动，使斗志更高，步伐更快，追歼敌人的信心和决心更大。

在追歼逃敌的进军途中，由于敌人跑得快，敌情多变，我们惟恐失却战机，真是马不停蹄地追击。往往部队刚停下休息做饭，接到上级继续追击的命令，连饭也顾不得吃又立即出发；有时炊事员做好饭送到指定地点，部队已经出发，追也追不上，做好的饭没有人吃，只好送给支前的民工、担架队吃，而部队又得饿着肚子赶路，但大家毫无怨言。

我们在消灭公秉藩师时缴获了一批他们作为干粮的“锅盔”，这种用面做的大饼，小的有茶盘大，大的有小园桌面那么大，切成一块一块地发给我们的部队作干粮。可是，我们南方人吃不惯这种“锅盔”，硬梆梆的啃不动，又没有水喝，咽不下，许多人都把它丢了，宁肯饿着肚子赶路，也不吃它。当时，我们还缴获了很多骡马和少数骆驼，因为大多是第一次见到骆驼，都好奇地围着瞧那“庞然大物”，既想瞧瞧又怕被它踢伤、咬伤，闹了些笑话。这些骆驼因不适应南方气候，不久都死了；北方的骡马高大、膘壮，驮得多，跑得快，但都是钉了马掌的，使了一段时间，马掌磨坏了，我们南方人又不懂得钉马掌，骡马走不动，不好用了，只好杀肉吃，非常可惜。

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由于战斗发展迅速，情况多变，当时军团到各师、团还没有无线电台联络，架设电话来不及，派通信员传达命令又恐传达不清楚，也没有时间起草作战文书。彭德怀急中生智，把军团机关的师、团干部派到各部队去传达命令。这些“干部通信员”有战斗经验，容易领会彭总的作战意图，到各师、团去，既可传达军团的命令，还可给师、团领导干部当个参谋；而且，了解情况之后，还可以马上回来向彭总汇报，真是一举三得。当时我在组织部当组织委员，五月十六日，部队在东固地区歼灭公秉藩师，立即向水南方向追歼逃敌。逃向水南之敌因其在潇龙河上架设的便桥被我赤卫队拆除，便折向东往白沙逃窜。

五月十七日，方面军急令红三军团直插白沙，协同红九师、十一师截住逃敌。彭总立即写一纸条：“兹派李志民同志到你处传达军事任务。彭德怀。”派我到一、三、四师传达。我骑上快马追赶快速行进的部队，先后向一师师长李实行、政委吴溉之，三师师长彭鳌、政委黄克诚，四师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传达了彭总的命令，部队迅速直插白沙，消灭敌人。此后，打中村，打建宁，我也曾来回奔跑传达过命令。这种“干部通信员”的办法是彭总的一种创造，在当时通信条件差的情况下，确实发挥了作用。

在五月三十一日攻打建宁的战斗中，红二师第七团担任尖刀任务，进攻时遭到敌人的疯狂顽抗。七团是平江起义的老部队，战斗力强，作风很过硬。在紧要关头，七团陈政委亲率“敢死队”冲在最前面，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后续部队迅速跟进，攻进城去，但陈政委不幸双腿中弹，负了重伤。第二天，彭德怀得知七团陈政委负了重伤，马上把我找去，命令我立即到七团去担任政委，带领部队继续完成战斗任务。

下午，我赶到七团驻地，团长龙昌汉很热情地接待我。这个团原属红八军第六师，我与龙昌汉不大熟悉，这次见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出生于贵州省苗族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原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后来当了排长；一九二八年，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江西万载县，他受到红军的政治影响，毅然率领一个排起义，参加了红五军，由于他作战勇敢顽强，善于带兵，打了很多仗，身上多外负伤，一直带伤参加战斗，很快就当了连长、营长、团长。他虽然很能打仗，在战士中也很有威信，但为人却十分谦虚、谨慎，对人坦诚；善于团结同志，我们一起工作、战斗了二三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可惜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那一天，我们在建宁城初次见面后，他简要地向我介绍了七团的情况和这次进攻建宁的战斗情况，接着，就带我到附近的连队去看望干部、战士。

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干部、战士个个兴高采烈。他们自动凑钱，一个人三毛、五毛钱，凑起来打“平伙”（即会餐），买来了鸡、猪肉、粉条等菜肴，打来一两斤酒，以班为单位，借老百姓家的锅、碗，炒起菜来“打牙祭”，边吃边谈，非常热闹。大家有限制地喝一点酒，但不敢多喝，怕有战斗任务误了事。建宁城小，店辅不多，食品也不丰富，先去买菜的可以买到鸡、猪肉，后去买的买不到好菜肴，就买鸡蛋、花生或豆腐、豆腐干、笋干，凡能买来下酒的都可以，大家开怀“畅饮”，庆祝胜利。我和龙昌汉也与战士们同乐，这个连队吃一点，那个连队吃一点，喝杯酒，表示个意思。我主要是同大家见见面，互相认识一下，便于今后开展工作。晚饭后不久，我们刚回到团部，师里就来了命令：“明天清晨出发，转移到宁化地区开展群众工作。”

第二天清早，我们红七团离开建宁向宁化进发。雨后初雾，蓝天如洗，山区的空气湿润而又清新，大家心情格外舒畅，边行军边唱歌，谈笑风生，也不觉累。两天后，到达宁化城郊进行战斗总结，庆功表模。

红五军初刨时期，因为部队和地方武装都急需大量武器，所以就承袭旧军队的惯例，缴获武器都奖赏大洋，步枪奖十元，轻机枪奖五十元，重机枪奖一百元。打仗时带着缴获的枪支不便于行动和作战，因而规定缴到枪以后，可以把枪机卸下来，揣在身上或放进包袱里，待战斗结束后，按枪机的数量奖钱。开始时打的是小仗，每次缴获不多，打扫完战场，拿着枪机去认枪，大多能对上号；以后，仗越打越大，缴获越来越多，矛盾就出现了。当时枪的牌号很杂，有的枪机和枪对不上号，都报废了。这种奖励办法渐渐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到了第一次反“围剿”时，缴的枪、炮成千上万，不仅难以对号，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大洋来发奖，奖金便减少了。第二次反“围剿”，缴枪达两万余支，需奖金二三十万大洋，哪来那么多钱呢？所以，只能是象征性地每支枪奖励二三元，以示鼓励。此后，方面军总前委正式宣布取消缴枪的奖金，用开庆功会、戴红花、发奖章的精神奖励代替物质奖励，革除了“卸枪机”的弊端。这样，不仅没有影响部队杀敌缴枪的积极性，而且通过庆功活动，表彰英勇作战的勇士（当时还没有建立正规的评功制度），对特别突出的战斗英雄，授予一、二、三等“红星奖章”，从而掀起了杀敌缴枪的革命竞赛运动，更好地完成战斗任务。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六月三日，红三军团第六师乘胜攻克泰宁城，军团总指挥部率主力攻克黎川，而后，与兄弟部队一起，转向蒋介石和两广军阀威胁较小的闽西将乐、顺昌、沙县、归化（今明溪）、永安、宁化、清流、长汀等广大地区，分散开展群众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

第三章东渡赣江反“围剿” 奇兵制胜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正当我军在赣东、闽西广大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红色政权，扩大工农武装，中央苏区一片欢腾的时候，蒋介石窜到了南昌，亲自组织和指挥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这消息象一股风一样传到部队，广大指战员一个个磨拳擦掌，决心叫这个人民的公敌、反动派的头子亲自尝一尝人民铁拳的滋味。

七月一日，在我们欢庆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周年的锣鼓声中，敌人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开始了。这次“围剿”比以往两次大得多，兵力增加到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约三十万人，主力是陈诚、罗卓英、蒋鼎文、赵观涛、卫立煌等嫡系部队，由蒋介石亲自出马任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司令，并且带有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配属了五个航空队的几十架飞机。他们兵分三路，以凶猛的姿态冲向我中央苏区腹地，想乘我军苦战之后未得休整的机会，采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把我军压迫到赣江边上进行决战。

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面对着三十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红军的主力只不过三万人，不仅在装备上处于劣势，而且众寡悬殊。尤其是我军在刚刚胜利结束的第二次反“围剿”中连续苦战，以后，又紧接着转入紧张的群众工作，仅一个月时间，未能很好休整，而且部队又分散在赣东、闽西，远离老根据地。但是，经历过第一、二次反“围剿”锻炼的红军指战员们都坚定地相信：无论形势多么险恶、困难，在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挥下，敌人新的“围剿”一定也会象第一、二次一样被粉碎的。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为我军规定了“避敌主力，打敌虚弱”的方针，并决定采取“磨盘战术”，首先绕入敌背，捣其后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横扫过去，甩敌主力于赣南，置于无用武之地，等他们转回来，必然十分疲劳，再选可打者消灭之。为执行此计划，红军主力以急行军绕过深入根据地的敌军前锋，分途向赣南根据地的兴国地区集结。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行动，也是一次艰苦的进军。从福建西部地区，绕过整个根据地南部，到赣南的瑞金、兴国，全程约一千多里。部队分路出发，以急行军速度，沿着闽西、赣南的山岭小道向西疾进。七月，正是盛夏季节，战士们背负着全部行装，在烈日下行军，一个个汗流浃背。脚下的石板路，被火热的太阳一晒，脚落下去烙得钻心的疼；阳光的反射烤得人喘不过气来。这时早稻还没有收割，仍处于青黄不接的时节，大兵团行动，粮食更加困难。有时粮食不足，部队只好喝点稀饭充饥。尤其困难的是病员增多了，中暑的、发疟疾的、拉痢疾的，这个没好，那个又病倒了，收容队一天天在扩大。

但是，千难万难也难不倒英雄的红军战士。大家从第一、二次反“围剿”的亲身体验中懂得了一条道理：为了打胜仗，就一定得多走路。当时，部队中流传着的所谓“胜利在脚”、“走路出胜利”的口号，便是对这个道理的简明扼要的解释。为了胜利，大家都自觉地忍受着一切困难：衣服被汗水浸透了，把汗水拧掉；草鞋磨破了，用破布把脚包起来，或者干脆打赤脚；饿了，把皮带扎紧点；病了，把病号们组织起来，提前出发，走在队伍的前头，互相搀扶着前进。在行军行列里，战士们时而开起政治讨论会，时而进行文化学习。特别是行军鼓动工作，更是活跃。道边的山石上、树干上到处是标语口号。每到难走的地方，军团“火线剧社”的文艺战士或者师宣传队的宣传员们就出现了，道旁留声机吱吱呀呀地唱着，宣传员们唱歌、呼口号，鼓动着战士们前进。每当休息的时候，哪怕只有十几分钟，士兵委员会的骨干分子们也在进行鼓动工作，来个小演出，唱段山歌，或者班排之间进行一次唱歌比赛。山谷里、树林里，到处升腾起歌声和欢笑声，疲劳和酷热就被忘得干干净净。

经过连续十来天的行军，部队完成了千里回师的任务，经过石城、瑞金，来到了老根据地——兴国。

一到兴国，完全换上了另一幅景象。群众象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热忱地接待了我们。部队一进村，一大群儿童团员组成的“打扇队”就把队伍包围了，每人一把扇子，一面唱着山歌小调，一面对着战士们扇起来。战士们总是兴奋得满脸通红，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怪不好意思的。老人、妇女们带着鸡蛋、草鞋挨单位慰问；父母慰问儿子，老婆慰问老公，又是一番热闹。接着来的是洗衣队，姑娘媳妇们，每人一个竹篮，一个洗衣棒槌，篮子里装着大块小块的碎布和针线，她们东翻西找，连战士们用心藏起来的脏衣服也被搜出来了，然后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地送来。赤卫队早已把哨兵一站站地放了出去。参战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担架队组织得妥妥当当；要向导，抬脚就走。转战几个月的工农子弟兵们，完全象回到了老家，吃好睡好，迅速得到了休息，个个情绪高涨，请战书不断地一级级递上来：“快打吧，消灭掉白军，保卫人民夏收！”“坚决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来报答根据地人民！”

人民的支持，是红军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我军这样千里回师，大踏步的战略转移，不仅使部队获得了这样好的人民条件，而且使得主力集中了；同时也避开了敌人的锐气。并在转移期间，弄清了敌人的计划和部署，便于我们从容对敌。而敌人在深入根据地之后，却遭到根据地人民坚壁清野的封锁和地方武装的袭扰，吃尽了苦头，军力大大减弱了。

在我军到达兴国集中以后，敌军也已分路逼近了我军面前。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我态势，决定开始出击。

七月三十一日黄昏，我和团长龙昌汉率红七团同兄弟部队一起按计划向富田开进，当晚行军三十里，到茶园冈与沙村之间休息。

八月二日，我团奉命配合兄弟部队攻击富田西北的新安圩，可是，当部队进到石肢以北时，突然，师部骑兵通信员跑来传达了命令：立即向后转，折回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回到高兴圩才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被敌人发觉了，敌主力罗卓英部第十一师、陈诚部第十四师已到达富田、固陂一带，我军的作战计划已经改变。

我军当时西临赣江，东、南、北三面受敌，整个根据地只剩下高兴圩这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几十平方里地区没有敌人了。八月五日整整一个白天，我们红军主力近三万人都集结在这一带山林里荫蔽。敌人的飞机整天在不断地轰炸、扫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但由于我们抓紧空隙时间进行了深入的教育动员，队伍里却看不到丝毫慌乱的情绪，各连队都在从容而镇定地做好夜行军的准备，因为谁的心里都有了底——敌变我变，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一定有了新的作战计划。

我和龙昌汉分头深入各连队动员和检查督促，要求每个连队，每个班排，每个指战员都要严格地按照上级的规定做好夜行军的准备工作，一切能够发光、反光的东西都要荫蔽好、伪装好：白铁皮做的油桶用烟熏黑，白马穿上伪装衣；一切能发响声的用具，象铁锹、锅铲，都要用中包好。同时，要严格行军纪律，不准讲话，不准咳嗽，不准吹号、吹哨子；前后联络用扎在左臂的白毛布作识别；不准设路标，碰到岔道一律用标兵；行军中的向导，除由政府审查选派以外，要求各连队从本地人中选出人组成向导队……天将黄昏，前卫部队开始行动了。我来到整装待发的部队前作了简短的动员：

“同志们，敌人已经向我们逼近，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即将插向敌后，捣敌人的后路。这样，我们这次急行军就要与敌人对进，从敌人四十里空隙中穿插出去。任何一个同志如果违反行军纪律，暴露了目标，都会使我们团甚至全军遭到重大损失，破坏整个战斗部署，使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所以，要求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严格遵守行军纪律，互相监督。”我作了动员之后，决定亲自再观察一下部队行进的情况，向着路边一块突出的山石走去。走近山石一看，龙昌汉团长早已仁立在山石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山道上向东疾进的部队，他那瘦小结实的身躯迎着凉爽的晚风挺立在山石上，象一尊铜铸的雕像那么威严。我走近他的身旁，好半天，他才低声说：“老李啊，真叫人担心，要是哪一点检查不到”他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没有关系。”为了宽慰他也为了宽慰自己，我说，“战士遵守纪律是很自觉的；再说，已经检查过好几遍了。”

他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这的确不是一次平常的行动。据确实的情报，在我们东南是国民党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和独立旅，北面是十九路军蒋光鼐部的蔡廷锴第六十师，戴就第六十一师，西面是赣江，东、南、北三面敌人共有十二个师逼近我们，东南面与北面敌军相距不过四十里。按照总前委的计划，我军三万人马就要偃旗息鼓、衔枚疾走，在一夜之间从这四十里的空隙中穿插过去，向东北方向插入敌后，实行中间突破，打上敌人。这样大部队的荫蔽行军，如果有一点响声或者一丝亮光暴露了目标，作战计划便有遭到破坏的危险。黑暗里，战士们的影子在我和龙昌汉的面前飞速地闪过，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咳嗽，甚至连粗声喘息也听不到，只有脚步的沙沙声急促地有节奏地响着。眼看一个连过去了，没有发现任何破绽，我们俩几乎同时松了口气，轻声他说：“走吧！”

天亮的时候，部队停止行进了。各部在林木茂密的山岭上分散荫蔽起来。

整整一天、我们红七团和兄弟部队都荫蔽在丛林里。荫蔽的命令较之夜行军的命令还要严格：如有暴露，按级负责。命令被认真地执行了。早晨，我和龙昌汉荫蔽地攀上一座山崖，极目望去，只见晨风吹拂着树头、竹梢，鸟儿安详地飞过。到处是一片宁静。看着这如画的景象，不禁为我们红军战士那高度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而感到自豪——这不是一连一营，也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团，而是整整三万大军啊！

天亮了没多久，三架敌机来到了山岭的上空，嗡嗡地低飞着、盘旋着，而密林中的红色战士们却正呼呼地进入甜蜜的梦乡。敌机盘旋数圈后，显然什么也没有发现，垂头丧气地向北飞走了。整个白天，不断地有敌机在上空盘旋侦察。但是，就在这绿荫覆盖着的山岭上，一场大战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树荫下，竹林里，灌木丛中，战士们成连成排地聚集在一起，擦枪，打草鞋，开会，作战斗动员人们不时地拨开树丛仰望天空，盼着太阳快点落下去。

中午，我刚从连队回到团指挥所的位置，勤务员小张走近前来，送给我一双用芒麻打得十分精巧的麻草鞋。他可能看我工作大忙，没有时间打草鞋，就替我打了这一双，真是雪里送炭啊！说起打草鞋，当时象是红军的一项“副业”似地，一有空隙，大家就抓紧时间打草鞋，打它三双五双的放在身边，准备行军时自己穿或送给战友穿。打草鞋的花样很多，一般是中间搓四根草绳作“纲”，然后用稻草编织上去，这种全用稻草打的草鞋，不大耐穿，一两天就破了。为了耐穿，有的草鞋中间用四条或六条麻绳作“纲”，编织的稻草中加些破布条，这种草鞋就牢固一点，可多穿几天。第一次打长沙后，战士们发了点钱，有的就买些芒麻，掺着稻草、破布条打，或全用苎麻和破布条打，这种苎麻草鞋，又牢又软，穿着很舒适，一双可穿半个月以上。有些年青战士爱漂亮，打了麻草鞋还不满足，又用红、绿、黄等各种颜色的旧毛线掺着苎麻搓成鞋带，并用毛线扎一个小绒球，缀在鞋头上，走起路来，小绒球一抖一抖地显得格外英俊。我看小张穿的正是缀有一对小红绒球的苎麻鞋，挺漂亮，夸他手巧，他腼腆地笑了。

难耐的白天过去了，暮色里，部队象一股股暴发的山洪，钻出树林，奔下山岗，向着东北方向的莲塘涌去。莲塘是中路敌军前进的必经之路，敌“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上官云相部第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刚刚赶到那里，总前委便决定拿它开刀。八月六日拂晓前，我们团按照军团指令来到莲塘西南一个山脚下，突然，山头上腾起一簇火光，前卫连打响了。接着一个战士飞也似地来报告，原来，我们的前卫连趁着黑夜秘密地爬上山去，直到接近山顶，敌人才发觉，一连连长带领部队猛扑，把敌人一个连打垮了，夺下了山头。接着，我团主力攻占了另一个大山头，莲塘圩就在眼前了。

我们团和兄弟部队在拂晓后开始总攻。天还朦朦亮，部队在前进着，突然传来一阵很熟悉、洪亮有力的声音：“同志们，前面打响了，赶快前进，去消灭敌人吧！”同志们朝声音方向望去，看到一个高大魁伟的身躯，站在部队右侧的高地上正在鼓动。当大家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时，顿时部队情绪非常激昂，勇气倍增，信心更足。在行进的部队中立即口号声响彻云霄：“奋勇前进！”“英勇杀敌！”“缴枪比赛！”“捉俘虏比赛！”“遵守战场纪律比赛！”

在战斗中，毛总政委的坚强有力的声音始终在激励着部队。战士们又英勇又机智，哪里枪响往哪里攻，哪里有敌人往哪里打。上官云相师是北方部队，不惯山地战，更不惯夜战，在我军四面八方万箭齐发的攻击下，大部敌人被歼，部分敌人及其指挥部被压缩在圩场上，凭借着房屋、街巷和坚固工事顽抗着。

战士们冒着地面炮火和敌机轰炸扫射，利用村头的田膛作掩护，继续向着圩场冲锋。战士们、宣传员们边打边喊，有的喊着鼓动口号：“活捉上官云相！”有的向敌军喊话：“自军弟兄们，穷人不打穷人！”“宽待俘虏！”

“缴枪有赏呀！”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在村头展开了。上官云相的队伍虽然山地战不行，但拼刺刀却还能抵挡一阵，我军与敌人拚到一起，只见刀光闪闪，喊声震天，敌人还在负隅顽抗。正在这时，几架敌机俯冲下来，这更助长了敌人的气焰，企图乘机拼命反扑。在这决定胜负的关节，决不能被敌机吓住，而且要利用这一时机迅速迫近敌人，我随即喊道：“同志们冲呀！和敌人混到一起，飞机就没有用啦！”红军勇士们，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顽强，个个象小老虎似的，用刺刀猛向敌人刺去，吓得敌人胆战心惊，脸色苍白，乖乖地向我军缴枪投降。

敌机投弹了，有几颗落到我们背后的阵地上，有几颗却落到圩场上去了。一时烟火腾空，正准备反冲锋的敌人被炸死了不少，敌人的骡马被炸伤、炸惊了，到处乱蹦乱窜。我军却在敌机轰炸的瞬间，抓紧时机，乘势冲进了圩场内。

一阵激烈的巷战之后，枪声慢慢稀疏下来，战斗已近结束，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喊声。战士们从屋角里、墙根下、茅厕里把零星的敌兵搜剔出来。

我和龙昌汉走进圩场内，只见一个大院子里乱哄哄的。原来我们团的部队搞到了敌人的军需处。一驮驮的弹药，一挑挑银洋，纸币堆积得象小山一样，成千上万的纸币被风吹得到处都是。战士们紧张地抱着搬运弹药、武器和银洋；有的新战士因为还没有受到有关知识的教育，加之对敌人蹂躏苏区的仇恨，看见“白票”（即国民党的纸币）就踩的踩、撕的撕、烧的烧。龙团长是从万载领着一排人起义过来的，曾在白军待过；一些老战士在攻占长沙和袁州等城市时见过“白票”，受过有关知识的教育，知道“白票”还有用处，赶紧加以制止。龙团长一面命令把纸币搜集起来上缴归公，一面开玩笑地对我说：“蒋介石发点军饷心疼得要命，可辛辛苦苦送来，咱们倒不知爱惜了！”

莲塘一仗，俘虏数千，缴获无线电台两部，击毙敌旅长罩子钧，活捉敌师长刘春荣及几个旅、团长。但不幸的是，我们敬爱的红一师李实行师长光荣牺牲了。

战斗刚结束，我们找来几个被俘的敌军军官问情况。一个参谋模样的家伙还满有感慨他说：“情报，完全是情报失灵才倒的霉！一到这里，老百姓跑得连个影子也没有，弄得队伍象个瞎子。昨天通报还说你们被蒋光鼐、蔡廷锴围在高兴圩，哪晓得今天你们却在这里包围了我们！”

就在我们打下莲塘的当天，红一军团立即东进，在良村紧紧包围了敌五十四师郝梦龄部；我红三军团打下莲塘后，也随即向良村进发，兄弟军团协同动作，集中优势兵力勇猛突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头多路抢占了良村周围各个山头高地，然后统一号令，部队从四面八方向良村的敌人压下去，顿时，漫山遍野红旗招展，杀声震天，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同顽抗的敌人扭作一团。象一窝蜂一样拥挤在山沟里的敌人，已经失去了统一的指挥，而陷于一片混乱，我军则乘机猛打猛冲，短短几个钟头即全歼守敌，毙敌副师长魏峨威、参谋长刘家棋等，俘敌旅长王德育等官兵八千余人，缴获步枪四千余支，机关枪、迫击炮一百余挺（门）。

战斗胜利结束，我们主力立即继续东进，当良村只剩下大批的俘虏准备送往后方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又来了。它带着沉重的嗡嗡声盘旋了几圈，好象是在凭吊他们五十四师的覆灭，然后，朝着集中在圩场里的俘虏群俯冲下来，竟对准俘虏群进行了一场猛烈的轰炸扫射。俘虏们被炸得头滚脚翻，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惨叫着，大骂蒋介石残无人道。我军救护人员则急忙赶来，冒着敌机的轰炸，抢救被炸伤的俘虏。俘虏们拦住我军的救护人员，感动得泪流满面，纷纷表示要坚决跟着红军走，与蒋介石誓不两立。

这里距离龙冈圩不远，龙冈圩是第一次反“围剿”时活捉张辉瓒的地方，这时驻有敌第五师周浑元部。敌四十七师、五十四师漏网的残兵逃到龙冈，吓得周浑元连夜在四周大小山头添修工事，呼叫求援。可是，我们佯作要打龙冈，只以红三军佯攻，我一、三军团和红七军却放下这已有准备的敌人，继续向东急进。一军团突然包围了宁都县境的黄陂之敌。

守黄陂的是敌第八师毛炳文部。他们居高临下，踞守着有利地形，又修好了工事，自以为万元一失。红一军团根据这个情况，采用了新的打法，一下子来了几个集中——兵力集中，炮火集中，军号集中。我红三军团则由中州经鹅公段、上下银坑，从右翼迂回到黄陂以东，与一军团形成左右两翼的大包抄。

八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时，总攻击开始了。我军集中的炮火突然打向敌人的前沿工事，几十支马号同时吹起了冲锋的号令，顿时，炮声大作，军号齐鸣，整个黄肢圩被打得烟雾弥漫，守敌根本抬不起头来。我早有准备的突击部队，乘势分路突进圩场。

一进圩场，天下就是我们的了。敌兵们被打得滚的滚，爬的爬，一片混乱。有个骑兵连，马匹都备好了鞍子，也没来得及逃走，全部当了俘虏。黄陂战斗仅仅用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全歼敌军四个多团，俘敌团长陈启璜、杨茂财等官兵四千余人，毙伤敌一千余人。

这几次战斗又一次证明了我军俘虏政策的巨大威力。经过多次的战斗，特别是经过第一、二次反“围剿”的战斗，红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敌军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敌兵一被我军包围，在军事政治夹攻下，便高举枪支喊叫道：“不打了，缴枪，缴枪！”有个俘虏对我们战士说：“我这是第三次缴枪了，前两趟还领了六块大洋路费哩！”有的坚决要求留下当红军，马上就撕掉国民党军的帽徽，调转枪口，参加了战斗。红军初创时期的头两三年，由于红军弱小，而且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捉到俘虏一般都是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随着红军的日益壮大，队伍日渐巩固，骨干力量加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俘虏中一些坚决要求参加红军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经初步审查后就个别吸收入伍。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由于革命形势更好，便比较大量地吸收俘虏中自愿参加红军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使红军队伍更快地壮大。事实证明，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大多出身于劳动人民，经过政治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绝大部分是能改造成为红军战士的；其中一部分经过教育锻炼，还能很快成长为红军的骨干，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是红军政治工作的胜利。

五天之内，我军连续取得了三战三捷的伟大胜利。广大指战员正兴高采烈地打扫黄陂战场，收缴战利品时，突然接到命令，把打扫战场的扫尾工作交给地方武装，主力立即转移。

部队连夜走出了几十里，进到君埠附近地区荫蔽集结，准备再次跳出敌人的合围。因为打罢莲塘、良村之后，敌人才发觉我军的去向，于是，原来向西南寻找我军的敌人主力，以密集的大包围姿态向我军接近。

一星期来，我军连续行军作战，连喘口气也没来得及，而今庞大密集的敌人又转向东来，形势一时变得非常紧张。总前委决定，除留红十二军（欠三十五师）伪装主力向东北大金竹方向移动，牵制、引诱敌人追击外，全军西进，以荫蔽行军突出敌军的包围。

突围是一定的，但突围的方向却使人感到意外。西进，就意味着是和迎面而来的敌人作对面穿插。敌蒋（光鼐）、蔡（廷错）、韩（德勤）纵队和陈（诚）、罗（卓英）纵队共二十万人，正分兵两路密集地向我逼近，而两军相隔不过二十华里。我三万人要从这狭小的空隙中通过，能不被敌人发觉么？我们心里都暗暗捏了把汗。

八月十六日晚，又是一次神奇的夜行军。部队在尖岭脑大山丛中，沿着一条小河沟蜿蜒西进，一会儿走上山腰，一会儿又弯下谷底。开始还有小路，走着走着路没有了，钻进了荒僻的丛林草莽中。借着星光，可以看到新砍的树桩和灌木根。部队便攀藤附葛，在这新辟的山道上行进，就在不远的山头上，“咕咕咕，咕咕咕”，敌人的重机枪在虚张声势地盲目射击。手电筒的闪光，阴森森地忽明忽灭。在我们前进的队伍里，不断地传来肃静的命令。原来我们已经走到敌人两军的间隙里来了，我军两翼不到十华里便是敌军。

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停住了，队伍靠着路边休息。过了一会，从前卫方向返回一小队人马，挨着我们身边走过去。在几个侦察员后面，我们看见一个魁梧的身影，在快步走着，偶尔还停止脚，向战士们问几句什么。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正是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这时，队伍里立时活跃起来，干部和老战士认出是谁，都低声传告着：“看见了没有？是毛总政委呀！”“毛总政委亲自带着我们，没问题，一定能安全地跳出去！”原来是前面走不过去了，毛总政委带着另找路线。后来听说，整整一夜，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都拿着指南针走在队伍的前面，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带领着部队前进。看见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亲自带领部队前进，部队更加快了脚步，伤病员也咬牙坚持着紧跟上队伍。

天亮了，满山笼罩着白茫茫的云雾，太阳被遮住了，飞机也变成了瞎子，无所作为，我大军乘机急进。回头看看，尖岭脑主峰已经远远地撇在背后了。突出重围，我军便来到兴国境内的枫边、白石一线荫蔽集结待命，红三军团奉命进到均村、茶园附近山区休整。这里已无敌踪，因坚壁清野而隐藏到山林去的群众早已回来了。他们一见胜利归来的红军，欢迎的山歌唱起来了：“哎呀咧——山歌越唱越开怀，东山唱到西山来。哎呀，英雄好汉当红军，同志咯，红旗滚滚过山来！”一听到老乡的山歌，我们的疲劳困倦霎时无影无踪了，很多战士便兴高采烈地与老乡们对唱起来。和我们突围的同时，红十二军却与我们背道而行，径向东北挺进。他们按照总前委的指示，大大虚张声势，千方百计迷惑敌人。一路上浩浩荡荡，拉开距离，红旗招展，人喊马嘶；走走停停，不即不离，紧紧地牵住敌人的鼻子。行军途中，每逢岔路口，都书写各军路标；各单位打前站、号房子、收容掉队人员，都有意写上各种留言和番号。愚蠢的敌人果然误以为咬住了我军主力，便紧迫不舍，并力合围，结果总是扑个空。等到他们发觉上当再转头西进时，我军主力已在兴国地区休整了半个多月了。

在这一段日子里，敌军被我军牵着鼻子东遣西调，在根据地里打转转，吃尽了苦头。根据地人民早就把一切吃用的东西“坚壁”起来了，连锅碗瓢盆，眷米用的杵头、春臼，都彻底“坚壁”。敌人找不到人，弄不到米粮，割了青禾也无法碾成米，只好用砖头在石板上搓；煮不成饭，只好把生米往嘴里塞。采买一出门就被赤卫队收拾掉，吃不上油盐菜蔬。红十二军是哪里山高往那里爬，哪里路险走那条路，这对骡马辎重一大堆、又不善于山地行动的大队敌军来说，简直是灾难。我地方武装、赤卫队又神出鬼没，沿途袭击敌人，有时几阵排子枪，有时遍山红旗，杀声震天。敌人搞不清我方是主力还是游击队，气急败坏地把队伍展开，等冲到山上搜索时，却又不见我一个人影。这样一天几次应战，疲于奔命，进不到十里八里，所谓“长驱直入”竟成了“乌龟爬行”。敌驻军宿营时，又遭到我地方部队袭扰，我们几个人一个小分队，几阵冷枪，几颗手榴弹，就搅得敌人坐卧不宁，心惊肉跳。总之，敌人在我根据地里，饭吃不好，觉睡不好，打仗无情报，行军没向导，完全陷入了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时时都担心遭到灭顶之灾。因此，敌军人困马乏，饥疲沮丧。从缴获的文件上看到，连敌人的高级将领也不得不承认“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剿匪是无期徒刑”。当他们一再扑空，再受令转头西进的时候，更是纷纷叫苦，最后不得不下决心总退却了。

与敌人相反，当敌人还在我根据地内兜圈子的时候，我军早已休整得兵强马壮，集结在兴国、万安、泰和三角地区等着了。为了扩大胜利，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我军按预定计划对全线撤退的敌人开始了追击。

九月七日，我军分三路向由兴国往北逃跑的敌人展开攻击。左路红三军在老营盘打响了，全部消灭了敌第九师蒋鼎文部一个旅。右路是我们红三军团，插向高兴圩以西，向蔡廷锴部毛维寿旅攻击；中路红一军团也在高兴圩以北打上了蒋光鼐、蔡廷锴部。

高兴圩攻击战是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我们红七团经历的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我们团是前卫，奉命攻击高兴圩西面的一个山头。敌人的装备很好，炮火强，特别是自动火器多（轻机枪全是德国造白朗宁式，还有二十响的驳壳枪），又占领了有利阵地。我们从西面冲上山去，刚到达一块松林边上，敌人的轻重机枪便象泼水一样劈头盖脑地打下来，树枝树叶霎时便落了老厚一层，松树林后来竟变成白蜡林。我们从拂晓攻击，攻占了高山阵地，但由于敌人的火力全面展开了，组成了绵密的火网，而地形又不利于我，打成了对峙。虽然军团膝代远政委亲自带着后续部队增援上来，彭德怀军团长亲临距敌阵地仅三四十米的第一线指挥，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终究难以全歼敌人。后来，彭老总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的“能吃掉就吃，吃不掉就放他走”的原则，经过几昼夜激战后，放敌人逃走了。但这股敌人害怕再受打击，不敢再走原来的路线，却撤回兴国，改道崇贤，惊慌逃去。

血战高兴圩，我军歼敌二千余人，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战斗中，滕代远政委负了伤，红四师代理师长邹平光荣牺牲。我们红七团七八百人，撤出战斗时仅剩下三四百人，团长龙昌汉负了伤，部队损失近半。第二天，从原红八军部队中补充我们三四百人，才又满员，继续投入追击敌人的战斗。

退敌的先头部队让它逃掉，退敌的尾巴却被斩断了。乘敌退却之际，我红三军团及红七军、红一军团红三军分路猛追，十五日凌晨，追到东固山的方石岭附近，赶上了敌五十二师韩德勤部和第九师蒋鼎文的残部，突然向敌发起攻击。从鸟石下经竹高岭、长坑、塘山凹攻占了安子山制高点，用火力压制白石之敌，并封锁了珠岭、白石通往张家背、东固山的山隘口。在我攻击部队密切配合下，到中午十二时，仅几个小时的工夫，即全歼了敌五十二师韩德勤部以及第九师蒋鼎文部的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步员营，俘敌五千余人。敌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也当了俘虏。遗憾的是我们不认识他，又被他化装成伙夫逃脱了。

历时两个多月的第三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结束了。我军在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在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援下，以神奇的行动，矫捷地穿行于十倍于我的强敌中间，英勇顽强、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五次寻战，五战皆捷，奇兵制胜，共俘敌旅长以下二万余人，毙伤敌一万余名，缴获轻机枪、步枪两万余支（挺），弹药二百五十余万发。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被彻底粉碎了，后来听说，蒋介石在南昌对其部下训话时曾哀叹说：“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其沮丧、凄凉的情绪可见一斑。

通过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使我们幼小的红军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提高了作战能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毛泽东、朱德等我党我军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在不断总结这些丰富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指出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十六字诀是一九二八年提出的；“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8页）这些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逐渐深入军心民心，在广大指战员和革命群众的思想上扎了根，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第四章胜利与挫折巧攻会昌城

一九三一年九月，粉碎敌人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红三军团在会昌西北于都县的乐丰一带进行短期休整，整编部队，取消了红八军的番号，部队并入红五军：我们红六师改称红二师，郭炳生仍为师长，彭雪枫仍为政治委员，下属第五、六、七团番号不变。整编后，我和团长龙昌汉即奉命率红七团到安远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巩固和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

十月下旬，围攻我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被迫退到吉安至赣州和宁都至广昌两线，转取守势，我军趁此有利时机在闽赣边界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或筹款、扩红，搞得热火朝天。贫苦农民欢欣鼓舞，许多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红军；而地主豪绅慑于我军声威，纷纷带着家小、率其靖卫团丁逃往县城或逃往外地，负隅顽抗。

十一月初，红三军团命令活动于寻邹、会昌地区的红三师攻打会昌城，消灭从瑞金、于都、宁都、兴国、石城等地区逃进会昌城的土豪靖匪，挖掉这一带反动势力的毒根。但会昌城比较坚固，盘踞在城内的土豪靖匪又不断得到国民党军队的空中支援，因而更加顽固，筑垒死守，红三师强攻二十几天未能攻克，主攻南门的红九团伤亡很大。二十六日，红五军首长遂令红二师派我们红七团迅速增援会昌，接替红九团攻取南门。

当时我们红七团正在离会昌城近百里的安远地区做群众工作，接到命令后，我和龙昌汉团长立即紧急集合队伍，连夜赶往会昌。二十七日拂晓，我们经一整夜近百里的急行军，按时赶到会昌城南门外接替红九团的攻城任务，但红九团指战员仍在作攻城的准备，等待师工兵连挖通坑道爆破城墙后再次攻城，不肯把任务交给我们，经红三师首长的再三说服，才勉强撤下休整。我早已闻名红九团有一股顽强的战斗作风，过去打过许多漂亮仗，这次碰上会昌这颗硬钉子，伤亡虽大，士气仍很旺盛，这种战斗精神对我们红七团指战员鼓舞很大，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对九团的战友们保证说：“你们放心地走，我们一定攻下会昌城，为牺牲的烈士报仇！”

我和龙团长抵近城墙观察，从激战多日的战况分析，兄弟部队攻城虽尚未克，但守敌的伤亡也很大，已是强弩之未，所以，我们两人商量，决定先开展政治攻势，再集中火力突击。

当我红七团作好攻城准备时，突然听到“轰”地一声巨响，接着，只见敌南门城墙一柱火光和烟尘冲天而起，敌人的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城楼也被震得坍塌了大半。原来，二十六日晚红三师工兵连挖通了坑道，今天拂晓爆破成功。

“不好了，城墙被炸塌了！”哭喊声、呼叫声从敌人半坍的城楼上阵阵传来，守敌完全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正是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好时机。我当机立断组织战士喊话：“白军弟兄们，你们的城墙塌了，继续顽抗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投降，缴枪不杀！”守敌见城墙已破，又见红军的增援部队赶到，军心动摇，不敢再顽抗，城楼上的枪声逐渐稀疏了。我和龙团长乘敌人火力减弱的瞬间，亲率部队一鼓作气从城墙缺口攻入城内，缴下了已经半坍塌的城楼上的残敌的枪，乘胜扩大战果，向城内街巷发展，仅二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历经二十几天围攻会昌城的战斗终于取得了胜利，先后歼灭守敌八百余人，击毙靖匪总指挥欧阳琳，活捉国民党县长史丞汉。这一仗使我体会到政治攻势与突击攻坚相结合的威力。攻克会昌城之后，红五军又连续攻克了寻邹和安远两座县城，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建地方武装，扩大红军，中央苏区一片大好形势。此时，我们红七团又奉命进驻会昌县的罗田圩继续开展群众工作。

我们进驻罗田圩之前，几家较大的地方土豪已闻风带着家小和贵重财物，在家丁护卫下逃到了罗田圩西面二十多里的一座孤山上负隅顽抗，并偷偷指使狗腿子下山打探消息，威胁群众，使我们的工作难以开展。

地主土豪盘踞的这座山是一座光秃秃的孤立石山，约二三百米高，山顶有座庙，平日常有者百姓上山祭神，香火很旺，地主土豪就躲在庙里。这座山的东、南、北三面都是悬崖绝壁，无法攀登，仅西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可通山顶，但必须通过一座小吊桥才能进到庙前的土埋，地主土豪就凭借这险要的地形，在吊桥头筑垒，用几支枪扼守着山道和吊桥，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我们进驻圩场的第二天，就派侦察排长带几名侦察员利用黑夜摸上了山，但敌人哨兵平时都把吊桥收起来，见他们自己的人才放吊桥。侦察排长无法通过，只得返回。我和龙昌汉团长、吴志立副团长一起到山下观察地形，大家都认为如果用部队正面进攻，一定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所以研究决定：只能智取，不宜强攻。副团长吴志立自告奋勇组织这次奇袭。

十二月初的一天，吴志立化装成老太婆，侦察员龙飞虎等七八个小青年装扮成小姑娘。他们提着装有香、烛、纸钱和供品的竹篮子，腰藏手枪和柠檬式手榴弹，象村姑上庙进香似地往山上走。吴志立是老侦察员出身，个儿不高，瘦削的身材，黝黑的脸膛，加上他模仿老太婆走路的姿态，装扮成村婆真是维妙维肖。龙飞虎等侦察员都是挑选些十四五岁眉清目秀、聪明机智的少年，经过乔装打扮，活象一群漂亮的村姑，很难找出破绽。

侦察员们爬上山顶接近吊桥时，敌人哨兵就厉声喝道：“干什么的？”

吴志立不慌不忙地上前答腔：“表叔，家里孙子病了，来求佛祖保佑！”“她们呢？”敌人哨兵又喝问。侦察员们故意七嘴八舌地答话，有的说：“村里闹鬼不安宁，上山祭神保平安”；有的说：“求佛祖给老人添福寿！”

敌哨兵见来的人都是老太婆、小姑娘就不大介意，放下吊桥让“她们”通过。

吴志立和侦察员们过了吊桥，假装虔诚地低着头直往庙里走，眼梢却悄悄地瞟视四周，见地主土豪和他们的家人、家丁大多在庙门口的土埕上晒太阳，个个懒洋洋的，心中暗喜。他们进了庙门，就把准备好的鸡、肉、水果等供品摆上了香案，烧起香来。

吴志立手秉三炷香跪在香案前的草垫上，边叩头、祈祷，边观察四周的动静；侦察员们有的焚香点烛，有的烧化纸钱，也都是表面虔虔诚诚，注意力却集中在副团长吴志立身上，等候着他的命令。吴志立见庙里只有七八个家丁来回溜跶，好奇地瞧着他们行香，墙边架了几支步枪，枪口上都挂着子弹袋，看来敌人白天枪膛里不敢装上子弹，预防走火打死自己的家小。他观察清楚后示意大家准备动手。

吴志立见侦察员们都已准备好，马上掏出手枪对着庙里的敌人大喝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我们是红军，谁敢乱动就打死谁！”与此同时，侦察员们也都亮出了手枪和手榴弹。有三个侦察员按战前的分工，举枪冲出庙门，把枪口对准敌人哨兵的脊背，缴下他们的枪。地主土豪对这一突然袭击毫无准备，一个个呆若木鸡。当他们意识到站在面前的竟是他们最害怕的红军时，便瘫倒在地，叩头如捣蒜，连呼“红军爷饶命，红军爷饶命！”

吴志立马上把俘虏全部集中到庙里，老老小小约有三四十人，警告他们老老实实坐着，不许乱说乱动。这时，有的侦察员把缴获的八九支步枪的枪机暂时都卸下，用花头巾包起来，防止敌人骚动夺枪；有的侦察员忙跑到吊桥边用花头巾对山下发出讯号。在山下埋伏的接应部队闻讯，急速上山。大家高高兴兴地押着俘虏，挑着缴获的许多财物胜利地返回罗田圩。

我听了吴志立汇报智擒地主土豪的情况，十分佩服他们的机智勇敢，当天就给彭雪枫政委写了一份简单的报告，请求师首长给予表扬。第二天，彭政委根据我的报告，在政政治部办的《猛攻报》上写了一篇《男扮女装，烧香祭神，智擒地主土豪》的报道，宣扬吴志立及侦察员们的事迹。这篇报道在全师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过了几天，彭雪枫政委到我们七团来检查工作，在罗田圩的街道上碰见我们团的一名干部穿着打土豪缴来的呢子西装在街上大摇大摆地闲逛，非常生气，当面批评了这个干部。到了团部以后，又批评我们团的领导没有严格执行“一切缴获要归公”的纪律和严肃军容风纪，对部队教育不够，管理不严。我马上作了检讨，虚心接受批评，并请彭政委在全团干部大会上讲话，再次对全团干部进行教育。第二天，彭政委回到师部之后，又在《猛攻报》上写了一篇题为《奇装异服，七团有之》的批评稿，用我们七团的例子教育全师指战员，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在智擒地主土豪战斗中装扮村姑的龙飞虎等七八个侦察员，那大回罗圩后，见缴获的银碗、银筷雕饰得十分精致，感到特别好玩，便一人偷偷拿了一付银碗筷，想用它盛饭吃又漂亮又打不破，让别人眼馋眼馋。没料到银碗筷盛稀饭吃又烫手又烫嘴，不好使，便赌气把它踩扁了放进包袱里，准备以后有机会用这银子换东西用。当他们听说彭政委批评干部缴获不归公的事，还登了报，吓得赶忙作检讨，把银碗筷上交了。

彭雪枫政委运用报纸进行表扬、批评这两件事，对我启发很大，此后我做政治工作，就比较重视发挥报纸的作用，把它作为宣扬先进典型，批评缺点错误，总结交流经验，指导各项工作的一种有力的工具。

第四章胜利与挫折赣州之战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左”倾错误领导者占统治地位的中共临时中央见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迅速扩大，形势很好，更是盲目乐观，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进一步提出：“以占领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根据这个决议的精神，一月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规定：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为主作战军；主作战军以红三军团第二师和红七军担任攻城，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

赣州是赣南的中心城市，位于赣江上游，三面环水，城墙坚厚且高达两丈，易守难攻，俗有“铁赣州”之称。驻赣州之敌为国民党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马昆部所辖第六十七、六十八两个团和一个独立团约三千余人；另有赣南十七个县逃亡到赣州城的地主武装及赣州“商民自卫团”、“城防办事处”等反动武装约万余人枪。我红三军团各部二月三日包围赣州城后，敌人摧毁了城外的工事，扬兵进城固定待援。

从二月五日开始，我们遵照军团的指示，进行一周的攻城准备和政治动员。当时我们都很年轻，缺乏客观地分析全国斗争形势的能力，听到要攻打大城市、夺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口号，内心也感到振奋，连日召开党员和活动分子的各种会议。在政治动员中，也是大讲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的大好革命形势，讲赣州城的重要战略地位，响亮地提出“一定要攻下赣州城，为中央准备一个指挥全国革命斗争的基地。”部队的斗志十分高涨，都积极进行攻城准备。

二月十三日开始攻城，红七军第一次爆破，将赣州东门月城城门洞炸开一个缺口，随即发起冲锋，但遭到东门两翼碉堡和鼓楼敌人火力的阻击，未能攻入。二月十七日，红七军第二次爆破攻城，爆破点选择在赣州东门月城城门左侧。红三军团指挥部为了在红七军爆破成功后即可迅速冲入城内，组织了约二百人的突击队，预先埋伏在城墙脚下，不料爆破时城墙向外倒塌，突击队被压埋，全部牺牲，又未奏效。在此期间，我们红二师在南门积极挖掘地道，准备把地道挖近城门埋炸药爆破，但南门地势低，水位高，屡挖屡垮，屡垮屡挖，均未挖成。有一天夜晚，我们部队组织突击队架云梯登上城头，但敌人利用城头上构筑的横墙工事抵抗，构成交叉火力左右夹击，登城突击队伤亡很大，未能站稳脚跟，后续部队也上不去，只好被迫退下。由于敌人工事坚固，兵力雄厚，我军经一个月的连续爆破攻城，指战员们浴血奋战，仍屡攻不克。

二月底，敌陈诚、罗卓英部二万余人驰援赣州，其先头部队已有四个团在北门外架设浮桥先后偷渡进城；赣州守敌又在城内挖了四条通向城外的坑道，企图待机出击，内外夹攻我军，把我军歼灭于赣州城下。三月七日凌晨二时，赣州守敌见时机已到，马昆第三十四旅六十八团从城东门、小南门坑道向我偷袭；罗卓英第十一师一个团从西南门坑道出击；敌第十一师主力沿章江从南门大码头向我三军团阵地推进，形成内外夹击的态势，形势十分严峻，我军被迫撤出战斗。师首长命令我红七团在南门担任后卫阻击任务。

南门外飞机场是我军攻打西门的红一师东撤必经之路，如果我们红七团不能有效的阻击敌人，一师的退路就有被切断的危险。幸好在攻城初期，我红七团担负警戒和打援任务时，就在南门外构筑好阻击阵地，准备歼灭增援赣州之敌，在这关键时刻，我与龙昌汉团长研究决定，各带一部分队伍，分兵扼守南门外东西两侧的阻击阵地。

我们的部队刚刚占领阵地，敌人即集中数倍于我的兵力疯狂冲击，象蝗虫一般鼓噪着涌向我们的阵地。但敌人处于开阔地带，都在我火力控制之下，而我们的战士们依托有利的地形和阻击阵地，给予敌人很大的杀伤，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不料敌人重整旗鼓，依仗人多势众，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集中兵力突破了我前沿东侧的阵地，龙团长被迫率部队后撤。这时，阵地上的硝烟滚滚，几米外就看不大清景物，我们东西两侧的部队失去了联系，我想找龙团长一起组织反击，一时也找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在这危急时刻，我竭力保持冷静、镇定，一面把队伍稍稍收拢，准备支援东侧阵地反击，一面派出几个侦察员与龙团长取得了联系，约定好号声讯号，趁敌人立足未稳，马上组织反击，用于榴弹和刺刀、枪托夺回前沿阵地，再次把敌人打了下去，完成了掩护一师东撤的任务。

正当我和龙团长准备率红七团撤离阵地时，师政委彭雪枫赶到了我们阵地，要求我们尽快增援东侧的小南门，为红五团解围。原来，七日拂晓，赣州城内守敌通过地道出击，将扼守在小南门的红五团围困在城外的阵地上，城内外敌人两面夹击红五团。红五团指战员激战五个多小时，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大量杀伤敌人，但自己的伤亡也很大，仍未能突围。

彭政委知道我们团连日的频繁战斗已很疲劳，今天上午担任后卫阻击任务更是艰巨，部队伤亡不少，但此时要解五团之围也别无良策，便关心地问我和龙团长：“有什么困难吗？”

我明白彭政委这样问是对我们部队的关怀和慰问，心想，兄弟部队正处在危难之中，我们不去增援怎么行？便坚决地回答：“增援兄弟部队是我们的责任，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这时，我发现彭政委挎着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而我们的二十响驳壳枪子弹已经打光了，很想向他要几发子弹，但又不好意思在这亟需弹药的战场上向他开口要子弹，犹豫了一下，考虑还面临一场战斗，终于鼓起勇气试探地问：“要说困难嘛，我驳壳枪的子弹打光了，能不能给我几发子弹？”

彭政委爽快地从警卫员替他背的皮子弹盒子里拿出了两排驳壳枪子弹递给了我，真是雪里送炭呵！彭政委冒着枪林弹雨在第一线上指挥作战，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已使我钦佩，而在这战斗激烈的时刻还把自己的二十发子弹送给了我，这种无私的精神使我更受感动。

救兵如救火，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我和龙团长当即率领队伍随彭政委沿着山路向东直插小南门。到了小南门见到了红五团政委张平凯，他告诉我，他们刚刚又打退了敌人的一次进攻，现在敌人正在组织新的进攻。我按照彭政委的指示，请五团迅速东撤，我们七团掩护。

敌人见五团东撤，马上猛扑上来。我们把敌人放近前来，突然一阵猛打，给敌人很大杀伤，可是，有一部分敌人已经突进了我们的前沿阵地。我们的战士们愤怒地再次上起刺刀，与敌人肉搏、撕打，终于把敌人赶了下去，巩固了阵地。

彭政委见五团已撤远，即令我们边打边撤。敌人依仗他们人多，武器好，紧紧咬住我们不放。幸好此时红五军团第十五军赶到，一阵猛烈反击，把敌人打垮；大刀队乘胜出击，配合部队奋勇冲杀。他们个个赤膊上阵，飞舞寒光闪闪的大刀，以有我无敌、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高喊“杀”声，左劈右砍，杀得敌人呼爹叫娘，抱头鼠窜。我们回头看到这一大快人心的战斗场景，都欢呼“大刀队杀得好！”

红十五军追击逃敌，直追至赣州城南门外，歼敌一部，还捉了不少俘虏，使我们红五团、七团安全撤离，转移到赣县江口地区与军团会合，就地休整补充。

我们红三军团撤出赣州不久，即向西转移，准备攻打崇义、上犹等县城。一天上午，当我军行进到南雄水口三溪圩时，突然遭到敌人增援赣州的粤军四个团的进攻。军团首长因恐被敌人拖住，不愿与敌人纠缠，以免陷于被动，遂令我红七团和红五团阻击粤军，掩护全军团迅速转移。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敌军一个团有十几个连队一千六七百人，而我们一个团才五个连七八百人，兵力悬殊，但我军有着坚强的政治工作保证，士气高昂，两个团的指战员同心协力，与敌人浴血苦战一整天，击退了敌人大小规模的多次进攻，阵地岿然不动。当我们完成阻击任务撤出阵地时，两个团又互相交替掩护，边打边撤。

这时，我带红七团两个后卫连，张平凯带红五团一个后卫连在本团队伍的后尾掩护，由于我们紧密配合，互相支援，沉着应战，确保了阻击部队摆脱强敌撤出了战斗。在这次掩护军团转移的阻击战中，我们两个团特别是后卫连队的伤亡都很大，张平凯带的后卫连为了掩护我们团撤离，全连只剩下十三名同志没有负伤；我带领的两个后卫连队，也只剩下五十多人。从赣州南门和南雄三溪圩两次阻击战来看，我们红六团和红五团两支兄弟部队并肩战斗、互相支援的精神，真正体现了我们红军指战员胸怀全局、团结协作的风格，这是我军屡屡遇险化夷、力挫强敌的保证，也是国民党军队所无法比拟的。但是，赣州战役不顾敌人城池坚固，兵力雄厚，坚持攻坚三十三天，遭到重大伤亡后再被动撤围，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种拼消耗的攻坚战是得不偿失的。

第四章胜利与挫折乐安事变

一九三二年三月下旬，我调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因为我平时对师政委彭雪枫博学多才、文韬武略、运筹帷幄、英勇善战而且待人诚恳、作风正派等优秀品质都十分敬佩，能到师部协助他开展政治工作，感到特别荣幸。但对师长郭炳生骄横自大、鲁莽粗野，有较严重的；日军队习气和军阀作风、与人很难相处也感到不安。

一九三二年四至八月，红三军团遵照临时中央的指示和苏区中央局三月中旬召开的赣县江口圩会议精神，辗转征战于湘粤赣边的上犹、崇义、桂东、汝城、文英、南雄、水口和乐安、宜黄等地，虽然全军指战员奋力作战，打了一些胜仗，也有较多的俘获，但大多是在强敌的隙缝中往返突击，往往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攻占一座县城，攻占后也难以立足。事实上“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越深入地控制红军，就越削弱红军的战斗力；加之七、八月问正是南方炎热的盛夏，干部、战士的体力消耗大，疟疾、痢疾等疾病流行，非战斗减员剧增，部队中逐渐滋长一些厌战情绪；个别斗志薄弱的人面对这严峻的斗争环境，逐渐丧失胜利信心，产生悲观情绪，甚至动摇变节，师长郭炳生叛变投敌的乐安事件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事例。

八月二十一日，我红二师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占宜黄县城之后，三十一日敌军反扑即被迫撤出，转移到宜黄与乐安之间的山区休整。师部驻在官仓前村。九月的一天，师长郭烦生从军团部开会回来，愁眉苦脸，心事重重。他对师政委彭雪枫说：“从赣州失败之后，这几个月又连遭败绩，听说蒋介石还要组织第四次大‘围剿’，眼看大军压境，敌强我弱，摧毁苏区，压垮我们不成问题。唉，看来革命是完了。”说罢，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彭雪枫听到郭炳生这一连串泄气话和看他那灰心丧气的情绪，心里很不高兴，马上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什么，革命完了？胡说八道！革命象燎原烈火，风吹不熄，雨浇不灭，要烧掉地主豪绅，烧掉蒋介石和一切反动派，烧掉整个旧世界，革命永远完不了！”

郭炳生不服气，脸一沉说：“雪枫同志，革命不是靠呼口号取胜，不能光讲大道理，要看到我们面前的环境确实是十分困难的。”彭雪枫看郭炳生没有转过弯来，也感到自己刚才讲话太生硬，便耐心地摆事实说：“炳生同志，我们面前的确有不少困难，但比起平江起义，比起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我们的力量不是强大得多了吗？这几个月来我们几次攻城虽然伤亡大一些，但还是攻下几座县城，打了胜仗的嘛，怎么能说我们连遭败绩，克服不了目前的困难呢？”

郭炳生争辩着说：“要知道，蒋介石的第四次大‘围剿’比前几次的兵力更多，更厉害，带来的后果会更严重。我看，我们打败敌人的把握不大，还不如按过去的老办法，把队伍拉回湖南老家去打游击好。”

彭雪枫知道郭炳生的牛脾气，他想不通的问题一时很难扭得过来，想等待个时机再好好同他谈一谈，慢慢启发诱导他认清形势。于是，便对郭炳生说：“我们都是师的指挥员，有不同看法可以讨论，但不管面临什么困难，都不能松懈斗志，一定要挺得住。”

这句话象触动了郭炳生的神经，他冒了火说：“哪个松懈了斗志，我？笑话！我郭某人是从整个战局考虑问题的。我当兵打仗从来没有怕过死，怕死就不会来当兵！”

彭雪枫看到郭炳生很不冷静，不愿再同他争论下去，便把话题岔开，研究怎样进行战斗总结的问题。第二天，彭雪枫找我研究工作时，把他与郭炳生争论的事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彭雪枫和我都了解郭炳生的情况：郭炳生的父亲郭得云是一九一六年彭德怀到湘军当兵时的第一个老班长，参加过辛亥革命，很有正义感，彭德怀对他十分敬重。以后郭得云当了排长，因不满国民党军阀的腐败弃职回家当皮匠。一九二一年彭德怀当连长时，因为民除害杀了南县恶霸地主欧盛钦，被湖南督军赵恒惕通缉抓捕，幸被押解的士兵途中偷偷放跑，逃到郭得云家，得到郭得云的掩护，并一起秘密草拟“救贫会”章程。可惜不久郭得云便得伤寒病去世，临终遗言，将郭炳生托付彭德怀照管，当时郭炳生才十一、二岁。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当营长时，郭炳生来投奔彭德怀。他便把郭炳生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由于彭德怀与郭炳生的父亲有这样一段不寻常的交往，对郭炳生也特别关心，经常对他进行教育，带他参加士兵会的活动，接受革命思想。一九二八年七月，郭炳生随彭德怀参加了平江起义。在刚参加红军的一段时间里，郭炳生表现不错，作战勇敢，指挥灵活、果断，打了一些好仗，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同志很喜欢他，吸收他人了党，提升他当连长、团长、师长。但随着部队的胜利发展和职务的提升，郭炳生逐渐居功骄傲，在旧军队里沾染的坏习气也逐渐显露出来，爱吹牛，出风头，缴获财物有时还偷偷捞点“外快”去吃吃喝喝，拉拢少数落后的干部、战士替他吹捧。有时又爱发脾气，无端训斥下级和战士。他厌烦政治工作，自己不听政治课还骂政工干部是“耍嘴皮子”、“走江湖的”；埋怨政治教育影响他练兵、操课。因此，他常与彭政委产生矛盾，有时甚至顶撞起来，搞得关系很紧张。围攻赣州城时，开始郭炳生带领部队负责在南门外挖地道搞爆破，但因地势低、水位高，屡挖屡垮，未能挖成，便大发脾气，指桑骂槐，说是彭雪枫抓了部队政治工作造成的。当敌人增援部队赶到赣州对我形成内外夹击的态势，我军奉命撤围时，彭雪枫同我们后卫部队一起奋力苦战，掩护兄弟部队转移，而往日标榜作战勇敢的师长郭炳生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而且，从赣州战役之后，郭炳生就沉默寡言，心事重重。

在我的印象中，郭炳生出身工农，性格豪爽，作战勇敢，只是文化程度低，又不爱学习，容易固执己见。在峡江会议上，他对东渡赣江有意见，发了一通牢骚，受到彭老总的批评，此后，遇到不顺利时，就埋怨是东渡赣江脱离老家根据地才造成的被动局面。我在七团工作时，常到师部开会，对郭炳生的言行时有所闻，到师部工作后，我也知道他与彭雪枫政委的矛盾较深。因为我与他是老乡，又比他年长几岁，有时我也劝说他并在党的会议上对他进行帮助，希望他能搞好军政干部的团结。这次听彭政委介绍他与郭炳生的争论时，我仍凭印象判断，认为郭炳生还是对东渡赣江问题不满意，转不过弯来，乡土观念重，遇到挫折就不冷静，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还是要多帮助教育他。

为了帮助教育郭炳生，彭雪枫政委向彭德怀军团长反映了郭炳生的思想问题。彭德怀对这件事很重视，亲自派组织部长黄克诚前来我们二师驻地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对郭炳生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郭炳生最怕彭者总，一见黄克诚到二师来解决他的问题，知道彭老总一定很生气，所以一反趾高气昂的常态，变得“老老实实”，站在大家的面前象悔恨自己的样子检讨对东渡赣江思想不通，对形势认识不足，怕困难；还检讨自己私心重，爱嫉妒，无端打骂士兵，对彭政委不尊重，等等。黄克诚代表彭德怀对郭炳生提出要求和希望，郭炳生表示要吸取教训，改正错误。会后，根据军团首长的指示，二师领导干部分别到各团参加整训，帮助各团总结这一阶段几次战役、战斗的经验教训。彭雪枫到七团，郭炳生到六团，我到五团。

我到五团驻地不久，有一天下午正同五团党委在团部开会，突然听到西南方向传来急促的枪声。接着，侦察员急冲冲地跑来报告说，国民党陈诚、罗卓英部由西向东突然插入我红二师驻区，西南边的师直和红七团与敌人交火，边打边向西撤。当时由于部队过于分散，全师来不及集中，霎时便被窜入驻区的敌人分割开，五团被隔断在师部的东北边，与西南方向的师部以及六团、七团失去了联系，情况异常危急。这时，我记起前几天红三师兄弟部队驻扎在我们东北方向的黄坊地区，这一带尽是深山区容易隐蔽，于是，我交代五团团长白志文马上带领队伍向东北方向转移，向红三师靠拢。

傍晚，我和团长白志文带着五团来到黄坊，部队停止前进，休息吃饭，派侦察员外出调查，才知道红三师已于当天下午向东南方向开走了。这时天已全黑了，团里又没有军用地图，只能找当地群众了解一下周围的简单情况，便与五团的干部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提出：我们下午迅速转移到黄坊，初步摆脱掉敌人，但大批敌人还在向东涌来，此地也不可久留。现在敌人是由西向东推进，根据第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我们从东往西与敌人对进，利用黑夜从敌人侧翼的隙缝中插过去，向西寻找主力，就能彻底摆脱敌人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意见，团长白志文立即组织部队行动。

部队刚走出黄坊不远，前哨部队方向传来了几响枪声和号声，定神从号声判断是我们自己的部队，双方互相问答，原来前哨警戒部队遇到师长郭炳生带着师部特务连向东边来。汇合后，我把同团里干部商量的意见向他报告，他表示同意，便汇合一起按原定计划西进。

黑夜山地行军，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崎岖，已经够辛苦了，半夜又下起了倾盆大雨，道路泥泞，象泼上一层油，溜滑溜滑的，摔跤的人很多。我摔了几跤，把右脚腕摔伤了，越走越肿痛。我咬牙强忍，直捱到拂晓，队伍到达巴山，因敌情不明，不敢贸然前进，部队就靠山扎营，露宿在一片树林里。

宿营后，我交代白团长挑选几个精明强于的干部、战士分成两个组外出侦察。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侦察员先后返回驻地报告，四周没有发现敌人。有一个侦察组报告说，他们到了凤岗圩，见到了彭雪枫政委，据了解：我们二师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时，彭雪枫政委带着师直机关和七团边打边撤，甩掉了敌人后转移到了凤岗圩，在那里找到江西军区机关和陈毅司令员。在陈毅司令员的帮助下，彭政委就带部队在凤岗圩暂驻，收容七团少数失散的同志。侦察员向彭政委报告，我已带五团安全转移到了巴山，在中途遇到郭师长带着特务连向东走，差点发生误会，后来汇合一起向西走到了巴山，但我在行军中摔伤了右脚，伤势比较严重。彭政委马上请侦察员给我带来一封信，大意是：他已将师直和七团带到江西军区驻地，得知五团安全到达巴山很高兴，因我行军中摔伤了脚，行动不便，请明早速到凤岗圩，把师直和七团先带回苏区休整。他明早同时出发赶到巴山接五团到凤岗圩，等与六团汇合后一起返回苏区。

接到彭政委的信，我喜出望外，当时就把彭政委的指示向郭炳生和五团的干部传达，大家都很高兴，同意在巴山等彭政委来。第二天，白志文团长即派一个排护送我坐担架到凤岗圩。接着，我便带师直和七团向南直奔东韶苏区。到了东韶之后，我原以为五团在巴山已无敌踪，巴山离凤岗圩约一天路程，彭政委一定很快可以把队伍带到东韶来，没想到过了两天彭政委和五团还没有到，心里着急起来，但脚伤很重，脚腕和小腿由红肿到局部发紫，疼痛难忍，没法走动，只好耐心地等着，过了四五天，彭政委才带着五团、六团回到东韶。一见面，我急忙问他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他气愤地顿足说：“郭炳生这个混蛋叛变投敌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一下子愣住了，焦急地询问怎么回事？彭政委告诉我：我从巴山往凤岗圩走的当天早上，他也带着十几个警卫人员从凤岗圩出发赶往巴山。我们走的是山间小路，他们骑马走大路，所以途中没有相遇。出乎意料，他们赶到巴山时找不到郭炳生和五团，四处打听才知道郭炳生已带着五团往北的方向走。彭政委顿时警觉起来，往北走不是往崇仁、抚州白区的方向去了吗？难道郭炳生想带着队伍叛变投敌？想到这里，彭政委心急火燎，带着警卫人员就顺着老百姓指引的方向追去。

彭政委在群众的指点下追寻到第二天傍晚，终于在离崇仁县城不远的地方追上了五团。五团团长白志文和团部的干部高兴地围拢过来问候彭政委。彭政委追问白团长：“我不是写信给李主任，请你们在巴山等我，我带你们到凤岚圩，为什么到这里来？”

白团长支支晤晤他说：“李主任走后，郭师长说，敌人几十万大军马上要对苏区进行第四次大‘围剿’，我们不能回苏区，趁现在敌人还没有合围以前，设法西渡赣江，回我们湖南老根据地打游击，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团里湖南人多，也都想回家”

没等白团长再说下去，郭炳生就抢着辩解说：“东渡赣江的时候我就提过意见，不能离开我们老家到江西来打仗，这两年事实证明，仗越打越被动，所以我想把队伍带回湖南。”

彭政委看出郭炳生是在强词夺理，就反驳他说：“我们到江西来以后不是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吗，怎么能说越打越被动呢？再说，凭你一个团的兵力，能突破白军的包围西渡赣江回到湖南吗？即使你想回湖南，也应该先到苏区向彭老总报告以后再统一行动，为什么你不仅不向苏区、向主力部队靠拢，反而向崇仁、抚州的方向跑呢？”

最后这句话触到郭炳生的要害，他刷地一下脸色变得苍白，可能怕彭政委当场拘捕他，便又装出一付悔恨的样子说：“彭政委，我组织纪律性不强，又想家心切，没有请示上级就擅自行动，请组织上多原谅。我我回去一定好好检讨。”

彭政委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对郭炳生不能逼得太紧，防止事变，待部队回苏区后再请示彭老总、滕政委处理。所以，故意露个笑脸宽慰郭炳生说：“算了，郭师长，你认识错误就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把队伍带回苏区去，作好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吧。”

当天黄昏后，彭雪枫就和郭炳生带领五团南返，不料半夜里狂风骤起，电闪雷鸣，大雨如注，伸手不见五指，加上山道崎岖，路旁草深林密，郭炳生就乘机带着特务连几个亲信溜走，逃往乐安投敌，堕落成了可耻的叛徒。我听了彭雪枫的情况介绍，肺都气炸了，后悔没有看透郭炳生这个叛徒的真实咀脸。过去总认为他作战勇敢，只是作风粗暴、思想方法上有偏激，是可以教育过来的；没想到他在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威胁面前，竟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成了无耻的逃兵、叛徒。郭炳生的叛变激起了全师指战员的极大义愤，大家同声声讨郭炳生的罪行，也一致称赞彭雪枫政委当机立断、机智勇敢地粉碎郭炳生企图欺骗、挟持红五团叛变投敌的阴谋。后来，中革军委为了表彰彭雪枫政委在乐安事变中英勇机智挽救部队的功勋，特授予他一枚光荣的“红星奖章”。

彭政委谈完了“乐安事变”的大致经过之后，亲切地察看我右脚腕的伤情，看到我右脚腕连同小腿肿得很粗，局部已化脓溃烂，非常心疼，马上去找军团卫生部医疗主任饶正锡商量，决定马上给我动手术。

当时麻醉药品很缺，但怕我在手术中受不住疼痛而休克，彭政委要求给我作全身麻醉。动手术那一天，他一直守护在手术台旁边，看着饶正锡主任给我排除脓血，挖掉溃烂的肌肉，校正扭伤的脚腕关节，上了夹板。手术后，又守护在我的床边等我苏醒过来，他才松了一口气，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现在好多了，没有手术前那样揪心地疼。”他告诉我说：“动手术的时候，你睡着了，但割断三条筋的时候，你的脚都会抽搐，跳一下，跳一下，可见脚筋这东西是很敏感的。”他连说带比划，说罢，哈哈地笑了。他这一笑，我的紧张心情好象也轻松了许多，跟着笑了。

彭政委这样关心部属，体现了我军上下级的亲密关系，使我终生难忘，当时要不是彭政委果断地找人给我动了手术，让伤势再恶化下去，右脚可能要锯掉，要是感染上“破伤风”更有致命的危险，是彭政委在危险中挽救了我。

手术后不久，我从东韶军团卫生部被转送到宁都后方医院继续治疗，不料十月间又传染上疟疾、痢疾，伤病交加，使本已虚弱的身体更加衰弱，由于当时医疗条件不好，药品少，营养也差，一度病情十分严重，幸好宁都医院尽一切努力抢救，才从死里逃生。十一月间的一天，我在医院里突然遇到一个患疟疾的病号，他是不久前从我的家乡逃出来参加红军的新战士，见了我特别亲热。他告诉我，自从一九三零年冬红军主力过赣江之后，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就经常下乡“清剿”游击队，土豪劣绅又猖狂起来。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军官汤文燕带兵到大溪源抄烧共产党的地下石印局（即印刷厂），路过双坑村将我二哥凤廷抓到永和市杀害。反动派还残无人道地把风廷的心脏挖走，听说是挖去炒了吃，尸体在圩场上暴露好几天，没有人敢去收尸。听了这不幸的消息，我既悲痛又愤恨，誓为二哥报血仇。

接着，我又问起我家里亲人的情况，开始他吞吞吐吐推说不大知道。我想，他是双坑人，怎能不知道我双坑生父和西坑养父家的情况呢？在我再三追问下，他才告诉我：一九三一年夏天，家乡流行瘟疫，有的说是疟疾，有的说是伤寒，死了很多很多人，我在双坑的生父母、大哥凤彝，在西坑的养父、两个叔叔和我的妻子刘氏以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这场瘟疫的三四个月内先后死去。因为村里死的人太多了，他害怕染上瘟疫就逃了出来，想到江西来找当红军的叔叔，可是，他流浪讨饭到了江西，找到了红军后才知道他叔叔已经牺牲了，他便参加了红军。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是晴天霹雳，是一场恶梦！当晚，我通宵不能入眠，想起了生我养我的父母亲，在他们临终前我不能侍奉汤药于左右，没能尽一点做儿子的孝心；想到从小同我一起长大、结婚十年的妻子刘氏，她温柔贤慧，勤劳俭朴，从进我家门就辛苦劳碌，侍奉老人，抚养儿女，含辛茹苦一辈子，才二十八岁便过早地离开人世，没有过一天吃饱饭的日子，怨恨自己没能尽到做丈夫的责任；想到我两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和天真可爱的女儿，从哇哇坠地就一直过着凄苦的日子，小小的年纪便夭折了；怨恨自己没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想起家里只剩下养母一个老人，孑然一身，孤苦伶仃，今后怎样过日子？悲痛、自责把心都绞痛了，绞碎了。泪水涌泉般地流淌在作枕头的包袱上。

可是，黎明时分我转念一想，自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为革命事业不借牺牲，贡献自己的一切。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有国才有家”，许多同志的亲人在敌人的屠刀下牺牲了，许多烈士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为革命作出牺牲的何止我一人一家？作为一个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以“小我”的牺牲，换取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这个“大我”的解放、幸福，这是值得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央苏区军民都行动起来，加紧准备粉碎敌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我很想能参加这场战斗，可是脚伤尚未痊愈，每走一步都要依靠拐杖，真是恼人！这时，为了做好战前的准备，医院把我们一大批伤病员分别疏散到群众家中隐蔽，继续进行治疗。

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了中央苏区，进一步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要求红一方面军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城，企图以此来破坏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二月十二日，当强攻南丰不克，得知敌人重兵增援南丰时，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毅然改变“先发制人”的错误方针，仍采取毛泽东同志在三次反“围剿”中采用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打运动战、打歼灭战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中央苏区军民同心协力作战，先后取得了黄陂、东肢战役的胜利，歼敌三个师，俘敌一万余人，于三月下旬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我每次听到胜利捷报，都高兴得手舞足蹈，更积极地锻炼身体，练习走路，想争取早点恢复健康，返回部队参加战斗。有一天，彭雪枫派人到我住的群众家里来看望我，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叛徒郭炳生投敌后，从乐安到了杭州，敌人委任他一个“担架师”师长的职务，实际上是当民夫头子。冤家路狭，在黄陂战斗中被我红二师的战士发现，战士们怒火万丈，用“步枪排射”集中火力把这个可耻的叛徒郭炳生乱枪击毙，真是大快人心。

一九三三年五月，我的脚伤初愈，可以不拄拐杖走路，即积极要求出院，经宁都后方医院检查，认为仍有残疾（建国后评定“三等残废”），建议回部队后边工作边休养，我便回到军团部驻地乐安的大湖坪。六月七日，中革军委发布改编红一方面军的通令，要求撤销军的建制，将方面军所属的小军小师改编为“三三制”的大师大团，决定原红三军、四军、二十二军和瑞金模范师改编为红一军团第一、二、三师；原红五军、七军、二十一军和兴国模范师改编为红三军团第四、五、六师；与此同时，红五、六、七军团也同样进行改编。大湖坪整编后，彭德怀仍为红三军团军团长，滕代远仍为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直辖三个师，由原红五军第一、二、三师合编为第四师（原红一师为第十团，红二师为第十一团，红三师为第十二团）；由原红二十一军一部、红七军一部和军团特务营一部合编成第五师；由兴国模范师改编成第六师。每师编三个团，每团编三个营，每营编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我因行走不便，分配到军团教导营先任党总支部书记兼政治教员，不久即任教导营政治委员。

教导营直属军团领导，营长先为段连喜，不久由彭绍辉接任。教导营主要担负培养营、连、排级军政干部的任务，平时，各部队将优秀的基层干部和士兵选送到教导营培养训练，战斗中基层干部伤亡较大，缺额时由教导营选派干部补充，这就发挥了储备干部的作用。

我刚到教导营时，教导营在宁都的赖村一带根据地进行训练，一九三三年七月后，我和彭绍辉营长即率教导营随“东方军”两度入闽作战，随后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边战斗边训练，通过总结作战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

第四章胜利与挫折东方军两度入闽

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六月五日的军事训令，作出了《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应迅速地求得赣江流域的连续胜利，以夺取赣州、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城市为目的”；并要求闽西苏区“应以主力向闽北发展，造成广大的苏区，与赣东北苏区打通，成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东方一翼”。由于决议通过后不久，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开始，红军主力未能入闽去争取江西“东方一翼”的胜利，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才组成“东方军”入闽。

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同，毛泽东同志根据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的新形势，积极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通过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的卖国阴谋，以推动全国抗计高潮的发展，同时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仅不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而错误地给他加上“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游击主义”、“右倾保守主义”等大帽子，不断排挤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他们借口政府工作的需要，让毛泽东同志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撤销他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下旬，在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苏维埃主席的同时，免除了他的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只安排他为中革军委十五名委员中的第十二名委员；一九三二年十月，又免去毛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党中央在白区难以立足，被迫撤到了中央苏区。五月十二日，中革军委加委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并以军委主席朱德同志率第一方面军在前方指挥作战为由，委任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达八个月之久，指挥全国红军，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更直接地在苏区和红军中得以推行。

“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尽管每次胜利都是在周恩来、朱德同志坚决抵制中央的“左”倾错误指挥的情况下取得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但他们却盲目地鼓吹这次胜利是执行他们的“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的结果，从而更助长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左”倾冒险主义在红军中泛滥成灾。王明、博古和项英等人本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特别是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又丝毫不吸收粉碎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的丰富经验，更不重视战场指挥者的实际经验，不调查研究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具体情况，盲目地主观地提出许多“左”的口号，确定了许多不能实现的紧急任务：什么“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打正规战”，“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等等，生硬照搬苏联的一套经验。博古等人还竭力依靠、抬高其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三二年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曾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与王明关系较好。后被苏联情报机关派到中国东北做情报工作，因他在东北呆不住，转到上海，被项英聘为军事顾问），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十月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之后，博古、项英更是放手让他掌握红军的实际指挥权，使他成为包揽军委一切工作的“太上总司令”，从而实际上剥夺了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军事指挥权。

他们提出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就是把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两个主力部队分开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本来从一九三零年八月组建红一方面军之后，一、三军团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指挥下，从来没有分开过。两军团并肩作战，互相配合，拧成一股绳，所向披靡，形成一个无坚不摧的拳头砸向敌人。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决策下，两个主力部队被分割，打击敌人的力量被分散。一九三三年夏，他们害怕根据地的坛坛罐罐被敌人打烂，以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于江西的宜黄、乐安、南丰一线，正面牵制崇仁、金溪之敌，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使它失去机动灵活歼敌的机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又一度以一军团为主改组为“西方军”，节节阻击“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同样失去机动作战的机会）。同时，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下令，以三军团（暂缺红六师）为主，包括福建的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滕代远为政治委员。为配合作战，还命令红三十四师及闽赣军区部分分区的地方武装亦统归彭、滕就近指挥。东方军组成后，七月二日，红三军团即率红四师、五师由江西广昌的头陂地区出发，分两路经新安、丹溪和驿前、石城向福建进军，于七月五日到达宁化以西地区集结，执行收复闽西被国民党十九路军侵占的连城、新泉苏区和开辟闽北新苏区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当时因为没有红一军团的协同配合，东方军虽然奋力苦战，但孤军奋斗，搞得疲劳不堪，未能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在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东方军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滕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因病调离后，杨接任政治委员）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艰苦奋斗，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仍然打了很多胜仗，歼灭了大量敌人，打开了一些城镇，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大了红军，筹集了大量物资，部分地解决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穿衣、吃盐等等困难。东方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东方军向福建进军之后，几乎每战都是经过周、朱、彭、滕诸同志与“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在往返电报中反复争论，甚至激烈斗争才取胜的。入闽第一仗是拔除宁化县的泉上土堡。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地处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建宁数县毗邻之处，是宁化到归化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个土堡墙高约二丈五尺，厚二丈余，相当坚固；驻有国民党军阀新编第五十二师卢兴邦部的第三零七团，并有宁化、清流、石城、长汀四个县的残余地主武装四百多人；储有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数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反动堡垒，威胁着附近苏区的安全，也是东方军向东运动、扩大苏区的极大障碍。所以东方军决定首先拔掉这个钉子。

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当时心目中只有中心城市，即使一时打不了大城市也要打县城，完全不把小小的泉上土堡放在眼里。所以，他们不顾实际情况，下令东方军首先攻打清流县城。

当时的争论，给东方军作战造成极大困难。七月四日，彭、滕电请第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转中革军委项英代主席，提出：“清流、泉上、嵩口仍为卢逆，共四团无变化。首先消灭泉上之敌，后再同时攻击嵩口、清流之敌。此举我有集结主力随时打击增援敌之便。”同时说明，清流城堡坚固，敌人利用天险加修工事，袭击万一不克，要延误时间，再从火线撤下打增援之敌，将影响士气。这些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的战斗部署，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战术原则，很快取得朱、周同意。七月五日，朱、周回电指出：“如敌情无变化，三军团应首袭泉上，占领后迅速取得归化，以一部断嵩口通永安联络，相机截击永安或连城来援之敌。”但是，七月六日项英回电，却极端主观地认为：“对东方军目前的行动，如就来电所云，事实上仅能消灭泉上、归化之敌，即转移北上，绝无可能打击连城援敌。”“泉上、归化均属城围，工事虽较清流易攻坚，则我意仍以流清为攻击目标，坚决消灭三团人，连城敌有增援可能，若消灭援敌对东南、西南战线有大影响。”

正当周、朱、彭、滕与项英争论之际，七月八日，卢兴邦派第一五六旅旅长张兴隆率第三零九团从清流增援泉上。彭德怀、滕代远根据原定的“围城打援”的战术原则，除令红五师主力继续包围泉上，努力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外，即令红四师在离泉上三十余里的延祥设伏，准备歼灭援敌。泉上通延祥的小道上，两旁均为高山峻岭，中间是一狭长洼地，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点。

七月九日，敌一五六旅旅长张兴隆与第三零九团团长卢胜斌（卢兴邦之子）率部到达延祥石狮岭，进入我伏击圈。红四师张锡龙师长、彭雪枫政委立即发出攻击命令。红军战士先是从两侧山上居高临下以火力杀伤敌人，然后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只一小时激战，就干净利落地全敌敌人这个团，毙敌旅长张兴隆，俘敌团长卢胜斌，无一漏网。接着，红四师乘胜追击，进占清流东北的重镇——嵩溪；宁化独立第七师进占清流西北的岭下、田背一线；红三十四师进占清流西南的雾阁等地，配合主力切断清流与泉上敌军的联系，对清流县城形成包围态势，进一步孤立泉上敌人。与此同时，红五师第十三团乘胜东进，歼灭归化守敌第三零七团第二营，解放了归化县城。

延祥伏击战的胜利，为攻克泉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也证明“围点打援”战术的正确。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急于要进攻清流和连城守敌，七月十日又电令东方军“只留一团围攻泉上，并由该团抽出一连为基干，领导归化东北游击队，巩固归化”；同时命令主力部队大部分立刻转移到清流南面，准备消灭清流撤退之敌，或配合三十四师打击连城增援清流之敌。

在此情况下，七月十一日，朱总司令、周总政委不得不给项英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指出先袭泉上后逼清流才易于打击敌人增援部队，不能采取积极进攻清流城的办法；并指出以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及令红十九师渡将乐河南下都是不妥当的，因目前多雨，山水时涨，闽省各河流急水深，大兵团运动不便，加以天热多病，三军团沿途已留下五百多病员，请项英“决定部队行动稍稍顾及此点”。在另一封电报中转达了彭德怀、滕代远的意见，力言即刻移兵清流南岸，“围攻泉上巩固归化留一团兵力万万不足，因泉上敌之兵力超过八连人。我主力南移，连（城）敌如不动，清流敌可北向，解泉上围，我成隔岸观火，迂回过河须三天行程，现三军团每日搜山征发，只吃两餐稀饭尤不利这样行动”；并明确表示已复电令彭、滕依预定计划有步骤地争取胜利，要求项英：“请勿急，尤请勿直接命令彭滕，使他们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其不能机断专行。”次日，彭、滕又将围攻泉上、清流、连城的意见电告项英，强调指出：“泉上土围敌八个步兵连，机、炮各一连，地主武装百余人（注：后查明有四百余人），一团围一团是不够的。况反动的童子军、大刀会在外面扰乱，因此再无力顾及归化。”在朱、周、彭、滕据理力争下，项英等人才缓和口气，回电朱、周并转彭、滕，解释说：“我迭电你们不是命令，而是提出某一阶段中作战意图。”但仍软中带硬，固执地坚持己见。

在东方军主力围攻泉上土堡，并接连取得延祥、归化战斗胜利的有利形势下，红三十四师在清流与连城之间的安乐、雾阁一带也积极开展游击战，配合主力切断清流与连城敌人之间的联系，七月十日，于雾阁与马屋附近击溃从连城增援清流的敌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一个团，乘胜进占上堡。七月十四日，敌盘踞清流的卢兴邦部主力三个团，慑于我军的威力，弃城向永安逃跑，我红三十四师经安乐向秋口截击逃敌未获。十五日，红四师第十团、十一团和宁化独立第七师乘胜进占了清流县城；红四师第十二团亦向嵩口坪、秋口推进，牵制连城守敌。

此时，敌七十八师还有两个团在雾阁附近的四堡。项英获知这一情况，并得悉连城敌人还可能派出三、四个团增援四堡的情报，没有通盘考虑整个战局，七月十六日便匆忙以“十万火急”电令东方军放弃泉上，立即南下配合红三十四师歼灭四堡敌人这两个团，并准备歼灭连城援敌三、四个团，同时严令“部署中应注意不使该两团撤回连城固守，而成相持之势。”

周恩来总政委接到项英这“十万火急”的电令后实在感到为难，马上复电提出意见：“泉敌不应放走，围攻至少要两团（两团无外围敌有突围可能），立即以四团兵力配合三十四师袭击四堡（四堡有工事），打增援队则火力不足。”“调十九师接围泉上，以三军团全部南移则须延迟三天，泉上到四堡三天又恐四堡之敌情有变化。”但周总政委在提出意见的同时，为了执行军委代主席项英的“十万火急”电令，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命令在将乐县白莲地区的红十九师迅即南下，两天以后赶到泉上去接替三军团围攻泉上的任务，以便三军团腾出手来，集中兵力全部南下；同时，命令三军团除留足兵力继续围攻泉上，等待十九师来接围外，其余主力部队立即集中清流，经安乐、雾阁之西，秘密运动，配合三十四师袭击四堡。事实证明，不待我三军团南下，四堡两团敌人早已撤回连城，项英“十万火急”电令只是主观臆想而已。

七月十九日拂晓，围攻泉上土堡的红五师第十五团于昨晚挖通了直达土堡围墙的地道，把装满土硝的三个棺材推进到围墙底下，引爆了土硝，把围墙炸开一个大缺口，趁硝烟弥漫之际，勇猛冲入土堡与敌巷战，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干净利落地全部歼灭守敌。计毙敌团长以下三百余人，俘敌九百余人。捉获宁化新旧县长二人以及泉上周围各县逃亡地主恶霸和地主武装三百余人，缴获步枪七百余支，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七挺，驳壳枪六十支，现款万元及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取得了人闽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利。

东方军首战告捷，拔除了泉上土堡，解放了清流、归化两县大片土地，军威大震。为了总结入闽以来几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周恩来总政委干七月二十日特地就“关于打泉上战略部署的争论问题”致项英代主席一封电报，批评项英等人不顾实际情况和可能，连日频频来电，喋喋不休地催促部队攻打清流及南下打连城，并严肃指出：“我们争论并非意图不同，更非不认识主要突击方向或总攻下泉上即应北上与东向”，“我们不同，乃在我们判断连（城）敌援不是如你所料，不主张三军团主力立刻过清流河及南下而你主张分兵南下，这是战略实施在战术上的问题，须估计到当时当地敌情、地形与我兵力、给养条件等，我坚持执行已定步骤（每一步骤是有前后接应的）达到胜利”。周恩来同志这些言简意赅的活语，对“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主观主义的指挥方式是个有力的批评。这些事实也足以说明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的正确和英明，足以说明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

东方军军事上的胜利，为开辟新苏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盲目要求扩大战果。他们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就提出：“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把古田会议确定的红军三大任务缩小成只有打仗一项。所以解放这些地方后，虽然各部队都很积极主动地去开展群众工作，但他们不待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新区，便匆忙命令部队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必须由北向南进攻。他们坐在江西瑞金，不了解福建连城的实际情况，不接受攻打泉上作战部署争论的教训，仍在那里瞎指挥。

连城、新泉原为我闽西苏区，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被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侵占。所以，当我东方军围攻泉上土堡时，红三十四师及红四师一部分兵力已先后奉命进至连城周围，准备待机收复。

当时十九路军的第六十师沈光汉部驻在龙岩至新泉一线；第七十八师区寿年部驻在连城及四堡周围；第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则驻扎闽中的泉州、永春一带作为机动。区寿年师是这次进犯我闽西苏区的先头主力师，辖两个旅、六个团，师部还配有炮、工、辎重、特务等直属分队，总兵力约万余人。该师全系德国式装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数第一流的军队，战斗力较强，又据守着连城强固的野战工事，确是易守难攻。但项英全然不顾这些实际情况，命令东方军当即攻取连城，并按地图所标示的位置，给东方军划定了由北向南进攻的路线。

那时正值七、八月天气，闽西天热如焚。彭德怀为弄清敌情，亲自带领侦察排到第一线侦察了一天，发现按项英的规定由北向南进攻连城，我军完全处于仰攻地位，地形对我十分不利，连攻击点也找不到，实在无法完成任务。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距离连城东南约七十华里的莒溪，驻有区寿年师丁荣光的第四六七团大部，另以该团之第二营（黄康营）驻守离莒溪西北二十华里的朋口，守卫龙岩至连城和龙岩至长汀两条大路的交叉口要道，作为丁荣光团的前哨营。如果我军选择朋口作为突破口，必然可以调动莒溪及连城之敌出援，在运动中消灭它。但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不给前线指挥员一点机动权，谁也不允许改变他们的作战计划。面对这种情况，彭德怀、滕代远以革命利益为重，还是实事求是地将情况电告朱、周转报项英，要求改变作战方案，经过反复争论，才获得批准。

七月二十八日，我东方军红四师和红十九师分别包围朋口、莒溪守敌；红五师和红三十四师则在外围担负牵制连城敌人、打击增援部队的任务。三十日，我军向朋口连续发起攻击。朋口守敌黄康营虽只有四个连的兵力，但占据险要地势，工事坚固，我军攻打一天，伤亡不小，未能攻下。傍晚，部队撤出战斗，彭德怀召集军事民主会，发动官兵出主意想办法。我们教导营也讨论得十分热烈，大家献计献策，大多认为应发挥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优势，进行夜袭。彭老总采纳多数同志的意见，当晚采取夜袭，终于在天亮前攻克朋口，全歼守敌。

连城守敌区寿年闻朋口、莒溪告急，速派第四六六团钟经瑞部前往增援。我红五师第十三团早于二十九日清晨就抢占了朋口东侧的贵仞山。三十一日拂晓，连城援敌赶到贵仞山前，企图争夺这个制高点。红十三团立即以一营迂回敌后，猛烈夹击，歼灭援敌大部，敌团长钟经瑞率残部向连城方向逃窜。与此同时，我红四师、十九师等部也设伏歼灭了企图增援朋口的茗溪守敌第四六七团两个营，俘虏敌团长丁荣光，乘胜占领莒溪。

八月一日，东方军所属红四师、五师、十九师、三十四师于连城东面的下堡胜利会师，欢庆建军六周年。在庆祝大会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红三军团各级部队授军旗；彭德怀军团长和政治部袁国平主任先后讲了话，鼓励全军指战员继续英勇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为庄严的军旗增添光采。当晚还举行庆祝晚会，军团和各师宣传队演出文艺节目，锣鼓喧天，歌声飞扬，全军上下一片欢腾。

区寿年得悉其第四六六、四六七团全部被歼，急电请示漳州十九路军总部。十九路军总部恐区师被我全歼，八月二日即电令区师放弃连城撤至永安，并令驻闽中之六十一师毛维寿部派出一个旅赶到大田、永安，掩护区师撤退。八月三日，区师尚存的四个团及师直属部队刚撤出连城县城到姑田镇，我东方军红四师、十九师、三十四师追击部队已经赶到，一阵猛打猛冲，区师顿时大乱，纷纷丢弃枪械、行李、辎重，夺路而逃，我军乘胜追击。中午，逃敌至小陶用餐，我追击部队又赶到，敌丢下饭碗怆惶逃命，我军再歼区师一个团，打得敌人惊恐万状、草本皆兵，一昼夜狂奔一百七十里，于次日晨逃进永安城，狼狈不堪。敌师长区寿年沮丧地说：“这次失败是本军最大的耻辱，尤其撤退时之混乱，更令人痛心疾首。”

敌六十师沈光汉部闻讯，恐被我歼灭，迅即从新泉一线缩回龙岩；六十一师毛维寿部驻扎泉州、永春一带，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一仗，我东方军共消灭敌七十八师区寿年部一个旅三个团，俘敌官兵二千余人，其中旅长一人，团长二人，缴枪二千余支，军粮一千五百担，对国民党十九路军震动极大。这是七九路军参加反共内战史上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击。从而使该军认识到反共只有自取灭亡，也是以后该军政治上从“反蒋反共抗日”转变为“联共反蒋抗日”方针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出所料，我东方军攻下朋口后，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连城、新泉、白沙、大洋坝等老苏区，并乘胜开辟了泉上、清流、归化、泰宁等新苏区，赤化地域五六百里，使闽北、闽西两块苏区联成一片，完成了第一阶段在闽西的作战任务。东方军利用这个时机在连城地区进行十天整训，补充兵员，调整充实干部，准备执行第二阶段向闽北进军的战斗任务。周恩来总政委盛赞东方军“能适应情况变动，在不违反整个意图下，发扬其机断专行的能力”，“把十九路军的七十八师追得溃不成军了，这开创了我们中央红军的新纪录，我们应向全体东方军的战士致热烈的敬礼！”八月八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致电东方军，热烈祝贺东方军“把顽强的敌十九路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胜利，表现我工农红军已更加壮健，更加无敌。”相信英勇的东方军一定会“奋发更大的勇气，向前消灭更多的敌人，取得更大更光荣的胜利。”

连城的十天整训本是开展群众工作的好时机，但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只让部分地方部队开展一些宣传活动，仍不让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巩固胜利成果，八月十三日即电令主力部队立即北上进攻洋口、延平（今南平）。所以在闽西占领的地区虽然不小，已有八九个县，但都似猴子摘苞米，摘一个丢一个，一个也没有巩固下来。

八月十六日，东方军除留红三十四师驻守连城外，其余部队即挥师北上，开始第二阶段的作战。我们从连城出发，经清流、归化到沙县境内，解放了夏茂、高桥等广大乡镇，于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攻占了闽江上游的两个主要商埠——顺昌县的洋口和延平县的峡阳，击溃蒋军五十六师刘和鼎部三个团，缴获机枪四挺，火轮三艘，食盐十五万斤和大量其他军用品，并筹款十万元。接着，东方军的红四师、五师、十九师又将顺昌、延平隔断并围攻两城。红六师（原兴国模范师）及红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也从江西黎川及福建泰宁南下，包围将乐县城。此时，第一方面军指挥部已从江西东移，经建宁抵达泰宁县城组织指挥。至此，刘和鼎之五十六师即被我分割包围，如惊弓之鸟，在延平一面拚命加固工事，一面不断向十九路军发出求援急电。

东方军为发动新区群众支援红军作战，不顾“左”倾错误领导者规定的条条框框，要求各部队抓紧时机深入群众做政治思想工作，适时提出了“要饭吃，要屋住，要工作，要自由”等符合群众实际利益的口号，帮助群众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党、团反帝大同盟，工人联合会等组织，广大劳苦大众热烈支援红军，四天内就有五百多人参加红军。东方军出色的政治工作成绩赢得了方面军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赞赏，《红星报》以《把模范的奖旗赠给东方军》为题发表社论，提出：“在争取新区赤化和扩大红军方面，东方军写成了政治工作最光荣的一页，是中央苏区红军的光荣模范”，并号召把东方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推广到整个红军中去。

八月二十七日，彭德怀亲临顺昌城外观察地形，了解到顺昌城三面环水，只有北面可以进攻，而北面炮楼却很坚固，砖厚楼高，不易接近，且城外二、三十里房屋极少，不便于进行坑道作业接近爆破。同时，据侦察员报告，将乐县城也是三面环水，西北面又有高山，可以凭险扼守；延平这座山城素有“铁延平”之称，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根据这三座县城的地形和敌我态势，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同志决定仍坚持采用“围城打援”的方针，加紧佯攻延平，把水口、沙县十九路军这条大鱼钓出来，消灭增援之敌。

可是，当时十九路军蔡廷锴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益尖锐，蔡廷锴为保存实力，不愿积极增援延平刘和鼎部。我东方军在洋口、峡阳等地多次欲诱敌深入，歼灭其增援部队均未能实现；我国攻将乐、顺昌的部队又久攻不克，所以整个战局自八月中旬开始就一直处于僵持状态。八月底，蔡廷锴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才开始部署增援延平的兵力：令第六十师沈光汉部由龙岩进至永安，第六十一师毛维寿部由泉州经大田县向沙县集中，他亲率补充师谭启秀部进至水口、尤溪口两岸地区，小心翼翼地向延平方向接近。九月三日，我东方军一部沿闽江北岸直奔水口方向，准备截击援敌，行至夏道镇北岸时，俘敌前卫排，从审俘中得知敌人分乘数艘汽轮，拖着十几条木船到夏道码头，有的上岸做饭，有的还在船上。彭德怀、滕代远听汇报后，即令红四师第十团从上游渡江，红五师第十三团一部就地渡江合击敌人。渡江部队迅速抢占对岸山头，然后两岸部队以机枪、迫击炮猛烈夹击，消灭敌人一个营，余部向水口奔逃。我红四师乘胜追击到福州北四十里之水口，又击溃敌两个营。这一仗我军缴获重机枪三挺，步枪百余支，汽车二辆，汽轮八艘，子弹四轮船，食盐七万斤。

这时已到九月中旬，东方军又转到延平的西芹，待机歼灭来自沙县的援敌。当时敌十九路军最精锐的六十一师毛维寿部已经进驻沙县，企图以部分兵力先占西芹，掩护其主力继续增援延平，我东方军闻讯即令红五师第十三团连夜出发，截击来敌。九月十八日晨，与敌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郑为辑部及七十八师一个营、五十二师一个营共五个营在木芹山遭遇。木芹山是茅草丛生的大荒山，为抢占制高点，红十三团不顾一夜行军疲劳，奋勇抢占了木芹山主峰。敌人也拚命争夺主峰，战斗十分激烈。最后在山巅上展开肉搏战。在我红色战士勇猛冲杀下，敌人溃不成军，一批批缴枪投降，我军乘胜直追数十里。号称十九路军中最有战斗力、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三六六团全部就歼。此次战斗，红十三团创造了以一个团的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一个团的新战绩，被授予“英雄模范团”的光荣称号。东方军全体指战员士气十分高昂，热烈欢庆胜利；苏区群众听到捷报，个个喜气洋洋。

一九三三年秋，正当东方军频繁作战、连续取胜的时候，“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不仅在军事上继续推行一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而且在组织上也竭力推行极“左”政策。他们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过分强调红军领导骨干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分子，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搞乱了干部队伍。当时部队绝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除了长沙、安源的一些矿工外，手工业工人也照样提拔起来，而且一下子就提为团、师政委，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这样，就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指挥和政治工作。同时，他们还大搞“查田查阶级”运动，查到谁是地主阶级出身，不问是否属实，表现如何，斗争历史多久，就说谁是阶级异己分子，将他们开除出红军，摧残了许多有用之才。

他们刚刚进行过“肃反”运动，又以反“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各种罪名，大搞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对不坚决执行他们的错误主张，而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的好干部则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批地进行惩罚和撤换，随意提拔同他们气味相投、只知随声附和的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作风。家长制横行，一言堂成风。尤其是在福建、江西和红军中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打击面更宽，影响更坏，危害也更大。

事实真相是：一九三三年，罗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并组织“中共前敌委员会”以指导前线的工作。他对闽西情况比较熟悉，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大胆地向党中央提出了几点建议。其中谈到要积极坚持岩（龙岩）永（永定）杭（上杭）地区的游击战争，这个边沿地区条件比较困难，“赤化千里，筹款百万”应因地制宜，所有土地税款等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留一部分作为地方的机动费用，否则脱离生产的游击队等人员无法维持生活。还谈到“创造百万铁的红军”也应从闽西的实际情况出发，除动员一部分兵员补充主力红军外，还应动员一部分兵员补充地方武装，以锻炼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更好地保卫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扩军”工作中，也要量力而行，因为苏区地方不大，人口不多，几年来动员再动员，扩大再扩大，究竟要动员、扩大到什么程度，需要有个限度，不能无止境地扩大。如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罗明虽然一再写信给省委转告临时中央，说明前线这些情况，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根本不予考虑，仍坚持要边沿游击区上缴一切税款和扩大百万红军，并认为罗明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是反对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于是在组织上普遍开展反罗明线路的斗争，并错误地认为在红军党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尤为重要，只有肃清红军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保障最大限度地巩固与扩大铁的红军，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这样就把地方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大到红军中来，引起东方军内部的严重混乱。当时，不少同志不明真相，被“左”倾空喊的口号所蒙蔽，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更有认为罗明就是“反革命者”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甚至罗明同志从前线回来，连炊事员也不给他做饭吃。他去理发店理发，刚坐下，理发师傅听说他是罗明，马上把他撵走，不给理发。罗明同志被撤了职，还有很多好同志、中高级干部也受到诬害、牵连。如保卫黎川原是我们闽赣军区一个五百人的独立团，后因支援东方军围攻将乐、顺昌，调归前总直接指挥离开黎川，当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周浑元军的三个师进攻黎川时，黎川城内只剩下一个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放弃黎川以保存有生力量是必然的。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根本不体察实情，为了在军队中反“罗明路线”的需要，硬是给闽赣军区肖劲光司令员加上所谓“退却逃跑”、“违抗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等罪名，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军籍，并拘捕交最高法庭组织的“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进行公审，判处五年徒刑（“遵义会议”上已澄清是非，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就是这样大搞惩办主义，以对罪犯和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在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同时，在江西也开展反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唯俊）、古（古柏）等同志的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使许多地方干部和部队干部均受到打击，搞得人人自危，党内、军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现象十分严重，大大削弱了东方军的战斗力。这场斗争的实质就是为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进一步推行其“左顺冒险主义”因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调动了五十万大军，分四路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北路军第八纵队周浑元部已由南城、硝石向我黎川发动进攻，形势十分严峻。

恰在此时，国民党十九路军正准备发动福建事变，主动派人与我东方军进行谈判，联合反蒋抗日。闽北军阀刘和鼎、卢兴邦等部失去十九路军的支持，顿时陷于孤立，这个新的形势对革命十分有利。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却震惊于九月二十八日黎川一城之失守，不考虑东方军在闽北正值消灭孤立无援的刘和鼎敌军，向无敌人堡垒区大力发展苏区，粉碎敌人“围剿”计划的大好时机，急令东方军立即从将乐、顺昌北上就敌，企图收复黎川，与敌在抗河会战。

在“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下，十月四日，作为东方军主力的红三军团只好从前线撤回泰宁集中，翌日向黎川北面的硝石前进。十月六日，当三军团行军到达洵口地区时，不期与敌遭遇，经过三天激战，消灭了敌军第六师赵观涛部第十八旅（三个团缺一个营），生俘敌旅长葛钟山，缴枪一千多支，迫击炮二门。当时，敌第十八旅残存的一个营据守在山顶土寨子，虽然山势很陡，不易爬上去，但山上无水，我们再围困它半天，即可迫使该营就歼。这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不待困死之敌被歼灭，便命令立即向黎川以北敌人的巩固阵地硝石进攻。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正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中心。当我军进入硝石时，发现已钻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而且，泰宁以北之敌发现我主力在黎川方向，将向我泰宁进攻；黎川、南丰、南城之敌，亦向硝石增援企图夹击我军。我军连续攻击硝石五天不克，处境日益危急，彭德怀当机立断，连电陈词反对继续进攻硝石，十月十三日，敌军四个师已由南城东援，进抵硝石，中革军委鉴于东方军已处于敌人包围的威胁之下，才复电允许三军团撤出硝石返回洵口、莲塘一线，避免遭受严重损失。

十月中旬，敌人为打通黎川与硝石的交通，以北路军第三路军第七纵队薛岳部四个师由硝石附近进抵潭头市；第八纵队周浑元部两个师又一个旅，由黎川附近进到资溪桥。这样敌人在十公里距离内集中了近七个师的兵力，企图完成构筑黎川、硝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吸引红军前去进攻，以消耗和消灭红军。中革军委无视敌情这一重大变化，十月十八日，调集第一、三、五军团等部队，要求插到敌人堡垒地带间隙中去，在资溪桥附近与敌决战，以求牵动敌人到堡垒外战斗而消灭之。

彭德怀、滕代远奉命指挥这次决战。他们遵照中革军委十月二十一日的作战命令，以红五军团为主力，向资溪桥和潭头市发起攻击，力图牵动敌人；同时，将红三军团部署在石峡、洵口之线；一军团集结在湖坊地区，准备在敌人被牵动时对其猛烈突击，歼灭敌人。可是，薛、周两敌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我军对敌攻击了四天，既未能牵动敌人，也未能占领资溪桥和潭头市。而我军主力部队却摆在敌人堡垒周围，白天遭敌机轰炸，晚上露天宿营，疲惫不堪。二十六日，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敌人决战的计划。

当我军在资溪桥地区进行消耗战时，彭德怀、滕代远鉴于在中革军委错误的战略方针指导和错误的军事指挥下，部队反“围剿”战斗步步被动的局面，于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三天内连续三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其主要内容是：在敌人大举集中、并利用堡垒掩护谨慎稳进的情况下，我军能在敌运动中将敌各个击破的机会减少。因此，红军应充实和集中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地带，在战略上向东北之金溪、贵溪、东乡、景德镇一带挺进，首先消灭浙赣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部，建立东北作战区，进而威胁江苏、浙江、安徽等敌人心脏地区，调动敌主力部队北进而离开中央苏区。当前，在敌人碉堡林立、工事相当坚固的情况下，我军切忌将主力部队摆在敌垒周围。彭、滕还提出，要使群众了解战争的意义，广泛动员起来配合红军，封锁扰敌，截敌捉敌，夜间袭敌，使所有男女、老少都为保卫苏区而战，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而战。从而使红军能够集中兵力，机动秘密，出敌不意地打击消灭敌人，夺取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最后，他们恳切希望中革军委领导“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意见。但是犯“左”倾错误的中革军委领导人认为彭、滕的意见肯定“目前是不能实行的”。十月二十七日，项英电告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不久，滕代远被调出红三军团，彭德怀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也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免去。

自一九三三年十月初，三军团奉调返回江西之后，东方军在福建的部队没有主力的支撑，发挥不了作用，无法打击、歼灭陷于孤立的军阀刘和鼎、卢兴邦部队，而三军团在“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指挥下，虽奋力苦战于黎川周围的硝石、资溪桥地区，并一度转战于浒湾、琅琚、琅玕一线，但打的大多是消耗战，不仅没有在根据地之外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实行冒险进攻遭到失败后，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畏敌如虎，既不敢向敌人无堡垒的地区打出去，又不敢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放进根据地内各个歼灭，而是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保守主义战法。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起，在广昌至泰宁一百多公里的宽大正面上，构筑防御工事，进行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企图以此消耗敌人的力量，阻止敌人的进攻，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恰在此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因不满蒋介石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排斥异己的政策，于十一月二十日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对于我们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为有利。可惜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同样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没有积极支援十九路军，坐失一个打击、消灭蒋介石反动军队、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大好时机。

这里要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与十九路军通过斗争求得联合的一些历史情况：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发生了淞沪战争。驻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官兵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国浪潮的推动下，违抗蒋介石不准抗日的旨意，奋起应战。从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打了三十三天，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在战斗中，由于蒋介石驻苏浙嫡系部队六十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坐视十九路军孤军苦斗，且克扣其军饷及海内外同胞捐赠的款项物资，使十九路军的抗战更陷于困境。三月三日，国际联盟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蒋介石求之不得，马上逼迫十九路军撤离阵地，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与日本侵略军和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将上海变为“自由市”，不设防，不驻军，不抵制日货等等，实际上出卖了上海，牺牲了国家主权。

停战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抗日的非嫡系部队十九路军加以整肃。他本想把十九路军先调离宁沪，然后进行肢解，未达目的，乃改令十九路军到福建打红军，阴谋以十九路军消灭红军，或假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或使两败俱伤，他好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间，十九路军调到福建之后，背靠大海无处可走，面向苏区进退两难。当时十九路军广大士兵要求抗日，不愿打内战。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也知道“剿共”不能取胜，但从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出发，还妄想排除共产党和红军势力出闽西，在福建搞个“模范省”，统一全国政权，联络广东、广西新军阀，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势。所以，他们在漳州、厦门登陆立足后，仍然服从蒋介石的调遣，利用我主力红军在江西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斗、闽西武装力量薄弱的时机，以七十八师区寿年部为先头部队，六十师沈光汉部后续，并调动闽西、闽南的土著军阀杂牌部队和反动民团，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行动，不断进犯、蚕食我闽西苏区和闽南游击区，于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侵占我龙岩，四、五月间又占我连城、新泉等大片苏区，并积极准备进攻我汀州城。

一九三三年七月，我东方军围攻泉上，威逼清流卢兴邦部时，驻连城的七十八师区寿年部派出一个团增援清流，被我击溃；八、九月间，我东方军围攻延平国民党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时，十九路军又令六十一师郑为辑团前往增援，蔡廷锴还亲率补充师谭启秀部进至水口、尤溪口一线待机增援，均被我击溃。由此可见，当时他们虽有反蒋抗日的愿望，但在实际行动上仍然是反共与屈从于蒋介石的。经过我东方军消灭其区、毛、谭师各一部后，铁的事实教育了十九路军领导人，使他们认识到继续反共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而要反蒋抗日，只有联合共产党才有可能，遂决定把“反共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反蒋抗日”。事实说明，东方军对十九路军作战的胜利，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东方军进军福建后，连战皆捷，造成了威逼福州的形势，蒋光鼐、蔡廷锴害怕十九路军被消灭，于九月二十二日亲自写信并派过去曾是共产党员的陈公培为代表到前线找东方军联系，表示愿意和谈，共同抗日，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陈公培在延平附近的王台见到了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表明他们要反蒋抗日，不反蒋就不能抗日。彭德怀接待了陈公培并向他指出：十九路军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抗日必须反蒋。我军愿意在我党提出的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与十九路军共同抗日。谈完话请他吃了饭，留宿一晚。翌日，彭德怀、滕代远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答复他们：“为了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实践苏维埃中央政府之屡次宣言，红军愿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的谈判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以首先打倒蒋介石为恶魁的南京卖国政府，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彭、滕还请十九路军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正式谈判。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彭、滕致电项英、朱德、周恩来汇报双方谈判的情况。二十五日，苏区中央局电示朱、周、彭、滕，提出军事方面：“十九路军应撤退水口、尤溪口之线”，划延平、沙县为“缓冲区”，当我军在必要时对刘和鼎、卢兴邦、周志群等非十九路军部队“进行军事行动时，十九路军应取善意中立的态度。”在反日反蒋方面，我们可声明当蒋介石进扰福建时，红军准备实力援助十九路军之作战。

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收到彭德怀、滕代远的回信后十分高兴，随即又派陈公培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到瑞金正式谈判。陈、徐到瑞金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他们，晓以抗日救国大义，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反蒋抗日的决心。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对十九路军采取了联合、教育的正确方针，促使蒋、蔡、陈等人进一步酝酿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部署。在十月二十六日与我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之后，他们更感到无西顾之忧，遂于十一月二十日揭起义旗，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举事后不久，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聚会，感到放弃了国民党，没有个组织，处境不利，于是另行组织了“生产人民党”。原在十九路军中有活动、有发展的“第三党”随即声明解散，很多第三党人也参加了“生产人民党。”

无疑的，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一场斗争。他们的反蒋抗日行动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完全应该利用他们的矛盾，支援十九路军，一面发展抗日力量，一面牵制蒋介石的兵力，粉碎其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鉴于这种新的形势，为了不失时机，十一月二十日，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总政委转临时中央，建议留第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第一、三、七、九军团出苏区，向闽浙赣地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并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是“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却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福建事变，错误地认为“第三党”与“生产人民党”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比国民党、蒋介石还坏、还反动，更带欺骗性。武断地认定：“‘人民革命政府’存在以来一个月多的事实，证明它的一切空喊与革命的词句，这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要维持这个统治，为了阻止和妨碍中国民众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就这样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基于这种错误认识，临时中央当然不会采纳彭德怀的建议，博古还批评这个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其实彭德怀这个建议和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说过：“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19页）毛泽东、彭德怀等同志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出苏区，威胁宁、沪、杭敌人的根本重地，掩护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和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计划的正确建议均未被采纳，失去了有利的战机。

福建事变发生后，十二月初，蒋介石害怕红军主力入闽支援十九路军抗击蒋军，急派第八纵队向黎川东南进攻，目的是占领我闽赣边界的苏区，隔断江西主力红军与福建十九路军的联系，保障其进攻十九路军侧翼的安全。十二月十二日，红三军团得悉敌第八纵队以一个师守黎川，三个师向闽赣交界的德胜关推进，彭德怀预先将部队埋伏在敌人必经的团村以东之长丰源、大原附近，待敌进至我伏击圈时，一声令下，我主力部队同时猛烈地突入敌阵，敌军大乱，向黎川城内逃窜。我方四个师共约一万二千余人，击溃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共约四万余人。战斗虽获胜利，但歼敌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一个击溃战。这一仗，从战略上看，“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实际意义并不大。据彭德怀同志以后回忆：“如果当时一军团在，我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福建事变后，我红军未积极主动支援十九路军，而阴险狡猾的蒋介石却看准了这个时机，在团村战斗之后，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从“围剿”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九个师，由江西沿光泽、邵武、顺昌一线进入福建，并从宁、沪、杭地区抽调两个师，由浙江进入福建，集中力量先对十九路军实行全面进攻，使刚刚诞生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面临覆灭的危机。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三十六师自抚州出发，到金溪停留两天，准备粮食，并规定每个官兵必须自带五天的粮食，非万不得已时不准食用，准备对付红军的袭击。自金溪到邵武都是崇山峻岭，坑深路险，敌人行军二十天，天天提心吊胆，对红军十分害怕，但红军始终未拦腰截击，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之后，蒋军嫡系第十师、八十三师又沿着三十六师的行进路线到达顺昌，红军也同样未予袭击。这样好的歼敌战机都被“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丧失了。

一九三三年底，蒋介石部队逼近延平，并以狂轰滥炸威胁十九路军官兵，用金钱、地位收买十九路军中一些将领，加剧了十九路军的内部分化，有的部队自行溃散，有的部队投降叛变，“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继续建议组织部队入闽援助十九路军。这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也开始有了“唇亡齿寒”之感，恐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后，会加紧对我进行“围剿”。因此，他们为了掩护在闽西的红三十四师和福建苏区，并吸收被蒋军打垮的十九路军的士兵到红军中来，一方面按《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派张云逸到福州与十九路军领导人联络，一方面再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但这时援助十九路军已为时太晚。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遇事不是主观武断，就是优柔寡断，而且不给前线指挥员临机应变之权，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每次战斗都要由坐在瑞金的李德按一份很不精确的作战地图进行部署，甚至有时连一门炮、一挺机枪应配置在什么位置上，都要由李德在电话里按地图标定。正因为他不了解情况，经常朝令夕改，来回折腾，搞得前线指挥员手足无措，往往延误战机。周恩来总政委对此十分气愤，不得不给博古、项英发电，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予部署命令之全权。电称：“连日电令屡更，迟在深夜始到。使部队运转增加困难。请在相当范围给予我们部署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这才为东方军和其他部队争取了一些主动权。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三军团指挥机关奉命回师福建建宁，红四师、五师、六师亦于二十七日先后到达江西广昌的头陂集结。同时，军委令七军团指挥机关与红十九师指挥机关集中福建泰宁进行整编，合并为七军团，并将红三十四师划归七军团建制，全部拨归东方军指挥。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东方军编组就绪后，彭德怀司令员、杨尚昆政委发布“向东突击动作的命令”，一月四日，三军团各师由头陂一带出发，经安远、泉上、归化、夏阳，于一月十日到达沙县的富口地区待机。七军团的红十九师、三十四师也先后从泰宁南下配合行动。一月十一日，东方军开始包围沙县城。此时，蒋介石慌忙派其主力第四师由延平前来增援，我东方军红四师马上奔赴青州附近迎击敌人，将该师击溃，毙敌团长二人，营长四人，毙伤敌军二百余人，取得第二次入闽的初战胜利。

打沙县是一次攻坚战。沙县城墙很厚，守敌新编五十二师卢兴邦部两个团的兵力防守严密，火力很强。我军决定爆破攻城。彭德怀司令员、杨尚昆政委和邓萍参谋长亲自部署并指挥工兵连挖坑道。彭德怀还亲手教战士们用土硝、硫磺等配制好炸药，又带领战士们潜伏到城墙附近运送炸药进入坑道。一月二十五日拂晓总攻开始，一声巨响，把西门城墙炸垮了一角，我英勇的红军战士趁势冲进城内，勇猛冲杀，到早上七点钟沙县城就被我占领，守敌全部被歼，共消灭敌人两个团及师直属队，毙伤敌军七百余人，俘敌一千三百余人，缴获步、机枪一千四百余支（挺），火炮八门，子弹十万八千余发，炮弹二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我军攻占沙县的当天，马上利用缴获的敌电台和密码，以卢兴邦的名义要蒋军指挥部空投弹药、物资增援。果真第二、三天，蒋军连续派飞机空投了大量弹药和钞票，均为我缴获。同时，我军乘胜攻占尤溪县，缴获卢兴邦的一个兵工厂。红军战士边忙着运送缴获的物资和兵工厂的机器，边兴高采烈地唱起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编的《打沙县》战歌：“红军向东行，围攻沙县城，积极进攻敌人！沙县有个卢兴邦，两团残兵守孤城，哎嘿哟！工农红军真英勇，坚决夺取沙县城，干净消灭两团兵”个个眉飞色舞，笑声朗朗，这歌声笑语冲开了萦绕在沙县上空的硝烟，驱散了压抑在人们心头的闷气，使整个沙县城更充满着胜利的欢乐。这次缴获的兵工厂机器搬回瑞金后，为部队修好了不少武器，翻造了大批子弹，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此时，敌人有两个纵队已向我泰宁、建宁方向运动，似有袭取我建、泰的意图，因此，一月二十五日彭、杨即令红四师以三天半至四天的行程先赶回泰宁，配合一、九军团阻击南进之敌；一月三十日，红五师、六师亦撤回归化待机，仅留下七军团的红十九师、三十四师驻守沙县。

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东方军红六师攻克将乐县城，十一日西撤泰宁待机。二月十八日，为阻击进犯中央苏区之敌，三军团又奉命返回江西广昌的头陂一带，准备投入反“围剿”新的战斗。至此，以红三军团为主的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胜利结束了。

但是，东方军第二次入闽作战的胜利，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对于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都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蒋介石迅速击败十九路军，“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很快失败。

一九三四年四月，蒋介石回过头来，又重新布置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东方军两次入闽的胜利成果不仅未能巩固下来，而且被全部葬送了。但是东方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战斗，周恩来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的正确领导，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等领导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的作战原则，呕心沥血卓越指挥的功绩，将永远为人民所赞颂。东方军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蒋介石重新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领导者仍然不吸取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经验，也不总结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及第五次反“围剿”第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在反“围剿”的部署上继续犯了严重错误。他们在政治上过分夸大自己的力量，轻视敌人的力量，忽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的特点，坚持他们提出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口号。在军事战略上，当第一阶段实行冒险进攻遭到失败后，又畏敌如虎，既不敢向敌人无堡垒的地区打出去，也不敢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打歼灭战”的方针，而采取的堡垒对堡垒、主力对主力，分兵把口、短促突击的“消极防御”方针，同敌人打阵地战、消耗战，使自己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就以一九三四年八月的高虎脑、万年亭两次战斗来说，当时我红三军团扼守着地势险要、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亲临一线视察阵地，特抽调我们教导营有野战经验的干部去参加修筑防御工事，把工事构筑得十分坚固。战斗发起后，守备部队指战员虽然据险顽强抗击敌人，给予敌人很大的杀伤，但再坚固的工事也抗不住敌人飞机、重炮的连续轰击和六个师兵力的轮番攻击，工事都先后被打塌，最后不得不撤出阵地。高虎脑战斗，敌人攻占我军不到三千米水平距离的地区，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死伤兵员约三千人，其中团以上军官五人，伤亡数倍于我军。在我军说来，可以算是一个胜仗。但我军伤亡也很大，阵地也没有守住。

由此可见，当时敌人掌握着整个国家的政权，动用五十万军队“围剿”，还有帝国主义的帮助；而我中央苏区只有二十一个县，中央红军只有十几万，加上赤卫队才近二十万人，武器、弹药则更不如敌人。总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敌人拚消耗、打阵地战，正暴露了我之短处，发扬了敌之长处。虽然我英勇的中央红军给了敌人以不少打击，但自己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且完全陷于被动，不能自主地消灭敌人。战争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对我不利，最后只剩下一条路，不得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被迫长征。

回顾东方军两次入闽作战这段历史，我深深地感到：东方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给我们党和军队造成的严重损失和深刻教训，我们也决不能忘记。一九八五年夏，中共宁化且委和县人民政府要求我为东方军入闽和宁化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五十五周年题词。我有感于东方军的经验教训，挥笔写下了一首《忆东方军入闽并贺宁化苏维埃政府成立五十五周年》诗，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

第五章艰难的历程长征途中的苦与乐

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举世闻名。许多亲历这段艰苦岁月的老同志已有很多回忆文章，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赘述，仅记下几件留给我印象较深的事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傍晚，我和营长彭绍辉奉命率红三军团教导营从江西干都出发，随军团部一起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当时我的脚伤还未完全康复，又患了疟疾，身体很虚弱；临出发这一天，偏偏疟疾又发作，发高烧到三十九度多，昏昏沉沉地半睡半醒，无法行动。彭绍辉营长非常焦急，生怕上级知道我发病把我留下，悄悄地找来一付担架，派了五六个战士轮流抬着我行进。就这样我带着病告别转战多年的中央苏区，踏上了艰难的征途。

第二天上午，我退了烧，虽然身体仍很虚弱，但还能支撑着行动。说也奇怪，此后行军、战斗日益紧张、艰苦，一直到长征结束，我却再没有发过疟疾，也没有再坐过担架。我真感谢彭绍辉把我带出了苏区，没有把我撂下。彭绍辉有时也对我开玩笑地说：“老李，你命大，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你，把疟疾虫也赶跑了。”

下午，军团供给部给每个人发了一套新棉衣，还补充了一批子弹和手榴弹。干部和学员都兴奋地议论着：“又要打大仗了。”因为南方的十月还是金秋季节，天气并不寒冷，这么早就发下棉衣，还补充弹药，所以大家凭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判断，估计这次转移可能又是要“诱敌深入”或“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灭它，个个情绪很高，作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可是，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对这次战略转移心中无数，没有全局的安排，即匆促决定转移，至于转移到哪里，怎样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都拿不出预定的可行方案。而且，他们借口“严格保密”，使各级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至广大战士、群众，都不明战略意图，只是在“实行战略转移”、“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这些动听的口号下，胡乱地猜测，盲目地行动。大家只懂得夜行晓宿，走到哪里算哪里，一级听从一级的指挥而已，发挥不了积极性和主动性。

长征前，我们三军团没有设后勤部，只役供给部和卫生部；长征时，临时将供给部、卫生部、医院和教导营、山炮营编成后勤部队，任命唐延杰为司令员，负责组织指挥；由我们教导营担任后卫掩护任务。供给部负责整个军团的粮秣油盐、被服装备的供应保障和财务收支，挑夫担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装有银元、钞票的担子。卫生部、医院装有药品和医疗用品的挑夫担子也很多，还有抬着重伤病员的担架队，人数也不少。这支后勤队伍本来负担就不轻，加之当时错误的中央领导者搞“大搬家式”的转移，什么东西都要求带着，连打沙县时缴获那个兵工厂修枪、造子弹的笨重机器也都要卸下来抬着走，更增加了后勤部队的负担。还有，军团山炮营的几门山炮本来炮弹不多，用处并不大，这种又笨又重的大家伙，没有骡马挽拽，全靠人力抬扛，更是累煞了人，但上级命令全部带走，想丢也不敢丢，只好勉强抬着走。

更烦人的是中央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比我们军团的辎重更多，什么文件箱、印刷机、制币机坛坛罐罐许多东西都带着，行动比我们更缓慢，有时挡住了去路，有时相遇又要给他们让路，就这样走走停停，一天只能走几十里，甚至只走一二十里，行动非常困难。尤其是进入冬季，天寒地冻，雨雪又多，我们到了广西、贵州山区，到处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部队连续行军、作战，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体力不支，行动就更为艰难。记得我们进入广西苗族地区的一天晚上，部队翻越一座大山，走在我们前面的山炮营下山刚到半山腰，太累了，走不动，他们怕后续部队超过他们，把他们甩掉，就把山炮的炮身、炮架横七竖八地堵在山道上，互相依偎在炮旁睡觉了。这一堵，我们跟在后面的教导营和卫生部、医院都过不去了。开始我们以为前头部队稍休息一会再走，没料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动静。彭绍辉营长等急了，传话催促前面部队快走，队伍就是动不了。

我急忙赶到前面察看，才知道是山炮营睡觉挡了道。我又气又急，连拉带拽地把他们一个个叫醒，可是这个刚站起来，那个又躺了下去，实在是拖得太疲劳了，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回来把情况一说，彭绍辉气得直跺着脚骂，我只好劝他等天亮再说，部队原地休息。半夜里，雨浙渐沥沥地下个不停，我们就在雨中站着、蹲着煞了一夜。天亮后，部队继续赶路，山顶的部队派人下来报告，昨晚有三个同志冻死在山上，我鼻子一酸，泪水不禁滚落在湿漉漉的山道上。心想，要是昨晚他们下了山，也许不会冻死。可是，这该怨谁呢？两个月来，我憋了一肚子气，回想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特别是第二、三次反“围剿”战斗中，我们千里行军，在敌军包围中穿梭往来，轻轻松松，说走就走，要打就打，机动灵活，那有象现在这样乌龟似地爬行，摆着一付挨打受气的架势？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黎平会议后，中央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部队进行轻装，把兵工厂的机器和山炮营部分破旧的山炮等笨重的东西以及不必要的担子都沉到河里或掩埋掉，将许多身强力壮的挑夫充实到战斗部队中去，队伍精干了，行动也轻便多了。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领导彻底改变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战略，从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机动灵活地在“追剿”的敌群中穿插往来，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我也好似拨开了迷雾，见到了春天，心情逐渐开朗了。在此期间，我们教导营参加了土城、鲁班场、会理等战斗，都本着“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不硬拚，不恋战，消灭一部分敌人，达到战斗目的后就主动撤出，打得非常灵活，伤亡也少，部队士气又高涨起来。

这里，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那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红三军团准备三渡赤水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教导营同兄弟部队一起撤出鲁班场战斗转移到了茅台镇，镇上的老百姓因受敌人欺骗、威胁都跑光了，有几个战士在镇里找水井要提水做饭，无意中发现了存放茅台酒的酒窖，打开酒窖的盖子，闻得酒香四溢，芬芳扑鼻，便好奇地用茶缸子打出一缸喝了一口，真是清醇甘美，可是他们知道红军纪律是不准行军中喝酒的，怕喝醉了误事，遂将酒倒回了窖。

这时，有个战士想起白酒能舒筋活络，连日行军打仗两条腿都跑得酸疼麻木，睡觉前用白酒擦擦腿脚，明天行军肯定轻松得多，便舀起一茶缸带回班里，大家用手指沾茅台酒揉搓小腿、脚板，热乎乎的挺舒服，一个班的人一茶缸子酒怎么够呢，他们又拿脸盆去装酒，全班同志都来擦脚。这下子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腔而走，都拿茶缸、脸盆找酒害去打茅台酒，有的还把酒盛在脸盆里，轮流泡脚，互相按摩揉搓。我的警卫员不知从那里得到这个消息，也悄悄地打了半脸盆茅台酒来给我泡脚，我追问他：“酒哪里来的？”他把情况告诉我，我感到这样不好，批评他违犯群众纪律，可是警卫员还满不在乎地争辩说：“酒窖到处有，象水井一样，随便打，兄弟部队早用这个办法泡脚了，你还批评我！”我看酒已经打来了，而且盛在脸盆里（当时脸盆有三用：洗脸、洗脚还盛饭菜），再倒回去反把酒窖弄脏了，只好写张条子叫警卫员拿给供给处，请他们明天留几块银元给酒坊老板作为赔偿。

接着，便按警卫员教的办法，先泡泡脚，再边泡边按摩揉搓，果然，这一夜脚暖烘烘的，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走起路来轻轻松松舒服极了。建国后，每当宴会上饮茅台酒的时候，我常回想起长征途中这段用茅台酒泡脚的故事来。

长征队伍在云贵高原与围追堵截的敌人周旋，象一条蛟龙似地往返穿插，一改长征初期的被动挨打局面，行动的机动性、灵活性大大增加，这对于整个部队来说无疑是件振奋军心的好事，但对我们担负军团后卫任务的部队来说，由于后勤队伍特别是医院伤病员的拖累，要加快行军步伐十分困难，每天都有掉队的危险。有一天，彭老总和杨尚昆政委把我和彭绍辉找去，向我们交代说：“现在部队行动快速，敌情千变万化，你们后卫部队任务很重，万一被敌人截断，你们就在当地发展游击战争，生根立足。”为了加强军团首长同我们后卫部队的联系，彭老总特地给我们教导营配备了一部电台，要求我们与军团部保持联系，及时报告情况，接受军团首长的指示。当时军团只有几部电台，是军团首长根据任务需要配给联络困难的部队使用的，有的师还没有电台，所以，我和彭绍辉都感到面临情况的严重，也深深感到军团首长对我们的信任和关怀。从我们的心愿来说，确实是不愿被敌人截断，因为离开了大部队，离开了军团首长，就象孩子离开了娘，无依无靠；但战斗情况很复杂，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考虑问题往往要从最坏处着想，多准备几套应付复杂情况和突然事变的方案。幸运的是，在此后一段战斗和过雪山、草地的艰苦征途中，我们始终保持与军团首长的联系，打完仗就及时赶上队伍，没有被敌人截断。

长征途中最艰难困苦的行程要数爬雪山、过草地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上午，我们红三军团后卫部队随主力第十一、十二团之后攀登四川境内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这座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大雪山宛如一个披满白发的老人端坐在那里，所以当地老百姓都称它为“神仙山”，说是除了神仙之外，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从小生长在大山沟里，这些年来也爬过不少大山，但象这样高大的雪山还是平生第一回见。部队来到雪山下，抬头仰望这白雪皑皑、云雾燎绕的大雪山，也从心底里发怵。但是，经过动员教育后，战士们都自豪地说：“我们红军就是活神仙，山再高，也没有我们活神仙的脚板高；飞鸟飞不过，我们的铁脚板却能够踩过！”大家决心要越过“神仙山”与兄弟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征途中，同志们同心协力战胜冰、雪、风、雹的侵凌，一天就翻越这座大雪山。当夕阳即将沉西的时候，我们就在山下的一条山沟里宿营。当我到连队去检查没有发现掉队和伤亡的情况，满怀喜悦的心情回到营部时，警卫员早已把我的“睡铺”安排在山坡上的一棵大松树下了。这棵大松树高几十米，干粗叶茂，树下落了一层厚厚的干树叶，松软松软的。这一夜，我和警卫员、马夫（饲养员）都睡在这棵大松树下，这里空气清新，不冷又不热，干松树叶散发出一股沁人的香气，使我舒适地进入梦乡。几十年来，我经常回忆起这个睡得比在“北京饭店”还舒适的夜晚。

这一夜的舒服觉并不能抹去征服夹金山的艰难历程。我们教导营是沿着先头部队开辟的道路，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的，没有受到损失；但是，走在前头的兄弟部队为了征服这座雪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呵！有的同志陷进了深不可测的雪窝无法救上来；有些年大体弱有病的同志奋力爬上山顶已是精疲力竭，加上高山缺氧，一头栽倒在地，经医务人员抢救也未能生还。更可惜的是，我们到山顶看到两堆篝火旁各有先头部队四五个战士仰天长眠，据医生察看遗体后告诉我，他们不懂高山空气稀薄、缺氧，想在山顶休息一会烤烤火再走，没想到点燃了篝火，空气中氧气更少，他们刚爬到山顶，突然烤火，可能因缺氧而窒息，也可能因高原反应加之冻饿而死。我看牺牲的同志身体还比较壮实，但都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显然是意外死亡，使我心情格外沉重。我心想，如果他们懂得一点高原反应的科学常识，也许不致于牺牲在这雪山上。为了不让牺牲的战友再受风雪欺凌，我带着几个同志把他们的遗体就地掩埋，并向部队传话：“在山顶上不准停留，不准烤火，赶快下山，到达目的地就是胜利！”

第二天，我们进抵达维镇，与兄弟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五团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我们，送给我们一些粮食（青稞麦、玉米），大家吃了顿饱饭，精力也逐渐恢复。这时，我们听说就在我们翻越夹金山那一天（六月十八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城内举行了庆祝胜利会师的联欢会，大家情绪更加高涨，在村头巷尾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亲切交谈，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

我们在达维镇休整了几天，总结翻越夹金山的经验。在总结中，我特别强调要进行防止烤火窒息的教育，此后，我们又在六月底至七月初的十几天时间内，接连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和拖罗岗（又名仓德山）四座大雪山，虽然每座雪山都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一座更比一座险峻、陡峭，但同志们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行军组织更有秩序，措施更加具体。各连各排组织老带新、强带弱，在攀登陡峭山路时，用绑腿互相牵连，互相搀扶，后面的踩着前面同志的脚印，一步一步往上攀登，一个一个向前奋进。在翻越这四座雪山的征途中，虽然没有发生陷进雪窝和烤火窒息的事故，但却有几个体弱的同志耗尽了自己的力气，象熬干了油的灯一样，熄灭了，长眠于雪山之中。

七月十日前后，我们翻越第五座大雪山——拖罗岗后到达黑水芦花地区进行休整，军团首长交给我们教导营一项特殊任务，看护先头的兄弟部队和军团从国民党军队与反动土司那里缴获的三百多头牦牛和一百多只羊。原来，在我们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困死饿死我们，勾结反动土司，强迫当地藏胞坚壁清野，同时，发布告示，威胁藏胞“凡给红军当通司（即翻译）和向导者，凡卖粮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土司的欺骗宣传和威胁逼迫下，有部分藏胞被裹胁参加了反动武装；大部分藏胞则都躲到了深山里去，所以，我们经过的村庄基本上没有人烟，给筹粮带来极大的困难。更可恶的是，反动土司乘机掠夺，把藏胞的牛羊都抢走，集中一起赶进山里，并组织反动武装四处伏击，杀害我们外出筹粮的小分队。兄弟部队在卓克基、芦花等地与阻击我军的反动武装战斗中，先后缴获了几百头牛羊，他们离开芦花向前运动时，除杀了少数没收反动土司的牛羊改善生活外，大部分都留了下来。总部打算让我们三军团看管几天，待藏胞返回家园时请他们来认领。所以，看管这三四百头牛羊的任务便落在我们教导营身上。

当时我们刚爬过五座大雪山，体力消耗很大，到芦花后，因部队人多筹粮十分困难，个个饥肠辘辘，看着这成群的膘壮牛羊，怎不馋涎欲滴呢？说实在话，这三四百头牛羊，既没有谁认真清点过数，更没有谁打过收条，随便宰杀几头让大家改善改善生活，增加点营养，根本无人知晓，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红军有自觉的纪律，军团首长信任我们，让我们看管这群牛羊，我们决不能“监守自盗”；况且，这是藏胞的牛羊，上级准备随时归还藏胞兄弟的，私自宰杀，也是违犯群众纪律。我们营的领导反复向大家动员解释必须自觉遵守纪律的道理，并带领大家上山采野菜掺和着青稞麦一起煮面糊糊，勒紧裤带，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我们尽心尽责地看管好牛羊群，白天赶到附近山坡放牧，晚上赶回营地圈起来，放哨警戒，防备敌人来抢，就这样辛苦地看管了三四天，没有动牛羊的一根毫毛。没料到第五天清早，红十一团的领导干部带领一二十个战士找到彭营长和我，说是上级通知可以杀一些牛羊做肉干，准备过草地好当干粮，我们这里牛羊多，先借几头，说罢，便自己动手去挑肥壮的牛羊。不一会儿，十团、十二团、十三团和周围兄弟部队的同志也争先恐后地来“借”牛羊，彭营长、我和教导营的同志怎么拦也拦不住。我又气又急，大声喝道：“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我到军团部告你们去！”可是来的干部、战士并不害怕，还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好，好，你快去告吧！”

我和彭绍辉营长气喘吁吁地跑到军团部告状，才得知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听说毛泽东同志到部队了解情况，得知部队筹粮困难，战士们仍在挨饿，眼看就要过草地了，怎么办呢？当时老百姓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麦已经成熟，无人收割；没收反动土司抢来的牛羊，也没人敢来认领。所以，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救救红军”的指示，军委也发出通知：为了筹集过草地的粮食和牛羊肉，反动土司的粮食、牛羊可以没收；群众藏在地窖里的粮食和被土司抢走的牛羊也可以借用；地里的青稞麦都可以收割，先打下欠条，以后再还。因为我们教导营远在山边放牧，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才闹了这场误会。

我们急忙赶回驻地，可是到家一看，牛羊早已被瓜分光了，战士们气得直骂，我只好如实地向他们作解释，平息这场纠纷。第二天，兄弟部队得知我们辛辛苦苦看管了几天牛羊，自己连一根牛毛也没有动过，感到过意不去，有的又主动给我们送回来一些牛羊肉，让我们这些“三月不知肉味”的干部、战士也尝几口牛羊肉，而大部分则制成肉干，准备作过草地的干粮。当然，这个数量并不多，分到每个战士更是少得可怜的一丁点儿。

毛泽东同志当时发出“救救红军”的指示确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采取的“下策”。他知道这样做违犯了我军历来“秋毫无犯”的军纪，有损我军的声誉。但是，那时候坐镇成都的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企图将我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地区；我军如不迅速果断地通过草地，向陕甘地区推进，与红二十五军会合，去创建和扩大新的根据地，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从全国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为了“救救红军”，只好暂时对不起藏族同胞，这一笔账，待以后再还。果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派代表团到四川、西康慰问藏族同胞时，毛泽东同志特地嘱托慰问团的同志向卓克基、黑水、芦花、阿坝一带的藏胞表示歉意，说明当年为了救红军，欠下藏胞一笔账，今天特来偿还。虽然事隔十五年，当时红军写下的欠条、借据大都已散失了，但慰问团散发了大量的慰问品和救济粮食、物资，也已表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关心藏胞的一片心意。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会议，会后，部队进行整编，我调任红三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总医院政治委员。当时红三军团编在右路军序列，随时待命北上，我即随军团部于八月初进驻毛儿盖地区，带领一百多名医护人员和伤病员着手做过草地前的准备工作。但在此期间，由于张国焘一再阻挠，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使中央制定的北上方针被延误了一个多月，未能贯彻执行，我们也在芦花、毛儿盖地区休息等待了一个多月。八月中旬，中央决定先率右路军越过草地继续北上。我们总医院大部分是伤病员，行动不便；少数医护人员又忙于治疗护理工作，虽然有个把月的准备时间，军团直属队和各团都已想方设法筹集到一些粮食和晒一点肉干，作好了准备，而我们总医院仍然筹粮很少，使我急得直搓手。正当我们焦急的时候，临出发前几天，军团杨尚昆政委突然派人送来了一批青稞麦，使我喜出望外。它为总医院的伤病员过草地解决了大问题，真是“雪里送炭”！我由衷地感激杨尚昆政委的关怀，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三军团总部及兄弟部队的同志们对伤病员的阶级友爱深情。我收下青稞麦后，马上同炊事员一起，夜以继日地磨面、烙饼，赶制好过草地的干粮。

八月二十日前后，我们随军团部开始过草地。茫茫水草地，一望无际；天上无飞鸟，地下无虫鸣，方圆几百里地看不到一块石头，见不到一棵大树，荒无人烟。有的是脚下长得密密麻麻、高矮不等的一丛丛水草，草丛里河沟纵横交错，积水泛滥，浮在表层混浊淤黑的积水，散发出阵阵腐臭的气味。走在这片无边无垠的沼泽地上，令人分不清东西南北，辨不清哪一条是可行的道，步步如履薄冰，稍不留神，踩进陷井似的泥潭，就会越陷越深，遭到灭顶之灾。幸好，先头的兄弟部队在当地藏胞向导的帮助下，已探出了一条婉蜒曲折的通道，沿途用木板、树枝给我们设好了路标，使我们能沿着比较安全的路线行进，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这一个个路标，都是先头部队冒着危险，付出重大代价换来的。这时，一种由衷感激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

草地上不仅道路艰难，而且气候恶劣，变化无常。按说那年八月下旬正是农历七月下旬，还在“处暑”季节，我们南方仍然是穿短裤褂的暑天，可是这高原草地还常飘雪花，下苦雨，老天爷真是专欺侮我们这些穿着单薄衣衫的红军！进入水草地的第一天晚上，我们没有经验，仍象前一天晚上在草地边沿宿营时一样，找一块稍干一点的小坡地宿营，没想到半夜里下起了雨，水很快就漫上了这块坡地，我们不得不站起身来，把垫在地下的油布顶在头上挡雨，互相依偎着打盹，在雨中站了一夜。第二天，天放了晴，我们行军稍轻松一些，晚上宿营也有了经验，找到一处小高地，才能躺下睡觉。但是，夜里气温很低，冻得难受，我们就用带来的干柴棍引火，加上大家拾点半干半湿的枯草根，燃起了篝火，我和警卫员、马夫挤在一块睡，在篝火旁，互相取暖，总算暖和了一些。

说到草地宿营，又想起一件有趣的事。在长期的征途跋涉中，总医院的医务人员凭着他们的科学知识总结了许多经验，特别是怎样保护脚、恢复脚力的经验更加丰富。这一晚，他们把背来的干柴或能找到的干草茎把脚跟垫高，称之谓“倒脚运动”。因为长时间走路特别是双脚泡在水里走路，流向脚部的血液相应增加，使双腿双脚感到沉重。睡觉时人躺下，这一“倒脚”，脚部比头部、上身稍高，使脚得到休息，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避免双脚浮肿。果然，此法很灵验。当晚我巡查完伤病员的休息情况后，也和警卫员、马夫一起学习“倒脚运动”，第二天走起路来，脚板好象轻松了许多。此后，过草地的几天里，大家都参加了“倒脚运动”，这样就大大有利于连续的草地行军。

本来组织上配给我一头很健壮的黑骡子，不料临过草地的前几天，我和马夫都忙于为伤病员烤制干粮，突然被人偷走了，马夫哭着四处去找也没有找到。在长征途中，虽然我骑骡子的时候不多，大多让它驮我的背包和书籍、文件，驮生病、体弱的同志，或帮掉队的同志驮枪和背包，但有匹骡子来替代人力，行军总要轻松得多。现在丢了骡了，逼迫我不得不再三轻装，把几本心爱的书和日记本也忍痛处理掉，减轻马夫的负担；进入草地之后，再深的水草地也非自己淌过不可。行军的第三天，可能因为连日来脚都泡在腐臭的积水里，臭水的毒气渗透皮肤，左脚腕上突然长了个小疮，小疮受污水浸蚀，感染化脓，牵动了左腿，走起路来有些疼痛。中午休息时，我看了一下疮口化脓的地方，发现从疮口处有一条象红色的“线”一样的东西往上沿着小腿内侧向膝关节的方向延伸。当晚，我又就篝火再看一下，小疮这条“红线”已往上延伸到了大腿内侧，整条腿也感到疼痛。这时，我记起在家时听老百姓说过，这是脚疮里有毒气，让这条毒线通到心脏，就有生命危险。不过老百姓个有土办法，就是用苎麻“灸”。我也试着从新的苎麻草鞋的鞋带里割下了一段苎麻，在篝火上点着了火，吹灭了火焰，用火捻对着大腿内侧“红线”的头猛“灸”了三次，第二天，果然“红线”降了下去。同时，军医用碘酒把疮口消消毒，用纱布包扎一下，不久小疮就治好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一种治病的“穷办法”，否则，在过草地的关键时刻，说不定长一个小小的脓疮就把命丢了。

健康人通过草地已经遇到许多困难，何况我们这一支伤病员队伍呢！我鼓励医护人员和担架员，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爱护伤病员；鼓励伤病员同伤病作顽强斗争。有的伤员强忍伤痛不吭一声；有的伤病员只要自己能搀扶着走一段，就挣扎着自己走，不坐担架，大家都献出一颗赤诚的心，用阶级友爱的温情温暖着战友们的心。每个人都明白：在这场生死搏斗的进军中，前进一步就意味着生存，意味着胜利；停滞、后退就可能导致死亡，导致失败。大家齐心协力，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来冲破草地的重重障碍。

我和伤病员们在草地上艰难地跋涉了四天多，再有一天多的路程就要走出草地了。突然，我在路旁一小块坡地上发现四个战士相互依偎在一起，一个个脸色苍白，手脚冰凉，身体瑟瑟发抖。我赶忙找来军医，经军医细心诊断，没有发现这几个战士有什么病。军医对我说：“政委，他们不是病，是饿的。”原来，这是兄弟部队四个掉队的战士，昨晚下了一场雪，他们冻了一夜，今早想赶部队，可是干粮已吃完了，浑身一点劲也没有，想站也站不起来，只好互相依偎在一起，等待着救援。这时，我身上也只剩下三个青稞麦饼了。我心想，还有一天多的路程，自己已经不够，而且，要是哪个伤病员或担架员也断了粮，又怎么办呢？可是，眼前这四个战士不吃点东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

想到这里，我毅然从干粮袋里拣了一个最大的大约半斤重的青稞麦饼，掰成四块，每个战士的手里塞上一块，亲切地对他们说：“同志，快出草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兄弟部队正在巴西等着我们，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吃了这块饼，我们一起上路吧！”

四个战士用噙着泪花的双眼深情地望着我，又看了看从他们面前拄着拐棍艰难地挪动脚步顽强向前的伤病员，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热泪止不住夺眶而出。他们和着泪水细细咀嚼着这一小块青稞麦饼，好象这一小块青稞麦饼饱含着千万“大卡”热能似地，使他们顿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把他们一个个搀扶起来，让他们慢慢地迈开步子，跟着队伍继续向前。

队伍到了巴西以后，有一天，我又遇到这四个战士。他们已经归了队，激情地向我敬了个礼说：“首长，你一个饼救了我们四条命！”我看到他们的体力有了恢复，感到无比欣慰，拍了他们的肩膀说：“不，这是你们自己努力奋斗走出草地的。”我没有问战士们的姓名和单位，但这四位可爱的年青战士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总医院在巴西休息待命，我抽空到军团部去汇报工作，听军团部的同志讲，他们过草地的时候，彭老总得知部队已经断了粮，有的连队挖草根吃，有的煮皮带充饥，非常心疼，说部队随时都要准备战斗，饿着肚子怎么打仗，怎么能走出草地？马上下令方副官长把军团部六匹骡马全部集中起来，杀了肉分给部队。彭老总的老马夫和警卫员不忍心杀掉配给彭老总的那头大黑骡子，劝说彭老总把大黑骡子留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彭老总平时非常心爱他那匹膘壮的黑骡子，在长征途中，他虽然极少骑它，而是用这头骡子驮病号和掉队的同志，但他还是生怕骡子饿着冻着，经常悄悄地把自己饿着肚子省下来的干粮塞给骡子吃。现在，他却忍心下令要杀掉这头骡子。老马夫怎么也想不通，再三向他求情，说这匹骡子有功，不能杀。彭老总有点生气了，反问说：“人重要还是牲口重要？”接着，他坚决地说：“现在人比牲口更重要，不要留下它！”要方副官长立即执行命令。方副官长只好遵命用机枪把六匹牲口全打死，杀了肉分给部队，而军团机关只留下一点杂碎，这六匹牲口救活了多少战士啊！彭老总以身作则，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对我的教育很深。

巴西是个山谷中的小集镇，有上百户人家，藏胞的住房还比较好，大多是木头建造的两层楼房，上层住人，下层关牲口。这里还有一座建筑得很好的喇嘛庙，算是这一带比较热闹的地方。这时候，我们几千名红军一到，陆陆续续地经过巴西分散驻扎到周围的村庄，使这个偏僻的小集镇更加热闹起来。有一天，我上街去看看热闹，信步走到喇嘛庙前，只见庙门口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庙虽不大，却很别致。到庙前来参观的红军官兵不少，但大家都自觉遵守纪律，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没有一个人闯进庙门，只在庙前一二十米远的地方看一看，不敢打扰喇嘛们的佛事活动。

从喇嘛庙往回走的路上，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喊我的名字，我随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大高个儿迈着蹒跚的步子跌跌撞撞地向我奔来，一时认不清是谁，待近前一看，才惊愕地认出是我的老乡张平凯。记得临长征前他从三军团调到中央干部团去，那时，他身材魁梧，体魄健壮，英气勃发，精神抖擞，才一年不见，怎么瘦弱成这个样子呢？只见他脸色蜡黄，两个腮帮深深凹陷，下巴尖削，高高的颧骨上面一双大大的眼睛也失去了昔日的光泽，真是判若两人。我急切地问他：“你怎么瘦成这样？”张平凯喘着粗气告诉我：他离开瑞金后就一直发着疟疾，勉强跟着干部团行军，不料过草地时又发烧又拉肚子，实在走不动了，掉了队，差点就出不了草地。我听了感到很心疼，就扶着他回到驻地，把他收容到总医院治疗。恰巧这时有个老战友给我送来一只五六斤重的獾子，这是他们在山上下套子抓到的，说是他看我身体不好，送给我补养的。当时整个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大家都一样，拖得精疲力竭，饿得脸黄肌瘦，我虽然带病长征，身体也瘦弱，但比起伤病员来，自己还觉得是个“壮汉”。我想，伤病员比我更需要营养，于是，就把这只獾子交给伙房，请他们杀了煮给张平凯和几个重伤病员吃。说实话，这一点点獾子肉，要让一个人吃也能一口气全吃掉。煮好后分给重伤病员，一人只能吃几块肉，喝一小碗汤而已。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一块獾子肉也就表达了我的一片心意了。建国以后，张平凯见到我还常提起这獾子肉的事，可见患难之时战友间的一点一滴恩情，都能令人终生难忘。

长征中的政治工作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群众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战胜重重困难外，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积极开展宣传鼓励工作，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大家明确了“北上抗日”的前进目标，有了奔头，革命信念更加坚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心一意跟党走，革命热情高涨起来，更加感到虽苦犹荣，虽苦犹乐。

开展歌咏活动本是红军的优良传统，长征中，革命歌声更成为鼓舞斗志的一种精神力量。无论是跋山涉水，无论是休息宿营，哪里有红军，哪里就有革命歌声。有时，虽然由于过度劳累，嘶哑的声带和急促的喘息使歌曲走了调，乱了节拍，但透过这粗犷的沙哑的歌声，仍不难感触到一颗颗热情、滚烫的心。

当时，革命歌曲也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没有更多的时间集中上课、作报告，上级提出个政治口号或提出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及时贯彻下去，政治部门就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利用大家熟悉的曲调，填进结合当前任务的新词，教大家学唱。通过唱歌使大家领会党提出的政治口号，记住自己的战斗任务，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翻过雪山以后，先头部队初次遭遇敌人的骑兵时，只见敌骑兵呼啸而来，行动迅捷，气势汹汹，一时竟束手无策，不知道先打马还是先射人，刚放一两枪，骑兵就逼到跟前，令人生畏。后续部队一听这种情况，也对骑兵产生一种恐惧心理。针对这种情绪，上级宣传部门很快就编了一首《打骑兵歌》教大家唱：指挥员和战斗员们，努力学习打骑兵。四个基本原则，一条一条记在心。

第一基本原则，沉着冷静、勇敢坚定，确实相信手中武器，一分一秒，不要放松，准备战斗打骑兵。

第二基本原则，如果发现骑兵，迅速警报大家，以便本队取得优势，一枪一个，落花流水，这些骑兵不顶打。

第三基本原则，沟墙工事，加强木层；行军注意，家屋森林，如果发现有了骑兵，依托地物同他拚。

第四基本原则，立射跪射，坐射卧射，投罢榴弹，接着刺杀，砰嘭砰嘭，砰嘭砰嘭，这些骑兵不顶打。

这四段歌词通俗易懂，既把藐视敌骑兵的必胜思想灌输到部队中去，又把打骑兵的要领和战术动作都教给战士。大家唱着唱着，打垮敌人骑兵的信心和勇气提高了，而且懂得用步枪排射阻击敌骑兵的战术要领，畏惧情绪一扫而光。我教三军团教导营的干部、战士唱过《打骑兵歌》，过草地时我虽然离开了教导营，但后来听说，他们快过草地时遇到敌人骑兵的袭扰，马上就疏开队形，第一排卧射，第二排坐射，第三排跪射，第四排立射，统一口令，步枪排射，把冲在前头的敌骑兵打翻下马，后面的骑兵一溜烟跑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议论：《打骑兵歌》真灵！

各部队的战士宣传队是行军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宣传鼓动队伍。他们大多是一些十五六岁的年轻“红小鬼”，聪明伶俐，能说会唱。宣传队往往在行军途中打前站，选择一块高坡设立鼓动棚，当行军队伍经过时，他们就唱歌，呼口号，说快板，表扬好人好事，给大家鼓动加油。在爬夹金山时，宣传队就大声宣传过雪山到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意义，有的对行军队伍喊：“同志们，加油！山下就是懋功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赶快翻过雪山和四方面军会师！”有的则喊：“同志们，快下山去，千万莫停留，莫吃山上的积雪，不然会泻肚子，发高烧的。”过草地时，鼓动棚就鼓励大家说：“党中央首长已经在巴西等着我们了，我们咬紧牙，坚决走出草地！”大家听着，心底里一热，好象脚步也加快了。

说起宣传队，我们教导营宣传队还有一件宝——留声机，那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打下沙县时缴获的胜利品。宣传队把它当宝贝一直带在身边，在长征途中再苦再累，即使把自己心爱的乐器、衣物丢掉，也舍不得丢掉这台留声机。有时我看他们挑着、背着很吃力，让黑骡子帮他们驮上，他们还怕留声机给颠簸坏了。这台留声机缴获时还有八九成新，枣红色的盒子，绿呢子垫的转盘，还有一个黑色的大喇叭，式样好看，音量也大。宣传队经常把它放在鼓动棚里，让留声机哇啦哇啦唱着，他们在一旁作宣传鼓动，这样，留声机象在给他们伴奏似地，使鼓动棚的气氛更显得热闹。这台留声机只有十几张旧唱片，除了《渔光曲》等二三张歌曲和民乐曲外，大部分是京剧唱段，有梅兰芳的《贵妃醉酒》、，谭富英的《空城计》、《定军山》，程砚秋的、《青霜剑》，周信芳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徐策跑城》等等。这些旧唱片与长征的艰苦环境虽然极不协调，有的片子因为反复地唱太破旧了，甚至有的还有裂痕，唱起曲子来产生不少吱吱嘎嘎或咔嚓咔嚓的杂音，但说来奇怪，战士们非常喜欢听这个“戏盒子”，一听到远处传来留声机的声音，好象前头就到了戏园子似地，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到鼓动棚跟前总要仁脚休息片刻，听一会儿宣传，也听一会儿戏，有的还情不自禁地跟着哼起《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或哼起《徐策跑城》：“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起事神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且看来早与来迟”有的还边唱边学着“青衣”或“老生”摇摇摆摆、拂袖踱步的姿态，象上台演戏似地，逗得周围的同志开心地大笑。这样的听戏、唱戏，虽难说有什么现实教育意义，但它是一种难得的娱乐，哈哈一笑，扫除了大家沉闷的心情和疲劳的情绪，使部队活跃起来，体现了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应该说也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方法吧。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抵哈达铺，在哈达铺进行改编，改称为陕甘支队，原红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为第二纵队，军委纵队为第三纵队；我调任第三纵队保卫分局第二科科长，负责肃奸反特工作。十月十九日，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到达刘志丹、谢子长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此时，紧紧尾随而来的敌骑兵四个团的二千人也逼近了吴起镇，从西北面向我陕甘支队发动进攻。我军为了把追敌歼灭或击溃在根据地之外，遂以第三纵队在吴起镇正面实施阻击，第一、二纵队在两侧向敌人反击。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歼敌一个团，击溃三个团，缴获战马一百多匹，取得了长征途中最后一仗的胜利。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为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撤销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原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并为第一军团，下辖两个师：原红一军团部队编为第一师，原红三军团部队编为第四师。第四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彭雪枫，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下辖第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团。此时，我调红四师政治部任组织科长，随部参加了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的直罗镇战役。这次战役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全歼了敌军第一零九师，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攻，给我们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至此，我们红一方面军也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美术书法作品展览》。事前，军事博物馆秦兴汉馆长约我写一幅书法作品。我有感于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卓绝的壮举，挥毫写下了《江城子·忆长征》词一首：

长征万里路遥迢，风萧萧，雨飘飘。

为雪国耻洒热血，真理在，艰难消。

梦断推窗听鼓角，冷月皎，流萤高。

抽出心丝填旧句，写往事，万年骄。

第五章艰难的历程抗日先锋军东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会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进一步又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企图吞并华北五省；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继续坚持其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一二九”运动，喊出的“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在这个新形势下，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在军事方面，确定红军的发展方向应当向东，“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并指出了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打通抗日路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并以此推动“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的抗日救亡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央决定以第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准备奔赴抗日第一线。

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后为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由第一军团组成右路军，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第四师和第八十一师；由第十五军团组成左路军，下辖第七十三师、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由第三十军组成中路军，下辖第三十军、第十五军团第二二四团和第八十一师一个营。二月初，我调任第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同团长罗开桂一起率部参加右路军的东征行列。

二月十九日前后，抗日先锋军右路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先后集结于陕西省吴堡以南的沟口一带，准备东渡黄河。此时，山西军阀、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已将其兵力二十五个旅作了二线部署，以其第七十一师的三个旅在黄河东岸沿黑峪口至禹门口三百多公里的正面构筑工事作一线防御；其余各旅分布于临汾、长治、晋城、太原和浑源、大同等地区作为二线机动；同时，还以其占据在黄河西岸的吴堡、义合和神木、府谷等地区的第一零一师四个旅牵制我军兵力，以阻止我军渡河。彭德怀为保证部队顺利渡河，亲自带领参谋人员到渡口察看地形，选择渡口，组织动员皮筏子、木船等渡河工具，做好充分的渡河准备工作。二月二十日（农历正月二十八日）晚上，利用月黑夜趁敌不备强渡黄河，一气冲破敌人防线，迅速占领山西省中阳县的苗誉镇、三交镇一线。与此同时，左路军亦从陕西省清涧县的河口强渡，并迅速占领了山西省石楼县的义牒镇、塘马镇一线。至二十三日，抗日先锋军已控制了黄河东岸南北五十余公里、东西三十五公里的地区，站稳了脚跟。

阎锡山见红军已渡河，马上将其黄河西岸的四个旅调到东岸的离石、中阳地区，令其同担任河防的第七十一师，牵制我军东进；同时，调动太原、临汾、大同、长治的部队向我渡河部队反扑。面对多路前来围攻的敌人，毛泽东、彭德怀仍采取集中兵力打敌一路至两路的战法，二月二十五日，左路军于石楼与隰县之间歼敌第六十九师先头旅的两个营之后，二十六日，我们右路军又在中阳、隰县、石楼、孝义四县交界处的关上村歼敌独立第2旅一个团，控制了这一作战枢纽地带。

阎锡山在丢失关上村这个要点后，立即组织十四个旅进行反击。我们抗日先锋军又集中左、右两路军主力在孝义县大麦郊地区的兑九峪将敌第六十六师、第六十八师击溃，粉碎了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与此同时，守卫陕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也乘敌第一零一师四个旅由黄河西岸调往黄河东岸之际，夺取西岸的吴堡、葭（佳）县、神木、府谷地区，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

蒋介石得知我抗日先锋军已东渡黄河，三月上旬，急令陈诚率九个师增援阎锡山阻止我军东进，开赴抗日前线。我抗日先锋军为了扩大战果，决心在蒋介石军队入晋之前，向南向北发展胜利。三月十六日，我军自兑九峪沿汾河、同蒲铁路南下；三月十九日，右路军到达霍县，左路军也进抵灵石附近掩护右路军作战。此时，阎锡山已集中了十二个旅的兵力在中阳、石楼、隰县、孝义地区企图寻找我军主力作战，毛泽东、彭德怀即利用此时晋东南敌军减弱的时机，留下中路军在这一地区与阎锡山十二个旅周旋，箝制敌军主力；而左路军于三月十八日从灵石北进，经文水、交城、晋祠，威逼太原；我们右路军则继续南下，占领曲沃、襄陵、洪洞、赵城、临汾、霍城等六个县的广大农村，破坏敌铁路一百余公里，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

当时，由于我军刚刚结束长征不久，部队指战员的体力尚未很好恢复，武器装备也大大不如阎锡山的部队。所以，彭德怀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反复强调，红军指战员大多是经过长征锻炼的骨干，为了保存红军的实力，在战斗中主要应采取袭击的手段，一般不采取攻坚战，以减少伤亡，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我们红四师自霍县南下后，首先攻打赵城。那天晚上，我们十一团担任主攻任务，但赵城这座县城很小很小，配合我们攻城的炮兵营瞄准要打东门，结果稍一误差，炮弹飞到西门去了，闹了个笑话。由于赵城县很小，城墙又坚固，敌人集中兵力固守，我们打了一个晚上没能打开，黎明时分就撤走了。接着，我们团又配合十团攻打洪洞县城，仍未奏效，就转移到洪洞县城附近的曲亭镇，在这一带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我们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中首先遇到一个所谓“主张公道团”（简称“公道团”）的反动组织问题。原来，我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陕北红色根据地逐渐扩大，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强，这样，与陕北仅一水之隔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便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想出许多“防共反共”的办法，有什么“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和“民众防共”等等，花样颇多。他一手组织的“主张公道团”即是所谓“民众防共”的一大“杰作”。

阎锡山专为“防共反共”而组织的这个“公道团”是以地主、富农为核心的有一定社会基础的群众性组织，是阎锡山“自强救国同志会”反动骨干组织操纵下的外围组织之一。他们在太原成立“公道团”总团部，阎锡山自任总团长，并在各县、区、村成立各级团部，由太原总团部派出经过专门训练的骨干到各县、区“公道团”担任团长、副团长，并由各县“公道团”选拔训练村团长，层层控制，组织十分严密。

“公道团”又称“好人团”。阎锡山把这个反动组织冠以“主张公道”的名字，欺骗群众说：“共产党有共产主义，我们也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共产党有组织，我们也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这是我们组织的宗旨。”他还欺骗群众说：“共产主义不公道”，诬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是“坏人”。他说：“今天我教你们组织‘主张公道团’，就是教你们拿出力气制裁坏人，消除社会不平，建立社会公道，消灭共祸。”一语道破了他组织“公道团”的反共目的。

阎锡山为了欺骗群众，曾亲自编了六首“防共歌”，普遍印发各村，强迫“公道团”团员及群众学唱，在限期内不会唱者便当众辱骂、罚跪、顶砖头，因而不少人哭泣逃避，不愿学唱。他编造的“防共歌”胡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土地革命是“先甜后辣”等等，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对红军产生恐惧心理，不敢同红军接近。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各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以实际行动揭破敌人的谣言。我们团住在老百姓家，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老乡挑水、扫地、推磨拉碾，为群众治病、理发，有的还帮助穷苦群众修补窑洞，以严明的军纪和良好的作风说明我们是老百性自己的队伍。同时，我们还积极宣传红军的宗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蒋介石、阎锡山勾结日寇、出卖主权，阻挠我军东进坑日的罪行。

我们问群众：“阎锡山说他主张公道，你们看，阎锡山在山西称王称霸，横行无忌，苛捐杂税和各种差役多如牛毛；他公开贩卖鸦片，百般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他的军队到处抢劫财物，敲诈勒索，滥杀无辜百姓；地主恶霸横行乡里，地祖高利贷象条条绳索捆绑着贫苦农民，这都是公道吗？”

“我们红军积极东进抗日，经过山西，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公买公卖，与老百姓亲如一家，谁见过红军‘杀人如割草’呢？而阎锡山才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现在，他还在大肆搜捕抗日爱国志士，甚至开展杀人竞赛，多杀者有奖，少杀者受罚，并且通令各县，捕杀一个共产党员或红军侦察员者，赏银洋一百元，各县为了邀功领赏，在各要道口设关立卡，认为有嫌疑者，就抓去严刑拷打，然后加以杀害，这两个月来，有的县已杀害无辜百姓五六十人”我们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群众听了都口服心服，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阎锡山制造的谣言被粉碎了，他一手经营的“公道团”也随之土崩瓦解；许多年青人还踊跃参加红军，红军的名声到处传扬。

三月下旬，我红十一团奉命继续南下，攻打浮山县城，筹布筹款，以供军需。浮山县城虽是一座孤城，四周已为我军包围，但县城又高又厚，易守难攻。我和团长罗开桂正抵近城墙观察地形，选择突破口，红四师政治委员彭雪枫也已赶到前沿。他传达彭老总的指示说：“近日获悉蒋介石调集的二十万兵力已陆续进入山西，妄图配合阎锡山将我们消灭在黄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地区，我们随时都可能转移。现在看来浮山城墙坚固，我们攻城的火力不足，时间又紧迫，所以，我认为：不能强攻，只能智取。”

我一向钦佩彭雪枫政委的足智多谋。他提出的智取方针与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赞同地说：“政委，智取的办法好。这样既可以避免攻坚的伤亡，保存战斗骨干，又能达到宣传群众、筹布筹款的目的。你看这智取的方案怎么实现呢？”

彭雪枫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先从思想上、物质上做好武力攻城的准备，同时，大造舆论，主攻其心，使其惊慌，取而胜之。”

遵照彭政委的指示，我与团长作了分工，罗团长带领部队赶挖地道，准备爆破城墙，并扎制几丈长的云梯，准备攀登城墙，同时，加紧进行攻城、爆破的演习，制造攻城的战斗气氛。彭雪枫政委则亲自拟写布告和标语，由我和宣传队抄写，分赴城外四周村寨张贴、散发，并组织群众会、演讲会，向城郊农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号召群众支援我军攻克浮山城，大造攻城的舆论，还利用夜深人静时对城内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喊话，用弓箭发射给国民党县长的“公开信”，发出攻城的“最后通牒”。

在我军兵临城下和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国民党县长和城内的土豪劣绅个个胆战心惊，生怕城破之日丢了小命，财产被没收，经过一番争吵，最后公推国民党县长出面谈判。国民党县长不得不拖着颤抖的身子亲自爬到城楼上乞求不要攻城。

彭雪枫和我作为红军代表在城下同国民党县长谈判。只见国民党县长战战惊惊地在城楼上向我们鞠躬作揖，有气无力地乞求道：“红军长官，莫动干戈，有事好商量，鄙人愿为贵军效劳。”

彭雪枫政委气宇轩昂地站在城下严肃地问道：“你是什么人？”国民党县长怯懦地答道：“长官，卑职是浮山县县长。”彭雪枫政委说：“你是县长？那好。你既然愿意为红军效劳，就要答应我们两个条件。”国民党县长马上点头哈腰地回答：“请长官吩咐，鄙人一定照办！”彭雪枫政委示意站在身旁的我，代表红十一团提出条件。我便把事先研究好的内容提了出来，亮开嗓门对城楼上喊道：“县长，你听好了！我们红军的条件：第一，从今天起，限你们三天之内，为我们红军抗日先锋军筹款现大洋五千元，土布三百匹；第二，所筹的银洋、布正只能在富豪商贾中筹集，不准分摊给小商贩和贫苦居民身上，否则，将加倍处罚！”提完了条件，我又提高嗓门严肃地警告说：“如果你们不实现以上两个条件，三天后马上攻城！”

国民党县长连声应诺。果然，不到三天就将筹集的银洋和布正悉数从城楼上用绳索坠下城外交给我们。我们团不费一枪一弹，既向城内的富豪商贾筹集了布、款，又在城外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扩充新兵六七百人，胜利地完成任务，满载而归。这种攻城办法在当时红军中还属一种创举。城内外的老百性为此拍手称快，当我们团撤离浮山县时，城外的群众都依依不舍，热情送别。

四月初，蒋介石和阎锡山的部队十五个旅已先后由隰县、介休、霍县、运城等地向我右路军推进。毛泽东、彭德怀决定左、右路军向中间靠拢，逐步收缩兵力，待机破敌。四月四日，右路军开始向西北方向转移，经襄汾的汾城、古城，九日到达河泮以北地区，十五日攻占吉县，全歼守敌，俘敌三百余人，接着，又先后扫除了大宁、永和以及永和平渡关至清水关四十余公里的黄河沿岸堡垒，继续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

四月中旬，蒋介石、阎锡山纠集二十五个旅从北、东、南三面包围过来，企图歼灭我军于黄河东岸；在陕西的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也奉蒋介石之命进至宜川、韩城一带，从西面封锁黄河。在敌人后追前堵的情况下，我军东进抗日前线已不可能。为了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保存抗日力量，争取国民党政府共同抗日，促进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抗日先锋军回师陕北。

五月二日，抗日先锋军开始西撤，我红十一团奉命在黄河东岸永和关扣山的东面担任后卫任务，掩护部队西渡黄河。五月五日凌晨一点多钟，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毛泽东同志就在离我驻地十余华里的山顶大庙里，要我马上赶到那里去领受任务。我向罗开桂团长简短地交代几句，请他掌握好部队，加强观察、警戒，随时准备阻击敌人，掩护全军安全渡河。说罢，立即带几个警卫战士一起策马直奔山顶大庙。在马背上我心想，现在部队绝大部分已经过了河，敌人的追兵也快赶上来了，毛主席为什么还没有走呢？现在已过半夜，毛主席会有什么急事需要找我当面交代任务的呢？我的心象是提到了嗓子眼里似地，真为主席的安危而揪心啊！

当我赶到大庙厢房的时候，只见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参谋还在忙着收拾文件和炕上的书籍、铺盖，毛主席安然地站在一张长方桌前，聚精会神地看着军用地图，正在思考什么问题。他那魁伟的身材、沉着冷静的神态，显得那么从容不迫，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平静下来。我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向主席敬了个军礼。主席抬起头来和蔼地对我笑了笑，招呼我坐下。

毛主席看了看表，大约下半夜两点左右，轻轻地嘘了一口气，亲切地对我说：“我们主力部队已经过河，估计敌人八九点钟才能赶到这里。现在还有点时间，你们后卫团过河之前，要在沿途行军路上，仔细检查一下前头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借的东西还了没有，房子打扫得干净没有，门板上好了没有，损坏的东西或踏坏的青苗赔偿了没有，买的东西给钱了没有？真正做到秋毫无犯。同时，还要检查一下，在村庄里，在行军路上，有没有丢下东西，留下路标？发现破布、碎纸、纸烟头、破草鞋等等，都要统统销毁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迹。我们长征过金沙江的时候，敌人还捡了我们一只破草鞋，这次过黄河，任何东西也不要给敌人捡去。”

我理解毛主席的意思，深刻认识到这次东征是我们红军到达陕北后第一次入晋，纪律的好坏，直接体现了红军的性质，关系着红军的声誉。所以，我告别主席后，匆匆返回驻地，三点多钟时召集各连干部和各级纪律检查小组成员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进行简短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分工。拂晓，部队出发。我带领各级干部和纪律检查小组，沿途分头到村庄、田野和山问小道，认真检查群众纪律，该付钱的付钱，该赔偿的赔偿，该清扫的清扫，把一切破烂东西和路标都收拾销毁，一路之上，象未曾经过大部队一样。

上午八点多钟，当全团撤离永和关，我带领的最后三条渡船刚刚划到河心，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赶到永和关的山上。他们用机枪扫，迫击炮轰，炮弹和于弹纷纷落人河中，激起一股股水柱。先头渡河的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都为我们的安危捏一把汗，命令西岸后防警戒部队的火力压制敌人。我们的战士个个勇敢沉着，很快地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胜利地回到了西岸。当渡船靠上岸时，师首长已在岸边等候我们。陈师长、彭政委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表扬我们全团指战员任务完成得很好。

后来我听说，我们走后，敌人闯进了东岸的村庄，抓丁拉夫、派粮派款、奸淫妇女、翻箱倒柜抢劫财物，闹得鸡飞狗跳，老百姓怨声载道。两种军队两种作风，谁好谁坏，谁“公道”谁不“公道”，人民群众心中自然泾渭分明，形成强烈对照，从而为此后我军在山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一个好的条件。

这次东征战役，历时七十五天，歼灭敌人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在山西二十几个县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工作，扩大红军八千人，既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巩固和发展了陕北根据地，又进一步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可谓一举两得。

第五章艰难的历程西征战役中的政治仗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即“大相寺会议”），总结抗日先锋军“东征战役”的经验。同时，为了巩固陕甘根据地，向西发展，扩大红军和抗日根据地，并向南打通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联系，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五月十八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一师以及骑兵团共一万五千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鹤亭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率部西征，向甘肃、宁夏进军。

五月下旬，我刚参加“大相寺会议”返回红四师十一团不几天，就接到军委调我任红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参加西征的命令。红八十一师系原坚持陕甘根据地斗争的红二十六军缩编而成的，部队成员大都是陕北的翻身农民，政治觉悟比较高，而且经过几次反“围剿”斗争的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很好，有一定的战斗力。师长贺晋年、政治部主任李宗贵都是陕北人；政治委员张明先是原红十五军团的干部。西征前夕，贺晋年、张明先都调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李宗贵继任政委。为了加强对八十一师的领导，军委先后从第一方面军抽调了文年生、李寿轩和我，以及几个团级干部到八十一师工作。文年生任师长，李寿轩任参谋长。

我接到调令时，八十一师已同十五军团、骑兵团合编为右路军，随西方野战军指挥部从延川到新城堡集结。文年生和我一道连忙追赶部队。我们刚到新城堡，李宗贵政委就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情况，并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师指战员参加的欢迎大会。文年生师长和我都在会上讲了话，整个会场充满着团结战斗的气氛。这个大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西征的动员大会。

五月二十七日，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从新城堡出发。二十八日，七十三师袭占宁条梁（今梁镇）；七十五师攻击安边未克，继续西进，由七十八师围困安边。这时，我刚到新城堡不几天，八十一师又随野战军指挥部进驻宁条梁待命。我们师就利用这个时机开展战备训练，并对部队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反复阐明西征的重大意义，鼓舞士气。在教育中，我们根据安边、定边地区系回族同胞聚居的地方这个特点，以及长征途中经过回民区时的工作经验，着重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的教育，重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禁止在回民中打土豪”等“禁令”；要求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要尊重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例如：不准在回民面前说“猪”字，不准借用回民的餐具，不准带猪肉进入回民的家等等。部队经过教育训练，斗志更加昂扬。

六月十日，西方野战军根据军委指示，决定右路军主力红十五军团（暂缺第七十八师）继续向西南推进，夺占小台子、萌城、豫旺县城及其以北地区，并以一部分兵力进占同心城。另由红二十八军同我八十一师以及骑兵团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担任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地，在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定边、盐池，北至绥远（今内蒙）地界，东与老根据地连接这一广大地区内进行赤化工作的任务，并准备消灭敌人的增援部队。为加强中路军实力，军委决定我八十一师接替红七十八师围困安边、打击援敌的任务，令红七十八师暂配属中路军向西发展，待完成夺取定边、盐他的任务后，再归回红十五军团建制。

六月十六日凌晨，红七十八师乘敌不备，一举袭占定边城，全歼马鸿逵部守敌；二十一日三时，又乘胜前进，在骑兵团配合下，攻占盐池，全歼马鸿逵部守敌两个骑兵连和民团共二百多人，缴枪二百多支，战马二百多匹，给反共顽固派马鸿逢以有力的打击。在此期间，我师再次攻击安边又未奏效。

安边位于陕北的西部，与宁夏、绥远地区为邻，它北紧靠古长城，西近定边，是我西征军与陕北老根据地往来交通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安边城很小，城墙坚固，守敌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约一个团，兵力充足；而我八十一师只有第二四二、第二四三团两个团（欠第二四一团），兵力仅千人左右，又缺攻坚火器。而且安边城四周都是沙漠，地势开阔，不能构筑工事。所以，安边虽小，却是一块“硬骨头”，非常难啃。红七十五师和我八十一师先后攻击两次均未攻克，后来，野战军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改令我师“围城打援”。

六月二十四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驻陕北横山的一个团，奉命向西推进，企图解安边之围，以控制我军这条交通线。横山距安边不过二百多公里，按一般行军速度，四五天就可以赶到。但高双成部是一支地方杂牌部队，军事素质差；而且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经伸向华北，危及了西北地区的安全，国民党军队中一些稍有爱国之心的官兵，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已感不满，对打内战也已厌烦，所以，这个团在途中磨蹭了近二十天，七月十三日才到了安边城外。

敌援姗姗来迟，我师以逸待劳。战前，全师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提出了具体的战斗口号。我们对围城的连队提出：“勇敢坚定，不让敌人突围！”对打援的连队提出：“沉着应战，坚决把敌人打回去！”“坚守阵地，一枪消灭一个敌人！”各党支部、党小组也召开会议，保证发挥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完成战斗任务。经过战前动员，全师上下求战情绪十分迫切，都要争取战场立功。

当时，安边城四周虽是一片沙漠，无法构筑工事，但从安边城北转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古长城，经过千百年的风沙侵蚀、掩埋之后，仍然依稀地露出一线古长城遗址，宛如一条长蛇般婉蜒起伏于沙漠之中，勉强可作为我们防御的依托。战斗发起前，文师长考虑到，如果让安边守敌突围，与援敌互相配合，我师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因此，他部署小部分兵力，并配置了几挺轻重机枪封锁安边城门，防止守敌突围，前后夹击我师；而以大部分兵力占据古长城一线，抗击来援之敌。

高双成部开始发起攻击时，来势汹汹，从东往西进攻，企图一举冲垮我师防线，与安边守敌会合。他们先以猛烈的人力向我射击，接着，当官的驱赶着当兵的喊“冲”、喊“杀”向我阵地涌来。我师占领有利地形，敌军在沙漠中的行动完全暴露在我视线和射界之内。文年生师长平时老成持重，对人和气，很受战士们爱戴；打起仗来非常冷静、沉着，经常亲临第一线，灵活、果断地指挥，表现十分英勇。李宗贵政委是从连队锻炼成长的干部，平时练就一手好枪法，打仗时边指挥边参加战斗，经常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步枪，亲自消灭敌人的指挥官和机枪手等重要目标，很有一股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文师长、李政委、李参谋长和我一起都在阵地上指挥，适时提出一些鼓动口号，激励斗志。表面看来，敌人火力虽猛，喊“杀”声也大，但大都或疲惫厌战、或贪生怕死，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前进速度十分缓慢。当他们接近我阵地时，我军以突然而又猛烈的火力还击，他们马上掉头往后跑。就这样，我们从上午到傍晚，打退了援敌几次进攻，安边城内的敌人也不敢出城。晚上，援敌就悄悄地退回堆子梁去了。

击退援敌之后，不几天，我接到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来电，要我马上到定边野战军政治部去一趟。我催马赶到定边城。刘晓主任告诉我，我军攻克定边、盐池以后，在这一带宣传抗日救国，政治影响很大。西北民族委员会蒙族工作部部长高岗在绥远地区蒙族首领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已取得成效。现在，蒙族首领派人来联络，要同我们结盟，联合抗日。这是一个很好的统战机会，今后，八十一师可能进入绥远地区，开展赤化工作，所以特地请我到定边，一起同蒙族代表结盟。

蒙族同胞长年的游牧生活，使他们犹如那无边的草原，养成了坦荡、豪放的博大胸怀和不畏冰雪、不惧风暴的坚强性格。蒙族的结盟同汉族“拜把子”的性质类似，一旦结为兄弟，就要一生同甘共苦，真诚相助。这次结盟，我军方面有刘晓、高岗和我；蒙族同胞方面有蒙族首领的四名代表。

结盟仪式是按蒙族风俗隆重举行的。首先每个人报出自己的生辰，然后按生辰年月排列，年长者为兄，年幼者为弟。当时一位蒙族同胞年纪最大，尊为大哥：我年纪最小，排行老七。仪式开始后，由我用铜脸盆端来一盆清水，送到大哥面前，大哥从长袍里掏出一块银元，轻轻地投入盆中，然后在铜盆中洗手。接着，从老二到老六依次洗手，但不再投入银元。最后轮到我洗完手，又端着铜盆到大门口，把那块银元捞上来，揣进怀里（银元归小弟所有），再把洗手的水泼到院墙上。大家都洗完手，表示身心洁净，永结同心。

仪式毕，摆上酒宴，纵情痛饮同心酒。这次酒宴十分丰盛，不仅有牛羊肉，还有海参、鱼翅之类的海味佳肴。听说海参等高级海味是从马鸿逵部队中缴获的胜利品，我第一次尝到海参，感到特别鲜美。蒙族兄弟酒量之大确是惊人。我喝了几口白酒，脸就通红，而他们每人至少喝一斤多白酒，边喝边唱，手舞足蹈，似醉非醉，越唱兴致越高，显露出蒙胞豪放不骜的特殊性格。

这次结盟是我西方野战军统战工作的成果。可惜不几天，我八十一师即奉调甜水堡待命，我未能继续与蒙族同胞联系。此后，戎马倥偬，天各一方。一九四八年九月，我们进军绥远、解放包头时，我也曾打听过这几位结盟的蒙族同胞的下落，但因事隔多年，名字也忘记了，无从查寻。

七月下旬，我师奉命将围困安边的任务移交红二十八军，西进至甘肃、宁夏交界的甜水堡休整待命，准备迎接第二、四方面军会师。甜水堡顾名思义是该堡有甜水而闻名。黄土高原地区，许多地方山沟里流出来的水，看起来清澈晶莹，十分喜人，可是一喝，又苦又涩，还带有一股硝磺味，根本入不了口；勉强喝几口，过一会就拉肚子。所以当地老百性全靠挖水坑在雨季时积存点雨水、雪水吃用一年，真是滴水贵如油。部队驻扎这些地区，为了不与群众争水，经常要派公差到很远的山沟去找积水坑，舀点甜水回来做饭。现在进驻甜水堡，有了甜水，部队情绪特别高涨。

八月一日，是建军九周年纪念日，全师在甜水堡开了个运动会，有各连之间的拔河比赛，有跳高、跳远、单双杠等田径比赛，有武装赛跑、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体育比赛，还有红军自己创造的“时事、政治问答，识字算术赛跑”，即运动员先跑一百米，再解答好几道时事、政治题或写好几个生字、做好几道算术题，最后再跑一百米到终点，把学习政治、文化与体育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运动员们在竞赛场上，象上战场似地拼命争夺冠军，虽然场地不好，一些规则也不那么严格，但大家表现的那种虎虎生气，确是一次部队战斗力的检阅。

八月份，我师在甜水堡边整训边开展群众工作。八月三十一日，野战军指挥部发出了继续向西发展的命令，九月上旬，我师又从甜水堡出发，向宁夏豫旺堡西南的李旺堡进军。

李旺堡位于清水河西岸，当时正是枯水季节，河水很浅，河滩开阔；李旺堡的城墙又比较高，驻守在城内的国民党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一个骑兵团居高临下，守住这座小城。红军要攻城就必须通过几百米的河滩开阔地，才能涉水按近城垣。所以，我师领导干部察看地形之后，一致认为：李旺堡城坚兵力足，地形有利，而我处不利地位，且缺少攻坚武器，只宜智取，不宜强攻。

在作战会议上，文师长、李政委谈了智取的意见，我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得上高明中最高明的。我认为大家提出来的智取确是上策，因为马鸿宾虽然听命于蒋介石，反动立场比较顽固，但多数回族官兵的民族自尊心较强，倾向于抗日，不愿当亡国奴；而且，在我西征军刚进入宁夏时，马鸿宾部曾在环县、曲子镇一带遭到过我红一方面军的打击，见我红军还心有余悸。加之，他们现在困守孤城，孤立无援，惶恐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彭德怀司令员指出的：‘一句口号抵十颗子弹’。只要我们遵照中央关于开展敌军工作的指示，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是可以化敌为友，争取和平解放李旺堡的。”

师党委研究同意我的建议后，我便把第二四二团政委谭冠三、总支书记王学礼，第二四三团政委罗元忻、总支书记李汉生和师宣传科长胡保顺、破坏科长（即敌工科长）袁林找来，传达了师党委智取李旺堡的指示，要求两个团回去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政治攻势。

群众发动起来，办法就多了。一时间全师上下齐动手，有的做纸话筒、雕弓箭，有的扎风筝、糊“孔明灯”，有的写标语，印传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两天便做好了政治攻势的准备工作。战士们扎好风筝，把传单捆在风筝尾巴上，然后点上香火，当风筝顺风飞到李旺堡上空时，香火烧断了捆传单的细绢子，五颜六色的传单便“天女散花”似地飘落到李旺堡城内。不过，开始放风筝时由于经验不足，香火大短，有的风筝还没有飞临李旺堡上空便中途散落了。第二天，我亲自去察看传单飘落的情况，指导各团改进操作，这种“政治炮弹”很快地就几乎百发百中了。

更有趣的是放“孔明灯”。相传三国后期诸葛亮临终前唯恐自己死后“帅星”殒落，被魏国大将司马懿发觉，前来进攻，就派人用竹蔑扎个三尺左右直径的园圈，做个六七尺高封了顶的纸筒子糊在竹圈上，竹圈正中用铁丝捆上一团破布，沾上油，然后点着火，利用油烟的上升力，使纸灯飞上夜空，就象天空中仍挂着一颗“帅星”一样。当然，这是民间传说，不一定是事实，但民间在中秋之夜燃放“孔明灯”的习俗各地都有。战士们便利用“孔明灯”作为政治攻势的工具，顺风放到李旺堡城内去。马鸿宾的官兵仰望夜空观赏“孔明灯”，也就能拣到飘撒下来的传单了！

我还通过师宣传队带动各连队宣传组，白天深入周围村庄宣传抗日，夜深人静时，则在武装掩护下抵近李旺堡城外的清水河滩，对城内守军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枪口对外，联合抗日！”喊一会几活，又唱几首抗日歌曲。宣传队员刘占荣等同志都是一些十三四岁的“红小鬼”，唱起歌来特别动听。城内守军屏息静听，句句拨动了他们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有时宣传队还把传单、信件扎在没有箭镞的箭杆上，射上城头。

突然，城堞上传下话来：“狗来了！”接着，又“叭、叭”响了两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深夜的静寂。宣传队员们知道，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加强对非嫡系部队的控制，每个团都要派几个“蓝衣社”特务监视。下层官兵对这帮特务十分痛恨，背地里都叫他们“走狗”。所以，当特务出来巡视时，城堞上的马鸿宾士兵就这样向红军报警。宣传队接到警报后，马上暂停宣传，就地隐蔽，待城谍上又通知：“狗跑了，再唱个吧！”宣传队才又接着宣传。

我们接连宣传了几天。开始时，城内的守军只有当兵的悄悄地听宣传、看传单，后来，下层军官和营、团长也来听，越听越感到红军讲的话在理，对红军的态度也越来越友好了。

我将情况向师党委汇报，大家都认为：是火候了，便由我执笔写了一封致敌骑兵团马团长和全团官兵的“公开信”，并交代破坏科长袁林派人把这封信送出去，再带上几头羊作为礼物。第二天傍晚，袁科长派人牵了几头肥羊，带着“公开信”送到清水河滩上，把栓羊绳压在一块大石头下，再用一块小石头把信压在大石头上，就返回我们的阵地。

我写的这封“公开信”大意是：日寇猖獗，生灵涂炭，中国人民正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军奉命西进，宣传发动群众一致抗日，希望贵军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不要听命于蒋介石打抗日红军，而应同红军一道联合抗日。同时指出，李旺堡已在我抗日军民的包围之中，要求贵军自动退出李旺堡，返回原驻地，我军保证贵军人身安全，并将热烈欢送。果然，不一会李旺堡守军就派人涉水过河滩来牵走了羊，带回了“公开信”，第二天马上派了代表过河同破坏科长袁林谈判，同意撤离李旺堡。

马鸿宾部骑兵团撤走的那天早晨，天空格外晴朗，初升的太阳映照着清水河和宽阔的沙滩，河水波光粼粼，河滩金光闪闪，使清水河两岸更显得宁静、平和。我察看了一遍清水河两岸的动静，没有发现异常现象，便派出一部分部队徒手列队在清水河东岸的沙滩上（另大部分部队仍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同时，将各连的司号员都集中起来，临时组成一支军乐队。当李旺堡守军骑兵团大开城门整队出城，沿着河西岸向南撤走时，我军乐队立即在河东岸吹起了友好、庄重的礼号；列队的战士们敲锣打鼓、呼口号，表示热烈的欢送。骑兵团的官兵见我红军真诚相待，很受感动，走出很远还停马回头向我军频频挥手告别。

我们送走马鸿宾的骑兵团后，马上集合部队进驻李旺堡休整待命，并利用这个时机，深入市镇和附近村庄，放手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九月下旬已是深秋季节，秋风瑟瑟，气温日降，是到了应给部队准备越冬被服的时候了。黄土高原虽不产棉花，但盛产羊毛，我们便根据指挥部的指示，就地取材，发动全师指战员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毛手套，战士们大都是陕北的庄稼汉出身，按旧的传统观念，纺纱捻线是婆娘们干的活，所以，开始动员时都不愿意干；而且拿惯了锄把、枪杆的手，干捻线织羊毛的活也确实别扭，笨手笨脚的，捻线粗细不匀，织毛衣针法混乱，摔纺舵、折毛针，骂骂咧咧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是，经过反复说服教育，大家明白捻线织羊毛，暖暖和和过冬，保证身体健康，也是为了抗日，为了革命。大家思想通了，加之积极组织互教互学，开展革命竞赛，便很快掌握了要领，越干越熟练，越干情绪越高，进度大大加快了。这时，同志们得悉红二、四方面军已从甘南向宁夏挺进，将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消息，都很高兴，酝酿着用什么礼物送给兄弟部队？大家想到，红二、四方面军的同志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现在寒冬将至，一定缺少御寒的衣物，所以，大家又根据野战军政治部通知的精神，多打几件毛衣，多织几双手套、毛袜，准备作为三大主力会师的见面礼。

十月九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过几天，我师便派人给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转送去一批毛衣、毛袜、毛手套，表示慰劳。当寒冬刚临，红四军的同志穿上毛衣、毛袜，戴上毛手套御寒时，都从心里感念红一方面军战友的阶级深情。

十月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又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我们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我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西北，给予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而对蒋介石反共的反动方针是个沉重的打击。蒋介石暴跳如雷，亲自飞往西安临潼督战，调兵遣将向我陕甘宁根据地进攻，妄图趁我军立足未稳之时，一举将我军消灭。

军委为打破敌人进攻，巩固陕甘宁根据地，决定集中兵力歼灭敌军中最顽固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我八十一师则奉命在李旺堡附近、清水河东岸待命，准备阻击、迟滞东北军的增援，以便主力更好地围歼敌人。

十一月二十二日，兄弟部队胜利攻克山城堡，歼灭敌第七十八师一个多旅，给了胡宗南当头一棒，迫使他停止对我军的进攻。早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就开始与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将军在陕北肤施（即延安）举行联合抗日的秘密会谈。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军，张学良将军代表东北军分别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但是，这些秘密会谈和协定，当时只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东北军少数高级将领才知道。我们当时仅学习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二十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公开发布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和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等有关文件的精神，明确“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我正领导师直机关干部在学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形势”和“争取东北军一致抗日”的有关文件材料，听着干部们热烈讨论、争论的时候，突然接到指挥部的通报：东北军王以哲部第一二九师正从西往东向我李旺堡方向推进，要求我八十一师做好阻击，迟滞东北军前进的行动准备。

我师的领导干部开会研究，分析当前的形势，一致认为：十一月二十一日我红军主力发动山城堡战役，进攻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时，东北军按兵不动；现在山城堡已被我攻克多日，东北军才栅栅来迟，目的可能不在争夺山城堡，而是蒋介石逼迫他们向我军进攻，夺回我军西征时赤化的豫旺堡、环县、庆阳这一带地区。

这一仗怎样打？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主要是打政治仗，在政治上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不打内战；同时，做好阻击的战斗准备，以防不测，并将战斗情况及时报告指挥部。

当时我师扼守在李旺堡东南十几公里的山地一带。这里一道道山梁都是南北走向，我红军从西往东边打边撤，山梁便自然地成为我军的一道道屏障，便于设防。所以，我们接到命令后，一方面文年生师长、李宗贵政委组织部队在山头上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阻击，并派人动员群众把粮食坚壁起来，防备粮食被抢走，这样也给东北军的给养造成一些困难，以免他们弹足粮丰，长驱直进。另一方面，分工我重点抓政治攻势的准备工作，发动指战员写标语，抄抗日歌曲，刻印党中央《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等传单。不论墙壁、木板、石崖、树干，凡是能写上字的地方，都写上标语或贴上传单、歌纸，使东北军所到之处，举目就可以看到标语，随处都可以拣到传单、歌纸，犹如沉浸在标语、传单的海洋之中，造成一种动员东北军团结抗日的浓烈气氛。

大约在十二月六日左右，东北军第一二九师的先头部队开始接近我师阵地。文师长立即部署四个连的兵力据守四个山头，两侧还派出小分队作侦察、警戒，其余连队为后备队，边待命边制作宣传品，防御正面比较宽。开始接触时，双方都很谨慎，东北军打了一阵枪后，才慢慢向我军阵地接近；而我军一般不打枪，待东北军靠近阵地时，才对空鸣几枪，并大声喊话：

“东北军弟兄们，不要替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

不一会，东北军便退走了。我们清点一下人数，发现东北军虽然枪打得不少，但大都是朝天放或往地下打，我方无一伤亡。当天傍晚，我师奉命后撤七八公里。在撤离阵地前，我又布置各连在阵地上留下许多标语、传单。当晚，我们便派出宣传队到东北军前沿开展政治攻势。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宣传队员们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悲壮、哀怨的歌声在东北军的阵地上空回荡……当东北军官兵听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的歌声时，有的伤心落泪，有的还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

第二天，东北军打的枪少了。他们“冲”到我阵地前，我军战士又喊话：

“东北军弟兄们！蒋介石出卖了东北，现在又要出卖华北，有良心的中国人能答应吗？”

“东北军弟兄们！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现在在哪里？打回老家去，拯救你们的父母兄弟和妻儿老小吧！”“东北三千万同胞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拯救。东北军和红军联合起来，打回老家去！”

东北军不打枪了，都匍匐在阵地前听我们用纸话筒喊话。我们趁这个短暂静寂的时机对他们说：“我们还有许多话要当面谈一谈，今晚请到我们这边来做客，喝杯酒，‘打打牙祭’好不好？”

“好，今晚见！”他们欣然答应。这天下午，我们又后撤了十几公里。因为晚上东北军可能会来联欢，我便布置破坏科长袁林、宣传科长胡保顺做好准备工作。他们交代副官（管理员）买来猪肉、黄豆、白酒，把半山坳里一座破庙收拾干净，借了几张条凳，就作为联欢交谈的会场。黄昏以后，东北军四五个士兵果然践约而来。袁林、胡保顺带两个干事和几个做勤务工作的战士同东北军士兵交谈。他们用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蒋介石的卖国罪行；谈到东北三千万同胞沦落日寇铁蹄的悲惨生活；历数蒋介石一贯排斥异己，把东北军当炮灰，驱使东北军打内战，使东北军和红军互相残杀，两败俱伤，以便他坐山观虎斗，以收渔人之利的阴谋。劝说东北军弟兄千万不要上当，要联合红军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

我们晓以大义，东北军士兵深表赞同。有的说：“我们谁也不愿意放着日本人不打而来打红军；只有‘忘八羔子’才愿意打内战！”

有人说：“我们不打了，你们也别打，谁打枪，背什么枪挨什么‘枪子’（即子弹）。”这是当时东北军中流行的一句咒语。临走时，他们表示明天要邀几个长官也来参加联欢。当时已是农历十月下旬，“大雪”的节令已过，夜晚朔风凛冽，雪花飘飘。袁科长和副官因为经验不足，炒的猪肉之类的菜肴肥油太多，一冻都成了一块块猪油疙瘩，很不好吃，幸好还炒了点黄豆，勉强可以下酒。我听了袁科长的汇报，交代他们好好总结经验，把联欢座谈搞得更好一些。

第三天晚上来联欢的东北军增加到十几个人，其中还有两个连排长、一个副官。这晚上袁科长接受教训，多炒了一些黄豆，还炒了几盘鸡肉、瘦猪肉，卤了几盘牛羊肉，下酒的菜肴丰盛多了。东北军见红军招待他们这样好，也掏出几包“三炮台”好烟卷作为回敬，双方谈得很亲热。临别前，他们要求袁科长转告红军首长说：“红军弟兄写标语要求东北军要爱护老百姓，我们不敢随便拿老百姓的柴草烤火，小村庄又住不下多少人，露宿村外实在太冷。明天红军弟兄们转移时，最好能让出一两个大一点的村庄给我们宿营。”

袁科长也向他们建议说：“今天你们打的枪太少，枪声不很激烈，你们的上司向蒋介石交不了差。”东北军官兵没料到红军替他们考虑得这样周到，感激地说：“对，对！我们每个团都设政训处，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都是一些走狗，他们会向蒋介石告密，给我们的上司为难。”果然，第四天开“仗”，东北军打枪打得特别激烈，连水机关枪（重机枪）也“嗵嗵嗵”地打得挺欢。可仔细观察，重机枪简直成了高射机枪了。从远处听来，枪声一阵紧过一阵，很象是一场激战。

这天下午，我们又撤出十几公里，留下两个大村庄让东北军宿营。当时，我考虑到联欢在村外破庙或破窑洞进行，天气太冷，所以，请袁科长约定东北军到红军驻地的村庄来联欢，还邀请他们多来一些人。这一晚，东北军来了二十多个人，其中还有个别校级军官。袁科长把他们分散安排在几户老百姓的窑洞里座谈。在老百姓家有热炕坐，酒菜也不凉，边喝酒边谈话劲头更大。有的老乡在一旁也插插话，象拉家常似地问东北军官兵家里还有什么人？一谈到家，东北军官兵就伤心落泪，有的还诉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景，边诉说边呜咽地哭起来。

有的老乡还问东北军官兵说：“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专打日本鬼子的，当官的咋叫你们来打红军？”

东北军官兵马上表白：“我们不愿意打红军，我们东北军大部分长官也不愿意打内战，是蒋介石这个老小子硬下命令逼着我们打的……”

这样无拘无束地随便交谈，气氛更加融洽，教育作用更大，通过谈心把政治工作做到东北军官兵的心窝里了。这样，我们师同东北军一二九师白天“打仗”，夜晚联欢，“激战”五六天，双方无一伤亡，真是一场奇特的阻击战。

十二月十三日清晨，我军前沿阵地发现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已经全部撤走，阵地上留下许多“红军弟兄们，再见！”“红军弟兄们，抗日前线再见！”的字条。不久，我们师就接到指挥部来电，得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内战祸首、卖国贼蒋介石以及四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好消息。全师指战员个个精神振奋，营区内外欢声雷动，比打胜一场歼灭战更加令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亲日派何应钦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借口“讨伐叛逆”，调动大量军队，从东、西两个方面向西安推进，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夺占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中共中央为了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粉碎何应钦的进攻，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决定红军主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二、第六军团等部队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拟经长武、咸阳、兴平进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区，协同东北军、西北军突击敌东路集团军刘峙部左翼，力求歼其大部或一部；以第二十八、三十三军和陕甘宁独立师留在环县附近钳制敌西路集团军的第一军；以第二十九、三十军在定边、盐池、吴起警戒宁夏之敌；调我八十一师开往延安地区机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当我红军主力进到庆阳、正宁地区时，蒋介石已被释放，敌东路集团军由潼关东撤，主力即在原地休整待命。但蒋介石被释放以后，又背信弃义，令东面十个师、西面和北面十五个师向西安对进。红军主力奉命进到西安北的淳北、三原、耀县地区，第十五军团进到西安东南的商县，第二十八、三十二军进至崇信、灵台地区。我八十一师进驻洛川，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也从保安迁到了延安。

由于我们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蒋介石“讨伐军”进攻的准备，加之全国人民同声遣责蒋介石，反对内战，“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此时，我红八十一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贺晋年任军长，王平任政治委员，我任政治部主任，在洛川地区休整待命。不久，周恩来副主度从延安去西安，途经大劳山时遭到土匪袭击，幸亏警卫人员英勇阻击，保卫了周副主席的安全。事后，我红二十七军即奉命移防宜川县东北的秋林镇，边训练边清剿宜川、延长、甘泉之间的土匪。这些土匪大多是经济土匪，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拦路抢劫；匪徒中不少是受生活所迫、挺而走险的农民。我们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很快便加以剿灭。

我红二十六军进驻洛川和宣川秋林镇期间，为了同驻地周围的东北军搞好统战工作，剿灭土匪，共同维护延安至西安的交通安全，军的领导同志经常走访东北军驻军长官，有时还带着宣传队去慰问东北军官员，为他们演出，宣传我们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双方关系日趋密切。东北军驻军长官也常有回访。有一次，驻宜川县城的东北军派代表来到我们驻地，慰问我军指战员，并向贺晋年军长献旗。锦旗上写着：“献给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贺公晋年”。当时我们军的领导干部都很年轻：贺晋年仅二十七岁；王平年纪稍长，才二十九岁；我的年纪最大，也才刚满三十岁。东北军尊称贺晋年军长为“贺公”，当然是旧军队官场上的客气话，但也使我们这些年轻的军的领导干部大为惊讶，一时传为美谈。

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象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五十年的岁月流逝，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年成千上万英姿飒爽的革命青年高唱《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嘹亮歌声，仍常在我的耳边萦绕；他们生龙活虎般的身影又在我的眼前浮现。

抗大这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来自何方？他们基本上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战斗考验的红军老干部，他们是我军的抵柱，抗大的栋梁；一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包括一些白区地下党组织的干部），他们经过抗大的培养提高后，又回到各部队、各地区带兵打仗，或带领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坚强的骨干力量；再一部分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经过抗大的培养锻炼，又播撒到全军和全国各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各条战线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这三部分同志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汇集于黄河之滨、宝塔山下，汇集于太行山上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担负起抗日救国、人类解放的重任。他们都不愧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都不愧是劳动者的先锋。

各部队的干部到抗大学习，一般都是由各级领导选送来的，虽然有的也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跋山涉水，历经艰辛，但他们都有各级领导统一安排，负责接送，少有象各地革命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那样艰难、曲折。所以，这里我着重记述各地革命知识青年进入抗大的一些情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我国的侵略。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迫害抗日爱国志士的罪行，激怒了迫切要求抗日的全国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广大的革命青年。他们把驱逐日寇、拯救中华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身上。一九三七年“六七事变”后，延安便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革命圣地，抗战的中心。抗大，也就随之成为全国青年，特别是革命知识青年向往的革命熔炉。因此，一批又一批的革命知识青年，不远千里，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线，来到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参加抗日战争。据统计，仅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的四个月时间，从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就多达二千二百八十八人。当时毛泽东同志曾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要求做到“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把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都贴上一张，向全国革命青年大开入学之门。那时候我们政治机关接待了许多革命青年，也看过不少他们写的自传，耳闻目睹了许多动人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先后把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最早遭到日寇铁蹄蹂躏的东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东北青年从亲身的痛苦经历中，深刻体会到国破家亡、人如草芥的惨境。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用悲壮、呜咽的歌喉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用歌声抒发怀念故乡的愁思，用泪水冲刷胸中的郁闷，探索着救国救家的道路。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东北流亡学生从我们党的《八一宣言》和红军东征、西征的积极行动中，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陆续有人投奔陕北；“七七事变”之后，更是大批拥进延安，进入抗大。东北大学电机系学生李东野等十几个同学，同数以万计的东北流亡学生一样，从东北流亡到关内，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和抗日宣传工作，用耳闻目睹的事实，揭露日寇的血腥罪行，唤起民众的爱国热忱。北平沦陷后，他们再次流亡到济南、南京。其中有些学生，一九三七年冬在中共东北特委和东北救亡总会的教育帮助下，到山东和冀中参加游击战争，李东野等一批同学则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投奔延安，在抗大第三期学习。老家在黑龙江边的女学生白竟凡，“九一人事变”后，为了不当亡国奴，年仅十五岁就独自随着逃难的人流到了北平，投考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北平沦陷之后，她跟着学校辗转逃亡到国民党的大后方，积极参加学校抗日宣传工作。但那里是“卖国有功，抗日有罪”的世界，她终于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在这最困难的时刻，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收容了她，留她在分会工作。一九三九年七月，东北救亡总会领导人高崇民把她带回西安工作。不久，又介绍她到延安，开始在女子大学，尔后进抗大东北干部训练队学习。

北平、天津是我们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也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从一九三六年春开始，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地下党员、学生抗日救国会主席彭友今、委员郭奇等一些平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就陆续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当时还留在学校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生抗日救国会委员兼纠察总队长牛克伦和他的同学刘唯宁以及国立师范大学学生宫克非、郝仁初等许多积极分子，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战斗锻炼，政治上也逐渐成熟，在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占北平，他们流亡天津后又与天津的流亡学生一起，辗转到了烟台、济南、郑州、开封等地，组织平津流亡学生会，接待、组织流亡同学，分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十二月初，他们也分批经过西安，到了抗大。牛克伦一到抗大第三期九队学习，当天便被选为“救亡室”（即俱乐部）主任，不到一个月，就被吸收入党，继续发挥骨干作用。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有许多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封建地主家庭的知识青年，也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来到抗大。这里，我只讲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九三九年春的一天，袁世凯的亲外孙、清朝两广总督张人骏的孙子张象耆放学回家，恰遇日军一个大官进北平城，沿途日、伪军警戒备森严，耀武扬威，把十六岁的张象耆堵在东四牌楼大街上，回不了家。张象耆年少气盛，发了几句牢骚，被一个日本兵听到了，啪、啪两记耳光就落在张象耆的腮帮上，打得他眼冒金星，腮帮火辣辣地疼。他回到家去，蒙着被子大哭，屈辱、愤懑、恼怒使他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日本兵的两记耳光打醒了这位埋头读书的“小少爷”，使他亲身尝到当“亡国奴”的奇耻大辱。从此，他在“民先队”和进步同学的教育帮助下，很快地觉醒。后来，他上了辅仁大学，参加了“民先队”，积极投入抗日斗争。一九四二年八月，他与封建官僚家庭决裂，化名艾地（谐音：意即热爱自己祖国的土地），逃离北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晋察冀抗大第二分校，入了党，从“小少爷”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四十多年来，他经受了种种考验，一直坚持革命，从事党的教育事业，成为中央党校的哲学副教授。

继平、津沦陷之后，上海、南京、武汉等许多大、中城市又相继沦亡。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流浪他乡，无家可归；即使随着国民党政府流亡大后方想为抗日尽点“匹夫之责”，也是处处受到限制，不得自由。所以，许多革命青年在到处碰壁之后，终于投奔了抗大。天津南开大学鲁子敬、邢方群、丁志刚、陈健等青年学生，随学校流亡到重庆，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就联名写信给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亲笔给这些仿惶的年轻人回了信，热情地鼓励他们继续发扬抗日救国精神，并向他们建议：毕业之后，继续升学也好，到前线去也好，只要坚持抗日，到处都可以发挥青年的作用。他们收到周恩来同志热情关怀的回信，受到很大鼓舞。鲁子敬、丁志刚、陈健等同学，通过地下党的联系，介绍到延安，进入抗大。一九三八年二月，成都电报局的助理会计员石于、周荣国两名知识青年，写信给朱德总司令，要求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杀敌报国。朱总司令亲笔给他们回信说：“只要你们有决心，能背着行李到八路军总部来，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收到回信后，十分高兴，马上准备行装出发。但因当时临汾失守，交通受阻，石于和周荣国便从成都经汉口到西安，然后背着背包步行到延安抗大学习。

当时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青年要寻找抗日之路也是不容易的，有的要几经周折才找到通向抗大的大门。一九三九年春天，安徽省滩溪县十八岁的知识青年戴著生想投笔从戎，独自跑到国民党一支“游击队”中去当宣传员。开始时，他干得挺带劲，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教唱救亡歌曲。可是，过几天他发现这支所谓国民党“游击队”，不仅不打日本鬼子，还欺压群众。他一气之下，跑回了家。不久，听说新四军游击队是抗日的队伍，他就跑到新兴集找到游击队，参加了工作。一九四零年三月，抗大第四分校在涡阳县北麻冢集成立，组织上便把他送到抗大学习，把他培养成优秀的游击队干部。

抗战初期，文艺界的革命青年是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一支轻骑兵。他们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许多“战地服务团”、“救国演剧队”。仅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就组织了十几个“救亡演剧队”。他们活跃在抗日前线，起了很大作用。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工作很难开展，他们中间不少人都先后到了延安：有的是整个演剧队的队员一起投奔延安，进入抗大；也有单独奔赴延安进入抗大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时，上海青年学生方明便积极参加难民收容所和“留日同学会救亡演剧队”的活动。上海沦陷前夕，她编入郭沫若组织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十一队，进行抗日宣传。后来，他带着才十一二岁的小妹妹方征辗转到了武汉，因处境艰难，便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随着光未然带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投奔延安，把小妹妹安置在“鲁迅小学”读书，自己进抗大第四期学习。当时，到抗大学习和工作的文化人不少。据我所知，他们中间有电影、话剧演员吕班（参加演出过电影《十字街头》）、田方、孙维世，电影摄影师徐肖冰，作曲家贺绿汀、郑律成，还有芢荪、裴东篱、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汪洋、张平、颜一烟以及林寒流（留日学生）、凌霞和严熹、范杏仙两对夫妻等许多文化人。他们的到来，使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大大活跃起来。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日，抗大政治部张际春主任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抗大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奋斗的三周年》的纪念文章，描述当时革命青年热切响往抗大、积极投奔延安的情景。他写道：“他们，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队成群地来住抗大。有的不怕千山万水，不惧艰难困苦，千方百计，冲破一切限制来住抗大。他们的呼声是：‘国难严重，不可终日，救国无术，均欲来抗大以为快’（湘来信）；‘我一定要来抗大学习’（奥来信）；‘不到抗大誓不休’（川来信）；‘无日不思想来抗大’（闽赣间来信）。”

事实确是如此。如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于一九三七年经周恩来同志介绍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同她母亲任锐同队。浙江省上虞县女学生傅涯年仅十八九岁，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携弟弟傅燊、妹妹傅英，辗转千余里来延安抗大第四期学习。这些母女同学、姊弟同学的感人事迹，一时传为佳话。

在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中，有一部分原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还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青年党员或特工人员。他们激于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义愤，毅然脱离国民党，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西北军）官兵在“西安事变”之前，被蒋介石驱使向红军进攻时，耳闻目睹共产党和红军坚决抗日的行动，早已倾心；“西安事变”后，又目睹蒋介石背信弃义，先后囚禁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千方百计瓦解、吞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种种罪行，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纷纷脱离国民党军队，投奔延安。东北军中有原东北抗日联军的军长李延禄，原东北军第一一二师中将师长张蔚九（原吉林督军张作相之子），有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东北知名进步人士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东北军学兵队学员陈剑飞（陈峰）、杨恬、韩复东等许多同志；西北军中有冯玉祥将军的侄儿冯文华（后任抗大第八分校教育长），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赵寿山将军的儿子赵元杰、儿媳罗兰，一位军长的儿子李伟；此外，还有傅作义将军的弟弟傅作良等同志，也都投奔抗大学习或工作。鉴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投奔延安的官兵不少，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了培养东北干部的建议，于一九三八年春至一九三九年七月，在抗大先后举办了三期东北干部训练队，培养了二百多名东北干部。这批干部为收复东北和最后解放东北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还有不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冲破重重关卡投奔延安，他们报国之心和胆略令人叹服。“七七事变”后，青年学生周湘帆抱着抗日救国的理想，从四川跑到南京，投考国民党中央宪兵学校，在军士队受训。开学不久，日寇向上海进犯，直逼南京，没等南京听到炮声，宪兵学校便闻风而逃，一口气从南京逃到长沙，还准备逃往四川。周湘帆心想，自己刚从四川出来抗日，未放一枪就逃回老家，怎么有脸见乡亲父老？正在愤懑徘徊之际，忽然在长沙街头看到了抗大的“招生简章”，好象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便约好同学李哲，弄了一张空白介绍信，两人穿着宪兵的黄呢子军装，大摇大摆地闯关过卡，经武汉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就这样奔向了光明。国民党中央军校中尉教官黄烈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于广东省立广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受聘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分校当中尉体育教官。一九三八年八月，日寇飞机轰炸广州，军官学校完全瘫痪。事实教育了黄烈，要抗日，唯有投奔八路军。为了北上方便，他穿上国民党军官制服，内衬印有“精诚团结”字样的军校汗背心，藤箱里装着印有蒋介石签章的军校教官“委任状”，以这些“护身符”闯过了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关卡，于九月十三日到了洛川，进抗大第六大队学习。他在往西安途中的火车上，即兴写了一首抒志诗：“青年立志出乡关，革命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粹地，人间到处是青山。”以此表达了自己革命义无反顾的誓愿。

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队第十队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比较多的一个队，有六名国民党县长，其中国民党延安县长马豫章是个地下党员，其余五个确是国民党的真县长，还有一名国民党团长。他们自愿放弃优裕的官场生活，到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表现都不错，毕业后，有的回原地做统战工作，有的留在抗日根据地，那位姓张的团长，后来在抗日前线英勇地牺牲了。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当时抗大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了。

日寇的铁蹄踏破了华夏金瓯，也踏碎了海外赤子的心。抗战爆发后，许多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许多华侨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募捐、义卖，成千上万的爱国侨胞慷慨解囊，一笔笔捐款汇回了祖国，到一九四零年五月，华侨捐款己达六亿元以上，而且还捐赠了大批医药、寒衣和各种物资。但是，许多华侨青年并不满足于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支援祖国抗战。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一批又一批的华侨青年组成“华侨战地服务团”、“华侨记者团”，返回祖国，直接参加战斗；有些华侨青年则结伴回国，投奔延安，进入抗大。马来亚吉隆坡华侨青年陈明一九三八年四月告别了父母和未婚妻，与同学陈人颂一起回到祖国，投奔延安抗大。

林有声、白刃、李金发、陈耕国等华侨青年学生，于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邀集了八个同学，从福建集美中学绕道香港到了广州，找到八路军通讯处，要求进抗大学习。开始时，通讯处的同志耽心他们吃不了苦，就把路途的艰险和延安的艰苦生活如实告诉他们，请他们考虑。其中三个同学犹豫了；而林有声、白刃等五个青年很坚定，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了西安，步行八九天来到延安。当时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很多，容纳不下，抗大把他们分配到第五大队，他们在延安只住了十几天，马上随第五大队行军到了甘肃省庆阳镇，参加修建校舍的劳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五大队奉命挺进敌后创办第一分校。他们又跟着行军，冒着严寒，再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直到一九三九二月抵达太行山区的长治、潞城一带，才停下脚跟开始学习。这五名华侨青年，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又有了经受艰苦斗争锻炼的思想准备，在这半年的行军、劳动中，磨炼得更加坚强，胜利地完成了进入抗大的第一课。此后，他们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锻炼成才，林有声曾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白刃成为作家，是电影《兵临城下》的编剧。

在投奔抗大的知识青年中，还有翟默然、霍丁、杨宪吾等一批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一个名叫黄鼐的中国留学生很引人注目。他原名黄一寰，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儿子。他于一九三六年东渡日本留学，参加左翼学生团体，其间曾被日方逮捕拘禁，后经营救回国。一九三八年春到了延安，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据不完全统计，到抗大学习的华侨、留学生和港澳青年，第四期有六十四人，第五期九十五人。因为华侨青年大都在抗战爆发一段时间，了解祖国情况之后才陆续回国的，由于战乱和敌人封锁，要到延安比较困难，所以，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人数比较多。一九四一年十月，抗大“华中大队”（第九分校前身）就接受了近百名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归来的华侨青年，编成了一个队。一九四二年四月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部队工作。海外赤子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歌颂的。

抗大不仅有中国的革命青年，还有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的青年朋友。他们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中国革命；有的为中国革命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英雄业绩，同样应该载入抗大的光荣史册。

抗大第一期学员中就有参加我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朝鲜老同志武亭和越南老同志洪水，第四、五期国际友人更多，有朝鲜、越南和日本“反战同盟”的国际友人二十六名，如第四期有张振光、李铁重、郑文珠等朝鲜同志；第五期有李根生、李维民和东北干部训练队的几位朝鲜同志；第六期有日本“反战同盟”的日本友人吉田太郎。在这些国际友人中，朝鲜同志王信虎曾任新四军的抗大第五分校教育长，他为五分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朝鲜同志郑律成以火一般炽热的感情谱写了《延安颂》、《延水湾》、《八路军军歌》等许多经久不衰的作品，鼓舞人们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奋勇战斗。他创作的许多节奏鲜明、威武雄壮的歌曲、乐曲，将永留人间，永留在抗大同志们的心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蒋介石、阎锡山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发动了“十二月事变”，集中六个军的兵力进攻我抗日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包围、抓捕“民族革命大学”的进步师生。在此严重情况下，许多革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奋起反击，经过顽强的斗争，奔向延安，进入抗大。如爱国青年林影等几十个进步学生，在李伯天等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分成若干小组，化装突围，通过封锁线到了延安，进入抗大第三分校。山西省知识青年崔光华、姚俊、杨季农等同志在山西军政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工作，先后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在教导团团结了一批政工人员和士兵，后来，看阎锡山旧军要对他们下毒手，他们毅然带着二十几名政工人员，突破封锁线，强渡黄河，集体投奔延安，进入抗大。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打着抗日的旗号派人到四川成都招收了一百五十二名知识青年。一九四零年二月，当他们行军到达洛川时，得知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在王家广、王仲时等青年秘密组织下，于鄜县（今富县）茶坊地区把特务控制起来，集体转向延安，投入抗大。并于二月十四日在《新中华报》上联合发表给阎锡山的公开信，披露他们投奔延安的真相。信中批判阎锡山说：“因为你们开倒车，我们青年就不得不离开你们。如果你们还要青年的话，你们只有回去赶快再进步”。义正词严，痛快淋漓地揭露了蒋介石、阎锡山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交替使用软硬两种手段，但革命青年还是源源不断奔向延安，他们就在西安至延安途中，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七处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者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手段十分卑鄙恶劣。一九三九年六月间，陕西省国民党省党部诡称“招待赴陕北公学、抗大青年，帮助青年赴陕北求学”，派出特务在咸榆线上，绑劫了二百多名革命青年，在咸阳北门外成立所谓“干四团特训总队”，公开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十一月问，“特训总队”扩大为“西北青年劳动营”，成为直属重庆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教育机关”。营本部设在咸阳，直辖第一总队，并于洛阳、兰州两地各成立一个独立大队。一九四零年，营本部和第一总队从咸阳迁到西安市西关外东北新村，绑劫的革命青年也增加到七八百人。所谓“干训队”、“劳动营”，实际上都是法西斯集中营。“学生”过着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轻者关禁闭，重者打死或活埋。有一位姓朱的青年，因在闭禁室内唱“义勇军进行曲”，即被吊打致死。对于蒋介石这些暴行，我们党中央于一九四零年二月一日在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的大会上发出《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严正地提出了“保护青年”的要求，指出：“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茶毒？”（《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2页）在党中央的抗议、全国人民的声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营救和劳动营内部革命青年的斗争下，有一部分青年得以逃脱虎口，到达延安；但也有不少青年被迫害致神经失常或光荣牺牲。

毛泽东同志对革命青年从西安步行八百里到延安这种精神给予很高评价。他说：你们到延安找共产党、方向是对的，很不容易，这是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延安来，这是最好的考试。他对来抗大的知识青年特别关怀，每到一百多人，都要亲自接见，并与他们亲切交谈。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接见了从北平来的一批知识青年，向他们表示欢迎之后，接着说：延安的抗大和你们北平的大学生不一样，北平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有礼堂，有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有桌椅板凳，有名教授；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他指着露天会场说：这就是教室，你们看，没有桌椅板凳。我们抗大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同志们要准备吃苦，只有吃苦才能革命。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同于别的军事学校的，就是我们抗大是研究革命道理的大学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大学校。我们人很多，一两千人；我们的理想大，奋斗目标大，我们这个大学校，在中国过去是没有的，世界上也是很少的。还有一次，毛泽东同志知道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委员、地下党员郭奇到了延安，住在西北旅社，便到旅社看望他，向他了解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情况和北平学生运动的动态，直谈到深夜。

朱德同志对革命青年也是关怀备至。一九三八年十月，他利用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时机，亲自去看望抗大四大队第十队的学员。他听指导员雷钦介绍，这个队有六个国民党县长、一个国民党团长，还有华侨青年，非常高兴，就到窑洞里一个一个找他们谈心，问他们到延安来生活习惯不习惯，有什么困难？他见了从马来亚口国的华侨青年李泅美时，很亲切地拍拍李的肩膀说：“你们远涉重洋回祖国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很不容易啊！我们的华侨都是热爱祖国的，这种精神很可贵！”朱德同志走后，那位姓张的国民党团长对雷指导员说：“朱总司令那样大的干部，走那么远的路来看我们，见了我们连坐也没坐，站在那里就和我们谈开了，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怪不得红军过去打仗那么英勇，官长就象亲兄弟，谁不拼命干呢？”他还说：“听总司令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这次到延安，算没有白来，还见到朱总司令。我毕业以后能当八路军的一员就心满意足了。”果然，这位“张团长”毕业后分配到前线，他英勇战斗，牺牲在战场上。

一九三九年九月，朱德同志在太行山区接见抗大第一分校第一期的毕业学员时，了解到他们中间全国大多数省份的人都有，兴奋地说：“全国革命青年都汇集到抗大来了。你们代表着全国青年，代表着全国人民。”这几句话阐明了一条真理：黄河之滨集合着这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代表着全国青年、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推翻三座大山，建设崭新的中国！

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党对抗大的领导

成千成万的革命青年涌入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那么，抗大怎样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熔炉，把他们培养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者呢？加强党对抗大的领导是办好抗大的关键。

抗大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是抗大创建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与王明等人的错误主张斗争的焦点。当时，王明等人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妄图取消党的领导，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所谓“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毛泽东同志与王明的错误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系统而深刻地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在抗大的建设问题上再三强调：抗大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抗大的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的绝大部分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倾向共产主义的，所以，抗大就比昔日的黄埔军校更革命、更进步，能够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作出更加伟大的贡献。经验证明，党对抗大的坚强领导，是把抗大办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使抗大成为培养锻炼革命青年的大熔炉，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党中央、中央军委把办好抗大作为我党我军的一项基本建设，十分重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在抗大筹办初期，有些部队的领导干部由于对培养干部的意义认识不足，只着眼于当时工作的需要，不愿意把好的干部送学校培养。毛泽东同志特地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召开的“大相寺会议”上，反复阐明培养干部的战略意义，动员各部队党委把眼光放远一点，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入学。在抗大创办过程中，党中央对抗大的工作经常给予指导。一九三九年一月，抗大进行工作检查，向党中央写了检查总结报告，中央还就此专门作了《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决议》，对抗大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和鼓励。一九三九年七月，党中央根据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任务，适时作出了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分校的决定，并对留在延安的第三分校进行工作检查，发出了《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再次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后，中央还经常通过电报、文件，要求各中央局、各部队加强对所属抗大分校的领导，并对抗大的工作继续进行指导。一九四三年春，党中央、中央军委又适时地作出抗大总校及第二、第七分校返回陕甘宁边区办学的决定。这些重要决策，保证了抗大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对抗大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可以说，抗大是在他亲手创建和直接领导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为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从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计划、确定领导班子等重大问题，到参加抗大集会、给教职学员讲演、上课、个别谈话、出版校刊等实际工作，都抓得很紧。现在编入《毛泽东选集》的不少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当年都是毛泽东同志作为演讲或课程讲义在抗大首先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这篇名著，也是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应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的特约而为抗大校刊《思想战线》第一期撰写的文章。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玉稼祥、罗迈（李维汉）、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抗大也十分关怀。每期开学、毕业典礼和重要集会，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尽可能参加，而且担任抗大的兼职教员，经常给抗大作报告、演讲或上课。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志大部分时间在重庆、西安等地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也大部分时间在前线，但他们每次回延安，都到抗大演讲或作报告。每当中央领导同志到抗大演讲或作报告时，全校教职学员在露天会场集合，背包一放，席地而坐，首长站在讲台上，也没有扩音器，亮开嗓子就讲起来。听众有什么问题，写张条子递上去，请求解答；首长侃侃而谈，讲到兴奋处，嗓门一提高，加上有力的手势，全场几千人，个个屏息聆听，鸦雀无声，专心致志地记笔记；话音一落，掌声雷动，有时还夹杂着口号声，全场气氛是那么热烈，那么令人振奋，即使寒冬腊月，纷纷扬扬的雪花，也会顿时化成团团热气，升腾九霄！

一九三八年九月，刘少奇同志到抗大作了题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的演讲。他谈到了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描绘了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他还勉励青年要树立共产主义伟大而崇高的理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后来，他整理、补充了这个讲稿，作为《论共产党员修养》中的一个部分，流传至今，成为共产党员必读的好教材。当时，陈云同志是党中央的组织部长，经常应邀到抗大讲演或上“党的建设”课程。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到抗大作过一次《论干部政策》的报告，精辟他讲述了我们党的“用人之道”。他用“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十二个字概括了我们党的干部政策。他说，每个干部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只有了解干部，才能用好干部，扬长避短。他特别强调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对有缺点错误的干部多教育帮助，不要戴大帽子，使人敢于说话，敢于做事。他的讲话是那么亲切，那么沁人肺腑，使干部打心眼里感到党的温暖。

党中央重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为各级党委作了表率。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央局，军分会和领导同志也都把办好抗大分校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陈毅、彭雪枫、李先念、陈赓、粟裕、黄克诚、张爱萍等同志都曾兼任过分校的校长，亲自抓抗大的工作。第一分校在太行山区时，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曾到分校作过报告和指导工作。一九三九年九月，抗大总校挺进敌后进入晋察冀边区时，聂荣臻同志亲自指挥部队掩护抗大通过敌人封锁线，并给抗大师生作过报告。抗大第二分校及其附属陆军中学、附设中学也是在聂荣臻同志的领导和关怀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贺龙同志率部正在晋察冀边区作战，见抗大师生还身着单衣，马上决定把准备发给第一二零师部队的棉衣先拨给抗大。当抗大师生穿上崭新的棉衣时，都从心底里感念贺老总的一片深情。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认为要办好抗大，选配好一套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个关键，一定要配好配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事实正是这样，抗大历任的领导干部，诸如刘伯承、徐向前、杨尚昆、罗瑞卿、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和许光达、莫文骅、胡耀邦等同志，都是建党初期、北伐战争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不仅久经斗争考验，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而且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和领导水平；政治思想敏锐，接受新鲜事物快；民主作风好，善于联系群众，办学经验也比较丰富，深受教职学员的爱戴。

要办好抗大，还需要一支坚强的、有较高水平的教职员队伍。建校之初，第一、二科的工作人员只有十四人，专职教员仅三人，面对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干部都积极前来兼课。这个办法对解决当时教员缺乏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但终非长久之计，所以，从第二期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下决心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政素养比较好的干部，到抗大担任教职员。第三期之后，每期又从学员队中抽调一批优秀毕业生，经过各种训练班培训后，充实教职员队伍，逐步建立起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丰富的军事、政治理论知识的教学队伍。例如老干部中，徐向前、罗瑞卿、李逸民、冯达飞等同志都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大部担任过高级指挥员；王智涛同志一九二五年就到苏联军事院校留学和工作，一九三三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可谓军事教育方面的专家；谢翰文、张如心、杨兰史、罗世文、吴亮平等同志也是长期从事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有较深造诣的老教育家。“七七事变”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中，还有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如总校的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张庆率；分校的冯定、薛暮桥、江隆基、张力之等同志，都是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初在理论界、教育界就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这两部分同志是抗大教员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培养下，逐步扩大教学队伍，到一九三八年四月第四期开学时，全校教职员队伍就已发展到一千三百八十六人，比第一期全校总人数还多。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抗大的教员十分关怀，除加强思想教育外，很重视提高教员的政治地位，树立教员的威信，照顾教员的生活。一九三七年，延安的物质生活极端艰苦，除粮食外，每人每天的菜金才三分钱，小米饭、熬白菜是全校同志的共同伙食。为了表示对教员的尊敬，规定给每个教员每月补助两斤大米（后增加到十斤）、一斤鸡蛋和几斤面粉，会抽烟的同志还发给四包“风车牌”纸烟。到了一九三八年，延安的生活略有好转，开始发津贴费，学员每月一元，学校领导干部最高是五元，一般是三元半，只有从外地请来的教员是十元，高出一倍以上。钱虽然不多，但在那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它却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党注重教育事业、尊重知识、关怀知识分子的原则，激励他们更好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抗大实现党的领导的基础。打仗时，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就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产生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团结了周围的群众，去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总校第六期女生连连长程克、指导员王修竹刚二十岁出头，副指导员郝治平才十八岁，一九四零年十月反“扫荡”斗争中，一天晚上，她们带领全连一百多人翻越一座大山，突然下起大雨，为甩掉敌人，她们冒雨踩着泥泞的山路往上爬，背包、粮食袋被雨水打湿越来越沉。这几个女干部的体质都较差，每向上爬一步，都要费很大劲，但他们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党支部委员，强烈的责任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她们有的带着几个背包或几条粮袋，有的搀扶着走不动的同志，以顽强的毅力冒雨向顶峰攀登。在她们的带动下，在频繁的反“扫荡”中全连没有掉队的。抗大的党组织就是许许多多象女生连这样的战斗集体，所以，它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带领群众去战胜一切困难，挫败一切敌人。

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抗大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由于阶级出身、社会经历、政治水平、文化程度各不相同，因而每个人的思想基础和觉悟程度也有很大差别。作为“革命熔炉”的抗大，它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教育人、改造人，转变学生的思想，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为此，毛泽东同志在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时，特别强调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同时，他还针对知识青年和工农干部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口号，并向知识青年提出了与工农结合、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所有这些，都指明了抗大教育工作的方向。

要转变学生的思想，最根本的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抗大每一期的教育内容虽然根据当时的中心任务和学员成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基本的政治教育内容有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程以及形势、任务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则是不变的。通过教育，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过去认为自己受穷受苦是命苦，学习后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人穷不是命注定，而是剥削制度造成的，只有推翻整个剥削制度，才能彻底解放。许多知识青年本来抱着寻找抗日救国道路的渴望投奔抗大的，当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真理后，明确自己担承着“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初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便从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抗大的政治教育为什么那样卓有成效？重要的一条就是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抗大学习法》明确指出：“我们的学习目的与资产阶级相反，我们不把学习看做‘镀金’、‘镀银’，装装门面的事，而是为了提高每个革命青年的政治觉悟与理论水平，使每个革命者能更好地献身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由于学习目的明确，大家自觉地联系思想，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形势，处理问题，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旬，抗大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贯彻“延安会议”和“洛川会议”精神，并联系抗大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深入批判张国焘逃跑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一些领导同志也亲自参加了会议。因为当时我是抗大政治部组织科长兼任校部党总支部书记，所以罗瑞卿同志要我主持了一次批判张国煮的会议。那一天，张国焘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他一开口就嗫嚅地说：“同志们啊，我犯了错误，犯了大错误了”接着，检讨了他不愿北上、对抗中央的一些言行。他检讨后，来抗大学习的第一、二、四方面军的党员代表相继发言，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

在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始终是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严格区分开来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这一实事求是的评价，使原第四方面军的干部深受感动。他们一致赞同中央关于“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这个观点，坚决响应中央提出的“四方面军以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的号召，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批判张国焘右倾逃跑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与张国焘划清界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从而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进一步增进了原第一、二、四方面军干部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为此后各方面军的干部团结战斗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与关怀下，开得很成功，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是，张国焘本人对党中央和广大指战员对他所犯错误的批判，始终采取两面派的态度，执迷不悟，坚持错误，最后，竟于一九三八年清明节时，借口到黄帝陵扫墓，只身逃往西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叛变了革命。抗大的教职学员通过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分清了是非，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一九三九年春天，王明到抗大第五期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都是空话连篇。当他劲头十足地宣称：“根据世界和中国历次战争的规律，抗日战争不会超过四年”的时候，话音刚落，台下马上议论纷纷。有的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为什么不会超过四年？有的说，这是“速胜论”思想，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说来也很凑巧，正在这时，宝塔山、清凉山和风凰山的三个山头上突然响起急促的高射机枪声，王明以为敌机临空，也顾不得“教授”的尊严，跳下桌子就往山边防空洞的方向跑，主持会议的同志喊也喊不住他。事后他才知道，这是一次防空演习，因为办事人员疏忽，通知了抗大，忘了通知他，才闹了这场笑话。这些事情，反映了抗大师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真正理解党中央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这样，就不容易被王明等人的主观主义瞎说所迷惑，也就能够坚定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理论联系实际重要的是联系革命斗争实际，把革命理想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提高。当时，抗大总校和各分校除了英勇地对日、伪军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外，还经常遇到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磨擦事件。要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还要掌握党的政策和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每一场斗争对抗大的教职学员都是一次很好的考验和锻炼。

一九三九年一月，设在瓦窑堡的国民党安定县政府，在县长、“磨擦专家”田杰生阴谋策划下，非法抓捕、绑劫我驻瓦窑堡的安定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和几名工作人员，挑起严重的磨擦事件。当时驻瓦窑堡的抗大第一大队在苏振华、胡耀邦、王赤军等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与田杰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与边区警备队联合行动，做好反击战斗的准备，并举行示威游行，通过报纸公开揭露田杰生的罪行；同时，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司令肖劲光的名义通电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终于迫使田杰生释放了我方人员，取得斗争的胜利。不久，第三大队与第一大队换防，田杰生又乘机从榆林调来一个骑兵团，企图制造更大的磨擦。三大队领导干部为了弄清情况，应田杰生之邀，派大队保卫干部龚培生（施行）以参加瓦窑堡各界“欢迎”骑兵团进城为名，侦察其实力，以便作好对策。龚培生是一九三七年八月才到抗大学习的学员，毕业后分配做保卫工作，因反磨擦与保卫工作有关，大队干部不嫌他年轻资历浅，大胆使用他，派他出面周旋。当时他才二十岁，处事还缺乏经验，但组织的信任，领导的具体指示，使他增添了勇气和力量。他以抗大代表的身份，与田杰生及各地士绅一起出城“迎接”国民党骑兵团，大大方方，不卑不亢，对答自如，颇有点气派，使田杰生及骑兵团长都不敢小看他，以礼相待。他既完成统战和侦察双重任务，又增长了见识。三大队掌握情况后，经请示上级，中央军委也针锋相对，调来三五九旅一个骑兵团到瓦窑堡周围支援三大队，牵制国民党骑兵团，使田杰生不敢轻举妄动。抗大的教职学员就是这样通过一场场斗争，增长了胆识和才干。

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抗大的知识青年学员经过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与劳动锻炼，在政治上日渐成熟，都纷纷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这一大批革命青年的政治进步。一九三八年夏天，第四期开学不久，毛泽东同志到抗大作报告，休息时间把我找去，了解发展党员的情况。我向他汇报，不少学员提出了申请，一批“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已经吸收入党。毛泽东同志很高兴，指示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你们要好好教育培养他们，尽快发展他们入党。“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是我们党的发展方针。现在交给你们一个任务，每一期到毕业时发展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入党，能办到吗？我思考片刻，考虑到革命青年的成份还比较纯洁，而且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比较多，就欣然接受这一光荣任务。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抗大政治部和各级干部都把发展党员的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宣传科加强了马列主义和党的知识的教育，为发展党员打好思想基础；组织科和各党支部则抓紧对发展对象的培养、考察，并配合保卫科做好政治审查工作。当时每一期只有半年左右时间，工作是够紧张的。我们都是白天分头到队里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夜晚加班看入党申请书。有的发展对象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写入党申请书，交代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一写就一大本；向他提出几个问题，他再补充交代，又写一大本，我们都要耐心地看，经常熬到深夜，把眼睛也熬红了。但总是把问题及时弄清楚，作出结论，符合条件的，便及时发展入党。发展工作最慎重的问题是政治审查。由于国民党拼命与我们争夺青年，采取拉夫式的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办法，不仅国民党军校、部队和公务人员要集体入党、入团，连中、小学教员和大、中学生也有采取集体登记入党、人团的。所以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的数量相当大。被迫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革命青年为此十分苦恼。第四期第一大队第四队有一位姓柳的青年特地写信请问毛泽东同志：“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现在请求参加共产党行不行？”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回信说：只要你把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交代清楚，本人又符合入党条件，同样可以入党。他接到毛泽东同志的回信，喜出望外，郁结在胸中的愁闷消散了，紧锁的双眉也舒展了，从此学习和工作更加积极，终于实现了渴望已久的入党愿望。

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在政审工作中特别需要这种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一位同志，抗战初期在大行山国民党顽固派张荫梧部队里当过两三个月政治部主任，后来他看到国民党军队黑暗腐败，根本不能抗日，便投奔了抗大。象这样的人能不能信任？能不能吸收入党？当时是有争论的。经过政治机关的调查和分析，认为抗战初期张荫梧部队也打起“抗日”的旗号，看到八路军有政治部，他们也建立个政治部，搞点抗日宣传。可是国民党搞抗日宣传工作不行，只好吸收一部分进步学生到政治部去装装门面。这个同志就在这种形势下当了张荫梧部队的政治部主任的。但是，张荫梧想利用这些进步学生而又不放心，就想用军统特务去控制政治部，把他也拉下水；他不买军统特务的账，自然不受信任，只好自动跑掉。我们的政治机关经过调查了解和客观分析之后，相信他本人的交代，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就大胆地吸收他入党，而且在工作中放手使用他，发挥他的才能。后来，这位同志在党的长期教育培养下，成为一个颇有才干的高级干部。象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前面讲过的国民党中央宪兵学校学员周湘帆，中央军校中尉教官黄烈，还有东北军、西北军的一些军官都先后在抗大入了党。甚至还有个别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受过国民党军政部特务专业训练过的特工人员，他们到抗大后受到教育，接受了马列主义，抛弃旧的世界观，向党彻底交代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考验后，也被吸收入党，后来成为我们党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现在，我们再回顾四五十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抗大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培养他们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所以，党的发展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每期毕业时党员总数都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当时各党支部很重视对新党员进行党性教育，每一期吸收新党员，都要举行隆重的入党宣誓仪式，请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同志主持监誓。当时学校的许多领导同志都亲自做发展党员的工作，找发展对象谈话，并主持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直至现在，许多抗大毕业的党员虽年过花甲，仍然牢记当年的入党誓词，决心一生忠诚共产主义事业。

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奠定一生革命业绩的基础。我们可喜地看到，几十年来，当年抗大的教职学员，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在与阶级敌人殊死搏斗的隐蔽战线；无论是在胜利的的锣鼓和礼炮声中，还是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横行的动乱岁月里，任凭风云变幻，绝大多数同志都经住了考验，不愧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同志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这一论述，精辟而又透彻地阐明了二者的关系。

抗大自创办之日起就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继承和发扬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广大教职学员把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作为学习的重要一课，作为检验每一个同志理论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成果的重要标准。抗大第一期第一科的学员都是红军团以上的高级干部。他们从瓦窑堡转移到保安县城时没有校舍，就自己动手清除牛屎马粪、垃圾杂草，垒墙填坑，把老百姓作为牛栏马厩的破石窑打扫、清理干净，用石头垒起挡风墙，编条草帘作门窗，改造成简陋的校舍和课堂，为以后各期学员树立了艰苦创业的榜样。第三期开学以后，各地知识青年还是一批批接踵而来。为了解决校舍拥挤的因难，校首长号召全校教职学员自力更生开挖窑洞，建筑新校舍。十月二十二日，从校首长到全体教职学员，一千多人总动员，扛着镢头、圆锹，浩浩荡荡地开上凤凰山工地，同心协力开挖窑洞，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就沿山坡挖成了一百七十五个新式窑洞，超额二十五个完成了任务。窑洞建筑得很好，有土炕、写字台，侗口安有门窗，窗户木棂糊上白纸，四壁用白灰粉刷，光线充足，冬暖夏凉，还便于防空袭。窑洞建成后，大家又动手修筑了一条三千多公尺长的盘出“抗大公路”，使上山下坡更加方便。当时，我们站在山下往上看，顺着山坡地势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整整齐齐，犹如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高接云端；蜿蜒起伏的“抗大公路”宛若玉带，缠绕其间；晚上，点点灯火闪烁在凤凰山间，与夜空繁星交相辉映，好似银河落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气盎然。

毛泽东同志对抗大挖窑洞作校舍的创举非常赞赏，在抗大师生开始挖窑洞时就写信鼓励大家：“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抗大召开了盛大的新校舍落成典礼，总结了经验，并给予一百多名在劳动中表现突出的同志以奖励，我也受到了物质奖励。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这次落成典礼并讲了话，他指出：“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括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同时鼓励大家说：“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抗大政治部编《我们的伟大事业》第21期）事实证明，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挖窑洞，不仅解决了缺少校舍的燃眉之急，而且对全体教职学员尤其对知识青年是一次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传统教育和实际的劳动锻炼，影响十分深远。

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造成我抗日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抗大师生都以红军长征的精神激励自己，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他们当中有不少知识青年是自愿放弃城市的舒适环境，脱离优裕的家庭生活，到烽火遍地、山穷地瘠的根据地来的。他们脱掉皮鞋穿草鞋，换下西装着戎着，和大家一样吃小米、高粱、黑豆；在反“扫荡”最困难时，甚至还靠野菜、野果、榆树皮果腹充饥，仍然心甘情愿。总校和我们第二分校以及第六、第七等分校在敌后办学时，为了解决粮食困难，都曾开展过背粮运动，从驻地翻山越岭走几十公里甚至二百公里的崎岖山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游击区去背粮。出发时，每人身上要背上背包、武器，还要带三四天的口粮在途中吃。到了目的地，大家用裤子当粮袋，把两条裤脚扎上，装满粮食，再把裤腰捆紧，放在双肩背回来。年轻力壮的同志一次可背三四十公斤，体弱的同志只能背二三十公斤。有时在背粮途中与敌人遭遇，还要进行战斗，有的同志为掩护背粮队伍而英勇献身；有的同志带病坚持背粮而长眠于背粮途中。背粮如此艰难，但抗大教职学员不分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踊跃参加，一路之上互相竞赛，互相帮助。有时遇上大雨、风雪，山路泥泞，一个个跌跌撞撞，有的连人带粮滚下山坡，到家都成了泥猴，还是乐呵呵的，好象凯旋的战士。

从一九三九年到抗战胜利，抗大总校和一些有条件的分校，每年都要进行生产，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之中，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一九三九年春天，总校开展开荒突击运动，全校教职学员五千多人齐动员，向荒山秃岭进军，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在这支开荒大军中特别让人钦佩的是女生队的同志。她们的体力虽然赶不上男生队，但都有一股倔强的脾气，样样不肯落后，每天傍晚收工时，她们的进度虽比男生队慢，可是第二天，她们天不亮就提前上了山，把拉下的进度补上，有时还超过男生队。所以，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她们不愧是“巾帼英雄”。当时李富春同志在《新中华报》上曾经撰文盛赞这种革命精神。他写道：“现在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在一月以前，或者是从未拿锄的文弱书生，或者是刚刚离开了大都市富裕的家庭与舒适的学校而来延安的男女青年学生，或者历来是只知‘笔耕’的文艺人才，他们都下决心自觉的改变了他们的习惯、生活与意识，拿起锄头，爬上山头，不怕风尘仆仆，不怕皮破血流，不畏疾病侵袭，兴趣豪迈、歌声扬扬地努力开荒，用锄头，用血汗，开辟了自己的新的人生！使劳动与学习，与工作，与战斗，从自己的实践中联系起来，使每人自己体会了、实践了‘劳动神圣’的光荣！”这段生动的描写，确实是当年我们开荒突击运动的真实写照。

一九四零年，我们第二分校响应党中央和晋察冀军区的号召，开展群众性的生产运动，种菜一千五百多亩，养猪三百头、羊六百只，还植树一万五千三百九十五棵，改善了生活，减少了人民的负担。抗大总校于一九四四年春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垦七千四百三十一亩生荒地，同时，利用驻地周围房前屋后的边角地块，种瓜种菜，饲养猪、牛、羊、鸡等家畜家禽，仅养猪就达一千一百七十四头，平均约五人一头猪，基本上做到菜、肉自给。此外，学校还开办酒精厂、畜牧场、豆腐坊、铁木工厂、缝衣厂、印刷厂，组织开挖小煤井，并进行纺纱织布，捻毛线，打毛衣，织手套、毛袜，造粉笔、肥皂，编筐子，打草鞋等手工业生产，据统计，全校在十个月劳动中共创造财富四忆七千六百多万元（边币），真正做到“丰衣足食”。抗大师生一面学习，一面劳动，不仅克服了困难，赢得了胜利，而且在斗争中磨炼了革命意志，培养起艰苦朴素的好作风。

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武装斗争是抗日战争主要的斗争形式，无论从事军事、政治或群众工作，都离不开武装斗争，离不开抗日游击战争这个中心，都必须具有一定的军事素养，才能成为文开双全的有用人才。抗大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军事学校，因此，毛泽东同志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列入抗大的教育方针，就是要求抗大教育学员“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一九三六年秋，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第一期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一九三八年五月，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的军事著作，指明了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和必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光明前景。毛泽东同志这些著作来自群众的斗争实践，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深入浅出，很容易被群众所接受。所以，抗大始终把它作为军事教育的必修课程，组织学员认真学习，领会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

抗大为了输送更多的干部到前线去，十分重视学员的军事训练，无论是军事队或政治队，都要学习基本的军事知识和军事指挥。军事教育内容：技术训练方面主要是学习武器的构造、性能以及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工事构筑等五大技术；特科队主要学习炮兵、通讯、防化学等专业技术。战术训练方面，有从单兵动作到班、排、连、营的战斗指挥以及地形学、防化学等知识；上干队还有团、师、军的指挥以及战役学等等，内容非常丰富，尽可能扩大学员的军事知识范围，提高军事素质。

抗大每一期学习的时间不长，内容又多，所以在教学上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少而精”、“精讲多练”的原则。除平时多组织课外作业外，每期军事课目基本学完，学员具有一定军事理论基础之后，学校都要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一两次行军、野营或战斗演习。演习的方式很多，有排、连、营的进攻或防御，有行军、宿营或各种恶劣气候条件下的战斗；特别注重夜间动作的训练与演习，以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一九三八年七月中旬，总校第四期学员毕业时，校部就利用第一大队与第二大队换防的时机，组织了一次由第一大队第二支队与第二大队参加的《在团的背景下“前卫营的遭遇战斗”》演习。第二大队从延安向瓦窑堡进发，称为“南军”；第一大队第二支队从瓦窑堡向延安进发，称为“北军”。两军在沿途一百多公里的行军途中，演习了行军组织、宿营安排、敌情侦察、战场警戒等课目，最后双方在蟠龙镇遭遇，进行了遭遇战，进攻、防御和撤出战斗，以及各种情况下政治鼓动工作的演习。通过这次一千多人参加的实兵演习，不仅在近乎实战的情况下检查考核了学员的学习成绩，而且培养提高了军事教员组织教学和实兵演习的能力。

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第一期讲课时就教育大家：“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5页）从此，抗大便把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总校及各分校在频繁的反“扫荡”、反磨擦的战斗环境中学习，每次战斗后，都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达到打一仗进一步的目的。有一次，日军“扫荡”太行山区的第六分校，分校教育长姚继鸣和校直党总支部书记邢亦民带领一个排在刘槽沟伏击敌人，掩护分校转移。这个排占领了沟口一处有利地形，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他们一阵猛打，敌人措手不及，被打得人仰马翻，敌大队长也栽下了马。他们打了二十分钟，给敌人很大杀伤；本应立即撤出阵地，但同志们打得高兴了，都不想撤，把伏击战打成了阵地战，撤晚了一步，结果敌人展开了兵力，包围上来，幸好同志们发觉后，奋力突围，虽然没有大的伤亡，但有几个同志负了伤，才勉强突出包围圈，赶上了队伍。战后，六分校认真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使大家更深刻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战术的特点，以及严格执行作战命令的重要性。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拂晓，驻石家庄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第三十一大队大队长田中省三郎亲率日、伪军一千余人，由慈峪经过山间小道偷袭我陈庄。恰巧此时我二分校一大队三队正在陈庄东南的头道沟上“小哨课”。他们结合实际组织观察，突然发现敌情，当即组织火力阻击、迟滞敌人，边打边撤，并向陈庄报警，使陈庄的民民及后方机关得以安全转移，避免了重大损失。以后第一二零师主力部队及四分区的部队赶到，在敌人退路上预先设伏，经过激战，全歼了这股敌人，取得了辉煌战果。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日军乘我主力部队集中于涞源黄土岭围歼敌人的时机，突然出动，奔袭合击我驻神南镇地区的后方机关。我抗大第二分校第一大队受领任务阻击敌人。大队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指挥学员队坚守神南镇外围阵地，与敌人激战两天一夜，直至胜利完成掩护任务才撤出战斗。由于我抗大学员训练有素，在战斗中毙伤敌数十人，而我仅牺牲朱金祥等四位同志，伤十余人，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

抗大通过教育训练，使学员逐步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毕业后分赴各个战场，给部队输送了一批批具有一定军事素养的战斗骨干。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锻炼的沙场老将罗荣桓、彭雪枫、周建屏、陈光、周士第、陈赓、罗炳辉、王树声等许多同志，毕业后都重上前线，驰骋于抗日战场，屡建战功；有的就牺牲在前线，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英雄业绩，为抗大增添了光辉。许多革命知识青年经过抗大培养，从“老百姓”成长为革命军人，又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不少同志成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为革命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抗大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培养良好的革命校风指明了方向，它也成为抗大师生养成优良作风、抵制歪风邪气的座右铭。

抗大师生来自四面八方，有老干部也有新干部，有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干部，有本地干部也有外来干部，但大家情同手足，亲密无间，犹如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当时延安的机关、学校都有个晚饭后散步的习惯。每当夕阳辉耀着山头塔影的时候，抗大师生就三五成群地漫步在晚霞斜照的延水河畔，沿着蜿蜒起伏的山间小道和古老城墙，或指点江山，或纵情高歌；或谈古论今，或研讨切磋，到处充满着战友的温情，到处是一派盎然的生机。特别是延水岸边一处刻首“宛如云霞”四个大字的长方形石窟，顶部岩石经过千百年风化，自然呈鱼鳞状，当它被落日的余辉染红，酷似晚霞，与延水泛起的粼粼波光相辉映，显得分外绚丽。许多青年很喜欢攀上此处古迹胜地，俯瞰如带的延河滚滚奔流，心潮起伏，都情不自禁地吟诗作赋，抒发革命情怀，互相鼓励，要携手并肩为拯救中华而奋斗。而今，许多抗大同志还经常追忆“宛如云霞”古迹上的激扬文字，怀念那豪情满怀的如花年华。

抗大有着亲密的内部团结，上下级关系十分融洽。当时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找干部、学员谈话；学员们也经常到领导同志和干部、教员的宿舍串门，大家促膝谈心，谈学习，谈工作，谈思想，都是赤诚相见，毫无拘束，不存戒心，可谓心心相连。在一九三九年七月总校挺进敌后的征途上，每当过封锁线时，罗瑞卿副校长总是走在队伍的前头亲自指挥，组织人员扶助女同志和生病、体弱的同志。他那种关心群众、身先士卒的精神至今令人难忘。当时机关的作风也很好，基层干部或学员到校部来，无论白天黑夜，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和机关干部们都笑脸相迎，热情接待，倒上一碗开水，请他们坐在炕头上就谈起来，能帮助解决的困难尽快帮助解决，使大家感到象回到家里一样温暖。

“拥政爱民”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军建军宗旨的具体体现。平时，抗大经常组织教职学员帮助群众生产，抗灾救灾，防病治病；在反“扫荡”胜利后，又帮助群众修复被敌人烧毁的房屋，重建家园，在斗争中建立了鱼水深情。因此，群众把我们看做自己的亲人，积极支援我们作战，使我们到处都有“堡垒村”、“堡垒户”，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九四一年八月敌人“扫荡”冀中时，刚招生组建的抗大第二分校附设中学遭到敌人包围，在危急情况下，领导决定把这些年仅十四五岁的学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附中二队的一百二十余人，找到安国县崔章村的干部，村干部就把他们分散安置在老百姓家中。乡亲们说，这些孩子就和我们亲的孩子一样，有我们在就有这些孩子，即使豁出命去，也要保全他们。直到反“扫荡”结束，我们才把这些学生集合起来，没有一个人受到损害。一九四二年冀中“五一反扫荡”时，抗大第二分校第三团（简称“抗三团”）的第二大队，由武强县向东突围，要过津浦路，过运河，但运河沟深水满，铁路沿线敌人岗哨重重，铁甲车来往巡逻，这道封锁线难以通过。正在危难之际，一位老乡挺身而出，冒着危险为部队引路，安然通过了封锁线，脱离了危险。抗三团团直机关女同志孙树棠隐蔽在深县护驾池村一位老大娘家中。一天敌人突然包围村庄，把村民都集中到广场逐个盘查，寻找八路军。房东大娘怕孙树棠的外乡口音被敌人查出，急中生智，示意她女儿把怀抱里的婴儿推到孙树棠的怀抱里吃奶，掩护她脱险。抗三团政治教员卫民在敌人搜捕时，拉响手榴弹炸死了敌人，自己也身负重伤，昏迷中被群众抢救，隐蔽在沧石路边一位开饭馆的老大爷家养伤。这位老人慷慨豪爽，每天给他吃鸡蛋白面，直到伤愈归队。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抗大的团结并不是“一团和气”，对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对于一些同志的缺点、错误或不良倾向，大家都能站在党性的立场上，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违法乱纪的行为，更不姑息迁就。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傍晚，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向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求婚遭到拒绝，竟开枪把她打死，犯下了杀人罪行。当时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是个红军老干部，长征中立过战功，年轻能干，应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抗大领导和大部分干部都认为，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才能、功劳、地位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校领导当即将案情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很快作了批示，将黄克功开除出党，并经法院判决，处以死刑。这件事从延安传到西安、太原等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异口同声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诿罪，不枉法，公正无私，纪明法严！

抗大为了把学员培养成我军的骨干，模范的军人，从学员入学的第一天起，就从严格军事生活入手，培养他们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每天从起床到熄灯，出操、上课、讨论、演习、晚点名，生活即紧张又有节奏。当时住宿的窑洞虽很简陋，但内务卫生都搞得很好，使来校参观的同志和国际友人都赞叹不已。

抗大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抗大师生却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朝气勃勃，愉快活泼。当时抗大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是闻名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从晨曦初照到星月当空，操场上、课堂里、行军途中、劳动工地，哪里有抗大的队伍，哪里就有嚎亮的歌声。每逢集会、上大课的休息时间，各队拉起歌来，更是情绪热烈，斗志昂扬。战斗的歌声此伏彼起，叫人热血沸腾。各学员队的“救亡室”（即俱乐部）经常出墙报，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晚会，开展球赛和军事体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热气腾腾。总校文工团和各分校的文工队、剧社，是一支支文艺轻骑队，他们不仅为学校教学服务，还深入各部队和根据地，创作并演出许多富有战斗性、艺术性的好节目，对普及文化艺术、促进根据地的文艺繁荣起了很好的作用。当年刘伯承同志曾称赞说：“抗大越抗越大，雄赳赳、气昂昂，又说又唱，歌声嘹亮；走到哪里，哪里变了样。”

良好的作风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抗大所以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越抗越大，优良的传统作风确是一股无形的力量。

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这是《抗大校歌》中一句很重要的歌词。它表达了抗大同志愿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的献身精神，也充分体现了抗大的教育方针。

抗大继承和发扬我军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坚持战斗。一九四四年春，抗大总校太岳大队被日军围困在山西省介休县的绵山上，处境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好坚持战斗和学习，开始时，他们组织小分队半夜里去袭击敌人，夺取粮食。后来，敌人加强戒备，他们为避免无谓伤亡，保存实力，动员全队同志挖野菜，采树叶、野果，捕捉野猪充饥，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环境虽然如此艰苦，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动摇逃跑，一直坚持到胜利。

抗大的教职学员不仅具有战胜困难的顽强毅力，更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历次反“扫荡”、反磨擦战斗中，都打得十分出色，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一九四零年十月二十日，即我八路军对日军发动“百团大战”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日酋乘我主力部队在前线作战的时机，突然从山西黎城、襄垣、武乡一带，纠集几千名日、伪军袭击我后方，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扬言要“消灭共产主义大学”，妄图一举消灭我在黎城县西井、曹庄一带山区的抗大总校和八路军总部后方机关。我抗大总校奉总部命令，在洪岭一带阻击由黎城向西井突袭的敌人，掩护总校和总部后方机关以及当地群众转移，争取时间，等待主力部队进行新的战斗部署，歼灭进犯的敌人。

十月二十二日拂晓，由抗大第二团第一营三个连队和抗大第一团第三连（又称“青年连”）、第六连以及校部警卫连共六个连队、五六百人组成的阻击部队，在第二团团长郭林祥、军事主任教员赖光勋、政治处主任傅崇碧等同志的统一指挥下，占领了洪岭东南方公路两侧山上的阵地。上午八九点钟，敌军在炮火掩护下开始沿着公路向洪岭我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当时抗大的武器装备很差，每连只有两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教学用的杂牌步枪，弹药也很少。战斗一开始，敌人即向公路右侧第一团六连的阵地和公路左侧第二团一、三连的阵地展开猛攻。这三个连队中老红军干部都占半数以上，战斗力很强。他们不怕敌人来势汹汹，沉着应战，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英勇抗击，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敌人见攻击不下，竟残忍地向我阵地发射“催泪瓦斯”炮弹，借助毒烟发起第四次猛攻。我阻击连队发现敌人使用化学武器，马上用湿毛巾做成口罩防毒，继续坚持战斗，再次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这时，太阳已经偏西，我担任正面阻击的三个连队以伤亡二十多人的代价，歼敌五六十人，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然后边打边撤，天黑时全部撤离洪岭，经曹庄到达三十亩村休息待命。

可是，当我阻击部队边休息边准备做饭的时候，侦察员报告说，敌人又朝我三十亩村方向推进。这时，第一团第三、六连和校部警卫连已经奉命随校部撤离三十亩村，只能由第二团一营三个连队继续担任阻击任务。他们不顾一天来粒米未进，立即占领三十亩村以南的高地一线，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晚上七点多钟，狡猾的敌人突然改变过去夜间不走、小路不走的活动规律，不走大路钻山沟，由步兵前头带路，炮兵牵着驮炮的骡马随后，偷偷摸摸地沿着山沟向三十亩村悄悄逼近。我阻击连队严阵以待，待敌人钻进我们的火力圈时，一声令下，打得敌人乱成一团，毙伤敌指挥官以下六七十人。

战斗开始时，敌人原以为我们是“土八路”（指游击队），当遭到我沉重打击后，才惊呼碰上“老八路”，慌忙向黎城方向逃窜，洪岭战斗打得漂亮，消灭了一百多个敌人，掩护了校部和总部后方机关及当地群众安全转移。

一九四三年秋季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战斗中，抗大第二分校陆军中学六百多名师生奉命就地坚持斗争。他们带领当地民兵机动灵活地展开麻雀战、地雷战、伏击战，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歼敌数百人。有一次，他们侦察得知离驻地三十多公里的赤瓦屋驻有伪蒙疆驻屯军黑须联队的一部和伪军共约六七百人，每天清早都分成三股外出“扫荡”、抢粮，早出晚归。他们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之后，连夜派出第四队一百多名师生奔袭赤瓦屋，拂晓前在赤瓦屋后山埋伏好。清早，两股敌人先后出动，他们都不惊动敌人，待第三股敌人集合准备出发时，他们才突然开火，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乱成一窝蜂，死伤数十人，而我却无一伤亡，创造了长途奔袭的成功战例。第二分校陆军中学在战斗中，既善于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又具有硬骨头的战斗作风。有一天，他们在转移途中，突然在栗树槽村与日、伪军遭遇。在敌众我寡、地形不利的形势下，师生们打得十分顽强，有的两条腿被打断仍坚持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有的下颚被炸掉还顽强抗敌；有的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当三个敌人包围学员郑洪年时，他英勇地拉响手榴弹扑向敌人，把敌人炸死，自己也负了重伤，后为我打扫战场的同志救活，军区特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这次战斗，虽然付出了牺牲十四人、伤十余人的血的代价，但一被俘，还歼敌数十人，粉碎了敌人的搜山阴谋，掩护了隐蔽在附近山沟的数千名群众和地方干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战歌。

在反磨擦战斗中，抗大师生也表现得十分英勇。一九四一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出动二十万兵力，与日、伪军互相配合，进攻我新四军第四师活动的豫皖苏边区。五月二日晚，抗大第四分校奉命随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一旅通过安徽省宿（县）蒙（城）公路日、伪军封锁线，转移到蒙城北面的苗庄待命东进。不料，三日清晨突然发现国民党顽固派李品仙部两个骑兵团正渡过涡河向我苗庄逼近，情况十分危急。教育长刘清明从全局考虑，令第一大队一队钳制敌人，掩护校直属队和女生队向十一旅靠拢。一队是军事队，一百一十多名学员都是部队选送的营、连干部，其中还有十几名老红军干部，战斗力很强。但这一带是平原地区，有利于敌骑兵运动，对我非常不利；而且战斗刚打响，扼守村口的全队唯一的一挺机枪就出了故障，火力大大削弱。面临一场激战，一队同志坚定沉着，发扬“有我无敌”、“人在阵地在”的大无畏精神，以屋顶、树干和墙基为依托，用步枪、手枪和手榴弹顽强地抗击敌人。激战一个多小时后，全队伤亡很大，弹药也耗尽了。在这危急时刻，指导员杨致平带着以红军干部为主组成的手枪班，甩掉手枪，接过牺牲同志的步枪，带头跳下屋顶，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霎时，士气大振，同志们个个犹如猛虎扑食，刺刀见红，在麦地里与敌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殊死搏斗，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校部直属队和女生队安全转移。此时，因敌众我寡，一队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壮烈牺牲，只有指导员杨致平等几个重伤的同志在敌人撤走之后，校部派人打扫战场，才被抢救回来。抗大第四分校在一九四一年二月至五月的反“扫荡”和反磨擦战斗中；全校伤亡达二三百人，损失很大，但师生们经受了一场严峻的战斗考验与锻炼，更加坚强了。

抗大十分重视气节教育，要求人人树立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情操。一九三九年九月，总校挺进敌后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时，第三梯队遭到日军袭击，少数区队被敌人冲散，有的同志不幸被俘。在这生死考验的关键时刻，同志们表现无比坚贞，指导员常柏等同志英勇地用砖头砸死敌人哨兵逃离虎口；有的同志在被敌人押往太原的途中，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跳离火车脱险；赵德馨等六位同志被敌人残酷地用铁丝把双手、耳朵贯穿在一起，押往太原，他们忍着钻心的疼痛，傲视敌人，宁死不屈，壮烈就义。

一九四一年八月，日、伪军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空前残酷、持久的秋季大“扫荡”。抗大二分校决定孙毅校长带领直属队和抗二团留在韩信台一带山区与敌人周旋，由我带领抗一团越过敌人平汉铁路封锁线到冀中地区与抗三团汇合，继续进行教育训练。我与抗一团团长唐凯、政治处主任傅崇碧率部冒着敌人林立的碉堡封锁和铁甲车日夜巡逻的危险，先后两次试图越过封锁线均未成功，好不容易第三次才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入冀中平原。可是，队伍刚到冀中的定县“油味村”隐蔽休息仅半天，傍晚，哨兵突然来报告：敌骑兵向“油味村”方向逼近。我立即命令部队分散隐蔽到附近的青纱帐里，待部队疏散开后，我才和唐凯带着五六个机关干部在离村庄不远的一片玉米地里隐蔽下来。不久，敌骑兵已分两路从东往西逼近，把我们隐蔽的青纱帐夹在中间，两边的敌人距离我们都不足一百公尺，人声、马蹄声听得很清楚，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不料，分散隐蔽在离我们不远的冀中部队骑兵连的一匹战马因受惊动而嘶鸣起来。敌人听到马鸣声，立即停下脚步四外张望，有的还咋咋呼呼地喊叫：“哪里马在叫唤？”“八路的，我们看见了，快快出来投降。不出来？开枪了，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我心里明白，敌人是在吓唬我们，如果真发现我们，早就冲进来了；但是，目前的处境确实危险，如果敌人判定马嘶声的方向，闯进这片青纱帐，势必有一场恶战，由于敌众我寡，牺牲在所难免。所以，我示意周围的唐凯等几位同志向我靠拢，压低嗓门严肃地对大家说：“眼前的情况十分危急，敌人如果闯进青纱帐来，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打，能消灭他多少就消灭他多少，留下最后一颗子弹给自己，决不当俘虏，这是对我们每个党员、革命战士的考验！现在，大家分头先把文件坚壁起来，准备战斗！”同志们听了我的话后，没有多言语，只是坚定地点了点头，向身旁的同志握一握手，以示“告别”，便分头进行战斗准备去了，这时，我又单独交代身边的警卫员，要他多留两颗子弹，检查一遍是不是大家都牺牲了，万一有负伤还没有牺牲的，要补上一枪，最后再自杀。他会意地点了点头，便深情地紧靠着我，卧倒在我的身旁。不一会儿，出乎意料之外，我们的战马嘶鸣引起了连锁反应，南路、北路敌人的骡马也此伏彼起地嘶鸣起来，片刻，青纱帐南北的马嘶骡啸声便混杂一气，分不清哪里有马嘶鸣。大概是敌人误认为刚才第一声马嘶是自己部队的骡马在叫唤，也就不再生疑，放心地继续向西而去，我们也才转危为安。这次与敌遭遇虽然化险为夷，但在生死考验面前，大家那种临危不惧、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勇气仍是十分可贵的。

一九四一年十月，秋季反“扫荡”斗争胜利结束后，晋察冀军区把“狼牙山五壮士”中幸存的葛振林、宋学义两位英雄送到我们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来学习。我们召开了全校人员参加的欢迎大会，宣扬他们的英雄事迹，号召全校师生向“狼牙山五壮士”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一九四二年冀中“五一反扫荡”斗争中，抗大第二分校抗三团的同志们在日、伪军的围捕“清剿”中临危不惧，餐风露宿，忍饥挨饿，顽强地坚持战斗，有的坚贞不屈，英勇牺牲。军事教员崔家河被敌人包围，堵在茅厕里，他拉响手榴弹与搜捕他的敌人同归于尽。学员王安福是党支部委员，身负重伤后唯恐所带文件落入敌手，便用自己的鲜血把文件浸湿搓碎，最后停止了呼吸。共产党员董志森带领文印组隐蔽在献县宋房子村，突然被敌人包围，他掩护大家突围，连甩出两颗手榴弹，炸死三个敌人，自己不幸被敌人的刺刀刺中心脏，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此时，隐蔽在他身旁的炊事员老郑怒不可遏，举起大铁铲砍杀刺死董志森的日本强盗，自己也倒在血泊中、英勇牺牲。第三大队二中队赵副队长和通信员小周在过铁路封锁线时迷失方向，不幸被捕，敌人严刑逼供大部队的去向，他咬紧钢牙，一语不答，宁死不屈，就义前还奋力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中国共产党万岁！”抗大第四期女生队学员、共产党员张露萍（原名余硕卿）在一九三九年秋被党秘密派回四川工作。她与战斗在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六个同志一道，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久，他们七个人不幸全部落入魔掌，先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后被转送“军统”的息烽监狱。张露萍身陷囹圄斗志益坚，不管特务如何刑讯逼供或利诱收买，她始终守口如瓶，不泄露党的一点机密，顽强地坚持斗争四年多，直至一九四四年冬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四岁。

在抗日战争中，抗大同志英勇牺牲、壮烈就义以及在艰苦斗争中鞠躬尽瘁，被饥饿、疾病夺去生命的烈士数以千计。为了纪念这些为抗战胜利、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烈士，一九四二年夏天，我们抗大二分校在河北省灵寿县韩信台与大庄之间的树林里修建了一座“抗大烈士纪念碑”，在高大的花岗岩石上镌刻了二分校过去三年间在战斗中、工作中牺牲的烈士芳名录；孙毅校长亲笔题词：“烈士之血，革命之花”；我也题下了“抗大之光，民族之光”八个大字，表达了我们缅怀英雄、敬仰先烈的心情。纪念碑落成那一天，全校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革区聂荣臻司令员还亲临会场，并向全校师生讲了话，宣扬烈士的英勇献身精神，号召全校师生向烈士学习。揭幕仪式十分庄严、肃穆，我情不自禁地流下悲悼、痛楚的眼泪，因为在烈士芳名录中镌刻着一位我的亲密战友——我的妻子胡翼同志的名字。她出生于湖南省湘西永顺县一个土家族农民的家庭，自幼勤奋读书，中学时接受党的教育，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毅然跋涉千里投奔延安，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一九三九年四月毕业后与我结婚。她表面看来很文静、温顺，待人也很诚恳，实则外柔内刚，内心颇为倔强。她对工作对事业兢兢业业，好胜心很强，一九三九年七月抗大总校从延安挺进晋察冀敌后办学，她虽已怀孕，仍不愿留在校部机关行军队伍中受到照顾，甚至连背包也不肯让我的骡子帮她驮，始终坚持与学员队一起背着背包行军，直到九月底到达河北省灵寿县的陈庄驻地，历时两个半月，行程二千五百余里，渡黄河、越封锁线，都顽强地坚持下来。

一九四零年一月，我调任抗大二分校政治部主任，胡翼不愿留在二分校工作，认为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成了领导干部的家属，同志们处处会照顾她，自己工作也要谨小慎微，不敢放手大胆工作，还是分开为好。于是，请求组织把她安排到陈庄附近的农村小学当教师。她去农村既教书又开展群众工作，颇得群众的信任和爱戴。一九四零年春，我们生了一个男孩，她非常高兴，给他取名“卜克”，这是英文“Book”的谐音，意思要他长大后好好读书，为建设新中国贡献智慧才华。她带着小卜克住在农村，同群众生活在一起，非常清苦俭朴，只有星期六放假时才到校部来。我们夫妻过着幸福、和谐的生活，不幸的是，一九四一年十月反“扫荡”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她因怀孕第二个孩子将要临产，隐蔽在群众家中，分娩时没有条件好好消毒接生器械，得了“产褥热”，没几天时间就连初生女儿一起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当时我还带着抗一团挺进冀中地区进行教育训练，她临产时我无法照顾她，甚至临终前也来不及见她一面，直到我从冀中返回分校后才得知这个不幸消息。我真后悔，临去冀中之前没能把她安顿好，但是，在那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医疗卫生条件那样差，即使我在她身边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呢？不久，我的儿子卜克又传染到白喉，也夭折了，真是雪上加霜，对我的打击太大了。这时，我站在烈士碑前，悼念抗大的战友，追思与胡翼的一段夫妻恩情，霎时，胸中燃起了对日本侵略者破坏我和亿万同胞幸福生活罪行的炽烈怒火，更下决心为报国仇家恨而狠狠地打击敌人！

这座“抗战烈士纪念碑”虽然在此后日、伪军大“扫荡”时被破坏了，现在仅留下一幅珍贵的照片，但那万人敬仰的丰碑却永远耸立在我的心间，先烈们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将永垂不朽！

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大精神，永放光辉

抗大是沐浴着延安精神的春风雨露而成长壮大的。抗大的精神与作风，正是延安革命精神与优良作风的具体体现。随着一批批毕业学员分赴各个战场，便把这种革命精神与优良作风传播到各地，生根开花，结出丰硕之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为抗大成立三周年而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对抗大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在国外也有点名气？就是因为它同所有的抗日军事学校比较起来，是最革命、最进步的，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也不外这个道理。”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曾给抗大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抗大在校首长领导之下，“由于全体教职员的艰苦工作，由于全国各地来学的青年同学所养成之坚定勇敢活泼积极的校风，使抗大成为举世知名的培养救亡干部的最高学府。抗大培养出来的干部散布在全国许多地方领导抗战，更发扬英勇牺牲的精神，这是抗大校首长、教职员与学生共同奋斗的成绩。”

抗大不仅在国内得到普遍的赞扬，在国外也有很好的影响。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米勒、艾黎等到过保安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友人，都曾参观过抗大，有的还在抗大作过演讲，盛赞抗大取得的伟大成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抗大第一期的情况。他写道：“红军大学有许多独特无二的地方”，“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一九三八年七月，世界学联秘书长柯乐满（后为世界学联书记，法国人）和雅德（女，美国人）、雷克难（加拿大人）、傅路德（英国人）等四位代表远涉重洋，慕名来到延安，在抗大进行参观考察。他们参观了作为学员的宿舍、饭堂、书房的窑洞，组织了座谈、访问，观看了教育训练和文体活动，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诚恳地要求当一名抗大的名誉学员。抗大以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和校首长的名义，赠予他们四位代表以“抗大名誉博士”证书，并赠给抗大军服、领章、符号、毕业证章等纪念品。他们激动地说：“抗大赠给我们四个名誉博士的学位，我们已荣幸地做了抗大的学生了，所以我们说：昨天是学联派来的，那么今天是中国派出去的了。”果然，他们回国后不仅在世界青年大会上宣扬了抗大精神，而且组织人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布鲁塞尔（比利时）、荷兰的著名大学去作报告，“把中国青年的生活与战斗传播出去。”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抗大召开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时，柯乐满还代表世界学联来电祝贺。贺电说；“抗大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事业，已闻名于世界各国学生团体，并深为他们所钦佩”

抗大在国内外的良好影响，对抗大师生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抗大的革命精神与传统作风一代代往下传。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抗大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宣告胜利结束，但它已为我军的院校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院校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抗大精神永放光辉！

为了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六日，我和薛暮桥、邢亦民、彭友今、杨拯民、汪洋、牛克伦、吴凡吾等八位抗大校友联名致信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建议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前后举行一次纪念抗大建校五十周年的活动，并提出了纪念活动的具体设想。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批示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具体筹办。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五千多名在京的抗大校友以及首都教育战线的一千多名师生欢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六月一日抗大建校五十周年。大会由国防大学校长张震主持，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曾在抗大学习、工作过的革命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接着，杨得志、孙毅等抗大校友也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开得十分热烈隆重。六月一日，国防大学举办了抗大校史展览，宣扬了抗大的光荣斗争历史和优良传统。在纪念大会前夕，我再次回忆起抗大如火如茶的战斗生活，激动不已，写下了忆“抗大”诗一首：五十年前熔炉火，垂暮更在相思中。

老红万点尽心血，新绿千重倾忠贞。“越抗越大”无前例，灭寇灭蒋有奇功。长征接力需精神，抗大传统照天明。“老红”、“新绿”：宋朝杨万里诗《又合风雨二首》之一曰：“拚却老红一万点，换将新绿百千重”。这里借“老红”、“新绿”以喻老一辈和新一代。

第七章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反“扫荡”斗争

一九四三年二月，党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为了在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训练和储备干部，准备反攻，也为了减轻晋察冀边区人民的负担，决定把抗大二分校队及所属陆军中学、附设中学调往陕甘宁边区，与抗大总校（绥德）和第七分校（甘肃合水）合并，继续进行训练。抗大二分校和附设中学调走后（陆军中学因参加秋季反“扫荡”战斗，直至一九四四年才到达绥德，编入抗大总校第二大队），孙毅校长和我都留在晋察冀军区工作，我被分配到第一分区担任副政治委员。因当时实行军队、地方一元化领导，同时也参加中共第一地委的领导工作。当时我因离开部队到抗大工作六年多，时间比较长，对部队和地方工作一方面感到新鲜、生动，一方面也感到有些生疏，所以，一到分区上任就下去了解和熟悉情况，并利用日常参加研究讨论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的机会，积极学习，争取尽快适应新的工作。但是，我刚到一分区工作才三四个月，开始熟悉情况的时候，六月间，突然接到晋察冀军区的命令，调我到军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又返回机关工作。晋察冀军区调我到组织部工作，主要是要我具体负责整风班的学习和日常工作。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后，八月到十一月，晋察冀边区的干部也都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先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学习整风文献，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一面检查，形成了一个整风学习的高潮。

第一期整风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告一段落。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整风，政治思想有了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大为加强；某些干部中存在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平均主义、本位主义现象和干部之间的无原则纠纷都大为减少。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较普遍地增强了全局观念，相互间的团结也加强了。这些进步，都有利于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对敌斗争，克服当前困难，增强胜利信心。

一九四三年五月，边区党组织继续深入开展第二期整风。这一期整风是在第一期整风成果的基础上，以研究实际斗争，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为主，所以，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决定分期分批将全区军队和地方的高级干部集中起来，以整风班的形式深入学习整风文件，联系这几年边区斗争的实际，总结经验，研究问题，以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军政素质。

第一批高级干部整风班七月份开始学习。在晋察冀分局和聂荣臻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都很认真读书学习，讨论发言也很热烈，大家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总结几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收获较大。可是，正当整风班深入学习的时候，八月八日，敌人出动六千多兵力突然向平北发起进攻，实行所谓“铁壁合围”的战略，企图一举将我平北北山地区彻底“毁灭”。面对着敌人的大规模“扫荡”，而且聂荣臻司令员接到党中央通知，八月下旬即将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高级干部整风班即提早结束，学员返回各地区领导反“扫荡”斗争。

九月十五日，北岳区四周的日、伪军出动一万七千多兵力开始进行所谓“毁灭扫荡”，我军立即迎击和侧击敌人，全面展开了秋季反“扫荡”斗争。

九月十八日，冀中九分区的部队为了拖住敌人，在任丘的北曹口村设伏，击毁了敌汽车二辆，缴获日军第六十三师团“扫荡”我一、三分区的命令一份。从敌人这份文件和军区从其他方面得悉的情报分析，大体上掌握了敌人这次“扫荡”总的企图和行动的时间、步骤。针对敌人这次“扫荡”要达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以断绝边区军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这一罪恶目的和凶残计划，军区决定采取内线同外线结合、主力同民兵结合、军事打击同政治攻势结合、武装斗争同其他各种斗争相结合的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我根据地的后方和产粮区是敌人“扫荡”的主要目标。沙河、唐河、滹沱河之间地区是边区领导机关的驻地，还设有一些重要的军工厂。敌人分路进入北岳区各根据地之后，总兵力逐渐增加到四万人，其主力就朝着这三条河流之间的重点地区突击。

地处这三条河流之间的神仙山，位于阜平城东北约六十里。山区方圆四十里，主峰奶奶尖海拔一千八百米，屹立在群山之间，还有跳马梁、天梯子、九里十八湾、阎王鼻子、金龙洞等天险，日军历次“扫荡”都不敢轻易进入。这次，由于开始反“扫荡”时我军采取分散以连为单位带领民兵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的办法，忽视相对集中部分兵力形成拳头，重点打击敌人“清剿”部队，敌人未遇到我军主力部队的有力打击，所以才敢于大肆“搜剿”，以主力一部闯入神仙山区，妄图消灭我向神仙山方向转移、隐蔽的指挥机关。幸好，敌人在围攻神仙山的前五天，第六分区就报来紧急情报。军区一面通知隐蔽在这里的边区政府、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卫生学校迅速脱离这个地区，一面命令负责控制神仙山制高区的第四十二团，适当集中兵力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利用有利地形杀伤敌人，保卫神仙山；同时，调第二团和骑兵团由外向里配合守山部队夹击敌人；第六团在西北警戒上寨、下关的敌人，内外结合粉碎敌人的“搜剿”阴谋。

晋察冀边区政府本拟隐蔽在神仙山地区与敌人周旋。此时，军区见敌人向神仙山合围，边区政府难以在此坚持，遂派出我们几个干部到边区政府机关驻地，把他们编成几个大队，分散进行转移。我带领的这个大队大都是地方政府中财政、生产部门的干部，准备带领他们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向五台方向转移。我接受这个任务后，马上就要去带队出发，时间非常匆促，当时我新婚不久的妻子刘平身体有病，不能跟军区机关一起行动，所以，我决定把她留在她大姐刘如琴工作的阜平县城南庄“坚壁”起来，免得她跟在我身边受苦受累，又影响大队的行动。

这个决定是那么匆促，那么不加思索！待我们大队脱离开敌人的合击圈后，我才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当我们离开神仙山后，守卫神仙山的四十二团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激战的时候，九月二十九日，五六百名日军进占我阜平县城。此时阜平虽是一座空城，但敌人一踏进城门就陷入我民兵、游击队设下的地雷阵，死伤累累，不敢久留，仓惶撤退。敌人撤出阜平城后，不甘心失败，反而更加恼怒，马上转向我军区原驻地城南庄“清剿”。敌人在城南庄及其周围方圆不过三十多里的地区，陆续调集了三千多兵力，建立临时据点二十多处，每天在飞机掩护下，搜寻我分散隐蔽的机关、部队人员和群众，挖掘我埋藏的粮食和物资，敌我斗争十分尖锐、残酷。我想再打听一些更详细的情况，但总打听不到，不禁时时为刘平的安危而耽心。

刘平原名刘如铮，是一九四二年春天经王平同志介绍认识的。她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兄弟姐妹六人都参加革命：大哥刘贞文是早年就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抗战爆发时王平同志任阜平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刘贞文任宣传部长，两人关系颇为密切，王平同志对刘贞文的弟弟、妹妹都很熟悉。以后刘贞文曾在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身边做秘书工作，当过军区秘书科长，一九四二年春被组织派往山西省任忻县县长，去开辟新区，可惜到任不久，五月间在执行任务途中，于盂县华咀村与日军遭遇，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在刘贞文的教育培养下，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刘平就参加抗日宣传，十一月刚满十八岁时参军做民运工作，不久就入了党，曾在王平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她的大姐刘如琴在阜平城南庄妇救会工作，弟弟刘如舟一九三七年不满十二岁就参加“抗敌剧社”工作，后转到抗大二分校附设中学学习，一九四二年随学校迁往陕北（另有小弟刘如意、小妹刘如玲当时年纪还小，以后也都参加革命），全家人都参加革命工作，这一点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经过几个月的通信、交往，我逐渐爱上她那诚恳热情的性格和好学上进、积极工作的朝气。

就在这一年中秋节，我们在抗大二分校结了婚。那天夜晚，月亮特别皎洁，校部的同志们前来贺喜，大家围坐在几张方桌旁，在那生活困难的岁月里，虽然没有糖果、花生之类的东西招待客人，每个客人面前只有一杯白水、一捧红枣，但大家又说又唱，还是热热闹闹。孙毅校长即兴口述，赠予我们一副对联，上联是取我的名字为题，什么“眷眷志民”，前面四个字的内容已经忘了；下联取刘平原名如铮为题，“铁树开花铮铮如也”，整幅对联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意义。想到这场简朴而热闹的婚礼，又勾起我许多往事的回忆，过去，我为了革命事业，很少考虑照顾自己的小家庭，两个妻子和五个子女都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因无医无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破坏了我幸福的家庭。这次结婚，我曾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照顾刘平，祝愿我们革命夫妻能并肩战斗，白头偕老。我们结婚后，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的家庭生活，把刘平调到军区司令部管理局任机关副指导员，可是我们在一起生活刚一年，便遇到敌人这样疯狂的“毁灭扫荡”，我又把她撇在城南庄，前思后想，怎不让人揪心？

反“扫荡”的日日夜夜，大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消息都是从马背上传来，风一样掠过；随即，便淹没在马蹄声中了。这次反“扫荡”开头的一个月里，凶讯象一股股狂风，从马背上传来，又淹没在急促、嘈杂的马蹄声中。敌人在军区原驻地城南庄一带和各个分区肆意烧杀抢掠，疯狂报复，制造了一桩又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十月十八日，栾城楼底村妇救会委员被敌人搜出，她宁死不屈，纵身跳崖壮烈牺牲；平山水峪村一位妇女，拿着一把锥子朝着要奸污她的敌人的咽喉刺去，敌人把她的手脚捆起来，她就用牙咬，结果被割舌挖眼，用火烧死；曲阳罗家峪村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治安员，被敌人扒光衣服，吊在门框上，残暴地用刺刀刮她的脸，刺她的乳房，用火炙她的身体，威逼口供，但她忍着剧痛，正气凛然，不肯泄露一点秘密，后来趁机逃脱，向游击队报告了敌情和叛徒的姓名后，壮烈牺牲。仅阜平县平阳区就有一千多干部、群众被屠杀，许多村庄尸横遍地，惨不忍睹。一个个凶讯象一条条鞭子鞭苔着我的心，我想：万一刘平落入敌人魔爪，我相信她会象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英勇战斗、慷慨就义，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呢？我失去了这样好的战友，好的伴侣，将会为我的疏忽而饮恨终生的。

敌人越凶残，抗日军民反抗愈烈。部队与民兵、游击队紧密结合，时而分散，时而集中，利用伏击、袭击等手段打击“清剿”的敌人。

九月二十日，何家洼一个民兵中队和部队一个班配合伏击敌人，用手榴弹、飞雷毙敌三十八人，伤敌九十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我无一伤亡。十月二十四日，阜平以西下庄敌四百人进犯陆宜沟，我抗大二分校陆军中学两个排埋伏在附近山头，乘敌集合时，突然以猛烈火力杀伤敌三十多人。这两个排在灵寿陈庄附近先后进行过四次这样的伏击，都取得胜利，受到军区的通令表扬。十月二十九日，五百多个敌人进犯我曲阳于家寨，第二团闻讯，立即在旦里南山设伏，以十四挺轻机枪和五百多支步枪的火力发起突袭，毙伤敌一百多人。

十一月十日，第二团还伸到边缘区猛攻完县的陈候据点，毙伤伪治安军第十四团团长及日本顾问以下五十多人，使敌人受到很大震动。秋收季节到来之后，抢粮与反抢粮便成为这次反“扫荡”斗争的焦点。特别是在唐河、沙河、滹沱河沿岸产粮区，斗争更为激烈。当时，凡是敌人未能严密控制的地区，我军立即组织群众昼夜抢收，前面部队和民兵同敌人战斗，后面群众就赶紧收割。每到天黑，人们就带上镰刀，从山沟小道涌了出来，在子弟兵和民兵的掩护下，一直收割到天亮。有时敌人白天把粮食抢走，我们晚上又夺回来。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地区，我们也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人的抢掠，不使粮食落入敌手。对窖藏的粮食，群众都自觉组织保护，宁肯牺牲，也不泄露一点藏粮的秘密，想了各种办法不让敌人挖走。这样，沿河流域百分之八十五的庄稼，都被我们抢收回来了，敌人损兵折将，“秋季抢粮计划”成了画饼，始终未能实现。

随着反“扫荡”斗争的开展，胜利的捷报与日俱增。我们这支地方干部队伍由于扎根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得到群众的保护，消息灵、情况明、行动快，在山区与敌人周旋，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群众结合在一起，坚持斗争，所以如鱼得水，活动自如，没有受到损失。

十一月中旬，我带着队伍到了五台山区。这一天，天空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绵绵太行，一片洁白；巍巍五台，更显素净挺拔，但我在马背上无心观赏这迷人的雪景，只是苦苦地思索怎样才能打听到刘平的消息，没料到就在这里遇到军区保卫部的队伍。保卫部科长李方见了我的面高兴地对我喊：“李部长，这下可找到你了。刘平同志就在我们队伍里。”乍一听，我愕了，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听他对身旁的警卫员交代：“快去找刘平同志来！”这个消息真使我喜出望外，没想到离别一个多月到处打听不到她的消息，竟在这五台山上找到了她。

这时，军区司令部管理局机关指导员罗明带着几分埋怨的口气对我说：“李部长，人家‘坚壁’都是把人送到敌人‘扫荡’过的‘无人区’去隐蔽比较安全，你可好，把刘平同志送到城南庄，这是我们军区驻过的地方，肯定是敌人‘扫荡’的重点地区，你把她送到那里，不等于把她送进虎口吗？要不是遇到我们，实在太危险了。”刘平是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的副指导员，平时与指导员罗明在工作上互相配合，关系很好，也常到我家串门，所以同我比较熟悉，讲话也坦率得多。这些天来，我已觉察到自己当初决定的草率和考虑不周，心里总忐忑不安，经罗明一说，更感到内疚。幸好，刘平脱险了，这次见面多么不易呵！

刘平见到我同样是喜出望外。她虽然消瘦多了，但精神还好。从她闪着泪花的眼睛里，看得出只有喜悦和激动，没有丝毫责怪我的意思，我抱歉地笑了。可是，“相见时难别也难”，我们俩刚见面，正想谈一谈别后的情况，忽接到敌情通报，必须马上转移。我从刘平的眼神中看得出，她很想跟我一起走；从我内心的感情讲，也很想能带她一起走，两人在这艰难的行程中互相有个照应。但我考虑到，我带的是地方干部队伍，没有人随带家属，我带着她走，恐影响不好。最后，还是下了狠心对刘平说：“我们反‘扫荡’快胜利了，很快会再见面的，你还是跟李方同志他们走吧。李方同志是我的老战友，有什么困难他会帮助解决的。”说罢，便跨上我那匹棕色的骡子匆匆地走了。刘平好象也理解我的心情，她强压住内心惜别的感情，点了点头，呆呆地站在那里，大颗大颗的泪珠却忍不住滚落下来。

不久，我们两支队伍又再次相逢，同时在一个村子里宿营，刘平来到我的住处，两人见面特别高兴。这时，反“扫荡”斗争已接近胜利，五台山地区相对比较稳定。为了庆贺反“扫荡”的胜利和我们俩劫后重逢，我给管理科长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道：“我有一家客，请给我买一点枣子来。”

那天晚上，我们一边吃着枣子一边说话直到深夜。这时我才弄清楚别后的一段情况：原来，刘平到了阜平城南庄大姐刘如琴工作的地区，不几天，日、伪军便包围了城南庄，如琴把刘平托付给离城南庄仅八里地的白岔村一户贫农家里，这家有两个姑娘，年龄同刘平差不多，大姑娘叫王金章，她的父母和哥哥令她俩陪同刘平“坚壁”到山洞里，并发誓似地对她说：“大姐，你放心，我的两个女儿与你同生死，有她们在，就有你在！”姑娘的哥哥是村的自卫队长，刚安顿她们三人回村不久，听说鬼子在这一带搜山，挨到天黑，马上带着点吃的东西到山洞来看刘平，告诉她敌情，并带着刘平她们三人趁天黑转移到白岔子村里，同自卫队一起，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情况。不出所料，天没亮，鬼子又来了，她们马上跟着姑娘的哥哥爬上山头。

这时，右侧山头出现了敌人，她们赶忙跑下山去，不料，正面又出现敌人，她们便顺山沟往沟外跑，跑到沟外大路旁，离白岔村只有一里多路，听得见村里人喊马叫的噪杂声，刘平没想到摸黑跑了一夜，仍在白岔村周围打转转，这时天已大亮，他们只好躲进路边的芦苇荡里。芦荡里又闷又热，蚊子、虫蛾扰得人心烦。她们在芦荡里整整躲了一天，幸好没有被鬼子发觉，才幸免于难。刘平感到再不能这样下去了，非去找部队不可。第二天，如琴大姐带着刘平翻过一座高山，恰好找到了军区保卫部吴必成部长带领一部分机关人员组成的队伍打游击经过此地，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在队伍里，就把刘平留下了。

此后，刘平随着保卫部的队伍穿山沟、钻山洞、打游击，历经艰辛，虽然生活上苦一些，也有几次遇到险情，但跟着自己的队伍心里踏实得多。她唯一不放心的是我的安危，每遇到自己的队伍总要打听一下我的下落，但在那烽烟遍地的情况下，怎能那么容易打听到呢！

在交谈中我才知道刘平几次历险的经过，同时还得知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在柏岩遭遇战时，吴必成部长的妻子张力和仅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还有一些熟悉的战友也牺牲了，这更使我感到内疚，为自己未能尽到做丈夫的责任而抱歉。可是，在那日本强盗兽性大发、生灵涂炭的日子里，每天有多少村庄、多少家庭被摧毁，多少人血染黄沙呵！据统计，在这次敌人发动的“毁灭扫荡”中，北岳区人民死亡八千零八十人，伤八百四十五人，损失房屋四万九千七百八十五间，粮食三十万担，牲畜七万多头，农具十七万多件；此外，在战斗中我军和民兵伤亡二千四百二十七人，遭受的损失是空前的。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血债要用血来还！”边区军民高喊复仇的口号、同仇敌汽进行顽强的反“扫荡”斗争，从九月十五日到十二月十五日的三个月中，共作战五千六百多次，毙伤俘日、伪军一万一千多人，缴获山炮一门、轻重机枪十七挺、掷弹筒七具、步马枪八百多支，攻克、逼退敌点碉二百零四座，炸毁敌火车十八列、坦克三辆、汽车二百四十四辆，破坏铁桥十三座、铁路五公里、公路九百五十公里、封锁沟墙五十多公里，击落敌机一架，取得辉煌的战果。而日本侵略军则以叫喊“毁灭扫荡”开始，以在“扫荡”中毁灭而告终。这是历史公正的结论。

第七章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群英大会

一九四三年秋季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使晋察冀边区广大军民受到极大鼓舞，欢庆胜利的锣鼓声响彻边区。在这场斗争中，边区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光辉事迹集中地表现了边区军民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中共晋察冀分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晋察冀军区和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等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为了表彰英雄业绩，总结和推广斗争经验，决定召开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当时聂荣臻同志已赴延安，由程子华同志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肖克同志代理军区司令员，所以，由边区党政军民负责同志组成的群英大会筹备委员会就由程子华、肖克同志主持，边区行政委员会（简称边委会）主任宋劭文、军区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边区参议会议长成仿吾等同志组成。因为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是负责英模工作的业务部门，所以，分工组织部负责群英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分工我担任大会秘书长，全力以赴做好大会的筹备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了反“扫荡”战斗英雄奖励条例，军区、边委会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各分区、专区逐级选拔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和战斗模范工作者（包括拥军、爱民模范）。各分区、专区立即结合庆祝胜利开展了宣传工作和选英模活动。经过一个多月的慎重选拔和审定，各地把评选出的英模材料上报到大会筹备委员会研究审批，我们组织部即会同宣传部、晋察冀日报社等单位，邀请了一些“秀才”，把英模的典型材料整理成文，准备会上介绍，并通过报刊进行广泛的宣传。

群英大会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十日至十四日在阜平县召开，由于冀中、冀东和平北各个根据地同北岳区处在分割的状态，交通不便，所以未参加，只有北岳区的代表参加（其他区的代表由各区自行开会授奖）。北岳区共评选出一百零四名英雄模范，因为有的英模还在医院养伤养病，实际到会的只有七十多人。这些英雄模范有的早已闻名，有的则是在秋季反“扫荡”中涌现出来的新典型。

二月十日上午，群英大会开幕，程子华、刘澜涛、宋劭文、朱良才、成仿吾和边区抗联代表郭任之先生等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会场大门前是用树枝、芦苇和五彩纸花编扎成的“群英大会”牌坊，影壁上挂着“胜利在望”的大幅画图，显得格外庄严、隆重。会场主席台正中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大幅水彩画相；两边墙上悬挂着两幅大画，一幅是子弟兵袭击和炸毁敌人碉堡的战斗场面，另一幅是军民并肩抢收庄稼的丰收场景，体现了边区军民劳武结合、战斗生产双胜利的喜庆心情。

宋劭文主任首先致开幕词。他说：“这个群英大会，在边区史上还是第一次。开这个会的意义，是为了把全边区很好地组织起来，打日本、种庄稼。诸位英雄模范都是在各个战线上很积极、工作做得好的同志。现在就要各位把打日本、种庄稼等一切好的办法讲出来，边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要向大家虚心学习。诸位都是优秀的组织者，今天要组织起来，就全靠着诸位的影响来推动全边区，使大家向诸位看齐，使一切做得更好。”

接着，地方的三位英模代表开始大会发言，报告事迹，介绍经验。“边区爆炸英雄”李勇首先发言。李勇原已获“北岳区爆炸英雄”称号，去年秋季反“扫荡”战斗中，他和他的民兵游击小组在三个月中又爆炸地雷六十九颗，毙伤敌人三百六十四名，炸毁汽车五辆，再创地雷与冷枪狙击紧密结合杀伤敌人的辉煌战果和新的经验。他的战斗经验在全区推广后，已成为民兵战术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李勇在大会上介绍他们游击小组的战斗经过和经验，当他讲到他和游击小组在五丈湾用地雷伏击敌人时，群众都爬到山梁上看热闹，当群众看到地雷开花，日本鬼子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叫爹叫娘丑态百出的狼狈相，竟忘了自己是身处战火硝烟的战场，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拍手叫好的情景，代表们听得入了神，也跟着爽朗地大笑起来，整个会场充满着胜利的喜悦。“边区神枪手”李殿冰紧接着发言。他从二十岁起就学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在反“扫荡”战斗中，他以“麻雀战”射杀了十七个敌人，救护了十四个妇女脱险。北岳区宣扬了他的事迹，并推广了他练习射击的经验，每年秋后都开展狩猎生产，借以训练民兵。李殿冰的勇敢精神和百发百中的枪法，使代表们深深叹服。第三个发言的是二等战斗英雄李成山。他是有名的大力士，一个人能拔掉敌人一根电线杆。抗战七年来，他每年都要割掉敌人电线五百斤，破坏敌人的通讯线路。在反“扫荡”战斗中，他带领游击组埋地雷，先后用八十个地雷，炸毁敌人汽车二十辆，炸伤十五辆，炸死炸伤敌人一百一十多个，在破坏敌人交通、通讯的战线上立了大功。

第二天，专区二等战斗英雄杜庆梅，分区二等战斗英雄谭宝楼，分区一等战斗英雄安全福，“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邓世军，专区二等爆炸英雄贾玉，分区二等战斗英雄邢树林，分区二等战斗英雄阎福元等七个英模相继发言。二等战斗英雄杜庆梅是灵寿县某村自卫队长，他带领的游击小组在反“扫荡”战斗中作战十次，埋地雷四十五颗，毙伤日、伪军八十六名。有一次，鬼子挖开老乡一个粮窖，驮走了大半窖粮食，杜庆梅闻讯赶到，估计敌人还会再来驮粮，就在剩下的粮食堆里埋下地雷，并伪装好，果然，第二天敌人又来驮粮，一下被炸死了九个。“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邓世军是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百团大战”中立过战功的年轻连长，在秋季反“扫荡”初期，他们连被包围在平山甘石沟村，他英勇地带领全连冲破日、伪军一千五百多人的三重包围，打死打伤敌人三十多名，胜利地突出重围，而该连只有一名卫生员失踪，别无伤亡。在反“扫荡”后期的北岳沟战斗中，日、伪军两千多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全团五个连处于敌人合击圈的火力威胁之下，为了掩护全团突围，邓世军带领一连爬过五个山头，与敌争夺制高点，以白刃格斗的神勇夺下制高点，敌人反击七次均被击退。当全团突围后，他又带领五个战士掩护全连撤出阵地，与敌展开殊死搏斗，他一个人就投弹四十多枚；手榴弹打光了，就甩地雷，打得敌人不敢靠近，最后，他趁黑夜带着五个战士和几个伤员安全转移，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邓世军的发言博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一分区一等战斗英雄、某团五连飞行射击组长安全福在发言中介绍他们飞行射击组配合民兵游击组开展“麻雀战”，在三个月反“扫荡”斗争中，只有十天没有打仗，大部分的日日夜夜都在战斗，有时袭击外出“清剿”的大股敌人，有时袭击、消灭押运粮食、物资的敌人运输队。有一次，他们六个人牵制住一千五百多个敌人，坚持战斗一整天，打乱了敌人对狼牙山进攻的计划。四专区二等爆炸英雄、游击组长贾玉大摆“地雷阵”的战斗事迹也很受欢迎。敌人走大路，大路炸；抄小路，小路炸，正如贾玉说的“咱们的地雷活象挂在狗日的腿腕上了——走到哪里那里炸！”有一天，一百多个鬼子进了他的村，在村北柏树坟边休息，十分钟后敌人想走，贾玉立即拉响地雷，一阵轰鸣，炸死了六个，吓得敌人抬着三个重伤员、丢下死尸仓皇逃走了。此外，二等战斗英雄、某部班长阎福元在简笼攻袭战中大显身手，火烧敌楼；二等战斗英雄、某部侦察员邢树林化装奇袭敌碉堡、惩治汉奸；二等战斗英雄、某部区队长谭宝楼一次又一次巧设地雷阵炸毁敌人汽车等故事，使代表们听得眉飞色舞，都钦佩战斗英雄有勇有谋，智勇双全。当晚，边委会、边议会、边抗联联合宴请到会英模。

第三天在大会发言的有：劳动英雄胡顺义、女劳动英雄韩凤龄、模范的生产组织者安有成、劳动英雄韩喜才、模范医生邢竹林、模范看护班长吕俊杰、模范区干部齐进、模范村干部崔锡珠、董春荣；最后发言的是拥军模范戎冠秀。戎冠秀是平山县上盘松村人，当了六年的妇救会主任，一向非常爱护子弟兵八路军，领导全村妇女做好拥军工作。当年她已四十多岁，又缠小脚，仍积极参加救护伤员的工作。有一次，伤员比较多，转送伤员的人手不够，她便组织全村妇女参加抬担架，年轻妇女六个人担一架，她们年纪大的妇女，八个人合抬一架，及时把伤员转送后方医院。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她一连救护好几名伤员。有一次，遇到紧急情况，她负责照顾的一个伤员急需迅速隐蔽，由于山洞离地面太高，她就蹲下身来作人梯，让伤员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爬进山洞隐蔽，她则站在附近的山岗放哨，保护伤员的安全。还有一次，一个重伤员转移到她们村时已奄奄一息，她自告奋勇负责看护。那个伤员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她以慈母般的爱心日夜守护身旁，给伤员灌开水，喂豆浆、豆腐脑，直至他苏醒，又侍候伤员吃饭；当时天气冷，她把自己的被子给伤员盖，自己挨冻也无怨言。戎冠秀对子弟兵的伟大母爱，得到全场代表的钦敬，激起了一阵阵掌声。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听了她的发言后深受感动，当场交换意见，立即决定赠给戎冠秀“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的光荣称号，并决定第二天晚上开晚会时赠予光荣红旗以示表彰，号召全区妇女向她学习。当年在战争环境中，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决定问题如此果断、及时，因而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这种工作作风实堪今日借鉴。

在“拥军模范”中还有一位是易县五回岭下一个小山庄的贫苦农民崔洛唐。有一次，部队紧急转移，把两名重伤员托付给崔洛唐照顾。在敌人“清剿”时，他撤下一家老小，把两名伤员背到山上隐蔽。后来由于敌情严重，无法存身，他又背着伤员翻山越岭到游击区去隐蔽，自己外出做短工，叫儿女去讨饭，把挣来的钱、要来的饭救护伤员，一直坚持到两名伤员痊愈归队。他的事迹也是十分感人。这次群英会他因病没有出席，边区领导同志根据他的功绩，决定赠予他“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大哥”的光荣称号。

晚上，晋察冀分局和军区联合宴请众英雄。与昨晚一样，党政军民负责同志都分在每一个饭桌上作陪，程代政委、宋主任等领导干部端着酒杯到各桌敬酒，席间宾主谈笑风生，象团聚着的一家人一样亲密。饭罢，分局、军区领导干部还各自找一两个英雄交谈，借此了解情况，交流感情。

在群英大会之前两天——二月八日，正是农历元宵节，边区就召开了有八千多群众参加的边区各界人民“庆祝边区参议会成立一周年、边区政府成立六周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暨战斗英雄给奖大会”。到场群众列队夹道欢迎前来参加群英大会的英雄代表。在这个大会的授奖仪式上，部队战斗英雄二十三名（其中一等战斗英雄九名，二等战斗英雄五名，三等战斗英雄九名）；地方战斗英雄九名（其中一等战斗英雄一名，二等战斗英雄六名，三等战斗英雄二名），战斗英雄共三十二名，都颁发了一枚特制的银质奖章；其余战斗模范工作者都颁发了奖状。此外，还有大批的实物奖品：著名的民兵战斗英雄李勇、李殿冰等奖给了卜克枪（或步枪）、子弹和骡子（或耕牛）；著名的劳动英雄胡顺义、韩凤龄等奖给耕牛（或骡子、毛驴）和镢头、铁铣、镐头等农具。其余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和战斗模范工作者则酌情从步枪、子弹和骡子、耕牛、毛驴以及镢头、铁铣、镐头等奖品中挑选两项或一项给予奖励。此外，各等英模均发给价值在二百元至一千元（边币）的生活用品。部队战斗英雄除著名战斗英雄邓世军、杨世明（一分区某区队政治处主任，因伤未出席）、郑洪年（陆军中学副连长，因伤未出席）各发奖金五千元外，其余各等战斗英雄则酌情奖给价值在六百元至一千元的实物。拥军模范戎冠秀奖励骡子一头，镐铣各一件，还有价值二百元的实物。因为二月八日有部分英模赶不及参加大会，所以，二月十二日晚间利用“火线剧团”演出《岳飞之死》京剧慰问英模、附近各村数千群众都来看戏的时机，举行补授奖品的仪式，以扩大影响，进一步造成当英雄光荣，向英雄学习的宣传声势。

大会第四天上午，继续由一专区武装斗争模范郝五良、四专区模范工作者邵子南和二分区战斗模范、侦察排副排长田雨功发言。田雨功生动地讲述了开辟新地区的工作经验。由于他认真执行了党的政策，关心敌占区人民的利益，把敌占区的群众逐步秘密组织起来，开展对敌斗争，致使那一带的汉奸、伪军惊慌地说：“决定咱们生死的不是八路军，是老百姓；谁敢坑害老百姓，被八路军捉去，就一定活不了。”代表们听了这种情景，都开心地笑了。下午，大会进行“临时动议”，即自由发言。开始时还是一般性的表态，要好好贯彻大会精神，保持和发扬荣誉。会议发言越来越热烈，最后开展起革命竞赛，挑战应战，热火朝天。女劳动英雄韩凤龄提出要向戎冠秀学习，用奖给她的耕牛帮“抗属”（即抗日军人家属的简称）和孤儿寡妇、丧失劳力的人家种地，并向老劳动英雄胡顺义挑战。戎冠秀、李殿冰提出向胡顺义、韩凤龄看齐，搞好生产。安有成则提出自己的生产计划，号召大家向他挑战，要组织全村劳动力百分之八十参加变工队，巩固一个村合作社，全村还要增产三十大石粮食，保证抗属不受困难，使战士不想家。最后，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的致敬电，报告边区军民战斗、生产情况，保证要顽强战斗，展开大生产运动，继续发扬成绩。同时，大会还通过一封给在反“扫荡”战斗中负伤得病的军民的慰问信，对他们表示慰问。

晚上，举行了庄严、隆重的授旗典礼。军区副政委刘澜涛同志代表边区党政军民宣布赠给戎冠秀以“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的光荣称号，扼要地向到会数千军民介绍了戎冠秀的事迹，并亲自授予她一面大红的光荣旗。这面光荣旗是我们大会秘书处集中了好多个同志的智慧和心血在一天内突击制作出来的。它用大红布作底，红旗的正中上端剪贴了戎冠秀半身侧面剪影画相：她头上挽着发髻，脖子上围着白毛巾，显示了子弟兵母亲慈祥、善良的性格和刚强、无畏的英雄风采，在头像底下横写着“子弟兵的母亲”六个大字，这是我用毛笔书写，由剧社几个女同志用黄布剪贴而成的。这种奖旗设计，在当时还算别出心裁，使光荣旗生辉不少。戎冠秀在热烈的军乐声中登台接旗，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把授旗典礼推向了高潮。接着，晚会开始，演出了多幕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这次授旗典礼对全边区的拥军优属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十四日，大会的最后一天，首先由程子华代政委讲话。他列举了到会一些英模的经历和事迹，并把旧社会与当前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说明旧社会是决不可能产生这样一些英雄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才能产生这样的英雄。同时，他指出过去在发现与表扬英雄模范上面做得还很不够，一些工作人员不知道用此可以推动工作，不会很好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最后他告勉大家要求进步，不要自满，要紧紧依靠群众，不然就要垮台。他指出，英雄是发展的，一九四三年秋季三个月反“扫荡”时的李勇，就比五月时的李勇大大前进了一步；而秋季反“扫荡”中涌现的许多爆炸英雄的成绩，也都超过了五月时的李勇，这就告诉我们，要保持自己的英雄称号，不进步就不行。同时，战斗英雄还应加上一个头衔，做劳动英雄。而领导机关要注意培养、巩固、提高这些英雄模范的推动工作，并以此为无上光荣的工作。接着，边区宋劭文主任讲话。他着重提出大家回去要影响别人，推动大家，每人都这样做，就可以很快地组织起来，完成今后的战斗和生产任务。抗联代表郭任之先生最后讲话，他勉励大家不仅要自己英雄，还应当帮助别人成英雄，大家展开热烈的革命竞赛。

接着，大会宣读通过了“边区战斗英雄战斗模范大会告边区军民的宣言通电”，向边区军民报告大会情况，并发出“打更多的胜仗，杀伤更多的敌人，缴获更多的武器，更好地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组织起来，搞好生产，大家争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的倡议。最后，由宋劭文主任宣布边区党政军民的几个决定：一、赠予李勇同志以“晋察冀边区子弟兵爆炸英雄”的称号，赠予李殿冰同志以“晋察冀边区神枪手”的称号（其余战斗英雄均为各专区的英雄）；二、赠予邓世军同志以“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的称号（其余均为各该分区的战斗英雄）；三、赠予戎冠秀同志以“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的称号，赠予崔洛唐同志以“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大哥”的称号；四、提议将贾玉同志评为专区战斗英雄，交专区评定赠予；五、在一九四三年战斗中光荣牺牲的战斗英雄和战斗模范工作者，由军区、边区行政委员会分别调查、审定，部队方面的决予晋级、抚恤、表扬，并追赠称号；地方的立碑、宣传表扬、抚恤、追赠称号。五天的群英大会至此在激昂的口号声中胜利闭幕。

大会结束后，边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和驻地部队、民兵、群众热烈欢送英模代表返回战斗岗位。欢送的人群排列长队，夹道敲锣打鼓、呼口号送行；军区、边区的首长亲自扶着多披大红花的著名英雄骑上大马或奖给的骡子、毛驴。当我牵着奖给戎冠秀的栗色大骡子，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同志亲自扶着戎冠秀骑上骡背，然后我牵着骡子缓缓从人群中穿过，送她上路时，戎冠秀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边区首长！”这种“牵马随镫”的大礼，表达了全区子弟兵对于子弟兵的母亲无比崇敬和感激的心情；这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为群众“牵马随镫”的行动确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在整个边区一时传为佳话，流传至今，几十年来人们不忘这个激动人心的场景。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边区群英大会后，各分区、专区又相继召开本地区的群英大会。边区领导机关为了使英雄们的先进事迹变成千百万人民的行动，在边区掀起了一个向英雄模范学习的群众运动。边区军民从英雄模范的光辉事迹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大大发扬。这一运动一经开展，就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把军民团结和对敌斗争、大生产运动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第七章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把敌人挤出去

一九四四年二月下旬，边区群英大会刚结束不几天，我便奉命调第四分区担任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此时，边区形势继续朝向有利于抗日军民的方向发展：敌人于三月间将驻平汉线石家庄至保定线的第一一零师团和驻榆次的第六十二师团调往郑州、洛阳方向，由关外调来新编独立第二、第十旅团接防，日军为了补充兵员，加紧征集日本居留民入伍，其队伍中不仅有未成年的娃娃兵，而且有伪军乔装的“假鬼子”；同时，它大量发展和使用伪军，将伪治安军改为绥靖军。为了保持其占领区，它一方面继续撤退一些次要的点碉，收缩兵力，缩小纵深，以加强第一线守备；另一方面靠集中有限兵力对我边沿区“扫荡”、“清剿”，并以频繁的奔袭、合击进行有重点的突击。我们四分区地处敌人指挥中心石家庄周围的正定、井陉、平山地区，扼住平汉线、正太线交通要道，而且距太原、榆次的敌人也不远，是敌人“扫荡”和“蚕食”的重点地区。我到任时，四分区周围还有敌人不少碉堡，特别是南边井陉、获鹿一带，敌人的碉堡更多，对我根据地的威胁很大。所以，我与司令员郑维山同志一起，认真贯彻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坚决执行“一面坚持巩固区，一面积极向游击区、敌占区伸展”的方针，领导四分区军民开展反“清剿”反“蚕食”斗争，主动攻袭敌人，继续围困和逼退敌人点碉，压缩敌占区，扩大根据地。

根据敌我态势和几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我们采取以分区主力部队为骨干，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部队、民兵、群众三结合的办法，开展对敌斗争。各部队在拔除敌据点、碉堡中，根据不同情况，有的采取强攻，有的采取奇袭，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尚未发生根本变化，所以，用围困和逼退的战术仍然是主要形式。这时，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性游击战更为活跃。民兵和游击小组是围点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一旦我们决定要围困哪个碉堡，一夜之间，民兵就能在碉堡四周埋好地雷围困敌人，有的还故意到处插上“小心地雷”、“缴枪不杀”等小旗，虚虚实实，遍布疑兵，使敌人弄不清真相。敌人一出来，就遭到我飞行射击组的冷枪射击和地雷爆炸，寸步难行。被困之敌孤立无援，固守待毙，时间一长，只好撤走；我们又乘敌人仓皇撤走的时机，组织设伏、截击，在途中消灭敌人。

当时敌人十分重视占据铁路、公路交通线，这样，它一方面可以利用铁路、公路及沿途的电话线路构通其点碉之间的联系，互相支援，一方面还可利用交通线外出袭扰、抢掠。我们四分区地处敌交通线附近；为了粉碎敌人的袭扰，保卫根据地，也使点碉的敌人孤立，便发动群众开展破击战，大力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路。八月七日，平山县第十一区民兵进行大破路，把境内的公路大部分破坏掉，使敌人交通陷于瘫痪。十日，南甸据点日军与胡家疃伪治安军出动二百多人包围村庄要抓民夫去修路，被我游击小组埋下的地雷炸死三人，余者便掉头跑回据点不敢出来。九月二十一日晚，我井陉地方武装阎大队长率两名民兵到石疙瘩与寨家庄之间的正大铁路线上，将一颗重十二斤装有黄色炸药的拉火地雷埋在铁轨下面，刚埋好，敌人一列军用火车开过来，阎大队长用力一拉火线，地雷“轰”地一声炸响，只见一柱火光冲天而起，把火车头炸翻，后面四节车厢也被炸毁；第二天传来消息，七个日本鬼子丧了命，五个受了伤，还有两个司机也被炸死。事后，敌人非常惊慌，抓走了看路的五个民夫，解散了伪看路自卫团，说他们“私通八路”，搞得敌人惶惶不安。

九月下旬，在军区的统一指挥下，第二、三、四分区部队对白晋线进行全面破击。二分区于九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两日连续破击该线北段的甫关至东观交通，收回电线四千余斤；三分区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一日，连续三夜将沁州至分水岭段的电线全部收完，共七千余个；另一部则于二十九夜将夏店一带铁轨及沿线的电线彻底破坏，抬回铁轨八千斤、电线二千五百斤。我四分区部队则于九月二十八日夜将夏店至长治间的电线及长治至高平段公路破坏多处，收回电线七百五十余斤。在上述各次破击战斗中，沿线日、伪军在我军严密监视下，除龟缩在碉堡内瞎放枪外，均不敢外出阻挠。这次大破击使敌人白晋路沿线交通、通讯中断，陷于恐慌与混乱之中。每年麦收季节，抢麦与反抢麦的斗争都是敌我斗争最激烈的阶段。

一九四四年六月初，滹沱河、慈河两岸及山前的麦子开始成熟，金黄色的麦浪一望无涯，夏季的丰收在望。

这时，从平汉线、正大线接连传来的情报说明，饿疯了的敌人已经张开了毒爪，为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策略，准备要以其占据的点碉为依托，四处出击，从我四分区——产粮区抢麦三千五百二十吨，供应它华北的侵略军，并为其太平洋战争运送给养。这场斗争关系到根据地群众的生活，也关系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我四分区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深刻认识到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它的艰巨性，早在春耕末期就开始动员各部队、各单位做好准备，迎接这场大的斗争，争取保卫麦收的胜利。为此，分区曾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一律在“芒种”之前完成本身春季作业，并从部队公粮中贷给群众三十一万斤，为群众解决春荒青黄不接的困难，以便准备力量突击夏收。这批贷粮规定每斤小米只归还一斤三两麦，每斤亏四两，全部贷粮亏损七万七千五百斤，体现了人民子弟兵爱护群众的心情。麦收开始前，分区发出了四大战斗号召，其中一项就是“武装保卫生产，抢耕、抢种、抢收！”各地方党政领导也十分重视保卫麦收工作，普遍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八月二十七日，灵寿县民兵游击队围困逼退石坎敌堡垒后，附近四个区的群众如同去了一块心病，莫不欢欣鼓舞。九月一日，四个区分别召开庆祝胜利及保卫秋收战斗动员大会，战斗英雄杜庆梅提出秋收秋种计划，并向全县民兵发起挑战。他们保证做到熟一片、割一片，割了就打，打了就藏，实现“快收快打快藏”的口号；同时提出深耕细作，多种多收的秋种计划。从各地汇报的情况看，这一年的抢收动员工作做得早，动员面广，深入人心，为搞好抢收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这次保卫麦收最大的特点是贯彻“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在分区党委和地委的一元化领导下，党政军民共同组织麦收委员会，实施统一领导，整个地区统一计划，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各级各部门的干部均亲自参加抢收工作和反抢麦斗争。在麦收期间，各部队参加麦收的人员达百分之九十，还出动了许多驮骡和马匹。产麦区的群众几乎所有男女老少，甚至老太婆、小娃娃，全劳动力、半劳动力都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和拨工，男的割、女的打、小孩赶牲口运，差不多没有闲人。在敌堡垒附近和游击区，更由广大群众和部队在负责干部领导之下，实行大拨工，快收快运，突击收割。

部队在武装掩护麦收上更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和主动精神。从麦收开始，部队就带领民兵对敌人展开了新的积极进攻。在第一堡垒线，我们的枪口封锁了敌人堡垒的门，甚至断绝了它的食粮和饮水，打死它探头到堡垒上的哨兵。在封锁沟外，我们沿路设伏，逼近城郊游击，杀伤和生擒外出的敌伪汉好，使敌人不敢轻易出据点，甚至据点之外一时敌伪绝迹，从而掩护了沟外和第一线胜利地突击完成麦收。有些村庄被敌人抢走了麦子，部队也尽可能把它夺回。九月二十三日，灵寿县敌伪军百余人到良同、马家庄抢掠，我正定支队立即从十里之外跑步追击敌人，当接近敌人时，支队长利用地理熟悉的优势，把部队分成四路将敌包围，敌人还企图顽抗，三中队班长薛福通接连甩出两颗手榴弹，炸得敌人嗷嗷直叫。此时，部队即高喊“杀”声猛冲上去，敌人狼狈逃窜。正定支队即将敌人抢走的两大车粮食二千余斤、棉花百余斤及一些群众衣物全部退回，归还群众。由于有了部队的掩护，麦收比较顺利，如“胜利”部就在行唐地区掩护收麦一千四百三十亩，“发展”部也在灵寿县南山封锁敌人的堡垒，三天中收割在敌人堡垒控制下的麦田三百一十一亩，群众为此欢欣鼓舞。

行唐县是组织民兵联村作战保卫麦收战果较好的县，九月三十日上午八时，行唐县城日伪军八十余名到六区东瓦仁村抢粮，附近村庄的民兵游击小队得悉，自动赶来，从西、南两面夹击敌人，首先开枪打倒在屋顶上放哨的伪军，这个伪军哨兵负伤后边在屋顶上打滚边叫嚷：“八路包围村子了，快跑吧！”敌军闻讯，摸不清虚实，惊慌失措，丢下粮食百余口袋、肥猪八头，仓皇逃窜。

十月五日上午十时，行唐县城八十余名敌军又窜到羊同村一带抢粮，正当它抓车的时候，我五区几个村的民兵游击小队联合起来，向敌人猛烈开火，群众在一旁呐喊助威，吓得敌人又惊慌逃去。十月七日上午八时，行唐伪军二百多人增援其南件堡垒，企图报复抢粮，我五区教导员闻知，即集合四个村的民兵游击小队配合县大队一部行动，在西市南庄截击敌人，激战五十余分钟，敌不支败逃，计毙伤伪军五名，俘虏四名，缴获步枪四支，我仅轻伤一人。在我连续打击下，行唐伪保安联队长在召集其部下训话时，曾哀叹：“抢麦没抢到多少，全联队已丢枪六百多支。”

十月二十二日，井烃城日、伪军一百三十余人，带着牲口一百多头，在伪保安联队长马祖述的带领下，于上午十时窜到平山城西南十二里处的建屏二区四鲍庄一带大肆抢粮；平山城日、伪军八十余人也进至鲍庄西六里的烟堡一带加以配合。这时二区的一个村游击小队十余民兵闻讯，即神速赶往狙击。他们将一条步枪布置在鲍庄村后山上进行狙击，其余十几名民兵徒手埋伏在大道两旁。十二点左右，百余头粮驮和护送的伪军进入预伏地区时，徒手的民兵突然以勇猛冲锋的姿态一跃而起，从中截夺载着粮食的牲口驮子四十九驮，奔赶而去，走在前头护送粮驮的几个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懵了，赶忙转回头去报告，正当一百三十多名日、伪军集合好准备追击时，我山头上的民兵发出狙击的清脆枪声，日、伪军闻听枪声，即集中火力向山头猛打，他们盲目地打了半个小时，一直不敢追击。这时在烟堡配合行动的敌军惊闻密集的枪声，以为鲍庄方向有了激战，企图前去增援，可是没等他们出击，鲍庄山头的民兵又转过头来向他们射击，恰巧此时夺得驮粮的民兵正赶着四十几驮牲口往前跑，烟堡的敌人见烟尘滚滚，以为是八路出击，慌忙窜回；而鲍庄之敌因“敌情不明”不敢贸然追击，在混乱中，给敌人抓去的民夫又乘机带着粮驮四处逃散，敌人也无力追赶，驮粮大部分被民夫运走，到了傍晚，进犯鲍庄的并陉敌人只好灰溜溜地返回。这一仗仅十余名民兵就吓退抢粮的日、伪军二百余人，夺回粮食四十九驮。此后，十一月一日至三日，井陉民兵又与敌战斗九次，爆炸地雷十颗，毙伤日、伪军二十三名，夺回粮食五十石，牲口三头，还缴获电话线三百斤及胜利品一部。

由于保卫麦收斗争的胜利开展，鼓舞了全区广大军民，所以这次麦收突击进度之快也是惊人的：几十亩、几百亩的麦子，动辄几天或几夜就一扫而光，有些在敌堡垒射程之内的大麦田，敌人正想动手，一转眼已剩下一片根茬。东、西黄堡麦收，过去要七至十几天，这次只有四天就完成；韩庄过去要用十多天，这次仅三天；贾峪过去要用十多天，这次也只用五天。漳伦河沿岸河滩地的麦子，在三天之内就收割了百分之九十，这样快的速度连有经验的老农民都感到吃惊，这说明群众一旦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其力量是无穷的。有感于此，在保卫麦收开展半个月后，我根据自己深入一线的了解及各地报告的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撰写了一篇《四分区保卫麦收概况》的文章，刊登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的《子弟兵报》一版头条，介绍我分区保卫麦收的斗争特点及经验，报社还就此发表了题为《群众力量的伟大》的社论，肯定了四分区的斗争经验，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和鞭策，使保卫麦收斗争取得彻底胜利，粉碎了日本侵略军指挥部“抢走三千五百二十吨”的贪婪计划。

在开展保卫麦收斗争的同时，我们四分区认真贯彻晋察冀分局和军区“积极展开攻势，猛烈扩大解放区”的方针，积极开展围点斗争，把敌人的点碉一个个扫除，把敌人一步步挤出去。

一九四四年五月，行唐的部队和民兵开展“红五月总出击”，打响了这次围点斗争的第一炮。行唐部队在民兵、群众配合下，包围了口头、占群等七个堡垒，民兵与群众单独围困了上坊等十五个堡垒，仅几天时间，除刘库池外，其余被围困的碉堡全部被攻克或逼退，毙伤伪军十五人，俘虏伪军二十八人，解放了大片土地。接着，平山于七月间开展全面大进攻，仅短短的半个月，民兵、群众就单独作战攻克与逼退王坪、大吾、牛山、岳村、荣村、东山等堡垒，配合部队攻克东王坡、西回舍、双石洞等共二十七个堡垒，解放了平山七区全部、十一区大部，直逼平山城郊，严重地威胁着敌人占据的平汉、正大两大铁路的交通要道。与此同时，井隆的民兵、群众半个月作战四十二次，一鼓作气攻克、逼退敌炮楼七个，杀伤敌军三十三名，摧毁敌人创设的炭厂、煤矿各一所。建屏地区虽大部处于敌后的敌后，民兵、群众仍单独攻克南白沙堡垒，并配合部队围困、攻克敌据点五个。而灵寿地区有敌伪大小堡垒三十多个，在此期间，民兵、群众单独逼退慈峪、石坎等八个堡垒，协同部队攻克米乐等六个堡垒，俘虏伪军及伪政府工作人员十六名，缴获步枪十支、短枪一支；其余的堡垒亦被部队先后攻克，解放三、四区全部村庄九十四个，收复失地一千五百平方公里，解放同胞四万三千多人。平定地区也逼退岔口、会里两个据点。这一攻势从五月开始至十月中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四分区内大部分农村的日、伪军据点都被扫除，迫使敌人龟缩在几个孤立的县城和交通沿线的少数重要据点之内。

这次围点攻势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各地在地委、分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县与团，区（村）与连，主动地有机地联合起来，区、县的结合部更加注意保持直接的联系。当决定围困堡垒之初，先由政府领导当地群众开展“不资敌”活动，做好坚壁清野，并断绝敌人的一切供给；接着，部队、民兵游击队与群众三套人马密切配合，严加围困，统一指挥，协同动作，互相配合，任其烈日如火或大雨滂沱，担任围困任务的民兵、群众毫不懈怠，真正把敌人围死、困死，迫使它投降或将其逼退，然后在逼退途中继续用地雷战、伏击战消灭它。平山县回舍区位于冶沱河南岸、冶河以西，东西长约十六公里，南北宽约十公里，西面与我巩固区相接，南边有第九区队长期活动的游击根据地，冶河以东是建屏县支队的活动地区。

一九四四年七月麦收开始时，全区还残留有十四处敌人点碉，守备力量薄弱，由于这是石家庄敌人防御体系中一个暴露侧翼，又有我内线工作配合，所以，我分区便选择它作为突击重点，以第三十六团的两个连为骨干，动员和组织全区民兵、群众投入围点斗争。那几年里，日、伪军在回舍区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作恶多端，欠下群众一笔笔血债，仅在胡村一次就杀害群众三十多人；一九四三年秋季大“扫荡”时，在枣凹东岭上包围了一万多群众，一百多名青壮年被抓走，生死不明。所以，群众一听说要拔掉敌人这些据点，个个磨拳擦掌，发出复仇的怒吼。一声令下，群众把据点附近的水井全部堵塞，并在敌人进出的地方都埋上地雷，把十四处点碉分别包围起来，碉堡内的敌人得不到一粒粮、一滴油、一两盐、一担水或一片菜叶，就连一根茅草也没有。刘杨堡垒内的伪保安队员整天对外哀求：“老大伯，行行好，抬点水来吧！”岳村堡垒里的伪军班长则对外喊话：“乡亲们，给点吃的吧，你们叫俺干什么，俺就干什么。”围困十天左右，有些堡垒挺不住了，牛山堡垒的敌人趁着下大雨的机会，冒雨逃跑了；康街堡垒的伪军投降，交出了武器，我们请他们吃了顿饱饭，就让他们各自回家去了。十四个堡垒一个比一个恐慌，一个比一个跑得狼狈。这时李家坡堡垒内的伪军还不肯撤，民兵、群众就集中兵力日夜把它死死围困，伪军一露头就开枪打，一个名叫王连山的伪军夜晚从枪眼里往外撤尿，被一枪结果了性命，吓得伪军忙把枪眼堵死，拉屎撒尿都在堡垒里，当时正是夏季，粪便和死尸的臭味使敌人难以忍受，加之我们又逐渐把地道接近它的道沟，砍掉它的铁丝网，这里的伪军只好逃跑。就这样经过半个月围困，将大吾寺、东回舍等十二处伪军点碉全部攻克，俘虏伪军六十多人，缴枪五十多支，剩下由日军据守的西回舍和双石洞两个据点，终因处境孤立、水断粮绝，于八月十三日在井陉敌人的接应下撤走。至此，回舍区全区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收复。

在围点斗争中，各地在军事包围的压力下，又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一面硬打，一面软劝；硬打不忘软劝，软劝不忘硬打，灵活运用，相辅相成，使敌人慑于我军威力，由放松抵抗至放弃抵抗。灵寿县龙田沟大南庄堡垒的敌人被我围困二十余天仍很顽固，再三向其上司呼救，等待增援解围。当寨里伪军大队长带队向龙田沟增援时，行至慈峪遭到我军伏击，全队覆没，伪大队长就擒。这一捷报传到了龙田沟，围困大南庄堡垒的民兵、群众大受鼓舞，马上用此捷报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向敌堡垒喊话：“增援你们的寨里伪军已被我全部歼灭，伪大队长被擒，你们还有几天蹦跶头？快投降吧！”敌人眼看增援已绝望，不敢再顽抗，丢弃堡垒逃跑了。平山县各据点的伪军开始也很凶横，当我军两次打垮平山县城增援之敌后，对其开展政治攻势，使其明白大势已去，不能顽抗，才先后投降的。在围困阜安堡垒时，我们得悉伪军官兵问有矛盾，即向堡垒内敌军提出相应的口号，造成其内部猜疑和混乱，丧失战斗力，最后，在我火力威胁下，终于全部投降。在政治攻势中，有些地方经过调查研究，利用伪军家属或俘虏喊话，对瓦解敌人、促使其投降也起了很大作用。

在围点战斗中，除运用军事进攻外，有些地方还采取化装奔袭、里应外合等智取的办法取胜。石家庄西北四十五里的敌南白沙堡垒，处于平山、井陉、获鹿交界的三角地带，堡垒内驻着获鹿伪保安队四中队一个班。他们西南凭借着井陉伪保安队据守的牛山堡垒，东面依靠着驻李村的伪四中队部，大封锁沟、汽车路从其堡垒底下交叉通过，别看它是个小小的堡垒，兵力仅一个班，却控制着左边十几个村庄和通往石家庄必经之路，来往行人车辆不少，都要受它的检查、盘剥。我游击队考虑到这伙人盘剥过往客商成性，便投其所好，九月十五日近午，四个游击队员三个装扮成客商，手里提着大瓶烧酒和二斤生猪肉、二斤熟猪肉，沿着李村通堡垒的大沟而来，后面跟着另一个装扮成伪警察的游击队员。他们四个人走近堡垒，装扮警察的游击队员就大大咧咧地对伪军说：“我是县警察所的，这几位客商今晚要送点货，特地来请请大家，不要难为他们。请弟兄们下来喝喝酒，认识认识。”

伪军们看到送上门的东西怎不乐意呢？四个伪军挤着从堡垒上下来，招呼他们进入炮楼，急忙接过酒肉，就在伙房里炒起来，游击队员掏出“娃娃牌”上好香烟，一个个递过去，哄得伪军们喜笑颜开。装扮伪警察的游击队员又上了炮楼二楼与伪班长拍搭起来。不多久，酒筵在二楼摆下，伪军们正要吃，突然，从南白沙村西南面窜出几个游击队员端着两支步枪箭一般快速冲向堡垒，在炮楼顶上放哨的伪军眼看情况不妙，大声对二楼喊叫：“快上来，快上来，八路冲过来了！”正想大吃一顿的伪军赶忙要去取枪，三支短枪已对着他们的胸膛，与此同时，装扮伪警察的游击队员一个箭步窜上楼顶，冷不防夺下伪哨兵的大枪，把它从楼顶上摔下去。伪军班长正要去打电话向李村报警，我一个装扮客商的游击队员一下子把他从二楼摔到楼下。这时，预先散布在公路上割草的游击队员又有八九个人冲进了堡垒，很快便把炮楼内六支步枪、五百八十二个手榴弹、三百多发子弹和一部电话机都收拾起来，押着八个俘虏，带上还没有吃的酒筵撤出堡垒。当游击队员离开堡垒一里多地的北花庄，二百多个敌人赶到南白沙时，熊熊的烈火已从炮楼的枪眼里冒了出来，气得日本鬼子直跺脚。

七月间的一天，在平山胡家疃有十二个“伪治安军”向胡家暄堡垒方向“败退”，后面八路军的队伍紧紧追赶。他们被赶到胡家暄堡垒前大声呼救，请堡垒里的伪保安队放下吊桥。守堡的伪军慌忙放下吊桥放这十二个“治安军”过桥。这时，吊桥还来不及拉，八路军又追上吊桥，十二个“伪治安军”连喊带骂要保安队开炮楼门，伪保安队来不及弄清情况只好打开大门，十二个“伪治安军”蜂拥而入，有的端着枪对着伪保安队员的胸膛，有的高举手榴弹大喊：“缴枪不杀，我们是八路军！”把伪保安队都吓呆了。这时，追上来的八路军已冲进了堡垒，活捉了炮楼内十几个伪保安队员，缴获步枪十一支和一门小炮。原来，这十二个“伪治安军”是我平山支队二中队的一个班，带队的班长名叫张右任。胡家疃堡垒内的伪保安队直至炮楼被点着了火，他们被张右任班长解押走的时候，才弄明白刚才发生的故事。平山支队是一九四三年春天刚组建的新部队，刚成立时才两个班的兵力，枪支也少，有时打仗光靠手榴弹，能够背上大枪的也不过三颗子弹。那时部队吃不饱穿不暖，四处游击，十分艰苦，但是，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经过半年多的锻炼，作战十六次，攻克和逼退西相公庄、胡家疃等堡垒十四个，毙伤俘敌伪军一百五十名，缴获步枪五十三支，轻重机枪三挺，小炮二门，真正实现了“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战斗锻炼中迅速成长。

我抗日军民在斗争中日益发展壮大，把敌人一步步挤出去，日、伪军的日子一天天难过。我们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一部分信件，经过翻译，从中看出了被围敌军的绝望情绪。为了鼓舞我军民士气，我们曾将其中一些信件抄录送《晋察冀日报》发表。《晋察冀日报》用《平行灵地区被围敌军的哀鸣》为题，刊登了日军写给他们亲朋的家信和下属军官上呈的信函。这里我随手抄录几段：日军北支派遣军第二九九二部队横须贺队金山兵长给榎户曹长的信中说：“本地最近匪情非常恶化，不用说夜间，就是白天，只要踏出炮楼围墙一步，马上就会遭到敌人的狙击。”该部队的日本兵小山给他的亲人美代子的信中也说：“每晚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老是虚弱；敌人来袭，睡觉是不可能的，直到四点钟五点钟也不能睡，今年的身体太坏了，真糟糕。”小山在给美代子的另一封信更形象他说：“这里匪情很不好，每晚敌人袭击，就在白天一出门，就乒，乒尺！把墙打个窟隆因为敌人的围困工作，村民不来给打水，常受种种困难呀！饭也改为早晚两顿了。”

日军北支派遣军第一四五六部队某部南政次郎给兵库县加古郡高砂町猎师町池边的信说：“华北真是光打些无意思仗，百姓（苦力）和八路分不出来，直到现在和友军（注：指伪军）作战的八路，如果把枪一放下，就变成老百姓啦！以为是治安区，但如果马虎一下，马上就会遭受到痛苦的恶运，因为这样的谋略，不知有多少士兵丢掉了性命。”驻行唐的日军横须贺中队秦台上炮楼的金山兵长给小川曹长的联络信上写道：“正象你知道的那样，我们的分队是于五月十六日自口头镇转到秦台上来的。从口头镇后退约三公里，实在是忍泪的后退。可是，随着匪情就马上恶化起来，乒，乓！咯，咯！客人先生（指我军一译者）几乎每晚都来，乒，乓！是步枪，还有咕，咕！咚，咚！是轻迫击炮，或是掷弹筒。就是在白天，只要踏出围墙一步，马上就要受到敌人的狙击。不仅如此，另外还有可恼恨的事，由于敌人的围困工作，使我们和爱护村（注：指被日军侵占的村庄）联络完全断绝，不用说洗澡、洗脸、洗衣服，就连随便喝点开水也不可能。水是可亲可爱的，稀罕的。长久过着这样的生活，警备队长以下步兵七名、无线电兵二名、炮兵五名，总共只十四名，出击确是不可能的，作什么也是难的！仅仅依靠南城寨中队本部主力的出动，十天或十五天给上一次水，这是唯一的痛快的事情。就联络之便，虽颇想送上一点礼物，可是因为和爱护村联络不上，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的了（就是说，由于我军的围困，敌人再也不能到‘爱护村’抢掠了一译者）对不起，请原谅吧！”

在我军民围困打击下，日本侵略军这样惶惶不可终日，汉好和伪军更感到未日的来临，逃跑、投诚和哗变的事时有发生。驻平山的伪治安军第十六团第三营，春天初到时有四百六十人，到七月间，连跑带死只剩下二百四十二人，九月十六日，他们从平山开往石家庄，走到获鹿附近忽然哗变，跑的仅剩下百来人。就是这样，在我军民的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瓦解下，到一九四四年底，我四分区内的日、伪军堡垒已基本上被扫除，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与扩大，对敌斗争逐步转入战略进攻的阶段。

第七章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劳武结合大生产

敌人的封锁特别是一九四三年的秋季大“扫荡”，给边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但也促进了边区军民下决心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去克服困难。当时，为了克服面临的困难，地委、分区党委坚决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手抓对敌斗争，一手抓生产，劳武结合，边打仗边生产，以战斗的胜利保卫生产，提高搞好生产的信心；以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提高军民的斗志，互相促进。在开展围困、逼退敌堡垒斗争的同时，也不误农时地抓抢耕抢种抢收，既取得斗争的胜利，又获得丰收，保证了军需民食，振奋军心民心。

我们地委、分区通过整风运动，结合斗争实际，特别强调改变领导作风，要求各级领导深入部队、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实行面对面的领导，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春耕大动员后，地委、分区曾组织过几次检查，秋收前，又联合组织检查团，到各地全面检查战备、生产工作，针对某些县、区的干部、群众认为我军连续取得巨大胜利，逼退许多敌人堡垒，敌人不敢再来“扫荡”的轻敌麻痹思想和放松战备的情况，普遍进行教育，落实反“扫荡”反抢麦斗争的战备措施；同时检查落实秋收秋种计划，促进革命竞赛运动的开展，收到很好的效果。

十一月间，专区政府还专门召开水利建设会议，规划淖伦河沿岸开渠改善灌溉条件，将部分旱地改为水浇地，提高作物产量，同时动员群众利用冬闲时间兴修水利，以利来年的春耕生产。过去，上级布置一项任务，往往党内开会，党外开会，抗联、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层层开会传达，几乎天天有会，甚至一天几会，一人几会，所以群众中流传有“国民党税多，八路会多”之说。为了改变这种形式主义，浪费领导精力，浪费群众时间的作风，地委、分区特地发出《改善召开群众大会的指示》，要求减少会议，必要开的会议要在会前作好充分的准备，谁讲话，讲什么都要预先商定好，讲话力求简短明了，避免重复；要求讲话要讲得比较详细、具体、生动，使大家听得清，谁听不懂的，还可以问，可以讨论；少讲空话，多讲群众关心的事，使群众真正有所收获；还要求开会应尽量吸收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多讲话，减少机关代表讲话，同时，要充分利用会前的时间进行小型的宣传和文化娱乐活动，把会议开得有生气，吸引群众参加。各地贯彻这个指示后，开会的风气有很大转变，对宣传发动群众起了很好的作用。搞好通讯报道工作也是宣传发动群众、开展革命竞赛活动的重要手段。四月初，我亲自主持召开分区直属队通讯员大会，四月十一日，又召开分区宣教工作会议，传达布置通讯报道工作，同时，分区出版了《生产战线》小报，及时报道各部队生产情况。经过这几次会议一抓，分区的通讯报道工作很快开展起来，通过《晋察冀日报》、《子弟兵报》及分区的《生产战线》小报及时报道各部队和民兵、群众战况战绩和生产情况，宣扬典型单位和英模事迹，对各项工作都有促进。

毛主席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强调指出：“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83页）我们分区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曾经历过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四月中旬以前，因为动员工作不够深入，尚有部分同志对大生产的意义认识不足，对在战争环境中搞好农业生产缺乏信心，个别同志还有些抵触情绪，比如，有的说：“为什么叫当兵的也生产？”“又打仗，又生产，结果什么也闹不好！”有的说：“生什么产？鬼子来了还不是一扫光！”“今天开荒，明天转移了，收成给谁要？”由于认识不足，参加劳动就不积极，有的部队找耕地时只找好地，不要坏地；有的则偏重于搞运销和跑运输，不愿花力气开荒搞农业，结果在运销中发生了不少问题，个别的还犯了贪污、腐化的错误。

我们发现了上述问题后，四月中旬，从上到下开展广泛的动员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重大意义，树立“以农业为主”的思想，从四月中旬至六月初，先后开展了两个农业突击周，第一个突击周是以七分之四的力量，用了一万一千多个工，帮助群众生产，第二个突击周则以部队开荒为主，提出全分区“为突破万亩耕地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们已有的耕地仅三千一百六十二亩，要突破万亩关任务比较艰巨。我们分区领导同志于四月二十四日带领机关于部和直属队上山开荒，司令员郑维山、参谋长易耀彩和我等五位分区领导同志组织一个生产小组，每天从早饭后一直于到吃过晚饭才下山，接连于了五天，每个人手上都打起血泡；易耀彩的血泡最多，两手起了八个泡。开荒头三天，我们领导同志开荒七亩半，我和郑维山两人还种下七十五棵南瓜，九十棵麻和五十株豆角，而且都施了肥。领导机关带了头，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很快突破了万亩大关，全分区部队的耕地从三千一百六十二亩增加到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七亩，其中开荒地九千九百四十六亩，超过原计划三千余亩；再加上运输、运销以及副业、手工业的收入，较好地完成了两个月的粮、菜自给和全年改善伙食的补充经费等任务。部队发展生产，生活普遍得到改善，一般伙食单位油盐充足，鲜菜经常有，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还经常能吃上大米、白面和肉。

生产经营按劳动量进行分红，使战士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积蓄，一般都有了毛巾、肥皂、牙刷、牙粉等日用品，抽烟的还有烟吸，并且都当上了生产、消费合作社的股东，个人分红多的一年分到五百元以上，最少也在十元左右。生活的改善，部队病号减少了，病号下降到只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三，比上一年减少百分之一点二。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官兵并肩劳动，同甘共苦，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部队生产部分自给，减轻群众负担，而且还帮助群众生产，又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可谓一举数得。

一九四三年敌人的秋季“大扫荡”，烧杀抢掠，对我们分区破坏十分严重，群众的粮食和种于被抢，耕畜和农具被抢，房屋被烧，青壮年劳力被杀被掳，给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地委、专署首先进行救灾，赈济受害群众，发放贷粮让群众度过春荒，并在春耕前发放购置牲畜贷款，补充牲口，开展运输。在群众生活基本安定下来之后，即遵照毛主席“组织起来”的指示，大力发展拨工组、变工队的劳动组织，有条件的乡村还试点创办消费、生产合作社，开展大生产运动。

春耕开始时，群众顾虑敌人再来“扫荡”抢掠，害怕自己“辛辛苦苦忙一年，鬼子一来全抢光”，生产热情不高。随着宣传动员工作的深入，特别是围困、逼退敌堡垒斗争的节节胜利，生产积极性逐步提高。平山县为了增产，动员群众大量压绿肥，据六个区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时间就割草近九百六十万斤，仅赵家庄一个村即达四十八万斤，再加上粪肥，保证了水田每亩施肥一百八十担，旱地六十至一百担。该县刚种下麦子不久，即遭到三十多年未遇的蝗虫灾害。县委、县政府立即发动群众灭蝗，经过七八天突击，动员人力二万五千多工，捕捉飞蝗一万五千四百斤，迅速扑灭蝗灾，没有造成严重损失，也没有蔓延到邻近各县。井陉县南梁有个村庄位于敌人封锁墙外，而大部分耕地却在封锁墙内，敌人用机枪封锁住封锁墙，只留一道门让群众进出，岗哨检查很严。过去群众因种地进出封锁墙麻烦而且危险，许多地都抛了荒。开展大生产运动后，该村青救会主任杨善大带领五个青年首先组织拨工组，想办法克服困难，先创造经验。杨善太拨工组六个人，六头牲口，创坡时，敌人不开门，他们就在封锁墙外创，开门时才到墙内创；有时敌人好几天不开门，农活季节又不能耽误，拨工组便在黎明前带着农具和干粮爬过封锁墙创坡，黄昏后再爬墙回村，带动了全村都爬过封锁墙去创坡。麦收时，敌人故意不开门，杨善太拨工组就利用月夜越墙收割，一夜割完七亩麦，第二天，全村群众也跟着抢收，没几天工夫，全部收割完毕并将粮食坚壁起来。

这个村还有一部分耕地在敌人堡垒下面，敌人不让种庄稼，杨善大拨工组就在月夜偷偷去种，一人站岗，五人耕作；地里营生多，夜间做不完，他们又想了个妙法，白天六个人身上都披着草编的伪装衣，蹲下来耕作，敌人看不见。六月间，民兵配合我分区子弟兵围困堡垒上的敌人，杨善太拨工组派出三名青年民兵参加游击小队围困敌人，剩下三个人与村干部合编了一个十一人的混合拨工组，坚持去锄苗。后来发现敌人不敢开枪，就越锄越靠前，把全村群众都带动起来，将堡垒前的地全锄完。这时，堡垒上的敌人被我们围困不敢乱动，可是贾庄的特务队仍常来给堡垒上的敌人送水送粮，还乘机抓人、抢东西，杨善太拨工组的青年立即变成爆炸组，把地雷埋在村头的三叉路口上，一连炸死六七个日本鬼子，炸得鬼子不敢上大道上来。从春天开始，杨善大拨工组创坡、送粪、播种、锄苗、拔草、收麦都是拨工，从未间断，他们六个人种了五十九亩平地，二十九亩半坡地，还开生荒地十二亩，平均每亩地上粪二十多驮。前几年每亩地才打二三斗粮，一九四四年平均亩产达六斗五升。此外，他们还利用农闲跑运输，先后赚了一千八百元。从杨善太拨工组的生产情况，即可见群众的劳动热情及千方百计种好地的勇敢斗争精神。

我和地委、专署的领导同志为了总结和推广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抓了井陉县井沟村劳动英雄印吉子和该村拨工互助这个典型，取得了一定成效。井沟是井陉城北十六里的一个行政村，全村包括四个自然村、十二个庄子，散居在一条宽五里、长十五里的山沟里，有居民一百三十六户、六百二十人；全村有耕地一千六百六十三亩，其中旱地一千三百五十一亩，坡地三百一十二亩，平均每人二亩七分地。由于人多地少、土地贫脊，加之日、伪军的摧残，有百分六十以上的人家常年缺粮；一九四三年敌人“大扫荡”时又遭受大祸，全村被烧毁房屋三百零三间，农具损失一千一百多件，粮食、菜蔬也被敌人抢掠、糟踏许多，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一九四四年开春，该村抗联主任印吉子领导群众互济互助，度过春荒。他看到四户群众已断了炊，虽然自己也吃不饱，仍带头捐出三升玉米救济这四户特困户。在他带动下，全村共捐出二石谷子、一石五斗细糠，一千斤罗卜、十斤罗卜干和三十元钱救济了这四户特困户。同时，他把木匠、铁匠组织到拨工组来，修盖好四十多间房子，使各家都有住处，并打出二百九十九件农具，使所有劳力都有镢、锹、镰等农具使用。接着，印吉子把全村劳动力都组织起来，分成了四个拨工队、三十六个拨工组，二百六十四人（占全村劳动力百分之六十七，占总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全村按不同季节实行男女老少大拨工，人力、畜力一起参加拨工，调动了全村的劳动积极性。全村共种地二千零六十亩，比一九四三年开荒、扩种三百多亩，收成粮食一千二百零九石，比上一年多打粮食二百八十二石，许多农户比上一年多打一倍的粮食。由于生产的发展，群众生活有了较大的提高，往年全村有七十多户挨饿，要依靠政府救济，大生产运动后，绝大多数有吃有穿，只有三户因偿还借粮，第二年春荒时粮食不够，印吉子就组织这三家参加冬季生产，编筐子挣钱，困难也解决了。拨工互助大生产给全村带来好光景，秋收后，十月二十二日，全村进一步组织了综合性大合作社，把全村四个拨工队、两个消费合作社和铁匠、木匠组共五百多人都组织起来，拥有羊一百二十九只，纺车二十四架，织布机一台，木匠组、铁匠炉、锅匠炉各一个，资金十九万一千八百余元。这种综合性合作社象是我们建国初期初级合作社的雏形。这样组织起来，使拨工互助常年化经常化。印吉子的工作成绩很大，当选为县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并被选出席十二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

我们在开展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中，也重视发展农村副业和运输、运销业，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群众的生活。井陉县政府就拨出过五十万元无息副业贷款，给群众作为发展喂猪、养羊、纺纱织布、荆条编筐和运输的资金。平山县原有纺织土布的生产基础，由于敌人的破坏，交通运输受阻，原料缺乏，销售困难，纺织业逐渐萎缩。大生产运动后，县供销合作社便发放贷款恢复纺织业，很快便使一万八千余架纺车、三千余台织布机运转起来，一个冬闲季节就织出土布一万正。随着纺织业的恢复，运输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九四三年二月，平山县白石庄遭到敌人的“扫荡”摧残，全村只剩下五头牲口，耕地的畜力已很困难，更无力搞运输。在大生产运动开始时，政府贷款让他们添置九头牲口，由村干部李正安带头组织运输队，仅九个月时间，全村牲口就增加到五十六头，净得运输费三十五万元。同时，运输队组织拨工，比过去多种麦子二百八十二亩，更由于牲口的增加，肥料充足了，拨工组精耕细作，全村秋季获得丰收，比一九四三年增产粮食一百一十大石，不仅补偿了敌寇破坏造成的损失，而且群众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四分区东南部平原地区的燃料，历来依靠井陉煤炭供给，抗战爆发后，由于日、伪军抢占井陉煤矿，不能大量输入，煤价昂贵，群众燃料只好靠庄稼秸秆和砍伐树木，甚至有的因无薪柴而采烧正在田间生长的高粱、玉米青叶，致使平原地区的秸秆大部不能用于沤粪，肥料奇缺，产量也因之锐减。部队和机关、学校的燃料也成大问题。相反，在本区平定县则煤产丰富，当地群众以下小煤窑采煤运炭为生的入很多，但这几年来在敌人封锁下，运输困难，煤炭销路迟滞，工人大批失业。我们地委、专署根据这种情况，决定设立煤炭转运公司，运销煤炭，从而解决了平原地区的燃料及平定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经过半年多的运销，还带动了沿线三百里长各村运输业的发展，增加群众收入，而且平原地区压绿肥的数量大大增加，又提高了粮食产量，此举可谓造福群众，皆大欢喜。

民兵和以民兵为基础的游击队是一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是子弟兵的有力助手。他们人多，分布面广，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协同部队作战，劳武结合。但一九四三年反“扫荡”斗争中，由于缺乏经验，民兵储备粮食少，群众既要保证子弟兵的供应，又要供应民兵、游击队的战粮，负担过重，往往供应不上，有的民兵、游击队因缺少战粮，经常挨饿。接受这个教训，我们地委、分区认真贯彻军区关于通过大生产解决民兵战时用粮问题的指示，动员民兵劳武结合、自力更生解决战粮问题。易县龙华民兵提出：“一手镰刀一手枪，要把田地当战场，自己种的自己吃，不让鬼子逞凶狂！”

阜平民兵提出：“一手农具一手枪，战斗英雄要变为劳动英雄，游击小队变为拨工队”；有的还提出：“现在多劳动，战时不挨饿”的口号，展开了战斗和生产的竞赛，各地民兵、游击小队在战斗行动比较频繁的情况下，仍挤出时间进行集体劳动，生产自己的战粮。他们生产的办法很多，有的开荒、修滩地，有的向群众租地、包工，有的打柴、搞运输。阜平、平山等县成绩较大，从上报的统计数看，阜平民兵开荒二千零二十六亩，修滩地一百零七亩，种旱地六十四亩，收粮食一千零七十二石，山药一万五千斤，此外，打柴六万五千一百多斤，得款二万六千六百多元，搞运输和包工得款一万三千四百多元。平山民兵开荒二千二百四十七亩，收粮一万二千七百多斤，搞运输和包工得款八万七千四百多元，基本上解决了战粮问题。《晋察冀日报》为此发表了消息，并配发了“短评”，肯定解决民兵战粮“阜平、平山作得最好”，同时强调指出：“民兵战粮问题是民兵建设中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得到适当解决，不仅是直接巩固了民兵的战斗力，并且减轻了人民负担，使人民对民兵更加拥护，群众武装的胜利保障也更为雄厚。”

第七章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双拥”运动

一九四四年二月军区第一届群英大会上，戎冠秀荣获北岳区“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的消息传遍晋察冀边区，在四分区特别是戎冠秀的家乡平山县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我们地委、分区和专署抓住这一时机，在全区广泛开展了“学习戎冠秀运动”，以此推动全区的对敌斗争、大生产运动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等项工作，掀起一个争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和拥军、爱民模范的革命竞赛热潮。

戎冠秀回到家乡平山县下盘松村之后，立即把在英模会上“争当劳动英雄”的誓言变为实际行动。下盘松村是一个地处偏僻山沟的小山村，全村只有一百多口人，男女劳动力仅四十几人，过去因区、乡干部不常去，村干部对生产不够重视，群众生活也比较困难。戎冠秀就向村干部传达群英会的精神，从抓拨工互助入手，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她一家带头开荒二十亩五分地，超过计划一倍多；她原只有养羊一头、猪一头，这一年增加养羊七头、猪三头、牛一头；全年打粮二十四石五斗，比前一年多打九石九斗；收成蔬菜七千三百九十斤，超过前一年五千五百三十斤。一九四三年她家还差三个月粮食，一九四四年除吃用和还清一百斤借粮外，有余粮二石多。为了表示对党对政府的感激之情，她筛选最好的粮食交公粮；她家应交公粮六十斤，她超额交了九十斤。在戎冠秀带动下，全村开荒七十九亩，比上一年多打粮食一百零五石，群众的生产、生活都变了样。

戎冠秀继续发扬热爱于弟兵的精神。下盘松村是二、四分区的交通要道，子弟兵过往的人很多，大家每过这个村都要到“母亲”家里看一看。她象对亲人一样留过路的子弟兵唱水、吃饭、住宿。她家离交通站仅一百来步，春天时她生一场病，腿脚无力，要歇四次才能走到，但她仍顽强地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扶着女儿荣花去看望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把她娘捎给她的凉粉、麻酱都给病号吃。有一天，二分区一个病号经过她家，想吃碗青菜挂面，她便找人去买了半斤挂面，还上邻居要了点青菜做给病号吃。她还经常带领妇女给军属拾粪、推碾、抬水、做针线活，还给军属割了三千三百多斤草压绿肥。十一月二十一日，平山县召开群英会，到会一百零九名代表一致评选戎冠秀为“劳动英雄”，并选举她出席边区第二届群英会。

我们及时在报刊及各种会议上宣扬戎冠秀的新事迹，把学习戎冠秀运动逐步引向深入。灵寿县二区把学习戎冠秀运动与压绿肥突击月的工作结合起来，开展劳动竞赛。该区郭金枝领导的拨工组六个人，八月份一个月就压绿肥一万斤，还开荒两亩；张家庄妇救会干部郑守贵领导的拨工组十八个妇女共割草一万九千多斤，还帮军属割草九百斤，她一人就割草二千二百斤。平山县的干部和妇女把戎冠秀作为一面前进的旗帜，下卸甲村妇救会干部、劳动英雄康永馥组织五名妇女参加的拨工组，每天一清早就学习戎冠秀打钟，催人早起下地干活，她的拨工组起早贪黑开荒八亩多，还帮助军属割麦拔麦、背柴火，仅她一人就背了七百多斤；她还领导村剧团组成了慰问组和洗衣组，带着鸡蛋和亲手做的布鞋等慰劳品到外村慰问子弟兵伤病员；元坑村妇女拨工组七个人，集体开荒六亩，把收成的粮食卖掉，买鸡蛋、挂面等慰劳品慰问过路的伤病员。

学习戎冠秀运动使全区的拥军优属工作开展得更好。各地通过妇救会、妇女夜校、拨工组、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并通过秧歌队、村剧团表演“戎冠秀的故事”，演唱“戎冠秀小调”，大力宣传戎冠秀的事迹，涌现了许多拥军优属的典型。行唐县青年妇女陈贵琴见伤员路过她家，便主动腾出比较暖和的屋子让伤员住，把自己的棉被给伤员盖，亲自端水盛饭，给伤员洗衣服，对伤员照顾十分周到。该县五区封锁沟外一个妇女，过去很不乐意留子弟兵和游击队住宿，生怕受牵连，听了戎冠秀的故事后，晚上部队来叩门不再假装睡着了，很快开门接待。平山县回舍区妇女、拥军模范工廷云的事迹更为感人。她家住在游击区，敌伪统制很严，但她仍不畏惧，自从平山来了八路军，她就一直为掩护过往的子弟兵和干部而操劳，历经许多艰险，想方设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开展学习戎冠秀运动后，她更加积极主动，仅一九四四年一年，在她家休养过的伤病员就达九十二名，许多战士感动他说：“王廷云大娘就象自己的母亲一样，看护得非常好！”

一九四四年秋收之后，戎冠秀带头在本村兴办冬学，群众推举她担任校长，带领全村妇女学习文化，并通过冬学开展文艺活动，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地委、分区及时总结、宣扬戎冠秀的经验，在全区掀起创办冬学和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的热潮。平山县十二区东岗南村妇女在劳动英雄曹秀花带领下，把拨工组变成识字组，利用工余时间读报、识字。她们组织的村剧团把敌人一九四三年秋季“大扫荡”中残杀东、西岗南村一百多无辜群众的罪行，编成话剧《岗南惨案》在本村和平山县许多村庄巡回演出，揭露日本强盗的滔天罪行，燃起群众心中复仇的怒火，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这个剧团还配合大生产运动演出由劳动英雄曹秀花自己扮演自己的秧歌剧《曹秀花拨工组》等好节目，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据平山县七个区的统计，有识字班二千零二十七个，学员一万零三百人，“宣读班”（即读报、学文化的夜校）三百六十七个，学员一万四千余人；行唐县六个区的统计，有识字组一千五百六十五个，学员一万二千九百余人，成年人普遍识字一二百个。

同时，平山县还组织了一百零二个村剧团，一百三十八支“霸王鞭”队，占三分之二的村庄有文化娱乐组织，剧团结合中心任务自编自演《征收公粮》、《冬学》、《岗南惨案》等节目，宣扬英雄模范事迹的节目《曹秀花》、《康永馥》等，都是自己演自己，真人演真事，这是一个创造，很受群众欢迎。此外，分区“火线剧团”到各部队驻地巡回演出《血泪仇》后，反映十分强烈，有的村剧团也学习排演了《血泪仇》和《兄妹开荒》等节目，对群众进行教育。

随着“学习戎冠秀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地掀起了争当英雄模范的革命竞赛热潮，老英雄创造了新事迹，新的英模也不断涌现。平山民兵爆炸英雄贾玉过去打仗很英勇，就是看不起种田，不愿下地干农活，参加边区群英会回来以后，立即召集家庭会议，检讨自己不重视生产的缺点，订下了全家的生产计划，带头积极劳动，结果秋收时收获粮食二十四石，比上一年多打了六石粮食，全家够吃够用，消除了家庭对他的不满情绪。他不仅带领民兵奋勇作战，逼退敌人堡垒，而且还积极组织拨工，改造了两个全村出名的懒汉。过去全村交公粮要拖半个月，这年秋收后仅三天就完成了征粮任务，而且保证公粮没沙、没糠、没烂米，因而再次当选为战斗英雄，并出席边区第二届群英会。平山县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召开全县群英会，出席大会的英模代表有一百零九人，会上评选出平山县英雄模范十六人，其中除贾玉外，还有张吉、康二样、李黑黑战斗英雄三名，戎冠秀、康永馥、谷正刚等劳动英雄七人（内妇女四人），还有拥军模范王廷云、运输英雄李正安等英模人物五人，可谓英雄辈出。

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共行唐县委结合学习戎冠秀运动还开展了“学习康福山运动”。康福山是个荣誉军人，他在抗战初期参加八路军，当机枪射手，在“百团大战”的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连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他为保卫机枪，脚部负伤致残，被评为战斗模范，复员回家。他家住在游击区，敌人常来袭扰，他便组织民兵游击队，活动在封锁线内外，穿插于敌点碉之间，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曾在一个月内活捉汉奸和伪军警十三人，威震敌胆。他参加边区第一届群英会回村后，为保卫群众生产，每天都派岗哨监视敌人，农忙时，几天几夜都在第一线上。他还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镰刀”的口号，把射击组变成包工组，收割敌炮楼下的庄稼，派爆破组帮军属割庄稼，并负责打、晒、收藏。他们还利用农闲搞运输，筹足民兵战粮，免除群众负担。他很重视对游击队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有两个同志被捕后忠贞不屈，英勇就义；还有一个队员被敌人关进大牢，受尽毒刑也不屈服。在行唐县群英会上，康福山再次被选为“战斗英雄”，出席边区第二届群英会；行唐县委召开武装工作会议，号召全县民兵向康福山学习。

人民热爱子弟兵，子弟兵更是以实际行动报答人民。我们分区部队除了帮助群众生产劳动，保护群众耕种、收割，参加抗灾救灾活动外，把英勇战斗、保卫边区作为拥政爱民的神圣职责，作为学习子弟兵母亲戎冠秀的实际行动。“胜利”部三连六班长、优秀党员张福友在袭击敌东洋堡垒和晋同堡垒时，曾带领全班冲锋在前，缴获十支步枪、一支冲锋枪，活捉伪中队长一名，立下战功。

在五月二十九日的乾家庄伏击战中，他又带领全班向二十多个日、伪军组成的混合队伍冲去，把敌人压在一条小山沟里，正当他向这股敌人猛烈扫射时，左边山头上另一股敌人用机枪火力支援山沟里的敌人，张福友头部、背部三处负伤，鲜血染红了上衣，但他为了配合兄弟部队迅速消灭敌人，他不顾伤痛，不怕流血，带领全班立即转身冲上左边山头，击毙两个伪军，重伤伪中队长，消灭了这个火力点，缴获了一挺机枪和六个满载给养的驮子，解救了二十多个民夫。

战斗英雄、生产模范、行唐支队小队长胡凤刚的事迹更为感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间第一次沟里伏击战时，敌我双方激战方酣，中队长和战士刘刚挂了花，胡凤刚不顾个人安危，把他们一个个背到安全地区隐蔽，自己的下颚和手臂两处负伤也不吭声，继续指挥小队向敌人冲击，和兄弟部队一起消灭了六十多个敌人，被评为战斗英雄。战斗结束后，他被送到医院养伤，稍能活动，便参加木工生产，并帮助群众修盖房屋，又被评为生产模范。

五月二日，胡凤刚伤愈归队不久，立即参加追击日、伪军讨伐队的战斗。那天中午，日、伪军讨伐队一百二十多人刚到岳霍口，我们唐支队即赶上敌人，胡凤刚奉命与敌人争夺山头，他带领小队奋勇冲锋，抢先夺下高地，连续打退敌人几次反扑，大量杀伤敌人。这时，他不幸腰腹中弹，鲜血顺着伤口往外流，他怕影响战士情绪，忙扎紧腰带，忍痛不吱声，坚持战斗直到胜利，同志们才发觉他负了重伤，把他抬送医院。我得知这个情况，很受感动，因为我们分区机关驻在平山柏林村，离行唐有一百多里，不能亲自去慰问，便派“火线剧团”团长冯征和宣传干事胡炳堂、王涛带着剧团前往行唐支队进行慰问，并亲笔以分区首长的名义给胡凤刚写了一封慰问信，请他们到医院去看望胡凤刚。

我在信中写道：“最近，三十团和行唐支队打了许多漂亮仗，也涌现了不少的战斗模范，这和你英勇果敢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你两次挂花、积极生产的精神更感动了分区每一个人，大家都要向你学习。你能早好一天，我们就少惦记一天，今特派冯征同志前去看你，希望你安心疗养，珍重自己，早日康复。党对你寄托着重大的希望！”胡凤刚听读信后非常激动，他请冯征同志转达他的谢意，并表示说：“我伤口的子弹头虽然还没有取出来，但不要紧，请大家不要惦念，我伤好以后，一定用实际行动回答各位首长和同志们的关心！”

《子弟兵报》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刊登了胡凤刚的事迹和分区首长给他的信，在全区部队中产生了很大反响，纷纷表示要向胡凤刚学习，争当战斗英雄。

第八章打败日本侵略者挺进冀中

晋察冀军区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在一九四四年保卫麦收和扩大解放区的攻势作战中，打开了新局面；九月，党中央鉴于根据地扩大和斗争形势的需要，指示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建立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四个区党委、行署和二级军区，冀中区仍包括晋察冀军区的第六、七、八、九、十专区和军分区，任命杨成武任司令员，林铁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我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玉川任冀中行署主任。

冀中是河北省中部的平原地区，位于平汉、津浦、北宁三大铁路之间，它南越沧石路衔接冀南平原，西跨平汉路与太行山脉襟带相连。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盛产粮棉，为华北比较富庶的地区；它的周围是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重要基地——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等中心城市，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一九三七年十月初，吕正操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率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进入冀中开辟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安平县城召开冀中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由北方局派来的代表黄敬主持，成立了冀中区党委、行政主任公署，并成立八路军第三纵队、冀中军区和四个军分区。在冀中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一九三八年秋，日军在大举围攻我晋察冀北岳区屡遭失败之后，改变作战方针，企图首先肃清我军在平原地区的部队，尔后再转入山区。我军第一二零师为支持平原地区的抗日斗争，由贺龙师长亲率主力进入冀中，与冀中抗日武装结合在一起，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五次“围攻”，大量杀伤敌人，取得了很大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转为保守城镇据点的防御状态。一九三九年八月，第一二零师完成了任务离开冀中，转移到北岳区；一九四零年二月返回晋西北。此时，冀中的抗日队伍已大大发展，根据地也比较巩固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急欲变华北为其所谓“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企图首先确保冀中，于是派冈村宁次纠集五万多兵力，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起，对我冀中地区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在反“扫荡”斗争中，我冀中军区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但是，敌人铁蹄践踏过的土地，都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我冀中部队遭到极大损失，为保存有生力量，我冀中主力部队和党政军机关不得不突出重围，转向外线，留下少数部队，依靠广大群众坚持抗日斗争，冀中区暂时变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

敌人为了达到其总的战略目的，进一步强化其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总力战”，极力采取点、线、沟、墙相结合的堡垒政策，在冀中八千多个城镇，六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千七百五十多个据点，修筑了七千五百多公里的公路，挖了四千多公里的封锁沟。在敌据点周围碉堡成群，铁路、公路沿线岗楼密布，点、碉、路、沟纵横相连接，堡垒最密处一村数个，最稀处三村也有一个，真是密如蛛网，把我冀中根据地分割为二千多块，每一块都置于它严密火力网封锁之下，然后逐区、逐块进行“清剿”、“剔抉”。此外，敌人还在每个村建立伪政权，加强汉奸特务组织，扩编伪军，大肆进行掠夺，并强施奴化教育，强化治安，从而使冀中平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冒狼烟”的恐怖世界，但是敌人的残暴吓不倒英雄的冀中军民，坚持在冀中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的地方武装部队仍然依靠群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手段，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各自力战，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很多游击战法，并实行“两面政策”，开展合法斗争，把许多伪组织变成“白皮红心”的两面组织，名为伪组织，实际为抗日斗争服务，应付敌人，把敌人“蒙在鼓里”，使其变成聋子、瞎子，到处瞎撞。武装斗争与合法斗争互相配合，使地方武装在斗争中逐渐集聚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一九四三年后，随着整个抗日斗争形势的好转，冀中各分区的工作在青纱帐起来以后都得到很大发展。到年底，我冀中军民先后逼退、拆除伪据点岗楼六百余处，恢复村庄三千五百多个，各军分区已形成许多小块根据地，出现了“一九四三年环境大改变”的局面，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冀中党委和冀中军区，并赋予我们：恢复、巩固和发展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积极准备战略大反攻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月下旬，我从四分区来到一分区的慈家台，与杨成武、林铁、罗玉川等冀中军区领导同志汇合。慈家台是一分区与冀中区接壤的边沿地带，越过敌人平汉路的封锁线，就能进入冀中。当时冀中地区的敌情仍很严重，我们在慈家台待了一个多月等待着过路的时机。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晨，侦察员报告，夜袭管头的敌人已返回刘家台，我们趁这个空隙，换上便衣，经高士庄向岭西方向走去。连日的风雪初雾，山岗、树林、村庄，银装素裹，山路上基本没有行人，显得格外寂静、肃穆，使我们一行人更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沿途经过山村，群众远远地望见我们，以为是敌人的便衣队，都纷纷躲避，待我们走到西沟底时，这带村庄早已空无一人，所有的食物连同烧水、煮饭的炊具也都坚壁了，我们想找个人了解一下沟外的情况，也无处寻觅，只好苦笑着草草宿营。

第二天上午，因沟外情况不明，不敢贸然行动，直到午后两点钟，我们才离开西沟底继续向东走去，黄昏时，行到岭西、北台鱼附近，前方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声，负责护送我们的三团的同志，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前面有敌情！”我们急于赶到冀中，无心与敌人纠缠，遂临时改变路线，绕道西行，连夜走了一百多里，到了马家庄，把敌远远地甩掉，这才歇了脚。这个村的村长，是我们“两面政权”中的地下党员，他特地叫人烙了饼，炖了猪肉招待我们，让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吃饭时，村长热情地招呼我们说：“你们今晚要吃得饱饱的，再好好睡个觉，明天才有力气翻过封锁沟！”

二十九日拂晓，我们继续前进，为了避免敌人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与林铁、杨成武、罗玉川等同志分开行动，自己带着政治部的几个同志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这是我第三次通过敌人这条阻隔北岳区与冀中交通的封锁线了。一九四一年八月至十月，北岳区反“扫荡”时，我曾带着抗大二分校第一团从灵寿县陈庄出发，穿越这条封锁线到冀中找抗三团，坚持到敌后训练；反“扫荡”胜利后，又通过这条封锁线返回灵寿县陈庄，每次都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岗楼、碉堡，越过封锁沟、墙，也都遇到过敌人的铁甲巡逻车，但都冲过去了；这次越过封锁线，虽然敌人加紧巡逻，严密封锁，但我们依靠群众，有了三团的武装掩护，还是胜利地通过了。当时我有两点感慨，一是敌人无论怎样严密封锁，挖沟、垒墙、筑堡垒，日夜出动铁甲车巡逻，什么办法都想了，但封锁不住英雄的军队，英雄的人民；二是为了通过这条封锁线，多少英雄儿女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我由衷地怀念他们，敬仰他们！我暗下决心，这次通过封锁线，一定要动员冀中千百万群众，把这些保垒、沟墙、封锁线统统荡平！

怎样重建冀中军区？当时军区机关相当精干，军区政治部只有二三十人，王奇才任付主任，下设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和敌工部（与地方党委敌工部门合在一起办公），各部只有一个部员（以后改称部长）和几个干事，此外，直属队还有前线报社和剧团。政治部的干部由这三个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从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抽调的；二是“五一”大“扫荡”后从冀中撤回军区的一些干部，他们到军区教导团学习，这次从教导团抽调出来，回冀中工作；三是从路西的第一、四分区抽调的干部。路西的干部对冀中的情况不熟悉，而原冀中的干部离开冀中已两年多，冀中的情况变化了，他们还需再熟悉。所以，我们认为不必急于搭机关架子，发号施令，而要从调查研究入手，把机关人员陆续分散过封锁线，先分头到各分区去，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深入部队，与部队一起活动，了解各部队的思想状况和斗争情况，熟悉干部，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集中起来，总结交流情况和经验，开展机关工作。当时他们汇报六分区开展对敌斗争及统战工作比较好，该分区第三十一区队一一个大队与“统战军”合编，重新组成第四十区队，扩大了队伍，我认为应该去看一看，摸摸经验，就先到六分区去了。果然，通过一段时间了解，发现这个分区的工作很扎实，陆平、魏震同志工作有能力，不久，我就建议把他们调到军区工作。

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分散到各分区的干部陆续集中到军区驻地——肃宁县城南边的张岗村。这时，杨成武、林铁、罗玉川等领导同志已经到达，大家历经许多艰险后会师，感到特别兴奋，各自述说了自己过封锁线的“历险记”，真给春节增添了几分乐趣。这段时间，我抓紧组织到各分区的干部汇报工作，他们同部队干部、战士和民兵、群众，战斗、生活在一起，了解了许多情况，汇报起来有血有肉，很少空谈，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提出的问题很切合实际，再经大家讨论，综合分析研究后，随即以政治部或我个人的名义给这个分区写信，表扬他们的成绩，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收效比较好。有的分区的地方区队、武工队仗打得不错，但发动群众不够，干部之间团结不好；有的分区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俘获也多，但敌军工作开展得不够好，我们都及时提出改进意见。汇报中大家听到了自“五一”反“扫荡”以来冀中军民许多斗争事迹，了解敌人残暴的罪行与冀中军民英勇斗争的精神，进一步增强了恢复与发展冀中军区的斗争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于部两件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一九六四年四月版——下同）第492、493页）我们要恢复和发展冀中军区，必须壮大我们的力量，这就需要大批的干部，因此，正确对待干部，大胆使用干部，发挥干部的作用是个关键。

敌人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来得凶猛，突然，手段十分残酷。开始时，冀中军区对敌人“扫荡”的规模估计不足，在敌人疯狂进攻下，有的部队被冲散，一些干部来不及转移，本地人便分散回家隐蔽，外地人则就地“坚壁”；还有一些干部同群众一起被敌人抓走，押送到东北当劳工，后来，陆续有人逃离虎口，有的逃回路西根据地，进教导团学习；有的逃出来后回了家。这些被冲散的干部大多数立场坚定，同当地群众一起运用各种办法与敌人斗争，但也有些同志一时看不清形势，消极悲观。党中央和晋察冀军区在恢复与发展冀中军区的指示中，对待这些干部有一条原则：即在冀中这种特殊情况下，分散回家的干部，除个别投敌叛变者外，应尽量争取他们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自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冀中地方武装开始广泛发动对敌攻势，结合保卫麦收，打开了斗争的新局面之后，分散隐蔽的干部、战士就陆续归队，待他们听到恢复冀中军区的消息后，更有大批的干部、战士自动归队；有的不仅自己归队，还动员了一些青年一起参军。可是，也有一些干部思想还有顾虑，或不好意思归队，我们就派人去动员他们回来，耐心地抚慰他们，按党的政策正确对待他们。当时有一个姓齐的特派员，敌人“五一大扫荡”时部队被冲散，他躲回了家，建立军区后，经考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变节行为，但他自己不好意思归队，我们就派人到他家去请他回来，仍当特派员，此后经过历次战斗考验都表现不错，建国后曾任我总部机关的二级部长。

为了表彰在“五一”反“扫荡”后坚持冀中敌后斗争的干部、战士，以发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我提出建议，经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党委批准，以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的名义颁发了“五一奖章”。奖给坚持敌后斗争的广大干部、战士和民兵、群众。奖章分一、二两等，根据受奖人坚持斗争时间的长短及功绩的大小，按职权范围各级组织负责审议、评定。虽然当时物质条件差，奖章是利用钢板压模制成的，园形奖章中央只有一个战士浮雕头像，但也显得十分威武，庄严；加之各地区、分区都召开了热烈、隆重的授奖大会，宣扬英雄模范事迹，受奖的同志都感到光荣和自豪，更积极地投入了新的斗争。

归队的人员中，情况各异，有些被捕、离队的同志经历比较复杂，我们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根据中央和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一方面严肃认真地弄清情况，一方面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照顾到当时斗争的残酷环境，对于一时消极的同志，不要看作变节或背叛革命，应多团结一些同志，让他们在今后斗争中继续考验、锻炼；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模糊敌我界线，对于证据确凿，确有叛变罪行的，也应严厉惩办。当时有一批干部被俘后被敌人押送到东北或日本当劳工。在东北当劳工的同志中，有的冒着九死一生危险逃离虎口后归队或暂时隐蔽起来，当时归队的同志大多到军区教导团学习，经过审查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仍按原职使用。还有一批是日本投降后从日本回来的（约一百多人），军区决定在抗大二分校冀中总队专门成立一个队，组织他们学习文件，进行教育，提高觉悟，自觉交代被捕后的经历、表现。

当时无法外调，只有靠自觉交待和周围同志互相证明。事实上，他们被俘后仍秘密成立党支部、党小组，各个人的表现基本能掌握。他们在被俘后，过着非人的生活，吃尽苦头，要是采取一概不信任的态度也是不合适的，所以，在基本掌握情况后，除个别须进一步考察者外，都分配了工作，恢复了党籍或重新入党。如某分区一个姓李的组织股长和一个姓朱的干部就是在东北逃离虎口后到路西教导团学习的，我们仍让他们担任原职；某团一个姓王的团长参加过帮会（会道门），但他作战勇敢，有活动能力，经审查没有发现有什么反动言行，照样任命他当团长。有一个姓赵的青年科长，被定县敌人俘虏后诈称是个文教，没有暴露身份，因他长得俊，又年青活泼还会拉手风琴、跳交际舞，日、伪军太太喜欢他，要他教跳舞，他便乘机混到敌人内部，利用能在敌人据点间自由活动的有利条件，与我们的地下党取得联络，递送情报，最后，他偷了日军小队长的手枪和指挥刀，还带着一个被日军小队长抢去当小老婆的中国姑娘一起逃了出来，归队后，我们经审查属实，仍然信任他。

还有一个姓白的区队长（团干）被俘过，有人怀疑他有问题，经审查没有什么投降变节的证据，我们便在使用中继续考察，结果表现也不错，仍恢复他的区队长职务。事实证明当时这样大胆地使用干部，这种干部政策是得人心的，是得到干部拥护的；这样互相信任，干部都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就能团结更多的同志，保证打胜仗。此后，这些干部大部分在斗争中经住考验，锻炼成长，有的当了高级干部，为革命作出很大贡献。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前怕狼后怕虎，采取关门主义的政策，不敢大胆使用干部，就会丧失很多人，不可能动员起千千万万群众，也不可能使我们的队伍很快发展壮大。

我们刚进入冀中军区时敌情仍较严重，各分区还被敌人分割，各自为战，上下联络主要靠电报和人员往来，领导十分不便。当时军区直接掌握的只有一个小团，大量的还是各军分区的地区队（小团）和县小队、武工队，由于敌强我弱，部队都穿便衣，不穿制式军服，平时分散活动于群众之中，游击于敌人堡垒之间。他们坚持了两年多的游击战，虽然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许多战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要完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转入战略反攻这样艰巨的任务，仍然需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使其从分散的游击队迅速变成能执行较大规模攻防任务的主力部队，以便形成战略反攻中的拳头力量。

部队整训以各分区地区队为重点，军区在路西根据地成立了训练团，把各分区地区队抽调一部份到训练团集中训练。政治教育主要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军事训练的技术训练以射击、投弹、刺杀等三大技术，尤以射击、投弹为重点课目，并辅助加土工作业。战术训练以单兵、班的战术动作为内容，重点是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训练与不训练大不一样，过去他们都是游击式的活动，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单独行动，经过训练，进步很大。训练团一集中，便针对部队游击习气严重的缺点，首先抓队列训练，提倡“正规化”，把穿着五颜六色的便服根据当时的物质条件，以区队为单位，统一调剂成蓝、灰或黑色中山装，这样整起队来就显得整齐、划一，加之早、晚的队列训练和每周的会操，队伍便呈现出新的面貌。

训练团千五月一日结束了射击、投弹两大科目的训练，举行大检阅，进行了普测。该团入伍在一年之内的新战士很多，原有基础差，第一次打靶（卧姿、距离一百三十公尺十环靶），全团平均仅三点四环，脱靶数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三，经过六周训练后，全团总平均达十四点四环，脱靶率仅占百分之三十一点四。第六练兵区队副排长郝元贞、第八练兵区队通信员郭金芸均三枪命中三十环，第九练兵区队三连平均十八点二环，脱靶率仅百分之二点一五，该连百发百中而又平均在二十环以上的有八个班。在投弹训练方面，开始练兵时，全训练团投弹（三号手榴弹重一市斤，命中五米半径的目标为准，要求投准投远）平均仅二十八米，第四周试测即进到三十五点一三米，第六周“五一”普测时平均达四十点二七米，第六训练区队成绩最好，全区队平均四十三米；该队一连侦察员宋福禄达六十三米，创最高纪录。在当年那种武器的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不易。

留在冀中坚持斗争的部队也掀起了练兵热潮，但当时部队刚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许多班、排、连长不懂爱兵带兵，开小差的事故时有发生。所以，我们在四、五月间特地于饶阳召开政工会议，号召全区部队开展尊干爱兵运动，这对巩固部队，推动训练起了很大作用。练兵团第六区队四连九班原是个落后班，全班没有一个党员，经过调整，六班长高光泽调到九班当班长，又从二班调来了副班长。副班长工作虽较积极，但态度生硬，管教方法不好，与战士产生矛盾，高光泽即耐心帮助副班长树立爱兵观念，改进管教方法，并以身作则给战士打水喝，帮战士缝补衣服，在训练场上一遍遍示范，纠正战士动作，后来九班成为全连的先进班，投弹训练从平均二十六米提高到三十七米，战士程志军达五十三米。三十六区队在“发扬民主，启发自觉”的口号下，克服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官兵关系大大改善，练兵成为自觉的行动，经过六周苦练，全区队据枪平均五千六百九十七次，号称“钢臂膀”的焦安泽双臂握枪达四万零三百一十四次，从早饭后到点灯时据枪姿势不变。全区队投弹平均三十六点一米，“投弹霸王”赵凤珍投弹达五十七米，射击能手耿振虎实弹射击立射三枪二十一环，跪射二十环，优秀射手洪武、杨春对三百米外人形靶射击，三枪三中。

部队经过训练战斗力显著提高，一九四五年六月初，练兵团整训结束，编成四个大团返回冀中，立即参加军区组织的夏季攻势，发起子牙河战役，首先出击子牙河东。六月九日观流一战，将支持河东敌伪的精锐——淮镇日军三四百名击溃，毙敌青木大队长。战斗中小炮手张纪坤听指导员鼓励说：“练兵的时候，你的成绩是全练兵团第一，今天得露一手才行！”倍感兴奋，在对四百米外的敌人连发四炮，发发命中，打得敌人一窝蜂似地溃退了；接着，一阵机枪扫射，打得敌人落荒逃散。在北辛庄战斗中，炮手吕清恒的小炮几次对楼顶上的敌人火力点发射，楼顶上就几次冒起黑烟，火力点随即消灭；敌人的特等射手探头要找我小炮的目标，没等他看清，我特等射手谢大水一枪就打破他的脑壳，另一个敌人从枪眼里瞭望，谢大水又一枪正中枪眼，事后投降的伪军战战惊惊地说：“你们的子弹是长了眼睛的，枪枪命中，真神了。”在献县攻击战中，敌人倚仗一挺重机枪固守岗楼，我练兵团的第一名投弹选手刘臣真看准了目标，远远地投去手榴弹，正中岗楼，炸死伪军重机枪手，敌人一阵慌乱，我部队乘胜进攻，一口气拿下敌岗楼，刘臣真冲上前去，缴获了重机枪和一支步枪，战士们都拍手叫好。

坚持在冀中斗争的各区队虽然训练时间较少，但他们抓紧战斗空隙开展训练，边打边训，战斗力也有很大提高。第十分区有个区队在一九四四年一次战斗中，由于炮手对掷弹筒不够熟练，没有起到协同配合的作用，战后检讨起来，大家都感到惭愧，所以这次开训后特别用功，三九天也不怕大寒地冻，一心苦练，一个月后大有进步，在岱山战斗中，敌人凭借有利地形顽抗，炮手韩秉忠一发炮弹正中敌阵，敌人后撤找另一地形继续顽抗，韩秉忠又一发炮弹落到敌人阵地，敌人不敢再顽抗，丢下死尸、拖着伤员逃跑了，我部队乘胜追击，终于取得了胜利。

各部队在整训中普遍进行形势任务教育，控诉日寇、汉奸的罪行，激起指战员的对敌仇恨，在教育中不仅控诉日、伪军在“五一”大“扫荡”中的血腥暴行，还结合控诉当前敌人仍在烧杀抢掠的罪行，号召指战员英勇作战，把敌人赶出去，为受难同胞报仇雪恨。

一九四五年夏，麦收开始后，敌人在各地抢麦更加疯狂，六月九日，晋县县城、栾城、藁城敌人纠集一起包围了赵县三区中心区的四个村子，抢走牲口一百六十一头，抓走男女青年一百五十八人，烧房二十八间，除抢已收割的麦子外，把打场上还没打的麦子也烧毁，打死群众三人，打伤二人。十日，这股敌人又包围东西柿村、西湘洋，抢走牲口三十一头，抓走老百姓五十人。十四日晋县马于敌人包围后朋头，抓走青壮年十二人，十八日又带着大车到后朋头、楼底、邵庄、宿生、古儿庄共抢麦四十六车，第二天，又到四中佐等村抢麦二十一车，敌人还威胁群众：“不交麦就以通匪论罪，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敌人在抢掠的同时，还使出卑劣手段奸污妇女，污辱我同胞。六月八日，安国城四百多个敌人窜到东西安国城村去，该村住着三百四十余户回族同胞，敌人在抢掠粮食、财物之后，故意在回民家中杀猪，将两个猪头吊在两家回民门上，把两块猪肉扔在刘庄华、李银海两家的床板和枕头上，又在村里三口水井里扔下猪肉、猪毛和死鸡；更可恶的是，他们闯进清真寺，砸破寺院四周门窗玻璃，砸烂两盏汽灯、三盏油灯，撕毁可兰经，肆意侮辱回族同胞。

一九四五年四月初，控制大清河两岸的汉奸王凤岗企图“以水代兵”破坏我夏收夏种，破坏我地道，并企图让大水分割我根据地，然后摧毁我根据地，勾结了涿县汉奸头子裴鸿运将永定河水引入大清河，使大清河水暴涨六尺，王逆再把十里铺大桥的桥洞大部分堵死，减少大清河水南流，同时指使伪军决开大清河东、西大堤，使河水淹没大清河两岸七八十里平原地区，使一百六七十个村庄遭水灾。大水冲塌了无数房屋，淹死了上千老百姓，使大片大片麦田绝收，成千上万群众无家可归。在伪军决堤时，当地群众曾急忙前去堵挡，但辛桥、新镇、张青田等地伪军奉命开枪打死打伤前去堵挡和修堤的群众，不让抢救。汉奸王凤岗灭绝人性的罪行激起群众极大的义愤，第十分区各界召开大会控诉王凤岗的罪行，号召全区军民振奋起来抗灾，新涿、固安、新雄等县区的干部都动员起来，组织所有的青壮年抢修堤坝，部队、民兵在前边掩护，打退骚扰的敌人，成百成千群众日夜苦战修筑套堤，把大水引入拒马河和其他河叉，减少了损失。

第九分区三十四区队二中队在形势教育中创造了一种群众自我教育的新形式。他们在控诉日寇、汉奸罪行的同时，发动大家联系自己亲身遭受的苦难，讨论“要不要坚决抗战到底？”战士们边诉苦边表态，战士王秀峰说：“我兄弟被敌人打死，我母亲被敌人杀害，家里的东西也被敌人抢光了，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今后，我坚决抗战到底。”吴胜奎等许多战士接着边哭边诉说自己的家被敌人烧、抢和家人遭到惨杀的情况后，有的说：“不抗战到底再也活不下去了！”有的说：“老哭有什么用，有出息的青年要起来和鬼子拼！”有的还联系自己检讨想开小差的错误思想。新战士靳孟渊听了别人控诉敌人的罪行，触动了自己的思想，他痛哭流涕地说：“我真对不起大家。日本鬼子在中国这样残酷杀人放火，我还帮助敌人来杀害自己的同胞。”大家听到这里一愣，他接着又说：“我今天坦白了吧。我过去当过剿共班长，在敌人手里算个红人，常带着敌人到乡下去清剿，我还曾杀过八路军和村干部，也曾强奸过妇女，领着敌人抢过粮我为给敌人出力还受伤致残，见到八路军的伤员全有光荣证，可我这伤，只能算耻辱的痕迹。”说了又哭起来呜咽地说：“我自己的一个姐姐，同样也被敌人强奸了，我不但没想法报仇，反而给敌人做事，你们说我还算个人吗？唉！我决心洗清这段罪恶历史，以后决心抗战到底，不信你们看吧！”这一坦白，给全体指战员更深刻的教育和启发。该中队经过教育后，在执行反击敌人再占肃宁的战役时，战士们既没有请假回家的，也没有讲怪话的，逃亡的现象也消除了，大家团结一致奋勇战斗，打了胜战。

在进行军政教育训练中，政治部大力开展文化艺术工作，以加强教育效果。各部队的群众性歌咏活动非常活跃，抗日歌曲传播很快，部队唱，群众也唱，到处可以听到抗日歌声：“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声鼓舞着斗志，歌声推动着学习、训练，歌声激励战士们去冲杀，去搏斗，去同鬼子们拼！在庆功会上，更是歌声飞扬，唱出了胜利的喜悦，唱出了勇往直前的豪气！

军区“火线剧社”是一支文艺尖兵，剧社社长崔鬼、指导员黄拓都是坚强的文艺战士，他们事业心很强，有一股实干苦干的精神，经常带领剧社冒着危险，穿越敌人一条条封锁线，活跃在冀中各个根据地。他们结合中心任务演出了许多话剧、活报剧，特别是大型歌剧《血泪仇》的演出，对边区军民教育尤深，一场场《血泪仇》的演出，都是一堂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阶级仇，民族恨，激励战士们去杀敌。“火线剧社”也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直至建国以后，仍为戏剧界、电影界中的骨干力量。

我历来较重视发挥报刊的作用，组建政治部时，我便积极建议立即恢复原冀中“前线报”，并推荐陆阳同志当社长。陆阳同志来找我，说他没有于过报纸工作，我对他说：“你长期做宣传工作，在教导团还搞过文化教育工作，有一定基础，现在办过报的人还不多，你边学习边干，一定能干好。报纸主要是进行形势教育、传播胜利消息和战斗经验，并配合军政教育，总结经验，宣扬典型，鼓舞和激励士气。”我还说：“目前冀中地区的形势仍然还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各分区和县、乡仍被敌人的封锁线和据点分割，要保证报纸能尽快送到战士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要建立健全交通网，沟通上下联络，才能掌握各地的斗争动态。”当时研究确定，仍为三日刊，三天出四版，先搞石印，以后争取搞铅印，发行数暂定每期一千五百份，把报纸发到班、排，直接与战士见面。陆阳同志原是第十分区教育科长，反“扫荡”后随分区机关撤到路西第一分区，任军区教导团政治文化教育股长，他对冀中情况较熟，一九四四年十月就先过封锁线，回冀中，到几个分区了解情况，组织通讯员队伍和沟通交通网的关系，所以，一九四五年春节后即开始出版，报纸越办越好，真正成为军区喉舌，在部队分散的情况下，对传播捷报、经验，激励鼓舞部队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八章打败日本侵略者堡垒户

日本侵略军对冀中人民进行空前残酷的摧残，虽然也造成了一时的恐怖气氛，但也激起了冀中人民对日寇更大更深的仇恨，所以，除少数汉奸和反共顽固派外，绝大多数群众包括一些中小地主在内，都能团结在我们党“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同日寇、汉奸进行拼死的斗争，这是我们开展抗日斗争牢固的群众基础。

冀中人民在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后，面对敌人疯狂的报复，毫不退缩，与敌人展开公开的和秘密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一方面用“两面政权”应付敌人，一方面根据平原地区没有高山密林和江河港汉作依托的特点，把“藏身洞”发展成为四通八达的地道，依托地道既可藏身又可打击敌人的“地道战”，再由“地道战”发展成天上（屋顶）、地下（地道）、地面和村庄、街道、院内纵横各三层的交叉火网，同时以野外地道为纽带，把村庄、野外、地道组成一个连环的立体的作战阵地，既可打村落战，又可野外出击，形成了能藏能打能转移，进可攻、退可守的对付敌人的地下长城；加之配合地雷战、麻雀战，打得敌人懵头转向、丧魂落魄。这些都是群众从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它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

我们在恢复冀中军区后，十分重视群众创造的这些经验，并在原有群众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抓好双拥活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工作。在战争年代，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军队是战争中的骨干力量，人民群众是军队的靠山，因而搞好军民关系主要责任在军队方面，这也体现了我军的性质与宗旨；特别是在那游击战争环境中，我们的部队都穿着老百姓织的土布做成的便衣，住的是老百姓的家，吃的是老百姓供给的粮食，平时生活在群众中，打仗有群众支援，军民真是水乳交融。当时，部队住在那家老百姓家中，就帮助房东和周围的群众挑水、拾柴火、打扫卫生，农忙时帮助耕种，麦收时帮助收成、打晒，武装保护麦收，将粮食“坚壁”起来，防止敌人抢掠，处处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当时群众的房屋被敌人烧段时，部队又主动帮助群众抢修房屋，因而部队在群众眼中是自己的子弟兵，关怀备至。

开始我们进入冀中时，虽然情况比一九四三年前有很大改变，但是垂死的敌人仍很疯狂。它虽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但还是经常以它占据的县城、据点为依托，集中一定兵力进行重点“清剿”。敌人的据点、碉堡仍遍布各条交通线，封锁我们的交通，分割我们的根据地，所以，当时我们军区的领导同志和部队仍然穿着便衣，外出时，我和杨成武、罗玉川、王奇才等同志骑着自行车，林铁同志不会骑车就骑毛驴，从这个分区到那个分区，从这村到那材，都在敌人的封锁线和堡垒群中穿来穿去，夜晚，就住在“堡垒户”家。

说起“堡垒户”，这是抗日战争中通过复杂的敌我斗争总结出来的好经验，这个寓意深刻的命名也是广大干部、战士发明创造的。因为敌人的堡垒是用砖石筑成的，是用高墙、铁丝网围起来作警戒的，而我们的堡垒则是建立在群众之中，我们的警戒是千百双警惕的眼睛，这是敌人无法摧毁的。

“堡垒户”一般都是我们的党员或基本群众的家；在特殊情况下，为了掩护行动，个别的在靠近敌人的地区也有选择在爱国士绅（地主）家的，联络员与“堡垒户”之间都有一套联络的办法和信号。我们住到“堡垒户”家中时，大多用化名，“堡垒户”的家长会把全家人聚拢来介绍互相认识，根据我的年龄给我排个辈份，是兄弟、儿子或侄子，然后教我们怎样互相称呼，这样，万一敌人突然闯进村来，我们来不及转移，可以应付敌人，由此可见群众为了掩护我们的用心之良苦。

为了掩护我军过往人员和伤病员的安全，许多“堡垒户”和群众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我刚进入冀中时，在六分区就听到“冀中六分区子弟兵的母亲”聂大省的感人故事：聂大省是晋县东小刘村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她从小受穷受苦，八路军来后才翻了身。她先后把一个十七岁、一个才十二岁的儿子送去参加八路军。自己和老伴带着一个闺女、一个小儿子种地、放羊过日子，虽然家境不很宽裕，但有一点好吃的，都要留给伤病员或过往的八路军吃。在聂大娘精心护理下，分区手枪队的小郭、老谢等同志才能康复归队。聂大娘家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往来，夜里更热闹，刚送走这个，那个又来，每天晚上都不能脱衣服睡个囫囵觉，有一天夜里，接连起床十一次接待同志们。所以大家给她家送个外号叫“抗日店”。一九四三年冬天，环境更残酷，同志们劝她到别处躲一躲，她丈夫也催她不要待在家里，可是她到外头才住一天，总睡不着，耽心过往同志没个歇脚处，第二天便把铺盖又搬回家来。她坚决地说：“死也要死在家里，再也不出走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军分区召开群英会，全场代表一致通过授予聂大省“六分区子弟兵的母亲”的光荣称号。

当时敌人为了搜捕我军干部、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使尽了各种残酷、恶毒的手段。他们突然包围一个村庄后，就把全材男女老幼全部集中在一个场子里，随便抓出几个人来作人质，逼问“谁是八路？”群众主动保护我们，不肯说出谁是八路。敌人便将人质一个个杀害，有时敌人把青壮年男人赶到一边，让妇女上前认领自己的丈夫，没人认领的，他们就以八路的罪名押走或杀害；有的妇女为了救出我们的同志，把我们的同志认领走了，而牺牲自己的丈夫；有的姑娘为了救出我们的同志，不顾个人的羞辱，机灵地把我们的同志认作丈夫，甚至在敌人逼迫下，当众亲吻素不相识的同志，以证实认领的人确实是自己的丈夫。似此事例到处都有。安国县南郝村青年妇女郝小梅家里藏着一个抗日干部，有一天，敌人突然闯进她的家，逼问“八路干部藏在那里？”她一口咬定“没有。”敌人对她严刑拷问，她昏死几次，仍不肯讲，最后敌人在她身上泼上黑油活活烧死，连她的家也烧了。武强县还盛传少年英雄温三郁宁死不屈保护八路军的故事。有一天，敌人突然闯进温三郁住的村庄，藏在他家地道里的几个八路军还来不及转移，敌人已闯进他的家门。敌人逼问温三郁的父母亲和哥哥：“这里有没有八路？”他的父母亲和哥哥都坚决回答“没有！”敌人把他的父亲和哥哥押走，又来逼问温三郁母子俩，温三郁的母亲大声吼道：“没有，这里没有八路！”敌人凶狠地朝她刺了一刀，她随即倒在血泊中，温三郁悲痛地伏在母亲身上大哭，敌人连这个十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把他从地下抓起来，先是利诱，后又用刺刀对注他的胸膛，想从他嘴里逼问出八路藏的地方。但温三郁一口咬定：“我不知道！”

敌人东捣西翻，在屋里突然发现了坑道口，我八路军战士见敌人已经发觉，先发制人，随着一阵枪声，洞口的敌人被撂倒好几个，敌人慌了手脚，又不敢往里冲，便拿温三郁出气，用刺刀剁掉他好几个手指头，还朝他肚子打了一枪，幸好这时游击支队赶到，敌人才仓皇撤走。隐蔽在地道里的同志很快就出来，把温三郁抢救醒。他睁开眼见到八路军叔叔站在眼前，高兴地笑了，说：“叔叔，我什么都没对鬼子说”俗话说：“十指连心”，温三郁又疼得昏迷过去了。在晋察冀军区第二届英模大会上，边区党委、政府授予温三郁“儿童气节模范”称号。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晋察冀日报》宣扬了他的英勇事迹。

冀中人民在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中，学会了一套对付敌人和汉好的办法。有一天，两个汉奸假装八路军的伤员到一个村子里，要求一个老大娘领他们到地道里藏起来。老大娘见这两个人进屋后两眼滴溜溜地乱转，象在找什么东西似的，看脸色、行动也不象个伤员的样子，便一边和他们拉家常一边示意小儿子去找民兵来。不久，先后进来两三个民兵。这两个汉奸见来了人，以为中了他们的诡计，马上装出一副可怜相要求来人快扶他们藏到地道去，不然“日本鬼子来就没命了。”民兵见他们话虽这么说，但并不真是怕鬼子的样子，便故意问他们是八路军哪个部队的，队长是谁？这两个汉奸吞吞吐吐说不清，后来又说这是军事秘密，不能随便讲。有个民兵故意走近他们，假装不留神绊了那个“伤兵”缠着绷带的脚，那个“伤兵”没有伤疼的反映。民兵们猜测这两个家伙八成不是好东西，但还不敢完全肯定，有个民兵故意抓住一个“伤兵”的衣领愤恨地说：“好哇，你这两个八路上门，想连累我们村挨皇军打吗？来呀，揍死他！”两个民兵一下子围过来，抡起拳头就要揍。这时，两个汉奸现了原形，大叫：“乡亲们，不要误会，我们是皇军的便衣队，是皇军的便衣队！”民兵们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心想，既然你们自己招认是汉奸，揍你们没错！抡起大拳头便狠揍那两个汉奸，边揍心里边骂“揍死你这个狗汉奸！”嘴里却故意喊：“你这忘八蛋，还敢冒充皇军的便衣队来骗我们，揍死你再交给皇军！”三个民兵又抄起家伙更狠地揍，把两个汉奸揍得半死，然后由“两面村长”把他们押送到敌人炮楼里去。

日本鬼子“哑巴吃黄莲”，暗自叫苦，但嘴里还不得不表扬：“你这个村长，大大的好，抓了八路，功劳大大的！”冀中人民这种高度的警觉和对付敌人的聪明才智，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有一次，几个汉奸假装是八路到村子里要求掩护，一个老大爷轻信了他们，带他们进入地道，结果这个地道暴露了，不能再用，老大爷也被抓进据点折磨死了。说来也凑巧，有一天，我和政治部副主任王奇才带着一个警卫员到一个村庄歇脚，想顺便了解一下这里的斗争情况。我们三人骑着三辆自行车刚进村不久，遇到一个中年妇女，我对她说：“我们是八路军，从军区来的，路过这里歇歇脚。请你带我们去找村长。”这个妇女便带我们到她家，招呼婆婆说：“来客了，给他们烧水做饭吃吧。”不一会儿，这个妇女便不见了，只留下一个老婆婆慢慢下得炕来，刷锅、生火、做饭，动作慢吞吞的。她边烧火还边和我们唠嗑，不时偷眼打量着我们。因为当时有些汉奸、特务自以为镶金牙好看、气派，不管牙齿坏不坏，都喜欢镶上一两颗金牙；而王奇才恰巧因牙坏了，也镶上颗金牙，而且他是福建人，讲话特别难懂，“喝水”叫“哈水”，婆媳俩都听不懂，所以怀疑我们是汉奸，留下老婆婆缠住我们，媳妇去向村干部和民兵报告，准备捉汉奸。过了一会，干部和民兵赶来，因为王奇才同志当过九分区的政委，有的干部认识他，忙近前打招呼，表示歉意，把准备应付汉奸的糠菜糊糊舀起来，重新和上面，给我们烙饼子吃。我们连声夸奖她们婆媳俩的警惕性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盟军驻延安观察组派出三个人到晋察冀军区，其中一个名叫艾斯·杜伦的美军上尉观察员被指派到我们冀中根据地。他的主要任务是：为盟军万一在华北参加协同对日作战作准备，搜集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一带的日军情报和设施，了解保定飞机场和勃海湾滩头阵地的使用价值和利用的可能性；并了解我八路军在冀中平原是怎样与日军作战以及作战能力的强弱，等等。我们接到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关于作好接待工作的指示后，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地成立了一个联络科，任命高存信为联络科长。杜伦上尉到冀中后，我们派联络科高存信科长和吴英民副科长陪同他到第七、第八、第九军分区去参观考察，同时，好不容易找来一个名叫马振武的县长当翻译。他们一行人先到第七分区参观了地道，让杜伦看了炕沿底下、锅灶底下、夹皮墙里、磨盘底下等几种地道口的地道，也带着他亲自钻了两条地道，并告诉他，冀中各地区的地道，多数已筑成户通户、村连村，村村相通，有通气孔、了望孔、射击孔；有干线、支线；能防毒，防烟，防火，防水，能容纳全村所有人员和几百人的战斗部队；形成了能攻能守的“地下长城”。杜伦上尉看了以后，连连称赞我们在平原地区利用地道作战的奇特，并对我们选择地道口和巧妙进行伪装倍加赞赏。

出乎意料之外，当高存信带着杜伦上尉到第九分区考察并搜集情报时，有一天午夜，河间敌快速部队及任邱、高阳之敌突然向我第九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的边关村奔袭。分区作战股长雷溪向高存信报告敌情，高存信立即叫醒杜伦上尉随分区机关转移到东南方约十华里的皮里村隐蔽。他们刚在皮里村的“堡垒户”安顿好，凌晨五点多钟，敌人即尾随闯进村来。高存信、雷溪马上指挥马振武、吴英民掀开北屋东墙上一张伪装的年画，揭开夹皮墙上的洞口，带着杜伦先钻进地道，他们随后也钻进地道。

就在他们进入地道不一会儿，敌人已冲进了这座房子，捉到东厢房里来不及躲进地道的房东老大娘，逼问地道口在什么地方？大娘闭口不讲，敌人抽出指挥刀砍掉了大娘四个手指头；大娘昏迷过去也不肯吐露实情。敌人象发了疯似地四处捣、砸，不料他们北屋夹墙的地道口被砸开了，幸好他们下地道后已拐个弯向前运动了十几米。敌人甩进了手榴弹，然后试图下地道搜索。可是当一个敌人刚从地道口垂下两只脚时，高存信便用手枪打伤他的腿，他哇哇直叫，又把腿缩回去了。敌人见进不了地道，便在上面大声咋呼：“放毒”，“放水淹死他们！”地道里的同志马上解下包头的毛巾，并撤上尿，准备敌人放毒时作防毒口罩。敌人虽没有放毒气，可是开始往洞里灌水。同志们早防敌人这一手，立即把水引到预先挖好的蓄水井里。接着，敌人用烟薰，他们又脱下棉袄堵住进烟的口子，把烟引向通气孔、了望孔排出。敌人见仅从一个地道口还对付不了他们，便到处敲打，想掘开第二个大的地道口。这时，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的爱人肖哲同志抱着她的儿子也躲在地道里，因为洞中黑暗、潮湿，空气又稀薄，小孩受不了，不断地啼哭。肖哲同志怕儿子的哭声暴露了地道的位置，危及同志们的安全，便死死地捂住儿子的嘴，儿子不幸窒息而死。同志们都很同情她，但在这样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有什么办法呢？

敌人在皮里村折腾了一天。傍晚，九分区的四十二区队和附近的地区队闻知分区机关被敌人包围，紧急赶来增援。敌人得悉我部队已快赶到，便急忙撤走了。

杜伦上尉脱险后回到军区，我亲自接见了他。他谈了在冀中参观考察的情况和感想，特别提到亲自经历的皮里村地道战，激动地竖起大拇指说：“一个普通老太太为了保护八路军，自己挨打，手指被砍断，宁死不屈；一位分区司令官的夫人为了顾全大家的安全，亲手把儿子的嘴捂住，直至窒息而死，这种老百姓真伟大，这种母亲真伟大，真伟大！”杜伦上尉还对我说：“李将军，我是美国军人中第一个参加过中国地道战的人，非常荣幸。请问将军，这种地道战的战法是哪一位军事家发明的？”我告诉他：“这种地道战是老百姓在战斗中发明的。他们从藏身洞发展到有两个洞口的隐蔽部，然后把一家一户的隐蔽部挖通，连成小坑道，再由小坑道发展到能打能藏、能打能防的村联村的大地道。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主要是领导和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推广经验，促使地道一天比一天更完善，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说，归根到底，地道战的发明者是千百万抗日群众。”杜伦听着，频频点头，又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人民很有智慧，很有办法；日军必败，八路必胜！”杜伦上尉初到冀中时有些瞧不起我们，认为只有他们美国的飞机、大炮、坦克才能打败日本，到了冀中一个多月的经历，才使他打心底里佩服根据地的抗日军民。

每当回忆起冀中的抗日斗争，我总不能忘记“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她是安平县报子营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丈夫早逝，拉扯着三个子女过日子，生活非常艰难。自从八路军到了她的家乡后，抗日政府处处关心她们孤儿寡母，发给救济粮，村里又组织拨工，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她认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这个理，政府号召拥军，她坚决拥护，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也吓不倒她。开始她只负责看护一两个伤员，后来伤员增多了，她家便成了秘密的临时医院病房，寒来暑往，重伤员抬来，轻伤员转走，今天来三个，明天走两个，伤员不断；医生三两天来巡回换换药，平时都靠李杏阁看护。这样，在她家养过伤的伤员，最少的住三五天，有的住三四十天，最多的还住了一年多。十六岁的小战士刘建国身负十二处伤，有的伤口露着骨头，脑后还有一处镰刀般大的刀伤。村长把他抬到李杏阁家时，他全身血淋淋，已奄奄一息。李杏阁细心地把他的衣服剪开，用棉花沾开水轻轻给他擦洗干净，医生给他上了药，第二天，他才从昏迷中醒过来。李杏阁忙端来稀粥喂他，他才吃一口就吃不下了，原来脑后的刀伤使他张不开口。李杏阁想了想，忙去找来一节苇子杆，让他嘬着喝。因为李杏阁家住的伤员多，不久，张树楷、于春辉两个军医带着两个卫生员也住到她家。医院来人多，李杏阁就在屋里、猪圈里、菜窖里等隐蔽的地方挖了洞，让医护人员和轻伤员住洞里，重伤员躺炕上，一有情况，马上转移。有一天，传来炮楼上的敌人要来搜查的消息，村干部带着医生和轻伤员转移了。刘建国因伤势太重不能转移，李杏阁自告奋勇照看他。她把刘建国的绷带解下来，伤口上贴块大膏药，让他躺在炕上，还故意在他枕头的旁边摆上便盆、破鞋子、烂袜子等脏东西。敌人搜到她家，她镇定自若，故意哭丧着脸对汉奸说：“俺儿子生了恶疮，医生说会传染人，你看，流那么多浓血，看来活不了几天了。”说着，便呜呜咽咽地哭起来。鬼子、汉奸闻到这股恶臭，便捂着鼻子走了。李杏阁就是这样尽心尽力，冒着风险先后护理了七十三名伤员，刘建国、魏登甫等五名特重伤员，人们都以为没法抢救了，部队也为他们备好了棺材，但在李杏阁的精心护理下都奇迹般地活下来，重返前线。

我们刚到冀中不久，听到分区领导汇报李杏阁的事迹，都深受感动。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决定：授予李杏阁“冀中子弟兵母亲”的称号。二月十六日（农历正月初四），林铁和我亲自带着一个连队的战士，抬着奖旗和装有白面、猪肉、布、毛巾、梨等两个大礼盒的礼品，敲锣打鼓来到报子营李杏阁家。林铁为她戴上一朵大大的光荣花，然后和我两人扶着李杏阁骑上一匹大骡子，并为她牵着骡子经过村庄来到村头的一个打谷场上，召开授奖大会。这时，全村老老少少都聚拢到打谷场上来，一阵热烈的锣鼓声、口号声过后，林铁代表冀中党委和冀中军区授予李杏阁一面我亲笔写的“冀中子弟兵的母亲”八个大字的大红旗，三十六区队也献上“我们的母亲”红旗一面，最后，我代表冀中军区和冀中区党委讲话，宣扬了李杏阁的模范事迹，号召大家向她学习，更好地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工作。我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和“向李大娘学习！”“祝母亲身体健康”等口号声打断。我讲完话，台下响起了锣鼓声，战士们舞起了狮子，打着“霸王鞭”，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全场更充满了欢乐和喜庆的气氛。记者魏巍同我们一起参加了这次拜年活动，并为《晋察冀日报》写了一篇通讯，详细报道了这次活动。

一九五零年九月，“晋察冀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和“冀中子弟兵母亲”李杏阁双双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毛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亲自接见她们，并与她们合影留念。我当时在西安，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就好象再次见到这两位可敬的“子弟兵母亲”一样高兴。

第八章打败日本侵略者火阵烧野牛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论持久战》一文中就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8页）当年我在抗大学习《论持久战》时，因为抗战刚开始不久，抗日根据地处在初创时期，日本侵略军还相当猖狂，我对于“火阵烧野牛”这种壮观的场面，仅仅是寄托一种希望，作为一个奋斗目标而已。

经过全党全国军民七年多的浴血拼搏，一九四五年春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敌我力量的对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军已由战略相持阶段，逐步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这时的战斗就不仅限于对敌人小小的伏击和对敌据点的围困、逼退，而能对敌人的县城、重要据点进行包围、攻坚，“火阵烧野牛”这样振奋人心的活剧便一幕幕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九日，九分区三十八区队、四十二区队以及任邱、文新支队等地区部队，攻克敌辛中驿据点，揭开了我冀中军区春季攻势的序幕。

辛中驿是敌人河问与任邱之间的一个核心据点，设防特别坚固，两个主碉高达十余丈，还有副碉、暗碉、外壕、铁丝网等设施，在外壕和铁丝网周围，还埋设大量的地雷和集束手榴弹。镇上驻有任邱县伪警备第二大队约一百六十多人，配有机枪、小炮等武器。伪大队长田文明是个作恶多端的铁杆汉奸，群众恨之入骨，一听说要端田文明的老窝，便一呼百应。

为了孤立辛中驿之敌，九分区先派出三十八区队和任邱支队在金桥伏击田文明的靠山——日军山田大队。四月十三日下午，当日军山田大队及伪军五百余人从任邱一带“清剿”返回大城，途经金水桥之际，我伏击部队即从四面攻击，把敌人压到古洋河的河槽里，激战至夜间，敌人被迫丢弃辎重，乘黑夜轻装逃回大城。我军共杀伤敌六十余人，俘伪军一部，并缴获大车百余辆及许多物资。山田遭到这次沉重打击，自叹“虎口余生，实属侥幸。”所以，当九分区乘胜进攻辛中驿时，驻大城的山田紧闭城门，不敢露头，不管田文明这条走狗的死活。

包围辛中驿后，我军当晚即乘胜发动一次强攻，但因敌外壕交叉火力很猛，进攻受挫，这下子田文明可嚣张了。他在大碉堡上，摆了一口大油锅，锅的四周插上灯芯，天一擦黑就点燃，把四周照得通亮。田文明甚至赤着膊，背上背口明晃晃的大刀在碉堡顶上狂叫，耍威风，气得我们的战士直跺脚。

第一次进攻未能奏效，九分区的领导及时总结经验，决定边围困边挖地道到敌人的主碉堡底下，进行爆破。辛中驿周围数十里的民兵、群众闻讯都赶来参加战斗，有的帮助挖地道，有的则在堑壕里与战士们并肩战斗，把敌碉堡围得水泄不通；而妇女、儿童则在道口站岗放哨查路条，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环顾四周，到处是赶车、挑担运送物资、弹药的人群，到处有搭棚张灯、烧水做饭的招待站。我军对敌人攻击时，乡亲们便擂鼓助阵，呐喊助威；我们部队轮换下来休息时，乡亲们便唱歌、演戏、送红花，热情慰劳。对敌宣传组的群众，昼夜不停轮流对敌喊话，还动员不少伪军家属向其亲人喊话，政策攻心，我军围困到第五天时，虽然伪军中许多人出现动摇，但田文明仍顽固不化；加之，我们的地道挖到敌外壕时被敌人发现，田文明命令伪军挖横沟和埋集束手榴弹加以破坏。这样，田文明更加趾高气昂，当我们喊话时，竟公然将一个准备反正的伪军砍头示众。这下子更激怒了我们的战士，特等射手李小陆一枪把田文明的帽子打飞了，吓得他急忙躲进了碉堡，不敢再露头。

挖地道爆破的计划又受挫，九分区的领导决定强攻，并发扬军事民主，发动群众献计献策，讨论强攻计划。战士们提出，我们进攻时，敌人把火力都集中到我们的主攻方向，东南和东面的火力很弱，如果多搞几处佯攻，逼敌分散火力，我们再从地道里秘密运动部队到敌外壕，隐蔽接敌，进攻可能奏效。果然，十九日夜，我分区部队乘膝陇月色开始了总攻，刹时间，辛中驿到处是枪声、喊杀声，几里之内聚集的成千上万群众也呜锣擂鼓助威，喊声震天，把田文明和伪军们吓得不知所措，分不清我主攻、佯攻的方向。这时，突击队的勇士们高声喊道：“为冀中人民报仇，消灭田文明！”冒着弹雨，跳过深沟，竖上云梯，冲进敌堡；有些突击队员则从地道钻到了敌人的外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辛中驿的伪军全部被我歼灭，大小碉堡都升腾起一柱柱冲天大火；俘虏一个个被押往分区司令部，在一百二十余名俘虏群中，两个俘虏兵抬着一个满脸血污、气息奄奄的家伙，他就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田文明。

在辛中驿解放之后，九分区乘胜前进，于四月二十三日由四十二区队及任邱支队包围了任邱城，同时，由三十八区队一部和文新支队在大城附近积极活动，牵制大城的敌人；而高阳支队则在高阳以东阻击高阳可能出援之敌。这时，群众激昂的情绪实在难以用笔墨形容。环视周围，在围城五里之内，成千上万群众踊跃上阵，有的挖交通沟，修工事，抬担架，运粮送弹；有的联营结寨，烧水做饭，“箪食壶浆”慰劳我军；还有的组织锣鼓队、“喊话队”，轮流着日夜敲锣打鼓，摇旗呐喊，闹得敌人昏头转向，数不清城外有多少部队、民兵包围，弄不清部队会从哪个方向进攻，惶惶不可终日。围攻开始时，我军一面向着城墙挖几条地道，准备爆破；一面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劝说投降，瓦解敌军。敌人见难以固守，两次企图突围，均被我军击退。围困到第三天，一个日军小队长绝望地自杀了，伪县长朱达民每天到日军加藤中队长处啼哭，请求赶快求援。加藤中队长同样坐卧不安，数次急电向大城日军山田大队长求援，但接到的回电大都是“八路力量力，不便增援”之类的托词。任邱守敌见求援无望，便于四月三十日凌晨三时，利用我军调整部署之机，在区小队与民兵结合部的空隙，轻装突围逃窜。我军追击二十余里，杀伤、缴获一部，于拂晓五时解放了任邱城。

九分区解放任邱城后，八分区也于五月四日围攻河间，九日解放了河间城。至此，春季攻势第一阶段任（邱）河（间）战役胜利结束，八、九分区完全连成一片。接着，九分区为主、十分区配合作战，进行文（安）新（镇）战役；七分区主力与八分区一部分部队相配合，迅速发起安（平）饶（阳）战役。以上三个战役共毙伤俘日、伪军近四千名，收复县城八座，解放了五百多个村镇，拔除敌碉堡三百多个，使大清河以南，沧石路以北，子牙河以西，平汉路以东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春季攻势即将结束时，五月十二日，杨成武司令员和林铁政委在饶阳县五公村召集军区领导干部开了个碰头会，简单总结了春季攻势各个战役、战斗的成功经验。不久，又在东张港开了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是在一个酒厂的库房里举行的，到会的干部有一百多人。会上，杨成武司令员总结了春季攻势的经验，并对夏季攻势作了部署。我作了夏季攻势的政治动员，讲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冀中地区的斗争形势，布置战时的政治工作，特别强调了做好群众工作和敌军工作。在春季攻势中我们发现了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是有少数战士和少数民兵，由于对敌的仇恨很深，加之文化水平低，缺乏科学常识，所以，当攻进敌人据点时，凡是敌人用过的东西，见了就砸，把一些我们可以利用的物资如电台、小型发电机和文件、地图、伪钞等，统统捣毁、烧掉了。还有，有些民兵、群众出于对汉奸的强烈仇恨，三五成群地进城抓汉奸，报仇雪恨；一旦打听到谁在日、伪组织中干过事，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的店铺、房屋砸烂，把人当场打死。我们军区党委和政治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政治机关要掌握好部队，并向民兵、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要求大家执行党的政策，发现汉奸应及时向当地驻军领导或政府报告，不得擅自行动，更不能乱捕乱杀，要认识到城镇已回归人民手中，我们不仅要解放它，还要建设它，不要进行破坏，造成混乱。会后，我们还通过《前线报》宣传党的政策，很快纠正了这种混乱的现象。

六月八日，我冀中军区发起了声势更大的夏季攻势，在路西整训的训练团奉命编成四个大团，赶回冀中参战。他们在路西相对稳定的环境中集中训练了四个月，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虽然仍是穿着便衣，但行起军来还象个正规军的样子，个个昂首挺胸，迈着矫健的步伐前进。沿途群众看到他们冒着烈日浩浩荡荡地前进，都激动地送水、送鸡蛋，表示热烈的欢迎。我和政治部一些同志骑着自行车穿插在他们中间，时而骑车赶路，时而下车与战士们边走边谈心，他们的言谈举止都流露出一股虎虎生气，充满了所向元敌的英雄气概，我为他们而感到自豪，心想，冀中增加了这支主力军，夏季攻势定能稳操胜券。

六月十日，我军乘暴风雨之夜敌人警戒松懈之机，驾船通过文安洼五十里的水面，一举攻入子牙镇，接着一鼓作气先后攻占了大城县、献县及子牙河岸日、伪军三十七个据点。七月九日，军区在石务吉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定按计划乘胜打响大清河北战役。我们集中了几个分区的主力部队，形成“拳头”，担任主攻，地方武装和民兵、群众则密切配合，其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的突出部、结合部、侧翼以及重要的据点和要害部门，箝制敌人，迷惑敌人，以保证主攻部队行动的突然性。这时，延安传来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毛主席在“七大”政治报告中发出“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在传达“七大”精神中特别提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口号，鼓舞全军区指战员奋勇进攻。

我们军区几个领导同志自春季攻势开始，就一直活跃在前线，尽可能靠前指挥，先后到了饶阳、任邱，然后乘船沿着赵王河、大清河东下，到了新镇、文安。夏季攻势开始后，我们沿着子牙河、大清河沿岸，亲眼看着部队象一股巨浪狂涛，冲垮了大城县、献县等地敌人设防坚固的城池和据点，入夜，见子牙河、大清河两岸敌碉堡冲起的一股股浓烟烈火，不禁又想起毛主席“火阵烧野牛”的预言。我在心里揣摩：春季、夏季攻势再一次证明，用落后的武器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不仅要依靠我军无比旺盛的士气，依靠政治工作的保证，而且要依靠全民的力量，特别是民兵的武装参战。在攻占敌里但据点时，参加挖沟、挖地道、平敌围墙沟的民兵、群众共达五千九百七十二人，挖了三条道沟共九里长，挖了地道一百六十条。而在大广安（子牙河左岸大城县南）里坦、曹庄、西沙河、留各庄桥、石家务（均在子牙河右岸）等六处参战的民兵就达一千一百六十七人。他们都编成连、排、班配合部队作战，各连的人数按武器多少来编，有的四个排，分为大枪排、手枪排、快枪小炮排、坑道排；有的在快枪排内附加通讯班，或在小炮排内设事务班作供应工作。民兵组织设有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还有正副班、排长，打起仗来听指挥、讲战术，真是超出一般人所预料的。例如，他们挖地道、埋地雷，在围困敌点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留各庄桥战斗中，民兵协同部队挖了五条地道，长二百五十米，埋上炸药炸塌敌三座炮楼、一间平房。迫使作恶多端的洪麻子队长以下三百人全部投降。民兵的“麻雀战”日夜不停地监视、袭扰敌人，搞得敌人整天坐卧不安，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安稳地休息，等待总攻的信号。在里坦、留各庄战斗中，民兵的小炮、快枪打得敌人不敢抬头，甚至把它的岗楼顶也打着起火，搅得敌人不得安宁。此外，有些民兵还担负警戒、抓捕汉奸特务、断绝敌人碉堡之间的交通，以及抢救伤员、开展群众工作、敌军工作等等，真正成为部队的得力助手。

我军在大清河北共进行了五个战役，歼灭日伪军一万一千多人，解放县城十一座，游击区扩大到北抵北平，南越沧石，东达渤海边，西至平汉线，整个冀中已有近九百万人口的地区获得了解放。

在春、夏季攻势中，敌军工作的成效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每次对敌碉堡的围困、进攻都伴随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夏季攻势时，九分区第二十八团在团长钟英、政治委员杨栋梁率领下，同时攻打新安和堂二里两处敌据点。这两个据点互为犄角，都是伪治安军第十九团守备。开始时，敌人非常顽固，战斗十分激烈，后来，我二十八团首先集中力量打下堂二里据点，俘虏了一个伪营长，经教育后，他愿意向新安炮楼的伪团长喊话。我们一面作好最后攻坚的准备，把地道挖到敌人的炮楼下，准备爆破，一面叫伪营长靠近炮楼向敌团长喊话。他凄怆地叫着：“团长，八路已经把我们团团包围，炸药也埋到了我们的炮楼下了，现在已经走到这步田地，要为一家老小想一想，为弟兄们想一想，快点投降吧！”一番话，使伪团长动摇了，不久即派人出来谈判，要求宽大。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马上投降。当伪团长率伪军出来投降时，我们又组织战士呼口号：“欢迎治安军十九团回到祖国怀抱！”伪团长深受感动，连声说：“感谢宽大，感谢宽大！”

抗战初期，侵华日军受“武士道”的宣传毒害颇深，日军战败后大多自杀身亡，俘虏很少。随着战争的延续，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罪行的暴露，其残暴兽行和狰狞面目从反面给予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和军人很现实的教育，日本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日本军人也逐渐觉悟到日本军国主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所以，战败时再不顽抗，有的还在战场上主动向我军投诚。对于这些觉悟早的日本军人和日本居留民（即居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我们尽力给予教育帮助。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冀中地区日本反战志士召开了“在华日人解放联盟冀中支部”成立大会，选举中山大郎为支部长，水户清、渡边、福津等人为委员。

会上，“晋察冀地区在华日人解放联盟”协议会代表林一雄（日本人）对冀中支部今后斗争的方针与任务作了指示，冀中军区代表宣读了冀中地区军、政、民各机关、团体的祝贺信，并赠送了礼品。最后，大会还举行庄严的宣誓：“我们不仅要打倒引起这次战争的军部，而且要团结广大人民，建立民主、自由、繁荣的新日本。”“解放联盟冀中支部”的日本朋友的确给予我们开展敌军工作和日本居留民的工作很大的帮助。当时在我们军区敌工科担任干事的宫本信雄就是一个很好的日本朋友，他对工作极端热情负责，夜以继日地拟写传单、标语口号，指导各分区“解放联盟”的日本朋友开展工作。分配在第八分区工作的三个日本朋友在配合三十三区队攻打沙河桥据点时，他们拿着用铁皮卷的大喇叭到炮火纷飞的第一线上对碉堡里的日军喊话，敌人的机枪于弹雨点般地落在他们掩体的前面，他们仍不畏惧，继续喊话，宣传我们八路军的宽大政策，告诫日军官兵，八路军已经把地道挖到碉堡下面，装好炸药，马上就要爆炸，千万不要再为日本军部卖命了。有的日军士兵受到感动，准备投降，但顽固不化的日军头目残暴地将他们杀害了。最后，这三位日本朋友只好遗憾地看着自己的同胞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殉葬。

一九四五年初，为了准确地掌握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及其变化，我们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在军区联络部领导下，成立一个“华北交通工作总队”，总队下分平汉、平绥、北宁三个纵队，广泛渗透到华北三大铁路干线的大小车站和仓库、机修厂等部门，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手段，掌握敌人火车运输、列车运行等情报。这个交通工作总队除了有许多铁路工人积极参加工作、提供情报外，一部分日本铁路员工也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如平汉纵队队长高恩波打入长辛店铁路当工人，他与长辛店电务段分段通信司工板口义满交了朋友。板口义满是日本鹿儿岛人，“七七”事变后到长辛店工作，全家都在中国，他亲闻目睹日军的暴行，同情受欺凌的中国人民，积极协助高恩波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还主动把他的好友伊藤（长辛店电器修缮厂技术员）、前田（长辛店电器修缮厂工长）、木材（长率店分段通信司工）、板口正已（北平铁路局电务工区通信司工）等日本人介绍给高恩波。通过这些日本朋友，高恩波又结识了通信工长吹田四郎和分段长谷广前田。高恩波凭借这些关系，可以自由出入日本人的机车厂、军用仓库和狗（军犬）部队等要地，给工作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情报。

第八章打败日本侵略者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冀中军区广大解放区的夏季攻势如燎原烈火，迅猛异常，震撼着敌伪的心，更鼓舞了冀中军民的斗志。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捷报也雪片似地飞来，《晋察冀日报》、《子弟兵报》、《前线报》每天都有大字刊载的反攻胜利消息，更加振奋人心。此时，国际局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八月八日，苏联宣布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进入我国东北；八月十日，我们进行的安（国）博（野）蠡（县）战役即将打响，参战部队亦已展开，当天晚上传来了“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

喜讯传来，整个军区机关都沸腾起来，口号声、锣鼓声、欢呼声响彻各个营地。我马上告诉《前线报》社社长陆扬以最快的速度印出《号外》，派专人送到各部队去。

军区党委马上开会研究，安博蠡战役暂停行动，等待上级新的命令。不久，朱总司令下达了大反攻的命令，军区立即在肃宁县的大官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杨成武司令员下达了执行毛主席“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命令，开始总反攻；我作了“当前形势与大反攻任务”的报告。干部们苦斗了八年，盼的就是这一天，大家听了总反攻命令，怎不兴奋、激动呢！个个象搭在了弓弦上的一支支利箭，都急待着出击的号令。

良诙复冀中军区以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们的武装队伍迅速扩大。

我们扩大队伍仍然是走自红军初创时期就开始的从赤卫队到地方武装再到主力部队逐步升级的扩军路线。冀中的武装斗争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民兵、游击队遍布各地，他们经过战斗的锻炼，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和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经过教育后，动员他们中间的青壮年民兵参加区小队、县大队；同时，区小队、县大队、地区队也是通过战斗锻炼，从中挑选经过战斗考验、有一定战斗力的，逐步升级，这样既可以坚持本地区的斗争，又可不断增加主力部队的数量，提高主力部队的质量。所以，我们刚到冀中时，军区主力只有一个小团和几个地区队，还有部分县大队、区小队的地方武装，经过七八个月的战斗锻炼，到了七月份已有了四个主力团以及三十多个地区队（团）和许多县大队、区小队，武装力量大大发展。现在，为了总反攻的需要，根据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仅几天时间，很快就编组、发展到二十六个主力团。

抗战初期，吕正操同志率原东北军第六九一团进入冀中，建立冀中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初创冀中抗日根据地时，带来了一大批东北籍干部；此后，抗大“东北干部训练队”两批学员毕业后，也大部分配到冀中地区工作，所以，冀中军区中东北籍干部很多。他们的家乡最早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家家搞得妻离子散，流落四方。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他们倍感兴奋，有的举杯畅饮，互相庆贺，有的聚集在一起倾吐思乡的迫切心情，含着热泪高唱“打回老家去！”联名上书请求组织批准他们打回东北，解放父老乡亲。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理解这许多东北同志的心情，下令凡在冀中工作的东北同志，都抽调出来到东北去。不几天，即由军区参谋长沙克带领东北干部和冀中两个主力团挺进东北，实现东北同志多年来“打回老家去”的夙愿。

为配合大反攻，冀中区党委和冀中专署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动员冀中人民全力支援子弟兵。行署主任罗玉川亲自动员群众为子弟兵赶做军服，仅几天时间，我冀中部队全体指战员全部脱下便衣，换上崭新的用“高阳布”（即高阳地区生产的好棉布）赶制的灰色军服，部队的军容、风貌为之一新。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毛主席发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第二天，朱德总司令又向备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提出：“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翌日，延安广播电台广播，朱总司令命令冀中抗日武装部队接收天津日、伪军的投降，并任命杨成武为天津警备司令。

此时，二十六个主力团已组建就绪，士气特别高涨，除两个团挺进东北外，冀中还有二十四个团，接到命令后，我们就在胜芳召集部队开了一个万人誓师大会。会上，杨成武司令员宣读《向天津进军的命令》，并宣布：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已经向日本侵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下村定发出了最后通牒，饬令其在我军区管辖内的日军交出全部武器、物资，依照所规定的地点分头集中，听候处理。杨司令员宣读命令后，各团指战员代表分别上台表示了战斗决心。与此同时，根据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命令的精神，我们军区政治部立即拟出了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布告，命令侵华日军和伪军立即缴械投降，按指定地点分头集中，听候处理，凡投降的，不论官兵，保证其生命安全，并予以宽待；拒绝投降者，坚决消灭之。

同时，还印发了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安民布告”，向天津市民宣告，我军是抗日的人民武装，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望工农商学各界安守本分，勿自相惊扰，等等。这些布告一部分由各部队携带，贴到天津市郊，另一部分则通过地下党组织和军区“华北交通工作总队”的秘密交通线贴进了天津市区，送进了日、伪军军营，给予日、伪军和伪政权人员很大的震动。与我军区的布告同时发送的，还有“在华日人解放联盟”的宣言和告日军官兵书，敦促日军认清形势，尽快投降。这些传单同样起了很大作用。

八月十二日午后，杨成武、林铁和我率领部队分路向天津挺进，去接受日、伪军的投降。沿途群众闻讯，纷纷用树枝和鲜花搭起了高高的“胜利门”欢送我们。他们敲起锣鼓，扭起秧歌，载歌载舞欢送自己的子弟兵出征，许多老大娘、大嫂子流着热泪给我们的战士们送上一碗碗开水，有的还硬住我们战士的口袋里塞上鸡蛋、红枣，祝愿我们旗开得胜。

我主力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直指天津市郊，一路逼近大沽；而其余各分区地方武装以及广大民兵、群众也乘胜把安国、博野、蠡县、雄县、霸县等县城团团围住，逼迫敌军尽快投降。

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朱总司令电今日军侵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立即通知被我军包围的日军向我军投降，并宣布在华北的日军要按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办理投降事宜。

可是，坐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这时却迫不及待地伸出了魔爪，要从浴血抗战八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抗日人民武装手中抢夺胜利果实。他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面“命令”我军“原地驻防待命”，一面从后方急调他的嫡系部队抢占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并令日、伪军就地“维持秩序”，等待“国军”前去受降。

我们通过天津地下党和地下交通很快了解到：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但天津城里的汉奸不但没有受到通缉、法办，反而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庇护。蒋介石甚至还给他们加官、晋级、改编，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至于日军，蒋介石则要求他们“坚守阵地”，授意他们继续顽抗，不让八路军去受降。真是岂有此理！干部、战士义愤填膺，怎么办呢？在这关键时刻，晋察冀军区首长给我们发来了电报，及时传达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明确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坚定了奋勇向前的决心。

八月十九日晚，我们冀中部队按预定计划，以十三个团的兵力向杨村至唐官屯一线城镇的日、伪军发动了进攻，取得了首战的胜利。晋察冀军区首长接到捷报后，二十一日立即来电祝贺，贺电称：“你们在十九日一天内，攻占了北宁路上杨村、张庄、北仓三车站，切断了北平与天津的交通，同时占领了王庆坨、皇后店、韩柳堡、杨柳青车站等天津西部各要点，先头部队曾一度攻入天津西车站，切断了津浦路交通，这表现你们是在坚决的执行朱总司令和军区的命令，勇敢的向着敌伪控制的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进军，这种坚决进攻的战斗精神应继续发扬与贯彻。你们要发动广大民兵配合作战，特别要组织地下军起义，里应外合的打垮顽抗的敌人，迫使敌人最后放下武器。日本法西斯的解除武装，必须使他失败才能作到。望勇敢、勇敢再勇敢，来达成完全占领天津的胜利。”

我们接到晋察冀军区首长的贺电后，通过报纸和口头传达，迅速传达到全体指战员中去。大家深受鼓舞，决心乘胜前进，争取更大胜利。二十三日上午，我二十八团和三十八团攻打天津外围的杨柳堡和杨柳青据点，经过激战，歼灭了大部分守敌，并继续扩大战果，将距杨村车站北五里的杨村飞机场完全控制，还占领了灰堆、大沽、岐口等地。与此同时，我主力一部将天津以南之伪据点李祁庄逼退，并进攻天津外围之八里台、佟楼、小王庄、马店、南楼、后尖山、土城、陈唐庄等据点，向天津南市挺进。

我军对天津的进攻，也得到天津市内地下军的积极配合。十九日晨我军向天津西车站进攻时，市内回民地下军马、张二同志即奋起协同作战，徒手夺取伪军步枪四支、手枪二支、子弹二百余发。有个工厂的工人手持木棒，夺取敌步枪二支。大红桥地下军十五人，由田、刘二同志率领，手持轮船卸货用的大钩及木棒冲入伪建设公署，伪署人员吓得四处逃匿，被他们在田野搜出三人，夺得长、短枪三支，后来，他们与进攻部队取得联系，又协助部队继续向敌进攻，截获敌人十六辆汽车的粮食，并夺得一些枪支。

我进攻天津的部队虽然英勇作战，并一度攻人天津西站，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但天津市内驻有日军第三装甲师团、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指挥机关和三个大队，加上伪军，共有一万多人，而且他们占据有利地形，凭借坚固的工事顽抗；而我们攻进去的部队较少，寡不敌众，只好撤至外围，调动部队，进行新的部署。

在进攻天津的同时，我二十三团和六十七团攻人静海县城，六十六团占领了陈官屯；十分区一部配合冀热辽军区和冀察军区的部队，从南面逼进北平城下。我冀中军区另一部，打下保定周围的北大冉、张登等据点。三十三团夜袭保定西关伪绥靖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毙伤日、伪军六百多人，俘日、伪军五百多入；还有一部分队伍配合冀晋军区的部队，拔掉了石家庄外围据点，围困日、伪军二千多人。六分区的七十一团和七十二团攻占束鹿县城和磨头、王家井、贡家台等十六个据点，全歼守敌。

我军大反攻的声势使日、伪军大为震惊。八月二十二日，天津南郊伪自卫团四百多人，由伪团长率领向我军投诚。同日二十时，献县伪联队长张洪烈率伪军七百余人，带着轻机枪三挺、迫击炮一门、掷弹筒三具、步枪五百余支，在沧县以西的崔尔庄一带宣布起义，并立即配合我军向敌进攻，以图报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军区当即委任张洪烈为冀中独立第一总队司令，并发给张部六万元以示优待，体现了我军对起义官兵的政策。

八月二十三日，冀察军区部队解放下日本侵略军在察哈尔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张家口，取得了重大胜利。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随即迁入张家口，使张家口变成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喜讯传来，围困天津的部队士气更加高昂，把天津的日、伪军紧紧包围。不料，此时我们在天津近郊发现一架又一架的美国飞机经天津上空向北平飞去；正在揣摩这些美国飞机在“忙”什么？没多久，上级通报情况：原来这是美帝国主义正“忙”着帮蒋介石运兵，来抢占大城市和战略要点，准备打内战。天津市内被包围的日、伪军可能也接到了蒋介石的通报，一反前几天悲观绝望的情绪，嚣张起来，疯狂地进行抵抗。整个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蒋合作，日伪顽合流了。我们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内战危机！

党中央为避免内战，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避免内战的紧急措施。同时，考虑到形势的恶化，我军继续夺取大中城市比较困难，党中央及时改变了军事斗争方针，指示我们，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集结必要的兵力，尽量广占乡村和夺取小城市，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同时，要发动群众斗争，抓紧时间整训部队，准备应付新的局面，作持久打算。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晋察冀军区立即调整了部署，除挺进东北、热河和察哈尔的部队，仍按原计划行动外，各军区主力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太原等大、中城市周围迅速转移，立即回师内地和解放区边缘，攻占日、伪军占据的城镇。

我冀中军区部队主力奉命从天津周围转移，将矛头指向大清河北。这时，大清河北的日军已逃往天津去了，留下城镇据点里的汉奸和伪军依仗有蒋介石的撑腰，气焰仍很嚣张。他们没有料到，我们从天津杀个回马枪，连克冀中十三座县城，将日、伪据点扫除得干干净净，并趁势收复了这一带的许多村镇。

九月二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签字投降。抗战胜利了，本来人民应该过和平幸福的生活了，然而，蒋介石要坚持其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为了抢夺胜利果实，竟冒天下之大不匙，再次把人民推进内战的苦海。

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人民的和平幸福，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一九八五年八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再次回忆起当年的战斗生活，心潮澎湃，曾写下《忆平原作战》七律一首。这首诗的“小序”中写道：“平日常忆当年平原作战事，今逢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思之尤甚。想艰苦岁月里，人民支援我军以血以乳，方使我得以驰骋平原，夺得胜利。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以诗记之，缅怀平原父老。”

驰聘平原征战梦，年年岁岁忆故人。箪食壶浆迎子弟，同仇敌忾逐瘟神。直师为壮渐成壮，哀兵必胜终得胜。此身行将沐晚露，尤忆平原父老恩。“终得胜句”：《左传·信公二十八年》有“师直为壮曲为圭”句；《老子·六十九章》：“抗兵相苦，哀兵胜矣。”

第九章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第一次进军绥远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我冀中纵队刚组成，就接到中央关于晋察冀和晋绥两区部队集中于张家口一带准备打击来犯之敌的命令。由于形势发展迅速，任务急迫，部队未及整理，未及训练，即告别了冀中老解放区，在冀中人民的热情欢送下，越过平汉线，经由满城，易县、涞源、西合营、化稍营、宣化，十月初进到了张家口附近的沙城地区待命。

从整个晋察冀野战军来看，冀察纵队和冀晋纵队中抗日时期组建的老部队较多，基础较强，而我们冀中纵队基础较弱，绝大部分是以长时期在冀中平原分散作战的地区队为基础，编入了大量的县、区游击队。这些部队虽具有灵活机动打游击的特色，但是缺乏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特别是缺乏攻坚战的经验。虽然我们在一九四五年春曾组织过训练团，有了一些骨干团，但在很短时间内扩大队伍，骨干力量就显得太不足了。整编后，我们在进军前和进军途中，有的部队才脱下游击队时所穿的杂色便衣，换上了军装，补充了一些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调整了步枪的口径，增强了火力，初步改变了面貌。

部队整编后不久，我们就接受千里进军的任务。大部分子弟兵是有一定觉悟基础的。他们为蒋介石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所激怒，边行军边激愤地唱道：“谁种的庄稼谁收割，谁种的果木谁得果，我们流血抗战八年多，胜利的果实谁也不能夺！”表达了大家保卫胜利果实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可是，抗战时期曾有一支歌子唱道：“打败鬼子回老家！”这时，鬼子打败了，抗战胜利了，本想可以回家安居乐业，而蒋介石却挑起内战，回不了家了，因而不少人产生了思念家乡的思想；同时，过去部队都在冀中地区活动，现在要到张家口，要到绥远，要出关出塞，地域观念就来了；加之冀中是平原地区，往西往北要走山路，怕爬山怕吃苦的思想也产生了。

针对部队这种思想情况，我们在进军途中，便边走边教育，边走边整顿思想、作风，通过群众自我教育的方式，批判家庭、地域观念和游击习气，树立不怕远征、不怕进山、不怕吃苦的思想，同时通过调整组织，培养充实骨干，建立各种制度，使部队逐渐巩固起来。

我冀中纵队（欠第十二旅）由冀中经过千里跋涉，于十月初进到张家口附近待命。这时，集结在这一地区的参战部队共十四个旅、三十一个团，计五万三千余人。而国民党傅作义部总兵力共九万七千余人，其中集结于集宁、卓资山、丰镇地区的傅部主力约四万七千人，其余主力则集结于平绥铁路沿线，以骑兵部队配置外围以求机动。

根据军委指示，这次绥远战役由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和晋绥军区贺龙司令员统一指挥。十月十二日，我冀中纵队奉命由张家口乘火车运送到柴沟堡，尔后集结于新平堡。在军区统一部署下，十月十八日晨，我纵队以奔袭手段向张皋镇、三水岭的敌人攻击。张皋镇敌新编骑兵第四师和三水岭敌暂编骑兵第六师先机后退，十九日我占领张皋镇和三水岭。这时，冀察纵队包围隆盛庄，我纵队即以主力直插隆盛庄北面和西北面，以配合冀察纵队歼灭隆盛庄之敌；并以第十三旅第三十九团协同攻击隆盛庄。二十日中午，冀察纵队歼敌新编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一团一个营和新编骑兵第四师一个连，敌主力突围西窜，我第三十九团二营于保庄截歼敌一部，余敌向红沙坝方向逃窜。

接着，我纵队继续向官村方向发展进攻，并切断丰镇北退之敌。十月二十一日，我纵队占领官村，敌第六十七军新编第二十六师西逃，我跟踪追击，当日进占礼拜寺和苏集车站。二十二日，我纵队再进占老平地泉、苏集一线，逼近集宁。冀晋纵队这时也占领丰镇及大同以北的孤山、孤店；晋绥军区部队占领了凉城、新堂、天成村和七大顷、段家村，各歼敌一部。

这时，敌人在我军突然猛烈攻击下，全线向西撤退，集宁只有敌第三十五军军部及第一零一师，卓资山有敌第六十七军军部及新编第二十六师。据此，指挥部决定晋绥军区部队攻击卓资山之敌，并截断敌人西退道路；以晋察冀军区的冀察、冀中两纵队攻歼集宁守敌。

集宁守敌为掩护其主力西撤，以其第一零一师在炮火掩护下，向集宁西南的享美庄、翟家村、卜鲁图反扑。第十一旅及第三十一团将敌击退。接着，我纵以第十三旅向仍据守脑包山之敌第一零一师一个团攻击。在我第三十七、第三十九团并肩猛烈攻击下，敌被击溃，向西北逃窜，我乘胜追击，并占领三岔口。但这时兄弟纵队赶不及进占十八台，敌第三十五军军部及第一零一师便趁机乘夜暗绕三岔口以北经十八台西退绥远。二十四日七时，我纵队占领集宁城。二十五日，晋绥军区部队在卓资山围歼敌第六十七军新编第二十六师，并击溃敌新编第三十二师两个团，攻占卓资山。敌慑于被歼，采取迅速收缩手段，其主力于十月二十六、二十七日由三道营、旗下营全线向归绥撤退。初战的胜利，给我冀中纵队指战员很大的鼓舞，部队得到锻炼，士气更高。

我两区部队乘胜西进，勇猛跟踪追击，逼近归绥近郊，并于十月三十、三十一日以冀察纵队沿大青山南麓，从北面绕西北面；晋绥部队从南面绕西南；我纵队由集宁车运至陶卜齐后，从东面和东南面完成对归绥的包围。接着，晋绥军区以独立第一旅、骑兵旅及冀察纵队骑兵第二团沿平绥路向西推进，并于十一月八日包围了包头。

归绥为绥远省省会，分新旧两城，旧城称归化城，新城称绥远城。新城有城垣高十二米，比较坚固；旧城为工商业区。敌以暂编第三军分守两城，以第三十五军、新编骑兵第四师控制新旧城间为预备队，各骑兵纵队守备外围。当我军完成对归绥敌人的合围之后，即积极准备攻城。而敌军则集中兵力连续向我反扑，以图消耗我军主力于外围，破坏我攻城计划。从十一月二日至十二日，敌先后以二至三个师的兵力向孔家营子、后八里庄和红山口、坝口子的晋绥部队和冀察纵队阵地连续进行了五次比较大的反扑，但均被击溃，伤亡三千余人。在十一月七日，敌集中约两个团的兵力向城东我第十一旅的阵地反击，我纵队以第十一旅正面抗击，以第十三旅从侧翼出击，将敌击溃，歼敌一部。

敌人连续反扑受挫并付出巨大伤亡之后，转为凭坚据守。归绥守敌有两个军六个师，又从重庆空运一个重迫击炮团增援，实有兵力二万四千余人，粮弹也有一定数量的储备，而且城高工事坚固；我军当时兵力不占绝对优势，技术装备尚差，缺乏攻坚经验；而又未能以弹性包围，引敌主力外出，歼于城外，因之迅速政占归绥不易成功。为此，指挥部将攻城计划改为围困，首先集中晋绥军区主力加强冀晋纵队第三旅，攻取包头，以孤立归绥，并力求引敌西援，争取于运动中歼其一部，尔后再攻归绥城。

在围困归绥城期间，我冀中纵队积极寻歼小股敌人。十一月十日，第三十九团第二营于帅家营子地区，伏击歼灭外出抢粮的敌特务营一个整连。十二日，敌骑兵第二旅在归绥以南的沙尔沁附近骚扰我军侧后，我纵队发挥善于奔袭的特点，令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及第三十九团的两个营，以奔袭手段歼灭该敌。当我进到沙尔沁时，敌人已向西南方向逃窜，我部即跟踪追击，在忽洞兔、雌拉气地区抓住敌人，激战一昼夜，歼敌骑兵第二旅旅部及其第三团全部、第一团大部，俘获敌人、枪、马各六百余。

我晋绥军区部队数次攻击包头未克，而敌增援又至，归绥也不易攻击，时处塞外严寒，补给亦不便，再坚持下去对我不利，指挥部即于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围归绥。我冀中纵队先徒步经凉城、丰镇转至阳高地区，尔后火车输送至沙城、下花园、怀来地区休整。

绥远战役历时两个月，歼敌一万二千余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粉碎了敌人进攻张家口、夺取察绥两省的企图，割断绥远、山西敌人的联系，保卫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基地，对配合我们党与国民党的谈判、争取全国的和平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绥远战役期间，我冀中纵队第十二旅独立作战，解放了察南重镇一蔚县、广灵和暖泉镇，也取得很大胜利。

蔚县、广灵和暖泉是当时察南解放区残存的日、伪军据点。守敌是日寇豢养的伪军，曾长期为敌效力，残酷压榨人民，破坏抗战；日寇投降后，又为国民党收编，继续与人民为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当地群众所切齿痛恨。

蔚县是察哈尔省南部一座闻名的古城，城高十二米，宽三米多，城外有护城河，宽近七米，水深一米；各城门都有城楼，城中心的钟鼓楼可俯瞰全城。东半城是惯匪胡锡侯部，西半城是蔚县保安队宗汉臣部及反动会道门武装大刀会等据守，共计二千余人。广灵城的城墙也较坚固，城门及城四角有大型堡垒，城中心有钟鼓楼一座及核心环形防御工事，守敌是广灵保安队及大刀会一千余人。暖泉是蔚县的重镇，位于蔚县、广灵之间，有高约六米、宽约三米的围墙，守敌是县保安队一个大队及大刀会等反动武装的六百多人。

我冀中纵队向察绥开进途中，九月二十五日进到西合营时，第十二旅奉命攻取蔚县、广灵和暖泉镇。该旅决心以强攻或袭击手段一举攻克上述三点，歼灭守敌。第三十五团及第三十六团第三营攻击蔚县，第三十六团（欠第三营）攻击广灵，第三十四团攻击暖泉。九月二十八日夜，各部分别对敌完成包围。二十九日七时，暖泉被围之敌三十余人向东南我苏官堡阵地反扑，当即被我击歼。我三十四团于当天黄昏乘胜开始攻击暖泉，当晚第一、第二营分别从东南、西南一举突入镇内，接着以第三营加入战斗，与敌展开巷战。敌人招架不住，以假投降作掩护，越墙向蔚县方向逃窜。我第三十五团以两个连从蔚县方向堵击。三十日晨，将敌包围在大、小饮马泉地区，全歼该敌，随即攻克暖泉。

攻占暖泉后，我纵队以第三十四团调往蔚县与第三十五团合力攻击守敌。第三十六团第三营归建，以增强广灵的攻击力量。

第三十六团于九月二十九日攻击广灵城。经一夜又半天的战斗，占领城关，守敌溃入城内。三十日夜，我强行攻城，但因准备不足，没有成功。第三十五团于十月一日二十四时以偷袭手段对蔚城守敌发起攻击，部队在占领城关后，以火力掩护涉过护城河，架梯登城，因突破口选择过多，又无重点，加之城高梯短，反复几次攻城均未成功。十月六日，第三十五、三十四团对蔚县，第三十六团对广灵再次攻击，又未成功，同时，敌人又加强工事，增强了防御，使攻坚更添困难。

根据这个情况，第十二旅改变了作战计划，以第三十四团第一营加强第三十六团，首先攻克广灵，尔后再集中兵力攻取蔚县，并决定采用坑道爆破攻城。各部队遂重新侦察地形，选择突破口，实施坑道作业，并针对敌情进行了训练和演习，利用敌军家属和俘虏对敌喊话，开展政治攻势，动摇和瓦解敌人。

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二时，第三次攻击广灵城。第三十六团第三营在城西北角爆破成功，迅速突入城内。同时第一营也在东南角爆破成功，但因遭敌连续反击，仅占据一段城墙。接着，第三十四团第一营由第三十六团第一营的突破口，第三十六团第二营由第三营的突破口加入战斗，经过激烈巷战，于二十七日一时将守敌全部歼灭，攻克广灵。

蔚县守敌经我约一个月的围困，内缺粮弹，外无援兵，加之暖泉、广灵相继为我攻占，守敌更加恐慌。此时，胡锡侯为保存实力，准备伺机逃往大同。我一面加紧坑道作业，一面严密包围，防敌逃跑。

十一月一日，我两条坑道分别挖到蔚县城西门和南门下，并完成了装药。二日，第三十五、三十四团第三次向蔚县攻击。当夜，西、南两面爆破成功，第三十五团第一营和第三十四团第一营在炮火支援下，利用爆破效果迅速突入城内，胡锡侯见势不利，被迫投降，我随即集中力量向西半城宗汉臣部攻击。激战约五个小时，除宗汉臣等三十余人逃奔大同外，其余全部就歼。至此，蔚县城为我解放。

蔚、广、暖战斗历时三十五天，全歼守敌三千多人，拔除了察南残存的三个敌据点，使察哈尔省全境获得解放。当时正在宣化召开的察哈尔省人民代表大会向我十二旅致电祝贺、慰问，当地群众还赠送第十二旅“杀敌如虎”、“爱民如玉”两面锦旗。十一月五日，第十二旅从蔚县地区出发，沿平绥路分段乘火车西进，二十日到达归绥以东之白塔地区，归还我纵队建制。

绥远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进行的第一个战役。当时正处于由民族解放战争向国内革命战争转变，由分散游击战向大兵团协同的运动战转变的转折时期，由于形势发展迅速，任务紧迫，各军区地方部队刚刚组成野战军就立即执行任务，部队的政治思想、作战思想、领导作风、指挥方法、工作作风仍停留在游击战争阶段，还很不适应大兵团作战的要求；对于打歼灭战和运动战，思想上尚不明确，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战术技术及各项战斗的组织工作，也不适应歼灭战、运动战的要求。再加上组织指挥和战术运用上存有轻敌情绪，对傅作义部的地形熟悉、多骑兵、机动性强、运动快速等特点估计不足，未能很好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战术上也缺少迂回包围，多是正面平推，战斗中又缺乏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充分准备，所以，虽然部队打得勇猛，但击溃战多，歼灭战少；特别是在绥东未能抓住敌人主力，给予歼灭，而使其主力退缩归绥；合围归绥后，又未能歼敌主力于归绥外围，因而未能圆满完成战役任务。

这次战役是我冀中纵队升编为野战军后参加的第一个战役，部队经受住了这个转变的考验，得到了实际的锻炼，在远离家乡和老根据地的塞外地区，在天寒地冻的恶劣气候条件下作战，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英勇奋战，基本上完成了任务。更可贵的是，由于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和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部队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自己忍饥受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新区政策。部队每到一地都主动向群众作宣传，帮房东挑水、扫院、干活，做到借物送还，损坏赔偿，吃粮办妥手续，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涌现了许多遵纪爱民的模范事例。

当时，干部、战士都亲眼看到许多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甚至有的全家人只有一条裤子，激起了他们的阶级同情心。他们脱下自己的内衣，给穷苦的群众穿，把粮食节省下来，分给驻地老百姓吃，因此群众把我们看成自己的亲人，纷纷找部队谈心、诉苦，称赞我们是“救命恩人”、“菩萨军”。

当我军初到时，许多群众听信敌人的谣言躲藏起来，但看到我们宁肯睡在屋檐下，搭帐篷住在树下，不进寺庙，很受感动，都陆续回来，主动为我们当向导，抬担架，运粮送弹，支援前线，临别时还夹道欢送，依依不舍。这次是我们第一次进军绥远，虽未攻下归绥，但已在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影响。

第九章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沙城整训

我人民解放军四个月的自卫作战，使挑动内战的蒋介石愈遭失败。他感到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不得不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召开有我们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于一月十日同我们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命令》，规定：双方军队干一月十二日午夜，在各自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可是，蒋介石一面下停战命令，一面又密令国民党军队乘停战令尚未生效前，“尽速抢占战略要点”，以便在其大规模进攻我解放区时处于有利地位。在此情况下，我军遵照毛主席“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进行了一场反抢占战略要点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我冀中纵队全部由绥远转移到沙城、怀来地区进行整训，并准备抗击由南口沿平绥线西犯张家口之敌。

一月十日，大同阎锡山部骑兵第四师、省防第五军和东北挺进军，分三路向阳高、丰镇和浑源等地进攻。晋察冀军区当即令我纵队第十三旅由沙城地区车运至雁北地区，协同冀晋纵队和晋绥军区部队歼敌。

一月十日拂晓，大同敌骑兵第四师向聚乐堡、阳高进犯，占领三十里铺后向遇驾山冀晋纵队第四旅第十一团阵地进攻，并以一部向四十里铺迂回。我第四旅以第十一团正面阻击，以第六团向敌两翼反击，将敌击溃，毙伤俘敌一千余人。大同敌另一路山西省防第五军第十四师第三十九团，十一日占领吉家庄，十二日占领我浑源城。军区令冀晋纵队第四旅率第五、第十一团，并指挥我冀中纵队第十二旅第三十九团及第五军分区的独立第十二、第十三团，歼灭进犯浑源之敌。第四旅以一昼夜急行军一百八十里，十四日下午进到浑源，乘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第五团及第十一团第二营迅速占领西关，将敌一个营大部歼灭；第十一团在城东歼敌一个排，余敌缩入城内。

十五日，敌集中优势兵力向第五团连续进行三次反扑，均被第五团击退；同日十六时，应县之敌增援至水磨町，被独立第十三团阻击。为争取时间迅速歼敌，未待我纵队第三十九团赶到，第四旅即于十七时向浑源之敌发起总攻。第五团首先由西门突入，但东面第十一团由于动作稍缓，敌人乘夜暗向东北方向逃窜。我纵队第三十九团在前进途中，于桑干河畔截歼逃敌三百余人，余敌溃散，浑源重获解放。

与此同时，大同敌另一路东北挺进军及伪骑兵第一集团军王英部二千余人，于一月十三日绕过孤山袭入丰镇。冀晋纵队第三旅以第一、第十团反击；我纵队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向孤山方向攻击，配合第三旅歼敌。敌在第一、第十团反击下，迅速退出丰镇，向大同方向逃窜，可惜我第三十八团未能及时赶到，敌得以退入大同城。

在停战令生效后的一月十四日，傅作义部新编骑兵第四师及伪蒙骑兵第二集团军李守信部四千余人，仍不顾信义侵占我绥东重镇集宁城。我冀晋纵队第三旅和第四旅第六团协同晋绥军区部队反击，经过三天猛攻，至十七日晨歼敌二千多人，余敌溃逃，我收复集宁城。与此同时，在东面我冀察热辽军区各纵队也粉碎了敌夺占古北口、喜峰口进而占领承德的企图。但由于敌人无孔不入地肆意侵占，而我们有的部队在停战令生效后放松警惕和准备，又未及时组织反击，致使敌侵占了我朝阳、叶柏寿、凌源及平泉等地。我冀中纵队参加反敌抢占战略要地战斗的各部队，于一月十七日仍返沙城地区。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抢占战略要点的行动，在我军沉重打击和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下，其军队大规模军事进攻被迫暂时停止，随后国、共双方在美国方面参与下，开始划定停战线、整编军队和改组政府等问题的谈判，从而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局面。但这不过是国民党的一个政治欺骗手段和进行大规模内战的一个准备步骤而已，斗争仍然是十分激烈复杂的。当时，华北之敌仍不断向热河、冀东地区进攻，向冀中、冀晋和冀察地区进行蚕食。为此，我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方面与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利用暂时休战的时机，加紧进行练兵、减租、生产三大工作，以准备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时使我立于不败之地。在停战期间，部队进行了整编复员工作和以军政训练为主的练兵运动。

根据军区的决定，将由延安原准备调往东北的教导第二旅第五团、独立团和一九四五年十月进入热河地区的冀中第二纵队（即“黄寿发纵队”）第七十二、第七十六、第八十一团和独立第二总队由热河调来沙城，编入我冀中纵队（原冀中第二纵队的第六十二、第七十二团编入冀热辽军区）；并调出第十一旅旅部及所属第三十三团和原第十三旅之第三十八团回冀中地区坚持斗争，隶属冀中军区建制。

原来我冀中纵队都是冀中子弟兵，不习惯山地作战，通过整编，编入从延安调来的部队，使我纵队增加了一些熟悉山地作战、具有“延安精神”和优良作风的骨干力量：延安的教导第二旅第五团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第五连为基础组成的晋察冀军区第三支队兼第四分区所属的第七、第八大队。一九三九年三月整编为第五团。该团第二连即第六八五团第五连，原是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第二连，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连队。该团组成后，活动于平山、灵寿地区，屡创日寇，特别是一九四零年八月收复娘子关，以血战磨河滩而名闻全区，后又参加了南下太行区，讨伐朱怀冰的战斗。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以重兵包围我陕甘宁边区时，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于一九四三年七月连续行军四十五天，进到陕甘宁边区，编为教导第二旅第五团。

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五年九月由延安向东北进军，十二月进到张家口附近。独立团则是以一九三八年一月第一一五师警卫连第二排扩编组成的晋察冀军区警卫连为基础，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扩编为独立营，再于一九四三年四月编入晋察冀边区政府警卫大队，扩编为独立团。一九四三年七月该团与第五团一起开赴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编为教导第二旅，仍为独立团。日本投降后，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与第五团一起进到张家口附近，这次整编又一起编入我冀中纵队。整编后，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冀中纵队正式命名为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仍是杨成武和我；所属之第十二旅改为第七旅，所辖第三十一、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团改为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团。第十三旅改为第八旅，所辖之第三十二、第三十七、第三十九团，改为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

在整编的同时，部队进行了复员工作，将年大体弱和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志复员回乡，参加生产。这时部队的思想问题较多，因为整编初期，军区发下了二三万个“光荣退伍”的证章，计划复员的数量太大，过分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后经我们深入连队调查研究、摸底排队，如实向上报告情况，反复核实，最后确定复员一万多人，虽比原定计划减少许多，但仍不适当地复员了一些精壮兵员和干部，一度影响了干部、战士的情绪。加之当时确定有一部分干部要返回冀中工作，有的干部乡土观念较重，想回冀中，组织上却确定他留下；而有的干部则认为于主力军光荣，干地方武装“降了格”，乐意留在主力军，组织上却确定他回冀中，矛盾较多，整天都有干部找上门来谈话，这确是一件不大好做的思想工作。由于各级党委重视整编工作，领导干部逐个做思想工作，安定情绪，基本上达到“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的要求。

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四月，我们纵队结合部队整编，进行政治整训，针对部分同志存在的和平幻想、地域观念及种种个人主义思想，开展了以保卫人民胜利果实为中心的教育运动。通过形势、任务教育与忆苦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无论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是八年抗战之中，蒋介石总是要把战争强加在革命人民头上，对人民是寸权必夺，才利必得的。我们看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我们不要受他几句“和平”的口号和诺言所迷惑，必须从他自抗战胜利之后，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抢夺我浴血抗战八年的胜利果实的种种罪行中看到，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我们如果不尽快磨刀，把我们的刺刀磨得亮亮的，就不能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通过教育，提高了部队对美蒋反动派本质的认识，进一步树立了战备观念和野战化的思想，随时准备对付美蒋的进犯。这时，地方开展的减租减息、反奸反霸斗争和生产运动，特别是各解放区反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蚕食”进攻和土地改革运动，更实际地促进了部队政治思想方面的进步和提高。

在政治整训中，为了鼓舞斗志，我们召开了全纵队的英雄模范大会，表彰和奖励了在进军绥远战役中涌现出来的二十二个有功单位和七十七名英雄模范，授予第三十四团第四连和第三十五团第一连为“蔚县连”，第三十六团第四连为“广灵连”，第三十八团第七连为“模范连”的光荣称号，树立了单位、个人的学习榜样。当时，部队刚整编不久，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新干部特别是基层新干部比较多，许多班、排、连长不懂带兵、爱兵，开小差的事故时有发生。所以，我们通过英模大会，特别树立了老排长高永来这样一个带兵、爱兵典型，开展“学习高永来运动”。高永来是原九分区的一个排长，他打仗勇敢，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顽强，为掩护战士不顾个人安危，是个战斗英雄；在带兵中是个爱兵模范，他对战士如亲兄弟，关怀体贴备至；在训练中既严格要求又耐心诱导，训练成绩也很好，所以，深得战士爱戴，在那样行军、作战的艰苦环境中，全排没有一人开小差。纵队领导把高永来树为带兵、爱兵模范，在英雄模范大会上介绍他的事迹和带兵经验，奖给他一面写着“爱兵模范”的大锦旗，以高永来这个典型推动尊干爱兵运动的深入开展。这对巩固部队、推动训练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四六年五月，我纵队在整编和政治整训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开始进行以军事训练为主的部队整训。训练初期，由于过分强调“正规化”，反对游击习气，过多地抓了制式教练，发现问题后立即纠正。连队抓紧了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及单兵和班、排战术训练，并利用早操适当进行一些制式队列训练，以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

纵队则集中主要精力进行营以上干部集训，学习合同战术，并结合绥远作战的经验教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歼灭战”和“运动战”的思想。各旅也在此期间轮训了连、排干部。同时，各部队还依据保卫张家口的作战方案，进行了攻防战术演习。

我纵队利用停战期间，通过整编和政治、军事整训，使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战备工作逐步加强。这对于后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举进攻，完成历次的战斗任务都有重大作用。

第九章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寸土必争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利用“和平”烟幕完成了大规模的内战准备之后，便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我们党的忠告，冒天下之大不匙，公开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以其正规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即一百九十二个旅（师），约一百六十万人，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挑起了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此时，我三纵队和各兄弟部队一起，结束了休整，立即投入了粉碎敌人进攻，保卫晋察冀解放区的战斗。

七月初，正当国民党军向中原、晋南等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十一旅和冀晋军区第一、第二军分区部队，协同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发起了晋北战役，经过二十多天作战，我军解放了山阴、岱岳、宁武、繁峙、代县、崞县、原平、五台、忻口、定襄等城镇和广大农村，歼敌六千余人，控制了同蒲路北段二百五十多公里，有力配合了晋南我军作战。晋北战役之后，大同已成为我晋绥、晋察冀两解放区之间的一个孤点。这时，敌人进攻张家口的部署尚未完成。为减轻张家口西顾之忧，改善张家口两面受敌的形势，以便在敌人大举进攻张家口之时，粉碎其进攻，并集中更多的兵力到平汉线作战。因此，上级决定首先夺取大同孤点，使晋绥、晋察冀两区联成一片。

八月二日，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主持，在阳高召开了作战会议，组成了大同前线指挥部，并决定我们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仅第七、第八旅两个旅，第九旅缺编）、教导旅、炮兵团、冀晋军区第一分区独立第十二、十三团和晋绥军区第三五八旅、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第二团，担任攻击大同的任务；第四纵队第十旅攻击应县城；晋绥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骑兵旅、绥蒙军区第七、第九团及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第四旅、第四纵队第十一旅，准备在卓资山地区担任打援任务。雁北地区组织支前委员会，动员地方党政军民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工作。

大同是晋北的军事要地，是平绥、同蒲两铁路的连接点。大同城虽然不大，但城墙很高，而且城东北及西北，山岳环抱，仅城南面地形较平坦，而城东面还有御河作为屏障，确是易守难攻。日本投降后，阎锡山以其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率骑兵第四师进占大同，与日、伪军合流，盘踞大同及其近郊。当时的守敌是：以第三十三军之暂编第三十八师和以八百多名日本军队为骨干编成的保安教导总队为主力，以及国民党第十二战区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保安第二团和各县保安警备队、“还乡复仇团”等反动武装共一万九千余人。他们凭借坚城顽抗，攻坚十分困难。

根据大同敌情，前线指挥部令我第三纵队第七旅扫除大同北面各点，尔后协同第三五八旅从北面攻城；第八旅协同晋冀第一军分区、晋绥第五军分区部队扫清城南及西南的怀仁、口泉、平旺诸点，尔后从南面攻城；教导旅肃清御河以东沙岭子、曹府楼等点；晋绥第五分区并肃清马军营、五里店诸点，尔后从西面攻城；限于八月十三日前扫清外围，完成攻城准备工作。我纵队奉命后即由沙城、怀来地区乘车西进，于七月二十三日进抵大同外围。七月三十一日，扫清外围战斗开始。我纵队第八旅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团在第一、第五军分区部队协同下，分别占领秀女村、里八庄，切断了大同至怀仁的交通。八月一日晚，第二十二团攻击上、下水泉，因准备不足，经一夜激战，仅将敌四周碉堡占领，余敌龟缩在核心高堡内，没有攻克。同日，第二十三团以迅速突然的动作，一举占领马家皂，守敌二百余人全部放下武器；此时，敌一个营从大同来增援，亦被击退。

八月二日晨，大同守敌为恢复大同、怀仁问的交通，派出干余兵力在八辆坦克掩护下，向我第二十三团第一营占领的白家窑子阵地发起进攻。当敌人接近我前沿时，我以突然猛烈的火力与敌展开激战，并组织反坦克小组，在火力掩护下，以集束手榴弹与敌坦克展开殊死拼搏，连续打退敌十余次疯狂进攻，并击毁敌坦克二辆。至十三时，该团以主力向太子庄、肥村方向敌右侧后实施突击，恰与大同又增来的敌人约两个营的兵力遭遇，随即与其展开激战。十六时，八旅再以第二十四团主力从辛寨、落里湾敌左侧进行迂回，以歼敌于白家窑子以北地区。但因我动作不够迅速，协同又不够密切，未待形成包围，敌见势不妙即仓惶逃走。我仅毙俘敌六百多人，缴坦克一辆。当夜，怀仁守敌第三团分路向北逃窜，于三里庄、北七里寨、甄家庄一线为我第二十二团截击，全部击溃。第八旅遂令第二十四、第二十三团及旅警卫连和第一、第五军分区部队乘胜追歼、截击。第二十三团在霸王店、秦城、北信庄，第二十四团在苏庄、小营村等地各截敌一部共俘敌九百多人，毙伤敌四百多人，残敌向广崖、东盘道坑方向窜去，又遭我第一军分区部队堵击，只剩少数窜入口泉，我即解放怀仁城。

三日晚，第八旅分路向大同城郊推进。四日，大同敌人百多人乘两列火车接应口泉、平旺、王家园发电厂守敌向大同撤退，在十里河遭我侧击，两列火车为我截获。但因我主力没有及时赶到，敌人得以撤回大同。我第八旅遂占领平旺、王家园发电厂，第一军分区部队占领了口泉。五日，大同守敌一千多人向平旺、王家园反扑，进至十里河铁桥附近，遭我第二十四团顽强阻击，将敌击退。同日，教导旅在御河以东攻占了海立村，接着攻曹府楼、沙岭子，但经几次攻击，均未奏效。

五天的外围作战，共歼敌两千余人。但由于我兵力使用不够集中，各部队开始攻击的时间又先后不一，形成了分兵扫点，致使没有将口泉敌第二团、怀仁敌第三团全部歼灭于外围，使之龟缩兵力，退集城内及近郊。同时，对城东南敌之飞机场，又未能迅速占领或控制，使敌得以由包头空运来完全美式装备的交警第十六总队第三大队，加强了防守，使我攻坚更添困难。

八月七日，前线指挥部为加速攻取大同城，又重新作了部署：以我第七旅主力和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攻北关；第八旅和第一军分区部队攻南关及近郊各点；第五军分区部队攻城西各点；第七旅第二十一团接替教导旅任务，肃清御河以东的敌人。预定在攻占四关后，即从北、南两面强行攻城。第十旅除留一个团配合地方武装继续围困应县外，主力进到大同方面，作为攻城的预备队。部队针对敌人的情况，着重进行了外部爆破的技术和战术训练。

我纵队各旅在进行一周的政治动员和训练等各项准备之后，与兄弟部队一起，对近郊各点同时发起攻击。在城北，我七旅第十九团以迅速勇猛动作，经与敌激战，占领了卧虎湾。第二十团攻击白马城，以一部兵力迂回敌人侧后，主力正面攻击，一举突入，守敌据守高房顽抗。在我猛烈攻击下，结合政治攻势，争取敌东北挺进军独立骑兵第十五团团长率二百余人起义。当夜我占领白马城。同时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占领了梅津营房、板本营房、陈家庄和天主堂。当我继续向纵深发展时，察明敌人从白马城、卧虎湾一直到北关，是由坚固建筑物、堡垒群和广泛布雷区构成的大纵深严密设防地域。

十五、十六两日，我猛烈攻击，敌也连续反扑，与我逐点、逐碉、逐房、逐院的争夺，两天只攻下几个碉堡，虽一度占领了面粉公司，但又被敌反扑夺去。十五日，我还击退大同敌一千多人在七辆坦克和炮兵配合下向白马城的反扑。在城南，我第八旅第二十四团第三营攻击七里村，为敌前沿铁丝网所阻，连续数次冲击不成。后来，排长辛运生摸到铁丝网下，将铁丝网破开，二十一时，再次发起冲击，才突入材内。经过激烈巷战，敌少数突围向北逃窜，其余全部就歼。该团一个营同时占水泉湾，将敌飞机场跑道破坏，并烧毁敌机一架。第二十二团一个营攻南大庙，经一夜激战，因侦察不细，进攻中为敌低层火力杀伤，又被宽五米的外壕所阻，两次攻击没有成功。在城东，我七旅第二十一团攻击沙岭子，亦未奏效。从进攻中发现，敌在城东、南，根据临近城关各点不同的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集团工事，并以两个连至四个连凭坚据守，作为屏障城垣的主要支撑点，阻止我军向其纵深发展。

因敌工事较强，兵力充足，又凭坚死守，我军久攻不克，伤亡较大，加之天气炎热，病号增多，部队减员较大，所以，前线指挥部一面改变进攻战术，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并大力改造地形，攻克一点，巩固一点。一面决定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潘自力主任和我返回冀中扩军，以补充部队。

我返冀中扩军之后，三纵指战员在杨成武司令员机动灵活指挥下，加强对敌情的侦察研究，改进了战术，使攻坚能力逐步增强，在城北，经十天的反复争夺，于八月二十八日，攻占了水塔，进而占领车站以北和水塔以东地区。在城南，八月十七日击退大同敌人一千多人在五辆坦克掩护下对我南大庙、水泉湾一线的反扑，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又接连三次击退大同敌人在坦克配合下一千至三千人的反扑，并于三十一日乘胜攻占了敌南大庙这一强固据点。在城东面，我二十一团经过三次攻击，终于在八月二十七日攻占了敌大同城东的门户——沙岭子，全歼守敌。至九月一日，我纵队与兄弟部队协力作战，已完全占领了大同外围敌人全部坚固据点，部队进逼大同城下，开始了攻城的坑道作业，准备爆破攻城。

在我攻击大同之时，蒋介石曾数次责令傅作义出兵增援，以解大同之危。

但傅作义为保存实力，迟迟不动，蒋介石为引诱、逼迫其增援，遂将大同划归第十二战区管辖。九月二日，傅作义才出兵增援，其先头的三个师在集宁城西卧龙山为我兄弟部队包围，并被歼过半。傅作义再以主力第一零一师等来援，兄弟部队只得调转主力先去打敌一零一师，因转移兵力费时，打援未成，又错过了歼灭集宁城下余敌的良机。十三日，两敌会合在集宁城郊，进而占领我集宁城。这样，在集宁未能歼灭援敌的情况下，大同也不宜再攻。为了寻求新的战机，前线指挥部于九月十六日断然下令撤围大同，结束了大同战役。我纵队转至沙城以南矾山堡地区。

大同战役历时一个半月，我纵队歼敌五千多人。大同虽未攻克，但对我纵队是一次城市攻坚战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锻炼。全体指战员在攻坚困难、伤亡较大的情况下，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发扬了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精神，涌现了许多英模事迹。大同战役的主要教训在于：我们指挥员对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领会不深，不善于集中使用兵力，而是逐次增兵；不善于采取迂回包围战术，而是正面攻击，战术呆板。同时，我们对敌情、地形的侦察、研究不够，战前准备不充分，战斗组织不严密，这些教训都是深刻的。

我和潘自力主任返回冀中之后，立即将扩军任务分配到各分区，并分别到各分区了解发动群众参军的情况。冀中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的政治觉悟基础比较好，加之当时正在以往减租减息斗争的基础上，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斗争地主，分配土地，闹得热火朝天。群众斗倒了地主恶霸，彻底推翻了千年的封建统治，土地回了家，农民得到了翻身解放，怎不欢欣鼓舞，怎不从心底里感谢救星共产党，感谢恩人毛主席呢！这时，当广大群众听到蒋介石撕毁“和平协定”，疯狂进攻我解放区，先后侵占了我晋察冀边区的集宁、承德、冀东地区和张家口的消息，真是个个义愤填膺，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为了“保家、保田、保饭碗”，保卫土改胜利果实，到处都掀起了参军热潮。涌现出许许多多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和兄弟争先参军的动人故事。参军的子弟兵骑着大马，胸佩大红花，由乡亲敲锣打鼓送到区上、县上，最后都集中到分区，进行新兵训练。在训练中，我们再次深入进行参军保卫胜利果实的政治动员，并组织一些射击、投弹、刺杀的初步入伍训练，以便补入部队后，就能够在老战士带领下参加战斗，在战斗中去继续锻炼。

我第三纵队撤离大同后，即根据晋察冀军区的指示，活动于平汉路北段的河北涿县、保定、徐水、唐县一带，破坏敌铁路交通，袭击敌人，配合兄弟部队在张家口方向的作战。但是，正当我军在怀来方面与平汉线北段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令傅作义部从西面进攻我张家口。傅作义即乘我张家口西北方向空虚之际，调集其主力部队，偷袭了我张北县城，突破我张家口以北的狼窝沟防线。我主力赶调不及，于十月十一日驻在张家口的军区、边区机关及少数警卫部队主动撤出张家口。敌人侵占我作为晋察冀边区首府的张家口后，趾高气昂，蒋介石更是得意忘形，公然违背政协决议的规定，下令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粉墨登场，当起了伪总统。

张家口的失守，使一部分指战员产生埋怨、悲观情绪，加之部队连续作战，减员较多，得不到及时补充，部队思想较为混乱。为解决这些问题，晋察冀中央局在聂荣臻同志主持下，于十月下旬在沫源召开了扩大会议，学习毛主席《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三个月的总结》等指示，着重统一了战争胜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双方力量的消长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打歼灭战、打运动战的思想。涞源会议之后不久，我和潘自力主任带着几千名冀中新兵回来了。这批冀中的子弟兵政治质量好，斗志很高，他们的来到，给部队常来一股新的活力。我们抓住这一时机，深入贯彻沫源会议精神，解决张家口失守后的埋怨、悲观情绪，树立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积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思想，部队士气又趋高涨，几次出击都获得胜利。

敌人在占领张家口，恢复平汉铁路北段后，以第十二战区所属部队据守张家口地区，以第十六军继续向我察南地区发展进攻，以第九十四军集结于沫水、定兴地区，准备攻占我易县，西出紫荆关，与侵入察南的敌人相呼应，会攻涞源，进而侵占阜平，击破我主力，达到分割我晋察冀腹地的目的；另以第五十三军和非正规部队据守平汉线，巩固所占城镇，并维护交通。

为击破敌这一狂妄计划，晋察冀军区令我纵队全部并指挥独立第四旅，坚决打击进犯易县之敌第九十四军。以独立第七、第八旅在平汉线积极活动，牵制敌人；并令第一、第二、第四纵队于察南寻机歼敌第十六军。

十一月二日，敌第九十四军第一二一师由涞水西犯。我纵队决定以一部兵力在正面采取运动防御，诱敌深入，主力集结在南、北桥头两侧地区歼敌。敌开始行动时甚为谨慎，二日进至十里铺后，即停止前进。三日，敌第一二一师第三六一团继续西犯，在我节节抗击下，先后占领二十里铺、南桥头。下午向门墩山进攻，遭到我第十九团坚决阻击，敌多次攻击不下，黄昏前退缩南、北桥头及其附近地区据守，准备于次日再行攻击。当晚，我纵即按原定作战方案，乘敌立足未稳的时机，于四日零时以第七、第八两旅主力在独四旅配合下，向南、北桥头发起攻击，全歼敌第三六一团及由涞水来援之敌第三六三团一个营。南桥头战斗一举全歼敌美械装备一个完整团及一个营，毙敌三百六十多人，俘敌两千多人，给予敌第九十四军一个有力的痛击，也给我纵全体指战员很大鼓舞。

敌初犯易县失败后，又调平汉线北端的第五十三军及第九十四军第五师，分两路西犯易县。南路为第九十四军，以第五师全部和第一二一师一个团，沿易县、涞水公路及以南，向门墩山、易县进攻；北路为第五十三军，以第一一六师、第一三零师两个团，由中、下车亭经水阳、居士、西留山向易县进攻。十一月十五日，敌两个军同时出动，第九十四军进到二十里铺、南北桥头地区。第五十三军第一三零师进占东、西垒子一线。第一一六师进到娄村镇。这时，我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已由察南地区转移到易县附近地区。军区决心集中兵力歼灭进攻敌人的一路——第九十四军的四个团于门墩山、二十里铺地区。以我第三纵队依托石赛、东茹堡地区，由西南向东北进攻。第四纵队依托石柱、长安城地区，由东南向西北进攻；第二纵队与独立第一旅依托四风坡和南、北留召，由西北向东南进攻，并以一部牵制第五十三军。

在军区统一部署下，我纵队决心：第八旅先歼樊家台敌人，尔后向南桥头方向发展进攻。第七旅向台头攻击，协同第八旅向纵深发展。十六日晚，第八旅以第二十三团分两路，从樊家台东面及东北攻击。第二十四团从南面攻击，第二十二团为预备队。

当晚二十二时十五分，第二十四团第一营首先夺取了村南数处院落，第二十三团第二营亦从东面突破，但均为敌猛烈火力所阻，进展迟缓。虽然多次组织攻击，但因未能将敌纵深阻隔，敌可任意机动兵力和火力。为加速歼敌，十七日拂晓，遂以第二十三团第一营插入敌侧后，割断樊家台与南桥头两敌之间的联系，依托刘家沟向樊家台西北攻击，以求四面攻击之效，然后再各个击破，逐个歼灭。第一营奉命后，即乘天亮之前进到刘家沟，首先击溃敌一个连，毙敌三十多人，余敌逃回樊家台。该营立即展开，向樊家台攻击。这时，敌察觉侧背受到威胁，南桥头之敌即攻击我第一营侧后。樊家台之敌以约两个连的兵力向我反击。我第一营乃被迫撤守刘家沟。敌急于解除其纵深威胁，遂将刘家沟包围。

八时，敌首先以一个团的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向我发起攻击。我一营依托村沿进行防守，连续击退敌人数次冲击。接着，敌人又以两个团的兵力，在坦克的引导下，向我第一营再次发动了攻击。我一营的勇士们利用被敌炮火摧毁的残墙断壁，顽强地抗击敌人。敌人数次冲击，均被击退。约十二时，敌人又一次发动了攻击。村北的阵地被敌突破，第一营的勇士们继续利用房屋坚守，使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经反复争夺，敌才占领数处院房。该营全体指战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抗击着超过我五倍以上敌人的反复进攻，有的连队干部大部伤亡，卫生员、司号员和战士自动挺身而出，代替指挥。在敌我只有一墙之隔的情况下，勇士们仍不断以战斗小组实施反击，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第一营一直坚持到二十时，在旅主力的接应下，当晚才全部撤出战斗。第一营在这次战斗中，发扬了英勇顽强的优良战斗作风，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鏖战竟日，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坚守了阵地，并毙伤敌七百多人，击毁、击伤敌坦克二辆，沉重地打击了素称精锐的蒋介石嫡系第九十四军第五师的嚣张气焰。在这次战斗中，一营营长朱彪四处负伤，教导员曹良的眼睛被打瞎仍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开展政治鼓动工作；全营四百多名勇士，人人奋勇杀敌，个个刺刀见红，杀出了军威，大壮了士气。战斗刚结束，我马上布置政治机关尽快整理一营的功绩材料上报。

当时，第一营距离纵队指挥部有四十公里，我也不顾连日战斗的疲劳，亲自策马赶到一营驻地召开庆功授奖大会，把“钢铁第一营”的锦旗授予营长朱彪（教导员曹良已送后方医院）。接着，逐个慰问尚未转送后方的伤员，表彰他们为人民英勇战斗的精神。当我发现朱彪腿部的伤势比较严重，立即派人组织担架把朱彪转送到旅卫生部动手术。临走时，我还再三交代护送的医务人员说：“请转告旅卫生部负责同志，朱彪作战勇敢，是个战斗英雄，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他的大腿保住，非万不得已不能截肢。”

我们纵队领导的关怀，使朱彪深受感动。在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朱彪的腿保全了。一个多月后，朱彪的伤口还未全愈，就积极要求返回部队。在朱彪带动下，三纵队三百多名伤病员也按时或提早返回部队，投入反击国民党反动派新的战斗。

这次刘家沟战斗，经过两天激战，我三纵虽然攻占了樊家台，第四纵队攻占了张家沟等地。但由于没有将敌割断、包围，并且协同也不够好，此攻彼停，使敌得以任意机动兵力，抵抗我之进攻，故未能各个歼灭敌人。敌第五十三军向第九十四军靠拢时，北面未能以积极行动牵制敌人，致使敌第五十三军于十八日进到了行宫、从溪地区，与敌第九十四军连接起来。这样就增加了我各个歼敌的困难。据此，上级为谋求新的战机，十八日晚令我纵及兄弟部队撤出战斗，进至满城以北白堡地区补充、休整，并进行战斗训练。十九日，敌人见无隙可乘，亦东撤涞水、定兴一线。

第九章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战时的政治工作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我奉命调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任政治委员。当我到军区报到时，才知道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同志也与我同时调第二纵队任司令员。军区首长交代任务后，派一部吉普车送我们二人去上任。当时我们心里都明白，此去担子不轻，所以一路上谈的全是怎样把这支部队带好，多杀敌人，多打胜仗，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在此之前，我虽然没有与杨得志在一起共事，但久闻大名，知道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带兵有方，长征中，他率红一师第一团担任前卫和先遣任务，曾组织突击队（后被誉为“渡河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为我们后续部队打开通路，名扬全军。在车上，他又说了许多整顿部队组织纪律，提高部队军事素质的很好的意见，更使我感到他确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军事指挥员，名不虚传，更增添我搞好工作的信心。到二纵队之后，我们一起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了解分析部队的情况，随后他抓行政管理和军事训练，我抓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分工协作，互相支持，很快有了成效。在不久后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纵队就以极小的伤亡俘敌二千多人，缴获不少武器，士气大振。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我们率部参加正太战役，攻克定县，取得了歼敌一个团的胜利。这次战役，我们与兄弟部队一起，共歼敌两个师及大批反动地方武装共三万五千余人，控制了正大路三百六十余里，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从此石家庄成了孤城，打通了我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联系，使我军的力量更加强大。接着，我纵队活跃于平汉路上，开展运动战，又打了多次胜仗，特别是“三打徐水”，打一次，消灭敌人一个团，打三次，共歼敌三个团，使我更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打运动战的战略思想。

一九四七年五月，全国解放战争已逐渐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机动作战，正式组成晋察冀野战军的领率机关，调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下辖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共九个旅。杨得志调离我第二纵队后，陈正湘继任纵队司令员。

部队整编后，晋察冀野战军为配合东北夏季攻势，牵制平津地区之敌，六月十二日，率我第二纵队及兄弟纵队向津浦路北段出击，发起青沧战役，至十五日即解放了青县、沧县，歼敌九千五百余人，控制铁路一百五十里。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六日，晋察冀野战军又乘敌第五十三军及第四十三师增援东北，第十六军东调，平汉路北段空虚之际，发起了保北战役，率我二纵及兄弟纵队向保定以北之平汉路出击，歼敌第十六、第九十四军各一部，共八千余人。

一九四七年十月上旬，蒋介石从华北地区抽调四个师增援东北。华北敌军为防我军乘虚攻击，遂集中主力加强铁路沿线防守。十月十一日，晋察冀野战军率我二纵及兄弟纵队，乘敌兵力空虚之际，发动了清风店战役，在运动中歼敌一万七千余人。接着，又乘石家庄守敌第三军主力在增援清风店时被我歼灭，敌人军心动摇、守备薄弱的时机，于十一月十二日攻占石家庄市，歼敌二万四千余人。石家庄的解放，开创了我军攻占敌军大城市的先例。使我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从而使我军的后方更加巩固、广阔，华北局势为之一新。我们二纵队经过这一年的战斗锻炼，也迅速成长起来了。

一九四七年冬，根据中央和军区、野战军的指示，我纵队利用战斗间隙开展了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新式整军运动。根据我纵队的实际情况，当时的指战员大多来自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的子弟兵，许多年轻战士亲身受地主、恶霸的阶级压迫剥削之苦较少；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我军的战果不断扩大，部队中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战士日渐增多，而这些“解放战士”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受地主恶霸、国民党反动派和旧军官的压迫深重，苦大仇深，为激发其阶级仇恨，我们在诉苦教育中，以“解放战士”为重点，引苦忆苦，召开大、小会议诉苦，使全体指战员都受到阶级教育，认识到旧社会的罪恶和两个社会（解放区与蒋管区）、两种军队（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本质区别，从而下定决心，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不再受二遍苦，不遭二茬罪。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三查三整”，进一步发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清查出个别混入我军的不纯分子，纯洁了队伍，加强了组织纪律教育，整顿了思想和作风，开展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使部队上下团结一致，面貌焕然一新。这个新式整军运动是我军政治工作和发扬“三大民主”在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发展，也是当时全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在军队中的反映。它大大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同时也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解放战士”改造为我军战士的过程，并积累了改造“解放战士”的经验，对于我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三查三整运动中，我经常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并与各级干部回顾和总结一年来几次战役战斗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我又特地找各级政工干部座谈，专题研究在新形势下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每次总结、座谈，我都认真地听，细心地记，回来后用心地思考，联系解放战争以来，甚至是二十年来历次战役战斗中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亲笔写出了一个“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纲。一九四八年二月上旬，我和陈正湘司令员主持召开了全纵队营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我作了这个政治工作报告。此时杨得志司令员虽已调离第二纵队，但他作为野战军司令员仍很关心二纵队的建设和发展，亲自参加这次会议，并作了指示。因为我这个政治工作报告是来自群众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现在又回到群众中去进行讨论，更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都纷纷发表意见，进行补充和修正，使报告更趋成熟。会后，我又经过认真思考、修改，删去了大家都已熟悉的一些战役战斗经过情况，并经党委讨论通过，形成文件印发到部队贯彻执行。这对此后我纵队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战时政治工作起了较好的作用。今天，我在回顾二纵队这段经历的时候，再翻开这个报告提纲，把当年删掉的一些战例补充进去，记述于下。我想，这也许可以帮助我阐明多年从事战时政治工作的一些体会吧！

早在我军建军初期，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4页）我们现在执行的就是去年（指一九四七年，下同）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伟大、光荣的政治任务。我们的政治工作要保证全军指战员在必胜的战斗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胜利地完成这一政治任务。为了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它应适应战时特点开展工作，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收到预期的效果。现在，我就如何加强战时政治工作问题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战时政治工作的领导必须掌握的几个问题：

一、贯彻战术思想，适应战术要求。

我们的战术思想是什么呢？我们的战术思想就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战术思想，打歼灭战的思想；它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的战术思想，不论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因此，政治工作人员首先必须懂得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保证全体指战员都懂得这个思想。

毛主席在“十大军事原则”中告诉我们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的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43页）凡是掌握了这个思想的都取得了胜利；凡是未认真掌握这个思想的，都是只取得了部分的胜利或得不到胜利。毛主席又告诉我们说：“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43页）“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99页）这样，敌人强的也变成了弱的。去年四月八日至五月四日，我们第二纵队和兄弟纵队一起，发起了正太战役，向正（定）太（原）路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先后攻克正定、栾城两座县城及石家庄外围据点九十余处，歼敌一万多人。当时保定以北敌军正在进攻冀中解放区。我晋察冀军区和野战军首长不为敌人行动所牵制，继续指挥我们西进，迅速攻占正大路阳泉以东各据点，并围攻阳泉工矿区，诱出太原敌人两个师来援，将其包围全歼于测石驿地区。这个战役共歼敌三万五千余人，攻克了阳泉工矿区和平定、寿阳、获鹿、井陉、盂县、定襄等县城，控制了正太路三百六十余里，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使石家庄成为孤城。接着，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又发起了青沧战役，向津浦路北段之敌出击，解放了青县、沧县，歼敌九千五百余人，控制铁路一百五十里。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六日，我军又乘敌第五十三军及第三十四师增援东北，第十六军一部东调，平汉路北段空虚之际，向保定以北的平汉路出击，歼敌第十六军、第九十四军各一部，共八千余人。经过这几次连续的战役，石家庄即成了一座孤城，踞守在石家庄的蒋介石嫡系第三军也变成了弱的，为我们消灭它、解放石家庄创造了条件。

去年十月上旬，蒋介石从华北地区抽调四个师增援东北战场，华北敌军恐我乘虚攻击，遂集中主力加强铁路沿线防守。我晋察冀军区和野战军首长为配合东北野战军的作战，决心乘敌兵力空虚之际，集中主力围攻徐水，吸引敌人来授，以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所以，十月十一日，我们开始破击徐水、固城段铁路，继而围攻徐水，准备围城打援。后来，因为援敌多路齐头并进，不容易分割歼灭，与敌成为对峙。此时，得知石家庄之敌第三军除留下一部守城外，军部率第七师并指挥第十六军一个团企图北开保定，协同徐水以北固城地区之敌第九十四军和徐水东北容城地区之敌第十六军一部南北夹击我军。由于敌情发生变化，敌变我变，军区和野战军首长遂于十月十七日改变战役决心，除留下我们第二纵队第五旅和第三纵队第七、第八旅以及独立第七旅在保定以北地区牵制敌人并准备阻援外，十九日，令我第二纵队第四、第六旅和第三纵队第九旅、第四纵队全部，以强行军兼程南下，准备歼敌于方顺桥以南地区。我们第四、第六旅一昼夜强行军一百二十五公里，于二十一日二时与兄弟部队一起，将敌包围于清风店、西南合地区，二十二日即全歼该敌一万七千余人，并活捉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清风店战斗的胜利，使石家庄守敌第三军余部军心大为动摇。我军即乘胜于十一月六日进攻石家庄，经过六天激战，突破敌修筑得十分坚固而完备的三道防线工事，胜利地解放了石家庄。毛主席在“十大军事原则”中还告诉我们：“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144页）打运动战的思想也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一贯的战术思想。运动战的特点就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无固定的作战线，时西时东、时南时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诱敌深入，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灭它。清风店战斗打的是运动战，去冬开始至今年一月发起的平汉北线战役，打的也是运动战。我晋察冀野战军解放石家庄之后，敌人竭力要巩固其（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与各铁路沿线的防务，急忙调兵从北平南下涞水、涿县、定兴、徐水、保定等地区。我军为了分散和调动敌人，除以第六纵队佯装围攻保定的态势以吸引敌人外，主力从定县北上，破击敌人铁路线，寻机歼敌。敌人是机械化部队，靠火车、汽车在平汉、平绥路上来回调动；我们则靠两条腿在平汉线至平绥线之间的山区来回地跑，在两线附近寻找战机。这样扭来扭去，结果在涞水附近的庄町歼敌新编第三十二师五千余入，打死敌师长李铭鼎；在北义安以东袭击敌傅作义部的“王牌”第三十五军军部，毙伤敌六百余人，打死敌军长鲁英麟；在吴村、高洛战斗中，击溃了敌“王牌”第三十五军的第一零一师，毙伤俘敌六七百人。

我们回顾近十个月来贯彻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战术思想所取得的胜利，目的在于使各级干部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深刻地领会这个战术思想，并运用成功的战例去向广大战士作宣传解释，使每个战士都懂得这个战术思想。不然在这样战斗行动频繁，转来转去，甚至扑空的情况下，我们总是忙于解释工作，政治工作有时就显得被动、无力。同时，我们在宣传解释战术思想的时候，还要讲明我们的作战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术要求是“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只打有准备有把握的仗，并不是蛮打胡于的拼命主义。所以，上级如果确定要打，大家就要同心协力，奋勇歼敌。提倡用智慧作战，提倡勇敢加技术；不打则已，一打就要歼灭敌人，求得伤亡小，胜利大的目的。

现在许多战士甚至老百姓都懂得我们的战法，如说：“转来转去又快要打胜仗了。”“敌人又快该倒霉了。”所以，我们必须把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战术思想告诉全军和人民，这是很有益处的。这不是秘密的东西，敌人知道也没有办法。

我们的战术思想既然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打运动战的思想，那末，为了争取歼灭战的胜利，在兵团作战中协同作战就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战斗的团结，保证动作的协同，坚决执行命令，一切从全局着眼，一切为了歼灭敌人。可是，现在我们部队里还存在着三种错误思想：

第一种错误思想是愿意进攻，不愿意阻击。因为进攻战一般都是俘虏多，缴获多，战果显著；而阻击战有时要经受住敌人数倍兵力的冲击，伤亡大，俘获少。

第二种错误思想是不能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在战斗中缺乏主动的协作精神，互相等待观望。今年一月，第三纵队攻击涞水县城守敌，我们第二纵队集结于拒马河以西的姚村、塘湖一带，掩护第三纵队攻城，并待机打援。敌人为解涞水之围，一月十一日由保定急调了第一零一师（师部率两个步兵团）和新编第三十二师乘汽车驰援。当晚，敌新编第三十二师在涞水附近的庄町与第三纵队遭遇；十二日拂晓，敌第一零一师也由定兴经北侯西渡拒马河进占吴村、高洛。这时，野战军首长迅速改变了战役决心，决定我第二、第三纵队先歼灭援敌，再歼涞水守敌。我纵队一个旅先与敌第一零一师遭遇，组织反击，经过半天战斗，发动了两次攻击，将敌压缩于吴村（一个仅二百户左右人家的小村），当晚又进行了四次攻击，给敌以杀伤。但由于协同配合不好，没能扼住拒马河岸，致使我主力尚未赶到之前，敌已渡河东窜，只打了个击溃战，未能全歼该敌，这个教训应该吸取。

第三种错误思想是只从俘获多少上打算，不从完成歼敌任务上着眼；有时完成了艰巨任务，自己伤亡较大，俘获却很少，由此产生不高兴或埋怨情绪。有这种错误思想的同志，应该向第四旅学习。在清风店战斗中，敌第三军在我军打击下，企图向东突围，被我第四旅和十二旅堵截在西南合地区。四旅的指战员一昼夜仅吃一顿饭，长途奔袭一百二十五公里，以四倍于敌的速度，提前四至六小时到达预定地区，并立即投入战斗，担负艰巨的阻击任务，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伤亡很大，直到兄弟部队赶到合围，把敌全歼，而他们自己的俘获却不多，对此毫不埋怨，表现了高尚的风格，在野战军干部会议上，已受到野战军首长的表扬。他们为了全局利益，为了全局的胜利，而不为自己的俘获打算，是给人民立了大功的。

对于我们部队中存在的上述三种错误思想，没有的要防止，已经有的要迅速、坚决地克服。

我们要贯彻战术思想，打好歼灭战，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精心计划，坚决奋勇。不论军事、政治、后勤工作，都应该根据敌情、我情、地形、气候等客观情况，精心地计划。有了精心计划还不够，要使计划得以实现，还要发扬坚决、奋勇的战斗精神，也就是说，要有消灭敌人的决心和雄心。坚决、奋勇就是奋不顾身，不仅战士应该这样，干部尤应身先士卒。在过去的战斗中，我们曾发现有个别干部临阵脱逃的，甚至个别营干冲锋在后、退却在前的，这就不是坚决、奋勇，而是可耻的逃兵，应该受到纪律甚至军法的制裁。

还有一点应该说明的：野战军首长曾经告诉我们，情况不明不打（当然不是绝对的）；没有准备不打；没有把握不打。但这只是高级指挥机关下决心的依据，而不是下面谁都可以这样借口没有把握不打的。我们必须普遍告诉战士、干部，使大家信赖上级领导指挥的英明，坚定必胜的信心，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二、掌握运动战的特点开展政治工作。

我们现在进行的战斗主要是运动战，因此，必须掌握运动战的特点去开展政治工作，才能与战争相适应。运动战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是情况变化快。敌我情况、战斗性质、战场、地形、工事、民情都在不断地变化，有时变化得很快。因目前敌人还可利用铁路、公路运输兵力，行动迅速。比如吴村、高洛战斗，敌第一零一师仅一天一夜就从保定乘汽车赶到吴村、高洛，准备增援涞水守敌，速度是相当快的。当我们发现敌人时，还没有查明敌人的番号、兵力，即匆促投入战斗。这也是未能全歼该敌的一个客观原因。

二是任务变化快。由于情况变化快，进攻、防御、野外、村落、攻坚、打援、追击等任务，就要随情况的变化而很快改变。

三是行军多，转移多。我们要调动敌人，实行大踏步的进退，以捕捉战机歼灭敌人，必然要多行军、常转移。因此，就必须告诉全体指战员做到几个不怕：一不怕多走路，而且要学会走路。我们要学习四旅一天一夜强行军一百二十五公里的顽强精神。他们平时练就了“飞毛腿”，连走带跑；少数实在走不动的就滚、就爬，硬是从徐水东北的霸县地区经任丘、高阳按时赶到了清风店，并立即投入战斗。有些同志说：“胜利在脚”，一点不错，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可能获得清风店战斗的胜利。二不怕走冤枉路，不怕扑空。因为我们要捕捉战机，有时不一定抓得住敌人，有时虽发现了敌人，但敌情、地形等条件对我不利，也不能打，所以扑空和走冤枉路是难免的。三不怕走夜路。为了保守秘密，防止天空和地面敌人的侦察、轰炸，走夜路也是必要的。四不怕疲劳、不怕困难。我们要克服疲劳和一切困难，去夺取胜利。

四是时间紧、工作多。我们去年上半年连续行军作战，只休息过两次，总共才二十多天，工作是很多很急的。如果我们不抓紧点滴时间，采用行军时谈、开会座谈、个别谈、集体谈和出政治通报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政治工作，那我们越需要政治工作，就越没有政治工作。

五是部队人员流动大。由于连续作战与战争的发展，干部、战士的伤亡、升迁、调动、补充都很频繁，有时一个连队在几个战役打完之后，人员几乎大部分更新。这就需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保证部队各种组织的健全和优良传统作风的继承和发扬。

三、战时政治工作的任务与要求。

根据上述运动战的特点，战时政治工作的具体任务与要求是什么呢？

一要进行反复的不间断的政治工作，坚定决心，提高信心。进行动员时，在保守秘密的条件下，一定要宣布任务，提出要求，使全体指战员明确任务，心中有数。动员以后还要逐级检查决心，解决下面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把政治工作贯串于整个战役战斗的始终。现在有些部队的工作，前方有，后方没有；战士有，干部没有；战时有，战后没有；战前战后有，战中没有，今后必须纠正。

二要有预见性。我们可能打什么仗，可能到什么地方，打什么敌人？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战士，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事先调查研究，准备方案，布置工作。有了调查研究就有预见性，就能主动地进行工作。如去年我们到有些山区作战之前，事先了解到山区人烟稀少、道路崎岖；当地老百姓吃水都是挖一个很深的水窖，利用雨季和冬季把雨水、雪水积存起来用一年，吃水特别困难。所以，在动员时，事先告诉部队，到山区作战可能遇到行军难，喝水、住宿、吃饭难等问题，要求大家节约用水，维护群众利益，使大家精神上有充分准备，结果到那边遇到困难时大家不说怪话。后来由于群众的积极支援和后勤工作的努力，减少了困难，大家又很满意。可是，现在我们有的部队的政治工作很少调查研究，常常是主观主义“一、二、三、四”地布置工作，到了下面就连“一、二、三、四”也没有了。往往情况一变化，就无法应付。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调查研究中对于敌情的侦察、判断和估计十分重要，来不得半点马虎或主观主义的猜想、臆断。因为对敌情估计过高，容易引起恐敌心理；估计过低又会产生轻敌麻痹情绪。今年一月的吴村、高洛战斗，由于侦察工作没有做好，与敌人战斗了几个小时，还不明敌人的番号和兵力。开始认为这股敌人是新编第二军部队（即伪军刘化南部队改编的杂牌军），兵力也不过一个团，战斗力不强，把敌人估计过低。在两次捉到几个俘虏审问，并检查了俘虏佩带的符号后，都证实是敌第一零一师的部队，但还不肯相信，以为是敌人耍的花招，仍然麻痹轻敌。十二日下午，敌人已被压缩到吴村，我们未作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就再次发动攻击。后来，见敌人兵力多、火力强，连攻四次未克，知道确实碰上敌人“王牌”第一零一师了，但又把敌人估计过高，犹豫不决，等待主力增援；甚至十三日早晨发现敌人在拒马河上架桥，转运伤员，也未能果断地堵截敌人过河的退路，牵住敌人，结果使敌人逃脱了。

三要实事求是，积极主动，及时掌握情况，并切实处理。政治工作的实事求是精神非常重要，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教训：一九四五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刚宣布投降不久时，我们冀中军区野战纵队奉命从冀中开往张家口，执行保卫张家口的战斗任务。在行军中，发现少数冀中战士不愿远离家乡，怕过平汉路，怕到张家口。面对这种情况，有的营教导员不是积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而是采取欺骗的办法。部队明明要过平汉路，教导员硬说：“我们保证不会过铁路。”过了路又硬说：“我们保证决不会到张家口。”结果还是到了张家口，战士大为不满，损害了政治工作的威信。所以，我们的政治工作无论对干部、战士，还是对老百姓，都不能欺骗。

我们的战术是进攻的、主动的、积极的，因而我们的政治鼓动口号也应该是进攻的、主动的、积极的。我们部队在战前动员时召开誓师大会，开展杀敌立功竞赛运动，提出：“谁英雄，谁好汉，战场比比看”，“多杀敌人多缴枪，立功喜报寄家乡”等等口号都是激励斗志的好口号。在战斗中，根据战斗任务适时提出鼓动口号也很有作用。例如，在去年的高炎战斗中，第十一团一个连队渡河追击敌人时，敌人企图反扑，有的人发生动摇，连长就提出口号：“在敌火力下撤退就等于死亡！”大家马上奋勇把敌人打下去。在吴村、高洛战斗中，第十四团一营与敌人对峙，双方都想发起冲锋，一营长李宏德便果断地提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先发制人发起冲锋，打破了敌人的冲击计划。这些都是积极的、主动的、进攻的口号。

政治鼓动口号必须明确、肯定、简短、有力。有些口号太长，不好记；甚至分段喊起来意思相反，倒起了反作用，这是不好的。我们提出口号时，还必须把口号、命令与行动三者结合起来，使口号真正贯彻下去。在吴村、高洛战斗中，第十四团一营在下达命令让一连冲锋，并提出“先下手为强”，“冲锋杀敌立功”的口号后，副营长和教导员又带领连队冲上去，把敌人占领的房子夺回来，这是很好的。反之，有一个连长下达了冲锋的命令，提出了“冲锋杀敌立功”的口号后，自己却畏缩不前，影响很坏，这就必须给予纪律处分。

我们要搞好政治工作，还必须善于发动群众，发挥来自群众的创造和行动的口号。这就是说，不仅政治工作人员要做政治工作，军事指挥员和战士也应该积极做政治工作。在吴村、高洛战斗中，有些人发现守敌是傅作义部的“王牌”第一零一师时，出现了惊慌情绪，这时，有一个战士提出：“不管它是傅作义的，或者是刘化南的，我们都要消灭它！”这是一个多么坚决、豪迈的战斗口号呵！可是，这个连的指导员不仅没有运用和宣扬这个口号，激励战士去消灭敌人，反而说出“情况是变化的嘛”这样犹豫、畏敌的泄气活，更加助长了某些战士的惊慌情绪。这个指导员实在不如那个战士，又如最近第六旅在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战士们自动写了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决心书、挑应战书，贴到墙报上去，形成了人人自觉遵守纪律、互相监督的良好风气。这些都是战士自觉的创造，我们应该把它迅速发扬，推广全军。

四要灵活机动，不失时机。战时情况变化很快，我们的口号和问题的提出都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例如，下达战斗任务和进行政治动员时，依据当时的情况，可以提出某部担任主攻，某部担任佯攻。可是，战斗发起后，主攻方向受阻，而佯攻方向正是敌人的弱点，此时，军事指挥员和政治领导干部就应临机应变，改变部署，把佯攻方向改为主攻方向，及时下达新任务，提出新的战斗口号，激励部队抓住敌人的弱点进攻敌人，争取战斗的胜利。如果部队因临时改变任务，急于行动，没有时间进行工作，我们可以边行动边动员，不失时机。

五要坚定，要顽强。在紧急情况，特别是受到挫折的情况下，最需要政治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思想最混乱，如不及时进行政治工作，就最容易出问题，迟缓就会坐失时机，遭受损失。所以，必须及时进行政治工作，发现问题迅速解决。在受挫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好这几项工作：

首先，要及时掌握思想动向，进行宣传解释，迅速恢复与健全组织，重新组织力量，补充干部，把部队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接着，要迅速检讨经验教训，找出受挫的的主要原因，表扬英雄模范和功臣，处理动摇分子，教育部队吸取经验教训，准备再战，为牺牲的烈士报仇，挽回损失。此时，还应传播兄弟部队的胜利消息，以鼓舞士气。但捷报一定要真实，过去有些部队为了给友邻部队打气，假报情况，那是违犯纪律的。

与此同时，要组织专人迅速、适当地处理善后工作，抢救、转送伤员，掩埋烈士遗体。但不准把伤员和烈士遗体都集中在一起，更不准摆在行军路旁、道口，以免影响部队情绪。

在部队受挫的情况下，上级首长亲自去进行解释、鼓励和慰问，是很有作用的。此时，上级首长还可以发动与其协同的友邻部队给受挫部队写信慰问、鼓励，也可以发动两个部队互相写信鼓励或开展竞赛。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干部不应沮丧，任何一个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垂头丧气，都是表示他的不坚定，这种不坚定的情绪足以影响部队。

第二，战时政治工作的领导作风与工作方法问题。

由于战时情况、任务变化得快，政治工作的领导作风就必须发扬高度的战斗性，以战斗的姿态，抓紧时间，利用空隙，雷厉风行地去开展政治工作。要习惯于边行军边做工作，边打仗边做工作。情况不允许时，可以写条子；敌人火力密集通不过去，还可以用石头绑着条子扔过去；不能大声说话，可用接耳宣传。说比不说好，做比不做强，反对拖拉等待，反对打“哑巴仗”。工作中“宁可准备过早，不可失之过迟”。

我们提倡战斗作风，并不能因此而工作简单化。在工作中，仍应深入、细致、扎实。当我们领受任务之后，就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集中计划，然后分配干部下去，就地传达，就地教育，就地检查，就地解决，就地总结，一抓到底。一般说来，战时要上面的同志多下去，不要下面的同志多上来。作为上级干部，要尽可能实行面对面的领导，重点检查与帮助下级。要分别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或一个问题去检查，才能抓深抓细。在实行集中计划、分散领导的情况下，上级领导还应掌握一定的机动力量。因为在战斗紧张时，常常电话不通，写信派通讯员也不行，这时派出得力干部当“通讯员”是非常需要、非常重要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把他当作机动干部是轻视他，这种想法不对。如沧县战斗时，我们的一科科长王又新就当了“通讯员”，马上下去第五旅传达任务和首长指示，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的工作要发挥创造性，不要固守老一套，要适应情况与任务，创造新的工作方式方法。创造性那里来呢？上面我已经讲过，主要来自群众。只有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新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反对老一套，但另一方面对“老一套”要有辩证的看法。有些老一套的东西对一些没有这老一套的部队和人来说还是新的；老一套的东西里面也有新的内容。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十年前就有了，但今天还如同新的，这是由于人员变了，或者没有很好地教育，或很久以前教育过，现在已经淡忘了，仍然需要反复教育。

要培养战斗作风，必须坚决做到“五到、五快”。

所谓“五到”：

一是口到。要随时讲到问到工作怎样做法，工作有何困难，有何成绩和经验？

二是脚到。工作布置以后，脚就要走出指挥部，到下面去。

三是眼到。要随时看看下边的工作情况，但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要看出问题来。

四是耳到。要听听下面的汇报，听听大家的呼声。

五是脑筋到。要开动脑筋，时时考虑连队的工作，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如果不开动脑筋，那末口到、脚到、眼到、耳到都是形式的，即使发现了问题，也不可能很好地解决。

所谓“五快”，就是：

一要布置、动员、解释快。今天要做的工作，不要拖延到明天；现在应做的工作，不要拖延等一会；更不要纵队今天传达，旅明天传达，团后天传达，营大后天传达，一个挨一个，不知什么时候才传达到战士那里去。以后可多开“一揽子”会议（但党的会议与行政会议要分清，要分开），或由上级派人下去传达。

二是整理组织快。特别是战时，组织一有变化，应立即整理，健全起来。在条件许可时，可用民主选举；不可能时，即指定临时代理人。

三是总结经验教训快。一边进行工作，一边搜集材料，工作一结束就应总结。

四是上下级联系、反映情况快。上级首长和领导机关应该深入基层，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但下面也要及时把情况反映上来。现在一些部队执行报告制度很差，有时来的报告繁杂冗长，抓不住中心，甚至“克里空”。今后把主要的收获和经验教训报告上来就行了。写报告来不及，电话报告或派人来口头汇报都行，目的就是要快。

五是解决问题快。我们的政治工作，不仅要了解情况，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或解决问题慢，在今天部队频繁地运动和作战的情况下，政治工作将成为“马后炮”，失掉应起的作用。

要做到“五到、五快”，必须树立两个观念：

一是责任观念。要有对战争高度负责的观念，不怕一切疲劳、困难和牺牲，以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积极进攻的精神去完成任务，争取战斗的胜利。

二是时间观念。现在我们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争取和利用时间的问题。我们不要浪费一分钟、一秒钟的时间，行军和作战的环境中，也要紧张地去进行工作。同时，我们要善于科学支配时间，使一分钟、一秒钟都发挥作用。在这里，我们要求每个同志在时间上要照顾别人，照顾上级，照顾下级，坚决反对工作中的本位主义。反对罗嗦，反对清谈，反对净是和别人争时间的消极态度。

要做到“五到、五快”，还必须实现下面的几点要求：

一是上下一致。因为我们是一个战斗的整体，各项工作都是相互联系的，要快，上下都要快。团以上机关的拖拉作风必须迅速纠正，如下达命令、指示，就要讨论快，起草快，审查快，写得快，校对快，印得快，发得快；下边的同志接到命令、指示后，也要研究快，布置快，检查快，总结快。就象一部机器，马达一发动，各部机件都运转起来，工作效率就提高了。

二是军政一致。军政干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互相配合协调，不要各干各的。要多开些联席会议，进行讨论研究。党委决定后，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各负其责，齐头并进。

三是善于组织与使用力量。工作要有重点，不要平均使用力量。同时，各级领导应掌握一定的机动力量，随时使用到突击方向上去。

四是工作任务要明确具体。要抓住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再辅以其他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但每个时期的工作任务不可过重，以免影响中心任务。机关各部门都要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不可各搞一套。

五是在战时，司政机关与领导干部，应尽量靠拢，住在一处，以便及时商量工作。过去有的因喜欢住得舒服，怕集中一起住宿拥挤，这种现象要立即纠正。

第三，对战时政治工作人员的要求。

战时政治工作的好坏，政治工作人员负有主要责任。因此，要求政治工作人员：

一要开动机器，动脑筋、想办法，经常调查研究部队的情况，集中精力搞好本职工作。现在有些政治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军事指挥上面，放弃了本职的工作，这是错误的。产生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是这些同志出于对争取战斗胜利的责任感；但另一方面，有的同志对政治工作不熟悉，又不很好钻研；个别同志还夹杂着一些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分。我们应该明确，政治工作人员在军事指挥上只是协助军事指挥员，不能越沮代庖，放弃本职工作去代替军事指挥员指挥。

要做好本职工作，必须细心研究上级指示，及时主动地了解上级意图。

现在有些同志不认真研究、学习上级的命令、指示，这是政治责任心不强的表现。我们不仅要很好地研究上级的命令、指示，而且应该及时主动地去了解、领会上级的意图，遇到不明确的间题，还要主动地请教同级或请示上级，切勿敷衍了事。

二是军政干部最好同时受领任务，如情况不允许，受领任务回来的同志，应及时向没有去的同志传达，共同商量布置工作。

三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位置，原则上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一个指导员带一个班去冲锋，放弃了对全连的领导是不对的。营长和教导员有时可以分散，一般以在一起为好。团长、政委、政治处主任也应在一起好，但不是机械的。这样便于商量工作，及时处理问题。

四要充分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连队党支部是战斗的堡垒；党员、小组长、支委和功臣、模范是连队的战斗骨干。要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更好地团结教育骨干，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带动群众去完成各项战斗任务。

五要严格掌握战场纪律。政治工作人员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一切行动听指挥，做到令行禁止。特别是要严格掌握战场纪律，提高警惕性，防止发生逃亡、投降、投敌和制造、传播谣言等政治事故，对战场投敌分子应该采取紧急处置，任何人部可以用强硬的手段制止投敌行为，直至开枪把他打死。对临阵畏缩分子，要加强思想教育，并组织骨干帮助、监督他，防止发生事故。

第四，战场爱兵问题。

战场爱兵最重要的是爱惜战士的生命，也就是说，要避免一切可能避免的伤亡，特别是避免大量的伤亡。现在之所以要这样着重提倡它，是因为我们的精心计划、战术素养、军事技术和战场纪律还不够好的缘故。

怎样实行战场爱兵呢？我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叫《恐惧与无畏》。这本书里有一段对话对我很有启发。指挥官潘菲洛夫说：“打仗前不要可怜士兵，但打仗时要好好爱护士兵。”他要求军官要用智谋、用战术、用智慧战胜敌人。他说：“你用刺刀只能杀一个敌人，但你用智谋可以杀敌人一千个。”潘菲洛夫在一次战斗发起之前对他的营长莫梅什乌雷说：“你指挥一营人作战，是不容易的事情。”营长表示决心说：“但是我若牺牲，我会光荣牺牲的！”他就问道：“是同一营人一块牺牲吗？”营长回答说：“是的，同全营一块！”潘菲洛夫听了营长这样的回答，便风趣而又意味深长地说：“谢谢你这样的指挥员！噢，你说得这样容易，一营中有七百个人。你能统率一营人，打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仗并能保持这一营人，这样，士兵们才会感谢你的。”

毛主席告诉我们：“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47页）因为只有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才能消灭敌人；只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更有效地保存自己，这是辩证的统一。上面引用苏联指挥官潘菲洛夫的那番话，说的也是怎样在战场上爱兵，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道理。

怎样更好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达到爱兵的目的呢？俗话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苦练出精兵”，“艺高人胆大”，就是说平时要苦练，不要可怜士兵，不要单纯的、无原则的怕士兵疲劳（当然也要避免不必要的疲劳）；而要通过教育训练，提高部队的军政紊养，把兵练精。战斗前要做好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精心计划，火力组织、力量配备、队形运用、地形选择、通信联络、侦察警戒、救护伤员、指定代理人等等，都要周密地考虑到。在战斗中要坚定、沉着、果敢，灵活机动地指挥，搞好协同配合，尽可能避免无谓的伤亡。那种不调查不研究，凭主观臆断，按个人情绪去乱碰乱撞的“鲁莽家”，在今天是不会成为英雄的。再者，军政干部战前制定计划时，在时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走群众路线，召开“诸葛亮会议”，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使战斗计划更趋完善，保证战斗任务胜利完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爱兵的目的，才是对党、对革命、对战士高度负责的表现。

战时政治工作的好坏，是检验平时政治工作好坏的标志，决不能“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平时政治工作的好坏，也可以检验政治工作人员的政治责任心、军政素养和实际工作水平。要提高军政素养和工作水平只有好好学习。因此，我们政治工作人员要反对故步自封、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坏作风，树立好学上进的好风气。

这次营以上干部会议后，无论政工干部或军事、后勤干部，对战时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进一步加强了全纵队的政治工作，使二纵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进了作风，更自觉地深入连队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使政治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战斗性，把政治工作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紧密结合起来。在此后参加察南、保北等战役的过程中，政治工作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保证了战役战斗的胜利。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杨得志和我率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入朝参战前，兵团政治部曾将我的上述报告提纲翻印下发到连队，供干部学习参考。此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也曾将这个报告提纲编入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参考教材，发给学员学习参考。这是后话。

一九四八年五月，解放战争逐步转入战略决战阶段，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了中共华北局和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徐向前、膝代远、肖克为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兵团。我第二纵队隶属第三兵团。杨成武任兵团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我二纵队在军区和兵团首长指挥下，又一次向绥远进军。

第十章横扫绥远三千里向绥远进军

绥远是当时华北敌军傅作义集团防御体系中薄弱的一环。一九四八年三月以来，华北我军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反攻，在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数省向敌军展开了强大攻势，收复了察南、晋西和冀东大片土地，歼灭敌军十七万余人，使华北敌军陷入了被动局面。傅作义被迫将主力集中于平承、北宁铁路和平绥铁路东段，以确保平津；绥远仅留四万余人分散守备，相对显得空虚。党中央、毛主席洞察全局，深谋远虑，早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华北我军进行保北战役时，就已开始部署西进绥远之战。七月三十日，奉军委命令，我第二纵队和第一、第六等三个纵队组成第三兵团，准备担负进军绥远、经营绥远的任务。八月三日，毛主席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驻地亲自召见了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当面授予了进军绥远的光荣任务，并对进军的有关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和安排。

八月九月，三兵团在易县地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聂荣臻司令员亲临会议作了动员报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对国内外形势、华北战场敌我态势和毛主席亲自决定我军向绥远进军的重大战略意义作了详细的分析，对部队提出了要求。聂司令员风趣地对干部们说：“我们要使傅作义成为我军意志的‘调兵司令’，能不能达到这一点，就看你们三兵团在绥远打得他疼不疼了”。聂司令员的报告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志们磨拳擦掌，斗志十分高昂。接着，杨成武司令员具体部署作战任务，分析了这次远征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他特别强调指出，这次行动，远离根据地，深入敌军窠穴，敌情、道路不熟，绥远又地处高寒山区，山多水少，地旷人稀，冬季气候寒冷，当地群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生活十分贫困，战区物资匮乏，特别是粮食更加紧张，我军长途跋涉，千里进军，在物资供应、行军作战、群众工作等方面都会遇到许多在内线作战时遇不到的问题和困难。我军到绥远要站住脚，就得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杨司令员号召全体团以上干部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学习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坚决完成毛主席赋予的进军的任务。毛主席的指示和两位司令员的讲话，使大家有了克服困难的充分思想准备和决心。

会议一结束，我和第二纵队的领导同志立即赶回驻地，着手进军的各项准备工作。保北战役后，纵队司令员陈正湘因病休养，不能随军出征，参谋长赵冠英奉命率领兵团先遣队已先期出发，纵队领导只剩下我和副司令员韩伟、政治部主任刘国梁三个同志。遵照兵团易县会议精神，我们三人研究了西进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作了大体分工，便分头下到了部队。全纵队（欠第四旅）上下迅速展开了战前准备。旅、团分别召开了誓师会，动员会，进行了形势教育和诉苦、“挖苦根”教育，在部队中确立“全国胜利在望”的坚定信念和为人民利益而战，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勇于打向敌占区的思想；军事上根据绥远敌军的特点和地理条件，进行了运动战、攻坚战和打骑兵等战术技术训练；根据作战地域物资匾乏的情况，在物资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党中央、毛主席对我西进部队十分关心，特地拨了大量的银元、布匹，并由晋绥区派出大批干部，解决进军中的后勤供应问题。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对部队鼓舞极大，使广大干部战士更增强了进军胜利的信心。

九月五日，艰苦的绥远进军开始了。我第二纵队由冀西满城地区出发，向雁北的繁峙、代县一带开进集结。部队为了多带粮弹，每个战士负重都达七八十斤，其中适逢雨季，秋风苦雨连绵不断，道路泥泞难行，不少同志肩上磨出了血，脚上大泡套小泡，有的肿得穿不上鞋，仍然坚持赶队。各级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战士一样负重行军，领导干部把坐骑让给病号，自己和部队一起步行。旅长马龙等亲自挑着伙房的油挑子和战友们进行爬山比赛，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使大家深受感动。干部战士互相激励，这种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大加快了行军步伐。部队到达集结地域后，三兵团与李井泉政委率领的晋绥军区部队会合一起，在朔县米昔马庄召开了前委会议，听取了先遣队和晋绥区工作团关于绥远敌情、民情、地形等情况的汇报，并就沙盘具体研究了强攻归绥城的作战方案。各部队在朔县城周围日夜不停地进行实弹射击、攻城战斗动作和作战指挥等训练。其时，绥远境内守敌有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和独立骑兵团及地方保安部队共四万余人，重点分布于丰镇、集宁、归绥一线，依托其控制的铁路、公路线进行机动防御。据此，杨司令员、李政委决心首先以奔袭手段，坚决勇猛地夺取丰镇、集宁、归绥等要点，以达到控制丰镇至察素齐段之平绥铁路，尔后向绥南、绥北发展。具体部署是：以姚喆率领的晋绥第八纵队并指挥一纵第二旅攻歼集宁之敌；以北岳军区司令员王平率领的北岳部队攻歼丰镇之敌，尔后该两部于集宁、丰镇以东占领有利地形，准备抗击由北平方向来援之敌。第一纵队（欠第二旅）、第六纵队和我第二纵队直逼归绥，准备攻城。

会议以后，我纵向所属部队发布了《攻打归绥紧急动员令》，在部队中明确了进军方向。指战员们个个情绪高昂，决心书、请战书纷纷呈递到各级领导机关，争担主攻任务和登城先锋。行军队伍中不时响起“快走啊，同志们跟上！快追呀，同志们跟上！胜利就在咱们脚上，要咬紧牙关，战胜困难，我们才能打胜仗”的战歌声和简短有力的口号声。行军间隙，部队不顾疲劳，见缝插针，学习党的城市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我军纪律，熟悉绥远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九月十二日，部队越过雁门关，进入塞外雁北山区，山势更加险峻陡峭，道路更加崎岖；接着，穿过金沙滩、东西武城，又进入泥泞陷滩地区，更增加了行军的困难。队伍中不时有人滑倒，许多同志摔得浑身泥水、满脸泥浆，但谁都没有怨言。纵队上下只有一个心愿：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排除万难，勇猛进军，打到归绥去，解放全绥远。

第十章横扫绥远三千里兵临归绥城下

九月二十一日，我军跨过古长城，越过晋绥边境上通往塞外的豁口——杀虎口，进入绥远境内。

九月的绥远，正是草肥马壮的季节，但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荒凉萧索的景象。草原上人烟稀少，牛羊罕见，村庄的断墙残壁上到处涂写着“不空舍清野者杀”、“不通情报者杀”、“以物资供敌者杀”、“通匪者杀”之类杀气腾腾的血腥布告和标语。沿途村镇十室九空，偶尔见到几个群众，也都是老人、小孩，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楼，十分凄惨。看着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遭受的苦难，战士们义愤填膺，更增强了进军的决心。

二十四日十五时，我二纵五旅接到奔袭凉城的命令，全旅人员轻装疾驰，以每小时十余里的速度直扑凉城。凉城，位于归绥东南，是一个只有数千人口的小县城，守敌为保安第三团一部及县警备队。该敌闻知我军进击，吓得魂不附体，先我到达之前即弃城逃奔归绥；不明真象的群众在敌军的欺骗和裹胁下，也都跑光了。部队入城时，城内杳无人迹，已成为一座空城。五旅入绥第一仗不战而克。随即，按预定部署由凉城直插归绥东南之嘎尔兔一线，并于二十六日进至距城二十里之大小黑河，控制了黑河桥头；六旅也于同日进抵归绥城南四十里的陶思浩、郭家营子、羊盖板一线。右翼之第一纵队沿平绥路西进，在占领并控制卓资山至白塔间二百四十公里长的铁路线之后，继续向归绥逼近，三路大军从东南西三面对归绥形成了战役包围态势。

与此同时，第一纵队第二旅和冀晋军区部队于二十四日分别攻占了隆盛庄、丰镇两处要点；第八纵队和第一纵队二旅及骑兵旅，从二十五日开始向绥东重镇——集宁展开了猛烈攻击，激战两昼夜，攻占了设防坚固的集宁县城，使归绥失去了平绥路东段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切断了归绥与北平的铁路联系。

我包围归绥的三个纵队一抵归绥近郊，迅即展开了攻城的各项准备工作，各部队积极主动地向敌各外围支撑点展开进攻，逐渐扫清障碍，逼近城垣，至二十八日，归绥城东南西三面均为我军所困，归绥往西至包头间铁路亦为我军切断。归绥守敌惊恐万状，除留少数骑兵对东近郊袭扰外，其余全部龟缩在城里，日夜不停地赶修工事，企图负隅顽抗；市区不到天黑，即已开始戒严。围城期间，我军各侦察分队十分活跃，利用夜暗侦察敌情、袭扰敌人，捕捉“舌头”更增加了敌军的恐慌。二十八日黄昏时分，我带着几个同志纵马来到距城十里的小黑河边，夜幕中，归绥城北的大青山一片黛色，隐隐的只见一抹山影涂在天边，归绥城掩没在大青山下。城垣周围，敌军堡垒林立，附近村庄的房屋几乎全被平毁，树木被砍去修筑工事，野地里无家可归的群众纷纷向我军哭诉敌人的残暴罪行，激起了我指战员的无比仇恨。战士们的双眼射着愤怒的火焰，见我来到他们身边，几个同志激动的向我请求早点下达攻击命令，拿下归绥城。我正要向他们解释，韩伟副司令员派人前来请我立即返回，我知道可能又有新的情况，急忙回到驻地。韩伟告诉我，在我军包围归绥以后，傅作义慌了手脚，急忙令北平、张家口地区的三十五军、暂编第四军，新编骑兵第四师等步骑兵十个师由平绥路星夜西援，妄图与我军主力决战。敌军凭借铁路、公路及骑兵机动迅速的有利条件，来援势头很猛，前锋已达集宁东北之马连滩、玫瑰营子一带。兵团与晋绥军区首长决定我围困归绥部队暂缓攻城，除留一部继续监视守敌外，主力迅速东转，先打援敌。兵团命令，我纵队于三十日到达绥东天成地区待命。

我和韩伟、赵冠英、刘国梁简单商量了一下，随即撤围归绥，挥师东进。那时，绥东地区阴雨淅沥不断。部队出发时雨下得更大了，战士们冒雨前进，雨具不足，背包都被雨水打湿，更增加了负重。进入绥远境内以来，干部战士连日行军作战，十分疲劳，但听说敌军已经按照我们的意图，西调绥远，自己送上门来，好让我们在运动战中把它消灭，个个精神振奋，在“剁掉骨头吃肥肉，歼灭援敌打归绥”的口号鼓舞下，逢山跋山，遇水涉水，日夜兼程，以每日百余里的速度向东疾进。为了和敌人抢时间，同志们顾不上做饭、烧水，饿了啃口于粮，渴了喝口凉水，坚持前进；一路上，宿营很少，有时住下几个小时，打个盹又往前走，睡魔成了大家的主要“敌人”，干部战士边行军边打盹，三十日拂晓，我纵队按预定时间到达天成附近之麦胡洞、淤泥滩、三义泉地区；友邻纵队同时到达指定的地域；原占领集宁的我八纵队，也于三十日上午主动撤离该城，转至官村西南一线，参加打援行列。兵团与晋绥军区首长决定，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诱敌深入，迫敌分散后歼其一路。但狡猾的敌人觉察了我军意图，深恐被歼，采取了集团前进的办法，使我一时不能获得战机。

我三兵团与援绥敌军于集宁、天成一线对峙时，东线我军第二兵团和冀热察军区部队为策应三兵团行动，进一步调动敌人，趁敌军主力西援之机，对平承铁路和平绥路东段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一周之内，先后攻克察北之崇礼、尚义、沽源、商都和宣化以东之赵川堡，在北平与宣化之间数处切断平张路，直接威胁张家口。傅作义被迫放弃了援绥计划，命令西援敌军火速回救张家口。十月四日，援敌调头东返，我二纵和友邻纵队一起乘势收复了集宁、兴和、老平地泉、玫瑰营子等要点。这次东进，我军虽未获得战机，但和二兵团遥相呼应，给了敌人以很大威胁。从此，傅作义集团将大部分兵力龟缩在平张线上，陷入了更大的被动。

第十章横扫绥远三千里解放包头

十月十一日，兵团在丰镇附近召开入绥以来的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部队进入绥远后的情况，根据毛主席“一年以内经营好全绥远”的战略方针，研究确定了下一阶段的行动部署，决定留一部于集宁、兴和地区掩护开辟地方工作，巩固绥东已解放的广大地区外，集中第一、二、六纵队和第八纵队一部深入绥远腹地，向绥西、绥北进军，首先攻占陶林、武川、乌兰花、毕克齐、察素齐、磴口等城镇及周围广大地区，继而乘胜夺取包头，拔除绥西敌军的重要据点。

十月十四日，我二纵奉命由官村地区向绥西进发。进军十分艰苦，那时，江南还是秋高气爽的季节，而绥远已进入了冬季，早晚与中午气温相差二三十度。正如民谣中唱的“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草原上朔风呼号，凌厉刺骨，万木凋零，到处一派寒冬景象；有时夜间温度骤降到零下一二十度，战士们刚刚穿上棉衣，棉鞋、棉袜还未运到，大家赤脚穿着单鞋，行进在塞外草原上。正如唐代诗人岑参描绘的塞外行军的诗句那样，“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凛冽的寒风，透过棉衣象刀子一样割人。行军中，战士们不但要忍受寒冷的侵袭，还要经受饥饿的考验。部队虽带有银元、布匹，但当地群众粮食匮缺，虽有钱物，亦无粮可买。我军在长途行军中消耗的粮食不能及时得到补充，遇到缺粮区只好受饿。行军途中喝水也是个大问题。绥远有些地区多苦水，乍看起来河水、湖水碧绿晶莹，清澈诱人；可是，用手捧点水一喝，又苦又涩，所以，有的地方群众饮用水都靠挖地窑把夏秋两季的雨水和冬季的雪储存起来，以供全年饮用，真是“滴水贵如袖”。

为了保护群众利益，纵队指示各部队要尽量少用群众储水，在缺水严重的地区，部队不得不饮用又咸又涩的苦水，有的同志喝多了，便引起肚痛腹泻；有的同志用以洗手、洗脸、洗脚，寒风吹过，皮肤红肿龟裂，一道道血口子渗出了血水，痛痒难忍。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广大指战员始终不忘我军宗旨，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绥西进军中，我们看到当地群众生活十分贫困，糠菜半年粮的状况相当普遍，有的一家老小只能裹着破被偎在炕上过冬，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着。指战员们尽管自己忍饥挨饿，但是仍然节衣缩食，抽出大量的衣服、鞋袜和米面支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绥远群众。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进军初，群众对我军存有疑虑和恐惧心理，为了以实际行动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扩大我军影响，西进中，许多部队坚持夜间宿营在群众的牛棚里、屋檐下、门洞里、草堆边，度过了一个个滴水成冰的寒夜，天亮后还要帮助群众打水扫地，做群众工作。

我军的行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使他们认清了我军的本质。饱尝国民党反动军队敲诈勒索、欺压盘剥之苦的贫苦农牧民激动地拉着我军战士的手赞誉我军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救苦救难的菩萨军”。他们不怕敌军的威胁恐吓，纷纷组织起来，主动为我军带路，组织担架，侦察敌情，筹集粮款，支援我军作战，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成了鼓舞我军胜利进军的巨大动力。广大指战员以坚强的意志忍受着寒冷、饥饿和风沙等难以想象的困难，百折不挠，英勇进军，士气始终非常高昂。

十月二十二日，我纵队前进到包头以东之瞪口、沙尔沁一线，并迅速攻占该地，旋即挥军西向，直逼包头。我军的神速进展，大出敌军意料，包头守敌邓宝珊部恐遭围歼，当我军刚接近包头外围时，便于二十三日夜间仓惶弃城西逃，五旅乘势进抵市区，解放了包头市。这时，绥西陶林，武川，乌兰花，托克托，和林，萨拉齐，察素齐等城镇也已为友邻纵队攻占，归绥到包头间的大片土地均为我军解放。

包头，是绥西重镇，位于黄河河套北岸、平绥路西段终点。公路可西通宁夏、新疆，南达陕西榆林，全市七万余人口，工商业发达，为绥宁第一商业都会。包头的解放，使归绥守敌失去了绥西的重要支撑点，对绥远敌军震动很大。为了对付敌人对包头的反扑和窜扰，迅速建立民主秩序，军委决定对包头实行军事管制，电令我担任军管会主任。同时，兵团与晋绥军区首长委任赵冠英为包头卫戍司令，杨植霖为政治委员，高克林为副政治委员，沈图为军管会秘书长。杨司令员特别强调，包头是绥西重镇，在军事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治上也有重要影响，我们不仅要在军事上解放包头，还必须从政治上占领包头，肃清国民党长期反动统治的影响。

二十四日，由纵队暨第六旅机关大部人员和绥蒙地方干部组成的包头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并入城办公。我们刚一进城，包头广播电台就播出了“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欢迎解放军进城，大家不要惊慌！”的宣传口号，我们大为惊奇，经过了解，原来是一个经常偷偷听我新华社广播的十六、七岁的播音员，在敌人仓惶逃跑之际，保护了电台，把它完整地交给了军管会。沈图同志当即代表军管会表扬了他的革命之举，并委任其负责电台工作，小青年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天，部队特地举行了一次威武雄壮的入城式，由担任警备任务的六旅十六团全副武装浩浩荡荡开进市内，在市区主要大街绕行一周。当时，我军部队兵员充足，军械精良，基本上是蒋介石送来的美械装备，入城式达到了向敌人显示军力的目的，也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包头解放的第二天，住在包头的蒙古工达尔吉康布（即康王），在病中派中校参谋关瑞广（系康王的内弟），带着起义书到卫戍司令部，宣布起义，并渡过黄河到其部队驻地达拉特旗，传达康王“不与解放军作战，保持中立，暗中配合”的命令。军管会对康王这种明智的态度表示欢迎，随即把部队进城时收缴康王府的武器弹药退还给他们。赵冠英、盛治华、沈图、李炎等领导同志多次登府看望康王。纵队派卫生部长张禄增同志为康王治病。当时，康王和家属以及其他官员都表示万分感激。我军是首次解放包头，人民群众对我军还缺乏了解，加上敌军的反动宣传，许多群众对我军尚有疑虑，不敢与我接近。我和韩伟、赵冠英、刘国梁等同志进入市区时，街上冷落萧条，沿街店铺都关着门；敌军涂写的反动标语横六竖八，涂污了街墙；街垒路障东倒西歪，堵塞了交通；敌军撤退时遗弃的一些粮食、物资随地堆放；车站上，仓库里，没有来得及运走的毛皮及毛皮制品四处抛散。

为了尽快地恢复市区秩序，军管会入城后，首先布告安民，阐明我进军绥远的宗旨及对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的政策，宣布管制纪律；为防止敌特破坏，军管会迅速接管了电台、车站、水电等要害部门及重要工矿企业；纵队文工团和各旅宣传队上街宣传，演出活报剧，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召开小型集会，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晋绥军区的山西梆子剧团也赶到包头参加宣传演出，很受群众欢迎。卫成部队配合上街维持秩序，宣传群众。军管会召开了由包头各民族各界上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我代表军管会和驻包头部队在热烈掌声中首先讲话，着重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工商业政策，要求他们与我军携手合作，共同管好包头。出席座谈会的上层人士也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愿意为管理好包头出力。参加执行军管和卫戍任务的全体指战员，严格遵守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兵团政治部颁布的《尊重蒙、回同胞风俗习惯十二条守则》，严禁部队指战员进人情真寺，真正做到秋毫无犯。在紧张的卫戍任务之余，指战员们积极帮助群众治病干活，无微不至地关怀广大人民群众。

入城第二天，两架敌机飞临市区上空盘旋侦察，在市民中引起恐慌。指战员们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组织指挥群众疏散、隐蔽。对国民党反动军队欺压人民的残暴行径记忆犹新的包头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对我军关心人民、热爱人民的行为和严明的纪律倍加赞扬，他们真正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是包头人民的大救星。群众迅速消除了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宣传造成的对我军的恐惧心理，转变了对我军的态度，许多进步的教师、学生、市民和上层人士积极参加了我军的宣传队伍，协助我军维持秩序，调查敌军遗留的武器、电台和其它物资，规劝隐匿的小股匪伙和散兵游勇向我缴械投诚。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军管会入城后短短的两三天时间，包头的情势就有了明显的好转，社会秩序迅速安定，市区生活很快转入正常，商店、医院、戏院等迅速恢复了营业，工厂陆续开工，全市三十多所中小学校全部复课，水电供应始终没有中断，广播电台成了人民的宣传工具，包头市上空第一次响起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正义声音。在此期间，贺龙和场成武、李井泉等领导同志先后亲临包头视察，看到了全市一片和平安定的景象，十分赞赏，热情地表扬了我军管会的工作成果。李井泉政委说：“你们的部队纪律严明，切实做到了秋毫无犯。”

十月三十日下午，包头市各界群众为庆祝我军解放包头，在市内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祝捷大会。当我卫戍部队数千人荷枪扛炮、步伐整齐、威武雄壮、歌声嘹亮地到达会场时，会场上男女老少约一两万人挥动着五彩缤纷的旗帜和彩花，向我军指战员表示欢迎和慰问之意，众多的群众还络绎不绝兴奋地尾随来到会场，欢迎解放军进城和祝贺包头的解放。大会由李炎具体组织、指挥。大会开始，呜放礼炮（以炸药包代替）以壮声势。接着，卫戍区司令赵冠英、军管会秘书长沈图讲话，此时会场情绪激昂。“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支援解放军，建设新包头”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包头市各界代表也先后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在讲话中盛赞我党的英明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严明纪律，热烈欢迎我军进驻包头。有的说：解放军解放包头以后，一个人也没有捕杀，一件抢案也没有发生，真可谓“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人民安居乐业。共产党得民心，一定会成功；国民党失民心，一定要垮台。”晚间，包头市上空升起了照明火球，全市灯火通明，如同白昼。狂欢的市民以毛主席的画像为前导，举行了全市大游行，庆祝包头人民摆脱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从此获得新生，表达了群众翻身解放的喜悦和欢欣。

在军管包头的同时，为肃清包头周围的残敌，纵队主力在韩伟副司令员指挥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军包西、包北，追歼残敌。包西、包北之敌经我数次打击，已成惊弓之鸟，又多系骑兵，行动迅速，战机稍纵即逝。部队为抓住敌人，冒着严寒风沙，不顾饥饿劳累，以每小时十几里的速度。徒步与敌军骑兵竟走，终于在包头以西约一百余里的哈业胡同将敌包围，激战一昼夜，全歼邓宝珊部一个团，相继解放了固阳、安北、公庙镇、长乐店等地。此时，绥远全境已大部解放，归绥成了塞外草原上的一座孤城。

据此，兵团和晋绥军区首长决心，令绥西我军回师东进，准备再度围攻归绥。我二纵分别于十一月二、三日从包头乘火车或步行东返，进到归绥南之小大黑河，贾家营子，昭君墓一线，迅即以勇猛动作扫清了外围，直逼城垣，与兄弟纵队一起将归绥守敌八千余人团团包围起来。战士们在敌军炮火和空袭的威胁下，冒着严寒，日夜构筑工事，作攻城准备。前委决定，我围城大军十一日向城关推进，十六日晚发起总攻。面临灭顶之灾的城内敌军惶惶不可终日，犹如瓮中之鳖失去了守城的信心。

就在这时，我东北野战军胜利地结束了辽沈战役，开始向关内推进。东北大军的入关使华北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解放全华北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但是，为了战略上分割敌军，不过早地惊动敌人，以便把华北敌军留在平、津、张地区，不使傅作义决策南逃，中央军委命令我三兵团停止攻城，再次撤围归绥，开向绥东之卓资山、集宁、隆盛庄、丰镇一线形成战局有利态势，随机歼敌，就地休整待命。至此，进军绥远任务胜利结束。

这一战役，从九月五日开始，至十一月十四日结束，历时两个多月。进军绥远的部队，遵照毛主席和中央的战略部署，长驱三千里，横扫绥远全境，和兄弟部队一道，解放了包头、集宁、丰镇等重要城镇十余座，歼敌万余人，两度威逼绥远首府归绥城，给华北敌军以极大震慑，与我军华北第二兵团遥相呼应，调动敌军步骑十个整师于平绥热察一线往返象奔，疲于应付，陷傅作义部队于腹背受敌、顾此失彼、一筹莫展的困境，胜利地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赋予华北我军“将傅作义部队滞留关内”的战略意图。保证了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为尔后平津战役的胜利和一九四九年三月最后和平解放绥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绥远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十一章勇歼穷寇首克柴沟堡

辽沈战役之后，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面临我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打击的严重威胁，惶惶不可终日。但由于美、蒋、傅之间的矛盾，华北敌军是撤是守，是南逃还是西窜，尚举棋不定。傅作义错误地估计东北野战军至少需三个月才能入关，所以，仍存侥幸思想，未定下立即逃跑的决心，而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将其四个兵团、十二个军、五十二个师近六十万人，收缩在以平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一千余公里的铁路线上，摆开一字“长蛇阵”，将他的嫡系部队配置在北平至张家口一线，以便于西窜；而将蒋系部队配置在北平及其以东地区，以便驱使其抵挡我东北大军人关。

根据敌情，中央军委决心利用傅作义的侥幸心理，乘其举棋不定之机，以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用突然的行动将敌分割包围，尔后各个歼灭，即所谓“猛虎扑羊，抓住再吃”的战略。当时，敌人已是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迅速决策狂跑，从海上南逃或西窜绥远。能否抓住敌人，是战役成败的关键。为此，军委决定：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于十一月下旬迅速隐蔽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互相协同配合，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抓住西线，稳住东线，由西往东完成对敌军的包围。

为了完成对敌军的战略包围，军委电令我华北第二、三兵团与东北野战军先遣第二兵团在平张线统一行动，包围张家口，断敌西窜通路，并吸引平津之敌西援；东北野战军主力及华北野战军第七纵队负责分割、合围平津之敌。当时敌军部署在张家口地区的部队是：第十一兵团部、第一零五军军部、骑兵第五旅和两个保安团位于张家口；暂编第十一师（即第二五九师）位于宣化；暂编第三十一师（即第二七一师）位于下花园、赵川堡；第二一零师、骑兵第十一旅位于柴沟堡、周家河地区。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第二纵队率第五、六旅（缺第四旅）从归绥外围的官村、隆盛庄出发，向张家口挺进。塞外冬来早。关内还是初冬，塞外已下过几场大雪。天气虽然寒冷，但指战员们听说要解放张家口，心里热乎乎的，个个兴高采烈。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我和韩伟等纵队领导同志策马东进，看到战士们荷枪扛炮，踏着皑皑积雪，雄赳赳，气昂昂地前进，思绪骤然回到两年前那艰苦的岁月：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的晋察冀军民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收复了张家口，万众欢腾，举国共庆。饱尝铁蹄之苦的张家口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重建家园，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张家口成为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可是，正当张家口日趋繁荣的时候，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蒋介石继抢占我承德和冀东十余座县城之后，又令国民党第十一、十二战区部队进攻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我军被迫进行张家口保卫战。

当时，我二纵奉命在怀来以东担任正面防御，从九月二十日至十月十二日，历时十四天，粉碎了敌人四个师的轮番进攻，歼敌三千八百余名，坚守住阵地。在战斗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九月三十日，敌一个营向内外泡南山我十五团七连一个班的阵地猛攻，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五时，敌发射炮弹一千余发，该班在班长闫耀清的带领下顽强战斗，连续打退了敌人七次冲锋，歼敌一百六十余人。十月三日，敌九十四师以两个团的兵力猛攻火烧营我十四团二营阵地，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二营指战员依托坚固的工事与有利的地形，顽强固守阵地。六连三排长孙才带领一个战斗小组守卫某高地，打退敌人多次冲击，后来，敌步兵伴随坦克又冲近阵地，孙才毅然抱起集束手榴弹冲向敌坦克，壮烈牺牲。正因为阵地上有许许多多象孙才这样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战士，虽然最后火烧营阵地工事几乎悉数被毁，但大多数阵地仍巍然屹立。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正当我东线各部队连续挫败进犯之敌，准备再歼来敌的时候，国民党傅作义部乘我张家口西线防御薄弱，集中三个步兵师及数干名骑兵，突然从张北、狼窝沟方向偷袭了张家口。这时鉴于张家口既被敌人抢占，继续坚持怀来地区作战已无意义，十二日晚，我二纵才奉命撤出战斗。

蒋介石抢占张家口之后，得意忘形，趾高气扬地宣布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并准备粉墨登场当伪总统。针对蒋介石妄图抢夺人民胜利果实的狂妄野心，十月十三日，我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严正指出：“我们令解放区的一切军队，一切人民，一定要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收复张家口及一切失地”。次日，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发布保卫张家口战役公报中又坚决表示：“我们从敌寇手中解放的张家口，一定要由我们从蒋家进犯军手里重新解放出来”。

敌人偷袭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激起了广大指战员极大的义愤。我二纵原是冀察人民的子弟兵，与张家口的得失更有密切关系，所以大家都紧握拳头立下誓言：“一定要收复张家口，为牺牲的烈士报仇！”两年过去了。两年问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我二纵在战斗中也锻炼得更加坚强，特别是经过一九四七年春的新式整军运动，部队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一九四八年十月，纵队又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和《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等指示精神，进行了“反对极端民主化，加强集中统一；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加强集体观念；反对游击主义，树立正规战争所需要的作风；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加强组织纪律观念”的教育，提高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做到万众一心，令行禁止，以适应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我和韩伟等纵队领导同志策马在行军途中，看着部队整连整营整团踏着坚定的步伐向张家口疾进，百感交集，思潮澎湃，个个眼睛里都闪烁自豪、欢快的目光，充满着必胜的信念。雪地里行军是艰苦的，也是愉快的，同两年前撤离怀来阵地时那种沉重、愤懑的心情，恰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二纵经过两天半的急行军，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达东洋河、宣平堡一线。侦察得知，驻守柴沟堡之敌第二一零师已闻风撤至张家口外围的孔家庄一线，只留下骑兵第十二旅两个连和保安部队。三十日拂晓，五旅迅速全歼了柴沟堡守敌两个连和保安部队，并乘胜前进，当晚进占了左卫。与此同时，第一纵队占领怀安，接着渡过洋河，占领沙岭子，切断张家口与宣化通道。第六纵队攻占万全、郭磊庄，俘敌二千余人；接着，与我二纵并肩攻占了张家口以西之黄土梁、吴家窑、赵家窑、孔家窑等外围据点，可谓势如破竹。这时，我华北第三兵团三个纵队已从东、南、西三面进逼张家口，给傅作义集团西线以严重威胁。

第十一章勇歼穷寇紧缩包围圈

华北第三兵团突然东进，进逼张家口，使张家口守敌第十一兵团司令兼察哈尔省主席孙兰峰惊恐万分，马上向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紧急求援。傅作义唯恐张家口的嫡系部队被歼，断其西逃的通路，急令他驻丰台的“王牌”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亲率第一零一师、二六七师及驻怀来的第一零四军二五八师等三个师，分乘四百多辆汽车，星夜驰援，于三十日抵达张家口。与此同时，傅作义将驻昌平的一零四军主力西调怀来，驻琢县的十六军移至昌平、南口，以应付西线之急。

毛主席在西柏坡先后得悉华北三兵团已包围了张家口，且不出所料，傅作义果然下令三十五军增援张家口，达到我吸引平津之敌西援的目的，十分高兴。十二月一日、二日接连电示三兵团，务必包围几部敌人，紧紧筑工围好，不使跑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一纵以一个团的兵力占领辛庄车站，切断了下花园与宣化之间的铁路。至此，张家口敌人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六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两个保安团和宣化两个步兵师、一个保安团即大部被我们第三兵团三个纵队包围或牵制在张家口、宣化地区了。

我华北第三兵团同敌三十五军是老对手了。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五军偷袭我张家口时，气焰十分嚣张，不可一世。可是好景不长，事隔一年，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军发起平汉路北线战役，进行反攻。十一月初，敌三十五军匆匆赶到涞水地区增援被我包围的涞水守敌。十一月十二日，我二纵在吴村、高洛歼灭了三十五军一零一师六七百人；与其同时，一纵一旅也袭击了三十五军军部，歼敌六百余人，迫使敌军长鲁英麟自杀，给嚣张一时的“王牌”三十五军以当头一棒。所以，这次敌三十五军新任军长郭景云增援张家口守敌时，依仗其“摩托化”装备的优势，气势汹汹，扬言要同我三兵团决战，报涞水之仇。他十一月三十日到达张家口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向我张、宣间的一纵和万全地区的六纵发起攻击；十二月一日，原张家口守敌一零五军也壮起了胆，以两个师和一个骑兵旅向我二纵孔家庄一带阵地发动猛烈进攻。

敌人的疯狂进攻，首当其冲的是五旅最前沿的孔家庄阵地。他们从上午七八点钟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打得十分英勇顽强，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敌人依仗强大的炮火，大搞人海战术，象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赌注越下越大，不顾在我阵地前沿躺下一片片尸体，一个连给打垮了来一个营，一个营给打垮了来一个团，轮番地进攻。五旅的指战员怎肯放过？战前，排以上干部都听过传达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命令，立下过“军令状”，敌人从哪个部队的阵地上跑掉，哪个部队的指挥员要负全责，要执行最高纪律。所以，只要还有一个人、一口气，他们决不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通过。可是，在敌人的轮番攻击下，五旅伤亡越来越大，第一线的部分阵地也被敌人突破了。

在这紧急时刻，兵团杨成武司令员来到我二纵指挥所。他简单地了解一下战斗情况之后，就和我们一起研究组织反击的部署。这时，太阳已经偏西，敌人从一早就开始行动，经过七八个钟头拼死地冲撞，虽然夺得了一部分阵地，但伤亡惨重，后劲不大了。黄昏前，正是我们组织反击的最好时机。所以，决定派参谋长赵冠英到五旅指挥所协助组织反击，夺回失去的阵地。

赵冠英临走时，我又特地向他交代：“你对马龙说，不要搞红眼战术！”

我同马龙是很熟悉的。他从小参加红军，虽然才三十多岁，但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已逐渐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透过他那壮实的体魄和那雷厉风行的作风，可以看到他豪爽的性格和一股虎虎生气。他作战勇敢顽强，身先士座，经常亲临第一线指挥。这次包围张家口守敌，他和旅政委李水清都下定决心，决不让敌人从五旅的阵地漏网。现在，五旅失去了一部分阵地，对马龙的压力当然很大。我唯恐马龙打红了眼，沉不住气，豁上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同敌人硬拼，所以，特地交代赵冠英防止马龙搞“红眼战术”。五旅指挥所设在一个小村庄里，赵冠英匆匆赶到旅指挥所，在外边就看到相距不远的十四团把队伍都展开了。团长雷以龙领着直属队上了前沿。敌人还是一个劲地冲，战斗异常激烈，情势危急。赵冠英在外边看了几眼，马上走进五旅指挥所。

果然，马龙真打红了眼，由于敌人的连续攻击，部队伤亡大，炮弹打光了，步兵的弹药也不多了；而且，已经把预备队都用上去，手里再没有机动兵力组织反击了。怎么办？马龙正准备亲自到炮兵阵地去，组织炮兵也端起步枪上刺刀反冲击。正好赵冠英赶到了指挥所，他喜出望外，急切地要求赵冠英留在指挥所，他要亲自到前沿去。

这时，本来可以调六旅的部队增援，但六旅担负着铁路沿线的防御任务，唯恐敌人乘隙从铁路线逃跑，所以，赵冠英经再三考虑，不同意马龙亲自到前沿硬拼，建议他向友邻一纵队求援，组织一次大的反击，争取黄昏前把敌人打下去，夺回丢失的阵地。马龙经过冷静的思考，同意赵冠英的意见。赵冠英马上打电话给一纵队司令唐延杰、政委旷伏兆。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命令靠近五旅阵地的一个营归五旅指挥，从孔家庄、老鸦庄小河东岸往北打，两股力量汇合一起，经过一场激战，终于把敌人反击下去了。

夕阳西沉，田野的枪声渐渐沉寂了，晚霞的余辉映红了战场。阵地前，敌人丢下了上千具死尸，还是没能挣脱我军布下的罗网。英雄的五旅仍巍然屹立在阵地上。

敌人在西南方向我二纵阵地前碰了壁，十月二日转到东南方向一纵的沙岭子阵地攻击，也被击退。三日，再次向我二纵孔家庄阵地猛扑，但已是强弯之未，很快就被击退了。

十二月四日，傅作义急忙飞到张家口，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给他的将领们壮胆鼓劲，调整部署，当天又返回北平。可是第二天，他突然得知我东北先遣兵团已攻克密云，正向平张线前进。傅作义为保平津，急令其“王牌”三十五军立即撤回北平。十二月六日，敌三十五军（率第一零一师、二六七师）仓惶乘三百多辆汽车东窜，因我部队主力部署在张家口西北、西南地区，张家口以东地区兵力薄弱，致使敌军很快地通过了张宣线。这时幸好被华北第二兵团四纵队十二旅发现，在新保安迎头挡住，经过顽强阻击，将敌阻滞于新保安。八日，华北第二兵团主力赶到，将敌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

十二月六日晚，一纵接受敌三十五军东窜的教训，再出张宣线，占领沙岭子和飞机场，途中歼灭了从宣化逃往张家口的敌第一零一军二七一师（暂编三十一师），俘敌师长，乘胜解放了宣化，切实截断了张宣通路。

我二纵为策应一纵出击张宣线，同六纵一起齐向张家口市区进逼。我二纵进占孔家庄至大师庄一线；六纵再占一度被敌三十五军占领的万全、黄土梁、宣平堡一线，把张家口外围守敌压进了市区，紧缩了对张家口的包围，等待着总攻的命令。

第十一章勇歼穷寇苦战北新渠

敌三十五军东窜之后，中央军委、毛主席分析，张家口守敌有向绥远逃跑的可能，即电令三兵团全力包围张家口守敌，务必不使该敌逃跑；并强调“如敌逃跑，则坚决歼灭之”。据此，十二月七日，兵团再次调整部署：将我二纵配置于张家口西南地区；将六纵配置于张家口以北和以西地区；而一纵除第三旅配置于张家口东北地区外，主力则配置在张家口东南地区。兵团要求各部队要构筑三道以上阻击阵地，控制要点，封锁道路，对张家口构成全面包围。此外，兵团还部署北岳王平部和察哈尔骑兵部队于张北、高义地区待机。

按兵团作战计划，我二纵迅速调整了部署：五旅十三团于许家庄地区，十四团于吉家房、陈家坊、姚家坊地区，十五团于宁远堡地区；六旅十六团于新、旧窑子以西、上堡寺以南地区，十七团于东、西红庙地区，十八团于孔家庄地区占领阵地。

纵队党委适时发出了“全力包围张家口，不让敌人逃跑一个”的号召。各部队都组织了阵地宣誓，展开热火朝天的挑应战活动，掀起杀敌立功运动的高潮。同时，各部队都抓紧时间侦察敌情，察看地形，拟定战斗方案，夜以继日地构筑阻击工事。

张家口守敌得知三十五军被我围困在新保安，犹如热锅中蚂蚁，急切地想挣脱包围，从十二月八日开始，以七个团的兵力，连续两天向我五旅十四团阵地拼死攻击，企图夺路往新保安，与三十五军会合逃往北平。

八日下午一时，敌以二五八师一个团的兵力向我十四团吉家房、北新渠阵地攻击，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一度抢占了吉家房，接着向北新渠突击，但几次强攻均被我军击退。黄昏，十四团组织反击，夺回吉家房阵地，将敌人赶回老鸦庄、高庙一带。

困兽犹斗。九日上午，敌二五八师、二一零师和骑兵一部，向我十五团宁远堡阵地冲击三次，未能前进一步，又转回向十四团的北新渠阵地实施重点突击。

北新渠位于张家口以南五公里的铜桥河东岸，地势南低北高，阵地前是一片农田，很少树木，敌人居高临下展开兵力，可进行大正面多梯次的轮番进攻。而我十四团刚进占这带阵地不久，除从铜桥河向东延伸的已冰冻的北大渠、北新渠可作堑壕依托外，都是匆促修起的简易野战工事，这就给固守阵地带来严重困难。十四团团长雷以龙集中主要兵力、兵器扼守北大渠，以第三营并加强第二营第四、五两个连为第一梯队，以第一营、二营（缺四、五连）为第二梯队，固守陈家坊、姚家坊第二线阵地。

上午八时，敌人在炮火掩护下，以两个团的兵力向我十四团正面进攻。敌人首先以一个营向吉家房七连前哨排攻击，接着以两个营从三面包围了吉家房；另以一个团向我三营的北新渠、北大渠主阵地猛扑，企图一鼓作气夺取我主阵地。三营指战员严阵以待，当敌人进入我火网地带时，雷团长首先指挥炮兵和重机枪给敌人迎头痛击，接着，阵地上的步兵火器猛烈射击，大量杀伤敌人，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敌军官和督战队见他们的士兵在我火力威胁下爬在地上不敢动弹，急得又挥小旗又吹哨，有的还用石子打、皮靴踢，甚至用手枪逼，驱赶着士兵向我阵地冲来。

三营指战员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集群、多路多梯次地向我阵地突击，仍沉着应战，打得十分顽强。当敌人从三面围攻我七连吉家房前哨阵地时，连长黄树田带领全连数次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他七次负伤不下火线，与敌激战两小时，给敌人以大量杀伤后，才主动撤至北大渠两侧。在三营主阵地的四、九、八连先后打退敌人多次冲击，当敌人逼近我主阵地时，营长一声反冲击的命令下，干部、战士端着刺刀跃出堑壕，如猛虎扑食，直向敌群冲去。敌人被我军威和杀气吓懵了，掉转屁股争相逃命，督战队怎样嚎叫也阻挡不住这潮水般的溃败之兵。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中午十二时，又增加兵力，调整了部署，以两个团的兵力从正面进攻，另一个团迂回到三营侧后，夹击八连阵地。八连阵地在敌围攻下被突破。在这危急时刻，五连在旅、团炮火支援下向敌实施反冲击。五连连长冯才子带领全连勇猛地冲入敌群，竭力拼杀，把突入八连阵地的大部分敌人歼灭在阵地上。与此同时，我三营乘势向大桥方向突入我阵地的敌人实施反冲击，教导员黄国民端起刺刀，带领部队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一场血战，终于将敌击退。

下午三时，敌人孤注一掷，下了更大赌注，集中了四个团的兵力，以两个团从正面攻击，另两个团从西侧向我阵地侧后迂回。因敌我兵力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我第一梯队主动撤出第一线，暂时退守姚家坊第二线阵地，继续顽强抗击敌人。

下午四时五十五分，五旅旅长马龙、政委李水清决心乘敌立足未稳的时机，组织全线反击。一声令下，旅、团炮兵集中人力，猛烈轰击敌人抢占的阵地。五分钟的炮火急袭，打得敌人无处躲藏，伤亡惨重。接着，十四团对突人我第一线阵地的敌人全线反击，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激战一个小时，到傍晚六时，敌人即全线溃退，我全部收复了已失的阵地，歼敌一千多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南窜的企图，更加严密的包围了张家口守敌。

毛主席于十二月十日来电表扬：“我杨李兵团数日前曾于张家口、宣化间歼敌一个师大部并占领宣化（一纵队）；昨（九）日又英勇击退张家口敌主力多次突击，确保自己包围阵地（二纵队）”。兵团、纵队首长通令嘉奖了十四团，并给予七连连长黄树田记特等功。这次阻击战的胜利，对全纵队指战员很大鼓舞，纷纷表示要向十四团和黄树田学习，争取在解放张家口战斗中再立新功。

第十一章勇歼穷寇解放张家口

十二月八、九两天战斗取得胜利，我二纵指战员的斗志更加高昂，“请战书”、“挑应战书”似雪片飞来，纷纷请求担任解放张家口的主攻、突击任务。特别是六旅求战情绪更为迫切，因为这两次敌人突围主攻方向都在五旅阵地，六旅阵地上没有大的战斗，使六旅旅长盛治华、政委钟华农和全旅指战员更急于求战。这时，我华北野战军虽已胜利地完成了分割包围张家口、新保安敌军的作战任务，在西线抓住了傅系的主力，但东线的东北野战军刚入关，尚未完成对平、津敌军的战略包围。为了拖住平、津蒋系部队不能南撤，毛主席指示我们暂缓歼灭张家口守敌，明确指出；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打掉，否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逃，所以，对张家口守敌只能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各级领导立即深入部队，宣传解释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解决指战员的急躁情绪，把高涨的求战热情引导到扎扎实实地做好歼敌的各项战前准备工作中去。

数九寒天，地冻盈尺，构筑三道防线的工事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战士们清除好积雪，一镐头挖下去，冻土上只留下个白点，就象镐头砸在花岗岩上一般。有的战士烧开水烫，开水浇在地上，冒起一股热气，大部分流掉，少量开水渗进表层，冷风一吹，又冻上新的冰块；有的战士用柴草烧，烧一点挖一点，进度极慢。最后只好用炸药先炸开一个坑，然后从冻上下往里掏，把冻上下面掏空一段，再用镐头、石头向下砸开冻土，构成堑壕和掩体，战士们称它是“掏心战术”。有的地段适宜垒胸墙或地堡，战士们就抬来石头，垒一层石，培一层土，再浇上水，一层层往上垒，泥、石、水冻在一起，筑成一米多高、一米厚的胸墙或地堡，与钢筋水泥同样牢固。靠近铁路的阵地，则就地取材，扒了铁轨、枕木来修工事，既破坏了敌人的铁路交通，又修好了工事，一举两得。我们就是这样依靠战士们的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很快地修好了阻击阵地，三道防线象三道铁箍，把张家口紧紧箍住。

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对争取战斗的胜利也起了重大作用。晋察冀是老抗日根据地，群众觉悟高，我们动员了民工担架一千多付，驮骡四百多匹。民工们远离家乡随军转战绥远，后又随军东进，及时运送粮食、寒衣和弹药，保障了我军连续行军、作战，兵强马壮，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两大野战军已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乎、天津、塘沽五地，园满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中央军委按照“先打两头，后打中间”各个歼敌的战略部署，为在歼灭新保安敌军时，不使张家口守敌增援或逃跑，决定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调至张家口，归华北第三兵团指挥，加强包围张家口的兵力。据此，三兵团重新调整了部署：以东北四纵进至宁远堡、榆林堡地区，接替一纵所担负的张家口东南面的防务；一纵从东南面向西移动至孔家庄地区，靠拢我二纵；我二纵向西方向移动，集中至新、旧窑子和东、西红庙一线；六纵并指挥一纵第三旅移至张家口西北和北边地区，形成了更加严密的包围圈，二十二日晨，华北第二兵团开始对新保安守敌发起总攻，经过十一个小时激战，全歼敌“王牌”三十五军，首战告捷。

敌三十五军迅速就歼，使傅作义大惊失色，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即密令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立即率张市守军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并令一零五军军长袁庆荣统一指挥这次突围行动。被围困在张家口二十五天之久的敌十一兵团部、一零五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得知三十五军被歼，军长郭景云毙命，兔死狐悲，更是惊恐万状，都在挖空心思盘算怎样牺牲友邻、保存自己的实力，及早逃脱被歼的厄运。

二十三日拂晓，敌人开始突围。其先头部队第二五九师（暂编第十一师）悄悄出张家口北面的大境门突围，当即被我扼守在西甸子、朝天洼的一纵三旅堵住，展开了激战。与此同时，袁庆荣令其骑兵五旅旅长卫景林率骑兵五旅、十一旅向张家口西面突围。他们由七里茶坊向老鸦庄、沈家屯、阎家屯方向前进，遭到我六旅十六团的阻击，未经激战马上折了回去。事后我们得知，原来袁庆荣令卫景林带两个骑兵旅向西突围后往西北商都方向转进，其目的是吸引我军向西追击，“丢车保帅”，以便袁庆荣率自己的主力由大境门突围出去。可是当卫景林的骑兵旅遭到我二纵阻击时，卫景林又偷听到袁庆荣给孙兰峰的电话，得知袁庆荣派二五九师为前锋，已出了大境门，明白了袁庆荣令他们向西突围是为了牺牲骑兵旅以保住一零五军的实力，不觉火冒三丈；同时，卫景林看到我二纵在西边构筑了一道道工事，正严阵以待，向西突围只有死路一条，于是，率领两个骑兵旅一起转向大境门。

当两个骑兵旅到了大境门时，正好碰到省保安司令靳书科也带着保安部队弃城逃到大境门。人、马争先进大境门，互相践踏，乱成一团。大境门是明代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清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在这里开豁建门，成为张家口的北城门。城门是二座条石基础的砖筑拱门，券门洞内侧宽仅六点八米，深十三米；城门内是一条狭窄的街道，城门外是通往张北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名为正沟。正沟东西两边群山耸峙，沟长二十多里，宽一里多，正沟的东侧是冰封的大清河，西侧一条通往张北简易公路。这条山沟南边稍宽，越往北越狭窄。从大境门往北六七里处的西甸子、朝天洼，又分岔出两条山沟，往北的山沟经陶赖庙通张北，往东拐弯的山沟经乌拉哈达、高家营通往崇礼。

开始我们判断敌人向北突围只是佯动，主要突击方向可能仍在我们西南边，因为北面山沟狭窄，而西南面地势比较平坦，便于展开兵力，事后得知，敌人因几次向这个方向突击都遭到惨败，知道我们西边、西南边部署重兵，所以改变主意，选择我兵力薄弱的北边作突破口，想尽快通过大境门，顺着山沟往张北的公路逃窜。可是，敌人刚出大境门六七里，就从西甸子、朝天洼直到乌拉哈达、陶赖庙一线上，遭到我一纵三旅和六纵的节节阻击，正象一群钻进了渔网的鱼，进退维谷。

这时，敌人向北突围的方向已经明确，兵团立即命令，东北四纵沿张家口东侧山地，我二纵从张家口西侧山地，并肩由南向北朝市区和大境门方向攻击，务必将敌全歼于大境门外的正沟里。我二纵指战员听到大境门外激烈的枪炮声，想象得出兄弟部队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争取早一分钟赶到大境门，就为兄弟部队减轻一分压力，减少一分牺牲。张家口东西两侧都是高山，层峦叠蟑。西侧从南边的凤凰山、台子山透迤向北，山岭连绵不断，直至大境门西侧的西太平山、元宝山，山势越来越高，山沟越来越窄。所以，兵团指挥部设在西太平山上，俯瞰张家口市区和大境门，如在眼前。我二纵遵照兵团命令，顺着张家口西侧的几条山沟攻击前进。此时，大部分敌军都已谓集在大境门外的正沟里，东西两侧的山上大都是敌军打散了建制的散兵游勇，偶尔也遇到通过小山沟逃上山的敌骑兵或保安队，他们如丧家之犬，在山里乱转，见我大军压过来，连忙缴枪，个别逃跑、顽抗的，我们派出少数部队迅速消灭它，大部队不予恋战，急速大踏步前进，以免耽误时间。

六旅打得十分勇猛，猛打猛追，到二十三日下午六时，已向北攻占了赐儿山、瓦盆窑和西兵营地区；七时，五旅也攻占了永丰堡南山和元宝山，俘敌二千余人。接着。五旅又派出一个营向北追击，攻占了大小石华山，堵住了敌人顺正沟西侧的小山沟窜入深山躲藏的通路。

这一天，雪压冬云，白絮飞舞，纷纷扬扬的雪花飘落在战士们蒸发着热汗的征衣上，飘落在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巅。战士们怀着复仇的怒火，带着歼敌的决心，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饥寒，沿着崎岖的山路，一溜小跑，冲击前进。

傍晚，五旅先头部队从永丰堡南山顺小山沟向东搜索前进，直扑张家口的西北城门——平门。守卫平门的小股敌人据城抵抗，五旅先头部队经过几次冲击，全歼了守敌，马上从平门进入市区，转向大境门冲去。这时，西侧一些山头仍有少数散兵游勇在打冷枪，五旅旅长马龙不顾流弹不时嗖嗖地掠过头顶，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人员，阔步直插平门。正巧兵团副政委李天焕路过，一看马龙大步流星地往山下闯，马上把他叫住：“马旅长，平门还在战斗，山上敌人还没有全歼，你赶到前面干什么？”

马龙爽朗地答道：“我到前面指挥，扫清道路。”

李天焕看他这股倔劲，又高兴又耽心，硬是把他拉回转来，站在山路边指挥部队往平门冲去。

黄昏，随着战线迅速向北延伸，我二纵指挥所也急速向第一线跟进。我和韩伟、赵冠英、刘国梁经过水母宫山上直插大境门。到了大境门时，只见东北四纵同我二纵的部队如怒潮汹涌，顺着正沟正向北猛追穷寇。东北四纵有三个师，兵力雄厚，又具有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进展迅速。他们在二十三日下午即从东南面、东面山区分成几路突进张家口市区和大境门；一部分部队沿着东侧山地直插乌拉哈达、高家营和陶赖庙，卡住敌人的去路。当我二纵赶到大境门时，四纵先头部队已出大境门向北追击逃敌。

敌军经过一天的拼死突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勉强通过了西甸子、朝天洼两处隘口，但前进不远，在正沟分岔处，一部分向东逃跑的敌人被堵在鸟拉哈达和高家营；大部分向北逃跑的敌人又被卡在陶赖庙。五万多敌人陷入我军重围，如瓮中之鳖，前冲后突、左碰右撞都无济干事。汽车、马车、大炮、骆驼和物资、弹药，大部分被抛弃在大境门内外和大清河滩上。当官的轻装简随往北逃跑，当兵的丢掉笨重的装备、弹药四散逃命；官找不到兵，兵见不到官，步兵、骑兵、炮兵、保安队各不相让，互相践踏，鬼哭狼嚎，一片混乱。

我和韩伟等几个领导同志站在大境门口，边鼓励战士们奋勇向前，边叮嘱各级干部要同四纵兄弟部队很好配合，迅速追歼逃敌，不要争缴胜利品。这时，我们才感到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又渴又饿，见街道东边堆放着一大堆木箱，便趁势坐了下来歇歇脚。那时天已经黑了，加上阴霾漫天，看不清这横七竖八堆放的木箱是装些什么东西。突然，从背后窜出一条狗来，警卫员正想去赶狗，赵冠英用手电筒一照，不禁吓一跳，原来我们坐在炮弹箱上，旁边不远就是敌人丢弃的许多地雷和弹药。赵冠英忙制止警卫员不要赶狗，恐狗急乱闯，踩响了地雷。幸好，狗看到手电筒亮光，一下窜进西边的民房里去了。大家都不禁捏了把汗。我开玩笑他说：“哈哈，马克思在天之灵”逗得大家都笑了。赵冠英派了哨兵在这里警戒，防止后续部队踩上地雷，我们便走进一家饭馆楼上休息一会，不久，又通过大境门向前进入孤石村，把纵队指挥所设在村头一排民房里，指挥部队继续向前突击，分割围歼敌人。

敌人兵败如山倒，我军所向披靡，锐不可当，追兵所至，敌军纷纷缴械投降。连队派几个战士，指挥俘虏把武器一堆堆放在地下，然后象赶羊似地把俘虏一群群往俘虏营送。战士们看到一群群俘虏从身边走过，喜上眉梢，加快步伐奋勇向前，争取多抓俘虏多缴枪。

经过一天一夜的围歼，大多数敌人已经投降。二十四日上午十时，敌一零五军副军长杨维桓看大势已去，便带着一批残兵抄小路爬上北营东山，想依仗这一千多米高、六十度陡坡的高山负隅顽抗。可是，他们喘息未定，就被我五旅十三团和东北四纵发现包围。十三团的指战员在兄弟部队炮火的支援下，与四纵的战友们一起奋勇攀登这座高山，很快用猛烈的火力把敌人压了下去，以勇猛的突击动作，迅速攻占山头，俘虏了敌副军长杨维桓和妄图逃脱覆灭命运的残兵败将。从发动攻击到结束战斗仅三十分钟。至此，追歼逃敌的战斗胜利结束，除敌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带着少数骑兵逃往绥远外，张家口守敌五万余人全部就歼，其中俘虏敌一零五军军长袁庆荣以下五万零三百九十人。我二纵共歼敌一万零三百余人，而仅伤亡二十六名，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尽，我们站在大境门外，仰望门楣上“大好河山”四个苍劲古朴的大字，再次勾起了一连串的回忆和遐想：据说这四个大字是一九二七年察哈尔省都统高维岳所书。二十多年间，张家口的大好河山，曾成为军阀争夺的要地，成为日本侵略军掠夺我中华民族的屯兵营。当一九四五年八月我晋察冀军民从日本侵略军手中解放过来不久，蒋介石又令傅作义部从大境门这块“大好河山”的匾额下踏进了张家口，抢去了人民的胜利果实，现在，大好河山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怎不令人激动！这时，支前民工和当地群众纷纷涌向大境门，帮助我们搬运缴获的胜利品。有个小伙子兴奋地指着那一堆堆的枪支笑着对我们说：“嘿，这枪象高梁秸一样，一捆一捆、一垛一垛的！”他又指着那低着头、缩着脖，身上洒满雪花，迈着瞒珊脚步的俘虏兵说：“看，解放军象个羊棺，赶着羊群进圈哩！”看那小伙子红喷喷的笑脸和那手舞足蹈的高兴劲，可以看出他和我们一样，心里乐开了花。

第十一章勇歼穷寇和平解放北平

张家口解放后，我二纵奉命驻守万全、孔家庄和赵家壤地区待命。部队休整了四天，进行战斗总结，评功表模，并补充了解放战士八千七百名，调配好干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二纵奉命从万全出发，乘火车由刚修复的铁路输送至康庄，尔后徒步行军。一九四九年元旦，新华社播发了毛主席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给全军指战员极大的鼓舞，同志们精神倍增，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高唱战歌向北平挺进。一月五日就到达北平东北郊的孙河镇以南地区，纵队指挥部设在南皋村。

刚宿营就接到兵团命令。兵团赋予我二纵的任务是：打开安定门，协同兄弟部队歼灭城内守敌。纵队常委开会研究，决心以第六旅扫清外围，第五旅担任攻城突破，然后两个旅并肩向纵深穿插，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北平守敌。

各部队受领任务后，领导干部都亲临前沿反复观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同时，普遍开展深入的政治动员和城市纪律教育，并进行城市攻坚战术、技术的临战训练。全军指战员群情振奋，斗志昂扬，战前训练热火朝天。军委指示：北平是文化古城，不得使用炮火，以防止误伤城内居民和损坏文物。纵队领导坚决执行军委指示，令五旅组成三百人的爆破队，赶制了数十架云梯，反复演练，准备以机智勇敢的战斗动作，避开文物古迹和居民稠密区，尽快逼近敌军作战，用炸药包和轻武器解决战斗，保护文化名城。各部队反复演练爆破、射击、投弹、刺杀等近战、巷战动作，野战军司令部和兵团首长亲临训练场指导，部队战斗情绪更加高涨。

一月十四日，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我们在组织部队学习“声明”的同时，教育部队做好“和与打”两手准备，并强调作为革命战士要立足于打，千万不可松懈斗志。

一月十五日，我军解放天津，全歼守敌十三万人，捷报传来，全纵队欢腾，纷纷表示向解放天津的兄弟部队学习，个个磨拳擦掌，求战情绪达到了高潮。

一月二十一日拂晓，我二纵同兄弟部队一起，按原定作战方案进抵攻击出发地，待命攻城。上午，我们才接到消息。傅作义已接受我军“和平解放北平”的各项条款，月底前将把所部二十五个师开出城外，听候改编。

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二纵奉命撤出阵地，纵队指挥部移至大小汤山镇，五旅在高丽营，六旅在后牛坊地区，准备执行改编蒋、傅军队的新任务。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了，这次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余人，为夺取全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第十二章决战西北战场粉碎胡、马联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即解放太原后的第四天，毛主席把彭总从太原前线召回北京，进一步商讨如何解决西北的问题。毛主席根据迅速发展的国内革命形势，指出了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同时强调指出，要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首先必须经过军事上的决战，消灭胡、马主力。

这时，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敌军的精锐主力已丧失净尽，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面临绝境。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过长江的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相继解放了南京、上海及江南的大片领土，并开始了向东南、中南、西南的进军。国民党反动政府成了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重庆逃窜。败局已定的蒋介石集团，对华东、华南的信心已完全丧失，而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盘据西北的胡、马集团和退缩西南的白崇禧集团身上，妄图保住西北和西南地区，作为最后的反革命基地，取得帝国主义支持，争取时间，重整旗鼓，待机卷土重来。

西北五省地域辽阔，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盘据西北的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虽在我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下，不断损兵折将，战斗力大大削弱，但其兵力仍有十六个军、四十一个师，共二十余万人。青、宁二马则拥有十个军、三十三个师（旅），共十八万余人的兵力，尚未受到我军歼灭性的打击。长期以来，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了保住大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青、宁二马。国民党中央特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人日派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同年七月二十七日正式任命），马鸿逵除继续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外，还许诺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千方百计地拉青、宁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我军。取得西北军政长官大权的马步芳，一时得意忘形，野心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又企图以进军陕西保其老巢，遂伙同马鸿逢组织三个兵团，由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率领，分三路大举东进，与胡宗南集团相配合，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夺取西安。严阵以待的我第一野战军，在适当诱敌深入后，予以迎头痛击，挫败了敌人的锐气，保障了我华北入陕兵团的安全集结。

华北两个兵团来到西北以后，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十二个军、三十五个师，共三十四万人，与胡、马集团的二十七个军、七十四个师，共三十八万人相比，数量大体相等。然而，我军可以集中使用，而敌军则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于我军对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七万余人，青、宁二马八万余人，合计十五万余人，因此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鉴于我军在西北战场占相对优势，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困难的，而必须把它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青、宁二马和胡宗南之间，长期以来就有很深的矛盾，如今虽因面临灭亡的共同命运而不得不联合起来，但又互存戒心，貌合神离，在联合作战中都暗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互相利用。他们一面联合作战，一面各怀鬼胎，各打各的主意，这就为我军利用敌人的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敌人进攻咸阳、西安失败以后，胡宗南主力集结于渭河南北地区，青、宁二马主力集结在乾县、礼泉地区。这时候，我军应当首先向何处开刀，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这是决战开始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决战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必须根据敌我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

为此，彭总曾多次向毛主席报告前线情况，提出作战方案，毛主席也多次给予指示。根据当时西北战场的整个情况来看，毛主席和彭总都认为，胡宗南集团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但连续遭我沉重打击，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是当时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关键是歼灭青、宁二马主力，只要歼灭了青、宁二马主力，就可以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主力远离自己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很近，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远比让其逃回老巢再打为有利；其不利条件是，打马比打胡费力，必须从精神上、物质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准备，而华北兵团经过千里进军，已相当疲劳，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体力，尤其是十九兵团刚刚到达，准备时间过于仓促。当毛主席和彭总正在考虑如何向敌人开刀时，敌人得悉我华北兵团入陕，青、宁二马主力便从乾、礼地区迅速退到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位置，有利时可援胡进出于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并将兵力分散配置于宽大正面，以防我突然进攻和免遭聚歼。

而此时胡宗南主力仍猖集于扶眉地区渭河两岸，以五个军之众集团配备，目的是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胡、马的兵力部署，都是既可联合作战、又能保存实力的两全之计。但是，青、宁二马兵力分散，正面太宽，确使我军难以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纵深力量薄弱，秦岭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与青、宁二马虽可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很大，便于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包围，造成了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面对这一情况，彭总放弃原先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构想，坚决执行了毛主席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指示，决定以十九兵团钳制青、宁二马，以一、二、十八三个兵团歼灭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

七月六日，我和杨得志来到西安参加前委会议。彭总一见我们就说：“你们长途行军，很辛苦，最好给你们一个月时间休整，而现在要马上打仗，连准备的时间也很少。虽说充分准备是胜利的关键，但失掉战机，纵有充分准备也不能歼灭敌人，好在主攻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对付二马，切不可有盲目轻敌情绪。要严防敌人绕到背后袭击，这是敌人惯用的手法，只要不受袭击，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这也是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们的。”说着，彭总递给我们一份电报，是毛主席于六月二十六日发来的。电报写道：“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兵团，逐级传达讨论了毛主席和彭总的指示，结合作战任务，仔细地研究了青、宁二马的特点和惯用的战术以及我们对付的办法，并针对敌人的特点，抓紧时间进行战术技术训练，特别着重了打骑兵和拼刺刀的训练。通过普遍深入的思想动员，使全体指战员进一步克服轻敌观念，防止因为胜利而冲昏头脑。

扶眉战役开始，按照预定作战计划，我兵团首先行动，于七月十日进至马步芳、马鸿逵部对面之乾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扬言进攻；卫戍西安之六十一军则向南山秦岭之敌佯动，以便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运动，并钳制二马及秦岭胡宗南部，保障我主力侧翼的安全。七月十一日拂晓，主力部队开始向胡宗南部队进攻。隐蔽集结干预定位置的二兵团，由胡宗南部与二马之间的空隙，以秘密隐蔽急行军迂回敌侧后；十八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一兵团从渭河南岸沿长安至益门公路及秦岭北麓向西钳击敌人。胡宗南原曾估计我华北兵团入陕后至少需休整一个月才能作战，又自以为以五个军集团配备使我不敢将其一口吞掉，还梦想乘我军向二马进攻时，全力向我侧击，取得胡、马联合作战的胜利。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猛烈攻击，使胡宗南猝不及防，一天之内即被我团团包围，经两昼夜的激烈战斗，除残敌越秦岭溃逃外，我歼敌四个军，四万三千余人，解放县城八座，这是西北战场在解放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

扶眉战役的胜利，使西北战场敌我力量的对比起了根本的变化，我军由相对优势一变而为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当胡宗南部遭我围歼之际，二马曾集结兵力，摆出援胡的架势却未敢动手而坐视其覆没。胡宗南主力被歼，残部退守秦岭，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然无法援马。青、宁二马见胡宗南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免遭被歼的命运，随即匆忙北撤。胡宗南和青、宁二马之作战联盟终于被我粉碎，青、宁二马已被彻底孤立。

毛主席在扶眉战役开始以前，曾于六月二十六日指示彭总：“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准备从广州迁往重庆，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以及使胡宗南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宗南手里几个月似较有利。”根据毛主席这一指示，我军在消灭胡宗南主力后，暂时不去占领汉中，而乘胜发起了对青、宁二马的追击战。这时，毛主席给彭总来电说：“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天热，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好的。”

第十二章决战西北战场分割青、宁二马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主力被歼，国民党反动集团更加寄希望于青、宁二马同我较量。此时二马集团仍未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处于绝望之中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竟又过高地估计了二马的力量，妄图依靠二马扭转西北战局，于是积极策动二马与我决战于平凉地区。他们认为，平凉扼甘、宁之咽喉，为我进军西北必争之地。平凉一线多深壑峭壁，关山险要，青、宁二马又有兰州、银川为后方，供应比较方便；而我军远离后方，供应必定十分困难。胡宗南乘机自秦岭配合出击，必将陷我于首尾难顾的困境。他们还妄图在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煽动民族矛盾，使我无法立足，从而把我军消灭于陇山之中。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彭总在虢镇附近的文广村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对扶眉战役进行了总结。他把这次战役称为与胡马集团决战的第一个回合，并提出了第二个回合——平凉战役的作战计划。

彭总在分析敌情的时候指出：胡宗南在扶眉战役后虽然尚有十余万人的兵力，但分散在东起秦岭之东江口、佛坪，西至徽县、成县、两当、武都地区，南至安康、汉中及其以南地区，已成惊弓之鸟，时刻惧我进攻，短期内已无向我关中发动进攻的能力。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后，如继续后撤将失去甘肃、宁夏之咽喉——平凉，势必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的形势，估计青、宁二马在尚未受我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是不会甘心的，必将凭借平凉一带天险进行抵抗。因此彭总决心以十八兵团之两个军钳制胡宗南，保障我后方的安全，集中我一、二、十九三个兵团及十八兵团之六十二军共十个军，追击二马，力争歼其主力于平凉地区。以十九兵团附骑兵第二旅为右翼，沿西兰公路及其两侧向平凉攻击前进；以一、二兵团为左翼，分两路平行北上，先取陇县，直插平凉以西，断敌退路，并打击由兰州、固原方向可能增援之敌。以十八兵团之六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彭总还指出：西北地区雨季逼近，陇县南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战役行动应尽量提前，推迟则困难更多。

毛主席完全同意彭总的作战计划，并高兴地断定：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同时，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轻敌，疏忽大意。

我军经过几天的短暂的休整，从上到下地进行了政治动员；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的基础上，特别对团结回族同胞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部队充分发挥“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一面作战，一面做好新解放区的群众工作；针对二马在马家军队中的欺骗宣传，制订了《宽待回民俘虏守则》，并释放了回民战俘，每人发给三块银元的路费。为了保证部队供应，彭总还亲自筹划车辆，组织后方交通运输。各部队又组织了筹粮工作队，随军就地向人民群众借用部分粮食，以补充后方供应之不足。

七月二十一日，我兵团自乾县、礼泉一线出发，沿西兰公路及其两侧追击敌人。我们将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组成的战车队放在前面，为部队开路。这些坦克和装甲车，都是我兵团在华北战场作战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今天倒成了对付敌人骑兵和吓唬敌人的有力武器。一、二兵团也按预定计划，分别于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开始出动。

这时，仓惶撤退的青、宁二马，处于战、退难决的窘境。他们想战又觉得难以抵挡我三十万大军，深恐被我包围歼灭；想退，又怕失去甘、宁咽喉，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的不利形势。因此，迟至七月二十四日，才在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的主持下，召开了师长以上指挥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制定了所谓“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作出了平凉决战的部署：决定以宁马之第一二八军、第十一军共六个师又一个骑兵团、两个炮兵营，于平凉以东、以南进行防御，由四十里铺、安口窑、华亭地区，以平凉为中心，从东北到西南，形成一个弧形防御地带，企图以积极抗击消耗我军主力。青马由安口窑地区西移六盘山，以便待机实施迂回，从其弧形防御地带之右侧——华亭、安口窑方向反突击，攻我右翼，并依靠胡宗南从秦岭向我后方出击，“协力而各个击破之”。

在青马主持下制定的这个所谓“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一抛出，对青马早有戒心的宁马，立刻察觉青马企图在平凉决战中保存自己的实力，而让宁马打头阵。按照这个计划，即使决战获胜，宁马也将耗损主力，而青马则可坐享其成；一旦决战失利，西撤六盘山待机迂回的青马必定乘机逃走，而牺牲宁马。尤其是宁马见我军置重兵于其右翼，更惶惶然深感难逃被歼的厄运。早就对马步芳心怀不满的马鸿逵，因国民党中央许诺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被马步芳企图夺取，更加怀恨在心，一见青马如此部署平凉决战，立即电令宁马临时总指挥卢忠良：保存实力，退守宁夏。于是，敌人的平凉决战计划未及实施，就婴死母胎了。

我各路大军长驱直入陇东，跟踪追击青宁二马，至七月二十七日，宁马已向平凉以西撤退，青马主力也撤至静宁地区。根据这一情况，彭总断定敌人已放弃在平凉与我决战的企图，而改为各保其家，节节抗击，迟滞我军前进的战法，逐于二十七日发出命令，修订原定之作战计划，十九兵团继续追击宁马，一、二兵团则分两路追击青马，歼灭一切被抓住的敌人。七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抓住了扼守陇山要隘——固关、掩护青马主力退却之敌骑兵第十四旅。我第一军经一小时战斗，迅速攻占其附近据点并抢占其两侧高地，敌不支，慌忙向固关以西溃逃，第七军之二十师早已绕固关以南迂回过来，断敌退路，逃敌被我歼灭，仅有旅长马成贤带伤逃走。这是青马第一次整旅被我全歼，对青马震动极大，更加速向兰州逃窜。宁马跑得更快，我们十九兵团猛追十余天，到八月一日始得一战于固原以南之任山河，六十四军经六小时激战，歼敌五千余人。

同时宁马以一二八军扼守六盘山东侧之三关口，企图依托公路两侧之悬崖绝壁阻止我军前进。我六十五军之一九三师勇猛地向敌人发起强攻，很快占领了敌人阵地，夺取了三关口，打开了通路。八月二日，六十五军之一九五师攻占战略要地六盘山。至此，我各路大军已直入甘肃腹地，虽然未能歼灭青、宁二马主力于平凉地区，但却达到了分割二马的目的，为以后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敌人失去了平凉地区这一有利的决战阵地，使兰州、银川暴露于我军的攻击之下，陷于空前不利的困境。

青、宁二马被我分割，兰州、银川告急，引起逃往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极度恐慌，这对其妄图保守西北与西南为其最后反革命基地的梦想，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阎锡山急忙在厂州召集马步万、马鸿逢、胡宗南参加的“西北联防会议”，策划了兰州决战计划：以青马节节抵抗后退守兰州，吸引我军主力于兰州城下，牵住我军主力；然后宁马退出固原后转向兰州，胡宗南则进击陇南，以包围合击我军，并答应派空军大力支援。敌人认为，兰州有坚固工事和天险黄河为依托，兵力集中，弹药充足，而我军经长途跋涉，部队疲劳，再用坚壁清野、断我后路等手段，造成我军供应困难，然后歼灭我军于兰州外围。

会上，阎锡山极力调解马步芳和马鸿逵的矛盾，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会后，马步芳一再拉马鸿逵即赴兰州到任，实际是想以马鸿逵为人质取得宁马的支援。两个人多次抱头痛哭，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并商定一同坐飞机回兰州。不料飞机将要起飞时，马鸿逵突然变卦，以回宁亲自部署出兵援兰为借口，决定先回银川，于是两马分道飞回西北。

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即扶眉战役以前，毛主席在《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的指示中，就曾指出对青、宁二马应予区别对待：首先打击马步芳，马鸿逵是傅作义将军的拜把兄弟，曾派人向傅作义将军表示有向我求和之意。毛主席设想在歼灭马步芳后，对马鸿逵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同时，鉴于青马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宁马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彭总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歼灭青马。当时，纵观青马动向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兰州同我决战，二是退守青海老窝。如敌逃回青海，将造成我进军作战之严重困难，势必延长西北全部解放的时间；而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之枢纽，虽然攻打兰州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但作战条件远比青海有利。所以我军的作战方针是力争同青马决战于兰州，而严防敌人逃回青海。

八月四日，彭总发布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作战命令，确定如下之部署：

以二兵团之三个军和十九兵团之两个军分两路包围进攻兰州；由一兵团附六十二军突破敌右翼向其青海老窝迂回，以动摇其军心，并拦阻和歼灭从兰州逃窜之敌，尔后西渡黄河，直取西宁。另以十九兵团的六十四军在固原一带向宁马佯动，并准备阻击来援之宁马；以十八兵团主力（欠六十二军）及第七军等三个军沿川陕公路前进，以钳制胡宗南。这样，就给青马布下了天罗地网，使其无法逃脱被歼的命运。

八月八日，我兵团主力向西直指兰州。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登上巍峨的六盘山，遥望祖国的苍茫大地，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象汹涌的铁流滚滚西去，回想起十四年前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经过六盘山时毛主席写下的壮丽诗句：“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真是感慨万千！我们循着当年工农红军走过的脚印，怀念被马步芳屠杀的革命战友的音容笑貌，不禁潸然泪下。那时候，红军战士们曾发誓要打回来的，如今我们终于回来了。我们不但要向马步芳讨还血债，而且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也已为期不远，革命烈士的忠魂即可含笑于九泉了。

我军在追击途中，敌人怕遭围歼，只以骑兵分散与我接触，一经接触，立即逃走，其逃窜的步兵则离我军一至两天的路程。我军所到之处，敌人的地方武装纷纷起义投诚，有的则随敌正规军远逃，有的溃散回家。从马步芳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地区，迅速建立了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惨遭马步芳蹂躏的灾难深重的回、汉同胞，忿怒控诉马步芳的种种罪行，许多回、汉青年纷纷要求参加解放军去消灭马步芳。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利用行军作战的空隙，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生产劳动。广大回、汉群众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给部队腾房子，烧开水，送柴送米，帮助作饭，主动要求给部队带路，积极热情地支援我军作战。还有来自新、老解放区的十五万民工和数千辆汽车、大车，跟随野战军行动，帮助救护伤员和运送各种作战物资。我军指战员亲眼看到马步芳的暴虐统治，更加激起了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广大回、汉群众的全力支援，又使我军上下受到极大的鼓舞。

大兵团持续地长途进军，给我军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困难。沿途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进入雨季后路途泥泞难行，粮食、鞋子、弹药、经费接济不上。缴获的粮食和从民间借来的粮食没有时间磨粉，常常煮麦粒为食。西出固关、平凉后，气候由炎热而骤然变冷，加上村落稀疏，民房很少，部队往往露宿街头或旷野。不少人不适应西北高原的气候，患了感冒、痢疾、疟疾等疾病。在重重困难面前，我军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又有全国胜利形势的巨大鼓舞，部队始终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广大指战员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克服万难，以坚韧顽强的战斗意志向兰州追击前进。

第十二章决战西北战场攻占兰州城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我兵团与许光达同志率领的第二兵团会师于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

部队一到达集结位置，我们立刻上山去察看地形。这兰州城北濒黄河，三面依山，地势果然十分险要。环抱兰垣之皋兰山峰峦高耸，成为该城之天然屏障。山上有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永久性国防工事，解放战争中又不断加固。主要阵地筑有钢筋水泥碉堡群，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对外有一至二道削壁，高约六米至十米，削壁腰部设有暗藏的侧身机枪掩体，削壁外面挖有几道外壕，宽深均为三米到五米，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并有交通沟和暗道相通。阵地前还敷设铁丝网，并密布地雷群。敌人为此把兰州吹嘘为“攻不破的铁城”。

敌人依托强固工事，既利于发扬火力，又便于组织反扑；而我军从下向上仰攻，不但沟壕难越，削壁难攀，且兵力不便运动和展开。北望黄河巨流，傍城依山滚滚东去，雨季水大流急，浊浪涛涛。敌人夹河而阵，我军很难渡河四面围攻敌人。我军要全歼守敌，关键是夺取兰州主要屏障——南山，控制敌人唯一退路——黄河铁桥。

根据彭总的部署，二兵团的任务是进攻营盘岭、沈家岭和七里河，然后向兰州城西关和南关发展进攻，并以一部沿黄河南岸东进夺取黄河铁桥，一部从七里河地区相机北渡黄河，歼灭北岸之敌。我十九兵团的任务是，沿西兰公路首先攻占路南之马架山、古城岭、豆家山和路北之十里山，然后向兰州城东关发展进攻。看过地形以后，我们选定猪嘴岭作为兵团指挥所，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敌人的阵地。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通过兰州决战，实现其在大陆保住一块反革命基地的计划，不惜挖肉补疮，派飞机连日向兰州运送军事物资。胡宗南掏出最后的血本，调集四个军于徽县、成县、两当及川陕公路，准备配合青马袭击我后方。宁马也深知兰州战役的成败将决定自己的命运，集结主力，摆出支援青马的姿态，企待有利时机出兵攻击我侧后。青马更把兰州决战看成是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马步芳参加国民党中央政府召集的西北联防会议后，于八月十九日从广州乘飞机匆匆赶回兰州，亲自部署一切。敌人以其战斗力最强的第八十二军和第一二九军两个主力军等部，共五万人据守兰州；以第九十一军、第一二零军、第八十一军共两万余人为左翼，于靖远、景泰沿黄河及打拉池地区防御；以新成立的骑兵军共两万人为右翼，控制临洮、洮沙地区。青马妄图依托兰州外围的强固工事挫我锐气后，以宁马和胡宗南部攻我侧背，用正面抗击和两翼包抄之战术，歼灭我军于兰州外围。同时，青马还急调驻新疆部队增援兰州，并一再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空军于会战期间，逐日派强大机群参加助战”。

当然，上述情况是在后来才完全弄清楚的。当时，我军深入敌人腹地，新区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缺乏内线，而马步芳又狡猾多变，精确地掌握敌人的动态作出正确的判断，是很不容易的。我军接近兰州的时候，得到的是两种互相矛盾的情报：一是敌九十一军和一二零军已从兰州北撤，拟随伪甘肃省政府退到酒泉，大批物资正由兰州运往西宁，兰州之敌正准备炸毁工厂，拆除电线，破坏黄河铁桥；一是蒋介石反动集团日有数架飞机运送弹药到兰州，青马正抢运粮食和磨盘进城，其八十二军主力在兰州加修工事，宁马准备以六个师出击，支援兰州之敌。根据这互相矛盾的情报可以作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彭总经过仔细分析，认为敌人在兰州的处境已不同于平凉，敌人在兰州决战的计划不会象平凉那样不决而撤，而且我军也必须尽一切努力迫使敌人决战于兰州，同时应当把情况估计得更严重些，把困难考虑得更多些，以此为立脚点，从各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

我军一包围兰州，彭总即于八月二十一日，打电报给率领一兵团从左翼迂回青海的王震同志，指出：青马现决心固守兰州，我左兵团进占临夏后，可能动摇其固守决心，但也可能促其不顾一切决心死守，甚至放弃西宁，撤守大通河东岸及享堂、新城、湟水北岸，保障向河西的退路。在我军攻兰州六、七大不得手时，宁马主力就可能乘机增援兰州。青、宁二马有汽车两千辆以上，要充分估计到宁马主力车运兰州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二兵团即可迂回兰州北部，我军将集中三个兵团于兰州会战。同日，彭总还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名义发出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强调指出：“青马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须有足够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性”。指示中要求各部：“进攻时需仔细侦察，精密计划，充分准备”，“须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技术于一点，一个一个山头、房舍、阵地，逐次地歼灭敌人。不攻则已，攻必奏效”。“进攻中，须充分准备歼灭敌人反冲锋部队，组织消灭敌反冲锋的火力，构筑抗击反冲锋的工事”。“密切步炮协同。炮兵须反复精细地侦察敌人兵力、火力的具体配备，组织良好的战场观察，切忌盲目的射击。须知优势的炮火，在顽强的敌人面前，并不是万能的。”“对敌人外壕、陡壁的克服，须用挖对沟、改造地形来接近，用炸药来破坏。因弹药运输困难，炮击是辅助的”。

同时，鉴于我军对兰州敌军只是三面包围，北面退路黄河铁桥仍在敌人控制之下，仍然不能排除敌人在我大军压力下突然逃跑的可能性。因此、彭总又决定以九个团的兵力，于八月二十一日对敌人阵地进行一次试攻。其中，我兵团由六十五军和六十三军用五个团攻击豆家山、古城岭和十里山。这次攻击准备非常不足，就仓促投入战斗，同时在千里追击中，敌人不战而逃，指战员中轻敌思想有了新的滋长；有些指挥员唯恐敌人跑掉，不看地形，不察明敌人兵力火力的部署，没带爆破器材和炸药，更没有组织步炮协同，一上阵地就带领部队向敌人猛冲；有个连队甚至还没有弄清攻击目标就急急忙忙往上冲；有个团长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竟说：“给我两个钟头，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天的攻击，部队打得非常勇敢顽强，并多次和敌人肉搏，虽然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却没有夺得敌人一个阵地，自己的伤亡也很大。二兵团以四个团的兵力向敌人试攻，也未奏效。彭总根据这种情况，果断地下令停止攻击，迅速进行阵地总结：按二十一日的战术指示做好准备后再发动总攻。这次试攻虽然受挫，但是却摸清了敌人的部署和决心，了解到敌八十二军三个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分别固守在敌防御体系中的马架山、营盘岭、沈家岭三个主阵地，敌一二九军及其他部队分别防守东西两翼各阵地及黄河北岸，背靠黄河天险，重点控制南山，分兵把守，城中再无预备队。更重要的是以血的教训使部队认清了轻敌思想的危害，头脑清醒地全力狠抓向敌人发动总攻的准备工作。

八月二十三日，彭总来到兵团指挥所。我和杨得志因前两天仗没打好，心情很沉重，准备挨一顿批评，便主动对彭总检讨说：“十九兵团部队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攻敌人的几个阵地，两天没拿下一个。军、师、团的干部都很憋气，急于要继续打，非出这口气不可。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千万不可轻视二马，否则必致吃亏。现在果然吃了轻敌的亏。我们虽然经常给自己敲警钟，并一再教育部队，克服轻敌思想，但是最近对部队的教育放松了，轻敌思想又有所抬头。这次仗没有打好，责任主要在我们兵团领导人身上。”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彭总没有发火，他冷静地对我们说：“部队试攻受阻，其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部队准备不够。不过，通过试攻，也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你们要告诉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教训，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的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动总攻。”

彭总告诉我们：王震同志率领下的我军左翼的第一兵团前进的速度很快，已于二十二日占领了临夏，现在暂时停止前进，以部分兵力进占永靖，控制黄河，斩断兰州和西宁的联系，准备随时堵击截击敌人。彭总分析了我军占领临夏后可能引起的几种情况的变化和我军应有的对策：

第一种情况，是使兰州守敌增加了对其西宁老巢的顾虑，因而分兵防守，重点仍放在兰州。这样，有利于我攻取兰州，打下兰州后再抽部分兵力协助一兵团攻取西宁。

第二种情况，是敌人弃西宁而全力固守兰州，这种可能性很小；或者以新骑六军及西宁警卫部队（一个师）守西宁，这种可能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兵团暂时不宜孤军深入去占领西宁。假如我军同时攻兰州、西宁而都受阻，宁马主力就可能乘我军远出疲劳之际出击我侧背，现天气渐冷，冬衣送不到，必会使我军遭到很大困难；即使我军占领西宁，而兰州未攻下，也因兵力分散，仍有此种顾虑。

第三种情况，如果青马放弃兰州而退西宁，二兵团即跟踪追击，一兵团则不失时机的堵击截击敌人，在享堂东西百里地区把青马主力消灭，然后再取西宁。第四种情况，如果我军攻兰州无效，而宁马主力又增援到兰州，敌人兵力加强，我再打兰州困难时，我军则可暂不急于攻兰州取西宁，而以一两个月的时间，着重做好新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工作基础，争取时间休整主力部队，解决粮食困难，运集充足的弹药，并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积极创造条件，然后再打兰州。当然，这种情况应当尽量避免，因此决定调三边地方军五个团加强六十四军，六十四军要全力阻击宁马，使其不能来援兰州。我们听了彭总的分析，对于彭总考虑问题的全面周到，对困难作充分估计和毛主席来电精神完全保持一致，深受启发和教育，当即向彭总表示：六十四军全军上下斗志高昂，在固原和海原又缴获了敌人四十多万发子弹，并有两个月的储粮，粮弹充足，工事也不断加强，他们有信心完成阻击宁马的任务，再加上五个团的支援，那就更有把握了。至于攻打兰州，现在已经摸清了敌人的阵地情况和兵力部署，只要有一两天的准备，大家有把握把敌人的阵地拿下来。

兰州战役前后的十几天内，彭总几乎每天都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前线情况，并多次得到了毛主席的指示。

八月二十三日，毛主席指示：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道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道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舞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彭总遵照毛主席指示立即调整了部署，并设想了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情况，于二十四日报告毛主席：决以三个兵团打兰州，王震兵团从兰州上游迂回兰北。宁马出动三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州的可能性很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加上周嘉彬、黄祖勋两部，共有十三万兵据守坚城，我军即使集中三个兵团短期内亦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弹药都不能得到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现二兵团和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看，攻城已有七、八成把握，故决定在二十五日晨开始攻击。如果未解决青马，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四个军围困兰州，集结五个军打宁马。毛主席接到彭总报告后，二十六日电复彭总，指出：如你们二十五日攻兰州得手，则局面起了变化。如不得手，则为侦察性质的作战，全军将因此种流了血的侦察战获得有益的教训，而确定了再战的胜利。如二十五日不得手而宁马来援，则请照你们二十四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攻城。

经过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的准备，部队深入进行了政治动员，认真检讨了经验教训，仔细地侦察地形，反复地摸清道路，进行了沙盘作业，开展了军事民主，发动群众研究攻击敌人的战术，组织力量挖交通沟改造了地形，并动员一切人力、畜力和交通工具运送物资器材。这些准备工作是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努力中完成的。二十四日，下了一整天雨，整个大地笼罩在云雾和蒙蒙细雨之中，这倒便利于我军进行准备工作，可是大家都希望这种阴雨天气不要持续下去，以免影响我军的总攻。到了夜晚，果然雨停云散，天空异常清澈透明，真是天公作美，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好天气。大家开玩笑说：“马步芳作恶多端，激起了天怒人怨，老天爷也来帮助我们消灭他了。”

二十五日拂晓，我军向兰州发起总攻。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勇猛地冲向敌人的阵地。经过激烈的搏斗，二兵团第四军首先攻占了沈家岭主阵地上的中、下狗娃山。下午十七时，第六军攻克了南山最高峰营盘岭主阵地三营子。在我兵团范围内，第六十三军之一八九师于十六时攻占敌主阵地豆家山，第六十五军之一九三师于当晚攻占古城岭、马架山。战斗中，敌军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连续向我发动反冲击。我军攻占敌人每一道壕沟、每一道峭壁和每一个阵地，都经过了艰苦的战斗和反复的争夺，并多次拼刺刀，同敌人肉搏。

坐镇兰州的马步芳得知我一兵团占领临夏的消息以后，因完全出乎其意料之外，顿时惊恐万状，深感后方空虚，西宁老巢危急，遂急令骑兵第八旅和数个骑兵团窜回青海，增强西宁防御。同时，对马鸿逵、胡宗南按兵不动，使自己孤军困守兰州极为不满。八月二十三日，特派马骥急飞宁夏求援。八月二十四日又以十万火急电国民党中央政府：“窜洮河西岸临夏附近之共军第一军、第二军，刻正向永靖、循化进犯，患在腹心，情况万急！如陕署、宁夏友军及空军再不迅速行动协歼，深恐兰州、西宁均将震动。千钧一发，迫不及待！务请火速分催，不再迟延。”

当日，马步芳自兰州乘飞机仓惶逃回西宁，又于二十五日从西宁逃重庆。逃离兰州时，马步芳叮嘱其儿子马继援：如马鸿逵、胡宗南及空军再不来援，即保存实力，撤守青海。二十五日我军向兰州发起总攻后，兰州敌军总指挥马继授仍梦想以拼死坚守挫败我军的进攻，争取时间，等待宁马、胡宗南和空军出动。当日下午，据守兰州城郊的敌军主力伤亡惨重，阵地相继失守，城中又没有预备部队，等待宁马、胡宗南和空军来援无望，随即对坚守兰州失去信心，又深恐我军向西宁乘虚而入，剿其老巢，断其退路，于是慌张地决定撤出兰州，退至黄河北岸，重新部署部队。十六时，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各部队开始向黄河北岸撤退。青马的主力大都在阵地上，因怕我军发觉，不得不利用天黑夜暗，秘密撤走。由于敌人在危急情况下才被迫仓促决定撤退，因而一开始就陷入一片混乱。

当夜，我军继续向敌人发动攻击时，发觉敌人逃走，立即发起追击。二兵团之第三军首先攻入城内，和敌军展开巷战。一部向黄河铁桥猛扑，消灭了顽抗的敌人，夺取了黄河铁桥，截断了敌人的唯一退路。撤出南山的敌军主力正在城里集中，当即被我歼灭。此时，第六军也已攻入城内，我兵团之六十三军、六十五军追击二十余里，直插东稍门，消灭残敌。到二十六日十二时，我军已占领城内外各要点，把敌人全部肃清，并越过黄河铁桥，占领白塔山，兰州宣告解放。

经黄河铁桥狼狈逃窜的敌人，只顾各自逃命，骑兵、步兵搅在一起，人马、车辆争相夺路，被车压死、被马踩死、被人挤死和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我控制黄河铁桥后，青马指挥官不顾士兵的死活，强令泅渡黄河，又使无数人葬身鱼腹。侥幸逃走的敌军，失魂落魄地向青海狂奔。下级军官和士兵纷纷携枪带马各自溃散，窜回青海的已是有官无兵、寥寥无几了。

在兰州决战中，宁马和胡宗南都在心急如焚地期待着青马挫我锐气，然后乘机向我侧后出击，妄想取得决战的胜利。直到八月二十四日，宁马仍然集中主力，蠢蠢欲动。青马主力在兰州战役中覆没，终于使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宁马主力害怕被歼，急忙逃回宁夏中宁、中卫老巢。胡宗南在青马主力被歼后，于八月二十七日出兵宝鸡与陇南，佯作支援姿态，遭我十八兵团侧击，大败而逃。国民党空军在兰州解放后的第五天——八月三十日，我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兰州全市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解放的时候，终于派来两架飞机飞临兰州上空，在我军高射炮的猛烈射击下，转了两圈就仓惶逃跑了。这就是在青马一再乞求下所得到援助。

解放兰州，歼灭了西北地区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从此，西北地区的敌人已丧失了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而我军则可以纵横自如，横扫残敌。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西北战场再也没有严重的战斗，我军继续完成解放整个西北的任务，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了。

第十二章决战西北战场乘胜解放宁夏

兰州解放，青马主力被歼，使宁马彻底孤立。马鸿逵急忙将被我六十四军严密监视着的所谓“援兰兵团”撤回，以保老巢，妄图凭借宁夏奇特复杂的天然地形，阻止我军向宁夏进军。

宁夏大部地区为沙漠草原，只有引黄灌区的银川平原一带人口稠密，相当富庶。这里东、西两面是山，黄河由兰州向北流入宁夏，从它腰部斜穿而过，使中间地带形成了一片冲积平原，这就是黄河流域著名的“河套”地区的西套，控制了这里，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宁夏的命脉。

马鸿逵根据这一有利地形，布置了三道防线，以骑兵二十团守同心，八十一军一部守靖远，新成立的骑兵十五旅守景泰，构成第一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八十一军主力守中卫，构成第二道防线；以一二八军和十一军一部守金积、吴忠、灵武，构成第三道防线；十一军主力守卫银川大本营。别看马鸿逵出兵援兰时，胆小如鼠，优柔寡断，但保卫自己的老巢宁夏，却精心布置，不遗余力，完全暴露他那封建军阀割据、称霸一方的本性。

其实，青马主力被歼以后，宁马完全孤立无援，已成为瓮中之鳖，我军解放宁夏只是个早晚问题。可是为了使“塞上江南”兔遭炮火，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彭总的指示，我们想尽可能争取和平解放宁夏。据联络部长甄华汇报，兰州市有一位著名的中医大夫，名叫郭南浦，是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界的上层进步人士，已七十多岁。他早年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与于右任、沈钧儒、傅作义、邓宝珊、马鸿逵、马鸿宾、马子健等知名人士颇有交情。他拥护我们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曾为声援“西安事变”，为营救我西路红军出过力；此后，又曾积极进行过团结抗日和反对内战的宣传，并利用他担任国民党甘肃省参议员的特殊身份，为营救我被捕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作过贡献，在回族同胞中很有声望，如果能请他出面为和平解放宁夏做些工作，可能会有作用。我和杨司令认为这个意见很好，马上向彭总报告，并根据彭总的指示去拜访郭南浦先生，转达彭总对他的问候，并对他说：“郭老，您是西北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您的为人我们是了解的。以前您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人民感激您。现在解放了，您者要保重身体，还要为建设大西北出力。”

郭老对彭总和兵团首长对他的尊重和诚挚的关怀非常感激，再三表示谢意。此后，我们又去看望他两三次，把关系搞得更密切一些；然后才对他谈起当前西北战场的形势和我们希望能象北平那样，和平解放宁夏。郭老当即慷慨地表示：“我愿将共产党对回家之情义和对国民党军队之政策转告他们（指宁马），晓以大义，请他们学习傅作义将军，走‘北平方式’的和平解放道路。”我们考虑他年逾古稀，现在又处在战争环境，北上银川路途遥远，怕他经受不住长途颠簸劳累，他却坚决地说：“这种大事写封信或差遣个人去都不行，非我亲自去当面劝说不可，时不我待，马上就得走。”我们赶紧将郭老的意愿报告彭总，彭总同意让他亲往银川，并指示我们要妥加安排，一定要保证郭老的安全和健康。九月六日，即由联络部派出的林义生等几位同志陪同以郭南浦先生为首的“赴宁和平代表团”乘车前往银川。临行前，我和杨司令亲往送行，并再次嘱托郭老：“如果宁夏方面有和平解决的诚意，因我们都在进军途中，联系不便，您可直接打电报给兰州彭总，并电告我六十四军负责人曾思玉、王昭、傅崇碧诸同志，他们会配合郭老行动的。”

我们深知，和平谈判一定要有军事压力相配合，否则难有成效。所以，九月二日，六十三军的右梯队即从兰州出发，沿兰宁公路北进，九月五日，左梯队又分两路沿黄河两岸北进，九月八日，我兵团机关率六十五军（作预备队）沿黄河南岸向宁夏进军；九月十二日，原留在固原、海原地区监视宁马的六十四军也沿平凉、中宁公路向宁夏推进，造成大军压境之势。六十三军势如破竹，先后解放了靖远、打拉地、贺家集、兴仁堡、景泰等要地，沿途敌军有的投降，有的顽抗被消灭，而大部分敌军则闻风逃窜入中卫；该军先头部队不畏风暴、饥渴，顽强前进，徒涉百里沙漠地带，于十七日从西面进逼中卫。六十四军亦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向北追歼逃敌，先后解放了同心城、大红沟和鸣沙州等要地，驻守中宁的敌贺兰军原是马鸿逵为所谓“援兰”急需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部队，未及我军进攻即自行溃散，十四日，六十四军即进占中宁，从东面威逼中卫。

郭南浦先生率“和平代表团”一行乘车赶到银川后，先劝说马鸿逵及其子马敦静（国民党驻宁夏兵团司令官）起义，但他们父子二人顽固不化，断然拒绝；郭老立即转移目标，劝说马鸿宾。马鸿宾虽是马鸿逵的堂兄，并挂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之职，但他的兵马少，不得不受制于马鸿逵，堂兄弟之间平日矛盾也颇多，所以，在郭老劝说下，且又大军压境，马上默许可以接受我军的和平条件，因目前马鸿逵父子仍掌握着军政大权，需等待时机才能行动。

九月十九日，退守中卫地区之敌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之子马淳靖在我大军逼近的形势下，由其父及郭南浦先生授意，亲自带人到中宁与我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副政委傅崇碧和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谈判，表示接受和平解放宁夏的条件，率部举行起义。我六十四军于二十日进占中卫，并乘胜前进，在由三边地区西进的西北独立第一、第二师密切配合下，先后攻占了青铜峡、金积、吴忠、灵武等要地，歼灭马鸿逵部主力第一二八军和第十一军各一部，直逼银川。与此同时，六十三军也由石空堡北渡黄河，沿黄河西岸逼近银川。马鸿逵及其子马敦静见大势已去，先后乘飞机逃跑，马家军群龙无首，更陷入一片混乱。

九月二十三日，马鸿宾以宁夏最高军政长官的身分召集驻宁夏各军和宁夏的军政要员（包括马鸿逵残部）开会商议，指出目前只有起义，别无出路。形势所逼，大势听趋，大家一致同意派出第一二八军中将军长卢忠良、宁夏保安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马光天和国民党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三人为代表，卢忠良为全权代表，到中宁我兵团司令部谈判。杨司令、我和副司令员葛晏春、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兵团领导同志亲自接待他们，进一步晓以大义，提出和平解放宁夏的五项协议（草案）。卢忠良一看协议书内容喜出望外，感激万分，他们没有想到共产党、解放军如此宽宏大量，没有任何惩治他们的条款，完全保证他们全体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当即表示完全接受我军所提条款。当天下午二时，杨司令和我代表解放军方面，卢忠良等三人代表宁夏方面，先后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协议书”上签了字。

按协议书规定，我军本应于九月二十五日进入银川城，但马鸿逵残部得悉马鸿宾等军政长官已通电起义，便自行溃散。散兵游勇在银川城内外乘机四处抢劫，骚扰滋事，搅得全城社会秩序大乱。马鸿宾无法控制局势，未待谈判代表返回，便急电彭总：“宁夏部队已成崩溃现象，官不能管兵，到处发生抢劫情况，请即令杨司令速派兵进驻宁夏。”同时派专人赶到中宁，请求我兵团尽快派兵入银川城。彭总即电令我们，先派一个师进银川城，维持社会秩序，安定民心。

二十三日晚，六十四军一九一师先头部队五七二团即奉命连夜冒雨从仁存渡口乘船渡过黄河，登上西岸，当即受到宁夏各族各界代表数十人的欢迎。他们马上乘上代表们带来的四十辆汽车直驶进银川城。午夜十二时进入城内，部队迅速向全城展开，很快把银川城控制起来，银川宣告解放。

二十四日中午，六十四军军部率一九一师主力，在群众热烈欢迎中，浩浩荡荡开进银川城，全面接管了马鸿逵军政机构及银行、邮电局、发电厂等重要单位，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二十六日上午，我兵团在银川市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全市各族人民张灯结采，夹道欢迎。马鸿宾和郭南浦先生亲率国民党宁夏省的军政官员、银川市和附近县城的回汉各族各界群众代表以及中、小学校学生共七百余人，到南门外热烈欢迎。当我军的坦克、牵引炮车、载重汽车载着全副武装的部队威武雄壮地从南门隆隆开进街市，通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时，锣鼓声、爆竹声、军乐声和欢呼声汇成一片，响彻云霄，欢庆“塞外江南”古城的新生。

与此同时，九月二十二日，伪“西蒙自治政府”主席、反动头目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锡林格勒盟盟长）被迫逃亡，二十三日，副主席达理札雅（达王、阿拉善旗札萨克）及伪政府成员白海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新三师师长）、何兆麟（国民党中央蒙藏委员会委员）、巴文峻（前绥境蒙政会秘书长）等四人马上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并派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副队长罗瑞光等五人到银川，向杨司令和我报告“西蒙自治政府”逼走反动德王、通电起义的经过，欢迎我军进驻阿拉善旗，二十九日兵团派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五六四团越过贺兰山，进入阿拉善旗的巴彦特城，受到达理札雅为首的旗政府官员及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至此，宁夏全境宣告解放，回、蒙、汉各族人民从此获得新生。我十九兵团自九月五日开始进军宁夏，不到一个月即解放了宁夏全境。此战役共歼敌四个军及两个纵队，七万余人，其中起义、投降和俘虏的敌人三万三千余人，余者除少数击毙外，大部自行溃散。

银川，是我国塞上一座名城和军事重镇，素有“塞上江南”果园城之称，但由于银川在历史上，饱经了数不清的战乱与灾荒，特别是国民党马鸿逵统治时期，残酷的压迫剥削，成年累月的抓兵抓夫，迫使老百姓逃离古城到外省谋生或流落沙漠荒原，使银川变成了一座“无风三尺尘，雨过泥没胫，臭坑随处是，蚊蝇集成群”的破烂城。当时有首民谣形容银川城越变越小：“一条马路两幢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衙门打屁股，全城都听着。”这首民谣虽有些夸张，但实际上也差不多，银川城短短的一条小街上，仅有几家店铺；而工业更少得可怜，全城除十五路军建的一个小修械所和一座小发电厂外，仅有几家陶瓷、毛毡、碾米磨面的小手工业作坊。据我们解放初统计，全市人口只剩下三万六千多人。

与此相反，马鸿逵却穷奢极欲，所谓“宁夏省政府”不过是一座破庙似的旧衙门，几间破破烂烂的办公室里仅几张破烂不堪的桌椅，一无所有；而他的“将军府”和他祭祀祖宗的“家庙”，都是高墙飞檐，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宛如王府、名刹。银川全城没有一座戏院或电影院，而“将军府”和他的“家庙”两处都有大戏台，经常唱戏供他家人及爪牙们作乐。可见马鸿逵这个宁夏霸王盘剥人民之残酷，真是榨穷了人民，养肥了自己。

我兵团进入银川城后马上组成以杨司令为首的军管会，并任命马鸿宾为副主任，出榜安民，根据党的城市政策和我军的“约法八章”，宣布了九条规定，散兵游勇除少数流窜贺兰山或沙漠地区外，大部分很快就缴枪投降，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为褒奖郭南浦先生对和平解放中卫、银川，加速宁夏全境解放的贡献，我特书写“和平老人”四个大字裁制成大锦旗，同杨司令一起代表我兵团赠与郭南浦先生，并根据中央的安排，邀请郭老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接见了他，给予很高的荣誉，在西北回族同胞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与我十九兵团进军宁夏同时，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九月五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第二兵团和第一兵团分两路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会师于张掖，围歼敌两个军的大部，然后乘胜西进，直指新疆边境，沿途歼灭马步芳部三万余人。

九月十九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率部通电起义，绥远省和平解放。九月下旬，我一、二兵团进逼新疆，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队由陶峙岳将军率领通电起义，以鲍尔汉先生为首的新疆省政府也通电宣布接受即将成立的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

十月二十日，我军进驻乌鲁木齐，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至此，整个大西北全部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保守西北地区作为它大陆最后一个反革命基地的计划彻底破产。

在西北战场，我军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决战的胜利；接着又乘胜迅速地横扫残敌，解放了西北五省全部地区。我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最快的胜利，从而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一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这次决战，在作战指挥上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利用敌人矛盾、各个击破敌人的原则，充分体现了针对敌人的特点和情况的变化确定作战方法的高度灵活性；也充分体现了在军事进攻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化敌为友，以和平方式取胜的极端重要性。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彭总的精心运筹、机智果断，将帅之间的密切联系、互相信任，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借鉴。

第十三章抗美援朝七年枕戈待旦

一九四九年冬，十九兵团领导机关奉命进驻西安，兼陕西军区，留第六十五军驻守宁夏（兼宁夏军区），担任剿匪和守备任务；第六十四军移驻甘肃、宝鸡地区，担任修筑宝（鸡）天（水）铁路的任务；第六十三军则移至三原地区进行整训，并以一部分兵力支援修筑宝天铁路。各军在完成其主要任务的同时，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并支援地方政府完成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和生产建设等任务。

从战争转入和平环境之后，我这个度过二十多年戎马生涯的人，并没有松一口气，凭多年的斗争经验，我仍居安思危，一直注视着国内外阶级斗争风云的变幻。当我察觉到在和平环境下，指战员们逐渐滋长“马放南山，解甲归田”的思想，向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生活，深感到这种和平麻痹思想对部队建设有很大的危害，立即在部队普遍开展形势和战备任务教育，要求指战员重温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深刻领会“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教导，在生产劳动中要时刻紧握手中武器，抓紧时间学习杀敌本领。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在入侵朝鲜的同时，武装占领我国领土台湾，并以其海空军不断侵犯我国的领海领空，加紧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我经常提醒大家：“和美帝国主义必有一战！”事实上我对这一战早有思想准备。我和杨得志司令员在西安居住的一年中，每人都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住在两间破旧的小平房里，过着战时一样的简朴生活。在我们领导干部的带动下，下属各级干部从不考虑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一直保持着临战的状态。

当时为了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以加强部队的建设，我根据多年办学经验，请示上级批准，于一九五零年一月以原京津纠察总队队部大部和第二、四大队（其前身为华北军政大学）为基础，在西安组建了第十九兵团军政干部学校，从一九五零年夏至一九五二年夏两年多时间里，有预见地先后训练了三期营、连、排干部和部分知识青年，培养军政干部和医务、后勤干部五千二百多名。这一大批干部，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抗美援朝战争中不断充实基层骨干，争取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与此同时，由于加强了部队的教育训练，部队保持了高昂的斗志，战斗力也进一步提高。

一九五零年十月一日，在欢庆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时，我兵团抽调了六十三军一个步兵师到西安，接受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和西北地区党政军领导的检阅，汇报了十九兵团在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显示了我军坚强的战斗力和保卫新中国的决心。

“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我兵团剿灭了贺兰山区的股匪，完成宝天铁路最艰苦路段的土石方任务百分之五十三——四百六十四万多立方隧洞、路基的修筑；欢庆二三十万亩开荒地喜获第一季粮食丰收，有的正在开镰收割的时候，一九五零年九月十五日，美国侵略军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仁川登陆，并迅速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向我国的边界。兄弟的朝鲜人民处于危急关头，祖国的安全遭到严重威胁。

十月四日下午，彭德怀司令员奉命乘中央派来的专机飞往北京，十月五日，杨得志和我等兵团领导同志接到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发来的急电：第十九兵团十二月五日前到达津浦铁路线之山东兖州、泰安、滕县一线集合待命，准备保卫东北边防和抗美援朝。接到命令后，我立即主持兵团党委会研究，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发出动员令，组织部队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

各军接到动员令后，立即行动起来，放下钢钎、铁锹、锄头、镰刀和书本，扛起枪杆、背起背包，以师为单位迅速集中进行动员教育。当时部队大部分指战员都参加过进军大西北的战斗，一听党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个个磨拳擦掌，纷纷递送决心书、请战书，全体指战员人人签名，一致上书党中央、毛主席请求入朝参战，求战情绪十分高涨。

十一月二十二日，杨得志和我率兵团领导机关离开西安向充州开进，各军则由副司令员葛宴春率领于月底先后乘车或千里行军开赴邹县、滕县地区集结待命。兵团机关刚到兖州不几天，杨得志和我就接到军委通知，朱德总司令在京召见我们两人，当面交代任务。我们把工作稍作安排后，立即赶到北京。朱老总在中南海接见我们，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军政素质和组织纪律、思想动态等各方面的情况后说：“老彭到前面已经两个多月了。仗打得不错，但相当艰苦。他发回一些电报，主席是满意的，朝鲜的金日成同志也是满意的，你们可以看看，了解情况。老彭对你们十九兵团比较熟悉，指名点将要你们部队入朝。所以主席、恩来同志要我找你们谈一谈，了解些情况，督促一下。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的？”

杨得志向朱老总报告说，兵团准备最近召开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深入战斗动员，针对朝鲜战场和美军的特点，研究现代联合兵种作战的学习、指挥、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等问题。接着，我向朱老总汇报说：“部队接到抗美援朝动员令后，经过形势任务教育，士气比较高涨，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书，个个签名要求入朝参战。但是，由于入朝参战是第一次出国作战，主要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打的又是现代化立体战争，干部战士普遍心中无数；加之长期以来社会上崇美恐美思想的影响，部分同志特别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解放’过来的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还存在恐美情绪，怕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坦克、原子弹，怕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次团以上干部会议就想着重解决这个思想问题，树立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激发‘敢打必胜’的斗志，同时研究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政治工作问题。如果朱总司令能到山东参加这次会议，作一次指示，对我们兵团全体指战员将是极大的鼓励。”朱总司令欣然应允。

不几天，朱总司令便到了兖州，向团以上干部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朱老总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抗美援朝两次战役胜利后朝鲜战场的有利形势，反复阐明毛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鼓励大家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去夺取胜利。同时，他告诫大家一定不要满足现有的准备和部队旺盛的求战情绪，把各种困难都摆出来，群策群力想办法去解决，这样，到朝鲜战场上同敌人交手就有胜利的把握了。

会议期间，朱老总视察了驻究州的一些部队，还接受了我们的请求，为六十三军的《前线报》题写了刊名。临返京前，朱老总还赠给师以上干部每人一册刘伯承翻译的苏沃洛夫的军事名著《兵团战术概论》，每本书的扉页上他都亲笔签了名，给我的那本书上还题写：“志民同志，努力学习”并签了名。朱总司令的关怀和教导，对临出征前的我兵团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使大家更加坚定了敢打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我作了《关于出国作战的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在分析了朝鲜战局，讲述了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意义、目的和取得战争胜利的条件之后，重点阐明战时政治工作的特点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战时政治工作的要求与实施方法。我强调指出，当前必须连续地深入正确地进行动员解释工作，在部队中说明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树立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提高对美帝的仇恨心；说明中朝两国唇齿相依的血肉关系，我们援助朝鲜人民就是保家卫国的实际行动；要不断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作战经验；宣扬朝鲜人民及人民军英勇斗争的精神，要求大家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拥护朝鲜人民政府，拥护金日成将军，主动积极地搞好与朝鲜人民、人民军的团结；说明战争的艰苦性与胜利的前途，思想上准备大打、长打，正视困难、克服困难、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在报告中还要求各级党委重视后勤政治工作，重视敌军工作和民运工作；最后，我特别强调战时政治工作要发扬实事求是的雷厉风行的作风，采用统一领导和分散掌握的方法，发挥政治工作的准确性和顽强性，保证战争的胜利。为此，我又重申一九四八年我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时提出的战时政治工作必须培养“五到”、“五快”作风的经验，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必须做到“五到”、“五快”。会后，兵团政治部还将我在一九四八年那篇报告翻印下发连队，供干部学习参考。“五到”、“五快”作风的培养使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很快从和平环境转入临战状态，更好地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

早在一九五零年十月，我兵团接到参加抗美援朝的命令时，我就和杨得志司令员、葛宴春副司令员等同志商定，及时从司、政、后机关抽调二十几名干部，组成“赴朝学习团”，指派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副部长赵斌率领到朝鲜了解当地风俗、民情和初期出国作战部队的经验。他们学习回来后，我又组织团以上干部听取他们的汇报，并把调查材料印发部队，这对于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和做好出国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时，全国各地掀起的抗美援朝运动风起云涌，成千成万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我兵团先后补充新兵三四万人（其中还有一批朝鲜族新战士），武器装备也进行了更新和补充，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一步。为适应这种情况，各军本着“整理组织快”的要求，及时进行组织调整，按“宁弱勿缺”和适当增配副职的原则，配齐各级干部特别是连排基层干部，调整配好各班、排、连的党、团员骨干，保证搞好出征前的临战训练和入朝后初战的胜利。

入朝前夕，我指示兵团政治部起草和颁发了《赴朝作战守则》。其中包括：遵守政策纪律守则九条；团结守则十条；优待俘虏守则七条。各项守则条文既有原则又有具体规定，结合实际，切实可行。如《遵守政策纪律守则》中有“不私入民宅，不拿人民一点东西”，“不私自办交涉，不随便动员人力畜力”等条文；《团结守则》中有“发生纠纷首先检讨自己，有意见经组织提出，不背后乱讲”，“积极配合作战，不争俘虏，不争缴获”等条文；《优待俘虏守则》中有“不要俘虏送的东西”，“医治受伤俘虏”，“给俘虏讲解我们的政策”等条文，通俗易懂易记。守则印发到所有班排，要求人人牢记，严格遵守。在开进途中，我还经常冒着风雪，站在路旁，抽测过路的连队指导员，督促他们背熟记牢，付诸行动。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我兵团发出《开进政治工作指示》后，随即登上列车向北进发。各军接到指示后，都以团为单位举行庄严的誓师宣誓仪式：“坚决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誓死保卫朝鲜人民，誓死保卫祖国，打败美帝野心狼！”坚定、宏亮的誓言响彻泰山之颠，震荡着齐鲁大地，表现了中华儿女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随即，各军随兵团领率机关之后乘车北上，奔赴抗美前线。

二月四日，天津市委、市政府在天津市举行盛大宴会和晚会，招待我兵团部分团以上干部，为我兵团先头部队饯行。

第二天，杨司令和我应周恩来总理之召赶往北京。

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我们。周总理说：“总司令从兖州回来，把情况向毛主席汇报过了。我们对你们的工作是满意的。请你们来，就是想见见你们。你们为了保卫祖国而离开祖国，我在北京为你们送行。”总理还叮嘱，到了朝鲜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尊重朝鲜人民，要教育部队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向总理报告说：“这些要求我们已经列入《赴朝作战守则》中去了，今后，一定遵照总理的指示，抓紧督促检查，贯彻执行。”周总理最后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去，叫做‘三杨（阳）开台（泰）！’”“三杨开台”是典故“三阳开泰”的谐音，寓意吉祥，具有祝福之意，它寄托着总理对十九兵团出征旗开得胜的期望。后来正如周总理所说的那样，杨成武率志愿军二十兵团入朝参战。杨成武回国后，杨勇又继郑维山代司令之后，担任二十兵团司令员，参加了一九五三年的夏季战役反击，都取得辉煌胜利。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的一九四四年冬到解放战争初期，我就在杨成武任司令员的冀中军区、冀中野战纵队担任过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为巩固与发展冀中根据地并肩战斗（一九七二年十月，我调福州军区任政治委员，一九七七年春，杨成武也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再度共事）。

一九四六年冬，我和杨得志两人同时调到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担任政治委员和司令员，一起战斗、工作了一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又调到杨得志任司令员的十九兵团担任政治委员，同杨得志等同志一起率部进军大西北，决战兰州，解放宁夏，后又一起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一九五二年冬，我调志愿军总部工作，先后担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等职，而杨得志比我早三四个月就调到志愿军总部先后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五次战役开始时，杨勇入朝参战，先后担任志愿军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我又与他共事。

在这十余年间，我先后与“三杨”都很好地共事过，在作战指挥、部队军政训练及完成各项任务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情同手足，胜利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周总理关于“三杨开台”的谈话，虽然我没有对其他同志讲过，但我心里是明白的，“三杨”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征善战，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周总理对“三杨”寄托着厚望，所以，我在担任他们的政治委员时，都告诫自己，更好地做好党的工作，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二月十日，我兵团机关和六十四军抵达安东（今丹东）地区，六十三军和六十五军则分别开到辽宁的凤凰城和本溪地区集结待命。安东与朝鲜新义州之间的鸭绿江大桥是我国通往朝鲜唯一的铁路桥，由于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经常要进行抢修，整个兵团要从这座大桥通过十分困难，经兵团领导研究，在铁道兵、后勤运输部门和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除兵团指挥机关乘坐几节指定的车厢开过铁桥外，兵团所属三个军从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分别从临时架起的九连城和长旬、上河口浮桥通过，“雄赳赳、气昂昂”地用一双铁脚板跨过了鸭绿江，奔向抗美援朝最前线。

我一踏上朝鲜的国土，看到朝鲜的锦绣河山在美国侵略军铁蹄的蹂躏下，到处是断壁残垣、焦土碎瓦；肥沃的田野上，弹坑累累，荒草丛生，车经平壤时，见到的也是一片废墟，看不到一座完整的楼、一棵挺立的树木，如果不是向导的指点，根本不知道那是昔日繁华的首都。眼前情景与几天前在祖国华北、东北沿途听见生产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的兴旺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我也看到，朝鲜人民不顾敌人的轰炸、扫射，不分昼夜、忍饥受冻地为人民军和志愿军修桥补路、送粮、送弹、救护运送伤员的动人场面，从心底里同情朝鲜人民的不幸遭遇，敬佩朝鲜人民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我立即抓住这个教育部队的好时机，指示各部队在行军途中有意识有目的地组织部队参观被敌人残害最惨烈的市镇、村庄，请受苦受害最深的朝鲜群众控诉敌人的暴行，运用这些活生生的教材，联系祖国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加深指战员对美帝的仇恨，更深刻理解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的一致性，进一步激发部队为朝鲜人民报仇，为保卫祖国，打败美国侵略军而战的决心。

这次千里行军，部队处于异国他乡，道路不熟，语言不通，敌机袭扰，匪特破坏的情况下，加之因物资运输困难，装备给养全靠随身携带，每人平均负重三十五至四十公斤，最多达四十五公斤，日行军四十公里。由于政治思想工作比较深入，部队情绪稳定，士气高昂。指战员们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顶风冒雪、夜行晓宿，而且大多露营雪野，克服了种种困难，于二月二十日到达临时集结地殷山西里。

十七日，彭德怀司令员在临回国汇报前，抽空来到我兵团的集结地看望部队。杨得志和我向彭老总简要汇报了部队的情况之后，向他请示部队的任务。彭总说：“第四次战役即将结束，一般不准备用你们了。下一个战役怎么打，我回国请示确定后再分配你们的任务。现在，你们要尽快熟悉情况，部队加强战前练兵，准备下个战役打好第一仗。”

彭老总回国汇报，听取了毛主席对战略方针的指示后，仅一个星期就返回前线，很快与金日成同志确定了第五次战役的方案。我兵团利用这个时机在殷山西里一带休整了近十天，三月七日又奉命继续向南开进，于三月十五日前后抵达开城以北的市边里、南川店、新溪大坪一带集结，兵团部驻进了笃庄洞待命。

三月十七日，兵团在笃庄洞进行行军总结，表扬了一批千里行军无一减员的先进连队，突出表彰了六十五军“模范吕顺保连”，六十四军“带兵模范”连长刘晨柱等在行军中团结互助、热爱战士、为兵服务的模范单位和个人，在部队中树立一种团结战斗的好风气，动员部队抓紧时间开展战前练兵活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第十三章抗美援朝七年五次战役抖雄风

一九五一年四月六日，我和杨得志到设在临津江西岸群山环抱的空寺洞的志愿军总部参加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和受领第五次战役的作战任务。

彭总的战役部署是：我十九兵团指挥所属各军及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配属炮八师三十一团为右翼突击集团；第三兵团指挥所属各军及配属两个炮兵团和一个防坦克歼击炮兵团为中央突击集团；第九兵团指挥所属各军和三十九军、四十军以及配属的六个炮兵营和一个防坦克歼击炮兵团为左翼突击集团。战役开始后“以一部分兵力（四十军）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战役缺口，将敌东西割裂，断敌东西增援；与此同时，以第三兵团由正面突击，第九兵团和我十九兵团分从两侧突击并实施战役迂回，形成一把张开口的巨钳，首先集中兵力歼灭南朝鲜第一师、英军二十九旅、美军三师、土耳其旅、南朝鲜第六师，尔后再集中力量会歼美军第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另以四十二军位于元山、阳德地区，三十八军位于肃川，四十七军位于平壤，人民军第二军团位于淮阳、华川地区，第六军团主力位于沙里院、载宁地区，准备待敌登陆后消灭之。”

彭总在部署后特别强调：“这个战役，必须把战役分割和战斗分割结合起来，敌人的战役纵深很小，只有战术纵深，敌人的增援主要是横的来，纵的来可能性很小，我们必须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分割。如果不能实行这个分割，我们就要失败。”“战斗分割是小块小块搞，大的包围迂回和小的迂回包围必须密切结合。”

四月九日，我兵团在笃庄洞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志愿军总部会议精神。干部们一听说兵团担任西线主力突击任务，都表示要以打好出国第一仗的实际行动回答上级的信任。但是我并不满足于部队求战情绪的高涨，会后，即与政治部主任陈先瑞一起带领政治部的干部深入连队，了解思想情况，同各级政工干部研究深入战前动员，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的种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起草了以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维山、政治部主任陈先瑞的名义向全兵团发出的《打好出国第一仗的战斗动员令》：“同志们！加紧准备，等待攻击的命令吧！你们大显身手的机会来到了。只要命令一下，上级指到哪里，就向哪里前进。人人奋勇当先，个个机智灵活，要攻就赛如猛虎，要守就稳如泰山，绝不轻易失去一个阵地；要追就拼命追赶，绝不放过一个敌人。要大胆穿插、分割敌人，要分割包围歼灭敌人。担任任何艰巨任务，不犹豫徘徊，碰到什么困难，也不叫苦叫累。不怕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要打落敌人的飞机，炸毁敌人的坦克，夺取敌人的大炮。不管我们面前的敌人是美国兵、英国兵，还是李伪军，都要狠狠地打，痛痛地打，怎么打得重就怎么打，怎么打得狠就怎么打，怎么能彻底消灭敌人就怎么去消灭。”

“这是我们出国第一仗，我们要旗开得胜，全力打好这一仗我们要在第一仗中经受考验，要在第一仗中立功。”

这个动员令通俗生动，慷慨激昂，字字铿锵，掷地有声，有很强的鼓动性和号召力。动员令最后提出“打好出国第一仗”的口号，更是深入人心，成为整个兵团的行动口号。

我兵团党委根据志愿军总部的部署，经过反复研究，集思广益，确定了自己的作战方案：六十三军担任左翼突击，六十四军担任中央突击，配属的人民军第一军团担任右翼突击；六十五军为第二梯队，炮六师三十一团负责火力支援与掩护。任务是：在扫除临津江以西之敌后，在德岘洞、无等里地段上突破临津江敌巩固防线，首先歼灭绀岳山地区之英军第十九旅；尔后向东豆川里、旺方山、抱川方向突击，协同第三、第九兵团会歼美二十四、二十五师。与此同时，突破临津江后，以一个军从英二十九旅与美三师的结合部插出去，割断其联系，向议政府（地名）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得手后，以一部向汉城推进，并相机占领之。人民军第一军团首先歼灭开城、汶上地区之敌，尔后继续向高阳、汉城方向实施突击，占领汉城后担任该城守备。

二十二日拂晓，我兵团所属各部经一夜急行军，进抵至临津江北岸一线各预定的集结点。

临津江是朝鲜中部的一条大江。江面宽一百米左右，水深一米，有些地段可以徒涉；涨潮时海水涌入，水面增宽达三百米，水深达三米；但江南岸多系绝壁，不易攀登。临津江南北两岸，山形多为南北走向，山川沟壑纵横其间。距江岸约五公里的绀岳山、六公里的磨义山、二十公里的道乐山等是江南主要制高点，敌人依托有利地形，构筑有半掩盖掩体和断续堑壕，设有铁丝网、布雷区，以主力防守江南第一线高地及纵深诸要点，并以一部兵力控制江北麻田里、斗日场、金窟山诸点。在马浦山以北架有坦克浮桥一座，构通临津江南北，江中还布有铁蒺藜。其炮兵火力可控制江面和江北诸要点及道路，要突破临津江是相当困难的。

担任第一梯队左翼突击任务的六十三军一八七师，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广泛发扬军事民主，集群众的智慧，利用敌人自恃工事坚固，又有飞机侦察，万无一失，思想麻痹的弱点，在战斗发起之前的二十二日十六时即严格伪装，采取多路纵队，拉开距离，沿山间小道，抵近江岸。二十一时战斗发起后，该师四个团即以隐蔽突然的行动向敌防御阵地发起进攻。敌仓促应战。我五五九团第二营首先以迅猛的动作在新岱渡过临津江，攻占了滩头阵地，并迅速夺取了佳月里和一四四·七高地；第一营继第二营之后从右翼猛插，迅速攻占积城，击溃敌人反扑之后再攻占了一二九高地、智马里东山。同时第五六一团第二营于二十一时二十分在石湖突破敌江防，其第五连连克敌两个火力点，击溃敌一个排之后，攻占了一五二高地。此时，敌两岸炮火逐渐加剧，敌机也飞临江面扫射、投弹。但该师后续部队毫不畏惧，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越过敌人几道铁丝网，涉过齐腰深的江水，仅一个多小时，就胜利地突破敌临津江防线。杨得志和我在紧靠第一梯队的前线指挥所掩蔽部指挥强渡，获悉捷报后立即研究，通过报话机嘉奖一八七师，并鼓励他们乘胜前进，抢占制高点，向纵深发展。

六十三军一八八师第一梯队右翼第五六四团于二十一时三十分在伴随火炮的支援下，在石隐沼以秘密迅速的动作徒涉临津江，仅二十分钟即突破敌江防，楔入敌江南阵地，接着，连续夺取敌滩头各要点，粉碎敌人五次反扑，巩固了江南第一线阵地。与此同时，左翼五六二团前锋第一营二连一个班秘密徒涉临津江，攀登南崖绝壁，夺取了马浦里以北桥头堡，控制了敌浮桥，该团随即以徒涉和过浮桥同时前进，占领第一线阵地。该团一营二连占领的二五七高地，居高临下，直接控制敌马浦里浮桥和渡口，先后打退了敌二十余辆坦克支援下一个连至一个营的四次反扑，始终坚守阵地，保证后续部队顺利渡江。

二十三日拂晓，六十三军全部强渡临津江。各师先后乘胜穿插前进，穿越十五公里崎岖山路，冲破敌人十余次阻击，攻下了绀岳山，控制了临津江南第一个制高点，割裂了英军第二十九旅与美军第三师的联系。主力继续南进，二十五日十八时攻占二三五高地主峰，歼灭雪马里英军守敌一个营，突破了伪一师及英二十九旅主要防御地带，接着，分路追击逃敌，先后歼灭伪一师一部及英二十九旅大部计四千余人，于二十六日夺取道乐山，二十七日进占议政府。

但是，六十四军渡江攻占了长坡里、高士洞一线后，遇到了美一军坦克群的陆地封锁和飞机大面积轰炸的疯狂阻击，进展缓慢。特别是担任穿插分割任务的两个师，被敌人紧紧缠住，难以突破。兵团指挥部鉴于情况紧迫，遂令第二梯队六十五军前往增援，并要求六十四军以大部分兵力钳制敌人，以一部分兵力迅速突破，向纵深发展，一定要完成志愿军总部赋予的分割迂回任务。

六十四军广大指战员在陷入敌战术纵深，遭敌四面攻击，伤亡严重的困境中，仍以无畏精神奋力拼杀。一九零师五六九团三营与协同作战担任穿插任务的兵团侦察支队在正面攻击的同时，勇猛地向敌后突进。这两支部队二十个小时打垮敌人七次阻击，前进六十公里，占领了通向汉城的交通要道议政府附近的制高点——道峰山，炸毁了山下公路的铁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敌人为救援被我切断退路之敌，疯狂向道峰山炮击，仅第一天，道峰山上即落下数千发炮弹，但占领道峰山的指战员牢记动员令中“要守就稳如泰山，绝不轻易失去一个阵地”的要求，象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坚守阵地三天四夜，监视着山下的敌人，夜间还派出小分队袭击敌人，打乱了敌人的纵深防御体系，为战斗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这两支部队占领道峰山的同时，六十三军一八九师在土桥场也包围了二千余名敌人，激战一个小时，歼灭敌人一部后，由于我们仅有一个营断敌退路，敌人迅速调整队形，以八十余辆坦克为前导和外围，并派二十多架飞机空中掩护，将步兵夹在中间，突出包围，向南逃窜，未能全歼。

在六十四军进攻受阻时，六十五军的两个师奉命迅速渡江赶到了长坡里。但因六十四军攻击东文里受挫，加之缺乏突围穿插经验，敌人占据有利地形，阵地坚固，火力又猛，指战员们虽奋勇拼杀，一时亦难以突破，致使五个师拥挤在临津江南岸的二十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里，遭到了敌炮兵、航空兵的火力袭击，伤亡很大。在此严重情况下，幸好五个师的指战员斗志未衰，互相鼓励，经过三天浴血苦战，终于突破了敌人阵地，继续向敌纵深推进，先后攻占国祀峰、梧琴里、白云台地区；人民军第一军团也在梧琴里歼灭李伪军第一师一个营大部，然而，毕竟已失去了三天时间，贻误了战机，使敌人逃遁。

四月二十九日，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我志愿军与人民军七天共歼敌二万三千余人，战果可谓不小，但由于六十四军负责分割迂回的部队没有按时完成穿插任务，影响了战役迂回及会歼敌人，使这一阶段只打成了击溃战，没能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战斗刚结束，志愿军总部即来电追究责任。杨得志司令员和政治部陈先瑞主任急速赶往六十四军了解情况，回来向兵团党委汇报。我主持党委会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大家认为，六十四军两个师没能按时完成分割迂回任务，客观上是敌人占据有利地形，火力很强，较难突破。主观上是担任穿插任务的两个师没能很好掌握穿插、分割战术，在敌人部署无空隙可穿插时，不坚决突破，犹豫不前，以致失掉战机。事实上，五六八团三营和兵团侦察支队坚决果断突击，迅速插到道峰山，获得成功，如果该师主力能继续跟迸，是可望突破的。可是，这两个师在遇到敌人顽强阻击或突袭时，缺乏机动灵活的指挥，依然采取国内战争时期平推的战法，甚至出现了指挥机关与部队脱节、协同作战的炮兵部队滞留江北等严重问题，因而进展缓慢，造成拥挤。虽然部队打得很英勇，但也未能达到歼敌目的，反遭很大伤亡，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第一阶段战斗，是我兵团出国的第一仗，在地形不熟、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各军能迅速突破敌人临津江的坚强防线，推进到汉江北岸的议政府一线，歼灭数千敌人，是一次胜仗；由于上述主客观原因未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本来是可以谅解的。但党委认为，正因为这是出国第一仗，更应严格要求，赏罚分明，以鼓舞士气，教育干部，所以，决定给予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以嘉奖，授予六十四军一九零师五六八团三营以“道峰山营”、兵团侦察支队“道峰山支队”的荣誉称号，给予坚守道峰山险地的“道峰山营”战士张宝富记一等功；授予坚守佛国山七昼夜、歼敌四百多人的六十五军一九五师五八三团九连以“佛国山大功连”荣誉称号，给予该连指导员郝玉忠记一等功，给予一人俘敌六十三名的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六一团二连战士刘光子记一等功。此外，还给予一些有功的单位和个人以记功或嘉奖。同时，根据六十四军党委的意见，兵团党委决定，给予两个先头师的师长、政委以降级或通令警告的处分。此后，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时，我都有无限的感慨，当时党委确是“挥泪斩马谡”，不如此严厉，就难以维护军纪的严肃性，也难保证此后战斗的胜利。

五月十六日，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战斗开始，我兵团担负在高阳至加平宽大正面上钳制西线美军主力，使第三、第九兵团在东线能大量歼敌的任务。战斗发起后，各军以“认真地积极地实施佯动”的姿态，分别向高阳、道峰里、退溪院里、金谷里、磨石隅里、清平川、上泉里之敌进攻，十七日攻占上述各地，并歼敌一部，把西线美军牢牢钳制住。十八日四时，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一八八师出敌不意南渡北汉江，连续突破敌北汉江、洪川江防线，插入敌纵深梅谷山、凤尾山一线，歼美军一个营和李伪军三个连的大部，在背水作战的情况下，有力地钳制了敌人，使其不能东援。二十日，西线敌军为策应其东线作战，向我展开全面反击。我兵团经过连续作战，粮弹将尽，后方供应一时接济不上，继续进攻已很困难，遂决定停止进攻，转入防御。

第二阶段战斗于二十一日结束后，兵团奉命转移至渭川里、涟川以北地区休整，留六十五军从议政府、清平川之线布防，利用豆川里、抱川、机山里南北有利地形，采取纵深配备阻击敌人，确保涟川、铁原一线的安全和兄弟部队北移休整的行动。

六十五军担任后卫掩护任务，先后在南峰岘、涟川东山二三三·二高地、玉女峰二零五高地和上三串里等地与敌展开激战。广大指战员以六十四军“道峰山营”的英雄为榜样，以顽强的斗志一次次击退敌人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成连成营的进攻，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守卫涟川东山二三三·二高地的五七七团八连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与敌人反复争夺，从五月二十九日五时开始，坚守阵地三昼夜，歼敌三百余人。

六月一日清早，三连接替八连防务后，敌人又以一个营的兵力继续向二三三·二高地发动进攻，先用十三架飞机、十七辆坦克和大量火炮轰击三连阵地达两小时，然后轮番发起冲击，但均被三连勇士击退。中午十二时，三连一排阵地只剩下四名轻、重伤员和新战士徐申。徐申立誓为死难烈士报仇，向党宣誓：“只要我徐申在，阵地决不能丢！”他把伤员背到大石崖后隐蔽，收集了阵地上的枪支弹药并向伤员学会使用轻重机枪、爆破筒等武器，在阵地上孤胆作战，英勇杀敌，在我炮火支援下，先后打退敌人四次冲击，直到十七时八班五个战友赶来增援，以突然火力和阵前冲击粉碎敌人的最后进攻，全天歼敌一百余人。战后徐申荣立一等功，志愿军总部授予他“二级独胆英雄”的光荣称号。五七七团坚守二三三·二高地及其附近要点达四昼夜，歼敌六百九十余人，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黄昏后将阵地交六十三军部队接替。

虽然六十五军指战员浴血苦战，但由于敌人利用我军在第二阶段进攻七天后已弹尽粮绝，补给困难，急需后撤休整补充的弱点，采取“磁性战术”，集中四个军十三个师的兵力，死死“吸住”我后卫部队不放，有计划地多路向我实施反扑，六十五军伤亡很大，无法按原计划坚守十天至二十天。杨得志和我鉴于这严重情况，除命令六十五军克服困难，严格按要求阻击敌人外，立即调六十三军赶去支援，因六十三军突破临津江以来，已连续作战一个多月，除武器装备、军需给养不足外，减员也十分严重。防御正面上敌人有四万七千人，而六十三军全军仅二万四千九百余人，有的连队仅二三十人，除去勤务分队及必要的预备队，全军第一线展开两个师，仅有八千四百余人。敌人有各种火炮一千三百多门，坦克一百八十余辆，还有空军的支援，而六十三军包括六零炮在内仅二百四十门，既无坦克又无飞机。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政委龙道权和全军指战员虽有完成阻击任务的决心，但要阻击武器装备明显占优势、兵力多近一倍的敌人，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在此时，兵团手中也无其它机动力量，为表达兵团党委和领导对六十三军指战员的关怀和支持，杨得志和我决定从兵团直属队中抽出五百人支援六十三军，数量虽少，但这一消息传到连队后，对全军同志精神上仍是很大的鼓舞。

我自己意识到，这次阻击战的胜败，关系到整个志愿军下一步的战略部署，责任重大，所以，我在电话里向龙道权再三叮嘱，要迅速整理好组织，健全党支部，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加强战场鼓动工作，人人开口，互相鼓励；要开展杀敌立功竞赛，及时宣扬英雄模范事迹，对表现突出的团员、群众可以选择典型，批准火线入党、入团。

党的坚强领导和广泛深入的政治工作，激励着部队的斗志，在战斗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连队和英雄人物：六月四日，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五六三团奉命接替一八九师五六七团防御法化洞、高台山地域的任务，该团八连接替兄弟连队防守高台山以南的二五五·一高地，这里是敌交通要道叉口，为敌主攻方向。八连在经过连续作战之后减员较大，包括加强的六零炮、重机枪分队仅五十八人，但士气仍很高昂，进入阵地后即冒雨昼夜抢修好工事。从五日开始，敌即用一至二个营的兵力在炮火、坦克配合下，向八连阵地发起轮番进攻。八连连续奋战两个昼夜，打垮了优势敌人一次次攻击，大量杀伤敌人。六日下午，敌从两侧迂回对八连形成了包围，八连的勇士们在连长、指导员指挥下，顽强抗击敌人，子弹打光了用石头砸，激战两小时，再次将敌击退。但被包围的形势仍未改变，而且敌人还在不断增兵，包围圈也逐渐缩小，与上级的联系又被切断。在这危急时刻，八连连长、指导员召开支委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研究了情况，作出突围的决定，接着，迅速搜集弹药，集中了全连仅有的十三发子弹、一颗反坦克手雷，然后，掩埋好烈士，作好转移伤员的准备，天黑之后，由连长指挥，三排排长打突破口，指导员后卫掩护，出敌不意，经过勇猛冲杀，从敌较薄弱的西南跳崖突围，转移到营的主阵地四零零高地。七日，八连又投入保卫四零零高地的战斗。该连三排前伸到二五五·一高地以北无名高地西侧阻击敌人，再次击退敌两个连的两次进攻，毙敌一百余人。这次战斗，八连五十八名干部、战士浴血奋战四昼夜，打垮了优势敌人十五次进攻，以伤亡十六人的代价，毙伤敌八百余人。战后，八连荣获“特功第八连”的光荣称号，连长郭恩志荣立特等功，评为“一级战斗英雄”，六月九日，敌约一个营向五七五高地我五六二团二连阵地进攻，据守在前沿阵地的曹俊福战斗小组，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冲击，最后在敌包围的情况下，毅然携反坦克手雷、手榴弹冲入敌阵，与敌同归于尽。在这场防御战中，坚守法化洞北山的五六三团一连二排的顽强战斗精神也很感人。

六月五日，二排在白天打退了约一个营的敌人两次正面进攻之后，入夜，敌人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向二排的侧后迂回攻击。午夜过后，全排八个人仅有十五发子弹，敌人又冲上来了。他们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钢铁营”、“特功排”的光荣传统和顽强精神，用刺刀、枪托和木棒、石头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再次把敌人反击下去。这一天，二排先后毙伤敌一百多人，但此时子弹已全部打光了，只剩下几颗手榴弹，眼看着敌人又要冲上来，副排长李秉群对战士们说：“现在我们已被敌人三面包围，身后又是悬崖，我们八个人要突围没有可能，要打，没有子弹；要与敌人面对面地拼，他们人多，搞不好会被俘虏，我们是‘钢铁营特功排’的战士，不能给英雄部队抹黑，不能给伟大祖国丢脸，要让敌人知道中国人是硬骨头，志愿军战士是钢铁英雄汉。我提议，我们跳崖，死也不当俘虏。”战士们异口同声同意李秉群的意见。最后，他们留下一位党员班长带两个战士掩护，李秉群带领四个战士先跳下五丈多深的悬崖；留下的三位同志在完成掩护任务后，也跳了崖。这八名勇士中，李秉群等五名壮烈牺牲，一名负伤的班长带着两名摔伤的战士往我阵地方向爬行，后被部队派人找了回来。

从阻击战开始后，我就一直关心着六十五军和六十三军指战员浴血苦战的情况，时刻惦念着他们的安危，当我接到六十三军报告一个个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我得知五六三团一连二排八名勇士跳崖只找到三个勇士的消息后，当即要求六十三军继续寻找失踪的同志。不久，六十三军经过反复搜寻，报来五名牺牲烈士和三名摔伤后归队战士的确实消息及其姓名，他们是：李秉群、翟国灵、罗俊成、侯天佑、贺成玉、崔学才、张秋昌和孟庆修。我看后含泪脱下军帽，面向法化洞北山的方向默哀致敬，并指示六十三军政治部尽快将二排和八勇士的事迹整理报来，给他们记功，在军里、兵团很好地宣扬，以表达全军同志敬佩烈士、尊敬勇士的一片心情。

六十三军和六十五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浴血奋战十三昼夜，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为全局调整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第五次战役，十九兵团与兄弟兵团并肩奋战五十余天，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在我侧后登陆、夹击我军，将战线推向平壤、元山一线的狂妄计划，迫使敌人转入了阵地防御，并于六月三十日接受了苏联的停战谈判提议。此后，战争进入相持局面，敌我双方在三八线一带对峙长达两年，边打边谈，展开了尖锐复杂的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

第十三章抗美援朝七年 “零敲牛皮糖”

一九五一年六月中旬，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根据第五次战役胜利后的形势变化，与金日成同志商定，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据此，志愿军总部确定，在军事上由“以运动战为主”转变为“积极防御，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即利用朝鲜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依托阵地以防御和反击相结合的手段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并争取时间，改善我军的装备及后方设施，巩固东、西海岸防御。以此积蓄力量，逐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以打促谈，打谈结合，迫敌知难而退，争取和谈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

为完成新的战略任务，志愿军总部将由曹里怀军长、李人林政委等同志率领的第四十七军划归我十九兵团指挥。兵团按任务作了新的部署：六十四军与四十七军作为第一梯队，在上城里、高作洞、五里亭地区设防；六十三军与六十五军作为第二梯队在新溪东西地区设防。兵团指挥部驻仙女洞。

这段时间，由于开城谈判正在进行，暂时没有大的战事。利用这个时机，我与政治部陈先瑞主任率机关干部分头深入部队作调查研究，然后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针对开城谈判开始后部队存在的和平麻痹思想和“快打快胜快回国”的急躁、速胜思想，以及少数入朝初战没有打好、伤亡很大的部队存在的怯敌、埋怨、怕苦情绪，提出要反复进行战争形势和“积极防御、持久作战”战备思想的教育，使部队认识战争是一种斗争手段，谈判也是一种斗争手段，打与谈往往是交织进行的。谈是打的结果，打又是谈的基础；只有狠狠地打击敌人才能推动谈判的进展，争取斗争的胜利。我还提出，为了实现战略方针，各部队必须树立“积极主动歼敌”的战术思想，积极开展敌前练兵活动，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正如朱总司令要求的“勇敢加技术”才能打胜仗。

部队通过总结、庆功和整理组织、补充兵员装备后，面貌焕然一新。六十四军在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初战中有的部队没有打好，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从下到上开展群众性的“评指挥、评伤亡、评斗志；比伤亡、比减员、比战斗动作、比代价”的“三评四比”活动，使全体指战员认识到战斗失利不是因为敌人可怕，而是因为我们战术上有缺点，敌人乘虚而入；虽然我们局部被敌人阻击迟滞，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但整个战役还是胜利的，中朝人民军队参战的十五个军共歼敌八万多人。通过总结教育鼓舞了斗志，树立了“积极歼敌”敢打必胜的信心。该军在六月至八月的机动防御作战中，与兄弟部队一起，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歼敌六千一百一十名，俘敌三百三十六名，击落敌机二十三架，击伤敌机二十五架，击毁敌坦克九辆，取得了重大胜利。

敌人的“夏季攻势”失败后，仍不甘心，八九月间，又发起了“秋季攻势”，在大举向志愿军东线进攻的同时，以更大的兵力向西线进犯，企图夺取战略要地开城。根据上级的要求，我兵团党委决定将六十五军调入开城地区，加强保卫开城的力量；后又调六十三军进入长和洞、华藏洞地区，准备协同六十五军打击向开城进犯之敌。四十七军仍在夜月山、天德山一带设防。

开城是三八线上朝鲜最大的城市，是朝鲜的古都，又是当时朝鲜停战谈判的会址，是祖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时刻关注的重镇。开城谁属的问题对整个朝鲜战局至关重要。为了确保开城的安全，一九五一年九月，杨得志和我亲自前往开城前线与六十五军的干部研究作战方案。我们的吉普车沿着蜿蜒起伏的盘山公路行进，边走边观察周围连绵不断的山川地形地貌，探讨对付敌人狂轰滥炸的“绞杀战”的战术。

杨得志说：“敌人都是迷信炸弹作用的。据作战科统计，进入阵地防御以来，敌人投在我们兵团阵地上的炸弹就达七百七十八万四千多发，我们的部队要消灭敌人守住阵地，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呢？我想，朝鲜的山这样多这样高，我们在防御作战时，靠近山坡或高地能挖个掩体，并捅开几个洞，既能观察又能暗中向敌人射击，岂不更好？”他这个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我回答说：“李奇微这些资产阶级军事家，都是唯武器论的，他们依靠的是飞机大炮，而我们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可是，话又说回来，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从根本上说，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但在敌人强大的炮火下，不能保存自己，又怎样去消灭敌人呢？这是个辩证的关系，你的想法很好，抗战时期我和杨成武同志在冀中平原领导抗日斗争时，冀中地区军民创造的地道战，能藏能打还能走，打得日本鬼子懵头转向，抱头鼠窜。这次我们到开城要同六十五军的领导同志研究一下，在现代战争中怎样学习和运用这些历史经验。”

果然，我们到开城后，同军的领导同志一起到第一线阵地的堑壕里，视察部队为了防炮在阵地背后山坡上挖的防炮洞。同大家研究，总结经验，建议他们把现有的防炮洞改造一下，使它成为不仅能防炮，还能屯兵、观察敌情和射击的工事。不久以后，军里组织部队发扬军事民主，运用群众智慧和创造精神，把两个相邻的防炮洞挖通，连接起来，成为一个马蹄形的双洞口防炮洞，以后又把几个马蹄形的防炮洞连在一起，成了小的坑道，可以容纳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杨得志和我回到兵团部后，听到六十五军的汇报，非常高兴，马上向彭总汇报，彭总十分赞赏这种来自群众的经验，说：“这是一个创造，我就不信，他美国人能把地球给砸穿！”在彭总的倡导和鼓励下，各部队都掀起了构筑工事的热潮，随着阵地防御战的胜利发展，广大指战员在实战中又不断发挥和完善，后来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在持久的阵地战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我再次到开城地区视察，看到六十五军各部队正在热火朝天地构筑坑道，阵地更加巩固，十分高兴。在视察期间，我参加了六十五军召开的干部大会。这次干部大会开了八天，是一个集中精力总结入朝作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如何完成保卫开城任务的重要会议。

我在会议结束前讲了话。在总结十九兵团入朝以来所取得的胜利和主要经验教训之后，着重讲了目前亟待解决的战术水平和领导作风两个问题。我强调指出：“为了战胜敌人，我们的部队除了要具有勇敢、顽强、刚毅、无畏的品质和铁的纪律外，还必须精通战术、技术，熟练掌握手中的武器，学会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本领，善于以我之长，攻敌之短，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为了打好仗，必须提高战术，这是全军刻不容缓的任务。”

我在分析一些同志不重视战术的错误思想之后，提出了怎样提高战术水平的问题：

首先要树立积极作战的思想，反对消极思想。要求各级指挥员用脑子，精心计划，研究情况，研究敌人，善于寻找敌人的弱点，制造敌人的弱点，突击敌人的弱点，不要等敌人找到我们头上，而要积极地去找敌人，用各种方法主动地攻击敌人，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去对付敌人。上面要积极，下面也要积极；前方要积极，后方也要积极；军事上要积极，政治、后勤工作也要积极。时刻不要放松宣传鼓动工作，巩固与提高士气，积极开展瓦解敌军工作。

其次要做好学习战术的组织领导工作，各级党委应把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列入议事日程，把所有人员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全部组织起来，深入学习战术。团以上机关要在军事指挥员主持下组织战术学习研究会，营、连成立战术研究小组，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政治工作机关对提高战术问题要大力加以保证，克服单纯以政治教育提高政治情绪而忽略战术技术提高的现象。要以最大的力量推动和保证战术技术的学习，把提高战术、技术水平作为评选模范党、团支部和优秀党、团员的主要条件之一，号召全体党、团员和功臣都要在提高战术、技术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战前练兵中要积极开展“互教互学，包教保学”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在战斗动员和战场鼓动工作中，要注意把战术、技术要求与政治口号结合起来。最后，我特别强调，提高全军战术技术水平，是我们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全军所有干部都要卷入战术学习中去。军事干部必须学习战术，政治干部和后勤干部也要懂得战术。政治干部学习军事，懂得战术、技术，才能在战斗中发挥政治工作的更大威力。

兵团政治部将我在六十五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印发至团以上单位，所以，各军都在总结五次战役经验的基础上，认真研究敌人的作战特点，广泛开展军事训练。各师、团还分期轮训排以上干部，着重解决现代条件下的组织指挥问题。例如，进攻战斗中接敌、突破、包围迂回、穿插渗透、围歼纵深支撑点等；防御战斗中阵地编成、兵力配置、工事构筑、火力组织、反冲击等，以及步炮协同、防空、打坦克诸问题。连队则采取包教保学的方法，着重于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五大技术和攻防战斗队形、敌火下运动以及火力与运动的结合。通过训练，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和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保证了相持阶段“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毛主席提出的“零敲牛皮糖”战术原则的落实，依据坚强的防御阵地集中最大限度的兵力、火力，选择好隐蔽进攻出发阵地，运用袭击、伏击和反击相结合的战术手段，每次歼灭敌人一部，不断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相机夺取敌人一个又一个阵地，就象卖牛皮糖的小商贩一样，将牛皮糖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卖给小孩子吃（毛主席对这一战术比喻多形象、风趣、生动、易懂啊！）积小胜为大胜。

六十四军通过总结整训，在树立“持久作战”思想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积极主动”战术思想的教育，在部队中提倡“积极作战，主动出击，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反复说明只有歼灭敌人，才能守住阵地。坚决反对阵地防御中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思想，在坚守防御中必须与敌“寸土必争”，积极寻求一切战机，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手段，不断地袭击敌人，迫敌陷于被动。他们在担任开城麻田线防御任务的五个月中，一方面积极构筑工事，不断巩固自己的阵地，共挖坑道一万六千八百多米，交通壕十三万米，各种掩体八千五百多个，各种掩蔽部及仓库一千四百多个，有效地“保存自己”；一方面积极防御，运用各种灵活的战术，步炮协同，粉碎敌人无数次进攻，并主动出击，消灭敌人。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日，在保卫高旺山、马良山战斗中，他们依托工事节节抵御，与敌反复争夺重要阵地，激战六昼夜，歼敌二千六百五十余人后，主动撤至第二线。在战斗中各部队表现十分英勇。该军五七一团七连在坚守二一六·八高地的三天中，打退了二十倍于我之敌的二十三次冲击，以伤亡二十六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七百余人的胜利，在粉碎敌人“秋季攻势”中起了重大作用，被授予“一等功臣连”的光荣称号。十一月四日，该军奉命对敌进行反击，仅用一天时间就夺回马良山阵地，第二天，又乘胜夺回高旺山阵地（后因敌炮火猛烈，奉命主动撤至侧翼高地与敌对峙）。在反击战中，部队指战员又一次表现出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的战斗精神。一个月前，敌人用伤亡七百多人的代价占领的二一六·八高地，这次反击，我五七二团六连仅用十三分钟时间就予夺回，全歼守敌一个加强排，俘敌十六名。他们攻占马良山后立即抢修与加固工事，再次转入坚守防御。经过二十二天的连续反击攻坚作战，六十四军又歼敌三千五百八十多名，俘敌六十四名，取得了反击敌“秋季攻势”的胜利。敌军不得不哀叹：“马良山是‘联军’（即所谓“联合国军”）西线的‘伤心岭’。”

六十五军自一九五一年九月担任保卫开城的任务之后，于十月底至十一月上旬，先后对盘踞砂川河西、汉江北岸的敌人进行扫荡作战，将阵地向前推进二百八十余平方公里，控制了汉江北岸和临律江、砂川河西岸的有利地形，从而大大地改善了我阵地防御态势。在扫荡作战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奋不顾身、勇猛冲击的模范行动带领群众去完成一个个攻击任务。在十一月六日攻占开城东北一六三·三高地的战斗中，五八零团五连二排青年团员梅怀清三次将爆破筒插上敌铁丝网时，都因铁丝网处于高地，爆破筒三次滑落下来。为了为后续部队打开冲锋道路，他象董存瑞炸敌桥堡一样，毅然用右手托住爆破筒，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同志们，冲啊！”拉开导火索，用青春的生命打开了冲锋道路。军党委追认他为共产党员，兵团党委给他追记一等功、并授予二级“爆破英雄”称号。似此事例，各部队都有。我每次听到汇报，都动情地催促部队及时整理材料上报，尽快批功、授奖，在兵团迅速宣扬，并尽快上报志愿军总部。我经常对各级领导同志说：“不这样做，对不起烈士，也不能更好地教育部队，激励斗志。”

各军转入坚守防御后，我们又督促他们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的指导思想，在前沿普遍开展了狙击手、游动炮，侦察反侦察、伏击袭击等打小仗活动，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手段，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六十五军先后创造了伏击敌汽船、夜袭造山里、夜袭桃夜洞等成功战例。他们还通过团支部、俱乐部积极开展“冷枪冷炮”杀敌竞赛，组织战士刻苦训练射击技术，争当“特等射手”，涌现了许许多多神枪手、神炮手。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一九三师炮兵团炮三连游动炮利用敌人离开坚固工事即将进村庄骚扰或在山头集合演习等时机，立即架起炮来射击，从上午七时至九时，两门炮先后射击三次，急速发射炮弹八十发，杀伤敌人四五十名。前沿的狙击手在前沿阵地选择较隐蔽而又便于发扬火力的有利地形，隐蔽下来观察，随时射杀在前沿活动的敌军官兵。驻守一零零高地的五七七团四连七班狙击小组，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近半个月的时间内就歼敌近百名；五八二团狙击小组在一九五二年六、七两个月，共毙伤敌人九十一名。六十三军通过三个多月冷枪冷炮和小分队战斗活动，即毙伤俘敌一千二百三十九名，占该军这段时间歼敌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狙击手们的神奇枪法，使敌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整天蹲在坑道、碉堡里不敢露头，白天连饭也吃不上，水也喝不上，情绪十分沮丧。我每到阵地作调查研究看到这种景象，听到这类汇报，都不禁联想起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民围困、逼退敌人碉堡的类似情景，鼓励指战员就这样“零敲牛皮糖”，向敌人“挤阵地”，长期同敌人斗下去，直至胜利。

在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引和上级的正确指挥下，我十九兵团自入朝参加第五次战役至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底，共歼敌十四万四千二百多名（包括配属军的战绩在内），并在战斗中经受住锻炼和考验，军政素质都得到很快的提高。

第十三章抗美援朝七年把敌人打服打怕

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彭总回国治病。军委决定他在志愿军中的一切职务由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陈赓代理；六月十一日，陈赓奉调回国，又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继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七月十一日，又调我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协助邓华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调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十九兵团司令员。

因韩先楚司令员忙于西线工作，一时未能到任，杨得志司令员推迟到八月十八日才离开兵团赴任。杨得志司令员自一九四七年秋天从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调晋察冀野战军任司令员，到野战军改为兵团，他在这支部队工作了五年多，为加强部队建设，为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建立了很多战功；在共同的战斗中，他与全体指战员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同志们都舍不得让他走。兵团党委研究，兵团机关要开一个大会为杨司令员送行。他非常谦虚，再三谢绝，但按党委意见，欢送大会仍如期进行。这次大会除兵团机关和直属队的排以上干部参加外，还请了几个军的负责同志参加。

会上，我和几个军的负责同志都讲了话，回顾五年多来杨司令员的功绩，希望他临别时，留下对兵团的宝贵意见和指示，到志愿军总部后，经常回兵团来视察，多多给予指示。个个发言，情真意切，表达了大家依依惜别的心情。最后，请杨司令员临别赠言。他在表达了对兵团的留恋之情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六点很中肯的意见和希望，言词诚恳、真挚，使大家深受感动和鼓舞。大会发言后，我们特地邀请了刚划归十九兵团指挥的三十九军、四十军两个军的文工团作了精采的表演，使欢送大会更加热烈。

我与得志同志自一九四六年冬同时调到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共事以来，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六月我调到十九兵团工作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们一起率部千里进军大西北，决战兰州解放宁夏；并肩率部奔向抗美前线，参加第五次战役，粉碎敌人的夏、秋攻势，建设地下长城，守卫钢铁防线，蹙眉共筹破敌良策，举杯同饮祝捷美酒。这种在战火中锤炼出来的战友情谊，随着战斗岁月的增长而日益浓烈，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惜别之情，更难以言表。所以，得志同志临走的前一天——八月十七日，正是个星期天，我利用刘平同志放假的时机，在家里为得志同志和他爱人申戈军同志“饯行”。所谓“饯行”，并没有什么丰盛佳肴，只是在我的宿舍——一个有几根木头和一些树枝、茅草搭个顶蓬的小土洞子里，四个人围坐在用树桩、木板钉起来的粗糙的小桌子旁，喝一点祖国人民慰问的酒，别无什么下酒的菜肴。大家边啜口酒边谈谈心，虽很简陋，但情意却比美酒更甘醇更浓郁。因为不仅我与得志同志俩情同手足，刘平和申戈军也是从二纵开始几年来很少分开的，加之她们都是河北老乡，更加亲密。

我们两家在西安就同住在一排平房，入朝时，她们二人都怀有孕，不得不留在安东的后方留守处，一九五二年春分娩不久，便把仅几个月的孩子交托儿所，并肩奔赴朝鲜前线。申戈军在兵团司令部工作，刘平在兵团政治部工作，两个部门隔个山头，但节假日有时还可团聚。由于大人间的深厚情谊，两家的孩子们也似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他们自己按年龄大小排下来，杨荣华、李新生、杨柏华、李新星、杨秋华，还有刚出生几个月的杨京华、李京生，都象同胞兄弟姐妹一样互相称呼，我们到前线以后，他们同在太原的后方幼儿园，年长几岁的杨荣华、李新生，严然是个大姐姐、大哥哥，爱着、护着弟妹们。他们往前方给我们写信，都统称“爸爸妈妈们”；要是我们四人中有一人因开会或公务回国，到幼儿园去看望他们，他们都会一齐欢快蹦跳着围拢过来，亲热地喊“爸爸”或“妈妈”，让你应接不暇。

直至今日，两家孩子虽都当了爸爸、妈妈了，但这种亲热的称谓依然不变，两家关系仍十分密切。事有凑巧，杨得志司令员刚走四个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因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调西海岸部队联合指挥部工作，我又奉调志愿军总部任政治部主任，再次与得志同志一起工作。

一九五三年春，敌我双方经过两年多的激战，在三八线一带形成了对峙。我军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敌人消耗越来越大，内部矛盾越来越深，处境日趋被动；而我军的技术装备越来越增强，斗志越来越高昂，处境日趋主动。在此情况下，杨得志和第九兵团王建安司令员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举行反击作战的建议。军委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于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发给志愿军首长的电报中指出：“根据目前情况，在我确有充分准备下，举行小规模的歼灭战，每次歼灭敌人一两个排至一两个连，例如‘丁字山’、‘老秃山’、‘织女星山’一类的作战，使我九兵团及其他兵团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

接军委电示后，邓华代司令员即由西海岸部队联合指挥部赶回志愿军总部，开始进行夏季攻势的准备工作。四月三十日，志愿军党委举行全体会议。会上，邓华作了夏季反击作战计划的报告，我作了反击作战政治工作及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当时国内正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要求部队加强形势教育，说明反击作战的重要意义、胜利条件和困难，教育指战员提高战斗意志，克服已经产生并可能继续生长的麻痹松懈情绪，继续完成备战工作，搞好军事训练，在这个稳固的基础上去展开战役反击。接着，我要求各部队必须全面他讲清楚这次战役“稳扎狠打，又要放手作战”的方针，并解释说：“稳扎就是战前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保证攻必克、战必胜。因为敌人也已筑成了巩固的防线，所以，我们进攻时不要贪多，口不要张得太大，小打、多打、长打，积小胜为大胜，从连续的小的胜利中创造更多的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在整个战役中，必须防止轻敌、急躁、打冒失仗，这是最要注意的。”“狠打就是凡属地形工事有利于我的条件下一定要扭住敌人不放，进行反复争夺，连续作战，求得大量杀伤敌人，一直打到敌人服气，不来反击才罢手。”“而在战士中则应着重强调树立英勇顽强，连续战斗，狠打、痛打敌人，把敌人打服、打怕的精神。”我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政治工作绝不能只限于动员鼓动工作，必须“钻到战术、技术和各项准备工作中去，要了解作战方案，了解和学习战术技术，保证对要攻歼的敌人的阵地情况（兵力、地形、工事、活动规律等）有充分的了解。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充分地开展军事民主，提出一切可能遇到的困难情况，一一加以解决，做到指挥员、战斗员都有信心、有办法。”同时，我还要求对部队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和整体观念的教育；要组织干部认真地学习各个成功的反击作战的经验，接受那些失败了或未能完全成功的反击作战的教训；要求机关必须深入下去，帮助营、连干部去进行工作并深入检查，把反对官僚主义的精神贯彻到备战工作中去。此外，我对加强敌军的政治工作以及防特保密工作也作了布置。

会后，我带领机关干部深入部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通过文电、指示和报刊将经验加以推广。我根据夏季攻势可能遇到的新问题，要求参战部队要发扬军事民主，发动群众“提困难，想办法”，在不泄密的原则下，在战斗动员中充分地向指战员讲明敌情、任务、地形、打法以及有利条件和困难；引导群众面对任务、面对现实，大胆找困难，积极想办法，以便及早发现漏洞，群策群力加以解决，使战前准备工作更加周密和完善，战斗方案更加全面和切合实际。重点解决在接敌运动中如何减少自己的伤亡，尽量避开敌人炮火的阻拦；如何消灭据守坑道中的敌人；如何在敌人的防御体系的战术纵深内穿插渗透作战等问题，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

各参战部队认真传达贯彻志愿军党委会精神，在认真察勘地形、反复研究敌情的基础上，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会、“诸葛亮会议”，广泛发动群众“提困难，想办法”，集思广益，制定出一个个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三日，夏季攻势便开始了。这次战役的许多战斗是我攻击部队与敌人从对峙的我方阵地出击，攻占敌前沿阵地的。为了缩短冲击距离，减少接敌运动中的伤亡，保持突击部队体力，争取战斗发起的突然性，有时就要采取潜伏手段，在战斗发起前一天晚上，将数十人甚至多达三千多人的突击部队，秘密开进到离敌阵地前沿几百米甚至只有几十米预先选好的冲击出发地，在敌人炮火的威胁下潜伏一整天，待第二天傍晚之后突然发起攻击，出敌不意突破敌人的阵地。这么多人大白天潜伏在敌人阵地前十几个小时，只要有一人暴露目标，不仅作战计划难以实现，而且会遭到惨重伤亡，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担负潜伏任务的部队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选择了与攻击目标相似的地形地貌，进行了再三再四的演习。每次演习后鼓励群众将遇到的困难和发现的问题大胆提出来，例如，开进中怎样避免蹬掉石头、咳嗽、瞌睡打鼾、工具武器互相碰击、折树枝做伪装等发出的一切响声；潜伏中要吃饭、喝水、解溲和通讯联络怎么办；怎样避免武器走火；遇到敌人的小分队巡逻活动和空袭、炮火袭击怎么办，等等，然后发动群众研究解决的办法，集中群众的智慧，各种办法都出来了。这样，经过“演习——提困难，想办法——再演习”如此反复多次，不断发现困难，发现漏洞，不断排除困难，堵塞漏洞，使战斗方案更趋完善。

在动员教育中，还加强整体观念和纪律教育，号召大家向伟大的战士邱少云学习，自觉遵守潜伏纪律，为了整体的安全，为了战斗的胜利，自觉地忍受一切艰难困苦，不惜牺牲一切。六月十日，六十军以三个团的兵力进攻北汉江以东八八三·七高地、九零二·八高地及其以东以南诸无名高地的伪五师二十七团（欠两个连）阵地。该军为了争取战斗的突然性和减少伤亡，于九日夜间预先将突击部队三千余人秘密运动进入敌阵地前和侧翼不足二点五公里的冲击出发地，隐蔽潜伏一昼夜，敌人毫无觉察。十日晚，在迫击炮以上火炮二百五十九门的支援下，采取多路多梯队的方式分别从北、东两个方向突然发起冲击，经五十分钟战斗，全歼守敌，首创阵地战以来一次攻歼敌一个团的范例。这次战斗的胜利与他们搞好政治动员和发扬军事民主是分不开的。在潜伏中，他们三千多人没有一人说话、咳嗽，没有一人睡觉、抽烟，大家自觉地忍受着饥渴和蚊虫、蛇鼠的侵扰。战士张保才双腿被炮弹打断，仍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不哼一声，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战士张志福被敌机扫射打伤后，强忍着伤痛坚持到发起冲击。似此事例有三十多人，他们的英雄精神十分感人。战斗结束后，我立即派人帮助六十军总结经验，整理英雄事迹，在全军宣扬。

夏季攻势战役第一阶段（五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是我军对敌前沿支撑点的战术性进攻，共进行二十九次战斗，每次战斗歼敌目标不超过一个营，共歼敌四千一百三十余名。第二阶段（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六十五次战斗，创造了一次歼敌一个团的范例，突破敌正面阵地十二公里，向前推进六公里，歼敌四万一千余人，几乎是第一阶段歼敌数的十倍，达到了歼敌“由小到大”的预期目标。

夏季攻势战役第一、第二阶段的节节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并于六月中旬就各项议程全部达成了协议。然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却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无理扣留我方战俘，阻止停战协定的签字，并疯狂叫嚣要“单独干”和“北进”。六月二十日，彭德怀司令员由北京赴开城，准备办理停战协定的签字事宜，途中得悉这一情况，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立即发电向毛主席建议，在夏季攻势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再组织一个第三阶段，“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二十一日，毛主席答复彭老总：“再歼灭伪军万余，极为必要”。据此，彭总与金日成同志研究后决定，夏季攻势第三阶段以金城战役为中心，第一线其他各军和朝鲜人民军各自进攻当面之敌，与金城战役相配合。在志愿军总部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我又布置了有关政治工作问题。

金城战役是我军对具有现代化装备和坚固设防的敌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进攻。金城以南，从上所里至金城川和北汉江汇合处，是敌人战线向北的突出部。这个地区山峦起伏，河水湍急，敌第一防御地带前沿为一横断山，山势陡峭，居高临下，整个地形对敌有利。扼守这一带正面阵地的李伪军主力四个师，构筑了以坑道结合地堡为骨干，由堑壕、交通壕相连接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还在阵地前沿没有三至十几道铁丝网，网前埋设大量杀伤地雷和照明地雷，并修筑了纵横交错的公路网，以便于兵力的机动，确是易守难攻。

我军以二十兵团指挥五个军，同时九兵团以一个军与二十兵团协同，担负金城战役的作战任务；同时，集中了一千多门火炮，支援步兵作战，从而在步兵、炮兵的数量上压倒了敌人，占据了优势。

参战部队在准备阶段，都深入进行战斗动员，发扬军事民主，重点解决步炮协同和穿插渗透、打敌坑道中的战术问题，提高了部队敢打必胜的信心。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金城战役发起，各军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一小时内就突破伪军四个师的二十一公里正面阵地。至十四日黄昏，经过二十一小时战斗，即突入敌阵地纵深九点五公里，活捉了伪“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十五日，我军乘胜继续向南发展，十六日，敌人急忙纠集了五个师的全部和三个师的残余兵力，在空军、炮兵和坦克的配合下，向我进行反冲击，我军随即转入防御，至七月二十七日停火时止，先后击退了敌人一千三百七十一次反扑，大量杀伤敌人，固守了阵地。这次战役共歼敌五万二千多人，连同各军对敌反击的胜利，第三阶段共歼敌七万八千多人，超过预定歼敌数量的五倍以上，将金城以南战线向南推进了一百六十多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造成了我军有利态势。

在金城战役中，我六十八军在七月十三日二十二时左右突破敌人阵地后，其右翼二零三师预先以六零九团一个加强营组成的一支渗透迂回支队，即大胆向敌纵深实施迂回。该支队的先头一个侦察班，化装成南朝鲜部队勇猛穿插，于十四日二时直插至二青洞附近，以极小的代价消灭了伪“首都师”第一团（白虎团）团部。敌人因失去指挥而溃乱，该支队当即乘夜暗迅速堵截溃逃之敌，又歼灭了位于敌团部附近的美军第五五五榴炮营大部和乘车来援的伪“首都师”机甲团第二营大部，取得很大胜利。这个侦察班的指挥员杨育才副排长荣立特等功，荣获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此后，“奇袭白虎团”的故事还搬上了舞台和银幕。这个侦察班的成功是与战前发扬军事民主、作好周密准备分不开的。战前，侦察班用小分队伏击敌人的侦察队，抓了五名俘虏，查明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工事构筑情况，据此“提困难，想办法”，设想了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研究出各种对策和打法，还想出用磷火当识别记号，既保密又不暴露目标，防止夜间失去联络的妙法。全班人人胸有成竹，因而混入虎穴个个应付自如。这件似乎是十分危险的事，然而由于发挥了群众的智慧，终于创造出奇迹。

夏季进攻战役从五月十三日开始，至七月二十七日两方停火时胜利结束，历经三个阶段、七十六天，共歼敌十二万三千多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迫使美国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朝鲜停战以后，志愿军召开党代表会议，我受党委委托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提出，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中朝人民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大量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美帝国主义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美帝国主义仍然是强大的，朝鲜停战协定是在交战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情况下签定的，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它还要不断增强它的力量，伺机再战，因此，停战是很不稳定的。我军的任何松懈麻痹，都可能给敌人造成破坏停战、重新发动战争的可乘之隙。这个报告有效地解决了停战后部队中滋长起来的和平麻痹思想，对树立持久斗争思想，加强战备，粉碎美军和李承晚伪军一次次的武装挑衅，保卫和巩固停战协定的成果，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五四年二月，我调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三月任政治委员，与杨得志、杨勇等同志一起，为加强战备和部队建设，为支援朝鲜人民重建家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工作。我在抗美援朝战线上战斗、工作了七年，直至一九五七年十月才回国，到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第十三章抗美援朝七年志“愿军的“秘密武器”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经过五次战役，把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当时，美国的一些统帅、将军和军事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志愿军一无空军、海军，二无重炮，坦克、火炮也很少，为什么美军的一辆辆坦克被炸毁，一颗颗地雷失了灵，一道道铁丝网、一座座碉堡飞上了天真是不可思议。因此，他们中间就有人断定，志愿军一定有什么秘密武器！

是的，志愿军确实有“秘密武器”，这就是它坚强的政治工作。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37页）。“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8页）志愿军正是继承和发扬了红军的优良传统，掌握了坚强的政治工作这个“秘密武器”，培养锻炼出成千上万具有高度政治觉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汉，才能战胜武装到了牙齿的敌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我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对志愿军的政治工作问题有了一些切身的体会：

我体会最深刻的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特别是在出国作战、远离中央的情况下，更应把党的领导看成军队不可动摇的最根本的原则。因为只有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我军才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坚持正确的方向，才能真正成为完成革命任务的工具。各级党委必须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一传统的领导制度，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求得统一认识，然后按分工分头贯彻执行。在环境艰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仍然要坚持定期向上级直至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请示、报告工作。党委应非常重视一班人的团结，真正做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成为整个部队团结的核心。我先后与邓华、杨得志、杨勇等军事指挥员共事，大家都能同舟共济，互相支持，密切配合，亲密无间，从而带动机关各部门的工作形成一盘棋，大大提高了领导指挥的效能和威信。当时，曾刮起一股教条主义的歪风，迷信苏联，全盘照搬苏军的经验，要削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否定我军的光荣传统，好象不如此我军就不能对付现代化战争。当时我和志愿军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对这股歪风进行了抵制，因而那些教条主义的规定和措施没有在志愿军部队中执行。我还通过各种会议，并写了不少文章，一再宣传志愿军以自己的实际经验证明：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才使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这场现代化战争的胜利。

我人民军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志愿军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去，以坚强的政治工作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部队，开展广泛、深入的杀敌立功运动，使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有力地保证战斗和其它各项任务的完成。

我们十分重视在政治工作中运用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我还经常亲自带领或督促机关派人到基层连队调查研究，掌握部队的思想动向，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不良倾向。我们经常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民主作风，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同时还经常强调发扬我军三大民主，一切工作贯彻群众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们有许许多多成功的战例，都说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我们曾经提出过“政治工作来自祖国人民”的口号，积极倡导开展“与祖国人民来来往往”的活动，这就是我们在政治工作中运用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一个成功例证。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对志愿军十分关怀，三次派“赴朝慰问团”慰问志愿军，多次邀请志愿军派“归国代表团”和“观礼代表团”回国参观访问，报告英模事迹。我们就要求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利用这个机会很好地组织迎送和宣传，请祖国亲人向指战员报告祖国建设的新成就，请志愿军归国代表报告中央领导同志和祖国人民关心、热爱志愿军的盛况以及祖国建设的新成就。同时，通过祖国人民大量的慰问信、慰问品和军人家属的来信，了解祖国特别是家乡的新面貌。有的单位还挑选有教育意义的信件，在墙报、黑板报上公布，并组织英模、功臣和战士给祖国亲人回信（其中有许多是少先队员、青年团员和青少年），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许多战士听了英模代表报告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他们的盛况后激动得彻夜未眠，主动提出“争取立功、当英雄，到北京见毛主席！”许多战士还以此作为挑应战的重要内容。家属来信对指战员也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有一个战士接到母亲来信说：“咱家土改翻了身，现在什么都不缺，只缺你一张立功大喜报。”在战斗动员大会上，这个战士拿了这封家信上台表决心，并与战友们挑战，结果真的立了功，遂了心愿。我听了这些情况汇报后激动地对报社的同志说：“这就是来自祖国的政治工作。”要求报社的同志多采访报道这样的事例。祖国人民与“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成千上万封书信来往不绝，通过这种来来往往，互相激励，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调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就必须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地帮助部队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并且把它作为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调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改善部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当时部队在阴冷潮湿的坑道里坚持防御作战，坑道里缺少阳光和新鲜空气，伙食不好，生活枯燥，战士的体质下降，疾病流行。我根据到职前甘泗淇副政委和原政治部杜平主任主持召开的志愿军政工会议的精神，本着面向连队、面向坑道的原则，与后勤机关密切协同，加强前沿的供应工作，迅速改善了部队的物质生活。为了改善部队的精神生活，刚入朝时，我便把十九兵团文工团七位女演员和乐队的一些同志留在平壤，送他们到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学习朝鲜歌舞和民间音乐近半年时间，学成返文工团后排练朝鲜歌舞、音乐节目，为部队和朝鲜群众演出。我们通过加强文工团、队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文化工作骨干，组织他们深入到坑道演出，帮助连队开展俱乐部工作，培养连队的文艺骨干，活跃连队文化生活。当时曾出现过用炮弹壳制作的打击乐器和用美国空罐头盒，朝鲜的木料，中国的马尾自制的“三结合”胡琴等连队文娱活动的趣闻，所以，我还利用回国开会之便，亲自找文化部门联系文娱器材和图书的供应问题，使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采。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改变了阵地的面貌，从物质上、精神上巩固了部队持久作战的思想。战士们对阵地有了深厚的感情，把它称之为“阵地之家”。

我很重视发挥报纸的作用，把它作为政治工作的有力工具。在十九兵团工作时，就经常通过《抗美前线》半月刊指导工作，交流经验。调志愿军总部工作后，除了继续领导办好《志愿军报》外，我考虑到志愿军总部过去用电报对下指导工作、交流经验，好处是快速、及时，但因密码的保密性强，接触面太窄，不能与广大干部见面，而且电文要求十分简短，不可能写得太细，所以，建议创办一个《志愿军政治工作》的内部刊物，直接与团以上干部见面。稿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发表志愿军首长和领导机关的指示，这些指示无非也是集中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予以加工的产物。我认为，政治工作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在一两个单位首先突破，领导干部和机关的责任是发现它，抓住它，通过刊物介绍，借以推动全盘。我的建议经党委研究同意，并决定，办这个刊物一不增加编制，二不增加人员，而由政治部秘书科的研究工作班子几个人来办。在政治部的直接领导和姚旭等办报同志的努力下，《志愿军政治工作》办得很好，它及时传达志愿军党委、首长的指示，总结交流各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夏季进攻战役中，我请刊物的负责人姚旭及时帮助三个军分别总结敌前潜伏、打敌坑道、纵深穿插的政治工作经验，使发动群众“提困难，想办法”发扬军事民主的活动在全军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

我深刻理解革命文艺对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激励斗志的重大作用，参加“赴朝慰问团”或到志愿军体验战地生活的作家巴金、魏巍、胡可等一些同志到朝鲜前线后，我都热情地接待，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向他们介绍情况，帮助他们深入连队采访和体验生活，并组织部队阅读他们的作品。我特别向部队推荐巴金的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和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推荐魏巍的报告文学集《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亲自参加研究和组织排演胡可编写的反映志愿军战斗生活的剧本《为祖国争光》。

朝鲜停战后，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为了真实地记录志愿军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宣扬志愿军指战员们在战争期间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志愿军政治部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决定组织编写《志愿军英雄传》和《志愿军一日》两部书，并以“志愿军一日”为题，向广大指战员提出了征文号召。《志愿军英雄传》主要是组织作家和部队的记者、文艺工作者采写，而《志愿军一日》的编写工作则采取群众路线的创作方法，发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广大指战员人人动手来写。我对这次大规模征丈十分重视，亲自抓组织领导工作，要求各部队党委、政治机关将征文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亲自抓，团以上各级政治机关成立征文小组和办公室，具体组织指导征文工作，并在普遍征文的基础上，帮助重点稿件的写作和修改，层层审稿、选稿上送到《志愿军一日》编辑部。全军广大指战员以实际行动响应志愿军政治部的征文号召，在一九五四年形成一个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创作热潮，而且这一热潮很快地扩展到全国所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部队中去，前后不到两年就胜利地完成组稿任务。

这两部书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月先后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政府以及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给了志愿军以极大的帮助。虽然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烧杀抢掠之下，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但仍以全力帮助志愿军作战。

我们十九兵团刚入朝的第二天早上，火车司机因要防空，把列车车厢分段隐蔽在山洞里，到了傍晚，火车头开过来准备把载兵团机关的四节车厢再挂上，不料车头一撞击，挂钩尚未挂上，我们四节车厢因被撞震动一下，车厢便顺路轨往下滑动，由于没有车头控制，车厢在惯性作用下，顺着下坡路越滑越快。我令人拉紧制闸也无济于事，车厢象脱缰的野马向前狂奔，随时都有脱轨颠覆的危险。当无头车厢狂奔十多分钟，驶近定州车站时，突然发现车站的轨道上迎面停放着一辆货车，无头车厢一旦与货车相撞，必定是车毁人亡！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车站上一位十三四岁的小扳道工急中生智，迅速冲出车站扳开了道岔，使无头车厢减慢速度，缓缓地拐到另一道铁轨停下，抢救了我们这四节车厢内全体机关工作人员的生命。杨得志、郑维山和我急忙下车向小扳道工致谢。这位朝鲜少年是我入朝后遇上的第一位朝鲜群众，他的机智、勇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宿营地后，我和杨得志、郑维山还联诗称颂这位可敬的朝鲜少年。

刚入朝时，兵团指挥部驻在笃庄洞，我和杨得志住在一户阿妈妮（大娘）家，她家的男人都上前线去了，家里只剩下她和一个小女儿。平日，我们兵团领导同志经常抽空同警卫人员一起帮阿妈妮打扫庭院、挑水劈柴，改善伙食时有什么好吃的，也忘不了送一点给她们母女吃，工作之余，有时还通过翻译同阿妈妮谈心，亲如一家。不久，兵团机关转移到了仙女洞。那年除夕，阿妈妮得知我们在仙女洞，特地和小女儿带着打糕、苹果，冒着风雪严寒和敌机空袭的危险，赶了几十里山路来看望我们。亲人重逢，分外亲热。我们留她们在机关过年，与机关、直属队的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联欢，欢庆新年。

许许多多朝鲜阿妈妮和这位笃庄洞的阿妈妮一样，象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志愿军。被誉为“志愿军妈妈”的咸在福阿妈妮，曾敲开冰层，在冰冷刺骨的水里给志愿军伤员洗了七百多件染血的衣服。在我军作战中，不仅有朝鲜人民军战友同我们并肩战斗，还有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竭尽全力支前、参战，以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据统计，在抗美援朝战争的三年间，直接支援我军作战的朝鲜民工即达三十万人以上。在一九五三年夏季进攻战役中，昌道、洗浦、淮阳三个郡就有八千四百多名群众参加支前。大井里担架员方元根因掩护志愿军伤员而牺牲了，他的父亲方兴福赶来，没有先去料理儿子的后事，却先抬起他儿子原先抬的担架说：“我的儿子没有完成任务就牺牲了，我要替他完成任务，替他报仇！”新丰里担架员金福焕为了掩护伤员牺牲了，他的妻子李金来第二天就带着儿子金基浩赶来，参加了担架队。这种子死父替、夫死妻继，不论男女老少全力支援志愿军的英雄精神，使我们全军指战员都深受感动。

在朝鲜人民的支前大军中，涌现了许多英雄，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更是感人肺腑。有一天，朝鲜支前队员朴在根在抬运志愿军伤员的途中突然遇到敌机扫射，他为了保护伤员，毫不犹豫地扑在伤员身上，用自己钢筋铁骨般的身躯，为伤员筑起了血肉的掩体，伤员安然无恙，他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被誉为朝鲜人民的“罗盛教”。沙德里民主青年同盟盟员石吉荣，是一位为了挖野菜慰问志愿军而被敌人炮火打断了一条腿的朝鲜姑娘。在上甘岭战役中，她不顾伤残病痛，不惧敌人猖狂的炮火，在公路上设立一个茶水站，昼夜照顾过往的志愿军伤员，四十天如一日，风雨无阻，一直坚持到战役结束。战后，朝鲜的艺术家将她的事迹编写成电影《山路上未开的鲜花》，一代代地传颂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朝鲜劳动党、政府和金日成同志十分关心志愿军，除大力组织、发动广大群众支前外，给予志愿军很大的荣誉。朝鲜政府举行的一些庆祝活动和隆重集会，都邀请志愿军参加，并请志愿军首长和英模代表登上主席台或观礼台。在朝鲜停战前的三年间，朝鲜政府授予志愿军英模、功臣二十三万一千一百九十枚勋章、奖章，授予各级干部二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四枚勋章、奖章，并授予彭德怀司令员和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第、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杨育才、杨春增、李家发、许家朋等十二位同志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我在朝鲜战斗、工作的七年中，先后荣获朝鲜政府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三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一九七五年十月，我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时，又荣获一级国旗勋章一枚）。朝鲜劳动党、政府和金日成同志给予志愿军指战员的荣誉，是对大家的很大鼓舞，指战员们都以立“国际功”为荣，决心以实际行动答谢朝鲜人民。

我们经常以上述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志愿军广大指战员，要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爱护和尊重朝鲜的党、政、军、民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广大指战员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传统，做到了借物送还，损坏赔偿，自己动手砍柴取水，尽量减少群众的负担。冬季行军，战士负重达三四十公斤，到达宿营地已很疲劳，但仍尽量不住民房，经常在山坡上或雪地里露营；在借住民房时，帮助房东打柴、担水、割草、喂牛、推磨、起粪、打扫庭院，还帮助驻地群众治病；临走时进行检查，并向群众告别道谢。在行军路上，互相监督，注意勿踏毁庄稼，勿损坏群众果树；交通要道上，设立岗哨，维护纪律。还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中、朝两国文字写好（或印好），贴在墙上、路边，以便群众监督。有的连队在房东的箱柜上贴上“原封不动”的封条，做到秋毫不犯；有的连队多次宿营在苹果园里，抬头便是挂满枝头的苹果，却没有一个人去摘。朝鲜人民从我军这些行动中看出志愿军真正是他们的好同志、好朋友，虽然语言不通，但思想感情很快就融合在一起。

由于我军仓促出国，有些部队教育还不够深入，加之部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作战条件又很艰苦困难等原因，部队的群众纪律也曾发生过一些问题。如入朝初期，个别连队司务长曾私自使用人民币向驻地朝鲜群众买东西，虽然群众用人民币可以在我们部队服务社或到我边境地区买东西，但我认为这是对朝鲜政府不尊重的违犯政策纪律的行为，严厉批评，并通报各军严令禁止。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往开城途中，看到部队在砍树木当柴火烧，有的把成材的树木也劈了，非常生气。在这个军的干部大会上批评说：“虽然今年冬季的柴火需要解决，工事需要构筑，树是不可能不砍的，但必须有计划地砍，不可不论大小、好坏，见树就砍，一扫而光。”我又说：“明年春天，我们号召全军展开一个植树运动，在我军驻地的公路旁和荒山上，都尽可能地栽起树来。”我调任志愿军领导职务后，为巩固和加强志愿军与朝鲜人民的团结，对于有关的重大问题，除向上级报告外，总是及时向金日成同志报告请示。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还特地请金日成同志前来同大家见面，并向会议作报告，介绍了朝鲜停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建设计划，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停战后，朝鲜人民以无比顽强的毅力在受敌人破坏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有一次，他们计划在平壤建造一座砖瓦厂，以解决建材的困难，但因缺少砌大烟囱的技术工人，金日成同志请志愿军给予支援。我同杨得志等几个志愿军首长研究后，立即派出工兵营奔上工地，很快便把烟囱砌好。我们还要求团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要同朝鲜当地党政机关建立经常的联系，并帮助朝鲜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我也曾多次到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生产建设的工地视察，并亲自参加劳动。

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在长期并肩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两国军队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一次人民军反击敌人时，有三人负伤，我军卫生员何文福立即爬过敌炮封锁的山脊进行抢救。我军和人民军的电线被敌炮打断时，双方电话员只要发现，不管是何方的线路，也不管敌人炮火多么猛烈，都抢先拉线。平时，我军给人民军赠送副食品、日用品、文娱器材，人民军也给我们送蔬菜、烟叶。遇到对方部队行军路过自己驻地时，便腾房子、烧开水，亲切慰问。每逢中、朝纪念节日，都要互相祝贺、献礼、联欢，互派文工团、艺术团进行慰问演出。为了不断巩固和加深这种战斗友谊，我们要求部队要虚心学习人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正规化的制度，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先进的经验。我们对人民军派驻我军各部队的代表及联络员一向十分尊重，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每次战役、战斗结束后，都主动为并肩作战的人民军部队请功、贺功，宣扬他们的战绩和英雄事迹，以教育我军指战员。

宽待俘虏、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十九兵团入朝前夕，我就指示政治部颁发了很具体的《宽待俘虏守则》，要求兵团指战员严格执行俘虏政策。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我根据志愿军政治部的指示，亲自布置十九兵团各军积极开展圣诞节政治攻势。我知道，西方人十分重视圣诞节，就象我们中国人过春节一样，是他们合家团聚欢庆良宵的佳节。所以，我在敌工干部会议上反复强调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人之常情，美军官兵远涉重洋到朝鲜参加侵略战争，充当炮灰，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在圣诞节时更会助长他们思乡厌战的情绪。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通过祝贺圣诞节，送圣诞礼品和宣传品，进一步宣传朝中两国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主张，告诉他们，美方代表如何百般拖延和破坏停战谈判；如果不是由于美方代表毫无和平诚意，双方早已达成停战协定，他们也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圣诞节了。十九兵团各军在圣诞节期间都通过广播向敌军祝贺圣诞，并赠送了圣诞树、圣诞礼物袋、精心制作的祝贺“圣诞快乐”卡片、纪念章和糕点等礼品。仅六十三军就送出了圣诞树五棵、圣诞礼品袋一百五十三个、圣诞老人画相四幅、圣诞节宣传品五十万余份。这次宣传效果很好，有的美国兵把我们送的“和平鸽”纪念章别在帽子上说：“中国人给我们送礼祝贺是表示友好”；有的取走礼品后，放些纸烟、罐头表示答谢；有的还咒骂杜鲁门害得他们不能回家同家人团聚。

一九五二年圣诞节和一九五三年新年、春节，我已调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当时，敌军在我军“冷枪冷炮”杀伤的威胁下，惶惶不可终日，成天躲在地堡里不敢露头。为了展开节日对敌政治攻势，我们根据志愿军党委的决定，布置我军在某些前沿阵地上，同敌人达成临时停火，举行火线联欢。我们通过广播向敌人宣布“停火”，给敌人“放假”。敌军官兵十分高兴，纷纷钻出坑道、地堡，在阵地上自由活动，呼吸新鲜空气，听听我们播送的音乐，欣赏我们送给他们的节日礼物和宣传品，有的还随着我们播放的乐曲跳起舞来，尽情享受“停火”带给他们和平的欢乐和幸福。由此，对侵略战争产生更强烈的厌恶情绪，从内心感激我军的人道主义和对和平的诚意。

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战协定”签字后，志愿军又在各前沿阵地上普遍和敌军士兵进行联欢。虽然敌军司令官严令禁止，但仍有九百多名美军、英军和李承晚伪军的士兵在阵地上同我们联欢，庆祝“停战协定”的签定。他们纷纷表示：“今后不再同中国人作战了。”

我参与停战谈判后期具体进程的决策研究，深知俘虏问题是谈判桌上一个敏感问题，所以，特别重视俘虏的管理教育工作，亲自视察过战俘营，帮助战俘营总结出关心战俘的生活；不论国家、种族的异同，一律平等待遇；尊重战俘的人格和宗教信仰；进行以拥护和平、反对战争为中心的教育，并通过战俘与家人通信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加强管理，维护俘虏营正常秩序；以及建立战俘完备的档案，配合谈判斗争等项经验，不断完善战俘营的管理教育工作。同时，我们还教育部队认真执行停战协定，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做好优待俘虏、遣返战俘和移交敌军阵亡人员尸骨等工作，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赞誉。当时的英国陆军大臣赫德曾公开说：“从我们所知道的他们（指战俘）给亲戚的六千多封信里，几乎众口一词他说他们的待遇是相当好的。”

停战后部队的敌军工作逐渐放松。一九五四年六月，志愿军政治部召开敌军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今后敌军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指出：“敌军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四个主要的内容之一，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在部队中应经常进行瓦解敌军和宽俘政策的教育，特别是使全体干部认识敌军工作的重要意义，并经常了解敌人政治思想动态。在军事整训中，要结合战时政治工作的演习，进行火线喊话，捕捉、押送俘虏及执行宽俘政策的演习等。”报告中要求敌军工作应“在不违犯停战协定原则下，积极地研究办法，采取适当的方式去开展工作。”“志愿军的敌军工作要在朝鲜劳动党统一领导下，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并组织地方有关部门和各种力量，依靠群众，才能做出成绩来”。由于任务明确，方法灵活，此后的敌军工作又有了较好的成效。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现代化战争，它的宝贵经验对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以及对应付未来反侵略战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有许多新的发展和新的创造，是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空前丰富和活跃的时期。我和志愿军前任副政委甘泗淇同志（当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都十分重视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朝鲜停战后，我立即着手抓这一工作，要求军以上政治机关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工作总结，把总结经验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限期完成，同时，抽调任荣、曾延伟、钱抵千、王楠、姚旭等三十名干部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在帮助各军总结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的总结。我亲自主持讨论总结提纲，审阅每一章节的草稿，于一九五四年七月写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政治工作经验基本总结》（初稿），印发到各参战部队征求意见，后又提交志愿军政治工作会议，进行认真讨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写出了初稿修正本（下文简称《初稿》），上送审查。

一九五六年三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志愿军党委又选调了李耀文、李伯秋、谭右铭、李希庚、陈英、冯村、魏巍、李平、王楠、姚旭等十八名政工干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为主任，我为副主任，又反复研究，进行总结。经两年多的努力，编写成《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经验总结草稿》（下文简称《草稿》）；同时，编委会还从志愿军各部队上报的经验材料中选辑了各个阶段、各个军种、兵种和各项工作的具体经验二百一十篇，编成《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与《草稿》配套一并印发全军师以上单位征求意见。

一九五九年八月，原志愿军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编委会在山东青岛召开审稿会议，对《草稿》进行审修。可惜在会议期间，因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审稿工作也随之中断。虽然《初稿》和《草稿》两种稿本就此束之高阁达二十余年，未能定稿，但它的征求意见稿在部队中却广泛流传，受到广大干部的重视和欢迎。有的单位把《初稿》全文翻印发给干部阅读，有的把有关章节印发部队学习研究，有的院校还把它列为教学的重要参考材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彭德怀同志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已退居了二线担任中央军委顾问，虽年近八旬，体弱多病，而且双眼几近失明，但仍挂念志愿军的政治工作总结问题，积极提出建议，经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批准，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审编小组”，并直接组织审编小组成员陈英、陈念棣、王楠、刘运祯、李冲、李子平等六位同志对《初稿》、《草稿》和《汇编》进行认真的反复的审修。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我亲自主持审编小组在北京召开审稿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原志愿军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杜平、张南生、任荣和其他有关领导同志，还有原编委会大部分委员，审编小组的成员和总政治部政工研究处、在京军队院校政工研究部门、各军种兵种有关同志。会议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是丰富的，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是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教材，对帮助广大政治干部学习我军现代化战争的政治工作经验有重要意义。会议还认为，《初稿》和《草稿》两种稿本都是当年编写人员从大量经验材料中提炼出来的杰作，经过这次审编，又使原稿提高了一步，两稿各具特色，无论舍弃哪一种稿本都很可惜。会议决定并经总政治部批准，由审编小组将《初稿》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将《草稿》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于一九八五年六月，由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出版，以纪念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十五周年。

中央军委对这两部书出版十分重视，邓小平同志为这两部书题签了书名，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同志题了词。不久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汇编》（上、下册）也已审编完毕，付印出版。志愿军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曲折，三部书一百四十万字的编辑和审编、出版工作，终于胜利完成，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了却了我三十多年的心愿。

一九八五年六月，当《初稿》和《草稿》两部书出版，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我深深怀念敬爱的老首长彭德怀同志，怀念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牺牲的烈士，怀念当年并肩战斗的战友。我手捧书本，心潮起伏，热泪盈眶，当即写下《杂咏二首》，寄托自己的深情，诗中的“小序”和原文是：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二书定稿付印。时值春暮，是夜，踱步庭院，星辉满天，风摇花影，心潮涌荡，赋诗以记之。

夜半凭栏望东邻，遥忆沙场听号音；

千腔热血护沃土，万条铁臂换乾坤。

唇齿相依兄弟谊，休戚与共姐妹心；

鸭绿江水连天碧，燕舞波翻春更深。

五次战役抖雄风，痛歼美李举世惊；

平眺常思金城地，登高犹忆上甘岭。

梦走桧仓哭英烈，凯旋丹东唱大功；

卅年时光弹指去，一呼彭总泪满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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