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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见证·日军忏悔录》 正文 代序言（一）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心中感到如刀绞一般的痛苦。那是因为我不能不沉痛地回忆起日军侵华所犯下的罪行。我也是对侵略政策负有责任的一个人，正是这种政策，把我们的国家引向邪路。而且，每当想起这件事，都不能不促使我进行深刻的反省。 当时的日本统治者所推行的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以及当时军队的残暴行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本书就是要把这一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除此没有别的目的。 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那场旷日持久的残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太深重了。 本书所讲述出来的种种战争犯罪的事实，对于正直的人说来，简直是不堪入目。如果让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还有我们的孩子也遭受到这种命运，我们将会怎么样呢？！一想到当时的那种残暴凶蛮、令人发指而又使人遗憾终生的情景，我们的全身，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会不寒而粟！这样的行为，无论天上还是人间，都是难以想象的。 把这些事实不加掩饰地描写出来以进行自白的本书执笔者们实际上也是在统治者推行的侵略政策下被卷入战争的可怜的牺牲者。 看看他们的经历就可以知道，他们本来都是一个个善良而平凡的日本人，可是，由于被卷入了侵略战争这种可怕的政治漩涡中，便失掉了人性，也忘掉了自己，变成了惨无人道的杀人机器。这里，作为同样的日本人，我并没有责备这些人的意思。 尽管如此，我认为，强制他们变得如此残暴、如此丧失人性的昔日的政府及统治者，是必须低头认罪的。 其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有一件使我非常吃惊的事。那就是，中国人民对待这些战争罪犯的态度。不是靠强制，而完全是靠唤起本人觉悟，使这些人翻然悔悟，进行自责并从此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对于如此宽宏大度而且适时地给这些人以再生之路这件事，作为一个日本人，特别是作为对贻误国民有一定政治责任感的人，我对于中国人民的宽容，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也想呼吁全体日本人民，对于我们的同胞所犯下的这些罪行深刻自省，今后决不能重蹈覆辙！ 今天，日本民族是要在保卫和平的道路上持之以恒地发展下去呢？还是充当战争势力的马前卒，走上那条通往灭亡的黑暗的歧途呢？ 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可以说，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失、深刻进行反省的本书执笔者们，才是真正为民族的将来感到忧虑的仁人志士。这些自白，决不表明日本民族的软弱性，相反只会加强他们不重犯过去错误的决心。我想，为了表明日本民族的坚强，我们必须这样做。 只有这样做，才可望取得世界人民的信赖。而且，只有这样做，才可望取得直接的受害者——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信赖。 同时，我们也可以此迎接第十三个战争结束纪念日。 世界上总有一些人，试图继续挑起新的战争行动。日本国内的反动势力也同他们一个腔调。假如再发生新的侵略战争，全世界人民又将陷于怎样的苦难当中啊！人们实在没有必要再来记述这些了。 在本书中，执笔者们表明了他们不允许战争重演的强烈的愿望。我也要再次表明我的这一心愿。 正是为了不让本书中所描写的那些残无人性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重演，我愿意献出风烛残年的微薄之力。 <span class="right">（风见章：前日中友好协会会长。——译者注）</span> 正文 代序言（二） 把我们的战争与生活体验写成手记。这一提案，是由抚顺战犯管理所中一部分朋友在1955年末提出来的。 抚顺的管理所内部，加上病房共有七栋房子。每一栋编一个号，分别称为“一所”、“二所”……每个“所”分别有8—16间牢房。当时，所内各牢房可以自由往来，而各所之间的来往则有一定限制。 学习、文化活动、体育活动等都是以所为单位经过协商共同组织的。所以，学习进度、生活制度等，各所是有区别的。 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共收容了1062名战犯。他们过去分别从事过军人、警察官、地方官吏、特务等各种工作。年龄、性格、健康、容貌等都有各自的特征，出生地、环境、文化程度也千差万别；他们在军队或机关中的地位，高到将军，低到二等兵，相差悬殊。论宗教，有基督教徒，也有法华宗佛教徒，由此来看，他们的人生观也是不同的。对禁欲生活的不满，对亲人和家属的深厚的爱，旧的国家观念与天理人情，对战争的责任与罪恶的认识，对生与死的看法，以及思想观点、劳动观点等等都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歧。这种种分歧，都是很大的不利条件，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那是千人千种啊！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战后世界形势，一方面了解到祖国日本的情况，终于认识到，现在是我们向中国人民政府承认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的时候了。 在这一时期，我们打破了以所为单位的生活习惯。经上级批准，我们设立了有权自主安排全管理所的学习、生活、文化、体育等各种活动的学习委员会。这件事，使我们无比欢欣，对我们树立前进的信心也是很大的鼓励。 写手记，就是在这种环境、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发展起来的。 经过长期的反省生活，我们从各种意义上增加了对战争的认识的深刻性。把当时的真实心情与行动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换言之，就是把自己从那置人于黑暗的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桎梏下解放出来，可以说，这正是我们这些失掉人性的战争罪犯提高觉悟的结果。 作为一名战犯，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人民的审判面前认罪，不加掩饰地把我们的真实思想写出来，让世界人民得到一定的教益，这是对和平的多多少少的一点贡献。那时，根据我们的罪行，即使判为死刑，我们也可以瞑目了。 就这样，写手记这件事，扩展到全管理所范围内。 不管怎么说，从念完小学以后，我们连信都很少写，写起文章来，那就更没有经验。 动笔一写，就感到困难重重。即使最先写出文章的人，也感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一，这些体验，是只要回忆起来就要浑身发抖的极为可怕的东西，如果让亲人们看到了当作话题来谈论，那是很可耻的事情啊！ 第二，这些文章，如果发表出去，在日本的家属就可能受到牵累，我们对此也是有顾虑的。 在表现手法上，也有问题。有的文章，把人写成了没有思想、没有血肉、没有感情的人；有的文章，为了形容无比凶残的日本兵，写起来，感情一激动，狼、虎、狮子、猴子、饿狗、野猫、蛇、青鬼、红鬼等等都上来了，简直写成了动物园。 一写起来，心里的痛苦是难以忍耐的。有时，气愤得扔下笔，哀叹自己竟亲身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哀叹军国主义毒害的根深蒂固，不知不觉地，自己竟变成这样没心没肺，麻木不仁的人了。 手记里记录的，都是日本人，也是人类的耻辱。写这些，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我们几次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努力打消心里的顾虑的确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过去不正是把这种凶恶无情的行为称之为“圣战”吗！当时的情景，我们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又没有夸张，那还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呢？ 如果我们的亲友看到我们变成了讲老实话的人，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手记对我们来说，是严肃的悔罪与自我改造的阵地。 这部手记，是由我们自身思想改造的热情而自然产生出来的东西，决没有任何外部的强制，而且也不是文学创作或通讯报道，它不相当于任何文学体裁。这是在一种情不自禁的力量支配下使我们拿起还没用习惯的笔写下来的真实记录，是我们的切身体验，是反省出来的关于侵略战争的自白。 这里收进来的几十篇文章，全都是事实。特别应该指出的，那些取材于战争实况的内容，如果同真正的战争规模及战祸相比较，那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罢了。 可是，尽管如此，读者从这里还是可以了解到日本军国主义和我们这些战犯是如何不人道地、野蛮地对中国人民施展暴虐与淫威了。这些惨痛的事实，决不是单单由某个人的异常性格所造成的，究其根本的原因，这正是由战争的侵略性的本质所造成的。当我们听到那些关于“皇军”的“严明军纪”、与“慈悲”的童话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站在遭受侵略、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任意屠杀的人民立场来说，这一切都是仇恨，“皇军”都是披着人皮的恶魔。 我们对自己的过去，既懊悔，又痛恨，所以我们发誓，决不能再犯这样的罪行。日本人民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再次把亲人送到战场上去体验那悲伤与痛苦，去体验那原子弹的灾难了。 我们决不允许把我们的祖国日本，把我们可爱的青年们再次推向战争，决不允许把他们的青春与幸福当成原子武器的食饵。 我们现在的愿望是：回到日本的土地上，同父母、兄弟姊妹、子女一起过上和平、欢乐、勤劳的生活。我们将同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一起，特别是同直接遭受我们侵略之苦，而现在为了和平而不计旧怨、向日本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的新中国人民建立巩固的友谊，共同建设人类永久的乐园。 我们大家正是从这个愿望出发而写出了这本手记的。 正文 一、 从人到鬼，从鬼到人 <er top">1</h3> 1941年7月末，我当上了见习士宫，与此同时，从熊本的步兵第13团调到中国湖北省荆门县的支那派遣军（即中国派遣军——编者注，下同。）第39师步兵第232团。8月末，我被任命为第10连第2排排长。当我来到排里见到自己的部下的时候，心里感到很惊讶，士兵们的目光很凶，充满了野兽一般的杀气。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而我却是没经过任何战斗考验的一介书生，这使我当排长的自信心都动摇了。 第二天，我奉命到团部去参加为我们22名新任野战部队排长而举办的现场教育培训班，时间是一周。教官是田中少尉，他带领我们到所经历战斗的战场上，把战斗的过程、胜利的经验、失败的教训详细他讲给我们听。 培训班的最后一天，进行“勇敢测验”，内容是“斩杀俘虏”。当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疑问：这种行为合法吗？可惜，当时我并不懂“战时国际法”。 那一天，当我们乘车来到现场时，看到那里已经挖好了一个长约5米、宽约3米的深坑。坑的四周，站着20多名用黑布蒙着眼睛、用绳子绑着双手的中国人。 过了一会儿，团长带着几个营长来到了现场，坐到事先准备好的椅子上。 这时，田中少尉走上前去向他们敬礼，然后转过身来大声宣布：“勇敢测验现在开始！”他手下的服务兵每人牵着一名中国人走到坑边，让他们坐下。 接着，田中少尉对我们这些学员喊道：“就像我一样砍掉人头！”说完，他拔出军刀，让服务兵用长把勺舀来清水往刀刃上泼，然后，就慢步走到一个中国人身后，右手把军刀高高举起，由上而下斜劈下来。 只听见他“哈依”地一声喊叫，军刀落下，人头分离，头颅飞出一米远，颈上喷出两条血柱，尸体掉下深坑。 我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这种残酷的杀人情景，感到全身都僵直了，连呼吸都要停止了似的。 “喂，该你的了！”田中少尉手里拎着那把血刀，递给我们学员队伍的第一个学员，让他如法效仿。 我是第四个，当他叫到我时，我头脑中嗡地一闪念“这种事情，能做吗”，可是马上就被“此时此刻，我不能发傻”的念头压了下去。 我走出队列、学着田中少尉的样子，横下心来，砍掉了一个俘虏的头颅。那一瞬间，我心里仿佛充满了自信似的：这回，我有资格当排长了！我们这些新任的排长，不仅砍杀中国人，还用他们的身体练刺杀，那真是一个疯狂的场面啊！ 当我们的“测验”结束后，那里简直变成了血腥的人间地狱！ 当天晚上，回到连里，当我站到部下面前进行“夜点名”的时候，心中原有的那种自卑感，早已无影无踪了，我感到自己已经是个名符其实的排长了。可是，心里残存的良知告诉我，自己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更正确他说，已经不是人了，变成了杀人的魔鬼。难怪现在看部下们的目光时，已经觉察不出那种野兽一般的杀气了，大概是自己的目光也变得跟他们完全相同的缘故吧！ 当时，经常从日本国内派新兵来到战场上。每来一批新兵，都要进行这种杀人训练，杀害俘虏、情报人员、不驯服的老百姓。有了这种训练，就能使他们到战场上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后来，我当了连长以后，也是这样来训练新兵和下级军官的。 对日军说来，战场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周围全是中国人。我们把所有的老百姓都当成敌人对待，经常烧掉他们的村庄，并以“日军士兵去向不明”为借口对老百姓“见一个，杀一个”。 我们那个团，于1943年秋天到湖南省常德县作战。那年的12月末，团里制定了一个战斗计划，要把中国军队占据的白杨寺村摧毁。 白杨寺村地处险峻山区的腹地，村外修筑了坚固的阵地，是中国军队的一个重要据点，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 这次战役，我们的野战重炮也参加了。我们连的任务是狙击中国军队的增援部队。 天刚亮时，白杨寺中国军队阵地就遭到我军重炮的集中轰击，眼看着中国军队阵地被摧毁之后，我军官兵便进入村庄，村子里没来得及逃跑的老弱病残，就成为我军杀戮的对象。这场大屠杀，杀了150多人，抢光了他们的东西，烧光了他们的房屋。 应当说，这是南京大屠杀的一个缩影。 其实，有什么理由把村庄里的普通老百姓赶尽杀绝呢？可是，凡是日军所到之处，都是奉行这种“三光”政策的。 当冲绳战役快要结束时，我们师被编入关东军。战败以后，我作为战俘被送到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卡拉于达煤矿当了5年矿工。 在此期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950年7月，我们969名战犯在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被引渡给中国，两天后，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er h3">2</h3> 在绥芬河被引渡时，我心想，这下子可完了！无论如何，也回不了家啦！于是，便陷入了破罐子破摔的绝望状态中。我们这些战犯，哪有一个人的手上没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呀！ 可是，那年夏天，当我们从苏联的货车车厢里出来，被领到中国的列车——旧满铁时代的软席车厢的时候，我们感到糊涂了。车窗上贴着纸，看不到外边，可是在车上给我们吃的都是白面包，还有护士走来走去，问我们有没有生病的人，这是我们这些自暴自弃的人所完全没有想到的。 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被关进十几个人一间的牢房，听见门锁咋嚎一声响时，我们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同室的人当中，大部分不认识，各自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就到了开晚饭时间。晚饭吃的虽然是高粱米饭，可是，原来在苏联长期装不满的肚子，这回是第一次吃饱了。看守第一次问我们“饭够不够”时，我们都惊讶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有几个人满腹疑虑地举起手说“不够”。看守数完人数以后，报告上去，过了不一会儿，便把新做好的饭送进了牢房，给那些举手的人吃。这又使我们大吃一惊。 每天因为无事可做，就蒙头睡觉，看守一来就叫我们“起来！”如果有人得病发烧，即使是半夜，护士也来送水送药。重病人，还送到外面的医院去住院治疗。虽然如此对待我们，我们却仍心存疑虑地想，是不是先麻痹我们，然后找个理由再砍我们的脑袋？ 夏去秋来之际，朝鲜战争形势起了变化，美军从仁川登陆后，朝鲜军队被迫后退，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号召下，投身于朝鲜战场。当时，由于担心美军空袭抚顺，而把抚顺战犯管理所北迁到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和呼兰县城。我到了呼兰。 第二年春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战争局势稳定下来，我们这些战犯，又被送回抚顺。当时，我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在心里盼望美军能打过鸭绿江来解救我们，现在，他们的心凉了半截。有些事情，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就是人民中国对我们这些战犯所采取的方针是“虽然这些人被称之为战犯，可他们也是人。因为是人就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对他们的罪行要憎恨，而不要憎恨他们个人”。正是由于受到了这种人道主义的对待，我们这些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的战犯，才产生了反省自责的心理。同时，以战犯管理所所长为首的全体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残酷地杀害了他们的亲人和同胞的罪犯，都是尽量抑制主观上的愤怒和痛苦的感情，按照国家规定的政策而对待我们。这使我们深受感动，心里真是悔恨交加。 从另一方面说来，我们确实是犯下了作为人类而不能容许的罪行。可是，我们是奉命干的这些事情啊？这种企图推卸责任的思想，是我们低头认罪的最大的障碍。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的。 1953年1月，我在哈尔滨参加第一次“认罪学习班”的过程中，由于我抵触情绪严重、妨碍别人学习而被送到地下室的单人牢房中。在这间长期不用的昏暗的牢房里，潮湿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我端坐在房间里，眼睛渐渐地习惯了屋里的昏暗，便发现墙壁上有一些用手指甲划出来的字迹。仔细看时，依稀可辨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东洋鬼子”、“坚决斗争”、“用鲜血和生命”等等血迹斑斑的口号。这是八年前在这里关押过的反满抗日的爱国英雄们留下的血书。他们当中，有的被拉出去枪杀，有的被送到731部队当成活体细菌实验的材料……看到这些怀有深仇大恨的字句，我感到整个脊梁骨都发凉了。 从这时开始，我才逐渐认识到，在此之前，我还是站在杀人者的立场上看问题，所以，对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认识不足。我说什么，杀害俘虏那是我奉命干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等等，那都是不负责任的辩解。如果从被害者的立场上看，无论按自己意志杀人还是按照别人命令杀人，杀了人就是犯下滔天罪行，就是不能饶恕的。难道奉命杀人就无罪了吗！我认识到：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杀了人，犯了杀人罪。在此基础上，再来追究命令者的罪责。 这次的认罪学习班，是2月末结束的。我也回到集体牢房。不久，由于腰疼和结核性发烧，我住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治疗。这家医院过去是关东军陆军医院。经过精心细致的检查，我被诊断为腰椎骨结核病。为了治疗，医生要求绝对卧床，并用石膏固定了腰椎骨。前三天，腰椎疼得厉害，体温连续高达40℃，要靠注射安眠药才能睡着觉。这时，我突然想到，那些被我们用军刀杀死的中国人，临死前所遭受的痛苦，比这不知高多少倍呢！想到这里，我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 我在病床上躺了两周后的一天早晨，忽然觉得身上不发烧了，也不疼了，就像做了一场恶梦才醒似的。事后得知，每天给我打的针，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十分贵重的链霉素。可以说，这次住院不仅治好了我身体的疾病，也治好了我的思想病。 在我住院的过程中，从1954年春到1955年夏，管理所派来的工作人员，把过去在同一个部队呆过的战犯召集到一起，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坦白交待，并进行自我批判，然后，再进行互帮互学，开展了一场深刻的认罪学习运动。当时，由于对自己的罪行认识得愈来愈深刻，我们连饭都吃不下，连水都喝不进了。有人难过得甚至想自杀。后来，由于大家都从被害者的立场出发，进行坦白交待和互相帮助，吐出了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肮脏东西，使我们的心灵恢复了健康。 1955年12月，当我离开医院回到牢房的时候，看到大家的精神、表情都与过去不同了。这使我意识到，一度丧失了的人性，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我又从魔鬼变成了人。 1956年春，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1062名日本战犯，只有45名被起诉，接受审判；其余的人，全部免予起诉，当年先后分三批释放回国。接受审判的人，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判了徒刑的，如果表现得好还可以提前释放。到1964年4月，全部战犯都已释放回国。 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战犯们，都发誓决不再次犯罪。为此，大家决心组织一个团结互助的团体，便于1956年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联络会章程的第二条规定：“本会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并且犯下罪行的人组成。成立本会的目的是，立足于人道的反省基础上，反对侵略战争，为和平及日中友好事业作出贡献。”正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我们的联络会已经活动了30多年，并且取得成绩。 想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与纳粹德国结为盟友，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挑战，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亚洲、欧洲各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自己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无条件投降，分别在东京和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被追究破坏国际秩序的责任。 然而，当他们回归国际社会以后，两个国家的表现是不同的。 在德国，国会作出决议，不承认对前纳粹战犯因战争罪行而进行逮捕、审判具有所谓“时效性”。1985年5月8日，德国总统发表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的演说，首先对于过去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对于前苏联和波兰牺牲的无数人民（前苏联2000万，波兰600万）表示谢罪，然后，才对战亡的德军士兵、老百姓及各阶层人士表示哀悼。而且，在讲话的最后，他说：“过去闭上了眼睛的人们，看不到现在了；而我们再也不会重犯过去的错误了。”这席讲话，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评价。 而在日本，却有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单方面的审判，有许多人对战犯表示怜悯，甚至主张表彰他们。更为严重的是，在德国总统发表讲演之后的7月份，中曾根首相在自民党的轻井泽会议上公然宣称：“胜了也是国家，败了也是国家。国家和国民同时沐浴着光荣与耻辱，同时舍弃耻辱，追求光荣。”8月15日，他又强行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受到了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严厉批判。每年的8月15日都要举行全国战亡者追悼会，天皇的讲话年年不变，其中竟没有一句话涉及到2000多万亚洲的被杀害的人民。 对于这些事情，即使加害者忘记了，被害者是不能忘记的。亚太地区的年青人，对于日军过去的所作所为，如果父母不给他们讲，学校也不教给他们，那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是不应该的！不但被害者方面不能忘记这些事，加害者方面也不应忘记这些事。 日本的年青一代，应当知道父亲和祖父所犯下的罪行，并追究他们应当负担什么责任。而且，在当今的国际化的时代里，作为亚洲的一员、世界的一员，必须懂得过去的事情，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战争等。 作者简历： 193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农学部，当过职员；1940年在熊木步兵第13团入伍；1941年调入支那派遣军第39师步兵第232团；1943年任连长；1945年在辽宁开原战败，作为战俘被送往苏联西伯利亚；1950年作为战犯被引渡到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9月，免予起诉，被释放回国；1960年起任私立高中教员；1984年退职；现任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著有《一个B.C级战犯的战后史》等书。 正文 二、 我们宪兵队干尽了坏事 我是在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编者注）开始时在吉林省公主岭参加宪兵队的。当时的我，还是个连虫子都不敢踩死的人。 可是，当上宪兵不满两个月时，我参加了新兵的“勇敢测验”，在营长的命令下，当场就用刺刀杀死了一位中国人。从那天起，我就不是人了。我自以为是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大和民族的繁荣，为了获得出人头地的勋章，而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个杀人的魔鬼。 1934年冬，我在中国东部中朝边境当宪兵负责封锁国境线，奉命审讯被俘的抗日联军的士兵。在松泽伍长的率领下，我们对俘虏严刑拷问，灌凉水、木刀砍、火筷子烫、跪三角铁、针刺指甲缝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再用日本刀把人杀死。那情景的确是人间地狱一般，当时我是完全丧失了人性。 齐齐哈尔是被我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地方，而从反面来说，这是我犯罪的一个据点。1933年8月，我到齐齐哈尔宪兵队任职，在那里我一直干了12年，直到1945年8月战败为止。在那个时期，我手中握有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杀大权，不，其实是狐假虎威。当时我想：“中国人就像虫子似的，杀他几个算个啥！”在拷问过程中，我把施行暴力当成了天职，至于那些中国老百姓的痛苦，我丝毫不动心。 在齐齐哈尔，第14师接替第2师驻防时，治安管理由“警务统制委员会”取代了“治安维持会”。随后，又向各县派驻了宪兵分队，随时与总部保持联系。宪兵们都以“杀百人”为奋斗目标。在食堂里谈的都是这个话题。当腰中挂着一把3尺长军刀的伍长坂田洋洋自得他说“我杀了33个中国人”时，另一个人就说：“那算什么，我已经杀了70个”，坂田马上就闭口无言了。 宪兵队无恶不做。酒田市出身的泽田幸次郎伍长等人，在当了警察指导官以后，昼夜巡逻，每天都向上级打7份以上的报告。他手下的宪兵一刻也不闲，非常活跃，以杀人为己任。“警务统制委员会”由宪兵队长牵头，统管其他警务机关，持有任意杀人的所谓“严重处分权”。他们可以根据密探的报告，连夜搜捕，抓那些没有身份证或行迹可疑的人。抓来的人，他们可以随便安一个罪名就当场杀死。在齐齐哈尔西门外的诺恩格河畔，就有几百名无辜的中国人被杀死。 当时，我只是一个上等兵。有一天，西山班长命令我说：“今天午后一点，在西门外要杀掉15个人，你去当监斩官吧！”当我身穿制服骑着马赶到现场时，满洲警察们说：“啊，宪兵来了！”我刚刚下马，那里便立刻枪声大作，被绑着跪在大坑周围的一群中国青年，纷纷被警察们的枪弹击中，有的连脑浆都飞散出来了。我原以为是来参观一下杀人场面的，而实际上，我却成为这次杀人行动的指挥者。为什么呢？因为满洲警察是没有“严重处分权”的，没有日本宪兵到场，他们无权杀人。 从那以后，宪兵的任务又由治安对策转变到思想对策、共产党对策和防谍对策了。现在，我对齐齐哈尔宪兵队的罪恶全貌记忆得不那么清楚了，只能讲一讲脑海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h3>1、镇压齐齐哈尔共产党事件</h3> 1935年6月，以黑龙江民报社长王北海、记者金柏来为首的20名报社职员，还有100余名教育界知名人士，被宪兵和警察抓起来。他们的罪名是建立“人民战线运动”这个共产党组织。但是，经过严刑拷问之后，我们仍然一无所获，没办法，便以他们组织“生活改善会”，开展人民战线运动为名，把他们送上法庭。就这样，把王社长等5人判了死刑，把另外40人处以10年以上的徒刑。在这次事件中，我和中田伍长一起审讯了铁路局列车段的鞠某，用灌凉水等办法把他拷打致死；还把龙江中学教员王中华抓来，用洗澡盆里的脏水灌他，然后又把他杀死了。 <h3>2、廖章事件</h3> 同年，齐齐哈尔宪兵分队把兴安北省省长廖章和他的儿子、秘书等几个人以私通苏联的间谍罪名送到关东军司令部，后来，这些人都被杀害了。 <h3>3、海英格事件</h3> 1935年齐齐哈尔宪兵队总部的阪本准尉当了宪兵队长，他在拉宾铁路线上的海英格建立了一个“细菌人体实验所”。后来，这个实验所成了臭名昭著的石井部队（731部队）的一部分，还把设在四平的一个机构迁到这里来。这里确实是个比希特勒的集中营还要凶残的食人魔窟！ <h3>4、张惠民事件</h3> 这是我犯下的罪行。1936年11月，齐齐哈尔宪兵分队检举了12名苏联无线电间谍。这次检举，被关东军宪兵队认为是最突出的成绩，于是，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亲手向他们颁发了“皇军防谍的划时代贡献”奖状。 结果，以张惠民兄弟为首的8个人在齐齐哈尔的北大营，被枪杀于草原上。当时，张惠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h3>5、越狱事件</h3> 1936年12月31日，齐齐哈尔市内陆军监狱中关押的110名中国人，在抗日联军领导人房贤的指挥下集体越狱。在逃跑的路途中，大约有90人被抓回来，其余的人，有的逃亡成功，有的被严寒冻死。对这一事件，“警务统制委员会”决定把抓回来的人一律处死，并通过宪兵和警察的手，把他们全部枪杀了。 <h3>6、铁路爆炸事件</h3> 这是我犯下的罪行。1937年4月，我以爆炸铁路的罪名抓了3名中国人：黄一平、蔡子林、马家才。他们在莫斯科受过间谍训练，回国后在哈尔滨地下工作领导人王浩的领导下工作，被任命为齐齐哈尔方面工作员。这3个人，被关东军司令部下令送到731部队去杀害了。 <h3>7、讷河县委事件</h3> 抗日联军第三路军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各支队，在哈尔滨以北各县广泛开展了平原游击战。他们袭击县城，打开监狱，进行各种各样的抗日救国活动。他们的行动，神出鬼没，使日军和警察难以找到他们的踪影，因为广大的农民都支持他们，保护他们。为此，日军和警察便策划对各县农民实行大镇压。 日军集中兵力对第12支队和第14支队经常出没的讷河县实行大镇压。从1939年至1941年进行了多次大扫荡，共逮捕了四五百名农民，并把其中200人投入齐齐哈尔监狱。在齐齐哈尔宪兵队，是由田泽担当这个任务的。 <h3>8、“特别转移”</h3> 所谓“特别转移”，是把活人送到关东军哈尔滨731部队去进行活体实验时在文件中所使用的“暗语”。有关这类事情的文件，从1938年起都一律被当作“永久机密”来处理。 宪兵和警察对中国人进行拷问以后，有些人的肢体被严重损伤，不能送到法庭去公开审理，便被“特别转移”到731部队。在转运的时候，宪兵和警察以“转移几件行李”的暗语来表示“转运几个人”。这些人，是由各地宪兵和警察先秘密送到哈尔滨宪兵队，然后再转移到各地的特务机关，最后再转移到石井部队。 <h3>9、镇压宗教活动</h3> 当时，我们把路德教派和罗马教皇派的天主教牧师都当成外国特务，长期盯着他们。可是由于抓不到证据，拿他们无可奈何。 1945年齐齐哈尔宪兵分队以“战时有害分子”罪名，逮捕、监禁了一些路德教派的外国籍牧师。在战败撤退之前，把他们全部秘密杀害在山后了。 <h3>10、“田白”行动</h3> 这是我所犯下的罪行。1941年10月，以齐齐哈尔铁路局职工和哈工大学生为主体，建立了一个由抗联第三路军领导的共产党组织。针对他们，我组织了一个特别搜查班，用一个月时间对他们跟踪调查，掌握了该组织的全貌，然后对他们采取行动，一网打尽。 线索，是田中部队和白丸部队发现的。他们在同抗日联军第12支队交战时，缴获了战死的支队长的公文包，发现了一封暗语联络信。后来又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组织了一次“田白行动”大搜捕。结果逮捕了120人送交法庭，其中王耀金、施立章等被杀害，大约40人被投入监狱。 <h3>11、“贞星”行动</h3> 这也是我所犯下的罪行。在进行“田白”行动的同时，又发现了齐齐哈尔的另外一个地下抗日组织。为此，我在1941年12月又组织了一个特别搜查班。 这个组织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已经深入到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奉天、锦州等铁路局里去，深入到伪满官吏、军队和知识阶层里去了。所以，这次的搜捕规模很大。我们特搜班人手不够，便由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原守下命令，要求宪兵、警察、铁路警卫队配合行动。结果，逮捕了550多人，有20人被判处死刑，大多数人被投入监狱。（这次行动是以齐齐哈尔宪兵队奌星中校的姓来命名。） 现在回首往事时，还记得当时我曾有一个错误观念，就是“只要是为了国家，干什么事都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杀害了那么多人，犯下了那么多惨无人道的罪行。 1954年，当我接受最后的审查时，我的面前摆着上百封中国被害者的父母兄弟妻子揭发我的罪行的信件，我一封封地阅读着，心里并不感到愕然。我亲手写下一段话“这些人确实是被我杀害的，我接受给我的任何惩处。”并签上了名字。 “田白”行动中被害的哈工大负责人王柯恩的母亲写道：“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是土屋把他抓去拷打死的，政府一定要给我报仇雪恨哪！” “贞星”行动中被杀害的黑龙江督导员袁耀文的家属写信控诉说：袁耀文被杀害以后，妻子张氏由于被长期关押得了重病，出狱不久就去世了，他们扔下了两个幼女和一位80岁高龄的老母亲。由于无力抚养两个孙女，80岁的老母悲愤地卧轨自杀了。以后，这两个幼女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了。 现在，回顾过去的历史，我确实犯下了无数的罪行啊！我所得到的宪兵少尉军衔，沾满了中国人民的血和泪！我在侵略中国的半生当中，在北满的大地上留下的罪恶的痕迹，是永远也抹不掉的。 战败以后，我作为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6年时间。虽然我在东北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使东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磨难，可是管理所的人们却给了我非常人道的待遇。他们从未打过我一下，甚至从未骂过我一句。特别是1956年，又对我们实行了“以德报怨”的政策，对于我这样理应判死刑的战犯，也免予起诉，释放回国。如果有人让我第二次拿起枪来，我是死也不干啦！我衷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我在超度死者亡灵的时候，决心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事业。这是我今后要做的唯一的一件要赎罪的事情，如果做不到，我就没有资格再活下去了。 作者简历： 1931年在吉林省公主岭参加日军；1933年成为齐齐哈尔宪兵队的宪兵；后成为齐齐哈尔宪兵队总部的少尉。 正文 三、 我参加了谋杀赵尚志将军 <er top">1</h3>\n 1927年日本政府根据田中奏折《对华政策纲领》的要求，为了强化其侵略中国的政策，针对义务教育颁布了《教育勅语》，针对军队教育颁布了《军人勅语》。这些法令大力鼓吹全体国民“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保卫北方的生命线——满洲”。 当时的我，服完了现役，已转入预备役，并且已经结了婚。可是，随着满洲事变的扩大，我们这届预备役人员已经开始应征入伍了。有一天，我在宫城县看到报纸上有这样一条消息：“从东北六县招募120名满洲国警察官，月薪70元。”于是，我就高兴地去应募了。考试合格之后，我于1935年10月14日入伍，跨出了侵略满洲国的第一步。我心里很清楚，并不是中国人民请我们到中国去的，更不是中国人民请我们去杀害他们的生命、烧毁他们的房屋、抢走他们的东西。我们完全是按自己的意志而成为侵略军的一员，责任完全是我自己。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我曾先后任职于新京特别市、长春县、三江省、宝清县、佳木斯市、汤原县、鹤立市、依兰县、地方警校、抚远县、富锦县等地。我是一名犯下了无数罪行的侵华战犯。 <er h3">2</h3> 在讲述我自己的罪行之前，先讲一讲“满洲国”，供读者们参考。 所谓的“满洲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一个设立了傀儡政府的日本殖民地，它包括了东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兴安省。根据《日满议定书》，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特命全权大使及关东洲长官，这是三位一体的统治体制。被称为皇帝的溥仪，纯属被操纵的木偶。他曾在远东军事法庭出庭作证说：“凡是关东军司令官想要做的事情，我全都照办了。”从形式上看，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可这纯粹只是个名义而已。在特命全权大使的控制下，在行政方面，由贯彻日本政府旨意的日本人总务长官来操纵中国人总理大臣；在立法方面，由臭名昭著的前宪兵大尉甘粕正彦自由运营、说啥算啥；在司法方面，也是如此。更有甚者，在各县，由“兼理司法县公署”的县长担任审判长，由警察官担任检事，没有律师就可以进行审判。这一来，满洲国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日本殖民地。所以，下面我把“满洲国”都称之为“伪满”。 说到警察官，一般人都会想，他是维持治安的，是抓强盗的。可是，我们这些日本警察官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我们是放纵强盗，逮捕受害者，杀害受害者，可以说，我们这些警察官都是强盗杀人犯的同谋犯。 警察官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对那些反对日本侵华政策、反对建立伪满洲国的“匪贼”进行武力镇压。 从1871年到1932年3月1日伪满成立的这半个多世纪中，日本一直对中国进行持续不断的侵略，其中包括日俄战争、万宝山事件、九一八事变等等，都是以东北三省为战场的。这使中国人屡遭血腥屠杀，因此，中国人祖孙三代都对“东洋鬼子”怀有深仇大恨。 所以，当伪满成立以后，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愤怒一齐爆发了，掀起了以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为目的的武装起义，燃起了革命斗争的燎原大火。东北各地由13支抗日队伍联合起来，结成了“东北抗日联军”。当时的情况是： 第一军军长杨靖宇 第二军军长王德泰 第三军军长赵尚志 第四军军长李延禄 第五军军长周保中 第六军军长李兆麟 第七军军长陈荣久 第八军军长谢文东 第九军军长李华堂 ……（原文如此。—译者注） 抗日联军的战士们都是离开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而来到抗日根据地的。他们是扎根于东三省三千万人民当中的革命勇士，是中国的爱国者。 我们这些警察官，把他们视为眼中钉，在街上，只要对某个人产生一点儿怀疑，便马上把他逮捕，拷问、投入监狱、杀害。而且，在进行“讨伐”时，当指挥官的可以任意杀人。警察官的第二个任务是，协助日军掠夺伪满洲国的丰富资源。在这方面，我们正是强盗的同谋犯。 日本帝国主义自恃武力，退出了联合国，大肆侵略中国，还发动了“大东亚战争”。这场战争所需要的资源和物资，大部分都是从伪满掠夺去的。 这里举一个掠夺农产品的事例。有一天，伪满政府兴农部大豆科长（日本人）在警察官集会上这样说：“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大豆。满洲是号称世界第三的出产大豆的国家，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应当把全部大豆都送到日本去。请诸君务必不要忘记这件事。”他是在请求我们支持对大豆的掠夺。 不仅对大豆，傀儡政府还发布了对所有农产品的强制征集命令，其执行者就是我们这些警察官。我们把自己管区农民手中的高粱、玉米、小米、大豆等等全部搜刮干净，只许农民以米糠和野菜为主食。由于饥饿，农民们连老鼠都抓来吃了。 尽管如此，我还在想，说不定哪家还藏着粮食呢！我腰中挎着手枪，让部下端着步枪，一家一户地搜查。只要发现谁家藏着哪怕一把粮食，就以违犯法律的罪名加以逮捕、拷问、并制造假供词，强逼着按上指印，然后就把他投入监狱。 <er h3">3</h3> 现在谈谈谋杀赵尚志将军的事。 1941年10月1日，我被任命为鹤立县兴山警察署特务股长。那里的工作有几个特点： 第一，管辖整个兴山地区——军事机密保护地带（俗称要塞地带）；第二，这个山区（现在的伊春县）是以前的抗日军队活动的根据地；第三，兴山街又名鹤岗街，分为新街和旧街两部分，旧街就是有名的鹤岗煤矿，是中国工人出入频繁之地。特别是煤矿地区，是抗日分子、苏联间谍很容易藏身的地方。因此，我向山区和市区两方面都布置了情报网，在新旧两个街区都设立了秘密据点，还向山区派出了几十名假扮毛皮商贩的密探。 1942年1月据中央（治安部警务司、特务科）的情报说，赵尚志及其部下若干人已经进入了满洲。我便同田井署长商量，采取了两条对策：第一，命令假毛皮商密探们收集准确的情报；第二，命令梧桐河警备队的穴泽警长派密探进山做“诱饵”，并命令警备队严密警戒。穴泽同中国人警备队长商量了以后，派密探刘德山进山去，给他布置的任务是：以警备队为中心，在当天去当天能回来的范围内活动，只要见到有陌生人，马上就报告上来。可是，刘德山进山以后，过了两天也没回来，穴泽报告给我，我又向署长报告，并考虑下一步的办法。我想，刘德山可<kbd>?9９lｉb?</kbd>能被人抓去了，这个诱饵不行了。还是派一个双重间谍打进去好，我命令穴泽再派出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密探进山。穴泽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决定派一个他认为最合适的李某进山去了。 2月13日，我到警察署上班时，穴泽警长从梧桐河警备队来了，正在等我。一见面，他就用激动的声音说道：“把赵尚志杀了！”“是吗？太好了！你快讲给我听”我这样说着，由于兴奋连大衣都没脱就坐到椅子上了。穴泽警长就详细他讲给我听。最初派出去的密探刘德山，在进山的当天晚上就遇到了赵尚志将军一行，被他们抓住了。可是，因为他身上没带东西，又事先编好了一套姓名、住址、职业的答词，所以一下子就蒙混过关了。后来，经过赵尚志的批准，刘德山被吸收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从那天起，他们就一同在山沟里转来转去，当时正是天气最冷的时候，粮食又不足，非常艰苦。 过几天，穴泽派出去的李密探也进了山。李密探也被5名抗联战士抓住了，也受到了与刘密探同样的盘查。由于没露出任何破绽，他也被吸收加入了抗联队伍。 又过了几天，一天夜里，李、刘二人偷偷见了面。李对刘说：“警备队里，见你没回去，大家都很担心。天这么冷，又没吃的，看来他们挺不了几天了。咱们怎么办呢？” “只要不被杀，总有一天要回去的” 过了一会儿，李密探想出个鬼点子，对刘说：“我看，咱们领他们去袭击警备队抢粮食”“没报告给警备队长，这事能行吗？”“没问题，别担心，我都会安排好的 ”李密探劝服了刘密探以后，第二天就向抗日军提出建议，去偷袭梧桐河警备队抢粮食。这个建议被接受了，李密探还得到了一支枪。 2月11日半夜，抗日联军开始行动了。李密探走在最前面领路，他后面是赵尚志将军、刘密探队伍走成一列纵队，在月光照耀下的杂木林里前进。 当他们走到一间山中木屋旁边时，刘密探突然向走在前面的赵将军开枪射击。而走在最前面的李密探飞快地向警备队的方向跑去。刘密探的行径被后面的抗日联军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愤怒极了，一起向刘密探开枪，当场打死了他。赵将军的腹部受了重伤，被同志们抬进了木屋。 这时，日军警备队得到李密探报告后，穴泽警长立即率领全体队员冲进森林，包围了木屋，从四面向里边射击。过了一会儿，木屋里没动静了，日军就冲进木屋，抓住了重伤在身的赵将军。他们把赵将军带回警备队，开始了讯问。不管敌人怎么问，将军都是一言不发，只是轻蔑地看着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赵将军愤怒他说：“你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你们这帮畜生没什么话好说。就是说了，也是对牛弹琴——没用！” 说完这话以后，由于失血过多，伤势过重，在2月12日早晨8点钟左右，赵将军离开了人世，壮烈地牺牲了。 听到这里以后，我对穴泽说道：“噢，干得好！那么，尸体在哪儿呢？”“对了，今天午后有一辆汽车到这儿来，会把尸体拉过来的。”午后汽车拉来的将军遗体，全裸着，冻得像座玉雕似的。一个中国人警察去找来一个照相馆的人给遗体照了相。然后，就把遗体放在院子里了。我起草了一份题为《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将军被杀害经过》（原文如此——译者注）的报告，得到了署长的批准。然后，我给三江省警务厅特务科打了个电话，是吉村事务官接的。 我大声说：“我们把赵尚志将军杀了！”“你是不是在胡说八道啊？”他笑着问道。我很严肃地回答说：“谁胡说八道？我是认真报告您的。” “那就是说，是赵尚志总司令啦！看来，鹤立县特务主任的谋略战得到了胜利。那么，就把他的前任副官李华堂找来确认一下吧”（李华堂已叛变投降。——译者注） 他说这话是对的。伪满的各类警备机关，包括关东军、日本使领馆警察、外务省警察、满洲军、满洲宪兵团、兴安军、满洲警察、各市乡村自卫团、铁路警备队、开拓团警卫班等等，几年前就已经对赵尚志将军的首级悬赏1万元了。如果是日军把他抓到，还会授予有功者“金鵄勋章”哩！ 让李华堂来确认遗体的日期到了。省里的吉村事务官、县里的警务科长、特务股长带着李华堂来了。警察署门前的道路，由于禁止通行而热闹起来。李华堂走到遗体旁边定睛一看，便点了点头说道：“是赵尚志，没错！”说完，他就把脸扭过去了，其心境是可想而知的。当天晚上举行了庆祝宴会。第二天早晨，用汽车把赵将军遗体运到佳木斯警务厅去了。又过了几天，县里给田井署长打来电话说：“为了写好给中央的报告书，请你到县里来一趟。”这就是说，写给中央的报告，要由县警察署长、特务股长、省警察股长、特务股长合议写出，我起草的报告书就没用了，为此，我心里很生气。 可是，过了一周，我接到省里一个电话：“带着赵尚志的首级，马上乘飞机到新京的治安部警备司来！”此时，我心里乐开了花。 在佳木斯飞机场，起草报告的几个人把报告书和装着赵尚志将军头颅的白木箱交给我，由我带着登上飞机到新京去。一到新京，我便乘上前来迎接我的小汽车，一直来到伪满治安部大臣室。治安部大臣于芒山接见了我。当我打开白木箱盖让他看时，他欢喜他说：“好！好！” 然后，我就到特务科长鹤的办公室去，他是从三江省警务厅调到新京来的。他对我说：“三江这次干得不错。安藤科长和你，都是有功之臣。我马上给你们报请奖金，你转告安藤科长吧！” 我们把赵将军的头颅在各科室传看了一遍。然后，我就离开新京返回三江省去了。后来听说，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是由三江省警务厅警备股的人锯下来的，他们把遗体投入了松花江；而赵将军的头颅，后来被埋到新京市内的护国般若寺里。 <er h3">4</h3> 我在伪满当警察官的整整10年期间内，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全部人性而变成了“东洋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罪行。 我参加谋杀赵将军这件事，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是对当时东三省的三千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于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收监号码353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对我们这些战犯实行了极为宽大的政策。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6年，那里始终贯彻着人道主义的“尊重人权”、“不许打入”、“积极治病”等基本方针。 由于这个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胜似亲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转变。后来，又把我们全部释放回国了。 我要在此风烛残年中为反对侵略战争，为日中两国人民的世世代代友好，为日本社会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社会，为日本的进步与改革而奋斗到底！ 作者简历： 1935年10月入伍。1941年10月任黑龙江省鹤立县兴山警察署特务股长。1942年参加谋杀赵尚志将军以后，任黑龙江省富锦县警务科警防科长、警佐。 正文 四、 不可饶恕的罪行 漫长的昭和时代终于结束了，又拉开了平成时代的帷幕。许多国民参加了昭和天皇的丧葬仪式，有的人还流了眼泪。许多新闻报道机构，只知道赞美昭和夭皇，却不知道应该追究一下天皇的战争责任。当时，我们联络会出版了一本书叫作《天皇的军队》，有一家自诩为“日本的良心”的报社，竟拒绝登载我们这本书的广告。可是，昭和天皇作为发动战争的最高负责人，并没有向被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谢罪就去世了，这难道不是凡有良心的人都不应该忘却的事实吗？ 战争结束后，已有40多年的岁月流逝了。在日本，不知道那次战争的人愈来愈多。所以，有人可能会说“现在还谈什么战争！”可是，我们是忘不了战争的，我们也强烈希望日本国民都忘不了那场战争。 对于包括我的子女在内的年青的一代，我们不希望他们经受父辈体验过的痛苦——那沉重的罪恶感压得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如果对那场战争没有一个正确的反省，日本就会脱离国际社会，其前途必然是很危险的。 我文字毕业以后，在文部省和学校当了两年职员，1941年7月应证入伍加入佐仓的军队。当时，我只有29岁。第二年，成为中国华北派遣军第59师的士兵，跨海西渡到中国。为了使日本能够对中国的山东省实行军事统治，我是很卖力气的。 我在111团团部当了三年治安股的助手，后来调到机枪连，在新兵教育股当了助手。当时，我是个陆军伍长，在营长的命令下，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45年6月，我们111团接到师部的命令，到青岛郊区的索各庄去修筑阵地，目的听说是防备美军从这里登陆。当时，我在团部所在地新泰担负新兵教育任务。新兵教育一结束，我负责把他们送回索各庄去。从泰安到济南，再到城阳，都是乘的货车。从城阳到目的地索各庄还有100公里，要冒着酷暑和八路军布下的地雷阵的危险进行急行军。 为了阻止我们的入侵，八路军在这里布下了地雷阵。地雷，多是在石头里或玻璃瓶于里装上炸药而制成的土地雷，所以，我们师里的工兵营用地雷探测器也探测不出来。无计可施的部队指挥官想出了一条毒计，下了一道命令，让随军搬运器材的中国民工去“踩地雷”，就是说，把人当成地雷探测器。中国民工被赶到队伍前面去，站成20米的横排，身后是一排日本士兵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逼着他们向前走。这样一来，日军就可以在他们后面安全地行军了。这样做的结果，有四五个中国人被地雷炸死，他们的尸体被抬到路边上，队伍又继续前进了。 索各庄是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我们的队伍，就在这个小村庄宿营。村北是几百米的高山，村东是一片丘陵地带，村西南，是一片长着许多杨柳树的河川平原。一个连的士兵被派到村东的丘陵地带修工事。他们把村里每家的门板都摘下来，又把村西南的杨柳树锯倒，再弄些砖头和石头，在那里修筑战壕和掩体工事。部队来了以后，把全村的粮食、食品、鸡、猪等等都搜刮得一干二净，吃进肚子里。 这次把新兵集中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接受营长的检阅，战地的检阅，通常是以射击和沧剑术为主要科目，而这次却跟往常不同了。营部传来的命令说，这次的检阅，除了射击之外，就是“刺杀活人”。 检阅那天是6月12日，天空中一丝云彩都没有。午前，在村南的平地上检阅了射击；午后，就是“刺杀活人”了。 当时，营里正关押着三十几个中国人，都是没来得及逃跑的农民。营长命令把这些人分配下去，每个连四五个。我带着一个警卫兵，把分配给机枪连的四个中国人带到营部。 村东头有一片庄稼地，那里已经打好了四根木桩，旁边各挖好了一个深坑。这片地四周，又派出了一圈警戒哨。看到这种情景以后，四个中国人的脸色变了。他们纷纷说道：“我是个农民，放了我吧！”“我不是八路军，别杀我！”其中，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看着我的眼睛说道：“我家里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啦！她正等着我回去呢，放我回家吧 ” 说着说着，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位少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对日本兵的良心存有奢望，不断地哭诉着。“我家里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啦！她正等着我回去呢”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然而，我又满足不了少年的愿望，即使搭上一条命我也救不了他啊。我的心里扑通扑通跳得很厉害。这时，在我的心里，就形成了“战争是不人道的产物”这样一个概念。不一会儿，这四个中国人就被绑到四根木桩上了。 午后的检阅开始了。营长热田胜利大尉骑着马，趾高气扬地来到了现场。 我作为教育股的助手，把新兵带到离那四个“活靶子”大约100米的洼地里，向他门介绍“敌情”说：“前面的几个人都是敌人，必须杀死他们！”然后，我向四列纵队排头的四个人下了命令：“出发！” 四名新兵飞快地爬上坡去，这时教官池田准尉喊了一声：“冲锋！”半疯狂状态的新兵端着刺刀向前冲去，有一个摔倒了，有一个人跑到“活靶子”面前就停下了，另两个人也不知怎么办好了。“混蛋！那是敌人！刺杀！”听到教官的怒骂声，新兵们好像清醒了似的，瞪大了眼睛，向前方刺杀了。可是，刀尖不是向上就是向下，不是向左就是向右，总是刺不到要害部位。“好啦！”听到这声命令后，他们才停止刺杀。 第二排的四个人出发了，情形也和第一排一样。如此这般，刺杀活人的检阅，终于结束了。这时，夏天大地上的落日变成了血红的颜色，同时照耀到不停地叫喊、呻吟的中国人和脸色发青的日本新兵的身上。又过了一会儿，那几个中国人被刺得混身上下鲜血淋漓，失去了生命，而那些日本新兵都是面色苍白，失去了血色，低垂着头，一言不发。 当天晚上，连里为新兵举行宴会，老兵们说：“这回，你们也成了一名真正的士兵了，祝贺你们！”可是，新兵们一个个都是目光呆滞、表情阴郁、深陷于痛苦之中，直到最后，也没露出一丝笑意。 在中国被关押的第五个春天，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掀起了“认罪运动”。所有的人都但白了自己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全部罪行，在中国人民面前表示深刻的谢罪。 我曾经受过大学教育，还自认为是一个“进步分子”，所以，我说过“我对当时的战争政策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也对日本军队的兽行而感到愤怒”，我还说“战争与战争罪恶的责任完全在天皇以及那些追随天皇的发号施令者”等等。说这些话，实际上是想完全逃脱自己的战争罪责。通过战犯管理所的学习，我才逐渐地认识到，不正是我本人带着刀枪侵入别人的国家干尽了坏事吗？我本人不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者吗！ 1956年9月，作为战犯的我，被免予起诉遣返回国了。一想到被我杀害的中国人再也不能复活了，我就感到自己的罪责是终身的，是无法解脱的。我应当以被害者的愿望为己愿，就是说，要消灭不正当的战争，要争取世界的永久和平。我们应当以被害者的心比自己的心，决不允许日本再次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 今天的日本，不仅公然使军事预算超过了国民经济总预算的1％，还开始巧妙地走上军国主义化的道路。天皇被美化了，旧国歌还在高唱，旧国旗还在高高飘扬。我们这些战犯，实际上都是当年“天皇制”国家的受害者，我们决不允许日本再回到旧国家体制上去。我们日本国民，必须严肃地批判天皇制，批判昭和时期的“战争道路”。一定要明确天皇应负的战争责任，也要明确日本国民应负的责任，共同以谢罪的心情复归国际社会。我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作者简历： 1931年在佐仓入伍；1932年作为日军第59师的士兵来到中国山东省，后任第59师下士官。1956年9月，被中国免予起诉，释放回国。 正文 五、 我的战争体验 <er top">1</h3>\n 我于1920年生于崎玉县太田村，家里是开米店的。从1926年到1934年，我在小学读书。那是个和平的年代，家里大人们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我常常爬上房顶，眺望村里的莲花池和一块块的菜花地，还有那呜着汽笛飞快奔驰的汽车。 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编者注）开始后，在村子里，军人开始受欢迎，每当他们进行军事演习时，孩子们都欢天喜地地跟在他们后面跑来跑去。 当时的小学校，开始以“精神教育”为重点了。我们上的“修身”道德课，第一讲忠君，第二讲孝亲，这就是所谓以“忠孝一体”为教育的中心。 每到节日，都要举行《教育勃语》的奉读式。由穿着礼服、戴着白手套的校长恭恭敬敬地领着我们诵读：“一旦有危急之事，义勇男儿应该以奉公之心维护无穷无尽之皇道……”虽然诵读的内容我们听不懂几句，但从那种严肃的气氛，学生们都感觉到天皇是个“伟大的、可敬的”人物。 国史课上，也是向我们灌输崇拜夭皇的思想。说什么天皇陛下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日本国家神圣的元首，日本国民都要团结在神圣天皇的周围，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和民族”。还讲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是忠于天皇的模范。 每年，学校都组织我们到楠木神社、乃木神社、靖国神社去参拜。 这就是我的少年时代。 <er h3">2</h3> 1935年我小学毕业。那正是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之际。侵占了满洲的日军，已经把战火推进到上海。当时，小学毕业生一律进“青年学校”，并规定，学生在20岁之前，必须接受250小时的军事训练。 “青年学校”里建立了“青年团”，其活动由老师领导。学校提倡学习剑道、柔道和枪法。青年们的言论受到限制，到处都使用“非常时期”、“国民总动员”等词汇。 在这种环境中，我怎样呢？我在小学时代就是个非常认真的孩子，8年中没缺过一天课，成绩又好，便当上了模范生。进了青年学校，我仍然存在着模范生的使命感。军事训练，我从不缺席，还向担任青年学校指导官的哥哥学习枪法和剑术，背诵《军人勅谕》，特别喜欢学习《步兵操典》、《阵中勤务令》。另外，我的叔叔是日俄战争中金鵄勋章的获得者，堂兄又是近卫军的现役军官。这样的环境，使我的头脑中一直憧憬着当一个出色的军人。 日华战争全面展开以后，37岁的哥哥在村里第一批应征入伍。后来，出征的人愈来愈多。村子里经常举行欢送新兵入伍的仪式和追悼战亡者英灵的葬礼。本来是个很安静的村庄，现在完全沉浸在战争的气氛中了。 当时，我头脑中充满了反动思想。我认为，应征入伍是响应天皇的号召，是日本国民三大义务之一；还认为日本进行的战争是为了保卫亚洲和平而进行的正义战争；还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和民族征服世界、日本天皇成为世界天皇的日子一定会来临的。我高唱着“为了东洋的和平，不借牺牲生命”的歌，并且对此深信不疑。 <er h3">3</h3> 1940年我服现役入伍到中国山东省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0旅。一入伍就当了下士。下面，就是我当新兵时所犯下的罪行。 这是1941年9月步兵第43独立营在山东省莱芜县进行扫荡时的事情。茶叶口村是个周围环山、如园林一般漂亮的村庄。早晨的炊烟袅袅升起，人们正在村外的菜地里挥锄劳动。枝头的小鸟叽叽喳喳唱个不停。各家的主妇准备好早饭，正在招呼孩子们口家吃饭。这美妙的交响曲，在附近的山谷里回荡着。 突然，“扫荡村庄，放火！”营长山内静雄中佐的命令传了下来。原来抱着步枪趴在田地里、道边上的日本兵，一下子都站起身来。他们好像忘记了昨夜长途跋涉的疲劳，拔出带血的军刀，拔出闪光的枪刺，争先恐后地向村庄里冲去。 几分钟前还很和平、宁静的村庄，顿时响起了一片日本兵的斥骂声、鸡鸣狗叫声、破门拆墙声。村民们慌忙背起大包小篓，向山上跑去村庄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这时，从村庄中心的房子里燃起熊熊大火。接着，又是第二家、第三家烈焰和浓烟像龙卷风一样，一下子传遍了每家的房子，全村立刻变成一片火海。僻啪僻啪，响起了木头和高粱秸着火的声音。听！杀人的枪声！听！妇女、儿童的求救声！这哭天唤地的声音使周围的山林都颤抖起来，这美丽、静温的村庄转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 100多户人家的村庄，烧得连一间房子也不剩。没来得及跑的妇女、儿童、老人、病人，有数十人被烈火烧死或被日本兵刺死。 房屋被烧毁，一切可燃的东西都烧尽了，只剩下土墙、石壁没烧掉。从那仍然在地上爬行着的火焰里，散发出人肉被烧焦的难闻的气味。村子里连个人影也看不到了。看到村子已经化为一片废墟，营长好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似地、趾高气扬地下令继续前进。身强力壮的士兵走在前面，腿脚不利落的跟在后面，排成一字长蛇的队伍，沿着山间小路，又向南继续扫荡了。 大约走了半里路，来到一个小山岗上，我们看到，离这里大约500米的山腰上，座落着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村庄。营长马上下令道：“你们这些新兵，去几个人把那个村子烧掉！”我想，这正是邀功请赏的好机会，便抢着说：“派我去吧！” 说完，我就从队伍中站了出来。饭田班长挑了我们三个新兵。我们是第一次执行任务，高高兴兴地跑步出发了。村头第一家，用篱笆墙围着的院子里，有几问很朴素的正房，是茅草房，房檐下挂着的一串串干玉米迎着阳光显得金黄耀眼。院子里有一盘石磨，看来刚刚有人在那里磨过高粱米面。 院子里有一个老太太，见我们突然闯进去，吓了一跳。她用我们听不懂的中国话不知说些什么。 房门口有一个头上扎着红绞结的5—6岁的女孩，正在那儿高高兴兴地喂鸡…… 这样一幅和平、幸福、劳动的画面，竟成为我们所不希望存在的景象。老太太还想说什么，可我并不想听，便到院子里的草垛上拿了一把谷草，用火柴点着了。惊慌的老太太走到我身旁，一个劲儿向我作揖，看样子是哀求我不要烧她家房子。而我的头脑中只有“烧掉”两个字。 在另外两个新兵也点着一把谷草时，那老太太站到我的面前，挡住我的去路。她一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指着小女孩，像是在恳求什么。可是，已经冲昏了头脑的我，说了一句“讨厌的老太婆”，便用枪托往老太太胸部砸去。 “啊”地一声，老太太就仰面朝天倒在地上了。“奶奶！”那小女孩跑过来依偎在老太太身上，用愤怒的目光盯着我的脸，好像在说：“哼！可恨的恶魔！”我们三个新兵，顺着房檐点了一圈火，房子马上就僻啪僻啪烧起来不一会儿，从屋子里又跑出两个50岁左右的老太太，一边喊着什么，一边爬上梯子去扑打房檐上的火。这时，又从屋子里跑出来几个小孩子，用水罐装着水爬上梯子递给老太太。老幼几个人一起拚命地救火，可是，那干燥的草房一烧起来，烈火呼呼响着，火势愈烧愈旺，怎能救得住呢！我们三个日本兵看到这情景，竟大笑起来：“哈哈哈真是几个笨蛋！” 烧完这家，我又到了第二家。一进院，我首先被这栋三间房的最里面一间吸引住了。那间房子是新盖出来的，房门上贴着两张菱形的大红喜字，门的两侧还贴着一副对联。 看到这么好的房子，我马上跑进门去，想看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可捞一把。“啊！？”我吃惊地停下了脚步。在山东，常常能看到这种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新婚房间：天棚上糊着白纸，四面墙上糊着带花纹图案的色纸，还贴着一张画有笑得非常开心的胖娃娃的年画。在这个又敞亮又干净的屋子里，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妇女正盖着床花被躺在炕上。 “是中国女人也没关系”我为突然引起的兽欲而感到快活，紧着向前走了两步。可是，我突然又迟疑地停下了脚步。 “哇……哇……”我的耳鼓里仿佛听到了婴儿的哭声。再看看那个面色苍白的妇女，是个刚生了小孩的产妇啊！ 在这一瞬间，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了我姐姐生小孩时的情景。我想起母亲因为姐姐生了个男孩而高兴的样子。我姐姐常年过着辛劳的贫困生活，只有在产后她才能休息一下。 我转身走出门去，心里犯了踌躇：怎么办呢？我抬头一看，另外两个同伴已经把其余几家房子都点着了火。“哎，没关系！反正我没杀那个妇女嘛！她还可以逃命嘛！”这样想着，举起火把就要烧房檐。 这时，不知从哪儿又跑来一个60多岁的白发者太太。她两手颤抖着，几次鞠躬，满脸泪水。可我心里想：“我只要放完火就走！” 当我又举起火把时，那老太太扑过来抱住了我。失掉了人性的我，用力踹了老太太一脚，还骂道：“讨厌！老糊涂！”对于踉踉跄跄跌倒的老太太，我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把房檐点着了火。 这时，老太太从地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跑进屋去救人。屋子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声…… 不一会儿，头发乱蓬蓬的者太太又出现在门口，她老泪纵横，愤怒地瞪着我，嘴里好像在骂：“畜生！不是人的东西！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我不顾一切地又推了她一把。扑通一声，她仰面朝天向后倒下，倒下时，嘴里还在骂着：“你这个该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我好像被人兜头浇了一桶凉水，心里直感到害怕。但又一想，好歹干完得了。我将火把从门口扔到屋里的柴垛上，不一会儿，滚液的被烟从门口冒了出来。老太太的叫骂声渐渐听不到了，那年轻妇女和婴儿的哭声也听不到了。“活该！”我把那厚厚的木门用力关上，眼看着整个房子被恶魔一般的火焰吞没。 这位老太太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不辞辛苦地长年累月劳动了一辈子，终于给儿子娶上了媳妇，现在又抱上了孙子，心里该多高兴啊！可是，今天，我却把这幸福的家庭毁灭了！把祖孙三代人活活地烧死了！我不是个杀人的魔鬼又是什么！ 这样的事情，在日军到过的地方，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从那时起，我就完全丧失了人性，在整个山东省的范围内犯下了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种种罪行。现在，当我回想起这些严重罪行时，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了！ 由于日军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在中国国土上有1000多万人被夺去了生命，有500亿美元的财富被掠夺。 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按国际法的规定，把我们这些战争罪犯判处死刑都是理所应当的。可是，我现在却活得好好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er h3">4</h3> 1945年8月，我是在北朝鲜迎来战争结束的。作为战俘，我在苏联关押了5年，后作为战犯而被引渡到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了6年。 我住的是一间可容纳15个人的大牢房，虽然门上挂着锁，可是房间里却意外地清洁、明亮，还装有暖气。这比日军的兵营还要舒服。没有劳动，一日三餐都是大米饭，而负责看守和教育我们的中国工作人员每天却只能吃一顿大米饭。 衣服、被褥、枕头、毛毯、毛巾、肥皂、牙粉、卫生纸、日用品、香烟、钢笔、墨水等都是统一新发的，洗澡和理发也很方便。特别是中国工作人员，不但没打过我们，连骂也没骂过我们。这和日本军队给予中国俘虏的待遇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最初，我们这些人对称我们为“战犯”有反感，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想，中国人对我们这样好，大概是为了把我们集体处死更方便，于是，心里普遍有一种不满情绪。虽然《监狱守则》上规定，每天都要有学习时间，可是我们却沉溺于打麻将、下象棋、用日语谈天，就是不肯学习。 可是整天地无所事事，也有烦的时候。我们向管理人员要书报看，他们发给我们中国报纸和在华日本人发行的报纸杂志看。刚开始不太习惯，可是久而久之对学习也就有了兴趣。我们开始了认真的学习。当时，管理所每天给我们用日语播送《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还组织我们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这些书籍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接触过的，学习给我们带来了探求未知世界的喜悦。通过学习，我们逐渐地认识到，过去我们所受到的天皇制教育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特别是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在管理所里仍然受到了不敢想象的优厚待遇，使我们非常受感动。我们认识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的政策，也开始理解了中国人民的心情。 与此同时，中朝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巨大胜利，仿佛用铁锤砸碎了我们幻想美军打进中国来拯救我们的“美梦”。无情的事实，使我们感到绝望。同时，也促使我们认识到，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习开始有了积极性。 <er h3">5</h3> 195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掀起了彻底但白自己的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高潮，开展了一场“坦白运动”。这是需要勇气的。我们这些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没有人能否定这一点。可是，如果把一切罪恶都暴露出来，会怎么样给我们量刑呢？是坦白好还是隐瞒好呢？形势逼迫我们做出选择。 这时，宫崎弘元大尉在全所大会上把自己所犯下的可怕的罪行全部坦白了出来。在但白的最后，他泣不成声他说：“请给我严重的处分吧！”他仿佛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来坦白的。这件事给了我们很大的冲击。我虽然很受感动，可是心里仍然很矛盾。我开始只把那些杀鸡宰羊之类的事情一件一件写出来，而对另一些严重罪行则不敢写出。不眠之夜在继续着。 正在这时，我得了病，腰痛得直不起来，自以为是坐骨神经痛，可是治了好久也不见效。有一天，我接受了全面身体检查，才知道是患了性病。中国医生给我用了从国外进口的、价格昂贵的盘尼西林，每天打4支，连续打了4个月。治病期间，医生、护士给我以精心的治疗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把我的病完全治好了，我禁不住流出了兴奋和感动的泪水。 后来，我才得知，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是同日军打过仗交过手的士官以上的人员，其中一些人还与日军有杀父之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给予了我们温暖的、人道主义的待遇。世界上哪里找这么人道的监狱！我逐渐明白了，中国的监狱，不是以杀人为目的的，而是为了把罪犯改造成为真正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心情也豁然开朗了。 我在医务室治病期间，就下了决心：我应当知恩报恩。如果在这些人面前，我还不肯把自己的全部罪行交待出来，我还算是个人吗？于是，我把自己犯下的全部罪行都写进了坦白书，不管怎么惩处我，我都甘心情愿地接受！这样，我终于在长期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中战胜了自己，从残无人道的军国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了。 1956年8月，我们上千名战犯被免予起诉，回到日本。回国后，我们受到了居心险恶的中伤和冷遇。有人说“他们是被中共洗过脑了”，使我们连职业也很难找到。我在一家袜子厂里当了很长时间勤杂工，还给牛奶厂当过送奶员现在，我自己开了一个小汽车修配厂。作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会员，我正在为和平与日中友好而奋斗。我们要更广泛、更深刻地推进和平与日中友好运动，要为把这一运动世世代代地推进下去而奋斗终生。 作者简历： 1920年出生于崎玉县；1935年小学毕业后进“青年学校”读书；1940年12月入伍，参加侵略中国，进入独立混成第10旅步兵第43独立营，任下士，在山东省内侵华日军服役5年。 正文 六、 血淋淋的事实 <span class="ter">藤井秀夫、开本德正有田香、横山司之</span> 长期接受军国主义教育，使我们在残酷的侵华战争中丧失了人性，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所不能容许的无数罪行。特别是我们对手无寸铁的从事和平生产与生活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屠杀，真是禽兽不如。 战争结束40余年了，在日本，流逝的岁月使一些人忘记了战争的残酷性，他们不仅掩盖战争史实，甚至肆意美化侵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广岛支部，愿意把我们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所犯罪行的一部分暴露出来，讲给那些不知道战争的年轻一代。 <h3>藤井秀夫：刺杀活人</h3> 我是1939年12月1日在福山步兵第42团入伍的，当时我刚满20岁。经过3个月的训练以后，于1940年4月1日乘船去中国，在汉口登陆，跨出了我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我被编入以第5师为主新编的第39师第232团第2连，驻扎在湖北省当阳县的孝感。后来，我们连又到京汉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萧家港驻扎下来。 对新兵的现场训练开始了几天后，教官对我们说：“今天进行野战训练——刺杀活人！”于是，就把训练场上当靶子的草人换上了衣衫褴楼的几个中国人。 教官说：“这都是敌人的密探，你们马上用刺刀去刺杀他们！”90名新兵被分成3个班，班长发出“刺杀”的命令后，新兵们便发出“哇！”的喊声，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向活靶子跑过去。 没有杀过活人的新兵们由于恐惧而浑身颤抖，脚步歪歪斜斜。他们不敢睁着眼睛去刺活人的心脏，而是闭着眼睛胡乱地向前刺去，有的刺到肩上，有的刺到肚子上，他们只想快一点离开这个现场。 我看到同伴刺杀失败之后，心想：“我要好好表现一下，长官会给我晋级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哇……”地一声冲过去，当我看到中国人那充满憎恨的目光时，吓得马上紧紧地闭上眼睛，低着头向前刺去。 这次训练以后，每当我夜间放哨时，总是看到那个眼里充满憎恨目光的中国人向我走来，吓得我立刻全身冒冷汗。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被我们刺杀的中国人，根本不是什么密探，是从附近村子里抓来的普通农民。 <h3>开本德正：血洗白杨寺村</h3> 湖北省当阳县苏水河畔有一座纪念《三国志》中著名将军关羽的庙宇。离关庙80里的地方还有一座白庙，就是白杨寺。白杨寺村是湖北与四川的物资交流点，是抗日武装的一个根据地。 当时，我给一个连长当传令兵，军衔是上等兵（普通兵的晋级是由二等兵升一等兵，再升上等兵，再升兵长）。传令兵说起来好听，实际上总被连长唤来唤去，给他送饭、洗衣服、背口粮、背行李、当警卫，是个一刻也闲不着的仆人。虽然如此，我却还想着“只要我加油干，就能比别人更快地晋升为兵长”，所以，我非常卖力地跟着连长参加了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的典型——白杨寺村大扫荡。 营长召集各连长到大洞穴村开会，发布了扫荡白杨寺村的命令：第一，把村里的男女老幼全部杀掉！第二，把家畜和各种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第三，把房子全部烧掉！ 各连都集结到苏水河畔，紧张地准备夜间标志和消音措施。冬日的太阳落山了，河畔刮起了刺骨的寒风。这次行动，是在子夜时分开始的，我们都在作战帽后沿系上一个白布条作为夜间标志。无声无息的急行军开始了，拼命地走了几个小时，疲倦极了。当我们大汗淋漓地走到半山腰时，前面传来了“停止前进，待命”的口令。大家连背包也不摘，就地躺下休息，汗湿了的脊背，不一会儿就变得冰凉。就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突然，苏水河畔传来了友邻部队的野战重炮轰击声。随着拂晓的到来，才知道炮弹已经命中了白庙。轰隆隆的炸裂声传向四方。 这时，各连几乎同时进入了白杨寺村。 哭声、叫声、怒骂声、物品断裂声混成一片，整个村庄乱成一团。一户农家门前，新兵们把一个老人从家里强拉出来。老人不肯走，一边用两手打恭作揖，一边说着“我有病的！”看到这情景，我跑过去，一边对新兵说“对付讨厌的家伙就得这样！”一边狠命地把老人推进门里，然后关上门，用高粱秸把门堵上，然后点了一把火。 烈火一瞬间就蔓延成一大片，掀起冲天的火柱。屋子里近乎发疯的狂叫声渐渐听不到了。连长见此情景，满意地对我喊道：“好！再到下一家去！” 不一会儿，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快走”的怒骂声，这是士兵们用枪和刺刀逼迫一些老人、妇女和孩子集中到一起。 看到老太婆和婴幼儿哭叫、求救的情景真觉得那是一幅活生生的地狱图啊！被士兵们抢来的粮食、油、酒等食品，不一会儿就堆成了一大堆；还有6头生猪、11头黄牛和水牛。连长不知从哪儿弄到一匹中国马，得意地喊道：“看啊！这才是战果辉煌啊！” 抢来的东西，强迫中国人给运送回去，那队伍在山路上绵延了几公里。这个只有150户人家的白杨寺村，就这样被第1营5个连的500多名日本兵血洗了一遍。他们在这里进行了3个钟头的杀人、掠夺、强奸妇女、放火等残酷的暴行。 <h3>藤井秀夫：毒气战</h3> 就在前面所说的刺杀活人训练大约1个月之后，“宜昌战役”开始了，第232团全体官兵参加了这次行动。 临出发前，按照上级的部署，我们除了正常地携带武器、弹药、粮草之外，还特地给每个士兵发了毒气弹（详见本文后资料）、防毒面具和避孕套（强奸时防止传染性病）。 在日军侵入随县、唐县、枣阳、大洪山的过程中，中国第33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战死了。此后，日军渡过了白河。 在这次渡河作战中，由于把河心岛误认为对岸而进行强攻，233团团长神崎大佐战死了，日军遭受很大损失。于是，上级又传来了新的命令：“第39师于31日夜间在王家集附近渡过汉水，进攻武安堰东面的高地；第3师配合作战。” 就在这次作战中，我们使用了毒气弹。 日军的野战重炮和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声震耳欲聋。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只有日军炮弹在中方阵地上的爆炸声，而听不到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反击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偷偷地把登陆用的折叠式橡皮艇运到河边，再冒着中国军队捷克式轻机枪的射击，把橡皮艇推进水里。 登上橡皮艇之后，排长命令我们：“要使用毒气弹了，马上戴好防毒面具！” 橡皮艇飞快地向对岸划去，一听到“下船”的命令，我们就跳进齐腰深的水中，两手端着轻机枪反击。大约用了一个小时，我们同第二梯队一起登陆完毕，转入向中国军队的阵地进攻。 我们在雷家河受到了中国军队第33集团军第55军第58师第36团的顽强抵抗。当我军被中国军队火力压迫得难以行动的时候，上级命令我们“使用毒气弹！” 我还记得，那天的风速大约3米，风向正好是往中国军队阵地刮去，是个阴天，气压很低。我们把小红筒的毒气弹拿出来，用摩擦板点着火以后，便向中国军阵地上投掷过去。当白烟在中国军队阵地上弥漫开来，逐渐消失之后，我们便戴好防毒面具，端起上好刺刀的步枪，冲入中国军队的阵地。 <h3>（参考资料）日军的毒气战</h3> 一、毒气弹的种类 1.投掷毒气筒（小型的红筒、绿筒、靠人力投掷）； 2.发射毒气筒（大、中型的红筒、绿筒，靠掷弹筒发射）； 3.炮兵用毒气弹（红色、绿色的炮弹，靠野战炮发射）。 二、毒气弹的性质及杀伤力 1.催嚏性毒气弹（红筒）外观是淡绿色固体，能麻痹血液中的氧气吸收功能，使人打喷嚏，流泪，在短时间内致死。 2.催泪性毒气弹（绿筒）外观是淡黄色固体，有强烈刺激性，使人流泪、咳嗽、头痛，重者痉挛、胸痛、呼吸困难后致死。 3.靡烂性毒气弹（黄筒）外观是褐色液体，沾到皮肤上，两三个小时内剧痛，出现水泡；通过呼吸道使人内脏全部发生功能障碍而死。 4.窒息性毒气弹（茶色筒）外观是淡褐色液体，沸点低，比重轻，能在短期内在空气中扩散，使人窒息而死。 正文 七、 灭绝人性的活体解剖 那是1945年4月的事情。当时，我所属的日军117师野战医院驻扎在因煤矿而著名的河南省焦作镇。 从一个月以前开始，我们周围各部队的主力都调到老河口去作战，我们医院也抽调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兵员。 另外，据报道，冲绳的战局已进入决定性阶段。各方面不断传来消息说，“老河口战役”之后，我们师就要转移。 医院里只剩下以院长为首、包括我在内的五名军医，几乎没有新患者入院，整个医院鸦雀无声，笼罩着一片沉闷而不安的气氛。 我们不分黑天白日地泡在“军官俱乐部”里，用酒和女人来麻痹神经、寻欢作乐。在这样的令人焦躁不安的环境中，我总想寻求更强烈的刺激。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天医院院长、少校军医丹保司平突然把我找去，对我说：“明天我打算搞一次军医教育课。你去年十月在郑州亲自参加过第12军司令部搞的军医教育课，有经验了。这回，按照那次的办法去做就行。宪兵分遣队他们那里要处死一个人，可以把这个人送给我们医院，我们拿他做什么实验都行。这是个好机会，我想让军医们上一堂练习手术的教育课。到战场上来的军医，不管原来是学内科的还是学外科的，对于急救手术、盲肠手术等等，都必须随时随地能够完成啊。……” 院长这些话，正中我的下怀，我马上答道：“明白了！”自从上战场以来，早就听人讲过“活体解剖”的事，我多么想做一次啊！可是去年在郑州，只是在一旁看别人做，自己没机会做，心里觉得实在遗憾。 我回到医务室，马上制订出一个实施计划，提交给院长。然后，当天就进行准备，我还特地嘱咐内科中尉军医新田和少尉军医高岩看一看手术书和解剖学，并认真研究一下。 第二天午后，门岗报告我说，有一个宪兵带来一个中国人。我马上命令外科的见习士官水谷把他们带到手术室去。我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推开手术室的门走进去。屋子里有一个身穿中国式衣服的宪兵，看来和水谷认识，两个人正谈着什么。我对他们说了一句“辛苦了”，算是打了招呼。再一看，宪兵手里握着一根很结实的绳子。绳子另一头拴着一个双手被绑到身后的穿着黑衣服、看起来很健康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正靠墙根站在那里。 这个中国人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淳朴的农民。为了不引起他的注意，我愉偷地看了看他的侧脸。他的圆脸上嵌着的一双清澈的眼睛正注视着玻璃窗外。我仔细一看，他眼圈发黑，显得很憔悴，但神情却很平静。 我突然想道，这个人大概还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杀头。于是，我也恢复了平静。我让人搬来一把椅子，催宪兵坐下，宪兵这时好像认为这个人已经不能逃走，便解下捕绳，让他也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宪兵把右手插进裤子口袋里去，谁都明白，他手里正握着一支手枪。 为了缓和一下这紧张的气氛。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递给水谷和宪兵各一支，又划着火柴给他们点烟，示意他们安下心来。 不一会儿，新田军医和高岩军医走进了手术室。紧跟着，卫生军曹森下和几名卫生兵也走进来。最后走进来的是塌梁鼻子下面留着白色小胡子的医院院长，院长一走进来，马上问道：“野田中尉，准备就绪了吗？” 我把香烟一扔，向水谷使了个眼色，让他去准备全身麻醉，然后又努力用柔和的语调对旁边的宪兵说道：“我不会说中国话，你跟他说一说、让他明白我们的意思。” 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我接着对那个中国人说了一句：“给你检查检查身体，躺到丰术台上来吧！”说完，我走了几步。来到手术台旁边，轻轻用手拍拍台面，作了一个手势。 那个人看来没听明白宪兵说的中国话，脸上现出了莫名其妙的神情，宪兵便把他推到手术台前。水谷转过身去，往叠成好几层的药布上倒生理盐水和酒精。别人都围到手术台前来。 我又敲了敲手术台，心情急躁地说道：“来睡觉，来睡觉吧！”宪兵便使劲把那个人推上了手术台。 他刚坐到手术台上的一刹那间，连我在内的六个男人一下子就抓住他的两手、两脚、腰、肩、头，硬把他按倒在手术台上。水谷几乎与此同时地把浸满麻药的药布捂到他的鼻子和嘴上。他猛地要坐起来，大家拼命按住他、弄得手术台都移动了位置。 我急忙用双手抱住他的头，使劲把他固定在手术台上。他脸上充满愤怒，咬紧牙关，屏住呼吸，左右摇着头，想躲开捂到他嘴上的药布。而水谷不顾一切地往下摁着那药布。为了让麻药快些起作用，我把两手的大拇指放到他双颊的上下颚之间用力一抠，他的嘴就张开了，发出短促的“呵，呵”的呼吸声。 我对发呆的水谷吩咐了一句，“再加点生理盐水和酒精！”他拿起药瓶连忙按了一下瓶口上的按钮，药水成细线状喷到药布上。麻药蒸发出来的强烈气味钻进了我的鼻孔，不一会儿，我就感到头晕和全身无力。我知道，这是麻药起了作用，便放了心。我吩咐卫兵把麻药换成乙醚，又让他们把那人的双脚绑到手术台上，还告诉大家，在没有全部麻醉之前不要放手。 我看到那人已经进入呼吸渐渐恢复正常的深麻醉期，便让水谷把麻醉工作交给卫生军曹森下，然后去洗手准备开始手术。卫生兵把早已准备好的手术器械从准备室推进手术室来。 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的宪兵问了一句：“现在，不管怎么摆弄他，他也不知道了吧？” 我便说，岂止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他是不知不觉地连命也没了。宪兵呆笑着说：“这样的死法，比挨枪子打死可是好多了！” 我让卫生兵把那人脚上的绳子解开，把他身上的衣服全都扒光，成为完全裸体。他身上有许多条紫色的伤痕，看来，是受过多次残酷的拷打。我对此毫不介意，命令再把他的手脚绑到手术台上。我心里想，这个人从他肩部、背部的健壮肌肉看来，一定是个从小就在田里劳动的农民。 三名军医都已穿好手术服，各就各位了。这时，我脑海里又重现了去年在郑州第12军直辖兵站医院里对一名抗日战士进行“活体解剖”的情景。 那次，我和二十名参加学习的军医一起围着手术台站着，紧张得连气都喘不上来。突然，当教官的北京第一陆军医院的中校军医长盐喊了一声“立正”。我们大家马上肃立不动。他便向指挥那次教育课的第12军军医部长、大校军医川岛清报告：“解剖即将开始。”然后，长盐对那个由于全身麻醉而完全失去知觉的活人，仿照对死人进行病理解剖的仪式，发出了一声“致敬”的口令。新田和水谷打开一条最大的床单，把那个人的裸体盖在下面。 新田说道：“我当医生以后，只看别人动过几次盲肠手术，可自己动手做，今天还是头一回。”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了手术刀。二十五岁的军医高岩，原来是个学徒，去年年末刚刚从学校毕业，来到河南只有两三个月，至今也没做过象样的手术。他紧闭着双唇，神情紧张地站在旁边。 水谷是做过盲肠之类的小手术的，他轻声问我：“那就开始吧？”我说，“稍等一下”，便仿照长盐的样子喊了一声“立正”，然后肃立不动地向院长报告说：“解剖即将开始。” 院长傲慢地轻轻点了点头。我又喊了一声“致敬”。面对着今天被残酷的麻醉夺去意识的人，就像对着俨然活着的中国人一样，我首先低下了头。大家也都带着在这一刹那间紧张起来的神情跟着我低下了头。 我的父亲也是个军人。从呱呱堕地那天起，我就被灌输了天皇至上与武士道精神。我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坩锅里培养起来的。这种伪善的传统作法是令人憎恶的。口头上表示所谓“致敬”，而实际上却进行惨无人道的凶恶的活动，这本身就是日本武士道的一个特征。 “教育课”一开始，是由新田操刀，由水谷指导，由高岩当助手，在那人右下腹部剖开一条10厘米的口子，施行盲肠手术。被切除的盲肠，像蚯蚓一样细，是完全健康的。 接着，是由水谷操刀，由新田和高岩当助手，从胸窝向脐下割开一条约30厘米的大口子，即把肚子从正中央剖开，进行“清点内脏”。水谷把两只手都插进那人肚子里去，顺着大网膜摸到了胃。然后，他又拨开肠子，让肝脏内侧黑绿色的胆囊露出来给大家看。 活人内脏的那股恶臭气味，直冲进我的鼻子。可当时，这种气味却使我感到很舒服。这时，我想起了在河北保定时，宪兵队的藤木大尉曾经求我无论如何给他弄到一副活人的健康的肝脏，因为活人肝脏能够包治百病。 突然，我觉得有人在身后捅我的腰，转过身去一看，是那个宪兵。他铁青着脸对我说：“我还有事，今天就失陪了，请以后多关照。”说完，就仓皇地离开了手术室。 不一会儿，“清点内脏”结束，腹壁又被缝合起来。我把手伸到床单下面去，摸到那人手腕上的脉搏。他的脉搏，弱了一些，可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告诉森下可以少用一些乙醚。 这回，是我与高岩、水谷与新田分为两组进行右臂与左腿的截肢手术。这两个大手术，要同时在一个活人身上进行。我也洗了手，让他们把右臂与左腿根部缠上止血带，并进行各种类型的皮肤消毒。 我把那人左大腿根下面大约三分之一地方的皮肤切开一圈，把皮肤剥开，稍稍向外卷起一些。再把那人的大腿肌肉一下子切到骨头边，这样的手术，只有外科医生才能做。我想让高岩体验一下，便吩咐他取来一把大的切断刀。然后，我用一只胳膊抱住那人的大腿，另一只手拿着刀作出一个样子，教给他怎样一口气地切下去。 如果切断面呈踞齿形，止血的时候找血管就很困难了，所以我再次要求他注意，要把大腿骨周围的筋腱和肌肉切成一个平面，直切到大腿骨为止。我让卫生兵抬起那人的脚，高岩就按我说的方法，一口气地切下去，把大腿骨周围的软组织全部切开了。鲜血一下子像瀑布一般流出来。被切断了的肌肉，还在微微地抽动着。 高岩急忙拿起止血钳子想要止血，我说：“这些血反正是要流尽的，你就别管它了！”说完，我麻利地用两手把肌肉撕开，把连结着大腿骨的筋腱从骨膜上剥离下来。白花花的大腿骨露出来以后，我用一打药布把肌肉的断头包起来，向上提起，还告诉高岩，用骨锯锯大腿骨时，尽量往上边锯。 锯子咯吱咯吱拉起来，锯条已经进到骨头里面，忽然，锯子拉不动了。我吩咐抬脚的卫生兵用力把脚向下压，使骨头的切口大一些。这时，高岩又使劲地拉起锯来。不一会儿，大腿骨锯断了。在这一刹那间，抬脚的卫生兵，因为大腿太重了，一下子就把被切下来的大腿掉到水泥地上。 大腿落在地上，把地上那滩血溅起来，落到我和高岩的凉鞋上，把我们的脚都染红了。我毫不在意地一边讲解，一边教高岩把几根主要的血管结扎起来。 “在处置神经的时候，要尽量把神经拉出来，弄得平整一些，不然，安装假肢的时候，病人要痛苦的。可今天，就不管这些了 ”我像老师一样教导着高岩。 用锉刀把骨头和筋腱锉平以后，把止血带慢慢拿下来，有两三根细动脉还在一个劲儿地出血，便把它们也结扎上。用药布擦拭切断面时，那里还在不断地往外渗血。“这些一缝合起来就好了”，我一边说着，一边教高岩把大腿骨周围的肌肉和筋腱包起来缝合。 左大腿的切断手术完成后，我们两个舒了一口气。我们把鲜血淋漓的手往白色的消毒液里一插，鲜血都变成了黑紫色。 这时，水谷和新田早已完成了右臂的切断手术，正坐在一边吸烟。我命令森下暂停麻醉，“如果他手脚一动，说明麻醉要解除了，那就再加乙醚！”说完，我把床单掀开，看看那人的脸。 他还在深麻醉状态中昏睡着。这个两三小时以前脸色十分健康的人，现在完全改变了容貌，脸色苍白，嘴唇青紫。他的脉搏又细又弱，而且很快。但瞳孔还是正常的，这个人的生命力真强啊！ 最后一项手术，是由高岩主刀，由我当助手，做支气管切开手术。做完以后，这次的“教育”计划，就全部完成了。 院长派卫生中尉伊藤来联络，让我们尽快做好善后工作。军医们换上了各自的军服。我也换好衣服，点上一支烟去上便所。从便所出来，我又回到手术室。中国人身上的床单已经撤掉。这个失去右臂和左腿的人，裸着全身，还活着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室的一角，放着那条被切下来的左腿和右臂，卫生兵正在用冷水冲刷水泥地面。 看到这些，我本能地想到，这事情不要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一抬头，看到四五名士兵正在手术室窗外向屋里张望。我急忙怒吼一声：“喂！走开！” 我招呼森下，让他拿一支五毫升的注射器来。往人的静脉里注射多少空气才能让他死掉呢？我早就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了。 现在是个好机会。我让森下把注射器的针头扎进那个人纤细的左臂静脉血管，把5毫升的空气注射进去。可是，那个人没什么变化，我感到意外，连忙对森下说：“再拿一支20毫升的注射器来打一针试试！” 森下把空气吸入20毫升的注射器，又把针头刺进静脉血管。我看到，刚打进去一点儿空气，注射器的圆管就停下不动了。森下拼命地用拇指往下压。可是怎么也推不动。我急了“躲开！让我来！” 我站到森下身旁，没让他拔出针头，接过注射器就使劲往下推。可是，注射器还是一动不动。我仔细观察一下，针并没有断，便把注射器拿正，用小腹顶住胳膊肘，把全身力气都加到注射器上。咕噜、咕噜、咕噜，圆筒终于动了几下。注射器中的空气有一半被推进那人血管里去的时候，他的左胸部心脏部位发出了令人害怕的咕噜咕噜声。 这时，那个中国人的下颚动了一下，我便把针头拔了出来。 我以为他可能要作一次深呼吸，却看到他的下颚一下子垂了下来。眼看着他苍白的脸上失去了最后一点血色，逐渐呈现出死相来。 这时我想，他的心脏大概停止跳动了，便急忙用左手去摸他的左胸。没摸到心跳，我向森下要过听诊器，把听筒放到那人的心脏部位。心音听不到了，只听到人在临死前心脏停止跳动时最后发出的沙——沙——的杂音。 我命令身旁呆然肃立的森下：“我说，心脏完全停止跳动了。你跟伊藤中尉联络一下，把尸体快送到马房后边挖的坑里埋好！”说完，我就走出了手术室。 外面已是黄昏时刻，夜幕即将降临。我回到医官室时，水谷还没回来。等他回来以后，我们一块儿回宿舍。我们走得很慢，心情逐渐恢复了平静。 “我说，水谷！今天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想，他常给宪兵看病，大概能知道这件事吧。“听说是个八路的‘密探’。”他答道。 这时，我不由地想，他一定是个农民。其实，他是个农民也好，是个密探也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是顺便问问，并不想打听个究竟。可是，他临死前心脏停止跳动时发出的可怕的沙——沙——的杂音，却执拗地留在我的耳鼓里面了。 而且，十一年后的今天，这声音依然留在我的耳鼓里。 现在，我的眼前，浮现出那连结着河南沃野的、绵延不断的美丽的太行山麓远景。同时，也浮现出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战斗的幸福画面。然而，就在这片土地下面也埋葬着无数个被我们夺去生命、饮恨而亡的中国人。每当想到这一点时，我的胸膛好像都要爆炸了似的。 我这个普通人，由于参加了侵略战争，竟做出了连自己也想象不到的坏事。 本来，医术被人们称之力“仁术”，医学应当为整个人类社会服务。可是，由于参加了侵略战争，我竟有意识地把医学当成了杀人的手段，这真是对医学的冒犯与亵读。 最近一个时期，我根据自己切身的痛苦体验，决心否定侵略战争。同时，对于唤醒我做人的良心，指明我做医生的使命，让我继续生活下去的中国人民，我要表示发自肺腑的深深的谢意。 我发誓，今后只要我活着，就要为反对侵略战争而战斗。 作者简历： 原部队——第117师野战医院；原军衔——中尉军医；出生地——岐阜县；学历——东京医专毕业（1941年）；年龄——1925年生。 正文 八、 杀人不眨眼 这件事发生在1940年9月上旬，我在新京（今长春市）宪兵队长近藤新八大校的命令下，在市内新发路宪兵军官宿舍附近逮捕了3名中国工人，犯下了罪行。 已经是9月了，可天气还是那么热，热得人昏头涨脑的。特务股长小村少尉一边翻着桌上的报纸，一边把手伸向电话机，拿起听筒，拨动了转盘。“喂，是大尉阁下吗？我们商量过的那件案子，今天要行动了。时机怎么样……是，我们等您！”咔嚓一声放下电话机，他就把小美野伍长叫来了。“准备今天行动！”他命令道。 小美野回到房间，对桐原军曹说：“那3个国民党地下组织嫌疑犯，什么也不肯招供，今天，要内部处理了！”一边说着，一边伸了个懒腰。 “哈哈……又要开杀戒了！”太田曹长大声笑着说。当午后阳光偏西的时候，两辆载重车在大同大街（今斯大林大街）上飞快地行驶着。前车里坐着今天行动的指挥官小林少尉和翻译官山垣内，还有宪兵队司令部的小笠原大尉军医和卫生曹长土仓。紧紧跟在后面的，是太田曹长开的那辆车，车里坐着小美野伍长，他穿着一双红色长靴，手握一把日本刀，而手握一把竹刀的桐原军曹坐在他的身边。他们左臂上戴着白色袖标，上面印着两个血红的大字“宪兵”。他们身后是3名胳膊绑在背后的中国人。 “快到地方了！”小美野又想起了出发前自己曾对太田和桐原夸口说：“我要给你们露一手看看连剑道三段也要对我甘拜下风的！”说是这么说了，可现在心里还是激动不安的。 汽车在一个人影都没有的南岭大街上飞驰着，车后带起一阵尘土。不一会儿，就先后嘎吱一声停到一片半人高的草丛中。小林少尉他们先下了车，他对小美野作了个手势，小美野就向车中挤在一起的3个中国人喊了一声：“下车！” 这3个人经过几十天的残酷拷问和饥饿的折磨，全身无力，下车后晃晃悠悠站都站不稳。他们往四周望了一下，又互相看了一眼，周围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那个20岁左右的青年，呼吸急促起来，肩膀颤动着，带着抑制不住的愤怒大声说道：“我在国际运输公司干活，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一面说着，一边走近小林少尉。小林少尉意外地倒退了两步。 他身旁的太田曹长马上骂了一声：“混蛋！”并踹了他一脚。青年跌倒了，可是马上又爬起来，满怀仇恨地瞪着小林少尉。 “混蛋！你还敢动！”桐原军曹突然举起那把竹刀，向青年胸部刺去，竹刀先是弯了一下，然后就刺进身体去了。青年的脸色变成了紫红色，嘴角里流出了鲜血。说时迟那时快，他“叭”地一口就把鲜血吐到桐原脸上，使他来了个满脸花。这时，小美野马上走上前去，一拳就打在青年的鼻梁骨上，使他鼻子和嘴同时冒出血来。见了血以后，小美野疯狂起来，刚想再打时，突然听到一声“鬼子住手！”旁边的一个中国人高声喝道。 小美野转过脸去看时，那是一个身材魁悟的中年大汉。他走过去骂道：“畜生，你敢骂我鬼子……”说着就对大汉连踢带打。 这时，翻译官山垣内和军医小笠原在40米以外的地方挖好了大坑，走过来了。身材细长、鼻子上架着眼镜的小笠原大尉军医启动薄薄的嘴唇说道：“不要着急！让他们活受罪，一点一点地死，好研究研究！”山垣内翻译官走到太田曹长跟前说道：“挖坑的时候，挖出了好几个人的尸骨。这一带真杀了不少人呢！”像种猪一样肥胖的太田曹长回答道：“满洲国建国前后，这儿是刑场，每天都在这儿杀掉几十个中国人，所以，不管你到哪儿挖，都是骨头。” “我说，先把这个年轻的干掉！”小林少尉说完，和小笠原、土仓一起往大坑那边走过去。小美野走到青年身后，把绑他手的绳子系紧，就押着他走过去。 脸上血迹模糊的青年走过去坐到大坑边上，凝视着正在西下的夕阳，阳光照到他的脸上，那泰然自若的神情，使太田和桐原感到了有一种威严而不可侵犯的气概。小美野一直用眼睛盯着这个中国青年。当他想起自己出发前夸下的海口之后，失去了平静，突然说道：“少尉阁下，可以干了吧！” 小林少尉一边拔出日本刀，一边点了点头。而小笠原上尉军医和土仓卫生曹长把各种各样的解剖工具拿了出来。当小林慢慢地凑到青年的面前时，青年突然站起身来“噗”地一声，把一口血痰吐到他脸上。 “啊”地喊了一声，退后两步的小林，脸色变成猪肝一样的紫红色，咬牙切齿地喊道：“杀掉这个畜生！”正在旁边待命的小美野，把军刀高高挥起，拚足了力气，咔嚓一声就把青年的头颅砍了下来。从颈动脉喷射出来的鲜血立刻把草地染红了一大片。 小美野把青年的头颅和尸体踢下大坑以后，桐原军曹又把那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押过来了，他刚想说“把这家伙也杀掉！”杀人性起的小美野，已经手起刀落，把这个中国人也杀死了。这个中国人的尸体在大坑中重叠起来，中年人的头颅并没掉下来，血管里还在向外涌出紫红色的鲜血。那颗头颅上的眼睛还睁得大大地瞪着小美野，使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这个顽固的家伙！”小美野骂了一句，拾起脚下的一块石头，发疯似地向那颗头颅打去。而身边的太田和桐原吓唬他说：“这家伙今天晚上非来抓你不可！” 山垣内押着另一个35岁左右衣衫褴楼的中国人走了过来。那个中国人古铜色的胸脯裸露在外面，脸上是一脸怒气。 小笠原军医说：“这回该看我的了！”他看到地上血迹斑斑，便对小美野说：“把这儿铺上草！”桐原和小美野铺完草以后，土仓卫生曹长就把注射器端过来小笠原军医一边戴上眼镜，一边向桐原和小美野说：“让他躺到这儿来！”那两个人马上喊道：“到这边来！” 可是中国人不理睬他们。当他们走过去连推带拉时，中国人的脚好像在地上生了根似地一动不动。这时，太田曹长恶狠狠地喊了一声“走！”便把刺刀刺到他的脊背上。中国人被刺倒了。桐原和山垣内就一人拽着一条腿，把中国人拖过来。中国人愤怒地骂着，小美野狂叫着弯下腰去卡住他的脖子，而桐原举起竹刀说：“让你尝尝我的厉害！”他把竹刀一下子就刺到中国人的生殖器上。那人“噢”地一声，疼得把身体缩成了一团。 这时，在小笠原军医的指挥下，小美野、桐原、山垣内、太田跑过来，分别按住四肢。小笠原军曹细长的手指握着一根注射器，向中国人的右臂静脉里注射了闪着银光的毒液。3秒、5秒、10秒……毒素迅速地向全身蔓延着…… 中国人痛苦地紧咬着嘴唇，不愿意叫出声来，他的脸色渐渐地苍白起来。小笠原军医一直用冷冰冰蛇一样的目光观察着。接着，他又向土仓曹长和小美野使了个眼色。小美野找了一根木棍撬开了中国人的嘴，把木棍插进去，使他合不上嘴。正在这时，土仓拿来一个白纸包，打开，把里面的白色粉未一下子倒进中国人的嘴里去。 这时，中国人整个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痛苦达到了极点。可是，由于手脚都被按住了，想动也不能动。小笠原军医脸上的薄嘴唇在冷笑，他在用手表记时，20秒，25秒，30秒 中国人咕嗜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只见他吸了一口气，用锐利的目光，瞪着日本军医，凄厉地叫道：“日本鬼子，我×你八辈祖宗！”由于极度愤怒，他的头发一根根地立了起来。按着他的4个人都吓得脸色发青，面面相觑地放开了手。中国人急剧地痉挛起来，最后，完全不动了。 小笠原军医拿起手术刀想从胸部向下剖腹，因为没有大号手术刀，就对小美野说：“喂，用你的军刀切吧！”小美野就拿起刀来，从胸口一直切到下腹部。 然后，小笠原军医便戴上了乳胶手套，继续他的研究。已经是太阳落山，天色发暗了。土仓把事先准备好的防风蜡烛灯拿过来了。在灯光下，6个人的脸都是黑的，简直象魔鬼一样。军医把中国人的肋骨一根一根地掰开，从胸腔和腹腔里涌出一堆血糊糊的内脏。他毫不在意地把手伸进去，不一会儿，从里面拽出一大块血团样的东西说：“这就是肺脏！”一闻到这股难闻的血腥的臭味，除了军医之外，都恶心得直想呕吐。大家看看军医，他的脸是黑紫色的，眼睛血红色，已经不是人的样子了。 “军医阁下，您还是给我们看看别的部位吧！”小美野虚张声势地说，他的声音好像是从嗓子眼里硬挤出来的。军医把那副肺脏“啪”地一声扔到大坑里去，然后，又用戴着血手套的手向死者腹中伸进去。不一会儿，他的手停下不动了。 军医突然提高了声音说道：“啊，还活着呢！”小美野被吓了一跳，急忙朝大坑里看去。在青白色的月光下，静静地躺着两具惨死的尸体。“军医阁下，他们已经死了一个多钟头了，怎么还能活过来呢？”他生气地说，以为军医是在骗人。 “我也这么想，可是，它确实在活着呢，你们看！”原来，他手掌上正拿着一颗还在跳动着的中国人的心脏。“噢，它确实在动呢！”“好啦！我们该回去了！”桐原这么一说，大家都同意了。 可军医却说：“再稍等一会儿吧！医学院里解剖尸体，要解剖一个星期呢！”他又把手伸进死者腹中，还说道：“你们大家都杀的是活人，而我不过是欺负一个死人罢了。”接着，他又掏出膀胱、肝脏、胰脏给大家看。此时，空气里飘散着腥臭的气味，无边的黑暗已经包围了这些杀人的鬼魅…… 作者简历：原为关东军第一特别警卫队第二大队总部的班长、宪兵曹长。 正文 九、 731部队是食人魔窟 在松花江流域的大城市哈尔滨市的东端，是香坊区。在这里，有一条道路曾被中国人民憎恨地称为“杀人路”。 汽车沿着这条路跑30分钟，遇到一个急转弯，可以直达平房站。就在这个转弯处，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草丛中有一条旧路。这条旧路就是通往731部队的道路。道路两旁的荒草当中，还能依稀看到麦田的痕迹，甚至能看到草原上一处一处被烧毁的和平家庭的遗迹。那些残垣断壁，都似乎在控诉着日本侵略军的罪行。 过去这里曾是和平农民的耕地，在这里可以听到农民收割麦子的歌声。 可是，自从1938年日本侵略者从五常县迁到此地开始，就变成了石井部队，即731部队的势力范围。此后，不仅原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被赶走，而且还把周围的村庄合并成为5个居民村，并被称之为“保护村”。实际上是把这些居民软禁在这里，他们的一切自由都被剥夺，同外部的一切来往都被切断，这里成为荒凉草原上的一个“无人区”。就这样，这块神圣的土地变成了细菌部队的实验场；这块肥沃的农田被凶猛、剧毒的细菌所污染，变成了用细菌为武器杀害中国人民的死刑场。 以作为人类所不能容许的细菌战为任务的731部队，唯恐自己的秘密被泄露出去，在其总部的入口处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没有关东军司令部的许可，任何人不许入内”。 从外表看来，这幢三层的四角大楼与普通楼房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大楼周围挖有一圈（东西南北各一里长）深壕，并架设了一圈高压电网。在这附近，时刻可以听到善良的中国人被残害的声音。 细菌战犯石井四郎曾说过，这幢楼的建设采用了德国式的“秘密建筑法”，建筑物中有两幢是用来监禁中国人、用活体进行细菌实验、杀害中国人的秘密监狱。这两幢监狱由一个特别班来管理，监狱外边，是一个凹字形的建筑物。从这里有两条飞机跑道直通到平房东站，这是专门为运送细菌的航空班准备的。 当全世界的无数人为把人类从病魔中拯救出来而奋斗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却把这一医学成果用在倒行逆施上，于1939年对苏联人民和蒙古人民进行了细菌战，从1940年起又把细菌战手段用于对付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投放细菌，使中国人民陷于死亡和病痛之中。这不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犯罪是什么？对此仍不满足的日本侵略者，又在1942年4月策划一次规模更大的细菌战，不惜血本地研究和制造更毒的细菌。 一到晚上6点钟，这里就没有人来了。整栋建筑物里变得死亡一样寂静。昏暗的常明灯光照在铅色的高压灭菌机和溶解锅上；从地下室不时传来孵卵室自动调温仪的运转声和特别班监禁的人犯的脚镣声；腐败菌培养基和消毒剂的强烈臭味弥漫在建筑物里。 这天我比平时来得早。沿着走廊向左拐，昏暗的走廊两旁摆着一个挨一个的细菌培养罐。长长的走廊里没有第二个人，皮鞋踏在水泥地上咯噔咯噔的响声，使我产生身后有人跟踪的错觉，我几次回头看时，都没有任何人。这时，我的眼前突然重现了三天前由于注射鼠疫菌而感染了鼠疫的中国人仇恨的面孔，只见他冲着我大骂道：“鬼子！日本鬼子！”我不由自主地骂了一句“畜生！”便急匆匆地加快了脚步，终于来到了位于蒸馏室和冷却室之间的“雇员室”。 雇员室里一片昏暗，最里边有一盏度数很小的电灯，灯下有几个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不知在闲聊着什么。当他们发现我走进来时，马上把桌子上放着的一瓶肉精藏到了床下。很明显，他们的话题也因为我走进来而改变了。我知道，刚才他们不是讲上级的丑闻就是谈厂内的机密，而现在他们在互相开着玩笑。不过，听到他们的说笑声倒使我对中国人的恐惧心理缓和了一下。 “是你呀，田村，吓了我们一跳”说话的是柄泽班的雇员长岛次郎，今年40多岁，他一边把床下的肉精拿出来，一边抱怨着说：“你看，田村！那些军官们一瓶15元钱成箱地往外卖，而对我们一点也不优待 ”他没说完，田部井班的雇员玉井就接着说：“怪不得人家把雇员和军马、军犬、军鸽相提并论呢！” 看到这几个老雇员在这儿谈得投机，我心里也想多知道点内幕新闻，就坐下来了。 我们一边用肉精冲水喝，一边谈着。 柄泽班10年工龄的候补技术员奥寺喝了一口肉精水，看着我说：“喂，田村，你最近忙些什么？给我们讲讲！” 奥寺这家伙知道我是受科长的单线领导，这使我心里感到很得意，我就说：“厂里不是规定‘泄露机密者处以极刑’吗？我可不敢说” “屁！什么鸡巴机密，我们干的工作都是机密！你这小毛孩子别说大话！”看来，奥寺是非让我说不可了，我心里更觉得洋洋得意了。这些天来，我一直持有的对中国人的恐惧心理，现在全没有了，换成了进行残酷的活体细菌实验的荣誉感。 为了缓解一下奥寺的情绪，我说道：“奥寺，我不就是进了特别班吗，没啥好说的，不如让玉井讲讲远征队的情况，快到上班时间啦！”我指的是1942年春天，在石井四郎部队长的直接指挥下，为了向华中华南地区散布细菌，派出了一个远征队，最近刚刚回来。我这么一说，另外三个人也支持。 “嗯，好吧！”奥寺雇员因为资格老，还是有威严的，他说：“玉井雇员，你就讲讲到杭州去玩女人的事吧，好吗？”我对远征队的事是很感兴趣的，因为远征队回来以后，部队里好像变了样子，科长和班长对班员每天都发脾气。 “嗯，说说倒是可以，可这事是秘中之秘呀，传出去我要掉脑袋的！”面色苍白的玉井这样开了个头：“远征队是在1942年3月组织起来的，总部设在上海和汉口，以这两个地方为据点散布细菌。” “我们培养的细菌怎么样？”奥寺很关心自己培养的细菌。 “老实说，柄泽班的细菌没有用得上，由于杂菌太多，在运送途中腐败了；而没有腐败的鼠疫菌，毒力却消失了” “是吗？那么，效果最好的是哪个班的？” 玉井掰着手指头回答说：“效果第一的，是碇班的炭疽菌。这种菌是放在金米糖和甜纳豆里，从飞机上用降落伞投下去的。孩子们吃了之后，很快就发病，死亡率相当高。” “第二的大概是田中班的跳蚤吧？” “嗯，是的。鼠疫跳蚤倒是很好的，可是，我们进行细菌战是把带跳蚤的老鼠从飞机上投到地面上去，所以一下子就暴露了！” “真的吗？那可糟了！” “可不是！《解放日报》就公开地把鼠疫跳蚤的散布方法揭露出来，还刊登了照片。” “这样一来，今后的细菌大量生产可怎么办呢？” 大家的想法都和长岛一样，便看着资格最老的奥寺。 “暴露了也没关系！生产还照样生产，而且还要培养毒力更强的细菌，关键是散布的方法怎么样！你说是不是，玉井？” “是啊！正因此，最近就要把‘圆木’运来了！” 听了这些话以后，人事班的岛田说道：“可是金井！特别班的色情小册于印出来了吗？” “听说印完一部分了，你这个色鬼，你到照相班去一趟，他们会给你色情照片的！”这个金井是经常拿些色情照片来给他们看的，他说完，大家都笑起来。 石井四郎部队长深知中国人是坚决反对细菌战的，为此他又想出毒计，指令二木班进行性病实验。印制色情照片、色情小册子是给他们用的。 “对付中国人真没办法！可能是没有性欲吧，给他们色情照片也好，色情小册子也好，看都不看就撕掉了。” “中国人真的变成‘圆木’了，又没有性欲，又不怕枪弹！”“所以嘛，真难对付！如果他们有一点儿性欲，那就好办了！”大家都是以各种各样残酷的活体实验来杀害中国人的，所以他们有共同语言。 “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青年小伙子，怎么能没有性欲呢？这不是胡说吗！”人事班的岛田怎么也不肯相信，他看着大家这样说。 “这可是真的呀！岛田，我当初也像你这么想的。就是现在田村作实验的那个小子。第一次，我把一个俄国女人送进他的单人牢房，第二次又送进一个中国女人，我都在门外从钥匙孔往里边看着。女人一走进去，两个人就握起手来。我想：有门儿了。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就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那个小子像发疯似地大骂起来：‘鬼子！你们对于无辜女子也这样惨无人道地折磨，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一定把你们消灭掉！’本来我以为送进女人能使他变得温顺一些，没想到，反而助长了他的反抗决心！” 这时，我心里想，你们是不是把中国人说得太神了，“我一定拿这个家伙好好作个实验，拿出结果给你们看看！”于是，我看了着手表，他们几个有点莫名其妙地站起身来，分别到自己的研究室去上班了。 二楼和三楼都是研究室，都是进行杀人实验的地方，一上楼，就可以闻到动物的尸臭和血臭。我走进自己的研究室，马上看到前几天注射完细菌的老鼠和荷兰猪。那些小动物身上弄得很脏，毛都直立起来，躺在笼子里蠕动着。人的死亡，动物的死亡，对于正常人说来都应当是感到悲痛的事情，而对于我这个研究细菌战的人说来，却是件高兴的事，因为这表明自己培养的细菌毒力强，自己可以建功立业了。我检查了小动物之后，自言自语他说“毒力不错”，然后就把死老鼠的肚子剖开，取出肝脏和脾脏继续作细菌培养。 7点钟，该给中国人量体温了。我想，既然动物这么快就死了，那些“圆木”也会死的，就不会像昨天那样反抗我了。我先到消毒室取了器材，然后来到特别班。交了特别许可证，进了大铁门，便来到专门监禁中国人的两栋之一的7栋。从对面走过来两个穿着防菌服的人，他们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被杀害的、头颅被打开、肚子被剖开、脚被剁掉、肌肉被切成大块的中国人。看到这个被惨杀的人以后，我加快了脚步，走到三天前被我注射了鼠疫菌的中国人的12号牢房门前。中国人由于我注射的鼠疫菌，现在正吐着血，趴在床上。 我打开铁锁，走进牢门，中国人抬起头来用眼睛瞪着我。我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抵抗力，一边说“畜生，你还没死？”一边踢了他一脚。“哇——哇——”中国人又吐了两口血，然后用力说道：“鬼子！我一定要报仇！”于是我把带来的消毒药水洒到他身上就走出了牢房。 走到出口的时候，我看到从对面走过来细菌实验的直接指挥者宇田清技术员。我想，宇田为什么来得这么早呢？没有任何理由啊！而宇田故意躲避着我的视线。我想，他一定有什么不可<bdo>ｗｗ</bdo>告人的秘密。于是故意向旁边拐过去，等他走进入口之后，我就从后边跟上他。而宇田突然转过身来，低声对我说：“我要干一件有趣的事，你跟我来吧！”说完就拉住我的手，走到最里面的一间牢房门前。他对我说：“你在这儿放哨，如果有当官的来了就告诉我！行吗？”说完，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自己配的钥匙打开牢房门走了进去。我知道，要进牢房是必须得到特别班班长的批准，可这是怎么回事？我往年房里一张望，水泥地面上铺着薄被子，上面坐着一个约26岁的妇女。 “干什么？”那个妇女面色苍白，眉毛倒竖，脸上带着一副憎恨的表情，可是，由于长期拷问、营养不足，她已经失去了抵抗力。在失去了人类最起码的道德心的侵略者面前，她只能成为兽欲的牺牲品。 亲眼看着宇田把这个妇女强奸以后，我也成了一只发狂的狗。我从钥匙洞里把钥匙拔出来，用它去开隔壁一间牢房的门，拧了半天拧不开。我从钥匙洞看到里面有一个25岁左右的中国妇女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坐在那里。我又把钥匙插进去，可还是打不开。于是，我又去开另外一间牢房的门，没想到，一下子就打开了。屋子里坐着一个非常瘦弱的3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她靠墙坐着，目光呆滞，脸上好像还有些浮肿，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妇女看到我，脸上出现了一丝带有嘲讽意味的笑意，问我：“你有什么事？”我走过去仔细看着她，她半睁着眼，把骨瘦如柴的手伸出来，指尖的骨头都变黑了。我知道，这是吉村班的冻伤实验所留下的痕迹，没什么可怕的。于是，我就把她推倒在地上，然后就像饿狼一样扑到她身上。尽管妇女拼命挣扎着，眼里燃烧起憎恨与羞耻的怒火，可是她已经没有抵抗力了。当我把她的裤子扒掉以后，看到从下腹部到鼠蹊部（腹股沟）都变成了紫红色，脓水流到床上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这个妇女已经成为二木班的性病细菌实验品了，根本不能满足我的兽欲了。于是我骂了一声“×，真倒霉！”又踢了妇女一脚，离开了那间牢房。 我和宇田进了解剖室。解剖台上的解剖刚刚结束，“血流管”里的鲜血还在流着，流到台下放着的一个大玻璃瓶里，发出哗哗的声音，大号的手术刀沾上了中国人的鲜血，形成了鲜红的血糊。“喂，田村，赶快给器材消毒吧！”宇田对我说完就走出去了。 这时，大木启吾少校课长和细岛宏副班长全身穿着橡胶防菌衣走了进来。 “开始吧！”在大木的命令下，细岛把手术刀、止血钳子等放进了灭菌器。这时，早晨被我洒过消毒药的那个中国人被担架抬进了解剖室。中国人的脸是紫色的，浮肿着。大木看了看中国人的脸色便吩咐道：“赶快注射樟脑液，不然，实验就没法做了。”在一旁站着的细岛马上命令我：“拿两支樟脑液来！” 中国人被注射了樟脑液后，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固定在手术台上了，没有说话，眼睛里涌出了绝望的泪水。 细岛摸摸中国人的脖子，找到了他的颈动脉，用右手拿着的解剖刀一下子切断了一侧颈动脉，鲜血立刻喷射出来。中国人本来就遭受着鼠疫病的折磨，又被割断了血管，低下了头，神志不清了。这时，宇田拿起止血钳，把颈动脉的切口两端都夹住。细岛用解剖刀敲了敲中国人的心脏部位，吩咐“注射两支樟脑强心剂”，然后，又切断了中国人的另一侧颈动脉，并让我拿着一个能装30CC的小药瓶接住颈动脉中流出的鲜血。虽然注射了强心剂，可是中国人已经不能动了，血管中流出来的血也停止了。这时，大木又命令道：“再打4支强心剂！” 可是，怎么抢救也没用，中国人的呼吸已经停止了，心脏也不再跳动，血管里的血流尽了…… “把解剖刀准备好！”细岛操起解剖刀从上腹部切到下腹部，又从下腹部切到胸部，又操起骨锯把肋骨都锯断，使内脏完全露出来。 20分钟以后，这个中国人的肉体就被切成了许多块，内脏都被一样一样地摘出来直到这时，我们四人——大木、细岛、宇田、田村才像四条吃人的恶狼一样觉得累了，回到隔壁的休息室休息。 过了一会儿，大木和细岛到军官室去了，休息室里只剩下我和宇田。宇田一边脱下用消毒药冲过的防菌衣，一边说：“田村，这个中国‘圆木’的肺子你看见了吧？这一定是肺鼠疫，可是，到第四天还没有完全死亡。”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他们进行的反抗绝食斗争”宇田又接着说：“他们八路军里确实有比我们更优秀的防疫疫苗。用石田技师的话来说就是‘生菌疫苗’。我们必须培养出来比它毒力更强的细菌才能进行细菌战。” 宇田喝了两口酒，还想继续说话时，大木课长笑嘻嘻地走进来，对我们说道：“这次做实验的对象是须藤良雄，这是绝密呀！” “是！”我大声地回答道。 “好！你也参加这次实验！你去把须藤良雄领到这儿来吧！大家都是为天皇陛下尽忠嘛！”大木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自己开始穿防菌衣。 须藤良雄是第四部第一课的雇员，在最近的鼠疫菌大量生产过程中感染了鼠疫菌。我原以为他去住院治疗了，谁知却被送进了特别班来。我不懂其中有什么奥妙，老老实实地走进了解剖室。 须藤良雄由特别班员把全部衣服都扒光了，全裸体地躺到解剖台上。几天前，大家一起谈女人时他还哈哈地大笑呢，而现在完全换了一副面孔，已经是骨瘦如柴了，身上出现了大量的紫色斑点，还有不少裂痕和血迹。他半睁着的眼里流着泪，嘴巴张开喘着粗气，肚皮一鼓一鼓的。 大木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就把消毒药水涂遍了须藤的全身。由于消毒药水是凉的，他的眼睛完全睁开了，前后左右地看着。“班长，班长，我的胸，我的胸 ”他的脸突然扭曲起来，咕——咕——地从嘴里吐出两口黑血。据说，须藤得病以来，一直“班长，班长”地喊着，要求得到治疗。 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1939年刚入伍时的情景。在须藤的家里，他的母亲把一小筐水果递到我的手里，对我说道：“你要和良雄做个好朋友啊”而现在我心里想：“我一定要尽力帮助他！” 这时，大木已经检查完了须藤的全身，发命令说：“手术开始！”我把解剖刀和消毒器拿出来，把解剖刀递给了细岛，而细岛沉吟了一下，又把刀递给了宇田说：“喂，宇田技术员，你来做吧！” 宇田看了大木一眼，接过了解剖刀，为了确定切口而用左手抚摸须藤的腹部。须藤以为这是给他治病的手术，诚恳地说道：“课长，对不起，快点做手术吧，我不怕疼，真的！”这时，宇田手中的解剖刀颤抖了起来。 在解剖台旁边监视着的大木，立刻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怒骂声：“快点动手！”宇田说了一声“须藤，你会成佛的”，便反握着解剖刀向上腹部刺去。 “救命啊”须藤喊了一声，宇田的手又颤抖起来。“你这是怎么回事！”宇田听到身后传来的这句话，又把解剖刀刺向下腹部，于是整个腹部都剖开了，鲜血流遍了解剖台。 “畜生！”须藤满口鲜血地怒骂道。与此同时，他的内脏被取出来放到解剖台上。再看须藤时，他已经断气了。 几个小时以后，在第四部第一课的研究室里，人们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着鼠疫菌的活动状况。“现在这样是不行的！通过动物体的毒力必须更强！好吗，细岛？”听到课长大木启吾少校进行更残酷的活体实验的指令，我梦想着自己未来的军官风采，开始培养细菌大量生产所使用的菌株。 731部队穷凶极恶的非人道的行为，是全人类所不能容许的罪行，是违反国际法规则、践踏人道主义原则的倒行逆施行为。 我非常愚蠢地成为731部队的走狗，犯下了许许多多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出发，坚决反对美化侵略战争的潮流。决不能让我们的后代再像我们一样拿着武器侵入别的国家，为所欲为地杀人放火，还认为这是正义的战争。应该让我们的后代懂得战争的真相，懂得战争是邪恶的化身。 在日本，最近紧缩财政的同时，却增加了军事费用，作为和平象征的福利事业也被削减。停止准备战争，把军事费用用于福利，用于支援世界上饥饿的人们，用于亚洲各国的友好，用于世界持久和平，这难道不是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愿望吗！ 作者简历： 1939年5月入伍，进入关东军731部队任兵长：1945年8月任关东军125师军医部兵长；1946年9月混入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3师卫生部；1952年6月被逮捕。 正文 十、 杀人魔王石井四郎 在哈尔滨东南郊的拉滨线上有一个平房火车站。 平房南面的大片耕地上，修起了一群使人看到外表就觉得阴森可怕的黑紫色高大建筑物。 建筑物四周，筑起了高墙，把它们同外部严密地隔绝开来，在墙外还特别安装了一道铁丝网。从火车里看到这些建筑物，人们首先感到惊奇的就是，这里耸立着一根根与环境很不谐调的极高大的烟囱。这就是对外以“防疫给水部”为名称的细菌研究所——日军石井部队。 这里是一个军事特区，同军事要塞一样，没有关东军司令官的许可，是任何人都禁止涉足的禁地。日军在战败的时候，惟恐暴露其秘密，竟用炸药把这里夷为平地。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拒绝在禁止使用细菌与毒气的国际条约上签字。他们认为，细菌与毒气是最廉价、最有效的杀戮手段，很早以前就着手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准备细菌攻击战。与此同时，又在“奉天医科大学”建立了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的实验基地。指导这一阴谋活动的，就是人类公敌——石井四郎。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天皇为大规模准备细菌攻击战，下令设立七三一部队，即石井部队。一头负了伤的野兽在最后挣扎时，往往表现出空前的残暴与野蛮。 1942年1月，在去平房视察细菌实验情况之前，石井四郎曾对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及该司令部第三科长吉房虎雄（即本文作者——译者注）说了这样一番话：“细菌攻击战的第一个特征是其效力之伟大。钢铁制成的炮弹、炸弹只能杀伤周围一定范围内的人，受伤者很快就能治愈，可以再度参加战斗。而细菌战，不仅其效用能够人传人、村传村地不断扩大，而且其毒害可以深入人体内部，其死亡率比炮弹、炸弹要高得多。还有，一旦受伤以后，想治愈是很困难的，很难期望这些人再度投入战斗。” 这是多么狰狞的一副嗜血成性的饿鬼的嘴脸哪！他接着又说：“细菌攻击战的第二个特征是，对于缺乏钢铁之日本，这是最合适的，所需经费最低的战争方式。当然，许多问题还有待研究，但是，实验材料不足，是绝对不行的！” 吉房听了这番话，当然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称是。他认为，参加细菌战争的准备工作，是宪兵在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的重要时刻应当完成的重任之一。 原守司令官在踏上归途的汽车中问吉房道：“怎么样？大开了眼界吧！” 吉房答道：“是的，这太重要了。我一回去，一定马上下令，加强同石井部队的协作！” 吉房说完，原守说：“好，就这样决定了！”他当场就下令了。 对于完全丧失了人性与良心的日本宪兵说来，什么人道主义，什么国际法，都是无关痛痒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声称要对中国东北实行“严厉惩处”，公然授权各地部队可自行决定任意屠杀中国人民。但是由于中国抗日战士们的坚持不断的斗争，1937年，日军不得不在表面上宣布停止“严厉惩处”。 此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军医石井四郎、参谋山冈道武及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田中静一、警务部长梶荣次郎、部员松浦克己等人之间秘密地制订了取代这一“严厉惩处”的新的屠杀中国人民的计划。那就是，要把中国人当成培养细菌的活体材料。 1937年末，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关于特别转移处理的规定》这一秘密命令。所谓“特别转移处理”，就是，由宪兵队及伪满洲国警察非法逮捕中国人，只要认定谁是“重罪犯”，便可以不经过审判便由宪兵队转移给石井部队，拿他们充当细菌实验材料而折磨致死。 1941年8月，新上任的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科长吉房中校，为了克服晋级大佐路上的障碍，想要拼命地“干出成绩”来。他决心以这次参观石井部队为向上爬的好机会，尽力增加“特别转移处理”的成绩。于是，他以“国境防谍”为借口，下令强化无线电侦察，不仅鼓励各宪兵队这样做，还颁发奖金和奖状，要求下面以各种手段来增加“特别转移处理”的数字。 对于吉房的命令，下属的宪兵队长们就像觅食的豹子一样盯住了这一诱饵。宪兵们也都红了眼。他们纷纷“立功”，以此取得“奖状”与“奖金”，得到“晋级”与“荣升”。 1941年，鸡西宪兵队长堀口正雄和半截河分遣队长津田准尉，为了自己升官晋级，便捏造了一个探听机密的罪名，强加在国境附近的三名善良的普通中国人身上，将他们捉去做“特别转移处理”。 1943年，奉天宪兵队特高科长小林喜一以刺探日军情况为借口逮捕了两名爱国者，对他们进行“策反”不成，便送去做“特别转移处理”。 1944年，牡丹江宪兵队长平木武根据汉奸们的谣言，把部下今别府少校逮捕了，说他是中共的情报人员，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残酷拷问，使他受伤致残，连路都不能走了，最后又把他送去做“特别转移处理”。 1940年，佳木斯宪兵队长秸武夫中校，想为自己搭好向上爬的阶梯，以便比别人更早地晋升为大校，便苦思冥想地打鬼主意，在长春当分队长时，曾对民间的宗教关系，特别是对“在家里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是，他从这儿入手，捏造了一份包括相当多中国人的反满抗日黑名单。然后，他一举把这几十名和平居民都逮捕起来。各种拷问手段都用过了，可因为本来就没有任何根据，当然得不到所期望的结果。于是，他便按照心中早已制定好的计划，通过宪兵之手，把十多个人作为“特别转移处理”而送到石井部队去。这一所谓的“优秀成果”，不用说，为他后来当上宪兵队司令部的科长并晋升为大校奠定了基础。 1944年8月，当了鸡宁宪兵队长的上坪铁一中校，日日夜夜想着未来的荣升。在当年11月初，他终于以刺探军情、进行反满抗日活动为借口，把住在平阳的善良农民张玉环女士及其父亲等15人逮捕起来。 上坪催逼着部下，要求他们一定要抓出“东西”来。平阳分队长曾场中尉带着手下的30名宪兵，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既不让“犯人”吃饱饭，又不让“犯人”睡觉，夜以继日地进行凶残的拷打，可是，什么事实也没抓到。上坪耐不住性子，亲自来到平阳，直接指挥拷问。 张女士被折磨的眼窝深陷，双颊瘦削，头发蓬乱，遍体鳞伤。可是，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到苏联那边去了一趟，把中国农民处于绝境的痛苦告诉他们了，这有什么不对！”此外，就一言不发了。 而她的老父亲，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已经完全脱相了。他毅然说道：“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为中国人的将来担忧，这有什么过错？你们有什么理由逮捕我？”他仍然目光炯炯，充满了自信。看到这些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好像燃烧着的烈火，上坪气得浑身发抖。他想，已经审问了一个月还一无所获，看来不能继续下去了。可是，如果把他们这样伤痕累累地放出去，那是根本不行的。何况，他早已把这“检举了15人的重大事件”向司令部作了报告。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件事变成自己的“成绩”。于是，他就把张女士及包括她父亲在内的身上伤痕最重的6个人作为“特别转移处理”送到石井部队去。 就这样，各地的宪兵队不断地以“特别转移处理”为名，使用“送去几根圆木（马鲁太）”、“送去几件行李”等暗语，同哈尔滨宪兵队进行联络。被如此处理的爱国者，来到哈尔滨火车站，先被送到哈尔滨宪兵队，然后再送到哈尔滨特务机关，在那里的拘留所打个半死进行拷问，直到深夜才用特制的载重汽车送往石井部队这个最后的地狱里。 在1942年一年里，以这种方式由宪兵队进行“特别转移处理”的中国爱国者，至少有150人。 另外，再加上特务机关与伪保安局送去的爱国者，从1937年起到1945年的9年里，被石井部队杀害的至少有4000人。 这4000名爱国者，都是在我1942年1月参观过的石井部队的那座房子里被惨无人道地杀害的。 那次参观的时候，我是跟在石井和原守身后，提心吊胆地走进去的。 从石井部队的正门开始，我们连续走过了几道又厚又结实的门，又走过一段宽1.5米，长15米左右的走廊。从这儿向右拐，有条小走廊。小走廊两旁都是安着铁栏杆的一间挨一间的牢房。这里是专门使人感染鼠疫的地方。那第一间牢房里，有个中国工人模样的、身穿浅蓝色衣服的四十岁上下的男人，正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接受鼠疫感染。在牢房的昏暗光线下，他那张双目失明的苍白的面孔，简直像个蜡人似的。不知是被绑得结结实实一动不能动，还是被注射了麻醉药，他就像具死尸一样躺在那里。 在相邻的一间牢房里，有个三十五六岁的瘦得皮包骨的男人，双手被绑在身后坐在那里。一个穿着胶皮衣服、胶皮鞋子、戴着防毒面具和胶皮手套的军医，正摁住那男人的只有拳头大小的臀部，让跳蚤去咬他，使他感染鼠疫菌。那人瘦得两肩都像要掉下来似的，穿着一件又破又薄的衣服。从衣裳的破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那像死尸一样的胸部，有五处直径大约一寸的溃疡，整个胸部都是红肿的。“这是鼠疫菌感染之后留下的痕迹”，石井向我们说明道。接着他又说：“鼠疫患者的特征是步履蹒跚。” 那个男子被军医用皮鞭抽打着站起身来，只向前走了两三步，就咕咚一声倒下去，嘴里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哀叫。 我们来到小走廊尽头，向右一拐，看到了三个农民打扮的男人。他们大约三十五六岁年纪，戴着手铐和脚镣坐在那里，两膝并拢着，又把两手放在两膝上。三个人都瘦得不成样子，可是，他们的六只眼睛燃烧着愤怒火焰，目光如箭射向我们脸上。 他们的眼里反射着从昏暗的小窗透进来的微弱光线，好像闪着鬼火一样盯着我，使我感到如一桶凉水兜头浇下，浑身打了一个冷战。 “这是进行冻伤实验的地方”，石井说明道。 那些人的五指，都从第二个关节烂掉了，在断头的地方，红、白颜色相间，烂成粘乎乎一片。这是在把手先冻伤之后，再分别浇上零度的水或和体温相同的水，而造成的实验结果。 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忍受着极度的痛楚坐在那里的三个人，用眼睛瞪着石井，好像马上就要扑过来的样子。 我们顺着这条走廊又走3米左右，向左一拐，来到了解剖室。这儿有3名军医正站在门口向室内张望着。他们一看到石井便一齐敬礼。 大约3米宽的屋子正中央是一个大解剖台。台上正放着一个人体的躯干部分，肋骨一根一根地清晰可见，鲜血滴滴答答地流到水泥地上，发出暗黑色的光。头盖骨被锯开，流出了脑浆的头颅，放在那人体躯干的右侧。被切得七零八落的四肢，堆在屋子右角。屋子里难闻的血腥臭味直往鼻子里钻。“解剖完了的尸体，就投到那个炉子里去烧掉。为了减轻焚尸的臭味，特地把烟囱修得高高的。在这个解剖室里工作过的军医，有人后来变成了疯子。”石井的脸上浮起了一丝冷笑，这样说明着。 就这样，4000名爱国者，有些人被植入霍乱、鼠疫、伤寒、赤痢等病菌，患病而死；有些人被活活地解剖而死；有些人因毒药实验而死；有些人因冻伤实验而死；有些人因枪伤实验而死 总之，他们是被强加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而死去的。 那几根高高的大烟囱，日日夜夜地向高空冒着白烟。那白烟里充满了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无限仇恨而牺牲的爱国烈士们的无声的、严正的抗议。那白烟已经化为中国人民胜利地建设人类和平幸福生活的宝贵基石。在这块基石上，也刻下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 作者简历： 1897年7月26日生于长崎县谏早市久山町991号。1921年8月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年10月成为熊本的骑兵第六团骑兵少尉。1932年5月到熊本宪兵队总部当宪兵，后到朝鲜平安北道江界任宪兵队长。从1932年6月到12月，到侵略中国辑安、临江的朝鲜军国境守备队的久留米宪兵队任队长。以后，到东京宪兵司令部任部员、副官，后调到关东宪兵司令部任部员、第三科长、大连宪兵队长、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副官。1944年8月，任平壤宪兵队长一直到战败。 本文是作者任关东宪兵司令部部员兼第三科科长时的事情。 正文 十一、 这里有座活地狱 <er top">1</h3>\n 打着宣传“王道乐土、五部协和”招牌的“满洲国”成立以来，自称为皇军的日军在中国东北做了些什么呢？我作为宪兵亲自参加了许多次极不人道的行动。每当我回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总是感到非常惭愧，有时甚至不寒而栗。 那是在1934年11月9日，我受命参加当时由奉天宪兵队长、宪兵中校三浦三郎领导的“军秘密工作”，于第二天被派到四平去。10日那天，我们在四平车站前面的植半旅馆集合。这个特别派遣队的队长是宪兵大校马场龟格（当时的新京宪兵队长），分队长是宪兵少校星实敏（当时的新京城内宪兵分队长），班长是田中准尉。此外，还有从各队挑选出来的一名军曹、一名伍长、四名上等兵，我是上等兵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午后6点多钟，当我们集合在大客厅里的时候，马场大校来了。我们见了他，算是小巫见大巫，宪兵们平时都把他视如蛇蝎，很怕他。据说他在拷问犯人时，如果听不到哭叫声，就会三顿饭吃不出滋味来。他很威严地对我们说道：“从今天起，交给你们一项特殊的秘密的任务。这件事是‘极秘’的。即使你们以后不当兵了，这件事的内容也不许泄露！如果泄露了这一秘密，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受到军法会议的严厉处罚。明白了吗？”说完，他又向星分队长说了几句什么，就急匆匆地走出去了。 不当宪兵也得受到军法会议处罚？我心里吓得扑通扑通跳起来。把马场送走以后，星看了我们一眼，说道：“还有，这项工作，你们在报‘记功申请书’的时候，也不许写上去！至于你们的身份，大概也听到几分消息了吧？详细的情况，去问你们的班长吧。”说完，他也离开了这里。 根据田中的说明，“军秘密工作”的内容包括下列一些可怕的事情： 日本陆军省直辖陆军化学实验所满洲派遣部队，挂上“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假招牌，作为石井细菌部队的前身，在四平西郊离城大约一公里的地方强占了原来一所中学的校舍，四周围起好几层高压电网。在这里，他们以中国人为实验品，进行惨无人道的毒瓦斯杀人实验和高压电杀人实验，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们宪兵的任务是，监视那些被送到这里当实验品的中国人，并帮助进行实验。 田中在当天夜里出发之前，叮嘱大家说：“现在，我们就到火车站去取‘材料’，对那些人，要论‘根’数，明白了吗？” 我们分乘事先准备好的两辆卡车，驶到站前广场后，就到货物仓库去。货物仓库前面，一辆铁制的有益货车停在黑暗中，有二十几名卫兵守卫着它。守备队运输指挥官和田中一起噙咕了几句什么，就命令一名卫兵把绑在货车车门上的铁丝拧断，把门打开。货车里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里面装的什么。 两个卫兵走到车门口，用刺刀对着里面，喊道：“喂，一个跟一个地走出来！” 可是，货车里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儿反响。 “嗯？不出来！再不出来，就要开枪了！”卫兵们哗啦哗啦地把子弹推上枪膛，吓唬着说。 可还是没人走出来。两个卫兵不耐烦了，刚要跑进去，从里面走出人来了。他们的手都被绑在背后，然后，又被一根长绳把大家连成了一串。 田中站在门口“一根、两根”地小声数着。 “好！这一车不多不少正好30根。装车！”田中对手下的宪兵们命令道。 这些人穿的衣服破烂不堪，他们身上绑着的麻绳甚至勒进肉里去了。这在黑夜里都能看得见。 “喂，寺内！”我招呼上等兵寺内跟我一起装车。我们俩，一个抓住胳膊，一个抓住腿，像装圆木一样，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扔进卡车里去。当他们的脸和肚子撞到卡车车厢底的时候，便发出很吃力的呻吟声。 装满一车以后，我把一张很大的胶合板放到他们身上，然后我就沉甸甸地坐到上面了。 “喂，寺内！你还在干什么？”我叫他也赶快上车。 寺内在黑暗中找到自己的枪以后，也跳上车来。不一会儿，卡车就开动了。 <er h3">2</h3> 两台卡车在挂满阴沉沉乌云的天幕下一直向西飞驰着。卡车来到实验场的时候，宣告冬天降临的雪花已经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 我们把装在卡车里的人都叫醒了，让他们下了车。用木头盖起来的狭小的拘留所，又湿又冷。我们把这些活人，再次像塞东西一样地都塞了进去。不，与其说是塞进去，不如说是堆进去更为符合实际。 第二天，我刚吃完早饭，看到走廊里有两个穿着白罩衣的人同田中站着谈话。一个是50岁左右的驼背的实验场长安达，另一个是他的军医副官。实验就要开始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好奇心驱使我想看看他们究竟要干些什么。他们谈完了，田中走到我面前，小声命令道：“放出一根来！” 就这样，午前午后各有一名“马鲁太”被两名士官带走。田中严禁我们这几个上等兵出入实验场。 那是第四天的早晨，我把拘留所的门锁打开，被监禁的人们好像害怕似的向里面退去。我抓住右边一个人的衣襟，把他拉出门来。“站好！”我用脚踢了他的腰一下。他忍着疼痛，站直了身子。 “呸！日本鬼子，你想把我怎么样！”他很平静，可是这发自内心的愤怒的声音，震动了整个拘留所。 我吃惊地向后退了一步。我一想，当着田中的面，显出这种难堪的样子，真太糟糕了。于是就喊道：“你瞎说什么！”说着，又抬起泥脚往这个五花大绑的中国人身上踢去。“啊！”中国人在走廊里踉跄了几步。 “快走！”我像野兽一样扑过去，拿出一条白布蒙住他的眼睛，从后面推着他的腰部。向军医指定的方向走去。一走出拘留所，外边是白茫茫一片大雪，只有通路上的雪被扫净了。 我们朝着几栋用青砖盖的平房走过去，平房周围的砖墙上装有两三千伏特的高压电网。这个院子的占地面积大约有一千坪左右。 <er h3">3</h3> 我们走进一栋挂着“第一实验场”牌子的平房，平房里面是一间大厅。大厅里有几个身穿白罩衣，手戴白手套，头上戴着白帽子和大口罩，只有两只滴溜溜转的眼睛露在外面的军医。不一会儿，驼背安达来了，他指挥着军医各就各位。 “喂，宪兵！把‘马鲁太’送到帐篷里去！”这是驼背安达的杀气腾腾的声音。我硬逼着那个中国人走进大厅中央5米见方的双层帐篷里去。帐篷的正中央竖着一根大约15厘米粗的圆木柱子，旁边的地上散放着一堆新麻绳。我和军医们一起很容易地就把受害者绑到柱子上，然后，把蒙他眼睛的白布扯下来，我们就一同走出了帐篷，帐篷的门一下子就被关上了。 门旁边，有一根铁管通进帐篷里，铁管的开关，专门有一名军医掌握着。这根铁管是通毒瓦斯气用的。几个手里拿着怀表、钢笔、小笔记本的军医，围在帐篷的玻璃窗旁边，像一群壁虱一样叮在那里。 “开始！”这是驼背安达的声音。那个军医把铁管开关一拧，毒瓦斯气就通过一条像毒蛇一样摇晃着的胶皮管喷进帐篷里。账篷里立即传出可怕的声音。 一分钟，两分钟……我也从玻璃窗外看到了被绑在圆柱上的中国人的样子。他闭上了眼睛，当帐篷里充满了毒瓦斯烟雾的时候，他痛苦地上下折腾起来，几乎把圆柱都要弄断了。 这时，不知从帐篷的什么地方逸出来一股毒瓦斯，我“啊”地一声，连忙闭上了睛眼，这是催泪毒瓦斯啊！从帐篷里传出来的悲痛的叫喊声依稀可辨。到5分半钟的时候，那个中国人终于垂下头，一动不动了。驼背安达看到这种情形，命令停止放气。那个军医把铁管开关拧紧了，然后，回过身来，打开了通风机的开关。马达一响起来，不到5分钟工夫，帐篷里的毒瓦斯气就完全排到空中去了。 “喂，把他从里面拉出来！”听了驼背安达的命令，我刚要往里面跑，一个军医叫住我，“等一等！”说完，他递给我一套防毒面具，我戴上了。垂着头的中国人，还在微弱地呼吸着。麻绳已经勒进胳膊和大腿的肌肉里去，血糊糊的一片，很难解下来。我好不容易解开绳子，他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我把原来绑他双手的麻绳绕到他双肩上，硬把他拖出帐篷。 这时，军医们就像闻到人肉味的饿狼一样一下子围了上来。有的用手电照他的眼睛、鼻子、嘴，有的用听诊器听他的胸部。过一会儿，军医长向那个叉着腿站在一旁看自己笔记本的驼背安达问了一句什么，然后就吩咐另外两个军医和他一起给那人作人工呼吸。他们轮班搞了好半天，受害者的神智仍然不能恢复。 正在这时，驼背安达喊了一句：“第二项实验！”这个濒死的人又被第二次送进帐篷。所说的“第二项”，是指“窒息瓦斯实验”。这种瓦斯，没用上两分钟，就夺去了这个中国人的宝贵生命。 “还磨蹭什么！快送到解剖室！”几个军医在驼背安达的训斥声中把尸体放到担架上，由两个人从后门抬出来了。 <er h3">4</h3> 就这样，每天午前午后各一次的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连续进行了十多天。可是，嗜血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们决不以此为满足。第一种实验还没结束，就用卡车从火车站运来另一批30名中国人。 不久，第二种实验就开始了。在院子正中的地方，有一栋青砖的平房，从里边分成两间。这里放着20多只长1.5米、宽1米、高70厘米的铁箱子。每只铁箱，可以把一个活人仰着脸塞进去，再用锁把盖子锁上，那个人就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每天，都有两三名中国人被塞进这种箱子里去。“看！这个，要胳膊；这个，要肚子；”驼背安达这样一个一个地向军医布置任务。 那些军医便拿着很粗的注射器，往受害者的头部、脸部、前胸、后背、腹部……无论哪个部位乱扎针。 哎哟！疼啊！鬼子！畜生！要杀就快杀！受害者绝望地喊着、挣扎着，把大铁箱都摇动了。 军医们按固定的间隔时间打开箱盖，检查被注射过的部位。那些人身上被扎过的皮肤都烂得像石榴似的，露出肉来。他们脸上的模样没有变化，可肉体在极短时间内就腐烂了。两天、三天，一周时间过去，好端端的活人就在杀人箱里完全烂掉了。 “喂！宪兵不许到那里去！”军医长从我身后这样喊道。我是想到解剖室去。 有一天，我左拐右绕地终于来到解剖室门前。搞解剖的军医们都去吃午饭了。真万幸！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在那张用粗木板做的所谓手术台上，用绳子绑着一个裸体的中国人，他正处于假死状态。他身上被注射过的部位，已经被人用刀子、斧子、锯切割下去。手术台四周，真是一片血海呀！人肉、人骨、手、脚、人头！到处乱放着。屋子右角，放着几百个直径30公分的洋铁罐，里面装的都是人肉，是准备做罐头用的。在屋子最里面的手术台上，还传来刚刚从第二实验场送来的中国人微弱的呻吟声。 第二种实验，就这样持续了两周。 <er h3">5</h3> 有一天夜里两点钟左右，突然响起了紧急电铃声。“怎么啦？这时候打紧急电铃？”我不安地嘟囔一句，站起身来。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膝盖颤抖起来。 “怎么回事？”田中说话了。 这时，从实验场连滚带爬地跑来一个军医。 “噢，宪兵一根‘马鲁太’从箱子里逃跑了！三天前，我往他胳膊上打针来着，今天，他穿了我的外套和防寒鞋逃跑了！“说完，他面对田中哭了起来。田中身上也哆嗦起来，上下牙齿直打架，只听他说道：“看看，到底怕国际法啦！我说，你们还磨蹭什么！咱们的脑袋都要搬家啦！一定得抓回来！咱们把雪扒开，找不到人就别回来。”田中那惊恐万状的样子，真是难以形容。 外面到处都是30公分厚的大雪。在这零下20℃的严寒里，夜间特有的强劲的北风还没有停息。第二试验场里放着一只铁箱，盖子大敞开着，锁被砸断了。房前有足迹向东方延伸着。我们顺着足迹追去。“啊？”看来，那人顺着一个用席子卷成的圆筒爬到两米半的砖墙上，再从墙上跳过高压电网逃走的。安达和田中像两只恶狼一样在雪地上狂吼着。他们把当地的守备队及宪兵警察都动员起来一块儿搜捕，可什么也没搜到。 那天后半夜，马场、星、守备队的大队长等几个人铁青着脸，聚到安达的屋子里去。为了在国际法面前保全自己的脑袋，他们展开了一场丑恶的争论，互相推脱着责任。后来，军司令部派来一个参谋，好容易把他们安定下来。他说，将来可以把这个实验场的一切都毁掉之后再离开，大家要把军心稳定下来。 拘留所里，还有20名中国人关在那里。 <er h3">6</h3> 解剖室的后面，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的积雪扫得干干净净。一辆装载着两台发电机的大卡车停在院子里，发电机上布满了大小数十个开关，向外拉出去十几根拇指般粗细的高压电线。 午前8点钟，由柳泽和高尾押送着一个双手绑在背后、眼睛上蒙着白布的中国人走进来。驼背的安达早就向田中发出了“严密警戒”的命令。这次是从来没有过的特级警戒。在五六天当中，拘留所里剩下的20名中国人的生命，就被这残酷已极的手段夺走了，看来，日本人也在准备逃走。 活地狱的罪魁祸首安达一反常态地显得很紧张。这次，他不是拿听诊器，而是用右手握着一把手枪来指挥实验。 “开始！”这个驼背的疯子站在高处发出了命令。“喂！佐藤上等兵，开始了！”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驼背安达的脸。我和佐藤从柳泽和高尾那里把那个中国人领过来，面对着通上5千伏高压电的铁丝网站着。一开始的距离是30米，我们慢慢地向铁丝网走过去。铁丝网两侧的地面下，还埋了几块通了电流的铁板，铁板上只有很薄的一层上。 “快！一直走！”我用力地推了那个中国人的肩膀一下，“快点走！” 我一看到驼背安达的脸色，心里就一阵紧张。 一步、两步……我们用和开始时同样的步幅向前走着。离铁丝网只有5米了。“啊”地一声，他就坐到地面上了。通电的铁丝网发出了呜呜的响声，产生了电火花。 “这小子真是个胆小鬼！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我为了让驼背安达听见，故意大声喊道，还往那人腰上踢了一脚。这时，田中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根圆木棒递给我。我接过来说，“这就够用了”，说完就捅了那人一下子。 “我说，你站不站起来！”我威胁地喊道。 他紧咬着嘴唇，脸上带着悲壮的表情，缓缓地站起身来。我这才放了心，心想，好歹他还活着。我回头看了看驼背安达的脸。 “往前走！”驼背安达举着手枪往前一挥。 “喂！一直走！”我在那人后面喊道。 还剩1米了！我和佐藤放开那个人之后立即向后退，一步、两步、又是半步…… 那个中国人左脚刚往前一迈，就在这一瞬间，他的身体向电网倒去。5千伏特的高压电流从他的肉体通过，他的右脚跟与地面之间立刻啪啪地放出电火花来。 我刚想喘口气，从背后又传来驼背的声音：“停止！”电闸被拉开了，那个中国人直着身子咕咚一声向后便倒，他的后脑重重地摔在地上。“噢！”这是他最后的一声哀鸣了。他嘴里开始流出青白色的泡沫。几名军医一起围上前去，有的摸脉搏，有的用手电照眼睛，有的用听诊器听心跳。 过了一会儿，只见驼背安达把手中的手枪向上一举，发狂似地喊道：“第一次实验结束！下面，准备1万伏特的实验！” “喂！你们去两个宪兵，把尸体送到火葬场去！”军医长给死者检查完之后，这样吩咐我们。 <er h3">7</h3> 从那天晚上开始，实验场里每天都充满焚尸的特殊的臭气。 这里的火葬设备——焚尸炉和铁制的大烟囱是移动式的，是特地从东京运来的。这儿有一个50多岁的白痴老头当看守，是个日军家属。我们四个上等兵被派到火葬场来帮老头干活，这里，是把还在呻吟的人绑到担架上，连人带担架一起扔进炼人炉。我和上等兵寺内一伙，我们的任务是，每一炉扔进两个人去，再把炉盖盖严就行了。 呜呜——，痛苦的哭泣声从炉中传出来。炉子旁边有一个大圆罐，罐里装着重油，圆罐上面有个小型的电滚。老头用手一拧开关，圆罐里的重油就变成雾状，发出异样的声音被喷到炉子里去。 从炉子侧面的小孔，我看到了里面的情形。炉子里，是饮恨待死的被害者正在痛苦挣扎的场面。当炉子里充满雾状瓦斯气时，老头就点燃一根火柴扔进炉子里。炉子里立刻传出来对这个刽子手的愤怒与憎恨的叫骂声。我们眼看着炉子里的人影被火焰包围。褴褛的棉衣很快烧光之后，火焰把皮肤和肉都烧着了。重油粉雾的浓度增加之后，那火焰好像也发出了呻吟声，从肉又烧到了骨头。火焰把两具人体烧完之后好像还不满意，火舌又向四周的耐火砖舔去。 那白痴老头龇着牙笑着看完这一切之后，又把开关一拧，马达声停止了，炉盖打开了。 呜——呜——炉子旁边又用担架运来了两个呻吟着的中国人，也许，他们在呼叫着自己亲人的名字吧。我的神经已经处于亢奋状态。把他们也炼了吗？好，来吧，再炼一炉好啦！这是人间地狱，活人的炼人炉，几分钟就是一炉！炉盖打开以后，我把一个大圆匙伸进去清扫炉底。掏出来的骨灰，都被扔到附近的煤渣堆上了。 在四平郊外建立了杀人工厂的日本帝国主义，唯恐这些秘密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此后不久，就把这座工厂的实验场不留痕迹地完全毁掉了。 啊！这是多么惨无人道啊！在这场所谓的“八纮一宇”、“圣战”的幌子下，隐藏着何等残暴的行为啊！没有一点人类良心的魔鬼，这就是皇军的本质啊！ 直到今天，我一回想起当年的事情，就浑身战栗，心里充满了深深的忏悔。 我现在憎恨战争！我是为了谁，为了什么而漂洋过海到外国去残酷无情地屠杀那些无辜的人们呢？难道以天皇的名义做出这些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禽兽的行为，就可以不受良心的谴责吗？ 人类社会应当是和平的，人类社会应当是幸福的。 今天，当我看到，在中国已经广泛地建设起来真正和平幸福的人类生活的时候，我更加由衷地憎恶战争。现在，战争的恐怖又笼罩在人们头上了，当我知道那些战争贩子又在玩弄原子弹的时候，我不能默不作声。我要大声疾呼，请大家都来看看我所走过的战争的道路吧！ 作者自述简历： 我生于1909年7月10日，是宫城县的一个农民的次子。农蚕学校毕业后，在家从事农业。征兵开始后，我志愿当了宪兵。1931年4月，我参加侵略中国东北，先后驻扎在奉天、大连、旅顺、四平、长春等地，犯下了滔天罪行。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我当了苏军的俘虏。1950年，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被移交给中国。由于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宽大政策，我又活了下来。我在战败时，是宪兵少尉，担任四平宪兵队梅河口宪兵分队长之职。 正文 十二、 白骨堆成的无人地带 <er top">1</h3>\n 这一带道路两旁，整齐地栽种着两行青青的垂柳。几根高高的烟囱冒着浓浓的黑烟。3台卷扬机嘎啦嘎啦不停地运转着。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两三座金字塔形的煤山因自燃而冒着黑烟，山下是一片相当大的茂密树林，座落在森林里的开滦煤矿老板的府邸，显得格外的奢华。 这就是开滦煤矿的中心——唐山。公司的大门口站着一名穿得干净利落、佩戴着手枪和“开滦煤矿特别警察队”袖标的警官。 根据日军步兵团司令部的命令，这家公司要日产11万吨煤。公司方面要求工人三班倒，名义上是8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却强制工人进行10小时以上的井下作业。矿工们为了得到一点点面粉，连骨髓都要被吸干了。他们的衣服上沾满煤灰，已经发亮，只有腋下和膝盖窝下的皱褶还能看出本来的蓝色。衣服的臀部和膝部，补着一块块补钉，可还是要露出肉来。他们一年当中也难得进浴池去洗一次澡，脸和手都是漆黑的，只有牙齿是白的，矿工们一边小声议论着“听说，今年连中秋节也休息不成了”，一边斜眼瞪着煤矿警官，从大门出出入入。 站在步兵团司令部二楼大厅的窗前，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切。而今天，在禁止一切人通行的严密戒严的情况下，方面军司令官冈村来到这里，正坐到我对面的沙发上，悠然自得地吸着烟。步兵团司令部的周围，与平时不同，派了许多荷枪实弹、上好刺刀的士兵担负警戒任务。 素以领导有方、知人善任、八面玲戏而著称的冈村，好像认为部队的功绩都是我团长一个人的，他夸奖我说：“今年4月的讨伐，你在鲁家峪彻底粉碎了八路军的秘密阵地，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战果。这个地区的治安，不是大大好转了吗？你辛苦了！今后，请再接再励！” “哪里，这完全是偶然的。”虽然我口头上这么说，可心里别提多么高兴了。 “你这么搞了一下，这个地区的治安确实好得多了。” “可是，这也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还差得远呢！” “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个情形呢？鲁家峪，是八路军在冀东地区的重要根据地，这里的失败，对八路军来说，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吗？” “鲁家峪的失守，对八路军来说，确实是一次很大的打击，可是，丢掉一两个这样的阵地，八路军的力量并没有削弱。应当承认，他们在那个阵地上失败后，化整为零地进入了山区。而另一方面，由于地下工作的加强，他们的实力比以前更大了。前几天，在丰润到唐山的重要公路上，我们的一辆联络车在大白天遭到袭击，联络兵被打死，文件都被劫走了。玉田到丰润之间，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其他跑汽车的公路上，也被埋上了不少地雷。这个地区，没有从前那样的八路军的大规模行动了，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成了‘白区’，可是，去掉表面看实质，还是‘红区’啊！那么，他们的根据地在哪儿呢？如果问我，我只能说是‘在山区’。我认为，作为我的任务，应当给山区以彻底的打击。”我这样讲了老实话。 “那么，你对此作何打算呢？” “我打算在现有兵力的掩护下，作好充分的准备，来一次搜捕，把同八路军保持任何一点联系的人都毫不留情地处理掉，以破坏其地下组织为第一个目标。然后，向治安地区的居民发一些物资和救济品，在他们和八路军之间划一道清楚的界限。我认为，使八路军和治安地区的居民分离开，这是绝对必要的。” 冈村说道：“那也是一个方案，从方面军的角度说，关于这些，还有待于研究。” 看来，他好像并不太赞成。他接着又说：“不管怎么说，这个地区对于日本的大陆政策，那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治安方面，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加努力地搞好。” “无可奈何的是，在长城一带的山区，还有相当多的居民，尽管不能说那里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可是，那里确实是他们可以隐匿藏身的地方。我想，在这一带，我们是必须采取措施的。” 大约一个小时的会谈之后，冈村就回宿舍去了。这天晚上，各十字路口和小胡同口都布置了武装士兵的岗哨。不一会儿，由两辆架着机关枪的卡车一前一后保护着的小轿车开过来，停到K饭店门口了。方面军司令官冈村慢悠悠地下了车，他的副官马上从后面跟上来把军刀和帽子递给他。几个女人围上来，簇拥着他走到一个大房间里去。这里，应冈村之邀而前来的高级军官们正在闲谈着。 不一会儿，这场有许多艺妓相陪的宴会就开始了。酒过三巡，宴席上的气氛便活跃起来。军官们轮番地站起身来向冈村祝酒。冈村则一一夸奖军官们的功绩。受宠若惊的军官们便竭尽讨好、奉迎之能事。冈村一边说着“男人嘛，不管怎么玩，都不算过分嘛”，一边同艺妓们调情，开怀畅饮。 手下人报告我有电话，我便离席去接。不一会儿，我回来向冈村报告说：“方才从丰润来电话说，到××村去的一个排遭到八路军袭击，在我方有力的还击下，敌人撤退了。我方的损失是，死伤各1名。没什么了不起的。” 冈村只哼了一声：“嗯？是吗！”然后就不再理会了。接着，他在和两三个军官碰杯以后，来到我面前，正儿八经地盘腿大坐下来。“来，干一杯！”说完之后，他又小声提醒我说：“最近，治安军（给日军当爪牙的中国军队）怎么样？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中国人，他们对中国人的心理与习惯很了解，要很好地利用他们这一点，这很重要。能不能这样做，决定着我们是事半功倍还是劳而无功。这里是有诀窍的，必须掌握住！”说完，他又去找女人们调情了。这时，已是深夜，饭店外面，全副武装的士兵们不停地巡逻着，实行着严密戒严。 <er h3">2</h3> 这是在天津的“日本租界”。一栋二层楼房的门口，两名士兵一动不动地在站岗。楼房里原来住过三家人，这里既有西洋式房间，也有日本式房间，现在只住着师长一家。二楼上有一个大房间，这里的墙壁上挂着大幅的西洋式风景与花卉的油画，天棚上垂下来三盏大型的枝状吊灯，真可谓灯火辉煌。 装模作样衔着烟斗的师长，一边把他那肥胖的身躯坐到沙发里，一边招呼仆人们送咖啡，然后，对我说道：“今天，找你来，是要听听你的意见，跟你商量一件事。昨天，冈村司令官把我叫到北京去谈了话。司令官指示说，你们那个地区，八路军的势力表面上虽然平静下来，可是，去掉伪装，骨子里还是红色的。就是按照你的意见，也说不能这样放任自流。那么，你打算今后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来一个根本性的破坏。为此，要全面地，特别是对山区，来一次彻底的搜捕。把那些同八路军有关系的人，毫不留情地杀掉。” “唔，这可不能草率从事啊！所以，方面军的打算是，为了粉碎八路军的根据地，要把长城两侧二至四公里以内的地区变成‘无人地带’。那里既要禁止居住及从事农业生产，又要对交通加以严格限制。师部也是同意这样做的。你的意见如何？” “既然方面军和师部已经这样决定了，作为我来说，一定努力贯彻上级的意图。可是，如果把范围定在两公里，我想是太不彻底了。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两公里以内居民并不太多。没有居民的地方，八路军想搞根据地，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定在四公里以内，那里有相当大的村庄，可以建成相当强大的根据地。”我这样回答道。 “那么，就决定四公里以内吧！”“那我应当在什么时候完成呢？”“最晚，下月中旬就要完成。南方的战事，是相当激烈的，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把我们师调到南方去。所以，必须快一点完成！” <er h3">3</h3> 在步兵团司令部的一个大房间里。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桌上摆着高级香烟、点心、水果、咖啡。我听完部下——营长田浦和小野的报告以后，对他们说道：“听了你们的报告，知道你们已经开始全面搜捕，而且，每天都能抓住若干名为八路军干事情的人，破坏若干个八路军的组织，使若干个村庄成为治安地区。可是，被你们搜捕过的村庄里，没过几天，就成为拥有通信器材和地雷的更有效的联络站，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所以，依我看，不如说是治安更坏了。咱们再来看看管区里的实际情况吧！先说第一营。前些日子，在你们称为治安最好的丰润，大客车公然在街道上遭到袭击。而且，在靠近铁路的林西北侧，可以说，就在警备队的眼皮底下，卡车遭到了袭击。还有，玉田街道在一夜之间就被打得七零八落。在地雷事件屡屡发生的遵化山区，别说排的驻地受到袭击，就是连的驻地也常常遭到袭击再说第三营。在抚宁以南，第三连遭到伏击，在建昌营的东面，有一个排遭到伏击，这两次遭受伏击所受的损失都相当大。这类的事故不是频频发生吗？还有，在4月下旬对丰润地区的讨伐中，我们确实在王官营和鲁家峪取得了少见的战果。可是，仅仅两个月后的7月，在丰润地区不仅出现了比以前更大的八路军部队，而且，这个部队不是在玉田以北的山地里伏击了我军，使我军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吗？ “诚然，从7月份以来，看不到八路军的大部队了。为此，你们就说管区内的治安好转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最近，由于看不到八路军的大部队，各部队都麻痹大意起来。而且，各部队的搜捕，不是几乎都流于形式了吗？ “还有，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们对下级听之任之，不加检点，对第一线的搜捕，也没有严格的监督。这方面发生的事故姑且不论，单从正面来看，不是也一直没有什么像样的战果吗！在这种状态下，对于我经常说的：我们担负着‘日本大陆政策’的重任，难道能够担负起来吗！我认为，像过去的这种作法，是根本不行的！从现在起，要用一种新的办法来彻底地歼灭八路军。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尽管不是到处都有八路军的根据地，可不管怎么说，在长城一带的山区，如果有居民的话，就等于为他们提供了根据地。所以，必须把遵化和迁安两县离长城四公里以内地区的居民完全都赶走！这是已经决定了的！你们快些回去，命令各县顾问，立即实施，决不许疏忽大意！” 说完之后，我就把步兵团部的命令发给他们。这道命令规定，从9月×日开始，20天内，要把这一区域内的全部民房烧毁，把全体居民赶走。20天以后，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严禁他们到这里种田或出入这一地区。临时从这里通过的，必须持有军方的许可证。如有不遵守此命令而肆意反抗者，都给予严厉惩处。这两名营长听完了我的训话，急急忙忙地回去了。他们回到驻地，立刻向各县的日本人顾问传达了步兵团的命令，严肃地要求他们“必须确实地实施这一命令”。 <er h3">4</h3> 几天以后，我又把田浦、小野这两名营长找来，听取他们关于建立“无人地带”的工作汇报。 他们说：“在山区，居民比我们估计的要多。工作已经大体上结束了。”小野报告了一件事情：“在我管区内，××高地有一座香客络绎不绝的‘娘娘庙’。庙主说，‘本庙决没有八路军’。我就没管它。”我马上申斥小野道：“八路军就是要利用这种地方！你马上把这座庙烧掉！” 我又问他们道：“搜捕完了以后，你们检查了吗？”两个营长说：“还没检查呢。” 我便说：“你们如果稍一放松，命令就不能贯彻，不彻底的地方就会非常多。不彻底的工作，就等于没做工作。有时候，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你们赶快进行检查！而且，不能以检查一次为满足。以后，还要进一步检查。说实话，有一天，我视察了第一线的情况。不管哪条路上，都有带着大行李的人，到哪儿去的人都有。我没想到，山里竟会住着这么多人。那一带，要好好搜捕一次。决不能让八路军建立根据地。这样做，才不至于重演今年7月在玉田北方山区发生的伏击事件。” 两个营长听完便回去了。 几天之后，不断从第一线传来营部的检查报告。“有一个农民来收割剩在地里的谷子和高粱。我们把他赶走，烧掉了谷子和高粱。 “××村的山谷里发现了炊烟。我们赶去一看，是一个老太婆领着一家5口人，说不知道建立‘无人地带’的事，其表情很平静。我们马上烧掉她家房子，命令她家搬走，那个男青年想反抗，枪毙了，另外4个人被赶走。” “同村的北面山谷里，有3间像是有人住的房子。我们各处寻找，连人影也未找到，就把房子烧掉了。” “在马兰峪南面：走过来一个男青年，既没有身份证，也没有通行证。问他，他说什么也不知道。这很可疑，我们把他带到迁安去审问。” “在××村，有三四个人往山里跑。我们开枪打倒一人。追过去一看，连人影也没有了。明天，要对那一带进行搜捕。” 看了这些报告，知道检查取得了效果，我心里很高兴。第二天，又有许多份来自第一线的营部报告送到步兵团司令部来。 可是，每天的报告都和前一天的报告差不多。而且，山区里发现了一处又一处的临时住房，这说明总是有人在那里活动。这些情况表明，设立“无人地带”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我挂电话给第一线的营长们，命令各地区进行更为严密的搜捕。此后，每天都从第一线发来关于搜捕成果的报告。报告书在我的办公桌上堆积起来。我读了这些报告，感到很满足，认为这都是自己的功绩。哪里想到，这一份又一份的报告书，都记录着我的罪行。报告书越堆越高，恰恰说明我的罪行越来越严重。 <er h3">5</h3> 我在营长报告的基础上，把建立“无人地带”的实施情况向师长作了报告之后，又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彻底实现‘无人地带’，单从地面上视察是不够的，还应当从空中进行视察。这样可以找出搞得不彻底的地区。所以，请您派一架飞机给我。” “唔，这很好！我也要去视察一下！”原田师长当场同意了。第二天，我便和原田一起乘飞机从天津出发，向唐山飞去。途中，机头稍稍向南一偏，从塘沽上空向下一望，看到无数白色的小山。“那就是塘沽的盐，每年大约有六百万吨运到日本，成为日本的工业用盐。”原田这样说明道。飞机沿着铁路向北飞，地上的火车像火柴盒一样南来北往的跑着。飞机又稍稍向东偏去，飞到了茫茫的渤海岸边，这是一片非常辽阔的碱土地带。 原田又说明道：“这样的地方，如果日本的大陆政策成功了，可以迁入大批的日本移民。”这话露骨地表明了原田所怀有的侵略者的野心。飞机的头部又向北转去，地面上出现了无边无际的肥沃的冀东平原。平原上大大小小的村庄星罗棋布。 平原的东部，有发源于热河山区、河水丰富、拥有巨大发电能力及灌溉能力的滦河，它的大小支流婉蜒着向东延伸，从飞机上看去，就像一条很宽的白布带子似地流入了渤海。 飞机飞到山海关上空之后，转头向西飞去。这就进入了美丽的林区与险峻的山区，地面上凸凹不平。山峦之上，有如卧着一条飞龙般的万里长城，一直通向远方。飞机就沿着长城向西飞，又向南一偏，来到了迁安县的北部山区。这里，在绿色的大森林中，可以看到一处处黑色的火烧的痕迹。我想：“从这里开始，就是‘无人地带’了吧！”一边想，一边把地图铺开。飞机已经来到了遵化县的上空。 向下一望，森林里到处都是黑褐色的火烧的痕迹。有些地方，像是大火从村庄烧进了森林，造成了一块块长方形与椭圆形的痕迹，那里还残留着烧焦的树木。“这里过去有许多村庄，可现在只剩下火迹了，一处房子也不见了，这就是成功。”我一边想，一边注意地观察着，忽然发现，森林里还有一些地方升起了淡紫色或白色的炊烟。我想，“还有人留在森林里，搜捕还是不彻底呀！”我对照着地图，把有烟的地方记录下来。 飞机向南转弯，从平原上空穿过去，就掠过了开滦煤矿的上空。“‘无人地带’大体就到这里了。这样一来，如果这一带山区没有人居住了，八路军就不能建立根据地了。”听到原田的满意的谈话，我为这次成功，心里感到喜滋滋的。不一会儿，飞机就回到了天津。 第二天，我赶紧把两个营长找来，对他们说：“昨天，我和师长坐飞机视察了‘无人地带’。大体上已经形成了，可是，你们搜捕得还是不彻底呀！还有居民留在那里！”说完，我就把地图上有烟的地方指给他们看，“再严密搜捕一次，一定要彻底！”我这样指示之后，营长们回去了。他们回去后，夜以继日地严密搜捕，把剩下来的房子全烧掉，稍示反抗的人就杀死，不反抗的人就抓起来送到“满洲国”去当劳工。 <er h3">6</h3> 过去美丽茂密的大森林，现在变成了头上长了一块块秃疮一样丑陋的山岭。什么景致也没了，只剩下烧得焦黑的枯树杂乱无章地立在那里，过去无数的鸟雀，现在都不知飞向何方了，悦耳的鸟鸣声已经绝迹。 农家的房子一间也不见了，昔日的和平村庄，变成一片片黑褐色的焦土。那一株株焦黑的枯树，仿佛站在那里低头哭泣，那一堵堵断垣残壁，仿佛心里埋藏着千愁万恨。 过去林间、村旁的河流，河水被烧焦的枯枝败叶、破烂衣服堵塞了，从河床里溢出来，流向四面八方。原来那种仿佛情侣喁喁私语的潺潺流水声，现在已经变成了怨恨日本鬼子的哭诉声。 那些曾经盛开着美丽花朵、结出丰硕果实的水果树，被烧得更凄惨。但是，这些果树，有一种延续生命的顽强的本能，那焦黑的枯枝上，竟又伸出了绿色的小枝，在秋风中瑟瑟地摇摆着。 田地里，到处都被烧得一片狼藉。丈把高的高粱被拦腰折断，低垂着紫红色的、颗粒饱满的穗子，站在那里无人问津。居民们，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村庄变成了人声绝、禽声断、冷冰冰的旷野。过去有那么多的家畜，现在连一只猪崽羊羔也看不见，拂晓时那悦耳的报晓鸡的啼声，也听不见了。这片辽阔的国土，就这样变成了保持着令人胆寒的沉默、饱含着愤怒与怨恨的土地。 这就是步兵团下达了建立“无人地带”的命令后，仅仅20几天，冀东地区所发生的变化！ 在这期间，大约640平方公里的中国农民的土地被我们夺取，有1万多户中国农民的房屋被我们烧毁，10万多名中国农民被我们逼得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等待着他们的只有饥饿与寒冷。大约200多位中国人，因为对日本鬼子们的暴行提出抗议而遭到了残酷的屠杀。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日日夜夜、惨无人道的残酷镇压，中国人民没有丝毫的畏惧与怯懦。一个交通员被捕，又出来两个；两个战士被杀害，又出来四个；这里被暂时镇压下去，那里又燃起了更猛烈的复仇火焰。这此起彼伏的斗争，好象有一条强韧而有力的纽带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似的。对于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我恼羞成怒，又下令进行更疯狂、更残酷的搜捕，得到的当然只有更加有力的反抗。 我们在这里制造“无人地带”的险恶目的是根除八路军的根据地，限制其活动范围。我们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结果适得其反，以八路军为中心的中国人民抗日组织的力量愈来愈坚强，其活动范围也愈来愈深广。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但我心里清楚，他们的强大威力是绝不会被压制的，想同他们抗衡，必须更加狂暴。 这种威力本身，是不可战胜的，是任何力量也压制不了的。这是中国人民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是人民子弟兵八路军的伟大力量。 这样一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不仅不能使历史车轮倒转，而且，想停止一分一秒也是不可能的。 不管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怎样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组织，在中国人民的力量面前，都没有任何效果，反倒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组织被砸烂了。 不管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怎样企图根除八路军的根据地，但得到的结果，不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失掉了，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从他们所盘踞的地方被赶了出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制造中国人民的“无人地带”的阴谋没有得逞。 现在，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加和美，更加和平幸福，而且，他们所居住的乐土，如雨后春笋般地到处都是了。 现在，山峦又象过去一样郁郁葱葱，美丽的河流又在唱起和平的歌曲。中国人民把帝国主义侵略者永久地埋葬在中国领土上，把自己的国土变成了没有帝国主义者的土地。 是的，那里已经连个帝国主义者的影子也看不到了，那里已经建成了帝国主义者的“无人地带”，建立了劳动人民的乐园——中华人民共和国。 译者注： 本文作者铃木启久，是前日军117师中将师长。本文写的是他当团长时的一段经历。 正文 十三、 卫河毁堤杀人记 <er top">1</h3>\n 在沈阳参观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中国正在飞速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后来，又怀着好奇的心情看了一些画报，我简直对《人民中国》着了迷。有一天，我看了一本封面非常漂亮的《人民中国》，读到里面刊登的介绍能与万里长城并列的世界闻名的中国古代三大建筑工程之一的大运河的文章。这使我的心一下子就紧缩起来，我放下书，陷入了回忆之中。 那是13年前的事情了。在那糟蹋得不成样子的运河上，只能勉勉强强通航一些小船。今天，看到从夫津到临清能够通航很像样的汽艇，当然使人吃惊了！当时，我是一个旅的少尉情报主任，我曾利用雨季破坏了运河大堤，使之决口，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这些情况，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历历在目的。 公元7世纪初年，由隋炀帝下令，牺牲了几万中国人民的宝贵生命而开凿成功的全长2500公里的大运河，一直是由历代皇帝直接掌握的。然而，它不仅能够灌溉流域内的田地，交流各地的农产品、矿产品、工艺品，从而丰富农民的生活，给他们带来幸福，同时，还能让人们可以不走路而乘船到远方去旅行，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方便。 但是，自从我们日本军队侵略中国以来，我们不仅利用这条河流掠夺了农民们用辛勤汗水换来的粮食和棉花，还利用它进行“讨伐战”和军事运输，而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却不能利用自己的运河自由航行。不仅如此，中国人还要像1300年前给皇帝的船只拉纤那样，被迫为装满日军军火弹药、军用棉花的船只拉纤。纤夫们的肩膀磨烂了，脚板磨出了血。更为惨重的是，由于日军59师破坏了运河大堤，使沿岸100多万人直接遭受了大水灾。在我们驻守的山东省德县（今德州，下同——编者注）和临清县，把大运河称为“南运河”或“卫河”。卫河河面大约有30—40米宽，但它实际上仍然是运河。河里每天都有黄色的污水带来的沉淀物沉积下来，而一些垃圾则飘浮在河面上。 1943年8月间，阴雨连绵，卫河的水位在一寸一寸地上涨着。 德县和临清县的水路运输队，每天都把水流量向泰安的师司令部作报告，我也几次出去调查水情。很快地，洪水逼近了大堤，白色的浪花随着漩涡滚动着，德县的人行桥已经开始动摇了。 在这种情况下，师司令部的参谋折田匆匆忙忙地赶来视察，他与旅长田坂八十八见了面并进行了商谈；到这时为止在人行桥附近的居民们，全都被日军用刺刀赶去守护沙袋堤坝。这一段，是大堤的最薄弱的环节，这里离下游的“津浦线”铁桥，只有500到600米远。“要确保津浦铁路！”——不但旅长会牢记这全师的头等任务，连我对此也牢记在心。我知道，如果失掉了津浦铁路，那将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在当新兵教官的时候，警备区的铁路曾经被破坏，列车因此而遭颠覆。当时，营长五十君直彦宣布，官兵一律在几个月之内禁止外出，直到把“匪贼”讨伐干净为止。后来，我们在津浦铁路两旁，从天津一直到浦口，都挖上了壕沟。为此，我们丧尽天良，拆毁了路旁的房屋，掘开了路旁的坟墓。这种种暴行，不都是为了保卫这条铁路吗？ 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这条铁路对战争贩子们说来，起着生命线的作用。它担负着满洲与中国南部之间的军事运输任务。仅就山东而言，博山、淄川、华丰、新泰的煤，金岭镇的铁，南定的铝钒土和油母页岩等地下资源，以及号称“谷仓”的山东省的农产品，都要通过这条铁路运到日本去。有了这条铁路，日本才能更多地掠夺中国地上的和地下的资源，才能使侵略战争继续下去。如今，这条铁路面临危机了。如果这条铁路出了事，不管旅长还是师长，统统都要撤职，这件事，谁心里都明白。折田参谋离开不久，我就被叫到旅长办公室。“为了保住津浦线和德县，必须破坏卫河大堤，你去把地点选定！”旅长这样对我说。 我思忖着：决口的地点无疑要在左岸找了。因为右岸的馆陶、临清、武城等地，都有日军驻扎，并在那里建立了伪政府；这一地区的棉花和小麦，我们可以随便拿，可以说，这是我们的“金库”。而左岸正相反，那是我们寸步难行的“解放区”。那左岸同右岸是完全不同的。那里的农民受到八路军的保护，他们赶走了地主，人人都平等，家家都有自己的土地和家畜，自己种的东西自己收，人人都过上了幸福生活。在逢年过节及每月一次的集市上，农民们可以用自己生产的粮食、布匹、家畜、衣服换回其他的必需品。青年男女可以自由自在地并肩散步，老人们看到这些，真是其乐无穷。这正是善良的人们获得了美满幸福生活的景象。所以，当到处杀人、抢掠的日本侵略军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都同心协力地奋起反抗。 我很明白，对于这个解放区，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攻不进去了。我们曾经把一个排派驻到丘县去，他们很快被两千名八路军围困在那里。我方派驻到高村去的一个连，也只能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去进行“讨伐”或掠夺。后来，师里把战斗力最强的广濑部队派到那个地区去，结果他们也是一筹莫展。解放区的反侵略力量，真是太强了。 “正好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利用这次卫河涨水，可以用大水淹掉一大片解放区，把其中的八路军和农民一举消灭掉，而津浦铁路和德县又都保住了，这真是一箭双雕的高招啊！哈！哈！”旅长的笑声在屋子里回荡着。 “是！我明白了！” 我当时也很称赞这个高招。一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为自己领到这么一个重大的任务而从心底里感到自豪。我马上拿出军用地图，一边吸烟，一边选择着决口的最佳地点。 在7世纪初就被中国人民开凿出来的伟大的运河，对我说来，不过是地图上的一根线。中国人民从有史以来就在这里耕耘，现在这里长满了金色的谷穗、紫红色的高粱的大片的农田，对我来说，不过是地图上的一小块平原。我把这条线和这块平原对照着看，要找出一个放水淹解放区的最好的地点。我按地形的高低认真地寻找着，最后，终于决定在馆陶与临清之间的千家镇附近决堤放水。 “如果在这儿决堤，洪水通过这片凹地，将流到曲集的飞地、馆陶、丘县去，那时，八路军地区就会一下子完蛋了！”我再次来到旅长办公室，这样洋洋得意地说道。 “好！就这样定了，马上发电报！”旅长一下子就答应了，在我起草的电报稿上签了字。从临清很快就发来了回电。电文说：“我部遵命已冒雨行动”。 这样，从这天起，一只魔手便伸向了一无所知的和平居民。那是8月下旬的事情。雨还在继续下着。我想，卫河的水可以很快涨起来的，便安心了。刚一下班，我没吃晚饭就换上浴衣，撑起雨伞到丸山饭店去喝酒、玩女人去了。 <er h3">2</h3> 雨，好不容易停下了，天空中的流云飞快地向东飘着。即将决口的卫河水的浊流并没有安静下来，仍然在滚滚地流着。一个白天过去了，夜幕开始降临。就在这一夜，临清县卫河大堤上的大桥分哨的警戒壕里存贮的雨水和卫河的洪水，把警戒壕那仅有一米高的河堤冲破了。 第二天一早，广濑部队驻地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军号声，集合起来的士兵们个个手持圆锹向大桥分哨跑来。这时，村民们早已来到这里，他们神情紧张地忙碌着，拼命地往决口处堆积沙袋，飞奔过来的土兵们呼味呼味直喘，没说什么就帮村民们干起来。 “混蛋！别干这些活！到上游100米地方去截流，快走！”士兵们听到广濑的怒骂声，立刻往上游跑去。离分哨100米的地方，大堤同高岗上的农田连在一起，形成了坚固的堤防。把河的上游截断，分哨自然而然就得救了，这是广濑的鬼主意。 对于奉旅部命令决过一次口的广濑说来，再决几次都是一样。士兵们在小岛少尉的催促下，一齐动手挥动圆锹，吭哧吭哧挖起来，那大堤已经被水泡软了。 “哎呀，太君危险哪！你们这么干，我们可怎么办哪！”农民们开始骚动起来。 农民们原以为这些日本兵是来修堤的，现在看正相反，他们开始扒大堤了！——“危险哪！太君，快住手！”农民们禁不住愤怒起来，一齐涌上前来。“混蛋！谁敢反对，不要命了！”一个士兵挥起手中的圆锹，向走在前面的农民砍去。 “啊呀！”随着一声惨痛的叫声，那个男人倒下了，头上滴滴答答流出了鲜红的血，这鲜血把大堤都染红了。 “走开！谁要是捣乱，把你们统统枪毙！”小岛野兽般地吼叫着。小岛让士兵们端起枪，威胁着农民们。然后，他又对士兵吼叫道：“我来赶走他们！你们只管继续挖！” 士兵们又挥动圆锹挖起来。村民们沉默不语。悲愤的情绪使他们浑身直发抖。他们怒视着把枪口对准他们胸瞠的日本士兵。在这痛苦的沉默中，只听见洪水在呜呜地吼叫着。士兵们的铁锹一寸一寸地向下挖着，终于，洪水开始漫过大堤。 “危险那！畜生！”村民们大惊失色。他们箭一样飞快地向村里跑去，要把险情告诉村里人。从右岸来的村民们也带着担忧的神情痛恨地瞪着眼睛，注视惨剧的发生。 大堤下面是一块由4米高的一段旧城墙围起来的梯田，这里有四五栋农家房子。眼看着，洪水把缺口从两米扩展到4米宽，河水在这块梯田里涨得很快，把那几栋房子都淹没了。突然，一阵木建筑的坍塌声传过来，士兵们抬头一看，原来是那段旧城墙中央的木门经受不住水的压力，一下子被挤碎了。 贮存在这块田地里的洪水，一下子都从木门那里倾泻出去，沿着济顺公路向前冲，说话之间就逼近了前面的村庄。周围的大小村庄，马上响起了一阵喧嚣的铜锣声。刚才还是和平的村庄，现在一下子就变成了鬼哭狼嚎的地狱。在旧城门外玩耍的五名儿童，呼喊着妈妈，被洪水吞噬下去，而从近处的村庄里，又传出来母亲找孩子的发疯似的悲痛喊声。 “哇——哈哈——，这回，谁也挡不住了！”小岛的脸上浮起了阴险的奸笑，他看着已经扩展到20米宽的缺口里倾泻出的洪水，这样自言自语他说。在另外一种悲惨的叫喊声之后，传来了部队长广濑的声音：“喂！到时间了上船撤退吧！”士兵们都跟着他撤退了。 右岸的人们眼看着大堤决口由30米扩展到50米、100米……耳听着左岸同胞们发出的凄厉的叫声，难过得顿足捶胸，可是，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怎么才能救救他们呢？”这些人说话之间，传来轰隆一声巨响，那段4米高的旧城墙完全坍倒了。这时，原来被城墙挡住的村庄，现在显露在人们的眼前。 田地里待收割的谷子，已经看不到了。从各村跑出来的一群群背着行李包裹的老人、妇女、儿童，被洪水追逐得走投无路，最后被大水吞没。爬到树上去的那些人，再也下不来了。 有些在田地里干活的年轻人，万万没有想到卫河会决口，他们连家都没能回去一趟就被淹死了。老人和孩子们受害的就更多。当天夜里，悲痛欲绝的哭叫声，从那泡在水中的房子里，屋顶上，一直传到黑沉沉的夜空中。 德县已经完全脱离了险情。我好像很快就忘掉了卫河决口的事情，整日耽干酒色之中。可是，杀害解放区人民的罪恶阴谋，反过来也害了我们自己人。据报告，离决口地点90公里的下游，驻在武城、武官寨及二十里堡的日军情况不明。旅长命令我乘飞机去侦察这一带地区的情况，以及卫河大堤被破坏的情况。 济南飞机场上气温热得烤人，当飞到离地面1000米的空中时，就舒服多了。从飞机上看，地面上的人只有豆粒一般大小。我一边体味着第一次乘飞机的快感，一边欣赏着远处那宁静的景色。 “是这一带吗？请仔细看一看。”驾驶员的声音一下子使我清醒过来，我向下面看去。他说：对了，在县城的城墙里面，有几栋红砖房，那就是兵营，一些士兵站在房顶上拼命向空中招手呢！ “是这里，是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喊起来。这时，飞机已飞到卫河上空。啊，这里的变化可太大了！从长达150米的缺口里，翻滚着白色波浪的洪水仍然一个劲地向河西地区流淌着。 “快拍照片！”侦察军官向我喊道。 飞机在600米的高度上来了一个急转弯，大堤与洪水一下子展现在我们眼前，但转瞬之间，就又离我们远去了。我的眼睛都累酸了。可是，我想起战友拍下刚砍掉的中国人头颅的照片之后那种得意忘形的样子，心里想，如果我这张照片拍成功了，也可以拿出来炫耀一番。于是，我忘记眼睛的酸痛，从高空眺望着那泛着自光的洪水。 飞机顺着卫河飞着，准备在武城县降落。从这1000米空中眺望着那一望千里的大平原，平原已经变成巨大的湖泊。几十个村庄分散地泡在水里，好像一个个岛屿，村里的绿色树冠在水里摇动着。湖水里飘浮着一些海藻一样的东西，那是绿色的庄稼迎着盛夏的太阳在闪闪发光。我不知怎的，竟产生了一种神秘的美感，不知不觉地说道：“这景色真美呀！” 在我们飞行的90公里的区域内，完全都是这样的湖泊和岛屿。我觉得，这里要比日本的濑户内海大得多。如果在这样安静的湖面上划着船一个村一个村地逛一逛，那一定是很有趣的。然而，地面上已经成了活地狱，难道我是个丧尽良心的人吗？大水袭击了馆陶、临清、曲集、丘县、武城、清河、威县等7个县，使一百多万无辜的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陷入流离失所、忍饥挨饿的悲惨境地。 二十里堡的分遣队，当然士兵们也全部遇难了。在那片被水包围的陆地上，我们的飞机盘旋了几圈，也没看到一个人影。 <er h3">3</h3> 这场大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可是，田地被水冲得一点儿模样都没了。人们在沼泽里拾着死鱼吃，在上游，丘陵地里的棉籽都被摘下来吃完。 被大水包围的高村分遣队，食物也发生了危机，想抢点好吃的，就到附近的村子里去。可是，平时经常听到的狗叫声，现在一声也听不到了。村子里是死一样的寂静。 他们在淤泥中吃力地拔着脚往前走，看到最近的一个村子边上一堵坍塌了的土墙下坐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婆。她用无神的目光眺望着远方，身体好像散了架似地靠在墙上。老太婆脚边，躺着个抱着死孩子的年轻妇女，她那充满痛苦神情的脸上满是污垢，面部神经不时地痉孪着。她的紫色的嘴唇半张着，从嘴里流出黄色的、散发着恶臭气味的液体，而且，在她的湿透了的腰部，落满了苍蝇，不时的嗡地一声飞起来。从这家的房门里还不断地传出呻吟声。 “是霍乱！”不知谁说了一句，士兵们的脸色都马上紧张起来。 “报告排长！这里都是病人！鸡、猪什么都没有！”士兵们说完马上就跑到村外去了。 “今天就这么倒霉？再搜！” 这时，排长领头，到另一个村庄去了。可是，在这个村里到处都是僵硬了的尸体，连脸上呈死灰色的木乃伊一样的霍乱病人都找不到。每具尸体周围都爬满一群群苍蝇。士兵们见了，都铁青着脸，不时地吐着唾沫。真是个活地狱呀！由日军一手造成的霍乱，在这一带村庄里继续蔓延着。这富饶、美丽、和平的卫河左岸，如今，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 村庄里，靠吃树叶、吃烂棉籽生活的人们，有的只好到卫河右岸去乞讨。他们穿着不能蔽体的衣服，饿了就吃路旁的槐树叶，困了就躺到路旁的沟里睡觉。眼看着路旁的槐树叶快要摘光了，而他们连上树的力气也没有了。有的人，为了找树叶，挣扎着要到恩县去，可一路上，不知又有多少人热死，饿死在那里。死了的，连个收尸的人也没有，就倒在路旁。活不下去的姑娘们，有的为了一口饭而卖身，有的还被日本兵奸污。那些连槐树叶和草根都吃不上的人们，哪个不是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特别是对我这个破坏卫河大堤的罪犯的深仇大恨而死去的呢！ 我和旅长一起乘着汽车在路上飞驰着，车后面带起一团团黄尘，尘土落到了路旁的死尸和拼命爬到树上摘树叶的人们身上。旅长看了这些人一眼，用手持着八字胡，嘲笑似他说道： “呶，难波，汉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他们真不愧于孔孟以来的东洋道德。‘渴不饮盗泉水，死不取他人物’。这回你看到了吧！哈哈哈！” 我也跟着笑了两声，目光又落到路旁的骨瘦如柴的死尸的脚上，我想，受害的不仅仅是这些人那！ 在那些被水浸泡过的村庄里，有三万多人因为要吃没食物，要住没房屋，要种没土地而被迫离开故乡，勉勉强强凑一点路费到东北去了。当时，已经是冬天了。然而在东北等待着他们的仍然是寒冷与饥饿。凡是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地方，无论哪里，都只有寒冷与饥饿。他们在那陌生的土地上一个一个地死去了，还有更多的人在强制劳动中死在矿井里。 就这样，我这个不择手段扩大战争、妄图一箭双雕的日本侵略者，只顾个人出息发迹，只顾个人饮酒作乐，认为多杀一个中国人就是为国家多做了一分贡献。在我们这种残无人性的阴谋下，结果卫河两岸一百多万热爱和平，互相尊敬，共同建设幸福村庄的人民，被推到了饥饿与死亡线上，其中有两万多人的宝贵生命被夺去了。 中国人民的这深仇大恨，汇成了熊熊燃烧的抗日烈火。那些杀人越货的日本侵略者，终于被正义的中国人民打败了。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把被我破坏过的卫河建设成为不仅不容许任何人再来破坏，而且不管下多大雨也不会决口的大运河。在那被我放水冲毁了的辽阔田野上，现在，到处都有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在奔驰着。 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而被我杀害了的两万多宝贵的生命，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复活了。中国人民由于我而遭受的如此巨大的灾难，这是我一生不会忘记的。 当我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万分惭愧。一回忆起往事来，我就深深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旨在消灭人类的侵略战争，这是决不能饶恕的、惨无人道的罪行。 在这场战争中，我作为人民的敌人，犯下了严重罪行，我所走过的犯罪道路，善良的人民决不允许再重演了。 作者简历： 1936年从山口县柳井商业学校毕业后，当过银行职员。1940年入伍，1941年9月作为见习士官来到中国山东省，迈出了侵略者生涯的第一步。1945年7月，升为第59师司令部的中尉副官。这期间一直在山东省，犯下了许多罪行。 正文 十四、 残忍的刽子手 1943年5月，日军59师（师长细川忠康中将）54旅（旅长长岛勤少将）111独立步兵营（营长坂本嘉四郎中校）到山东省莱芜县和章邱县交界的地方进行“大扫荡”。我们连的任务很明确：见人就杀，见村就烧。连续几天的行军和破坏活动，使官兵的脸上都沾满了灰尘，白衬衫变成了黑衬衫。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大包袱，里面塞满了从老百姓手里抢来的衣服、布匹、鞋袜、鸡鸭等等。由于疲倦，每个人都低垂着头，眼窝深陷，打不起精神来。当我们来到大王义村时，已经过了正午时分。连长村越下了一道命令：把全村的武器、弹药、物资全都搜出来！ 这时，士兵们马上争先恐后地向村子里冲去，他们踢开大门，打开锅盖，掀翻桌椅板凳，肆意破坏。“把东西都藏到哪儿去了？”他们一边愤怒地喊叫，一边敲墙挖地地寻找着。整个村子遭到一次大洗劫。 “他妈的！真倒霉！什么也没有！”我一边怒骂着，一边冲进另一家的大门。 “这一家也是四壁光光的！”气得我火冒三丈，便用脚把厨房里的瓦盆咔嚓一脚踹碎，盆里装的草籽和树皮洒了一地。 “×他奶奶的！要是再搜不出东西来，就把全村烧光！”我领着吉田上等兵从这家走到那家，从东头走到西头。家家房子都缺门少窗户，砖头瓦块到处乱堆着。连一个人影也找不到。 这时，吉田上等兵先跑进另一家院子里去了，他突然大喊起来：“有人啦！有人啦！” “好！马上拉出来！”我连忙跑过去。原来，这家屋里有一个没来得及和村里人一起逃走的二十八九岁的孕妇。她头上贴着几块止痛用的膏药，靠在墙角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她挺着个快要临产的大肚于，用眼睛瞪着我们。 “班长，这女人可能是个民兵的老婆！”吉田上等兵讨好地对我说道。 “哼！得了吧！你真没见过世面。这是个孕妇，还那么大肚子……”虽然嘴里这样说，可心里却美滋滋的。我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干燥的嘴唇，向孕妇走过去。而那个中国妇女，往炕里躲着，一直躲到墙角那里去，眼睛一直恐惧地看着我。 “嗬，长得倒不赖呀！”我这样想着，便说道：“出来吧！”说完，我的一只脚就踏到炕沿上了。 “大人，大人，我有病！”她一边说，一边躲着。 “别害怕，胆子大一点嘛！”我激动得眉开眼笑，脸上直发烧。 那个女人哀求地说：“求求你，快走吧！” 我便用枪口对准了她的胸部。 一瞬间，孕妇的脸色变青了，混身颤抖起来，只有眼睛还在盯着我，口里哀求着：“大人，我有病啊！” “哼！你还磨蹭什么！我看上你，算你走运！快出来！”我抓住孕妇的衣襟就往炕边拽。 “哎呀！”我使劲一拽，孕妇咣当一声就从炕上掉到地下来。她用一只手勉强把身体支起来一点儿，用另一只手指指自己的大肚子，脸上流淌着两串泪珠，又哀求道：“大人……大人……我是有病的……” “×，真倒霉！吉田，把她拉出去！”我气急败坏他说道。 吉田上等兵马上跑过来，抓住孕妇的衣服就往屋外拽。外衣的扣子哗啦啦掉了好几颗，内衣的大襟也扯破了。孕妇不愿走，用一只手抓住门框不肯放开。 我上前一步，用泥脚朝她那只手狠狠踹去就这样，她被拖出屋门，拖出院子，一直拖到村子中间的广场上去，她的身后留下了一条血迹…… 看到士兵们没抢到多少东西，村越中尉正坐在广场的一把椅子上生气，眉头紧锁着，面部神经在抽搐着。他把几个排长都召集到面前，大发雷霆他说：“派出去上百号人，没有一个顶用的！你们他妈的也都是饭桶！” 正在这时，我跑到村越中尉面前说：“报告连长！我抓到了一个女人！” 当吉田上等兵把孕妇拖到村越面前时，孕妇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了。 于是，村越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开始讯问孕妇：“我来问你，你的要说实话的！八路军的武器的，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完，大家也都静下来，等待孕妇的回答。 呼哧呼哧不断喘气的女人终于说话了：“我有病……不知道……” 这时，村越中尉马上拔出军刀来，把刀尖逼到妇女的额头上，声音变得疯狂了：“你给我说！他们的枪，藏到什么地方？他们的弹药，藏到什么地方？”见妇女不回答，他又狂叫起来：“什么？还不知道！”说完，一脚喘过去，紧接着，拿起皮鞭就打。皮鞭像蛇一样卷到孕妇的大肚子上，孕妇“啊呀”一声大叫起来，急忙用手捂住自己的肚子。 她哭叫着：“我什么也不知道啊，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放我回家吧” 村越听了这话，残酷无情他说：“什么，你说要生孩子？孩子是谁的种啊？中国人的种，全都是八路！”说完，他把脸转过去，看看周围的官兵们，接着又说道：“这个孩子能让你生出来吗？好！我有办法治你！”他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用眼睛盯着孕妇，一边用手按着面部的神经，突然对我喊道：“种村军曹！你给大家表演一个刀刺乳房！” 我便应声说道：“是！照办！”我两步就跑到孕妇身后，用手抓住她的头发一拽，她就坐起身来，我又用力向后一拽，她的胸脯和乳房就暴露出来。我恶毒地笑了一声，“怎么样？现在你还不肯说吗？”说完，没等她回答，就把刺刀扎进她的乳房。 “啊、啊……”她惨叫一声。 “嘻嘻，痛吗？怕痛，赶快说！八路军、枪支弹药都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啊、啊”她竭力忍受着痛苦，身上颤抖着，用两臂护住自己流出了鲜血的乳房。 “哈哈！真有趣！种村！割掉她的乳房！割呀”那些军官看到孕妇痛苦不堪的样子，看到从她的乳房流出的鲜血，疯狂地笑着，喊叫着。 我又继续讯问了：“八路军、民兵、武器，都藏到哪里去了，快说！快说！”我瞪起眼睛怒骂着，头发根直发麻。说完，就用刺刀割她的乳房。 这时，孕妇紧咬着的嘴唇张开了，可说出来的还是那句话：“我有病不知道！”她的双眼仇恨地瞪着我，眼睛里仿佛要冒出火焰似的。 “什么？你还这么顽固！”说完，我挥起胳膊狠狠打了她一个耳光。她一下子倒在地上，脸上立刻出现了红色的手印。 村越中尉一边欣赏着孕妇受折磨的样子，一边又想出了新的主意。“喂！给她灌点凉水，让她清醒一下！” 这时，走过来4个士兵，按住四肢，让孕妇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周围的日军官兵用充满兽欲的贪婪目光看着孕妇裸露的乳房和腹部。孕妇睁开充血的眼睛，额头上渗出一层油腻的冷汗。 这时，我用刺刀尖撬开了孕妇的嘴巴，上等兵吉田走过来对我说：“班长，水打来了！” 我马上命令他：“灌水！”吉田就把装满凉水的药罐对准孕妇的嘴灌了进去。 不一会儿，孕妇就全身抽搐起来，眼看着她的脸部、胸部、腹部都变红了。 这时，我又问起来：“怎么样？舒服吗？想舒服，就快说！武器藏到哪里去了？” “……”孕妇紧紧咬着刺刀的刀尖，费力地呼吸着。 “你还不说！好！吉田，再灌！”吉田又开始灌水了，5分钟、10分钟、15分钟……孕妇陷入不省人事的状态。 “见鬼！断气了！”我用脚踩了踩她的肚子，发出了蓬蓬的声音。 “喂！吉田上等兵！作人工呼吸！” “是！”吉田骑到孕妇身上作人工呼吸，5分钟、10分钟、15分钟……孕妇渐渐地恢复了知觉。 看到孕妇仍然什么也不说。我近乎疯狂了，心想，“你这不是让我在连长和众人面前丢脸吗！这个混蛋！”于是，我抬起泥脚用力向孕妇的腹部端去。 “啊呀”一声惨叫，孕妇的嘴张开了，从里面喷出一股水来，喷出2米多远，她竭尽全力把两只胳膊抽出来，用双手护住腹中的胎儿。 孕妇目光呆滞，一言不发，村越看到这种情况，脸上露出一丝狞笑，面部肌肉又痉孪起来。“好！我来问她！”说完，他走到孕妇身边，蹲下来，哼了两声，问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可爱的。皇军是想把你们从八路军手中救出来的。你的明白？” “皇军是你们老百姓的朋友！” “快告诉我，八路的，民兵的，藏到什么地方了？” 这时，孕妇的双眼一下子睁开了，她咬牙切齿地瞪着村越，然后，她看准了村越，一口血痰吐到他肥胖的脸上。村越的脸，刷地一下子变红了。他差点气疯，大叫道：“来人哪！马上把这个混蛋给我杀掉！”然后，他拔出军刀，向孕妇的乳房猛扎下去。 “啊！”地一声惨叫，仿佛惊动天地鬼神似的，我感到从四面八方都传来了愤怒的吼声，感到周围的树木和草丛中都隐藏着无数双明亮的眼睛在怒视着我们。 “我们来到村子的时候，连一个人也没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从哪儿来了那么多人呢？又有老人，又有孩子，难道他们是白天躲出去，晚上回村里来过夜吗？”我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耳边又听到了村越中尉的喊声：“喂，种村军曹！马上把她给我踩死！”说完，他就走上前去，咕咯一声踩到孕妇的胸口上。就在这一刹那，只听见“哎呀”一声尖叫，从离这儿最近的一家院子里飞跑出来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后面还跟着一个嘴里不知喊着什么的老太太，而老太太怀里还抱着一个幼儿，幼儿睁着圆圆的小眼睛，死盯盯地看着我。 “好！小崽子，来得好！让你们好好看看热闹！”我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残忍地把穿着牛皮靴子的脚狠狠地踏到孕妇的乳房上去。 “噢——噢——”妇女又发出了呻吟声。 “好啊！你又活过来了！”村越中尉用鼻子哼了一声，脸上的肌肉块在痉挛着。 “连长，她肚子里的胎儿动了！”我睁大眼睛说道。只见妇女的大肚子里，胎儿的拳脚在动着，仿佛对我们表示抗议一样。 “杀死她！”我心里想着，就说出口来，“连长，让我来干吧！”连长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道：“也许今后就没有野战了让你们看一看没见过的东西吧！来呀，谁来把她的肚子剖开？”说完，他看着周围的士兵们，而士兵们喉咙里呜啦呜啦他说着什么，眼珠儿滴溜溜地转着，一会儿看看濒临死亡的孕妇，一会儿看看铁青色的村越中尉的脸，却没有一个人敢干。 村越中尉额上的青筋在跳动，脸上的肌肉块在痉挛，突然，他咬着牙说，“你们这些人来到前线快一年了吧！连这个都不敢干，还当什么兵！真是些没出息的东西！好吧！种村军曹，还是你做给他们看吧！” 这时，士兵们的目光都一下子集中到我的身上。我想：“真是些没骨气的家伙！让我给你们露一手吧！” 我接过吉田上等兵的军刀，眼看着孕妇腹部的胎动。“他妈的！连肚子里的胎儿也敢冲着我动手动脚的！”说完，我咽了一口唾沫，睁开血红的眼睛，走到孕妇身边，一刀刺下去。孕妇一动也不动了，已经停止了呼吸。 周围鸦雀无声。士兵们喉咙里咽唾沫的声音都能相互听得见。我的刀刺下去以后，由于刀刃不锋利，用力割了好一会儿，才把肚皮剖开，然后，我从腹中把血糊糊的胎儿拽了出来，胎儿的手脚还在动着。 “啊！”士兵的目光都一齐集中到胎儿身上。 “看见了吗？这就是胎儿！”村越接着又说：“好好看看！这就是把枪口对准我们皇军的八路军的小崽子啊！”他一边狂叫着，一边把胎儿从我手中接过去摔到地上，然后，抬起脚来就向胎儿的脑袋踩去。“噗”地一声，小头颅被踩扁了，一股鲜血喷了出来。“怎么样？我的身手不凡吧？啊哈哈哈……”村越张开血盆大口，自鸣得意地笑着。 看到这里，士兵们都舒了一口气，而我却冷冷地嘿嘿一笑说：“好！我再给你们露一手吧！”说完，我瞪着血红的眼睛，用左手抓起胎儿的双脚，再用右手拿起一把铁锹，往婴儿的肚子上一戳，肚子戳出一个大口子，鲜血立刻飞溅出来。 这一着，使士兵们都看愣了神，好半天也没恢复过来…… 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我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中的一件事实而已。 作者简历： 高小毕业，1943年时，为日本侵华军第59师第54旅第111营的指挥班长、军曹。 正文 十五、 一个农民竟然这样被杀害了 位于山东省南部的沂州，是个不大有城墙围着的城镇。它位于津浦线以东约35里，人口约8万。城内通往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有四条大路。日军的主力兵团高桥部队驻扎在通往南门的路上。营门外有背着上好刺刀步枪的哨兵站岗。与该军营相邻的是三井洋行的三井物产分店。这个商店的门面要比两旁中国人开的店高出一截。这说明日本军阀的手已经伸进这个农村里的小城镇了。另外在西门大街上，还驻扎着日本军沂州宪兵派遣队。 那是1945年6月中旬。太阳炽热地照在西门城墙上。在那里站岗的宪兵队员被晒得汗流满面。他们监视着路上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幼。 这时，路上走来一位老太太，额头深深的皱纹，表明她人生的劳苦。她手中紧握着一个小筐，当看到宪兵队员时，眼睛里发出憎恶的目光。 夏日的热风不时地吹来。水泥墙围成的宪兵队大院里传出刺耳的钟声。这钟声使附近的居民感到不安。这钟声是宪兵队晚餐的信号。宪兵们有的穿着木履；有的穿着衬衫，很随便地来到食堂。 早来到食堂的人因为没看到队长和班长来吃饭，便议论起来。 “喂，久保，队长方才出去了，是到哪儿去了？” “唔，队长是到军人俱乐部去了！” “是吗？有什么事，这个时候到军人俱乐部去呢？” “大概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今晚恐怕又得熬夜了！” “真有意思！” 高本慢吞吞地走到餐桌旁边的自己座位上坐下。他向班长的座位看时，没有看到班长，再看伍长的座位，也没有看到梅田伍长。“喂，久保，班长也不在呀！班长能上哪去呢？” “班长吗？班长又干这个去了！”久保一边说着，一边挥起右拳做个打人的姿势。这说明梅田班长，对于拷问俘虏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像一只野狗一样。 高本又问起被拷打的中国人的事情。“我说，那个中国人是八路军吗？” “不知道为什么，班长把他当嫌疑犯，严刑拷打！” “屁！班长总是这么说，可是连一点线索也抓不出来！” “线索吗？线索那么容易抓？老百姓个个守口如瓶！” “那可不！所以，班长总是把老百姓说成嫌疑犯！” 正在他们谈话的时候，佐藤一等兵走了进来。他有个习惯，进屋时不敲门，也不报告姓名，像小偷似地进屋。这次让老兵高本发现了。高本已连续几次担任新兵训练的助手，是个服役4年的老兵。他马上大声喊道：“佐藤！你过来！” “是！”佐藤好像兔子见鹰一样，吓得规规矩矩地走过来了。 “你是几年兵？” “我是2年兵。”佐藤站在饭桌旁，一动也不敢动。 “什么？二年兵还敢这样直接闯进屋！混蛋！”说着，高本就给佐藤一个耳光。“只有空屋子才能直接进去！明白吗？” “是的，明白了！”佐藤恭恭敬敬地回答。 “好，你出去重新进来！”高本说完，佐藤就乖乖地出去了。 “报告！佐藤一等兵前来就餐！”佐藤报完姓名后，等待进屋的许可。 “好！进来！”这时，佐藤一等兵才一边揉着面颊，一边走到饭桌旁。 正在这时，厨房里传出了怒骂声：“没人吗？有人没有”是班长的声音。 佐藤吓得马上站起来大声回答：“佐藤一等兵在这里！” 听到这声音，久保上等兵急忙叫道：“佐藤！” “有！” “班长吩咐了，让你到灶坑那儿去烧红一双铁筷子拿过来！” “是！明白了！”说完，佐藤就跑到厨房去了。 “报告，佐藤一等兵有事到厨房来！”他走进昏暗的厨房里看了一圈，没有看见一个人。一直走到灶坑的角落，才看到两个中国伙夫在那里坐着吸烟。一个姓王，一个姓吕。佐藤对他俩的悠闲自在态度产生强烈的反感，他突然走到他们身旁。 “你们在这儿搞什么鬼？”说完，他就朝姓王的踢了一脚；朝姓吕的脸上打一拳。这两个人被打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面面相觑地摸着被打的地方，走出了厨房。 只剩佐藤一人，他抬头看见墙上挂着火筷子。于是，他从腰间掏出手绢垫在手上去抓那双火筷子，并把它烧红。然后，一溜烟跑到食堂。在那里，他看到一个中国人被吊在空中。他停下脚步，马上想到自己立功的机会到了。 他大声报告：“班长阁下，佐藤一等兵来了！”梅田班长一看火筷子拿来了，皮笑肉不笑地点了点头。 被吊起的中国人，全身肌肉很发达，一看便知道是一个农民。年龄大约40岁左右。额头皱纹根深，眼角的鱼尾纹也很明显，他咬着嘴唇，眼睛瞪着佐藤和梅田。 “好，给我！”梅田从佐藤手中接过火筷子，凑近中国人的脸旁，威胁地说：“怎么样？还不说？你要是不想受皮肉之苦，就赶快说出八路军的行踪来！” 听了他的骂声，那个中国人仍然说：“我们是好老百姓！八路军的不知道。” 听完这话，梅田便举起火筷子，向他的胸脯烫去。 吱……吱……，中国人的皮肤上发出了被烫的声音和被烧焦的气味。 “你还不说吗？”梅田继续烫着烧着。 被吊的中国人的胸脯上流下了黄色的液体和鲜红的血液。他咬紧牙关，紧闭着嘴唇，瞪着充满怒火的眼睛，看着梅田。他是一个月前与另外三四个人一起被抓进来的。那几个人已在新兵的杀人训练中被杀害了。 这时，梅田的声音又响起来了，他咆哮道：“你还不说？！”可中国人根本没有开口的意思。 “这个混蛋！”梅田又举起火筷子去烫那个人的腹部。 吱……吱……又是一股难闻的轻烟。梅田好像很喜欢这股烧焦的人肉味，他反复地烫着。这个中国人的腹部被烫出一片片又红又黑的痕迹。中国人被吊在空中晃来晃去，梅田围着他转来转去。把那个人的身体几乎烫遍了。可是，他什么也不说。 后来，当梅田又举起火筷子要去烫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用脚狠踢在梅田的胳膊上，火筷子立刻掉在地上，差点烫着梅田。 梅田气极败坏地大骂：“这个混蛋！还没吃够苦头！”他对身边的佐藤说：“佐藤！把他的裤子扒下来，看他还说不说！！” “是！”佐藤答应了一声，马上伸手去扒裤子。可是，那个中国人拼命地挣扎、踢打。后来，中国人突然吐了一口痰，吐到佐藤的脸上和衣服上。“你这个畜生！” 佐藤像条野狗一样发起疯来。他放下拉中国人裤子的那只手，赶快用袖子擦脸上的痰，嘴里不停地骂着。 看到这种情形，梅田说：“你真没有用，还得看我的！”说着，梅田拾起火筷子，又要烫那个人。 佐藤为了挽回面子，对梅田说：“班长阁下，还是让我来吧！” 就这样，10分钟、20分钟、25分钟过去了。中国人的身体僵直了，失去了任何反抗能力。被烫烧的地方，几乎露出了骨头…… “这个混蛋！你还不说？”佐藤气得简直要发疯了。他举起火筷子又去烫那个人的大腿和下部。 这时，梅田叫道：“佐藤！停一下！他再不说，就采取最后的手段！” 梅田下决心要杀掉这个人了。梅田这时抽着一支烟，慢慢向前走去，对中国人说：“你是怎么也不肯说了！”说完，他朝中国人脸上吐一口烟，转过头，命令佐藤：“喂！把绳子解开！” 被吊着的中国人解下来后，又遭到梅田、佐藤一顿毒打。 这时，这个遍体鳞伤的中国人，似乎知道自己要死了。他穿好自己的衣服，整理好鞋袜，静静地站在地上。 然后，梅田和佐藤又逼着那个中国人走出房间，来到一片空地。 这个中国人高唱一首歌，等待着英勇就义的时刻。 佐藤走上前，放开捆着那个人手脚的绳子，用手绢重新给他蒙上脸。一个叫青山的刽子手，举刀砍去农民的头，只听“卡嚓”一声，身首分离两处。 佐藤看到这里，吓得倒退几步，手脚都哆嗦了。 作者简历：1945年6月，为日军第59师第109营上等兵。 正文 十六、 施放毒气弹 嗒嗒嗒！咚！嗒嗒嗒！咚！全营的火力已经都集中到山上去了。山顶上弥漫着炮弹炸起的烟尘，激烈的枪炮声引起两侧山谷里的回声，山上的杨树枝叶在刷拉刷拉地颤着。可是，红山上用石块垒成的阵地却始终没有一点儿反响。过了一会儿，在我军激烈的枪炮声的间隙中，八路军很巧妙地向我方发射着命中率极高的狙击的枪弹，这枪弹愈来愈厉害。 突然，在炮镜上进行观察的联络员香月中士报告说：“啊，排长！八路军在修补石墙 ”大家一看，红山上左侧石墙的缺口处，有八路军战士的身影忽隐忽现，还有黑色的石块在移动着，他们很快就修补好被炮弹炸坏的石墙缺口。看到这情形，我方重机枪的火力又嗒！嗒！嗒！地集中到那里去。可是，只要重机枪的声音一停，对方的沉默阵地上，马上就有战士的身影出现。 昨天半夜时分，从山东省泰安县西南郊的安驾庄出发北进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0旅（炮兵、步兵、工兵）步兵第45独立营，在被破坏了的路上吃尽了苦头，从半夜走到今天清早，只前进了三里路。当我们发现对面山上有八路军时，就发动了攻击，可是，没想到一下子就被缠在红山这里了，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红山，这是个不足200米高的小山，可是，它的周围都是险峻的高山。 现在，红山顶上正沐浴着红色的朝阳，从我们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山顶上就像一个人戴着缠头一样，存一圈用黑色石块修得很齐整的石墙。据说，那是自古传下来的山里人为抗击外敌人侵而修筑的阵地，它表明了山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史。 现在，据守着石墙阵地的八路军发动了愈来愈猛烈的反击。我们这个山炮连，已经把带来的炮弹打了三分之二，才只把石墙阵地破坏了那么一点点。就像开玩笑似的，我们的炮弹只能把那石墙周围的沙土轰起来。从清晨三时起，全营向那个石墙缺口发动了多次攻击，每次都以遭受猛烈的反击而告终。 砰！砰！在这刺耳的狙击炮弹声中，神经质的营长森川浩平大尉催促道：“喂！副官！你在那儿发什么呆！快把左翼的步兵连调上去！”可是，步兵们正龟缩在土堆和岩石后面，谁也不想动地方。我因为没能给步兵以像样的支援而感到心里十分焦躁。 “对了！有A弹哪”一刹那间，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画面： 八路军战士被毒气折磨得满地打滚，完全丧失了抵抗力，我军的步兵正在用刺刀刺死他们我毫不犹豫地喊道：“营长！用A弹攻击吧！”我向设在旁边的营部这样喊了之后，没等回答，就下了命令：“喂！快去取A弹！”我命令部下到山后村庄里隐藏着的辎重车上取A弹。 八路军的炮弹仍然不断地向我们的炮位附近飞过来。这时，我们身后那片长着四五寸高的麦苗田里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原来是今年入伍的新兵花井和佐藤两个张着大嘴，喘着粗气，背着弹药箱，几乎是匍匐似地来到阵地上。他们报告说：“A弹拿来了！”对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战斗。新兵第一次上阵就吓成了这模样，那以后怎么得了！想到这儿，我给他们鼓劲似地说道：“喂，佐藤！八路军马上就要完蛋了，你好好看看吧！” “副官！通知各连！从现在起打A弹！还要看住从阵地逃跑的八路军！”营长的喊声传过来了。 我接着下令道：“准备发射A弹！射程增加50米！”我让士兵作好准备，修正仪器上的各种数据。 A弹的弹体是天蓝色的，上面有一条很粗的红线。A弹是这种特殊的毒气弹的代号。这种毒气弹，在放出窒息性与催嚏性混合毒瓦斯气的同时，弹体本身的炸裂还具有与榴弹同等的杀伤力。 我知道，它是践踏人道主义，违犯国际公法的极其残无人性的杀人武器，使用它是要遭到全世界人民咒骂的。可是，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利益而完全丧尽天良的我，根本不在乎这一点。为了杀人，已经不择手段了。 “射击！”咚！咚！这些炮弹飞到石墙阵地的山脚下爆炸后，放散出密密层层的极浓的黄色毒气。毒气在西风吹拂下，渐渐向东飘散，变成淡黄色，进入了石墙阵地。两发……四发……可怕的毒气在弥漫，很快就把山顶笼罩了。 “停止射击！”我情不自禁地叫道。刚才还在我们阵地周围爆炸，掀起一阵阵尘土，使我们一动也不敢动的八路军的炮弹，已经停止了。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把眼镜从脸上摘下来。我回头一看，那些匍匐在土堆和石块后面浑身打哆嗦的步兵们开始抬起头来做进攻的准备。我好像忘记了自己刚才那种狼狈相，冷嘲热讽地说道：“你们可别乐出神经病！” “喂！炮兵继续射击！看，毒气起作用了，哈哈哈！继续打！”营长继续躲在岩石后面，喊了一声，也把眼镜拿在手中擦拭着。 “是！”根据风向判断，毒气还没散尽。 我完全放下心来，计算着下一轮的发射时间。 不太强烈的A弹爆炸声又响起来了……突然，在炮身旁看着炮镜的上等兵秋山喊起来：“啊！八路军往右边逃跑了！” 好像随着浅黄色的毒烟飘出似的，从石墙边跑出五六个八路军战士穿过稀稀拉拉的灌木丛向右移动着。突然，他们遭到我军三连的集中射击，一个个倒下去了。 跟燃烧硫磺气味差不多的可怕的毒气，像毒蛇似地在石墙阵地上游动着，向右飘散着 突然，从我军两侧高地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想，这是在打击离开阵地的八路军。“好，成功了！”敌人已经一动不动了。 “注意！转移阵地！”我手持军刀，紧跟着营部冲出去。不一会儿，毒气渐渐飘散了，又能看到红山的山顶了，那里已经看不到八路军战士的身影了。 大约过了20分钟，我来到了红山山顶的石墙阵地，曲曲折折地绕过倒在地上的八路军战士的躯体，寻找着营部。 这一带，还残留着那讨厌的、使人感到恶心的药味。这种气味，我过去曾经闻到过。那是我在日本久留米当兵的时候。一天我走进了修建在练兵场角落里的毒气室，不小心把防毒面具用指头撬了一下，吸了一口毒气，立刻我的脑袋里好像被砍了一刀似的嗡嗡叫起来，胸部好像被堵塞一样难受，喘不过气来，鼻子一个劲地流着清鼻涕，胃里好像要呕吐似的，一动也不敢动了。当时，跟我同时入伍的一个新兵闻到毒气受不住了，冲出毒气室，向练兵场跑去，可是，还没跑到30米，咕咚一声就倒在地上死掉了。今天，我闻到的正是那次闻到的那种又腥又臭的气味。 我往山顶上跑去，突然又停下脚步来，我看到在一块岩石旁边，趴着一个战士，他的皮肤已经变成了黑紫色，脸上出现了可怕的紫斑。我转过身，对新兵山本说道：“喂！把他拖过去！” 山本回答了一声“是”，这声音很微弱而且颤抖着。这个刚刚受过新兵教育，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被死者的惨状吓呆了，他本来晒得黝黑的皮肤一下子就失去了血色。 看到这个活泼、机灵的新兵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气得大喊一声：“你磨蹭什么呢？”山本慌忙走到那个战士的身边去。战士的紫色的皮肤鼓溜溜的，好像里面的脓血一触就要迸出来似的。山本抓住他的手往前拉，可是，他的身体好像被大地紧紧吸住一样，一动也不动。 “怎么了，你躲开！”从后面赶上来的上等兵秋山一下子把山本推了个跟斗。秋山发着火说：“像你这样能打仗吗！”只见他把右手伸到那个战士的喉结旁，左手从脑后抓住脖子，双手用力一拉，那战士的脸上和嘴里立刻冒出暗黑色的血和粘乎乎的脏东西，这景象真恶心人。 可是，那个战士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还燃烧着愤怒和憎恨的火焰，好像在凝视着什么。这一刹那间，我只觉得“刷”地一下，整个脊梁骨都变凉了。可我不想让部下发现我的心理变化，便故作镇静地说道：“嗯，对了，这就是毒气的结果。怎么样，好好瞧瞧，这回有话题了吧！” 拖着那个战士的秋山说道：“哈，这样子多好看哪！山本好好看看吧！”他这是故意讨好我，又说道：“这个混蛋！”说完用力把战士的身体往地下一放。 吧嗒一声响，那战士双手紧抱着的步枪倒在地上了。“我说，快把他的枪摘下来！”我突然向呆呆站在一旁的山本怒吼道。我们附近还有十几具这样的浑身变成黑紫色的被害战士的尸体，和被一般枪弹、炮弹打死的尸体混杂在一起，躺在石墙阵地后面。 “喂！回去以后，把这些情形好好跟大家说一说！”我一边对他们两个喊着，一边手持军刀往山上走，找营长去。 营长见了我，指指山坡对我说道：“看！这成果多可观哪！”山坡上，小路上，共有七、八十名战士的尸体留在这里。他们是在石墙后边顽强进行抗击之后，由于没有任何防毒装备，才这样悲惨死去的。 突然，我方的几个士兵砰砰打了几枪，他们是向右前方山顶跑着的三名八路军战士开枪。山后边，也同时响了几声零落的枪声。 就这样，这些八路军战士为了祖国的解放，用步枪打退了拥有山炮、重炮等重型武器的炮兵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但是，在惨无人道的毒气战中，他们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失去了防御工事，最后，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而壮烈地牺牲了！ 在这不长的一会儿时间内，我们炮营用毒气弹杀害了300名八路军战士。那天晚上，我们这些身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互相举杯祝贺，我的那个排还受到了表扬！ 这都是十六年前，即1940年麦苗青青的5月上旬发生的事情。当时，我所属的独立混成第十旅各部队，炮兵施放“A弹”，步兵使用“红筒”，连每个班都毫无例外地配备、携带这类武器。关于毒气弹的书籍，作为军事秘密，被藏入书籍的最下层；而毒气武器的实物与防毒面具配套，凡是有部队盘踞的地方，无论地方大小，无论人员多少，都可以找得到。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一个旅的事情。就在3个月以后的8月上旬，为了编纂研究毒气弹效力、研究毒气武器进攻的教育资料，日本陆军的教育总监部，曾指令各旅司令部提供“关于毒气武器在战争中的效力的调查资料”。 那回，旅部的炮团团长多势清作中佐命令我来完成这个任务。我便整理了当时的气象资料、A弹的效力、使用中的经验教训等一系列汇报材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特别是，对于小部队的讨伐来说，毒气弹是攻击以围墙或民房为防护物的敌人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于是，这场发生在红山山顶上的悲惨的大屠杀，被推广到整个中国战场上去。 而且，半个月以后，我又亲自参加了山东省峰城县朱沟村的战斗，再次使用A弹来进攻村庄，把350名抗日军战士及无辜的村民们悲惨地杀害了。我当时明明知道，这种毒气武器是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杀人武器，但是，我还以“这是日本侵略军所独有的武器，对手是中国人”为理由而加以使用了。这和后来的美帝国主义以“日本人是黄种人”为唯一理由而投下原子弹，在一瞬间就夺去30万人的宝贵生命的作法何其相似啊！我是荒谬地怀着大和民族的优越感，怀着对中国人民的蔑视，就忘乎所以地践踏了人道主义，无视国际法，干出这种惨无人道勾当的。 然而现在，中国人民对于我这个死有余辜的魔鬼般的人，只要我能认识过去的罪恶，参加为人类和平、幸福而进行的斗争，就热情地手把手来教育我。在中国人民这种完全是以德报怨的崇高胸怀的感化下，我已经有了初步的觉悟。 在回顾自己过去这段生活经历的时候，心中不能不对那些极端卑鄙无耻的、肆无忌惮的杀人魔鬼感到万分愤慨。 战争啊！是它夺去了我的全部人性！ 当时，为了日本军国主义而丧失了一切良心的我，把自己的热情都投入那罪恶的战争中去了。可是，难道能因为有战争，就可以采取任何残忍手段来杀人吗？绝对不能允许的！ 现在，我对自己的罪行以及现代战争的残酷性认识得愈来愈清楚。对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对于美帝国主义发动原子战争的阴谋，我不能沉默，决不能让那悲惨的战争重演。 消灭战争，为和平而斗争，这是在红山上饮恨而终的战士们的遗愿。 为了实现他们的遗愿，为了报答中国人民不记旧怨给我以再生机会的崇高胸怀，消灭战争，为和平而斗争，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觉悟了的战犯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唯一的责任啊！ 作者简历： 出生于广岛县吴市广町2721号，曾任内务省大阪土木办事处技术员，1939年8月参加侵略中国山东省泰安县的战争，战败前，是日军59师迫击炮营大尉营长。 正文 十七、 毒气活体实验——八条人命 时间已经是8月中旬了，可在泰山脚下的红砖房前面，有5O—60名日本兵却穿着冬天的外套，戴着九五式防毒面具进行操练。 在强烈的太阳光下，他们站在那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身上全是渗出的汗水。而战斗帽周围，都结成了一层白碱。 在正面土堤上，站着教官富山少尉，柱着军刀，看着军士们操练。看到这里，他便说道：“毒气散了！摘面具！”还没等他说完，士兵们就把枪从身上摘下来，把面具从头上扯下去，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这是独立混成第10旅第45营的新兵毒瓦斯训练班。教官富山少尉是全营资格最老的少尉。中村营长命令他“要对今年的毒瓦斯兵进行彻底的训练！”他已经成了营长的重要帮手。 今天正好是星期六。内务班则刚刚把上级发放的武器和被服接收完毕。大家躺在床上或伏在桌子上认真地读《毒气防护教范》。副班长山内兵长和村木上等兵两个人，一边抽烟，一边站在窗户边谈论着。 这时，内务班长涤原军曹发布了命令：“全体紧急集合！把服装都带好，20分钟后出发。去向，等出发时再说，快做好准备！”他又说：“山内兵长马上到总部取10根红筒毒气弹。” 听到命令后，整个内务班像个乱了营的蜂窝一样，忙乱地进行着出发前的准备。 三四个钟头以后，在泰安以西11公里的地方，富山排长领着50多人包围了岩流店村。 “真奇怪！确实是接到了一个50名八路军来到这里的情报嘛！”在村外农田中的一棵大树旁，富山少尉排长盯着联络股的村木上等兵的脸这样说，他接着说道：“好！八路军是跑不掉的！把村子彻底地扫荡一遍！向各班传达下去！” “是！”站在旁边的传令兵尾崎一等兵马上向村里跑去。 富山少尉看着村木和尾崎跑远后，满脸通红地、怒气冲冲地站在村子中心的广场上。“村长到哪儿去了？”他喊道。不一会儿，日军士兵们押着7—8名40岁左右的农民走了过来。富山用军刀鞘点着最前面的农民胸脯问道：“喂！八路军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什么？不知道？这个混蛋，快点说！”说完他突然用军刀鞘用力一戳，那个农民因为没有思想准备，竞被戳倒了。 “哎哟！”农民倒下以后，马上就站起来说：“我们都是老百姓，不知道！”其余的农民也七嘴八舌地这样说。“好哇！不知道！我会让你们知道的！来呀！把这些人都带到村外的高岗上去！” 岩流店东北方的高岗上有一块洼地。那8个农民都被押到这块洼地来。在洼地的正前方，集中了全排的日军官兵。 “这里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哪？”富山看了涤原一眼说道。 “没有！” “是吗？那好，就把他们当做红筒毒瓦斯的实验品！” “是！”涤原苍白的脸上，浮起了一丝苦笑。 富山又大声吩咐道：“每个班派出两名哨兵去放哨，其余的人都来对付这些农民！” 被50名荷枪实弹包围在洼地里的农民们不安地、恐怖地看着这一切。 “戴面具！”排长发令了，日军士兵们一齐戴好了防毒面具。他又向农民们喊叫道：“你们的，不许动一步，动的，死了死了的！”然后，他又问涤原：“都准备就绪了吗？” 涤原回答道：“是！准备完毕！” “准备点火！”排长发今后，藤原军曹拿着两根93式中型红筒毒瓦斯弹，站在农民们的上风口5米左右的地方作好了点火准备。 “点火！”排长的命令刚一发出，只听见咔嚓咔嚓两声，两根红筒毒气弹尾部冒出的浓烟向农民那边1米、2米、3米地扩散着，很快地，洼地里的农民们全部被笼罩在烟雾中了。 “哎哟！毒气……”肩并肩的中国人一齐趴到地面上、用双手捂住脸，尽力躲避着毒气。 “畜生！不许动！三上！不要对他们手软！谁要是动了，就开枪！”排长大声吆喝着。 我听了，便走到农民那边去，抓住一个人的衣领就往上拽，“畜生！把头抬起来！” “不！我是老百姓！”他用手捂住脸，拼命往地面上趴。我用泥脚用力一踢，就把他踢倒了。然后，又抓住他的衣领往上提。 1分、1分半、2分……山内兵长看着红筒毒气弹尾部的计时器。他看到了那些农民的痛苦样子，大笑着说：“哈哈哈……谁让你们不肯提供情报呢！这回让你们尝尝红筒毒气弹的滋味！哈哈哈！” 这时，又有几个士兵跑进洼地，一人抓住一个老百姓的衣领往上提，嘴里还骂着：“混蛋！抬起头来！” “哎哟！啊嚏！啊……嚏！”农民们被毒气熏得不断地打喷嚏，流眼泪，胸痛，全身无力，痛苦极了。而日军们一边喊着“畜生！混蛋！坐起来！不许动！”一边用脚踢，用枪把打，用刺刀扎，往上拽2分半、3分……农民们变得面红耳赤了，不断发出“啊……嚏”的声音，还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不一会儿，他们就失去了呼吸能力。他们躺到地上，佝偻着身体，头上的头发和皮肤脱落了，流出鲜红的血来……而士兵们还向他们身上乱扎刺刀。4分、4分半……农民们连举手投足的力气也没有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此时，红筒后部的喷口已经停止了冒烟，弥漫在农民之间的烟雾也渐渐地飘散了。 “燃烧时间5分钟！”山内向排长报告说。 “嗯！好！这帮笨蛋！哈哈哈”他一边用脚踢着死去的农民，一边喜形于色地笑着。当士兵们开始摘下面具的同时，有人发出了“啊嚏！”的声音，因为毒气还没有完全消失。这时，排长与涤原、藤原说了两句，然后下令“全体集合。” “喂！大家注意，要记住：93式红筒毒瓦斯弹，燃烧时间为5分钟。这向全世界显示了大日本皇军毒瓦斯的威力！不管八路军使用什么样的游击战术，我们用这招儿，就能把他们消灭干净！不要忘记这种毒瓦斯的威力。” “是！”富山从衣袋里掏出那本《毒气防护教范》向士兵们挥动了几下，然后，发出了命令：“现在，全排出发！目标是泰安！” 作者简历： 出生于千叶县铫子市的渔民家庭，小学六年疑业。入伍后，到日军旧59师步兵54旅独立步兵45营任军曹。1945年8月23日在朝鲜成镜南道兴上里小学被俘，当时年龄为37岁。 正文 十八、 惨无人道的酷刑 河北省密云县（今北京东北部）曹家路村是一个大约有150户，人口800多人的村庄。村民们绝大多数是农民，只有两三家杂货店和一家马掌铺。村子周围是一圈坍塌的土墙。 村中央的道路是t字形的。村子南侧一带是广阔肥沃的农田，田地里长着青青的麦苗，虽然经受了日军军靴和马蹄的践踏，但麦苗的根仍然深深地扎在泥土里。 村外环绕着小高坊山。村外土墙的右角有一座高大的了望楼。楼上插着一面日本旗。楼上有两个哨兵。他们头戴钢盔，腰挎军刀，象饿狼一样搜寻着猎物。楼上还架着一挺轻机枪，枪口对着南面的山口。 这个村子，为执行1941年初制订的“讨伐八路军”的行动计划，被关东军派来的第2独立守备团第7营第3连占据。连长是中山照次大尉，全连共有130人。我是分配到这个连里的哨兵。 1942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村南侧的广场上约有100名日本鬼子聚集在一起。我也穿着便衣，拿着棍棒，和候补宪兵博士元一起站在前面。中山照次大尉挺着酒桶似的大肚子，嘴里散发出酒臭的气味。他站在队伍的前面，一边用那把杀人刀点着地面，一边训话道：“这次讨伐活动，大约两周时间，行动的地区是五龙山地区。”他又说：“八路军为了过春节，还集结在五龙山地区，我们连要包围、攻击这股八路军，要彻底歼灭他们。”他继续说：“这次行动马上要开始了，你们的目标是每个人必须杀一个人！” 鬼子们听了训话，眼睛都亮了，立即兴奋起来。 “好！我们要加把劲再升一级！”“有这个机会，我可以露一手了。”士兵们个个暗暗地发誓。 我听了中山大尉连长的讲话。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好，我也趁此机会，抓它几个，多杀几个人，显示一下宪兵的威风。让他们也佩服我。”想着想着，我真有点飘飘然过了几十分钟，我、博和队部的高桥伍长，还有两个士兵，共5人，作为宪兵尖兵首先向曹家路村进发。 我默不作声。脚下轻轻地走着。耳朵、眼睛都密切注视着周围的动静。他们几个人也都一样不作声。 在登小高山时，前方突然发出了沙啦沙啦的响声。我马上停住，立即掏出手枪。全身感到颤动，出了一身冷汗。其他人也马上停下来，掏出枪，屏住呼吸。这时，一只黑色的小鸟从一个灌木丛中飞出来，发出朴拉朴拉的声音，向天空中飞去。这时，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嘴里骂了一句“畜生！”。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 我们又悄悄地向前开进。经过树峪村以后，向前走了两公里，大约在150米的地方发现有人影在动。我心想，这回我一定要把高桥伍长压下去，在他面前露一手。于是在路旁的一块洼地上伏下身来，眼睛死死盯着前方。这时，我只见一个人影向我们这方向走过来。抬手看看表，正好是12点。 “高桥伍长，请你在这儿警戒！”我对高桥说道。然后，我就和博渐渐向黑影靠近。到了最后15米，“谁！站住！”就在博发出大声口令时，那个黑影回头就跑。我和博在后头紧追。跑出大约有200米时，只见那个人影钻进了农田。我说：“停下！如果他再逃跑，就开枪打死他！”这时，我看见了那个男人的黑影，匆忙把手里的什么东西装进大衣兜里。 看样子他已经不想逃了。我悄悄跑到他附近，突然用木棍子打过去，并用右脚踢了一脚，将他绊倒在地上。 “你这个混蛋！”我向他的腰部连踢了几下。他“哎哟，哎哟”地喊了儿声。然后，将头伏在地上。 “站起来！”我又向他的肩部狠打一棒子，他已经不能逃跑了。这时，有一个士兵从后面赶到了前边。 “喂！你已经无路可逃了！赶快起来！”那个男人还是不起来。“这个混蛋！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让博把他拉起来。博伸出手，抓住他的领子就把他提起来了。可是那个人又像被石头吸住的一样，又趴到了地上，一动也不动。 “畜生！”我一边骂他，一边打他的后背和肩膀。后来，我和博一起将他抓起来。他站起来之后，两只脚坚定地踏在地上，睁大眼睛死死盯着我。 他大约有30多岁，穿一身黑色棉衣，是个圆脸、梳分头的纯朴农民。“喂！你这个家伙跑什么？”我用棍棒抵住他的胸膛问道。他定了一下神，用右脚支撑整个身体，沉着地回答我：“我害怕呀！”“什么？你是去联络八路军吧？”我一边殴打他的腰部和肩部，一边继续问。 “你是个送信的吧？”博也愤怒地说。那个人全身微微发抖，两手握得紧紧的，咬紧牙关，盯着我们回答：“我不是，我是农民。”他沉着而镇定地回答。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逮捕了许多中国农民，但常常听到这样的回答，所以，我非常生气。 “中国没有一个良民，都是混蛋！”我用棍棒胡乱地打他。他发出惨叫声，又半趴到地上。这时，高桥伍长急急忙忙跑过来。“原田兵长，怎么回事？” “这个混帐拼命逃跑，我以为他是个什么大人物呢？哈哈哈！”我们俩人的笑声划破了夜间的寂静。这声音又从山的周围反射回来。 “原田兵长，部队马上就要到了，不管怎样，也要领进村子啊！”我点头同意，用绳子把这个中国人的手绑到身后。“快走！”我又用棍棒逼着他向前走。 夜深了。寒冷的风吹到我们身上，把全身吹个透。我想，这个人可能是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如果能让他开口，就是个胜利。我又想，怎样才能撬开他的嘴巴，让他坦白呢？我一边走着，一边想着。行军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我们来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子一点声音都没有，很安静。材民们劳累一天，都早已进入梦乡。突然，一声狗叫，引起了全村的狗大叫起来。我仿佛受到强烈的刺激，紧握手中枪，环视了一下周围，那个大步走在前面的中国男人，脸上仿佛浮出了微笑。这时，山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红色火把。“啊！是联络暗号！你这个畜生！” 我大声骂着。士兵们也拿起石头向狗打去。狗更加猖獗地狂叫起来。我们仿佛怕人追赶似地急急忙忙从村子走过去。然后，来到村边一户人家停下来。“高桥伍长，你在这里好好警戒！”我说完就去敲那家人的房门。 咚！咚！咚！“开门！”“开门！”我大喊道，里面无人应声。我又咚！咚！咚！敲了一阵门。过了一会儿，里面传出一个老人的声音，“谁呀？”“快开门！”我用脚使劲地踹门。“谁呀？”又传来老太太的颤抖的声音。不一会，一个老太太走出来开门。我没等她来到，就一脚踹开门，走了进去。看到我手里拿着枪，老太婆“哎呀”一声，吓得回身就跑。已经是东方发白了，我们已经折腾了一夜。我走进屋一看，右边的房间里有一铺能睡五六个人的火炕，用手一摸，还是热乎乎的。我紧跟老太太又走进里屋。当我发现屋里有一双眼睛正盯着我看时，下意识地把手指头扣到扳机上。仔细一看，炕上还有一个70多岁的白发苍苍老太太，见我拿枪进来，吓得直发抖。 我站到屋子中间，打量着屋子里的陈设。一铺能睡3个人的火炕，炕口铺着两床破破烂烂的棉被，地上放着一条麻袋。 “好！我们就在这儿干了！”我仿佛下了决心，把博也找进来。我的脑袋突然兴奋起来。我想到，那个像联络员的男人；山上的火把；还有这个老太太的态度；还有刚才睡这火炕的人“你出来！”博抓住老太太的手，把她往外拽。“我不走！”老太太说啥也不动。“这个老顽固！”我抬起一脚，朝老太太的腰踢去。老太太惨叫一声便倒在地上。博又抓住老太太手往外拉，而老太太抓住炕沿，说啥也不放开。 “这个老太婆！”我用棒子向老太太肩头打去，她痉挛地倒在地上，连喊救命。我从破被子上撕下一块棉花，把老太太嘴堵上了。然后又把她的手脚也绑上。我大声喊叫着：“快把她拉出去！” 当我们把那个男人也拉过来时，那个老太太突然与那个男人交换了一个眼色。我马上意识到：“这个老太婆可能也是个联络员吧？”于是，我让博快点把老太婆拉出去。 然后，我们拷问那个男人。 “喂！你认识那个老太婆吗？”“我不认识。”“别说谎！”我又向他打了两棍子。男人马上抬起头来瞪着我。“他妈的！”我又用棒子向他头部砸去。男人的头被砸出了个口子，鲜血顿时咕嘟咕嘟地往外冒，顺着面颊流到地上。 只见他把牙咬得格格直响，全身疼得发抖。他的双手被反绑着，紧紧地握住拳头。他的眼睛喷射出仇恨的怒火。 看着这个不屈的男人，我想：“这个混蛋！你还不服气？”不一会儿，那个男人疼得实在坚持不住了，摇摇晃晃地，终于慢慢地倒在地上。此时，大部队也开进了村。士兵们的怒吼叫骂声，农民的哀叫声，女人的悲惨呼救声，孩子们的哭叫声，猪和狗的狂叫、狂吠声，人的脚步声，混成一片。 “部队都开进村子了，这个讨厌的男人和老太婆竟是这么棘手”我自言自语的时候，博踏着积雪走了进来。 “博，你把那扇门卸下来，再起下两个大钉子！”很快，博将大门板拆下了，手里拿着几个5寸长的大钉子。 我从博的手中接过钉子，故意在那个男人面前摆弄着。他的眼睛盯着我的手，牙紧紧咬着嘴唇。 “喂！你是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吧？”我又阴险地笑着。开始变着法去折磨他。他不理睬我。 “这个混蛋！”我把一根大钉子立刻用木棒子使劲往男人大腿上钉去，只听“噗！”地一声，钉子扎进了肉里。他发出“哎呀”一声惨叫。接着，我又向他的大腿钉了几下，鲜血从他的腿部钉眼中一个劲儿地往外淌。他的脸色因疼痛变得惨白。 “喂！疼吗？怕疼，你快说！畜生！”我又是骂，又是敲钉子。他浑身一阵阵痉挛，全身冒冷汗。 “该死的家伙，博，你再给他钉一根！”我把另一根钉子又钉在他的另一条腿上。5寸长的钉子钉满了他的两条腿。 就这样，我与博对这个中国男人又骂，又打，又钉钉子，不知用了多少时间，这个男人已成血肉模糊的血人了。 天大亮了。中山大尉吐着满嘴的酒气，来到我们这里。他右手柱着杀人刀，由高桥伍长陪同着。这时，我刚把那男人的双手绑着吊到房梁上。看中山大尉来了，我便讨好地向他汇报战绩。 中山阴冷地脸上浮现了一丝笑意，把目光转向那个男人。 “嗯，这家伙是个大人物，把他制服了，就可以得到好情报。这样的中国人，杀他几个没有关系。再给我打！哈哈哈”他用手抱着自己的大肚子，虚张声势地笑着。 “好，我就在连长面前露一手！”我心里暗想。于是我像饿鹰一样扑向猎物，扑到男人面前，用手拉着吊他的绳索，使出全身力气，把他又吊到房梁上。 他晃晃荡荡地被吊到半空中，脸色越来越难看了。1秒、2秒……眼看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完全失去了血色，浑身冒出阵阵冷汗，血与汗模糊不清，混为一体。手腕上的绳索，已经深深地嵌入他的肉里。 “苦不苦啊？苦，你就招供吧！”我用木棒又打他的腰部。他在空中大幅度地摆动着。但却瞪着两只眼睛，大声骂道：“日本鬼子，你再打呀.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 我们气昏了头。我用什么办法也制服不了他。我把两根钉进大腿去的钉子又拔出来，然后，又钉进伤口中去，使他疼得全身都紧缩起来了，他吊在空中的身体，在疼痛中挣扎 。 中山大尉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满意地笑了。“真是死顽固！”中山大尉走近那个人，用军刀鞘从下往上捅他的下巴颏。只见那个人马上转过脸来，“啪”地一口血痰，吐到大尉的脸上和肩章上。“这个混蛋！”大尉发出猪一样的叫声。他挥动杀人的战刀，向中国人砍去，那人鲜血淋漓。 “原田兵长，再给我打！打死没关系！”他边骂，边柱着杀人刀走开。又过去3个多小时，那个像死一样躺在厨房的地上。他从头到脚，全身都是血，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我这时的心情很急躁。直觉得什么情报也没得到，丢了宪兵的脸。于是我又让博打来一盆凉水，往那个人身上泼去。那个人头部和身体又动了一下，睁开充满血丝的眼睛。 “喂！混蛋！”我的棒子又向他的身上打去。他咬紧牙齿和嘴唇，对我大骂：“日本鬼子，你们日子不会太长了。你杀死我也不怕！” 我被他的大骂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几步。接着，又使劲没头没脑地用棒子打去。 我也浑身无力了。这时，部队下令赶快杀掉那个人，晚上10点钟，部队又要出发。 过了一个小时，我和博连踢带拉把那个男人押送到离村不远的山间盆地。狂风在怒吼，雪也越下越大。那个人半裸着身体，在冷风中坚定地站立着。他仿佛在向亲人，向他的祖国，向朋友告别。他的目光闪烁出自豪与献身的光荣。 我勾动枪机，子弹从他肩膀穿过，鲜血流了出来。我又勾枪机，连开3枪，他高呼“八路军万岁！”倒在洁白的雪地里。 作者简历： 1941年—1942年，任关东军第1特别警备队第5营第1连宪兵军曹。 正文 十九、 无辜母女的遭遇 列车在津浦线上向天津方向飞驰着。从窗子向外望去，是无边无际的华北平原，是黑色肥沃的土地。这时，13年前的往事就象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清楚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当时我是个领章上带着三个星的上等兵，头脑中对于“战争是日本生存的唯一道路”的说法深信不疑。我在山东省生活了将近4年，对那些以种田为生的手无寸铁的农民，对那些无辜的母亲和儿童，犯下了打、骂、掠夺和屠杀等种种罪行，成了一名战争狂人。 那是1943年末，我们在渤海湾一带驻扎了大约一个月时间。在离开那里的时候，白井中尉连长对我说：“怎么样？至少要荒废10年啦！哈哈……10年以后，再来一趟怎么样？富岛上等兵！” “是！连长阁下！您说得对。”我看着他那被夕阳照得通红的脸，笑着说：“连长阁下，富岛要加油地干！” 就这样，我只要见了中国男人，不管老少，不是殴打，就是杀害；只要见了中国女人，不管妇幼，就说：“要想活命，就要听我的话”，然后就肆意侮辱和欺凌。如果遇到有反抗的，就先折磨半死，然后再杀掉。 这是12月8日发生的事情。 我们是两三天以前，从渤海湾海岸来到这片灌木丛生的几户人家宿营的。今天是12月8日“大诏奉戴日”。为此，部队在早晨举行了“圣战”纪念仪式。 白井中尉连长说过：“这一带的物资一定被藏起来了！”今天，特地抓来两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中国老百姓，把他们活活烧死，以作为“圣战仪式”的“祭礼”！ 活人被烧死的气味是一种难闻的恶臭味！而且那黄色的烟很刺鼻。 此后不到一个小时，青木四郎少尉排长和谷田一雄准尉排长指挥着两个排出发向北去“扫荡”。 虽然是“纪念日”，但是士兵们并不休息。他们穿着大皮靴子行军，已经走了20多分钟，仍然能闻到烧死人的臭味。“真倒霉！”我十分不满地说：“在这样的荒草地行军，连一个女人也没有，真没有意思！” 水岛也接着说：“就是嘛！”然后，他把轻机枪交给一个新兵背，而自己掏出香烟大口大口地抽起来。 突然，从右边传来了“喂！快过来啊！排长阁下，有女人了！”这是我的同年兵小泽正一在那边大声喊叫。他被称为“甲州山猿”，山梨县出身，长着大胡子，是个一等兵。 一瞬间，大家的情绪立刻兴奋起来，就像猫犬发现猎物一样，飞快地向右边跑去。 “等等！”青木少尉和谷田准尉互相看了一眼，笑了笑，自己也向士兵们跑的方向追去了。 通过了灌木丛生的地带，来到一片田地。田地旁边有一个挖出来的约一米多深的土坑。那是一处被日军烧毁的房子的遗迹。在那土坑朝阳的一边，有8个女人。她们身穿破破烂烂的衣服，哆哆嗦嗦地挤在那里，而在她们的周围，是一群日军士兵，在那里七嘴八舌地，嘻嘻哈哈地大声吵闹着。 “噢，这回看到好东西了！杀掉她们太可惜了！现在给我们看看她们的好地方吧！好吗？慰问团吗！哈哈哈，今天是12月8日，所以……” “权藤翻译！把那个右数第二个女人领到这里来！”青木少尉柱着军刀大声说，站在旁边的谷田准尉也点头附合着。 “是！”朝鲜出身的权藤翻译官就像被饲养得很驯服的猎犬一样，马上跑到那边，从土坑里叫上来一个女人，押送过来。这时，士兵们一边咽着口水，一边说着：“哎！他妈的，这个混蛋，手伸得太长了！”士兵们尽管挥动着木棒，可是那些妇女们仍然紧紧地抱在一起。 突然，“哇……哇……”的婴儿哭声从她们中间传了出来。“哎哟，他们要干什么？可爱的婴儿犯了什么罪？”女人们这样抗议道。士兵们吃了一惊，他们举起带刺刀的步枪。女人们这时正抱着3个婴儿。 我从坑上边踢下去一脚土，嘴里大骂着：“这些小饿鬼，如果长大了，也会拿起刀来对付我们日本人的！这些畜生！” “干掉！干掉！”士兵们怒骂着。而权藤翻译官的声音更狂暴。一个30多岁的女人被权藤抓住头发站立起来。她的脸上流满了泪水，一滴滴地落在黑色的土地上。 而在另一旁，一帮新兵正在那里不知道围着什么人而大声喧哗着。我们走过去一看，被围着的是一个17—18岁的长得很漂亮的少女。 “让开！让开！”老兵们大声喊着。新兵们只好闪出一条路来。我走在最前头，随后是小泽正一。我们一起挤进了人群。只见那个少女看见又来了一帮日本人，吓得直发抖，连声叫“妈妈！妈妈”旁边那位被女儿哭喊着妈妈的女人，是一个土生土长、长年劳动的头发花白的劳动妇女。她跪在地上，不住地向我们哀求着：“快饶了她吧！快饶了她吧” “老太婆，真碍事！”我抬起右脚，就朝老太婆的肩上踢去，她惨叫一声倒下了。随后，小泽正一又抓住她的头发和衣领，从地上把她拽起来。“啊！妈妈，妈妈”少女又发出令人肝肠裂断的凄惨哭叫声。她紧紧抱住妈妈大声哭着，眼里充满着仇恨与恐怖。 “畜生们，你们要是不想死，就赶快说话！”我用枪把子朝少女的后背砸去。把她砸倒在地。她脚上穿着的一双绣花鞋，也掉了一只。 这时，有人喊：“快！快！快脱啊，快脱裤子啊！” 小泽正一用手抓住正在哭喊的少女的裤子，使劲向下一拽，一下子裤子被撕裂了，拽了下来。 “小泽一等兵，好！让她学狗爬！”青木少尉在后面发出了这样的命令。 “哇哈哈！好！爬呀，爬呀！”周围的士兵们都哇哇地大叫起来，他们围的圈于也愈来愈小了。不堪忍受的耻辱和悲伤使少女雪白的细嫩皮肉在发抖。士兵们的120只眼睛和凛烈寒风像刀子似地刺到少女的身上。少女哭喊着向妈妈的求救声，在大地上回荡着。 “喂！爬呀！爬呀！你不爬就杀死你！”小泽正一一边喊叫着，一边逼着少女在地上爬了一圈。 我用刺刀向少女的白嫩皮肤狠狠刺去，一下子扎出了鲜血。这时，少女的哭叫声已经嘶哑了。接着，她已发不出声音了。而她妈妈发出的哀号声，叫人听了真是悲惨已极。 “哇哈哈……”早已丧失人性的士兵们又爆发出一阵淫荡的笑声。 “混蛋！”小泽正一挥动着木棒向少女的腰部打去。“好！今天过个开心的纪念日。喂！权藤翻译，今天特别一点，这些女人都不杀了。分到各部队去充当慰问团啦！把那些男人都杀掉！”青木少尉发出了这样的命令。 “哈！今天夜里开荤了！就这样干吧！”权藤这样说着，边向老百姓那边看着。 那些妇女的哭声停止了。老太婆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女儿。她又把那双沾满了泥土的绣花鞋穿在女儿脚上。她们瞪着那双充满仇恨与恐怖的眼睛看着我们。则她们脚下的黑色土地早已落满了她们的血和泪。 海边刮来了刺骨的冷风，到处弥漫着灰尘。灌木丛林被风吹得发出阵阵可怕的吼叫声。 当天夜里，被捉来的男人、孩子，都被白井中尉和权藤翻译官在前天纵火烧死人的地方烧杀而死。这是我那天夜里站岗时亲眼看到的。 第二天，我和水岛上等兵一起跑到女人那里。把一个正抱着吃奶婴儿的妈妈，大约27—28岁的女人，用枪逼着，连踢带打地强奸我是趁着战争的机会，就这样地杀害了中国许多无辜的妇女和老百姓。在中国，有这样遭遇的人真是不计其数啊！ 我是犯了如此卑鄙的可耻的罪行的人。是谁让我犯罪？是可恶的战争！ 如果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了。今后，我决不会再犯这样的罪行了。那些痛苦的被侮辱的妇女，还存在于世界上，在日本也有。我诚心诚意地向她们认罪。 作者简历： 生于神奈川县川崎市，原为电器修理工人，毕业于电机学校。入伍后，在日军第59师54旅110营任伍长、班长。1945年8月25日于朝鲜咸镜南边咸兴市女子商校被俘，时年38岁。 正文 二十、 杀光、烧光、抢光 1941年5月9日深夜，我率领全营800多人对河南省濮阳县李家庄一带的农村进行了扫荡。天上正哗哗不断地下着雨，我们冒雨进行夜行军，当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好容易雨停了，从天空中的乌云缝隙中，露出了一闪一闪的晨星，村庄里一片宁静。 我心里暗笑着说：“中国军队一定是蒙在鼓里抱头酣睡呢！畜生！袋鼠！” 这时，副官榎本荣一中尉跑过来报告说：“据无线电报话机报告，全营已经散开完毕。” 我正急不可待地等着这一消息便马上命令信号兵发射开始战斗的红色信号弹。六连、七连那边首先打破了拂晓的寂静，重机枪、轻机枪一齐响了起来。 紧接着，五连也从正面打响了。包围圈愈缩愈小，我心想，按计划部队应该是进村了，可是还没收到任何一份战况报告。我等不及了，就亲自带领情报科和指挥部的人从城墙东门进了村。在那里，遇到了五连连长甲田助五郎大尉。 “喂，五连长，战果如何？战利品多么？”我接二连三地发问道。 而五连长却无精打彩地答道：“营长阁下，非常抱歉！” “没有战果？那你们射击什么了？你们连是干什么的！”我怒吼着说，接着又追问一句：“居民怎么办啦？” 连长无可奈何地说：“中国军队事先知道了我们的行动，都跑了。居民的大部分也都逃跑了。只剩下没来得及逃的二三十名老人和儿童，已经把他们全逮捕了。” “真没办法！把他们全部押起来！中国军队留下多少尸体呀？” “啊，只有十具居民的尸体。” 为了自己能升官晋级，我是一心一意追求战果，心想，杀死的人愈多，战功才能愈显赫。可是，难办的是没有战利品，我马上命令情报科长清水，把准备发给县保安队的枪都扣留下来，搪塞一下。然后，就命令副官向团部报告，说从早晨起，已缴获步枪10支，手榴弹10颗，打死“敌人”10人，抓到俘虏5人。 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忽然，五连长甲田大尉铁青着脸来报告说：“一等兵斋藤早饭后去向不明！” 这时，我的脑海里，马上一阵阵浮现出斋藤的苍白的面孔来。我感到，好像有人给了我当头一棒。一等兵斋藤从十天前就说他坏肚子，连饭也吃不下，晃晃当当的。军医给他看过病，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想：“这家伙是不是想家想出神经病来了！”便对甲田严厉地说道：“决不许把一等兵斋藤丢掉！”我说，如果他是在行军中掉队的，可以痛打一顿带回来；如果他是死在哪儿了也好，死了就可以报告说他是战死的；可如果是当了俘虏呢想到这儿，我简直要急疯了。 “甲田大尉，你去处理吧！”我这样大吼了一声。 甲田的脸更发青了，他说：“在拷问老百姓进行调查的时候，我诈他们说，斋藤在今天早晨一个人吃旱饭的时候，被民兵绑架去了。可是，他们不承认，不肯证实。” 我勃然大怒：这太难堪了！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我的脑袋也危险了。 难道能用我的脑袋同一等兵的性命做交易么？想到这里，我气急败坏地说：“你如何处理这件事，要及时地、迅速地报告我！不这样，你还算个连长吗？混蛋！”紧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你马上到现场去！对老百姓进行彻底地拷问调查！”我把副官找来，命令五连的一部分人去搜索吴村以北地区，七连的主力去搜索吴村以南地区，而我带领情报科的人骑马到拷问现场去。 这是一个四周有土墙围着的大院。一栋高大的砖房里临时关压着刚刚抓来的老百姓。在正厅，有个青年正在被拷打。他仰脸躺在地上，腹部肿胀得像大鼓似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地，血肉模糊。我怀着对天皇的狂热崇拜以及对中国人民的蔑视来到这里，命令连长把临时关压的30个人都带到正厅上来。 我用左手握着那把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军刀，瞪着老百姓们，威胁地说：“有一名日本兵去向不明了。你们当中，是有人知道这件事的。有人说，他现在被民兵绑架走了。这和你们都有关系！快说出来，他现在在哪里！如果不说，那就统统照此办理！” 这时，没有一个人作声。这无声的反抗更激怒了我：“好！你们不愿说，可以不说。可是，过一会儿，你们想哭都来不及了！”我一口气说完这些话，便命令清水中尉、许司下士、斋藤下士分头一个一个地进行拷打。我自己也亲自往中国人肚子里灌凉水来逼供。 可还是没有人作声。我用十分生气的眼睛瞪着他们，心里想，不管怎么强硬的家伙，只要打死一个给他们看看，就都老实交代了。于是，我下令拉出一个老头来。他面前蹲着一个22岁身体健壮、精神饱满的小伙子，那正是老头的儿子。我命令许司下士把手枪顶到那小伙子的后脑上，做出要勾板机的样子。然后，我只觉得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问那老头说。 “喂！你要是不说，我就把你儿子杀掉！怎么样啊？” 老头的脸色稍稍变了一点，可他只说了一句“不知道”，就马上闭了嘴。我的设想完全落空了！气得我失去血色的嘴唇颤抖起来。我又威胁地说：“我杀掉你儿子，你可别后悔呀！”那老头毅然决然地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杀便杀！” 我听了这话，更气愤了，马上命令许司下士开枪。这时，小伙子大声说道：“爸爸！为了正义，一定要保卫住我们的土地！我虽然死了，可我还坚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就在这一瞬间，手枪喷出了火，那大义凛然的青年，扑通一声向前倒下去。干裂的大地无声地把这爱国青年的宝贵鲜血吸收了。 我好像发了疯一样，扭曲着黝黑的脸，怒吼着：“你们要是不说，就全杀掉！” 可是，老百姓们还是谁也不说话。他们只是用那异常愤怒的眼睛瞪着我。我觉察到他们这种目光，又向清水中尉喊了一句：“把他们都彻底干掉！”说完，我就回到了营部。 这时，连长甲田报告说：“斋藤一等兵找到了！他是在吴村的公路旁水沟里用手榴弹自杀的。尸体已经炸得七零八落的。只能根据一片带标记的衬衫的碎片才能确认这是他。” 我嘟囔着说道：“这个混蛋！让我好担心那……”可我心里却安心了，嘴角上的笑意油然而生。我命令副官尽快地把斋藤“战死”的报告送到团部去。 第二天，我动员各连投入采伐枣树林的工作。我带着情报科和指挥部的人骑着马各处巡视着。在离现场不远的一个小山下，我们看到一个男人向东跑着。真奇怪！清水中尉马上放出军犬，军犬飞快地追上去咬住了那个人。同时，清水带两个骑兵一起追上去，大约追了300米，把那个人绑了回来。我一看，是个二十七八岁的身体健壮、额头很宽、体形很匀称的男人。 “清水，这家伙不是个党员就是个密探！彻底审问一下！”我这样下完命令，就坐到六七米以外一座小庙门前眺望树林里采伐的情形。 清水把那个男人双手绑在背后便开始审问。过了一会儿，忽然那里乱成了一团。 我跑过去一看，那个男人扑到清水身上正在殴打着他，一个卫兵把那个男人拉起来，用右手打他一个耳光，而左手马上就被他抓住咬了一口，卫兵疼得嗷嗷叫起来。这时，几个士兵扑上来才抓住他，清水好容易才站起身来。那人两手再次被绑到身后，蹲下身去。我气愤地跑过去责问清水是怎么回事。 清水说：“这家伙方才说要小便，我就把他绑手的绳子解开了。接着，我没绑上绳子，想继续审问时，他突然抢过卫兵的枪想逃跑，可是，左脚二下子滑倒了，才被我们抓住的。” “真是个坏家伙！” 我一边吼了一句，一边从清水手里接过一把木刀，用力向那人脊背上砍了几下，可是，他那充满钢铁意志的身躯，竟把木刀弹了回来。他的眼睛狠狠地盯着我。 “清水，彻底审问这家伙，让他承认是个党员就是你的功劳！”说完，我好像逃走似的，骑上马向枣林奔去。 又过了一会儿，满脸发青，战战兢兢的清水报告我说：“营长阁下，请原谅！那个男人，是个党员。他只说了一句‘你们等着吧！今天的仇是一定要报的！’然后，找个空子跑出去，一下子就跳进一口深水井里” 我没听完就眼前一阵发黑，一种恐怖感袭上心头，连嘴唇都颤抖起来，又吼了一声：“笨蛋！竟出了这等事，你还算什么军官！”虽然我嘴里这么说，可我心里也明白，那深刻的民族仇恨所激起的怒火是任何人也扑不灭的。 这片枣树林的面积大约有15町步（町步——日本面积单位，相当于9918平方米。——译者注）。这是农民们为了生活，用了二三十年时间，辛辛苦苦栽培起来的，林中约有2500棵枝叶繁茂的枣树。树干直径大约有30—40厘米，树身高度大约有3米，树冠是经过修剪的，恰似一把把绿色的伞。 河南的大枣是很出名的。枣林的收获，是农民的重要生活来源。就这一片枣林，每年可结枣20—30吨。那密密麻麻的小枝上，已经萌发出新芽，正等待着春天的阳光。 我一边看，一边想着：我把这片枣林完全锯掉！到时候，老百姓失去生活来源，就会离开八路军而各奔前程的。想象着那些枣树一棵接一棵地倒下去，扬起一阵阵尘土的情景，我心里觉得十分愉快。 连长自我夸耀地说：“从早晨到现在，已经伐掉了100棵。” “这不是太少了吗？有多少把锯？” “30把。” “那么，一把锯，一个小时还没锯倒两棵呢！你这个连长怎么当的！” “八路军的反抗很顽强。有一个排派出去警戒了，再说，这树夹锯，不像想的那么容易。” “别说废话！不会想办法夹上木楔子吗！锯掉这片枣林，就是一场战斗。我恨这片枣林！宫尾部队不就是在这儿被吃掉的吗！午后，你无论如何，要给我锯掉300棵才行！” 我认为宫尾部队被全歼，就是因为有这片茂密而无情的枣林。不一会儿，我又转到七连那边去了。 七连长大家信义中尉在午饭后召集全连集合，他下命令说：“午后，无论如何要锯倒300棵！两个排比赛，谁先干完准先回去！”上午一直在树荫下坐着休息的两个排长，这回也只好手持鞭子来回转游，监视士兵们的行动。 “喂！一等兵山本！你在想什么呢？拉锯，可得手使劲啊！”上等兵大岛这样对自己的伙伴说。而山本却沉默着。 “喂！山本！你是个农民，这山上的活儿，你不是很熟悉吗？可你干了半天，怎么不出活儿呢？”山本原来是日本的“中国地区”的农民，他在想着，培育出这么大一片枣树林，那得花费多少心血和汗水呀？把枣林锯掉以后，农民们可得怎么生活呢？他愈这么想，干活儿就愈没劲。这时，班长细田下士突然从身后向他跑过来，用鞭子往他脸上抽。 “山本！你也太不像话了！你清醒清醒！这是战争！”他这样怒吼着，山本马上挺直了腰，用力地拉起锯来。当士兵们回到营地的时候，都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天色已近黄昏。我为枣树林的面貌一天之间就发生这么大变化而感到满意。可我没有想到的是：只要这片长过枣树的土地还在，只要这些顽强不屈的农民还在，他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反抗就决不会停止的。 我坐下来吃晚饭。一边吃着从中国人那里掠夺来的肉和菜，一边喝着啤酒。我的面前，站着呆头呆脑的瘦高个福富中尉。只听他说道：“营长阁下，真是战果辉煌啊！” “怎么个情况，你说说看！”我放下酒杯，歪着微醉的头，看着福富的脸。 “是！马20匹，驴50头，牛30头，猪20头。请您去检查一下吧！” 福富现出一副居功自傲的样子，我看着他，心里感到讨厌，没说什么，站起身来跟着他走出去。在一片空地上，集中了使用武力抢来的家畜。那些牲畜都抬起头来看看我，我心里虽然满意，可是嘴上却贪心地说：“福富，我没想到只有这么一点，你还得认真搜啊！老百姓利用沙丘，巧妙地把牲畜都藏了起来，要督促士兵更认真地搜查！” 说完，我沉着脸回到营部。我根本不考虑部下的辛苦，一边喝啤酒一边想着怎样向团长报告战果。 第二天，我正坐在五连旁边的沙丘上看着采伐情况，甲田大尉带来一个老头。老头有60多岁，身材瘦削，眼睛却炯炯有神。 “营长阁下，老百姓有个请求”他说道。 “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我是吴村的，姓王，”老人跪到我面前，继续说道：“这一带，是一片沙漠地带，小麦，高粱都长不好。从我们祖辈就开始培育枣树了，现在才长大成林。老百姓就靠着到城里卖枣，才能换些粮食来生活。种庄稼，那是一年一茬，可种枣树得30年才成林哪！这是吃了千辛万苦才得来的，这片树林要是锯光了，我们以后可怎么生活啊！求求你们，别锯啦！” 他说话时，语气虽很温和，可是道理却很强硬。于是，我恼羞成怒地说：“你是一派胡言！你们和八路军串通一气，在这里消灭了日军的一支部队，这事情你不知道吗？不能让你们再次得逞了，这是我的战术措施！” 老头还想说什么，我走上前去，抬起穿长靴的脚，往他腹部用力一踹，就把他踹倒了。他倒在地上，用手捂着肚子，二话没说，用憎恶的目光瞪着我，慢慢站起身来走出去。 这时，我看看身旁的清水中尉，对他说：“我说，清水，这家伙真怪呀！他从这儿回去，肯定去找八路军，你快把他处置了！” 清水便命令松本下士尾随着这个瘦削的老头，从后面开枪打死了他。于是，这位热爱生活、热爱枣林，为同胞的未来而担忧的老人，就这样饮恨而死去。 13日晚间，我接到团部的命令，要求我们撤离原驻地。我把副官叫来，若无其事地下达了下列命令： 五连，要烧掉吴村的70户，然后到大百尺集合。 六连，要烧掉桑园村的50户，然后回营部待命； 七连，到李家庄去，把80户人家全烧光！ 我在午后3点下令发出可恶的黑色信号弹。不一会儿，从吴村和桑园方向，都腾起黑烟。黑烟过后，燃起可怕的大火，把天空都映红了。我从远处望见这情景，心里恶狠狠地说：“这回，就让他们彻底完蛋了！”李家庄的火还没烧起来，我心里等得不耐烦了，便带着清水中尉，想到七连负责的李家庄去看看情况。 可是，还没来得及走，那里就烧起了熊熊大火。原来，他们是先把汽油洒到高粱杆上，再用它把一户一户的房子点着。这是妄图夺走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一切基础。这地狱一般的劫火，是由我一手制造的。 突然，附近传来了一阵轻机枪声。这回可真是八路军的轻机枪了。我们所在的被黑烟笼罩的村子里，不知从哪儿袭来一股八路军，这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我全身发抖，陷入了怕被打死的恐怖之中。轻机枪声越来越近了，我预感到，仿佛马上就会有子弹从旁边打过来似的。 “喂！清水！我到西边去看看三排的情况”我用颤抖的声音说了这话以后，就慌里慌张地把部队扔在这里，自己躲到西边的比较安全的村庄去了。 作者简历： 1900年10月1日出生于三重县度会郡中岛村，农民本田芳辅的三儿子。高小毕业后，在家务农。1920年应征入伍，任下士。1929年作为少尉候补生入了陆军士官学校。1931年被授予少尉，在德岛第四十三步兵团任过副官及连长。1937年8月24日.侵略华中长江流域，在河南开封当过连长、团副官。1943年晋升少校，在华中、华北各地任营长。1945年6月在通辽附近战败。本文所记是作者1941年在河南当营长时所犯下的罪行。 正文 二十一、 灭绝人性抓劳工 那是临近秋收的季节，高粱杆已有丈把高，成熟了的穗子垂下了头。 1941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盘踞在津浦线上的日军第13军，开始了在博山以西地区的抓劳工战役。 13军下属的独立混成第10旅由旅长河田槌太郎少将指挥，司令部盘踞在莱芜城里。当时，只要是中国男人，不论老幼，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抓来。 我在第10旅下属的第44营第3连。我们营在国井英一大佐指挥下，以吐丝口镇为中心，在那里疯狂地“抓劳工”。 半夜12点，我们被叫醒了，只听连长池田中尉吼道：“今天的战斗行动，就是把老百姓一个不留地全抓起来！”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好容易走到天亮。田野上没有一丝儿风，早晨的炊烟笔直地向上升起。部队在一个大约200多户人家的和平、安静的村庄旁边停了下来。 不一会儿，班长松下从排长那里回来说：“喂！马上出发！进村以后，把所有的老百姓全抓起来！明白吗？”他一说完，我们就穿过高粱地向村里跑去。 我们一进村，原来安静的村庄，突然发出了咚咚、叭达、叭达、哗啦等各种杂乱的声音，仿佛突然刮起一阵狂风，在一瞬间又化为暴风雨一样。全班分成若干个三人小组，我和同时入伍的一个新兵，还有一个三年兵小川在一个组。我们三人，眼睛睁得圆圆地向村里跑去。 “快开门！”小川喊了一声。我抓起身边一根木棍，撬开门栓，一脚就把房门踹倒了。我们踏过残留着半张红纸的门板，像野狗一样闯进屋里。在那塌了半截的火炕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十分虚弱的老头，他的嘴唇一张一台的。身边坐着个30岁上下的妇女，怀抱一个婴儿，盯着老人的脸。我用枪上的刺刀尖挑开老头身上的破被，看到了他那瘦得简直像死人骷髅一样的身体。 “真见鬼，这老家伙！”我看到这样的人是不能抓了，嘟囔一句，吐口唾沫，回头往门口跑去。 “喂，里面没有人吗？”小川手里拎着一瓶白酒从外面跑进来，有点不满地问我道。“啊，就一个病老头，还有一个女的 ” “什么？有个女的？”小川的充血的眼睛里马上浮起一丝淫荡的笑意。 “喂，你们先到隔壁那家去，彻底搜一搜！别磨磨蹭蹭的，让中国人骗了！我一会儿就过去。好，快去吧！” 我刚离开，小川就跑进这家门里去了。我和新兵阿部闯进邻家，把他家屋子翻了个底朝上，可是，只有一个40多岁的妇女带着个7—8岁的男孩瑟缩在墙角。我们两个急躁地转身回到院子里，把院子也翻遍了。当我把墙角垛得整整齐齐的高粱秸用刺刀拨到一半的时候，我的手感觉到好像刀尖触到了异样的东西。 “喂，啊部！这儿好像有人！”我后退半步，战战兢兢地用手拨开高粱秸，一捆、两捆、三捆 “啊！” 我和阿部一起退了一步。原来里面藏了一个40多岁、皮肤晒得黝黑的男人。他蹲在那里，紧闭着双唇，仿佛心里打定了什么主意似的。我看到他是个手无寸铁的农民，便挺直身体，说道：“这个家伙吓了我一跳！喂，阿部，这家伙说不定是个民兵呢！”我急忙用绳子把他绑上了。 原来一直恐惧地看着我们见什么翻什么的那个妇女，现在看到我们连踢带打、连叫带骂要把她男人带走的时候，便急忙跑过来磕头向我们求饶说：“大人，大人，他是个老百姓，老百姓！”她一边说一边哭了起来。那个孩子忘记了对刺刀的恐惧，一下子抱住了男人的腿。连我这个不懂中国话的人，大体上也明白母子二人说些什么了。 “这个畜生，还藏在这里，他可是没救了！”我用泥脚往妇女的肩膀上、脖子上踹了两脚，可是，她还是“大人大人”地又是磕头又是哭地哀求着。后来，可能是看到没希望了，就爬起身来回到屋子里，双手捧着一包用破布包着的煎饼，好像要把它捆到男人腰上似地紧紧地抱住了男人。 我一看便骂到：“这个娘们！哼，在外人面前还调上情了！”说着，就夺下她手里的布包扔到地上，嘴里还骂道：“这些像树叶一样的东西，能好吃吗？”说完，就用泥脚往上面乱踩，那搀着树叶做成的煎饼马上被踩得粉碎。那妇女两手伏到地上像抱孩子似的把踩碎了的煎饼捧起来，眼里流出大滴的泪珠。泪珠吧嗒吧嗒掉到煎饼上。 当那妇女看到一直咬紧牙关盯着孩子的男人说了一句什么的时候，便声泪俱下地大哭起来。 这时，刚刚把邻家那个妇女强奸了的小川，手里拎着酒瓶子慢腾腾走了过来。“怎么回事？”他往四外看了一眼问道。 “啊，我们想把这家伙带走，可是他们死活不放！”我一边打那个孩子，一边回答道。 “混蛋！你们这两个大男人，有什么用！让娘们给欺负住了？把这小崽子一起带走不就完了！还能挑行李嘛！” 我用手抓住那男孩的衣领，硬把他往门口拖去。 “大人，大人，孩子是老百姓啊！”那妇女好像发疯了似地绝望地叫起来，抱住孩子的腿不肯放手。 “哎，讨厌的娘们！”我和阿部用枪把子往她腰窝里打去。 就这样，我们搜遍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连地里也搜了，中午12点多，我们在村头集合起来。这里，在我们荷枪实弹围成的圆圈里，坐着从弯腰曲背的老人到年幼无知的儿童，共有150多名老百姓。骑马来的排长中村少尉，留着小胡子的脸上满是灰尘，他朝着这堆人看了一眼说：“就这么一点人？”接着，他下令道：“喂！出发！让那些身强力壮的家伙把弹药和患者的背包都背上！” 这些被刺刀包围起来的老百姓，从早晨到现在是没吃一口饭，沿喝一口水，而中村对此却无动于衷。连树叶和野草都被晒蔫了的午后一点钟，太阳在天空热辣辣地照着，一丝风也没有。这样的天气在地上走路，就是穿皮鞋，都会感到烫脚的。道路，简直热得像一块烧热了的铁板，背着沉重的弹药，几乎要折断脊梁骨的老百姓们，有的人是赤着脚，有的只穿一只破布鞋，他们就像被驱赶的羊群一样向前走着，连脚上的鞋子掉了，都没空再去穿上。 在这酷热天气走在沙漠一般的道路上，烫脚的沙子厚得连脚背都要埋上。老百姓们拖着沉重的步子，不时地挨打受骂，他们的身上，脸上都是尘土，连原来皮肤的颜色都看不出来了。人们的汗水也是热的，有的人因为从早晨就没喝过一口水，已经干燥得连汗都出不来了。从村庄里通过的时候，他们要求给点水喝，可是没人理，只好继续低着头往前走。已经走6公里没休息了，到这个村庄还不休息。这时，给排长的马饮水的水桶被扔到路边上。队伍里的一个老百姓，马上跑过去，用双手抱住了这个水桶。 “这个混蛋！”小川狂暴地用穿着马靴的脚往水桶和老百姓的手腕上乱踢。桶箍被踢坏了，污水全洒在灼热的沙地上。五六个老百姓马上趴到地上把被水浸湿的沙子含到嘴里，又把脸贴到地面上，好像这样便可以湿润一下快要干裂的喉咙似的。 “哎，干什么呢！这一带不太安全，快走！”班长怒吼道。 从四面跑过来几个士兵，连踢带打，谩骂着，抓住正在舔湿沙子的老百姓的脖领子，拉起来，强迫他们继续赶路。有个背着两个背包的青年，抓了一把湿沙土，把嘴凑到指缝上去吮吸渗出来的泥水。 “这个混蛋！你抓沙子，难道要反抗么！”他的胳膊马上被拧到身后去，只好被迫松开拳头，把沙土扔在地上。 又过了半个小时。 “喂，大木！你把背包摘下来，让那个老头儿拿着！”班长松下看到队伍里有一个老百姓空着手、弯着腰勉勉强强地往前走着，就让我把背包给那个人。 “你怎么啦？怎么不快点？” 松下有点生气了，我二话没说，赶忙把背包放到那个勉强走路的老头肩上去。老头突然把腿一弯跪到地上，一把抓住我腰上的水壶，用手摸摸壶嘴上渗出的水往脸上抹，又哀求道：“大人给点水吧”他的喉咙干裂了，嘴里都是沙土，再也发不出声音来，只是用手上下比划着自己的嘴。 我忽然想到水壶被他弄脏了，一下子把腰一扭，老头的手刚要被我甩掉的瞬间，水壶盖打开了，温水咕嘟咕嘟流出来，洒到那倒在地上的老头的背包上，还向四外迸了许多水星。 周围的百姓们，马上乱营了。 “水，水，水！”他们争先恐后地张开嘴来舔老头背包上残存的水滴。那老头倒在地上用颤抖的手把浇在脖子上的水捋下来送到嘴里去。 十几个老百姓东倒西歪地坐在老头的身旁。 “喂，怎么回事？”中村少尉突然从前面骑马赶来。 “啊，这老头倒下了，别人也坐下了。” 中村听了以后，狠狠地瞪了老百姓们一眼说：“把他们打起来！这些滑头！” 我们就用枪托打，用皮靴踢，还粗暴地抓住脖领子拽他们起来。可是，那老头还在躺着。 “这家伙真讨厌！喂！当着那些家伙的面，把他弄下山去！”排长指了指路旁3米多远的断崖这样说道。我们就像推一段圆木头似的，把老头硬是推下了断崖。 “怎么样？谁的不走，都这样死了死了的有！”排长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这样说道。 “还磨蹭什么？赶快按照命令出发，到营部去！”我们又把老百姓们赶上路。 150名老百姓，把被汗水湿透了的腋下的衣襟拧出水来润一润嘴唇，又向前走了。 当我们赶到营部所在地龙魔角的时候，已是下午5点多钟。 营副官小西中尉面红耳赤、喝得醉醺醺地大声吼叫着：“喂！3连来得太晚了！旅司令部的车快要到了，把老百姓都运到旅部去！” 各连抓来的老百姓共有500多人，他们背对着夕阳，像死人一样躺倒在地上，只有喉结咕噜咕噜上下动着。 过了不一会儿，来了5辆卡车。 “喂！如果天黑，就有危险了！快装车！”在副官的命令下，营部的士兵们挥舞着马鞭，驱赶着老百姓。有一个老百姓用两手攀住车厢边往车上爬时，踩脚蹬的那只脚一下子滑下去，便两脚悬空了。这时，他的手上突然挨了一鞭子，吧达一声，整个身体摔到地上。 “大人，大人，我的，有病”，他急忙解释着。 “什么？有病？这个混蛋！病人，也得给你点颜色看看！”说着，一个士兵朝着他满脸大汗的苍白的脸上啪、啪就是两耳光。接着又骂道：“好！有病的话，我们也有办法！”说完，两个士兵抓住他的手脚就把他扔到卡车上去了。 就这样5辆卡车，装了近200名老百姓。 “准备完毕！”乘警小队长慢腾腾地对副官报告说。副官走过来向车里打量了一下说道：“噢，这么装，连一半还没装下呢！再装！”每辆卡车上，又硬塞进去10名老百姓。 “哎哟！”，“嗯——”压在下面的一个老百姓发出了呻吟，他忍受不住，伸出一只手来抓住压在他身上那个人的衣裳。那被汗水渍出白色盐层的衣裳，顿时留下了几道印迹。 军用卡车呜呜地开动了，其反作用力使车体左右摇摆起来。 “哎呀！”一个半截身子露在车厢挡板外面的老百姓，一下子就被甩到车外去了。“唔唷——”他一边叫着，一边看着颤抖的右手。 这时，副官皱着眉头对乘警说道：“我说，若是有逃跑的，就打死他！” 卡车忽左忽右地咯吱咯吱摇晃着，车后扬起的灰尘在密密麻麻的老百姓头顶上飞旋着。 就这样，有2000名老百姓被抓到莱芜的旅司令部去。从那里又被转送到泰安。在泰安，被装上有盖货车，沿津浦线分别运送到东北及日本去。他们是被送去强制劳动的。 作者简历： 原籍千叶县香取郡神崎町神宿566号，出生阶级为农民，高小毕业后进岩仓铁路学校，8个月后中途退学，当了车工，后入伍，到日军59师53旅步兵第44独立营第5连当下士。1945年8月23日在北朝鲜兴南被捕。 正文 二十二、 “圣战”的真相 那是1943年即将结束的12月25日的事情。 当时，我所在的第39师第232团，驻守在从汉口出发沿长江上溯300公里，在《三国志》中有名的湖北省当阳县。 从当阳往西北，越过被绿色森林覆盖的秀美的巴山山脊，再走25公里，在一个山谷里，有一个叫做白阳寺的村庄，那里住着大约100户农民。 当时，我们营几番辗转，企图消灭在这白阳寺一带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游击队。可是，我们非但达不到目的，相反却总是遭到很大的损失。心里非常着急的团长滨田弘大佐，终于拿出了看家的本领，打算把白阳寺一带的居民全部杀光，同时还要掠夺更多的过春节所需的酒菜。 在侵略中国期间，我对于每一年临近春节时所发生的事情，不管什么事都会记得一清二楚的，那都是我忘不掉的一些事情啊！ 这一年春节前夕的一个夜晚，我们在星光下匍匐前进，悄悄进入了庙树桠分哨的阵地，可没想到，这里根本没有游击队的影子。我这才放下心来。在这12月只剩下最后5天的寒冬之夜，出发前我们在营部举行了军官宴会，当时热得汗流浃背时的醉意，这时已经完全清醒了。我一看表，已经超过预定时间20分钟。我不再像刚才那样了，急忙大声喊起来，催促各排的士兵立即登上左前方的小山头，同时督促信号兵准备好信号弹。 如果这颗信号弹打出去，全营的主力将同时向离这里约2公里的东北方向的白阳寺村发起进攻。周围是可怕的一片寂静。“咚”地一声，一颗蓝色的信号弹竟打到我们的阵地上空，周围突然如白昼一样明亮，我们的士兵在半山腰上被看得清清楚楚。大家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那白亮的信号弹。 突然，就在这一瞬间，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机关枪子弹从对面的山崖上向我们飞来。 “卧倒！绝对隐蔽！”我意识到这是遭到了突然袭击，便发出了尖厉的喊声。我们所在的山坡，仿佛有吸引力似地，机关枪子弹像爆豆似地落到我们的阵地上，打得我们一动也不敢动。我抬头仔细一看，才发现我们的士兵都穿着白衣服。原来，我们在来这里的路上袭击了一群运土布的农民，把抢来的白布都缠到自己身上了。在夜间，这白布就成了最显眼的目标。 “混蛋！快把身上的白布扔掉！”我这样怒吼了一句。 勤务兵在我身后，想帮我摘下挎在身上的白布，我推开他的手，自己把白布摘下来，一下子塞进了文件包。 “畜生！”我心里越是着急，中国军队发射到我们头上的信号弹越是迟迟不灭。信号弹灭了以后，天色比刚才更加黑暗，可是中国军队的枪声却愈来愈激烈，一刻也不停止。 由于心情不佳、神经紧张，又加上天气寒冷，我浑身瑟瑟发抖，只好趴在那里静等天亮。 天好容易才亮了。白阳寺那边只剩下几缕黑烟，不时地还有枪声响起。 “白阳寺的老百姓，对我们全都持有敌意。进村以后，不管男女老幼，见了中国人就统统杀掉？好东西都带走！房子全都烧光！这样，我们才能过好春节！” 我想起了团长的这番话，心里更着急了。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只要快点下山，谁都能抢到不少东西。可是，我们连长那家伙，总是分给我这样的倒霉差事。我真恨死他了。 正在这时，顺着河岸有一个人骑马飞奔过来。这正是我们2连连长川上雄三郎中尉。 川上连长骑在马上喊我，好像我愿意留在这山腰上挨枪子儿似的，他劈头盖脸地臭骂一顿，命令我立即带兵去扫荡村庄。他说完，又去找3排。我压住心头的怒火，往山下看去，山下的河边平地上，有稀稀拉拉的十几户农民的茅草房。可能因为天还太早，农民们还在睡觉，那里一个人影也没有。 “好，看我的吧！”我像一只野兽在向猎物扑去之前那样深深吸了一口气，命令各班找好目标，马上进村扫荡。早已等得不耐烦的30多名士兵，一溜烟似地跑下山去，直奔那些民房。 我看清了各班去的方向以后，也带着勤务兵下了山，到1班那里去。这时，3班已经跑到200米以外的农民院子里去，士兵们枪上的刺刀迎着朝阳闪闪发光。 遭到突然袭击的农民，急急忙忙地顺着河流往山林里跑去避难。一个缠足的老太太，走了几步，就跌倒在河滩的石头上了。 “开枪射击！把这些家伙全干掉！” 随着我一边跑一边发出的喊叫声，轻机枪响了起来。枪声冲破晨雾，在这河谷之间轰呜着。啪嚓啪嚓的子弹飞向河边，在石块上跳动着。那些农民一个跟着一个扑通扑通倒下去。 我呼啼呼啸喘着粗气，来到一户农民家。刚走进他家厨房，不知和谁撞了个满怀，对方一下子被我撞了个跟头。我吓了一跳，连忙举起手枪对准他。原来是新入伍的一等兵曾田躺倒在那里，他手里拿的沾满鲜血的军刀都扔出去了。曾田一看是我，连忙爬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排、排长阁下！这，这家里有、有一口大肥猪，把、把它……” “混蛋！杀猪之前我先把你杀了！”我推开曾田，向那家房后的石墙跑过去。我想，农民们可能从后院往山里逃跑了。 当我爬到石墙上面时，正好看到大约40米开外的墙垛上有个农民拎着一个小包在跑着。 “站住！”我大喝一声，他连头也没回，拼命在石墙上跑着。 我用力一勾手枪板机，“啊”地一声惨叫，那农民抱着小包，身体前倾，从5米高的石墙上掉下去。 石墙上只留下一只沾满泥土的农民的布鞋。那是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农民的布鞋呀。我用穿着马靴的脚把布鞋踢了下去。又像疯子似地向前跑去。石墙后面不远的地方就是一片松林，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里面有农民在避难。1班的轻机枪，就架在这家的房头上，向那片松林射击起来。 我从第一家离开的时候，他家的家具、油瓶、酒壶、粮食袋子全都被士兵们堆到院子里了。 士兵们，把满身血污的死猪也抬到院子中间去。地面上留下了几条血迹。到处都是家具的破碎声和家畜的哀叫声，还有士兵们声嘶力竭的叫骂声。 杀得红了眼的士兵们到处乱串“喂，你们班长在吗？”他们好像没听到我的声音，挥舞着短刀跑出去。而我也并没有生气。农民们虽然贫穷，可是他们也在准备过春节。红纸写成的对联，已经被撕掉。门口的石阶下面，有一个被杀死的农民趴在那里。看来，他是从被窝里爬起来就往门外跑，被刺死在那里的。他身上连棉衣也没穿，后背上有一道清楚的刀口，白衬衫染红了一大片。 在缴纳了昂贵的地租以后，家里只剩下最后一草袋子大米。平时是根本舍不得吃的。这次也被抢走了，院子里地面上还洒了不少。 我带着勤务乓咯噔咯噔地走上台阶，进了屋。昏暗的厨房里，有一口砸碎了的水缸，一架折断了的纺车，还有一些破烂东西，柴禾等扔了一地。这里已经是被洗劫一空了。 我们又到了第二家。同样的，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了。我失望地刚想往外走，勤务兵是个姓崛的上等兵，从屋里走出来把我叫住了：“排长阁下！有一个女人！另外还有个老头 ” “什么？女人？在哪儿呢？”我产生了一种异样的紧张感。在那昏暗的屋子角落里，有一间几乎看不出来的小屋。 小屋的上墙上，只有一个大约两块砖大小的窗户，稍稍投进一点儿光线来。小屋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臭味，在木板搭的床上，躺着一个妇女，身上盖着一床薄被。她苍白的脸上显出惊恐不安和痛苦的表情，全身都颤抖着，这个大约25岁上下的妇女，瘦得很厉害，一看就知道她病得很重。 床前站着一个农民，用身体保护着她：“饶命啊！我闺女有病……救救她吧” 老头双手合十地向我哀求着。这父女俩显然是没来得及逃跑，想藏起来的。父亲跪下来继续哀求着他眼里充满了泪水。 这位辛勤劳动了一辈子的淳朴农民，对于没有任何理由闯进家门的强盗竟然要跪下请求饶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让生病的女儿躺在病床上如此呻吟，不正是这些强盗闯进了中国领土的结果吗？ 只要还有一点良心的人，对于这种气氛，是绝对看不下眼去的…… 可是，当时的我，在那种情况下却要进一步倒行逆施。“哼！老混蛋！你们都是通敌的百姓！”我用泥脚不屑一顾地往老头肩上踹去。 与此同时，上等兵堀把自己的刺刀一下子顶到那个失声痛哭、呼吸困难的妇人后背上。我把手枪顶到农民身上，使他一动也不敢动，然后催促堀说：“刺啊！把那女人刺死！” 一秒、两秒、三秒过去了，只见上等兵堀的刺刀尖在妇人后背上颤抖起来。 我更着急了，喊道：“刺！刺！快刺啊！” 农民的身体好像就要向我压过来了正在这一瞬间，屋子里轰然一声枪响，令人窒息的硝烟在小屋里弥漫着。 堀是开枪把那个妇女打死的。 这时，烈火已经包围了全村的每家每户……那稻草搭盖的屋顶，一见火就马上腾起黑烟和火柱。这家的房子，现在也陷入了火海中。士兵们围着抢来的东西，一边笑着，一边高声谈论着。这时，我感到自己没有必要在这儿继续逗留了。而且，我似乎还为没有尽早离开这里而产生了不安的紧张心情。 “出发！明白吗！能拿的东西全带走！这样，我们的春节就够用了！别让这几个家伙逃跑了！” 我下令把那个老头和另外3个农民绑成前后一串，又把我们掠夺的东西，全都让他们挑上了。 “站起来，老家伙！”那农民还是没站起来。转瞬之间，亲眼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杀死，东西被抢走，房子被烧掉…… 这样的农民心里会怎样呢？何况，他连站起来的气力也没有了。可是，这一切我全不管。 我用军刀的刀鞘打他，用绳子把他绑上，硬是把他拉了起来。农民们身上背的，肩上扛的，都是他们一年中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血汗的结晶啊！那大米袋子，肥猪和活鸡等等，把他们压得不成样子，但我对他们毫不怜悯。 队伍从一栋一栋烧成废墟的民房前面走过。我们排士兵身上也背满了抢来的东西，顺着河边的一条路，头也不回地向前追赶连部而去。路上，我们看到了几具农民的尸体。走出3里路，又看到一个只有20几户人家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毁，土墙全部倒塌，周围已经变成一片火海。 在一片村旁空地上，有30多名妇女和儿童坐在地上抱头痛哭。一个妇女抱着个吃奶的婴儿，没有眼泪，只是呆呆地望着那已经变成废墟的自家的院子。 孩子们的哭声、呜咽声到处都能听见，整个村子简直变成了活地狱。 全连士兵站成了一圈，把那些妇女和儿童围在中间。这时，2排和3排已经来到了，他们抢来的东西相当多，单是牛就有11头。 2排长井长和3排长藤井正在兴高采烈地围着连长汇报杀人及掠夺猪、牛的数字。 “怎么样？鹿田少尉，有战果吧？”连长一看见我，便问道。 “是，请看吧！”我回头指了指。 “嗯？只有4头牛：人家井上是5头牛外加1匹马……你们排是最少的啦！”川上不太高兴地说。 “怎么样？各排都消灭了多少敌人哪？”川上朝着正在哭着的妇女们努努嘴这样问道：“喂！藤井，你消灭了多少啊？”我插了一句话。 藤井站起身来拍拍屁股说：“呀！今天，我一个人就干掉了11个半。那半个，是指的一个妇女肚子里的孩子。” 藤井这样说完，还不知羞耻地又凑到妇女们跟前去。他用军刀的刀鞘逼着一个个妇女把脸转过来给他看，他好像在检查什么似的。最后，他说：“哼！这些家伙都是穷光蛋！戴耳环的一个也没有！” “连长阁下，拿她们怎么办？往她们中间来一个掷弹筒吧” 我刚刚这么一说，川上就接上了：“笨蛋！处理他们，还用掷弹筒吗！用普通炮弹就行了！”川上一说完，大家都笑了。 正在这时，营部传来命令，要我们尽快赶路。营部要求马上从现驻地撤退。因为我们已经遭到游击队的包围，大家的脸色急得都变成了铁青色。 “撤退！快把东西都驮到马、牛背上！抢来的东西一件也别丢下！”混乱了好一会儿。在被烧毁的白阳寺村的北面，这支手忙脚乱的队伍延伸得老远老远。 就这样，100多位无辜的白阳寺一带的中国和平农民被杀害了，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有的被烧死，有的被杀死，还有被割下头颅的。怀了孕的妇女，腹部遭到射击，一下子夺去两条生命。不仅如此，农民们含辛茹苦生产出来的粮食和喂养的家畜全被抢走，100多户民房在一瞬间就化为灰烬。 这样残暴已极的行为，目的仅是为满足日军过春节准备酒、菜的需要这样的行为，我们怎么能默许呢？怎么能让那些受害者饮恨而亡呢！ 这样的仇恨，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呀！在“圣战”的美丽词藻的掩盖下，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罪行的事实，就是这样的！ 我作为日本侵略军的一名下级军官，今天，静下心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惭愧、悔恨得无处藏身，心中感到深深的内疚。我这个人，本来是一个淳朴的日本农村青年，由于受到侵略军的奴化教育，竟然杀害了无辜的、亲兄弟般的中国农民及妇女儿童。 对于犯了如此严重罪行的我，现在，被害的中国人民竟给了我新生的机会！我一想到这些，不能不痛感自己的责任。这一切不幸，都是侵略战争带来的后果！ 我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度重演！ 我要为坚决反对侵略战争而献出自己的一切！ 作者简历： 原在日军第39师第232团服役，军衔少尉，年龄39岁（1918年生）出生于岛根县，学历为14年。 正文 二十三、 一群魔鬼 顺着陡峭石崖之间曲折穿行的山路向右一拐，眼前不由一亮，出现了一条向下倾斜的村路。路的北侧是山峦，南侧是梯田，它顺着山势拐了一个大弯，通过东南方的坊子山之后隐匿不见了。 45天前下过的雪，将山布置得如同用毛刷刷过似地干干净净。 在这附近，是本溪湖东南方约10公里的山岳地带，是通往人称之为宝库的东边道三角地带——岫岩的交通要道。重重叠叠的山峦形成了一道自然城墙，是一个难攻易守利于打游击战的稳固城池。 沿着这条村路行军的伊藤警察队，由于连日行军而疲惫不堪，他们用扁担挑着枪支弹药，排成两列长队一步一步地侈动着。 1936年2月上旬，东边道的三角地带掀起了抗日联军的联合热潮，为防止抗日联军的大联合，以便对他们各个击破，关东厅奉天警察署伊藤警察队伙同安奉线各站的警察队策划着春节前夕进行一次大扫荡。 从早晨开始天空中就积满了阴云。下午3点钟，天更是阴沉得如同太阳已落山一般。 我因为头天夜里喝了过量的白酒，醉得直到今天还头重脚轻。队伍向前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个中国农民，挑着5—6个包袱，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地面。 “那家伙真像一个密探！”我心中马上产生了怀疑。仔细一看，那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农民，脸色黝黑，体格健壮。由于长期干活，手上长满了老茧。 “这家伙可能是个农民吧？可是，万一他是个密探呢？抓住个密探我可是立了大功啊！”立功心切的我，对什么都怀疑。 那还是当天早晨10点钟发生的事情。沿着山间小路上山，可以清楚地看到山腰上有一个7—8户人家的小村庄由不大的松树林围着。排长突然下令“一齐搜查！”当时那里的家家户户门上都贴着红纸写的春联，人们正在高高兴兴地等着过一个快乐的春节。 突然间小村庄闯进了如狼似虎的日本鬼子。老百姓的门被踢碎了；窗户被砸烂了；家具被破坏了；门框上的春联被撕得粉碎在村庄里，我们抓住了一个中年人。 在这二月寒风刺骨的日子里，我们把他的衣服扒光，连踢带打地拷问：“你是个密探吧？”“快说！”那个人回答说：“我是个老百姓，什么坏事也没做过。”这样，我们拷问了好久也没问出个结果。 这时，久松分队长不耐烦地说：“好，那你就给我们挑东西吧！跟着我们走！你要逃跑，我们就枪毙你！”于是，我们就把从村子里抢到的东西，都让他用扁担挑上跟着我们行军。 想到这里，我再看看那个农民，正好是上午的那个人。于是，我马上大声吼道：“混蛋！你是想钻空子逃跑吧？是不是？好哇！你逃逃看看，逃跑了再抓回来，那可就没命了！” 上山的路越来越弯弯曲曲。当我们来到半山腰时，前面传来了“大休息”的号令。大家都在路旁找个地方坐下休息，手中还抱着枪，拿出烟来吸，有的还靠着树干睡着了。 分队长久松好像有什么事想去报告排长，站起身来往前面走去，可是走了十几步，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把嘴里的烟头往地上一扔，好像下了个决心似的。只见他向后张望一下，便招呼那个挑东西的中国农民，“喂！到这儿来！” 那个农民毫无思想准备，大步向分队长走过来。我想：“分队长又要拷问了。这个中国人可能想逃走。也好，要是逃走，马上就枪毙他！”于是，我就拿起枪跑过去，还叫了几个士兵一起过去，在分队长周围坐了一圈。 分队长用下巴点了一点，示意那个农民站到包围圈中间。农民心里很害怕地说：“我是个农民，给你们挑东西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该放我回家了” “什么？想回家？想回家就赶快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密探？快说！说你是密探！”分队长扭动着他那肥胖的身躯，像一头狗熊一样叫着。 见农民没有反映，他便眯起小眼睛狞笑起来。只见他向前一步，抓住农民的左臂就扭到身后去，一边用力扭着，一边狂叫着：“混蛋！还不说吗？”他的手腕再使劲，那个农民实在忍受不住，发出了“呜……”的痛苦呻吟。他的身子已经几乎趴在地上了，连连呼喊着：“我是老百姓，我什么也没做过，为什么这么折磨我？放我回家！放我回家！” “这个混蛋！真不知好歹，让你还不说！”分队长抬起脚，朝着农民由于疼痛而颤抖着的肩膀用力踹去。农民疼得满头大汗，睁开满含着极度愤怒和憎恨的泪水的双眼瞪着分队长。 “混蛋！你还不肯说！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说完，分队长放开手，突然从腰中拔出日本军刀，在农民面前晃着说：“怎么样？你还不老实？看见这个了吗？还不快说？” 他一边吼叫着，一边把刀压在农民的脖子上。这真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场面。一瞬间，那个农民愤怒了！他咬牙切齿地骂道：“你这个魔鬼！俺就是老百姓！俺有什么罪？我会记住这深仇大恨的！” 说完，他紧紧地握起了拳头，睁大了眼睛狠狠地瞪着久松的脸。他的目光犀利得如利剑一般刺向杀人魔王身上，那悲壮的形象。我至今仍然记在脑海里。 久松被他的气势吓呆了，不知不觉发出了呻吟声，好像失去了全身的力气。过了半晌，脸上才恢复了血色，他重新站直身体，举起军刀，砍断了农民的脖子。头颅掉了，鲜血喷出30—40厘米远，而久松也疲倦得无力地坐到地上。 我看到那颗头颅在地上滚动的样子，似乎耳畔还听着农民咬牙切齿的声音，觉得脊梁骨一阵阵地发凉。 久松分队长铁青着脸，用袖子擦掉满头的冷汗，然后，把那带血的军刀插入刀鞘。 这时，人墙分开了。排长藤泽警部补走过来。他的胖脸上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后面隐藏着一双细长、阴险的眼睛。他对久松分队长笑一笑，走近尸体，突然一脚把原来趴在地上的尸体踹得翻过来。只见他急匆匆地把死者的衣服解开，把胸脯露出来，然后，拔出军刀，由胸到腹纵向剖开一条大口子，又把胸部的几条肋骨横着切开，再用手和刀把肉从肋骨上剔下来，这时，淡黄色的脂肪、肌肉和鲜红的血液混成一片，底下露出了雪白的肋骨。 正当大家屏住呼吸观看时，排长又把左手从肋骨缝里插进去，不一会儿，血淋淋的手拔出来，他伸开手掌，大家一看，是一颗紫黑色的圆球。这是什么？是人的胆！ 是的！他的目的，就是取出人的胆来！我脑海中一片黑色的疑云现在散开了。我明白了，对于这个中国人的逮捕、奴役、拷问等等，一是为了向上级打报告邀功请赏；二是为了取人的胆去医治他由于淫荡糜烂的生活而染上的脏病。这正是为了满足他的丑恶的欲望而干出的惨无人道的勾当！ 藤泽排长看着这充满了仇恨的血液的人胆，满意地笑着，用自己的白手绢把它包上，又撕了一块死者身上的衣襟包在外层，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衣袋里，然后又把那把染满鲜血的日本刀擦干净，装入刀鞘。这时，他才看到大家都在注视着他的行动。他喊了一声：“别傻站着！过来帮帮忙！”我急急忙忙跑过去，跟他一起把农民的尸体推到洼地里去。 完事之后，排长环视一下周围的动静，急急忙忙地喊了一声：“准备出发！集合！”说完，他就离开了。 后来，我曾经向许多人打听过杀人取胆的事情，可是任何人都说没听说过，甚至想也没想到过。而我却亲眼看到了砍掉人头、剖腹取胆的事实。不！这是为了取到人胆而杀人的惨案！是的，这是地地道道的青面獠牙的魔鬼！ 作者简历： 出生于日本新泻县的店员家庭，初中毕业，1936年时，任关东厅奉天（沈阳）警察署股长、警佐，后到伪满奉天省警务厅经济保安科任职。1957年时49岁。 正文 二十四、 我是个强奸犯 作为新兵，在中国登陆以后还不到半年时间，可是，我作为掷弹手已经4次参加“扫荡”行动了。我们不仅在中国打仗，还窜入村庄杀死牛、猪、鸡，甚至烧毁农民的房屋，农具、棺材等等。还要掠夺农民的粮食与食品。 老兵们在“讨伐”时还喝酒、玩女人、赌博等等。我入伍之前，就从满洲和上海归国者那里听到不少在中国战场上的故事。我怀着一种猎奇的心理，在30岁的时候入伍来到中国。我在两三次“扫荡”行动中，亲眼看到老兵们是怎样强奸妇女的。我还为他们在门口站岗放哨。 对于我这个在城市里出生，在16岁的时候就花钱玩过一夜女人，后来又玩过许多女人的青年人来说，这无疑地给我以强烈的官能刺激。我想，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为所欲为。 在鲁东作战中，我在大熊兵团第59师直辖的自行车连里当兵。这次行动的时间是1942年11月下旬的一个风雪弥漫的下午3点左右。 按照田岛少尉的命令，我们这些士兵，就像一群蜘蛛似地悄悄地分散开去寻找自己的猎物。我和山口上等兵一起走进一家院子，分别走进两个房间。我走进西头的一家屋子，听不到任何动静。我还以为屋里无人呢！可是，进屋之后，意外地发现屋里有一个皮肤白哲、眉清目秀的女人。我简直是大吃一惊！在那一瞬间，动物般的欲望之火，马上就燃烧起来了。 在国内的时候，学校的老师、政府的官员都教育我们，出去当兵是为了日本国而消灭匪贼的。可是，我被鲜花和旗帜欢送到国外之后，究竟做了些什么？我的父母和朋友们是不会知道事实真相的。 我来了中国以后，完全变成了战争的牺牲品。我仗着手中的刀枪，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无恶不作：开枪打死田间的劳动农民；烧掉老百姓的房子；蹂躏中国的妇女……并以此为乐为荣。 我穿着鞋就跳上炕，张开两臂去抓那个拼命向墙角躲避的女人。只见她睁大两只恐怖的眼睛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全身吓得一个劲地颤抖。在昏暗当中，我回想着白天看到过的那个女人的肌肤，眼前这个女人就是白天看到的那个。我正想像老兵那样去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突然听到院外道路上奔跑着的脚步声。我想，万一有个班长什么的跑进来，我要当上等兵的愿望和最近的努力不都白搭了吗？想到这里，我硬是压下了燃烧的欲火，从那个屋子退了出来。 后来，万幸的是部队决定在这个村庄宿营。在大家9点钟就寝以后，我便悄悄地带上一把日本刀，一颗手榴弹离开了营房。村子里各家的院子大门都是敞开的。令人恐惧的寂静夜空，不时传来一阵阵风吹树叶声和人的脚步声。我几次回头张望，总像有人跟在后头跑似的。胸膛里的心跳得愈来愈厉害。 走过一段黑暗的路之后，终于来到白天到过的那家门前。我一想到村子里驻扎着我们一个连的兵力，我的胆子也就壮起来了。 我以那个妇女为目标像猎狗似地飞快地跑进屋子里，又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用双臂抱住那个女人，把她从墙角拽出来。当我在黑暗中要施暴之时.突然在身旁听到一个婴儿的哭叫声。 为了防止婴儿的哭声传出去，我便用一只手捂住了婴儿的嘴。由于堵塞了呼吸，婴儿拼命地扭动着脑袋，口水也流出来了。那个妇女使劲地掰开我的手。我抓住妇女的衣服把她拽倒在炕上。这时，婴儿又大哭起来。我非常生气地骂了一声：“这个饿鬼！”然后，用一手捂住婴儿的嘴，另一手去扒妇女的衣服。可是，那个妇女紧紧地抱着孩子，拼命地挣扎着不肯就范。 我想，我之所以制服不了这个妇女，原因是这个“小饿鬼”还活着，我应当把他先解决掉！ 于是，我立即用一只手捏住婴儿的脖子，使他哭不出声来。同时，用另一只手把紧紧搂往婴儿的妇女的手腕拧过来。我把婴儿的身体提起来以后，婴儿放声大哭，那犹如枫叶似的小手在空中乱抓挠着。我想，怎么处置他呢？突然，脑海中涌现出白天在厨房看到的中国特有的大锅来。 “好！就这么办！”想好以后，我下了炕，把拉我衣襟的妇女一把推倒在地上，然后用手抓住婴儿的小腿，来到厨房，把他头朝下地往大锅里一扔，那婴儿发出了凄惨、尖利的哭叫声，紧接着，就听见被夺去儿子的母亲的绝望的嚎叫声…… 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而把一个无辜的活生生的婴儿扔进滚烫的热水中啊！ 当妇女拼命地跑向锅台的时候，我一把拦住她，嘴里骂道：“小饿鬼让我处理了！这回该慢慢地处置你了” 我一脚踹到妇女的腰部，她撞到墙上，又倒在炕上。我骄横地对她说：“哼！这是因为你不肯驯服的结果。” 我对这个痛失儿子的妇女说：“你还要哭上一百年啊！”当妇女气愤地用牙齿咬破我的手指时，我一下子暴露出野兽的本性了。我用被子把她头蒙上，终于把她蹂躏了。 我侵入了中国的领土，杀害了许许多多没有任何恩怨的、爱好和平的、勤勤恳恳的中国人。强奸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妇女。在于这些坏事的时候，我还不懂得耻辱和悔恨！如果那个被我扔进热水锅里的男孩还活着的话，他一定是个漂亮的中学生了！ 我所犯下的罪行——把杀人的事当作快乐。为了满足的自己的兽欲，把无辜的儿童像猫崽一样地给杀害了。这是中了帝国主义侵略思想的毒害。 作者简历： 1913年生于山梨县一个中农的家庭。1928年小学毕业后，到东京当了印刷工人。1941年10月20日作为补充兵员到东京63部队入伍。1942年5月入侵中国。1948年8月22日，作为日本战俘被苏军俘虏。 正文 二十五、 杀人如麻 当时我们像一群饿鬼似地把抢来的食品和白酒大吃一顿，把肚皮填满、填圆，然后，疲倦不堪地躺到床上抱头就睡。然而，从邻室里传来的一阵阵怒吼与悲鸣、鞭子的呼啸声、人的呻吟声却使我如何也不能入睡。 “他妈的，真吵死人了！”我在心里嘟嚷了一句，翻了个身，这时，耳鼓里又传来了连长的怒骂声和指挥班长西原嘶哑的喊叫声。 “真讨厌！就好像能掏出个金蛋似的！他妈的！”我骂了一句，合上沉重的眼皮，想睡觉，可是脑海里却清清楚楚地、像走马灯似地重现了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我们营部驻扎在江西省端昌县城内，接受了第一期集中教育的新兵，被编入了各连。从九江到若溪的公路上，军用汽车在频繁地飞驰着。昨天半夜时分，我们连紧急集合之后，由连长带领着走上了曲曲弯弯的山路，3个小时之后，包围了一个“大老家村”。 8月的夜是很短的，晨雾已经笼罩了山峡里这个稀稀落落只有30余户人家的村庄。整个村庄正在沉睡当中。听到谷排长“射击”的命令，我手中的轻机枪马上吐出了火舌。 紧接着，全连官兵就像强盗似地闯进了村庄。村里连一个抗日军也没看到。 连长马上下令：“扫荡全村！把男人全抓走！” 我带着两个新兵飞快地跑进村头的一户农民家里，抓住了3个农民。 “啊！想起来了！”我脑子里一亮，一下子爬起来。我想起来：“村头的那家，还有一个25岁左右的女人呢！怎么能白白地放过呢！昨晚光顾抓那3个男人了，因为集合号催得紧，才遗憾地离开了那家。对了！现在离出发时间，还有一段空闲呢好的！”我的兽欲一下子燃起来，嘴角浮起了一丝微笑，眼睛也兴奋得发光。 “各班集合！”从隔壁突然传出了西原曹长的喊声。 “他妈的！大热的天，又要出发了！”心里的美梦一下子破灭了，我无精打采地从屋子里走到门外的荒草地集合站队。 “今天抓来的这43个男人，如果被中国人利用起来，是个很大的祸害。田中曹长！你带领全连的新兵，把38个男人带出村外进行‘刺杀训练’！直到都杀死为止！剩下的5个男人，我有别的用处。清水军曹！你带领老兵，到村子里去，专门抢夺食品！全连集合时间是下午3点，然后返回驻地”连长这样下达了命令。 “好！离出发还有不少时间，等他们都走了以后，我再去”想到这里，我回到住处，找到那个装白酒的桶，又咕嘟咕嘟喝了两口。屋外响起了“集合！”“报数！”“出发！”“快走！”一阵喊声过后，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屋子里出现了一片难以忍受的寂静。这时，从隔壁又传来连长和西原曹长说话的声音。 “8月11日黎明，我连对大老家村发动袭击，战果如下：敌人遗弃尸体43具战利品，我方没有任何伤亡。连长，您看这么说行吗？”这是西原的声音。 “行啊！赶快用报话机向营部报告！” “连长，现在把战利品都运走吗？” “不，再抢——西原，作好准备了吗？” “是！准备完毕！随时听候吩咐！” “哈哈！西原，你没白当8年兵，真有长进” “是！全靠连长栽培！” “哈哈！”“屁！净吹牛！”我一边想着，一边点上一支烟吸起来，我对出身于和尚的西原曹长很不服气。 “喂！吉本上等兵！”这时，西原曹长突然把门开开，伸进个脑袋对我说：“连长命令出发，你作好准备到大门口等我！” “妈的！真倒霉！”虽然心里不满，可是没别的办法，只好听令。我把烟头的火往门框上压灭，就走出门去。盛夏的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来了。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睛。我想洗把脸，就向井台走去。那里堆放着一堆茄子，十几只已经杀死的鸡，还有一头刚杀完的鲜肉淋漓的猪。 我胡乱地洗了一把脸，没好气地朝身旁那颗猪头踢了一脚，然后，回到大门旁。这时，西原曹长叫我快走，他身旁还站着和我同年入伍给连长当马夫的若杉一等兵。我刚走到门口，正好连长上身穿着一件白衬衫，腰中挎着军刀走出来。 我停下脚步，向他行了个举手礼，连长便对我们说道：“吉本！一会儿，我让你们看看应该怎样杀人！”他阴险地笑着说，然后向后山走去。 “喂！你们把刚才留下来的5个中国人带过来跟我走！”西原曹长对我们说完，就跟着连长走去。 “屁！总指使别人干！”我一边想着，一边和若杉向绑在柳树上的5个中国人走去。把他们从树上解下来，又用一根长绳子把他们绑成一串，然后押着他们向连长和西原走的方向走去。 这时，一个农民对我说道：“我是大老家村的老百姓，我有良民证。” 我便说：“你说什么？有良民证？你们这些良民，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不是埋地雷，就是切断电话线！赶快往前走！”说完，我就飞起一脚踢到他的腰上。我和若杉催着他们快走，可是那条山路只有1米宽，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地往上爬。 “吉本！快把他们带上来！”西原曹长从山上怒吼了一声。于是，我把从早晨起就憋着的一肚子气，全撒到中国人身上了。我连踢带打地催着他们向山上爬。昨天夜里，因为是紧急集合，我穿错了鞋，穿了一双别人的小号码的鞋，现在越走脚越疼。心里更是窝火。 那个走在最前边的农民，脖子上还绑着一根绳子，我使劲一拽绳子，他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他睁大了眼睛瞪着我。 “畜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用刺刀向他的额头刺去。他急忙一躲，躲开了刀，可是差点儿跌倒在地上。 “看什么看！快走，快走！”我像抽风似地怒吼着。可是，几个农民还是慢吞吞地走着。他的古铜色的脸庞，紧咬着的嘴唇，愤怒的目光，都使我感到不舒服。 “喂！吉本！那第三个家伙不往前走，你揍他！”若杉对我喊了一声。 “好！”我来到那个人身边。他看来已经受过严刑拷打，白衬衫成了碎片，身上的伤口在流血，皮肤变成了紫红色，黑色裤子的臀部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从那里流出了紫红色的血。 我一边喊了一句“快走”，一边用刺刀向他的臀部刺去。他“喔，喔”地呻吟了两声，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脸上长长的络腮胡子在颤抖。我在后边，又向他的臀部刺了两下，这时，从他的伤口里便咕嘟咕嘟往外冒出紫红色的鲜血，顺着大腿、小腿一直流到岩石路上。 山路到半山腰时，迎面出现一块像屏风一样的大岩石。从这儿向左拐，山势变得平坦一些，道路的宽度也增加到两米左右；而从这儿向右拐，便是一个断崖，从山顶到谷底大约有80多米。从这里看大老家村，可以一目了然。这里，平日有许多农民在山谷中的水田和山坡上的早田里劳作，可今天，这里连一个人也没有，是死一样的寂静。水田里的稻苗还是青青的，而旱田里的谷穗，却已经低下了头。太阳在天空中像一个火球似地焦烤着大地。 连长站在北山坡上，一边向崖下张望，一边同西原曹长说笑着。突然，西原曹长大声喊我：“吉本，让他们都坐下！” “好！坐下！”我向5个农民喊道。有4个人原地坐下了，而被我用刺刀扎破屁股的那个农民却不敢坐下，只能站着。他站在那里，向右前方的德安县城方向眺望着。 “混蛋！快坐下！”我怒骂了一声。而西原曹长却说道：“好，让他到这儿来！”我用军刀把绑他的绳子割断，让他到西原曹长站着的崖边去，而让另外4个人到若杉那边去。 “好了！让他站在那儿吧！”连长又发了话。农民走到断崖边上站住了。连长阴险地奸笑了一声，拔出了军刀。西原曹长马上用水壶往军刀上浇了水。 “好，看我的！”连长站定了以后，把军刀高举起来。 我咽了一口唾沫，盯着连长认真看着，只见他脸上的横肉突突地颤动起来。突然，农民把脸转过来了，睁圆双眼，瞪着连长。 连长“啊”地叫了一声，向后退了一步，高举起的军刀在头上有些晃动。“看刀！”连长发出一声怪叫，军刀自上而下斜劈下来。“咔嚓”一声，军刀劈到农民的右肩和脖颈中间，农民的身体向前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而他的双眼睁得大大的，饱含着极度的愤怒，一直瞪着连长。花白头发像针一样直立，嵌满辛酸人生皱纹的脸上青筋暴露。 连长被农民的气势吓破了胆，威风顿失，脸上失去了血色，变得丑陋不堪。他的身体颤抖着，向后退了两步，右手握着的血刀也颤抖着。 我似乎被传染了似的，全身打了个寒噤；下意识地弯腰拾起脚下的石头向农民投掷过去。农民不知喊叫一声什么，奋力向连长扑过去，可是，没迈动步就向前倒下去了。满身鲜血的农民，仍然拼着全力把头抬起来，被鲜血染红了的胡子抖动着，嘴里怒骂着什么，却骂不出声了。 “这个畜生！”连长铁青着脸，流出了冷汗，用脚踩了农民一下，对我喊道：“这家伙还在嘀咕什么！快把他推进山谷里去！”说完，他又用军刀狠狠地往农民的喉咙上刺去…… 我怯生生地抬起农民的双脚往后拖着，而连长从侧面用脚使劲往农民腰部一踹，农民的身体就落下了山谷。连长接过西原曹长递过的卫生纸擦了擦血污的手和军刀，把刀装入刀鞘，又掏出手帕来擦掉脸上的汗水，然后，对西原说：“西原，你杀一个看看！”说完，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烟的时候，他的手还在颤抖着，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烟。 “吉本！再拉过来一个！”听了西原的话，我马上转到岩石后面去，拽过一个40岁左右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结实的农民，喊了一声“走！”没想到那个农民猛地向前一挣，挣脱了我的手，一下子把我闪了一个跟斗，差点儿滚下断崖。 西原马上从后边赶上来骂道：“这个混蛋！活腻了！” 我从地上爬起来，冲过去，拔出军刀就往农民的肩上刺去。只听见农民“唔”的一声，那刀尖就刺到肩肿骨上了。伤口流出的鲜血把他身上的白布衫染红了一大片。我又从背后扭住他的手腕，用刀向他的后脊梁骨刺去。那个农民咬紧牙关，不肯叫出声来，面朝断崖方向站着。 和尚出身的西原曹长，学着连长的样子，从我身后举着军刀冲过来，嘴里喊了一句“吉本！闪开！”我急忙往旁边一躲，转身一看，只见西原的军刀已经朝着农民的头劈了下去，可是不知为什么竟劈到农民的右肩上了。农民只哼了一声，右肩上的鲜血便顺着右臂流下来，可是身体仍然直立着。 西原骂道：“这个混蛋！还纹丝不动哪！”他又对我喊着：“吉本！把他的脚筋砍断！让他不能乱动！” 我也跟着喊了一句：“好，看我的！”说完就用军刀去砍农民的脚脖子，可是连砍两下也没砍断，只是破了皮，出了血。说时迟，那时快，西原从农民身后悄悄走过来，憋足了力气，出其不意地一刀就砍掉了农民的头颅。 “啊！”农民颈动脉喷出的鲜血染红了西原的战斗帽和苍白的脸。这家伙马上掏出手绢擦掉脸上的血和军刀上的血，然后把手绢扔掉了。 “对了！”连长阴险地笑着说：“杀人不光靠刀，还要用腕力嘛！”说完，他又对我说道：“这回，该你的了！”“是！”我不敢迟疑，马上回答道。 我看了一下自己的军刀，军刀刚砍完农民的脚脖子，刀上沾着血迹和一小块肉皮。我故意装得若无其事地从地面上拾起一块石头当磨石，霍——霍——地磨起军刀来。“混蛋！你磨蹭什么？用刀砍脑袋！快点！”连长冲我骂道。于是我就向第三个农民跑过去。 那个农民是个瘦瘦的大个子，他居高临下地瞪着我。而我尽量避开他的目光，对若杉说道：“喂！若杉，这回该我的，下一个就是你的了！”然后，我就催那个农民“快走！” 这时，我心里暗暗思忖着：“从他背后杀他？不，他个子太高不容易杀死，还是从前边刺。如果他反抗怎么办？没关系！”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许多想法。“干吧！又不是第一次了！我不已经是上等兵了吗？”我自我打着气，向农民扑过去。 我一扑过去，农民就往前跑，见前面是断崖，就向左拐过去，左边是用手拄着军刀、站在那里狞笑的连长和面无表情站在那里的西原曹长。农民不由得向后退了回来。我急忙举起刀来。只见农民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脸上的肌肉块突突直跳，被绑在身后的双手和双肩好像集中了全身的愤怒。他忽左忽右地躲避着我的军刀。我刺空了几下之后，好容易看准他身体运动的方向，一刀刺中了他的右胸。“中了！”我把刀拔出来，只见他努力站稳了脚步，牙齿咬得“吱吱”响，右胸的伤口里流出了大量的血，却坚持着向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我被他吓住了，不敢再刺了。 “刺啊！刺啊！笨蛋！”连长的怒骂声使我清醒了，混身像充了电似地又活跃起来。我用双手拿着刀，憋住一口气，尽全力向他左胸部刺去，一下子就把他刺倒在断崖边上了。而当我急忙把军刀拔出来时，农民的身体便掉到深谷里去了。 我转身看了看连长的脸。连长满不在乎地喊了一句：“喂！把那两个家伙都带过来！”说完就点上一支烟放在嘴里。我跑向若杉那里，“喂！若杉！把那两个都带过去！越快越好！”说完，我拿起装着白酒的行军水壶，咕嘟一声咽下一口酒。 “把这两个家伙，背对背地绑到一起！”连长吩咐道。 我和若杉一起，把那个长着白胡子的60岁左右的老人和那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绑到一起。西原曹长用军刀向中年人的肚子刺过去，并把他们往断崖边上逼。由于愤怒和憎恨，两个中国人全身颤抖着，头发直竖起来，一边瞪着连长和西原曹长，一边慢慢地向崖边走去。走到崖边时，老人努力地向右边拐过去。而那个肚子被刺过的中年人，为了保护老人不受折磨，自己主动地把身体凑到西原曹长的军刀上。这时，老人的白胡子在颤抖着，嘴里不知骂着什么。 “刺啊！再刺啊！”连长咬牙切齿地喊叫着。与此同时，西原曹长用军刀再次向中年农民的腹部刺去。于是，两个中国人的身体同时向山谷里滚落下去。 正在这一瞬间，“啊！”地一声，连长叫起来，用手按住自己的前额用力揉起来。原来，这是农民在倒下的时候把一只布鞋踢飞到连长的额头上了。连长一边用手帕揉着前额，一边接过西原曹长给他拾起来的战斗帽。 “喂！吉本！你下去一趟，看看他们都死了没有？如果还有活着的，就刺死他们！别放过一个！”连长说完，还用望远镜往山谷里望了一下，然后就带着西原和若杉下山去了。 剩下我一个人，觉得心里有些发悚。我便急急忙忙找到一条被雨水冲出来的缺口，向山谷里滑下去。一到谷底，马上有一股血腥的臭气向我鼻孔里袭来。我突然听到了呻吟声，真使我毛骨悚然。我全身颤抖着往前走。谷底有一条小溪在漏漏地流淌着。我嗓子发干，便用手捧起水来，喝了一口。“啊！”我忽然看到清澈的溪水中有红色的血水在流着，便“哇”地一声把喝进肚子里去的溪水都吐了出来。 忽然，从断崖上有石块稀里哗啦地掉下来。我抬头一看，有一个人正趴在半空中突出出来的一块岩石上。“啊？”我连忙拔出了军刀，定睛一看，正是被我杀死的那个农民。看了好一会儿，他一动也不动，我便往前走去。“啊”地一声，我又停住了脚步。我看到那两个绑在一起的中国人的尸体。 中年人的头骨摔碎了，白色的脑浆流出来，眼珠子也冒了出来；而老年人的头颅只剩下巴颏和那把随风飘动的白胡子了。 “吧嗒！”突然有一块冰凉的东西落到我的脖子上，把我吓坏了。我抬头一看，半空的一棵树上，躺着那具无头的尸体。从那被剖开的肚子里，流出了一堆青白色的肠子来，红色的血浆还在向下滴落着。我一摸脖子，正是一滴血浆。这时，我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于是，我不顾一切地、慌不择路地急急忙忙顺着山谷向前跑起来。突然，脚下又看到了那颗被斩下来的头颅，眼睛睁得大大的，仍在愤怒地瞪着我。 “哇！”我发出了恐怖的叫声。我又向前跑了几步，忽然看到面前的草丛中有一件白色的东西。我走过去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染着鲜血的《良民证》。我拾起来一看，上面写着： 日本军九江宪兵队发行江西省德安县城外陈龙建42岁农民 后来，我满怀恐怖的心情，忘记了被扎破的脚的疼痛，迷迷糊糊地爬上断崖，又追上了队伍。 作者简历：当时作者是内务班长、伍长；后来被调到库页岛上的日军第88师。 正文 二十六、 山海关事件的真相 1933年元旦，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甚九郎少校，在日本人小学校举办的新年祝贺会上，对100多名与会者致祝辞时这样说道：“山海关面临国境（伪“满洲国”的“国境”——编者注），每天都处在紧张状态中，所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发某种事件。万一发生了什么事，各位侨民，大家都要到守备队来集合。以后的事情嘛，由本官来作好善后处理。各位要周密地做好随时避难的准备。无敌的皇军是诸位的后盾，希望得到诸位绝对的信赖。” 刚刚接任国境警察队山海关派遣队副队长的我，对于守备队长这番意味深长的讲话，虽不明白其内容，可总觉得这里面有文章。“嗯，一定有点什么事，这是牵涉到个人发迹显贵的关键时刻，一定得好好干！”我心里暗暗地这样想着。 祝贺会一结束，我马上以他这次的讲话为话题，到他的宿舍去走访。（当时，山海关还在中国人手中） “啊，请进，请进，你来得正好！”落合好像正在等我似地，高兴地迎接了我。我们先一块喝了一杯酒，当我正踌躇着话该怎样说时，落合却先开了口，他一板正经地说道：“我正想找你商量呢，有件事，请你一定答应才好。你也知道，在山海关驻守的，是何柱国的军队。他们顽固得很，我们想插脚很困难。为了把他们从这儿赶走，想请你也承担一定的工作。这个计划的内容，你的部下国弘亮一排长会对你讲的。你只要知道这件事，并且命令部下去完成就行了。事情嘛，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在今天夜里扔几颗木把的手榴弹。” 我为事情能同自己有直接关系而感到惊奇。我是作为松木那个师的宪兵长而从北满刚刚派到这里来的呀。但是，按理说，这类事情正是我应该做的，何况，落合已经决定要我来承担了。于是，我当场答应：“好！让我来干吧！”接着，我又说：“可是，少校阁下！这事情太容易了。特别是，蒙您如此费心为我事先都安排好了。” 我为他斟了一杯酒，正想多奉承他几句，他打断了我的话说：“哪里，这都是为国效劳嘛！”说着，他递给我一杯酒说：“好，再干一杯！” 意外地喝了两杯酒，我满心高兴地回到住处。不一会儿，国弘亮一就来找我。 “队长阁下，少校告诉您了吧？” “唔，是手榴弹的事吗？我刚刚听说。” “您刚来到这里，我还没来得及报告您。实际上，我从去年8月初，就开始向落合的守备队提供这方面的情报了。只要我们和驻军搞好关系，那就什么事情都好办。” 这样开了个话头，国弘看我一边听一边点头，便放心地继续说下去。“今晚扔手榴弹，这件事是定了的。由我和特务警士长泽长一、佐佐木源九郎、阿部睦雄去完成。我带阿部到山海关宪兵分遣队去，长泽和佐佐木到停车场的守备队派出所前面的铁路上去。我们在这两个地方分别扔两枚手榴弹。要用的手榴弹，我已经以‘炸鱼’为理由，领出来12颗，这就足够了。” 这计划相当严密，我放下心了，便嘱咐他：“嗯，好！要认真地去干，不能失败。这件事非常重要，干完之后，绝对不能向外人泄露！” 当天夜里11点左右，日直绀野警长跑来向我报告：“南门外，听到爆炸的声音！” 我装作原来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命令全队紧急集合，又派吉田排长去侦察情况，要求全队做好出动的准备工作。 不一会儿，吉田回来了，他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报告说：“山海关宪兵分遣队后院和停车场里的守备队派出所门前，都被人投了手榴弹，但是，没造成任何伤亡。” 我便命令全队处于警戒状态，把岗哨由一人增加到二人，并说对营房要认真检查一遍。守备队那边，派人扔手榴弹的落合守备队长，正如预谋的那样，立即派人向何柱国部队提出了抗议。 何柱国部队对此表示惊讶，派陈秘书到宪兵分遣队来。 落合少校和宪兵分遣队长都一口咬定，在这两处投下的手榴弹都是何柱国部队的东西，所以，投手榴弹的人也一定是他们的人。陈秘书说，现在没有时间调查手榴弹的型号，更何况，投弹人的身份都不清楚，所以他不能承认这件事。他说：“等调查之后再” 而落合却说，这样的事情，他听到的太多了，对方承认与否，他都不在乎。他专横地说：“不！日军已经完全调查清楚了！没错！”他强硬地要求道：“这样的事件之所以屡屡发生，就是因为南门的警备工作不可靠。必须马上把南门的警备工作移交给我们日军！” 当时，何柱国中将到北京去了，留守队长石团长是交涉的对手。石团长说：“夜间搞移交工作，恐怕不合适。无论如何，这件事还是明天再商量吧！”于是，交涉就中止了。 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落合少校根本不顾交涉尚未完成的事实，派儿玉中尉带一个排到南门去。儿玉中尉要求对方马上移交南门。何柱国部队的警备队长说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拒绝移交。于是，儿玉中尉从老百姓家抢来竹梯子，蛮不讲理地往城墙上爬。何柱国部队的守城兵，作为正当的防卫手段，投出了手榴弹，当场炸死了儿玉中尉，炸伤了三名士兵，日军没有再继续攻城就回去了。 可是，落合少校的任务，却没有就此结束。 他把昨夜的手榴弹事件和今晨的南门事件都说成是何柱国部队的非法挑畔行为，并立即夸大其词地向日军华北驻军司令官及关东军司令官报告。 关东军司令官则马上派驻守在锦州的铃木旅长到现场进行交涉。 这些都是按预谋的计划干的，这次行动正如宣传机器报道的，的确是非常“神速”。 铃木旅长一边命令驻守在绥中的谷团长马上出动，一边亲自带领步兵第27团的两个连及由炮兵团长指挥的六门野炮在当天下午8时到达山海关火车站。铃木把落合（守备队长）及柳原（国境警察队长）也纳入自己的指挥之下，开始进行有条不紊的准备工作，准备向山海关城发动进攻。 何柱国中将在一月二日回到了秦皇岛，却没回山海关。铃木用电话通知对方，要求何柱国在三日午前6时回到山海关进行交涉。后来，当他得到何柱国中将不回来的情报时，便特意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上午10时以前回来，否则，便马上发动进攻。 就这样，一月三日上午10点整，非法的全面进攻开始了。 进攻开始了，首先是炮击。6门野炮，两门山炮，还有不知何时调到离这里只有6海里的海面上的两艘驱逐舰上的大炮，一齐向南门的了望楼及城墙开炮。 经过这阵炮击，南门城墙的一角被炸塌，于是落合的部队马上趁机从那儿攻进城去，接着，谷率领的团及步兵第27团的两个连也攻进城去。 何柱国的军队虽然没有预料到日军会进行非法的突然袭击，可是他们仍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只是，由于寡不敌众，装备又处于劣势，没办法，只好于当天下午三点左右，在战死200人、伤400人的情况下，从山海关城撤退。 何柱国中将既然回到秦皇岛来了，为什么没回来进行交涉呢？ 原来，在头年7月，国境警备队的半泽警长喝得烂醉如泥；全副武装地闯入天下第一关的东门，因不听守城兵的制止而被开抢打死。1932年10月间，驻扎在绥中的谷团的一个中尉指挥着一辆装甲车，为加水而自作主张越过国境进入山海关车站，在遭到南门守城兵的射击后，装甲车开到石河铁桥附近，向山海关进行了炮击。 这两次事件，责任明显都在日本方面，可是，国境警察队长柳原和团长谷根本不顾事实，反而通过守备队长落合向何柱国中将提出了严重的抗议。日本方面依仗武力，根本不讲道理，在中国方面道歉的基础上，国境警察队硬是取得了在山海关车站内派遣驻军的权利，谷团也取得了让装甲车自由出入山海关车站加水的权利。 通过这两件事，何柱国中将认识到，日军不管怎么无理，也要占便宜。这次，他们还不知道要出什么难题呢！因此，何将军没有回来交涉。 日军进城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财，强奸妇女，这些就不用说了。 就这样，日军终于占领山海关城。 占领山海关城的这一阴谋，是当年2月开始的华北作战及热河作战计划的一部分。关于这一点，落合后来告诉我说：“我把何柱国部队从山海关赶走以后，华北作战及热河作战计划才能顺利进行。” 为夺取山海关城，日军就是这样捏造事实的。这是我亲身参加的行动，任何人也否认不了。 经过这件事以后，我想，“九·一八”事变时的柳条河事件，“七·七”事变时的卢沟桥事件、上海事变、济南事变等等，这些阴谋恐怕都是这样炮制出来的。对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 作者简历： 1890年12月10日生于广岛县深安郡山野林4番地。1911年12月1日，参加步兵第41团。1913年12月1日成为宪兵上等兵。后到冈山、光州、义州、咸兴、善通寺宪兵队。1932年5月到哈尔滨宪兵队。1932年11月成为宪兵少尉，任山海关国境警察队副队长。1934年12月任锦州省督察官。 1937年7月任黑河省督察官兼特务科长。1938年4月任黑河国境警察队长。1938年12月任热河省教养督察科长。1940年11月任抚顺市警察局长。1944年11月任伪“满洲国”的国务院总务厅荐任官。1945年1月，任抚顺矿务局官员，直到战败。本事件是他任山海关国境警察队副队长时发生的事情。 正文 二十七、 我一次杀死三十人 我这里要讲述的，是1941年秋天发生在山东省济南市西北100公里的武城县城的一件事。 当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0旅第42营（营长吉野）机枪连（连长坂田）驻扎在这座县城的西北角。我是宪兵警备队的副分队长，与教官本少尉一起来到这个连的时候，已经是秋风瑟瑟的9月上旬了。 那天晚上，我们正等待着八路军的反击。晚饭后，我们几个新兵躲在房间的一角吸烟，听到窗外响起了砰砰的枪声。 这时，值班的下士官跑进来喊道：“你们这几个新兵，在那儿干什么呢？都过来！”我们马上跑到岗亭旁边集合。连长坂田中尉对我们说：“你们都跟我来！”我们一共50多人，冒着中国人的枪弹，顺着西城墙根爬行前进。这是一股八路军攻进了县城，县警备队正在用轻机枪、掷弹筒和步枪应战。我们终于到达要我们驻守的了望楼。坂田中尉马上发令说：“射击！射击！不要让八路军靠近我们！” 激战了两个小时，街上有三处着火，后来，枪声渐渐稀了，终于完全停止了。过了不久，全城各处都吹响了八路军的胜利号声。 在了望楼上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似的坂田中尉，不断听到使他气得发疯的报告。 首先听说有300名八路军在东门外整队集合，堂而皇之地渡过卫河离开了。 接着又听到在县警察大队当指导官的山中军曹跑回来报告说，有300名县警察带着刚刚从日军那里领到的装备投奔了八路军，采取一致行动，剩下400名县警察由杨副大队长指挥着。 不一会儿，又听说，驻扎在刘官屯的宫地分遣队被中国军队包围，现正在苦战，求援电话刚打过来，电话线就断了。 坂田发疯地在了望楼中转着圈子。“嗯！呼叫杨副大队长！” “什么？刘官屯这么快就失守了？”焦头烂额的坂田靠墙坐着，发起呆来。 这时，大山上等兵走上前小声对坂田中尉说：“连长，那边起火的，一定是刘官屯的了望楼！” “混蛋！”坂田心烦意乱地骂了一句，并睁开眼睛向卫河对岸望去。当他看到那里冲天的火柱时，不由得低下了头。对坂田中尉和我们大家说来，这真是一个恐怖的时刻。 第二天早晨接到的正式报告说，驻守刘官屯的以宫地少尉为首的27名官兵被全部歼灭。过了一会儿，43营营长山田中校奉旅长之命，满脸尘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个头很高，约有1米90，身材细长。 坂田中尉马上诚惶诚恐地跑出去向他报告情况。 “混蛋！我不想听你哭哭啼啼的声音！阁下不是自吹自擂是铜墙铁壁吗？这刘官屯怎么成了纸糊的了？还有你引以自豪的县警察队，怎么连武器弹药都给八路军送去了？嗯？阁下还有什么话说？还不剖腹！剖腹！你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山田中校愤怒地吼着，脸上的横肉一跳一跳的。 “营长阁下，我知罪了。我还活着，是想来一次彻底的扫荡，将功折罪”长得又黑又瘦的小个子坂田中尉低声答道。 “好！明白了！如果你这次再失败，我马上就枪毙你！”说完，他就带着上百名的官兵乘着10辆大卡车向刘官屯方向开去了。 过了一会儿，在岗亭前广场上传来了坂田中尉的叫骂声和本少尉的吼声。接着，又传来“不知道”和鞭答声。仔细听听，这是从伙房的仓库里传来的声音。 我和大山上等兵一同走过去，悄悄推开那间仓库门。那是一间氏约4米、宽约2米狭长的小屋，用红砖砌成的墙壁约1尺厚，没有窗户，只有门，夭棚很低，屋内的臭气直冲鼻子。我们看到，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正站在那里，双手被绑到身后，长发乱蓬蓬的。 “啊！是县警察队的杨副大队长！”我轻声说道。“什么！连副大队长都不可靠了？”这时，我想起了白天坂田中尉与杨副大队长在连长室里的一段对话。 当时，是我把杨副大队长领进屋的。值班的勤务兵把茶送进屋时，坂田连长亲手递给杨队长，然后说道：“杨副大队长，你和我用了一年时间共同改编了县警察队，进行了培训。昨天晚上的事件，对我们是完全意外的呀！你要安心！哈哈哈”坂田故意这样轻松地笑着，而杨则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杨君，我要责备你的是，你要对那些人带着枪支弹药去投奔八路军这件事承担责任，而不要说谎！我也是有责任的，那就是我只考虑对你们进行援助了。我对上级作了保证，如果不把县警察队改编好，我就要剖腹自杀。杨君，你明白吗？我对你们是一片诚意呀” 杨队长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地把头低垂着。 坂田突然提高了语调问道：“杨君！首先，你告诉我，是谁煽动部队向八路军投降的？你把昨天事情的过程再详细地向我说一遍” 可是，杨队长仍然一声不吭地看着地面，长时间地沉默着。 “杨君！你不说话，是没听懂我的话？”坂田故意用柔和的声音问。杨队长这时咬紧了嘴唇，握紧了拳头。 “坂田，我已经下定决心从现在起同日本军、日本话‘撒约那拉’（再见）了！”他这样说着，眼神里明显地表明了对坂田的憎恨心情。 “什么？杨君！我完全不明白，你说说理由吧！”坂田用手一拍桌子就站了起来。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杨高亢奋地发表了绝交宣言。 现在，我的脑海中还记得他白天的样子。当时和现在完全不同。 “你这个叛徒！”坂田中尉的心里燃起了怒火。 这时，坂本上等兵把门推开，把30多名中国商人、农民、工人、妇女带进来。他们的双手都被绑在身后，面对着10支闪闪发光的刺刀，耳听着辱骂声，站在仓库门前。 我们把这30多个人一个个地往仓库里推。他们七嘴八舌地骂着：“鬼子！”“野兽！”“日本鬼子！”“不得好死！”“王八蛋！”我们的士兵像疯狂了似地把他们往仓库里赶，他们挤在一起，就像一堆货物一样，挤得连气都透不过来。有人站不住了，一个倒下，另外的人就压在他的身上，想站也站不起来。因此他们又开始怒骂起来。 “鬼子！”“日本鬼子！”“王八蛋！”“×你妈！日本鬼子！” 我们几个日本人找来厚木板，把门死死地钉上，然后又顶上两条又粗又大的木棒。 这时，屋子里突然传出一个老人的声音：“八路军从来是不杀害我们的。我们能够自由地活下去。可是日本鬼子不让我们活下去！我们要斗争啊！” 我在想，这个熟悉的声音是谁的呢？“对了，这个声音是那个姓李的副官吧！”谷崎兵长叫道。 “对了，是那个李副官。原来我以为他的眼睛视力不好，可是，那个刘官屯的了望楼刚盖成的时候，他曾经到连长这儿来过，他说，八路军把我们的了望楼称之为‘黑蛇的镰刀脖子’，这件事使大家都感到意外。”滨口兵长说完，“啪”地一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然后又说道：“这么说，刘官屯那么快失守就不奇怪了。一定是知道内情的李副官领着八路军去的！” 听了滨口的话，我心里暗暗骂道：“畜生！他们当中是一个人也不敢相信啦！”我想起了在刘官屯死去的我的同年兵村田、山中、山田的面孔，心中充满了对中国人的仇恨。 这时，仓库里的人一齐喊了起来：“打倒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快开门！”然后，就是他们咚！咚！嘭！嘭！踢门的声音。 我们不安地又找来几根大木棒顶到门上。在淡淡的月光下，几个哨兵把我们领到兵营里去休息。 可是，我的耳鼓里总是响着那些人的怒骂声，想睡也睡不着。 “喂，加藤，仓库里还有一个女教员呢！”根岸一等兵在我耳边轻轻地说道。 “嗯，那个女的也跟男人们一样喊叫，好像都不怕死似的！”这时，我的脑海里又浮起那个女教员的形像，她义正辞严地对我们说：“我是个中国的教师，我对中国儿童进行爱国教育是当然的事情！这件事没必要受外国人干涉，我也没有向你们报告的义务！” 从昨天夜里开始就没睡觉，极度疲倦了，可是，总睡不着。我仿佛又看见那个穿着长衫的人在说：“我是个商人，就知道作买卖！”还有一个人在说：“八路军的事情，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你们知道，讲给我听听嘛！” 突然，我的耳边响起了“砰！砰！”的枪声。我一下子坐起来，窗外已经大亮了。“啊，不是做梦吧？”我这样说着，本能地拿起步枪就往仓库那里跑去。 只见一个高个子的人影从厨房那边跑过来，拚命往了望楼的楼梯跑去。 了望楼下面有两三个士兵正用步枪向他瞄准，当他跑过去时，一下子就被打倒了。地面上立刻出现了一滩血。这时，他又拚着全力把头抬起来，瞪着日军士兵，清楚他说了一句“我一定要报仇！”说完才倒下去。 我们走到他跟前去，看到他的双手都沾满了血。啊！大概是他们用手把一尺厚的砖墙挖开以后才跑出来的！我们互相看了一眼，我说，“他死了没啥问题，要是那些家伙都逃跑了，问题可就大了！” 我们跟在滨口兵长后面，急忙向仓库跑去。“这帮家伙真厉害呀！”大山上等兵最先惊呼起来。我们看到仓库的红砖墙上挖开了一个直径30多厘米的大洞，洞旁留下了中国人的斑斑血迹，现在，已经听不到他们的抗议声和怒骂声了。我吃了一惊。 “喂，不是还能听见声音吗！”从门缝那里还能听见里面有一点微弱的声音，这对两天没睡觉的坂田中尉高度亢奋的神经说来，已经足够了。 “喂！太迟钝了！太迟钝了！快把门封上！”坂田中尉向我们发出命令。我们赶快拿来纸，把门糊了好几层，把那个洞口也糊了好几层。 这样，坂田还是不放心地又用一些黑土堵在这两个地方，用脚踩了又踩。坂田中尉把耳朵贴在红砖墙上听了又听，然后才发出两声干笑声，好像满意了似地回到连队办公室。他又下令在仓库这里设一个岗，每小时换岗一次。 第三天早晨起床时，哨兵飞快地跑到连长那里报告说：“队长阁下，仓库里完全听不到俘虏的声音了！” “好，我马上去，继续警戒！”靠喝酒来消除自己的不安与动摇的坂田中尉，浑身无力地从床上起来。 这时，从邻室里传来本少尉的说话声：“三天不吃饭不一定能饿死，可是……” 早饭后，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房顶，我们按照坂田中尉的指示来到仓库门前，挖去那堆黑土，把门打开，从门缝中一下于就冲出来一股恶臭的气味。 这时，我们这些士兵及坂田中尉的脸色都变了，默默地站在那里。在那里，三天前还在耕田的农民、还在教育学生爱国的女教师、还在商店里打算盘的本份商人、还在干活的工人……都已经变成了无灵魂的死尸。 直到现在，我一想到过去那种“杀了人，一切都能解决”的惨无人道的军国主义思想，心中还充满无限悔恨之情。 作者简历： 1941年为日军第59师第10独立混成旅第42营机枪连的副班长、伍长。 正文 二十八、 他被活活淹死 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大片的高粱地里，刚才还在劳作的农民已经消失了踪迹。红枫、白杨、翠柳包围着的村庄里，升起了一缕缕淡紫色的炊烟。 1941年10月上旬，日本侵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发布命令，调集山东省几百万民工，在津浦铁路两侧的肥沃土地上修起了绵延数千里的壕沟，从此，山东农村的和平景像再也看不到了。 在泰山脚下，泰安县城西南约20公里，有一个夏张庄。山野中尉的连队就驻扎在这里。我和山野中尉一起指挥了一次对东牛庄、刘门庄的“宣抚行军”。 “见了日军就跑的人，都是可疑的人，都给我抓来！”连长的命令一下，静谧的晚秋气氛，一下子就打破了。 过了不久，骑兵们驱赶着大约40名农民走回村庄来。农民们的脸上、脖子上留下了许多鞭痕。 “喂！”山野中尉一屁股坐到哨兵搬过来的高粱杆上，他轻轻用下巴一点，士兵们就飞快地跑开，去搜农民的身。凡是搜到烟荷包、烟袋、烟斗、火石的，都拿出来放到地上。 “……”一个老农民莫名其妙地转过脸来看着我，把两手摊开让我搜。 夕阳照到他那粗壮肥厚、长满深深皱纹的手上。 “这个混蛋怎么回事？欺负我是新兵吗？”想到这里，我心里很恼火。可是，我到山东刚刚来半个月，怎么办才好呢？我急忙看连长的脸色。 这不是常事吗？山野在那儿毫无表情地吸着烟，他的目光在农民的身上搜寻着…… 这时，我为自己在一个土农民面前的狼狈相感到羞耻。 “啊，有了！”一个士兵在农民的腹部搜到一个布包，拿了出来。 “啊……”那个农民刚想分辩什么，旁边的士兵就用枪托往他腿上打去，农民的膝盖一弯坐到了地上。 “看看是什么？这个混蛋！”那个士兵把布包打开，褐色的粉末从里面掉出来，原来这是半张高粱面煎饼。看来，是农民下地干活的午餐，出于对孩子的爱，给孩子留下一半。这对农民说来，是很贵重的东西哩。 “他妈的！这破玩艺”士兵把煎饼扔到地上，用脚把它踩碎。 这时，农民的脸上出现了极度的愤怒，可是，他又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忍受着强烈的愤怒。 “你为什么要逃跑？你一定是去勾结八路军吧！”山野中尉的脸上浮出一丝阴险的微笑，他举起军刀用刀尖在农民的胸脯上扎了几下。 “不！我是老百姓，我要回家，让我回家吧！” 这时，站在他身后的小林伍长用鞭子往他后背上抽打起来，嘴里还骂着：“这个混蛋！看你说不说！说不说！” 农民顽强地忍受着军刀、鞭子的折磨，痛苦地反复说着：“我是老百姓，让我回家吧！”说完，从他的眼里流出了大粒的泪珠儿。 可是，我根本听不进去这些。“真烦人！这个家伙！”说完就踢了他一脚。他“唔”地一声，倒在地上。而我却满不在乎地点起一支烟吸起来。 昨天，从泰安回来的时候，在六郎坡村，山野已经杀了父子二人，今天他要采取什么方法杀人呢？我怀着一种看演出似的轻松心情，拷问着农民。 “喂，你还不说？八路军是什么时候来的？”我的鞭子多次抽打在这个农民的背上，把他的蓝布衫都抽破了。他由于风吹日晒变得黝黑的后背，被我打得皮开肉绽，沾满了血液和泥土。 “啪！啪！”冷酷无情的皮鞭无休止地打在农民的身上。他的脸，由于鲜血、油汗和泥土的混合，已经变得难以分辨了，可是，双手却紧紧地摸成坚硬的拳头。 我们这些日本官兵，在战场上，往往遇到风吹草动，就会以为八路军来了，吓得半死；而在这些手无寸铁的和平的农民面前，却懂得怎样耀武扬威。 “畜生！顽固的家伙！”山野中尉站起来，抓住农民的衣领，把他拉到离水并不到10米的地方。 这是一口农民常年累月使用的水井，是农民们最喜欢聚会的地方，而魔鬼般的日本官兵竟把这里变成了死刑场。 农民拚命挣扎，想摆脱山野的手，可是，已经被折磨得浑身无力，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山野阴险地笑了一笑，说道：“这个家伙，连水也不怕吗！”说完，硬是把那个农民推进井里去，这是他有计划这样做的。 “哎呀！”农民发出一声悲鸣。“咕咚！”井里发出巨大的响声。当我来到井边时，听到里面在叫喊：“大人，大人！我是老百姓啊” 可是，我却想，“让他在水里挣扎好啦！”这时，我又想，往井里扔石头，让他跟石头一起沉底不是更好吗？于是，我就操起一块石头砸了下去。没打中！我又拾了两块人头大小的石头，投下井去。没想到又没打中。 “畜生！喂！你们在磨蹭什么呢？快点搬石头啊！”我对部下大吼一声。 一块，两块、三块……连长和同僚们都在看着我投石块。井里不断传出痛叫声，每叫一声，表明石头打中了一次，我就会产生一次快感。 井水很凉，农民拚命挣扎着躲避石头。 “好！投一块，你能躲开。我可以一次投几块，看你往哪里躲！”这样一来，果然奏效。当我扔下第15、16块石头时，只听见“啊！”地一声绝叫，就再也听不到喊声了。跑到井边一看，农民的尸体已经消失在水中了。 “嗬！到底打中了！杉本，你也有走运的时候啊！”这是连长发出的满意的声音。 “啊，我也可以当军官了！”这样想着，心里别提多高兴。 从金井山的山顶吹下来的秋风，好像要把农民们的悲愤与憎恨的心情传达出去一样，静静地刮着，黑暗逐渐笼罩了大地。 煤矿、县城、街道、成千上万的农村、整个山东的山野，都染遍了鲜血。当和平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最悲惨的底层时，这里的煤炭、小麦、棉花、家畜及各种资源却被装上列车，日夜不停地沿着津浦线向北方运去。 我的这些罪行持续了4年零8个月时间，我一个人杀害了许多中国人，我一挺机枪夺去了许多百姓的生命，在这广阔的山东土地上，我杀人杀红了眼，干尽了坏事。 现在，我的脑海里还清楚地记着被酷刑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农民、战斗到最后时刻而自我爆炸的年青的八路军战士、被烈火烧成灰烬的村庄…… 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到中国呢？究竟是为了什么来践踏那么美好的锦绣河山呢？究竟是为了什么来杀害那么善良的中国人民呢？ 当我回顾自己前半生的历程时，心中惭愧得无地自容。 这都是战争、侵略战争的罪过。我决不会再次参加这罪恶累累的战争，我有责任制止战争，防止战争的灾祸降临到和平居民的身上。被我杀害了的人们，现在不能说话了，还活着的我，无论如何也要为反对战争而斗争到底！ 作者简历： 1919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初中毕业以后入伍，来中国后在日军第12军第59师第54旅第45营，军衔为大尉。 正文 二十九、 强制劳动 叮当！叮当！……这摇铜铃的声音仿佛是一位老人在痛苦地呻吟。 1945年3月8日早晨，在中国长春南侧的公主岭日军“森林兵营”里，一个日本人边走边摇着破旧的铜铃。 当时正值战况恶化，日军部队向南方转移之后，这个装甲车队的旧兵营，强制收容了许多中国人。这个寒冷、没有丝毫热气的旧兵营里，木板大铺上，只铺着一层薄棉毯，上面睡着一个紧挨一个的中国人，要想翻身必须大家一块儿翻，不然，有人就会被压到底下。 日本人监工是陆军伍长西原（兼宿舍长），此时他正在长长的走廊里摇着起床铃。没起床的人披着被子坐在那里，起了床的人坐在薄棉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衣，然后无精打采地去厕所。厕所里的下水道都结了冰。 房间里到处都是灰尘，他们端着破饭碗，分吃着高粱米粥和咸菜。 在军需监察班里当宪兵伍长的我，把手插到大衣口袋里，又把防寒帽耳朵放下来，用力跺着脚，在长长的走廊里巡逻，向左右两侧的宿舍里了望着。 “西原君，在宿舍躺着的人太多了！今天有多少人出工？”我向摇铃的西原问道。 “今天能有300人就算不错了。” “为什么今天这么少呢？” “6名受伤的还没好，还有50多名病号 ” “他们不吃饭吗？” “吃啊！” “混帐！这可不行！如果把能吃饭的人叫病号，那么所有的人不都是病号了吗？” “还有人在夜间逃走了，所以一到早晨人数就减少。” “公主岭车站，不是说没有通行证的人不卖给火车票吗？也可能他们流浪在街头？” “不，在公主岭街上流浪的没有了，因为有宪兵专门抓流浪汉。还是有人事先跟他们勾结好，把他们送到蔡家车站上火车逃跑的。” “现在是只要有钱就能逃跑。可是，如果有偷偷逃跑的被抓回来，就要活活打死！打死几个不算什么！”听我这么说，西原笑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兵营操场正中央的旗杆前面已经聚集了许多人。这里有日本人职工，他们不在兵营里住，住在附近的职工宿舍里；这里有从佳木斯中学来这里“勤劳报国”（勤劳奉仕）的200名日本中学生；再有就是300名被收容在这里强制劳动的中国人了。在西原的号令下，来到这里的所有人一起先唱日本国歌，再唱满洲国国歌，两国国旗都升上天空。 300名中国人虽然也参加唱歌、升旗，可他们谁对这种事都不感兴趣。有人在那里吧嗒吧嗒直跺脚；有人还穿着夹鞋和露胳膊的衣服。当西原最后喊“敬礼”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肯低下头来。 我是站在日本人队伍里的，所以，看中国人看得很清楚。我想，真是一群不懂礼貌的家伙，我在你们的国旗面前还敬礼呢，可你们自己却不敬礼。比这更严重的是，最近的战况恶化了，所以，我在街上走路时，总感到有人在嘲笑我，总感到中国人在进行着默默的抵抗。 中国人是在许多人的监督下去上工的，他们每天要横穿铁路，步行两公里到飞机制造厂去上工。每天，他们都在寒风中袖着两手，沉默地来回走着，骑着马的宪兵在队伍周围巡逻着，警戒着。 300名中国人又在工厂的操场上集合了。日本人职员和工人也集合了。然后，日本航空参谋总部派出的以军需监察官江口中尉为首的4名军官来到。接着到的是满洲飞行股份公司公主岭制造厂厂长西村、总务课长官本、劳动课长恒成等人。 江口中尉走上台去，接受日本人的敬礼。当他戴着白手套的胳膊伸直以后，1名少尉非常小心地从桐木箱里取出日本天皇的《圣战诏书》来宣读。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都几次低下头去。接着是宫木走上台去，照例地训话说：“为了东洋的和平，圣战已经进行了4年。取得了赫赫战果的皇军，要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关键就在于飞机的制造。所以，这副担子，就落到诸君的肩上了。目前，日军急需2000架飞机。日本人和满洲国民，都要在日满一德一心的精神指导下，来完成这个任务。” 大部分日本人职工都对这么冷的天气在露天开会感到不满，至于中国人就更没有一个人听这些训话了。 解散以后，日本人职工都回到各分厂去，中国人也都袖着手走进了厂房。这些中国人本来并不是这家军用飞机工厂的工人，是因为在奉天（今沈阳市）找不到活儿干，饥寒交迫，没办法才来到在奉天的这座工厂的。去年12月末，由于这座工厂受到美军的轰炸，因此搬到公主岭来。 日本人职工除了一部分是老工人外，大部分是从日本农村参加开拓团而到中国东北来当工人的。这一批人来到中国时只有15岁左右。 工厂里，没打包、没开箱的机器和原材料到处乱堆乱放着；角落里可看到日本人职工和学徒在那里开着机器干活儿。这座工厂原来是航空队的后勤仓库，厂房上的玻璃都是破烂不堪的，风雪嗖嗖地往里灌。 中国人一来到工厂，就被带到没开箱的机器旁边。现场的监工，用木棒驱赶着他们，搬运那些机器和原材料。中国人的脸上显出了他们很寒冷，很疲劳，还有为不堪侮辱而苦恼的心情。 我一直监视着他们干这些活儿。我想：“飞机，飞机，特型攻击机的制造是最重要的！不管有多大的牺牲，也要为战争胜利而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一看到中国人慢悠悠地干活儿，心里就生气。在我的头脑中想像着工厂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特型攻击机和特型攻击机满载着炸弹去击沉中国人军舰的情景。 事实上，就在这家工厂的旁边，驻扎着一个航空队。每天，日军的少年航空兵在那里接受着特攻训练。 这时，有两个中国人用一根扁担抬着一台电机走了过来。突然，那条扁担“嘎吱”一声断了，电机一下子掉到水泥地上，发出“咕隆”一声响，主轴撞弯了。 我走上前去，“啪、啪”打了他们每人一个耳光。“畜生！找死啊”我怒骂了一句，又用木棒殴打前边那个人的腰部，把他打得趴到地上，还不断踢他的肩膀。这个人年龄大约30岁，颧骨突出的脸上，眼睛紧紧盯着我。我再次抬脚将他踢倒。 当现场监工走过来时，我对他说：“这个姓刘的混蛋，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你注意他一点！”说完，我又踹了姓刘的一脚，然后把这里的事情交待给监工，来到另一个车间。 在这个车间有一个日本人正在老虎钳子上用挫刀挫着什么。走到他的面前，我把防寒帽耳朵系上了，然后又解开了，动作很自然。 这时，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向车间一角的工具库走去。这个人是新京（长春）宪兵总部派来的伊藤曹长，任务是暗中侦察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政治活动，所以隐瞒了真实身份，装扮成普通工人。 在这座工厂里，除航空队的士兵外，其余的日本人也都是隐瞒了真实身份的。我跟他走进工具库，在一张“工具申请书”上把姓刘的中国人的事情密报给伊藤。 我当时的任务是监视发动机车间的150多名中国人。他们有的正在往水泥地上安装机械，有的在挑土筐，有的用铁棒或扁担运送机械，还有20人正在搬运一台大机器。 那个姓刘的中国人正在忍着腰伤用扁担抬运机械零件。旁边一个工人刚想去替换他一下，监工就拽住工人的衣襟往旁边一拉，衣服一下子扯出个一尺长的大口子。 我想，“谁要是对制造飞机有妨碍，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机械和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到，都是中国人用双手和瘦弱的身体、肩膀搬运的。 在日本的航空参谋本部，把关东军士兵中的技术人员组织成700人的技术队伍派进了这座工厂。可是，直到4月份，日本资本家代表团来到这里参观时，这里还只能制造机翼和机舱，而最重要的发动机却一台也没生产出来。 我、江口、西村……不管我们怎么着急，结果不仅中国人不肯干活，连日本人也在怠工，人员还一个劲地减少。 当天的工作一直继续到深夜。下工的时候，在监工的辱骂与棍棒殴打下干了一天活儿的中国人还要在工厂正门排队接受搜身检查，挨打受骂。 根据我的指示，门卫把姓刘的中国人扣住了。关了两个小时以后，他被送到宪兵队的讯问室。我穿着宪兵的军服，带着满身的酒气，拿着粗皮鞭坐在那里。在我的桌子前面，姓刘的被脱光了衣服坐在板凳上。 “你是故意让机器掉下来摔坏的！” “没有这回事！” “是谁派你来刺探皇军军事机密的？” “不知道！” 鞭子“啪、啪”地抽在他身上，抽起一道道红色的血痕，而他却咬紧牙关忍受着，不肯出声。我气得全身发抖，疯狂地抽打着他那已经变成紫色的、鲜血淋漓的脊背。 在隔壁的房间里，铃木军曹正在拷打一个日本青年工人。他是因为母亲生病打算离开工厂返回日本。只听见铃木喊道：“你还算是日本人吗！你说讨厌战争是不是！我就让你更加讨厌啦！过来！”这时又响起打耳光的声音。“你知道吗？现在，皇军的士兵正在那里拼死拼活地作战呢！” 于是，我马上比铃木更卖力气地殴打、辱骂姓刘的中国人在“公主岭宪兵分队”的黑色建筑物里，每逢深夜，都有这种皮鞭声、呻吟声冲向静谧的夜空。 战争，无论在哪里都给人民带来痛苦，夺去人的生命。而我，却为了战争不分白天黑夜地杀害和折磨着中国人民。 侵略战争，使人心变成了鬼心；侵略战争，把人变为奴隶，夺去人民的幸福；侵略战争是践踏无辜人生命的恶魔。 我要向中国人民发誓：“我要彻底抛弃昨天走过的战争道路，坚决反对战争，为和平和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而奉献自己的余生！” 作者简历： 出生于日本歧阜县郡上郡的中农家庭，高小毕业，原来当过国营铁路司机，入伍后到关东军新京宪兵队公主岭宪兵分队任军曹、特高班员。1945年8月15日子公主岭被捕。 正文 三十、 一个检察官的自白 1950年7月15日，我们这970名日本战犯从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战俘收容所出发，经过古罗泰可夫，7月17日傍晚到达中国东部边境城市绥芬河。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不知为什么，我们心里总感到很紧张。在广阔的俄国境内，我们曾先后转移到好几个收容所。 最近几天，又被装进货车车厢，在士兵的押送下，晃晃悠悠地来到了中苏边境，一到绥芬河，我们就从货车及苏联士兵的手中移交中国。现在看到的绥芬河的山岭和原野，还是老样子。这里是我居住过的已经阔别了5年的第二故乡。面对着这里大自然的美丽景色，使我顿时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列车途经牡丹江、哈尔滨、奉天（即今沈阳——编者），最后到达抚顺。过去铁路沿线因战争造成的荒凉景像，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失，这又引起了我对残酷战争的追忆。 然而，通过在铁路两旁田地里劳动的中国人民的新面貌，可以看出他们因解放而产生的喜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路上伙食很好，不但有我们爱吃的白面包，还有煮鸡蛋。 担负着警戒任务的士兵们对我们很亲切。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很愉快。 到达抚顺以后，见到的是一种同苏联的战俘收容所完全不同的、想像不到的监狱生活在等待着我们。 这里，过去曾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来监禁中国人的监狱。据说，过去的典狱长大村，现在就在我们中间，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话题呀！ 中国，是把我们作为战犯来进行惩罚呢，还是不久就把我们送回日本呢？我们中间，嘁嘁喳喳地发出各种议论，对前途充满着恐惧和不安，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给了我们新被褥、新衣服，衬衫、皮鞋、防寒帽子也都是新的。 我们已经几年没见到没用过的牙刷，现在也有了。每顿都是大米饭，让我们吃得饱饱的。这一切，使得我们变得喜悦乐观起来。无论是准，都感到被引渡回中国是件幸事。窗外常常有飞机飞过，因为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 10月21日，我们又全体离开抚顺，乘车来到哈尔滨。把去向事先告诉我们，这也使我们感到很新奇。据说，朝鲜战争的危险已经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因此，中国政府经过考虑，采取了这一措施。 当时，我们心里只相信美帝国主义的绝对优势，担心战火会烧遍全东北。我们不相信中国管理所工作人员“中朝必胜”的说法，甚至认为，说不定还要把我们重新送回苏联呢！我们就是怀着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情北上的。后来的事实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一行，按照预定的计划，在哈尔滨下了车。 哈尔滨！哈尔滨的中国大街就相当于东京的银座。它是一条贯穿哈尔滨商业中心道里区、并一直通到松花江边的大街。街道是用石块砌成的，上面咯噔咯噔地跑着俄国式的马车，还行驶着公共汽车和俄国人驾驶的出租汽车。马路两旁，有“模范大旅社”、“秋林洋行”、“松浦洋行”、“帕莱毛皮商店”、“马鲁斯咖啡馆”、“佐罗泰·洛古大饭店”、“伊比利亚·高加索大菜馆”、“阿塞拜疆·俄罗斯点心店”等。 中国大街的尽头距离松花江岸大约300百米。同中国大街成直角交叉的警察街与商务街之间有一条小胡同，胡同口有一根四角木桩，上面写着“哈尔滨刑务所道里分所”。走进胡同五、六步，是一栋长长的二层楼砖房住宅。 从这儿走过去，向左一拐就是道里监狱的大门。监狱四周，修着很高的红砖墙。一面正临商务街，另一面离警察街大约100米，还有一面同中国大街只隔着一栋住宅。那栋住宅，正好把城市里住宅拥挤不堪的场面挡住了。在这座监狱的狭窄牢房里，已经挤满了900多名囚犯。除了几十名俄国人以外，其他人都还没有受到审判。 这座监狱的马路对面，与这里大小相当的一片地盘上，从1944年10月起，又盖起了三栋两层楼的长形建筑物，四周也围着高墙。这是日军滨江地区保安局的秘密拘留所。保安局抓的人都被秘密地送到这个拘留所来。至于这些人后来怎么样，那就不得而知了。作为“思想犯”被关押到这里来，是决不会释放的。而现在，建筑在人口稠密的闹市区的这座“监狱”与“秘密拘留所”已经合二而二，成为新中国的哈尔滨监狱。我就被收容在这里。 我被转移到靠近中国大街的二楼上的牢房里。吵人的汽车发动机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再过一会儿，就要到起床时间了。这是公共汽车的声音，在附近的中国大街与警察街交叉路口的一角上是个公共汽车的车库。 每天早饭前，这里都会有一个男孩子的响亮的叫卖声传过来。我每天都要等着听这少年的声音，直到听他走远为止。一到8点钟，就会有工厂的汽笛声响起来。胡同里玩耍的孩子们的吵闹声和各种车辆发出的噪音也不断地传进来。 星期日，从一大早开始，俄国人教堂的钟声就接连不断地敲响。公共汽车库的对面就是一个教堂。俄国人的信教者都在这里集会，据说，这座教堂就是他们集资修建起来的。俄国移民的生活，同宗教的关系很密切，一月的圣诞节（原文如此——译者）、二月的洗礼节、三月的复活节钟声把我带回到过去的中国大街嘈杂的人声当中去…… 那时，我是人们望而生畏的检察官，又懂俄语，就成为街上的主角了。 走路的人们见了我，都脱帽低头致敬。“检察官先生，您好！”我经常夜晚在哈尔滨街道上彷徨。“幻想曲酒馆”的舞台，交际舞的舞女，歌手，地下的“柯兹别克酒馆”，“莫斯科酒馆”的乐队，俄国姑娘——混血儿舞蹈家，葡萄酒，混合酒，水果，伏特加、凉菜，松花蛋，俄国人的“尼察妓院”，“三套车”裸体舞厅，哄笑声，叫骂声，撤娇声，曾使我陶醉。 我喝醉了酒，常常像野兽一样，在马路上横冲直闯，用我殴打“嫌疑犯”的手殴打路上的行人。 清晨两三点钟，霓虹灯灭了，在亮着昏暗街灯的石板马路上，从酒馆、饮食店里跑出来的日本醉鬼们三三两两、歪歪斜斜地在街上晃着。这时，只有出租汽车在招徕这些醉鬼。我已经习惯于哈尔滨之夜的官能性的刺激了。我眯起眼睛，沉溺于对过去的哈尔滨生活的回忆，感到很亲切。 可是，我所留恋的只是那时的安逸生活与检察官的权利。我在回忆当中，还缅怀着检察官时代的生活。 可是，睁开眼睛看一看周围的现实世界，就不能不看到自己过去的见不得人的阴谋与罪恶，以及自己的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形像。我在苏联接受审判的时候，把自己所干过的事情完全隐瞒了起来。而现在，我是生活在以检察宫身份在这里度过整整4年的哈尔滨了。只要中国政府一调查，我的罪行就会完全暴露出来。过去的审判记录还会有的，从那里可以知道，我曾经折磨过许多人。 可我现在，还想把自己的罪行隐瞒到底呢！说不定，不经过调查，这些事情就已经清楚了。我过去审问过的有中国人、朝鲜人、俄国人，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 当我一想到他们的时候，就想像着他们高举着拳头、怒吼着向我冲过来。他们都会揭发我的，连我常去的理发店的犹太人老板，也会手持锋利的剃刀向我逼过来的。去他妈的！我要反抗！要杀便杀！我虽然这样决定了，可心里还是很不安。 我在这中国的监狱里，总是回忆起当年日军战败时的情景。战败！这使我们失去了过去那些可以肆无忌惮生活的全部特权。 一个犹太籍的律师对我说：“日本战败了。或许你会认为，你当检察官的时候，也为某些人干了一些好事。可是，没有一个人会感谢你！在街上，有许多人都受过你的害，他们都憎恨你。这种情况，你自己应当明白。” 他的话稍稍停顿了一下，又一针见血地对我说：“他们见了你，马上会杀死你的” 有一天，在一个俄国人的指挥下。我们到马家沟附近去填平过去挖的反坦克车的壕沟。这个骑着马巡视的俄国青年走过我身边的时候，目光敏锐地认出了我。他骑在马上看着我，傲然地说道：“喂，检察官！现在，我们是主人啦！” 迟早是要受审判的。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害怕这一天的到来。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侵略者正式宣战。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 尽管如此，关东军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我们在哈尔滨以东的香坊挖反坦克车的壕沟，就是妄图阻止苏军的进攻。为此，把许多市民驱赶到香坊去，那次，我也去了，我是去监督检察厅的中国职员挖壕沟。 8月13日，不知为什么，挖壕沟的工作停下了。我在当天晚上撤离香坊。 从香坊直通哈尔滨市中心的哈尔滨大街上，被撤回的日本侨民老人、妇女、儿童步履沉重地走着。装满日本士兵的卡车接连不断地从香坊向市内奔驰着。车上的日本士兵都没带武器，悄然无声。偶而还有几辆发出突突突响声的军用双人摩托车，从其它车辆旁边飞驰过去。我已经亲身感到快要战败了。 8月14日下午两点，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副厅长西川清海先生把我找去了。我离开楼下的检察官室来到二楼的副厅长室。西川穿着一身合服，像酒坛子似的肥胖身躯压在椅子上面，他用力抬起那颗梳着斑白色大分头的头颅。他把两手搭在椅子扶手上，稍稍向前欠了一下身子，算作打招呼。他平素那种傲慢的样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此时两眉之间出现了深深的忧郁的皱纹。西川说话还和平时一样，语调低沉而且枯燥无味，语速很快，好像在发布强制的命令：“日本已经完蛋了！再让他活下去很危险，你马上把孙国栋给我杀掉！” 西川说这话的时候，鼻子下面剪得很短的小胡子一个劲儿颤动。他的锐利的目光从正面盯着我的脸，好像在刺探我的心思一样闪闪发光。 孙国栋志士，是抗联第三路军于天放支队长的副官。抗联第三路军在张寿篯将军的指挥下，活跃在北满，是一支为了中国人民的独立而同日本帝国主义及伪满军警英勇作战的人民军队。 1944年12月，“满洲国”警察在北满各地逮捕了同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有联系的50名中国爱国者。其中就有在绥化县九井子村被捕的孙国栋。是我在对孙国栋进行审问之后加以起诉并要求判处他死刑的。在哈尔滨高等法院，由审判长横山光彦宣判了他的死刑。此后，孙国栋就作为“死囚”被监禁在道里监狱。 我一听到孙国栋的名字，心里就不舒服。自从被警察逮捕以后，不用说，他受尽了残酷的拷打与审问，但是，在我审问他的全过程中，他一直坚强地正视着我。从他那十分严实的嘴里，听不到一句多余的话。他为数不多然而却是斩钉截铁的话语，充满了坚定的必胜信念以及对我们的强烈憎恨和坚决对抗到底的决心。 这一切都很刺激我的神经，我咬牙切齿地骂道：“这个混蛋！我一定给你点颜色看看！” 但是，他坚信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并为之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而现在，他的信念真的要实现了。苏联军队、中国人民军队，不久就要进入哈尔滨，就要把人民从我们手中解放出去。那时，最先释放的，恐怕就是他们这样的为抗日而献身的“政治犯”。 我决不能把这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我手中释放出去。中国人民、苏联人民，都是我们的死敌。一个人也不能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活下去，我的性命就危险了。一定要杀掉孙国栋！ 接受了西川的命令，我立刻直奔道里监狱而去。我把死刑的执行通知书发给刑务所长奥田，命令他执行孙国栋的死刑。 这座监狱里虽然有一个死刑场，可是，没什么特殊的设备。在靠近中国大街的那面墙的角落里，有一处停尸房，房子旁边有一块狭长的空地。空地上立着一根好像网球上的网柱一样的木柱。木柱上离地面大约80厘米的地方有个穿着一条麻绳的小洞。在木柱的一边，用麻绳系着一根带把手的铁棒，那个把手一转，绳子就一圈一圈地绕到铁棒上。 “准备完毕！”听到报告以后，我和刑务所的所长、文书科长、保安科长一起到刑场上去。那里已经来了四、五名看守，其中就有执行死刑的刽子手，他们正等着我们。 我们走到离柱子两、三米远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一瞬间，由于沉默，我全身都像绷紧了似的。 不一会儿，戴着手铐和脚镣的孙国栋从牢房里走出来。脚镣上挂着一把50厘米长的大铁锁，咣啷咣啷地，每走一步就响一声。 在8个多月里，他过着非人道的、不断被野蛮拷打的监狱生活，双颊的肌肉已经塌陷下去，胡子乱蓬蓬一团。可是，他的脚步虽蹒跚，但从容不迫，没有一点恐惧与犹豫的样子。他的目光如晴空一般深邃，射出镇定的光芒。对于周围的异样气氛，仍然像平时一样沉着冷静，他的这种大义凛然的气魄，把我们全都镇住了，我心中感到一种急躁。 看守慌忙地把他拉到桌子前面用细绳从他的手铐中穿过去，再绑到他腰上，这是为了使他的手绝对动弹不得。刑务所长照例地询问他的原籍、现住所、姓名、年龄，这是在验明正身。被他庄严的态度所慑服的所长的声音，带着颤抖的调子。在场人员的视线都集中到孙国栋身上，可是他仍然不动声色。这时，他把锐利的目光从所长身上移到我身上来，在这一刹那，我畏缩地躲开了他的目光。所长问他还有没有什么话要留给家属。孙国栋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也没有。 这时，我和所长的目光不期而遇，我向他使了个眼色，他马上发出了命令：“执行！” 看守们便一起拉住孙国栋，他昂首直立的身躯晃动了一下，用那双燃烧起憎恶与愤怒火焰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们，然后，从心底里进发出一句铿锵有力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看守们一下子吓得畏缩不前了。我心想，孙国栋这是在众人面前公然反抗、侮辱我们日本人，是在嘲笑日本吃了败仗，于是，我差点气得头发根都竖起来。 看守们把他拉到柱子旁边去，他脚镣上的大锁又发出了咣啷咣啷的响声。看守让他靠着柱子坐到地上。他的戴手铐的手仍然绑在腰上，戴着脚镣的双脚往前面伸出去，好容易才坐下来。执行看守绕到他背后，从柱子的小洞里拉出麻绳套到他的脖子上，然后把麻绳两端紧紧地绑到柱子后面的铁棒上。 执行！铁棒的把手被用力转动起来，麻绳被紧紧地缠到铁棒上去。绷紧的绳子一下子就勒进了孙国栋的咽喉，他的头紧紧地贴到柱子上。一刹那间，脸色变红，又由红变紫了。 他那一双眼睛一直睁得很大，此刻好像死死地盯住我，即将冒出愤怒的烈焰一样。他的双手被细绳勒得肿了起来，一阵阵地抽搐着。这阵痉挛好像马上又传到肩部、腹部和整个上半身。被手铐勒得硬梆梆的手指头散开着，随着铁锁喀嚓一声响，双脚也立刻痉挛五分钟！眼看着他的目光变得混浊起来，手脚都没有力气了。 监狱的医生用手摸着他的脉搏。10分钟！15分钟！医生第二次、第三次用听诊器去听他的心跳。最后，医生摘下听诊器，报告说：“心脏停止跳动了！” 这时，我头上也沁出了冰凉的汗珠。 在祖国燃烧抗日烈火的大地上进行爱国斗争的志士孙国栋，没能享受到中国人民解放的喜悦，就这样被我这个魔鬼检察官用可怕的毒手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我最后一次到这座监狱去是8月16日。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座落在南岗的官府街上，它的斜对面是滨江省公署警务厅。 那天，我是在外面吃的早饭，回到检察厅门口时，正好遇到警务厅特务科的警长高野。高野抓住我的胳膊，一口气告诉我一件使我逃脱不掉的大事。他说：“监狱里还有一批与抗日军有联系的死囚没处理。我看，得把他们都杀掉！如果苏联人来了把他们放出来，那时，你我这样的人就要倒霉了！这些人都被咱们拷问过，如果在监狱里不好下手，我那里可以干！可以让特务科的年轻人，用日本刀砍了他们！” 昨天，听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广播之后，我马上把高等检察厅办公室里的文件、记录等等整理出来，把重要的东西都烧毁了。在混乱中，我竟忘记了处理监狱中的死囚这件事。今天，听了高野的话，我马上跑进副厅长办公室，对他说，应当把死囚都杀掉。 副厅长西川说：“好吧！你和吉良一块儿到监狱去一趟，下令把他们全杀掉！”吉良是两三个月前从长春调来的思想科的检察官。 8月的太阳晒得人脸上火辣辣的。我腰里别着手枪，和吉良一起乘马车到道里监狱去。没想到，日本宣布投降后的街道上这样平静。可是，一来到中国大街，人立刻多了起来。 日本的投降，就好像长期压在头上的巨石突然被搬掉似的，解放了的中国人、朝鲜人、俄国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们的紧张神情，好像还在期待着什么重大事变。现在，到昨天为止还在这里唯我独尊、横行霸道的日本人，在街上连影子也看不到了。 我们在监狱门前下了车，便急急忙忙地走进办公室。在一楼保安科的房间里，一些过去都认识的中国人看守们聚集在一起，不知在谈什么，他们听到我们的急促脚步声便回过头来。他们的脸上现出很明显的反感与憎恶的表情。他们的目光仿佛在说：“这里已经不是你们的天下了！”我们赶紧向二楼的所长室走去。 所长室里没有人，我们来到接待室兼会议室。这是一个大房间，所长奥田正同两个男子坐在桌旁低头商议着什么。我们急匆匆走进来，那三个人吃惊地站起身来。他们用提心吊胆的目光迎接了我们。那另外两个人，一个是牡丹江刑务所长今井，一个是辅导院的院长，都是我认识的。这两个人让出座位，站到窗边去，我和吉良一屁股就坐到沙发上。 奥田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很狼狈。 我开门见山地说道：“是副厅长命令我们来的。要你们立刻把死囚全部杀掉！” 所长的脸色一下子变青了。他没有答话，但可以看出，他在拼命地压制着内心的震惊。奥田过去当过和尚，入伍后当过刑务所的劝导师，后来，才当上刑务所长。他很踌躇地说了一声：“啊！”我看到他犹犹豫豫的样子，便用强硬的语气说：“凡是共产党员，都不能让他们活下去！何况，他们都是死囚呢？” “我已经对在押的全体人员讲过，我现在有责任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不然的话，我们也会有生命危险。如果想处他们死刑，中国看守们是不会干的，这就没办法了。”他胆怯地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这些死囚如果活下去，那些审问过他们的警察，日子就不好过了！如果监狱里不能处理，那就让警察们去处理吧！”我这样说了几句。 “反正我是不能干啦！我还想保住一条命呢！请转告副厅长，取消这次的死刑吧。我求您啦！”身材短小、40岁刚出头的奥田，好像要哭出声似地这样说道。 我是被派来执行死刑的，听到这个家伙在“囚犯”面前表现得如此软弱、动摇，便用力敲着桌子，想要发火。 可是，这时脑海里突然再现了楼下中国看守们的反感与憎恶的目光，便没有发火。我摸摸腰里的手枪，心里想，我是不会对敌人发慈悲的，我无论如何也要把那些“囚犯”杀掉！ “那么，就让警察们去杀吧！”说完，我和吉良一起离开了所长室。 我们急匆匆地来到南岗的警务厅特务科。特务科在警务厅最里面的大屋子，那里一片混乱，20多张桌子挤在一起，文件、表格扔得到处都是。屋子角落里，有一张接待客人用的桌子。特务股长望月警佐正和高野警佐挤在那里的沙发上。高野见我们进来，急忙站起身来迎接我们。 他对我们说道：“特务科的年轻人，刚刚乘火车南下了。现在形势很紧张，已经有人身危险，所以把资金分开，决定转入地下活动。可是，真糟糕，我的亲戚望月患了伤寒病，动弹不了，我只好留下来。听说，还有最后一趟火车，我们才好歹赶到这里来等车。” 在哈尔滨培养出来的特务警察中，身材魁梧的望月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逮捕、屠杀中国人的警察材料。镇压中国人，他总是在第一线。现在他却瘦弱得不能动弹了。我马上就明白，“囚犯”是杀不成了，而且，望月和高野对我已经毫无用处。于是，我只说了一句“保重吧”，就离开了警务厅。 吉良说，还是到日军宪兵队长那里去说说，让宪兵去杀吧。吉良同新任的哈尔滨宪兵队长儿玉一真大佐是一起从长春来时就认识的。儿玉还到宪兵队来讲过刑事诉讼法。宪兵队总部设在南岗，就在检察厅的后边。我们来到这里。 儿玉对我们说道：“宪兵已奉命集合完毕。现在，我们不必动手，用这个就可以杀掉他们。” 说完，他把一包氰化钾递了过来。然而，现在就是用药也杀不了啦！即使我能亲手把药带到监狱去，想要杀死监禁在那里的中国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过去认为中国人是软弱无能的，现在，他们的力量已经增强了，他们会把我举起来的手钉到那里的。过去我认为很可靠的基础，现在早已大大地动摇了。不仅如此，现在，大和民族的团结与牺牲精神，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不管是谁，首先考虑到的都是自己的安全，不愿去管别人的事情。 日军军官的家属，已经秘密地乘专车逃到安全地带。关东军对侨民已经见死不救。我就像飘浮在洪水的水面上摇晃着枝叶的一棵小树，为自己失去栖身之地而感到孤独、不安、焦躁。可是，我还不希望看到世界会发生大变化。 犯过这些严重罪行的我，在哈尔滨战犯管理所的三年中，为自己的罪行而感到深深的内疚。 日本军队占领了满洲，并且制造了一个“满洲国”。我从日本到中国来，充当“满洲国”的一名检察官，在这块土地上，杀害了抗日联军的志士及中国爱好和平的人民。 现在，我被中国人抓住了。受过我们屠杀的人，反过来杀掉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没有任何怨言可说。日本战败前，我在监狱里杀害过中国的志士，战败后，我不是还企图把在押者全部杀掉吗？中国人民一定要向我讨还血债的！ 可是，自从被引渡回中国以后，每年都发给我们新衣服，每月都发给我们日用品、大米、肉、蔬菜等等，吃得饱饱的。还常常发给我们水果和点心。到了春节，特地给我们做日本风味的年糕饼。 我们留在哈尔滨的只有200多人，就派给两位医生，3—4名护士，还有药剂师和化验员。他们采用新疗法给我们看病，毫不吝惜地给我们用药。 我很注意观察管理所对待我们的态度。中国政府不但根本不想虐待我们，不想使我们痛苦，相反地，还让我们每天都能看报纸、看杂志、锻炼身体。不久，还在运动场上举行了排球赛，这使得我们大家都增加了对打排球的兴趣。晚上，还有文娱活动，可以下围棋、打麻将等。 医生申先生、崔先生和护士们对我们百般热心照顾。从他们那里，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对我们这些战犯有憎恶的情绪。我曾经用自己的双手直接地给许多中国人带来灾难。说不定他们当中就有被害者的亲属、朋友呢！我总想向他们赔罪，请他们宽恕。 管理所的指导员曾经找我们进行个别谈话，问我们有些什么要求和愿望。我通过直接接触，通过指导员和医务室的医生们的言语和态度，感觉到他们是向我们伸出了打破民族界限的、毫无憎恶之意的温暖的手。 我为过去的罪行而感到痛心，总想在这些人面前把我的一切罪恶坦白出来，请求他们原谅。可是。过了不久，我这些念头反而打消了。 管理所所长曾经把我们大家集合起来，对他们说过：“你们如果能够承认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坦白这些罪行，抛弃帝国主义，就有希望向得到人民宽恕的道路上前进。只有这样，你们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管理所的所长还说，中国人民胜利了，胜利的中国人民是不搞报复的。 真的会这样吗？我们现在不是还在受到严格的管制吗？卫兵们日日夜夜地在牢房外面和走廊里巡逻。锻炼身体也是在班长和哨兵的监视之下进行的。这难道不是预先就定好的处罚吗？这不就是报复吗？待遇虽然好，可是，本质没有变啊！在《东北日报》上，报道了日本人在抚顺郊区包围一个村庄并杀害了全体居民的事件，还报道了臭名昭著的平顶山事件以及其他残酷的事件。 同时，报上还发表了许多中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满怀仇恨与愤怒的来信来稿。这些事情，刺痛了我的心，我想，这些难道不是报复吗？我不相信所长的话了。我们对中国人民确实是犯了罪，因此，报复，也是理所当然的。 正是这些想法，顽固地拖住了我的后腿，使我不能前进。在苏联的时候，我总想将来能回日本，所以，把自己的经历和罪恶都隐瞒了。可是，现在我回到了曾经当过5年检察官的中国。如果调查我的罪行，只要一翻当时的审判记录就行了。而且，许多人都认识我，特别是我曾经折磨过的那些中国人。我想隐瞒罪行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又想，在证据没被抓住之前，我不必交代。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处理我的理由。 1953年10月，我们再次回到了抚顺。 在前一阶段，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罪恶，我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我认识到应当抛弃那种帝国主义思想。过去，我走错了路，今后，我决心走上人民的道路。在牢房里，我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我认为自己的思想改造是容易的。我常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说话 ”如何如何。可是，我自己的内心深处又是怎样想的呢？这里还是有问题的。我的真实思想是，我的罪行一旦暴露，肯定得判死刑。 有一次，我请求指导员跟我面谈，请他帮助我。指导员说，谈谈看吧。 我说要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全部讲出来。指导员说，那是很困难的，不是简单的事情，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于是，我就把过去当地方检察官时处理过的一些普通刑事案件，经济案件和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一件一件摆了出来。指导员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他说让我再想一想，有没有“思想案件”。 过了几天，我又把在高级检察院处理的几个小案件说了出来。 指导员说：“还有啊！你的帝国主义者的思想还没扔掉啊！” 我就反复地说：“我想不起来了”在我面前好像有一座高山，我总想绕过去，可这样一来，反倒从树丛里引出蛇来了然而，事态发展到这里并没有完结。 指导员站起身来，带着自信的表情，冷静而又干脆地说：“你杀过中国人！” 我愕然了。指导员从正面看着我的脸。我很狼狈，但又不肯认输。我站起身，然后又坐下，迎着指导员的目光，故作镇静地说：“我一个中国人也没杀过！” 我这是公然反抗指导员。而指导员只说了一句：“回去吧！” 我回到牢房以后，又陷入了沉思。否认——处理——死刑；暴露罪行——处理——死刑。这两个公式在我脑海中转来转去，不管怎么样，反正也是死刑了！我知道，想要否认到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不讲出一点“思想案件”来，那是过不了关的。于是，我就把离开哈尔滨到巴彦去调查巴木东事件的事情说了一遍。 巴木东事件是指由抗日联军第三军领导，在北满的巴彦、木兰、东兴一带组织了救国会武装组织的中国人被检举出来的事件。我想，我是受高等检察厅的命令而去参加调查的，我没什么大责任。 指导员听完说道：“你的态度稍微好了一点，可是，还有嘛！”他说我像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往外挤，既想吐出来，又想往回收，总想避开问题的实质。 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指导员说的每一字、每一句话，想从他的话里听出他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我是在和指导员较量。 指导员说：“你把以前的职业经验用来对付我，这可不对呀！” 他的话正中了我的要害。可我还是说：“除此之外，我没干什么了，想不起来了。你们可以去查审判记录嘛！” 这时，指导员终于说出来了：“在日本战败的时候，你在监狱里杀过中国人！” 我吓了一跳！指导员说的，是哪一座监狱呢？是道里监狱，还是香坊监狱呢？我在战败的当时，曾经到道里监狱去过两次。第二次去，并没有杀人。即使这样，话也不太好说。可是，这一事实不说是不行了。中国看守都看到了的。我便说，在战败之后，我曾到道里刑务所去了一次，曾经命令刑务所所长把在押的死囚全部杀掉，但，后来并没有杀呀！ 指导员紧紧地盯着我说道：“不？战败之前你去过！” 果然问到孙国栋的事情了！到底问到了！我在恐怖与思想混乱当中，想到：万事休矣！可是，过一会儿，我又冷静下来，还想装相。我心里说：不能认输！孙国栋是抗联第三军里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员。正因此，我迄今为止才千方百计地隐瞒这一事实。如果我说出来，就没命了。 于是，我坚决地说：“战败之前，我没到监狱里去过。当然，就没有杀人的事了！”我很顽固，不管他怎么问，总是说“不知道”、“不记得了”。 指导员终于又进了一步：“你知道孙国栋吧？” 我想：这下子可完了！于是，孙国栋的充满憎恨与愤怒的目光，他在审判庭上一字也不肯说的态度，作为物证而摆在那里的手枪、长枪、军刀，在刑场上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孙国栋的形像 又在我的脑海中重现了。我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都隐瞒下来，可是，越想隐瞒，孙国栋的音容笑貌就愈清楚地在我脑海中出现。不一会儿，想起他在刑场上被勒死时的面孔，竟使我自己的脸色变得铁青不知为什么，我又大声他说了一句“不知道！”这是想从死亡的恐怖中逃脱出去而发出呼救一般的绝望叫声。 “抗联第三路军于天放队长的副官，1944年在绥化县被逮捕的孙国栋”指导员一直盯着我的脸这样说道。 我又像条件反射似地说“不知道”，还摇摇头。我是想：反正没命了，还是咬住吧！咬不住，就得死了！ 我现在就像已经抬起右脚即将踏入深渊似的。我是想把抬起的脚再收回来，可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把我往深渊里推。我用左脚拼命地坚持着。这时，我的头上又沁出了油腻腻的汗水。 指导员只好把哈尔滨高等法院副院长横山光彦的供词拿出来宣读道：“1945年6月，横山以审判长的身份宣布判处孙国栋死刑。这一事件是由水口调查的。参加公判会的也是水口。提出判处死刑的，也是水口。” 已经完蛋了！我的罪证全被抓住了！可是，我还不肯死心。横山承认了的，我也可以勉强承认。但他并没有说执行死刑的事啊！如果我说出这件事情来，就会定我个非法屠杀罪，那我就完了，因为那是8月14日，正是战败的前夕呀！ “在监狱里杀死孙国栋的，就是你！” “绝对不是我！我生来还没有参加过执行死刑呢！” “孙国栋是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而死去的。” “不知道。” “孙国栋的尸体就埋在打牛沟。” “不知道。”我是要否认到底的！ 指导员又递给我一封信，那是两三页中文信。他说让我看看，我一看，是前哈尔滨刑务所的三名看守的揭发信。我吓了一跳。我曾经对那些看守们发过火的。我非常狼狈，因为是用汉语写的文章，我看不太懂。可是，“水口”、“最凶恶的检察官”、“死刑”、“孙国栋”等文字立刻跳入了我的眼帘。 后来，指导员又让翻译念给我听：“水口是个最凶恶的检察官。他在1945年8月14日午后3时，在刑务所里下令处死了……” 万事休矣！在这样的证据面前，我真是一动也不敢动了！可是，我还想活下去呀！ “我没干，不知道！” “那你是说，中国看守都是说谎了？” “杀人的事情，可能不是说谎。可是，这不是我干的，说不定是谁干的呢！” “你是个检察官吧！在这么清楚的证据面前，若是你，该怎么处理呢？在中国，不管你是承认还是不承认，都可以处理你的。你没想到这一点吗？” “不管承认有罪还是不承认有罪，中国政府都有自己的看法。可是，我没干哪！” 指导员还是耐心地说：“你回去再想想吧！”我回到牢房就思考起来。我认为我只能有一种惩罚办法，便恐怖地发起抖来。怎么办才好呢？我连思索的力气都没有了，心里真是六神无主。 孙国栋的目光，看守们的目光，好像都盯着我不放，我输了！我在斗争中输给了指导员。我意识到自己要被判死刑的。 是的，还是承认了吧，那才是真正的死刑。我杀过许多中国的爱国者，现在我被杀也是理所当然的。而我一直活到现在，这已经是不可思议了。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我认输了。我决心第二天就去承认。 第二天，我一坐到椅子上就说道：“孙国栋是我杀的！我是经过了长时间策划的。”说完，我就低下了头。我想像着，指导员一定会愤怒地喊起来“你这个混蛋”，然后，他会面红耳赤地咬牙切齿地拍桌子。我预想着，这代表6亿中国人民的愤怒，将像万雷齐鸣似地向我袭来。所以，我才没敢抬头。 可是，指导员却是意外地沉着、冷静。“好！你到底鼓起勇气来了。你又向人民的道路靠近了一步！” 我抬起头来，脸上充满了惊讶的神情。 指导员眯起了眼睛，看着因畏罪而全身缩成一团的我。他的目光就好像一个慈父看着自己的爱儿在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悔恨一样。 我目光茫然地看着指导员。在我面前坐着的指导员是一位中国人。我是杀害过中国爱国者的刽子手。我曾经在中国人的面前为所欲为，诸如：咬牙切齿、顿足捶胸、面红耳赤、勃然大怒、连踢带打等等。 可是，这位中国人呢？ 我完全没想到，在我心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却俨然成为现实。怎样来看待这一现实呢？ 我对自己说道：“喂，水口！你到底应当怎样用你的理论来说明这个现实呢？你是否能够解释呢？如果能够的话，至少，你的理论在这一现实面前，是失败了的。 “喂，水口！指导员的态度，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是的，并不是他作为一个特殊人物而产生的特殊态度！这种态度，正是6亿中国人民对你的态度。如果按照你原来的看法，你能把6亿中国人民的事情解释清楚吗？” 我这样诘问着自己。 这时，我的耳朵里，又传来指导员的声音：“你认了罪！这件事，会把你自己引向正确的道路，即人民的道路。这件事，可以成为你进步的原动力。鼓起勇气来！要向真理迈进，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中国人民为你的认罪表示衷心地欢迎，我们要全力支持你前进。 “你认罪这件事，并不是向中国人民低头，而是向真理低头！” 我长叹了一口气，心里想道：“啊，真理呀！你是多么伟大而又高度仁慈啊！” 这时，我的眼眶里，突然一阵发热，流出了眼泪。在最近的整整三个月中，我一点儿也不肯接受指导员的教育。我总认为他是为了杀掉我而寻找“借口”，所以，我编了一大套谎言来对付他。啊，这又该怎么办哪？我怎么向他赔礼道歉才好呢？是啊，只有赔礼道歉啦！ 想到这里，我再次抬起头来，仔细地看着指导员的脸。那是一副充满慈爱的面孔啊。他的形像被我眼中的泪水弄模糊了，但是，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眼泪，像滂沱大雨一样，顺着两颊向下流淌着，一直落到我放在膝上的两手里。我没有出声，也没有擦去脸上的泪水。 从这流淌着的泪水中，我产生了一种无限喜悦的心情：“这泪水，不单单是悔恨的泪水，也是我看到了真理的喜悦的泪水，更是我庆祝新生的泪水！” 从此以后，我一方面正视了自己凶残的罪行与丑恶的心灵，另一方面体验到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打破民族界限的伟大人道主义以及人民道路的正确与温暖。 在黑暗的过去与光明的未来之间，认罪是一座桥梁。我再次获得了新的希望，并且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应当完成赎罪这一光荣任务。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中国，他们把这个世界上没有过的一切不人道的坏事都干出来了。被侵略的中国人民所遭受到的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精神及肉体上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而另一方面，作为侵略者而被驱使的日本人民，所得到的也只有殖民地奴隶化的生活。 是谁，把勤奋劳动、追求和平、同心协力建设幸福生活的亚洲人民引入水深火热的地狱中去？ 是谁，把各民族卷入了对立抗争的漩涡之中？ 是谁，在几千万人民流血牺牲的基础上，在我们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基础上，把自己变得脑满肠肥，而在战败之后，仍然带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而骄然自得？ 这样一些不合理的事情，都被加上了“忠君爱国”的美名，作为至高无上的命令而强迫日本人民去完成。 过去，凡是揭露这种欺骗、讲出真话的人，全被加上“国贼”的罪名，被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 可是，我再也不能盲从了！ 我在真理面前睁开了双眼，对事物有了正确的看法。在真理面前，我必须勇敢。 我决不能允许我们走过来的那条军国主义的道路重新复活。那是把我们日本人民当成外国军队的雇佣军，为侵略战争服务，那是要把日本民族引向必然毁灭的战争之路。 我热爱美丽的祖国，热爱劳动，热爱日本民族，我决不能坐视我们的民族再次受苦受难。我要坚决反对侵略战争！ 作者简历： 作者1945年日本战败时为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文化程度17年，年龄46岁。 正文 三十一、 战争罪犯的心声 “真想早点回去呀……我是干过坏事的，战争是坏事，这些我都明白了。现在，谁也不能再容忍发动战争了，谁也不能再容忍旧社会的存在了。那为什么还不让我们回去呢……” “我已经50多岁，不能干活儿，没有用了，趁我还健康，让我回去吧。不然，我连教育孩子的机会都没了……” 我忘掉自己是犯了大罪的战争罪犯，心里总想着要回家的事。那是1954年4月的事情。 “我能平安地回家么？”不管怎样，也要活到那一天啊！为我养育了四个孩子的妻子。想必她这时正过着凄惨的日子呢。 10年来，不管是在乌拉尔山区，还是在中亚细亚高原上，我没有一天不想念自己的妻子。今天，家里突然来信了，我由于高兴和不安，全身好像都颤抖起来了。 “但愿全家人都好”我一边在心里祈祷着，一边撕开信封口，着急地翻动着那十来页信纸，寻找写信人的姓名。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都给我写信了，证明他们都活着。可是，妻子和二女儿的信，我睁大眼睛找了两三遍也没找到。 “怎么回事呢？或许？”我一边努力打消不吉利的念头，一边提心吊胆地拿起了大儿子的信。 “爸爸！我妈妈于1947年1月14日在离开大连回国途中，扔下了我们兄弟四人，嘴里叫着爸爸和我们的名字，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没有上学念书，现在在给一个木匠当学徒。我们现在只剩下爸爸了，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活着回来呀！这是我们唯一的愿望啦！” 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我一页接一页地读着孩子们那充满悲痛心情的、写得很详细的信，我的嗓子都干得好像要破裂似的，眼前出现了一片黑暗。一切希望和祝愿，都落空了。我勉强支撑着失去气力的身体，就好像一个人在那荒凉的原野上寂寞地徘徊一样。 “善于珍重自己的人，是不会为这些事情失掉理智的这样太过分了！”我一边提醒着自己，一边在大家面前竭力保持着平静。可是，我的胸部好像被火烧着了似地，疼痛得简直无法忍受。 当天夜里，我用被子蒙上脑袋，一直哭到天亮，整夜想着妻子的事情。 “爸爸，请宽恕我们吧！我妈妈她……”我想像着妻子的尸体被扔进大海，抛下的孩子们在陌生人的脚下哭号着爬来爬去的情景；想像着抱住妈妈遗体，呼唤着父母的名字，哭得死去活来的四个孩子的样子；想像着妻子带着不知东西南北的孩子在旅途中病倒后的无限苦恼的面孔。 而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新生的人，我多么盼望着，能够有一个像中国那样的承认妇女权利与自由的美好家庭生活呀！你呀，你为什么死得这么早啊！我每天晚上一想起这些，就不禁一阵悲叹：“还不是因为战争！让我这样冥思苦想” 第三天的黎明时分，我痛苦得简直像要发疯了一样。这些痛苦，怎么想怎么是战争给我带来的！此外没有别的原因！我要给自己找到一条出路。 我首先要咒骂这场战争及发动战争的罪人。 “今天又有650人的骨灰送回日本去了，当妈妈的心情能怎么样呢？失去父亲的孩子们、失去丈夫的妻子们的心情又能怎么样呢？ “混蛋！你这么想的话，战争能胜利吗？在日本，没有一个这样的女人！”我回想起当年在码头上为战死者的骨灰送行时，我曾经这样斥责过妻子。 “是啊！谁没有父亲、丈夫和宝贝儿子？我所杀死的中国爱国者，被日军杀死的1200万中国爱国者的亲属们，该是多么深刻而强烈地悲愤哪！而我，现在只想着自己一个人的事情。我是为了失去建筑在中国人民血汗基础上的生活而哀叹，我是为了失去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幸福’而哭泣，这有多么卑鄙呀！” 我这样一幕一幕地回忆着过去的生活，越想越感到自己罪恶的严重。 1942年2月，家家户户都在贴春联，到处都洋溢着新春的愉快气氛。当时，为了削弱中国方面的第18集团军山东纵队的战斗力，我受上级命令，派“警部补”下松把山东省蓬莱县大钦岛的张乐尧、萧本忠二人抓来。 抓人的借口是说他们给山东省胶东军区的八路军运送物资。我亲自拷问了张乐尧：“喂！你是受八路军派遣，到这儿来买东西吧？” “不，我是把岛上捕的鱼带到这儿换点过年的东西。” “别撒谎！” “不是撒谎！我是大钦岛的渔民哪！” “顽固的家伙！你的嘴不说出来，我让你的身子说出来！把他的衣服脱光，给我打！”我命令部下道。 他脸朝下趴在水泥地上，身上的古铜色肌肉上面，响起了啪嚓啪嚓的声音，连续地打了几十鞭子。那鞭痕，一开始是白色的，眼看着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紫红色的。就这样，他还是一言不发。 第二天，我想再去拷问他，就到拘留所去了。 “张乐尧内出血很厉害，发烧了。从昨晚开始，就没吃饭，一个劲儿哼哼” “什么？内出血发烧了！？这些事你都关心，你还能当看守吗！玉米面窝头和咸萝卜条都不想吃了。这是装病！往他脑袋上浇一桶凉水，他的病就好了”我这样申斥看守。 “哎哟！哎哟！”好像从地狱里发出来的可怕的呻吟声。我尽量放轻了脚步，走进拘留所。那里的每一间牢房，都关押着被我们这些从外国闯入中国的侵略者抓来的无辜的善良的老百姓。 我在监狱的昏暗角落里找到了那个浑身都红肿起来的、坐也不能坐、睡也不能睡、勉强躺在那里的“犯人”怒吼了一声：“张乐尧！你出来！” 当时，在他旁边坐着的十来个人，一下子都转过身来，十来双眼睛一齐盯住了我，眼里冒着仇恨与哀怨的光芒。这每一双眼睛，都仿佛在诉说着对母亲的缅怀、对妻子的思念，都好像包含着惊恐与凄婉。 “转过脸去！”我忍不住大声怒吼了一句。 从那天起的第三天早晨，正是我值班。在外事科的门口，有个15岁上下的女孩提着包，低着头来找我。 “到那边去！”我用下巴颏往长走廊里一耸，呵斥道。又过了10分钟，那个女孩再次出现在我的桌子前边。 “我是张乐尧的闺女。因为我父亲没回家，我特意一个人从岛上来到这里。让我和爸爸见一见面吧！” 我惊呆了。从那个岛上，一个人来到这里？我一边想，一边打量着那个女孩。她穿一件短小的茶色上衣，看来像是两年前做的。这件小衣服紧紧箍在她正在发育的身上，手腕从袖口露出了二寸多长，显得冷飕飕的。头上的刘海儿特意留得很长，把美丽的双眉都盖上了。再往下，就是两个铃档一样的闪着恐惧目光的眼睛和黑黑的长睫毛。 “我不认识你父亲！去找别的警察吧！回去！” “不！就在这间牢房里。我花了10天功夫，别处都去过了，都没有。我爸爸不是坏人，让我们见见面吧！我求你了。让我们见见面吧，我求你了！” “混蛋！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喂！把她拉出去！”一个彪形大汉走过来，一下子就抓住了少女的衣襟。 这时，女孩的眼里流下了大颗的泪珠，扑拉扑拉地掉到那大汉的手背上了。 “真脏！”那大汉叫了一声，便举起大手，向女孩失掉了血色的圆脸打去。女孩惨叫一声就倒在地上了。可她马上又在很脏的地上坐起来，充满了泪水的眼睛盯着我，连嘴唇都在颤抖。 “我爸爸不是坏人！不让我见面，那就把这东西交给他吧！”说完，把小包用两手捧着想递给我。 “别磨蹭！快把她拉走！”与此同时，女孩递过来的小包，一下子飞到走廊上去了。然后，女孩被揪住头发，整个身子在地上拖着。 她拚命地喊道：“我求你了，让我爸爸早点回家吧！”她边哭边喊道。可是，光这样哭喊又有什么用呢！ 我不仅践踏了这可怜少女的美好的心灵，而且，我还杀害了她的父亲。 “爸爸马上就要回来了。一到春节，我就穿上爸爸买来的好衣裳，插上带花的簪子”这个女孩说不定心里还在这样描绘着欢乐的春节呢！ 腊月三十已过，春节已经到来，可是爸爸还没回来…… 那是每天伫立在岸边望着大海上的船只，等待着父亲的女儿的心哪！ 那是一心一意盼望父亲，听着海潮的呼啸声和摇橹声，看着海面上的帆船，在海边上奔跑着的可爱的少女的身影啊。 为了寻找离家不归的父亲，那个年仅15岁的孱弱的少女，孤身一人荡着小舟，在浩瀚的黄海上破浪而进，来到举目无亲的大连，在街上徘徊了十几天，好不容易来到我的桌前。而我，竟粉碎了这个少女的纯情，夺走了她长期向往着的幸福。 现在，那个脑海里浮现着父亲的面容，一日复一日地站在大海边等待父亲归来的少女，一定是望着大海彼岸被暮霭笼罩的大连的天空，在无限地感伤呢！现在，也许在她的脑海里又出现了我这魔鬼一般的身影，心里充满了对我的憎恨与诅咒，正伫立在寒冷的潮风中，把又红又肿的手伸进冰凉的海水里去拾牡蛎呢！而我坐在暖气烧得热烘烘的房间里，什么事也不干，不是正在吃着中国风味的牡蛎火锅吗！ “请爸爸无论如何也要活着回来呀！这是我们唯一的愿望啦！” 听到我的失去母爱的孩子们的呼声时，我应当怎样对待那个少女才好呢？被我杀害了的那么多人的家属，我又怎么能够把他们永远回不来的亲人还给他们呢？ 想到这些，我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了。可是，我还活着，还接受了作为被害者的中国人民无微不至的照顾，在自由地活着。 1952年6月6日晚，我突然因为着了凉，身体不太舒服。床还没铺好，我就悄悄地躺到床上了。连周围的伙伴都没发觉，工作人员却马上走过来，对我说：“怎么啦？不舒服吗？你快休息吧！” 不一会儿，医务室的医生就来了，给我仔细地检查了一下，验了血，就给我开了两针注射剂。打完一针盘尼西林之后，我想起了过去的这些事，心里觉得真是实在惭愧。后来，工作人员又几次来问长问短。半夜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额上有一只手在抚摸，睁开眼睛一看，是医生和工作人员一起站在床头。他们在给我检查病情，还打了一针。我第三次睁开眼睛时，又是同样的情形。 “为什么对于犯了重罪的我，彻夜不眠地进行看护呢”我心里无限感激地这样想。不仅如此，我的胃癌，由于采用了一种特殊疗法而被治好了。我还镶了16颗牙，配上了眼镜。 1955年8月6日，我因为牙痛，经医生诊断之后，又是打针又是吃药的。 第二天，完全没想到，医生一大早就来看我：“怎么样？还疼吗！”“今天是星期日，可您还不休息” 我心中十分感激，马上坐了起来。 “躺着吧如果不疼了的话啊，已经消肿了！”他高兴地说。当天，他又来了两回，每次都给我打了针。 “今天是星期日，谁家里没有一堆事情啊！为了一个战犯的牙疼……” 想到这儿，我被这位同我大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医生像温柔母亲一样高尚的心灵感动得实在忍不住，就哭了起来。 “你们也要成为这样高尚的人哪！”我一边抽咽着，一边给遥远故乡的孩子们这样写信。 而过去，由于我和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罪行，中国人民遭受了父母兄弟被杀害的灾难。但是，胜利后，他们对我这个害人的仇敌，竟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一想到这里时，作为战犯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1956年2月，我以战犯的身份，史无前例地被允许进行实地社会参观。 参观完沈阳，又到抚顺去。我到一所养老院去了，“真是极乐世界呀！”我一进院门，心里就这样想。我们还参观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住宅、工厂、农村等地的福利设施，我们都感叹地说：只有消灭了剥削的人民国家，才能有这样的人类幸福啊！ “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牺牲，也不能让劳动人民流一滴血。”这是把人当成最宝贵财富而加以爱护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主张。我们痛感，没有新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幸福。 参观养老院，更加深了我们的这种感触。我访问了养老院里的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为日本垄断资本家干了几十年，他挖出的煤，全部被日本战争贩子掠夺去，造出了大炮和军舰，反过来又用于侵略中国。这是一位在非人道的社会制度中，在残酷的战争中经受了许多苦难而幸存下来的老人。 看到这装饰得很漂亮的房间和快乐的文化生活，想到我曾经与为建立这样美好、幸福的社会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为敌，妄图阻止这样美好的社会出现，我心里真是难过已极。 老人根据我们的希望谈到过去的生活时，他的脸色变了。 “我现在是孤零零一个人。可过去，我并不这样。在满洲事变的第二年，我那个没干过任何坏事的侄子和另外8个工友，在平顶山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一谈到这些事情，心里就受不了”老人的眼睛里已经闪着泪花了。 “您别讲了！那太不幸了！”我说完就跪倒在他的面前，请求道：“请您怎么处罚我都行！” 永远夺走老人幸福的，不就是我吗！日本侵略者！几千万人民失去了今天这样美好、快乐的生活啊！在老人一回忆起来就觉得难受、就觉得胸膛闷痛的这些事实面前，我知道，就是把我千刀万剐也解不了老人的心头之恨哪！ 我痛感，不仅我自己，还有使我这样做的日本天皇和大财阀，以及一切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在这些事实面前，都应当被千刀万剐的。 “过去的事情谈起来，那是一言难尽哪。过去的就算过去了。你们可要好好学习，要为和平而斗争啊！” 老人看到了我们的紧张神色，安详地说。这是在憎恶与诅咒战争的基础之上，压下了难以抑制的对个人憎恶的感情，畅谈着和平愿望的老人的心境啊！ “不要只考虑个人的事情，要首先考虑人民的事情。”这位老人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这就是六亿中国人民的心情，这不是真理是什么！ “一个真正的人，是抛弃个人的一切，为民族的前途着想，不懈地追求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的人。”我从这位老人的言谈话语中，清楚地懂得了这一点。 我认识到，要保卫幸福的基础——和平，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罪犯的我，应该走的唯一道路就是反对破坏和平与幸福的战争，粉碎战争挑衅者的阴谋。 我所深刻体验过的残酷的战争，绝对不能再把它重加在人类头上了，这也是作为战争罪犯的我的绝对的责任。 作者简历： 1930年参加侵略关东州。1940年任警部补、外事警察科庶务员，1945年任外事科第二股庶务股长兼第二股长，代理警部。 正文 后译后记 日本东京的夏天与中国上海的夏天差不多，已经是9月下旬了，暑气仍无丝毫减退之意。 那是1990年9月28日，我从横滨乘地铁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东京银座。这里是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色彩滨纷、光怪陆离的广告牌使人眼花缭乱，商店橱窗里的样品陈列得新颖奇特、千姿百态，使人目不暇接。我没有走进任何一家商店，而是专心致志地寻找“银座3丁目12番地12番目”的福原大厦。 找了半个小时，终于找到了。走进大厦，乘上电梯，来到三楼。三楼的一间办公室，被隔成了两半，其中的一半就是我要访问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一走进房间，两位身材瘦削的老人站起来热情地同我握手，让我坐下，请我喝茶。我看到，房间里只有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架、四把椅子、两套卷柜，布置得十分简单、朴素。 通过彼此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个子小些的老人是联络会会长富永正三先生，个子高些的老人是联络会的事务局长高桥哲郎先生。 两位老人知道我的来意之后，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热情地向我介绍了联络会所从事的促进日中友好工作情况。 这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立于1956年秋，其成员都是从中国释放回国的前日本战犯。 联络会成立30多年来，会员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促进日中友好的各种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书架上摆满了他们自己撰写、编辑、出版的各种书籍、录音带、录像带等。 书籍当中大部分是回忆录，回忆他们在中国参加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罪行。 这些书籍和录音带、录像带，在日本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它们向日本人民，特别是向青少年一代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真相，使日本人民不忘历史教训，起到了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的作用。 就在一个月之前，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还播放了联络会编辑出版的录像片呢。由于又来了客人，我便站起来告辞，两位老人热情地从书架上拿下来5本书赠送给我，其中有富永正三会长写的《一个B·C级战犯的战后史》和大家合写的《我们在中国于了些什么》等。 当我表示回国以后要把这些回忆录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时，他们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很育意义的事情，表示欢迎我这样做。然后，他们把我送到大厦门外，并与我合影留念。 两位新的来访者——著名女作家山崎朋子女士和金井先生也参加了合影。 事后，我在照片背面写了几句话： <small>七旬翁忆旧图新，半间屋忧国为民；</small> <small>沥心血日中友好，茹辛苦旗帜鲜明。</small> 1992年6月，我和杨瑰珍同志从日本回国后，就着手翻译工作了。我们先后翻译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撰写、编辑、出版的《三光——日本人在中国干了些什么》（1982年8月出版）、《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告白》（1984年7月出版）、《侵略——体验与反省的记录》（1990年出版）等三本回忆录，然后，从中挑选出30余篇最有价值的，编成本书。 本书的《代序言一》和《代序言二》是根据《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告白》的《序》和《后记》节译而成的。 本书承蒙解放军出版社军事编辑室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得以顺利出版，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富永正三会长、高桥哲郎事务局长、山中盛之助前事务局长表示谢意。 199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此书谨献给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无数先烈以及被日本侵略者残酷杀害的成千上万的民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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