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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惊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 第一篇 力挽狂澜——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第一章 打不破铁壁合围——决定转移 <small>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small> <small>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small> <small>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small> <small>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small> 毛泽东写于60年前的这首《七律·长征》，是迄今为止赞颂红军长征的诗篇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绝唱反映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前后，毛泽东充满胜利的喜悦心情，讴歌了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令世人惊叹的英雄业绩。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伟大长征，并不像60年后的今天，人们欣赏毛泽东诗词这样轻松、愉悦。让我们透过历史迷雾，回到60年前那个腥风血雨的搏杀年代吧…… <h3>广昌保卫战失利</h3> 江西东南的广昌县，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山岭连绵，林木茂盛。注入郡阳湖的抚河上游——盱江，由北向南将广昌县隔成东西两部分。 广昌是几条交通要道的汇合点，南达宁都、石城，北通南丰、黎川，是军事要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昌是中央苏区的主要门户之一，是守卫中央苏区中心瑞金的北部要冲。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广昌地区是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进攻的主要作战地带，也是中央红军誓死守卫、与敌奋战最为惨烈的中心战场之一。 与当时中国大多数县城不同，广昌县城没有坚固的城墙可以依托，守卫相当困难。为阻止敌军长驱直入，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和当时的德籍军事顾问李德，调集主力红军，用5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广昌县城以北到甘竹镇一线，构筑了10多个大小支撑点和“主碉堡”，作为守卫广昌的主要依托。同时抽调红一、三、五、九军团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以北20公里内的盱江两岸布防，构筑工事，抵抗敌人的进攻。 1934年4月10日。蒋介石的主力部队11个师，在罗卓英指挥下，以5个师的兵力沿盱江西岸进攻，另5个师沿盱江东岸进攻，1个师为预备队在盱江西岸跟进。国民党军以原先占领的阵地和地带作为依托，构筑碉堡和工事，然后，以这些碉堡和工事为基础，派部队在炮火保护的范围内向前攻击1000米至2000米，尔后再构筑新的碉堡和工事，并抢修通向后方的公路，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11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守卫在盱江东岸大罗山、延福嶂一线的红一、三军团指战员们，就听到了敌方的骚动。大家意识到，一场恶仗不久便会封来。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做好战前的一切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晨雾还没有完全消散，敌军10多架意大利“黑棺材”飞机，就飞到了红五师、六师的阵地上空。一阵盘旋俯冲，顿时，阵地上火光冲天，烟尘弥漫。飞机刚刚离开，敌军的大炮又开始吼叫起来。红军阵地上有的工事坍塌了，有的营连指挥所的小棚子着火了，许多红军战士被炸伤。 轰炸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敌步兵第六师十七旅，依托新筑的碉堡，向白叶堡高地的红军阵地发动攻击。“打！”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守卫在阵地上的红五师的步枪声、机枪声立即响成一片。红军战士采取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法，迅速从工事内跳出来，勇猛地向敌人扑去，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随着震天的喊杀声，敌人的一个团开始溃退。红军战士边打边追，俘虏了敌军团长以下官兵120余人，残敌缩回碉堡。 下午，敌三十一团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又向红军阵地发动进攻。红五师和红六师派出一部分兵力对敌进行了反击，敌军伤亡惨重，又撤回了碉堡。但是，在反击中，红五师、六师的反击部队，也遭到了不应有的伤亡。 狡猾的敌军在红军战士实施短促突击时，马上缩回碉堡里去，红军出击的部队就完全暴露在敌军的炮火之下，遭到了敌军炮火的轰击。即使如此，红一、三军团仍然在盱江东岸，挫败了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西岸敌第五纵队的4个师和敌九十八师，乘红军主力在江东激战，盱江水涨、渡河困难之机，向甘竹镇发动了进攻。当时，守卫在西岸咸水岩、百子岭一带阵地的红九军团三师，虽然也修筑了一些碉堡和各种形式的工事，但这些工事大多都是用泥土粘合砖石垒成的，或是干脆在山坡上挖出的一些深沟。这些“碉堡”和工事顶盖用圆木搭架，上铺树枝和稻草，再压上一层泥土，哪里经得住炸弹和炮弹的轰击呢？工事淹没在一片烈焰中。 敌人很快突破了红三师的阵地，14日占领了甘竹镇。守卫甘竹镇的红十四师，几次向敌军发动反冲击，都未能奏效。红三师、十四师被迫后撤，依托正面阵地，节节阻击敌军南进，以确保甘竹以南盱江上的长生桥，供红一、三军团渡江。 尔后的两天中，盱江西岸的敌军便在新占领的甘竹、潘家渡一线修筑新的碉堡和工事。当西岸敌军暂停进攻的时候，东岸敌军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又向红一、三军团攻击。就这样，敌军在盱江东岸进攻，碰到红军短促突击受阻时，马上停止前进，转为在西岸进攻；等到西岸遇到红军抗击受阻时，又转为东岸进攻。如此反复辗转前进。红军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刘伯承给敌军的这种进攻起了一个名字，叫“滚仗”。 一天中午，盱江西岸红军某团前沿阵地，来了数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其中一位戴着眼镜，长得很瘦，扎着腰带，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就是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广昌前线野战军政委博古。在他身后跟着一位高个子、蓝眼睛、金黄色头发的外国人，即当时包揽中央红军指挥大权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跟他们同行的还有两三位野战司令部参谋和军团首长。博古，这位从来没有打过仗的知识分子，在红军将士与敌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来到离敌军只有1000米左右的前沿阵地。博古蹲在战壕里，一边用望远镜眺望远方，询问战况，一边对身旁的军团首长说着鼓舞士气的话：“一定要誓死保卫广昌，”“广昌战役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中央领导人亲临前线，视察最前沿阵地，对前线部队起到了一定的鼓舞和激励作用。2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下同）下达了保卫广昌的政治训令，命令部队继续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22日红一、三军团还是渡过了盱江，撤退到广昌城西北地区。西岸敌人遂于当日占领了长生桥，切断了东西岸红军之间的联系。 26日，盱江两岸的敌军以优势兵力，向广昌发动了全线总攻击。虽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再三向李德提出建议，采取机动防御，但由于总体上仍然是单纯防御的阵地战，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仍不得不节节退却。27日，广昌已处于东、北、西三面敌军的包围之中。盱江西岸的红一、三军团和东岸的红五、九军团，虽竭力反击，但已无回天之力。担任广昌守备的红十四师坚守支撑点的四五个营的指战员，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多数阵亡。 博古、李德等，为避免红军主力遭到彻底毁灭，不得不下令红军于27日晚撤出广昌，向南转移。敌军遂于4月28日进占广昌。 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失利了，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次战役。红军虽然给了敌人以重创，但部队伤亡了5500余人，占参战部队总兵力的五分之一；2万多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的最惨重的打击。红十四师伤亡最大，被中革军委撤销了番号；红九军团也只剩下1个师的兵力。广昌战役是一次典型的消耗战，它的失利，使中央苏区处于危急之中。 <h3>两个德国顾问</h3> 广昌战役失利后，博古、李德、刘伯承等人从前方回到红都瑞金，撤销了红军野战司令部。 李德躺在床铺上，两眼呆呆地、毫无目的地看着房顶。他竭力回顾着广昌战役的情景，但思想总是集中不起来。突然，他的德国同胞、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塞克特的形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1933年上半年，蒋介石鉴于前四次“围剿”红军的失败，就聘请德国将军冯·塞克特为其军事顾问。他要塞克特帮助他制订一个同红军作战的新的军事计划。塞克特苦心研究了蒋介石四次“围剿”连战连败的教训，得出了国民党军队应尽量避免与红军野战，首先进攻江西红军根据地的结论。塞克特强调：“不要分散兵力，而应从左翼进军，单只是进攻江西共军，从各方面把他们包围起来。”他建议蒋介石放弃以前急进深入的战略，改为层层修筑碉堡封锁线，层层包围，步步进逼。塞克特认为：江西共军的根据地，方圆不过500里。只要坚持修碉堡筑路，逐步推进，即使一天只向前推进一二里，不到一年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此，他建议蒋介石改变战法，把“长驱直入”改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蒋介石接受了塞克特策划的新计划，认为这一计划花钱虽多，时间虽长，但获胜的把握较大。 为了实现塞克特制订的“围剿”红军的新计划，蒋介石亲临江西南昌坐镇督战。他改组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扩大行营职权范围，统辖粤闽湘赣浙5省，使之成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权力机关。蒋介石还先后任命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后陈诚）、何键分别为北南东西各路军总司令，外加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和空军第一至第五队，于1933年9月25日开始了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在着手实施塞克特制定的新军事计划的同时，为了置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死地，他还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制定“剿共临时施政纲要”，改组地方各种机关，加强特务活动；派宋子文同美国签署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和4000万美元的航空借款，向日本借款2亿日元，在全国大量发行公债，强征各种苛捐杂税，以筹措第五次“围剿”的经费。 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军官训练团曾满怀信心地吹嘘：党国通过这次新的“军事围剿”，加上“政治围剿”、“经济围剿”、“文化围剿”、“交通围剿”，定能使共军插翅难飞。 情况正是如此。在德国顾问塞克特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一方面向红军区域修碉堡、筑工事，一方面在国民党后方修公路运输线。仅半年多时间，国民党军队就在中央苏区周围修起了3000多个碉堡，数千里公路，控制了所有的通道，在中央苏区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这个包围圈越缩越小，越缩越密，迅速隔断了苏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切断了被围地区与外部的贸易，苏区的大米、玉米无法出售；苏区的农民们和红军好几个月吃不上盐，用不上煤油，买不到棉布。苏区人民的生活艰难，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处境更加困难。 李德回想着塞克特的所作所为，不禁生出几份感慨。是啊，塞克特和他都是德国人，几乎同时来到中国内战的战场。塞克特帮助国民党“围剿”红军，他帮助共产党反“围剿”。他们两人都是名牌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受的都是西方正规战、阵地战的训练，积累的都是德国街垒战的经验。但是，从第五次反“围剿”至今的情况看，塞克特一步一步地成功了，而他却在一步一步地失败。想到这里，他不免对塞克特产生了更多的憎恨。 “为什么他胜我败？为什么？”李德试图回顾一下他来到中央苏区半年多以来的情况。 记得1933年10月，他是藏在一艘货运船的夹舱里，被偷运到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在广东和福建交界的地区，他化装进入了苏区。到达苏区时，他受到了红军负责人邓发的欢迎。邓发乐呵呵地把他介绍给了中共领导人。 当初，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们对他是非常敬重的。博古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李德的到来，无疑使其“如虎添翼”。由于博古不懂军事理论，对军事指挥更是一窍不通，当然处处都听李德的。在中共临时中央有影响力的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也尊重和全力支持李德工作。就是老资格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也几乎每天去拜访他，向他请教。 到中央苏区不久，李德便感觉到了中国共产党内是存在着斗争的。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派人，在临时中央里是博古牵头，都是在莫斯科留过学的拥护苏联路线的一批青年人，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派人掌握着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权，一致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直在苏区闹革命的另一派人。李德是受王明等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请求，以共产国际名义派往中央苏区的。无疑，他坚决支持博古领导的那一派。一到苏区，博古他们对李德便言听计从，李德也就加入了反对毛泽东的行列。 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想法。他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红军应该站稳脚跟，开展正规战争，不能放弃一寸土地。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碉堡战。 后来，红军就是按照李德的观点，在李德的指挥下进行正规战、阵地战的。开始，搞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进行了从询口到团村的战斗。他命令红军进攻敌军碉堡林立、防守坚固的硝石，想借此把黎川搞过来。结果敌人根本不予理会，红军求战不得只好回来。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开脚一步就走错了。接着，又伸出“两个拳头打人”，把红一军团拉到神岗、党口去进攻堡垒地域，不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而且使红军主力疲于奔命，劳累至极。 然后，便是广昌保卫战了，在广昌地区以主力对主力，以碉堡对碉堡，搞防御中的消耗战，最后还是失去了苏区的大门——广昌。毛泽东称这是“乞丐和龙王比宝”的结果。 李德想到这里，顿时迷惑起来。这些做法是完全符合他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所学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呀！但是，失败又是明摆着的。他困惑不解了。 他不从不熟悉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红军特殊的军情方面找原因，也不从他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和霸道武断的作风上找原因，而是从红军身上找原因。他认为，是红军自己把事情弄糟了。 李德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一再提醒（中国）干部们，我的职务仅仅是顾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种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权力。”李德说的虽然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他自己并没有篡权，是博古把权力交给他的。但是，他这一说法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这也是明显的。 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竭力支持博古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决策与指挥上，无视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集体领导，采取个人包办，把朱德、刘伯承等总部首长排斥在军事决策之外；在战术方法和作战指挥方式上，机械搬用书本教条和苏联红军条例模式实施指挥。特别是他的军阀作风，更是令人不能容忍。当红军高级将领萧劲光面对压倒优势的敌军，从黎川县城败退时，他下令审判萧劲光，判了5年徒刑。当总参谋长刘伯承要求他改变目前状况，“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时，他不仅不接受意见，反而斥责刘伯承：“你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随后，寻找借口让博古撤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让其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当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严厉批评他“崽卖爷田心不痛”时，他暴跳如雷，攻击彭德怀“封建！封建！”只不过因为彭德怀声名赫赫、战功卓著，才不了了之。 <h3>毛泽东的两条妙计</h3> 在广昌战役失利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很快又攻占了永丰、龙冈、建宁、永安、连城各地，并集中31个师的兵力，分6路向苏区中心区域全面进攻。 博古、李德等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并未吸取教训，继续采取消极防御，进行阵地战和堡垒战，也兵分6路，全线防御。分兵把口，节节抵御，以少战多，结果，红军各部队只能节节败退，苏区根据地只剩下狭小地区了。 形势危急！中共中央不得不召开军政联席会议，检讨战争形势，制定作战方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下午2时在总司令部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等在苏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军事顾问李德，代总参谋长龚楚（后叛变投敌），还有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各军团长、军区司令和中央军委委员等。 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这是他一年半以来第一次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从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以后，他多次受到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的批判斗争，被剥夺了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无奈地专做政府工作。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后，他实际上就靠边站了，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发言权。后来，博古、李德等人除了进一步排斥毛泽东，限制他的影响，还想把他送往莫斯科。只是由于莫斯科需要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来加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以利于反对日、德的侵略势力，共产国际抑制了中共对毛泽东的批评，并于1934年1月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恢复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委员的地位，在13位政治局委员中排位倒数第3。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宣布会议宗旨后，周恩来便请各军团总指挥扼要报告几个月来的作战情况和相应对策。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首先发言。他认为几个月来，阵地战束缚了自己的行动，失去了不少运动战的机会，希望今后的作战指导应该特别注意。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一发言，便带有很浓的火药味：战争指导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如果不是指挥错误，五次“围剿”早就被粉碎了。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的发言比较婉转。他说，阵地战、碉堡战五军团是熟悉的，但我们的装备远不及敌军，没有火力，单靠血肉之躯去碰敌人的工事和碉堡，牺牲实在太大。希望今后改变战略方针，避免阵地战，争取运动战。 …… 军团长们的发言，几乎都是批评李德、博古的战略决策，他们两人坐不住了，脸色严峻，十分不悦。没等众人讲完，李德就叽叽咕咕地向博古讲了好几分钟话。博古给大家翻译了大意：各位都觉得过去的战略方针错了，李德同志却认为不是战略方针的错误，而是各位不善于运用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的错误所致。李德不仅不认错，反而倒打一耙，弄得下午的会议不欢而散。 晚上继续开会。博古提出讨论两个议题：一是战略战术和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二是扩大红军问题。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毛泽东作了热烈发言。 他首先肯定博古、李德今天提出的以红军一部守备北面防御阵地、主力则在运动战中以速战速决消灭敌人的设想是比较正确的，但仍嫌不够彻底。他认为根本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仅能以地方部队守备，红军主力应转移外线作战，跳出敌军封锁线，到苏、浙、皖、赣等省转移作战。 毛泽东话音未落，就遭到博古、李德的否定。这时，毛泽东激动起来。 虽然一年半来剥夺了他的发言权，但只要让他参加会议，一出席就要发言，不管左倾领导者爱不爱听，他都要讲。他提高了声调，说他今天的提议，不过是重申“福建事变”时给中央的建议，至今他认为那是一条妙计…… 1933年11月20日，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领导下，联合广东等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秘密协定。 “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者，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时机。他仔细地研究了国共双方的军事态势，还收集了有关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经过深思熟虑，他提笔疾书，郑重地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红军同蔡廷锴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毛泽东叫警卫员火速将信送到瑞金叶坪党中央去，并急切地盼望着回音。他哪里知道，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认为蔡廷锴等人是最危险的敌人，不仅不应联合，还打算派兵入闽对其作战。毛泽东得到信息后，真是愤懑而焦急。 毛泽东已经不顾自己的“身份”（靠边站）了，亲自赶到叶坪向博古等人陈述意见。博古等人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就据理力争。居高临下的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不耐烦了，用一顶大帽子压了过来：“你有什么资格讲统一战线？你这是搞的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当时真是欲哭无泪。 毛泽东回到沙洲坝，沉痛地对妻子贺子珍说：“我们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了。”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打不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现在，毛泽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当时的建议是正确的。今天他再次郑重重申上次的建议，却立即遭到博古等人的否定，他怎么能不激动呢？而博古、李德一看毛泽东揭他们的老底和疮疤，也就愤怒起来，大有欲问罪和扣帽子之势。 周恩来为了缓和场面，把话题引到转移作战的方向和时机上。他提出了向东北转移同方志敏红十军靠拢和向西南转移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两个选择方案。 毛泽东立即赞成第一个方案，认为向东北转移较为安全。彭德怀、林彪也发言赞同，但李德、博古仍然反对。 争论激烈，相持不下。毛泽东又为大家再出一计：建议红军“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进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顽固的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此时已经听不进任何建议了。他们固执己见，再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又一妙计。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叹息道：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这样最后断绝，只剩下一条路了。 <h3>“小型会议”决策</h3> 大会容易引起争论，博古等人决定召开“小型会议”研究。会议是5月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博古、李德、洛甫、周恩来、朱德5人，代总参谋长龚楚列席了会议。 会议是在李德的住所里召开的，主要研究红军突围转移的方向和准备工作，通过了中央红军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转移的方案，即后来的长征方案。 博古在会上提出了以抗日名义，派出两个先遣队北上，作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试探。会议还作出了与此有关的3条决议，部署了为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最后决定：向共产国际发一份电报，将中共中央有关这一重大决策的请示报告，报请共产国际批复。 由于这次会议是高度机密的，连其他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党政军领导人都未能参与，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这就是后来许多高级领导人为什么说，像决定长征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们都不知道的原因，更不用说军以下官兵和地方群众了。 第一篇 力挽狂澜——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第二章 “探路”扩红筹物资——秘密准备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通过上海中共情报站，向中央苏区转来了复电：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转移行动应该首先趋于保存力量，并在新的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泛的进攻，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接到共产国际复电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具体负责战略转移的筹划工作。政治由博古作主，军事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当时，这是党的最高机密。书记处决定，只把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传达到党政军机关的极少数最高负责人。并且宣布“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这是纪律，任何人不得违背。 就这样，中央苏区和红军部队，仍在采取短促突击的战术，于苏区中心边缘全线防御，阻止敌人进攻；党政军机关表面看来工作正常，实际上，红军总部已在中央指示下，不露声色地进行着转移前的秘密准备工作…… <h3>两支“先遣队”东进西征</h3> 7月的闽中地区，天气已经相当炎热。一支看上去相当疲劳但士气仍然非常高昂的红军部队，正在闽中的山川密林间向东急进。 这支部队约有6000多人，战斗人员占三分之二，武器装备明显不足，步枪、手枪只有一千二三百支，少量的轻重机枪和五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大刀和梭镖。非战斗人员约2000人，挑着500多担宣传品、后勤物资、炊事用具等，行动相当迟缓，影响了东进的速度。 这支部队就是红军的第七军团，对外称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是7月6日晚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的。连日来，他们过长汀，越连城，经永安，打下大田县城，在尤溪以东渡过闽江。现在，他们完全进入了属于白区的谷口附近。 这时，中革军委忽然来电改变原定计划，令红七军团由谷口地区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中革军委的这次电令，使红七军团领导既感突然，又很为难。于是决定开会进行研究。 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和军事顾问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宣布由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曾洪易为中央代表，3人组成红七军团军委会；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军团参谋长粟裕。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交代的主要任务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并规定最后到达皖南，1个半月内赶到，以支援该地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为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中央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160多万份抗日宣传品等。中央要求红七军团休整三四天后立即出动。 红七军团领导并不知道，早在5月份中央“小型会议”上，博古就提出了以抗日名义，先后派出两个先遣队北上，作为红军主力突围的试探的计划。 派出红七军团的直接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正如军团参谋长粟裕几十年后所说的：“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军团领导研究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电令时，寻淮洲军团长担心力量不足，火力不强，对这样的部队状况能否打下福州这样的大城市没有把握。但他却没有实权，说话不算数。一向专横无忌的军团政委乐少华，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坚持攻打福州。 红七军团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蒋介石的很大震惊，急调部队加强福州防御。红七军团在水口召开“八一”纪念大会时，对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尽管部队情绪高涨，但在8月2日从水口向福州进发时，遭到了敌机的袭击，造成了部分伤亡。8月7日晚对福州发起了攻击，由于对敌军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不够，又缺乏攻城手段，不善于攻坚作战，加上敌机对红军阵地的轮番轰炸，没有办法打进城去，红七军团领导只得决定撤出战斗，向闽东转移。 当红七军团进到北石岭、桃园地区时，又与追赶红军的敌八十七师发生激战，形成对峙状态。敌军援兵赶来，红七军团只得再次撤出战斗。虽毙伤不少敌军，但红军也伤亡了几个师、团干部。 这次攻打福州，给红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红七军团刚过闽江时，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具体实力。福州一战，暴露了红军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从此，敌军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红七军团，使其未能起到调动和改变敌军战略态势的目的。 后来，红七军团转战闽东、闽北，挺进浙西，活动于皖赣边，于10月底到达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十军团，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军团下辖3个师。军团整编后的任务是：寻淮洲改任师长的第十九师仍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二十、二十一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这次红七军团的整编和组成红十军团，把擅长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重大失误，为后来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12月中旬，红十军团在皖南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补充第一旅激战。虽然双方兵力差不多，但由于红二十、二十一师不长于正规作战，致使战斗失败。“秋收起义”就参加革命的、年仅22岁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寻淮洲在这次战斗中阵亡。红军愈加陷入被动。 从12月下旬到1935年1月上旬，红十军团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十余县地区往返转移，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大都是消耗战，使先遣队处境日趋险恶。 红十军团于1月中旬，转战到化婺德苏区与闽浙赣苏区之间的怀玉山。 由于军团长刘畴西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犹豫迟疑，指挥失当，红军遂陷于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最后被敌军分割围歼，各个击破。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最后弹尽粮绝，绝大部分英勇牺牲。只有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突出了重围，另一小部分向北突围进入皖南。方志敏、刘畴西先后被捕。 就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攻击福州的那一天，另一支大约9000多人的红军部队，正从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这就是5月中央“小型会议”确定的被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的红六军团。 红六军团连续突破敌人几道封锁线后，在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中央代表任弼时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是按照党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指示实施转移的。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我们离开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苏区，并逐渐向北发展，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任弼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任。 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西征时，没有说明今后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而且要求红六军团把一切东西都带走。结果，红六军团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老虎钳等修理工具以及很笨重的电台发动机等，统统都带上了，成了一支大搬家的队伍。部队的机动能力全被这些家当缠住了，前卫部队走10里，辎重队掉一二里，后继部队也跟着掉队。行军既不灵便，打仗顾虑又多，降低了领导者寻找机会打仗的决心。后来进入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只得把带的东西逐渐扔掉。红六军团把这一情况电告了中央，但中央并未吸取经验教训。在不久中央红军西进转移时，来了一个更大的“搬家”，吃了更大的亏。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敌人。湘桂两省军阀急调4个师的兵力后追前堵，阻止红军实施在湘桂停留的计划。红六军团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迂回转移，忽东忽西，使敌军难于琢磨。军阀何键曾哀叹：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百里，疲于奔命”。 进入贵州后，部队作战更加困难。由于山路难行，地形不熟，贵州群众对红军不了解，甘溪一战，红六军团被截为3段，陷入了湘桂黔3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除军团参谋长李达率十七师一部继续前进，与红三军（即红二军团）一部会合外，十七师余部、十八师和军直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一带，陷入了险境。 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指战员们赤着脚，在悬崖峭壁和山沟密林中行军，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历尽艰辛。在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后卫五十二团遭敌包围，浴血奋战三昼夜，损失惨重。 一天下午，主力进至石阡至镇远的敌人封锁线时，又遇强敌。湘桂之敌企图南北夹击红六军团主力。军团首长派出特务连利用夜色坚决抵抗，主力则在当地老猎户引导下，深夜从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通过，鱼贯向东，天亮时才冲出了夹沟，转危为安。 从此，红六军团战胜了湘桂黔敌军的围追堵截，终于在1934年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的木黄，和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随后召开了会师大会，实现了二、六军团的统一指挥。 红六军团这次历时80多天的突围西征，跨越敌境5000多里，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现了二、六军团的会合，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起到了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进行侦察和探路的作用。 <h3>扩红军加紧生产</h3> 1934年9月中旬的一天，干都县城北门外何屋的左厢房的卧室内，毛泽东斜倚在床上，背后垫着棉被。他脸色又黄又瘦，两眼凹陷，神情疲惫忧郁。 这时，他正在看着一份报纸。 突然，警卫员报告：“主席（毛泽东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故人们称他主席——作者注），有人来看你。”话音刚落，一个身材矮小、聪慧机敏的女青年已来到屋内。她就是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人称扩红标兵的刘英。 “主席，身体好些吗？”刘英一进屋便关切地问候起来。 “有得关系。疾病也和敌人一样，你强它就弱。你看，我不是战胜它了吗？”毛泽东一边热情地让刘英坐，一边叫警卫员把仅有的尚未完全成熟的两只柑子拿来切开，递给刘英半个，风趣地说：“只能吃半个。”刘英今天来看望毛主席，本来是为扩红的事来讨教的。一看毛主席十分憔悴、大病尚未痊愈的情景，想说的千言万语，一下又都咽了回去，自个儿思索起扩红的情景来： 记得5月份，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局主任李维汉，任命她担任于都县扩红突击队长，要她3个月内扩充红军2200人。当时，她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只用了1个半月，就扩红3000名，提前完成任务，还超额了800人。 6月下旬，她从于都返回瑞金时，正巧碰上邓小平。邓小平一见刘英，立即翘起大拇指说：“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嘛！”当时刘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邓小平忙解释说：“这是项英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好。于都县的扩红事迹，都登报了！”刘英回到少共中央局，看到6月21日的《红色中华》报头版头条，果然刊载了《于都县的破天荒——三个月计划一个半月完成》。不久，刘英还得到了一顶光荣帽（草帽）、一条手中、几本书的奖励。 可是，9月10日前后，李维汉又派刘英去于都扩红，要求她在9月27日之前完成4500名的扩红任务，时间只有半个月。刘英心急火燎地骑马赶到于都，谁知情势已与4个月前大不相同了，几经动员，只有200多人参军。有些人为躲避扩红，钻进大山藏了起来，留在家里的都是老弱妇孺。刘英无奈，一方面写鸡毛信向李维汉告急，一方面想去找毛主席请教。 “扩红情况怎么样？遇到困难了吧！”毛泽东看出了刘英的心思，主动地问。“主席，怎么办呢？许多人都跑进山了，扩红队员都没有信心了。”刘英似乎要哭的样子。 “开个会嘛，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找来开会。”毛泽东帮她出主意。 “来不及了，只有10天时间了，”刘英着急地说。“不，一定要开会。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先要打通思想。”毛泽东果断地指示着，同时叫来4个警卫员，叫他们骑马到各区去通知。 会议如期召开。刘英先作了一番动员，参加会议的人们欢迎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带着病体深情地说：“既然要我讲，那我就讲五分钟吧。我讲话的内容，用两个字可以概括，这就是‘决心’。……”毛泽东的讲话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跟刘英到于都两次扩红一样，为适应战争需要和准备战略转移，根据中革军委每团兵力不得少于1500人，每师不得少于5000人的规定，中革军委和中央政府从党、政、军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做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的工作。中央苏区在“扩大铁的红军100万”的口号下，掀起了一股空前的扩大红军热潮。从6月到10月，苏区青壮年踊跃参军，大约动员了3万多人补充主力红军，为组建新的军团提供了兵员。以周昆为军团长的红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红三十四师，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就是这一时期组建起来的新部队。 在中央苏区急剧扩红的同时，中革军委还指示各兵工厂、被服厂等加紧生产，进行武器弹药和物资方面的准备。要求兴国官田兵工厂，在9月份以前加倍努力生产，达到野战军每支步枪不少于50发子弹、每个战斗员不少于两枚手榴弹的标准。总供给部则应大力筹集军需物资，到9月份必须筹备到全军每人一套棉衣和两双鞋子。同时要求每个指战员，另外自打两双草鞋，编一个斗笠，做一个干粮袋。总卫生部必须尽量多地购买治疗伤员的药物，以备需要。 红军总部一局于10月8日，汇总统计了有关武器装备和生活供给方面的各项准备数据，向总部首长呈报：各种枪33244支（挺），枪弹1732130发，迫击炮38门，炮弹2473发，冬衣83000件，盐34862斤，药品177担，通讯材料可供给至11月24日，粮食每个指战员随身携带够10天食用，等等。 据伍修权回忆，他当时曾陪同李德到兵工厂视察过，看过新造手榴弹的爆炸试验。好的手榴弹炸得很碎，杀伤力大，有的一崩两半，没有威力。兵工厂的机器，还有印刷厂印钞票的机器等，在突围转移的准备后期，都进行了拆卸、捆包，实际上作了近半年的准备。 <h3>“核心机密”</h3> 金秋10月，赣南的于都，显现一派富足的景象：大多数庄稼已经收割完毕，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他物产，地里只剩下晚稻、养麦和红薯。 与金秋丰收图形成对照的是，在于都群众和红军中存在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除了不同寻常的扩红外，红军征购了大批稻米和粮食，购买了许多盐巴和药品。 干部们见面时，总是互相会意地问：“转移的时间就要到了，你走吗？”回答却时有不同，有的说“当然走”，有的则说“不知道”。这些消息的流传，更增添了市井的不安。很快，谁走谁留的消息传开了，有的带着箱包回到家中，告诉家人他要走了（但不知何时到哪里去）；不少伤员从医院回到了原部队。 10月上旬的一天。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偷偷走进了毛泽东在于都的小院。他们一方面是来看望生病的红一军团的老领导毛泽东，另一方面想从他这儿探听一点信息。他们小心地问毛泽东：“我们将向何处去？”毛泽东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便用隐晦的话回答他们：“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他知道这些命令是军事机密，他守口如瓶，一直严格遵守着党中央规定的纪律。当他们还想探听诸如人员去留问题时，毛泽东便岔开了，顾左右而言他。 聂荣臻元帅50年后回忆说，当时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不想让人猜疑他和将军们正在秘密策划着什么。他结束了谈话，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个新开的图书馆。 当时的气氛就是这样。毛泽东被剥夺了所有重要的权力，政治局和军委总部研究重要问题，总是不通知他参加，把他摒弃在外。特别在转移的一项关键性准备工作上，即党中央、政府和军委人员的去留问题上，属于“核心机密”，完全由中央“三人团”掌握，分步实施：党中央、中央政府干部的去留名单，由张闻天、李维汉分管；军队干部名单由周恩来负责，由军委总部四局的叶剑英具体安排；最后由“三人团”审定。因而，当时毛泽东的去留还掌握在“三人团”手中，他自己都心中无数，就更难决定、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其他人员去留的命运了。 据一些老革命家回忆，起初，博古、李德是把毛泽东列入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之列的。后来，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力争，要求让毛泽东参加转移。周恩来等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在党和红军中有很高威信，如果不让他参加，对战略转移行动是不利的。博古、李德见许多重要领导人提出异议，便从另一角度进行了思考：让毛泽东随军出发虽有一定危险，主要怕难以驾驭；但他在军内已无职无权，让他离开“共和国”便起不了多大作用。经反复权衡，博古等认为毛泽东参加转移利大于弊。 后来，他们对项英解释说：“所以带他西征，就是要他脱离开中央苏区这个根基……”周恩来把让毛泽东转移的决定通知了他本人。后来红军开始行动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副官处领取供应物品时，发现随军“转移”的人员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经反映后，才把毛泽东和他的警卫班、马夫、挑夫、担架员等，一齐编入了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 事过40多年后，伍修权回忆说：“如果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许就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这真是周恩来等人的历史功绩。 当时对党和红军干部的去留是严格掌握的。按照博古、李德等人的指示，秘密准备时搞了登记表，对干部都进行审查，凡出身不好的，犯过错误的，起义过来的，不随队出发而留在苏区……。有的被视作犯过错误的红军指挥员，被编在劳改队里出发。由此可见，当时的走与留，无异关乎生与死，许多同志都坚决要求随军转移。而当时掌握走留大权的博古、李德等人，决定走留人员的标准，主要是看对他们左倾盲动主义的态度，凡是反对过他们，或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所谓“毛派”人员，都被毫不留情地留了下来。 由于毛泽东本人差点被取消转移资格，无疑，他这个挂名的苏维埃主席，便无权过问下属的去留。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采访说，有人曾悄悄地让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高级干部的名单，他知道许多被称为“毛派”的人都留下了。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还有在反“罗明路线”过程中受到打击的两个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和古柏，等等。毛泽东特别为瞿秋白向博古求过情，要求带上他转移，但是被拒绝了。 吴黎平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谈到，在准备转移时，毛泽东曾召集政府各部的领导同志在一个山上开会（毛泽东称为青山会议），布置善后工作。 他向大家说明了当时的战争形势、红军转移的原因，要求各政府机关做好撤离中央苏区前的组织工作。随后，他根据中央决定，宣读了随军的一些部长的名单。瞿秋白当时也出席此会，当听到没有他的名字时，当场向毛泽东要求随军转移。毛泽东当即回答会后再谈。在场的吴黎平曾小声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秋白这样的老同志随军转移？毛泽东也小声告知吴黎平，他很同情秋白同志，曾向中央局反映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吴黎平只好转向洛甫，请他给中央局的同志求求情。洛甫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 吴黎平无可奈何，便请瞿秋白到家中吃告别饭。秋白情绪特别激动，一个劲地喝闷酒，声调悲咽地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的摆布了。……我一生虽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他表示，我无论有何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后来，中央红军长征以后，1935年2月下旬，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关押4个月之后，被敌人带上刑场。他虽然身体虚弱，却镇定自若。当子弹将射向他的胸膛时，他屹立在那里，用俄语高唱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 博古、李德等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把他们不喜欢的干部，以及支持过毛泽东的干部都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结果，留下来的干部中，绝大多数都不幸被俘牺牲了，幸免的不足十分之一。 毛泽东的老战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年已61岁的何叔衡被留下以后，在福建长汀被包围的敌军士兵开枪打死。 曾任总政副主任的贺昌留下以后，坚持带领部队与敌奋战。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当敌人向他冲去，大叫“捉活的”时，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高喊“革命万岁”的口号，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仅29岁的生命。 曾以秘密党员身份在“基督将军”冯玉祥部队工作过，后来在二十六路军任职，与董振堂等人一同举行宁都起义的刘伯坚，因与毛泽东的关系，注定成为留下来的人。后来，他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受审，被带上脚镣游街，于1935年3月21日就义，年仅40岁。牺牲前作了一首《带镣长街行》的诗：“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古柏留下以后，在一次带着一队二三十名游击队员，从广东转移到湘南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队而遭杀害。毛泽东在1937年得到消息时，曾写道： “我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以完成自由解放之目的。” <h3>仓促突围</h3> 转移决策早已作出，准备工作也已进行，但由于博古、李德对他们的阵地防御作战的恶果缺乏清醒认识，仍然持观望态度，因而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实行转移。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原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的孔荷宠，毕业后借下去巡视工作的机会，携带他事先绘制好的党中央机关在瑞金的标记地图，到兴国老营盘后，只身潜逃，投靠了国民党。 蒋介石获得中共党、政、军机关驻地位置图后，如获至宝。他亲自在南昌接见了孔荷宠，大加赞赏，并决定派大批飞机，到瑞金轰炸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驻地。 红军总部侦悉蒋介石的上述计划后，抢在敌人轰炸之前，连夜将党、政、军中央机关紧急撤离原驻地，转移到瑞金以西15公里的云石山植坑地区，伪装隐蔽，保证了党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的安全。 这一事件对博古、李德的震动很大，于是加快了转移进程。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立即着手组建苏区中央分局、中央政府中央苏区办事处、中央军区及各省军区。由项英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下红二十四师及22个独立团，共约16000余指战员（主要是地方武装，约有一半人是伤病员），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对敌斗争。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下令由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红一、三、五、八、九军团撤出阵地，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整编，待命出发；紧急拟制了战略转移的编制序列。 这时，国民党军队正从北、东、西三面向瑞金、于都、会昌等中心区域压来，企图一举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围歼。 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出命令，正式宣布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代号分别为红星、红章，合称军委纵队，又称中央纵队）的组成及行动计划。当日下午5时，军委纵队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中革军委首长的率领下，由江西瑞金的梅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10日到16日，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也相继从瑞金、于都、会昌等地出发，分别担任左、右前锋与后卫，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转移。 毛泽东是10月18日晨从于都县城西门渡过于都河的。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给红军送行，一个个难舍难分。乡亲们围着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你们可千万要回来啊！”说着说着，泪如雨下。姑娘们唱起了送红军的歌：“送红军到江边，江上穿呀穿梭忙。……红军啊，红军！革命成功早回乡。”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 第一篇 力挽狂澜——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第三章 “大搬家”被动挨打——转兵改向 <h3>湘江惨败群情激愤</h3> 赣南山地，山岭绵延。86000多人的庞大红军队伍，在山石鳞峋的羊肠小道间艰难行进着。 “紧跟上，紧跟上”，前面不时传来低声呼唤。“走快点，走快点”，后面的人常常埋怨前面的人走得太慢，挡了去路。 从10月16日军委一、二纵队和所有野战军团全部离开中央苏区腹心地带后，就以“大搬家”、抬“轿子”的方式向五岭山脉转移。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为左翼，红三军团和红八军团为右翼，犹如4个轿夫抬着军委纵队这个大轿子，以五军团殿后，作甬道式的开进。14000多人的庞大的军委纵队，机构臃肿，人员庞杂，携带着大批辎重，除了1000多副挑子，还有十几个人抬的制造枪械、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被战士们称为“大棺材”的野战医院的x光机等等。这种行军序列，根本不是行军打仗的安排，把几万红军的手脚都捆住了，无法开展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只能进行被动挨打的掩护战。 这支携带着沉重的“坛坛罐罐”的队伍，不要说打仗，连行军都非常迟笨。起初为了隐蔽红军行军意图，避免敌机侦察轰炸，采取了夜行军和爬大山的行军方式，队伍更是拥挤不堪，停停走走。有时一夜才翻一个山头，一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部队前后连绵一百余里。 10月21日，红一军团一师袭占新田，二师袭击金鸡，旗开得胜；随后追击逃敌，进抵古坡。红三军团则从右翼插到古坡，又追歼逃敌至安西。随即红一、三军团派出兵力，监视信丰、安远的敌人，掩护后续部队从中间安全地带通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接着，红军夜以继日，转道西向，赶到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和广东城口一线山上。碉堡和碉堡之间，沟壕相连，火力相接。但正规军深处内线，守军多为保安队。红二师六团采取奔袭、奇袭的方式夺取了城口；红三军团则绕道通过汝城，保障军委纵队于11月4日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红军又乘胜西进，未遇大的战斗，即在郴县与宜章之间，胜利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被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弄得疲劳不堪的红军将士，居然能比较顺利地连续突破敌人3道封锁线，这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向“南天王”借道通行的结果。 早在红军开始长征前的9月份，广东军阀、人称“南天王”的陈济棠，因赞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派使与红军秘密接触，愿双方停止作战行动，共同反日反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接此信息后，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作了讨论，决定按陈济棠的要求，派出了何长工、潘汉年为正、副代表，立即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了谈判；朱德还给粤军师长黄旭初写了亲笔信。经过3昼夜的谈判，红军与陈军达成了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陈济棠虽与红军达成了协议，但迫于蒋介石“阻截红军突围转移”的命令，也只好派兵构筑第一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南入广东。同时秘密通知所属各军：粤军已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进，保证不入广东境；粤军保证不截击，并在湘粤赣边境划定40里通道，让红军通过；粤方赠送红军步枪、子弹1200箱，由巫剑虹的第四师负责运送，到乌泾附近交接。 这样，当红军通过敌第一道封锁线时，红军与粤军基本上保持了不接触的状态：红军不向粤军射击，粤军不准开枪；红军不向粤军袭击，粤军不准出击。同时还赠给红军一些军火，礼送西行。 红军进入第二道封锁线时，陈济棠也只派了少量保安部队在汝城、仁化一线，虚张声势，而将主力撤回新田、大庾、南雄等地布防，以防红军进入广东。奉命阻击的湘军，受红军打击，心惊胆寒，不敢硬堵；国民党中央军远在湘赣边，鞭长莫及。因此红军又顺利地通过了敌第二道封锁线。 同样，在红军越过敌第三道封锁线时，陈济棠的粤军因粤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仍是表面阻止，实际上继续让道，使红军终于未费过多精力便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这些充分说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周恩来、朱德的精心安排，红军与粤军达成的协议，在红军战略转移初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便于10月27日，以南昌行营名义颁布了赏格：“生擒朱德毛泽东者，赏洋10万元，献其首级者，赏洋5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献者，各赏洋1万元。”不久，他又将“朱毛”的赏格提高到25万元，成为美国记者斯诺所称的当时世界上的“最高赏格”。毛泽东对此笑谈道：“哈哈，现在我在银行存款好几十万啦。”表示了对蒋介石的蔑视。 蒋介石见红军连续突破3道封锁线后，十分震惊。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是循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西进的故道，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他设想了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阻击红军于湘江以东、围歼红军于湘江以西的三步计划，决心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以多胜少，歼灭红军。 为实现他的三步计划，蒋介石亲临衡阳召开军事会议。以中央军、湘军、桂军共7个军的兵力，迅速布署最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他煞费心机，提出了五路进军的湘江追堵计划；还特别给各路军阀增拨军费，以鼓励他们为其卖命。同时，他又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调集重兵摆在湘西地区，构筑了由211个碉堡组成的四道堡垒防线，形同口袋，专等红军来钻。 当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向中央提出“不过粤汉铁路，北上击敌”的建议，被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拒绝。面对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严峻形势，彭德怀提出了“北出湘潭，威胁长沙”的建议；毛泽东提出了“不过潇水，北攻祁阳，然后东向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议。这些正确建议，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仍然拒不采纳，顽固地坚持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硬往蒋介石设下的陷阱里钻。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红军兵分两路抢渡湘江。红军先头部队奋勇穿过湘江，并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但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绵延数十里，未能及时赶到渡口。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军赶到湘江两岸，前堵后追，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红军后续部队为尽快赶到湘江边，只得丢弃一切辎重。 红五军团当时的参谋长刘伯承，指挥将士们与其他兵团一起，与装备飞机、大炮的敌军浴血奋战，拚死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渡江，打得尤其惨烈。 红军第三十四师被敌人阻于湘江东岸，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刘伯承最后渡过湘江时，见到大片倒在血泊中的烈士，满江漂流的文件、钞票，他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当他来到湘江西岸见到谭政时，立即问道：“两个师带过来多少人？”谭政说：“400多号人。”极为震惊的刘伯承抱着谭政，声调哽咽地说：“我们不要哭！嗯，我们不要哭！……”可他自己的眼泪，已经流了出来。 呜咽流淌的湘江，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湘江的水，被烈士的血染红了。红一军团减员不少，一师三团出发时是2800人，过湘江后只剩1400多人了。红三军团的1个团被敌人切断，未能渡过湘江。红八军团被敌人切断和打散，损失惨重，仅剩1000多人。红九军团损失过半，许多师团营连干部牺牲。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损失最大，三十四师近乎全军覆没，剩下的不到四分之一。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6859人，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0000多人了。 面对着流血的湘江，许多战士哭了。博古的精神几乎崩溃，李德气得暴跳如雷，毛泽东紧皱眉头一声不吭，周恩来、朱德等痛心疾首陷入沉思……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和广大指战员，更多的则在思考、对比：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都能取胜？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屡屡失败？红军为什么被迫大转移？为什么会遭到血染湘江的惨败……？悲痛、愤怒、不满，牢骚、怪话、指责，无数的问号，变成了惊叹号，像一把把匕首，直指左倾盲动主义领导人的脊梁。 <h3>通道会议针锋相对</h3> 冲过湘江以后，损兵折将的中央红军进入了广西与湖南交界的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老山界山势连绵，层峦叠嶂，悬崖峭壁，林深叶密。这是中央红军突围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红军白天黑夜行军，向西北挺进。 红军指战员们一路行军，一路议论，一路牢骚，大家普遍感到疑惑和不满。连一向开朗、处事谨慎的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人，这时也评头论足，谈论着经验教训。 在所有这些牢骚和议论中，谈得最深刻、影响最大、不久将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央队三人集团”的讨论“失败”。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洛甫）、王稼祥，长征中同编在中央队里，由于他们在行军、宿营时，常在一起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具有基本相同的观点，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截然不同，因而被人们称为“中央队三人集团”。王稼祥原来也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阵营中的成员，经过与毛泽东较长时间的接触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育，最先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洛甫原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重要成员，在事实面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从左倾营垒倒戈，也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三人在湘江惨败以后，不仅讨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而且讨论今后红军的行动方向。毛泽东特别注意通过报纸等收集敌人情报、分析敌人兵力调动和部署的状况，并不断将敌我态势，分析给洛甫和王稼祥听，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处置意见，以争取他俩的支持。同时，毛泽东和洛甫、王稼祥，还通过各种机会，说服其他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以求得到大多数同志的共识和支持。 这时的博古，因湘江惨败而一筹莫展；军事顾问李德也慨叹“兵败言微”。 权倾一切的“三人团”，实际权力已逐步转移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一向是个谦逊宽容、从善如流、乐于倾听不同意见的人。过老山界时，他就听到毛泽东及其他军事指挥员对“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有意见。在向通道县城进军的路上，他更加重视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尖锐而带战略性的意见：反对中央红军去会合红二、六军团，要转向贵州进军。周恩来认为：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是原定计划，要改变不是小事，必须经过中革军委正式开会研究决定。于是，他与博古商量，决定在红军占领通道县后，开会解决。 湘西南的通道县，是一个侗族集居的不太有名的小县。取名通道县，也确实具有“通道”之义：向北可进入湖南，向西可进入贵州，往南则通广西，位处湘黔桂交界，贯通三省。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城后，中革军委便在这里召开了正式会议，讨论野战军的出路问题。 会议是在恭城书院里召开的。周恩来作了简短的开场白：“请大家来议论野战军的去向，把平时的意见端到桌面上来。”打着摆子参加会议的李德，见无人打头炮，便首先开了腔：“根据原定作战方案，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转向北方，与二军团联系，在湘黔川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大家看怎么样？”没有人接茬，更没有人响应。年轻的博古憋不住，还没等讨论开始便以作结论的语气说：“华夫（即李德）同志的意见怎么样？这是我们的原定计划，用不着改变吧？我们与贺、萧部队会合后，放下行李再跟国民党军队作战嘛。”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见博古要收场，赶紧说：“博古同志，不要急嘛，听听大家的意见再作计议。”毛泽东一向是不愿打头炮的。这时，洛甫、王稼祥和军事指挥员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他。毛泽东这才扬了扬手上的烟，望了李德一眼，开始发难：“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李德听了翻译过来的毛泽东的话，不置一词。于是毛泽东接下去说：“还是让我给大家报告吧！”知己知彼的毛泽东，把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湖南军阀在湘西修筑的四道碉堡防御线，红军过湘江以来敌军的调动情况，以及各路敌军中兵力强弱情况等，一五一十地慢慢道来，将蒋介石调动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湘西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去钻，以便一口吃掉湘江之战残余红军的企图，清清楚楚地摆在参加军委会的每个人面前。 毛泽东分析完上述一切情况后，以他惯常的辛辣语调说：“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瓮’，岂不是傻瓜！”李德打着摆子，本已很难受。毛泽东分析的敌情，更令他不寒而慄了。 毛泽东最后再奚落他要当傻瓜，他坐不住了，中途便愤然离席。 会议继续召开，洛甫、王稼祥也都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分析。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将领也纷纷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势孤力单的博古，这时又少了李德在场支持，低着头小声说：“不按原方案走，红军往哪里去呢？”毛泽东果断地指出：“黔敌力量弱，我军可趁势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洛甫、王稼祥异口同声地说：“赞成，进军贵州！”周恩来觉得火候已到，站起来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我觉得只有西入贵州，野战军才能摆脱困境。”他一锤定音。 博古只得表态：“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先进贵州，再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吧。从贵州可以一直往北，抵抗会小些。”他的话留了一条尾巴：虽同意进军贵州，但并未放弃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 会后，周恩来立即将军委会决议付诸行动：12月12日19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13日西进的部署》的“万万火急”电报。这是体现通道会议转兵精神的第一份电报。 第2天，周恩来亲自召集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的负责人开会，向他们传达了通道会议精神，布置了3日之内夺取贵州省黎平县的作战任务。 随后，中央红军便转向贵州进军。 <h3>黎平首次战略转变</h3> 12月14日，红一军团突破黔敌防线，一举攻克黎平。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进抵该城。因中央红军西入贵州，使湘西的敌人重兵无用武之地，蒋介石调整部署需要时间，中央红军就有了歇口气的机会，决定在黎平休整4天。 通道会议后，李德曾指责周恩来在没有召开政治局全会的情况下，改变了行军方向，这是“非法的”。现在在黎平休整的4天，周恩来认为正可以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解决通道会议发生的争论。正如陈云所说的：“到了算一算账的时候了。”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黎平县一座高耸的德国式教堂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洛甫、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总政代主任李富春，各军团指挥员也列席了会议。军事顾问李德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 周恩来先让各军团指挥员，报告了各自部队的情况。然后便直接把目光转向毛泽东：“泽东同志，请你发表意见。”这时，毛泽东丢掉了一切客套，直截了当地明确主张：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夺取遵义，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随后，他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循循善诱，使与会的不少人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许多人放弃了继续北上的念头。绝大多数同志都赞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只有博古等极少数人反对这一战略转变的主张。 会议很快以多数人的意见，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 这次会议的决定，成了中共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而载入史册的第一个正式决定。正如聂荣臻后来所说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了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会议还作出了另外3项重要决定（没有写入正式决定）：一是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从湖南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各种争论；二是以邓小平接替患肺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职务；三是将被李德贬为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官复原职”，担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 当黎平会议12月18日还在召开的时候，中革军委即电告各部队：中央有新的战略方针决定，“望令电台注意接受”。会议一结束，中央书记处即电告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兹特电告中央政治局本18日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此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在部队中关于本决定之解释总政治部另有训令。”12月19日18时，中革军委发出《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作出的行动部署》。21日，总政代主任李富春签署了《湘江政治部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 按照中革军委的行动部署，中央红军随即兵分两路，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及红三、五军团为左纵队（黎平会议决定撤销八军团建制，部队编入五军团；将军委一、二纵队正式合编为军委纵队），浩浩荡荡向乌江开进。 <h3>转兵改向不可逆转</h3> 黎平会议决定通过后当天夜里，周恩来便把决议送给李德过目，顺便探望他的病情。谁知李德看过译文后大发脾气，与周恩来大吵起来，提出许多责问，仍然反对决定。涵养极好的周恩来忍无可忍，顶撞了李德，并拍了桌子。 博古虽然在会上仍然不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但政治局会议一经作出决定，他还是带头贯彻的。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的那些“训令”，他都很快签发了；他还亲自约刘伯承谈话（刘伯承未参加黎平会议），告诉他要改变方向走。不过，博古这些还算积极的行动，只是执行决定而已，他的思想未通。 12月下旬，中央红军经台拱（今台江）以西地区，向贵州腹地挺进，连续攻克黔东南之锦平、施秉、黄平、镇远、余庆等县，进到乌江南岸地区。 一天，博古骑马行进在阳光普照的贵州大地上，面对西南地区不算寒冷的冬季风光，忽然升起无限感慨来。他叹息道：“自江西突围以来，一路上疲于奔命，争争吵吵，心情都不好，何不在乌江南岸驻扎下来，休整疲惫之师。”李德本来心情不好，一听博古此话，正中下怀，便引申道：“博古同志的意见很有见地，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与二、六军团会合。” 与他俩同时缓行的周恩来，听到他们的议论，立即警觉起来，随即说道：“那怎么行呢？黎平政治局会议已作决定，进军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决议可以改嘛，”对黎平决议耿耿于怀的李德接话说，“黎平会议不是改变了中央原定进军湘西的决定吗？”“改变也得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马上表示：“不能几个人说改就改。”这时，博古摆出总负责的架式说：“我们‘三人团’还是最高决策机构嘛，我还是总负责嘛，我们三人可以改变政治局的决议。”周恩来感到这是原则问题，是政治局集体领导还是少数人说了算的问题。他毫不让步他说：“此事要慎重，还是政治局集体讨论议定为妥。前面就到猴场了，开个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吧。”博古无可奈何，只得点头同意。 12月底，中央红军来到瓮安县的猴场。分得了土豪浮财、免除了年关逼债之苦的穷人们，与红军指战员们一起，欢欢喜喜地度过1935年的阳历年。 有的买了新衣裳，有的杀了猪羊，有的举行晚会，有的还放起了鞭炮…… 就在新年这一天（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今草塘）召开了会议。博古正式提出两个主张：一是不过乌江，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义正辞严，坚决反对。他再次重申黎平会议上的正确主张，多数同志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顽固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红军的战略方向——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猴场会议决议中，有一条最重要的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把“三人团”的军事领导权和指挥权收回到了政治局，从组织上开始恢复领导军队的正常秩序。 这样，由通道会议开始的、黎平会议作出的、中央红军转兵改向的决定，终于不可逆转，成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集体意志。 会上中革军委同时确定了在转移过程中，必须坚持充实战斗连的原则，缩小军委纵队的编制数额，以适应新的作战环境。各军团则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强渡乌江的各项准备工作。 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兵分3路：中央纵队和五军团为一路从江界河，一、九军团为一路从回龙场，三军团为另一路从茶山关，分别强渡乌江，胜利突破了乌江天险。三路大军齐头并进，向遵义逼进。 第一篇 力挽狂澜——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第四章 生死攸关转折点——遵义会议 <h3>红军智取遵义城</h3> 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路滑得像泼了一层油。一支匆匆急行的队伍中不时响起“卜通”、“卜通”的摔跤声。摔跤后，行军者就完全成了一个泥人。 有的草鞋被烂泥粘住了，怎么也拽不起来。为了不掉队，许多人干脆赤着脚，继续前进。 这支队伍有100多人，清一色的国民党军服和枪械。由于泥水沾满手、脸和全身，很难分清是哪一部分军队。其实，这支部队主要是由红军六团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二三十个司号员，以及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组成的，共同装扮着敌军模样，冒雨向遵义进发。 红军突破乌江后，采取突然动作，严密包围了距遵义30里的敌人一个外围据点。经片刻战斗，便歼灭和俘虏了一个营的敌人，没有一个漏网。在俘虏中，有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经教育后，向红军交代了遵义守敌的情况，并愿意给红军带路，进攻遵义。总参谋长刘伯承便使出计谋，用装扮的这支队伍去智取遵义。 急行军两个多小时，大雨渐渐地停了。透过夜幕看见半空中有一点灯光，“到了，前面就是遵义城上岗楼的灯光，”俘虏兵悄悄告诉领队的营长曾宝堂。于是，队伍便零乱地散开，装成败退下来的样子，慌慌张张向城根跑去。 “干什么的？”城楼上发出一句凶狠的喊声，同时听到“哗啦”一声枪栓的声响。“自己人！”俘虏兵用贵州话从容地回答。“哪一部分？”城楼上又问。 “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军’包围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逃了出来。”俘虏连长按照红军事先教给他的话，悲悲切切地诉说道，“现在‘共匪’还在追我们，请赶快开开门，救救我们！”“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敌人还想考问一下。俘虏连长毫不迟疑地答上了。城楼上没有声息，似乎在研究情况。 为了不让敌人过多地考虑，红军战士们又组织了一次“攻势”。大家乱嘈嘈地叫喊：“快开开门啊！”有的装着哀求：“麻烦麻烦哪，求求你们啦！”有的像很着急似地呼叫：“‘共匪’马上就追来啦，你们快点呀！……”“吵吵什么！”大概是个当官的，向城下责骂了一句，大家一下都不吭声了。这时从城楼上射下来几道手电光，在城下人们身上晃来晃去，是想证实一下是不是“自己人”。当他们看到城下的人穿的都是自己人的服装，戴的是大盖帽时，才高声说：“你们等着，这就给你们开门。”不一会，城门栓“哗啦”一声卸下了，随着“吱、吱”两声响，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红军战士蜂拥而入，两个开门的敌军士兵惊慌地问拥入的人群：“怎么‘共匪’来得这么快呀！”“是啊，现在已经进了遵义城啦！”侦察排的几个战士立即把枪口顶上了那两个开门人的太阳穴，厉声说：“告诉你们，我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啊！”两个敌兵吓瘫在地。 跟随先头分队的红军大队人马，也都很快拥进城。侦察排收拾了城楼上的敌人，割断了电话线。二三十个司号员一齐吹响了冲锋号。霎时，遵义城内军号嘹亮，枪声四起，冲杀的呼喊声，惊心的哭叫声响成一片。许多敌人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少数动作快的狼狈不堪地从北门逃窜了。 1月7日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遵义城便宣告解放。遵义是黔北首府，贵州第二大名城，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也是黔北各种土特产的集散地。街上鳞次栉比的店铺和楼房，显示出市面的繁荣和物产的丰富。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夺取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1月9日下午，红军领导人和大部队进城。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洛甫、王稼祥等，走上万里路南端的丰乐桥（现改名为迎红桥）时，拥挤在桥头的遵义工人、农民、学生、居民和工商业者，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高喊着“欢迎红军”、“欢迎朱毛总司令”的口号，呈现出一派欢腾景象。 随后，红军广泛开展了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组织工会、农会，还成立了工农兵临时政府——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推选了25名委员。 1月12日，在遵义市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遵义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众集会——万人大会。会场上悬挂着“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巨幅横标。会场内外，万头攒动，旗帜如林。毛泽东、朱德和总政代主任李富春，先后发表了演说。他们用简洁、通俗的语言，阐明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欺骗宣传。这次大会，争取了“民心”，激发了遵义人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热情。 <h3>扩大会议争论激</h3> 遵义市老城子尹路（现红旗路）80号，是黔军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高墙重门内一幢青砖砌成的两层楼房，是30年代遵义城首屈一指的建筑。 主楼坐北朝南，为中西合壁建筑，堂房保留了中国古代建筑“砌上明造”的结构风格。红军进驻遵义后，军委总司令部就驻于此楼内。这里也就成了遵义会议的会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座主楼二楼的客厅内，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博古主持。中心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作出的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讨在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按照事先的安排，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主报告。 他虽然对军事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只是一笔带过，而着重强调的却是客观原因。他说，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的领导不够有力，瓦解白军的工作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紧密等等。在他看来，在客观上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根本不能粉碎的，主观上也没法粉碎。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叠毛边纸，不时地记着什么，一会便记了好几页。显然，他对博古的报告很不满意。其他与会者，脸上也流露出不满的情绪。 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由于周恩来当时的地位和职权，他的报告和他的态度将对会议具有决定性影响，因而与会者都十分认真听讲。周恩来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离开中央苏区的原因。他与博古不同的是，重点指出了主观上的错误，对博古、李德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更可贵的是，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勇敢地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最后，他平和、坦然他说：“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 听了周恩来四五十分钟的报告，与会者油然生出一种敬意，情绪为之一振。而李德听后却很不舒服。他已经感觉到，周的报告把错误原因放在主观上，并且明显地与博古和他划清了界限。无疑，他和博古将成为与会者主要的攻击对象，因而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排解不满。博古和凯丰听后也眉头紧皱，很不是滋味。 主、副报告作完之后，就是大家发言，讨论这两个报告。洛甫先站了起来，从衣袋里拿出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先讨论过的发言提纲，严肃他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的报告，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接着，他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分析单纯防御路线与“短促突击”理论使红军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造成了作战的不利，讲到突围中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讲到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讲到博古应负的主要责任等。洛甫摆事实讲道理，像剥笋一样层层阐述博古报告的错误，并且上纲上线，认为博古的报告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报告。洛甫的发言足足一个多小时，火药味很浓，把平时指战员们积压多日的对博古、李德的不满，一下子统统端了出来，引起了与会者的震惊，同时又感到非常解渴。因此，大家认为，洛甫的报告，是一份很好的针对博古的反报告，无疑是一颗打击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的重磅炮弹。 三个报告作完之后，夜已经很深了。第二天白天，军委领导们还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议便暂时告一段落。大家回去休息、思考和酝酿，第二天夜里再继续开会。 第二天晚饭后不久，会议便开始了。过去开会不像现在正规和隆重，既不排名次，也不固定座位，各人随便找把椅子便坐下来，基本围绕会场中心的一张长条桌，距离有远有近。只有李德，由于心情不佳，坐在门口靠近走廊的地方。这样，伍修权也只好坐在他边上，以便翻译。 会议刚开始，毛泽东便一改以往“后发制人”的常态，头一个站起来发言。他首先说明，当前解决军事问题最为重要，因而他只谈军事。他接着洛甫昨天发言的后劲，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消极防御战略，列举了它的表现，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把这些形象地比喻为“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指出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是错误的，尖锐批评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只知道纸上谈兵。 毛泽东特别强调，左倾领导者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失去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三是在军事上不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利用十九路军事变粉碎“围剿”的大好时机；在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又惊慌失措，这么重大的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认真讨论，又未在全军进行政治动员，变成了仓促的逃跑，搞“大搬家”…… 毛泽东发言，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他手上拿的只有几页纸的提纲，但讲出来的却非常详细。他的发言既言辞尖刻，又有事实根据，既不留情面，又颇具幽默，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发言时，博古注意力高度集中，还认真地做了笔记。李德却没有这样沉稳，曾两次站起来企图辩解，并指责毛泽东是报复，被毛泽东冷嘲热讽地顶了回去。 大多数与会者是赞赏和拥护毛泽东发言的。会场气氛也活跃起来，有的人的谈话心平气和，有的发言火花四迸，随着声调的提高，出现了争执和辩驳。有时警卫员进来倒开水，甚至看到个别领导人面红耳赤的场面。 头一个表态的是王稼祥，他说：“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归咎于客观，客观原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让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这是他在会前，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主要目的：把李德“轰”下台。 洛甫又再次表态：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顺理成章。因而建议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中央“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这时正如李德所说“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他的表态字字千钧：昨天博古同志的报告，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由于党中央在指挥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这是事实。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泽东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他最后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与会者对周恩来的发言，反应十分强烈，认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真正的革命家，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对他的错误反而感到能够原谅了。 随后，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李卓然、林彪等军事指挥员，都表明了鲜明的态度，希望迅速改变军事领导。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拥护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 会议上只有3个人持反对态度。一个是博古本人，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一个是李德，一点也不作自我批评，认为错误是中国人自己的；另一个就是凯丰，反对毛泽东的讲话，坚决不同意对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的批判，也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但不管怎样，与会者的态度都非常明朗了。正确与错误，绝大多数与少数，要作出评判，已经径渭分明了。 第三天晚上，会议进入后期，转入审查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讨论以后的行动方向问题，以及对这次会议做出相应的决议。 中共中央对红军长征的行动方向的认识和确定是有个演变过程的，是随着形势和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长征开始时，中央决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再打回中央根据地。湘江惨败后，通道开始转兵，实际上并未改向，黎平会议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猴场会议提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然后向川南发展，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 现在遵义会议重新审查红军行动方向。聂荣臻和刘伯承认为，贵州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在贵州建立根据地相当困难。而四川是西南首富，交通方便，物产丰富，军阀林立，长期排外，蒋介石向四川调兵不利，又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有利于建立新的根据地。聂、刘两人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 聂、刘两人的建议，朱德首先支持。大家对此进行了讨论，比较了优劣得失，与会者大多数赞同这一建议。于是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h3>作出决定换领导</h3> 遵义会议开了3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初步分清了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前军事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否定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明确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 会议最后阶段，作出了下列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指定洛甫会后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并由常委分头向各单位的广大指战员传达会议精神；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上述决定，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果。它解决了军事指挥的组织问题，撤销了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也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因而，历史学家们把遵义会议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红军部队进行了休整、训练，开展群众工作。会议一结束，军委即部署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准备进入四川，北渡长江。 1月19日，中央红军兵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向赤水方向前进。随后，在黔、川、滇3省交界地区，进行了几场战斗。 2月5日前后，军委纵队到达3省交界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地方（现为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乡）宿营。 这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高坎村开会明确分工。鉴于博古的精神状态，洛甫提出更换总负责。周恩来提出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推辞不干，推举由洛甫接替博古的职务，取得共识。 博古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且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却具有共产党人应有的组织纪律性，愿意遵守会议的决议，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的决议忠诚地进行合作。因而在高坎村的常委会上，他心甘情愿地把党中央总负责的职务交给了洛甫。 其实，党中央的总负责既没有什么大印，也没有什么委任状。长征时，象征最高权力的是一副党中央的挑子，里面装着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及有关物品。进高坎村宿营时，这副挑子是由博古的勤务员挑着的。党中央常委会分工后的第二天早上出村时，这副挑子就由洛甫的勤务员挑着了。就是这样，挑子换了主人，也就平静地实现了最高权力的转换。 3月11日左右，中央红军来到苟坝地区。在政治局和军委会议上为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发生了争执。多数人说要打，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结果出现了不愉快的场面。后来毛泽东找周恩来重新研究，召开军委会说服大多数人放弃了打打鼓新场的想法，问题才算圆满解决。从这件事，毛泽东、洛甫认为军事领导要改变方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黎平会议决定的要中央开会来决定作战时间和地点会贻误战机的。因而，毛泽东、洛甫建议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于是，党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决策和军事指挥。毛泽东又开始成为红军的统帅。 正如洛甫（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的：“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实践证明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 第一篇 力挽狂澜——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第五章 声东击西出奇兵——“得意之笔” <h3>土城战斗马失前蹄</h3> 毛泽东恢复了红军领导权后，指挥的第一仗是土城战斗。这是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一生中指挥的仅有的没有打胜或得失持平的一仗。也可以说，这是没有载入史册的一个败仗。 早在红军于遵义休整和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时，狡猾的蒋介石已经预料到了红军的战略部署。他判断红军有3种行动可能：一是向东回师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向北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 他认为第三种可能不大，这是太平天国石达开灭亡的绝路，朱、毛不会走。 因此他围绕第一、二种可能，在红军东向和北进方向上投下了重兵。遵义会议结束后，蒋介石部署也已完成。 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在中央红军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约有150个团，40万人。而中央红军只有16个团，3万多人，兵力之比超过了10∶1。敌我形势的严峻不亚于湘江之战前夕。 当红军主力于1935年1月25日到达川黔边的习水时，四川军阀刘湘的郭勋祺模范师已进至离红军只有一天路程的温水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由习水向土城进军途中，察看沿途地形，准备利用该地道路两侧的山谷地带，集中优势兵力合歼单独冒进之敌。 27日，军委到达土城。情报侦悉尾追红军之敌仅郭勋祺部一个旅。毛泽东当即建议，红一军团继续北进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占领土城以东2至4公里处两侧的有利地形，伏击歼灭川军郭勋祺旅。军委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并发出了作战命令。 1月28日清晨5时，上城战斗打响了。当红三、五军团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阻击郭勋祺旅时，敌人已占领了青杠坡东西的一些制高点。红军处于仰攻的不利位置，与敌激战于石高嘴、尖山子、老鸦山、猴之垭等高地。连续奋战三四个小时，没有进展，双方损失很大。红军反复冲杀和肉搏，始终未能突破敌人火力网封锁的一个葫芦形隘口。敌军蜂拥而至，企图“一网打尽”红军。 毛泽东、周恩来在青杠坡村外的小山顶上建立了指挥所，几乎可以360度地环视战场。当时他们看到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发现红军固然打得很勇敢，但敌人打得也不错。红五军团阵地一度被敌军突破，敌人步步向土城逼进。 前面是强敌猛攻，后面是赤水河阻挡，红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局势，险情莫测。 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当机立断，马上命令红一军团立即返回增援。又调军委预备队的干部团上阵抵挡。 朱德总司令按捺不住，要求亲临前线指挥。毛泽东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和前线的危险性，连抽了几支烟，迟迟不答应。朱德急了、摘下帽子走到毛泽东面前：“我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一个人的安全。真正危险的是土城仗打败了，我们都不安全啰！”话说到这份上，毛泽东也深感战情太危急，只好点头。 送行的场面很壮烈。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等领导人和军委纵队部分指战员200多人，列队土城镇以壮行色。朱德一见此等场面和气氛，激动他说：“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毛泽东也动了真情：“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有劳各位，谢谢大家的好意！”朱总司令向毛泽东等人敬了个军礼，向送行的人挥手致意后，迈着稳健步伐，义无反顾奔向火线。 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担心地望着他的背影…… 朱总司令赶到前线亲自指挥，命令精锐的干部团发起反冲锋。干部团如下山猛虎，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朱德高兴他说：“好样的，多谢啰！这里没事啦，继续往前打！” 下午2点过后，红一军团二师急行军返回增援，立即投入反击，与干部团协同作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一直在前沿观察的毛泽东，高兴地称赞干部团团长：“陈赓行，可以当军长！”红军从俘虏口供里得悉，敌人有好几个部队的番号，形势更趋严重。毛泽东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场危险的战斗。毛泽东当即召集了由政治局和军委主要成员参加的紧急会议，这是迄今所知的在红军战斗中召开的唯一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土城不能打了，一是地形不利于我们，二是敌人的援军已快要赶到，三是若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他果断地建议：“为了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师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改“北渡”为“西进”的意见，并同意他提出的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于29日拂晓前架好浮桥；陈云主要负责处理伤员和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大家立即分头行动。 朱总司令于29日3时发出命令，各军团于拂晓前与敌脱离接触，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南部古蔺西进。29日，各路红军纵队紧张有序地渡过了赤水河，炸掉了浮桥，甩开了尾追之敌。 这就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第一次马失前蹄。正如聂荣臻所说：“这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这一仗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多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 土城战斗失败的原因何在呢？国内外人士众说纷坛。毛泽东本人也作了总结：“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4个团，实际上是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他总结的后两条主观原因，包含了他的自我批评。 但是，毛泽东又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如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也是他的高明之处。发现问题后，敌变我变，适时改变作战计划，从不利的战局中摆脱出来，化被动为主动，为以后的三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条件。 <h3>赤水河边神出鬼没</h3> 土城战斗受挫，红军未能消灭川军的郭勋祺师，敌人又大军奔集，军委乃放弃从宜宾与泸州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一渡赤水河。当中央红军分两路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县境时，险些又钻进敌人的“口袋”。川军刘湘的36个团，已在川南修筑了碉堡和工事，准备对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采取攻势，歼灭红军于长江以南。军委毅然决定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设防薄弱的云南扎西前进，机动作战。 这时，蒋介石已获悉中共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他便迅速调整部署，分别任命第一、二、三路军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专门对付红二、六军团、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及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军阀龙云和前敌总指挥薛岳，立即调集11个师零4个旅的兵力，集结在滇、黔边境，会同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企图包围刚刚在扎西立足的中央红军。敌军主力大部分被中央红军吸引到川、黔、滇边地区，黔北兵力又显得空虚起来，毛泽东据此又构思起新的战略设想。 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停留往返达11天之久。军委在扎西的“江西会馆”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的主要教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他指出：“我军的作战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方向去。”他根据川、滇、黔边敌军集结情况，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十二字战略方针。 2月11日，中央红军由扎西东进，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于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把敌人纠集起来的重兵甩在川南扎西一带，使敌人“分进合击”红军于川南的美梦落了空。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军委发布的体现毛泽东战略战术的这些命令，成为中央红军在后来6周里的行动口号。红军有时向东，有时向西，令蒋介石的指挥官们困惑不解，而红军行踪的情报往往过了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敌军高级将领哀叹：红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徜徉，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 彭德怀率领三军团急行军，于2月26日下午3时左右，比敌人早5分钟占领了娄山主峰。经短时战斗，就打垮了贵州军阀王家烈守卫娄山关的1个团的敌人，于夜幕降临前控制了关口。这时，在娄山关与遵义之间还有王家烈的8个团，中央军吴奇伟的两个师也正向这里靠近。 第二天，红三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娄山关压下来，会同红一军团迅速向遵义挺进，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打得王家烈的黔军8个团土崩瓦解。王家烈的黔军是有名的“双枪兵”，每人除了一支钢枪，还有一支大烟枪。在红军的攻击下，这些“双枪兵”胆战心惊，狼狈溃逃，红军遂于28日重占遵义。 在以后的几天里，红军主力又从遵义追击增援的吴奇伟纵队，歼灭敌军两个师。吴奇伟本人只带着不到两个团的残兵败将，逃过了乌江。 遵义之战，红军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人3000人，俘虏3000人，缴获步枪2000支和子弹10万发，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蒋介石则称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红军回师遵义取得的一连串胜利，迫使敌人再不敢像以前那样轻举妄动。蒋介石一方面要“雪遵义失败之耻”，一方面又要将领们谨慎出战。他又想起了第五次“围剿”在江西尝到的甜头，祭起了堡垒政策。他命令各军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四道碉堡线，“最好每里一碉”。他要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压迫红军于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以便其一举荡平。 毛泽东对蒋介石洞若观火，决定将计就计。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在遵义以北地区阻滞并吸引川敌，以红一、三军园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寻找战机，打击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纵队。但是，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和常胜统帅。 当红一、三军团于3月15日进攻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两个师，战局正处于胶着状态时，在敌人飞机助威下，敌十三师6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回援，一下子改变了战场形势。头脑冷静的毛泽东，立即决定于晚上8时退出战斗。 红军当晚转移到茅台、仁怀地域，经茅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地区，甩开了敌人。 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川、滇、黔军阀和薛岳部，在长江沿岸设置防线。他偕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督战。他认为红军现在进退失据，“已是强弩之末，寻求渡江地点未定……看来红军已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现在要迫使红军与我们决战。”他督促薛岳部队向川南紧缩包围圈，企图在赤水河西歼灭红军。 正当蒋介石的如意盘算经过紧张部署接近完成之时，谁料毛泽东出其不意，命令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红军四渡赤水回师东进，让蒋介石刚刚集结起来的重兵又扑了一个空。气得他干瞪眼，大骂“娘希匹”。 3月22日，中央红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再次进入黔北。红军秘密地与敌军相对而行。红军进入遵义、仁怀中间地区时，敌人的辎重还在源源不断地北运。红军战士讽刺、嘲笑敌人：“你们去好好封锁吧，再见了！”看到蒋介石被牵着鼻子走，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他并不满足于“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一个大胆的新的战略设想，又在他的脑中逐渐形成了…… <h3>全沙江畔跳出重围</h3> 红军出人意料的行动，使坐镇贵阳的蒋介石顿时手忙脚乱。他大骂薛岳无能，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几乎成了一个战场指挥官，薛岳则成了一个侍从参谋。不但如此，他有时还面红耳赤地对部下骂个不停，使陈诚、晏道刚等高参六神无主。 3月31日，毛泽东来到红二师。这时，除留下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外，主力红军已经渡过乌江，向贵阳前进。部队正在中途休息，毛泽东在路旁一棵大树下，向师首长介绍他的部署。他手持红蓝铅笔，在10万分之一的云贵川地图上，画了一道从贵州省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一条长长的大迂回的红杠杠，用以标明红军的战略意图和进军方向。毛泽东还对他们说明了这条红线的内容和意义，使在场的师领导思想豁然开朗，顿时活跃起来，都说：“毛主席的决策真英明！”毛泽东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其他师以上指挥员阐明了中央的意图，然后由他们向广大红军指战员传达贯彻，以保证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 4月1日，红军以一部佯攻战略要道息烽，以另一支小部队向东佯攻瓮安、黄平，装成要东进湖南的姿态，而主力则直趋贵阳，并在沿途到处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大标语。这下又把蒋介石整苦了。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军队都在川滇黔边地区，来不及回援。贵阳兵力空虚，外围只有九十九师4个团的兵力，城防兵力包括宪兵不足两个团。蒋介石一面紧急召集高级将领会议，一面急调李云杰、吴奇伟、周浑元、陈金诚等部队赶来贵阳“保驾”。 为了实现调动滇军、红军乘虚入滇的目的，毛泽东继续加温。他命令红军接近贵阳，4月5日进到距贵阳只有30里的水田坝、天星寨一带。毛泽东的这一军把老蒋“将”慌了。蒋介石立即召来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问话：“水田坝距贵阳有多少路程，在哪个方向？”“在东北，距贵阳大约30里。”王天锡还未答完，陈诚又来报告：“敌人已过乌当，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便衣队。”这一下，便把蒋介石的神经炸麻了，因为坐飞机逃跑的路堵死了。红军真的已经钻到他的鼻子底下了。他立即手令滇军的孙渡纵队兼程猛进，急趋贵阳。其实，他早在3月31日就预感情况不妙，连发了两份“限即刻到”的万万火急电报调动滇军孙渡部队“救驾”了。当孙渡部急行军3天走了400里路，终于按照蒋电赶到贵阳，并确保机场时，蒋介石悬在心口上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蒋介石惊魂甫定，一边犒赏孙渡，一边去电云南军阀龙云，嘉奖孙部忠勇善战乃龙云训练之功。滇军调到了贵阳，实现了毛泽东的预谋：“只要能调出滇军，就是胜利。”中央红军除以一支小部队佯作进攻贵阳的模样外，主力则从贵阳附近突然转向西南，以一天120里的行军速度，西向云南急进。 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入滇的大门便被打开了。 红军向西南急进中，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连克定番（惠水）、长顺（长寨）、广顺、紫云等县，抢渡了北盘江，取捷径走小路越过了兴仁城，于4月下旬进入了云南境内。 这时的蒋介石才如梦初醒，连呼：“上当！上当！”他急电龙云防堵，并令中央军赶紧尾追。无怪乎国民党师长万耀煌发牢骚说：“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毛泽东又导演了一场佯攻昆明的好戏。红一军团夺取了离昆明仅百里的杨林，大造“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的声势，并派出人员乔装成老百姓大放空气说红军要打昆明了。不久，红军又逼进到离昆明仅30里的大板桥，发动群众制作爬城云梯，闹得沸沸扬扬。红军的这一行动，震动了云南全境。 昆明城内一片惊慌，有钱人和外国侨民纷纷逃往越南。龙云更是惶恐不安，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火速命令省内外滇军回保昆明。然而这时，红军主力却悄悄地迅速北进，直奔金沙江而去。 在红军佯攻昆明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段叫人惊喜的小插曲。红军要渡过金沙江，需要搜集大比例尺的云南地图。正在为难之时，龙云却派人“送”上门来。那是4月27日，红军从曲靖向马龙进军途中，从昆明方向急驰而来3辆军车，被红军截获了其中1辆，是龙云给增援云南的薛岳部队运送军用地图和云南白药等慰问品的车辆。这真是雪中送炭。20多份云南地图，1000包零400瓶白药，还有宣威火腿、普洱名茶，统统成了龙云送给红军的“礼品”。毛泽东十分高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指战员们也幽默他说：“三国时刘备入川，是张松献地图。这次红军入滇，则是龙云献地图。”当晚，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发表了长篇发言。他说： 我军现在已经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我们过去决定一方面军北上进入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有实现的可能了。他建议，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与会领导人，同意了毛泽东的作战方略。 随后，红一军团为左纵队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直奔洪门渡，刘伯承率领军委纵队猛扑皎平渡。 5月3日，军委纵队先遣队偷渡皎平渡成功，抢占了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因为另两个渡口，大部队无法过江，军委决定红一、三军团，火速改到皎平渡过江。 皎平渡渡口，金沙江水滚滚东流，两岸峭陡的石岩，把金沙江夹在脚下。 江中7只渡船，像7条大鱼似的，穿梭南北，持续不断地把部队、马匹、行李担子等送往北岸。两岸山坡上，到处欢歌笑语，紧张地忙碌着，快活地谈论着。经过7天7夜抢渡，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原来留在滇黔边牵制敌人的红九军团，也从另一地点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把敌人甩在金沙江以南，取得了战略主动权。 5月10日，当国民党军队赶到江边，只好望江兴叹。 <h3>会理会议统一认识</h3> 在遵义会议后3个多月的四渡赤水战役和巧渡金沙江战斗中，毛泽东运用“声东击西”谋略，屡出奇兵，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在运动中变被动为主动，把蒋介石搞得晕头转向。可是，这种声东击西，也把许多红军指战员搞得糊里糊涂，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红军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全凭两条腿穿草鞋甚至打赤脚，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奔走，苦不堪言。于是，牢骚怪话开始在红军战士中产生和扩散。 “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 “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呀？” “只走路不打仗，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 …… 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在保安采访时曾总结过，这一时期红军的损失，“真正同国民党作战的伤亡并不多，主要是由于疲劳、疾病、饥寒和部落牧民的袭击。”“走路”成了致命的问题，也成了这段时期斗争的焦点。 这种不满情绪，不但红军战士中有，上层领导中也有，而且表现得更加尖锐、激烈，险些造成“领导危机”。林彪就是突出的一个。他在长征中指挥的红一军团是打头阵、啃硬骨头的，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誉为“红军中年轻的鹰”，因而他和部队走的路多，吃的苦也多，情绪也最大。四渡赤水期间，他就发牢骚说：“红军尽走‘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不然会把部队拖垮的。像毛泽东这样指挥还行？”聂荣臻曾试图说服林彪，但他不听劝告。渡金沙江之前，林彪打电话给彭德怀，要彭出来指挥，遭到彭德怀拒绝。他又亲自给党中央总负责洛甫写信，要毛泽东下台。其他中央和军委、军团领导人员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性质不同的疑虑和不满。 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既很恼火，也深感委屈。他认为，要他下台事小，红军失败事大，必须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才能胜利前进。 于是，他在过了金沙江后的一路上，分头找洛甫、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以及李德等人交谈，建议到了会理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铁厂村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草棚会议”开得既紧张又重要。洛甫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与会者看了林彪的信，都批评林彪的错误看法。彭德怀批评林彪：“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毛泽东对一手提拔起来的林彪，轻蔑地批评道：“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也是有好处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洛甫等，在会上也都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林彪，支持毛泽东领导。 会议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立即北上，向四川西北部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经过讨论，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担负为全军开路的重任。 同一天，蒋介石乘飞机“君临”昆明，与龙云等策划和部署新的“聚歼”红军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他调集了10万中央军和五六万川军，南追北堵，妄图像70年前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石达开一样，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太平天国，朱毛不是石达开。“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变成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意志和行动。中央红军连走了几步险棋，使蒋介石的大渡河会战美梦终成泡影。 从会理到大渡河2000余里，有两条路可走。红军放弃了敌人驻有重兵的大路，选择了一条蒋介石估计红军没有胆量走的崎岖小道，冒险穿越彝族区，依靠党的民族政策，刘伯承同彝族头领小叶丹献血为盟，顺利地为红军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简直把彝族区赤化了。在安顺场渡口，红一团17名勇士靠一条小船强渡大渡河成功，使渡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纵队，配合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左岸溯江北上，抢夺天险沪定铁索桥。英勇的红四团指战员们两天急行军340里，抢在敌人之前赶到泸定。5月29日，22位突击英雄冒着枪林弹雨，夺取了泸定桥，保证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的千军万马，5月30日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 几十年后，美国的布热津斯基参观泸定桥后写道：“泸定桥战役是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一仗，是一次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从而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道路。”这一评价是中肯贴切的。 第一篇 力挽狂澜——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第六章 一、四方面军相会——懋功会师 <h3>离川陕西渡嘉陵</h3> 3月的川北，风寒水冷。水深流急的嘉陵江，更显得凛冽和寂寞。但在这初春的寒夜里，川北苍溪城南和间中之间的塔子山下渡口边的灌木林和草丛里，却激荡着千万颗火热的心。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正整装待发，一次又一次地检查自己的武器弹药。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渡江的命令，谁也不理会江对岸的枪声。 正当红军指战员们等待着号令时，忽然一瘦一胖两个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虽然黑暗中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但从身影，许多人已认出了这是方面军军委主席张国焘和总指挥徐向前。他们亲临一线，最后一次检查渡江的准备工作，对广大指战员无疑是莫大的鼓舞。 大家记得，在一个多月紧张的渡江准备中，最重要的准备是造船。指战员们在山里群众的支援下，终于按期把70只船和3座竹便桥制造成功。造船期间，张国焘和徐向前曾几次亲临工地检查，鼓舞了士气，加快了进度。船造好了，指战员们十几人抬一只船，过山梁时用圆木滚送，终于把所有的船只运到了30多里外的渡口，创造了山地行船的奇迹。夜9时许，江上弥漫起一片轻雾。这正是渡江的好时机。前线指挥部发出了命令：“急袭渡江！”于是，各渡点的红军战士登上了木船、竹筏，向对岸急驶。 不久，敌人透过薄雾发现了红军的动向，随即射来了密集的炮火，枪林弹雨直向木船和竹筏泻来。有的船被打着了，火光映红了江面。红军在塔子山的炮兵开始还击，机枪、步枪的火力也一起压向对岸。 当冲在前面的船只离对岸约20多米时，战士们争先恐后地跳下船来，涉水冲上对岸拼杀。登上岸的部队没有地方隐蔽，暴露在敌人碉堡群的火网下，无法前进。就在这时，从另一地点登岸的两个连的部队，从敌侧迂回插入敌阵，两面夹攻，才占领了滩头阵地。 随后，竹筏浮桥架起来了，部队源源不断冲过江去，向敌人侧后勇猛穿插。在塔子山渡江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另两个师的兵力，分别在苍溪上游50里和塔子山下游40里的地方，也投入了渡江战斗。敌人在红军数路大军猛攻下，全线迅速崩溃。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于第二天（3月29日）随大部队渡过了嘉陵江。他们走在红军战士架设的竹桥上，看着湍急的江水，很是激动，西渡嘉陵江终于成功了。但是，当他们想到就要撤离奋斗了两年多的川陕苏区时，每个人的心中不免又生出几分惆怅…… 徐向前清楚地记得，他与曾中生等一批红军将领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战，创立了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的鄂豫皖苏区，创建了红四方面军。1931年3月，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与军委主席的身份，带领陈昌浩、沈泽民等来到鄂豫皖苏区。他们一来，就推行左倾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打击和杀害了一大批原来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仅徐本人受到了排挤和打击，他的妻子也被张国焘等人杀害了。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受到了削弱，最后未能战胜蒋介石的第四次大规模进攻，不得不作开发川陕新苏区的千里之行。…… 陈昌浩此时感到非常惋惜。在长达10个月的艰苦战斗中，红四方面军以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粉碎了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取得了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建立了23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开辟和巩固了42000多平方公里、400万人口的川陕苏区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也由入川时的4个师、15000余人，发展到4个军、8万余人。现在撤离川陕苏区，今后就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川陕边人民支持了，怎么能不惋惜呢？ 此时的张国焘，心情是复杂的。早在去年（1934年）10月，当他获悉一方面军丢掉中央苏区，突围西行的消息后，曾对苏维埃运动能否在中国胜利产生过怀疑，并预感到红四方面军如果老呆在川陕苏区；也可能要吃与红一方面军同样的苦果。当时他就想过离开川陕、另图更张的问题。今年（1935年）1月下旬，正当红四方面军发起广（元）昭（化）战役时，突然接到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电报，告诉他们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准备北渡长江，要红四方面军密切配合，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这一电报，坚定了他撤离川陕苏区的决心。策应红一方面军行动，一方面表示他尊重中央意见，另一方面也是自身需要，实现他去年就想离开川陕的目的。但是，红一、四方面军汇合，对他张国焘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自己感到难以捉摸了…… 渡过嘉陵江以后，红四方面军又攻战剑门关，鏖战江油，横扫嘉陵江和涪江之间的剑阁、昭化（今广元）、梓潼等10余座城镇，歼灭敌人12个多团，胜利结束了嘉陵江战役。 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就地休整补充，发动群众，筹粮扩红。 蒋介石为防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实行各个击破，调动了几十个团的兵力，企图以江油、中坝为中心，与红四方面军决战，防止红四方面军南下或西进。 红四方面军为了迎接红一方面军北上，实现胜利会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决定西向岷江地区进发，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县、汶川等地。 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开始了为时17个月的艰苦长征，并于5月下旬到达了川西北地区。 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召开了迎接中央红军的会议。决定派出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的第八十八师及二十五、二十七师一部，西出懋功（今小金），扫清敌人，并动员部队作好两军会师的思想和物质准备，迎接兄弟部队和党中央、军委首长。 党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突破大渡河，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6月12日到达懋功地区的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6月16日晚，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指战员们充满了胜利信心。 <h3>众领袖雨中相会</h3> 驻在茂县的张国焘得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屯兵理县的徐向前，要他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向中央写一份报告。徐向前接到指示极为兴奋，连夜向党中央写报告，介绍敌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部署情况，请示两军会合后的作战方针，热烈欢迎艰苦转战、百战百胜的中央红军，同时找了两幅川西北地区的地图，火速派人去懋功送给中央。 两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将半个多月来筹集的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往会师地点。仅红三十一军一批就送给红一方面军衣服500套，草鞋1400双，毛袜500双，毛毯100条，鞋170双，袜底200双。堆积如山的慰问品，使破衣烂衫、饥寒交迫的中央红军大感温暖，加深了两个方面军官兵之间的感情，增强了兄弟部队的团结。 不久，张国焘接到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联名发自达维的来电，要他赶快到懋功见面，共商会师后的作战方针。 张国焘阅罢电文，心情很不平静。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老战友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有的长达10多年，想不到会在这荒僻的西陲相会，心情当然激动。但是，就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召开联欢会的6月16日，中央和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了两军会合后的总方针：占领川陕甘3省，建立3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第二天，张国焘虽复电中央，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与敌情均极不利，因而他主张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觅机东向陕西发展，当前为解决给养困难，暂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雅安地区。张国焘预计，自己的这一计划可能与中央的方针发生冲突，因而又感到不快。但不管怎样，只有会面问题才能解决。 张国焘以这种复杂的心情，简单收拾了一下，带着参谋长黄超，挑选了10余名强健的卫士，骑着马出发了。茂县总部由徐向前、陈昌浩留守。一路上，张国焘一行无心领略沿途的藏族风光，马不卸鞍，人不歇脚，连续走了3天多，急急赶往懋功…… 懋功的抚边镇，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屋墙上用石灰水刷出了“欢庆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大幅标语；有的房前还挂着红旗；村与村之间还装上了电话，以便随时保持联系。镇中央的草地上搭起了一个讲台，讲台四周用松柏枝扎起了一个绿边，缀上了一些鲜花，形成了欢迎张国焘到来的喜庆气氛。 1935年6月25日下午，当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得知张国焘已快到抚边时，都非常高兴。张国焘是中共的元老，红四方面军的统帅，欢迎仪式显然应该隆重一些、才能表达对他的敬意。毛泽东、朱德、洛甫、博古等决定离开抚边到3里多远的地方去迎接，连过雪山受了风寒、正在生病的周恩来也一道去了。他们希望通过远出迎接，表示对张国焘的友好，以利于今后更好地合作，共同开创新局面。 当中央和军委领导人一行，来到距抚边3里多路的一个小山村时，天空突然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随行人员只好在路边撑起了油布帐篷，让领导人暂时避雨。 一会儿，他们就听到由远及近的马蹄声。洛甫探头一看，急忙说：“来啦，来啦！”毛泽东等人急忙从暗褐色的帐篷里走出来，四五十人列队恭候。 张国焘骑着白色骏马飞驰而来，泥浆四溅、差一点溅到毛泽东等人身上。 “国焘兄！”毛泽东抢先问候。张国焘翻身下马，立即拱手答礼：“诸位仁兄久等了，这么大的雨，实在对不起！”说着，张国焘立即上前拥抱毛泽东。 这时，在场欢迎的人群欢呼起来。张国焘接着又与周恩来、朱德、洛甫、博古等人相互问候。然后边谈边走，气氛活跃。当他们快回到抚边镇时，雨也渐渐地停了，天边洒下几缕阳光。 当毛泽东、张国焘一行来到镇中欢迎会场时，数千红军指战员立刻欢呼起来。毛泽东、张国焘和其他领导人并肩走上主席台，不断向欢呼的红军指战员招手致意。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他介绍了中央红军突围西征半年多来的战况，讲到了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的热情支援。他说：“我谨代表中央红军全体同志，衷心感谢四方面军，感谢张国焘同志。今后，一、四方面军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团结前进！”台下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张国焘致答辞：“我们今天在这里胜利大会师，是两军广大干部战士英勇西征的结果，我们欢庆我们的成功！我代表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向艰苦奋斗的一方面军表示深切的慰问！……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胜利一定属于一、四方面军！”台下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欢迎会后，在抚边镇尾的喇嘛庙里举行了聚餐。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同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李特等人，相互敬酒，相互祝愿。杯盏频传，喜笑连声。 在这轻松的气氛中，张国焘心中关心的，却是年初召开的遵义会议和今后的战略方针。 <h3>两河口共商大计</h3> 第二天上午，在两河口的一所两进院落的喇嘛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共商大计。 会议由洛甫主持。他首先肯定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提高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和胜利信心。接着他分析了会师地区松潘等县，地形上不利于作战，物资给养上非常困难，红军主力长久停留在这一地区，不利于建立苏区根据地。随后，他又分析了敌情，认为蒋介石就是企图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内，然后困死我们。最后他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目前的战略方针，朝有利于野战军和四方面军的发展来考虑。下面，请总政委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然后大家讨论。” 张国焘听了洛甫这段有准备的开场白，大感惊讶。以往一直以为洛甫是个书生，只能讲点马列主义，不懂军事。今天居然也分析起军事形势，谈起战略方针来了。真是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看了。但他心里有点不快，因为洛甫旁敲侧击他讲了这一地区不宜建立新苏区的问题，显然是针对日前他给中央电报里提出的暂可南下的计划的。心里虽然不快，但他还想听听周恩来怎么说。 周恩来发言简洁明快，他讲了3个问题。关于战略方针，他认为新苏区必须具备以下三点，第一地区要大，便于作战；第二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第三经济优越，能解决红军给养。岷江两岸的松潘、理番、懋功地区，不利于建立根据地，没有发展前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谈到战略行动，周恩来要求立即开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行动要迅速；要高度机动，让敌人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不要被敌人牵制；要坚决统一意志，统一指挥，即使遇到困难，也要统一意志来克服。 关于战争指挥问题，他强调指挥权要集中在军委；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要实现战略计划，须有政治的保证，需要政治工作的加强。周恩来最后说：“我就讲这些意见，供大家研究，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周恩来报告结束后，大家开始讨论。 张国焘对洛甫说：“我讲讲。”洛甫点头道：“现在请国焘同志发言，大家注意听。” 张国焘操着一口江西话，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以来，到同中央红军会师这段时间内的征战情况。接着他提出了3个行动计划，即“川甘康计划”、“北进宁夏计划”、“西进兰（州）新（疆）计划”，详细论述了这3个计划的优缺点，明确表示他倾向于“川甘康计划”。就是以两军会师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他主张目前应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敌，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 随后，毛泽东作了发言。他说：“在中央苏区时，就听说四方面军有个川陕甘计划。现在中央的计划和那个计划差不多，不同的是两军会合力量大了，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更大了。”接着他分析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好处，要求“在四方面军作些解释，因为他们现在想打成都”。他还指出，我们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我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迅速地打破胡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 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依次发言，都表示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博古说，创建川陕甘根据地，首先是甘南，能够影响全国。南下、西进好比是“麻雀钻阴沟”。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张国焘的极大反感。朱德强调两大主力“统一指挥，一致行动，更有利于打击敌人”。 由于周恩来的战略方针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张国焘的主张便陷于孤立，只得被迫同意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 洛甫作了总结性发言后，会议作出了决议：“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政治部作训令（博古）；政治局写一决定（洛甫）。”（即28日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 张国焘在会上虽然没有明显反对中央的决策，但心里还是反对北上的。 理由是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又有胡宗南20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因而，他思想上还是认为南下是正确的。 为了做通张国焘的思想工作，会后毛泽东先后动员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博古找张谈话，争取他回心转意，没有达到目的。毛泽东又亲自出马，与张国焘通宵达旦地交谈。但张国焘一个劲地绕圈子，脸上看不出春夏秋冬。 对这样的“牛皮糖”，毛泽东深感急也没有用，只能慢慢来，细细磨。 <h3>张国焘拉拉扯扯</h3> 张国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他提出的“川甘康计划”未能被中央接受，心中很是不快。他认为，红四方面军实力是红一方面军的几倍，应该在战略方针和战略行动上起决定作用。但是，现在中央和一方面军的人占多数，他张国焘要想在中央说了算，需要争取和拉拢中央和一方面军的一些人支持他。为此，他整整想了一夜对策，随后，开展了一系列幕后活动。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突然接到张国焘的邀请，请他们二位吃饭。聂、彭应邀前往，张国焘热情迎候。他对聂荣臻、彭德怀说：“你们太辛苦，很疲劳，今天略备小酌，以示慰劳。一、三军团是一方面军的主力，西征以来立了大功喽！林彪与尚昆今天因执行军务，不在这里，不然也会请他们一道来聊聊。”聂荣臻、彭德怀谨慎地表示了感谢。 张国焘准备了丰盛的菜肴，请来了秘书长黄超作陪。张国焘给每人各斟上一杯酒，然后端起酒杯，笑容满面他说：“请！二位西征大将请！薄酒一杯，不成敬意，算是洗尘。”聂荣臻呷了一口酒，微笑着答道：“张主席大客气了，感谢你的一片盛情！”“没有什么，大家随便喝喝，聊聊，”张国焘漫不经心地摆摆手，示意聂、彭吃菜。 停了一会，张国焘又说道：“年初，中央在遵义召集的会议，你们二位都参加了的，我们是接到中央电报才知道的。来电说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常委，看来后来便是毛泽东主事了。”聂荣臻和彭德怀点了点头，互相看了一眼。 一会，张国焘似乎是不在乎地随口问道：“西征以来，你们遇到了很大困难，损失不小，不知现在还有多少兵力？”这个问题，张国焘曾经问过周恩来，现在他是想通过聂、彭证实一下周恩来讲的是否属实。聂、彭又互相看了一眼，心中有了点底。聂荣臻随即说道：“突围以来，蒋介石用主要兵力对付我们，半年以来减员不少，在贵州和云南扎西进行了两次整编，至于兵力多寡，总司令部有个数字，周恩来同志最清楚。”张国焘“啊”了一声，显然对聂荣臻的回答不满意。 彭德怀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赞扬了红四方面军人强马壮，装备很好，并对红四方面军赠送了他们许多慰问品，向张主席表示感谢！ 张国焘嘿嘿笑道：“兄弟部队嘛，这叫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他见彭德怀夸奖四方面军，感谢他张国焘，兴致一下上来了。他乘兴说：“你们部队有减员，不要紧，我拨两个团给你们补充。以后有困难，就来找我。”他抛出了诱饵，聂、彭却未置可否。 在饭后回营的路上，聂荣臻边走边问彭德怀：“老彭，你说张国焘今天为什么请我们吃饭？”“看得起我们瞬！”彭德怀笑笑说。 聂荣臻摇摇头：“这里面有文章哩。”彭德怀说：“老聂，人家拨兵给你，你还不要？”“你要我也要。”聂荣臻爽朗地笑道，但他更多的却是思索。 后来，张国焘为了进一步拉拢彭德怀，曾派干将黄超带着几斤牛肉、几升大米和二三百块银元来到彭的驻地慰问，并反复询问会理会议的情形，探询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彭德怀的警惕。当黄超进而问彭德怀对当前战略方针有何高见，并大赞张主席欲北伐必先南征的主张时，彭德怀已完全明白，黄超是来当说客的，从此便不再理他。 至于林彪和聂荣臻，张国焘后来又让陈昌浩去做工作。 聂荣臻态度明朗：“遵义会议我已经有过态度，会理会议我也已有过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都拥护！”陈昌浩讨了个没趣。 张国焘还利用陈昌浩和洛甫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劝说洛甫支持张国焘。洛甫不为所动，还反过来做陈昌浩的工作，使张国焘大失所望。 此后发生的红一、四方面军的不团结以致“分道扬镳”，都与张国焘的权力欲和这种拉拉扯扯的作风密不可分。 第一篇 力挽狂澜——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第七章 北上南下起风波——金蝉脱壳 <h3>会连会争论去向</h3> 曾经与张国焘共事好几年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评价张国焘：“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他极深刻地指出：“伸手要权——分庭抗礼——自立‘中央’，这就是张国焘的反党三部曲。”徐向前的这个结论是公允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就是按照“三部曲”行事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党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其外在的表现就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方针的争论。 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6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常委会议，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以利红军向北进入甘南；计划派出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李维汉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慰问，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张国焘从两河口一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的理番县的杂谷脑，马上便推翻了自己曾在两河口会议表示赞成的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他于30日致电中央，提出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在大小金川发展的战略计划。 这一计划是明显不妥的，党中央仍坚持两河口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于7月初，连续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仓德山等长征中的一座座大雪山，向川西北的毛儿盖进发。 张国焘见自己提出的战略计划未被中央采纳，便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不积极实施松潘战役计划。 当李富春等人的中央慰问团来到红四方面军时，7月6日张国焘向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李当即向中央作了汇报。 7月10日，张国焘又致电中央：“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公开向党要权。他还授意陈昌浩致电中央“请森任军委主席，朱总总前敌指挥（原件如此，应为前敌总指挥——作者注），……给军委独断决行”，并威胁说若不这样改组，就“不能集中领导”，“无法顺利灭敌”。 党中央认真而慎重地研究了组织问题。周恩来为顾全大局，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7月18日，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为军委常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同志任副主任。 总政委有最后拍板权，张国焘的权力欲得到了暂时的满足，这才开始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可是，时间已耽误了近一个月，丢失了攻占松潘的宝贵战机。张国焘虽然实现了他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但他还想“独断决行”，于是又制造障碍，试图与中央分庭抗礼。由此，中央不得不召开一连串会议加以解决。 7月21、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汇报，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路线、战略战术是正确的，指出轻敌、分散兵力是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退出川陕根据地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不妥的。会议要求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迅速到毛儿盖集中，几经曲折，张国焘最后才勉强同意。当日，军委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组成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改称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张国焘要想“独断决行”也很难，因为他在中央政治局里孤掌难呜，是绝对少数。于是他便节外生枝，要求政治局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确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改组中央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为达到他在政治局里占多数，他于7月下旬向中央提出了增加9位红四方面军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的要求。 党中央再次作出妥协，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得很紧张，双方都有强烈反应。张国焘以进攻姿态指责中央政治路线有错误，气势咄咄逼人。 毛泽东、洛甫等在原则上不退让，重申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军事路线有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纠正，特别是遵义会议后的中央路线是正确的。又形成了少数与多数的对立，张国焘再次感到孤立，便又提出了增加一些新人进政治局的问题。经过反复协商，政治局决定补选红四方面军3个中央委员、3个候补中央委员，补选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张国焘虽不满意，但也得到了部分满足。会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兼政委；会议号召维护两军的团结，坚决同一切反对中央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由于张国焘贻误战机，未能实现松潘作战计划，致使胡宗南的国民党军得以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也已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予以策应，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党中央当机立断，取消了松潘战役的部署，红军总部拟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军委纵队组成，由前敌指挥部率领，经草地到班佑，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的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张国焘这个人为了权力，老是出尔反尔，甚至到了不讲信用的地步。张国焘与朱德、刘伯承回到左路军后，却不执行沙窝会议重申的北上战略方针，还对拥护北上的朱德、刘伯承加以排挤，对中央要左路军即日出发、专力向北的电令拒不执行。 根据张国焘的表现，党中央不得不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从敌情、地形、经济条件、民族条件、扩红条件等方面，论证了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西、向青海新疆发展。毛泽东报告后，陈昌浩、王稼祥、凯丰、博古、林彪、徐向前等接连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战役方针。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这次会议，周恩来因病重，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已去左路军，彭德怀率第三军（三军团）殿后，均未参加会议。因而会上没有节外生枝，是两军会合后第一次没有发生争执的重要会议。 <h3>密电报包藏祸心</h3> 毛儿盖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结束，8月21日清晨，右路军3万多红军健儿，沿着杨成武率领的先头团开辟的道路，踏进生死莫测的草地、走上了“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红军冒险所走的草地，就是川西北草原，历来为松潘管辖，故又称松潘草地。它纵横300多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河道迂回，曲流横生，片片沼泽，星罗棋布。不见树木，茫茫野草，盘根错节，结成草甸，覆于沼泽之上。 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烈日炎炎，酷热难当，时而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红军战士在草地行走，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沼泽泥潭之中，被沼泽吞没。红军右路军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经过六七天的艰难行军，终于走出了这“魔毯”般的草地，到达四川最北边的半农半牧的班佑、巴西一带。 党中央知道张国焘北上意志不坚，恐中途发生变故，在过草地过程中的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电告他，坚定他北进的思想。徐向前、陈昌浩也以张国煮老朋友、老部属的身份致电他，敦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河、洮河、岷州前进。徐、陈的电报企盼诚恳：“……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右路军的红军第三十军于8月29日至31日，发起了包座战役。红军指战员顽强战斗，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多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机枪50余挺、电台1部和大批粮食、牦牛和马匹，为红军北进甘南打开了胜利通道。此时的陈昌浩为红军前途忧虑，再次致电张国焘，殷殷催促“左路军宜很快向北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然而，张国焘却不理会他没有参加的毛儿盖会议决定。他和红军总部驻在藏民最大的居住点阿坝，把大部队摆在噶曲河（又称白河）西岸，按兵不动。党中央和右路军在包座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左路军动静，十分焦急。 9月1日，毛泽东就找徐向前、陈昌浩商量，要他们再做做张总政委的工作。 他们3人联名致电朱德和张国焘，催张速过草地；徐向前同时建议，“如果他们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听后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连日来，党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等人不断敦促张国焘北上，羽书交驰，函电频催，然而张国焘却似一块顽石不开。他始终不愿放弃西进或南下的方针，根本不同意党中央关于两路军集中北进，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他于9月2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借口噶曲河水上涨不能过河，率部返回了阿坝，并要右路军回击松潘。随后，他又于9月3日、5日、8日连续给徐、陈发出电报和电令，要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 徐向前、陈昌浩此时处于两难境地。他们是新增补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又是前敌指挥部的总指挥和政委，认为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进方针是正确的，应该执行；而从组织上讲，前敌指挥部要接受红军总部的指挥，张国焘的电令也必须执行。他俩仔细商量后确定，一方面再次发电劝说张国焘执行中央决定，一方面立即向党中央汇报。他们以请示的形式，向张国焘回了一份急电： <small>……胡不开氓，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small> 张国焘接到徐、陈复电，虽认真分析了电报内容，但并未被婉转词句所动。他南下的决心已定，决不动摇。当日便立刻致电徐、陈，以总政委的身份命令他们率右路军南下，措词激烈，没有回旋余地。陈昌浩先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心里暗暗吃惊，便立即找徐向前商量。徐向前心情沉重地对陈昌浩说：“事关重大，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跑一趟吧！”陈昌浩立即带着电报赶往中央的驻地阿西。当晚又通知徐向前赶到阿西。中央领导同志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与徐向前、陈昌浩一起，细细商量，煞费苦心，以7个人的名义，于8日22时，再给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发出一份长达600多字的电报，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再次劝说张总政委北上。 9日上午，中央仁至义尽，又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张国焘连接两电，非常生气。他扔下电报，对秘书长黄超说：“毛泽东和这些留俄派真是顽固，整天讲北上！北上！我这个总政委的话，没有人听。马上给他们发电报，要他们南下，为什么不听我的？看来北上南下的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了。既然要我当总政委，我就要行使职权，看谁到底硬过谁？”黄超听了一声不吭。张国焘立即动笔，也写了一份600多字的电报稿，要黄超立即发给徐、陈并叫他们转中央。 电报虽然发出去了，张国焘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他回想起自懋功与毛泽东等人相会以来，争吵的时间多，会也开得不少，然而每次开会，都是毛泽东他们说了算，我张国焘说话没人听，指挥不动军队。他越想思想越乱，越想心里越烦，焦躁不安到了极点。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现在同毛泽东等人的争斗，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再打笔墨官司不是办法。不是他们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他们。对，我张国焘不能任他们整。这时，一个大胆的设想出现在他的脑际——赶快给陈昌浩去一密电，逼迫右路军南下，不然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机不可失，立即动手。张国焘关上房门，迅速给陈昌浩拟了一份“密电”，要陈劝告毛泽东等人赶快南下，放弃北进方案，若坚持北上，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他亲自到机要科监督拍发了“密电”，并不准机要员向人透露。 <h3>党中央连夜离险区</h3> 陈昌浩接到张国焘600多字的长文电报后，知张南下的意志很坚，便也坚定了跟张南下的念头。本来他对北上的方针就有点犹豫不决，当时同意北上也是在毛泽东等人说服之下勉强接受的。他的心一直是倾向于张国焘的，而且张总政委有最后决定权，最后按张的指令办，他不会含糊。他与徐向前商量后，决定于9日下午召开右路军团营以上干部会，传达张国焘的命令并进行南下动员，抓一下部队的政治工作。 团营干部会上，正当陈昌浩操着一口湖北话高谈阔论时，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捏着一份电报来到他身边，轻声说：“政委，刚才译电员送来一份电报，是给你的。”陈昌浩正讲到兴头上，不屑一顾他说：“等会儿，你没见我正忙着哩。”叶剑英退了下来，瞥了一眼电报，看看急不急，如果不急，等陈讲完了再说。他不看尤可，一看心脏立即狂跳起来。张国焘的这份密电，好比一颗定时炸弹，使他全身热血奔涌，喘不过气来。他镇定了一下，若无其事地将电报朝口袋里一揣，借故上厕所，马上离开了会场。 叶参谋长立即骑马赶到3里外的中央驻地牙弄，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紧张而镇定地找来一张纸，将张国焘的电文记了下来，赞赏地对叶剑英说：“你干得漂亮，这件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随后，他要叶剑英回去把电报交给陈昌浩，看他如何处置。他提醒叶要加倍小心，同时要叶把包座战斗缴获的胡宗南的那份十万分之一地图带出来。 叶剑英回到干部会会场时，正好陈昌浩的讲话接近尾声。他便将电报交给陈的秘书，叫他转给陈政委。 毛泽东看了叶剑英悄悄送来的密电，百感交集。他不安地想到，难道太平天国洪杨内讧的悲剧，今天会在红军内部重演？如果那样，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了14年的革命事业，就会毁于一旦。想到这里，毛泽东眼前的一线曙光，仿佛一下熄灭了，被无边无际的黑暗所取代。他决心抗争，尽一切努力拯救这个行将残破的局面，使中国革命不致于沉沦。 他左思右想，认为第一步还是先听听陈昌浩和徐向前的意见，如果能将他们争取过来，问题就解决一半了。晚饭后，他急忙来到前敌指挥部，找到陈昌浩，好像不知道密电似的平静地问道：“昌浩同志，对张总政委来电要我们南下，你的意见怎么办？”“张总政委坚持要南下，我们就南下吧，何必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陈昌浩冷冷他说。“那么你也同意南下，重过草地？”毛泽东语气沉重。陈昌浩坚定他说：“是的。如果中央与张总政委之间有什么分歧，两军南下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再团结向前进嘛。”毛泽东一听，这完全是张国焘密电上的话语，只是说得隐晦罢了。毛泽东见陈昌浩南下决心坚定，便说：“我再跟恩来商量一下，他和稼祥病倒在三军团，要南下，政治局的几个同志要碰碰头，统一统一认识。”毛泽东离开陈昌浩住处，又看望和试探了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表示“两军既已会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妥”。毛泽东再没说什么，告辞而归。连夜约上洛甫、博古，急急赶往红三军团驻地。 毛泽东对陈昌浩说的要到红三军团碰碰头，这是一句脱身的托辞。因为中央几个领导人与前敌指挥部在一起，处境比较危险。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已于9月2日向北开进，到达了甘南的俄界，党中央周围只有三四千兵力的红三军团。平时粗旷的彭德怀胆大心细，早就察觉了张国焘的野心。在右路军过了草地，到达巴西、阿西地区后，他采取了3项重大防范措施：一是秘密派出第十一团隐蔽在党中央住地不远处，以备万一；二是在张国焘收缴了红一、三军团互通电报的密电本后，及时另编了密电本，派人送到林彪手中，以便沟通与红一军团的联系；三是每天都到前敌指挥部探听情况，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张国焘、陈昌浩的动向。就在当天下午，彭德怀还向毛泽东报告陈昌浩的腔调变了，担心“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可不可以扣押人质？”并提醒毛泽东：“张国焘可能仗着优势兵力，采取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就在彭德怀提出要警惕万一情况后2小时，毛泽东就看到了叶剑英送来的张国焘的密电。毛泽东一方面钦佩彭德怀的眼光，赞赏他采取的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另一方面也不得不从最坏处着想，立即离开前敌指挥部，到红三军团以防万一。 毛泽东、洛甫、博古趁着朦胧夜色，急急赶到红三军团驻地。路上，毛泽东将张国焘密电陈昌浩的事告诉了洛甫、博古，两人都极感震惊，又深深为之痛心。 王稼祥也被用担架抬到了周恩来治病的地方，5个政治局委员在小屋里召开会议，严肃地思考着红军的前途、命运，研究着处理方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巴西政治局紧急会议。简短的会上，大家分析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危险处境，一致认为要张国焘北上已没有回转希望了，再迟疑就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必须当机立断。正当大家苦思无计、举棋不定时，毛泽东突然冒出一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赶快走掉。”“怎么个走法？什么时候走？”周恩来问。毛泽东胸有成竹他说：“立马就走，用林伯渠的名义发一个通知，出去‘打粮’（筹集粮食），带着彭德怀的部队出发。”就这样，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率领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到俄界与红一军团会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支队，统归周恩来指挥，连夜北上，脱离危险区域，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起来！起来！马上出发！”大约凌晨2点钟，凯丰在中央机关驻地轻声呼喊着。大家惊慌地问：“出什么事啦？黑灯瞎火的，到哪儿去啊？”“一个也不要问，快走！”凯丰严厉他说。队伍立即集合起来，他又命令：“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中央机关的队伍在黑暗中出发了。 与此同时，政府机关在林伯渠组织下，总政治部在杨尚昆组织下，都以到黑水打粮为名，各自率队撤离了驻地。政府机关因辎重多，行动缓慢，负责准备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下令丢掉一些东西，轻装出发，才赶上了队伍。 更为紧张的还是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9日下午，他就向徐向前、陈昌浩建议“打粮”，得到同意。随后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名义上布置“打粮”，实是给他们交底。他晚上又向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秘密要来了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他2点钟出发后，发现没有带手枪，又回住房里去取。当他与杨尚昆两人在乌云密布的草原上向北赶路时，后面忽然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原来是李特派出的四五个追赶叶剑英的人。于是，叶、杨两人在草丛中躲过了“追兵”。真是惊险紧张，扣人心弦。走出驻地10里，叶剑英才想起没有带行李，有些着急。杨尚昆劝慰他说：“只要人出来了，就行啦！”谁知叶剑英的公务员很厉害，不管人家干涉不干涉，他把他和叶剑英的行李一卷，用骡子驮起来就走，1个钟头以后就赶上了队伍。 毛泽东是最后撤离险境的。他连夜起草《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连夜刻印散发。当完成一切部署，骑马北行时，大约已到凌晨4点了。 为了预防万一，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在要道两边的山上布置了警戒。他与彭德怀随红十团断后，相机处理可能发生的意外，保证中央和部队的安全撤离。 <h3>政治局俄界做决定</h3> 10日清晨，徐向前和陈昌浩刚起床，就接到下面报告，说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突然出发了。两人大吃一惊，愣愣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如何是好。此时，对党中央处于警戒位置的红四军领导不明真相，打来电话请示：红一方面军部队已连夜出走，要不要打？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打不打？一听这话，徐向前的脑袋“轰”的一下，像被人猛地一击，简直麻木了。但他很快冷静下来，果断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字字千钧，为党和红军立了大功。 陈昌浩身为前敌指挥部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向下作了不能打的答复。 但是，当中央派人送来《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要徐、陈率队北上时，陈写了复信，拒绝北上。他给张国焘发了中央率队“私自北进”的电报，还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要他停止北进，并派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十几个人的骑兵队追赶红三军团的部队，劝说彭德怀等率部南下。 当李特率领的10余骑追上红三军团后卫部队，把陈昌浩的信交给彭德怀时，毛泽东幽默他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李特气势汹汹地责问毛泽东为什么“逃跑”？毛泽东乘势做李特的工作，耐心说服他，告诉他“这是政治局决定的行动”。当李特坚持错误，不让红军大学的一部分学员北上时，曾发生李德把李特拉下马来，互相对骂的场面。毛泽东对李特和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愿走愿留，各随其便吧！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回来的。”毛泽东的话，就像精确的预言。 党中央率领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迅速北进，于9月11日下午6时至12时，陆续到达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会合。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的有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及叶剑英、杨尚昆、李富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21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只发至中央委员一级，以便给张国煮改正错误的机会。出于义愤，当时，有人提出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同张国焘的斗争，毫无疑问是两条路线斗争，但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他非常现实他说：“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帅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根据彭德怀的建议，会议还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同时决定成立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五人团”，负责陕甘支队的军事行动；组成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成员的编制委员会，研究部队整编问题。 第一篇 力挽狂澜——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第八章 张国焘率军南下——奸心毕露 <h3>阿坝“声讨”毛周张搏</h3> 张国焘9月9日给陈昌浩发出密电以后，情绪不宁，几度揣摩着可能出现的情况，焦急地等待着陈的回电，度过了难熬的一天。10日终于盼来了陈昌浩的急电：“一、三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电报还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军团是乘夜秘密移动的，连对敌警戒任务也未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某些驻地完全暴露，等前指发觉这件事，一、三军团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直接命令的…… 张国焘阅罢电报，气得像头发怒的狮子，暴跳如雷。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等人会来这一手，便一个人在总部办公室里破口大骂起来：“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连一点信义都不讲，还算什么布尔什维克？”他的脸都气歪了。 正在这时，朱德总司令走进办公室。张国焘马上对他大声说：“毛泽东搞分裂，带领一方面军私自走了。你看看，这是陈昌浩刚发来的电报。”朱德看完电文，十分惊诧和焦急，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纹丝未动地站在那里，望着窗外灰暗的天空，脸上泛起了一种极其痛苦的表情。 张国焘余怒未消，又愤怒地发泄道：“毛泽东抹煞总司令部的职权，私自带兵搞分裂，我们也只好单独行动了，不再听中央的那一套。”朱总司令深沉、严肃地对张劝说道：“一方面军进到甘肃后，蒋介石还是不会放过他们，仍会遇到很大危险和困难。希望一般同志不要过多责难，应以党的团结为重，最好大事化小，从而弥补这个裂痕。”张国焘见朱德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也没有再说什么。 张国焘随即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剩下的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三十军，回师南下，重过草地，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 左、右路军二过草地，艰苦更甚，途中又遇大雨，部队极度疲劳，疾病增加，屡有减员。 张国焘为推卸分裂的责任，为他的南下行为辩护，于9月12日致电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首长，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会悔之无及”，“不拖死也会冻死”，说什么“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望一、三军团速归来”。 中共中央为了继续挽救张国焘，团结四方面军北上，于9月14日从俄界再电张国焘：“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将电报一掷，生气地对黄超说：“自己往北边逃跑，还要人家跟着逃跑，岂有此理！”黄超见张发怒，在一旁看着，连气也不敢出，更不敢说什么了。张国焘随后想，不能老是这样电报来往，应该开一个会议，把事情公开，今后我张国焘做点什么，也好向大家交代。张国焘拿定了主意。 9月15日，张国焘决定召开的“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在阿坝的格尔底寺大殿内举行。大殿内高挂着一条“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横幅标语，非常引人注目。到会的约有100多人，除省委委员外，张国焘还动员来了工会、共青团、妇女干部的代表，以壮声势。他还特意通知朱德、刘伯承一定要到会，并让他们坐在指定的最前排的长凳上，两旁坐的是徐向前、陈昌浩、黄超等红四方面军的人。 会议开始了，张国焘首先作报告。他激忿地告诉大家，毛、周、张、博等人私率一、三军北上，搞分裂逃跑了；他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和红军的团结，不顾中国革命的利益；他鼓吹只有南下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他号召大家起来斗争，坚决反对毛泽东等人的逃跑政策。 经张国焘这么一渲染，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有的开始愤怒起来，有的似乎迷惑不解，也有的沮丧不安，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会场秩序开始有点骚动起来。 张国焘为了造足气氛，竟添油加醋地大声说：“毛泽东等人向北逃跑时，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你们说这叫什么行为？还有没有一点人道主义……？”这时，人们激愤了，骚动的会场乱糟糟起来。“反对右倾逃跑！”有人喊起了口号。“控诉毛洛周博的逃跑罪行！”有人举起了拳头。“坚决跟着张总政委南下！”也有人表示了决心。 张国焘看看火候到了，瞥了朱德、刘伯承一眼，不怀好意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有什么意见就讲嘛！”他的话带有煽动性。一些与会者就把矛头指向了朱德：“总司令，你必须与毛泽东的逃跑错误划清界限！”“总司令必须当众表态！”张国焘趁机挑动说：“总司令，你讲讲嘛，表个态。” 朱德站起来和颜悦色他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是举手赞成同意北上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人家都叫‘朱毛’，哪有‘朱’反对‘毛’的呢？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我也是赞成的，毛泽东没有错。” “你是老糊涂，老右倾，老不死！”黄超不满意朱德的表态，居然谩骂起来。刘伯承憋不住了，站起来怒不可遏地厉声喝道：“你们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黄超又转向刘伯承：“刘瞎子，你反对批判毛泽东的分裂行为，为什么不跟着他们逃跑啊？”刘伯承是为了保护朱总司令，才把目标引到自己这边来、引火烧身，好让朱德少受一点围攻。 黄超转身又责问朱德：“你说毛泽东对，他们为什么烧仓库里的东西？”这时朱德愤怒了，他义正辞严地驳斥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对俘虏都优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我们缺乏枪支弹药，更不会烧的。这完全是造谣！……”朱德的话还没讲完，张国焘生气地冲着大家说：“不管怎么说，北上是逃跑主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打到成都去吃大米！” “对，打到成都吃大米！”“拥护南下进攻路线！”格尔底寺大殿内，响起了一片口号声。 在一片吵吵嚷嚷声中，张国焘操纵通过了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成为他反党罪行的重要证据。 <h3>另立“中央”自封“主席”</h3> 9月下旬，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和一方面的第五军、三十二军（即原红五、九军团），共8万多人，分别集结于大金川的马塘、松岗、党坝、卓木碉一带。 张国焘在阿坝导演了一场攻击党中央北上路线的闹剧之后，还嫌不足，又以总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等名义，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会议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会议，目的无非是诽谤中央，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10月5日，张国焘把反对中央、搞分裂的活动推向了顶峰。这一天，他在卓木碉最大的一个喇嘛庙——白赊喇嘛庙里，召开了一个有四五十名军以上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自编自演了一场另立中央的丑剧。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由他作长篇发言。他先大肆攻击党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这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而是“政治路线错误”。他认为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四方面军。他鼓吹南下是终止退却路线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现在中央领导人继续北上，发展成了“右倾逃跑主义路线”，导致了红军的分裂。他还攻击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等等。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 张国焘的这些话，与会者都不感到突然，因为阿坝会议及其后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大家都听到过。但张国焘下面的话，却大出与会者意料之外。他说：“目前的中央，已经被毛、周、张、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用。同志们，我们还再跟着这样的中央做什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抛开原有的中央，成立一个临时中央，到适当时间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中央……”他的这些话，一下子把与会者震蒙了，大家都傻了眼，连一向紧跟他的陈昌浩，也毫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其他人，谁也不想开头一炮。 于是，张国焘以一种期待的语调问道：“你们对立刻组成‘临时中央’，有何意见？”还是黄超打破了沉闷：“我们再不信任原来的中央了！”李特跟着说：“中央既然丢下我们，我们不再跟中央跑了！”张国焘满意地点点头，但他想得到朱德“关键一票”的支持，便问道：“总司令，你说说怎么样？” 朱德感到痛心、茫然，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是个整体嘛。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全国全世界都知道。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难办到。无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可不能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很不满意，又不便发作，便转向刘伯承：“总参谋长，你说说。”刘伯承忧心如焚，便从红军当时的处境，敌人的动向，革命的前途，讲到“红军只有团结对敌，才有出路……？”“好了，好了，谁要你作政治动员报告！”张国焘不满地打断刘伯承的话，又转向徐向前，要他表态。徐向前不晓内情，左右为难，只好说“让我想想”。 这时，张国焘也不再问下去了。他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一长串名单说：“现在我宣布成立临时中央，委员有张国焘、朱德、刘伯承……” 他接着说：“毛、周、张、博分裂红军，拒不执行军委和总司令部南下的决定，宣布开除其党籍，并下令通缉。叶剑英、杨尚昆应免职查办。临时中央主席由本人暂任。适当时候再正式选举成立中央，报第三国际批准。”会场又沉寂下来，与会者都感到吃惊。张国焘又点名了：“朱总司令，你有何意见？” “你既然叫我总司令，我这个总司令岂能反对中央？我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朱德平静地回答说。 张国焘生气地转向刘伯承：“总参谋长，你有什么意见？” 刘伯承很干脆：“我怕不配做你的中央委员吧，不够格吧！” “你——你——”张国焘连碰两个钉子，话都说不上来了。他转向大家宣布：“今天，临时中央就算成立了。不管怎么说，在座的不论愿意不愿意，都是中央委员。……”丑剧演完后，“临时中央”的招牌挂起来了。自封的“张主席”开始行使职权了。 12月5日，他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这封电报是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的铁证。 张国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另立中央演完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快完结了。而此时的他，却趾高气扬，似乎不可一世。 <h3>朱总司令委曲求全</h3> 深受红军指战员敬佩和爱戴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由于历史的原因，把他们与张国焘连到了一起，而且是在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的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无疑对他们是极其严峻的考验。但他们不愧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大是大非面前，沉着冷静，坚持原则，在关系到个人的处境得失时，又总是顾全大局，以党和红军的利益为重。 在阿坝会议上，当张国焘逼迫朱总司令“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黄超等人威胁说不表态就枪毙时，朱德昂起头，大义凛然他说：“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在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上，当张国焘另立中央，硬逼着朱总司令回答：“你究竟承认不承认我们现在成立的中央？”朱德马上给顶了回去：“你在这里硬要弄出一个中央，我不赞成，我按党章的规定保留意见，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朱德当着大伙的面，给张国焘再次碰了个硬钉子。 毛泽东后来得知这些情况，曾高度评价朱总司令与张国焘作斗争的功绩，赞扬他“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总司令不支持张国焘反对毛泽东和另立中央，遭到了张国焘的报复。 张国焘就唆使一些下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召开小型会议围攻朱德，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有的人把朱德的住地哨兵也撤了，他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当春天来临，南下部队粮食无着，大军断炊，张国焘吃小灶、喝老酒时，朱总司令却主动组成了20多人的野菜委员会，向荒山野地进军，像神农尝百草那样，为部队寻找充饥救命的野菜。 为了减少朱德的耳目和帮手，张国焘把康克清从朱德身边调开，另行分配工作。康克清考虑朱德的安全，不想离开。朱总司令要她放心：“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团结张国焘，和他搞好关系，让整个四方面军回到党中央身边。”他要求康克清尽快到新单位工作，“去向同志们宣传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注意团结身边的同志”，并鼓励她“革命到底”。 刘伯承由于不支持张国焘搞分裂，被张国焘撤了总参谋长的职。跟随左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三十二军及调到红四方面军任职的一些干部，如曾日三、郭天民、黄火青、曹里怀、张宗逊、陈伯钧等，也因不支持张国焘另立中央，遭到张国焘的降职、撤职、打击甚至迫害，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朱总司令就利用各种时机，做他们的工作，强调团结一致，粉碎蒋介石对红军的围攻，将来共同北上，回到党中央身边。 虽然敌强我弱，环境恶劣，张国焘又独断专行，但南下以后的多次战斗，朱总司令却总是千方百计为张国焘出谋划策，精心指挥，减少失误，避免红军更大损失。同时，他还时时以事喻理，旁敲侧击，规劝张国焘不要走得太远…… <h3>损兵折将束手无策</h3> 张国焘成立非法中央以后，即率部南下，制定了一系列作战计划。如10月7日的《绥崇丹懋战役计划》，10月20日的《天芦名雅邓大战役计划》等。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的红军指战员们，克服重重困难，出敌不意地过峡谷、夺要隘、占桥梁、渡激流，首先攻占缓靖、丹巴、崇化、懋功等地，继而又占领宝兴、天全、芦山，逼近邛崃县境，击溃川敌6个多旅，歼敌3000余人，我军也遭到了重大伤亡。 面对我军步步逼近成都的态势，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刘湘急调主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坤等部连同当地敌军共80余团20余万人，布置于名山及其东北的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以逸待劳，企图与我军决一死战。 在敌我优劣明显、我军连续作战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张国焘无视敌情变化，仍令红军全力进攻名山、邛崃，结果导致我军在百丈关地区与敌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血战。 百丈关，地处四川盆地西部，是靠名山东北、邛崃西南的一个重镇。与大小金川的崇山峻岭不同，这是一个平原水网地带，宜攻难守。11月16日我军占据百丈后，19日，敌人便调集10多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我军在百丈地区10余里的长弧形阵地猛烈攻击。坚守前沿的红军指战员，无峻岭依托，无碉堡固守，仅凭水网田埂和简单的杂木工事顽强战斗。有的部队子弹打光了，就与冲上来的敌人拼刺刀；有的战士手臂打断了，就用牙齿咬导火索，冲进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战斗异常残酷悲壮。经过7昼夜的苦战，我军虽击毙击伤敌15000余人，但自己也伤亡1万多人，许多师、团指挥员都牺牲了，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被迫将部队撤至名山西北地区防守，后又撤退到天全、芦山、宝兴地区。 天、芦、宝地区山峦叠蟑，沟壑纵横，人烟稀少，生产落后，藏汉杂居。 我军想在此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但由于上层反动分子组织反动武装反对红军，胁迫群众不与红军合作，计划很难实现。红军云集又不可避免地“与民争粮”，生活极端困难，加上战斗与疾病减员，红军力量日见削弱。 同时，四川军阀主力已集中于名山、邛崃地区，薛岳的2个纵队正向雅安、天全集结，李抱冰兵力也已位于康定、沪定一带。敌人日夜赶修碉堡，加紧封锁，伺机大举向红军进攻。 红军在这一地区，进退两难。军事受困，政权建不起来，生活极端困苦，部队日益减员，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南下是绝路”，“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1936年1月22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他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这更给张国焘脆弱的心理以致命的一击。党中央要求他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活动，并在全党公布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使全党同志进一步了解了事情真相，认清了张国焘的反党罪行。 1月24日，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致电张国焘，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要他立即取消第二“中央”。这无疑对张国焘又是致命的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被迫于1月27日致电党中央：“原则同意中央路线”、“急谋党内统一”。 2月初，薛岳集中6个多师的兵力和川军主力，开始向红军大举进犯。 张国焘在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的情况下，束手无策，不得不承认红军如长期停留在川康区域是不利的。2月中旬，总司令部发出《康道炉战役计划》，红军被迫退到西康北部甘孜地区，整编训练，等待时机。南下红军部队由原来的8万多人，减员为4万人。在这一地区停留至红二、六军团北上会师。 张国焘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夕的6月6日，被迫宣布取消了他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同时也预示了他政治生涯的结束。 第一篇 力挽狂澜——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第九章 红二十五军独远征——陕北合兵 <h3>孤军驰骋中原大地</h3> <small>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找我们。</small> 这是鄂豫皖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的郑位三，给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的一封信。当化装的交通员陈锦秀历尽艰难将这封信送到省委领导手里时，己是一个多月后的11月4日了。 省委书记徐宝珊、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接信后非常激动，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不久前，红二十五军在皖西的太湖、潜山之间的陶家河，与国民党上官云相部的四十七师打了一仗，激战两天一夜，红军伤亡较大。 这时，部队正转移到六安、霍山之间进行休整，对下一步怎么行动正没有主意。现在听说中央派人送来了重要指示，使他们在挫折中看到了希望，怎么能不激动、不高兴呢。 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当即召开了会议，对皖西的工作进行了布置，组织了军留守处。6日晚即率红二十五军西进，两夜一天急行军200多里，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8日拂晓到达河南光山县城东南50里处的斜山寨。 部队吃饭、休息还不到2小时，寨东和寨南突然同时响起了枪声。原来，尾追我军的敌10个团的“追剿队”已分别从寨东和寨南跟踪而至，乘我不备发起了进攻。面对仓促应战的不利形势，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考虑到部队已十分疲劳，靠“走”无法摆脱敌人，决定先打垮敌人的进攻，然后再西进。他们指挥扼守寨东北和山顶的部队，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从寨南撤出一个团，隐蔽迂回到寨东北敌军的侧后，突然发起猛攻，首先打退了寨东北的进攻之敌。接着，这两支部队又分路迂回到进攻山顶敌军的侧后，发起猛烈攻击，坚守山顶的3个营也乘势发起反冲击。在红军三面夹击下，敌人溃不成军，纷纷逃散。战斗在黄昏前结束，红军以少胜多，打死、打伤、俘虏敌军40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斛山寨战斗，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打出了红军的军威，为鄂豫皖省委顺利召开花山寨会议，奏响了胜利的前奏。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了常委会议（史称花山寨会议）。这是红二十五军战斗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会议认真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年来的斗争形势。自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1932年11月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经历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独立坚持了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歼灭了数以万计的敌军。但是，在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危害和敌人残酷“围剿”下，根据地越来越小，形势越来越严重。是继续坚持斗争还是实行战略转移，党中央曾有过两次指示，省委也有过半年多的酝酿，但一直未能作出决断。这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中央苏区派程子华带着新的指示于9月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使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决策有了重要依据。 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重要指示：“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军主力引走，……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够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 会议一致决定：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根据地；以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留下高敬亭同志和一部分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同时决定，红二十五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 花山寨会议，揭开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序幕。 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80多名指战员，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向桐柏山区的进军。 17日在罗古寨击退了敌军“追剿队”第五支队的进攻，当晚在信阳以南的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了平汉铁路，以最快的速度向西前进，一下就进入了桐柏山区。 红军闪电般地进入桐柏山区，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这一突然行动，使蒋介石大感意外，大骂部下“太大意了”，同时急令“追剿队”5个支队跟踪追击，并令驻河南泌阳地区的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和驻湖北老河口的第四十四师肖之楚部，迎头堵截，妄图以30多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趁我军孤军远出、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包围歼灭。 桐柏山区范围较小，离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余地小，敌军又大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于是省委果断决定：立即转向伏牛山区，开辟立足之地。 为迷惑和调动敌人，隐蔽我军意图，军领导派出少数部队急速西进，佯攻湖北枣阳县城，吸引敌军向枣阳集中，红军主力则乘夜冲破敌“追剿队”第五支队的拦阻，绕道泌阳城东，乘虚北上。 泌阳以北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许多围寨高墙耸立，栅垒重叠，为地主豪绅们所盘踞，并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成为红军前进路上的障碍。军政委吴焕先根据省委指示，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宣讲有关政策和注意事项，对每个围寨的封建势力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抗日道理，晓以民族大义，好为红军让开通路，从而争取了时间，于11月25日进抵距伏牛山东麓只有50余里的许（昌）南（阳）公路。部队准备第二天于方城县东北的独树镇附近穿过许南公路。 26日晨，军领导以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军直分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以红二二三团为后梯队阻止尾追之敌，掩护全军前进。谁料，当红军前梯队到达独树镇附近时，却遭先期到达在此设伏的敌四十军庞炳勋部的突然袭击。这一天，恰遇寒流降临，雨雪交加，能见度差，红军先头部队发现敌军较迟。当敌军突然袭击时，许多指战员的手指冻得拉不开枪栓，以至被迫后撤。敌军乘机发动冲击，从两翼包围过来，先头部队在平坦的地形上无所依托，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随着一声大喝，只见一位雄姿英挺的青年骁将，骑着一匹栗色骡子似离弦之箭，一下冲到阵前，在危急关头稳住了部队，他就是军政委吴焕先。惊慌失措的指战员们迅速趴在泥水里，摩拳擦掌活动手指，利用地形进行抗击。面对气势汹汹猛扑过来的敌军，吴焕先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就冒着敌军密集炮火，带领部队反扑过去，冲入敌阵展开了白刃格斗。幸好此时徐海东副军长带领红二二三团从后面赶到前沿，当即投入了拚杀。这是一场殊死战斗，险象横生，危机四伏：歇斯底里的敌军，潮水般涌来，敢于刺刀见红的红军指战员临危不惧，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顶回去，终于压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但当红军组织二二三团发起3次冲击，试图打开缺口冲过公路时，都被凭借工事抵抗的敌人顶了回来，形成了僵持状态。天黑以后，红军才乘机撤到10里外的村子，顾不上吃饭休息，顶风冒雨，在泥泞不堪的乡间小道，迂回曲折地绕到守敌空虚的沈庄附近地段，冲过了许南公路，于27日拂晓抵进了伏牛山东麓，打破了敌人的堵追计划。 独树镇激战，是长征途中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一仗。孤军驰骋于中原大地的红二十五军，长驱直入伏牛山以后，使敌人慌了手脚。敌四十军和“追剿三队”主力相继跟踪追到。由于伏牛山区地域狭窄，人烟稀少，粮食和物资都很缺乏，创建根据地比较困难。因此，省委决定继续西进，直奔豫陕边界的商洛山区。 蒋介石为防堵红二十五军入陕，急调开封的第六十师至卢氏县城以南朱阳关、五里川一带，控制了红军入陕大道。红军改变路线，另择小路从卢氏县城城南与洛河之间神速西进、于12月8日从铁锁关（又称箭杆岭）进入陕境，在三要司歼灭陕军1个营，9日进至庾家河。10日上午，正当省委在庾家河召开会议研究创建新根据地问题时，敌六十师突然奔袭而来。红二十五军当即进行了长征中又一场殊死战斗。指战员们以刺刀、手榴弹、大刀与敌人拼搏，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将敌人打垮，毙伤敌800余人。红军也伤亡200多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庾家河战斗，最后打破了敌人从鄂豫皖、桐柏山到伏牛山、商洛山的连续追堵，胜利完成了红二十五军在中原大地长驱1800余里的第一次战略转移。 从1934年12月中旬到1935年7月上旬的近8个月时间内，按照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会议上作出的“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建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的决定，红二十五军一边作战，一边开辟根据地，把粉碎敌人的“围剿”同创建根据地结合起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红军先后攻克镇安、宁陕、佛坪、洛南等县城，在十数县范围内，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造成了武装割据的新局面。红二十五军也发展到了3700多人，还发展了2000多人的地方武装。 根据地的建立，又为战斗胜利提供了保障。红二十五军在8个月时间里，先后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其中著名的有葛牌镇战斗，消灭敌柳彦彪旅5个营；华阳战斗，消灭杨虎城警备二旅2个团，旅长张飞生负重伤，第四团团长被俘；九间房战斗，又消灭张汉民旅5个营，活捉旅长张汉民（中共地下党员，被误杀）；荆紫关战斗，活捉敌人军需处长，缴获大量物资；袁家沟口战斗，全歼敌警备一旅2个团，活捉旅长唐嗣桐等，粉碎了敌人的第一、第二次“围剿”。此后，红军乘胜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 <h3>配合主力红军行动</h3> 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即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来从报纸上得悉，长征的中央红军已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同时获悉，蒋介石正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地区集结，妄图围堵红军主力。红二十五军又一次面临着新的重大战略抉择。 正巧此时，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经由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子午镇，及时送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也带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准备北上的确切消息。7月15日晚，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并确定合并鄂陕、豫陕两特委，组成新的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各游击武装力量，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这是鄂豫陕省委独立自主作出的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也符合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与主力红军会合的热切愿望。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近4000名指战员又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在周至县两次击退尾追的陕军2个团后，军领导为隐蔽行动意图，遂于22日晨由辛口子向南折入秦岭山中，经青岗砭、厚珍子、二郎坝等地，佯作进击汉中的姿态。27日在留坝县江口镇，省委决定休整两天，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随后秘密向西北挺进。 8月1日，红军以二二三团一营为前卫，轻装奔袭20余里，占领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歼敌一部。该营三连于当晚又在双石铺东北3里处，俘获1名由凤县而来的敌军少将参议，并缴获许多文件和报纸。军领导综合敌军文件、敌少将参议口供及报纸提供的情报，证实了主力红军正在北上，而胡宗南、鲁大昌、王均、邓宝珊、马鸿宾等大批国民党军队都部署在川西北和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防堵主力红军北上。据此，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定，立即率领部队进入甘肃境内，威胁敌人后方，配合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红军以手枪团化装潜入甘肃两当县城，配合主力于8月3日攻占该城，随后由利桥镇转向西北，于9日晚一举攻克天水县城北关，直捣敌人后方，迫使敌军急调第三军十二师回援。红军又乘胜渡过渭河，在11日进占秦安县城，大胆向敌军纵深挺进，于8月14日进抵静宁县城，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守敌新一军十一旅异常惊慌，急电向兰州求援。 红二十五军的大胆穿插，神速西进，使蒋介石极为震惊。早在6月份，他就对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无可奈何，慨叹“徐匪（海东）数月以来，猖撅流窜，实属可虑”。7月21日，他自成都“行辕”向西安绥靖公署发出电令斥责：“区区之匪，至今尚不能歼灭，可知进剿不力，奉命不诚。兹再限期8月15日以前肃清，如再不能遵令肃清，则唯该主管长官纵匪论罪。”8月10日，蒋介石再次电称：“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取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他电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各抽一部分兵力，“统归朱绍良负责统一指挥”，集中对付红二十五军。 8月17日，红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后，连夜翻越六盘山，继续沿西兰公路向东挺进，于19日逼近平凉县城。平凉守敌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一面令一零五团增援平凉，一面令骑兵团和一零四旅二零八团向泾川县城集中，妄图将红军逐出陇东。马鸿宾亲自督战，乘一辆“万国牌”大汽车，率一零五旅3个步兵营，紧紧尾追红军不放。红军便于傍晚时分抢占打虎沟高地，冒雨阻击敌人，将敌军全部打垮，歼敌一个多营，师长马鸿宾险些被活捉。 这时，红军面临的情势也是非常严峻的。长途奔袭作战，部队十分疲劳，前有堵敌，后有追兵，加上连下两天大雨，西兰公路以北的泾河水涨势很猛，部队无法北渡，公路南面被一道几十里宽的高塬所阻，毫无回旋余地。在此危急时刻，军领导果断决定暂时离开公路，翻过南面的王母宫塬，南渡泾河支流汭河，摆出佯攻灵台、“夺路入陕”的态势，实则西去进击崇信县城，仍然扭住西兰公路不放，并继续探听主力红军的行动消息。 不料，就在部队由王村爬上王母宫塬时，又发生了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第三次生命攸关的一场恶战。 王母宫塬，是一段地势突兀的位于泾河与汭河之间的黄土高坡。南面的十数丈崖壁下便是东流的油河，平时水流缓慢，深不过膝。因几天来大雨滂沱，眼下河水暴涨，给渡河造成很大困难。8月21日，军政委吴焕先指挥手枪团和二二五团抢先渡过河去，占领南岸高地，以防径川之敌突袭；二二三团担任后卫掩护。正当军供给部和军医院过河时，山洪突然暴发，几个战士不幸被洪峰卷走，只得暂停渡河。这时，全军的骡马担架、行李挑担、医疗药品、军械器材、伤病员等都拥挤在汭河北岸，正处于古人所说的“军之半渡，兵家大忌”之时。王母宫源上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敌一零四旅二零八团1000余人，在1连骑兵配合下突袭而来，妄图乘红军半渡之危击败红军。 担任掩护的二二三团第三营当即凭借房屋、土墙、窑洞，与敌展开激战。先头两个团已经过河，无法回援，担任后卫掩护军需机关任务的二二三团，完全处于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如不坚决打退敌军进攻，后果不堪设想。军领导立即命令二二三团一、二营全部投入战斗，阻敌进攻。吴焕先政委带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一百五六十人，抄一条隐蔽小路，一鼓作气从河边攀上源顶，一下插入敌人尾部，切断敌军退路，从侧后向敌军发起攻击。“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吴政委一边高呼，一边与战士们一起狠狠打击敌军。红二二三团3个营，在几挺重机枪火力掩护下，趁机向敌发起猛烈反击。只顾向四坡村汭河边围攻的敌军，没想到忽然背后杀出一支奇兵，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夺路逃窜。二二三团指战员们乘势冲上前去，与敌展开肉搏战，最终将敌压到一条烂泥沟里，全部歼灭，击毙了敌团长马开基。 经过王母宫塬上的这场恶战，红二十五军虽然转危为安，但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亲率指战员们断敌后路、冲锋杀敌的军政委吴焕先中弹牺牲，年仅28岁。指战员们处于万分悲痛之中，无不捶胸顿足，热泪盈眶。 <h3>两军合一人精马壮</h3> 王母宫塬恶战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在灵台、崇信、陇县之间的三角地带，积极探听主力红军行动的信息。部队所到之处，军领导都派出手枪团四出搜集报纸，访问客商，极力寻觅有关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北上动向。但由于没有电台通讯，黄土沟塬消息闭塞，对主力红军过草地后的行动消息一无所获。 这时，敌情也起了重大变化。敌第三军十二师、一一三师、六师十七旅、三十五师等部队，正向灵（台）崇（信）陇（县）三角地带调动。军领导考虑到敌军正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一时又难以获得主力红军的确实消息，继续滞留在这一地区十分不利，遂决定立即奔赴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合。 8月30日，红二十五军经华亭县安口窑北上。在平凉城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经镇原、庆阳，翻沟跨源，兼程北上。9月4日，担任后卫的红二二五团三营遭敌骑兵团突然袭击。徐海东指挥二营投入战斗，掩护三营突围。 但因敌众我寡，二营也陷入重围，情况十分危急。团长方炳仁带领一营迅速抢占一座山头，以猛烈火力阻止敌人进攻，掩护徐海东飞马突出重围，而方团长以下20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随后，部队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 陕甘边界一带地脊民贫，人烟稀少，无粮可筹，全军处于严重的饥饿威胁之中。许多营团干部只得忍痛杀马，让指战员们充饥果腹。正在这时，恰遇一个赶羊商贩经过，四五百只羊被部队如数买下，才解除了全军的饥饿威胁，得以继续前进，于9月7日，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豹子川。省委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军政委，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军领导对部队作了同陕北红军会师的政治动员，要求部队遵守纪律，注意团结，向陕北红军学习。随后，全军3400多人继续北进，于9月9日到达永宁山，与陕甘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习仲勋、刘景范得悉消息，立即报告了西北工委。中共西北工委当即发出了《为迎接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支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发动群众，送慰问品，欢迎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在永宁山稍作休整后，经过4天行军于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等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这样，红二十五军至此胜利完成长征，成为红军长征中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部队。 1935年9月18日，在永坪镇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庆祝胜利会师和纪念“九一八”事变4周年。会场上横挂着“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大幅标语，无数红旗迎风招展。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都赶来参加大会。 联欢会上，刘志丹、徐海东、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先后讲话，分别代表陕北根据地人民和红二十五军、西北军委、中共西北工委等，祝贺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为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会师后，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全军团下辖3个师，共7000余人，人精马壮，有力地壮大了陕北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这时，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指挥东北军4个军11个师及陕军、晋军2个师又5个旅，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的战法，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领导针对这种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抓住南线敌六十七军孤军冒进的有利时机，利用延安南部劳山地区的有利地形，耐心设伏3天。10月1日，敌一一零师进入红军伏击圈。埋伏的红七十五和七十八师指战员，同时从公路两侧向敌人行军队形发起猛烈冲击，经5个多小时激战，全歼进入伏击圈的敌人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洲、团长杨德新以下千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使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遭受严重挫折。 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合以及劳山战斗的胜利，为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奏响了胜利的欢迎曲。 第一篇 力挽狂澜——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第十章 中央红军入陕北——献“奠基礼” <h3>哈达铺获重要情报</h3> 党中央和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一、三军团，从巴西急走，脱离险区后，于9月12日在川北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中央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3日，率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16日逼近甘南重要关隘腊子口。 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咽喉。两侧的山崖近在咫尺，都是悬崖峭壁。右边的一整块峭壁，拔地而起，高达300多米，别说人爬不上去，甚至连山羊也无处插足。山口宽约30米，最狭窄处只有三四米。两山之间是一条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上架有木桥，对岸筑有坚固的碉堡工事。国民党新编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凭险扼守。腊子口后山没有仓库，囤积大批粮食和弹药，既可保证部队长期踞守，又可随时得到主力部队增援。 红军要北上甘肃，除通过天险腊子口外，别无他路。毛泽东决定，“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任务交给了红一军团二师的四团。红二师师长陈光和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亲临腊子口前沿察看地形，研究作战部署。 16日晚上进攻开始，杨成武带领一个连担任正面攻击，但由于敌人坚固防御体系的阻拦，5次进攻都未能奏效。王开湘率领的从右侧峭壁间迂回敌人侧后的两个连，用马匹将战士们驮过河，由一名会攀藤葛的苗族战士利用匕首、短刀，首先攀登上危险的山岩，在浓重的夜色掩护下，依靠皮带、绑腿、绳子连接，一批一批地把战士们拉上右岸峭壁的后坡。然后，战士们突然从敌军背后的峰顶，向敌人没有顶盖的碉堡里扔手榴弹，像神兵天降般地奇袭敌人。几分钟内，敌军便乱了阵脚，纷纷滚下山坡，狼狈逃窜。 9月17日凌晨，四团终于占领了腊子口，并乘胜追敌，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这些物资，对刚过草地、仍受饥饿威胁的红军战士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 红军过了腊子口，下一步去哪里？北上只是一个战略方针，究竟是到甘肃、陕西，还是去宁夏、新疆？当时，党中央对长征的具体目的地，尚未真正确定。过了腊子口后，毛泽东等便立即布置一军团，派出侦察连到哈达铺侦察敌情，待弄清敌情后再作决断…… 哈达铺自古是甘南重镇，兵家必争之地。镇的外围历来有重兵把守，国民党政府官员和普通市民均认为短期内不会发生战争。9月的阳光普照大地，正是甘南最好的时光。红色或白色的野菊花，还有蓝色或紫色的牵牛花，争相斗艳，点缀着镇外的野地，增添了几份安宁的气氛。 这时，一小队国民党中央军正大摇大摆地来到镇上，为首的是一位中央军中校，还有少校以下10多人。突然得到消息的镇长、国民党党部书记、保安队长等一批镇上官员和有名士绅，立即出门欢迎，热情接待，生伯得罪这些骄横的中央军官兵。 正当这些中央军官兵在镇政府大堂里高谈阔论，要镇长们谈谈敌情和社会治安状况，享用着喷香的茶点时，又突然接到报告，说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的少校副官从兰州路经哈达铺，特来拜访。“自家人”见面，免不了称兄道弟，嘘寒间暖。分别时，中校对鲁大昌的少校副官说：“老弟先忙着，晚上定来下榻处拜访。”少校副官连说：“不敢不敢！”当晚，中央军中校一行人来到鲁大昌的少校副官下榻处“拜会”，发现他带着许多书籍、报纸和衣物，顿感喜出望外。原来这位中校正是红一军团侦察连长梁兴初，而那少校便是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他们奉命到哈达铺侦察敌情时，毛泽东曾当面交代：“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近期的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搞几份来。”于是，他们便抱怨几天来执行公务，消息很闭塞，提出看看少校副官所带的近期报纸。他们边翻边看，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徐海东率领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立即在这条消息旁边画上了杠杠。同时，他们还从一份近期杂志上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画的刘志丹领导的陕北根据地略图，真是异常激动。少校向中校请示：“这些东西是否全部带走？”中校说：“连人一起带走！”开始，鲁大昌的少校副官还没有明白他们说的什么，正要发问，只见两个身高马大的士兵已一左一右将他捆绑起来。“你们是……？”“我们是工农红军！”中校威严他说。“啊？！”少校副官顿时吓得瘫软下来。 当晚，侦察队把搜集到的报纸杂志和鲁大昌的少校副官，秘密押回了军团部。政委聂荣臻看到报纸后，十分重视上面的消息，立即派骑兵通信员把报纸送到了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见到侦察连收集到的报纸，看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陕北的消息，特别是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非常高兴。毛主席满面笑容他说：“好了！好了！我们可以到陕北根据地去了！”40多年后，李维汉回顾当时的情形时说：（红军）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获知这些具体情况后，党中央才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李维汉的这段回顾说明，哈达铺获得的重要情报，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的目标定在陕北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因蒋介石一时摸不透北上红军的底细和意图，而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腊子口兵败心惊胆战，龟缩在岷县的敌十二师唐淮源部亦不敢轻举妄动，红军陕甘支队在毛泽东指挥下，于9月19日乘胜占领了哈达铺，21日主力部队全部到达。 <h3>榜罗决策落脚陕北</h3> 哈达铺的群众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这些跋涉了2万多里的部队，以笑脸、欢呼和各种食物犒劳这些疲惫憔悴但斗志旺盛的红军战士。 红军在哈达铺休整两天，让战士们洗澡、理发，增加营养，恢复一下体力。这是爬雪山、过草地以来第一次洗热水澡和理发，大家感到特别轻松、愉快。供给部门发给每个干部、战士1元大洋，让大家改善生活。当时只要用5元钱便能买到1头肥猪，2元买1头肥羊，1元买5只鸡，1毛钱买12个鸡蛋。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战士们每顿饭吃3荤2素，比过年还吃得好。 有的说：“在家里过年也吃不到这样好！”为联络地方人民群众，各伙食单位还办了一两桌客菜，请附近一二十个老百姓来会餐。有个老头感叹他说：“咱活了几十岁，没见过红军这样好的军队。” 两天以后，红军告别了欢送的老百姓，自哈达铺继续向陇东高原进发。 蒋介石得到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的消息以后，既恨又怕。虽然对部下无能非常恼怒，但也只能去电斥责；同时，对红军下一个目标十分担心，害怕红军进占天水、威胁西安。他急调胡宗南部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主力部队，结集天水一线，并以部分兵力占据渭河附近的武山、彰县两城，防止红军东进。红军则大肆扬言向东挺进，并作出佯攻天水的姿态，把敌人吸引到天水一线。然后，红军主力来个急行军，向北急进，一天行军90里以上，有时一天一夜走160里，不到3天，便于9月25日到达渭河边的鸳鸯镇。 渭河，是古代传说中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姜太公八十垂钓渭滨，被周文王发现了，请他出山，成为周朝开国功臣，传为千古美谈。有的战士一听到了渭河，以为有什么名胜古迹可以开开眼界，结果大失所望。部队来到河边，战士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条河面较宽、水流平缓的普通河流而已。红军队伍分成多路纵队，同时徒涉过了河。刚渡过渭河，忽然，背后追上来的敌军在对岸响起了枪声。战士们连笑带骂他说：“娘的，老子过了河你来啦，晚了！”也有的战士说起了俏皮话：“这不是枪声，这是放的爆竹声欢送我们哪！”过了渭河，红军部队从容地向山上前进，未再遇到什么敌情。有的同志议论开了：“既然这些地方没有敌人，前两天何必那样急急赶路？”话音刚落，突然左右两侧的机关枪、迫击炮响了起来。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等领导来到一个山坡上观察敌情。彭德怀手拿望远镜观察着远方，然后问毛泽东：“主席，你看怎么样？”“我看不是敌人主力，随便派两个连队出去放几枪，吓吓他们，他们不敢怎么样。”毛泽东胸有成竹他说。在场的同志，有的认为毛主席判断正确，有的心中想：“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但又不敢说出来。彭德怀派出小部队放了几枪，果然敌人被吓住了，枪炮声同时哑了。红军指战员们对毛主席十分敬佩，有的说：“毛主席真是料事如神啊！”有的说：“看，毛主席一句话，就把敌人治住了！”…… 红军吓退敌人后，继续前进，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榜罗镇有一所小学，有不少报纸杂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报纸中进一步了解到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同时也了解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罪行。 9月27日，红军部队在榜罗镇休整两天。利用部队休整的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常委会，讨论北方形势和当前任务，正式决定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去陕北，以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就从组织上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的重大决策，从而成为全党的战略方针。 政治局常委会结束后，为了把党中央落脚陕北的重大决策及时告知全军，毛泽东等又决定召开了陕甘支队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开会时正赶上天下雨，因开会的人多，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会议只能在露天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北方的严重性，解释了北上抗日的意义，说明了陕北可以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提出要迅速到陕北集中。他说：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要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为着民族，为着中国人民不作亡国奴，奋勇前进！……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以前如此，现在也如此！毛泽东的报告振奋人心，使与会者激情满怀，心潮澎湃，人人都为自己肩负着时代的重任而自豪，为革命胜利的前景而欢欣鼓舞。在连以上军政干部会上，到瑞金出席全国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后来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陕北苏区代表贾拓夫，还介绍了陕北苏区和刘志丹及他领导的陕北红军的情况，使大家对党中央把陕北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全国革命大本营的决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在榜罗镇，红军陕甘支队开展了群众工作，检查了群众纪律，对全体指战员进一步作了去陕北的政治动员，同时，部队作了一定的物质准备。随后，毛泽东、彭德怀率领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广大红军指战员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决心闯过蒋介石设置的最后一个关口，即国民党军队在固原、平凉设下的一条封锁线。 <h3>吴起镇步兵打骑兵</h3> 9月底，红军袭取通渭古城后，迅速向西兰公路前进，准备迎击静宁、会宁方向出来袭击和堵截的敌军。10月2日，右纵队在静宁以西击溃敌军一部，缴获汽车10余辆，控制了西兰公路东西10余里。3日，中路纵队进占静宁县的界石铺，左纵队进到了界石铺以西的公益铺。随后全军到达隆德县的单家集，5日便开始翻越六盘山。 红军一再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关口，使蒋介石大为吃惊。特别是当蒋介石获悉这一路北上的红军，就是从江西出发的红一、三军团组成的、由朱毛率领的中央红军时，更感到寝食不安、暴躁异常，慨叹“六年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他知道，毛泽东确有手段，从江西突围以来，行程24000多里，他苦心经营、围追堵截，一次次的希望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但直到这时，他又一直没有死心，非要置红军与毛泽东于死地不可。于是他急电毛炳文部、马鸿宾部以及东北军，一定要紧追红军不放，不让红军有喘息的机会，使红军增加减员，以达到削弱红军、不战而胜的目的。 红军越过六盘山主峰后，发现敌情有变。据确切情报，六盘山隘口下的青石嘴村，驻扎着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1个团，拦住了红军的去路。于是，毛泽东召集一、四、五大队的大队长、政委开会，向他们交代任务，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第十九团，是刚从平凉开到青石嘴的，来到这里还不到2小时。该团号称王牌骑兵团，骄傲自负，目空一切，根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来到青石嘴后，既不派出警戒人员，又让所有马匹全部散在公路两边溜达、吃草，而骑兵们则无所顾忌地到村子里歇息、吃饭去了，毫无战斗准备。红军3个大队乘敌不备，从三面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受到突然袭击，惊慌失措，胡乱开枪，满村乱窜，马匹受惊后四散奔逃。当敌人看到他们四面被围时，只得乖乖地缴枪投降。 这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战斗不到半小时，骑兵团500多人，除击毙者外全部被俘，缴获战马100多匹，还有10多辆马车的子弹、军装、布匹等，不仅补充了红军的装备，而且积累了打骑兵的经验。 毛泽东与一纵队首长商量后，决定利用缴获的战马，组建中央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把原来一纵队的侦察连改为骑兵侦察连，第一任骑兵侦察连长就是梁兴初。被红军俘虏的敌骑兵团中的钉马掌士兵、修马鞍的士兵以及马医官、马术教官等，愿留下抗日的，都成了红军战士。 10月15日，红军陕甘支队来到了甘肃、陕西边界的分水岭。山顶上有块高大的界碑，碑的正面刻着“分水岭”3个大字。毛泽东来到山顶，看了碑文后，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聂荣臻回忆说：“长征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一个落脚点了。长征以来一直使我们苦恼的这个问题，现在总算解决了。”部队刚刚下山，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忽然看到5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而来。远远看去，5个人年纪不大，身强力壮，身挎驳壳枪，头缠白头巾。 战马飞奔到了面前，5个人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陈昌奉问他们是什么人，其中一个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送交一封信，他在哪？”陈昌奉把他们介绍给毛主席，原来这5个人是刘志丹派来欢迎中央红军的代表。毛主席高兴地会见了这5个人，然后走向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大声告诉大家：“同志们，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了。”毛主席的话音刚落，部队立刻欢腾起来。 10月19日，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这天傍晚，毛泽东率领的红军陕甘支队，穿过黄土山谷头道川，来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边缘的保安县一个小镇——吴起镇。这是一个小小的历史名城。相传战国时期，大将军吴起在此把守边关，为抵抗侵略，战死在疆场上。后人为了纪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便把此地取名为吴起镇。不知是毛泽东精通历史、熟悉地理，还是他敬佩吴起、“偏爱”吴起镇，反正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把吴起镇作为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站。随后又在这里打了一个漂亮仗，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镇的最高处。于是，当地群众又把“吴起”改称为“吴旗”，表示毛泽东从此地开始高举革命旗帜、领导陕北人民闹革命之意。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设县时，把吴起镇正式定名为吴旗县。 中央红军刚进吴起镇，宁夏的国民党军马鸿逢、马鸿宾和毛炳文的骑兵团便跟踪而来，就像一条讨厌的“尾巴”，不断骚扰红军的后续部队。毛泽东当即电请彭德怀于20日来吴起镇商量行动方针，一面派一纵队政委聂荣臻去了解敌情。聂荣臻到阵地观察后向毛泽东汇报说：敌人骑兵只有几千人，可以诱他们下马与我们打仗。他们一下马，既要招呼马匹，又要与我们打仗，战斗力就会下降。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决定采用这种方法打击敌人。 20日，毛泽东召开了陕甘支队干部会。他说，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到陕北，对我们很不利，总是被动。一定要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要想办法打他一下，而且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作为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见面礼。 吴起镇西面的头道川和二道川，地形险要，是歼灭敌人骑兵的理想阵地。 21日晨，红军主力便已在两边的山岭上和山沟里布置完毕，几百挺轻重机枪和无数步枪、手榴弹，专等着敌人的到来。 这时，东北军白凤翔的第六师和归他指挥的由副师长张得福率领的第三师从正面推进，以马鸿宾三十五师的马培清骑兵团为侧翼，企图从两面夹击红军。红军陕甘支队则以一纵队在正面攻击，二纵队在左翼出击。骄横的东北军，气焰嚣张，根本没有料到红军会伏击他们，正趾高气扬地向前开进。 当敌人前锋第十七团进到一座光山秃岭下的一小片草地时，彭德怀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间，红军的机枪、步枪一齐吼叫起来，手榴弹响成一片。许多马匹组成的马群一下受了惊，像野马一般根本不听指挥，在山间狂奔乱跑，大声嘶叫，敌军骑兵根本无法开枪射击。红军的火力非常密集，马匹成群地被子弹射中，有的骑兵被子弹击中翻身落马，有的坐骑被打伤把骑兵掀翻在地，有的连人带马滚下山坡。没有被击中的骑兵，勒转缰绳慌忙向后逃窜，一下冲进了后续的骑兵团中，正在前行的后续骑兵队列顷刻被败骑冲乱，也只得向后败退。红军战士们乘胜追击，打垮了后续的3个骑兵团。 这时，在两侧山岭上又响起了红军战士们的喊话声：“我们是工农红军，你们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敌团长马培清被红军强大威力和政治攻势所震慑，与各营营长计议后，决定立即撤离战场。他对各营长说：“如上级追问，就说子弹用光了，谁也不准走漏半点风声。” 吴起镇这一仗，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以数千步兵打国民党部队的骑兵，干净利索地消灭敌人1个骑兵团，打垮3个骑兵团，缴获了大批轻重武器和马匹。战斗结束，大路上挤满了白色的、黄色的、黑色的、棕红色的骏马，马背上驮着一捆捆的枪支和弹药；一群群的俘虏垂头丧气，在红军战士的押解下，有气无力地走进吴起镇。镇上的群众，手拿红绿色小旗，敲锣打鼓，欢庆红军的胜利。敌人这次被打垮以后，好一段时间没有敢再来侵犯。毛泽东紧握着彭德怀的手说：“步兵追骑兵，只有我们红军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呵！”红军陕甘支队在吴起镇休整7天，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整顿。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也在吴起镇召开了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政治局在榜罗镇提出的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问题，正式作出保卫与扩大陕甘根据地，以及在这个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决定。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正式宣告结束。 <h3>直罗镇粉碎敌“围剿”</h3>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前夕的9月下旬，在陕北发生了两件大事，造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第一件是9月26日，蒋介石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率东北军主力及陕、甘、宁、晋、绥等地方军计10万人，向陕北和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第二件是9月底，正当陕北军民紧张地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之际，中共陕甘晋省委中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个别领导人，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严重危害了反“围剿”斗争，陕甘革命根据地处于极端危险之中。 危急时刻，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到吴起镇的第3天，毛泽东在会见两位陕北地方领导人时，得知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情况。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立即找来两名可靠的干部——贾拓夫和王首道，派他们带上电台，率领一连行动迅速的战士作为先遣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陕甘晋省委所在地），营救刘志丹和其他党政军干部。 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搞肃反的人左得出奇，已经作好了准备，将对刘志丹等人下毒手。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50年后回忆说，一天，她和母亲一道去看瓦窑堡城门附近挖好的大坑，听人们说，犯人将会活埋在这里；有的则说把他们枪毙或砍头之后，这个大坑将成为他们的集体墓穴。……贾拓夫、王首道赶到瓦窑堡了解情况后，立即用电报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接电后，觉得陕北的肃反问题严重，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处理。随后，党中央组成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为成员，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党务委员会执行中央决议，经过紧张工作，召开了一次平反会议，基本纠正了陕北的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这一件大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较好地得到解决。 10月下旬，党中央在开始纠正陕北错误肃反的同时，决定陕甘支队迅速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共同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彭德怀当即率领陕甘支队经保安到达甘泉县的下寺湾（又称下石湾），11月2日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3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局、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的名称问题，此时才算得到解决。为什么叫西北局和西北军委呢？这是毛泽东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思想的体现。因为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南下以后另立“中央”和“中革军委”，朱德是经过选举的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是副主席，贺龙、萧克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不了解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所在等，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中国革命的整体利益，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才将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等，称为中共西北局、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同日，西北军委发布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以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主任。恢复红一军团建制，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编入一方面军建制，军团领导不变。全军共有14000余人。这样，为红军统一领导和组织指挥打下了基础。 中央红军主力与红十五军团的会合，给敌人很大的威胁。“西北剿总”决定，以5个师的兵力首先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水的南北封锁线；而后采取南进北堵，逐渐向北压缩的方针，妄图消灭红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红一方面军领导根据敌人的部署，准备打一个漂亮仗，为党中央和红军立足西北打下基础。方面军领导要求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对直罗镇地区的地形、道路、民情、敌情等进行周密详细的调查，抓紧军事上、物质上、组织上的准备，通报敌情，发动群众，并专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作战部署。毛泽东在干部会上深入浅出他讲解了直罗镇战役的具体打法。他说： 林冲在柴进家打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避其锋芒，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要害。我们现在的打法，也是如此。他强调这次战役一定要打歼灭战。毛泽东的讲解，为师团干部打好直罗镇战役增强了信心。 11月20日下午4时，敌一零九师沿葫芦河由西向东进至直罗镇。红军当夜迅速将其包围。战斗在21日拂晓打响，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展开猛烈攻击。战至下午2时，将敌人大部歼灭。此时，敌军援兵分两路逼近直罗镇，红军便采取围镇打援的战术，各个击破敌军。至24日，共歼灭敌军1个师又1个团，敌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战败自杀，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这一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第一篇 力挽狂澜——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第十一章 二、六军团作转移——共同北上 <h3>八千里路大回旋</h3> 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西征，于1934年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和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以后，转战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经过一年的艰苦转战，到1935年10月，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第一、二次“围剿”，红二、六军团也由会师时的8000人发展到21000多人。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东有洞庭湖，北临长江，南有澧水沅江，西北是崇山峻岭，地形条件十分不利。这一地区经济落后，封建地主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加上红军执行了某些过左的政策，使根据地既不能巩固，又很难向外发展。这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已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针对南方红军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认为有机可乘，便调集130个团的兵力、重点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鉴于前两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派遣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组织指挥；在根据地四周构筑大量的碉堡工事；同时实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困死红二、六军团和根据地人民。 面对严峻的形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红二、六军团领导核心召开军委分会会议，决定实施战略转移，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配合全国抗日形势，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当时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去，后来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改变战略决策的。红二、六军团领导认为，这次战略转移不是流寇式的单纯军事行动，决不能搬家式地消极逃跑，要吸取中央红军长征和红六军团西征时的经验教训，行李简化，轻装前进，只要有胜利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借此扩大红军，开辟新根据地。这一战略决策无疑是正确的，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战略转移，避免了像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初期遭受的损失。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21000多英勇健儿从湖南西北的桑植出发，踏上了艰难的长征之路…… 傍晚时分，一支身背枪弹、带着绳子、拿着斧头、锯子、扛着毛竹杉杆的特殊队伍，像一条游动的长龙，借着山沟密林的掩护，快速来到湘鄂川黔根据地南边的澧水边。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大军先头部队十七师的先头团。 夕阳斜射在江面上，一切历历在目：百把米宽的江面，水流湍急，激起团团漩涡。对岸沿江的高地上，大大小小的碉堡疏密不等地排列着，乌黑的枪眼对着江面和两岸的滩头。团领导到江边察看地形后，商定了渡江计划： 由团长王烈率领第一营组成偷渡突击队，若愉渡不成即行强攻；同时派出侦察排继续在上下游寻找合适地点，正面过江不成时从别处偷渡。战士们匆忙地捆扎了一些筏子，挑选出30名年轻力壮水性好的战士组成了突击队，一切准备停当。 夜幕降临，随着王团长“开始”的一声令下，“嚓嚓嚓”的脚步声随之响起，一串黑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战士们小心地将木筏、竹筏推进江中，爬上去划向对岸，有的战士干脆抱根木头游向对岸。开始还算顺利，突然，一声刺耳的枪声划破了夜空，敌军发觉了。顿时，对岸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敌军碉堡里吐出了一串串长长的火舌，在江面上形成了火网。偷渡变成了强攻，红军掩护部队一齐开火，压制敌军火力，保护渡江突击队。敌军火力由北岸移向江心，又由江心收缩到南岸，集中到了滩头阵地上。好，突击队突击成功了，后续部队接着向南岸突击。突然，对岸腾起一簇、一簇的火光，是敌军碉堡被我突击队打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便在登陆点上展开了。 正在这时，传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里进行的紧张战斗吸引了敌军，使侦察排顺利地在下游四五里远的地方，测出了一个新的徒涉点，那里水不深、流不急，可以徒涉。于是，团政委刘转连带领二、三营迂回到下游，顺利过了河。然后顺南岸向上游攻击，与一营会合，很快便消灭了南岸敌人。 半夜时分，便搭好了浮桥，迎来了大部队。 先头团马不停蹄，先派出侦察排，然后全团跟进，急行军200里，于第2天晚上8点钟，赶到沉江边的洞庭溪。他们采用突袭的方法，先后收拾了守卫渡口的地方民团，顺利占领了渡口。这时，忽然接到哨兵报告：江中发现划船声，并且有手电光晃动。团首长断定是敌人，决定把他们诱到近前消灭掉。敌船渐渐近来，听到了红军敲打木头的声音，便高喊道：“哪一部分的？”“我们是李司令的。”红军知道这一带是李党的队伍。船上一听，忙喊道：“自己人，别误会，我们靠岸了！”当敌军将3只大船靠上南岸时，才知道上了当。原来他们是从上游来加强这儿防御的，谁知一头钻进了网里。 后续大部队又平安地跨过了一道险流，继续向湘中挺进。 红二、六军团的运动方向本来是向西，到湘黔边或黔东去。为了迷惑敌军，才故意向东南，这就是古代兵书讲的“声东击西”。当部队突破澧水、沅江，插进湘中的新化、辰溪、溆浦后，才真向西走。在芷江、晃县间的便水，击溃了追敌十六师、十九师、六十三师，制止了敌军的急追，取得了在黔东江口和石阡地区的短时休整。由于黔东地区敌军密集，我军很难建立根据地，红二、六军团领导便放弃了最初的打算，决定转移到黔西去开辟根据地。 敌军估计红二、六军团要循中央红军的原路，北渡乌江，进占遵义。他们把绝大部分兵力调到乌江两岸，日夜赶修工事，企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南岸。于是红军避实就虚，取黔安，下牛场，直捣龙里，迫向贵阳。这一下使敌军慌了手脚，只得又从乌江两岸分兵急救贵阳。但红二、六军团并未攻打贵阳，却从容地经扎佐，过修文，智取乌江上游的鸭池河，毫不费劲地进到了乌江北岸。 1936年2月9日，红二、六军团轻取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等重要城镇，暂时有了立足之地。 早在红二、六军团开始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时候，就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与抗日救国的指示。按照这些指示，在转移沿途，红二、六军团一路边走、边打、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开展群众工作，严守红军纪律。特别到了毕节地区后，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收到明显成效。毕节有一位清朝秀才，当过北洋政府的秘书长，名叫周素园，相信马列主义，赞成抗日反蒋。 红二、六军团就尊重他、团结他，请他出来当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还通过他给“云南王”龙云和云南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告之红军当时的政治主张，要他们提防蒋介石，从而加深了云南军阀对蒋介石和中央军的矛盾。周素园后来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一直到了陕北。 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近20天，是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的黄金时期。其不仅打退了追敌，使后方机关及伤病人员得到了休整，而且壮大了红军力量，补充新兵5000余人。但这时，敌军也越来越多，7个师又1个旅的敌军4路纵队，正向毕节地区合围。红二、六军团遂于2月27日撤出毕节，进入乌蒙山区活动。敌人又以10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又有大批川军防堵。红军遂决定跳出敌军包围圈，从昭通、威宁之间，穿过滇军孙渡的防线，于3月28日进至南北盘江之间。 这时，红二、六军团接到了红军总司令部的电报（署名是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要他们西行渡过金沙江，到西康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红二、六军团当时并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的情况，且部队在南北盘江间尚立足未稳，而从整个国内形势看，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因此，军委分会研究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3月31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撤出盘县，向西疾进。他们又采取“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的战术，以一部分兵力作佯攻昆明的姿态，而以主力迂回到富民，过了普渡河。从此，如入无人之境，过州越县，直指金沙江畔。红军部队一边行军，一边唱歌，十分活跃，引来了许多老百姓到大路边观看。 因红军行动快，各处还未得到红军过来的消息，有些土豪劣绅也笑嘻嘻地站在路边看热闹。看着看着，感到有些不对头了，特别是听到红军唱的《报名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歌子，脸上的笑容一下吓没了，偷偷转身一溜烟跑了。……就这样，红二、六军团于4月24日到达金沙江南岸的石鼓、巨甸，用6天时间，不慌不忙地渡过了金沙江，彻底摆脱了尾追的敌军。 5月5日，在中甸休整数天后，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纵队，由中甸出发北上。红六军团为右纵队，向乡城、稻城、理化、瞻化前进；红二军团为左纵队，向德荣、巴塘、白玉和甘孜前进。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敌军的抵抗，在彝族地区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在藏族地区，红军坚决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因此一路顺利。 7月1日，红二、六军团先后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h3>团结斗争甘孜城</h3> 党中央得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非常高兴，并干7月1日立即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贺龙去电，热烈祝贺两军会师。贺电称：“我们以无限的热情，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就在这时，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将红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从此，红二、六军团就以红二方面军的番号出现了。 在红二、四方面军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两个方面军到达甘孜胜利会师，这是重大的胜利，但甘孜不是两个方面军行军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陕北和党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共同抗日。 这次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倾注了很大的热情。萧克回忆说：“他们非常友好。我们刚翻过雪山，每个人就领到一件暖和的毛衣。大家的精神都很不错。” 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去前方，但对两军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合前恳切地对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和一方面军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啊！”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认真执行了徐向前的指示，帮助红二、六军团接回掉队的战士，给红二、六军团的同志让出最好的住房，给他们送去牛羊，改善生活等等，使红二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体会到了亲如兄弟的阶级情感，心情十分欢畅。 这时的张国焘，已宣布取消了“临时中央”，表示服从中央领导，并电告中央，准备成立西北局。党中央从进一步团结张国焘、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出发，很快批准建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张国焘虽然装出了与党中央和解的面孔，但却仍在施展两面派的政客手腕。 他在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对红二方面军领导人闭口不谈另立中央的事，却派人给红二方面军送去一堆《干部必读》的小册子，上面刊载了反对毛周张博“搞分裂”、“北上逃跑”的文章。 贺龙立即拿着小册子找到任弼时：“任胡子，你看看张国焘送来的材料。”任弼时接过来一瞧，心情沉重他说：“唉，国焘现在还在散发这些东西！你准备怎么办？”贺龙断然他说：“我不准备往下传。”“应该这样，不利于团结嘛。”任弼时支持道。贺龙关心他说：“你是政治局委员，应该做做上层干部的思想工作，了解一下情况，这中间到底产生了哪些矛盾？谁是谁非？”任弼时点头同意。 随后几天，任弼时分别找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同志了解了许多情况，做了一些工作。并找张国焘几次长谈，希望他消除与中央的隔阂，促进全党和红军的团结，还建议党中央在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以后，适当时机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任弼时诚恳地对张国焘说：“还是北上才有出路，你看一方面军到了陕北，立即打了一个胜仗，已经站稳脚跟。现在大家对全党和红军的统一，极为关心，我们应该立即行动。”张国焘思索一会说：“你是说要我们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是这个意思，我们马上一起走。”任弼时边说边点点头。“那四方面军又要三过草地啦？”张国焘不无忧虑他说。任弼时肯定他说：“路就是要这么走，有什么办法呢？”张国焘默默无言。 张国焘理缺心亏，但却又改换手法，提出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从组织上迫使红二方面军的同志赞同他的错误路线。任弼时马上看出他的企图，表示决不同意。他与贺龙、关向应一起向张国焘提出：开两军联席会议，谁作报告？如发生不同意见，怎样做结论？他们坚持组织原则，使张国焘无可奈何。他只好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红二、四方面军立即共同北上。 <h3>坚持北上会中央</h3> 经过红二、四方面军大多数领导干部的团结和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共同北上。这次北上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创造与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坚决抗日，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广大指战员兴高采烈，勇气倍增。 这次北上，红四方面军已是第三次过草地了。根据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部队作了充分的物资准备，要求每个红军战士都有三大件：一个斗笠，一副防滑铁脚码，一条干粮袋。为了保证几万人的部队顺利通过草地，红四方面军派许世友率领骑兵师提前出发，为部队侦察道路，筹集粮食。骑兵师一路经过70多次战斗，筹集了两三万头牛羊和大批粮食。 红二方面军是初到康北，头一次过草地，特别是要与西北地区的国民党骑兵部队作战，缺少经验。张国焘在与任弼时谈及此事时，对任弼时说：“二方面军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可叫伯承到二方面军去讲讲打骑兵的战术。”任弼时高兴起来：“你愿意把川中名将刘伯承派到二方面军中来当教官，我代表二方面军表示热烈欢迎。”张国焘说：“请总司令下一道命令就行了。”这样，刘伯承来到了红二方面军，向干部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的注意事项。由于红二方面军指战员们有了对抗敌骑兵的精神准备，懂得了打骑兵的战术，在后来遭到敌骑兵几次袭击中，虽未能消灭他们，但红军也没吃亏。 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近6万名指战员，从康北的甘孜、炉霍、绥靖地区出发，再度进入茫茫草地。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党中央的极大关怀和注视。党中央给正在草地行军的红军总部电示，希望北上后“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国柱、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党中央并告诉红二、四方面军：“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朱总司令指挥的左纵队，经过十几天行军，到达了阿坝地区，准备过草地。听说部队有一批伤病员住在兵站，兵站负责人对怎么把这批伤病员安全带过草地非常发愁。 朱总司令对此非常关心，把兵站负责人吴先恩找来询问：“你们兵站有多少伤病员？” “600多。” “有多少担架、骡马？” “有100多担架，200多骡马。” 朱总司令关切地问：“有没有能坚持走的伤病员？” “绝大多数都不能走。” “你们打算怎么办？”朱德望着吴先恩。 吴先恩沉默了。 朱德踱了几步，突然问：“200匹牲口驮的是什么？” “全部是枪支。” “能不能把枪支腾出来驮伤病员？” 吴先恩为难了：“那这么多枪支怎么办呢？” “统统毁掉！”朱德毫不犹豫他说。 吴先恩望着朱总司令说：“按照红四方面军的规定，毁枪是要受处分的。” 朱总司令动情他说：“这个规定好，但是同志，情况不同了，过去是人多枪少，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多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力量，有了人，不愁将来没有枪。”朱总司令接着坚定他说：“就这么办，要人不要枪。把枪统统毁掉，如果受处分，由我替你顶着。” 朱总司令看到还需要一些马匹才能把所有伤病员带走，就亲自打电话给各部队，要求把能抽出的骡马和牦牛都抽出来，领导干部有两匹牲口的抽出一匹，他带头抽出了自己的一匹牲口，最终把所有伤病员带出了草地。 红二方面军指战员过草地时，几乎每天下雨，因雨具不足，只得露营休息，除了同天斗、同地斗，有时还要同动物斗。据萧克副总指挥后来回忆： “我们露营，通常把马拴在帐篷外。一次，有个单位天亮后发现少了一匹马，大家都奇怪，哪里去了？就派人去找，快到中午，在离露营地四五里的山梁上，看到几十个猴子，有些拉马缰绳，有些骑在马上，我们打了几枪，猴子跑了，才牵回马来。”红二方面军是随红四方面军的左路纵队过草地的，缺乏粮食是最大的困难。因为没有粮食就吃野菜，沿途的野菜都让前卫部队吃光了，红二方面军在后卫，连野菜也吃不上。朱总司令让各单位把驮东西的牦牛留给红二方面军，藏在一人高的草丛中，派部队守护着，但还是被突然袭击的敌骑兵抢走了。部队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粮食，光靠吃野菜、草根，根本走不动路，前进的速度慢得可怕，每天只能走八里十里的。有一天宿营时，某团通讯班的小鬼们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把皮带放在火上烧，然后用刀子把烧焦的部分刮掉，切一块嚼一嚼，虽然苦但还可以吃。这个意外的发现马上就在全团推广了，于是枪皮带、腰皮带、皮挂包，只要是皮，全吃光了。终于熬过了残酷的时日，部队来到了巴西一带。 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红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9月1日胜利到达甘肃蜗县的哈达铺，形成了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的有利形势。蒋介石对此十分恐慌，一面加紧解决两广事件，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南迅速调入陕甘，一面命令驻陕甘的毛炳文部、王均部、东北军和西北军阻止红军会合，进攻红一、二、四方面军。 在这重要的战略关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9月13日提出了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决定集中3个方面军的力量打击胡宗南部。为执行这一战役计划，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特别支队于9月18日占领了界石铺，红二方面军六军团进到了宝鸡地区策应。但张国焘反对静会战役计划，星夜跑到前方，于9月22日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转头向西，准备在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北渡黄河，翻越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对此极为不满，九军军长孙玉清愤愤他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走！不少人消极抵抗，甚至离队。徐向前语重心长他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 朱总司令又在洮州西北局会议上，详说红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得到了任弼时、徐向前、李卓然等的拥护和支持。张国焘企图说服贺龙也率红二方面军西渡黄河，遭到贺龙拒绝，他对张说：“去你妈的。”张国焘无奈，才同意部队回头。 因为张国焘擅自将红四方面军拉来拉去，耽搁了时间，让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靠拢起来，使单独留在甘南的红二方面军处于被敌隔断和被击破的危险境地。于是，经请示中央同意，红二方面军开始向北转移。 这时，中央曾多次命张国焘派兵切实控制甘谷、武山地区，掩护红二方面军前进。 但是，张国焘根本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致使敌人全力对红二方面军进行堵截和追击，红二方面军遭到很大损失。贺龙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过：“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 9月底10月初，红一、二、四方面军同时向会宁、静宁地区前进…… 第一篇 力挽狂澜——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第十二章 万水千山只等闲——三军会师 <h3>三大主力胜利会师</h3> 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党中央于1936年8月底令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十五军团由预旺堡、同心城地区出发南下。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陈赓、杨勇的红一师直插静宁、隆德地区，经过几天急行军，于9月18日攻占了西兰大道上重要城镇——静宁县的界石铺。10月1日，友邻部队独立支队的骑兵（第七团）出敌不意攻进了会宁城。红一师、二师配合红十五军团的七十三师，在会宁城外击溃了前来增援的敌军两个团，于10月2日分别从西门和北门也攻进了会宁城。 会宁，是甘肃省的一座古城，四周筑有高大坚固的城墙，人口约2000多。会宁是红军“静会战役计划”的争夺目标，也是国民党军守卫兰州的东面屏障。红一方面军部队攻占会宁，为3个方面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同一时期，红四方面军于9月30日分成5个纵队，先后从岷县、漳县等地，向会宁地区前进。第一纵队是红四军，这天晚上刚来到渭源城，胡宗南的部队就追上来了，鲁大昌、毛炳文的两个师也从兰州赶来，企图围歼红军。为迅速摆脱敌人，部队立刻集合出发。师领导作了简短动员：“同志们，敌人梦想阻止我们北上会师的行动，这办不到。我们今天要拿出爬雪山过草地的劲头，冲破敌人的包围，去和一方面军老大哥会师……” 部队一天一夜急行军230里，终于甩脱了敌人。可是，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红军战士们又饥又渴，而偏偏行军途中尽是连绵不断的黄土山坡，连个村庄也看不见。第二天幸好落了一阵骤雨，指战员们一边走一边设法接了一点雨水，和着炒燕麦吃了一顿“饭”，又继续赶路。第三天又是滴水不见，战士们渴得实在走不动了，行军的速度渐渐缓慢下来。这时，侦察员跑来报告：“前面发现一间茅屋。”部队老远停下来，派出几名通讯员去看看有没有水。小茅屋里住着一个老婆婆，看见有当兵的跑来，吓得直发抖。通讯员立刻向她解释：“老婆婆，我们是北上抗日的红军，已经4天4夜没见水了，想找点水喝。”老婆婆见到这些和颜悦色的战士，显然知道红军是什么队伍，爽快他说：“唉，好人哪。我们这周围20里，天不下雨是没水的。我这里还有半桶水，你们抬去吧！”通讯员们虽然渴得要命，但看到老婆婆就这半桶水，谁都没有去拿。一位小通讯员说：“老奶奶，这水给了我们，那你怎么办？”“不要紧，你们抬去吧，”老人说，“这旁边有个小泉眼，每天能接半桶水，够我们一家3口人用了。”说着，老婆婆又找出来一小罐蜂蜜，递给通讯员们：“这个也拿去，和在水里喝。”通讯员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收下了老人的礼物，给她留下两块钱。老人怎么也不肯收，再三解释她才收下。红四军先头营，将这半桶水调上一小罐蜂蜜，先给伤员们每人喝了一点，然后全营每人像喝酒一样，用一小口水润了润嗓子，又继续前进。 就这样，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红四军十师，在10月8日到达会宁城，与红一方面军的一师一团胜利会师。其他部队，紧跟着也先后到达会宁、青江驿、界石铺地区，实现了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红四方面军“这次北上，分左右两翼，而右翼2万多人又在甘肃靖远渡过黄河向西去了。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西路军’。这次到达陕北只有两个军。”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央军委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河西走廊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孤军奋战，同残暴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英勇斗争，损失惨重，于1937年3月失败。1937年5月上旬，西路军剩下的七八百人，由党中央代表陈云、膝代远等接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进行军事政治学习。抗战爆发后，他们才陆续回到了陕甘宁边区。 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徐向前等人，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于10月9日进入会宁城。会宁城里红旗招展，城墙上和民居墙上，到处张贴着庆祝会师的标语。当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成多路纵队抬着轻重机枪、扛着步枪入城时，欢迎的群众敲锣打鼓，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到处呈现出一片欢乐景象。 10月10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在会宁城里文庙前的大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大会。这是一个金风送爽的秋日，阳光明媚，暖和宜人，真是个难得的好日子。广场上搭起了高大的主席台，两面挂着庆祝会师的标语。瘦黑强健、留着胡子的朱德，高大肥胖、肌肤滑润的张国焘，个儿高挑、面黄肌瘦的徐向前，还有担任红军医生的外国人马海德等领导人坐在主席台上。朱总司令在大会上讲了话，会上宣读了党中央从陕北发来的贺电。贺电说：“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炔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在会师的联欢大会上，红一方面军把久已准备好了的大批慰问品——毛衣、毛袜、毛手套和粮食、肉菜，纷纷送来，作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见面礼。大会后举行了聚餐，大家吃着新鲜的猪肉、羊肉、鸡肉和蔬菜，喝着当地土产的呢呢酒，个个喜笑颜开，无比欢乐。特别是一些原来在红一方面军工作过，后来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被迫随张国焘南下的同志，这次会师再见到红一方面军的老同志，故友重逢，格外高兴。许多人见面时止不住热泪盈眶，悲喜交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20年后所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回顾了会师那一天的情景：“多么激动人心的会师……人们伸开双臂互相拥抱，纵情欢笑，流出了热泪。”红二方面军主力于10月4日从甘东南的徽县、两当、康县地区出发，趁胡宗南还未展开部队前抢渡渭水。但由于张国焘违背中央指示所造成的种种弱点和错误，给红二方面军向北转移造成了极端的困难。红六师十七团在白马关地区遭敌王均部截击，受到了损失；红六军团通过渭水封锁线时，在甘谷以南的盐关镇受到敌人伏击，又损失一部。但红二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以有我无敌的大无畏精神，英勇奋战，夺路前进，冲破敌人的重重堵截，战胜了敌人的骑兵和飞机的袭击，于10月22日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二师胜利会师。 至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一个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就此开始了。 <h3>山城堡之战结束长征</h3> 1936年11月12日，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开始从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之线东移，经陇东地区进入陕西。以便于适当时机再东渡黄河入晋，寻机直接对日作战，或在华北、西北等省机动作战。 11月中旬的西北地区，天空已经飘起了雪花，地面已经上冻。塞外的黄土高原上寒风劲吹，黄沙扑面。缺衣少食、连续作战极度疲惫的红军指战员，以顽强的毅力向前行军，于11月15日分别转移到萌城、甜水堡、预旺堡、毛居井以东地区。 这时，国民党军队进攻红军的态势是：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尚在黄河以西；东北军因原来与红军达成过秘密协议，是被蒋介石逼迫进攻红军的，因而前进比较迟缓；王均的第三军进占同心城后便停止了前进；唯有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第一军紧紧尾追红军不放，前进到了预旺堡地区，11月17日又分3路向前推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攻进；右路第七十八师由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师为第二梯队，在预旺堡附近待命。当日，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在萌城以西设伏，击溃了敌中路第一师第二旅，并击落敌机一架。胡宗南迅即以第四十三师接替中路，继续向前进逼。胡宗南的第一军装备精良，供给丰厚，自恃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骄横无忌，气焰嚣张，根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但他忘记了骄兵必败的古训，不知不觉陷入了孤军冒进的境地。 11月18日，红军前敌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应即在预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准备打第一仗”的指示，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山城堡地区歼灭敌军一路。山城堡地区地形复杂，土寨很多，非常适宜于红军隐蔽和依托，是个比较理想的歼敌战场。 19日，前敌指挥部在山城堡作了战斗部署： 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为主攻部队，隐蔽集结于山城堡地区待机破敌；以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牵制胡宗南第一师第一旅；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第八十一师在环县以西迟滞东北军；以红二方面军主力集结于洪德城以北地区为预备队。 胡宗南的右路军第七十八师像饿狼一般，于20日急不可耐地进占了山城堡、小台子、保牛堡地区。红军主力于21日下午发起突然攻击，迅速对山城堡至哨马营地区的敌人第二三二旅实施包围。当日黄昏，山城堡之敌向曹家阳台撤退，妄图与那里的第二三四旅一个团靠拢。红军主力乘机猛攻山城堡，并乘敌转移之机转入追击，在占领山城堡后攻进曹家阳台。经过一昼夜激战，歼灭国民党第七十八师一个旅另两个团，于22日上午胜利结束战斗。与此同时，红二十八军也击溃了向盐池方向进攻的敌第一师第一旅。胡宗南的其他部队仓皇向西撤退。 山城堡战斗的胜利，给胡宗南的第一军以沉重的打击，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对陕甘苏区的进攻。这是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会师后取得的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壮大了红军的声威，对实现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为随后不久发生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至此，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进行的举世瞩目、令历史惊叹的伟大长征胜利结束。“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的英雄业绩和深远意义，将永载史册，地久天长！ 第二篇 将星闪耀——长征中的部分著名将领 第一章 度量如海志如钢——朱德 <h3>仓促突围，无权的总司令一天签发电报15份</h3> 狼烟四起，尘土飞扬。仓促突围的红军疾速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行进在通往湘江的道路上。有“红军之父”之称的朱德总司令走在军委纵队的前头。 他面色黝黑，前额宽大，身材虽然不高，但很结实，脚穿草鞋，手牵一匹驮满行李、文件的骡子，乍一看像一位普通的农民老大爷。可是，那双与众不同的深邃的眼睛，分明闪烁着智者的光芒；举手投足之间，又无不显示出地道的军人风度和大丈夫气魄。 “总司令，请您签发电报。”一位参谋急匆匆地跑到朱德面前，递上了装有电文的报夹。 记不清这一天签发了多少电报，朱总司令习惯地扫瞄了一下电文，皱起了眉头，但还是拿起笔，在电文的右下角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名字下方的日期是：1934年10月23日。据保存至今的档案记载，单是这一天，由朱德个人署名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就有15份。 “仗不该那样打，路也不能这样走啊！”当那位参谋转身离去时，朱老总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名义上他是中革军委主席，可是红军的指挥大权却掌握在“洋顾问”李德和博古等人手里。 逼得红军被迫长征的敌第五次“围剿”，本来是有很多机会打破它的。 在一线指挥作战的朱德，曾多次向李德讲述红军前几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指出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但这位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洋顾问”对“游击战”不屑一顾，命令红军就地构筑工事，“坚决守住”。不久，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反蒋独立，朱德抓住这一时机，会见前来谈判的第十九路军代表，指示红军策应配合，同时致电博古、项英、李德，建议调集兵力东进入闽。然而，得到的回电是：“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区别”，命令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让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单独同蒋介石的“讨伐”军作战。结果“福建事变”很快失败，红军错失了一次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机会。 明明不同意李德的错误指挥，可是不少实施这种指挥的命令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朱德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朱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只能尽力减少错误指挥带来的损失。 长征出发前夕，朱德亲自致函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抓住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通过联络和谈判，秘密达成就地停战、解除封锁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由陈济棠部设防的第一、二道封锁线。 在冲破敌人沿湘江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时，战斗异常激烈，红军渡江遭到敌飞机和地面部队的猛烈攻击。一向刚愎自用的李德一筹莫展，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于危难之中显出英雄本色，与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顽强拼搏，激战4天4夜，终于渡过湘江。 <h3>转折关头，一向稳重的总司令发言声色俱厉</h3> “这样走下去，何处是尽头？”湘江血战后，许多人在思考着，忧虑着，部队士气一度低落。“打起精神来！革命嘛，哪有不受挫折的？”朱总司令不时地鼓动大家，还召集部分领导干部边行军边开会，要求他们给部队做出好样子，并做好思想工作。这些领导干部敬佩地望着总司令，其中有的眼前浮现出12年前朱德历经千辛万苦，远涉重洋找中国共产党的情景： 那是1922年炎夏，曾担任滇军旅长和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的朱德，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郑重提出入党要求。没想到陈独秀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你也想入党？”那诧异的目光，略带轻蔑的语调，深深地刺伤了朱德的心。遇挫志愈坚的朱德，决定到国外共产党的发源地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乘上一艘法国邮轮，离开上海吴淞口，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又横穿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40多天后到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再乘火车赶到巴黎。听说当地已建立中共旅法组织，主要组织者周恩来已到德国去，朱德又马不停蹄赶到德国。周恩来的热情鼓励使朱德兴奋不已。当年11月，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愈是困难，愈要坚定革命理想。”朱总司令不仅用话语，更用他的实际行动感染、教育了红军指战员。与此同时，要求改变错误指挥的呼声逐渐高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即将进入重要的转折关头。 1935年1月7日，突破乌江天险的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遵义。第二天，朱德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12日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举行欢迎红军大会。身着缀有好几块补丁的灰白色戎装的朱德，面带微笑，健步走到台前，向群众挥手致意，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他在会上首先讲话，阐明红军是工农大众自己的队伍，宣传红军愿意联合国内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会后，年近半百的朱总司令还作为红军篮球队一员，参加了同遵义三中篮球队进行的友谊比赛。他兴致勃勃，一扫错误军事路线的阴影压在心头的郁闷，仿佛预感到历史性的转折将在这里开始，阴影必定被阳光所驱散。 3天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一向谦逊稳重的朱德，由于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有切肤之痛，对他们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更有愤懑之情，因此在发言中声色俱厉：“好端端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丢失了，多少英勇的红军战士牺牲了，这不是指挥错误是什么？这样的错误还小吗？简直是犯罪啊！”说到这里，朱德激动地敲了几下桌子。会场静极了，只听见记录员的笔头在沙沙作响。与会代表都被他的发言所感染，进入了痛苦的回忆与思考之中。 “这样的错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朱德的这句话如一声惊雷，又把与会者的思绪拉回到现实的抉择中来。只听他斩钉截铁地接着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在这历史性的抉择中，朱德坚决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一边。尽管在以后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中并没有他，但从不计较个人名利的朱德对此仍给以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 事隔26年后的1961年，朱德缅怀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时仍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挥笔作诗道： <h3>激战上城，亲临前线的总司令镇静自若</h3> 一份新的敌情通报摆在朱总司令的案头，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了他的心上。 原来，在土城前线红军面临的对手川军刘湘的模范师不是4个团约六七千人，而是6个团万余人，并且敌增援部队还在向这里逼近。红军久攻不下，敌人反守为攻，有些阵地已经被具有优势兵力和火力的川军突破。土城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处于背水一战的危险境地。 “我立即到一线去指挥反击。”红军总部里，朱德眉毛一扬，对毛泽东说。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头一抬，望着房顶的横梁，沉思了一会，说：“这太危险。”朱德有点急了，摘下帽子走到毛泽东跟前：“我说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一个人的安全，真正危险的是土城这仗打败了，我们都不安全啰！” “这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大仗，我陪总司令一块去前线。”未等毛泽东表态，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主动请缨。毛泽东以赞许的目光望着他俩，点了点头：“好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朱总司令来了！”在土城一线苦战的红三、五军团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进攻。忽然，西北方向敌人的侧翼响起了枪声。 原来，毛泽东急令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返回增援，并调军委纵队干部团急赴前线听从朱总司令指挥。朱德抓住有利战机，亲率干部团发起了反冲锋，夺回了被川军占领的几个阵地。 “看来敌人对我红军沿赤水北上渡过长江的计划防备甚严，必须改变计划甩开敌人。”当晚，毛泽东、朱德等当机立断，决定迅速撤离土城战场，渡赤水河西进。朱德挑起了在土城一线掩护全军渡河的重担。 当时，天下着雨。川军似乎知道红军将要撤离，气势汹汹地向红军阵地扑来。朱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许多同志担心他的安全，劝他先撤下去，都被他拒绝了。长征中的著名战将、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朱总司令战斗在前，撤退在后的情景： 朱总司令在我们阵地的前沿，细细观察战斗情况后，当初，立断，下令后撤。我们从前沿撤下来了，突然，又传来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为了掩护朱总司令后撤，团长和我又带了20多个同志冲上山坡，堵住敌人。敌人像着了魔似的一个劲儿往我们阵地压来，我们遥见身穿灰布军装的朱总司令，他还在赤水河边用望远镜看着什么。……我急得手掌都沁出汗来，但是看看朱总司令，他还是稳稳地站在那里，仿佛近在用尺的土城仅仅是一座寂然无声的空城，周围的战斗全然没有发生似的。我们在阵地上顶了整整一个钟头，朱总司令终于收拾起地图、望远镜，离开赤水河的北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阵地后边来了。我说：“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啊？”王开湘和朱水秋（分别为四团和六团团长——作者注）也说：“我们急得心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总司令亲切地笑笑，用从容、风趣的语调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激战土城，拉开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序幕。毛泽东以他的“神来之笔”，导演了一出灵活机动作战，变被动为主动的好戏。朱德无疑是演出这一好戏的主角之一，他先后发出9份电报，部署四渡赤水战役，并多次身临前线指挥，显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和大将风度。 <h3>南渡乌江，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大发脾气</h3> “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你们不知道还有部队没有过江吗？”朱总司令对拆了乌江浮桥的军委纵队干部团领导大发雷霆。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立刻南渡乌江。军委纵队渡江后，留下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干部团守护乌江浮桥。这时，殿后的红五军团和积极佯动、执行掩护任务的红九军团尚在乌江北岸。 “我们得知红五军团已从另一个渡口过江的消息，又得到军委一位参谋的命令，所以把浮桥拆了。”宋任穷政委轻轻地解释道。 不解释还好，一解释朱总司令更加恼火。“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爱兵如子的朱德接着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道：“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是！”宋任穷政委即刻转身去执行命令，又听见朱总司令认真地交代道：“浮桥架好后等候九军团的同志，如果明天上午还等不到，你们再拆桥。”初春的夜晚，江水宁静地流淌着，微风徐徐，飘来阵阵清香。一座浮桥横卧在乌江南北两端，站在浮桥上的工兵们汗水淋漓，他们是急行军40余里返回江边，未顾上休息片刻，又把才拆了不长时间的浮桥架了起来。天空下起了雨丝，添了些许凉意，但宋任穷和他的战士们似乎没有感觉到，一心祈盼红九军团的战友们的到来。 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完成了伪装主力诱敌北进的任务后，正急速向约定的乌江渡口开来。然而，由于敌人的堵截和山路崎岖夜雨难行，未能按时赶到。 后来继续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独立行动，直至渡过金沙江才同大部队会合。 许多年过去了，宋任穷却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他感慨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支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突然中断了联系，在没有得到这支部队已经过江的确切消息时，听说我们拆了过江的浮桥，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忧心如焚，指示我们重新架桥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时刻。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 南渡乌江后，朱德率红军主力声东击西，直趋贵阳。这时，习惯于靠谣言惑众的国民党新闻机构，发出了“朱德已被击毙”的消息。一篇1935年4月9日的报道这样写道： 据悉，朱德在遵义地区猪头山一役中已被击毙。朱德当时率领部队企图攻占贵阳。……尸体尚未入棺。……现用红绸裹缠由其亲信抬运。……其红军亲信在逃命之暇，不断在红绸裹缠的尸体前用三牲祭祀…… 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的作者、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描述了朱德看了这张剪报以后的情景：“朱将军看剪报时，轻蔑地笑着，这已经是第十次传说他死了。他把剪报推到一边说道：‘国民党经常传说我死了。……那帮人不会说真话的！’” <h3>艰难时刻，乐观的总司令当起了“伙夫头”</h3> 爬雪山，过草地，是红军在长征中极为艰难的时刻。对于先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后同红四方面军一起长征的朱总司令来说，经历了比别人更多的艰难。50岁的他先后3次翻越夹金山，又征服了海拔5000多米的“万年雪山”党岭山。 翻越党岭山时，正值隆冬季节，山上气温极低。为了保证朱总司令的安全，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特意让部队准备了坐骑和担架，但朱德都让给了伤病员用，坚持步行上山。上山途中，风雪交加。挑着铁锅的炊事员渐渐支持不住了，身体摇摇晃晃，朱德见了赶紧跑上前去，打了个招呼，挑起铁锅就走。炊事员噙着热泪，跟着总司令向山上攀登。 夜色降临，部队宿营在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这时，有个战士走到朱德跟前，说：“伙计，还不去烧点开水喝！”他错把朱德当炊事员了。 “噢，这……我马上去！”朱德愣了一下，脱口回答道。说着便把铁锅架了起来。在一旁休息的炊事员急得直摆手，冲着那个战士喊道：“他是朱总司令！”那个战士一怔，顿时脸发红心发跳，恨不得有个雪洞即刻钻进去。 “我说你这个同志，别把人家吓着了。”朱德嗔怪完炊事员，又笑着对那个战士说：“我有个绰号叫‘伙夫头’，你没看错人，别那么紧张嘛！”“那还是在1927年，工农红军才诞生不久”，朱德向战士们讲起了“伙夫头”的故事：“一次，在湖南茶陵，国民党军队晚上突然来袭击，我来不及逃出去，藏在一间小屋子里。敌人冲进来了，问：‘朱德在哪里？’我站起来随便指了一个方向说：‘朱德朝这个方向跑了。’‘你是什么人？’敌人问我。我说：‘我是他的伙夫。’敌人急忙朝我指的方向追去，我乘机脱身。就这样，有人给我起了个绰号，叫‘伙夫头’。我喜欢这个绰号，它救过我的命呢！”说到这里，朱德爽朗地笑了，周围的战士也都乐了。 后来，在过草地时，为了战胜严重缺粮的危机，朱总司令又当起了“伙夫头”。他组织并领导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召集了一批红军中有经验的老农和医生，并亲自带队，冒着随时可能被沼泽地吞没的危险，四处寻找可食的野菜，找出了“人参果”、“脚鸡苔”、“车前草”等20多种野菜，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到各连队。他还组织连队成立了捕鱼组、打猎组、野菜组，使因为断粮而濒临绝境的红军闯过了缺粮这一关。 更重要的是，红军战士们从总司令身上受到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强烈感染。时隔不久，朱德在延安所写的《我的自传》中，对长征中这段如此艰难困苦经历的回顾是如此乐观而生动： 长征中间，……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是没有办法，相当地有点乐观主义。 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的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也许因为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一个领导者，愈是困难，愈要镇静。……所谓履险如夷，也还是平平常常就过去了。愈危险，愈需要冷静、平淡，就容易把问题处置得很恰当。 <h3>坚持北上，德高望重的总司令力挽狂澜</h3> 1935年8月，中革军委为继续贯彻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实现《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其中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告别了一路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战友，开始同张国焘共事，朱德深知会遇到不少新的矛盾和问题，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8月21日，朱德率左路军先头部队攻占阿坝。张国焘却迟迟不让部队继续北上向右路军靠拢，相反提出了南下的主张。在巴西等候左路军的党中央多次电催张国焘北上，仗着自己人众枪多的张国焘非但不听，还企图“彻底进行路线斗争”，加害毛泽东、周恩来等。处于险境的党中央不得不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脱离险境。得知这一消息的朱总司令，心情格外沉重。 随左路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同志，有的找到朱德，义愤填膺他说：“总司令，您带我们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还有的说：“要是张国焘拦我们，我们就跟他干！”朱德十分理解这些同志的心情，但胸怀全局、处变不乱的朱德深知，如果鲁莽从事，不仅于事无补，相反会火上浇油，使红军的裂痕更大，创伤更深。 在阿坝的一个喇嘛寺里，张国焘召集一些人开会，围攻朱德，要他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朱德反驳说：“北上决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是举手赞成的，我不能出尔反尔。”碰了一鼻子灰的张国焘怂恿一些人辱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朱德以沉默表示蔑视。 康克清1983年7月在接受《朱德传》作者访谈时，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朱德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慑于朱德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张国焘不敢对坚持北上的朱总司令下毒手；同时也想利用其威望壮大声势，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宣布朱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朱德拒绝了这个任命，又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威望，保护了一批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和南下的同志。 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局长的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解放后曾任空军副司令员）1982年撰文回忆道：我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便悄悄透露给同样盼望北上的同志。张国焘发现后，欲以泄露军事机密罪置我于死地。朱老总挺身而出保护了我，说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这才使我免遭毒手。 在过草地时，红五军团有20多人掉了队。张国焘派人抓住他们，加了一个“有组织地准备武装叛乱”的罪名，意欲除之。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急忙赶来，说明这些都是零散的掉队人员，绝不可能是“有组织地准备武装叛乱”。不料那些张国焘的追随者竟拔出枪来对准他，要消灭所谓的“反革命”。朱德毫不客气地斥责这伙人的行为，制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朱德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为维护红军的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之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 后来，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进一步壮大了坚持北上的力量。朱德在庆祝会上旗帜鲜明他说：“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又经历了许多磨难和曲折，1936年10月，长征了整整两年的朱总司令率领红二、四方面军在陇东会宁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毛泽东对在长征途中离别一年有余的老战友朱德表示了亲切慰问，并高度评价朱总司令在与张国焘斗争中力挽狂澜，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第二篇 将星闪耀——长征中的部分著名将领 第二章 横刀立马大将军——彭德怀 <h3>路漫漫，彭德怀酒后吐真言</h3> 1934年10月中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中央红军及其统率机关共86000余人，开始撤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一切是那样的急促和茫然。“难道就这样放弃中央苏区了吗？”“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在哪里呢？”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沉甸甸的，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和疑问。 记得10日下午。于都城外，作为中央红军右翼的红三军团整装待发。军团司令部里，一向笑眯眯的军团政委杨尚昆，此刻收敛了笑容，紧锁着眉头。 “我的党代表，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找我们讨论一下呢？”生性耿直的军团长彭德怀背着手来回踱步，忍不住向杨政委发问道。“你问我，我问谁去？”也正生着闷气的杨尚昆心里嘀咕着，但脱口而出的话却一转：“我们出去走走吧。”这两位肩负重任的将领默默地并肩走着。瑟瑟秋风不时吹拂着他们的脸面，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硝烟味。虽然还不到落叶飘零的时节，但路旁树上的绿叶已经暗淡，也许是被乌云笼罩、硝烟熏陶的缘故。一面招徕顾客的“酒”字旗在路北不远处孤零零地飘荡，映入了他们的眼帘。“走！马上要告别根据地了，去喝一盅，今天我请客。”一向节俭、很少喝酒的彭德怀，突然来了兴致大方起来，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元，一手拉着杨尚昆向那间小酒铺走去。 一张小方桌。一碟花生米。一壶老白酒。他俩相对而坐，自斟自饮，心里憋着一肚子的话要说，可是谁都不吭声。 桌上，花生米依旧，老白酒已空。掌柜的刚要递上又一壶老白酒，只听“砰”的上声，彭德怀猛地拍案而起，像火山喷发一样冒出这么一句话：“崽卖爷田心不痛！”那掌柜的没听明白，但着实吓了一跳。杨尚昆的眼前顿时出现了几个月前的一幕： 那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失利不久，军事顾问李德召见彭德怀和杨尚昆。一想到李德不听劝告瞎指挥，造成红三军团伤亡近千人，广昌最终还是失守，彭德怀气就不打一处来。没想到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什么战略上要分兵把口，战术上要短促突击，战斗中要组织火力等。彭德怀连珠炮般地责问李德：“怎么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搞一次失败一次，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彭德怀似乎豁出去了，指着李德的鼻子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快6年了，创建根据地是多么不容易，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崽卖爷田心不痛’！”不料李德听了没有发火，原来是翻译伍修权怕李德听了受不了，在翻译时作了“加工”。倔强的彭德怀非要李德知道他的本意，便请身边的杨尚昆重新翻译给李德听。这时李德像一头受伤的狮子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你是对被撤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看到李德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彭德怀轻蔑地一笑，回敬道：“你下流无耻。”杨尚昆深知，刚正不阿的彭德怀已经做好了被撤职、公审甚至杀头的准备，他是为革命根据地的丢失而着急，为战友的牺牲而悲痛啊！ 所幸的是，李德并没有怎么整治彭德怀，只是给了一顶“右倾”的帽子。 <h3>突破封锁线，受嘉奖的彭德怀怎么也高兴不起来</h3> 10月17日早晨，浓浓的大雾笼罩在于都河两岸。红三军团的将士渡过于都河，踏上了茫茫征途。彭德怀骑着一头大黑骡于，眼睛不时地扫瞄着队伍，似乎在寻找什么。“宣传科的刘志坚科长来了没有？”他向身边的随从人员问道。一位参谋答道：“听说刘科长病得不轻，他怕拖累大部队，就留下了。”“这样的好同志更应当带上，马上派人用担架抬他来。”彭德怀不容置疑他说。那位参谋刚要去执行，耳边又传来彭德怀的命令：“通知各部队，伤病员凡是能带走的，都要带上，一起突围转移。”许多年后，那些伤病员一谈起这件事，都充满感激之情，说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救了他们的命。 3天后，向西挺进的红三军团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曾残酷杀害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湘军司令何键，在汝城一线设置了第二道封锁线。红军先头部队开始向汝城冲击。敌人的火力很猛，形成交叉火力网的地堡不断喷射出火舌，红军几次进攻受阻。“把炮兵调上去，一定要打开通道！”听到这一消息的彭德怀坚决他说。由于缺乏经验，炮兵连发数炮，均未击中目标，而剩下的炮弹却不多了。这时，彭德怀来到了前沿阵地，对焦急万分的炮兵说：“不要慌，沉住气，先看我的。”说着，这位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的军团长便指挥炮兵作了调整，走到一门炮前亲自当起了炮手。只听“轰”的一声，一个处于关键位置的敌堡便飞上了天。红军官兵齐声欢呼，乘势冲杀过去，敌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被冲垮了。 被蒋介石委任为“追剿军”总司令的何键在湖南的良田至宜章一带构筑了第三道封锁线。时值阴雨连绵，崎岖的道路泥泞难行。已经连续行军、作战20余天的红三军团，为了给后续的军委纵队打开通道，不畏艰难困苦，在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下，又以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速度和勇猛，一举攻占了宜章城，使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顷刻瓦解。 11月11日，中革军委特此通令嘉奖，“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然而，受嘉奖的彭德怀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敌人已经察觉了我军西进的意图，为什么红军还一味向西死拼硬打？”“在敌人围追堵截的形势下，为什么中央还要背上那么多的机器、家具等？100多里的路程竟走三四天，把先头部队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时机白白浪费了！”疑问、不满甚至愤慨，在彭德怀的心里油然而生。 夜深了。难得的一个宁静的夜晚，彭德怀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心里的话憋不住，于是，点起小油灯，铺开纸，提笔向中央提出下列建议：红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吸引敌主力，并在灵活机动中寻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同时，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甩掉笨重辎重，进行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以溆浦为中心的根据地。 此信发出如石沉大海。当时的中央领导对彭德怀的建议不屑一顾，一味推行由李德等人关在屋子里按照旧地图勾画出来的行军作战计划，命令红军向敌人早已重兵集结的第四道封锁线冲击。红三军团挑起了在新圩和界首阻击敌人，掩护红军大队人马渡过湘江的重担。军团指挥部就设在湘江西岸离界首渡口仅几百米远的一座旧祠堂里，彭德怀决心不惜一切，背水一战，指挥好这场事关重大、残酷激烈的战斗。 11月29日清晨。屏首以南几里路的光华铺一片开阔地上，燃起了熊熊战火。敌人在飞机的支援下，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处于阵地最前沿的红四师十团，在团长沈述清的带领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不幸的是，在一次反冲锋中沈团长中弹身亡。彭德怀接此消息，即命杜中美接任该团团长。当血红的夕阳快要从地平线上消失的时候，又传来了杜中美团长壮烈牺牲的噩耗。一天之内两位团长阵亡，可见战斗是何等激烈！ 新圩方向的阻击战同样紧张激烈。深知新圩一旦失守，整个红军就会被拦腰斩断，后果不堪设想的红三军团五师两个团，以“人在阵地在”的精神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肉搏，结果师参谋长胡浚、十四团团长黄冕昌战死在阵地上。 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的勇士们浴血奋战3天3夜，以巨大的代价完成了阻击任务，终于掩护红军主力于12月1日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这时，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000余人，只剩下3万多人了。彭德怀和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一样，对中央的指挥深感失望，不满情绪溢于言表，预示着一场历史性的转折即将到来。 <h3>遵义大捷，彭德怀手抚战友遗体泪流满面</h3> “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总算是在十二月抬到了贵州之遵义城，结束了统治四年之久的王明路线。”写于“文革”被审查期间的《彭德怀自述》，是这样描述长征之初到遵义会议的。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以军团首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这是彭德怀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心情格外激动。“我来给你介绍一个人，这是刘少奇，很早加入党，中央委员。”毛泽东在开会期间对彭德怀说。彭德怀马上向刘少奇伸出手去，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不久，刘少奇被派往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开得紧张、激烈。彭德怀在发言中以血的事实严厉批评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衷心拥护毛泽东的讲话。这时，前线传来急报：在遵义城南的刀靶水沿乌江执行警戒任务的红三军团六师，突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进攻，形势紧迫。彭德怀经请示同意，中途退出会场，赶赴前线指挥战斗，以保证遵义会议继续进行。 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但是遵义城已经处于敌军数十万兵力的逼近包围之中。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放弃遵义，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实现“赤化四川”的战略计划。可是敌军早有防备，封锁了长江。红军遂西渡赤水河，转移至敌兵力空虚的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休整。长征出发以来实力锐减的红三军团被取消了师的番号，缩编为4个直辖团。彭德怀率领这支敢打硬仗的队伍，在二渡赤水之后，抢占娄山关，重夺遵义城，打出了士气，打出了威风。 海拔1400多米的娄山关，北接桐棒县，南临遵义城，崇山峻岭环绕四周，悬崖峭壁立于两侧，只有一条崎岖陡险的山路贯通南北。敌军1个旅据守着这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跑步进发，乘敌不备抢占了有利地形。上午9时，彭德怀下达了发起攻击的命令。两个团正面突击，另两个团迂回包抄。敌守军被红军的气势所吓倒，慌忙弃关而逃。红三军团乘胜一路猛追猛打，直逼遵义城下。 2月27日，再次攻打遵义的战斗打响了。敌守军司令部里慌乱不堪。坐镇在这里的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气急败坏地对着电话喊：“‘共匪’已经逼到城下，我们顶不住了。”接电话的是国民党第六路军副总指挥吴奇伟，他正率两个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说：“今晚以后我一定赶到，你必须顶住。”王家烈还想说些什么，可是吴奇伟已经把电话挂了。红三军团的一位侦察员截获了这一消息，马上向军团长报告。正在前沿阵地用望远镜观察战况的彭德怀当即下令，从东西两面发起新的攻击，务必在今晚占领遵义城。 当胜利的旗帜插上遵义城楼时，传来了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的消息。他是在率众攻打西面筑有两道城墙的老城时，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当即阵亡。闻讯赶来的彭德怀，抚摸着满身鲜血还有些温热的战友的遗体，泪流满面，连声呼唤：“邓萍同志，邓萍同志！”遵义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红三军团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战后，彭德怀在给中革军委的报告中写道：“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4个团的编制。”报告中还写道，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9位团、营长伤亡，“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希望军委能够即刻派员补上。 一向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彭德怀，不久又向中革军委建议，目前红军在对敌作战中应“避免与相等兵力决战”，更不要“攻坚、乱碰”；主张集中优势兵力，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不知为什么，却被人留下了“右倾动摇”的印象。 意想不到的麻烦事还在后头。 <h3>会理风波，蒙在鼓里的彭德怀让林彪害惨了</h3> 1935年5月，当红军渡过金沙江，取得长征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时，有些指战员却因为对中央的战略意图不明，加上连续几个月频繁的调动、转移和战斗，处于极度疲惫状态，产生了新的埋怨情绪。林彪，这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一天上午，正在司令部思考新的行军路线的彭德怀接到林彪的一个电话，诉说近一段时间尽是“走弓背路”，部队快要拖垮了；接着以十分迫切的口吻说：“我看该由你来指挥，赶紧北进吧。”彭德怀听了一惊，当即回绝道：“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彭德怀并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林彪却是认真的。他居然正式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说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是不行的，应当解除其指挥权，让彭德怀来指挥。 事关重大，不能不统一思想和行动。于是，中央政治局于5月12日在会理城外铁厂举行扩大会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当时正发高烧，但被告知谁也不得缺席，结果用担架抬着来到会场。当时会议的紧张气氛可见一斑。 彭德怀好委屈。会议竟指责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还举了另外一些事例，批评他“右倾动摇”。耿直的彭德怀没有申辩，肇事的林彪也没有说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委曲求全的彭德怀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彭德怀自述》回忆说：“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彭德怀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是因为红三军团指战员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埋怨情绪。他表示：“坚决拥护新领导，继续北上，与四方面军靠近。”对于林彪的信，彭德怀严肃批评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让彭德怀始料不及的是，在24年后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提此事，说明彭德怀在历史上长期和他有七分不合作。尽管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说了句公道话，“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但已经不起多大的作用。被罢官的彭德怀感慨万分，追悔莫及。他在“自述”中写道：“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其实，一身正气的彭德怀绝不是挑拨离间者所能利用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派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充当“说客”，送来牛肉干、大米和银洋，开口便问彭德怀会理会议的情形。彭德怀平静他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黄超又假惺惺他说：“张主席（张国焘）很器重你。”企图拉拢彭德怀支持张国焘“欲北伐必先南征”的主张，引起了彭德怀的警觉。 后来，彭德怀曾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党中央住处附近，以防万一。当张国焘欲加害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时，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护送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脱离险境。 千秋功过，正如彭德怀所言：“事久自然明。” <h3>草地断炊，彭德怀宰杀心爱的坐骑救急</h3> 1935年8月，已改编为红三军的原红三军团官兵艰难地跋涉在川西北的草原上。老天爷似乎偏要为难红军，接连几天下雨，泥泞滞水的草地使红军每抬一次脚都要花出不小的力气。有时狂风骤起，竟下起了冰雹，衣着单薄的红军不得不同大自然作殊死的抗争。与战士们一起行进在草地上的彭德怀深知，更危急的考验是全军已经断粮。过草地前筹备的干粮，由于行程比预料的艰难得多，走了不到一半的路便已告罄。部队开始以野菜、树皮充饥，后卫部队甚至连野菜、树皮也吃不上。在这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原上，因为饥饿，倒下了多少红军硬汉子！ 这天傍晚，望着空空如洗的行军锅，彭德怀召来了老饲养员。“总共还有几头牲口？”他问道。 “连你的大黑骡子还有6头。”老饲养员眨巴着眼睛，有点迷惑不解地回答。 彭德怀把手一挥，做了一个刀劈的动作，非常坚决地下令：“杀掉，全部杀掉，吃肉。” “什么？杀掉？你的大黑骡子也要杀掉？”老饲养员一听急得说话也有点打颤了。几个身边的警卫员也急得一边围上来一边大声叫着：“骡子不能杀，不能杀啊，军团长！” “我知道你们舍不得，可是不杀它们，部队吃什么，靠什么走出草地呢？人比牲口重要啊！”彭德怀动情地向大家解释。 “大黑骡子留下吧，它伴你走了多少路，为革命立过功的呀！”老饲养员说这话时，流出了眼泪。 谁不知道大黑骡子是彭军团长心爱的“伙伴”呢。每到宿营地，彭德怀总要牵着它遛一遛，给它刷毛、掸土，喂些鲜嫩的草料。有时，还会悄悄地从自己的那份干粮里分出一块，塞到它的嘴里，高兴地看着它吃完。这头大黑骡子似乎很通人性，只要彭军团长轻轻一拍它的脖子，它就会很乖地卧下，等着主人骑上去再慢慢地起来。打仗时，只要主人一声令下，它就勇往直前。 这头大黑骡子在长征中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一路上，它不是驮着粮食、器材，就是驮着伤病员。过湘江时，许多不会游泳的战士就是它一次次地运过江去的；过雪山时，一些疲劳过度奄奄一息的战士，也是靠它翻越了雪山。 老饲养员不止一次心疼地对彭军团长说：“这样下去，骡子也要累死的呀！”其实，老饲养员更心疼的是军团长，他总是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伤病员和其他需要的同志。如今，为了革命，为了战士的生命，只好让它作最后一次牺牲了。 彭德怀的命令虽然下了，但身边的警卫员和饲养员都低着头，默默地站着，谁都不愿意执行这个“残酷”的任务。 “我方副官长，传我的命令，一头不剩，杀！”彭德怀说完，头朝天仰着，眼圈有点发红。 一位在现场的名叫印荣辉的老红军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动人心魄的这一幕： 6匹牲口集中到一块了，可是谁也不肯开枪射击。谁能忍心打死为我们出过力的乘骑？谁又能忍心看着彭军团长用两条腿走出草地？10分钟过去了，谁都没有动手。老饲养员抱着大黑骡子的脖子，像在小声说什么…… 20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听到枪声。 “副官长，开枪！”彭军团长站在荆条小屋外，叉着腰对方副官长命令道。 “是！”方副官长的回答牵动了所有人的心。方副官长抓过一挺机枪，对准6匹牲口，一闭眼就是一阵扫射。5匹倒下去了。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唯有那匹大黑骡子还在那里安详地站着。它已经听惯了枪声，毫不慌张，还抬起头望着我们，好像是在等待执行任务。 “把大黑骡子给军团长留下！”老饲养员叫喊着就要扑过去。 “人比牲口更重要，不要留下它！”又是军团长的命令。可以听得出军团长在极力地克制自己。 “砰！”又是一个点射，大黑骡子慢慢地倒下去了。老饲养员猛地挣脱拉着他的人，拼命地扑上去，抱住大黑骡子的脖子，失声痛哭起来…… 骡子杀掉了。军团部只留下了一些杂碎，肉都留给了后面的部队，这些肉不知救了多少红军战士。 <h3>吴起会师，毛泽东诗赠彭大将军</h3> 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的同时，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这支坚持北上抗日的队伍，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下，先后夺取天险腊子口，乘势占领哈达铺，顺利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一路尾随而来的敌骑兵共5个团又来进犯。毛泽东提出：“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亲自指挥部队迎战来犯之敌，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迎来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对彭德怀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毛泽东倍加赞赏，赠诗一首： 彭德怀捧读此诗，激动万分。他将诗的末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诗送还毛泽东。这一改动，又使彭德怀在长征中的形象增添了一份诗情画意和新的光彩。 第二篇 将星闪耀——长征中的部分著名将领 第三章 几多沉浮的“军神”——刘伯承 <h3>敢怒也敢言，顶撞“洋顾问”的刘伯承被降职</h3> “现在请刘总参谋长讲话。”主持会议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说。 这是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夕的一天下午，红五军团在一座庙宇的大殿里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对战略转移进行动员和部署。 戴着眼镜的刘伯承略微迟疑了一会，因为他现在的身份只是红五军团参谋长，而不是董振堂介绍的“总参谋长”。他想先对此作个说明，但转而一想，这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弄不好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不利于团结和稳定；现在最需要的是让干部们认清形势，振作精神，做好长途行军作战的准备。 “同志们，”带着四川口音的刘伯承开始了动员讲话：“这次反‘围剿’失利了。认为我们没失利，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但是，如果说我们红军完全失败了，那也是不对的，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接着举例说明，我们红军广大指战员是英勇善战的，失利是因为战略战术有问题，这次进行转移，到外线去作战，就是要改变死守硬拚，“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打法。他特别强调，军委把转移中殿后的任务交给了五军团，大家肩负的担子很重，一定要在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 对于刘总参谋长被贬到五军团当参谋长，参加会议的干部们已有所闻，不少熟知内情的人为此愤愤不平，在他们的心目中，刘伯承是智勇双全的“军神”，是非常出色的总参谋长。 说到“军神”，有一段流传颇广的传奇故事。那是1916年春护国战争中，刘伯承率部攻打丰都城，不幸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太阳穴”一侧射入，穿透右眼而出。他的部下救起了倒在血泊之中的刘伯承，辗转送到一家德国人开办的私人诊所医治。由于当时医疗设备比较简陋，德国医生一刀一刀修割伤口上的赘肉，每一刀都使人疼痛难忍。但刘伯承泰然处之，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手术中紧咬牙关，一声不吭。手术后，德国医生见患者坐椅上湿漉漉汗水一片，随口问道：“疼得厉害吧？”刘伯承笑答：“一共才割了70多刀，小意思！” 德国医生惊讶患者在如此疼痛难忍的情况下，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毅力，敬佩不已，再三询问患者是何许人也。 当得知刘伯承是川中一名将时，跷起大拇指连连称道：“军神！你真是个军神！”至于被贬，更折射出“军神”刚正不阿的性格。那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对“洋顾问”李德瞎指挥不满，几次提意见都没用，便对李德那一套不参也不谋，致力于总结推广前几次反“围剿”的游击战术经验。李德大为恼火，训斥他：“白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几年，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刘伯承对这位也曾在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喝过墨水的“洋顾问”的训斥不以为然，但有一次终于怒不可遏地给予反击。事情的起因是：李德在一次到总参谋部来的路上，以挡路为由，行发泄无名之火为实，一脚把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的饭锅踢翻了。刘伯承见了，禁不住用俄语大声痛斥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亏你还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自知理亏，无言以对，但跑到中央局书记博古那里告了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再当总参谋长会妨碍他的工作。唯“洋顾问”为是的博古马上找刘伯承谈话，撤销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降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 作长征动员讲话，是刘伯承到红五军团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丝毫不因个人被贬而消极不满，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更赢得了大家的敬重。 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既为刘伯承受贬而不满，又为能与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帅才共事而高兴，增强了完成殿后这一艰巨任务的信心。 <h3>有勇更有谋，东山再起的刘伯承屡建奇功</h3> 1934年12月1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放弃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重新起用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东山再起的刘伯承，以非凡的智慧和胆略，为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屡建奇功。这里略选几个镜头： 镜头之一：架浮桥，乌江天险顺利过。 黎平会议后，红军主力直插乌江南岸，准备北渡乌江，进军遵义。 滔滔乌江水深流急，江岸陡峭。南岸的村庄已被国民党军队烧毁，江边的船只也被一劫而尽，敌人的追剿部队日益迫近。刘伯承于危难之际，从毛泽东那里接受了控制渡口、架设浮桥的艰巨任务。 刘伯承带领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等，来到江边进行实地侦察。渡口北岸敌人已重兵防备，而渡口上游几百米处地势险要的小道，敌人却疏于防范。 “佯攻渡口，主攻小道，一旦得手，抓紧架桥”，一个周密的计划在刘伯承脑海中迅速形成，又变成一道道命令部署到部队。 “怎么样？架桥的办法想出来没有？”刘伯承感到渡江的关键在于浮桥要架得又快又好，便深入工兵连，询问正在开“诸葛亮会”的干部战士。大家献计献策，有的说，没有木料可以用竹来代替；也有的说，没有铁锚可以用竹筐装填重石代替；还有的说，要利用两岸的大树作支撑，并在江中以多层重叠的竹筏充当桥墩，然后把竹排一个接一个地拴在一起…… 刘伯承听了连声说：“好哇！好哇！‘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我们这里人人都是诸葛亮！”为了抢时间，前卫部队强渡和工兵连架桥几乎同时展开。当前卫部队牢牢控制北岸渡口时，一座宽约5米的竹排浮桥也已经从江中向北岸延伸…… 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走上浮桥时，用脚使劲跺了几下，高兴地赞叹道：“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没有材料，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桥，又快又好，应当嘉奖啊！” 渡过乌江天险的红军主力一路西进，攻占了遵义城。在那里，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伯承以总参谋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发了言。会议期间，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的刘伯承，精心布置设防，为会议的顺利进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镜头之二：占渡口，金沙江畔“龙下凡”。 位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江水从深山峡谷中咆哮汹涌而出，既不能徒涉，又难以架桥，只有靠船摆渡。数万红军要北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的追剿，谈何容易。抢占渡口，搜集船只，成了红军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军委纵队以刘参谋长率干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1部，于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1935年5月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命令。刘伯承受命后即赴干部团，经与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研究，挑选第三营执行抢占皎平渡的任务。 一支穿着国民党军队服装的小分队，大摇大摆地沿江边疾速行进。沿途，时常有民团巡察人员点头哈腰地打招呼，领头的小分队长官对此不屑一顾，据说上司交给他们的任务很急。当来到皎平渡附近时，驻这里的国民党区公所的一个胖乎乎的区长殷勤地前来迎接。领头的长官仔细打量着这个胖区长，冷冷地问道：“上峰烧船封江的命令接到没有？”胖区长急忙从抽屉里取出一纸公文，说：“接到了，我们正在执行。”“这么说，你们船还没有烧？难道不怕红军来偷袭吗！”那位长官严厉地斥责道。胖区长的脑门上顿时沁出点点汗珠，哆哆嗦嗦地解释道：“刚，刚接到，公文，长官……”“交给我们办吧，还不快带我们去搜船！”那位长官不耐烦地打断了胖区长的话。 熟悉当地情况的胖区长领着这支小分队，来到江边。江岸上停泊着两条船，船上的团丁远远望见区长和几个大兵，以为他们要过江办事，急忙解开缆绳。只见两个大兵扑上前来，用枪顶着团丁的腰部：“不许动，我们是红军！”那位长官也迅即拔出手枪对胖区长说：“放老实点！”胖区长吓得张大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 原来，这支小分队正是红军干部团三营的先遣分队，领头的“长官”不是别人，正是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刘伯承一同带领这支小分队的宋任穷政委，随即命令前卫连乘船渡江，把对岸30多个团丁收拾了，控制了渡口。 经过缜密勘察，刘伯承确认这里无法架桥，唯有找到更多的船只。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船。 一份急报发至朱总司令处：“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朱总司令大喜过望，因为原定分别在龙街和洪门渡过江的红一、三军团均受挫，唯有皎平渡可乘船摆渡。于是，朱德下令红三军团6日拂晓前赶至皎平渡过江，红一、五军团七、八两日赶来渡河。 获悉全军将从皎平渡过江的刘伯承，早已拟好了《渡河守则》，组织了渡江委负会，以便有条不紊地实施渡江行动。为确保渡江行动万无一失，又命令第三营连夜出发，翻过山头抢占有利地形，压制可能进犯的敌人。 果然不出所料。敌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塘闻江防有失，带了两个营来企图袭占渡口。宋任穷率领的三营已严阵以待，等敌人靠近时突然吹响冲锋号。刘元塘损兵折将，逃了回去。 红军指战员兴高采烈，议论纷纷：“要是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打我们，那我们损失就大啰！” “刘总参谋长真是用兵如神啊！”毛泽东对刘伯承组织指挥有方，使红军巧渡金沙江赞不绝口。过江时，他乐呵呵地对周恩来副主席说：“怎么样？恩来同志。原来有些同志担心我们过不了金沙江这一关，被人家挤上绝路，我当时就讲，没关系，四川人称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能挡得住龙呢？这不，他把我们带过江了嘛！”“主席说得没错。我们胜利了。”周副主席说着，爽朗地笑了。 在场的刘伯承也笑了，似乎还有点不好意思。 镜头之三：晓大义，一封书信退万敌。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不久，在会理城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讨论了下一步行动计划，任命刘伯承为先遣司令，作全军的开路先锋。 刘伯承既熟悉下一步长征沿途的地理风俗民情，又在前来堵截的川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担任先遣司令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5月16日，红军进抵四川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曾参加过沪州、安顺起义，是刘伯承在川军时的老部下。刘伯承书信一封，派人送进德昌，先叙旧谊，再晓大义，奉劝许剑霜勿与红军为敌，让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派亲信副官将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建议给红军让路。刘元璋耍了个滑头，不置可否，许剑霜视作默许，于当日黄昏指示所部装着抵挡一阵，即撤出德昌。 这时，刘元璋为保自身，调驻冕宁的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前来西昌增援。邓秀廷手下正规军不多，仅两个团，但在彝民中有较大影响，能调动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当他率部赶到西昌以南黄水塘时，收到了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信中提出，红军不以彝民为敌，但路是一定要过的。在川军中混事多年的邓秀廷，感到此事十分棘手：不打，刘元璋那里不好交差；打吧，对手刘伯承绝不是等闲之辈，连刘湘、杨森都怕他三分，何况自己这点实力和能耐。思量再三，学起了许剑霜的办法。他把彝族军官召集起来，声称： “今天红军要从这儿过，这事非同寻常，大家当心些，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然后对部队重新作了布防，让开大道，驻防两边山上。 刘伯承对邓秀廷的这一行动早有所料，命令红军前锋照直前进，即使有骚扰也不还击。当大队人马通过时，有个彝兵因为紧张，走火开了一枪，其他人也跟着打了几枪，邓秀廷见状急忙制止，生怕红军还击。但有令在先的红军却以高喊“汉彝一家”、“汉彝是兄弟”还“还击”。枪声很快平息了，红军顺利通过黄水塘高地，向沪沽进发。 <h3>有情亦有义，小叶丹至死不忘“刘大哥”</h3> 1935年5月20日，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司令刘伯承率部进占冕宁城。司令部设在一座天主教堂内，几位法国修女惊恐地望着他们，一边口里喃喃他说着什么，一边不停地用手在胸前划着十字。“不要惊慌。”先遣队政委聂荣臻话一出口，这几位修女顿时由惊恐转为惊喜，继而就像“他乡遇故知”似地交谈起来。原来，曾经留学法国的聂荣臻说的是法语。 “下一步就要通过彝族聚居区了。”司令部里，刘伯承召集有关干部布置行军任务。说话一向言简意赅的刘伯承，这时却话题一转，问大家：“你们谁看过？”“没看过，但听说过。”几位干部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好，”刘伯承接过话茬说道：“你们一定听说过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要走的路上，现在还保存着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呢！”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刘伯承不失时机地引导大家深入思考：“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会给我们行军赶往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带来一些麻烦。我们要向诸葛亮学习，努力感化他们，消除疑忌。我们有党的民族政策，不是更应该做得比诸葛亮高明吗？”最后，刘伯承叮嘱其部下：“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一支以标有“中国工农红军先遣队”字样红旗为先导的红军队伍，行进在彝族聚居的川西大凉山区。这里地势险要，在一些深不可测的山涧之间，仅靠一根独木桥来往。彝民们手持土枪、长矛和弓箭等武器，拦堵在各个要道口。尽管沿路早已贴了不少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里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等内容，但彝民们对初来乍到的红军队伍仍投以敌视的目光。 刘伯承司令紧随前卫连前进，密切注视着行军路上的情况。只见几个光着身子的小伙子狼狈不堪地跑来，一了解，原来是工兵连的战士，被彝族一部罗洪家的人抓了去，剥光衣服又放了回来。这时，又有人报告，给了彝民200块银元的“买路钱”，他们才让红军通过关卡；要是过每个关卡都这样，不仅不能于24日按时到达安顺场，而且携带的银元也将消耗大半，难以维持生计。刘伯承吩咐手下：“想办法找彝民的首领来谈。”在彝家海子边附近，来了一位披头散发光着脚、赤裸的身体围着一块麻布的男子，后面跟着一班手持梭镖长矛的年轻后生。未等刘伯承开口，那位男子自我介绍道：“我是沽鸡家的小叶丹。”当得知刘伯承是红军部队的司令员时，赶紧屈腿欲行叩头大礼，刘伯承疾步上前扶住，笑道：“兄弟之间不必行如此大礼。”听刘伯承如此一说，小叶丹感动万分，急忙表白道：“今天打你们的不是我们沽鸡家，是罗洪家。你们主张彝汉平等，名不虚传。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弟兄。”结义仪式按照彝家的规矩，要喝鸡血酒，即当场杀鸡，把鸡血滴入酒内，结义双方跪地而饮，发出誓言。刘伯承虽然并不迷信这一套，但出于尊重彝民风俗，慨然应允。可是，一时却找不到酒。一位彝民用大碗往海子里舀了两碗清水，以水代酒。随即持刀割破鸡脖，殷红的鸡血滴入“酒”里。只见刘伯承、小叶丹等在场人的神情，随着鸡血在碗里蔓延、渗透，亦一个个庄重起来，但有几个红军小战士却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刘伯承循声一瞥，那几个小战士一吐舌头，严肃了起来。 蓝天下，海子边，刘伯承与小叶丹并排跪在地上。夕阳的光芒照耀着他俩。风停了，空气也仿佛凝固了。“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这里结义为兄弟，如有反悔，天诛地灭！”刘伯承双手高高托举大碗，掷地有声他说完，将“血酒”一饮而尽。 “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小叶丹音如洪钟，说罢，亦双手捧着大碗一饮而尽。 结义仪式完毕后，刘伯承在不远处的大桥镇先遣队司令部里设宴招待小叶丹一行。嗜酒善饮的彝民高兴极了，几乎把大桥镇能买到的酒全喝光了。 “这是送给你们的。”饭后，刘伯承递给小叶丹一面红旗，上面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并当场书写了委任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小叶丹双手接过这面旗帜和委任状，喜上眉梢，不住地表示谢意，当晚留宿在先遣队司令部。刘伯承又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希望彝民团结起来，捏紧拳头对付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 第二天，迎着初升的旭日，红军继续向安顺场方向进发。小叶丹走在前卫连的前头，沽鸡家的彝民们夹道欢送红军。在红军队伍里，又多了20名彝家小伙子，这是小叶丹精心挑选出来的，让他们在红军中学习军事，学有所成再回来，用以对付欺压彝民的四川军阀刘文辉。为了感谢小叶丹的一片盛情，并帮助他们武装起来，刘伯承让警卫员准备了10支擦得锃亮的步枪，送给小叶丹。小叶丹将自己心爱的一匹大黑骡子赠与刘伯承。临别时，互相情意绵绵，真像兄弟一样。当大批红军后续部队来到时，小叶丹忠实地兑现了向“刘大哥”的保证，护送红军安全通过彝区。 毛泽东曾经不无幽默地问刘伯承：“你与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那当然。彝民很讲义气的，我不跪他们就会觉得不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又问：“那下跪时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个细节刘伯承并未注意，一时竟回答不上来。毛泽东端起一大碗米酒，高兴地对刘伯承说：“来，我敬你一杯。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一下子就让小叶丹甘愿做你的结拜弟兄，看来你更胜诸葛一筹啊！”刘伯承听了谦虚他说道：“我不敢当，不敢当。主要是党的民族政策好。” 5年后，小叶丹被彝族败类邓秀廷以“通共”之罪杀害。临死前，小叶丹泪流满面，对自己的妻子和弟弟说：“只有共产党、红军把我们彝人当人看。‘刘大哥’率领的红军有信有义，一定会回来的。你们替我好好保存那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员。” 刘伯承在长征中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留下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动人故事。 <h3>有喜也有忧，与张国焘唱反调的刘伯承再次被免职</h3>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战友相逢的喜悦气氛尚未散尽，张国焘搞分裂的危险日益加剧。身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对此深感忧虑。 在两军会师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政治局委员主张红军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张国焘以种种理由反对，提出红军应向川康边界进军。列席会议的刘伯承在发言中指出，向川康发展不妥，从政治上看，没有考虑到红军应担负的抗日救国之责任；从军事上看，南下是要碰钉子的。一向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的张国焘，虽然表面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同意了北上方针，但心底里十分恼火，尤其是对还不是中央委员的刘伯承的批评非常恼恨。 后来，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张国焘、朱德和刘伯承率左路军，毛泽东、周恩来率右路军。处于张国焘领导之下的刘伯承，并不屈服于张的淫威，坚持原则。在张国焘另立“中央”，假惺惺地给刘伯承安个“头衔”时，刘伯承拒绝承认，临大节而不辱，张国焘更是怀恨在心。不久，便免去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调任他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在我军诞生的南昌起义中，刘伯承即任参谋长，因起义失败而自然失去该职务；长征前夕和长征期间，仅一年余又两度被罢免总参谋长职务，真是几度沉浮，谁解其味？刘伯承后来曾这样描述道：“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担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的刘伯承，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 “中央红军北上发展，我们四方面军南下受损，从8万多人减到4万多人，再这样下去，部队非拖垮不可！”在刘伯承的耐心引导下，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下，许多干部进一步擦亮了眼睛，要求北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迫于内外压力，张国焘不得不改变向川康区域发展的打算，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 <h3>有难更有福，大难不死的刘伯承重新崛起</h3>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朱总司令继续留在红四方面军，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任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是贺龙，和刘伯承同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多年不见，在历经千难万险的长征中相逢，格外亲切。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他的夫人陈琮英，则热心为刘伯承牵线搭桥，介绍从鄂豫皖一路长征过来的19岁的红军女干部汪荣华，与刘伯承喜结姻缘。从此，他俩成了矢志不渝的亲密战友和终生伴侣。 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刘伯承率领红军大学的同志们从甘肃成县向环县曲子镇转移。汪荣华陪伴左右，在翻越一座大山途中，不时给刘伯承擦去额头的汗水。突然，天空传来一阵轰鸣。“是敌机空袭！”刘伯承立即指示大家隐蔽，不料一颗炸弹呼啸而下，“轰”的一声巨响，刘伯承应声倒下。 他身边的汪荣华和警卫员也被一股气浪掀倒在地。硝烟尚未散尽，汪荣华猛地起身去救刘伯承，只见他吃力地撑着身子，刚坐起又倒了下去，原来是臀部受了重伤，流了不少血。警卫人员围了上来，一时既无马匹又找不到担架，只好简单包扎一下，搀扶着他慢慢行走。有个年轻的警卫员伤心地哭了，刘伯承安慰大家说：“没得要紧，闹革命，负伤是常事，哪有不流血的革命？红军就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确实，在刘伯承多年军事生涯中，曾多次身负重伤，“遍体弹痕余只眼”，但每次他都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一次比起前几次的重伤，算是“小巫见大巫”，当然也不例外。 长征结束后，刘伯承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还兼任红军大学副校长职务。重新崛起的刘伯承，后来在烽火四起的抗日前线，在逐鹿中原和战略决战的解放战争中，又屡建功勋，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 第二篇 将星闪耀——长征中的部分著名将领 第四章 威震敌胆的“胡子”——贺龙 <h3>贺龙声东击西，敌哀叹防不胜防</h3> 1935年11月19日，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约21000名红二、六军团的指战员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此刻，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调集了140多个团的兵力，围攻长江以南仅存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妄想聚歼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二、六军团。 “向哪里突围呢？”行进中，不少干部战士小声地议论着，揣测着。但他们的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听“胡子”的，准没错。 “胡子”，是大家对红二军团（该军团部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军团长贺龙的亲切称呼。从早年“两把菜刀闹革命”，到南昌起义任总指挥，这位始终蓄着一字胡、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名将，使敌人胆战心惊，而穷苦百姓和红军战士一谈到他，既肃然起敬，又格外亲切。 突破口的选择，关系到战略转移的成败。在宜昌“行辕”的大楼里，敌湘鄂川黔“剿匪”总司令陈诚不无自信地对手下说：“我料定贺胡子他们将向西转移……”正说着，一位参谋报告：“总座！有急电。”陈诚接过电报，看到上面写着“贺龙主力向西运动”的字样，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敌军中计了。贺龙早就预料到这一点，他正带着红二、六军团主力向东南方向急行军。所谓“贺龙主力向西运动”，不过是贺龙派出的掩护主力转移的红十八师“大造声势”的结果。 东南方向有澧水、沅江两道天然屏障，大部队行动困难，敌军想不到红军会从这里突围，就没有没重兵把守。贺龙偏偏“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选择这一方向为突破口。 吸取了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刚开始长征时“大搬家”的教训，贺龙让红二、六军团指战员轻装前进，每人只带3天粮食，两三双草鞋。第二天夜晚，风雨交加，担任前卫的红十七师四十九团一举突破澧水封锁线，击溃敌李觉纵队1个团又1个营。紧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向玩江渡口洞庭溪扑去。 守在渡口的16个地方团丁，根本不知道红军已突破澧水封锁线，悠然自得地哼着小调，倒背着枪晃来晃去。红军侦察员悄悄接近守敌，大吼一声：“缴枪不杀！我们是红军！”有个团丁还不耐烦地回叫道：“谁他妈的开这个玩笑！”当他们眼前出现真的红军时，一个个都傻了。 连续三昼夜急行军的红军先头部队，顾不上片刻休息，换上团丁的衣服，乘上他们的木筏，悄悄渡到对岸，把南岸渡口的敌守军也收拾了。累极了的战士刚想打个盹，忽然又听见江中有划船声，船上手电光忽闪忽闪地晃动，立即架起机枪，设下伏击圈。 船越来越近了，依稀可见船上密集的人影。一共3艘大船，首尾相接，像是一条长龙。也许听到渡口有动静，船上开始发问：“哪一部分的？”“我们是李司令的。”组织设伏的三营李营长回答道。 “哦，自己人，别误会。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说这话的也是一个营长，是敌军得知红军突破澧水后，赶紧派来加强沅江防务的。 <h3>“那就请靠岸吧，欢迎你们及时赶到！”</h3> 3艘大船乖乖地靠上了岸。提着马灯跳上船去的红军战士，像收拾货物似地把这300多个敌人押送了下来。敌营长怎么也想不到红军会这么快抢占渡口，嘴里还是一个劲地自问：“这是怎么回事？” 22日上午，当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大队人马乘船渡江时，陈诚在他的行营里气急败坏地大叫大嚷：“撤李党的职！他是个饭桶，废物！”临时派兵堵截已经来不及了，陈诚像输急了眼的赌棍，马上派飞机去轰炸正在渡江的红军，以求一逞。 叼着烟斗坐在船头的贺龙，乐呵呵地冲着敌机笑道：“现在才来送老子啊，迟啦！”突破澧水、沅江封锁线的红二、六军团，在贺龙率领下继续一路向南，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先后占领了辰溪、溆浦、新化、蓝田（今涟源）和锡矿山，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湖南报纸惊呼：“共军深入腹地，危及根本！” 正在南京开会的湖南军阀何键，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请求蒋介石火速派兵“驰湘协剿”。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红军在湘中这块富庶的地区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筹集物资经费，还补充了3000多名新战士。其中，工人出身的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在锡矿山一地就扩了几百名产业工人加入红军。 在捷报频传之时，贺龙喜得“千金”。大家忙着给她起名字。王震说，红军打了胜仗，就叫“捷生”吧。这个在战火中出生，在襁褓中跟随红军长征的贺捷生，后来成为我军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 敌实施“追剿”的5个纵队正日益迫近。贺龙与红二军团任弼时政委、关向应副政委一起分析形势，决定退出湘中，向西面的黔东地区转移。作战参谋很快拟制了一份西进的路线图，呈给贺龙。“不，不是这么个走法，我们要和敌人玩捉迷藏。”贺龙深吸了一口烟，拿起桌上的一支笔在路线图上画了一道继续南下的线路。作战参谋不解地望着贺龙，只见他又画了一条线，箭头指向黔东，方才恍然大悟：“先南下，再西进。”连续9天，红军大踏步向南，到达湘南岩山、洞口一带，逼近邵阳县城。 蒋介石和陈诚急令汤恩伯纵队连夜赶到邵阳守护，不料红军却急转向西疾进，突破了敌陶广纵队六十二师在瓦屋塘、金屋塘设置的防线。然后冒着纷飞的大雪，日夜兼程西进，于1936年1月上旬顺利进入黔东石阡地区，把大部分追兵远远地甩在了后头。 “娘希匹，都是饭桶、废物！”这回轮到敌“剿匪”总司令陈诚自己挨骂了，骂他的自然是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 <h3>贺龙虚晃一枪，贵阳城一片混乱</h3> 1936年1月19日。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在石阡一个天主教堂里开会。 红二军团军团部就设在这里。 “看来这个地方地瘠民贫，不适合大部队驻扎，我们原先想在这里建立苏区的计划只好改变啰！”说这话的是带有浓重的湖南汨罗口音的任弼时政委。大家点头称是，开始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 带着陕西口音的参谋长李达不紧不慢地发言：“会前贺总让我侦察一下敌情，我先把情况通报一下……”敌军的部署是北截、西堵和东、南两面追击，步步进逼。贺龙经过深思熟虑，建议西渡乌江，挺进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敌人可能早有防备，我们要打乱他们的部署。”他接着提出了佯攻贵阳的方案，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许。 第二天，红军按预定方案离开石阡。先西进，随即南下，再西进，第九天突袭占领了距贵阳仅六七十里地的龙里。 贵阳是贵州省府所在地，由于敌人倾巢出动追剿红军，眼下成了一座兵力空虚的城府。被蒋介石派到这里来督战的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刚飞抵贵阳，就遇上这一紧急情况，慌忙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唯恐贵阳失守，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引起震动，急令驰援贵阳。与此同时，贵阳城开始全城戒严，一时掀起抢购食品风潮。地方保安团纷纷向城里靠拢，还逼迫居民出城修筑碉堡。有些官吏豪绅判断贵阳可能守不住，纷纷卷起细软准备出逃。城里流言四起，一片混乱。 在贵阳城一片混乱之际，贺龙率领红军立即绕过贵阳，向黔西北疾进，先后攻占扎佐、修文，摆出经息烽北渡乌江、直取遵义的样子。敌人据此判定红二、六军团要走一年前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马上调集一个纵队在乌江北岸布防。不料红军突然转向，向西面乌江的上游鸭池河扬长而去。 鸭池河敌守军仅1个连。但河流湍急，两岸山岩陡峭，滩头狭小，要拿下两岸渡口，保证大部队尽快渡过河去也很不容易。贺龙指示担任前卫的红六师，派出精干侦察分队首先抢占东岸渡口；再派出一支部队急行军到下游几十里远的地方，穿过铁索桥绕到西岸守敌背后，两面夹攻，结果全歼守敌1个连。 鸭池河上很快搭起了浮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大队人马迅速渡过河去。 当最后剩下两个团时，敌人的追兵也已赶到，交上了火。贺龙立即下令对岸的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用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最后两个团全部渡过河来，然后将桥毁掉。 敌人不甘心地隔岸放枪。几个红军战士一起笑着大声朝对岸喊道：“别‘欢送’了，谢谢啦！”按照预定方案，红二、六军团开进到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并在那里的95个乡、镇、村都建立了革命政权。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贺龙，充分利用他的名望和经验，在这里争取了不少有影响的上层民主人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周素园先生，请他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后来周素园先生跟随红军一起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曾经多次同他畅谈，称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朋友和同志。 贺龙领导的红军把新开辟的黔、大、毕苏区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在20多天的时间里，仅扩军就达5000余人。 这时，蒋介石从南京飞到贵阳，咬牙切齿地对部下说：“这次，我来亲自指挥，不一举消灭贺龙，誓不为人！”他调集了5个纵队围攻，又令两个纵队防堵，妄想用120个团的优势兵力，聚歼红二、六军团于黔、大、毕地区。 当然，这不过是蒋介石的一相情愿。贺龙早已想好了对策。 <h3>贺龙猛虎掏心，昆明府闻风丧胆</h3> 1936年2月27日至3月28日，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在云贵高原的乌蒙山中与敌人展开了一个多月的回旋战。 天寒地冻，山高谷深。1万多人的红军在渺无人烟、缺粮少水的大山中转来转去，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一天，细心的勤务员陈文科发现贺军团长走路一步一破，便在宿营时端去一盆热水，让首长烫烫脚。“啊，这么多血。”看到军团长的脚底裂了一寸多长的口子，鲜血淋淋，小陈惊叫了起来。 “陈伢，你慌什么呀，不碍事的。”贺龙平静他说，好像受伤的不是他，而是勤务员。说着，他拿出一小盒凡士林，往开裂的脚底抹了起来。又摸出一个火柴盒，说：“来，帮个忙！划火柴烧一烧。”勤务员以为首长要烤火，转身要去抱柴禾，不料军团长一把拉住他，指着自己的脚说：“往这儿烧。把凡士林烧干，伤口就不会流血了。”小陈不禁吸了口气，颤抖的手划了几次火柴，都没点着。贺龙笑了，“你怕什么呢，这个土办法很顶事的。”说着，从陈伢手里接过火柴，划着后又递过去。 “哧”的一声，勤务员的手和贺龙的脚都本能地一缩，火柴灭了。贺龙点燃新的火柴，又递过去，就这样一根接一根地烧，直到伤口的嫩肉烧得如同焦炭，才满意地拍拍小陈的肩膀说：“行了。”勤务员如释重负站起身来，只见军团长满头大汗，却微带着笑容，仿佛在说：“这算得了什么，我还要用这脚板拖垮敌人呢！”在野马川一间简陋的民房里，贺龙召集领导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 他习惯地用烟斗敲了敲桌子，开始说明酝酿已久的行动计划：“现在是时候了，我认为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敌人合围的结合部钻出去，然后以猛虎掏心的动作开进云南，捅捅龙云的老窝。”部队开始秘密突围。那是敌两个纵队之间的狭窄地区，行动必须非常隐蔽。 “把‘老把式’找来。”贺龙吩咐道。这“老把式”是供给部运输队队长刘金魁，50多岁了，管理牲口很在行。不一会儿，他就来了。 “马蹄都裹上布了没有？凌晨行进骡马会不会发出喧叫声？”心细如发的贺龙问道。刘队长深知这些都是关系到整个部队行动成败的问题，拍胸脯保证：“这次绝不会有问题，你就放心吧，总指挥。”“这次可没下一次了，不能有一点闪失。”贺龙的这句话，让刘队长不好意思地脸红起来。 原来，有一次贺龙正在院子里开会，听到墙外传来马蹄声，脸一沉，马上派人把刘队长叫来，劈头就是一顿批评：“你这‘老把式’，责任心哪里去了？”刘队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你批评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不明白？你的运输队里是不是有匹骡子没挂掌？这样在石头路上走，骡子会跛脚的，你不明白？”刘队长听了转身出院察看，果然有一匹骡子的后掌掉了。“总指挥真是神了！我怎么就没听出来呢？”他举起拳头打着自己的脑袋，跑回院子向贺龙检讨，说：“下次一定注意，一走不出岔子。”在贺龙的精心组织指挥下，红二、六军团1万多人马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敌樊崧甫和郭汝栋两个纵队之间的夹缝中突围，进入黔西盘县一带。正在这时，红军总部与红二、六军团取得了联系，遂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之会师。 敌人似乎察觉到了红二、六军团的意图，滇黔“剿匪”总司令龙云派出其近卫第一团、第二团、工兵大队和警卫营，从昆明赶往普渡河铁索桥两侧防堵，又令各路纵队加速追击、合围，妄想围歼红军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地区。 “我们非得过普渡河再渡金沙江吗？”在由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军团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上，贺龙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巧妙的设想：“龙云把老本都押在了普渡河上，家里却唱起了空城计。我们又不是司马懿，给他来个猛虎掏心——当然不是真打，但龙云必定吓得调兵回防昆明，我们随即掉头，赶到西北方向的丽江、石鼓渡过金沙江。”会议一致同意按这个设想行动，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不无幽默他说：“这下敌人赤脚也赶不上我们啰！”4月10日凌晨，红军突然向南疾行，当天先头部队闯进距昆明府仅15公里的沙郎地区。 第二天，大部队攻占离昆明20公里的重镇富民，全歼守敌。 就像突然爆发地震，昆明全城惊恐万状。老谋深算的龙云，这时已没了主意；他的一批高参也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地相互问道：“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一份份十万火急的电令从昆明传到正在普渡河“守株待兔”的滇军那里，内容都是：“火速返城保驾！”昆明附近的保安团也接到了赶往省城保驾的命令，连军官学校的学生们也被紧急动员，拉出来充当守城卫士。 敌人正惊慌失措之时，贺龙却下令：“向滇西进军！”绕过昆明，一路向西，昼夜兼程，不仅把敌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而且势如破竹，几乎每天攻占一个县城，得到了大量的给养。有的红军战士在那些天里，连有名的云南火腿都吃腻了！ 4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所有人马在石鼓等处顺利渡过金沙江。 最快尾追而来的滇军刘正富旅，气喘吁吁赶到金沙江畔时，不见红军的踪影，却看到了红军留下的标语： “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 <h3>贺龙釜底抽薪，张国焘不知是计</h3> 胜利渡过金沙江的红二、六军团，一路向北，踏上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征程。正带领红四方面军滞留在康北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给他们发来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多次以“神来之笔”带领部队化险为夷的贺龙，这时却遇到了来自其他方面的严峻挑战。 海拔5300米的哈巴雪山，挡住了红军的去路。来自南国、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将同大自然作殊死的搏斗。 “一定要抢在天黑之前翻过雪山，同志们加油呵！”已过不惑之年的贺龙，不间断地动员道。他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骡子，骡子驮着一位因受冷患重感冒的通讯员。 通往山顶的路上，空气越来越稀薄了，贺龙的胸口像塞了一团棉花絮，张大嘴呼吸也觉得气不够用。但他仍一再鼓励同志们：“再坚持一下，过了雪山就是胜利！”老天似乎故意要为难我们的红军，快到山顶时，突然一块乌云挨着山头压过来，狂风骤起，一阵暴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脸地打来。一会儿又下起了鹅毛大雪，战士们全都成了雪人，冻得浑身发颤。 “把背包打开，裹着身子！继续走，不能停啊！”贺龙大声提醒战士们。 他的双腿深陷在雪窝里，身上裹着一条薄毯，眉毛、胡子全白了。忽然，他发现有个战士倒下了，马上跑上前去，搂在自己的怀里，解开自己的衣扣；又抓起一把雪含在嘴里，将溶化了的温雪水喂进这位战士的口里。那位战士渐渐苏醒过来，吃力地张开青紫的嘴唇，断断续续他说：“总指挥，别……别管……我，你们……继续……前进吧！”说完头一歪，再也醒不过来了。 贺龙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翻过了哈巴雪山，红二、六军团来到康藏高原南部藏族聚居的重镇中甸。 城内几百户藏民，由于听信了反动宣传，纷纷躲进山林。城外有一座名叫归化寺的喇嘛寺，是当地的统治中心。贺龙、任弼时对部队约法三章，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及其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寺庙。贺龙亲自接待前来谈判的归化寺喇嘛代表，耐心细致地回答他们所提出的种种疑问，消除了喇嘛们的误解和恐惧。归化寺的活佛和八大老僧请贺龙去寺里作客，破例在佛厅为贺龙举行跳神仪式。贺龙向活佛赠送了锦幛，上面写着“兴盛番族”四个大字。僧侣们深受感动，回赠了洁白的哈达。然后下令富户打开仓库，向红军出售青稞数万斤。躲进山林的藏民们也回到镇里，积极帮助红军筹粮。有的喇嘛自愿带红军北上甘孜。 1936年7月1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 顾不上抖落一路的风尘，忘记了途中经历的磨难，两支从未见过面的红军部队都沉浸在相聚相识的欢歌笑语之中。 “你还是那么精神，只是有点瘦了。”可亲可敬的总司令朱德紧紧握住当年一起领导南昌起义的战友贺龙的手说。接着又握着任弼时的手说，“你们来了，我的腰杆子硬了，团结北上就更有力量了。”粗中有细的贺龙显然听出了朱总司令的话外音，胸有成竹他说：“对付分裂，我有我的办法。”一本《干部必读》的小册子摆在贺龙的桌上。这是张国焘派人送来的，里面把毛泽东、周恩来称作逃跑主义路线的代表。贺龙轻蔑地看了它一眼，随即命令道：“什么‘必读’，谁也不许读！小册子都收起来，放在政治部，一律不准下发。”贺龙深知张国焘是仗着人多势众闹分裂的，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之计，巧妙地编些理由向他要人要枪，结果把原一方面军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改编的红三十二军要了过来。不知是计的张国焘以为这样能取得贺龙的好感，有利于控制红二、六军团呢。 不久，中革军委颁布命令，以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将红三十二军正式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朱德总司令解放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人数虽不多，但搞了他一部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搞家长制，但对弼时、贺龙却有点害怕。贺老总是促进北上、维护统一的有功之臣啊！”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甘南的征途上，遇到了茫茫草地的艰难险阻。不少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的红军战士，最后倒在了渺无人烟、遍布沼泽的草地上。贺老总心如刀绞，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他宰杀了曾在战火中救过他命和长征中救过许多伤病员的心爱的坐骑，分给断粮的战士们吃；组织了由党团员和干部组成的“野菜检验组”，带头冒着生命危险去尝各种野菜，将确认能吃的品种通报全军；成立了收容队，反复命令各部队：决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尽力抢救，带出草地；还亲自带人到草地里的小河去钓鱼，煮鱼汤给伤病员吃。而他自己因操劳过度，营养不良，瘦了好几圈，裤腰带重新打眼才能系紧，以至关向应副政委急得跑到担任前卫的红四师十二团，给团长、政委下达特殊任务：“赶紧想办法为贺老总找酥油。”可是不要说当时难以找到酥油，即使找到了，贺龙还不是让给伤病员吃？ 一往无前志更坚，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6年10月22日，贺龙率红二方面军继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之后，抵达甘南会宁县将台堡，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红二方面军作为主力之一，在贺龙等领导下，历时一年，转战8省，行程万余里，作战百余次，终于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 第二篇 将星闪耀——长征中的部分著名将领 第五章 赤胆忠心永向前——徐向前 <h3>强渡嘉陵江，一线指挥的徐向前横扫千军如卷席</h3>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从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的。这一战役，一方面是向川、甘边界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精心策划并指挥了这一战役，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干。 时值1935年初春，嘉陵江水欢快地跳跃翻滚着，似乎要告诉人们：“冬天过去啦！”两岸山峦起伏，经轻柔的春风一吹，泛出了层层绿色。路边金黄色的迎春花，不时晃动着，像是要提醒路人多看它几眼。 此刻，岸边山间小路上，走来了一队人马。他们无心欣赏美丽的春色，却仔细地观察着对岸的情形。其中一位瘦高个拿着望远镜在指点着什么，用浓重的山西口音示意身边的一位年轻人记录下来。他，就是统率8万多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时年34岁。 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徐向前，身经百战，屡建战功。他最讨厌“纸上谈兵”，每次战役展开之前总要亲自出马，摸清敌情、地形等。这次，他深感能不能选准渡江突破口，是整个战役成败之关键；尽管各部队已经作了侦察，提出了渡河点的预案，但作为战役总指挥，他在作抉择之前仍要到现场深入调查研究，不然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他们走一程，看一程，晓行夜宿，沿着嘉陵江走了足有三四百里。情况明，决心大，一个大胆而又周密的战役计划如成竹在胸…… “主渡点就放在苍溪东南的塔子山。”在作战会议上，徐向前总指挥用笔指向嘉陵江中游的一个点，向参加会议的诸位军长、政委部署道。见有人面露惊讶和困惑之色，似乎在说，“这里江面宽阔，为什么不选在江面较窄的地段呢？”徐向前接着说：“这里江面宽阔，对渡江作战有些不利，但又有许多好处。一是可以出敌不意，对岸川军防守较弱；二是水流比较平稳，易于船渡，同时对岸又是一片平滩地，易于靠岸和向纵深发展；三是塔子山居高临下，有利于我军以火力压制对岸敌人，掩护部队强渡，同时山后有助于隐蔽造船，集结部队，保证战役行动的突然性。”一席话说得众将领无不点头称是。徐向前指挥打仗就是这样，从不轻易抛出自己的方案，总要经过深思熟虑；一旦抛出就很有把握，而且部署、说明都言简意赅，条理清晰。 “另外还有两个渡河点。我们采取重点突破和多路突击相结合的战法，叫敌人防不胜防。”徐向前对各部队的渡河点以及渡过江后向什么方向纵深发展作了部署，最后习惯地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没有了。”众将领异口同声他说。散会的时候，徐向前留下了主管赶造船只的川陕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叮嘱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看你船造得怎样了。”“总指挥放心，我们一定按时完成造船任务。”余洪远副主席坚决地回答。 “好！越快越好！你们缺什么我就调给你什么！”徐向前高兴他说。 3月28日夜，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苍溪塔子山上，几十门大炮威武地挺立着，炮口齐刷刷地对着嘉陵江西岸；上百挺填满子弹的轻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也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山下，数十只木船和竹制浮桥已悄悄地接近岸边，担负突击任务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先头团整装待发，一面鲜艳的军旗在他们前面飘扬。 “都准备好了吗？”徐向前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先头团团长，在听到“都准备好了”的回答后，又提醒这位年轻的团长说：“抢占滩头后，一定要顶住敌人的反扑，巩固登陆场。”“开始！”徐向前发出了渡江命令。满载渡江勇士的木船箭一般驶向对岸。守敌1个营尚未组织起有效的反击，便被消灭在滩头阵地上。红军工兵营迅速架起浮桥，后续部队大踏步渡过江去。 这时，先后传来了红九军在涧溪口胜利渡江、红三十一军于鸳溪口强渡成功的消息，川军的江防全线崩溃！ 敌人当然不会甘心失败，派出1个旅来反扑塔子山渡口，想趁我未站稳之际重新夺占滩头阵地，不料我后续部队红四军已经跟进，并抢占了有利地形，敌人只好狼狈撤退。 当一轮红日照耀在嘉陵江上时，徐向前率前线指挥部人员从容过江，继续指挥战役向纵深发展。 三路大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沿江敌人。徐向前在中路率领部队攻占剑阁。敌人乱作一团，就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赤匪’到哪里了？你们怎么样呀？”地处剑阁东北的剑门关守敌不知剑阁已失，还频频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红军战士干脆回答：“老子是红军，你们完蛋啦！”徐向前听到这一消息，又气又好笑，马上指示专人守候电话，敌人再来电话就趁机套点敌情，迷惑敌人，同时相机调整战斗部署。 4月2日，红军又攻占军事要隘剑门关，全歼守敌3个团。 随着战役向纵深发展，徐向前感到兵力不足，不断打电报给后面的张国焘、陈昌浩，催后续部队来援。然而，前方在打仗，后方忙“搬家”，张国焘已决定放弃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对徐向前的来电迟迟不表态，以致失去扩大战果、进取甘南的良机。徐向前只好仰天长叹。 <h3>隔岸会战友，飞身过河的徐向前与彭德怀相见恨晚</h3> 五、六月间，当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向北挺进时，以“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标语，在突破嘉陵江后西进的红四方面军驻地随处可见。从机关到连队，掀起了织毛衣、打草鞋、捐物品，人人都为两军会师作贡献的热潮。一支由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的接应部队即将出发。 “炊具带够了没有？炊事员有多少？”细心的徐向前问李先念。西征时炊事员跑散了，炊具丢了，结果部队没饭吃的教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要先帮助中央红军解决吃饭问题！”他在听了李政委的汇报后，又一次叮嘱道。 7月的维古河扬起朵朵浪花，与两岸静谧的树木、山丘形成一动一静的生动画面。这条岷江的支流宽仅二三十米，但水深流急，两岸交通主要依靠铁索桥。就在这维古河畔，铁索桥边，徐向前与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传奇式会见，成为两军会师的一段生动插曲。 那是一个雾气濛濛的早晨，按照事先电报约定，徐向前带上1个通讯排，骑着战马沿维古河向一铁索桥处疾驰。 快到约定地点时，透过雾气依稀可见河对岸有人在频频挥手。此人中等身材，头戴斗笠，边挥手边呼喊，因湍流声大，听不清楚。“莫非他就是彭德怀？”徐向前摘下自己的八角帽也挥动起来，大声询问对方。然而，对方也听不清他的话。无奈中，突然，一块小石头从对岸飞了过来，不偏不倚正落在徐向前的马蹄边。徐向前捡起一看，石头上用绳子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果然是他！”兴奋不已的徐向前马上掏出小本子，撕下一页纸，急切地写道：“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把它也拴在石头上回掷了过去。对岸的彭德怀见了，高兴地挥动斗笠致意。 双方都来到了铁索桥头，遗憾的是桥索已被破坏，只能隔岸相望！ 急中生智的徐向前马上命令通讯排把电话线甩过去，架起了通话“热线”。“未见其面，先闻其声。”徐向前与彭德怀互致问候，意犹未尽，相约次日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名叫亦念的渡口见面。 第二天中午，徐向前与彭德怀差不多同时到达亦念，不料这里的铁索桥也已经不能使用，只好望桥兴叹！ “总指挥，你看那面！”情急之中，一位眼尖的通信兵指着不远处的一段河面，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叫了起来。徐向前顺着其所指方向望去，只见河上面一条绳索凌驾两岸，绳索下悬着一个筐子，在缓缓地移动着。 原来，这是交通落后的川西北地区渡河的另一种方式——溜索。筐子里坐着一位老乡，正用这种方式从对岸过来。 徐向前攀岩来到溜索旁。那老乡刚跨出筐子，徐向前便坐了进去，用脚向岩石猛力一蹬，筐子迅即向对岸滑去。 “哎哟，徐总指挥，想不到你还有这种本领啊！”等候在对岸的彭德怀快步迎了上来，紧紧握住徐向前的手风趣地说。 “我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徐向前与彭德怀的一席话，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这两位红军著名将领相互仰慕已久，徐向前是广州起义的工人赤卫队联队长，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都以能打硬仗而著称。此刻第一次会面，真是相见恨晚。他俩并肩走在维古河畔，热烈地交谈着，那知心的话语，真诚的情谊，就像这清澈的维古河奔流不息…… <h3>有泪不轻弹，面临分裂的徐向前忍不住哭了一场</h3> “我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英勇奋战、功勋卓著的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红星奖章。”7月中旬，在黑水河畔的芦花，毛泽东为徐向前举行了一个简朴的授勋仪式。双手接过红星金质奖章的徐向前，心情格外激动。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仪式上，还有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徐向前显得既高兴，又拘谨。 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徐向前当选为中央委员。 “双喜临门”的徐向前，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而是把它看作对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褒奖和鼓励。 当然，两军会合后并非只有喜事，也有使徐向前困惑、忧虑的事情。张国焘自恃兵多，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问题，摆出一副要当军委主席的架势。 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谈话中，张国焘到处散布“中央应对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等言论，企图煽动人们对中央不满。与此同时，博古、凯丰等人则指责红四方面军“政治落后”、有“土匪作风”和“军阀主义”，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唆的借口。对此缺乏思想准备的徐向前，能不忧心仲忡吗？ 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和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为维护全军的团结，维护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建议，调红一方面军一些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来红四方面军当参谋长，调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部队充实红一方面军，以便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结果被党中央所采纳；他严格要求，不利于团结的话坚决不说、不传，当听到张国焘、陈昌浩对中央发牢骚、讲怪话时，及时制止他们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徐向前率领部队与驻守通往甘南的要地——包座的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展开激战，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获得了大批枪支和给养，打开了北上的通道。这时，出尔反尔的张国焘却要部队南下。9月8日，接到这一命令的徐向前好不为难。 9月9日夜幕降临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徐向前急忙出屋迎接。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毛泽东站在院子里，开门见山地询问。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徐向前坦诚而又有些不安地回答。 毛泽东用手拍了拍徐向前的肩膀，还想说些什么，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他抬头望了望星空，又低头沉思了一会，接着深情地看着徐向前说：“你早点休息吧。”遂告辞而归。 第二天一早，刚刚起床的徐向前未及洗漱，前敌指挥部的一位参谋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总指挥，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听了大吃一惊。 这时，电话铃声骤起。“毛泽东他们连夜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来电话的几乎都是同一个内容。徐向前用手使劲地拧了一下太阳穴，他感到脑袋麻木得很。 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委何畏也急匆匆地赶来，问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是否下过开拔的命令。受了很大刺激的陈昌浩不耐烦地吼了起来：“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来自前卫部队的一个电话，使徐向前、陈昌浩面临一次事关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手持电话筒，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一直看着徐向前，似乎在问：“你看怎么办？”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不容置疑他说。他的话显然对陈昌浩的最后决定起了推动作用。“不能打！一定不能打！”陈昌浩终于对着电话筒下了命令。 关键时刻徐向前一言九鼎，其功绩不可低估。也许当时他未及深思，只是脱口而出，但这更能体现其坚定的党性原则和维护团结的高度自觉。 在张国焘一意孤行要南下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坚持北上，不打招呼走了，红军的分裂明朗化了。徐向前的心里很不好受，那天上午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他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 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 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八日南下电令。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决心南下。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h3>兵败祁连山，愧疚良深的徐向前只身赴延安</h3> 南下红军在百丈与敌血战7昼夜，伤亡近万人，出现了战斗减员难以弥补和缺衣少粮的严重困难。这时，传来了北上的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胜仗的喜讯。“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舞。”徐向前兴冲冲地对张国焘说。没想到张国焘拉长了脸，冷冷他说：“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事实擦亮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眼睛。“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的呼声日渐高涨。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使张国焘更感到大势已去，被迫表示“急谋党内统一”，后来又不得不同意北上，取消了他所自立的“中央”。 1936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随即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徐向前在迎接红二方面军的干部动员会上语重心长地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这次可要接受教训呀，和老二再搞不好关系就说不过去了，所以只能搞好。”对北上抗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徐向前，率领部队第三次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于10月9日抵达古城会宁。 会宁城外人潮如涌，红旗如林，鼓声如雷。前来迎接徐向前的是红一师师长陈赓，他曾在鄂豫皖苏区四方面军徐向前手下当师长，5年前反“围剿”战斗中负伤后被送往上海治疗，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著名战将。久别重逢，格外亲切，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战友之情诉说不尽。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后不久，10月下旬，徐向前接受了党中央赋予的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发动宁夏战役的重要任务。 有着强渡嘉陵江丰富经验的徐向前，指挥部队胜利突破马家军封锁黄河的防线，横扫沿岸守敌，继而与敌在河西一条山地带展开激战，打开了北进宁夏的门户。 11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作战计划，提出了《作战新计划》，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批准建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统一领导西路军。 在河西走廊孤军苦战的西路军，先是进占永昌、凉州；接着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带建立根据地。马家军像一群恶狼，轮番进攻我西路军。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几乎天天打仗，徐向前指挥英勇的西路军顽强抗击敌人，共歼敌6000余人，但因为远离后方，自身损耗无补，又是死守在一条狭长的地带，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1937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马家军以7万之众，对只有1万余人的西路军展开围攻。集结在倪家营子地区的西路军，经过40天的搏杀，终因寡不敌众，兵败祁连山。在这场大血战中，徐向前始终在一线指挥，哪里最危急，最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2月14日黄昏，血色的晚霞映照着血染的祁连山脚下。正在山里康龙寺地区率领仅剩的3000多人打退敌人最后一次进攻，尚未喘过气来的徐向前，接到了陈昌浩的通知，到石窝山顶开会。 等徐向前赶到会场，会议已经开了一大半。陈昌浩宣布军政委员会关于会议讨论的三个问题的决定：一、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二、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的行动。 徐向前顿时脑袋“嗡”的一声，惊讶万分。“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他激动地喊了起来。 “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陈昌浩以不容分辩的口气重申道。 徐向前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经常想到此事，在他的回忆录里有着详细的描述。 祁连山边的戈壁滩，一个身披白植羊皮袄、头戴“开花”白狗皮帽子，看上去像个老羊信似的瘦高个，昼夜兼程向东疾走。他，就是徐向前。 自3月中旬与陈昌浩启程东返，中途在一老乡家里，陈昌浩说太累了，执意要休息几天再走，徐向前这次没有迁就，孑然一身继续赶路。在永昌至凉州一带，他意外地遇上被打散了的特务营长，外号叫“曹大头”。这一带贴了不少缉拿徐向前有赏的布告，徐向前与曹大头未敢停留，直奔黄河渡口，设法渡到东岸。在打拉池，徐向前用金戒指换了衣服，他俩分别装扮成商人和伙计，仅住了一天，又大步流星朝东奔走。终于，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遇见了执行任务的红军侦察分队，很快被迎到刘伯承任司令员的援西军总部。此时，已是4月30日，徐向前整整走了一个半月！ “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刘伯承安慰徐向前说，“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休整休整，咱们一块再干！”一席话，说得徐向前心里热乎乎的。 后来，徐向前刚到延安，毛泽东就亲切接见了他。“向前，向前呐，辛苦，辛苦啊！”一见面，毛泽东就热情地问寒问暖。听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情况的简要汇报，毛泽东诚恳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徐向前听了，很受感动。 赤胆忠心的徐向前，又在新的革命征途上勇往直前！ 第二篇 将星闪耀——长征中的部分著名将领 第六章 与林彪共事的“党代表”——聂荣臻 <h3>九峰山之争，聂荣臻关键时刻把了林彪的关</h3> 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城的一条乡间小路上，并肩走着两个神采飞扬的军人，其中矮个子生就一副浓眉，那浓眉下的一双小眼炯炯有神，他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年仅27岁；高个子眼睛大大的，脸上始终带着一点微笑，他是林彪的“搭档”——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比林彪年长8岁。 他们是去拜访老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几天前，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找他俩单独谈话，通知他们中央已决定红军要战略转移，应抓紧做好准备，但没有说明转移的方向。聂荣臻便提议抽空去看望毛泽东，也许能从他那里知道转移的方向和实施计划，林彪听了觉得正合其意。 时值1934年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即将从这里出发。 “噢，真是稀客，不，是贵客临门呐！”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迎客。他显得格外高兴。一段时间以来，被博古、李德他们剥夺了红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因为清闲而感到有点寂寞。见到两个老部下来访，故意问道：“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林彪与聂荣臻对视了一下，几乎同时脱口而出：“听说有新的任务。”“什么任务？”毛泽东接着问。聂荣臻答道：“要转移。”“你们知道了就好。”毛泽东话到这里打住了，让欲听下文的林、聂有些失望。但他们知道党的纪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便不再细问。 辞别毛泽东后的第二天，聂荣臻与林彪奉命带领部队到兴国以北的高兴圩阻击敌人，然后赶到预定的集结地域。 红一军团长征出发时，正是夕阳西斜时刻。策马走在行进队伍中的聂荣臻，不时回头眺望，那蜿蜒远去的于都河，那血色晚霞笼罩的村庄，那高高耸立的古塔，还有那挂着泪花前来送别的苏区乡亲，都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记忆之中。一想到红军走后，苏区将会遭受的劫难，他的心就像被锥子刺了似的痛。 在突破敌军两道封锁线之后、红一军团领受了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粤军占领乐昌后向我发动袭击或堵截，以掩护军委纵队在九峰山与五指山之间通过的任务。如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聂荣臻与林彪意见不一，发生了长征开始后的第一次争执。 “与其费劲地去抢占山头，不如趁敌人尚未占领乐昌就冲过去。”林彪向来仗怎么好打就怎么打，吃力不讨好的仗他是不愿打的。 “这里离乐昌还有一段路，要是敌人先于我们到达，而我们又没有有效控制九峰山这个制高点，岂不要铸成大错！”作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对于林彪主张不按军委命令行事，只顾本部队方便，而不顾中央和其他部队安全的侥幸心理，提出了反对意见。 “你怎么知道敌人会比我们先占领乐昌？执行军委命令也不能太死板嘛！”在军事指挥上一向自信的林彪，还是坚持照他的想法打。 聂荣臻提醒道：“我们是靠两只脚走，敌人是乘车赶路。即使我们冲过了乐昌，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了怎么办？”“我看先派支侦察分队到乐昌摸清情况，怎么样？”见两位主要领导争执不下，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为缓和气氛，提出了这个建议。 林彪表示同意。聂荣臻坚持原则，毫不退让：“侦察可以，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指示控制住九峰山。”部队在行进中接到侦察分队报告：在乐昌大道上已经出现敌人的身影，正向北开来。“幸亏没有心存侥幸，”聂荣臻心想。 林彪似信非信，这回他要亲自调查一番。在一个叫麻坑圩的地方，他利用敌人的电话线，扮成敌人的口吻，与乐昌附近的一个民团团长通上了电话。 “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粤军3个团前天到乐昌了，有1个团今天向九峰山开进了。”敌民团团长不知和他通话的就是林彪，透露了这一至关重要的消息。 这下林彪着急了。放下电话，他立即命令红二师四团星夜兼程直奔九峰山，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一制高点。接着，又派出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侧翼的茶岭，以保证掩护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的顺利通过。在一旁的聂荣臻，欣慰地笑了。 <h3>遵义城余波，聂荣臻拒绝在林彪的信件上签字</h3> 一副用两根竹竿结上绳网做成的担架，载着聂荣臻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过九峰山时，聂荣臻的脚被刺破了，因为军情紧迫，当时也就没在意，没想到感染化脓了。血战湘江后，这脚别说走路，连骑马也困难。于是，在广西一个壮族老乡家里，由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为他开了刀。 坐担架给了聂荣臻与军委纵队一同行进的机会，也使他能冷静地思考红军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 “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啊！”聂荣臻对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说。 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未愈，此时也躺在担架上。 他同样思索着这个问题，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聂荣臻表示“完全赞成”。 遵义会议上，聂荣臻仗义执言，批评“洋顾问”李德瞎指挥，对部队一个军事哨、一门迫击炮应放在什么位置都横加干涉，完全束缚了一线指挥员的手脚。会前和会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凯丰多次私下找聂荣臻谈话，要他支持博古，结果碰了钉子。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赤水河来回穿插，避实击虚，使敌军防不胜防。足疾基本痊愈回到一军团的聂荣臻，与林彪一起指挥部队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 一次，红一军团追歼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天色已黑。打了一整天仗饭都没有吃的红军指战员，精疲力竭。聂荣臻动员大家：“我们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劳，难道敌人不是比我们更疲劳吗？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于是，部队一鼓作气追到乌江边。 前锋部队追到一村庄时，见敌军正在开伙，有个锅里正煮着老母鸡，拿起就吃，敌伙夫不知是红军，还斥责道：“谁那么大胆，这是给师长做的！不准吃！”这次追歼战，消灭敌军5000余人，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毛泽东后来自称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这“得意之笔”确实使敌人晕头转向，由主动追剿变为被动挨打，但也使红军内部包括一些领导人感到困惑不解，林彪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这样走来走去，会把部队搞垮的。”林彪埋怨道。尽管打了一些胜仗，但他觉得这样太累，就像一张弓，应该走“弓弦”这条捷径，现在走的尽是“弓背”路。聂荣臻解释道：“我们这是声东击西，调动敌人，有利于隐蔽企图，变被动为主动。”但林彪听不进去，执意写信给中革军委，提出换领导人来指挥。 信写好了。林彪也许觉得自己一个人的意见势单力薄，就将信递给聂荣臻，请他也在上面签上名字。 “这个字我是不签的，”聂荣臻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坚决他说，“我不仅不签，而且还反对你上送这封信。”他质问林彪，你跟毛主席最久，还不相信他，要他下台？再说遵义会议刚结束，改组领导的决议刚作出，你是参加了的，怎么又反对了呢？最后，聂荣臻见林彪仍固执己见，便说：“我今天没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结果，林彪单独签上自己名字将此信送出去了，为此在会理城郊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严厉批评。 <h3>两河口暗流，聂荣臻与林彪“抬杠”</h3> 在抢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的著名战斗中，留下了聂荣臻指挥若定的身影。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的政委，聂荣臻与司令员刘伯承一道，在长征中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从沪定向北，部队进入了二郎山原始森林。粗壮的葛藤在林中纠缠不清，被雷击倒的枯树干横七竖八地挡在道上，茂密的树叶把天空盖得严严实实，即使晴天也是暗无天日，偏偏老天又下起了小雨。聂荣臻率领先遣队的红军指战员，劈藤砍树，艰难行进。 更大的困难等待着他们。在向天全、芦山、宝兴的征途上，河涧密布，峡谷林立，悬空的索道成了通行的必经之路。一直跟随聂荣臻长征的那匹骡子，过桥时骡蹄陷进索环里，怎么弄也出不来。为了不耽误后续部队过桥，只好忍痛将它推下桥去。而聂荣臻开过刀的脚伤又感染化脓了。 1935年6月，翻越了夹金山的聂荣臻率领部队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热情地招待他们，并送给聂荣臻一匹骡子。聂荣臻在回忆两军会师的情景时说：“那个高兴劲，简直无法形容。”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北上发展的方针。 张国焘自恃拥有8万之众，在会上出言不逊，态度傲慢，主张到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被会议否决后，仍处心积虑地进行分裂活动。 第二天，聂荣臻接到张国焘请吃饭的邀请，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彭德怀。 聂荣臻在南昌起义时就认识张国焘，因其犹豫动摇而对其印象不好；在这次两河口会议上，列席会议的聂荣臻又亲眼看见其骄横的样子，更对其增加了不好的印象。所以，接到邀请后有些疑虑，但还是去了。 “你们俩一个在一军团，一个在三军团，都是中央红军的主力啊，干劲很大啊。”张国焘席上先称赞了他们一番，接着又说，“你们很疲劳吧，减员很大，是吗？”然后摆出一副慷慨大方的样子，伸出两个指头说道：“我给你们拨两个团补充部队。”席间，张国焘似乎非常热情，但又东拉西扯，一个人滔滔不绝。聂荣臻与彭德怀几乎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 从张国焘住处出来，聂荣臻禁不住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俩吃饭？”彭德怀对此笑而不答，反问道：“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这我当然要的。”聂荣臻也笑了，彼此心照不宣地分手了。 不久，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左、右路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和新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随右路军行动的红一军团改称第一军，军长、政委仍由林彪、聂荣臻分别担任。 一天，林彪、聂荣臻到右路军指挥部开会。会后，大家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得较早，晚饭后天还没有黑。“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陈昌浩说。聂荣臻感到有些意外。 “你觉得遵义会议怎么样？还有，对会理会议有什么看法？”陈昌浩问道。 “我都拥护、赞成的。”聂荣臻直率他说，心中却不免嘀咕：“他问这些干啥？”联想到前些时候有人提议要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以及上次张国焘请吃饭的事情，他开始警惕起来：“莫非他们都想拉拢我反对毛泽东？”陈昌浩觉察到要转变聂荣臻的态度不大容易，高谈阔论了一阵，从黄昏一直谈到晚上10点左右。聂荣臻早已不太耐烦，便说：“时候不早了，昌浩同志，明天还要行军，我回去了。”谈兴未尽的陈昌浩先是一愣，接着摊开双手无奈他说：“好吧，你走吧。”两名警卫员一个在前面牵着骡子，一个殿后，聂荣臻走在中间，思忖着刚才非同寻常的谈话，越思忖越觉得不大对劲。平时从没有子弹上膛习惯的他，这时却将手枪子弹顶上了膛。他觉得骑骡子目标太大，怕被打冷枪，便宁可走路，直至半夜才回到军部。 后来，聂荣臻得知张国焘有个方案，拟把他调到红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提醒林彪，要防止第一军被张国焘吃掉。林彪却不以为然，反而责怪聂荣臻有“宗派主义”倾向。 聂荣臻听了真有点生气了，大声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这里面有路线问题。”“路线问题？那好，你说他路线不对吗？”林彪也扯起嗓门道：“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他的路线更正确？”聂荣臻毫不示弱予以反驳。 “你这是抬杠！”林彪怒气冲冲，拍起了桌子，一个盘子被打翻跌碎在地上。 聂荣臻此时猛然醒悟，为什么陈昌浩单独留下他而不留下林彪？显然，再争吵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双方偃旗息鼓。 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最终未能得逞。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中，聂荣臻心明眼亮，旗帜鲜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h3>渡黄河东征，聂荣臻替林彪承担责任</h3>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恢复了红一军团建制，林彪、聂荣臻分任军团长和政治委员。不久，这支队伍奉命东征，着重打击黄河对岸暗中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阎锡山军阀。 1936年2月19日，毛泽东致电东征部队：“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因为当时指挥员所用的都是缴获来的破旧表，快慢不一，有时集合上级批评下级迟到，下级亮出手表振振有词他说：“你看，照我的表还是提前的呢！”为此，后来定了一项制度，每天定时向上级司令部机关对表。部队开始流行一句俏皮话，称“谁‘官’大谁的表准”。这次渡河作战非同一般，毛泽东专门交代以聂荣臻之表为准，一时间聂荣臻那里电话不断，有的打不进来干脆骑着马赶来对表。俏皮话一时改成了“聂政委的表最准”。 第二天晚上，聂荣臻与林彪一起，按时发出了渡河的命令。开始想趁夜色偷渡，但船到河心时敌人枪响了，偷渡改为强渡。早有准备的一军团很快撕开对岸河防的缺口，并乘胜向纵深发展。 这次渡河东征历时75天，共歼灭阎锡山部17000人，扩充红军约7000人。毛泽东在总结东征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肯定了东征的成绩和意义，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批评红一军团有本位主义倾向。 事情是这样的：东征期间，在北线作战的红十五军团伤亡较大，加上那里是山区，筹款、扩兵困难。毛泽东电示红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到此电报，气呼呼地把电报纸一甩，骂了句：“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捡起电报一看，明白了几分。他知道红一军团目前连队也不充实，再拨兵出去下面工作也不好做，便和林彪一起回电毛泽东，请求免拨。 听了毛泽东的批评，聂荣臻感到自己是政治委员，这个“舵”没有掌好，便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认真的检讨。 5月，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军团长一职由左权代理。至此，林彪、聂荣臻共同领导红一军团的历史结束了。在欢送林彪的大会上，聂荣臻回顾了林彪在红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功绩，至于他俩的分歧、争论，在这样的场合自然没有提及。没想到分手前，林彪重提此事，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你这个说法不对。” 聂荣臻针锋相对他说：“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他还想说下去，但转而一想不妥，便又以婉转的口气说：“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林彪、聂荣臻共同领导红一军团在长征中创造的历史功绩有目共睹，至于他俩的分歧、争论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对此历史自有也已经作出了结论。 第二篇 将星闪耀——长征中的部分著名将领 第七章 “大事不糊涂”的儒将——叶剑英 <h3>一弹片飞入体内，留纪念带伤负重</h3> “为了保证突围行军中通信联络的畅通无阻，及时地为军委提供准确的敌我情况动态，即日起电台昼夜值班。现在我把电台的同志分成几个梯队，交替行军。”一位英俊潇洒的红军指挥员，此刻正在给参谋们下达指示。他，就是早年曾担任孙中山大总统的贴身卫士和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长征以来以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主持红军总司令部日常工作的著名将领叶剑英。 红军总司令部里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年轻的参谋们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传递电文，也有的在军用地图上画着下一步行军的路线……叶剑英在这里穿针引线，承担了“总调度”的角色。他既要在总部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重的军务，统筹全局；又要直接指挥第一纵队4个梯队共约4700人的突围行军，肩上担子之重可想而知。 突破湘江封锁线后，红军已损失过半。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部队继续行进到湖南与广西交界的西延山区。崎岖陡峭的山路仅一尺来宽，旁边就是万丈深谷。“大家小心点，朝前看，不要往下看。”叶剑英不时地提醒同志们。突然，传来阵阵骡马凄厉的嘶鸣声。原来，有几匹骡马先后踩空了脚，摔入了张着大口的深渊。好不容易下了山，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地，年轻的参谋们欢呼雀跃，耳边却传来“大苍蝇”（敌机）的轰鸣声。 “注意隐蔽，快散开！”叶剑英大声命令部队。呼啸着俯冲而下的敌机，显然发现了目标，甩下一串炸弹。叶剑英见势不好，向路边疾跑，还没来得及卧倒，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炸响了，他顿时倒在了地上。 “司令员！”警卫员范希贤惊叫一声，迅即奔到叶剑英身旁。“你受伤了没有，你？！”范希贤话没说完，只见叶剑英咬着牙，慢慢地自己支撑着，爬了起来。 “走！看看……”叶剑英说着，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几步，忽然感到右大腿不大听使唤，一阵疼痛。 “你受伤了！”警卫员跑上来扶他。叶剑英顺手朝右大腿靠臀部的地方摸去，湿漉漉的，粘粘的，鲜血渗透了裤子，还在不断往下淌。“快躺下。我去找医生。”范希贤不由分说，扶他躺下。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闻讯赶来，一副担架跟在后面。“快抬到卫生部去！”他把叶剑英扶上担架，向抬担架的红军战士命令道。 在总卫生部临时驻地，同志们都关切地围上来，问：“司令员，伤得怎么样？”叶剑英强忍疼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连声说：“不要紧，不要紧的。”但额头上分明沁出了豆大的汗珠。 “哇！”有人惊呼起来。当医生撕开叶剑英的裤子，检查伤口时，发现一个好几公分深的洞，一块弹片深深地嵌在里面。限于当时的环境和技术条件，医生无能为力地摇了摇头，只好对伤口简单包扎一下。 “没事了，继续上路！”坐在担架上的叶剑英平静他说。警卫员给他盖上棉大衣，发现这件棉大衣上有许多窟窿。他忽然想起，炸弹爆炸时，这件大衣被司令员右手拎着，结果替他挡了许多弹片，要不然就惨啦！不信神的警卫员，这时却认为有神灵在保佑司令员，这件大衣真该好好珍惜…… “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每当谈起这次负伤留在体内的弹片，叶剑英总是这样风趣他说。 带着尚未痊愈的伤，叶剑英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几位年轻的参谋见他劳累过度，日渐消瘦，想给他找些营养品吃。可是，在长征路上，这只是一个美好而又奢侈的愿望。 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经过一天急行军的红军指战员大都进入了梦乡。 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值班室里，仍灯火通明，叶剑英正伏在案头，用毛笔一笔一划地起草电文。他向来办事认真严密，字写得工工整整，写完后又一字一句地阅看、修改，直到满意、抄清为止。许多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参谋，一谈起叶剑英的工作作风和效率，都肃然起敬。 忽然，他觉得喉咙口有点难受，想吐。放下笔，刚低下头，嘴里就涌出一口血。他掏出手绢擦了擦，环视周围，没人看见，又若无其事地伏案撰文。 但这样次数一多，终于被其他同志发觉了。这时，他运用自己的“权力”，命令那些知情的同志“要注意保密”。而他发现有的参谋身体不适时，却一定要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他们骑。长征时曾骑着叶剑英的马行军的参谋孔石泉，数十年后谈起此事依然很动情：“如果没有叶司令员的那匹马，也许我早就在长征中掉队、倒下了！” <h3>敌高喊“活捉朱毛”，危急时奋勇解危</h3> 那是遵义会议刚结束不久的一天傍晚，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向土城赤水方向开进。当跟进的中央机关走到一条山谷时，突然枪声骤起。北边半山坡上，出现了约一个连的敌军，他们居高临下，猛烈开火。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首脑人物在内的中央机关，都暴露在敌人的有效射程以内，形势非常危急！ “这是哪路敌军？真是活见鬼了！”一位曾经当过侦察参谋的同志有点恼恨他说。中央机关迅速散开，躲进一条水沟里。 “不要慌！把警卫员组织起来，狙击敌人。”周恩来副主席镇静他说。 他知道，只要争取到十几分钟，后续部队就会赶到，消灭这股敌人不在话下。 然而，敌人似乎已经发觉他们的对手是红军中央机关人员。一个军官用手枪往帽檐一顶，狞笑一声，命令道：“弟兄们，冲下山去，活捉朱毛！”数十个敌人嚎叫着向中央机关人员扑来。 警卫员们奋起还击。但火力毕竟有限，眼看快要支持不住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南面高山上响起了机关枪声，叶剑英率领通信排赶到了。 原来，率领军委纵队跟在后面的叶剑英，依稀听见前面响起一阵枪声，马上意识到中央机关人员可能遇到危险，抢先带领身边的通信排快速前进，抢占了南面的制高点。当发现敌人冲锋时，立即下令集中火力压制敌人。被突如其来的火力打得晕头转向的敌人，扔下十几具尸体，退缩到北面的半山坡上。双方对峙了一阵，敌军官见捞不到什么便宜，再僵持下去可能会被红军吃掉，便趁暮色离去。 躲进水沟里的中央机关的同志纷纷跳出水沟，大家异口同声他说：“好险呀！”叶剑英笑着迎上去，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多亏你及时赶到，帮我们赶走了阎王殿派来的小鬼哟！”周恩来也很感慨他说：“剑英啊，你当年‘中山舰事件’誓死护卫孙先生，今天又奋勇救我们，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啊！” <h3>爬雪山痛悼英烈，过草地引吭高歌</h3> 在第二次攻占遵义的一场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一封电报摆在叶剑英的案头，那是三军团致中央的，电文指名要求叶剑英去接任参谋长。考虑到前方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必须派得力战将去充实，中央批准了三军团的要求。忍着伤痛的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协助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率领三军团先后渡过金沙江、大渡河，攻占天全、芦山、宝兴，来到海拔4000多米、山顶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脚下。 “看来要找御寒的衣服或烧酒是不可能了，但大家可以多备些生姜、辣椒和大蒜等，上山冷的时候咀嚼一下，能够压寒。”对爬雪山同样缺乏经验的叶剑英，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后，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办法。 雪山上的气候比人们预料的还要恶劣得多。虽然已是6月中旬，但山上下起了鹅毛大雪，阵阵风暴卷起漫天大雪，打到人的脸上、手上，似刀割般的痛；或者灌进脖子里、裤管内，浑身冰冷冰冷的。叶剑英拄着拐棍，艰难地和大家一起向山上攀登。衣着单薄的他，被寒风吹得直打哆嗦。他掏出姜片，含在嘴里，默默地告诫自己：“一定不能停下脚步，一定要坚持住！”终于到了山顶。回头望去，不远处有3名红军战士围坐在一起。“加把劲，不能停啊！”叶剑英大声呼喊他们。可是这3位同志无动于衷。他疾步奔到他们面前，惊呆了：就像永恒的雕像，他们再也动不了了，已经冻僵牺牲了。 叶剑英两眼被泪水模糊了。他缓缓摘下军帽，向牺牲的同志告别…… 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与爬雪山相比，过草地更为艰难困苦。 一望无际的草地荒无人烟，淤泥遍布，一不小心失足，便会陷进沼泽地里，遭受灭顶之灾。几天走下来，仍望不到尽头，而所带的干粮全都吃完了，只好挖野菜、树根吃。有不少红军饿死在这荒野上，又有不少人吃了带毒的野菜而痛苦不已地死去。 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率领红三十军的两个团，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成为过草地的开路先锋。 一天晚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露宿在草地上的红军指战员没有栖身之处，衣服全湿透了，风一吹，冻得直打寒颤。见此情景，叶剑英把大家召到一起，相互紧靠着身子围坐着。“同志们，我们唱个歌吧！”说着，叶剑英领唱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大家齐声唱起了《国际歌》。 高亢的歌声在茫茫草地的夜空中回荡，那气势压倒了无情的风雨，寒冷、饥饿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英勇的红军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在草地北端的班佑，叶剑英与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一起，指挥部队消灭了一批前来进犯的敌军骑兵，缴获不少马匹，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这时，忠实履行开路先锋职责的叶剑英，一面布置把部分战利品送给党中央机关和后继部队，一面亲自带人寻访去甘南的最佳行军路线。 “这里是拉卜楞，如果照原计划去那里，还要走4天草地，路上敌人骑兵活动也比较频繁，不大好对付。因此，我建议从班佑改道向东北转弯，下巴西，占包座，甘南就很快可以到达了。”在班佑一间游牧藏民用树棍拱起屋架，外面涂以牛粪当墙的“牛屎房”里，叶剑英手持地图，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自己的想法。 毛泽东拿过地图仔细看了看，点了点头。“你看怎么样？”他向身边的周恩来询问道。“我看可以，请主席决定。”周恩来答道。 毛泽东把地图一放，说：“好！剑英的意见很好！我们就从这里转弯。”说完，向叶剑英投以赞许的目光。 <h3>截密电速报中央，立大功丰碑永存</h3> 当中央机关和右路军开进巴西时，领导左路军的张国焘迟迟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要其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的指示，并且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电令在右路军的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 1935年9月9日，对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持消极态度，但对张国焘电令奉为圣旨的陈昌浩，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前敌政治委员的身份，在巴西潘州村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右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张国焘命令并作南下动员。叶剑英参谋长感到会议的气氛有点不对头，在会上深为焦虑。 这时，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吕继熙（即吕黎平）和机要组长陈茂生来到会场，招呼叶剑英出来，递上一份电报。这是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内容事关重大。 叶剑英拿着电报进入会场，准备交给陈昌浩，正讲到兴头上的陈让叶等会儿。退出来的叶剑英瞥了一眼电报，顿时大吃一惊。电文上的一个个字，就像一支支拉在弦上的箭，随时会有不测事件发生。 “不，要镇静。不能先让陈昌浩知道，要马上报告毛泽东。”叶剑英不动声色地顺手将电报装入口袋。“回去吧，你们。”他边说边手一摆，转身又进了会议室。 不一会儿，叶剑英借故走开，直奔3里外的毛泽东住处，将密电呈给他看。毛泽东阅后深感事态非常严重，急忙将电文抄录下来。其主要内容是张国焘令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抄完，毛泽东叮嘱叶剑英：“你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了。”叶剑英火速返回。会议仍在继续，陈昌浩仍在滔滔不绝地大谈南下的意义。没等他讲完话，叶剑英将电报交给陈昌浩的秘书转交他。因为以往电报大部经过叶参谋长之手，陈昌浩没有看出什么破绽。 此刻，毛泽东急忙召集住在一地的张闻天、博古（即秦邦宪），一块儿赶到红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紧急磋商对策，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率领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迅速转移，先行北上，避免可能发生的红军内部武装冲突。陈昌浩则遵照张国焘密电的指示，开始部署部队对党中央和第三军进行监视和警戒。 当晚，叶剑英又以他的大智大勇从容地涉险过关。他叮嘱吕继熙、陈茂生俩，千万别向任何人提起这份密电之事；又交代小吕，把唯一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大比例甘肃地图找来；还打电报给正带领宣传队在包座慰问演出的红三军宣传部长刘志坚，要他见电即回红三军驻地。 “怎么把军委直属队带走，又不致引起陈昌浩等人的怀疑呢？”叶剑英虽然知道自己处境十分危险，但他这时却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因为他一走了之的话，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有了！”他兴奋地一拍大腿，突然感到一阵疼痛，原来拍到伤口处了。“就利用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他的脑海里迅速拟就了一个行动方案。 叶剑英起草了一个会议通知，让直属队的领导前来开会，布置筹集粮食之事，以备南下之用。陈昌浩看了通知，不知是计、高兴他说：“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当然，会议布置的不是筹粮之事，而是下半夜两点出发，跟随先行北上的党中央而去。最后，布置完任务的叶剑英让大家对表，又严肃地告诫大家：“一要严格保密，二要准时行动。” 晚9时许，叶剑英回喇嘛庙住处休息。空旷的殿堂，此刻显得格外宁静。 灰暗的马灯在殿堂中间扑闪着，侧身躺在床上的叶剑英注视着马灯，思索着今晚行动可能会遇到哪些麻烦。“这次行动必须万无一失。”他想。 几乎每隔半个小时，叶剑英都要看一下表，生怕误了时间。约两点还差15分钟时，他悄悄地翻身下床，从床底下的藤箱里取出地图，披上大衣就往外走。与他同住一室的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熟睡了，没有察觉。他先来到军委秘书长萧向荣处，将地图交给他，说：“千万保管好！这可是要命的东西。”正说着，叶剑英一摸身上，发现枪没带出来，要回去拿。萧向荣一把拉住他说：“回去危险！”“没事的，我是出来检查打粮的队伍的。”叶剑英随即返回喇嘛庙住处，挎上左轮手枪，便匆匆离去。 “打粮”的队伍在叶剑英率领下按时出发了。在事先约定的一个磨房附近，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率领的军委直属机关另一部分同志已等候在那里。大家热血上涌，显得紧张而兴奋。有的同志开玩笑他说：“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笑着说：“我们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拂晓时分，这支队伍赶到了红三军驻地。正焦急地等待他们到来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毛泽东紧紧握住叶剑英的手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叫我们好担心哟！”毛泽东立即指示向俄界开进，与红一军会合。 对于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大智大勇，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并多次称赞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直到30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念念不忘，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 第二篇 将星闪耀——长征中的部分著名将领 第八章 九死一生的“老虎”——徐海东 <h3>一颗脑袋十万大洋，“徐老虎”威名远扬</h3> 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高高飘扬在一支约3000人的队伍前面。这是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告别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历史记载了他们出发的时刻：1934年11月16日夜晚。 此刻，中央红军已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正在寻机渡过湘江。同样，红二十五军也正面临国民党三路大军的围追堵截，处境艰难。 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突然，机舱打开，抛下一堆堆传单，似雪花般飘落而下。 “慢着，让我看看！”手枪排的一位战士捡起一份传单，一看肺都快气炸了，刚想撕碎它，耳边传来副军长徐海东的声音。 徐海东长着一副圆圆的娃娃脸，看上去像个儒雅的书生，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可就是他，打起仗来如猛虎下山，使敌人闻风丧胆。一次，敌“追剿”部队占领了一个村庄，威逼乡亲们供出谁是“共匪”，谁是“党婆”。 突然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徐老虎’来了！”敌人顿时丢了魂似地撒腿就跑，乡亲们乘机溜之大吉。类似的传说在大别山一带可谓家喻户晓。 一行醒目的大字映入徐海东的眼帘：凡击毙徐海东者，赏大洋十万！ 徐海东轻蔑地一笑，自言自语道：“我的脑袋就值10万大洋？你们出价也太低了！不过，这10万大洋也不好拿哟，我这人命大，子弹见了我会拐弯的。”“怎么没给我开个价？真不够意思！”军政委吴焕先似乎有些不满意，嗔怪他说。“那是你老兄比我值钱，他们怕开出价来付不起呀！”徐海东朝吴政委身上打了一拳，乐呵呵他说。 后来在陕北，敌人又撒过这样的传单，不过没有单独列名，而是把徐海东和彭德怀并列在一起，出价仍是一人“大洋十万”。本来就名气不小的徐海东，这样就更加威名远扬，以致埃德加·斯诺先生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 <h3>一根棍子打救200人，徐海东却还自责</h3> 长征开始一段时间，徐海东一直打头阵，指挥前卫团左冲右突，曾连续几天没睡觉，眼睛都熬红了。新上任的军长程子华劝他注意休息，他不听，就和政委吴焕先商量好，把他从前卫改为后卫。 “我一打仗就眼红，没事的，还是让我继续开路在前吧。”徐海东恳求道。但军长、政委下了命令，他只好服从。 当后卫不必担心走错路线，打仗也少，徐海东骑在马背上边打盹边行军，总算休息了一会。 这时，下起了瓢泼大雨。红军战士的衣服湿淋淋的，风一吹，凉得钻心。 有的想快跑让身体发热，但没跑几步便滑倒在地，泥浆沾了一身。徐海东翻身下马，将马牵到一位跌倒的红军战士跟前，扶他上马。那战士一把推开他的手，带着执拗而又有点稚气的口吻说：“军长，你说过‘轻伤不下火线’，我跌倒照样行军，不用骑马！”说完便追赶队伍去了。望着小战士远去的背影，徐海东轻轻他说了声：“好样的，有种！”好不容易走到一个村庄，前面传来“原地休息”的口令。灶上的火刚点着，又响起了一阵哨音，通知“继续前进”。徐海东马上意识到，一定遇上了紧急的敌情，行动一定要快。他挥起拄着的棍子，大声呼叫部队集合上路。 也许战士们太疲劳了，一坐下就睡得呼呼的，就连后卫团的团长、政委也没听见集合的哨音。徐海东怒气冲冲，挨家挨户去叫，挥起棍子就打…… 那个雨夜，被徐海东用棍子打醒上路的指战员不下200人。就在他们刚离开村庄不久，敌“追剿”部队接踵而至，真是好险哪！许多年过去了，一些挨过徐海东棍子的同志仍动情他说：“幸亏他一顿棍子打醒了我们，要不睡着了叫敌人抓去杀了，死得就冤啰！”可是，徐海东一路上却在不断地责备自己：“你怎么‘老毛病’又犯了！打人怎么可以呢？要是把战士打伤了，你可怎么向他的父老乡亲交代？”他举起棍子打了自己一下，又一下把它甩在路旁。 <h3>一颗子弹穿过眼底，徐海东九死一生</h3> 经过独树镇激战，红二十五军进入了伏牛山区。连续20多天的行军、打仗，指战员都疲惫不堪。但是，由于敌人早已在伏牛山这块历史上兵家多次争夺的战略要地设下重防，尾追的敌军又日益逼近，徐海东和红二十五军的其他领导一致决定，沿伏牛山北麓，向陕南进军。 1934年12月10日上午，徐海东等赴陕南的雒南县庾家河参加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会，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立新苏区的问题。会议正进行中，突然外面枪声大作。对枪声特别敏感的徐海东第一个冲出屋外，迎面跑来一位警卫员，气喘吁吁地报告：“敌人上来了！”原来，敌第六十师从鸡头方向突袭而来。设在庾家河东山坳口的警卫排哨，因过度疲劳打起了瞌睡，直到敌人冲到跟前才发觉。这时，敌已抢占有利地形，向红军猛扑过来。 会议立即中止。红二十五军领导迅即跑向一线阵地，徐海东大吼一声：“二二三团，跟我上！”率领这支以勇猛顽强著称的部队，杀向至关重要的制高点——东山坳口。 一阵机关枪扫射，紧接着一排手榴弹轰响。徐海东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挥舞披着红绸的大刀，冲在最前面。红军战士一个个都像小老虎，紧随其后，无所畏惧地向敌人阵地冲去。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经过反复争夺，东山坳口又回到了红军的手中。 这时，我二二四团和二二五团也抢占了坳口南北两侧高地。敌人进行疯狂的反扑，全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吹响冲锋号，把敌人压下去！”徐海东命令道。啼亮的军号刚吹响，一颗手榴弹在司号员身边炸响了，弹片削掉了他的下颏，他咬着牙向敌人回掷了十几颗手榴弹，直到壮烈牺牲。 徐海东像一头发怒的雄狮，跃出阵地，大喊“跟我冲”，率先向敌群冲去。一梭子弹向他射来，其中一颗穿透他的左眼底，又从颈后飞出，顿时血流如注。他用手捂住左眼，还想坚持战斗，但一阵眩晕，倒在了地上……这是徐海东第九次负伤。以前每一次，他都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又生龙活虎地重返战场；但这一次伤得比以往几次都重，连续4天4夜昏迷不醒。 第五天，他在同志们的呼唤声中醒了。“敌人，打退了吗？”他关切地问，似乎才从战场上被抬回来。吴焕先政委紧握住他的手，高兴他说：“打退了，早打退了！”庾家河战斗惊心动魄。军长程子华也身负重伤，吴焕先政委在关键时刻指挥部队殊死拼搏，以刺刀、手榴弹同敌人展开20多次反复冲杀，直至黄昏。 敌军顶不住了，溃败而去，留下了几百具尸体和俘虏，红军也伤亡200余人。 奉命看护徐海东的女护士周少兰，守候了4天4夜，见老军长醒了，激动得泪花闪闪。“你哭什么？我不过是睡了个好觉。”徐海东吃力地笑着对她说。 几天后，徐海东自我感觉好多了，挣扎着要下床。周少兰不让他动，徐海东发火了，大声嚷了起来：“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好了？你误了我的军情大事，我处分你！”周护士似乎并不像以前那么怕他，微笑着说：“现在你该听我的，这是吴政委说过的，你也听到的呀！”“你去照看程军长去，我这里不用你看护了。”徐海东下了“逐客令”。正说着，屋外响起熟悉的声音： “周护士不能走。”原来是吴焕先政委陪着省委负责人徐宝珊看他来了。 真是“不打不相识”。徐海东后来与周少兰产生了相爱之情，替她改了名字叫周东屏，在长征即将胜利结束时，结了婚，成为一对白头偕老的革命伴侣。 <h3>一口棺材安葬战友，徐海东泪雨纷飞</h3> 蒋介石把红二十五军创立的鄂豫陕苏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纠集了30多个团的兵力进行“围剿”。重伤尚未完全痊愈的徐海东，得知又有大仗打了，兴奋他说：“我这个人一打仗病就全好了。”在反“围剿”作战中，袁家沟口一仗打得相当漂亮，徐海东的身体果然好了许多。那是1935年六七月间，面对气势汹汹打上门来的敌军，徐海东提出先把敌军拖垮，再把敌军消灭的作战方针。7月2日拂晓，当敌警一旅孤军深入袁家沟口时，以逸待劳的红二十五军发起了攻击。激战8个小时，1800余人的警一旅几乎被全歼，旅长唐嗣桐成了红军的俘虏。 7月中旬，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行动，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指示，决定西征，先后攻克隆德县城，翻越六盘山峰，于8月下旬到达甘肃径川县汭河畔。 正是阴雨连绵的季节，浅浅的河水在不断上涨，但水深还在大腿以下。 徐海东同其他军领导决定抓紧时间徒涉过河。当部队刚过一半，突然山洪暴发，河水陡涨，几个在河中的战士当即被洪流卷走了。徐海东与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二二三团滞留在河北岸的四坡村，全军的伤病员和辎重行李也都没有过河。 洪峰在汭河里此起彼伏，咆哮奔腾。有人建议用布匹扭成绳汭过河，徐海东见洪峰一时难以退去，便同意试试看。正在这时，响起了一阵枪炮声和马蹄声，敌一零四旅二零八团1000余人，在敌三十五师骑兵分队的配合下攻了过来。他们想乘机逼迫红军背水作战，聚而歼之。“成战斗队形散开，坚决顶住！”徐海东立即指挥部队奋勇抗击。已随先头部队渡过河去的吴焕先政委，冒着被洪水冲走的危险，赶紧涉水过来，率领交通队和学兵连100多人，抢先占领了四坡村外的一个制高点，集中火力压制敌人。吴政委一边射击，一边高喊：“压住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他的胸部，他头一仰，倒在了阵地上…… “为吴政委报仇！”愤怒的红军指战员猛然跃出阵地，向敌群冲去，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面对明晃晃的刺刀和锐不可挡的红军战士，敌军胆法了，退到了一条烂泥沟里。徐海东率领二营包抄到敌人侧后，敌团长马开基见势不妙，骑上马想溜，被眼疾手快的一名红军班长当场击毙，其余的1000多名敌军也全部被歼。 顾不上享受胜利的喜悦，徐海东战斗一结束就去看望吴政委。吴政委已经被抬到一个院子里，周围一片哭泣声。 “焕先！”徐海东扑倒在吴政委的身边，一把抓庄他的手，使劲呼唤着。 可是，吴政委已经再也听不见他的呼唤了！ “英雄流血不流泪。”这是徐海东常说的一句话。他的身上留着17处伤痕，没有哭过一次；他的家中有数十个亲人被敌人杀害，他欲哭无泪；可是这一次，多年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友吴焕先政委牺牲，他泪雨纷飞，嚎陶大哭起来。 傍晚，汭河水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徐海东亲自抬着根据他的指示买回来的一口油漆棺材，缓缓地涉水过河。棺材内，平躺着年仅28岁的吴焕先政委。 这位卓越的红军领导人，无愧地走完了短暂而辉煌、壮丽的人生。 在南岸郑家沟一个荒坡上，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徐海东在吴焕先的坟前长跪不起，泣不成声。直到程子华军长坐着担架前来劝说，他才一步一回头，慢慢地离去。 <h3>一份厚礼敬献中央，徐海东功不可没</h3> 吴焕先牺牲后不久，程子华军长改任政治委员，徐海东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 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这支比长征出发时还多了数百人的队伍，跨进了陕甘苏区，在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此刻，中央红军正逼近天险腊子口。“迎接中央红军，该献点什么礼物呢？”徐海东兴奋之余思考着这个问题。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新成立的中共陕甘晋省委决定将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任命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副主任。 新的军团指挥员们开始研究如何打一个漂亮的胜仗来接应中央红军。徐海东建议要打就先打强敌东北军，杀杀敌人的威风，长长红军的志气，大家都同意。 一个“围点打援”的计划出台了。徐海东先派出部队包围甘泉，佯攻不已；然后与刘志丹一起各率一支主力部队埋伏在敌据点延安至甘泉的途中。3天后，果然敌一一零师师长何立中率部增援，不知不觉进入了伏击圈。徐海东一声令下，两路红军同时出击，敌军被打得措手不及，3000多人被歼，敌师长一命呜呼。红军乘势挥戈南下，又在邮县的榆林桥歼敌4个营，俘虏了曾当过张学良警卫营长的团长高福源。此人后来在劝说张学良联共抗日中起了一定作用。 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给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送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徐海东读了，倍感亲切。 不久，毛泽东、彭德怀等亲自到红十五军团部接见他们。深受感动的徐海东军团长、程子华政委，在全军团开展了向中央红军献礼物活动。按照规定，每个连队抽出3挺机枪和其他若干枪支弹药，机关征调一批衣物和药品，还抽调部分新战士，一齐充实到中央红军去。前来接收的中央红军代表看到枪支铮亮，衣物、药品整洁，以及一个个精神抖擞的战士，连声称赞红十五军团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后来，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一道，在直罗镇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 当年冬天，中央红军的供给发生很大困难。毛泽东派人给徐海东送来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small>您好！因我军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二千五百元。</small> 徐海东二话没说，立即找到供给部长，问他还有多少家底。供给部长一时摸不着头脑，反问道：“军团长，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别啰嗦，快说实话！”徐海东追问道。供给部长头一低，轻声说：“总共有大洋7000块。”这个数字显然比徐海东预料的要多一些。他高兴地一拍供给部长的肩膀：“好！拿出5000块来交中央，余下2000块自己用。”供给部长还想说些什么，但一见军团长斩钉截铁的样子，知道再说也没用，便去办理此事。 多少年以后，毛泽东对徐海东的“雪中送炭”记忆犹新。他非常喜爱这位忠诚勇敢的虎将，称赞窑工出身的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第二篇 将星闪耀——长征中的部分著名将领 第九章 《从奴隶到将军》的原型——罗炳辉 <h3>独立作战，“战略骑兵”名不虚传</h3> 电影《从奴隶到将军》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罗炳辉，红军长征时担任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素以人少精悍、宜于机动而著称，被誉为“战略骑兵”，长征中时常担负独立作战任务。 1935年3月26日，罗炳辉军团长和何长工政委接到总司令朱德的电报，命令他们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的“追剿军”，并在枫香坝一带积极佯攻，故作声势，掩护红军主力突破乌江天险。于是，红九军团开始单独行动，大张旗鼓地筹办粮食、担架，接连派出小股别动队骚扰敌人，摆出一副“主力”的架势，故意露出要往湘西北去同红二军团会合的种种“迹象”，使敌人上钧。 几天后，主力红军乘敌人还未摸清追剿的主要方向，巧妙地南渡乌江，跳出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合围圈。这时，军委又急令红九军团昼夜兼程南移，务必于次日8时赶至沙土，尾随主力过江，届时由中央派出的联络员接应。 罗炳辉率领部队马不停蹄，连夜向沙土急行军。 贵州的气候、地形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崎岖的道路本来就不好走，夜间漆黑一团就更难走了。偏偏在行军途中又下起了雨，好不容易赶到沙土时，已经比指定的时间晚了6个小时。不见联络员的踪影，主力红军渡江时架起的浮桥也己拆除，而5倍于红九军团的敌军既在前面抢占了渡河点，又气势汹汹地从后面逼近过来，形势非常危急！ 身材魁梧的罗炳辉尽管身经百战，此刻也明显地感到肩上重担的压力。 但一想到红九军团牵制了这么多敌人，给中央红军减轻了压力，心里又觉得欣慰。“干脆留在乌江北岸独立作战，继续牵制敌军，并寻机消灭一部分。”他的这一想法与何长工政委不谋而合，并得到了军团其他领导的赞同。 一张军用地图平摊在地上。罗炳辉就地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下一步行动。 “迎面阻敌是国民党中央军，背后追兵是贵州军。咱们是东绕再西转，让中央军捉摸不定，犹豫不决，然后集中力量，在这里伏击贵州军。”罗炳辉示意大家看地图，他的手指停在沙土以西，标有“老木孔”的地方。 老木孔是金沙县的一个小镇，周围丘陵起伏，灌木丛生。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红九军团神不知鬼不觉地赶到这里，设下了埋伏圈。几个小时过去了，未见敌军的动静，有些战士沉不住气了，窃窃私语：“敌人要是不从这里过怎么办？”“罗军团长料事如神，不会让我们空等的。”一个当年跟随罗炳辉吉安起义的老战士自信他说。正说着，一个眼尖的战士朝北面嚷了起来：“说曹操曹操就到，这不来了。”战士们都睁大眼睛，注视着正懒洋洋地走来的贵州军。这是一支肩扛步枪、腰插大烟枪的“双枪兵”队伍，排着长龙，人数比打伏击的红九军团还多。“别着急，靠近了再打。”罗炳辉提醒他的部下。 时值中午，“双枪兵”开始进入了伏击圈。他们浑身无精打采，看样子烟瘾上来了。只听罗炳辉一声令下，战士们的枪口迅即喷射出火舌，如猛虎下山一般向敌人冲去。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纷纷扔下烟枪拿起步枪，以路边一个个小山包为依托进行顽抗。 双方激战了3个多小时，处于僵持状态。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红九军团，没有足够的预备队来发起新的更猛烈的进攻。罗炳辉紧锁眉头，忽然计上心来：“打蛇打七寸。”他把军团警卫营和刚成立不久的新兵营集中起来，迂回到敌人的背后，出其不意地向敌人的指挥机关猛打猛冲。贵州军措手不及，参谋长身负重伤，不得不率部仓皇逃窜。在嚎亮的冲锋号声中，红军战士们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追了5里多路。至黄昏时分，战斗胜利结束。红九军团以3个团的兵力打垮了贵州军5个团，俘敌1800多人，缴枪千余支，打了一个漂亮的转危为安之仗。 消息传到军委总部，周恩来副主席高兴他说：“‘战略骑兵’名不虚传啊！” <h3>故地重游，“云南将军”如鱼得水</h3> 罗炳辉的家乡在云南省彝良县，那是夹在川南、黔西的一个汉彝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有“云南将军”之称的罗炳辉及其红九军团，在老木孔击溃敌军后，向黔西的瓢儿井进发。 瓢儿井是产盐区，驻守在那里的有一支500多人的盐警大队。这天拂晓，盐警队的哨兵突然发现有支队伍大摇大摆地走来，穿着国民党军队的制服，领头的好像是个将军。还没来得及问话，只见那位“将军”很不高兴地嚷了起来：“没看见我来了吗？还不集合队伍迎接！”那哨兵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吓得连声说：“是！是！”领着这支队伍进入盐警大队的营区，嘴里还喊道：“快起来，将军来了，快迎接！”瘦得像猴似的盐警大队长，手脚倒很利索，第一个跑出屋来向“将军”报告。“快集合队伍吧。”将军不紧不慢他说。 500多人的盐警大队排列在一起，许多人惊魂未定。盐警大队长似乎发现有点不对劲，伸手去拔腰上的驳壳枪。只听“砰”的一声，他的手上开了花，其余的盐警惊呆了，愣了一阵方才如梦初醒。 原来，这支穿着国民党军服的队伍是罗炳辉派出的侦察小分队，领头的“将军”是军团侦察连的连长。就这样，红军只打了一枪，便缴获了500多支枪。 红九军团在瓢儿并进行了休整，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劣绅，将谷物、盐巴等分给贫苦百姓。当地的苗族、彝族同胞，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官府的欺压，对汉族抱有较深的成见。红军初来乍到，这些少数民族武装戒心重重，有的受了坏人挑唆，还打些冷枪。罗炳辉和其他军团领导亲自出面去做少数民族首领的工作，送给他们几十支枪和部分弹药，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一些少数民族青年听说罗炳辉将军也是彝族娃子，纷纷要求跟着罗将军闹革命，出现了踊跃参军的局面。 经过休整和补充的红九军团在罗炳辉率领下，穿行于追寻主力红军的路上。这时，接到中革军委电令，要求红九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在云南的作战行动，继续单独行动，以吸引“追剿军”向北；然后进入云南，在金沙江渡口会师。对这一带地形和敌情了如指掌的罗炳辉，带领部队在贵州西部同敌人绕圈子，在敌人迷惑不解之际，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直插黔滇交界的北盘江渡口。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不费一枪一弹和一船，通过天然桥梁——虎跳石，从容地跨过北盘江，进入了云南境内。 踏上家乡的土地，罗炳辉感慨万千。他17岁那年，带着向残酷欺压百姓的地主恶霸报仇雪恨的决心，步行17天，来到省城昆明寻找当兵的门径。举目无亲的他一路碰壁，幸得一位好心人帮忙，才得以在一个炮兵营里当伙夫。 为了当一名正式的士兵，他又当上了马夫，因为马未容易接近军官。一次野外演习，有匹驮炮弹的烈马受惊狂奔，罗炳辉奋不顾身冲上前去，死死拉住缰绢，被烈马拖地数十米也不放手，终于制服了烈马。得知此事的一位军官敬佩他的勇敢，便答应招新兵时补上他的名字。凭着刻苦学习，吃苦耐劳，作战有功，他从滇军最低一级的候补兵，一步一步地成长为少校营长。期间转战云南、广西、广东、江西等地，多次受伤，甚至曾被开了追悼会，又奇迹般地回到了部队。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穷人依然受穷、老父亲含冤入狱身亡和妻子被逼改嫁抵债的命运。1929年夏天，时任赣南吉安靖卫（保安）大队长的罗炳辉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同年冬天率部起义，历任红军团长、旅长、军长和军团长。 “‘云南将军’回来了！”当红九军团进驻彝良县附近宣威、板桥一带时，乡亲们奔走相告。红军战士们在当地筹粮、筹款，招收新兵，侦察敌情等，都非常方便。他们也亲切地称呼罗炳辉是“云南将军”，把云南之行称作“到我们‘云南将军’的老家来了”。 这时，中革军委电令红九军团进占昆明东北的东川一线，掩护主力红军渡过金沙江。罗炳辉率领这支“战略骑兵”迅即向东川挺进。据守东川的敌军1个团，听说“云南将军”带领红军回来了，马上派出代表来谈判，结果自愿放下武器投降。 1935年5月9日，主力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金沙江。红九军团在完成掩护任务后，也在东川以西地区渡江成功。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h3>多谋善断，“老九”令人刮目相看</h3> 渡过金沙江的红九军团，挑起了主力红军后卫的重担。多谋善断的罗炳辉，导演了沉船、拆桥的好戏，并一路扩充部队，使这支列红军各军团排名之未的“老九”令人刮目相看。 渡江不久，罗炳辉即派出1个加强连，抢在国民党军队的前一天，赶到江东岸的巧家县城，搜集所有船只，将它们带到西岸；如果带不了，就抽去船底木板，将其沉入江中，当场付给船主赔偿费。敌人的“追剿军”赶到金沙江畔时，只好望江兴叹。中央红军得以休整一番，继续北上。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为了掩护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在金沙江西岸打起了游击，并抓住战机吃掉了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两个营。然后穿越凉山彝族聚居区，沿着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挺进到西昌。在那里，从国民党狱中解救出几个彝族大“头人”，被称为彝族将军的罗炳辉发挥了独特的优势，说服他们支持红军北上抗日。身着牛毛披衫的“头人”向他们的村落传过话去，结果彝族群众不仅没有阻拦红军，而且送上公鸡、山羊和哈达，热情为红军送行，有的干脆跟随队伍参加了红军。 当中央红军在安顺场抢渡大渡河，接着飞夺沪定桥之后，红九军团接到了接替一军团坚守战略要点沪定桥的命令。 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沪定铁索桥，是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通道，也是红军跨越大渡河进退机动的生命线。敌军深知要追上红军，必须把沪定桥夺回来，因此不断增兵扑来。已经坚守一周的红九军团得到情报，一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进占安顺场，将在那里渡河，然后夹击我守桥部队。罗炳辉和其他军团领导为防万一，开始考虑拆桥。军委曾指示他们如果要破坏桥梁必须提前4个小时报告，然而军情紧迫，事不宜迟。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罗炳辉军团长、何长工政委的主持下，红九军团党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立即实施有限度的破桥行动，同时报告军委。 为什么要有限度的破桥呢？因为拆桥容易建桥难，沪定桥是四川腹地通往康藏高原的咽喉，全破坏了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许多不便，引起不满。 9根粗大的铁索横贯江面。铁索下波涛翻滚，惊险无比。何长工政委亲自带领守桥部队，将9根铁索每两根之间锯掉1根，保留了6根。这样，敌人每天至多只能走过一个营的兵力，不足以对红军形成威胁。罗炳辉则率领军团主力先行撤离沪定侨，直插天全河上游，追寻主力红军而去。 事后，红九军团破桥的这一措施，受到了朱总司令等军委领导的称赞。 刘伯承参谋长解释说，原先之所以规定破桥必须提前4个小时，是因为万一北上受阻，还有后路可退。现在红九军团的行动帮助军委下了决心，这是一个正确、果断的抉择。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后来见到罗炳辉、何长工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说：“你们‘小老九’可真厉害呀！” <h3>病中受命，凯歌声中晕倒在地</h3> 当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从沪定桥赶至东北方向的紫石关附近时，主力红军在天全城遇到了敌人的堵截。为了扫清北上的障碍，红一军团将从南面发起攻击。军委电令红九军团不借一切代价，连夜迂回到天全城北面，以南北夹攻之势，攻克天全城。 这份十万火急的电令，罗炳辉是在担架上接到的。他患重感冒，高烧几天不退，全身筋骨像散了架似的。“立即把连以上领导干部召来！”他从担架上跃起，对参谋长郭天民说。刚才还头昏脑胀、四肢无力的罗炳辉，这时仿佛精神了许多。 在干部们陆续到来的间隙，罗炳辉又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侦察参谋马上带一个小分队去摸清行军路线；民运干事带几个人去寻找一个熟悉天全城的向导…… “同志们，沪定桥我们是回不过去了，红九军团，不，整个红军只有北上这一条路。只有突破天全城，才有出路！”罗炳辉作了简短而又有力的动员，参加会议的干部们深切感受到此仗的关键意义，一直到出发急行军中，耳边仍回响着军团长斩钉截铁的结束语：“只许胜，不许败，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天全城地势北高南低，城北有天仙关这一险峻屏障。守城敌军并不知道一支红军队伍正在向天仙关逼近，因此主要防务部署在南面。披星戴月翻山越岭的九军团两个主力营，绕过敌军防守的关隘，在天全河上游水浅处徒涉过河，直插天仙关下。 这时，红一军团已经在天全城南发起了攻击。罗炳辉及时下达了攻击命令。天仙关的敌军正在张望南面看热闹，没想到背后红军“从天而降”，惊慌失措，一个劲地请求支援。天全守敌顾此失彼，溃不成军。红九军团与红一军团在天全城胜利会师！ 顾不上说几句问候的话语，这两支红军部队乘胜追击，直到东方升起美丽的朝霞。 天空传来轰呜声。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派出6架飞机，对天全城进行扫射、轰炸。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只好唱着挽歌返回。 枪声、炮声和飞机的轰鸣声渐渐地平息，胜利的欢呼声响彻天全城。站在天仙关上的罗炳辉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忽然感到眼前发黑，体力不支，竟晕倒在地上。郭天民参谋长急呼：“卫生员！卫生员！”经过急救，重新躺在担架上的罗炳辉慢慢苏醒过来。“我们终于完成了军委交给的任务。”他喃喃自语道。“是的，军委要嘉奖我们呢！”郭天民参谋长接着告诉军团长：“先头部队已经和中央联系上了，何政委带领的一部分部队执行完破桥任务后也已经赶到那里了。”“军团长，您的电话。”正说着，一位参谋前来报告。电话是何长工政委打来的，他兴奋地向罗炳辉通报一个好消息：“周副主席亲自来我们军团慰问，他要我向你转达他的问候！”电话中还说，周恩来副主席又一次代表军委肯定和赞扬了红九军团在长征中多次单独执行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他为了犒劳我们这支“战略骑兵”，还特意做了鸡丝面条，好香啊！ 仍在天仙关清理战场的红九军团指战员，听了这一消息都倍受鼓舞，罗炳辉的病也一下子好了许多。“我们该向中央表示些什么呢？”他深知目前红军部队物资、钱粮都十分匮乏，但仍向军团党委建议：“是否从军团一路筹来的现款中拿出三万元，加上几十匹骡马和一批物品，送交给中央？”此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真是雪中送炭呐！”中央机关的同志接收这批钱款、骡马和物品时，赞不绝口。红九军团这种自觉顾全大局的精神一时传为佳话。 <h3>转战南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h3> 初夏时分。海拔4000多米的邛崃山脉主峰夹金山，却还飘着洁白的雪花。在终年积雪的山峰上，又出现了一支人流，鲜艳的红旗和红色的帽徽在皑皑白雪的衬托下，格外醒目，如同燃烧的火焰和火苗。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作为红一方面军的后卫，正尾随主力红军翻越此山。尽管他的身体并未完全康复，但他仍精神抖擞地行进在队伍中间，给部队以鼓舞。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地区胜利会师后不久，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大军：右路军以班佑为行进目标，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率领；左路军以阿坝为行进目标，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然后在川甘边界的巴西会合。红九军团划归左路军，改番号为红三十二军，因为左路军大部分由原红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红四方面军没有军团编制。 罗炳辉和红九军团其他领导坚决服从军委的决定，然而，使他们迷惑不解的是，唯一的一部电台被调走了，电台密码和人员也被换掉了，从此便失去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更让他们感到焦急的是，部队到了阿坝以后却一直按兵不动，迟迟不到巴西去和右路军会师。后来才知道，张国焘仗着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搞起了分裂活动，另立“中央”。 这时，在卓克基、马尔康和松岗一线整训待命的红三十二军，接到了张国焘放弃原来的北上计划，南下天全、芦山和名山一带的命令。罗炳辉、何长工等领导思虑再三，认为不能在大分裂后再来个小分裂，出于无奈，遂按照命令率部南下。 不久，军政委何长工、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均被调离，罗炳辉留在红三十二军有孤掌难鸣之感。听说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正从湘西来到川康，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罗炳辉急切地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他率红三十二军从西康西北角的甘孜南下理化（理塘），接应红二、六军团的先头部队。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不久按照中央决定成立红二方面军。罗炳辉率领的红三十二军自划归红四方面军后，张国焘一心想解散它。贺龙对张国焘拉小圈子搞分裂的行为早有所闻，便建议将红三十二军归属红二方面军，得到了批准。罗炳辉听到这一消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到达陕北后，罗炳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久别重逢，格外激动。 他对红三十二军无奈跟随张国煮南下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却表扬说：“你们是立了战功的！张国焘搞分裂，与你们无关；你们在大分裂后不搞小分裂是对的。现在有人说你们闲话，我们心里有数，你们别听它的就是啰！”毛泽东对这位“彝族将军”十分关怀。10年后，当他得知在华东前线任新四军副军长的罗炳辉身体不适时，亲自致函道：“你身体有病，望多休养。留得青山，是很要紧的。”不幸的是，1947年6月21日，积劳成疾的罗炳辉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年仅49岁。 党中央在唁电中高度评价其光辉的一生： “炳辉同志早年加入滇军，参与北伐的革命战争。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战争中，又于1929年冬领导江西吉安起义，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不懈。在抗日战争中，领导新四军第二师大战皖东敌后，创造皖东解放区，立功尤著。中共中央谨以悲痛的心情，哀悼他的逝世”。 第二篇 将星闪耀——长征中的部分著名将领 第十章 英雄战死错路上——董振堂 <h3>老山界遇险，他说：“革命尚未成功，我还不该死啊！”</h3> 滚滚人流沿着崎岖的山路，艰难地行进着。这是一支来自宁都起义的红军部队，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长征中担负掩护全军突围的后卫任务。 走在队伍前列的军团长，浓眉大眼，气字轩昂。他，就是一代名将董振堂。 此地名曰老山界，是红军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之”字型的山路只有一尺多宽，旁边峭壁林立，峡谷丛生。 敌人的飞机在天空盘旋，轰鸣声在山谷中回荡。枯黄的树叶纷纷坠落，有几匹马受惊走了神，不小心从崖上跌入山谷，发出凄厉的嘶鸣。 此刻，董振堂正举着望远镜，全神贯注地望着山的顶峰雷公岩。通往顶峰的几乎是90度垂直的石梯上，出现了一队人影；接着，雷公岩上升腾起一股股尘烟。“莫非特务营已经和据守山顶的敌人交上火了？”他心想。 突然，敌机从山峦背后窜出，一个俯冲，伴随着一阵轰鸣，一长串炸弹从天而降。“卧倒！”警卫员高士心大喊一声，同时纵身一跃扑向军团长。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轰”的一声，一颗炸弹在不远处炸响了。警卫员被一股强大的气浪掀翻在地，董振堂也应声倒地。 “军团长！军团长！”炸弹声刚落，小高哭叫着，跌跌撞撞地跑到董振堂跟前。 董振堂仰面倒在地上，似乎听不见小高的呼唤。他的脸全被硝烟熏黑了，身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沙土。 警卫员不知所措，一边用手拂去他身上的沙土，一边便咽着说：“军团长，你可别死啊！”“你是小高？高士心！”没想到军团长竟自己坐了起来，拉着他的手说：“你没伤着吧？我怎么一点儿也看不见听不清了呢？”董振堂说着，使劲晃了晃脑袋。 “我没事。让我看看你……”小高吃惊地回答。原来，军团长的耳朵、眼睛全让泥土糊实了，便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掏，用衣襟擦。不一会儿，军团长笑出了声：“你光顾给我擦，也不看看你自己这个大黑脸！”小高不好意思地手抚自己的脸，又急切地问：“军团长，你现在看得见听得清了吧？”“敌人的炸弹只能吓唬吓唬人，能打死我的炸弹，他们还没有造出来呢！”董振堂风趣他说：“革命尚未成功，我还不该死啊！”“小时候听我爹妈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董军团长一定有后福。”小高高兴他说。 不知为什么，听了这句本是吉利的话，董振堂的心头却涌起了一股酸楚而又沉重的情感。 也许，他想起了一同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又一道策动了宁都起义的战友何长丰、王岳等人，在长征前夕，竟被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领导人当作“内奸”秘密处决了。刚步入不惑之年的董振堂，不免多了些许困惑。 也许，他想起了当年宁都起义时2个师6个旅11个团共约18000人的队伍，如今只剩下1个师2个战斗团了，仅湘江战役为了掩护全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就有整整一个师全军覆没。 “我是一个‘大难不死’的幸存者，也许是大多的已经死去的同志不甘心，托福给我，要我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想到这里，董振堂又自言自语道：“革命尚未成功，我是不该死啊！” <h3>草地追悼会，他发誓：“一定要把今天倒下的英雄的事迹讲给后人听。”</h3> 茫茫草地，无边无际。一条依稀可辨的路径伸向远方。 这里渺无人烟，气候就像娃娃的脸，刚才还烈日当空，阳光明媚，突然间大风骤起，雨雪交加。 董振堂率领已改编为红五军的原红五军团的部队，在这里同饥饿、疲劳、寒冷、疾病等作殊死的斗争。 “踏着前人的脚印走，跟紧一点！”董振堂不时提醒他的部队。 在泥泞的草地上，每抬脚走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董振堂见军团政治部的一位干事脚踝受了伤，便招呼警卫员把自己的大骡马牵过去，扶他上马，又不时叮咛他的部队：“跟紧一点！”一位极度疲劳的战士眼看快掉队了，想抄近道往前赶，刚迈出不几步，身子便不由自主地往下陷，急得大声呼叫起来。另一个战士见状慌忙跑过去，没能拉起他来，却也被拖着往下沉。 “不要慌！”拄着拐杖的董振堂听到呼叫，疾步来到现场，麻利地解下自己的绑腿带，把一头甩给正在泥潭里挣扎的战士，然后与其他同志一道，像拔河一样将这两个战士从泥潭里拔了出来。 一头“自由主义”比较严重的骡子，也许饿极了，竟脱离队伍只顾吃草去了，结果陷入了泥潭，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由于离得较远，无法搭救，战士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头驮着扎营行李的骡子逐渐消失。 夜幕渐渐降临，部队开始宿营。饥饿和寒冷袭击着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 部队断粮两天了，董振堂发动大家挖野菜、草根充饥。 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时刻，红军战士们依然保持着乐观向上、团结互助的精神。对仅有的一点野菜，还相互推让着。一位参谋将一小碗野菜递给董振堂，劝军团长吃下去。“拿去给小虎子吃吧。”董振堂说。 小虎子是军团警卫连年仅15岁的小战士。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时，一位两鬓染霜的老母亲拉着他追到村外，说什么也要董振堂带上他参加队伍。那位老母亲恳切的目光和嘱托，董振堂念念不忘，历历在目。 “他，他睡着了……”那位参谋说这活时，眼泪夺眶而出。董振堂顿时心里一沉：“你说什么？快领我去看看！”他急切他说。 小虎子安静地躺在草坡上，脸上还挂着天真的微笑。他是睡着了，而且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是怎么搞的！”很少对部属发火的董振堂，禁不住怒吼起来。 “他饿极了，吃了带毒的野草……”警卫连长低头轻声说道。“多好的战士啊！这让我怎么向他老母亲讲呀？”董振堂潜然泪下，周围泣声一片。 第二天早晨，金色的霞光下，鲜艳的花草丛中，董振堂集合部队，为年轻的红军战士小虎子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同志们，让我们在长征中牺牲的战友面前宣誓：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中间活下来的同志，一定要把今天倒下的英雄的事迹讲给后人听——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像小虎子那样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董振堂激动他说。 说完，他将伴随自己南征北战十多年的一条珍贵毛毯，轻轻地盖在小虎子身上。接着，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将手持的野花放在上面，堆集成一座美丽无比的花的坟墓…… <h3>悲壮的征程，他奋笔疾书向党中央反映对西征意见</h3> 1936年10月。 红军三大主力，即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县胜利会师后不久，已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的红五军团指战员还没有来得及长长地松一口气，更没有得到任何休整和补充，便接到了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西渡黄河，与先行渡河的第三十军、第九军一起向西打通国际路线的命令。 “这究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还是张国焘个人的主张？”董振堂望着墙上的军用地图，陷入了沉思。 一阵寒风袭来，吹开了军团司令部的房门。一位参谋刚要去关门，董振堂示意不必了，随即踱步走出门外。 这里是靖远城西黄河东岸的一个渡口。只见滚滚黄河奔流不息，董振堂心潮起伏，恰似那黄河的波浪…… 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们吃够了没有革命根据地的苦，如今好不容易聚在一起，有了陕北根据地，为什么还要渡河西征，孤军深入呢？西面是一条狭长的走廊，是浩瀚的戈壁，一支人困马乏的队伍，既要忍饥受寒，又要同以逸待劳的敌军骑兵部队“马家军”作战，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董振堂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去把通信连王连长找来。”他似乎有了主意，向身边的警卫员命令道，然后，径直返回司令部。 不一会儿，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通信连连长王柱气喘吁吁地赶来了。 “坐吧。最近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董振堂问道。 “情绪？”王连长心想，半夜叫我来总不致于了解思想情绪吧，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愣了一会儿，才断断续续他说：“情绪，不太好，对西征总觉得，觉得不对劲。”“让你来，就是要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去向党中央反映我们的意见。”说到这里，董振堂的表情显得格外严肃，王连长深感这一任务非同一般。 “带上1个班，人要可靠，马要好马，明天黎明即出发。”董振堂一字一句地交代。当王连长转身走到门口时，他又叮嘱道：“要保密，特别是去向问题，对谁都不许透露。”送走王柱，董振堂端坐在木桌前，挥笔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 差不多与董振堂写完此信的同一时刻，王柱率领的精悍小分队来到了军团司令部门口。 董振堂把密封的信笺郑重地交给自己信得过的部下，语重心长他说：“它关系到我们红五军团，不！整个红四方面军的生死存亡！”“军团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王连长斩钉截铁他说。 “好！出发吧！”董振堂下令后，这支肩负特别使命的小分队向东疾驰而去。董振堂深情地目送着他们，直到不见踪影…… <h3>高台浴血，他仰天长叹：“要是同志们都牺牲了，还要我这个军团长干什么？”</h3> 作为西路军的一部分，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经过一路拚杀，打到了河西走廊的重镇——高台县城下。 已是隆冬季节，通往县城的路上积满了冰雪。董振堂深知必须尽快拿下高台城，不然，不用敌人反扑，呼啸的寒风便能击倒缺衣少粮的队伍。他带上几个随从，先进行实地侦察。 一道宽约4米、深约1米的护城河，环绕着高高的城墙，成为天然的屏障。河源来自地下喷泉，四季长流不干。城墙上，有数个门楼和角楼，还有新建的碉楼，居高临下形成火力网。城内约有1400多名敌军据守，由于整座城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他们对红军兵临城下并不怎么放在眼里，况且他们的援军10000多人正在赶来。 敌军显然低估了他们的对手。董振堂的攻城部队有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总部特务团和两连骑兵，共3000余人，虽然长途跋涉，连续作战，未能休整，但只要一有战斗任务，战士们就犹如神助，个个像小老虎一般。 1937年1月1日拂晓。董振堂一声令下，数千名红军指战员冒着枪林弹雨，杀向高台县城。一小部分在西门佯攻，大部分兵力集中攻向东门。敌守军眼看东门即将失守，孤注一掷，打开城门，派出骑兵部队向红军反冲锋！ 早有防备的红军骑兵连，瞬间齐刷刷地拔出雪亮的马刀，冲进敌群，展开马上激战。敌军乱了阵脚，四处奔逃。红军骑兵乘胜追击，抓获了许多马匹和俘虏。红军攻城的部队趁势杀进城内。据守的敌军眼看大势已去，便乖乖地挑起了白旗。 此时，太阳从东方升起，鲜艳的红旗在城楼上高高飘扬。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忙着组织红军打开县衙仓库，将粮食和衣服分给饥寒交迫的老百姓，开展群众工作。红军指战员也终于吃上了饱饭，穿上了新的棉衣。新年元旦的高台县城，洋溢着喜庆的景象。 董振堂的喜悦之情很快被沉重的压力所代替。他清楚地知道，红军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马步芳、马步青纠集了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20000余人，正气势汹汹地扑来。其中一部分牵制临泽、倪家营子地区的红军，而集中4个旅又3个团和一部分民团企图包围并消灭高台的红军。 这天下午，他召集营以上干部在一个教堂里举行军事会议。听了军情介绍，与会人员都感觉到，一场恶战就在眼前。就在开会的时候，耳边已经传来敌人的冷枪、冷炮声。当大家领受完任务，走出教堂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硝烟味。 1月12日，敌军发起了攻击。密集的炮火将原有的一些门楼、角楼和碉楼炸得东倒西歪，甚至将厚厚的城墙炸开了大口子。在炮火的掩护下，手持大刀短枪的敌敢死队轮番向前进攻。 董振堂亲临第一线指挥反击。当城墙被炸开缺口，便组织战士们迅速抢修堵上；当部分敌军冲进城内时，马上命令预备队将敌人赶出城去。哪里最危险，最紧急，哪里就有董军长的身影。红军将士深受鼓舞，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夜深了。进攻了一整天的敌人留下一大堆尸体，没有能够越过城池进入城内，只好悻悻地暂且收兵。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红军将趁夜突围，向临泽、倪家营子一带的西路军主力靠拢。正在这时，一位连长急匆匆找到董振堂，递上一封被绑在一颗没有拉导火索的手榴弹上的信。这是红五军政委黄超以西路军总部名义写来的，也许是信使无法亲自送进城来，只好混在敌军中扔进城的。信中要求董振堂率部坚决守住高台。看来，突围是不行了，董振堂看着信，无言以对…… “老董，你带些人先突围，去向总部报告这里的情况，这里由我来指挥。”戴着近视眼镜的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深知再不突围就没有机会了，想把这生的希望留给自己敬佩的一代名将。“军团长，杨主任说得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是我们红五军团的旗帜，先突围吧。”说这话的是头上扎着绷带的师长叶崇本，董振堂手下一名骁勇的战将。 董振堂深深理解和感激战友们的一片真情。他的眼睛湿润了，激动地仰天长叹：“要是同志们都牺牲了，还要我这个军团长干什么？”他拍拍杨主任、叶师长的肩膀，接着说：“我们谁也不走，研究一下怎样守住高台吧。” <h3>最后一搏，他把留给目己的一颗子弹也射向了敌人</h3> 1937年1月20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董振堂指挥英勇顽强的红军将士顶住了敌军连续1个星期的轮番进攻。 但部队伤亡严重，弹药也快打尽了。 这天凌晨，敌军仗着人多势众，同时从几个方向发起了猛攻。西门、东门都频频告急。 已经没有预备队可以救急了。董振堂、杨克明分别带上身边十几个机关人员，赶到城楼上同敌人作殊死的拚搏。 西门楼上，叶师长带着仅存的几个伤员与已经爬上城楼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眼看快要支持不住了，董振堂赶到了，端起盒子枪一阵猛射，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城墙下，堆起了高高的尸体群；城楼上，殷红的鲜血覆盖了青砖地面。 战斗到了最紧张激烈的时刻，不料原先红军攻占高台后改编过来的投降人员发生叛变，他们掉转枪口，从背后给了红军致命一击！ “快撤！撤下去同敌人打巷战！”董振堂不得不放弃了坚守城楼的最后努力，下达了后撤的命令。当撤至城中心教堂附近时，传来了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牺牲的噩耗。丧心病狂的敌人甚至割下了他的头颅，挂在城楼上示众。 董振堂高喊着“为杨主任报仇”的口号，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带领余部向悬挂着杨主任头颅的那个城楼杀去。 一发炮弹落在董振堂的附近，“轰”的一声将他掀翻在地，鲜血顺着他的脸颊直往下流。意志坚强的董振堂挣扎着爬起身来。同样血流满面的几个战士关切地注视着他，其中一个高个子战士手持一面弹孔累累的军旗。董振堂眼睛一亮，刚要走过去，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高个子战士，军旗也随之倒下。其他几名战士刚要去扶持，不幸又被一梭子子弹击中，鲜血洒满了军旗。董振堂操起盒子枪连连射击，把袭击他们的敌骑兵打了个人仰马翻。 董振堂猛打猛冲，猛然间发现身后已经没有一个战士跟上来。而眼前，却出现了成群结队挥舞着大马刀的敌骑兵。他迅速抢占了一个有利地形，将最后的几颗子弹压进了弹仓。 “捉活的！”“那个红军一定是个大官，抓回去领赏啊！”马匪军发出阵阵怪叫声。 这时董振堂反而冷静了许多。他轻蔑地望着越来越靠近的马匪军，计算着敌人的距离，也计算着枪里的子弹，心里暗暗他说：“来吧，我让你们到阎王爷那里去领赏。”同时射出一颗子弹，只见冲在头里的敌骑兵应声翻下马来；接着又射出一颗子弹，又一个敌人倒了下来。“1个、2个、3个……”当他数着数，知道枪里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时，却犹豫了起来。“这最后一颗子弹要不要留给自己呢？”他想。 正想着，敌人的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头颅。他奇迹般地站起身来，向敌人射出了最后一颗子弹！ 董振堂牺牲时，年仅42岁。许多人既深深地怀念他，又为他不幸战死而悲痛，而遗憾。 叶剑英写诗道： <small>英雄战死错路上，令我深怀董振堂。</small> <small>猿鹤沙虫经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small> 第三篇 斩关夺隘——长征中重要的战役战斗 第一章 血战湘江畔——长征中的第一场大战 <h3>蒋介石：“围歼共军于湘江以东地区！”</h3> 1934年10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内，空气十分紧张。在一间豪华的大会议室里，蒋介石——这座行营的真正主人，正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这位清瘦而精干的“委座”脱下黑色大氅，虽然满脸风尘，但神情却颇为志得意满。他刚从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等地顺利视察回来，前线战报消息也不错：蒋鼎文的东路军先头部队已越过长汀，逼近共产党的“红都”——瑞金，自己的“堡垒战术”已见成效，洗清前四次“围剿”失败的耻辱的时刻似乎已指日可待。但是，一个新的紧急情况突然出现了。 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正在报告情况：“据侦察，红军主力有西进突围的迹象，其前锋已通过桃江，根据情报分析判定，此次西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带战略性的，据说，共产党把他们监狱中的犯人，工厂的机器都带走了……”在座的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杨永泰，一厅副厅长，兼管作战的蒋介石待从室主任晏道刚，以及林蔚等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蒋介石。 “共产党这是在我围攻下站不住脚不得已而西窜的，是共军瓦解的先声，孔荷宠的投诚就是最好的证明嘛！”蒋介石操着浓厚的浙东口音说：“问题是，共产党军队到了湘南是南下、北上还是西进？南下，不大可能，假如真的南下，那就会逼得陈济棠的粤军不得不拚死抵抗，我们在后一夹击，结果更好，所以南下不足虑。北进，就到了何键的地盘，威胁长沙、武汉，当年太平天国就是走的这条线，政治上威胁较大。但以共军苦战一年的疲兵，北进虽不能不防，但可能性也不大。最大的可能是西进，过湘江与其二、六军团会合，另外寻找立足的地方，必须坚决予以阻止。西进这条路，正是当年石达开走的一条死路，共军走这条路，正好便于我军利用湘江的天然屏障，一举歼灭共军于湘江以东地区。我的决定是：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调粤军2个军，湘军3个军，桂军2个军，中央军3个军共10个军40万兵力，在湘江边撒下一张大网，歼灭该匪于湘江以东地区。此战关系到雪我六年之耻，诸位一定要精诚团结，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就这样，一张40万人的大网，已经在红军的前方张开了。 <h3>奔袭道州</h3> 11月12日，湘南柯堂圩。正在西进中的左路军前卫团（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突然收到了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联合签署的命令，要求四团以急行军速度奔袭湘江上游——潇水西岸的道州，抢先占领、控制渡口，为大部队西过湘江打开第一条通道。并阻击由零陵向道州前进的湘敌。 红四团的领导紧急分析了情况。认为，道州是红军西进的一条咽喉要道，也是西渡湘江的一大渡口，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远的不说，当年太平天国农民军东过湘江，在风门坳受挫，南王冯云山牺牲，即取道道州过江，双方血溅湘江，伤亡惨重。目前道州前有桂军防守，红军侧后又有国民党中央军、湘军的追击，如红军不抢先占领道州，或占领后守不住，就会使中央纵队西进之路截断，全军就有可能被困湘江东岸，受敌军两面夹击，陷于进退维谷的绝境。但祠堂圩距道州尚有200余里，而时间只有不到一天。怎么办？ 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红四团迅速集合，进行了简短的动员，喊出了“抢在敌人前面拿下道州”的口号。 半个多月来一直担任前卫任务。已极度疲劳的战士们听到动员后，精神一振。他们摩拳擦掌：“三道封锁线都闯过来了，小小的道州算什么！”“为军委纵队开路，一二百里不在话下！”部队当即以每天100多里的速度向道州城奔袭而去。 依靠群众，是我军作战的光荣传统。当部队逼近道州城，稍事休息的时候，从赶集群众口中得到了两个重要情况：一是道州城内确实仅有广西军1个连和几十名民团，兵力不多，但城墙很高，易守难攻；二是在西岸与东岸间有一座浮桥，只有先抢得了浮桥，才能攻占道州。 耿飚和杨成武根据这一情况，紧急作了部署。当部队急行军来到道州东岸时，敌人已将架浮桥的船悉数收拢西岸，只见浪花翻滚，漩涡飞转，河流确实又宽又深。从抓获的送信俘虏口中得知，道州守敌确实做梦都未料到红军来得这样炔，因而戒备不严。 兵贵神速。当夜12点，红军组成了由工兵排长率领的泅水夺船队。一行4人跳入11月冰冷的水中，泅向对岸。敌人开始尚蒙在鼓里，待到发现有人泅渡，慌忙开枪射击，但很快被我强大火力压住。天见亮时，在当地群众帮助下，红军顺利驾船，占领了城南水南街，并用渡船架设了一座宽三四米的大浮桥，全团越过湘江上游之一的潇水，从城南进攻道州。此时，红五团也从滞水上游过了江，两团成钳形攻势，道州残敌坚守不住，见大势已去，只得狼狈逃窜，道州落入红军手中。 此时的蒋介石对于道州易手，还蒙在鼓里。一个劲派飞机侦察，投传单劝降，轰炸扫射。战士怒火冲天，一个点射，将其中一架709号战斗机击落，穿着猎人装的两名敌飞行员也当了红军俘虏。道州奔袭的成功，扫清了红军西渡湘江的一大障碍，部队又架设了数座浮桥，并掩护中央纵队过江。如果中央纵队轻装简从，快速过渡，那么，湘江血战的损失就会小得多。只可惜，这支队伍是一支笨重庞大的队伍，此刻，正在一步一步向湘江蹒跚前进，来到江边，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过得了湘江的，等到这支部队来到湘江渡口，湘江已很难渡过了。 <h3>界首伏击与觉山恶战</h3> 刚刚占领道州的红四团突然接到了命令：中央准备在界首到凤凰咀之间强渡湘江，为掩护中央纵队过江，你团必须占领界首，日夜兼程突破湘桂路，拦阻广西军夏威1个军。道州防守周浑元部的任务，交由红一师负责。遵照这一命令，红四团征尘未洗，又飞兵奔向界首，抢先1小时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地，并进行了隐蔽设伏。1小时后，夏威军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红军伏击圈。 夏威军是广西军阀部队的主力，齐装满员，武器精良，且有熟悉地理民情之利。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家门口遭到红军伏击。一排枪下去，敌人马上炸了营，抱头鼠窜，仓皇逃遁。界首一战，成了湘江血战的一个小小序曲。 果然，初战胜利还没有来得及庆祝，上级又命令红四团抢占全州以南的觉山，与红五团共同阻击南进之敌，掩护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和湘桂路。红四团匆匆将界首阵地移交红三军团六师防守，立即星夜兼程奔向觉山阵地。 觉山，北距全州15公里，南离红军控制的湘江渡口20多公里，紧靠湘桂公路边上，是扼守这条公路，防止敌人攻击红军渡江部队的咽喉要道。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长满了疏密不匀的松树，几座孤立的山岗子，比较难守。 进攻觉山的是敌刘建绪的3个师，而我们只有一、四、五3个团，不仅武器装备差，而且弹药不足。战士长期作战，极度疲乏，又不得温饱，且伤病员很多。此时红四团团长耿飚就被疟疾折磨得走路打晃，面容消瘦，虚弱不堪。 杨成武劝他稍事休息，他说什么也不肯，带病检查各部挖工事情况，交代阻敌战法。 突然，空中传来了敌机俯冲轰炸的呼啸声，紧接着，敌人进攻部队的大炮也响了起来。顿时，火光冲天，烟尘四起，树枝乱飞，荒草着火，红军阵地被罩在一片火海之中。紧接着，敌军嚎叫着向我觉山阵地涌来。红军为节省子弹，在敌军完全进入射界后，突然开火。步枪、机关枪一齐吼叫起来，如秋风扫落叶，敌军成排倒地。怎奈敌人倒了一批又上来一批，退了一茬又上来一茬，子弹打光了，红军战士就用刺刀拚，喊杀之声山鸣谷应，阵地之上硝烟滚滚。恶战进行了整整一天，敌人死伤惨重，红军伤亡也不少。 第二天，敌军又多次发动强攻，仍被红军打退。 第三天，敌军改变了战术，正面以优势兵力兵器加强了强攻，另调大部队对觉山侧翼和背后进行了迂回包围。由于红军战士三四天未睡觉，一天多没吃饭，极度困乏，加之敌军乘夜暗作掩护，以优势兵力和火力实施冲击，红一师米花山防线被突破，美女梳头岭阵地陷落，怀中抱子岭也相继失守。红一师损失惨重，被迫撤往西南方向的水头、夏壁田一线，继续阻击敌军。 占领了米花山、美女梳头岭的刘建绪军从三面向红二师防守的夹峰岭阵地扑来，守军数连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血染湘江之滨。红二师部队面临孤军奋战，被敌包围的局面，为免被敌围歼，被迫撤至珠兰铺、白沙铺构筑新的阻击线。 12月1日，战况空前惨烈。上有敌机轰炸扫射，地面有占绝对优势敌人的轮番冲锋。红三团的阵地被突破，红一、二师结合部被楔进，红三团2个营被包围，1个营突围中被打散，只能分成小股多路突围。 战斗在继续，阵地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h3>新圩阻击</h3> 担任左翼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红五师的十四、十五两个团在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的率领下，按照军委关于在新圩阻击广西军，“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至4天”的命令，以急行军速度向灌阳的新圩奔进，先敌到达预定阵地掩护中央纵队过江。 新圩，是扼守广西桂军进逼江岸渡口的必经之地。该处丘陵起伏，有险可守。如果放敌过了新圩，则一马平川，无险可恃。红五师两位领导指着这个地形对部下动员说：“能否守住新圩，关系到中央纵队能否过江，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在，就不能让敌人过新圩！”阵地尚未构筑好，激烈的战斗就打响了。敌人先用排炮猛轰，然后夏威军的两个师轮番猛攻，小部队迂回袭击，看来，夏威决心报界首一箭之仇。 战斗进行了3天3夜，战况一天比一天严峻，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红五师与数倍于自己的敌军浴血苦战，伤亡惨重。 师参谋长胡震壮烈牺牲！团营连指挥员大部分阵亡！ 红八军团过湘江后，仅剩1000余人！ 为了保住潇水西岸阵地，留在道州阻敌周浑元部的红一师在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赖传珠的率领下，与国民党中央军精锐部队血战3天3夜后，又赶往觉山前线，对付薛岳的5个师的进攻。全师死伤大半。 这个时候的每一分钟，都是红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当时每个红军指战员是多么希望中央纵队早一点过江，快一点过江啊！ 在这长达4天的浴血奋战中，前线也不断传递着军委纵队的消息： 军委纵队到达文市！ 军委纵队到达桂岩！ 军委纵队正在接近湘江渡河点！ 军委纵队正在渡江！ 军委纵队部分渡江！ 军委纵队已经渡江！ 军委纵队大部越过湘桂路！ …… 此刻，所有指战员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h3>后卫英魂</h3> 并不是所有部队都过了湘江。有1个师确实被国民党消灭在湘江以东了，他们没有前卫师那样风光，他们的领导人永远长眠在了这条大江之滨，许多人甚至不知这个师的存在，更不要说给他们树碑立传了。 这就是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 红五军团长期担任殿后，最苦的是他们，前面的几万人马经过时粮食已不够吃了，他们来时，什么都没有了。最惨的也是他们，白天抗敌轰炸，夜晚山区行军，掉队要收容，追击要阻截，老弱病残要照顾，庞大的搬家队伍要掩护……其惨苦情状，不可言说。 而红三十四师，则是后卫中的后卫。他们走在庞大队伍的最后头，其处境可想而知。当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时，红三十四师还在江东75公里处阻击追兵。当他们得到撤退命令，准备渡江时，已经陷入了敌人数万大军的重围。 全师打到弹尽粮绝，大部分人牺牲。余下300多人，在师长陈树湘和参谋长王光道率领下，眼见大军西去，湘江不可能渡过去了，于是准备反向突围，返回井冈山去！ 此时遍地皆敌，突围谈何容易！古子江一战，陈师长身负重伤，在向癞子山行进途中，不幸被俘。在押解途中，陈师长抱定“为革命献出一切”的果断决心，从腹部伤口处用手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参谋长王光道率余部继续坚持斗争。他们转战于宁远、蓝山、江华、道县之间，发动群众，坚持对敌斗争，直到1935年冬季。 第三篇 斩关夺隘——长征中重要的战役战斗 第二章 抢渡战乌江——遵义会议的前奏曲 <h3>侯之担声称红军过不了乌江天险</h3> 1934年11月中旬，贵州省府贵阳市到镇远间一个叫马场坪的地方突然热闹起来。只见车来车往，宾客如云，有穿西服的，有戴礼帽拄文明棍的，最多的是穿土黄色军服，戴大檐帽的。镇子中间一家豪华的大院落周围，戒备森严，西厢房里则是一片寒暄之声，烟榻上摆着鸦片烟具。会议室里，气氛却非常沉闷。 “诸位从各地赶来，一路鞍马劳顿，辛苦辛苦！”贵州省主席，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号称“贵州王”的五家烈冲着与会者作揖致意，首先开口讲话。今天参加会议的是3年多以来最齐整的。他们有：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第一师师长何知重，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第三师师长蒋在珍，独立师师长犹国才，贵州省民政厅长黄丕谟，省府秘书长万稚青，军部参谋处长宋质坚，军部副官长李念荪，第三师参谋长朱振民等。3年来，为了争夺贵州这块边远省份的控制权，这几个人曾经兵戎相见。若不是红军入黔，这些人是绝凑不到一起开会的。 王家烈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共军突围西进，已到湘黔边境，看态势，不日将侵入黔省。我军守土有责，应尽力消除这场灾祸。委座和军委会电令本军要竭力拒堵和围击，不让共军北上或西进。现在大敌当前，诸位只有捐弃前嫌，团结对敌，共同携手保护桑粹。兄弟今特邀各位来此共同商量，制定良策。下面，请宋处长汇报共军状况和薛岳兵团跟踪态势。”宋质坚报告说，共军先头部队已到达黎平，号称10万。江西、湖南、广西20余万人马尚不能围追堵截，贵州素无准备，又不知共军将向何处进攻，且能动员者仅为3个师，如何招架得了！为今之计，只有全省分区防御，各路自行筹划。拟将黔北防务交由侯副军长负责，依托乌江天险阻止红军过江；黔南防务，由犹独立师长负责，并任东路左翼指挥；军座位于贵阳、马场坪之间，率何知重、柏辉章两师为东路右翼，并担任总预备队。王家烈这一番部署的重点，是防守贵阳首府，并防止追击红军的薛岳、吴奇伟中央军乘追击红军机会，抢占贵州省会。 犹国才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对于阻止红军入黔表现得异常活跃而坚决，抢先表态说：“保护桑样是我们每个军人的神圣职责，今后我犹国才绝对服从军部的统一计划，统一指挥。”蒋在珍前几年闹独立，与王家烈打得不可开交，这次在会上也爽快地表示：“一切悉听军部指挥，地方财政应即交还省府，但今后一切军需补给，请军部、省府统筹配发。现在蒋委员长对我们非嫡系统治下的部队，采取‘军事上化整为零，财政上化零为整’的手段，我们如何应付，薛岳、吴奇伟来到贵州，不会轻易离开，这可是心腹之患哟。”大家见蒋在珍捅到了一个将来贵州地盘属谁这个敏感的问题，出于各种动机，不便深谈，于是便东拉西扯起来，会议进入了漫谈无中心的状况。 只有侯之担说到了正题上：“军部叫我防守黔北，黔北是我等桑梓之地，遵义为黔省第二大城，桐梓为我等家乡，自古为据黔省所必争。但我的教导师虽号称8个团，但多属空架子，总兵力不足1万，对付共军实在力不从心，还望各位鼎力相助。”王家烈说：“侯兄所言极是。黔北虽有乌江天险，但兵力确实不够。我的意见，我的第八团归侯兄统一指挥。另外，还请蒋在珍兄大力配合侯兄喽！”这位侯长官现用佛现烧香，对蒋在珍这位昔日的老对头格外热情：亲自派车接送，派专人陪同，并设盛宴款待，以尽地主之谊。双方都想战时互相照应，彼此也空前地亲热起来。 送走蒋在珍，侯之担在遵义召集属下开会，商量乌江防务。这位侯之担对上司对同僚谦恭有加，但对下属则声色俱厉：“本座奉命防守乌江，必须坚决堵截。如有玩忽职守者，军法从事！”见部下面露畏难之色，他又打气说：“共军远征，乌江天险，必难飞渡。只要你们守得好，共军不致冒险来攻乌江，也可能走其他路线。”会议决定，重兵把守江界河、茶山关、回龙场3处渡口；将南岸一切可作渡河的工具悉数破坏，或搬到北岸；赶修工事，以逸待劳，阻击红军过乌江。 <h3>回龙场竹排过大江</h3> 1935年1月2日，风紧云聚，冷雨霏霏。红一军团第一师先遣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的率领下，从余庆来到乌江渡口——回龙场（也称龙溪）。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又是长江在贵州的最大支流，全长2000余里，由西南向东北贯穿贵州全境，将贵州分为南北两部，是贵州省会贵阳和黔北重镇遵义的天然屏障。乌江水深流急，自古称为天险。江两岸全是几百米的高山，耸天壁立。江面100多米，江水汹涌澎湃，白浪翻卷。红一团的干部战士来到江边，只见惊涛骇浪，白沫扑面，冷风刺骨。不要说渡过去，就是站在江边，也使人胆战心寒。 经侦察，渡口对面由侯之担的1个团守卫着，群碉密布，火力交叉，所有的渡河器材，都被掠走了。老百姓中的青壮年，也都跑光了。调查中了解到，渡乌江必须有3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好船夫。红军一个条件都没有。 找船，没有；架桥，不可能；凫水过江，不要说江水湍急，一下去即会被冲跑，单是这样的冷天，冻也把人冻死了。一个个方案提出，一个个又被否定了。怎么办？ 焦急中团长杨得志在望远镜中发现一根竹子在汹涌的江水中漂流，被小山似的浪头淹没后，又顽强地从浪中浮出水面。“看，有办法了！”大家从这忽隐忽现的竹竿中受到启发。当即从林中砍来了许多竹子，用绑腿、绳索扎成了一个有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竹排。干部战士争先恐后地报名要划第一个竹排攻过乌江。经过挑选，从前卫营中组成了8名熟悉水性的战士组成先遣队进行试渡。他们配足了武器、弹药和竹桨。试渡开始了，八勇士跳上竹排，趁着黑夜，顶着对岸的枪击，缓缓离开南岸，直向对岸冲去。波涌浪翻，竹排勇往直前。突然，一个小山似的水浪向竹排猛扑过来，排上的人全被水浪吞没了，岸上的人群发出“啊！”的一阵惊叫，人人身上都出了一身冷汗。不一会儿，竹排又从水中冒了出来，上面还是8个人。“继续前进！”在竹排上指挥的班长发出了命令。 忽然又是“啪”的一声响，竹排撞到了江中礁石上。岸上盯视的人们心又收紧了。好在这又是一场虚惊。竹排并没有被撞散，8人8只桨，继续划着前进。但是，几分钟后，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竹排被卷进了江中的漩涡，在江涛中翻动了一阵后，倾斜、翻沉，8个黑点被恶浪卷走，迅速冲向下游，浮动了几下，就永远地消失了。八勇士就这样捐躯在咆哮的乌江里。 艰险吓不倒英雄汉。杨团长和黎政委又组织了10余名战士组成的第二强渡组，由一营长孙继先负责组织，改在下游一处水流较缓的地方过江。此时天已全黑，当孙营长指挥战士登上竹排，顿时消失在黑暗里后，大家瞪大双眼，注视着对岸。1个小时后，“乒！乒！”两声枪响从对岸传来，这是事先约定的联络信号。 “我们成功了！”南岸一片欢呼。杨得志马上命令后援部队登竹排过江。 机枪、步枪一股劲射向对岸，顿时，乌江上红光闪闪，北岸山顶上火光冲天，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对岸的敌人被彻底打垮了。 天险乌江终于被红军冲破了，红一军团一师全部渡过了乌江天险。 <h3>老虎洞两渡告失利</h3> 在红一团回龙场强渡乌江的同时，红四团在乌江上的最大渡口——江界河进行了一场更为艰苦的强渡战。 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及红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来到江界河渡口，只见江面宽250米，两岸是很高很陡的峭壁石山。通过火力侦察，决定采取在渡口佯攻以吸引敌军的注意力，而把主攻地点选在渡口上游500米处一个叫老虎洞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峭壁上有一条小路，敌军防守比较薄弱。 红四团组织了18名会游泳的战士准备凫水强渡。与此同时，部队大张旗鼓在渡口准备架桥材料，摆出在渡口架桥的架势，以吸引敌军的注意。敌军果然朝渡口开枪开炮，阻止我军过江。但是，第二天9时开始的第一次强渡没有成功。当第一批8名战士冒着敌人枪炮，跳入刺骨的江水，游向对岸时，因江宽流急，炮火轰击，预期拉过江岸的一条粗绳索在江中中炮断裂，而敌军已发现我8人过江，后续过江的竹筏也被敌人击翻。为避免无谓牺牲，已经过江的8人被迫撤回。中途由于江水过冷，加上体力不支，1名战士无力游回，被狂涛卷走，英勇牺牲。这是红四团强渡乌江献出生命的第一人，时间是1935年元月1日。 白天强渡失败，红四团又组织了夜间偷渡。指战员为能首批登筏过江，纷纷请战。经过精心筛选，组成了以三连长毛振华为首的三筏突击队。夜黑如墨，寒风凛冽。3只竹筏很快消失在黑暗之中。但是，半小时过去了，对岸并没有出现预先规定的联络暗号——火光和手电光。不久，侦察员报告，两只竹筏被冲到下游2—5里，被迫返回，毛连长率领的第一只竹筏成了断线风筝，失踪了。这样，夜间偷渡又宣告失败。 <h3>江界河四炮定乾坤</h3> 1935年元月2日凌晨，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来到江界河。他说，追踪我们的薛岳兵团离这里已经不远，如果中央不能迅速过江，势必背水一战。情况十分紧急，军委已决定，大部队从江界河渡江，光靠船或竹筏已经不行，必须赶架浮桥。由谭希林营长率领的军委工兵营也赶来了。这样，四团不仅要强渡，而且还要掩护架桥，任务更艰巨了。 团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指战员纷纷请战，尽管元旦之夜的一场大雪将树枝压弯了腰，但是，江南岸仍然热火朝天。60多只竹筏扎好了，架桥的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第一突击队下水了。1米，2米，3米……当竹筏距对岸50公尺的时候，突然对岸传来了清脆的枪声。奇怪的是，枪并不是朝江面打的，而是由对岸崖下向崖上敌人工事中打的。紧张中的杨成武拿起望远镜，发现敌军眼皮底下钻出几个人来，敌人猝不及防，马上乱了阵脚。原来是头天夜里偷渡过去的毛振华连长率领的第一筏一组4人登岸后，因种种原因失去联络，只能埋伏在敌人守卫的崖下死角里，等待时机。今天我方强渡，正是出手好时机。 在火力夹击下，敌军慌了手脚，弄不清有多少人已经过江。第一突击队乘势过江，攻上北岸。敌人的前哨抵抗线迅速为红军占领。在突击队的接应下，一营全部过江，神速占领了对岸高地。 正在这关键时刻，敌人增援的1个团开到了。我军前两次强渡，使对岸江防团的江团长惊慌失措，马上向其旅长喊话：“共军火力非常猛烈，我快顶不住了，请求迅速派兵增援。”于是，侯之担将第二线的1个独立团也调到了江边。敌独立团赶到后，一齐向一营压来，夺回了一营已经占领的阵地。 一营且战且退，被迫退到江边……如果没有增援，一营真的要被压到江里去了。 正在这紧要关头，陈光师长调来了一军团直属炮兵连。所谓“炮兵连”，本为炮兵营，编制为3个连队，只可惜，在长征途中大部损失，只剩下两门八二迫击炮5发炮弹了。1个营变成了1个连，营长赵章成、党代表王东保就变成了连长和指导员，实际上成了亲自开炮的战士。赵章成本为白军中的炮兵副连长，受过正规炮兵训练，是一名神炮手。1931年参加红军后，成为红军炮兵的创始人。今天这个紧急关头，炮弹又这么紧张，只有靠他给对岸的一营保驾了。 “赵章成，王东保！”陈光师长命令说：“好钢用在刀刃上，非把对岸的敌人打回去不可！打不回去，拿着脑袋见我！”“是！”赵章成、王东保齐声回答。 只见赵章成闭之一只眼，因为没有瞄准镜，只能单眼吊线瞄准，这是赵章成的拿手“绝活”。 只听“轰”的一声，炮弹在敌群后部爆炸了，炸倒了一大片，江边一阵欢呼。 “不要急，这第一发是试射，重点在后面哩！”赵章成用手指头瞄了瞄，作了一些修正。“轰！轰！轰！”只听3声炮响，3个隐隐约约的黑点飘飘忽忽从高空骤下，少顷，火光闪闪，3发炮弹不偏不倚，正好在敌群中爆炸，整个敌群被浓烟覆盖，硝烟散去后，3个炸点形成了一个“品”字形，敌尸躺倒一大片。敌军鬼哭狼嚎，向后溃逃。红军滩头部队乘势发起猛烈攻击，江岸阵地巩固住了。在红军后续部队的猛烈追击下，侯之担的3个江防团不愧“猴子军”的绰号，他们丢下满地的钢枪和烟枪，逃到了猪场。 <h3>架浮桥渡江取遵义</h3> 在红四团击溃侯之担的3个团、巩固江北阵地的同时，红军工兵营编造了大批竹筏作成一节一节的门桥，在敌军的炮火下，撑到浮桥中轴线的位置，用大竹篓装上巨石沉到江中加以固定，并将其连结起来。在架桥中间，一些战士在冰冷的江水中冻僵了，被冲走，牺牲了生命。投锚组长石长阶在一节门桥失控、眼看要撞断已架好的150余米浮桥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身体挡住了门桥的冲击，保住了浮桥，但石长阶同志却英勇地牺牲了。正是靠着这些人的鲜血、生命和努力，横跨乌江260多米的浮桥终于经36小时的奋战架成了。咆哮的乌江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行马走人，一军团和中央纵队的数万人马，浩浩荡荡地过了乌江。等到薛岳、吴奇伟部队来到江边，红军已烧毁浮桥，远走高飞，留下的是一连串红军天兵神将、踩水过江的故事。 被红四团击溃的侯之担残部一路望风而逃。与江界河同样险峻的羊岩河守军尚未来得及破坏浮桥就仓皇逃命，红军不费一他一弹即渡过羊岩河。消息传到遵义侯之担的耳中，这位川甫黔北的司令官连向自己的副师长招呼都没有来得及打，便仓皇带领随从跑到自己的老家桐梓，向蒋介石发电报说： “担遵钩座埋头苦干之教诲，督各部死力抵抗，……无如众寡不敌，……匪终于冬日5时，突过乌江。”与此同时，红三军团也从茶山关渡口突破乌江。红军三路大军直指黔北重镇遵义城。 红二师六团受领攻占遵义的任务之后，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在马鞍上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敌人兵败如山倒，鸡飞狗跳、草木皆兵的情况，他们认为遵义为贵州第二大城，最宜智取，不宜强攻。商谈结果，决定由六团一营营长曾玉堂率领100多人的小分队，化装成敌军模样，在敌军俘虏带领下，通过智取，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 这样，敌中央军被乌江挡在了黔南地区，而黔北敌人又逃到了百里之外，且已溃不成军，兵无斗志。红军赢得了长征中头一次，也是非常关键的十余天休整时间。党中央在遵义城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第三篇 斩关夺隘——长征中重要的战役战斗 第三章 喋血娄山关——再夺遵义城的决定性战斗 <h3>娄山关势在必夺</h3> 1935年2月25日，在从桐梓到遵义的大道上，一时间人呼马嘶，声音鼎沸。一支红军队伍正在急速行进，只见宣传员在队列中边走边作战斗动员。 “同志们！为了夺取遵义，必须占领娄山关！”“同志们！潇水渡过来了！湘江跨过来了！乌江飞过来了！苗岭爬过来了！一个娄山关，难道抢不过来吗？”“不要忘记十三团过去的光荣呵！王家烈比得上十九路军吗？”“鸦片烟鬼王家烈的‘双枪兵’，侯之担的‘猴子军’我们早就领教过了！”“多缴枪多捉俘虏呀！打到遵义去吃蛋糕橘子呀！”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就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他们边走边分析着形势。 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指挥我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1月中旬由遵义地区挥师北上，向川南急进，准备在宜宾地区北渡长江，与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北根据地。蒋介石闻报大惊，急调四川军阀刘湘的精锐部队在长江一线防堵，并急令云贵川三省部队与中央军薛岳、周浑元、吴奇伟部互相配合，压迫我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西以北的狭窄地区，合围聚歼。正当蒋介石打着如意算盘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总览全局，洞察敌情，鉴于各路敌军分进合击，康集而至，而唯有黔北敌军薄弱的形势，决定利用敌军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的错觉，出其不意，先挥戈东指，返回川南；然后重入贵州，再占遵、桐地区，使蒋介石合围红军的企图破产。 从2月11日起，红军分左。右两路从云南扎西回师东进，经四川叙永、古蔺，在二郎滩、太平渡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经兴隆场、良村、九坝等地，进占桐梓，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 红军突然回师黔北，蒋介石大吃一惊，急令王家烈从贵阳到遵义坐镇指挥。王家烈来到遵义后，忙调手下4个团的兵力防守娄山关，阻挡红军向遵义挺进。蒋介石又命令薛岳、吴奇伟、周浑元部火速北渡乌江，增援黔军，入据遵义。如果红军不尽快突破娄山关，占领遵义，而使蒋介石的中央军抢占先机，那么，红军就要被困于雄关和坚城之下，再度被敌人合围，其结局不堪设想。 一切都取决于红军能否尽快攻占娄山关！军委当机立断，除以一部兵力于北面良村、双龙场一带阻敌追击外，集结红一、三两军团主力，攻克娄山关天险，先敌占领遵义。攻关夺城部队由善打硬仗的彭德怀统一指挥。彭德怀受领任务后，把在江西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善打硬仗的红十三团调到了最前边，红十三团在反“围剿”时期的高虎脑、万年亭战役中是赫赫有名的英雄团队。红十三团接今后，群情振奋，一路奔袭，直插娄山关北坡。 <h3>仰攻俯守点金山</h3> 娄山关，位于遵义、桐梓之间，雄踞大娄山之上，两峰夹一关（隘口），四周群山环抱，群峰如剑，关前公路蜿蜒曲折，七步一拐，八步一弯，地形极其险要，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当彭雪枫、李干辉率领红十三团来到娄山关前，扬首群峰峭立，遵桐公路蜿蜒而上，从山下仰望犹如一条飞舞的长龙。敌人1个团已占了先机，将公路封死了；娄山关右翼山峰，一律是悬崖绝壁，不可攀登；左侧是娄山关主峰点金山，己有敌人重兵防守，但相对坡度较小，可以攀爬，且攻占之后，可以居高临下，俯瞰控制娄山关。 攻占点金山，这是夺取娄山关的关键所在。 是等后续部队赶到一齐发起攻击，还是乘敌立足未稳，当即发起攻击？ “十三团没有等后援部队的传统，黄昏前一定拿下点金山！”“仰攻！抢关！夺占点金山！”团长、政委望着激奋的部队下达了小部队迂回娄山关侧后，主力仰攻点金山的命令。 艰巨的任务给了第一营。全营组织了两个梯队，并组织了火力队，进入了出发阵地。冲锋号吹响了，山鸣谷应；火力队向山头敌阵猛烈射击，硝烟弥漫；战士们呐喊冲锋，喊声如雷向敌山头扑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越过去；炮声、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烟尘蔽天；枪管打红了，子弹打光了，用刺刀拚；刺刀拚弯了，断了，用石头砸，赤手空拳搏斗扭打！ 敌人留下数百具尸体从山南坡狼狈逃窜。 “赶快抢修反向工事，防止敌人反扑！”彭雪枫、李干辉随队冲上点金山后，并没有因胜利而松一口气。当前的形势还是严峻的，敌军有4个团，红军只有1个团，而且在攻山战斗中，许多指战员光荣牺牲了。 果然，王家烈不甘心失败。他急令蹲在山后黑神庙中的杜肇华率六、十五两团对娄山关、点金山实行反扑。黔军宋华轩、刘鹤鸣两团急忙调集人员组织冲锋队、督战团，狂叫着向点金山扑来，急欲夺回制高点。我十三团不仅善攻，而且善守，如今高山点将，一枪一个，敌人数次冲锋均被打散。此时的战士，已一天未吃饭，腹中饥饿，冷汗贴衣，山风一吹，内外透寒，但居高临下，眼见娄山关附近敌人如何集结，如何编组，如何冲锋反扑，不禁兴奋起来，对山下喊话： “白军士兵们，你们拚命，为哪个呢？看你们督战的官长，银洋美妾，金屋藏娇，再看看你们自己！”“弟兄们，倒转枪口，打死压迫你们的官长啊！”“枪口抬高一寸，红军有仇必报啊！”山下的一个敌军军官拿着手枪，举着马鞭，采取枪毙、马刀砍、鞭子抽等残酷手段驱赶着士兵向山头反攻。 彭雪枫一声令下：“特等射手！集中火力射击，打死他！”“瞄准——放！”5名特等射手一阵乱枪，将敌督战军官打倒在地。还没有等敌人缓过神来，红军一个反冲锋，敌军如竹竿下的鸭子，哇哇叫着滚下山去。红军乘胜夺占了娄山关！ <h3>死守娄山关</h3> 来到关前，只见一石碑巍然矗立，上面3个苍劲的大字：“娄山关”，似乎还隐隐留着战火和硝烟的痕迹。关前有两间草屋，已经残破。此时，天雨微微，夜幕降临。红十三团不仅要守关，而且还要防止敌人从关前公路反扑。没有房子，只好冒雨露营第二天拂晓，大雾弥漫，娄山关南的军士哨报告，敌军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前哨已被敌占领，大哨、小哨也在危急之中，敌军逼近了娄山关口。敌军最精锐的第四团，一反往常“双枪兵”的软弱，其凶猛的反扑，集团式冲锋，排枪排炮射击，使人怀疑这已不是王家烈的部队，而是国民党中央军来了。但是，在红军面前，他们相形见绌。 “我们能拿下娄山关，我们更能守住娄山关！”十三团一片怒吼声。 第一营辛苦一夜了，第三营在第一营掩护下，一个反冲锋，将黔军第四团打下去了，公路上躺下了一大片敌军的尸体。 但是，黔军似乎也红了眼，组织了6次冲锋，但每次都被红十三团打了下去。敌军死伤惨重，红军牺牲也不少。正在这时，敌人又有3个团由板桥迂回娄山关左侧背，红十三团孤军奋战，形势十分危险。 突然，浓雾中传来了红十二团的喊杀声，援军开到了。 由于通讯联络不畅，红十三团攻占点金山、娄山关的消息，军团部于午夜才知道。于是命令红十二团凌晨出发，替换经过一天苦战、伤亡巨大的红十三团，并实现中间突破，打下娄山关南坡。彭德怀并命令张家逊、黄克诚率红十团从娄山关左翼、由小箐经牛王屯迂回包围板桥之敌；邓国清、张爱萍率红十一团前出娄山关右翼，由小水田经混子场直插遵义高坪大桥，截断板桥和遵义间的联系，断敌退路；3路大军分进合围，歼灭王家烈手下4个团。 红十二团眼见红十三团抢了头功，早就憋了一股劲。此时的团长谢嵩、政委钟赤兵都是不甘落于人后的红脸汉子，接到命令立即进行动员： “三营守关，中路突破，二营为二梯队在左山垭，三营在关北，作为预备队！”三营营长杨威确实虎威神扬。从上午8时到10时，先后打退敌人6次冲锋。最后一次三营来了个反冲击，将敌人赶到关前山坡之下。 突然，谢嵩接到通讯员报告：三营前锋部队遭到敌人密集机枪射击，伤亡较大，迫切需要增援。 “二营，上！”随着团长一声令下，二营长邓克明率队一个反击，连续突破敌人的9道障碍，将敌人打退到娄山关下面的黑神庙。红五连在反击中担任突击队，连长高书官率领全连像猛虎下山，打得敌军狼狈逃窜。最后在黑神庙又遇到了敌重兵来援。全连就地取材，修筑工事，阻击敌军。当时王家烈手下没有手榴弹，高书官于是发挥手榴弹威力，一排手榴弹下去，炸死一大片，粉碎了敌人多次反扑。 敌军仗着人多枪多，又组织了多次反扑。紧要关头，营长邓克明率四连、七连冲下山来。邓营长采取侧翼迂回战术，从右侧面抢占制高点，使反扑的敌人两面受到夹攻。敌人猝不及防，从黑神庙和偏岩子溃逃下去。在这次战斗中，十二团政委钟赤兵身负重伤，年仅21岁的他被迫锯掉了一条腿，成为我军将帅中著名的“独腿将军”。 <h3>夜占遵义城</h3> 经过3天的血战，到2月27日，王家烈驻守在娄山关和板桥一带的4个团，大部被歼，残部逃回遵义城。 军团部命令：“我军要乘胜追击，要抢在国民党吴奇伟部之前占领遵义。”这次担任前锋的是红三军团十一团。眼见红十三团和十二团都立了功的红十一团官兵，恨不能长一双翅膀，早日拿下遵义城，建立新功。红十一团撒开两条腿，一路猛追猛冲，突破了敌人数道防线，前卫连紧咬住敌人的后卫不放。一对兄弟在一连当兵，并肩战斗，哥哥在战斗中牺牲，弟弟顾不上掩埋哥哥的尸体，仍然紧追敌人不舍。 2月27日下午，红三军团占领遵义外围凤凰山、小龙山，控制了流经市内的跳蹬河至洗马滩一线，与遵义老城之敌隔河相峙。红三军团邓萍参谋长在视察地形中壮烈牺牲，这是长征以来红军牺牲的最高军事指挥员。此外，群工部长罗明牺牲，秘书长胡耀邦负伤。 全军化悲痛为力量，在夜间发动了对遵义的猛攻，一举拿下了这座城市。 这样，从娄山关到遵义城，红三军团先后打垮了王家烈6个团的兵力，终于在国民党中央军赶到之前，先敌再占遵义城。时间距第一次占领遵义，正好一个半月有余。 1935年2月28日，天近傍晚，落霞满天，青山叠翠，山岭静穆，娄山关今天在迎接着一支伟大的队伍。 通关公路上，走来了一支队伍。这是军委纵队。经过连月苦战，每个人都面露疲倦之色，许多人的胡子很长，来不及刮一刮。虽然红军夺占娄山关，巧取遵义城，但是，骑在马上的毛释东仍然感到形势严峻，敌军的围追堵截并没彻底摆脱。但是，放眼苍山落霞，毛泽东仍然诗兴大发，口占《忆秦娥·娄山关》一首，记述了红军从拂晓开始娄山关战斗，到黄昏胜利结束战斗的情景和情感经历，为娄山关之战留下了一幅光彩夺目的历史画卷： 第三篇 斩关夺隘——长征中重要的战役战斗 第四章 四渡赤水河——毛泽东长征中指挥的第一次战役 <h3>一渡赤水战土城</h3> 1935年1月29日拂晓，贵州赤水河边，土城西南的一处河滩上人喊马嘶，艄公的撑船声，搬抬东西、拉纤沉锚的号子声此起彼伏，一条数百米长的渡河浮桥基本成形，30000余名红军将士正集合整装，准备渡河西进。数公里外的白马山和青杠坡阵地，传来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间或还有大炮的怒吼声。 “报告！浮桥架设完毕！”工兵营长谭希林来到满脸胡须的周恩来面前，声音嘶哑地报告情况。 “同志们辛苦了！”这一夜，确实够呛。各军团工兵干部战士从接到命令到搜集器材，搬到河边，选址编排，沉锚固定，铺上竹、木板，不到5个小时。每个人都累得散了架，喊哑了嗓子，熬红了眼，也有一些人在1月冰冷的水中冻僵了手脚。有的甚至被冲到下游，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但是，他们都知道，这里的每一秒钟，都是前线将士在阻击阵地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多争取一分钟，红军30000多人的生命就多一分保障。架桥速度之快，确属前所未有。 党的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30000余人准备北渡长江，向四川进军，这样既可以得到川北红四方面军的配合，又可利用四川军阀之间的矛盾和天府之国丰富的物产，求得更大的发展。按照这一战略计划，红军于1月19日主动撤出了遵义，准备北渡赤水河，过长江。红军分成左、中、右三路北上，经松坎、桐梓向赤水进发。 蒋介石急调四川军阀刘湘和驻川参谋团贺国光组织“川南剿总”进驻沪州，集中川军一切机动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组织堵截，封锁长江。 又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配合黔军王家烈及中央军薛岳、周浑元、吴奇伟在侧背追击，又急调上官云相部由鄂豫入川，加强围追堵截力量。一时间，红军16个团面临着敌人150多个团，几十万重兵的围攻，基本上处于1∶10的劣势，形势十分严峻。 红军必须尽快渡过赤水河，才能摆脱掉南面的追敌。 赤水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云贵高原乌蒙山区镇雄县境内，沿贵州、四川交界处蜿蜒北上，在四川合江汇入长江，全长800余里，穿行于川、滇、黔三省边界的高山峻岭之间，河水奔腾湍急，宽处三四百米，窄处也有一二百米。要北渡赤水，一是乘船，二是乘竹筏，但船少筏少，渡河太慢，数万人马，时间不允许。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架浮桥。好在红军在长征中已多次架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在军委的直接指挥下，在工兵的艰苦奋战下，架桥工作紧张地进行着。 但是，敌人的追兵也跟着赶上来了。如果不将敌人挡住，中央纵队及各路红军就有被赶入赤水河的危险。在数股敌人中，红军从未打过交道的川军表现得最为凶恶和疯狂。 四川乃天府之国，沃野千里，人文荟萃，出了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罗瑞卿等红军将帅（此时除陈毅留在江西养伤、坚持斗争外，其余都在红一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位置上），也出了几个川军实力派人物，如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这些人老谋深算，相对于“双枪兵”的黔军来说，比较能打，成为红军长征后期的主要对头。 此时赤水河边的川军，有一师、三师、五师、教导师、模范师、独四旅等数万之众。红军夺取土城渡口，首先与川军郭勋祺旅在梅溪河交火。接着，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地区形成了恶战局面。红三、五两军团在青杠坡地区的石高嘴、尖山子，老鸦山、猴之垭、韩棚坳、银盆顶等高地顽强阻击敌人。 很快发现原先对敌情的判断有误。原来认为川军只有4个团六七千人，实战中发现是6个团10000余人，而且，敌后援部队还在源源开来，武器装备也占有相当大优势。由于红一军团奔袭赤水城，原定的歼敌计划没有实现，阻敌阵地已多处被突破，形势十分危险。毛泽东当机立断，一面急令红一军团从赤水城方向速回土城增援，一面急令干部团立即发起反冲锋。 干部团是长征出发时，由公略、彭杨两个步兵学校合并而成，成员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连排以上干部，他们生龙活虎，身强力壮，动作灵活，军事技术过硬，战斗力强，是军委手中直接掌握的一支王牌部队。 关键时刻更显英雄本色。为了击退川敌，朱德总司令主动请缨，披甲亲征，随干部团到第一线指挥作战。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毛泽东在猛吸数支烟后，方才同意总司令的要求。 朱德和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率领干部团全体成员跑步赶到前线，展开了反冲击。这些干部团成员枪打远敌，枪响敌倒；刀砍近敌，非死即伤。一个猛烈的反冲锋，敌人丧魂落魄，仓皇溃退。干部团关键时刻挽狂澜，从此名声大震。毛泽东评价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当天午后2点，红军先后击溃敌人数次冲锋后，几乎有些顶不住了。当此时刻，红军主力部队从赤水城方向赶到青杠坡增援，巩固了红军阵地。其中，红四团在杨成武、王开湘带领下于青杠坡一带的阻击战，打得最为激烈。 青杠坡是一个葫芦形的山沟，两边峭壁夹峙，高耸入云，林深树密。山沟靠东南方向的一边是一些稍矮的山头，一直绵延至赤水河边，在河边形成了陡峭险峻的地形；山沟靠西北方向的一边是崇山峻岭，峰峦似剑。山沟中唯一的一条小路从良村方向通往土城。红军来到前，敌人已占领了红军阻击阵地。红四团采取一、二营正面攻击，三营侧后迂回穿插的战法，经两小时激烈战斗，夺下了山沟靠东南方的几座矮山头，堵住了敌人前进的道路。川军眼见红军渡河而其无法阻截，发疯地向我阵地反扑。这里的川军模范师郭勋棋部训练有素，武器装备好，他们用轻重机枪、迫击炮猛烈扫射和轰击红军前沿阵地；而后，组织步兵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杨成武、王开湘组织红军将士顽强坚守、严密封锁道路，不让敌军前进一步。战斗呈现出拉锯状态。战斗最为激烈时，杨成武的手被子弹击中，鲜血淋漓，他顾不得包扎，亲自下到连队组织反击。 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敌我伤亡的增加，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因为敌我对比悬殊，红军不仅伤亡越来越多，而且弹药越来越少，而敌人的后援部队却在不断增加，红军处境十分险恶。 “同志们，一定要守住青杠坡，掩护中央和军委安全渡过赤水河！”面对凶猛的敌人，指挥员在阵地前进行着动员。 “人在阵地在，绝不让敌人前进一步！”战士们响亮地回答。这些战士昨日奔袭赤水城，打了一仗；今天又奉命从赤水驰援土城阻击敌人，已经2天之夜没有休息了，但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在青杠坡多阻击敌军一分钟，赤水河红军的安全就多一分保障。指战员们决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掩护中央首长和兄弟部队安全渡过赤水河。 经过1天1夜的激烈战斗，红军伤亡过半。但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证全军过了河。到第二天拂晓，他们才与敌军脱离接触，安全撤出青杠坡阵地，随全军后卫跨过赤水。当川军赶到赤水河边，只见红军已将浮桥炸毁，满河竹竿木片，红军已远走高飞，伤亡惨重的川军只好望河兴叹，垂头丧气地向主子报告失败去了。 红军一渡赤水之后，一部奉命围着赤水河打转转，与敌军兜圈子，以迷惑敌军，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他们曾8次渡过赤水河，比全军多渡了一倍。 他们打的仗和走的路也都比别的部队多得多。 土城之战，红军虽消灭敌人不少，但自己也损失巨大。红三军团团长欧阳鑫、红一军团团政委赵云龙牺牲。红三军团的笨重山炮因无法渡河，也被丢进了赤水河中。从此，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时所带的重武器全部丧失了。 <h3>二渡赤水战遵义</h3> 1935年2月20日，贵州赤水河边东皇场附近，红五军团第三十七团驻地，排以上干部战斗动员会正在紧张热烈地进行。会场中心一张简陋的破桌子上，摆着一部与军委直接联系的电台，电台旁边就座的有：团长李屏仁、政治委员谢良、参谋长盂焕章、政治处主任张南生。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张际春正在以他那特有的大嗓门传达军委命令，部署战斗任务，进行战斗动员： “同志们！在不久前扎西休整期间，军委召开了扎西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了我军要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在黔北打一个大歼灭战，创建川、黔、滇边苏区根据地的主张，获得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为什么要放下川、滇之敌不打，而要回师打黔敌呢？长征以来与我交过手的有湘、粤、桂、川、黔、滇及中央军各路敌人，大家都有切身体会，黔军是最弱。也是最好打的一支，拣弱的打，这是古今中外用兵的通则。另外，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桐梓是黔军的老巢，我军再度拿下桐梓，重占遵义，就可以打开新的局面，使作战态势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由被动向主动转化。 “另外，我军重返贵州，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黔北敌军空虚。自从我军一渡赤水，大军西行，进军滇北扎西、威信地区之后，敌人开始不知我军去向，川、黔、滇及国民党中央军互相抱怨，蒋介石乘机要薛岳、吴奇伟、周浑元进兵贵阳，夺了王家烈的权，转而叫‘云南王’龙云指挥王家烈，搞得这位‘贵州王’牢骚满腹，有气出不来。现在，敌人已知我在扎西，急忙调三省重兵到扎西围追堵截，又防我从上游过长江入川，造成黔北兵力空虚。 “正好为我军提供了可乘之机。目前，我军于太平渡过赤水河，蒋介石又判断我军取道川黔边往西阳、秀山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命令川、黔之敌在松坎以北、赶水之线堵截，遵义仅有1团兵力把守。毛主席决定利用敌人的一连串判断错误，挥戈东向，再夺遵义。主攻任务交给了一、三军团，由彭德怀统一指挥。我们五军团还是打后卫，但不是消极地在全军后面防阻，而是采用运动防御的战法，将尾追之敌引向东北方向的良村、温水方向，扮演成要向二、六军团会师，转移和减少桐梓、娄山关、遵义方向的敌人注意力。 “军委指示我们一定要顶住敌人，拖住3天或更多时间。三十七团是后卫中的后卫，任务十分艰巨，从现在起直接受军委指挥。我们三十七团打防御是有名的，历来很顽强，又很灵活，毛主席和军委相信我们三十七团一定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斗特长，打好遵义会议后的这一仗！” 张际春的战斗动员，敌情分析得丝丝入扣，战略战术讲得清清楚楚，无愧“红色宣传部长”的美称。 宁都起义参加红军的团长李屏仁说：“同志们！我们五军团从西征以来，一直担任全军的掩护队，一个师丢在湘江东边了，现在经过扎西整编，就剩下两个团了。有多少革命同志永远留在了西征路上啊！回想在江西苏区，毛主席指挥我们红军时期，处处主动，生龙活虎，死了也痛快！五次‘围剿’后的仗是越打越窝囊，大家憋了一股气。现在好了，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会议，毛主席又回到了我军领导岗位。这次运动防御阻击，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军委第一次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打一个漂亮仗，不辜负军委的期望！”政委谢良、政治处主任张南生进行政治动员后，全团排以上干部精神振奋，信心十足，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他们纷纷表示： “打好遵义会议后第一仗！”“我们牵好‘牛’，保证兄弟部队宰好‘猪’！”“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各级干部马上回连队进行了战斗动员。部队在东皇场地区追敌必经之地构筑工事，布置疑兵，采取声东击西、声西击东、且战且走、步步为营的战术，将追敌川军9个团3个旅的兵力引导到温水地区，牵制达6天之久，超额完成了预定任务。待敌发觉上当受骗，红军已在遵义地区打了一个大胜仗，宰了一头大“肥猪”。 就在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在河坝、东皇场地区牵制敌军的同时，红一、三军团主力于24日拿下桐梓，25日攻克娄山关，27日重占遵义城。王家烈带着一排手枪兵仓皇溃退到忠庄铺一带，碰上了赶来增援的薛岳部吴奇伟的两个师。被打得惊慌失措的王家烈好像绝望中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决定合兵一处，返攻遵义。红军主力马上转入了消灭吴奇伟中央军的战斗。其中，在遵义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插旗山、碧云峰一带的战斗，打得最为激烈残酷，老鸦山争夺战尤甚。 老鸦山是位于遵义城西南，离城约2公里处的制高点，也是俯瞰红花岗、插旗山、碧云峰等遵义城南部的屏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守住老鸦山，就守住了遵义城；丢掉老鸦山，也就丢掉了遵义城。吴奇伟纵队的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从贵阳星夜兼程赶来。红三军团的十团、十三团在张宗逊、黄克诚和彭雪枫、李干辉的率领下，迅速占领了老鸦山主峰及周围的一线制高点，构筑防御阵地。红一军团的三团和红三军团的十一团、十二团则根据军委的命令，分别向懒板凳（今南白镇）和鸭溪方向，以及遵义通向贵阳公路以西方向进击，准备从敌人两翼和侧后迂回，配合上面防守部队，歼灭向老鸦山、红花岗一线进攻的敌军。 2月28日上午，吴奇伟部凭借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向老鸦山主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一时间，地动山摇，树断枝飞，石碎草燃，敌人的炮火很猛，冲锋也很凶，国民党的中央军确实与王家烈的黔军不同。 红十团团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已经几天没休息了。此刻，他们站在红花岗北坡的一片林子里指挥战斗。突然，敌人出动了一个多师的兵力展开了又一轮进攻，天上也飞来了敌机，敌人的大炮向老鸦山主峰开始了又一轮猛轰。 突然，一颗炮弹在团参谋长钟伟剑身边爆炸，钟伟剑当场牺牲。 老鸦山主峰面前，敌尸遍野。但红军的伤亡也非常惨重。特别吃亏的是，红军没有重武器，对敌人的大炮和飞机轰炸，苦无对付之法，老鸦山主峰一度失守。 “红十团撤到红花岗北坡待命，红十一团配合干部团上！夺回老鸦山主峰！”电话里传来了上级的命令。 干部团再显神威。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乘敌人进占主峰、立足未稳之机，采取侧后迂回战术，一个隐蔽冲锋，一顿手榴弹猛锤，夺回了老鸦山主峰。 被打急了眼的吴奇伟不甘心失败，又调来1个团，并集中全师炮火，向主峰猛轰。 干部团不愧红军王牌。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敌人打炮时，他们躲到山坡反斜面，以逸待劳。一待敌人炮火停止，冲锋开始，他们又迅速回到阵地上，对仰攻敌人实行俯打。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把爬上来的敌人打了下去。 “喂！陈赓同志吗？你们打得好！我们正在收拢部队，准备出击。只要你们控制住老鸦山，一军团一赶到，我们就把吴奇伟这个老对手报销了！”黄克诚正在给干部团团长陈赓打电话。 “消灭吴奇伟！活捉薛岳！歼灭中央军！”一阵战斗口号声过后，红一军团主力红一师、红二师在李聚奎、赖传珠和陈光、刘亚楼等的指挥下，向猛攻山头的敌人部队的背后发动了总攻击，这样，原来进攻的敌人陷入红军两面夹击之中，顿时乱了阵脚。先是被迫后撤，尔后夺路而逃，一时溃不成军，“兵败如山倒”，乱如黄蜂一般。 红三军团从老鸦山、红花岗一线猛冲下来，与红一军团合兵一处，展开了对吴奇伟、王家烈残部的猛追战。 “这一追击的决战，关系全局的胜负，无论如何要扩大战果，消灭吴奇伟余部！”这是上级的命令。 “冲呀！杀呀！猛打猛追呀！不让敌人跑掉一个呀！看谁缴枪多，捉俘虏多，开展一场大竞赛呀！把敌人赶到乌江喂王八呀！”这是红军全体指战员的行动口号。 一时间，从遵义到乌江渡口的公路上，形成了红军猛追、蒋军狂奔的局面。红军战士1天没有吃饭喝水，他们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猛打猛追的精神，一路猛追，连夜奔袭，展开了一场漂亮的追击竞赛。 不可一世的吴奇伟这回可苦了。他跑到乌江边，正要过江，忽然传来了薛岳“不准过江”的命令。 “好！我就死在这里好了！”吴奇伟急得痛哭流涕，跺脚捶胸，气急败坏地说。 随从副官一使眼色，两名卫士连拖带拉地挟持着吴奇伟渡过了乌江。 “为了保住贵阳，把乌江浮桥砍断！”过了江的吴奇伟不顾一切地下了死命令，露出了狰狞面目。 浮桥保险索被斩断了。浮桥被乌江急流冲断。正在桥上渡江的蒋军官兵，统统栽入江中，真的喂了王八。未及渡江的吴奇伟部1800余人，全部当了红军的俘虏。乌江北岸的全部辎重，也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此战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人，活捉敌团长1人，击伤敌旅长、团长3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 “还是毛主席的运动战思想灵验啊！西征以来，咱红军这是头一次扬眉吐气啊！”指战员们都竖出了大拇指。 <h3>三渡赤水茅台镇</h3> 1935年3月14日，天刚麻麻亮，贵州仁怀桑树湾红二师五团团部，团长谢屏仁正向连以上干部作战斗动员： “同志们！我军二占遵义后，蒋介石把罪责归到王家烈头上，撤了这个‘贵州王’的职。另调川、滇、湘及国民党中央军向。黔北合围，采取老一套堡垒战术，企图吃掉我军。中央军委决定，从茅台三渡赤水河，将敌人引到川南去，最后甩开围追堵截。我团任务，是攻击鲁班场的周浑元部敌军，掩护全军三渡赤水。鲁班场的敌人有2个师，驻扎在一个四周环山的坝子上，距仁怀县城和茅台镇都是20公里，处境比较孤立。但周浑元老奸巨猾，他吸取了难兄弟吴奇伟的教训，把兵力龟缩一处，大修堡垒，坚守待援，十分谨慎，又有敌人飞机支援，很不好打。我们要发扬勇敢作战精神，坚决打痛他。遵义会议前后，兄弟部队一团、四团、六团、十团、十一、十二、十二团，还有干部团都立了大功，我们五团也不是孬种，也要在鲁班场战斗中打个漂亮仗，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五团的主攻任务！大家有信心吗？” “有！”“咱五团绝不比别人差！”“打死个周浑球狗日的！”“咱五团也要露一手！打个漂亮仗！”在场的这些连以上干部早就憋着一股劲，摩拳擦掌，纷纷请战： “好！三营七连，你们担任全团尖刀连，迅速插到塘垭口、枇杷堰、石板井，直插鲁班场，主攻白家坯敌人！其余各连，从左右两翼跟进攻击……”参加过秋收起义的三营七连连长宋大关此刻激动得满脸通红。这位江西人30多岁，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同志。他回到连队之后，把尖刀连的任务简要作了布置和战斗动员后，立即率全这跑步出发。只见山间羊肠小道上，荒草密林间，战士们个个汗流浃背，但情绪高昂。当他们来到白家垭阵地时，已经是天大亮了。 白家垭是扼守鲁班场西南面的一个重要山口，也是周浑元重兵设防的一个山堡。周部占领此处后，强令士兵和老百姓伐木砍树掘壕修碉堡，在阵地前沿，为扫清射界，将草木一律斩平，挖上壕沟，每隔1米设1个大木桩，中间缠绕藤条、荆棘，布成一道道屏障，以阻止红军前进。 要拿下白家垭，首先必须进入冲锋出发地。宋大关看到阵地前虽砍得溜光，但还有敌军未来得及清除的断木和杂草，在敌军枪炮射击死角处，有一条干河沟，只要接近这条干沟，红军冲锋攻击就处于有利地位了。 宋连长简要交代了几句，然后带头就地滚爬起来。战士们见自己的连长如一段圆木向坡下直滚，顿时明白过来，也照样抱枪滚动起来。敌人开始不知为何物，待到反应过来，掉转枪口射击，红军七连官兵已全部滚到干沟死角里，敌军火力无可奈何。 疯狂的敌军在于沟上方盲目编织层层火网，打得土石四溅，枝叶飞扬。 宋连长又匍匐前进，利用一些杂草断木作掩护，穿过了敌人一道又一道火网和藤木屏障。 突然，“哎哟！”一声，两个战士扎上了敌人预设的竹签。这是敌人第二道封锁线——“竹签封锁线”。 “用马刀砍断它！交替掩护，分路前进！”宋连长当机立断。战士挥舞马刀，砍出了几条通道。敌人的“竹签封锁线”也被攻克了。 白家垭敌堡越来越近了。战士们似乎听到了敌军求救求援的声音。 时近中午，敌军飞机前来助战，敌军的火力也更猛烈了。枪炮声、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红军伤亡在增加，被敌方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 “朝飞机挥舞白布衬衣！”宋连长发现敌堡中的周浑元部队是用白布指示敌机轰炸扫射，于是灵机一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战士们赶紧脱下白色衬衣，向天空乱舞。 这一招果然有效。敌机弄不清下面是红军还是白军，只好在敌堡中士兵的叫骂声中一溜烟飞走了。 宋连长见正面攻击比较困难，于是采取两翼迂回、正面佯攻的方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迷惑、吸引敌人的注意。 红军一个奇袭，攻上敌堡。向敌人喊话，宣传红军宽待俘虏政策。顽固的敌人开始还想拒降。愤怒的战士丢进去一颗冒烟的手榴弹。 一声爆炸过后，敌人内部停止了争论。一个一个灰头土脸地从碉堡中走出来。 攻下白家垭敌堡，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攻坚战。整个掩护大部队三渡赤水河的鲁班场战斗，红军歼敌1000余人。 鲁班场战斗得到了别具一格的补偿。红军主力顺利占领茅台渡口，并顺利修复了茅台的赤水河浮桥。 茅台，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产地。这里虽仅是一个几千人的小镇，但家家户户坛坛罐罐里都装满了酒，全镇经年弥漫着特有的酒香。几个土豪听说红军神兵天降，早跑光了。于是，他们家中的酒成为红军的战利品。全军会喝酒的，都品尝了这种美酒；不会喝的，也灌上一水壶，作为擦脚活血之用。历来嗜酒的军事顾问李德，更是得其所哉，到当时最有名的“义成老烧房”痛饮了一番，反正他目前也无所事事，即使喝醉了，也无关大局。 全军数万人平安从茅台三渡赤水河。敌人又扑空了。 <h3>四渡赤水出奇兵</h3> 3月16日18时，茅台赤水河浮桥桥头。 正准备过桥的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首长边走边谈。 “工兵连真有办法！”毛泽东对架桥工兵大为赞赏。 “立功首先要给工兵连立头功！三渡赤水打先锋！”刘伯承以总参谋长的身份马上想到应该给工兵连请功。 朱德紧接着说：“成立工兵连时我就讲了，工兵很重要，一千年前就有了。工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艰巨。”毛泽东忽然想到什么，当即对刘伯承说：“总参谋长，是不是把下一步渡赤水的浮桥问题向工兵连交代一下。”“王耀南！”随着刘伯承一声呼唤，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应声而至，不用说他就是工兵连长王耀南。 刘伯承问王耀南：“你知道我军二渡赤水时架设的太平渡。二郎滩的浮桥还在不？”王耀南回答：“据了解，还在。”刘伯承指示说：“那好。你赶快派几个得力的人，每人带两条短枪，多带手榴弹，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一下。如果桥还在，留几个人把桥看起来。并把情况向我报告。”王耀南马上派李景富带六七个有经验的老战士飞马前去侦察。不久即回来报告：“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到那里，地主武装也不敢动，老百姓自己把桥保护起来了。桥都是好好的。”“好，好，好！你带上几十个人抄小路赶到两个渡口，把几座浮桥全面检修一下，我们还有用，要四渡赤水。”红军已一渡、二渡、三渡赤水，难道还要四渡赤水？这个疑问不久就解开了。红军三渡赤水，是红军全军性的一次大佯动，目的是回师川南，公开摆出北渡长江姿态，吸引敌人各路兵马会聚川南古商地区，特别是要把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滇军调出云南，红军然后反向前进，南渡乌江，以便彻底甩开敌人围追堵截。 为此，红军三渡赤水后，隐蔽集结，由红一军团派出1个团伪装主力向古蔺县城方向前进，在镇龙山与川军魏楷部廖九甫团打了一仗。 “红军大部队来了！”廖九甫团没有料到红军会再入川南，因此毫无戒备，军官和士兵忙于抽大烟、睡大觉、赌博，听到枪声，慌忙放了几枪，就逃之夭夭了。 镇龙山一仗，果真使蒋介石以为红军集结川南，准备北渡长江。于是急令各路军奔袭川南“会剿”。并训令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毛泽东指挥红军反其道而行之，于3月20日至22日在太平渡、二郎滩、林滩等地东渡赤水，从敌军重兵进袭的中间穿插到了敌军后方，使蒋介石的聚歼计划再一次破了产。 红九军团奉命留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单独行动。这支新建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率领下，从此相当长时间内单独行动。他们在马鬃岭分兵，在老木孔激战，在猫场、瓢儿井牵制敌人重兵，在“虎跳石”渡过北盘江，在宣威休整一段时间后，于东川渡过金沙江，转战千里，单独活动2个月，于大凉山重新与主力红军会合，出色地完成了牵制敌人的别动队的任务。 红一军团为掩护全军南渡乌江，首先攻占了仁怀到遵义公路上的倒流水，打破了敌人封锁线，控制了长干山、枫香坝一带。中央红军主力安全突进到乌江北岸。 南渡乌江的先遣任务交给了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红军在偷袭不成的情况下，再次组织了对乌江的强渡。白天强渡失败，夜晚乘风雨雷电交加之际再次强渡夜袭。一营前卫连前卫排终于摸到了南岸，攀爬藤条摸上了江边50米高的石壁上的一条小路，一排手榴弹炸死了敌人守吊桥的哨兵，夺占了江边敌人1个营兵力把守的险要隘口，控制了渡口。工兵连再建奇勋，架通了乌江浮桥。 3月30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中央纵队分别从大塘、江口、梯子岩全部渡过乌江，消灭了南岸敌军的增援部队，前进到息烽西北的黄岗、牛场、蔡家寨地域，直接威胁到贵州省府贵阳。此时，各路蒋军正在向川南古蔺地区急进。红军南渡乌江，将各路敌军远远甩在了乌江以北的赤水河地区。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围攻红军部署被全部打得粉碎。 此时身在贵阳的蒋介石，面临的不是如何围剿红军，而是如何紧急调云南滇军前来“救驾”、“勤王”，以及如何准备车马软轿防止夫妻双双被红军活捉的问题。因为在离城20里的水田坝、天星寨和飞机场附近，已经发现红军，而手头可派的兵力都已派到川南黔北去围剿红军了，此时贵阳的警察局长王天锡，一下子成了贵阳市内军衔最高的人物，破格被蒋临时任命为贵阳警备司令。而这位光杆警备司令受宠若惊之余所作的唯一大事，也不过是找马，寻轿，设计如何在关键时刻保护“老头子”和宋美龄逃跑而已。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在长征中指挥的机动灵活的一次重要战役，将作为毛泽东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而永垂史册。 第三篇 斩关夺隘——长征中重要的战役战斗 第五章 巧渡金沙江——红军北上抗日的关键一仗 <h3>“打开贵阳城，活捉蒋介石！”</h3> 4月初，贵州省会贵阳城郊霓儿关突然热闹起来。锣鼓声，鞭炮声不断，街头巷尾，到处是用白粉刷写的大标语，街口小广场上，口号声震天，《国际歌》也唱起来了。红军正在召开群众大会，大会的主题十分鲜明：“打开贵阳城，活捉蒋介石！”霓儿关外一座小山上，阳光和煦，杨成武、王开湘等团领导顾不上观赏秀美的春景，手拿望远镜正在观察贵阳方面敌人的动静。 在蓝天白云之下，远方的贵阳像一个棋盘，摆在群山环抱之中。这座贵州省最大的城市，城外诸峰环列，东、西、北三面有扶风山、栖霞山、狮子山、黔灵山等云贵名山，市内地势平坦，面积只有八九平方公里。但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这么大的平坝子也就算得天独厚了。 “中央军委的真实目的是声东击西，装出打贵阳，东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样子，实际是借蒋介石之手将云南之敌调到贵州来，让出金沙江一带防线，我军北渡金沙，在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毛主席临行前再三交代，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老王，我看不妨把攻贵阳的声势搞大一点。”杨成武颇显老成地对团长王开湘说。 被称为“老王”的王开湘其实也不过20多岁。但战争催人早熟，凭作战经历，这两位20多岁的年轻人也确实可以说是很老练了，多次充当先遣团，一路斩关夺堑，抢险飞渡，几个月的酸甜苦辣，他们比别人一辈子尝得还多。 “我看干脆搞他机场一家伙，好好吓吓这位蒋光头，这次不真打，真是白便宜了这个狗东西！”“好！多分几股，穿上便衣，到清镇一带去活动，一定要隐蔽、迅速、诡秘，叫老蒋摸不着头脑。”“报告！”通讯员送来了上级指示。 王开湘看后对杨成武说：“我们的计划与军委和军团首长不谋而合。二师六团伪装主力，已经前出到贵阳东面，在清水江架桥，摆出一副主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架势。三军团正在佯攻龙里。蒋介石能否沉得住气，调滇军来保驾，就看我们打贵阳打得像不像了……” <h3>“共军转个弯，我军跑断腿！”</h3> 此刻的蒋介石在贵阳，确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应当承认，这位颇追求儒雅风度的委座开始还是蛮镇定自若的。这几个月，他有得有失，得大于失。红军飞渡乌江，占领遵义，打垮了黔北地方实力派侯之担，表面上看是失，但他乘机撤了“猴子军”的头，收编了他的部队，派中央军控制了黔北黔中，这是几年前敢想而不敢为的事。红军二占遵义，打散了吴奇伟，重创了周浑元，固然心痛，但毕竟只伤及皮毛，绝妙的是，利用这次失败，凭着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定了一个王家烈“守土无功，配合不力”的罪名，把这个“贵州王”赶下了台。这也是多年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如今都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叫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还得感谢红军哩！如今西南一带，还有个龙云这个“云南王”、刘湘这个“四川王”两个“地头蛇”，何不如法炮制，实现真正统一呢！想到这里，老蒋不禁心花怒放。但转念一想，比起王家烈来，龙云、刘湘，可要难剃得多，尤其是那个龙云，老谋深算，绝不会轻易就范。 思及此，老蒋不禁皱起了眉头。“该如何对付这位该死的云南王呢？”突然，顾祝同匆匆来报：“共军南渡乌江，正向贵阳急进！”偏偏这时候，前方的薛岳来电话报告：“自镇龙山会战之后，共军正向川南古商一带流窜，据飞机侦察，除乌江一带有共军小股部队流动外，未发现新的情况。我正遵委座指示，奋力会剿，务使全歼。”“娘希匹！共军主力已南渡乌江，杀到贵阳来了，你还剿个屁，30万大军追了3个月，连共军的毛都没碰倒一根，去向都未搞清楚，混蛋！”蒋介石气得把听筒扔在地板上，任凭薛岳在电话中如何喊叫也不管。 “伯陵（薛岳的字）误国！老子要亲自指挥！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自从蒋介石“御驾亲征”，把行营从南昌搬到重庆，又从重庆搬到贵阳之后，一直住在贵阳市乐会巷毛光翔的花园别墅里（今中华北路贵阳水利、林业局所在地），蒋介石、宋美龄住在二楼，会议室设在一楼，于是，紧急军事会议就在这里开始了。参加者除蒋介石、宋美龄外，还有端纳、顾祝同、陈诚、何成濬、吴忠信、晏道刚、郭思滨（贵阳警备副司令，中央军九十九师师长）、王天锡（贵阳警备司令，贵阳公安局长及贵州警务处长）。会议主题是如何防守贵阳，因为贵阳城内外仅有2团兵力，故会场气氛颇为紧张压抑。 顾祝同先例行报告军事情况：“据息烽、开阳县报告，共军主力由乌江下游南渡，前锋已过开阳县境，正向贵阳进犯。其中一部在贵东清水江架桥，似有东窜企图。委座判断，共军进攻方向，一为南进，一为东窜，无论哪一种，都必犯贵阳。目前当务之急，是如何保卫委座安全，守住贵阳，不作遵义第二。目前我重兵都在黔北地区，贵阳仅有不足2团，只有动员市民，深沟高碉，加固城防，并控制机场，以备应急之用，还要盘察户口，防止共军奸细混进城来……” 一直脸色铁青的蒋介石似乎嫌顾祝同太罗嗦，打断说：“叫伯陵由遵义东进石阡、余庆，墨三（顾祝同的字），你亲自去伯陵那里一趟，组织堵截。但这些都是远水不解近渴，最重要的是把孙渡从安顺调到贵阳来，叫他星夜兼程，早到有赏。再有，电告何键把重兵摆在湘西一带，防止共军与湘西共军合为一股，向江西老巢回窜。”蒋介石喘了一口气，忽然转过头来对着王天锡，面色温和他说：“贵阳你熟悉，希望你辛苦一点，3天内把碉堡修好，有把握吗？城防就仰仗你这位警备司令啰！”“报告委座，一天一夜即可完成。”王天锡回答。 “贵阳得失，关系国际视听，不能草率啰！”蒋介石软中带硬地说。 “明天天亮以前就可修好，到时请委员长视察，如果还要不得，可以再修。”“好！好！”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忽然想到什么问：“你先兄辞世，有儿有女有困难吗？”王天锡想不到蒋介石对自己的哥哥还这么关心，受宠若惊地说：“感谢委员长关怀，先兄有儿有女，但无困难。”“好！好！只要有人就好！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不要拘束，有情况随时告诉墨三（顾祝同）、辞修（陈诚），你也搬到行营住宿，便于联系。”蒋介石说完上楼去了。 王天锡感到此时不表现，一辈子都没有在委员长面前露脸的机会了。当日，他指挥手下一帮如狼似虎的黑衣警察、保安宪兵队、别动队倾巢出动，强迫市民凡能动者一律上阵，拆寺庙，挖旧砖，用所得砖、石、木板等，果然用一天一夜即将贵阳城垣四周碉堡修理告竣。蒋介石带领随员亲到城上视察，连声称赞王天锡办事得力。这回，王天锡的待遇由楼下升到楼上，但听到的都是坏消息： “共军已过水田坝！”“共军快到天星寨了！”“敌人已过乌当！清镇飞机场附近发现敌人便衣队！”“共军进攻龙里！” 一向沉着的蒋介石这时也未免焦急：“令孙渡兼程猛进，限即刻到。严令小诸葛（孙渡外号）手下的安旅直达清镇，去保卫机场，龚旅到滥泥沟，鲁旅到镇西卫、鸭池河一带布防，要快，连发两封。”他又转向王天锡问：“不经清镇，有便道到安顺吗？”王天锡回答：“有，从次南门出去，经花仡佬（花溪）走马场，可直达平坝，过60多里即到安顺。”蒋介石急不可待他说：“你快去准备一下，挑选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12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万一敌人封锁了机场，我们就到安顺去。小诸葛孙渡，我历来是很器重的。”当王天锡按蒋要求准备好马匹、软轿回来复命时，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 “共军向贵定方向走了！”“孙渡师长到！”蒋介石此刻喜形于色：“廖磊的一个军驻扎都匀、独山，共军南进是不可能的。我早就预料他们必出马场坪东下镇远出湘西回江西。快，快请孙师长上来！。”孙渡风尘仆仆长途奔袭前来护驾。敬礼报告后，蒋介石说：“你辛苦了，本来应休息一下，但这里任务十分紧张，希望你再努一把力，马上出发，向龙里方向跟踪追击。官兵辛苦，这里拿几万元去慰劳他们。侍从室，给孙司令拿款子！你看怎么样？”孙渡此次百里奔来，确实累得够呛。龙云早就指示他千万不可离开滇境入黔，防止蒋介石用对付王家烈的办法派中央军入滇。但这份电报因孙渡奉命来贵阳，没有收到。此刻见蒋征求他的意见，只能说：“委座的指示是不会错的。”说毕，领命而去。 在蒋介石焦头烂额的时刻，最高兴的是王家烈。他心里说，我打共军吃了败仗，看共军打你你怎么办。他当着蒋介石的“监督委员”的面，竟眉飞色舞、幸灾乐祸地对别人说：“共军这次到贵阳，我看硬是要将老帅的军哟，你们说是不是？”正当快腿孙渡到龙里追击红军的时候，红军虚晃一枪，已经西进云南，奔“云南王”龙云的老巢昆明而去。国民党的军事理论家，时任师长的万耀煌不胜感叹他说：“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这打的是什么仗哟！” <h3>巧渡北盘江</h3> 我军西进云南，威逼昆明，最大的障碍是北盘江天险。北盘江，是黔、桂、滇交界处的一条大江，两岸崇山峻岭，江中水流湍急，是红军西进云南、佯攻昆明必须越过的一道天然屏障。由于毛泽东四渡赤水、兵临贵阳的巧妙指挥，黔敌被甩在黔北，滇敌被调到了黔东，滇北一带敞开了门户，敌人没有进行过大的抵抗，这就为我军巧渡北盘江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担任夺取北盘江、架设浮桥先遣任务的是红一军团一师二团。他们以神速动作，夺取紫云关，通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彝民区，到达北盘江边。经侦察，敌军未来得及设防。红二团大胆放心而又紧张迅速地在北盘江上架好了浮桥，使左路纵队顺利渡过北盘江。这是长征路上红军唯一未经艰苦战斗即渡过的大江。 右纵队红三军团先遣十一团在彝民群众的热情指点下，从一二百米宽的江面浅滩处涉渡过江。当全团渡过北盘江爬上对岸高山时，黔军犹国才的一个营正在山的背面往上爬，企图抢先占领制高点，控制北盘江。好险！如果红军迟疑一步，那么，北盘江又要强攻才能渡过来了。如今，红军占了上风，一个冲锋，敌军狼狈逃窜，红军猛追20多里，直到敌军对北盘江渡口的威胁彻底解除，方才停止追击。 抢占百层渡口的红十一团一营从孔明坟来到百层渡口、正准备向对岸黔军1个营展开强攻夺取渡口时，对岸黔军营长自知不是红军对手，周围渡口的红军又已过江，于是派人前来谈判，商定以打假战为默契（以便其向上级“交差”），“礼送”红军过江到云南去。一时间，敌军成了“友军”，强渡变成了敌军为我军摆渡，攻击变成了假打真逃。在团参谋长蓝国清的指挥下，红军控制了百层渡口，并乘胜占领了贞丰城。 最妙的是红九军团单独渡过北盘江时，以当地老药农为向导，从一个外人不知人迹罕至名叫“虎跳石”的地方，以江中一串巨石为天然“桥墩”，上面搭上竹竿、木板，顺利过江。充分展示了“靠群众，智慧无穷”的真理，也留下了一段长征佳话。 <h3>佯攻昆明城</h3> 红军巧渡北盘江之后，为了将滇军从金沙江防线调开，上演了一场佯攻昆明的假戏。 昆明，号称“春城”，是云贵高原的一颗明珠。此时正是云南军阀龙云的老巢。他所指挥下的滇军，善爬山，长防守，会打仗，有战斗力，在近现代史上，特别是在反袁护国战争中声名远扬。这支军队此时虽有一部分被毛泽东借蒋介石之手调到黔东，但其余各部，还很不好对付。红军要北渡金沙江，必须用捣毁老巢的办法才能将其调离金沙江防线。 佯攻昆明之战，首先是在昆明东北100多里的白龙山打响的。 白龙山，位于曲靖以东羊肠营附近，海拔1800多米，是通往昆明的一处制高点，易守难攻。红军赶到此地，滇军李菘独立团已抢先占领制高点及两翼山梁，挡住了红军的进路。 红军在进行简短的战斗动员后，向敌人发动猛攻。一鼓作气夺取了敌前沿阵地杨梅垴。接着，采取正面佯攻、两翼迂回的办法，在浓重的夜色掩护下，首先夺取了白龙山主峰两翼的山梁，并迅速包围了主峰。李菘怕全军覆没，狼狈逃窜。红军乘胜追击70多华里。白龙山一仗，红军毙敌200多名，俘敌数百名，滇军1个独立团被打散，李菘仅带几个随从夺路而逃。 这一仗虽不算大，但干脆漂亮，吓得龙云紧急调动滇军回守昆明，并计划万一昆明守不住，即逃往缅甸。 4月29日，红军巧占昆明东面的屏障白龙镇、杨林，当天，又到达离昆明仅30多里的大板桥，逼近昆明城郊。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一师侦察连大造云梯，大呼“活捉龙云！”的口号，大造打昆明的声势。吓得龙云胆战心惊。 毛泽东指挥蒋介石又指挥龙云，龙云果然上当，金沙江一线滇军被调回昆明，金沙江防线已无正规军把守，剩下的一些地方保安民团杂牌部队，就好对付了。红军擦边而过，挥师北上，直奔金沙江渡口。 <h3>干部团金沙立新功</h3> 金沙江在云南元谋、禄劝一段的重要渡口有3个：一为龙街渡，二为皎平渡（旧称绞车渡），三为洪门渡。 但是，这些渡口位置在何处，红军各部队进军路线如何确立？都还在未知领域。问向导，向导也只知三四大的短距行程，再远就不知道了。看地图，当时红军仅有一份云南省略图，找不到走人路线。一路走一路打听，这是兵家大忌，且云有一带大山连绵，高耸入云，几天摸下去，说不定还走了回头路。正在这关键时刻，又是蒋介石、龙云“帮忙”，解决了大问题。 曲靖以西缅甸坡关下村公路上，开来了敌人的汽车。总部管理科长刘金定和作战参谋吕黎平正率领侦察通信队尖兵班搜索前进。见是敌人汽车，马上发出命令： “左侧沟里卧倒，瞄准汽车射击！”一阵枪声，汽车轮胎被打爆了，车上敌人成了俘虏。 从押车敌副官口中得知，敌中央军也苦于没有云南详图，于是向龙云急电要取十万分之一的详图10份，治伤兵的白药10箱，并亲派薛岳副官押办此车。龙云特批了以上物品，正好被我军缴获。真是急我之所急、送我之所需！ 由于是军用详图，展开后，道路、桥梁、关隘、渡口，兵力布置，一切标得清清楚楚。时间就是胜利，毛泽东当机立断：抢先占领三大渡口，抢在蒋介石、龙云梦醒前过金沙江。一切在于抢先，要快！时间就是生命！ 奉命抢占龙街渡的红一军团四团在王开湘、杨成武的谋划下，穿上国民党中央军军服，一路顺风，在当地县长、官绅、民团的开门迎接、设宴款待、沿线通知给方便当中，一天之内不费一枪一弹，连取禄劝、武定、元谋三座县城和数个集镇，在鼓掌欢迎中占领了龙街渡。 “两军相战强者胜。”红三军团十三团飞兵直取洪门渡。此时敌人已知红军是佯攻昆明，实为北渡金沙江，急令川军在江对岸阻截。红军虽俘获1只小船，但船少人多，只渡过去1个团。因江流太急太猛，架的浮桥很快被江水冲走，只能另寻别路。 全军最后只能把过江的希望寄托在皎平渡上。因为皎平渡两岸全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不利敌机俯射，且江水不像洪门渡那样急，从此渡江，出乎蒋介石、龙云和川敌刘湘意料之外。 干部团再显英雄本色。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作了战斗动员后，马上分派了战斗任务。决定以政治营（三营）九连为前卫，昼夜兼程向皎平渡急进。 九连连长肖应棠和李指导员马上把周恩来、张闻天在动员会上的要求变成了战斗行动的口号。全连在崎岖的山路上，汗流泱背，气喘吁吁，一昼夜急行280里山路，来到离金沙江边30里的杉老树镇。远远望见一个公务员打扮的人从村公所出来向江边急进走。 “站住，干什么的？”红军战士冲上前去喝问。 “老总，别误会，我是奉命去江边传达龙司令烧船封江的命令的。”这位伪公务员长期生活在偏僻的大山里，既没见过中央军，也不认识红军，把我军误认为是中央军了。 “我们就是赶到江边封渡烧船的，前头带路！”红军战士命令道。 就这样，九连机智地乘着夜色接近江边，俘获了江边的2只船。从船工口中得知，对岸敌军防守并不严密，只有1个连和30余名保安队员，渡口只有2名哨兵。因为未料到红军来得这样快，更没料到红军把这里作为主要渡口，所以都在喝酒赌博抽大烟，没有什么战斗力。 宋政委当即命令萧连长率两个排首批渡江，抢占渡口，消灭对岸敌人，留1个排把守南岸渡口。在船工的帮助下，一、二排分乘两只小船，在夜幕掩护下，搏风斗浪，顺利到达对岸。不费吹灰之力，即俘虏了2名敌哨兵，然后，分别冲进敌连部和保安队部。同时烧起茅草，向南岸发出信号。 “缴枪不杀！”一排战士对正抽大烟的敌军官兵喊。 “莫误会，莫误会，我们是川康边防军，防共军的！”“放心吧！误会不了，我们就是红军，正是打你们来的！”望着目瞪口呆的敌人，战士们讥笑他说。 一连敌兵就这样乖乖地当了俘虏。 二排在老船工张朝寿的带领下，来到保安队驻地——厘金局大门前，装成纳税人的口气叫门： “老总！交税钱来了！”保安队一听交税人来了，顿时来了精神，以为可以乘机大捞一票。一个家伙假装不满地大咧咧骂了几句，提着裤子前来开门。 “不许动！”保安队的林师爷乖乖交了枪。保安队长以下60余人都当了俘虏。5000多元光洋成了红军的军需。 “干部团的同志们！你们不费一枪一弹，不折一人一马，以夺取皎平渡口的光辉胜利，向‘五一’国际劳动节献了一份厚礼！你们已经2天2夜没休息了，30个小时急行军280里，不愧为军委手中的王牌团。但现在时间不允许你们休息，要乘敌人川康边防军还没赶到，要赶快扩大纵深，确保中央纵队和全军胜利渡过金沙江。”军委首长对过江的同志说。 九连顾不上吃饭、休息，又作为前卫连向通安、会理方向出发了。司务长只好买了30多斤饼干带着，以充军粮。向前走了十六七里，见没有什么动静，大家实在走不动，就在一个哑口上坐下休息。由于疲劳过度，除哨兵外，大家一坐下就睡着了。 “萧连长，快起来，继续前进，这里纵深不够！”萧应棠睁眼一看，是副营长霍海源，连忙起立，敬礼。霍海源用手一指远处的一座高山对他说： “前面扼守大路有一座高山，顺这条路40里便到山顶。如果敌人占领这个地方，居高临下，对我们威胁很大，团长命令我们拂晓前一定要占领这个地方，以便扩大纵深，巩固渡口，防止敌人反扑。你们九连现在不仅是军委纵队的前卫连，而且也是全军的前卫连了！”“什么，全军都要过皎平渡？”一听说九连是全军的前卫，九连全体干战顿时来了精神，疲劳早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占领前面山顶，掩护全军过江！”萧连长下令。 九连迅速奔跑袭占了山顶，并控制了会理通往皎平渡的公路两侧高地。 果不出陈赓所料，当九连在拂晓前抢占了山顶之后仅20分钟，川军刘元瑭部1个营也上来了。两军一交火，敌军被打了下去，趴在地上不敢动。好险！如果不是赶在敌人前面，红军就得仰攻了。 下午，陈团长率四连和特科营的重机枪连来到九连。经过准备，一个反攻，一个追击，在一个叫一把伞的地方，团参谋长毕士弟率前卫营将刚刚赶来的川军两个团打垮，夺取了金沙江江北重镇通安。干部团主力赶到后，于5月1日16时30分，将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兼第一旅旅长刘元瑭手下两个团大部歼灭，俘敌600余人，活捉敌团长1人，敌仅余400人，狼狈逃回会理县城。刘元瑭老本输得精光，急得大骂。红军干部团参战者仅400人，牺牲4人，伤8人，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敌人。干部团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在干部团扩大纵深的同时，皎平渡红军部队又发动群众，找到了5只船和36名船工，在群众帮助下，红军日夜渡河，在渡江司令员陈云、政委蔡树藩的统一指挥下，用了9天9夜的时间，井然有序地过了江。无一人掉队无一马落伍，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河阻击追兵。董振堂军团长将全军分为两个梯队，红三十九团为一梯队，红三十六团为二梯队。他们顶住了各路追兵飞机掩护下的多次冲锋。由于石板河一带地形险要，红军分散配置，敌人炮火虽然猛烈，但红军伤亡不大。红军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步步为营，处处固守，消耗迟滞敌人，整整坚守了9天9夜。当红五军团完成阻击任务、将伤员先送过江、最后奉命撤出战斗时，敌人尚无知觉。当他们发觉后赶到江边，红军数万人马已全部过江，展翅高飞，蒋军只好望江兴叹。 单独行动的红五军团是从巧家过江的。他们找到沉掉的破船，堵上衣物，艰难过江。不仅全军没有损失，而且缴获银洋2万。 红军巧渡金沙江，取得了北上抗日的决定性胜利。 第三篇 斩关夺隘——长征中重要的战役战斗 第六章 强渡大渡河——红军长征中的杰作 <h3>“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h3>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条大支流，古名铜江，当地人又叫铜河。由于位于高山峡谷，高原雪水奔腾咆哮，飞泄而下，观之惊心动魄。安顺场，古名紫大地，1902年被洪水冲没后，改名安顺场，是大渡河上的一个渡口。在这里渡江的办法是，先将船由南岸沿河埠逆流拉上五六十米，再顺流如飞箭般地斜放向对面河埠。船的拉绳不能稍前和稍后，否则，碰上礁石，船即破碎，人被冲走。船只返回，也须如法炮制。就这样，来回也要50分钟到1个小时。 春夏洪水暴涨，过渡尤难。 “叫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当蒋介石把行营从贵阳搬到昆明，乘飞机来到川康地区，给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兼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刘文辉下达手令，并提升他的侄子刘元瑭为“陆军中将”，以表彰他在会理城防战中“有功”的时候，为了给这位在川南沪州兵变中起家，在川西成都争夺战中被刘湘打败，转而退入地瘠民贫的西康，情绪消沉，满腹牢骚的“西康王”打气，蒋介石又特意类比说：“共军从江西流窜，基本上走的是当年石达开西征入川的老路，如今又渡过金沙江，北渡大渡河，简直是72年前石达开覆灭的重演。共军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几十万大军左右堵击，共军插翅也难飞渡。”刘文辉觉得凭着自己派到安顺场和沪定桥的两个旅，加上驻富林的屯植司令羊仁安和驻安顺场的彝务总指挥赖执中等地方势力的协助，守住大渡河还是有绝对把握的。于是，便在他的司令部所在地——号称“雨城”的雅安那座坚固考究的房子里，调兵遣将，部署毁船、抓人、绝粮、防堵、扫清射界等事宜。 羊仁安和赖执中系大渡河边的两大恶势力首领。羊仁安平时不驻富林却驻在八排。八排乃是他的老家，经他多年经营，成为一个巢穴。羊仁安除收安顺场下游一带的税金外，还垄断了香杉木的买卖。香杉木也称“阴沉木”，是做棺木的上等材料，俗称“建板”，价格十分昂贵。这种木料平时难见天日，只有大渡河的雨季，方能将它冲出。羊仁安规定无论何处何人发现此种木料，都必须报告并缴送给他，如丢失还要赔。靠着垄断香杉木，羊仁安发了大财。此刻他正在八排家中大排筵席，招待二十四军第五旅旅长杨学端及赖执中，此时八排对岸纳耳坝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国民党军队正在放火烧镇，以扫清守军“射界”。望着大渡河南岸的火光，羊仁安对赖执中说： “赖司令，按刘司令部署，你应尽早从安顺场撤到河北岸，然后把安顺场烧光，以免为共军所利用。别舍不得那点家当，否则，共军来了，共产共妻，男的枪毙，女的当慰劳队，连副司令刘元瑭守会理时，都把自己的黑白二妾先遣到西昌躲避，您司令可别硬是舍命不舍财呀！到时定你个通共资敌的罪名，你老兄可吃罪不起。”这小子是存心使坏，近期两人为争“香杉木”的垄断权，正剑拔弩张，他知道赖执中的老家在安顺场，赖执中顾惜家产、公馆，迟迟不肯烧房子撤到北岸来，存心借防共之机叫这个老对手破点财，以泄私愤。 “羊司令！共军说不定走宁雅正道，端你的富林老窝，你的八排也保不住。我的安顺场谁不知是用兵绝地，共产党神出鬼没，难道真肯乖乖地当石达开第二。再说，光是那个‘倮倮国’（指彝族聚居区，“倮倮”是反动派对彝胞的蔑称）就够共军受的，我已派出十多名小哨刺探去了，一旦有事，会飞快来报，到时再烧房子不迟，不要庸人自扰，连共军的影子还没看到就吓破了胆！”赖执中反唇相讥说。 杨学端只好出来打圆场说：“大敌当前，兄弟要精诚团结。羊司令射界扫得快，赖指挥也不可不防。我指定第七团团长余味儒守安顺场冕宁要道，韩槐楷驻安顺场，与赖司令共同把守。但船只必须控制起来……”韩槐楷是四川名山百丈场哥老会首领，他手下的这个营全是袍哥队伍。 这位韩槐楷在安顺场浪荡多年，嗜赌，十分贪财，与当地恶霸混得最熟。杨学端安排这些地主武装把守第一线，是贯彻刘文辉“前轻后重”，以保存实力为第一要务的方针。因为刘文辉曾当着下属发牢骚说，“共产党找上我这个穷光蛋来了，如今拚也光，不拚也光，只好拚一拚，走着瞧。但将来手中没有几张王牌，走到哪也没有后路。”赖执中于是和韩槐楷商量，先不撤安顺场，以免白受损失，保留木船2只，待红军真的来了才渡河，这样南岸消息还不至于隔绝。并多派哨报，只要远远发现红军，哨兵即利用熟门熟道，取捷径飞报，那时再烧房过河一定不会误事。韩槐楷是外来客军，见衣食父母“地头蛇”这样说，落得作个顺水人情，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h3>“红军姓‘红’不姓‘石’！”</h3> 夺取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任务光荣地落在了红一团的肩上。 “同志们！”红一团政委黎林同志在先遣营面前动员说：“这次强渡大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军委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叫我们作全军的先遣团，你们一营是全军的先遣营，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蒋介石叫我们做第二个石达开，红军姓‘红’不姓‘石’，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突不破的天险。”一营长孙继先代表全营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们一营一定打好这一仗！”然后发出出发命令： “不准咳嗽，不准点火打手电，不准讲话，前进！”当先遣队到达一个名叫擦罗的乡镇时，当地民团没有见过红军，也没见过中央军，更没有料到红军来得这样快，以为是中央军来了，当地1个伪区长便组织民团欢迎。他点头哈腰地向随先遣营出发的杨得志团长说：“贵军路过贱地，本区长事先不晓得，接待不周，长官千万莫要见怪。哪天长官空闲，欢迎你们再来耍。”我军将计就计，正好了解安顺场渡口情况。这位区长在宴席上说：“安顺场是一个近百户人口的小镇，守军有2个连，指挥是赖执中，街上一大半铺面房屋都是他家的，因为不知道红军走哪路，所以还呆在公馆里，只准备了一些柴草。渡口只有1条小船，白天在对岸，夜晚在此岸。河对岸有1个营，背后还有1个团摆在下游15里处，上游沪定桥驻有3个‘骨干团’……”这些都是极重要的情报。 杨团长命令将这个伪区长捆起来，以免走漏消息。并当即决定，一营乘夜急行军，夺取安顺场，抢夺渡船，控制渡口。 经过140多里的急行军，一营兵分三路，冒雨急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绕开敌堡，直插安顺场街心。 由于天降大雨，敌军根本未料到红军从天而降，正在打麻将，抽大烟，唱戏听小曲，赖执中则早已怀抱娇娃进入温柔乡。忽听一阵乱枪，赖执中从梦中惊醒，顾不上穿衣，忙带卫兵翻墙逃跑。由于匆忙，从公馆墙上跌下后摔坏了脚，其卫兵忙背上他躲到了附近彝族区。其余敌人，都乖乖投了降。 可是，船呢？专门负责看守那只小船的1个班在哪里呢？二连指战员专门在河边搜索。他们时刻没有忘记军委首长临行前的话：“只要有了船，渡河就有办法了！你们抢占安顺场，关键是要夺取那只船。”“只要船在这边，就是敌人把它塞在老虎嘴里，我们也要把它拉出来，敌人把它藏在龙王潭里，我们也要把它捞上来。现在最要紧的是不要让敌人乘船逃跑了。”二连连长熊尚林斩钉截铁地说。 “站住！干什么的？”指导员黄守义发现河中隐约有一个黑点正在移动。 “哒！哒！”紧接着朝黑点前方就是一梭子枪弹。“船快开回来，否则就开排枪了！”战士大声命令！ “马上把船夺回来。”熊连长一声令下，几名战士一下子跃入水中，游到船边。 抓住了这只船，红军占领安顺场的第一步计划完全达到。此时是5月25日凌晨3时。由于大渡河水的咆哮声淹没了枪声，又是雨夜，对岸敌军对南岸已经易手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就为第二天天亮组织强渡打下了基础。 “一营渡河胜利取得了一半，立了头功，马上睡觉休息，天亮后给你们买全镇最好的东西吃，吃饱了强渡大渡河！”军委首长高兴他说。 杨团长马上组织人寻访船工，一下子串连了20多人，分成2班，准备轮流撑篙拉船。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渡战斗打响了。 <h3>十七勇士不朽的丰碑</h3> “兵贵神速，先下手为强！”杨团长决定，乘对岸敌人还摸不着头脑，我们要组织精干队伍强渡过去。 组织渡河奋勇队的任务交给了先遣营——一营。一听说这个任务，一营的战士纷纷跑来，围住了营长孙继先。 “营长，把渡河任务交给我们吧！”3个连长都这样说。“营长，让我参加奋勇队吧！”每个战士也都争先恐后地请战。 面对这种场面，杨得志与孙继先当即决定：集中到二连挑选。一条小船坐不了多少人，只挑选16名。 二连全体集合，大家屏息静气，听营长“点将”： “二连连长熊尚林，第二排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三班副班长张克志，战斗员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班长郭世苍，四班副班长张成球，战斗员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被点到名字的人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昂首挺胸出列，向熊尚林连长看齐，排成了整齐的队伍。这队人除了共产党员，就是共青团员，都是熟悉水性的人，有的还当过船工。 突然，“哇”的一声，一个小战士从队伍里冲出来，他一边哭，一边嚷道：“我也去！我一定要去！”大家一看，原来是二连通讯员陈万清，他是遵义会议后从贵州入伍的新战士，参军还不到半年，今年才十六七岁，但为人机灵，作战勇敢。是一块战斗员的好料。 多好的小战士呵！望着激动的陈万清，团长杨得志和营长孙继先也不禁热泪盈眶，两人点了点头，这是会心的认同。孙继先朝陈万清说了声：“去吧！”通讯员破涕为笑，赶忙飞快地跑到16人的队列里。 一支渡河奋勇队就这样组成了：十七勇士，每人1把大刀，1支冲锋枪，1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小铁锹等作业工具。熊尚林是理所当然的队长。 火力配合：配属红一团的一军团炮兵连3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布置在阵地上，轻机枪也进入阵地；有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在乌江强渡中立了功，今天又用上这位“宝贝疙瘩”了。另外，机炮连的3名特等射手也进入了阵地。 “同志们！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的身上。坚决地渡过河去，消灭对岸的敌人！”杨团长作了有力的动员。 熊尚林带领勇士们跳上了渡船，船工也准备好了。 杨团长请示刘伯承总参谋长，刘伯承看了看表，发出命令：“开始！”杨团长转头传达命令：“火力掩护，强渡开始！”严峻的时刻来到了。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南岸，向北岸划去。 突然，敌人向红军渡船开火了，渡船周围水花飞溅。“轰！”的一声，一发炮弹落在船边，掀起了一个巨浪，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不过，在战士和船工的奋力控制下，终于恢复了前行的状态。 “打！”杨得志向炮兵连发出了命令。 神炮手赵章成在敌炮响起的一瞬间，就用目测吊好了瞄准线。几发炮弹打过去，像长了眼睛一般击中了敌人的炮位，掀掉了敌人的碉堡。轻重机枪和步枪也一齐向敌人开火。大渡河上，枪炮声压过了河水的咆哮声。 十七勇士驾着渡船迎着敌人密集的弹雨前进。船工们在红军英勇精神的感染下，使出了最大的力量，加快渡船的速度，拚命地撑着，划着。 刘伯承、聂荣臻走出上事，命令所有司号员吹冲锋号，以吸引敌人注意力，分散江中渡船的压力。萧华政委拿起军号，也挺起胸膛吹起来。顿时，枪声、炮声、水声之中又加上了嘹亮的军号声，蔚为壮观。 敌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乘此机会，渡船飞速前进。 突然，敌人清醒过来，一梭子弹打在渡船上，4名战士手臂负伤，船帮也被打了1个洞。 小船失去控制，飞速下滑几十米，如果再滑下去，非被卷进下游的漩涡不可。 人们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1米，2米——渡船一下子撞到一座大礁石上。 “糟糕！”木船撞礁石，不是船毁，就是人亡。人们一下子闭上了双眼，不忍看那可想而知的残酷事实。 奇迹出现了。几个战士和船工跳下船来，站在水中礁石上，拼命地用手，用肩，用桨顶着船。船不再下滑，船体没破，也没散。 “撑啊！”“加油啊！”岸上的人不禁大声喊起来。 渡船渐渐靠近对岸了。敌人射击电更猛了。十七勇士不顾敌人疯狂的子弹，从离岸五六米处跳下水去，跃上对岸。勇士登岸，大刀举起，枪声响起，南岸的人这才出了一口气。 突然，小村中涌出一股敌人，哇哇叫着向十七勇士冲去，企图一个反扑，把勇士赶回大渡河中。 “赵章成，给我轰！”大家都知道老赵有绝活，一齐下命令。 在强渡乌江战役中四炮定乾坤的赵章成这次两炮就解决了问题。只听“轰！轰！”两声巨响，敌群中两朵烟花过后，齐刷刷躺倒两大片。 重机枪手李德才的那挺重机枪又叫开了，残余敌人如秋风下的落叶，纷纷倒地。 “打！狠狠地打！”河南岸一片吼声。人人都成了指挥员，因为敌情是明摆着的。一顿排枪，一阵手榴弹，敌人溃败下去。 “延伸射击！”杨团长及时提醒。 敌军又一次企图反扑，又一次被红军打回去。十七勇士趁此机会，猛扑敌群。17把枪喷吐火舌，17把大刀上下翻飞，血光四射，韩槐楷的河防营哪里见过这阵势，只好向山后逃之夭夭了。十七勇士胜利控制了渡口。 不一会，渡船又回到南岸。孙继先率领机枪射手登船，巩固扩大阵地纵深，防止敌人援兵开到后反扑。第三船，杨团长率队过河。不久，又从下游缴获了两只船。于是3只船在52名船工的轮班摆渡下，红一团过去了。红一师过去了，军委干部团过去了。敌人的河防营、后勤旅全垮了。号称固若金汤的大渡河防线被突破了。 <h3>不朽的丰碑</h3> “红军是飞过来的！”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了无数逻想。当地一个90多岁，曾亲眼目睹石达开全军覆没的老秀才宋大顺说：“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看来，这天该变变色了！”国民党将领哀叹：“自朱毛西窜以来，曾渡贡水、章水、耒水、潇水、湘水、清江河、乌江河、赤水河、白层河、黄泥河、金沙江，然无有过大渡河之奇妙者，洪杨之役，翼王石达开西行至此，而授命……今朱毛至此，竟安全通过。” 李一氓在《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文中，专门写了《安顺场怀古》，其中三首说： <small>澎湃铜河一百年，红军遗迹费流连。</small> <small>岂有渡来重渡去，翼王遗恨入西川。</small> <small>检点太平天国事，惊涛幽咽太伤心。</small> <small>早知末路排安顺，何不南朝共死生！</small> <small>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浪滔滔。</small> <small>输他大渡称天堑，又见红军过铁桥。</small> 十七勇士英名永垂！红一团功勋长存！ 第三篇 斩关夺隘——长征中重要的战役战斗 第七章 飞夺沪定桥——红军长征中的丰碑 <h3>“急奔三百二，拿下沪定桥！”</h3> 1935年5月27日清晨，一队红军从安顺场沿着山间悬崖上的小路溯大渡河向上游飞奔。每个人都有一个念头：“急奔三百二，拿下沪定桥！” “同志们！”王开湘团长在连以上干部会上动员说：“大渡河水流太急，工兵连几次架桥都被冲走了。安顺场只有3只小船，每次只能渡几十人，昼夜不停也要1个多月才能渡过全军。后面追击的薛岳、周浑元、吴奇伟部队已到金沙江，时间不允许我们在此久留。军委命令我们四团急奔沪定桥，为全军开辟一条道路。我们四团是有光荣传统的，一定不辜负党中央和军委的期望，完成飞夺沪定桥的战斗任务！”“向夺取安顺场的红一团学习！坚决完成夺桥任务！”“现在红一师已经过河，从东岸北进，策应我们四团夺取沪定桥！”“和红一团比赛，迅速拿下沪定桥！”行军队伍中，一簇簇、一堆堆的人临时凑到一起，碰完头后，又飞快地分开、散到队伍中去了。这是各连党支部，各班排党小组正在行军中召开“飞行集会”，研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何在急行军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证飞夺沪定桥任务的胜利完成。于是，体弱、伤病同志的东西被抢过去了，骡马换给最困难的同志，部队走得更快了。 路，这是什么路？这哪里是路？不过是大渡河岸峭壁悬崖上凿出的栈道罢了，犹如羊肠缠绕，天梯高悬，蜿蜒曲折，忽起忽伏，忽隐忽现。左面是刀劈一样耸入云端的峭壁悬崖，虽然时值5月，山腰以上却积满银光耀眼的白雪，人走中间，寒气逼人；右面则是汹涌澎湃的大渡河，盘桓深谷，喷吐白浪，令人心惊目眩，稍不注意，就有失足落入万丈深渊之虞。这样的320里，与平地丘陵不可同日而语。 突然，河对岸传来“乒乒乓乓”的枪声，打得峭壁上火星四溅。原来敌人也在溯河而上，发现了我们，在胡乱开枪，妄图阻止我们前进。 “部队注意隐蔽前进！特等射手，瞄准敌人射击！”随着几声枪响，放倒了对岸几个冒头的敌人。 走了60里的时候，前面隆起一座名叫叶大坪的大山，山上有1连敌军，先头部队已和敌军接火。 “行进中干掉他！”团长政委一声令下，部队一个猛冲，把敌军全打垮了。 过了山是一条小河，水深流急，敌人已把桥毁掉。全团的去路被截断了。 “一营！就地砍树、架桥！”一座临时桥梁很快架起来了，全团安然通过。 “报告！前方有1个营的敌人盘踞在菩萨岗的大山上，挡住了去路。”侦察员跑来报告。打，还是绕道走？只见敌人盘踞在天梯般小路的山垭口上，山陡得须仰头见顶，用望远镜看敌碉堡，帽子都要掉下来。右边紧靠一条河，山势险峻，无路可绕。正面仰攻、右面侧攻都不可能。只有左面，虽然悬崖凌空，但石壁上稀稀落落地长了一些小树和荆棘，似可攀爬。 王开湘和杨成武碰头之后定下了“打”的决心。 “从左面悬崖摸上去，出其不意，包抄敌人侧背，从敌人屁股后面袭取隘口！三营长，你带1个连上去！罗华生，你和曾营长一起指挥！三营另外两个连，在正面佯攻！”敌军发现了红军攻山的企图，集中火力，疯狂地用机枪封锁正面路口，小路隘口上，顿时硝烟四起，杀声震天。 突然，敌军背后传来了枪声。敌军顿时乱了阵脚，有的朝天胡乱放枪，不知向哪里射击才好！ “我们成功了！正面部队，冲！”团首长一声令下，全团一个猛攻，前后夹击，终于和曾营长率领的一营在敌碉堡上会合了。敌3个连被消灭，活捉1名营长、1名连长，俘虏了200多人，缴获步枪100余支，机枪一二十挺，以及大量军用品。还有满地的烟枪、烟灯。原来刘文辉的川军与王家烈的黔军一样，也是“双枪兵”。 打了胜仗，走路更有劲了。第一天，斩关夺隘，足足赶了80里山路，夜宿拜月坪。 第二天凌晨，一匹大黑马旋风般追来，军团通讯员传达了军委和军团首长的命令并报告了敌情： 原定3天夺取沪定桥已经不行。刘文辉的两个旅也在向沪定桥急进，你们是在和敌人赛跑，早到一分钟，就是胜利，晚到沪定桥，夺桥就更难了。 全军绝大多数都要走沪定桥过大渡河，军委也要在沪定桥过大渡河。你们要打破道州奔袭和鸭溪飞兵一天160里的纪录，于明天夺取沪定桥！ 什么？明天夺取沪定桥？那就是说，我们除了要和敌人作战以扫清前进障碍外，还要在这老山路上一天飞跑240里。两天的路要一天走完。可路是要靠双脚一步一步走的啊！少一步也不到位啊！谁也不会料到，任务是如此急迫。但这是命令！而且军情明摆着，如果我们跑不过敌人，那么红军主力不就真成了石达开第二了吗。或者，最好的前途是向西康一带的高山雪岭无粮区转战。假若那样，不是战死，也会饿死。 军情急如火，一定要坚决完成任务，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能迟疑！要化上级指示为全团行动！ 领导行进碰头、传达！党员“飞行集会”！非作战物质清除！干部以身作则！宣传员行军鼓动！ “发扬道州奔袭精神！突破鸭溪急行军纪录！谁是英雄谁好汉，沪定桥头比比看！一天走完二百四，坚决拿下沪定桥！”口号声前呼后应，如铜钟声声，飞向蓝天白云，在群山中回旋；似惊雷滚滚，穿过云雾，在峡谷河上激荡。队伍快如风，每个人脚底都像穿了哪吒的风火轮。看到此情此景，脚上受伤的杨成武心中一阵热，他跳下马来，忘了伤痛，一拐一拐地与战士徒步行进。见首长如此，战士们更有劲了。 敌军也在前进，其中一支部队正与我隔河赛跑。 不仅有敌军隔河与我赛跑，还有敌重兵堵路，所以，这种隔河赛跑是不对等的。这不，在猛虎岗，1个营的敌军又堵在一座高山上了。 <h3>奇袭猛虎岗，急夺摩西面村</h3> 猛虎岗状如猛虎，是一座上下约40里的大山，右傍大渡河，左倚更高的山峰。整个山浸在云雾之中，山半腰白雪皑皑，中间一条羊肠小路，是安顺场通往沪定桥的必经要道。1个营的敌人在此扼守。猛虎岗，确如猛虎蹲伏，随时准备扑出来吃掉行人。 此时，敌军己知红军来到，但由于大雾弥漫，见不到人影，于是只好惊慌地向山下射击壮胆。 怎么办？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利用这天赐的大雾作掩护，摸上隘口，来它个神兵天降。 “一律不准放枪，悄悄地上去，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团首长对突击部队交代说。 5分钟过去了，10分钟也过去了，人们紧张得几乎屏住了呼吸，谁都没说话，静静地听着，默默地等待着，对于自己派出的突击队，他们有足够的信心。 “轰隆！”期待已久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它仿佛节日的礼炮那样的悦耳，也像号角那样的动听。 “又成功了！吹号助威！先头营，冲上去！”王开湘团长兴奋地一拍大腿，下了攻击的命令。 号声吹响。随着雄壮激越的号声，部队排山倒海般向山上压去。两路突击，敌军无法招架，狼狈退到山下30多里远的摩西面村。 摩西面是一个倚山傍河的哨卡型村庄，其险恶难攻，不亚于猛虎岗，而且是敌军的团部，有1个营据守着。好在红军行动迅猛，衔尾追击，跟着敌军屁股进了敌人的团部和营部。此刻敌人己成惊弓之鸟，且事出意外，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红军在行进间，占领了摩西面，端了敌人团部，击溃了敌人1个营。 “快把村头木桥炸毁，不让共军过桥！”原来敌人早就准备逃跑，在通往沪定桥的木桥下绑上了炸药，随着敌军头头一声狂叫，一声爆炸，木桥飞上了天。 为架设桥梁，又耽误了120分钟。桥刚架好，就吹起急行军号角，大家一气跑了50多里，已到傍晚7时多了。察看地图，到沪定桥还有110里。 好家伙！一个白天打了两仗，架了1座桥，还跑了130华里。这既给红军带来了胜利的希望，同时红军指战员又不免担心：一夜走110里行吗？干部战士经一天行军作战，已经极度疲劳，何况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h3>“打起火把与对岸敌人赛跑！”</h3> 正当部队忍饥挨饿兼程前进时，天下起了大雨。电闪雷呜，风狂雨猛，天黑如锅底，雨猛如瓢泼。天黑看不清路，雨一泼，地上泥泞滑溜，一不小心，就会跌倒，甚至掉下万丈山崖，一下子影响了行军速度。照这样下去，天亮赶到沪定桥是不可能的。何况，有的人已经饿得走不动，困得无力走了！ “渴了喝雨水！饿了嚼生米！困了每班用绳串起来拉着走！路滑拄拐杖！走不动的积极分子架着走！负伤的搀扶着走！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统统轻装，由管理处长何敬之、副官邓光汉率一个排跟进！同志们，跟敌人赛跑呀！天亮一定要赶到沪定桥呀！”团党委作出了决定。 在大雨中，部队像一团火似地在山谷中滚动。 但是，与对岸敌军的比赛再次出现了不对等。只见对岸敌人点起了火把，排成一串，如一条游龙，速度又超过了我们。 “点起火把和敌人赛跑！超过他们！”团首长下令。 本来，红军是隐蔽前进，不想惊扰敌军。但是，“事到万难须放胆！”为了照明，加快速度，红军也点起了火把，顾不上许多了。 “你们是啥子部队！”对面传来敌军用四川土语的问话声。 “我们是×旅×团！”红军早有预防，准备了一批四川籍战士，用土话说出了驻摩西面那个团的番号。司号员按照俘虏交代的敌人号谱吹响了事先准备的答语。 敌军信以为真。以为对岸的部队是他们的同伙，共同奉上峰命令夹河而上增援沪定桥的。于是，两岸两条火龙，夹岸并进。 夜间12点，对岸火龙突然不见。为了摸清对方情况，红军按号谱吹号询问。对方回答：“宿营休息了！”全团闻听此信，都来了精神。大家说，“敌人赛跑输了，我们赢定了！”“走！快走！抢回半夜时间夺沪定桥呀！”大雨滂沱，山洪暴响。红军举着火把前进，一路摸爬滚打，风雨兼程，终于在第二天早晨6点钟，到达沪定桥西岸，占领了全部沿岸阵地。 一昼夜在战火中架桥，暴雨中高速行进240里山路！这是长征中的新的奔袭纪录。而创造这一纪录的主人，就是红四团的干部战士们。 <h3>二十二勇士飞夺沪定打先锋</h3> 沪定桥头碑上的这副对联，形象地描绘了大渡河上这座名扬四海的铁索桥周围的地形地貌。 沪定古称“沪水”，诸葛亮“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即指此地。沪定西岸紧连高达7556米的四川最高峰贡嘎山，雪峰皑皑耸碧空，如冰刀霜剑。 河东岸是著名的川藏咽喉二郎山。“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歌中所唱，一点不假。两山夹峙，一水奔腾，恶浪滔滔。水把两岸切削成高崖。 这样的地方，架桥桥墩都无处立足。聪明的古人于是想出了铁索过江、凌空吊桥的办法，用13根铁索，9根为桥面，4根为扶手，固定在两岸大铁桩上，再铺上木板，用以通行。铁索桥宽8尺，长80丈，高空飞挂。此时绝大多数木板已被敌军抽掉，只剩下东桥头堡边尚有部分木板，寒光凛凛的13根铁链子，随风摇晃。人站在上面，头晕目眩！ 地形看完，天主教堂里，战前会议正在热烈进行。各连部送来了突击队员名单，“争当突击手，飞夺沪定桥”已经成为全团每一个人的心愿。各连连长都来抢任务了。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刚从侦察连调到三连当连长的王友才抢先发言。“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沪定桥拿下来！否则，我这个新来的连长会被全连说成没本事，抢不来任务，没法向战士交代。”“我请求发言！”四连长忍不住站起来抢任务。 “我代表六连请战，当突击队！”六连长也插了一脚。 “你们谁也没有我理由充分！”一向不爱说话的二连连长廖大珠刷地站了起来，他激动得浑身发抖，吃力他说： “一连过乌江立了大功，成了渡江模范连。我们二连要学一连，争取当夺取沪定桥的英雄连。再说，一后面就是二，轮也轮到我们二连了，你们三连以下，依次向下轮好了……”连长们一个个都站了起来，各不相让，各有各的理由，而且理由也都很“过硬”。怎么办？团长和政委最后拍板： “大家都想上，争当突击队，这很好。可桥只有一座，突击队只要一个，民主过后是集中。打仗轮着来，这次任务给二连。由二连的22名党员积极分子组织精干突击队。”王开湘又部署说：“三连担任一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铺桥板，让后续部队冲进沪定城。其余部队为二梯队。机枪集中起来担任掩护，神炮手赵章成连长，这回要看你的炮弹是否还长眼睛。司号员，集中到一起造声势。教导营，由陈士渠同志率领，在打箭炉方向担任掩护任务……”早已整装待命的22名勇士，腰缠手榴弹，背插马刀，当冲锋号吹响之后，在连长廖大珠的带领下，如飞箭离弦，冒着弹雨，每人一手持枪，一手扶着铁索，踩着摇晃的铁索，向敌军冲去。红军武器一齐开火，枪弹、炮弹如旋风般刮向敌军阵地，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地动山摇。沪定桥边浓烟四起，硝烟滚滚。 敌军负隅顽抗，各种轻重武器喷吐着火舌，妄图阻我22名勇士过桥。但是，敌军的火舌很快为红军所吞没，所压倒。红军突击队员有的匍匐前进，有的横身爬行，有的扶栏向前，精神抖擞，越战越勇，很快靠近了对面桥头。 敌军被英勇的突击队吓呆了。他们没想到红军这样不怕死，硬是从铁索上凌空越过。于是失魂落魄，纷纷爬出工事，转头就跑。 “点火！点火！烧死共军！”敌军头头声嘶力竭地拿出了最后一招。顿时，桥头堡边早已浇上油的桥板一下子燃烧起来，烈焰腾空。风借火势，火助风威，熊熊火光照亮了高峡上空。“同志们！冲过去呀！莫怕火呀！敌人垮了，冲呀！”红军阵地上的所有人一齐高声叫道。 “同志们！这是最后关头，前进！”好个廖大珠，只见他一跃而起，在狂吼中带头冲进火海。帽子着火了，他不管不顾，衣服冒烟了，他继续冲锋。 在他的带领下，突击队全部冲过火海，冲过桥头，冲到城里。一颗颗的手榴弹扔向敌阵，一排排冲锋枪射向敌群，挥舞的马刀，也砍向了敌人。 “同志们！冲啊！”团政委杨成武不顾身上的伤痛，率领三连在22名勇士后面一边铺门板，一边冲向对岸。 王开湘团长率领二梯队，如潮水般涌上了桥头。 此时冲进城中的勇士们正与城中敌军展开殊死搏斗。他们的子弹快打光了，手榴弹快用完了，遂在夜色中抡起了大刀片，挥舞着砍向敌人。有3名勇士伤亡，其中包括一个刚参军不久的苗族小战士。正在紧急时刻，一梯队三连赶到了，二梯队也赶到了，敌军的反扑被压了下去。经过一阵激烈的巷战，敌人被歼大半，残余者纷纷向城北逃窜。当滚滚大渡河水映着初升的明月，四周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的时候，红军胜利占领了沪定城。接着，红军又与赶来的红一师右岸部队在化林坪、竹林坪一带阻击和消灭了大批敌军，扩大了防御纵深，巩固了沪定城的安全。 第二天凌晨，军委领导和军团首长赶来了！ 第三天，军团主力，中央军委纵队赶来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中央机关也来到了。千军万马从这英雄的沪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为表彰红四团飞夺沪定桥，军委特发奖旗一面。团长、政委和22名勇士中活着的英雄，每人发1套列宁服，1支钢笔，1个日记本，1个搪瓷碗，1双筷子。这是当时最高的物质奖赏！ “我们英勇的红四团和红一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沪定桥，为红军渡过大渡河开辟了道路。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这是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红四团夺取沪定桥的胜利是一个战略的胜利！”这是朱德总司令的表扬。 第三篇 斩关夺隘——长征中重要的战役战斗 第八章 西渡嘉陵江——红四方面军长征第一战 <h3>夜抬桥、船过大山</h3> 1935年3月27日下午6时，太阳被群山吞没了，炊烟弥漫着山野，正是百鸟归林、牛羊回圈、人们收工回家的时候。但是，川北嘉陵江边一座叫作凉风坯的大山的各条小路上，却突然热闹起来。一队队、一簇簇的人流，抬着木船、竹筏和各种浮桥构件，正迈着沉重的步伐，压低声音喊着号子，向凉风垭的主峰瞒珊而进。不能打火把，不能大声喊号子，一切必须隐蔽、秘密、有条不紊地进行。漆黑的夜幕笼罩大地，山风呼呼，荆棘丛生，人们喘着粗气，不时惊起林间栖息的鸟群，吓跑山间的野兽。凉风垭高耸入云，既陡且险。仅有的小路，平时走人尚且困难，如今靠人力拽抬，把大船和便桥抬过山去，谈何容易？多少人肩磨破了，衣服撕烂了，皮肉出血了，血汗洒在险峻的荒山野岭之间。30里的翻山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啊！最陡的地方，被抬的船和桥几乎直立起来，一旦失手即要连人带物滚下山崖，人死船散。抬船队伍艰难地行进着。 70多只木船、3座浮桥的构件，要在一夜之间从30里外翻越凉风垭大山，抬到塔子山下，这是何等的大工程，需要多少人力，又要克服多少困难啊！ 一位“老嘉陵”（船工）说：“我活了60多岁，走遍了全四川，只见水里行舟，河面架桥，从未见过山里行船，峰顶架桥的。这样破天荒的事，我现在亲眼见了，亲手干了，真是开了眼。要不是共产党和红军，连想都不敢想啊！”负责动员群众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等人，此刻的心情真是又自豪，又紧张。 一个月前，红四方面军根据党中央的电报精神，准备西渡嘉陵江，前往川西北地区，与中央红军会合，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具体工作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负责。徐总指挥率领部队首先扫清了嘉陵江以东之敌，全军西进到嘉陵江东岸。但是，被打跑的敌军破坏和拉走了江东一切可作渡河的工具，并在西岸修了大量碉堡，聚集了四川军阀邓锡候的二十八军和田颂尧的二十五军共53个团的兵力，严密防守嘉陵江西岸地区，妄图依托嘉陵江天险阻止红军渡江西进。 嘉陵江是四川的一条大江，江宽水深流急，奔腾在川北的崇山峻岭之间，两岸悬崖峭壁，地势险要，凶险难渡。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方面军领导认为要在敌人火力控制下取得渡江胜利，必须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寻找隐蔽地点造船，然后秘密抬到进攻出发地，突然发起宽正面的、大纵深的突然进攻。 经过徐向前、孙玉清、杜义德等人的反复观测，选中了塔子山地区为主要强渡场，而以山背后的王渡场为造船造桥场所。因为该地山高林密，便于隐蔽；后面是一个宽广的平坝子，可以集结部队；该地有一个嘉陵江的支流东河，可以进行强渡演习和战前模拟练兵。是一个理想的地方。 “造船厂”仓促建起来了；“扎桥坊”也盖起来了；老船工背着干粮带着工具从大巴山赶来了，青壮年也把自家的木板扛来了，桐油送来了，数百人上千人紧张地干起来了。 没有铁钉，把破锅和庙里的废钟熔化，自己造。没有熔炉，在地上挖一个深坑，土法上马，创造条件代替。经过紧张而艰苦的努力，70多只木船和3座竹桥的构件都按期造出来了。 指挥部一声令下，70多只船和大批便桥预制件一夜之间抬到了30里外大山后面的塔子山。 <h3>“急袭渡江！”</h3> 嘉陵江涛日夜流，声声拍打战士心。在等待渡江的时间里，时间总是那样的漫长。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十军副军长程世才和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不时地看看怀表。好不容易把太阳爷盼落了山，可是，江面上又升起了大雾。 飘飘渺渺，如纱如云，把战前的嘉陵江装点得颇有诗情画意。 “急袭渡江！”晚9时，随着指挥部一声令下，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两个营和方面军教导营组成的渡江突击队，在程世才、熊厚发的指挥下，如利箭离弦，直射对岸。由于有江涛和夜色掩护，直到离西岸50米处，才为敌军哨兵发觉。 “谁！干什么的？”原来敌军不知红军大部队过江，以为是小股游击队。 红军当然不予理睬，抓紧抢渡。 “再不停住就开枪了！”直到红军离西岸还剩20米时，敌人的机枪和排炮才响起来。 “变奇袭为强渡！同志们，上！”船头机枪一齐向敌军开了火。有的船被打翻，战士们泅水登岸。 “瞄准敌前沿阵地，狠狠地打！”塔子山上的炮兵指挥王维舟下了命令。 20门迫击炮一齐开了火。 由于红军居高临下，隐蔽接近敌军，对岸敌军火力还没有充分展开，突击队就已胜利登岸，全歼守敌田颂尧的1个营，击退了左右两翼敌人的反扑，击毙敌军团长、击伤敌旅长，占领了李社坝、老君堂、胡家场一带的登陆场，巩固了滩头阵地。 29日拂晓，红八十八师后续部队两个团渡江登岸，迅速攻占了飞虎山、万年山、高城山等制高点。从鸳溪口到塔子山至间中一带100多里的嘉陵江上，红军船桥并用，源源过江。红三十军、三十一军首当其冲，红四军、红九军紧跟其后，一天向敌人纵深推进70余里，形成了两翼合击卷进的强大攻势。 3月31日，攻克剑阁。 4月2日，攻占南部城，同日，攻占敌江防要点火烧寺。 敌嘉陵江防线全线崩溃。 <h3>鏖战剑门关</h3> “剑门天下险。”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自强渡嘉陵江之后，以急行军速度直奔川北剑门关。 剑门关，是据守川陕要道的咽喉，也是敌军嘉陵江防御纵深的一个要点。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只见关内外地势北高南低，七十二峰如剑如戟直刺青天，悬崖峭壁直插云霄，只有一条人行道穿插南北，在几十丈深的绝壁之上，开了一个如剑削斧劈的隘口，真是名副其实的“剑门”。关口外有座三层门楼，底层设置了两扇大铁门，楼上设置了瞭望哨、火力点，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剑门关守敌为邓锡侯部宪兵司令刁文俊率领的4个团。其中，1个团守“关门”，1个团布防于关东侧，1个团位于关南，1个团为预备队。刁文俊专门用十几匹骡子驮来4万银元，在守关官兵面前连吹嘘带恐吓他说： “剑门自古为兵家绝地。我军武器精良，依托剑门天险，一定能把共军消灭在剑门关下。白花花的银元就堆在这里，立功的，有赏；当孬种的，小心自己的脑袋！”“二七四团二营，向主峰发动总攻！”前方传来了师长的命令。号称攻坚常胜营的二营在陈康的率领下，发起了对剑门关主峰的猛烈进攻。 在红五十三师3个团和五十一师1个团的猛烈攻势下，邓锡侯的混合旅丢弃了剑门关外的据点，退到了剑门关的主峰，凭借优势的火力和地形，居高临下，疯狂射击，并猖狂反扑。山谷中仰攻的我军与反扑的敌兵人流轰然相碰，一时间喊杀声震天。由于敌军占有地利优势，红三十一军火力够不到峰顶，战士们伤亡很大，营部鲍政委壮烈牺牲。第一次攻击失利。 “我就不相信咱二营拿不下主峰！”陈康营长杀红了眼，准备第二次仰攻。这次，他们利用土坎、山崖作掩护，迂回前进，加强交叉掩护，在炮兵和机枪手的火力攻击下，一口气拿下了主峰。 但是，兵力占优势的敌军利用红军后续部队没有跟上的机会，再次组织反扑，剑门关主峰得而复失。 “二营伤亡太大，把它们换下来，另换部队冲击！”师长对团长说。 “团长！”20多岁的陈康营长一听说要换下二营，连忙请求说：“我们虽然伤亡较多，但还有力量，再让我们攻击一次，保证拿下主峰。敌人就是铜金刚、铁罗汉，我们也要把它打碎，绝不给二营的光荣牌子抹黑！”“好！”团长和师长研究后作出决定，主攻任务仍是二营，但加强了火力配合和兄弟部队的助攻、侧攻牵制，并命令炮兵和机枪手：“往敌人鸡蛋形工事里打！”但是，由于炮手瞄得不准，加之敌主峰阵地工事都有隐蔽角，开始几炮都没有命中敌人工事。 “派个人去问问炮兵连长，他们打的是什么炮，还能打准不！”师政委叶成焕也急得发了脾气。 只见炮兵连长把帽子往地上一摔，大步来到迫击炮前，推开瞄准手，亲自吊线瞄准。只听“轰”的一声，炮弹在敌人的工事中炸开了花。 “打得好！再来儿发！”团长兴奋地命令。 又是“轰！轰！”几声，一连数发炮弹又打进了敌人工事。 “好！好！，司号员，吹冲锋号！”早已准备好的二营冒着密集的枪弹，箭一样向主峰冲去。轻重机枪一齐开了火。当攻击部队接近山顶时，一排手榴弹扔过去。 冲锋部队一个猛冲，再次占领了山顶。后续部队也登顶了，一阵厮杀之后，山顶上枪声稀了，敌军溃退了，满山遍野向峰南乱跑。 “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追！”陈师长命令。 红五十三师把剩下的500多敌人赶到剑门关外，歼灭了。 血战剑门关，红军全歼敌1个旅4个团，击毙敌团长1名，另1名敌团长跳崖逃跑时毙命。 剑门关的攻占，使敌军的嘉陵江防线彻底崩溃，红军乘胜占领了嘉陵江以西的广大地区，控制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4座县城及400华里的嘉陵江沿岸地区，战果辉煌，为尔后的进兵川西北打开了通道，提供了前进基地。 剑门关战斗以后，红军又向江油、梓潼、中坝、彰明等地展开了凌厉的攻势。经鲁家梁子、塔子山、火烧寺等激烈战斗，胜利结束了强渡嘉陵江战役第二阶段。整个战役从3月28日开始，到4月21日结束，历时24天，攻克9县，歼敌12个团共10000余人，占地数百里。 第三篇 斩关夺隘——长征中重要的战役战斗 第九章 攻占包座城——红军北进甘南的重要战斗 <h3>月夜探包座</h3> 1935年8月28日夜，皓月当空，四野俱寂。在四川省松藩草地北部的包座城外长满松树的山岗上，匆匆过来一群骑马人。只见他们一会上马，一会步行，手不离望远镜。其中为首的一人，个子颀长，拿着一张草图，在认真听取旁边一人的汇报，并不时指点着什么。 “徐总指挥，根据侦察，并结合俘虏的口供，包座分上包座、下包座两处，中间有包座河贯穿，南面还有银戈河作为屏障，城周围群山环抱，形势易守难攻。城内有胡宗南的军需补给基地。守敌为胡部独立旅的1个团，团部在城南下包座大喇嘛庙中。外围据点大约有近10处，南面以大戒寺为中心，北面以求吉寺为中心，敌人的企图是凭险固守待援。胡宗南的援兵是四十五师，约12000余人，师长是伍诚仁，用兵十分谨慎狡猾……”侦察处长正在向四方面军总指挥兼北上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介绍敌情、地况。 “同志们！”徐向前操着山西口音说：“这次打包座，是我们和一方面军会合后打的第一仗，也是走出草地后的第一仗。包座是甘南门户、打开包座，我们就能甩脱敌人的追击。这次任务是我向中央争来的，因为虽然过草地大家体力消耗都很大，但我们毕竟比中央红军好得多。他们一路从江西走来，万里转战，减员很多，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理应多挑挑担子。打包座，必须赶在敌人援兵未来之前，速战速决，首先消灭包座守敌，控制要点，然后集中兵力打援。具体部署是：三十军负责攻打包座南的大戒寺，并相机打援；四军负责攻打包座之北的求吉寺，并控制各要道，消灭来犯之敌；一军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命，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此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红四方面军是英雄还是孬种，就看我们的了。下去行动吧！” <h3>攻占求吉寺，围困大戒寺</h3> 红三十军和四军的部队虽然刚走出草地，十分疲劳，但一听说有仗打，顿时抖擞精神，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战斗。 8月29日黄昏，肃清包座外围之敌的战斗打响。红十师以迅猛动作抵近求吉寺，突然向敌军发动了猛攻，很快消灭了外围敌军，夺取了外围据点，并乘胜突进寺院之内。敌军死命抵抗。 红十师师长王友钧亲自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身上向敌军一阵猛扫，掩护部队肃清寺内残敌。部队攻占求吉寺，歼敌一个营。但王师长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4岁。 与此同时，红三十军在军长程世才率领下，向敌大戒寺及上包座据点发动了猛烈攻势。大戒寺背后紧靠一座五六百米的大山，寺前有一条小河，虽然只有2丈宽，但因为地势陡峭，又逢雨季，河水深而湍急，是一道天然屏障。敌人依托制高点和周围据点构成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实行坚守待援战术。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但红三十军官兵十分英勇顽强，当天便肃清外围碉堡，歼敌军2个连，并迫使敌军退至寺后山上的碉堡，完全孤立。正在这时，敌军援兵赶到，红三十军下一步是如何对付敌军援兵的问题，这是整个战斗胜负的关键。 <h3>围点打援，伏击歼敌</h3> 通过详细勘察，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决定以1个团的兵力围困包座残敌。全军主力回师西面山上，那里是敌军援兵的必经之地，红军要将敌诱至伏击圈内，再行歼灭。 程世才对下属说：“援敌四十五师是胡宗南的主力师，共约12000多人，而且武器装备好于我们。我们三十军虽然是一个军，但只有13000人，且由于爬雪山、过草地，长期吃不到油盐，体力严重损害。要消灭人数与我们差不多、装备远比我们好的敌人，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是徐总指挥问中央拍了胸脯的，也是毛主席亲自向我们三十军交代的。党中央在看着我们，我们三十军是有好传统的，一定要周密计划，勇敢作战，消灭这股敌人，为中央北上打开一条胜利通道。”但是，敌师长伍诚仁十分狡猾。他的部队十分谨慎小心，绝不冒失前进。 为此，红三十军专门派了1个团，到伏击圈前面实行诱敌任务。这个团依托一些小的山包，节节抵抗，且打且退，最后隐进了红军伏击圈中的一片茂密的松林之中。敌军终于钻进了红军预设的“口袋”。 下午5时，红军在西面山发起总攻。隐蔽于山上林间的红军一齐向敌人冲去，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六七里长的战场，打成了一片火海。 英雄的二六八团如一把钢刀猛插敌军中间，将敌军拦腰斩成三段。红军仅有的几十发炮弹猛轰敌群。战士们先是用枪打，再后来用手榴弹炸，最后展开了肉搏。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树林，每一簇草丛都成为争夺的目标。师、团掌握的所有预备队和机关的干部、宣传员、炊事员、饲养员都拿起枪参加了战斗。军部的同志也上了第一线。有的人牺牲时还紧握大刀，有的战士胳膊被打断了，还在战斗，场面极其悲壮惨烈。 战斗进行了七八个小时。红军终于将分成数段的敌军逐个啃掉。敌师长伍诚仁身负重伤后跳了河，另有1个团长1个团副做了俘虏。 在西面山伏击战正酣之时，红军包围包座之敌的部队也向敌军展开了强大攻势。除二三百敌人乘夜暗大雾向南坪方向逃跑报丧外，其余全部被歼。 其中大戒山后面碉堡中的200敌军是在我强大政治攻势下，眼见大势已去，乖乖缴枪的。战士们冲进大戒寺，眼见逃走敌军放火烧了粮食，已经一天苦战粒米未进的战士们用手抓出烧得焦糊的粮食，大口地吞嚼。红三十军干部战士是忍着饥饿与敌苦战，取得胜利的。至此，包座之战胜利结束。 整个包座战斗，共毙伤敌师长以下4000多人，俘敌8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7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并得到七八百头牦牛和马匹，以及大批武器弹药。这些都成为我军北上前进的重要给养。 消息传到党中央，毛泽东热烈地赞扬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第三篇 斩关夺隘——长征中重要的战役战斗 第十章 突破腊子口——打开甘陕大门的关键一仗 <h3>白龙江绝壁修栈道</h3> 1935年9月12日，川西北白龙江通往甘南腊子口的崇山峻岭间突然热闹起来。江水声、人声、马嘶声，还有零星的枪声在群山峭壁间引起了阵阵回响。刚刚走出荒无人烟、泥潭遍地的大草地的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此时称为陕甘支队），正在北上甘南，沿白龙江向天险腊子口急进。新的险阻又在等待着他们去攻克。 “报告！前面是白龙江栈道，已被破坏……”侦察尖兵报告。 “部队停止前进！工兵连，尽快修复栈道！”首长命令。万里长征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兵们抢乌江，渡赤水，越北盘，屡建功勋。如今刚过草地，一个个累得黑瘦黑瘦，饿得皮包骨头，可一听说前面有任务，马上来了精神，一个个身负工兵器材，健步如飞，直奔前方悬崖。 工兵连长王耀南对部队进行了简短的动员：“同志们！上级首长已经说了，我军要北上陕甘，必须突破天险腊子口，要突破腊子口，必须走白龙江栈道。能否修复栈道，关系到全军近万人的生命。我们工兵连历来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传统，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修复栈道，为全军开辟一条胜利通道。具体安排：一排负责掏挖原岩孔中的断桩，二排负责打桩，三排负责收集木板，铺桥。……”不久，排成一列纵队的红军队伍中，由前到后传来了口令：“有树的地方砍树、削枝，传送到前面工兵连，有木板的地方现金购买传送前方。”于是，各部队紧急行动起来，砍树、购板，长长的队伍成了传送带。 要修复栈道，首先必须把原来插在石壁孔洞中的木桩抠出来。这项工作确实够费劲的，需要人腰上拴上绳索，用撬杠撬，钎子挖，十分辛苦危险。 而且自过草地以来，战士们还没吃过一顿饱饭，每天除几两青棵外，只靠野菜充饥。工兵连的大部分人员是身长体壮的大个子，几两青棵如何能支持得住！但红军战士硬是饿着肚子在悬壁上修复栈道。开始进展不炔，修了几段，干熟了手，进度就加快了。 从摩崖寺到下一站瓦藏寺有40华里，其间断断续续有一些被破坏的栈道，还有七八座横跨白龙江的木桥。工兵连修复工作的第一个困难是不能就地取材，因为红军的民族政策非常严格：不准动寺庙的木料，也不准砍寺庙附近的山林。唯一的办法是花钱到远处去买，再运回来使用。于是，大家纷纷去购木料，搞运输。第二个困难是藏兵的骚扰，这些藏兵穿着牦牛毛织的衣服，与深秋的树干颜色差不多，远了难分清，近了红军工兵战士又成了活靶子，白白流血。王耀南一面指挥修桥，一面组织神枪手警戒。结果，工兵连未伤一人，未亡一个，未发生事故，修复了古栈道。 白龙江栈道的修复，为突破腊子口天险，打开了通道。 <h3>红四团再当先锋</h3> 9月15日黄昏，正在摩崖寺整装的红四团接到了军委命令：“即速继续北进，着第二师第四团为先头团，具体向甘肃南部的岷州前进，3日之内夺取天险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途中拦阻之敌人！”红四团接到命令后，立即召开团主要干部开会。从此处到腊子口有200里，中间要夜走栈道，跨越白龙江，并扫清路上反动武装的骚扰。黑夜风狂雨猛，乌云蔽天，伸手不见五指。路崎岖难行，桥又是独木桥，一次只能走一人，桥身晃动，一不小心即要掉进白龙江。红四团进行了紧张的动员。深夜11点，一阵集合号声过后，政委杨成武来到队前： “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担任先头团，要在3天之内，夺取腊子口，为大部队扫清前进障碍。”“腊子口是我们北上途中最后的，也是最险要的一道关口。突破腊子口，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挡住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就彻底破产了。如果我们拿不下腊子口，数万红军就要被迫掉头南下，重回草地，或者西进，绕道出青海，或者东进川东北取道汉中北上，这就踏进了敌人重兵布防的口袋。只有突破腊子口，才是全军唯一的出路。大家刚走出雪山草地，体力尚未恢复，这里距腊子口又有200里的高山险路，突破腊子口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红四团是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老部队，打过各种各样的硬仗，一定会完成这个光荣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发扬飞夺沪定桥、抢夺娄山关的光荣传统，奔袭200里，攻克腊子口天险！”有力的政治动员激发了指战员的斗志。 进军号吹响了，部队浩浩荡荡地向腊子口前进。 9月17日凌晨，前锋与敌军遭遇。红军终于提前赶到了腊子口。 扫清敌军前哨，20分钟打垮了鲁大昌的1个营。穿上缴获的敌军军装，冒充敌前哨营官兵来到腊子口前，又把敌军守关的1个营打散了，俘虏了敌十四师鲁大昌的副官、医官等20多名军官。前卫营继续前进，与天险腊子口上盘踞的敌军交了火，拉开了天险腊子口之战的序幕！ <h3>“云贵川”毛遂自荐建奇功</h3> 国民党胡宗南部十四师鲁大昌部的梁应奎率部扼守腊子口。 王团长和杨政委通过观察，发现敌军弱点：一是敌碉堡没有顶盖，只要居高临下，易被攻破。二是口子上敌军兵力集中在正面，两侧设防薄弱，山顶上无敌军，高80多米的峭壁上，没有设防。如果迂回到敌军侧后，爬上高山，从上向下以手榴弹攻击敌堡，配合正面进攻，腊子口不难拿下。 军事民主大会上，干部战士纷纷献计献策。目标集中到一点：谁能爬上那座陡壁。此时，1个外号叫“云贵川”的小战士呼的一下站了起来，毛遂自荐攀爬峭壁。“云贵川”是一位苗族小战士，在贵州入伍前经常爬陡壁采药材、打柴。由于他说话口音兼有云、贵、川三省特点，故得名“云贵川”。 他为了向首长和同志们证实自己的实力，当场来了一个爬壁表演。只见他赤脚拿一段竹竿，腰缠用绑腿结成的长绳，在长竿头绑了一个结实的钩子。用钩子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石嘴，逐段上爬，一下子就攀上了崖顶，然后沿原道返回。“首长，我没说假话吧！”“云贵川”爬壁成功，进攻的决心最后形成。一路从正面强攻；另一路，由“云贵川”从侧翼迂回，先爬上峭壁，放下吊绳，将其他干部、战士拉上崖顶，居高临下控制腊子口的敌堡。正面强攻由六连担任。 太阳落山了，几百名迂回爬崖的队伍通过砍倒的两棵树，平安渡过了水流湍急的腊子河，来到位于敌人视线死角的陡壁面前。“云贵川”捷足先登，他用前面的办法以“猴登山”的技术爬上悬崖顶上，然后逐段放下集中全团所有绑腿拧成的绳索。王团长等数百人抓着这些绳索爬了上去。天已抹黑，只听见风声和人们的喘气声，以及石子掉落的声音。红军迂回部队全部上去了。 <h3>红六连正面强攻展雄风</h3> 现在轮到红六连上阵了。杨成武在松林中对红六连全体指战员说：“同志们，我们左面是杨土司的骑兵，右边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北上抗日的道路，只有腊子口一条。乌江、金沙江、大渡河都没能挡住我们，雪山、草地我们也走过来了，难道能让一个小小的腊子口挡住吗？”“刀山、火海也挡不住我们！”六连全体指战员回答。 “好！团里再抽出一部分轻重机枪，由你们指挥使用。另外，军团迫击炮配属给我们团，集中轰击隘口的炮楼和敌人火力集结点。你们的重点是隐蔽接敌，夺取腊子口上的独木桥。”“首长，我们是共产党员，请党考验我们！”指导员胡炳云代表全连宣誓。 乘着朦胧夜色，红六连部分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向桥头敌军阵地摸去。 狡猾的敌军早有准备。他们以险要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作掩护，等到红六连靠近桥头一片开阔地时，突然开火。先是扔下一大堆手榴弹，后又用轻重机枪反击。由于地形不利，几次冲击都没有成功，还造成了一些伤亡。 “天明前一定要拿下腊子口！”但单凭正面猛冲肯定是不行的。在杨成武的指挥下，参谋长李英华组织了几批小群多路接二连三的轮番进攻，以疲劳和消耗敌人。 经过几次冲击，敌军也麻痹了。红六连突击队乘此机会偷愉攀桥柱从桥肚子下过河到了对岸，等待总攻，以便两面夹击。 正在这时，“通、通、通！”3颗红色信号弹射向大空。 山头上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迂回部队在悬崖顶上看准下面没有顶盖的敌堡炮楼扔下了一颗颗手榴弹，所有的步枪、轻机枪一齐居高临下向敌人开火。敌人没有料到我军迂回到了他们后面的头顶上，一时间被打得哭爹喊娘，抱头鼠窜，六连乘机一顿排枪，将守敌基本消灭。红军桥头部队一个冲锋，控制了木桥，全团开始过河。六连此时更是大展神威，全连枪扫、手榴弹炸、大刀砍，杀得敌军鬼哭狼嚎，峡谷里刀光闪闪，鲜血四溅。不多久，红四团即控制了腊子河两岸，继续向峡谷纵深扩大战果。 腊子口后面有一个三角形山谷地带，敌军在此建立了一群炮楼，还囤积了不少粮弹。口子上的一营敌兵溃败后，本想凭险阻击，但由于红军追击神速，未等敌军站住脚跟，这一三角地带即被红军攻占，弹粮都成了红军的补给。 腊子口终于被红军突破了！ 红军乘胜追击，又突破了敌军的第二道防线，进占了腊子口外的大刺山阵地。敌前哨团长朱显荣如丧家之犬，逃到渭源。师长鲁大昌龟缩在岷州不敢露面。在大草滩，红军缴获敌军几十万斤粮食，两千斤盐巴。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是北上甘陕的关键一仗。这一仗的成功，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罪恶计划，也宣布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南下逃跑路线的失败，为中央红军挺进甘陕、开赴抗日前线打开了通道。 第三篇 斩关夺隘——长征中重要的战役战斗 第十一章 合兵战直罗——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决走性战役 <h3>“打下张村驿，迎接党中央！”</h3> 1935年11月初的一天，几匹快马如飞般地在雪原上急驰。为首的一匹大黑马喷着白气，把同行的八骑远远甩在后头。马鞍上坐着的就是原红二十五军军长，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合编而成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此刻，他正从张村驿战场飞马前往道佐铺军团部，去迎接万里远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自从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这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根据地之后，红二十五军即奉命坚持原地斗争，实际担负了主力部队西征的掩护任务，在极其艰难困苦中坚持了整整两年。1934年11月16日，全军奉中央指令，在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的率领下，从河南罗山的何家冲出发，开始了万里西征。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广泛发动群众，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并先后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两次重兵“围剿”，部队从3000人发展到4000人。 1935年7月15日，红二十五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行动，又开始了西进远征行动。部队从丰裕口出发，西出秦岭，北过渭河，兵临西安，又西入甘肃，翻越六盘山，驰骋陇南陇东地区，截断西兰公路，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堵截围歼中央红军的战略布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自己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特别是8月21日的四坡村战斗，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牺牲，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以来的最重大损失。 9月7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苏区华池县豹子川。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至此，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经由鄂、豫、陕、甘4省，行程一万华里的长征宣告结束。 但是，与中央长期失掉联系、孤军奋斗的滋味，确实是不好受的。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合编之后，蒋介石大为惊恐。为了使中共中央到达陕甘之后没有立足之地，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亲自出马任总司令，纠集了以东北军为主，包括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在内的10余万军队，发动了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陕北苏区红军响亮地提出了“粉碎敌人‘围剿’，打个漂亮仗作为献给党中央的见面礼！”的口号，先后在劳山、榆林桥两地，消灭敌人一一零、一零七两个师。这时，听说中央红军已经到了吴起镇，于是决定，拔掉张村驿镇这个敌军安插在苏区的钉子，为中央红军准备好落脚点。红十五军团在军团长徐海东的率领下，抱着“打下张村驿，迎接党中央！”的决心，向这个设防坚固的小镇发起了攻击。此时传来了党中央的确切消息。 徐海东当机立断：张村驿暂停攻击，待见到中央领导之后，另行决定。 于是，飞马奔往道佐铺。 “是海东同志吧。你辛苦了！”一位身材高大但面容清瘦，头发老长的中央首长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赶过来紧握着徐海东的手问候说。经旁边的程子华的介绍，徐海东才知道，这就是毛泽东。 满头大汗、浑身霜雪的徐海东激动地握住了毛泽东的大手，望着毛泽东那可亲的面孔，许久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情况，拿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问道：“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徐海东报告后，毛泽东说：“先按你们的预定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徐海东回到张村驿前线，将党中央到了陕北的喜讯传遍全军。群情立即沸腾起来。 “打下张村驿，欢迎党中央！”战士们一鼓作气，拿下了张村驿及其附近据点，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徐海东发出了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第一封电报。毛泽东等回了电报，并筹划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就是把中国革命的重心放在西北的奠基礼——直罗镇战役。 <h3>巧设“口袋阵”</h3> 直罗镇是张村驿附近的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镇北有一条小河流过，名叫葫芦河。东面有条大道穿过镇子中央。整个地形正如流经的那条小河的名字一样，是一个葫芦形，是一个肚大口小的预设口袋阵的理想地形。 “这一带地形，对我们打伏击战太有利了！”“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钻进了口袋阵！”正在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高山上观察地形的红一、三和十五军团的团以上干部边观察边议论说。几十架望远镜举在眼上，从左到右，从东到西，每一条道路、河流、山包、树木、沟坎、房屋、寨堡都尽收眼底。根据党中央关于“要打歼灭战”的指示，直罗镇之战必须有绝对把握，任何疏忽都是不允许的。 边观察边研究，作战的决心最后形成了：把敌军放进直罗镇，然后聚而歼之。为了防止敌军利用镇东头的寨子做固守的据点，大家商讨后，决定由红十五军团派出一个营连夜将其拆除，并派一个排担任战场警戒任务。红十五军团主力集结在刚打下不久的张村驿一带，养精蓄锐，积极投入战前准备工作。各级干部层层深入，具体进行战斗组织，提出了“打胜仗庆祝会师”、“在战斗中向中央红军学习”等战斗口号。 红军的战斗部署是：中央红军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两路会攻，合围聚歼。此战的关键是：将敌军引进直罗镇山谷：红军要坚决、勇敢、迅速，用速决战尽快结束战斗。这第二条又引出了中央红军干部团的一段故事。 <h3>“抬着将军战直罗！”</h3> 为了打好两军会合后的头一仗，中央红军提出了“打好陕北第一仗！”“鼓足勇气，打一个漂亮仗！”“在战斗中向陕北红军学习！”的口号，规定凡是伤病员，一律不让参战。为此，指挥部逐师逐团核实战斗员。担任主攻团任务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因病重，被“核实”下来，住进了医院，而由红一师政委黄甦来到红四团代理政委。黄甦带着介绍信就上阵了。 “陈赓同志，此次直罗镇战斗，你有骨折性战伤，就不要参加了，由我代替你指挥十三团（干部团此时变成了红十二团，陈赓由干部团长改任十三团长）吧！”担任一军团“核实”伤病员任务的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对陈赓说。 “老同学！人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却泼我一瓢水！直罗镇战役这么重要，我这个团长怎能不上阵呢？”陈赓与黄埔一期的老同学、老战友左权争辩说。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左权只好同意陈赓带伤上阵，但要给他配两匹马，以代替脚力。陈赓笑着说： “长征我是走过来的，不是骑马过来的。如今到了家，更不能骑马！”“那也得准备一副担架，防备你一时‘运动’不了时，上去躺一躺，这回总可以了吧，老同学！”左参谋长马上叫来了特派员欧致富，对他说：“你得马上落实一副担架，从现在起，担架不得离开他前后，他算是提前出院参加指挥的，明白吗？”整个直罗镇之战，那副担架一刻不离陈赓。陈赓却一直不肯坐，后来伤痛实在支持不住，方才上担架。陈赓叹着气说：“这真是抬着将军上阵了！”从此以后，“抬着将军战直罗”，成为红军战史上的一段佳话。 <h3>“惹牛”、“牵牛”与“追牛”</h3> 红军的作战目标是敌东北军五十七军一零九师。这是东北军中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的一个王牌师。师长牛元峰，由于没有吃过大苦头，因此对红军多少有些瞧不起，颇有一股子“牛脾气”。11月19日，他率部来到黑水寺，大大咧咧地向直罗镇进发。此时，红军的策略是小部队骚扰，打了就跑，以“惹牛”发脾气，“牵牛”进口袋。牛元峰果然中计，他在6架飞机掩护下，于20日中午占领直罗镇。这家伙一进镇子，就狂妄地命令配属其他师的六三二团归属于他手下指挥，并向五十七军军部报捷。他的士兵也是兴高采烈，在直罗镇大抢大刮了一通米面和猪羊鸡鸭后，大吃大喝，搞得乌烟瘴气。酒足饭饱之后，竟放心地睡起大觉来。 时机已到。天黑之后，红军将敌四面包围，天刚亮，即发起了攻击。两路红军如两只铁拳，从南北两面的高山上砸了下来。另以一部分部队直插黑水寺，堵住敌军退路，并牵制黑水寺之敌。红十五军团的七十五、七十八两个师从南山和东南向直罗镇进攻，阻敌东逃。战斗打响后，红军攻势如排山倒海，锐不可挡。牛师虽有防备，但未想到已成瓮中之鳖，因此猝不及防。 牛元峰从梦中被枪声惊醒，发觉已被包围，急向军部求救，但电话已被切断。 急令士兵顽抗，红军已冲下山来。敌军向南遇到枪响，返身向北撤，向北碰到排枪，又返身往南撤。如此在一条川谷中左冲右突，狼奔豕突，溃不成军。 山谷中到处是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战至2小时，红军两路合攻部队已将敌军分割成碎块，占领了镇中敌师部所在地，敌军大部缴枪投降。但是牛元峰率1营残部逃到镇东小寨子里，修筑工事，负隅顽抗，不肯投降。 镇东小寨堡虽被红军战前拆毁，但地形险要复杂，易守难攻。加之敌军昨天来后，抓紧抢修，有部分恢复。红十五军团第一次猛攻没有成功。正待第二次猛攻时，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暂缓攻击，围而不打，待敌绝粮断水后突围时再予消灭。 这一手真灵。小寨堡虽然可以防守，但既缺粮，也无水。牛元峰待援无望，于半夜开始向西突围逃跑。红十五军团战士一气“追牛”25里，将牛元峰残部1个营全部歼灭。当红军迫近时，牛元峰将腰上勃朗宁手枪拿出，试了几次，不敢向自己的脑袋开枪。于是，把枪交给副官，叫副官从后脑开枪。 副官遵命照办，这头野“牛”面颊炸碎而死。 与此同时，从黑水寺和鄜县（今富县）方向来援的敌军先是遇红军阻击不能前进，后又惧怕被歼仓皇逃跑。红军阻击部队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歼敌后卫部队之一部。敌军退到太白镇和梆县固守不出。红军针对东北军的国恨家仇，开展了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提出了“宽待东北军！”“欢迎东北军掉转枪口打日本！”的口号，并将俘虏教育后放回，还与部分爱国将领进行了接触、谈判，达成了一些默契，为尔后的西安事变，兵谏反蒋奠定了基础。 直罗镇一仗，全歼敌一零九师和一零六师1个团，毙伤敌师长以下1000多人，俘敌5300多人，缴获步枪3500余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架，子弹22万余发，大大地补充和改善了红军的武器装备。又教育和释放了大批俘虏，并且粉碎了敌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陕北苏区。 直罗镇之战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第三篇 斩关夺隘——长征中重要的战役战斗 第十二章 恶战普渡河——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关键战役 <h3>六甲阻击战</h3> 1936年4月9日拂晓，正在行进中的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郭鹏、政委廖汉生接到了指挥部首长的一道命令：师领导快到前方指挥部去领受任务，部队原地停留待命。一阵嘹亮的军号过后，急行军一个通宵的全师同志疲惫地就地休息，有的人一倒下就睡着了。 当郭师长、廖政委和参谋长常德善来到军团指挥部时，军团参谋长李达正等在那里。“你们来的正好，任务十分紧急。”接着，对全军的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并部署了作战任务。 自从红二、六两军团主力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瑞塔铺地区出发开始长征以来，始终处在湘、黔、滇、川及国民党中央军数股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 11月20日至21日，红六军团突破澄水、沉江封锁线，歼灭和击溃敌军一部，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并开始了长征。 1936年元旦前后，红二、六军团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连续9天向东南急进，深入湘南，然后急转向西疾进，进入黔东地区，甩掉围追之敌，歼敌数千，取得长征初期的胜利。 1936年1月20日，红二、六军团由黔东石阡地区西进，在龙溪突破郭思演纵队的封锁线，尔后挥师南下，连克瓮安、平越（今福泉），在马场坪击破万耀煌师的截击，随即挥师西向，威逼贵阳。然后虚晃一枪，进入黔西北地区，假渡乌江，真渡鸭池河，先后攻占黔西、毕节、大定县城，创建新苏区。部队得以暂获休整。 1936年2月上旬，红二、六军团集中3师兵力于三重堰、打鼓新场寻机歼敌未果，后西转安顺，再转赫章，并于2月27日兵分两路，前出野马川，西进乌蒙山区，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民情，进行了1个月的乌蒙山区回旋战。 红军犹若游龙，在乌蒙山腹地转战千里，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 1936年3月2日，红二、六军团三进奎香坝血战虎头山，然后，进入南北盘江之间的兴仁地区，并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开辟新区，休整部队。红军威镇滇东。得章坝一战，红军重创万耀煌的十三师，打得万耀煌本人化装成士兵模样，仓皇逃命。 1936年3月30日，根据红军总司令部的指示，红二、六军团决定撤出盘江地区，西渡普渡河，从龙街北渡金沙江，到川康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一次最大的战略行动。在此之前，红二、六军团转战湘、黔、滇3省，总的看，还是在南方活动，而北渡金沙江，则是要前出到康藏高原，北上抗日。对于此次行动，无论是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还是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以及陈伯钩等人，都感到关系重大。 要北渡金沙江必须西渡普渡河，而要西渡普渡河，必须将滇敌孙渡纵队的前卫龚顺壁旅4个团的追击阻拦住，阻击的地点，就选在了六甲地区，阻击的部队，选中了能攻善守、充当前卫的红六师。贺龙军团长的指示是：“六师要狠狠地敲，不敲则已，要敲就狠敲。只有把滇军打疼了，才能使他们不敢狂追，为西过普渡河、北渡金沙江赢得充裕的时间，并且粉碎诸路敌军将红二、六军团围歼在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地区的计划。六师的担子不轻啊！”险恶的局势和艰难的使命是不言自明的。 在一个小高地上，红六师团以上干部召开了紧急会议。郭鹏对大家传达了上级指示后说：“两个军团的战略行动能否成功，都取决于我们阻击战能否把敌人打痛。现在我们地处可朗地区，到六甲还要回走50里，为了抢时间，只能后队改为前队，跑步前进，早一分钟赶到，就会先机制敌。”廖汉生政委说：“部队一夜急行，已经十分疲劳，又没吃饭又要走回头路，要在行进间搞好思想动员，组织保证。最好让部队走快一点儿，抢占六甲有利地形，打埋伏；如果一旦与敌人遭遇，那就要不惜牺牲，争取把敌人的前卫部队消灭掉。”最后，又具体安排了战斗任务。 当红六师指战员大汗淋漓地赶到六甲地区，方才感到上级首长将阻击阵地选在六甲真是太英明了。六甲扼西来大道的要冲，居高临下，由此向东，一路下坡，敌军西进，需要仰攻。六甲道路之左，乃陡峭石山，怪石嶙峋，嵯峨如削，极宜红军防守阻击。右侧乃一带丘陵，地势比较开阔，灌木丛生，红军可以预设阵地，但要防止敌军侧后迂回。……郭师长和廖政委率领部队刚到山脚，敌军先头部队也赶来了，双方走了个面对面。 好险！如果敌军控制了制高点，以4个团打红军3个团，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红军早有准备，红十八团一个冲锋，一排手榴弹，抢占了山头，把敌军先头部队压了下去。 敌军未曾料到红军杀了个“回马枪”，一时缩了回去，很长时间不见动静。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凶猛冲击的前奏曲，敌军是在集结部队，调集火器。 利用这段短暂时间，红军战士抓紧构筑阵地，挖掘掩体，准备弹药，调整部署。红十八团团长成本新亲率二营三营抢占右翼丘陵地带，一营收拢兵力控制道路正面，十六团登上左侧山峦，控制全部制高点，十七团在后面构置第二道防线。 果然，半小时后，一阵猛烈炮火倾泻而下，敌军发动了集团冲锋。敌军邀功心切，孤军前突，因为他们的上司“小诸葛”孙渡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提升，他们也颇有效法孙渡的架式，因而攻击特别猛。 就这样，红军反复冲杀，击溃了敌军10数次冲锋。 红十八团阵地始终是争夺的焦点。由于红军伤亡越来越大，弹药越来越少，火力越来越弱，而敌军后援部队源源赶来，以强大兵力展开了大迂回动作，红军防线部分被突破。为了防止敌军的分割包围，红军被迫撤到第二线阵地对敌阻击。红十七团1个营弥补了十八团阵地的空隙。 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又奋战了大半天，极端疲劳，又饥又渴。红十八团政委杨秀山自告奋勇，到当地老乡中弄点吃的。由于红军曾经过六甲地区，在当地留下良好影响。当地群众听说红军饿着肚子打仗，十分热情地做好了热饭热茶送上阵地。恰巧敌军调整部署，没有打枪打炮，战士们吃了一顿安逸饭。 很快弹药又成了问题。手榴弹越来越少，火力也越来越弱了<u>?９9liｂ?</u>，形势十分危急。 正在这时，军团首长贺龙的手令传来了：“派五师前来增援，归六师指挥！”真是及时雨啊！红五师从敌军左侧一个迂回，配合六师从正面一个反冲击，两面夹击，这回敌人算是彻底垮下去了。 六甲阻击战，重创滇军1个旅，坚守1天1夜，圆满完成战斗任务，从此，滇军再不敢穷追红军了，为红军西渡普渡河、北过金沙江赢得了时间。 <h3>夺占白马山和老于山</h3> 在红六师、五师六甲阻击的同时，红四师来到了普渡河东岸地区。此时，龙云秉承蒋介石旨意，把他的近卫团、警卫营和工兵大队及张冲的第九旅派来防守普渡河铁索桥。由于红四师行动神速，凌晨发起攻击，将东岸敌军打得逃到了西岸，肃清了东岸之敌，控制了河东岸接近桥头的一片地区。 4月8日，前进到小桥园地区的红六军团前卫十七师与滇军第九旅遭遇。 红军迅速抢占普渡河支流旁边的制高点老于山，痛击敌军，掩护另一部红军向普渡河东岸玉膀山前进。此时，敌孙渡纵队第一、三旅以及滇军五、九旅企图在玉膀山地区合击红军。敌中央军也从寻甸、功山以北侧击而来。红军从小松园地区西渡普渡河已经不可能了。 红军当机立断，另谋出路，放弃从龙街老渡口北渡金沙江的策略，绕道普渡河上游过河，再从金沙江上游石鼓一带过江。为此，急电已过普渡河的红四师重返河东，红十七师也撤出战斗，速返鸡街。全军利用六甲阻击的有利形势，从柯渡、可朗地区折转南下，急逼昆明，造成进攻昆明之势。 <h3>西涉普渡，北渡金沙</h3> 红军南逼昆明，横扫滇西，龙云惊恐万状，紧急调动重兵回防昆明。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消除红军西征北上路线上的敌重兵集团，红六师于4月11日攻克昆明西北40里的富民城，全歼守敌1000余人。正当龙云全面撤除普渡河河防回守昆明之机，红军乘机从普渡河上游富民、赤旧一带徒涉普渡河，向滇西急进。因为沿途仅有民团防守，红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占牟定、取姚安、克盐丰、下楚雄、又进占了镇南、祥云、宾川、鹤庆。 4月24日，进占丽江，胜利到达金沙江边的石鼓镇。红军得到了较好的休息和补充，准备抢渡金沙江。至此，红二方面军普渡河战役告一段落。 石鼓镇和巨甸镇，是金沙江上游的两个重要渡口，位处玉龙雪山和横断山脉之间，形势十分险峻。红六师组成了3个突击队，不顾高山雪水之寒和急流险滩，泅水过江，抢占对岸渡口，击溃守敌，夺得船只。经过2天2夜，从容渡江，远走高飞。3天之后，追兵才到。 红二、六军团过江之后，在红四方面军的接应下，经中甸、德荣、白玉、定乡、稻城、理化、瞻化等地，于7月2日在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第四篇 巾帼悲欢——长征中的几位杰出女性 第一章 生机盎然的常青树——刘英 <h3>“有特殊任务”</h3> 赣南，于都。 扩红工作，热火朝天。 她，是在扩红中踏上征程的。 1934年9月，当时担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第二次被派往于都县，担任扩红突击队长。由于刘英第一次在这里“破天荒”地超额完成了扩红计划，于都县的青壮年大都被动员参了军，现在再让她在此扩军，要想完成任务是极为困难的。她，感到有些为难。 这时，毛泽东正好住在于都指导工作。刘英除了每天晚上向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报告扩红情况外，还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情况。当毛泽东得知她工作开展得不顺利时，就给她出主意：“干什么事先要打通思想，思想通了，任务就完成得快。”并建议召开全县活动分子会议，宣传战争形势和扩红意义。 于是，她打消了顾虑，又废寝忘食地投入到扩红工作中…… 然而，此时中央根据地的局势已十分严峻，突围转移已迫在眉睫。一天，毛泽东带了几个警卫员急匆匆地来到县委，他对刘英说：“刘英同志，赶快收拾一下行李，回瑞金去吧！”刘英不解其意，便说：“任务还没有完成，怎能回去呢？”毛泽东又说：“不要紧的，赶快回去吧！”刘英还是不解其意，仍然表示任务没完成，不敢回瑞金去。 毛泽东见她十分固执，又不便讲清实情，就准备离去。当他走到门口时，又果断地回转头来，几乎用命令的口吻对刘英说：“刘英同志，你一定要回去，有特殊任务！”什么“特殊任务”呢？刘英听了有点纳闷。毛泽东走后不久，她就骑马火速回到了瑞金。 原来，这个所谓的“特殊任务”，就是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3天之后，她就踏上了漫长的征途。 开始，她被编在第二纵队，担任司令部巡视员。走了没几天，她又被调到了中央三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之职，由做群众工作改作政治工作。 长征之初，天天是夜行军，天天要跋山涉水，人迹罕至之处，都留下了红军的足迹。然而，在敌人40万大军分三路围追堵截下，红军没能摆脱被动局面。 湘江，急流滚滚。敌人在这里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边。这时，前线形势异常吃紧，而部队行动又相当的缓慢。尤其是后勤机关，被不必要的沉重包袱拖住，行动十分不便。有时先头部队已经出发，而后卫部队才刚到宿营地。不少人实在走不动了，瘫倒在地。 刘英和毛泽东都在军委纵队，宿营时相隔不远。只要有一点时间，她常到那里走走、看看、聊聊。一天，毛泽东见到刘英，就向她了解部队情况。 刘英便毫无顾忌地将一些实际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反映，特别是部队负载过重的问题。毛泽东听了之后，十分赞同刘英的看法。他对刘英说：“带这么多东西，怎么走得动呢？” <h3>从中央秘书长到连指导员</h3> 1935年4月的一天，刘英接到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写给她的一张纸条。 纸条上清楚地写道：“刘英同志，决定由你代替邓小平同志的工作，立即到中央队去报到。”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骑马来到总政治部。见到李富春后，首先露出了一脸为难相。接着诉苦道：“我是做群众工作的，当中央秘书长，我可干不了啊。”李富春听了后，便风趣地对她说：“咳！咳！刘英同志，你怎么谦虚起来了呢？”然后，又接着说：“邓小平同志调到前线去了，由你来接任他的工作，你去搞吧，上任后会有人帮助你的。”就这样，刘英便走马上任了。 刘英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央队。毛泽东亲切地对她说：“刘英同志，让你到中央队工作，是我提议的。你一个女同志在后梯队还不拖垮了，这里比较适合你的工作，照顾我们几个人，没有多少事。”在中央秘书长的岗位上，刘英的主要任务是：开会作记录，管理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做警卫员的思想工作。在这些事情中，最难管的要算照顾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那时的生活十分艰苦，时常面临断粮的危险。到了毛儿盖后，部队已经快没有粮食吃了，最好的东西就是炒青棵麦，还是按定量分配的，难以吃饱肚子，中央领导同志也是一样。 有一天晚上，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思考问题的毛泽东向刘英请求道：“刘英，能不能弄一把炒麦给我，晚上肚子饿得慌。”刘英赶紧说：“行！行！我去给你弄一点来。”刘英迅速走了出去，但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幸亏炊事员那里还剩了一点。她从炊事员那里要了一点炒麦，装进一个小布袋里，交给毛泽东作夜餐。毛泽东从刘英手里接过布袋，抓了一把炒麦，像吃花生米一样，一粒一粒地送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 四川，懋功。中央红军与第四方面军在此会师。但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中央与张国焘发生了严重分歧。有一天，毛泽东要去找张国焘谈话，就让刘英跟着去作记录。毛泽东一进屋，就对张国焘风趣他说：“你看，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没有反应过来，就问道：“什么水呀？”毛泽东见他还在纳闷，就笑着对他说：“咦，上贾宝玉不是讲男人是泥巴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嘛！”张国焘顿时笑了起来，紧张的气氛便缓和了下来。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加强红四方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央把少共中央局的干部集中了起来，临时组成了中央工作队，由凯丰负责带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因工作需要，刘英也调到了中央工作队。 翻过茫茫的草地后，部队来到巴西进行休整，但谁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处在危险之中。有一天深夜，凯丰急促地把刘英他们叫醒，让他们通知部队赶快出发，并提出了“三不”要求：即不准讲话，不准点火把，不准掉队。 他们一口气跑了10多里路，到了一个小山坡才停了下来。就在这时候，张闻天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对大家说：“张国焘搞分裂，企图挟持中央南下，我们要赶快脱离危险地带，坚持北上。”在这种情况下，刘英又回到了中央队。 这时，中央秘书长已由吴亮平担任，刘英就被任命为指导员。在险恶的环境中，这位女红军干部表现出极大的乐观和坚韧。 征途中，她跟随部队，摆脱敌人重兵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抢夺沪定桥……一路上，精神总是那样的振奋。睡觉时，她不脱衣服，不松绑腿，头上长满了虱子；然而，她还乐融融地与大家开着玩笑。 一次，爬雪山时，她遇到极大困难。从山脚往上望去，一片白色的世界，闪耀着刺目的光芒。刘英领了2个干辣椒，喝了一碗辣椒水，就跟着队伍开始爬山。山路崎岖陡峭，先头部队用刺刀在冰雪上挖出一个一个踏脚坑，为后续部队开路。但人踏多了，坑变得滑溜滑溜的，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到百丈雪谷中。刘英穿着草鞋，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有时积雪陷没了膝盖。尽管自己行走已十分困难，但她还是不时地照看着周围的战士。雪山上，乌云压顶，狂风怒吼，雪团被卷得漫天翻滚。刘英他们都穿着极为单薄的衣服，冻得浑身哆嗦，好像血液都被凝结似的。最要命的是空气越来越稀薄，胸口上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被逼得透不过气来。刘英张着嘴呼哧呼味地大口呼吸着，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很大的劲来。但是，一过雪山，还没有顾得上休息，她又极有兴致地与人交流起拉着骡子尾巴上山的经验了。 <h3>征途中喜结良缘</h3> 在一间极为普通的民房里，刘英和张闻天结合了。 其实，人人都有一种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本能。革命者不是苦行僧，即使在艰苦的战争年代。 在中央苏区时，参加革命工作的女同志不是很多。刘英，这个面目秀丽、天生活泼、能干泼辣的姑娘，当然是不少人追求的目标。但是，她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暇顾及自己的婚事。况且，在战争环境中，她害怕结婚怀孕后，不能行军打仗，影响工作。于是，她婉言谢绝了不少追求的同志，直至30岁还是单身独居。 然而，“无意插柳柳成荫”。刘英与张闻天的革命良缘，可称得上是“天作之合”。 早在莫斯科学习时，刘英就认识了张闻天。那时，张闻天是刘英的教员，他们有着师生之谊。 刘英来到瑞金后，她与张闻天经常见面。当时，瑞金的物质生活相当艰苦，但革命者大多是乐天派。在他们苦得难忍时，也会想点办法来消遣一下。 晚上，他们经常举行精神会餐：吹牛皮。湖南人讲湖南的名菜色香味俱全，四川人讲四川的菜好得呱呱叫，广东人讲广东菜如何讲究…… 刘英从上海来瑞金不久，一天，他们就不客气地合伙打了刘英一次“土豪”。发起人，就是张闻天。当时，刘英正在瑞金几里路外的少共中央机关工作，突然接到张闻天打来的电话：悠克那（刘英的俄文名），你回来一下，大家决定今天打你的“土豪”。 原来，刘英刚从上海来，还剩些路费。接到张闻天的电话后，她就骑马回到了中央局准备请客。路上，遇见了邓颖超。邓大姐对刘英说：“今晚我要值班去不了啦，你给我一块钱，我买双胶鞋穿。”刘英给了邓颖超一块钱后，就与张闻天、博古、凯丰、刘群仙等人来到瑞金街上的一家小餐馆。坐下后，买了几佯炒菜和炖豆腐，美美地吃了一顿。你看，这些年轻领导人多有人情味！ 就在这些交往中，她与张闻天之间的友谊在不断加深。 遵义会议后，刘英调任中央秘书长，与张闻天朝夕相处。在艰苦的行军途中，张闻天对她格外关心：他有4个警卫员，就分了1个给刘英；刘英作记录没笔，他就把自己当时最为宝贵的钢笔借给她；他还教刘英做笔记的诀窍，即不要有闻必录，而是简明地记要点，并帮助她整理记录…… 看到他们情投意合，其他中央领导都很高兴，经常开他们的玩笑。他俩虽都有此意，但谁都不想说破。毛泽东就经常引句古诗、讲个典故，进行旁敲侧击，想挑破这层窗户纸。 张闻天有点学者风度，平时不苟言笑，碰到毛泽东开他玩笑时，总是无力招架，一笑了之。 一次，部队到达宿营地，中央领导住在一排四间屋里。毛泽东就让刘英住中间一间，让张闻天住西边一间，自己住东边一间，陈云住最边上一间。 他用开玩笑的口吻对陈云说：“你当督察委员吧，监视他们喽。”过了金沙江，张闻天就采取了主动，要求与刘英结婚。但是，刘英还是没有答应，她怕结婚后怀孕，不仅自己吃苦，还要拖累部队，耽误工作。 到了瓦窑堡，环境也相对安定了，红军的禁令放开了，没有结婚的红军将士，几乎都在这里找到了伴侣。刘英和张闻天，也在这里结了婚。 当时，既没有条件举行婚礼，也没有什么东西请客。刘英与张闻天结婚的那天，毛泽东嚷嚷着走进了“新房”：“我不承认，你们没有请客嘛！”这时，张闻天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而刘英却反驳道：“我拿什么请你呀？什么也没有！”在艰苦的岁月中，两位新人就这样成了眷属。 第四篇 巾帼悲欢——长征中的几位杰出女性 第二章 血染猪场五里碑——贺子珍 <h3>“双凤”栖落何处</h3> 1934年10月的一天夜里，年仅24岁的贺子珍辞母别子，从瑞金出发，踏上了艰难的万里征程。当时，她怀有身孕，身子十分虚弱，在干部休养连当休养员。 进入贵州后，战斗频繁，分娩在即，拖着个身子跟随部队行军打仗，其艰难不难想象。 当然，最艰难的是途中分娩。不仅做母亲的遭罪，刚出世的婴儿也遭不幸。然而，就在最不该生孩子的时候和地方，她生了孩子。 一天，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疾速前进。为了避免与尾随的敌军遭遇，他们一天要走80多里路，到达贵州的一个小山沟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墨黑的空中还飘落着绵绵细雨。 贺子珍在一位战士的帮助下，住进了简陋低矮的茅草屋子里。她刚刚躺下不久，就觉得肚子阵痛起来，而且越来越剧烈。 “小生命”说来就来，急得休养连的大姐们手忙脚乱。情急之中，临时凑起了一个接生组：李治担任接生，钱希钧当助手，钟月林当下手。大约在午夜11点钟左右，一个女娃娃诞生了，邓大姐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双凤”。 部队要行军打仗，孩子的啼哭声会暴露部队的目标，因而上级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带孩子行军。事实上，当时也没有办法携带这样一个娇弱的小生命，因为连维持她生存的最基本条件都没有。 那么，孩子怎么处理呢？产后极为虚弱的贺子珍，苦苦地思忖着。她知道，前面的路程极为遥远艰险，带着孩子不仅会拖累自己，还会拖累整个部队，个人的感情应该服从革命的需要。 她把钱希钧和吴吉清叫了过去，含着眼泪对她们说：“部队要行军打仗，孩子不能带着走。你们想个办法把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吧！不是我们心狠，而是战争极为残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让孩子在人民中间长大也好，她长大了，如果是革命的，会来找我们的！”然而，这时又有谁能知道，从此一别，却成了她们母女俩的永诀。 在场的休养连领导，听了贺子珍的话，心里十分感动。她们向钱希钩和吴吉清作了进一步的交代，并交给她俩一点钱，让她们抱着熟睡中的婴儿去找寄养的人家。 但是，当地老百姓听了反动派的宣传，害怕红军伤害他们，都跑上山躲了起来。钱希钧和吴吉清在山沟里转了好长时间，才在山坡上发现几点微弱的灯光。她们朝着灯光的地方走去，发现了一些破旧的茅草屋。在一间闪耀着灯光的屋子，有一个瞎老太太呆呆地坐在一条板凳上。 进屋后，钱希钧向老太太宣传了红军的宗旨和政策，随即又委婉地对她说：“老大娘，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穷人报仇。但是，部队行军打仗不能带着孩子，我们就把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长大后还能帮你干点活。”但是，老太太为难他说：“我没有奶，年纪也老了，身子骨又不好，带不了呀！”钱希钧见她不答应，又耐心地对她说：“老大娘，不要紧的，你做点米汤喂她就行了。等村里的人回来了，向她们讨点奶，孩子说大就大了，你老人家就给收下吧！”老太太的心终于被打动了。就这样，这个苦命的孩子留在了山沟里。 长征途中的婴儿几乎没有能活下来的，贺子珍这个女儿的命运如何，也是可想而知的。 <h3>救伤员身负重伤</h3> 1935年3月。贵州盘县猪场五里碑。 一天下午，太阳即将西斜，干部休养连来到了这里，准备在此宿营。这时，战士们已走得疲累不堪，连长看到日头已落西山，估计敌机不会再来捣乱，也就命令部队就地休息。于是，队伍就在一片树林旁的高坎下停了下来。 突然，隐隐地传来了敌机的轰呜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只见一架小型敌机钻出山谷，飞抵头顶。连队司号员立即吹响命令隐蔽的号角，连长、指导员忙着照顾几位老同志和伤员。靠在土坎旁休息的贺子珍，也不顾个人安危，招呼着大家分散隐蔽。 敌机围绕树林盘缠，掠过树梢，发现里边有人，便吼叫着朝部队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开始，它疯狂地用机枪扫射；紧接着，就投下了一枚枚炸弹。 炸弹把高坎炸得坎崩土掀，强大的气浪向贺子珍冲去。顿时，巨大的烟尘将她淹没…… 然而，这一次有惊无险，贺子珍没有被炸伤。正当她被气浪逼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眼明手快的警卫员吴吉清赶快把她拉到路旁的沟里。过了一会儿，她从烟尘中爬了出来，突然发现有一副担架暴露在前面不远的路上，担架员已被炸死，伤员正在担架上挣扎。 原来，这个伤员是红军的一位师政委，攻打遵义时，负了重伤，断了一条腿。此时，他身陷危险之中，生命炭发可危。 多么危险啊！贺子珍奋不顾身地跳出小沟，朝着担架冲去，用毛巾利索地包扎好伤员的伤口，并扶他在担架上躺好。不料，正当她帮助伤员隐蔽时，敌机又一次地俯冲下来，机枪猛扫，并扔下了炸弹。在这危急关头，贺子珍毫不犹豫地扑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掩护着战友。 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贺子珍感到浑身剧烈的疼痛。烟尘中，只见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蹒跚地跨了几步，晃了几晃又栽倒在地。 此时，这位得救的伤员流着泪，从担架上吃力地爬向贺子珍…… 警卫员吴吉清迅速地跑了过去。一看，只见贺子珍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从伤口处往外涌，顺着头顶、背部、腿部往下流淌。伤员安然无恙，而她却伤痕累累。有一块弹片竟从她的后背部一直划到右胳膊上，划开了一条长长的大口子。血不断地流着，染红了衣裳，滴到了地上。 她，躺在血污中，昏迷不醒。吴吉清颤抖着双手，弓身背起贺子珍，奔向担架…… 敌机溜走了，红军战士都过来看望担架上的贺子珍。这时，她不仅伤口流着血，鼻子、嘴巴也流着血，脸像一张白纸一样，呼吸十分微弱，渗出的鲜血染红了担架。 警卫员吴吉清骑马赶到总卫生部，请来了医生李治。经检查，发现她从头部到四肢竟有17处弹片。征途中，是没有条件做这种大手术的。当时，没有麻醉药，医生只好让战士们按着贺子珍的四肢，小心翼翼地把表面部分的弹片取出来，敷上碘酒，进行了简单的包扎。然后，又注射了止血针，服了几粒止痛片。 在行军途中，每天到了宿营地后，医生才能去给她换纱布，没有消毒水，只能用冷水清洗伤口，再换上干净纱布。 经过几天的抢救，她才从昏迷中醒来。 醒来后的贺子珍想的却是，自己伤势这么重，需要有人抬着走，伤员这么多，而连队担架和马匹又这样少，这不是要拖累部队吗？于是，她主动向组织提出了请求：“把我寄放在老百姓家中吧。”钱希钧知道了贺子珍的意愿后，非常着急，对她说：“大嫂，你一个人留在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是很容易暴露身份的，而且国民党反动派尾随搜查得很紧，这是十分危险的。”然后，钱希钧又赶紧找到自己的丈夫毛泽民，让他把贺子珍的伤势和她本人的要求转告毛泽东，由毛泽东来决定贺子珍的去留。 毛泽民知道贺子珍负伤后，连忙赶到了干部休养连，在担架旁焦急地呼唤着贺子珍：“大嫂，大嫂，你觉得怎么样？”一边呼唤，一边流着眼泪。 只见贺子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满怀深情地望着毛泽民夫妇，用微弱的声音缓慢他说：“泽民弟，希钧妹，我不能与你们一道走了。”说完，她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了难过的表情。接着，她又平静他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吧，不要再拖累大家了。” 听了贺子珍的这席话，毛泽民夫妇俩心里十分沉重。钱希钧安慰她说：“大嫂，泽民已经电告大哥，请你放心吧，只要我们在，就一定把你带走！” 毛泽东接到电告后，立即连夜同医生傅连障和3个警卫员提着马灯赶来了。他走近贺子珍躺着的担架，俯下身子搭着贺子珍微弱的脉搏，轻声地问道：“子珍，觉得怎么样？”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贺子珍慢慢地睁开眼睛，见到毛泽东就在她身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温柔地注视着毛泽东，用极为轻微的声音沙哑他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走吧！”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有力他说：“我和同志们不会把你留下的，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贺子珍内心一阵激动，又昏迷了过去。毛泽东让医生尽力抢救。傅连蟑摸了摸脉搏后，对旁边的医生交代了几句。尔后，毛泽东又把自己乘坐的带篷担架留下，并让自己的担架班长等4人轮流抬着贺子珍，继续前进在路上。 第三天，黄昏时分。他们来到贵州盘县与云南富源县交界处。贺子珍的伤口疼痛剧烈，额头上渗出了一层汗珠，但她坚强地忍受着，没有呻吟过一声，只是使劲地咬着嘴唇…… 她，在长征途中生过1个孩子；这时，她又受了重伤。她所受的苦难是不难想象的。但是，这位平时言语不多的弱质女子，竟然有如此的顽强毅力，坚强地挺了过来。 <h3>乐吃苦一心助人</h3> 严以律己，平易近人，乐于吃苦，这是征途中红军战士对贺子珍个人品格的一致评价。 “她，对自己要求严格”——指导员李坚真说。 第一天夜行军，走了整整1个晚上，直到天亮才宿营。途中，他们遇到了一场暴雨，每个人都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考虑到贺子珍身体需要照顾，休养连领导就拨给她一匹骡子。但她没有骑，而是让给了伤病员，自己却咬着牙跟着队伍走。 长征之初，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队伍一直是在晚间行军。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1个多月时间，贺子珍与大家一样，坚持着徒步行军。 干部休养连的女同志，除了伤病员、首长外，大多担任着政治战士的工作。每个人要管理担架、筹粮筹款、雇请民工、安置伤病员生活。虽然领导上没有安排她担任工作，但她却总是主动地找工作做。 征途中，她时常与民工走在一起，向他们讲革命道理，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宿营时，她与其他女红军战士一起，给伤病员、民工端菜端饭，烧水烫脚。等伤病员和民工休息后，她与大家一起担任值班，看护伤病员和民工。 因此，大家亲切地称她为“不是政治战士的政治战士”。 有一天，她生了病。医生要给她开一些药，但被她坚决谢绝了。当时，红军卫生部药品奇缺，伤病员又随时增多，急需用药，于是她请医生把药品用到伤病员身上。 过草地时，部队遇到缺粮之苦。休养连所带粮食都己吃光。一时无处筹粮，只得以野菜充饥。一天，组织上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分给了她一点酥油，但她却不肯吃一口，而把酥油切成小块，送给其他女战士吃。 还有一次，连队又遇到了粮荒。她将自己仅剩的一碗炒米让给了伤病员，自己却饿着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就用树皮、草根充饥。 “她，对他人关怀备至”——连长侯政说。 长征途中，从年老的首长到年轻的战士，都曾得到过贺子珍的关心和照顾。 一天，前方部队在深山里打到一头牦牛，送给中央纵队的领导同志吃。 毛泽东让人把牛皮剥下来，煮了一大锅汤，而把牛肉送给了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和伤病员。连队领导为了照顾怀孕生过孩子、后又身负重伤的贺子珍，就多分了二斤多肉给她。她知道后，心里十分不安。她想：“老同志应该多吃一些，自己年纪轻少吃一点没关系。”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赞赏她的想法，就嘱咐连队给老同志增加点肉。但贺子珍还是不放心，等司务长把仅有的一点肉分配给了老同志，她才安下心来。平时，她对休养连的老同志都非常尊重，有什么东西总是让他们多吃一点。 有个时期，组织上考虑到干部休养连一些老同志需要有人照顾，就把几位年轻力壮的警卫战士编进了干部休养连。贺子珍对这些年轻战士非常关心。沿途中，她以老大姐的身份与他们聊天、谈心，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关心他们的进步。在行军中，她还经常为他们补衣服、做鞋子，关心他们的生活。休息时，她又经常给他们讲在瑞金、并冈山时的斗争故事，鼓励他们战胜困难，增强前进的信心。 “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谢觉哉同志说。 有一次，警卫员对贺子珍说：“贺大姐，这样艰苦的行军生活，我们男同志都觉得吃不消，可是一路上看不出你觉得苦呢？”贺子珍笑了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吴，行军作战的确困难很多，眼下更是艰苦，但是我们只要想到革命、想到人民翻身解放、想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实现，那么眼前吃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我们流血流汗，吃苦受累，但有了革命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铁的纪律，一定能渡过难关，走向胜利道路的。”接着，贺子珍加重了语气说：“我们吃苦，就是为了人民解放，为了子孙后代幸福，为了光明的未来！” 在贺子珍的坎坷一生中，长征无疑是她最为光彩照人的经历之一。 第四篇 巾帼悲欢——长征中的几位杰出女性 第三章 土家族红军女战士——马忆湘 <h3>在被审查中踏上征途</h3> 月亮从树梢冉冉升起，山野荒岭显得格外的宁静。 马忆湘与陈琮英两人借着淡淡的月光从山上走了下来，正要越过小溪朝着对面的山头走去时，迎面见到有几个黑影在河边晃动。 一个黑影厉声喝道：“站住！”她俩拔腿就跑。 黑影追赶着她俩，又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老百姓。”小马一边跑一边回答。 “不要怕，我们是红军。”“红军？”她俩停住了脚步。 等那几个人走到面前，仔细一看，啊，原来是侦察队的方队长。她们兴奋地掉下了眼泪…… 她俩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中。 马忆湘这时虽然追上了部队，但对她的“特殊审查”并没有终止。 在万里征程之中，敌军的围追堵截，异常恶劣的气候环境，难以想象的物质条件……艰难困苦对红军战士来说，既是体力和意志的磨练，也是对革命信念的考验。但对马忆湘来说，这时还多了一项考验：政治审查。 这位13岁就加入红军的姑娘，有着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1935年初秋的一个晚上，在湘西永顺县一间地主家的堂屋里，红二方面军医院管理科正在召集洗衣班的女战士开会。刚参加红军不到半年的马忆湘也在其中。指导员刚坐下就气冲冲地宣布道：“马忆湘家庭出身地主，是改名换姓混进红军队伍来的。上级决定开除她，命令明天就走，不准留在苏区。”原来，马忆湘参加红军半年来，主要干着洗衣服、绷带的活儿，一双手被泡得发白。有几个轻伤员看她模样秀气，手背“白胖”，便开起玩笑说，你这小鬼不像穷人家的孩子，是不是红军打土豪把你父母吓跑了，跑到红军来避难的呀？ 这个玩笑一开，可了不得了。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肃反扩大化的余波在红军中仍然存在。个别干部“左”得出奇，一听说马忆湘与地主老财有瓜葛，就不分青红皂白，加以打击和排斥。 这时，小马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她，伤心地哭着离开了医院。 但是，负责押送的通讯员并没有把她赶出苏区，而是悄悄地送她到了一位老乡家里。安慰一番之后，就回部队交差了。 她不敢露面，在老乡家中藏了半个多月。一天，老妈妈把马忆湘拉到身边，心疼地对她说：“孩子，你躲在这里不是个办法，还是回家去吧。”一提到“家”，马忆湘心如刀绞，她一头扎进老妈妈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老妈妈哪里知道，她是家里活不下去了才投奔红军的呀！ 湘西永顺县，龙家寨。马忆湘出生在这个土家族山寨里。 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父亲当木匠找不到活干，母亲砍柴又卖不出去，全家人只得靠挖野菜、吃糠糊糊来打发日子。无奈之中，父亲被迫向一个地主恶霸借了一麻袋陈年的麦子和两箩苞谷，租了财主家的几亩坡地，希望日子能过得好一些。但是，眼看丰收了，地主却施出了诡计，谎称要收回上地种油茶、桐子、逼着父母还债还地。父亲被逼得没有办法，一气之下，丢下孤苦伶仃的母女俩，出走他乡。母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忍痛将刚满10岁的马忆湘送给了一家姓向的有钱人当童养媳。 自从小马踏进向家大门后，做饭、打柴、喂猪、喂牛、洗衣服等，全家的杂活都压到她身上。小小年纪，每天起早摸黑，累得直不起腰来。而她那8岁的“丈夫”，又时常欺负她。 有天傍晚，马忆湘从山上背着一筐柴回到向家，累得满头大汗，刚想歇会儿。这时，小男人便笑嘻嘻地对她说：“马丫头，你姓马，快趴下来，给我当马骑。”小马驮着他在晒坪上转了一圈，突然感到一阵头昏目眩，就昏倒在地上，把小男人从背上摔了下来。小男人顿时哇哇哭叫起来，公婆闻声也跑出来，气呼呼地劈头就骂：“死丫头，叫你欺负丈夫！”等小马清醒过来，又抓起一根竹条就打，痛得她在地上直打滚。 悲惨的童养媳生活实在熬不下去了，马忆湘偷偷地跑回了家。母女相见，两人抱头痛哭起来…… 夜晚，风雨交加。马忆湘和母亲相依而睡，突然被门外的人声惊醒。她从门缝往外一看，只见10多个兵蹲在屋檐下吃着干粮。他们个个身穿灰军装，领上缝着两块小红布，八角帽檐中央缝着红五星。母亲自言自语道：“自古以来没听说不进百姓家的军队呀。”她知道，只有贺龙率领的红军才是打富济贫为着老百姓的。 几天之后，红军又来了。 一位红军女战士正在晒坪上对老乡宣传。马忆湘跑过去一打听，果然是贺龙的军队。她赶紧跑到家里，对母亲说：“这下可找到救星了！我要跳出苦海当红军！”她来到扩红队的战士面前，提出了当红军的要求。“我们只收男的，不要女孩。”她碰了个钉子。 她又缠着一位红军女战士，苦苦地央求着。“你太小了，再过两年来吧。”她又碰了个钉子。 第三次，她找到了红军医院，哭着鼻子要求当红军。“红军天天打仗，谁背你行军呀？”还是碰了个钉子。 后来，马忆湘找到在乡政府工作的表叔表婶去医院找看护长说情，又虚报了两岁，才算遂了心愿，当上了红军。 然而，谁能想到马忆湘刚跳出了苦海，当红军才半年多，就被当作坏人赶了出来。 马忆湘离开老大娘家，来到乡政府办公的一座古庙旁。此时，她打定主意，还是要寻找红军。她想，回家只有死路一条。 走进古庙，这里早已空空荡荡的，乡政府早已转移了。她正在发愁时，忽然大门口走进了一位熟识的大姐。她又惊又喜，赶紧迎上前去。 “啊，原来是陈大姐，你怎么到这里来啦？”“哎哟，是小马呀，真没想到。”原来，马忆湘被开除没多久，红军就长征了。组织上考虑到刚参军的10多个小姑娘年纪太小，怕她们跟不上队伍，就动员她们回了家。陈琮英不愿回家，就追赶队伍，没想到两人在古庙里相遇了。 群山，起伏连绵，云雾漫漫。她俩在湘西的鳞峋乱石、密林深山中缓慢地穿行。渴了喝几口山泉水，饿了塞一块苞米面，累了坐下来喘口气。她们沿着红军走的路线，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紧紧地追赶着。20多天里，她们走过了大庸、沅陵、溆蒲等县，来到芷江县境内。 过沉江时，白军封锁得严。她俩误了一天的行程后，找不到红军的去向了，便心慌意乱地在山沟里转来转去。正当她们焦急不安时，突然发现岔道口的树干上有两行大字：“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鲜艳的标语，表明红军刚从这里经过。她俩喜出望外，悬着的心落了地。“这下可找到了！”她俩忘记了劳累和饥饿，沿着迂回曲折的山路加快了步伐。 临近红军队伍，堵截的白军更多，她俩躲过白军的岗哨，警惕地继续赶路。终于在一个月夜，遇上了战友，赶上了部队。 <h3>冒险尝毒</h3> 云贵高原。部队要在这里穿越而过。 几天来，敌机在部队头顶上天天侦察袭扰。一天上午，马忆湘刚给重伤员喂过饭，还没来得及收拾，敌机便在上空盘旋。突然，几架敌机在医院驻地上空呼啸而过，投下了数枚炸弹。顿时，整个村庄都被硝烟火海笼罩着。 医务人员急忙背着、抬着伤员，向村庄四周疏散隐蔽。马忆湘也搀扶着一位重伤员，走在一条土坎上。一架敌机发现了她们，就呼啸着投下了一枚炸弹，落在了附近。她急中生智，连忙抱住伤员，滚到土坑内，毫不犹豫地将身体伏在伤员身上。炸弹爆炸掀起的泥土唰唰地落到她的身上，她被土块砸伤了，但伤员却安然无恙。 这时，一位保卫干部跑了过来。他扶起伤员问：“首长，伤着没有？”伤员指着浑身沾满泥土的马忆湘，感激他说道：“全靠她救了我！”“小马，你是好样的！”保卫干部敬佩他说。 安置好伤员后，马忆湘要去找衣服换。正当她转身走时，保卫干部叫住了她，“小马，过去我们把你当成了地主仔，冤枉了你啦，你可要正确对待啊！”他带着歉意说。 简短的话语，犹如一股暖流传遍小马全身，组织上的信任比什么都温暖。 她感激他说：“我相信党，相信红军！” 遵义会议精神在红二方面军传达后，王明的左倾路线得到了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也初步得到了检查。这时，领导对小马的态度也有了改变。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马忆湘与战友们艰难地穿行着。走完了干草地，又要走艰难的水洼地。但是，正在那“有了粮食就有生命”的紧要关头，她的干粮袋丢掉了。 在这之前，她曾亲眼看到几个战士饿昏了过去。有的走着走着，就倒了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一路上，她不忍心向别人要干粮吃；到了宿营地，就悄悄地挖些野菜填肚子。就这样，她强打着精神，坚持了3天。 第四天，这个“秘密”被看护长发现了。战友们闻讯后，都伸出了救援之手。上自军团首长，下至普通战士，都送来了自己的干粮。马忆湘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盈眶地感谢着战友们。她是吃了这些珍贵的“救命粮”，才没有倒下的。 后来，大家的粮食都吃光了。虽然眼前遍地是野草、野花，但能吃的野草、野菜不多，况且大部队已在前面开进，经过多次采摘，走在后面的医院能采摘的无毒野菜已经很少了。这一天，马忆湘在宿营地附近的水洼边沿处发现了一种青萝卜一样的东西，就兴高采烈地抱了一些回来，交给炊事班长老王。老班长仔细一看，皱着眉说道：“这东西从没见过，不知有没有毒？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得先有人尝一尝才行。”一会儿，东西煮熟了，战士们都争着先尝。但马忆湘说：“这是我找来的，应该由我先尝才对呀。”说着，抓起一块就往嘴里塞。咬了两口，苦涩难忍，她本能地想吐出来，然而她又转眼一想，不吃下去，怎能检验有无毒性呢？于是她忍着苦味，嚼了一会儿，便扬起脖子吞了下去。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马忆湘觉得一阵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肚子则像刀绞似地痛了起来。不一会儿，她就晕倒了。战友们赶紧给她灌清水洗胃，直到第二天早晨她才苏醒过来。 别人都替她担心，但她却说：“我的命是战友们给的，为了战友的安全，我甘愿冒这个险。” 第四篇 巾帼悲欢——长征中的几位杰出女性 第四章 赤心铁骨女团长——王泉媛 <h3>一连抬了5天担架</h3>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接待室。 一位身材高挑、衣着破旧的妇女怀着满腔的热忱，正在滔滔不绝地向接待的年轻同志叙述着自己两年来的坎坷经历和不幸。她对接待员激动他说道：“我只想尽快地回到部队，投入党的怀抱。”然而，这位年轻的办事处接待人员，对王泉媛所说的情况却一无所知，最后送她出了门。 她失望极了，脸上挂满了心酸的、委屈的眼泪。临别时，她对这位年轻人说道：“你们不了解我，不收留我，我不怪你们，过些天我回老家去，但我求你们向党组织转达一句话：王泉媛永远是党的人！”就这样，她顶风霜，冒寒暑，历经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数省，沿途靠乞讨为生，回到了江西吉安老家…… 王泉媛，这是个响亮的名字。她就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团长。 王泉媛是个幸运而又不幸的红军女战士。长征之前，她从乡到区，从区到县，从县到省，从省到中央机关，路越走越宽，走了一条笔直坦荡的道路；长征中，她从妇女工作团到干部休养连，从政治战士到妇女先锋团团长，从红军战士到地方妇女干部；再以后，从被俘受折磨到流落山沟，路越走越窄，走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1934年10月17日，太阳西斜时分。 时任少共中央局青妇干事兼中央妇女部委员的王泉媛跟随中央纵队从瑞金出发，踏上了漫长而艰难的征程。开始，部队按一路纵队沿着地面标着“红星”的路标向前挺进。 长征初期，她在总卫生部妇女工作团担任政治战士。当时，在妇女工作团工作的共有12名姐妹，有李伯钊、邓六金、钟月林、危秀英等。她们除了需要做群众工作之外，还担负着繁重的伤员护理工作。一路上，王泉媛以自己的辛劳来慰藉和减轻伤员的痛苦。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湘江与潇水之间，与广西军阀展开了决战，部队遭到了惨重损失，救护任务十分繁重。 一天，王泉媛刚刚为一个头部受伤的战士换好药，担架队员又匆匆地抬进来了一位双腿被炸断的伤员。王泉媛走近伤员一看，只见这位伤员下身沾满了血迹和泥土，伤口处血肉已经模糊，伤口不时地渗出鲜血。一位医生立即吩咐护士，赶紧清洗伤口，准备截肢手术。可是，伤员实在太多，护士一时忙不过来。王泉媛看在眼里，二话不说，就抢上前去。只见她跪在地上，用药棉沾上清水，轻轻地为伤员清洗创面，还不时地安慰伤员忍受剧烈的伤痛。 在这段时间里，她与姐妹们为了护理好伤员，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眼睛都熬红了。征途中，由于医疗条件极差，许多伤员的伤口已经化脓，散发出阵阵难闻的腥臭味，但王泉媛毫不在意，默默地做着护理工作…… 行军，作战；作战，行军。3个月后，部队进入了贵州。1935年1月中旬，妇女工作团随部队进入了遵义城。进驻遵义不久，王泉媛即同刘英、李坚真、蔡畅、王首道等被抽调到中央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她热情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王泉媛还帮助和组织了“红军之友”的活动。你看她，在群众大会上不仅进行着热情奔放的演说，动员群众参军，还像模像样地登台演出了文艺节目。她样子长得凶，文艺组织者便让她女扮男装，饰演了贵州省长王家烈。她，手持文明棍，脚踩四方步，点头摆脑，摇而晃之，演得维妙维肖，颇为逼真。一场戏下来，博得群情异常激奋，“打倒王家烈”的呼喊声此起彼落。 过了金沙江，她们来到了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这时，中央决定抽调部分同志组成特委，帮助建立地方政权。王泉媛与王首道等一起，在这里艰苦工作了1个月。不久，便追上了中央纵队，随即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 这个山沟里长大的姑娘，个子高，力气大，有耐力，一口气走上10多公里路气都不喘。在干部休养连，她不仅是政治战士，还是一个担架员、运输员。行军中，她是亲手抬过担架的少数女红军之一。 部队在迅速转移。但是，敌人在后面尾迫不舍，敌机在头顶轰鸣骚扰。 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部队已经连续几天没有休息了。王泉媛抬着担架吃力地行进着。多少次担架抬到了宿营地，刚要张口填一下肚子，后面枪声又响了起来。就这样，她一连抬了5天的担架。 摆脱了敌人后，部队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王泉媛刚被替换下担架，伸伸手臂想轻松一下，但看到一些轻伤员背着枪和行李，行走非常困难，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于是，她走上前去，不声不响地把伤员的枪和行李，拿了过来，自己背上。后来，竟有3名伤员的枪和行李背到了她的肩上。过了一会儿，迎面碰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她身上背了这么多东西，行走十分吃力，就叫她把枪和行李放到了他的马背上。 <h3>三次翻越夹金山</h3> 1935年5月，红军飞越大渡河后，转兵直捣川西，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6月上旬，王泉媛随中央纵队来到夹金山下。一天清晨，王泉媛和姐妹们从附近的村落，来到山脚下的硗碛村集合。9时许，部队便浩浩荡荡地沿着狭窄的山路，向着白雪包裹着的山麓挺进。登上半山腰时，气温骤然下降。 再往上走时，气候更为恶劣。这时，狂风裹着雪花，漫天飞舞。在这冰雪袭击的山上行走，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然而，对王泉媛来说，更是十分的艰难。只见她，手按着腹部，脸色苍白，举步困难…… 原来，恼人的例假正折磨着王泉媛。她身上只穿着一件单军衣，抵御不了风雪的侵袭。寒冷、劳累，使她的腹部像刀绞一样疼痛。一位知情的战友，望着她煞白的脸，心痛地走到她的身边，悄声问道：“泉媛，挺得住吗？要不，歇会儿再走？”王泉媛强忍腹部剧疼，顽强地答道：“挺得住，能走！”一边说，一边加快了脚步…… 翻过夹金山，来到藏民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王泉媛跟随部队驻到了两河口以西60华里的一个寨子里。进入四川松潘地区后，张国焘沿途收容了干部休养连一些同志，王泉媛也在其中。然而，她并不知道，不幸的厄运已将降临。 毛儿盖会议后，王泉媛所在的干部休养连归属左路军。8月下旬，左路军根据中央命令，从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到川西的上、中、下阿坝。王泉暖她们来到了中阿坝。9月11日，张国焘突然命令左路军折返南下。王泉媛走在南下的路上，然而对为什么要南下茫然无知。当时，虽有不少议论，但谁也说不清楚。 到了阿坝后，她与一位小通讯员相继病倒了，掉了队。她们来到一幢藏民的小楼里，正好碰上了几位掉队的战友。只见他们围着火堆抽着烟，情绪十分沮丧。王泉媛走到他们的旁边，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坐了下来，然后就耐心地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了革命走到这里来的，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上队伍。”战友打听了她的话，顿时来了精神，一位四川籍的战士直埋怨自己不该发牢骚。后来，她们找到了一种草药，煮着当饭吃。没想到吃了几天，病竟然好了。不久，部队派人把她们接了回去。于是，她们又第二次经过泥淖的草地，回到了雪山地区。接着，又第二次翻过了夹金山。 打下了金川、宝兴、芦山后，张国焘设立了四川省苏维埃政府。不知何种原因，或许张国焘缺乏干部，也许是张国焘想笼络人心，王泉媛此时被调任省委妇女部长。打下道孚、炉霍二县后，王泉媛便被派往这两个县做地方工作。 道孚、炉霍两县，是藏民集居之地。王泉媛来到这里后，当地反动土司，勾结汉人军阀，造谣惑众。但她积极宣传红军政策，紧紧依靠当地最穷苦的藏民，并利用自己为藏民治病的行动，赢得了群众。 炉霍县有个叫扎西的反动土司，他对王泉媛恨之入骨，早就心存谋害之意。有一天，他打听到王泉媛的行迹，便派入在途中埋伏。他的阴谋，正好被一位藏民听到。这位藏民便冒着生命危险来找王泉媛，告诉了她这个消息。 王泉媛听了之后，十分感动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救我？不怕土司杀头吗？”这位朴实的藏民只说了一句话：“你是好人，死不得！”不久，王泉媛接受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长的张琴秋的委派，在甘孜一带筹集粮食，准备迎接二、六军团的到来。 7月的西北，并无暑意。阵阵寒风，砭人肌骨。一天掌灯时分，王泉媛在藏民通事依夫朵杰的带领下，凭借黑漆的夜幕，来到甘孜县小西凉寨。不远处，有一微弱的灯光在不停地摇曳着。她俩顺着灯光，向前摸去。走近一看，灯光来自一幢楼房的二楼。她们沿着一把粗大的木梯走上楼去，只见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坐在火塘边。 这里原来是土司的住宅。土司听说红军大部队要从这里经过，就和全寨的藏民一起躲进了山里，留下这位老人看守寨子。这时，老人见到王泉媛后，吓得浑身直哆嚏。王泉媛见此情况，就温和地招呼老人坐到火塘边，并亲切地请他帮助叫回藏民，卖些粮食给部队。开始，老人不明白王泉媛的话，后经依夫朵杰翻译，才明白过来。他对王泉媛叽哩咕噜他说了一通后，就披着羊皮袄走了出去。 第二天，全寨藏民都随土司回了家。看到这种情况，王泉媛心里十分高兴，她向土司说明了原委后，土司一口答应保证供应粮食，双方还商定了欢迎部队进入寨子的仪式。 完成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任务后，王泉媛又回到了部队。这时，红二、六军团奉命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要求北上的情绪又一次高涨起来。她随同部队第三次翻过夹金山，第三次走过了无人烟的草地，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h3>血雨腥风一女杰</h3> 1936年8月中旬，党中央派聂荣臻、左权率领一支部队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后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将原红四方面军准备进行宁夏战役、已经西渡黄河的红九军、三十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统一编为西路军，并组建了由1300多名女战士组成的妇女先锋团，任命王泉媛为团长。 初建起来的妇女先锋团，虽然武器装备简陋，弹药严重不足，身为一团之长的王泉媛也只佩有一支三号手枪和一把旧驳壳。 王泉媛率部跟随西路军从甘肃靖远附近两渡黄河，遂即转战千里，直至甘肃武威、张掖，进军酒泉。一路上虽然进军神速，但很快她们便陷入了无法挽救的困境。 夜晚，阴风凄凄。军阀马步芳命令马鸿达骑兵部队偷偷地包围了驻扎酒泉的红五军团。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军团长董振堂不幸英勇牺牲。军团政治部青年科长蒋吉华带领一个团拼死突出重围，来到了永昌，与西路军指挥部会合。这时，王泉媛率领妇女先锋团转战在永昌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担负着保卫西路军指挥部安全的任务。在这关键时刻，只见她一身戎装、英姿勃发地来到指挥部代表妇女先锋团请战。她站在总指挥面前，响亮地要求道： “请让妇女先锋团打掩护，指挥部迅速西撤。”她见总指挥紧蹙着眉头，接着又补充道：“我们是女的，万一打散了，化起装来也容易混过去。”总指挥最终点了头。见总指挥答应了，王泉媛高兴得临走都忘了敬礼。 王泉媛率领1300多名姐妹，在芦源口挖掘战壕、修筑工事，准备痛击尾追而来的马匪军。等敌人快要接近时，王泉媛传令部队保持肃静，不让敌人知道阻击他们的是一支“娘子军”。 过了一会儿，马匪军们斜挎着马枪，挥舞着马刀，叫叫嚷嚷地向着芦源口直奔而来。100米、80米、50米……“打！”王泉媛一声令下，首先举枪打倒了1个匪兵。紧接着，数十支枪一齐开火，阵地上响起了“僻僻啪啪”、“哒哒哒哒……”的枪声。几分钟之内，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敌人的尸体，其余的都鼠窜般地逃下阵去。 初战的胜利，令女战士们高兴不已。有个女战士得意得忘了纪律，她高声地向溃败的敌军喊道：“不怕枪子的再上来！”这下可暴露了部队的秘密。 后撤中的敌军，一听阻击他们的竟是一些女兵，便转过身来，组织起第二次进攻。敌军官声嘶力竭，匪兵们口出淫言，舞着明晃晃的马刀，向女战士们扑来。“哒，哒、哒……”一阵机枪声，将女战士们压得抬不起头来。这时，王泉媛悄声命令战士们准备手榴弹，待敌人距离阵地30米左右时，数百颗手榴弹一齐飞向了敌群，在震耳般的爆炸声中，马匪官兵顿时血肉横飞，陈尸阵前…… 西路军指挥部安全撤退了。但是，妇女先锋团却被马匪军团团围住。 第三天中午，敌人施出毒计，企图让王泉媛她们投降。他们把身负重伤而被俘的熊厚发师长推到一门山炮的炮口前，威逼他向妇女先锋团喊话投降。可是，熊师长全然不理敌人的恫吓。只见他高声呼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敌人拉动炮栓，熊师长壮烈牺牲。女战士个个怒不可遏，不约而同地扣动了扳机，向敌军射去了雨点般的复仇子弹。 3天之后，妇女先锋团已经弹尽粮绝。在这种情况下，随队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出重围。王泉媛与其他4名女战士组成了一个突围小组，白天躲藏起来，夜间行走赶路，与敌人捉迷藏似地周旋。 一天，她们来到山中的一户放羊的老乡家，得知祁连山脚下没有敌人。 当晚，她们就向祁连山脚下走去。快到天亮时，她们看到山边有一排窑洞，便想去里边躲避一下，等天黑后再走。但没想到，刚进窑洞，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敌人就搜了过来。就这样，王泉媛被敌人逮捕了。 甘肃永昌城西，一座古老的大庙内。王泉媛等90多位被捕的女红军被关押在这里。看守她们的是马步青属下的特务连，个个荷枪实弹，面目可憎。 起先，她们感到挺纳闷，不知敌人在搞什么鬼：一天三餐有荤有素，米饭管饱，而且每星期允许洗一次澡。 一星期后，马步青带了十几个马弁，耀武扬威地来到大庙，将被俘的女战士集合起来进行“训活”。马步青阴阳怪气他说：“时下，国共已经再度携手共赴国难，精诚团结在蒋委员长麾下。诸位虽是巾帼英雄，但毕竟实属女流之辈，望你们恰守古训，做一个贤妻良母才是。”说完，又放声淫笑了一下，接着又说道：“我马某人不想害了你们年轻的性命，只想替你们做件好事。”接着，让他的副手宣布：“从明天起，你们将陆续许配给各级官兵。”女红军战士这才看清了马匪的卑鄙伎俩。她们怀着满腔的怒火，冲着马步青一阵痛骂。马步青被骂得狗血淋头，气愤地吼叫道：“谁若不从，三天后送她上西天！”这时，王泉媛身披着一件青灰色旧军大衣，站在战友们中间，沉默不语。 突然马步青命令马弁将她从人群中拉出，并阴险地朝她“哼”了几声，接着说道：“王团长，别再隐瞒了，我两个团长在你手下送了命，你说该不该杀？！”王泉媛把头一扭，倔强地回答道：“要杀就杀，何必多言！”“你还年轻，我不杀你，我的工兵团长马正昌正想让你做他的姨太太哩。”“呸！休想！我们红军战士岂能与你们反动狗官做夫妻！”第二大，特务连的两个匪兵，押着王泉媛来到敌工兵团团长马正昌的住处。只见马正昌剃了个光头，身形剽悍，满脸横肉，一副土匪样。他见王泉媛被押来了，便斥退左右，起身走近王泉媛，并伸手搭在她的肩上。王泉媛像被电击一样，抽身躲到了一边。马正昌气得鼓着一双牛眼，对着王泉媛恶狠狠他说道：“马司令把你许配给老子，老子还碰你不得？”说完，就绕到王泉媛身后，抬起穿着皮靴的脚，猛踹了一下，王泉媛顿时扑倒在地。接着，马正昌又厉声对传令兵说：“拿棍子来，看她从不从？”一会儿，传令兵拿来了棍子，马正昌兽性发作，死命地抽打王泉媛，直至她昏死过去…… 王泉媛伤口稍好些后，马正昌还不罢休，轮流用棍子、皮鞭、麻绳抽打，百般折磨她，企图用暴力来制服她。但是，这个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红军战士，早已将生死置于度外，任凭马正昌施尽酷刑，就是宁死不从。无奈之下，马正昌也就将她扔在一边，不去过问了。 王泉媛被拘押在马正昌家将近两年时间。在这两年之中，她时刻寻求着逃出魔窟的机会。然而，由于马家防范极严，一直未能实现。机会终于等到了。一天，马正昌奉命由永昌县移兵武威、只留几名卫兵和佣人看守寓所。 有一个佣人，也有极为不幸的身世，对王泉媛的遭遇极为同情。晚上10点钟左右，她胃着危险给王泉媛送来了一张由永昌到兰州的通行证，并告诉她兰州有八路军办事处。王泉媛接过通行证，心情十分激动。她对着佣人说：“谢谢你，我不会忘记你的，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王泉媛辞别了好心的佣人，当晚便离开永昌，踏上前往兰州的路。数天之后，她怀着激动的心情风尘仆仆地来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第四篇 巾帼悲欢——长征中的几位杰出女性 第五章 “三寸金莲”行万里——周起义 <h3>治伤中踏上征程</h3> “一步三摇，弱不禁风。”这是人们对小脚妇女留下的印象。红军女战士周起义正是迈着“三寸金莲”走完了举世无双的长征。 1935年1月，周起义在川北王坪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治伤。原来，她随部队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途中翻越巴山时，手、脚、耳朵、小腿全冻伤了，住了4个多月的医院，还没有痊愈。 一天，她突然听说部队要转移，急得心里火烧火燎的。只见她偷偷地掀开“纱布”——没有消过毒的碎布条，露出了两条肿得像瓦罐一样粗的腿。 小腿上水泡一个挨着一个，烂得像个马蜂窝似的。大腿上的肌肉已经萎缩，小腿向后蛤曲着，已经不能伸直了。 这怎么是好呢？情急之中，她想出了一个办法。 为了能按时随队转移，周起义不得不铤而走险：私自采取“快速疗法”，即趁人不在时，把腿上的水泡一个个地挑破，放出里边的脓血。与此同时，她忍着疼痛，硬是撑着练习走路，努力使小腿能够伸直。她还用稻草做了一个“小枕头”，睡觉时夹在大腿与小腿之间，不让小腿向后弯曲。 过了几天，周起义去找医院领导要求出院。院长有些不放心地对她说：“小鬼，你的精神很好，可伤好了吗？”“好了，好了！首长，你看！”她一边说，一边摆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姿势，又跳了几跳。最后，又用一条腿换着站立。 “哟，还能金鸡独立呐！”一位医生风趣他说着，逗得院长和周围人都乐了。 这时，卫生员小王突然闯了进来。她见到周起义这个样子，便逗趣他说道：“院长，这哪里是金鸡独立啊，应该叫‘金莲独立’才对呀！你看，周姐那‘三寸金莲’。”周起义也被逗乐了，但她假装生气似的，冲着小王说道：“金莲怎么着，从皖西到川北，比你少走一步，还是少走半步？”院长听着她们互相逗乐，总算松了口气，便对周起义说：“瞧，姐妹三天不见想得慌，见了面就逗嘴。小鬼，还不赶紧回去准备哟！”她出院了。然而，“快速疗法”并不灵验。出院后，组织上派周起义到总政妇宣队担任队长之职。但没有多长时间，她的小腿不仅溃烂化脓，而且满腿又长出了连片的新水泡。她不得不又住进了医院。 她是随着医院踏上征途的。 在正常情况下，住医院或许被人认为是治疗养伤、享着“清福”，然而行军打仗中的医院，实际上与连队相差无几，轻伤员照样行军走路。初踏征程时，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敌人追兵，每天行军百十里，三天两头要打仗。征途中，周起义表现得相当坚强。 行军、打仗，对她来说，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周起义身材瘦小，又是小脚，别人大步走，她得一阵小跑。没跑多久，她的脚打起血泡。连续不断的行军，使她脚上大泡还未破，小泡又生出。小脚加上疾病，每迈出一步，她都要忍着极大的痛苦。 此时，红军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尤其药品更是缺乏。一般的轻伤员能用盐水清洗伤口已算是最好的消毒了。因此，想靠药物来减轻周起义的痛苦委实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更多地依靠“精神疗法”，即一边走，一边说笑、唱歌，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你看，她多么天真，又多么乐观和坚强！ 她自己是个病员，连续不断的行军走路已是够累的了。但一到宿营地，她硬是拖着疲劳的身子，忍着腿上的疼痛，帮着医护人员照顾重伤员。一些重伤员的伤口生出了小蛆，周起义便耐心地用手一条一条地挑出来，然后又用干净破布蘸些盐水进行清洗。征途中的劳累，宿营后的忙碌，反而使她忘记了自己伤口的疼痛。忙完后，她就往地上一躺，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乐观、勤快、坚强，是周起义得到战友赞美和领导重视的原因。伤愈后，她就被留在了工农兵医院。当时医院里的工作人员，除了院长赵开国当过医生之外，其他人都是临时从各单位抽调来的。过去，她们不用说给人治病，就是连药也穷得没有见过。就说医院，也仅是个医疗救护组，设备相当简陋，只有几把剪刀和镊子而已。至于药品，更是十分稀少，仅有“红降丹”、“白降丹”等几种，也是靠自己采集和熬出来的。 这种简单的医疗条件所提供的技术本领，周起义没花多长时间，就全部应付了下来。但仅靠这些功夫，是难以完成任务的。于是，她边行军，边学习，逐步积累医疗本领。一路上，前面的人背块小黑板，写着“盐水”、“红降丹”、“消毒”等常用词，后边的人就边走边看。这种方法虽然比较笨拙，但对她们这些文盲来说，却是非常管用的。周起义就是靠这种办法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医疗技术的。一次，她找来了一本中药书，就边走边背，不懂就问别人，走到陕北时，已经全背了下来。 一天，周起义她们来到一个村庄里。在场院内，她们发现了一个大笸箩。 有个同志半开玩笑地对周起义说：“小周，这儿有个‘柳条床’，就是小点儿，你睡正合适。”周起义一瞧，可高兴了，这总比睡土疙瘩强啊！她躺在里面，把身子弯成个“小船儿”，腿和脑袋搭在笸箩边沿上，一会儿便打起呼噜来了。 她，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小王姑娘叫醒了她，可她直埋怨道：“你真坏，把我的美梦都搅了！”在工农兵医院，她工作了一年多时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使她们走了许多的冤枉路。周起义拖着病体，迈着小脚，渡过滔滔的嘉陵江、大渡河，走过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翻过了连绵起伏的邓崃山、大雪山，最后暂时停留在四川、西康地区。 <h3>勇闯党岭山</h3> 不久，周起义随部队来到了党岭山底。 这时，她在警卫连当指导员。按照上级的要求，她带领连队战士准备着烧酒、辣子等物品，以备爬雪山时御寒之用。党岭山，地处少数民族地区。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残酷掠夺，当地老百姓穷得叮当响，连这些东西也找不到。 一位老大爷见她们穿着单薄，就苦苦相劝道：“党岭山上，冰雪都顶着天了，你们穿着这么单薄，上去非冻死不可。”但周起义却对他说：“谢谢老人家的关心，但我们红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要说是冰天雪地，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闯一闯的。”第二天，鸡还没有叫头遍，她们就开始上山了。 山路，曲折迂回，成“之”字形盘旋而上。开始，她们觉得没事，边上山，边谈笑；然而，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人入觉得心慌气短，头痛恶心了。这时，周起义好像觉得天在转，地也在转。这下可安静多了，大家为了节省体力，都尽量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艰难地往上爬…… 一会儿，担任过闽浙赣省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的邵式平骑着马过来了。他常到警卫连来，爱说爱逗，没有架子，与连队战士挺随便的。他见周起义累得满头大汗，就笑呵呵地对她说：“小鬼，累了吧？来拉马尾巴吧！”这时候，假如能拉马尾巴上山，可真是享福多了。可是，倔强的周起义又“犟”起脾气来了。她冲着邵式平说：“我是共产党员，哪能拉马尾巴上山呢？”她把嘴一噘，接着又责怪似他说：“首长，你门缝里瞧人，为啥不叫别人拉马尾巴，偏让我拉呢？”“咳！你是小脚，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邵式平逗道。 一提起小脚，她涨红了脸，但她并不示弱，说道：“小脚有啥问题，你能上去，我也能上去！”说完，她把头一扬，理也不理邵式平，便大步地向前走去。 这时，邵式平扬起马鞭，抽了一下马屁股，又大声说道：“同志们，加油啊，可不能落在小周的后面呀！”一句话，把大家全都逗乐了。 太阳偏西时，她们逼近了山顶。这里，山风呼啸、刮得人都站立不稳；积雪没膝，雪下又是一二尺厚的冰层，滑得像玻璃板上抹了油一样。稍不小心，就会坐“滑梯”，居高而下，滑进深不见底的山涧。周起义她们根本无法站立，只得用手脚着地缓慢而谨慎地向上爬。爬着爬着……实在走不动了，她们就互相帮忙：前边拉，后边推，一步一步地往前移。 正当周起义和警卫战士们累得气喘吁吁时，突然大雨倾泻而下。暴雨刚过，冰雹又劈头盖脑地砸来，大的竟有核桃那样大。顷刻间，被汗水浸透、被暴雨淋湿的衣服变成了冰甲，硬梆梆地裹在身上，一个个成了冰人似的。 翻过雪山后，周起义虽还能勉强赶路，但由于再度冻伤，腿与脚烂得血肉模糊。她病了，开始发起高烧…… 几天之后，周起义的病还不见好转。一天，邵式平找到她说：“小周，病好点了吗？我想和你商量个事。现在，部队天天行军打仗，你病成这个样子，不如找个可靠的老乡家先住下，等形势好了再来接你！”她一听这话，立刻急得哭了起来。她边哭边对邵式平说：“不，我不！就是死也要与红军在一起，我爬，也要爬到根据地！”不等邵式平开口，她又连珠炮似他说道：“入党时，我已宣过誓，誓死不脱离革命，誓死不离开红军，难道这话不算数了吗？”“可眼下你病成这样子，尤其那双脚……”提到她那双脚，她哭得更伤心了。邵式平话还没说完，周起义就急着说道：“首长，要不是这双脚，我还参加不了革命哩。”想起了往日的悲惨遭遇，她沉痛地哭诉了起来： “我的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小河村，虽不算富裕，可家里有田，打的粮食也勉强够吃。为什么还参军呢？那得从这双脚说起。”“我6岁时，婆家就送来了只有三寸长的鞋样，要我照样子裹脚。那时，我不懂事，可家里着急呀，于是开始给我裹脚。起初慢慢缠，7岁时就缠得狠了。妈妈把我的脚指一点一点地捏，捏一下，用裹脚布缠一下，然后用针线把布缝起来。到八九岁时，缠得更狠了，还要外加‘鸡肠带’，一边缠，一边喷烧酒。我疼得直哭喊，可娘狠着心，还是下死劲地给我缠。一双脚，整天折腾得火烧火燎的。白天，我偷偷放在凉水里泡；晚上，不敢放进被里，而是蹬着墙，凉快点好减少痛苦。有几次，我偷偷地拆开裹脚布，发现后就被痛骂一顿，之后便缠得更狠了。”“9岁那年，母亲又生下了老六。爸爸一看又是个女孩，就不想要了，把她放在地上，冻得哇哇直哭。这时，我已开始懂事了。听着妹妹的哭声，我真揪心啊。”“后来，我问奶奶为啥把妹妹扔在地上？奶奶说，谁叫她是女的呢？说完后，也背过脸去擦着泪。女孩就该扔？我哭着非要奶奶抱起妹妹不可。这时，奶奶哭得更伤心了，就让我去抱起妹妹。妹妹活下来了，取名为冻女。”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不平。家里对我和兄弟们大不一样。我整天被圈在家里，烧火、做饭、练针线，连娶媳妇的花轿从门前过，也不让我看热闹，说我属虎，怕冲了人家的喜。女孩爱美，可家里从不让我打扮，穿衣服，也是捡哥哥们的破烂。开始，我只是恨父母偏心，后来才知道这是‘封建礼教的毒害’。 “1929年夏天，家乡来了红军，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这些新鲜事一下子吸引了我。我想，红军可真好，一切主张都好像为穷人说的。后来，我干脆参加了童子团。但是，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妈妈打我，哥哥骂我，一家人不理我。可我有自己的主意，打管打，骂管骂，我还得出去。” “1931年8月，我刚满18岁。家里给我做了新鞋、新衣，想赶紧把我嫁出去。听到这个消息，我急得哭了起来，因为我见过那个男的，是个傻子。他爸是个放债的，乡亲们恨他，称他为狗尾巴。我怎能嫁给这样的人家呢？我死也不肯，但妈还是劝我，她说你没生下来，就指腹为婚许给人家了。这是命里注定的，你早晚也是人家的人呀。那一夜，我再三劝说妈妈，但妈妈非让我出嫁不可。劝说无望，我一夜没合眼。” “我想了许多……最后认准了一个理：只有红军，才是为老百姓着想的，才能帮妇女获得新生。跟着红军走，保准没错。第二天，我偷偷跑了70多里路，到麻埠参加了红军。” 说完后，周起义擦了把泪，对邵式平说：“首长，旧礼教害了我，逼得我走上了革命道路。今天，旧礼教还没有彻底砸烂，你忍心让我半途而废吗？”邵式平感动了。他同意让周起义继续留在部队。第二天，他派来了担架，抬着周起义行军。但是，周起义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想：同志们都很累，肚子又吃不饱，我怎忍心增加别人的负担呢？因此，她只坐了一天，说什么也不上担架了，咬着牙跟着部队往前赶路。 <h3>换了个响亮的名字</h3> 炉霍，少数民族地区。部队在这里驻扎。 一天，康克清大姐找到周起义说：“小周，准备调你去总部卫生所，有意见吗？”“没有。”周起义回答得非常干脆。 “可不是当官啦，要当卫生员呀！”康大姐提醒道。 “行！只要是干革命，做什么都一样！”的确，当时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已经养成了习惯。大家从不计较职务的高低，不要说是指导员当战士，就是团长、师长有时也被一下子调去当了战士。 周起义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总部卫生所。由于这个卫生所刚刚成立不久，只有傅连暲一个人负责组建。傅连暲见她前来报到，高兴地对周起义说：“这下我可有个帮手了。”傅连暲医生过去曾是外国一个教会医院的院长。因为不满社会的黑暗，向往革命，于是就抛弃了舒适的生活条件，带着些贵重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投奔了红军。他，曾挽救过许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战士的生命。 周起义的到来，傅连暲十分满意。她曾在工农兵医院呆过，也算是个半拉子医生，所以傅医生出诊治病治伤时，总喜欢带着她。后来，卫生所陆续来了不少姐妹，如林月琴、陈真仁、李克芬、张天南、王玉春等，这下卫生所可热闹起来了。 7月，部队来到草地边缘的一个小村庄。大家都忙着准备过草地，筹措着粮食、绳子和竹竿等。周起义是个心细的姑娘。她见这一带以畜牧为主，到处是牲畜脱落的散毛，于是做了点额外的准备：即将牛毛、羊毛、骆驼毛拣起来，捻成线，织了双五颜六色的毛线鞋，穿在脚上，非常暖和。一些女战士见周起义有双毛线鞋，也十分眼红，都学着样，做起毛线鞋来。 进入草地之前，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要生孩子了。临产时，傅医生带着周起义前去接生。在一间四边透风的土屋里，小生命终于降生了。傅医生严肃地对她说：“小周，这个任务交给你啦！长征路上诞生的革命后代，你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保证他们的安全！”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太差，陈琮英产后身体十分虚弱，整天躺在担架上；婴儿也因缺乏营养，瘦得皮包骨头。但周起义竭尽全力精心护理，千方百计地让陈琮英和婴儿活下来。 不久，部队进入了草地。 傅连暲年岁大，懂得的知识多，周起义老爱缠着他讲故事。这一天晚上，周起义又要让他讲故事，可刚开了个头，突然停住了。大家催他快讲，但他却故意咋舌头，摇着头说：“我就是万宝囊，也让你们倒尽了，哪有那么多故事呀？”“不行，傅医生不讲，就别让他睡觉！”周起义带头起起哄来，姐妹们也都七嘴八舌地围着他吵个不停。 “好，好，今天换个样。”说完，他沉思了一会，接着就笑着对大家说：“我给你们改改名字，好不好？”傅连暲在这些姑娘的眼里，既是很有威望的领导，又是学识渊博的学者。 这时，他提出要给大家改名字，那简直是求之不得的。 “好，好！”大家异口同声他说。 “傅医生，先给我改！先给我改！”周起义争先恐后他说。 “好，咱们一个一个地来。你，周其玉不如叫起义，既红火，又好听。”“你，陈金人名字太俗，想发财，抱个金娃娃呀，我看不如改成陈真仁，愿你成为真正的仁人志士。”“林英琴，叫起来拗口，不如改成林月琴吧，这样顺嘴好听多了。”从此，她们3个换了个既响亮又有新意的名字。 经过整整20天时间，周起义她们才走出了草地。 过了草地，来到了核桃村。这是走出草地遇到的第一个村子，部队在这里休息。 周起义望着在泥水中被泡肿了的双腿，情不自禁他说道：“这一会，你该解放解放了吧！”但是，脚太肿了，泡湿了的毛线鞋怎么脱也脱不下来。 于是，她找来几个姐妹帮忙，三四个人硬拉死拽，才把鞋脱了下来，可已经被拽得四分五裂了。它，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这个迈着一双小脚的红军女战士，就这样走向了延安。 第五篇 千古风流——长征中的传奇人物 第一章 大器早成的少共国际师政委——萧华 <h3>少共国际师解散了</h3> 提起长征，稍微年长的人没有不知道《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一史诗般作品的。这部作品以简练的语言描绘了万里长征波澜壮阔的画卷，以凝重的笔触勾勒出了红军战士百折不挠的英雄群像，以炽热的激情赞颂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然而提起组歌的作者萧华将军在长征中的传奇经历，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早在中央根据地时期，年轻的萧华就以其少年有为、多才多艺闻名全军。 13岁时，他即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6岁时，已是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长；红军开始长征时，18岁的萧华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委已一年有余了。 一天傍晚，刚刚卸下行装的萧华正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开篝火晚会，人群中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这是萧华一贯的作风，无论战斗多么激烈，环境多么艰苦，他总是表现出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不失时机地调动战士们的战斗热情，鼓励大家去战胜困难，迎接胜利。这时，一个战士叫了一声：“欢迎政委来一个兴国山歌好不好！”萧华也不客气，在战士们的喝彩声中，一声“哎呀嘞”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晚会正进行间，萧华忽然听到一阵“得得得”的马蹄声，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娱乐，他悄然从人群中退出，迎着马蹄声走了过去。来者是军委的骑兵通信员。 “报告萧政委，周副主席请你去谈话。”通信员翻身下马先敬礼然后报告说。 “周副主席找我谈话？”萧华一下子感到十分突然。 “是的，他请你快去！”通信员追加了一句，然后没等回话就飞驰而去。 萧华预感到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否则周副主席不会这么着急找自己谈话。可当他匆匆忙忙来到中央首长的驻地时，又感到十分纳闷，因为他发现周恩来一脸轻松、愉快的神色。“这是怎么回事？”萧华自问。 “哟，小华子来了，请坐！”看到萧华，周恩来亲切地叫着他的小名，给他让坐。这一路上，萧华见惯了周副主席凝重、深沉的神色，看到他这么开心，心里想一定是喜事，莫非是在遵义开会…… “萧华同志，找你来有两件事。”周恩来突然又严肃了起来，他接着说： “你可能已经知道中央最近在遵义开了一个会。第一件事就是我要向你通报一下这次会议的精神。”萧华听了周恩来的介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初期“大搬家”所遭受的巨大挫折，使他早就对左倾的一套产生了怀疑，早就盼望着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了。直到30年后他在杭州养病期间写《长征组歌》时，回顾当时的情景还十分激动地写道：“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如果说遵义会议的消息令萧华感到振奋的话，那么另一个消息则使他感到吃惊：少共国际师面临着解散的命运。 周恩来说道：“虽说目前毛泽东回到了领导岗位，但我们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使部队更加精干，便于作战指挥，军委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对于中央军委的这一英明之举，萧华当然是拥护的，他毕竟是师一级的指挥员，能够站到全局的高度看问题。但当听到周恩来下面的话时，他在感情上还是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中央军委决定，少共国际师和红一军团主力合编，继续执行北上抗日的任务。任命你为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有什么意见吗？”萧华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才好。 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少共国际师一年半来的战斗业绩，指出它作为红军中最年轻的一支部队，经过同敌人的反复较量，经过残酷的战争考验，广大指战员已经锻炼成为我军的一批骨干力量。中央军委对少共国际师的工作是满意的。希望萧华回去后认真做好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确保整编工作的顺利进行。 此时的萧华已恢复了常态，他坚定地点点头，明确表示：“请军委放心，我们坚决拥护军委的决策。我回去后，将立即开展整编的前期准备工作。请一军团首长做好准备，尽快将少共国际师纳编。”回师部的路上，萧华依然心潮澎湃。广昌集训、团村战斗、大脑寨战斗、驿前战斗、石城保卫战……少共国际师的战斗历程像过电影似地在他的脑海里闪现。正在这时，一阵雄壮的歌声打断了他的回忆。“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今日在宁都正式宣誓。整装待发要出征，粉碎敌人‘围剿’莫延迟。我们都是青少年，愿把热血染红旗。”这是萧华在少共国际师成立大会上讲话时的结束语，后来谱了曲，叫《少共国际师师歌》。 少共国际师是一支典型的“娃娃”部队，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18岁左右，还有不少十四五岁的红小鬼，很多战士还没有枪高。这些战士在家时大都还需要父母照料的该子，初到部队，训练上课哇哇叫，训练回来四处跑。组织纪律、革命理想、军人知识，包括起码的生活知识都要从头抓起，政治训练和思想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到少共国际师上任前，萧华曾担心自己太年轻，怕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会有负于党的重托。当时周恩来听了他的顾虑朗声笑道：“正因为你年轻，才叫你去嘛。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这样，部队更有朝气。只要认真学习，经过斗争的磨练，就会逐步走向成熟。”实践证明了周恩来的预言，萧华和少共国际师一起在战火中蓬勃成长。 娃娃兵有娃娃兵的特点，打仗也不例外。大脑寨战斗时，战士们在战壕里摆了不少水缸，除了装喝的水外，其余的缸装的是石灰水、木炭粉水、红石粉水。在和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时，两个青少年战士对一个敌人，一个人用娃娃玩的水枪对准敌人的脸部将这些有刺激性的水突然射去，当敌人一眨眼时，刺刀已捅进了他的腹部，弄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怎么一回事就丧了命。 当萧华回到师里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整编命令时，同志们也是既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难受的是一起浴血奋战、甘苦与共的战友马上就要分手了，不由得两眼湿润，有的竟抱头大哭起来。 萧华情绪激昂地对大家说道：“今天，我们英雄的少共国际师，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它的光荣战斗历程。我们全师的同志也将分赴不同的战斗岗位。但请大家相信，少共国际师的业绩将彪炳千秋，她的精神也必将为亿万青年继承和发扬，从而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h3>组织部长吹起了冲锋号</h3> 从少共国际师解散到1935年7月两河口会议，萧华任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这半年中，在机关的队列里很少看见他。他总是受命担任最艰巨的任务，跟随先头部队，披荆斩棘，抢关夺隘，为长征中的红军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 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时，萧华奉命带1个工作团，随先遣部队进行部队政治工作和沿途群众工作，萧华充分运用党的民族政策，对彝民进行耐心说服。 他对彝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说：红军是替受压迫的穷人打天下的，到这里来并不打扰彝族同胞，只是借路北上。根据彝族人十分重义气的特点，萧华又告诉他，红军刘司令员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萧华还送了一支手枪和几支步枪给他们以表示诚意。由于萧华出色的工作，使得先遣队刘伯承司令员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为红军安全通过彝区，顺利北上，打开了通道。 先遣队昼夜兼程，于1935年5月24日到达大渡河边。这是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最湍急的河流。蒋介石已发誓要让红军在这里成为石达开第二。 当萧华和先遣队的首长赶到安顺场渡口时，红一团已消灭了两个连的守敌，并且已找到了十几位船工和一位老艄公，但这些人顾虑重重。 老艄公指着对岸敌人不断扫射的机枪说：“这枪子儿可没长眼睛。我们都是穷苦人，一家老小都指望着这把桨吃饭呢。要是中了枪子儿可怎么办？” 萧华并没有直接回答老艄公提出的问题，而是先亲切地询问了他们家中的情况，然后才说：“你们的苦日子都是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他们专门欺压我们穷人。只有消灭他们，穷人才会有好日子过。河对岸的敌人看起来很凶，但是有我们红军在，你们尽管放心。”接着，萧华又让管理员给他们每人发了十几块光洋。 船工被萧华的言行所感动，纷纷挽起裤脚就要上船。萧华拦住大家说：“别着急，咱们先吃饭，吃饱了肚子好划船。” 强渡开始了，萧华和先遣队的刘伯承司令员、聂荣臻政委一起站在岸边观察着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军号声声，枪声阵阵，17名勇士在火力掩护下飞速向对岸划去。 突然，一排子弹打在司号员脚下，小家伙一惊，号声停了。 “号为什么停了？继续吹冲锋号！”刘伯承叫道。 萧华几步跨到小司号员身边，拿过号来甩了两下，就挺起胸膛吹了起来。 紧接着，各连司号员也吹了起来。在一片激越昂扬的号声中，在红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的火力支援下，十七勇士飞身下船，冲上岸去，打垮了敌人，占领了滩头阵地，控制了渡口。 追兵将近，仅靠几只小船是难以在几天内渡过几万红军的。毛泽东决定兵分两路，溯河北上，夺取沪定桥。萧华随过河的右纵队行动。 右纵队行至铁丝沟时，遇到了敌人顽强的阻击。 听到前面激烈的枪声，萧华和前卫团的领导急忙向前赶去，原来前边是一座陡峭的石壁，正中有一道裂缝，像是用巨斧劈开。崎岖的小道正巧从这个石缝下穿过。 “好险啊！”萧华暗暗思忖。他看到突击连几次强攻都未得手，并且伤亡较大时，就开始仔细观察地形。 “有了，”他指着石壁对突击连连长说：“加强火力掩护，只要冲到石壁下死角，就可以搭起人梯，爬上去消灭敌人。”在几挺机枪的掩护下，萧华一跃而起。“共产党员们，跟我上！”突然，一颗手榴弹落到离萧华不远的地方，“哧哧”地冒着白烟。警卫员吴宗汉猛跑过来把萧华推倒，“轰”地一声，手榴弹爆炸了，碎石土块溅在他们身上，所幸都没有受伤。萧华翻身跃起，又带头冲上前去。 铁丝沟守敌终于不敌智勇双全的红军战士，右纵队越过铁丝沟，直向沪定城扑去。 <h3>奇怪，藏族土司要留下一个红军战士</h3> 由于张国焘的不断阻挠，致使红军在毛儿盖地区滞留1个月之久，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经过毛儿盖会议激烈的辩论斗争，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 北上方针一经确定，作为前卫部队的红二师就开始在当地筹粮，准备过草地。 在藏区筹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虽说没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但由于语言不通，藏族土司对我们的政策不了解，经常派出骑兵对红军的筹粮小分队进行袭扰。被袭击的红军战士，有的牺牲了，有的被砍断了四肢，惨不忍睹。同志们急红了眼睛，纷纷要求收拾这些土司武装，为牺牲的筹粮队员报仇。 时任红二师政委的萧华心里同样十分愤慨，但他毕竟是政策观念和全局观念都极强的人，他首先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何尝不急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我们最急迫的任务是通过大草地，北上去抗日。藏族老百姓，也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我们应该尽力去做好团结说服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帮助。对土司头人，我们也要具体分析和对待，争取大多数。”经萧华同志一说，大家激愤的情绪才慢慢平息下来。 红军的忍让似乎成了软弱的证明，土司武装益发猖狂起来。第二天，又一支筹粮小分队遭到了袭击，7名战士被杀害，青年干事周书良被抓走，下落不明。 萧华正苦于无救人良策，附近寺院的一个喇嘛送信来了。萧华急忙找来通司进行翻译。原来这是一封最后通牒，说是要红军部队立即撤走，否则要出动骑兵与红军作战。 萧华忍俊不禁，对着喇嘛朗声笑道：“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奈何不了我们，你们儿匹马，几条枪能把我们怎么样呢？”说完这句带调侃意味的话，萧华的神色又端庄起来：“我们和藏族同胞是兄弟，不是仇敌，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只有打败他们，藏族同胞才能得到平等、自由和解放。因此，我们不和你们打仗，只是借你们的宝地过路。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接着，萧华又追问起了周书良的下落。喇嘛作了肯定的答复：“我们那里是有一个年轻人。土司要留他在我们那里做事，可他死活不肯，整天不吃不喝。希望你们能劝他留下来，否则他的性命就难保了。”萧华在屋里踱来踱去，反复考虑。党的民族政策不允许与土司发生正面冲突，因此硬抢是不行的，并且土司已打定主意让周书良留下来，其他方法恐怕也一时难以奏效，再说眼下部队筹粮正困难，倒不如……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他向师里几位领导建议说：“事已至此，我看不如劝说周书良留下来，作为革命的种子。同时也可以通过他做一做土司的工作，卖一些粮食给我们。”大家都点头称是。然后萧华对喇嘛说道：“请你转告土司，我们同意做工作让周书良留下来，但是必须让他回来见见面。另外，希望土司卖给我们一些粮食，随后我们部队就开走。”喇嘛连连答应着走了。 周书良终于回来了。他一见到自己的同志，就像孩子见了娘，一头扎到萧华怀里，放声大哭起来。他已经知道了组织上的决定。萧华轻轻拍打着周书良的后背，半天没有说话。等到他的哭声小了，才一边抚慰一边向他解释这样决定的理由。 周书良一字一顿地回答说：“首长，为了红军，为了党的事业，我服从组织的决定。”“红军走后，你面前的困难一定很多。但不论怎样，你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希望你成为一颗红色的种子，在这里扎根、开花。革命胜利了，我们会来接你的。”萧华紧紧握住周书良的双手，深情他说。 周书良连连点头，向萧华和同志们行了一个军礼。转过身去，同喇嘛一块走了，渐渐地消失在雾蔼之中。 <h3>谁照顾谁？</h3> 事情还得从二渡赤水说起。这一天，红一军团保卫局罗瑞卿局长来到正在谈论昨天所遇险境的几个小伙子跟前，对吴宗汉说：“小鬼，决定调你去军团组织部长萧华同志身边，做他的警卫员。”到了宿营地，吴宗汉前往萧华的住处报到。一进门，他就“报告——”，他看见板凳上坐着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不由得一愣，后面的“首长”二字就让他给吞回去了。英俊的萧华一下子哈哈大笑起来：“好嘛，又来了一个兴国老俵。你跟我在一起不要怕，我没什么好照顾的，只是要照顾好你自己。我走路快，你不要掉队就行了。”从此，两人的命运就联系到了一起。虽然，吴宗汉已记住了萧华的话，但他心想，我这么壮实的小伙子，怎么会掉队呢？经过雪山草地中艰难困苦的考验，吴宗汉不得不佩服：还是萧华厉害！ 翻越夹金山时，吴宗汉觉得头晕腿软，想坐下来喘口气。萧华一把拽起他来，边拉着走边鼓励他：“再加把劲，就到山顶了，千万不能坐下。”吴宗汉咬紧牙关，吃力地跟了上去。萧华又组织人向大家宣传：无论如何不能坐下来休息，这个时候谁要停步坐下，就会再也站不起来。战士们听了，就强帮弱，大帮小，手拉手，臂挽臂，挤尽全力向顶峰攀登。 过草地则，吴宗汉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草地的天气瞬息万变，时而烈日当空，时而狂风暴雨，时而冰雹骤下，时而漫天飞雪。夜晚的严寒，更使人难耐。萧华和吴宗汉的衣物和口粮，都在过雪山时连同乘马跌进深谷，只有一件雨衣和一件单上衣带在吴宗汉身上没有丢。到了夜晚，吴宗汉拿出来给萧华穿，萧华看到小吴冻得嘴唇发青，浑身发抖，便接过衣服给小吴披上。小吴着急他说：“这是你的衣服，天这么冷，你穿得那么单薄怎么能行？”萧华笑笑说：“什么你的我的，看你冻成那个样子，你身体不好，赶快穿上吧！”进入草地的头三天，萧华和吴宗汉每天只吃两顿饭，青稞麦加野菜汤。 后来，看到只有两三斤青稞麦了，萧华就对小吴说：“这点粮食还得吃好几天呢，留着你一个人掌握着吃吧，以后不要做我的饭了。”小吴问：“你怎么办？”萧华说：“我可以到司令部的同志那里‘打游击’嘛！”他哪里是“打游击”呀，他是和缺粮的同志一道挖野菜吃！ 第六天，吴宗汉支持不住了，早上醒来时头晕眼花，四肢无力。他坐在地上揉着肿得发亮的双腿，拄着树枝挣扎着站了起来。萧华见状赶紧过来将他扶住。此时正巧罗局长路过，看到吴宗汉的这个样子，说道：“小吴怎么啦，身体不行了吧？！现在看来，你不仅照顾不了首长，倒要首长照顾你啦。为了减轻你的负担，调你回保卫队吧！”吴宗汉听了十分难过，一种没有完成任务的愧疚感涌上心头，眼泪扑籁籁掉了下来。萧华急忙安慰道：“老俵，去吧！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嘛！否则，你的身体这样差，还要天天为我做事，怕真的要留在草地里了。” 在长征这样前所未有的千难万险中，萧华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和饥寒疲劳，总是活跃在战斗的第一线，活跃在行军的队列里和宿营的簧火旁，随时了解部队的情况，关心部属的疾苦，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首长，他在红军官兵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第五篇 千古风流——长征中的传奇人物 第二章 戴“罪”立功的“犯人”——萧劲光 <h3>“罪犯”当上了上干队长</h3> 萧劲光大将是一个经历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他就有了赫赫威名；红军时期为把宁都起义的国民党部队改造为红五军团呕心沥血；抗战时期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立下了不朽功勋；解放战争时期在辽东战场屡建战功。建国后，他担任了长达30年的海军司令，成为担任军兵种司令时间最长的人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党忠贞不渝、与中国革命同步成长的戎马英雄，却差点在长征前夕成为“王明路线”的刀下冤魂！ 1933年8月，当时任闽粤赣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接到命令，要他回守黎川。萧劲光根据敌军的进攻态势和黎川一带红军防备空虚的实际，按照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建议红军主力应尽早集结于黎川东北一带，从侧面打击进攻黎川之敌，但是他的正确建议被否决了。萧劲光回到黎川时，敌人已大军压境，闽赣省委和省政府已撤出黎川城，守城部队是只有70多人的教导队。面对敌军3个师的进攻，黎川失守是意料之中的事。 除了“黎川失守”，萧劲光还有一个罪名是“丢失伤兵”，这更是不着边际的事。在审判萧劲光的控告书中，指责他在浒湾东北的八角亭战斗后，没有派部队护送伤员，以至让敌人俘去一批。事实是，这次战斗后，萧劲光派周子昆师的1个营护送300余伤员经过敌占区去后方根据地，途中遇到敌人袭击，有十几名伤员掉队，而其他大部分伤员在部队的掩护下，安全到达了后方根据地。 “黎川失守”、“丢失伤兵”这两件莫须有的罪名成了萧劲光被撤职的借口，其根本原因则是当时的左倾盲动主义领导人进行宗派主义的路线斗争的需要。在萧劲光被撤职送往总部的当天晚上，一位负责人给了他一份《铁拳》杂志，是《反萧劲光机会主义专号》，其中有一篇叫《反对红军中以萧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看到许多说法纯属捏造，萧劲光心里忿忿不平，就进行了申辩。 “虽然事实有出入，但是党已经决定在军队中开展反对以你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以教育全党，你应该服从党的决定。”这位负责人冷酷他说道。 “如果不讲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说法，我还有什么话可讲呢？”萧劲光愤怒了！ 在“红都”瑞金，萧劲光问题的“性质”被搞得越来越严重，博古甚至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萧劲光”等口号，并通知他：“党决定要公审你！”结果，未经初审，便召开了公审大会。 当时，有人主张杀掉萧劲光，由于毛泽东和王稼祥的坚决反对才未能得逞。判处他死刑的判决书几次送给王稼祥签字，王稼祥总是对秘书说：“把这个判决书退回去，我不能签字。”结果最终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和军籍，判处5年徒刑，无上诉权。萧劲光被关押了1个月后，被释放出来，到红军大学当了一名普通教员。 打击萧劲光，实际上是打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以压制党内、军内拥护毛泽东，反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同志。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曾有一段话，黎川失守要问罪萧劲光，“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因此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遵义会议后仍然感慨他说：“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此时的红军大学已奉命改编为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正在这个当口，萧劲光被任命为上干队长。 “萧劲光被任命为上干队长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红军大学的每个角落。 上干队是一支重要的部队，其所在的干部团直属军委纵队，是军委纵队中一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由团营军政干部和地方县级干部编成，不但担负着直接保卫军委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光荣任务，而且还担负着为红军部队和地方党的机构培养、输送领导干部的重任。 因此，有些人对于这项任命感到迷惑不解。前一段时间全军上下都还在运用报刊、漫画、演戏、开批判会等形式，对这个“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人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斗争，怎么又一下子让这个被判了5年徒刑的“罪犯”来担任这么一个重要的职务呢？然而了解他的人却为他感到高兴，让他出任上干队长，说明解决他的冤案有希望了。 虽说萧劲光被任命为上干队长，但实际上依然处于半监禁状态。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他还是一个“犯人”，没有党籍，甚至行动还有人监视。左倾领导人要他戴“罪”立功。作为上干队长，萧劲光没有坐骑，没有警卫员。 他肩扛步枪，身背背包，携带着他心爱的军事书籍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在上干队，除了队长萧劲光，还有一些同志也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像冯达飞、周士第等人。有的领导者对他们这些犯有“错误”、“罪行”的干部，不信任，不放心，甚至布置人暗中监视。萧劲光襟怀坦荡，坚信党的正确领导终要胜利。他紧密地团结全队同志，坚决执行上级的战斗命令，模范地维护党的威信。从瑞金到遵义，四千里路云和月，在中央红军损失惨重的第一阶段长征中，上干队全体指战员除了少数同志由于主力战斗部队的需要陆续被调走外，没有一人掉队落伍，不能不说是罕见的。 <h3>雄关斗勇</h3> 捷报，胜利的捷报展翅飞遍了全军…… 红军在二渡赤水后，迅速东进，再次占领了桐梓城和娄山关。敌军纷纷溃逃，红一、三军团并肩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击战。 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萧劲光走在喜气洋洋的队伍里，看着山道上刚刚绽开的迎春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上干队没有参加这次追击。在中央军委纵队紧随追击部队也向遵义方向开进之后，上干队受命留在桐梓担任警戒任务，等九军团来换防后，即向遵义归队。等到第二天下午，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带着电台和警卫连进了城，只是他属下的几个主力战斗团还没有来到。萧劲光向罗炳辉报告了桐梓周围的情况。罗炳辉听完情况介绍对萧劲光说：“你们走吧，这里由我们来守卫。”于是，萧劲光率领上干队直奔娄山关。 从桐梓到娄山关有30多里，由于前面的主力部队已将敌人击溃，一路上倒还平安。正当萧劲光在考虑如何加快速度尽快赶到遵义归队的时候，从他们的背后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和喊杀声。萧劲光心里一顿，随即职业性地大喊一声： “左右两路，离开大道，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战斗！”然后他沉着地躲在一块巨石后边向桐梓方向观察着。只见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带着电台和警卫连，气喘吁吁地赶来。罗炳辉长得较胖，鞋又不太跟脚，走起路来十分不便。后面的追兵已看出这支小部队里有大干部，所以一面追击一面还口出污言秽语，大声喊叫：“抓住当官的有赏！”萧劲光迅速传达口令：“让过红九军团的同志，对后面的追兵实施狠狠的打击！”当红九军团的人跑过去之后，上干队突然开火，将追兵打了个晕头转向，敌军的嚣张气焰一下子没了，纷纷散向公路两侧，头都不敢轻易抬一下。 罗炳辉不是在守卫桐梓吗？怎么又出现在这里了呢？原来罗炳辉到达桐梓不久就得到消息，他领导的几个主力团队已经绕过娄山关向遵义方向开进了，他也接到通知，要他撤出桐梓，赶到遵义。所以在上干队出发不久，他们也就出发了。没想到快到娄山关时，川军刘湘的教导师斜刺里插了过来，咬住他们紧追不放。 川军在军官的嗷嗷怪叫下又开始蠕动了，情况十分危急。上干队总共只有一百四五十人，几十条枪，再加上罗炳辉带来的一个警卫连，总共也不过200多人，而面对的却是四川军阀刘湘的教导师。萧劲光临危不惧，他立即把上干队有枪的同志组织起来，并把罗炳辉带的那个连要了过来，在第一线迅速展开，充分利用有利地形，继续阻击来势汹汹的敌军。没有枪的也都找好了石头、棍棒，拉开架势，准备敌人一旦冲过来时，同敌军进行搏斗。 上干队的枪虽少，但因为大多是营团干部，都在一线作战部队经历过多次实战的考验，因而枪法很好，打死打伤了不少敌军。此时，夜幕降临了。 在夜色的掩护下，敌军胡乱地放了一阵枪，停止了追击。 现在怎么办？是继续执行命令，赶赴遵义归队，还是根据变化了的敌情，作出坚守娄山关的独立决断？ “最好还是一起走吧。”罗炳辉说道。 “不妥。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若是让敌人占领了，岂不是要严重威胁已经到达遵义的军委首长、领导机关和数万大军的安全？”萧劲光蹙紧了眉头。 罗炳辉点头称是，但他又觉得兵力大少，担心上干队寡不敌众。上干队的个别人也感到自己人少枪少，难以担负起这样繁重的守关任务。可眼下敌军已到山下，附近又没有别的部队，只能靠这些人了！ 萧劲光从容地对罗炳辉说：“这样吧，把你的那个连留给我，我们一定把娄山关守住，你放心先走吧！”等罗炳辉带着电台和少数随从人员离去之后，萧劲光命令部队迅速占领了娄山关的主要山头。但见四周夜色茫茫，群峰陡峭，草深林密，石怪岩奇。 川黔公路就从这关下蜿蜒通过。“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萧劲光叹道。看到这样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大家信心大增，很快做好了战斗准备。 一路上，萧劲光他们还收容了一些先头部队掉队的战士，他们大都有枪，还有两个战士扛着挺机枪。于是就动员他们留下来一起守关。着急赶队的，也要他们把枪留下来。这样一来，大家的信心就更足了。现在唯一的担心就是敌人会不会从两侧迂回上来。但部队就这么多，不能再分散使用了。“要是万一敌人把我们同主力部队隔开，我们就只好在黔北一带打游击了。”萧劲光暗想。 敌军发现红军已凭险固守，加上是夜间，不摸虚实，只是在山下打得轰轰烈烈，却不敢贸然进攻。萧劲光拿定主意：“你不到跟前，老子不开火！”敌军就像剃头挑子一头热，自己在那里劈哩啪啦打得十分热闹，红军这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有的红军战士甚至伴着激烈的枪声安然进入了梦乡。终于，敌军泄气了，四周归于寂静，只有冷风在飕飕地吹着。如此一直到天明，直到红五军团的一个营来换防，上干队才继续向遵义开进。 当天傍晚，上干队就到达了遵义。听说上干队安全归队，周恩来立即来到了上干队驻地。他紧紧地握着萧劲光的手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好哇，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接着，就向萧劲光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并对萧劲光的冤案作了结论。“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周恩来言辞诚恳他说道。 萧劲光终于卸掉了身上的政治包袱，甩掉了头上那顶“罪犯”的帽子，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 <h3>“到底是饮过伏特加的”</h3>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萧劲光奉周恩来的命令，率领上干队和1个工兵连、1个步兵连，悄悄地离开遵义，直奔仁怀。他们的任务是：首先攻克敌人占领的仁怀县城，随即到茅台，在赤水河上把浮桥架起来，为红军三渡赤水提前做好准备。 部队携带攻城的梯子和一些必需的架桥器材，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冒着狂风暴雨在高山深谷间穿行。为了不被敌人发现，部队不能点火把，只能摸索着前进，不少同志摔倒了，磕破了腿，扭伤了脚。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跋涉，终于在拂晓时分到达了仁怀。 萧劲光亲率尖刀班跑在部队的最前头。接近城边时，萧劲光命令大家选择有利地形，向城里发起了猛烈攻击。守卫仁怀的敌军只有1个连，而且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遭到突然袭击后便惊慌失措，纷纷弃城而走。 萧劲光命步兵连守卫仁怀县城，随即率领上干队和工兵连赶到了30里外的茅台。在上干队的掩护下，工兵连迅速架起了浮桥。 上干队在茅台驻扎了3天。萧劲光白天冒着被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指挥部队对空作战，黑夜里重整部队，巡视和加固浮桥，直到红军大队人马三渡赤水以后，才算胜利完成了任务。 茅台镇很小，茅台酒却驰名中外。在紧张的战斗间隙，萧劲光和大家一起，品尝了香味浓郁、酒质醇厚、入口细腻、沁人心脾的茅台酒。他开玩笑地对同志们说：“感谢蒋介石，不然我们哪能有如此享受！”他的酒量不错，上干队莫文骅政委戏谑地称他“到底是饮过伏特加的”。 这天傍晚，萧劲光和莫文骅坐在篝火旁，一个端着行军缸，一个端着粗茶碗，对着朦胧淡月，品起了茅台酒。酒酣耳热，萧劲光一时性起，唱起了苏联红军的歌曲。雄壮的进行曲勾起了他对二度留苏的回忆…… 第一次留苏是在1921年，1924年学成回国。 这段时间最令他难忘的是他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聆听了革命导师列宁的讲演和列宁逝世后为他守灵。 这段时间最令他尴尬的是他在红军学校学军事时遭到了陈独秀的痛斥，把他骂回了东方大学。萧劲光刚到苏联时是在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即根据个人志愿被选送到苏联红军学校学军事。陈独秀访问苏联时得知他们在学军事，把他们骂了一顿，说：“现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你们学军事干什么？想当军阀呀！”这3年是萧劲光从一个向往革命的青年向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转变的3年。东方大学的学习，不仅教给了他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也教给了他从事革命活动的能力。 第二次赴苏学习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 这一次，他进了坐落在列宁格勒郊外的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鲜血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拿起武器，就只能任人宰割。军事工作已成为党的工作的重点，党对他们寄予很高的期望。 在这里，他受到了许多苏军高级将领像布琼尼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的直接教育；在这里，他和许多苏军著名将领像铁木辛哥、朱可夫等成为校友；在这里，他和蒋经国是同班同学，他还是蒋经国的党支部书记；在这里，他还第一次做了父亲，遗憾的是寄放在莫斯科郊外保育院里的女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幸失散了。 1930年夏天，萧劲光完成了学业。经过3年的正规训练，萧劲光从一个初通军事的青年党员成长为满腹军事理论的指挥员了。党命令他回国参加军事斗争。 “劲光同志，”莫文骅将陷入回忆状态的萧劲光拉回到了现实之中，“遵义会议已对你的问题重新做了结论，你是怎么看的呢？”萧劲光深沉地答道：“我们党从不重视武装斗争到重视武装斗争，从右倾到左倾，难免会在成熟的过程中犯一些错误。我的遭遇，不过是为党的成熟做了一个注脚而已。难道不是这样吗？” <h3>“汉人不像汉人，蛮子不像蛮子”</h3> 1935年10月19日，一支衣衫褴褛、面呈菜色的军队进入了陕北吴起镇，引起了当地老百姓议论纷纷： “这是什么队伍，怎么穿得破破烂烂，花花绿绿的？”“是红军！”“不像，红军怎么穿得这么破，顶多是游击队，主力红军大概还没有到呢。”“你看他们穿得那么薄，还穿着草鞋，看样子都是南方人，这路可走了多远啊！”早已担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眼下已称陕甘支队第二纵队）的萧劲光，走在行军队伍中，听着老百姓那些似懂非懂的议论，心中感慨万千。漫漫征途，使得红军战士早已没有了像样的衣服。有的穿着破烂不堪的灰军装，有的还穿着短裤，有的为了御寒，穿着缴获来的国民党的黄军服，还有的穿着沿途买来的，以及打土豪得来的各色花衣服。加上历尽了千难万苦，将士们个个面黄肌瘦，体力衰弱，不少同志拄着棍子。有的人开玩笑说自己像个叫花子，也真不算过分。 如果把枪一放，这哪还像支军队啊！ 然而，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却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拥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和崇高的信仰，他们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他们都是民族的精英和脊梁。这不，刚刚来到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就亲自部署了“切尾巴战斗”。 要不是“二马”的2个骑兵师跑得快，非得给他包了饺子不可。战斗后大家觉得还有些遗憾，觉得只敲掉他1个团不够过瘾！ 吴起镇的群众热烈欢迎中央红军的到来，镇上到处是送粮送衣的人，令人十分感动。红军将士在这里休整了几天，就像回到家里似的，感到十分温暖。为了尽快解决部队的御寒冬衣，除了群众积极帮助外，也发动部队自己动手。 萧劲光领了一块打土豪分来的羊毛毡布，琢磨着怎样把它变成衣服穿在身上。比划来比划去，不知怎样裁剪才合适。问警卫员，他也不知道，只是为难地摇摇头。 “看我的！”萧劲光一咬牙，将羊毛毡布剪成了一大两小三块，大的一块卷成一个大筒做身子，两块小的卷成两个小的筒子做袖子，三个筒子缝在一起，就成了一件粗呢面料的“衣服”，总算解决了御寒的问题；脚上又穿上了一双打土豪分的毡鞋，感觉上很是不错，就穿着这套行头在宿营地晃来晃去，远远望去，就像一尊泥塑在移动。 彭德怀看见了他这身打扮，开始一愣，随后就站在一边偷偷地笑。萧劲光问他笑什么，彭不肯说。萧再问，彭脱口一句：“汉人不像汉人，蛮子不像蛮子！”于是两人开怀大笑。 第五篇 千古风流——长征中的传奇人物 第三章 红军队伍中的救命天使——傅连暲 <h3>“好象伙，这是些什么人？”</h3> 对于中央红色医院的院长傅连暲来讲，艰苦的长征确实是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锻炼和考验。在这以前，不论是在汀州福音医院当院长，还是担任中央苏区中央红色医院的院长，他都是生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工作在安静的医院里。从长征开始，紧张的斗争，艰苦的考验，炮火的洗礼，已不再是道听途说，而是自己作为一员深入其中了。 长征开始时，他被安排在由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一部分同志编成的红星们纵队里。考虑到他身体比较弱，又不擅骑马，领导上安排他坐轿子，他一听就急了。 “坐轿子？别开玩笑了，我要和同志们一样走路！”“坐轿子”可以说触动了傅连暲一根敏感的神经。 当年傅连暲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将福音医院从福建汀州迁往“红都”瑞金改称中央红色医院时，也是坐轿子去的。尽管是党安排的，但不明真相的人还是明显表示了不满：“吓，什么老爷？还坐了轿子！”是啊，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居然来了个坐轿子的红军，普通的红军战士显然是看不惯的。 再加上他那英国绅士般的举止和他对医务工作的一些不太合乎实际的严格要求，当左倾盲动主义占居统治地位，中央苏区开始肃清AB团（即“铲共团”或“反共团”，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的时候，他就开始遭殃了。 中国共产党内有这么一种人，他们自恃自己出身好，历史清白，对党忠诚，就自动担负起所谓的保卫党的纯洁性的工作。几乎凡是从他眼前走过的人，他都要打个问号：是同志还是敌人？他心中没有“朋友”的概念。 当他们了解到福音医院是英国教会主办的医院，傅连暲也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就对傅连暲对红色医务工作的巨大贡献产生了怀疑：“他为什么要当红军呢？为什么要放弃优裕的生活来瑞金？为什么一个基督教徒信仰共产主义？”终于，傅连暲失去了院长的职务，被强行戴上了AB团的帽子。下一步，就该枪毙了。此时，毛泽东已失去了权力，帮不了他。当几个人闯进他的房间要扭送他到司法部进行正式审判的时候，多亏了张闻天的一个电话，才将他从枪口下救了出来。 因此，当他听说又要让自己坐轿子时，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是，中央的同志告诉他，这次战略转移，路途遥远，前程险恶，他身体弱，又不会骑马，不坐轿，恐怕连一天都坚持不了！他只好坐在轿子里。 这是一支20来人的小队伍。走在最前头的是一顶普通的“民轿”，里面坐着红色医院的医学权威傅连暲，轿夫是红军战士，后面还跟着8个大箱子。 路过的红军战士看到这支特殊的队伍，一个个都啧啧称奇。 “好家伙，这是些什么人？”“这么多的东西，是行军还是做生意？”其实，这8个大箱子里装的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比金银财宝都要贵重的治病救人的药品。 听到红军战士的这些议论，傅连暲下决心锻炼自己、当红军要像个红军的样子嘛。因此，一到驻地，除了看病，他就练习骑马。谁知，马也欺生！ 马的主人在场时，他骑得挺好，可当马的主人走开时，就不行了，马似乎故意拿他寻开心。 有一次，他正骑在马上慢慢地遛，马突然跑起来，怎么勒马缰都不管用。 马越跑越快，他只好紧紧抓住缓绳，伏在马身上，一动也不敢动。一直到有的同志发现，才把马勒住，他急忙翻身下马，半天后心里还狂跳不止。 还有一次，那马表现得分外老实，听话。傅连暲骑在它身上，要它怎样它就怎样，可谓得心应手。没料到，这畜生突然向马棚跑去，幸亏他反应快，急忙伏在马背上，否则，真得让门框给撞个鼻青脸肿。 人们常说马通人性。为了和马搞好关系，傅连暲费了不少心思。他常常会留下一点面饼、饭团，或者一小块盐巴给马吃，还学会了遛马，为马梳洗。 终于，他甩掉了恼人的轿子，开始骑马行军了。 由于没有受过战火的考验，一开始面临险境时，傅连暲常常不知所措。 有一天，他们正行进在蜿蜒的山沟里，两旁墨绿的群山，沟里淙淙的溪水，使他们想起了家乡的山山水水。突然，一架敌机从两山间窜了出来，“哒哒哒”就是一阵扫射。 “隐蔽！”指挥员呼喊着。 可傅连暲却不知该怎样隐藏起来，直愣愣地站在那儿。 “快跟我走！”此时，一个人匆匆赶来，把他拽进了小树林。傅连暲定睛一看，原来是周恩来。 “傅医生，这样紧张的环境不大适应吧？”周恩来关心地微笑着问。 他不知该怎样回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会习惯的！”周恩来挥了挥手，“谁也不是生来就会打仗的嘛！”听了周恩来的话，傅连暲十分感动，他坚定地点点头，转身向队伍跑去。 <h3>“看在上帝的份上！”</h3> 药，用得真快。 部队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到达宜章时，贺诚告诉他，看来红军部队到湖南也站不住，还要走，路可能还相当遥远。他还说，必须把一批重伤员安置在当地，由游击队掩护、照顾，如果继续带着走，恐怕更不方便，而且药也不多了。 “药也不多了”，听说征途无期，傅连暲顿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尽全力补充药品”，他想道。可是，他们在宜章停留时间短，而且小城也穷，没搞到什么好药。这未免使他失望。于是他只好采取措施，控制药品使用量，尤其是贵重的好药，必须给中央首长和急需的病人留着，不能随便开处方了。 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傅连暲搞到了一些急需的药品。 有一天，部队路过湘西一个多民族集聚的小镇。虽说这里树大沟深，交通不便，但却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教堂。傅连暲因为惦记着找药的事，所以一到镇上就向老乡打听哪里可以买到药。老乡告诉他，镇西头的教堂里有个修女会看病，她那里一定有不少药。 傅连暲打定主意前去造访。这天晚上，他吃了糙米饭，喝了一碗面条汤，径直向教堂走去。 这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造型挺秀的小尖塔顶端有一个十字架。在夕阳的余辉中，整个教堂看上去像个剪影，加上从两扇窗口露出的橘黄色的烛光，透着几分静谧和神圣。 傅连暲伸出了手，“啪！”“啪！”没有反应。 又拍了两下，里面才响起了踢踢踏踏走路的声音、听上去像个老者。果然，开门的是一个50多岁的中国老人，他右手端着一支蜡烛，看见眼前站着一个红军时，吓了一跳：“你要——？”“老人家，别害怕，我是找修女看病来的，她在吗？”老人上下打量着傅连暲，发现他面相挺善，并且没有带刀枪之类的东西，这才放下心来，忙说： “请进，请进，金丽小姐正在喝茶。”老人说完，重新把门关好，引着傅连暲穿过教堂空旷的大厅，走进后面的一间房子里。烛光下，一个金发女郎正背朝门口，面向一座很大的耶稣塑像慢慢地品茗。 “金小姐，有个红军请您看病。”老人说完，恭敬地退了出去。 “我是从来不给异教徒看病的。”这位从名字上猜不出国籍的修女，声音中透着一股凉气。 “我是基督徒！”此时的傅连暲早已不再信仰上帝，但因他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因而从名份上讲，他还算个“基督徒”。但他又觉得这样说不合适，所以又补充了一句：“至少曾经是，况且我也不是来看病的。”傅连暲奇怪的回答引发了修女的好奇心。 “曾经是？”她猛地回过身来。烛光下，她的高鼻子几乎占了半个脸，蓝眼睛里闪烁着漠然而又疑惑的光芒。 “我是医生，而且曾经做过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今天行军路过，特地前来拜访。”傅连暲作了自我介绍。 “噢，这么说是同行了，”她的嘴角闪现出了一丝笑容，但是脸上马上又罩上了一层雾气，“但你参加了红军，一定背叛了主的教诲。”“人道主义，小姐，人道主义应该使我们成为朋友。”“人道主义？”她摊开双手，“MyGod！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先生！”人道主义、拯救人类成了他们共同的活题，这也算是异曲同工吧。在那个红军遭到失败、国民党大喊“剿共”的日子里，金小姐对我们这支队伍不可能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但她对傅连暲的经历十分感兴趣，并且在“慈善”的旗帜下也表示愿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话题说到药上来了。 金小姐惑到十分为难：“这个国家现在乱得一塌糊涂，邮政、交通基本上都处于瘫痪状态，我这里搞一点药也是十分困难的啊！”“当然，”傅连暲说道，“我理解，但同行总不能看着我的病人遭受痛苦而袖手旁观吧？”“好吧，”金小姐叹口气，“看在上帝的份上！”“也看在病人的份上。”傅连暲补充了一句。 “我对你们红军的有些做法不能赞同，”她又显现出了冷漠的神情，“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宗教呢？我听说你们沿途毁了不少教堂和寺庙。”“那是误传，”傅连暲解释道，“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当然，可能会有个别的人违反政策和纪律，但是会受到处罚的，因为这不是共产党的宗旨。”在金小姐这里，傅连暲终于弄到一些药，其中有几种是急需的，例如奎宁丸、黄连素等。 <h3>“傅院长掉进河里啦！”</h3> 又是一个普通的行军日，快到贵州边界了。 此时，部队正行进在只有2尺宽的狭窄的山路上，路旁沟底就是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老远就能听到河水的咆哮声。部队人多走得急，又加上担架、牲口、行李挑子，路面上拥挤不堪。 正行进间，突然有人“哎呀”了一声，接着又是一声大叫：“不好了，傅院长掉到河里啦！”原来，看到山路上十分拥挤，傅连暲就有心让开路让部队先走，可此时他的骑术还不过硬，看看下面的急流，就有点头晕眼花，偏巧马蹄一下子踩在了泥土松软的地方，结果就连人带马带行李“哗啦”一声掉到了河水里，他顿时就失去了知觉。 看到此番情景，几个红军战士来不及思考，就急忙滑下陡峭的河岸，“扑通”、“扑通”跳到河里进行抢救。 万幸，傅连暲摔在了河边的浅滩上，只是呛了几口水，人无大碍。可是马却掉进了深水中，只见它在急流中上下挣扎了几下，连同马背上的行李和小药箱被无情的河水吞没了。 几个红军战士围着傅连暲，又是掐人中，又是人工呼吸，一阵手忙脚乱，他终于醒了过来。他踉跄着站起身来，抖抖身上湿漉漉的衣服，看着警卫员紧张的样子，宽慰他说，“别担心，没有马咱们就步行吧，难道死了张屠户，就吃浑毛猪吗？”此时，有个战士请他等一下，说后面有担架上来给他坐。 他一听就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我能走！”说罢，就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艰难地上路了。到了宿营地洗脸时他才发现头上碰破了一块皮，幸好面积不大。 吃完饭，警卫员找来点柴禾，两个人一边烤湿掉的衣服一边说话。警卫员开玩笑他说：“傅院长，这马被冲跑了，被子也没有了，你晚上睡觉可真要当‘团长’了！”正说笑间，张闻天来了。他风尘仆仆，一脸的疲惫相，一看便知是刚到宿营地顾不上休息就来看傅连暲了。他关切地问道： “怎么样？傅医生，听说你掉到河里去了，真糟糕，没出什么问题吧？”他看傅连暲头上包着绷带，“唔，头上碰破了，身体还好吧？”“没问题，就是头碰破了一块皮，不要紧。”他连忙回答。 这时，门一响，毛泽东的警卫员走了进来，手里抱着一床被子，说：“傅医生，主席知道你掉到河里了，特地派我来看你。”毛泽东也知道了？他看看一身灰土的张闻天，又看看毛泽东派来的警卫员，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感动他说：“请告诉主席，我没事，请他放心。”警卫员把被子放在凳子上，接着说：“主席知道你的行李被水冲跑了，特地嘱咐我给你抱了床被子来。”毛泽东有一床被子，一条毛毯。抱一床被子来，就只剩下一条毛毯。对这一点，傅连暲十分清楚。因此他赶紧拒绝道：“这怎么能行呢？主席也没有多余的被子，送给我，他怎么办？快拿回去吧！”“主席说了，请你一定要收下。”警卫员坚持道。 此时，张闻天也劝他说：“主席给的，你就收下吧，这是什么时候？不要客气了，再过两个钟头，部队又要出发了。”傅连暲也深知毛泽东的脾气，虽感到深深的不安，却也只好收下了。 早在汀州基督教教会所办的亚盛顿医馆学医时，傅连暲就得过肺结核，同时他还患有胃病和痔疮，在当福音医院院长的时候，他就开始每天定量进食了，因此他的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当他第一次步行在队伍中的时候，许多人都主动来帮助他，询问他有什么困难，这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鼓舞，走起路来也就越来越有劲了。 过了几天，正当傅连暲开始慢慢地习惯步行生活的时候，一个身挎驳壳枪的警卫员来找他，他以为是谁病了，急忙走了出去。 “傅医生，”那个警卫员敬个礼说，“蔡畅同志要我把这头骡子送给你。”说完，把一头强壮的大黄骡子牵到了他面前。真是天旱巧逢及时雨，傅连暲抚摸着骡子的面颊，一个劲他说：“谢谢，谢谢！”傅连暲掉到河里的那匹马，是刘英送给他的，解决了很多困难。现在，在这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他睡觉时盖着毛泽东送的被子，行军时骑着蔡大姐赠的骡子，心里别提多感动了！ <h3>天使的奉献</h3> 人们常常把医生比作救命天使，傅连暲就是这支红色队伍中的救命天使，他为保持和恢复红军将士的战斗力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长征途中，在红军中经常害的是痢疾、疥疮、疟疾和腿部溃疡等四大病症。傅连暲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十分强调部队注意饮食卫生，不许喝生水，不许吃不干净的食物。过雪山时，天寒地冻，傅连暲建议每一个干部战士都吃一点辣椒，借此御寒。 如果已经害了病，他就满腔热情地给予治疗。曾接受过他治疗的干部战士不计其数。像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康克清、刘伯承、王树声，等等。 因为给人治病，有一次他还差点丢掉性命。 那是傅连暲随红四方面军在藏族地区的时候。张国焘看到傅连暲医术高明，就有心想拉拢他，有一次他有意无意地对傅连暲说：“傅医生，你医道这么好，想不想做我的卫生部长啊？”“给你们当医生不是很好吗？”傅连暲对张国焘其人其事略知一二，所以就婉转地拒绝了他。 像张国焘这样一个个人野心恶性膨胀的人，心胸是十分狭窄的，他见傅连暲竟然违迕他，嘴上不说，心里却暗暗地给他记下了一笔。 不久，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得感冒，并且扁桃腺发炎，就把傅连暲请去看病。因为没有药用甘油，傅连暲就改用自制的杏仁水，剂量开大了一点。 谁知却被人到张国焘那里告了一个恶状，说是这种药剂量大了会致命。张国焘一看有了把柄，就把傅连暲找去恶狠狠地质问道：“傅连暲，你好大胆，竟敢害死我们的政治委员，说，谁指使你的？” 傅连暲一听愣了：“这话从何说起，为人治病是医生的本份，我干吗要害死他呢？” 张国焘一听，气更是不打一处来：“杏仁水过量会置人死地，你知道吗？” “这我知道，但陈政委病成这个样子，又没有好药，只好用杏仁水了呀。至于过量，我以为重症要下重药。况且若药剂员认为过量，可以修改处方嘛！” 接着，傅连暲又将《贺氏疗学》中的有关内容背给张国焘听，其中说明医生开药有可能开得过量时，药剂员可给医生看后修改处方。言之凿凿。 这样，傅连暲才又一次避过了杀身之祸。 在长征路上，傅连暲另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工作是为临产的红军女干部接生。 在阿坝，他为任弼时的爱人陈琼英接生；在甘肃岷州三十里铺，他为红二方面军保卫局长吴德峰的妻子接生；在会宁，他为电台台长罗岳霞的妻子接生；…… 最难忘的一次接生是在1935年夏天。 当时，傅连暲因为身体虚弱已经掉队。他正拄着一根木棍奋力前行，追赶部队。当他刚刚爬上一座山顶准备下山，突然从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女人痛苦的呻吟声。他急忙走过去查看，原来是一个女红军要生孩子了。 他急忙扶起她，说道：“这山上天凉风大，生孩子是很危险的，一定要坚持下山，找一个避风的地方才好。”有一个男人在身边，这位女同志立时感到有了主心骨。可是走了十几里，除了山还是山，连个草棚子也看不到。她实在走不动了，干脆靠在了傅连暲身上。傅连暲自己行军尚且掉队，更不必说拖上这个即将临盆的产妇了。他累得满脸通红，粗气直喘，额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掉，但他心里明白，再难，也不能把她丢下不管。 终于，一个破牛栏出现在视界里。就在这里，一个小生命安然降生。然后，他又拿出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青稞粉，用脸盆煮着给她吃。 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一直侍候了产妇3天。直到第四天，千恩万谢的产妇和婴儿才被后续部队抬上走了，他也才得以脱身去追赶部队。 当毛泽东在保安见到傅连暲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哎呀，傅医生，你还活着，活着！”“是的，主席，我活着，活着！”他几乎流泪了。 是啊，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多少红军将士倒了下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而他，一个病歪歪的医生，一个正在追求共产主义的基督徒，竟然活了下来，真是奇迹！ 第五篇 千古风流——长征中的传奇人物 第四章 担任内务部长的末科秀才——谢觉哉 <h3>笑哈哈的谢胡子</h3> 1934年10月10日，时年52岁的谢觉哉跟随中央红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他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被称为“长征四老”，编在红星纵队的干部休养连。 这是一支特殊的连队，他们中间有文学家，有艺术家，还有政府管理的行家里手。用保卫局长邓发的话讲，“这些人都是革命队伍里的宝贝疙瘩”。 为了照顾年老体弱的同志，红军总部特别从各单位抽调了一些身强体壮、全副武装的小伙子来担任班、排、连长。 长征开始时，谢老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秘书长兼内务部部长。看到左倾盲动主义对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谢老对党的命运、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忧虑。惨烈的湘江之战，中央红军主力从8万多人损失到了3万余人。 毛泽东当时曾十分痛心而又倍加愤懑地对谢老说：“在中央苏区，拼命主义拼掉了几万人；出来，逃跑主义又逃掉了几万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对比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眼下的失败，谢老像广大红军将士一样，强烈要求由毛泽东来重新指挥和领导红军。 遵义会议召开时，谢老因为患疟疾正在楼下打摆子，听说会议上纠正了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一下子如闻春雷，霍然而起，激动地连连说：“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事情好办了。”长征初期，少数人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极个别人甚至离开了革命队伍。谢老忧虑党和红军的前途，但他从来都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 长征途中，许多重要文件和珍贵资料因为背不动而销毁了，唯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他却始终随身携带，爬雪山、过草地时，他还用红绸子把印章系好挂在脖子上，贴身藏在胸前，直至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他总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将来还用得着。 由于岁月的磨难，谢老的头发和胡子很早就花白了，容颜也显得十分苍老，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许多，就连毛泽东都亲切地称他为“谢胡子”。 谢胡子天性乐观，总是笑呵呵的，行军时拄着棍子，有节奏地迈着步子。休息的时候，他常常和小伙子们一起半躺半坐地睡着，一边理着胡子，一边小声地给大家讲故事，鼓励大家在困难中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 有一天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又围坐在篝火旁听谢老讲故事。他讲起了李自成。讲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武装几次几乎全军覆没，又如何重新拉起队伍，最后终于打进了北京城。他告诉大家，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就是要能吃苦，要克服困难…… 这时，一个同志突然问道：“谢胡子，听说你是前清的最末一科秀才，能给我们讲讲吗？”这是谢老十分不愿提及的一段往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父母在，决不干这事”。那时谢老只有21岁，虽然他十分痛恨腐朽的科举制度，但碍于“父道尊严”，不得已参加了科举考试。中秀才的“喜讯”曾轰动了他的家乡，因为这是明清以来，谢家祖上没有过的事。然而年轻的谢觉哉对此却颇不以为然，并且在后来还无情地鞭挞了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倒票何能赎出身，居然衣顶拜乡邻。未能冲破尘罗网，我亦人。”尽管谢老不愿提及，但同志问起了，他也就简单地谈了谈他年轻时的这段经历，不过他着重谈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危害。 长征途中，前有顽敌，后有追兵，天上还有敌机轰炸。有一天，队伍在一个山上停下来休息，几位老人围坐在一个小山坡上，趁机召开一个小型会议。 突然，天空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谢老他们抬头一看，只见一架敌机在空中耀武扬威地盘旋着。一开始想躲，但环顾四周，除了满山坡的野草，竟连一颗树都看不到，于是索性坐着不动。 随着一声啸叫，一颗重磅炸弹“噗——”地一声，刚好落在他们围坐的圈圈中间，泥土溅得他们满身都是。 看着还剩一节屁股在外面的炸弹，他们惊愕地半张着嘴巴。半晌，没炸。 原来是个哑巴！这下几位老人乐坏了。 董老笑道：“炸弹落地不开花，这是马克思在保佑我们。”徐老也笑着说：“这是马克思还叫我们继续干下去，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嘛。”谢老的话更是意味深长，他风趣地讲道：“瞧，瞧，瞧，蒋介石与我们对着干，老天爷都不答应！” 一路上，谢老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的严峻考验。一个50多岁的老人，每天跟随部队行军七八十里，有时甚至急行军百余里，其难度可想而知。谢老虽然有马，但他总是把它让给伤员或驮行李，自己坚持和战士们一起爬山涉水。部队经常是夜行军，谢老的视力不好，行军时常常高一脚、低一脚，甚至经常跌倒，但他始终没有掉过队。 <h3>跨越雪山草地的生死情谊</h3> 中央红军向雪山草地进军时，谢老正在生病，天天发高烧，有时甚至烧得不知人事，但一声令下，爬起来就随军出发，一双脚软得像踩棉花，但是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咬着牙往前走。 在难以想象的长征路上，谢老和其他几位老人不怕艰难困苦，以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之间那种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鼓舞着千千万万的年轻战士，被人们传为佳话。 1935年6月，红军队伍强渡大渡河后，接着就开始准备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夹金山又名神仙山，海拔4900多米。听说红军要上山，当地居民都好心劝红军不要冒险，特别是看到红军将士都穿着单衣，说是不累死、饿死，也得冻死。如果一定要上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最好手里再拄根拐棍。 对于谢老来说，拐棍是不用准备了，他本来就有，而其他东西，则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这里的居民既少又穷，烈酒、辣椒都无法买到，至于棉衣更无法弄到了。看着谢老疲惫、虚弱的样子，大家真是有点为他担心。 恰在此时，兄弟部队送来两只羊，这真是雪中送炭啊！同志们一合计，决定把羊宰了，剥下羊皮烤干，送给徐老和谢老御寒。 他们找到一根草绳，拿着一块羊皮准备给徐老捆上，徐老连忙摇手：“不行，不行，我能坚持，你们拿去给谢老，他身体比我差。”大家说：“一共两块羊皮，您披一块，谢老披一块。”徐老说：“都给谢老拿去，一块护胸，一块护背，他体质弱，又生病，没有这真过不了雪山哩，两块都给他。”谢老怎么也不要，但架不住同志们蜂拥而上，转眼间两块老羊皮已经一前一后扎扎实实地捆在谢老身上了。这时，谢老激动地闪着泪花，徐老和同志们都满意地笑了。 懋功会师之后，中央红军又翻越了4座大雪山，7月下旬，到达了松潘的毛儿盖地区。这一路都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筹粮困难，严重的缺粮已经达到了威胁红军生存的程度。从各级领导到红军战士，人人为缺粮发愁，个个为吃饭操心。虽说毛儿盖是一个物产比较丰富的农牧区，但由于红军10万大军所需粮食甚多，因而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 在经过藏族中打鼓地区休息时，谢老他们几个的粮食全部吃光了。他们拾了一张烂马皮，准备收拾收拾煮了吃。 谢老用小刀刮去马皮上的毛，把它切成小块，其他同志又拣来一些干柴，找到一个瓦盆，支起3块石头搭成灶。大家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瓦盆里的马皮，盼着它能早点熟。 可是瓦盆却不争气，煮着煮着，只听“劈——啪”一声，瓦盆爆烈，马皮和着水一起掉到了柴灰里。谢老诙谐地笑着说：“看，好事多磨吧！都是大家拿眼给瞪的！”肚子闹革命，马皮也得当饭吃。没有办法，他们又一起把马皮从柴灰里捡出来，洗干净，又到处找炊具。寻来寻去没有一个像样的容器，后来谢老在先头部队住过的地方找到了打破的半个铁锅，这才使马皮能够继续煮下去。 马皮煮熟了，但却难以下咽，皮子里的毛刺得嗓子又痛又痒。不吃吧，肚子实在叫苦。林老提出：“革命要紧，咬着牙往肚里吞吧！留得生命在，全国革命就开花。”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后来，毛泽东听说了老人们吃马皮的故事，十分赞扬老人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一次碰到了谢老，还风趣地问：“谢胡子，马皮的味道怎么样？！”松潘西北部的水草地，是一片探险家都不曾涉足的洪荒世界，是一个人们非常陌生，也是异常奇特、极其危险的地方。过草地时，谢老有病，脚也肿了，他拄着棍子脚步蹒跚地跟在队伍后面。他心里想，要是现在能坐下来休息一下，用热水烫烫脚，那该有多好呀。接着又苦笑着摇了摇头，否定了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 可是到了宿营地不久，林老却端了一盆热水向谢老走来，谢老一阵惊喜，然后又十分纳闷地问：“这茫茫水草地，连枯树枝都难得见到，你怎么能变戏法似地搞来一盆热水呢？”林老神秘地一笑：“牦牛粪呀！这也算是野牦牛给我们红军的贡献吧！”但谢老却不肯用，说道：“还是留给同志们先喝吧，大家很渴了，我怎能烫脚呢？”林老了解谢老的心意，又另外用牛粪烧了一盆热水给谢老。谢老心里一热，由衷地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草地的夜晚，笼罩着阴森的浓雾，寒气贬骨，谢老和徐老合盖着一条毯子，背靠背睡在一起。可是毯子太薄，并不避寒，加上两个人互相只顾对方，结果谁都没有睡暖。第二天相对大笑。 说起这床毛毯，还有一段故事呢。一天急行军时，谢老再次病倒了。为了赶上队伍，他不得已进行轻装，这条毛毯也被一起扔掉了。刚好董老在后面行军，他一眼便认出了路旁的一条毛毯是谢老使用过的。他想，谢老一定是又病又累，不得已才被迫扔掉的，今后说不定还用得着。于是，董老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把毛毯加在自己的背包上又继续赶路。到宿营地后，董老又把毛毯还给了谢老。抚摸着失而复得的毛毯，谢老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到延安后，为了作纪念，谢老把毛毯送给了董老。全国解放以后，董老把这床有着不平凡经历的毛毯带到了北京，赠送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 <h3>毛衣缘</h3> 事情还要追溯到中央红军翻越第三座大雪山——海拔4800多米的长板山前夕。 这一天，“长征四老”坐在卓克基的一间房子里侃侃而谈，笑语不绝，显得那样乐观、祥和、融洽。正说笑间，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看上去十分文静，秀气的矮个子女战士走了进来，她把一件缝好的衣服交给了坐在炕上的谢老。 谢者接过衣服，仔细地端详着。 “行吧？”女战士似乎有点不安地问道。 “缝得很好，谢谢你。”谢老抬起头来，笑眯眯地回答。 原来这个女战士名叫王定国，是红四方面军文工团第三团的宣传员。谢老也是昨天才认识她的。 因为马上要爬雪山了，昨天部队给每一位同志都发了一团羊毛，要求自己缝制衣服，以备御寒。可是谢老不善缝补，正急着想找人帮忙，在一个山坡上偶然碰上这位女战士，谢老诚恳地说： “同志，请你帮帮忙，帮我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过雪山草地时好穿。行吗？”“行！这还不容易。”女战士爽快地回答。 老人们看着这件虽谈不上美观但却相当实用的毛衣，又看看王定国，满意地笑了。 王定国向老人们道别，谢老特意嘱咐道：“小王同志，你们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回去告诉同志们多准备一点辣椒，过雪山吃一点，可以御寒。俗话说，三个红辣椒，顶一件大棉袄呀！”王定国满怀喜悦，欢快地离去了。大概是缘份吧，这次偶然相见，竟使他们在后来结成了革命的伴侣。 第五篇 千古风流——长征中的传奇人物 第五章 死而复生的独臂将军——晏福生 <h3>“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h3> 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党中央决定组织静（宁）会（宁）战役，准备在这一地区打击刚从长沙北调、立足未稳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部。 10月4日，红二方面军以六军团为右纵队，以二军团及三十二军为左纵队向通渭进发。由政委晏福生、师长张辉率领的红十六师担任右纵队的前卫。 他们从两当县出发，向西北方面拓展，边打边进，开辟通道。 行至娘娘坝，获悉镇内守敌不多，晏福生和张辉随即各率兵一部，一阵猛打猛冲，全歼了守敌。不幸的是，正当部队在清理战利品时，困守在河对岸的敌军，突然居高临下从碉堡中向街内扫射。弹雨中，师长张辉中弹壮烈牺牲。 看到此景，晏福生大吼一声，“机枪掩护，一营跟我上！”在一片“为张师长报仇”的怒吼声中，一营官兵随晏福生冒着弹雨淌过河水，在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中，碉堡里的敌人顿时被炸得鬼哭狼嚎、血肉横飞。 对于担任前卫部队的红十六师来说，这次北进转移的途中最危险的莫过于盐关镇遭遇战了。红军的连续奔袭，使得胡宗南手忙脚乱，他四处抽兵，紧急围堵。10月7日，当晏福生率部由天水镇行至罗家堡时，突然与由盐关镇出来堵截红军的胡宗南部队遭遇。 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虽经多次激战，依然不能脱离战场，并且在战斗中师参谋长杨■、政治部主任刘礼年相继负伤离开了火线。晏福生深知责任重大：如果不能杀开一条血路，不仅红十六师危在旦夕，整个红六军团都难逃厄运。 他镇定了一下情绪，环视了一下战场，看着像苍蝇一样麇集的敌军，想道：“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硬拼不行，还得智取。”于是，他命令三营猛烈攻击敌队形比较密集的右翼，以便迷惑敌军。随即又来个暗渡陈仓，指挥其余的几个营向北突击，很快杀出了一条血路。在红六军团模范师的掩护下，军团直属机关和后勤部门，从红十六师开辟的通道中冲出了封锁线…… 看着军团的大队人马迅疾有序地从眼前通过，晏福生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正要率部撤离，“轰隆”一声，敌机投下的一颗炸弹在他身边爆炸，他的右臂被炸断，顿时血如泉涌。 警卫员向章德和麻婆子冲上前，扶住晏福生，其他两位同志也赶紧冲上来给他包扎伤口。晏福生看了看冲出包围圈的部队，又看了看继续朝上攻击的敌人，明白自己今天是凶多吉少。他忍着巨痛，冷静地用左手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密电码，交给向宣德：“这个，你负责带出去。”“晏政委，你——”向宣德想说点什么。 “不要说了！”晏福生又从地上捡起驳壳枪，在裤腿上蹭了蹭土，庄重地递给麻婆子：“大个子，你有劲，这个你带上。”到此，几个同志已明白了晏福生的意图，他们一齐拥上来，不容分说，架起晏福生就走。 晏福生急得大叫：“快把我放下，你们赶紧走！”“不，要走一起走，要死死一块儿！”“混帐，你们好胳膊好腿，革命还需要，还不快走！”“可革命也需要首长呀。”看了看愈来愈近的敌人，晏福生毅然决然地说：“我命令你们快走，要不我枪毙你们！”大家大吃一惊，但仍然不肯离开。 “大个子，给我枪！”晏福生伸出左手，说道。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大家一看晏福生要动真格的，只好挪动脚步，一步三回头地朝前走去。 看到他们那恋恋不舍、磨磨蹭蹭的样子，晏福生心里十分着急；生怕他们被敌人抓住。于是，他便果断地从高山坡上往下纵身一跳，决心摔死，不料被酸枣棵子、粗蒿草秆子七阻八拦，却轻轻地滚落在山坡下。他看了看四周，发现身后有一个土窑洞，便毫不犹豫地滚了进去，使得窑口连一个脚印也没留下。土窑洞口小肚子大，晏福生在窑洞里又一连打了几个滚儿，才钻到最里头。 对面山头上的敌军一看有人滚落高山坡，大叫“抓活的”，就扑了过来。 向宣德他们折转身一阵猛冲，消灭了十几个敌人，然后就到坡下去找晏政委，可没有找到，都以为他牺牲了，便匆匆离开，紧跟部队朝北转移。 向宣德他们撤走后，一个大个子敌兵端着枪在草丛中搜来搜去，嘴里还嘟囔着：“怪事，明明看见一个人滚下来，怎么就不见了呢？”转着转着，他也发现那个小窑洞，贼眼一下子放出光来，想象着可能到手的赏钱，手心直痒痒。他弓着腰，踮着脚，小心翼翼地朝洞口走去，越走近他越生疑：“他妈的，怎么连个脚印都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鬼，这红军真是天神？”他沮丧而又不死心朝洞里喊了一声：“红军长官，出来吧！”听听没动静才悻悻而去。 想发财的龟孙子有的是，这刚走一个，又来一群。晏福生在洞里就听到有人喊：“班长，这里有个洞！”“好，你进去看看。”刚才喊叫的那个士兵一愣，一摸后脑勺，真害怕丢了吃饭的家伙。正踌躇间，班长又发话了：“愣什么？快进去给我搜！”这家伙眼睛突然一亮，指着前面那个大个子士兵留下的脚印说道：“班长，你看这崭新的脚印，分明是红军长官刚刚跑掉。”其他士兵也害怕进洞，纷纷附和着：“就是就是，人家才不傻，猫在洞里等我们来抓。”敌军班长大手一挥：“给我顺着脚印追！”晏福生高度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下来，加上断臂失血过多，他晕了过去。 通过封锁线后，军团政委王震听说晏福生受了重伤，放心不下，特地派模范师师长刘转连带部队回到十六师激战的地方去寻找，走遍了所有的山头阵地，都没有找到。于是，军团上上下下都以为晏福生牺牲了。在胜利渡过渭水到达目的地，总结战斗经验时，王震政委在排以上干部大会上沉痛地提议说： “请大家起立，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这已经是第二次“默哀三分钟”了。早在1935年4月的一次战斗中，担任红十七师四十九团政治委员的晏福生发现一股敌人突围逃跑，因来不及调动部队，就和警卫员向宣德尾追而去。战斗结束后，发现晏政委和警卫员不见了，大家都以为他俩牺牲了。于是团长在总结大会上提议为晏福生默哀三分钟。正当大家悲痛之时，晏福生和警卫员身上挂满长短枪枝出现在追悼会现场。他诙谐地说：“革命没成功，阎王老子不收我！”这一次，晏福生还能逃脱劫难吗？ <h3>“怎么又冒出一个晏福生？”</h3> 多亏了穷苦百姓的救助，晏福生才再次从死神那里走了回来。 敌军走后，晏福生在窑洞里一直昏睡到次日清晨才醒过来。他正感到断臂疼痛难耐，忽听洞外由远及近传来了脚步声，他一激灵，心又悬了起来，难道敌人又回来了？他屏住气息，侧耳倾听。 此时，从洞口传来了浓重的当地乡音。 “黑娃，昨天我亲眼看到国民党在这里搜查了几次，说是要抓一个红军长官，可就是没捉着，你说他会躲到哪达（里）？”“大（爹），他会不会躲到这圈羊的洞洞里？”晏福生从暗处往洞口望去，发现是一老一少穿着破烂的当地百姓。从对话的口气也可以判断出，这爷儿俩是红军的同情者。他的心中涌起一阵热浪，感到有了希望。 他在窑洞里答腔：“老乡，我在这里。”“哇，果然在里面。”父子俩惊喜地钻进洞里把晏福生架了出来，救到了家里，又是喂米汤，又是把山药蛋剥了皮给他吃，直把个晏福生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年长的父亲连忙摆手，“客气个啥哟，你们红军为咱们穷苦百姓打天下，那才叫不易呢！”肚子里有了东西，人也就感到有了精神。晏福生就开始着急要去赶部队。 他掏出私章交给父子俩，说道：“你们父子腿脚利索，人熟地便，若能见到红军，就把这个交给他们，红军就会知道我没死。”说完就起身告辞了。 从此，晏福生开始了追赶部队的路程。就像是老天爷故意开他的玩笑一样，晏福生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10月8日，晏福生赶到刘家坝，红六军团却到了横门镇；9日，他找到横门镇，军团又开到达门镇；10日，他来到达门镇，部队却又进至盘安镇；…… 如此一来二往，他的体力渐渐不支了，只好走一会儿，躺下歇一会儿。终于，他来到了渭河边。 他斜倚在河坝上，望着滔滔的河水想，雪山草地都闯过来了，眼下小小的渭河还能挡住去路？于是，他振作起精神，扑腾扑腾朝河心走去。 好不容易快到对岸了，晏福生又被岸上碉堡里的敌人发现，一排子弹落在了水里。他一个急步闪身，躲在了河边的一块巨石后面。 枪声停了，晏福生正待起身，忽听一声大吼：“站住！”他猛地抬起头来，只见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黑缎马褂的胖家伙站在面前。 “你是掉队的红军长官？”“不是。”“做啥的？”“伙夫。”“长官也罢，伙夫也罢，都是你们把我家的粮食吃光的！”看样子，这家伙是个老财主。他朝晏福生的腿上狠狠地踢了几脚，阴险地说：“老爷看你伤得不轻，料你也活不了几天，懒得喊人抓你，否则你今儿休想活着走！”说罢，狂笑两声拂袖而去。 晏福生恨得牙根直痒痒，他朝老财主啐了一口，暗道一声，“你咒老子死，老子偏不死。老子还要带部队回来收拾你们这帮乌龟王八蛋！”离开渭河岸，晏福生架着断臂，铆足劲，踏上了继续寻找红军部队的艰苦历程。 10月的大西北已届初冬，特别是晚上，更是寒风凛冽。身着单衣的晏福生拼命赶路，希望借着自身产生的热量御寒，不料越这样体质越下降，越抗不住寒冷。 一天深夜，他实在走不动了，就钻到草垛里面睡觉。身上刚一暖和，就觉得断臂挠心似地痒痒，待到天明打开裹伤口的破布一看，“啊！”只见一条条白蛆虫在伤口上爬来爬去地乱拱！他的身体垮了下来。当他走到大水头地区时，终于支持不住晕倒在路旁。 朦胧中他似乎听到有人在身旁议论着什么，睁开眼睛一看，见是几个衣衫褴褛的庄稼汉，就无力地央求道：“请你们把我抬到红军那里，到时会给你钱的。”“你是红军？”庄稼汉问道。 “是的。”晏福生肯定地点点头。 “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我们怎么能要红军的钱呢？”几个老百姓说着很快找来了门板，将晏福生抬上，天黑时分就赶到了驻扎在黄河岸边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的一个师部。 因为传说晏福生已经牺牲，因此当他自我介绍说是红十六师政委时，这个师的师长还不大相信，提了不少问题，诸如军团长是谁、互相是否认识等等。当听说萧克已调任三十一军军长一职时，晏福生急忙说道： “请你给萧军长发电报，说晏福生还活着，请他派人来接。”萧克接到电报，十分纳闷，对徐继海说：“怎么又冒出一个晏福生，莫非是假的？”等到徐继海将晏福生接到军部，两人相见，悲喜交集，萧克抚摸着晏福生的断臂，心疼地说：“你受苦了！”晏福生的伤势严重，拖得又久，必须截肢。限于条件，萧克派人将他送到了红四方面军卫生部，由人称“一刀准”的卫生部长苏井观给他做了截肢手术。 晏福生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即奉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之命担任了西路军干部团政委一职，从此，他又开始了新的征战历程。 <h3>千里讨饭回归路</h3>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兵败祁连山，演出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 晏福生所在的西路军干部团也随之解体。此时，晏福生只有一个念头：他要回到河东去，要找中央去，要找红军去！ 干部团刚刚解体的时候，晏福生和剩下的人活动在一起。独臂，此时倒成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他常常出去给大家讨饭，后来他想，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大家分散东进。可是大家都不愿离开他，他只好又一次以上级的口气说：“我是政委，有为党为红军保存力量的责任，让你们走是我的命令。”大家拗不过，只好穿起他给找来的破衣服，分散前进了。此后，晏福生便一个人日宿夜行，凭着推断辨别方向，朝东北疾进。 一天午后，他走饿了，从口袋里掏出讨来的青稞饼子啃。突然一条饿狗扑上来抢食，他急忙靠墙迎战，青稞饼子保住了，但唯一的左手却被狗咬伤，并开始发炎、化脓。 最惊险的一次奇遇要算大战饿狼了。有一天，由于他连日奔波，疲惫异常，走着走着脚下一个踉跄，趴在荒野里打起了呼噜。正当他在梦里遇见贺龙、王震，伸出左手握手时，衣服“哧啦”从肩头扯开。他一激灵猛醒过来，原来是一条狼。趁狼还没下口，晏福生冷不防纵身一跳，双脚轻轻落在饿狼的侧后，抬脚、飞腿，向饿狼的胯下“嘭”地踢去。狼先是吓了一跳，旋即两眼冒着蓝光向他扑过来。待狼四条腿刚落地，晏福生又飞起一脚重重踢在狼的屁股上。饿狼朝前一个扑身倒地，晏福生顺势抡起讨饭用的打狗棍，“嘿”地大吼一声，打在狼的腰上。饿狼一个滚身，嗥叫着一瘸一瘸逃走了。 就这样，晏福生历尽艰辛与磨难，终于从火烧崖地区东渡黄河，来到夏官营。 这一天，天色已晚，他正沿街找饭吃，看到一个长工院里的长工们端着小盆儿似的粗瓷碗，“呼呼”地朝嘴里扒饭，他一下子饿得走不动了。 “乡党，还没讨下吃食吗？”看到一个断臂的残疾人，长工就好心地问道。另一个长工见状就说：“怪凄惨的，来，来，吃一碗。”晏福生进了长工院，和大家边吃边扯闲话。一位老长工突然觉得来人不凡，便问：“听乡党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你怕是——”“红军伤员。”晏福生信任地接过话头。 “噢，怨不得我看你不像庄稼人。”“不，当红军前我也和大伙一样给地主当长工。”晏福生在长工们的热炕上美美睡了一觉，翌日天不亮就起身向镇原城紧赶。长工们告诉他；镇原城里驻着红军。眼看就要到家了，他心里高兴，脚下生风，终于于1937年3月底来到了镇原城下。 接见他的，又是三十一军军长萧克。劫后余生，老友重逢，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化作一记重拳捶在了对方肩头上。 晏福生在镇原城休息了几天便向延安出发，党送他上了抗日军政大学。 第五篇 千古风流——长征中的传奇人物 第六章 被迫长征的外国传教士——勃沙特 <h3>又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h3> 这是一个差点被历史所湮没的故事。 几十年来，大家只知道军事顾问李德曾以唯一参加长征的外国人而闻名于世。然而，还有一个在长征的红六军团中生活了18个月的外国人，却鲜为人知。他就是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阿尔佛雷德·勃沙特。 这个故事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引出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索尔兹伯里先生受斯诺写作《西行漫记》一书的鼓励一直想沿着红军长征走过的路走一趟，但一直未能如愿。直到1983年8月，他终于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消息：通往长征的大门打开了。1984年，年届76岁高龄的这位著名美国记者来中国采访有关长征的故事。他不顾年老体弱，重踏当年红军长征之路，遍访走过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精心收集与长征有关的各种资料。他在采访了当年的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将军之后，来信提了一个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一个法国传教士（为英国之误，下同。——作者注）及一张法文分省地图有关的问题。我读了有关这件事的一本书，书中谈到一位名叫阿尔佛雷德·勃沙特的法国传教士说，他曾经在你的部队里呆了18个月……书中写道，他对于红军的非凡能力和严明的纪律，印象非常深刻。”索尔兹伯里的一封信使一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工农红军中的传奇经历，清晰地浮现在萧克的回忆里。 红六军团作为红军长征的先遣队，自从1934年8月7日从江西遂川出发，转战数千里，历时50余天，经过无数次生死血战，终于突破了湘、桂、黔3省敌军的包围，按照中央的意图，正向黔东与贺龙率领的红军会合。10月1日，红六军团在贵州的施秉与黄平之间，突破了黔军阵地，并袭占了黄平老城旧州，还在城内的一所教堂里发现了一张一平方米的贵州省地图。萧克接到报告十分高兴。因为红六军团从湖南进入贵州，一直用的是旧中国中学生课本上的地图，图中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行军作战十分不便，经常走冤枉路或因地势、敌情不明而给部队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萧克急命人将地图拿来，可打开一看就傻了眼，这是一张法文地图！ 萧克正在为此事着急的时候，又接到一个报告，在向旧州进发的路上抓住了几个传教士，询问怎么处置。萧克毫不犹豫地说：“先扣起来。”这一时期，红军对传教士的印象不佳，总以为那是外国殖民者文化侵略的产物，多数都是帝国主义的侦探。因此萧克作出这一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 萧克突然想到了那张法文地图，就问道：“他们中间有没有懂法文的呢？”了解之下，果然有一个名叫勃沙特的牧师既懂法文又能讲一点汉语。 萧克高兴地说：“快快有请！”此时的勃沙特在押解之下经过一天的行军，浑身疲乏极了，躺在床上正想睡觉。忽然有人来叫他，说是萧克军团长有请。他连忙坐起来穿好衣服，随后赶到一座作为司令部的民房前，同早已等在那里的萧克将军见了面。此时天色已晚，两人来到一张小方桌的旁边，把地图打开，借着一盏微弱的蜡烛，开始翻译地图。萧克将军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要勃沙特读出中文。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把一个个山川、河流、村镇的中文名字说出来，并一一标在图上。蜡烛光随风闪烁，若明若暗，他们两个也从互有戒心开始了融洽的交谈。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的地名译完，已近三更。萧克后来在给索尔兹伯里的回信中谈到：“对我来说，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得到这样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我们多么高兴啊！虽然在那以前，我们对于传教士的印象不佳，但这位传教士帮我们译出了这张地图，而且在口译时，边译边谈，提供了不少情况，使我在思考部队行动方向时，有了一定的依据。在合作之后，固有的隔膜无形地消除了不少。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后来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湘西，其间全是靠这张地图。”初次相见，萧克给勃沙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年仅25岁的萧克将军，热情洋溢，生气勃勃，是一个充满渴望与追求精神的红军将领。萧克对贵州东部地区的情况了解得十分仔细，而勃沙特则尽其所知，全部提供。萧克对此次合作很满意，勃沙特的帮助为他决定今后的行动方向提供了依据，他对传教士的看法逐渐改变了。 勃沙特以为他与萧克良好的第一印象会促成他们一行人的被释放。他想错了。第二天，红六军团的保卫部长吴德峰来找他谈话，由于红军的行动方向需要绝对保密，他们暂时还不能离开红军部队，同时希望他们为红军筹措一定的款项或医药用品。 晚上，他们被带进一间房子休息。红军送来了他们所有的东西，就连银元也如数奉还。勃沙特的妻子被安排睡在用木板拼起来的窄床上，他自己也睡在南方式的躺椅中，而同他们在一起的士兵们则睡在地上。勃沙特心想，看来他们是受到优待的。 至此，勃沙特正式开始了红军中的生活。 <h3>“老薄”的赞誉</h3> 勃沙特生于1897年。当时，他的父母已从瑞士移居英国。20年代初，当他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就被教会派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并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薄复礼。也不知他要复哪门子的“礼”。 人说无巧不成书，就在他来中国12周年的纪念日10月1日，他与红六军团的部队不期而遇。 这天，勃沙特一行离开旧州回镇远。当时他们已经知道红军就在附近，因为听说红军都长得青面獠牙，还要共产共妻，勃沙特心里十分害怕，一路上也就格外小心。 好歹一路无事，投宿的村庄马上就要到了，勃沙特一行的紧张情绪稍稍放松了一点。正当他们一个个暗自庆幸之时，突然，从山坡背后的林子中，走出了一群持枪者，喝令他们站住。勃沙特一怔，看着这群穿着五颜六色衣服，戴着长舌帽的持枪者，心想，这就是红军吗？ 是的，这就是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的战士们。 和勃沙特一起被抓的还有另一个传教士是阿诺利斯·海曼以及他们两人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不过，妇女和孩子很快被释放了。勃沙特和海曼被迫参加了长征。海曼呆到1935年11月18日，共413天；勃沙特呆到1936年4月12日，共560天。 勃沙特刚开始经历的那段行军生活正是红六军团不断打破敌人围剿，努力向黔东进发，与二军团贺龙所部红军会师的前夜，其紧张和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每天，天还没亮，部队就开始行军，一走就是一整天，有时晚上也不休息。贵州地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勃沙特随着红军队伍艰难地走在山道上。大雨滂沱，黑夜茫茫，崎岖的山道似无尽头。这对于第一次过行军生活的勃沙特，的确苦不堪言。当时，红军曾尽量予以照顾，他的鞋子破了，有的战士从脚上脱下鞋来给他穿，睡觉时总是让他们睡在室内用稻草铺就的床上或者寺庙的地板上。用勃沙特的话说，这在当时是最好的待遇了。但他还是忍受不了。他甚至担心红军会在某个地方突然把他杀掉，或者在一场战斗中被打死。有时候，他也真想一死了之。 有一天，会师后的红二、六军团行军队伍，在贵州东部的山道上婉蜒前行。勃沙特也走在队伍中。这时，一个骑马人从队伍旁边走过。勃沙特抬眼望去，只见那人壮实、威武，举止不俗，尤其是鼻子下面的那撮黑胡子，格外引人注目。 “他是谁？”勃沙特小声发问“他就是贺龙。”有人顺嘴答道。 啊，他就是贺龙。勃沙特猛然想起他的一个朋友曾与贺龙有过交往。那是贺龙在芒江一带的部队中任职的时候，勃沙特的朋友贝克尔在那里办了一家医院。贺龙到该院参观时，对贝克尔的事业很是赞扬。后来，贺龙的一位侄子有病，就是贝克尔医院的医生给治好的。对此，贺龙将军还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勃沙特想，如果让他的朋友贝克尔来说服贺龙将军，也许有可能释放他们。于是，他给贝克尔写了一封信。贝克尔果然没有辜负勃沙特，他曾几次派人带着信件前往联系。在贺龙的司令部里，代表们受到了热情接待，但贝克尔的要求却未能如愿。贺龙笑着对贝克尔的代表讲：“你们不要寄希望于我同贝克尔先生往日的友情。在新的政权里，一切友情甚至家庭联系，都要服从共产主义原则。”这件事使勃沙特感到，贺龙已经不是传说中的贺龙，而是一个有共产主义理想与原则的红军将领。 勃沙特白天跟着红军长途跋涉；晚上又同红军一起宿营。日子长了，他对红军的观察也就逐渐深刻起来。 他觉得红军很注意学习。每到一地，不管停留多久，差不多每个单位都要选一间较大的房子作为学习场所。即使找不到，也会自己动手造一间结构简单的草房，面向入口处挂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红军官兵就在这里学习和进行其他活动。红军的政治教育经常不断。部队宿营后，常召开一些会，围绕为什么要反对国民党，为什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议题，大家各抒己见。部队在行军时，首长们先要讲话，呼口号，途中，随时可见个别谈话的情景。对新入伍的战士，下的功夫还要多。 他对红军的娱乐活动也特别留意。尽管生活艰苦，战斗频繁，但部队的情绪很高，常有歌声。歌词的种类很多，有《国际歌》，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有当地的民歌，甚至还有提倡讲卫生的歌曲。红军战士的游戏常常使勃沙特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比如“丢手绢”、“猪和口哨”等，虽谈不上有多高的艺术水平，但很能活跃部队的气氛。红军也偶尔化装演戏，有的水平还相当高。有一次，勃沙特在黔西县纸厂附近观看了红六师演出的具有反蒋抗日内容的活报剧，当“蒋介石”出现在戏台上，向“日本鬼子”点头哈腰的时候，台下发出了“打倒蒋介石”、“不做亡国奴”的愤怒吼声，演出吸引了大批观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令勃沙特喷喷称奇。 勃沙特对于红军部队中不赌博、不抽鸦片大为惊讶。他觉得，在中国，能看到这么一大群人不抽鸦片、不赌博，的确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他知道，抽大烟、赌博是国民党军队的痼疾，有的地方军阀部队的官兵甚至被称为“双枪将”（一杆步枪，一杆烟枪）。当他了解到，有些新战士入伍前抽鸦片，入伍后就戒掉了，更加感到这支队伍非同一般。 红军部队严明的纪律更是勃沙特亲眼所见。有一次，为防空袭，他们跑进了果园。金秋时节，抽子树上果实累累，对于饥肠辘辘的红军战士，这些东西实在诱人。但勃沙特发现，战士们除了多看上几眼外，却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 红军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俘虏政策给勃沙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亲眼看见红军医生为俘虏医伤治病，对愿意回家的还发给路费。有一段时间，勃沙特与国民党军队中将师长张振汉关在一起。张振汉是敌四十一师师长，曾率部在湘鄂西“围剿”红二军团，是贺龙的老对手，在忠堡大捷中为红军生俘。张可以说双手沾满了红军战士的鲜血。勃沙特断言，张振汉必死无疑。 然而，红军不仅没有杀张振汉，而且还拿出最好的药为他治伤，在他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时，贺龙还安排他到红军学校担任了培养营以上干部的高级班战术教员。红军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俘虏政策，征服了千千万万国民党官兵。 随着时间推移，勃沙特还发现，部队的官兵对他的称呼也渐渐地变了，一开始叫他“大鼻子”、“洋鬼子”，后来叫他“薄牧师”，最后，有人叫他“老薄”了。他也经常被叫去翻译外国报纸。有时，他还被请去为红军演唱，不过他唱的是谁也听不懂的所谓“圣歌”而已。 通过自己的观察，勃沙特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些被国民党当局和西方报纸称为“匪徒”或“强盗”的人，实际上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并实践着其原理的人，他们正在创立以苏俄为范本的另一种形式的苏维埃。 <h3>复活节的礼物</h3>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期间，在逐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之后，勃沙特心情也有变化，不再持一种强烈的敌对态度了，曾多方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他开始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了。勃沙特对于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不理解。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上帝赐予的，人的贫富差距也是命里注定的，怎么能“剥夺剥夺者”呢？特别是当某些地方在土地政策上犯了“左”的错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侵犯了中农和宗教业者的利益时，再加上根据地生活的艰苦性，1934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勃沙特和海曼冒险逃跑了。但根据地的群众心向红军而不肯帮助他们。转了5天之后，他们又被红军抓了回来。此时他们才意识到，在红军与人民融为一体的根据地，纵然有上帝的庇护，也是插翅难逃。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重新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出发的前一天，红军释放了海曼，勃沙特仍留在红军队伍中。长途跋涉的艰辛和苦难折磨着也考验着每一个人。勃沙特注意到，红军包装军旗的袋子是一幅基督教油画改制的，油画上伯利恒的星依稀可见，这颗星使勃沙特在苦难面前变得从容了。与勃沙特的基督之星不同，引导红军坚定无畏前行的，是军旗上象征共产主义理想的五角星，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他们一往无前的脚步。 在离昆明不太远的地方，红军稍事停留。这里是一小片平原，田野里盛开着艳丽小巧的豌豆花，在一派葱绿中格外惹人注目。大病初愈的勃沙特在温暖和煦的春光里，颇感舒适。这时，从不远处走来了萧克将军和他的警卫员。他给勃沙特带来了渴望已久的好消息。 “我们已决定今后对不同的外国人要区别对待。”萧克在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之后对他说，“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勃沙特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眼前萧克将军的目光告诉他，这一切不容置疑。勃沙特高兴极了，他满怀激情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一天下午，萧克宴请勃沙特，宾主进行了轻松愉快的谈话。萧克表示很奇怪，像勃沙特这样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人竟然会相信上帝的存在。萧克说：“你肯定知道我们人类都是从猴子变来的。”勃沙特对他说，进化论只不过是一种理论，它很难回答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全部疑问。 此时，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插言道：“你给报纸写文章时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看我们待穷人多好，我们是按原则办事的，我们并不是像报道中诽谤我们的所谓‘土匪’。”这次宴请，萧克将军几十年后还觉余香绕口，因为这里面有一道主菜粉蒸肉是他自己亲手做的。 几天后，保卫部长吴德峰又设午宴为他饯行。席间，大家对勃沙特今后何去何从发表了不同意见。萧克说，他不反对勃沙特在离开红军以后仍留在中国，甚至还可以办一所学校，只不过不要强迫他的学生和听众信仰上帝就可以了。 宴会结束之后，吴德峰问他需要多少路费。勃沙特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至少需要4元钱。吴德峰告诉管钱的人，给勃沙特10元路费，并且还关照他如何离开此地前往昆明。 当晚，勃沙特就离开了红军。当他从他的住处拿出简单的行李时，他很想同那些相处甚久的红军战士告别。然而，面对那些呼呼入睡的士兵们，他只好悄然离去。 至此，他在红军部队中生活了560天。这一天是1936年4月12日，星期日，基督教传统的复活节。 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不久就到了昆明。 春城的春天，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勃沙特没有把精力放在游山玩水上，而是立即着手整理他在红军中的这段经历。在他人的协助下，一部长达288页的回忆录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整理出来了。1936年8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这部书就以《抑制的手》为书名，在英国伦敦出版了。 勃沙特写的这本书，是红军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写的唯一的印象记，第一次从一个侧面向国外读者介绍了红军长征。它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10个月与西方读者见面。 50多年过去了，到了1987年，得知勃沙特下落的萧克将军通过有关部门向侨居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外的这位分别50多年的老朋友致以问候，并祝他健康长寿。勃沙特也托人捎话：请向萧克将军“转达热忱的问候”。 第五篇 千古风流——长征中的传奇人物 第七章 坐着滑竿长征的前清贡生——周素园 <h3>一个研究马克思的隐士</h3> 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占领黔、大、毕地区后，很快成立了由贺龙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随即组织工作队与红军地方武装工作队密切配合，深入区、乡“扩红”，打土豪、分浮财，组织地方游击队。这天，一帮打土豪的红军战士来到毕节城里的一座豪华宅第前，据说这里住着一个叫周素园的前清贡生，一定有不少浮财。 可是这座外表看起来挺豪华的宅院，里面家当倒不多，只是有很多书籍，打开一本着看，里面圈圈点点，注释眉批密密麻麻。就问道：“你这地主是做什么的？”周素园好像很有底气似的，一点都不害怕，他诙谐地指着书说道：“你们看，我在研究这个。” 战士们看不懂，就带着那本像砖头块似的厚书到军团部向王震、夏曦报告。 王震眼睛一亮：“《资本论》！你们从哪里搞到的？”几个战士遂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作了汇报。王震没有想到在毕节这么个僻远的地方竟还有下这么大的功夫研究马克思的人，一定是个世外高人！他急忙让战士们把周素园请到了军团部。 谈话的开头符合王震的性格，没有废话，单刀直入。 “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逃跑？”王震问。 “我没有什么家当，不必跑。”周素园回答。 王震又问他怕不怕红军，周素园说：“我没有鱼肉乡民，不怕红军的。”又问他为什么喜欢看马克思的书，周素园回答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王震又对他说：“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周素园明确地回答说：“赞成，完全赞成！”两人越谈越投机，非常亲热。正在这时，一个警卫战士进来报告，说是一群老百姓在外面求见，要保周先生。 原来，周素园是前清的贡生，曾经在贵阳办过报纸，在北洋政府中做过事，由于他为人正直，在当地群众中很有声望。老百姓见周素园被请到军团部，以为被抓，便由一位小学教员带头，到军团部来保他。 王震知道老百姓误会了，便和周素园一起走出门外，笑嘻嘻地和大家打招呼。那些“保人”看到红军尊重社会名流，决无加害之意，也都放心了。 经进一步交谈得知，周素园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曾出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当过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和国民党贵州省长官公署秘书长等职。1925年，周素园因不满于官场的明争暗斗，便离开了军界、政界，归里赋闲，寓居毕节，闭门读书。这期间，蒋介石多次诱他出山，周素园不为所动。 探索贵州辛亥革命的流产、旧军阀的混战、新军阀的独裁、民众的苦难的原因以及中国未来的出路等问题，是他攻读马列著作的动力。他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书籍，在许多书上都写下了眉批和读书心得，思想逐渐倾向进步。同时，随着红军运动的勃兴，尤其是红军前后4次在贵州进行革命活动，例如：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在黔桂边的斗争；1934年5月，贺龙等率领的红三军，在黔东北创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达半年之久；同年10月，王震、萧克等率领红六军团西征转战贵州；特别是长征中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在贵州战斗达4个月之久。红军的宗旨、共产党的主张、方针和政策广泛传播，毕节地区出现的地下党组织及革命青年的活动，都促使研究马列主义、向往革命的周素园的思想进一步转变。 红军占领毕节前夕，国民党专员莫雄劝他逃走，他回答说：“我没有为害乡里，也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他还对莫雄说：“你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莫雄听了周素园的话，也知道他的部队不是红军的对手，便自己撤走了。 <h3>老先生慨然允诺</h3> 在红二、六军团1936年2月初转战来到毕节之前，贵州地下党组织已在毕节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并以组织武装力量为首要任务。1935年8月，邓止戈等第二次到毕节，准备在川、滇、黔边进一步开展武装工作。一方面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组织，派专人与“红军游击队”联络；另一方面秘密联系反蒋情绪强烈的地方绿林武装，取得一定成效。 红军占领毕节后，迅速开展了各种组织工作，将在大定县成立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来毕节。又在各地成立游击队的基础上，着手组建抗日救国军。 在听王震介绍了周素园的情况后，贺龙、夏曦相继登门拜访，都感到周素园对我党的主张、红军的宗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理解，远非一般知识分子可比。经贺龙等商议，决定敬请年届花甲的周素园出任抗日救国军司令。周老先生慨然允诺。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就设在周素园家里。党派邓止戈任抗日救国军参谋长，下辖3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席大明，第二支队司令员周质夫，第三支队司令员阮俊臣。共约千余人。 周素园是辛亥革命的老人，他当上共产党族下的抗日救国军司令的消息令国民党南京政府大为震惊。蒋介石骂道：“娘希匹，我请你出山你不旨，共产党的穷司令你倒愿意当，真是不识抬举。”但总得向党内同仁有个交代呀。于是，他的军令部长就诬称周“被匪掳去”，还急电顾祝同，要顾设法“营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抗日救国军成立后，配合红军担负城防等工作，支援红军在毕节地区休整和作战。一天，王震和夏曦来到救国军司令部视察，对周素园和邓止戈说：“总部决定以黔、大、毕为基础，创造川滇黔边新苏区，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救国军担任新苏区的后勤工作，并加速扩军壮大红军力量。” 抗日救国军在党的领导之下，活动是很积极的。原川滇黔游击纵队司令员余泽鸿率部突围失散后，只带了不到百人的军政干部在川边叙永一带隐蔽活动，周素园听说后就和邓止戈商量派三支队阮俊臣部去接余泽鸿等来毕节。滇黔边的少数民族都有武装，周素园就派席大明率一支队去滇黔边境联合这些武装，扩大救国军。这时救国军只有二支队周质夫部留守司令部。 “扩红”是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进行的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抗日救国军成立后，在周素园的努力下，许多反蒋抗日有识之士纷纷团结到抗日救国军旗帜下；成百上千的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仅20多天，参加红军的总人数不下5000人。 黔西北非常贫穷，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洋芋野菜过日子，要吃苞谷饭，除非老婆坐月子，要吃白米饭，除非二辈子。”但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并没有放松盘剥，这里种田交田捐，种鸦片交“窝捐”，吸鸦片交灯捐。 这里山高土冷，长庄稼不行，国民党军阀为了捞到捐税，怂恿老百姓种鸦片。 山穷水穷，鸦片倒肯收。结果，鸦片烟在这一带泛滥。男人、女人、老人都抽鸦片，娃娃着了凉咳嗽，也给点灯烧烟抽。抽得个个面黄肌瘦。 刚刚“扩红”扩来的新战士中，也有不少人抽大烟，集合训练，烟瘾一发，呵欠连天，鼻涕眼泪齐下，一个个东倒西歪，“溃”不成军。周素园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十分着急，对贺龙说道，“他们来自贫苦人家，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因势利导，帮他们把烟戒了，就是好兵。”于是，首先给这些战士讲清道理，使之下决心戒烟；然后又采取定量发烟，递次减少，直至不发，同时用打土豪得来的猪牛羊肉，使他们吃得好些。时间不长，许多人都把烟戒了。 1936年2月27日凌晨，王震和夏曦来到救国军司令部，对周素园和邓止戈说，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他们立即率领抗日救国军撤退。当时因一、三支队已经出去活动了，他们即率领二支队随同救国军司令部撤退。 值得记述一笔的是，在红军撤出毕节向乌蒙山挺进的途中，由于救国军一支队司令员席大明的所谓“反水”、“逃跑”的问题，导致了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不幸牺牲，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红军撤出毕节后，以红二军团在前、红六军团在后的顺序，沿毕威大路向乌蒙山进发。 3月2日上午，红六军团进至赫章县七星关时，夏曦同周素园等人正在一条河边休息。红六军团破坏部李部长赶来向夏曦报告说，席大明不愿离开家乡随红军转移，请夏曦去做说服动员工作。当时，周素园对夏曦说：“席大明部的枪支弹药，是当地彝族几千户农民出资购买的，用来同当地恶霸、土匪作斗争，保护彝族群众家园。席大明如果将武装全部带走，他们的身家性命就失去保障，所以其中有些人不愿意走是意料之中的事。”李部长是红六军团派往席大明部工作的，听了周素园的话，觉得自己有一定责任，便坚持要夏曦再去做做工作。这样，夏曦便同几个战士过河去了。 当日下午3时许，夏曦等人还没有找到席大明，李部长等人也没有回来，他便决定亲自到前边看一看。夏曦带了1名警卫员和2名战士涉水过河。这条河河面不宽，约七八十米，但水深齐胸，流速很快。当夏曦等向河中心涉了30多米时，忽然发现河对面山上有2个当地人打扮的人向河边走来。警卫员问话，对方不答。警卫员看来人可疑，便鸣枪示警，来人向山中逃去，警卫员遂搀着夏曦往回涉。黔西二三月，乍暖还寒，加上连日阴雨，气温骤降，河水冰冷。进军黔、大、毕以来，部队行军作战，开展群众工作，夏曦连日劳累，身体很疲劳。当时他身穿一件皮衣，涉水不便，在河中摇摇晃晃，向河岸走来。不料一阵激流冲来，夏曦同警卫员猝不及防，被卷进漩涡中，不幸溺水牺牲。 实际上，席大明要求留下来坚持当地的武装斗争，不仅得到了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邓止戈的批准，而且得到了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的同意，所谓“反水”、“逃跑”纯属讹传。 周素园得知夏曦牺牲的消息后，痛悔地一拍大腿：“我怎么就没有把他劝住呢？！” <h3>“好，我们把他抬起走！”</h3> 当敌军郝梦龄纵队占领纳雍，李觉纵队由织金，郭汝栋纵队由大定，同向水城、威宁截击，企图和滇军孙渡纵队及川军连接，从四面合围红军时，红二、六军团首长决定乘敌未合围之前进行转移。周素园辞别亲友，随大军踏上征途。此时，邓止戈调红六军团部任作战参谋；周素园随军团部进止；带出来的抗日救国军则分编到了各红军部队之中。 乌蒙山区重峦叠嶂，又是料峭春寒之时，山高、苔滑、居民少，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在强敌紧追不舍、红军频频转移的情况下，军团领导考虑周素园年龄大的困难，拟动员他暂时离队。 一天，贺龙请王震去商谈周素园是否跟队长征的事。然后王震就把邓止戈找来，说道：“周素园同志那么大的年纪了，身体又不好，行军有困难。你是否跟他谈谈，请他到昆明或香港去当富翁，为党做统战工作。如果他愿意去，我们打土豪得的黄金、银元可以给他一些，到香港修栋房子住下来。”“他会不会误会我们的意思呢？”邓止戈迟疑了一下，问道。“正因如此，我们才决定让你去谈。你与他相熟甚早，他会充分信任你的。”王震回答道。 于是，邓止戈就来到周素园的住处和他谈了军团首长的意思。周素园考虑了一下，说道：“我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将近60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请告诉几位首长，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邓止戈把他的想法报告给王震，王震又请示贺龙同志。贺龙对周老先生的革命热忱十分赞赏：“好呀，我就欣赏这样的人，好，我们把他抬起走！”就这样，专门安排了一组红军抬滑竿，请周老先生坐上走。谁知周老先生死活不肯，执意要自己走。他不善骑马，体质又弱，一会儿便气喘吁吁，王震开玩笑说：“周司令，还是坐上滑竿吧！”他又怕周素园拒绝，又接着说：“你可以坐一段，走一段嘛！”周素园想想，看样子只好这样了，否则，真要影响大军行动了。从此，周素园就留下了“坐着滑竿长征的绅士”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美称！ 当红军转战在镇雄西南大山中的时候，除敌樊松甫纵队跟追红军外，郝梦龄、万耀煌纵队转进到镇雄截击，李觉、郭汝栋纵队从威宁北上，加入围堵行列。当红军乘隙跳出敌军重围转而南下之际，滇军在昭通、威宁以重兵构成纵深防御，列阵以待。 滇军纵队，24000多人，武器多从比利时、法国进口，人员亦训练有素，纵队司令孙渡调度适宜。因此滇军堵截，对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构成了很大威胁。但龙云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蒋介石遣军入西南，即有假途灭虢之意。而滇军屯兵滇东，也含有防犯蒋军的考虑。 周素园曾在黔军中和龙云、孙渡共事。为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萧克军团长和周素园分别去信给龙云、孙渡，揭露蒋介石叵测的居心，并晓以民族抗日大义。 周素园的信产生了一定影响。孙渡接信后，一面提兵南下静观态势；一面“火速呈送龙云”。当红军向云南嵩明进军时，卢汉奉龙云之命，令孙渡在普渡河夹击红军，孙渡却对卢汉说：“普渡一条小河，不会成为红军通过的障碍，即使不能通过，也只能促使共军多兜几个圈子，拖我们的部队多跑些路而已，不会收什么歼敌之效，但我尽力去做就是。”事后孙渡也没有去普渡河夹击红军，此类“消极则保守实力”的行动，孙渡在滇东与红军的对抗中一再有所表现。 红二、六军团到达四川甘孜后，周素园又利用电台进行广播谈话，揭露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罪行，呼吁各省起来抗日。 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他，毛泽东称赞周素园说“你是一个奋斗的人”，“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同志”。 第五篇 千古风流——长征中的传奇人物 第八章 卓克基被杀害的红军高级将领——曾中生 <h3>张国焘：“老子不杀他，不解心头之恨！”</h3> 两河口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 张国焘和陈昌浩刚刚演毕了一出双簧。张国焘以两个方面军的统一指挥没有解决好为由，拒绝执行松潘计划；陈昌浩则以个人名义向毛、周、朱发电，要求拥戴张国焘做中央军委主席。 此时，两个人正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对策。突然从院子里传来了嘈杂的吵闹声，陈昌浩正欲起身看个究竟，红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急匆匆闪了进来，说道：“张主席，曾中生从保卫局跑了出来，吵嚷着要去见毛泽东。卫兵把他抓了起来。”黄超话音刚落，就听得屋外有人大喊：“张国焘，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毛泽东？你心里有鬼！”张国焘一听这话，又气又急，胖胖的大脸一下子变成了猪肝色。陈昌浩一看不好，急忙对黄超说道：“赶紧把他捆起来弄走。”看到黄超转身欲走，他又叮咛了一声：“用棉花把他的那张臭嘴给我堵起来！”张国焘向窗外看着，脸上渐渐露出了杀气：“这个曾中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这曾中生何许人也，怎么惹得张国焘肝火大动呢？这要从张国焘赴鄂豫皖说起。 张国焘是1931年4月怀揣着王明的“上方宝剑”到鄂豫皖来的，此时的曾中生是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下车伊始，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污蔑鄂豫皖根据地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路线”。随后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宣布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任书记兼军委主席，总揽了根据地的党政军大权。 张国焘这个人用徐向前的说法：“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根本就不该派到鄂豫皖当一把手。”张国焘到来后执行错误的军事斗争策略，制造赤色恐怖，采取愚民政策，给鄂豫皖和以后的川陕根据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红四方面军最后的失败，完全是被张国焘从内部搞垮的。从鄂豫皖到川陕根据地，曾中生自始至终与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张国焘对他是恨之入骨，早就欲除之而后快，但慑于曾中生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威望，不敢轻易下手，只是利用职权对曾中生进行审查、压制和打击。直到1933年8月1日，张国焘终于以“右派首领”、“与托陈派、改组派等联合起来形成的小组织活动”等莫须有的罪名，非法逮捕了曾中生，对他进行严刑逼供。但曾中生坚决拒绝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坚贞不屈地与之进行斗争。嗣后，曾中生即被张国焘长期监禁。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这时，曾中生仍被张国焘非法关押，他拖着饱受摧残的身躯，拄着拐杖随军行动。他坚信乌云终会散去，革命终会胜利。他和“监押”他的战士交上了朋友，常常利用宿营和吃饭的机会与战士谈心，教战士学文化。有时听他谈的人越来越多，张国焘就严令制止，严加管制。 曾中生得知懋功会师的消息后，喜出望外，激动万分，认为红四方面军可以得救了，革命胜利又大有希望了。于是，他提出了见党中央，见毛泽东的要求。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始时的一幕。 懋功会师后，党中央派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等同志组成中央代表团到杂谷脑慰问红四方面军全体官兵。当时红四方面军机关驻地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闹非常，广大官兵诚心诚意地欢迎中央代表团，欢庆两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在张国焘陪同代表团吃饭时，刘伯承询问起了曾中生的情况。 此时的张国焘面不改色心不跳，撒下了弥天大谎：“中生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我留下他养伤。伤好了他会回来的。”当负责看押曾中生的陈明义把中央代表团到来并在关心着他的情况的消息告诉曾中生时，他顿时高兴得流下了热泪：“我终于有救了！”他急忙请陈明义找来纸和笔，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信，表示要继续为党工作，他的问题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听候中央处理。 不料，这封信落入了张国焘的手中。看到曾中生在信中发出的大义凛然的呼声，张国焘坐卧不安，感到十分恐惧。他害怕曾中生被释放后，向党中央揭发出事实真相和他的一系列错误活动。张国焘拿着信的手直抖，他怒挑着双眉说：“曾中生死不悔改，老子不杀他，不解心头之恨！”于是，他密令亲信黄超处死曾中生。 8月的一天夜里，黄超令手下人将曾中生带到川西北卓克基的一片密林里，说道：“今天夜里部队要行军，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曾中生不知是计，遂在草地上席地而坐。 两名刽子手趁他不备，突然将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将他活活给勒死了，随后将躯体抛入河中。 为了遮人耳目，黄超指使人在卓克基南面大声喊叫：“曾中生通敌逃跑了！向敌人投降去了！快追呀！”又让一些人装模作样地到附近山上“搜索”，整整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张国焘即在干部会上恶狠狠地说：“曾中生这个右派头子，昨晚逃跑通敌，掉到河里淹死了，这更证明他是反革命分子！”曾中生被杀害时年仅35岁。 <h3>欲加之罪，何患无辞</h3> 曾中生作为一名出色的共产党人，作为一名党和根据地的高级领导人，竟然被同样是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的张国焘所杀害。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以及张国焘个人权力欲望的恶性膨胀，是曾中生被害最根本的原因。 张国焘作为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代表来到鄂豫皖不久即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但张深知自己在苏区的权力基础是薄弱的，因此他决心通过“改造”苏区的党和红军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他首先是否定了根据地的工作。在他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说了曾中生的几句好话，但又说鄂豫皖苏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能证明党内路线已经是正确的了”，曾中生等“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中作彻底的转变。”其次是提出了“加紧肃清改组派”，明确地把肃反列为鄂豫皖苏区“目前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为了执行肃反任务，他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更名为政治保卫总局并在各县设立分局，其任务是对付改组派、AB团和第三党。当时任红四军政委的曾中生等人就部队的行动方针与张国焘发生激烈争论之后，心黑手辣的张国焘就怀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加快了“肃反”的步伐。 这场争论是由红四军南下方针的确立引起的，并在执行的过程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鄂豫皖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曾中生等建议，在敌人的下次“围剿”尚未到来之前，红军应以一部分兵力发动群众结合地方武装肃清根据地内的反动势力，并以主力南下向外发展，恢复沂春、黄梅、广济地区的工作，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然而张国煮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并给曾中生等人戴上了“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个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的帽子。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红四军领导人再次申明南下进攻方针的理由和正确性并赢得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至此，张国焘才勉强同意红军主力南下向外发展的方针。但在具体安排上，张又由保守主义一变而命令红四军在1个月内攻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进行军事上的冒险。 曾中生认为，红军应由巩固阵地向外发展，担负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但是张国焘又一次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部队只得依张而行。在红四军行动之际，张国焘又改组了红四军领导，将和曾中生一起反对他的邝继勋降任红十三师师长，由徐向前接任军长，政委仍为曾中生。 在徐向前、曾中生的率领下，红四军主力挥戈南下，一举攻克英山县城。 之后，对敌情、地势，特别是群众基础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沂（春）、黄（梅）、广（济）地区敌人兵力薄弱，红军乘虚而入争取主动，可以调动敌人加以歼灭，对配合中央苏区行动也易见效；而东出安庆，要通过近400里的白区，沿途驻有5个旅以上的敌军，突出冒进，毫无把握。曾中生、徐向前等一面将意见报告鄂豫皖中央分局，一面举兵出沂（春）、黄（梅）、广（济）地区。经1个月的激战，歼敌7个多团，俘敌5000余人，有力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形成了以英山为中心的大片红色区域。 但是，张国焘无视红四军南下作战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连续4次给曾、徐写信，指责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改变东进计划是“违抗分局命令”，“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重复立三路线”，同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等等，并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有丝毫的停留”。 鉴于和张国焘的斗争不可避免，为了弄清是非曲直，曾中生当即向中央写了报告，明确表示反对张国焘要攻打安庆的错误军事方针，并且批驳了张国焘不要党的集体领导、不依靠工农政权，搞独断专行的军事冒险主张。 在张国焘的多次命令之下，曾、徐不得不放弃大量歼敌的有利时机，移师北返。移住鸡鸣河后，在坚决相信党和红四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指导下，曾中生召开了红四军党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公开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对于张国焘的无理指责，与会人员群情激愤，一致通过申明书，再次说明了东进的不利和南下的正确性及其胜利的重大意义。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曾中生给张国焘写了回信，表示“除在组织上绝对服从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极诚恳的申述的必要”。当时的红四军只有两万多人，且武器装备也很差，根本不具备进攻安庆、威逼南京的条件，因此，曾中生在信中对张国焘坚持攻打安庆的错误方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武汉之命令有什么区别了！”曾中生以为，张国焘乃中共党内的老资格，有修养，总不至于拿党性原则意气用事，总会以党的利益来衡量得失成败。万没料到张国焘是个小鸡肚肠之人。 曾中生的来信义正辞严，打中了张国焘的要害。读罢信，张像挨了蜂蜇一样跳了起来。 张国焘深知，自己要想成为鄂豫皖苏区的“太上皇”，必须将曾中生及其追随者搞掉。曾中生在鸡鸣河召开的会议，张认为是曾在公开向自己示威，不下手不行了。但曾等红军将领无不战功卓著、深孚众望，若搞不好会把自己搞臭。正在这时，敌人的一个离间计令张国煮喜不自禁，他以为除掉异己的机会来了。 红四军攻占英山后，鄂豫皖军委皖西分会主席兼红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率部于英山留守。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借着与许是黄埔一期同学的经历，派了特务送亲笔信给许。在这封信中，曾扩情故意闪烁其词，诡称许已与敌勾结，并表示欢迎他投蒋反共。许继慎立场坚定，光明磊落，当即将来人逮捕，连人带信一并送交红四军军部。曾中生经过了解，认为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的一种手段，随即将特务和信件送中央分局处理。而张国焘却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竟利用这件事炮制出所谓许继慎等“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大冤案。并污蔑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南下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怂恿”的行动。于是，他派陈昌浩赶到红四军所在地，宣布撤销曾中生政委的职务，随后又污蔑他犯了“有系统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的错误”。给他戴上“反抗中央分局”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帽子，将曾中生调到后方进行审查。 以许继慎被捕和曾中生被撤职为序幕，张国焘在红四军中掀起了疯狂的“肃反”。在红四军的“肃反”中，主力4个师共12个团的干部中有不少都被冤杀了。 猖狂的“肃反”使红四军和鄂豫皖根据地元气大伤，面对强敌的进攻张国焘慌了手脚，于1932年秋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拉起已整编为红四方面军的红军主力无目的地仓皇西逃。随军西行的曾中生和其他同志一起同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义正辞严地批判他的错误。 部队从湖北经河南到陕西，一路上浴血奋战，伤亡很大，广大红军官兵中间的不满情绪愈来愈严重，张国焘处境孤立，日子也愈来愈不好过。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张国焘开始以退为进。 1932年12月上旬，张国焘在陕南城固小河口召开了部分师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成了火药桶，很多同志都对张国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个同志气不过，站起身来指着张国焘说道： “张国焘，你今天杀这个，明天杀那个，说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反革命，你才是头号的反革命！你丢了根据地，使红军连遭失败。你把红军带到这里，你到底想干什么？”曾中生在会上也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实，尖锐地批评了张国焘实行无目的无计划退却的错误和毫无民主的家长式领导作风。 到了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已扩大为5个军8万多人，建立起了巴中市和22个县的红色政权，拥有500万人口，川陕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张国焘感到翅膀又长硬了。于是，这个工于心计、手段毒辣的人又一次将魔手伸向了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曾中生。 <h3>用鲜血写成的书</h3> 曾中生读中学时就勤奋好学、才华出众，是有名的高材生，加上他先后在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因而军事和政治素养都很高。他不仅长于军事指挥和政权建设，而且善于总结经验，善于从理论的高度来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实践问题，是当时出了名的“军中一支笔”。曾中生在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期间，不仅直接指挥红军作战，还兢兢业业致力于地方党的建设工作，认真研究军事科学。他先后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和《游击战争要诀》等小册子，用以指导部队作战。 正当曾中生为提高广大红军官兵的军事素质致力于军事学术的研究，总结作战中的经验教训时，张国焘对他下手了。 1933年8月1日，刚刚写完《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的曾中生站起身来，如释重负般地伸伸胳膊，正待走出门去享受一番明媚的阳光。张国煮的一个亲信带着十几个人闯进屋来，不由分说将曾中生捆了起来，曾中生愤怒地质问，“你们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你？见了张主席你就知道了！”说毕，这个亲信抬起手来重重地打了曾中生一个耳光，鲜血顿时顺着曾中生的嘴角流了出来。 临出门，曾中生指着桌上的书稿对这帮人说道：“这是用鲜血写成的，你们不可毁掉！”见到张国焘，曾中生怒气冲冲地责问：“我犯了什么罪？你如此待我！”张国焘脸上的肌肉紧了紧，阴阴他说道：“犯了何罪？”继而又一拍桌子，“在鄂豫皖，你和许继慎勾结一起搞我；到了小河口，你看红军快完了，看我张某人不值钱了，又和邝继勋一伙人纠集一起反我。这罪过还轻吗？”曾中生反唇相讥：“党的会议上，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所允许的。”此时的张国焘已撕破了脸皮，他下决心要把多次向他发难的曾中生搞掉，因此他也就丢掉了那块遮羞布，不再遮遮掩掩了。“限你5天，写出‘自首书’，彻底交代你攻击我的罪行！”曾中生一听肺都气炸了：“张国焘，亏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曾中生光明磊落，要自首的应该是你！你杀了那么多的人，有多少冤魂向你讨债呀！”在监房中，曾中生惦记着那部《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他向看押的人要来笔和纸，以惊人的毅力，凭着记忆将该书重写了一遍。 这部著作约3万字，内容极为丰富。曾中生系统总结出了10种反“围剿”战法：（1）内线作战，各个击破；（2）专击敌人联络点；（3）前进包围，后进包围；（4）专于抄袭迂回；（5）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6）围攻一点，消灭援兵；（7）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消灭之；（8）布置大的游击战网；（9）尽力发挥夜间战的作用；（10）突出外线的攻击。同时，曾中生还根据经验，详细分析了敌人可能采取的10种“围剿”战法，为红军歼敌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对策。 张国焘看了这部书，不禁为曾中生的精辟见解和卓越才华所折服。他提起笔来勾掉了曾中生三个字，批示道：“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再三探讨，并提出书中须要讨论之点来讨论。”很快，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都看到了这本书，都感到写得好。开始还以为是张国焘所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张国焘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听说曾中生被张国焘关押，便托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电示张国焘，救曾之命，但为时晚矣！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中共中央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 第五篇 千古风流——长征中的传奇人物 第九章 被监禁的中央“来客”——廖承志 <h3>戴手铐的“秘书长”</h3> 廖承志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但在长征开始的时候，他已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并被抓了起来。说起罪名来，十分荒唐可笑：就因为其父廖仲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母何香凝曾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且不说廖、何二老均是国民党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即使廖承志真有什么不好的家庭背景，这和他本人参加革命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张国焘不糊涂，这不过是他排除异己的一种手段！ 廖承志1933年3月从上海国民党监狱被营救出来后，于该年8月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不久，就赶上了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随即就被任命为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 这时，廖承志才26岁。他能写会画，知识渊博，才思敏捷，是个出色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不论工作多么困难，环境多么艰苦，只要有他在，那里的工作、生活就会朝气蓬勃，非常活跃。张国焘看到廖承志才华出众，年轻有为，就有意将他调到身边工作。 1934年8月粉碎“六路围攻”战役结束不久，廖承志被张国焘以为他写文章的名义，直接调走了。张是要让廖做他的御用文人。可是廖承志看不惯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家长制的工作作风，在实际工作中两人常生龃龉，从此埋下了祸根。一次，他碰见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就忧心忡忡地对他说：“恐怕我不能再回总政同你一道工作了。” 同年10月，在廖承志参加川陕根据地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时，被张国焘下令抓了起来。 廖承志被逮捕，是川陕苏区知识分子干部被迫害的一个缩影。川陕苏区建立以后，为了加强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建设，中共中央和中共四川省委向苏区派遣了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其中有不少是留学苏联的。张国焘一心要把川陕苏区建成他自己的独立王国，他知道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见多识广，思维活跃，辨别是非的能力比较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于是张国焘便借口“肃反”，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这些干部几乎杀光。由于张国焘残酷地杀害知识分子干部，造成了军地干部的文化程度极低。在红四方面军中，除了总部干部如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特、黄超、张琴秋等极少数知识分子外，军以下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也认不得几个，受领任务，全凭记忆。一位作战很勇敢的师长，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在签收文件时，只好划圆圈。这种左倾愚民政策，使川陕苏区成了名符其实的“文盲区”。 和廖承志一起被抓的还有胡底。胡底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当年曾和李克农、钱壮飞一起对保卫上海党中央的安全作出过决定性的贡献。胡底被抓起后不久即被张国焘下令秘密杀害了，而廖承志则和罗世文、朱光等一起遭到了长期监禁。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之后，廖承志戴着手铐踏上了前途莫测、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h3>救命的“手艺”</h3> 那么多知识分子干部都被杀害了，廖承志为什么给留了活口呢？并不是张国焘不想杀他。只因为他能画宣传画，能编壁报，张国焘才让他戴着手铐参加了长征。真是救命的“手艺”！看来张国焘还是十分实用主义的。 的确是这样。廖承志在被关押的近两年期间，不论翻雪山、过草地多么艰苦，不管饥寒交迫怎样严酷地折磨，他都保持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了对党忠贞不渝的情操，时时处处以革命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努力为革命多做些工作。由于他会写会画，有时部队开大会需要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他就出来画好；需要大标语，他就出来写好，任务完成后又被关起来。 红四方面军长征初期，廖承志的任务是刻连环画。连环画的文字说明先由油印股刻好，再由廖承志刻连环画。这时候廖承志的身体十分瘦弱，每天任务很繁重，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但一路上张国焘连一匹牲口都不给他配，让他和普通战士一样跋山涉水、餐风宿露。并且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 监视廖承志的人是个大高个，因战斗中负伤失去了一只胳膊。由于对廖承志被抓的背景不大了解，所以油印股的人和这位大个子都对廖承志持一种警惕怀疑的态度，谁都不愿和他多讲话。大个子曾对其他人说：“他的活动我都要知道，给我的任务就是汇报他一天的言论和行动。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廖承志并不计较这些人的态度，他知道也怪不得他们。为了消除隔膜，他一方面用脚踏实地的工作来影响他们，另一方面就主动地接近他们，询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家在哪里，等等。特别是对油印股里的几个小战士更是特别关心，见面总是问寒问暖。同志们看到他工作认真、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就渐渐地忘记了他还是被监视的人，很乐意接近他，就连大个子也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真不想跟着监视他，可又不敢说。”廖承志知道了就开玩笑说：“还是你监视我吧，换一个，还不知是什么章程呢！”油印股的人年龄比较小，且都没有经过什么战事，一遇到紧急情况未免显得有些慌乱。有一次遇到敌机轰炸，几个小战士不知如何是好，他急忙把大家招呼到树林子里躲避。说道：“不要害怕，飞机是看不到树林子里的东西的。”说完，他就从挎包里拿出了一本书，若无其事地看了起来。他镇定的举止感染了大家，战士们逐渐平静了下来。 尽管廖承志自己身处凶险之境，但红军战士的朴实，仍使他常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来提高红军战士的认识水平。有一天，几个十七八岁的小战士把他夹在中间问这问那。他边走边讲：“困难越来越大了，现在吃青稞，说不定过些日子连青稞都吃不上，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战胜困难，你们怕不怕呀？能不能战胜困难？”“不怕！能！”听着大家坚定的回答，廖承志舒心地笑了。 一个同志又问道：“你上次说让我们一定要坚持到目的地，这目的地在哪里呀？”廖承志耐心地告诉他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东北三省。东三省的人民当了亡国奴，遭到了日寇的蹂躏，蒋介石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不打日本专打红军。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出了号召，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现在我们是要和中央红军会师，打日本鬼子去……。廖承志用很多浅显的道理，回答了战士们提出的疑问，使他们的思想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子懂得了许多道理。走着走着，廖承志又唱起了歌： “日本帝国主义，提起真可恨……” 他一开口，几个小战士紧跟着大声唱起来： 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廖承志不但保持了乐观向上的情绪，对待工作更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深知部队急需精神食粮，他不完成刻图任务哪怕再晚也不休息。每天行军几十里，夜里别人都进入了梦乡，他仍然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 有一天，看到刚刚印出的清样有些模糊，廖承志心里十分生气，就把负责印刷的战士叫来，狠狠地批评道：“你看看你印的东西，能看清吗？当你看了印得不清的东西急不急？做我们这种工作一定要认真细致，不能有丝毫马虎，更不能出现差错，这是对革命工作负责，懂吗？”这个战士没想到一个被监禁的人竟会发这么大的火，一脸的窘态，双手揉搓着衣角，不知该怎么办。过了好久才嗫嚅着说道：“油墨冻了，擀不匀……” 此时的廖承志也觉得火气大了点，就把这个战士拉到身边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温和地说：“回去想办法把油墨烤烤，把房子搞暖和些，一定要印清楚。有什么困难提出来。”说完，廖承志顺手将自己的干粮袋硬塞到他手里。看着廖承志憔悴虚弱的面孔，深陷发红的眼睛，这个战士惭愧地流下了眼泪。 <h3>“你不是小廖吗？”</h3> 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中央军委派了一部电台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但张国焘作贼心虚，对这部电台很不放心，以为是中央派去监视他的。 先是让这部电台远离红四方面军总部而跟随川陕省委行动，到后来干脆让这部电台专门担任抄收新闻的任务，连该台的发报机都收缴了。 新闻台的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陕北党中央红色中华社每天播发的广播以及外国通讯社播发的英、日、法、德语新闻。按上级规定，新闻台要把抄收到的中文和外文新闻，一律送交保卫局，由被监禁在那里的3个人翻译。新闻台的负责人岳夏发现这3个翻译人员中有一个叫何柳华的人，不仅会译中文电码的新闻，而且还能翻译英语、日语、法语和德语新闻。“真是个奇人”，岳夏对于这个人的外语熟练水平十分佩服，就试图同他接近和攀谈，但这个人每次只是含笑，而不说话。 这个通晓多种外国语的人就是廖承志。两个方面军会师时，廖承志兴奋异常，他相信党中央会搭救他。后来有路军中的中央红军远走北方，又使他陷入了痛苦的忧虑之中，合而又分乃兵家大忌，看样子还需耐心地等待。送新闻稿的人向他打招呼，他当然十分高兴，但他深知张国焘心狠手辣，为了保护红一方面军的人，他只能避而不答。 对于廖承志、罗世文、朱光三人的安全，党中央是十分关心的，曾要求张国焘把廖承志等3人交由党中央处理，而张国焘却谎称不知这3人下落。 幸亏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行军途中，红一方面军的人亲眼看到他们被红四方面军保卫局押解着，张国焘才无法继续赖账，但他依然拒绝释放。转眼到了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这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3人策马直奔甘孜，去会张国焘。一阵热烈的拥抱和询问之后，张国焘左手拉着贺龙，右手拉着任粥时，向他居住的喇嘛寺走去。 正走着，贺、任见草地之上有些人被绳子拴着，感到十分奇怪，就想过去看看。张国焘忙说：“有什么看的？都是AB团。”张国焘不说也罢，这一说任弼时更要过去看看。到了这些蓬头垢面的人面前，任弼时忽然认出了一个人，不由得大声说：“你不是小廖吗？”听得有人叫，廖承志一怔，不由得叫了一声：“任叔叔。”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一旁的张国焘面红耳赤地问道：“弼时，你认识他？”任弼时说：“谁不认识他，难道你不认识他？他是廖仲恺先生的独生儿子么。”张国焘略一迟疑：“那就把他放了吧。”“不只是放他，凡是AB团都要放掉。中央肃反扩大化了，这已成为我们惨痛的教训。”任弼时深沉地说道。 “此事回头再议。”张国焘把话题绕开了。 说是放人，狡猾的张国焘又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此后廖承志依然被看押着，不过由于朱总司令、任弼时的关照、保护，已有若干“自由”，手铐也拿掉了。 过了噶曲河，部队休息，廖承志拿着铅笔和纸在人群里绕来绕去：“哪个要画像？”刘伯承要他画，还要他把岸边的渡船也画上。许多人围上去看他运笔，称赞画得好。接着，他又给傅钟（时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画了一张侧面的头像。当时若不是部队很快出发，他蛮可以多为一些人画像的。 刘伯承和傅钟用以酬劳他的，是倒给他半袋子青稞。他诙谐地喊着：“卖画罗，公平交易！”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这个人，在被看押的队列里时，规规矩矩，一出“队”，就显出幽默、乐观的本色，走到哪里，那里的愁云就被他赶个精光。 不过，“交易”是确实存在的。刚进草地不久，他的那份口粮就遗失了，他常常得凭画技挣些果腹之物！ <h3>“你认识错误了没有？”</h3> 历尽艰辛和磨难的廖承志终于迎来了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 1936年10月，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从陕北西征。一路上，周恩来一直在打听廖承志和其他一些人的下落，最后在往预旺堡的路上看到了廖承志。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心情万分激动。自广州一别，10年没有见到周恩来了。10年前，廖承志还是个中学生；10年后见面时，廖承志已是个共产党员了，但却是一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知该怎么办。他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还有人押着，如果和周恩来打招呼，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呢？张国焘可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啊！”廖承志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已经向他走了过来。他走到被押解着的廖承志跟前，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只是同他紧紧握了握手。 周恩来深知张国焘的为人，因此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十分讲究艺术。 当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将廖承志叫到了司令部。当时屋子里的人满满当当的，张国焘也在。他明明知道周恩来认识廖承志，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 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向廖承志提问了3个问题：“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 廖承志明白，这是让他做个姿态，顺便也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就赶紧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周恩来便留下他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廖承志。吃完饭叫他回去，他敬了一个礼就走了。 张国焘本来想在进入陕北根据地之前将关押在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一帮人全都收拾掉，免得这些人到了陕北将他的老底兜出来。但看到这种局面，知道大势已去，遂让傅钟代表西北局宣布了对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人的释放决定。 乌云终于散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廖承志对国际友人马海德说：“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一定能够成功。” 第六篇 战地黄花——长征中的奇闻轶事 第一章 红军自有铁的纪律——秋毫无犯 <h3>房东大爷的考验</h3> “红军快要进寨了，快跑啊！”山寨一片惊慌，有的牵牛，有的赶羊，小孩哭，大人叫，鸡飞狗跳，乱成一团。 山寨里有户人家，主人姓孙，今年正好花甲，人都称他为孙大爷。在这个寨子里，孙大爷家虽算不上是财主，但生活倒也过得充裕。这会，孙大爷也忙着招呼自己的儿孙打点行装，到深山中避难。 孙大爷的邻居姓赵，经常出寨到外面打工，见过一些世面。赵大伯连忙对孙大爷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抢、不偷、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为啥要逃走呢？” “哎，你没有听县长说吗？红军是土匪，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杀人放火。” “你怎么能听他们胡说呢？” “你见过红军？” “见过。他们和蔼可亲，纪律严明，从不侵占老百姓的利益。” “这话怎讲？” “有一个红军借了老乡一个旧瓦盆喂马，一不小心，马把瓦盆碰碎了。红军非要赔个新的不可。旧瓦盆的主人说，莫说是个旧瓦盆，就是新的也用不着赔。有个当官的，非让战士赔了钱，还向那位老乡赔不是。” “不会吧！”孙大爷皱起眉头，摇了摇头，“自古兵匪一家。我活了六十岁了，见到的听到的多了，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军队。” “我是亲耳听说的。” “原来如此！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嘛。听来的，不足为据！” “我还亲眼看到呢！去年我出去打工，正逢枣子、柿子成熟的季节，红军队伍经过枣树林和柿树林时，他们一边行军，一边轮流在树林里站岗放哨。树林里，熟透了的枣子、柿子落在地上，他们眼睛看都不看一眼。为了不踩坏这些落地的枣子、柿子，他们故意绕道而行。我就站在枣树林里，看得清清楚楚。” “这么说来，红军与别的军队就是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那为什么大伙都说红军杀人放火呢？”停了一会，孙大爷又慢腾腾地说：“你说的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如果真能遇上秋毫无犯的军队，那是万民之福啊！不过，红军是不是照你说的那么有纪律，我倒想见识见识——”孙大爷捋着胡子，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对赵大伯说：“这样吧！红军到底拿不拿群众东西，我们试一试再作分晓。我这里有4块大洋，把它扔在屋内，看看红军拿不拿？” 赵大伯马上回答：“你不是傻了？哪有军队不要银元？” “怎么你也不相信红军？”孙大爷惊奇地问。 “我？我相信红军。但是，银元的诱惑力太大了，谁不要银元？红军好，也好不到这个份上！” “那就更要试一试了。”孙大爷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最后露出4块闪闪发亮的银元。他小心翼翼地拿出银元，一块一块地擦亮，然后走进自己的屋里，每个墙角放一块，用杂物将它们全盖上。转眼一想，不妥，应该把银元放在明处。于是又拿掉了杂物。他退到门口，心情复杂地望了望屋内四个角，4块银元明晃晃，光闪闪。 “爷爷，快走吧！”孙女来叫他了。 孙大爷虚掩了门，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的家。 “班长，快来看哟！”小王一进门就叫了起来。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顺着小王指的方向，一块明晃晃、光闪闪的银元躺在地上，发出诱人的光彩。 “这里也有一块！”紧跟着进来的小张又叫了一声。 大家转身一看，果然窗台下又有一块。 很快，全班发现了4块银元。 小土拿起一块银元，敲了一下，放在耳边听了一会，说：“嚯，声音清脆悦耳，真好听，是真家伙哩！”班长一见，连忙制止：“快放下！这是老乡的东西，我们谁也不许碰。”小王立即放下银元，嘴巴噘得老高说：“我是拿着玩玩的，我才不稀罕它呢？” 班长问大家：“你们说，为什么这屋有银元呢？” 大伙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老乡走时，匆匆忙忙，不慎丢失的呗！” “我看不像。慌乱中丢失，怎么会一个墙角正好一块，而且都放在明处……好像是故意留下的。” “为什么老乡要故意留下银元？” “他想送给我们呗，他看我们衣服破了，粮食也吃完了。” “不，不可能！”“他是想考验考验我们。” “对！”班长说，“我也是这么想，这位房东对我们不了解，想考考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 “考我们？我们才不怕呢？别说银元，就是黄金珠宝，我们也分毫不取。” “我们是红军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我们的纪律。” 四班在孙大爷的屋子里住下了。 大家动手打扫房子，挑水劈柴。小张和小王争着去挑水。 “小王，我来挑吧！你快去把衣服缝一缝吧！你看，肩上、胸前的肉全露出来了！”“这才凉快呢？还缝它干什么？补丁摞补丁，早已成百衲高袖衣了。你的衣服不是也破了……？”“唉！”小张叹了一口气，“要是有一块银元，就可买几块新布，做几件衣服了。”说完，他朝墙角望了望。墙角里的银元依然闪闪发光。 “是啊，如果有4块银元，买的粮食，够全连吃上一阵子呢？”“没有钱，没有银元啊！”小王夜里做了个梦，梦见天上下大雪，雪花落在地上变成了闪闪发亮的银元，他和同志们买了新衣、粮食，他穿上新衣高兴地跳了起来。突然脚底一滑……小王被惊醒了。这时天已亮了，小王揉了揉眼睛，望墙角一看：好，银元还在，它一闪一闪，像在眨巴着眼睛。 小王向银元摆了摆手，心里说：“你就在那里躺着吧，没有人会动你的。”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军部，徐海东军长决定亲自去看看。一进门，徐军长问：“银元在哪里？”战士赶快指给徐军长看。 “喔，真有4块大洋，挺亮的，你们动了没有？”“没有！”大家一齐回答。 “很好！这才是红军战士嘛。老乡考验我们红军，我们可要过关、合格呀。我们二十五军要作出好榜样，真正做到秋毫无犯。” 3天后、四班离开了孙大爷的家，队伍离开了山寨，那4块银元仍然躺在墙角下，明晃晃，光闪闪。 孙大爷随着避难的村民回到了山寨。一进寨子就感觉道路平坦了，房子明亮了。他招呼孙女说：“快去看看，4块银元在不在家里。”孙女一溜烟地跑去了。不一会又跑回来。 “爷爷，银元还在屋里哪！” “真的？” “真的！不信您亲自去看。” 孙大爷走进自己院子，院子里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跨进屋子，睁大眼睛一看，啊！4块银元仍放在原处，明晃晃、亮晶晶。 孙大爷捧着4块银元对儿孙们说：“红军，真正的人民军队！我算是服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啊！” <h3>赔礼道歉</h3> 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到云南，在马龙县一带稍事休整，军委总部设在王家庄附近。 一天中午，几个警卫员聚在一起，嘀嘀咕咕。 “你们知道吗，周副主席昨天又一晚上没睡觉，到现在还没吃早饭呢？”魏国禄小声地说。 “他没日没夜地工作，身体越来越差了，人更瘦了。怎么办呢？”吴生开着急地问。 “我们应该给他搞点东西，让他吃个饱。”范金标建议。 “到哪里去搞啊？这个穷地方。老百姓又全跑光了。”魏国禄、吴生开直发牢骚。 范金标劝他们：“呆着总不是个办法，不如到村子里走走，或许有什么意外发现。”3个人快步走到村子里。村子里静悄悄的，路上一个行人、一家商店也没有。 “咱们到老乡家里去找找吧！”范金标又提议。 他们来到一家门口，敲了敲门，叫了几声“老乡”，没有回音，他们就推门进去。房子里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 他们又推开第二家的门…… 这一带在地主老财的压迫剥削下，老百姓家家穷得叮响。 最后来到一家。 “你们看！”吴生开突然叫了起来，他从水缸底下发现了鸡蛋，还有苞米面。 大家高兴地把鸡蛋一个一个地捡了上来，一共10只。苞米面也不少，足足有两碗哩。 鸡蛋、苞米面有了，但主人不在怎么办？ “周副主席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呢，先拿回去再说。”魏国禄急得想提了东西就走。 “这……”吴生开犹豫不决。 “先拿回去，等老乡来了，我们再付给他钱。”范金标打破僵局。 3个警卫员像打了胜仗似的，哼着歌回到总部，急忙煮好食物，给周恩来同志送去。 周恩来一眼就瞧见鸡蛋，不等他们开口就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警卫员们怔了一下，还是魏国禄机灵，马上说：“噢，是我们到老乡那儿买来的。”周恩来眯着眼睛看了看鸡蛋和苞米饭，接着问：“一只鸡蛋多少钱，一斤苞米多少钱？”“……”警卫员们你看我，我看你，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周恩来马上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脸色一沉说：“你们说实话，怎么回事？”警卫员只好老实坦白：“我们是从老乡那里找来的，没找到主人，还没给钱呢。”然后恳求周恩来：“你先吃吧，我们等会去送钱！”周恩来脸上的神色顿时严肃起来：“你们从哪里拿来的，就赶快送到那里去。随随便便拿老百姓的东西，违反革命纪律，那怎么行呢？”警卫员们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响。 周恩来望了望他们，耐心他说：“我们是中央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我们应该严格执行军队纪律，绝不允许乱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如果我们不维护群众利益，就会脱离群众，就会打败仗。你们是我的警卫员，更应该严格遵守群众纪律！”魏国禄和吴生开连连说：“我们错了。”“那，你们站着干什么，赶快把这些送回去。”周恩来用手指了指桌上的鸡蛋和苞米饭。 一听到要把东西送回去，警卫员犯了难：周副主席身体不好，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点东西，无论如何也要让他吃一顿饱饭啊！ 还是范金标想出了个办法，他走到周恩来身边，恳求他：“周副主席，我们写个条子，向老乡说明情况，赔礼道歉，多留点钱，就算买他的行不行？”周恩来认真思考了一下，就说：“好吧，也只能这样了，你们赶快写个字条。”在周恩来的督促下，警卫员立即写起来： <small>中国工农红军路过此地休息时，我们有一位同志没有吃早饭，想到你们村里买点东西吃。</small> <small>在村子里走了几圈没有见到一个人，来到你们家里，拿了两碗苞米饭和10个鸡蛋。我们违犯了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向你们赔礼道歉。现在我们给你们留下此条，内有一块银元，作为买苞米饭和鸡蛋的钱，请大伯大娘收下。</small> 写好后，周恩来拿过字条，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说：“好，你们赶快送去吧！”警卫员们把钱包在字条内，飞快地跑到老乡家，压在水缸底——原来放鸡蛋和苞米面的地方。 <h3>被枪毙的毛泽东小舅子</h3> 两个红军战士在一起议论。 “听说了没有，今天师部枪毙了一个人？” “知道，他违反了群众纪律，拿了藏族同胞的钱。” “这个被枪毙的人，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咱们团的司号员贺敏仁呀，大家都叫他‘美人’。” “不错，你知道贺敏仁的姐姐是谁，姐夫又是谁吗？” “不知道。” “告诉你吧，他的姐姐是贺子珍，他的姐夫是毛泽东。” “啊？把毛泽东的小舅子也枪毙了。” “是啊，领导说了，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干部和战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谁违反群众纪律，谁就要受到惩处。” “对嘛，我们红军就是有铁的纪律。” 贺子珍有兄弟姊妹5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贺先园，弟弟贺敏仁。 哥哥和她很早就参加革命，小妹先园被敌人杀害了，贺怡和贺敏仁后来也参加了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贺子珍的父母逃离永新县时，把小弟贺敏仁寄养在舅母家里。贺敏仁长到十三四岁，就参加了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编为红六军后，他就在军中当小号兵。长征时，他才十七岁，在一个团里当司号员。 贺敏仁人虽小，但聪明机灵，长得十分俊俏。由于他的名字“敏仁”与“美人”音相近，所以战士开玩笑叫他为“美人”。 贺敏仁自恃年幼，大家又喜欢他，生活上对自己要求不严，自由散漫，有时骄傲自大，爱发牢骚。 1935年6月中旬，红军部队进驻藏民区。这是一个人口稀少、高山多谷、土地贫瘠的地方，部队的粮食供应发生了困难，许多部队断了粮。 贺敏仁已饿了好几天了。他头昏眼花心中发慌。哪里才能找到吃的东西呢？他听说山上有座喇嘛庙，说不定那里可以找到食物。于是他一个人悄悄地上了山。 走到喇嘛庙门前一看，没有人看护，大门上却贴着一张标语、上面写着8个大字：“红军战士不准入内”。 啊，这是红军的纪律！要不要进去呢？他犹豫了。刚跨进去的一只脚又缩了回来。 但转过来又想：我饿着肚子爬到山上，不进去看看太可惜了，况且周围又没有人，我偷偷进去，悄悄出来，神不知鬼不觉的，怕什么呢？他壮了壮胆子，终于跨进了喇嘛庙。 庙中一片狼藉，地上全是喇嘛、藏民逃走时来不及带走的东西，有衣服、神像、佛经及各种杂物。 国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杀人不眨眼，加上原来汉藏的民族隔阂很深，所以红军来到之前，庙中喇嘛及藏民仓皇出逃。 贺敏仁转了一圈，没有找到吃的东西，十分懊丧，真是白跑一趟，转身就往回走。 “叮”，地上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响声。他顺声音循去，弯腰仔细一看，啊！铜板。原来他的脚踢在铜板上，发出了响声。 他捡起铜板，仔细端详起来，心想：铜板虽然不能吃，可是有了它，下了山说不定可以买到吃的。想到这里，顺手捡着地上的铜板，1个、2个、…… 足足捡了近百个铜板。 捡着捡着，他突然想起了纪律。进入藏民区后，领导再三强调要遵守革命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拿藏民的一针一线。如果拿了这些铜板，就违犯了军纪，这可非同小可。 想到这里，就把捡起来的铜板放在地上，拍了拍手，站了起来。他刚一站起，就觉得天转地旋，肚子更加饥饿难熬。 难道让这些钱闲置在这里，而让自己饿死？他心想，这些钱不是我抢来的，而是捡来的。抢来的要严惩，捡来的大不了挨几句批评，作作检讨，但肚子饿至少暂时有点缓解。 也许他饿昏了头脑，也许他平时散漫惯了，不把纪律当回事，他终于下了决心：拿。他把刚才放下的铜板又捡了起来，塞进了衣袋里，摇摇晃晃，出了庙，下了山。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贺敏仁刚下山，就有人跑到团部：“贺敏仁私自进入喇嘛庙，拿走1000多个银元！”“什么？”团长、政委大吃一惊：“你没看错？”“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团政委感到事情重大，立即报告了师部。保卫科很快来了人，找到贺敏仁，问他：“你擅自跑进喇嘛庙是不是？” “……”贺敏仁语塞。 “你拿走了1000多个银元是不是？”贺敏仁痛哭流涕：“那是冤枉呀，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不是1000多个银元。是谁胡说八道……”“把他带走！”几个战士上前，把他五花大绑起来。 这时，贺敏仁才如梦方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哭喊着，悔恨不已。 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告诉他姐姐，希望他姐姐干预这件事。 贺敏仁严重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很快在部队传开了，大家非常气愤。 “贺敏仁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拿藏民的钱财，破坏我军纪律！给红军抹黑。”“他不配做红军战士！”“真是害群之马，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有的建议斗争他，有的主张开除他的军籍。 师政委接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三令五申要严守纪律，遵守群众纪律，他竟然充耳不闻，明目张胆地破坏纪律，必须严肃处理！”师领导决定严肃军纪，枪毙贺敏仁。 命令下达后，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为这事伤透了脑筋。贺敏仁擅自闯入喇嘛庙，拿走藏民的钱，对红军的纪律置若罔闻，明知故犯，不严惩就不能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但是他年龄小，又是贺子珍的亲弟弟、毛泽东的小舅子，还是谨慎处理为好。于是就对师政委说：“贺敏仁罪不容诛，但他是毛泽东的妻弟，还是……” 师政委一听就火了，打断他的话说：“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战士，这是红军铁的纪律！难道他是毛泽东的妻弟就可以徇私情、从轻发落吗？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 团政委连忙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他是毛泽东的亲属，毛泽东一向对自己的亲人要求很严，我们建议还是发个电报给毛泽东，听听他的意见，这样比较稳妥。” “说得有道理。”师政委点了点头：“那就发个电报吧！” 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发份电报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给电池充上电，电充不足还是发不出。给毛泽东的电报三拖两拖，延误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才发出去。 师领导等急了，这样的事应该及时处理，如果处理晚了，就会在少数民族中、在部队里产生不良影响。 “不能再等了！”师政委对大家说，“现在要紧的是维护部队铁的纪律，坚决制止可能再发生的损坏群众利益的行为。如果军纪不严，乱拿群众东西，怎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这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吗？这与国民党军队还有什么区别？”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我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铁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他下令：“立即执行！”军法如山。 贺敏仁被处决的时候，痛哭流涕，高声呼喊：“冤枉啊冤枉，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啊……”他要那个永新老乡写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写哩…… 贺敏仁的叫冤可能是对的，因为长征路上的最强壮的民工，也很难拿走1000多个银元，而贺敏仁身体单薄、年龄又小，怎么能拿走那么多银元呢？ 但他确确实实拿了藏民的铜板，触犯了红军铁的纪律。 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电报，也没有接到任何报告，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毫无所知。 一个多月后，消息传到了贺子珍耳里，她很震惊，又很伤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场。但她强抑住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怕分了毛泽东的心，因为那时红军正处在危难时刻，革命太需要他了……直至到了延安，贺子珍才把小弟在长征中被枪毙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完了贺子珍的诉说，沉默不语。过了半天，毛泽东才吐出一句话来：“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我们应该用红军铁的纪律来要求自己的亲人！” 第六篇 战地黄花——长征中的奇闻轶事 第二章 “生是红军人死是红军鬼”——归心似箭 <h3>逃出“虎口”</h3> 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天不亮就开始行军。他们沿着山路向毛儿盖进发。 “团长，前面有条河！”通讯员报告。 团长李连祥抬头一看，一条蜿蜒的小河横在前面，旁边是茂密的树林，太阳挂在半空，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部队已走了半天，该吃点东西了。 “停止前进！原地休息！”他下了命令。 在河边、在树林旁，战士们有的吃干粮，有的喝水；有的靠在树上，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说着笑话，有的欢快地打闹…… 谁也没有察觉，一个身影从树林深处闪出，悄悄地一步一步地逼近部队。 他张大着眼睛，看着前方。太远了，看不清楚，他蹑手蹑脚朝前移了几十米。 还是看不清楚，他又向前！挪，向前！挪…… 啊，看清楚了！他“嗖”的一声从树林中窜出，双手紧紧抱住离他最近的一个战士，使劲地摇晃着。 那位战士吓了一跳，大声叫了起来。旁边的红军战士也大吃一惊：从哪里窜出这么个人？裸着一只臂，头戴破毡帽。他想干什么？ 大家一拥而上，想拉开这位“藏民”。这位“藏民”却哈哈大笑，松开了手，一面跳一面叫：“找到了，找到了！”战士感到奇怪：他怎么会讲汉语？他找到什么？难道他认识我们中的哪一个？ 大家正在纳闷时，“藏民”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顶帽子。啊，是红军帽。 他怎么有红军帽？大家还来不及思索，“藏民”大声说：“同志们，我可盼到你们了，我也是红军啊！”说着呜呜地哭了起来。 大家更加惊奇：这个“藏民”也是红军，这是怎么回事？ “别哭了，有话你慢慢他说。”一个干部走到他跟前，安慰他。 “这是我们的团长。”旁边的战士告诉他。 “藏民”就像孩子见到了亲人一样，叫了声“团长”，一头扑在李连祥怀里，又哭了一阵子才抬起头，把头上的破毡帽往地上一摔，说：“我是什么藏民？我姓杨，家住在江西兴国，红一军团的司号员。”他向大家诉说了一切…… 去年夏天红一军团路过这一带时，小杨同班战友小刘病了，他发着高烧，不断地咳嗽，小杨就扶着他前进，渐渐地落在了队伍的后头。 川北高原，一片荒凉。他俩艰难地向北走去。 “我……走……不动……了，”小刘从小杨的肩上滑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气喘得厉害，“你……先……走……吧！”“不！我怎么能把你丢下？咱俩一起走！”小杨坚决不同意。 他俩休息了一会又上路了，小杨背着小刘，缓缓地向前走去。 天已经黄昏了。突然响起了马蹄声。不好，有情况！ 小杨机智地抱着小刘，翻身滚进旁边的土坑中。 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被发现了。来的是脸膛棕红、杀气腾腾的藏兵，手里握着长枪和双管子枪，恶狠狠地盯着他们。 小杨想：完了，身上又没有武器，只有一把军号。部队早已走远了，吹号他们根本听不见。反正豁出去了，拚一个够本。他拿起军号，准备与他们拚命。 一个脚蹬马靴、嵌着金牙、身披灰色斗篷的家伙将手一挥，十几个打手蜂拥而上，一下子就把小杨按倒在地，把他俩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带回土司家，扔在土牢里。 一天、二天过去了，没有人来处理他俩，也不给吃、不给喝。 第三天，门开了，扔给了他们一点吃的东西。一个打手，拿着皮鞭，对他俩咕噜几声，也不明白他说的什么，两人站着都没动。“啪”，打手猛抽了小杨一鞭子。 他俩被赶到外面，打手指着一堆石头，又咕噜了几声。 这次他俩明白了，原来叫他们搬石头。他们已是土司的奴隶了。 从此，他俩白天被押去干重活，晚上又被关进这间土牢。吃的连牛马都不如，天天挨鞭子，身上伤痕累累。 “首长和同志们一定很想念我们，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做奴隶。”小刘急得哭起来。 “我们一定要逃出‘虎口’，回到部队去。”小杨掏出藏在怀里的红军帽，坚定地说。 他俩开始商量逃跑的计划，寻找逃跑的机会。 一天晚上，他们发现牢房的门没有锁上。等到夜深人静，他俩轻轻打开牢门，顺着墙跟逃了出来。 他俩朝着北斗星方向拚命地跑。天亮了，也不知跑了多少路。他们不敢停留，继续向北跑。小刘实在跑不动了，小杨就扶着他跑，最后背着他跑。 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出“虎口”，追赶红军。 跑到中午，他俩心想，这下可逃出魔窟了，不由得高兴起来。他俩正准备坐下休息时，“得得得”的马蹄声由远到近。不好！土司的骑兵来了。他俩想找地方躲起来，没想到四周光秃秃的，无处可以藏身。 他们很快被发现了。管家不容分说，扬起鞭子拚命地抽，打得他俩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管家打累了，才叫手下人把他俩拖回去。 土司见了他俩，暴跳如雷，喝令打手把他俩绑在木桩上，用鞭子狠命地抽。 鞭子在空中飞舞，像毒蛇一样咬开他俩的皮肉，他们发出一声声痛苦的惨叫，一会儿就昏死过去了。 过了很长时间，小杨才苏醒过来，而小刘却永远醒不过来了。 小杨大声叫着小刘的名字，牙齿咬得格格响，对天发誓：“我一定要逃出牢笼，找到红军，为小刘报仇！”自从他俩逃跑过一次，管家对小杨看管得更严。他一直没有逃跑的机会。 冬去春来，苦难的一年过去了。 1936年7月的一天，他发现土司家一片惊慌。土司和管家进进出出，骑兵们磨刀擦枪。一会儿，管家出来对大伙儿说：“红军又来了，他们杀人放火，快把粮食藏起来，准备打仗。”他一听心中暗喜：太好了，红军来了，我要逃出“虎口”，寻找自己的部队。他等待着机会。 晚上，奴隶们往寨外搬运粮食。这天夜里，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夜色很黑。他趁打手们说话之际，拔腿就跑。 “抓住他！”打手发现后，一面叫，一面乱打枪。 他头也不回，没命地向前跑，子弹呼啸着擦着他的耳朵而过。真是幸运，黑沉沉的天帮了他的忙。打手们追了一阵子，打了一阵子枪，就回去了。 小杨一年来对这一带的地形已熟悉了。他不敢走平路，天亮之前，他躲进了树林。 几天来，他就生活在树林中，等待红军的到来。饿了渴了，就找野果，挖野菜。 今天，他终于盼来了红军，回到了自己的家…… 小杨紧紧拉着团长的手，声泪俱下，说：“离开部队这一年，我就像没有爹娘的孩子，泪水只能往肚子里淌啊！当我一眼看见自己的部队，看见同志们帽子上的红星，我又想哭，又想笑，心里好激动啊！”李连祥团长亲切地安慰他说：“你总算逃出‘虎口’，又回到咱们红军队伍里来了。我们要记住这笔血泪仇，跟着红军闹革命，消灭一切反动派。”“团长，我求求你们去消灭反动土司，为小刘报仇！”小杨说。 战士们也七嘴八舌：“团长，让我们打这一仗吧！”团长没有说话，沉思了一会，拉了拉小杨的手说：“同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北上抗日，回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身边。那个反动土司，我们总有一天要找他算帐！”小杨点了点头。 小杨又拿起了军号，跟着三十七团踏进了草地。 <h3>赶队遇险记</h3> 快到北川的时候，妇女工兵营的指导员熊朝喜和排长李开英掉队了。 她俩昨晚就拉肚子，营里什么药都没有，一夜拉了十来次。早上两腿发软，肚子疼得更厉害。她俩捂着肚子，硬撑着上了路，没走多远就落在后头。 她俩咬紧牙关，互相勉励，沿着山路缓缓地向西走去。 1个时辰后，她俩发现树边躺着1个人，头发蓬乱，脸色蜡黄。 啊，是杨文菊教员！她怎么啦？熊朝喜和李开英赶紧走过去，扶起她的头。她的头好烫呀！ “李大姐，我的头好疼啊！”杨教员叫喊着。 李开英的孩子已10多岁了，也参加了红军，大家都称她为大姐。 “忍着点，我们一起走。”熊朝喜、李开英安慰她。 熊朝喜、李开英、杨文菊3人又上路了。一路上，她们又遇到掉队的一连班长李中兰、号兵小何……队伍迅速扩大到10多个人。 熊朝喜按照病情轻重，把队伍分成4个互助小组，然后对大家说：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拧成一股绳，互相帮助，一起赶队，一个也不许再拉下。”“一定要赶上部队！”大家异口同声。 这支队伍前进了。有的拄着拐棍，有的捂着肚子，有的互相搀扶。 李中兰生性活泼，像个喜鹊，虽然病了，嘴还是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这会她又喳起来了：“我们这支队伍，真是全了。”“怎么全了？”“你看，有指导员、排长、班长，还有文化教员、号兵、炊事员，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连队吗？”大家乐了。 “我们这个连队应该称为‘掉队连’……不！这个名字太难听，就叫——”“断后连或者掩护连。”一个病号说。 “对，叫掩护连。如果遇上敌人，也准能打个胜仗！”此话正好言中。 队伍缓慢地穿过田野，又翻过一个小山岗，走进了山沟。 突然，小何惊叫一声：“敌人！”大家抬头一望，不好，右面的山坡上有一二百个敌人。他们歪戴着帽子，赤着上身，有的点了篝火烤东西吃，有的横七竖八躺着睡觉，枪支弹药扔得满地都是。而她们只有10多个女同志，都是病号，力量对比悬殊。敌军处在山坡上，居高临下，而她们窝在山沟里，地势极端不利。 躲已经来不及了。敌军已经发现她们了，一个个抓起扔在地上的枪，冲下山来。一边冲一边呼喊：“抓女共军，抓女共军！”“快，抢占左面的山头！”李开英大声命令。 大家顾不上肚子疼了，拚命地奔向山头。熊朝喜端起枪来，一枪就撂倒跑在前面的一个敌人。其他女战士也纷纷开枪。 敌人慌作一团，100多条枪一齐朝她们射击，打得土崩石飞。 熊朝喜见情况十分危急，对杨文菊说：“你快走！”杨文菊不答应：“我们一起走！”“你是‘文人’，跑不快，快先走！”李开英有点火了。 “我有一支驳壳枪，可以打一阵。你们不要管我，快指挥大家冲出去！”杨文菊还是不肯离开。敌人把她们团团围住，不停地射击。 过了一会，敌军停止了射击，草丛中露出了半个脑袋，开始用公鸭嗓子喊话：“快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熊朝喜瞄准那半个脑袋，扣动板机，“啪”的一声，敌人马上成了哑巴。 “妈的，老子不相信斗不过这几个娘们，给我打，狠狠地打！”从敌人阵地中传来谩骂声。 枪声又骤然响起，比以前更激烈。 “这样僵持下去，对我们太不利了。”熊朝喜焦急万分。 “我有个主意。”李开英情急智生。 “什么主意？”“让小何吹调一、二、三连的号谱。”“好，就这么办！”熊朝喜点点头。 “小何，过来！吹号！”李开英命令。 “怎么，要冲锋？”小何迷惑不解。 “不，你听我的命令，让你吹什么你就吹什么，让你停，你就停。”“是！”司号员小何拔出了系着红绸、金光闪闪的马号，左手一叉腰便吹了起来。 号音震撼着山岗，在山谷中久久回荡。 小何不停地吹着，熊朝喜、李开英等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东一枪，西一枪；南一枪，北一枪，虚虚实实，虚中有实。 敌军一下子懵了，开始以为女红军要冲锋，但只听见号声，不见人影。 后来又听见四周响起枪声，号声越来越近。 “不好，中了共军的诱敌之计了！”一个敌人大声叫道。 “啊，共军的援兵到了！”另一个惊呼。 一个当官的带头往后撤，其他敌人乱作一团，成了惊弓之鸟，有的收了枪，有的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有的往后缩…… 熊朝喜一看时机已到，果断地命令：“冲过去！”李开英跃起身子，端着枪冲在最前面。其他女战士紧跟她猛跑。一边跑，一边放着枪。跑了足足一个时辰，回头一看，敌军已被甩得无影无踪了。 大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衣服全都湿透了。熊朝喜一点人数，一个也不少。 李中兰一屁股坐在地上，毫无拘束地扇着衣襟，大声叫着：“啊喔，肠子都跑断了！”小何也大喊：“好险哪，差一点就没命了。”突然，杨文菊失声叫了起来：“李排长，你醒醒呀？”大家转过头一看，只见李开英躺在树旁，脸色苍白，满脸冷汗，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好一会儿才吐出话来：“我……不行……。你们……不要……管我。快……走……。敌人……来了，我……顶着！” “那怎么行呢？我们怎么能丢下你？”“我们背也要把你背到北川！”大家纷纷说。 李开英“哇”的一声，吐了一大口酸水，捂着肚子，结结巴巴地说：“别……争了，快……走！”“我们说好要一起赶队的！”小何说着，就背起了她。 女战士们又上路了，小何背着李开英，熊朝喜扶着杨文菊…… 天黑了，她们继续前进…… 半夜，10多个掉队的女战士终于追上了部队，回到了自己的家。 <h3>“特别行动小组”</h3> 1935年4月的一天，一群儿童团员排着队、唱着歌，精神抖擞地向自己的驻地旺苍坝走去。半个月前，他们被派到乡下搞宣传，今天刚回来。 走着走着，他们就感到不对劲，一种不祥之兆笼罩在他们心头，路上怎么没碰到一个红军？大门口怎么没有人来迎接他们？他们惊奇地朝这间房子看看，那间房子瞧瞧，所有的房子都空着，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 儿童团员们慌了：红军到哪里去了，省直机关的同志到哪里去了？ 他们连忙问周围邻居，原来红军在10天前就开走了，地方政府机关也跟着一起撤离了。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把他们打闷了：现在大家都成了没娘的孩子了，怎么办呢？有的人呜呜哭了起来，有的人直跺脚。 这些儿童团员一共12人，小的8岁，大的13岁。他们围在一起商议对策。 一个儿童团员建议散伙：“红军走了，大哥哥大姐姐也走了，到哪里找他们去？我们各回各的家算了。”“不同意！”其他人一致反对。 “想散摊子，革命一点儿不坚定！”一个说。 “要回家，你自己回，我们决不回去！”另一个说。 “好好好，不散伙就不散伙，那也得想个法子呀！”原先提出回家的孩子说。 “我们上山打游击！”一个孩子提出。 “咱们人小，没枪，怎么行呢？”大家直摇头。 “我们沿着红军走过的路，赶大部队去！”年龄最大的何连英说。 大家一致举手：“同意！”“咱们这个小队伍叫什么名称呢？”一个孩子问。 “叫‘特别行动小组’好不好？”“好！”又是一致通过。 “谁当组长？”大家的手都指向何连英。 何连英也不谦让，说：“准备出发！”“特别行动小组”沿着红军走过的路，向西赶去。路上，何连英将12人分成4伙，每伙3人，为了防止遇上敌人，假装互相不认识，各走各的路。 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大家才碰头，商议第二天的行程。 一路上，12个红小鬼晓行夜宿。他们见山爬山，见河涉水，见到国民党军队就躲起来。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向沿途人家讨口吃的；下雨，站在树下避雨。晚上，大地作床，蓝天作被。在屋檐下、禾场上、草丛里，他们背靠背，挤作一团，度过漫长的黑夜。为了打狗和防备野兽袭击，每人都准备了一根本棍。 4月的川东，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路边地里，油菜花开了，豌豆秧长得老高，五颜六色的蝴蝶在田野里翩翩起舞，鸟儿在枝头尽情歌唱。“特别行动小组”的孩子们，心急如火地赶路，谁也没有心思观赏春天的美景。 5月川北正是罂粟开花的时候，漫山遍野，有红有白，非常美丽，红小鬼们只顾攒足劲行军，没有人停下来多望几眼。 6月的川西，到处是秃山雪岭，山下是长满野草的荒地，有几头牛几只羊在吃草，有时还能见到长得稀稀疏疏的青稞苗。这一段是行军最困难的地方。当地农民被地主剥削得一无所有，自己都吃不饱，哪里还有东西给他们吃？ 红小鬼们想出一个办法：假装愿意给财主家干活，不要工钱，只要有吃的就行。财主当然乐意，便给他们饭吃。等到吃饱肚皮后，孩子们再带上些干粮，就不辞而别了。就是这样，他们大多数日子是饿着肚子赶路的。 有一次，他们走了一整天，也没有见到一个村庄，大家又饥又饿。夜幕降临了，大家实在走不动了，准备在野地里过夜。 突然，李秀英手一指说：“前面有人家。”大家抬头一看，隐隐约约看见半山腰中有座房子。走近一看，是座庙。 “里面有鬼，我怕！”几个女孩子不敢进去。 “我们是小红军，还怕什么鬼？！”男孩子给她们壮胆。 红小鬼们一起走进了庙门。庙里阴森森的，小女孩吓得浑身哆嗦，不敢抬头平视。大家紧紧挨在一起，坐在墙根下，不敢出声，一直熬到天亮。 “你们看，那是什么？”马香云指着当中的神龛。 透过晨曦，大家发现神龛上好像有供品。 “上！”大家一涌而上，原来是5只干透了的馒头。对于饥肠辘辘的红小鬼来说，它简直是美味佳肴。 大家慢慢啃着馒头，来了精神，话也多起来了。 这个说：“看来菩萨也支持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这一片荒地里，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大的住店，还送来馒头，好让我们早日赶上部队，回到自己的家。”那个说：“这是由于我们心诚，俗话说，心诚石头也会开花，我们一心一意追赶红军，还不感动菩萨？”另一个说：“你们说什么呀，吃了人家给菩萨的供品，当心菩萨惩罚你们。”“那我们赶快离开这里，等到菩萨回庙，我们就跑不出去了。”“哈哈哈！”大家笑着离开了大庙。 “特别行动小组”在何连英的率领下跋山涉水，餐风宿露，经过剑阁、江油、中坝、北川、茂县，走了3个多月，行程近2000里。一天黄昏，他们追到了草地边。 看着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地，大家焦急万分。何连英心情更加沉重：红军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走进了草地？ 太阳悄悄地从草地边上落下去了，天漆黑一团。红小鬼们心思沉重地坐在潮湿的草地上，闷声不响。 “火，左面有火！”何连英叫了起来。 很远的地方燃起了篝火，一堆，二堆，三堆…… “那一定是红军！”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 何连英抑制住自己喜悦的心情，平静地说：“大家别高兴太早了，先去两个人探探虚实再说。”严峻的环境已把何连英磨练成优秀的“指挥官”了。 “马香云、李秀英，你俩先去看看，要小心！”何连英命令。 “是！”两个姑娘很快就钻入夜色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焦急地等着，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 终于传来了马香云和李秀英的声音：“找到了，找到了！”“红军，红军！”大家一起奔向篝火。 “我们回来了！”红小鬼们扑向篝火旁的红军战士。 省直机关的同志们立刻围过来，抱起这个，又抱起那个，亲切地问寒问暖，问长问短。 少共妇女部长何连芝伸开双臂，恨不得把12个孩子全都搂在怀里。她流着眼泪，轻轻地抚摸着这些孩子的头，就像慈母见到了失散的亲生儿女。最后，她激动地说： “你们走了那么多路，受了那么多苦，赶上了部队，真了不起！不愧是党教育出来的英雄少年。” 第六篇 战地黄花——长征中的奇闻轶事 第三章 川中名将与茶山姑娘——草地爱情曲 <h3>总参谋长生平第一次写情书</h3> 刘伯承已是第三次过草地了。 这几天，他的心情老是平静不下来，脑子里总是闪出一个健壮活泼的青年女战士身影来。 噢，对了，去年过草地，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碰到了那个朴实漂亮的姑娘。 那一天，刘伯承处理公务，出发晚了，走在队伍的后面。走着走着，发现前边有一个掉队的女战士。她手里拿着一根棍子，身子一晃一晃，缓缓向前。 “同志，身体不舒服吗？”刘伯承赶上她后，关切地问。 “啊？刘总参谋长！”那个女战士一回头，惊喜地叫了一声。 “呀，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汪荣华同志。”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 “记得记得。你是刚从川陕省委调到总参四局的5位女同志之一。你们刚来时，我问了你们姓名嘛。你还是邮政局副局长呢！对不对！” “对！”汪荣华连忙回答，心里真佩服刘总参谋长的好记性，这么多人，见一面就全记住了。 “你哪里不舒服啊？”刘伯承问。 “没什么，就是头有些痛，一会儿就会好的。” “骑上我的马吧！”说着，就让汪荣华上马。 “不！我能行。”汪荣华连忙谢绝。她见刘伯承执意让她上马，急了，说：“你看我这么壮实，这点小病算什么！我很快就会赶上他们。”汪荣华说什么也不上马。 刘伯承仔细打量了她一下，只见她高高个子，长得十分匀称，一对眸子雪亮雪亮，虽然脸色有些发黄，但精神不错。 “好吧，不骑就不骑，我们一起走吧！”刘伯承和汪荣华一边走一边交谈。 “你不是四川人吧？”刘伯承问。 “安徽六安人。” “那是个出茶叶的地方，你就是茶山姑娘啰！” 汪荣华笑了笑。 “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 “1931年。14岁那年，我从家里跑了出来，参加了红军。” “打仗害怕吗？” “不害怕！枪林弹雨中我还背过伤员，子弹不敢向我飞来。”汪荣华自豪地说。 汪荣华边说边加快了步伐。他们很快就赶上了队伍。 “刘总参谋长，我回局里去了。”汪荣华向他告别。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刘伯承叹道：这是一位多么可爱的女战士！她顽强、乐观、爽快、充满自信。 想着想着，刘伯承的手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口袋里装着一本书，那是他行军中随时准备读的书。 刘伯承又想起，汪荣华读书也很认真。 一天部队宿营后，他看到汪荣华写写弄弄忙个不停，就问：“汪荣华，你在干什么呀？” “报告总参谋长，我在学文化。” “好，很好！”刘伯承点头称赞，“不过要坚持到底啊，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我一定照你的话办，坚持到底！”汪荣华信心百倍地说。一不小心，把笔掉在地上。 想到这里，刘伯承笑了。突然，一只脚陷进了泥潭，把他的思路打乱。 警卫员黄兴正连忙把他拖了出来。 “好险哪！我们红军要和国民党军队斗，还要和险恶的气候环境斗。”刘伯承想。 讲到斗争，他又想起了一件事： 张国焘反对北上，反对中央，在下面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一天，汪荣华向他们请示工作后，突然问：“刘总参谋长，你知道吗？外边到处传说，一方面军是知识分子，四方面军是工农分子，知识分子要整工农分子。” “他们说得对不对呢？”刘伯承眯着眼睛考问她。 “当然不对！”她回答十分干脆，“我不同意这么说。一方面军、四方面军都是红军，都是一家人，不应该说中央红军的坏话。再说有知识又不是坏事，你不是经常要求我们学文化，做个有知识的人吗？” “你说得好，红军应该团结。可是有些人就是想分裂红军，我们可要提高警惕呀！” “他们破坏团结，我们就要和他们斗。” “对！我还要告诉你，中央红军中知识分子并不多。” “啊？那他们怎么每人都有一支钢笔？” “哈哈哈！”刘伯承笑得前俯后仰，汪荣华被他笑糊涂了：“我说得不对？” “那是什么钢笔哟？是小木棍！他们一到休息时间就掏出来，在地上划划写写，学习文化。”汪荣华脸一下就红了，忙说：“我们看错了，我回去一定给他们解释清楚。” 刘伯承满意地点点头。这个女战士，觉悟真不低呀。要是有这样的人做我的助手、伴侣，即使有大风大浪，也可以心心相印，互相支持。 刘伯承越想越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离不开汪荣华，他太需要这个朴实、爽朗、顽强的茶山姑娘。 “对，我要向她表示自己的心意。”刘伯承拿定了主意。 “怎么向她求爱呢？”他踌躇了：找她直接谈一谈？不，这太莽撞了。 万一她嫌自己年龄大或什么的，双方岂不太尴尬？找个人替我去说？也不好，别人怎么能把自己的爱慕之情表达出来？对了，只有写封信——情书最为妥当。 部队在草地上宿营了。刘伯承处理完公事，一看天色还不晚，就默默地磨了一盘浓墨。 写情书，这可是生平头一回，怎么写呢？刘伯承陷入了沉思：如何表达自己的爱恋之情呢？是直抒胸臆、开门见山，还是委婉含蓄？他拿起笔又放下，放下笔又拿起，过了好一会，也没写下一个字。以前写战斗文书，他总是一气呵成，写经验总结也是一挥而就，而写这个玩艺，可真费脑子！手头又没有参考的东西，这是长征，是在草地上，别说是情书汇集，就连本小说也没有。 “怎么想就怎么写吧！反正字一定要写好，充分表现本人的诚意。”他终于又提起了笔，工工整整地写道： 汪荣华同志…… 他写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就好像小学生描红本。一页，一页，又一页，一连写了好几页。终于写完了，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又一字一字地读了一遍。读完后，笑了：“还真有点那个意思。”刘伯承赶紧把信认认真真叠好，装进信封，向警卫员小黄招了招手，说，“你把这封信交给汪荣华。” “汪荣华？”小黄有些奇怪，但马上改口说：“是！” “一定要当面交给她！马上去！”刘伯承嘱咐。 黄兴正拿着信，一溜烟地跑了。 <h3>女战士犹豫不决</h3> “汪荣华，刘总参谋长给你的信。”黄兴正高喊。 “给我？”汪荣华脸上掠过一阵惊喜。 她接过信，看了几行，脸刷地一下红了。…… “刘总参谋长信上说什么呀？”小黄好奇地问。 “去去去，没你的事！”汪荣华瞪了他一眼。 “嘻嘻。”警卫员笑着走了。 汪荣华仔仔细细把信看了一遍，心怦怦乱跳，像要跳出胸膛似的。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收到求爱信，既激动，又害羞。 答应他还是不答应他呢？晚上，她失眠了。一年多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她的眼前。 她第一次见到刘伯承是在去年夏天。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传来，川北古镇杂谷脑沸腾了，大家到处谈论着中央红军。 一个老战士绘声绘色地告诉汪荣华：“中央红军中有一个军事家，叫刘伯承。这位川中名将在前有金沙江水、后有追兵10万的千钧一发之际，巧妙地从国民党县长手里弄到船只，抢占了渡口，使中央红军化险为夷，顺利跨过了金沙江，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还风趣地称他为一条龙哩！”“这样的军事天才，我一定要见到他。”汪荣华想。 6月底，突然传来好消息：党中央要派代表团到杂谷脑来慰问。 一天清晨，汪荣华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镇子，来到杂谷脑河边，等候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上午9时，中央代表团的十几位同志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走来了。其中有两个人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头发斑白、有学者风度的林伯渠同志；另一个是戴着眼镜、身材高大、有军人气质的同志。 汪荣华急忙问身旁的参谋陈明义：“那个戴眼镜的代表是谁啊？”“不认识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总参谋长！”陈明义边说边竖起大拇指。 “啊？他就是川中名将、军事天才！怪不得那么威武，那么沉稳。”汪荣华心里升起无尽的崇敬，高兴得跳了起来，使劲地鼓着掌。 刘伯承微笑着，迈着稳健的步伐，从汪荣华身边走过，汪荣华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从此，刘伯承高大的形象就深深刻在她的脑海中。 2个月后，汪荣华从川陕省委调到总参四局工作，与刘伯承接触多了。 她很快发现刘伯承知识渊博，和蔼可亲。 9月过草地时，四局的人在野外搞到两只毛茸茸的兽蹄，拿了回来。 “这是什么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说不上来。 “我来看看！”刘伯承提起了兽蹄，高兴地说：“啊，这是一对熊掌，是顶名贵的上等菜呀，从哪儿弄来的？给我吧，我来处理！”大家一听，都服了刘伯承。 刘伯承高兴地亲自动手，先用火烧，刮去皮毛，再洗净砸碎，用脸盆当锅，熬了一锅熊掌汤，对大家说：“来来来，每人喝一勺，补补身子。”他那眉飞色舞、嘻嘻哈哈的样子，真像个年轻人。 刘总参谋长特别爱学习，一有空隙，就抓紧时间读书，而且对部属学习抓得特别紧。 一次部队行军大休息，别人都在休息、喝水，他却从自己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一本外文书，坐在路旁的石头上，认真地读了起来。 有人劝他：“总参谋长，您还是休息一会儿吧！”他说：“走累了读点书也是一种休息。我们红军要打胜仗，讲战略、谋略、战术，就得多读书、多研究。”然后看了一眼汪荣华等人，语重心长地说：“特别是咱们这些放牛羊娃儿、采茶女儿出身的人，更要加油学呀！”汪荣华翻了一个身。草地上一片寂静，圆圆的明月挂在空中。草尖上，露水珠亮晶晶的。 “他真是个好领导、好同志！”汪荣华想，在万里长征途中，遇上这么一位知己，那实在是太幸运了！和他生活在一起，照顾他的生活，支持他的工作，汪荣华打心眼里高兴。 但是又冷静一琢磨：自己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女儿，只读过一年私塾、两年洋学堂，识字不多，文化不高；参加革命的时间不长，经验不多，学识浅薄，与他相比，反差太大，和他结合，能合适吗？ 思前想后，汪荣华拿不定主意…… 刘伯承焦急地等待她的回音。一天、两天……刘伯承忐忑不安：“难道她不同意？”“不，我刘伯承打仗从来是知己知彼的，我相信自己的眼力。”刘伯承有点自信。“那为什么不表态呢？噢，很可能是有某种顾虑，或者当前草地行军险恶，她无暇考虑。”刘伯承不愧为神机妙算的战将，汪荣华在草地上确实遇到了困难。她身着单衣，冒着凛冽寒风，饿着肚子在沼泽地里跋涉。 “他在等着我，我一定要活着走出草地，与他见面！”爱情的力量鼓舞她前进。汪荣华干粮吃光了就挖野莱，野菜找不到就啃水煮的牛皮，顽强地前进。 刘伯承何尝不是这样？他惦念着她，惦念着与她会面。他顽强地往前赶。 他俩没有走在一起，但爱情把他俩联结在一起，化作信心，化作动力。 草地上奏起了一曲爱情之歌。 <h3>月明曲子镇</h3> 1936年8月，刘伯承和汪荣华先后走出茫茫草地，来到山明水秀的甘南。 一个晚霞灿烂的黄昏，青源河边的小路上，走着一对男女。 男的突然停下，深情地望着女方，诚恳地说：“汪荣华同志，你考虑得怎样？”“我……？”汪荣华有些紧张，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有啥子想法，你就说出来吧！没有关系！我们是自由恋爱嘛。”刘伯承耐心地劝她放下包袱。 看到刘伯承这样坦然真诚，汪荣华掏出了自己心里话：“我是一个农家女，文化低、资历浅……”她低着头，一字一字地说着。 刘伯承静静地听着，突然“哈哈哈”地笑了起来：“这有啥子关系嘛！我也是穷苦农民的儿子，祖父还当过吹鼓手哩。为了这个，我考秀才时被县官赶出了考场。” “为什么把你赶出考场？”汪荣华不解地问。 “吹鼓手是低贱的职业，被人看不起。”汪荣华点了点头。 “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汪荣华抬起头，望着刘伯承，听他继续往下说。 “只要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志同道合，就能结成革命伴侣，永远战斗在一起，白头到老！至于你文化水平低一点，可以努力学习嘛！我可以尽力帮助你。”一席话说得汪荣华心里热呼呼的，心中的顾虑烟消云散。两人默默相对，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了两人的心田。 “这下，你可同意了吧？”刘伯承轻声地问。 汪荣华羞涩地点了点头。 汪荣华和刘伯承肩并着肩，继续向远方缓缓走去。他们亲切地交谈，仿佛有数不尽的话要向对方倾吐。说着说着，话题转到工作上去了。 “听说张国焘拼命地整你，是不是？” “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他们谩骂我、围攻我、斗争我，要我屈服。我不理睬他们这一套，他就撤了我总参谋长的职务，叫我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实际上是当个教员。” “他们这样对待你，你怎么一点也不害怕？” “我是带兵打仗的人，敌人的千军万马都不怕，还怕什么排斥、打击、撤职、杀头吗？！” “张国焘真坏。”汪荣华忿忿地说。 “张国焘这个人，为了征服我，要我拥护他的反党罪行，对我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软的时候，他流着眼泪给你说好话，猫哭耗子，假慈悲。” “硬的呢？” “硬的时候，他威胁要挟，大发淫威，甚至狂言：‘我要不看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就把你杀了！’” “真是坏极了！”汪荣华一边说一边想，“刘伯承真是一个不畏强暴的铮铮铁汉，和他在一起，实在太幸福了。” 夜幕渐渐拉上了，他们俩依依不舍地从河边返回。快要分手了，汪荣华关切地说：“你的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蝇头小楷，多费眼睛啊！” “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严肃认真啰！”刘伯承坦诚地说。 1936年中秋之夜。一轮皓月挂在半空，柔和清澈的月光洒满了大地。甘南成县曲子镇一间草屋里，喜气洋洋。刘伯承和汪荣华在这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婚礼没有鲜花，只有皎洁的月光；没有酒宴，只有战友们的衷心祝愿；没有崭新的被褥，只有跟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的简单行装；没有红烛新房，只有油灯草屋；没有人为他俩吟诗作画、拍照留念，只有他俩从杂谷脑到雪山草地的清晰回忆。 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生死的考验仍在等待这一对新婚夫妇，让他们的新婚蜜月经受血与火的洗礼。 婚后不到一周，刘伯承和汪荣华又踏上了去保安的征途。 他们沿着蜿蜒小道前进。走着走着，警卫员小黄突然大叫一声：“敌机！”话音未落，一架飞机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扔下了炸弹。“卧倒！”刘伯承大吼一声。 “轰！”炸弹没落地就爆炸了。顿时浓烟滚滚，烈火腾空，弹片横飞。 汪荣华从浓烈的硝烟中甩掉头上的泥土，抬起头一看，啊？不好！伯承负伤了！身边一摊血！ 她连忙起身扑过去，一面给他包扎伤口，一面叫：“小黄，快去找担架！” 刘伯承看见她急得要哭的样子，赶紧安慰她：“负点伤有啥子要紧，不要着急，打仗哪有不流血的！”说着摘下眼镜，慢慢地擦去镜片上的尘土。 汪荣华点了点头，小心地把他臀部的伤包扎起来。 刘伯承转过身来，戴上眼镜，深情地望了她一眼。突然用手一指，“啊！你也受了伤。” 汪荣华怔住了，低头一看，可不是嘛，腿上绑带上全是血。刚才只顾为刘伯承包扎伤口，忘了小腿的疼痛。 “快！我来给你包扎。”刘伯承说着就想爬起来。 汪荣华连忙按住他，说：“我自己会包扎，你要好好躺着，不许动！”“互相帮助嘛！”刘伯承温存地说。 在他的帮助下，汪荣华很快包扎好自己的伤口。 刘伯承和汪荣华互相搀扶着，一瘸一拐地向前走，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落。他们向前走了几十米，前面有一个约2米多高的一个陡坡。 “上！”汪荣华咬紧牙关往上爬，那负伤的腿怎么也使不上劲。就在这时，一双有力的大手伸过来了。这是刘伯承的大手，他强忍着臀部伤口的疼痛，把她托上了坡顶。她趴在坡顶，伸手使劲把他拉了上来。 “快看，担架来了！”汪荣华高兴地叫了。 警卫员找来了担架和马。汪荣华小心地扶刘伯承上了担架，自己骑上了马，跟在担架后面，继续前进。…… 后来，刘伯承臀部上的弹片和汪荣华腿上的弹片始终没有取出来，成为留在他俩身上的新婚纪念品和生死与共的见证。 第六篇 战地黄花——长征中的奇闻轶事 第四章 走单骑江口矿筹款——一尘不染 <h3>特殊任务</h3> 一个身着黑衣的青年人气急败坏地冲进了矿长室。 “什么事情？慌成这样！”一个穿着绸子马褂，身体肥胖的中年人不满地问。 “报告矿主，红军已经到了江口县！”“啊？这么快！来了多少人？”“不少哩！大街的墙上都是红军的标语。”“噢……”矿主皱起了眉头。 矿主姓刘，原是贵州军阀王家烈手下的一个参谋处长。过了一会，刘矿主才慢吞吞他说：“诸位，你们有何良策？”矿主旁边站着几个办事人员和工头。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趁红军还没有到达这里，赶快离开吧！”一个工头说。 “往哪里走？！红军占领了江口，把咱们矿的路口一封，怎么出得去呢？”另一个工头说。 “那就赶快给王家烈老头子发个电报，请他派兵保卫我们。”一个办事员说。 “嘿嘿！”矿主冷笑了两声。“远水解不了近渴，等到他们派兵来，咱们早就完了。”“那就给矿工发枪……凭咱们矿主的军事天才，还怕这些泥腿子……”一个工头趁机大肆吹捧刘矿主。 “这些臭矿工、穷小子能靠得住吗？他们与红军是难兄难弟，一鼻孔出气。”“那怎么办？”大家瞪着眼睛望着刘矿主。 刘矿主在屋内踱来踱去，突然停下步子，眼珠一转，说：“发请帖请红军来！”“什么什么？”几个工头唯恐听错了，急切地问。 “请红军到矿上来！”矿主重复了一遍。 “这不是引狼入室吗？俗话说，请客容易送客难啊！”“你们懂什么？这叫‘擒贼先擒王’，我们把红军头头收买了，就可以平安无事。哈哈哈。”“他们不会来吧！”一个办事员担心。 “肯定会来——”刘矿主拉长了调子，显得信心十足。“人都有七情六欲，谁不想吃香的喝辣的……等他们吃饱喝足，不会不高抬贵手吧！”“矿主高见！”叶长庚骑着马，沿着小路向江口锡矿走去。 太阳已经西斜了，地里的庄稼熟了，一片金黄色。叶长庚没有心思观赏山间秋景，他的心里很不踏实。 刚才，红六军团政委王震把他叫去，对他说：“现在有一项特殊任务，交给你去完成。” “特殊任务？又要在哪里打仗？”叶长庚一听说有任务就高兴起来。 “不是打仗！派你到江口矿筹款。” “筹款？”叶长庚心里想：自己是军事指挥员，是个师长，怎么叫我去筹款？ 看见叶长庚一副惊讶的样子，王震平静地说：“人家矿主点名要我们红军领导去。我和萧克商量了，决定派你去。” “我是代表红六军团去的？” “对！不过——，人家请我们去谈谈。你到矿上后，吃喝由你，见机行事，想办法为我军筹些钱款。” “筹多少？” “具体由你定，当然尽可能多一些。” “明白了。” “你可不要小看这位矿主！此人老奸巨猾、诡计多端，还在王家烈手下干过一阵子呢！” “我带多少人去？” 王政委笑了：“这又不是冲锋打仗，还带人去干什么？就你一个，‘单刀赴会’。” “什么？就我一个？！” “要带，就带一个通信员、一个马夫。” “这怎么行？”叶长庚刚想叫苦，突然收住了口。王政委最讨厌别人叫苦，而且，叫了也没用，说不定还挨一顿剋。他连忙改口：“什么时候出发？” “现在就走！” “让我准备一下吧！” “还要作什么准备呀！你在路上考虑就行了。” 叶长庚上了马。 叶长庚在马上想：我们红六军团临危受命，先遣西征，已走了2000多公里路。一路上浴血奋战，现在已弹尽粮绝，必须进行物质补充了。筹款任务，不亚于打一仗。我要沉着冷静，水来土淹，兵来将挡，坚决完成这个任务…… “叶师长，到了。”通信员的叫声打断了他的思路。他抬头一看，矿区里到处是机器和高耸的井架，烟囱冒着浓浓的黑烟。矿机的轰鸣声，铁锤的叮敲打声，蒸汽机轮子咣咣的转动声交集在一起，杂乱而刺耳。工人们一个个灰尘满面，神色冷漠。矿山办公楼在矿区东侧，那里聚集着一群欢迎的人。 叶长庚翻身下马，大踏步朝人群走去。 <h3>“糖衣炮弹”</h3> 叶长庚一到，立即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工头们、矿上办事员和几个打扮妖艳的年轻女子，夹道欢迎他。他们手里拿着红红绿绿的小三角旗和鲜花，连连向他摇动。 一个年近五十、胖墩墩的矮个子，穿一件绿色长袍礼服，从人群中走出，面带笑容迎上前来，向叶长庚深深鞠了一躬，说：“叶师长不辞劳苦，莅临我矿，未能远迎，请多多见谅！敝人姓刘，是这里的矿主，望叶师长不吝赐教！” 叶长庚心里十分不自在，但不露声色，还了礼，说：“刘矿长，诸位，不必客气。” “叶师长不要见怪，这里是自己家，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兄弟一定照办。”矿主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屋里请！”“请！”进屋后分宾主坐下。 叶长庚心想，这个矿主倒爽快，有什么事只要我吩咐就行，太好了，不如把筹款的事说了。于是顺水推舟：“我军刚到江口，需要……” 矿主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叶师长一路辛苦了，敝人特备薄酒一桌，为叶师长洗尘，然后再叙谈。” 叶长庚一想，不说也罢，反正自己肚子早已饿了，吃饱了有力气与他们谈。 矿主摆上了丰盛的酒宴。矿上的头目，远近几十里的富豪、文人，都来陪席。桌上杯盘交错，菜有清炖乌骨鸡、荷包红鲤鱼、洞庭湖银鱼等名菜，酒有茅台、白兰地…… 叶长庚一生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酒和菜，心想，这些土豪劣绅，不知怎样剥削劳动人民呢！ 大家入席后，刘矿主离座举杯致词：“诸位来宾，今日红军领袖叶师长莅临敝矿，刘某不胜荣幸。叶师长乃红军之名将、武功盖世，一身是胆，用兵如神，指挥有方，战功卓著，百战百胜。结识叶师长，敝人真是三生有幸！” 叶长庚一听这些肉麻的吹捧，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他立即起身说：“我是个军人，一个穷苦出身的军人。在北伐战争中，我当过士兵、班长；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班长、代理过排长。1929年我投奔红军，现在是红军队伍中一名普普通通的指挥员。” “叶师长还是北伐功臣，可敬可佩！来来来，干了这一杯。”刘矿主说着带头喝了一杯，继续说：“我们诸位有叶师长的照顾，洪福齐天啊！哈哈哈！”其他人一起帮腔：“是啊，我们全都仰仗着叶师长哩！” 叶长庚一听，话中有话！想让我来保护他们，没门！于是接着说：“我叶长庚听党的，按红军的政策秉公办事，不徇私情！” 矿主怔了一下，心想：这个红军骨头真硬！不行，还得继续捧。他干咳了一声，说：“叶师长如此谦虚和刚正，兄弟佩服，佩服！红军乃天下仁义之师，所到之处不抢、不偷、不拿、秋毫无犯，深得众人之心……” “这句话讲得对！”叶长庚打断了他的话，“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有严明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红军说成是‘匪’、‘共产共妻’、‘杀人放火’、‘个个是妖精’，纯属一派胡言！” “叶师长所言极是，我等——”他指了指在座的富户豪绅，“就是因为红军爱护百姓利益，不侵犯百姓利益，爱民仁民，所以才备食壶浆以迎红军。”他把“百姓”两个字讲得特别重。 那些豪绅纷纷帮腔：“红军秋毫无犯，我们可放心了。”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叶长庚一下子就听出了名堂，这个狡猾的矿主，原来想让我们不动他的财产。不行，我得给他讲讲红军对待土豪劣绅的政策。 “红军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制度。红军不像国民党军队那样乱抓乱杀，红军是讲政策的：对于有钱有势的地主豪绅，一般不抓不杀，采取没收财产或罚款的办法，把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分给穷人，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说着，用眼睛扫了一下在座的，只见他们低着头，目光黯淡，脸色难看。 “当然，对于那些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红军决不仁慈！”“哐”，矿主的酒杯掉在了地上，他赶紧用手中捂住了难看的脸，头上已沁出一层汗珠。 “啊呀，天气太热了！开开窗吧！……我们都是开明绅士，啊，哈哈！”矿主干笑了几声。 “是呀，我们都不是土豪劣绅，……” “刘矿主心慈手软，一向照顾矿工，可是大好人呐！”叶长庚看到他们的狼狈样，心里好笑，嘴上说：“是不是好人？我们最清楚，我们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我们拥护红军，总不该罚我们的款吧？”矿主胆颤心惊，试探地问。 叶长庚心里一亮，他们终于亮出底牌了。于是单刀直入：“拥护红军就要拿出行动来。你的这个锡矿，少说有二三万人，你是全县的首富，你在工人身上剥削了多少财富？这回该吐出来吧！” 矿主脸色变白了，假惺惺地叹了一口气，叫起苦来：“我哪来的钱啊？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工资发不出，还欠了一屁股债……” “这么说，你不想交钱啰！”叶长庚冷冷地说。 矿主一听口气就慌了：“不不不！我出，我出，你们要多少，出个数吧！” “8万！”叶长庚脱口而出。 “啊？”爱财如命的矿主一听，顿时瘫在椅子上。过了一会，号陶大哭起来：“我哪有这么多钱啊！”在座的人知道饭不能白吃，纷纷为矿主求起情来：“这年头，开个锡矿不容易！请叶师长手下留情，这样吧，就出1万吧！” “不行，8万就是8万，一分也不能少！”叶长庚寸步不让。 矿主一看软的不行，突然脸色一沉：“你们凭什么要罚我的款？我一不偷，二不抢！” 叶长庚针锋相对：“你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劳动得来的吗？还不是从工人头上剥削来的。” “我要是不给呢？”矿主挑衅地说。 “不给，就强迫你给！” “你们红军刚在甘溪打了败仗，现在已是强弩之末，朝不保夕了。” 叶长庚心想：这个矿主不愧为王家烈的原参谋处长，消息倒挺灵通。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红军在敌人数倍于我的情况下转危为安，顺利转移，就是有力量的表现。不信，谁就来碰碰！” “可惜，那时候你就见不着他们了！”矿主冷冷地说。 几个彪形大汉从外面杀气腾腾冲了进来，把叶长庚团团围住。矿主阴阳怪气他说：“怎么样，还要8万吗？” 叶长庚面不改色，心不跳，怒视着矿主，喝道：“你想干什么？想动武？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谁动我一根毫毛，我叫他横着出去！有胆量的，来吧！”几句话把矿主镇住了。打手们也怔在那里。 “快给我出去！”矿主一扬手，打手们退了出来。 “君子动口不动手，有事好商量。”一个豪绅上来打圆场。 “叶师长不要见怪，我手下人不懂事，让你受惊了。”矿主又软了下来。 “敝人实在拿不出8万，请叶师长开恩。至于叶师长那里嘛，我会特别照顾的。”他把“特别照顾”说得非常慢。 停了一会，矿主伸出两个手指，说：“这个数怎么样？” “什么意思？” “叶师长劳苦功高，敝人犒劳2000大洋，不成敬意！”说着，掏出一张银票，递到他面前。 叶长庚把银票扔在地上，大声喝斥：“你想收买我，痴心妄想！白日做梦！这8万元，你交定了！” 这时夜已深了。刘矿主见叶长庚软硬不吃，眼珠一转，满脸堆笑，狡黠地说：“叶师长，钱的事改日再谈吧。时候不早了，叶师长旅途劳累，快点安歇吧。”他随即吩咐一个办事员：“送叶师长去安歇。” 叶长庚一出门就问：“我的通讯员和马夫呢？” 办事员说：“矿主早有安排，他们已休息了，你放心吧！” <h3>“美人计”</h3> 叶长庚随着办事员，七拐八拐，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 “到了。”办事员指着一个房间，给了他一把钥匙。然后说：“叶师长早点安歇，睡个好觉，明天晚点起床。”说完就走了。 叶长庚用钥匙把门打开，屋内一片漆黑。他刚想去摸电灯开关，“啪！”电灯亮了。 “谁在里面？快出来！”叶长庚叫了一声。 屋里没有声音。叶长庚上下打量了一下房间，嘿，还真不错：粉红色的天花板上挂着乳白色花灯，墙壁上挂着四五幅仕女图，桌上的瓷花瓶里插着鲜花，玻璃窗上吊着红布大窗帘，窗下一张铜架双人床，床上吊着青纱幔帐…… 这时，青纱幔帐慢慢揭开了，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从里面传出：“叶师长，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叶长庚转身一看，一个女子坐在床当中，在暗淡的灯光下，她半裸着身体…… 叶长庚刷的一下涨红了脸，把头转向另一边，神色紧张地问：“你是……什么人？” 女子扭了扭头，笑嘻嘻在说：“我是什么人没关系！嘻嘻，你看我漂亮吗？年轻吗……？怎么，你不喜欢女人？嘻嘻！” “谁和你嬉皮笑脸？严肃点！” “哎哟，一本正经干什么？你们男人我见得多了，表面上正经，实际上……” “你给我住嘴！” “叶师长，何必这样呢？人生在世就要及时行乐，难道你们红军就是铁石心肠？”边说边站了起来，扭动着腰肢。 叶长庚怒不可遏，大声说：“你，快滚出去！” “叶师长，不要发火嘛。我可不是自己跑来的，是奉了矿主之命，才来陪伴你的……” “刘矿主，这个无耻的东西！”叶长庚一下子就明白了眼前的一切。他一看那个女子还赖着不走，就说：“你还不滚开！……你不走？好，我走！我去找刘矿主算帐！”说罢，转身就拉开了门。 那女子见叶长庚真的要走，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连忙说：“既然叶师长洁身自爱，那我走了。”说完，穿好衣服。扭着屁股走了。走到门民回过头来说：“叶师长，如果寂寞的话，还可以叫我，我就住在……” 叶长庚冲上去，“砰”地一声用力关上了门。 第二天一早，叶长庚怒气冲冲找到刘矿主，厉声责问：“你这个卑鄙小人，竟敢用‘美人计’拉我下水！岂有此理！” 矿主连连道歉：“叶师长息怒，敝人实在不知。这都是我手下人安排的。国民党的官员到了矿上，都要找个年轻女子陪宿。这次，他们也以为……都怪我事先没交代，他们不懂红军的规矩。叶师长多加包涵，多加包涵……” “那个女人明明说是你派的，你还敢抵赖！” “……”矿主卡了壳。 正在这时，通信员和马夫手提着一包银元来了，当着矿主的面说：“师长，昨天晚上，有人送我俩200块银元，说是刘矿主的意思，并说你也收下了。我俩不肯收，他们就放下钱走了。师长，你看……” 叶长庚把钱扔给了刘矿主，大声正告他：“我们是红军，你别想用对付国民党的那一套对付我们。款一定要交，我们两天后听回音。如果不交，后果你自己负责！”说完就走了。 两天过去了，刘矿主还是叫苦不迭，不肯交钱。 叶长庚桌子一拍：“通信员，赶快去叫两个团来，看他还交不交！” 通信员转身就走，矿主连忙挡住，惊慌地说：“我交，我交！”说完就拿出了2万元。 “还有6万，限你5天内交齐！” 叶长庚带上2万元现款，高高兴兴地返回了部队。 第六篇 战地黄花——长征中的奇闻轶事 第五章 不会说话的“战友”——骡子 <h3>骡尾巴的新功能</h3> 清晨，红军开始爬雪山了。 雪山，当地老百姓都管它叫“神山”。从山脚往上看，雪山巍峨险峻，冰雕玉砌，闪着耀眼的光芒。山上没有路，没有人迹，没有飞鸟。有的地方是没膝深的积雪，脚踩在上面，要用足力气才能拔出来。有的地方结着硬绑绑的冰疙瘩，一不小心滑倒，就会摔下百丈雪谷。 红军战士一个接一个，踏着前边人的足印，吃力地一步一步往上爬。 小个子刘英拄着一根木棍，随着队伍艰难地向前移动。上山前，刘英多吃了几只干辣椒，还喝了一大碗辣椒水，可还是挡不住雪山上的寒风，血液冻得快要凝固了。炫目的雪光，直射她的眼帘，刺得眼睛一阵阵疼痛，直流眼泪。最要命的是空气越来越稀薄，胸口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逼得她喘不过气来。刘英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步子越来越沉重。渐渐地、渐渐地落在了后面。 要是有人拉我一把，该有多好啊！刘英暗暗想。但她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大家都在受难，爬得那么艰苦，自己怎么能奢望别人来援助，况且自己并不是病号。 她真想一屁股坐下来休息一会，哪怕是几分钟也好。但她马上想起临行前部队的纪律：“雪山上不准停步！”停下来就有危险，坐下去就会站不起来。我不能停下，不能坐下，我要活着翻过雪山！ 刘英咬着牙关向前挪动，颤颤悠悠，脸色苍白，背上沁出了阵阵冷汗，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匹灰色的骡子从她身旁擦过。骡子很瘦，周身长着长毛，驮着一对沉重的文件箱，鼻孔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黯淡的目光可怜巴巴地望着前方，嘴里淌着白色的唾液。干瘦的脚踝每前进一步就颤巍巍地打一个闪，屁股上的尾巴也跟着左右摇晃。 这是一头多么可怜的骡子啊，刘英想，现在人受罪，骡子就更受罪了。 骡子缓缓地擦着刘英爬上了一个陡坡，也许是为了欢庆这一步的胜利，它的尾巴“呼”的一下向刘英脸上扫来。刘英本能地用手抓住了骡子的尾巴，不让它扫着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奇迹发生了，骡尾巴不仅没有扫着她的脸，自己的身体反而被骡子顺势朝前拖了一大步。这一步，要是自己迈出去，不知要花多少力气！ 刘英豁然开窍了：如果拉着骡尾巴爬山，不是轻松得多吗？刘英也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股力量，追上骡子，扔掉木棍，双手紧紧抓住骡尾巴，就如同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捆救命稻草似的。这时，刘英突然感到脚底生风，脚下的阻力减轻了大半。没想到骡尾巴竟有这样的神奇功能！ 刘英为自己的发现感到高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下子过雪山不用愁了。 骡子显得特别温顺、听话，任凭刘英死死拽住它的尾巴，不跳不躁。要是在平地上，它早就狂蹦乱跳，不踢伤你就是幸运的了。大概在雪山上它也无力反抗，沉重的文件箱，陡峭的山坡，稀薄的空气，已使它麻木不仁了。 突然，天上下起了冰雹，劈头盖脑地朝红军战士打来。冰雹打得骡子“咴咴”直叫唤，挣扎着不断地跳跃。刘英死命拽住骡尾巴，一扭一扭地往山上爬，任凭冰雹打在自己的头上、脸上。 “刘英，你在干什么？抓住骡子的臭尾巴干什么？”刘英朝前一看，原来是蔡畅和刘群仙。她们原来走在前面，现在被刘英追上了。 “我在借骡子的神力爬山。”刘英自豪地说。 “骡尾巴臭不臭？”“不臭不臭，脚下可省力了。”刘英认真他说。她早已喜欢上这头骡子，还有它的尾巴，怎么会感到它臭呢？ “真的省力？”“不然我怎么能追得上你们俩？”“还是刘英聪明，连骡尾巴也充分利用起来了。”“你们也可以试试，挺省力的。”“我们怎么比得上你呢，你娇小得像个布娃娃，骡尾巴可拖不动我们俩。”“你们试试看嘛。”“好，试试就试试。”蔡畅和刘群仙一琢磨，感到有必要试一试。正巧，刘英后面跟着几匹驮辎重的骡子，她们趁机各自拽住一条骡尾巴。一试，还真管用，果然脚下轻松如飞。她俩喜孜孜地抓住骡尾巴跟在刘英后面。 刘群仙边走边对蔡畅和刘英说：“骡子真比丈夫好！”蔡畅瞪了她一眼：“你胡说什么呀！”“怎么不对？可以没有丈夫，但不可以没有骡子。”“你越说越离谱了。”“这不是明摆着的，拉着骡尾巴，过雪山就不用愁了。你家老李能背你过去？博古才管不了我呢，他都自身难保。”几句话把刘英逗笑了。 “好了好了。等过了雪山，你就写一篇文章，谈谈骡子的功劳，特别是骡尾巴的新功能，准能传遍天下！”蔡畅说。 “我可不敢写骡尾巴的新功能，这可是刘英的专利！”“怎么是我的专利？”刘英惊讶地问。 “你先发明的呀！”“我？”刘英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是第一个发明人。”“谁？”“你们不记得了，在过湘江时，李伯钊无法淌水过河，刘伯承总参谋长看到了，急忙叫她揪住他的骡子尾巴过了江。还有……”“说得对。不过拉着骡尾巴过雪山，可是你刘大秘书长的发明哟。”…… 说着说着，她们拉着骡尾巴过了山顶。 从此以后，女战士拉着骡尾巴过雪山，就不是新闻了。 <h3>被偷割掉屁股的骡子</h3> “黄处长，你的骡子好神气啊！你可要好好看护呀！昨天，我们团的一匹骡子被几个饿极了的战士偷杀了。”“谁敢动我的骡子？吃了豹子胆了？”红三军团作战处长黄克诚笑着回答。 “还是提高点警惕吧，我们部队也丢失了一头牲口。”进入草地后，饥饿成了每个红军战士的致命敌人。大家携带的干粮很快就吃完了。方圆几百里的草地，一片荒凉，到处是沼泽和泥潭，没有人烟，根本就没有补充粮食的地方。大家就只好挖野菜吃，灰灰菜、大黄叶子、野荠菜、野芹菜等成了大家的主食。前面的部队还能挖到野菜，后面的部队连野菜也挖不着。大家只好吞嚼火烧水煮的带皮的物品，皮带、皮鞋、枪带、马鞍都成了救命的食粮。 部队每天都有战士死去。有的走着走着就倒下去站不起来了；有的吃了有毒的野菜中毒死了；有的喝了有毒的脏水后上吐下泄，被病魔折腾死了。 战士们饿昏了头，饿断了肠。为了活命，为了走出草地，离开这个鬼地方，偷杀牲口的事也出现了。 黄克诚有一匹好骡子，长着一身青毛，威风凛凛。在苏区，它跟随黄克诚南征北战好几年，后来又跟随他西征到草地。这匹骡子性情温顺，从不失蹄。平时老实忠厚，行军路上，驮病号，安全稳当；驮辎重，忍辱负重。一到冲锋打仗时，它便换了一个样子，瞪眼竖耳，尾巴一撅就往敌人阵地中冲。 在空袭、突围中，它具有战马特有的机警和敏捷。它熟悉红军的各种信号，听得懂主人的语言和哨音，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真是黄克诚的忠实的不会说话的“战友”，最珍贵的宝物。 此时，黄克诚也担心起大青骡子的命运了。 夜幕降临了，草地上漆黑一片，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那飕飕的寒风不停地刮着。黄克诚躺在帐篷里，浑身痠痛、疲乏，但就是睡不着觉。 “今天夜里，会不会有人牵走我的大青骡子？”他越想越担心，越担心就越睡不着觉。 “哗啦！”帐篷外一声响声。 黄克诚的心一惊：是不是有人来“拜访”我的骡子了？他一骨碌钻出了帐篷，只见数十米外人影晃动。 “谁？干什么的？”黄克诚大声问道。 “噢，是黄处长吧，我们的挡风雨布掉下来了。”远处传来熟悉的声音。 黄克诚松了口气，又躺进帐篷。 过了一会，他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难道有人走近我的骡子？他放心不下，又钻出了帐篷。 四周还是那么漆黑，远处偶然有绿光闪烁，充满恐怖和杀机。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夜空。黄克诚的心颤抖了一下，啊，又不知是哪一匹骡马倒下了。 “好惨哪！”黄克诚自言自语地说。 这些可怜的骡马，跟随红军长征，受足了苦，受尽了罪。它们驮着沉重的辎重，驮着无力的伤病员，尾巴上还拉着女战士，艰难地爬山、涉水、过桥。它们忍饥挨饿，瘦得皮包骨，还是忠诚不二地供人驱使。 红军战士人人都明白“不准随意宰杀牲口”的纪律，但是饿到极限的战士，为了延续生命，不得不举刀向骡马要吃的。你能说这些战士残酷吗？ 想到这里，黄克诚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口气。他用手轻轻地抚摩着大青骡子，表示对它的同类的哀悼。 黄克诚一夜都没有睡着。天亮后，又开始艰苦的行军。 第二天夜里，黄克诚更是担心大青骡子，又是一夜未眠。 连续两天没有睡好，黄克诚是又饥又冷又困。 第三天晚上，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的方法：靠着帐篷边躺下，把骡子的缰绳拴在自己手臂上。这样，只要有人一拉骡子，自己就会被弄醒。 黄克诚暗暗为自己的主意高兴，这下就不用担心骡子了，可以放心睡个觉。 他一会儿就睡着了，睡熟了，他太疲倦了。他睡得太香了，太死了。 天亮了。黄克诚睁开了睡意矇眬的眼睛。很好，缰绳还在自己手中。掀起帐篷一看，骡子的头对着自己，好极了。 他刚想伸个懒腰。突然，他发现情况有点异常，定睛一看，不好！骡子后面有血！他连忙走到骡子后面，顿时傻了眼：骡子屁股后面的一块肉被人剐走了！被剐的地方红翻翻、血淋淋的，惨不忍睹。淌在草地上的血已经开始凝固了。 “嘿！”黄克诚一跺脚，猛拍自己脑袋，两眼一黑，差点倒了下去。 “我真该死！怎么就睡死过去了？连大青骡子被剐了屁股也不知道！大意失荆州啊！”黄克诚直埋怨自己粗心。 “骡子啊骡子，你怎么不挣扎、不叫唤，不把我拉醒、踢醒呢？”他又有点责怪骡子。但又一想，能怪骡子吗？它肯定叫了、挣扎了，但自己没有听到。也可能骡子已经痛过了，痛得麻木了。 大青骡子看到主人来了，勉强地甩了一下干瘦的尾巴，似乎想要向主人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似乎在责备主人，为什么不来救它。 黄克诚一阵难过，用手轻轻地抚摩骡子的头。他突然发现，骡子也哭了，它的眼眶中漾着一层晶亮的东西。 “哎——”黄克诚长长叹了一口气。要是平时，他一定会查出剐骡子肉的“凶手”，并严厉处罚他们。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非常环境，为了不被草地这张无底的大嘴吞没，为了活着走出草地，战士们的行为似乎也合情合理。况且，大青骡子屁股上的肉已被剐去一块，你能把那块肉找回来吗？即使找回来了，难道能补好骡子的屁股？大青骡子已经废了，再责怪那些饥肠辘辘的战士，也无济于事了。 黄克诚又用手抚摸了一阵大青骡子，算是与它作最后的告别。然后转过身来对大家说：“把它宰了吧！” 可怜的大青骡子又救了许多红军战士。 <h3>朱总司令坐骑被偷杀</h3> 黯淡的油灯下，张国焘和他的几个亲信围在一起，嘀嘀咕咕。 “哼！朱德这老头真不识抬举！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不和我们合作！”张国焘气恼地说。 “张主席，我看把他彻底解决算了，省得碍手碍脚。”黄超、李特咬牙切齿地说。 “不，他在部队中很有威信，暂时不能——”张国焘用手做了个砍的姿势。 “难道就这样放过他？”众人迷惑不解。 “不能便宜他！你们要给他颜色看看。”张国焘恶狠狠地说。 屋内寂静了一会。 “首先，把他们夫妻俩拆开，把康克清调走！”一个说。 “好，这个办法好。”大家附合着。 “把他的警卫员调走。”另一个说。 “妙棋！”“宰了他的骡子！”第三个人献策。 “宰了他的骡子有什么用？前些日子，我们偷了他的马，他似乎不在乎。” “那匹马是朱老头刚从耿飚手中得到的，就被你们偷走，他当然不会太伤心的。这匹骡子可就不一般了。” 朱总司令有一匹心爱的坐骑——红毛骡子。那是1935年6月两军会合时，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的团长周时源出于对朱德的热爱，把自己在川北千佛山阻击战中缴获的一匹红毛骡子送给了朱总司令。朱德非常喜欢这个联结两军深情厚谊的礼物，经常亲自给骡子找食物，用它驮行李、驮病号，有时自己也骑上走一程。 后来，这件事被张国焘的亲信、红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知道了，大发雷霆。在阿坝他破口大骂周时源“吃里扒外”。这以后，朱德更加爱护这头象征红军团结友谊的骡子。3个月来，他与骡子朝夕相处，情深义笃。 听了红毛骡子的经历后，黄超说，“好，宰了它，朱老头可要难过好多天了！哈哈哈！” 张国焘没有笑，他比这些人城府要深。他低声吩咐：“好，宰了他的坐骑，从物质上、心理上打击他。不过，你们不要自己出面，要悄悄地……” 一个挎短枪的不速之客来到伤病员面前。他晃着脑袋问大家：“你们饿不饿？” 伤病员们七嘴八舌叫苦起来：“我的肚皮早已贴到脊梁骨了。”“我们已经饿了好多天了。” 挎短枪的奸笑了一下，对大家说：“好好好，不要吵了。我带你们找吃的东西去。” 饥肠辘辘的伤病员一听说有东西吃，“呼啦”一声全跟他走了。 挎短枪的领着伤病员来到一间破旧的木屋旁，指着拴在树上的红毛骡子，说：“这就是食物！” “你要我们宰这头骡子？”一个伤员说。 “不宰骡子，吃什么？难道去饿死？”挎短枪的冷冷地说。 “这是谁的骡子？会不会是首长的？”另一个伤员问。 “这不是首长的骡子，首长的骡子我都认识。”挎短枪的拍着胸脯。 “随意宰杀部队的牲口要受处分的。”几个伤员犹豫。 “胆小鬼！你们是伤病员，怕什么！出了问题，我来承担！又不会把你们枪毙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尖刀，扔给伤员们，自己一步上前狠狠揪住骡子的脑袋，头一扬，下命令似地说：“快动手！晚了，这头骡子就轮不上你们吃了。” 大家一拥而上，举起了尖刀…… “住手！”朱德的警卫员小范从远处奔来，上气不接下气：“这是……朱……总司令……的……” “什么？朱总司令的骡子？”伤病员全都怔住了。 “不要听他胡说，这不是朱总司令的骡子，他想抢走这头骡子，自个吃。”挎短枪的急了。 “怎么不是朱总司令的骡子？我是朱总司令的警卫员！” “谁能证明你是总司令的警卫员？你想冒充警卫员来糊弄伤病员。弟兄们，上！不要理睬他。”挎短枪的催促大家赶快动手。 小范和伤病员们扭作一团。他势单力薄，终于支持不住了红毛骡子倒在了地上。 小范失声痛哭起来。 “你们在吵什么？饿着肚子还有力气争吵！”突然，外边传来了朱德总司令洪亮的声音。 小范猛地站了起来，大声说：“总司令，我刚从外边回来，看见这些伤病员要杀你的骡子，怎么也拦不住，现在骡子已给他们宰了。” “什么？宰了我的骡子？”朱德惊住了。他透过人墙，看见前边地上躺着一堆东西，好像还在挣扎、蠕动。地上，有一大摊鲜红鲜红的血。 朱德连忙放下肩上的担子，走到骡子身边。骡子已经奄奄一息，长长的脑袋垂在地上，身上血肉模糊，腿部的肌肉还在一下一下地抽搐和颤抖。 朱德眼前一阵发黑，他赶紧抬起头，不让眼泪掉下来。 伤病员一见总司令，全都吓傻了，连忙后退几步。一个胆大的病号低声说：“总司令，我们真不知道是你的骡子，大家饿得不行了，听说这里有匹骡子，就跟来了。” 朱总司令眼睛一瞪，大声说道：“你们胆敢杀总司令的骡子！是谁叫你们干的？谁带的头？”人们都知道朱德的脾气好，没见他发过火。今天他真的发火了。 一个高个子的伤员连忙说：“是他——”刚说出两个字，话突然停住了。 “咦，那个挎短枪的呢？”他环顾了一周，那个人早已不见了踪影。什么时候溜走了，谁也不知道。 大家全都怔住了。挎短枪的不见了，他们有口难辩了。一个个低着头，胆战心惊地等候朱总司令发落。 朱德望着伤病员这个模样，似乎明白了什么。早上康克清从老远地方跑来告诉他，有人故意支使伤员捣乱，并要他小心点，提防这些家伙搞阴谋。 没想到，这班家伙下手竟这样快，这样卑鄙！ “他们搞不垮我！”朱德心里想。但眼前这些伤病员呢，他们无知，他们在挨饿，训斥他们又有什么用？于是轻描淡写地说：“如果没有人指使，那就算了。但是，不经批准就随便宰杀牲口，这是违犯纪律的行为，伤病员也不能破坏纪律！”伤病员们耷拉着脑袋，默不作声。 “你们知道这头骡子的来历吧，它是你们二七四团团长送给我的。”朱德把红毛骡子的故事给他们讲述了一遍。 伤病员们更是惭愧、懊悔。 最后，朱德对大伙说：“我知道你们在挨饿，大家要一起想办法渡过难关。你们看我担子里装的是什么？是我今天一整天挖的野菜。你们要出去挖野菜，求生存。” “总司令，我们错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挖野菜。” “这就对了。”朱德深情地望了望地上死去的红毛骡子，重新挑起了担子，挺直腰板，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第六篇 战地黄花——长征中的奇闻轶事 第六章 难舍难分的珍贵宝物——X光机 <h3>“男同志干不了，我们干！”</h3> 一条崎岖的山间小路通向云端。小路上人声鼎沸，一支红军队伍在艰难地行进着。他们有的抬担架，有的挑药箱，有的背铁锅，有的扛着笨重的医疗器械。 太阳已经偏西了。金色的阳光洒在山岗上，染红了整个山谷。小路上的红军战士、民伕赤着膊，满头大汗，喊着号子，缓缓向山上移动。渐渐地，渐渐地，号子声低了下来…… “同志们加油呀！过了这座山就到宿营地了！”一个身材苗条、留着齐耳短发的女战士站在半山腰中大声喊着。 随着她的叫声，号子又响了起来。 这个女战士是卫生部担架连的指导员李桂英。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她主动要求到担架连工作。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担架连，实际上在挑着一个医院前进。 走在担架连最后面的，是2位医务人员：欧阳辉和小周。他们前面，8个民夫抬着1个大木箱，民夫们称它为“棺材”。 民夫们个个袒胸露背，脖子上绽出条条青筋，声嘶力竭地呼着号子，慢慢移动着沉重的步伐。 “棺材”里装的什么？为什么这样沉重？ “棺材”里装的是红军医院的镇院之宝，一台珍贵的机器——X光机。 提起它，还有一段来历哩！ 红军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经常有受伤的指战员。为了准确地给他们治疗，急需一台X光机。上海地下党的同志知道后，历尽风险，费了好大力气搞到了一台德国造的X光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把它送到苏区，但是由于蒋介石封锁苏区，X光机连续好几次都没有冲过封锁线。后来，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想出一个办法，把机器装在棺材里，扮作出殡，才骗过了敌人，送到了中央苏区。 X光机刚到苏区，就发挥了重要作用。1933年4月，红军与敌人在乐安县古公村展开激烈战斗。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带领周恩来、萧华等去防御工事的路上，遭到敌机袭击。王稼祥被弹片击中负伤，一块弹片穿进了肠子，伤势很重，危在旦夕。医生不能确定弹片的位置，急得一筹莫展。正巧X光机到了。医生们赶快安装好机器，及时给王稼祥拍了片子，很快取出了弹片。王稼祥称这部机器“救了他一命”。从此，X光机成了红军的宝贝。 长征一开始，X光机就被装在一个比棺材小一点的大木箱中，由8个民夫抬着，跟着部队前进。一到宿营地，管理和使用X光机的欧阳辉和小周，顾不上吃饭睡觉，就去找民夫，找火把，为夜间行军作准备。4个月来，历经千辛万苦，才把这台X光机抬到贵州，又抬到了云南。 这时，抬X光机的民夫又坚持不住了，号子声越来越小了…… 李桂英站在山顶，焦急地等着X光机上山。 “木箱呢？”李桂英看见8个民夫空着手走上山顶，惊讶地问。“——”民夫们一声不响。 “翻到山沟里去了？欧阳辉和小周呢？”李桂英继续问。 还是没有人回答。 “到底怎么啦？你们说话呀！”李桂英生气了。 “这么重的东西，我们抬不动，再多的工钱，我们也不干了。”其中一个民夫嗫嚅地说。 “什么？！你们把它扔在半山腰了！”民夫们耷拉着脑袋。 “这个木箱必须抬上来！快，回去抬！”李桂英下令。一个胆子大的民夫开了口：“李同志，那‘棺材’太沉了，山坡又这么陡，谁能抬得动？而且，肚子又饿。”“肚子饿？过了这座山，下面就是宿营地，包管你们吃个饱。”民夫们站着不说话。 “我这里还有一茶缸饭。来！每人吃两口。”李桂英经常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民夫吃，这一茶缸饭是她中午的口粮。 民夫还是站着不动。 李桂英火了，X光机是卫生部最重要的医疗器械，怎么能丢在半山腰呢？ 她手一挥，大声叫着：“男同志干不了，我们女同志抬？”说罢，带着十来个女战士“噔噔噔”地下山去了。 还没有到半山腰，小周就朝她叫了起来：“指导员，你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些民夫，他们竟然丢下机器跑了。”“他们抬不动，我们抬！拚死拚活也要把机器抬上山。”“你们？”“少说废话！”她向女战士们一招手，大家就有秩序地各就各位，欧阳辉和小周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起！”李桂英大叫。 大家跟着吼：“哎——哟！”大木箱的重力竟被女战士们克服了，它慢慢地离开了地面，又慢慢地向山顶挪去。 女战士们涨红了脖子，高声呼喊着号子…… X光机终于被抬上了山顶。 “怎么样，我们女同志把它抬上来了。”放下竹杠后，李桂英自豪地对民夫说。 8个民夫面面相觑，羞愧满面。 “女同志真不简单！佩服，佩服！”民夫说着，又鼓起劲继续抬着机器走了。 <h3>毛泽东下令：“丢下它”</h3> 到达扎西（今威信）的第三天，毛泽东来到卫生部担架连。他指着那台X光机问李桂英：“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照肺用的镜子。”李桂英回答。 “要用多少人抬，一天能走多少里？” “8个人抬。平地一天走20里，山地就难说了。遇到爬山涉水，通过险岩窄路，一个钟头也走不了半里。” “带这个干什么，纯粹是包袱！把它丢下，轻装上阵！”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 “把它丢了？”欧阳辉以为自己听错了，问了一句。 “对，把它丢下！”毛泽东坚决地说。 “这可是进口的、先进的X光机啊！”欧阳辉脱口而出。 “它救过不少同志的性命，救出王稼祥、陈毅……”小周说出一连串的姓名。 李桂英的心情是复杂的：为了这台机器，担架连吃足了苦头，受够了罪，现在把它丢下，真是大解放！从此就可轻装上阵，放开步子走路。但是，这台机器与大家朝夕相处4个月，其中凝结了同志们多少心血啊，丢下它真有点依依不舍。于是她便说：“我真有点舍不得。过湘江时，为了它，牺牲了许多红军战士，现在扔掉它，太对不起他们了。” 毛泽东沉痛地说：“是啊！本应该不带这些坛坛罐罐上路嘛。如果早些丢下这些笨重的机器，许多同志就不会牺牲，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啊！我们是在行军打仗，带着这么重的家伙，怎么能机动作战？怎么会有战争的主动权？怎么消灭敌人，摔掉尾巴？同志们，我们不能让悲剧重演！”毛泽东说得很动感情。大家仿佛从他那严肃的目光中，看出了他的悲愤，赞同地点着头。 “但是——”小周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贺部长向我和欧阳辉交代：决不能扔掉机器！否则，拿我们是问。”“贺部长对我们担架连也是这么说的。”李桂英在旁边证实。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起来，“你们这些小顽固，组织纪律性倒蛮强。看来非要你们的贺部长下命令才行啰，我的话不管用了！”毛泽东说得大家怪难为情的。 这时，卫生部长贺诚来了。 毛泽东转向贺诚，笑眯眯地说：“贺诚同志，你的部下真厉害，我的命令不行了，他们只听你的命令。怎么样，你下命令吧，把那个‘棺材’丢下。”说完，毛泽东的眼睛紧紧盯住贺诚的脸。 贺诚马上就明白了怎么一回事。 他对毛泽东说：“军委决定整编，决定甩掉包袱，轻装上阵，我完全赞成。我们准备丢掉笨重器械。但这台X光机，太珍贵了，花了不少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的。丢了，以后到哪里去弄啊？” “好啊，原来你也想不通！”毛泽东叫了起来，然后平静地说：“贺诚呀贺诚，你真是死脑筋！打了胜仗，还怕没有X光机！将来全国解放了，还缺少X光机？蒋介石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你去接管就是了。” “可是现在还在打仗，受了伤的同志需要用X光机来检查。” “这一路上，你们使用过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使用？” “它需要电，需要安装……” “现在周围是敌人的围追堵截，哪有条件使用它？带着它，就给自己背上大包袱，不精减它干什么！精减！”毛泽东语气坚决，毫无退让之意。 “好，那就丢下X光机吧！”贺诚同意了。 “这就对啰！”毛泽东点点头，走了。 贺诚送走了毛泽东，转过身来对大家说：“找个可靠的人家，把X光机藏起来，要快，要不露风声。”夜深了，山峦、树木、村庄笼罩在淡淡的月色中，一片寂静。 一行人抬着沉重的大木箱，踩着月光，悄悄来到石砍杨家寨寨边的一个小屋旁，停下了。医政局局长陈志芳上前敲了门。 门开了，一个40多岁的汉子站在门当中。 陈志芳热情地拉了拉他的手：“你好，杨保和同志。”“机器呢？”“在那里。”陈志芳用手指了指后面。 在朦胧的月光下，一口“棺材”出现在杨保和眼中。“这……”杨保和懵了，这些红军说好要把什么重要的机器藏在他家，怎么抬来了一口棺材？ “噢，这不是棺材，这是大木箱，形状有点像棺材。机器就装在里面。”陈志芳连忙解释。 “原来是这样。”杨保和点了点头。 他一声不响地搬过梯子靠在阁楼上，帮助红军把x光机抬到楼上，放好，然后用破草席盖得严严实实。 陈志芳再三叮嘱：“老乡，这台机器很重要，你要保守秘密，不要让国民党搜走，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要用。”杨保和默默地点了点头。 欧阳辉、小周等深情地望了阁楼一眼，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小屋。 第二天，红军出发了。 <h3>悬赏20万大洋</h3> 政警队长急匆匆地来到县衙门。 “县长，上头来了急件！”说完，就把信呈上。 县长并没有接信，而是问：“什么事？”政警队长从信封中取出了信纸念道： <small>据可靠消息，共匪在你县扎西一带藏匿一台x光机，此物系共匪重要物资，你县务必查清，不得有误。</small> “什么是x光机？”县长莫名其妙。 “就是照病的机器。”“病还能照出来？怪事，怪事。”县长连连摇头。 “县长，怎么办？”政警队长小声地问。 “给我搜！搜它个底朝天，我不信搜不出来。”县长恶狠狠地说。 一场大搜查在扎西地区进行了。穷凶极恶的民团挨家挨户地搜查。 3个团丁端着枪，走进杨家寨杨保和的家。他们里里外外搜了个透，没有发现。 一个团丁指着阁楼问：“上面有什么东西？照病机是不是在上面？”杨保和心里“格噔”一声，难道有人走露了风声？但表面上装得很镇静，说：“上面全是些破草席子，臭烘烘的，其他什么都没有。”“你要说实话，否则老子毙了你！”“我说的是实话，不嫌臭，你们上去看看。”杨保和壮着胆子说。 团丁们瞪着眼望着他，见他不慌不忙的样子，悻悻地走了。 搜查折腾了个把月，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上司来信严词责问。县长惶惶不可终日，担心乌纱帽不能自保。他召集手下人商量对策。 民团团长献了一计：“悬赏20万大洋，追查x光机的下落。” “什么？20万大洋！本县哪来这么多钱？”县长一听就火了。 民团团长连忙解释：“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为了这20万大洋，谁还不来报告？只要找到那台机器，我们就可交差、领赏。至于那20万大洋，那是空头支票，到时赖掉就得了。” “哈哈哈！高，实在是高！”县长洋洋得意。 当天，城门口贴着一张醒目的布告，上面写着：共匪一台X光机藏在本县，如有告发者，可获大洋20万。 “20万元的赏金！”过路人都为这个数字惊呆了。 “要发财，找机器。”民团团长在旁边煽风点火。 悬赏20万大洋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扎西地区，传遍了全县。 那些土豪劣绅听了心里直痒痒，他们千方百计探听X光机的下落。 一年过去了，X光机仍然藏在农民家中，杨保和守口如瓶。 后来，一个劣绅探得了消息，向国民党政府告了密，这台x光机才被搜出，送到了昆明。当然，这个劣绅并没得到悬赏的20万大洋。 第六篇 战地黄花——长征中的奇闻轶事 第七章 誓将天堑变通途——形形色色的桥 <h3>峭壁飞桥</h3> 大渡河西岸，一支排列整齐的红军部队飞速向北奔去。队伍越走越快，嗖嗖地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山。 太阳已过正午了，这支部队还在前进……突然，前面的队伍停下了。 “怎么不走了？”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大声问道。 “报告团长，前面有条河。”“桥呢？”团长问，地图上标明这里是有桥的。 “老乡说，桥离这里还有几十里。”“什么？！”王开湘心急如焚。早上接到军团长的命令，要红四团明晨6点到达沪定桥，现在已过中午了，还有160里的路程。怎么办？绕道找桥吧，一去一回要绕大圈子，多走冤枉路不说，更重要的是浪费掉宝贵的时间，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 王开湘与政委杨成武交换了一下眼神，果断地下令：“架桥！”前卫连立即砍伐树木，为架桥作准备。随红四团行动的军委工兵连跑步来到河边。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到河边一看，大吃一惊！只见河两岸是刀劈一样的陡壁悬崖，峭壁上端高入云霄，下端直插河底。河并不宽，不足10米。 河水呼啸着奔腾而下，吐着白浪，溅起数丈高的浪花，发出巨大的响声。工兵连自成立以来，架过各种各样的桥，但在这样的地方架桥，还没有碰到过。 “怎么，有困难吗？”王开湘见王耀南吃惊的样子，焦急地问。 “峭壁架桥我们还是头一回，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杨成武政委笑着说：“没关系！大家一起想办法嘛，三个臭皮匠能合成一个诸葛亮。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有了一就有二、三、四，我们红军就是要创造前人未有的事业，你们说，对不对呀？”一席话说得工兵连的同志心里热乎乎的。献计献策会议就在河边进行了。 “我认为，架这座桥最关键的是将人送到对岸去，然后……”一个同志说。 “河壁这么陡，河水这么急，谁能游过去？”另一个人问。 “水中过不去，就从空中过去嘛！”不知谁插了一句。 “空中过去？跳过去，谁有这个本领？”有人问。 大家沉默了。 过了一会，一个年轻小伙子举了举手说：“我有个主意……可采用‘攀插架桥法’。”“攀插架桥法？”大家迷惑不解。 “杨玉宝同志，你就大胆地谈谈你的想法。”连长热情地鼓励他。 这个战士红着脸，慢慢地说： “首先是‘插’，就是在河这边打两排大木桩，前后相距2米，每排由两根木桩组成，木桩与木桩之间相距1米。在两对木桩的上下各固定一根结实的横木，成‘井’字形，前‘井’高于后‘井’。在后排木桩上固定一根10多米长的竹竿，在长竹竿的半腰拴上根长绳，分别朝左、右、后三个方向拉出。这样，竹竿就算‘插’好了。”“那么‘攀’呢？”“然后是‘攀’，一个人攀上竹竿顶，竹竿就开始弯向河对面，拉绳子的同志乘势缓缓放松绳子，利用竹竿的弯度和弹力，将人巧送到对岸。”“好办法！”大家恍然大悟。 “用这个办法，还可以把树干运过去，是不是？”“对！”杨玉宝点了点头。 “那么，前一个‘井’字架有什么用呢？”“噢，是这样，”杨玉宝解释：“在竹竿向前倾倒时，前排的‘井’字木架，就成了竹竿弯曲时的安全支撑点。”“原来如此！妙！”“就用这个办法！”王耀南决定了。接着他问大家：“谁愿做攀竿的飞人？”“我去！”大家呼地一声，全部举起了手。 王耀南摇了摇头：“这又不是冲锋拚刺刀，做‘飞人’是个技巧活，要体轻如燕，机智敏捷。”“杨玉宝！”有人提议。 杨玉宝身体瘦小，动作麻利灵活，而且水性好。 王耀南与指导员交换了一下意见，问杨玉宝：“怎么样？你当‘飞人’。”“保证完成任务！”杨玉宝胸脯挺得高高的。 紧接着，王连长命令：“一排打木桩，二排砍竹子！”二排长吴文海转身就要走，杨玉宝恳求连长：“让我也去吧！我对竹子的习性比较熟悉。”“去吧！”连长点了点头。 在不远的地方，他们找到了竹林，一个战士拿起刀就要砍。 “慢！”杨玉宝连忙劝阻他，对大家说：“竹子与牛羊狗兔一样，也有公、母，大家不要砍公竹！”“哈哈哈，竹子怎么会有公母呢？”大家一阵大笑。 杨玉宝不以为然，耐心地向大家解释：“母竹拉力大，弹性强，不易爆裂；公竹粗壮，但拉力小，容易折断。你们看，这根是公竹，它虽又粗又长，但不结实。这是根母竹……用来做撑竿的竹子必须是母竹。”大家一琢磨，认为小杨说得确有道理。 “是不是只要是长的母竹都可以。”有一人问道。 “不，同样的母竹，又以靠水沟生长两年左右的竹子最好。”大家听了小杨的话，沿着水边寻去。很快，找到了长10多米的理想竹竿。 “井”字架栽好了，撑竿做好了，飞越深渊的战斗开始了。“上！”随着连长的命令，杨玉宝朝手心上吐了吐唾沫，身子向上一跃，抓住撑竿，噌噌噌几下就攀到了顶端，竹竿立刻就弯得像一张弓。 “放绳子！”后面原来紧拉着的绳子慢慢放松，左右两侧的绳子掌握着方向。 竹竿渐渐向河对面倾斜，小杨的身体随着竹竿的反弹，上下跳动着。 河这边的人紧张地注视着杨玉宝的一举一动。 杨玉宝从容不迫，全神贯注地体会竹竿弹跳的节奏。突然他借上竹竿的弹力，机智地向空中一跳，像撑竿跳高运动员一样，飞到了河对岸。 “好！”大家热烈鼓掌。 王开湘团长、杨成武政委都松了一口气。 接着，大家用同样的办法，在河对岸小杨的配合下，把两根细杉木送了过去。待两边都绑结实后，又送粗杉木…… 很快，6根杉木横搭在峭壁两岸。工兵连又在上面横铺上树枝，盖上土。 一座横跨深涧的峭壁飞桥诞生了。 王开湘团长一看时间，只用了2个小时。他把手一挥，大声命令：“过桥！”红四团的指战员精神抖擞地过了河，直奔沪定桥而去。 <h3>水下竹桥</h3>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一举击溃了四川军阀杨森部队的堵截，穷追猛打，一直追到青衣江边。 敌军在青衣江上造了一座浮桥。守桥的敌军看见红军冲过来，惊慌失措。 一个军官大声喊着：“炸桥！快炸桥！”说时迟，那时快，红一团的战士一个猛冲，已经来到敌军面前。 “缴枪不杀！举起手来！”红军战士齐声大吼。 敌军乖乖地举起了手，船上安装的炸药都没有来得及点火，浮桥就被红军占领了。 工兵连高兴地踏上了浮桥，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太好了！敌人给我们造了一座桥。”“蒋介石看我们工兵连太辛苦，就把浮桥送给我们了。”工兵连的干部更是喜气洋洋，连长王耀南轻松地指挥大家拆除安装在船上和渡口的炸药，安排战士加固浮桥，等待红军大队人马的通过。 正当大家愉快地忙碌时，天空中出现了6架飞机。飞机在云层的掩护下，扑向了渡口。 “敌机！”一个战士大叫了一声。 在浮桥上工作的战士想要撤离，已经来不及了。 敌机投下了几十枚炸弹。顿时渡口响起一阵阵剧烈的爆炸声，弹片横飞，烈焰冲天，火光闪闪，水柱升空。 几分钟后，烟雾渐渐消去。江中漂满了破船板、棕绳，浮桥已不见踪影。 工兵连10多个战士在敌机的轰炸下牺牲。 “可恶的飞机！”大家愤愤地咒骂着。 王耀南和同志们怀着极端的悲痛，掩埋了战友的尸体，又赶紧抢建浮桥。 上级见工兵连伤亡惨重，立即从各部队抽掉了30多名水性好和会篾工的战士补充工兵连。 大家纷纷跳入水中，抢回漂在江中的船板、绳索等，还派人沿河搜寻船只…… “重新架桥！”王耀南看到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发出命令。 工兵连刚开始忙碌，6架敌机又从东面飞来，一会儿就传来“嗡嗡”的声音。 “大家散开！隐蔽起来！”敌机又一阵狂轰滥炸。 这次由于发现得早，人员伤亡不大，但材料却损失惨重。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敌机就来扫射、轰炸一次。 “怎么办呢？”王耀南焦急万分。红军大部队已经到了，岸边聚集的人马越来越多了，大家都等着过江。而敌机频繁轰炸，没办法架桥啊！ 红军首长也十分着急，要求工兵连赶快拿出办法来。 方案一个又一个地提了出来。 有的人提出：“白天敌机轰炸，咱们就夜间架桥。”许多人站起来反对：“敌人已经知道我们的意图了，即使夜间造好了桥，白天也会被敌机炸毁。”又有人提出：“这个渡口已经处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了，我们应该另外选择架桥点。”不少人摇头：“敌人已摸清我军渡江的企图，整条青衣江都已成了他们空中监视的重点，其他渡口怎能不被敌机发现？”方案一个个被否定，大家被难住了，感到束手无策。 “难道我们工兵连就真的拿不出办法来？”王耀南大声喊着。 下面一片寂静。过了好久，沉默才被打破。 “桥造在水面上，敌机总会发现，如果我们把桥造到水下去，敌机还能发现吗？”一个战士说。 此言一出，空气马上活跃了起来。 “真是个大胆的设想！”“好主意！让敌机成为睁眼瞎子。”也有人担心：“自古以来桥都是架在水面上的，哪有架在水下的？在水下怎么架桥？”这种怀疑立即遭到反驳：“古人没有试过，我们红军就不能试一试？我们工兵连就是专门造别人没造过的桥，创古人没有创造过的业绩。”王耀南也连连说：“好！好！造水下桥是防止敌机侦察的唯一办法。”过了一会，他又说：“到底怎样造水下桥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出谋献策…… 王耀南召集干部开了会，分了工。 副连长冯志湘把手一挥，说：“一排跟我走，继续在原渡口造浮桥。”“什么？还要造浮桥？这不是送靶子给敌机炸嘛……”一排战士在下面嘀嘀咕咕，满脸不高兴。 副连长听了哈哈大笑：“原渡口修桥有什么不好？我们一造浮桥，敌人就以为我们还要在那里渡江，就不会注意别的地方，这样可以麻痹敌人，掩盖我们架设水下桥的意图，这就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原来是这样，哈哈哈。”一排战士恍然大悟。 “不过，大家要动动脑子，假戏要真唱。大家有什么好点子吗？”大家七嘴八舌，提了许多点子。 王耀南和指导员带领二排和三排到上游选择架桥点，设法用竹排架设水下桥。 新的架桥点很快就选好了，它距原渡口约6里地，周围树木丛生，山上有好几片竹林。 三排走后，王耀南开始考虑架桥的事。他想：架设水下桥的关键是让作桥面的竹排既不露出水面，又不能沉到河底，而且上面还要能承载一定重量。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通过试验才能心中有数。 他和二排长赖如波等商议了一下，指挥大家扎了一个竹排，编了10多个竹篓。然后把竹排拖进水里，把装满石头的竹篓沉入河底。再把竹篓上的篾绳拴在竹排上，把竹排拉到水面下1尺深的地方。 经过反复试验，王耀南发现，每个竹排下系6个竹篓、每个竹篓装100斤石头时，效果最好。这时竹排能固定在原处，不会左右移动，而且浮力大。 晚上，架水下桥开始了。 二排长赖如波带着几个水性好的战士拉着篾绳，跳入水中，奋力向对岸游去。游到对岸后，这边的人把竹排拴在二排长他们拉着的篾绳上，竹排中载着二三只装满石头的竹篓。准备妥当后，一声口哨，河这边的人使劲地推竹排，河那边的人拚命拉竹排。拉过去一只竹排就把它对齐摆正，把装满石头的竹篓沉入河中，使竹排沉到水面下1尺深的地方。 这天夜里没有月光，岸上、江面上漆黑一团。为了不暴露目标，连里规定不准点灯，大家只好摸着黑干活。 天黑问题还不大，最使人难熬的是江水太冷。江水是由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汇聚而成的，冰凉刺骨。大家在水里作业，冻得手脚麻木，浑身直打哆嗦。 但没有一个战士叫苦。 工兵连从夜幕降临，一直工作到东方欲晓。第二天晚上，他们又跳入水中继续作业。 在二排三排夜里悄悄地架水下桥的时候，一排白天正在大张旗鼓地佯作造浮桥。他们扎了许多草人，给他们穿上衣服，把他们立在江中，从远处望去，真像有人在河中修桥。敌机飞来时，一排故意暴露目标，引诱敌机轰炸，…… 3天后，一座水下竹桥造好了。整个桥用了20多个竹排，两个相邻的竹排之间又搭上一排竹子，用篾绳扎紧，连成一体。从稍远处看，江面上碧波万顷，没有一点桥的痕迹；走到近处低头往水中看，水下竹桥朦朦胧胧，忽隐忽现，如一条水下蛟龙。 红军大部队开始过江了，他们乘着夜色，挽起裤腿，踩着水，悄悄地登上了水下竹桥，一个接一个地迅速通过青衣江。为了使部队夜间能安全过桥，工兵连在桥的两侧每隔一段就插上一根竹子，竹子稍稍露出水面，每个竹子的顶端插上几根点燃的香。香火的光很微弱，敌军在远处看不见，而在桥上通过的红军战士却能看得见。 红军连续走了3个晚上，全部过了青衣江。当工兵连最后告别青衣江时，敌机仍在原渡口狂轰滥炸哩。 <h3>草地铁丝桥</h3> 工兵连在草地上行军已经4天。昨天他们就断粮了，大家到处找野菜吃，草地上部队很多，野菜也挖不到，他们只好饿着肚子，拖着沉重的步子，披着满身的露水，踏着泥泞前进。 突然前面出现一条河，挡住了部队的去路。 “工兵连，上！搭个便桥！”军团首长命令。 王耀南来到河边一看，河并不宽，只有八九米，但流速很快。在这样的河上架桥，若是平时，对工兵连来讲，简直是太容易了。可是这里是茫茫无际的草地，除了烂草、烂泥外，找不到一户人家，寻不着一块木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大家已饿了2天了，如果去找材料，就会材料没找到，人已先饿死。再说，大部队能等待那么多天吗？ 想到这里，王耀南眉头皱了起来。 战士们一听要在草地上架桥，都惊呆了，一个个张大眼望着王耀南，那意思是在说：路都走不动了，怎么还能架桥？ 王耀南的心情更加沉重。一没有力气，二没有架桥材料，怎么架桥呢？ 但转过来一想：没有桥，红军就过不了河、走不出草地，就不能北上抗日…… 桥，太重要了！一定要解决桥的问题，即使豁出命来，也要为部队开通道路。 他一握拳头，展开了动员：“架桥是我们工兵连的神圣职责！现在严峻的考验来了！谁是好汉，谁是孬种，就要拿出来比量比量！谁愿意架桥的，现在就站出来！”大家稍微犹豫了一会，就有五六个人站了出来。 “我是共产党员，我愿意！”他们异口同声。 “我是团员，我也愿意！”又站出了10多个战士。 …… 一会儿，全连人员都站了出来。 “连长，怎么干呀？”战士们问。 王耀南想了一会说：“先要摸摸情况，这河有多深，水底怎么样，流速有多大。”一听说要试水，战士们争着要去。 王耀南看了大家一眼，说：“不用争了。小马，你个子高，你先下。”小马一声没吭，脱了衣服，慢慢下到水里。水渐渐没到他的腰部、胸…… 河水猛烈地冲撞在他的身上，他身体左右摇晃。一股激流向他冲去——岸上的人大喊：“站稳！”喊声还没有落地，小马一个踉跄，倒在水中。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还好，小马不愧为连里有名的“浪里白条”，他顺水势一个翻身，又站了起来。可是好景不常，他刚挪动一步，又栽倒在水里。小马挣扎了一会，又抬起头。 小马一连被冲倒五六次，终于走到了对岸。他一下子就躺倒在草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小马都很难徒涉过河，看来非得在河面上架一座桥了。”“是啊，应该架一座桥，可是木头、竹子呢？”忽然后面传来声音：“对，桥是应该架的，但是，不是架木桥、竹桥，而是架铁丝桥。”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三排长赖忠清。 王耀南一听十分高兴，忙说：“赖排长，快把你的意见说给大家听听。”三排长清了一下嗓子，慢条斯理地说：“刚才小马过河时，我发现河水并不深，最深处也不过淹到脖子。最主要的问题是河水太急，人站立不住，要被冲倒。如果我们在河面上拉几根铁丝，给过河的人当扶手，就不会被河水冲走了，每个人都可以安全过河了。”王耀南一拍大腿：“啊呀，你这个排长，怎么不早说呢？”赖忠清红着脸说：“我也是刚才想出来的。”“好吧，我们就开始架铁丝桥吧！”工兵连随身带着铁丝、细绳、螺杆等器材。连长一声令下，铁丝抬到了河边。 “小赵、小李，你们两人把铁丝拉过去！”连长命令。 他俩迅速跳入水中，手拉着铁丝向对岸趟去。 快到河中心了，一股急流对准他们的胸膛撞来，他俩打了个趔趄，险些被水冲走。要是平时，他俩早就把铁丝稳稳当当拉过去了。可是现在不行，他俩已两天粒米未进，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 终于，铁丝被拉过去了。 数根铁丝笔直地横在河面上，草地铁丝桥就这样架好了。 王耀南用他那布满老茧的手拉着它，从河里走了过去，又拉着它走了回来。 “没问题，可以验收了。”他高兴地说，然后就向首长报告。 首长走到河边一看，连声赞叹：“奇迹啊奇迹！几根铁丝就解决了过河问题。看来什么困难也难不倒工兵连啊！” 第六篇 战地黄花——长征中的奇闻轶事 第八章 咱们要成为有知识的军队——学习文化 <h3>“书比金子还要宝贵”</h3> 遵义城内，北风飕飕地吹着，吹在刚进城的红军战士身上，冻得他们直跺脚。 “连长，这家门开着！”一个战士报告。 “走，进去看看！”连长说着，带着几个战士跨进了门。屋内一片狼藉，房子的主人早就逃走了。 “房子很气派，家具摆设十分考究，决不是平民百姓住的地方。”连长想，于是下令：“一排、二排在这里休息！”战士们放下背包，倒下就睡了。 “这鬼天气，这么冷，睡也睡不着。”战士们嘟嚷起来。“找点柴禾取取暖怎么样？”一个战士建议。 几个战士起身在房前屋后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取暖的东西。一个战士打开了柜子，发现里面全是书。咦，书不是可以烧吗？他抱出一大捆，招呼同伴。 书被点着了，冒着青烟和火苗，一会儿就化作灰尘。大家把书撕开，投入火堆，火苗窜起几尺高，散发出大量的热量。堂屋里四壁通红，火光闪闪。 战士们围在火堆旁，欢呼着。他们僵直的关节开始舒展了。 “再抱些书来！”两个战士刚要起身，突然从背后传来一声吼：“不准烧书！” 大家回头一看，门口站着一个老人，头戴一顶八角帽，身穿一件二马襟皮袄，脸色严峻，目光炯炯。 “报告首长，天气冷，我们用它取取暖。”一个战士说。 老人叹了一口气说：“烧书取暖，把书籍当作柴禾用，可惜啊可惜！”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大家：“你们知道书的价值吗？”大家低着头。 “它比金子还要宝贵呀！”老人大声说道。 战士们惊讶地抬起了头，直咋舌。 一个战士突然插了一句：“这些书，都是老古董，留下来有什么用？” “怎么没有用？”说着，老人从地上捡起了一本书，“我们红军行军打仗，哪里有山，哪里有水，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哪里有路，哪里有桥，路有多长，桥有多宽；哪里有村庄，有人家……这些不正是书本上告诉我们的吗？如果没有书，我们怎能过湘江、渡乌江、占遵义呢？” 战士们连连点头。 “书，就是知识。有了知识，我们才能打胜仗。将来胜利了搞建设，也离不开书啊！”停了一会，老人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一听到讲故事，大家的心情放松了。他们紧紧围着老人坐下。 “你们知道楚汉相争的事吗？”“刘邦打败了项羽，图书立了不少功劳哩！”战士们惊奇极了，他们只知道韩信将兵、鸿门宴等，从没听说图书与楚汉相争有关。 老人望着大家惊奇的样子，讲了起来： “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刘邦先夺取了秦朝都城咸阳。他手下的将领都争着去抢秦朝的金银财宝，唯独萧何一人专门搜集秦朝的图书，把它视为珍宝，收藏起来。 “刘邦被封为汉王后，拜萧何为丞相。他利用秦朝的图书资料知道了全国各地的军事要塞、户口多少，地方强弱、民众疾苦，帮助刘邦取得了天下。之后，又依靠这些图书资料，辅助刘邦治理天下。 “而项羽打进咸阳后，火焚咸阳，3月不绝，把规模宏大的阿房官及各种书籍烧得精光，结果四面楚歌，演出了的悲剧，落得个乌江自刎的下场。……”最后老人说：“我们要学习萧相国，爱护图书。不要仿效楚霸王，火烧阿房宫。遵义是文化古城，藏书十分丰富，有许多十分珍贵的图书，我们一定要爱护它，保存好。这是学习知识、发展教育的本钱，怎么能付之一炬，烧火取暖呢？” “首长，我们知道错了，烧书不应该。”战士们纷纷说。 “那好，赶快把书收起来，放好！”大家一齐动手，把剩下的书放回了原处。 这时候，连长来了。 “啊呀，徐老，您来了！”连长连忙向老人敬礼。然后向大家介绍：“这是我们红军的教育家、中华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徐特立同志，他是毛泽东同志的老师。” 回到红军总部后，徐特立立即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把遵义城图书馆、学校的藏书以及主人不在的各家的藏书都封存起来。 下一步必须找一个可靠的人，把这些图书集中起来保管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呀！ “红军之友社”的余选华向徐老推荐了遵义教育界的赵廼康先生。他说：“赵先生古诗文的造诣很深，独自完成了《续遵义府志》，长期从事教学，从未涉足官场。” “好，就委托他保存图书。”徐老拍板了。 余选华忙说：“我去叫他来。”“不，我去拜访他。”赵廼康先生见红军老人徐特立亲自登门拜访，十分惊奇，急忙说：“不敢当，不敢当！”彼此寒暄问好后，两人一见如故，彼此详细交谈了遵义地区的文化教育情况和风土人情。 徐老向赵先生建议说：“遵义的书多，有的书很珍贵，像郑珍、莫友芝先生编的《遵义府志》，黎纯斋先生编的《古逸丛书》，有的书世上很少见到。希望先生都收集起来，妥为保存。” 赵先生连忙说：“诚蒙徐老信任，老夫一定尽力。不过，我家地方小，又潮湿，都收来恐怕放不下。”“我家旁边的文庙，里面宽敞，离我家又近，便于照料。” “好，就照先生的意思办。”遵义的图书就是这样被保存了下来。 <h3>“看后背”学文化</h3> 扎西会议后，红军乘敌军兵力集中在川南而黔北空虚之际，掉头转向贵州，回师攻占遵义。 部队从扎西出发后，一路上没有平坦大道，尽是崎岖山路、羊肠小道，队伍只能成一路纵队前进。 张闻天站在山坡上，战士一个又一个从他跟前穿过。这些战士穿着破旧的军装，戴着钉有红星的八角帽，穿着草鞋，扛着枪，背着背包和粮食。他们精神饱满，士气高昂。 “多好的战士啊！”望着一个个远去战士的身影，张闻天十分感慨地说。 他们是战争胜利的决定力量、革命的种子，将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张闻天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 在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地方（现为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乡），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分工，决定他代替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这副担子该有多重啊！ 张闻天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不会指挥打仗。要论行军打仗，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都是身经百仗的战将。但是搞宣传、讲理论、教文化，他又是内行。 “必须设法提高红军的政治文化水平。”张闻天想。 他想起过去有的团长、师长没有文化，不会写作战文书，不会写战斗简报，下命令只能由通讯员传达，后来办了红军大学，这些人有了文化，军事指挥能力也提高了。 可是营以下干部还有不少人是文盲，战士中文盲更多。现在形势紧张，坐下来学文化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允许的，行军中能不能学文化呢？ 张闻天皱着眉头深思着。战士一个接一个地从他眼皮底下走过。每个战士之间相距1米左右，后面的战士双眼紧盯着前面战士的背。 如果在前面战士后背上挂一块布，上面写着字，后面的战士不是可以一面走路，一面识字学文化了吗？ 张闻天叫住了这个团的政委，对他说：“现在道路狭窄，战士走路腿脚很辛苦，但脑子闲着，能不能一面行军一面学文化？”“一面行军一面学文化？”团政委睁大眼睛，怎么也不明白。 “就是采取‘看后背’学文化的方式，在战士后背……”“这个办法好！”团政委连连点头。 “要求大家每天识5个到10个字，可以先从每个人的姓名开始，然后再学认中央制定的标语、口号、纪律等，这样既认了字，又学习了政治常识。”第二天，这个部队开始了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学文化的方式。很快，这个方法又传到另一个团…… “红？军？是——”小李一边走，一边眼睛盯住班长背后挂的那块白布上写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 第四个字是什么字呀？他眨了眨眼睛，想了想。咦！刚才休息时，还专门讲过这个字，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 他拍了拍脑袋，还是没有想出来，真急死人！好了，只好问别人了。 “班长，第四个字怎么读呀？”小李朝前问。班长前面挂的布上写的字与他背后的字是一样的。可是班长也读不下去。 突然小李的背后传来声音：“第四个字是‘窮’”“什么？小马。”小李没有听清。 “窮人的‘窮’，就是没有地、没有牛、没有钱，一个人光着身子活在天底下。”小马大声说。“对，是这个读法。”小李高兴起来。“怎么这样难写啊？”“多看、多读、多写就记住了。”小李开始重新读：“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停了一会，他又读了一遍，再读了一遍。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是啊，红军就是穷人的队伍嘛，它打土豪分土地，维护群众的利益……”“小李，你已经认识多少字了？有一麻袋了吧！”后面的战友大声地问道。 他连忙说：“不多不多，100多个——，108个。”“哎哟，不得了啊！你已成了大官，能够统领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了。”“嘿嘿！”小李得意地笑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行军途中<u>?９9ｌｉb.</u>居然识了不少字。 “同志们学文化的积极性怎么样？”张闻天问身边的军委纵队的同志。 “非常高，许多战士摘掉了文盲帽子。这个真应该归功于‘看后背’学文化的方法。”一个干部说。 “中央提出的口号，大家不仅记住了，而且很多人能写出来。”另一个干部说。 他说的口号，是指1935年2月16日向部队传达的关于长征的口号、这就是： <small>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small> <small>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small> <small>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small> “好，太好了。”张闻天连连称赞，然后说：“学文化要做到四会——会认、会讲、会写、会用。还要与学政治、学军事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事半功倍。”说到这里，张闻天突然问道：“听说你们那里，每人口袋里还装了一支小木棍，用它来学文化，有没有这回事？”“有。有一根小木棍，在行军、宿营时，可以随时拿出来，在地上划一划，学习文化。”“好，这也是学文化的一种办法，应该推广到各军团去。应该使咱们的军队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军队。”张闻天说。 后来，“看后背”学文化和口袋里别着一支“笔”成了中央红军的标志之一，内行的人根据它就能判断是不是中央红军。 第六篇 战地黄花——长征中的奇闻轶事 第九章 敢同张国焘抗争——不畏强暴 <h3>小姑娘挫败了大人物</h3> 夜深了，张国焘屋子里的灯还亮着。张国焘忧心忡忡，坐立不安，披着大衣踱来踱去。 这几天张国焘的心情特别不好。自从草地南下以来，连连失利，大小金川、天宝、宝兴处处受川军阻击，部队伤亡不小，特别是百丈与刘湘主力决战失利，红军伤亡近万人。有人已在怀疑南下了。 “南下是绝路！”张国焘脑中响起了毛泽东的声音。一想到这句话，张国焘就觉得如芒刺在背。 “我决不能输给他们！”张国焘自言自语地说出了声。 屋里的人吓了一跳，继而又是寂静。 一个高个子蹑手蹑脚走了进来，把嘴贴在张国焘的耳朵上，声音只有张国焘一个人才能听到：“刚才有人传播，有路军已攻占腊子口，越过岷山、六盘山，到达陕北吴起镇了。” “啊？”张国焘为之一怔：“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从电台收听到的。” “是谁传出去的？” “一方面军的郭天民、曹里怀、张宗逊。” 张国焘明白，自己口口声声说红军北上是逃跑主义，不拖死也会冻死，如果大家知道了北上红军胜利的消息，后果可想而知。 “抓住这个机会，狠狠整整他们！”张国焘下达指示。 “怎么个整法？——彻底解决？”高个子试探着问。 “不。应该发动骨干，开个活动分子会议，定他们泄露党的军事机密罪，把他们搞臭，至少开除出党。”张国焘阴险地冷笑了几声。他有点得意，整郭、曹、张3人，既可以打击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又可以封锁和歪曲右路军胜利的消息，真是一举两得。 “啊？他们要整人了！”朱德总司令听到消息，心急如焚。凭他现在的处境，出面去阻止这件事已不可能了。“怎么办呢？”朱总司令急冲冲来到康克清住地，推开门一看，屋里除了康克清外，还有1人——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刘坚。 朱德的眼睛不由一亮。刘坚7岁就当童养媳，1932年她13岁时参加革命，1934年被选为川陕省委常委，是川陕红军最年轻的领导人。她与康克清住在一起，此时都在红四方面军党校工作。她对中央红军很有感情。如果由她出面说话，或许有转机…… 刘坚见朱总司令有话要对康大姐讲，连忙说：“我有事要办，等一会儿回来。”边说边要出门。 朱德拦住了她，说：“你不要走，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什么事？”康克清和刘坚一齐问。 “有人告了黑状，张国焘要以泄露党的军事机密罪整郭天民、曹里怀和张宗逊。” “他们都是好同志啊！”刘坚脱口而出。 “我现在说话已没用了。如果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站出来说话，就好了。”说罢，恳切地望着刘坚。 康克清马上领会了朱德的意思，对刘坚说：“小刘，你是四方面军的人呀，你好说话，在会上发个言吧！” “张国焘会听我的吗？”刘坚有些担心。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实行家长制统治，专横跋扈，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 “这，不要紧，理在你这里。只要把道理讲明了，大家就会支持你，到那时，张国焘也就没办法了。”康克清给她打气。 “好，我试试看。”刘坚一扬头发，爽快地答应了。“大姐，你帮我准备准备。” 斗争郭天民等3人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一间大屋子里进行。张国焘穿着一身普通军装，表情严肃地坐在前面。 “你们为什么要泄露党的军事机密？”那个高个子干部开了第一炮。 “我们没有泄露机密……”郭天民想申辩。 “铁证如山！你们还想抵赖！”高个子打断郭天民的话，不让他说下去。 “态度恶劣，不承认罪行，把他们开除出党！”底下一个人叫喊。 “开除出党！”另几个人马上呼应。 张国焘幸灾乐祸，得意洋洋，眯起眼睛瞧着郭天民他们。突然，一声清脆的嗓子响起：“我要求发言！”张国焘回头一看，刘坚已站了起来。 刘坚避开了张国焘的目光，从容不迫地说了起来：“他们的错误，不就是说了北上红军打胜仗的事吗？他们听到红军打胜仗，就由衷地高兴，并把消息讲给别人听，这是出于对整个红军的关心，不会有别的目的。我们红军是一家，谁打了胜仗都是好事，传出来鼓舞士气，有什么不好呢？” “他们传说右路军在腊子口、六盘山、吴起镇打了大胜仗，哪有这回事？这不是欺骗我们吗？”高个子连忙反驳刘坚。 刘坚缓缓地说：“也许这些同志传的消息不一定准确，但这与泄露党的军事机密是两回事，更谈不上欺骗我们。” 刘坚话音刚落，下面就开始议论了：“是啊，谈谈北上红军的情况怎么会是泄露机密呢？”“小刘说得对！”“没有必要开除他们！”大家纷纷表态。 原来主张开除的人也不吱声了。 张国焘无可奈何，站起身来大叫一声：“既然大家不同意开除，那就算了。散会！” <h3>女战士下了男警卫的枪</h3> 事情发生在快到甘孜的时候。 夜，静悄悄的。几个挎着短枪的人大摇大摆闯进了喇嘛寺。 “站住！什么人？”几个女兵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这里是妇女工兵营宿营地，不许进来！” “嚯，还挺认真！”领头的对左右笑着说，然后冲着女卫兵嚷着：“我们是张主席警卫队的，闲着没事，带几个彩号到这里逛逛！”说着就往里冲。 “站住！”女兵不甘示弱，举起了小马枪。 “不让我们进？”领头的改口说：“张主席叫我们来找你们营长的。这下该让我们进了吧！” “不行！”“我们营长住在楼上，我去报告，你们在这儿等着，不准进来！”一个女兵说。 “不用你通报，我们认识路。”这几个人说着推开女兵，强行走进寺中，闯进楼下一间大屋。 屋里的女战士走了一天的路，人困腿乏，都躺在地上。她们迷迷糊糊发现有人进来，睁开眼一看，啊！七八个男人出现在面前。她们一骨碌坐了起来，不知所措。 “天还早呢，这么早就睡觉，陪陪我们说说话吧！”一个警卫员动手拉旁边的女战士。 “不准耍流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有你们这样的红军吗？”女战士愤怒了，一起反击：“报告你们领导去！” “告？你们去告吧，我们是张主席的警卫员！”他把“张主席”3个字说得格外响。 “首长的警卫员更应该守纪律！”“我们天天与张主席在一起，道理比你们知道得多。” 此时，早有人上楼报告。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一听，牙齿咬得格格响： 不许侮辱妇女，这是红军铁的纪律，现在竟然欺负到我们女战士的头上了。 别说是张主席的警卫，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容忍。她果断一挥手：“把他们轰出去！”随着命令声，经过训练的女战士拿枪的拿枪，没有枪的抓起了棍子、扁担，一齐冲进楼下那间大屋，把张国焘的贴身警卫及3个彩号围了起来。 “你们想干什么？”他们一见来了这么多人，心里有点慌了。但很快就镇静了下来，挑衅地说：“我们是张主席的警卫，你们敢拿我们怎么样？” “滚出去！”女战士齐声大吼。 “我们偏不走，看你们怎么办！”这几个警卫整天守候在张国焘身旁，被张国焘宠坏了，骄横得目空一切。 “滚出去！”女战士的吼声更响了。 “打！”一个女战士喊道。 女战士们举起了棍子、扁担，吓得他们连忙掏枪。 “把他们的枪下了！”林月琴大吼一声。 说时迟，那时快。女战士们一拥而上，嘁里喀喳，他们的几支枪很快被下了。 俗话说，恶人先告状。被女战士赶走的几个警卫员到张国焘面前状告妇女工兵营不仅无缘无故打人，还下了他们的枪。 “什么？！你们挨了打，枪还被下了！”张国焘一听就勃然大怒：“这还了得！简直无法无天！”张国焘涨红了脖子，大声问道：“妇女工兵营营长是谁？” “报告主席，是林月琴，就是她下的命令。”警卫员回答。 “好个林月琴！”张国焘咬牙切齿，“来人，立即撤销林月琴的妇女工兵营营长职务！” “是不是调查一下？弄清情况再处置。”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建议。妇女工兵营是供给部下面的一个分队，郑义斋对妇女工兵营情况十分熟悉，深信工兵营不会无缘无故地打人和下枪。特别是林月琴营长，1927年就参加革命，受党的教育多年，政策纪律观念十分强，她更不会乱来，其中必有缘故。 “还调查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胡乱下我的警卫的枪，我的安全还有保证吗？快去执行命令。”张国焘一向护着他的警卫。 妇女工兵营营部。林月琴又是委屈又是气愤，当着郑部长的面失声痛哭：“是他们耍流氓，侮辱妇女，我们才不得不自卫的。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就处分我们！” “林营长不能走！他们太欺负人了。”妇女工兵营政委、副营长及各连连长都忿忿不平。 郑部长深深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做得对，妇女解放了，为什么还要受欺负？”过了一会，他转过身来，安慰趴在桌上抽泣的林月琴：“不要难过，革命工作很需要女同志，今后还得靠你们做骨干。要好好工作。” <h3>“人重要，还是牦牛重要？”</h3> 草地，死一般的寂静。风停了，雨也停了。 一个年轻的女战士被反绑着。她的脸像风干了的橘子皮，又黄又瘦，衣服扯成一条条破布，草鞋变成了泥疙瘩。她高昂着头，腰板挺得直直的，没有半点畏惧，没有半丝懊悔。 她的身后站着提着枪的张国焘的警卫员，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她。 远处站着几百名女战士。她们有的哭泣，有的低着头，有的相互拥抱着、颤抖着。 “把头低下！”一个警卫员嚷着。 “我没有错误！我决不低头！死也不低头！”她拉开嗓子叫着。 “姐妹们！”她朝远处的人群喊道：“你们一定要活着走出草地，去找中央红军！” “砰！”枪响了，女战士倒在草地上，鲜血洒在绿草上…… “刘营长！”几百名女战士呼喊着。 一个年少的女兵号陶大哭：“营长，你都是为了我们啊！”草地行军已经六七天了。部队早已断了粮，野菜也被前面部队挑光了。 妇女独立团前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大家一个扶着一个坚韧不拔地向前进。掉队的战士越来越多，每天都有人不声不响地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刘百兴望着看不到边际的茫茫草地，心里嘀咕：照这样下去，同志们都得饿死在草地上，得想个法子呀。 “咱们宰一头牦牛吧，一头牦牛可救一团人。”刘百兴建议。 “不行啊，张国焘已下令，不许宰杀马、骡、牛，宰了要受处分的！” “那大家饿死怎么办？”“——”没有人回答。 刘百兴扶起一个小战士，艰难地迈着步子。一步，两步……突然小战士摔倒了。 “小李！快醒醒！”刘百兴使劲摇晃她的肩膀，大声呼喊着。 小李慢慢睁开眼睛，从嘴唇中断断续续吐出：“我……不……行……”又闭上了眼睛，不动了。 刘百兴知道，只要有一点点食物，小李就可以站起来。可是，哪里有食物啊！ 刘百兴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上的手枪，突然一个可怕的主意出现在她的脑海中：打一头牦牛，救救姐妹的命。人比牦牛重要。人死了，牦牛还有什么用？这些姐妹都是革命的宝贵财产啊。 可是又一想，张国焘有令在先，杀了牦牛，追究起来怎么办？ 刘百兴是安徽人，很早就参加革命，当过游击队员，负过伤，曾在妇女工兵营当过副营长，后来调到妇女独立团工作。她大胆泼辣，办事果断。可是，这一次她却犹豫了。 “扑通！”刘百兴身后的一个女战士又饿倒了。 “不能再犹豫了，宁可自己受处罚，也要让姐妹们走出草地。”刘百兴拔出手枪，对准一头牦牛打了一枪。 “你打死了牦牛？”同志们惊呆了。 “快！把牦牛的肉分给全团同志。”刘百兴命令。然后又叮嘱：“牦牛的血、皮、骨头都不要扔。”饥饿到极点的女战士一拥而上，把牦牛分了。 妇女独立团又恢复了生气。 “谁打了牦牛？”保卫部的一个干部走过来问。 “我！”刘百兴挺身而出。 “张主席叫你去！”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死牦牛！”张国焘指着刘百兴的鼻子，暴跳如雷。 “我们妇女独立团粮食少，野菜采不到，己饿死了好几个，再没东西吃，全团都得饿死。”刘百兴平静地解释。 “饿死也不准打牦牛，这是我的命令！”张国焘打断了她的话。 刘百兴一听，火气就上来了：“人饿死了，谁去干革命！人重要，还是牦牛重要？” “你……”张国焘没想到这位二十多岁的女干部竟然敢跟他顶嘴，指责他爱牛不爱人，气得说不出话来。他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真是又气又恼。 “来人，把她拖出去枪毙！”张国焘大声喝道。 刘百兴不服，大声争辩：“凭什么要杀我？你还讲不讲理？一头牦牛重要还是一团人重要？” 保卫部的干部也惊呆了，没想到张国焘会因为一头牦牛而枪毙一个女干部。 张国焘见大家迟迟不动手，对自己的警卫厉声喝道：“你们还等什么？拖出去！” 刘百兴，一个女战士的血洒在草地上。她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下，没有饿死在茫茫征途上，却死在张国焘手中。 雨又下起来了。刘百兴的血随着雨水，染红大片草地。 妇女团的姐妹们掩埋好她的遗体，向她默默告别。 第六篇 战地黄花——长征中的奇闻轶事 第十章 跟着红军走到底——家属长属征队 <h3>勇斗杂牌军</h3>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向川西北转移。在红军队伍的后面，紧紧尾随着一条长龙——红军家属的队伍。 这支队伍有1000多人，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大家推举达县县委委员邓常青为队长。邓队长将家属队编成4个小队，即老年队、青年队、妇女队和儿童队。青年队的主要任务是对敌斗争，妇女队的主要任务是护理老人和儿童。 家属队离开川陕根据地区，渡过嘉陵江，穿过剑阁，现在正走在去中坝的路上。 突然队伍停止了前进。各队的负责人从队伍中纷纷跑出，跑到了路边，聚集在邓队长的周围。 邓常青神色严峻地说：“前方出现敌人！有一股国民党杂牌军正向我们袭来。”“妇女、儿童和老人赶快隐蔽起来！不要让敌人发现。青年队想办法把敌人引开！”邓常青说。 很快，妇女、儿童和老人躲进了左边的树林中。青年队的小伙子们拿着大刀、长矛、扁担，钻进了右边的树丛里，唱起了小调，引诱敌人注意。一会儿，敌军大摇大摆地上来了。领头的是个脸瘦牙黄的家伙，他头戴一顶旧呢毡帽，手里捏着匣子枪，胸前挂着望远镜，从远处看，真像个瘦猴。他的身旁跟着好几个随从。 一个随从手往右边一指，大喊：“共军娘子在那里！”瘦猴拿起望远镜看了看，摇了摇头说：“那里没有红军娘子。”然后贼头贼脑地左看看右瞧瞧，最后指着左边的林子说：“共军娘子藏在这里面！”坏了，敌人不上当！准是剑阁的坏人给他们报了信。邓常青紧张了起来。 敌军向左边树林靠近，一边走一边吆喝：“共军娘子们，快出来吧！你们被包围了，躲是躲不住的。只要你们听话，什么事都好商量。”没有人理睬他们，树林里一片寂静。 敌军发怒了，把枪栓一拉，大声喝道：“再不出来，老子就要开枪了！”树林子里静得可怕，风停止了，小虫也不叫了。 瘦猴眼珠向上一翻，脸一沉，皮笑肉不笑地说：“哈哈，给我搜！谁抓住共军娘子就归谁啦！哈哈！”从山沟一下子跳出二十多个敌兵，他们两个人一组，嘻嘻哈哈地走进林子，边走边说：“今天真有艳福，跟共军娘子斗，嘻嘻……”躲在树后面的大人、小孩屏住了呼吸，空气好像凝住了。时间一秒一秒地慢慢过去。突然树林东头传来一声尖叫声，一个青年妇女被发现了。 两个敌兵把她押到瘦猴面前，将她捆在一棵树上。 瘦猴眯起贼眼盯着她，脸上堆起了淫笑：“小娘子，你可真俊呀！大爷在这块地盘上还没看见过哩！”然后脸一板，眼中露出凶光，说：“快把树林中藏着的人叫出来！”“……”她怒视敌人，一言不发。 敌兵挥起皮鞭，朝她脸上猛抽过去。 “叫不叫？”敌兵又问。 “……”她还是一言不发。 敌兵又是两鞭子。 “好了，不用你叫了。你说说，共军的粮食和财宝藏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说不说？”“不知道！”“你不肯告诉我们，大爷有办法叫你开口！”瘦猴伸出手来，一把把她的上衣撕开…… 瘦猴一阵狂笑，朝身边的一个随从说：“你——把她的奶头咬下来！”“这……”“快！”“住手！”一声大喊惊天动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娘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敌兵惊呆了。 “我知道粮食。你们要，我给你们带路。”老大娘说着就上前给青年妇女解开了绳子。 瘦猴一声哨子，埋伏在路边的10多个敌兵也跑了出来，总共30多个敌兵一起跟着老大娘往右边的树丛深处走去。走了一段，瘦猴就问：“到了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一段路程呢！”老大娘镇静地说，可是心里却十分着急：“小伙子们，你们在哪里啊？为什么不出来袭击啊？大娘给你们带‘肉馅’了。”又走了一段，瘦猴着急了：“老婆子，你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来了？！”“快了，快了，就在前面。”老大娘连忙说。她想，如果青年队不来的话，自己的性命就难保了。反正能引开敌人，掩护了树林中的众姊妹和孩子们，我这条老命丢了，也是值得的…… “冲啊！……杀啊！……缴枪不杀！……”四周喊声骤起。青年队的小伙子们挥着大刀、抡着扁担、扬着木棒，突然出现在敌军面前。 “不好，共军来了！”瘦猴拔腿就跑。其他敌兵一个个抱头鼠窜。有的胡乱放了几枪，就溜之大吉；有的吓得屁滚尿流，只叫饶命。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青年队一下子就缴获了10多条枪。老大娘也从地上爬起来，拍打掉身上的土。 胜利了！胜利了！红军家属队的男女老少个个乐开了颜。女人们纷纷掏出自己带在身边的馍馍、榨菜头……作为礼物送给老大娘；孩子们摸着新缴获的钢枪，欢快地跳啊唱啊；老人们高兴地说：“我们家属队从此有了自己的武装啦！” <h3>血染涪江水</h3> 红军家属队这条长龙又前进了。大家有说有笑地穿过了中坝，来到涪江岸边。 涪江两岸都是峭壁悬崖，十分险峻。江水绿里泛黄，浊浪滚滚，奔腾而下。江上没有桥，江边也没有船。 邓队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派人到镇上和沿岸寻找船只。 过了不久，去中坝镇的回来报告：没有船。 沿江南下的也回来说，没有找到船和竹筏。 沿江北下的传来消息，这一带都没有船。 这时队伍乱了起来：红军是从这里过江的，现在没有桥和船，如何是好？ 有的提出：“队伍沿江南下，寻找桥或船。”“南面都是敌占区，南下不是自投罗网？”邓常青说。 “那就北上。”“北上要爬大山，能过得去吗？而且，离开红军北上，那我们不是没命了吗？”一个老大爷捋着胡子对邓常青说：“邓队长，你拿个主意吧！”“我的主意是北上，向北转移，而且要快。因为我们前天打败了敌人，他们不会罢休，马上就会追来。”邓常青坚决地说。 可是大家像中了邪似的，不愿听他的。正在这时，一个身材苗条，楚楚动人的姑娘站起来从容不迫地说：“向北走有两个好处，一是能避开敌人的报复；二是能尽快地过江，因为北面是江的上游，江面窄，容易找到船和竹筏。只要过了江，我们再往南走，回到红军走过的路线上……”“秀云姑娘说得对！”一位大娘站了起来，说了声：“走！”就拄着拐棍，领着全家向北走去。 “瞧，人家一家老小都走了，我们还等什么？”“快走哟，只有走，才有盼头。”大家嘀咕着，纷纷收拾东西。原先的队伍又开始行动了。 大家才翻过一座山，太阳已到天边了。 忽然，尖兵组的一个同志气喘吁吁跑来：“船……大木船！……”大家马上明白了，找到船了，顿时高兴得欢呼起来。 原来在前方岸边的草丛里，藏着一条大木船，船上有数不清的弹孔，江水灌满了船舱。 邓队长大声命令：“快，把船拖出水来抢修，今晚一定要渡过江！”夜幕已降临了，月亮爬上了树梢。大家一起动手，撕开自己的棉被和棉褥，用树枝缠上棉花堵在弹孔里。不一会，船就修好了。 第一船载的是手握钢枪的青年队。对岸是敌占区，敌情不明，需要他们抢占滩头，掩护大家渡江。 第二船，过去了一部分儿童、老人和妇女。 第三船又到了，大家有秩序地上船…… 邓队长还没有上船，他一面催促着大家快上船，一面朝后面望去，怎么后卫组的同志还没有到呢？ 他着急地对秀云说：“咱俩到后面分头找找，他们是不是迷失了方向？” “好！你可要当心，看把你累成这个样子。”秀云关切地说。 原来，他俩是一对夫妻。 他俩很快跑到后边去，消失在夜幕之中。 一会儿，3个黑影急匆匆地奔向岸边，大声嚷道：“快开船！快！敌人上来了！”他们是后卫组的同志。 他们的话刚讲完，“哒哒哒”，机枪声响起，子弹像雨点似地飞向江边，敌军从三面包围上来。 正在这时，邓常青和秀云从后面呼哧呼哧地跑了过来。 大家急得不可开交，向他俩伸出双手，拼命地喊：“快跑呀！”可是，他俩快跑到岸边时突然停住了。 邓常青对船上的人大声吼道：“快开船！快开船！不要等了！”说完从腰部拔出3颗手榴弹，递给秀云1颗。两人一起冲向岸边的树林。 船向对岸急驰过去。不一会儿，从树林里传出“轰”、“轰”两声巨响，那是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四周一片寂静。乘着敌军枪声暂停的时候，大木船驰过了江心，靠近了对岸。 大家一下子明白了：邓常青和秀云不上船，是为了掩护船上的父老乡亲啊！ 上岸的男女老少都伏在江堤上，聚精会神、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对岸的动静。 忽然，有两个人影向岸边跑来。树林里发出了喊声：“抓活的！抓活的！” “邓队长——秀云——”大家一起拼命喊了起来。 对岸闪起一道白光，接着传来“轰”的一声。 透过火光，大家看见邓常青和他的妻子——秀云，手拉着手，跳入江中。 红军家属队的幸存者沿着江岸向南走去。他们一边走一边寻找，始终没有找到邓队长和秀云。 <h3>冲出包围圈</h3> 渡过涪江后，红军家属队又踏上了红军走过的路，从川北走到川西。 在贵溪，他们遭到敌机轰炸，牺牲了40多名战友；在北川，他们救过火；在汶川，他们见到可爱的大熊猫，走过了令人胆颤心惊的绳索吊桥，告别了泯江；在川西，饥饿折磨着他们。 红军家属队聚集在马尔康，准备跟着红军过草地北上。可是张国焘分裂中央，率军南下，家属队也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 初冬的一天。太阳刚刚落在远处的山边上，家属队静悄悄地走进了抚边城。 突然，东边的山上传来了枪声，一群身穿羊皮袄、裸着一只臂、头戴毡帽的藏兵吼叫着向家属队冲来。 “青年队掩护，其他人沿河边向下游撤！”一个年轻人大声吆喝着。 他就是家属队的新队长，姓马。 青年队很快和藏兵交上了火，大家拼命往下游跑。但没跑多远，家属队就被包围了。 太阳下山了，山谷、河川全都朦朦胧胧的。藏兵摸不清家属队的底细，不敢在黑夜中贸然进攻。 家属队在夜幕下悄悄地商量着应敌之计。 “等到天亮，藏兵发现我们都是红军家属，就糟了！”“要趁天黑进行突围，能冲出去多少算多少！”“马队长，你下命令吧！” “硬拼是不行的，我们都是红军家属，有老人、孩子。”马队长平静地说。 “那，依你之见？”“我们来个声东击西，引开敌人。”“怎么声东击西？”马队长压低声音，说了一通。 深夜，枪响了。青年队的10多条枪及手榴弹一齐发威。敌人一阵骚乱，纷纷奔向北面阻击。青年队的其他小伙子挥舞着大刀，乘南边敌人空虚，打开了一个口子，早已准备好了的红军家属，呼啦一下冲了出来。 藏兵惊呼“上当了”，急忙调兵到南面去堵截，已有几百名家属冲了出去，剩下100多名老人和小孩又被藏兵堵住了。天亮了。老人和小孩被赶到一块空地上。杀气腾腾的藏兵拿着长枪，恶狠狠地盯住老人和孩子。 被围的家属失望了。8个月来跟随红军西征，高山大江没有阻挡了他们，饥饿伤病没有拖垮他们，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堵没有消灭他们，没想到却落在藏兵手里。 突然北面扬起一片黄尘，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越来越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脚蹬马靴、披着斗篷的头人，几个彪形大汉和一个小黄脸。 头人把手一挥，几十个藏兵立即扑向家属，将他们手中的行李一劫而空。 头人又咕噜几声，小黄脸说：“头人要你们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大家站着都不动。 小黄脸又叫了一声：“快交出来！”大家还是站着不动。 头人哇啦几声，小黄脸说：“不交出来全部枪毙！”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老大爷，对小黄脸说：“我们都是穷人，除了被你们已抢去的破行李之外，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 小黄脸将他说的话翻译给了头人，头人脖子上的青筋一暴，大喝一声：“搜！”打手们一拥而上，把每个人的身上都搜了个遍，武器和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头人暴跳如雷，对藏兵们叽哩咕噜一阵，然后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藏兵立即端着枪、提着皮鞭把家属们往一个土围子里赶。 家属一个个地向土围子走去。土围四周的敌人端起了枪。 突然，南面传来一阵军号声。啊，红军的军号！大家抬头一看，远处一队骑兵飞奔而来。红军的骑兵来了，红军来救我们了！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 最前面一匹马上，马队长挥舞着红旗。 大家再回头一看，藏兵不知什么时候跑掉了。 乡亲们流着眼泪紧紧拉着红军战士的手说：“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太及时了！有红军在，我们什么也不怕了。”原来突围出去的同志，连夜去找红军，结果找到红三十一军，他们听说后，立即前来救援。 红军一走，大家就把被抢的东西领了回去。队伍又跟着红军继续赶路。 <h3>翻越夹金山</h3> 往南走，一座巍峨的雪山挡住了去路。 “老乡，那是什么山？” “夹金山。” “能翻得过去吗？” “要翻过山？难啊！年轻力壮的人穿上皮衣皮鞋，带上热酒、生姜，选一个好天气，也不一定能过去。” “老人和小孩能不能翻过去？” “不行不行！”一个老太太连连摇头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有看到过。听说有个寒婆婆上去过，不过，她还是葬在山上了。” “红军不是从这儿过去的吗？” “红军有菩萨保佑，你们可不行。” 山下，马队长召集大家商议。这支几经磨难的家属长征队已经只剩下300多人了。 “乡亲们，前面就是大雪山，红军已经过去了，我们怎么办？”马队长问。 青年队的人决心最大，马上说：“咱们都是红军家里的人，要跟着红军走到底。谁要是当逃兵，谁就不是苏维埃的儿子。” 妇女队也不甘示弱：“枪林弹雨我们都闯过来了，不就是爬山吗？没问题！” “那老人和小孩怎么办？” 青年人拍着胸脯说：“有我们呢！” 老人们也说：“红军能过去，我们也能过去。红军里也有五十开外的老人，也有小孩子，他们翻过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放心吧，我们不会拖你们的后腿！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往回走只有死路一条，不如拼一拼，翻过山去。” 马队长听了十分感动，说：“我们家属队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一定要翻过雪山，跟上红军！” 大家开始做翻越夹金山的准备工作：有的缝衣，有的备粮，有的买辣椒、找木棍…… 一切准备就绪，家属队就向夹金山进发，黄昏时到达夹金山北侧山脚下，大家在几间破屋里住下。 第二天天刚亮，队伍就出发了。大家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向上攀登。路面上尽是雪水冰碴，走在上面咔嚓咔嚓直响。 太阳出来了，晴空万里，山上白雪皑皑，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山顶上雾气蒸腾，变化莫测。 走到半山腰，老人们的气就不够用了。他们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腿开始发软。 有位老大娘一屁股坐在地上，叫着：“让我休息一会儿吧！”其他人也想坐下来…… “不能停下！不准休息！”马队长大声喊着。又低声说：“小李，快扶起你的娘，坐着会有危险！”一个年轻人连忙扶起了坐在地上的老大娘，搀着她向上爬去。 “大家照顾好老人，从右面山拗往上爬。”马队长吩咐前面的尖刀组。 越往上越难起步。银白色的雪填满了沟壑，分不清哪是沟，哪是梁。看上去平坦的路面，有时一踩下去，半截身子就陷了进去。 “轰——”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前面发生了雪崩，巨大的雪块掉进了山崖，原来的山坳霎时变成了山峰。 右面通不过了，前面的人摆了摆手。往左爬，那里是悬崖峭壁。 “从正面上！”马队长当机立断。 正面有一块陡坡，上面结着光溜溜的冰，像镜面一样平。 “快！掏一些脚洞。”可是用什么掏呢？没有锹，也没有镐，甚至连石块都没有。 突然一个小孩叫了起来，他发现雪堆下面有一块石头。 一个青年走过去，用木棍一撬，石头松动了。他将石头翻了个身，怔住了。 “怎么回事？良娃。” “你们看！”他指着雪堆。 大家定睛一看，雪堆里埋着3个红军战士，帽子上缀着闪闪发亮的红星。 一个战士身上还背着铁锅，锅上绑着一把砍刀。 大家含着泪花取出了砍刀，埋好了红军战士的遗体。 一只只脚洞砍出来了。几个青年首先爬上了陡坡，放下绳子，把老人和小孩一个个拉了上去。 快到山顶的时候，一片云团飘了过来。刹那间，狂风骤起，积雪、冰雹铺天盖地向人们打来。大人赶紧把小孩按在地上。来不及趴下的两个小孩和一位老人，一下子被狂风卷进了山涧…… 过了一会，狂风过去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冰雪上，晶莹耀眼刺目。红军家属一个拉着一个，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拖着冻僵的身体，继续往上爬。 “山顶到了！大家快爬呀！”马队长嘶哑着嗓子喊。 男女老少拼命向山顶移动，终于翻过了夹金山。 后来，红军家属长征队跟随红军到了宝兴、天宝，然后又重越夹金山，经懋功，过丹巴河，经炉霍，踏上草地，最后到达陕北。家属队的青年和小孩都参加了红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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