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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刀锋》


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周文王 第一章

,一般称为《周易》。《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左传》一书。至西汉时,儒家学派将《周易》、《诗》、、《礼》、《乐》、《春秋》等著作奉为经典,名曰“六经”,《周易》这才被称作。

《周易》一书到底成于何时?对此,《周易大传》曾以一种把握不定的疑虑口吻写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迄今为止,学术界虽然尚未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肯定结论,但大都认为该书成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之际或之前。

那么,作者又是谁呢?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历来就有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史记》作者司马迁也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曾写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语。西伯,也就是周文王,因其为商朝末年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周族领袖,故称西伯。当然,也有人因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个从雏形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六经之首的,在我心中一直是部望而生畏的皇皇大著。它像一处深不见底的黑洞:错综复杂的卦爻符号令人眼花缭乱、简略古朴的文言语汇几乎不知所云、枯燥艰深的哲学内涵“密码”般难以破译、包罗万象的繁复别致一时无从言明……以一套古奥艰涩的话语系统,向我们诉说、展示的是一个遥远、朦胧而游移的陌生世界。

它像一个环环相扣的巨大迷宫:这里,既有远古的愚昧与浅稚,也有文明的智慧与深邃;既有僵化腐朽的文化因子,也有现代科学的朗朗光照;既有天人合一的融融交响,也有焦虑矛盾的痛苦撕扯;既有唯物的辩证,也有唯心的神秘;既有恬淡幽静、舒缓寂寞的小桥流水,也有惊涛拍岸、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将这些既矛盾又统一、既复杂又简单、既绚丽又平淡、既古朴又现代的对立融于一炉,总是搅得我们晕头转脑,无法理出一个了然于胸的明晰世界。

它像一座庞大的综合知识宝库:组成的“硬件”,即原有的文字与符号并不多,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就可全部囊括,然而,它却集中国古代天理、命理、圣理、数理、哲理、心理、文理于一炉,举凡哲学、史学、数学、美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文字学、符号学、伦理学、文艺学等多层次的自然社会学科,似乎无所不容。诚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所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它像一个硕大无朋的“空筐”:除了它本身固有的惊人容量外,人们还可将大千世界一些新的发现与发明、认识与解说等各式形形色色的东西装入其中,它也就像一个神奇的魔筐,似乎什么东西都可容纳得了,消化得了,解释得通。

……

哦,,这是怎样的一部大书、奇书、异书呵!

我第一次接触,除了陌生茫然,更多的是无所适从。我不知怎样来阅读它理解它破译它,只有借助注家们的解释与诠说。看得多了,注家们不仅大同小异,更多的则是自己都没弄懂就来装模作样地指手画脚,还有的则是自己钻了牛角尖走入迷潭进了死胡同之后又来误导读者。

要想深刻地认识理解某一事物,抵达本质进入胜景,除了前期必要的引导外,更多的则靠自己的执著追求、艰苦努力与不懈探索。研习更是如此,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与文化智慧综合宝库的神秘主义代表作品,除了常规的分析拆解,逐一串通外,更得依靠个人的灵气与悟性予以总体把握。阅读,得摒弃浮躁的心态入静入定,细细地揣摩、咀嚼、品味,慢慢进入那一个个古奥文字所营造的独特氛围与神秘的强力“气场”之中,与它展开喁喁对话。由遥远而贴近,由陌生而熟悉,由神秘而理解,由深入而亲切,于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才有可能产生摩擦、对撞与交融,进而迸射出耀眼的火花,激荡出一个光彩夺目的灿烂世界。

十多年来,我不知捧读过多少个不同版本、不同注家的,有时,我似乎窥其堂奥,进入了它的深层内里;有时,我觉得还在它的外围兜圈子,只抓住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皮毛;有时,我恍惚间与它融为一体,天上人间,遨游八极;有时,我又感觉着自己与它是两套相互拒斥的不同系统,无法认同那容纳其中、附着其上的杂质……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它那独特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质磁铁般牢牢地吸附着你,它促你潜心思考、探赜索隐,它使你流连忘返、乐此不疲,它时而让你感到陌生神秘、茫然窘迫,时而又让你豁然贯通、惊喜莫名。

越是深入其中,你就越觉得实在是太博大太艰深太古奥了。自古至今,历代儒生皓首穷经,读《易》不辍,注家不下千余,留传下来的论著大约三千多种,几乎每年就有一种问世。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勤奋苦读而至编连竹简的绳子都断了多次。尽管如此,孔子仍不得不叹道:“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又曾言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连千百年来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的孔子于《易》尚且如此,其古奥艰深、奇异独特、恢弘博大由此可见一斑。

,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我国古代所有学问的哲学思想皆源于易学;它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宣告了中华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信史时代的开始;它自诞生之初,就以其勃勃生机,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地冲刷、改造着我们脚下这块既贫瘠又肥沃的土壤,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之所以演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似乎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文化渊源与发展轨迹;它不仅在本土,即使在欧美、日本、东南亚也有广泛的知音;它至今仍然风采翩翩,熠熠生辉,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东方乃至整个世界。

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周文王 第二章

且让我们将目光推向渺远的历史深处,以探寻的诞生与发展之源。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那么,其源头则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那破晓而出的东方文明曙光照临着的,便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天皇、地皇、人皇谓之“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称作“五帝”。其实,那时的华夏民族,已初步摆脱了原始的蒙昧状态,完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革命转变,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开始安安稳稳地居住、生活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

以我们今日的眼光而论,那时的人们仍然生活在原始的野蛮状态。殊不知,就是这道初现于华夏民族头上的一丝文明曙光——传说时代,也是人类在蒙昧的“黑暗时期”艰难地摸索了几百万年的结果。

据有关考古资料表明,大约五百万年以前,人类才由古猿开始缓慢地向原始人进化;约四百万年前,原始人诞生;约三百万年前,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与其他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地四处流浪靠寻找、采集食物为生;约五十万年前,人类的直系祖先——直立人出现,学会了打制石器与使用火种;约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成为可以进行思维、运用语言交流并能够创造文化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约五千年前,青铜时代开始,人类的文明历史这才正式拉开帷幕。

五千年与四百万年相比较,人类的文明史实在是太短暂太短暂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当我们站在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实在难以想象远古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该是何等的艰难与残酷,其生存方式该是多么的野蛮与蒙昧。也许,我们只有在那些至今仍生活在荒野孤岛、深山老林里长期与世隔绝的少数原始部落中,才多少可以窥见一点早期人类的依稀身影。

“我是谁?我究竟从何处来,我又将向何处去?难道在这颗蔚蓝的星球上,在永恒的光阴逆旅中,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当盘古开天辟地驱除了混沌与黑暗,当女娲造出一群富有灵魂的个体站立在东方辽阔的地平线,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摘下宽大的树叶遮住赤裸的羞部,这一既古老又现代的疑问便一直纠缠、盘旋在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类心中。在漫长的艰难生存中,他们无法理解那些神秘的自然及自然现象,以己度物,便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概念。莫说虎豹熊罴狼蛇鱼鸟等或奔跑或飞翔或游动的动物,就是一茎生长的野草、一棵枯死的树木、一块不动的石头也通灵性,而太阳的明晦、月亮的圆缺、狂风的长啸、雨雪的飘洒、电光的闪烁、雷霆的轰鸣则更是高高在上的神灵的某种思考与行为。既然万物有灵,那么世间万事万物总被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所主宰,冥冥中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操纵。于是,就产生了对超自然力量与异己力量崇拜的鬼神迷信观念。人们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一种最为强烈的心理趋向就是渴求预知未来的后果。有后果,必有前因。他们认为,后果如何,早已包孕在前因之中;反之,由前因也可推测即将到来的后果。这种前因或曰前期现象,就是古人所说的前兆、预兆及征兆。既有了鬼神迷信概念,人们就误以为前兆是鬼神呈示于人的神秘信号——一种预示、启悟或警告。后果或凶或吉,就是鬼神对人的有意惩罚或奖赏。而人们的文化心态总是趋吉避凶,当远古人类将趋吉避凶这一前兆迷信所带来的心理指归转化为外在形式时,巫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原始宗教的形式主要就是巫术,巫术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作法、咒术、灵符、占卜等。

巫术萌芽之初,带有原始的“天启”性质,它以蒙上了神秘色彩的种种正常多见或怪异少见的自然现象为崇尚对象。这些对象没有经过人为的加工改造,保持其自在自为的本真状态,人们在万物有灵观的“指导”下,将它们与另一些关涉人生的事物进行某种组合与对接,以前物为因后物为果。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物事对接模式,积淀在人类的心灵深处代代相传。比如人们一听见乌鸦的叫声,就断为凶兆唯恐避之不及;而一听到喜鹊的叽喳,即认为是喜事降临兴高采烈。乌鸦与喜鹊的叫声都未经改造,仅凭灵感与天启,就将与它们没有任何必然逻辑联系的凶兆与喜讯各自对接,于是,一次不需任何占卜仪式的原始巫术就这样在个体自我的心灵之中完成了。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思维与语言的进化催生了早期的天启巫术。随着先民的进步及对自然认识的逐渐加深,人为的因素慢慢渗入巫术之中。于是,巫术在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开始慢慢向它的第二阶段过渡,增加了稍经人力改造的自然物为占卜工具,创造了简单的前兆作为卜符。而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人物就是伏羲。

据《易经·系辞下传》所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是伏羲氏(即包牺氏)在占卜的过程中,从天地自然中得到启发,从而发明创造了八卦。

伏羲,是远古人类由诚惶诚恐地仰视上天而面对自身的一个转折性标志。他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是女娲氏兄妹相婚的结晶。他娴熟于原始的生产与生活技能,教人结网从事渔猎,又教人驯养动物从事畜牧。他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具神灵,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是一位神格化了的人。由伏羲身世与传说所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说明,长期匍匐在地的人类抬起了头颅挺直了腰身,自尊与自信开始在先民们心中涌动弥漫,“人”字第一次变成了大写。

据《洪洞县志》记载,伏羲演八卦之所在就在该县的卦底村,村中现存伏羲庙伏羲冢,村中设有画卦台。以卦底村为中心,周围又有八村环绕,距卦底村均为八里,呈太极图状,分别代表八卦中的乾坎震巽离坤兑艮,依次标志着天水雷风火地泽山。

除此而外,全国存有伏羲庙、伏羲墓的地方尚有多处,都标明、竞争着伏羲创造八卦的发明权。但我以为最值得可信的是位于河南巩义市沙渔沟乡洛口村的伏羲八卦台。一条深沟的底端,筑着一块高约两丈、面积约两亩的圆形土坛,土坛北对黄河与洛河的交汇处,南依莲花山。当年,伏羲极有可能就是静静地坐卧在这一土坛之上,背倚高山,俯视大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洛河,也因了一冬一春的积蓄,将一湾激流注入黄河以助其势。黄河浑浊,洛水清亮,一黑一白,泾渭分明。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黄河与洛水相互激荡,清浊交汇,黑白分明,形成一股巨大的漩涡,翻滚着漫向遥远的天际。伏羲定定地望着,心中突然一亮,掠过一道灵感的闪电:一清一浊,一黑一白,一阴一阳,相互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是一幅包蕴着天地万物的奇妙图画又是什么?于是,伏羲心潮起伏,一如黄洛之水汹涌澎湃,情不自持地信手一画,就有了我们今天见到的阴阳太极图。黑者阴,阴为虚,用符号表示即--;白者阳,阳为实,符码为-。有了黑白阴阳,有了虚实符码,将它们三三重叠,加以组合,构成八卦,不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吗?

其实,伏羲氏到底于哪儿画下八卦并不重要,就连伏羲氏其人是否真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存过也颇令人置疑,从那附缀其后的一个“氏”字,我们就有理由推测伏羲实质上是某个伟大的氏族群体,是整个部落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渐学会了渔猎畜牧,发明了太极图,推演了阴阳八卦。因此,我们所看重的,是八卦这一既简单又复杂的抽象符号本身。卦,与“挂”同义,指挂万物于其上,颇有囊括大千世界、宇宙万物之意,也反映了早期先民心中跃动着的求知与认识渴望。

第二期巫术具有半天启半人为的文化属性,形成了较有规律的占卜操作过程,并有了精于此道的职业占卜者。

至此,华夏民族才由混沌未开的蒙昧,由无法证实的传说时代终于过渡到了零星记载的半信史时代。尽管此时的先民们仍未摆脱野蛮之气、怪异之气与神秘之气,但毕竟在开创文明的艰难道路上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第二期巫术由伏羲而立,经过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父传子承的专制王朝——夏朝,于殷商时代达于鼎盛,其主要形式就是甲骨占卜术。

甲为龟甲,骨为牛骨。龟生命力顽强,长寿且富有灵气;牛体力充沛,集蛮劲与驯顺为一体,皆被古人视为灵物、神物。将它们作为占卜的首选之物,为的是增加巫术的权威性。以渔猎畜牧为主的先民们在宰杀龟牛为食时,龟甲与牛骨必在烈焰的熊熊烧烤中发出劈啪的爆裂之声,留下各式别致的裂纹之痕。极为凑巧的是,一桩幸运或悲伤的事情在龟甲的劈啪声中突然爆发了,先民们自然而然地会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将爆声与裂纹视为人生命运的一种前兆迷信。后来,先民们就有意灼烧龟甲牛骨,人为地制造一些所谓的前兆,以预测后果推导未来。迄今为止,殷墟共出土这样的龟甲牛骨十五万枚之多,可见当时的龟甲占卜是多么盛行。

就现有出土的甲骨来看,早期甲骨相当粗糙,大多出乎天然;中后期甲骨形状规整,表面较为平滑,明显地打上了人工的痕迹,其天启与人为的结合也由此可见一斑。

甲骨占卜有着一整套严格而规范的操作仪式,它由专门的卜史或贞人主持,首先倾听求卜者的内容与目的,并在心中反复默念着虔诚祈求那无所不在的神灵相通相助;然后是择龟杀龟,修饰龟甲,烧灼钻凿;接着观测兆象,破译解说,以断吉凶;最后,将卜辞刻于龟甲之上以便验证,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占卜的肃穆与神圣。

颇有意味的是,我们的国粹方块汉字,就这样在一次次占卜的巫术行为中蹦跳而出了。它们依附、定格于龟甲之上发展成一套规整的语言体系,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并越来越呈科学与普及之势。即以占卜的“卜”字而言,形状似甲骨烧烤而成的裂纹,读音像甲骨爆裂的声响,这一个典型的形声字无可争辩地向我们述说着古代的先民们正是在占卜的过程中创造了“卜”这个文字。189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字。

龟骨裂纹所呈现的兆象千变万化,不会出现一块雷同;而先民们又无事不卜,无所不记,不仅留下了丰富多变的巫术内容,也为后人们研究远古提供了宝贵可靠的资料。

龟甲占卜经历了一段极其漫长的时期,那凝聚流传的积累之物,尽管数量、体积之多,令人惊叹不已,但所记内容全都零散琐碎、斑驳繁杂。历史在发展,人类每前进一步,神秘的世界就增加着一分透明。先民们不再满足于占卜中的天启成分,他们的自主意识在日益觉醒,要人为地控制操作整个过程:归纳总结过去的占卜内容,使之抽象化、系统化、符号化,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使占卜工具更少神灵因素,占卜程式更加严格规范,占卜结果更经得起检验,当然,还得创造出一套与之相应的新型占卜文字。

历史,呼唤着第三期人为巫术的诞生,呼唤着类似于伏羲氏的神与英雄横空出世。

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周文王 第三章

这一新的神与英雄不是别人,就是周文王。

时代造就了周文王,历史选择了周文王,周文王也“不辱使命”很好地完成了第三期人为巫术的发明与创造。

周文王,姓姬名昌,又称西伯侯,周族首领。周,本是一个古老的旧邦,传说乃帝喾后裔,属姬姓之族。自夏初以来,周一直就是夏王朝西部的一个重要方国。商灭夏,周又受控于商。尔后,周人经过十几代人的刻苦经营,在太王古公禀父时迁居到被后人称为“周原”的岐山之阳,兴建城邑、开垦耕地,大力发展农业,增强军事力量,征伐西戎部落,臣服近邻小邦……很快就由一个蕞尔小邦,发展为势力强大的方伯之国。对此,《诗经·鲁颂》写道:“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也就是在太王手中,萌生了周人的“翦商”大业。商朝对周人势力的迅速发展与强大兴盛自然不会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必然进行强有力的遏制。据《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武乙曾“猎于河、渭之间”,为暴雷震死。河渭之间,即周人所居关中之地。堂堂一朝天子,竟在自己的方国打猎时被雷霆击中而亡,其中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武乙身死,儿子文丁继位,后来就寻机杀死了当时的周王季历。从这一事实推断,很有可能是商周矛盾加剧,武乙率军西征,不幸战死沙场。为了报复,新王文丁又不惜动用武力,终于杀掉季历,将西周方国继续控制在商王朝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周人虽比过去兴盛,但势力还远远不及商朝强大。季历死,儿子姬昌继位,是为周文王。

姬昌在血雨腥风的背景、在臣服屈辱的羞耻中登上王位,当他在一片虔诚的祭祀与祈祷声中一步步走向父王被杀后留下的那空荡得令人刺目的王位时,心中唯一的念头,肯定就是发誓要为父王报仇,并将灭商宏愿定为周邦的基本国策。

然而,周人还较商朝弱小,姬昌不得不潜隐大志、委曲求全。一方面,他表面臣服商朝,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将周地的珠宝特产不时进贡到商都朝歌,以博取商王的欢心;另一方面,他打着奉行商王之命的幌子,沿着父王的政策方略继续挺进,仍以主要力量展开对西北各部的进攻。他北逐,西攘混夷,灭掉泾水上游的密、阮、共等小邦弱国,扩大西方版图,建立起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反商灭商“大本营”。

而这时的商王朝,王位又经历了两次转移。文丁死,传位帝乙;帝乙亡,又传给纣辛。作为亡国之君的商纣王,在史书记载与民间传说中一直没有较好的声誉,总是作为一个残酷、凶恶、颟顸的暴君形象广为流传。如果我们拂去那经了千百年涂抹留在他身上的厚厚的“颜料与色彩”,还其真实的本来面目,就会发现他也算得上是一位人才。商纣王长相英俊,虎背熊腰,精通武功,也有一手治国方略,只是后来暴殄天物、偏听偏信、闭塞视听,又遇到了比他更具雄才大略的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等英雄豪杰,结果落得个身死国亡的下场,才为天下人耻笑。华夏民族自古就有“胜者英雄败者寇”的传统习惯,又由于更早的暴君夏桀要比他遥远六百多年,所记史料更为缺乏,自然而然地,他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愚昧昏聩、残酷凶恶、一无是处的昏君、暴君。

周文王“享国五十年”,一直在表面上奉行着毕恭毕敬尊崇商王的政策。商纣王虽为周文王的韬光隐讳所迷惑,但也没有完全掉以轻心,只是东夷之乱一直牵扯、束缚了他的手脚。待到东夷局势有所缓和,他的目光这才投向了西方。这时,周文王已完全巩固了后方,开始腾出手脚由岐周而向东边经略了,并在泾渭之间建立毕邑,作为向东扩展的前哨阵地。纣王并未忘记商周之间在过去历史上的一些恩恩怨怨,他隐隐地感到了来自西方及其他势力雄厚的方国的威胁。于是,他稍施谋略,以朝贡、封赏之名将国力强盛的西伯侯、九侯、鄂侯等三公召至商都朝歌,准备一一惩治。

姬昌自从继承王位以来,对商朝一直采取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韬晦之略;而在方国之内,他却严厉地推行富国强兵、伺机反商的政策;在内心深处,他一直将商朝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对商王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因此,在离开西周之前,他就作了两手准备,一旦身死朝歌,就由大儿子伯邑考继承王位,完成父王的未竟大业,并对有关后事做了有条不紊的安排。

三公离开方国到达朝歌,无异于变成了一只只毫无反抗之力,只有听凭商王宰割的羔羊。纣王虎视眈眈,终于找了一个借口露出狰狞面目举起了屠刀。

关于这段史实,《史记·殷本纪》记载道:

<em>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姜里。</em>

商纣王以九侯女之淫乱为由头,首先拿九侯开刀;然后锋芒一转,将对此事不满、抗争“疾辨”的鄂侯剁成肉块;姬昌虽然对纣王心怀仇恨,充斥着一股难抑的怒火,但其韬晦策略救了他一命,只是私下叹息而已。崇侯虎的告密好不容易才使得商纣王抓到了一条整治姬昌的把柄,“窃叹”又够不上死罪,就将他囚禁姜里(今河南汤阴县),关在牢中,限制其人身自由,磨灭他的意志,以使周人永远臣服商朝。

两千多年以后,明代许仲琳依据有关商周冲突的神话、传说、轶闻、正史、野史等资料,敷衍出一部长约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小说写得神神鬼鬼、天上地下、荒诞不经,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商周之争的明晰线索与重要史实。

商纣王将西伯侯姬昌作为人质囚在姜里,一关就是八年。八年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就看你怎样去认识它度过它。

周文王身遭囚禁,其结果似乎要比他预想的好得多多,因此,他不仅没有哀伤悲叹,反而还为自己的“漏网”而感到庆幸。当然,囚禁在一块方寸之地,一举一动全在商人的监视之下,连吃喝拉撒都没有半点自由,更不知何日、也不知能否活着返回西周,这对曾经为王几十年的西伯侯姬昌而言,与过去在西周发号施令、众人敬奉、养尊处优的日子相比,无异于从美好的天堂猛然跌入了凄惨的地狱。

然而,他要活下去,还得好好地活下去才是。早年立下的复仇、克商、建功、立业的宏愿是他顽强活着的信念与支撑。管它粗茶淡饭、破衣烂被,只要能够活命不至于饿死冻死就行。他虽囚身商地,但一颗心,却仍在故国上空盘旋。西周的统治王位,还虚席以待;西周的祭祀祈祷,仍供奉他为精神偶像;西周的发展,正按照他制定的模式一以贯之地前行。这些,似乎都不必他过多地牵挂与操心,那么,身居斗室,该做些什么好呢?

周文王感到了烦躁,还有空虚与无聊。他不能这样待在狱中,得好好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是。那时的部落,政治与宗教合而为一,既是首领,又是巫师,一般都是身兼二职,周文王自然也不例外。他身处斗室,虽然失去了政治领袖的身份,但他还可以继续扮演一个大巫的角色。于是,短暂的无所事事与无所适从过后,他很快就迫使自己进入到一种平和、自在与放松的状态之中。他因陋就简,随便找来或向狱卒讨要几根竹签或树枝作为占卜工具,从自己开始,天上人间世界万物一一卜来:我什么时候才能出狱?纣王是否继续怪罪于我?我能否逃过命运之劫?我有可能活着返回西周吗?回去后将做些什么?周国的未来到底会怎样发展结局如何?人活着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世界本源由什么构成?茫茫无涯的宇宙到底都有些什么?……他一边占卜,一边写写画画,并将一些独特而深邃的感悟零星地刻在地上、墙上或睡觉的床上。

这样一来,个人难以独处的枯燥日子就很好打发了。不知不觉间,白天一晃就变成了黑夜,一天时间眨眼间就过去了。

慢慢地,他就对过去惯用的伏羲八卦不甚满足了,觉得它们难以达到占卜宇宙万物的目的。于是就想,伏羲将阴爻阳爻三三相迭组成八卦,难道我就不能再将伏羲三三相迭的八卦再来它一次两两相迭吗?这如同闪电般一掠而过的念头很快就被他紧紧抓住不放,马上在地上阴爻阳爻重重叠叠地画了起来。阴爻阳爻三三相迭变为八卦,八卦两两相迭就组成了六十四卦。姬昌用这种方式占了几卦,觉得视野比过去要开阔多了,所占卜的内容更是天上地下、宇宙万物,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容。

他为自己的创造与发明而狂喜,他忘了周围的世界,忘了自己正置身小小的斗室,忘了吃饭睡觉,只觉得身与天地世界相连,心与万物神灵相通,进入到人生一种最佳的“气功场”之中,恍兮惚兮,物我两忘,他是一个人是万物中的一分子,又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通天神灵!他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遨游八极,他上天,他入地,他雄心勃勃,他想穷尽人类、世界、宇宙的所有奥秘,将它们囊括在既有限又无限的八八六十四卦之中。于是,他一天到晚都在一个劲地占啊卜呀,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实、得到了无可言说的启迪、获得了少有的智慧与力量。日子一长,就总结出了不少可循的规律。渐渐地,狱中已被他画得一塌糊涂画得满满当当半点空间都没有了。正在这时,周国派遣使节带着金银珠宝打通关节探监的来了,他什么也用不着什么也不想要,只是以一个大王的身份命令使节,要他们想办法弄一些羊皮与木炭送上前来。

不多日,一张张质量上乘的羊皮与一根根大小不一的炭条就放在了那小小的斗室之中。他手捏炭条,将编好次序的八八六十四卦卦爻一一写在羊皮上面,并为每卦取了一个卦名,用乾、坤、顿、蒙、需、讼、师、比等文字一一标示。然后,他根据自己对人生、社会诸多事物的分析、总结与概括,分别写在相应的卦爻下面。

框架虽然搭成,但其中的粗陋与不足显而易见。他没有满足,也没有休息,还是每天占卜不已,然后将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作为爻辞一一充实在每卦之下。

为防失落,也为防范纣王,姬昌将它们一式两份,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写在两张羊皮上面。一张留在狱中供自己继续研究探索,另一张则买通狱卒,让他带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藏好,转交使节带回西周,作为他对周人政治、生活、军事、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一种指导,也是一份立志推翻商纣统治的政治宣言书。他要让周人知道,他虽然离开了周国,但还是他们的政治领袖与精神领袖,他们应该继续奋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日子过得真快,一眨眼,周文王待在狱中已近八年了。这时,周使前来告诉他,说周人向纣王奉献了莘氏美女、骊戎文马、有熊九驷等奇珍异物,纣王大悦,已有放他归国之意。其实,周文王早就用自己创造的神灵卦爻卜得了自己否极泰来的好运。纣王打算放他出狱,呈献奇珍异物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在于已然平息了的战端又因东夷叛乱而重燃战火,商纣王顾头顾不了尾,顾东顾不了西,他可不想继续囚禁西伯而让周人找到挑起战端的口实。况且,他将西伯侯囚了八年,西周也没有半点轻举妄动,而姬昌在狱中也无冤言,只是像个疯子般一天到晚地写呀画呀,还发出一串串让人莫名所以的喃喃自语。是啊,八年时间,完全可以把一个正常人关疯关狂呢。为了笼络西周,稳定后方,以便全力对付东夷,狡猾的商纣王眼珠一转,也就准备“开恩”将他放回。

姬昌知道自己归国在即,在出狱之前,又将这些年来推演的卦爻归纳、总结、整理了一番。面对着一张张用黑黑的炭条工工整整地誊写好了的白白羊皮,西伯侯猛然就想到命名的问题,是啊,总得给自己这些年来的心血结晶取上一个合适的名字才是。那么,该叫什么为好呢?他冥思苦想,脑海里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大字——“易”!

什么是“易”?“易”义多多,主要有:一、“易之为字,从日从月,阴阳具矣。”好,西周就应该阴阳相交、刚柔相济;二、“易,飞鸟形象也。”对,西周现在已是一只展翅翱翔于蓝天的飞鸟了;三、“易,即蜴。蜥蜴因环境而改变自身颜色,曰之易,取其变化之义。”哦,西周马上就要取代商周了……由此看来,以“易”而名命,是再好不过的了。它是我们周人的“易”,那么就该叫“周易”才是。当然,这个“周”字,除了西周方国之义外,还有“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的意思。

于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周易》就这样诞生了。

由殷商零星散乱的龟骨占卜,到《周易》的抽象、规整与总结,是一次具有实质性突破的理性上升,具有超越具体物象的普遍意义。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写道:“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

《周易》的出现,象征着第三期人为巫术的正式诞生。据此,也有人将伏羲八卦称为天启八卦、先天八卦,文王八卦称为人为八卦、后天八卦。

如果没有八年的囚禁生活,周文王绝对不会推演出一部规范完整的《周易》出来。文化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难以捉摸的人类产物,如果不是周文王,伏羲八卦肯定还会向前发展,巫术也会向着第三期的人为形式确立,但时间将会大大推迟,并且极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我们难以想见的模式,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定型及对后世的影响,就肯定是另一种脉络与轨迹了。

是苦难造就了周文王,催生了《周易》的诞生。对此,史马迁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孟子也曾写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周文王归返西周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渡过渭水,将曾经告密的亲商近邻崇国灭掉。然后,他将都城由岐周迁至沣水西岸,将全部关中平原据为所有。而对商朝,周文王还是对它保持着过去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周文王“享国五十年”,终其一生,不曾有过一次正式的反商之举。他是一个相当明智之人,他知道周人的势力还赶不上商朝,父王血的教训他实在是太深刻了,他不能轻举妄动,要以暂时的屈从换来发展的时间与扩张的空间。于是,他不断地征伐周边弱国小国,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文王死时,周国已将版图与势力范围扩大到东至江淮,南及江汉,西南入于巴蜀的广大地带,“三分天下有其二”,为消灭商朝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基础。

周文王死,儿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又经过几年的充分准备,周人羽毛渐丰,实力足与殷商抗衡,武王九年,大会八百诸侯于孟津,这才正式举起反叛商朝的大旗。“孟津之誓”不到两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亲率大军伐商,势如破竹地攻入商都朝歌,迫使商纣王自焚身亡,接管了商朝的统治,控制了商朝的所属地区。这年,周王朝在新都镐京正式建立。

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周文王 第四章

周文王的事业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兴周灭商,二为创作《周易》。而这两个部分又是那样地密不可分,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贯串于他生命的始终。他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剩下的事,就该由后人来做了。

周文王虽然从未正式举过反商大旗,但他奠定了推翻商朝的雄厚基础——西周以一个蛮化小邦的身份崛起渭上,占据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绝对优势,并在《周易》中明确了反商灭商的政治纲领及兴周建周的未来蓝图。周武王正是在乃父的基础之上大举兴兵挺进中原,代商而立,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实际统治者。

周王朝存世八百多年,在野蛮与征服、融合与发展、文明与进化等方面经历了一番长期、艰难而痛苦的碰撞,尔后转化、定型、积淀为一份丰厚的民族历史遗产。

周代承续夏商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将它们融为一体,发明了一套依靠血缘关系而建立的宗法制度——融族权与政权合为一体的家国同构模式。国君集天地人神、政德君宗于一体,是广大民众最高最大的家长,他以王权为中心,把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所有社会职能紧密结合在一起,严格贯彻到家族与家庭之中,形成一套礼乐有序、尊卑有差、上下有别的社会等级制度,并将这种宗法制度推向专制集权的道路。为此,西周在殷商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庞大而精致的宗法制度和官僚机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王土王臣,又为周朝姬姓一家所有。家是国的缩小,国就是家的扩大。于是,西周在政体上实行分封制,将一块块土地分封给姬姓家族成员,形成一种小家、大家、国家相互融合的大一统“金字塔”式统治结构。并用一套与之适应的文明礼仪治理国家、统治人民。

我们常说华夏文化是一种早熟文化,其政治文化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基本定型了,尔后便香火不断,影响中国长达几千年之久。它留下的遗产主要包括王权的政治与宗教合一、政治与宗族合一,王权的金字塔统治结构,王权的嫡长子世袭制,政治组织系统的尊卑有序,政治指导思想的道德伦理化等等,直到今天,仍有一道脉脉余晖斜照在东方的中华大地。

西周,是华夏文化本体的形成之时,也是孔子心中典型的美好社会,他曾发自内心地说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并影响至今的儒家学说,正是从西周的社会土壤中吸取了充分的养料,不少思想直接源于《周易》,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

周文王所推演的《周易》,虽较以往是一次突破与超越,但当时肯定还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与雏形而已。《周易》,其实可以将它拆解为两个部分,一为卦爻符号,它们由伏羲八卦两两相迭组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这是一个固定的不可更改的框架与结构;另一部分就是卦辞和爻辞,即对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解说。解说部分由文字组成,当然也是一些符号,只是卦爻符号是一个高度凝练、抽象、简洁的符号,而文字符号要具体、复杂得多;卦爻是固定的,而文字则是灵活的;卦爻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对它的解说则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那么记载解说的文字符号当然就有所变化。于是,后人就在周文王所搭建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框架内,进行着一些增补、充实、更改的工作,使它变得更加规范、规整、正确。经过一大批有名或无名人士的共同努力,慢慢地就达到了较为完善的程度,形成了一个大众能够普遍接受的版本,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周易》。

《周易》,本来是一部巫术占筮之书,既有神秘主义色彩,也有理性主义光芒;既有迷信的因子,也有科学的成分;既有面对上苍的诚惶诚恐与跪拜依附,也有作为大写的人的自信与自豪。因此,早年的孔子对其不屑一顾,后来才窥其堂奥,发现它包容广大,望之弥高,钻之弥深;秦始皇焚书之时,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及诸子百家之书都要烧毁,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秦始皇将它视为一部普通的卜筮之书,这才逃过了一场厄运。正如《周易》的结构可以拆解为卦爻与解说两个部分一样,它的内容也有两套不同的语言系统:一套是有关卦象爻象及占筮方法的,它叙说的是如何预测人事、推导未来;另一套则是关于宇宙世界、人类社会的,它向我们解释宇宙的衍化法则、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战国后,《周易》的两套语言体系便逐渐分离开来,其占筮方法被数术家所引用,它对宇宙、社会、人生的阐释与解说则为文人学者所器重。春秋以降,人们把《周易》与卜筮过程完全分开,将它作为直接阅读的文本,并逐渐经典化,为“文本——解释”的纯粹精神活动打开了通道。

《周易》,一本薄薄的小书,为何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它为何越钻越深,越学越广,难以窥见其底?它为什么能够将一些互相矛盾的对立事物纳于一体,它的“涵养”到底有多深,容量到底有多大?易,本身就包含有易学、易行之义,这,恐怕也是周文王命名之本意吧?“易学”既为容易之学、即为容易之经,为何艰深晦涩、难学难懂呢?……对于这些问题,虽然没有一个统一而完整的答案,但不少导读及介绍的书籍都有过或详或略的解释。在此,我没有必要一一重复,只想从《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角度简要地介绍一下它所包罗的内容。

是一部充满着辩证智慧的哲学著作,它最著名的命题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通过阴阳变化来说明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的中心思想就是一阴一阳、相对相反、矛盾统一。老子的有无相生、崇尚阴柔以及孔子的仁义中庸、崇尚阳刚等核心思想即源于此。西方圣哲黑格尔曾有言曰:“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是一把打开宇宙迷宫的钥匙,它为我国古代文化、科学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一、取象比类,抽象的卦爻符号与文字解说的统一,造成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相互诱导;二、阴阳对称,讲求万物调和、刚柔兼济与不温不火,其“保合太和”的理想原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三、囊括宇宙万物的视野与雄心形成了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四、强调序列,注重节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顺应自然。

容理性与迷信、科学与愚昧于一体,它包容了太极图谱、五行生克关系、天干地支历法、四时八方方位、河图洛书数学系统,还有后人塞进去的什么“六神八门”、“奇门遁甲”、“纳甲”、“紫微斗数”、“六亲九煞”等芜杂的学说及方法。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总是精粹与芜杂并存、理性与迷信相随、启蒙与愚昧相伴。

是一部万世经邦的宝典,乃内圣外王之书,它的不少名言名句都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视为治国之本或治国之策,如“与民同患”;“万国咸宁”;“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等等等等。

包含着一套规范的人生观念,它们像一根红线脉络清晰地贯穿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之中。这些人生观主要有:一、乐天知命。“与天地相似,故不违……乐天知命,故不忧。”二、顺天休命。主要形成了两条人生准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三、遏恶扬善。主要体现为天尊地卑、扶阳抑阴、为君子谋等;四、天人合一的境界。

是一部上古文化知识的汇编与大全,它不仅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自然知识,也有“观乎人文以成天下”社会学说,中国古代所有知识与学科都可从中找到源头。

所包蕴的丰富内容影响了不少学科的发展,比如它的整体辩证观及阴阳平衡原理启发并决定了中医学的发展走向,阴阳协调原理影响了建筑艺术与工艺艺术,取象思维原则启迪了古典诗歌的比兴法,“意”、“象”结合模式孕育了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八卦符号的间架结构启发了舞蹈家的审美认识……中国古代没有一门学问,其哲理思想不渊源于《周易》。

融象数与义理于一体,极具创造性与灵活性,凝滞与呆板似乎与它无缘,它总是生生不息、变化万千,与时代并肩同步,并能不断地创造、发明出某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奇迹。

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周文王 第五章

当我将目光投向那遥远而模糊的远古,经过一番认真搜寻,最后的视点不得不凝聚在周文王身上。他的身影投射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屏幕上,实在是太高大太突出了。当我以他为起点,将中国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政治与文化经过一番梳理之后,不得不慨然叹道,周文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深了,这种巨大与深远常在我的心头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惊之感!

在政治上,周文王所奠定的西周政体是为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集权之先声,前此已有所论述。现在,我们来看看《周易》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巨大改变。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之书,它的文化基质为术数、为巫术,是中国巫术文化智慧的结晶,是第三期人为巫术的代表与象征。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正视的事实!《周易》自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奉若神明,直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仍未在整体上有所突破与超越。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几千年来就一直笼罩在一股浓厚的“巫气”之下。这股“巫气”掺和在空气中,渗透在土壤里,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强大的浸润与影响导致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巫术,说到底,是愚昧的象征。它的社会功能,就在于能使无助、绝望、痛苦的人们在心理上得到某种虚幻的满足。巫术与宗教的文化之根,都源于贫瘠的土壤之中,都信奉神灵,崇尚奇迹,透着一种神秘的氛围,有着一定的禁忌与戒律,给痛苦的心灵以缓释与安慰等等。但是,它们又有着截然的不同。

巫术是宗教与科学的前奏。当巫术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时,人类在慢慢成熟的过程中将会发现,占卜占筮之类的巫术在生产与生活中并非万能,它们常常失败“流产”,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于是,就由无条件地信奉过渡到无法释怀的疑惑,必然面临着一场新的抉择,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创立宗教,彻底皈依于神;二是从巫术的神秘氛围中走出,以理性战胜愚昧,走向科学的征途。

然而,中华古代的文化智慧之路,却出人意料之外,既没有实现巫术向宗教的转化,也没有步入充满理性之光的科学之路。一个我们毋庸讳言的事实就是,我国古代的宗教智慧与科学智慧都不怎么发达。

原因何在?其根由就在中华巫术特别是《周易》之中。以《周易》为象征的中华第三期巫术,是天启与人为的结合,是神人的智慧结晶。六十四卦是圣人的创造,同时又是天神的启示。《周易》一旦创造出来,就成了一套自在自为的系统,既非后天所能企及,也非后人所能改造,它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似乎已经穷尽了人类的方方面面。它本身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人神共创的可以囊括一切的神秘“宇宙”。

《周易》,是人对神的一种信赖,凡是自己无法理解、无法把握、无法控制的事物,都可向冥冥之中的上苍诉求祈祷;同时,它又是人类自主意识的一种体现,希望摆脱神灵的束缚,获得人的思想与行为,进入自在自为的状态之中。它是先民的一次瑰丽的童年梦幻,又是一道东方式的文明曙光。

《周易》的巫术境界,最为推崇的就是天人合一。这里,既没有人类可以完全托付的异己神灵,也没有完全站立的人类本体。既信仰神又要推开神,既依靠自己又要跪拜神。人与神,已经不可分离,似乎融于一体了。而宗教的文化素质,就是严格地实行“神人相分”与“神人对立”,人就是人,神就是神,是两个无法“合一”的异体,神灵高高在上,人不能对其产生怀疑,更不能拒斥,只有无条件的皈依与服从;在科学中,既没有巫术的“天人合一”,也没有宗教的异己神,人类不论渺小也罢,高大也好,他们只相信自己,通过自己的实践与努力创造一个充满了“人气”的世界。

《周易》既没有为宗教,也没有为科学提供充足的空气、土壤与养料。而后人们对《周易》又是那么奉若神明,因此,中华巫术也就没有完成向宗教或科学的转化。普通民众对《周易》的信奉,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周易》的原质是一部占筮之书,当年的周文王就曾用它一个劲地占卜自己的出狱之日。后人待《易》,大多也从实用的目的出发,有关婚丧嫁娶、动土出行、耕种收获等生产生活行为,事前都要卜卜吉凶。人们的眼光只注重、讲求“实用”,根本不可能在思想意识上有所超越。《周易》的这种实用性又被后来的孔子所看重、利用,这样一来,国人便几千年来一以贯之地停留在“实用理性”的层面,只注重此岸,注重脚下,也就无法在纯粹的思想与真正的科学方面进行深刻的探索与发展了。

中华民族淡于宗教,只有以礼为核心的伦理准宗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只有以实用为目的伪科学。于是,中国人所能做的就只有如何“做人”一途了。所谓的做人,必须按照孔老夫子教导的一套“准则”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严格执行。不信天神,不信自我,只信地上那些大人、圣人、祖宗这样的“准神”。个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只存在于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有着广大的“市场”。

没有神灵之光的普照,没有科学之光的闪耀,《周易》长期笼罩着的,就是一股浓得难以化解的东方式神秘主义。

周文王在他所处的时代、被囚禁在一块屁股大小的地盘推演《周易》时,受到了无可克服的时空制约,他面对许许多多无法看清的事物、难以窥其底蕴的“黑洞”、怎么也打不开的“黑箱”,他无法解释,无法洞照,无法厘清,只有祈求神灵、凭借直觉、依靠灵感、借助神秘了。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神秘像团不散的阴云一直纠结盘旋在中华民族的上空,压抑得几乎让人抬不起头来:源于《周易》的老子哲学,其核心“道”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国粹中医的哲学基础五行学说、诊断方式望闻问切及针灸、用药等是无法明晰的神秘;各种并非宗教的教派如太平道、五斗米教、白莲教、义和拳一直到今天的各种功法——包括曾经风靡中华大地的气功,一脉相承着的都是“神秘”二字;君主治国、官宦治民采取的政治手段与政策方略,全是神秘的“黑箱”操作,没有半点透明性可言,老百姓万难窥其堂奥;不少历史发明与发现也因“不可传与外姓外宗”等种种神秘因素而失传……国人似乎对神秘有着一种特殊的癖好,仿佛越神秘,就越伟大,就高人一等,就笼罩了一层炫目的光圈。然而,神秘却与迷信、狭隘、愚昧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厘清神秘的纠结,不能揭开神秘的面纱,不能廓清神秘的笼罩,就无法透明,就无法民主,就无法建立一个现代性的法制社会。

不仅如此,《周易》对国民心理素质、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周文王在中构筑的六十四卦,其卦爻部分自搭建之日起,就已无可更改,今后也不可能有所改动。这一凝固的卦爻符号就是一个浓缩了的广阔无边的世界,它对应着我们所置身的宇宙。后人所能做的,只是增加或删除一些相应的卦辞与爻辞,也就是说,已将一个完整的宇宙构建好了,后人所能做的,只是“装修”,做做修修补补的工作而已。民族的活力与创造性就这样于无形中固定、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之中了。中华古代几乎每门学科一旦诞生,就已经大功告成,后人只能干干“填空”之类零打碎敲的活路了。同时,国人对创建与构建完整的体系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中华古代的所有自然、社会学科,似乎都不讲究庞大、严谨而完整的系统性,这与周文王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创造了一个囊括一切的“宇宙”而带来的限制与束缚不无关系。

所创造的“宇宙”也真像一个“魔筐”,似乎什么都装得下,什么都有了。即以现代文明的一些科学成果而言,比如六十四卦严格地对应着遗传密码中的六十四个DNA密码符号,“凡事皆变”的观念完全适用于原子与亚原子世界的规律,一阴一阳的二进制引发微积分的发明使得计算机的创造成为可能……其实,它们并非依据《周易》文本或通过它的占筮之法推导而来,而是西方的科学家发明之后,才在《周易》中找到某种对应与观照,是一种典型的“马后炮”。可是,国人却长期陶醉于此,以为中国传统文明真是无所不包,我国古代社会简直无所不有,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夜郎自大的“天朝心态”。所谓天朝心态,就是盲目自信,在一种空想的基础上将自己拔高到“神”的地位,高高在上地俯视人间,总是想着万国朝仪,瞧不起别人,而自己又无所创造无所贡献。

人们借助《周易》,通过它可以发现许多预想不到的人与事,达到求神不如自求的功效,于是,也就俨然自以为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神灵,可以达到神灵的境界做一些人力所不及的事情,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

人们运用《周易》的实用目的,就是趋吉避凶,表现在生死观上总是执著于生。《周易》大传有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在中也曾言道:“未知生,焉知死?”于是,也就流连于生的快乐,忌讳死的悲哀。执著于生,既有生生不息的坚韧,也有对生殖的崇拜所形成的“多子多福”观念。多生、多子、多福在国人特别是在农民心中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都有其严格的定位,构成它的基本“元素”只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即阴爻--,阳爻-。可它们在不同的卦爻之中,所产生的意义、所发挥的作用却截然不同。在《周易》文本中,占筮的吉凶结果如何,往往与爻的位置密切相关。比如乾卦的九五爻,经过《周易》大传一番伦理解说,就成了历代帝王的“专利”——封建帝王有着直薄青天的“九五至尊”。因此,《周易》大传《系辞》篇一开头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后来就有了孔子的君臣、父子、夫妇、男女及尊卑有序、贵贱有位。于是,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讲究定位与归位,每人都有他的等级、圈子,不可僭越躐等。

《周易》中多次讲到“中”,强调“中”,对“中”抱有一种崇拜兼审美的态度,于是,“中”也就深化演化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伦理范畴,乃至我们的国家也被称为了“中国”。即为中国,也就以为真的居于天下的中央与中心了。对此,宋代石介在其所著《中国论》一书中写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种居中的观念,对中华古建筑布局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中华民族的图腾之物——龙,这一从未有过的虚构生灵,其文化信息在《周易》中也有记述,如“潜龙”、“见龙在天”、“飞龙在天”、“云从龙”等等。《周易》中所说的龙,是古人对自身生殖崇拜而创造的一种巫术兆象,是由云、雨、雷、电等自然天象的一种揉合与融汇。在此基础上,才慢慢发展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龙的具象——“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

毋庸再举了,《周易》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刻了,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它改变了古代的文化发展轨迹,它影响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基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远古的巫术智慧之果在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后人三千多年来几乎每一年都有一次对《周易》的诠释与解说行为,无疑是对这一势能的凝聚、助长、增加与强化。

如果我们能够冷静一些、客观一些,将《周易》放在整个世界的大千文化景观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周易》不过是中华古人认识、切入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已,它只是某种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状态下的产物。这一独特的认知方式只能适合于某一时代某一空间,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在多元文化的冲突、对话与融合中发展并存,才是《周易》应有的最佳坐标。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华夏文明也是一种早熟的文明,而《周易》,更是一颗早熟的智慧之果。正因为早熟,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几分青涩与遗憾。早熟也是一种“透支”,其代价必须由后人来偿付。我们是该为民族文化的早熟感到庆幸呢,还是感到悲哀?如果换一个角度,是否可以说《周易》是煮了一锅“夹生饭”呢?对此,我时常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不管怎么说,我们脚下这块广袤的土地、我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由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给决定了,这是我们站在今天反思历史、开拓未来的一个不容忽视且无可更改的事实!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吕不韦 第一章

吕不韦是以一个成功的商人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他是“阳翟大贾”,《战国策》则称他为濮阳人。阳翟属郑国,濮阳属卫国,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繁荣城市。很有可能,吕不韦生于濮阳商人世家,而行商于阳翟,“往来贩贱卖贵,”,只要哪里的生意好做,能够赚大钱,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行迹遍及赵、韩、魏、秦、楚等多个王国,也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商人”了。很快地,吕不韦就以其卓越的才识与出色的经商本事成为“家累千金”的巨富而闻名遐迩。

然而,那时商人的地位却极其低下。其衣服式样,有着特殊的卑贱标志;商人再富有,也不能乘坐高车驷马;人们每每提及商人,都将他们视为不懂礼仪、毫无廉耻、奸猾狡诈的小人,并与罪犯、家奴等同。

写到这里,我的笔触将稍稍展开,探讨一下中国轻商传统的历史渊源。商业作为流通手段,是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可或缺的桥梁与纽带,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理应受到敬重与鼓励,却为何总是饱受岐视、屡遭限制呢?我以为原因不外以下几点:一、以自给自足、自然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不太需要商业这一中间环节,即使少量的商业活动,也为封建官僚所控制,民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商业经济活动;二、商业及商人只生产价值,不生产使用价值。一担谷子,经过商人转换到消费者手中,谷子只会少量损耗,绝不会多出一粒,这使得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活的古代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商业多余,只有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才是天下之本;三、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特别是战乱频仍时期,商业的利润极高,贱买贵卖,有时一转手就可获利几倍甚至数十倍之多。这对长年累月辛勤劳作仍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农民来说,不仅得不到心理平衡,也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于是,他们纷纷弃农经商。长此以往,戮力本业的人们会越来越少,社会的根基不是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吗?

四、商业的日益发展必然带动社会方方面面的公平竞争与人身自由,使得人本意识逐渐觉醒,导致民众反对血缘宗法制度、反对人身与思想的束缚、反对传统人治的长官意志、反对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一句话,商业的自由与繁荣必将导致社会旧有礼法的分崩离析,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五、勤劳朴实的农民最为痛恨的就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在他们眼里,商人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却累资巨万锦衣玉食,不正是这样的一类角色吗?于是,自然而然地将他们视为违背伦理道德的奸诈小人;六、周灭殷商,商朝遗民大都受到迁徙,他们不仅退出了政治舞台,也失去了立身之基——土地,迫不得已,只得转而经商。久而久之,“商人”也就成了生意人的同义语。在周朝,殷商是被征服、被统治的氏族,以当时的道德观而言,商人是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岐视的一个群体。这一观念一直贯穿于周朝八百多年的漫漫时光之中,时间一长,“商人”也就成了低贱的同义与象征……

吕不韦年轻聪颖、谋略过人,在经商中更是练就了一身处变不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过硬本领,加之具有雄厚的财力做后盾,他自然不甘心一辈子仅做一名地位低贱的商人。是的,为什么千金之富不如一爵之贵?难道商人就不是人吗?难道他们命该默默无闻受人岐视吗?难道就不能通过经世治国、折冲尊俎、驰骋疆场等途径改变命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吗?我们不难想见,这些念头肯定长久地积蓄在年轻巨富吕不韦的心中,不时地啃噬、咬啮着他的心灵,催他奋进。在一个不把人当人的社会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个体自主意识的觉醒,吕不韦想做的,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具有人格尊严、自由平等的大写的人!

于是,精力充沛的吕不韦在往来奔波的经商途中,在不断寻找商机的同时,也在顽强而敏锐地寻找着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良机。他肯定设想过许多方案,也捕捉过一些机会,但一直都没有付诸施行;也许实施了并未成功,也就没能进入史家的视野记录在案。

一个偶然的机会,吕不韦在赵国都城邯郸街头遇见了一位穷困潦倒的落魄王孙,此人名叫异人,乃秦国人质。顿时,吕不韦灵光一闪,一个绝妙的主意立即涌上心头:要是与异人达成一项协议,由我助他归国,扶他登上秦国国王的宝座,而他则以相国之位作为回报,到那时,我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苦苦追求的一切不是全都达到了吗?

就这看似不经意的一遇一闪,竟然改变了秦国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

没有超常的智慧与超常的财富,就不会冒出这一绝妙的奇谋。然而,如果没有七国之争的风云激荡,而是铁板一块的专制集权大一统国家,就不会有这一奇谋的萌芽可能,是战国时代为其提供了成功的土壤。当然,这也是一种超常的冒险,要想达到目的,得有一套环环相扣、切实可行的周密计划,还得经过漫长的努力,若有一着不慎,就有可能前功尽弃。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吕不韦不乏谋略,更不怕冒险,经商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赌博性质,承担一定的风险。经商成功了,一夜之间即可成为暴富;一旦失败,也许会弄得血本无归倾家荡产。然而,吕不韦只要一想到这些人来经商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及人们投在他的身上的白眼,他就不会存有半点犹豫。

于是,吕不韦马上放下手头的生意,风尘仆仆地赶回阳翟故宅,与父亲吕鑫相商。吕不韦的财产与父亲共有,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可能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如果没有父亲的参与,他的谋略就有可能搁浅受阻,很有可能还得背上不忠不孝的骂名。

下面就是吕氏父子间的一场对话,文见《战国策·秦策五》:吕不韦“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世。愿往事之。’”

由此可见,吕不韦决心义无反顾地舍弃“珠宝之赢”,开始施行他的“异人之赢”了。

第一步,当然是要获得异人的信任,与其达成一桩秘密交易,这并不难办到。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质,与今天为达到某种要挟目的以绑架、劫持等暴力手段加以扣押的人质有所不同,虽然也是武力逼迫的结果,但在形式上还是双方以协商的方式达成某种盟约,由于诸侯国之间的信义日趋低落,相互不得不以人为质来支撑信誉。入质的人大多为太子、公子,个别情况也以大臣为质。

异人为秦王昭襄公之孙,父亲安国君共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不过其中的一个庶子。他既非长子,生母夏姬又已亡故,不仅没有被立为太子的希望,即使封爵,也难以轮得上他。异人入质于赵的具体时间为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而吕不韦遇见异人则为公元前260年。也就是说,异人入赵已近二十年时间了。这二十年来,秦国恃强凌弱,多次进攻赵国,甚至发生过长平大战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的惨痛悲剧。两国关系如此恶劣,作为人质的异人在赵国的处境之艰险、生计之困厄可想而知。据我们推测,赵国很有可能做出过杀害人质的威胁,只是秦国根本不把异人当回事儿,加之赵国还对秦国抱有一定的幻想,才手下留情饶了他一命。二十年来,异人就在这种险恶与夹缝中浮沉着从一个不甚懂事的少年,眨眼间就变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而今的他,身边既无女人,囊中又无金银,而赵人又将他视为来自秦国的敌人予以蔑视侮辱。异人的年龄在增长,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

正值这种举步维艰的困窘时刻,吕不韦突然出现在异人面前,无异于他生命中的一颗救星。

异人早闻吕不韦大名,也知道他十分富有。然而,在他心中自己虽然穷愁潦倒,毕竟有着高贵的血统,对出身低贱仍为商人的吕不韦也就表现得颇为倨傲,甚至含有几分不敬的味道。吕不韦自然心知肚明,也不跟他做过多计较,就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有能力光大你的门庭。”异人闻言嘲讽地笑了笑:“你知道我是谁吗?就凭你这副商人的样子,还想光大我的门庭?我说先生啊,你还是先光大光大自己的门庭再说吧!”吕不韦不动声色地说:“我的门庭,却要仰仗公子予以光大。”异人摇摇头道:“就我目前的处境,也无法光大你的门庭。”吕不韦认真地说道:“先光大你的门庭,然后由你来光大我的门庭,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么!”异人想想,觉得言之成理,也就回道:“好吧,我倒是想听听,你有何等本事光大我的门庭?”

面对洗耳恭听的异人,吕不韦不禁侃侃而谈,他说:“你肯定知道秦国当今太子——哦,也就是你的父亲——他最宠幸的姬妾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至今没有怀孕生子,而你的母亲夏姬早已不在人世。如果你拜华阳夫人嫡母,华阳夫子收你为儿子,你由无母而有母,华阳夫人由无子而有子,岂不是一桩两全其美的好事吗?如今,你爷爷昭襄王在位已五十多年,早就年迈力衰,你父亲安国君即位不过是早晚之事。安国君登上王位,必立华阳夫人子嗣——也就是你作为太子。由太子而为王,这可是秦国几百年来墨守的传统与规矩啊!”

异人一听,不觉茅塞顿开,神往之至:“归返故乡,立为太子,登上王位,世上还有比这更美更好的事情吗?这不是我平生梦寐以求的吗?吕先生,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异人我心甘情愿地听从先生一应安排。”

吕不韦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不韦能得公子如此信任,当不辞鲁钝,倾其所有,竭尽全力,以为公子往来驰驱。事不宜迟,我们得马上着手行动才是。于明日开始,我当购买天下奇珍异宝,立即动身赶往咸阳,利用这些年在秦国做生意时结下的故交,全力游说安国君与华阳夫人,以立公子为嗣。从今往后,公子你也就不要意志消沉天天泡茶馆打发时光了,应该振作奋发,多多结交邯郸宾客、各国使节以及名士闻人,借以增长见识传播声誉。至于所需资财,在下先奉上五百金以供开销。”

异人当即感激涕零地说道:“先生如此尽力并慷慨相助,他日若能登上王位,我必命你为相,分秦国与先生共有。天地昭昭,日月可鉴,异人我决不食言!”

吕不韦出师顺利,原也在预料与情理之中。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吕不韦 第二章

吕不韦西游咸阳,兆头也不错,虽然比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但事情总算是办成了。

他耗用钱财,费心尽力,好不容易打通华阳夫人姐姐和弟弟的关系,这才带着早就准备好的丰厚礼仪进宫,见到了美艳绝世的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面对琳琅满目的珠宝首饰、亮衣丽裙与宠器玩物,一件件、一样样,都像是她自己精心挑选过似的称心如意,这对一个寂寞深宫的妇人来说,不啻为一种极大的安慰。顿时,华阳夫人眯缝着眼乐开了花。瞧着华阳夫人兴高采烈的样子,吕不韦推心置腹地进言道:“夫人如今美若天仙,正得太子专宠,如日中天。然而,岁月流转,光阴易逝,他日年迈色衰,一旦失宠,将何以自处?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夫人若想青春不衰富贵不败,不如赶紧在诸公子中择一贤者立为嫡嗣。这样,王上百岁之后,所立之子得以为王,夫人即为后宫之主,可葆终生宠幸于秦宫之中。”一番话,简直说到华阳夫人心窝窝里去了。天有不测风云,昭襄王老迈昏花,说不定哪天眼一闭腿一蹬说死就死了,那时候,将何以立身?这不能不说是她心头一桩最大的隐忧。就在华阳夫人听得心悦诚服,连连点头之时,吕不韦就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异人。他继续说道:“今有王孙异人,少年之时便为国分忧离秦质赵,贤德闻于国中,声名远播诸侯;异人年幼丧母,自小视夫人为亲生母亲;他知夫人原为楚国人氏,便也爱上了楚国风物,穿上了楚国衣裳,佩上了楚国服饰。夫人若立贤德孝顺的异人为子,当可高枕无忧矣。”

华阳夫人闻言大喜,二话没说,当即拍板纳异人为嗣,并赐名子楚。

然后,华阳夫人使出女人天生的看家本事,在安国君耳边吹了几个晚上的“枕头风”,这立嗣大事也就成了。为了安全稳妥起见,她又要求安国君刻了一块玉符作为凭信。

就在吕不韦离开秦国返赵的前一天,安国君特地召见了他,亲口说道:“只等赵国臣服请和,就派人迎接子楚归返秦国。”并预拜吕不韦为子楚太傅。

于是,异人也就摇身一变,更名子楚。

为了庆贺,吕不韦在自家馆舍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特邀子楚赴宴。

两人席地而坐,频频对饮,喝至酣畅之际,吕不韦又叫出能歌善舞的爱妾赵姬以助酒兴。

身着舞服、略施粉黛、娇美动人的赵姬一上场,对女色长期处于饥渴状态的子楚一见,顿时神魂颠倒,不知所持,竟嗫嗫嚅嚅地向吕不韦提出迎娶的要求。对此,《史记·吕不韦列传》写道:

<em>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em>

从上可知,赵姬献舞时已怀有身孕,对此。吕不韦心里当然十分清楚。原为饮酒助兴,没想到子楚一见钟情。因此,吕不韦心里十分恼怒,这个子楚,也太不像话了嘛,怎能对未来太傅的爱妾产生非分之想呢?从子楚方面而言,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赵姬是吕不韦新娶的爱妾,而是把她当成了吕府上一个普普通通的舞女;要不就是喝多了酒,一时晕头转脑言语失控,内心的真实念头一不小心就从口腔喷涌而出。不然的话,只要稍有头脑之人,是不会如此莽撞失态的。

吕不韦恼怒归恼怒,可一想到自己扶持异人立为太子已散尽千金,就不愿前功尽弃半途而废。为了达到目的,吕不韦于万般无奈之中只得献出赵姬。当然,他与赵姬肯定有过一番秘密而紧张的磋商,其焦点恐怕就是赵姬那微微隆起的肚子,他们可不想将这个刚刚怀上的孩子打掉,那么,就只有死守秘密瞒着子楚一途了。

在历代的史书及有关记载中,也有人认为这是吕不韦的又一条名为“嫁接术”的奇谋,是他主动献出了赵姬,其目的就是要使嬴姓之秦国变成吕姓之秦国。由司马迁所记,仅凭“吕不韦怒”这一“怒”字,我们就知此。

事并非先有预谋。吕不韦一心所念,是怎样扶立子楚登上秦王宝座,自己当上相国。至于要想改变秦国的“颜色”,恐怕他还没有想得那么深远,即以当时的情况而言,也一时无法顾及,是许许多多碰巧凑在一起的“偶然”造成了以后的事实。

当子楚酒醒或是得知赵姬乃吕不韦新娶之爱妾后,他肯定会为自己的轻佻放肆后悔得不行。然而,吕不韦不仅宽宏大量地原谅了他,还忍疼割爱将赵姬拱手奉献给他。这回,子楚真的感动了,他双腿一软,当即匍匐在地,三拜九叩,将吕不韦视为再生父母。

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子楚就名正言顺地将赵姬匆匆娶为夫人。婚后一个月,赵姬才敢将怀孕之事告知子楚。而这时,肚里的孩子已有三个来月了。他们婚后七个月,就生了一个儿子。幸而孩子长得又瘦又小,赵姬就欺骗子楚说正因为不足月,所以孩子才又瘦又小;要是长得胖墩墩的啊,那才不正常呢。一席话,硬是哄得子楚半点疑心都不曾有过。

小孩取名为政,因生在赵国,也就跟了母亲姓赵。赵政不仅瘦小,还长得尖嘴猴腮,丑陋难看。这恐怕也与子楚的日夜折腾有关,一个长期缺少女性的三十岁男人,一旦拥有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娇妻,那个欲火呀,不将他烧成炭块才怪呢。从医学、生理学、卫生学等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身怀六甲的女人在前三个月内夫妻应严禁同房(此后也是越少越好)。子楚不知赵姬有孕,就是知道,要他忍住欲火,恐怕也是一件难事;从赵姬而言,越能瞒着子楚越好,对他的同房不仅不好拒绝,还得违心地配合着才是。而受害最深的当数赵姬肚里的胎儿,在他娘肚子里就罩上了折磨、受虐的阴影。

这孩子不是别人,就是日后统一中国的秦始皇!这枚坚涩的苦果将以变态与报复、血腥与残酷的形式作为一种补偿,注定要让天下之人吃足苦头。此为后话,笔者将在《铁血之王嬴政》一文中予以详尽描述。

秦始皇出生时,吕不韦、子楚都在赵国。一个是实际上的父亲,一个是名义上的父亲,不管实际还是名义,两人对赵政的出生,肯定都非常高兴,很有可能又在一起喝酒庆贺了一番。

就在赵政还只两岁时,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长平之战后,赵国军力顿衰,昭襄王决意乘机一举吞并赵国。他先后派出数十万秦军,将邯郸围了个水泄不通。直到此时,赵国才如梦初醒,对秦国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与幻想,于是,赵王决意杀掉人质子楚。

一旦子楚被杀,吕不韦的计谋将成泡影。因此,当他通过赵宫内线获得这一信息后,比当事人子楚更加着急。经过一番谋划,吕不韦又一次运用了他那超常的智慧与超常的财富,拿出黄金六百贿赂守城将军偷偷放行。一出城门,就是将邯郸围得铁桶般的秦军阵营,子楚这才得以脱离虎口,返回离开了二十年的故土秦国。

就在子楚逃出赵国之际,吕不韦又在邯郸城内为赵姬母子找了一个偏僻的藏身所在。子楚一走,他的位置自然而然地就由吕不韦来填补了,他们在一起生活、做爱,半点顾忌都没有。随着赵政的一天天长大,朦胧的男女意识在脑海里日渐凸显,出于对母亲的本能卫护,他的心中,慢慢就生出了一种对吕不韦的恨意。当然,这恨意并不是那么明显,也不可能变成什么行动,而是长期地在内心积聚着。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驾崩。安国君继承王位,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

安国君继位后,秦赵两国重修和好。身为太子的子楚没有忘记吕不韦的恩德,也没有忘记曾经立下的誓言,更没有忘记夫人赵姬与儿子赵政。于是,在太子的督催之下,秦国马上派出使节,专赴邯郸迎接赵姬母子归秦。而这时,赵政已年满八岁,一到秦国,也就不再姓赵,马上改为秦国王室的姓氏——嬴。至于吕不韦是什么时候离开赵国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也许是与赵姬母子一同归秦,也可能在这之前早就到了秦国。

安国君守丧一年后,才正式举行登位大典,是为孝文王。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王位上仅只坐了三天的孝文王猝然而崩!

孝文王此前并未大病,没有半点死亡的迹象。即位仅只三天,就不明不白地死去,这实在是太蹊跷了,不由得不令人疑窦丛生。

于秦国频繁而仓促的王位更替,史书显得相当客观而平静,所记一切正常,并无什么了不得的特殊与疑窦。然而,这却为小说家们提供了展开想象翅膀的巨大空间,对此,冯梦龙在中做了如下描述:

<em>孝文王除丧之三日,大宴群臣,席散回宫而死。国人皆疑客卿吕不韦欲子楚速立为王,乃重贿左右,置毒药于酒中,秦王中毒而死。然心惮不韦,无敢言者。于是不韦同群臣奉子楚嗣位,是为庄襄王。</em>

吕不韦刚到秦国不久,对秦国及秦宫的有关情况恐怕都还来不及熟悉,他就具有这样神通广大的本事吗?再则,吕不韦立足未稳,还只能算是一个“外来户”,那使人“心惮”惧怕的威严所从何来?当然,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为他开脱与洗清,吕不韦的家庭背景、个人出身及被人视为不择手段的行径使得他的形象几千来一直不是那么光彩,将一些不实之词、难解之谜或怀疑猜测栽在他的头上、塞在他的怀里原本就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更何况,孝文王即位时虽已五十三岁,一直有病在身,但活个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年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那么,子楚得何时才能即位啊?不论再等多久,子楚已立为天子,进了王位的“保险箱”。可他吕不韦就很难说了,他还得在秦宫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地待上多久啊?他与子楚所立的“君子协定”不过是两人的私下协议,日子一长,到时候子楚变卦翻脸不认人怎么办?还有,秦人对子楚、吕不韦及赵姬母女的态度与议论肯定也十分不利,子楚不过是一个落魄逃归的空空人质;赵姬不过是一个流落邯郸街头、与婊子没有多大区别的舞女,并且还做过吕不韦的小妾;而他们的儿子嬴政则很有可能是一个杂种,那尖嘴猴腮的样子哪一点像有着嬴家高贵血统的后代?还有那位子楚器重不已的吕不韦则是一个低贱的商人。就是这样的一群“邯郸党”,却极有可能要主宰秦国的未来,这,秦人接受得了吗?夜长梦多,吕不韦不得不思考“速成”之法。以他超常的智慧想出毒死孝文王的计谋,又凭超常的财富大肆贿赂一干人等,然后施行一次超常的冒险,这在吕不韦来说并非没有可能。他真的这样做了吗?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清楚。历史,有时候清晰得纤毫毕现,有时候又是一团纠结缠绕、无法解开、模糊不清的谜团!

不管怎样,子楚一旦登上王位,吕不韦一直苦心经营着的“异人之赢”终于达到了目的。公元前250年,秦国太子子楚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封养母华阳夫人为太后,赵姬为王后,嬴政为太子,吕不韦为丞相。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吕不韦 第三章

吕不韦做了丞相,如果仅此而已,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权欲熏心、不择手段之人,也就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他的伟大就在于官居丞相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立功与立言之举措。

自从第一次见到异人——也就是后来的子楚、当今的秦国国君庄襄王时,吕不韦的心里似乎就起了一种预感,这辈子,他注定要与秦国捆在一起绑为一体同呼吸共命运了。

吕不韦虽然是个商人,但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加之心怀壮志也就时时留意着纷争的局势,并不断地进行着一些深刻的分析与梳理。当他与异人第一次见面达成“私下协议”的那一时刻起,肯定就在为日后的官居丞相进行着一定的积累与准备了。十年时间一晃而过,等他熬到这一天时,已是五十一岁的衰迈之年了。长久的积蓄、准备与期待,一旦喷薄而出,该将释放多大的能量啊!因此,吕不韦刚一登上相位,就要放手大干一番了。他的弃商从政,并不仅为图得一个虚名尸位素餐,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很大程度上是为地位低下的商人争得一口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要向世人宣示,一个出身低贱的普通商人,有着高出常人的智慧才能,也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

秦国起于西陲之地,由一个蛮荒小国历经五百多年的刻苦经营,国力渐盛。特别是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竟像变魔术般地由弱而强。战国七雄相争也有两百多年了,虽然至今谁也没有吃掉谁,但局势已渐趋明朗,能够扫平其他六国的,唯有秦国而已。吕不韦面临着的,就是要担当起这一统天下的千秋大业。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吕不韦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拿东周开刀,率兵消灭了它。

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发兵灭掉周王赧,挂名的周天子已不存在,只遗留下一个位于巩(今河南巩义市)的东周君。东周君又称周公,虽不称天子,但总还是周王室的血脉与残余。此时的东周,只剩下屁股大那么一块地盘,实力微弱得不值一提,但自我感觉却相当良好,几百年的统治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七国再强大,也不过是周王室的一些属国呢。在一个凭借实力说话的时代,这些所谓的属国早就不把东周放在眼里,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儿了。然而,东周总还有某些方面可以利用、发挥的“余热”,于是,他们不想将事情做绝,也就在表面上尊奉着东周,有时还故意做出一些姿态哗众取宠,以博取所谓“道义”上的得分。这就使得周公的自我意识更加膨胀,一如既往地以大周王朝之正统代表自居,并做出一些不自量力的举动。

秦国一年之内连丧二主,政权也就在一年之中两次更迭两次转移,内部之无序与混乱可想而知。于是,东周君觉得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心中顿时生出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神圣使命感,立即亲自出马联络六国,筹划重组“合纵”、联合讨秦事宜。

秦国探得这一消息,这对踌躇满志的相国吕不韦来说,无异于为他提供了一个建功立业、站稳根基的绝妙良机。此时伐周,借口都不用,只管发兵打过去就是了。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就竭力提倡“乐战轻生”之风,以获取军功作为门第的最大荣耀。在一个最讲究以军功晋爵的王国里,像吕不韦这样一个出身商贾的外籍客卿,如果没有显赫的军功,就不可能获得秦民的尊敬,也很难坐稳相国之位。于是,吕不韦决定领兵亲征东周。

庄襄王一听吕不韦要率军征伐东周,心里着实吃了一惊。吕不韦虽然经商有术、谋略过人,可从来就没有上过战场,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布阵、冲击、战术之类的军事行动,他能担当得了领军的重任吗?兵者,天下之凶器也,弄不好可要惹出杀身之祸来的呀!可是,吕不韦却胸有成竹地说道:“冲锋陷阵有士兵,布阵攻略有武将,我只须胸中一盘棋,正确决策就行了。以我大秦威武之师,对付区区弱小东周,不过小菜一碟而已,大王请勿担忧!”庄襄王又问:“要是东方六国派出精兵勇将,联手护周,奈之若何?”吕不韦道:“还没等到他们有所行动,我早就拿下那块弹丸之地了;再说,想那六国强盛之时,全力合纵也奈何我大秦不得,何况今日他们已然羸弱,各国自顾不暇呢?”

于是,庄襄王也就释然了,他拜吕不韦为大将,率精兵十万伐周。

吕不韦毕竟不同于一般武将,他最懂得攻心战术与舆论先导的力量。在东渡黄河时,发布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战斗檄文,谈西周之显赫,数东周之不义,言国运之轮转,警告六国不要轻举妄动,争取民众的同情与支持……檄文一下,六国没有一个出头露面,哪怕是口头声援也不曾有过。大军踏上东周国土,竟没有遇到半点抵抗,一直开到国都巩城,也没有进行一场像模像样的战争,周公就打开城门自缚而降。这胜利也来得太容易了,直让做有充分准备的吕不韦觉得太不过瘾了。于是,他又颁布军令:“继续前进,占领东周所有城池。”河南、洛阳、谷城、平阴、偃师、缑氏等东周的所有城池很快就全部囊括在秦国的版图之中。

与春秋战国时期那些酷烈的战争相比,吕不韦征伐东周的胜利算不得多么辉煌,然而它却具有非凡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是吕不韦的致命一击,东周才算正儿八经地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秦国占据东周地盘,也就取得了东进的战略通道;秦国囚禁周公于国都咸阳,尽管人们早就不以东周“唯余马首之是瞻”,但秦国还是在观念上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合法地位,此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肯定在吕不韦身上获得过一定的灵感与启示。

因此,当吕不韦班师回朝,当威武雄壮的秦军凯旋归来铁蹄踏踏作响,当俘虏中押着的竟是立国八百多年的周王朝最后一代末君周公时,庄襄王亲到咸阳郊外隆重迎接,秦人也很是高兴热闹了一番,而吕不韦的威望与权力一下子就飙升到了大众认可的高度。很快地,他的身边就团结了一批文武大臣,聚集了不少狂热的追随者与崇拜者。

为了表彰吕不韦灭周有功,也算对他十多年耿耿忠心的回报,庄襄王首开秦史、诸侯史之最,将刚刚占领的东周之地河南、洛阳十万户赐予相国,并封他为文信侯。

商人出身的吕不韦最懂得怎样笼络人心、团结部众了,封侯赐地后,他对忠于他的下人及有功部众全都论功行赏,并予以相应的“物质奖励”,少者数百石,多者一二千石。与此同时,他又开设馆舍广招宾客,网罗天下英才。一时间,宾客多至三千,僮仆亦近万人,达到了秦国及六国个人势力之最。

此后,吕不韦虽未亲自带兵打仗,但在他的主持下又采取过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平定晋阳叛乱,击退五国联军,镇压长安君反叛,对赵、魏、韩三国攻城掠地……在吕不韦为相的十三年间,秦国取得的土地至少有十五个郡之多,占统一以后全国总郡数近二分之一。更主要的是,六国在吕不韦主持的一连串沉重的军事打击下迅速衰落,再也无力联合在一起,一个个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苟延残喘,除了被动挨打等待秦军逐个消灭外已别无他法。

吕不韦根据自己的军事经验,参照历代有关兵书,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它们虽然比不上《孙子兵法》、《尉缭子》等著名兵书,但也别具一格,有着独特的思想价值,《吕氏春秋·十二纪》就收录了其中较有影响的八篇。

当然,吕不韦也曾吃过败仗。就在庄襄王继位三年之时,魏国公子信陵君联合赵、韩、楚、燕,组成一支五国联军反攻秦军,联军巧妙地切断后路,将秦军打得落花流水。这是秦国多年来少有的一次败仗,也是吕不韦平生遭遇的第一次失败。不久,吕不韦尽管从这次败仗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采用离间战术破坏魏国内部团结,继续重用败军之将蒙骜,趁机帅兵伐魏,一下子就夺取了二十座城邑,大获全胜,然而,庄襄王却在那次败仗之后一命呜呼,撒手归西。

很有可能,子楚是因为这次秦国少有的惨败而急火攻心,染上恶疾,一病而薨的。然而,庄襄王正值壮年,登位只有三年就突然死去,这又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怀疑的目标自然又是指向吕不韦。仅只四年时间,秦国便连丧三君,这在秦国可是从未有过的奇事怪事啊!为什么自从秦国来了一个吕不韦之后,国王就一个个暴卒,死得那么干脆利落呢?会不会全是他从中做了手脚导演了这一出出的活剧?

各种怀疑猜测、风言风语或捕风捉影一直随着历史长河的流淌流到今天,就连一书也引扬子《法言》写道:“或问:‘吕不韦其智矣乎?以人易货。’曰:‘谁谓不韦智者欤!以国易宗。吕不韦之盗,穿窬(墙)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见担石矣,未见雒阳也。’”文中虽无明示,但显然也将“连丧三主”视为一桩疑案。

如果说孝文王之死吕不韦有可能脱不开干系的话,那么庄襄王不仅没有对他构成威胁,反而还是一顶遮风避雨的保护伞。

庄襄王早年质赵,落魄邯郸,从未想过还有机会登上秦王宝座,因此自小就无什么远大志向,也就不会刻苦磨砺自己习文学武。在二十多年的漫漫时光里,他除了意志消沉地泡泡茶馆、常常发呆想想心事外,不会做出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等到他登上王位,也就不会有多大的进取,也无经天纬地之才华。秦国的发展方向、重大举措都是吕不韦一手操纵一人拍板。庄襄王好不容易达到了九五之尊的荣耀与美若霓虹的富贵,除了补偿与享受外,他可不愿为其他事情绞尽脑汁费心尽力。他的一切,包括夫人赵姬都是吕不韦给的,他与吕不韦早就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谓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他半点都不担心吕不韦会篡权夺利背叛使坏,所以也就放心大胆、放手乐意地让吕不韦独自担当那些令人伤透脑筋的国家大事。而吕不韦对他自然也是忠心耿耿地执掌着秦国的国运,当然,事情干好了是他吕不韦的功劳,干坏了可有庄襄王担当,谁也不会、也不敢拿他吕不韦问罪。吕不韦的手中,握着一柄无形的尚方宝剑,他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谁敢说上半个不字?此等风光自由,他还有必要谋杀子楚吗?

其实,体质本来就比较虚弱的庄襄王在饱食珍馐美味、怀拥百宫佳丽的极端享乐中,早就被掏空了身子。因此遇到变故,偶染疾病,就一发而不可收地走向生命的终点,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要说动机的话,吕不韦只有一种可能谋杀子楚,那就是让自己的亲儿子早日继承王位,以改变秦国嬴氏之血统。

他会为了这一抽象的理念不顾旧情匆匆忙忙地杀害庄襄王吗?对此,我们仍是无法证实,也不能证伪。由此看来,这又是吕不韦、秦国乃至中国历史上一桩不大不小的难解之谜。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吕不韦 第四章

公元前246年,年仅十三岁的嬴政以太子身份继承王位,史称始皇帝元年。赵姬封为太后,吕不韦仍为相,除已封为文信侯外,还被尊为仲父。仲父,意即叔父,因齐桓公曾称管仲为仲父,此后,仲父也就成了君王对最亲近之重臣最为尊崇的称呼。

吕不韦虽然在当上丞相的第一天就架空了庄襄王的实权,但毕竟还有一个王者的象征高高耸立头顶,他不得不有所顾忌。而现在,子楚一死,嬴政即位,秦国的政权、军权全部落入他的手中,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无拘无束,成了一个典型的无冕之王。秦国军民,唯有俯首伏地,唯唯诺诺而已。

至此,吕不韦才算真正知道了权力的力量与滋味,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代会有那么多芸芸众生拥挤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为了捞个一官半职而不惜一切代价乃至奋不顾身的。据史书所载,吕不韦虽然达到了权力的巅峰,但他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未忘乎所以做出什么丧失理智的狂悖之举。

正当他自我陶醉之时,赵姬却主动找上门来了。自从来到秦国,以赵姬的身份、吕不韦的地位及壁垒森严的王宫而言,他们必然小心翼翼,即使有过眉目传情之举,但脱衣上床的私通行为,恐怕还不曾有过。然而,子楚一死,赵姬就再也按捺不住了。庄襄王今日一个美人,明日一个宫女,对犹如一本翻烂了的旧书般的赵姬,自然用心“耕耘”的功夫就少了。也就是说,自来秦宫的三四年间,赵姬名为王后,实际上却在守活寡。这对一个还不到三十岁正值性欲旺盛之年的女人来说,比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还要难熬。子楚一死,赵姬就有了一种挣脱囚笼重获自由的快感,吕不韦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他摒弃左右,寻了一个秘密所在,让赵姬痛痛快快地满足了几番。赵姬却像久盼甘霖的枯禾,雨水一洒,禾苗就返青了、旺盛了。她并不满足于几粒可怜的雨露,她要取得名正言顺的地位,与吕不韦重行结为夫妻。这在吕不韦看来肯定嗤为典型的妇人之见,作为商人出身的他所看重的并非虚名,而是一种可触可摸可见的实利,与赵姬私通跟实际上的夫妻又有什么两样?王宫森森,规矩严明,他们做得到吗?两人私通,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怎能继续不顾死活直往前冲呢?可是,赵姬却泪眼婆娑地苦苦相求,并提出要他废掉嬴政自立为王的主意。她说:“只要当了秦王,我还是王后,咱们俩就可堂堂正正地待在一起了。”吕不韦听了,当即愣住:“我怎能杀掉自己的亲生的儿子抢夺他的王位呢?儿子为王,不就跟自己当王一回事吗?再说,嬴政不也是你的儿子吗?你怎就这么狠心呢?”赵姬说:“一边是我的儿子,一边是我的情人,如果要我选择其中一个的话,不韦,靠得住的还是你。毕竟,亲生儿子并不等于咱们自己啊!”

这时,吕不韦才真正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具有超常智慧的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脱身法子——他找到了一个名叫嫪毐的高大英俊的青年男子做替身,让他以宦官的身份进入太后王宫服务。在处腐刑时,吕不韦特地派人做了手脚,并没有除掉嫪毐裤裆里的两粒睾丸。也就是说,派给赵姬的还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这样一来,赵姬的欲火得到满足,就不会来找吕不韦“扯皮拉筋”了。

在此期间,吕不韦又做了一件大利于秦国的事情。

近邻韩国面对强秦的猛烈进攻,于无奈之际想出了一条拖住秦国的“疲兵之计”。他们派出一个名叫郑国的优秀水利专家,劝说秦人修筑一条大渠。秦国一旦动工修渠,将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无暇东征,韩国也就获得了安全。韩国之所以想出这一计谋,就在于十年前,秦国蜀郡在郡守李冰的主持下治理岷江水害,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使得蜀地千里沃野成为秦国的大粮仓。这回,只要稍稍游说,获益多多、尝过甜头的秦国肯定会再次动工修渠的。

韩国的推测一点不错,吕不韦见郑国精通水利,而他提出的在关中地区修一大渠,然后取泾河之水灌溉关中平原的建议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可以预见到的是,其获利将不亚于都江堰。

于是,秦国又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正式动工,奠基仪式由相国吕不韦亲往主持,其庄严隆重可想而知。

然而,最惯使用间谍、情报战术的秦国很快就探明郑国原来不过是韩国的一个奸细,而他劝说的秦国修渠之策,也是一条恶毒的疲秦之计。

疲秦之计虽然拖住了秦国,韩国可以再行苟延残喘数年,但渠成之后,将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不朽大业,秦国也会因此而更加富强。一个高明的拳击手自然懂得,先将拳头稍稍收回,然后再打出去会更加有力。

发现中计之后,吕不韦并没有杀掉郑国,而是继续重用他将渠修下去。

这充分显示了吕不韦心胸之豁达大度与用人的不拘一格,由此我们也窥见到了吕不韦身上的确具有一般凡夫俗子难以企及的远见卓识与大家风范。

郑国为了回报吕不韦的不杀之恩,对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也就更加认真精心了。十年后,工程终于顺利完工,吕不韦下令以水工郑国的名字命名该渠,叫它郑国渠,首开中国历史上以人名命名某项工程之先河。

郑国渠位于渭河以北,全长一百五十多公里,采用了原始的简易渡槽,解决了横跨诸多河流的问题,并利用有利地形,全部实行自流灌溉,显示出高超的技术水平。郑国渠建成之后,灌溉面积高达四万多顷(约合现今二百八十万亩),秦国的大本营——关中平原于一夜之间仿佛就变成了一座米粮仓。

随着嬴政的一天天长大,他对吕不韦的怨恨也在加深,摩擦与矛盾渐渐变成或隐或显的冲突。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童年时的嬴政就因吕不韦与母亲赵姬的暧昧关系而对他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恨意。童年的生活与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个人性格的形成与发展,童年时期的本能感觉与好恶印象很有可能会凝成一种无法化解的心理定势。嬴政在孩提时代萌生的恨意非但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及吕不韦对他的关怀与挚爱慢慢消释,反而还在一天天莫名地增长着。对待嬴政,除了关爱外,吕不韦更多的则是督责,督促他练文习武,刻苦用功,成为具有雄才大略的明君。而这,只会加深嬴政心头的反感:你是谁?有什么资格管我?仲父又算得了什么?毕竟不是我的父亲呢!别看我仲父仲父地叫得亲热,心里头可烦着你恨着你呢!

吕不韦对他的心理活动自然不曾知道,也不会对一个不甚懂事的孩子去进行一番深深的探究,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心里头一声声地呼唤着儿子,我的亲亲儿子,然后在行为上尽着一个父亲应尽的职责。

公元前244年,秦国为了雪耻报仇,吕不韦重用败军之将蒙骜反攻魏国,一下子掠取了二十座城池,大获全胜而归。对此,身为相国的吕不韦免不了会露出几分骄矜之色,没想到秦王嬴政却不屑一顾地说道:“这算得了什么呢?只能算个半胜,若是我呀,就要一鼓作气,率军打到魏国首都大梁。”吕不韦听了,觉得嬴政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气势,真是孺子可教也,不禁拈拈胡须,颔首而笑。嬴政又继续说道:“我要占领大梁,屠城三日,然后乘胜消灭魏国,杀他个尸首遍地、血流成河,人人害怕,个个臣服,然后班师回宫!”吕不韦听得惊惊咋咋,就想这孩子哪来这些凶恶可怕的念头?得赶紧让他转弯,学点爱民抚民的治国之道才是。就找来几个功底深厚的导师,给他灌述一些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与内容。

然而适得其反,那些先生们一天到晚喋喋不休的吟咏与讲解弄得嬴政晕头转脑乏味极了,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你要我学儒通墨懂道,我偏不理会这些破玩意儿!我要研习专与儒墨道唱对台戏的法家学说,把它当作法宝,看你仲父又能把我怎样?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一长,吕不韦与赵姬的私通嬴政自然也会心知肚明。极有可能,他还有意无意间地见到过他们两人缱绻相依的镜头。除了咬牙切齿地独自愤怒外,对此他也无可奈何。于是,不禁又唤起了童年的恨意,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他发誓一有机会就要报复。而这次的仇恨对象,除了相国吕不韦,还有母亲赵姬,他觉得母亲淫乱宫闱,实在有失身份太不像话了!

少年嬴政的心头,灌满了一股难以言说、无从发泄的仇恨与羞辱。联想到童年时所见,就追溯到了母亲赵姬以前曾是吕不韦爱妾这一事实,联想起秦国曾经流传过他是一个小杂种的风言风语,一时间,聪颖的嬴政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于是,他就认真地观察相国那慈父般的眼神,回想仲父这些年对他的恩爱,一言一行,点点滴滴,历历在目。顿时,他的心头涌过一股从未有过的亲情与亲切,呵,极有可能,仲父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呢!

明白了这一点,嬴政的心头就变得复杂起来。

然而,吕不韦不仅我行我素,执掌着秦国的实际大权,就是对他这个名正言顺的秦王,也根本不放在眼里。秦国一应大事,不让嬴政过问,不与他磋商,做了就做了,气也不给他通一声。这倒罢了,他还反过来要求秦王学这学那、做这做那,大事小事请示汇报,动不动还有可能挨训受斥。

你吕不韦就是我的亲生父亲,也不能这个样子嘛!毕竟,你只不过是一个臣子;而我,却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之主,并有着嬴姓氏族的高贵血统,尽管很有可能只是名义上的,可你仲父也不能太不把我当回事啊!

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嬴政不得不心里泣血、脸上赔笑地一忍再忍,他是一个狂暴之人,同时也是一个工于心计之人。忍吧,小不忍则乱大谋,按秦国习俗,等到二十二岁那年就可举行冠礼执掌实权了。于是,他就眼巴巴地盼望那冠礼之日快快到来……

而此时的吕不韦,在一步步获得巨大成功与走向权力峰巅的同时,却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

为了秦国的大业,吕不韦真可谓竭尽驽钝日夜驰驱。他做商人时就走南闻北地四处奔波,后来为扶立异人做王又殚思竭虑耗心尽力,而坐稳丞相位极人臣乃至成了无冕之王后,他还是像个螺陀般一天到晚转个不休。当然,他的努力、奋斗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还没有哪个商人像他这样获得过如此巨大的成功。是的,他吕不韦已经达到人力所能达到的高度。这辈子,他似乎什么都得到了,金钱、美女、权力……要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随心所欲,无所顾忌,此乐何极?然而,静下心来细细一想,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得到,一切都是空虚,都是幻觉。得抓住点什么真实的东西,做一件传之后世永垂不朽的大事才行。

那么,又该做点什么才好呢?

一眨眼,都六十花甲的人了。这一辈子,吕不韦似乎从来就没有空闲、休息与安逸过。他真想就此好好地放松一下自己,享享清福,过几天安逸日子,也就是达到人们常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境界。可是,他不能够啊!这辈子,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嬴政,他所能做的,就是拼将一把残躯燃烧殆尽,把秦国整治得更加繁荣富庶,为统一六国扫清最后的障碍,为未来的天下奠立雄厚的基础……一句话,他要为自己的亲生儿子留下更多有益而可观的东西。可嬴政又是一个怎样的儿子怎样的君王呢?吕不韦想按自己心中的理想改变他塑造他,就表面而言,他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了。可是,今后的一些实际发展又将会怎样呢?他不能把握,也无法控制,更缺少自信。

看来,要想建立千秋万代永不衰败之伟业,除了立功恐怕还远远不够,得考虑立言才是。

经过一番思考,吕不韦传来李斯相商。这个李斯,就是日后鼎鼎有名的秦国丞相。而现在,他还不过是投奔到吕不韦门下的三千客人中的其中一位,当然,也是他最为器重的一位。下面就是他们两人的对话:

吕不韦问:“我想问你,立功与立言,孰轻孰重?”

李斯回答:“立功重于眼前,立言在于未来。功绩有目共睹,立言深入人心。两相比较,窃以为立言重于立功。”

吕不韦再问:“要想传之千古呢?”

李斯道:“功绩易逝,唯有立言,方能成为一块永不磨灭、永垂不朽的丰碑!”

吕不韦闻言,不觉高声叫道:“好,既如此,我意已决!”

李斯问道:“不知相国如何立言?”

吕不韦站起身来,激动地在室内走来走去道:“我要编著一部大书,书的名字就叫《吕氏春秋》。我要吸取诸子所长,扬弃百家所短;既要保存远古的重要史实,又要反映当今战国七雄之争;既要立足于秦国,还要让它成为一部未来天下一统后的建设蓝图与施政大纲。”

吕不韦决心根据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实践经验,从哲学、思想、政治、谋略、军事、经济等方方面面将它们上升到一种抽象与理性的高度。他先列出《吕氏春秋》的编纂宗旨,拟出一个编著框架,然后挑选门客中有才有识之士分头撰写。写法不定,长短不拘,但要求篇篇非凡,字字珠玑,决不可滥竽充数。

吕不韦从经商赚钱到掌权立功而又著书立言,通过这一脉络清晰的追求转变,我们多少可以窥见那一时代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今日改革开放之中国,其价值观念的变化曲线也可清晰地描述为:由当官掌权而经商赚钱,又慢慢地向崇尚知识转移。如果我们将现时代的权力转移与战国时代做一比较,将会从中发现许多富有深意的“转机”。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吕不韦一声令下要编书,那些早就跃跃欲试的门客一个个并非等闲之辈,他们前来投奔吕不韦的目的就是想建功立业出人头地,当然也不乏受了恩惠倾心报答之意,如今机会来了,谁不竭尽才智踊跃效力?

群策群力,《吕氏春秋》很快就完稿了。为了使之达到字字珠玑、篇篇非凡,可以流传千古的高度,又数易其稿,经过几番修改重订,直到吕不韦感到满意为止。书稿编定后,吕不韦大概从商鞅的“移木赏金”中受到启发,又演绎了一出著名的“一字千金”之史事。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吕不韦命人将业已完成的《吕氏春秋》书稿近二十万字悬于国都咸阳城门,延请各国学者、宾客、使节前来观看,并向世人宣布,若有高人能够修改一字,即赏千金。

千两黄金,可不是一笔小数,那黄灿灿的光亮肯定吸引、诱惑了不少前来围观的饱学之士。然而,直到挂在城门的《吕氏春秋》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吕不韦觉得兴意索然将它摘下为止,都没有一人上前指点或增删一字。其中不乏人们畏慑于吕不韦那炙手可烫的权威之故,但你不得不承认,《吕氏春秋》确是一部光彩夺目的大书、奇书!该书由《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组成,分为二十六卷,共计一百六十篇。每卷都有一个总的主题,卷下各篇既在这一总题的统辖之下,又游刃有余地发挥着自己的篇旨;而每篇之间,并不是一些孤立的个体,而是互相联系,有的还具有层次关系。就全书结构形式而言,如此系统划一并具总体规制,这在先秦诸子中堪称独一无二,也是我国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若以内容而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吕氏春秋》称得上那个时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从浩瀚宇宙中的天体运行到农业耕作的沟垄尺寸,从远古时代的先民生活到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举凡哲学、政治、军事、伦理、道德、天文、地理、农业等先秦自然社会科学知识,学派理论兼采儒、法、墨、道、阴阳五行诸子家……几乎全被《吕氏春秋》网罗其中,简直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更为难得的是,它虽博采众家之杂,但本着“以中义为品式,以无为为纲纪,以公方为检格”的取舍标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

《吕氏春秋》虽然不是篇篇出自吕不韦个人之手,但它反映的观点,却是吕不韦思想的阐释。

吕不韦雄心勃勃,并不满足于秦国的霸业,他要将这种霸业推向王道。也就是说,他希望统一天下之后的秦国能够成为一个典型的王者之国。吕不韦虽然煞费苦心地向嬴政灌注儒道墨的思想体系,但他内心也相当清楚,嬴政推崇、信奉的却是法家的霸道之说,且为人张狂、乖逆、变态、残忍、极端……因此,《吕氏春秋》就花了不少篇幅与笔墨在自然原理方面贯穿道家之言,在社会秩序层面体现儒家学说,以此来清除秦国唯法主义影响,转变嬴政唯法是崇的观念。比如说,《吕氏春秋》反对君权专断,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主张民为先、为重、为本,大书“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否定严刑重罚,“严刑厚赏,此衰世之政也”;吕不韦还坚持无神论,提倡节制崇俭,讴歌禅让,实行仁义礼治,赞成递级分封……而这,与秦始皇日渐形成的主张专制统治集天下大权于一身,实施严刑峻法,建立郡县制,沿守秦人多神世界的原始信仰以及挥霍享乐等观念大相径庭、背道而驰。

关于秦始皇与吕不韦思想政见之对立,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从世界观、政治主张、一般倾向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比较,并列有一张对照表,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照一阅。

《吕氏春秋》抛出之时,正是嬴政举行冠礼、执掌实权的前夕。

然而,吕不韦不仅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激化了他与嬴政之间的矛盾。

嬴政躲在深宫一字一句地捧读刻有《吕氏春秋》的简册,读着读着,他忍不住拍案而起、大声斥骂,愤怒地将简册摔得七零八落。一番发泄过后,嬴政犹不解恨,又将这些竹片码在一起,焚之一矩。

他与仲父的矛盾,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一旦时机成熟,吕不韦就不得不吞咽自己种下的这枚苦果。

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吕不韦 第五章

现在我们该看看太后赵姬怎样了。

赵姬是一个极端注重感官与享受的女人,自从嫪毐进宫,每日与他淫乐,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也就慢慢地将吕不韦忘了。而这,正是吕不韦希望的结果。可是,吕不韦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也难以控制的事情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赵姬与嫪毐的媾和不可避免地有了“结晶”。

赵姬发现怀孕的事实后,非常害怕,为了避开耳目,就说宫中闹邪,只有躲到两百里外的秦国故都雍城方可免祟。嬴政知道母亲与仲父有染,自然希望她离得远远地,而吕不韦更希望赵姬躲开免得宫闱丑闻爆发。于是,赵姬与情人嫪毐很顺利地就搬到了雍城大郑宫里住了起来。

大儿子出生了,就筑了个密室偷偷地养着。很快地,他们又弄出了第二个。如果没有发生变故的话,他们俩说不定还会接二连三地弄出一长串。

作为那一时代的女人,赵姬不可能有什么追求与理想,她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也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性情中人。嫪毐对她好,给了她难得的人生乐趣,她也就将心中对吕不韦的深爱转移到嫪毐身上,并恳求儿子秦王嬴政及过去的情人吕不韦给他封了个长信侯。

封侯令一下,嫪毐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暴富。慢慢地,就开始蓄养僮仆、招纳舍人,达数千名之多。嫪毐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他的得宠与得势,主要在于外表英俊,阳具突出。说到底,他只能算是一个近似于无赖的小人。而小人一得志,就会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于是,他忘了自己受恩于吕不韦的推荐才得以发迹的事实,开始与他争权比富;野心一天天地日益膨胀着,竟发展到觊觎王位的地步:他动用太后赵姬的玉玺颁发命令,趁嬴政举行冠礼之时突然发难,企图杀掉他,然后扶植他与太后的儿子登上宝座。

智慧超常的吕不韦虽然老了,但他绝对还不至于昏迈到对赵姬与嫪毐一连串反常的行为视而不见、见而不动的地步。大郑宫内那两个秘藏的孩子,他早就知道了;赵姬是什么样的女人,她会对嫪毐狂热到什么程度,他心里自然清楚;他们将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对付嬴政,他也心明肚亮。吕不韦之所以潜隐未发,一是在寻找机会,二是对赵姬多少抱有一定的幻想。不管怎样,嬴政也是她的亲生儿子啊!尽管她曾劝说过要他夺位,但他心里一直自信着,他在赵姬心中的地位一定重于嫪毐;嬴政的分量也会重于那两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孽子。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真的发兵动武。直到他长期布在太后身边的密探将这一消息告知于他后,他还是将信将疑,没有先发制人。当然,老谋深算的他也多了一个心眼,做了一手准备,那就是赶紧组织军事力量,调兵遣将,以确保儿子嬴政冠礼的如期、顺利举行。

没想到赵姬与嫪毐真的动手了!短暂的惊异过后,吕不韦就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反击。若论带兵打仗,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嫪毐与他可就相差太远了。没有几个回合,嫪毐所率领的那群乌合之众就溃不成军了。吕不韦肯定会感到一阵遗憾,觉得这一仗打得太不过瘾了。

据有关史书记载,是昌平君与昌文君指挥了这场平叛战争,并没有提到吕不韦。然而,我们从实情推断,幕后的军事指挥者肯定会是相国吕不韦。当时,军权仍在他手中执掌,没有他的参与谋划,谁也调不动一支像样的军队。不论是谁,只要觊觎、染指儿子嬴政的王位,吕不韦定会毫不犹豫地挥舞铁拳坚决镇压。

于是,叛军被一网打尽。嬴政简直气昏了头,他跑进大郑宫密室,将那两个分别只有五岁、三岁的异父同母弟弟装入皮囊,恶狠狠而又轻飘飘地吐出了两个字——扑杀!一瞬间,两条活活的生命就变成了两块肉饼。然后,又将嫪毐捉拿,处车裂之刑,暴尸示众,诛灭九族,对其门客一一严惩。他还不解恨,又将母亲赵姬流放幽禁。

在狂热中做完这一切,嬴政就开始冷静地审视、对付仲父吕不韦了。冠礼一行,王权就全部交归嬴政了,这时的吕不韦,再也不是无冕之王,而是王位下的一名丞相。尽管位居人臣也罢,但总是国王手下的一名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形势倒过来了,嬴政再也不必畏畏缩缩俯首帖耳曲意逢迎了。他要发泄,要报复,时候终于到了。然而,总得找上那么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给秦国官民人等一个说法才是。于是,就在嫪毐事件上做文章,三查两挖,发现嫪毐是经了吕不韦的举荐才入宫侍候太后的。将一名正常男子冒充宦官,这不是欺君之罪又是什么?

这时的秦王嬴政,心里肯定冒出过杀死吕不韦的念头。然而,不管怎么说,他可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啊!再则,吕不韦这些年对秦国确曾有过大功,对他也还有着一层说不清楚的特殊而复杂的感情。思来想去,人性暂时占了上风,举起的屠刀又放下了。嬴政决定留下仲父,但得踢开这块恼人的绊脚石才是。于是,就下了一道命令,免去吕不韦相国之职,谪贬封邑河南洛阳。

吕不韦贬居洛阳后,其威犹在,“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纷纷赶来看望、问候、请示。人们都知道他跟秦王政之间的特殊关系,并预测他早晚都会复出的,只不过是时间迟早罢了。若谓不信,嬴政一怒之下贬逐母亲赵姬,不很快又将她召回了吗?当然,这些人中,也不排除或是出于对吕不韦的崇拜,或是受其大恩后前来报答者。纷至沓来的人众却引来了儿子嬴政的猜忌,他“恐其为变”,要将吕不韦踢得更远,让他远离中原,远离权力中心,最好是能够远离这个世界。于是,一年后,秦王嬴政又下达了一道旨令,原文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载如下:

<em>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em>

吕不韦接令,心中存有的最后一丝幻想不禁像个肥皂泡般彻底破灭了:巴蜀崇山峻岭,天远地塞,毒瘴弥漫,一个六十多岁的衰迈老人将何以自处?这不是活活要他的命吗?与下令处死又有什么两样?几十年来,他奋斗,拼搏,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功,可是,没想到就在他走向顶峰的同时也正一步步地滑入失败的深渊。这些年,无形中他总觉得有一张网在等着他,他挣扎、躲避、反抗,到头来,没想到这撒网之人会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儿子的血管里流着的就是他的血液,他无法对付自己的血脉,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肉眼看不见的怪圈之中。

人生至此,除了体面而高贵地死去之外,吕不韦已是别无他路可走了。

于是,他找出一个精致的酒爵,将毒性强烈的鸩酒注入其中,倒得满满的。

此刻,吕不韦对自己的一辈子人生、对秦国、对嬴政,是否有过什么后悔之念?他是否后悔不该放弃珠宝之赢而转向异人之赢,是否后悔没有听从赵姬劝说而夺下嬴政王位,是否后悔不该编著一部《吕氏春秋》,是否后悔自己亲手平叛又拱手交权?……一瞬间,他肯定想了很多很多,但我以为他绝对没有后悔。他的一生,完全可以算得上的有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一生,除了遗憾外,应该说不存在任何后悔!就是嬴政要他的命,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照说也是一种心甘情愿,儿子的事业与人生,不就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与特殊表现吗?当然,他肯定会斥骂嬴政具有虎狠之心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肯放过,会为秦国的未来发展走向担忧;同时,也会为自己的赫赫功绩自豪,为《吕氏春秋》的万古长存而欣慰……

吕不韦慢慢地举起了酒爵,凝视良久,突然仰脖一饮而尽。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吕不韦的一生就这样在悲壮的瞬间落下了帷幕。众门客感念吕不韦的恩德,冒死避开秦王眼线盗出尸体,这才葬在了芒山脚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曾经何等风光的吕不韦结果只留下个一堆荒冢,连块墓碑也没有。衰草丛丛,长风习习,斜晖脉脉,实在令人感慨不已。

几千年来,吕不韦在正经史书及民间传说中的形象与口碑都不甚佳,认为他耍阴谋不地道不正派不光明不磊落。这,恐怕与吕不韦低贱的商人出身,与他的钻营谋略、不择手段,与上述我们所列的那些难解之谜密切相关。可是,如果吕不韦在他那作为无冕之王的漫长十年间,干脆一脚蹬开嬴政,冠冕堂皇、正儿八经地坐上王位,情况又会怎样呢?胜者王侯败者寇,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只崇拜那些成功的英雄与帝王。如此一来,后人对吕不韦的评价当然又是另一番光景了。也许,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有关吕不韦的史实与传说就会罩上一层炫目的光环,那些所谓不地道的谋略也会重新改写,变得堂堂正正、光明耀眼,受人称道。那么,不仅秦国的历史将要重写,整部一脉相承的中国历史也将大大改观:秦国照样会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只是绝对不会出现像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与专制集权。于是,中国的今天,也该是另一番光景吧?

应该说,历史对吕不韦实在是太不公平太不公正了。其实,他的失误就在于没有把一件事情做彻底。而这,正是那不可更改的商人本性害了他。商人最看重的就是实利,却不知道中国的传统与社会最讲究的却是名义。孔老夫子早就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对儒家有着独到研究的吕不韦似乎对这句话的认识不深,颇有点视而不见、见而不行的意味。他搞了阴谋,又装出没搞的样子;他成了无冕之王,却没有将国王的王冠戴上一天;他改变了秦国的嬴姓血统,却又装成原封未动似的没有更改……他太重实利,又太讲究人格、人性、尊严之类的东西了。而中国封建政治的支撑与基础就是虚伪,吕不韦直到临死的前一刻恐怕也没有领悟过来。

然而,吕不韦对历史的改变却是巨大的。这种改变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那么表面与直接,而是一股深深的潜流。吕不韦在世时,他的改变是假他人之手一步一步地施行;他死后,是其儿子嬴政在霸道地改写江山挥霍皇权;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是以其不甚光彩的形象影响着人们的道德及审美观念……

我们不得不承认,吕不韦曾极大限度地改变过中国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走向,如果没有他的主动放弃,本来还可以做得更多,改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彻底。然而,中国历史发展到吕不韦的战国末期,一些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演成了一种模式;不少事物受中华本土的地理气候、生存环境、传统积淀等方方面面的束缚与制约,却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

比如重农轻商的观念。吕不韦以商人身份登上权力的峰巅,按说应该制定出一系列相应的政策,为经商提供自由,除掉商人卑贱的标志,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鼓励人们经商……可是,就史书所载,这些他似乎从未做过。相反的,他的一些立功都是在以农为本,像修建郑国渠就是。而在《吕氏春秋》一书中,他所提倡的也是将农业放在首位,将商业视为末节支流。这是中国的传统与国情、事实与惯性,对此我们已在前面有所论述,不是个人之力所能左右、改变的。

比如哲学思想的凝固。诸子百家争鸣至吕不韦时已近尾声,春秋战国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黄金时期。一个激烈竞争、风起云涌的特殊时代激发了人们的生命潜能,激活了社会的内在机制,诞生于中华本土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潮犹如一朵朵争奇斗妍的鲜花,百花盛开,似云霞翻卷,蔚为壮观。然而,自此以后,中国的哲学思想就日渐萎缩了,没有进化与超越,只有变化与修补。直到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思潮引来外国“火种”,移植嫁接,才多少有了些本质的突破与改观,惜乎这一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潮却因为救亡压倒一切的革命运动而阻碍、延宕,未能彻底完成。吕不韦时,诸子百家已然定型,一定型就有了凝滞的倾向,即以他超常的智慧及众门客的超常报效、超常运转、超常发挥,也只能弃百家之短融百家之长,而不能创立新的具有原生性质的哲学思想了。

……

悠悠千古事,任由后人说。

两千多年来,有关吕不韦的评说——正面的反面的、褒扬的贬斥的、恶毒的善意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在此我们没有必要重复与唠叨。在本文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只想说,吕不韦身上最为难得的,就是他那不时闪光的人性。在言利逐利的商场奔走,他的人性未被铜臭湮没;在争权夺利的漩涡中心,他时刻保有着清醒而独立的人格;在权力的顶峰,他不滥杀生以民为本;即使他走向生命终点的方式——自杀,其实也是对人生尊严的一种独特而别致的捍卫……不论其人生的哪一阶段,自始至终,我们都可在吕不韦身上见到人性的可贵。哪怕你误解他否定他诋毁他诅咒他,但你不得不承认,他至少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

在扭曲变态、封闭异化的几千年漫漫中国封建社会里,能够真正配得上人这一高贵称号的又有几何!

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秦始皇 第一章

丑陋导致他的自卑,人们的轻视与欺侮导致他的仇恨。自卑与仇恨长久地积聚、压抑在他的心中,必然导致性格的乖戾与粗暴。他不甘于久居这种环境这种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超越。他该如何超越这一切呢?只有使自己变得高高在上获得无可比拟的尊严才能克服自卑,只有通过报复的方式才能克服心头无可遏制的仇恨!他不知道应该通过怎样的具体途径才能达到目的,只是在心中一个劲地发誓我要超过你们我要报仇我要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们全部跪拜在我的脚下。日子一长,这不断的磨砺就成了小嬴政的日常功课,也是他能够顽强挺住不断成长的生命动力。

在《千古奇商吕不韦》一文中,读者对嬴政的奇特身世童年生活、成长历程等情况已有所了解。下面,我们将循着前文有关勾勒而展开笔墨,就嬴政个人性格的形成及对秦国乃至中华民族的深刻影响进行一番描述与探讨。

嬴政最初姓赵,到秦国后才改姓嬴。还没出生时,在娘肚子里就遭到了子楚对他一番无法言说的折磨与虐待,先天性地打上了残缺与压抑的阴影。

直到二十二岁行冠礼之时,这位名副其实的秦王,中国未来的第一个皇帝的长相也没有发育到令人值得半点恭维的程度。据《史记·本纪》所述,尉缭子对嬴政的形象及性格描绘如下:

<em>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em>

蜜蜂形状的马鞍鼻子,眼睛细长像马眼露出怪异的目光,胸部平坦瘦瘠如挚鸟——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鸡胸,说话气喘不匀嗓音嘶哑似豺声。这便是嬴政的青春肖像,那么,其孩提时代又会强到哪儿去呢?

嬴政生在赵国都城邯郸,那呱呱坠地的第一声长啼似乎就注定了他的人生将与赵国凝成一股纠结不清、层层缠绕的不解之缘。嬴政的生命在赵国萌芽,长到一定的时候,就西进秦国为王;然后又以俯视天下的雄姿狂飙般回身东向横扫六国,并以一统天下后的秦始皇身份多次踏上漫漫的巡行之路;随心所欲、兴之所至地游遍了版图辽阔的秦国大地,结果在第五次巡行途中身染重病,死于赵国。嬴政以赵国为始,经过一番漫长的奋斗与挣扎,最后又回到生命的起点,悄然无声却又颇有意味地地画上了一个怪圈似的句号。

赵姬后来在秦国劝吕不韦踢开嬴政为王,又动用太后玉玺调兵帮助嫪毐夺其王位,说明她对嬴政一直就不怎么喜欢。儿子不明不白的身世让她无所适从无以自处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嬴政之丑。赵姬怎么也不明白,她长得如花似玉,吕不韦也生得高大英俊,弄个儿子出来怎就变成了一个丑八怪呢?其实,只要想想子楚在她身怀有孕时,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趴在她的肚子上翻来覆去地“耕耘”不止,她就应该一清二楚了。可是,只知感官享乐、只图平面生活的赵姬绝对不会去想那么深。一个年轻漂亮的母亲,弄出一个歪鼻斜眼的儿子,母子俩肯定会遭到周围人们善意的议论或恶意的嘲笑。于是,赵姬的心头就会时不时地涌起一种本能的反感,当然,导致这种反感的缘由还有嬴政性格从小古怪的因素在内。

长相丑陋,嬴政肯定相当自卑。加之父亲子楚逃归秦国,将他与母亲抛在了赵国邯郸城内一个偏僻的所在,他的童年不仅缺少母爱,也缺少父爱。那么,就跟周围的小伙伴一同去玩耍吧。可是,嬴政跟他们在一起不仅没有获得乐趣与快感,带来的反而是一次次的痛苦与羞辱。他们不仅笑他是个丑猴子,还骂他是个没有父亲的杂种,并编排了一首儿歌唱得有滋有味:

<span>娘偷汉,生杂种;

爹不要,弃河东。

弃儿弃儿,

有娘无爹……</span>

嬴政肯定气愤极了,于是就发展到对骂甚至动手的地步。嬴政体弱瘦小,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常常会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里,母亲见状,知是别人欺负了他,孤儿寡母的,也只有忍气吞声作罢,加之赵姬并不怎么爱他,不痛不痒地过问几句后就不理不睬了。很有可能,他受人欺负的事情吕不韦也知道了。可是,一个商人,即使再富有,仍位于社会底层地位低贱无权无势,并不好上那些孩子家门“兴师问罪”卫护嬴政;再说,以他的身份与赵姬来往,还得尽量避着他人的耳目才是,怎好随意张扬、轻举妄动而“惹火烧身”呢?于是,只得拿这一再告诫嬴政,要他学好本领,长大了才不至于受人欺负,才能够报仇雪恨。

报仇雪恨?!是的,在嬴政心中,从小就积蓄着一股报仇雪恨的强大势能。他对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有着一种不可化解的仇恨。他恨小伙伴,再也不跟他们一起玩耍了;他恨父亲只顾自己把他丢在赵国不管不问;他恨吕不韦经常跑到他们家中管这管那,还时不时地压在母亲身上把她弄得发出一阵阵怪异的叫声;赵姬不爱他,他对母亲也就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亲情……于是,在一个缺少亲情与关爱的世界里,嬴政变得更加封闭更加孤独了,那打量世界的目光,也充满了一种恨不得毁灭一切的深深仇恨。好几次,赵姬见到儿子这种凶恶的目光,不禁吓得毛骨悚然。

当妊娠的剧烈疼痛过后,赵姬第一眼打量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儿子时,竟发现他长得尖嘴猴腮,其丑无比,兴奋与喜悦不觉暗暗消失,那注视他的眼神于一瞬间就变得相当地复杂起来。

嬴政渐渐长大,一次从母亲口中(也有可能是从吕不韦口中)得知了他与秦国的特殊关系。呵,真没想到,自己的曾祖父原来是赫赫有名令其他六国特别是赵国胆战心惊的秦昭襄王,祖父安国君是昭襄王的太子,父亲子楚是安国君的太子,而他,则又是太子的太子。也就是说,他长大后,将是秦国的一名国王。啊,国王,那可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于是,嬴政的心里就有了盼头,过去那抽象而朦胧的志向也变得具体而清晰,似乎可摸可触了。哼,瞧着吧,到时候,我要踏平赵国,要你们一个个趴在我的脚下,我要你们的脑袋要你们的性命,我想怎样就要怎样,看你们还敢不敢轻视我讥骂我、侮辱我欺负我!

正是在这种环境与心态中,嬴政度过了那决定着他日后生命发展走向的童年时光。

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秦始皇 第二章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驾崩,安国君即位。嬴政父亲子楚立为太子,作为秦国储君的地位已明确法定。而这时,秦赵关系有所改善,于是,子楚派出专门使节迎接嬴政母子归秦。

这一年,嬴政九岁,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邯郸,离开赵国土地。

嬴政一到秦国,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绸缎绫罗,住的是巍峨宫殿,受的是系统教育,整日陶醉在一片恭维声中……与赵国的偏僻、寒酸、屈辱相比,真有如天壤之别。这对嬴政来说,也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他的自尊得到了初步满足。然而,内心那一点一滴积聚着的仇恨却无从报复,只有在对那些侍候他的下人身上才可稍稍发泄;丑陋的外形也没有因为身份与地位的提高而变得美丽起来,就通过发愤努力的途径以求补偿:他鸡鸣即起,一天到晚舞刀弄剑,想以此锻炼自己强健的体魄与超凡的技能,既克服儿时的丑陋,也为日后的武力征服、报仇雪恨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这时经常前来稍稍过问、关心他的,只有吕不韦一人。赵姬本来就对他不甚“感冒”,进了秦宫,管得就更其少了;子楚当了太子,又很快即了王位,他所关心的就是六宫粉黛与尽情享乐,连国事也懒得过问,就更不会管到嬴政头上;嬴政尽管丑陋,但他聪颖过人,又是吕不韦实际上的亲生儿子,即使在名义上他也身兼二职——相国与仲父,因此,吕不韦就经常跑到太子宫过问,了解嬴政的有关情况。关注得多了,赞赏鼓励之余,免不了有所劝导、指教甚至训斥与责骂。而这,是嬴政怎么也接受不了的,我是谁?秦国未来的国王,九五至尊,高高在上,你还敢管我骂我?儿时的隐隐恨意在日渐加深。

吕不韦的劝导与教育,无非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求他身在秦国,胸怀远大,“放眼世界”,从小就该具有雄才大略。这是嬴政所乐于接受的,他就是要通过消灭赵国、拥有整个世界的方式来实现从小立下的誓言。

二、他希望嬴政刻苦用功。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他只注重习武,只崇拜武力,只相信剑与血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吕不韦却要求他多多习文,武力可以平定天下却不能治理天下,又告诫他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应以天下百姓为本才能稳固统治。嬴政拗不过仲父,只得听从他的安排。

三、嬴政心中的思想与念头越来越可怕,简直就是残酷、粗暴、凶狠的翻版,吕不韦想让他远离法家,专门请来道学、儒学、墨学等功夫浓厚的诸子大家传人,为他讲解教他吟诵,以按吕不韦心中的模式来改变塑造他。可是,嬴政对道、儒、墨却半点也提不起兴趣,他根据自己儿时的生活经验,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治、墨家的非攻兼爱不是天真的胡言,就是虚伪的谎言;而道家则讲究无欲无念,做小国寡民的自我安慰,完全在作逃避现实的“逍遥游”,嬴政自然对它也没有什么好感。表面上,他不得不温习诵读儒家、墨家、道家的经典之作,但内心却拒斥、厌恶得不行。而当他刚一接触到法家的学说时,大有一拍即合相见恨晚之感。那些严刑峻法、专制集权等主张简直就是他的心声。乃至当他继任秦王后第一次读到韩非的《孤愤》与《说难》时,不禁拍案叫绝,并大声感叹道:“若能见到文章的作者,就是死也没有遗憾了。”一旦得知韩非就在韩国时,竟不惜动用武力损兵折将地猛攻韩国,必欲得到韩非而后还。韩国势弱,无以抵拒,得知秦军真实意图后,不得不将韩非送往秦国,嬴政这才命令秦军退兵。由此可见他对法家学说信奉到了何种程度,也可窥见他与吕不韦在对待诸子百家方面的态度与分岐、矛盾与冲突。

如果说细小的龃龉与摩擦双方还能克服解决的话,那么,这涉及思想与世界观、立国与治国大纲的原则性问题,吕不韦与嬴政都不会让步,双方的矛盾无法调和、妥协,势必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子楚一死,嬴政即位秦王,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傀儡而已。甚至连个傀儡都算不上,傀儡还可在台上活动,而吕不韦有时则干脆直接出面,不仅执掌秦国一应大权实权,还高高在上、威风凛凛地发号施令。本当是秦王干的事情,却让仲父替代了,这当然是嬴政所无法忍受的。而他又不得不忍。在赵国,他早就学会了潜忍的韬略,再忍一忍,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不久,吕不韦与赵姬的私通又将本来就没有多少血肉之亲的母亲推到了他的对立面——身为太后誉为国母竟淫乱宫闱,也太不像话了。

嬴政亲政前夕,吕不韦不失时机地抛出《吕氏春秋》,父子两人的矛盾也就达到了一触即发的临界状态。

平息嫪毐的反叛事件,并予以严刑处罚,不过是嬴政点燃整治吕不韦烈焰的一根导火索,一个难得的名正言顺的借口而已。

他亲政了,收回了仲父、相国手中的所有军政大权,他的翅膀硬了,再也不用看着吕不韦的脸色过日子讨生活了,于是,就毫不犹豫地祭起了手中的利剑。这时,尉缭子所形容的“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的本性更加暴露无遗。他开始疯狂地报复了,手上沾满了刺目的鲜血:他扑杀了两个年幼的同母异父弟弟,他车裂了谬毒灭其九族,那虎视眈眈的目光又转向一再淫荡的母亲赵姬身上——你不是喜欢雍都在那儿躲藏了好几年吗?那么,就让你从都城咸阳正式迁往雍都故宫去吧,并发誓永不与她见面。然后,才仿佛于不经意间将吕不韦轻轻一踢,就罢免了他的相位,将他赶到了河南洛阳。

谁也没有想到,举行冠礼、执掌实权后的秦王嬴政竟会拿母亲赵姬、仲父吕不韦开刀,将儿时积聚的仇恨一股脑儿地倾斜在自己最亲的亲人身上。

人们仿佛从梦中惊醒般睁开惺忪的睡眼,吃惊地打量着年轻的秦王嬴政,哦,就是那个曾经一言不发、性格孤僻、相貌丑陋的小家伙,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竟有这么一副铁石心肠、凶残用心,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连自己最亲的亲人都敢如此,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做不出来呢?于是,谁也不敢对他侧目而视了,秦国上下,唯有俯首帖耳、诚惶诚恐而已。血腹与残暴、专制与血腥就这样仿佛于一夜间突然弥漫在秦国的上空,人们不得不屈服在强权与屠刀下瑟瑟颤抖。

而这,也是秦王嬴政在向六国、向天下表明着他的态度与决心。

然而,他还不仅于此。

赵姬被逐,在一个以血缘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此举被视为大逆不道,不仅有损国王尊严,也使得秦国在天下人眼里显得无法无天、不忠不孝,从而丧失立国之本。对嬴政这一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举止,大臣们不禁纷纷起而劝谏。嬴政怒不可遏,将敢于上前的劝谏者一连杀掉了二十七个。二十七颗脑袋在地下血淋淋地滚动着也没能阻止那些后继的劝谏忠臣,眼看第二十八位大臣茅焦的脑袋又要落地滴溜溜打转,这时,年高德劭的华阳太后——就是那位一言九鼎使得异人立为太子的华阳夫人——出面了,将嬴政一番斥责并晓以大义,他这才不得不将心中狂暴的情绪稍稍收敛,放了茅焦,“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而对吕不韦,虽是嬴政的亲生父亲,但在名义上只是他的仲父、昔日的老臣,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礼义束缚,就不会存在大臣上殿劝谏的问题,至多不过弄出一些宫廷的议论与民间的舆论而已,他就可以没有顾忌、毫不客气地发泄整治了。于是,在放逐一年之后,吕不韦似乎不安于本分,还有“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骆驼死了架子比马大”,余威犹在。这时的嬴政,也不管什么亲生父亲不亲生父亲了,将对母亲无可奈何的情绪统统一股脑儿地倾斜在这位倒霉而可怜的仲父头上——再滚远一点吧,滚到荒凉的蜀地,滚到遥远的天国去吧!

“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吕不韦念诵着自己在《吕氏春秋·节丧》中写下的这一有关生死大事的哲理名句,不禁颤巍巍地举起了注满鸩酒的酒爵,凝视良久,然后一饮而尽。

人们以为吕不韦是嬴政的生身父亲,也会像迎回母亲赵姬那样将他迎回咸阳继续为相的。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秦王竟如此刻薄寡恩。至此,尚对嬴政抱着一丝仁慈幻想的人们算是彻底绝望了。

如此残忍地对待生父吕不韦,嬴政是否有过后悔的念头闪现?

我们从他将“窃葬”吕不韦的门客或流放或迁徙或撤职的处理,从吕不韦死后只有一堆荒冢连块像模像样的墓碑都没有的凄凉境况可以得知,他从来就不曾后悔过!也许,他还为踢开了一直横在他脚前的一块绊脚石而感到沾沾自喜,为驱逐了一直蒙在他心头的阴影而欢呼雀跃,为毫不留情的果断决策、为翻云覆雨的计谋手段而自我欣赏不已呢。

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秦始皇 第三章

秦军从那高耸的西北大地——黄土高原俯冲而下,有如猛虎下山、狂飙席卷,大地在秦军铁蹄的践踏下隆隆作响,整个世界似乎都在颤抖。

秦政也曾有过“梦魂绕故乡”的日子,所不同的是,赵王永远只有梦中回故乡、梦醒泪断肠的份儿;而嬴政却在二十二年后亲身回到了赵国,并以王者身份达到了人间之至尊,他的自卑充分得到了补偿,他的冤仇也酣畅淋漓地得到了报复。

我们可以将嬴政不念旧情一再放逐吕不韦,迫使他不得不饮鸩自杀视为嬴政人生的一个转折与标志。尽管他亲政后就流放了吕不韦,尽管吕不韦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不会夺取他的王位,但吕不韦的威严与管束从小就在他心头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只要一想起他,全身就会下意识地涌过一阵战栗与惧怕。吕不韦一死,这个世界上,他可是半点束缚都没有了。

秦赵两国的仇恨最为深刻,长平大战坑卒四十万名的惨剧使得赵国军民不再对秦军抱有任何幻想,因此,赵国的抵抗也就最为坚决,秦国也就屠杀得更加残酷,用尸首遍地、血流成河形容这场征服与反征服的战斗半点也不夸张。

嬴政可要实现他一统天下的雄才大略了!

嬴政的复仇之剑在他亲人身上“小试牛刀”之后,现在可要转向天下的所有军民人等了。

嬴政统一六国的具体过程,有关史书记载、描写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们在此不打算花费过多的笔墨重复,只想叙述一下秦军扫平赵国、嬴政踏上故土的情景。

至此,经历过一番艰难困苦的历程,有过灵与肉的搏斗与厮杀,趟过交织着成功与失败之河的秦王嬴政终于一步步地走上了成熟之路,具备了成就帝王大业的素质及修养。

他的肩膀虽然稚嫩,身躯虽然柔弱,但他意志坚定,心胸远大,颇有一股气吞山河之势。独特的身世、压抑的童年、特殊的遭遇造就了他的雄才大略,使得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秦王嬴政获得了至高的尊严,报复了久淤心中的大仇,按说不再有恨不再狂虐不再残暴,然而,他的变态人格已经形成,复仇的心理已然凝固,必将转换成一种看似变化、实则一脉相承的方式继续发展,贯彻到底,直至他的生命之末。

然后,嬴政就迈着帝王那意气风发的昂扬步伐,一步步,铿锵有力地走进了赵宫。

一时间,烽火燃遍中华大地。胜利者在施虐,将喜悦与狂欢转化为疯狂的屠杀与掠夺;失败者在瑟缩发抖,他们在奔跑躲藏、哭泣呼号、流血毙命。顿时,天昏地暗,太阳失色,血雨腥风像一个巨大而严密的罩子紧紧地扣在中华大地的上空。

如果不是嬴政即位,没有嬴政的远大志向,秦国也会统一六国。就当时的局面而言,明眼人一看就可明白,强秦之势早已形成,不可阻遏在所必然,横扫天下不过是早晚之事,就看这一历史重任到底落在谁的头上,由哪一任、哪一位秦王来完成。

嬴政终于踏上了赵国的领土。这一年,他三十二岁,离开邯郸已是二十二年了。呵,二十二年,人生又有多少个二十二年啊!面对战火依然弥漫的焦土,面对如今已属大秦版图的旧赵,面对生他养他的这块难忘土地,哪怕嬴政心如铁石,一时间,肯定也是百感交集。

在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有多少将士被杀,多少百姓被戮,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准确统计的数字。战争肯定免不了死人,可是,假如吕不韦狠狠心废掉嬴政自立为王,假如换上一位比嬴政仁义一些、慈善一点的君王,其伤亡数目将会大大减少。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228年,王翦率领秦军长驱直入,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攻下了赵国都城邯郸。置身咸阳宫内坐镇指挥这场战争的最高统帅秦王嬴政接到捷报,高兴得不行,并突然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要亲自到征服了的赵国去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

公元前234年,秦王嬴政跨上战车,挥舞太阿剑,剑锋直指韩国。一场扫平六合的血腥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要说仇恨,嬴政对自己的出生之地——赵国充满着最大的仇恨。当然,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毕竟是赵国的山水养育了他,离开故土后的回忆,除了屈辱与仇恨,还有一股难得的亲切与怀念,这种童年的温馨回忆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不管那段时光是多么的贫穷多么的艰难多么的痛苦。

他亲政后所的秦国,也在历代先君、特别是在无冕之王吕不韦的刻苦经营之下,已拥有关中、巴蜀两大农户基地,财富总数占全中国“十居其六”;拥有车、骑、步等兵种齐全的精兵百万以上;全国上下,治理井然,民心一体。也就是说,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已达到了六国远远不及的峰巅。谋臣如林,将士如潮,上下一心、国库充实,消灭六国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

<span>房山为宫兮泪水为浆,

不为调琴奏瑟兮唯闻流水之汤汤。

水之无情兮犹能自至汉江,

嗟余万乘兮唯有梦魂绕故乡。</span>

嬴政毫不犹豫地担当起了这一宏伟任务。

突然,一阵狂暴的欢呼打断了他的思绪与感伤,这是秦军在向他们的大王致敬。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万万岁的叫喊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嬴政身下的乘辇似乎也在随着声浪的上升而腾空,升到了头顶的云端,云蒸霞蔚,嬴政陶醉了,飘飘然恍恍乎犹如置身天堂之中。哦,赵国,我终于回来了,我说过我要回来的,你们睁开眼好好地打量打量吧,我还是过去那个丑陋的嬴政吗!不,我是一个成熟而健康的男子,瞧我的身躯,在日复一日的习武练功中、在美味佳肴的滋阴补阳中已不再瘦弱;我坐在乘辇之上,身穿衮服,是多么威严、多么的雄壮啊!那些欺负我的人儿在哪里?你们谁也逃不了,就是烧成炭块化成灰,我也能在万千人众中认出你们!哈哈,你们有的已经被我的大军杀掉了,而剩下的全都匍匐在了我的脚下。我是谁,你们还认得我吗?你们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大秦帝国的国王,更不会想到我会成为天下最大最大的大王吧?你们不是辱骂我压在我的身上挥舞拳头打我的吗?过去的胆量都上哪儿去啦?现在,你们就是我餐桌上的一盆菜,任我搛来任我吃了,我可得慢慢地消受消受才是呢!

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秦始皇 第四章

一年后,公元前227年,又一件使得嬴政性格变得猜疑且更加怪戾、残暴的非常事件发生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荆轲刺秦。

追溯源头,这一非常事件似乎也与赵国有关。

荆轲刺秦王,是受燕国太子丹的派遣,是为了报效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而太子丹,与嬴政曾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那时候,还只是一名儿童的太子丹被父王喜派到赵国充当人质,也就是在邯郸,他认识了嬴政。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两人一见如故、同病相怜,很快就成了好伙伴,也曾一起在漳水河边、邯郸街头嬉戏玩耍,成为嬴政童年那黯淡岁月中的一抹难得的亮点。

虽同为太子,然而,他们两人的命运却截然相反。

嬴政归秦,太子丹也回到了燕国。不久,嬴政就非常顺利地继承了王任;而太子丹之父还活得雄赳赳的,他就继续当作一名太子。作为一名受过屈辱的人质,能够归返燕国舒舒服服地过几天惬意日子,于太子丹已是心满意足的了。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故乡待不多久,秦国与燕国之间玩起了一场政治游戏,又使得他“重操旧业”了——被派到秦国继续当一名人质。

转了一个圈,太子丹从赵国而燕国又西向入秦,虽同为人质,但现在的秦王可是自己过去的好朋友呵,总该关照关照,肯定会比过去质赵要强似百倍呢。然而,这不过是太子丹的一厢情愿而已。嬴政是一典型的具有虎狼之心的暴君,他可不讲什么恩情与交情,他注重的就是现实,讲的就是政治。不如此,无以铸造一代千古君王,婆婆妈妈的心慈手软怎能成就一番千秋功业?昔日的伙伴之谊、朋友之情眨眼间已化作飘散的云烟,而今的关系,一个是强国之君王,一个是与臣仆没有什么两样的弱国之人质,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只有主仆、附庸、服从之类的关系与字眼。

当然,太子丹一时还没有认识嬴政有着一副怎样的嘴脸,直到他天真地上书秦王,请求开恩让他返回故国那一天,才对这位昔日的伙伴朋友有所醒悟。秦王看过上书后答道:“太子丹,你不就是想家吗?我可以放你回去。”太子丹一听,当即感激涕零,是啊,到底还是老朋友,不一般就是不一般啊。然而,还没等他高兴完呢,秦王就又发话了:“不过,得等到马生角,天上降落的雨水全是粟粒才行啊!”太子丹不仅没能回国,反而遭到一番嘲弄与羞辱,他这才算是真正领教了嬴政的刻薄寡恩。由希望到失望而仇恨,原本不过一步之遥,遭到戏弄与侮辱的太子丹发誓报仇。

公元前233年,太子丹趁着秦军发兵东渡黄河向三晋之地发起猛烈进攻的机会,装病逃出咸阳,然后又有过一番惊险,这才偷偷摸摸、跌跌撞撞地逃回燕国。

太子丹才德平平,他最大的本事可能就是只会当人质。生下不久就派往赵国,然后又是秦国,逃归燕国时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可就是这样的一个看似无能的平庸之辈,一气之下却干出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流传千古。

太子丹一回到燕国就开始实施复仇计划,他选择的方式就是行刺。

一切准备就绪,当他的“代理人”荆轲带着秦国通缉的敌人樊於期的头颅及燕国督亢的地图踏入咸阳王宫献给秦王时,嬴政的高兴与得意自不待言,不过很快就变成了窘迫与狼狈。如果不是御医夏无且的随机应变,将手中的药箱用力掷向荆轲;如果荆轲不是想生擒他,以暴力将他作为人质回报太子丹逼他交出秦国侵占的诸侯各国的地盘;如果不是衣袖被突然扯断,如果荆轲掷出的匕首没有投偏刺向殿侧铜柱……是的,倘若没有我们设想的这一连串如果与偶然,嬴政的生命恐怕就此戛然中断或者不得不改变其发展走向了。

然而,事实上是秦王抽出利剑将荆轲击杀了。

荆轲刺秦对嬴政的身心、个性无疑又是一种极大的刺激与影响,他变得猜疑了,总是疑神疑鬼,总怀疑突然之间会冒出什么危及他生命的可怕物件。他更加敏感、多疑、神经质了;也更加残酷了,他要用别人的血挽回自己有可能逝去的生命;他对武力也更加崇拜了,如果不是自己的长期习武,如果没有随身佩上利剑,谁也救不了他;为了施行更加残忍的报复,他对六国的剿灭进程,也加快了步伐。

像这样的行刺事件,此后还有过几次,如高渐离以筑扑击嬴政,韩国公子张良收买刺客以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将他巡行途中的副车击得粉碎……

这些行刺事件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着嬴政开始了对生命本质的某些哲理性思考。在人世间,他有过失败,受过欺侮,遭过失意,但似乎还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对手,最后的胜利者,总归是他秦王嬴政。他用以超越自卑、获得补偿的主要方式就是建功立业留传后世。他全力以赴地追求着,像他的亲生父亲吕不韦那样像个螺陀整日转个不休,超负荷地工作着。他再也不相信别人,天下大小事情全由他一人决断;每天审阅各地送上来的竹简文书必欲达到一定的重量方肯罢休;他似乎从来就不知疲倦二字,累了休息一会儿,接着又开始亲政。就在他一步步达到成功的峰巅,一步步走向既定的目标时,他的心头因了这一连串的刺杀事件,不禁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了怀疑:他虽然躲过了一个个刺客的一次次隐秘而狡猾的行动,但是,他最后逃得过死亡吗?他能将死亡这一对手战胜吗?

一旦产生了这个念头,他们就不依不饶地盘旋在他的心胸无法挥散。这是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都曾有过的想法,比如此后的成吉思汗在凯旋归来后就曾说过:“直到今天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击败我的敌手,我现在只希望能够征服死亡。”此话说出不久,他就在清水县行营病逝了。秦王嬴政与成吉思汗,两位旷世巨人虽然相隔了近一千五百年之久,但他们所面对的有关生命的境遇及本质性思考并无二致。

企图征服与超越死亡,必然改变嬴政的相关政治方略与人生态度。他后来重用方士,寻求长死不死之药,大规模建造陵墓以追求生命的永恒及千百年来一直遭人指责的坑杀儒生,似乎都与这些行刺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

他的追求长生不死,也影响了此后的一代又一代封建皇帝,而导致的后果往往又事与愿违,这些企图长生不死的帝王们常常因为长期服用有毒化学物质——也就是所谓的“仙丹”而提前结束生命。

只要你是人,哪怕再伟大也罢,总归无法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万岁万万岁”的高呼与呐喊,其实不过是帝王们上演的一出出自欺欺人的闹剧而已。

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秦始皇 第五章

秦国在大举东进消灭六国的战争中,列国竟没有过一次联合反抗的行动,也许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多次合纵抗秦,都被秦国的“连横”之策破解,然后又一次次地重组,一次次地烟消云散,恐怕六国早就对这些没有效验与结果的“游戏”产生了厌倦。然而,尽管他们各自衰弱疲惫,只要放弃成见,真正联合,抱成一团,凝成一股绳,构成坚固的同盟,中国的历史恐怕也得重写。

没有联合,只能说明六国确实衰弱腐败到了极点,不亡也就不太正常了。想那六国先辈,在他们的王国与土地上该是挥洒过多少英气与伟烈啊,而轮到这些末代子孙手中,竟连一点回光返照都不曾有过,这不能不说是整个六国的悲哀。

没有联合,也就只有等着一个个挨宰消灭的命运了。

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实乃势所必然。我们在前面就曾说过,如果不是嬴政,换上另一位秦王,他也会完成这一千秋大业。因此,秦王对历史的贡献与改变则是在他统一六国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执政纲领与施政措施。

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用武力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这一年,嬴政三十九岁,正值人生壮年,精力充沛得令人吃惊,他还有好多大事要做,也将做出一些改变中国历史的巨大事情。

大秦帝国成立后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帝号的议立与国体的定位。

嬴政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可比他亲生父亲吕不韦强多了,他深深懂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道理。这时的秦王,再也不是过去那拘于西北一隅的秦王,而是全中国民众的秦王。这名号,不仅是对嬴政功业的肯定,不仅是对他至高无上地位的确定,也是一种权威的象征,一个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符号,一种或耳闻或目睹就会产生宗教效应的崇拜。因此,嬴政对其相当认真而慎重,并发出一条诏谕道:“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其时已升为廷尉的李斯特地招来全国最有学问的七十多位博士,聚在一起反反复复地一议再议,这才跪拜进献于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

没想到嬴政并不满足于所谓最贵的“泰皇”,对此,史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一个“羞”,活脱脱地勾现了嬴政的踌躇心态。他认为他的功业是绝对地空前,要超过被先民们神化了的三皇五帝中的任何一位。

于是,他就取三皇的一半——“皇”字,又取五帝的一半——“帝”字,集三皇五帝之尊于一身,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组合成“皇帝”二字,既源于三皇五帝,又高出其上,这才称心如意。

对这取名,嬴政也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了,但也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深刻了解中国土壤的封建大帝。嬴政自称始皇帝,他的直系血脉虽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他广义的子孙们却将这一名号长期沿用。两千多年以来,该有多少人对这一名号趋之若鹜并被扭曲变态啊!直到本世纪初,国人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下推翻了帝制,中华大地上还先后上演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扶立东北“满州国”等闹剧与丑剧。

名号既立,国家体制似乎已不成问题,它承续着秦国先君特别是商鞅变法以来的传统,并在征服六国的统一战争中不断发展、改进、完善,已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模式——封建集权。

要想弄清嬴政对此所起的个人作用多大,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与改变多深,在此,我们有必要追溯、回顾一下中国政体的发展与演化。

中国的自然环境先天性地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及其政体性质。

华夏文明的诞生之地有着与其他文明不同的地理环境,四周的浩瀚大海与高山大漠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圈子拘束了人们的生存活动范围。黄河长江的滋润、丰沛的雨水、温暖的气候、质地疏松有着天然肥力的土地,这一切,决定了华夏先民文明之始,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方式。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华夏先民脚踏实地,安分守己,讲究礼义等级秩序,具有很强的道德伦理观念。这些,构成了中华黄色文明的特征。

华夏社会结构的进化,经历了由群队而部落而酋邦,最后过渡到国家的历程。

群队和部落是先民们在原始渔猎时代的社会结构形式,是相互间自愿结盟的产物,内部成员关系平等,没有正规的政治组织领导人。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伏羲氏教民结网渔猎就属这一时期。

随着农业文明的定型与成熟,各部落便拥有了相对固定的耕作地盘与生活圈子。为了发展与扩张,部落间的矛盾与冲突日趋激烈,最后不得不用战争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而酋邦,就是部落间相互吞并的结果,这种建立在武力征服下的社会结构自然就具有了剥削与压迫的性质。进入酋邦后,酋长拥有真正的实权,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酋长位居顶端,下面是唯命是从的各级大小官员,后来又凝固为永久世袭的特权制度。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相争及炎黄联合大战蚩尤时代,此后的尧舜禹时期,也属酋邦性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华夏先民的生存基础。因此,他们不得不由单独而微弱的个体联合成一个力量强大的集体共同治理水源。于是,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完成了从神到人的偶像崇拜。

禹之子启继位,王权世代相袭成为夏朝的一种特权制度,这便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当酋邦向国家转化后,就在政体上继承了个人统治的遗产,从中发展出某个人对其他人实施无限而绝对的权力统治的政治结构,这,也是人类最早的专制主义模式。

华夏先民在早期的农业耕作方式下,必然固守于一块不大不小的固定地盘,对外很少交往,血缘关系形成相互间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套凝固的宗法制度,周王朝的政体结构——分封制就是建立在宗法制家族组织之上的。宗法结构的核心内涵如王权的嫡长子世袭制、宗君合一、集政权与神权为一体、金字塔结构及政治组织系统的严密完整尊卑有序、帝王以孝治天下的家国同构模式等,在两千多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发挥着它的强大作用,直到今天,仍在人们的生活观念中起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也就是说,中国的自然环境与生存、生活方式决定了它的政体只能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是华夏大地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发展的自然结果,并非某一个人能于一朝一夕可以“扭转乾坤”加以改变的。就连风云激荡、巨涛狂卷的春秋战国时代,在政治上也无法搅动传统的宗法观念,无法触动封建集权的政治根基。王权与专制,似乎从来就没有被任何一个先民产生过半点怀疑,哪怕中国古代最为贤哲的圣人,也不得不既诚惶诚恐、又心悦诚服地跪拜在它的脚下。在流传至今的所有先秦时期的文字典籍中,无论怎样搜寻,也找不到有关呼吁民主的片言只语。

如果我们将目光稍稍移开,投向具有现代西方民主之源的古希腊做一短暂停留,许多一直缠绕着我们的困惑,也许能够豁然而解。

与前秦处于同一时期并可相互比肩相互媲美的古希腊文明,其发展之源——自然地理环境与中华截然不同。希腊是全欧洲山陵最多、地面分割最为破碎的国家,山多地少,土地贫瘠,降雨主要集中在秋冬分布不均,这些自然条件注定了不能以粮食作物构成希腊的经济之源,大都依靠海外采购。然而,希腊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处于中心位置,海岸线曲折绵长,港口众多,拥有无与伦比的海上优势,他们是商人、旅客、海盗、掮客、冒险家,创造的是一种有别于黄色文明的蓝色文明——殖民、综合而开放。

希腊人从未束缚于一块狭小的地盘,他们要向海外运进粮食,进行海外贸易,向海外殖民,大海,就是他们无拘无束活动着的广阔舞台。为了生存与利益,人们间的联合,不时的重组,很快就打破了氏族血缘关系。个人的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年轻,充满活力与激情。相互间的联合必然导致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雏形——合同与契约的诞生。而建立在互惠互利、互相自愿、平等自由等基础之上的法律,就是民主制度的实质与象征。

雅典是由部落联盟之间的合并而过渡到国家的,即希腊史上著名的“统一运动”。部落联盟时期,就有了贵族会议、人民大会、最高军事统帅的三权制政治形式。统一运动的发生,主要是居民成分及居住方式发生了变化,是社会内部因素改变的结果。也就是说,雅典国家机构的建立,是和平的、立法的,而不是暴力征服的产物。

由部落联盟和平转变为国家的雅典,国家机构继承了部落联盟时期的三权制,其贵族会议演变为元老院,人民大会以公民大会的形式保留下来,最高军事统帅的职能被三位最高执政官所取代,他们下面还有六位次级执政官,共称为九执政。

进入早期国家的雅典,一开始也不是纯粹的民主制,而是经历了贵族寡头专制、僭主独裁统治的风风雨雨才发展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在雅典的政治体制中,不论何种时期,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权力三分,相互制约,基本排除了个人专权、擅权的现象发生。雅典政体起源之初,就奠定了城邦民主的基石,其特点就是主权在民,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力,建立一整套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机构,轮番为政,绝无个人专断、专权与专制。

两相比较,我们不得不扼腕浩叹,中国古代难以诞生出现代民主观念,这是一块适合于专制的土壤与温床。如果没有交流融会、借鉴仿效,中华本土不可能原创性地建立起完备的民主政体模式。

也就是说,秦国统一六国,无论是谁,他无法超越脚下的这块封闭而独特的生存土壤,无法拒绝前辈留下的遗产,无法改变既成的社会结构模式,一句话,他建立起的大中华帝国,只能是一个带有宗法性质的封建专制帝国。

这一表面看来难有多大发挥余地、似乎无法改变的国家体制,其实在确定与建立的过程中,却深深地打上了嬴政的个人烙印,他的性格、爱好、气质等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所做的,就是将封建专制集权的功能推向顶峰,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并凝成一套稳固的模式为后代统治者原封不动地效仿、运用。

嬴政说他的权威受命于天帝,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他把神降到人的地位,又把皇帝这一特殊的个体——人上升到神的位置,他是一个介于人与神之间的超人,他有意识地营造出一种迷信崇拜的氛围,在帝王与常人间隔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皇帝所下的“命”称为制,所下的“令”称为诏,皇帝的大印称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臣下向皇帝进言或上书要称“奏”,开首第一句必须写上“臣冒犯死罪启奏”或“昧犯死罪而言”,并作为一种固定格式不可更改;为了尊君抑臣,他为皇帝的衣冠、起居、朝仪、巡游、乘舆、驻骅制定出一套威严的仪式,为的是让臣民感到皇帝的居所是“天庭”,皇帝的面目是“天颜”,而广大民众,不过是连蝼蚁都不如的一粒尘埃而已;他要老百姓更名为“黔首”;他严格实行避讳制,比如他的名字叫政,政与正同音,那么正月就得改为端月;他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将天下奇珍异宝、稀世佳丽汇集宫中以供他一人挥霍享受;他“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郦戎之山”,仅皇陵的附庸陪葬品兵马俑的出土,就在当代引起强烈的轰动,被后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仅就他个人——皇帝的有关规制,我们就列出了这么一长串。而这些,大多都被后来的新的皇帝们继承了,比如朕、诏书、上奏、玉玺等称谓,比如皇帝的威严仪式、避讳制、生前大肆挥霍民脂民膏、死后建造高大陵墓等等等等,即使有所改变,也是小打小闹的修修补补。

而他在政体方面登峰造极的改变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废分封,立集权。大一统帝国诞生,百废俱兴,秦始皇所要求的就是要在政治体制、结构形式上保证他的高高在上与独断专权。为此,他在中央建立了一个以三公九卿为中心的集权官僚机构,它的全部政务活动就是以秦始皇的个人意志为依归、为转移;在创建地方政权组织方面,他废除了自商代以来的分封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过去的国中之国局面彻底消失,实行垂直管理,郡守、县令直属中央,由皇帝直接任免。这套宏大而严密的政治机构,后来基本上都为历代的统治者所继承。

二、推行“四大统一”。所谓四大统一,就是统一道路,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道路:秦始皇曾两次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墙”,宽阔平坦,气势雄伟,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全国紧密地连成一个整体;统一货币:秦帝国选择了一种易于规范铸造,便于携带贮藏的圆形方孔的铜币为标准货币在全国推广,这种“孔方兄”不仅自秦至清在我国流行了两千多年,还流传到亚洲、东非等地,并为某些国家、地区所模仿;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各国独立,有关计量单位如尺、斗、秤等标准不一,混乱程度达到了人们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了统一,秦始皇郑重地颁发诏书,并制定了专门法令,当今出土的有关秦代标准量器与衡器,即使用现代技术重校它们的精确度,也只有百分之二三的误差;统一文字:由李斯有原有七国文字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创造出一种新型字体——小篆向全国推行,同时还将一种更新的字体——隶书作为非官方正式文字予以认可,流行使用。中国幅员辽阔,语系复杂众多,相互交流十分困难,一种共同、共通的凝固语言——统一的书面文字是联系各民族、各地区的一条坚韧纽带,也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饱受战乱、历经分裂而后总是能够实现国家一统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

三、专任刑法。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在原有成文法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修订、充实,云梦睡虎地《秦律》的出土,使我们大致知道了秦代成文法典的主要内容。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与现代的民主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民法,是统治者与人民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人民赋予统治者以权力用行政的手段施行,并有一套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而封建社会之法,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压迫民众而制定的,它并没有经过老百姓的同意,就采取暴力行动予以强制执行。《秦律》就是中国封建法律的一部代表作。为了加强权威,巩固统治,秦始皇实施严刑峻法,“轻罪重罚”成为秦代法制的指导思想,动不动就是腰斩、枭首、弃市、戮刑、磔刑、坑刑、定杀、镬烹,还有什么脸上刺字、割鼻子、斩左右趾、男子割势、女子幽闭、诛灭三族、祸连九族等,真是不胜枚举,刑罚之烈、刑名之多,旷古未闻。秦朝上下,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监狱。这也为历代统治者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他们民主的东西、好的事物学不到,可对付治下的百姓民众,却是一学就会,一点就通。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是的,嬴政就是一条变态、凶残到了极点的猛虎,而广大的民众,不过是虎口下供他食用的一道道美味佳肴。

如果是六国中的任何一个王国统一天下,如果是另一个具有常人之心的秦王统一天下,尽管施行的也是专制统治,那就极有可能是温和的带有仁政性质的专制。毕竟,中国的封建专制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宗法注重的就是血缘关系,讲究的就是亲情、仁义、礼治。可是,中国传统的融宗法与集权于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却被秦始皇撕成了两半,他抛弃了温情脉脉的宗法制度,将专制集权推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秦始皇所要做的,就是将人变成非人。他九五至尊、至高无上、俯视天下、主宰万物,是一个具有“神性”的超人;而百姓臣民,是另一个极端的非人,不过一群会说话的动物而已。整个国家、社会、民族,经了嬴政的改变,都变得不是人了。这种非人的局面直到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下台,才稍稍有所改变。

当然,极端的专制集权在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总会留下一点可资纪念、可供炫耀的文明遗产。然而,就是这些闪烁着古代人民智慧之光的文明遗产,也是一份尴尬而痛苦的堆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对嬴政似的专制残暴添上任何光明的注脚。

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秦始皇 第六章

秦始皇在童年时期所受的虐待与欺视烙印在他的心灵深处,变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有机构成。他的补偿与报复对中华大地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已积淀在民族的心灵深处,代代相传。这种补偿与报复所采取的手段不仅仅是武力征服,还表现为对精神文化的摧残。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

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秦始皇就取道临淄开始西返咸阳了。行至平原津,不知怎么突然就病倒了。他的生命之烛已经快燃完了,只剩下最后一点黯淡之光在隐约闪烁了。可是,群臣知道他怕死,忌讳死,皆“莫敢言死事”。皇帝的仪仗随从队伍并未因他生病而停止前行,嬴政神志模糊地躺在颠颠簸簸的銮辇内,隐隐约约听见了一阵童稚的歌声,这是一首后来见之于《太平御览》八六引《异苑》的童谣:

嬴政听着,大声叫好。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焚书令从咸阳宫中通过四通八达的驰道飞向全国各地。一本本价值连城的典籍、一册册珍奇孤本很快就变成了碎屑灰尘与缕缕青烟,在中华大地上空飞舞着久久不肯散去。这场焚书活动“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个多月,其余波更是延续到秦代灭亡。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开始了他的第五次、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巡游。这一年,他整整五十岁。

李斯一番话虽然说得耸人听闻,却正中嬴政下怀,他不禁却听得连连点头,并鼓励李斯继续说下去,希望他能够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策,为秦国立下大大的一功。

平定百越,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南征虽然艰难,但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可讨伐匈奴却不是那么顺利。公元前215年,燕人卢生奉命寻仙归来,献上一本所谓的仙书,其中有一句写道:“亡秦者胡也。”这胡,不就是匈奴么?朕正想出击消灭胡人呢,他们还胆敢亡秦?真是太自不量力了!于是,嬴政派遣秦国名将之后蒙恬统率三十万精兵进攻匈奴。大军所至,匈奴望风而逃,很快就占领了河套地区,设置九原郡。但是,这场征战只是将匈奴赶到了无迹可寻的大漠深处,并未将他们消灭与征服。虽然胜利了,可那些剽悍的匈奴骑兵来去如风,行动诡秘,谁晓得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突袭南下,劫我大秦之国呢?看来,只有修筑一道西起高山东至大海的巍峨而绵延的长城,将他们拒之门外,才能抵御那防不胜防的侵袭掠夺,才能躲在“家”中睡睡安稳觉,才能保住大秦不亡。

长城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这些年谈得够多的了,我只想说,修筑长城,是嬴政变异心态的一种外在物化反映。秦始皇的扩张,是以内敛为基础的。他通过超越自卑的方式达到唯我独尊的顶峰,而内心深处,却十分孤独。他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亲人,没有一个可以托付的大臣,他无法与他人交流、对话。一些念头想法、喜怒哀乐只有埋在心中,独自一人咀嚼。越孤独就越没有依靠,越没有依靠就越是害怕。其实,秦始皇一直处于外强中干的状态之中。他害怕刺客,害怕别人议论他,害怕别人瞧不起他,害怕突如其来的惊扰,害怕死亡……一旦他的目的无法达到之时,他就在心底害怕了,就想退缩了。修筑长城,是他心态由外向征服转向内在收敛的一个转折与象征。对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秦始皇虽以一世之雄,并吞六国,统一中原。然彼自度扫大漠而灭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设边戍以防飘忽无定之游骑,又有不胜其烦也,为一劳永逸之计,莫善于设长城以御之。”

另一件则是一直遭到后人非议的坑儒事件。

百姓的鲜血干了,可陨石上的字迹却深深地刻印在秦始皇脑海里,日夜折磨着他那颗孤独而衰老的心灵。难道说,人世间真的有什么命运吗?难道真的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死了后秦国就会完蛋就会回到过去的分封制去?是否能够化解命运逢凶变吉呢?“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将全国天下的臣民之口封住堵住钳住,将古往今来的所有“窃窃私语”扎住箍住锁住让它们变成永远的沉默。他寻找着,忍受着,等待着。

秦始皇在提前透支自己生命的同时,也透支了秦国的生命,如果不是他,秦国断不会消亡得如此迅速,延至与商周相同长达几百年的命运并非没有可能,然而,它却像一颗流星转瞬即逝了;同样地,他那至高无上的唯我独尊、那变态乖张的残暴性格、那空前专制的集权统治也提前透支了中华民族的青春、激情与活力,使得我们的祖先过早地成熟、过早地疲惫、过早地衰老、过早地变得故步自封了。

做了这一切,嬴政似乎还兴犹未尽。秦国灭了六国,似乎并没有容纳天下的地盘,那天之涯海之角、那天边的尽头到底在哪儿?得将它们全部纳入囊中才是。于是,秦始皇又开始南征北伐了。

他的内心深处,不知不觉地生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悲哀,连北方的匈奴都无法消灭,遑论征服死亡?于是,他想到了死。是的,他似乎明白了,皇帝并非神,哪怕他再高贵、再伟大,总有一天也会死的。而在外表,他依然保持着崇高的威严,谁也无法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活动。

在外人眼里,他日理万机,像一台“永动机”般似乎有着永远挥洒不完的精力。在他亲政后的年月里,日常的琐碎小事就不说了,仅仅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该是干出了多少件啊!他仿佛真的不是普通凡人,而是一个超人,或者说就是一头怪物。其实,正是那超越自卑、超越常人、建立永恒的目标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支撑着他的躯体。他是在透支着自己的生命!只有他本人才知道,这些年,他可真是耗心尽力呵!现在,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累,还有衰老,死亡的阴影一天浓似一天怎么也挥之不去。

他带着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及近侍赵高等一道前往。出武关,沿丹水、汉水至云梦,顺长江东下上会稽山祭祀大禹并刻石留念,又渡江至琅邪。

嬴政儿时的丑陋与难解的身世之谜总是遭到人们的怀疑猜测与纷纷议论,这些议论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窃窃私语,它们总是隐隐约约的,你说听不清吧,又不时地在你耳中灌注那么一两个关键性的词语,比如杂种、野种、丑八怪,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在议论你;待你想听个清楚明白吧,那些叽叽喳喳又变得遥远而模糊了,任你怎么搜寻也无法捕捉。因此,他只要一听到人们的议论,就有一股莫名的怒火,就想发泄,想骂人,想杀人,他恨不得将这些人的舌头全部割掉,炒成类似猪口条之类的“人口条”作为一盘下酒菜全部吃掉。

秦始皇一共有过五次巡行。

秦始皇的心态在收敛,而个人行动似乎还在外延。

公元前220年,也就是秦国统一六国的第二年,嬴政就开始远途巡游。其目的不外乎巡视郡县、游山玩水、挥霍享受、宣扬“皇威”。每到一地,他就要刻石立碑歌功颂德,还长途跑到泰山去“封禅”。而这些,都被后来的封建帝王模仿得唯妙唯肖,民间不知流传着多少某某皇帝下江南,某某皇帝微服私访之类大同小异的故事。每代帝王,都要为自己立碑颂德,而千秋功过总是要由后人来予以评说的,于是,最聪明者如武则天就为自己立了一块无字碑,以其独一无二的姿态凸现在后人眼中。而跑到泰山去封禅,将这一融宗教与政治活动为一体的玩意儿搞得有声有色的后代皇帝,就更是层出不穷了,并日渐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心态与“共识”:若是不登临泰山之巅装模作样地表演一番,就无法显示皇位承续之正统。

公元前211年,一块陨石从天外飞来,落于东郡。早就被秦始皇的苦役徭役、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就在这块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嬴政自然又是大怒,下令将附近的所有居民统统杀掉。

机会终于来了,在一次庆功宴上,已升为丞相的李斯与齐国博士淳于越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舌战”。在辩论中,李斯将矛头指向了天下儒生,他说:“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归于一统,普通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繁荣祥和,可是,儒生们却无事生非,以古非今,挑拨离间,惑乱民众。朝廷若不及时禁止,上则危及皇帝权势,下则形成朋党之争。”

既然出游可得吉利,那么,就趁着身体残剩的强健,到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再去转转走走吧。

在这里他遇到了第二次巡行时派往东海寻仙求药的徐市。九年了,徐市并未寻到什么长生不死之药,更没遇到什么神仙上帝。可是,他的花言巧语又一次欺骗、蒙蔽了秦始皇,他说仙人仙药都有,就在大海的一座仙岛上,而他们每次上岛的行动却被一条大鲛鱼破坏了,也就一直没有抵达该岛。徐市一席话,又激发了嬴政那已然衰老的心灵中的最后一股英雄豪气,在芝罘,他亲操弓弩,射杀了一条大鲸鱼。这一操弓射箭的威武之举,恐怕就是嬴政人生的最后一抹回光返照的夕阳了。然而,他还在挣扎,还对徐市、对神仙、对长生不死抱有一丝幻想,既然海中巨怪已被我——人间神灵秦始皇射杀了,那么,再就没有什么妖怪可以阻挠寻仙采药的计划了。于是,他令徐市带领三千名童男童女及各类工匠一干人等,入海寻仙求药……

一把焚书的冲天大火,一场坑杀方士儒生的残忍行径,不仅使秦王朝的暴政发展到极致,也使中上层统治人士离心离德,更使得嬴政丧失了民心,于是,一统中国后的秦王朝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基础。

嬴政于赵国呱呱坠地,开始了生命的鲜活与成长;在生命的旅途中,与他一同走出赵国的太子丹派遣的“替身”荆轲让他感到了刻骨铭心的死亡恐惧;最后,他又在赵国的沙丘平台走完了既短暂又漫长的人生。

<span>秦始皇,何奄僵?

开吾户,据吾床;

饮吾酒,唾吾浆;

餐吾饭,以为粮;

张吾弓,射东墙,

前至沙丘当灭亡!</span>

嬴政知道童谣的灵验,他自己躲不过一死,他不想反抗了,也反抗不了,他明白了人力抗拒不了命运。于是,生命中的好些东西,于临死的一瞬间似乎全部彻悟了。一旦彻悟,他就在一阵难抑的狂喜中抖落掉人世的最后一道束缚,悄然闭上了双眼。与吕不韦相似的是,嬴政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了就做了,从来就没有过半点后悔;但吕不韦死前带着深深的遗憾与惆怅,在这一点上,嬴政似乎超越了自己的生父,他平静地闭上了双眼,显得没有半点遗憾。

于是,李斯顿了顿,眼珠转了几圈,又继续说道:“我建议,除开《秦记》一书,除开医药卜筮植树之书,应将天下所有其他书籍全部焚毁!除开博士掌管的国家藏书,其他收藏《诗》、及诸子百家著作的,应统统送交地方官员烧掉;有敢于两人谈论《诗》、的立即处死,借古讽今的灭族,知情不报者同罪;焚书令下达三十天后再不烧书,则处以黥刑,罚做苦役;严禁私学,鼓励臣民学习法律,以吏为师……”

此后的华夏历史,某些方面总是循着秦始皇所设计的一些“轨道”与模式,在夕阳的晚风中老牛拉破车似的晃悠悠而慢吞吞地向前行进着。而另外一些方面,与他的设想则完全背道而驰:他想长生不死,却只活了五十岁;他将全国天下的兵器“聚之咸阳”,全部销毁铸成十二个高大的铜人,想以此消灭战争永享太平,可他刚刚死去,尸骨未寒,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他想嬴氏子孙永坐江山传之万世,可二世都还没有传完,嬴氏家族就被踢下了政治历史舞台;他想焚尽天下之书,可这文明的积淀与结晶——书籍却越来越多;他想修筑长城抵御匈奴一劳永逸,而长城却并未起到真正的防御作用,长城脚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场像模像样的争夺战,少数民族总是能够绕开它一次又一次地侵扰华夏入主中原;他想流芳千古,结果却落了个万世骂名……

其实,嬴政所杀,是他在追求长生不死过程中那些欺骗了他的方术之士。为了泄愤,他大搞逼供信,结果株连了四百六十人之多。秦始皇一怒之下,将他们全部坑杀。对此,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写道:“焚书是初统一时的政治使命,坑儒则不过始皇个人的发脾气而已。”然而,方士与儒生并无明确区分,他们往往身兼二职,儒生就是方士,方士就是儒生。方士儒生们虽没有多大的本事,但制造舆论、摇唇鼓舌、在白纸上涂写黑字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嬴政胆敢与他们作对,也就注定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会有什么好的形象与口碑。千古留名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流芳,一种是遗臭。秦始皇当然渴望流芳,却被儒生们给断送了,只落得个永久的骂名。

一位仅仅活了五十岁的个体生命,一个存在只有十五年的短命王朝,却如此巨大地影响、改变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迹。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刘邦 第一章

流氓原指无业游民。因无正当职业,而又要生存于世并时常做出一些比他人活得更自在更快活更潇洒的样子,只有使出放刁、撒泼、耍赖等手段达到目的。于是,流氓的意义也就引申开来,与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恶劣下流画上了等号。

汉高祖刘邦年轻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这种习性一旦打上,就浸润到他的血肉之中,后来虽然当了皇帝,贵为“天子”,却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易”,一不留神就露出一副流氓的嘴脸。终其一生,刘邦似乎都在“流氓”的轨道上一以贯之地滑行着未能改弦更辙。而最要命的,则是“上行下效”的传统使得这种“流氓之气”在民族的上空扩散开来,渗入历史的土壤。

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为秦泗水郡沛县丰邑中阳里(今江苏丰县)人。因出身寒微,世代务农,家人连个正儿八经、像模像样的名字都没有。古时候对上了年纪的男子、妇人分别尊称为公与媪,兄弟排行的次序以孟、仲、季相列,于是,刘邦的父亲就叫刘太公,母亲叫刘媪,大哥早死,二哥叫刘仲,他是老三,理所当然地就叫了刘季。

刘邦家境贫穷,父母不可能送他上学识字念书,刘公刘媪这对老实巴交的农民可能压根儿就不会产生让自己的儿子读书的念头,读书又有什么用?中国农民最讲究实际了,只有务农种田、糊嘴度日才是生命之要义。也许是受不了务农的沉重与折磨,也许是认为这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没有出息,反正老三刘季从小就“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不种田,又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就整日游手好闲、东逛西窜。刘公刘媪自然是气得不行,对他又打又骂,办法使尽,可就是无法将他束缚在几亩田土之上。日子一长,父母管不了那多,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

在刘邦内心深处,他的确瞧不起种田这一单调乏味、沉重苦闷的行当。父母干了一辈子,又能咋样?累得腰弓背驼、骨瘦如柴,常常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如果以农为业以农为本,那么自己这辈子的出路与“下场”肯定比父母强不了多少。他的心中时常涌动着一股朦胧的豪情壮志,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将会干点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出来。每当他跃跃欲试地放眼四顾,周围却是一片寂寥与空虚,又找不到半点施展抱负的出路。于是,刘邦只有将满腔激情压在心中,苦闷得不行,就喝酒、玩女人,一喝就喝得酩酊大醉,一玩就玩得不分东南西北。喝醉了无知无觉言行失控,常常随地而卧,一边呕吐一边破口大骂,一些污秽难听不堪入耳的肮脏话语一溜就从嘴里喷了出来,还伴以手舞足蹈的动作,样子十分不雅。可后来做了皇帝,人们就巴结他神化他,说他年轻时只要一喝醉呀,头顶就会出现一条长龙,盘旋着射出一道迷人的光彩。

刘邦长得十分英俊,史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写道:“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相貌出众本身就是人生的一种资本了,最为神奇的是他的左腿上生有七十二粒黑痣,这些黑痣在民间智者与方士巫师眼中,可是神灵附体的标志呀!也许,正是这些天然的生理优势从小就助长了他那与众不同的朦胧激情。可是,在他内心深处并无什么明确的大志,也不知道将会干出一番多大的事业,冥冥中只是觉得自己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种田之人,于是,他宁可选择一条看不见出路的流氓之路,也不愿像父辈、像村里的乡亲们那样一辈子守着几亩仅仅糊嘴的田土。

没有正当职业,当然就不会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喝酒玩女人都需要银子,唯一的途径就是以流氓手段加以牟取。可想而知,刘邦年轻时候的名声肯定很坏。但是,长期的流氓生活也使刘邦获利多多,钱财来得快也就去得快,这便养成了他喜好施舍、豁达大度、宽厚仁爱的性格;不为生活发愁,不为土地所囿,不为物役所拘,常常乐观开朗,行动洒脱,善于权变通达;走东串西,见多识广,视野较他人开阔;时常遭人议论,也就不为时俗所左右,不受传统观念束缚……

及至壮年,刘邦才混了个泗水亭长的职位。这一职位,也不知是他通过“流氓”手段,是贿赂上级官员,还是凭着真实本领弄到手的,反正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官虽小,不仅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获得了社会对他的认可,这在官本位的封建时代里显得至关重要。刘邦走马上任,大家就开始亭长长、亭长短地呼来叫去了,他那一直潜隐着的自尊第一次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当然,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虽然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追求,但总觉得自己的未来远非一个小小的亭长可以比拟。

一次,刘邦应征徭役来到咸阳,看到了秦始皇出巡的车驾仪仗,那浩荡的气势与无上的尊严于一瞬间就唤醒了他内心那朦胧而潜在的强烈欲望,于是,他不由得发自内心地感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此前,皇帝的高贵与荣光他可能想都没有想到过,此次一见,不觉眼界大开,心头顿生羡慕之情,要是能够像秦始皇那样风光风光,该是何等地威风何等地惬意呀。当然,心头也仅是想想而已,他并没有去把它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来追求,因为那毕竟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实在是太虚无太缥缈了。天下的皇帝只有一个,凭自己的地位、本事、条件……咳,那可真是跟做梦没有什么两样。早年的农村生活与流氓生涯已养成了他随遇而安、随缘而活的人生信条。他是决不会因为一时的羡慕而顿生幻想并为之苦苦追求的,他很实际,也很世俗,但心中又模模糊糊地觉得与众不同,想过好一点的生活,而他的社会地位与庸常表现又使他找不出什么值得骄傲与自豪的超群之处,就只有通过“罢工”的方式刻意表现自己。流氓的无业常使他置身游戏与玩耍的状态之中。只要是有趣有味好玩的“活路”,他都很热衷,也很向往。像秦始皇那样当一个“老子天下第一”的皇帝,也许是他人到中年后才发现的一桩最有趣、最好玩的“游戏”。也正是从这一角度,他才会想到要当皇帝。如果他知道秦始皇当皇帝每天要鸡鸣而起深夜才眠,想到他常常远离人群摒弃感官享乐大量批阅奏章,亲自处理大大小小一应的国事民事,劳累得就像一个旋转不停的螺陀,紧张得就像一根长期绷紧的弓弦,恐怕要他当,他也会摆摆手掉头而去的。

而与刘邦同时的项羽可就不同了,他是楚国贵族之后,从小就受过严格的“六艺”强化训练,并胸怀一股远大志向。因此,当他见到出游的秦始皇时,就明确地说道:“彼可取而代也。”不是羡慕,也不是心存模糊的向往,而是相当明确地表示,要夺取他的宝座,取而代之。

不管怎样,刘邦的咸阳服役使得他产生了一个较为明确而至尊的念头,心中长期的虚空有了某种可以慰藉的凭靠与依托。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刘邦 第二章

陈胜、吴广不堪秦朝残暴首先发难,一时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被秦始皇灭亡了的六国贵族之后也为恢复旧日山河不失时机地起兵反秦。风云际会的形势为刘邦那下意识地想当皇帝玩玩的念头提供了得以施行的土壤。

就是这样,他也没有趁机主动反秦。他这一辈子,好多事情似乎都是天意,都是被动的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推动着他不断前行,并一步步地走向了皇帝的宝座。刘邦的起兵,完全出于一次偶然事件。他以亭长身份送县上的民工到骊山去服劳役,因局势混乱,不少人在半路上就寻机逃跑了。刘邦便想,像这么个样子,等到达目的地时,恐怕全都逃光了。既如此,都是自家乡亲,好些人还跟自己关系挺不错的,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干脆将他们全部放跑算了。这天晚上,一行人来到丰西的湖沼地带,刘邦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酒,趁着朦胧的夜色,将绑缚民工身子、手脚的绳索一一解开,然后挥挥手说:“你们全都逃命去吧。”有人说我们逃了你怎么交差?刘邦就说:“我也只有像你们一样逃命了。”他们情不自禁地为刘邦的仗义之举所感动,当即就有十多人不愿离去,愿跟从刘邦效命。

这可能是刘邦平生第一次有这么多的人俯首帖耳无条件地愿意为他效命,他自然很感激,“众星捧月”也使他感到了一种难得的陶醉,甚至还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然而,时间一长,他的随和、平易就使得他的威严渐渐消失了。如何才能保持那种众人信奉、崇拜的局面并长期将他们控制在自己手下呢?于是,他或是他的亲信、部下、朋友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一些神秘的气氛四处散播:刘邦是母亲刘媪在梦中与神交合而生;秦始皇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并因此而厌恨,这种“天子气”便与刘邦有关;就在刘邦放走民工的当天晚上,他独自一人杀死了变作一条拦路青蛇的白帝之子,能够杀死白帝之子的人当然就不是一介凡夫了,而是尊贵无比的赤帝之子;刘邦无业无产无赖,一直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妻子吕雉就是因为他相貌堂堂贵不可言而为岳父吕公所赐;一位神秘的老人曾向吕雉讨水喝,吕雉心怀恻隐地施舍了他一顿饭,于是老人就感恩戴德地说她是“天下贵人”,并说她之所以高贵,是因为儿子的缘故;刘邦放跑民工后与跟随他的那一帮子人“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雉带着很多人来投奔他,大家都感到奇怪,刘邦等人藏得这么隐秘,吕雉怎么轻而易举就找到了他呢?吕雉便得意地一笑,说她老公头上笼罩着一层五彩云霞,她一望而知,所以就直奔而来了……

这些神奇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前来依附刘邦的人就更多了,慢慢地还真的有了几分“气候”。

这样的声势造得越大,投奔的人就越多。可是,有关神秘、神奇、神异之类的玩意儿只可迷惑一时,时间一长,人们就能窥其“堂奥”,戳穿那层一钱不值的“外衣”。然而,随着刘邦势力的增长,投靠他的人却越来越多,就连项羽手下的不少名将、谋士都纷纷倒戈前来投靠,你不得不承认刘邦确有一套团结部众、笼络人心的高强本领。这种本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氓生涯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如胸襟开阔、容纳百川、大度洒脱、为人义气、不计前嫌等。只要放刁撒泼耍赖的行径甩掉,众人一抬,自己有意识地将过去的不良习气改正,正面效应就会相当凸显,刘邦的形象也就得到了拔高与升华。而这种拔高并不是像秦始皇那样建立在冷峻、威严、残酷基础之上的至高无上,也不是像项羽那样的刻意表现自己的贵族血统与英雄气概,刘邦的拔高,是建立在亲切随和、平易近人的基础上的升华。秦始皇的拔高是远离众人,将自己变成一座孤傲而寂寞的山峰,颇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意味;项羽的拔高是有意识地拉开他与部众之间的距离,结果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而刘邦的拔高是众人可以接受并参与其中的亲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量,这是一种常人无法企及、无法达到的看似平凡的伟大。古人对这种万能胶般的亲和力无法解释,就常常以一个“气”字概而言之——霸者之气、帝王之气,与今人所说的“场”十分相似——如磁场、气场等。

刘邦的“气”一旦形成并日渐凝聚,投奔者愈多,名气也就越来越大。沛县的父老乡亲举事起义,杀死县令打开城门,将刘邦所聚部众迎进城内,共推他做县令。刘邦说自己才薄德浅,不肯接受,而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吏,皆瞻前顾后,担心事情不成祸连家族,就一个劲地让与刘邦。刘邦坚决推辞,众人不好强求,便立他为沛公。也就是说,刘邦还是沛县的起义首领,只不过换了一个称谓而已。一时间,部众很快就发展到了两三千人,并向四周出击,打了好几场胜仗,占据了邻县的一些地盘,收编了数千秦军。不久,又得到楚军大将项梁五千军士的帮助,兵力一下子扩张到万余人,并与项羽在雍丘城下配合作战,大破秦军,斩杀秦将李由。

而这时,秦国大将章邯率领的秦军却在其他战场节节胜利,他利用楚军松懈之际,在定陶实施了一次夜袭,项梁战死沙场,楚军惨败。然后,章邯又率军北上攻赵。

一时间,形势十分严峻,被项梁拥戴为楚怀王的熊心于危难关头紧急召集各路诸侯,确立了兵分两路的计划:一路北上救赵,一路向西直捣秦国巢穴,打入关中。楚怀王与各路将领们约定,谁先攻入关中,就封他为关中王。当时,秦军主力大部驻扎北地以对付、征讨匈奴,章邯所带之兵,大多都是临时组织、武装的关中秦民或服役民工,仅这支“杂牌军”就如此凶猛,而要攻入秦朝大本营,其艰难与凶险程度可想而知。于是诸将都不敢争先,唯独项羽自告奋勇愿率军西进为叔父项梁报仇。然而,项羽生性残酷,每攻入一地,就大肆屠杀,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将都认为项羽不宜入关,应该派一个忠厚长者前去,剿灭与招抚相结合,这样才有可能顺利地进军关中。于是,众人的焦点便凝聚在平日亲近、宽厚、仁爱、豪爽的刘邦身上,将他视为最合适的人选。既然大家如此信任,刘邦管不得吉凶得失,二话没说,马上率领数万人马,浩浩荡荡地向西而进。

征途遥遥,道路坎坷,刘邦武力与智谋并用,威严与恩信并举,时而失利,时而顺畅,大仗小仗、胜仗败仗不知经历了多少,速度虽然缓慢,但总算是一路向西节节推进。在攻破了秦朝大本营的最后一道关隘——武关后,坦荡的关中平原便无遮无拦地出现刘邦眼前,数万大军狂潮般地汹涌着直捣秦都咸阳。咸阳无险可守,秦王子婴只得俯首称臣,素服而降。

刘邦进军咸阳,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说明他的为人、信用与威严不仅获得了众多将领特别是老将的认同与首肯,而且占据了一块具有特殊意义的发展地盘——关中平原。当年的秦国,正是站在这里虎视六国,尔后俯冲而下一举统一了天下。能为关中之王,就有可能成为天下之王,坐上皇帝的宝座,这可是一个上上大吉的象征呢。

此时的刘邦,根本没有想到今后的皇帝宝座之类问题,他的目光只在眼前。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秦宫,宫殿建筑的雄伟高耸、金银珠宝的奇异珍贵、六宫粉黛的娇美动人简直令农民出身的他无法想象,他看得目不暇给、眼花缭乱,恨不得将它们全部据为己有。这时,谋臣张良、武将樊哙不失时机地告诫劝说他,希望他不要像秦始皇那样暴殄天物,要以天下百姓为重,清心寡欲,除暴安良。这时的刘邦,哪里听得了这多?他想起了当年在咸阳服徭役时见到秦始皇的情景,真没想到这种风光有朝一日还真的摊到了自己头上,一切恍若隔世,如同梦中一般。风水轮流转,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一时间,他不禁浮想联翩,深深地感叹不已。很快地,他的血液就开始沸腾了,这些年来一直压抑着的流氓习性——那具有负面效应的一面——突然发作难忍难熬,将部下的劝说置之脑后,开始尽情地享受起来。他摸摸这个美人,玩玩那个宫女,穿上最好的绫罗绸缎,尝尽最佳的美味肴馔……哎呀呀,要是一辈子就过这样的生活该有多好啊!他要补偿,要品味人生的美好,要获得透入骨髓的快感。一连好几天,他都痛痛快快地沉浸在这种糜烂的肉欲与感官的享受之中,直到他玩够了——玩得得天昏地暗,累得有气无力,这才想起了自己的部下,想起了张良、樊哙的劝说,想起了日益严峻的形势,他摇晃着那差不多被掏空了身子走出秦宫。

刘邦及时振作自己,采纳谋臣建议,命令所有部队撤出咸阳,“还军霸上”,将秦朝的重宝财物一一封存入库,向天下宣告,他这样做是为了“待诸侯至而定约束也”。同时,他还安抚关中父老,废除秦朝苛法,与他们约法三章。

于是,刘邦在咸阳宫中将他起兵后一直压抑着的流氓习性痛快淋漓地发泄了一通之后,又受到了天下民众特别是关中父老的爱戴,“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刘邦 第三章

不到一个月,项羽就在消灭秦军主力后率兵攻破函谷关进军关中,驻扎鸿门。当时刘邦兵力只有十万,项羽军众多达四十万。双方实力悬殊很大,刘邦不敢与之争锋,只有暂居人下地听候项羽调遣。于是,就有了一出惊心动魄令后人津津乐道的“鸿门宴”。刘邦能在这场精心安排而充满了杀伐之气的宴会上逃脱,固然有着许多偶然因素,但与他平日的恩惠信义及项羽的贵族之气密不可分。

项羽屠城襄阳,坑杀降卒,“诸所过无不残灭”,可他率领的军队却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正是他扫平了秦军主力,才使得秦朝如流星般在中国历史的天空转瞬即逝。特别是令诸侯将“莫敢仰视”的巨鹿之战,那破釜沉舟的悲壮气概至今令人回肠荡气。项羽虽然残暴,但他一诺千金,讲求阳谋与光明正大,身上透着一股难得而高尚的贵族气息,他之不愿在鸿门宴上杀死刘邦,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当时两军营地相隔四十里,就是最近的距离也有二十里,项羽只要一声令下捉拿刘邦,哪怕他走小路逃跑,也将插翅难逃。

以当时项羽的实力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军阀可以与之抗衡。正因为如此,也使得项羽变得傲慢自大、刚愎自用,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鸿门宴后,项羽并未向刘邦动武,而是西向咸阳,杀了秦王及其家属,焚烧秦宫,抢掠珠宝,挖掘秦墓,“所过无不残破”。项王由此而开了一个极坏的无例,每一次王朝更换,新的继任者都要做出一些否定前朝的过激行为,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一把冲天大火烧掉前朝的宫殿、毁掉前朝的政绩、抹掉前朝的痕迹。殊不知,他们毁灭的这些成果乃是属于人类历史、属于中华民族的文明积淀。人类发展,只有立于前人的基础、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有所突破、有所超越,中华封建帝国几千年来总是徘徊不前,老在一个地方颠来倒去地兜圈子循环不已,与这种典型的项羽式的虚无主义行径不无关系。

刘邦虽然流氓,但他流氓过后,毕竟宽大为怀地处理了前秦遗产。两相比较,项羽的全盘否定则使他在民众心中的印象与地位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秦王朝像一股云烟转瞬间飘散在历史深处,项羽再也不必担心它死灰复燃了。仇已报,气已消,接着面临的就是建立一个新型的政体与政府。既然是全盘否定,项羽就不以秦始皇的中央集权作为帝国的政体模式加以考虑,而是意图恢复大一统以前的七雄并峙状态,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正是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项羽对灭秦的有功之臣大加封赏,他一共封了十八个王位,每人一块地盘,建立一个小国,再由这些小国组成庞大的联合体。而他,就是这个联合体的盟主,他自封为西楚霸王,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他就以故乡彭城作为新型政府的中心与首都向全国诸侯发号施令。公元前206年阴历二月,项羽将这一措施正式付诸施行。

项王构想的新型政体颇有一点美国联邦制的意味,当然与其民主化、现代性不可同日而语。周朝正是因其“联邦制”而走上了末路,它显然不适合于中国当时的现实与土壤,秦始皇所建立的高度中央专制集权统治虽然是走了一条极端的路子,但实则有着中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包孕其中。秦始皇将专制、集权的模式一旦奠立确定,要想回到西周的分封时代,已大不可能了。也就是说,项羽的政体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也有悖于当时的时代潮流。

在分封中,刘邦虽然也捞了个王者之称,但项羽并没有把他留在关中为王。这次,项羽耍了一点小小的聪明,将他派到关中南面、封闭偏远的汉中之地,封他做了个汉王。

刘邦对项羽的负约自然心存怨言,但是,能够弄个大王当当,也是蛮不错的了。在即位南下时,他命人烧毁栈道,既防诸侯偷袭,也是一种划地为王心满意足的表现,当然也不乏故意麻痹项王以示他无意东进的谋略在内。

刘邦一到汉中,那些跟随他的士兵全都想起家来,并一个劲地鸣冤叫屈,明明说好了谁先进入关中谁就当关中王的,却把咱们一个个给派遣到这么一个闭塞的鬼地方来了。大伙儿一鼓噪,刘邦的心也就动了。既然当了王,就不能只想着自己一人,也得替大家分忧解愁才是。心一动,就有了谋反项王之意,并开始了积极而又隐秘的准备工作。

公元前206年阴历八月,刘邦趁项王北上平息齐国之乱时,用韩信计谋,突然进军关中。一场旷日持久、历时四年的楚汉之争由是拉开帷幕。在凌厉的攻势之下,被项王封立的三个王很快被打败或投降,刘邦心安理得地收回了本应封给他的关中之地,并废除秦社稷,代之以汉社稷。与项羽的怨仇已结,两人就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冤家。当年阴历十月,项羽谋杀楚义帝于江南。于是,刘邦又在众人的怂恿下以讨伐弑君之名,挥师东进,攻击项羽。抵达洛阳后,又向其他王侯发出共襄义举的倡议。并趁项羽困于齐国战场的当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西楚核心之地彭城。

项羽得知,赶紧放弃齐国战事,率军援救。楚军与汉军在彭城灵壁东睢水相遇,展开激战。项羽出身于楚国职业化的军人贵族世家,冲锋陷阵、布阵谋局于他家族而言,不过是一种习以为常的谋生手段而已。两军正面交锋,刘邦根本就不是项羽的对手,楚军“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如果不是遇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侥幸逃命,刘邦恐怕早就成为堵塞睢水的一具尸体了。

刘邦逃出彭城时,跟随左右的只剩了几十名骑兵。在逃归途中,他偶尔碰上了自己的一对宝贝儿女,赶紧将他们拉着一起载上马车逃命。不一会儿,后方突然卷起一股滚滚黄尘,强大的楚军盯住刘邦紧咬不放追逼而至。车上载人一多,速度自然减慢。这时,刘邦的流氓习性在生命的关键时刻又开始“抛头露面”了。为了自己活命,他竟然不顾自己的血亲骨肉,猛然一把将一对儿女推下车去。亲随滕公见了,不禁大惊失色,马上跳下车去将他们抱回;刘邦又将他们俩推下车去,滕公又下车抱回;如此反复三次,滕公说道:“事情虽然急迫,怎么能将亲生儿女抛弃不管呢?”刘邦这才生出一丝慈父之心,没有再次将他们推到车下。一对儿女虽然捡了一命,但他的父亲太公、妻子吕雉却在这场战斗中被项羽俘虏生擒。

楚汉之战,刘邦要不是处境艰难,就是仓皇逃命,总是扮演着失败者与逃跑者的双重角色。在艰难困窘之时,也是最能表现、反映一个人的本性之时,刘邦的流氓习性往往在这种时刻暴露无遗。

一年后,他又被项王围困在荥阳无法逃遁,就让部将纪平假扮自己,由两千多名妇女披甲戎装簇拥着涌出东门伪装投降。楚军信以为真,自然放松警惕,刘邦乘机从西门仓惶而出。

楚汉两军在广武山对峙时,汉军断绝了项羽的粮食,项羽窘迫无奈,就将刘邦父亲太公放在一个专门装盛牛羊等祭品的高大的祭器上作为人质要挟他说:“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与要求,我就把你的父亲煮了吃掉。”刘邦不仅不急,反而嬉皮笑脸地说道:“当初起兵反秦时,咱们俩曾一起受命于楚怀王,并结拜为兄弟。照这么说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烹煮你父亲的话,请别忘了分一杯鲜汤给我喝喝。”

还是在广武山,楚汉久持未决,给天下百姓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于是,刘邦项羽就相约着来到山下,隔着一条小河展开了一场解决争端的“对话”。

项王提出与刘邦单独决战以分胜负,刘邦对自己的那点本事自然心知肚明,两人单枪匹马交手,骁勇善战的项羽肯定要不了两个回合就能将他挑于马下。于是,刘邦就转移话题一二三四五六七地开始数落项王的罪行。项王气得直跳脚,使劲平生之力,弯弓搭箭,一箭射了过去,正中他的胸部。刘邦忍住疼痛,摸着自己的脚说:“项贼射中了我的脚趾。”又在张良的献计下坐上战车,在整个军营里巡视了一番,向汉军将士频频挥手,表示自己未受重伤,以此稳定军心。等他表演完这一切回到营帐中时,身子一歪躺在床上就不能动弹了。左右赶紧脱去他的外衣,发现内里的衣衫早已变成了一片凝结的殷红,而箭伤之处,鲜血还在一个劲地汩汩涌流不止。只有赶紧让他脱离战场,送到后方去养伤治病。

刘邦为了摆脱困境,为了逃命,为了取胜,真是不择手段,有时简直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可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韧性,他打输了,逃跑了,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再向项羽挑战。他就像一张“狗皮膏药”,一旦黏身,就很难揭掉。而项羽又是一个急性子,莽性子,粗性子,常常被他的这种黏黏糊糊的绵劲与韧性弄得疲惫不堪、不知所措。项羽像是进入了一个无物之阵,你全力对付吧,对方总是不堪一击,眨眼间就逃得无影无踪了;你不理睬吧,他总是在你的周围挑衅造成一种压迫的环境与威胁的氛围,令你防不胜防。最为关键的是,诸侯各国都在闹叛乱,项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之周旋。遇到刘邦这样的敌人,也真叫“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王奈何不得。

刘邦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地惨败逃跑后很快就能卷土重来,关键在于他占据了关中平原这块肥沃富庶的大本营作为后盾,更由于萧何与韩信的努力。刘邦东进时,萧何留守关中,总能及时地征募新兵、聚积粮草弥补刘邦的损失;韩信的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总是使得项羽疲于奔命,他攻下的华中之地使得刘邦在荥阳建立起一块根据地。刘邦每次惨败之后,在他生命的低潮时期,总能适时地得到韩信的帮助,后来又为刘邦成功地争取到华东大部分地区的支持。而韩信原来却是项羽的部下,因得不到重用才投奔到刘邦麾下,一颗棋子有时候还真能起到改变天下大局的作用。刘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地能钻空子,他总是利用诸侯反叛、狼烟四起而项羽焦头烂额、无暇兼顾的时机突击偷袭。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为了达到消灭项羽的目的,用尽了心机,耍尽了手腕,采取了种种阴柔的手段,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你可以把这些手段称为策略计谋,也可以叫做卑鄙下流,各人的理解不同,解释与称呼也就迥然有别了。

其实,远古先民即使在决定命运的战争之时,也以仁义、信义为先。交战前一般先下战书,选定时间地点,双方布阵准备就绪,击鼓为号,互相攻击。不论胜负,双方都显得光明磊落,正气凛然,透出一股令人肃然起敬的正直与高尚。只是到了春秋之时,大国小国林立,战争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人们也就不那么讲究信义了,奸诈与诡计逐渐占据上风,军事文化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翻阅有关历史典籍,我们可以将春秋时期的宋楚泓水之战视为中华军事文化的一个转折与象征。严阵以待的宋军本可以趁楚军渡河的混乱或渡河上岸后军阵尚未部署之时趁机进攻,可宋襄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等到楚军过河完全部署好了,才对垒交锋。宋军惨败,国人将战败之罪全部归咎于宋襄公。宋襄公辩解道:“仁义道德之人,不忍加创已伤之敌,不俘虏头发斑白之人;自古用兵,敌军处于狭窄危难之地,不要趁机进攻;我虽然是灭亡了的商朝后代,也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后人都将宋公视为拘泥不化、顽固愚昧的代表予以嘲讽,毛泽东就曾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告诫人们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似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虽败,他的信义与磊落作为一项早已失落的民族遗产却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与珍惜。

宋襄公之后,“兵不厌诈”作为一个成语凝聚成所谓的民族智慧,在政治、军事、生活等领域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而大加使用,而刘邦更是将它推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随着刘邦的“流氓”手段运用得越来越娴熟自如、游刃有余,项羽不禁一天天捉襟见肘,昔日的优势早已荡然无存。韩信与彭越开辟了两条战线,先后攻占齐赵旧地、侵入梁地;刘邦主力在汜水大败司马曹咎率领的楚军。项羽对刘邦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答应他提出的相当苛刻的条件,两军以鸿沟为界,达成一项划分国土的停战协定:鸿沟以西,属汉王刘邦管辖;鸿沟东面,属楚王项羽地盘;项羽将俘获的曾经做过人质的刘邦家人全部归还;两军各自撤回自己的地盘。

协议签订后,久已苦战的双方军士皆为即将到来的和平高声欢呼。率直的项羽也就天真地以为一纸和约可以换来天下的永久太平,遂引军东归。

刘邦与项羽达成的楚河汉界,直到今天还赫然明确地标示在每一张中国象棋的棋盘之上。可是,还没等到项羽返回彭城,刘邦又耍起了无赖手段,单方面撕毁和约,引兵尾随楚军日夜追袭。

他封王拜将,信口许诺,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笼络在自己的周围,在垓下摆开强大的阵势,与项羽的楚军主力展开了最后一场正面生死大决战。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对这场垓下之战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项羽突破刘邦的包围之时,只剩下了二十八名追随者。逃到乌江渡口,项羽本可以过江摆脱追兵,像刘邦多次做过的那样,以图东山再起。可项羽不是刘邦,项羽就是项羽,他谢绝了乌江亭长摆渡送他过江的好意,大声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然后回身自投罗网,与追兵死战,奋起神威独自一人“杀汉军数百人”。杀着杀着,他突然在追兵中见到了汉骑司马吕马童,项王不禁大声叫道:“你不是我过去的一个朋友吗?听说汉王刘邦以千两黄金、封邑万户悬赏我的头颅,我把这发达的机会让给你吧!”话音刚落,锋利的钢刀往自己脖子上一抹,一颗脑袋就滴溜溜地滚到了地下,而那巨大伟岸的身躯,却石柱般地立于原地,久久没有倒下……

每每捧读《史记》描写垓下之战项羽自刎而亡的场景,我的心中,就会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强烈的悲壮之情,唏嘘长叹不已。

项羽身经七十多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每战皆胜,只败了这最后一次,一败就不可收拾地遭致覆亡的命运,至死也找不到失败的根由,只能归结为“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刘邦自从与项羽相争,就似乎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可他在楚汉决战时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一直处于边缘的流氓行径从此进入历史的喧嚣中心,经过一番打扮,披上了堂而皇之的外衣,于是成为主宰民族命运的主流话语。

项羽之死,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真正贵族从肉体到精神的消亡。

在一个笼罩了几千年阴柔诈巧之气已然异化的社会里,项羽之死必为某些人不可理喻,在他们看来,他死得太不值了;同时,项羽那正直的人格魅力、强劲的阳刚之气与磊落的贵族遗风却一天天地在另外一些人们心中变得更加高大更加伟岸。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刘邦 第四章

刘邦一生的参照系有两人,一位是死去不久的秦始皇,另一位便是曾经共同战斗尔后又反目为仇互相争战的项羽。

项羽虽然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最终并打败了他,但心头总是对他怀着一股无可言说的崇敬之情。项王死后,因他最初曾被楚怀王封为鲁公,刘邦便以鲁公之礼隆重地将他葬于谷城,并亲往祭奠,大哭了一场。刘邦此次痛哭,并非做做姿态而已,他没有必要以哭的形式来为自己脸上“贴金”,他之痛哭,一是出于怀念与尊崇,同时也是失去对手后的一种“虚空”表现。刘邦害怕虚空,他年轻时就常因心怀朦胧之志而茫然四顾,那无所依凭的虚空弄得他不知所措。楚汉战端一起,双方虽然打了四年,都弄得疲累不堪,可他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对手与攻击的目标,也就活得相当地充实。而自己的价值,常常在对手身上才得以体现,只有打败对手才有自己胜利的辉煌,对敌人的否定实质上就是对自己的肯定。对手,有时候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战友”。对手一旦消失,自己的存在也就显得有点多余了,自然而然的,下一个消失的对象便是自己了。这样一想,刘邦心中还会生出一种“兔死狐悲”之感。因此,他的祭奠痛哭,也算得上是他人生中难得的一次真情流露。

对待项羽的家属,刘邦也宽大为怀,不仅未加治罪,反而一一封侯,还要他们将过去的项姓去掉,赐给自己的刘姓。

好在项羽一死,他所留下的“虚空”很快就被新的目标与新的对手填补了。

刘邦的另一参照系便是秦始皇。他并没有想到要去刻意推翻秦朝的统治,秦朝的残暴、压迫与束缚对他这个地道的流氓而言,感受并不怎么深刻,是一连串的偶然迫使他走上了反秦抗暴的起义之路,又一步步地走向胜利的峰巅走向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在咸阳见到秦始皇时,只是出于羡慕才情不自持地说了句“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语。他是一个有着自知之明的人,从未想到真正去当一个皇帝。出于好奇、好玩的游戏心态,在进军关中占据咸阳后他也美美地享受过几天皇帝的滋味。此后,他虽然经常回味不已,但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当一辈子皇帝。四年楚汉之争,其过程既艰难又漫长,可战事一旦结束,又显得那么短暂,胜利似乎还来得太快了一点儿。项羽一亡,各地降服,诸侯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聚焦在他的身上,大家都商量着推举刘邦当皇帝。你要刘邦耍点流氓,来点不正经的东西,可能是他最为拿手的好戏,而一旦真的要他当天下之主的皇帝,他可有点诚惶诚恐了,赶紧推辞不已:“听说圣贤才能成为一国之主,空有虚言虚名是保不住皇位的,我可不敢随便造次啊。”众臣自然又是一番劝进,刘邦又是一番推让,实在推脱不了,就说:“既然大家诚心推举,只要对国有利,对民有利,我就做吧。”公元前203年阴历二月初三,刘邦在汜水北面正式即位当了皇帝,朝代就以他的封号——汉王之“汉”命名,是为汉朝,刘邦被他的后继者尊为高祖。今日的汉族、汉人之称,即始于刘邦的汉朝之时。

刘邦当了皇帝,自然面临着确立国体、制定国策的大事。秦始皇自然而然地再一次进入他的视野之中。他对秦始皇所采取的态度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

汉朝的行政措施几乎在所有方面继承了秦始皇的专制集权机构:设立三公九卿,官仪礼制“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员,少有变故”,并采纳了秦朝的宗教仪式,宣布恢复法律、秩序、安全等措施,尊重并接受各级爵位阶层的特权并授予尊贵的社会标志……

秦汉政府制度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地方组织方面:楚汉之争中,刘邦的一批盟友已经取得了列国的某些领土并自称为王,刘邦只得尊重现实承认他们,正式封他们为王,并赐给一块早就属于他们的领土。

刘邦建立的政体,是一个集权与分封结合的独特产物。皇帝直接控制位于中央的十四个行政区域,而北面与东面的大片土地上是他封给功臣们的十个相对独立的王国。

政体“皆袭秦故”,而在政策方面,刘邦就基本上是在与秦始皇“对着干”了:秦始皇将专制集权推到极点,从上到下管理得犹如铁板一块,刘邦就实行黄老之治,与民休息,让长期绷紧了弓弦的民众吁一口长气;秦始皇横征暴敛,他豁免人民的某些赋税;秦始皇动不动就强迫人民服兵役劳役,刘邦实行部队总复员,让他们回乡与家人团聚,守着几亩田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秦朝强调严刑厉法治民,刘邦主张“德刑相济”,提倡“刑不厌轻”、“罚不患薄”,不仅颁布大赦令,还废除前秦苛法及肉刑;秦始皇箝民之口,限制思想言论,刘邦在意识形态方面容许人民有较多的自由……

刘邦想当皇帝,可不想当秦始皇那样的皇帝。秦始皇不仅苛刻自己,也推己及人地苛刻大臣与广大民众。刘邦所看重的是皇帝的挥霍享受、无拘无束与自由自在。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那么刘邦想当的皇帝,只是那具有流氓性质的一面。其实,中国古代皇帝大都是一些足可以称为高级流氓的流氓头子与流氓大师。当然,始作俑者非刘邦莫属。有时候,流氓的因素常与皇帝的成分构成一种正比关系。

刘邦俨乎其然地坐上了皇位,顿时显出一副尊贵、尊严的凛然之态。他自然是得意非凡,就跟孙悟空一旦得意就会忘形地露出猴子尾巴一样,刘邦也是稍不留神就会露出他那骨子里的流氓本性。一次,与他一同打江山的同乡、官拜御史大夫的周昌奉诏面谒刘邦,适逢刘邦搂着心爱的妃子戚姬逗乐。周昌前来晋见,刘邦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依然故我地与戚姬调笑。周昌气得不行,掉头就走。刘邦见状,马上推开戚姬,追上前去,抓住他的脑袋往下摁,右腿一跨骑在他的背上大声说道:“你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啊,到底觉得我这个皇帝当得怎样?”周昌使劲地往上抬了抬脖子愤愤地回道:“跟夏桀、商纣王差不多。”刘邦一听,也不跟他计较,只是哈哈大笑而已。

刘邦当上皇帝后,最喜欢做、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寻找一切机会炫耀自己,以满足内心的虚荣。

他派专人寻找那个曾经预言吕雉“天下贵人”的神秘老人,折腾了好久,终是没有找到。刘邦寻找的潜在动机,无非是想在感恩的形式下有意地炫耀一番。

刘邦当上皇帝后,首开封赏父亲刘太公为太上皇的先例。未央宫落成时,刘邦大朝诸侯群臣,他捧着一杯酒为父亲太上皇祝寿,不无炫耀地说道:“当年,你不是常常骂我不务正业不置产业没有出息的吗?你总是说我不如二哥,还一个劲地强求我向他学习,要我专心种田。我要真按你说的做了,今天能当上皇帝,你能当上太上皇吗?老头子,你倒是说说看,我今天创建的事业、添置的产业跟二哥相比,到底哪个要强一些、多一些呀?”殿上群臣闻言,皆高呼万岁,大笑为乐。

刘邦当了皇帝,更想回故乡去炫耀一番。他要让过去的那些老人、同伴看看今日的汉高祖是副什么模样。后来终于寻到了这样的机会,他召来故人父老乡亲饮酒,并挑选了一百二十个男儿教习歌舞。数杯醇酒下肚,饮至酣畅淋漓之处,刘邦不禁感慨万端,当即击筑自作歌词放声唱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那首传之后世的《大风歌》。一百二十名男儿齐声唱和,刘邦边唱边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就是这位汉高祖刘邦,由此而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观念上升到了延续不息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列。

刘邦刚开始当皇帝,一切都显得十分随意而随便。上朝时,大臣们要么是过去的同乡,要么是生死与共的患难战友,虽然各有其职,并有严格的君臣等级,但大多出身草莽,加之平时在一次嘻嘻哈哈惯了,也不讲什么礼仪,遇事常常吵嚷不休,在殿上饮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醉了就起哄胡闹,根本没有个正儿八经的样子。时间一长,刘邦就觉得大伙儿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总得想弄个法子约束一下才行。秦博士叔孙通摸准了他的心事,就不失时机地进言道:“大家这样胡闹,哪有半点皇家体统!我想得采取古礼和秦仪,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才行。只要皇上发个话,我现在就马上召集鲁国的儒生和我的弟子们一起来商订施行。”刘邦听了,自然回道:“你不妨试一下吧,但不要把那些礼仪弄得太琐碎了,太繁琐我可受不了那些约束,最好是简单易行。”

叔孙通领命,马上召集一百多人开始认真地研究制定起来。方案形成后,又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演习,等弄得差不多了,就请刘邦去观礼拍板。刘邦看了一遍,觉得不错,下令群臣仿习。公元前200年10月,长乐宫建成,群臣贺拜,礼仪正式施行。文武官员在谒者的引导下,严格按照等级高低一次次地走进殿门;宫中一声高亢的“趋”字响过,殿下数百郎中顿时夹侍阶陛两旁,文武官员分别站立两边,文官西向而立,武官东向而立;直到这时,皇帝刘邦才坐了乘辇出房,百官传呼警卫;所有官员站在原地,依照官职大小,一一诚惶诚恐地向皇帝朝拜奉贺。行礼后,就开始喝酒,百官全部低头而饮,没有一人胆敢大声喧哗。九次斟酒毕,谒者高唱一声“罢酒”,众官一一依次静静退出。

朝拜完毕,刘邦喜不自禁地说道:“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了当皇帝是多么的尊贵啊!”刘邦一高兴,就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从此以后,这一朝拜礼仪形成制度,刘邦也就天天享受皇帝的尊贵。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刘邦 第五章

刘邦在马背上以法家的权、术、势为要旨夺取天下;他知道不能以打天下的那一套路子来治理国家,很快就从自己不读书鄙视儒生的立场转而重用儒生,他不仅采用了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还要陆贾著书论述秦朝失掉天下的教训及治国之道,开始重视《诗》、,信奉儒家学说。

而这,也只有刘邦的权变通达、顺应时事才能做到。

刘邦的最后胜利,其直接获利者就是与他一同打天下的一帮由农民、无赖所组成的武人阶层,那些追随他的一批乡下佬摇身一变就成了俨乎其然的三公九卿。从积极的方面说,刘邦从一个布衣而为大圣皇帝,彻底结束了上古几千年的世卿世禄制度,开创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打破了人们的种族血统观念;从消极的角度而言,一批大老粗的武人当权,对民族的整体文化来说无异是一次大的倒退。长期连绵、残酷血腥的战争使得一批批精英人士首当其冲地成为斫杀、消灭的对象,那些能够逃过战争的幸存者,往往都是从身体到智慧的弱者,一次战争就是一次人种的倒退;而战争对历史文化的无情毁灭又是一次文明的倒退。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每每经历一场浩大的战争,就得吞食一次民族整体素质大倒退的恶果。“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由此看来,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与民休养生息很有必要。

刘邦在没当皇帝时倒不怎么想当,但一当了皇帝就上瘾了,生怕自己屁股坐不稳哪天被人给赶下台来。于是,他开始疑神疑鬼,总想着天下不少乱臣贼子想来颠覆他的宝座。他开始寻找失去项羽后的新的敌人,仍将以过去的坚韧将他们消灭。寻来找去,他发现最大的威胁全都来自那些具有独立势力的王侯。他们不仅拥有一块自己的地盘,可以在上面为所欲为地发号施令,还想将地位和封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只要稍不如意,他们还极有可能起兵谋反。项羽不就是因此而导致灭亡的命运了吗?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刘邦可不敢掉以轻心。“狡兔死,走狗烹。”于是,刘邦便寻找各种理由与借口,采用各种权谋与阴柔的手段,对昔日的有功之臣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王一一剪除。

消灭异姓王侯,于刘邦来说,内心的感情肯定相当复杂。本没有多大才能的他,正是凭借着这些有功之臣的鼎力相助才有今日的荣耀。可是,在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受的传统文化基因的驱使下,刘邦不得不向过去的功臣与恩人们举起了屠刀。为了坐稳那曾经并不想坐的皇帝宝座,他的心在颤抖,他不得不一个劲地为自己的无赖与忘恩寻找理由并极力开脱,很有可能,当那一颗颗头颅落地的刹那间,他一边抹泪一边念叨道:“为了成全我,我再一次谢谢你们了,我那可亲可爱的战友……”

内部的隐患一旦消除,刘邦的视点又转向外部了。现在的他,可不同于从前了,过去只想着自己一人怎样过得快活自在一些,现在可要想着刘姓家族、想着全国人民过得快活自在一些了。可北边的匈奴总是不让咱们汉人过得痛快自在,总是身跨战马来去如风地偷袭、侵扰、抢掠。

匈奴为中原之患,由来已久。《尚书》称为“蛮夷猾夏”,说成“戎狄是膺”,《春秋》则载“有道守在四夷”。秦始皇曾倾力派蒙恬率兵三十万对付匈奴,并修万里长城以求将其拒之“门”外。秦朝之覆灭,在某种程度上与匈奴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果没有匈奴的侵扰,就不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就不必大量征召民众服役戍边,也就不会有陈胜、吴广首先发难而成浩荡之势的农民起义;如果三十万大军没有进入遥远的北疆防守、征讨匈奴,而是及时地用于平叛,消灭各路义军肯定易如反掌。中国长期的边境之患,其实与皇家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必然关联。

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一统,刘邦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地盘,并建立起汉朝对北部边界的控制。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刘邦抓住韩王信投降匈奴的机会,于公元前200年冬天,亲率一支三十万人马的大军发动了一场讨伐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两军交锋,冒顿单于佯败而逃。刘邦紧追不舍,恨不得一口气立即吞掉匈奴,以发泄长期积淤着的屈辱与愤怒。结果贸然轻进,中了单于奸诈之计,致使骑兵与步兵分为两处,无法照应。刘邦只有驻扎平城白登山,等待步兵前来救援。步兵未能等到,冒顿突率三十多万精兵回师反戈,将刘邦紧紧包围,困于白登。刘邦组织兵力多次突围不成,穷途末路之际,只得使出惯用的“流氓”绝招,采取阴柔手法,暗中派人贿赂冒顿的王后阏氏。阏氏收了汉朝暗中送去的厚礼,就对冒顿说匈奴就是占领了汉地,也无法长期统治,最好的方式就是骚扰抢劫;与其损兵折将地进攻,不如放弃围困算了;这样做,也算是让汉人知晓匈奴的利害,让他们长长见识。冒顿对阏氏爱得不行,自然言听计从,就对汉军网开一面。刘邦被围困了七天七夜之久,这才率兵突围而出。

回到都城长安,刘邦认识自己能力有限,一时无法用军事方式解决匈奴问题。然后,他们又总是出其不意地前来侵扰,弄得你防不胜防,总得想点什么遏制的办法才是。有什么好法子呢?刘邦脑子三转两转,他那骨子里的流氓习性不觉使他想出了个“流氓”主意——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结成亲家。

公元前198年,刘邦派遣刘敬出使匈奴与冒顿议和,双方终于达成了和亲协议。

刘邦的和亲协议,其实是中华外交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和亲协定包括四项条款,其主要内容就是汉朝派送一名公主前往匈奴与单于结婚,每年多次向匈奴送去丝绸、稻米及其他食物的大量礼品。

协议的约束主要是针对中国方面的,又是送女人,又是送礼品,可匈奴却没有实质性的回报。后来也有汉臣提出匈奴应将太子送往中国作为人质的要求,可匈奴连理都不予理睬。

刘邦的原意,一是想通过“和亲”协定,改变匈奴单于的血统,下一代的匈奴单于继承者,不就是汉人的外甥吗?既有汉人的血液,必在骨子里亲近中国;二是改善与匈奴的关系,使其不再南下侵扰中华。

然而,这都是刘邦的一厢情愿。匈奴从协议中得到了大量好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收敛了过去的抢掠行径;协议签订以后,冒顿更加小瞧中国了,他继续奉行扩张、蚕食中国领土的原则,对汉朝的态度越来越傲慢,对中国货物的欲望越来越难以满足。公元前192年,冒顿简直狂傲到了极点,他派使节送信给汉朝,提出了迎娶吕后的侮辱性要求。

双方的交往,只有建立在实力与武力的基础之上才有平等可言。对待邪恶,往往只有通过暴力的手段才能达到遏制与消灭的目的。

刘邦想出的“和亲”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忍让、迁就、惧怕与退缩之策,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可后任者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施行。刘邦遗留下来的这一民族历史性问题着实让他的后代伤透了脑筋。

尽管历史无法假设,我还是时常展开浪漫的翅膀想象不已:如果是项羽当上了皇帝,他的对外政策会是怎样?以他那能征惯战的勇武,肯定不会出现平城之围的屈辱与惨败,极有可能会长驱直入,将匈奴或斩尽杀绝,或赶到遥远的大漠深处;即使一时势弱,以他的贵族血性,断然不会想出“和亲”之类的策略。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也当是另一种全新的样式,而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及朝代的更替、历史的走向都将随之而全部改观。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刘邦 第六章

刘邦自当了皇帝,又翦灭了异姓诸王,过去的那种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不觉消失殆尽,自我意识日渐膨胀,就真的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以为自己是赤帝之子下凡有神灵附体神灵保佑,颇有一股子藐视天下、不可一世的味道了。然而,“白登之围”撕破了他那件“神化”的外衣之一角。他提兵亲征,本不无炫耀武力之意,心头也只想着凯旋而回。没想到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怎么也突围不出,那个仗呀,打得真惨,敌人好几次迫近他都差点成为俘虏远押沙漠了;七日七夜,他提心吊胆,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睡过一回好觉;若不是买通阏氏,他现在还能回到都城长安稳稳地坐在宝座上吗?只要一回想,他都感到后怕不已。于是,刘邦再次从飘然的陶醉、从霓虹的云端回落现实。一旦回到现实,就想起了刚刚当上皇帝时与群臣的一段对话。他曾颇有自知之明地说道:“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是的,他并没有多么了不得的本事,只是会协调人际关系知人善用、有韧劲百折不挠,当然运气也相当地不错。一旦清醒,刘邦又开始注重眼前脚踏实地,讲求传统的实用主义,并将它游刃有余地加以运用。他抓住大好时光,充分地享受美好的人生。只要过去的流氓习性一露头,他就不加任何掩饰、无所顾忌、名正言顺地大耍一通。中国的皇帝,高高在上,全体人民仿佛就是为他一人而活,耍点小小的“流氓”,可真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农民出身的他也没有太多的欲望与奢望,他很知足。

在对生命的挥霍与享受中,刘邦一天天地衰老了。特别是他一生中最为突出的好色之癖,有时想做也有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味道。

白登之围六年之后,公元前195年,刘邦过了一段长期安稳而舒适的生活,内心那不安分的“流氓”因素又开始涌动起来。正在这时,黥布起兵谋反,刘邦一时心血来潮,全然忘了白登之围的困窘与危险,又要提兵亲征。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被一支突然飞射过来的流箭射中。当时并没把它当回事,可在返回途中却病倒了,一病就病得相当沉重。吕后赶紧找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良医诊断过后,刘邦问道:“你看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医生诚惶诚恐地回道:“能……能……”刘邦一瞧他那副畏畏缩缩、吞吞吐吐的样子就来气,不禁破口骂道:“我以一个布衣贫民的身份手提三尺利剑夺取天下,这难道不是天命吗?人的生死祸福、荣华富贵都是老天主宰,老天要我的命,就是神医扁鹊也无法医治;老天若是让我继续活下去,不用医药自然也会痊愈。”说完后就不肯治病,命人拿出五十斤黄金赐给良医让他走了。

就内心深处而言,刘邦并不惧怕死亡。这辈子,他在死亡的边缘行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的绝处逢生使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还活在人间。这辈子,从一个布衣、一个流氓而贵为天子,金钱、美女、荣誉……该得的似乎都得到了,该享的福全都享受了,还有什么值得遗憾与流连的呢?要说有的话,恐怕就是太子一事最让他烦心、让他担忧了。平心而论,吕后对他的霸王之业起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他对她也有感情。但是,女人年老自然色衰,色衰就会失宠。封为汉王那一年,刘邦在定陶遇见了他生平最为宠爱的戚夫人——就是那个被周昌撞见、一天到晚都恨不得抱在怀中的戚姬。他与戚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刘如意,爱屋及乌,自然是欢喜得不行。而戚夫人也一天到晚地在刘邦耳边絮絮叨叨,希望他废掉现任太子刘盈改立刘如意。刘邦对刘盈的仁弱早就不满,也有废立之意。可是大臣们、特别是吕后极力反对,刘邦无法一意孤行,只好听从“民意”,退而求其次,立如意为赵王后。他对吕后的阴险与能耐、对皇位之争将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心里十分清楚,他似乎预见到了一旦他崩驾后,自己心爱的女人与儿子的悲惨结局。然而,他已病重在身,来日无多,加之吕后又一天到晚守候身旁,他无力改变、挽救戚夫人与刘如意的命运,只有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刘邦不肯医治,病是越来越沉重了。随从、部下们都知道皇上快不行了,吕后赶紧上前询问后事。临死前,刘邦虽然病疼难忍,但头脑相当清醒,他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此后好多年,汉朝的人事安排及有关方略都是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在执行、发展。

刘邦之死,与秦始皇、项羽也迥然有别。秦始皇一直怕死、忌讳死,不断地求仙寻药,他之大修陵墓其实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永生,对这种刻意求生的表现,广大民众一直不以为然;项羽不怕死,但他自我结束生命的方式却不可取,古人认为父母所赐之头发肌肤都不能随意对待,何况高贵的生命呢?唯有刘邦的死亡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生死有命,既不要怕死刻意求生,也不能寻死有意自残自戕,应以一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对待生命。

不唯其死,就是刘邦的生存、生活方式,也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认同、认可。

刘邦最近人情,他不刻意拔高自己,不故弄玄虚故作姿态。他当了皇帝,可骨子里还是一介布衣、一个平民,大家觉得他最为亲切。如果以我们今日的“市民化”概念作为类比,那么他就是古代典型的“农民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这一性质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刘邦的性格、观念、行为就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典型与代表。他仿佛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五情六欲,从不掩饰。他时常跟着感觉走,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并不怎么苛刻自己,也不确立一个遥不可及的远大目标与远大志向。凭自己的能力与本事去做,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相信天命,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高高在上、大言希声的老天,谁也无法与之抗争。但他有韧性——一种“狗皮膏药”般的粘劲,他不怕失败,跌倒了爬起来,将身上的灰尘拍拍,抬头望望天空,又百折不回地开步前行。

是的,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喜欢刘邦这位老大哥似的皇帝。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是刘邦奠定了中国的“汉魂”。“汉人”、“汉族”之称,不都肇始于刘邦所开创的汉朝么?

汉朝,的确是一个令人值得怀想、令人感到亲切的朝代。他们对人间现实葆有一份难得的执著与热情,并希望长期延续、永存不衰。我们从那些汉代的艺术品中常能见到有关生活场景、人物对象的刻画与塑造,有时甚至是非常世俗的普通之物,比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

然而,也正是汉朝,使得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精神更加深入大地。老百姓只讲究实际与实惠,享受安乐与富足,长此以往,必定失去宝贵的追求与高尚的理想;过于世俗化,必然远离崇高、伟大与创造,变得短视、平淡而平庸。

刘邦的所谓“流氓性”,其实也包含着多重意义。它的正面效应如充满活力、视野开阔、权变通达、豁达大度、百折不挠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刘邦的帝王之业;它的负面因素如低级下流、放刁耍赖、为非作歹等常为人们所不齿而弃如敝屣;而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乃是它的中性效应,如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享受生活、讲求实际、精明圆滑、阴柔计谋等等。

刘邦的怀柔与流氓手段不仅成为后世帝王的典范,也使得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高贵之风、磊落胸怀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一股阴柔、世俗、庸常之风逐渐弥漫开来,残酷地侵蚀了民族健康的肌体。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董仲舒 第一章

秦始皇的焚书之举及对诸子百家的禁锢造成了那一时期中国文化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汉朝便是建立在对秦朝的大规模颠覆之上,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一度沉寂了的诸子百家又开始以不同的形式迅速复活。据《汉书·刑法志》所载,在汉高祖刘邦时就已各家共存,兼收并用:“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辨,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矣。”

汉初实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汉朝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内部安定与繁荣之后,汉武帝便将目光转向了外部,他北击匈奴,收复失地,凯旋而回,洗刷了汉高祖“白登之围”的耻辱;又破南越、降滇王、定闽越,建立起东自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的辽阔而统一的疆域,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百家共存,相互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竞争、攻诘与诋毁,以道、儒两家为首的派系矛盾愈演愈烈,斗争日趋尖锐。这种派系间的斗争一旦被分裂割据的诸侯所利用,便与当时削藩集权的政治大一统极不谐调。在疆域一统、政治一统、军事一统、经济一统的形势下,汉武帝也在积极地寻求着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大一统。于是乎,政治大儒董仲舒应运而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激赏,并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推行。

学术自由似乎与封建割据相依伴,随着分裂的消失,百花齐放的局面自然终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即为思想统一之肇始;汉朝建立后,分封的刘姓诸侯势力日大,几成分裂割据之势,一时间,百家争鸣,似乎又出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而汉王朝削藩的成功又注定了百家消亡的命运。专制集权统治者绝对容不得半点异己思想,听不得半点不同声音,文化大一统势在难免。只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被汉武帝作为一项“国策”严厉推行之后,儒家的“一言堂”便永远居于文化大一统的核心,即使在此后长期的战乱与封建割据时期,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诸子复兴、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盗来西方“火种”,才打破了这种儒家独尊的垄断地位。

诸子百家中,封建统治者为什么独独看中、选择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轴心?儒学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哪怕在战乱纷纷、政权林立的分裂时代,也能“一枝独秀”地主宰中国文化的命运?董仲舒那“一劳永逸”的“成功”密码何在?儒教的“一家独唱”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沉沉地笼罩着中华大地,给我们民族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中国古代文化时不得不面临的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董仲舒 第二章

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董仲舒诞生在赵国广川县一个名叫董家庄(今河北省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的普通村子。有关他的家世,史书未见记载。但从他小时候就接受启蒙教育这一点来看,当是出生在一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庄户人家。董家庄没有学堂,小孩读书,得走上十多里路程,到邻近的十里长村去就学。十里长村有一个源自官宦人家、推崇儒家礼义的苏氏大家族,因此,学堂所教,不外乎也就是儒家的那一套学说。儿时的启蒙教育就这样决定、影响了董仲舒一辈子的人生道路。此后的学习、研究与发展,也只能沿着早年的儒学一脉深掘精进。

学业稍有所成,董仲舒做过一番继续向外发展的努力,但都没有取得重大成功。于是,他就回到故乡,当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民间教师。

在教学的同时,他一直都在潜心研究《春秋》,寻求该书的微言大义。

春秋时期,各个封国都有编订史书的传统,《春秋》,本是一部记载鲁国历史的史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编年史。然而,经过孔子对它的一番刻意修订与整理之后,《春秋》顿时身价倍增,由一部普通的历史书籍变成了一部著名的儒家经典——融褒贬于其中,以儒家思想为宗纲的政治哲学典籍。《春秋》经文不长,只有一万六千多字,语言简练而意义朦胧,后人争相为之注解,流传且有名的主要有《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及《春秋梁传》。这三传分别阐述了作者不同的思想,它们各自成家,在历史上成为三门独立的学问。

《左传》是《春秋》的第一个注释文本,出自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之手,《春秋》只简单地记载史实,而《左传》则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事件的具体过程,它以事实解释《春秋》,是一部政治史书;《春秋公羊传》与《春秋梁传》皆得孔子正传,孔子将《春秋》的政治思想口授给弟子子夏,子夏又分别授予弟子公羊高与梁赤,这一口授心印的传承经过公羊高与梁赤的发挥,终至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春秋》学理论体系——《公羊传》与《梁传》,它们于汉代才形成文本,但《梁传》比《公羊传》还要稍晚一些。两书体例同一,很少叙述史实,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发挥、注说《春秋》大义,其差异主要在于解释《春秋》的思想观念各各有别。

董仲舒早年曾到齐地求学,拜在公羊氏的门下,在公羊学馆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深得公羊学之真传。此后,董仲舒便将春秋公羊学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主要研究目标。他的所有著述,其引文大都来自《春秋公羊传》。

董仲舒为探究《春秋》奥义,几乎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据《御览》八百四十引《邹子》所载:“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研究一深入,他书也顾不上教了,将自己关在屋内不分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地旁征博引、苦思冥想,三年时间,连到自家菜田边散步行走都不曾有过;骑马时也没想到要去分辨胯下所乘为雄为雌,一门心思所系,全在“经传”二字。上述文字虽然有点夸张,但多少反映了董仲舒那种锲而不舍、刻苦认真的钻研劲头。不仅如此,他还以儒家思想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一言一行,都染上了儒家的色彩,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具有了儒者的风范,乃至“进退容止,非礼不行”。

以董仲舒这种拼命的刻苦精神及他那与生俱来的聪明颖悟,可以想见的是,他在研究春秋公羊学方面肯定会取得超越他人的突出成绩。因此,在四十多岁时,他就被景帝拜为春秋公羊学博士,当时同拜这一官职只有两人,另一位是年事高迈的公羊学研究专家胡毋生。古代的博士并非现代的学位名称,而是学官名。秦朝时,只要通达某一领域的理论学说,都会授予博士官职,充当君王的参谋顾问,制定政策法令。由此看来,博士官不过是君王手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一个工具而已,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御用文人。而专为春秋公羊学设立博士位,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董仲舒被当朝皇帝授予博士,自然是春风得意、喜不待言,这可是自己长年努力的一种报偿,是学术成果得到社会承认的一种标志呵!然而,景帝时的博士官大多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头衔,他们只能“具官待进”,等候皇帝的任用。于是,董仲舒与胡毋生一同待在京城,一天到晚眼巴巴地盼望着景帝的招用。他们在一起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传来皇帝那掷地有声的神圣御旨。景帝只重黄老之学,其他学科的博士只是当当“摆设”,做出一种重用天下知识分子的姿态而已,根本不会受到朝廷的真正任用。

胡毋生早已等不及了,就对董仲舒说:“与其这样等着干耗,还不如回家找点事做呢。”于是,跟董仲舒道过一声别,就匆匆离京返乡走了。董仲舒又在京城待了一阵,实在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曙光,只得无可奈何地清点行装打道回府,准备重操旧业。

董仲舒一脚踏上故乡的土地,便与京城的冷落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他可是受到皇帝钦点的博士,在普通人眼里,博士就是学问与权威的象征。听说他要正式收徒讲学,前来报名、求教的年轻人络绎不绝。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零碎而肤浅地讲说儒家学说,而是系统地向学生们传授春秋经传理论。学生一多,教室坐不下,有时不得不改在露天广场授课。董仲舒传授儒家经学,其规模与成就虽不如孔夫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但也培养了不少在中国历史具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人物。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记:“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就连《史记》作者太史令司马迁本人,也曾拜在董子门下求学。

董仲舒除在家乡授徒教学外,还游学四方,并受到河间献王的召见求教,一时声名鹊起,颇受世人尊崇。表面看来,他的日子似乎过得十分风光,可内心深处,却缠绕着一股无法化解的“从政情结”。“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儒者们一贯的精神支柱与人生追求,深得儒学精髓的董仲舒更是如此。不能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哪怕学问再多、名气再大、日子再风光,似乎也是没有多大的“出息”与价值的窝囊废。一晃悠,他已六十多岁的人了;再一晃悠,一辈子的时光可就过完了,于是乎,心里免不了有着一种难耐的急迫与焦灼。然而,除了热切渴盼与静心等待外,也别无他策。

机会终于来了!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经过前几代君王“无为而治”的积累与铺垫,汉代的政治、经济都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武帝认为,时代的发展再也不需要过去的黄老思想了,他可不想让无为而治束缚自己,他要站在祖辈的基础上实行有为而治,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刚一即位,就征召贤良,表现出对儒家的极大兴趣,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重儒措施,结果受到他的祖母——执掌汉朝实际大权、深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干预而夭折。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早就跃跃欲试一展鸿鹄之志的汉武帝认为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已然来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改年号,将建元改为元光。也正是从他开始,此后的帝王动不动就养成了更年改号的陋习,陶醉在一种虚幻的信仰、夸耀与自我安慰之中,却给历史平添了一份人为的繁杂。

接着是一番对内对外的“综合治理”,然后,汉武帝那鹰隼般的目光又投向了天下文人学士身上,再次向社会广召贤良,让他们出谋献策,辅助君王治国,使得天下英雄“尽入彀中”。

汉武帝初次征召贤良时,董仲舒正游学四方,停留在河间献王处与他切磋学问。他人居河间王国,户籍却在赵国,因此初次举荐的贤良之士中便没有他的名字。“福兮祸所伏”,如果初次征召进朝任用,以董仲舒的才能与性格而言,将很有可能遭到窦太后无情的压制与打击,当初建议、帮助汉武帝重用儒学的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就是在窦太后的威逼下撤职,尔后又自杀身亡。然而,董仲舒毕竟在年轻的皇帝身上看到了儒学振兴的曙光,并对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因此,他对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也更加努力了,“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等到汉武帝完全执掌朝政再次征召贤良这一年,董仲舒已是六十三岁的垂暮老人,虽然晚了一点,但他一直葆有着一颗“参政议政”的勃勃雄心,哪怕再老,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一难得的也许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于是,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又一次欣欣然地来到京城长安。这次,他不仅没像上次那样“坐冷板凳”,似乎为了补偿似的,还享受到了一份难得的殊荣:在所有被推荐的一百多名贤良中排列第一,考试结果出人意料地令人满意,汉武帝又特地为董仲舒加试两场,以虚心的态度向他垂询较为系统、完备的治国之策。汉武帝三次策问,董仲舒三次答对,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为:一、君权虽为神授,但上天总是警告、谴责、威胁人间君王的恶劣行径。因此,君王要努力实施德教,贬抑刑罚,更化旧的陋习;二、兴办太学,培养贤士,知才善任;三、文化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是董仲舒的落脚点之所在,他抬出毕生都在潜心研究的儒家经典《春秋》为据对汉武帝说道:

<em>《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em>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思想理论的一个总纲,其展开、充实与完善都反映在他此后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之中。

董仲舒所言,可谓“正合孤意”。汉武帝审阅这些策论之后,自然大加赞赏,大多采纳,严厉推行:兴太学、建庠序、置明师,将儒家所存的五部经典《易》、《诗》、、《礼》、《春秋》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经”成为儒家典籍的专称;废除诸子博士,专立五经博士,博士之官由此为儒家所垄断,儒家之学也一跃而成为官学;将帝王的封禅活动及五行说纳入儒家体系,以神化儒学,运用五德始终说诏令天下,改定历法,使得普通百姓加深对儒家的神秘感,将其思想渗入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此一来,儒学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社会生活行为的一种准则与规范。“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假汉武帝之手,将儒学奉为永恒不变的大法,奠定了儒学在当时以及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中的主宰地位。

独尊儒学,虽然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岁月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其中一个最为直接的恶果,就是导致了儒学的政治化。对此,翦伯赞曾在《秦汉史》中论述道:“儒学哲学变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变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标准的尺度。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学说,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从这一时代起,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文化的叛逆。”直到今天,儒学仍被不少“卫道者”奉为不可更移的圭臬。

定儒家于一尊,这是类似于秦始皇大规模焚书的一次文化浩劫,所不同的是两者运用手段有别,一用强制毁灭的方式,一以柔性打磨的策略。汉武帝、董仲舒的钳制手段远比秦始皇、李斯高明,其改变也更为彻底,影响也更为深刻。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认为:“秦以后的文化曾遭受到三次厄运: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一次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又一次是明初的科举制度。在这三次中,要算董仲舒所发动的这一次对封建政权的长期巩固所起的作用为最大,其在文化上危害也最长远。”

儒学一旦成为“国教”,也就变成了一门不是宗教的准宗教,广大民众的信仰在此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将那独一无二主宰宇宙的上帝降格为封建帝王将相与儒家代表人物。一个没有真正宗教的民族其想像力必然退化,思辨必然贫弱,信仰必然世俗,一个两眼只盯着自己脚下的极端实用主义者永远也不可能成长为一名伟大的巨人。

罢黜百家,使得全国只剩下了一门异化了的政治学问——儒教。当官的、教学的全都成了清一色的儒生,研究儒学成为一条通达之道,其他学说自然地就冷落了。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确立为正式的文官制度。从上到下,国人所读之书、所明之理全部都是儒家的一套“玩意儿”。而儒家经典不过就那么少量的几本,其教义更不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两千多年来,全体儒生(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知识分子)所干的事情,不是诵读六经,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左冲右突,怎么也突破不了那张无所不在的“儒教之网”。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智慧、才华与创造就这样白白地空耗浪费,他们留下的所谓成果就是一大堆在数量上相当于其他诸子研究总和的没有半点用处的儒学专著。国民性中的自我封闭、盲目自足、因循守旧、不思奋进等莫不与儒学的定于一尊密切相关。

儒教以礼为规范,仁为思想核心,义为价值准绳,知(智)为认知手段。而礼教压抑人性,仁义限制经济的竞争与自由发展,一味地讲求道德使人变得虚伪,实用主义态度让人变得卑微委琐,怀旧复古使人陶醉于往昔的荣光中不思进取,三纲五常捆绑手脚束缚行为……人们没了自己的选择与思想,只能以统治者规范的儒家圣人与儒教经典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日子一长,国民的思想萎缩了,精神麻木了,情感异化了,创造僵化了……而封建统治者却从中大获其利,虽然君王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但封建制度、专制政权两千多年来却一以贯之地延续不断。

思想归于一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干预学术的恶习,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为文人志士们只可缅怀的“绝响”。两千多年来,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庸与奴婢,没有独立的地位,更没有竞争与争鸣。不论学术,还是思想全都僵化、凝固成一潭波澜不兴的“死水”。于是,社会除了原地踏步兜圈子外,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董仲舒 第三章

儒学,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何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而长盛不衰?其中肯定有它成功的内在因素。

儒源于“巫”,巫、儒两字属同音假借,也就是说,儒的前身就是巫。西周时,巫是从事占卜等宗教活动的高级知识分子。春秋时,巫成为儒,指教授经典、礼乐及指导贵族婚丧祭祀和其他典礼仪式的专家。由此可见,儒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远古时一直位居中国文化的主流与中心地位。若论“年纪”,恐怕其他各家都比不上它,这一点,在论资排辈的中国非常重要,儒家占有诸子各家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

从早期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演进来看,夏、商、周三代由原始宗教过渡到自然宗教而发展为伦理宗教,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礼乐文化,文化模式虽然各各有别,但一直贯穿着一种连续性的内在气质:重孝、亲人、贵民、崇德。这种气质是以黄河中下游文化为总体背景,在历代王朝对周边地区漫长的征服与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与长期安居一地、经营小块土地的农耕方式相互吻合。也可以说是黄河中下游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及农耕方式决定了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华夏民族气质。这一气质在西周开始定型,逐渐凝聚、形成中国文化的基本人格。而儒家思想产生的源泉与基体,正是重孝、亲人、贵民、崇德等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早在孔子之前,中华本土就有了儒家思想,其中不少内容就直接源于《周易》。西周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肥沃土壤,为孔子及早期儒学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儒学是一门生长于中华土壤之上的“智慧之树”,也是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问。这一点,正是儒学得以统驭、凌驾于其他诸子之上的内在根源,只要中华民族的农耕方式未变,封建体制未变,这棵“智慧之树”就有可能长青不衰。

严格而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儒并非孔子,而是西周初期的周公旦。周公乃周武王之弟,曾助武王灭商有功。武王死后,继位的儿子成王年幼,便由周公摄政。他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及东方夷族的反叛,大规模分封诸侯,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如果我们还将视界稍微拓展,就会发现周公旦的一套也不是他的原创,而是源于周朝的创始人周文王及其《周易》。然而,毕竟是周公首开儒学世俗化之先,将其运用到社会、政治制度之中,形成了后世儒家之基础。杨向奎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指出:“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又说:“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荀子也以周公为第一代大儒,孔子对周公及西周社会更是仰慕不已,曾发自内心地赞叹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念念不忘“克己复礼”。

后人将孔子视为儒家创始人,其实颇有点名不副实。他对儒家的主要功绩是“述而不作”,他并没有创造性地贡献什么,不过从早已流传的文化典籍中选择六部,按照自己的意图增删、修订、编辑、整理了一番:序、删《诗》、传《易》、正《礼》与《乐》、作《春秋》,将它们定为儒家的经典,作为学生的必学教材。真正属于他本人创作的著作只有一部,而这也是他的弟子们根据他生前的有关言论编辑整理而成。因此,后代就有不少学者将周公视为儒学的制作者,孔子则为儒学的传述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上》写道:“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

作为政治家的孔子是失败的,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没有得到各国君王的重用;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多少空有其名,其创造性的东西实在是少之又少;作为教育家而言,孔子却是极其成功的。这,恐怕也是他一生的骄傲与安慰所在。他培养了不少方方面面的著名人才,学生们对他尊重达到了忠心耿耿、至高无上的程度,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伟大的教化力量,孔子才被弟子推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并一代代地传承至今。

儒家虽不为孔子原创,却在他手中经过一番精心刻意的改造。早期儒学脱胎于占卜、祭祀、祈祷等活动,自自然然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而孔子所关心的却是形而下的东西,他很少谈论天命,总是关注着现实社会,思考的是怎样做人,怎样为君王服务,怎样治理民众等一套实实在在的东西。“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他的学说准则。因此,孔子仿佛儒学的中介人,将过去带有宗教色彩的原始儒教引入世俗的范畴,一变而为世俗儒学,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文化学派。如此一来,儒家便在孔子的“摆弄”下拐了一个大弯,完全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轨道。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除孔子外,还有孟子。包括此后的一些大儒及继承者,他们的思想虽然有所发展,但一以贯之的脉络却相当清晰,基本上是沿着孔子改造后的儒教在他圈定的世俗化轨道上前进,既缓慢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与历史。

孔子世俗儒学的主要特征为:着眼于脚下的现实,不作思辨哲学之类的玄想,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人生;讲究中庸之道,将其视为为人处世的最高行为准则;提倡仁义礼德、内圣外王,强调个人服从国家,个性融于群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衡量个体的成败得失;崇尚三皇五帝及西周时代,推重远古圣贤,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

孔子将他的这套仁义礼德及中庸复古学说四处“兜售”,而在封国林立各自凭借武力“说话”的春秋末期根本就不会有半点“市场”,他也就只有东奔西窜到处碰壁。

及至战国时代,秦国重用法家,一跃而成为天下强国,秦始皇一统天下大举焚书,儒学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秦朝短命而亡,西汉初期,统治者提倡无为而治,重用的一直是黄老学说。

表面看来,自春秋末期的战乱以来,孔子儒学已由初期占据华夏文化中心地位的原始儒学退居到历史的边缘地带,成为法学、黄老之学的陪衬。然而,我们只要稍稍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先秦时期,儒学虽然没能成为思想文化的中心,但它与法、墨、道等家并列,一直居于显学的位置。孔子作为先秦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教育家,他所培养的儒家“学徒”就如播撒在中华大地上的一粒粒种子,在这块哺育了儒学的适宜土壤上继续生长。他的那些弟子们通过兴办“私学”的形式,很快就将孔子儒家学说在普通百姓中传播开来,占有了广阔的民间“市场”。因此,孔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从政无门后降格以求的教育活动。

孔子儒家得到百姓的认可,在民间一天天长大,形成蔚为壮观的民间“气候”,再到官方重视、重用,不过是一桩时间迟早的事情罢了。

除教育活动外,孔子的另一成功因素就在于他的超常智慧。他通过编订文化典籍的方式将儒家学说既零散又系统地融于《易》、《春秋》、《诗》、、《礼》、《乐》等书之中。后人只要阅读这些早已流传的经书,那么,就将自自然然地受到儒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哪怕在秦始皇实行最为惨烈的文化浩劫——书之时,位于六经之首的《周易》却能以占卜之书的“身份”得以保全。孔子曾对《周易》进行过一番精心的改造,据司马迁所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也就是说,在其他诸子百家惨遭毁灭性的打击之时,儒家思想虽也处于低潮,却依凭凝聚了儒学之精华的《周易》一书得以继续传承,学术源流从未有过停止与中断。

汉初统治者虽重黄老的新道家学说,但并不排斥儒学。有着广阔民间市场的儒学很快就在当时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复苏了,发展到堪与黄老学说分庭抗礼的地步。据清人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所记,汉初可考的十五名博士中,绝大多数就是儒生。

儒学虽无开拓、创业的探索精神,但它积极用世的内容却极适宜于封建王朝统治者巩固政权,就连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儒者可以守成”。儒学愚民思想可让底层人民浑浑噩噩无知无识,它的等级秩序将民众划分为森严壁垒的级别各自相安,它的仁义礼德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不敢越轨,它的中庸之道使人保持一种不偏不倚、回避矛盾的处世原则,它的怀念远古、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给人一种虚幻的安慰,它残留下来的宗教痕迹使得人们将它视为社会人生的一种准宗教信奉不渝……于是,当西汉中期之时,社会生产发展到较为繁荣的程度,“可以守成”、能够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学理所当然地就受到了汉武帝的青睐。儒学,在退出昔日的主流地位后沉寂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又粉墨登场,进入了喧嚣的历史中心。此后的历代封建帝王便一脉相承、始终不渝衷心信奉,并将它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国教”地位。

汉武帝刘彻那看似偶然的选择,其实包含着一种历史、文化与政治的内在必然。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董仲舒 第四章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董仲舒身上。他在完成策对之后,自我感觉相当良好,对其中的思想观点及建议措施都非常的满意。事实也正是如此,汉武帝对“天人三策”不仅激赏,而且及时、严厉地采纳施行。然而,汉武帝却并没有因此而重用他,连在中央的位置也没给安排一个,而是将他派往诸侯国江都为相。

汉武帝征召贤良之士的目的,就在于量材录用,以佐其政。董仲舒排名第一,策论又好,却为何得不到皇上的重用呢?这真让董仲舒百思不得其解。他一辈子盼望着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权力的中心位置一展宏图。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自以为可以发挥、施展的机会,可皇上只对他欣赏,却不愿委以大任。于是,他的心中涌过了一股难抑的失落与惆怅。

他想不通,也许,是因为江都王的缘故吧?汉时江都,即今天的江苏省扬州市。封到那儿的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同父异母哥哥,他喜好武力,崇尚冒险,为人骄横,颇有一点桀骜不驯的味道。很有可能,汉武帝派他去当江都相,是想依靠他以儒家礼仪去束缚、纠正易王的过错,从而维护中央的集权统治。如此说来,也可以认为这是汉武帝对他另一种形式的重用。也只有这样解释,他的内心才能够得到一点安慰与平衡。

君命一声如山倒,皇上圣旨一下,董仲舒无法违拗,只得满腹心事地离开长安,赶往江都赴任。

他一上任,就用自己熟知的那一套儒家礼仪来约束易王刘非,劝谏他遵循儒家的等级秩序、尊卑观念。董仲舒自“天人三策”一出,已是天下闻名,易王也不敢对他非礼,只得表示敬重,做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一时间,王相之间也能相安无事。

董仲舒为探究春秋公羊学之精义,于儒家典籍之外,还涉猎了法、墨、道、名、阴阳等其他诸子百家的著作以融会贯通,特别是对阴阳五行学说,更是有着深刻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因此,他除了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治理百官外,还常常用阴阳五行学说处理政事,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江都求雨、止雨。

董仲舒在江都为相的第二年,境内突然下起了连阴大雨,一时间,江河灌满,农田受渍,可大雨仍下个不停,没有半点止息的迹象。如果大雨继续不止,不仅农作物受损减产欠收,弄不好还会发大水闹洪灾。老百姓急了,大臣们也急了,董仲舒更是焦灼不安。无奈之际,他便想到了自己这些年来研究不辍的阴阳学说,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何不将其运用一番呢?于是,一番推演过后,董仲舒想出了一个法子,以阴阳五行中的相生相克原理止雨。他认为雨水连绵属阴气过盛,阳气衰弱。若要止雨,就得张扬阳气、收敛阴气,使得阴阳二气势力均衡。他相信天人感应之说,天人本为一体,只要人间有所行动,上天就会感应,反之亦然。女为阴,男为阳,开阳而闭阴,“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也”,如此一来,阴阳就能得以平衡,雨水就会自然而止。于是,董仲舒要求官吏们将妻子藏匿家中,女子不能随便出来走动,所有水井也要统统盖住以防阴气泄漏;而男子们则身穿红衣、头戴红帽、腰系红带,大力张扬阳刚之气;还打扫社祠,摆上牺牲,由巫祝在一旁祈求上苍止雨。按照董仲舒的预先安排,这一活动要进行三天。可是,还只第二天,一直阴沉着的天空似乎真的有所感应,突然间云收雨霁,一片晴和。百姓自然欢呼雀跃,而董仲舒的声名更是传遍江都王国的角角落落。

董仲舒运气真好,他这一套巫术般的装神弄鬼正巧赶上了雨将止息的时刻,结果博个得满堂彩。更为幸运的是,此后,他继续运用相生相克的五行原理求雨,“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仍是止雨那一套“把戏”,只不过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又获成功。他的止雨、求雨分别选在久雨必晴、久晴必雨的时刻,因此颇为灵验。这种灵验与他的那一套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纯属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可这种偶然偏巧全让他碰上了。于是,在科学知识无法解释的情况下,董仲舒满怀虔诚之心,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天、地、人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了一套相应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他对儒学的改造。

董仲舒治理江都,经过他的一番艰苦努力,确也达到了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的兴盛景象。然而,他的政绩不仅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反而因为江都王刘非而获咎遭贬。

董仲舒想用儒家的那一套仁义礼德学说影响、束缚易王,可刘非从小养就的武人气质远非董仲舒几句不关痛痒的言语所能改变。其时,汉匈关系恶化,匈奴多次骚扰汉朝边境,好勇尚武的刘非多次主动请缨,要求带兵攻打匈奴,但武帝始终没有答应。刘非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立有赫赫战功,他手下又有一帮有勇有谋之士,对汉廷一直构成潜在的威胁。平时,他也不太买武帝的账,颇有点我行我素的味道。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易王刘非又上书武帝,请求出兵进击匈奴,以平汉民心中长久淤积于心的愤恨之气。武帝对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朝政相当反感,可一时又奈何不了他,便将满腹积怨一股脑地发泄在董仲舒头上:当初寄予厚望派你去当江都相,不就是希望能够匡正、劝谏易王循规蹈矩、忠心朝廷的吗?可易王不仅没有改变,还有点变本加厉了,你这个相国到底是怎么当的?!汉武帝一恼怒,就撤了董仲舒的江都相之职,将他召回长安,降为中大夫——一个没有固定责任的闲职。

董仲舒回到长安,怎么也闲不住。拿了皇上的薪俸,当然得干活才行,没有具体政务,就将他的一套《春秋》政治学说传授给汉武帝的近臣吾丘寿王及太子刘遂等人,同时还进行春秋公羊学理论与社会政治实践相互结合的探讨与研究。

董仲舒从“灵验”的求雨、止雨活动中得到启发,将这种思维方式推而广之,以《春秋》为据,把自然界的突发事件与社会的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相互推导、相互求证。没有想到的是,他差点因此而遭致杀身之祸。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一天晚上,董仲舒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前些年发生在辽东高庙及长陵高园便殿的失火事件,一时间,他不禁神思飞扬、灵感倍增,便以此为例,运用《春秋》中的灾异论分析、推演了一番。他认为之所以发生宗庙烧毁的非常事件,原因就在于朝政积弊未除,皇家宗室骄奢淫逸。而挽救的措施就是秉承天意,清明朝政,铲除朝廷内外的擅权作威之人。他一边分析推理一边顺手记下,乃至通宵达旦,才写成一篇草稿。然后,他走出门外,呼吸着清早的新鲜空气,沐浴着初露的晨曦,一边漫步一边继续推敲不已。

凑巧的是,与董仲舒来往密切的同事、中大夫主父偃一大早就前来拜访他。仆人让主父偃等候,他不禁慢慢地踅进董仲舒的书房,往书桌上一瞧,一眼就发现了一份刚刚草就的手稿。拿过一看,上面的内容不禁吓得他心惊肉跳。稍稍镇静,具有小人邪恶心理的主父偃认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终于来了,将这份“灾异之记”的草稿偷偷塞进怀里不辞而别,然后密奏朝廷将董仲舒告了一状。

汉武帝看了这篇草稿,也不想贸然处理,就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急召当朝贤良,传阅草稿,征求他们的意见。草稿没有署名,也没有誊写,字迹随意,一时难以分清何人所作。传到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手中时,他当然也不知道这则“灾异之记”出自恩师之手,就揣摸皇上的心理,针对其中的内容大加挞伐,认为作者不明事理犯上作乱,表面上是引经据典,实则是对经典的亵渎与歪曲。其他学者也一致附和、赞同吕步舒的抨击。于是,董仲舒被打入监狱。若以妖言惑众、下级诽谤上司等几条罪名而论,按当时的刑法,足可将董仲舒判个死罪。后来,汉武帝看在他那份卓越的“天人三策”分上,才下诏赦免了他。

不久,董仲舒又重获启用,官复原职。这时,江都王刘非去世,新主刘建继位,汉武帝又派董仲舒复出江都再次为相,辅佐少主。刘建从小作恶多端,对董仲舒的劝谏与辅佐根本就听不进去。为吸取上次汉武帝迁怒的教训,董仲舒主动请调,转徙胶西王国为相。胶西王刘端虽然能够善待他,但两人的合作也不愉快。后来,董仲舒看出刘端骄横暴戾图谋不轨,而自己又无法扭转,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惹出杀身之灾与灭族之祸。惹不起躲得起,想到这些年伴君如伴虎的宦海沉浮,董仲舒对从政一途已然心灰意冷。于是,他向武帝递上辞呈,请求告老还乡。这一年,他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

董仲舒的从政经历与孔子似有不少相同之处,孔子与其弟子到处碰壁,还不时遭受驱逐、围困与饥饿的“纠缠”;而董仲舒则是不受重用,每到一处,都与别人合不来,无法和谐相处,结果空有一腔大志,不得不主动引退。学术与政治,严格说来是两条不同道上跑的马,而孔子与董仲舒硬要将它们生拉硬扯在一起搞什么“拉郎配”,最后受到戕害的只能是学术。他们相当狼狈的从政之路,也从某一方面证明了儒学与政治的不合时宜。可是,他们却不明其理,一心想着为君王服务,为朝廷效命。自己从政不达,还将满腔希望寄托在后来的儒者身上。

董仲舒回到长安老家后,“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与早年对学问的学习研究有所不同,董仲舒晚年以著述为主,将毕生的研究成果与人生结晶形诸文字,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辞官居家后写成的。如果董仲舒老死官场,那些流传至今的总结性文字如《春秋繁露》等也许在它们还没有问世时就已“胎死腹中”了。由此看来,士以不遇为幸遇。

然而,董仲舒即使告老之后,还是念念不忘官宦仕途,心有所系,感慨万端,不禁黯然神伤地挥笔写了一篇《士不遇赋》的长文。其中的“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心之忧矣,不期禄矣”等句正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左右,董仲舒以九十多岁的高龄老死家中,走完了既热闹又寂寞、既坎坷又平坦、既伟大又可悲的一生。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董仲舒 第五章

我之所以跳过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崇的圣人孔子,通过董仲舒来叙说儒教,是因为以我的一管之见,认为董仲舒在儒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孔子。

此前我们已有所论,孔子并非原始儒学的创始人,他不过以增删、编订、整理经书为手段,将宗教性质的原创儒学改造为积极入世的世俗儒学。他奠定了我们今日所认识的儒学之根基,但也不过就是诸子百家中的一门学说而已。即使我们承认孔子为儒学的创始人,也不过如墨翟之于墨家,老子之于道家,韩非之于法家,惠施、公孙龙之于名家,邹衍之于阴阳家而已。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尽管在本家学说中居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相互争鸣的百家中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突出与炫耀之处。如果不是将儒家定于一尊,儒学虽属显学,也比法、墨、道等家高明不到哪里去。司马谈曾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重要的诸子学说之优劣做过一番相当客观、颇有见地的分析比较:

<em>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em>

从上可以看出,司马谈最为推崇的还是与时而化的道家。然而,最后却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占据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巢穴”,凌驾于其他各家之上,此中功绩当数董仲舒一人。如果不是他的明确建议,汉武帝就是推崇儒家,也不会如局中人那般一下子就置对手于死地——凡与儒家相左的皆以行政手段全部罢黜,一个个“斩尽杀绝”。这样的主意,只有互相攻讦、拆台的对手才能想得出来。董仲舒说出了封建君主想说而无法形诸语言的内容,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多年的命运就被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决定了。要说儒家的有功之臣,除了“毕功于一役”的董仲舒外,还能找出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吗?因此,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儒学的正宗、代表及落脚点就在董仲舒一人。

当然,封建帝王之所以在诸子百家中看重、选择了儒家,也因儒家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对此,梁启超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潮之演变》中写道:“周末大家,是与孔并者,无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唯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利用之,以宰制天下。”

儒学在董仲舒之前还只能算是一门学问,而一旦定于一尊,就成了一种“教”。教者,唯有一套凝固的模式,而少有发展与创新,比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它们的教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已明确,后人所能做的,就是诚惶诚恐地信奉。当然,为了适应时代,少量的改造也是有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教旨的框架与规范是怎么也突破不了的。人们之所以将儒家、儒学称为儒教,也在于它具有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功能”。

董仲舒对儒家的功劳似有两件,一是向汉武帝提建议,另一件便是将一辈子的心血耗于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之上,并用它对儒家的学说加以改造。孔子的第一次改造使得原始儒学成为世俗儒学,而董仲舒的第二次大的改造则更是使它由早期的形而上“沦落”为统治者的一门地地道道的“驭民”工具——政治儒教。

董仲舒改造后的政治儒教影响了汉代及以后的政治、伦理、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改变了我们脚下这块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此不得不略加阐述:

一、天人感应。这是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原理为基础构建的一套宇宙模式论,他认为,天地之间充满着阴阳和五行之气,人生活在地面,与天隔着一层气,气是天和人的中介,人与天正是通过阴阳与五行之气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相互感应,息息相通。天有所变,人有所感,只要细心体会,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由此看来,若说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没有形而上的思辨色彩,似乎多少有点冤枉了他。只是他的这种宇宙论模式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比如他将天人感应、阴阳相克用于求雨止雨,以《春秋》推导灾异之变。发展到后来,经学中的神学因素与谶讳迷信相结合,成为两汉之际的一股思想浊流。这种与宗教巫术类似的畸变思想,其实质就是一种拙劣的骗术,它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极大的迷误。而始作俑者就是董仲舒,这种发展的结果恐怕是他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二、平均主义。这与董仲舒的中和之理、阴阳平衡密切相关,他认为社会的动乱之源就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因此,治乱之本就在于调整平均,缩小贫富差别。然而,他的这种平均只是经济的平均,与社会文化无关,他一再强调人们的地位应有所区别,贵贱应有不同的等级,服装应有区别的标志,朝廷应有不同的座位,民间应有尊卑老幼的顺序。如果形成规定,就有章可循,各就各位,不会竞争,更不会闹出乱子。孔子曾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而董仲舒第一次将这种思想形成具体化的措施献给帝王,成为实施的制度。于是,劫贫济富、平均主义的思想与行为一直影响至今。

三、性三品论。董仲舒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所谓的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他的三性说对后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在南宋朱熹手中又变成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便可在董仲舒身上找到清晰的发展脉络。

四、义重于利。董仲舒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那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一思想为历代儒者所推崇,朱熹曾将这两句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之中。重义轻利,在中国古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五、三纲五常。董仲舒认为:“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后世儒家据此概括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除仁、义之外,董仲舒还强调了智的重要,加上礼、信,便是仁、义、礼、智、信这所谓的“五常之道”。三纲五常,是其后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主线,广大民众特别是妇女深受其“吃人”之害。

六、以《春秋》为准绳。儒学以《周易》的无所不包为源,一到孔子手中去掉形而上的内涵,再到董仲舒手里仅以《春秋》一经为标准来衡量世间一切物事:他以《春秋》中的“爱人”反对一切战争,以《春秋》之褒贬明华夷之辨,从《春秋》中体会仁义之法,以《春秋》为例裁定诉讼、判断案情,以《春秋》的用词谨慎表达是非观念及好恶情感……一句话,《春秋》就是儒教的根本,他一辈子耗尽心血为之研究的就是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定儒家于一尊,其他诸子百家的身影便模糊了、消失了,天地也因此而局促了;他只重儒家六部经典中的一部《春秋》,使得探索的空间更为狭隘;最后又缩小到只选择、研究《春秋》三传中的其中一门公羊学,那进入的孔洞与探讨的范围实在是窄之又窄了。董仲舒框定的这一研究模式与发展轨道无形中限制、束缚了一代又一代后人的目光与手脚。

由原始的宗教儒学而孔子的世俗儒学,再到董仲舒设立的政治儒教,儒家的视野日渐缩小、道路越走越窄。当它在宋明时期变成理学之后,就完全沦为统治者的“杀人”工具了。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在它的束缚下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含恨而终,不知有多少妇女被那“存人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夺去了鲜活的青春,不知有多少生命被它奴化变成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谁也没有想到,曾经具有健康活力,诞生于中华本土、有着合理内核的儒学,竟走向了它的反面:

一、儒教成为虚伪的象征。它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片面观念,实际上就是在告诉人们怎样做假。一部二十五史,弄不清哪里是真,哪儿为假,让人莫名所以。儒教的一套灭绝人性的伦理道德,就连他们本人都难以做到。比如大儒朱熹曾白字黑字地写有“革尽人欲,尽复天理”之语,可据他的同僚叶绍翁揭发,朱熹不仅引诱尼姑二人为妾,还使得一名寡妇怀孕。朱熹无法抵赖,只得向皇帝谢罪说:“臣乃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识明时之用。”儒教只能空言,不能实行;只能教人,不能律己;只有幼辈道德、家庭道德与国民道德,没有长辈道德、社会道德与政府道德。

二、表面文明,实则野蛮。儒教的“男女授受不亲”,发展到后来连夫妻也不得随便亲近,特别是把妇女不当人看待,要求女性缠足,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知有多少青春男女在礼教的幌子下受到戕害。世界历史表明,越文明的民族,就越为开放;儒教的特别注重礼教,隔离男女,其实仍是一种野蛮习性的残留。

三、反民主、反自由、反科学。儒教提倡贵贱尊卑的等级制,要求臣民认君王为父亲,不允许思想、行为有任何自由:“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教只重人伦,鄙视科学,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重政》中特别强调“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孔子也是只知“其所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反对寻根究底、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

四、门户之见严重。儒教看似中和、中庸,其实最讲极端,容不得别人提出半点争辩与非议,“道不同,不相为谋”。韩愈有言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

五、因循守旧、思想凝固。儒教信奉的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思开拓进取,一味陶醉于往日的“荣光”之中,日益教条化,容不得半点创新与改变。徐桐曾说过:“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

有关儒教的偏激缺陷以及对国民的遗毒残害,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董仲舒罢黜百家,定儒家于一尊,影响并决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历史、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民族的柔弱、虚伪的盛行、科技的落后、官员的腐败、教育的奴化……一切的一切,我们似乎都可以在这一决定民族历史命运的转折关头找到渊源与症结。

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思想,原始儒学诞生于奴隶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封建社会,因为它们同为等级社会,其基础与体制如特权、礼教、宗法、世袭、分封等大致相同,并无根本性的区别与变化。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果后人仍像董仲舒说的那样“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味拘囿于儒教信条,那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了。美国当代哲学家郝大维与汉学家安乐哲在他们合作完成的《孔子哲学思微》中写道:“孔子哲学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性的失败……所反映的孔子的哲学完全不是文化的教条,但当人们被动地领会它,不向它赋予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不把它人格化时,它就成了一种文化教条了。孔子的失败,也是那些对文化传统负有责任的人的失败。他们未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创造精神,未能很好地维持这些规范来反对统治者强加的专制主义。”若论责任,儒学失败的最大责任当归于董仲舒身上,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蔡尚思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中也曾阐述过类似的观点:“我并不怪孔学的不合新时代,而只怪新时代的人们的尊孔学;又不怪封建派的尊孔帝,而只怪反封建派的尊孔学。”

然而,今天仍有大量的人们对儒教抱住不放,认为它是一济救世的灵丹妙药,值得大力“弘扬”。前些时,就有不少儒教信奉者为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而欢呼,将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的经济成功视为儒学复兴的象征,认定儒学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千古不衰的永恒,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结果儒学还没有席卷全球,却有一场金融大风暴席卷了东南亚,于是,一阵刺耳的喧嚣与鼓噪也就烟消云散了。即使“四小龙”仍然如日中天,也不是什么现代新儒学的功劳。

儒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确曾不可否认地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价值与精华,但就其本质而言,儒教不仅束缚人们的思想,也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因政教而成风俗,因风俗而成心理。”儒教在历代统治者的倡导与推行下,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主导思想,早已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成为遗传基因密码中的分子代代承传,贯注于广大民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只要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于不经意的一瞬间死灰复燃。如何彻底消除两千多年的儒教遗毒,与新时代同步,与普世文明接轨,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还得一番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才行。

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曹操 第一章

曹操从古到今,名气都一直很大,大到了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地步。只是他的这种“名气”往往作为诸葛亮、刘备、关羽等三国人物的反面陪衬而存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脸”奸臣。

其实,与诸葛亮的“完人”形象——那高风亮节的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智慧力量、意志力量相比较,曹操也算得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完人”——集文治武功于一身的“完人”。论治国方略,三国时的政治、文化当数曹魏贡献最大,蜀、吴无甚地位;论军事业绩,曹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虽然在赤壁之战中大败而回,但全国一统最终还是由他亲手创建并奠定了坚实基础的魏国完成;论聪明才智,就连智慧的化身诸葛亮也曾坦率地承认“曹操智计,殊绝于人”而为自己所不及;论个人成就,曹操不仅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一名伟大的文学家,他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一直流传至今。像他这样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且成就卓著的“准帝王”,不唯三国时代,即使翻开整部中国古代历史的漫漫长卷,也难有超出其右者……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全才”,经过文学家、艺术家千百年来的“加工改造”,却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人物。

小时候,受民间文艺的影响,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曹操在我心中也是一名“盗贼”、“小人”与“奸雄”。直到接触他的诗文之后,才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实在难以想象,对百姓疾苦有着强烈忧患与哀怜情怀的人会是一名盗贼;“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怀着这样远大志向与昂扬进取之心的作者会是一名小人;再看他的一首《观沧海》:

<em>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em>

诗言志,歌咏怀。没有广阔的胸襟、澎湃的激情与历史的沧桑,写得出如此气势磅礴的优美诗篇吗?如果曹操是名奸雄的话,我倒想见识见识,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旷世奸雄”!

其实,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两个不同形象的曹操,一是以陈寿的《三国志》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笔下的曹操,其叙述、描写与评说较为客观、真实而公正;一是以罗贯中的为代表的文学家、艺术家笔下的曹操,脸上被涂抹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扮演着窃国盗贼、奸臣小人的角色。而脸谱化的奸相曹操在民间所产生的力量、影响与效果要远远超过历史学家笔下的真实曹操。

曹操曾以一己之力在战乱纷纷、群雄割据的三国时代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与走向,而历史又以一种潜在而深刻的力量改变了曹操的真实形象,这种互动发展滚雪球般地向前滚动着一直滚到了今天,乃至在我们眼前构成了一道真真假假、虚虚幻幻、奇异别致的独特“风景”。

曹操的真实形象到底如何?他脸上的白粉是怎样被后人涂抹上去的?是否与他本人有关而“咎”由自取?他对历史的改变以及历史对他的改变又是怎样构成了一种颇有趣味的互动关系?……探讨并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文的目的与主旨之所在。

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曹操 第二章

曹操生前死后一共留下了三大谜团:一是身世之谜,二是评价之谜,三是墓葬之谜。

于是,他采纳鲍信的建议,主动避开锋芒,转到黄河以南发展势力,将矛头指向黄巾军。经过一番惨烈的殊死战斗,曹操以他那超常的智谋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大破青州黄巾军,“受降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并“收其精锐,号为青州军”。他将陈留起兵时一直追随左右的骨干视为亲信家兵,而改编整顿后的青州兵,便成了他手下的一支骁勇善战的精锐部队。同时,他也得到了一块广阔的土地,自领兖州牧。有了固定的地盘、强大的军队及大批谋臣武将,曹操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大军阀,与冀州的袁绍、徐州的陶谦占据中原鼎足而居。

曹腾早年就进宫当了宦官,侍奉过东汉末期五个帝王,是一名颇有资历的宦官“元老”,在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任大长秋。曹腾虽为宦官,但有权有势,能够被他收为养子,这对许多穷苦人家或家庭没有多少“背景”的孩子而言,肯定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因此,曹操的父亲曹嵩被曹腾收为养子后,顿时“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官至太尉三公。曹腾死后,他又依例承袭费亭侯。

东汉时宦官弄权,作威作福,民怨甚大;又因他们带有耻辱的生理缺陷,常为人们所不齿。曹操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家庭,虽然得到过不少实惠,但其身世总不是那么光彩,特别是与刘表、袁绍、袁术那样的显赫皇族、世族、望族一比,就更是显得相形见绌了。

若以国人历来“攀龙附凤”的传统考稽曹操远祖,也有黄帝之后、姬姓之后、虞舜之后三说。可是,不管抬得多高,那都不是曹操具有血缘关系的真实远祖,而是他“干爷”曹腾的远祖。既然做了曹腾的养子,他父亲自然得将过去的名字改头换面,连原来的姓氏也一并抛弃了。于是,曹操的真正远祖也就无从考稽了;即使能够考究个所以然出来,恐怕也难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史册。因此,有关曹操的身世,就有了“莫能审其生出本末”的说法。于是,曹操自打娘肚子里一钻出来,就背上了身世不明的“黑锅”,这在讲究祖先崇拜的古老国度里,恐怕要算得上一桩“大逆不道”之罪了。这口“黑锅”沉沉地笼罩在曹操头顶,官渡之战袁绍发布的讨曹檄文中就曾称他为“赘阉遗丑”,尴尬的身世背景在他心灵深处抹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也促使他一生都在进行着打破“黑锅”的努力,以期一展宏图扬眉吐气。因此,他有时不得不矫情饰志,以赢得世族集团的支持,不惜一切手段以达到跻身其中的目的。“名”与“实”的关系,几乎折磨了他整整一辈子,最终也没能彻底突破两者之间的纠缠,只能以类似周文王的“准天子”身份撒手归西。

曹操性格的形成,应该说也与这种不明不白的身世及特殊的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一首名叫《善哉行》(其二)的诗歌中追忆儿时的生活教育等情况时写道:

<span>自惜身薄祜,夙残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span>

曹操出生在一个称得上有钱有势的宦官之家,而他却在诗中认为自己出身微贱,可见他对自己的身世颇有一股“深恶痛绝”的意味,其态度、认识与当时士族清流对宦官集团的抨击与鄙薄十分一致,他后来背叛自己的家庭走上了宦官集团的反面便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在诗里,他还感叹从小既没有得到慈母的关怀,也没有受过严父的训斥。因此,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也少,相应地就没有儒教那些繁琐无聊的礼法观念的束缚,他后来的行事洒脱、不拘一格莫不与早年的教育有关。

他享受着官宦之家的实惠却又对自己的出身不满,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博取功名、出人头地,以期改变与生俱来的卑微而屈辱的社会地位。远大的志向抱负、自由的家庭环境与宽松的教育内容培养了曹操的儿时个性,与坚韧不屈、聪颖机智、富于谋略、打抱不平等相生相伴的,是不务正业、放荡不羁、逞勇好斗与诡谲狡猾,这些复杂的性格特征几乎决定、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

曹操早年的惹是生非、学习不刻苦、不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等性格缺陷在一般人眼里,顶多不过是一个没有多大出息的孩子的顽皮表现。而他那超众的出色才华,却为不少知名人士所看重,有的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还有的说他是一个能够安定天下的经邦济世之才,而最著名的评价则出于清议权威许劭之口,说他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听了,当时也并没往心里去,只是感到十分开心,不觉哈哈大笑不已。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评语不仅涵盖了他的一生,而且差不多成了他的盖棺定论。

曹操才华的确十分出众,他的观察敏锐、机警智慧、随机应变、干练果敢都为常人所不及,这笔潜在的巨大财富后来成了他安邦治国取用不竭的源泉;他不喜读书,只是不愿专攻儒家之学做一个皓首穷经的儒生,而对诸子百家特别是兵法之类的书籍非常喜爱,他的《孙子注》在历代现存所有关于《孙子兵法》的注释中注得最早最好,也最有特色,具有很高的价值;他既看重一切又超越一切的豁达开朗,以及不受拘束、自由狂放得近乎游刃有余的娴熟,使得他能在日后的岁月里吸引、团结一大批文武能臣,也每每使得他能于颠踬磋跌后再度爬起昂然而立,一阵哈哈大笑过后,就又恢复了过去的潇洒自如……

曹操二十岁时被乡里推举为孝廉,不久就被朝廷任命为郎。从此,他便踏上了当官从政的仕途。只要他将过去的放达行迹稍稍收敛,以他的聪明才智与顽强进取,定能官运亨通。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他被推荐为洛阳北部尉走马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官署大门左右各悬挂了十多根五色大棒,申明凡有违反治安条例的,不论平民百姓还是豪强权贵,统统棒杀。北部尉的官职不大,主要负责管理洛阳北部地区的治安。但洛阳位居“天子”脚下,权贵特多,实难治理,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差错。几个月后,受皇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父仗势违禁夜行,曹操不畏权贵,严令执法,一顿乱棒,将其活活打死。他拿宦官亲属“开刀”的严厉措施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从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环境顿时改观。曹操的这一举动无疑就是一篇“政治宣言”,他于人生仕途第一站,就敢于与曾受过恩惠的宦官集团决裂,在士大夫及社会民间博得了正直果敢的美名。后来,他又谋诛宦官,完全走上了背叛宦官集团的反面,多少洗刷了身世不清的“污点”。

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一名宦官。宦官,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独有的畸形“产物”,一个正常的男人被阉割后在宫廷中专门侍奉皇帝及其家族成员,并赐予一定的官职官品,这种变态男人、王朝“家奴”就叫宦官,也称太监。宦官没有性生活与生育能力,哪来什么后代?也许是为了让这些“家奴”们更好地为皇族驱使、“服务”,东汉规定宦官可以娶妾养子,养子与亲子一视同仁,享有袭爵传封之权。当然,这娶来的妾不可能有正常的“夫妻关系”,只能算是聋子的耳朵——一个摆设而已;而养子没有血缘关系,也只能是名义上的。宦官们就在这种所谓的“家庭”与“亲情”中获得一种虚幻的情感慰藉与心理满足。

后来,曹操又升为顿丘令、朝廷议郎。如果没有东汉末年衰颓腐败的朝政及不堪忍受起兵反抗的大规模黄巾农民起义,曹操可能还会得到提升。然而,不论他再有多大才华,在一个循规蹈矩没有生气,唯以儒家标准衡量一切的腐朽官场里,曹操不会有太大的出息,他的超常才能也难能得到充分发挥。即以他早年的生活教育及在儒家眼里并无称道之处的操行品德而言,如果不是处于经学日渐衰微的东汉末年,人们的认识与价值观念趋向多元,他就不会受到清议的认可与名士的好评,更不会被乡里举为孝廉出官入仕。时势造英雄,是时代选择并造就了曹操!

不论从军队的数量,还是武器装备而言,曹军都远远不及袁军。但曹操士卒精练,他又善于出奇谋用奇兵,以退为进、避实击虚、奔袭乌巢、烧毁敌粮,灵活、机智、果断,自始至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而大获全胜。后来,曹操的对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向刘备谈及这场战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道:“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

此后中原大地上发生的一连串重大事件,都是以武力为前提既促迫又舒缓地展开的:东汉王朝镇压黄巾起义、袁绍诛灭宦官、董卓率兵入京擅自废立、曹操陈留首举义兵讨伐董卓、关东诸将拥兵观望矛盾激化、群雄割据互相残杀战乱纷飞……在这一系列复杂频仍的事件中,曹操的意志与谋略虽然得到了锻炼,然而,他并没有从中捞到多大的“油水”与好处。没有一块可供立足的“根据地”,没有一支势力强大的军队,势力单薄得根本无法与各路诸侯抗衡。

如果说收编青州军是曹操人生与事业道路上的第一次巨大成功,它使得曹操有了能与各路诸侯争雄的“本钱”;那么,第二次巨大成功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汉献帝刘协自他登基的第一天起,就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没有正儿八经地当过一天执掌实权、发号施令、至高无上的皇帝,常被手下的臣子玩弄于股掌之间。尽管他是一个没有多大用处的“废物”,但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一个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国度里,他受到了实权派人物的青睐,谁都想得到他、控制他、利用他,以他的名义号令讨伐、规范束缚他人而行自己之实。在这场激烈的“皇帝争夺战”中,最终获胜的却是原本没有多大声誉的曹操。

曹操占据兖州后,立即遣使长安,向汉献帝效忠,达到了一箭双雕之效,不仅得到了献帝对他自领兖州牧的正式承认,还获得了献帝周围一班文武大臣的好感,为西迎献帝、总揽朝政创造了条件。后来,他又不放过任何一次表白心迹忠于皇上的机会,以获取献帝的深深信任。不久,献帝对他身边一批擅权作威的大臣极为不满,自然就想到了“忠心耿耿”的曹操,暗中召他进京。求之不得的曹操赶紧带兵赶到洛阳,担负起保卫京都及献帝的重任。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曹操总揽朝政后,为了真正达到“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决议将献帝迁到自己的大本营许县。他担心迁都会招来非议与动乱,就玩了一个相当巧妙的计谋,他说洛阳没有粮食,想把献帝暂时迁到离许县很近、运粮比较方便的鲁阳。这样一来,就没有引起他人过多的怀疑与反对,结果平稳而顺利地将献帝转移到了许县,并定都于此。

献帝刚到许都,曹操就得到了不少实惠,为奉正统,关中地区的割据势力纷纷降附,他兵不血刃,仅凭献帝的名义就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领土。迎献帝于许县,的确算得上是曹操的“得意之作”,当然,对他的许多非议也由此而来。从战略上看,他将献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也就占据了名正言顺的主动地位,他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大臣,他可以以献帝的名义发布命令、任免政府官员并动用军队征讨所谓的“叛逆”。而从汉献帝的角度而言,他一直处于窘困流徙的尴尬状态,谁都想胁迫他利用他,也不论落到谁的手中,他都不会真正执掌朝政,也只能做一名傀儡。自从得到曹操的“保护”之后,他才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免除了被废、被杀的危险。汉献帝虽然没有强大的个人实力,但他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与正统地位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不少割据者的分裂野心,对维护中央集权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实,早在曹操下手之前,袁绍的谋士沮授就曾建议他将献帝迎到邺城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伐叛逆。几经周折,袁绍最终并未采纳。等到曹操因迎献帝而大获其利时,袁绍这才感到了后悔,但也永远失去了一次获取正统地位的良机。这也是袁绍事业的一个转折,尽管他此时势力远居曹操之上,但失去了天子“庇护”,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曹操人生与事业的第三次巨大成功便是因以少胜多而垂名青史的官渡之战。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黄巾起义爆发。一直担任“闲职”的曹操受到重用,由六百石的议郎一下子提升为二千石的骑都尉,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一起带兵前往颍川镇压黄巾军。

官渡之战不仅消灭了袁绍的主力,也使得整个北方为之震撼,冀州各郡纷纷倒戈相向,投降曹操。以官渡之战为转折,曹操逐一荡平群雄统一北方,奠定魏国基业,便是一件势如破竹、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他的人生事业,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崭新而辉煌的鼎盛时期。

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曹操 第三章

曹操的评价之谜主要表现在他的一言难尽。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其言行举止往往因评价者所取的角度不同,观点与看法截然相反。就历史上的真实曹操而论,他不是某一理念的化身,而是具有多重性格、正邪兼揉的复杂人物,也就是说,他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一个丰富完整、有血有肉的人。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理解曹操的“完人”形象,当更为准确贴切。

小时候,他就喜欢弄点恶作剧,并将这种“把戏”玩到了他的叔父身上。据传说,曹操的叔父一直看不惯他那无拘无束的行为,常到他父亲那里去告状,而每一次告状的结果免不了会遭来父亲的一顿斥责与怒骂。曹操对此又恨又怕,后来就转动脑子想了一个法子整治他的叔父。一天,他远远地看见叔父走了过来,就故意做出一副张牙咧嘴的样子,将一张小脸扭曲得不成人样。叔父惊异地问他:“你这是怎么啦?”曹操回答说自己突然中风了。叔父吓得不行,赶紧跑去告诉他的父亲曹嵩。曹嵩一听也急了,忙将曹操叫去一看,并未发现半点异样,就说:“叔父刚才说你中风,怎么这么快就好了?”曹操说:“我玩得好好地,怎么会中风呢?肯定是叔父不喜欢我,就这样故意诬告我、诅咒我。”曹嵩一听,也就听信了儿子的话。此后,叔父又来反映曹操的不是,曹嵩就不肯相信了。于是,曹操也就更加放荡无度了。

传说固然当不得真,即使所言不虚,也是小孩子的调皮捣蛋,大可不必“上纲上线”,可那些反对、丑化曹操的人却总是以此为据来证明曹操的奸诈与生俱来、无可更移。

另一则曹操忘恩负义的传说更是家喻户晓。说的是曹操不肯与董卓同流合污,带领几个亲随骑兵改名换姓逃出洛阳,抄小路朝东边他的家乡谯县急驰。出虎牢关路过成皋时,到他过去的好友吕伯奢家里借宿,突然听到磨刀霍霍的声音,又听得“缚而杀之,何如”的人语,曹操以为是友人家属为邀功请赏而捕杀自己,遂先行下手,挥刀杀死八名无辜后,却发现厨房里绑着一头肥猪。疑误杀人之后,一行人只得继续逃窜。结果途遇沽酒买果而归的吕伯奢本人,曹操又一错再错地乘机挥剑将友人砍于驴下。他对自己的残暴行径辩解道:“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同行的陈宫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曹操回道:“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以上故事出自罗贯中之手,见诸第四回,充分说明了曹操的多疑不义、残忍自私及强词夺理的虎狼之心与卑鄙丑恶。特别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简直成了后来的独夫民贼们所信奉的一句格言与人生信条,在历史上起了相当恶劣的作用与影响。

然而,这段故事也只是罗贯中的“演义”而已。类似的记载还见之于《魏书》、《世语》、《杂记》三书。

据王沈所著《魏书》记载,曹操投奔吕伯奢,适逢友人不在。他的儿子及几个同伴见到曹操那健壮的马匹及珍贵的财物,顿起不义之心,不禁动手抢劫。曹操发觉,为夺回财物,便亲手将这几人杀了。由此可见,曹操杀人之举当属自卫性质,并无多少非议之处。

郭颁的《世语》一书比《魏书》稍晚,然内容则大不相同:曹操到吕伯奢家时,伯奢不在,他的五个儿子便热情地款待曹操。曹操疑心主人害他,趁天黑动手杀死八人而逃。这则记载明显是曹操出错,误杀无辜。

而比《世语》又晚的孙盛所著《杂记》,则在《世语》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产生误会的细节,就是将食器相碰之声误以为是兵器撞击之音。曹操以为吕伯奢的儿子要向他“下手”了,便“先发制人”地趁黑将其杀死而逃,事后还凄怆地说道:“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乍一看,作者所记内容并无多大更改,加一细节后,还使得曹操的杀人变得更加“合情合理”了,只是附着其后的那一句话语,才算绝妙的“神来之笔”。这笔一加,曹操的形象就发生了本质变化。

曹操在奔逃途中误杀吕伯奢家人决不会是空穴来风,看来还真有其事。但所杀是吕伯奢儿子一人,还是有他儿子的同伙及其家人,有否吕伯奢本人,所记就不一致了。从《魏书》到《世语》至《杂记》而,随着后人对曹操的评价越来越低及脸谱化的逐渐定型,这段故事也就越添越多,杀的人也由同伙变为家人再到中还有吕伯奢本人,并逐步根据需要“画龙点睛”地加上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奸言奸语。

就曹操误杀吕伯奢家属这一事实本身而言,客观而论,曹操在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产生某种失误与幻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后人叙说及评价的角度不同,添上一些细节、言语后,其褒贬也会泾渭分明。我们仅由这一故事的演变就可以想见后世文人及民间艺人在曹操身上该是添加了多少看似“合情合理”的不实之词。

还有一则流传较广的“割发代刑”故事。一次,曹操率军经过一片麦田,曾下令道:“士卒无败麦,犯者死。”军令如山,全体将士小心谨慎唯恐触犯,骑兵们都溜下战马,一手攥紧缰绳,一手扶着麦子慢慢前行。没想到曹操本人座下的战马突然受惊,猛地一下窜入麦田,将小麦踏倒了一大片。曹操自己触犯军令,立即叫来主簿,主动要求惩处。主簿说:“根据《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主帅可以免受刑处。”曹操道:“制定法度自己违反,怎能统率部下?只是我身为一军主帅,不可自杀,那就让我自己处罚自己吧!”于是,他举起宝剑将自己的头发割下一绺,权且充当脑袋扔在地上以代死刑。对此,有人认为曹操治军严明,严于律己,难能可贵,值得称道;也有人以为这是曹操玩弄权术故作姿态,十分虚伪;还有人分析这不过是曹操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割发代刑”的闹剧,可鄙可笑。同一则故事,分析的角度不同,对主人公的态度不同,便可得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认识与解释。

本文半点都没有要为曹操“翻案”的意图,只不过引导读者如何一点点地剥去后人披在曹操身上的那些花花绿绿的“外衣”,尽量再现一个真实的曹操,还他的本来面目。

当然,曹操身上之所以容得下厚厚的“外衣”,脸上能够涂抹一些厚厚的“白粉”,与他本人的德行操守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他那不甚检点的言行及有亏的操守为后人的“演义”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与基础。比如撒谎骗人、飞鹰走狗、不务正业、心思难窥、阴鸷猜忌以及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不择手段等等。他无拘无束,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想说就说,想做就做,半点都不顾忌旁人的议论评说,时常做出一些违背儒家礼教的事情,自然为封建道德所不容。

然而,当曹操在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走上从政之路后,他似乎革心洗命,开始规规矩矩地当官做人了。为了改变屈辱的宦官家世,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以曹操的智慧而言,他肯定能于一眼就可窥见官场的虚伪,因此,哪怕做出一些姿态,也是十分必要的。是的,他需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得到世族清议的好评,获得谋官上进的政治资本。即使如此,他也没有过多地苛刻自己改变自己,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人生本真。他与宦官集团决裂,首举义兵讨伐董卓,颇有一股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而这,正是血管里流淌着的一腔青春澎湃的热血在推动着他博取功名、昂然奋进。

曹操迎献帝于许昌,既是他人生成功的“得意之作”,也是人们对他的评价开始“走下坡路”之肇始,他也因此而每每为后人所诟病,并落得个“奸臣”的骂名。

曹操最为后人称道之处,便是他对人才的重用。为了将真正有用的人才笼络、团结在自己身边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曹操不计前嫌、不避亲仇、唯才是举,主张“举贤勿拘品行,取士勿废偏短”,不以儒家传统道德衡量人才之得失,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怀有“治国用兵之术”,他都大胆启用、重用,虚心地听取并采纳他们的良好建议。这些正确开明的“人才政策”也使得曹操身边猛将踊跃谋士云集,这也是他克平群雄、建国立业之根本。

曹操选人将才干放在首位,这与以德为主、德才兼备的传统标准大相径庭,简直就是对中华儒教观念采取的一次大规模颠覆行为,自然要遭到封建卫道士的猛烈抨击。

就曹操的人才观念本身而言,也确实存在有着许多攻击与贬斥之处。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他希望所用之才都是一些“吾得而用之”的奴才。他那宦官家世的出身在他心灵深处打下的烙印实在是太深刻了,他的“干爷”曾经惨遭阉割变成了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他也因为诞生在这样的特殊家庭一直背着一口沉沉的“黑锅”。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没有政治地位,曹操从小深受其害,所以他将“唯才是举”作为高于其他一切标准之上的首要条件,“不拘一格降人才”。同时,“阉割意识”从小就积淀在他的潜意识深处,稍不留意,他就将这股无名的怒火发泄在天下人才身上:皇帝从肉体上阉割他的祖父,他就用心灵阉割进行残酷的报复。他容不得半点反抗,他希望所有人才对他循规蹈矩、服服帖帖。他无形中不知不觉地阉割着中原大地最优秀最杰出的宝贵人才,使得他们异化变态,没有阳刚之气,没有反抗精神,没有独立意识,有的只是一些阴柔与服从的“假男人”。

祢衡恃才傲物,喜欢随意褒贬人物,还当众脱衣击鼓羞辱曹操,曹操恐担不能容人的骂名,就将他送到南阳,变相地把他驱逐出境,使了个“借刀杀人”之计;孔融桀骜不驯,反对曹操专权,曹操用计构陷其罪,以图谋叛乱、大逆不道将他处死;名医华佗不愿做官为奴,曹操就派人将他从老家抓回关到狱中,活活拷打致死,结果使得一代名医绝术失传,等到曹操自己头痛发作及儿子曹冲病重无人医治时,已是悔之晚矣;荀或反对曹操晋爵魏公,曹操毫不犹豫地将他逼死;崔琰只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了句“会当有变时”的语句,就被认为是想推翻曹操的政权而命他自杀;陈留人边让居功自傲,曹操无法容忍,把他及其全家一同捕杀……

曹操除了诛杀人才,对其他人也会毫不眨眼地动辄便杀。为防暗算,他以睡觉时不可随意走近前来为由,借故杀死近侍;他借仓官人头以解军粮之不足;只要稍稍危及政权统治,他就格杀勿论;为报杀父之仇,他在徐州大开杀戒血腥报复;官渡之战时,他一次坑杀降卒八万人……曹操动不动就杀人,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用“杀人如麻”四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但是,他又特别能容人。刘备曾先后两次投奔曹操,其目的明眼人一望即知,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而已,谋士也不止一次地劝说他除掉刘备以绝后患,都遭曹操拒绝;关羽被捉,执礼甚厚,在得知他即将逃离的消息后,仍厚加赏赐,即使关羽出逃诸将请求追击,曹操也不听从。如果曹操真能趁机杀了刘备、关羽,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赤壁惨败及鼎足而立的三国局面了;曹操与张绣争战多次,好几次被他打得落落大败,儿子、侄儿及爱将韦典都死于张绣之手,但曹操最终还是不计私怨、宽宏大量地接纳了他的投诚,并委以重任;袁绍那篇讨伐曹操、骂他为“赘阉遗丑”的檄文即出自文人陈琳之手,面对如此恶毒的攻击,曹操在打败袁绍后陈琳请降,他不念旧恶,责备几句也就罢了,还授予他官职;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缴获了不少自己阵营暗中与袁绍往来的信件,他全部付之一炬,一概不予追究……

曹操真是一个复杂之人,坦诚与权诈、宽厚与忌刻、多疑与信任、轻佻与威重这些相互对立的正反因素集于一身。如同他的身世一样,他本身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物。他性格的这种多面性、复杂性也为后人对他的正反评说留下了兼容可塑的弹性空间。

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曹操 第四章

以官渡之战为契机,曹操一鼓作气乘胜进击,真可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平定袁谭、远征乌桓、消灭袁尚袁熙,一统北方;又发布减收田租令、整齐风俗令、大封功臣令,巩固稳定北方秩序;然后,就开始积极准备南征,以期一举平定天下,完成统一中国的雄伟大业。

公元208年7月,曹操亲率大军南下。锋芒所指,刘备措手不及仓皇东逃,荆州刺史刘琮望风而降,他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荆州,还得到了荆州本地及外来荆州避难的大量人才。一时间,曹操实力大增,如日中天,威震天下,可以说达到了他人生事业的顶峰。

而这时的曹操,也不禁变得飘飘然起来,头脑常常处于冲动与狂热之中,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冷静与严谨。他变得骄傲自满起来,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过低地看轻对手的能耐;同时,他认为由他一统天下,不仅指日可待,也是天命之所归。想想看,他由一个刚一出身就背上了宦官身世“污点”的小人物,一步步地发展壮大到今日的挟令天子、荡平群雄、傲视天下的魏国丞相,如果没有天命,仅凭个人之力,他能成为当世势力最大的强者吗?多少次,他都身陷困境、危境,稍不留意,就会前功尽弃、毁于一旦:他被董卓追得走投无路,在逃窜途中被一个亭长抓获送县关押;他首举义兵就在汴水之战中失利,差点被擒;南征张绣时突然遭其围困,右臂也中了一箭,几被乱刀砍死;官渡之战时孙策拟乘机谋袭许昌,弄不好就会“后院失火”腹背受敌,陷于崩溃之境……然而,每在紧急关头仿佛都有神助,总能出现奇迹使他转危为安,他也因此而日渐坐大。既然天命所归,他曹操何所忌惮何所畏惧?

于是,他头脑膨胀,变得狂妄起来。他听不进谋士贾诩的劝说轻躁东进,使得原本矛盾重重的孙、刘结成了顽强的抗曹联盟;他一反常态以貌取人,冷落益州牧刘璋派来的特使张松,不仅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人才,更失去了联络刘璋、进取益州的机会,尔后刘备正是用计赚得益州才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他占领荆州后,不禁得意忘形地拍手大叫“天下已定”,在写给孙权的信中更是踌躇满志,意在必得:“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荆州新附,人心不稳军心不稳,他似乎连做做这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以求安定团结、共同对敌的想法都不曾有过;曹操本性多疑,却轻信黄盖的投降,就连起码的防范措施都没有采取……天时、地利、人和,曹操一样都没有占据上风,而在战术指挥上又多有失误,结果导致了赤壁之战的惨败。

看来不论多么智慧的人物,也不管拥有多大的“本钱”,只要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就有可能猛然间从高耸的峰巅跌入万丈深渊。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与正常的心态,对渺小的人类个体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赤壁之战的惨败,是曹操一辈子犯下的无法饶恕的最大错误。他统率的军队数量,虽然没有号称的八十万之多,其实际兵力至少不会少于周瑜估计的二十多万,也就是说,曹军要数倍于出孙、刘五万联军的力量,占有明显的绝对优势,只要稍稍“用功”,以曹操卓越的军事智慧与北方将士的能征善战,战争的结局当不至于落得个惨败而回。

赤壁之战,曹操不仅输掉了一场战争,也使得一统天下的雄心成为泡影,更要命的是,他也因此而背上了一个“奸雄”的千古骂名。

如果曹操打赢了赤壁之战,整个江南将立时可下,天下版图尽可纳入囊中。那么,他就不会转弯抹角地扮演周文王的角色,而是“开门见山”,直接取代汉献帝,登上皇帝的宝座了。一旦天下统一,他肯定会像历代的帝王一样限制言论自由,就不会有独立的蜀国、吴国,就不会有人胆敢骂他“汉贼”、“奸相”,至少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实之词堆在身上。而关于他的评说,人们所能见到的,只能是一味的歌功颂德与溜须拍马,代代传承,曹操也就不是今天人们心目中的曹操,他的形象与评说,很有可能会与刘备、关羽、孙权等人相互置换。

即使打输了赤壁之战也无所谓,只要他把事情稍微做绝一点,后人对他的评说也断不至于降到零点。他步步逼宫,晋爵魏王,车舆服饰与天子排场已无二异,可他就是不肯将自己的屁股挪上皇帝宝座。公元219年冬,孙权曾上书曹操,称说天命,劝他当皇,自己情愿为臣。曹操读了来信,出示群臣道:“是儿欲居吾著火炉上耶!”又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其实,曹操所处的军阀混战时代,个人野心全都膨胀到了极点,真可谓“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只不过大多没有这种本事罢了。曹操完全可以一脚踢开汉献帝,尝尝当当皇帝的滋味。然而,他似乎并不怎么看重虚名而甘居人臣之下。对此,他的内心肯定有过一番激烈而反复的矛盾斗争,他自小就饱受“黑锅”之苦,对“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国情”体会得比他人更深,按说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登基;然而,他又不得不有所顾虑,他曾一再“自明本志”,陈说自己并无代汉自立之心,戏演了上十年,如果突然变卦,毕竟天下并未统一,一旦登上皇位,政治上会陷于被动,将会出现一些难以逆料的内外纷争。于是,他就选择了一个两可的方案,无皇帝之名,行皇帝之实。这就真应了民间的一句俗语——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不能不说是曹操的失算,如果他索性一竿子将事情做绝做到底,当一位名副其实的真正皇帝,后人对他的评说可能又有不同。其实,《三国志》中关于他的传记其标题就是《武帝纪》,毛泽东在写到曹操时也称其为魏武帝。

直到临死前,曹操连一分钟的皇帝瘾都没有过,他心中肯定怀有万分的遗憾,那以“周文王”自比的言语中便明显地透出对后代的殷切期盼。他三分天下有二,为魏国替代汉朝奠定了坚实的国基,从某种程度而言,其政治功绩还超乎周文王之上。然而,周文王的后代十分争气,不仅灭了商纣王,还使得周王朝延续了八百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曹操的后代虽然篡了汉位,他死后也博了个魏武帝的“头衔”,但是他的子孙们却远远不及周文王的后代们有本事有出息,不仅没有完成先祖的遗愿统一中国,即使他奠定的魏国也保不住,很快就被司马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改变了“颜色”。

如果曹操打赢了赤壁之战一统天下,如果他公开篡汉当上皇帝,如果曹魏延续的时间稍长一些,关于曹操的评价将会大为改观,断不会落得个奸诈小人的“下场”。对此,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说道:

<em>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em>

由于三国鼎立的特殊性,不仅后来的史官要说曹操的坏话,即在当时,敌对国东吴与蜀汉的史官就已将曹操编排、贬损得一塌糊涂了。

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曹操 第五章

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实在是输得太惨了,差不多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不仅对他既定的政治、军事策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还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痛。尽管他口头上对赤壁的惨败并不怎么服气,战后曾给孙权写去一信,不从主观检讨自己,而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又说“赤壁之困,过云梦泽中,有大雾,遂便失道。”但自赤壁一战后,他就再也没有征过江南,只要一想到长江那浩荡澎湃的江水,可能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心头突起一阵隐痛与后怕。

遭到赤壁之战的严重挫折后,曹操回到北方,头脑才算清醒过来。他明白自己暂时还不具备吞并孙、刘的条件,不仅大规模的进攻不切实际,就是孤军突前防守也是相当困难的。有了上次的教训,他再也不敢冒险轻进了,而是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略。赤壁一仗,似乎打垮了他往日那气吞山河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气势,一变而为实际、守成起来。他主动放弃江陵退守襄樊,在西起襄樊、东至合肥的漫长战线上对吴、蜀采取全面防御的守势。虽然有时也进行一些局部的进攻,但都不出以攻为守的防御策略。有了这道稳固的南方防御战线,他将目光转向内部整饬增强实力,然后寻机夺取汉中进图巴蜀。

赤壁大战后,曹操虽然并未失去昔日的进取之心,对东吴、蜀汉用兵取得过一些大大小小的胜利,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成就,但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天下非我莫属”的突破进展及大好时光。好景难再,机会一旦从身边溜走,就再也不会重复出现了。

三足鼎立,已成一时难以打破、无法扭转的僵持局势;加之光阴流逝,老境渐至,曹操虽然仍能葆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奇与豪迈,但也有一种人力渺小、无可奈何的沧桑与悲凉。他明白,在他手里可能难以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了,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因此发出了“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之类的感叹。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像历代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那样寻仙求药以求长生不死,而是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切实地采取一些养身怡性的手段。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可他仍念念不忘统一大业,以一己之单薄的衰老身躯奔波在南讨关羽的途中。回到洛阳后,他终于不堪鞍马劳顿而突然发病。一病就病得卧床不起,恍惚中他轻轻地吟诵着自己创作的诗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为雾,终为土灰”,断断续续地写下了《遗令》。他对自己的人生功过做了一个简略而客观的回顾,要求丧事从简;还对婢妾及歌舞艺人进行安排,对一些遗物做了处理,颇有一种儿女情长的味道。对此,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写道:“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我们正是从《遗令》中窥见了一个与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全然有别的复杂而真实的曹操。有时候,曹操的坦诚、率直与本真似乎达到了令人可亲、可爱、可敬的程度。

如果撇开复杂多变的性格因素及道德层面的善恶评判,曹操也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人物。

在政治上,曹操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在军事上,他善用奇兵,常能以少胜多,打得敌军防不胜防;在经济上,他也很内行,严厉推行屯田政策,先行民屯,后又扩展到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草供应,更使得北方的经济与生产迅速恢复与发展;他一手扶植了邺下文人集团,为文人学士提供了安静的创作环境,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开创了清新刚健的建安文学之风,使得当时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理论获得了全面的丰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即以个人才智而言,曹操差不多都可以算得上是一名“全能冠军”了:他武艺出众,常能面临势众的敌人挥剑击杀多人;他擅长游泳,少年时就在水中杀死蛟龙(一种鳄鱼);他不仅自己的诗文写得好,被郑板桥排名中国前十人之列,还培养了儿子曹植与曹丕,被后人誉为“三曹”;他具有相当杰出的音乐才能,可与当时精通音律的桓谭、蔡邕相匹敌;他对书法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擅长草书;他对医学有一定的研究,懂方药,会气功;他对建筑工艺、器械制作也颇在行,“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他懂围棋,技艺之高达到了“国手”的水平;他还对饮食文化有着一定的研究,曾写过《四时食制》一文……曹操拥有广博的知识、多方面的技能,与他丰富的社会实践及成年后的刻苦学习密不可分。他小时候喜飞鹰走狗,虽然没有多大长进,却使他从小就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自从政立志后,他就克服儿时的缺点,开始认真读书了,据《魏书》所记,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博览群书,简直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刻苦程度。

曹操奋斗了一辈子,死前都还在军中风尘仆仆地往来奔波,他怎么也想不到艰难开创的事业很快就会在自己的不肖儿孙手中毁于一旦,还落了个千古骂名。每当我们翻阅的有关章节,或是听到民间对曹操的攻击谩骂,或在舞台上见到那被涂得全白、仅只眼角稍沾笔墨以示机警应变的脸谱化曹操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曹操生前若能预料后人对他的这般诋毁与攻诘,他还会保持不时流露出来的坦诚、率直与本真吗?会不会刻意地改变自己、塑造自己,清心寡欲,以求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形象?如果曹操那样做了,他可就真的成了一副“面具”,不再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了。与那些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做标准,经过改头换面的“神”相比,我们更喜欢那些有血有肉的英雄。

当曹操一旦确定为反派人物并被公共认可,就连他的死也打上了奸诈诡谲的烙印,有了他人生的第三大谜团——墓葬之谜。

曹操曾在《遗令》中明确写下自己的埋葬之地:“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这一遗嘱也得到了认真的落实,曹丕在《武帝哀策文》中具体地描述了丧葬过程,并指明了墓葬地点的地貌。可能是盗墓贼并未掘到曹操墓葬的缘故,就编排出一则流传甚广的曹操在漳河上设七十二疑冢之说。更有人将曹操的奸诈想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他的口吻做诗一首道:“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外埋一冢,更于何处觅君尸?”你就是掘尽七十二冢,也找不到曹操的尸骨,因为他真正的墓葬却在七十二座疑冢之外。对此,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些以贬损曹操为能事的某些后人的想像力之丰富奇诡,如果曹操再世,恐怕也会为之折腰的。

其实,曹操一生节俭,不贪恋财物,不积聚私产,更反对厚葬。墓中既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也就不怕他人盗墓,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故设疑冢大摆“迷魂阵”与后人玩那小孩般的“捉迷藏”游戏呢?

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曹操 第六章

曹操生前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这种争议在他的早年就已开始了,随着他走上政治舞台,将人性的方方面面淋漓尽致地铺排、发挥开来,各种各样的褒贬毁誉更加纷至沓来。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人死后往往可以盖棺论定了,可曹操却不然。

最早对曹操做出评价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他的叙述与评说较为客观、全面,也是一部我们今天认识曹操真实面目的可信文本。此后,诗人陆机、唐太宗李世民、历史学家司马光、文学家苏轼等人都留下了有关曹操评说的文字,有褒有贬,还算持平。但总是趋势是,越到后代,其贬的成分就要多于褒的内容。至苏轼时,对曹操的肯定就已相当有限,而贬抑却十分厉害了:“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

到了南宋,对曹操的评价竟降至了最低点,这恐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占据北方的金人承袭北宋,尊曹魏为正统;而偏安江左的南宋之势与僻处益州的蜀国相似,便以蜀汉为正统。因此,对曹操的大加挞伐也就在所难免了。朱熹将曹操斥为“篡盗”,对他的一言一行全都看不惯;陆游有诗曰:“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

明朝时,以张溥为代表的文人对曹操有褒有贬。褒的是他的文学成就与多才多艺,贬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基本上承袭了南宋的“篡盗”旧说。

延至清代,王夫之、朱乾等人都能以客观的态度评价曹操,而全盘否定者也不乏其人,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乾隆皇帝,他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不能容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篡逆”行为。

历史上对曹操的不同评价往往出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大多以正统观念与忠奸善恶为标准,出于实际的政治需要加以评说,并形成了一股纵贯而下的“蓝本”,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后人。

而影响最为深远的评说还在广泛普及的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说唱等。民间艺人以正统文人及历代统治者的评价观点为依据,发挥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更是将一段本身就具传奇色彩的三国故事弄得神神鬼鬼,面目全非。唐朝时,三国故事演变为一种“市人小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北宋时,有了专讲三国故事的艺人,并带上了鲜明的“尊刘抑曹”倾向:“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而“三分实事,七分虚构”的一问世,曹操就完全被定型为一个奸诈残暴的反面人物,沦为古今天下第一奸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曲折引人的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小说使得史书《三国志》退出了民间的广阔“市场”,造成了人们对它的淡漠与遗忘。

元代戏剧勃兴,曹操逐渐由评话艺人的口头言说变成了舞台上那可触可摸的实在形象。艺人们通过戏剧的方式嘲笑曹操的失败,鞭挞他的残暴,揭露他的奸诈,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复杂曹操推向极端,变成了单一的、平面的奸臣形象。他除了奸诈使坏外,不再有别的思想,没有别的行动,简直成了古往今来集奸诈残暴、劣迹败行于一身的最为丑恶的天下第一坏蛋。有关曹操的戏剧,如《捉放曹》、《华容道》、《黄鹤楼》、《逼宫》、《战宛城》等,没有一出颂扬他的好处,都是攻诘抨击,那舞台之上摇晃着的曹操总是挤眉弄眼,做出无限丑态,令人可笑而生厌。即使当今大获成功的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也难从根本上挣脱前人的窠臼、摆脱前人的影响。杨修常能猜出曹操心思,虽曾多次惹他不快,但杨修真正的死因还在于他与曹植过从甚密,在曹丕、曹植争立太子的斗争中站错了“队”,曹操担心他继续帮助曹植留下后患,这才起了杀机。说到底,杨修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只要不影响曹魏江山,曹操巴不得自己手下的人才一个个卓尔不群,超出自己。可《曹操与杨修》一剧却将杨修之死归于曹操的“忌才”,以“唯才是举”装点门面,而骨子里却半点也容不得任何超过自己的真正人才。

戏剧流传广泛,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民间市场。特别在古代的农村,戏剧几乎成了农民们唯一的娱乐方式,直至今日,传统戏剧仍然拥有一批固定的观众。戏剧几百年来的程式化表演与封建道德说教已使得曹操那奸诈残暴的丑恶形象在广大民众心中根深蒂固难以更移。

若拿曹操与备受推崇的三国人物诸葛亮、刘备、关羽等人相比,其实也有许多超乎其上的杰出之处。论才、学、识,刘备远不及曹操,是一个典型的庸才;论居心不良,他们两人不相上下,刘备在曹操并未篡汉、汉献帝仍然在位的情况下,早就做着帝王的美梦了;论道德品行,即以维护正统的而言,就讥讽过刘备怒摔阿斗的虚伪及彝陵之战前的暴戾。然而,他在历史上却总是扮演着正人君子的伟大形象,其缘由恐怕就在于他会攀龙附凤,弄了一顶“皇叔”的帽子戴在头上。若拿曹操与诸葛亮相比,两人也是各有千秋:他们都是杰出的政治军、军事家,以个人道德品质来看,诸葛亮高于曹操;就个人功业及对人民利益与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而言,诸葛亮则不如曹操。而关羽则更是无法与曹操相比,他曾是曹操手下的败将,做过他的俘虏,除了个人勇武及一则“坐怀不乱”的故事外,就找不出更多的夸耀之处了。

然而,他们身后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双方被推到了正反对立的两个极端。一方是正义、高尚、伟岸的化身,一方是邪恶、卑鄙、小人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宇宙应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比如战争、分裂、灾异等,那么一定是坏人从中捣乱。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难逃其咎的最大坏人就是曹操。然后,又在历史的长河中越传越坏,乃至全然走形失真,成了奸邪丑恶的典型。由此看来,曹操实在有点冤哉枉哉,也就难怪近代有人为他鸣冤叫屈、大翻其案了。曹操其人,似乎天命注定了总要背上沉沉的“黑锅”:自呱呱坠地的那一时刻起,就因不明不白的宦官身世,背了一辈子的赘阉遗丑“黑锅”;死后满以为可以得到解脱,却又被人丑化,背上了另外一些他怎么也想象不到的莫名其妙的“黑锅”。

若论曹操对历史的贡献,当分生前死后两个不同的层面。生前我们已有所述,而身后的“功绩”就在于充当了封建统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道具”,起着警戒世风、匡正道义的作用。在一个以礼代法、以德治国的社会里,统治者需要这么一个白脸曹操的出现,老百姓也认可接受了他,这似乎与我们民族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土壤有关。

封建帝王从维护自己的利益与统治出发,自然贬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依附朝廷的正统文人不过是一批御用的“帮腔”与“帮闲”,他们唯有顺着主子的意图引经据典大加抨击;而民间艺人就以正统文人的思想为主题,创作出一批不同体裁的贬曹作品。“文以载道”是中国的历来传统,文艺自古以来都是政治的工具与附庸,从来就没有真正独立过。因此,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本体化的文学艺术,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真正知识分子。

曹操曾以他那文治武功的个人奋斗改变过历史,而后来的历史对此也做出了“有力”的回应——改变他的形象与地位。如果我们换一种认识的角度以曹操为主体而言,这也算是他生前改变历史的一种延续,他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气概,任人斥责唾骂地充当奸邪恶毒的化身,通过歪曲自己、丑化自己、“牺牲自己”的独特方式,潜在而曲折地继续改变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土壤。

随意褒贬历史人物,将他们视为工具为我所用的传统一脉相承地延续至今。“文革”时期以历史人物作为政治的“传声筒”,给他们插上好人、坏人的标签,好人无限歌颂,坏人则“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当今以商业价值为标准漫无边际地“戏说”历史人物,弄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莫辨真伪。文艺作品固然离不开想象与虚构,但总得以真实为依据,在不违背真实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作与艺术加工,把握一定的尺度与原则、正确处理好真实与虚构关系尤为重要。

其实,以道德观念衡量、评价某一人物,并将他们推向某一极端,从而面具化、脸谱化、道具化,已成为国人的一种独特的心理思维模式,它们与封建集权统治下单一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思维模式“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只有客观冷静、全面公正地评价曹操,才能还其真实的本来面目。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面向未来所应采取的一种科学而理性的姿态,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标志着整个民族的文明与成熟。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拓跋宏 第一章

三国鼎立结束,然后是晋朝的短暂统一。“八王之乱”那种统治者家族内部之间愚蠢而残酷的自相屠杀,很快使得西晋王朝陷于瘫痪境地,而少数民族的乘机起义与反抗终于导致了它的彻底崩溃。于是,中国又陷入了长达两百八十六年之久的大分裂时代。

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胡”,是古中国对除汉族以外其他所有少数民族的泛指与总称。五胡,当时指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民族。一般而言,少数民族都居于远离中原的荒凉地带。经过长时期的交流与融合,在中原统治者的邀请甚至强迫之下,这些民族中的一部或大部已不再居于偏远的塞外,以相对独立的方式迁居内地。五胡叛变,并非出于自觉的民族意识,而是不堪忍受晋王朝的腐败与政府官员的贪污残暴愤而起义。五胡乱华,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帝国,北中国在经历了分崩离析的一百三十六年之后,才于公元439年由后起的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统一。

鲜卑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个古老民族,因多分布于鲜卑山一带,故称鲜卑,拓跋部仅为其中的一支。他们最早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的天然岩洞里,过着相当原始的游猎生活。后来,由于生存的艰难、视野的开阔与发展的需要,拓跋部便慢慢脱离密林地带,向西南迁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填补了北匈奴势力瓦解后的虚空,并由游猎经济向畜牧经济转变。

草原虽然土地辽阔,但气候寒冷,贫瘠荒凉,可供游牧民族利用的资源并不多。当人口与牲畜增加到一定的限度,必然向四周开拓发展空间;如遇严重天灾,就更得向周边地区大肆掠获。严酷的生存环境培养了游牧民族残忍好斗的习性,武力侵略,是他们达到目的、行之有效的唯一方式。

当中原势力强盛时,北方游牧民族不敢轻举妄动,至多不过于收获时节抢劫一番,又快疾如风地迅速退回原地。然而,每当中原大乱,他们不仅劫夺财物,还占据地盘,建立王国。鲜卑拓跋在不断吞并周边部落的过程中逐渐强大,然后依次南迁到阴山河套、内蒙古、山西等地,又于五胡乱华之时乘机南下,逐鹿中原。公元386年,拓跋部首领拓跋改国号为魏,北魏正式建立。公元398年,拓跋建都平城,称皇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尔后,北魏又经过四十一年的征伐,才结束了北方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

与此同时,局促于南中国的东晋王朝也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一阵漫长而绝望的挣扎之后撒手人寰——政权被它的宰相刘裕所篡。于是,大分裂时代的前期五胡十六国结束,后期南北朝时代开始。

拓跋宏,即孝文帝,是北魏王期的第六代君主。他不仅是南北朝时期最出色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皇帝之一。

孝文帝拓跋宏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便匆匆离开了人世,然而,这颗转瞬即逝的流星所闪烁的光芒是那么耀眼,在中国历史的深邃夜空显得相当突出,总是如磁铁般牢牢地吸附着后人的目光。

拓跋宏于公元467年生于当时的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两年后被立为太子。

虽已入主中原,但拓跋部仍保留着过去早婚的习俗,拓跋宏出生时,其父献文帝拓跋弘年仅十四岁。封建王朝往往是家族统治,拓跋部建立北魏后,又学会了中原王朝维持皇权统治的某些做法,并定为制度严格执行,比如后宫产子,被立为太子,其母就要“赐死”。其用意显然是害怕将来皇帝即位年幼,大权落到母系外戚手中。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汉武帝担心死后皇权受到外戚威胁,将太子生母勾弋夫人先行杀害。因此,拓跋宏在两岁多被立为太子时,母亲思皇后李氏即被“赐死”。这一野蛮的做法不仅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仿佛预示着他日后家庭生活的凄凉与不幸。

拓跋宏从小失去亲母,便由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也非血亲,只是名义上的祖母。她是汉族人,“性聪达”、“粗学书计”,受过封建传统文化的教养。她性格坚强,做事果决,颇具政治家之风采,《魏书·皇后列传》说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拓跋宏父亲拓跋弘继位时,年仅十二岁,北魏孤儿寡妇,政局不稳,冯太后初露锋芒,收捕擅威作福的专权丞相、车骑大将军乙浑,平定关中叛乱,临朝称制,掌握了朝政大权。

拓跋宏刚一出生,冯太后即“罢令,不听政事”。乍一看,她已不再临朝听政,而将国家大事交由献文帝拓跋弘处理,似乎是想好好当当祖母,一心一意地抚养拓跋宏,享享人间的天伦之乐了。献文帝拓跋弘亲政后,开放山泽之禁,开仓救济灾民,带兵北伐柔然,很快就显出了他年轻有为、桀骜不驯的风姿。于是,权欲旺盛的冯太后怎么也放心不下这位十多岁的皇帝了,便经常过问、干预北魏政事。这自然会引起献文帝的不满,加之他们并非母子关系,于是,一场司空见惯的宫廷权力斗争于不知不觉间就爆发了,结果自然是根基深固、极富政治谋略的冯太后获胜。献文帝下诏禅位,传给拓跋宏。《魏书·天象志》对此写道:“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是为孝文帝。”

拓跋宏即位时只有五岁,在平城皇宫的太华殿前举行隆重的登基大典时,他是被人抱上皇帝宝座的。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娃娃,冯太后自然不会有什么值得担忧,也就再度临朝听政,将一应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她也在因忤逆而“禅位”的献文帝身上吸取教训,将年幼的孝文帝按照她心中想象的模式加以引导、塑造、培养。

拓跋宏的血管里流着的虽然是鲜卑族拓跋氏的血液,但他从小受到的却是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抚育他的祖母是汉人,围绕在他身边的大臣也是一批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汉族士大夫。他自幼爱好读书,手不释卷,天分极高。《魏书·高祖纪》说他“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冯太后还亲自创作《劝戒歌》、《皇诰》等文章督促他阅读、背诵,将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等封建道德传授给拓跋宏,并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影响他。比如冯太后生活节俭,“不好华饰”,对待下人比较宽慈,拓跋宏也依样仿行。

儿时的生活积淀在拓跋宏内心深处,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此后,孝文帝一辈子爱好诗文,并创作了大量的诗赋文章约四十卷;他为政勤奋,励精图精,个人生活相当节俭;他提倡封建伦理道德,讲究孝悌、仁义、忠信,不仅身体力行,也要求臣民如此。这些,都是他日后推行全盘汉化政策的内在基础与指导思想。

当然,孝文帝拓跋宏并未完全放弃鲜卑习俗。文治武功,是中原传统文化的理想楷模。况且,当时南北对峙,战争频仍,也需要帝王具有带兵打仗的卓越能力。因此,拓跋宏在习文的同时,也练就了一身武功。他从小善射,“及射禽兽,莫不随所志毙之”;臂力也好,十多岁时即能以手指弹碎羊的肩骨。

是鲜卑血统、游牧遗风与特殊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孝文帝既具骑射武功,又富汉文化修养这一文武兼备之才。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拓跋宏 第二章

拓跋宏的父亲献文帝禅位时只有十九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但还是掩人耳目地发表了一份诏书,说他逊让皇位是想过过清静生活。退位后的献文帝被尊为太上皇,但他根本清静不了,一颗年轻而火热的心灵总是跃动着想干点什么,就以太上皇的身份亲自率兵出击柔然,并不断地巡视各地,“国之大事咸以闻”,还将冯太后罢黜的一名旧臣重新起用。所有这些,自然又引发并加深了他与冯太后之间的矛盾。宫廷斗争最为赤裸、血腥而残酷,争斗双方往往不择手段,置血缘亲情而不顾,让对方倒毙在一片惨淡的血光之中而后快。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迫他逊让退位、送上一顶太上皇的头衔就已经是手下留情很不错的了。可献文帝毕竟年轻,未能领悟到冯太后的深远用意,还是一个劲地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献文帝便成了冯太后眼里的一根“肉刺”、脚下的一块石头,公元476年,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毫不客气地将他杀害了。

这一年,拓跋宏九岁。他两岁丧母,长大后一直不知生母是谁;九岁又失去了父亲的关怀至爱。如果不是特殊的出身,他本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过上一个正常人应有的生活,可是,封建王朝那无可更移的专制残忍决定了他一辈子只能在畸形的环境与氛围中打发人生。

献文帝一死,冯太后即被尊为太皇太后。直到她于公元490年去世为止,一直都在临朝称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清末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很有可能就在冯太后身上吸取过不少“灵感”。然而,冯太后不仅才能出众,而且政绩斐然,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将北魏治理得有条不紊,为慈禧太后所远远不及。若以女人的治国能力及成就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唯有武则天可与冯太后差强比拟。

冯太后临朝听政,不仅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所为,而是以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政治家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她不仅按自己心中的理想培养新皇,还将整个北魏纳入自己构想的框架与模式之中。她的目标相当明确,一是进攻南朝,并乘其内乱之际,出兵夺取了淮北的大片领土,将北魏的边界推进到淮河一带;二是改革内部,采纳汉人王朝的礼仪制度治理国家。小小的改动无关痛痒,当然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难以达到有效的目的,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然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及顽固坚持鲜卑旧俗贵族的反对。于是,冯太后果断地处理了一批政敌,将他们或处死或免爵或流放。然后,她依靠冯氏家族成员,重用宦官及汉人官吏,拉拢鲜卑元老,在自己身边培植了一批可靠的亲信,巩固权力,加强改革。

在冯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班行俸禄制。

游牧民族南下的目的就是为了抢掠财富,他们往往“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氏族首领为了鼓励士兵作战勇敢,一是听凭劫获之物归于个人,二是论功行赏,“班赍将士各有差”。这样的政策大大激赏了将士打仗的兴趣,他们明白从战争中得到的利益,要比游牧大得多多,人人冲锋陷阵、个个争死效命,很少发生退缩、叛变与逃跑之事,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后,仍保留着过去的遗风——百官没有俸禄,收入主要依靠掳掠与赏赐。赏赐的对象除了出征将士,还有文武百官。北方统一,战争与掠夺的机会就少了。官员没有俸禄,只有通过搜括、贪污、经商等手段自己想办法解决。“时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于是,官员公开贪污受贿徇情枉法,大肆搜括于民无法无天。北魏吏治腐败,财政匮乏,国家机构遭到严重蛀蚀,鲜卑贵族贪图享受,昔日的犷悍善战之风也在逐渐消失。历代皇帝对此深感不安,多次下诏惩治不法官吏,可根本解决不了官员腐败这一头痛的老大难问题。官吏无俸禄,若不贪污搜括靠什么生活?少数廉洁自律的官员,特别是部分汉人官吏家徒四壁,生活相当困难。要想治本,只有班行俸禄。

公元484年,孝文帝下诏实行俸禄制。俸禄每三个月发放一次,以每年十月为起始。同时,对贪污行为制定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俸禄制推行后,加强了北魏的中央集权及封建化进程,确曾起到了保证官吏日常生活、杜绝贪污搜括的明显效果。它不仅是孝文帝改革的前奏与先声,也是北魏根除游牧奴隶制残余,接受汉族官僚政治制度的表现与象征。

就在俸禄制实行一年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后,北魏又在经济上采取了一项相当重要的改革——均田制,它由鲜卑族的部落分工中的计口受田发展衍化而来。

长期的战乱使得原本富庶的中原地区呈现出一片凄凉萧索景象,出现了不少无主荒地。同时,流亡人户的返归乡里、大量迁徙的民众及豪强地主的强行霸占使得不少有主土地的归属也存在着严重的产权纠纷。许多农民得不到土地无法生存,或是聚啸山林作乱,或是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北魏政权的统治,因此,清理户口、整顿地籍的改革措施势在必行。

均田制,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对现有土地实施分配与调整。而先行建立户籍是推行均田制的基础,只有核准人口,才能按户授田。北魏初期没有户口制度,不少农民或破产逃亡,或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人口无法统计,政府的赋税收入大大减少。公元473年,孝文帝派人到各地清查户口,仅青州和冀州等五个州就查出隐户人口十多万。于是,北魏在冯太后亲信李冲的建议下废除宗主督护制,建立“三长制”。其具体内容就是“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向各州派遣户籍大使,以检查户口、确立户籍。三长制打破了几百年来地方的宗族势力,将依附于豪强大族的农民收归国家直接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

三长制建立,北魏即开始严厉推行均田制,将露田、桑田、麻田、宅地、菜地等不同质量的土地按照一定的数量分给普通百姓,授予地方官吏以公田(即俸禄田),并对土地的继承、买卖与转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与控制。与均田令颁布的同时,北魏政府还对赋税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确定新的租调制,以减轻农民负担。

三长制、均田制与新的租调制是一个系列与整体,它们相互配套施行,对豪强大族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一些限制,从他们手中夺回了大量劳力,分给农民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中国古代平均主义理想的一次打了折扣的实现,它使得耕者有其田,满足了广大农民的部分要求,对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社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土地改革制度,经历了北魏、北齐、北周、隋,直到唐代中叶才告终止。它在古代持续了约三百年,并影响到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但其开始却是北魏孝文帝时代。

其实,三长制、均田制与新的租调制都是由冯太后拍板,然后以孝文帝拓跋宏的名义颁布施行的。拓跋宏虽然也参与了决策并积极推行,但起主要决定作用的,还是冯太后。

随着孝文帝的一天天长大,他与冯太后的关系也日渐微妙而复杂起来。冯太后虽然不是拓跋宏的亲祖母,但他一直受着冯太后的抚养、教育及恩惠,自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亲情与依赖。冯太后按照自己心中的模式培养、塑造他,拓跋宏从小就接受着汉族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们的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一致。然而,两人之间也有矛盾与摩擦,这矛盾的关键还是在于一个字——权。作为封建制度的最高统治者,权力就是一切,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冯太后权欲极盛,且生性猜疑,她看到一天天长大的孝文帝越来越“聪圣”,担心将来难以控制,“不利于冯氏”,又打起了废掉的主意。于是,她将拓跋宏关在一个室内三天不让人送饭,时值寒冬腊月,他穿着的也仅是一件单衣。冯太后召集大臣讨论,打算另立咸阳王禧为帝,遭到不少元老大臣的激烈反对,才不得已而作罢。同时,她还命令内官监视孝文帝的言行举止,每十天报告一次。一次,宦官密报了他的“过错”,冯太后大怒,立即传来拓跋宏,狠狠地打了他数十大杖。孝文帝无法反抗,只好“默然而受,不自申明”。拓跋宏性情聪颖,深深地懂得忍让之道,不是像他父亲那样血气方刚。也许,他正是从父亲身上吸取了血的教训,才没有扩大他与冯太后之间的矛盾。如若不然,以冯太后之坚毅与谋略,哪怕大臣“固谏”再厉害,早就将他从北魏的皇帝宝座上一脚踢开了。

公元486年,孝文帝年满二十,已经长大成人了。于情、于理、于势而言,冯太后都不便继续临朝听政,她不得不将权力的“魔杖”交给拓跋宏。于是,“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这才正式主持朝政,连诏册也亲自动笔起草。

拓跋宏亲政后,冯太后并不是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以她那极盛的权欲而言,肯定还要时不时地过问一下朝政,但起主要作用的自然已是孝文帝了。在拓跋宏为皇的二十八年时间里,对权力的执掌应该分为三个阶段:一、五岁登基到二十岁时,大权完全掌握在冯太后手中;二、二十岁亲政到二十四岁时冯太后去世,他与冯太后两人共掌朝政;三、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三岁离世,政权归于拓跋宏一人,这一阶段也是他大刀阔斧全盘汉化之时。严格来说,孝文帝真正执掌北魏朝政的时间也就不过八九年时间。但是,他五岁当皇,在位二十八年,也算得上是一个资历颇老的帝王了。封建皇帝的九五之尊使他从小就在大臣及民众心目树立了一种无上的威严与凛然的形象,一旦大权在握,他就显出了一代英主的勃发雄姿。

冯太后于公元490年逝世,时年四十九岁。冯太后死后,拓跋宏十分悲痛,五天没有好好进食,一天三餐仅吃小半碗米粥,丧服也一直不肯脱下。尽管冯太后立下遗嘱,要求丧葬从俭,但孝文帝还是将她的丧礼举办得相当隆重,并表示要遵照古礼,守孝三年。在遭到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的强烈反对后,才勉强作罢。

孝文帝之所以要在冯太后的丧礼上“大做文章”,一是因为他确实对她怀有较为浓厚的感情,尽管冯太后斥责过他,还想废掉他,但他总是认为“养育之恩,诏教之德,寻之旷代,未有匹拟”;再则,孝文帝想通过丧礼的形式,将汉族的封建礼仪文化、忠孝仁义以身示范地落到实处;同时,他也想通过葬礼向文武大臣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将以更迅速更坚决更彻底的方式将冯太后的改革方略执行到底。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拓跋宏 第三章

拓跋宏自从懂事起,就是名义上的皇帝。但实际上的皇帝却是冯太后,他得听从冯太后的安排,看她的脸色行事,在她的监督与控制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过日子。哪怕亲政后,他也不敢过于放开手脚,总是顾忌着冯太后的威严。而冯太后一死,他才真正成了一个君临天下的名副其实的皇帝,在向臣民们显示自己无比哀痛的同时,他那内心的潜意识深处,又何尝不怀着一丝轻松与喜悦呢?

不管怎么说,冯太后是北魏改革的先行者,是她拉开了北魏汉化的序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是她引导拓跋宏接受了汉族文化的洗礼,对他身上的“胡气”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是她为拓跋宏的改革深化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如果没有汉人冯太后对北魏的苦心“经营”,它的发展很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新的光景。

拓跋宏早就想大干一番了,他一直憋着、忍着,直等到二十四五岁冯太后辞世,才有了真正的出头之日。那积聚、压抑着的内在潜能一旦喷发出来,便汇成了一股沛然莫能之御的强大力量。对此,《魏书·高祖记》记载道:

<em>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em>

<em>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济益……赏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em>

拓跋宏完全掌握朝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北魏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

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凝练地用一个词语概括——全盘汉化。迁都洛阳,表明了他全盘汉化的决心,也是他改革能否彻底、能否成功的一个转折与标志。

鲜卑拓跋部落发源于遥远的边陲之地,他们的人口本来就少,进入广袤的中原后,必然成为一支少数民族。如果仅仅限于抢劫,他们自可来去如风,完全保持着过去的那种野蛮的游牧生活及习俗;然而,若是长期占据中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他们就不得不调整、改变过去的生存方式,由游牧生活变为先进的农业耕作。

就鲜卑拓跋氏的发展进程而言,早在北魏之初,就已开始逐步采取汉化政策了,他们南侵的速度、深入的进度与汉化的程度几乎呈现出一种同步发展的态势。

鲜卑拓跋部南下,已有过迁都的历史。道武帝拓跋建立北魏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后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也就是说,平城也是北魏统治者迁都的产物。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平城的发展建设很快。至孝文帝时,平城作为北魏都城已近百年,城内“里宅栉比”,已颇具规模。平城,是北魏从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过渡的一个缓冲,它处于两种文明的交接之地,这里的气候、草原比较适于畜牧业,也具农耕文明的特点。从平城北上,可以抵御柔然入侵;南下,可以对中原形成席卷之势。最为重要的是,这里便于拓跋氏集中武力,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如果仅仅局限于现有的地盘与统治,平城于鲜卑而言,自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定都之地。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北方柔然、高车的威胁业已解除,南方的领土在不断扩大,具有雄才大略之气的孝文帝拓跋宏已明确了北魏的战略目标——南伐齐朝,统一中国。平城,作为北魏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显然已不再适应当时的战略发展目标。平城地处黄土高原东北部,这里气候寒冷、土地贫瘠、风沙严重、十年九旱,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平城北靠阴山,西临黄河,东有太行山,东南部排列着呈多字型构造的恒山、五台山、太岳山,交通极为不便;而最主要的一点,是这里的鲜卑贵族集中,他们思想保守,生活腐化,坚持鲜卑旧俗,已形成了一股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

由此可见,北魏如若发展,就必得改革;而改革的关键所在,就是必须离开平城,迁居中原。当时有邺、长安、洛阳等三个地点可供选择,拓跋宏经过一番权衡比较,目光最后落在了居古代“天下之中”、气候比较温和的洛阳。他之所以看重洛阳,恐怕最主要的是因为这里的汉族士大夫数量最多,为汉文化之中心;另外,洛阳接近南朝,也便于他随时用兵,“南荡瓯吴”,实行一统天下的雄心。

只有离开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才能顺利地推行全盘汉化的改革方略。这不由得使我们想到了民国初期的迁都之议,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拟将国都从北京迁至南京,远离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大本营,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惜乎这一迁都之议最终未能实现。

拓跋宏深知,如果贸然提议迁都洛阳,必然遭致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南迁,就意味着他们放弃现有的家业,放弃已然习惯了的生存环境,放弃骑射游牧的“武功”之长……不少鲜卑贵族认为,北魏的天下是以平城为据点一点一点从马背上打下来的,如果离开平城,就很有可能失掉他们好战勇武的民族特性,不仅难以统治汉人,反而会被他们同化。一般鲜卑人并未像拓跋宏那样从小就接受过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他们对汉文化常以征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抱有一种藐视小看、不以为然的态度,也没有拓跋宏心中的那种危机与紧迫感。他们只要能够压制汉人,为所欲为、自由自在、作乐享受就心满意足了。因此,拓跋宏不无忧虑地说道:“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如果强行迁都,弄不好,很有可能会酿成一场无法收拾的内乱。为了达到顺利迁都的目的,拓跋宏不得不费尽心机,反复考虑,定出了一个相当巧妙的万全之策。

公元493年5月,孝文帝召集群臣,宣称南伐萧齐。他命太常卿王谌占卜南伐吉凶,结果卜得一个“革”卦。于是,拓跋宏大声说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吉孰大焉。”鲜卑元老、皇叔任城王澄当场提出异议,马上就被他厉声压制下去。退朝后,他又单独召见任城王澄,两人推心置腹地交谈。孝文帝说平城虽然是一块用武之地,但不可达到“文治”之效,他想以南伐为由迁都洛阳,移风易俗,“因此光宅中原”,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召见的结果表明,任城王澄非但不再反对,还变成了迁都的积极拥护者。

接下来的一切便完全按照孝文帝早就安排好了的计划开始有声有色地执行了:公元493年7月,孝文帝亲率三十万步兵骑兵从平城出发,征讨南齐。天气一直不好,大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崎岖难行,阴霾的天空像口铁锅般扣在头顶压得人简直喘不过气来,而南方的潮湿气候更使得这些在北方生活惯了的养尊处优的鲜卑贵族及手下群臣倍感疲累。大军南下,一路缓缓行来,走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才到达洛阳。在洛阳稍稍休整,拓跋宏有意选择了一个暴雨如注的日子披甲上马,挥鞭下令大军继续前进。听说还要继续南征,蜕化了的鲜卑贵族一个个心惊胆战,全都跪在拓跋宏马前,恳求皇上开恩不再南进。紧接着免不了要上演一出进谏、发怒、再进谏的活剧。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若不向南进军也可以,那就得把都城迁到洛阳。”然后要大家站队表态,愿意迁都的站在左边,不同意的站立右边。一声令下,几乎全都排到了左边;站立右边的也不是没有,但只有为数极少的孤零零几人。左边的鲜卑贵族、文武大臣全都伏在地上,捣蒜般叩头不已,大声高呼“万岁”。拓跋宏见状,就正式诏告天下,北魏要迁都洛阳了。

这一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在他自编自演的一出活剧中出色地完成了。留在平城的鲜卑贵族——那些遗老遗少们即使心怀不满,因大军被拓跋宏带走,没了反抗的资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公元493年10月,孝文帝下令营建洛阳。第二年三月,他北回平城,再次对有关鲜卑贵族及文武大臣做了一番恩威并重的说服工作,并就南迁及留守人员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安排,逐步实施南迁计划。

公元495年9月,以平城文武百官及后宫粉黛移居洛阳为标志,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历时三年的迁都措施大功告成。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拓跋宏 第四章

拓跋宏作为鲜卑民族的一员,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拓跋氏的血液,于本族文化自然有着一种本能的亲切与好感;然而,他从小又受着汉民族儒家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两种不同的文化因子同时并存于他的内心,肯定会时常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两相比较,他从理性上还是认同了汉族文化,因为它毕竟是当时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先进代表。他完全拜倒在汉族文化脚下,并苦心孤诣地引导着他的臣民们走上先进的文化之路。

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汉化改革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孝文帝不再满足于过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与速度,以多侧面、全方位出击的态势,对汉族文化不分精华与糟粕,全盘“拿来”、为我所用。

具体而言,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废除旧俗,实行汉化。鲜卑拓跋部有一种西郊祭天的古老仪式,由早期决定重大方针政策的原始部落联盟大会逐渐演变而来。在决定迁都洛阳后的第二年三月,孝文帝“罢西郊祭天”,毅然予以废除。不破不立,先破后立,这一举措很好地表明了他彻底改革的决心。

在接受汉文化方面,他首先从语言、服装、姓氏等人们的习俗方面做起。

孝文帝于公元495年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严厉禁止鲜卑语言,以洛阳汉语为通行的标准语言,并命人著有《河洛语音》等书以供鲜卑人学习汉语之用。

胡人为便于骑射,往往着长靴,窄袖短衣。进入中原后在为数众多的汉族人中就显得十分特别与刺眼。为减少民族隔阂,孝文帝下令改鲜卑服装,采用汉人的褒衣博带。

鲜卑姓氏多由部落名转化而来,常常是几个字连在一起的复姓,译成汉字十分繁复,孝文帝下诏全部改为汉姓。比如改拓跋为元,纥骨为胡,伊娄为伊,丘敦为丘等等。他不仅把鲜卑复姓改为单姓,还将一些鲜卑名改为汉名。

二、改革官制。北魏前期,政府机构采取的是胡汉混合的官僚体制。后来,孝文帝仿照南朝,对官制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比如取消内行官系统,由宦官和女官担任;确立御史这一新的官制,日益扩大、加强其权限;官分清浊,适合士族担任的官职叫清官,适合庶族出任的则称浊官;对爵位由虚封改为实封,推行食邑制度;建立官吏考绩制度,并与整顿吏治结合在一起……

三、改定律令。孝文帝一代修订律令共有两次,他不仅亲自讨论、修改法律,还亲临刑狱,听取冤讼,决断疑狱;他强调实事求是,反对刑讯逼供;他惩办酷吏,减轻刑罚,废除了“门房之诛”、族诛、车裂、腰斩等酷刑。

四、推崇儒学。拓跋宏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的一套学说,因此他十分尊崇孔子,推重经术,对儒家的思想核心——礼仪尤为重视。他恢复雅乐,建立学校,全盘采用汉人的儒家文化教育。

五、建立门阀制度。门第和阀阅是汉人士族炫耀的资本,鲜卑族并无这一制度。入主中原后,往往在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无法与汉人士族相比的自卑心态。为了提高鲜卑贵族的特权与地位,公元495年,孝文帝制定姓族,建立门阀制度。他将鲜卑门阀等第分为姓和族,姓比族高。鲜卑门阀贵族共有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八姓。有了所谓高贵的门阀,鲜卑贵族便有了与汉人士族通婚的资本,胡汉联姻相当普遍,这在生理与血缘方面也加强了鲜卑与汉人的融合。

孝文帝推行的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全盘汉化改革措施,确曾给当时的北魏带来了文化的兴盛与繁荣,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地理学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北魏的隶书——魏碑结构严谨,笔画沉着,堪称中华书法之瑰宝;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及炳灵寺、麦积山等石窟集文学、艺术、雕塑、绘画于一炉,是北魏文化的典型代表;整个南北朝时期两部辉煌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都创作于北魏末期,它们是汉化以一种别致的方式所展示的成果与结晶,如果没有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就不可能有这两部不朽著作的诞生与问世……

在内部改革的同时,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统一大业。他生性聪颖、性格果断、颇有魄力、极富胆略,但性子似乎过于急躁,一些事情,他恨不得毕功于一役,在他手中全部完成。刚一迁都洛阳,他就置大臣劝阻于不顾,在内部尚未安定、兵力物力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急急乎率军南征,兵分四路全面出击,结果历时半年,基本上归于失败。

公元496年10月,离第一次南伐无功而返仅只一年多的时间,他决定利用南朝内部政治动乱的大好机会,再次大举伐齐。此次,孝文帝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刚开始,魏军连连得胜,攻取了南阳、新野等沔北不少郡县,但涡阳一战,魏军惨遭失败,一万多士兵战死,三千余人被俘。后虽转败为胜,但这场历时七个月的南伐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成效。

公元498年4月,拓跋宏发州郡兵二十万,限八月中旬集中,准备第三次大举进攻南齐。南伐的高车兵害怕远征相率起义,适逢齐明帝逝世,孝文帝以“礼不伐丧”为名暂停进攻南朝,派兵镇压起义以平定内乱。长年的远征劳累早已使得孝文帝疲累不堪,而内部的各种矛盾又弄得他心烦意乱。就在这时,后院突然起火,有人报告皇后冯妙莲与冒充宦官的僧人高菩萨私通。犹如火上浇油,拓跋宏不禁大为恼怒,下令幽禁冯太后,将僧人高菩萨及“牵线人”——宫中执事双蒙一同处死。孝文帝气急败坏,心力交瘁,那早已虚弱的身子不禁染上了重病。延医吃药,疾病稍有起色,身体还未复原,他又支撑着病体亲率大军征讨南齐。结果病入膏肓,于公元499年4月26日死于军中,年仅三十三岁。

孝文帝临死之前,也没忘记那位淫荡的冯太后,他留下遗诏吩咐道:“皇后不守妇德,恐死后干预朝政,赐令自尽,另择地以皇后之礼安葬。”

拓跋宏为了皇位,为了北魏的国家大业,几乎没有获得过什么家庭的幸福与温暖。他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多重悲剧。两岁时,母亲因他的皇太子身份而赐死;九岁时,父亲成了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在他临死前两年,十五岁的太子元恂在鲜卑贵族守旧派的煽动与支持下反对汉化改革,阴谋逃归平城,并乘机发难,拓跋宏为了改革大业,只有“大义灭亲”,将其废掉,继之赐死;夫人冯皇后犯下宫中私通之罪,又被他临终前亲自赐死。父母、夫人、儿子,不是遭人谋杀、赐死,就是自己下诏赐死。在拓跋宏的血缘至亲与家庭生活中,似乎弥漫着一股凄凉而惨黯的阴风,终其一生,也没有飘散过。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拓跋宏 第五章

拓跋宏一直怀有一统天下的大志,然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天不假年,壮志难酬,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岁即含恨而逝,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后人对他的看重、学者们对他的研究、他在历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并非他的武功,而在于他的文治——全盘汉化。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时间的实践与检验,特别是文化习俗的变更,往往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努力。北魏的汉化改革在初期即开始潜移默化地施行,在冯太后与献文帝手中,这种改革已变为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孝文帝拓跋宏更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将它推到了一个极端,而等到结出文化之果,则是下一代的事情了。

如果我们撇开其他不谈,单看孝文帝拓跋宏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改革所导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使得个性鲜明、习俗独特的鲜卑民族不复存在,全部消融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如果没有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政策,鲜卑民族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难道说,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就非得以某些民族的完全消失为代价吗?

少数民族怎样才能在一个开放而交流的世界中既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又能接受先进的文明成果?

这实在是一些复杂难解而又不得不令我们深深思索的问题!

且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回到本文开头所述的西晋时期,看看“五胡乱华”的那些少数民族的命运。

在那天昏地暗、长达一百三十六年之久的混战中,几乎每一支军队都可以组织政府、封官拜爵、发表文告,建立起一个帝国。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五个民族都先后建立过属于自己民族的政权,然而,在经过一番残酷血腥的战争较量之后,匈奴、羯、氐、羌这四个民族的领导阶层几乎全部灭绝,剩下的普通民众,也消失在人数众多的汉人之中被同化得无影无踪,连一点痕迹都难以找寻了。剩下的一个鲜卑族,先行定居中原的几个部落,也跟其他四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多大差别;而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其实是后来在北部崛起的,它并未参与前期的五胡乱华“大合唱”。就是这支剩下的鲜卑拓跋部,也在孝文帝的彻底改革之后于一个世纪之内被汉族完全同化,不复存在了。

凭借刀光剑影的武力让其对手消失,这一过程及其结局理解起来并不困难。而让后人费解的是,以鲜卑拓跋部为开端,为什么那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胜利者也总是像沙漠中的水滴一样,不知不觉地消融在汉族之中了呢?

如果我们以鲜卑拓跋部为个例稍作分析,也许会获得一定的感悟与启示。

拓跋部崛起于北方,体魄强健、粗犷剽悍、长于骑射。在冷兵器时代,骏马的神速、弓箭的远距离射程及强健的体质使得拓跋部的军事力量位居一流,在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对垒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能在短暂的时间内扫平群雄。统一北方后,如何才能长期、有效而稳固地统治在人数上占绝对多数的汉人,这是拓跋部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北魏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前此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吸取,只有自个儿地逐步摸索。拓跋部可以在马背上以武力夺取天下,却难能用过去的军事模式治理天下。他们面对着的是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农耕生活,不可能将脚下这块广阔无边的华北平原变成过去的游牧之地,况且持续增长的人口也只有依靠并振兴农业才能获取粮食、解决生存危机。而军事力量的强大并不等于文化的先进,文化、经济与军事的发展虽然构成互动的关系,但又相差有别,难以形成同一梯度的发展水平。鲜卑族不可能将过去那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强加于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头上,除了学习、改革与适应外,别无他法。而文化往往是一个整体,是“道”与“器”的结合,它不仅包括农业耕作等先进的技术手段,还包含着哲学思想、政治体制、国家机构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拓跋氏所面临着的中原汉族封建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这种文化是千百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为顺应这里的气候、环境而创造出的一种较能适合于他们生存的传统文明。鲜卑拓跋部既不可能用过去的游牧文化统治中原,也难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异质文明加于汉族人民头上,因此,学习、吸收并接受中原汉族传统文化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与选择。如若不然,他们只有退回遥远的荒漠继续与寒冷的气候、恶劣的环境为伍。

于是,拓跋部不得不选择了农耕方式及中原文化。

他们被束缚在一块土地上,定居于某一地点,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广阔的草原上奔驰游猎了。刚开始肯定难以适应,热血总在莫名地沸腾着,北魏初期的几位皇帝就以不断地巡行各地加以变相地补偿。农耕生活虽然单调而沉重,但与游牧生活相比,却充满了舒适、安逸与温馨,最主要的是,他们无需经常冒险,没有了过去的饥寒之虞,可以相对稳定地过日子。追求安稳、舒适与享受,这是人类的一种无可更改的内在本性。因此,他们很快地就适应而且喜欢上了农耕生活。日子一长,身体素质相对地就变得柔弱起来,没有了过去的剽悍强健,也没了往昔的冒险与吃苦精神。而孝文帝拓跋宏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成功地上演了一出迁都活剧。如果拓跋部还有早年打天下时的刚健强壮体魄与吃苦冒险精神,他们绝对不会恳求滞留洛阳,而是欣欣然地控弦跃马、踊跃南征。

在与汉人的接触过程中,拓跋部又慢慢地信上了佛教。北魏王朝建立之初,道武帝拓跋就很崇奉佛教,他“颇览佛经”,平定后燕进入中原时,所经郡国佛寺,禁止军队侵犯,见沙门恭敬致礼。上行下效,信佛改变了拓跋部残忍好杀的习性。从杀人不眨眼到爱惜每一生灵,从茹毛饮血到戒荤吃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尽管拓跋部严格奉行佛教禁忌及出家的教徒并不多,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民族特性。

佛教喜静不喜动,它传播的是一种冥想、忍让、退缩、柔弱的人生观念;而拓跋部后来接受的中原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一种世俗、阴柔、虚伪的哲学,这样一来,就使得鲜卑拓跋部的阳刚与冒险精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拓跋部在入主中原后,无论是外在的身体素质,还是内在的精神灵魂,都打上了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战斗力的下降。当其势力推进到江淮地区后,就停滞不前了。这固然与活动性较强的骑兵受地理环境的约束,难以发挥过去的优势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拓跋部失去了过去的刚健尚武之风。即以拓跋宏迁都洛阳时率领的一支三十万大军而言,他们并未遭遇敌军,只不过在阴雨连绵的天气、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行走了一个多月,就已弄得疲累不堪、畏葸不前,实在难以想象,这样的军队会有多大的战斗力呢?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拓跋宏的全盘汉化之举,鲜卑拓跋部也会慢慢地消融于汉民族之中的。他所做的,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

后人在评价拓跋宏的全盘汉化改革时,不外乎以下三种观点:

一、褒扬肯定。认为他完成了北魏社会的封建化,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进步。

应该说,孝文帝的全盘汉化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也是他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方略。

二、褒贬兼而有之。在肯定拓跋宏汉化改革的同时,认为他不该没有选择、不分青红皂白、不论精华糟粕地对汉族文化一概吸收,比如门阀制度的建立就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它不仅使得鲜卑贵族日益腐化无能,还使得兵士地位下降、士气低落、战斗力更低。而他于迁都洛阳不久,在准备不足、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就接连不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征伐南齐的军事行动,更有操之过急之嫌。

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人们当然是想择优从之,舍弃那些腐朽的部分。然而,哪是精华哪是糟粕,一下子确实难能分清。再则,文化往往是一个整体,金玉与泥沙并存,难以“条块”分割。关于文化的扬弃这一古老的课题,不仅拓跋宏,即使今人也难以拿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拓跋宏在短短的时间内三次南征,也许是想借助拓跋部往日的阳刚之遗绪,一举荡平南朝。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越往后去,拓跋部将会日渐柔弱,战斗力会更差。如不早日采取行动,一统天下的宏伟志向恐怕就会成为梦想。然而,强弩之末无法穿透铠甲,他也只能在南伐的军事行动中一次次地无功而返,结果落得个染病身亡。北魏的三次南伐,虽然夺取了淮南之地,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得北魏那原本略微超过南朝的实力有所削减,变得旗鼓相当,从而拉长、延续了南北朝之间的对峙与僵持状态。

三、全盘否定。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只学到了汉人的繁缛礼仪与腐朽的因子,丢掉了拓跋部勇武质朴之长,他的改革不仅没有起到振兴北魏之效,反而导致了民族的柔弱与国家的衰亡。

没有孝文帝的改革,拓跋部也已经或正在失去祖辈的勇武与刚健。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指有着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方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综合共同体。这里,地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地域条件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乃至饮食结构,它们决定了各各不同的经济生活,而长期的经济生活必然形成一种较为凝固的文化心理素质。也就是说,一旦离开旧有的生活地域,就必然导致民族特性的消失。鲜卑拓跋部如要永远保持昔日的勇武质朴,除非退回到过去的生活区域才能做到。

而北魏的衰亡也并非全由拓跋宏所为。如果没有当初的迁都洛阳,加强南部势力,也许南齐早就北伐成功,收复了中原失土也未可知。要说拓跋宏改革的失误,恐怕主要还在于忽略了代北边境之地。冯太后听政时时,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等都是以孝文帝的名义在平城颁布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而迁都洛阳后,政治军事重心南移,孝文帝的改革主要在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进行,对过去的发迹之地——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地区,也许是经济条件的制约,也许是鞭长莫及,也许是想集中精力对付南朝,反正是没有顾及那块重要的地方。南部全盘汉化,而北部则呈现着强烈的鲜卑化倾向,鲜卑语、鲜卑服、鲜卑习俗依然如故,而门阀世族制又将代北边镇的贵族排斥在外,使他们变为处于底层的庶姓,因此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时间一长,就慢慢地分裂为以洛阳为中心和以平城为中心的两大集团,结果导致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内乱,加速了北魏的灭亡。而北魏迅速衰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孝文帝后继无人。中国封建统治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治,兴衰得失,往往与当权者密不可分。明君使得国力强盛,而昏君、暴君、庸君则导致国势衰弱,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一条铁定的规律。孝文帝死后,继任者或是平庸无能,或是昏聩暴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很快就将一个好端端的北魏给彻底葬送了。

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拓跋宏 第六章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一共有过四次民族大融合。

第一次从夏朝开始,历经商周秦汉共约一千五百年的时间,这是华夏民族与周围各民族的一个高融合期。在这一时期内,华夏族通过武力征服的手段,将东夷、胡、鬼方、西戎、三苗、越、狄、巴、乌孙等多个民族融于一体,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

第二次发生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特点是民族的迁徙与演变呈对流状态,即一部分汉人迁往周边,而周边的少数民族或是由于汉人的强迫与邀请、或是因为他们的武力入侵,总之是一批批地涌入内地。而导致的结果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被汉族的同化与消失。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大致发生在宋辽金元时期,其特点是在边疆地区进行,又有党项、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融于汉族之中。

第四次发生在满族入主中原的清朝,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及中华民族的基础。

据有关气象资料表明,中国五千年来共出现过四个寒冷时期,其最低温度大致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公元1200年、公元1700年左右。气候寒冷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举步维艰,他们不得不南下劫掠入侵。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期正好与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时间基本吻合:第一次是西周后期的北方狄人大举南侵,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的五胡乱华,第三次是宋、元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族连续南下,第四次是清廷入关。

颇有意味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每次南侵,大多类似气象学上的寒潮,在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亚南部积聚,形成高压冷气团蠢蠢欲动。每遇中原王朝衰微或内乱,他们就如低气压铺天盖地地长驱南下。中原越衰弱,塞内越混乱,他们南下的速度也就越快越深入,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些游牧民族南犯之前,他们全被中原之主视为没有开化的野蛮民族,并蔑称为“夷”。而一旦这个突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成为新的中原之主后,它的北边必然出现一个与它从前同样落后、同样野蛮的民族,然后又是新的一轮的入侵与改朝换代。比如北宋遭受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侵凌,辽则被女真族的金朝所灭;而金朝又被后起的蒙古族灭掉,蒙古人退出中原后,又由后起的清廷入主。蛮族每一次入侵,都给中原农耕文化带来一场巨大而惨痛的浩劫,而精于耕强、头脑发达、体质柔弱的中原民众怎么也斗不过如洪水猛兽般的游牧民族。他们所能采取的,就是以柔克刚,在绵绵不绝的历史长河里,以一种柔韧的特性、广阔的胸怀、世俗的哲学、温馨的生活一点一滴地将那些蛮悍的少数民族同化。除开蒙古族在明初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自动退出中原外,其他异族,只要是长期生活在这一地盘上的,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汉人的一个分子。自汉唐以降,或整体或部分融入汉民族之中的主要民族就有鲜卑、契丹、女真、室韦、鞑靼、匈奴、突厥、回纥、党项、白蛮、六诏等。而每次融合,都给汉民族的血液中添加了新的成分,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原地带不仅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汉族更是一个似乎能融化一切异质民族的神奇民族。不管这些民族多强大、多勇猛、多野蛮、多富特性,只要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带,长期与汉人交流交往,就不知不觉间改变了自己的个性与特质,而与汉人融为了一个整体。看似一盘散沙的汉民族那内在的同化力与凝聚力实在是强大得不可思议,令人肃然生畏。即以世界上最富特色、最难同化的两个民族——吉普赛人与犹太人而言,也不例外。

吉普赛人迫于战乱与灾荒,约于10世纪后离开印度开始成群结队地向外迁徙。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园,以大蓬车为交通工具和住房四处流浪,其足迹遍及欧洲、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各国。他们不事农桑,擅长音乐,酷爱歌舞,喜欢过一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以卜卦、卖药、卖艺、行乞、驯兽、修理等传统职业为生。他们每到一地,都是入乡不随俗,直到今天,仍强烈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可是,那些进入中国的吉普赛人却像洒落沙漠的几点雨滴,很快就与汉族的农耕文化融为一体了。翻遍史书,有关他们的记载也难以寻觅。

犹太人有自己的宗教,在公元前1世纪被罗马人征服而失去家园,从此便开始了长达近两千年的流亡生活。他们也曾流散到世界各地,哪怕遭受血腥的屠杀,都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性。最早进入中国的犹太人约在公元10世纪左右,到12世纪,就有大批犹太人侨居开封经商。刚开始,他们也能保持着本民族极为独特的个性。压迫导致反抗,宽容带来融洽,融洽产生同化。汉族传统文化那宽容、博大、柔韧的胸怀在不知不觉地改变、塑造着他们。慢慢地,他们就与汉人杂居在一起了,改汉姓、用汉名、说汉话,与汉人通婚。于是,他们的传统语言消失了,生活习性改变了,原来的体质标志、传统形象(如鹰鼻)也发生了变化而与汉人无异。汉族没有真正的宗教,他们就由过去的犹太教而改信当地的回教,还推崇并信奉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到了19世纪下半叶,开封的犹太人就已被完全同化了。这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中华民族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同化力呢?其原因何在?要破解这一复杂的密码,远非本文所能承担。在分析汉人同化异族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那就是汉文化中的某些因子与人类的深层本性颇为吻合。比如所有民族都不畏强权,但能接受因势利导;比如人们信仰彼岸,但更多的还是关注此岸、讲究实际、向往世俗;比如对稳定舒适、安逸享受的生活总是趋之若鹜,而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正具有这样的特性,在汉唐时,不少外族人(包括那些波斯商人),他们一到洛阳、长安,就“乐不思蜀”,不想回去而长期安居了;比如认同感,不因异族而遭受岐视,不以种族为划分等级的标准,等等等等。

于是,汉民族也就在千百年来的同化异族过程中变得格外独尊,总是以天朝的身份倨傲地俯视那些弱小野蛮民族,并凝聚成了一种优越的民族心理定势,自以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为古老、最为先进、无可超越而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文明。乃至到了近代,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出现了一种相当奇怪的反常现象——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顽冥不化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难道说汉族传统文化就只能同化别人,却容不得其他先进文化改造、同化自己吗?

全世界延续、发展至今的民族,大约还有两千多个,大到近十亿民众,小的只有几百、几十人口。现代所有民族,不论大小,不分强弱,他们都有自己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都有优越于其他民族的地方,都为人类的文化作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民族间的交流与交往必然更加密切与频繁,冲突与融合自不可免。然而,不论是冲突,还是融合,所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相互影响、相互同化。美国人种学教授哈顿曾经说过:“现代,没有任何人可以说属于一个纯正的人种,即属于一个本源、一个种。因为在文明世界中,所有的人种互相掺合。这种掺杂与混合是自古以来各人种之间的旅行、贸易和侵略关系的一种表现。”

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是人类整体的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由此而言,孝文帝拓跋宏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政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与发展趋势的伟大改革。撇开道德层面的善恶判断与功利性的成败得失不论,至少他那认同先进文化的自觉之举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可贵的榜样。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李世民 第一章

提起唐太宗李世民,人们自然会想到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中华民族多灾多难,难得有几个值得后人称道的繁华盛世。排得上号的,也就汉朝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明太祖之治,清康熙、雍正、乾隆之治等少数几个所谓的“治世”,其中尤以贞观之治为最,可谓封建盛世之极。

正是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基础,才有唐朝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繁荣兴旺、博大恢弘与显赫声威。唐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陶醉神往、骄傲自豪、回肠荡气的伟大盛世,没有哪个王朝可以与之比肩;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中国古代最英明的皇帝,为儒学士人视为理想化的帝王楷模,在历史上被长期称颂,还没有哪位君王能够超出其右。

其实,李世民并非唐朝的开国皇帝,而是第二代君主。按照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长子世袭制的传统,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从唐高祖李渊手中接过权力的魔杖。窦氏皇后生有四子,李世民排行第二,老三李元霸早夭,他与兄长李建成及小弟李元吉都是反隋建唐的有功之臣与重要人物。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五月,李渊在太原起兵,仅只一年时间就在长安建唐称帝。李渊做了皇帝,长子李建成便顺理成章地被立为太子。作为二子的李世民,除了被父兄视为忠诚可靠、南征北讨的“马前卒”外,对那高高在上的皇位不敢存有半点非分之想。

然而,他最终还是登上了帝王的宝座!

是时代为他提供了攫取权力的机遇与土壤,是卓越的才能与雄厚的实力为他奠定了称帝的基础,是人心深处那不可遏制的贪欲与兽性迫使他做出了杀兄灭弟的虎狼之举,是封建专制那不可避免的痼疾导演了一场似曾相识的夺嫡悲剧……

隋炀帝的残酷暴政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抗,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隋朝的政权统治,如秋风横扫落叶般地荡涤着隋朝的污泥浊水。战争,在将隋帝国推向毁灭深渊的同时,也将人们心中的各种欲望搅得喧嚣沸腾——天下失鹿,人人得而逐之。

李渊当时为隋朝太原郡留守,与隋炀帝为表兄弟关系,算得上一名皇亲国戚,也曾为隋炀帝效命,残酷地镇压过甄翟儿的农民起义军。而一直随侍在父亲身边的李世民正是在围剿农民军的战斗中显露峥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李渊身陷敌阵、难以脱身的危急时刻,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顿时军心大振,步骑配合直捣敌阵。正是在这场决定性的战斗中,李世民不仅救出了父亲,还以少胜多,一战而定,消灭了甄翟儿义军。

李渊父子虽然镇压了太原农民军,却无法阻止、也改变不了已成燎原之势的全国农民大起义。而各地的隋朝政府官员也乘机纷纷起兵,建立封建割据政权。面对大厦将倾的局势及隋炀帝的猜疑,李渊父子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

一次,李世民对父亲说道:“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是的,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唯有铤而走险,庶几可以闯出一条生命通道。李渊早就有心举事,面对儿子的试探与婉劝,却表现出一副不动声色、老谋深算的样子。对此,王夫子在《读通鉴论·唐高祖》中写道:

<em>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em>

秦王即李世民,乃李渊入据长安为唐王后所封。太原起兵时,长子李建成与四子李元吉均携李氏家族寄居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最亲密的人选中只二子李世民跟在身边。尽管起兵的决定权在太原留守李渊手中,但李世民也是一名主要决策者,并做了大量的联络组织工作,功不可没。

李渊于公元617年5月起兵,当年11月便占领了长安。为掩人耳目,李渊韬光养晦、潜隐锋芒,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另立代王杨侑为皇帝。自己则“为假黄钺、持使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上演了一出自魏晋以来权臣篡位、改朝换代的“禅让”把戏。

第二年3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缢杀身亡。李渊再也没有必要打着“尊隋”的幌子,干脆一脚踢开杨侑,于5月在太极殿登基,改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仍以长安为都。

李渊由一个不甚起眼的太原留守起兵反隋,仅只短短的一年时间,就一跃而成为唐朝的开国皇帝。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大事件在年仅二十二岁的李世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很难说李世民后来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没有从中受到激励与启发。

唐王朝的历史大幕经由李渊父子的努力已然拉开,然而,这出戏剧能否继续上演走向高潮归于圆满,还是一个未知之数。李渊利用隋末农民起义的声势壮大自己的力量,乘机占据长安建立唐朝时,还只控制了关中与河东等地盘。唐朝周围,存在着好几支势力强大的武装势力。鹿死谁手,谁也无法逆料。况且,一旦称王建国,目标就大了,自然会“招风惹眼”,引来一些有形无形、明枪暗箭的攻击,将自己推入漩涡的中心。已然称帝的李渊不可能从激流中抽身而退,只有通过战争扫平群雄、一统天下,从而达到坐稳皇位的目的。然而,一旦坐上龙椅,就不得不摆出一副俨乎其然的皇帝派头,如果不是决定性的战役,自然不便亲自出征;而太子李建成作为名正言顺的皇帝继承人,其安全也受到格外的照顾与保护,行迹一般限于都城之内;于是,领兵打仗、南征北讨的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李世民身上。

扩大地盘,征服群雄,统一中国,不仅依靠实力,更需要勇气、雄心、智慧与谋略。李世民借鉴秦、汉夺取天下的战争经验,确立了“关中本位”的战略方针,首先与占据陇右的劲敌薛举、薛仁杲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搏斗。

李世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大收获,就是兼并了薛举、薛仁杲的陇右精锐骑兵。骑兵速度快,灵活性强,杀伤力大,是冷兵器时代最为强大的先进兵种,在战争中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李世民深知骑兵之重要,也善用骑兵,在太原镇压农民起义军甄翟儿时就初露锋芒。收编陇右精锐,是李世民军事力量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他将骑兵作为主力刻意培养、训练,使之成为一支“咸愿效死”、与关东群雄争夺天下的主要力量。正因为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李世民常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率领骑兵自敌阵背后出其不意地予以反击,在天下群雄中占据明显的优势脱颖而出。

平定陇右,唐王朝有了一块安定的后方与大本营——关中平原;接着又北上太原,进军河东,消灭了乘机“南向以争天下”的刘武周、宋金刚,彻底扫除内庭之患;然后,李世民效嬴政、刘邦之举,挟秦汉之威,俯视东下,挺进中原。

李世民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成功地指挥了四次重大战役,用了七年时间,出生入死,逐一翦灭了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等天下群雄,功勋卓著。唐高祖李渊“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而“特降殊礼”,为他专门建造了一座“宏义宫”以示褒奖。

李世民以一名叱咤风云的唐朝开国军事统帅初登历史舞台,他那杰出的军事才华在统一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体现,几乎无往而不胜。据所载,他在总结战略战术经验时曾不无自矜地说道:

<em>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em>

然而,军事并非李世民的最终目的之所在。李世民的真正成功与历代传颂,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靠战争起家,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战争,不过是他磨炼、锻铸自己的一种方式与过程而已;只有通过战争,他才有可能登上权力的峰巅。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李世民 第二章

如果说李世民自李渊登基之始,就开始处心积虑地争权夺利妄想爬上皇帝宝座,那可真有点冤枉了他。是不断发展的形势、环境与现实迫使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起反击,导演了一出唐朝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玄武门之变”。

如果没有李渊在群雄割据、天下纷争、局势不甚明朗的情况下匆匆称帝,也许就不会出现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一枝独秀”的局面。李渊登基为皇,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特殊身份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受到某种束缚与制约,个人才能难以充分施展。这才有了李世民在荡平群雄中出现在中华大地上那勇往直前、无坚不摧、英姿勃勃的动人身影。他在长达七年之久的统一战争中,获得了无人匹及的军事业绩与政治声望,拥有一支能征善战、效忠个人的强大私人武装及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形成了足与李建成为首的太子东宫集团抗衡的秦王府集团。

然而,太子李建成也非等闲之辈,并不是像某些史料记载的那样“荒色嗜酒,畋猎无度”,而是有着相当出色的治军与治国才能。太原起兵时,他虽然远在河东没有参与密谋组织,但很快就在李渊的“密召”下以左领军大都督的身份参加了建唐斗争,并在合围长安的战斗中立下头功。立为太子后,不便轻出,也就远离冲锋陷阵的战争前线而入住东宫,学习当一名皇帝必备的各种礼仪及驭臣治国之术。论个人功绩,他自然居于李世民之下;若论才华,两人孰高孰低,实难分伯仲。

也许,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确实没有篡夺太子之位的野心,或者说强大的敌人与严酷的现实使他无暇顾及,但他在战争中的日益壮大及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却在事实上侵害了太子李建成的利益,并对他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潜在威胁。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窦建德之后,“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之上”,地位仅次于太子;他设置了庞大的官僚机构,网罗私人亲信;又以设“文学馆”收罗文学士为名,网罗政治人才……就连父亲李渊也对此颇为不满地说道:“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也就难怪身受威胁的太子李建成戒备警惕、枕戈以待了。在这场唐王朝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中,优势明显倾向于太子李建成一方。

唐高祖李渊对李世民的才能与功绩自然爱护有加,但对他那日渐强盛的政治势力却不无担忧,李渊可不想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子相互内讧拼杀。因此,他对李世民怀着一股深重的戒心,在一些事关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总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至于小弟齐王李元吉,他与李世民并无隔阂,且势力弱小,难以形成独立于李渊、李世民、李建成之外的第四股政治势力。但从个人利益与前途出发,李元吉以“一边倒”的态度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名正言顺的太子李建成一方,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明确劝说李建成及早除掉李世民,并自告奋勇地表示“当为兄刃之”。

一场兄弟相煎、同室操戈的斗争迫在眉睫、势不可免。

李世民力量虽然强大,但面对父亲、兄长、弟弟的多方联合,不免势单力薄。况且,他的内心深处,也一直陷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困扰与冲突之中。儒家经过董仲舒的高抬与独尊之后,那一套经义与学说早已积淀在国民的遗传基因之中,李世民也不能例外。在那欲壑难填的人心底里,只要具备实力,机会来临,谁个不想获取皇位?然而,李世民一时间又难以挣脱儒家纲常伦理的束缚。父亲是高高在上的开国皇帝,兄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有着儿子与弟弟身份的李世民若是觊觎皇位,哪怕想想都是罪过。当初南征北讨,想着的只是如何打赢战争,荡平群雄。他在不断取得的胜利中不知不觉地获得了实力、威望与资本,“树大招风”,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他真的不想危及父兄与他们争权夺利,但是,他能退回到太原起兵之前的那个年轻单纯的李世民吗?即使抽身引退,可他手下的部众——那些既得利益者也不会答应。

那么,就保持现状好啦!可现实与发展也不允许,当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一旦将他视为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后,即使他没有半点行动,也难以立身保命。

李建成曾多次请求李渊诛杀李世民,理由是“谋反”。李渊一因秦王有平定四海之功,二则难舍父子之情,也就未加理睬;利用父亲不成,李建成就以宴请为名,直接在酒菜中下药,或许李世民心存戒备,才中毒不深,没有危及生命;多次下手不成,李建成就私自招募两千骁勇屯守东宫左右长林门,又从幽州招来三百突厥兵藏在东宫随时应变。一般而言,京城除了皇帝的御林军外,是不容许其他军事力量存在的。李渊虽然知道太子招募部众是为了对付李世民,可他本人的皇位也明显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对李建成大骂一通。李建成见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向父亲下手,武装夺权。结果事情败露,李建成不得不委曲求全,带十余随从向李渊谢罪。李渊虽然将李建成扣留幕下,但终难改变“立嫡以长”的封建传统,只得下决心出面调解李世民、李建兄弟俩的矛盾。

经过一番斡旋,表面看来,兄弟相煎似有所缓和,但内里却奔腾着更为汹涌的波涛。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唯有通过流血政变方能达到彻底解决。

李世民手下虽有一班得力干将,但他在长安能够直接调动、控制的军队远比李建成、李元吉要少;加之李渊倾向太子,稍有不慎,李世民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他的夺嫡行为又属大逆不道之举,计划一旦泄露,将处于人皆讨之的不利地位。因此,李世民只有计划周密、主动进击、一战而胜,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面对太子李建成一而再、再而三的谋害与进击,李世民即使没有篡夺之心,也被他逼到了两难选择的尽头——要么束手待毙,要么起而反抗置对手于死地。除此而外,他已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长时间的犹豫与彷徨过后,李世民终于下定了消灭太子李建成的决心,并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政变集团。

李世民在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就是收买了李建成身边的得力干将及把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

如果说李世民以前一直处于“被动挨整”的局面,那么,在他做出夺嫡的决心之后,便时时处处居于事件的主动地位了。过去,他在战场上英姿勃勃叱咤风云;而今,在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中,也能左右局势举重若轻。李世民只要抛弃封建伦理观念与道德束缚,将那在战场上曾使强敌闻风丧胆的果敢与谋略施展开来,李建成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他果断地选择了禁军指挥部——玄武门这一特殊之地伏击李建成与李元吉。禁军将领早就被他收买,李世民亲率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七十余精骑预先埋伏在玄武门内,单等李建成、李元吉“上钩”。

政变的过程与结果读者早已知晓,毋庸笔者在此饶舌。李建成与李元吉被杀,其亲信顿作鸟兽散,李世民不必为此担忧。但是,他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君王之父,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与交代呢?

“开弓没有回头箭”,政变一旦爆发,李世民也就顾不得父子之情,只有将事情做到底,向父皇夺权,才有可能保住“胜利果实”。因此,伏击李建成、李元吉的战斗刚告一段落,李世民就不失时机地派遣尉迟敬德晋见唐高祖李渊,名为“宿卫”,实则逼宫。尉迟敬德“擐甲持矛”,要求李渊“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李渊无奈,只得书写“手敕”,交出唐王朝军政大权。不久,就正式宣布逊位。如果不是李渊念及李世民的功绩与亲情而对李建成的诬陷与加害时时为他开脱,李世民也许会让自己的父亲遭受李建成、李元吉同样的命运与结局。

政治斗争从来就不讲究什么亲情,它撕开了一切温情脉脉的虚伪面纱,只以实力为基础,以利益为准绳,以鲜血为代价,残酷无情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于是,李世民由秦王而太子,由太子而皇帝,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便完成了这些高贵而复杂的角色之转换。

李渊退为太上皇后,又活了九年才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郁郁而终。

唐太宗李世民与推翻不久的前朝隋炀帝杨广比较,这两位封建君王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出于关陇统治集团,同为次子篡夺政权,都曾数次出兵征讨高丽而归于失败,都曾做过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隋炀帝占有父妾,唐太宗据有弟媳)……可是,后代对他们两人的评价却截然相反,一为稀世暴君人皆骂之,一为天下明主奉为帝王楷模,此为何也?

就在于隋炀帝为亡国之君,而唐太宗却开创了享誉后世的“贞观之治”,为唐朝的博大与恢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李世民 第三章

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发动政变从父兄手中夺权,第二年改元贞观,这一年号一直用了二十三年之久,直至他生命之终。因此,李世民在贞观年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便被后世史家称为“贞观之治”。

贞观之初,李世民在政治机构、法制体系、经济措施、军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颇有力度的改革,创立了许多影响后世的制度和措施:他扩大宰相人数,使得相权有所分散削弱,国家大事先由集体讨论,而后皇帝拍板裁决,这样一来,对独断专权相应有所克服,自然减少了盲目主观等弊端;他认为科举制能够保证官吏的选拔质量,健全、发展了自隋代开始的这一制度,“盛开选举”,向各州县提出扩大贡士人选的要求,提高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使得天下英才尽如彀中;他精简官僚机构,下令“并省官员”及“大加并省”地方州县,裁冗内官四分之三,使其由隋朝时的两千五百八十一人减少到六百四十员,地方官员也有一定的精简……通过一系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建设与官吏选拔措施,唐王朝的行政效率大加提高,为李世民的统治得以超越前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础。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贞观之治的主要特征。李世民曾说过:“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他深知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将其置于突出的显著地位,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的政策: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注意轻徭薄赋;重视劳动力,不夺农时;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设置义仓,存粮备荒;平抑物价,避免谷贱伤农……通过这些措施,广大农村很快就出现了“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的景象。

在经济管理方面,受传统哲学思想——整体思维、形象思维、模糊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较少使用过先进而科学的数字化管理,难以见到有关精确的统计数目。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治世盛世总是“安居乐业,国富民丰”;衰世败世则为“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贞观之治的社会到底如何清明,经济繁荣到何种程度,我们也只能从类似模糊的语汇中感知。关于贞观年间的升平景象,有所记载,我们不妨抄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em>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欺侵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尚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斗米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em>

李世民在短短的时期内就使得历经战乱、衰败倾颓的社会出现“风调雨顺,年登丰稔”的大好形势,并一再被后人提及称颂,可以想见其成功之巨。国力的强盛当以生产力与经济的发达为基础,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为强盛的时期,而贞观年间又是唐代的典型盛世,据此,我们可以将贞观年间的生产力与经济视为古代社会最为昌盛的繁华时期。

善于用人与纳谏,是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李世民所重用的人才中,有太原起兵时就一直追随左右的功臣高士廉、长孙无忌等,有参加过农民起义的将领程咬金、秦叔宝等,有隋朝的旧时官吏封德彝、宇文士及、虞世南等,有进军关中建唐时搜罗的才士李靖、房玄龄、杜如晦等,有在统一战争中收编的俘虏尉迟敬德、褚亮、李百药等,还有原属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对手魏征、薛万彻、冯立等……只要是真正的有用之才,都被李世民搜罗在自己身边,使得物尽其才,人尽其用。

李世民的虚心纳谏,主要表现在以谏臣魏征为镜,时时观照,闻过必改。对此,他曾概括性地说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李世民的主动求谏及开明政策引导下,朝臣们都可直抒己见,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君臣“共相切磋”政事的融融泄泄局面。这样一来,贞观时期的政令也就比较符合实际,超出了历代封建王朝人治传统的一般水准。

贞观之治的突出政绩,还反映在经营边疆,发展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之上。唐朝草创时期,曾不得不委曲求全而称臣于突厥部落。李世民刚刚夺权,就受到了东突厥的凌厉进攻,连都城长安也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倾府库赂以求和”。为了雪耻,在经过三年时间的励精图治与准备工作之后,李世民派遣六路大军反攻,一举扫平东突厥;他还首创羁縻州制度,将投降的东突厥安置在东自幽州、西至灵州的广大地区。东突厥曾称霸西北,势力十分强大,唐朝将其剿灭后,“四夷君长”慑于声威,一齐奏请李世民尊号为“天可汗”,成为古代中华各族认可的共同首领,建立了一个“东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十八里”的多民族国家。面对李世民取得的功绩,就连逊位后一直郁郁寡欢的太上皇李渊也不得不承认儿子超过自己:“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在庆贺酒宴上,他情不自禁地“弹琵琶”“起舞”,发自内心地说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此后,李世民又经营西域,控制吐谷浑,将高昌纳入大唐版图,与吐蕃和亲。唐代和亲与汉时和亲不同之处在于,唐朝是在势力强盛打败吐蕃进攻之后,在松赞干布的遣使请求下,化干戈为玉帛,将文成公主远嫁西藏;而汉朝和亲则是军力不及匈奴时的一种迫不得已的以女人为“宝物”的“贿赂”之举。颇有意味的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强大时往往能够接受、采取和亲政策;一旦弱小时,就变得格外脆弱而古怪,将自己封闭、局限在狭窄的空间与狭隘的意识中妄自尊大。

李世民的开明伟大、唐朝的恢弘强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以一种开放的态势、一种博大的胸怀迎接八面来风,吸纳一切异质文明,兼收并蓄。唐太宗时,五品以上的少数民族官员就达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政府官员的一半左右。唐时长安,不仅容纳了中华各少数民族,迁入了上万家“胡人”,还居住着波斯、天竺、大食、爪哇、伊朗等各国民众,几乎接受、包容了当时的一切先进文明,说它是一座世界大都市,半点也不夸张。唐以前,外来文化只是通过丝绸之路一点一点地进入融化,而唐朝则是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势,从饮食到服装、娱乐、珍玩、风俗等,大规模地涌进引入,为我所用。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浓酽的“胡风胡气”。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期像唐朝那样融入了如此巨大的文化,世界著名汉学家、美国学者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将涌入唐朝的“舶来品”分类开列了一个“清单”,达数百种之多。重要的不是这些物品本身,而在于它们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对大唐社会、文化的深刻作用。李世民出生于胡汉各族相互同化的历史时期,他的先祖就有混血“嫌疑”,有人一再考证确认李氏家族出自拓跋族之后,唐皇族的多次乱伦之事似也与遗存下来的“胡风”具有某种关联。朱熹就曾说道:“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因此,唐朝社会的繁荣昌盛、文化的卓著优异是不同血统、不同文明相互碰撞、“杂交”的结晶。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李世民 第四章

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说到底是一种家族统治,且具有四千多年的悠久传统。自从大禹之子启篡夺王位建立夏朝,坏了禅让规矩之后,直到清末的最后一代皇帝溥仪下台,都是家族间的你更我换。隋朝如果没有覆亡,将是杨家的天下。唐朝也是如此,玄武门之变并未改变李氏血统,所不同的是这一家族中的某一幸运个体爬上了权力的宝座。在唐朝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武则天这一不甚和谐的“音符”,将国号改为周。然而,随着她的衰老与死亡,很快就又归复唐朝本体了。这就是国人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所谓“家天下”“正统”观念。

在所有封建皇帝眼里,个人利益就是家族利益,而家族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那些起义暴动者、兵变反叛者、阴谋政变者之所以觊觎皇位,他们孜孜以求的,首先是个人利益,然后是家族利益,最后才可能装模作样地考虑一下国家利益。

封建皇帝具有九五之尊,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集立法、司法、行政于一体,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抗衡,也没有任何法律条款可以规范束缚。皇帝就是威严、就是神圣、就是法律,凌驾于一切之上。没有约束,权力必然无限膨胀,目空一切,导致短视、盲目、黑暗、腐败、腐朽。王朝末期,各种社会危机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物极必反,只有彻底推翻旧的政权,建立一个新型王朝,才多少可以出现一点新的转机。时间一长,又是无法遏制的权力膨胀、权力腐败,然后又是狂风骤雨般的暴力革命。

而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也是一种典型的“换汤不换药”模式,一种似曾相识、无休无止的循环过程,并未触动、改变封建专制政体本身。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轨道上老牛拉破车地蹒跚而行。如果不是那些金发碧眼洋人前来叩关,以坚船利炮之威震动国体、以科学民主唤醒民众,也许仍沉浸在封建老大帝国的迷梦中自我陶醉,在一种几千年来循环往复的惯性轨道上悠然滑行。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印度佛教何以在中华大地盛行不衰了,它的主要思想之一——循环论与凝固不变的专制政体两相契合。

唐太宗以其贞观之治奠定了他那坚不可摧的稳固地位,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英明、最伟大的皇帝。就是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政体本身,只能在大框架之内做些力所能及的修修补补之类的“工作”。他不可能牺牲家族利益改变“家天下”模式,不可能牺牲个人利益改变皇权集中制与终身制,更不可能制定严明的法规约束自己的政权统治,也就无法改变与之相应的封建官僚体制。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触动、改变什么国体政体,充其量只考虑过如何巩固、延续自己的家族统治。

这也是所有中国古代民众的思维盲点!

唐太宗之所以比所有的皇帝英明而被后世称颂,就在于当时有着许许多多的因素凑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构成了实质上的皇权约束。

一是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前朝隋炀帝与玄武门之变。

道德、信义的心理束缚对古代君王与社会治理十分重要。实在难以想象,一位及时行乐挥霍无度,“我死后哪怕洪水滔滔”的君王能够造福人民。封建帝王没有严格而实质的外部制约,只有心灵敬畏与自我约束才能多少可以发挥一点作用。

李世民曾亲眼目睹一度兴旺的隋朝在杨广的暴政下被农民革命彻底颠覆,对群众的巨大力量感受尤为深刻,充分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将广大民众置于重要地位的一代君王。因为有着与隋炀帝的许多相似之处,唐太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生怕隋炀帝的缺点与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没有隋炀帝的残暴,就不可能有李氏天下及他的皇位,以此而言,李世民得益于杨广的残暴;同时,杨广又是他心中的一个难以卸下的重负,他不得不将他作为一个参照系,时时对照、比较,找出隋炀帝的内在缺陷及个人消极因素,反其道而行之。如此一来,唐太宗就达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对立转化之效,将隋炀帝身上的顽冥劣性变为自己的优秀品格。从某一角度来说,没有隋炀帝的残暴,也就没有唐太宗的英明。

如果说太原起兵是李氏家族从杨广从中夺权,那么玄武门之变则是李世民从父兄手中夺权。玄武门之变于李世民来说,既是他爬上权力峰巅的人生辉煌之始,也是一种时刻纠缠着他的歉疚,一场难以摆脱的梦魇。从道德角度而言,李世民必遭天谴,他的政权合法性更值得怀疑。如果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不是专制统治,而是民主政体;如果不是封建人治,而是法制政权,他就可以通过选举、竞争等和平的手段登上皇位。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可能的假设,封建世袭制从来就不以才德为标准培养、选择接班人。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他除了动点手脚曲意篡改史书记载外,只有刻苦精进,通过将天下治理得超过父兄的显著政绩来说明他是“有道者”而被天下世人“推而为主”,证明他是天经地义的、合理合法的正宗继承人。父兄是他心头无法抹去的一道阴影,更是他走入阳光、走向辉煌的一种督责与促进。

正因为血腥夺权的方式不甚地道,李世民最害怕别人说三道四,也最看重史书对他的记载、后世对他的评价。他不可能堵住民众的口舌与背后议论;也不可能彻底篡改、完全歪曲玄武门之变的基本史实,只是将这一事变解释得圆满一些,有助于自己的“正确”地位;更不可能左右后世对他的评价,只有通过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树立政绩、创造盛世的方式获得人们的认可与赞扬。

李世民除了无形的心灵压力外,还相当开明地自我设置了一种有形的外在束缚。那就是在不改变封建专制政体的前提下,改变了这一体制所固有的帝王专横霸道之风,虚心采纳臣下意见,将隋炀帝的拒谏改为主动纳谏,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因为有人进谏,皇帝的言行处于臣民的监督之下,骄奢之心受到许多限制;李世民以直谏者为忠臣,以献媚取宠者为佞臣,那些谄媚小人失去了立足之地,朝廷的风气较为正常;李世民虚心纳谏,可以博采众长,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避免许多错误与损失。

对臣下的进谏,李世民总是创造一个较为宽松、和缓、融洽的氛围,提倡“言者无罪”的信念,打消臣下心中顾虑,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其中进言最多的当属监察御史魏征,大到国家重大决策,小到个人生活琐事,魏征都敢犯颜直谏。李世民也将他视为一面镜子,时时照出自己身上的缺点与错误。魏征也就更加无所隐讳,尽量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时间一长,就连身为皇帝的李世民都对他产生了一种本能的畏惧心理,生怕出现什么过失而让他抓住“把柄”。

一次,李世民收拾好行装正要出宫去打猎,适逢魏征进宫奏事,他赶紧停止行动。魏征说:“陛下不是要到南山去打猎吗?外面的卫队都准备好了,怎么又不去了呢?”李世民说:“我正想去,又怕你说我游幸无度,就临时取消了这一计划。”

还有一次,李世民弄到了一只美丽的鹞鹰,喜欢得不行,正拿在手中把玩,远远地看见魏征走了过来。他害怕魏征知道了说他玩物丧志,就往怀中一塞,藏了起来。魏征是前来奏事的,他当然也看见了皇上正在玩鸟。既然皇上不想让他知道,他也不便挑明。李世民一边听他奏事,一边担心怀中的鸟儿,也就应酬着嗯嗯啊啊点头不已。魏征将要事奏完,还待在那儿一个劲地有事无事说个不休。时间一长,那只鸟儿竟在李世民怀中给闷死了。

由此可见,李世民的纳谏并非象征性地装点门面,而是真正达到了从善如流的程度。翻开,君臣间几乎每天都在研究、探讨“治道”。如果李世民不广开言路主动纳谏,也就不会高明到哪儿去,在一长串历代帝王名单中,不过十分平庸而普通的一位而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只有受到制约,才不会恶性膨胀,才能达到“好钢用在刀刃上”的最佳效果。这是李世民的成功“宝典”,可惜并没有被后代帝王视为经验推广,更不用说发扬光大了。就连他本人,也没有上升到理性高度写入晚年为太子所著的总结自己全部统治经验的《帝范》一书。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李世民 第五章

封建帝王通过严严实实的政权网络,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而冥冥之中,又有一重“宿命”的恢恢巨网、一双无形的巨大“魔掌”凌驾于封建帝王之上。

这一巨网与“魔掌”就是封建政体。

几千年来,它就是一位无所不在的“上帝”,高高凌驾于每一中国民众头顶,谁也别想逃脱它的阴影笼罩与异化阉割,全是这一制度的牺牲品。

世间最为变幻莫测者当数人心,人心总是随着时间、环境的推移不断变化更改。所谓的道德、良心、仁义也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只能依凭个人的自觉努力与自我规范才能走向善良与美好。不仅外在的环境、事物可以改变它们,就是内心深处,也有两个对立互异的自我——人性与兽性在长期进行着不断的厮杀搏斗。如果兽性占据上风,那些道德、良心、仁义将如云烟转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

因此,内心的自我束缚对大权在握的帝王来说,显得非常玄乎而缥缈。人们除了虔诚地祈求明主的恩惠雨露外,根本无法控制帝王的失态与疯狂。

唐太宗不是神,他也是一位有着七情六欲的肉体之人。他的内心,同样有着两种力量的搏斗与较量。所不同的是,他总能让心中的人性、良心、信义占据上风。

然而,时间一长,那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的紧张弓弦必然有所松懈,魔鬼就会乘虚而入;加之经常陶醉在贞观初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中,免不了骄傲自满,忘乎所以。人,一旦不能冷静地、客观地面对自我,就会做出许多失去理智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

唐太宗一生中最值得称道就是他所开导的纳谏政策,正是这一政策,却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不断“变味”,经历了一番过渡与转变——由“导人使言”到“悦而从谏”,一变为“勉强受谏”,再变为“意终难平”。

不论谁人,都喜欢听一些恭维自己的话语,对批评与指责总是不那么高兴。这是整个人类无可更移的内在本性与痼疾,并非某一个体的弱点。进谏就是对李世民的约束,而皇权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说得多了,说得过了头,免不了会惹得李世民内心不悦。

从此,魏征成为李世民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并日益受到他的赏识与倚重。而魏征作为一名昔日敌手,也只有通过进谏这一独特的方式向唐太宗表示自己的忠诚。

李世民追求长生不死,大量服用所谓的仙丹,结果导致非正常死亡;他不断修建、扩大陵园,遗命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纸墨如新”的《兰序亭帖》殉葬墓中,使得后人至今无从目睹名贵的“国宝”……这些,都对后来的帝王开了不好的先例。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在一次罢朝后回到内宫,不禁怒气冲冲地说道:“魏征这个田舍翁,老是挑刺,我哪天一定找个机会将他杀了!”长孙皇后闻言,忙在一旁劝道:“常言说得好,君王英明,臣下正直。现在魏征刚直,是因为陛下英明的缘故呵!”一番巧妙的劝说才使得魏征免除了一场杀身之祸。

慢慢地,魏征也感到了李世民态度的微妙变化,就想从政治的漩涡中心抽身引退,以“目疾”为由,多次请求罢相免官。“太宗难违之,乃拜征特进,仍知门下事。”此后,他便以一名散官身份参予朝政。

魏征自然清楚人性深处那根深蒂固的弱点,他的进谏,主要是凭着自己的独具慧眼与忠诚正直。尽管如此,也不得不如打擦边球似的心存侥幸、如踩钢丝绳似的小心翼翼。谏臣只能通过语言约束皇帝,而皇帝却握有谏官的生死大权。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元月二十三日,魏征病逝,享年六十三岁,落了个善终。死前,唐太宗将女儿衡山公主许给魏征之子魏叔玉为妻,得到了一个大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李世民更是思念不已,还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缅怀诗:

<span>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span>

然而,就在魏征死后仅只三个月时,就因一桩被人揭发的谋反案牵涉其中。李世民对这面“镜子”顿时产生了怀疑,联想到他生前的多次直言犯上,潜意识里生出一股不可抑制的莫名怒火,不仅“手停婚诏”,公主不再嫁往魏家,还砸毁了他亲手撰写的魏征墓碑。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中曾一针见血地写道:“幸其事发觉于征已死之后,否则必与张亮、侯君集同受诛戮,停婚仆碑犹是薄惩也。”

谏官魏征如果不是早死三个月,谁也不能担保他能寿终正寝。

没有权力制约权力,仅以诤谏的方式约束统治者内心深处的“人性之恶”,其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

魏征一死,唐太宗更是听不进逆耳之言了,他的思想、行为都开始退坡下滑。不再以民生为重,骄傲自满,好大喜功;生活上也抛弃了过去的节俭,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最为严重的,是他步隋炀帝之后尘,劳师远征进攻高丽,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

几乎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李世民却在晚年“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通过一次败仗来结束自己的戎马生涯,不亦悲夫!

隋炀帝三伐高丽损失惨重,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唐太宗吸取前朝教训,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友好往来,他们都向唐朝纳贡。三国相互间虽不断征伐,但唐太宗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不轻易介入朝鲜内争,只是派遣使节调停。

贞观十七年九月,新罗使臣向李世民报告:百济与高丽联合,切断了新罗与大唐间的贸易通道。李世民派员调解、警告不成,为使小小蛮国知道大唐天子之威,断然下诏亲征高丽。

就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而言,也并不是后人描写、形容的那么密切融洽。魏征原为李建成的东宫“智囊团”主要人物,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严厉责问他:“汝离间我兄弟,何也?”魏征慷慨自如地答道:“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认为他是一个难得人才不忍加害,也为了安抚山东政治集团,稳固刚刚夺取的政权,就跟他封了一个詹事主簿的七品小官,具有谏议大夫的地位。

战争之初,唐军攻克了不少城池,却受阻于安市城下,损失惨重,“六旬不能克”。冬天一到,天寒地冷,唐太宗只好下令退兵,无功而返。

只有这时,他才想起了魏征,不禁悔恨地说道:“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马上恢复了魏征的名誉,并为他重立墓碑。

其实,房玄龄死前曾为此上过一份遗表,大意是说朝鲜内乱不干唐朝之事,如果劳师动众,只能是内为亡国之主隋炀帝报仇,外为新罗小国雪恨,可谓师出无名,即使取胜,也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

然而,唐太宗压根儿就听不进去。没有强制约束,此时的进谏已成一纸空文,只有帝王那不可捉摸的个人好恶与感情倾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唐太宗的半截子英雄,东征高丽失误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而贞观之治后期也远不如前期,马周上疏称贞观后期“供官徭役,道路相继,(百姓)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略无休时。”

李世民一生最大的挫折,一是东征高丽失利,二是失去亲子之痛。

玄武门之变对唐代的影响甚为深远,最突出者当数武则天,她深得其中三昧,将其视为享用不尽的“财富”娴熟地玩弄于自己的亲子身上。而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李世民的几个亲生儿子。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争夺皇位继承权,将玄武门之变几乎重演了一遍。玄武门之变一直是李世民心中深深的隐痛,他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效法,采取了坚决镇压的严厉措施,将李承乾与李泰两人全部废弃,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然而,却留下了失子之痛这一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

就表面现象而言,每一皇帝执政时都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享尽了天下的权势、威严、金钱、美女、荣誉。然而,这一看似令人羡慕的挥霍往往都是虚幻的云烟,谁也不能担保皇帝能够永享富贵。没有完善的保障体制,今日在台上作威作福,也许明天就是阶下囚、刀下鬼。封建帝王之中,就有三分之一死于非命。不仅如此,帝王的浮华还要以后代的生命与鲜血为代价。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大规模的血腥战争与残酷屠杀,而首当其冲地就是皇族子弟。每一皇族后代的生命断裂都是在为自己的先祖赎罪,那一颗颗屈死的冤魂当于阴间向他们的先祖大声哭诉、斥骂乃至殴扑。与此同时,前朝经过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也大多毁于战乱之中。历史,就这样在一种循环往复的怪圈中自我挣扎。

即使英明如唐太宗者,也难以逃脱此劫。

贞观二十三年四月,也就是他临死前十天,李世民突然将具有宰相身份的李勣贬到远离长安一千三百四十里的叠州去当都督。然后,他对李治说:“汝于李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李治执政后,听从父言,马上召回李责,“册拜尚书左仆射”,后来果真成了他的心腹大臣,为他效尽死力。

封建专制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人治。人心叵测,相应地,人治也就打上了变幻莫测的色彩。唐太宗曾说过:“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每位皇帝都要求臣下尽忠于自己。因此,封建社会常常出现“人在政举,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普遍现象。皇帝根据自己的好恶感情用事,政策没有延续性与稳定性,“法治”的严肃性及法律的程序化于封建社会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封建盛世往往如白驹过隙、昙花一现,中华民众,更多的时候是生于庸世苟且偷安、陷于战乱猪狗不如。

若从本质而言,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其目的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巩固大唐江山。他为此殚精竭虑,几乎耗费了自己所有心血。就连临死前,也在为儿子李治坐稳龙椅而玩弄权术。

中国的皇帝大都是一些半截子英雄,这是封建政体决定了一种“宿命”。有唐一代,要数唐玄宗李隆基最为突出,前半世改革弊政,出现了开元中兴的大好局面;后半生以安史之乱为转折,使得整个唐朝也开始由盛到衰。李世民虽然没有李隆基那么严重,但也有点“虎头蛇尾”的味道。

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巅——李世民 第六章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法治,恐怕有人会提出异议:战国时的法家治理不就是法治吗?以法律规范民众不是像一根红线一样一直贯串于整个中国的古代历史之中吗?

然而,本文所指的法治,并非法家治理,也非封建专制的法律管理,而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

正如封建专制的特征是人治,民主宪政的特征则是法治。在此,我们有必要将法家治理、封建法律管理与现代的民主法治进行一番比较。

法家的政治理论建立在封建集权基础之上,他们主张国君“独断”。《商君书·修权》篇中就明确指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从君权独断论出发,发展到后来,法家们甚至主张国君要专杀大臣。《韩非子·外储说》就提倡对具有不同意见的谏臣,“势不足以化则除之”,而且应“忍痛”诛杀。谏臣可杀,则何人不可杀?正是一代代法家的共同努力,他们将封建专制集权推到了顶峰与极致。由于法家治国推行严刑峻法容易引起报复,更由于他们“鼓励”国君随便杀人,因此,法家大臣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个个到头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严格说来,法家学说属战时体制理论;一旦国家统一,统治者大都采用儒学治国。自秦朝覆亡,西汉独尊儒术,传统法治虽然一息尚存,但已没有多大的“市场”。“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全国只允许一个声音,计划经济过于集中,对老干部、知识分子压抑打击等等,实质上就是法家战时体制专制统治的一种回光返照。

中国古代社会当然也有不同于法家治理的传统法治。这一法治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华法系,它于秦朝开始形成;在隋唐时期臻于完备,今存《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尔后继续发展,至20世纪初逐渐解体,但其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为:

一、皇帝超出于法律之上。

皇帝集国家一切大权于一身,既是立法者,也是司法者和执法者。历代封建王朝有治吏、治民之法,却没有治君之法。所有法律的解释权、审批权、执行权都在帝王手中。皇帝可一言定法,也可一言废法,其诏、令、敕、谕等同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二、法律不平等。

皇帝不受法律约束,自古皆然。此外,法律的弹性相当之大,各人的身份不同,犯同样的法,处罚也各各有别。对待贵族官僚,更是赋予种种豁免特权。

三、法律的儒家化——礼法结合。

儒家的纲常名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法调整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德主刑辅”,“出礼入刑”便是封建法律的一大特点。董仲舒更是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以《春秋》大义进行裁决,将儒家经典置于法律之上。传统法律只涉及行政、刑事等公共事务,而民事方面则受传统礼教风俗控制,没有关于家庭、贸易的私法与民法。宋朝以后,家族法规、乡规民约也成为国家法律的一种补充。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

四、行政司法合一。中央司法机关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只是皇帝的附庸;地方司法机关则由行政机关兼理,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最高司法官,他们全都隶属一人——封建帝王。

而西方现代民主法制的核心内容与原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严格实行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现代法治与民主宪政相联系,在本质上反映社会公众的意志而非个人或某些团体的意志,它是一切社会生活及公共权力的基础。法律就是“上帝”,就是神意。它凌驾于一切之上,所有权力包括国家权力都置于法律的范围之内,即使国王、总统、首相,都得受其制约,必须遵法守法,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没有谁可以超越法律之上,也没有谁拥有任何特权逃脱或减轻法律的裁决。其内部机制的重要特点就是法官终身任职、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力量干预、左右与影响;为确立司法公正与司法信任,司法机关在法律上享有绝对权威,而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了法律约束,最终都要接受司法机关的检验。

由此可见,中华法系历史悠久,但并非严格意义的现代法治,其专制性、残暴性、随意性与封建政体相吻合,长期地施行着一种人治政治。

所谓人治,就是“为政在人”,主要依靠统治者的个人才识及人格感召力,人凌驾于法之上,没有“人”这一先决条件,“法”就失去效用无从谈起;使其政治理性化的唯一方式就是统治者个人的良心发现与自我约束,其统治方式以暴力强权为主、道德教化为辅。这种政治方式注定了政策的不连贯性及政权的不稳定性,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动荡的根源之所在。

异化,是人治政体下不可避免的一大特征。人治模式中的官员是人民的统治者、支配者,具有管理、教化人民的职能。他们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逐渐集名、利、权于一身,具有高于普通人的尊贵特权。官职成了一根闪闪发光的“魔杖”,拥有官职就意味着拥有一切。于是,一种以官为本、官贱民贵的社会群体心理——“官本位”就这样形成了。官本位突出官权,贬低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本末倒置,官位就这样慢慢地异化了;而那些拥有官职者“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自我膨胀,对上则奴,对下则主,没有人格的平等,被权力阉割,完全失去了“人味”。因此,人治模式下的人,都已异化得不成人样,难以找到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大写的人!

人治模式下,必须形成任人唯亲、虚伪谄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循守旧、朋党之争、庸官当道、外戚专权、宦官为祸等诸多恶习与弊端。

与人治关系最密的,就是令封建皇帝最为头疼的贪污腐败现象。历代都有严厉惩治贪官的法律,朱元璋更是将那些被判死刑的贪官拉到每个府、州、县设有的“皮场庙”去剥皮,并将剥下的皮填充稻草、石灰等物,然后挂在衙门的公座旁以儆效尤。可贪官们总是“前仆后继”、屡禁不止,一个比一个更贪。根源就在于人治下的封建法律本身的缺陷——人民没有法权。官场属“黑箱”操作,政治不透明,只有自上而下的直线制约,没有自下而上的普遍监督。民众除了叹息、旁观、祈祷而外,对贪官无可奈何,也就难怪清官意识在广大民间上升为某种类似宗教的虔诚崇拜了。

人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长期积淀形成的历史传统。

中国古代文明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文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个体生产与经营活动。这种经济的长期延续,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从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铁器始终是农村主要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人为地制造了一些适合小农生存的条件,如重农抑商政策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被固定在一块土地上相互隔绝,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也就没有必要建立民法、商法等法律体系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行为准则。也就是说,社会性的法治缺乏诞生的土壤与条件。

而西方社会的民主法治一开始就与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达紧密相连。以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而言,由于希腊半岛依山傍海,农业的大规模发展受到限制,经济主要依靠向海外殖民和从事商业活动来维持。商品经济打乱了原来的血缘氏族制度,各个不同氏族混居杂处,社会成员间只有通过共同协商才能决定当地的事务。慢慢地,便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妥协又相互制衡、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机制,这就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早期雏形。

从上我们可以寻到中西两种法律的不同起源。

中国法律是“圣人”或国家主观设计制定的,它自上而下,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治民之具”,统治者希望人民不懂法、远离法,而由他们为民做主,其目的是安排社会成员间的身份地位,然后各归其位、安分守己地生活;而西方是由社会成员在彼此的交往中由个人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具有公约的性质,它有一个民众认同的天然保护层,其任务在于确定社会成员间的平等权力义务关系,保障规则之下的个人自由。

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也就没有以商品经济为内容的民法。正是民法,充分体现了法治的价值,其中的人权、所有权、平等权是现代公民权的原型;民法中的社会契约观念、平等自由精神、个人主权意识正是宪政法治的社会文化源泉与基础。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传统所决定的社会土壤,难以自发地诞生现代宪政法治。即以哲学思想而言,直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才具有一点真正的的民主意识。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秦以后的法律都是“一家之法”、“非法之法”,而不是“天下之法”,于是“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而此前历史上所有思想家的认识,都没有超出封建人治的基本范畴。

哪怕鸦片战争后的列强入侵,虽然对中国封建国家主权有所打击、削弱,但并没有对内部的专制政体构成冲击与破坏。

近代的仁人志士们引来西方“火种”,追求民主、科学、自由,即使他们,民主也非政治变革所追求的真正目的,而是作为一种富国强兵、反帝救亡的手段。此后,救亡的呼声便一直压倒、掩盖了民主的启蒙,直到公元1949年全国解放。

而“文革”时期,文化虚无主义又使得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民主与法制建设摧毁得荡然无存。

直到今天,痛定思痛之际,我们才对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施政原则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作为一种合理的行政管理模式加以借鉴。

外来的民主宪政、法治建设能否嫁接移植,茁壮地长成一颗参天大树?

民主政体固然不是尽善尽美,也不是最好的理想政体,然而,它却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好的政治体制。

人治,必将被现代文明与民主法治所抛弃。

其实,当唐太宗将封建人治推至顶峰后,后人们在无法企及的失落与衰败中早该认真反思,换一种“活法”了。

尽管如此,唐朝仍是中国人心中一个遥远的理想社会、一片灿烂的文明梦景。当中华民族的民主法治走上正轨,封建人治作为一种永远不再的历史遗迹后,我们再来回望唐太宗所开创的传统人治与封建盛世之巅,感受唐朝的博大、强盛与阳刚,或许会从另一角度获得某种独特而深刻的启迪感悟,获得一种永恒而神圣的朗朗光照与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赵匡胤 第一章

随着局势的动荡不安,赵匡胤十二岁那年,举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虽然政权走马灯似的更迭,时局变幻不定,但有家庭的卵翼与庇护,赵匡胤完全可以像其他官宦子弟那样过一种无忧无虑的闲适生活。可对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的赵匡胤来说,平静的生活只能使他感到乏味与惘然。他的内心深处,时常涌动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向往外面那征战杀伐的刺激与硝烟。于是,二十一岁那年,赵匡胤怀着满腔热血、一身武艺毅然决然地告别爱妻,离开家庭,开始了孤零困苦的闯荡生涯。

乾佑二年(公元949年),一直在苦苦漂泊寻找的赵匡胤听说后汉重臣郭威正在招兵买马,他急忙赶来投奔。至此,赵匡胤才得以找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一处安身立命之所。

赵匡胤初投郭威,既无人引荐,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见面礼”,只能从一个普通士卒干起,连名小小军官都没当上。然而,只要是真金,就总会闪光耀目。善于识别人才的郭威发现赵匡胤乃官宦子弟,既有文才,又通武略且作战勇敢,很快就将他提拔为东西班行首。东西班是直接护卫皇帝的禁卫武装,行首即小队长。官职不大,但经常跟随在皇帝身边,地位相当重要,只要勤于职守、忠心耿耿,就能得到皇帝的重用,从而占据要津。赵匡胤更是珍惜这一难得的职位,将它视为实现自己远大志向的一个有利契机。而郭威对聪颖过人、才华出众的赵匡胤也十分赏识,不久就委以重任,破格提拔为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兴顺副指挥使。此后,赵匡胤又被任命为开封府马直军使、殿前都虞侯、定国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尉、归德节度使等要职,真可谓一路飙升,青云直上。

年仅三十四岁的赵匡胤抚摸着披在身上鲜艳而高贵的黄龙袍,昨天还在为立足与发展而奔波祈祷的他没想到眨眼间就变成了位居九五之尊的天子,一切恍惚如在梦中。这一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快了,面对群臣的磕首跪拜,他一时还无法适应,难以端足皇帝的威严与架子……

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四这一天,一群即将远征的军人在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群起鼓噪,于一片喧嚣地闹嚷中将一件黄袍披在时任检校太尉、殿前都指挥使的赵匡胤身上。于是乎,一位开国君主与封建王朝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自唐以后,中华文明虽然有过多次复兴,然而大唐盛世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座难以逾越的山峰和标高,人们只有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才能领略当年黄金时代的灿烂。

郭威病故,义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如同执事周太祖一般,赵匡胤仍忠诚地追随新主。柴荣胸怀大略精明强干,一心想平定天下,被后代史家称为五代十国分裂时代唯一的英明君主。刚一继位,他就着手统一全国的艰难大业,反击后汉,攻打后蜀,征伐南唐,拓展了大片版图,一时间声威大震。然而,周世宗却在北上伐辽收复燕云十六州时不幸患病,三十九岁即撒手人寰,将一个虽然颇有几分气象但四面皆敌的后周政权留给了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

拥立活剧刚一结束,那入侵后周的契丹与后汉军队就“不战自退”,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出征大军开始班师返京、打道回府。回师的速度远比出征要快,刚过正午大军就已返回汴京。京城早在赵匡胤亲信、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等人的控制之下,除了内宫卫队将领、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不知天高地厚准备反抗被杀外,一切都显得波澜不兴。

新年伊始,人们正陶醉在浓酽的节日氛围之中,没想到突然间接到紧急军情报告:契丹辽在后汉的配合下正大举入侵后周!朝廷上下,顿时一片慌乱,而最有资格领兵御敌就是赵匡胤。于是,赵匡胤先派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为先锋于初二开拔,然后亲率大军于正月初三浩浩荡荡出征御敌。大军走了一整天,仅只行了四十来里路程,在一个当时既不热闹又无名气的小镇陈桥驿安营扎寨。赵匡胤晚餐时喝了几杯酒,就安心安逸地睡觉去了。具体事情,自有手下人做得滴水不漏——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场艺术与政治传统。

<span>欲出未出光辣达,

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

赶却流星赶却月。</span>

正是在这种远大志向的激发下,赵匡胤才能百折不回、毫不气馁地继续向前,顽强寻找。

赵匡胤于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三月十六日出生于洛阳城内的一个官宦世家,先祖曾为唐朝政府官员,父亲赵敬是一名战功卓著的出色将领。赵匡胤从小聪颖过人,无论什么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可就是受不得半点束缚,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随意奔驰。家人曾送他到学馆念书,但他对读书习文兴趣不大,分裂割据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唯有武夫才能称王称霸;就他本人家世而言,所谓的官宦世家,先祖们做的也都是一些武官。于是,他将练功习武、驰骋疆场、建功立业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父亲给他取名匡胤,就有扶救后世之意。因此,儿时的赵匡胤嘴里虽然装模作样地念着诗云子曰,而一颗不安分的灵魂,却早就“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而射之”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也不知道究竟要干些什么,犹如一棵浮萍漂泊不定。他以惊人的活力与速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孤独的身影频频出现在陕西、甘肃、湖北、河南等地,吃透了苦头,遭尽了磨难。尽管如此,他没有半点后悔,如果长期待在家中,除了安逸、平淡,将不会有多大的出息。希望在于寻找,命运在于把握,赵匡胤依凭自己的感觉,义无反顾地朝着冥冥之中的幸运之神走去。为了鼓励自己,他还写过一首以日为题、毫无文采但气势磋磅礴的明志诗:

世间不是流行过“点检为天子”的传言么?现在的点检是谁?赵匡胤!那么,就让这一传言尽快变为现实吧!

在赵匡胤的一生中,周太祖郭威对他影响最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天快亮时,一群手执兵仗的军士在赵匡胤弟弟赵光义及赵匡胤亲信、书记官赵普的指挥下,高声叫嚷着突然闯入驿站:“众兵无主,奉太尉称帝。”赵匡胤睡意地披衣起床,似乎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立时就有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紧接着便是一干人众齐崭崭地跪拜在他的脚下山呼万岁。赵匡胤当然是推辞不受,众人自然是不肯依允。如此再三,赵匡胤只得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你们贪恋富贵,拥我为天子,唉,真是没有办法。罢罢罢,我就只好依从你们了。不过我有言在先,你们须得听从我的命令,不然的话,我是万万不当这天子的。”众人自然表示无条件听从命令。天子一言九鼎,谁敢不从?赵匡胤不过是想把这出戏演得更加逼真罢了。

当赵匡胤作为一个普通士卒进入郭威帐下,或是以行首的身份追随在他的左右时,无不把他视为自己心中的楷模。赵匡胤在郭威身上学到了许多在别处无法学到的东西,小到为人处事,大至治国安民,都在他身上得到了启发;特别是郭威时时处处笼络人心建立威望,更是被赵匡胤学得维妙维肖;而赵匡胤后来策划的陈桥兵变,无疑就是郭威澶州兵变的翻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赵匡胤没有投奔郭威,如果郭威没有收留他、赏识他、重用他,如果没有郭威作为赵匡胤的先导楷模,那么,就不可能有“宋太祖”的问世,而中国的历史,也就极有可能走上一条有别于宋朝而难以预测的新路。

尽管辉煌难再,但那“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的大一统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黎民百姓在战乱的夹缝中艰难而执著地生存着,总是满怀希望地渴望天下明主早日诞生,期盼中华民族再度统一,憧憬朗朗乾坤重现人世。

此前,民间就一直流行着“点检为天子”的传言;在伐辽途中,周世宗审阅奏章时,不知怎么就在“文件袋”里突然冒出一块来路不明的小木版,上面赫然写着“点检做天子”五个大字。一直疑惑不安的周世宗不得不有所顾忌了。点检,就是殿前都点检,为禁军最高指挥官。禁军,本是保卫京城和皇帝的安全部队,周世宗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力量,吸取唐朝的灭亡教训,削弱藩镇力量,扩大禁军,将它改造成一支强大的直属中央的战斗部队。这样一来,地方将领就难以对中央政权构成事实上的威胁了,而周世宗南征北伐依靠的正是禁军这一主力与核心部队。当时担任点检的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而周世宗柴荣也不过是郭威的义子和内侄,论关系,张永德与郭威更为亲近。如此一来,周世宗对张永德就不得不心存戒备了。为防意外,他立即果断地做了安排,免去张永德的都点检之职。那么,让谁担任这一要职呢?在周世宗眼里,最为合格的人选就是赵匡胤。赵匡胤对他不仅言听计从,指向哪里奔向哪里,还能为奉行君法而大义灭亲。那一年,赵匡胤率兵进驻滁州,时任马前都指挥使的父亲赵弘殷也领兵于半夜时分来到滁州城下传呼开门。听说父亲来到,赵匡胤自然不敢怠慢,急忙登上城楼问候,然而,却不让父亲立即进城,他说:“按照规定,夜半不准开门,我不能因为您是我的父亲而违反王法。”当时,他父亲正染病在身,没有办法,也只好带病坚持等到天亮。没想到赵弘殷却由此而一病不起,不久就命归黄泉了。赵匡胤为了王法能一至如此,这样的人若不可靠还有谁信得过呢?于是,周世宗毫不犹豫地将都点检一职转授给了赵匡胤。于是,赵匡胤一步登天,立时手握军政要职,成为后周最有实权的重臣。

就在人们焦灼难耐的强烈期盼中,“明主”犹如难产的婴儿终于呱呱坠地,真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了——这位明主不是别人,就是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

历史,总是不断地眷顾那些幸运儿;机遇,又一次出现在赵匡胤面前。如果说此前他的心中仅只有过一些朦胧的远大志向,那么现在,可就水落石出逐渐清晰明朗了——他不仅要做威震一方的大臣,更要成为执掌天下的皇帝!天下一统,乾坤朗朗,人们各归其位,倒也能够安分守己;而一旦天下混乱,稍有本事的就会不安分起来,那些实权派更是如此,正所谓“将士强了就想驱除主帅,主帅强了就想背叛皇帝”。五代十国更是一个军人称雄的时代,谁拥有强大的军队,谁就可以占领一块地盘尝尝皇帝的滋味。而他们手下的将领,只要羽翼丰满,也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推翻旧主改朝换代。弱肉强食,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谁也不会怀疑皇位的正统、抨击道德的堕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使怀疑、抨击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赵匡胤虽然早年胸怀大志,一心想着能够出人头地,干成一番大业,但对那高高在上的皇位何敢奢望?距离太大了只要想想恐怕就会脑袋发晕呢。而现在则不同了,握有后周军政大权的他离君王之位只有半步之遥了——在臣民眼里,他比那刚刚继位,年仅七岁的恭帝不知要威风多少倍呢!

赵匡胤选择周恭帝元年(公元960年)大年初一这一万物复苏、万象更新、极富象征意义的日子开始有声有色地上演了一出夺权活剧。

当大唐盛世的最后一抹余晖于公元906年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无数割据一方的短命王朝。“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后代史官在叙述这一战乱频仍的黑暗时代时,总是无法保持惯有的客观冷静态度,笔墨间往往饱含着一股强烈的愤激之情。相比于大唐的繁华、强盛、富裕与博大,五代十国的分裂、动荡、衰微与混乱仿佛使人感到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悠悠古国已经进入了它的末世。

郭威出身贫寒,却能于卑微中脱颖而出,被委任为顾命大臣,拜为枢密使加检校太尉,后又发动澶州兵变,在部下的拥戴下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后周政权。除了混乱的世事为他提供难得的机遇与土壤外,更与他那出类拔萃的卓越才能、笼络人心的高明手段及纵横捭阖的政治谋略密不可分。

本为一场惊天动地的兵变,仅杀韩通一人、在短短的一天里就大获成功,真可以称得上是漂亮的“大手笔”,比他的老师周太祖郭威发动的澶州兵变做得可要周密严谨、娴熟自如多了。因此,后人每每提及中国历史上“黄袍加身”的故事,似乎也就成了宋太祖赵匡胤的个人“专利”。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赵匡胤 第二章

陈桥兵变的成功,仅只意味着赵匡胤的皇业成功了一半。他还有两件既重要又棘手的事情要做:一是巩固政权,二是统一天下。

自从朱温于公元907年灭唐建梁以来,在短短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中原地区就先后建立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因为这些名称以前都曾用过,按习惯便在这些朝代前面加上一个“后”字;与此同时,南方也曾先后建立过南唐等九个王朝,加上西北部的北汉,共是十个,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五代十国”。若以平均值计算,每三年多就有一次政权的更迭在中华大地发生,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不稳定的一个特殊时期。于五代十国政权的兴衰变化,有人形象地比喻为像在铁炉上面烤烧饼,总是翻来覆去地烤个不停没完没了。

宋代轻而易举地篡夺了后周统治,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自古以来得天下者没有像赵匡胤这么容易的。在那政权如走马灯般变换不休的时代,当时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建立在后周基础之上的宋王朝会延续三百多年之久。一切的一切,当然都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密切相关。

宋朝建立之初,只控制了中国一小部分领土,地盘仅仅局限于中原核心地带。它的周围,还存在着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后汉、契丹辽等多个或强大、或弱小的封建割据政权。赵匡胤刚刚穿上黄袍、登上皇位之时,政权的首要威胁并非来自外部,“攘外必先安内”,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内部隐患,新生王朝将随时面临着重蹈后周覆辙的兵变危险。

当他御驾亲征,平定了李筠、李重进等公开反对势力后,就开始考虑内部的长治久安了。赵匡胤最为宠信的军政参谋赵普分析说:“天下战乱不息的根本原因是方镇地位太重,君主权势微弱。要想整治,只须削夺臣下的权力,限制他们的钱粮,收回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就会变得安宁起来。”

赵普之言可谓切中要害,之所以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大动荡局面,其根源就在于藩镇割据。对此,赵匡胤本人的感受、体会最为深刻,他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就是沾了藩镇权重的“光”。赵匡胤心里非常清楚,就是那些在自己脚下俯首磕拜的大臣,又有多少心悦诚服者呢?并且,他手下的那些诸镇节度使们照样手握重权,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上演一出类似的兵变,或是干脆亮出旗号武装夺权。他所发动的陈桥兵变,直接榜样无疑便是郭威;但在郭威之前,还有过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潞王李从珂的“成功范例”;包括他的这次所谓拥戴性的兵变,类似的在历史上已重演过四次。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应将这种武将兵变在他手中成为“绝版”才是,不能让它们再次上演了。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宋朝的开国史上就赫然写下了“杯酒释兵权”这一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赵匡胤在一次专设的酒宴中以皇帝身份与那些握有重兵的大臣们“摊牌”:以金钱、豪宅、良田等优厚的经济条件换取他们手中的兵权。众将即使不愿,也不敢对抗;况且,能在皇帝的保护下不担风险、不必操心地享受人生,也是一桩求之不得的美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个个赶紧上书,要求解除军职。一场权钱交易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顺利地完成了,赵匡胤以他的委婉、圆滑等谋略手段把当时最强大也是最容易发生动乱的禁军完全控制在个人手中,再也不必为难以预料的军事政变而忧心忡忡了。而宋朝在此后的三百多年统治中,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黄袍加身”的兵变,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确曾起到了“一劳永逸”之效。

赵匡胤坐稳了龙椅,这时,他的目光开始鹰隼般地环顾四周,威严地抖抖身上的黄袍,发出了南征北讨的命令。他采取先弱后强、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南并荆湖,西吞后蜀,远征南汉,降服南唐,收归吴越。

然而,就在统一大业进入关键时刻的公元976年,正值壮年的宋太祖赵匡胤却突然暴卒而亡。

其时,赵匡胤正在指挥征伐北汉的战役。临死前夕,还在紧张地处理一应公务,并未出现什么身体不适的迹象。各路捷报频频传入宫中,多年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眼看有望,他自然高兴得不行,显得精神饱满,情绪良好,一直处于难以抑制的兴奋状态。这天夜晚,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将时任晋王的皇弟赵光义召入宫中,然后支开众人,兄弟两人举杯开怀,尽情畅饮。渐渐地,酒量不大的赵光义就有点难以招架了,一再起立表示不能再饮。可赵匡胤不依,不断地将他按下继续对饮。

饮至夜半,赵匡胤拿着一把斧头走到室外斫雪,想看雪已下了多厚,他一边斫着一边大声叫道:“好自为之,好自为之!”然后就进屋睡了。早已喝得乱醉如泥的皇弟赵光义当晚自然也睡在了宫中。将近五更,突然传出消息,太祖驾崩。

第二天,赵光义就在兄长的灵柩前继承了皇位。

兄弟两人饮酒时,守候在外面的人只是远远地看见屏风之上,烛光摇曳人影散乱,赵光义不胜酒力不时离席,赵匡胤又不断地将他按回原位,兄弟间难以分晓的“你推我让”自然也可理解为两人之间的纠缠、矛盾甚或打斗;而赵匡胤的斫雪行为及那把斧头更是染上了神秘恐怖的暴力色彩;皇位一般由儿子继续,这回却是兄死弟及,后来更是弄出了一个所谓的“金匮之盟”;赵匡胤自己暴死不说,他的两个儿子不久也不明不白地命丧黄泉……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甚至认为就是宋太祖的亲弟赵光义谋杀了兄长,篡夺了皇位。

赵匡胤之死不仅留下了“烛影斧声”这一千古之谜,更留下了统一大业未竟的遗憾:北汉、辽仍在北面虎视眈眈地与宋对峙。

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虽然很快就收复了后汉,但契丹辽却成为宋朝最大的劲敌与死敌,那凌厉而强劲的铁蹄常使得宋代在它的蹂躏下艰难挣扎,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呻吟。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赵匡胤 第三章

宋太宗赵光义在消灭北汉——“十国”中的最后一国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重归一统,有宋一代的版图就基本上奠定下来了。然而,还有西南的大理、吐蕃,西北的高昌、党项,北方的契丹辽均在宋朝版图之外,它不仅没有汉唐的辽阔,就连秦、晋时期的规模也未能恢复。宋朝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中原统治集团,在赵光义收复北汉后其领土即达至顶点,此后便在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蚕食中日渐萎缩,南宋时更是沦落为一个地方性政府或割据政权。

国家的强盛与领土的辽阔常构成一种正比例关系,宋朝的积弱与版图的不断缩小息息相关。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还没有哪个统一王朝像宋代那样一开始就弥漫着一股柔弱、僵化与衰亡的气息。宋王朝似乎没有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总在外敌的逼迫下气喘如牛,就更不用说出现汉朝的文景之治、盛唐的贞观之治了。每当我们回望这一时时讲和、处处挨打却又延续了三百多的腐朽王朝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深深的屈辱、沉重、压抑与悲愤。只要能够,我总是匆匆跳过这段令人丧气而难堪的历史。

追本溯源,宋朝的祸根早在后唐就已种下。

公元936年,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取得辽国的支持建立后唐政权,竟将河北、山西一带的幽云十六州拱手割让给契丹贵族,恬不知耻地做起了儿皇帝。契丹辽王耶律德光在册封石敬瑭的文表中说:“我对待你,就像对待儿子一样;你对待我,就像对待父亲一般……愿我们永远结为父子之邦。”儿子石敬瑭时年四十五岁,而父亲耶律德光却只有三十五岁,这样的父子关系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奇观,进入“吉尼斯大全”了。为了表示孝意,石敬瑭每年必献帛三十万匹,还经常派遣使者奉送金银珍宝及各种饮食。他的无耻就连阅读史书的后人都感到无地自容,也不知他当时是一种怎样的畸变心态。看来中国的“汉奸”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且队伍不断茁大,发展至现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总数高达二百多万。这真是一个庞大且令人汗颜的黑色数字,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壤为何如此“盛产”汉奸?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石敬瑭为求一时之欢不择手段,却将一颗艰涩难以消化的苦果留给了后人。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共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资源拱手送给异族契丹,在冷兵器时代能起阻挡之效的万里长城顿时失去作用,辽军可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本土。从新划定的边界到宋朝首都开封,五百公里的距离全是一马平川,不仅没有广阔的天然屏障,就连一个险要的关隘也没有。门户完全洞开,辽军铁骑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纵横驰骋,中原大地,真的成了一块“逐鹿”之地。

幽云十六州对每一个中原政权来说,都是一块决定其生死存亡的黄金宝地。得之则政权稳固,失之则危如累卵。因此,从后周开始,就与辽朝围绕这块领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周世宗北伐契丹,在收回了其中的瀛、莫二州后不幸病故。宋太祖虽然统一了中原及江南,但历史上长期由汉人聚居、与中原政权休戚相关的幽云十六州却一直控制在辽朝手中,京城汴都处于辽朝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辽宋对立,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古代第二次南北朝并存之势。宋朝只有全力攻占幽云地区,将边界推进到长城以北,恢复长城防线的屏障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摆被动局面。宋太祖时时想着恢复前朝版图,然而,却在征伐契丹南部分裂政权北汉时就暴死宫中。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刚一收复北汉,紧接着就开始对辽用兵。虽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总起来说,是败多胜少。特别是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两次惨败,宋军几乎损失了所有精锐。以此为转折,宋朝不得不变主动的进攻而为消极的防御,国势日蹙国力日弱,直至彻底衰亡为止,宋朝的外交史上也没有出现过一次扬眉吐气、像模像样的美好日子。

如果周世宗柴荣不是突染重病英年早逝,在攻取两州的情况下乘胜前进,幽云十六州或许早就收归中原政权了。然而,在后周政权成功地过渡为宋朝之后,赵匡胤却未能立即施行周世宗北伐契丹、收复幽云地区的战争方略。他虽然也在不断地南征北讨,然而,却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弱后强的策略,这多少有点投机取巧的意味。在赵匡胤的骨子里头,似乎从来就缺少一种硬碰硬的铁血气概,总在玩弄着某种计谋与手腕,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莫不如此;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显得优柔寡断,心中决定的事情却无法果断地进行,比如迁都之议就是如此。说得好听一点是虚心开明、从善如流,而中国封建集权统治有时似乎需要某种说一不二的专横独断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其实,在赵匡胤内心深处,并没有把臣下视为平起平坐、平等对话的“伙伴”,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君臣之别。“黄袍加身”后的赵匡胤由一名重臣一跃而为皇帝,昔日的战友、同事眨眼间变为自己的臣子,他们真的心服口服了吗?即使没有,那三拜九叩的仪式,倒也很能让他产生一种莫名的陶醉与满足。然而,在那群俯首称臣的黑压压的臣子中,却有宰相一人与他同样傲然地坐在椅中。如果往前再进一步,是否会取而代之登上龙椅呢?无论如何,这是赵匡胤不愿想象、无法接受的。他最忌讳的事情可能就是皇位二字,绝不允许别人对他屁股下面的宝座产生任何非分之想。于是,他颁布了一项看似不大、却影响国民心理人格的新的圣旨——废除宰相在君前坐议之礼。也就是说,宰相晋见、议事不再赐坐,也得如普通臣子般匍匐于地、三拜九磕才行。而人的双腿一屈,什么人格、尊严也就全部消失殆尽了。如此一来,不仅普通百姓、政府大臣,就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变得奴性十足、没有人性了。在宋代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之下,从上到下,也就彻底地“太监化”了——一种心理上的残酷阉割。而那俨乎其然的皇帝,便是全国最高最大、最为变态的“太监”总头目。

宋太祖赵匡胤的变态、柔弱与谋略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臣民,更深深地烙印在他所开创的帝国之中,作为一种“风格”弥漫开来,成为有宋一代的“时尚”。

如果赵匡胤在篡夺后周政权后继续推行北伐契丹的军事方针,而不是调转“枪口”首先向当时最为弱小的荆南小国开刀平定江南,那将会出现一种怎样的局势呢?两强相碰,要么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要么仓皇败北皇位岌岌可危。以赵匡胤的血性,自然不敢碰硬,没有把握、风险太大的事情他似乎从来不做。表面看来,赵匡胤在平定南方的胜利中获取了广阔的领土,扩充了自己的力量,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也使得原先的精锐有所丧失,内耗严重。而那些刚刚并入的分裂王国似乎并没有壮大后来的北伐力量,也没有成为有效的战略后方。如果宋朝建国之初,就倾全力夺取曾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幽云地区,然后一鼓作气回身平南,先强后弱,所到之处要么势如破竹,要么望风而降,统一天下将易如反掌。是先吃软后拼硬,还是先攻强后对弱,两种战争方略,孰优孰劣?在后人眼里自然十分明了。

赵匡胤虽然对周边弱小政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对迅疾如风的契丹铁骑却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与恐惧,最使他担忧的就是都城开封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此时的开封,虽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曾建都于此,后周时还对城郭宫殿进行过一番大规模的整修,但辽国一旦兴兵,强大的铁骑将如潮水般越过长城,无遮无拦地汹涌而至,一直涌到开封城下。一国之都,随时面临覆灭的危险,这不能说不是当权者的严重失误。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乃从后周手中直接接管政权,定都开封的后周属地方性割据政权,篡权之初的赵匡胤也只能承认这一现实。随着地盘的扩大及形势的发展,开封显然不再适应作为宋朝国都。为了扭转这一被动不利局面,赵匡胤开始考虑迁都,从而达到“据山河之胜,去冗兵”的目的。

宋太祖将新都的首选之地定为开封西部的洛阳。洛阳北有黄河,南有中岳嵩山,西有秦岭、渑池、函谷关等险要之处,东有咽喉要地成皋关(即虎牢关),周围地势平坦,水土丰美,交通极为便利。与开封相比,洛阳乃历朝古都,文化根基深厚,经济水平发达,军事可攻可守。他从小生在洛阳长在洛阳,直到十二岁才离开,对那块土地更是怀有一股特殊的亲情。开封距洛阳也不太远,迁移起来并不困难。一旦迁都洛阳,国都危险得以解除,各种压力自然减轻,才有可能达到长治久安之效。

然而,太祖此议一出,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些勋臣贵戚在开封大都置有田产、庄园,迁都自然有损于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少人长期生活于此,住惯了,也不想动。在那些众多的劝谏者中,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的理由似乎最为充分:“东京有汴渠漕运,才能运来江淮一带每年数百万斛漕米,供给守卫京都的几十万将士。陛下若迁都西京,粮运如何解决?况且府库重兵全在大梁,根基不可动摇啊!”其实他的话根本不值一驳,洛阳不仅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且“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江湖之利”,供给大多可就地解决,历代建都者都是如此。而最关键的是,一旦迁都洛阳,凭借险隘的关河,就不必如在开封般重兵团团把守了。军队一少,粮草等需求自然降低,一些无形的损耗也会相应减少。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天下的好事。而那些短视的大臣,他们只顾自己的个人利益,却置国家利益而不顾。其实,朝廷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比普通百姓联系得更为紧密,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那些反对迁都的大臣中,最为激烈的就是皇弟赵光义。其时,他已官拜晋王,成为宋朝的主要军事统帅。宋太祖可以对异姓将领产生怀疑,收回他们手中的兵权,而对自己的亲弟似乎从来就没有动过半点防范之念。而宋朝的一些大事,正是这位御弟给搅得不明不白。他是陈桥兵变的始作俑者,也就是说,没有这位亲弟的鼎力辅助,赵匡胤是否坐得上皇帝宝座,还是一个未知数。赵光义先是为兄长谋取皇位,而后来便是为自己谋取皇位了。在令人生疑的“烛影斧声”中,他似乎在自己的兄长身上又玩弄了一次相当隐蔽且十分成功的新版“兵变”,结果入继大统,荣登皇帝宝座。当赵光义听说兄长要迁都洛阳时,心中不免十分焦急。与在洛阳长大的赵匡胤不同,赵光义从小生长在开封,对熟悉开封留恋开封;同时,他还担任过开封府尹,也就是首都的最高军政长官,在开封培植了不少私人势力,一旦离开,权威将大大削弱。赵光义眼见得前面几位大臣的反对都不能动摇宋太祖的决心,便亲自出马了。只见他双膝跪地,言辞恳切地说道:“皇上,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呵!”好一个在德不在险,他玩弄起谋略来似乎比兄长更胜一筹。赵匡胤一听,竟无言作答,只好沉默以对。然而,等赵光义刚一退下,他就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长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尽矣!”

如果赵匡胤富有血性、威严专断,敢于碰硬,也就不会以沉默进行一场灾难性的妥协了。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他仍执拗地相信自己的英明,仍在想尽千方百计弥补挽回,这从宋陵葬于巩义即可得知。宋朝皇陵既不建在赵氏原籍保塞县(今河北涿县),也不建在都城开封,而是选在距离洛阳故城仅只几十公里的巩义,可见赵匡胤用心之良苦。大臣一致反对迁都,他一时难以达到目的,就又一次地在脑袋里转出一个极富机巧的谋略:巩义是开封与洛阳之间的一个中转站,将皇陵建造于此,无疑是向天下表明自己的决心: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迁都的愿望,一旦时机成熟,他将付诸施行;同时,也是为后来的继承者定下迁都洛阳的调子,做出某种铺垫。

后来的事实证明,宋太祖的迁都之议确为一项具有忧患意识的正确方略。宋朝在此后与辽、金的长期对峙中,敌人动不动就屯兵京城之下,王朝的政治核心时刻处于慌乱无措、被动挨打的局面,成为宋朝最大的心腹之患。

尽管后来也曾有过迁都之议,但连开国皇帝赵匡胤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在一代弱于一代的继承者手中也就更难变成现实了。结果在一百五十年之后,终于导致了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金兵攻陷汴京的耻辱,徽、钦二帝及后宫嫔妃三千多人被金人当作战利品掳往漠北。一行俘虏在押解出城时,太子不由得大声哭叫道:“百姓救我!”如果赵匡胤、赵光义的在天之灵有知,当作如何感想?祖辈留下的隐患终于在后人身上得到了报应,这就是历史的冷酷、公正与奇妙。而遭难的后人在呼救中首先想到的却是百姓,他们似乎忘了列祖列宗,对遗留后患的祖先怀有一股无法掩饰的怨恨与愤怒。

而赵匡胤的暴死、早死对宋朝来说,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他的骨子里虽然有着一种难以克服的柔弱,却深具远见卓识,其智慧、计谋远远超出常人。设若天假以年,收复北汉自然是不成半点问题,而幽云十六州或许也能并入宋朝版图;即使不能,至少可以实现迁都洛阳之愿。那么,宋朝的历史必有一番新的改观。

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虽然也算得上文武兼备,也具雄才大略,但与赵匡胤相比,自然是逊色多了。他曾经作为一名攻城略地的军事将领长期居于太祖之下,在具体的战役中可能具有一定的经验,而在远大的政治、战争方略方面就显得力绌难支了。毛泽东在评价赵光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道:“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总不省。”

赵光义的统治是赵匡胤的翻版与延续,他除了将兄长的某些策略推向极端外,不曾有过半点新的创见与建树。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兄弟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俩奠定的国基、制定的国策决定、左右了宋朝三百多年的形势与历史。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赵匡胤 第四章

如果没有陈桥兵变的黄袍加身,赵匡胤也就不可能登上皇帝宝座。而一旦位居九五至尊之位,赵匡胤似乎不胜重负,有时甚至反映出某种极度的内在自卑。皇位,是天下人凝聚的焦点,也是野心家觊觎的对象。那看似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从万里云端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赵匡胤的目光不得不时时机警地打量四周,防备难以预料的反叛。说到底,人是一种相当奇怪的高等动物,没有本钱时对那高不可攀、目不可及的皇帝宝座想想都会头晕;一旦拥有某种资本与实力以后,欲望就禁不住膨胀开来,正所谓“温饱思淫欲”,“这山望着那山高”,总是不断地做出一些登基的美梦;而一旦做了皇帝,又要时刻盘算怎样才能坐稳皇位。这,恐怕是中国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下的一种普遍心态。

赵匡胤自然也不能例外,他在黄袍加身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策略莫不与如何坐稳皇位有关。他的聪明才智似乎全都用在了维持、巩固屁股下面的天子宝座及赵家江山上,根本就没有把天下的安危及百姓的幸福作为当权的终极目标,他的子孙更是继承了这一衣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皇袍加身这一转折事件不仅决定、改变了赵氏命运,也决定、改变了宋朝三百多年及中华民族的命运。

不唯赵匡胤,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统治者又有几人将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兴盛放在了首位?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就是个人的利益及家族的命运。封建统治即家族统治,改朝换代也是换汤不换药。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中,专制集权的性质从未有过改变,变化的只是某些家族的兴衰。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只计较于个人的权势与家族的私利,这是所有封建专制统治的特性,并非哪朝哪代、某一个人的“专利”。逆来顺受的老百姓似乎也能“理解”,只是对那些将这种特性推到极致的统治者才予以唾弃,比如石敬瑭之流。

宋太祖虽也考虑收复失地、一统天下,虽也想着怎样才能使得大宋帝国繁荣富强,但他放在首要位置的,仍是个人的利益——如何坐稳江山。

刚一上台,他就翦灭公开的反对派,尔后又以怀柔的手段,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将潜在的对手与隐性的反抗毫不留情地加以剿灭。杯酒释兵权之后,他的统治是稳固了,但地方势力顿时薄弱,异族入侵无以抵抗,将所有问题一股脑地推给了中央政府。从巩固统治地位来说,杯酒释兵权似无不可,但在四面皆敌的情况下就向自己的军事力量“开刀”,宋太祖进行得也太早了一点,颇有一点风声鹤唳、神经兮兮的味道。待到中华一统、天下太平之时,再来解除将领的实权,那才称得上真正的谋略。

为了削除方镇之权,防微杜渐,宋太祖将政权、军权、财权全部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过去,方镇犹如一个半独立的王国,拥有官员的豁免权。宋太祖一改过去的横向管理模式,各路(省)官员,不仅由中央垂直管理,还直接由中央选派。宋太祖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将政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了达到集权目的,增加皇帝威严,他不仅废除宰相君前坐议之礼,还削弱、限制相权。宰相的民权、军权、财权分别被参政知事、枢密院、三司分割,三者互不隶属,互相牵制,无法沟通消息配合行动。比如说国家财政已经困难,而枢密院还要增兵;人民已经穷苦不堪,三司还在索取财赋。这种军政分立、措置乖异的弱点,一遇战争更是暴露无遗。

为防大臣专权自重,宋太祖总是将一些实权部门一分再分,添设了不少新的机构,致使官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内耗,办事效率极为低下。不少大事小事,最后都推到了他这个皇帝面前,非他亲自拍板不可。宋朝虽设谏官,其职责却悄悄地消失改变,由谏议君王成为专察臣子百官的御史,历来所谓的“丞相听天子,天子听言官”之局面不再重现。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到了极点,几乎无人可议无人可谏,大臣唯有偶尔以祖宗成法来稍稍规束一下天子。至王安石提出“祖宗不可法”后,皇帝也就变为真正的“天子”,无人可以监督,没有任何法规能够束缚。

宋太祖在政权、军权收归皇帝一人的同时,也将财权全部集于中央。过去方镇所收赋税,基本自留,送到朝廷的极少。这固然为地方官员聚敛财富中饱私囊提供了方便,有着一定的弊端,但地方的自主权与灵活性也相应地得到了发挥。宋太祖进行财政改革,诏令天下诸州,除留取规定的正常经费而外,其余的将全部送交中央,不准占留。这一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地方势力的作用,但当时的交通运输、财政管理都无法跟上,还得增设相应的政府官员,造成的损耗难以估量。宋朝的财政收入与唐朝相比,增加了七八倍。但是,却要供养一大批由政府派到各地的政府官兵及数目庞大的禁军,由唐时的三千人养一官兵,变为三十人养一官兵。表面看来,宋朝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而实质上则大大减少了。即以宋英宗时期而言,国家财政年收入高达六千多万,而官兵的费用就花去了六分之五。剩下的六分之一,朝廷还能干些什么?发达的经济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消耗于无形之中,宋朝的积贫积弱就这样无可避免地成为定势难以扭转。因此,每当边衅一开,国家财政无力,而地方财政又归于中央,缺少早就势力薄弱无所建设,仗还没打,胜负就已见出分晓。

除开财政,军队的建设、管理更是宋朝屡屡败北的根源之所在。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表面看来,军权已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拥有军队,就会存在领兵作战的将领;而将领一旦博得部下的信任,控制了属下的兵士,就有可能凭借手中的力量防不胜防地发动军事政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将领拥兵自重的弊端,只有改革军制才能达到目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宋太祖采取了建立枢密院与三衙并存的军事体制。枢密院主管全国军政,一应军机要务,诸如掌握兵籍、控制虎符、调动军队等,都在主管之列。为了制约武将,枢密院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却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担任。三衙,指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它们平时侍卫皇帝,负责仪仗,宿卫京师,或到外地更番戍守。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拥有兵权,却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也就是说,枢密院属务虚的军事机构,它拥有调兵大权,却没有可以指挥的士卒;而三衙有军队,却无调兵大权。枢密院有权无兵,三衙有兵无权,它们相互制约,谁也别想拥兵造反。而真正的军队指挥大权,最后全都归于皇帝一人。为了防止类似自己的“黄袍加身”事件出现,赵匡胤真是处心积虑到了极点。

不仅如此,赵匡胤还加强了禁军的建设。宋初的军种共有三类,一是乡军,二是厢军,三为禁军。乡军不属职业军队,战时为军,平时务农,实质上就是民兵;厢军即各州镇的地方部队,他们虽然庞大,但武器装备、兵员素质较差,战斗力相当薄弱;禁军过去基本上是皇帝的近卫军,主要负责皇帝的个人安全,而赵匡胤却在后周的基础之上将禁军整编为国家的正规部队,变为一支力量强大的中央军及核心力量,由三衙统领,担负着守卫京师、保护皇帝、戍守边疆、对外作战的重要任务。因此,赵匡胤只要将禁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基本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禁军数目,据《历代名臣奏议》所载:“太祖即位初年,国家共有十二万,”而到开宝后期,就发展到三十八万了。这些禁军,平时大都拱卫在无险可守的首都汴京。可以想见,这支只顾消费、没有生产的职业化军人集团将给京城造成多大的压力,也就难怪宋太祖提出迁都之议了。

赵匡胤早年讨厌读书习文,专鹜练功习武。可当他执掌政权后,却在全国上下,号召人们重文轻武:“我欲使武臣尽读书,使知为治之道。”这固然与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担心人们重武,会危及他的政权统治。宋太祖不仅以文臣主管州事,还用文官控制武将。对此,他曾说道:“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我现在选派能干儒臣派往天下各州,即使这些人全部贪污腐化,也没有一个武臣危险。”而问题的关键是北有虎视眈眈的契丹辽国,如果重文轻武成为一种风气与时尚,谁还愿意当兵打仗?军队哪来旺盛的斗志与强大的力量?

在军队的具体管理上,宋太祖的一些措施也弊端多多。

过去,禁军全部屯驻京师,自宋太祖将其改造为王朝的主力部队后,不得不采取“内外相制”的办法分地驻军。主要威胁来自契丹,他就将禁军约百分之六十六的兵力屯驻北方,百分之七驻扎南方,百分之二十七守卫京师。为了将军权完全集于皇帝一人之手,赵匡胤还创立了“更戍法”:除守卫殿前的诸班外,所有其他禁军都要按期轮换到某地戍守,将领自然也要不断调换。常常是某位将领刚刚调到某军,还没有达到官兵相熟的程度,很快就被调往别处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宋太祖的目的所在,就是防止将领动乱。要想叛变,必先结成党羽;党羽间必有一个相互熟悉、了解的过程,只有慢慢加深感情才能形成。而“更戍法”常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就更不用说相互结党叛变了。于是,对那些握有几千里地盘、上十万军队的重镇将领,宋太祖只要发出一纸诏令,就可让他们立时变为孤孤单单的“光秆司令”。防范的目的是达到了,然而,由此而导致的不良后果却非常严重:将领不了解士兵才识,士兵不认识将军容颜,上下陌生,关系疏离,将帅的威信无从建立,士兵的长处得不到发挥。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又怎能指望一支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军队常胜不败呢?

若论实力,辽朝远不如宋军。辽军总数不到三十万,能投入战场的不过十万而已。宋朝军队在宋太祖开宝年间约三十八万,宋太宗时扩充到六十六万,而在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已达一百四十余万之多,是辽兵的几倍。辽兵虽以骑兵为主,迅疾剽悍,为宋军所不及,但就双方军队的实力而言,宋朝当超过契丹;更何况,宋朝的经济力量远比辽朝雄厚稳定,为何占有较强优势的大宋王朝却在对外作战中从未取得过一次像样的军事胜利?尽管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比如民心的向背、决策的正确与失误、战略战术是否得当、将领的临场指挥、军队的整体素质等,但我们仅从宋太祖的“更戍法”不是可以得到一定的答案吗?宋太宗时,更是将赵匡胤的军事防范策略推到了极端:为防统帅专权,赵光义干脆取消将帅对部属的节制、处分权力。如此一来,上下级之间便失去了从属与统辖关系,统帅、将校、士兵各不相干,犹如一盘散沙。将帅没有威严,号令无法执行;士兵纪律涣散,难以统一指挥。这样的军队怎能与纪律严明、灵活性大、战斗力强的契丹铁骑争锋?也就难怪宋军每战必败了。

就拿后来发生的人所共知的诛杀名将岳飞来说,也是宋朝君主猜疑武将而结出的一个恶果。岳飞毫无疑问是宋朝最为伟大的军事统帅,他所率领的那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岳家军的确具有一股“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英雄气概。然而,他却受到了朝廷的牵制。若不是宋高宗的骨子里继承了先祖猜疑武将的基因,哪怕秦桧再谄言再诬陷,也不会发生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事件。可怜一代令敌闻风丧胆的英杰忠臣,最后却落得个惨死于自己君王手下的悲剧。

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宋朝历代皇帝对武将的怀疑与防范便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传统。宋太宗赵光义就曾说过:“国家面临的问题,无非就是外忧内患。外忧易于防范,而内患却来得突然,最令人担忧。帝王用心,对此不得不格外谨慎。”防内甚于防外,因此之故,宋朝内部虽无大乱,对外却先后受制于辽、西夏、金,最后亡于元朝之手,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唯政治、军事、经济,即使有宋一代的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之表现,我们似乎也可以在黄袍加身这一开国历史事件中找到内在根源。

陈桥兵变是一次成功的中国历史大阴谋,总是显得那么阴阳怪气、不明不白、不甚光彩。信念、仁义、忠诚等儒家正统观念在此丧失殆尽,也就使得整个宋朝弥漫着一股小人盛行、无耻下流的“毒雾”,一点一点蛀蚀着大宋江山。

而作为坐稳了江山的统治者来说,自然要拉出历代统治者所惯用的“法宝”——儒家理论治理国家。赵匡胤不仅尊孔重儒,即使对孔子后代,也十分看重。孔子的第四十四代孙孔宜没有考中进士,就给予格外照顾,不仅特定为进士,还将他封为曲阜主簿。历代儒家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虚伪,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宋太祖的尊孔信儒,说到底也是一种虚伪的表现。两重虚伪迭合在一起,便有了一出《宋太祖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位看过这篇传奇的读者,都会对赵匡胤的故作姿态、不近人情产生某种反感。而这则故事,正是按照孔老夫子的“男女授受不亲”观念演绎而来。因此,儒教在宋代时期发展到朱熹、二程的吃人理学,也就不足为怪了。从《千里送京娘》这一故事中,就已清晰地现出了某种端倪。

黄袍加身是中华传统谋略的一次杰出典范,阴柔,是其内在本质。这一特性影响开来,有宋一代差不多被阴柔与谋略浸泡得面目全非。以宋太祖为滥觞,其弟宋太宗就弄了个“烛影斧声”;赵氏后人又将这种风格用于战争与外交,他们不敢与敌人硬拼,总是以谋略、和谈为主,战争为辅。对强大的契丹就不用说了,即使不怎么厉害的党项,采取的也是羁縻政策,结果使得党项不断坐大,建立了一个与宋对抗的西夏王朝,到头来自食其果、致祸后代。特别是宋高宗那样的短视、懦弱皇帝,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利害得失,就只知道求和,一味地求和,哪怕仅只一纸和平的空文,他也能感到一种虚幻的满足与安慰。

经由黄袍加身而坐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对谋反篡权的恐惧、忌讳与禁锢简直达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在陈桥兵变前夕,他先用两日相争的天文现象制造舆论;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总是派员先行考察各国的地理情况,搜集地图资料。因此,宋太祖深知天文、地理对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重要性。于是就明确规定道:“玄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还下令“禁止佛、道徒私下学习天文、地理”,将天文、地理列入禁止私学之内。如此一来,民族素质中那一点本来就十分弱小可怜的科学理性因素便给抹得一干二净了。

……

当我们循着宋朝的历史脉络慢慢打点、梳理时,它的性质、发展以及结局似乎早就蕴藏在黄袍加身这一重大的开国事件之中了。这似乎有点“宿命”的味道,但历史老人总是永恒地保持着它那既冷漠又热情、既偶然又必然、既深入又浅出的独特风格,将手中的橄榄果不断地抛给后人,任你咀嚼,让你咂摸,令你回味。

宋朝如一块令人怦然心动、馋涎欲滴的肥肉,引来了北方各强大民族的蚕食;它那无形的内耗又在不知不觉间掏空了坚固的根基。于是,积贫积弱的帝国再也无法承受蒙古铁蹄的践踏蹂躏,终于在轰然一声巨响中不堪重负地倒塌了,如云烟般消失在历史深处。

古老的汉族,在整体上第一次尝到了异族统治的切肤之痛。

痛苦带来坚强,磨难产生成熟,血泪获得新生。中华民族在对异族的不断融化之中,胸怀变得更加博大,文明变得更加灿烂,版图变得更加辽阔。

从某种角度而言,宋朝的屈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然而,宋代帝国那本质深处的某些痼疾却依然存在,总是不断促使着我们这些后来的继承者深长思之。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朱元璋 第一章

在中国古代皇帝中,朱元璋是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从一个低贱的放牛娃一跃而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君主,不说别人,就他本人也时常有一种恍若隔世、如在梦中的感觉。他那神话般的经历给后人的思维平添了无数想象的翅膀,特别是农村,如同密密团团的柳絮在春风的吹拂下四处飘荡,有关他的奇闻轶事格外地多。记得儿时奶奶在瓜棚豆下讲述那些有关朱元璋的神奇故事,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神往极了,觉得当皇帝真过瘾,也太容易了,个人意识膨胀开来,就幻想着有朝一日也要弄个皇帝当当。皇帝至尊至大、高不可攀,唯有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农民、起于微寒,这对广大农民来说,既对他的身世既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又为他的成功所鼓舞而生出一线渺茫的希望。这,恐怕就是朱元璋之所以在农村长期占有“广阔市场”的主要缘故吧!

朱元璋祖祖辈辈都是贫农,穷得连自己的一块田土都没有,只好租种地主的土地。风里来雨里去,辛勤劳作,一年上头,收获的粮食往往大半交了地租,余下的只能勉强嘴度日。父亲朱五四刚把田地侍弄得肥沃一点,满以为可以多打一点粮食将日子过得稍稍滋润一些,没想到贪利的田主立刻加租。计算一下实在划不来,只得搬家另寻大户。就这样如无根的浮萍般拖儿带女地东寻西觅、迁来搬去,连守着一块田地过日子的普通农民都不如,比流浪儿也好不到哪儿去。

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也想体认名门、攀龙附凤,他煞费苦心、寻根究底,也没有找出一个言之有据、可以拿得上“台面”的朱氏先祖。他想将宋朝的著名学者、理学大师朱熹拉来认作先祖,又怕弄巧成拙被人识破惹人笑话,就索性承认自己“出身寒微”、“起自田亩”,“朕本淮右布衣”、“江左布衣”。

朱元璋是在父亲朱五四搬到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不久出生的。那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中华大地正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这末等南人中最穷困、最低贱的雇农。朱元璋投胎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肚子里刚钻一出来,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一员。

在此之前,朱五四已经生了七个孩子,朱元璋是第八个,于是就取名重八,元璋是后来他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八个小孩只活下来六个,四男两女。朱元璋出生时,朱五四已年过半百,也算得上老来得子。只是这新生儿子并没有什么让他值得欣喜的,不过在一串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又增加了一个不甚起眼的“消费者”而已。

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而平静,并不是像《明史》中大肆渲染的那样,朱元璋出生时充满了种种祥瑞、喧闹与异样。位于社会最底层,没有得到特殊关爱,奶水不足、饮食匮乏、营养不良,朱元璋一生下来就长得黄皮寡瘦、病病歪歪的。

身体,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本钱。没有健壮的身体,今后怎能种田养家口?尽管没有特别的关爱与欣喜,但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朱五四夫妇俩瞧着幺儿子重八这副样子,自然是急得不行。思来想去,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好法子,只好为他舍身,交托神佛保佑。于是,就到附近庙里烧香,祈求菩萨保佑平安,并许愿长大以后,就让他当一名侍奉神佛的和尚。

在朱元璋朦胧的记忆中,感受最为深切的可能就是饥饿。刚生下来时没有充沛的奶水,稍大后又没有足够的口粮,即使吃到肚中的,也是些粗糙或稀释的食物。他的口腹之欲一直处于没有得到满足的压抑状态,他做梦都想着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美味佳肴。后来在当放牛娃时终于寻到了一个爆发的好机会,他与几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在野外将田主刘德的一头小牛犊宰了,拣些干柴树叶子就地生火烤着吃,一个个吃得肚胀腹圆。事后,朱元璋又想出一个办法,将小牛的皮骨埋了,尾巴插进一条石缝中,骗那田主说是小牛自个钻了山洞。事情的结果,自然是朱元璋挨了田主刘德的一顿毒打,并被赶回家中。朱元璋那一直压抑着的饥饿欲虽然着实地满足了一番,但也因此而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饥饿、斥骂、毒打、压抑……这些处于社会底层难以避免的磨难与羞辱如长长的皮鞭呼啸着劲厉地一下一下抽打着他那幼小的心灵,他以一副睥睨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忍受着、等待着、积聚着,幻想着有朝一日如宰杀牛犊般进行疯狂而快意的报复。

他心头记得最深的,就是母亲多次讲给他听的外公抗元的故事。五六十年前,外公曾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当过亲兵。南宋败亡,张世杰与陆秀夫保着宋朝小皇帝逃到南海中的崖山。元兵继续猛攻,宋军大败,陆秀夫抱起年仅九岁的皇帝跳入大海,张世杰则保护着杨后乘船突围而出,以图东山再起,恢复疆土。不幸四天后遭遇飓风,海船沉没,张世杰等部众全部淹死,外公被人救起,侥幸生还。故事中的忠君报国思想及反抗异族压迫的观念对朱元璋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从小就产生了政治莫测、王朝更替、皇帝可以取而代之的意识。

他小时候做得最多的游戏,就是“扮皇帝”。他找来一块木板顶在头上作平天冠,用碎木片作笏,在土堆上“威严”地坐下,命令其他小伙伴一个个地跪拜在他的面前,齐声高呼“万岁”,“俨然王者”。

童年的生活虽然贫困清苦,但也充满了穷人那份独有的“自得其乐”。

真正让他感到饥饿与灾难的是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那一年朱元璋十六岁,正是所谓“吃长饭”、一餐等不得一餐的年龄。从春天开始,旱灾、蝗灾与瘟疫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在朱元璋的家乡濠州不断肆虐。饥饿与疾病紧紧地纠缠、折磨着三乡四邻的所有贫苦农民,朱元璋家更是在劫难逃。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先后死了父亲、大哥、大侄、母亲四口。大姐、二姐早已嫁人,三哥给人家上门做了招赘女婿,家里就只剩下他和二哥两人了。哥俩穷得没有半分银毫,除了勉强保住自身的性命外,对亲人的疾病与折磨无可奈何,只有相对痛哭。这时候,朱元璋才真正感到了什么叫呼告无门、求助无路。

面对亲人的尸体,不仅无钱购置棺木,就连安葬的坟地也没有。朱元璋只得前去哀求田主刘德,求他发发善心,为他的亲人施舍一块小小的安葬之地。谁知刘德非但不允,还一顿臭骂将他轰出大门。幸而邻居刘继祖谦和仁慈,主动提出可以葬在刘家地里。兄弟俩找出几件破衣烂衫,裹了亲人尸体,抬到坟地草草埋葬,父母的在天之灵总算找到了一块“落脚”之地。

灾难的惨痛、富人的冷酷、穷人的慈善,这些全在朱元璋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一辈子也没能忘怀。灾难锻铸了他、培养了他,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经历了父母双亡的天灾人祸,再大的惨痛朱元璋也能够承受得了;在命运的无情与富人的冷酷面前,他也“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他当上皇帝后,念念不忘刘继祖的“赠地”恩德,特地追赠他为义惠侯、其妻娄氏为义惠侯夫人,可见他此后对富人的坚决打击,对穷人的政策倾斜也与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有关。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朱元璋 第二章

往昔不堪回首,未来希望渺茫,朱元璋就在这种悲伤而苍茫的境况下与二哥厮守在一起,过了半年丧魂失魄、度日如年的日子。

穷人的孩子就像一颗生命旺盛的野草,不论环境怎样恶劣,都可生长得十分茁壮、茂盛。十六七岁的朱元璋已长得牛高马大,谁也想象不到他儿时曾经黄皮寡瘦、病病歪歪。十六七岁,正是发育长身体的年龄,却赶上了一场少有的饥饿与灾荒。只要能够填饱肚子活命的物什,都曾被他塞进口中。树皮、草根、观音土,是他那一段时间无可选择的果腹之物。为了寻得一点活命之物,他绞尽脑汁,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

朱元璋并非那种从小就有着明确志向与远大理想的英雄伟人。“扮皇帝”纯粹是一种孩子的游戏,既当不得真,更不能牵强附会地说成那就是他童年的志向;青少年时期充斥在他心中的明确愿望,可能就是吃好穿好。儿时那顿牛肉的鲜美早已成为一个遥远而美好的梦幻,能够天天有肉吃,他就十分满足了。作为佃农的后裔,朱元璋心中最理想的社会,就是每家每户守着十来亩田土,过一种男耕女织、从从容容、安逸恬静、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如果说理想的话,这可能就是他心中企盼着的人生最高目标。

然而,天灾、人祸,却使得他心中的愿望化为一股泡影。展现在他眼前的现实,是比地狱还要狰狞恐怖的黑暗。灾后半年来,兄弟俩费心尽力,却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活命的出路。如果说他们过的是一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的确半点也不夸张。然而,就是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也难以为继,等待着他们的,似乎只有饿死一途。本当充满了青春、活力、追求与激情的他,心中却出现了与他年龄十分不谐的音符,感到了一股穷途末路的绝望。

兄弟俩待在父母留下的那间破屋里,不禁抱头痛哭。

朱元璋与刘邦相比,他们虽属同乡,都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但朱元璋的境遇比刘邦更为悲惨。

刘邦家境同样贫穷,自家却有几亩薄田,只要勤扒苦做,还不至于忍饥挨饿难以活命。他是老三,父母一直健在,似乎从来没为吃穿发愁。

再则,他们两人的性格也大相径庭。刘邦不务农事,从小游手好闲,说白了就是乡村间一个典型的“混混”。这种人处事圆滑精明,左右逢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得开”。不说缺衣少食,就是稍微吃点亏的事儿,也不会摊到他的头上。“混混”在乡村比一般农民都要活得自在、洒脱,他们既有无赖般的纠缠——也可以说是执著;也能看穿一切,超脱其间,自由自在。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们难得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苦痛与伤痕。

而朱元璋就不同了,他家是典型的雇农,真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而个人处境还在不断下降,直向饥饿待死之途迫近;他的性格与刘邦也迥然有别,他是那种典型的认真、勤勉、执著之人。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所有皇帝中,唯有朱元璋才算得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朱元璋兄弟俩的号啕大哭不禁惊动了住在隔壁的汪大娘,这位好心的邻居瞧着他们愁苦不堪、走投无路的样子,猛然想起朱五四为朱元璋寺庙舍身之事,难道说当初的许愿如今真要变为现实吗?

汪大娘将当年的事情一说,既还了愿,又可混得一口饭吃,二哥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就在汪大娘的帮助与操持下,朱元璋出家到坐落在村子西南角的皇觉寺当了一名和尚。

说是和尚,其实不过寺庙里的一个小童仆而已,整天干的都是些扫地、上香、点烛之类的杂活,还是处处小心,时时赔笑。为了得到一口残汤剩饭度日活命,朱元璋不得不忍气吞声,曲意逢迎。实在憋不住了,就拿庙里供着的那些泥菩萨出气。

一次,他在埋头打扫时,不小心被伽蓝神绊了一跤,朱元璋轮起扫帚,对着那具塑像好一阵抽打,将心头的怨气着实发泄了一通。

还有一次,佛堂上的蜡烛被老鼠啃了,长老将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朱元璋认为伽蓝神这个看家菩萨严重失职,连老鼠都不管,害得他挨骂受过,就在神像背上写了五个大字:“发配三千里”。

朱元璋的发泄、报复与反抗由此可见一斑。他并不像普通农民那样谨小慎微,而是不惧权威,就连神鬼也不忌惮。同时,为了生存发展,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又善于“潜伏爪牙”,委曲求全。

然而,寺庙并不是一方远离现实的“西方乐土”,灾情太重,皇觉寺的地租无法收讨,坐吃山空,和尚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就在朱元璋进庙刚满五十天时,他被长老打发出门,云游化缘。

朱元璋就这样成了一名游方僧,头戴破箬帽,一手捧木鱼,一手托瓦钵,身背小包袱,四处漂泊流浪。

此时的朱元璋,正值十六七岁这一自尊而脆弱的年龄。而朱元璋却无法自尊。每到一个村口,他都要手敲木鱼,高唱佛号,引来村人的指点与围观。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忍受善意的问询与嘲笑,甚至是恶意的侮骂与羞辱。

他已不再脆弱。和尚们的所谓化缘,在老百姓嘴里就是叫化、要饭。朱元璋早就在父母双亡的剧痛中变得坚强与成熟,白眼、尴尬、冷遇、难堪与懊恼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朱元璋独自一人化缘了三年之久,几乎走遍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名都大邑,饱经岐视凌辱,备受艰辛苦难。这段生活不仅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炼了他的意志,更接触了社会,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熟悉了淮西、豫南一带的山川河流、地理形势、风俗人情及物产资源,对他以后指挥作战、一统天下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成为他人生中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

回到皇觉寺的他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开始广泛结交朋友,主动外出探听消息,掌握江淮流域的红巾军起义情况,了解元末天下大势。在云游途中,他深知文字书籍之重要,归来之后,开始发愤读书识字。

就是做着这些的朱元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志向,不过是想多增加一些知识,多了解一些情况,多懂得一些道理,使自己活得清醒一些。

一天,儿时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汤和从濠州城中悄悄捎来一封信,说他已投奔到红巾军郭子兴部下,劝他赶去入伙。

朱元璋投身佛门乃为生计所迫,自然不愿一辈子遁入空门,可又不想离开皇觉寺这块难得的“净土”。心中犹豫不决,就到村里去找曾在一起放牛、刚从外地回来的周德兴讨主意。周德兴也吃不准,就要他回庙后向菩萨问一个卦,以决定去留。朱元璋满腹心事地往回走,未到山门,隔老远就闻到了一股烟气糊味。他赶紧飞奔向前,不觉大惊失色,只见皇觉寺变成了一片断壁、几堆瓦砾及冒烟的梁柱,而师兄师弟们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放火烧庙乃元军所为,因红巾军念弥勒佛号,而皇觉寺里供有弥勒佛像,元军害怕寺庙与红巾军有染,就燃起了一把冲天大火。

无家可归、无处落脚的朱元璋又一次被逼到了“死角”、逼上了“绝路”,他不再有半点犹豫,转向离开袅着青烟的废墟,毅然决然地向濠州城内的红巾军奔去。

《皇明祖训序》对此写道:“年二十四,委身行伍。”

冥冥中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执著地推动着朱元璋按照“既定”的皇帝之路不断前行。

这“命运之手”并非神灵,而是元末发展着的天下大势,它不知怎么就选择、看中了朱元璋,通过他来翻开元末明初的历史新页码。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朱元璋 第三章

红巾军是一支典型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头裹红巾,身穿红衣,肩扛红旗,故称红巾军,也叫红军。又因为战士多信白莲教,烧香拜佛,又称香军。白莲会首领韩山童首先发难,刘福通起事成功,各地白莲会众及其他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红巾军控制了东起淮河流域,西至汉水流域的大片土地,犹如一把利刃将元帝国拦腰切为南北两段。

朱元璋投奔的是红巾军郭子兴部。郭子兴原为定远富民,当地白莲会首领,与农民孙德崖等人起兵反元,占据濠州,部众达数万之多。朱元璋身无长物,只得先从步卒干起。

一天,郭子兴巡查营房时,见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士兵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问过姓名,得知他叫朱元璋,又从队长那儿了解他的有关情况,不觉暗暗喜欢上了这位大个子士兵,就将他调到帅府当差,升为亲兵十夫长。

朱元璋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遇,总是冲锋在前,吃苦在前,加之足智多谋,随机应变,很快就博得了良好的声誉,受到士兵的爱戴。

这一切都被郭子兴看在眼里,很快就得到他的信任与器重,将朱元璋视为心腹之人,并亲自主婚将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了他。连朱元璋自己都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眨眼间就交上了好运,成为元帅府的乘龙快婿。一年后升为镇抚,跃为带兵军官。

不久,他回乡招募了数千士兵,又招降了数万民兵,将儿时的伙伴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安插其中担任要职,重新整编,加强训练,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隶属他本人的新军。

有了实力强大的直系武装,朱元璋觉得自己有了一点资本与分量,这才不像过去那样显得格外自卑。

正在这时,滁州名士李善长前来军中谒见。朱元璋早就知道他的名气,不觉虚心而诚恳地问道:“当今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战争与分裂,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他所考虑的,心中所向往的,仍是那种平和、安逸、富足的农耕社会。李善长回道:“秦末乱世,跟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可汉高祖却以一介平民,五年时间,成就帝业。公乃濠州人,距汉高祖故乡沛地不远,山川王气,公当秉受。如能仿效汉高祖所为,天下不难平定。”朱元璋听了,不觉大声叫好。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土崩瓦解,大家你争我斗,谁有能耐谁就可以称王称霸,不跟儿时的“扮皇帝”游戏差不多么?李善长一席话,唤醒了朱元璋心灵深处那改朝换代、称王称霸的潜意识。也只有这时,他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责任与明确的志向。此后,他也就真的时时处处以平民出身的老乡刘邦作样板,刻意学习模仿。

两年后,郭子兴病故。有了远大志向的朱元璋不惜利用一切手段,翦灭郭子兴之子及郭帅内弟势力,将其旧部控制在自己手下,成为威震一方的都元帅,只在名义上还暂时归附小明王韩林儿指挥。

随后,握有重兵的朱元璋开始主动向四周出击,很快就占领了应天,建立起一块西起滁州,东到溧阳的地盘。

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而言,朱元璋根据地小,兵力不强。但从与元军主力对峙这一点而言,他的中间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乃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他们抵抗着元军的进攻,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他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就在小明王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两败俱伤的关键时刻,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攻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他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谋取天下。朱元璋深以为然,一方面将战斗力量与生产力量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分开,不但扩大了生产力,还加强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争中“一枝独秀”、最终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政治策略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影响着中国的党、政、军最高领袖毛泽东,他将那九个字稍作改动,变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在朱元璋的军事生涯中,最惊险、具决定意义的便是与陈友谅之间爆发的鄱阳湖大战。

西面的徐寿辉为部将陈友谅谋杀后,陈友谅控制了他的旧部,尽有江西、湖广之地,群雄中数他军力最强,疆土最广,野心最大。陈友谅顺流而下,在“地利”上也占有明显优势。两军在鄱阳湖遭遇,苦战三十六天之久。陈友谅的汉军号称六十万,朱元璋军二十万;汉军船舰高大,联舟布阵,而朱军都是些小船,人力与装备明显居于劣势;朱元璋唯一可恃的,就是“人和”,上下一心,士气高涨。

陈友谅仗着势力强盛,硬冲猛攻;朱元璋见对方铁索联舰,运动迟缓,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火攻对敌造成威胁。两军相持,互有胜负,双方伤亡惨重。朱元璋为鼓舞士气,多次临危不惧,亲自督军深入敌阵,好几次死里逃生。

就这样拼持着打到最后,陈友谅军粮不支,内部出现不和,左金吾将军、右金吾将军先后来降,朱元璋略占上风。但汉军仍然强大,两军激战犹酣。

然而,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突然爆发了,不仅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也决定了朱元璋在天下群雄中的脱颖而出与独占鳌头。

就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待在指挥船中的陈友谅怎么也坐不住了,他想走出船外探明敌情,以便决策指挥作战。部下一个劲地阻拦,说外面情况危险,最好是不要出去。陈友谅也是一员饱经战乱的枭雄,他哪里听得进部下的劝告?可是,当他的脑袋刚刚伸出船窗之外,还来不及放眼观望之时,就有一支流箭“嗖”地飞来正中脸面。主帅一死,战争急转直下,全军顿时溃不成军。

如果陈友谅不死,战争的最后胜负还真难逆料。即使朱元璋侥幸得胜,也将元气大丧。

陈友谅的及时而亡,对汉军来说固然是衰败之始;而对朱元璋而言,却是他登上权力顶峰的重大转折。

命运之神,仿佛于不经意间瞟了朱元璋一眼,人世间的军事、政治格局却因此而大为改观。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朱元璋 第四章

强敌陈友谅一消灭,东吴张士诚、西吴方国珍也就指日可下了。

在此期间,于朱元璋来说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用计杀害了小明王韩林儿。

小明王一直率领着红巾军的主力在北线顽强地抗击着元军的进攻。朱元璋隶属其下,俯首称臣,显得毕恭毕敬。然而,随着小明王与元军间的相互消耗及朱元璋力量的不断强大,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龙凤九年(公元1363年)二月,小明王在军力日弱、形势日窘的情况下,被围困在安丰。红巾军处于粮尽援绝的危急状态,赶紧派人向朱元璋求救。

安丰一失,应天就会失去屏障,再则碍于与小明王的君臣名分,朱元璋不顾部下劝阻,决定率兵亲援。安丰解围后,朱元璋摆驾设銮,将小明王迎到滁州居住。表面上极为尊崇,为他建造宫殿,供养充足,实际上则把他软禁起来,就连宫中左右侍宦都换上朱元璋的亲信,一举一动都在他的严密监视与控制之下。

此时,小明王的红巾军已不存在,将领已死亡殆尽,他真的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尽管如此,朱元璋对小明王仍心存疑忌。他曾是小明王的部将,只要小明王活着一天,他的头上就刻勒着一道难以摆脱的“紧箍咒”。力量强大、羽翼已丰的朱元璋怎能继续甘居人下?哪怕仅是形式上的,他也不能接受。

经过一番谋划,朱元璋大张旗鼓地派大将廖永忠前往滁州迎接小明王。廖永忠领命依计而行,在瓜州渡江时,船行中流,秘密凿穿船底,小明王在劫难逃,溺死江中。

小明王一死,朱元璋不觉吁了一口长气,仿佛去年了一块压在他头顶的沉沉磐石。只有这时,他也觉得自己熬到了头,再也没有谁可以在他面前指手画脚、为所欲为,哪怕形式上的都没有了。那么,他就成了“老子天下第一”,他要主宰别人的命运,要将长期压在心头的憋闷、痛苦、仇恨一股脑地倾泻出去。他没有立即行动,他还在等待,选择一个最佳时机。

此后,朱元璋对他曾隶属于红巾军这段历史十分忌讳,有关小明王的龙凤年号及龙凤史料,都被他删毁得一干二净。就连《明太祖实录》一书,对他与小明王曾经有过的隶属关系也只字未提。

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高大,他要在心头抹掉过去的所有屈辱,他想通过有关记载让后人知道,他朱元璋从来就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第二件大事是在攻打张士诚时的诸暨争夺战中,谢再兴叛变投敌。

谢再兴是淮西老将,朱元璋亲侄朱文正的岳父。谢再兴部下有两个将领携带违禁物品到扬州贩卖被朱元璋获悉,他不仅将这两人杀了,还把他们的头颅挂在谢再兴厅上,谢再兴心里自然吃不消。接着,朱元璋没有征求谢再兴的意见就擅自做主将他的次女嫁给徐达,谢再兴心里更是不高兴,说嫁女“有同给配”。不久,朱元璋又派李梦庚节制诸暨兵马,将谢再兴贬为副将。谢再兴一忍再忍,终于怒不可遏,一气之下率军投敌。

朱元璋得知此事,也万分气恼:“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氏,情不可恕。”

正是以此为起点,朱元璋对部下产生了严重的猜疑心理,密切监视他们的言行举止。后来制定严格的军卫法及大肆杀戮功臣,若追根溯源的话,似乎都与此事有关。

张士诚、方国珍一灭,朱元璋马不停蹄,又平定了福建两广。然后,集中人力财力,北伐中原。

此时的朱元璋已远非昔日可比,十多年的战斗生活与艰苦磨炼已将他培养成一名既胆大又细心,既重视局部又能宏观总揽的军事、政治统帅。元军已在红巾军的打击与内部间的明争暗斗中元气大丧,元朝已如一座被蛀空梁柱的大厦,只消稍稍一推,就会轰然坍塌。尽管如此,朱元璋并未掉以轻心,而是周密策划,制定出一套进可以攻可以守、既严谨又明确的北伐方略:

<em>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郡;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em>

从上可见,朱元璋的战术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渐扩大战果。他对中国军事地理形势的准确分析及成竹在胸的战略意图,远非元末其他草莽军阀可比。即使不能稳操胜券,也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可见朱元璋的成功并非偶然,其中有着某种必然的内在因素。

北伐军按既定的战略方针而行,所到之处,元军不逃即降,真可谓势如破竹。

当各地守将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向大都之时,元军内部正值内讧,你争我斗,打得不可开交。北伐军占山东、下河南,抓住有利战机,一鼓作气,直指元朝都城大都。

元顺帝担心重蹈宋朝徽、钦二帝被俘的覆辙,于深夜率太子、后妃仓皇出逃,经过居庸关,奔向他们的发迹之地——茫茫草原中的上都。

北伐之战于朱元璋来说,似乎打得轻而易举,游刃有余,远没有鄱阳湖大战之激烈。除了唯一的一次前往汴梁大会诸将研究新的战局外,也不必他亲临前线坐镇指挥。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北伐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在征虏大将军徐达等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大都。以此为标志,历时九十八年(一说一百一十八年)的元朝统治正式宣告终结,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朱元璋之所以在后世经常受到人们的称颂,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是一位抗元民族英雄。是他领导的农民军彻底打垮了蒙古军队,推翻了强加于中原人民头上的元朝统治,结束了饱受欺凌的百年屈辱。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朱元璋 第五章

中国古代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之后,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欧洲农民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如中国,但也十分频繁,对封建统治有着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起义者却很少有自己想当皇帝的,他们恨透了封建贵族,起义的目的就是消灭他们,取消农奴制,建立土地公有的村社制。而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心中,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倒皇帝、消灭皇帝,而是要取而代之,自己登上权力的峰巅。“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话便反映了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及主流思想。因此,新建的政权统治不过是前朝的复制与翻版,高高在上的是所谓的“真龙天子”——皇帝,下面的官僚机构一仍其旧。所不同的是经过农民起义摧枯拉朽的扫荡,贪官污吏、恶霸地主被清除殆尽,新朝的开国皇帝较为英明,朝廷官僚较为清廉,地主剥削较为轻缓。而时间一长,污垢积累,统治会渐趋黑暗,又得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展“清污”工作。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就这样循环着往复不断。无所谓向前,也没有什么落后,正如黑格尔所概括的中华帝国属于“停滞的帝国”。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以他的农民意识而言,不仅不能挣脱这一模式,反而会加固其运行功能。所不同的,那就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获得了成功,坐上了皇位。

以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朱元璋的农民军,也会有另一支取而代之,达到推翻蒙古元朝政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对中国历史的主要影响并非战争时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后的一系列政治策略。

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专制集权。权力是一剂神奇的魔药,一旦服用,就会染上毒瘾、自我膨胀、异化变态,而没有制约的权力更是如此。一个曾以填饱肚皮为志向的穷汉,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心头的狂喜与留恋可想而知。而他的权力又是从别人手中夺过来的,当然害怕有人从他手中夺走。因此,他不得处心积虑地为稳固自己的权力而耗尽心血,乃至“奋斗终生”。

除开皇帝,天下要数宰相(或称丞相)权力最大,赵高可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权势炙手到天下侧目、“指鹿为马”的地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便是对宰相地位及权力的高度概括。不少皇帝担心宰相分权,都曾对其权限做过一定的限制。

历史上曾有过三次皇权与相权的较量:

第一次是汉武帝时。皇帝刘彻一改过去“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的传统,让仅有儒生资格的公孙弘为相。如此一来,宰相对皇帝不仅再无居功之傲,反而对皇帝知恩图报;

第二次是隋唐之时。将丞相之职分为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个部分,它们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

第三次是明朝。朱元璋为了实行绝对的专制集权与皇帝的一元化领导,他索性借故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职位。并严令规定,谁要再提设立宰相之议,就砍掉谁的脑袋。宰相不再,其职由皇帝兼理,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朱元璋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与赵匡胤的“皇袍加身”那种玩弄政治权术的夺权方式不同,朱元璋的统治是经过血与火的战斗夺得的。因此,他的巩固方式也与赵匡胤大相径庭。赵匡胤集权以绵里藏针之柔为主,而朱元璋则是以威猛治国,甚至不惜在和平时期祭起杀人的屠刀。

他觉得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太过柔弱,对大臣们有什么价钱可讲的?莫说权力,就是他们的性命也在皇帝手中,根本没有必要“婆婆妈妈”,索性将那些开国员勋一个个处死,就会免去很多烦恼,也没有半点后顾之忧了。

他最先开刀的,就是那个为他秘密沉舟溺死小明王韩林儿的大将廖永忠。杀害小明王,本是朱元璋心中一个最大的忌讳与隐秘,而作为武将的廖永忠却不懂半点谋略,竟愚蠢地以此向朱元璋邀功请赏。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朱元璋给他安上一个偷用龙凤衣服的不法罪名,突然降旨杀掉。

廖永忠一死,朱元璋的杀戒一开,元勋们可就接二连三地大倒其霉了。也许是觉得杀一个两个并不过瘾,朱元璋干脆大兴党狱,进行集体大屠杀,最著名的有胡蓝党案、空印案、郭桓案等。

宰相胡唯庸精明强干,在某些方面远胜朱元璋。而部下超过自己,是专制社会的一大忌讳。部下比自己强,其个人统治、声誉、威望都受到严厉挑战,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朱元璋一再隐忍,终于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以擅权枉法之罪将胡唯庸杀掉,并屠灭三族。他也因此而“理直气壮”地为皇权与相权之争画上了句号,废除了具有1500多年历史的宰相制度。

此后,只要谁稍不顺眼,朱元璋就将他罗列进胡唯庸案之中,说成是同党分子,然后毫不留情地处死。一大批朝廷官员、贵族地主被处死,发展到后来,就连七十多岁的开国元老李善长(正是他激发了朱元璋心中潜藏着的帝王欲望,这才有了一个明确而远大的目标志向)也不放过。

胡唯庸一案,牵涉其中被处死的多达两万余人。所杀多为文臣,因为当时全国并未完全统一,他还需要武将为他效命沙场,也就暂时对他们网开一面。随着统一大业的日趋完成,朱元璋屠杀武将的计划也就列入了他的日程安排。

第二次大规模地屠杀活动是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

蓝玉战功卓著,可朱元璋并不念及他的功劳,接到谋反密报,立即将其处死、灭族。又采取株连蔓引的方式,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将牵涉此案的功臣及其家族一万五千多人杀害。

即使在胡蓝两案中侥幸“漏网”的有功之臣,朱元璋也要寻找机会与借口一一处死。

享有“明朝开国功臣第一”之誉的徐达背上突然生了一个痈,正当病情见好时,突然接到朱元璋的“皇上赐膳”。徐达打开一看,却是一只蒸鹅。医生曾再三吩咐过,此病禁吃蒸鹅。既为皇上所赐,徐达不得不含泪吃下。后果不言自明,不几天,他就病重而亡。

朱元璋还毒死了开国元勋刘基,绞死曾为宰相之一的汪广洋,将平定广东的朱亮祖父子、儿时小伙伴江夏侯周德兴一一处死……

只要心怀疑忌,稍有不满,朱元璋唯一的处治方式就是杀。他几乎杀红了眼,就连自己的亲侄李文忠也不放过。

朱元璋利用几次党狱,前后一共诛杀大臣四万五千多人,将骁勇之将、有功之臣几乎杀了个一干二净。

一次,心地较为仁慈的皇太子朱标委婉地劝谏朱元璋说:“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沉默不语。第二天,他将一条荆棘放在地下,要皇太子拿在手中。皇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怕上面的刺刺手不敢拿是不是?我把这些刺都给削掉了交给你岂不更好?”

直到临死前夕,朱元璋还在处心积虑地为巩固子孙后代的“江山”而“削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屠杀中,好不容易还剩下傅友德、冯胜等几个“硕果仅存”的元勋宿将,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他们不服调度,又将这些“漏网之鱼”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

朱元璋集权的目的达到了,他的统治地位也得到了巩固,不再担心有人谋反篡权。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此后的皇权之争变成了内部相残。就在他死后不久,燕王朱棣从北京挥师南下夺权,朝中却找不出一个可以抵御、抗击燕王的军事将领。朱元璋自食其果,经他传下的皇权不知不觉地于朱氏家族内部变了颜色。倘若地下有知,他将作何感想?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朱元璋 第六章

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还没有哪位帝王能够超出其右。为了达到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难道非得大肆杀戮功臣不可吗?天下有识之士希望赶跑蒙古异族后汉人可以扬眉吐气地过上幸福舒适的日子,出现汉唐的博大恢弘与繁荣昌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盼来的是前所未有的专制残酷与血雨腥风,等来的是一副套在自己身上的沉重枷锁。

朱元璋之所为,很大程度上出于严重的心理变态与人格分裂。

从一个食不果腹的放牛娃,一跃而为主宰天下生杀大权的“天子”,这一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是一个破落的贵族,他时常回味、陶醉着的,肯定是往昔那耀眼的荣华与富贵;而对朱元璋来说,虽然当了皇帝,他时常忆念与咀嚼着的,却是过去的贫穷与落魄。尽管不堪回首,可它们总是不由自主、不依不饶、不期而至地闯入他的睡梦与心头。而只要想到过去的贫穷、屈辱与痛苦,他的心中就会莫名其妙地涌出一股愤怒,当然还有自卑。至尊与自卑是一对相依相随、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有愤怒就要发泄、要报复,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为所欲为地杀掉任何碍眼之人;有自卑就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他有着至高无上的世俗地位、实际权力,他渴望在任何方面至高无上,更希望在人们眼里、心中至高无上。

他恨一切达官贵人,更恨他们的作威作福,因此他首先拿获得既得利益的新贵们“开刀”。

他恨那些贪污腐化、欺压百姓的官僚,贪赃六十两银钱以上的就要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刑场,人称皮场庙。而贪官总像韭菜般割了一茬又一茬,急得朱元璋直跺脚:“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他恨地主富农,对田主刘德的无情无义仍然记忆犹新。他将江南一带的地主迁往凤阳,又徙天下富户于南京。这些地主、富户一旦离开原来的地盘,也就丧失了过去的社会地位与经济优势,对他们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朱元璋强迫天下第一富户沈万三捐献家财修筑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后来又找了一个岔子,说他出钱犒赏皇帝的军队居心不良,将其家产全部没收,然后充军云南。<strike></strike>

他恨天下文人,因为他们比曾经是大老粗的朱元璋强似百倍,他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不能允许有人超过自己。过去,要征服天下,需要文人,他对他们极为尊崇、礼待,还盖了礼贤馆作为贤士的住处。当然,他也从他们身上获益多多,并受到儒家较深的影响。没有文人的支持帮助,不说打天下,就是那样的念头,他也难以自发地产生;而坐了天下之后,文人就不可爱了,一个个都变得酸溜溜的了。与老百姓相比,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最不好统治,有时口服了,心里却在反感、大骂。因此,在大杀功臣的同时,他对天下文人、儒士也祭起了屠刀。他毒死刘基;贬抑宋濂,最后死于流放途中;人称四杰的明初吴中诗人杨基、张羽、徐贲、高启没有一个善终……他还大兴文字狱,弄出了有名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虽然个子高大,但长相并不怎么英俊。他很自卑,就想通过画像来弥补。他找了不少画工,可他们却无法揣摩朱元璋的心意,一个个照实画来,结果都不能过关,当然也就没有一人能够活着出宫。后来一个画家吸取教训,将汉高祖刘邦与朱元璋两人的相貌糅在一起,画得面庞丰满,端庄威严,这下才得到了他的首肯与赏识。没想到这位画家还冒死偷偷地画了一幅带出宫外,后人由此才知道他的真正容颜:额骨隆起,眉毛倒竖,鼻子上翘,下颚突出,脸上麻斑点点。

他常说自己“朕本淮右布衣”、“起自田亩”之类的话语,表面看是承认事实,是一种谦虚的表现,实则是变态的自尊,无非炫耀自己空手起家,本事高强。当然,别人若是提及他的出身与贫寒,他可是万万不依的。

他当过和尚,最忌讳别人说“光”谈“亮”;他靠红巾农民军起家,常被元朝统治者骂为贼子,对“贼”、“盗”也就格外敏感。凡是犯忌的,都被他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除个人禁忌外,他还规定了不少臣民应该遵守的普遍禁忌。

就刑罚的野蛮程度而言,朱元璋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帝王。刑罚有凌迟、枭首、诛族、刷洗、秤竿、抽肠、剥皮,有黥刺、劓、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等种种名目的非刑。还有一种专门慑服公卿、处罚大臣的廷杖制度,官僚大臣随时都有可能在殿上的大庭广众之中遭受杖责,朱元璋侄儿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都被杖死。作为一种传统,有明一代,廷杖常被滥用。

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据他自己的著述《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书统计,所列凌迟、枭示、诛族的案子有几千起;而弃市(即杀头)的则高达一万多件。

与严酷刑罚“配套”对应的,便是庞大的特务网络——检校与锦衣卫。

检校是朱元璋专门设置的特务人员,以察听所有在京大小官吏的不法行为为职责,街头巷尾的风闻之事,也在获取之列。说到底,检校是一种专门告发别人阴私的勾当,他们的足迹无处不到,直接对皇帝负责,没有其他中间环节。朱元璋便根据他们的汇报决定官员的惩罚,弄得大臣们人人自危,日夜提心吊胆。就连朱元璋本人也说道:“有这几个人(指检校头目),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

检校只能执行察听、侦伺之类的事务,并无扣押处罚犯人之权。朱元璋犹嫌不足,又特别设立一个具有法庭与监狱的正式机构——锦衣卫。

锦衣卫与皇朝的府、部、院没有隶属关系,它超越于一切机构之上,由皇帝直接主管。朱元璋对此相当倚重,将全国所有政治重犯交它审理判处。此后,明朝历代皇帝都将它作为自己的耳目爪牙,职权也就日益扩大。

生活在明朝的所有臣民,不仅没有人格、自由可言,就连半点隐私,也在检校、锦衣卫的监视与掌握之中。

由朱元璋的害怕政权不稳、怀疑功臣篡逆、血腥报复大肆屠杀、极度自尊心理变态、人格分裂不能自拔为起点,必然建立起一个仅对他个人负责的特务监视网络,网络收集的全是一些“噩讯”更加导致他的暴怒,暴怒下的惩罚机制与惩罚手段将变得更加酷烈。这一恶性循环如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使得中国古代的封建集权统治与残暴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朱元璋 第七章

就有关史料而言,朱元璋的“口碑”历来却并不怎么坏。除了他推翻蒙古元朝功臣被人称颂外,还在于他复兴了中原传统文化,并恢复了一度被元朝中断了的科举制度。

朱元璋小时没有上学念书,对此,他在《资世通训序》中写道:“朕在幼年,家贫亲老,无钱求师学习,兄弟力耕于田亩之中。更入佛门以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乎毁了一生。”在浮萍般的化缘漂泊生涯中,才懂得读书的重要。回皇觉寺后,开始发奋念书。此后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也不曾间断。占领理学中心婺州之后,他招揽十三名儒士讲解经史。慢慢地,他就能够亲笔写些命令告示之类的语体文。后来,还能写诗作赋,注解经书。他亲手制作的《御制皇陵碑》,全篇用韵,写得如泣如诉,相当感人。在《御制文集》中,存有他创作的一百多首诗歌,也写得粗放豪迈,透着一股磅礴的帝王气概。比如《咏菊花》:

朱元璋不可能超越他所置身的时代,更无法摆脱“农民出身”这一局限。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上到下的普遍思想,也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算是真正的劳动,那些属于复杂劳动范畴的脑力劳动者都是一些寄生虫,劳动改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种时尚。即使今天,占中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们还固执地认为唯有他们的职业才是天底下最为重要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种田人,天下人都得饿死,这是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口头禅。一位农民进城后不禁疑窦大生:“那么多人游手好闲,也不知他们哪来饭吃,空着肚子怎么还活得有滋有味呢?”

<span>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腿,恐把山河一脚穿。</span>

朱元璋受儒家理学影响非常深刻,如果说宋朝是理学的理论形成与成熟期,那么明朝则是理学的深入与实践期,他将儒家理学渗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农业、农民,是中国永远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六百多年以前的朱元璋更当如此。而要命的是,他将全国视为一个扩大的农村,用管理农业的手段治理国家,将整个中国农业化,攥住了已然前进的历史车轮,使得中国社会更加凝固不变、停滞不前。

朱元璋大兴狱案杀死的十万多人中,大多数都是朝廷官员及民间富裕大户。对农村占有田土的地主,规定了许多义务条款,严厉限制他们的家财膨胀。朱元璋心中平等的理想社会,不是人人富裕的社会,而是要将所有富豪变为普通平民百姓。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别。追求一种人人都是自耕农,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人人自给自足安贫乐道的“小国寡民”社会。不唯农村,他也试图努力将整个中国大地变成具有田园风光的乡村社会,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每一成员全部农民化。

即使恢复后的科举制,也非前代可比。朱元璋将他纳入一条狭窄的轨道,将天下读书人的才华束缚成一条随意舞弄的绳索。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文章格式规定为八股文,即每篇文章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天下文人为了猎取功名,只埋头于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只写空洞的八股文,对社会、时事、人生一无所知,“与之交谈,两目瞠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培养了一大批被人视为书呆子的蠢材,造成了人才的空前浪费,严重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

朱元璋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严格而言,刘邦不属正统农民)跃上龙椅,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开天辟地第一遭。这也是自陈胜、吴广以来每一位农民起义者梦寐以求的理想,“上天”终于通过朱元璋这一历史人物得以实现。农民——在当时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农民,全都眼巴巴地望着朱元璋这颗闪光夺目的救星,对他寄予了无限的企盼与希望。

朱元璋同样感到了自己肩头的重任与使命,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也似乎没有让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兄弟失望。

朱元璋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他最了解农民的疾苦。在他身上,既凝聚着农民俭朴勤奋、吃苦耐劳的优点,也汇积了农民那根深蒂固的缺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农民那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农民意识”。

就个人而言,朱元璋登上龙椅,已达到了个体生命所能达到的峰巅,但是,他的心中还有一个可以触摸的目标与理想——那就是建立一个平等俭朴、富足安乐的农业社会。

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朱元璋曾经说过:“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等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后,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分内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有可能。”

他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采取了历代统治者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政策,他扼杀了宋末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的商品经济。他认为农民是世上最为高贵的职业,在他眼里,似乎只有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过一种艰苦朴素的生活才算符合道德。

为了对全国民众加以控制管理,征收赋税,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籍制度,实行人口普查,核实民数,被西方统计史学家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记录。户籍制度建立后,他将农民严格地限制在田垄之中。“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并以此推而广之,把全国所有军民的活动限制在百里之内。超出这一范围,就得向地方官请领路引,即相当于现在的通行证或身份证。如果违反,必须擒拿送官。将广大民众局限于固定的地盘,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结果是社会变得更加封闭,如一潭死水般没有半点生机。

朱元璋还将儒家的教化政策落实到社会基层。他很讲究实际,并不指望人人都成尧舜,却要求普通百姓不犯上作难、不滋扰官府。他发布了六句明白易懂的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规定由各里甲老人每天摇铃高声朗诵。还发布教民榜文、《御制大诰》等,不时“训导”,要求人民趋善避恶。朱元璋出身农民,最了解农民,他知道农民不懂什么“之乎者也”之类诘屈聱牙的文言文,就尽量将这类文告写得通俗易懂,或是将有关法典翻译成大白话,叫做“直解”。与以威猛治官相反,朱元璋对农民似乎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是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

他提倡节俭勤劳,讨厌游手好闲之辈,对赌博更是深恶痛绝。他治贪无路,治赌却成效显著。他在南京城内建了一座“逍遥楼”,将赌徒送入其中,让他们在里面赌个够,可就是不给饭吃。此举一出,弄得那些好赌者人人自危,个个悚然,不敢再赌。

朱元璋念念不忘的就是给农民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空间,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严惩贪官污吏、打击豪强地主,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扶植小农。

再如一首云游诗:

<span>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span>

在外交方面,朱元璋对世界的认识,仅局限于周边及邻近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对外界的陌生恐惧及短视自足,他故步自封,推行以守代攻的外交策略;他取消了历代曾经有过的民间自由贸易交往,曾下达过六次禁海令,“不许片板下海”,禁止一切中外商民贸易。他说:“朕因为海道可以沟通外国,因此禁止中国百姓往来,如果不禁止告诫,那就会使人人都为利益所惑而触犯刑律。”

他命人编定《大明律》,又亲加裁酌,作为有明一代始终生效、维护君主集权与封建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

他以农村春耕秋收、四时循环、万世不移的固定模式为本,将明代的基本国策用《皇明祖训》固定下来。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朱氏后代子孙遵守他制定的成法,就可以稳坐江山,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因此,从内政到外交,从生活而治国,他都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制定得相当全面而详尽。然后,他嘱咐道:“凡我子孙,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颁行时,他又对礼部训令道:“后世敢有言更改祖制者,即以奸臣论。”世代在发展,却为子孙后代制定一些条条框框,墨守成规,也就难怪明朝时期,中国文化即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死胡同。他在提倡节俭勤劳的同时,却将皇族集团变为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朱元璋规定,皇族的禄饷一律由朝廷支给。凡出生的皇族成员,所有生活负担及死后安葬全由朝廷负担,一生都被国家给“包养”起来了。法律规定,皇族既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为吏,也不许做工务农经商,只能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空度时日。而皇族成员却在不断地呈几何级数增加,一百多年后,即达到了五万多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皇族已近十万人。这样一支庞大的人口,所有生活负担全由国家“承包”,仅诸王府禄米的支出就占全国粮米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皇族寄生阶层成为巨大的沉重包袱,使得明朝经济、财政不胜重负。

……

写到这里,如果我们将目光稍稍移开,看看同一时期的欧洲社会,定有许多发人深思的感喟与感悟。当时的欧洲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全面的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其主旋律是高扬人性,提倡人文主义,开展科学、民主与自由的启蒙;对外,为了寻找财富,开辟新的市场,一批勇者强者正在进行着激荡人心的地理大发现探险活动。于西方而言,那是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的社会,是一个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伟大时期。

而我们却陶醉在迷人的“小国寡民”的田园风光中不能自拔,人民被狭窄的田亩与地盘所束缚,国家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一大批文化、知识精英正在“六经注我”的八股科举中虚掷青春空耗才华,全国上下构成了一个没有隐私、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庞大“集中营”。

一方是昂扬奋发突飞猛进,一方是萎靡不振故步自封,两相比较,优劣自现。时间一长,差距就大了,西方的发达与中国的落后势不可免。而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就这样看似偶然却不可避免地注定了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

中国的积贫积弱与落后挨打,这笔“陈年老账”固然不能算在朱元璋一人头上,但明朝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他那与生俱来的农民意识,他的嗜杀成性、专制集权、短视自足、狭隘变态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作用与深刻影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吴三桂 第一章

吴三桂虽然是一个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但如果将他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比较,显然是一个不甚起眼的角色。他不是政治家,缺乏纵横捭阖、总揽全局的远见卓识;也算不上出类拔萃的军事家,在那漫长的戎马生涯中,他的个人武功固然高强,打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胜仗,但所逞多为匹夫之勇,并无突出的军事建树,而在后来的叛清大战中,更是指挥失误,将自己一辈子积累的所有资本输得一干二净;在道德伦理方面,他仕明叛明,降清反清,反复无常,被视为没有廉耻的小人而遭万众唾弃;他与文化创造更是毫不沾边,一个连道德信仰都不具备的“小人”,哪有什么独特的思想体系可言?……然而,正是这么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物,却在明清之际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那风云变幻的关键性时刻,吴三桂被命运突然推到历史的前台,成为一颗决定性的砝码,左右了历史的天平。

吴三桂于明朝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生于辽东一个武将之家。其时,正是明代衰微,满族兴起,辽东战事频仍之际。吴三桂父亲吴襄为明朝武进士,因守辽东有功而官至总兵。舅舅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弼是赫赫有名的三员大将,他们率领的“家兵”是明廷倚重的抗清精锐。父辈的战场厮杀对吴三桂的儿时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血雨腥风的环境培养了他的剽悍勇猛、坚毅果敢与冷酷无情,也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道路。

父亲吴襄身为军人,却对血腥残酷、动荡不定、命运莫测的军旅生活产生了某种厌倦之情,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过上一种安定而平静的生活,就让他投拜在当时颇有名气的书画家董其昌门下。董其昌学识丰富,诗文书画样样精通,吴三桂如能得其精义,在文坛上自有一番了不得的出息。然而,从小就为父辈驰骋疆场的矫健身姿所吸引,被刀光剑影的刺激撩拨得热血沸腾的吴三桂怎么也不可能安静地坐在斗室,在那狭小的纸页与局促的范围内消耗自己的青春与激情。他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志向,只是好动,喜欢舞刀弄剑。吴襄也只得顺其本性让他弃文练武。也许是父辈基因的遗传,吴三桂对习武似乎有着一股超出常人的领悟与天赋,加之他的刻苦勤奋,不出几年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功:十八般武艺样样俱能,对骑射尤为精通。就连自视甚高,以骑射为生的满人、蒙人也不得不对他啧啧称赞、刮目相看。

吴三桂精湛的武功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个人资本,也是他日后能够成为“砝码”的先决条件。此外,他还有一大足以引为自豪的天然优势——俊美丰逸、风流倜傥。他是一位典型的翩翩美男子,据有关史书记载,吴三桂“美风姿,善骑射,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沈鸷多谋,颇以风流自赏。”“三桂巨耳隆准,无须,瞻视顾盼,尊严若神。”吴三桂祖籍江南,生于北方,兼得南北所长:既有南方人的潇洒俊秀,又有北方人的粗犷豪放。一位长相俊美的男人,自然深得风月女性的垂青与爱慕,何况还是一位有钱有才、权威势重的朝廷武将,更免不了要弄出一些沸沸扬扬的风流韵事,惹出一段轰轰烈烈的浪漫情缘。由此可见,当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到决定性的转折关头时,吴三桂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砝码”倾斜与他俊逸秀美的外表也不无关系。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被诗人吴梅村赞为“白皙通侯最少年”的俊美男子,其外表却有一个无法掩饰的缺憾——鼻梁正中有一道深深的刀痕,刀痕正中,不知怎么还有一线细丝般的黑纹。对于这条十分显眼的刀痕,吴三桂心中充满了一种奇特的感情:既爱又恨,既自豪又担忧。

刀疤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场酷烈战争的见证。

那是发生在明朝天启年间的事了。都指挥使吴襄正带着五百兵丁出城巡逻,突遭清廷皇帝皇太极亲自率领的四万八旗主力包围。吴三桂在锦州城楼上远远望见父亲被围,自然心急如焚,急忙请求身为总兵的舅父祖大寿发兵相救。当时城中只有三千兵丁,如果出城迎敌,无异于自取灭亡。祖大寿除了坚守城池外,别无他策。吴三桂突然跪在地下请求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敌人剁成肉酱而见死不救,请允许我带家兵与敌决一死战。”吴三桂说完,不待舅父作答,便率领二十多名家丁骑马飞驰出城,旋风般地杀入敌阵。吴三桂挥舞大刀左冲右突,怒吼着拼死向前,二十多员家兵紧随其后,一时间如入无人之境,竟然杀开了一条冲向包围中心的血路。突然,一员满将高举红旗带着一群士兵从斜里刺杀过来,吴三桂急忙拉开弓弦一箭射去,对方应声仆倒在地。然而,正当他飞马向前割取敌将首级时,不料这位满将拼着最后一股勇力,挥刀向他砍来。吴三桂没有防备,躲闪不及,一刀正中鼻梁。处于万分危急之中的他根本顾不上包扎,只是顺手擦了一把,结果弄得满脸惨红,面目狰狞,而他的拼杀也更加神勇了。他终于杀到了父亲身边,不由得高声叫道:“快跟我来!”接着又转过身来,带领残剩的明军,向来路杀回。

二十多人的轻骑投入四万敌阵,无异于主动送到狼嘴里的一块肥肉。然而,正是这不合战争常规的突然袭击,弄得老谋深算的皇太极疑窦丛生,担心明军故设诱兵之计,竟未加追赶,听凭吴三桂父子逃逸而去。

虽然留下了一条刀疤,但吴三桂以同归于尽的气概拼死救出父亲,孝勇之名顿时传遍遐迩。就连皇太极弄清真相后,也赞不绝口,夸他是条“好汉子”,还不无遗憾地叹息道:“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皇太极更为遗憾的事恐怕还在死后,那就是没有亲眼见到他的这声叹息后来竟变成事实,吴三桂成了清廷夺取江山的得力鹰犬。

吴三桂的崭露头角对国势日蹙的明朝来说自然更是大加看重,先是让他承袭父职,官都督指挥;接着又担任游击、副将等职;此后,吴三桂一路看好,频频擢升,二十八岁那年,就被封为镇守一方、独当一面的宁远总兵官。

正是这条无法抹去的疤痕为吴三桂带来了鲜花与盛誉,它是忠诚、勇武、孝义的象征,也是他的发迹之始。因此,他“敝帚自珍”地爱惜这道伤疤,为这块荣誉之疤感到自豪。同时,这又是一块令他忧患乃至痛恨的伤疤。影响他那俊美的外在仪表倒算不得什么,关键是一位算命先生端详他的“尊容”后,竟在背地里说他的鼻梁刀疤是一块“败相”。他说吴三桂一生贵不可言,只是这条刀疤生得突兀,坏了“风水”,是为“断梁”耳。断梁,即房屋梁柱倒塌,那会有什么美好的结局与下场?吴三桂听了,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冷冷地笑笑而已。明明是一块发迹之疤、荣耀之疤,怎就坏了自己的“风水”呢?他不相信。但内心深处,却不时地生出一股隐忧,恨不得来点“美容术”把它抹个一干二净。因此,每遇重大决策及难解之事,吴三桂总是下意识将手移至脸面,捂住鼻梁上的那道疤痕。

吴三桂最初进入史家及后人视野,正是他的舍命救父行为:“最初救父出围一举,孝闻九边,勇冠三军,勋名富贵胥于此!”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似乎也打上了这种孤注一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独特风格。

身为职业军人,攻城略地、出生入死乃为家常便饭。吴三桂每每临阵,总是毫无惧色地一马当先。他带兵打仗不怎么讲究军事谋略,似乎都在硬碰硬、硬拼硬。

随着清廷与明廷争夺辽西走廊的战争愈趋激烈,被蓟辽总督洪承畴擢升为宁远总兵官的吴三桂更是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从所部两万多兵士中严格挑出一千精甲,亲自训练直接指挥,组成一支类似敢死队的先锋营。这支先锋营分为二十队,每队五十骑,设一领骑。吴三桂将每一骑首的姓名刻于竹签之上,插入靴筒之内。紧急之时,信手抽出一签,上面刻有谁的名字,便大呼一声。这位领骑就头也不回地率领本部五十精骑视死如归地闯入敌阵。在这些冲锋陷阵的精骑鼓舞下,军威立时大振。因此,吴三桂这一奇异的练兵、用兵之法使得吴军实力大增,成为明廷对付清廷的一支劲旅。

在与清廷的长期交战中,吴三桂由一介武夫渐渐地变得机敏善变、干练成熟了。然而,由于他一直居于局部地位,应付的全是一些具体战务,也就缺乏统领全局的气魄及卓越军事家的宏观谋略。不论带兵打仗,还是为人处事,吴三桂的出发点首先考虑的便是个人私利。他那时时受宠、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人生际遇也助长了这种唯我独尊、唯我至上的性格特征。机诈、权变、喜欢耍点小聪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些无可更移的弱点不仅注定了他难以成为一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大手笔”,也预示着他那悲惨的人生归宿。

常言道,烈火识真金,板荡识忠臣。一遇关键时刻,吴三桂的个性弱点便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

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八月初,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之战进入了白热化的决战阶段。明军主帅洪承畴凭借八镇总兵、十三万人马的优势,以志在必得的气势逼近锦州城南,向围锦清军发动猛攻。身在沈阳的皇太极闻讯,不顾大病初愈的虚体,亲率救援大军赶赴锦州前线,切断明军退路及粮道,并乘机夺取了笔架山的积粮。于是,形势发生了逆转,明军顿时处于欲战力不支、欲守粮已尽的劣势与窘境之中。军心低落,士气动摇,各路将领都在考虑如何撤退了。而只要稍有军事头脑的人就会知道,除了与敌决一死战外,已无退路可走。于是,洪承畴只得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第二天与清军的生死大决战上,他说:“现在的情形是守亦死,不战亦死。只有决一死战,或可绝处逢生。往日大家都说要尽忠明廷,现在正是时候了。”

然而,就在当夜,却发生了大同总兵王朴率兵突然逃跑的意外事件。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素日以勇武善战闻名的宁远总兵吴三桂也率众追随王朴逃遁而去。

部将的逃跑打乱了洪承畴的全盘计划,明军已完全丧失了抵抗的意识与能力,只得下令突围。这场临时决定的所谓突围,实质上就是一次少有的大溃败与大逃亡。黑夜之中,士兵不辨方向,建制混乱,无法指挥,自相践踏、跌入壕堑、掉进山涧、涌向海边溺死者不计其数;而清军又四面设伏,一排排箭矢、滚石铺天盖地袭来,结果五万多人马在这欲战不能、欲逃无路的溃败中丧生,致使明廷的这支庞大精锐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

吴三桂因紧随王朴抢先逃跑,占据了有利的时机,加上部众骁勇,相对而言,损失不大,基本保全了自己的实力。

如果说吴三桂早就开始谋划逃跑,那可能有点冤枉了他。此前,他也算得上是一个敢拼敢打、敢作敢为的血性男儿。在这明、清命运的大决战前夜,特别是听过洪承畴的训话之后,吴三桂肯定也想过要效忠朝廷。然而,王朴的突然逃跑在一瞬间就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与其说他的紧紧跟随是一场有目的的预谋,毋宁说是一瞬间的本能反应,一种保存实力、趋利避害的深层人格弱点的自然流露。也就是说,吴三桂这一潜藏极深的劣性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就开始暴露无遗。

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吴三桂 第二章

吴三桂死里逃生,侥幸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他深知自己追随王朴逃跑带来六镇精兵尽失的悲惨败局,将为朝廷国法所不容。而崇祯皇帝的轻于杀人与刻薄寡恩更是人所共知,因此,对那不堪设想的惩处只要稍稍想想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心虚害怕。然而,数月后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朝廷只将王朴一人判处死刑,对吴三桂仅作降罪三级的处分,仍命他镇守宁远。

同罪不同罚,吴三桂对朝廷的格外开恩不禁愧恨交加,感激涕零。而更大的幸运还在后头,没过多久,一纸诏书仿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明廷任命吴三桂为辽东提督,总领辽东主、客官兵。

一员逃兵之将,为何一再受到命运的青睐?难道崇祯皇帝一怒之下就不能将吴三桂与王朴两人等同视之开刀问斩吗?

关键是北方将领中,唯有吴三桂一人的实力、勇武、用兵可与清军的铁骑精锐抗衡。崇祯皇帝所面临的,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是那纷乱动荡的复杂局势“成全”了吴三桂。

当时的明朝,已处于内外交困的风雨飘摇之中。农民起义波澜壮阔,愈演愈烈;清廷势力日益强盛,逐渐南下蚕食明朝领土。为了达到一劳永逸之效,崇祯皇帝抽调北方主力与清廷决战,将赌注押于松锦之战。一败涂地的战局不仅使得明朝失去了洪承畴、祖大寿、曹变蛟等一批有勇有谋的大将,更使得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乘机攻克洛阳、襄阳等地,尔后挥师北上逼向京城,直接威胁明朝的统治。为了对付迫在眉睫的农民起义军,崇祯再也无暇顾及辽东。历来镇守辽东的祖氏家兵中,可以倚重的将领也只剩下吴三桂一人了。因此,面对吴三桂临阵逃跑的可杀之罪,崇祯皇帝不但没有严惩,还不得不采取先抑后扬的方式——在象征性地降了吴三桂三级之后,很快又将他升为辽东提督,并为此下了一份专诏:“欲专吴三桂提督之权,不欲掣其肘,至领兵官亦令三桂拣得心应手之人。”朝廷将拱卫辽东的重任一股脑地寄托在吴三桂身上,为了达到用人不疑、收买人心之效,还让他破例享有培养心腹、培植亲信之权。

可不要小看崇祯皇帝对吴三桂的提升及他当时所处的战略地位。松锦之战惨败不到一年,明王朝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便被清军全部攻破。于是,吴三桂所镇守的宁远一下子变得突出起来,成为明军狙击清廷问鼎中原的前哨阵地。吴三桂若降清,辽西走廊大门则全然洞开,八旗铁骑将无遮无拦地跨越关城直取燕京;而吴三桂在明,明廷虽失重镇,边关依然可守。

一个犯有可杀之罪的区区武将,就这样慢慢地被风云变幻的历史推到了前台,成为明清争夺战中的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

明、清的战局形势今后将会如何发展?除了依靠吴三桂——依靠他的关宁铁骑,依靠他的顽强阻击,依靠他的忠心耿耿外,崇祯皇帝再也无法控制。他早已被糜烂的局势搅得焦头烂额,目光与精力之所在,全都放在了对付潮水般席卷而来的农民起义上。

清廷也自然非常看重吴三桂现在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自攻下锦州城后,就开始谋划收取宁远、招降吴三桂的策略。

通过激励的手段,往往能收到惩罚难以达到的奇妙效果。吴三桂于崇祯皇帝的不杀之恩与眷顾垂青自然是感激不尽,力图报效。因此,吴三桂对清军的招降一开始表现得相当坚决。清廷先后派遣已经投降的吴三桂舅父祖大寿,昔日同僚张存仁、祖可法,亲眷裴国珍等人劝降,吴三桂一一拒斥。然而,当他得知洪承畴被清军活捉后不仅没有以死效忠大明王朝,反而拜倒在清人脚下做了一名降臣时,不觉万分震惊,继而就有点犹疑不决了。降,还是不降?他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舅妈的行为坚定了他的决心。舅父祖大寿降清后,不久便派人前来吴三桂镇守的宁远转移家眷。然而,舅妈却以一妇人之身,表现出难得的忠义,她宁可孤身待在宁远,也不肯前往被她视为“夷狄”的清营与家人团聚。舅妈的行为震撼了他,吴三桂权衡再三,最后还是留在了明朝。

而这时的明朝局势,已到了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地步。

自松锦大战后,崇祯皇帝可倚重的兵力仅有三支:一是吴三桂的辽东精锐,正与清军在宁远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一支是湖北的左良玉,虽兵多将广,实跋扈难用;再一支便是陕西总督孙传庭统率的三边官兵,这也是崇祯皇帝唯一能够对付农民起义的部队。然而,正是这支长期与大顺政权为敌的朝廷劲旅,却在郏县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全部歼灭。然后又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地向京城奔袭而来。

为了保卫京城,明廷除了抽调吴三桂军队外,已别无他法。吴军入关,就意味着放弃宁远,那么,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将全部落入清军之手。上自崇祯皇帝,下至朝廷要员,谁也不愿承担弃地的万世骂名。于是,吴三桂入关之议也就一议再议、一拖再拖,搁了两个月之久,还在议而不决。

就在明廷举棋不定的日子里,大顺农民军以秋风横扫落叶之势,快速逼近京畿。这时,崇祯皇帝才不得不匆匆下诏“征天下兵勤王”,正式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火速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

命运,又一次将吴三桂推到了历史的漩涡中心。

其时,宁远已成为一座孤城,吴三桂早就上言督抚,请撤宁远。接到命令后,吴三桂并未“火速入关”。他心里非常清楚此放弃宁远意味着什么,一旦被清军据有,今后也许就难以回到这块生养自己的辽东大地了。于是,吴三桂不慌不忙地将有关事务料理一番后,才率领一支五十多万的兵民混杂队伍踏上了西进之路。这哪里是入关勤王?完全是在进行一场有条不紊的战略大转移。

就在吴三桂还在勤王路上缓缓行进之时,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已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一举攻克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大明王朝正式落下了历史的帷幕。

两天后,分兵驻扎在昌黎、滦州等地的吴三桂才得知明朝覆亡的准确消息。凭着一个优秀军人的本能与直感,他毫不犹豫地下令撤兵,赶紧回军山海关,将自己横亘在清廷与大顺之间。

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吴三桂 第三章

如果说此前是命运在光顾吴三桂,历史在选择吴三桂,那么,此次的退守山海关却是吴三桂抓住了命运,将自己放在了历史的天平上,变成了一颗举足轻重的砝码。

山海关是进入关里关外的一把神奇钥匙,它坐落在层峦迭嶂的群山怀抱,素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万里长城的东端就肇始于此。它东临大海,北有覆舟山和兔耳山,山海相依,地势险要,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拥有山海关的吴三桂心里非常清楚,以他手中现有的三万“关宁铁骑”,还不足以构成一支独立于清廷与大顺之外的第三支武装力量。也就是说,他只能依附于其中的一支而存在。过去,大顺农民军与清廷政府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但配合默契,在实质上构成了对他们的共同敌人——明廷的南北夹击。明朝覆亡,剧变的形势必然导致两大新生而强大的军事集团水火不容、兵戎相见。而山海关,当是双方拼死争夺的首选之地与焦点所在。因此,吴三桂顿时变得身价十倍,显赫无比。明亡后的历史仿佛一架天平,一端是清廷政权,一端是大顺农民军,而他,则成了一颗砝码,正位于天平的中心。只要他往任何一方稍稍倾斜,天下大势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归服大顺则可阻止清军入关,使得刚刚奠都北京的新生政权赢得充裕的时间,从而顺利地完成取代明朝的历史使命;降清则清军长驱直入,抢占农民军的胜利果实,直取北京问鼎中原。

长得英俊潇洒的吴三桂雄踞于山海关之上,踌躇满志地望着关里关外两大前途未卜、忙乱不堪的军事集团,颇有一点待价而沽的味道。

很快地,李自成就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派遣降将唐通前来招抚,许诺将有“通侯之赏”。吴三桂自然心有所动,但他没有一口答应。

此时,清廷仍在争取他,封赏也非常优厚诱人。但吴三桂不会轻易倒向清廷,长期的边衅已使他与清人积怨甚深,多次的拒降更使得他顾虑重重。

吴三桂还在权衡、比较、选择、等待。

形势急迫,时不我待,他还在等待什么?

具体而言,他还在等待父亲吴襄的回信。

崇祯皇帝在初拟抽调吴三桂的宁远守兵时,就向朝野大臣做了一个暗示——将吴三桂之父吴襄升为中军府都督调至京城。京城失陷时,吴三桂曾给父亲去过一信,大意是说他将退驻关外,如果全家陷入农民军之手,为亲情计,那么他也只有归降大顺了。也就是说,吴三桂能否倾向农民军,父亲及家人的依归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指标”。不几日,吴三桂接到了吴襄回音。从而得知父亲已投降大顺政权,父母家小及其爱妾陈圆圆皆在京城,父亲在信中一再规劝他早日投降大顺,成为新朝元勋,与家人共享荣华富贵。

几乎在接到父亲书信的同时,李自成又派人送来四万两犒师银饷及一份封侯檄书。既能保全家人,又可高官厚禄,还有金钱银两,吴三桂不再犹豫,终于下定决心向李自成投降!

第二天,他就将山海关交到农民军代表唐通手中,再次亲领大军踏上了西进之路。此次并非勤王,而是进京归降。一路上,吴三桂想象着李自成隆重迎接的盛况及封王拜侯的荣耀,想象着与家人团聚的喜悦,特别是想象着在烛光摇曳之下与爱妾陈圆圆久别重逢后的融融泄泄,不由得心花怒放,陶醉神往。

在此,我们有必要稍稍展开笔墨,叙写一下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火热爱情。

陈圆圆从小天生丽质,只因家境贫困,被人贩到苏州当了一名歌妓。她美艳动人,擅长南戏,能吟诗作赋。很快地,其内慧外秀就赢得了众星捧月之宠,成为秦淮河畔鼎鼎有名的尤物,文人名士争相与她交往唱和。每当歌舞赔笑之后,面对孤寂的身影,想着悲苦的命运,陈圆圆总是免不了要黯然神伤一番。她内心唯一的憧憬与企盼,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寻得一个可以依托终生的如意郎君,摆脱这为人所不齿的卖笑生涯与低贱的社会地位。

第一位让她怦然心动的男子,便是当时号称江南四公子之一的冒襄。两人一见倾心,双双陶醉在浪漫的爱河之中。冒襄临别时,还许下了迎娶圆圆的吉日佳期。

然而,望眼欲穿的陈圆圆等来的不是冒襄,而是国丈田遇弘。这一年,田遇弘奉旨上南海普陀山进香,顺便前来苏州采买色艺双全的女子,被陈圆圆的艳名深深吸引,更被她的曼妙优雅弄得神魂颠倒,结果以重金强聘而去。

田家富有,有权有势,对一名普通妓女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比较满意的归宿。然而,陈圆圆是一个性情中人,她所看重的,乃是心灵的交流与感情的契合。田遇弘年老衰迈,俗不可耐;加之他姬妾众多,喜新厌旧,虽然占有了陈圆圆的肉体,却怎么也不能赢得她的芳心。

就在陈圆圆对冒襄的日夜思念中,那高高在上、俯视人寰的命运之神于不经意间向她瞥了一眼。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与吴三桂邂逅相遇了。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奉命率军奔赴京畿完成狙击清军任务的吴三桂正要北归,突然接到皇帝召见的圣旨。明朝的衰微使得不少趋炎附势之人都在寻找出路,手握兵权的吴三桂突然受到皇帝的宠幸,田遇弘不禁把他视为一把“保护伞”,希望关键时刻得到他的庇护。因此,圣上召见之后,吴三桂又受到了国丈的盛情邀请。

为讨得吴三桂欢心,酒过三巡之后,田遇弘便将他的“宠物”——一代佳人陈圆圆唤出歌舞助兴。

武士生性喜欢刺激,美女与烈酒,常是他们的第二战场与第二生命,吴三桂也不例外。他一见圆圆,就被她那天仙般的美貌深深吸引,而那翕动着的樱桃小嘴吐出的一串串美妙音符更是弄得他情不自持,飘飘然仿佛进入了人间天堂,竟“丢盔弃甲”,缴械投降,乖乖地做了圆圆的俘虏。

陈圆圆一见吴三桂,也被他那年轻英俊、威武潇洒的形象所沉醉。这种具有力度的阳刚之美,不仅使得坐在一旁的田遇弘黯然失色,恐怕就是陈圆圆心中的日夜思念的江南才子冒襄,也无可比拟。

两人按照千百年来流传的英雄爱美人,美人恋英雄的故事模式开始“盗版”“复印”。先是眉目传情,后来瞅了一个机会,在一阵低语中订下终生。这种闪电般的神速恐怕比今日盛行的后现代“快餐化”还要“快餐化”。

酒宴结束,吴三桂将要告辞时,田遇弘才道出了自己的心事:“设寇至,将奈何?”吴三桂也就开门见山地说:“能以圆圆见赠,吾当报公家,先于报国也。”没想到吴三桂为了陈圆圆,后来竟真的置国家与民族大业于不顾。田遇弘闻言,虽然一百个不情愿,也只得忍痛割爱。

吴三桂担心田遇弘反悔,当即留下千金聘礼。

不久,吴襄奉调进京,便按儿子的托付将陈圆圆接到了自家府中……

吴三桂马不停蹄地奔驰在进京途中,想到就要与爱妾陈圆圆久别重逢,心头情不自禁地涌过一股热流,还时不时地激动得浑身战栗不已。

然而,就在吴三桂来到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突然遇到了从京城逃难的家人,事情就此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原来,农民军进入北京后,采取了一项非常严厉的追赃助饷措施:所有前明官员都得依照官职大小,分等级交纳相应的银两,不从者则处以严刑竣罚。吴襄虽有招降儿子之功,但也没有躲过追比的惩罚:自身被关押,家财遭查抄。

吴三桂得知后,先是惊愕不已,回信上不是还说一切平安的么,怎就突生变故呢?继之是困惑不解,李自成对他封官许愿,赏赐银两,如此看重优待,怎会拷打拘禁他的父亲,还将吴氏满门家财洗劫一空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是不是家人走昏了头胡言乱语?因此,他不由得反问道:“这怎么可能呢?你们是不是弄错了?等我到了京城,父亲自然就会释放,家产也会原封不动地归还的。”说着就要启程继续西行。然而,家人又继续告诉他说:“不仅老爷被抓、财产被抢,就连你的爱妾陈圆圆也被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给抢走了!”

吴三桂听了,顿时待在原地。刚才还在想象的爱河中陶醉,而事实上陈圆圆早已不属自己,他的所思所想,不过是一场典型的白日梦而已。父亲、财产可以原封不动地归还,可抢走的女人还能原封不动地回到自己手中吗?

何况这追赃助饷根本不是一场误会,而是大顺政权的一项重大策略,他吴三桂以一员降将之身能够改变农民军的政策吗?想于此,吴三桂不禁深深地失望了。不管怎样,再也不能继续向前行进了,一旦到了京城,就会受制于人,半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

慢慢地,吴三桂就由失望而愤怒了。

时年三十三岁的吴三桂正值血气方刚之年,陈圆圆在他眼前不断晃动的娇美容颜像是不断泼洒在火焰之上的汽油,他有生以来恐怕还未受过如此难堪的羞辱,不禁咬牙切齿地叫道:“大丈夫连一女子也无以保护,还有何面目立于人世?我吴三桂不灭李贼,不杀刘宗敏,誓不为人!”

这就是流传至今“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的为后人所知,在很大程度上与这则风流韵事的广为传播有关。

为了一个女人,为了家庭,为了个人利益,吴三桂那曾经暴露过的人格弱点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浮出水面”。此时的他,完全忘了民族大业与国家利益,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及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听任自己的本能决断行动。

如果大顺农民军严厉监守他的家人不让离京,如果吴三桂没有遇到他的家人,或者不是在永平以西的沙河驿这一足可回旋的地方碰上,那后来的历史发展又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情形呢?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循着已然发生的一切继续追寻。

一阵暴怒过后,吴三桂调转马头,第二次循来路迅速返回。

他要重新夺回山海关!

历史的砝码本来已经倾向了大顺农民起义政权这一边,然而,却又稍纵即逝地偏向了清廷统治那一边。

大顺政权与成功、胜利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永远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天赐良机。以此为转折,他们开始走下坡路了,总是被一些无法摆脱的失意与失败追赶纠缠,一天天地走向衰落,直至彻底覆亡。

这一切罪责,到底由谁造成?

难道是李自成的失误吗?显然不对,他早就意识到吴三桂这颗砝码的重要,即使错过这一机会之后,他还想尽力挽回,一而再、再而三地招降吴三桂,也就是说,他已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是李自成部将之过吗?也不对,他们是无辜的,只不过严厉执行了大顺政权制定的一项政策而已;那么,承担历史罪责的就该是抢走陈圆圆的刘宗敏了?也不尽然,作为一员武将,抢走个把女人也属“无伤大雅”之举,好像也在情理之中;看来,这引狼入室的罪责就只能算在反复无常的小人吴三桂一人头上了?似乎也不能够,如果设身处地为吴三桂想想,既要招降他,又要拷打他的父亲、占有他的财产、抢走他的女人,他的发怒、他的选择不也属人之常情吗?当时,如果他不返回山海关,而是继续进京,等待着他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与结局呢?还真难以预料呢……

历史不是一个任人装扮的侍女,然而,它也会不时地展示一些奇光异彩、奇风异景来迷惑后人。

在这一连串的人物与事件中,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该谁承担历史的责任与过错?

应该说,这些重要人物都难辞其咎,相应地负有某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笔历史账又不能算在某一个人头上。正是一连串的偶然巧合与复杂多变的微妙因素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左右了砝码的位移,改变了历史的航向。

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吴三桂 第四章

吴三桂率领他的关宁铁骑旋风般地扑向山海关,向毫无戒备的农民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很快就消灭了几乎所有的守城及增援部队,山海关又一次落入他的手中。

吴三桂重占山海关之举无疑是一份宣告与大顺政权彻底决裂的“白皮书”,将自己完全推向了农民军的反面。此时,站在山海关之上的吴三桂再也没了先前的志得意满,而是显得烦躁不安、忧心忡忡,他所面临着的,将是一场无法避免、命运未卜的与农民起义军的生死大搏斗。他虽然收编了两万多农民起义军,又招募了数千新兵,加上原有的三万多人马,共计六万多人,表面看来,兵力似乎相当可观,但仍无法与强大的农民军抗衡。为了保存自己,除了依附清廷一途外,他已无路可走。

然而,他还是不想“认贼作父”,背上投靠异族的千古骂名,便采纳了部将胡有亮的“借兵之计”——不是向清廷投降,而是借来对方的兵力,“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

以往是清军诱降吴三桂,这次却是吴三桂主动致函,说得好听一点是“借兵”求援,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是身处绝境中的卖身投靠之举。

清摄政王多尔衮接信,不禁喜出望外。父兄两代人苦苦血战都难以打开的雄关,如今这把入关的钥匙却神奇般地落到了自己手中,怎不让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几乎没有半点犹豫,清廷就定下了出兵大计。

山海关实在是太重要了,为了保住刚刚夺得的胜利成果,李自成不得不亲率精锐大军向山海关扑来。同时,他还将吴襄及明太子带在军中,再次招降吴三桂。

李自成抢在多尔衮之前到达山海关,命吴襄阵前致书劝降。

吴三桂心里清楚,清军此时正火速奔驰赶来援救。他已没了退路。为了自己,他不仅忘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即使面对年迈的父亲,也没了过去的孝慈之心,表现一副人间少有的铁石心肠。他回复父亲道:“父既不能为忠臣,桂亦安能为孝子?桂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于是,一场势不可免的大战终于爆发了。

吴三桂兵弱,农民军自然占了上风,关城眼看就要陷入农民军之手。这时,多尔衮的增援部队也已赶到。然而,足智多谋、机心颇深的多尔衮并没有及时地投入战斗,而是迫使吴三桂入彀:以便于识别为由要求吴三桂及其部属剃发,变名义上的借兵为实质上的投降。

一边是李自成的农民军愈攻愈猛,一边是多尔衮的要挟施压。吴三桂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只得“束手就范”。以他为始,全体官兵一律剃发,一时来不及者则以白布斜束项背令清军辨识。然后开门揖盗,将多尔衮的清军迎入关内。吴三桂一厢情愿、以求两全的所谓借兵之策,至此全然失败,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归顺。

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就这样于不知不觉间完成了,而李自成却蒙在鼓中,对此全然不晓。

决战开始了,狡猾的多尔衮反客为主,命吴三桂作先锋,自己则躲在一旁观战,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检验吴三桂的诚意,又可于两败俱伤时坐收渔人之利。

清军与吴军联手,山海关大战以大顺农民军的惨败而告结束。

幸运之神倏尔远去,李自成的覆亡就此一战而定。除了逃遁、失败与灭亡的命运外,他所能做的,不过就是拼死挣扎,延缓一下灭亡的时日罢了。

弥漫在山海关头的硝烟还没散尽,多尔衮就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命他继续追赶仓皇逃亡的李自成。

如果说据有山海关时的吴三桂还可在天平的中间左右摇摆、选择,那么,当他出关迎接清军入关之后,砝码的使命一旦完成,历史的改写已成定局,他的地位与作用也就开始向下滑落。在那关键性的决定时刻,是他在选择、改变历史;而现在,他只能在已然改变的历史大框架中左奔右突,再无回天之力了。

吴三桂尾随逃亡的农民军紧追不舍,李自成还想尽最后一次努力,以摆脱吴三桂恶狗般的纠缠,从而赢得时间,稳住阵脚,以图再起。于是,他再一次遣使招降吴三桂。吴三桂不仅不降,还违反自古以来的“战争公约”,斩了来使。李自成的最后一次招降失败,他对吴三桂彻底绝望了,将满腔悲愤全部发泄在一直拘押在军营中的吴襄身上,命人将他一刀杀了。返回北京时,又将吴氏一门三十多口全部斩首。然后草草登基,回光返照般地坐上皇位,于虚幻的满足中自我陶醉了几天,便不得不匆匆弃京,向陕西方向仓皇撤退。

吴三桂马不停蹄,穷追不舍,紧紧咬着李自成不放。终于在望都与正定之间追上了李自成,夺回了陈圆圆。

这一切,难道真的是为了陈圆圆一个女人吗?为了女人,难道可以拱手献出山河,可以舍弃父亲家室,可以不顾民族大义?

这不应了中国历史传统的“女人是祸水”之说吗?

然而,陈圆圆是无辜的。她的确柔情似水,但一点也没为祸,罪不在她。

自从那天晚上吴三桂慷慨豪放、一掷千金将她聘下,陈圆圆就将自己的一颗心完全托付给了吴三桂。有时自然也会想到冒襄,但很快就压抑自己,只把他当成自己的兄长,不往男女情事方面想。不论外在名分,还是内心深处,她都属于吴三桂了。吴襄入京,将陈圆圆接到府上,她不禁吁了一口长气,满以为这回真的修成了“正果”。然而,没想到命运又跟她开了一次残酷的玩笑。她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大将刘宗敏慕名而至,想方设法将她强掳而去。吴三桂与刘宗敏虽同为武将,但前者俊逸潇洒,像一阵拂过林间的清风;后者鲁莽,像一块没有打磨的毛坯。这对生于江南、善唱南戏、吟诗作赋的陈圆圆来说,她不仅不能接受刘宗敏土匪般的抢劫占有方式,在心灵与感情方面更是格格不入。其实,她并未与吴三桂正儿八经地相处过一天,自那晚离别,吴三桂第二天就率军返回辽东去了。她只能在长期的思念中勾勒吴三桂的形象,而想象往往会把对方描绘得完美无缺。她渴望吴三桂,恨不得立时倒在他的怀中。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拼死拼活地将她从刘宗敏手中抢回,按理说,陈圆圆应该感激涕零得恨不能跪在他的脚下,情不能融于他的血肉之中。然而,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之时,却在陈圆圆心中埋下了一道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吴三桂已不是第一次见面的吴三桂,虽然还是那么俊秀潇洒,但其装束却变成了一身令她不敢相认的满服,额前剃得精光,脑后还留着一条猪尾巴似的辫子。作为一个江南人来说,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她不能接受眼前的吴三桂,但又不得不接受。尽管感激,却少了一份昔日那种刻骨铭心、梦牵魂萦的爱慕,甚至还有一丝失望。

如果说吴三桂开关降清是为她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那么后来的所有行为就让陈圆圆不可思议了。满人入关后,吴三桂就变成了清廷豢养的一条忠诚而驯顺的猎狗,只须一声轻轻呼唤,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纵身扑向对方。吴三桂在多尔衮的驱使下,一路追至陕西,又循着李自成的撤退足迹,大败农民军于襄阳、武昌、九江,取得连战连捷的巨大胜利,使得李自成于湖北九宫山被杀身亡(一说于湖南石门出家)。然后,他又平定各地叛将,为巩固清廷统治效尽死力。最令人不耻的,是他进军云贵地区,对昔日曾有恩于他的明廷——逃到南方的残存势力南明王朝不遗余力地予以剿灭。他将南朝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赶出国境,赶到缅甸,后又借机将其擒获,就地缢杀。至此,明朝的最后一抹余晖也从历史的地平线上彻底消失了。

清人自然不会忘记他的莫大功绩,在“嘉奖令”上写道:“王殚忠奋力,运筹谋略,调度有方,遂使国威远播,逆孽荡平,功莫大焉。宜加殊礼以示眷酬,著进封亲王。”农民军与南明朝廷的鲜血,染红了他的“亲王”宝座。对此,史家以其客观公正的态度秉笔写道:“明社之亡,虽由闯贼,然倒以宋室厓山,寔亡于三桂手。”

事实也正是如此,满人在中原大地建立的庞大帝国,主要是依靠了汉人力量,吴三桂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康熙帝传》一书中写道:“鞑靼人在征服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洲人去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又是汉奸!这些民族败类总是我们难以绕开的话题。中国自古以来汉奸何其多也,这似乎与封建体制、传统文化及国民性紧密相连。儒家文化的活命哲学、封建专制造成的奴才人格、国民素质的软弱阴柔,当是汉奸大量“繁殖”的适宜“温床”。

对于吴三桂的所作所为,陈圆圆肯定有过规劝。但吴三桂是一典型的利欲熏心之人,他对陈圆圆的“冲冠一怒”,说到底也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个人占有。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当吴三桂投向清廷“怀抱”之后,就将自己完全推向了大顺与南明的反面,没有什么比博得主子的欢心与信任更为重要的了。因此,陈圆圆想通过吹吹“枕头风”的方式改变他的行为,无异于比登天还难。同时,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采买江南优伶、遴选后宫粉黛,加之陈圆圆年纪一大,姿色渐衰,自自然然地就将她冷落了。

陈圆圆的感情也在翻转起伏,与时变更,历经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由对吴三桂一见倾心的爱慕到刻骨铭心的爱恋,然后是惆怅、失望,再到怨艾。从贫寒到富贵,从冷清到喧嚣,从爱恋到怨恨……陈圆圆在这大起大落的升降起伏中终于参透了人生,看破了红尘,最后出家礼佛,做了一名尼姑,长年与钟磬、孤灯、青卷、寂寞相伴,直至生命之终。

还有一说为陈圆圆最后乃自尽而亡。若如此,那当是她对吴三桂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个人命运、对天下大势的无可挽回产生了深深的绝望,然后以毅然决然的态度、以一个弱女子之所能而采取的一种别致的反抗方式。

如果说吴三桂年轻时于万人敌中拼死救父的忠勇令人称道,而后来,却变了一个人似的,完全置父子之情与孝敬之道于不顾,一副典型的铁石心肠与虎狼之心,实在令人不耻;如果说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回师山海关多少还有一点男儿血性,那么后来的甘当清廷鹰犬追杀李自成、剿灭南明残剩势力,则完全堕落为民族的败类与历史的罪人。

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吴三桂 五第五章

也许,吴三桂在山海关面对多尔衮的逐渐施压时,就悔意萌生了。明明是说借兵报仇,而清军却乘人之危地以剃发辨别为由逼他就范,实在是太不仁义了。然而,政治是无情的,它只承认强者。吴三桂不得不剃发屈服,如此一来,也就构成事实上的投降了。后来,多尔衮又反客为再,将他视为一名降将,作为翦灭对手的急先锋。吴三桂受制于人,只有死心塌地地充当着一名刽子手的角色。

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降清行为,潜意识层面保留着的,仍是“借兵复仇”四个大字。作为一介武夫,他似乎没有过多地考虑什么民族、国家、伟业之类的身外大事。一段时间,他那致命的人格弱点只容得下个人利益、一己私仇,“复仇”二字死死地盘踞在他的脑海,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胸。当他抢回陈圆圆、剿灭大顺农民政权后,着实轻松了一阵子。是的,美人重归,仇人覆灭,恨意已消,他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只有这时,他才开始正视自己的处境,考虑今后的生存与发展。他举目四顾,除了一些弱小的反叛力量及苟延残喘的南明小朝廷外,整个天下,已非清廷莫属,由他这颗“砝码”所造成的历史大局业已注定。事实上,他的军事力量也完全控制在清廷手下,容不得他有半点非分之想。他想抗拒,已无法抗拒。他这颗砝码,除了继续倾斜,凭着一种惯性与余力以助清廷扫平天下外,已没有别的更好的出路了。

聪明、机诈的吴三桂一旦明了天下发展大势,就顺着沛然莫能之御的滚滚历史潮流向前推进了。为了取得清廷的信任与重用,他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吴应熊留在京师作为人质;他抛弃了忠孝仁义、道德廉耻,无所不用其极,做出了一个叛臣所能做到的一切;为了达到新的目的,他甚至一再身冒箭矢,亲临险境,置个人安危与生死于不顾。

一次,吴三桂在进剿四川时,被大西农民军团团围困在保宁。起义将领刘文秀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置吴三桂于死地,围层连营十五里,重重防范,还设以象阵相辅。就当时那壁垒森严的围网而言,吴三桂似乎插翅难逃。然而,农民军志在必得,不免骄傲轻敌;围攻时间一长,防守也不可避免地有所松懈,终于被负隅顽抗的吴三桂寻到一个薄弱环节,抓住有利战机,拼死突围,杀出了一条血路。

还有一次,吴三桂在追赶南明永历帝的过程中,中了李定国的埋伏之计,前锋已经进入二伏圈内。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个名叫卢桂生的降官突然出现在吴三桂面前,道出了眼前的险情。吴三桂大吃一惊,急令撤军,不仅避免了可能的覆亡,还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命运,似乎总是垂顾于他,让他担负、完成历史砝码的最后使命。

由于死心塌地地为清廷效劳,主子似乎也被他的忠诚感动了。天下平定后,吴三桂被封为云南王。

清初,汉人封王者共四人,其他三人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都是早年降清的有功之臣。吴三桂降清虽晚,但功勋显著,首冠亲王之爵。那炙手可热的权威,就是满族“天潢贵胄”也难比拟。

吴三桂博得清人宠信、获得显赫权势的目的达到后,新的欲望又开始膨胀。在连年不断的征战岁月里,吴三桂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一旦封藩云南之后,他生命中固有的人格弱点又开始不加掩饰地暴露无遗了——他大修宫殿,四处“选美”,聚敛钱财,独断自专;不仅控制本省,还干预朝廷,篡取了吏部铨选官员的部分权力。

尽管他那决定历史命运的砝码作用早已消失,但吴三桂还是一直将自己视为一颗砝码,不时冒出左右天下的意念,并相应地做出一些不自量力之举。直到坐镇云南之后,他的内心深处仍没有承认自己是一员降将、一员清朝重臣。他甚至固执地认为,清廷的天下是乘人之危、通过他吴三桂而夺取的。照此推理,则天下本是他吴三桂的。那么,有朝一日他从清人手中夺回天下,当是一件顺理成章之举,就如拱手让出山海关后又从农民军手中夺回一样。

正是这种心态驱使之下,吴三桂在暗中不断地积蓄力量,权势渐渐扩大、增强,使得天下为之侧目。昆明仿佛成了陪都,吴府与清廷俨然南北两个政权。

继任的康熙皇帝年幼,对他无可奈何,只得一忍再忍。

双方都在酝酿、积聚、等待。

随着康熙皇帝的长大成人,他再也无法容忍那些手握重兵的藩镇势力,决心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为始,开始削藩,施行统治者历来惯用的“狡兔死,走狗烹”的政治策略。

一方是权欲无限膨胀,一方是有意识地翦灭重镇羽翼,两相碰撞,冲突势不可免。

广东平南王一削,下面的撤藩对象迟早会轮到他吴三桂这位云南平西王头上。就在这时,靖南王耿精忠见势不妙,主动上疏清廷请求撤藩。吴三桂思来想去,决定紧跟而上,向朝廷递交了一份愿意撤藩的“表决书”。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吴三桂并非真心撤藩,他不过以此为计,探明朝廷动向及虚实罢了。

吴三桂的心计自然瞒不过清朝文武大臣,他们对吴三桂的实力、军威不得不有所顾忌。然而,时年二十岁的康熙皇帝却一语中的地说道:“三藩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于是,清廷果断地下达了撤藩令。

撤藩令一下,吴三桂不得不反。其实,他一辈子苦苦等待着的似乎就是这一天。他只是借兵,从来就没降清;他要寻到一个借口,找准一个时机,起兵反清;他不甘于仅仅做一块砝码,他要成为天平本身,推翻清朝,坐上皇位。

如果说吴三桂降清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话,那么他的反清便是“冲冠一怒为撤藩”了。

此时的吴三桂早已不是明臣,也不想继续做一名清臣,他不愿受任何人辖制左右,他要成为一支主宰历史命运的独立而强大的力量,于是,就自封了一个“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的头衔。

吴三桂起兵反清了,他亲率大军北上,势如破竹地占领了贵州、湖南、湖北、四川等大片土地。

就双方实力而言,清军入关已三十多年,那些能征善战的开国将领大多作古,而新一代的八旗子弟已开始腐败,“八旗铁骑”早已是今不如昔。相比之下,吴三桂由于收编了大顺、大西农民军,由于他长期积蓄、准备,军事力量已成天下精锐。

然而,就在他饮马长江之后,却按兵不动,没有渡江北上直捣京城,为康熙皇帝组织平叛力量赢得了充裕的时间。吴三桂毕竟只是一介军人,不仅缺少总揽全局的政治谋略,就连一个优秀军事家也够不上。砝码只是天平的一个组成部分,永远也不会成为天平本身。

吴三桂重兵驻扎江南一待就是数月,也不知他还在等待一些什么。魏源曾分析道:“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即下令诸将毋得过江,以为事纵不成,可以画江而国。”此时,吴三桂已六十有三,年轻时的锐气与胆识似乎被岁月的沧桑磨洗得一干二净了。

而他的反叛为自己带来的初始后果,便是留在京城的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被清廷处以死刑。

紧接着,康熙就开始反攻了。两军遭遇,一阵抗衡过后,吴三桂在军事指挥上又一再失误,不得不一退再退,将先前占据的领土逐一丧失。

吴三桂在作为一块天平砝码时,不论倾向何方,都会大获全胜。于是,时间一长,他的这种砝码功能便不可遏制地膨胀开来,以为自己的武功、军力及指挥才能天下第一。因此,反清之初,实指望马到成功,即使不能一统天下,也可划江而治,成为一国之王,开创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新的南北朝时期。然而,仗打了五年,他的地盘却越打越小,清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他已从辉煌的峰巅开始往下滑落,他不仅没能成为一座天平,就连那颗砝码的地位也会化为一缕消失的烟云。等待他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穷途末路之际,他不禁想到了李自成,想起了历史上不少人玩过的“把戏”——当一回皇帝过过瘾,满足那内心深处的膨胀欲望,即使立马死去,也曾达到过至高无上的权力峰巅,也就活得无怨无悔了。

我们脚下这块封建土壤自古以来就或隐或显、或深或浅地缭绕、弥漫着一股挥散不去的帝王意识。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三月三日,吴三桂在衡山祭告天地,宣布登基,改元昭武。正当他封赏文武百官之时,晴朗的天空突然刮过一阵狂风、下起一阵瓢泼大雨,吴三桂的登基游戏也只得在一片晦气中草草收场。

吴三桂终于在自己的虚幻与想象中成了一座历史的“天平”。

正是登基游戏中突如其来的风吹雨淋,使得吴三桂那本就虚弱的年迈之躯染上了一场赤痢。加之时势日蹙,心情郁闷,竟至一病不起。五个多月后,就将一盘不堪收拾的叛乱之局丢给后人,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吴三桂一死,叛军失去统帅,军心动摇,元气大丧,也就更难抵抗清军风卷残云般的凌厉攻势。

叛乱平定,吴氏家族全部被杀。吴三桂为了满足一己之欲,一族血脉也随着他的浮沉接二连三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那位算命先生的断言:吴三桂一生贵不可言,只是鼻梁上的刀疤坏了“风水”,是为“断梁”耳。

难道吴三桂真的无法逃脱这神秘的断言与历史的宿命吗?

也许,这只是后人的牵强附会、有意编排及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果吴三桂后来没有叛清,落了个善终,或是他成功地夺取了天下,后人对他的评价、定论又会怎样呢?

他仕明叛明,却绞死南明永历帝,而反清时又祭起复明大旗收买人心;他投降大顺,又疯狂反扑,恨不得将农民起义军赶尽杀绝;他招引清军入关,为清廷一统天下效尽了犬马之劳,后来又起兵叛清,还上演了一出登基游戏;他拼命于万人敌中救出父亲,此后却多次推开难得的挽救之机,将可怜的老父推向“断头台”;他为陈圆圆“冲冠一怒”,却又始宠后弃……就是这样一个为了自己的欲望与利益,可以不择任何手段的反复无常、无信无义之人,怎么可能成为天下之主呢?

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其实包含着无可更移的历史必然,它们相互并存,辩证统一。不管时局如何变幻,历史如何发展,吴三桂那内在的人格缺陷也就决定了他的命运归宿。

吴三桂的才能、胆识、个性也注定了他只能是一颗砝码。

并且,一旦砝码选择了倾斜的方向,历史已成定局,即使翻悔,也无回天之力。因此,尽管吴三桂后来并不甘心,企图超越自己超越历史,却总是徒然地做着一些可笑复可怜的挣扎姿态,难以逃脱历史的“宿命”。

个人毕竟是渺小的,他无法与历史抗衡。就其本质而言,历史是一群庞大的芸芸众生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合力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但是,历史却在某一关键时刻选择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作为砝码以决定历史的前进航向与发展进程。

一旦某一幸运的个体被命运推到历史的中心,他将如何抉择?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后来的曾国藩在血腥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既没拥兵自重,也未在众多“高人”的怂恿下起兵反清,可能就在吴三桂身上吸取过反面教训、受过某种启迪。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仅吴三桂,就是借助他这颗砝码而一统天下的清朝也早已成为过去。新的历史自然要靠我们去创造,但毕竟脱胎于过去。吴三桂第二次站在山海关上于短暂的一瞬做出的降清决定,对后世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太远了。此后的历史舞台上,我们总是可以依稀见到他那不肯消失的模糊身影。

清人的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汉人那拖了几百年的长辫、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近代的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慈禧太后的“宁与外人不与家奴”……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与满人进关入主中原密不可分。

直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爆发,随着清廷及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一同退出历史舞台后,吴三桂的身影才逐渐淡出。

然而,其影响今天似乎仍依稀存在。

这就是历史,生生不息的绵长历史之河。

它从过去流来,又向未来流去,从不间断。只要我们向后回溯,向前瞻望,总会发现一条昭示后人的清晰脉络不断地在我们面前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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