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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民国3·重生》


蒋记王朝 第一章 风起两广

<h3>挑衅，迎战！</h3>

孙中山北上之后，谭延闿和樊钟秀继续率军北伐。

这两人交出的成绩单大不相同。谭延闿亲率的湘军在北伐战场屡战屡败，被迫退回广东。而稍早出发的河南籍武林高手樊钟秀，则创造了奇迹。他率领麾下的数千河南子弟兵横行五省，转战数千里，于千军万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打到了河南南部，也算是回家了。

孙中山北上未归，樊钟秀回不来，谭延闿新败，广东大本营内部有军阀搞武装割据，对于永不安分的陈炯明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本已退守老家的陈炯明迅速招兵买马，纠集了近六万人马，用行动明白无误地告诉大本营：他陈炯明又要打回来了。

与此同时，旧桂系的沈鸿英也招揽了近三万人，打算跟新桂系“三驾马车”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广西决战，一战定广西归属。

两广局势混乱，全面开战。

这里要补充一下，在李济深的努力工作下，孙中山的革命统一战线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有志中年已于1924年年底加入了前程远大的国民党。孙中山分别任命他们为广西绥靖公署督办（大概就是广西革命军总指挥）、会办（副总指挥）、参谋长。这三位老兄麾下的广西革命军，算是听从广东大本营命令的一支军队，虽然仅有一万余人，但战斗力比旧军阀要强得多。

面对陈炯明的挑衅，大本营被迫应战，成立东征军向陈炯明宣战，同时命李宗仁率广西革命军迎战沈鸿英，并派遣粤军陈济棠率部进入广西增援李宗仁。

1925年2月初，第一次东征开始。

东征军分三路，其中许崇智粤军为右翼，杨希闵滇军为左翼，刘震寰桂军为中军。

蒋介石以校长兼东征军右翼参谋长的身份，率领以黄埔军校教官和一期生为基层军官组成的教导一团、二团共三千多人的学生军，从长洲岛出发，参加右翼粤军。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军东征。

实际上，左、中两路的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坏老小子已经被陈炯明暗中收买。他俩按兵不动，三路大军无法形成有效配合。因此，只有许崇智、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军积极主动作战。右路军总兵力一万余人，尤其是蒋介石统领的教导团，是东征军的骨干力量。

说他们是骨干力量可不是吹牛，告诉你这两个团都有谁。

总司令是蒋介石。

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是何应钦和王柏龄，请注意“王柏龄”这个名字，这是一个神奇的人物。

营长由黄埔一期的教官担任，比如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叶剑英。

学员里面也是藏龙卧虎，看看这些名字吧。国民党方面的杜聿明、关麟征、王耀武、郑洞国、宋希濂、余程万、俞济时、陈诚、胡宗南、孙元良，共产党方面的蒋先云、陈赓、徐向前、左权、王尔琢、许继慎、周士第，这其中的任何一人日后都是集团军以上的领导（早期牺牲的除外），此时却只是教导团里的连长、排长、党代表甚至普通士兵。

整支队伍战斗力之强悍是毋庸置疑的。

<h3>英勇善战的黄埔学生军</h3>

黄埔学生军虽然在行军、后勤乃至于战场上因为经验不足捅出过一些篓子，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极高，只差历练积累经验、自我完善而已。因此，当这样一群将兵遇上合适的锻炼机会，足以成长为一个极为优秀的团队。

果然，在一场场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学生军，英勇善战，势不可当。他们与粤军完美协作，连下东莞、平湖、深圳等地。不到两个星期，东征军的前锋就已抵达陈炯明的重要据点——淡水城下。

虽然淡水城城坚兵重，易守难攻，但在勇气和牺牲精神面前，重兵和天险也是可以被征服的。

在粤军的配合下，学生军以十名军官和一百名士兵组成“奋勇队”（敢死队），利用敌人的轻视，出其不意地于拂晓发起攻击，舍生忘死，艰难杀进城内。大部队随之拿下预定战略目标淡水。

在这场颇具难度的战斗中，大部分教官和学生都奋勇争先，表现优异。可惜凡事都有例外，如此优秀的团体竟然也出现了逃兵。

首先是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兼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这位仁兄以“求援”的名义跑路了。尽管二团的将士们在战斗中用英勇的表现狠狠地抽了自己长官的脸，但王先生不太要脸，打脸对他无效。

王柏龄跟蒋介石私交不错——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结拜兄弟，也曾为革命立过一些功劳，所以只是丢了官，但保住了小命。而二团七连连长孙良就倒霉了，这位临阵率部退却的仁兄，当即被蒋介石军法从事——处死。孙良也算是拿自己的脑袋为革命立了些许功劳——杀鸡儆猴。残酷的军纪让全军为即将到来的生死决战做好了纪律准备——此后再无敢退者。

接下来，许崇智和蒋介石决定，留一小部分人马阻击惠州之敌，率主力绕过陈炯明重兵防守的惠州，继续挥师东进，压缩陈炯明的生存空间，消灭陈炯明的有生力量——叶举和洪兆麟。

基于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帮助陈炯明快些完蛋，许崇智和蒋介石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许崇智率粤军进攻海陆丰。蒋介石则率学生军截断敌人的财税来源——潮汕——潮州、汕头，让陈炯明的军队既没饭吃也没钱花，这着实是一个高效、稳定的涣散敌方军心的好办法。

蒋校长带领学生军长驱数百里，于3月初占领潮汕。粤军的表现也不落下风，成功拿下海陆丰。叶举和洪兆麟被打得哭爹叫娘，逃到海上才保住了小命。

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万粤军和学生军组成的右翼部队战胜了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是在党的绝对控制下，而且所到之处，各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大本营的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此同时，李宗仁率领的广西革命军也已击溃兵力两倍于己的沈鸿英主力，两广大有连成一片的趋势。革命形势从未如此明朗，前途从未如此光明。

不过，大好形势下却有大忧。此时，孙中山病危的消息传出！

孙中山凭借几十年跌宕起伏的革命经历，深孚众望，是黄埔师生心中公认的革命领袖，是革命军的旗帜。旗帜若倒，孙中山却无令各方信服的接班人，那些原本就不安心团结在革命军身边的势力，岂能不另起炉灶？

当然要另起炉灶。唐继尧在得知孙中山病危的消息后，就没能按捺住自己骚动的心：机会来也！环顾四方，试问天下英雄，谁比我唐继尧更有资格接过孙中山的大旗！

于是，唐继尧接过日本人送过来的大批军火援助，宣布就任早就过期作废的广东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并电告大本营，他要带兵十万前来广州接收大元帅政府。

唐先生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占到先机，这位兄台还使出了暗度陈仓之计，在电告大本营之前，他已让手下大军秘密出发，当他电告大本营之时，先锋龙云已经开到广西首府南宁，后军卢汉也已进入广西，打了李宗仁一个措手不及。

一直对孙中山阳奉阴违的杨希闵、刘震寰眼见陈炯明这张饭票已经没法依靠，也转而与唐继尧眉来眼去，蠢蠢欲动。

军情十分紧急。

李宗仁只能暂时放过已经快被蹂躏至死的沈鸿英，急率广西革命军回师阻挡唐继尧南下。既然李宗仁他们承担了阻击的任务，那东征军也必须尽快击败陈炯明余部，增援李宗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否则先前取得的胜利将化为乌有。

<h3>决战棉湖</h3>

就在局势进入最危险阶段之时，陈炯明开始落井下石。他狗急跳墙，调兵遣将，要与东征军拼死一搏。

很快，蒋介石就收到了农民协会带来的坏消息：陈炯明的手下林虎凑了两万余人，兵分两路，一路出棉湖，一路走鲤湖，企图截断黄埔学生军归路！

蒋介石估算了一下形势：前有未拿下的惠州坚城当道，后有林虎追兵堵截，而粤军又短时间内赶不过来。学生军面临被前后夹击的危险，实可谓进退维谷！不过好在惠州距此有两百多公里，以自己对惠州守将杨坤如的了解，此人守城的本事还可以，但目光短浅，在短时间内一定不敢出城攻击自己。只要杨坤如不出兵，自己就只需要单挑林虎，胜机大增。

在危急时刻判断出敌情，并能够抓住时机及时应对，这是为将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蒋介石判断：杨坤如暂不会出城，而林虎也未对自己完成包围，此时正适合执行正面突破结合迂回袭击的战术。

蒋介石不再犹豫，当即下令：教导一团向棉湖前进，正面突破林虎的攻击！教导二团向鲤湖前进，执行迂回袭击！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小小的棉湖、寂寂无闻的棉湖，即将爆发一场决定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决战！

如果蒋介石输掉这场决战，黄埔学生军一定全军覆没，孙中山多年的奋斗将化为泡影，而他不仅会成为革命的罪人，还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再来一次的机会，生命，甚至来之不易的名节。

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这场战争，蒋介石输不起，革命也输不起。所以蒋介石、国民党乃至于共产党都只有唯一的选择：拼死一战，只在此时！

出发！迎击林虎！

1925年3月13日，学生军教导一团在棉湖附近与一万五千余人的林虎主力遭遇，而教导二团的对手则是四千余人的林虎偏师。

这是学生军成军以来情势最危急的一次，不仅被林虎占据了有利地形，且教导一团面临的是十倍于己的敌人，连蒋介石、周恩来的指挥部都被林虎主力以优势兵力包围。

就在如此逆境之下，学生军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与敌军展开激战。

在编制完全的时候，他们依靠出众的团队战斗力对抗敌人。

在编制被敌人打乱之后，他们依靠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单兵素质杀伤敌人，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锋刃卷了就肉搏。

一般来说，军官的职责是利用自己的智慧谋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战斗力，然而当战斗到了不胜就死的决胜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时，军官们就只剩下最后的绝招：抄起家伙亲自上阵。

蒋先云、曹渊、关麟征、俞济时、余程万、杜聿明等下级军官都上阵搏杀！

人手依然不够用，蒋介石也不得不亲自参加战斗。

顾问加伦跳进战壕，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

廖仲恺、周恩来率领贺衷寒、邓文仪等政治部人员也加入战斗。

勤务兵、伙夫全都上阵迎敌。

关键时刻，陈诚立下大功。他麾下的炮兵连预留了一些炮弹，每当有大群的敌军亡命冲过来时，陈诚就赏给他们一炮。敌军自然是怕死的，只好又缩回去。陈诚的这一招减轻了学生军不少压力。

按理来说，即便教导一团再英勇无畏，他们也很难在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前撑过一天。但事实是他们不仅撑了下来，还以自身伤亡过半的代价杀伤了数倍于己的敌人。

学生军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对手林虎出了昏招。

林虎其实是一个老资历的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表现不错，也曾带过不少猛人——李宗仁及其麾下的近半个新桂系的骨干将领们，算是久经沙场，所以他根本不把初出茅庐的黄埔学生军放在眼里，以为随便打打就能把黄埔军杀得片甲不留。这也是他选择攻击学生军而不是粤军的原因——拣软柿子下手，只是他万万想不到自己挑到了一只刺猬。

轻敌的心态让他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没有让手下的军队一步到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全力出击，一次性吃掉对手，反而玩起添油战术——逐批增兵，大大减轻了学生军的压力。

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更何况是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即便自身实力再雄厚，也应该以超过对手数倍的强度配置资源，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形成瞬时优势，对对手实施重点打击。这一原则普遍适用于对付强大的竞争对手。

可打到这个地步，林虎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教导二团的刘尧宸、宋希濂、郑洞国等猛人在新任团长钱大钧（王柏龄此时已被免职）的带领下，已经在鲤湖击溃了林虎的另一支军队。

教导一团终于等来了教导二团的增援！

教导二团直接向林虎的指挥部发起攻击，围魏救赵。敌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士兵如潮水般后退。林虎眼见消灭对方无望，手下伤亡越来越大，士气越来越低沉，只能下定决心跑路。若不赶紧跑路，老命都可能会留在这里。

林虎不仅打输了仗，还站在了历史大势的对立面，就此渐渐退居二线。

学生军以三千余人大败林虎两万人，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这一仗让国民党在国人心中的形象顿时刚硬起来，国民党终于不再是一个只能依靠会党、依靠雇佣军“吃软饭”的组织！

棉湖大战后，学生军才被通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全军化悲痛为力量，与粤军会师后，在没有经过休整的情况下，追着陈炯明的残部往死里打，陈家军大部分被消灭，小部分逃入江西、福建境内。

就在东征军开向惠州城之际，困守惠州孤城的杨坤如见援兵无望，出城投降。

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是广东革命政府的胜利，也是粤军的胜利，更是黄埔学生军的胜利。“以一当百”通常被我们用作夸张修辞，但用这个词来形容东征中的学生军是名副其实。打到后来，军阀部队如果听到谁喊一嗓子“学生军来了”，竟会把枪一扔，转身就跑，已经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

此外，以保定系为代表的黄埔教官何应钦、刘峙、陈诚、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卫立煌等人，仅靠在这场血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就蹿升至国民党军队的领导层。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搞军事、玩政治的水平只有二流，这是此后国共军事决胜时导致国民党失利的因素之一。

打完胜仗的蒋介石，心情相当美妙。不仅仅是因为获得的空前的美誉——“东征英雄”，更是因为刚刚收到的好消息——胡汉民以代大元帅的资格任命他为潮梅八属善后督办。

如果你觉得这个官职不怎么样，那你就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实权的职位。这一任命对蒋介石相当重要，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拥有地盘，而且还是富裕的潮汕八县。也就是说，他掌握了八个县的税收，终于有钱支撑黄埔军的发展了。

不过蒋介石的得势让另外一个人有些不满，此人就是他的结拜兄弟——粤军司令许崇智，他一直盯着潮汕八县的税收，而蒋介石也很缺钱，自然无心相让，两兄弟之间就此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h3>平叛</h3>

东征胜利，接下来理应解决唐继尧这个大患。

大本营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自然是击退唐继尧进犯广西的军队，第二步则是平定唐继尧在广东革命军的内应——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

粤军大佬李济深出于对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广西老乡李宗仁哥仨的担心，走了不少后门，尤其是动用了他跟胡汉民的师生关系，使得大本营增派了几支实力相对不错的部队进入广西援助李宗仁他们，共击唐继尧。

1925年3月至7月，历经昆仑关、柳州、沙埔、南宁诸役，广东、广西联军终于将唐继尧击溃，滇军残部全部退回云南。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曾经于国有功的滇军自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唐继尧被手下龙云等人造反赶下台，同年踏上去往西天之路，死因一说病死，一说被处死。

在解决了唐继尧这个后顾之忧后，联军又穷追猛打漏网之鱼沈鸿英。趁你病，要你命。逼得沈鸿英带着剩下的六名卫士逃亡香港。

陆荣廷的旧桂系时代彻底结束，广西从此进入新桂系时代。

在新桂系与滇系鏖战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广东整军，以备一触即发的广东内战。

学生军的超强战斗力让所有人兴奋：终于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强军之路。

1925年4月，大本营通过了“建立党军”案，决心以两个教导团的黄埔学生军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

这支部队之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各级军事长官的报告和命令，必须经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

换句话说，军队受党控制。

但实际上，党军建立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蒋介石精心设计和负责执行的，甚至部分党代表都是他指定的，所以党军的最终建立完全可以看成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初步实现。

尽管党军如此厉害，在东征中风卷残云，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还是站出来叫板了。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一时冲动，因为他们手头有点资本，脑袋里一直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此外，这两位仁兄还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利益驱动。

唐继尧未败之前，曾经给他们开过两张空头支票，以过期的副元帅名义任命杨希闵为广东省省长兼军区司令，刘震寰为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这两人从此就惦记上了这两张空头支票。即使唐继尧节节败退，两人也没打算放弃这两张支票。

两人的这种表现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所谓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有利益的事情就会有人干。

当然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杨希闵、刘震寰二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浑球、无知无畏。

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平叛。

但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眼里，不耍阴招，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

两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胡汉民）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

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客气。

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正式派兵讨伐。

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

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或溃或降，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

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

蒋记王朝 第二章 刺杀廖仲恺

<h3>汪精卫主席</h3>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

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

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

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

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

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

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

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

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

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

<h3>廖仲恺被刺</h3>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

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

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

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

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

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

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

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

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

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

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

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

凶手——粤军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朱卓文等人收买的歹徒。

如果说廖仲恺与胡汉民有思想路线之争的话，那朱卓文与廖仲恺就有利益之争。

国民党改组之后，朱卓文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孙中山在世时还念着他往日的功劳，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长做做。当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发现这小子基本不做好事只干坏事——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经济秩序（贩卖烟土、逃税漏税），乱搞男女关系，窝藏不法分子保护黑恶势力，于是顶住朱卓文的老大许崇智的压力，硬是把朱卓文的县长职务给撤了，家产也给充了公。

所以朱卓文是官也没了，钱也没了，女人也没了，生活档次大大降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朱卓文决定报复断他财路的廖仲恺。这就是他被胡毅生选为合作伙伴的真正原因。

这一查，居然跟胡汉民、许崇智脱不了干系！

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是广东省政府主席。

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与案的证据不足，但他们也难逃嫌疑。

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胡汉民选择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卸去职务，去苏联考察。而许崇智选择了肤浅的自我批评——轻飘飘的一句“自己治军不严”，令党内党外人士都大为不满。更大的问题是，许崇智的私生活很是糜烂——吃喝嫖赌毒俱全，根本不配称为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

汪精卫趁机算总账，将他免职。许崇智从此离开广州闲居上海，远离军界……

暗杀是阴谋者罪恶的嗜血，暗杀也是热血者狂热的献身。可无论是阴谋者还是热血者，最终都没有从暗杀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

<h3>蒋介石上位</h3>

“刺廖案”所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看来是没法估量的，但通过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认为：这场阴谋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

这是因为，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离去，产生的权力空白必须由这两个人来填补。

第一个人，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蒋介石。

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当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班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自从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对军人掌权非常警惕，所以一直不让蒋介石插手党务和政务。除了黄埔军校党部外，蒋介石基本不能干预校外党务，其党内地位至多相当于一个候补委员，党内职务甚至低于同期的毛泽东，根本不能与上述党政要员相提并论。

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水涨船高，先是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与自己因为地盘和“钱途”而嫌隙渐生的大哥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权力中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

但蒋介石的上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

廖仲恺是广州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也压制了蒋介石，如果廖仲恺还活着，蒋介石就不可能超越廖仲恺，担任政治军事的一把手。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来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廖仲恺是润滑剂，也是缓冲区，有他在的话，后来的中山舰、“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就很可能不会发生。

当然了，在历史的词典中，假如、如果这些词汇是没有市场的。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幸运上位的人——宋庆龄的弟弟、孙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

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廖仲恺的地位。

宋子文也算是个重要人物，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

宋子文，19世纪的90后，时年29岁。

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出彩：他既是史称“东方哈佛”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他的工作经历也很出彩：由于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全英文教学，他的英语水平远超今天那些操着半吊子英语在外企职场磕巴的人，非常厉害，因此他从事的工作大都跟英语和大学专业有关。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也在当时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当过秘书，还当过姐夫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当前的职务是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董事兼行长。

就其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肯定是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金融人才之一，但他有一些致命的臭毛病：傲慢，刚愎自用，没有耐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恶劣，这些毛病令他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吃饱了亏。

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参照西方的经济理念，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想法有些水土不服。因为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们大都急功近利，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的自动取款机式的理财好手，而不是宋子文这种或许眼光更远也更有能力但不听话的财政专家。

就这一点而言，宋子文不如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行——山西佬姐夫孔祥熙。尽管孔祥熙喜欢搞贪污，官品远低于宋子文，但他有一个宋子文没有的优点：听话。所以后来取得独裁地位的蒋介石欣赏孔祥熙的程度远胜于宋子文。

宋子文不仅不受蒋介石待见，还常常因为太有主见、敢于反抗而挨对方的揍，主要表现为被打耳光，很是凄惨。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双方暂时还是可以合作的。

两位后起之秀瞬间上位。只能令人感叹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身份转换之迅速，往往令人难以置信。

“刺廖案”发生之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了汪主席一边，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

汪精卫上台后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俨然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则成了新的中间势力。

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已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停止广东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在此事中负责挑头的林森、张继等人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汪精卫和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西山会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争对他们的阴谋即将展开。

“西山会议”一事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其影响极为恶劣，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就凭这些人的分裂行为——用郭德纲的话说——被拉出去枪毙半小时也不算过分。

值得一提的是，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凡事做好预防和提前得知重要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自此，共产党广东区委在党内开展了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建立传奇的“中央特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h3>国民革命军</h3>

就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将之前的“讨贼军”、“建国军”和“党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

“国民革命军”的名字是蒋介石抓掉不少头发才想出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就是这么来的，国军这个称呼也一直持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

现在，国军即将接受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考验，在铁与血中走出来的它还要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它的编制。

初期的国军依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及政治部。

第一军：主力仍然是黄埔军校师生。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接替），党代表原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期生“黄埔三杰”中的贺衷寒、蒋先云已做到了团级干部。

第二军：由谭延闿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

第三军：由朱培德麾下的滇军改编而成。军长朱培德，他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并称“两朱”，其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都过得去。

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

第五军：由“福军”改编而来。军长李福林，本为悍匪，是澳门香港地区黑社会的元老级人物。此人文化水准很低，大家可以通过歇后语“李福林看报纸——倒转来”感受一下此人的人文风貌。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

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

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

七个军，共八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一、四、七军战斗力最强。

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

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

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

不过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诸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

换句话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因素，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

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能拉你一把。

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

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中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前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痛。但他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h3>一统广东</h3>

1925年5月30日，上海。

英国巡捕枪杀、逮捕游行示威的普通民众，致死致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引发了为期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

就在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次没被打死的陈炯明又回来了，蠢蠢欲动，计划东山再起。

1925年9月，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再次反叛。陈炯明上次不是被打残了吗，怎么死灰复燃了？

有两个原因。一来直系军阀扶持和控制的福建、江西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相距太近，他们必须扶持一个人来给国民政府找些麻烦，让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而无暇进攻他们，而“残仔明”无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

于是，直系门下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周荫人、江西省军区司令方本仁不断给予陈炯明特殊关照，出钱出人，甚至还划了专门的地盘给陈炯明养军。

二来省港大罢工触犯了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利益，于是英国人想了一招“以华制华”——收买军阀去破坏省港大罢工和农会组织。

这样的机会，陈炯明自然不会放过。于是，陈炯明跑去香港争取到了英国人的“赞助”。

但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兵强马壮，岂容陈炯明再次生乱。汪精卫主席随即任命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主动出击，与陈炯明决战。

1925年10月，蒋介石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

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东征有些不同，里面多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二百三十七人的政治宣传队。这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

政治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处挑选的。他们负责激励士气，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运动，密切军民关系，算是共和国现在规模庞大的军政文工团的前身。

二次东征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关个人威信和革命前途，不容有失，因此他亲临前线指挥。

蒋介石的策略是“中央突破”，即先突破陈炯明最坚固的堡垒，然后再向两翼进攻，把陈炯明的地盘分割成一块一块，各个击破。

所以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惠州，因为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也是他最重要的据点。

惠州，“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地势极其险要，历来被视为金城汤池。

第一次东征时，因守将杨坤如投降，东征军才轻易拿下惠州，可惜许崇智为了显示政府对失足军阀的宽大为怀，在得到杨坤如不再与革命为敌、愿意接受改编的保证后，又将惠州交与对方防守。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顽固分子，因为杨坤如在陈炯明打回来后，果断地投向了老领导的怀抱，惠州被陈炯明重新占领。看来对待顽固分子，还是采取强制措施为好。

惠州之战打响之初，面对攻城的主力——战斗力极为强劲的国军第一军，拥有地利和兵力优势的守军并没有败象。战况十分激烈，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得十分骁勇的教官刘尧宸英勇阵亡，国军伤亡很重。

蒋介石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平均用力，而是集中所有的重武器以优势火力猛烈轰击杨坤如重点防守的北门，实施重点突破。

关键时刻，重武器部队——炮兵营的一把手、技术标兵——“炮神”陈诚再立新功，他一炮将敌人的机枪打哑，敢死队趁势登城。登城十分不易，蒋先云中弹，陈赓伤了左腿，好在黄埔同学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陈明仁表现得够生猛，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并把守住了国军占领惠州的胜利之门。

拿下惠州打开了胜利的通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荡平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残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向东江上的重镇——华阳进军途中，他率领的部队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

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

但蒋介石督战的这支部队，是最近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够，战斗力不强。虽奋力苦战，仍毫无建树。部队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打到最后，总指挥蒋介石也受了伤。伤不致命，致命的是，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也，此时蒋介石的身边只有侍卫长陈赓寸步不离。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侍卫长，这仗还怎么打？

打不了，只能逃跑。

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但被陈赓劝止。

陈侍卫长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比陈赓高且重，背起来相当吃力，可陈赓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才逃出了包围圈。之后，陈赓不眠不休，跋山涉水，疾行百里，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搬来援兵，蒋介石才得以脱险。

陈赓的腿功和体力真是了得！“黄埔三杰”的综合素质果然不是盖的。

蒋介石对陈赓的“护驾”深为感激，遂将其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因为这次救命之恩，国共分家后的陈赓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任凭共产党将陈赓营救了去，表现得很是仗义。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还真有后福——刘峙出奇制胜，率军攻克华阳，扭转了战局。这次立功，为刘峙后来竞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

这个刘峙平时一副“大智若愚”的老实人模样，待人接物几乎都是打哈哈，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欺骗了，这位兄台打仗有两把刷子，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少有败绩，屡创新功，是当时军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

拿下华阳之后，东征军长驱直入，彻底击溃陈炯明，于1925年11月底取得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广东国民政府又发起南征战役，在李宗仁哥仨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广东南部甚至包括海南等地的小军阀。

至此，广东一统！

输得精光的陈炯明逃到了香港。在军阀的舞台上出局的陈炯明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手中还有一张牌，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改走社会名流路线，继续参政议政，在政治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这张牌是个政党组织——在陈炯明的大力协助下，由会党“洪门”改造而来的致公党。致公党的一把手——总理自然是由陈炯明来干，副总理则是咱们的老熟人唐继尧。致公党到现在仍然是共和国“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陈炯明也算是因此流芳后世了。

1933年9月22日，57岁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临终前连呼：“共和！共和！”

此临终遗言，成为陈炯明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

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复杂的一生。

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

他是辛亥元勋，也是革命的叛徒。

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

他毕生追求“联省自治”，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却也将战火烧向了闽粤大地。

他是粤军的奠基者，成于粤军，却也被粤军所败。

他改变了历史，最后也被历史埋葬。

蒋记王朝 第三章 大势

<h3>欧洲巨变</h3>

鉴于广东国民政府即将走出广东争雄天下的大势，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强的近况，因为它们有实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

“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主战场欧洲。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局势，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欧洲的政治地理概况。

尽管欧洲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化都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有相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就是欧洲永不褪色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欧洲那样战乱迭起。

此话并不夸张，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欧洲大地上，若能出现短短几十年的和平时光，欧洲人民就要欢天喜地地感谢上帝保佑。

欧洲人民如此爱好打架，自然是有特殊原因的。

欧洲与中国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就一直采用君主制，搞中央集权，皇帝自从爬上宝座之日起，就喊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采用以武力为核心的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对自己存在威胁甚至只是潜在威胁的势力，大大降低了造反事件出现的概率，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乱时期。而欧洲走的路子却有所不同，他们一直是分封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有个人主义，没有集体主义，乱打一气实属必然。

除了上述政治体制的原因，欧洲的地缘环境也是导致其战乱频发的关键原因。

欧洲虽有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减去横跨欧亚两洲的“怪胎”俄罗斯所占的四百万平方公里之后，也就剩下了六百万平方公里。

在这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片远称不上广阔的土地上，却聚集了约五十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面积和人口还没有中国一个省的面积和人口多。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占据欧洲绝大多数的面积和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力。这种复杂的力量格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谁也不服谁，战争不断，群雄并起。

有意思的是，欧洲的这些国家不仅喜欢打架，还喜欢通过联姻拉帮结派。他们的这种搞法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现象：欧洲各国的皇（王）室基本上都是亲戚。

但是在冰冷的利益关系面前，往往亲戚比陌生人表现得更加现实。甚至因为相对了解的缘故，动起手来也格外的精准狠。

像外甥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为了和舅舅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争夺地盘和霸权，就掀起了一场为时116年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这种时间跨度，这等斗志和决心，着实令其他钟爱战争的专业人士汗颜。

当然了，这种钟爱打架且擅长打架的习惯跟欧洲当时太穷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关系，越穷越折腾。可问题是大家都是穷光蛋，打一架根本就捞不着几个钱。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了解决办法：走出欧洲，去外面的世界打劫，快速致富，争当光荣的暴发户。

将这一思路转变为现实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5世纪，在这两个国家的支持下，以迪亚士、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冒险人士，靠着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逐步发现了通往非、亚、美三大洲的航路，即所谓“新航路”运动。

由此，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得以走出欧洲，并通过“海盗、殖民、掠夺、贸易、贩毒、贩奴”的超级流氓行径，积累了足够的物资原料和原始资本，掀开了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科技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头的英国，其实力自然是一骑绝尘。至于法国，虽然其工业革命起步较晚，但仗着底子厚，还是勉强维持住了和英国一起制霸欧洲的局面。

但后来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此人就是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于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一举击败法国，统一德意志民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喜欢搞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德国。

德国虽然起步晚了些，但晚有晚的好处，至少能踩在英、法等国的肩膀上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再加上德国人创新能力强——德国不仅是“二战”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也是当时全世界化工产业、电子工业（如西门子）和汽车工业（如奔驰）的领头羊，所以尽管德国是后来者，但是德国只花了短短的四十年，就不仅做到了在高端技术领域和美国两分天下——以电力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只领头羊之一，还可以在综合国力上与英、法一争高低，实在是厉害！

德国自然也需要通过向外扩张取得原料供应地和市场以满足其工业发展的需要，可问题是，当时全球能瓜分的地盘几乎都被英、法两国拿下了，所以得另想办法。德国人冥思苦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抢，从法国和英国手中抢。

于是，德国拉上跟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有利益冲突的奥匈帝国，组团打劫英、法，正好法国也想找德国报“普法战争”的仇，而英国也需要保证巴尔干半岛附近的几大贸易航道的顺畅。由此，一场超级群架——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六千余万士兵参战，消耗十分巨大，连英、法这种强国都不得不从美国手中购买大量的军火和食物以维持战争。

德国对美国拉偏架的行为自是十分不满，所以一拍脑袋想出来一个昏招：诱使美国人的宿敌墨西哥人进攻军火贩子美国。于是，德国人自掘坟墓，使得美国在双方两败俱伤的时候加入战争，成为压垮德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18年11月，这场费时近5年的大战终于结束了。

战争的主力俄、德、英、法四国基本都没有落着好。

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英法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虽然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优势，所以也算输家。

英法混成这般模样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一战”的主战场在英、法两国本土。在自己家里和别人打架，怎么着都讨不了好。毕竟破坏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死伤的也大都是自己的家人。

英法两国不但工业设施被严重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两国经济因此大幅衰退。元气大伤的英法两国，由此变得无力进取，对其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对远东包括中国的影响力也日趋变小。

雪上加霜的是，在其经济实力还未恢复之际，即1929年至1933年，世界又一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这对难兄难弟的经济滑入了深渊。

严格来说，法国要比英国惨得多。因为法国不仅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不给力，导致其经济衰退程度远比英国严重，而且它还面临严重的内斗，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开始的短短20年间，法国更换了近四十届政府，平均下来一年换两届，实在是奇葩。

至于战败国德国，则身背两百六十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一夜回到解放前”。要知道，那时的美元是很值钱的，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赔款加一块也就相当于德国赔款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德国面临的压力之大。

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世人皆知德国只花了短短20年就再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德国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而与其说是德国人厉害，还不如说是愚蠢的政治家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初商议德国赔款金额的时候，英、法各有打算。法国抱着利用赔款把德国整垮了报仇的心态，一个劲地提高赔款金额。而英国却担心一直与其不和的法国趁机利用赔款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一门心思地玩平衡、造均势——扶持德国，抑制法国，顺便利用德国距离苏联很近的优势，遏制苏联这个搞共产主义的“异类”。可英、法两国费尽心机，也没分出个高下。

在拼心机不管用的时候，还得靠实力说话。论实力，法国自是不如英国。因此，在英国人的坚持下，德国的赔款金额一降再降，最终降至两百多亿美元。

而且，由于英国担心巨额赔款会把德国压垮，导致对方没法还债，所以没好好学过“农夫与蛇”的英国人，决定把好人做到底。

英国联合想往欧洲伸手的美国，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英国人泥菩萨过江，自然掏不出几个钱来，贷款的主力只能是有钱的美国人。

当然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有各自的小算盘。

“一战”时，英法向美国申请了近百亿美元的贷款以向其购买军火和食物，而战后两国经济不景气，所以还得靠德国的赔款来偿还美国人的贷款。让发动战争的德国人为战争埋单，这倒也应该。

对美国来说，好处就更大了。美国向德国提供贷款，德国拿着这笔贷款向英、法赔款，而英、法又拿这笔钱偿还美国的贷款。也就是说，钱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美国人的腰包。美国人没有损失不说，还能收德国人一笔利息。更重要的是，这一圈转下来，由于全部使用美元发行和结算，美元就此奠定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因此成了大赢家。

但看起来这笔借款对德国人似乎没有任何好处啊？

当然有好处，只是这涉及一些经济学原理，不太好理解而已。简单来说，德国人并非直接拿这笔钱去还账，而是拿这笔钱养活企业，生产东西，在盘活了本国经济之后，再用这笔钱产生的经济效益如税收去还债。

也就是说，德国让钱在市场上流动了一圈之后才还债。大家可能对资金的流动周转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没啥概念，举个例子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苹果公司表现生猛的时候，可以用六亿的流动资金在一年内挣得一百三十亿的利润。二十多倍的盈利，着实恐怖！

但德国人并没有因此感谢英国和美国，尤其是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他反而本着“欠钱的就是大爷”的无赖精神，拒绝继续还款，表现得很没人品。要知道此时德国才还了二十多亿美元，却借了五十多亿美元的贷款，而英国此时一年的GDP也不过是一百亿美元左右。

充裕的现金流，再加上由于“一战”没有发生在德国本土而得以完整保留的工业设施，德国想不发展起来都不行。若是没有这种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的支撑，即便希特勒再能折腾也玩不出后来的花样。

当然，希特勒搞纳粹主义还是很有一套的，他极其擅长搞极端爱国主义和专制独裁统治，他就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完美代言人，在他带领德国摆脱始于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这一点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一、强制执行回归原始社会的金融政策——以物易物，以货易货，股票、货币统统不许用。手段虽然无耻，但的确能够有效抵挡金融危机的冲击。

二、灭绝富有的犹太民族，没收其财产补贴德国选民，换取选民的支持。希特勒如此针对犹太民族，跟犹太人的致富方式有关。犹太人依靠一种比较缺德的手段——放高利贷积累了庞大的财富，广受欧洲人民的鄙视。像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吸血鬼和守财奴代言人夏洛克先生，就是放高利贷的犹太人。

三、大兴工程拉动内需，解决底层百姓的就业问题；通过海量军事订单扶持容克（贵族）主宰的军工企业，跟资产阶级搞好关系。

……

德国强势复起，英法两国实力退步，而英、法、美为了不让希特勒彻底赖掉那笔欠款，也不敢对德国过分逼迫，所以这才有了史上有名的“绥靖政策”——对德国处处让步。

稍提一句，美国如今争当世界第一债务国，就是想重走这条德国走过的“成功之路”。

<h3>新霸主</h3>

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讲欧洲，一是为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一些铺垫，二是为了说明一件事：英、法忙于休养生息，德国忙于东山再起复仇，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像美、苏、日三国一样在中国大搞破坏。

因此，“一战”结束后，在中国这片神奇而辽阔的土地上，主要是美、苏、日三国在博弈。滚刀肉、无赖、强盗互殴，过程无疑充满了极大的变数。

首先来分析美国。

美国早年通过打墨西哥人，杀印第安人，向西部扩张，抢占了广阔的土地，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而且，美国不仅懂得以残暴凶狠的方式扩张，也懂得建设，实在不是日、俄这种“搞破坏拿手，搞建设外行”的国家能比得了的。

当然了，美国能埋头搞建设也是有原因的。美国身处遥远的北美大陆，周围没有强大而危险的邻国，不像他的对手德、苏、日甚至中国那样四面皆敌，受益于这种相对简单而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得以通过玩中立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虽说美国建国很晚，但其发展速度远比英、法快。领先于世界的创新能力是美国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

比同期的德国更厉害的是，美国不仅在科技创新方面属于世界顶级强国——美国和德国并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且在20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枝独秀，而且美国人的管理创新能力也同样属于世界顶级水准——比如起源于福特公司的流水线作业技术，还比如起源于美国企业的现代经济管理理念——伟大的企业管理学家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其传世系列作品“钱氏三部曲”中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

美国在科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的创新能力，完全可以通过诺贝尔奖得主的国籍分布反映出来。从1901年设置诺贝尔奖起至今，科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近五成，经济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六成，实在厉害！

以经济为基石，科技与管理并进，使得美国人的生产力水平独霸全球，其他几个强国如德、英、苏、日，跟美国比起来完全不够看。

讲到这里，必须得强调一项美国的国策：引进外来人才，因为外来人才的流入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创新能力，譬如从德国引进的绝世天才爱因斯坦先生。

依靠这种全方位的进步，“一战”前后，美国悄然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的先进程度上全面超越英国，成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和工业强国。

说完了经济和科技，在这里给大家引荐一位政治名人——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三届总统的罗斯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中，他的作用不可或缺。

要说罗斯福，就不得不提美国此时的总统柯立芝。此人搞市场经济有一套，在英、法、德三国还在因为“一战”喘气的时候，他却带领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史称“柯立芝繁荣”。只可惜柯立芝太过于相信市场的作用，最终导致了那场始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大萧条，晚节不保。

继任的总统胡佛没什么本事，除了和英国人一起扶持德国、武力镇压失业工人，也没啥拿得出手的成绩，干了一任就灰溜溜地下台了。

此时，罗斯福登场了。此人很是聪明，他发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并对症下药，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作用，健全了经济体制，挽救了美国经济，此所谓“罗斯福新政”。

除了搞经济是一把好手，罗斯福还将在“二战”中有杰出的表现，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话题先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上。

综合实力超越英国的美国，自然也想尝尝当老大的滋味，在列强对华关系中取得领导地位，开辟远东霸业，而“门户开放”正是他的敲门砖。

但因为美国进入中国较晚，面对地盘和利益所剩不多的现实，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得不断地调整政策，寻找最佳代理人。经过深度了解和多方考察，通过引诱、软化和适当的武力威慑等技术手段，美国人找到了相应阶段的最优人选——吴佩孚、蒋介石。

美国和吴佩孚之间的故事已经讲过了，美国与蒋介石的故事将在下文展开。

<h3>苏联</h3>

苏联虽然是一个拥有“力量与利益的绝对崇拜者”基因的庞然大物，但它在立国之初的那十多年中，日子还是很难过的。一来因为战乱的破坏和变革的动荡，导致其经济大幅衰退，二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它被欧美（除了东欧）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

想成为大爷，先得学会装孙子。当前实力不够强大的苏联自然不能例外，它也只能实行“喘气政策”，韬光养晦。但作为一个极具野心的国家，它自是不可能学清朝搞闭关锁国，因此它将摆脱外交孤立的希望放在了中国身上。

刚开始时，北洋政府因为已经得到欧美支持的原因看不上它，拒不合作。好在经过一番努力，苏联在广东国民政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冯玉祥身上找到了希望。又经过一番努力，越飞的接替者——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曹锟时代的外交部长顾维钧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承诺放弃沙俄在中国的包括领土在内的一切利益，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最终，苏联依靠这种不靠谱的忽悠换来了与北洋政府的正式建交。

除去外交方面的考虑，苏联还有不得不关注中国的理由——地缘政治。接壤的、正在复兴的中国，隔海相望的、危险而强大的日本，整体局势错综复杂的大后院——远东，迫使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投放至远东，并通过诸如在中国扶持势力、鼓励中日两国互相牵制甚至爆发战争为代表的“加楔子”、“使绊子”等暗黑手段，来延缓中、日这两个远东最大的潜在对手发展的步伐。

苏联此时的领导人是斯大林。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凭借着出众的政治手腕，先后击败自己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和数位政治盟友，并由此坐稳了苏联一把手的椅子，取得了约二十五年（1927年至1952年）的独裁地位。

斯大林搞政治很厉害，搞经济的本事也不错。

得益于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国营体制，斯大林得以充分发挥计划经济的威力，苏联在他的领导下，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于“二战”开始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六成。

得益于欧美对苏联的孤立封锁政策，使得苏联避过了经济大萧条。

得益于经济大萧条，让意识形态退居二线，苏联这才有机会抄底欧美的先进设备和技术（生产过剩，卖不出去），引进技术人才（大量工人失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工业水平。换句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几乎所有的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如苏联的三大钢铁厂都是靠美、德两国的技术、设备和人才建设完成的。

虽然苏联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要比同时期的美、德、英弱上一大截，但在“二战”开始前，就工业规模和生产能力而言，苏联也算是仅次于美、德的工业大国。

在这个乱世里，实力决定一切。而经济和工业实力都不错的苏联，自是有实力参与争霸全球的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世界形势的走向。

最关键的是，就战争潜力而言，苏联居然能和美国、德国一道，跻身超一流集团，这是因为它有三个难得的优势。

优势一，虽然其经济结构极不合理——重重工业而轻轻工业，但偏重重工业也有好处——国防工业发达。

优势二，所有的公民都需无偿为国家服务，国家可以随意征收和分配资源，所以苏联的战争动员能力（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很强。

优势三，气候寒冷，国土辽阔，东西跨度长达九千公里，南北跨度长达四千公里，战略纵深全球第一，打不赢还有的是地方可以逃跑。

严格意义上讲，苏联的主体——俄国的作战能力其实一般，像1812年面对拿破仑、1904年面对日本、“一战”面对德国，俄国全部落败。但为何面对法、日、德这种侵略性极强的对手，俄国并没有亡国灭种呢？

原因无他：俄国有辽阔的国土和寒冷的气候，打不过对方还拖不死对方？

即便拿破仑当年攻破了俄国都城莫斯科，但也拿逃跑的沙皇没办法，因为俄国的国土面积实在是过于辽阔了。作为进攻的一方，拿破仑的军队的补给线长达两千五百公里，后勤补给根本跟不上，而俄国人无须跟拿破仑正面决战，只需通过坚壁清野和打游击，耗到对方衣、食、弹药等物资用尽，被迫退兵的那一刻。果然，拿破仑被拖到饥寒交迫，只得主动撤军。

苏联的事暂时说到这里，接着来关注日本。

<h3>危险的东瀛人</h3>

要说美、苏、日三国之中谁最重视中国，那肯定非日本莫属。没办法，就日本的国土地理条件最差，差到可以称之为鸡肋。具体差成什么样子，下面详细分析。

日本是一个领土狭窄，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矿产资源缺乏也就罢了，可日本人连主食大米都不够吃。甚至因为大米供应紧张的问题，日本还爆发过两百万人参与的暴乱——“1918抢米暴动”。

日本不仅国小资源少，还多灾多难，火山、地震、台风和海啸频发，地震尤为严重。

像发生在1923年9月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不仅震死了十几万人，还震坏了无数工业设施，重创了日本的经济。

悲剧的是，日本也赶上了那场经济大萧条，偏偏日本人还没有希特勒、罗斯福和斯大林的那两把刷子，只能坐看自己本就属于二流列强水准的工业和经济雪上加霜。

先天条件奇差无比，后天努力的成效也不算太好，再加上日本还有当亚洲老大的想法，日本人的压力确实不小，但这种压力可不是靠下海捕鱼就能缓解的。

以日本人一贯的好战心理和暴发户心态，唯一的办法就是脱了裤子玩军国主义，拼命发展军工业（如日本于1922年研制成功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实行对外扩张，从邻居朝鲜和中国手中打劫。

日本人欺负朝鲜的事就不说了。

话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根本不顾自己当时还是债务国的穷人现实，屡屡追加在中国尤其是东北的投资和借款，近乎倾家荡产。

日本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日本人如此疯狂地花钱，当然是有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很现实也很邪恶——把中国东北建设成自己的新家。

可问题是，日本对华投资额占据其海外总投资额的近九成，导致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利润和资源，一旦中国被苏联和美国主导，对于日本而言，相当于断血，非常致命。

因此，在中国问题上，日本和苏联、美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日本目前没有和对方撕破脸，是因为还没到最后摊牌的时候。

日本此时的领导人是昭和天皇裕仁，这是一个野心极大也极度阴险的危险分子。

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睦仁身体条件一般，只活了60岁就死于尿毒症，他爸爸大正天皇嘉仁，身体条件更加糟糕，小时候患脑膜炎，中年患脑血栓，40岁成功升级为精神病，47岁就挂了。但奇怪的是，裕仁居然活到了88岁，在位时间近七十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思来想去，想必这是沾了他爷爷和爸爸短寿的光。

按照君主立宪政体的权力结构，理论上天皇没啥实权，内阁才是实实在在的大权掌予者。

但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时候都有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里要说的那个不按规矩来的家伙就是明治天皇。他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给自己开了一个后门——海陆军统帅权及军队的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也就是说，从明治天皇开始到“二战”结束之前的三任日本天皇，都可以插手军务，都拥有军队人事权。

具体说来就是，日本军部——日本陆、海军的最高直接指挥机关（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军事决策机关（陆军省、海军省）独立于内阁和议会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

睦仁的能力是很强的，军权在手，说话算数。但他儿子嘉仁就不行了，因为脑袋有毛病，没人把他这个天皇当棵葱，权力逐渐旁落到明治维新元老、独揽军部大权的权臣山县有朋手中。

野心极大的裕仁继位后，自然不能容忍山县有朋在权臣的位子上继续待下去，因为他也喜欢权力，他不能容忍有人坐在那个位子对他指手画脚，他要赶走对方！

但是，这个念头偶尔想想还可以，真干就不行了，因为他手头实力不够，很容易赶对方不成反被赶。因此裕仁非常需要盟友，非常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

应该说裕仁的运气不错，此时有一批后来被称作“统治派”的少壮派陆军军官正在有预谋、有目的地造山县有朋的反。他们几乎都是毕业于日本最优秀的军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佼佼者，像在影视作品中出镜率很高的日本法西斯骨干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东条英机、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人都在其中。

这些人选择造反的理由很充分。

首先，军队人事腐败，他们升职加薪的希望渺茫。

当时，日本陆、海两军的中高级军官几乎全部都是老家在长州的陆军大佬山县有朋的关系户（长州派）以及老家在萨摩的海军大佬山本权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

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

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

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

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

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

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

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

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

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

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

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

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h3>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h3>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

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

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

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

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

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

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

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

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

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

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

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

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

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

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

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

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h3>混战</h3>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

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

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

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

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

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

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

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

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

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

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

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

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

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

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

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

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

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

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

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

<h3>“大恩人”冯玉祥</h3>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

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

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

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

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

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

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

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

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

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

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

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

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

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

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

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

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

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

北方一片乱战。

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

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

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

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

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

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

<h3>难产的北伐</h3>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

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

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

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

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

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

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

为首的反对者叫季山嘉。加伦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

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

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中。

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饲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容许的——马连儒《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

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

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

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加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这对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懋功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懋功，任命刘峙为第二师师长。

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令蒋介石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令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

蒋记王朝 第四章 神秘的中山舰

<h3>“中山舰事件”</h3>

广州城里看上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底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

1926年的3月下旬，广州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先一起来看一段公认的事实：

3月19日凌晨，中山舰——当年“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

当日下午，中山舰驶离黄埔，开回军港。

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听一听各方不同的声音。

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这么描述“中山舰事件”的：

<small>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浦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small>

二、蒋介石的自辩。资料来自蒋介石日记。

<small>2月27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small>

<small>3月10日：“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small>

<small>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small>

<small>3月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small>

由日记得知，蒋介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共产党陷害，被迫还击”的形象，但上述日记值得信赖吗？

根据大量当事人如章臣桐等的日记和回忆，目前解密的国、共、苏三方党史，以及众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可以大致还原“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下文所引史料来源太过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

<h3>铺垫</h3>

3月初，斯大林派出的高规格代表团在考察过冯玉祥之后，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广州，团长是苏联的实力派人物布勃诺夫。

奇怪的是，在苏联考察团抵达广州后的这些日子里，广州的局势变得更加诡异。

街头不时有人散发反蒋传单，流言四起。如“蒋介石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往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流言不一而足。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也晋升为海军中将，28岁的他成为军衔最高的黄埔同学，也超越周恩来成为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

李之龙能爬上局长的位子，必须得感谢一个人。

此人就是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他做了两件事来“帮助”李之龙。

第一件：欧阳格向他堂兄、原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欧阳琳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的手下利用军舰勾结不法分子走私，从中收取保护费的事暴露了，上头要查你！

随后，欧阳琳不辞而别，逃往香港。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内部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欧阳格是在忽悠他堂兄。

欧格阳的诡异行动并不止于此，他还制造了一起事件：挑拨中山舰上的士兵闹事。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处理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

按某些历史专家的说法，欧阳格是一个官迷，他搞这些事是为了赶走堂兄欧阳琳，由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便宜了李之龙。但是如果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

<h3>辞职未遂</h3>

李之龙春风得意之际，蒋校长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虽然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流言，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辞职。

于是，蒋介石找到汪精卫，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休养。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要求辞职，他们每次见面，蒋介石都要打季山嘉的小报告，要求汪精卫把搞事的季山嘉弄回苏联，甚至屡次以辞职相要挟。但由于他这招玩得太过频繁，效果越来越差不说，还引起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

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很有些生气，没给蒋介石留面子：目前北伐时机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赞成，你不应该因此闹意气之争！

在汪精卫看来，蒋介石撂挑子的行为，就是不顾中苏合作的大局，就是不把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放在眼中。

看到汪精卫竟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季山嘉的一边，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受谗已深”，为自己在党内党外四面楚歌的境遇纠结郁闷不已（无法自解），于是任性的脾气发作，坚决要求赴苏联休养。

汪精卫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蒋介石的离开也许可以缓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有益于革命局面的稳定，于是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

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但他想不到汪精卫不识相，居然没有继续挽留反而一口允诺，下不来台的他只能继续试探汪精卫：可否由汪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陪同出国。

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再次失望。

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去苏联开开眼界，在夫君耳旁吹了枕边风，汪精卫再次答允了蒋介石的请求。最搞笑的是，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陈璧君迅速做完了出境旅游的准备工作，还天天打电话询问蒋介石何时动身。

说到这里，就得强调一下蒋介石身上的一个特质：多疑。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

因此，陈璧君催得越紧，蒋介石就愈发认为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是真的要拿下自己。

蒋介石对汪精卫的猜疑，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那个点火的人。

很快，点火的人就到了。

<h3>奇怪的调舰令</h3>

1926年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接到求援电话：一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急需军事保护。

但是，黄埔军校无舰可派，当前有能力派遣军舰的地方只有海军局。于是，黄埔军校必须向海军局求援，这个求援的任务交由业务对口的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完成。

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欧阳钟。

欧阳钟告诉对方：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口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

请大家记住欧阳钟和他的这番说辞。

邹毅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既不打官腔推诿拖延，也不官官相护开后门，他按照规定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让欧阳钟开一个调函，白纸黑字，免得将来对方不认账，欧阳钟照办。

第二件，给欧阳钟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找李之龙。

于是，欧阳钟来到李之龙家，当时只有李之龙老婆在家，欧阳钟在留下邹毅的信函之后离去。

18日夜，回家的李之龙看见了邹毅的信：

<small>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small>

因为自由舰正在维修，李之龙便命令自己的亲信——代理舰长章臣桐率中山舰即刻开往黄埔。

19日早上6时许，江雾弥漫，章臣桐率中山舰抵达黄埔军校，随后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

但奇怪的是，邓演达对此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请派军舰。

有问题吧？欧阳钟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确表示自己接到了邓演达的电话啊？可是作为亲苏亲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实无撒谎谋害李之龙的必要，难道这个欧阳钟有问题？

要搞清楚欧阳钟有没有问题，还得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

<h3>高潮</h3>

19日上午，蒋介石接到了几个电话。

没有人能想到，这几个电话居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

头三根稻草来自汪精卫，他在电话里除了和蒋介石谈工作，还三次问及对方今日是否去黄埔，心情不佳的蒋介石给出的答复是不去。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李之龙，由于苏联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

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去了黄埔？没有我的命令就去了黄埔，这是怎么回事？去不告诉我，回来却又要向我请示，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前些日子那种隐约的担忧在逐渐变成现实，再联想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蒋介石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日记上的结论——“欲摆布陷我也”。

蒋介石想象的或者他所期待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如下——中山舰到黄埔，季山嘉在黄埔将他绑架上中山舰，然后送上去苏联的船；在他刚刚和汪精卫确定下来今天不去黄埔后，对方以为阴谋败露，共产党员李之龙便以苏联考察团参观军舰为借口，故意向他请示调回中山舰，消灭证据（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

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他打算躲到自己的地盘汕头躲躲风头，不过就在逃往汕头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心武力“平叛”。

至于这一心理转变如何发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何为示人以弱”。但不得不说，这个解释颇为牵强。这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都对当前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而实力更强的蒋介石不可能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背后的阴谋没有起码的认识。

3月19日，周恩来向布勃诺夫转告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可惜布勃诺夫没有采信。

因此，根据之后发生的事实以及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党一贯的不信任心态，更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决定“顺水推舟”，借机动手，从而消除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分裂国共合作，夺取对党、政、军的领导权。

蒋介石抱着浑水摸鱼的决心，拉开了“中山舰事件”的序幕。

20日凌晨，蒋介石召来亲信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陈立夫等人，商量好了行动计划。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公认的事实”。

这大概就是比较完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了吧。

<h3>深入剖析</h3>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确定四点：

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也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更与共产党无关。

第二，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的命令。

第三，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以及蒋介石多疑、容易走极端的性格。

第四，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解开迷局的关键。

由于那个年代通信手段不够发达，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聊天工具，所以经过层层转达（大概5人），欧阳钟才接到向海军局求援的任务。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欧阳钟之所以说调舰的命令出自邓演达和蒋介石，是因为层层转达导致的信息失真，是误会，是巧合。

但这一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面前似乎站不住脚。

首先，“中山舰事件”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关系非常亲密，是一家子。欧阳琳和欧阳格是堂兄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

其次，3月18日上午，欧阳格给李之龙写了一封信，仔细询问了中山舰的情况：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李之龙出于礼貌，照实回复对方：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如此看来，李之龙的警惕性很有问题，不懂得“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的道理。

欧阳格头一天知道了中山舰可以执行任务，第二天中山舰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这也可以解释为巧合？

打探中山舰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欧阳格闲得没事干，关心国家资产的健康状况，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阴谋。

国民党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后，发现没有什么市场，无人响应，于是暗中杀回广州，把广州的水搅浑，便于浑水摸鱼，借机生事。

实际上，广州的右派势力很强，这或许是“西山会议派”敢于杀回来的信心所在。

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广州市政府常委伍朝枢（老爹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兼外交专家伍廷芳）、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也都是“西山会议”的支持者。而且国民党右派狂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广州，欧阳格正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

右派是积极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因此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国共分裂。

经过周密计划、仔细调研，他们决定拿蒋介石做文章，借刀杀人。因为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高，且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有实力、有意愿对付汪精卫、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

于是右派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将蒋介石引入彀中。

第一步，发传单，造流言。散布汪精卫、共产党、苏联要对付蒋介石的谣言，扩大蒋介石与对方的嫌隙。

第二步，借机设局。造成共产党、苏联顾问有联合汪精卫胁迫蒋介石出洋的假象，引诱蒋介石动武。为此，他们精心走了两步棋。先是把共产党人李之龙捧上海军局代局长的职位，让共产党人承担军舰出动的责任，后又安排了右派间谍欧阳钟故意混淆李之龙正常派遣军舰出援一事，造成共产党派出军舰到黄埔的“事实”。

<h3>尾声</h3>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为了挽回形象，自导自演了一场表演秀——自请处分，甚至一度退居虎门，表示坚决离开广东，可惜被各方“深切同情、坚决挽留”，于是在4月初“艰难”地回到了广州。整套表演情节合理、动作自然、感情到位，看来蒋校长也是有实力走红地毯的人。

看完蒋校长的表演，一起来分析一下“中山舰事件”的输家。

输家有很多，首先来看汪精卫。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下手是极其迅速的，根本没有通知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汪精卫。

虽然汪精卫对蒋介石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极为愤慨，但是事件已经造成了国共矛盾、中苏矛盾，木已成舟，于是汪精卫以此次事件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为由辞职，又跑到法国去了。

汪精卫这权交得也太快了点吧？是啊，所有人都觉得太快了，不知道汪精卫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汪精卫并非一个恋权的人，他辞职是为了避免党内争斗，保证国民党的团结。

一号人物汪精卫走了，二号人物蒋介石得以继承党政军实权，但他没能坐上国民政府主席的椅子。

因为汪精卫对蒋介石很有意见，所以他把谭延闿扶上了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老谭虽然干过很长时间的军阀事业，打仗的能力也一般，但他在跟小弟赵恒锡的残酷斗争中老打败仗，受到了严酷的实事教育，并因此下定决心加入革命队伍，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北伐战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孙中山保持了高度一致，算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由他接任主席也算合理。

最大的输家则非共产党莫属。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表面上认了错，后来也逐步把共产党员给请了回来。这一切表明他似乎仍在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伟大旗帜前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形象工程”而已，因为蒋介石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共产党分裂，只得虚与委蛇。

蒋介石的第一军目前只有第二师刘峙在广州，剩下的主力都远在潮汕。而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的部队都近在咫尺，真要打起来不一定能赢。更重要的是，第一军上下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而蒋介石自己也一直宣扬革命，如果他不能占住法理，部队思想必定陷入混乱。

此外，前文分析过，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后，他就从没有真正信任过苏联和共产党，他和亲苏联、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早晚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

这不是瞎猜，取得党政军实权的蒋介石，迅速借助“中山舰事件”制造了一个“整理党务案”，以继续削弱共产党的实力。

在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共产党的政策，比如，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这就是“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从此便低人一等。

“中山舰事件”的背后主谋国民党右派，也没有落着好。

在这次风波中，汪精卫、共产党、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连蒋介石都弄臭了个人形象，唯独右派安然无事。

看到了这一点，离“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不远了。

躲在幕后的右派被揪了出来。蒋介石迅速处分了欧阳格、欧阳钟等人，免去广州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伍朝枢、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一切职务，解散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也被他冠以非法组织之名，开除其成员党籍。

至于右派的另一个巨头——孙科，蒋介石还不能动他，因为他必须卖孙中山的面子。

不得不说，此案的关键人物李之龙的下场极其悲惨。

李之龙确实有他的问题。在既无蒋介石的手令也无正式公文的情况下，这位仁兄轻率地将军舰调往黄埔。他事前完全应该也必须向蒋介石核对，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的误会也就灰飞烟灭，但他没有这么做。

所以，陈独秀、张国焘认为李之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怀疑他有叛党嫌疑，遂将其开除党籍。

就在李之龙为被开除党籍一事苦恼万分的时候，蒋介石却没有忘记他，派了几个黄埔同学去找这位黄埔英杰，希望他能迷途知返，归顺自己。“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还发了一封电报给李之龙，叫他立即去南京。

不过李之龙身处被同志们怀疑的风口浪尖，又岂敢做出如此见风使舵的事？他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还写了一篇叫《三·二○反革命政变真相》的文章，彻底加入了讨蒋队伍。

两年后，李之龙回到广州策划“中山”等舰起义，失败被捕。不过，蒋校长对李之龙还算不错，他电令相关人员将李之龙押往南京，他要亲自做李之龙的思想工作。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李之龙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即被欧阳格的狐朋陈策执行枪决。

一颗本有前途的将星就此陨落，他的死亡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河流中，像雪花融入到冰凌中，一切都那么的悄无声息。

基于当时没有比蒋介石实力更强的力量可以扶持的现实（冯玉祥此时已经完蛋，后面细说），在布勃诺夫考察团的建议下，苏联政府本着实用主义和利益至上的原则，转变了态度，向性格强硬的国民党一把手蒋介石做出妥协——季山嘉被调回苏联，未来的苏联元帅加伦和鲍罗廷重新回到中国，再度北伐开始提上日程。

陈独秀在代表共产党做了申辩后并未深究此事，随后蒋介石宣称此事和共产党无关，国、共、苏继续合作，一场风波以蒋介石的胜利落下帷幕。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取得了独裁地位，汪精卫从此再也斗争不过蒋介石。

蒋记王朝 第五章 北伐定中原

<h3>誓师北伐</h3>

应该说，蒋介石的运气不错，就在他“摆平”广州风波的时候，北方风云再起，乱作一团。

虽然冯玉祥以辞职下野释放了屈服的信号，但吴佩孚和张作霖不打算放过他。吴佩孚要报冯玉祥背后捅刀子的仇，张作霖也要报冯玉祥趁火打劫的仇，所以这哥儿俩组成“讨赤联军”，拉上对“落井下石”牌情有独钟的阎锡山，组团围攻暂时看起来最强大的冯玉祥，吹响了北洋几大军阀之间最后一场大战的号角。

随着群架规模的扩大，战火烧到了《辛丑条约》里的敏感地带天津大沽口，《辛丑条约》的既得利益国日、英、美等八国随即向段祺瑞发出“八国通谍”。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在北京发动民众与学生游行，抗议“八国通谍”，要求段祺瑞废除《辛丑条约》。段祺瑞昏了头，居然以武力镇压游行队伍，造成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为代表的四十七人死亡，史称“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中的鲁迅后来写下《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将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事件发生后，群架也到了尾声。

在联军的进攻下，冯玉祥被打回原形，以前吃进肚子的全都吐了出来。心情黯然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冯玉祥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走出国门，去看一看外面世界的精彩。在苏联那里，他见识了“红色浪潮”的魔力，这将改变他的一生。

吴佩孚恢复了实力，势力遍及两湖与河南。

张作霖则拿下了华北，再度占领北京。这一次，张大帅没有再装好人。这些年的失败告诉他一个道理：人在弱势的时候奉行实用主义比较合算。因此一统中国的理想在梦里想想就好，还是趁年轻多做几天中央领导过过瘾比较实在。于是他也就撕破了脸，赶走段祺瑞，独霸北京政府……

被革命的对象——北洋军阀正在玩窝里斗，时机如此有利，怎能不北伐！

国民党中央迅速通过了北伐决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全权授命蒋介石，命其出任北伐军总司令，负责组建总司令部，负责组织北伐一切事宜。一句话，凡是涉及北伐的事情，全部由蒋介石一人彻底包干。

谭延闿很会做人，很够意思。所以蒋介石也投桃报李，让谭延闿一路官运亨通至进棺材为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说苏联愿意提供一部分军费和武器，但北伐资金还有很大的缺口，毕竟一旦打起仗来，物资的消耗可是源源不断的，每打一天仗，就得多花一天的巨额军费，所以蒋总司令对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提出了筹措军费的命令。

宋子文的确是一个搞经济的优秀人才。他上任一年多以来，通过向外商借资，规范制度——如确立预算、财政公开，整顿税务，发行公债等手段，不仅保证了广东国民政府的正常运转，而且他麾下的广州中央银行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月流水近亿元。相比辛亥初年南京政府的窘迫财政，真不啻霄壤之别也。

接到蒋总司令的命令后，宋子文努力工作，协调各方开支，优先满足北伐的军费需求，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

经济挂帅，全面布局。

在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讨论过后，蒋介石拍板决定了他此生最为优秀的三大军事战略方案之二：北伐三步走。所谓“三步走”，即第一步打倒吴佩孚，稳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如果第一步顺利吃掉两湖的吴佩孚，那么立即执行第二步，进入江西、浙江干掉孙传芳。完成第二步之后，第三步自然就是北上消灭张作霖，彻底打倒北洋军阀。

简单说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避免三线同时开战。

即将被北伐的那三位仁兄的兵力分布是这样的：吴佩孚约二十万，孙传芳约二十万，张作霖三十余万。三人的军队数量看起来极为吓人，其实没那么可怕。一来这几位兄台要分兵驻守好不容易抢到手的地盘，二来精锐并不多。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就占其总兵力的三到四成罢了，至于张大帅，也就两成而已。

尽管北伐军只有十万左右人马，但其精锐部队的比例要高于上述三位，打胜仗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因此，为了形成局部优势兵力，除李济深率领一部分国军留守广东，其余国军全部参加北伐。这里需要稍作解释，国军第一军主要分成两部，一部随大军出征，一部由何应钦率领，盯防福建、江西的孙传芳。

此外，为了跟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搞好关系，蒋介石还把部分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请回了北伐的领导班子，譬如任命邓演达和周恩来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蒋先云为机要参谋。

7月9日，广州万人空巷，北伐誓师！

广州各界群众三十多万与会，点将台上庄严肃穆。孙中山大幅遗像悬挂正中，左右两侧分别悬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与会群众在国民政府领袖谭延闿、蒋介石、宋子文、孙科、宋庆龄、张静江等人的带领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

蒋介石戎装整齐，从主席谭延闿手中接过总司令大印，从张静江手中接过总司令旗，正式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霎时，鼓乐喧天，彩旗飘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胜利，一定胜利！”的呼声响彻云霄！

接下来是部队受阅。蒋介石看着台下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的受阅部队，眼睛略有些湿润。从1924年到今天，两年过去了，黄埔一期的几百个学子，现在只剩下一半不到，绝大部分在东征平叛中阵亡。幸好，第四期即将毕业，第五期即将入学……

<h3>唐生智</h3>

国民革命军是继袁世凯新军之后，中国军队又一次质的飞跃。在充足的军费保证下，在优良的武器武装下，在“党指挥枪”、“党国”、“党军”的精神鼓舞下，北伐军势如破竹！

两湖首先传来好消息：北伐军在7月11日进入直系的据点湖南长沙。进展怎能如此之快？9日誓师，两天就进占长沙，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

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任务，自然是有秘诀的。秘诀就是，北伐军在湖南有一个叫做唐生智的内应。

此人时年37岁，毕业于保定军校，与程潜、赵恒锡都算是出自湖南新军的杰出军阀代表，原老板为赵恒锡。

唐生智虽然信佛，可他不仅做不到无欲无求，还很有野心。他不甘于一直做小弟当跟班，于是找了一个不错的机会造了老大赵恒锡的反。结果赵恒锡搬来老大吴佩孚，吴老大替赵小弟把反骨仔唐生智揍得满地找牙。没办法之下，逃到湖南南部边境的唐生智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算是重新找了一个老大。

唐生智于1926年5月加入革命队伍，其军队成为国军第八军，他自己则成了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的部下里有两个大家很熟悉的人：一个叫何键的师长，一个叫彭德怀的营长。

有理由相信，唐生智参加革命的动机严重不纯，既因为他有借力报仇的嫌疑，也因为他有投机的嫌疑——若不加入国军，势必成为被北伐的对象，而且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他在诸多重大关头的表现都只能用不靠谱来形容。

尽管唐生智不甚靠谱，但好在他目前对北伐还有些用处。在唐生智的接应下，国军第四、七两个军于5月底顺利抵达湖南北伐前线。以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面对赵恒锡的湘军和吴佩孚的非嫡系部队，一个多月攻入长沙也在情理之中。

长沙战役获胜，蒋总司令亲临长沙指导工作，犒赏三军自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不过蒋介石首长在长沙校场检阅英雄部队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蒋介石骑马缓缓走过其他方阵，安然无事，可是当蒋介石走到第八军队列前时，军乐队鼓乐齐鸣，蒋介石骑的马大概没听过这种声音，长嘶一声，撒蹄狂奔。蒋介石猝不及防，摔下马来，一只脚挂在马镫上，整个人被惊马拖了十余丈，最后马靴脱落，才幸免于难。

蒋总司令忍痛、忍怒坚持完成检阅的事咱们就不说了，一起来看看第八军的军长唐生智干了什么。

检阅结束之后，唐生智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二学园”。二学园是顾和尚（本名顾净缘，乃顾炎武之后）讲经论道的场所。

这个顾和尚有点特别，在很多人看来，这家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连佛语都不会说几句，相当于学英语只会“点头YES摇头NO来是E去是GO”的半吊子。

其实，顾和尚有点水平。只是他崇信的是密宗，很难被普通人理解，而且他性情恬淡，是个隐士，每当遇见有人怀疑他时，他也懒得去辩解。很酷！所以使得大家都当他是个死骗子。

当然，也有不少人相当欣赏顾和尚。唐生智就是顾和尚的粉丝之一。唐生智自己信佛不说，还在部队中宣扬佛教，想当他的兵就得接受摩顶受戒，因此他的军队又被称为“佛军”。

见到顾和尚后，唐生智把今天的事向他详细说了一遍。

顾和尚闻言捏指算过之后才轻声说：看来蒋介石过不了第八军这一关。

唐生智顿时心花怒放，自此有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

看来顾和尚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并非忽悠混饭吃之人，后来的红军不就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了吗？

<h3>决胜汀泗桥、贺胜桥</h3>

除开北伐军实力强悍的缘故，丢掉长沙还有吴佩孚自己的原因——轻敌，他小看了北伐军。

原本吴佩孚把主力大都放在北方，用于进攻冯玉祥和防备张作霖。直到丢掉长沙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鉴于冯玉祥已经被他和张作霖揍得只剩下一口气，于是吴佩孚大胆调集主力南下，打算在湖南湖北交界处与北伐军展开生死决战。

就在他调兵遣将之际，北伐军已经突破湖南北线，进入湖北。

吴佩孚知道这是生死攸关之战，于是亲自组织兵力反扑，在湖北咸宁境内的两处险关汀泗桥、贺胜桥一线布满了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要拒敌于武汉大门之外！

蒋总司令自然不是吃干饭的，早在吴佩孚做出调整之前，他就已经下令北伐各军务必抓住吴佩孚兵力分散、精锐未至的有利时机，迅速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

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迅速响应了蒋总司令的号召，他本着“把困难留给别人，把便宜留给自己”的军阀精神，把吴佩孚的精兵和前进道路上的险关重城——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武昌城都留给了第四、七两军，自己则率第八军直奔滔滔汉水和长江而去，因为长江对面是敌军防守薄弱的汉口和汉阳。

因此，吴佩孚的主要对手是第四军和第七军。

由于军长李济深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得以成为第四军的最高指挥官。陈可钰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他带领的第四军一直冲在北伐的最前沿，无畏的勇气和敏锐的军事嗅觉就是他的特质。

现在，作为最早抵达汀泗桥的将领，陈可钰决定趁吴佩孚主力未至汀泗桥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强攻汀泗桥。为减小强攻的损失，他让陈铭枢带领主力部队在正面吸引敌军火力，派张发奎率其麾下最能打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绕道敌后发起突击，前后夹击吴军。

客观地说，汀泗桥守军的战斗力相当不错，面对第四军的夹攻，居然坚持了近两天一夜，算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

刚刚抵达贺胜桥的吴佩孚，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听到了汀泗桥失守的消息。

吴佩孚大怒，决定亲自指挥，他要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

这时的吴佩孚已经50多岁了，蒋介石只有39岁，陈可钰也不过44岁，李宗仁就更年轻了，只有35岁，他要彻底打败这些正值盛年的对手，绝非易事。但吴佩孚确实有自信的资本，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背叛输给了张作霖，这一辈子他亲自上阵的战斗还没输过第二次！

蒋介石自是不敢大意，将司令部搬到了咸宁，近距离指挥贺胜桥之战，他要合第四军和第七军之力击败吴佩孚！

吴大帅的精锐——刘玉春、陈嘉谟部与北伐军的精锐陈可钰、李宗仁部就在这并不宽阔的地带上打响了北伐以来最惨烈的一战。

吴佩孚的军队战斗力很不错，数量还占优，但问题是受地形限制——贺胜桥地势险要，多山多水，吴佩孚被迫摆出梯次防守的阵型，人数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北伐军却坚决地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然后总攻的战术，占据了局部优势。

双方斗得异常激烈，突破，反攻，肉搏，士兵们有进无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血战两天两夜后，战斗分出了胜负。刘玉春、陈嘉谟不敌，退守武昌。

五天之内，吴佩孚连续输掉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关键的战役，大势去矣。

<h3>武昌生死战</h3>

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北伐军顺利抵达武昌城下。

之前进展十分顺利的北伐军万万不会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异乎惨烈的攻防战——武昌战役。

吴佩孚不能失去武汉，武汉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的战略基地，如果失去武汉，那他就成了丧家之犬，彻底完蛋。

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决定依托防守设施最好的武昌放手一搏！

蒋介石，你来吧！老子和兄弟们誓与武昌共存亡！吴佩孚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似电闪雷鸣，扫荡着武昌的每一个角落。

蒋介石岂敢小瞧吴佩孚，他对这个对手有相当的了解，他决定投入所有能投入的精锐——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绝不能给吴佩孚翻身的机会！

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守军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明白，在实力不如对手时，敢于拼命是最好的方法！

英勇无敌的北伐军架梯登城，而守军亦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与北伐军展开肉搏，甚至有些受了重伤的士兵抱着北伐军战士一起摔下城墙，以命换命！

在守军的抵死反抗之下，战斗力强悍的第四军伤亡严重——黄琪翔三十六团损失过半，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包括营长黄埔一期生曹渊在内的将士基本全部牺牲，第一军和第七军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

蒋介石望着武昌巍峨的城墙，心在滴血，每牺牲一个北伐军战士，他的心就抽搐一次。他没想到吴佩孚的军队还有如此生猛的一面，如此英勇的敌人，就连蒋介石也觉得应该脱帽致敬。

在北伐军数次攻城全部失败之后，即9月上旬末，蒋介石决定换一个方法——攻心，他要对武昌“围而不攻”，切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看看他们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况下又能坚持多久！

事实证明，蒋介石是对的。

没有粮食，没有弹药，面对北伐军的封锁，几天之后，豪言犹在耳旁的吴佩孚居然率先逃往河南。

难道吴佩孚曾经的意气风发、放言一统中国的豪情、败而复起的坚韧都已远去，突然由枭雄蜕变成了胆小鬼？

鉴于吴佩孚离开之后，其嫡系刘玉春、陈嘉谟在武昌硬撑了近一个月而不投降的事实，有理由相信他离开武汉是有原因的，至少不是为了单纯的逃命，否则主帅以身作则，仓皇逃命，三军将士争先恐后效仿，武昌城将不攻自破。

尽管刘玉春、陈嘉谟的战斗意志仍在，能打能撑，但也有人撑不住了。

10月8日，吴佩孚的另一个手下吴俊卿率部投降。

10月10日，吴俊卿接应第四军入城，刘玉春、陈嘉谟麾下的两万余精锐或歼或降。

北伐军终于拿下围攻了四十余天的武昌城。而汉口、汉阳已在九月中旬被唐生智攻下。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落入北伐军手中。

失去了武汉的吴佩孚吴大帅，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

在攻克两湖的战役中，第四军表现得最为出色，用屡克强敌、所向无敌的战绩为自己赢得了“铁军”称号。其中，由周恩来组建的铁甲车队扩编而来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得尤为出彩，这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周士弟、曹渊和许继慎等人为核心干部的军队，基本都是以一比十的伤亡比例大胜敌军。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

尽管李宗仁的第七军表现得也很不错，但还是稍逊第四军几筹，不过他们马上就有机会在江西战场为自己正名。

<h3>北伐孙传芳</h3>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荡平湖南，杀进湖北，吴佩孚被揍得死去活来，为何直系的另一名巨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虽然蒋介石曾经派出号称“小孟尝”的天才说客何成浚（即何成濬）和孙传芳谈判，忽悠对方：我们国民政府承认你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请你保持中立，但这绝对不是孙传芳不参战的理由。孙传芳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锦囊妙计就是等待北伐军和吴佩孚拼个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坐收渔利。

这可没有冤枉孙传芳，实际上北伐军还在湖南的时候，他的军事顾问兼保定军校老师蒋百里就为他指了一条明路：趁北伐军在湖北与吴佩孚鏖战，你率军全力西进，夺取长沙，切断北伐军后路，北伐军腹背受敌，必败无疑。

但孙传芳没有采纳，他决定先做一名看客，让蒋介石和吴佩孚这两名拳击手在擂台上生死相搏，他静静地等待着这两名对手倒下，最后由他来宣判比赛结果。

面对强大的对手，拆盟友的台、打小算盘等做法无疑是致命而愚蠢的。不过孙传芳也算是一个聪明的沙场宿将，是不会将愚蠢进行到底的。

8月下旬，孙传芳看到善打硬仗的前辈吴佩孚在和北伐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败，终于意识到：北伐军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自己和吴佩孚是合则两益，分则两损，必须出手了！

孙传芳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

派人同刚在“浙奉战争”中大打出手的对手张作霖谈和，结成统一战线，避免被张作霖在背后捅刀子。

调兵十余万进入江西，攻取湖北湖南，断北伐军归路，由他自己亲自坐镇九江指挥。

派遣老部下周荫人带兵近四万，由福建进军广东，拔除北伐军的根据地，围魏救赵。

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案，只可惜蒋介石对孙传芳早有防备。他对付孙传芳的招数叫做“攻势防御”，简单说来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你，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能先动手。不过，一旦你要动手，我就先发制人，而且坚决把你往死里揍！

蒋介石很看得起孙传芳，他在江西战场给对方预备了近五万北伐军，这就是为何几乎只有第四、七、八三个军活跃于两湖战场的原因，不是因为剩下的北伐军偷奸耍滑不干活，而是因为他们被蒋总司令安排在两湖与江西边境，随时准备进入江西揍孙传芳。

收到孙传芳要动手的消息后，即9月上旬，北伐军率先进入江西，开始了辉煌的两线作战！

<h3>败仗</h3>

由于北伐军动作够快，孙传芳的十余万主力还没来得及进入江西，因此北伐各军一路凯歌高奏，趁敌军兵力空虚之机打了很多胜仗。战功看起来最大的，当属程潜带领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一军第一师，因为他们拿下了江西的首府南昌。

从战绩上讲，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成绩。可是从战术上看，这支部队已甩开主力几天的路程，属于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更严重的是，他们被刚刚赶到的孙传芳的主力包围在了南昌，已经骑虎难下。

数倍于己的敌人，一座周围没有友军的孤城，守应该是守不住的。

果然，程潜的第六军只撑了三天，不仅丢掉了南昌，兵力也损失大半，算是一场惨败。

第一军第一师的表现也大失水准。

其实所谓的第一师只来了两个团——第一团和第三团。

台湾著名演员孙祥钟——艺名秦汉的老爸孙元良，当初率第一团跟着程潜进了南昌，后来程潜溃败的时候，孙元良也跟着跑了，不过第一团毕竟是黄埔精锐，在程潜差些被围歼的时候，他们顺利杀出了包围圈。孙元良因此得到了一个“飞将军”的外号，意思是说他临阵脱逃的速度非同一般。

薛岳的第三团则一直在攻打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据点——牛行车站——连接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的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站，但拼杀了数个昼夜，伤亡过半，也没能拿下这座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车站。

第三团作为黄埔精锐，战斗力自是超群，为何拿不下区区一座火车站？有两大理由。

第一，领导无能。据李宗仁考证，在形势如此恶劣的时刻，第一师师长王柏龄非但没有想办法给孤军奋战的第三团增派援兵，反而雄性荷尔蒙大爆发，偷得浮生半日闲，与南昌城里的当红窑姐共赴巫山。后来战局不利，他和党代表缪斌（请大家记住此人）扔下部队就跑了，不知去向。第一师参谋长叶剑英也拿这两个草包领导没办法。

第二，敌人很强大。第一师和第六军的主要对手是孙传芳麾下的第一名将卢香亭，此人曾在之前的“浙奉战争”中提到过，实力相当强悍，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对手。

此次南昌之败是北伐军打的第一个大败仗。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江西战场的战事不顺，武汉的蒋总司令的日子也过得不顺。因为有人天天给他找不痛快。

此人就是唐生智，唐先生凭借“挑软柿子捏”的策略，收获了不少战功，并由此坚定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平日里气焰极为嚣张，根本不把蒋总司令放在眼里。这种趾高气扬的表现，在他拿下汉口、汉阳并跟在退往河南的吴佩孚屁股后面占了几座城池之后达到了顶点。

蒋介石在他的小日记本上多次写下了属下唐生智的犯上表现以及他厌恶对方的程度，如“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

而此时南昌之战的失利，尤其是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一逃一败的表现，令对江西战场期望很高的蒋介石在经常不给他面子的唐生智面前更加没有面子，因此蒋介石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督战。

他要亲自出马，迅速击败孙传芳，给嚣张的唐生智一些颜色瞧瞧。

于是，在确定了围困武昌的策略后，蒋介石将武昌交给第四军，告别欢天喜地欢送自己离开的唐生智，于九月下旬抵达江西战场。

蒋总司令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惩处逃跑的王柏龄还有擅自后撤的孙元良，以安军心。按照军法，二人应诛。

王柏龄要搁在今天，活脱脱一个“王跑跑”。淡水城下跑过一次，饶过了，由团长变成了师长；现在又跑了，不知去向。不过，王柏龄再度露面的时候，官运依然亨通，甚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逃跑一次，升官一次，这也算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难道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老同学和结拜兄弟吗？

翻翻蒋介石的兴亡史，可以看到此人十分讲义气，非常看重同学情、兄弟情、师生情和恩情。当然，蒋介石讲义气也是要收回报的——这帮同学、兄弟、学生都是他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要事业帮手。但是，他平日不太重视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不少像王柏龄这种综合素质不达标的事业帮手后来都很腐败，而部下腐败正是他后来败走台湾的关键原因。

至于孙元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秉公处理”将其逮捕了，只是在枪毙他之前，派蒋先云悄悄地放了他，临了还给他三千块路费，让他去日本军校学习。当然，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直到几年之后孙元良再次公开露面活动，国人才知道被蒋介石耍了。

<h3>惨胜</h3>

蒋总司令虽然喜欢徇私，但这只是业余爱好，他来江西的主要目的是打胜仗。为了保证胜利，他带来了精锐之师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

在他亲自督战的头半个月内，北伐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败仗也时而有之，唯有李宗仁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七军打了三场质量不错的胜仗。

李宗仁的对手和手下败将——老牌北洋军阀陈调元也被第七军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你们第七军真是钢军啊！

陈调元打仗的本事平平，搞广告策划的能力却相当不错，借由他的这张嘴，“钢七军”从此名扬天下。

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整体境况并未因为第七军的连战连捷而得到改观，反而继续滑向深渊。

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北伐军的头号对手卢香亭。他带兵绕着南浔铁路兜了一圈，凡遇上他的北伐军几乎战战皆败，连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不例外，丢掉了已经拿下的重城德安，被迫避其锋芒，后撤至安全地带。

令人奇怪的是，蒋总司令似乎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原来，他的策略是“先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稳住阵脚，然后扫清外围敌人”，所以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南昌城，脑袋有些发热，无暇考虑其他。

南昌，城墙高大坚实，三面环水，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对其有过“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评价，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

虽说南昌易守难攻，但也得看守军的战斗力和斗志是否也像地形一样难以对付。如果用之前的程潜第六军来守，一座南昌城也不算什么。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守军内有坚城深壕可以死守，外有强悍的友军随时支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需玩命打仗就行。因此，攻城的一方必将遭遇最顽强的抵抗，承受最巨大的压力！

可蒋总司令似乎没有看见这些不利因素，10月中旬，他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再次强攻南昌，掀开了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的序幕。

虽然第二军、第三军的战斗力一般，但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之强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面对守军的凭险顽固死守和暗夜水上反击，尽管北伐军不怕累不怕死，牺牲如山，但还是再次败在了南昌城下。

被大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终于有空思考北伐军连战连败背后的原因。

难道原因真的是孙传芳的军队战斗力太强横了吗？

不对，即便是最厉害的卢香亭所率领的北洋第二师，其战斗力大概也就和第一、四、七军持平，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通过仔细分析，以及和参谋班子——加伦、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的深入交流，蒋介石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南浔铁路。北伐军用11号行军，孙传芳的手下坐火车赶路，两条腿还能快过火车？卢香亭等人就依靠这条铁路带来的速度优势在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等地及时快速的转移兵力，相互增援，随时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伐军，这就是孙传芳获胜的秘密所在。

看到了这一点，离胜利就不远了。

蒋介石决定调整策略：首先截断南浔铁路交通线，最后夺取南昌！

为了给胜利再加上一道保险，蒋介石将成功拿下武昌的第四军调到了江西战场。

找到了正确的克敌策略，精锐也集聚江西，北伐军全面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

面对北伐军对南浔铁路交通线的全线攻击，没有分身术的卢香亭忙不过来了，孙传芳也终于没办法了，顾得了东，顾不了西，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顾此失彼的孙传芳，没能招架住骁勇依旧的第四、七军、恢复了正常水平的第一军以及打出了血性的第二、三、六军的全面反击。阵地接连失守，南昌被一战而下，主力接连丧失，就连孙传芳的绝对精锐——北洋第二师也伤亡惨重。

11月底，孙传芳前后投入江西的近十五万部队几近覆没，江西的北伐军随时可沿长江北上，威胁江苏南京。

江西的北伐军收割胜利之际，何应钦也传来了好消息。

北伐军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即10月上旬，何应钦带领第一军余部成功瓦解了孙传芳的另一路军队——周荫人对广东发起的攻势，保住了北伐军的后院。10月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

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

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

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

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

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

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

蒋记王朝 第六章 国民党分家

<h3>汪精卫又回来了</h3>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

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

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

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

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

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

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

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

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

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

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

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h3>失控</h3>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

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

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

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

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

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

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

<small>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small>

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

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

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

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

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h3>迁都</h3>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

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

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

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

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

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

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

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

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

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

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

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

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

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

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

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

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

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h3>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h3>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

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

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

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

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

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

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

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

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

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

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

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

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

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

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

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

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

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

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

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

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

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

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

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

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

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

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

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

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

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

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

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

“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

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

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h3>“四·一二政变”</h3>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

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

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

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

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

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

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

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

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

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

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

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

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

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

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

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

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

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

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

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

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

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

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

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

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用上了。

“四·一二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

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

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消除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力。

“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

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

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

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

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

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分裂”。

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

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

蒋记王朝 第七章 决裂

<h3>中东铁路</h3>

就在国民党内部一团糟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张大帅也干了一件“大事”。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人逮捕，旋即将李大钊处死，先于蒋介石跟苏联撕破了脸。

他这么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向蒋介石释放一种“善意”的信号：咱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不必互相为敌，从而缓解一下北伐军带给他的压力。至于蒋介石会不会领他这个情，后面再说。

当然了，张作霖之所以决定跟苏联翻脸，主要是因为他本就讨厌俄国及其后来者苏联。

张作霖年轻的时候，俄国人在东北杀了很多人，占了很多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对俄国的态度不问可知。除开个人感情，他的事业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

这事还得从一条铁路讲起。以前讲李鸿章的时候提过，沙俄为控制东北，修筑了一条几乎贯通东北的铁路，即中国东清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从此，俄国人借由这条铁路对东北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后来，众多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收回中东铁路。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倾听群众的心声意愿是必须的。在群众舆论的推动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利用苏联政府急于解决外交困境的心理，成功与对方达成协议：中国收回铁路的主权，铁路经营权则由中苏共管。应该说北洋政府表现得还不错。可问题是，以俄国、苏俄、苏联一脉相承下来的霸道，苏联人岂会真心交出这条铁路？

实际上，这条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由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控制，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由苏联工人和苏联铁路驻军组成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控制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李嘉谷《十月革命后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

一直以来，苏联和日本没少围绕着这条铁路给张作霖父子下绊子，如拒绝张作霖使用中东铁路运兵攻打冯玉祥等，让老张和小张十分郁闷。

鉴于自己和苏联的实力差距太大，只要苏联不触碰他的底线——推翻老张家在东北的家天下，张作霖对待苏联的态度一向是能忍则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以往。因为苏联近期的动作越来越大，首都革命、反奉战争、北伐战争的背后都有苏联人的身影，简直就是不推翻他誓不罢休，所以张作霖决定挥手告别当“孙子”的生涯，给苏联人一些“颜色”看看。

张作霖虽然不敢向苏联发起战争，但杀个把人警告一下对方还是敢的，而他计划要杀的这个人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而且还是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国民党的中间代理人。对张作霖来说，李大钊就是反奉的枢纽，杀他完全可以达到警告苏联的目的。这就是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参与苏联的谍报工作，和苏联勾结出卖中国”的理由处死李大钊的根本原因。

<h3>分道北伐</h3>

张作霖跟苏联翻脸之际，南方国民政府的内讧也到达了顶峰。

这是干掉国民党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见此良机，张作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

可当张大帅环顾左右时，惊奇地发现，可用的大将实在是捉襟见肘。郭松龄被自己杀了，姜登选被郭松龄杀了，墙头草李景林被自己解聘了，“五虎将”如今只剩下张宗昌和韩麟春。虽然缺将，好在士兵很富余。一番调配之后，1927年5月，他兵分两路，全力南下消灭闹内讧的国民政府。

孙传芳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进军安徽、江苏一带，对付南京方向的北伐军。

张学良和韩麟春率奉军主力南下河南，配合吴佩孚反攻武汉。其实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趁机进入河南，把吴佩孚的地盘给“和谐”了。

可吴佩孚也不是傻子，他坚定地拒绝了张作霖的“好意”，但同时也表示，若张作霖愿意为他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和资金，他是很看好双方的友谊源远流长和稳固发展的。这下轮到张作霖不干了，因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一旦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资金，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是张作霖所不愿看到的。

于是，张作霖决定霸王硬上弓，强制“扶贫”。

由此，张学良率十万奉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吴佩孚退往南阳。

革命的对象张作霖都动手了，国民革命军岂能示弱。可问题是“宁汉分裂”后，武汉、南京都自称正统，互不相让。尤其是汪精卫，素来以正统自居，很是看不上蒋介石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他此时正打算出兵讨伐蒋介石呢，没想到被张作霖横插一杠，只好暂时放过对方。宁汉双方架是打不成了，但合作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边都选择了单干——单独北伐。

先说南京方面的北伐。

蒋介石并没有理会张作霖之前的示好，毕竟大家都是玩政治的，这几招谁不会。他命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以第一、第七军为主力，分三路讨伐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三人干得漂亮，一路北上，在徐州击败孙传芳和张宗昌，取得“徐州大捷”，之后进军山东。

但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迫使蒋介石暂停北伐，撤回主力以保卫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事，一会再说。

再看武汉方面的北伐。武汉方面的阵容很强大，一共四路大军。

第一路，唐生智，主力为其嫡系部队。

第二路，张发奎，主力为“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十一军，以及一支在北伐中表现还不错的湘军部队——独立十五师，师长是一名叫做贺龙的中华革命党党员。

第三路，投降过来的军阀部队。

第四路，冯玉祥，主力为其麾下的西北军（国民军）。

前三路归唐生智统一指挥，他和冯玉祥刚好一南一北，南北夹击河南的吴佩孚和张学良的奉军。

前期战事波澜不惊，北伐军势如破竹，齐齐奔向奉军的前敌总指挥韩麟春早就预订好的决战地点：临颍一带（今河南漯河附近区域），他已经在这里做好了万全准备。

这里地势平坦，特别适合奉军的王牌——坦克部队（拥有近二十辆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坦克）和炮兵部队作战。

这里有强大的兵力，奉军七万主力全部在这里。

这里已经建好了强大的防御工事。

生死成败就在此一战！

韩麟春有了战死的思想准备，但北伐军的指挥官唐生智却不想死，面对兵力强大、装备占优的强敌，他唯恐自己的身家遭受损失，于是改令张发奎率军顶上，把自己的部队撤了下来。

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唐生智这么干是为了让“铁四军”里的共产党人去送死，是反共的表现。但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他的习惯而已——便宜由他占，送死别人去。

可以预料，这绝对是一场恶战。

但谁也不会料到，开战的第二天，在攻打临颍城的战斗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陨落了。

他就是时任第十一军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的“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当时他身先士卒，策马冲锋，连续三次身受重创仍不下战场，三仆三起，坚持指挥攻城，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壮志未酬！

“黄埔第一人”居然以如此仓促的方式悲壮地离去，以他的大才，本来应该有更宽阔的舞台等他去泼墨挥洒！

东南百战斗犹艰，剑气升腾武胜关。

千古悲风临颍路，中原忍见将星残。

不亦悲乎！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足迹前进！

历经三天血战，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付出了高达数千人的伤亡，攻克临颍，击毙奉军万余，奉军主力被击溃。

6月初，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胜利会师。

吴佩孚成了潜逃的光杆司令，从此开始打酱油。张学良率残部逃向黄河以北。

随后，集势利眼与墙头草的精华于一身的阎老西儿，眼见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完蛋，也就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开始落井下石，痛揍落水狗张作霖。

就在这时，武汉政府后院起火了，而且还是两把大火，唐生智被迫收兵回师。

<h3>“马日事变”</h3>

先来看第一把大火。

这把火是在湖南长沙烧起来的，点火的人是唐生智的手下何键。何键本是唐生智第八军里的师长，后来成为扩编三十五军军长，属于武汉方面北伐军的高级军官。

蒋介石清党后不久，原本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的一些共产党人转而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开展工农运动。汪精卫本人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自然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

前面讲过，农会运动比较过激，打倒“土豪劣绅”是主要的活动。而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包括来自黄埔军校的军官，大都是学历不错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来自“土豪劣绅”家庭——毕竟一般工农家庭很难有支撑孩子读书求学的经济实力，更别提贫农家庭。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多出身于富农和地主。当这些军人得知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乃至于处决时，自然义愤填膺：我舍生忘死为革命，你们却在背后革我的命，这算什么事？！

何军长的老爸也是属于被打倒的“土豪劣绅”一族。何军长的父亲先被抄家，后又被绑游街。

1927年5月21日，何键指使手下许克祥于在长沙发动兵变，捣毁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死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此事史称“马日事变”。

由此，共产党人在长沙的活动变得尤为艰难。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也在1930年被何键所杀。

但奇怪的是，长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治下，受汪精卫管辖，而汪精卫当前并未和共产党反目，何键和许克祥的大老板唐生智的立场也十分明显：拥汪反蒋，那么何键和许克祥为何要擅自行动？难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属于造反吗？

公正地讲，何键和许克祥的智商并不低，算是正常人。但以何键老爹受欺负的程度，似乎不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做出让全家人掉脑袋的事情吧？答案很简单，有人在背后推动。站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是他们的新老板蒋介石。

证据相当明显，兵变当日，许克祥宣布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在原大老板唐生智的攻击到来之前，率兵投奔南京。至于何键，此后一直颇受蒋介石的重用，是其麾下“反共”的急先锋。

“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向武汉国民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

但是，“利益才是硬道理”。工农运动的过激行为已经损害到了多数国民党人士的利益，导致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对联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之心，导致国民党内“反共”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h3>“五月指示”</h3>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

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

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

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

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

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

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

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

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

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

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

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

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

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

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

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

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

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

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

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

<h3>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h3>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

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

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

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

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

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

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

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

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

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

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

“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

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

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

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

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

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

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

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

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

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

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

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

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

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

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

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

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

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

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

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

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

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

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

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

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

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

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

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

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

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

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

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

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

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

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

蒋记王朝 第八章 逝去的北洋时代

<h3>宁汉合流</h3>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

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

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

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

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

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

蒋总司令铩羽而归。

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

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

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

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

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

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

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

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先声。

1926年，邓小平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终于离开了让其刻骨铭心的法国。

此时已经22岁的他，手下有一个16岁的小伙伴，此人叫蒋经国，是蒋介石长子，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五十年后，二人几乎同时成为海峡两岸的一把手，几乎同时在海峡两岸发动改革，改善国计民生，开创历史新纪元，不得不令人感叹人生境遇之离奇。

说远了，接着讲冯玉祥吧。

虽然冯玉祥被众多不太尊重史实的影视文学作品刻画成了和李逵、鲁智深一样的江湖大老粗，但实际上，冯玉祥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聪明人。

在宁汉分裂之后不久，与宁汉双方关系都还过得去的他就以第三方力量出场，主动进行调停。这样做可谓一箭双雕，在制止国民党内斗的同时，也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更加重要。

宁汉双方都给了冯玉祥面子，很快达成合作意向。毕竟表面上大家在“剿共”问题上已没有任何冲突，至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私下慢慢斗争解决。

南京方面欢迎汪精卫到南京执政，汪精卫也愿意去南京赴任。但他提出一个极有个性的条件——他可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但不与蒋介石合作。汪精卫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与蒋介石不能共存，蒋介石必须下野滚蛋。

汪精卫本不是斤斤计较之人，他如此做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之前的背信弃义——蒋介石不等汪精卫开四中全会，就开始武力清共，汪精卫据此认为两人无法合作。

当然了，汪精卫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硬，也是因为蒋介石吃了败仗，威信大跌，所以他趁现在形势于己有利，对蒋介石落井下石。

蒋介石当然不肯屈服于汪精卫施加给他的压力，可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的盟友新桂系不支持他，在关键时刻撤了梯子。据史料反映，蒋介石曾指示李宗仁和白崇禧：和汪精卫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但是二人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拒绝的理由看似很高尚：我们主张宁汉顺利合作。

虽然这个理由看似无懈可击，但蒋介石明白了这个理由背后的深意：新桂系已经尾大不掉，自己指挥不动了。

8月中旬，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蒋介石的这个做法还算聪明。

于公，牺牲自己，避免国民党内部纷争，保全北伐基业，树立自己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于私，如果真打起来，不仅要对付汪精卫，还要防备新桂系背后捅刀子，打败仗的概率就跟买彩票中不了奖一样高，很容易声威扫地。

此外还有一点，他自己主动下野，可以大大缓解儿子蒋经国在苏联的危险处境。

蒋经国是1925年去莫斯科留学的，看来蒋介石当年也没料到自己会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要不然也不至于愚蠢到把亲生儿子送到苏联当人质。

“四·一二政变”之后，已经在苏联成为共青团员的蒋经国马上宣布与父亲决裂，指责老爸叛变革命，加入声讨蒋介石的队伍。可即便如此，蒋经国还是被贬到了西伯利亚当了一名不受待见的小兵，算是作为人质被扣留在了苏联。这一境况直到“西安事变”国共再次合作后才得到改善。

1937年，蒋经国与患难中相识相爱的白俄罗斯媳妇蒋方良历经周折，转道回国。他回国后，就开始积极辅佐父亲大人，未见任何隔阂。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蒋经国在苏联宣布与父亲决裂实际是权宜之计，不这么做的话，他能否活命就很难说。

就在蒋介石辞职后不久，在西伯利亚当兵的小蒋又重新回到了莫斯科，虽然依然是人质，但莫斯科的环境可比西伯利亚好得多。

<h3>宋蒋联姻是因为爱情？</h3>

下野的蒋介石自是有些落寞孤寂，不过远离政治风暴中心的蒋介石，正好腾出时间去好好思考并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

严格意义上讲，蒋介石已先后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任夫人毛福梅，不识字，小脚，他们是封建包办婚姻。那时的蒋介石还只是一个15岁的冲动少年，毛氏则大他好多，虽然两人有蒋经国这么一个孩子，但他对毛氏并没有爱情。

第二任夫人姚冶诚，本性善良，原来是一个妓女。这段婚姻算是蒋介石一时冲动下犯的错，他实际上不怎么喜欢姚冶诚。他的小日记本里记有大量对姚冶诚不满意的地方，说对方只会打牌，自己生病时得不到对方的照顾和关心……

第三任夫人是前面提到过的陈洁如，是蒋介石花费了相当精力才搞定的一个少女，但他依然不是很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陈洁如的消费观有问题——不会持家，爱逛街，喜欢追求奢侈品。

寻寻觅觅，蒋介石最后看中了宋美龄。

世人都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政治联姻，其实得纠正一下，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

1922年，两人初识于在孙中山家中举办的一次联谊性质的聚会。之后四年，在已婚男士蒋介石的努力追求下，二人从普通朋友关系发展到情愫渐生。

蒋介石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无数次提到宋美龄。诸如“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今日思念美妹不已”，“终日想念梅林（美龄）不置也”，“与三弟（宋美龄的别称）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等等。

19世纪的80后的情话，肉麻程度丝毫不输于20世纪的80后。想不到平时不苟言笑的酷哥蒋校长，竟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不过，蒋介石娶宋美龄所面临的阻力可不小。

除了大姐宋霭龄特别想把小妹美龄嫁给蒋总司令强强结合之外，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哥哥宋子文和母亲宋太夫人都反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恋爱关系。

宋庆龄和宋子文此前一直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清共政策，自然不希望小妹嫁给他。而宋太夫人则对蒋介石的复杂情感史和婚姻忠诚度有所担忧：蒋介石有妻有子不说，还有妾有情人，我的三丫头岂能嫁给如此一个有复杂婚史的男人？

于是，两人的婚事就被一拖再拖。

蒋介石为了抱得美人归，拿出浑身解数，想了几个奇招，才说服“美妹”的娘家人。

奇招一，1927年8月，蒋介石把现任夫人陈洁如忽悠到了美国读书，这一去就是五年。等后来陈洁如归国时，生米已煮成熟饭，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奇招二，蒋介石写了一份内容比较虚假的婚姻状况说明，在销量极大的《申报》上连登三天，内容如下：

<small>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专此奉复。</small>

这当然是一个面子工程，给宋家人看，尤其是给外界人士看，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堂堂宋氏豪门三小姐岂能嫁得不清不楚！

蒋介石登报声明后，立即向宋美龄求婚。令人感动的是，在蒋介石事业陷入低谷兼未禀明女方母亲兄姐的情况下，宋三小姐居然接受了求婚。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或许也掺杂了些许女性容易泛滥的同情心吧。

求婚成功的蒋介石，怀着喜悦、忐忑兼具的复杂心情东渡日本，探望了在神户看病的宋太夫人，用自身表现争取到了宋太夫人的允婚。

需要解释一下，本来信佛的蒋介石在跟宋三小姐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而不是像一些小道消息说的，是为了追求宋美龄在婚前就加入的。

1927年12月1日，蒋宋顺利完婚。

蒋介石成功抱得美人归，可汪精卫就惨了。

<h3>血战龙潭</h3>

1927年8月中旬，汪精卫发表《迁都南京宣言》，宣布正式迁都南京，结束了武汉为期八个月的首都历史。

汪精卫以为蒋介石一走，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可到了南京才发现，李宗仁和白崇禧拥兵自重，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要说李宗仁、白崇禧有野心也是正常的，毕竟权力是一个好东西，保住甚至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已成了接近权力之人最大的乐趣，少有人能够例外。

野心勃勃的李宗仁为了压制汪精卫，把国民党的极右派——西山会议派又给请了回来。因为新桂系属于半道参加革命，只有军权，在党内没有相对应的地位。

汪精卫之前已经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蒋介石也宣布他们是非法组织，结果李宗仁先斩后奏，单方面宣布撤销有关一切处分。然后才报告汪精卫说：汪主席，我们已经处理完了撤销处分事宜，现在咱们全党讲究团结合作，你也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吧。

李宗仁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激怒了汪精卫：你们的做法不合程序，必须由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决定！

要说到打仗，李宗仁肯定是一把好手，但要论搞政治权谋，他的水平还差得太远。他属于那种有三分颜色就敢开染坊的人，完全不打算对汪精卫妥协。

就在李宗仁和汪精卫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一场北伐以来最大的危机正向他们步步逼近。

1927年8月25日拂晓，长江南京段江岸，晨雾迷茫。

久违的孙传芳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忙着指挥手下们偷渡长江。

这位兄台贪黑起早，辛苦加班，职业精神的确可嘉，只可惜职业蓝图比较邪恶，因为他此次过来是为了把南京国民政府一网打尽。

尽管孙传芳有干爹可以借钱借兵，但为了彻底干掉北伐军，前后数次大败亏输的孙传芳，毅然决然地选择倾家荡产，投下血本，再干一票，最终凑得约六万人马。

为了保证这趟不白来，孙传芳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他选择的进攻时机很不错。

北伐军刚在徐州吃了一个大败仗，士气低落；蒋介石的下野令黄埔系军队失去主心骨，军心不稳；李宗仁正忙于搞内讧，注意力分散；野心家唐生智根本没打算停止东征，依然陈兵长江，威胁南京西侧，李宗仁必须分兵防守。

再者，他选择的登陆位置十分要命。

这可能跟他的情报工作做得好有关，因为只有对对手的兵力布置了然于胸，才能找到最合理的登陆位置。

当时，桂系第七军主力布置在南京西面防备唐生智，黄埔第一军主力驻守在南京东面的沪宁铁路一线。第一军的兵力部署方案是蒋总司令下台之前决定的，因为这一方案既能防备北方的张作霖南下，也可以让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一带的他更有安全感，总体来说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

针对北伐军的这种兵力安排，孙传芳做了详细地研究和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孙传芳发现了北伐军的一处防守疏漏——南京东侧的龙潭镇一带。这可是一个便于他搞破坏的最佳登陆位置。龙潭四面多山，一旦占据这几座山，便可将其打造成易守难攻的堡垒，镇上还有一处要害位置——龙潭火车站，一旦占据它，就能切断京（南京）沪（上海）铁路（即沪宁铁路），就能切断北伐军东（黄埔系）西（桂系）方向的联系，有利于迅速拿下南京。

最后，孙传芳的临门一脚非常犀利。

躲猫猫想不被发现都很难，更别提策划六万余人参与的偷袭。要想不被发现，或尽可能晚地被发现，其难度不言而喻。好在孙传芳的自然地理知识和数学水平很不错，他选择了最合适的天气——浓雾和时间——人最容易犯困的凌晨，也选择了最合适的渡江地点——离他的登陆位置龙潭镇航渡距离最短，这样可以保证其主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渡过长江，用时越短，被守军发现的几率越低。顺便一提，为了不被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发现，他还拿钱收买了这支海军的头头——海军司令杨树庄，跟对方建立了统一战线。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显然，孙传芳在“知彼”上干得相当不错。实际上，孙传芳也相当“知己”：自己最精锐的北洋第二师已被北伐军打残，其他部队的战斗力又一般，若正常交手，绝对不是北伐军的对手。为了尽量挖掘手下们的战斗力，他特地向前辈项羽学习了能将软蛋和怂人逼成拼命三郎的绝技——“破釜沉舟”，只让士兵带了几天的干粮，待士兵渡过长江后就把船只悉数运回北岸交大刀队看管。

准死不准退，进攻！

由于孙传芳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以至于在其拿下了龙潭火车站及其周围的制高点之后，被突如其来的敌人打懵了的北伐军才完全回过神来。

最危急的时刻到了。

胜可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有望！败则南京政府覆灭，北伐军的主力黄埔系和桂系都将不复存在！

南京城闻风震动，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人心惶惶，收拾行李，准备逃难。连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也不例外，他也打算带着南京附近的第一军跑路了。据说这是因为老上级蒋介石在走人之前叮嘱过他：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保存好第一军的实力。

关键时刻，李宗仁找上门来了。

他没办法不过来。白崇禧出差去往上海搞军费，黄绍竑留在广西看家，实在是无人可以商量。再者，情形如此危急，桂系孤军奋战，独木难支，容易完蛋，必须得让第一军出力作战，勠力同心，共同解决孙传芳。

虽然何应钦的脸皮比较厚实，但当着李宗仁的面逃跑，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二话没说就留了下来。

桂系和黄埔系的两位巨头统一认识后，认真分析完当前形势，就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李宗仁指挥桂系悍将夏威和李明瑞率第七军主力攻击龙潭车站附近的栖霞山一带的敌人，何应钦亲自指挥第一军反攻龙潭车站。

两路大军同时从西向东发起反攻，理论上够孙传芳喝一壶的！但现实是，两路大军分工配合，通力协作，牺牲巨大，进展却不大。

这是由两大原因造成的。

一来孙传芳的军队占据的大都是制高点，第七军的反攻属于仰攻，难度很大。

二来孙传芳占领了龙潭火车站之后，第一军被其切割成了东、西两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战斗力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西部，并非第一军主力，在孙传芳的优势兵力面前，在被“破釜沉舟”逼成拼命三郎的敌军面前，第一军着实占不着便宜。

说来也是凑巧，战争爆发时，从上海打道回府的白崇禧正乘坐火车朝龙潭车站方向而来，走到半道，刚好赶上大战，白崇禧遂下车就近指挥东边的第一军主力，由东向西攻击龙潭火车站。

就这样，北伐军打出了完美的反攻。

南京城一边的北伐军向东攻击，白崇禧指挥东线的第一军向西攻击。

北伐军会攻龙潭，夹攻孙传芳。

六天六夜的硬仗之后，战争结束。

尽管第一、七军伤亡达八千余人，遭受北伐以来最大的伤亡，但是孙传芳的军队也被消灭成了十位数。北伐军在此战中的表现足可彪炳史册！

认真说起来，在这场战争中，北伐军实在没有拿出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所能依赖者，只是敢于拼命的意志和善打硬仗的战斗力而已，不过这正是王牌部队的特质——拥有绝对的实力，善于打硬仗，善于啃硬骨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权谋之术都会不堪一击。毕竟谋略虽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

当然了，获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还要有些运气。若无白崇禧碰巧赶上大战，后果很难说。

北伐军是赢明白了，不知道孙传芳输明白了没有。

通过孙传芳此战过后不久皈依佛门的表现推断，他应该是输服气了，也应该输明白了。

在此战中，孙传芳连偷袭和“破釜沉舟”之计都用上了，不可谓不狠，但他忽视或者故意忽视（想赌一把）了最重要的一点：后勤补给。在没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的条件下，玩破釜沉舟必须速决速胜，因为孤军深入，士兵大都是轻装上阵，所带弹药和食物有限，用完就没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放空枪吧？

龙潭战役打了六天六夜，孙传芳的士兵早就吃光了随身携带的食物，饿得嗷嗷叫，连草根都是好东西，至于喝水，一江血水向东流，怎么喝？

己方体力不济不说，对手还是决心和意志不在之下而实力尤在之上的北伐军，孙传芳输得不冤。

此外，孙传芳应该找唐生智同学算算账。这哥俩之前商量好了，相约共攻南京，但唐生智爽约了，因为这个能力只够当蝉的人却想着当黄雀，结果使得李宗仁将防备唐生智东进的那部分桂系军队调入战场。

话又说回来，以唐生智同学的人品，不出兵实属正常。他没在孙传芳溃败之时落井下石，就已经算得上人品爆发了。

龙潭一战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问鼎天下的基础。龙潭战役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南京北伐军从此再无真正的对手。

可能有人会说，武汉的唐生智不算对手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把唐生智当根菜了，这位兄台与真正的乱世枭雄孙传芳相比，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

所谓“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不虚言也。

<h3>蒋介石复出</h3>

龙潭战役结束后，汪精卫和李宗仁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新桂系通过龙潭一战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威望，李宗仁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势，汪精卫自是不会让步，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

关键时刻，右派先锋孙科出现了，他倡议：咱们选举一个十四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国民政府的统一再说。

估计汪精卫当时只记得孙科是老领导的儿子，忘记了他另外的身份——右派骨干，居然点头同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

但是，当汪精卫看见新鲜出炉的十四人大名单时，发现除了名单之首是自己之外，接下来的人名全都是南京方面或西山会议派的人。汪精卫当即明白了：你们摆明了架空我，你们爱让谁干谁干，我不干了！

1927年9月13日，汪精卫通电下野表示抗议。汪精卫的下野给了李宗仁口实。李宗仁说：你汪精卫不配合我，不给我面子，那我就西征，武力统一全党。

西征征谁？汪精卫那边的头面人物唐生智。李宗仁这么做，就是要削弱汪精卫，趁蒋介石下野的机会捞取政治资本，积累资格，取而代之。

不知道是因为唐生智太弱，还是因为新桂系太猛，反正唐生智是没打出什么像样的仗，连吃败仗，很快就缴械投降，流亡日本去也。

由此，新桂系不仅兵力涨至二十万人，还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南京政府。新桂系的势力攀升至巅峰，似乎无人可以撼动其地位。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还是有人能够动一动他们的，因为新桂系得罪的人太多，群众基础太差。

不仅先后被整下台的两个苦大仇深的对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甘愿抛弃恩怨，联手找新桂系复仇，而且粤军的主力之一张发奎也对新桂系十分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粤军名义上的老大、新桂系的盟友——李济深的户口有问题。李济深吃着广东人民的饭，却因为自己是广西人就唱着新桂系的调，老站在新桂系一边。作为广东人民的一份子，张发奎很反感这个长期控制广东的广西人，所以张发奎打算收拾掉对方，由他自己来管理广东。

换句话说，国民党中的老人——汪精卫、蒋介石和粤军张发奎，要联合起来对付半道参加国民党的新人——新桂系。

一场内斗的好戏就要上演了。

1927年10月下旬，因率部镇压南昌起义部队而回到广州的张发奎，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随即在广东另立中央。

11月中旬，本应全力筹备婚事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宣布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并隔空点名邀请新桂系的三位先生、广东的李济深和汪精卫参加。

11月17日，李济深和汪精卫离开广东刚一天，张发奎就和老部下黄琪翔发起“倒桂”行动，将新桂系在广东的部队能缴械的缴械，不能缴械的就直接赶回广西，史称“广州张黄事变”。

宁汉刚合流，宁粤又分裂。1927年整整一年，分裂完全成了主流。

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吃了亏的新桂系要收拾汪精卫，而汪精卫因为有张发奎撑腰，则坚决表示是新桂系有错在先。双方争执不下，事情走到了十字路口。

就在这时，汪精卫提议让在会议上非明显偏帮自己的蒋介石复职。毕竟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在广东起家时的老人，在军中威望最高，反共最旗帜鲜明，将政府的主导权交给对方，令汪精卫比较放心。新桂系的三位也表示能接受这个提议，一来曾和蒋介石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二来双方也未完全撕破脸，还存在继续合作的感情基础。

自此，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

就在这几位兄台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广州出现了。

当初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叶挺、叶剑英等人潜回广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发动张发奎手下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

张发奎立即调集军队镇压。

由于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叶挺、叶剑英冲出重围。

虽然还差三年才到汪精卫的本命年（48岁），汪精卫却提前走了霉运。没在广州干多久，就赶上了广州起义。这下国民党内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责怪他纵容共产党，骂声劈头盖脸。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些骂声的背后，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操纵。从动机上分析，这二位确实有理由这么做，李宗仁和汪精卫刚刚撕破了脸，而蒋介石也是因为汪精卫拆台才被迫下台。

但不管如何，出了这么大的事，汪精卫只能老老实实地承担领导责任。

于是，汪精卫再一次声明隐退政界，带着陈璧君远走法国浪漫去也。

汪精卫走后，张发奎孤掌难鸣，新桂系趁机报仇，武力逼迫张发奎走人，李济深重回广东。

1928年1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解散，众望所归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

复职后的蒋介石，随后亲自主持了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有会议均胜利召开，所有会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成果一，取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

成果二，调整政府领导班子，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谭延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至于胡汉民，也有新岗位，出任即将成立的立法院院长。

这个立法院可不简单，属于蒋介石即将施行的新举措——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关键部分。

五院制来源于孙中山生前的潜心研究成果——五权分立，即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治权归属政府。治权又细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并立，其对应机构即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

三层权力架构则是基于五院制的政体权力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采取“集体领导制”的国务会议拥有决策权，五院握有具体实权，而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都是国务会议的常委，大家平起平坐，互相制衡。

成果三，通过了蒋介石关于“搞相互监督，搞民主政治”的提议。于是，国民政府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分别设立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中华民国时期的蒋、桂、冯、阎四大军阀正式浮出水面。

<h3>“济南惨案”</h3>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收拾张作霖便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

要打仗，首先就得筹措经费。毕竟在天上没有馅饼掉的情况下，军费、粮食、抚恤金等还得靠自己想办法。

自从苏联在“四·一二”之后切断了对蒋介石的国际援助，蒋介石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打主意。简单来说，他主要通过老大哥张静江的面子，找江浙财团借款养活军队和维持北伐。可是老找人借钱，借了也不准时还，再借就难了。

在这种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请大舅子宋子文出山。

宋子文本来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右派做法，可问题是，现在武汉政府都没了，他还能支持谁？还能去哪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再者，新晋妹夫的面子也是要给的。于是，宋子文顺势出山。

宋子文虽然理财能力不错，但他也只有用钱生钱的本事，没有凭空生钱的本领。光靠南京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缴的税收，不足以供应北伐。没办法之下，宋子文也只能采取利诱和高压摊派双管齐下的策略，想尽办法让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最终筹得两千多万银元军费，勉强维持北伐战事的需要。

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

在蒋、桂、冯、阎四大集团军的配合作战之下，张作霖的奉系节节败退。

5月1日，北伐军击败奉军张宗昌部，攻入济南城。但他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第六师团。

其实这支日军不是突然出现的，远在南京国民政府单独北伐那会儿就已经开进济南了，只不过南京政府后来暂停北伐，没与这支日军照面。

鉴于中日全面对抗即将开始，为方便理解，特在这里就中日两国陆军的编制稍作解释，下文不再赘述。

<small>中国陆军：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small>

<small>日本陆军：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或称作班）</small>

大家可以粗略地认为：从右至左逐一比较，日军的每一级编制都要高出中国军队一个级别，像日军的师团就相当于中国的军。

日军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师团，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它。

日军师团分四个等级：甲、乙、丙、丁。

一等甲类师团，即日军的常设师团，番号依次为近卫、一至二十师团。除近卫师团，其他都是侵略中国的主力，平均人数近三万，人数与中国的甲种军相当。其中不少师团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考验，战斗力很强，尤以第五师团和第六师团为最，这些精锐师团将是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手。

其他番号的师团，大都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扩编而来的乙、丙、丁等师团。乙等师团约两万人，丙、丁师团都是一万出头，战斗力按照乙、丙、丁依次递减。其中，丁等师团主要用于扫荡敌后根据地。

一般来说，番号靠前的师团战斗力更强，但也有例外。抗战后期，日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困局，往往会通过“老鹰带小鸡”的方式，即抽调精锐师团中的精锐官兵去扩充其他师团，所以某些番号靠后的师团战斗力也很强。

言归正传。

之前提过，日本为占领山东不惜跟德国打了一架，虽然后来被迫在华盛顿会议上认怂，承诺放弃山东，但那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日本从未放弃将山东发展为“第二满洲”的想法，因此日军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阻挠北伐军接收济南。

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日军立刻封锁济南商业区，开枪击杀北伐士兵。

蒋介石先后派出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结拜兄弟黄郛、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去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毫无成效。没有血性的黄郛在被强迫签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士兵”的证明之后顺利离开。有血性的蔡公时则被日军削成了“人棍”，然后被杀死，十八名随从也全部被害。

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用勇气分出区别的！

同一天，日军以优势兵力收缴了数千北伐军的枪械，屠杀中国军民一千余人，残暴而嚣张。

蒋总司令的日记里有这些关于“济南惨案”的字样：“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对日军采取不抵抗决议”，“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无间断，以至国耻洗尽为止”。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三件事情。

其一，蒋介石把北伐统一中国当作最高目标，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

其二，“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确实是由蒋介石首先提出；

其三，“济南惨案”对蒋介石刺激很深，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还写有一些“金点子”，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但从他后来的实际行动看，日记内容被完全兑现的并不多。因此，蒋总司令“日记强国”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

日记已经说明了蒋介石处理此事的态度——暂不抵抗。不出所料，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

北伐军大部队撤离后，日军占领全城。之后的几天，这群疯狗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军民死伤一万余人，史书把这些灭绝了人性的杂种系兽类集团在这十几天中犯下的罪行，统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北伐军屈辱地绕道北伐后，只好把气撒在奉系身上。

哀兵必胜，兵力占优，更何况北伐军的战斗力本就强于奉系军队，张作霖兵败如山倒。

6月初，北伐军攻陷北京，统治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北洋系统寿终正寝。

7月6日，晨曦初露，西山碧云寺显得格外静谧。

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拾阶而上，来到了孙中山灵位前，追思当年与中山先生一起战斗过的岁月，蒋介石热泪盈眶：总理，北伐成功了，你生前一统中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要把你的陵墓搬到南京，就叫中山陵……

随后，北京政府被取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这地方也连带不能叫京了，改叫北平。不过为使本书风格统一，下文仍称北京。

<h3>“东北易帜”</h3>

随着北伐军拿下北京，洗洗回家睡成为张作霖的最优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

一直以来，张作霖依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办法，跟日本人进行打了折扣的合作——在拿到日本人的好处的同时，也返给对方一点“红利”，但没有变成日本人理想中的傀儡。对日本人来说，张作霖固然滑头，却也没胆造反，不会伤害日本的“满洲权益”，算是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

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作霖已经挡不住北伐军继续前进的步伐。可怕的是，一旦那支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北伐军冲进东北，日本人所谓的“满洲权益”恐怕就保不住了。所以日本政府很着急，不仅制造“济南惨案”阻碍北伐，还要求张作霖从关内调兵跟北伐军在关外决战。

张作霖没干，他不是傻子，他知道一旦倾巢而出与北伐军决战，不但自己可能没命回东北，恐怕东北的黑土地也要便宜了渔翁得利的日本人。

张作霖不听话，日本人还真不好收拾他，毕竟日本还没有做好出兵东北跟中国开战的准备。

就在这种日本政府干着急的情况下，日本军中流行的“下克上”Style起了作用。在没有得到上级（军部）允许的情况下，两个日本鬼子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这两个日本二杆子是关东军（日本于1919年在辽宁的旅顺和大连一带建立的军队）的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参谋河本大作。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吓吓北伐军，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找一个更适合的代理人。退一步讲，即便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那也可以通过干掉张作霖把东北的水搅浑，一旦水浑了，喜爱浑水摸鱼的日本人不就有机会了吗？

日本人下定决心动手的时候，接连惨败的张作霖也决定乘坐火车由北京逃回奉天。

1928年6月3日，那趟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死亡专列启动了。

4日凌晨五点半，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三孔桥时，突遭日本人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末代北洋枭雄身受重伤。专列被炸四小时后，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一命归西。

一代枭雄自此谢幕，享年53岁。

张作霖这一生，坏事肯定比好事干得多，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勉强算是一个硬骨头，在东北被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时，他为保卫中国的利益出过一些力，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保卫他的“家天下”。

由于张作霖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所以围绕着他屁股下的那张椅子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东三省老大的宝座有兴趣的人自然很多，但真正有实力参与角逐的候选人只有两个：奉系的二号人物杨宇霆，张作霖的大少爷张学良。

按理说，张学良本应轻松接班，毕竟奉系也算是家族企业。既然如此，为何他还要同杨宇霆竞争呢？杨宇霆极具野心是一方面，张学良的领导资质不过硬也是一方面。

张学良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难以服众。他近年来沉迷于毒品和女人，不仅失去了当年带兵冲杀的武勇，还严重影响到了思考能力和工作效率，这给杨宇霆拿他当阿斗欺负找到了合适的借口。据一些史料反应，张学良之所以吸毒，跟郭松龄的背叛以及过于优渥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生活有关。

但无论张学良有多少问题，结果还是他赢了。因为张学良争取到了多数派的支持。

奉系现在大致可分为三派。张作霖起家时的老部下——以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官，即元老派；张作霖整军经武后的两派新式军官，即支持杨宇霆的士官派和支持张学良的陆大派。在杨宇霆和张学良相持不下的时候，元老派支持谁就成了天平上那最后一块重要的砝码。这一点张学良占了上风，一来元老派大都是跟着张作霖起家并拜过把子的老兄弟，二来张学良既没有杨宇霆有能力也没有杨宇霆性格跋扈，选择跟张学良混日子肯定比跟杨宇霆舒服。

由此，经过近一个月的明争暗斗，张学良终于坐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椅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帅”。

张作霖的暴亡，将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地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这位本性最适合于声色犬马的浪荡公子哥，现在执掌一方政权，没了依靠，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身背国仇家恨的他能撑起这片天空吗？

在张学良掌权后没多久，一个长得很阴鸷的猥琐男找上门来，此人叫土肥原贤二，是他老爹张作霖的顾问。这个小鬼子可不简单，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三人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被称为“关东军三杰”。其实咱们之前提过他，他不仅是“统制派”的法西斯骨干，还是“班志超”即日本间谍之父坂西利八郎的首席门徒。年老力衰的“班志超”现已退居幕后，那份“伟大”的政府顾问工作只好由首席大弟子接任。顾问当然只是一个掩护，与他的师傅一样，土肥原是日本驻中国特务机构的头头。

这小子也参与了“皇姑屯事件”，算是杀死张作霖的主凶之一。好在搞阴谋、说谎话是土肥原的专长，因此这小子刚把张学良他爹给杀了，还敢脸不红心不跳地来见对方。他给张学良分析了一番形势后总结道：你们奉军不可能打得过用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可能无法再度进入关内组织政府，要不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大日本政府、关东军支持你。

对于这个提议，张学良装作没听见，下令送客。

土肥原自然不会死心，接下来，他找来老同学冈村宁次，让其配合日本特使林权助，极力游说张学良做日本的傀儡。

但是，张学良不仅身背父仇，还是一个脾气极大也极有主见的大少爷，受不得委屈，岂甘受日本人的操纵？张学良拒绝了日本人让他认贼作父的要求。

就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的使者也到了，使者带来了蒋介石的提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蒋介石不是不想武力收回东北，而是不能。一来东三省涉及苏联和日本，利益关系复杂，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爆发战争，二来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又出问题了。

于是，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后，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担心中国统一之后私益受损的杨宇霆等人的干扰，接过了蒋介石递过来的橄榄枝，做出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之一——与国民政府合作，对抗日本；宁肯投降蒋介石，也不做倭寇的傀儡。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这就是“东北易帜”。

随后，蒋介石给奉军取了新名字：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

由此，中国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h3>逝去的北洋时代</h3>

从1888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建立北洋陆军，再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北洋系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四十年间的中国历史，无处不有北洋的痕迹。

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北洋骄雄的结局（按病逝时间排序）：

1.李鸿章——爱背黑锅的李二，1901年，于绝望中病逝在北京贤良寺，终年78岁。

2.盛宣怀——曾经与日本商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盛宣怀在走向人生的终点前，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于1916年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终年72岁。

3.袁世凯——中国曾经的君主立宪制皇帝，1916年，于悔恨交集中病逝于北京，终年57岁。

4.冯国璋——“北洋之狗”于1919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

5.黎元洪——1928年病逝于天津，终年64岁。

6.张作霖——黎元洪病逝一天后，在皇姑屯死于日本关东军的暗杀，终年53岁。

7.王士珍——“北洋之龙”于193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

8.孙传芳——“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拒绝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的拉拢，没做汉奸，后皈依佛门。1935年，他为当年杀俘（施从滨）的行为埋了单——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刺杀，终年51岁。

9.段祺瑞——被张作霖赶下台之后，“北洋之虎”便在天津老家做宅男。“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邀请他出面组织华北傀儡政府，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并表示中国人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曾经与日本牵扯不断的段祺瑞总算是醒悟得不晚。他于1936年病逝，终年72岁。

10.曹锟——因“北京政变”下台的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立场异常坚定，坚决不做汉奸，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轰出家门，又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

11.徐世昌——“水晶狐狸”于1939年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在一众北洋兄弟中，他是最高寿的。

12.吴佩孚——日本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三年后，土肥原贤二出马策反他，他依旧没答应。1939年，他因为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引发败血症求治，没想到日本牙医水平不行，弄出了医疗事故，吴佩孚当场死亡，留下了被日本特务谋害的疑云，终年65岁。

回顾历史，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内战杀手，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却个个大义凛然。

他们可以内斗——这好歹也算是自家人打自家人，但他们不能接受外侵——凭什么自家的地盘上要让别人撒野。

他们会在某一时刻去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当列强真正打到我们的国土上时，即便他们已经穷途末路、自身难保，却无一降敌！

所以，他们是一群好战的疯子，但却不是一群卖国的矮子。

记住这些名字吧：段祺瑞、孙传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记住那曾经辉煌的、渐行渐远的北洋时代。

蒋记王朝 第九章 中原大战，蒋记王朝

<h3>裁军</h3>

蒋介石前往碧云寺拜祭孙中山之后，面前摆了一个大难题——裁军。

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在虞洽卿的鼓动下，供应北伐军费的主体——江浙财团组成“国民裁兵促进会”，公开要求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四位先生高抬贵手，行行好，别再找他们要钱了。

这倒不是虞洽卿等人小气，而是蒋、冯、阎、李一边北伐一边扩军，这四位手头的军队数量此时高达百万之众，他们实在是养不起了。根据宋子文的估算，养活五十万人的军队，一年要花掉近两亿银元。也就是说，养活一百万的军队，半年就要花掉两个亿。

再者，裁军的提议也提到蒋介石的心坎上去了。他做梦都想集中军事、人事、行政、财政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势力，苦于一直没有合适的理由，现在宋子文和虞洽卿雪中送炭，他岂有不同意之理？

但问题在于，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三位老兄谋算的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想让他们裁军，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本源，根本没门。

裁军的难度确实很大，但蒋介石还是决定开会讨论试一试，试过之后不行才能死心。从1928年7月开始讨论裁军一事，到1929年1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结束，诸位大佬口舌费尽，花招耍尽，结果却在意料之中：蒋介石一定要裁，那三位死活不裁。

对蒋介石来说，既然政治裁军没戏，那就武力削藩！

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混战——中原大战，就此揭开序幕。发生在1929年的这一轮混战算是车轮战，众人轮番单挑蒋介石。

<h3>“当代卧龙”杨永泰</h3>

最先开战的是新桂系和蒋介石。

对蒋介石而言，新桂系无疑是他当前最强劲的对手。李宗仁坐拥两湖，黄绍竑占据广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拥兵十万控制华北京津，李济深在广东为后援。新桂系的势力从中国的最南方一直延伸至长城脚下，实力看起来非常强大。

不过，新桂系在杨永泰的眼中，也就是土鸡瓦狗而已。这个杨永泰是何人，竟然如此狂妄？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人氏，19世纪的80后。

文武双全，学贯中西，对人心的精确把握，惊人的局势预判能力，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

此人功利心较重，通过他的跳槽经历便可窥一二。他跟着宋教仁、黄兴和孙中山闹过革命，也曾委身于陆荣廷和唐继尧，还投奔过曹锟。作为玩政治的人，政治立场却不鲜明，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让他将自己最出色的才能“出谋划策”发挥出来。

1928年春，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一说为张群），把杨永泰这个超一流人才引荐给了事业处于上升期却急需人才的蒋介石。事实证明，这是杨永泰此生最成功的一次跳槽，因为通过这次跳槽，杨永泰证明了自己，并获得了“当代卧龙”的超卓荣誉。

刚刚跳槽的人一般都着急立功，毕竟在关键环节表现出你的过人之处，让大家不得不服你的水平，你才能站住脚。杨永泰也不例外。蒋桂大战还没正式开始，杨永泰就开始兴奋起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

一番精心谋划之后，杨永泰对蒋介石进言道：桂系看起来虽然强大，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根基不稳。像广东李济深一直不得粤军陈济棠、张发奎的认可；华北白崇禧的麾下大都是唐生智残部；两湖李宗仁的绝对主力第七军里数一数二的悍将李明瑞，并不是李宗仁的人，李明瑞听命于他的亲表兄——新桂系曾经地位仅次于李、黄、白的四号创业元老俞作柏，而且俞作柏跟李宗仁很不对付，于北伐有大功的李明瑞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李宗仁刻意压制。咱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将桂系打垮。

这个为新桂系量身定做的绝妙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下，杨永泰的谋划得到了完美地执行。

第一步，请李济深出面调停中央、广西的矛盾，诱到南京加以软禁，把跟李济深穿不了同一条裤子的陈济棠升为粤军一把手。

第二步，利用唐生智找新桂系报仇的心理，让其说服了以李品仙为首的老部下们倒戈反桂。白崇禧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狼狈出逃，华北变天。

第三步，以付出一大笔金钱和把广西交给俞作柏、李明瑞为代价，让李明瑞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大战之际反戈。事实证明，这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因为李明瑞带着第七军的另一员不得志的大将杨腾辉一起反了，算是买一赠一。第七军的三支主力反了两支，致使两湖的桂军一败涂地。

第四步，发动湘军、滇军、粤军以及刚刚跳槽的俞作柏、李明瑞群殴广西的黄绍竑，黄绍竑战败出逃，俞作柏、李明瑞接管广西。

这场历时三个月的“蒋桂战争”，以蒋中正的胜利而告终。新桂系则从高高的云端瞬间跌落凡尘，不仅丢失了包括大本营广西在内的全部地盘，而且，其起家的第七军或分裂，或被蒋介石收编，这支曾经辉煌的北伐军王牌部队就此烟消云散。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流亡香港、越南，这三位仁兄从此跌出民国一流实力人物排行榜。

至于这场战争的头号男主角杨永泰，则凭借从错综复杂的局势纠葛之中准确找到突破口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最为灿烂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绝顶谋士。

<h3>“倒戈之神”被倒戈</h3>

解决了来势汹汹的新桂系，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之前一直坐看鹬蚌相争的“倒戈之神”冯玉祥。

“济南惨案”之后，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和多轮外交谈判，日军终于在1929年3月左右撤出了济南。但是蒋介石命令驻扎于山东的冯玉祥部：你们不准接收济南，这是中央军的事情。

冯玉祥恼怒异常，再加上裁军问题上的不快，一气之下，失去了“倒戈将军”的精明与冷静。他命令部队离开山东下河南，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

南下的主力分别由三位猛人——韩复榘、杨虎城及石友三率领。

请记住，火烧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就是这个叫石友三的家伙，其人品之低劣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可以排在前两名——他第一，之前提过的苗沛霖排第二。

令冯玉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爱跳槽，他的手下也信奉“埋头苦干无出路，频繁跳槽挣得多”的道理。

经过杨永泰的火眼金睛的筛选，人品最差的韩复榘、石友三二人脱颖而出，率先幸福地倒在了杨永泰的银弹攻势之下。至于另一名大将杨虎城则是高智商高情商的代表，以“识时务为俊杰”的名目主动投奔了蒋介石，从此潜龙升天，取代冯玉祥成为西北军的新代表。

冯玉祥貌似强大的攻势瞬间瓦解。

但冯玉祥没输服气，他调兵遣将，卷土重来。可惜面对战斗力强过他一大截的黄埔军，他的手下实在不堪一战，兵败如山倒，好不容易攒下的地盘几乎丢个精光。

在杨永泰的辅助下，蒋介石应对新桂系、冯玉祥的做法，就是发挥中央的正统优势，居高临下，洞悉对手的弱点所在（内斗），辅以国家财政的支持（蒋介石不仅占据了富庶的地盘，还有大舅子宋子文挖空心思地想办法——抓税收，发国债，找关系户、国内外银行贷款为他弄钱），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谋略角度讲堪属经典。

打完冯玉祥，转眼就到1929年年底了。

这时，汪精卫又跳了出来，想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汪精卫也不是没脑子的人，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蒋介石，经过仔细调研，他打着“护党救国”的口号，找到了好几个盟友，如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和俞作柏等，大家约定一起下水。

对于汪精卫发起的这次挑战，蒋介石连脑筋都懒得动，直接动手，武力平乱！

首先完蛋的是唐生智，被陈诚、杨虎城两人的一个突袭打得落花流水，屁股都没坐稳的俞作柏、“变色龙”石友三以及在南昌起义中流失了太多人才的北伐名将张发奎也没有蹦跶几天，全部失败。

唐生智、张发奎这二位北伐名人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角逐的资格。

<h3>“忍者”阎锡山</h3>

1929年上演的这几场闹剧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主角：阎锡山。

其实也不算少，阎锡山一向以擅长投机而著称，不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他是不会反抗的。这等“忍者神功”，实是民国整整三十八载中难得一见的绝技。不过现在阎锡山想忍都没机会了。

一切还得从打了败仗的冯玉祥找“反裁军统一战线”的盟友阎老弟求救说起。冯玉祥到山西后，抱着阎锡山痛哭求救，阎锡山也信誓旦旦，要与冯老兄合作到底，反蒋到底。

不过阎锡山心底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冯玉祥横行西北，与自己的势力范围接壤，一山岂容二虎，现在这只猛虎虎落平阳，正是把它关进笼子里的好时候，也许还可以借机找蒋介石要点好处费。

于是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了农村让他做农民，这一软禁就是好几个月。

这下可逼急了冯家班的将领们，这帮人立即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表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愿做消灭阎锡山的先锋。

蒋介石一听：好，利用冯家班消灭一直阳奉阴违的阎锡山，多么令人喜闻乐见的好事！我答应你们。

阎锡山在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当即陷入了极度紧张和害怕之中。阎锡山虽说称得上是一名粗糙朴素的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建设与市场调节，懂得推行“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搞新农村建设，明白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并因此积攒了不少钱粮，但是其地盘面积和军队数量、质量都居于蒋、冯二人之下，战争实力不强。如果遭此二人夹击，那是必败无疑！

于是阎锡山跑到了度日如年的冯玉祥跟前，上演“追悔莫及”秀，并坚决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

冯玉祥内心十分鄙视阎锡山的演技，但还是大度地说：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就过去了，咱们一如既往地反蒋！你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我冯玉祥绝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阎锡山心想你不算背信弃义，谁还背信弃义。但他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

由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也很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

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

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

失势的汪精卫响应。

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不对劲吧，李宗仁哥仨不是卷铺盖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俞作柏、李明瑞当家作主的广西？

俞作柏和李明瑞也真是有些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俞作柏的亲弟弟俞作豫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

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表示响应。

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拉拢的。冯玉祥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

孙殿英本来自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也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寸心了。

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

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钟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h3>摘桃子的张学良</h3>

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之战全面爆发。对于这场正义和道义的含量极低的混战，实无细写的必要，因此在这里向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战况。

兵力：反蒋联军约七十余万人马，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及其拉拢过来的军阀部队总计六十余万。

战场：基本上就在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三条铁路沿线附近。说民国时的铁路大家可能不熟悉，还好如今这三条扩建后的铁路依旧在发光发热。津浦路就是京沪铁路的一段（天津到南京），陇海路就是如今的陇海－兰新铁路的一段（宝鸡至连云港），而平汉路则是京广铁路的一段（北京到武汉）。再粗略一些，主战场就在河南，至于山东、江苏、湖南等地算是次战场。

7月初，何应钦联合粤军蒋光鼐、陈济棠和湘军何键把实力已经锐减的李、黄、白“三驾马车”给揍散了架，也把张发奎虐成了光杆司令。

8月初，阎锡山的晋绥军也被揍得满地找牙。

阎锡山虽然搞经济建设和内政的本事过得去，但他军略一般，擅长的是防守而非进攻，而且他地盘小、军队少，战争潜力不佳，被惨揍一通实属应有之义。

人在低潮的时候，总是会有些不自信，甚至怀疑一切。这一点在阎锡山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有小人在阎老板面前告黑状，说前线总指挥傅作义要投降蒋介石。阎老板一咬牙，自断一臂，把头号大将傅作义给撤了下来。号称“民国第一善守之将”的傅作义下来了，阎老板还有啥抵抗力？

9月中旬，冯玉祥的西北军精锐——骑兵队和铁甲车队覆没，主力尽溃。

西北军败得如此之惨，既是因为之前输了一仗，也是因为战斗力不强，但更是因为后勤补给太差。冯玉祥占据的地盘大都是穷乡僻壤不说，他自己既不擅长搞经济建设，也不懂改善民生，所以不但财政赤字连年疯狂增长，也没有阎锡山之山西、李宗仁之广西那样靠谱的根据地，只能指望救济过活。但问题是，苏联因为觉得他靠不住已经断了援助，阎锡山又是一个葛朗台，赞助不了几个钱。因此，以西北军的经济情况，能够勒紧裤腰带打几仗就谢天谢地了，哪里支撑得了五个月之久的战争。

冯家班经济状况窘迫也就罢了，问题是蒋介石还落井下石——向冯玉祥麾下的近十员大将发起了金钱攻势，结果这帮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的人没能经受住物质诱惑，出现了集体反水。其中为首的居然是如今咱们都熟知的爱国将军吉鸿昌，吉鸿昌倒也光明磊落，反水之前还通知前老板冯玉祥：大哥，我决定诈降蒋介石了，你多保重！

西北军的大将都这样了，中低级军官就更别提了，面对蒋介石这边的军事专家（杂牌军的头头，第三军团总司令）和外交活动专家何成浚的“两弹”攻击——“银弹”（银元）加“肉弹”（有点姿色的妓女），纷纷丢盔弃甲。

客观地说，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黄埔教官刘峙、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顾祝同，黄埔学生胡宗南、胡琏、宋希濂和张钟麟等人都表现得很不错。为了抢地盘和捞好处，一些地方部队也表现得很卖力，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占领潼关，断冯玉祥的退路，霸占西安，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大败李宗仁部于衡阳城下……

战斗进行到现在，谁胜谁负已经一目了然。远在东北的张学良自然也能看出来。

1930年9月18日（注意这个日期），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支持中央政府，挥兵数万入关武装调停。

实际上，中原大战伊始，反蒋联军和蒋介石都曾争取过张学良，希望将其拉拢过来，壮大自己，但张学良选择了坐山观虎斗，待价而沽。张学良选择这种比较现实的做法，自然是有原因的。

1929年下半年，张学良跟苏联在东北打了一架，史称“中东路战争”。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他挑起这场战争是出于如下三个目的：

一、近年来，东北军在内战中屡战屡败，为世人所看不起，得不到尊重，因此必须要打一场胜仗为东北军正名。

二、张学良的权力是继承来的，不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东北军内部有很多人对他不服气，虽然他找了一个借口杀掉了最不服气的杨宇霆，但杀人并不是树立个人权威的最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打一场大胜仗，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统帅。

三、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

在张学良看来，俄国人不仅打输了日俄战争，而且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也不如日本人强，所以找更弱的苏联人打上一仗，既能为东北军正名，也能增长个人权威，还能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为国争光，于己于国都有利，有什么理由不干？

想法挺好，可惜张学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于冲动。他以为苏联还是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发动了战争。果然，事与愿违，东北军死伤过万，不仅没打过苏联红军，还让苏联把黑瞎子岛给占了。但输仗失地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让日本人看清楚了东北军的虚弱和中国人的不团结，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

之所以说中国人不团结，是因为当初东北军跟苏联干仗的时候，也就蒋介石支持了一部分军费，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包括蒋介石都没有军事行动支持。这也是导致张学良选择坐山观虎斗的原因之一——报复这几位的淡漠。

话题回到张学良挥兵入关上。

即便张学良入关对蒋介石取得最终的胜利帮助不大，可他还是要收取好处的——约两千万银元的出兵费，黄河以北交给他负责。

朋友是在你最孱弱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而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这么看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关了张学良大半辈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双方建立关系的核心还是“利益”二字。

张学良的入关毫无疑问就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军队分别被张学良和蒋介石改编，中原大战结束。

<h3>战后报告总结大会</h3>

1930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发生在5月至11月的这场中原大战，算上张学良入关的部队，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参战，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罕见。

最可怜的当然是老百姓，尤其是河南老百姓，哀鸿遍野，白骨千里。

军阀之中，冯玉祥算是输得相当出彩的。

西北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块块吃掉，仅仅保留了一个被改编的二十九军，曾经横扫西北的冯家班就此散伙，冯玉祥的西北军时代一去不复返。

至于阎锡山，他的军队大部分被张学良改编，本人则被蒋介石要求离开山西出国考察。可阎锡山没听蒋介石的话，而是凭借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一直对日友好的态度，得到了日本人的保护，一直待在大连搞破坏活动，等待翻身的机会。

新桂系也输得很有节奏感。

大哥李宗仁的本部人马损失殆尽，只得暂时下野蛰伏，以待起复的时机。李宗仁没有傻等，他知道机会得靠自己创造和争取，所以他不在老家广西混了，跑去广州常驻，抱粤军的大腿，跟刚刚揍过他的粤军陈济棠搞战略合作，建立了割据两广的统一战线。表面上看起来，李宗仁抱的这根大腿很是粗壮。陈济棠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完美发扬了“牛马作风，土匪心肠，妓女态度”的军阀精神，迅速地壮大了自己，拥兵近二十万，人称“南天王”，目前正在“老天王”陈炯明走过的联省自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二哥黄绍竑则心灰意冷，在不出卖新桂系利益的前提下，投降了蒋介石。

大哥二哥都离开了广西，原本入伙时力量最弱的三哥白崇禧终于熬出了头。素有野心的他，依靠新桂系在广西所剩不多的军队，大搞民团制度（全民皆兵，相当于今天的民兵），将新桂系建设成了“白崇禧”牌。

汪精卫想借机再度出山执政的愿望，只能再等机会实现了。

对于唐生智、张发奎来讲，一切都已是浮云。

石友三也是输得精光，还好他拉得下脸来，又找了一个新老板——同是东北人的张学良。

樊钟秀输得最惨，连命都丢了。

说完了输家，来看看所谓的赢家。

摘桃子的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收获颇为丰厚。

相比于冯玉祥、阎锡山这些老油条，相对简单的“暴脾气”张学良更得蒋介石的信赖，于是两人义结金兰。之后，蒋介石履行了对张学良入关的承诺。张学良被委以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重任，坐镇北京，一人统揽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辽宁、黑龙江、吉林、热河八省，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基本上统治了整个北方，超过了老子张作霖曾经的版图，可谓风光无限。

但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接收地盘，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为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创造了机会，并由此助长了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

蒋介石看似赢了，打败了各路军阀，但实际上很难说赢。

说他没赢是因为他除贼不尽。如果当时蒋介石咬咬牙，一鼓作气，派遣嫡系部队攻入广西和山西，李宗仁和阎锡山的历史就有可能至此终结。可他偏偏不这么做，因为他希望由湖南、广东、云南的地方军阀出兵攻打广西，由张学良出兵收拾山西，他自己则坐收渔利。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军阀不是傻子，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吃力未必讨好的事情，结果大都是虚张声势一番就偃旗息鼓。

蒋介石自作自受，在接下来的十数年中，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汪精卫变着法子反蒋，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阎锡山在共产党、蒋介石、日本之间摇摆得利，此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李宗仁借共产党的力量“逼宫”迫使蒋介石下台；冯玉祥的部队大量投共降日；汪精卫降日。

话又说回来，中原大战还是给蒋介石带来了一定的好处。

首先，他成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标志，暂时稳定了权力格局，为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

这两年的军阀混战过于夺人眼球，以至于大家忽视了一支不知不觉成长起来的力量——共产党。

蒋介石专注于北伐和摆平各路军阀之际，无暇顾及共产党，这给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两个便利条件：

其一，军阀战争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共产党吸收改造，从而扩充兵源；

其二，国民党派系内讧、中原大战大大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力量，这给共产党提供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使得共产党在苏联的金钱及武器援助下，有足够的机会去扩张。

有了上述便利条件，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武装割据的决心。

<h3>星火燎原</h3>

在南昌起义之后，有两次至关重要的起义咱们没有讲。

首先是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是黄埔二期的卢德铭（死于突围）和余洒度（后叛变）。

1927年9月初，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起义军的主力是农民赤卫队，训练不足，武器基本都是梭镖。什么是梭镖？毛泽东形容为“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起义军被迫撤向江西。

由于部队缺乏补给，导致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为。这时，34岁的毛泽东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队伍先停下来，咱们就地开会。这个临时决定开会的地方叫三湾村，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决定：

其一，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余洒度免职。

其二，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

其三，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卒。

“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也让士兵们在艰难的处境中感受到了长官的不抛弃不放弃，从而使军心渐稳。

接下来，部队来到了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适合长期发展，因此毛泽东决定不走了，他要把这里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地。其实，井冈山已经有了两个“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不过二人很快就被毛泽东收服了。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两人于1928年5月完婚。

就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可惜他们的对手是李宗仁，起义军很快就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好在朱德、陈毅收到了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站住脚的消息，于是振臂一呼，率领剩下的近万人退到井冈山。

1928年4月底，朱毛握手，会师井冈山。

会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编，部队改叫中国工农红军。由于部队中的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国军第四军，而且第四军的“铁军”名头实在是响亮，于是将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一二三军就先来个第四军的原因。

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林彪任营长，粟裕任连长。这支红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从此朱、毛并称。

八个月后，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前国军军官彭德怀，在发动“平江起义”之后率军来投。一时间，井冈山群英荟萃。共产党的第一主力团队——井冈山团队，就此成型。

秋收起义之后，即1927年11月，共产党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地区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即“黄麻起义”。以此次起义为基础，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于1931年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地位和作用仅次于井冈山团队的鄂豫皖团队，由此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起义居然孕育了徐海东、李先念、董必武、王树声、陈锡联、刘华清等数百位共和国将帅和国家领导人，而起义的中心地红安县，居然以此为开端，走出了两百余位将军，使得几乎每七位开国将帅中就有一个红安人。红安县由此获得共和国“将军第一县”的名号。

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结束后，军阀与政府大打出手，红军则抓住这个空子迅猛发展。

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军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团结农民，使得自己的根据地如雨后春笋，一个劲猛长。

到1930年春，共产党手里已经有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十四个军近十万红军。

令人惊喜的是，到8月时，红军首次出现了“方面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叫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待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10月，中央红军三万余人挥师江西，攻克吉安，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等蒋介石摆平了各路军阀，回头一看：层林尽染，漫山红遍！可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大碍：我现在兵锋横扫中原，所向披靡，就凭你们那点人那几杆枪，还能成什么大气候？但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

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三次“围剿”。面对“围剿”，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灵活运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把你诱进大山里来打”、“游击战”以及“运动战”等战略战术，竟然连战连捷，将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一座县城、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五十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史称中央苏区。

在这一过程中，中央红军有两个极其优秀的军事指挥干部成长了起来。一个是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年仅25岁。林彪精于计算，善于奇袭和伏击，这几手绝活为他赢得了“红军之鹰”的称号。一个是彭德怀，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时年32岁。此人性格极其刚烈，勇猛善斗，被称作“红军之狮”。

1931年11月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未到职）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央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

新生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是一个小县城，地处江西福建两省的交界之处，山势险要，离中心城市较远，没有国军重兵驻防，而国军集聚往返也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国的巩固。

在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的精心经营下，瑞金局势稳定，红色政权牢固，民众基础坚实可靠，定都后改名瑞京。

不过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至1931年年底，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也才走马上任四个月而已，而且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天叛变，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了瑞金。

下面就来说一说这场叛变的事。

蒋记王朝 第十章 中统

<h3>中央特科</h3>

前面说过，廖仲恺遇刺事件后中共就已经着手情报工作，譬如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但重视程度还不够高，直到一个契机出现，中共才建立了真正的专业情报队伍。

话说南昌起义失败后，众人失散了，周恩来也脱离了部队。当时他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时常陷入半昏迷之中，最危险的时候身边就剩下两个大牌保镖“保驾”——叶挺和聂荣臻。

三个人历尽艰险，终于冲出重围，安全抵达香港。在香港，周恩来得到中央指示，命他北上上海。之所以让周恩来去上海，是因为“八七会议”之后，新的临时总书记瞿秋白率领着中央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

这时候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在野党，而是被蒋介石全国通缉的“共匪”。来到上海后，共产党中央只能秘密活动，人身安全自然无法保障。

周恩来到达上海之后，出于对中央机关安全及情报工作的考虑，提议组建中央特科。由此，中共中央安排了两个人协助他办理此事，一个是向忠发，一个是顾顺章。

向忠发、顾顺章何许人也，能与周恩来一起做如此机密的大事？

原来这一年共产国际发出最高指示——“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也就是说想当领导，除了能力和资历，还必须得是工人出身。

于是乎，老工人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也就是中共总书记。小工人顾顺章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割据一方的毛泽东，此时不过是一个候补委员。

虽说特科有三个负责人，但实际上，工作都被周恩来和顾顺章做完了，毕竟老工人总书记的工作能力有限。

1927年11月，中央特科组建完毕。

中央特科有四个科：

一科是总务科；

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一个在军事、政治、情报领域均能独当一面的综合型人才；

三科是行动科，也是特科中知名度最高的部门，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也称“红队”、“打狗队”，科长直接由特科总Boss之一顾顺章兼任；

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此人不仅技术好，还懂得搞改革开放，建国后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的就是他。

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顾顺章，因为他是本章内容的主角之一。

顾顺章，男，上海户口，曾做过青帮大哥，有一定的江湖地位，时年24岁，具备相当出众的化装天赋。此外，他坚信技多不压身，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了一个极具水准的专业技能——魔术，以备将来万一不干革命还可以行走江湖糊口维生。

1926年，顾顺章受中共委派，与陈赓一起前往苏联接受特工培训，成为超一流的专业特工人才。一年后，顾顺章与周恩来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

不过，小顾领导没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洗礼，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还有些流氓习气，他算是埋藏在共产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

中央特科成立后，工作一直顺风顺水，中央的一道道指令在特科的保护下，安全传向各地。虽然在“英明武断”的共产国际领导下，指令不一定正确，甚至错的多对的少，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明白地传达着一个信号：中央还在，这是支撑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战斗的信心源泉。

虽然特务工作主要是潜伏，潜伏再潜伏，低调了点，但在后人看来，其中不乏亮点。

1929年年底，李强的四科建成了中央特科的第一个电台网络，史称“沪港通报”——信号由各地先发往设置于香港的秘密电台，再由香港电台转接上海电台，传输距离合适且相对安全（截至“二战”初期，香港一直保持中立）。周恩来亲自编制密码，夫人邓颖超兼职电报翻译员，两人使用“沪港通报”收到了第一条消息：邓小平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从此，上海党中央逐渐与中共南方局及各苏区实现了使用电台互相通报。

小工人顾顺章的打狗队也不甘落后，招纳了十几个一流的狙击手，跟中央特科的头号对手——中统斗得不亦乐乎，干下了好几桩杀鸡给猴看的大事。如刺杀中统重点看护下的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出卖中共领导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叛徒白鑫。

在继续讲中央特科的故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央特科的对手中统。

<h3>中统</h3>

前面说过，蒋介石在“四·一二”武力清党后，也被汪精卫和李宗仁给清下了台。

蒋介石下台后，一直跟随蒋介石打江山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处奔走，联络人马，为蒋叔叔复职一事摇旗呐喊。陈氏兄弟出头联络的这一批人马很快结成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个很响亮的代号——CC。因为当时众人聚会的地点“tral Club”的英文缩写是CC，而且陈（）的首字母也是C，两个陈就是CC。

陈家兄弟的奔走相助，自是落在了蒋介石的眼里。1928年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便把两兄弟放到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哥哥陈果夫先是成为监察院副院长，后又升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弟弟陈立夫则成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后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

简单来讲，兄弟两人的职责就是替领袖把手伸向党务，负责管理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什么清党、解散、改组、重建，几乎都是他们说了算。

所谓党国，就是以党治国。陈家兄弟掌控了党，想不权倾天下都不行，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可不是没有来由的。

由于中国人民一直有搞山头拉派系的习惯，所以二陈带着班底CC在国民党内部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迅速成长为一个超级派系——CC系，势力非常强大。好在中国人民还有另外一个习惯——玩平衡，当一派过于强大时，领导人就会现身，扶持另一派制衡这一派，让两派忙于内斗而不影响自己的权位。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政治系统里给CC系培养了一个对手——杨永泰的政学系，不仅如此，他在军队系统里也整出了两大派系——黄埔系和陈诚的土木系（“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指陈诚依靠第十一师发展出了国军的绝对主力第十八军）。

言归正传。蒋介石让“二陈”整理党务的目的，可不是让他们发扬光大CC系，而是让其打击党内（重点是国民党左派）党外（重点是共产党）的其他势力，统一党权。

搞党务工作，自然离不开阴谋诡计，而搞阴谋诡计，自然离不开特务性质的工作。更何况，蒋介石本就对暗杀、打黑枪等特务手段情有独钟。他甚至还过了一把“特工瘾”——暗杀陶成章，要不是他自己承认，还真没人知道是他干的。可见其特务天赋之出色！

于是，1928年春，在陈果夫、陈立夫的建议下，蒋介石决定将调查科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

时年28岁的陈立夫前后从黄埔军校中挑选了几十名优秀的学生充实到调查科，组成了最初的特工队伍，这就是中统的前身。后来陈立夫就在这个基础上对其进行扩编、重组，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打击国民党左派，抓共产党，陈立夫忙得不亦乐乎。陈立夫不是简单地抓完共产党就完事了，他还懂得劝服被抓的共产党人“悔过自新”，以便向共产党取经，学习对方优秀的组织制度，顺便更好地打击对方，所以他手下逐渐地聚集了一大批愿意“悔过自新”的共产党叛徒。

一年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就高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他推荐CC系的核心人物张道藩接自己的班。

说到张道藩，我们正好来八卦一段他既纠结又混乱的情感往事。

张道藩本有一个法国正妻，可他为了金屋藏娇搞腐败，把娇妻忽悠回了法国。其婚外情人叫蒋碧微，蒋碧微乃有夫之妇，她老公是大画家徐悲鸿。不过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也不能全怪她与张道藩，谁让徐悲鸿出轨在先，与女学生孙多慈搞婚外恋？只是，孙多慈最终没有选择才子——浪漫花心的老师，而是嫁给了高富帅——CC系的实力人物许绍棣。不想许绍棣也不是省油的灯，也玩起了婚外情，其情人是“江南第一美人”王映霞。王映霞也是一个有夫之妇，她老公是著名作家郁达夫。

张道藩本身是个艺术男，专业是美术，搞特务工作实在是专业不对口，让他来做调查科主任确实有些勉为其难。果不其然，张道藩在主任的职位上没支撑几天就下台了。他之后的两任——吴大钧、叶秀峰也都是昙花一现，三个人绑一块儿都没有干够一年。

这种“走马换官”的情况直到姚文元的干爹徐恩曾出现才算结束。

姚文元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合称“四人帮”。

和出身社会底层，念“社会大学”的戴笠不同，徐恩曾是一个“富二代”，老爸是浙江富豪徐新六，爷爷徐珂还做过袁世凯的幕僚。徐恩曾从盛宣怀开办的上海交通大学（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去美国镀金，归国后加入了老同学兼表兄弟陈立夫的CC系。

1929年12月，徐恩曾接任调查科主任，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成为中统这家大公司的执行CEO，与后来者戴笠并列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两大巨头。

中统在徐恩曾的带领下混得风生水起，他们的特工调查证叫作“PASS”，看这架势，就能略知其威风，那是远超如今的某些城管执法。

徐恩曾上台后没干别的，光对付共产党了。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光上海临时中央就被他破坏了十四次。在此过程中，徐恩曾策反了一个叫做白鑫的重要人物。白鑫，黄埔四期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成员，后任临时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在白鑫的帮助下，徐恩曾抓住了来上海开会的彭湃。彭湃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地位相当之高。可是徐恩曾并不满意。他有什么理由不满意？

这是因为与会人士中还有地位更高的周恩来，周恩来既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也是中央特科的创始人，还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周恩来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缺席，才碰巧逃过了徐恩曾拉的这张大网。

没几天，徐恩曾就更郁闷了：自己好不容易策反的白鑫被顾顺章的打狗队给干掉了。

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让徐恩曾更加头疼，只是他目前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此事就是陈赓门下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已经全部打入中统，尤其是钱壮飞，一下子打入了敌人的心脏，潜伏在徐恩曾的身边近三年，任机要秘书。

<h3>六封绝密情报</h3>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夜色渐深。

中统总部所在地南京中山东路5号失去了平日的喧嚣，包括一把手徐恩曾在内的多数人都下班回家享受生活去了，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等几个人在值班，以处理不能耽搁的情报。

一直低调的钱壮飞没有意识到，今晚他将要做出一件直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

突然，一份写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到了钱壮飞的案头，上面注明“徐恩曾亲译”，落款是“武汉绥靖公署”。

“绝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好像很神秘，可在钱壮飞看来并没有什么。身处这个部门，天天都看到“绝密”的东西，有些很一般的事也小题大做，弄得神秘兮兮，所以钱壮飞此刻并未放在心上。

可接下来的事情引起了钱壮飞的好奇和紧张：一个多小时内，落款“武汉绥靖公署”、注明“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前前后后来了五封。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值得如此迫不及待地连发急电？

按国民党的特务纪律规定，凡标注“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别人无权翻译，而且这种绝密级的加密电文，别人也没法译，因为对应的密码本，在系统内只有徐恩曾有。但没有人知道，钱壮飞和李克农曾通过非正规手段复制了徐恩曾手中的密码本。

现在钱壮飞决定自己先译一下电报，根据电报内容再决定下一步。

钱壮飞取出暗藏的密码本，很快便译出了第一封电报：

<small>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被捕。</small>

钱壮飞大惊失色：“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而顾顺章不仅是行动科的科长，更是整个特科的领导人，他掌握了中共秘密战线太多的秘密。如果顾顺章出事，将对革命事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钱壮飞的心跳在疯狂加速，但一个优秀间谍的自我修养强迫他冷静下来，继续译电文。

<small>第二封：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small>

<small>第三封：何长官（何成浚）电请陈部长（陈立夫）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南京）。</small>

<small>第四封：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small>

<small>第五封：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small>

连续五封绝密电报传递了一个最坏的信息：顾顺章被捕了，随即叛变。

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

钱壮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不敢轻易行动，要不然这几年的潜伏就前功尽弃了。思虑再三，钱壮飞立足长远决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钱壮飞先是将这五封电报完全复原，整齐地放在了徐恩曾的办公桌上。然后迅速找到女婿刘杞夫，让他即刻乘特快列车前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

当年，受周恩来和陈赓委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都打入国民党内部，三人中的组长就是李克农，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党组织有规定：为了保密，他们三人必须单线联系。所以只有找到李克农后才能把情报送出去。

刘杞夫走后，钱壮飞不动声色地回来值班，他要再等等，一定要确定顾顺章是否叛变。

钱壮飞心急如焚，他不时地看表，盯着那慢慢移动的秒针。已是26日凌晨了，他一点困意都没有。就在此时，第六封电报发来了：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会落空。

看完这封电报，钱壮飞反而平静下来。人只是恐惧未知，而这封电报已经将未知变成了已知。“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说的“以外人”是谁？当然是他们三个打入中统内部的高级间谍了，而知道钱壮飞他们三个身份的人总共就那几个，所以可以确定是出了大叛徒。

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百分之百确定：顾顺章叛变了。

钱壮飞不着痕迹地清理完现场后，悄然走出了办公楼，但他并没有径直逃走，而是来到了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画出一个十字。这里是钱壮飞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这个暗号则表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

做完了这一切，钱壮飞疾步而出，彻底融入茫茫夜色之中。

<h3>蠢蛋顾顺章</h3>

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是的。

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他并没有直接返回上海，而是在武汉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起了魔术，据说是为了给他的小蜜挣些零花钱。

一连好几天，场场爆满，连报纸都开始报道这位奇人。

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什么背景。这种横空出世的人，向来都是中统感兴趣的。

顾顺章行事历来谨慎，从不照单人相片。就是在今天，翻遍史料，搜尽互联网，也找不到顾顺章一张清晰的照片。按道理，当时的中统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档案记录！想必这也是他敢于在白色恐怖之中抛头露面、登台表演的信心所在。

可是，百密终有一疏。

前面说过，中统手下有很多中共叛徒，而尤崇新就是其中一人。此人担任过中共上海公共租界区委书记（尤崇新的前任叫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因此像顾顺章、周恩来等人他都是熟悉的。

鬼使神差的是，尤崇新被徐恩曾分派给了“铲共专家”——武汉的中统负责人蔡孟坚，也就是说尤崇新此刻正在武汉。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武汉“走钢丝”的顾顺章被叛徒尤崇新认出来了。

共产党大员顾顺章被捕了，旋即叛变。

顾顺章坚持说他掌握着大秘密，只能面陈蒋介石，别人他不说。弄得湖北省政府主席——“两弹专家”何成浚和“铲共专家”蔡孟坚也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何成浚先是说让南京派军舰押送，未等回复，又决定改用客货轮马上押顾顺章赴南京。

顾顺章登船之前，叮嘱蔡孟坚：在我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给南京发电报。顾顺章担心万一消息被钱壮飞获知，他将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他为什么不肯告诉蔡孟坚这其中的玄机和风险？

他有非常强大的理由：在领导面前邀功，抢功劳。尤其是揭发“龙潭三杰”的身份，这可是一项大功劳，这份功劳顾顺章要留给自己在蒋介石面前挣表现。

可惜，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立功心切的蔡孟坚没有听进去顾顺章的警告。凭什么要听顾顺章的！这么大功劳，几辈子才能碰上一次，我必须得给南京发电报，留个凭据以便将来论功行赏！

因此，这便有了之前的五封电报。

发完五份电报之后的蔡孟坚，从兴奋与紧张中冷静了下来。恢复了正常智商的他认真一想，便发现了不对之处：顾顺章一定要面陈蒋公，自然是想直接邀功，但他又叮嘱不要发电报，难道说我们中统内部有共产党的人？情急之下，蔡孟坚补发了第六封电报。

<h3>最危险的叛徒</h3>

刘杞夫一夜奔波，终于在4月26日上午见到了李克农。听完汇报，李克农头都大了：大家都是单线联系，他只能找陈赓，可26日不是大家约定的接头时间，如果找不到陈赓的话，中共中央和党组织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可是到哪儿去找陈赓？

顾顺章的船即将到达南京，中统的大队人马即将杀来，李克农知道不能再拖了。李克农决定破坏保密工作的规矩，直接越级去找江苏省省委书记陈云，陈云赶紧找到聂荣臻，聂荣臻又找到周恩来。

可是，时间太紧迫了，中央机关几百号人分布在全市各处，一一通知起来难度实在太大。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电话也不够多，一般人根本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最靠谱的通信方式仍是靠两条腿走和一张口吼。退一步讲，即使所有人都通知到了，这么多人拖家带口地搬家，转移设备，都不是简单的事。

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是转移多少算多少了。

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一方面即刻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切断一切与顾顺章相关的联络方式，另一方面组织人马去截杀顾顺章。仓促之间去截杀一个被重重保护的重要人物，难度可想而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的就是这种无畏却又无奈的情形！

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中统的下属机构）当社长的胡底发去了一份电报：胡底，克潮病笃。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一见就懂了，随后安全逃离天津。

28日凌晨，在中统特务已经开始全城大搜捕的时候，李克农终于找到了王明和博古两位中央领导，并将这二位安顿在了安全之处。

在顾顺章的“努力”下，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八百多人，中央特科也遭严重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连共产国际的老毛子们都被逮捕了好几个。

因为顾顺章的背叛而暴露的共产党要员有恽代英、蔡和森，他们因为不愿意“悔过自新”，很快被杀。

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给抓住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向忠发的情人杨秀贞，此人乃从良妓女。杨秀贞被抓后表现得非常顽强，拒不揭发老工人的真实身份。她这边还咬牙坚持着，那边老工人已经下跪求饶。气得周恩来直叹：此人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不过这个总书记职位虽高，却没有什么油水。一问三不知，没办法，能力有限，正事都是别人做的。既然如此，中统只能用他的人头来震慑一下共产党了。几天后，向忠发被杀。

这次虎口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如下几位：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也有先前提到的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

从此，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当时最大的苏区——毛泽东建立的江西苏区。各共产党要员或去江西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譬如王明。

顾顺章的叛变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是啊，如果上述那些牛人都被逮住的话，中共的历史甚至中国的历史都将被改写。

不过，这位“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在风光了三年后，再次显露出某种心理疾病，大概是臆想症。这小子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让蒋介石支持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由他实现和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

蒋介石这么评价他的这个“天才想法”：你小子是唯一叛变后又想回到故主怀抱里的人！

1935年春，蒋介石手谕徐恩曾：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

徐恩曾得到Boss手谕后，立刻执行，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一命呜呼。

中共特科这支队伍立下的功勋鲜为人知，留下的更多是神秘和传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斗中居功至伟。从未带兵征战过的李克农，更是在建国后和萧克、王震等沙场名将同享上将殊荣。

蒋记王朝 第十一章 “九·一八”，家仇国恨的背后

<h3>宁粤分裂</h3>

1931年5月，和煦的春风远走，初夏的炎热已至。

虽说“共匪”的地下组织被破获无数，可蒋介石的心情却好不起来，因为国民党又分裂了。

这事是蒋介石弄出来的。

这些年，蒋介石虽然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但忙的原因大致相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清党），“攘外必须安内”（消灭反对者，一统全国）。说白了，就是搞中央集权，搞个人独裁。

应该说，蒋介石在独裁的大道上走得还算欢快。他不仅接替了已经去见孙中山的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还通过二陈掌握了党务实权，绝对属于头号实权人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来自于“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掣肘，办起事来很麻烦。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春风得意的他决定趁势干掉这些掣肘，怎么干呢？

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蒋介石正为找突破口发愁，帅哥学者胡适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文章，批判当时中国严重缺乏人权、政府滥用权力的现象，提倡制定宪法，建设法制国家。

于是，蒋介石提议：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即宪法），实行总统制，选举总统。

这个总统当然是蒋介石为他自己量身打造的，目的是以合法的制度保障他搞独裁。

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国务会议的常委——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胡汉民的反对理由不难想到：争夺领导权。原本胡汉民和蒋介石平起平坐，可一旦行总统制，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那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领导五院，胡汉民就会降级成为下属。

胡汉民仗着资历老，发出的反对声音特别激烈，特别不给蒋介石面子。

而蒋介石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受不得刺激。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失去冷静。他一失去冷静，就会走军人干政的老路。“中山舰事件”、“四·一二”都是如此。老子说不过你们，还打不赢吗？

于是，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请吃大餐”的理由把胡汉民诳出来软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史称“汤山事件”。

这种法理情三方面都站不住脚的极端行动，立即给了蒋介石的反对派们一个造反的良机。

首先跳出来的是立法院副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此人联络了一批自己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

就在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他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陈济棠领衔诸小弟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

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再说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齐聚广州。

1931年5月底，反蒋联盟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

因为此次反蒋的人马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户口，所以此次分裂被称为“宁粤对峙”或“宁粤分裂”。

闹分裂也就算了，反蒋联盟还要求蒋介石辞职滚蛋，否则武力相见。

这帮人可不是说着玩的。

原本已经被蒋介石整废了的阎锡山、李宗仁在他们的照应下，奔赴老家造反。几个月后的9月18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正在遭受群攻的蒋介石更是无暇他顾，阎锡山、李宗仁也得以成功地东山再起。

加强版“变色龙”石友三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的任命和资助，率众在河北造反。

前面说过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手下的将军，先后倒冯投蒋、倒蒋投冯、倒冯投张、倒张投汪、投共反共，这还不算，后来又投日，脸皮之厚厚绝人寰。但是，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此人后来被部下活埋于黄河岸边。当然，这是后话了。此刻石友三借汪精卫的东风，一通左右逢源，坑蒙拐骗，手头又有了六万多人。

石友三在河北造反后，坐镇北京的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长官张学良慌了，因为他关内的那点人马守土都不够用，哪够镇压石友三。张学良只好匆匆忙忙地从东北调嫡系部队入关，倾尽全力，杀到8月底，才将石友三打败。

张学良摆平石友三后，没有让手头的十多万嫡系人马回师东北，而是就地驻扎。这可能是因为他想让兄弟们暂别东北苦寒之地，享受一下关内世界的花红柳绿。也可能是因为他对东北军留守部队的实力比较放心，一来看护大本营沈阳的嫡系精锐——第七旅和东北空军实力不错，二来虽说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大多各有山头，不怎么听他指挥，但数量有十几万，张学良自信日本人的两万关东军没法逆天。

但实际情况是，东北已经危机四伏。

近半年，日本人不仅在东北连续进行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还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寻衅滋事。

面对挑衅，张学良信手拈来的妙策是按既定方针办——从他老爸张作霖开始，东北军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一直是“避免直接冲突，小便宜可给，但大亏不吃”。

事后看来，这个办法的效果似乎“不错”，因为日本人的屡次挑衅都是不了了之，并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张学良不知道：日本人不开战，只是因为没到开战的最佳时机。

因此，在时间来到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的时候，少帅张学良一如既往地享受莺歌燕舞。

但是，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张学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h3>“九·一八事变”</h3>

1931年9月18日晚十点左右，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谎称奉军破坏铁路。

晚十一点左右，近两百日军（一个中队）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北大营。

那场刻骨铭心的国耻，那场涅槃重生前的灾难——“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但是，“九·一八”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血性与觉醒，伟大的抗日战争亦由此拉开序幕！

根据史学家们的调查，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内阁基本不知情，天皇和军部也只是默许。日军的这次行动，实际是由“关东军三杰”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三个倭寇包办的。要知道这三个家伙，级别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一个上校而已，不过这在“下克上”蔚然成风的日军里，也不算奇怪。

三个鬼子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发动战争，只有一个原因：时机合适。

前文介绍过，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济并不景气。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1931年的日本，形势更加严峻：经济全面倒退，失业率屡创新高，民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形势，日本军部想了一个符合军人利益的解决办法：走军国主义之路，发动战争，全面控制中国东北地区。这样既能取得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以解决本国经济危机，也便于他们建功立业，致富留名。

但日本军部的想法遭到了日本内阁和国会的反对，不是因为这帮政客心地善良，同情中国，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侵略，或者尽可能地推迟战争发动的时间。

相对来讲，政客的目光往往比军人长远，不像军人那般急功近利，因为他们不想为风险埋单。站在日本内阁的立场上看，战争带来的巨额军事拨款、国际干涉以及中国必然做出的抵抗，都可能导致日本的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内局势持续恶化，这帮政客就必然要辞职滚蛋，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会消失，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

所以，日本内阁坚持认为：通过战争能拿到的好处，也许结合外交谈判和军事恫吓就能拿到，又何必非要发动风险巨大的战争不可？

可问题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所代表的军方势力，与日本内阁和国会所代表的政党势力，各有自己的主张和利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主导日本。所以要想结束这种看似属于方向路线分歧实则属于权力利益冲突的内部矛盾，必然需要一场充斥着阴谋、流血和杀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但不管如何，对迫不及待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关东军而言，此时的局面十分有利：军部有出兵之意，又逢东北兵力空虚，还有国民党闹“宁粤分裂”，此刻不发动战争，更待何时！

由于日本内阁持反对态度，所以关东军发动战争一事只能先斩后奏。既没有通知内阁，也没有让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明文批准，以免给上级领导添麻烦。

关东军发起进攻时，张学良正在看戏（一说观梅兰芳唱戏，一说看褚民谊唱《空城计》），当然不可能及时联系上，所以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按照老大张学良的一贯做法，命令部下们宁可缴械投降也不要抵抗，等老大的消息。

如果沈阳北大营的张学良嫡系第七旅（加强旅，人马近万。它是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陆军中装备首屈一指的部队，配备有重武器，十余辆坦克，还有东北空军的炮火支持）即刻奋勇还击，跟数百日本鬼子斗上一仗，结果还真是难说。

张学良得到荣臻的消息后，于19日凌晨一点左右对其下达了应对方针（《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毫无例外地还是老办法：避免冲突，不予抵抗，等待外交交涉。即所谓的“不抵抗”。

既然你不抵抗，日本人可不会跟你客气。

到了20日，沈阳、营口、长春相继失陷；中国当时最强大的空军——东北空军的数百架战机都成了摆设，全部“免费赠予”日军；东北军大批大批地降日，高大威猛的招牌“东北大汉”，就因为“九·一八事变”，几乎被砸得稀巴烂。

之后，张学良下令没有投降的那部分东北军“向关内撤退”，这一撤就撤到了关外通往关内的最后战略要冲——锦州。

东北军不知道，这一退，就是漫长的十四年的等待。张学良更不知道，这一退，就是七十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

张学良认为自己忍一忍，日本人就会见好就收，就会跟之前日本人的数次寻衅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日本是要占领整个东北。

这可不是瞎猜，在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承认说：很多书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这些话都是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说的，那时老蒋小蒋都已入土，国共两党的当事人也都差不多过世了，不存在任何政治压力，他没必要说假话。

<h3>东北沦陷</h3>

张学良在下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的同时，也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蒋介石并不在南京。

蒋介石当时在江西南昌行营。因为江西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而且南临广东，是防御广东方面的军队北上的一线阵地，所以蒋介石来到南昌是为了在“剿共”和防守广东之间平衡资源。

一起来翻看蒋介石的小日记本吧。

一、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发行的报纸上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

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本突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读报获讯，显然与所谓东北军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才后撤的说法大相径庭。

二、20日，蒋介石离开南昌。

三、从19日起，一连数天的日记开头，蒋介石都写下了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寄希望于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列强来干预调解。此外，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团结起来，练好内功，等国力强大之时，给日本一棍（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从“济南惨案”，再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贯的对日策略就是：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总而言之一个字——忍。除非忍无可忍，才能无须再忍。

若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当时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内部不稳。

一、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战略储备不足；

二、国民党分裂，广东另有中央；

三、他的对头共产党在全国搞武装割据；

四、东北军逃得比什么都快，消极避战。

所以，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这时候不适合跟日本全面对抗，“攘外必先安内”。

当然，蒋介石当时也不是没有做过比写日记更有意义的事。他把胡汉民给放了出来，并向广东的汪精卫释放出和平信号。他对汪精卫说：国家危难之际，咱们就别内讧了。只要你们广州政府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我可以和你们合作……我可以交出权力下野，欢迎你来南京执政。

汪精卫一听，你蒋介石可以下野，我也能够不上台，咱们共赴国难。于是取消了广州的国民政府。

只是汪精卫不知道，这事他说了不算，陈济棠说了才算。表面上政府是取消了，实际上广东仍是处于独立状态。

蒋介石没放空话，果真辞去了所有职务。

此后，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右派当家。

国民政府这边内讧结束之前，日本这边也暂时平息了内部矛盾。

鉴于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任何代价就拿下大半个东北的现实，日本内阁也就没有挑事，甚至在得到日本军部“战争不扩大化”的承诺之后，还给关东军支付了军费。

日本内阁都没秋后算账，日本军方对关东军的表现自然是满意到了极点，尤其是天皇裕仁，这小子以日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三铃书房《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

裕仁的表态，算是对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也给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三人打了一针兴奋剂，使之更加肆无忌惮。

其中，最为兴奋的要数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带着川岛芳子，单刀赴会，来到天津“请”已经定居于此的溥仪出山做傀儡。溥仪本来还扭扭捏捏地不愿意，土肥原贤二就给溥仪送了一个水果篮子，里面装的全是炸弹，意思是你去不去？不去就炸死你。溥仪怕了，于是乖乖地答应了土肥原贤二。

为了顺利离开东北军控制的天津，土肥原贤二还廉价聘请了约两千的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汉奸，在天津一带制造混乱，吸引中方的注意力。土肥原贤二则趁机离开，顺利将溥仪带到沈阳，这就是“天津事变”。后来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又登基了，成为“满洲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

土肥原贤二搞定溥仪的同时，日军也追到了锦州。

新官上任的孙科决定热血一次，他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不走蒋介石对外妥协的老路。

孙科没想到手提近二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根本没有身为封疆大吏卫国守土的觉悟，此刻仍在私心作祟，担心自己的势力受损。日军进逼锦州，东北即将全部沦陷。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张学良仍然将了孙科主导的国民政府一军：日军很强大，请中央军费支持，请中央援军支持。

可是，国家一直在打仗，国民政府花的没有赚的多，而且能弄钱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也不会好心到帮老对头孙科四处举债，孙科哪里拿得出钱。再者，北方几乎都是各地方军阀的私家军，难道让孙科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调兵？张学良一看中央没钱没人，遂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

这里澄清一下，并非所有的东北军都撤到了关内，有些不怕死的硬骨头留了下来，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打游击，跟小日本干仗。比如邓铁梅的东北义勇军，杨靖宇的东北抗联，马占山的东北救国抗日联军。

张学良不听使唤，这才让孙科明白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军阀拥兵自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民族存亡之上，中央政府想脚踏实地地做件事情确实很难。

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

失去东三省，留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这时开始，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张学良才品尝到了人间冷暖，学会了忍辱负重，知道了做军阀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过，张学良再一次的爆发已经是在四年后的西安了。

<h3>“蓝衣社”与军统</h3>

上面谈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几大主角，现在咱们重点关注几个被“九·一八事变”刺激到了的黄埔军校热血毕业生。

军阀割据，国难沉重。这让黄埔四期的滕杰，一个留日归来的26岁的青年军人，心里萌生了复兴国家的渴望。

通过研究总结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发展历史，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领袖专制”和“国家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的反面）”双管齐下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

他认为，自中国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成功，反倒把国家弄成了一团乱麻——群龙无首，天下无所适从，国家建设毫无效率可言。在他看来，唯有独裁政治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内耗和斗争。

所以他要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法西斯风格的组织，以辅助最适合的独裁人选——信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的校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中华民族！

难得的是，他的未婚妻陈启坤，他的师兄——“黄埔三杰”之一，时任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也支持他的想法。

贺衷寒是蒋介石很看重的后进英才，因此他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还给他们计划中的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名字——“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

1932年1月，力行社成立，蒋介石亲任社长。

滕杰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黄埔将领比起来，完全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

力行社的骨干号称“十三太保”，几乎都是黄埔学生，像滕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天才，短短两年，力行社就在他们的手中发展到了极致，延伸出了多个外围组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复兴社”，其成员多达五十万人。因为复兴社成员均穿蓝衣黄裤，所以它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名字：“蓝衣社”。

蓝衣社之所以知名度极高，完全是因为它那堪比德国纳粹的运动社会的能力和特务工作。

蓝衣社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进行大规模肃贪、反腐、禁黄赌毒、端正官风的事就不说了，毕竟对于国民党这种搞一党专制的政党，贪污腐化就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倡廉的效果不可能好。倒是由蓝衣社发起的端正民风的社会生活军事化运动，像以“讲文明树新风”为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新生活运动”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处处挂领袖像，这都算是蓝衣社的“创举”。

相比于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蓝衣社重点投入的项目——特务工作，显得更加厉害。

像戴笠的“军统”，太子蒋经国赖以“登基”的势力“三青团”，康泽手下声震民国、编制数万的“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全都出自蓝衣社。想来这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蓝衣社的可怕和厉害。

虽然大家对充满了神秘和刺激的特务很感兴趣，但是一来特务工作的隐蔽性导致其难以考证，二来特务也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以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下文还会屡次出现的“军统”。

军统的前身是蓝衣社下面的特务处，特务处的一把手自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戴笠。

大家都知道，军界和政界最讲资历，而戴笠的资历有点浅。前文交代过，戴笠岁数不小，却只是个黄埔六期生，而蓝衣社的其他骨干，几乎全都是戴笠的黄埔学长。既然如此，为何蒋介石将资历最浅的戴笠提拔为特务处的一把手？

有两个原因。

天赋。戴笠谨言慎行，有耐心，具备极强的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人脸识别能力——只要他见过此人一面甚至面部的某些器官，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够识别出此人。拥有这些好条件，不从事特务工作就是暴殄天物。

忠诚，这是决定性的原因。两人相识于微末——都在上海滩混过，后在黄埔重逢，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戴笠男士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积极检举揭发了几十名黄埔同学——全都是他平日观察总结出来的共产党员，证明了自己对领袖的忠诚。

由此，戴笠进入了特务领域。

不过在大展特务才干之前，戴笠首先得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

同行是冤家，所以同属特务系统的中统老是针对特务处的同仁们。在对付共产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统，欺负“晚辈”军统自然不在话下，可戴笠也不是愿意服输的人，所以两家斗得不亦乐乎。发展到后来，双方甚至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或者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狠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这种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这就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注意，此军统不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那个军统，此军统局的局长是陈立夫。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

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而成，处长自然是中统的带头大哥徐恩曾；

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

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丁默邨落水当了汉奸，成了张爱玲中写的那位“易先生”的原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把三个处分开。

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邮检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

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军统。

枯燥的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发展史大概就算说完了。在下文中，凡是徐恩曾的特务咱都叫中统，戴笠的则叫军统，这样比较方便叙述和理解。

蒋记王朝 第十二章 “一·二八”，碧血长流驱倭寇

<h3>川岛芳子“立功”</h3>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牟取三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领土。

不过，也正是由于付出的代价太小，得到的好处太大，从而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三国决定给日本施压。

但是，中国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其变成自己将来与美、英、苏一争雌雄的霸业基地，自然不可能放手。

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想了一个绝招——声东击西，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可是找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转移注意力？答案是再打一仗。

日本是岛国，优先发展海军及相关工业。此刻，三菱造船厂已具备自行生产航母的能力，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更是位居世界前三。因此，眼见陆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立下如此大功，日本海军岂甘落后。在日本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军部决定让海军出马，再打一仗，拿下上海。

日本人选择进攻上海，自然是有原因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要想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再者，上海不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国际通商港口，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中心，这给前仆后继的抗日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攻击目标——上海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生意。简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以“抵制日货”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阻碍了日本人赚钱。

跟往常一样，开战之前，日本人又搞了一个“事件”。

倭寇还就喜欢搞这一套，“九·一八”之前就弄了好几个事件。其实强盗抢劫还需要理由吗？！倭寇也太虚伪了！

1932年1月18日，位于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几个日本和尚和一群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死了一个日本和尚。

接下来，日本人对外宣扬，这个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殴打致死。

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打死日本和尚的人是日本人自己雇用的，而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就是中国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和他的老板之一坂垣征四郎。

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日本侨民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见状，“义愤填膺”，下令海军出马保护侨民。

<h3>“一·二八事变”</h3>

1932年1月下旬，以“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驶入黄浦江。

开战前，日本人照例对国民政府喷了一大通废话，提了一堆过分的要求，诸如中国必须在1月29日之前乖乖地道歉、赔偿、惩凶，解散反日组织，撤掉驻防上海的军队此类，若不按要求照做就开打。

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自己上任后本想来点强硬的，对日宣战，却基本一事无成。而且国民政府的财政空虚、军阀的各自为政，也让孙科头疼不已。更惨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海军又打上门来。

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

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

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

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

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

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

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

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

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

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

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

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

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h3>血战</h3>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

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

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

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

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

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

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

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

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

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

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

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

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

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

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

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

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

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

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

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

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

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

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

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h3>停战</h3>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

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

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

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

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

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

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

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

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

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

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

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

《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

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

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

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

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

蒋记王朝 第十三章 郁闷之王蒋介石

<h3>“长城抗战”</h3>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

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

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

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

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

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

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

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

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

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

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

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

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h3>张学良去西北</h3>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

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

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

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

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

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

《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

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

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

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

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

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

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

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

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

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

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

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

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

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h3>杨永泰献“剿匪”大计</h3>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

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

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

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

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

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

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

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

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

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

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

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

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

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

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

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

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

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

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

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

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

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

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

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

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

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

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

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来往往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

<h3>蒋介石的新突破</h3>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九·一八”，后来又是“一·二八”。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

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十九路军。

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铭枢为副总司令，率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

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到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而私底下与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蛋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

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

1933年11月20日，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

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还在数钞票，但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们自己抗日！

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与如今共和国处理违纪干部的方式如出一辙。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

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他们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数陈铭枢，“文革”期间他居然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大跃进”，纵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后来他听到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下子心脏病发，去世了。

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

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

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

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有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失败。

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

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

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第二，不求速胜，慢慢地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

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遣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心理。

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

前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

蒋介石说：“匪区”不过五百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

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

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二五减租”政策减个百分之二十五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补助。

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有办法。

<h3>红军不怕远征难</h3>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

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五十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说是志在必得。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十多万人。

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

硬拼显然不是办法，毕竟实力相差太远。

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

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

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

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区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都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

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

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

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

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

决战就在湘江！

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

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

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

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

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

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

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

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

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

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

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

<small>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small>

<small>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small>

<small>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small>

<small>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small>

杀出个黎明 第一章 张学良雪中送炭

<h3>经营大西南</h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若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

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即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

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

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交代。

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好在军队实力仍在。张国焘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八万多人。

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办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

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

四川经济环境不错，自古就有“天府”之称，足以支撑战局。

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

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同，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

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局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五十万，实力不容小视。本节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也不用觉得头晕。大家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一百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

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得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宗南就此被堵在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胡宗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

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

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以湘鄂川黔为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即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

面对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

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只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

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相安无事。

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

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

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

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

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到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

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

贺国光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脚。

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至。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

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

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

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

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

薛岳凭借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四·一二”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儿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起用。

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就是这位仁兄打进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二万五千里。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两万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脱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得意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

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一起离去。

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就不喜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

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对付张国焘还是可以的。

1935年11月底，百丈镇。

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十八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

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将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

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林彪堂兄）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

大概此时同时，早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到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h3>张学良雪中送炭</h3>

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

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无能为力。

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在此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的吃，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

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问题。

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而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

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

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奋战了五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

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和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得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和林彪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

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何要这么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

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

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正在闹情绪。

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

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请求蒋介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

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

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

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

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

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

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

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

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

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

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

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

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

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h3>“两广事变”</h3>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

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

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

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

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

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

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

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

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

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

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

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

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

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

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

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

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

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

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

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

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

“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

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

杀出个黎明 第二章 “张无忌”与“杨不悔”

<h3>“西安事变”</h3>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

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

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

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

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

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

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

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

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

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

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

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

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

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

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

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

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

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

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

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

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

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

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

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

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

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

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

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h3>三个“反骨仔”</h3>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

南京方面迅速做出反应。

忽略掉由于1935年年底遭遇刺杀而在欧洲将养身体的汪精卫，南京方面主要分为两派——蒋夫人宋美龄要“和平解决，带回委员长”，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救回委员长”。

宋美龄的“和平解决”派，主要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亲友，譬如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显得有些势单力孤。

好在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

但问题是，此时除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那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

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事变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军事通讯设施、广播电台、电报局和报社控制住，基本上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而且，由于此次兵变并未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叛迹不彰，事起突然，以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的全部机构，包括军统，都没有来得及向外部发出示警信号，便已就范。

就在蒋介石生死未卜，宋美龄心急如焚的时刻，张学良专门发给孔祥熙和宋美龄的解释电报到了，保证“决不妄加危害”蒋介石，这才让宋美龄把心放下了几分。

张学良的电报，让宋美龄一方觉得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和平解决”派做了一个稳妥的决策：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站在了宋美龄身边，他就是戴笠。没办法不站出来，一来保卫领袖本就是军统的天职，二来此次领袖“失陷”西安，跟军统在西北的糟糕情报工作很有关系，戴笠难辞其咎。所以若不想下岗失业甚至被砍头的话，就必须站出来亡羊补牢，将功补过。

再来说说势力强大的“武力讨伐”派。

其头面人物是老资格的黄埔系领袖何应钦。十几年过去了，新人换旧颜，当年的黄埔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已不声不响地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现在眼见老领导立于危崖，要是再推上一把，自己不就能接班了吗？

因此，何应钦是一心要武力解决“西安事变”。

很多资料都说何应钦是亲日派，是为了投降日本才要武力解决蒋介石，这种说法倒也不算空穴来风。

长城抗战之后，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这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

新上任的国民政府华北军政长官何应钦本着“能忍就忍，能拖就拖”的原则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日本军队（所谓华北驻屯军）合法地进驻平津。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因此成立，虽然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但在日本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华北驻屯军的威慑下，他说话的分量能有多重？！

一句话，“华北自治”因此协定成为事实。在背后策划此事的又是土肥原贤二那个该死的倭寇。

《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就爆发了由共产党人胡服在北京发起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胡服是化名，他的真名叫刘少奇。结果何应钦动用军警镇压了学生运动。

你何应钦不拿枪打日本人，却在这里打学生！这应该就是何应钦亲日的由来。

不单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他背后还有两个厉害角色推波助澜。

他们是蓝衣社的中坚骨干贺衷寒、邓文仪，算是青年一代的政治领袖。这两位老兄的想法是这样的：蒋校长万一被释放，自己可得“勤王”之功；若蒋校长“驾崩”，自己也可成为拥立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反正黄埔系的老大哥何应钦也是自己人。

看起来很完美的投机方案！

其实，这两位老兄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遗憾的是，这次两人跟错了。

贺衷寒、邓文仪以黄埔同学会、蓝衣社的名义，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这还不算，两人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准备开赴潼关，武力救出校长。

“武力讨伐”派在确定策略之后，于“西安事变”当日就宣布张学良、杨虎城为“叛逆”，原来的中央“剿匪军”迅速转换角色变成“讨逆军”，分两路开向潼关和咸阳，围攻西安，武力营救领袖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情势发展超出了张学良的预料。讨逆军来势凶猛，只两天时间潼关即告失守，关中已无险可据，中央军长驱直入，不日即可兵临西安城下。

<h3>被众人抛弃的张学良</h3>

张学良挟持老蒋时，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就会从者云集。他认为自己迫蒋抗日应该是很得人心的一件事，那些学生娃娃不是天天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

不料现在舆论一边倒，除红军控制区外，各方基本都在指责张、杨与“西安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和电报如雪片般飞来。

不会吧？这么正义的行动居然被舆论如此鄙视？这是由三个原因导致的。

一是相对来讲，在当时蒋委员长虽不是理想的领袖人选，却也少有人比他更好。蒋委员长上台之后（1927年）的十年，虽然战争不止，但国民政府在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还是稍有进步，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史称“黄金十年”。因此，多数国人比较认可蒋委员长的执政表现，他在民间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当张学良“大逆不道”地绑架领袖时，像胡适、朱自清、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

二是张学良的老部下黄永安的背叛使得何应钦得以提前应对。这个“反骨仔”在事变当日接到张学良密电后，不仅没有遵命调动军队对付中央军，反而立即向南京中央方面告密。因此在张、杨二人发给南京中央的解释电文尚未到达时，何应钦就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变。何应钦在事变当日迅速做出反应，在调动军队向西安进发的同时，还提前控制了舆论宣传——重点宣传张、杨二人兵变抓捕领袖的事实，而忽略他们抗日救国的目的，不让西安方面的消息和有利于张、杨二人的舆论在媒体上露面。这样一来，张、杨二人便在舆论上陷入了被动。

三是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平日信誓旦旦反蒋到底、频频指责蒋介石不抗日的地方军阀，竟然全哑巴了，甚至阎锡山还喝起了张学良的倒彩！

阎老西儿公开发电报给张、杨二人，可电报内容里不但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反而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通篇以“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一句点睛收笔，完全就是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

张学良此时才看透了这些地方军阀的心思，加起来就是两个词：虚伪和自私。

地方军阀没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张、杨二人。

南京那边何应钦要发兵攻打“叛军”。

至于西安这边，出于蒋介石有可能被西北军“撕票”的担忧，张学良把蒋介石接到了自己的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就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即使身为阶下囚也完全不搭理张学良“停止剿共”的要求。

蒋介石成了烫手山芋，杀又不敢杀，放又放不得。张学良、杨虎城也有些蒙了：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在各方的反对和谴责下，无奈的张、杨二人只有寄希望于红军方面，尤其是共产党曾经在三方建立合作关系时承诺的苏联政府支持。可苏联政府先是在其新闻媒体工具《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指责“西安事变”是“汉奸”张学良的罪恶企图，而后更是派专员向南京政府说明，我们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

在苏联人急于撇清关系的现实态度背后，隐藏的真相是这样的。

斯大林担心“西安事变”会让中国分裂，从而导致中国被日本人轻松搞定。如果这种担心成真的话，那么苏联就要在亚洲面对宿敌日本，在欧洲面对比日本更加强大也更加危险的宿敌——德国，从而陷入德日两国东西夹击的绝境。为此，斯大林想了一个对策：移祸江东。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支援中国武器弹药，使日本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潭，无力侵犯苏联。简单说来就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拖住日本，而一个能够有效抵御日本侵略的中国政府，正是此计成功与否的关键。

很显然，在当时曾经主政过民国政府的人之中，似乎没有比蒋介石更加全面发展的强力人选。因此，斯大林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他要保住蒋介石。

斯大林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张学良的意料。这对张学良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有些惶恐的张学良只剩下红军这一根救命的稻草。

可是，抓蒋介石这么大的事，张、杨二人根本就没有事先和共产党通气，以至于共产党刚得到这个消息时都难以置信。但这个消息还是把大家高兴坏了，包括一向老成持重的朱老总在内的多数人，都主张先公审这老独裁然后杀之而后快。但张闻天和周恩来二人并没有因为兴奋而失去冷静，他们认为此时局势错综复杂，不要着急表态，先静观其变（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

就在共产党人莫衷一是的时候，张学良求救来了。

<h3>营救蒋介石</h3>

14日，张学良一方面请红军派兵接管东北军防务，共同对付中央军；另一方面请周恩来速到西安。

中共中央决定答应张学良的要求，派遣周恩来去西安斡旋。

周恩来此次西安之行的助手是叶剑英，两人作为蒋介石的老部下与老领导蒋介石殊死斗争了近十年时光，此次在西安与蒋介石久别重逢，心中自有一番复杂滋味。

17日，周恩来辗转到达西安，接洽周恩来一行人的是张学良的副官，叫吕正操。也许吕正操的声名不显，但他的英雄事迹你一定耳熟能详，因为红色经典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中提到的抗日事迹“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皆出自此人之手。

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才知道苏联的态度。之所以这么晚才得知，一是因为陕北信息闭塞，二是因为共产国际那边给中共发来的电报由于密码错误还没译出来。周恩来赶紧向毛泽东汇报了苏联的态度，并说南京方面何应钦居心不良，宋美龄、宋子文主和。

中共中央在得到周恩来急报后，马上开会研究对策，他们不清楚也管不了苏联为什么是那种态度，但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斯大林的意见需要尊重，因为革命现阶段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会上最终决定，蒋介石现在杀不得，应该和平谈判解决“西安事变”。

就这样，一项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走向的决策，居然在当时实力并不是最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手里诞生了。

就在周恩来到达西安之前，在“和平解决”派的努力下，宋美龄冲破何应钦的阻挠，派出的使者来到了西安，此人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私人顾问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

端纳牵线搭桥后，宋美龄终于确切地知道了丈夫还活着，也意识到了和平解决事件的可能性。这之后，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动用了全部能动用的关系和人脉，终于让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和平谈判”的提案。

这其中的斗争已不可考，但是用脚后跟想想就知道，有想方设法令蒋介石速死的何应钦从中作梗，通过这个提案的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了，何应钦也不傻，你宋子文可以去谈判，但我有条件：只给你四天的时间，四天之内，飞机不会轰炸，陆军不会进攻。但若是四天期限已过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的话，那进攻继续。

20日，国民政府的代表、蒋介石的大舅子、张学良的好朋友——宋子文来到了西安。

宋子文被允许探视蒋介石后，递上了宋美龄的亲笔信。上面写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把蒋介石感动得泪如雨下。

可是，此次被手下“绑架”实在是过于丢人，威信大损，况且现在又没有适合的台阶下，因此蒋介石还是不肯屈服。岂止是不屈服，他还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写好遗嘱，让宋子文带回去转交宋美龄。

宋子文知道只有宋美龄能够软化蒋介石的态度，也只有蒋介石立场软化，方可和平解决西安危机，于是他联系上了宋美龄：妹妹，时间所剩无几，你快来吧！

宋美龄的专机于22日抵达西安，陪同在她身边的有专程从西安赶回南京，又从南京陪宋美龄到西安的端纳，还有戴笠。

专机缓缓地着陆了，走下舷梯的宋美龄看见了专程迎接的张学良。

久别重逢，两人脑海里恐怕都会浮现起十二年前上海滩的那次初见。岁月无情，当初的情怀已随风远去，现如今罗敷有夫，使君有妇，曾经的相互欣赏只能深藏心底。

当宋美龄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时，蒋介石潸然泪下，责怪娇妻身犯险地。这之后两人在一起密谈了什么，外人无从知晓，但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明显软化。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两人的谈话无外乎如下几点：

一、外有张、扬二人逼宫，内有何应钦作乱，如果不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性命堪忧。这一点可通过蒋介石日记中宋美龄当时说过的一句话“宁抗日，勿死敌手”印证。

二、如果蒋介石不幸殒命，那么中国可能陷入因权力重新分配而导致的内乱，容易为日本所趁。

三、实难割舍夫妻情分。

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单独会面后的第二天，宋美龄亲自参与了和周恩来的谈判，口头达成了包括“停止剿共”、“准备抗日”在内的多项协议。不光如此，宋美龄一方还允诺为红军发放给养，给予红军番号并将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让共产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

在此基础上，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

在周恩来面前，蒋介石作为曾经的领导，架子还是端得很足的，他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

周恩来的回复有理有节：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接下来，蒋介石向周恩来当面重申了己方的许诺，在确认蒋介石的保证后，周恩来告辞。

到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得以安全返回南京，中共及红军的艰难处境得以改善，国家终于可以停止内战，特别是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更凸显出此次停战的特殊意义。

“西安事变”看似是蒋介石被绑票，面临生命危险，是受害者。但到最后，他也成了赢家。

第一，事变后，虽然说广西、山西乃至华北依旧处于半独立状态，其经济、人事、军事蒋介石还是很难插手，但上述各地对全面抗战和拥蒋却有了共识，这还是蒋介石第一次获得各种政治派别的全面拥戴。哪怕这种拥戴可能只是流于表面，但也令蒋介石的声望不降反升，成为当仁不让的抗日领袖。

第二，苏联为了团结蒋介石抗日，不仅将王明派回中国制衡毛泽东，也把蒋经国给放了回来。1937年，蒋经国回到辞别十二年之久的中国。蒋介石在见到自己阔别多年的儿子兼事业接班人的同时，也第一次见到了漂亮的白俄罗斯儿媳蒋方良。

<h3>张学良无忌，杨虎城不悔</h3>

“西安事变”的发起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呢？他们二人又被如何处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甘愿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以示勇于承担责任。

张学良敢这么做，除去本身的胆识之外，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蒋介石就此事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至于这个共识是什么，当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明显：蒋介石应该是做了某种宽大处理的承诺，这才有了宋美龄晚年多次的自责——我们对不起汉卿。

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到南京后不久就被蒋介石长期软禁，直到当事人蒋介石及其儿子蒋经国辞世，九十岁高龄的张学良方才重获自由。在张学良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中，一直陪伴着他的就是那位风华绝代、温婉可人的赵四小姐。

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对记者说话百无禁忌，可唯独对“西安事变”谈得少之又少，关于蒋介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

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

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

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

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

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

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

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

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

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

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

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

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

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

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

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

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

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

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

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

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

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

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

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

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

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

杀出个黎明 第三章 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h3>二十九军</h3>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

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

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

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

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

《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

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

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

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

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

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

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

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

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

“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

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

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

<h3>卢沟晓月硝烟起</h3>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

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

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

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

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

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

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

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

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

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

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

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

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

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

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

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

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

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

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

<h3>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h3>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

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

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

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

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

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

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

“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

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

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

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

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物资。

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

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

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

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

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

南苑大血战开始！

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

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

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

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

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

这是血与火的交融！

这是灵与肉的碰撞！

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

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

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

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

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

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

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

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

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

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

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

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

<small>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small>

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h3>贱人潘毓桂</h3>

7月29日，北京沦陷。

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

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

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

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

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

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

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

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

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

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

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

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

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

杀出个黎明 第四章 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h3>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h3>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

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

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

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

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

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

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

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

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

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

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

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

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

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

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

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

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

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

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

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

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

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

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

<h3>“八·一三”淞沪会战</h3>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

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

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

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

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

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

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

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

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

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

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

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

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

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

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

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

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

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条水平线上。

由于国军普通士兵的战斗力不佳，因此相对文化素质较高的中下级军官才是国军战斗力的核心。在一线战斗中，战斗力主要依赖于中下级军官的临阵指挥和牺牲精神。换而言之，评价国军是否为精锐之师的标准，主要就是中下级军官的教育背景和实战经验。

话题回到战场上。

日军的负隅顽抗，为援军争取了时间。第三、六、九、十一、十三、十六、十八师团，第五师团一部相继投入战斗。之前提过，日军序号前二十的师团为甲种师团，而第五、第六师团则是甲种之中的甲种，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两支部队。通过日军的兵力分配，可见其对上海战场的重视程度。

日军虽是在战役开始后才进行兵力调动，却很快在上海完成了陆海空三军高达三十万人的部队集结。要知道这些部队分别来自中国东北、华北、台湾，朝鲜甚至日本本土。

与日军超强的战斗动员能力相比，国军的运兵能力就差远了。中国铁路、公路包括航道的运输能力都太小，兵力根本无法一次性地调上来。在这种运输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很多部队甚至是同一支部队都被迫拆分，有的坐车，有的步行，迫不得已形成了兵家所忌的“添油战术”——军队只能是梯次投入战斗，编制混乱，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兵力和火力不能集中使用。

别看战后国民政府号称有七十万军队投入了淞沪会战，但真正有效投入的军队远未达到七十万。所以完全可以认为，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并未处于下风。

日方不仅兵力不吃亏，还可以依靠其优势空军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舰载大炮，支援其陆战部队的作战。

中国军队被迫在日军的空中优势火力和重型武器压迫下与敌对抗。日本空军的轰炸机以及海军的舰炮毫无顾忌地向中国军队阵地成吨成吨地倾泻着钢铁和炸药，战斗进入最惨烈焦灼的状态。在争夺最为激烈时，一个连上去十分钟就全部阵亡，一个师扔进去几小时就没了，淞沪战场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国军牺牲的壮烈程度，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没有前例！

蒋介石的中央军精锐损失惨重，班、排、连、团的基层骨干损失大半，这些人都是打了很多年仗的职业军官。大量中下级军官的牺牲，令部队的战斗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在中国驻印远征军未成军之前，国军面对日军时多缺乏战而胜之的底气，也不是毫无理由的。

中央军的巨大牺牲，令蒋介石很心痛，但也很欣慰。因为他独揽军政大权的十年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令出如山。调令所到之处，原本习惯于为一己私利而各自打小算盘的军阀们——粤军、桂军、湘军、川军、滇军、被改编的东北军，居然不讲条件，不提困难，不远万水千山，杀向了淞沪战场。

如川军杨森的二十军，徒步、乘船、坐车，花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在10月初赶到上海，没有休整就直接投入战斗中。就这么一支穿着草鞋，装备低劣，身无长物，又刚刚经过长途跋涉的羸弱之师，竟然以伤亡七千人的代价与日寇激战了七昼夜。

尽管无数国军闻义赴难，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即便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但现实情况是，国军在经过头两个月的狂攻之后，不仅被迫由攻转守，且渐渐抵挡不住日军的攻势。战局危急！

这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其一，精英尽出的中央军在头两个月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而之后补充上来的大都是各地军阀的杂牌部队，战斗力大减，这一进一出，形势逆转，国军再也无力压制日军。

其二，我们的后勤系统跟不上。抗战发生时，我们是以一个近代农业国家拼死抵抗一个近代工业国家。我们的大部分武器都是进口的，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更别提如飞机、坦克此类的高端武器，基本是打一架（辆）少一架（辆），根本无从补充。枪、弹的生产能力也有限，无法满足战场消耗。而日本则拥有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所有武器均可以自行制造，且产量充足。这样的两支军队交手，除了以惨烈的牺牲换取胜利一途，再无其他的路可走！

其三，我们失去了制空权，天空变成了日机的天下。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使得上海周边的交通几乎完全堵断，军队运输非常困难。后勤补给跟不上，战伤者得不到救治不说，打到后来士兵连口粮也没有了。

说一千道一万，原因只有两个字——国力，绝对的力量是一切的基础。

拼到10月底，由攻转守的中国军队已经几无还手之力。

为避免全军覆没，国民政府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为掩护大军撤退，必须留下一支部队牵制日军。这个任务最后交到了孙元良麾下八十八师五二四团手里。

说是一个团，其实它的建制已经被打残了，只剩下一个营。原团长已经阵亡，接受断后命令的是刚刚由副团长晋升为团长的谢晋元。

谢晋元，黄埔四期生，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有死无生的任务，率领麾下仅有的四百余官兵在闸北四行仓库布防。

四行仓库与英美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因此这场防御战将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中国军队在整个上海就此一支孤军。当时谢晋元接受采访时，为了虚张声势便说了句“我们有八百人”，从此“八百壮士”威名远播。谢晋元和他的部下们抱定殉国的决心，即便只剩下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

这一周旋就是四天四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也赢得了世界对中国的尊重与同情！

四天后，谢晋元接到蒋介石“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撤到租界。

主力这边撤退得并不顺利。大军在撤出上海时不够果断，舍不得退出战斗。就这么一磨蹭，让瞬间的迟疑变成了永久的遗憾，日军指挥官趁机使出了他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战术——迂回包抄：一部正面强攻，一部从侧翼包抄，两面夹攻。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突然登陆，从侧翼迂回包抄了国军的后路。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

11月初，蒋介石被迫下令全线撤退。

淞沪会战就此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

此役中国军队伤亡三十余万，团以下军官半数殉国，但也迫使强大的、团结的、凶悍的、野蛮的、世界一流的日军付出近九万精锐伤亡的惨痛代价！

此役中国跟敌人耗掉了三个月的时间，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解决中国”的计划，为从上海等地内迁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坚持长期抗战争取了时间！

相比之下，我们太过弱小，我们国力不足，我们战略部署欠妥，我们战役指挥不当，但我们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

面对强敌的入侵，面对蹂躏与侮辱，我们誓死抗争，我们矢志不渝，我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壮丽悲歌，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时间！换了现在的中华民族，小日本你再来上海试试？！

<h3>太原会战</h3>

上海作战陷入困境之时，北方的战火还在熊熊燃烧。

“七七事变”后，日军遭到了中央军汤恩伯部在北京南口与河北张家口一带长达十九天的坚决抵抗，史称“南口战役”。日军在付出近万人的伤亡后，迅速完成对北京、天津、察哈尔、河北等地的占领，而后直扑山西。日本人所打的如意算盘，是从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华北同时发起攻击，形成南北夹击向西合围的态势，迅速灭亡中国。

日军先锋是板垣征四郎。前文说过，“九·一八”和“一·二八”都有他参与，当时这小子不过是一个大佐（上校），而现在他已晋升为中将，担任日军成名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第五师团（广岛师团）第十九任师团长。

可能因为板垣征四郎缺失了一些正常细胞导致其少根筋，所以与一般的鬼子相比，他的精力和斗志格外旺盛，更加好战。他率领的第五师团在中国的八年间，先后对阵中国七十多个师，鲜有败绩，人称“钢军”。因为中国人民对小鬼子板垣征四郎印象太深，所以第五师团又被称为板垣师团。

不过，鬼子的如意算盘完全在中国军方的预料之中。面对入侵的日军，蒋介石命阎锡山和卫立煌在长城一线率众抵抗，史称“太原会战”。

这个“众”绝对名副其实，阎锡山的晋绥军、中央军卫立煌、老西北军孙连仲、单衣赤足的川军邓锡侯，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合计近六十万人马。国军的对手日军的数量约为十五万。

其间，阎锡山安排了十一个军近十万人在平型关附近阻击日军，被称作“平型关战役”。但这十一个军中唯有国军第八路军取得了胜绩，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平型关大捷”。

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国军第八路军？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虽然履行了停止“围剿”红军的承诺，但在如何改编红军的谈判中，双方却是难以达成一致。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人的枪炮、亡国灭种的危机迫使双方不再犹豫。于是国共双方重启谈判，并迅速达成一致，蒋介石同意给予红军一个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编制，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一一五师（主要由红一方面军缩编成）、一二○师（主要由红二方面军缩编成）、一二九师（主要由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缩编成），师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

编制规整后，八路军立即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八路军的派驻地是山西，受阎锡山节制。

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设伏，消灭了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辎重部队。辎重部队说白了也就是管后勤的运输部队，负责运输军械、粮草等物资，非正规作战部队。

出于抗战的需要，当时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对外都大大地夸大了战果，后来我们的教科书沿用了当时的战报。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论调才逐渐改变，歼敌数目一降再降，终于降到不到一千人。

探究歼敌数目的多少不是重点，此处只想强调一点，战斗过程绝不像今天那些为了吸引眼球而设计出种种匪夷所思桥段的抗日神剧所描述的那样：

神功盖世的中国人民玩弄日军如虐杀蚂蚁——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杀猪刀、石块、弹弓、飞针也成了杀鬼子的利器！一个个愚蠢猥琐、无能弱智的日军，主动把身体送到我方帅哥靓女们打不完用不尽的子弹前面！

各种雷人的台词层出不穷——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

抗日神剧对强悍和先进的对手进行丑化与贬低，实际上只是在贬低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和活下来的胜利者，把一段悲壮的历史记忆变成搞笑的娱乐节目，实在是对不起为国家存亡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们！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一一五师是八路军的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都是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战斗意志与战斗技术均属国军中的出类拔萃者，尤其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的比例非常高，其战斗力不言而喻。

八路军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偷袭，人数十倍于敌，且攻击的只是敌人的一支运输部队，打起来的激烈程度还远超常人想象。八路军付出了约千余人的伤亡，又厮杀了大半天，才分出胜负。据说，毛泽东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牺牲的将士数量之多心疼不已。

亲自指挥此役的林彪在事后专门做过经验总结，他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国共十年内战）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

好在付出收获了回报。

一是获胜的一一五师缴获了不少好东西。最重要的当数军大衣，因为马上就要入冬了，而大部分八路军将士都只有单衣。后来林彪穿着这次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出去兜风，被阎锡山手下一个尽职尽责的哨兵当成日本军官一枪给撂了，林彪重伤，就此退出抗日战场。等林彪再次出山时，已是国共争天下之际，林彪好似专为内战而生。

二是八路军通过此战积累了宝贵的抗日经验。据老八路王汝林回忆，八路军后来找到了跟日军打白刃战的办法——“群殴”，即以班组为单位同日军拼刺刀的战术，至少三个人结成一个小组与鬼子拼刺刀，有防守的，有助攻的，还有佯攻的。

八路军没有和第五师团的主力交成手，但中央军卫立煌和晋绥军傅作义，在雁门关附近的忻口，跟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的日军打了一仗，历时一月，史称“忻口战役”。

因为双方主力精锐尽出，所以此战成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北方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尽管将有必死之心——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战死，尽管士无贪生之念——国军将士牺牲高达十万，尽管国军的前线指挥官表现得可圈可点，尤其是突然冒出来的“无名之将”——晋绥军将领陈长捷超水平发挥，几乎做到了独当一面，尽管国军歼敌万余，但整个战役还是以中国失利而告终。

在忻口战役中，国军不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还消耗了四万多发炮弹，可以说把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这几年生产的炮弹清仓甩卖给了鬼子。这次几乎称得上孤注一掷的战役输掉之后，娘子关和太原也相继失守，整个太原会战以失败告终。

就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两国在北方的大规模战事宣告结束。

1937年11月初，太原失守后，众将领都玩了命地逃，大多数人都一口气逃过了黄河。

没逃几天，蒋委员长的电报就来了，过黄河的人都挨了一顿臭骂。于是，众人只得收拾行囊，卷好铺盖，转身折回山西。

阎锡山躲到了晋西，就此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拒蒋。当然了，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为了保住他的地盘。

傅作义去了草原大漠，厉兵秣马，两年后创造出了“五原大捷”，成为“射雕英雄”。

卫立煌则跑到了晋南，从此在中条山附近以半正规、半游击的方式抗日，日子过得虽不易，但也打过十余次小胜仗，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勉强站住了脚。

杀出个黎明 第五章 中国伤得起，日本输不起

<h3>双面唐生智</h3>

话题回到南方战场。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一个常识：打胜仗并不能完全显示一支军队的素质，军队在战场失利，被击溃打散之后有序撤退、重新组织、再次投入战斗的能力，才能真正彰显一支军队的素质！

从这一点来看，国军还需要在不断的战斗中尤其是大规模的高强度战争中提升自己，国军离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淞沪会战末期，国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从上海逆长江而上三百公里的土地上，国军在日军的追击下，撤退逐渐变成了溃败，溃败又逐渐变成了溃逃。军官们已经无法收拢部队，无法有效组织第二道防线来保卫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

首都南京门户大开，日军即将兵临城下。

南京守军大都是刚刚从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残破疲惫之师，如中央军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俞济时第七十四军、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以及临时补充入伍的新兵。

也就是说，南京一无可用之险，二无可用之兵。

战还是不战，这是个问题。

可蒋介石从政治角度出发，决定守一下。他认为南京是国家首都，是孙总理陵寝所在，一枪不放就撤出，自己怕是会被民众的口水淹死。蒋介石甚至提出由自己来守城，但之前老跟蒋介石唱反调的唐生智站出来反对说：委员长，国家还需要你，你负责撤退和迁都以统领全局，此处就交给末将吧。

于是唐生智临危受命，誓与南京共存亡。

南京背靠长江，可谓是背水一战。可唐司令觉得这还不够绝，因此组织了一个督战队驻扎于出城渡江北上的通道——挹江门，还把大部分船只都给砸破了，只留下少量船只让督战队统一掌管，意思是谁也别想弃城逃跑。接下来他又命令驻防长江北岸的胡宗南第一军：谁敢乘船北逃，你给我格杀勿论！

大家可能会奇怪，那支一统广东和北伐的绝对主力——第一军，居然沦落到了当大刀队的境地？

第一军初到上海时，尚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一千两百人而已。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坚如铁，但当他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黄埔部队多已打完矣！

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

话说唐司令一下子用了两个典故——韩信的背水一战、项羽的破釜沉舟，但仍不甚满意，所以他比韩信和项羽还多考虑了一步：暗中给自己留了一艘小火轮。他手下的将官们也上行下效，有能力的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

唐司令此招甚妙，既可逼士兵努力杀敌，又可保自己逃命！

一切筹划妥当后，日军也追上来了！

日军在淞沪会战中虽未伤筋动骨，但损失也很大，亟须休整，因此追过来的日军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围困了南京城的三个方向，只给国军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希望中国军队自己快些溃退，以此减少己方伤亡。如果日军对南京四面全围，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从而拼死一战。

12月10日凌晨，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

12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吧。

三天激战中，日军伤亡多达七千余人，没能突入南京城内。

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的时候，日军尚未破城。如果此时唐生智组织好掩护，有序撤退，那么国军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毕竟城北的长江通道还在自己人手中。可唐生智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在匆匆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就慌忙乘坐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那些之前已备好逃命船的军官，一看唐司令跑了，自然不甘落后，一个个立马也逃了。

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像教导总队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就没有逃，还有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也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唐司令带头跑了，兵败如山倒，孙元良也没法一个人战斗。无奈之下，堂堂国军中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装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之中。

咱们在北伐的时候说过，孙元良曾经有个外号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现在看来，“飞将军”已经迷途知返了，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再接着率领已不足编制三分之一的残部打南京保卫战，在别的与他职位相当的人都争先恐后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足够摘掉那顶大帽子。

主将跑了，这还得了！

士兵们知道长官逃跑的消息后，战斗意志立马就垮掉了，还守什么阵地？还打什么敌人？赶紧跑吧。往哪儿跑？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就是渡江北逃。要想渡江北逃，就必须先出城，而出城则必须经过督战队把守的挹江门。

好不容易冲破督战队的阻拦，挤过挹江门，来到长江边，才想起来先前唐司令已经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对着浩瀚无际的滚滚江水往哪儿跑？

无奈之下，逃兵们只得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迹于难民之中。同时，也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国军趁机向进城的日军打黑枪。于是，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需要说明一下，下令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是老鬼子载仁的侄儿朝香宫鸠彦，主犯是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鬼子谷寿夫在战后被蒋介石引渡到南京，枪毙于雨花台。这也算是稍稍安息了那些逝去的人们，慰藉了那些无辜的灵魂。

现在讲“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太多太多，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主演过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等，在这里实无必要多讲细节。

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再去反复探究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三十万人还是二十万人，无论死亡人数多还是少，日军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更加强大，让“国货”不是在民族感情上，而是在品质上全面超越“日货”！

<h3>西南联合大学</h3>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在武汉稍做停留后，便知道武汉也不保险，于是决定迁都重庆。

在国都失陷、民族危亡的千钧一刻，暗地里没少跟蒋介石在四川唱对台戏的军阀刘湘，骨子里迸发出了一名合格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顽强，他不仅勒紧裤腰带出兵出钱出粮，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还亲自率兵出川抗日。遗憾的是，刘湘刚走到汉口不久，即1938年1月，就因为肠胃病去世，留下了被蒋介石毒死、气死和因投日败露而自杀等穿凿附会的传言。

刘湘出师未捷，临终遗嘱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近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战，化身无数刘湘前仆后继，在战场上与强敌死扛到底，为国捐躯者高达六成，牺牲之大实为地方军之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

……

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迁得如此紧张而仓促，其过程的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象的。

更糟糕的是，日军的轰炸机还随时过来捣乱。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捣乱，而是有预谋的战略行动。因为日本人对重庆及其周边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目的很明显，鬼子想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瓦解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效果也很明显，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越发坚定，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越发高昂。

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他们仍做出了一个貌似不重要却对现代教育意义甚大的举动——高校内迁。

随着国土的逐渐沦陷，不少高校师生成为了顺民或者汉奸，但更多的师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冒着纷飞的战火，踏上了内迁之路。

抗战爆发前，中国共有大专以上学校一百零八所。抗战爆发后，高校内迁五十二所，迁入租界二十五所，另有十四所本就在后方，只有十七所停办。

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亦不忘记保全教育，为山河破碎的中国保存了一息顽强的文脉，值得赞赏！

内迁的高校中，最为幸运的当属原来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它跟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

不太幸运且迁徙路途最远的高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

师生们先从北京、天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又兵分三路。

大多数教师及其家眷、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走海路到越南河内，再转道昆明。

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进入越南河内，最后转乘火车进入云南。

另一路没钱的同学们，只能用最艰苦的方式——“驴行”去云南了，靠两条腿从长沙走到昆明，这可是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距离！

后来，这三所本来相互颇有抵触、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学校在昆明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高校内迁，十多万学生颠沛流离来到了大后方，他们要吃饭，要教材，要教舍，要老师……这些都需要钱。而国民政府有太多的现实问题亟须解决，现在政府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更何况短期内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的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的短缺，让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很是头疼，怎么才能把学校办下去？无奈之下，陈立夫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贷金”，相当于今天的助学贷款，也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向政府借学费，毕业之后偿还。

助学贷款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阳光工程。需要资助的学生数量巨大不说，而且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项都无从收回。毕竟战火纷飞，朝不保夕，那些穷学生哪里还拿得出钱来。好在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是陈立夫的好哥们儿，在陈立夫死磨硬泡之下，总算是弄到了不少钱。

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民族危亡之际，国民政府不仅设法为学子们解决了学费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创造出了一处处环境虽不优雅、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

下面就以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来讲述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莘莘学子在国难当头之际谱写出的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

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学校上课的教室极其简陋。顶棚是用铁皮做的。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当作响，老师的声音根本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基本就是一间破茅草屋——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不错。

每逢天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同学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作“空前绝后”。

住得差，吃得也差。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生们每天只有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吃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

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中，教授们薪水涨了六七倍，物价却涨了三四百倍，所以甭管是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费孝通，还是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晗，就两个字：没钱。

因此，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满大街追逐朱自清，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

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

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的炸弹也来了，就这也没挡住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就躲，飞机走了继续学习。匹夫不可夺志，从没有学生因为条件异常艰苦而辍学。

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众望。

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等八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近一百七十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

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大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李政道，他们两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

而费孝通、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

最后，我们以联大校歌《满江红》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对上述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small>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small>

<small>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small>

<h3>韩复榘开会，有去无回</h3>

中国连战连败，日军控制了华北、华南大部，接下来自然是继续西进，控制中国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以将南北连成一片，进而拿下郑州和武汉，由东向西压迫国军的生存空间！

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拿下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江苏重镇徐州，就成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

对中国来说，必须守住徐州，尽可能地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

津浦线一带的防务划归第五战区，徐州自然也在其中，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补充一句，战区和部队序号都很容易随着战况的实时变化而变化，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

蒋介石给李宗仁安排的副手是中原大战的降将——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脑袋空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进水！不幸的是，这位韩复榘，就是一个脑袋爱进水的神人。这老小子还以为现在的情势是自己人玩内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在日军杀将过来时居然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

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可这老小子也不想想，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还没有哪路诸侯敢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

要搁在以往，蒋介石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可现在不同了。

蒋介石说：大家来开会吧，商讨一下军事安排。

这个会本是以前就安排好的，并非突然决定，因此韩复榘这个山东军政一把手也没有怎么怀疑，脸不红心不跳地来了。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会也就是一个军事会议而已，但对于韩复榘就不一样了，是鸿门宴改成了鸿门会。

在会议上，蒋介石当着与会的八十多个师长的面逮捕了韩复榘，当即押送武汉，两个星期后处决。

杀一儆百，韩复榘主席把自己的脑袋主动贡献出来，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祭旗，也算是为抗战略表寸心！

<h3>血战台儿庄</h3>

1938年3月，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第十师团）从山东出发，分东西两路向南进攻，企图会师台儿庄，进而攻占徐州。

与此同时，另一路从江苏南京一带北上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已经兵临池河、淮南。

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

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

强敌环伺，而李宗仁作为屡次内战皆失败的产物——光杆司令，手头能用来抵抗日寇的军队，除了新桂系现任一把手白崇禧支援给他的李品仙第三十一军，其他都是杂牌中的杂牌。如西北军老油条庞炳勋第四十军，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川军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复权衡之下，万般无奈的李宗仁用上了田忌赛马——将最精锐的李品仙部布置在南面，于学忠辅之，以阻实力稍弱的南路日军北进；将杂牌中的杂牌派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庞炳勋部坐镇临沂，阻击东路的板垣师团，邓锡侯部驻守滕县，对付西路的矶谷师团。

战斗开始了。

李品仙和于学忠不负领导厚望，血染淮河，将北进的日军牢牢地拖在了南线。

而另外两路国军所面临的局面则严峻多了，强弱异势，形势十分危急。

西北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说起来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而他们的对手板垣师团的强悍野蛮程度，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林彪以十倍于敌的兵力伏击其辎重部队还要打上大半天的时间，如今庞炳勋迎上的可是其主力部队，作战难度可想而知！

西北军出了名的装备差，单兵素质差，甚至连补给都跟不上，怎么才能拖住日军呢？拼了，以命换命！可是拼了命还是抵挡不住。

关键时刻，李宗仁请调的援军第五十九军赶到战场。军长是之前在沦陷的北京善后的那个西北军将领张自忠。

张自忠、庞炳勋亲自上阵。一将舍命，万夫难敌，有张自忠、庞炳勋这样不怕死的主将，部下自然凶猛异常，何况凶猛本就是西北军的特色。

板垣最擅长玩的迂回包抄战术“一支部队走正面，一支部队出侧面”，再也玩不转了，因为他的两支部队分别被两支杂牌军给摁住了。两支西北杂牌军用令人动容的勇敢与顽强，付出巨大的伤亡，依仗城防工事，如钉子般钉住了对手。板垣师团数日内不能越临沂一步。

邓锡侯的二十二集团军，是一支典型的川军。川军的枪炮多为土造，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经常打不响；川军吃得不饱，穿得也差，军纪就更差，甚至一手步枪一手烟枪。咱们老电影里的国民党败兵什么样，这川军就什么样。好在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跟日本鬼子干架不怕死！

他们的对手矶谷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具备同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更恐怖的是，矶谷师团是日军法西斯分子的大本营。不仅师团长矶谷廉介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且部队的骨干大多参加过确立军人在日本统治地位的“二·二六政变”。

矶谷师团虽然足够疯狂，但川军的精神意志更胜一筹。

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在国破家亡之际，川军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光昭日月，气贯长虹！

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有死无退，最终以王铭章在内全师阵亡的代价阻敌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

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

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

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

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

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

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

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

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

打法一，巷战。

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

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

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

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

打法二，夜袭。

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

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

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

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

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

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

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

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

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h3>论持久战</h3>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

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

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

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

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

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

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

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h3>K作战</h3>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

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

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

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

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

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

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

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

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

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

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

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

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

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

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

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

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

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

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

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

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

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

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

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

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

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

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h3>武汉保卫战</h3>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

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

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

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

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

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

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

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

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

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

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

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

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

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h3>万家岭大捷</h3>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

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

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

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

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

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

一○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

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

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

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六师团包围。

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

为拯救一○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

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支敢死队从日军背后的山崖绝壁攀缘而上，直插敌人身后，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随后的五天里，日军疯狂地向张古山反扑，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的退路，鬼子光在张古山就留下了四千具尸体。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

虽然国军将士表现不错，在整个万家岭战役中，迫使日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借用叶挺的话说，这叫“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但遗憾的是，一○六师团最终仍有一千多人跟随松浦淳六郎成功突围。

这个立了大功的张灵甫咱们在讲黄埔军校时提起过，就是跟林彪同为黄埔四期生的“万人迷”张钟麟。

张灵甫早在中原大战那会儿就已经是胡宗南手下的第一悍将，位居团长。这么些年过去，他书法肯定见长，功劳肯定见长，但官位为什么还没有长呢？因为他杀人了，而且杀的还是自己的老婆。

至于他杀老婆的原因，有两个版本。版本一，他老婆红杏出墙；版本二，他老婆是共产党间谍。

杀妻的真相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打老婆都算人渣，就更别提杀老婆了。军人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目张胆地触犯了国法。蒋校长很生气，一气之下就把得意门生张钟麟送上了军事法庭。

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蒋委员长给全天下的犯罪军人们发了一个红包：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兵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钟麟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钟麟这个名字，改叫张灵甫。

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初始合作后，这兄弟俩终于创造出了杰作——万家岭大捷。

抗战八年，张灵甫一直跟随七十四军，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此公几乎每战必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立下汗马功劳。七十四军也就是后来的国军第一王牌、蒋委员长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

<h3>希望</h3>

万家岭大捷后不久，武汉保卫战失败。

幸运的是，国民政府总算是把家搬到重庆了。

此后，一条条命令便从蒋委员长在重庆南郊的黄山官邸发出，直至七年后日本投降。

幸运的是，工厂内迁终于完成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工厂内迁不仅使私人资本流入后方，而且带来了精良的设备与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奠定了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工业基础。同时，大后方急剧增加的人口（主要是难民）有效地拉动了市场需求。而且国民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举借内债（发行公债），求助外债（向外国银行借款），有力地支持了后方工业发展。

总体来说，大后方的工业虽不能说繁荣昌盛，但也生机勃勃，产品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后方的军需民用。

我们完全相信，大后方的工业经济基础就是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希望。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

总之，日本动员全国力量发起的最重一击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消灭中国政府。从战略上来说，日本人失败了。日军嚣张的气焰终于被暂时压制下去。之后六年，日本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像武汉会战这样的大规模战役。

可以说，从武汉保卫战起，中国人民开始厚积薄发，悄悄地凝聚力量，等待着那最后的反攻之时。

春天不会远了，黑夜终究无法吞没黎明的曙光。

杀出个黎明 第六章 坚持就会胜利

<h3>“抗日战神”三战长沙</h3>

日军占领武汉六天前，另一路日军攻陷了广州。

不过日本人接下来啃到了两块硬骨头。

第一块硬骨头是薛岳。

薛岳的事迹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从北伐到“剿共”，直至万家岭大捷，但这些都没有接下来的长沙会战有名。

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位于两地之间的长沙已成孤城。但日军推进至中国中部地区后，军力已疲，兵力更显不足。因此日军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才于1939年9月开始进攻长沙，企图由长沙占领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灭掉重庆国民政府。

长沙会战，日军的对手是升了官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省主席薛岳。

由于长沙属于丘陵地带，四面无险，易攻难守，因此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劝说薛岳：长沙估计守不住，咱们来日方长，没必要在此拼命，咱们应退至有利地区阻敌！但薛岳不干：湖南是天下粮仓，如果落入敌手，对我极其不利，而守长沙是守湖南的关键。因而这一仗“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

蒋介石、白崇禧、陈诚三人轮番上阵劝说薛岳，结果就是两个字：没用。弄到后来，薛岳放出狠话：我就要在长沙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蒋介石没辙了，补发命令：在长沙打！

薛岳虽然性如烈火、刚猛无匹，但绝不是一介莽夫，此人用兵极善机巧，总是谋定而后动。薛岳早就考虑到终有一天会在长沙跟鬼子干仗，因此为日军量身定做了一套战术，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的“天炉战法”——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行进，被迫下车和国军一样两条腿走路，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

只要你敢进来，我就可以烤死你。

简单来说就是死缠烂打：不和鬼子硬拼，但也不脱离接触，轮番上来骚扰，充分利用长沙地域大、纵、深的特点，逼迫鬼子露出破绽，让鬼子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击。

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是兵家之道，而将优势兵力分散于广阔地带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在薛岳之前没人敢用，甚至没人敢想。但薛岳的这个战法在强大的鬼子面前真的可行吗？一切有待实战去验证。

发生在1939年9月的这场战役共进行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而结束，人称“湘北大捷”。

这次长沙会战，从结果上来说，是中国军队在日军侵华以来第一次将进攻的日军打得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

从战术上来说，国军保住了长沙，粉碎了日军拿下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的计划，保卫了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

从战略上来说，成功阻止了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猖狂攻城略地的势头，使后方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

简单说来，就一句话：“天炉战法”靠谱。

此后，薛岳倚靠“天炉战法”跟日军在长沙又干了两仗，俗称三战长沙，杀死杀伤鬼子近十万，成为日军的梦魇，人称“抗日战神”。

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以为只要不碰到薛岳，前方就是一片坦途。但他们没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块比薛岳还硬的骨头。

<h3>杜聿明血战昆仑关</h3>

当时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四条路线进口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和获取国际军事援助。

第一条是“香港路线”：香港经东南沿海各地通向内陆。由于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沦陷，因此这条路线名存实亡。

第二条是“西北路线”：经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这条线路虽然比较安全，但路途遥远，往返时间长，运量不大。

第三条是“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以越南海防为起点，经滇越铁路到云南昆明，或经桂越公路到广西南宁。

第四条是“滇缅路线”：以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戌，接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到昆明。滇缅公路的细节下文会讲。

日军占领广州之后，一路向西，兵锋直指广西首府南宁。

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线，切断中国抗战所需物资的补给线路，彻底掐死中国！若广西沦陷，不仅危及西南部的两条国际交通线，还危及重庆，动摇大后方的军心民心！情势危急！

被逼急了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日军反守为攻。

反攻！居然是反攻？在战略层面从来都是主打防守的中国军队要大举反攻？没错。既因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可以通过全面进攻牵制敌人在西南的进攻力量，也因为中国最高统帅部已经看清楚了日军的虚实。

日军扩张过快，根本来不及对占领区实施有效的控制。日军在战线过度延伸，兵力明显不足的同时，却无法从占领区获取足够的补给。而此前几场大战已将日本国内这些年来积攒的战争资源消耗大半，因此仅仅依靠日本本土的经济支持，日军短期内已经没有实力对中国再次发动全局性的大规模进攻。但我们中国就不同了，国民政府以经历过几大战役锤炼的国军一线部队为骨干，补充兵员进行整训，并配以省吃俭用买来的或国际捐助的武器装备，军队的战力逐渐提升。

况且，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不拼命，更待何时？！

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抽调了约七十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场全面反攻北起内蒙古包头，南至广西北海，共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史书称发生在1939年冬天的这场全面反攻为“冬季攻势”，称下面这场发生在广西的核心反攻战役为“桂南会战”。

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的人，是新桂系的现任老大白崇禧。

但白老大刚上任，就吃了大败仗，不仅失去了广西首府南宁，还被日军板垣师团占据了国军援军南下之路的咽喉——昆仑关，也就是当年北宋名将狄青曾经战斗过的那个昆仑关。

在这种情况下，白老大只能跟蒋委员长求援。鉴于桂南会战的重要性，鉴于板垣师团的凶残程度，蒋委员长给他派来了一支极为厉害的援军。

援军的头头叫杜聿明，就是那位老婆入共产党他入国民党的黄埔一期生，此公参加过东征、北伐、“剿共”、长城抗战、淞沪会战，也入过蓝衣社，一路走来很是顺利，如今这位35岁的熟男已是一军之长。

杜聿明用兵犹如诸葛亮一般谨慎而优雅，擅长精打细算，是标准的儒将。但这位风度翩翩的气质男，居然是一名技术男。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埋头研究技术，尤其是在当时非常前沿的机械技术方面拥有相当的水准，并因此成为南京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培训机械化部队作战的教官。

1938年，蒋委员长用苏联的援助打造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约五十辆装甲车和近一百辆坦克的二○○师。由于杜聿明的技术背景和相关工作经验，蒋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二○○师师长。

没过多久，二○○师扩编为军，蒋委员长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那支光荣部队的番号“第五军”授予了这支部队，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

几经周折，麾下极缺将领的杜聿明找蒋委员长要来了三位屡经大战洗礼的高级指挥官。

36岁的郑洞国，湖南人，黄埔一期生，从东征到北伐，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屡次跨越死亡之线，却从未挂彩，实属福将加名将。他出任由在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的荣誉第一师师长。

37岁的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黄埔二期生，后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镀金，历经东征、北伐、中原大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擅长吟诗作赋的他，却在战场上收获了一个“邱疯子”的外号。他出任新成立的二十二师师长。

35岁的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生。他出任第五军的老底子二○○师师长。这可是一个专为抗倭而生的军事天才，一个怎么打怎么赢的悍将，一个所向无敌的第一先锋。若不信的话，请看其简历。

长城抗战时任团长，于古北口初胜日军，崭露头角的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台儿庄战役时任旅长，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再胜日军。

徐州会战，激战四昼夜，于艾山击退强敌，三胜日军，升任副师长。

武汉会战，击败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四胜日军，升二○○师师长。

戴安澜上任后，为二○○师选了一首军歌，即那首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该曲成为共和国国歌。

大家应该发现了，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都曾是关麟征麾下的战将。不错，他们选择离开关麟征，主要是因为接受不了“关拳头”蛮横霸道的领导作风。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开是正确的。因为选择离开，他们迎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在1939年的国军“大阅兵”中，第五军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一。

淞沪会战后，德械部队成了过去式（一来打光了，二来在日本的压力下，希特勒终止了跟中国的合作），苏械部队第五军成为新的国军第一精锐。

虽说第五军是国军第一精锐，但达不到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武器装备标准，也做不到像某些影视剧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国军军官就穿着笔挺的军服，皮靴锃亮，泡酒吧，喝咖啡，吃西餐，钓美女，十分小资。实际上除了将来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外，国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和几年一发的粗布军装。

尽管条件是如此艰苦卓绝，如此筚路蓝缕，但我们一往无前！

杜聿明率军出征了。

晨曦里，战士的钢盔泛着寒光，身影凝重而坚毅，苍凉而悲壮。

挡在杜聿明和第五军前进道路上的，可不仅仅是扼守昆仑关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还有巍峨峻险的昆仑关，以及昆仑关上日军通过精工细作打造出来的坚固工事——大量钢板混凝土构筑的三层碉堡。

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看起来无法扭转的地理劣势，杜聿明也没有别的选择：要想从日军手里夺回南宁，那就必须仰攻昆仑关，打通南下之路。

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攻坚战！

杜聿明在综合考虑了地势、敌我双方的兵力火力分布等因素之后，想出了对敌策略——两个成语：关门打狗，围城打援。

日军在昆仑关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威胁很大。于是杜聿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拔掉两侧外围的日军堡垒和高地，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此所谓“关门打狗”。

杜聿明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戴安澜二○○师为主力正面强攻昆仑关，吸引敌人来援，同时派出邱清泉二十二师在日军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打伏击，此所谓“围城打援”。

1939年12月18日，战斗打响，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昆仑关狭路相逢！

国军以坦克、战车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对抗日军坦克、战车、步兵与空军之间的陆空配合作战。

重炮的轰鸣、子弹的厉啸、枪口喷出的火焰、压抑的厉斥、凶狠的号叫、刺刀触碰的金属声，交织出了一曲曲充斥着勇气、血性和兽性的残酷旋律。

双方都没有人后退，都战到彻底地倒下为止。

这里不想过多地去强调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和将士们的牺牲精神，因为一切文字在战斗过程和战果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

12月31日，一连十三天的血战结束！

第五军以一万四千将士伤亡的代价，全歼日军“钢军”二十一旅团五千余人，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收复昆仑关，取得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

孙子兵法云：上策伐谋，中策伐交，下策伐城。这里的伐城就是指古代的攻坚战，由此可见攻坚战的难度和代价之大。

在残酷的攻坚战中，以不到三倍的伤亡全歼日军最精锐的部队，这实在是一个优异的成绩，以至于狂妄的日本人也终于低下了他们那看起来高傲实则极度自卑的头！日军战史《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如此评价昆仑关之战：“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

自敌人处得到的敬畏，永远比自朋友处得到的更难能可贵，也更令人感动！

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再度经历先胜后败的惊险局面，好在结局不错。经过整整一年的辛苦战斗，1940年11月底，中国军队收复南宁，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

中国军队以自己的血肉长城，捍卫了西南交通线的畅通，保住了抗战的大后方。在广西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

<h3>僵持</h3>

就在中国军队浴血长沙，奋战昆仑关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两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二战”爆发！

注意，是爆发不是开始。因为每个国家都以本国投入战斗的日期作为“二战”开始时间。比如，中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美国显然太夸张了，说日军1941年年底突然袭击珍珠港才算“二战”开始……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

就目前来说，欧洲战场还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暂搁下不谈。

对于中国来讲，固然有国军将士英勇奋战，但截至1939年年底，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仅以二十余万伤亡的代价，便让中国几乎陷入了绝境。

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部被日军占领。自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

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自此，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出海通道均被截断，这意味着“香港路线”完全中断。

不幸的是，“西北路线”也中断了。

1938年和1939年的秋夏之交，苏联和日本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地带打了两架，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第一架日军小胜，第二架苏军惨胜。鉴于大家的实力半斤八两，日本和苏联决定讲和，讲出来的结果就是《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中国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本就不多的援助。

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从国外购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只能是通过暂时没有沦陷的西南部进出。

而从中国西南部通往东南亚的路也就两条。

一条是桂越公路。桂越公路是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要走桂越公路还得看法国人的脸色，而且广西随时面临日军的攻击，很不安全。

另一条则是滇缅公路——云南与缅甸之间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需要强调一下，这条公路是抗战爆发后才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公路呢？主要的理由前面说过了：桂越公路不安全。

滇缅公路则相对比较安全，毕竟日军需要跨过广西或者打到缅甸才能威胁到这条公路。所以二十万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修筑了一条跨越中国岩层最坚硬（喀斯特地貌太多）的山区、最湍急的河流（怒江），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

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

公路进入缅甸后，就跟缅甸国内的铁路连接了起来，可直达仰光。仰光是一座海港城市，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里输入。可问题是，从哪里弄来的钱买战略物资呢？美国。

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退入重庆后，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形势，不再固执于《中立法》。有鉴于此，在驻美大使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靠以货易款——逐步卖桐油给美国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换来了美国人的第一笔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这就是“桐油借款”。

毫无疑问，依靠这几千万美元，国民政府是可以暂时轻松一段日子了，但此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中国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中国，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突破了中立法的限制，就此打开了美国援华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国继续用滇锡、钨砂等战略物资以货易款，又找美国借了一亿多美元。截至抗战胜利，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高达八亿美元，绝大部分属于免费赠予。

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英国出于希望中国照拂一下缅甸（缅甸为其殖民地），多跟日本扛几天的目的，也给中国提供了五百多万英镑的贷款。

所以，从通车时起，滇缅公路就成了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埋葬日本灭亡中国梦想的大道！必须保护好，不容有失。这就是后来中国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真正原因。

形势如此恶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日本也不轻松。

日本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一开始便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日军做到了五个月就占领中国首都，一年多就攻陷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从古至今，没有几个国家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

窝囊如法国，不仅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直接绕过，成了摆设，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而且面对德国的进攻（1940年5月10日开打），只用了六个星期（6月25日）就放下武器成为德国的附庸。当然，这可能是由法国唯有靠外国人领导才能打胜仗的传统决定的。譬如，在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才能称雄欧洲。

可令日本意外，令全世界意外：除去精神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竟然还在坚持，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着“抗战到底”的誓言！

反观日军，在经历了最初的顺风顺水之后，现在已经陷入苦战，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人被迫一面巩固占领区，试图以战养战；一面加强如进攻长沙、南宁之类的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同它谈判，屈服停战。

其实，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曾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注意和局与准备。

因此中日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谈，但日本人竟然向蒋介石提出：

一、在华北、华中、外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国中之国”。

二、承认“满洲国”。

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

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刀架脖子上赤裸裸地抢劫！国民政府吐了日本一脸口水，强硬拒绝了这些可笑要求。

蒋介石不答应，却有人答应。

杀出个黎明 第七章 汪精卫终究没能成神鸟

<h3>汪精卫晚节不保</h3>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敌人，此时大都坚定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在懦夫们悲观的聒噪声中，仍然无悔地走在“抗战到底”的路上。

但不到两年的时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百万将士血洒疆场，自然有人对蒋介石等人的强硬立场表示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数后世臭名昭著的“五人团队”——梅思平、高宗武、周佛海、陈公博及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

梅思平，之前提过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此人当过教授，干过江苏省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等职务，是很有前途的高级干部。

高宗武，29岁时成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厅级干部），是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外交大员。

周佛海的官方职务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副主任，位高权重。

周佛海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一直留了下来。和周佛海一同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好哥们儿、后来做了汪精卫副手的陈公博。

陈公博原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他和周佛海的关系特别铁，铁到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一三五你穿，二四六他穿，星期天就让裤子歇一天吧，他俩都裸奔。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两人一起同流合污，全心全意干了不少坏事，什么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玩弄女性统统包括在内。

汪精卫就不多说了，全身上下都是光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

这些人的官位都不低，都是党国大员，任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上战场。可为什么要跟主战派唱反调？原因不难理解，相信大家看一看“五人团队”带头大哥汪精卫的语录就知道为什么了。

汪精卫语录一：“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

汪精卫语录二：“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汪精卫的言下之意是说，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失去更多的国家主权，牺牲更多的国民。这样下去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应该“和平救国”。“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

期待日本放弃他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的侵华政策，将结束中华民族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施舍，就如羊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狼的大发善心！愚蠢的想法，实在是愚不可及！如此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精卫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不但没有进步，似乎还退步了不少。

汪精卫不明白，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战争也自然会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因为日本人真的打不动了。

日本常驻中国的兵力高达一百三十余万（驻扎关外的“关东军”和驻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含华北、华中、华南方面军以及海军舰队），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还有其他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以实现以战养战。于是，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些傀儡汉奸政府，帮助他们恢复社会生产秩序。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就是众汉奸政府之一，但这里面的汉奸大多是北洋时期的小角色，如王揖唐、殷汝耕，号召力很差。而有号召力的北洋大哥们，如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则宁死也不当汉奸。当年北伐要打倒的北洋军阀，居然没有一个人当汉奸，还真是出乎世人意料。日本人正打算做北洋元老唐绍仪的工作时，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就出手了，将冤枉至极的一代名流唐绍仪刺杀于家中。

如此一来，日本人的汉奸政府可就缺少了一个有影响力、有破坏力的人物。就在日本人饥渴难耐的时候，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出现了。

汪精卫在无法说服主战派走“和平救国”道路的情况下，委托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本支持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汪精卫则以优厚的讲和条件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对于自己即将迈出的这一步，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我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

汪精卫本是要做神鸟精卫，可一步走错，做了精卫鸟人。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还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至昆明，随后抵达越南河内，走上叛国之路。

12月底，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计划（即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1939年1月初，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

其后，蒋介石下令狙杀汪精卫。由于日本老板对新晋重点员工汪精卫的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使得戴笠的军统连续失手，只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运道不佳，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公司的“福利”，就被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干掉了。

1940年3月，汪精卫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正式接管沦陷区，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的伪政权完全克隆了国民政府——三民主义还是指导思想，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是国旗，孙中山还是革命先驱，双十还是国庆节。弄得比真的还像真的。

至此，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

一、长春的伪满洲国。领导人是溥仪，此人在任期内无任何作为，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天然绿色的傀儡。

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五人团队”所有成员都身居高位。汪精卫在任期内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过一定程度的努力。

三、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八年全面抗战。

四、保持独立自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中共建立和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虽然抗战意志动摇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日本人，都不光彩，所以这些人都选择骑墙观望。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顿时逆转过来，这些首鼠两端的人纷纷投日。这是因为，汪精卫的投敌不仅减小了汉奸们的心理压力，鼓舞了汉奸们的斗志，而且还为汉奸降日提供了理论依据。

大小汉奸们奔走相告：汪主席说了，降日不叫投降，叫投身“和平运动”。我们都是“曲线救国”，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都是秉承国民政府的意志！

随后，轰轰烈烈的“清乡运动”开始了。

“清乡运动”大致可以理解为，武力清除沦陷区一切敌对日本的力量，为日军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个“武力”的名号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清乡军……看得头都晕了，还好后来有人给汪精卫的这群手下想了一个统一的称号——伪军。

<h3>铁血张自忠</h3>

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优柔寡断、懦弱自卑的汪精卫卖国投敌，也为了报复国军的“冬季攻势”，决心打开从湖北通往重庆的通道，干掉主战的重庆蒋介石政府，于是发动了“枣宜会战”。

稍提一句，在这之前，日本人还发动过一次“随枣会战”，但冈村宁次败给了李宗仁的防守反击。

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一次，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

重庆岂能不守？于是蒋介石让李宗仁挂帅，调动三十余万人马，在湖北的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在战斗中，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中国军队也曾经获得了胜绩，但李宗仁没能重现台儿庄奇迹，也没能继续“随枣会战”的辉煌，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了。就在蒋介石忧心如焚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难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

张自忠，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误认为可杀可辱的“大汉奸”，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上将兼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使他成为“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

从长城到卢沟桥，从台儿庄到宜城十里长山，张自忠不止一次让大和哭泣。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仍在奋勇杀敌。

让我们一起追忆张自忠在生命的最后十天里的英风豪情，敬祭将军忠魂。

5月7日，留遗书与好兄弟冯治安，率部东渡襄河，主动出击，给日军以极大威胁。

随后，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

15日，被困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

16日，奋勇督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力战不退。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

虽然将军已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自忠在魂归天国的那一刻，一定是极为安详的。

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摘掉了戴在头上三年之久的汉奸帽子，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价之宝的尊严！

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枣宜会战”接下来的战斗中，国军踏着他的血迹与强敌死拼。战至激烈处，一座城池能数易其手。1940年6月中旬，国军终以数倍于对手的伤亡为代价，将日军堵在湖北不得西进，成功拱卫重庆，屏障西南大后方。

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以张自忠生前的誓言为结束语，向为中华民族重生之最后一段艰苦行程而杀身成仁、见危授命的英雄们致敬！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h3>敌后抗战</h3>

自从汪精卫把伪政府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之后，就一直不怎么走运，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

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

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

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

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

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

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

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

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

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

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

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

“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

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

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

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

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

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

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

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h3>“皖南事变”</h3>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

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

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

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

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

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

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

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

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

中共中央表示同意。

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

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

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

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

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

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

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

……

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

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

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

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

杀出个黎明 第八章 军统，特高课，76号

<h3>军统</h3>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

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

“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

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

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

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

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

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

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

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

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

“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

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

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

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

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

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

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

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

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

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

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

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

严格说起来，电视剧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

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

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

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

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

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

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

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

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

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

<h3>特高课（科）</h3>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浪人兼特工，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打探情报。青木宣纯老朽之后，接班的是之前提过的坂西利八郎，此人创立特务机关“坂西公馆”，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骗得一愣一愣的，被卖了还帮忙数钱。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程度加深，黑龙会、“坂西公馆”这种半江湖半官方的组织就不太够用了，日本人只好另想办法。于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粉墨登场，它叫特别高级任务课（科），一说是特别高级警察课（科）。总之，一般简称特高课（科），为了行文方便，就称之为特高课。

特高课成立的目的很明确：一切都为日本侵华服务。

特高课最初在东北建立，它的头目——“阴鸷猥琐男”土肥原贤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土肥原比他的师父坂西利八郎和祖师青木宣纯更加心细、胆大、阴狠、不要脸。

土肥原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到位，特高课的确切成立时间至今没有人知道。但它应该在1913年之后才成立，因为1913年土肥原贤二才来到中国。

虽然土肥原一肚子坏水，但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特工。

他由日本的国情——妓女多和中国的国情——鸦片流行出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开展业务的好办法——在妓院搞谍报。

妓院三教九流会聚，各种消息四通八达，十分便于情报收集。于是，土肥原在沈阳和哈尔滨等地的妓院里插入了许多特高课的间谍。这些间谍在依靠出卖色相刺探情报的同时，还经营着一项副业——贩卖鸦片，既为特高课解决了经费问题，也让那些有利用价值的家伙染上烟瘾，便于控制。

一箭三雕！土肥原不愧是暗黑小能手。

在土肥原的率领下，特高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一切都有条不紊，快速高效。

“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自治”等重大侵华事件，大都跟土肥原和他手下的王牌间谍川岛芳子等人有关。

日本国内的高层看见土肥原这小子把特高课搞得风生水起，就动了把特高课做大的心思。于是，各层级的日军宪兵队和日本警察署，都多了一个叫特高课的部门。由此，咱们在看抗日或谍战相关的影视剧时，老能看见日军宪兵队等机构里那个邪恶的特高课。

交代完了特高课，再来看看另一个受日本人控制的特务机构。

<h3>76号</h3>

76号，是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的简称，它的学名叫“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名字中的“中央”指的是汪精卫的伪中央，76号是这个机构的所在地。与76号相比，“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学名太难记了，所以无人知晓。

76号的靠山是日本人，但干活的都是中国人。

76号的一把手是丁默邨，二把手是李士群。这两人除了“只干坏事，不干好事”这一大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共产党的叛徒。

丁默邨早年直属中共湖南党团组织领导，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后来就一直留了下来，成为中统特工。因为业务能力不错，后来干到了“调查统计局”邮检处处长。

这个丁默邨，有一个大弱点——拜金，尤其钟爱贪污腐败。

1938年4月，张国焘逃出延安投奔国民政府，负责接待张国焘的正是曾经的“同志”丁默邨。结果丁默邨居然把政府拨给他用来招待张国焘的费用给贪污了，钱少了，对张国焘的招待工作自然做不到位。

香的没吃到，辣的没喝到，张国焘十分不满意。张国焘心情爽不爽，丁默邨根本不在意。但他不知道，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

这道目光的主人，是戴笠。

丁默邨这次得罪的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地位比较特殊，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因此戴笠打了一个如意算盘：如果能以得罪丁默邨的代价，换得张国焘对军统的忠心投靠，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于是，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丁默邨一顿黑状，说丁默邨贪污招待费，虐待投诚人士。

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1938年夏天还未到，丁默邨便被停职，张国焘顺利加入军统。

李士群跟丁默邨的经历十分相似。

李士群原是中共党员，中共中央特科特工，兼周恩来的警卫员。1932年被中统逮捕，他没有“打死我也不说”的勇气，没几天就变节投降，加入中统。

不过，这个李士群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物。这家伙在中统那里并未将与自己有联系的共产党员全盘供出，而是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了保护；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共隐瞒了自己变节的事实。

也就是说，中统认为李士群是自己人，中共也不敢百分百地确定他已经叛变。

由此，李士群成为双重间谍。

当时，李士群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的资深编辑，他的领导正是社长丁默邨。

1937年年末，南京沦陷后，李士群奉中统徐恩曾之命，在上海潜伏下来。

到了1938年，中国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城市基本全数陷落。李士群彻底对抗战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中国即将灭亡，自己没有必要跟中国一起“牺牲”。于是，这小子再度叛变，主动投靠了特高课的老大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当时急于控制上海，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做特务远比日本人有优势。于是，土肥原出钱出枪出设备，指令李士群尽快建立汉奸特务组织。

76号就这么成立了。

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号召力不够，便策反了老上级丁默邨。由此，二人在76号干得风生水起。但土肥原对这两个家伙并不十分放心，于是他给76号安排了一支日本宪兵队，职责自然是监视76号里的大大小小的汉奸特务。除了土肥原，日本军部也对76号不放心，所以日本人在上海专门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梅机关，负责监视76号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

<h3>特效润滑剂——周佛海</h3>

李士群和丁默邨两人都出身中共，后又都效力中统，可以说对中国特务组织的运作情况十分熟悉。因此，在他俩的策划和安排下，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军统尤为凄惨。

当时沦陷区的锄奸任务大都由军统来完成，仅在1939年秋季的两个月间，军统就干掉了四十余名大小汉奸。于是，76号在李士群的率领下激烈反击。一时间，大量军统基层组织被破坏，大批军统特务被捕，甚至军统王牌杀手（时任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星炳都被李士群成功拿下。

一时间，上海滩风声鹤唳。

戴笠急了，告诉周佛海：你去跟李士群说，意思一下就行了，别太过分了！

戴笠和周佛海很熟吗？他为什么要对周佛海说这番话？

周佛海之前跟汪精卫一起跑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本以为自己这边的政府一打开局面，那边蒋介石的政府就活不下去了，自己这边正好接管全国政权。但他万万没想到，日本人打完“武汉会战”之后就基本打不动了，而蒋介石政权似乎一时半会儿倒不了。正好此时戴笠派军统特工过来策反，周佛海乐得脚踩两只船，从此成为骑墙派。一方面替伪政权做事，一方面为军统服务。

在周佛海的运作下，军统和76号暂时休战：只要你别惹我，我就不惹你。

接下来的故事则有些过于无间道了，中统、军统、76号、特高课全部有份。

<h3>“色戒”</h3>

在张爱玲的短篇作品中，有一个叫的无间道故事。

故事内容大约如下：美丽性感、气质柔美的抗日女志士王佳芝，或许是感动于对方愿意为她一掷千金的慷慨，又或许是出于情欲，爱上了一个自己曾立誓杀之而后快、阴险冷酷、苍老猥琐、变态无耻的汉奸易先生，甚至不惜为保护汉奸而葬送了自己和同志们年轻的生命。

当然，如果没有被李安拍成情色片，估计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不会太多。

张爱玲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写情爱、伤感、彷徨、小资那是信手拈来，但这种阴森恐怖的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怎么会被她知道，从而写出这么“真实”的故事？

秘密就在她的老公身上。张爱玲有一个叫胡兰成的汉奸老公，此人当时正在汪精卫政府任职。张爱玲从胡兰成的嘴里听到了一些捕风捉影的片段，然后结合她和胡兰成的情感经历，创造出了一段“爱恨纠结”的故事。

虽说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但主角还是靠谱的。故事中抗日女志士的原型是郑苹如，被色诱的汉奸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

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母亲木村花子则夫唱妇随，随郑钺来华参加革命活动。也就是说，郑苹如不仅出身革命家庭，还是中日混血。

当时中国有一份叫《良友》的画报，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大约类似《时代周刊》之于世界。而郑苹如曾经是《良友》的封面女郎，其姿色不用多说，自然是当时的一流美女。

1937年，受家族和时局的双重影响，19岁的郑苹如出于爱国热情而被陈立夫的堂弟——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陈宝骅引入中统，担任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在中统的刻意安排下，演技出众的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与中统预定的猎物丁默邨“不期而遇”，于婉转低回、顾盼娇吟间，已将丁默邨迷住。

火候已到，郑苹如邀请丁默邨到家中一叙。因为中统计划在郑家附近动手。

面对超级美女含情脉脉的邀请，尤其是到家中一叙这么旖旎诱惑的邀请，恐怕以一般男人的意志力，还真是无法拒绝。按理说，老色鬼丁默邨更没有理由拒绝。可他还是在轿车就要到达郑苹如家时，突然改变主意，掉头而归。

老特务就是老特务，虽好渔色，但更重视自己的小命。

第一次不成功，只能继续努力。

此时，郑苹如的顶头上司，从陈宝骅换成了张瑞京。张瑞京命令郑苹如想办法将丁默邨引到上海一家皮货店——西伯利亚皮货店，他已在那里安排好了杀手。

可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后，张瑞京因叛徒出卖，被李士群抓了。李士群出身中统，和张瑞京本是旧识。熟人相见，张瑞京倒也爽快，未等用刑就全招了。

出人意料的是，不知道李士群出于什么居心，竟然未将此事张扬出去。他不仅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且还派出狙击手来到西伯利亚皮货店附近埋伏。

1939年12月21日下午，丁默邨被郑苹如拉进西伯利亚皮货店。郑苹如装作走到一旁挑选皮衣，和丁默邨拉开了距离。

狙杀丁默邨的最好时机出现了！

可就在这一刹那，凭借混特务多年的直觉，丁默邨好像预感到了什么，突然以“闪电侠”博尔特奥运百米夺冠的气势狂奔而出。他的车就停在路边，没有熄火，司机时刻准备接应，车门当然是敞开的。丁默邨三蹿两跳就已冲进车里，高喊开车。

枪声响起的同时，车已经飞驰而出。

机会转瞬即逝，中统和李士群派来的杀手都空手而归。

丁默邨脱险后，擦掉一头冷汗细细一想，自己光顾西伯利亚皮货店是出自郑苹如的建议，可杀手竟然就埋伏在了那里，如此只有一种可能，郑苹如和杀手是一伙的。

接下来，郑苹如顺理成章地被捕。

日本人本来想用郑苹如的性命要挟其父郑钺出任伪政府的职务，但正直的郑钺一口回绝。

在刑场上，郑苹如对刽子手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帮帮忙，打得准一点，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

在女儿牺牲后，郑钺一病不起，于1941年年初抱恨而终。

郑钺死后三年，郑苹如的亲弟弟郑海澄在重庆保卫战中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壮烈牺牲。

又过了半年，郑苹如的未婚夫、空军上校大队长王汉勋牺牲。

真是满门忠烈！

<h3>超级墙头草</h3>

李士群是怎么回事，居然要刺杀丁默邨？

在76号，李士群属于创业元老，而丁默邨属于新进员工。但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老资格的李士群居然只能屈居于丁默邨之下，出任二把手，这让李士群很不服气。

因此，李士群开始拉帮结伙，处心积虑，下定决心搞垮丁默邨。

因此，李士群跟中统保持了藕断丝连的关系，譬如这次保护张瑞京而刺杀丁默邨。

同时，李士群在周佛海卓有成效的运作之下，跟戴笠的军统玩起了暧昧，譬如掩护军统上海站站长余祥琴逃生。

要命的是，李士群还一直和中共在上海的特务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李士群身边工作的关露就是中共联络员。红色特工关露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位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有首歌大家肯定非常熟悉：“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关露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

李士群身为76号的人，却跟中统、军统、中共暧昧不断，难道他和周佛海一样，也是骑墙派？

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1943年9月，李士群横死于阿米巴菌中毒，便佐证了这一推测。

李士群身体本来好好的，可就在发病前两天他赴了个宴会，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科长冈村适三做东。李士群吃完饭后，不久就有了中毒迹象。李士群死于非命后，汪精卫厚葬了他，却并未追查他的死因。这种低调的处理方式，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冈村毒死李士群的说法。不过，这件事依然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谜。

是日本人兔死狗烹吗？显然不是，此时的国民政府还很坚挺。

那就是中统或军统锄奸？也不像，按照军统或中统的习惯，除掉一个像李士群这样的超级汉奸，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宣布对此事负责以杀鸡儆猴，顺便鼓舞抗日士气。但此事发生后，没人宣布负责。

难道李士群是暴露身份的中共潜伏特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日本人应该不会使用暗杀手段，而应该明正典刑，严刑拷打，从李士群身上挖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如果李士群是被抗日势力指派潜伏的话，那他的死就是牺牲，指派他的人应该为其记功并嘉奖才对。可即便抗战胜利之后，中统、军统、中共还是全无动静，正好说明此人确实是汉奸。

既然如此，答案似乎只剩下一个：李士群虽然并非任何一方的潜伏间谍，但他是骑墙派，四面讨好，日本人不需要这种不忠心的走狗，但李士群的特务势力很大，即便是日本人也有所顾忌，因此特高课只能选择暗杀。

<h3>假钞大混战</h3>

之前提过，军统对日的秘密战线上，有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金融作战。

说是金融作战，其实就是印假钞。

日本人印假钞，国民政府也印，然后再由双方的特工们想方设法在对方的控制区花掉，在解决自己资金不足的同时，还可以打击对方的经济，一箭双雕。

从1938年年底开始，日本人开始在沦陷区用新发的伪币替代原来的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同时，大鬼子山本宪藏开始带领手下的小鬼子们印制假法币。

日本人印假钞和今天的黑社会印假钞不一样，他们印假钞时，让全日本最好的技术人员全程参与设计制作。而且，日本人用的设备和原材料都缴获自国民政府印钞厂。也就是说，日本人印出来的“假钞”根本就是真的。截至1945年小日本投降，共印了四十多亿元，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要知道，1937年，中国的法币总量还不到十五亿。

山本宪藏为了印制假钞，没日没夜地干活。他本来是打算宁可拖垮身体，也不给事业留遗憾的。可到了最后，身体是拖垮了，但遗憾也留下了。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收入停滞的状况下，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居然在国统区总共发行了近五千亿法币。他呕心沥血印的这点钱，扔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山本宪藏彻底服了：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来而不往非礼也。国民政府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就是印假钞吗，我们也会。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对口机构“对敌经济作战室”，从美国购买一流的纸张和印制设备，再从美英两国聘请一流的技术专家，同时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在重庆歌乐山建立合资伪钞工厂，比照着戴笠从周佛海那里搞到的日伪银行的纸币印钞版，夜以继日地印伪币。伪币从此源源不断地流入沦陷区，导致沦陷区物价飞涨，损失惨重。

相比之下，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共产党控制区不使用法币，而是自己发行钞票，俗称“边币”，再加上共产党控制区的经济总量有限，费那么多功夫也不值得，日本人只好放弃“边币”全力印法币。

待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收拾这个被双方搅和得异常混乱的金融体系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共产党这边的边币却非常坚挺。史家通常认为，国民党最后败走台湾，金融体系崩溃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

<h3>结语</h3>

对于军统和中统这样的特务组织，殊难评价其功绩。

既因为秘密战线的斗争极具复杂性：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直到今天，众多史料还矛盾重重，有些史料认为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

也因为这两个组织一直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一边与自己的同胞作对，一边与国共两党以及全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

譬如逮捕川岛芳子的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昨天还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以“谋反、投敌、贪污”等罪名秘密处决。

譬如曹锟的长孙女婿、刺杀汉奸张敬尧的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之前还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

譬如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昨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隔天就被捕了，并落水当了汉奸，成为同事的制裁对象。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是一种牺牲，忍辱负重更是一种牺牲，因为这个过程更加残酷，更加痛苦。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国家、为理想、为信仰而放弃爱情家庭、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斗士。也许他们的名字少有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

最后，简单交代一下那些曾在本书中出现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的结局。

抗战胜利前，徐恩曾因走私军火，被“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

一世风流的戴笠在征服了最后一个女人——上海滩影后胡蝶之后，带着一堆谜题，于1946年3月一个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日子，在南京岱山机毁人亡。戴机撞戴（岱）山，雨农（戴笠的字）死雨中。

76号的丁默邨于抗战胜利两年后被执行死刑。

特高课这边，土肥原作为甲级战犯被第一个处以绞刑，川岛芳子也被判处死刑。

杀出个黎明 第九章 铁血远征军，杀出个黎明

<h3>猎杀1941</h3>

随着中日两国在各条战线均进入僵持阶段，时间也悄然来到了1940年年底。

1940年9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签订攻守同盟，是为轴心国。

1941年6月，德国全力进攻苏联。

“二战”之初，被德军“闪电战”（充分利用飞机和坦克的速度优势，集中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击破的国家名单有长长的一串：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这给希特勒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觉：闪电战可以包打一切。所以希特勒对付苏联的战术还是闪电战。

可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再高明的战法，也有它的弱点。闪电战的弱点就是它过于注重速度和成功率，一旦不能快速“劈”死对手，就会错过稍纵即逝的机会，陷入拉锯战。一旦进入拉锯战，汽油、弹药、衣服和食物等补给跟不上的“闪电”部队，就成了深入敌阵的孤军。那些被闪电战击破的国家与苏联相比，从国土上来说，都缺少战略纵深，从武器装备来看，都缺少空中优势。苏联的这两个特点，都能克制德国的闪电战。战争的进程果然印证了这一点。

开战之初的一个多月里，苏联红军死伤无数，西部国门大开，德国人长驱直入，直抵十月革命的发祥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城下。

此刻，德国人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无比痛苦且漫长的鏖战！

此前，德国人只用一个多月就拿下苏联国土数百万平方公里，毙伤苏联军队数百万。但对付列宁格勒这样一座小小的城池，他们居然花了近九百天，自己死伤五十多万，造成对方军民死伤近两百万，最终还是未能拿下。

在誓死捍卫祖国和家乡，一波接一波冒死冲锋的苏联人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闪电部队”被冻结在了西伯利亚的寒流中。

当然，如果把时间定格在进军列宁格勒之前，德军是天下无敌的，谁也不看好被揍得落花流水的苏联红军还能翻盘。德国的成功刺激到了日本，日本人嚷着“不要误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口号，在这一年中向中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局部进攻。中日双方各有胜败——如“土木系”二号人物罗卓英指挥的“上高会战”的大胜、何应钦指挥的“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总体说来，日本赢多输少，但赢得并不轻松。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即将到来。

中日战争打到1941年年底的时候，除了主帅用兵、将士用命外，中国的另一大作战优势也开始发挥作用。

这个优势就是人多。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一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几场大仗下来，中日双方都紧急招兵以继续作战。中国的新兵虽然和以前一样缺乏训练，但日本的新兵较之以往通过了层层选拔、得到了足够训练且身经百战的老兵差距更大。所以，中国的人口优势终于转化成了胜势。

除了人口劣势之外，日本本国贫乏的资源也使其无力支持长期消耗战。而且由于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的存在，日本人“以战养战”也成妄想。尤其是在德、意、日结盟后，美、英公开地支持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使日本的战争资源迅速走向枯竭。到了1941年下半年，日本的石油储备已经捉襟见肘，似乎只有从中国撤兵一途了。

但是，日本人想出了破解当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彻底疯狂。彻底疯狂的人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不用思考自己能不能做到，只管听天由命，放手一搏。日本人决定做三件事：

第一，彻底摧毁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打破其对日海上封锁。

第二，占领东南亚，以获取那里富庶的战争资源。

第三，进入缅甸，摧毁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掐死中国。

于是时间定格在1941年12月7日，强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几小时内就被日军彻底摧毁，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珍珠港事件”。

第二天，也就是12月8日，美、英同时对日宣战。

此时的蒋介石一定难抑喜悦之情，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十年的孤军奋战终于告一段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日本自掘坟墓，把顶级强国美国拖下水，日本人疯得实在是太及时了！

第三天，重庆国民政府对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宣战。中国加入轴心国的对立面——同盟国，与美、苏、英站到了一起。

几天后，日本的盟友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稍提一句，德国、意大利之前已经对欧洲各国都宣过战了。

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群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上演。

<h3>北上还是南下</h3>

按照正常逻辑，鉴于苏联国力不如美国，那么日本北上与德国合作，先搞垮苏联再谈其他似乎更加合理，可为何日本人选择南下？其实，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日本还是选择南下，不外乎这么几个原因。

原因一，兵力不足，风险太大。

别看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互不侵犯协定，其实这都是表面功夫。就像德国和苏联也签了互不侵犯协定，还不是照打不误。所以苏联根本信不过日本，仍在远东屯兵近百万。如此看来，日本若想攻打苏联，按照苏联人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军队派少了根本就是白搭。可军队又不能凭空冒出来，那么打苏联的军队从何而来？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简单了解一下1942年前后日军扩编之后的兵力分布，情况大概如此：本土驻军（数目不详，大概少于四十万）、海军（约三十五万）、驻守东北一带的关东军（约八十万）、与国军在关内正面战场对战的“中国派遣军”（约一百万）、驻守朝鲜、台湾的日军（约十万）。

如果与苏联开战的话，关东军肯定跑不掉。当然了，这也正是关东军所期待的。但关东军主力北上，整个东北将处于真空状态。战争进展顺利的话，一切好说，若一旦受阻甚至失利，试问凭借关东军在东北留下的那点残兵，如何抵挡得住百万苏军南下占领东北？既然如此，日本势必派兵填补关东军留下的真空地带，保护东北这块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可是从哪里派兵？唯有拆东墙补西墙。可能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本土的驻军，甚至朝鲜和台湾的驻军，都要抽调去东北驻防。

但问题是，中日现在已形成相持局面，日军连发动大规模战役都已是力不从心，如果再将关内日军抽调去东北，又拿什么来防备中国军队的骚扰和反击？难道要放弃这几年来已经占领的中国土地？

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时中国未定的情况下，贸然北上，只会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结局。

因此，从兵力上说，与其勉力北上，还不如趁苏联和德军无暇他顾之时，抽调一部分“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精锐，配合海军南下开辟另一个战场。

退一步讲，即使日本配合德国出兵北上，由于苏联西南部的工业区已落入德国之手，所以日本人若想消灭苏联和捞好处兼顾，就得瞄准苏联内迁的工业区如西伯利亚工业区乃至乌拉尔工业区。可问题是，那里靠近苏联国土的腹心，距日本本土甚至是中苏边境都极为遥远，以日本的战略储备状况——极缺石油，军队能不能打到那里还是个问题。不得不说，日本人没在东北发现大庆油田实乃万幸，否则日军以战养战，其破坏力是亚洲人民难以承受的。

综合看来，北上对日本来说风险太大。

原因二，国策。

日本是个岛国，跟英国一样，非常重视海洋防卫。日本由此确立了“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大帝国的国策，决定将主要力量向太平洋扩张。

但是，南下也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必须面对美国。

日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先干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缩减到最小，然后趁美军无力插手亚洲的这段时间，打通东南亚通道，迫降国民政府。等美国实力恢复到能够进行干涉的时候，日本已经掌控了大局，消化了足够多的利益和足够大的地盘，具备了和美国对抗的实力。

想法虽好，但实现起来有些问题。因为日本人找错了对手，一个是被打倒无数次，却永远不会趴在地上的中国，一个是被打成重伤，却依然能够战斗的美国。选择这样的对手，只能说是日本的悲剧。

<h3>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h3>

没有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掣肘，日军随即挥兵东南亚，掠夺战略物资去也！

为快速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同时向多个国家发动了攻击。关于日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经历，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地名、沦陷时间、死伤——日军杀死杀伤对手的人数。

其实，泰国、马来半岛、菲律宾、关岛、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等地的英美殖民军也做了抵抗，只可惜他们抵抗的时间，几乎就是被日军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这一点在菲律宾和新加坡战场表现到了极致。

七万五千美国菲律宾联军放下武器，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仓皇而逃。

一千余日军伤亡换来驻新加坡英军八万余人举起白旗。

实际上，英美殖民军的实力不是很差，只是腐败得太重，懦弱了太久，血性全无，冲一下便轰然倒塌。

日本迅速将东南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罗织到了自己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石油、天然气、煤和粮食等紧缺战略物资得到了及时的补充。紧接着，日军进入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准备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切断滇缅公路，进而通过缅甸进攻云南，拿下云南进攻重庆。

缅甸是一个孱弱的国家，光靠自己，绝无可能扛住日本的侵袭！而它的宗主国英国，此时正被德国按在欧洲和北非狂扁，根本无暇他顾。即使有暇，英国人最先要保住的，也是其在亚洲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印度。其他类似缅甸的这种小殖民地，只能由其自生自灭了。至于同盟国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失去了太平洋舰队之后，远在万里之外的它想在短期内恢复曾经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英国都无力发兵援救，缅甸该怎么办？

前面说过，中国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已经只剩下西南的桂越、滇缅两条公路。而此时法国人已经投降了，日本作为轴心国，作为胜利的一方，顺其自然地接收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桂越这条国际通道也就被日本堵住了。

因此，中国的对外通道只剩下滇缅公路。一旦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持久抗战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决定命运的时刻，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来得稳妥。所以中国决定自己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保卫自己的生命线。

蒋介石大出血，一口气准备了三个军，他自己的棺材本第五军也在其中。

远征军组织完毕，随时准备兵发缅甸。

发兵前，蒋介石也曾征询英国人意见： I do for you？英国人回复：No，thanks。

娘希匹，英国人自己不出力，居然还不让我中国出力？

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英国人有四条强大的理由说No。

理由一，英国人自己还没有想好守不守缅甸。

理由二，在缅甸还有不少英军，应该跟日军有得一拼。

理由三，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希望第三国军队进入其殖民地，万一中国人赖在那里不走了怎么办？

理由四，实在瞧不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百年前，他们在鸦片战争中随便派两艘军舰就能把清军给灭了。这坏印象便一直留存了下来。

可惜，英国远非百年前的日不落帝国，实力早被雨打风吹去，剩下的也就是表面风光和所谓的绅士风度了。

在缅甸的数万英军，面对欧洲人口中的“三流军队”——日军的疯狂进攻，败得毫无绅士风度，一路狂窜。直到日本人一路追到了缅甸首都仰光，英国人这才知道着急，急呼中国远征军入境协防。

可是为时已晚，日军已经深入缅甸，缅甸主要城市都已沦陷。英国人的自私和自负，令中国远征军错过了大好时机。尽管如此，远征军还是决心马上出兵。

<h3>远征军入缅</h3>

与此同时，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把缅甸、泰国、越南、印度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盟军“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总司令。

此外，同盟国还空降了两个大牌领导。

一个是美国人史迪威中将，出任战区参谋长。

史迪威的优点很多。他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是个“中国通”。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学历不错，只是缺乏作战经验，但做事认真、性格坚强，是一名很有职业精神的军人。他还有一个好靠山——马歇尔，马歇尔时任美军陆军总参谋长，既是总统罗斯福的军师，也是拯救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

伴随这些优点的，是他的一个大弱点——性格缺陷，此人极其强势，凡事喜欢自己说了算，别人甚至是领导反对也没用。所以他跟领导的关系很差劲，从他给众领导取的外号就可见一斑——蒋介石是“花生米”（意为笨蛋、没用的小人物），罗斯福是“老软脚蟹”。

此人来到“中缅印战区”上班后，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自居，自认使命是“监督”中国抗战，行事十分高调。其带兵打仗的本事另说。

其实，让美国人派一个参谋长过来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的本意是弄一个听话的“传声筒”过来，方便找美国人弄些免费的战略物资和低息贷款，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请回了一尊牛气冲天的菩萨。

另一个是英国人亚历山大中将，出任战区英军总司令。此人曾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沉着冷静地带领英军安全回到英国，也算是个人物。

中国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但卫立煌因故未到，无法入缅。蒋委员长后来才发现人事安排失当，改派陈诚的忠实小弟罗卓英前去代理，副司令则是昆仑关一战成名的杜聿明。

大家也看出来了：领导全是大牌，关系错综复杂——杜聿明要听罗卓英的指挥，罗卓英听中将史迪威的指挥，中将史迪威与中将亚历山大不知道谁听谁指挥，特级上将（蒋介石自封）蒋介石则在重庆遥控指挥。

尽管指挥体系一片混乱，那也只能打了，毕竟中国抗战的生命港口——仰光已经悬于一线。

1942年3月初，远征军匆忙入缅。

这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境作战。

<h3>国境之南，有士死战</h3>

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第五军二○○师的将士们，身穿单衣，脚踏草鞋，登上战车，向西进发，烟尘相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缅甸的土地。

蒋介石不是准备了三个军吗，为什么只有一个二○○师？那是因为蒋介石先走了一步棋。之前，虽然英国人不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但蒋介石还是有所准备，他让战斗力强悍的二○○师提前屯兵云南边境，以备随时入缅。

其余的部队在二○○师进入缅甸后，也陆续上路。情况大概如此——国军第五军余部为前锋，新六军居中，六十六军殿后。

如果早些入缅，远征军是可以从容布设防守阵地的。但因为英国人的狂妄自大，远征军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只能在哪儿碰到在哪儿打了。更要命的是，第五军的三个师也是挺进速度不一，根本无法配合作战。戴安澜的二○○师已经开到仰光附近的同古，廖耀湘（接替调职升官的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还远在腊戌，九十六师竟然还在云南保山。这么说可能有人不太明白，用中国的地名替代一下就清楚了：二○○师已经到了广州附近，新二十二师还远在长沙，九十六师则被甩在武汉。

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几个即将反复出现的地名的相对位置，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致如此：

东边：中缅边境，如云南的福贡、腾冲，以及缅甸的景栋。

中间（北边）：缅甸国土，野人山－密支那－腊戌－曼德勒－仁安羌－同古（又称东吁或冬瓜）－仰光。

西边：印缅边境，如印度的英帕尔。

二○○师是奔着保卫仰光去的，因此日夜兼程，千里急行军。当部队终于赶到了同古时，映入远征军眼帘的那片属于仰光上方的天空，已映成了令人恐惧的红色！

仰光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

火是英国人自己放的。一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物资，二是利用大火阻敌便于自己逃命。英国人全部撤离仰光，一路向西北逃窜，目的地是印度。

英军屁股后面，是陆空一体、四面开花的日军追兵——甩开两条腿一路狂追的、开着战车狂飙的、借助战机天上飞着扔炸弹的。总之，除了水里游的，能想到的追击方式统统都有。也就是说，英国人正和日本人比赛马拉松。英国人是属兔子的，除了跑什么都不会，但日本人可不是乌龟，是鬣狗。

戴安澜的二○○师刚好在同古碰到鬣狗追兔子，兔子向国军求救。蒋介石看在英国人是友军的份上，尤其是看在英国人承诺援助国军物资的份上，下令戴安澜向英军伸出援助之手。

追击的鬣狗是日军五十五师团，人数两倍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二○○师，重武器也全面领先。

好在二○○师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极其强悍，依托自己抢修的防御工事，顽强地挡住了日军头几天的反复进攻。但孤军作战，后援困难，补给跟不上，戴安澜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守住同古。

他问手下一个叫黄景升的团长：你有战胜日寇的把握吗？

黄景升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戴安澜深受感触。深夜，在检查完阵地之后，戴安澜在孤灯之下挥笔给夫人写下遗嘱，他要交代一下身后事。

<small>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戴安澜叔祖父）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small>

战况在之后的几天里变得越来越坏。二○○师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危险处境。

孤城落日，孤军奋战的二○○师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戴安澜决定收缩兵力，依托工事和有利的地势，全力固守同古城。在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戴安澜环顾四周，用沉重沙哑的声音大声对着到场的指战员宣布：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须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孤军，也要奋战到底！

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

将为兵之胆。将士们从戴安澜的声音中感觉到了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力量。

主将拼命，三军用命。日军非但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阵地，还死伤惨重。

日军无可奈何之下，又抽调五十六师团一部前来夹击。五十六师团（由日军第一师团主力扩充而来）与日军十八师团都极其擅长丛林作战，号称“山地之王”。

日方有生力军加入，人数数倍于己，重武器的火力远超己方，还有空中支援。但那又如何！戴安澜的字典里只有六个字——誓死抵御到底！他亲自执轻机枪与日军对战，决心以死报国，全师各级指战员也誓与同古共存亡。

工事不断被日军的炮弹摧毁，将士们则利用残垣断壁、炸弹深坑与敌周旋。

那个“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的黄景升，用生命实践了誓言，他以集束手榴弹攻击日军战车时自爆，与敌同归于尽。

在人员、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困境下，将士们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死守阵地，半步不退！

这是黄埔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正面对抗！

中国军人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黄埔精神笑到了最后。

戴安澜率部苦战十二天，面对人马超过己方两倍的强敌，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以约两千人的牺牲，歼敌五千余人，完美完成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同古阻击战”。

在如此逆境下，以一比二点五的战损比战胜强敌，这绝对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史上空前的好成绩！戴安澜不负绝代悍将之名！不愧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第一人之名！

<h3>矛盾</h3>

仰光失守后，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中国出兵缅甸的目的，本是要保住滇缅公路，尤其是滇缅公路的源头——仰光的出海口。现在仰光失守，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一支孤军。

英军拍屁股走人不说，其许诺援助国军的物资——车辆和补给，也没有兑现。因此，在缺乏足够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远征军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大部人马只能依靠步行，一路开辟羊肠小道，翻山越岭。

这倒也罢了，关键是缅甸人居然还在后方捣乱！

日军入侵后，缅甸人民非但没有愁容满面，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热烈欢迎日本“解放军”，痛击殖民统治者英国和以中国远征军为代表的一切“帮凶”！

虽说缅甸人民的思维方式比较奇怪，但他们的破坏力却不可小视——破坏远征军必经的公路和铁道，主动充当日军的探子，争先恐后地把远征军的动向报告日军，甚至有胆大的人袭击远征军……

交通工具本就不够，再加上运输线路遭到缅甸人破坏，远征军的运输能力根本就上不来，因此各部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兵力极为分散。

对于深入缅甸的远征军来说，四周都是敌视的眼光，找不到粮食，也没有向导，自然环境恶劣，还有日军压过来的重兵（四个师团）。

远征军逐渐陷入了绝境。

就在此时，盟军的内部矛盾也同时爆发。

二○○师在同古血战十二天之后，鉴于援军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要么不是被日军阻击，要么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杜聿明遂下令让孤军奋战的二○○师突围后撤，避免全军覆没。

杜聿明的突围命令，事先是征得蒋介石同意了的，而且蒋介石想得更多。

鉴于远征军形势不妙，蒋介石左思右想，终于在同古之战结束前，想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照顾英国人面子的好点子——二○○师以及第五军其余各部，且战且退，在曼德勒附近集结，与其他远征军在此会合，伺机而动。

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曼德勒？简单介绍一下曼德勒的地理特点。

特点一，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也就是说，守住曼德勒，就保住了缅甸北部的安全，给中国大西南地区留下了缓冲，免遭日军直接威胁。万一作战失利，曼德勒后面还有腊戌、密支那等据点可以退守，撤兵回国不难。

特点二，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意思是说，保住曼德勒，即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同时，这也照顾到了亚历山大心中那不可与外人道的无耻想法——放弃缅甸，保全印度，拿中国军人的性命去给退到印度的英国人看门。

特点三，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打防御战，对武器配备比较落后的远征军显然更为有利。

这个对中国和远征军十分有利的主意，遭到了Mr. 史迪威的反对。

史先生万分坚定地认为，蒋介石的这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的方案太过保守，中国军队主力应该南下，齐聚同古，反攻仰光。

这倒也正常，不是同一国家的人，利益出发点就不同。史先生的这个想法背后，隐藏了两个目的。

目的一，落实罗斯福总统的最高指示。

罗斯福的指示是先欧后亚。也就是说，美英两国的工作重心在欧洲和北非，即优先解决盟国最大的敌人——德军。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避免日军主力进入印度分散英国人的力量，避免日军占领印度后与隔印度洋相望的北非德军合流。

怎么消耗呢？罗斯福希望远征军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同日军战斗下去，希望中国用人口的优势拖住甚至战胜日本。

美国人的援助可不是能够免费领取的。

目的二，史迪威想在缅甸战场实现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人生梦想。

很明显，不管史迪威想实现哪一个目的，发动中国军队进攻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光杆司令史迪威拿美国援助要挟蒋介石调兵进攻。

蒋介石本来是要第五军坚决后撤的，可看在美国是盟国老大以及钱的份上，只好万分不情愿地让步。

蒋介石不知道，他这一次的退让，居然把远征军推向了一段无比艰难的旅程。

史迪威根本就不是做统帅的料，完全听不进去杜聿明等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兵力本就分散的远征军，居然被史迪威再度拆分开来使用。第五军的三个师顶在前面四处救火，第六军则在缅甸东线辽阔的地带上各自为战，第六十六军这支本来负责后方警备和预备队的部队，也散布在从曼德勒到腊戌再到云南边境一带数百公里的土地上。

而且，史迪威所有的计划都基于同一个模式——中国远征军从正面发动进攻，英军负责保护中国远征军侧翼。

若英国人能保得住侧翼，那就见鬼了！

<h3>“仁安羌大捷”</h3>

中国军队血战同古十二天，总算是替英国人挡住了追兵。

至于中国人为了阻挡日军追兵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又如何摆脱强敌，那就不是英国人关心的事情了，英国人只要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就万事大吉。

逃，加速逃，逃到印度去！

北逃的英军可不都是杂牌部队——殖民军。殖民军一般只有军官是英国人，士兵多来自英联邦（如印度和澳大利亚）。

逃军里面也有英国的正牌部队，而且是王牌部队——第七装甲旅，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精锐较量多次，互有胜负。

但是在缅甸战场，第七装甲旅一个照面就被突袭而来的日军五十五师团打得丢盔弃甲。好在第七装甲旅知道见机行事，一帮残兵败将依靠打剩下的少数机械化装备，脚底抹油，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但他的兄弟部队——英缅军第一师，是打也打不赢，跑还跑不过，七千余人让日军三千人给追上并包围在了仁安羌。

英缅军第一师向亚历山大求援：司令阁下，赶紧给我们派些援军过来，来晚了我们就只能投降了！

亚历山大此刻真的“压力山大”，虽然英军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发生在别人身上是笑话，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是悲剧了。第一师一定不能投降！

于是，亚历山大只得再度向中国军队求援。

就这样，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前身是税警总团）孙立人麾下一一三团被派往仁安羌。这个孙立人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税警总团的副团长，现在已经积功至师长。

在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的指挥下，一千余中国军人将七千英军（里面有少量西方媒体工作者和传教士）给救了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仁安羌大捷”，其实也没歼敌多少，只是英国人被中日两国军人当成道具，向西方世界那些一向瞧不起中日两国军队战斗力的人，秀了一下自己的英勇和血性而已。

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大部分英军逃到了印度，所谓的中英协防，变成了中国独立防守。

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再一次创造了率军撤退的奇迹——英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大撤退，距离长达一千七百公里。

如此看来，丘吉尔不愧是能爬上总统宝座的人，眼光确有独到之处。他知道亚历山大擅长跑路，因此两次把亚历山大派到主要军事任务只是逃跑的战场，成功保存了英军有生力量。

<h3>撤退</h3>

虽然仁安羌获胜，但也改变不了中国远征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的现实。

远征军处处为英军擦屁股，加上不明敌情，终于被日军的大规模穿插和长途奔袭各个击破。

腊戌失守。

曼德勒失守。

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接连传来！

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日军截断！战局已完全糜烂，无法挽回！

既然已无力夺回被日军切断的生命线，达不到战略目标，那么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1942年5月初，肠子都悔青了的蒋介石，再也顾不上看史迪威的脸色，直接绕过史迪威，下令杜聿明将远征军带回国内。

但是，缅甸前线最高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撤往印度。

从战术上讲，撤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有英国人的成功经验在前，只要向西跨一步，就可以脱险。

但英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搞破坏了，他们说：撤到我们这里（印度）也行，但中国军队得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由我军收容，然后再行安排。

从英国人目前的表现看来，他们在亚洲战场的作用也就是一颗老鼠屎而已，而且专恶心盟军。

从道义上来讲，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等于内讧；但从国际规则来讲，不让别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走进他们的“国土”也算是英国人的权力。

杜聿明则认为，让堂堂国军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他国国境避难，是对中国军人的莫大侮辱！尤其对方还是屡次欺负过中国的英国！

于是杜聿明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

杜聿明的嫡系戴安澜等人坚定地站在了自己长官一边，开始向北撤退。

杜聿明安排第九十六师为前锋，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殿后。

新三十八师属于六十六军建制，不属于杜聿明的嫡系第五军，因此孙立人觉得杜聿明的这种安排明显亲疏有别。

孙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预科，打得一手好篮球——国手级别。后留美四年，分别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普度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士学位。思想比较西化，奉行实用主义，不喜欢搞政治。

孙立人既是为了赌一口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弟兄们找一条更容易的生路，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违抗杜聿明的军令，率众改道向印度撤去。

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一路被日军尾随追击，牺牲近半人马，好不容易到了印缅边境。

英国人还是要缴枪。

孙立人狂傲之气迸发，直接下令准备战斗：你让我进我就走进去，你不让我进我就打进去！想缴我的枪，做你们的春秋大梦！

孙将军在美国的几年没有白混，深得美国思维方式之妙——你蛮横我更蛮横，你霸道我更霸道，就看谁更横！

英国人一是见这个姓孙的不好惹，二是还有几分不好意思——毕竟刚被孙立人救了命，只好收回成命，让新三十八师武装进入印度。

<h3>殉国</h3>

之前说过，远征军各部之间距离极远，基本就是各自为战，因此大家都是撤退，但是具体路线并不一样。情况大概如下：

第六军大部，穿越景栋回国。景栋是缅甸东部最边远的一座城镇，从景栋向东，就是老挝，从景栋向东北，则是中国云南景洪。

第六十六军大部，被日军在腊戌击败后，从滇缅公路原道返回国内。

第五军的前锋九十六师，则是穿过缅甸葡萄经云南福贡回国，中间也走过了一部分野人山。

至于戴安澜的二○○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血路。

第二○○师一直在最前线作战，是超级救火英雄。在杜聿明下令撤退时，二○○师刚在棠吉狂揍了一通日军，但也因此和杜聿明的军部距离越来越远。

没办法之下，二○○师只好自行向国内撤退。只是，日军岂能放这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最强大的对手平安归国。

日军设下五道防线。

尽管这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部队先前连连血战，伤亡不小，但还是艰难地突破了敌人前四次疯狂的围追堵截。

在穿越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时，二○○师在以逸待劳的日军五十六师团的攻击下突围时，戴安澜顶着密集炮火指挥作战，不幸为流弹击中。

因为缺少医药，戴安澜在途经缅甸茅邦村时自感时日不多，于是叫来信得过的属下郑庭笈，北望故土，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

壮志未捷身先死！戴将军的英灵在郑庭笈的哽咽答复声中飘然远去。

绝代悍将就此长眠异国他乡！终年未满38岁！

记住这一天吧！1942年5月26日，“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戴安澜在缅甸茅邦村殉国。

戴将军将略冠军门，从“长城会战”到“台儿庄战役”，从“武汉会战”到“昆仑关大捷”，从“同古阻击战”到“棠吉反击战”，日寇回回遭重创！

英魂不幸羁留缅境，世人无不哀叹痛失英豪。罗斯福向他颁发了第一枚属于中国将领的同盟军军团功勋章，毛泽东亦挥笔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敬祭戴将军：

<small>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small>

<small>浴血冬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small>

英雄千古！他的生命就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耀照人，他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

戴将军虽已不在，但其身上的黄埔精神永远不死，无数黄埔军人还将在豪情满怀、以死为荣的黄埔校歌声中踏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

<small>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small>

<h3>悲情野人山</h3>

在孙立人率队西向后，杜聿明则率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北上抢占密支那。密支那离中国云南边境的腾冲只有咫尺之遥。占据这里，即可保住回国的通道。

可事与愿违，日军抢在杜聿明之前占领了密支那，断掉了中国军队东向腾冲之路，直接威胁云南。

这时候，如果杜聿明下令向西突围，依然有机会进入印度境内。

这时候，如果杜聿明率众强攻密支那，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回腾冲，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是，固执的杜聿明命令部队扔掉所有辎重，北上穿越野人山。

很遗憾，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

野人山又叫克钦山区、枯门岭、胡康河谷山，位于中国和缅甸、印度交界处，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峙。据说这里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山峦重叠，林莽如海，沼泽绵延不断，河谷山大林密，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疟疾蔓生。直到如今，这块地方还是要吃没吃、要路没路的原始森林。

杜聿明之前对这一地区的险恶环境缺乏最起码的判断。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知道野人山如此艰险，就不会让部队扔下重装备入山，而是与敌硬拼，争取突围。

可说什么都已晚了，一万余远征军将士一头扎进了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

更重要的是，由于延误了时间，他们在撤退中遭遇了东南亚最可怕的雨季。野人山的雨季，倾盆大雨、泥石流冲刷、洪水泛滥。不仅森林里的蚊蚋、蚂蟥、毒蛇和瘴气异常活跃，而且各种丛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迅猛传播开来。

没有药，这些疾病根本控制不住，官兵死伤无数。

荒无人烟，筹集粮食也无可能。

部队陷入绝境。

如果是和日本人作战，也许杜聿明还能够想办法鼓舞士气，但蚊虫毒气根本防无可防，攻无可攻，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

新二十二师师长、黄埔六期生、具备法国最好的军校——圣西尔军校机械化专业学历的廖耀湘向已经病倒的杜聿明试探说：如果咱们去印度也许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

杜聿明说：你有话直说，不用吞吞吐吐，你是不是想去印度？可以带你的部队与孙立人一起去印度，我一人回国！

廖耀湘碰了钉子，不敢再说。

虽然大部队依令继续前进，但越往后杜聿明越无法收拢队伍，他只能任由官兵们自求生路。

第五军在缅甸打了半年，只损失了几千人，而在野人山六百公里的山路上，杜聿明第五军军部以及二十二师从出发时的约一万五千人，大致历时一百一十余天的痛苦折磨后，最后生存下来的仅仅剩下两千多人。

如果粗略计算一下，得出的数据如下：

平均每公里死亡：二十二人。

平均每天死亡：一百一十八人。

死亡率：百分之八十七。

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

中国人常常说“九死一生”，那仅仅是一个形容，而穿越野人山的第五军却在数字上无限接近了这个形容词。很多人据此来抨击杜聿明拒绝前往印度的决策，认为是他的错误导致数万中国军人毫无意义地命丧野人山。

客观地说，杜聿明在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下指挥部队进入野人山，确实难辞其咎。但是，他拒绝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则无可指责。中国人承受巨大的苦难、做出无畏的牺牲，与强敌血战到底，无非是争得做人的尊严。如果尊严可以随意抛弃，那中国人民根本没必要抗日，直接并入“大东亚共荣圈”做顺民算了！

孙立人的做法确实很长士气，但杜聿明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他带头踏入无法回头的野人山，并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拒绝逃亡印度，选择与自己的部下一起出生入死，这维护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兵退野人山之悲壮惨烈，足以感天动地，何来毫无意义之说？

杜聿明率领残部在野人山里转了近三个月也没走出去，成了孤军，电台也坏了。

后来美国空军发现了他们——估计杜聿明他们用火熏蚂蟥时有了烟，被美军飞机发现了——随后投下了供给和电台。

蒋委员长通过电台对杜聿明说：二○○师和九十六师已经化整为零地回到云南了，你和新二十二师去印度。

刚好，得到消息的孙立人也派了一个加强连在野人山搜索他们，找到后带着杜聿明他们去了印度。

杜聿明和新二十二师到印度后，廖耀湘和新二十二师留在当地，杜聿明转道回国，后明升暗降，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驻防云南，保卫重庆。

野人山之败恐怕是杜聿明一辈子的遗憾。幸运的是，他虽不能重回缅甸战场弥补遗憾，但在云南应该会有机会跟日军碰面。

在本节的最后，特以穆旦——著名诗人、金庸大师的堂兄弟、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杜聿明随身翻译、穿越野人山的幸运存活者，所作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最后一段作为结语，借此缅怀那些长眠于异域几十载，至今仍无法回家的英灵。

<small>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small>

<small>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small>

<small>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small>

<small>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small>

<small>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small>

<small>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small>

<small>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small>

<small>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small>

<small>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small>

<h3>怒江之战</h3>

第一次入缅战役结束后不久，英军便在北非阿拉曼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盟军北非战场的胜利，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代价换来的，是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孤军浴血奋战、独自拖住日军换来的。

可是，与鬣狗经过连续五年的殊死争夺，中国这头狮子已呈垂死之态，仅凭自身的造血功能已难以支持后面的抗争，只有寄希望于外部输血。

但问题是，唯一的输血管道——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卡断。更为要命的是，远征军主力还没有归国的时候，日军五十六师团已从缅甸杀入了中国西南境内。云南重镇龙陵、腾冲接连沦陷。

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广阔的疆土，进行大、纵、深防御，且战且退，消耗敌人。可随着战争的进程，我们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现在日军几乎可以从云南涌入，直扑重庆。本来的大后方一下变成了前方。关于国民政府准备迁都西北的传闻已经铺天盖地了。

怒江，已经成为阻挡日军打通西南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就如同英吉利海峡之于英国，不容有失。

千钧一发之际，蒋委员长调兵遣将，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亲率麾下第三十六师，累死累活地赶到连通怒江的唯一通道——惠通桥，在空军的配合下，数日激战，全歼日军前锋部队，随即炸毁桥梁，依托怒江天险与日军对峙。

随着增援部队逐渐抵达，怒江防线日益巩固。此后两年间，日军再也未能越过怒江一步。

<h3>飞虎队</h3>

说到这里，得解释一下，支援宋希濂的空军从哪里来。

这就得提到一个叫陈纳德的人，一个集才气、勇气、痞气和乐观于一身的美国草根。

此人桀骜不驯，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做事也是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一般这类人都被叫作刺头。刺头陈纳德在美国空军军界混了二十年，还只是一个上尉，甚至因为工作环境不佳——积年累月地在引擎轰鸣声极大的机舱里驾驶飞机，失去了部分听觉。1937年，上司以陈纳德身体伤残不再适合工作的理由，强制要求他退役。

实际上，陈纳德是一个天才，44岁的他正处在一个人经验和能力的巅峰期，只是其张扬的个性阻碍了他在美国空军里的继续发展而已。他的飞行技术很棒，他的战斗技术在美国空军中屈指可数。这还不足为奇，真正证明其天才程度的是，陈纳德敢于颠覆当时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

当时的美国空军上层，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被迫改换门庭，开上了轰炸机。

陈纳德是天才，不吃这一套。他坚信，在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

可陈纳德也明白，行将被退休的自己，此生很难得到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了。

就在陈纳德最需要一个机会的时候，宋美龄出现了。

1937年，第一夫人宋美龄入主空军，成为中国空军总司令。

宋美龄能入主空军的理由很容易想通。一是她早年在美国生活学习十年，擅长对美外交，中国的飞机、武器基本上都是由她经手从美国进口；二是蒋介石把组建空军的任务交给自己的老婆也比较放心；三是宋美龄也有这个资望。抗战期间，她屡次不顾危险亲往前线劳军，前后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

宋美龄派人在美国招飞行教官，结果选中了陈纳德。也许不是选中，而是美方“郑重推荐”的——一定要送走这个刺头大爷。

当时，苏联人也看中了陈纳德，但陈纳德没去。原因可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预感苏美两国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也可能是宋美龄在邀请函中对他说的一句话：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

我要证明我还能再上长空战斗！

经过多年的课堂争辩和理论论战后，我需要有一个机会在战争中严格检验我的战斗机制胜理论！

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上尉军衔正式退役，乘坐邮船自美国抵达上海。

不过在护照上，他所填写的职业不是退役空军上尉，而是“农民”。这当然是为了保密。

不过这个前美空军上尉到中国之后，就被宋司令聘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挂上校衔。

初到中国，就赶上了淞沪会战，在空战中，陈纳德逐渐教会了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如何对付结队而来的日本轰炸机。原来日本人也研究过美国“正宗空军理论”，是“轰炸至上论”的绝对拥趸。他们认为速度快、装甲厚的轰炸机根本用不着战斗机护航，就可横行中国。但是在陈纳德的发明——战斗机拦截战术面前，日军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群被揍得很是凄凉。由此，后来日军进行空袭时，都出动大批战斗机护航。

在中国工作的几年中，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还在昆明办了一所空军飞行员培训学校。总之，陈纳德工作态度积极，喜欢埋头专研，喜欢当技术能手做岗位标兵，还有很强的正义感，总体表现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认可。

但让陈纳德郁闷的是，到1940年的时候，他居然失业了。

即便中国空军再能打，也耗不过日本空军的数量优势，毕竟日军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本就不多，更何况曾经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也随着苏联政府的抽身离去而离开了中国。打到后来，中国的飞机被打光了。没了飞机，陈上校的屁股就坐不住了，每天都觉得生活太枯燥太无聊。

好在这种难受的日子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召见陈纳德说：你和宋子文去趟美国，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弄些飞机和飞行员来。

此时美国还未对日宣战，自然不会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只能是给中国贷款，然后中国再用这些贷款购买美国的飞机。

飞机可以用钱买，可空军飞行员呢？总不能由美国政府直接派空军参战吧？因此，飞行员的问题得陈纳德自己解决。

不过这对于陈上校似乎不是难事。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这个在美国不起眼的底层军官，利用关系联络上了一批美国预备役和退役飞行员，重金聘请他们来中国上班——底薪高，月薪六百美元起，还有提成奖金——击落一架敌机，奖励五百美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去中国捞点外快。当然了，这群人也并非单纯是为了钱，毕竟生命是无价的。但要说是为了伟大的反法西斯事业，恐怕也有些拔高。客观地说，他们就是一群有正义感且乐于冒险的好斗之人，是一群拿钱就办事，而且拿了钱就一心一意地办事的敬业之人。

这批退役的飞行员为了跟美国政府撇清关系，给自己的飞行队取了一个名字——志愿队，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来中国的，非美国政府派遣，非政府行为。

虽然招来的是一群散兵游勇，但陈纳德壮志在胸。他知道，沙场是军人证明自己的舞台，而他就是要向世人证明：老子44岁时还只是美军上尉，不是自身无能，而是上级无知！

1941年5月，陈纳德率领他的美国空军志愿队进驻昆明。

这帮美国飞行员玩心很重，天性活泼，加上没有军规的约束，所以他们的表现非常散漫和随意。他们在战斗机身上画上了“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龇牙咧嘴的卡通鲨鱼”、“裸体天使”等图案。老百姓对鲨鱼最感兴趣，觉得它既凶猛又搞笑，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说画的是老虎。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这是飞虎队。当翻译将这个称谓传给美国飞行员时，他们感觉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很有气势，于是飞虎队就成了这支队伍最广为人知的名称。

玩闹归玩闹，美国飞行员的技术确实不是吹的。这可是一帮空中“老油条”，再加上陈纳德这么个经常别出心裁的指挥官，竟把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除了之前的怒江之战，陈纳德还曾带着“飞虎队”远征缅甸，以较小的代价击落日机约两百架，有力制约了日军的空中火力，可惜由于缅甸机场后来全部陷入敌手，飞虎队不得不撤回中国。

1942年前后，美国珍珠港之战新败，欧洲战场上同盟国的境况也非常差，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事业一片黑暗。罗斯福也没想到一群志愿者竟然能将日本空军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告诉陈纳德：政府都对日宣战了，你就把你那个志愿队解散了吧，愿意留下的都留下，国家给你正式的番号——美国第十航空队二十三大队，你的军衔嘛，我给你升成准将吧。

至抗战结束，飞虎队共击落敌机两千余架，击沉或重创二百余万吨敌商船、四十余艘大型敌舰，自身只付出了约五百架飞机的代价。战果相当辉煌！

本可在抗战结束后就完美谢幕的陈纳德，却在后来参加了内战，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

最后八卦一下。陈纳德不仅在中国战场上功成名就，还成就了一段传奇的婚姻——和原配和平结束，娶了一位小他32岁的中国姑娘。

这个名叫陈香梅的姑娘，家世可不简单，她的外叔祖父就是“刺廖案”中死去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这个陈香梅也非常了不起，她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自信的传奇。陈姑娘后来跟老公去往美国，凭借祖先赋予她的优秀政治基因以及后天的努力，成为在尼克松、里根、老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辅佐政要的实权人物。陈香梅甚至是美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一个亚裔女性能在美国政坛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h3>驼峰航线</h3>

说完了旁门左道的草根陈纳德，再来看一看另一个美国人——出身名门正派的高富帅史迪威在干什么。

史迪威在缅甸被日军打得大败，落荒而逃，到了印度才有空喘气。史迪威引以为奇耻大辱，输得十分不服气。于是，他对着撤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官兵发下狠誓：请你们相信我，美国援助很快就会到来，我一定会带着你们从原路打通滇缅公路，打回中国！

史迪威不是放嘴炮，他还真跟罗斯福要钱要枪。

搁在以往，罗斯福还真没有心情搭理史迪威。好在日本拿下滇缅公路死死掐住中国的咽喉之际，罗斯福听到了从太平洋战场传来的好消息。

1942年6月，处于劣势的、重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顶住了倾巢而出的日本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由覆灭中国北洋水师而迅速崛起、因偷袭珍珠港成功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基本完蛋。此后，日军的海上补给线也被美军切断，美军逐渐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对太平洋的控制权。

被逼到绝路的日军使出了最后的大招——狗急跳墙。他们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一号作战计划”。打算掐死中国以求生！

中国危在旦夕。

就在这时，为了让中国维持住对日本的压力，也算是卖史迪威一个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堵住蒋介石常常向自己抱怨美国援助不力的嘴巴。罗斯福出面牵线搭桥，出钱出力，一条空中生命线被迅速建立起来。

这条空中生命线的起点在印度的阿萨姆邦，美国援华物资经海运到这里后，再由运输机运往中国。为了避开缅甸日军的地面防空炮火，这条空中运输线不得不选择一条不是路的路——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世界屋脊，开辟人类历史上最为艰险的航线！

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艰苦飞行中，在飞虎队尽力反击日军飞机侵扰的前提下，美军仍牺牲优秀飞行员近一千五百人，折损飞机近六百架，就连中国航空公司仅有的一百架运输机也损失过半。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当时的运输机受技术所限，其飞行高度根本不足以飞越世界屋脊，所以只能选择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山口，这条航线也由此被命名为“驼峰航线”。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更何况还有日机时常过来骚扰袭击。

好在付出的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之后三年中，平均下来每个月约有两万吨物资通过“驼峰航线”支援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罗斯福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抗战，他决定不把这些援华物资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进行分配。罗斯福的本意是借此拿住蒋介石的命脉，自己指东蒋介石不敢向西。

想法挺好，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中间人选，准确地说，是马歇尔推荐的人选——史迪威出了点问题。

不是史迪威的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分配方案有些问题。这位老兄将大部分物资留给自己做反攻日军之用，剩下的物资则在无尽的争吵和钩心斗角中被他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给了他的美国同事陈纳德。史迪威本不打算拨给陈纳德，因为陈纳德老跟他唱反调。陈纳德主张以他麾下的美国空军为主力反攻日本，认为史迪威应该把大部分物资划拨给空军。史迪威则主张通过自己麾下的缅甸陆军向日本反攻，自己留下大部分物资的做法没错。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案之争，实际上这涉及了功劳的大小和事业的前途，实属权力和利益之争，所以二人展开了激烈的内讧。史迪威很强势，陈纳德也不好惹，不仅把状告到了罗斯福面前，还联合蒋介石对付史迪威。史迪威最终只得服软，让出一部分物资。

至于剩下的一小部分物资，史迪威拨给蒋介石用于国内的抗日战场。可就连名义上留给蒋介石自由安排的那部分，这位兄台还想拨给敌后战场的中共抗日武装一部分。尽管史迪威的出发点不错，他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抗日，但他扶持共产党的行为却是蒋介石所不允许的。在蒋介石的全力反对下，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日武装的事最终没有办成。两人之间本就因为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而变得极不和谐的关系，更加势同水火。

蒋介石多次要求罗斯福把史迪威给弄回去。弄回去的意思就是让史迪威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

史迪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通过老大——马歇尔，在罗斯福面前打了“花生米”若干次小报告，大概内容是“花生米”既不能治国也不能领军，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前途也毫不关心，一切都只是为了搞个人集权，基本上就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发展到后来，史迪威甚至还表示自己非但不会接受“花生米”的领导，还要代替“花生米”统率全部的中国军队！

好在罗斯福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两人的私人矛盾是不能凌驾于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之上的。于是让史迪威和蒋介石多注意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罗斯福和完稀泥后，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暂时被压制下来。

<h3>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h3>

史迪威终于把钱和物资弄到了手，现在就差把这些东西花出去。

于是史迪威找蒋介石要人：只要你能给我把人弄到印度来，我就给你训练出一支足以和日军对抗的精锐之师。但有一个要求，你给我送来的人不能是文盲，好歹得有些知识，最好还会说几句英语。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演讲，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

虽说后半句“十万青年十万兵”不一定是委员长的原创，但这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在抗战豪言壮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的地位，也不影响蒋委员长的演讲的强大感染力。

广大爱国学生响应蒋委员长号召，纷纷弃学从军。短短一段时间里，就有近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未来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其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唱着既文采飞扬又豪气干云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走向了纷飞的战火，也走向了他们人生的一段辉煌：

<small>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small>

<small>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small>

<small>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small>

<small>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small>

<small>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small>

<small>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small>

这批知识青年来到了陌生的印度，陌生的蓝姆伽。这里的条件甩国内好几条街——吃得饱，睡得好，全套的美式军装，连内裤都是进口的。全副的美式装备，一水儿的美国教官。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业务一定要跟专长相结合。史迪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史迪威在缅甸当参谋长时，把军队指挥得一塌糊涂。若让他搞政治，成绩也未必会及格。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练兵专家。

史迪威亲自上阵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一起摸爬滚打。他说：你们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质，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我有信心把你们训练成第一流的军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

新兵们虽然没有打过仗，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没摸过枪，但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很强。加之报国心切，平日的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因此训练异常刻苦。

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这支青年军被整编为新一军。

在长城、台儿庄和昆仑关等战场表现不错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

战场抗命的孙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副军长兼新三十八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二十二师师长。

这支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总指挥自然是史迪威。

史迪威现在粮草齐备，装备精良，手握自己亲自训练的十万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虎狼之师，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反攻缅甸。

孙立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攻先锋。孙立人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美国正统军事教育，英语讲得也流利，和史迪威沟通起来全无障碍，史迪威对这个精干的中国军人非常信任。

<h3>缅甸大反攻</h3>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史迪威从缅甸发起反攻，蒋介石抽调国军精锐并辅以报国心切的知识青年在云南建立起了第二批远征军——滇西远征军。卫立煌接替生病的陈诚出任司令，下辖六个军，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

1943年3月，美国政府将陈纳德和他的麾下扩编为美国陆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但人们仍然习惯地称陈纳德手下的这支队伍为“飞虎队”。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是为第二次入缅战役。

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情势下与日军抗衡周旋，所赖者无非是用血肉铸就长城的决心、为自由和尊严牺牲生命的勇气。现在决心依旧、勇气依旧，而以前总是抱怨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此时的中国驻印远征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打不尽的弹药，可靠的空中支援——变强的“飞虎队”，充足的后勤补给，一流的训练水准，已经是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

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单兵素质已经超出日军精锐。后来，一个叫服部卓四郎的日本愤青（曾任陆军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1944年7月7日，即抗日战争爆发七周年纪念日，郑洞国下令成功穿过野人山入缅的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动总攻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中国驻印远征军收复了密支那，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十八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拔枪自杀。

到了这时候，中国军队消灭日军一整个精锐师团已经不再令人觉得惊奇，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到了这时候，空中运输终于可以告别凶险的“驼峰航线”，直接飞过缅北上空。

紧接着，新一军被扩编成新一和新六两个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升任军长，郑洞国则升任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

1944年5月，卫立煌下令战将宋希濂等人率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冲过怒江，十战松山，鏖战腾冲，三战龙陵，凭借这三场无比惨烈的攻坚战，几乎全歼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另外一支部队——第五十六师团，收复滇西全部失土！

第五军的精锐二○○师也随卫立煌参加了滇西反攻，算是告慰了戴安澜的在天之灵。

继收复滇缅公路后，由中美工兵合作，为打破日军封锁，输送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通车，中国西南一带陆上生命线全部恢复。

至此，第二次入缅战役结束！

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一万八千余人，歼灭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六万七千余人，歼灭日军两万一千余人。中国军队总共付出八万五千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近七万人，伤敌七万五千人。日军缅甸战场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全军覆没（十八师团），一名存实亡（五十六师团）。

中国军队收复云南全部领土，控制缅甸北部所有的军事要地。

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敌踪。

杀出个黎明 第十章 我们赢了

<h3>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h3>

中日两国在缅甸战场鏖战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平和。毕竟日本国力有限，不可能在两个战场同时开打。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疲于奔命的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1942年年底，宋美龄趁机跑了一趟美国，此行最大的收获有二：

其一，说服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

到194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对华援助物资上升到了每月近五万吨。

其二，直接促成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原本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不想带蒋介石玩的，但宋美龄的外交运作起了效果，此二人觉得“有必要”跟蒋介石直接面对面地交流，这才有了后来开罗会议的“三巨头”——中、美、英。中国咸鱼翻身，确立了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美、苏、英、中。法国被踢出了局，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开战不久就投降德国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价值。当然，开罗会议是1943年年底的事情了。

1943年，就在蒋介石为能参加开罗会议而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国内国际战场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在冬天即将过去的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艰苦卓绝的人海战术获胜而告终。

入夏的5月，即驻印远征军蓄势待发反攻缅甸前夕，日军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气息，遂抢先下手，向驻扎于湖北西部的国军发起进攻，意图攻入重庆灭亡国民政府，史称“鄂西会战”。而湖北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这个从鄂西通往重庆的咽喉所在，正是日军攻击的重点。

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就是在这里爆发。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以少胜多，一举大败老前辈刘备。蜀国从此一蹶不振。

一千七百年后，石牌的守将换成了同是后起之秀的胡琏。

胡琏是陕西人，黄埔四期生，用兵“狡如狐，勇如虎”，是陈诚非常倚重的属下。

此役，胡琏成功复制了陆逊当年创造的奇迹。他率手下第十一师以少胜多，守住了入川咽喉，逼得日军功亏一篑。此谓“石牌保卫战”。

盛夏的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受阻。与此同时，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形势逆转。

金秋的9月，意大利眼见形势不妙，遂见风使舵，把自己的领袖墨索里尼给抓了，率先无条件投降。

入冬的11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围魏救赵”的“常德会战”也打响了。从最开始的外围战，到后来的城郊作战，再到最终的常德守城战，中国军队寸土必争，视死如归，战事极为悲壮惨烈。

11月1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七十三军第五师中将师长彭士量，战死！

11月20日，川军第一五○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

11月22日，黄埔一期生、常德城守将、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八千将士，开始了拖住三万日军十六昼夜，不到百人生还，余者皆战死的英勇历程！

1943年12月1日。

这一天，黄埔六期生、第十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瑾壮烈殉国。

这一天，守卫常德城的八千将士已所剩无几。

这一天，后来击退日军收复常德的悍将张灵甫和方先觉（请注意此人）还在救援常德的路上左突右杀。

还是这一天，中美英三国正式发表《开罗宣言》。

煽情的话不用再多说。这一战役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两部文艺作品，一是张恨水的小说，一是电影《喋血孤城》。

……

总之，日本人的境况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劣。

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之战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死死地封锁住了海上通道，缺乏舰船的日寇只能望洋兴叹。

在东南亚战场，日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陆上攻击和美国的海上封锁，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日寇本想向中国突围，却又在怒江受阻。

至于中国大陆战场，面对坚守不出、大摆铁桶乌龟阵、铁了心要耗时间的中国军队，日军干着急却无处下手。

德国再也伤不起，意大利又不给力，日本也等不起了。一旦德国战败，盟军就要围攻日本，日本就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

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

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

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h3>临死前的一击</h3>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

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

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

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

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

……

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

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

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

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

<h3>豫中会战</h3>

历史跨入了1944年。

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

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

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

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

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

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

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

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

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

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

话题回到战场上。

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

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

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

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

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

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

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

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

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

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

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

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

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

<h3>长衡会战</h3>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

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

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

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

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

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

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

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

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

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

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

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

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

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

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

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

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

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

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

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

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

以上句式重复三遍。

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

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

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

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

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

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

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

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

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

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

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

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

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

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

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

<h3>史迪威，再见</h3>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

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

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

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

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

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

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

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

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

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

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薄弱，这是日军被盟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了，这三位不认可中国的付出与努力也可以理解，毕竟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

西方盟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满意，让一直盯着蒋介石犯错的史迪威逮到了机会。

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告了蒋介石一黑状，大意是说：豫湘桂会战打得这么差，都赖蒋介石没有能力、瞎指挥，还不如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我，由我来领导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抗日，我会做得比蒋介石好！

本来罗斯福是不喜欢配合史迪威搞这一套的，但是一来国军在广西战场表现得过差，二来罗斯福也想在中国推广一下他的民主和自由——扶植共产党，抑制蒋介石，实验一下美国式的多党派民主政治，避免中国走向独裁统治。因此便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

1944年9月18日，史迪威十分兴奋地向蒋介石转交了罗斯福发来的指令：立即授史迪威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

在史迪威的想象中，“花生米”作为一个失败者，此刻脸应该红得像猪肝一样，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地冲自己发泄，然后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再赶上去踩两脚。

但这种场景并没有出现。

蒋介石平静地接过指令，平静地转身离开，平静得让人窒息。

但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个性倔强、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再度在小日记本上记录下了他此刻的真实心情——实为余平生最大的耻辱也！

接下来的几天，蒋介石辗转反侧，深夜难眠，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中国失去美援，让中国重新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

蒋介石告知罗斯福：中国主权与尊严和个人人格不能损失和侮辱。国家与个人均不能在接受强制命令下合作，否则，任何牺牲均在所不恤。并要求罗斯福立即召回史迪威。

也许有人认为蒋介石不放弃军权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军队是国家主权强有力的保证，在事关国家主权与生存的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完全应该对外国人说“不”！

罗斯福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做了一道选择题。

这时，美国正值大选。罗斯福正为争取蝉联下一届总统而努力。如果在竞选前夕，罗斯福与他一手扶植的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决裂，无论存在多少理由，都会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消极影响，从而失去宝贵的选票。

显然选票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

10月19日，罗斯福同意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继任。

10月21日，史迪威返美。

美国人史迪威走了，但苏联人斯大林来了。

<h3>“雅尔塔密约”</h3>

1945年2月，黑海北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这里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雅尔塔协议》。协议主要有两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大家都熟悉，就是成立联合国。

在三巨头看来，德国快完蛋了，小日本的完蛋也就是时间问题，而战后的世界、国际秩序是需要有人来主导的，所以三巨头决定成立联合国。其中，美、苏、英、中、法是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又称五大国。但实际上，中、法和另外三国并不在平等的位置上。法国刚开打六个星期就投降了，能捡个常任理事国的名号就躲在一边偷着乐吧。而中国这次能够跻身五大国之列，则可以认为这是盟国对中国千百万英勇牺牲的将士、普通国民表达敬意的方式。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一盘散沙、中国长于内斗，但在外侮面前，中国用打不死输不怕的坚韧表现赢得了尊重。

任何组织都有带头大哥，更何况联合国？英国已经不当大哥好多年，因此带头大哥只能由美国和苏联来争着当。但当时恐怕没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争竟然会那么轰轰烈烈、那么意味深长！

第二个决定是关于如何结束亚洲的战争，如何收拾日本。两个如何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如何解决中国大陆上的日军。

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加入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向日军发动进攻？英国人自顾不暇，就不用考虑了。

此时美军还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屿上与日军打仗，损失也很大。更何况，跟中国接壤的苏联跨境助战与美国空运或海运士兵来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相比，成本要低廉许多。但斯大林说：我可以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但是有三个条件。

一、把日本名下的库页岛、千岛群岛“还”给我。

二、外蒙古要维持现状（外蒙古的现状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

三、“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港口和中东铁路（这一“租借”恐怕就不会还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罗斯福出于对中国在“豫湘桂会战”中的糟糕表现以及“史迪威事件”的不满，于是和丘吉尔一商量：只要你苏联肯出兵，替我们减轻压力，就这么定了吧。反正损失的也不是我们的利益。

因为涉及战胜国中国的利益，所以协议签订了却秘而不宣，史称“雅尔塔密约”。

<h3>缪斌事件</h3>

蒋介石对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非常上心。他判定几大国肯定会联手对日开战，但同时他也担心：几个大国没带自己玩，会不会合起伙来欺负中国？

蒋介石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探听消息。到4月，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后两个月，蒋介石虽未得到正式通报，但在美国人的有意放风之下，他已经逐渐了解到了此次会议的内容。已经58岁的蒋委员长，再度打开了小日记本，记下了自己的愤懑心情——“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我国弱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蒋介石做了最坏的打算：宁可外蒙古、新疆（苏联扶持了一个叫盛世才的家伙搞分裂）、东北被苏联强占去，也绝不答应租借；被强占，还可以用不承认不签字来对抗，只要不签字，不给予法律上的口实，就可以等子孙恢复中华。而租借那是有辱国权的铁罪，绝对不能做这个千古罪人。

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了罗斯福身上，他想联美抑苏。在他的印象里，罗斯福这老头是比较讲道理的。他让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将旅顺和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

可惜，话还没带到，罗斯福就病死了，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于是，宋子文又代表中国政府向杜鲁门做了强硬表态：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俄按照《雅尔塔协议》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五百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

杜鲁门说：当务之急是让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缩短战争时间，从而挽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前办的事，我也不好办哪……

杜鲁门就是在和稀泥，宋子文也没有办法，只好回国。

私底下，蒋介石还在运作一个比较偏门的自救办法：釜底抽薪，也就是与日本单独谈和，让苏联没有出兵的理由。

让蒋介石产生这种灵感的是一个叫缪斌的家伙，也就是那个北伐时和王柏龄一起逃跑的小子。这小子1937年主动投靠了日本，是一个比汪精卫资格还老的汉奸。

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英联军打得节节败退，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可兵员不足是个问题。东南亚、太平洋上的海军撤不回来，中国大陆的陆军又不能撤。因此，当时的日本首相小矶国昭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想法：跟中国谈和。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驻扎于中国的近两百万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撤回日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

小矶国昭急于向中国求和，于是让缪斌找蒋介石谈一谈。

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缪斌已被军统策反了。于是缪斌把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又报告给蒋介石。

蒋介石正为苏联出兵一事发愁，于是灵机一动，同意让缪斌担任中日两国政府的使者，两国秘密谈和。如果日本主动撤兵，中国不仅收复了国土，还能避免苏联落井下石。

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小矶国昭的谈和方案遭到了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军方看来，日本还能战斗下去，远没有到认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蒋介石的帮助。小矶国昭因为此事办得不太漂亮而被迫辞职，缪斌也只能狼狈地回到上海。

抗战胜利后，驻日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缪斌事件的文本。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十分惊怒，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矢口否认。蒋介石当然不会承认，因为同盟国约定各成员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讲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蒋介石只好舍卒保帅，将缪斌处决。缪斌就此成为第一个在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汉奸，比陈公博伏法还早了十三天。

<h3>汪精卫死</h3>

说到缪斌和陈公博的下场，顺便交代一下他们的带头大哥汪精卫的下场。

1944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总代理、陈璧君的好郎君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后归葬于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结束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

那个曾经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在很多年以后，留给后人的大约只有三样东西。

一是万世骂名。

二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三是其写于病榻的一首诗《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抗战胜利后，陈璧君一直被蒋介石关押于苏州监狱。

解放后，她仍然脱不了汉奸罪名，继续被关押。

有史料反映，宋庆龄曾看在过去与汪氏夫妇相熟的份上，向毛泽东进言，劝说释放她。毛泽东表示同意，但前提条件是让陈璧君登报发表悔过书，进行自我批判，揭发汪精卫和她本人的汉奸卖国行为。陈璧君“冥顽不化”，宁可继续坐牢。直到1959年病死，陈璧君没写一个字揭批自己深爱了一世的汪精卫。如果不谈民族大义，汪精卫、陈璧君这对“神雕侠侣”的爱情毫无疑问是完美的。

汪精卫没来得及接受审判就轻松地走了，可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

<h3>诡诈的斯大林</h3>

1945年5月，苏联在欧洲战场解决了德国人。

5月9日，德国正式投降。

斯大林终于有空想一想日本人的问题了。他明白蒋介石已经知晓了“租借”一事，于是主动地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实现统一，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导人。但蒋介石的态度并未因为斯大林的许诺而软化，双方就外蒙、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完全不让步，而且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的盛世才作乱（《蒋介石至宋子文密电》）。蒋介石的言下之意，是“维持外蒙古现状”一事可以让步。针对蒋介石的要求，斯大林也亮出了底线：旅顺不用租借名义，但要将外蒙古“维持现状”解释为完全独立（郑会欣《“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蒋介石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不出兵。

看来斯大林似乎打算牺牲中共和扶持多年的盛世才换取实际的利益。

蒋介石开始犹豫了，外蒙古从北洋政府那会儿就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用它来交换实际的利益也未尝不可，但是怎样才能在名声上好听点？最后他的参谋团队苦思冥想出来一个名目——战后投票公决外蒙古前途，也就是由外蒙古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话说得好听，实际上蒋介石他们都明白——只要同意全民公决，就等于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的政权实际是由苏联把持的。

就在蒋介石和斯大林讨价还价的时候，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四吨重的“小男孩”——一颗原子弹，一下子一座城市就没了。

杜鲁门威胁日本：再不投降，就接着扔。

日本军方拒绝投降：我们凑一凑还有几百万军队（疯狂扩编而来，质量非常差），你们都还没打到大日本帝国的本土，怎么可能投降？况且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你也不好制造吧。

斯大林也震惊了：这原子弹太厉害了，只要再继续扔几颗，日本必将投降。到那时我就没机会出兵了，没有机会出兵就没有便宜可占！

没时间了！

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一百五十余万苏联红军杀入中国东北。

同一天，斯大林警告赴苏谈判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不答应条件，我就把东北让给共产党！

同一天，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扔了一颗原子弹。

同一天，毛泽东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文章，预测小日本就要玩完了，号召大家痛打落水狗。

基于对小日本即将投降的预判，共产党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

二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

不得不说，共产党对形势的预判十分准确。

几天之内，苏联红军如摧枯拉朽一般，将精锐师团早已耗尽（大都为新组建的新兵师团）、士气低迷、今非昔比的日本关东军斩于马下——苏联红军以约四万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八万余（日本人认为只有四万），俘虏日军约六十万，报了四十年前“日俄战争”败于日本的大仇！

国民政府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而斯大林说把东北“让给共产党”也不是说着玩玩的。蒋介石不能再等了——如果苏联占据东北全境，借势南下，和西北华北的中共武装会合，整个北方就“赤化”了。

事不宜迟。

14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宋子文撂挑子了，怕挨骂）和苏联仓促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相关协定，如《中苏关于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等。上述条约和协定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内容：

一、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二、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

三、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一半的基础上由中苏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归苏方所有，期限三十年。

简单说来就是外蒙古独立，旅顺、大连自由使用，只不过不叫租借了而已。

但有一点要注意：斯大林并没有在条款中注明曾经承诺过的“不支持中共，不支持盛世才分裂新疆”！因为斯大林明白，一旦他的军队踏上中国领土，蒋介石就再没有回旋余地。正所谓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即成。

玩心计也是需要有实力做靠山的，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绑一块儿也斗不过斯大林。

8月15日，日本绝望了——不知道美国人还有多少颗原子弹——终于无条件投降。

当天，蒋介石说：正义终必战胜强权！我们胜利了！狂欢吧，全国即日起放假三天！

不止中国，从亚洲到欧洲，全世界都在为战胜法西斯而欢呼，无数男男女女走上街头，相拥而泣。据说，这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接吻最多的一天。

两天后，“满洲国皇帝”溥仪退位，又两天后，被捕。

9月2日，盟国正式受降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如下语句——“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再到苏联觊觎中国的领土，老蒋的耻真是永无尽头……

<h3>我们赢了</h3>

八年全面抗战的故事结束了。

故事的开始，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对垒钢铁洪流，惨败，但是他们不退缩，不投降，悲壮激烈。

故事的结束依旧是轰轰烈烈，只不过与喧嚣交错的是国人落寞悲壮的身影，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轰然倒塌，却无力参与最后一击。

尘埃散尽，美苏两强站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他们伸出援手，将中国人从日寇的铁蹄下拉了起来，在两大巨人的阴影下，中国人终于得以俯视日本这个昔日的对手。

中国人真的胜利了吗？当然是胜利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就是要战胜日寇吗？现在日寇投降了！小日本帝国投降了！

有人说，中国获胜是因为有苏联红军参战，有美国对日本作战和扔原子弹。说这话的人大错特错了。人必先自助而后天助！若是中国人民没有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八年的勇气与忍耐力，苏联和美国早已抽身远去！

又有人说了，中国不算获胜，毕竟还跟苏联签订了如此屈辱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耿耿于怀。两军对阵，只要完成预先确定的目标就可以算作胜利，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达到可以取胜的形势，就是胜利了，不是把对手的棋子全部吃光才叫胜利。以此类推，领土的问题属于局部的残留问题，不能和大局一并而论。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依靠屡败屡战的勇气、长达八年的坚持，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正因为中国人素来弱小，正因为中国人素来不团结，才使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显得那么弥足珍贵！

确立持久消耗的打法，是战略的胜利！

正面抗战与敌后游击结合，是战术的胜利！

得到美、苏、英的援助，是外交的胜利！

一败再败，却顽强抗争，战无可战，却绝不言降，是极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的胜利！

民族的自强与自立是无数英烈用自由与生命换来的，中国人享受胜利当之无愧，没有理由自怨自艾！日本投降与退出中国领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有理由骄傲自豪！

杀出个黎明 第十一章 梦金陵梦碎

<h3>东北，冷战</h3>

随着日本人的失败，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出现在了国共面前：两党该何去何从？

苏联刚刚出兵、日本还未投降之际，国共两党都已经开始大举反攻——迫使或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收缴武器，接收政权，占领敌占区。

之前提过共产党在苏联刚刚出兵之际就连续发布反攻命令、限令日军和伪军向自己缴械投降的事。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着急，大概是想利用苏联出兵和日军即将投降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扩张兵力和控制地盘，并以之作为争取与国民党平等对话的地位，甚至是武装夺权的筹码。共产党的想法很容易理解，任谁经历过与蒋介石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斗争，都很难再信任蒋介石。

当共产党抢先国民党一步于华北、华东等地受降时，蒋介石的动作到了——在命令八路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的同时，命令国军“加紧作战”、伪军“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尽管蒋介石的动作并不慢，但国军地理位置处于弱势——国军精锐大都在大后方（如西南），要想开到华北受降，还得跋山涉水才行。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都在敌后战场，部队开出来就是敌占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共产党接收的武器和地盘越来越多。

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得不行。他抓耳挠腮、绞尽脑汁、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一个坏招——谈判。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大计。

要是毛泽东不来，就说明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到时候就有理由发兵攻打。

如果毛泽东来了，则既可以利用谈判压制中共武装目前攻城略地的势头，又可以在谈判期间输送国军至北方，为内战积蓄力量、提前布局。

难得的是，蒋介石“和平建国，组织联合政府”的点子，居然得到了两位大佬——杜鲁门和斯大林的支持。

美国本就想在全球推广它的多党民主政治，现在蒋介石上马“联合政府”项目正合其意。

至于斯大林也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那是因为他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不希望有任何不稳定因素影响已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及美苏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简单说来就是，蒙古成功被独立了，东北也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既然想拿的好处都已经拿到，那就不要再多事，稳定第一，稳定压倒一切！

1945年10月10日，国庆节，重庆。在美、苏的斡旋之下，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国共停战，和平建设新国家。

举国欢庆。在国人看来，民主建国、联合执政在望，中国就要和平了，数十年的分裂就要结束了。

就在国共签约这会儿，国军已在美国海、空运输力量的帮助下接近了东北沿线。名义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只是各项援助计划的延续而已，顺理成章，斯大林也没什么刺好挑。

可从9月下旬开始，美苏两强在欧洲的地盘争夺不仅日趋激烈，苏联还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先后在塘沽、秦皇岛、青岛一带登陆。虽然美军的口号是协助国军受降，但真正的目的恐怕跟苏联差不多：把手伸进东北。

美国海军登陆中国北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斯大林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让国民党成功接收东北，鉴于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那么对于苏联来说，不仅把东北划进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要完蛋，而且东北还成了美国进入自己国土的跳板。不行，这绝对不行，得趁东北还在自己手中，把它交给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间接置东北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因此，斯大林撕毁了跟国民政府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接命令中共迅速北上——苏联红军一撤出东北，你就进入，这地方交给你了。

为此，斯大林做了三件事。

第一，禁止国军进入东北——在苏联红军没撤退之前，你不能来。

第二，拖延撤军时间——你中共军队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东北吗？没关系，苏联红军的撤出时间往后推，等你到了，苏联红军再撤。

第三，把大部分搜缴自日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苏联只拉走一小部分——最好的精华部分。

苏联的态度还真是沿袭了沙皇俄国一向霸道的风格，苏联红军随后就强行搜查、封锁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机关，把中共牢牢地绑在了战船上。到了这个时候，本来就不大相信蒋介石、随时准备武力夺取政权的中共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火速派兵前往东北，领头的正是刚从苏联回国，已经七年没有打过仗的林彪。林彪将在白山黑水之间谱下人生最光辉的一页。

目前的这种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喜闻乐见的。他本就不是真心和谈，和谈只不过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而已。

1946年6月，蒋委员长发话：三个月消灭关内共军，六个月解决东北问题。开打！

苏联与美国两大巨人在东北的冷战掀开了国共争锋的序幕。

<h3>此消彼长</h3>

蒋委员长的计划是九个月内初步“解决”共产党。但不得不说，他这个计划不可行。因为他的真实实力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弱许多，而共产党的真实实力却比他想象中的强很多。

看起来貌似强大的蒋委员长，有三个致命的弱点。

弱点一，国民党常常内讧，凝聚力不强，力量大而不强。

嫡系、桂系、阎锡山、CC系、蓝衣社、政学系等，没完没了地争权夺利。抗战本是蒋介石整合各个派系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他没有抓住。后来他败走台湾，才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完全控制了党、政、军。

弱点二，他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生存问题。

在一个生产力极度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土地兼并严重的国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没有了土地，农民就没有了活路，没有了活路，农民就要造反。后来蒋委员长败走台湾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台湾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土地改革。

弱点三，腐败横行，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腐败这个可怕至极的东西，自然不是国民党的特产，而是人治社会都会产生的问题。一切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权力根本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就是腐败滋生的温床。

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严重的腐败总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是明白人，知道政府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都拼了命地捞，捞够老本，于是贪腐一发不可收拾。关于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种种腐败事迹，实在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从古至今，贪官们的表现比钻石的化学性质还要稳定，说多了就是重复啰唆。这里只简单说一说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

话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金公债舞弊案”东窗事发，财政部长孔祥熙卷铺盖走人了。老孔长期徜徉于波涛汹涌的贪污大河岸边，终于湿了一回鞋。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仅蒋介石在小日记本上记载了孔祥熙贪污的详细数目，就连圈外的文人名流傅斯年都知道其贪污的大致情节，并站出来检举揭发了他。

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日益膨胀的军费需求，用该年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中的一亿美元作为基金，面向全社会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搞集资，结果孔祥熙在其中上下其手，捞了一千一百五十余万美元，基金总额的九分之一就这样消失了。

相比之下，另一位搞财政的专家——宋子文的屁股就要干净些。据学者吴景平在其作品《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之《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中介绍，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的财产为二百万美元左右，二十多年后，即宋子文1971年去世的时候，其非固定财产只有一百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也就七八百万美元。当然了，宋子文不搞贪污，并不意味着他的财富来源就很光彩。因为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来自于抗战期间其麾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投资回报，有些发国难财的味道。

之所以在这里比较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因为孔祥熙被免职后，宋子文重新上台，接替了对方的角色，出任行政院院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孔祥熙留给宋子文的财政底子，是约九亿美金（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贷款）和六百万两黄金。表面上看起来，情况相当不错。所以宋子文雄心万丈，他有信心大干一场。但他没有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绝不是一条金光大道。

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统一金融秩序，怎么操作呢？派遣传说中的钦差大臣——“接收大员”——特派员或接收委员，去沦陷区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回收伪币。

接收日伪财产的办法五花八门，没收、拍卖、丢弃、破坏，不一而足。

回收伪币的办法就简单得多——用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法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兑换汪精卫发行的伪币。这个办法并不新鲜，当年日本人和汪精卫都玩过，新鲜的是兑换比例。

日本人当年用其发行的军代券兑换法币的比例是一比一。

汪精卫当年用伪币兑换军代券的比例是一比二。

而国民政府现在用法币兑换伪币的比例是一比二百！

也就是说，二百伪币才能兑换一法币。而且，这还是一刀切。不管当地的物价指数是高还是低，兑换比例统统都是一比二百。要知道，当时沦陷区的物价指数的平均水平，要远高于大后方的平均水平，如上海的物价指数就是重庆的约五十倍。

下面来做一道关于“打劫”的数学应用题。

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小明携带一元法币来到沦陷区上海，然后上海市民小毛用二百元伪币换走小明手中的一元法币。

问题一：假定一元法币与一元伪币的购买力相当，小明这一趟出差的收益是多少倍？小毛的财产缩水多少倍？小明和小毛的得失比例是多少？

答：大概是二百倍、二百分之一倍和四万倍。

问题二：小明如何把二百倍的收益装到自己的口袋里？

答：瞒报即可。因为敌伪财产和伪币数量到底有多少，中央是没数的。

没数的财产握在了缺乏监督的官员手里，人的卑劣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体现出来。一个小明中饱私囊没人管，就会有更多的小明加入进来，就如传染病一般迅速蔓延。

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丧心病狂的兑换比例究竟是谁制定的？

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郑会欣在其作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方法的决策经过》中所说，这个神奇的兑换比例是由接收大员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理应把控国家财政和经济决策权的宋子文，那段时期正忙碌非凡，无心过问此事。他先是忙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又忙着跟美国谈战后援助，根本没有重视回收伪币一事，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话又说回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这个兑换比例产生的具体过程，只需从利益的最终归属——接收大员们来看，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知道，这个荒唐的兑换比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国民政府的贪官们中饱私囊，变身大富翁，十分满意。但那些被贪官欺负的沦陷区“资产阶级分子”——原本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则十分不满意：与其让国民党的贪污统治替共产党把我们变成无产阶级，还不如主动投靠共产党，活在共产党清廉的集权统治下，应该不会比活在国民党的贪污统治下变得一无所有更可怕！

沦陷区的民心大失！

可是，对国民党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最坏的消息是：内战开始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让国民党失去了全中国的民心！

内战开始后，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约十万亿法币）被耗费了，宋子文找美国争取过来的贷款和军用物资（合计十多亿美元）被花掉了，孔祥熙留下的现金流也被用光了。即便如此，军费、行政费依旧高居不下，财政赤字疯狂增长。没办法，打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国民党贪官和地方军阀齐心协力为国家增加行政成本？！

可是，八年全面抗战过后，民力已疲，政府再也无法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以筹措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填补财政黑洞，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只能向中央银行借钱。由此，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加印钞票，加大法币的发行量。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币膨胀（发行量增大）会带动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过来加速法币的贬值，法币贬值又造成购买力狂跌，而购买力不足大多通过加印钞票弥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宋子文作为财政专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为了稳定法币和经济形势，宋子文使出了绝招——抛售黄金和美元，即明码标价如一两黄金卖十六万法币、一美元卖两千法币，将黄金和美元放到市场上售卖，吸取民间游资，回收一部分法币，控制法币膨胀，平抑物价，稳定经济。

在正常情况下，宋子文这招也算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但宋子文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没有想到，一旦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就会在滚滚洪流的挟裹中前行，根本停不下来。

抗战胜利后，法币发行量约为五千亿，截至1947年年初，法币增加到三万五千亿，而宋子文花掉了国库一半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却只回收了不到一万亿法币。也就是说，抛售所回笼的法币只是小部分。面对仍在快速增加的法币，宋子文的办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更要命的是，宋氏和孔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也参与了这场抛售风潮，抢购了总价值约四百万美元的黄金和美元。这给宋子文的政敌如CC系、政学系找到了批评的借口：你宋子文不仅工作没干好，居然还将国家财产转入了私人腰包！

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傅斯年都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雄文，让宋子文赶紧走人！

最初介绍宋子文的时候，提过他性格很差，人缘也很差，所以众人落井下石亦属正常。

不管如何，宋子文只能选择辞职。

宋子文走人后，战争仍在继续，法币仍在加印，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于是，新上台的财政专家们开始想办法。想到1948年，在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战结束时暴涨了一千二百倍，总量到达六百万亿的时候，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专家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倒法币重来，即用大名鼎鼎的“金圆券”替代法币。

主要操作办法如下：

一是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黄金、白银、美元等外币、法币全部兑换为纸币——金圆券，违者没收。世人都知道，一般的纸币，远不如黄金、白银和美元这种硬通货可靠，更何况是金圆券这种前途不明的纸币，谁甘心换？

二是冻结物价。使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屯货，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金圆券贬值的情况发生。强迫以赚钱为天性的商人做亏本的买卖，哪个商人愿意干？

打劫普通老百姓，砸商人的饭碗，如此不顾人性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成功？！

果然，有人站出来反抗了——拒绝兑换金圆券，停止出售货物，大量屯货。

在此种情况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蒋经国“打老虎”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

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

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

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

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

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

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

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

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

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

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h3>尾声</h3>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

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

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

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

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

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

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

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

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

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

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

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

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

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

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

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

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

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

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

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

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

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

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

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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