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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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

正文代序推进和深化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到今年执政60年，这个60年是指掌握全国政权的60年。但其实并不止60年，因为在1949年之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已经在很多地区局部执政了。甚至当年中央苏区建立的政权，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少是名义上的全国性政权，虽然实际上当时不可能真正在全国执政。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是与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联系在一起的。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经过千辛万苦，这条道路走出来了，并且取得了成就，获得了胜利。这个道路的一个重要构件、元素或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建立局部的红色政权。党不仅需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自己的人民武装，也需要有自己的根据地。创建根据地的过程就是创建红色政权的过程，也是党开始执政的过程。这样一些局部执政的政权，虽然时间比较短，但积累的经验非常宝贵，为党掌握全国政权之后更好地全面执政打下了重要基础。陕甘边根据地和当时全国其他十多个革命根据地以及后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一样，都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因此，我们要充分肯定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真总结我们党创建红色政权并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围绕这个主要之点，我想说下面几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充分肯定陕甘边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

陕甘边根据地与全国其他的根据地比起来，有共性，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同时也有个性，有它的特点，所以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个作用不是仅仅从陕甘边根据地本身就能完全看清楚的，而是要放到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当中考察看看它对这样的全局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这样的视角出发，陕甘边根据地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须加以注意的特点，就是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当年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重心北移并构建新的战略布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革命的区域性特点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的重心在南方。革命力量、根据地多数集中在南方。当然，北方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之下，也发展了很多力量，逐步建立了一些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就是在北方建立的为数不多的根据地之一。但它的作用又并不仅仅局限在北方，而是在于30年代中期，当党在南方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在我们面临抗日救国重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在党和红军队伍实行战略转移的时候，陕甘边根据地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从而使党在客观、主观因素的作用之下，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了北方，进入到抗日的最前线，据此谋划和布局了整个新的战略格局。

第二，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革命队伍休养生息、整合力量，实现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落脚点问题。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客观原因是由于犯了“左”倾错误，丢失了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但转移到哪个地方去、具体落脚到什么地方呢？这有一个研究和决策的过程，是随着对战略格局和敌我形势的分析而逐步确定的。总的目标是向北方，便于走到抗日最前线，承担起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也便于保存力量。共产国际当时也希望我们到北方打通国际通道。虽然也曾经考虑过建立川陕根据地，但到北方是一个大方向。具体怎么落脚？走到哪里？这取决于很多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央得知了北方的陕甘根据地保存得比较好，基础比较好，所以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样一个落脚点。客观上来说，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等等，在当时来说，确实打了一个重要的基础。虽然也有曲折，有危险，有不足，但总体上来说，在当时那样的战略形势之下，有这样一块根据地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各路红军尤其是中央红军到达了这里，在这里休养生息、整合力量、编制队伍，为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由于找到了这样一个落脚点，我们的革命力量走出了最低谷。由于反“围剿”的失败，革命从盛转衰；但是有了这个落脚点之后，就进一步开始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由衰向盛的进程。

第三，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八路军挺进抗日的出发点，为推动实现国共合作，实施抗日武装的战略展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就是出发点的问题。到达陕北，还不是党和革命队伍的最终目的。到了陕北，到了陕甘宁，我们整合力量，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承担起抗日救国的使命，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根据地。所以，从这样一个落脚点出发，进一步向东、向南，向其他地方实施战略展开。对此，陕甘边根据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地。当时的八路军经过整编之后，纷纷开赴抗日前线，创建了更多的新的根据地。这里还需要提到一个国共合作问题。面对国家危亡的紧迫形势，全体中华儿女都应该团结起来，实行坚决的抗战。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如何实现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或者说任务。而当时国共两方的军队，首先在陕甘边、陕甘宁地区进行了沟通，开始了某种程度的合作，从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所以，在推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方面，陕甘边根据地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四，陕甘边根据地作为重要的后方保障基地，为发展边区经济、支援抗日前线、度过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研究历史往往比较侧重于政治斗争的变化、军事斗争的发展，但有时候会忽略经济、忽略后方的建设及其地位与作用。但如果我们全面地认识一个地区一个根据地的作用，就不能不注意到，当时整个陕甘宁地区，包括陕甘边、陕北等地区，为我们的革命和抗日力量提供了强大的后方支持，包括经济上的支持。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大力发展经济。边区人民用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特别是省出自己的粮食保证军队的供给。当时的陕甘边地区包括庆阳地区虽然也有自己的困难但是，广大人民群众还是为整个陕甘宁地区的发展、对我们抗日军队的后勤保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点是需要注意的。

第五，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基础上形成的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13年的驻在地，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形成了整个陕甘宁边区。党中央的驻地是延安，但整个战略依托点是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前后一共坚持了13年。在这13年中，培养干部、组织群众、提高素质、积蓄力量。在这块土地上，总览全国，面向世界，运筹帷幄，指导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克服困难，由弱转强，最终走向了全面胜利。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延安的作用是历史性的，扩而大之，陕甘宁边区的作用也是历史性的，其中，当然也包括陕甘边地区的作用。

第二层意思，陕甘边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开展革命斗争和在局部地区执政的宝贵经验。

这些经验很丰富，很有特点。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概括。我觉得，有这么几条很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坚持从实际出发，采用最适当的斗争形式和战略策略，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我们党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这个道路，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特点。陕甘边根据地与南方的一些根据地相比，有一些不同之处。比如说环境条件比较艰苦。当时党的革命重心、战略重心在南方，所以，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派往南方。但是，北方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等同志能够坚强地承担起历史重任，注意从北方地区，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采用最合适的形式开展革命斗争。总的是要学毛泽东，走井冈山道路，但具体又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譬如组织开展了好多次兵变；在根据地的布局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特点；特别是很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南方在这方面还恰恰出了不少问题。陕甘边地区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所以在南方遇到失败的时候还能有很大发展。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坚持以大局为重，加强团结合作，妥善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乃至分歧。这方面，有经验也有教训。当年曾经有一个（时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错误也影响到陕甘边根据地，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很自然的，党内就会发生一些矛盾、分歧，“左”倾错误执行者用错误的方式对待这种分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总体上都能够以革命大局为重。特别是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在蒙受委屈、受到伤害的时候，革命的意志从来不动摇，而且，能够以大局为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忍辱负重，维护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坚持革命斗争。对于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在某些具体政策和措施上，当然可能有不同意见。因为不是搞本本主义，不是照抄书本，是探索，就会有不同意见、不同理解。但他们都能以大局为重。陕甘边根据地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比较突出的，值得我们研究。

第三，坚持统一战线的法宝，努力赢得人心，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陕甘边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统一战线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在当时南方的很多根据地，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在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待不同的社会阶层，乃至一些上层人士，也没有很好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毛泽东后来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强调要运用好统一战线的法宝。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这方面，陕甘边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经验，这对于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坚持革命为民、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执政为民是我们现在的语言。当时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其宗旨、原则实际上都体现了执政为民。除执政为民，还有革命为民。共产党闹革命为了谁？为了人民。所以陕甘边的各级干部，始终保持良好的作风，保持着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美国友人李敦白曾经在中国待了很多年，他跟习仲勋同志见过面。他回忆说，他当年在陕甘边的时候，跟习仲勋在一块儿，走到哪儿老百姓都会亲热地喊“仲勋啊”，亲密无间。习仲勋也很熟悉这些老百姓家中的情况。这点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与老百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力量在哪里？当然就在群众基础当中。这种执政为民、革命为民的宗旨、精神、作风，是非常宝贵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执政为民、立党为公，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决难事。这样一种精神，是非常需要我们坚持、研究和弘扬的。

第三层意思对陕甘边根据地历史地位和宝贵经验的研究，可能还要注意解决一些思想方法问题。

如何用科学的态度研究陕甘边根据地？总的来说要实事求是。具体来说，陕甘边根据地、西北根据地以及后来的西北局，有些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当年对一些问题就有不同看法和分歧，后人在研究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妨碍了对陕甘边、西北根据地的研究。对这些问题，我觉得要注意几点：

第一，要看到这些不同意见，总体上都是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分歧，是总的探索过程中的不同看法。中国革命和建设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可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探索。既然是探索，谁能保证每一个人的想法、抉择都百分之百正确？谁能保证所有人的看法都百分之百的一致？可能吗？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要看得太玄乎，不要看得太严重。总的来说都是探索过程中一些不同的看法而已。针对这些不同的看法，像当年“左”倾错误那样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当然是错误的。如果把内部的分歧置于大局之上也是不合适的。总的来说，要维护大局、服从大局，大家要从政治上着眼，坚持团结合作。要从这样的基点和视角看问题。

第二，对当时历史的研究，无论对事、对人，都要注重于肯定历史功绩，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历史上的事情可能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你要把它完全说清楚，而且一定要说清谁错谁对，有时是有很大难度的。所以，我们的重点，不是要纠缠于某个有分歧的问题和观点，而是要从总体上来肯定历史功绩，总体说来总结经验教训，求大同存小异，大家一起共同合作，深入研究好这段历史，弘扬好当年的革命传统和精神。

第三，我们研究历史，不是当法官，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问题都作一个判决。很多地区都有一些历史问题比较复杂，因而都有一些不同看法。这本书、这一章、这一节、这个事如何来写？都来找我，希望我给一个答复，给一个说法，这样他们就好写了。能够搞清楚的，当然要尽量搞清楚。但是我经常说，写历史不是当法官，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问题都作一个判决。有些事情，到底谁是谁非，连当事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后人也许能搞清楚，因为没有了利害关系。但也可能更搞不清楚，因为不了解历史真实。所以，我们可能要改变多年来写历史书的做法。不要把我们自己当成法官，把写历史书当做写判决书，指望对所有的事情都要说清楚，一定要分一个是非，下一个永久性的、政治性的、绝对性的结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处理这类问题，就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在国外学校里，老师往往是给学生提供材料，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教师并不一定给你下结论，很多东西并没有标准答案。而我们往往习惯于找一个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就不行。但是事实上，很多探索，无论是自然科学的探索还是对人类社会的探索，都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所以，我们写历史，有时不妨把具体事实摆出来，放在那儿，甚至把不同看法、不同观点都摆出来，但是不一定非给他下个结论不可。如果对这段历史有不同观点，就把两种观点都写上，介绍一种观点认为怎么样，另一种观点认为怎么样，放在那儿，让后人继续去研究，这样历史就好写了。在这方面，我们的思路可以更开阔一点，思想可以更解放一点，处理问题的办法可以更灵活一点。

第四，对不同人物的历史命运要历史地看待。那么多根据地的历史、那么多当年的人物，连同后来的发展变化过程，确实是丰富多样的。前不久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开了一个纪念袁振英的研讨会。说起袁振英，不要说干部群众，就连95％以上的党史专家，也不一定知道袁振英是何许人也。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是当年上海早期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参加过党的创建工作，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问沟通联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建党后，他又出国留学去了，脱党了。他在历史上有很多特殊的贡献，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坐过牢。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过，但也曾经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对这样一个人物怎么看？当时我就讲了一个道理：我们党的历史，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在这幅恢弘的画卷上，既有大事件，也有小事件；既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或者时大时小、不大不小的人物；既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或者很难界定正面还是反面的人物；既有贯穿始终的人物，也有在某一时段参与其中、发挥了作用的人物。我们的历史，当然要坚持主旋律、主色调，但也不能简单地只写那些大人物、正面人物，不写反面人物、小人物，那样来写历史，肯定是不完整的。所以，对历史上曾经作出过贡献的人物，或者说后来有各种各样变化的人物，都要客观地研究他。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不要简单地用整齐划一的，非此即彼、不是白就是黑的模式来对待他。对不同人物的历史命运，要历史地看待。要尊重历史，客观反映历史，而不要抹杀历史，随意改变历史。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不要把人物脸谱化。

第四层意思，要继续推动和深化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

这次研讨会很有意义。一是有利于推进对陕甘边根据地本身的研究；二是有利于推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研究；三是有利于发扬革命传统，促进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发展；四是有利于充分利用红色资源，促进老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并没有结束。今后还可以继续召开类似的会议，把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推向深入。第一，希望全国有关的党史研究室和有兴趣的党史工作者，继续关注这一课题。有关的党史研究室，可以做一点儿适当的组织工作。像甘肃、宁夏、陕西以及西北的其他一些地区，以及西北以外相关地区的党史部门，可以把这样的课题适当地放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上，注意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第二，要注意抢救搜集有关的历史资料。过去由于种种客观的、主观的原因，对当时的很多历史资料，保存得可能不太好，流失的可能比较多，加上当年的老同志相继过世，很多历史情况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了，这是很遗憾的。但是无论如何，既然我们推动开展这项工作，就要注意资料问题。要尽量地、千方百计地搜集、挖掘可能找到的任何资料，妥善地加以保存。包括领导干部家里保存、老同志亲属保存的，当事人口述的，当事人后来回忆的，都要注意搜集。革命遗址也要妥善地加以保护。第三，要进一步深化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对历史经验的研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对执政问题的研究，都可以进一步展开和深化。不仅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可以继续，而且对整个西北根据地的研究，对西北局的研究，包括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局的研究，都可以适当开展。这些历史都比较复杂，但是复杂不等于不要保存、不要研究。复杂的历史至少也需要客观地加以记录。在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们党的认识水平和执政能力都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适当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是可以考虑的。

关于中央局问题，我在有关会议上，已经要求全国各省党史研究室注意加强对中央局的研究。对中央局的研究，目前在党史研究中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各个中央局，都曾经对组织、领导各个区域的革命、建设起到重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的党史著作很少提到中央局。各个省比较注意的是本省党组织的历史，但对于跨省的中央局怎么研究，还没有正式启动起来。所以我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作了初步的布置，当然还要进一步落实。西北局也是一个重要的局，党史工作者也要适当加以关注。当然，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时，都一定要从政治上坚持正确方向，把握好分寸，掌握好尺度，注意维护大局，服从大局。

（本文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2009年9月20日在“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摘要）

正文〇一、试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史册中熠熠生辉，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创建和发展，是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革命的硕果。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高举着鲜艳的革命旗帜，具有鲜明的特色。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是党和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h3>一、艰苦的斗争、革命的硕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h3>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在艰苦的斗争中创建的一块十分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的基本历史定位是：

时间——始于20世纪30年代。

地点——在陕西和甘肃陇东的结合地区，包括陕西保安（今志丹）、安塞、甘泉、富县、中部（今黄陵）、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农村。

地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地方工农红军，建立起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地，是八路军挺进前线抗战的出发地，全国各解放区的指挥地，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总之，这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独特而极为重要的位置。

<strong>1．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着深厚的政治和组织、群众基础</strong>

陕甘边区，很早就受到革命的影响。1925年10月，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刘郁芬师进驻甘肃，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清泉受中共北方区执委和李大钊之托，随国民军到达兰州。宣、钱到兰州后，很快与张一悟等人取得联系，同年底建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活动至1927年2月，因为国民党右派的破坏，钱清泉等人离甘，支部停止活动。在此前的1926年6月，在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组建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受北方区执委领导；后改归中共陕甘区执委，党员发展到190余名。1927年3月成立中共陕甘区委时，下属7个地执委、4个部委和直属的16个特别支部、4个支部，党员388名。中共陕甘区委确定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人才集中，工作重点首先致力于农民运动。在地域上，首先集中于陕西，渐及甘肃。中共陕甘区执委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统一领导陕甘地区（包括陕北）的群众组织，包括青年团陕甘区执行委员会，陕西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省青年社等。同时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集中开展陕西工作的同时，中共陕甘区执委决定派人到甘肃秘密重建党的组织。1927年3月成立了兰州、导河（即甘肃临夏）、平凉、宁夏特别支部。到1927年6月，中共陕甘区执委的党员达到21117名。在中共陕甘区执委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广大群众开展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斗争，支援国民军联军出关参加北伐战争，镇压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到1927年6月底，仅陕西省的农协组织即遍及60余县，会员达37万余人，农民自卫武装人数在10万以上，陕西的农民运动成为北方农民运动最高涨的省份之一。在中共兰州特支的领导下，兰州青年社等青年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创办刊物，宣传共产主义，抨击国民党右派，先后发展青年社员约300人。中共陕甘区执委还创办机关刊物《西北人民》，宣传革命主张。工人运动与农民、妇女、青年学生运动互相配合，促进了陕甘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7年4月、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陕西反动当局也大力清党反共，解散革命团体，镇压群众运动，西安面临一片恐怖。为了适应突然变化的形势，中共陕甘区执委决定紧急通知各级党组织尽快由半公开活动转入完全秘密状态，重要干部秘密离开西安。7月，中共陕甘区执委撤销，组建中共陕西省委。

从1927年冬起，中共陕西省委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及其反动统治。1927年10月12日，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1928年5月1日发动渭华起义；5月7日发动旬邑起义；5月9日发动淳化起义；还有共产党员王泰吉等组织领导的麟游起义，三原、泾阳、礼泉围攻县城斗争，澄城农民驱逐反驻军的斗争，永寿农民围攻县城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最后都失败了，却动员和鼓舞了人民群众同反动派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积累了革命的经验教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这也为以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和组织、群众基础。

<strong>2．陕甘边根据地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三个阶段</strong>

1928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陕西工作决议案》，提出实行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革命发展的前途。同年下半年，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谢子长等返回陕北，参加陕北特委领导工作。刘志丹、谢子长后被陕北特委派到陕西、甘肃两省交界一带开展兵运工作，实际上就是打人国民党部队，培植革命力量。1929年5月，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当上了县民团团总，他利用这一职务选派一批党、团员进人民团，将保安县民团改造成为革命武装。1930年1月，刘志丹赴南梁一带进行社会调查，深入了解哥老会和民间武装情况。以后，又和谢子长一起打人宁夏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甘肃庆阳军阀谭世霖部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10月，刘志丹等在地处陕甘交界的太白镇发动起义，建立起一支100余人的游击队，后又被称为南梁游击队。其后，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丹又和地方军阀谈判，使队伍得到休整和补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部队中开展的兵运工作，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以寺村塬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1932年2月一9月）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是一个非常艰苦和复杂的过程。以寺村塬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根据地的初创时期。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恢复建立了南梁游击队共300余人，刘志丹任总指挥。同月，中共山西特委领导的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到陕北，后改称陕北游击队。10月下旬，两支游击队在林锦庙、东华池一带会合。1932年1月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又在甘肃正宁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推动了西北地区革命武装争的发展。游击队在正宁南原的寺村塬一带活动，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抗粮抗捐斗争，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斗争纲领。4月，在寺村塬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以后，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寺村塬也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历史见证。

（2）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1932年9月一1933年10月）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根据地的发展时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决定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成立红二十六军。1932年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袭击陕西耀县照金镇，歼敌400余人，游击队在照金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拉开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序幕。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十六军正式组建后，于12月26日挥师东进，与渭北游击队、渭北群众革命斗争相结合，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在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

渭北游击队和渭北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在中共渭北地区党组织领导下，以渭北苏区的创建为依托开展起来的。1931年5月，三原县中共武字区委恢复后，在各村建立赤卫队的基础上，组建了区游击大队，领导群众进行抗粮抗税斗争。1932年7月恢复中共三原县委，8月成立了渭北游击队，9月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10月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在三原、富平、耀县、淳化、泾阳五县交界的广大地区，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会和地方武装，打土豪分粮食，摧毁地主豪绅、国民党反动统治，基本形成了以三原的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苏区。渭北苏区东西横30公里，南北纵25公里，总面积约750平方公里，人口4万多。从1932年11月起，渭北苏区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许多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牺牲。12月，中共陕北省委决定撤销渭北地委，成立三原中心县委，领导渭北苏区的恢复工作，并领导渭北游击队配合红二十六军在照金等地作战。在敌人三面“围剿”之下，1933年3月，渭北苏区失陷。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也被迫撤离三原武、心两区，北上转移到照金。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成立。3月中旬，成立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4月5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耀县照金土儿梁（坪）召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雇农周冬至被选为主席，习仲勋被选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粮食、经济等委员会，还颁布了各种法令。驻地薛家寨。基本上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界的陕甘边根据地，先后建立了一批区、乡、村革命委员会。根据地面积达到2000平方公里，陕甘边区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陕甘边区特委在与省委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领导了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8月在照金陈家坡召开的中共陕甘特委扩大会议上，决定把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组成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会议还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地区打击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的方针，并派人整顿省委组织。这些决定在当时对军事斗争和党的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10月，薛家寨失守后，照金苏区被敌人占领，边区主要领导成员转移到南梁地区开展活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以照金为中心期间，注意发动群众，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在建立革命政权，建设根据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以后的根据地建设积累了经验。

（3）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时期（1934年2月一1935年2月）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根据地的鼎盛时期。照金苏区被敌人占领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转移到了华池的南梁。1934年春，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在南梁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革命武装，镇压反动势力，建立乡村政权，形成群众革命斗争高潮。2月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重建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5月，恢复边区特委，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同时成立了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初，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大会根据中华苏维埃选举法，选举产生了陕甘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设劳动、土地、财政、粮食、文化等委员会，机关驻寨子湾，机关刊物为《红色西北》，下辖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和赤安、华池、庆北等县苏维埃政府。至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陕甘边南区和12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统一战线、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教育文化、干部教育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所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再次成立，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的标志。

<strong>3．陕北的革命斗争及陕北革命根据地</strong>

在陕甘边革命斗争艰难开展的同时，陕北革命根据地也得以创建。192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陕北特别区委员会在绥德西川苗家坪南丰寨（今属子洲县）成立。1930年10月改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12月划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1933年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孔原到天津主持北方地区工作。中共陕北临时特别委员会归其领导，马明方代理特委书记。在1933年3月至1935年2月期间，中共陕北特别区委设有同级的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及先后组建的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红军第一、第二、第三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以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别区委员会，其下领导陕北12个县的党政军群组织。1933年12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郭洪涛回陕北工作，谢子长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这一时期，陕北地区党的组织逐步恢复和发展。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1934年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全面开展，农民群众抗粮、抗税、抗租、抗债、抗捐斗争不断高涨，乡村贫农会、赤卫队普遍成立。特别是在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之后，安定、绥清、绥米、佳吴边等几块根据地（除神府以外）连成一片，形成纵横几百里的陕北根据地。截至1934年底，陕北特委下属府谷、神木、佳县、横山、米东、吴堡、绥德、绥清、清涧、安定、赤源、延川12个县委。

<strong>4．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陕甘宁边区的建立（1935年2月一1937年9月）</strong>

1934年秋，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在各自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之后，红色区域都不断扩大。陕甘边的游击战争向东推进，陕北游击战争向南发展，两块根据地仅百里之隔，且日趋靠近。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惊慌，纠集了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约五六万人，向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严峻的斗争态势，迫切要求两个特委实现统一领导，迫切需要两支红军紧密配合、共同作战。

1935年1月，陕甘边区特委派刘志丹、惠子俊等率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到达陕北根据地的赤源县水晶沟，刘志丹、谢子长就成立西北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等问题，进行磋商，取得完全一致意见。2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峻（今属子长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特委保留。陕甘边区特委和原陕北特委所属各县（工）委均由西北工委领导。西北工委归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领导，1935年6月后改归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指挥下，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并肩战斗，于1935年夏相继解放延川、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后称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合并为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改组西北军委。陕甘晋省委归中央北方局领导。这一时期，由于实行“左”倾冒险主义，发生了陕甘错误的“肃反”事件，大批红军干部和机关干部被错捕错杀，严重地削弱了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加上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尚未粉碎，西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西北根据地的靖边县吴起镇。中共中央得知陕北正在“肃反”，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同时，派王首道专程赴瓦窑堡查处“肃反”问题。11月初，中央又决定组成党务委员会，专门审查处理“肃反”事件。11月26日，陕北召开平反会议，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纠正“肃反”工作中的极“左”错误，及时释放了刘志丹等一批领导干部，并给他们重新分配工作，从而挽救了西北的党组织、红军和根据地。

1935年10月以后，各路主力红军陆续长征到达陕北。因为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情迎接，党和红军有了落脚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西北地区安营扎寨，养精蓄锐，恢复了元气。随着红军西征的迅速推进，到1936年下半年，根据地扩大到陕甘宁三省交界一带，形成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西北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扩大和发展。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确认陕甘宁边区为行政院直辖区域，将陕西北部及甘肃、宁夏与陕北接壤地区共26个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陕甘宁边区辖区纵横约千里，跨有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东起黄河，北越长城，西到宁夏东部，南达渭北台塬。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的后方基地和总指挥部，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h3>二、鲜艳的旗帜、鲜明的特色——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特点</h3>

<strong>1．根据地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想信念、坚持武装斗争的结果</strong>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始终高举着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大革命失败后就是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1933年7月，由于杜衡等人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重破坏，陕甘边区特委与上级中断了联系。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于8月中旬在耀县陈家坡举行联席会议，重点讨论成立新的红军主力、恢复红二十六军的问题，习仲勋、秦武山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主持会议。习仲勋力主把几路游击队武装统一起来，以避免被各个击破。会议讨论后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同时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兵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人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陈家坡会议为日后红二十六军的重建、西北红军主力的重建与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巩固发展根据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陈家坡会议上，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顾全大局，推举刚恢复党籍的王泰吉担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从秦岭山返回后担任参谋长。总指挥部领导几支红军游击队转入外线作战，连获胜利。

10月，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及地方民团对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薛家寨失守。陕甘边区特委率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一部分武装，逐渐转移到甘肃省华池县南梁堡一带，陕甘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又陷入了困难境地。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等问题。会上，刘志丹等总结了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和教训，批判了杜衡推行的“左”倾错误。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下辖红四十二师，并建立第一、第二、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开辟安定、南梁、照金三个游击区，以便互为依托，重建陕甘边根据地。这次会议不仅是恢复和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也是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会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次会议决定的正确性。

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赴西安寻找省委恢复关系未果，其他委员分散在党政军组织中活动，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陕甘边区特委职权。1934年5月，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健全了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书记。同时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的领导下，1934年夏，陕甘边革命斗争形势得到有利的发展，红四十二师和陕甘游击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基本形成以南梁为中心，纵横三四百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特委还创办了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生活》。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反映了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理想和信念，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不因革命遭受的挫折和个别叛徒的投降和出卖而泄气。当时的许多共产党员都是参加革命不久的热血青年，对于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缺乏经验，但是，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革命理想信念的执著，坚定不移地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精神难能可贵。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非常关心和重视，不断发出指示，部署安排工作。虽然其中也包括一些不正确的、受到“左”倾影响的指示，但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逐渐积累起革命的经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坚实步伐。

<strong>2．根据地的创建，既注意学习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也注意当地特点</strong>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注意学习和借鉴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和教训，也注意结合当地的特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合法斗争的条件与可能，武装斗争是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宝贵经验。渭北苏区是陕甘地区建立的第一个苏区。渭北的武字区、心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渭北群众的领袖黄子文，是开创这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习仲勋后来回忆说：黄子文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且很有见解。从1928年起，他就在渭北开始搞武装斗争，1932年成立的原富耀革命委员会，就是黄子文领导的。黄子文、黄子祥兄弟在渭北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从习仲勋的回忆，可见黄子文领导武装斗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秀山也曾被派到渭北游击队工作。渭北开展的革命武装斗争，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仲勋后来专门总结说：从渭北苏区长期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渭北苏区在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而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迷信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内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富家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实际证明是失败的路线。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十分重视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他深刻地总结大革命失败后在陕甘地区参与和领导多次兵变失败的教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刘志丹1932年7月间的这番话，充分表明他是把井冈山作为学习的榜样。

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既学习其他根据地的经验，也注意陕甘边的特点。如强调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的紧密结合，就考虑到陕甘边的特点。正是有了这种善于学习和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又紧密结合当地实际、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陕甘边根据地才能克服多次挫折，克服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的影响，最终建立起来。

<strong>3．根据地的创建，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strong>

正如习仲勋所总结：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即使是对于某些土匪，也尽量改造，将他们改造成为红军游击队。如庆阳杨培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是有土匪成分的，后来经过长期改造把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红军游击队。黄龙山的“山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人多方面的耐心细致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郭宝珊立了许多战功。

<strong>4．根据地的创建。注意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政治思想等建设</strong>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离不开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红色政权，更离不开党的领导。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时刻不忘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和对党的政治思想等建设，形成了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1934年春，陕甘边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在陕西省的富县、黄陵，宜君、耀县、旬邑、淳化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为加强党对该地区工作的领导，陕甘边区特委特意于1934年9月成立由张邦英担任书记的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下属耀县县委等，机关驻黄陵县小石崖。在根据地的建设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注意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和政治思想等建设。在照金时，刘志丹就按照古田会议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还对党员干部进行统一战线教育。他指出：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还身体力行，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还奉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些同志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造成中农恐慌、富农逃跑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当游击运动发展过程中，一些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时，根据地领导人及时对各县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加强了党的领导，使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所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都是和加强党的领导及党的政治思想等建设分不开的。

<strong>5．根据地的创建。精心选择了比较理想的地区</strong>

在甘肃省地图册上，可以看到南梁位于华池县境内荔园堡川。南梁既是一个乡镇，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地域概念。从南梁地区的概念来说，它位于陕甘交界的桥山山脉中段的陇东境内，周围沟壑纵横，森林茂密，回旋余地大，方圆几百里的广大地区都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同时，南梁地区的群众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使根据地的建立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再次，南梁还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薄弱地区，当时陇东的地方军阀和陕西的地方军阀矛盾重重，南梁一带敌人兵力空虚，正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而且，这里还受到过革命的影响。1928年初，清涧起义的余部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宣传；1930年至1931年间，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曾在这里活动；1932年冬红军陕甘游击队也在这里休整过。所以，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50公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

按习仲勋的说法，这也是失败中“碰钉子碰出来的”。因为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共产党显然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尤其是在平原地区于敌人有利。而在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试论陕甘边革命根磊地的地位和作用蝴圈黔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的地区，虽然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这就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基础。于是，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这样就把根据地逐渐建立起来。同时，还注意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处游击区，以扩大回旋余地，形成互相呼应配合的局面，把革命力量的积聚和扩大统一起来。

<h3>三、不朽的功绩、宝贵的财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h3>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即把马列主义和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根据地就取得胜利，得到发展；反之亦然。同时，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陕甘边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又形成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经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重要原因和条件。

<strong>1．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strong>

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和毛泽东后来概括总结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是完全一致的。1928年中共六大提出的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中心任务，也在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中得到贯彻和落实。虽然根据地建设中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1935年的错误“肃反”事件几乎使根据地毁于一旦，但因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及时赶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得到挽救。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党和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提供了出发地，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作出新的贡献。这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strong>2．为党的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党员干部</strong>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以后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工作，以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成为各条战线试的领导人的比比皆是。除了刘志丹、谢子长英年早逝，许多人以后都成为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或党和国家领导人。1945年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时，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144名代表中，就有30多人在陕甘边根据地和以后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工作过，如习仲勋、马文瑞、汪锋、阎红彦、张秀山、陈国栋、张仲良、吴岱峰、王世泰、黄罗斌、张邦英、刘景范、高锦纯、马锡五、朱理治、郭洪涛、郭述申、唐洪澄、高长久、崔田夫、张达志、赵伯平、白如冰、高朗亭、高峰、魏怀礼、白茜、慕纯农、王季龙、白炳圻（马义）、白坚、范子文、李培福、李子厚等人。还有马明方虽然因故没有参加中共七大，但也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他们对中共七大的成功召开和七大路线的制定及实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strong>3．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strong>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留下了许多的革命文物和遗址、遗迹，成为今天进行党的光辉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仅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也留下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足迹。如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以及著名“四八”烈士之一王若飞等，都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留下了他们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风范。革命前辈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奋斗精神，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已经永载史册，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诞生于陕甘边陇东老区的《绣金匾》、《咱们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三首民歌，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strong>4．为党留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深刻启示</strong>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广泛发动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创立和存在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开辟根据地的时候，非常困难。但共产党员相信，“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们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等深得群众拥护的政策。由于他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许多青年要求参军，游击队得到发展，革命根据地也得以建立和巩固。

我们要永远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向往未来，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h3>主要参考文献和资料：</h3>

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3．《关于西北红军战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党史通讯》1986年第8期。

4．齐心：《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陕西社会科学院1982年印行。

5．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党史》，2009年送审本。

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8．习仲勋：《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1951年7月4日《人民日报》。

9．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10．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11．习仲勋：《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1993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12．《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习仲勋：《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1984年3月3日《人民日报》。

14．《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5．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16．《郭洪涛回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17．《华池县志》编纂委员会：《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正文〇二、论西北红军与西北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和特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高举土地改革的伟大旗帜，坚持武装斗争，在全国建立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和30多支正规红军。这些根据地和红军大多分布在中国南方，而建立在北方的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建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的组织和红二十六军（亦称陕甘红军）、红二十七军（亦称陕北红军），因而称为西北根据地与西北红军，其规模之大、斗争之艰苦、坚持时问之长、对中国革命贡献之大，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土地革命初期，共产党人在陕西及其边界地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相继创建了渭北、陕甘边、陕北、鄂豫陕、川陕等数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周家硷联席会议后，在刘志丹等的正确领导下，西北红军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并不断发展壮大。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中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一块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75周年之际，研究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及特点，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h3>一、西北红军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h3>

<strong>1．西北红军是中国北方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strong>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共产党人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在陕北和关中组织发动了清涧、渭华、三原、旬邑、淳化、澄城、麟游等武装起义和交农运动，尤其是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更是意义重大，一个是打响了西北地区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一个是规模最大，开军队起义与农民起义相结合之先河，在西北地区首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上述起义虽然坚持的时间不长，都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但是它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陕西的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在西北人民面前竖起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西北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同时为后来的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刘志丹、谢子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兵运工作，1931年秋，刘志丹终于在陕甘边界的南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界游击队）。10月，陕北游击支队（晋西游击队与保商武装）辗转来到南梁，与南梁游击队会合，次年初先后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担任总指挥。1932年底经中央批准，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后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相继为王泰吉、刘志丹、杨森，先后辖五个团。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及其前身创建了巩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碉溺黔刘志丹与西北革蒂根据地研究（书记先后为金理科、泰武山、张秀山、惠子俊、李生华、李景林）、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先后为刘志丹、刘景范）、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

1932年后，陕北的武装斗争已成燎原之势，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相继组织了十多支红军游击队。1934年7月建立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9月在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军陕北独立师，翌年1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二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先后辖四个团。红二十七军八十二师及其前身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有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杜衡、吉国祯、赵伯平、马明方、崔田夫）、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

1935年初，已经形成具有相当区域的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下辖富西、富甘、赤安、华池、庆北、合水、安塞、赤淳、中宜、新宁、新正等11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和代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4个县的南区苏维埃政府。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赤源、秀延、延川、延水等9个县级苏维埃政权。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原安定县，今子长县）周家硷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建立，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形成。1935年9月到10月，红二十五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先后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发展壮大了红军与根据地，其区域在鼎盛时期，东临黄河之滨，西到六盘山下，北起长城，南至桥山，曾经建立过陕甘边、陕北省、陕甘晋省、陕甘省、陕甘宁省、陕北东地区、神府特区、关中特区，先后领导53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西北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权或革命委员会中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地方武装领导机关及下设机构完备，土地改革、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卓有成效，有力地保障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西北红军是中国北方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从1927年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几经曲折，1931年秋建立游击队，1932年底建成正规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到1935年9月，连同游击队数量达近万人（包括先期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一直战斗至抗战爆发。其创建的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中唯一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建立了一个稳固的落脚点，是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strong>2．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strong>

参加长征的各路红军，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和战斗在西北根据地的红军，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长征，但也通过各自艰苦卓绝的斗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同样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西北红军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策应了红军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后，蒋介石调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6个师30个团约5万兵力，向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根据地军民密切配合，在以刘志丹为主席的西北军委统一指挥下，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历经十余战，解放了六座县城，歼敌8。00余人（包括民团3000余人）。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将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地方游击队扩大到近万人，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大江南北红色区域遥相呼应，使蒋介石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的压力。

1935年7月，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有向西北转移落脚的意图后，又调集阎锡山、高桂滋、井岳秀、马鸿宾、马鸿逵、张学良、杨虎城等部队达10万之众，由其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向西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妄图一举歼灭西北红军，使长征中的各路红军无立足之地。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西北红军先后在慕家原、定仙塥、横山等战斗中获胜，给敌以重创，使晋军龟缩在黄河东岸，不敢西犯。此时，首先迎来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陕根据地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西北红军的英勇作战，震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牵制了10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了南方各路红军的压力，策应了红军的长征。同时，拉开了红军会师西北苏区的序幕。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先期长征到达西北苏区一一延川永坪镇。9月17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要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建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将三支红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建立后，于10月1日和12日在劳山、榆林桥先后发动两次重大战役并取得胜利，重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击毙一一。师师长何立中，俘一。七师三二。团团长高福源。劳山战役胜利后，在清理战利品时，从敌人文电中得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到甘肃通渭的静宁地区，有进入陕北的迹象，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即确定部队继续南下攻打富县、洛川，牵制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2）西北红军的英勇作战，向中共中央告知了西北根据地存在的信息。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的存在中共中央早已知晓。根据地创建初期，中共陕西省委、陕北特委向中央就有报告，并不断得到指示。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与中央联系中断。时任省委委员的贾拓夫到上海分别向中央驻北方代表、上海中央局汇报了情况。随后，贾拓夫到达江西瑞金，参加了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1934年6月，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贾拓夫随军出发。遵义会议后，贾拓夫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在此期间，贾拓夫也向有关方面介绍了陕西党组织和根据地的情况，由于时隔两年，信息不通，近况难以预料。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21日，毛泽东从在哈达铺找到的《大公41芰》上得知，“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万，赤军者二万”，“匪军长刘志丹辖三师，枪有万余”，“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大公报》无意间的报道，实际上告知了西北根据地的存在和红军力量的强大，成为中央红军落脚的向导。这些看来过时的消息，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极大重视，多次找贾拓夫询问情况。贾拓夫向毛泽东和中央汇报了1933年7月前陕西党组织和红军及根据地的情况，并建议中央去陕北①。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形势报告，强调“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并号召“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不远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④。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小学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的意见，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①。这次会议所作的重大决策，不仅为红军找到了一个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同时也确立了领导全国革命的根据地，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之，贾拓夫作为红军陕甘支队的向导，留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随时向中央提供陕甘地区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了红军的行动方针，佯攻天水，北渡渭河，避敌主力，迅速北上。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吴起镇。从此，西北根据地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新时期。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贾拓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毛泽东的足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strong>3．壮大了红军力量，迎接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strong>

中央红军及中共中央机关到达吴起镇时仅有8000多人，西北红军（包括红二十五军）及地方游击队达9000人（游击队4000多人）。三支红军的会合，壮大了力量。11月6日，中共中央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全军11000余人。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为了巩固和扩大红军与西北根据地，党中央于1935年12月后，陆续将西北根据地的地方游击队整编组成红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和神府独立师、关中独立师。1936年，中共中央先后组织了东征、西征战役，是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两次重大军事行动，编人红一方面军的西北红军英勇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1936年10月，在西北根据地军民的大力支持下，红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静宁胜利会师，为迎接全民族抗日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strong>4．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仅存的一块完整的根据地</strong>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创建的武装力量，在祖国大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错误和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受严重损失，白区组织几乎损失100％；苏区除西北根据地外，均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被迫先后撤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正如毛泽东所说“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西北根据地军民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正确领会毛泽东思想，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独立自主地领导军民不断粉碎蒋介石军队的“围剿”，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先后建立了几十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唯一坚持下来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

中共中央到陕北后，在其直接领导下，西北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支援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地人民千方百计筹集军粮、军费，踊跃参军参战，各方动员做好战地勤务工作。节衣缩食，支援红军作战，成为根据地人民群众欢迎中央红军的实际行动。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在中央红军刚进入根据地时就完成筹集970余石粮食的任务。赤源县在1935年12月26日前筹款16000元。为扩大红军，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维埃干部带头参军，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军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富县组建了一个团，整建制编人红二十九军。直罗镇战役时，富县和中宜县苏维埃政府组织了数百副担架转送伤员和军用物资。中央红军到陕北时，已近初冬，缺衣少鞋，根据地妇女夜以继日缝衣做鞋，截至1936年3月，陕北省群众做军鞋8486双，袜子553双。延川县在4天内赶制军服3000套。一些地方妇女还组织洗衣队、缝补班，为红军伤病员服务。西北根据地地处偏僻，土瘠人贫，人民生活十分艰难困苦，突然增加万余人的用度，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配合，保证了中央和红军的衣食用度，为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毛泽东1945年4月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所指出的，“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

<strong>5．西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和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地</strong>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西北根据地，审时度势，正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及时提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和扩大红军力量的方针，并经过与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多次谈判，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逼蒋抗日的合作局面。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积极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实现二次合作。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经过多次艰苦的谈判，终于实现了两党二次合作，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因此，西北根据地是国共二次合作的策源地，土地革命战争的终结地，八路军东征抗日的出发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从此西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毛泽东、中共中央在这里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科学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形成了举世闻名的毛泽东思想和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

<strong>6．长期革命实践，使西北根据地形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批著名的领导人</strong>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始终坚持武装斗争，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正确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开创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著名领导人。

在西北根据地的探索阶段（1927年9月至1931年秋）。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先后发动和组织了清涧、渭华、渭北、旬邑等几次大的武装起义，并在地方军阀部队中开展艰苦卓绝的兵运工作，几经磨难，终归失败。但是，积累了经验、教训。刘志丹等不再依靠在国民党军队中招兵买马，而是逐步吸收党员和进步青年，改造非法武装，组织自己的游击队，1931年9月终于建立了南梁游击队。锻炼了谢子长、刘志丹、汪锋、阎揆要、潘自力、黄子文等一批领导人。

在西北根据地的初创阶段（1931年秋至1932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等吸取教训，不等不靠，独立自主地在陕甘边界地区开展兵运，吸收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地方非法武装中进行建党建军，1931年9月终于建立了由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同月，阎红彦、黄子文、拓克宽、吴岱峰等领导的晋西游击队来到陕北，在陕北特委领导下，吸收保商武装和进步青年，组成陕北游击支队，于1931年10月下旬来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并相继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和陕甘游击队，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首次在陕甘边界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后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受“左”倾错误干扰，盲目蛮干，急于求成，对游击队在政治上进行指责，追查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随意撤换领导；军事上死拼硬守，导致王朗坡、五顷原、三嘉原三战皆败。严酷的现实，迫使根据地中心东移。但是在此阶段，形成了以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并不断成熟。这其间，中共组织在陕甘边界，尤其是在陇东，发动了十多次武装起义。如：1932年4月习仲勋、刘林圃领导的两当起义，5月谢子长、焦维炽领导的靖远起义，7月杨林、高鹏飞发动的西华池起义，8月卢松轩、赵丕烈发动的定西峻蠛口起义，10月李艮、李华锋领导的平凉蒿店起义等。起义部队先后建立了陕甘游击队第五、第四、第一、第二、第三、论第七游击支队及第1大队和人民革命军。这些起义虽然没有达到与陕甘游击队会合的目的，就被国民党当局打散，但它扩大了共产党和陕甘边红军的影响，为党锻炼了一批优秀干部。

在西北根据地的发展阶段（1932年9月至1933年10月）。1932年9月，陕甘游击队袭击耀县照金获胜，派习仲勋、李妙斋在此发动群众，开辟地方工作。年底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次年先后建立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党政军机构设立完备，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这其间在刘志丹、金理科、秦武山、王世泰、李妙斋、习仲勋、黄子文、吴岱峰等的领导下，红军和游击队不断扩大，照金附近的区、乡、村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集市贸易，设立医院、被服厂、枪械修理所以及监狱。根据地范围不断扩大，横跨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四县边界，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由于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无视客观实际，拒绝刘志丹等的正确意见，强令部队南下渭华，导致兵败秦岭。在此危急时刻，王泰吉率领起义后改编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黄子祥、杨森率领由渭北游击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陈学鼎、张邙英领导的耀县游击队来到照金，壮大了苏区的力量，缓解了危机。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领导上述三支武装转入外线作战，连获胜利。10月上旬，刘志丹等一批南下幸存指战员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到后任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随主力红军出征陇东。此时，国民党当局乘机攻陷照金。这一阶段，逐步形成了以刘志丹、金理科、秦武山、王世泰、李妙斋、习仲勋、黄子文、吴岱峰、汪锋、王泰吉、高岗、黄子祥、杨森、陈学鼎、张邦英、高锦纯、刘约三、朱子修、王兆相、康健民、黄罗斌、牛钢等为骨干的领导集体。

在西北根据地的成熟阶段（1933年11月至1935年2月）。1933年11月，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成立红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后刘志丹、杨森接任），高岗为政委（杨森、张秀山、谢子长先后接任），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为政治部主任（后龚逢春接任）。师党委书记先后为杨森、张秀山。全师先后辖五个团，王世泰、李映南、黄罗斌、黄子祥、陈国栋、张仲良、刘景范、胡彦英、赵国卿、高锦纯、郭宝珊、任浪花等任团长或政委，并设立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习仲勋、吴岱峰兼任领导。杨琪、张明吾、王安民、朱志清等任地方武装领导。1934年2月，再次选举产生了边区革命委员会（11月改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主席。4月恢复了边区特委，张秀山、惠子俊先后任书记，建立了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这其间，陕甘边根据地在刘志丹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7月陕甘边根据地与上级联系中断），提出了一整套符合陕甘边苏区发展的军事、统战方针和土地分配、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政策，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阶段，军事斗争不断胜利，根据地面积越来越大，建立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等十几个苏维埃县治。在苏区中心进行土地分配，边缘区域实行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与民生息的政策，经营红军公田，军政人员实行供给制，待遇平等；开设集市，发行货币，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创办红军干部学校，培养军政干部。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刘志丹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得到锻炼，一批核心领导脱颖而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黄子文、王泰吉、杨森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西北根据地的鼎盛阶段（1935年2月至1937年9月）。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周家峻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工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副主席高岗。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与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仍然存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建立，标志着由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构成的西北根据地的形成。从1935年2月开始，到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历时两年八个月。其管辖区域东临黄河，’西至六盘山下，北起古长城，南至黄龙山，先后建立有53个苏维埃县治。此两年八个月，因组织领导名称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西北工委领导时期（1935年2月至9月16日），二是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领导时期（1935年9月16日至11月），三是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领导时期（1935年11月至1937年9月）。

在西北工委领导时期，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师长杨森，政委张秀山）、红二十七军（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转战在陕北的广大区域，解放了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西北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经过长期革命实践，以刘志丹为核心的西北根据地领导集体形成，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迅速成长起来（习仲勋、崔田夫、马明方、高岗、杨森、张秀山、杨琪、张达志、张邦英、马文瑞、贺晋年），担负着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正当刘志丹组织力量反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并取得初步胜利之际，1935年9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陕根据地来到西北根据地永坪镇，与西北红军会师。从此西北苏区进入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领导时期。根据中共北方代表的指示，先期到达西北苏区的朱理治、聂洪钧即与程子华（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红二十五军军长）组成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17日，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召开西北工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和军队主要领导人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改组西北军委（书记聂洪钧），三支红军组建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这一时期，红十五军团先后发动了劳山和榆林桥两次战役，使进攻西北苏区的东北军遭受重创。但在此期间，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在西北苏区开展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惠子俊、杨琪、刘景范、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张文舟、李启明、高朗亭、赵启明等一大批原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捕，200多党员和干部被当做“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而错杀。这是“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在西北苏区恶性膨胀的产物，使根据地处于恐怖状态，军心不稳，民心不安，以致发生反水叛乱事件，而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日甚一日，西北根据地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在这危急存亡之际，10月19日，中共中央带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了解了情况后，迅速制止了错误“肃反”，释放了被捕干部。11月初中央政治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设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新的西北军委，领导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工作，直至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在第二个时期的两个月里，西北根据地的领导遭受到党内错误的迫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使他们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从此以后，他们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事业转战南北，血洒疆场；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们中涌现出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一批军事家，习仲勋、高岗、马文瑞、汪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h3>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特点</h3>

西北根据地从探索、初创、发展、成熟到鼎盛，经历了中国革命发展历史上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全过程，既有根据地建设的共性，也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

<strong>1．在全国工农革命武装中最早设立政治委员</strong>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随即大江南北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工农革命武装纷纷建立。但是，不论是1927年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还是1928年组织的弋（阳）横（峰）起义、黄麻起义、桑植起义、平江起义，在起义后普遍建立的工农革命军，均沿袭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工作制度，设立党代表。唯独1928年5月在党领导的渭华起义中建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学习苏联军队政治工作体制，设立了政治委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及早期红军中，政治委员的设立已到1929年9月后㈨。因此，完全可以说，西北工农革命军开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的先河。

<strong>2．发展革命武装的独特的陕甘模式</strong>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依靠军队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的南昌起义，有依靠农民（也有极少数工人）和军队起义的秋收起义，也有军队、农民、工人联合起来的广州起义，还有单纯组织农民起义的弋（阳）横（峰）起义。同样，陕甘地区党的组织也领导了各种方式的起义，有在军队中组织的清涧起义，有军队和农民参加的渭华起义，有单纯农民参加的三原和旬邑、淳化等起义，也有1932年陇东地区发生的军队起义。这些起义，有些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客观条件不具备，结果归于失败；有些由于主观指导上失误，最后遭到挫折。经过这些起义，刘志丹、谢子长、马锡五、黄子文等开始认识到，依靠在旧军队中发动起义、招兵买马出路不大，要到农村、山区去，依靠扩大党员，发动群众，并改造非法武装，建立自己的力量，形成游击队、正规红军。在陕甘模式的指导下，1931年9月才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南梁游击队，并不断发展壮大，形成强大的红军，创建了陕甘根据地，最后形成西北根据地。

<strong>3．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坚持团结、包容的原则</strong>

在西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过程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始终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大局为重，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包容的原则，不搞宗派，不搞小团体，使革命队伍愈来愈强，根据地越来越大、越巩固。1931年秋，在陇东南梁游击队迎来了从晋西、陕北辗转而来的陕北游击支队，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3年夏，在耀县又与陕北游击队一支队会合，帮助其发展，在干部、武器上给予配备，条件好后让重返陕北；同年秋，在渭北根据地丧失后，黄子祥带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四团）、王泰吉率领受到严重挫折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来到照金苏区，受到根据地军民的欢迎。在陈家坡会议上，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顾全大局，推举刚恢复党籍的王泰吉担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从秦岭山返回后担任参谋长，并没因为王在渭华起义时是自己的下级而有怨言。恢复红四十二师时，刘仍然推举王任师长，直到王离任后才接替师长一职。1934年7月，谢子长等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陕甘边区的领导没有因为隶属关系的不同不予支持，而是热烈欢迎，给予武器、给养装备。在阎家洼子会议上，陕甘边领导同志置北方局的错误指责于不顾，让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并带领红三团北上，协助陕北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11月，活动于黄龙山的地方武装郭宝珊营起义，受到西北红军的欢迎和信任。1935年8月，西北工委得知红二十五军即将到西北苏区的消息，专门作出《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来到永坪镇，受到西北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在永坪联席会议上，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参谋长戴季英），三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明方、崔田民、崔田夫、张秀山、黄子文等被排斥在主要领导岗位之外。但是，具有崇高理想和信念的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不计个人地位、名誉，顾全大局，同外来干部合作共事，忘我工作。劳山战役后，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在“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的干扰下，开展了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一批原陕甘边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杀害了军队营以上、地方县级以上干部200多人。直到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后，刘志丹等一批未遭杀害的干部才得以自由。刘志丹等获释后顾全大局，不计较政治上未得到彻底平反、组织上职位安排过低的不公正待遇，仍然浴血奋战，辛勤工作，甚至付出生命。他们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坚持团结、包容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高尚情操，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此外，西北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建立根据地时间最长的一个完整的根据地。西北根据地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虽然名称几经变化，但党政军机构一直完整地延续到新中国建立。这在全国独一无二，是其他根据地无可比拟的。

今天，我们纪念陕甘边根据地建立75周年，研究这段辉煌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就是要继承先辈们坚强的信念、崇高的理想，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学习先辈们尊重客观实际、敢为人先、实事求是的思想品德；就是要学习先辈们团结进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操，为建设文明、富裕的新西部而努力。

正文〇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及贡献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合并建立起来的。这块根据地从其前期1932年3月建立的第一块寺村塬根据地起至1937年2月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时止，历时四年又十一个月。这其间经历了无数次曲折反复，艰苦斗争。根据地军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h3>一、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仅存的比较完整的一块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h3>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依靠自己创建的武装力量，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坚持武装斗争，在大江南北的广大农村先后开辟了如井冈山、中央、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多块根据地。可是，一个时期的中央领导工作在“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主持下，使苏区党的组织损失90％，白区损失殆尽。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各根据地红军被迫先后撤离，进行战略转移。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等人的领导下，抵制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带领军民从实际出发，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贯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在鼎盛时期，西北革命根据地东临黄河之滨，西迄六盘山下，北到长城，南至桥山。曾建立陕甘边、陕北、陕甘晋省，神府、关中特区等及所属53个县苏维埃政府，成为比较完整的一块较大的根据地。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曾几次召开会议讨论落脚点的问题，有的没有定论，有的虽然决定了方向和目标，但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未能实现。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岷县的哈达铺。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长征以来，这个一直困扰中央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当红军行进到陕甘分界碑的六盘山山顶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避免了国民党军接连不断的堵截追击，结束了一年来的长途跋涉。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时期。

<h3>二、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是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h3>

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1937年2月，西北革命根据地就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驻吴起镇（今吴旗县）、甘泉县下寺湾、瓦窑堡（今子长县）、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在这里领导和指挥西北革命及全国各路红军突围长征。1935年9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首先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延川永坪镇，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红军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拉开了全国红军会师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序幕。11月6日，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于甘泉县象鼻子湾。1936年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南部。在西北根据地军民的策应和大力支持下，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军团在静宁将台堡、23日红六军团在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全国各路红军主力会聚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大本营和全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h3>三、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完整系统形成和成功实践的基地</h3>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就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这时，这里发生的一切，无论是从时空或地点来看，都与西北革命根据地不无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完整系统的形成和成功实践也是如此。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着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这时的斗争目标一方面是号召民众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抗日；一方面是揭露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投降卖国行径，总的方针和口号是“反蒋抗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还不到两个月，就在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在新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瓦窑堡会议是统一战线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整系统理论和正确方针政策的形成。1936年5月，红军在中央机关驻地瓦窑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并与当时进攻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实现了停战。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已由“反蒋抗日”发展到联合各阶层、各阶级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停止内战。七七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新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这个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等进步力量，而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分子等中间力量，还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确定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对消极抗日的反共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原则、方针、政策等，都是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形成和施行的，在这里得到了成功的实践。

中共中央根据新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制定的新政策，或对过去所执行政策的修改和调整，也都是首先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试行和执行的，有些是在这里取得经验后向其他根据地推广或提供借鉴的。

<h3>四、西北革命根据地军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h3>

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军队，策应各路红军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蒋介石在调集兵力围堵追击的同时，又调集军队“围剿”西北革命根据地，致使其战线拉长，南北不顾。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26个团的兵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根据地红军在刘志丹等领导下，经过十多次战斗，先后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当年7月，蒋介石又调集阎锡山、高桂滋、井岳秀、马鸿逵等部15万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妄图一举摧毁根据地，消灭西北红军，使长征中的各路红军无立足之地。在刘志丹指挥下，西北红军先后取得绥德县老君殿、吴堡县慕家原寨子、定仙墉、横山等战斗的胜利，给进犯之敌以重创，使晋军龟缩在黄河东岸，不敢西犯。西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客观上起到了减轻各路红军在长征中的压力，策应红军战略转移的积极作用。

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前夕，根据地的正规红军部队已发展到5000多人，各路游击师，游击纵队、支队总数已达4000多人，与红二十五军合编后的红十五军团，正规红军已近万人。红军和游击队的装备已有很大改善，战略战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为了扩大和巩固根据地，人民踊跃参加红军。1936年初，陕北省根据中央《关于猛烈扩大红军的指示》，接受中央下达招收7000人的任务，仅三个月时间，就有9000多人应征人伍。富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招收1000多人参加红军，陕甘军委军事部派人组织成立独立团，后编人红二十九军。短短几个月，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就达到3万多人，仅渡黄河东征的正规红军就有1.4万多人。这支武装力量与后来的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成为抗日的急先锋，中华民族的精英。

为党和国家培养造就了一批高级干部，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和培养下，涌现出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如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阎红彦、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王世泰、贺晋年、张策、郭洪涛、张邦英、龚逢春、刘景范、崔田民、蔡子伟、高朗亭、李赤然、王兆相等。他们不但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而且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优良的传统为后来形成的延安精神打下了基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根据地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如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者能够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从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他们在领导群众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出路；在军事战略上，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们提出创建自己武装的三种形式，即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民团的工作）、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争取工作）、红色的（创建工农武装）。红军长期转战深山老林，餐风宿露，经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党政军人员没有房住，自己动手挖窑洞、造土炕。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又如坚定的信仰、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根据地主要创建者谢子长先后参与领导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到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失败了，重新起来再干，毫不气馁、动摇。全家有11人参加革命，9人牺牲，剩下老少寡妇继续革命不灰心。大革命时期加人共产党的王泰吉，在领导麟游起义、参加渭华起义失败后，曾两度被国民党当局关押，他在临刑前赋诗：“功名不必自我成，革命实践做先锋。遗嘱同志莫顾虑，宇宙将来到处红。”再如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刘志丹，曾多次受“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排挤、打击，几次降职以至降为普通一兵。在错误“肃反”中，通讯兵把逮捕他的密件交给了他，他完全有机会脱险，但他为了不致引起党的分裂，无视个人安危，毅然来到瓦窑堡，直至被捕。曾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红军陕北第三团团长王兆相、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长毛凤翔三人的父亲在土改中被错杀，但他们都以大局为重，毫不计较个人恩怨，坚持革命不动摇，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根据地的创建和迎接中央的到来，作出了英勇的牺牲与无私的奉献。根据地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屡遭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的围攻，根据地内游击队和红军的指战员们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抵抗。为反击敌人“围剿”保卫根据地牺牲的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数以千计，其中突出的代表有谢子长、刘志丹、李妙斋、畅森、黄更、钟学高、谢绍安、杨重远、白明善、王兆卿、毕维舟、谢维俊、周冬至、王满堂等。西北革命根据地人民不会忘记这些长眠于黄土高原的英雄们。

西北革命根据地虽地域偏僻，土瘠民贫，但人民还是节衣缩食，千方百计为中央红军筹粮、筹款，各方动员做好战地勤务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吴起镇农民捐粮2.5万斤，猪羊50多头（只），几千斤羊毛和成百匹布。陕北省筹粮970余石，赤源县筹款1600多元。群众争先恐后地把伤员接回自己家里疗养，仅赤源县六区一次就安置伤员200多名。在直罗镇战役中，富县和中宜县就组织了数百副担架转送伤员和军用物资。红军东征时，仅绥德、清涧两县就在20天内造船60多只，延水县出担架1000多副、驮畜800多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仅四个多月，陕北省妇女就做军鞋8486双，袜子553双，延川县在四天内就赶缝军服3000多套。根据地内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亲如一家人的感人场面，随处可见，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凯歌。“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亲人迎进来，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这首脍炙人口的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就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至今流传，经久不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关系，成为后来不断开展“双拥”工作的光辉典范。

正文〇四、西北大纛，党性之光

西北革命根据地从1932年9月渭北根据地建立起，中经1935年2月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统一，至1937年2月改制为陕甘宁边区，前后共历四年又五个月。在北方诸多的革命根据地中，西北根据地规模之夫，斗争之艰苦，坚持时间之长，可谓独树一帜。其间，西北红军与根据地培养和造就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卓越领导者，在他们的领导和培养下，还涌现出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王世泰、贺晋年、阎红彦、郭洪涛、张邦英、刘景范等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不仅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研中同成立和建设立下了丰功伟绩。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培育了激励来者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精神财富成为后来延安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

<h3>一、审时度势、实事求是的求实态度</h3>

邓小平曾经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其根本之点在于根据地的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从当地的具体实际出发建立红军和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工作。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根据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逐步创建和发展起来的。陕甘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南梁，地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是黄土高原的偏僻地区，地域辽阔，沟壑纵横，又距离国民党在西北统治中心的西安、兰州、银川等大城市距离较远，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基本上属于“三不管”地区，利于建立革命武装，也有开展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优势。刘志丹曾经说：连土匪搞几支枪就可以在这里占山为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闹革命呢？同时这小的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群众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易于发动群众和开展土地革命，在陕甘地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也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根据地建立后，他们根据毛泽东在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先后建立了正式的红军和三支游击队，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和反“围剿”斗争，于1934年11月在荔园堡正式建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到1935年初，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人的领导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在东至宜川、西到定边、南接耀县、北迄靖边，纵横数百里的陕甘边界广大区域形成了巩固的苏区和游击区。以甘肃庆阳的南梁为中心，在陕西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宜川、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农村建立了工农政权，新设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等11个苏维埃县治，成为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受到“左”倾错误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刘志丹等在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结合当地敌、我、友的实际，十分重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刘志丹的老战友习仲勋曾回忆说：刘志丹经常告诫战友和部下，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多一个朋友，我们就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为此，刘志丹提出“搞革命斗争要采取三种形式，即‘红色’（组建自己的武装）、‘白色’（做白军工作，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进步分子和爱国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开展了艰苦的兵运工作和曲折的匪运工作。他积极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爱国将领和进步人士，为我所用；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使他们弃暗投明，走上革命道路。在刘志丹的教育和影响下，陕甘宁地区的哥老会组织纷纷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其成员也踊跃参加革命。后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对刘志丹重视改造哥老会的工作予以肯定。由此可见，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分清敌友，化敌为友，是陕甘根据地成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一成功的经验，也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容。

<h3>二、始终不渝、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h3>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的历程，是一条充满荆棘和坎坷的历程。在这里，既有恶劣的自然条件，直接威胁着红军和根据地的生存，也有国民党反动军阀的屡屡“围剿”，使红军和根据地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更有党内和根据地内部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使红军和根据地多次出现危机，几濒失败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没有低头，没有屈服，保持着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谢子长是西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一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创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虽出生人死，历经挫折但斗志不减，信念更坚，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1934年8月的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幸胸部中弹，虽经同志们再三劝说，他仍坚持不离开战斗岗位。起初，他骑在马上指挥战斗，后来马骑不成了，就坐在担架上继续工作。直到10月，他的身体实在难以支持，才离开部队休养。当敌人侦探到他的行迹，图谋杀害时，部队多次辗转转移，看到如此情景，谢子长激愤地说：“抬我走吧，抬不动就一枪打死，你们逃命，绝对不要让他们把我捉去。”当他感觉到自己的伤无好转的希望时，痛苦地流着泪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不久，由于病情恶化，谢子长与世长辞，年仅39岁。谢子长不仅自己献身革命，还教育全家成为一个革命的家庭。从1932年到1936年，短短几年间，他的亲属在战场上牺牲和在刑场上就义的就有九人。为纪念谢子长，毛泽东曾两次为他题词并亲自为谢子长墓碑题写碑文，称赞谢子长为“民族英雄”。朱德题词称赞谢子长为“陕北人民领袖”。

1935年九十月发生在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中，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苏区的领导人受到殴打、受冻和挨饿等折磨。据黄罗斌回忆说：在“肃反”中，“我和七十八师师长杨森一同被捕，五花大绑，倒吊在房梁上”，“我们这些为革命赤胆忠心，在对敌斗争中出生人死的勇士们，顷刻问变成了‘罪犯’。伴之而来的是大声斥责、严酷的逼供和劈头盖脸的棍棒和皮鞭”。一次，“肃反”的执行者刑讯陕甘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张秀山，张秀山宁死不屈，慷慨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审到最后，张秀山放声痛哭着呼喊：“你们可怜呵怜二十六军罢！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呀！”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黑牢里，在敌人的屠刀下，大多能做到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因为那是对敌人。但在党内斗争中，在组织面前，像张秀山这样视党性良知高于生命、宁死不讲违心的话、在严刑逼供之下也绝不乱招乱供的共产党员是不多见的。张秀山忠勇刚烈的气概，就连“肃反”的执行者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开始怀疑陕北“肃反”“肯定是弄错了”，“这里恐怕有冤枉吧”！

<h3>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坚强意志</h3>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而艰险的，只有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踏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陕西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北，创建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1929年初，中共陕北特委作出关于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不久，谢子长受命到宜川凤凰山做争取改造地方武装梁占魁部队的工作。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等趁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霖扩充势力之机，成功地组建了一个团，争取民团、哥老会，在陕、甘、宁边界活动。秋，谢子长和刘志丹率部驻防庆阳、吴起边界的三道川训练队伍，准备起义时，遭军阀张廷芝部的袭击而失败。10月，刘志丹又借用谭部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巧袭合水县太白镇，将谭部第二十四营缴械，重组队伍在保安、安塞一带活动。

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在合水县固城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的武装会合，并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设四个连。部队整编后，在宁县张皮原又遭国民党陈琏璋部谢绍安旅的袭击，损失过半。4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率部编人国民党驻彬县的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正当刘志丹以补充团名义扩充部队、筹措军需时，引起苏雨生的注意而被逮捕。后经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南汉宸、民主人士杜斌丞和中共陕西省委的多方营救获释。刘志丹出狱后，继续以陈畦璋部第十一旅旅长名义从事兵运工作。后又在宁县早胜镇遭到陈部高广仁等的暗算，十一旅被缴械，刘志丹脱险回到保安。1932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维炽到甘肃靖远发动国民党警备第三旅起义，也因起义联络失误而失败。

在兵运工作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等逐渐认识到：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搞革命武装，单纯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活动，逐步建立根据地。1931年9月，刘志丹偕同马锡五等先后到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县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全队300余人志丹任总指挥。

后来，正当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之时，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提出放弃已有的根据地，南下另建根据地的错误主张，刘志丹挺身而出，从党和革命事业的前途出发，无私无畏地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样做就是自己毁灭自己。为此，他再次受到打击。结果，部队南下，在终南山一带与国民党军队苦战，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带领十余人冲出重围，困于山涧，以野果充饥。在严重危急情势下，更显出刘志丹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英雄本色，他亲切地对战士们说：“月亮都有时网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在咱们一边！”“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刘志丹等死里逃生，历尽艰险才回到原根据地。

<h3>四、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崇高品格</h3>

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几年间，“左”倾错误频频出现，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使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数度蒙冤，但他们无论遭受多么大的冤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不改初衷，无私无畏地坚持真理，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始终将自己置身于党的领导之下，以对党的赤胆忠心、无限忠诚，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格。

1932年12月，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污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的领导职务，欲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开除出部队。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才将刘志丹、杨仲远留在部队，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面对这种无理责难、无情打击，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对此泰然处之，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胸怀，不计较个人的名位，积极协助时任团长的王世泰工作，继续尽其所能，维护部队的团结。在1935年九十月陕北错误的“肃反”中，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马文瑞、杨森等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苏区的领导人60多人被诬陷为“右派反革命”，先后被关押在瓦窑堡的监狱里。当时，刘志丹正在前方作战，“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欺骗刘志丹说：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实则暗中写信命前方捕人。刘志丹信以为真，立即动身。途中他与送信的通讯兵相遇，这位通讯兵认识刘志丹，把信给刘丹看。刘志丹打开，发现原来是逮捕自己的密令。密令中写道：“已确定刘为反革命，速调刘、高回来。”刘志丹明白了一切，如雷轰顶，如箭穿心。但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的至死不渝的忠诚，使他毅然决定坦然面对诬陷。他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党的分裂和红军的自相残杀，自毁长城，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要自己前去说明一切，请党组织审查自己。刘志丹平静地把信封好，叮嘱通讯兵把信送到，并让他告诉前方负责同志，自己去了瓦窑堡。到了瓦窑堡，他没有去省委，也没有回家，径直去了西北军委，向有关人说道：“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说完，他就被关押起来。就连他的妻子同桂荣和不满六岁的女儿刘力贞也被抓进了管制队，经受磨难。幸有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派人将受诬被捕的同志全部释放，毛泽东、周恩来还接见了刘志丹等人，予以安慰和鼓励。刘志丹胸怀坦荡，毫无怨言，但一些获释的干部因蒙受不白之冤而愤愤不平。刘志丹告诫大家，党内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他说，大家不要再记前仇，应该想大局、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这回事了。对此，党中央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刘志丹等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习和效法的”。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h3>五、热爱群众、忠于人民的赤子情怀</h3>

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解放人民大众并以人民大众为革命基本力量的，革命过程就是党和人民结合的过程。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的发动和人民对革命的拥护和参加，就是经过共产党人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习仲勋就是这样一位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20世纪40年代党组织对习仲勋作的鉴定中说：“习仲勋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事实确实如此，密切联系群众是习仲勋一生的优良作风，他视人民群众如父母，始终以炽热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这一特点他在西北根据地时期就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艰苦的兵运工作中，他与士兵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进行革命宣传，启发士兵觉悟，培养兵运骨干。在创建照金苏维埃政权过程中，习仲勋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亲历这段历史的王世泰回忆说：习仲勋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成立后，习仲勋和特派员张策受刘志丹之命，深入到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村村开会，逢人讲演，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还组织健全了二将川、白马庙川、豹子川等地群众组织。春节过后，在他们的努力下，这里相继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农团、雇农会等，初步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后来，习仲勋以热情洋溢的文字回忆当年的情景：“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当地的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地由于习仲肋突出的成绩和出色的才能，1934年2月，在红四十二师组织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他被选举为边区临时政权组织—边革命委员会主席。这年11月，在陕甘边区工兵代表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习仲勋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他刚满21岁。

习仲勋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得到刘志丹等边区领导的支持和鼓励，更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真诚拥护。习仲勋深感身上的担子更重了，经常深入实际，深人群众，了解群众的冷暖。在他的主持下，边区政府制定了土地政策、财经政策、军事政策、社会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十大政策”，他利用一切机会，走村串户，了解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时任政府秘书长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群众纷纷赞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

习仲勋爱民、知民的赤子情怀，也得到党组织的充分肯定，正如后来西北局高干会期间党组织对他的鉴定中写道：“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毛泽东高度评赞习仲勋说：“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3年1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干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又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正文〇五、西北苏区与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创建苏区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她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具有苏维埃运动时期的浓郁特色。在波澜壮阔的苏维埃革命运动中，苏区广大军民不畏艰难，浴血奋战，英勇牺牲，在创造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的同时，也培育了伟大的苏区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一部分，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起，构成了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条色彩斑斓的精神长河。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先后领导创建了十几块苏区，这些苏区像黑暗中的星火，闪烁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在这些苏区中，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的中央苏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地域最广、影响最深，在中华苏维埃革命运动中也最具代表性。作为中华苏维埃运动的产物，苏区精神发轫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熟于中央苏区，表现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广大苏维埃红色区域，贯穿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整个过程。在中国革命精神的多个链条中，苏区精神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她不同于有着浓郁的地域色彩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也有别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历史环境中诞生的长征精神，苏区精神没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她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跨越了历史的空间，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形成的一种时代精神，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她在更广阔的时空领域里，把以开创历史、星火燎原为主要特征的井冈山精神不断加以拓展，不断发扬光大，相比而言，苏区精神的内涵更丰富，内容更宽泛。作为中华苏维埃运动的核心区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的中央苏区对苏区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包括西北苏区在内的全国各地苏区对苏区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h3>一、西北苏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h3>

西北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建立起来的，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完整的、规模较大的苏区。西北苏区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共中央和中同工农红军长征提供了最终的落脚点，也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向西北地区的战略转移奠定了基础。1935年10月以后，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西北苏区不断巩固和扩大，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地域范围涵盖了北起长城、南至黄龙山、东临黄河、西到六盘山的大片区域，苏区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苏区内建有陕北、陕甘、陕甘宁三个省级苏维埃政权，53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北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战略总后方。西北苏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伟大贡献，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

西北苏区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地区党组织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高举武装斗争的大旗，在广袤的三秦大地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先后组织领导了清涧、渭华、旬邑等地的武装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西北地区军事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先河，为西北地区的武装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1931年秋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开始在陕甘边、陕北地区领导游击战争，开展创建苏区的活动。他们凭着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先后领导创建了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北方地区树起了土地革命的一面旗帜。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相继在陕北苏区的赤源县周家硷成立，开始了统一领导与指挥陕甘边、陕北苏区及革命武装的新时期，标志着西北苏区的正式形成。谢子长牺牲后，西北苏区广大军民在中共西北工委和刘志丹等人的领导下，不但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而且先后解放了安定（今子长）、延长、延川、安塞、靖边和保安（今志丹）六座县城，使整个西北苏区连为一体。在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全国苏区丧失殆尽的情况下，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的发展壮大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西北苏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

<strong>1．在北方地区树立了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strong>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从建立的那天起，就把领导机构和工作重心放在了南方。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我们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主要发生在南方各省，党领导创建的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政权也主要分布在南方各省。西北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在北方地区树立了武装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西北苏区横跨陕、甘、宁三省，其影响范围则涵盖了西北和华北地区的陕、甘、宁、晋、绥五省。到1935年9月，西北苏区已经在陕北、陕甘交界地区建立了31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有正规红军四五千人，地方游击队三四千人，对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以至国民党的报纸惊呼，“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西北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对周边各省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后来红军东征、西征战役的顺利进行和红军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strong>2．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strong>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的时候，正是西北红军英勇作战、西北苏区不断发展的时候。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后，蒋介石调集与西北苏区接壤的陕、甘、宁、晋、绥五个省军队6个师、30个团约五六万兵力，向西北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在西北军委的统一指挥下，苏区军民众志成城，奋勇作战，先后歼灭国民党军队8000余人，解放了6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将游击区域扩大到30多个县，西北主力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发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1935年7月，蒋介石增调东北军两个军七个师，外加马鸿逵的三个骑兵团，总计15万人，对西北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同年10月，西北红军与先期长征到达西北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密切配合，先后发动了劳山、榆林桥战役，重创国民党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对东北军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西北红军的英勇作战和西北苏区的不断拓展，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长征中的红军的压力，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strong>3．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国革命重心的战略转移作出了贡献</strong>

西北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提供了最终的落脚点，使历经千难万险的红军指战员有了一个休养生息的绝佳环境。1935年9月下旬，经过将近一年的长征，中共中央率领由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组成的陕甘支队到达甘肃省宕昌县的哈达铺。在这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获悉了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仍然存在的消息，果断作出了“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的决定。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西北苏区赤安县吴起镇（今吴起县城），结束了历时一年的长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的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长征中的红军，也挽救了中同革命，对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西北红军的顽强奋斗，如果没有西北苏区的发展壮大，红军的长征何时才能结束？中国革命最终会是怎样的一个结局？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特别是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苏区的胜利会师，使西北苏区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也使中国革命重心向西北地区的转移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西北苏区进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strong>4．西北苏区成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整合基地</strong>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创建了十几块苏区，在红军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国红军总数超过30万人，这些红军和苏区，大多分布在南方各省交界处，基本上处于独立作战的状态，并没有统一的军事行动计划，党的领导更多地体现在对各个苏区的政治领导层面上，尤其严重的是，长征途中竟然出现了张国焘分裂中央和红军的行为。中共中央长征到达西北苏区后，特别是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历史性的胜利会师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武装力量均集结于西北苏区，这就使得整合红军武装力量，使之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共同行动成为一种必要和可能。西北苏区成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整合基地，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整合作出了贡献。从此，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开始了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统一行动的新时期。

<strong>5．为苏区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strong>

西北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历程，是西北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历程，也是西北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在领导创建西北苏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开创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新天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创建西北苏区的伟大斗争实践中，苏区广大干部、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念、斗争精神、工作热情、精神风貌，都极大地丰富了苏区精神的内涵，为苏区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h3>二、苏区精神在西北苏区的体现</h3>

苏区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创建苏区的过程中培育出来的一种革命精神，是中华苏维埃运动实践的产物。作为中华苏维埃运动的一个重要区域，西北苏区广大军民的伟大斗争，丰富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历史，西北苏区广大军民在创建苏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伟大斗争精神，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丰富了苏区精神的内涵。苏区精神在西北苏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strong>1．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定追求精神</strong>

西北苏区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他们追求真理，矢志不渝，始终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就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组建革命军队，虽屡遭挫折和失败，但从不灰心，从不气馁，从不悲观，从不动摇，终于在西北地区建立了人民的武装，并使之不断发展和壮大。西北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印证了毛泽东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论断，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江泽民在视察江西革命老区时指出的那样：“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所以能燃遍全国，走向胜利，就在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信念。”这种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是苏区精神的灵魂所在。

<strong>2．为理想和信念而奋斗牺牲的精神</strong>

为理想和信念而奋斗牺牲的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和优秀品质。这种精神，既体现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创建中央苏区的伟大实践中，也体现在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创建西北苏区的艰苦斗争中。在创建、发展和保卫西北苏区的伟大斗争中，西北苏区的广大干部、红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倾家为国，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力支援革命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许多人甚至血洒黄土地，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西北苏区的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以及谢维俊、杨琪、杨森等一批领导干部成为其中的杰出代表。

西北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历史，是西北苏区广大干部、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历史。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精神，贯穿了西北苏区的整个发展过程。早在1933年，陕北特委组建和领导的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就曾两次南下陕甘边，配合红二十六军作战。1934年7月，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扩大了陕北苏区。1935年2月西北苏区形成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西北军委的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同年9月，率先长征人陕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在延安和甘泉之间的劳山设伏，给进犯西北苏区的国民党东北军以沉重打击。11月，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在直罗镇战役中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对西北苏区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上。1935年10月，“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在西北苏区大肆进行“肃反”活动，先后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并错杀了其中的200多人，造成了西北苏区的严重危机。刚刚进入西北苏区的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惊，毛泽东当即下达了“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的指令，并派王首道前往西北苏区首府瓦窑堡，接管了执行错误“肃反”的西北军委保卫局。随后，中共中央成立了由董必武等五人组成的党务委员会，负责审查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刘志丹等一大批被错误关押的干部很快被释放，苏区群众的情绪得到了稳定，党心、军心、民心重新得到了凝聚。对西北苏区错“肃反”问题的处理，是我们党纠正西北苏区“左”错误路线的序曲。但在当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尚未得到彻底清算的情况下，西北苏区的“肃反”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遭受错误路线迫害的许多干部仍然戴着“右倾”的帽子。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对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重新进行了审查，分清了路线是非，遭受迫害的大批干部才得以彻底平反。

西北苏区在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多次受到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也多次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挤和打击。早在陕甘边根据地初创时期，刘志丹、谢子长就曾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挤出红军（游击队）的领导岗位。1935年10月，“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在西北苏区开展错误“肃反”活动，先后逮捕了西北苏区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给苏区造成了严重危害。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及时制止和纠正了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使西北苏区的大批领导干部重获新生。但由于中共中央初到陕北，对许多情况还不够了解，加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尚未得到彻底清除，遭受错误路线迫害的许多干部依然戴着“右倾”的帽子，工作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此情况下，遭受迫害的广大干部仍然以党的事业为重，识大体，顾大局，自觉抛却个人恩怨，积极投身到保卫和扩大苏区的伟大斗争中，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襟。

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始于苏维埃运动时期。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千百年来备受压迫的劳苦群众开始了当家做主的新时代。创建西北苏区的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患难，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刘志丹常说：“只要红军和老百姓一条心，再强大的敌人也吃不掉我们。”刘志丹与陕北群众的密切关系曾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1970年3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延安地区插队知青工作座谈会代表时深情地说：“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确实是人民群众的领袖，我和他东征到清涧时，群众听说刘志丹来了，都来看望他，其中，有两个瞎子看不见，跑到窑洞里，摸他的手，这一点，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刘志丹还善于团结各个阶层的人一道为革命工作，凡是同情革命的、倾向革命的，他都热忱相待。他经常教育边区的干部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许多哥老会成员、山大王都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许多人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区精神是苏维埃时代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虽然这个时代正渐渐离我们远去，但苏区精神却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徘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苏区精神对我们仍然有着鼓舞和教育作用，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当努力使之发扬光大。

正文〇六、刘志丹的人格魅力与中国传统文化

我从事志丹县地方党史工作20余年，在工作中逐渐地了解认识了刘志丹，并由此对刘志丹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敬慕之情。

刘志丹从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了他超群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在榆林中学上学时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肩负起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解救全国劳苦大众的历史使命。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时时都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他信仰马列主义，热爱民众。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处处都表现出宽广的胸怀和博爱的情怀，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识大体、顾大局的高风亮节。他高尚的品德和超凡的人格魅力，赢得了陕北民众对他的无比爱戴和敬仰。张达志曾回忆说：陕北第二次反“围剿”，刘志丹率部队攻打吴堡县慕家原，战斗结束后，部队回驻地宋家坡休整。晚上，刘志丹一夜未睡，潜心研究敌情，制订和部署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和作战计划，凌晨才和衣而眠。天刚亮，有两个老乡赶了几十里山路，来到部队驻地打问要见刘志丹，正好碰到张达志。张达志向老乡解释说：“老刘忙了一夜，刚才和衣躺下，你们不要惊动，让他好好休息。”两个老乡急忙向张达志说：“我们不惊动，就在窗前从窗孔向里瞅一瞅也行。”说话中刘志丹从屋里走了出来，问什么事？张达志上前报告说有两个老乡要见您。刘志丹对两个老乡说：“我就是刘志丹，老乡有什么事？”两个老乡紧紧握住刘志丹的手，激动地说：“没事、没事，我们就是想见见您，您就是我们的老刘啊！”

2003年，是刘志丹诞辰100周年，中共志丹县委曾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之前，县委派我到北京征集纪念刘志丹的字画。我到靳之林家，请靳之林写一幅字。开始靳老坚决不写，说他给谁也不写，但当我向他说明是为了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100周年，县上计划在纪念活动中搞一次纪念刘志丹的书画展览时，靳之林当即表示说：“为了纪念刘志丹，我一定写，刘志丹太伟大了。”我问：“刘志丹哪里伟大呀？”靳老回答说：“刘志丹一生没有犯过‘右’的错误，也没有犯过‘左’的错误，难道这还不伟大吗？”对靳老的回答，我十分敬佩和满意。

2008年10月，刘志丹研究委员会召开纪念刘志丹学术研讨会。会上，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魏民忠在发言中，回忆到刘志丹东征牺牲，遗体运回瓦窑堡的情景时泣不成声。我们将心比心地想一想，老人回忆70年前的往事，一定是有一种无形的，而且是非同寻常的、巨大的感情力量的作用，才能那样伤心悲痛，否则不会如此动情。

诸如此类的故事举不胜举，上述故事说明一个问题，刘志丹被人们永远地记住了，被历史永远地记住了。人们永远地敬仰刘志丹高尚的品德，崇拜他超凡的人格魅力。那么，刘志丹高尚的品德和超凡的人格魅力是怎么产生的？他的思想基础是什么？这是我们学习研究刘志丹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张光同志说他过去与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老先生谈过多次，刘老先生曾对他说，刘志丹对人非常好，这与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确是这样：1903年，刘志丹出生在金汤镇的金汤学堂，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在学堂执教。每天，学堂里的琅琅书声，字字句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刘志丹幼小的心灵。刘志丹六岁时随母亲回到芦子沟，人爷爷刘士杰老先生的私塾，刘士杰老先生是晚清的贡生，因憎恨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而放弃仕途，回家亦农亦商，又致力于办学。清光绪五年（1879），刘士杰在金汤开办了第一所学堂，亲自兼任教师。刘培基学业有成，考中秀才，并成家立业。刘士杰便将在金汤镇的生意和学堂交付儿子打理，自己回芦子沟务农，扩建家园，又开办了一所私塾。刘志丹聪明好学，刘士杰对长孙倍加仁爱，无微不至地关怀志丹成长，竭尽所学地传授文化知识。刘志丹博学强识，在爷爷的辛勤教育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四书”“五经”等经典著作都熟读于心。父亲刘培基也经常言传身教地开导刘志丹：“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从刘志丹的成长过程和革命生涯中，我们了解到，刘志丹少年时期，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榆林中学和黄埔军校又得到李子洲、魏野畴、周恩来、恽代英等人的帮助和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刘志丹能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是他接受马列主义之后作出的正确选择。在他革命的一生中，善待同志，礼贤百姓，合群共济，这与他受优秀传统文化“和”的思想影响尤为重要。

中国古典哲学中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以达到平衡，平衡讲的就是“和”。中国古代的圣贤老子提出：“知和日常，知常日明。”孔子则日：“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至今仍被社会认可，被人们推崇。譬如，“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庭和睦”、“和平共处”、“和谐社会”等等。从古至今，“和”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自然圆融无间，共生共荣；“和”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求与人为善、善待他人、礼尚往来、和睦相处、团结一致；“和”表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倡导合群共济，尊重人的个性，鼓励人的创造精神，但每个人必须融人社会的群体之中，把个人的需要和奋斗目标同社会结合起来，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

刘志丹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用“和”的思想确立自己做人处世的准则，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谋福利，一丝不苟地关心自己的战友和部下。在他开创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内，组织老百姓发展生产，开展贸易，千方百计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他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中，他摧毁的是旧的社会制度，打击消灭的是死心塌地的维护旧制度的敌人。只要还有中国人的良心和爱国之心的人，不论当时是什么身份，刘志丹都要想尽办法去教育、争取、团结，使其化敌为友。为此，刘志丹在他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中明确刘地指出：搞武装斗争要坚持红色、白色、灰色的“三色革命论”。还制定了改造哥老会的“三大方针”以及对待国民党士兵和土匪的“三大政策”。

在革命队伍内部，刘志丹更是团结关心每一个同志，从来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不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搞打击报复，他经常被别人所陷害，但从不无中生有地陷害同志。1931年，在三嘉塬被自己的同志缴了枪；1936年，在陕北错误“肃反”中又坐过共产党的监牢。然而，志丹同志始终以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为重，从大局出发，不计较个人得失，求大同，求和谐，团结一致对付共同的敌人，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博爱无私的思想境界，从而也形成了他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超凡的人格魅力，使他在人民群众中具有极高的威望，人们真诚地敬仰和爱戴他，发自内心地歌唱颂扬他。他对同志、对老百姓的大爱就是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就是刘志丹高尚品德和超凡人格魅力的思想基础。

刘志丹在他革命的一生中，始终坚持用中国“和”的思想来修身养性，用马列主义来武装自己，并把中同的传统文化与马列主义科学理论相结合，应用于自己的革命实践，使他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自始至终都能坚持正确的大方向。他一生中，没有犯过“右”的错误，也没有犯过“左”的错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提出“搞革命要广交朋友，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的统战思想，为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改造哥老会、改造土匪，争取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进步分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正如1943年10月张闻天为刘志丹题词所说：“志丹同志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的路线，是我党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的中国的马列主义路线……”

正文〇七、刘志丹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极其艰苦曲折的斗争，成功地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最终与陕北根据地统一发展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不仅开创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也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条件。

刘志丹是陕甘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创造性地把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结合起来，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最终发展为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及其领导核心，在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h3>一、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创建革命根据地，把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引向正确的道路</h3>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按照党的指示，在陕甘地区先后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和武装暴动，开始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斗争，但是这些武装起义和兵运工作大都失败了。多次组织与参与陕甘地区武装起义和兵运工作的刘志丹，在深刻总结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后认识到，在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时，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必须建立革命根据地。因此，他决心走井冈山的道路，要在陕甘边区创建一块红色根据地。刘志丹曾经沉痛地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是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要有根据地。”

从1931年秋季开始，刘志丹等根据毛泽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陕甘边地区积极地组建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以完成党中央提出的“在积极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1931年9月，刘志丹和马锡武来到陕甘边界的陇东南梁地区，开展创建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工作，在合水县倒水湾会聚当地的三支农民武装进行整编，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革命武装——南粱游击队，揭开了在陕甘边地区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序幕。不久，南梁游击队先后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陕甘红军游击队，坚持在子午岭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3月下旬，陕甘红军游击队在正宁县县城以南寺村塬地区，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召开了由寺村塬等72个村五六百农民参加的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标志着陕甘边地区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是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实践。但由于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的“左”倾错误领导和时任游击队政委李艮的错误指挥，陕甘红军游击队几遭损失，被迫转入外线斗争。随后不久，初创的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后，刘志丹等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指挥由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陕甘边界地区积极开展了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斗争，迅速开辟了照金根据地。1933年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经济、内务、文教等委员和赤卫军总指挥部，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正当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和照金根据地日益扩大之际，杜衡再次极力推行“左”倾冒险错误。6月下旬，他不顾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专断地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在优势敌军的进攻下，红二十六军在终南山区遭到了几乎全军覆没的惨重失败。后来根据地也被敌人占领。

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成功与挫折，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共产党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与教训，更加明确了创建革命根据地对开展革命斗争重要性的认识。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刘志丹的主持下，中共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举行联席会议，着重讨论了根据地的重建问题。会议决定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二十六军的后方依托；开辟陕北、陇东、关中三个战略区域，建立一、二、三路游击指挥部等。包家寨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从而迎来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按照包家寨会议的决定，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随后组成。全师下辖红三团、红四团两个团，约500余人。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红四十二师兵分两路，转战于南梁地区，拔除敌人据点，消灭反动武装，基本上肃清了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同时部队还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在各地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游击队，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团、赤卫军等大批基层群众组织。

经过四个月的发展，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初步形成。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华池县四合台召开，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食粮、“肃反”、军事、文教等委员会和政治保卫队，习仲勋任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一块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50公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11月初，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正式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主席，刘志丹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南梁政府的成立，宣告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正式完成，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巩固发展的新阶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以刘志丹为主要领导人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坚持走井冈山道路的结果，是在陕甘边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实践，不仅把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引向正确的道路，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习仲勋同志指出：“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

<h3>二、坚持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武装，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奠定军事基础</h3>

坚持革命斗争必须创建革命根据地，而创建革命根据地又必须以革命的武装为基础。因为，武装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斗争形式，只有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才能开展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根据地才能得以创建。刘志丹等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始终坚持建立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基础。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倒水湾对当地的三支农民武装进行整编，集中进行革命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正式建立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全军300余人，200余支枪。在刘志丹的指挥下，南梁游击队依托南梁一带子午岭山区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打土豪，抗粮抗税，先后多次粉碎了陇东军阀陈畦璋和反动地主民团的进攻，其影响迅速在陕甘两省传播开来。南梁游击队不仅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打开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而且在政治上扩大了党在陕甘边地区的影响，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革命武装的基础。后来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南梁游击队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的过程中，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1932年12月，在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上，西北地区第一支正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诞生，成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军事武装力量。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从此进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段。红二十六军和地方红军游击队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以开展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开展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创建革命根据地为目标，不断地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部队在开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转人外线作战，在运动中大量地歼灭敌人，先后三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根据地较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为根据地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随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在游击战争的洗礼中，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到1934年底，陕甘边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发展到20（）0多人，红军游击队扩大到3000多人，赤卫军发展到4000多人。随着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主力红军和红军游击队的武器装备有了较大的改善，政治素质、军事技术和作战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坚强柱石。“在荒僻的陕甘边境，红二十六军的成长与新的苏区的创造，必然要如火燎原的广大的开展起北方苏维埃运动。”

刘志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红军指挥员，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在陕甘红军部队建设和发展中，刘志丹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为陕甘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红军部队的建设中，“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全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刘志丹十分重视军政干部的培养，1934年10月，在他的主持下，陕甘边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习仲勋兼任政委，刘志丹兼任校长，并亲自担任军事课的教学工作。他还十分注意军政关系。一次，刘志丹正在给红军干部学校的学员做演习，看到习仲勋同志走来，立即喊了一声口令“立正”，并向习仲勋敬礼报告，要习仲勋检阅学员队伍并讲话。他也特别重视军民关系，经常对部队进行严格的革命纪律教育，要求红军战士做到秋毫无犯，处处关心和维护群众的利益，使红军部队真正成为坚强的人民军队，成为能征善战的革命武装，成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坚强柱石。

<h3>三、坚持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为根据地的创建提供条件</h3>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刘志丹吸取了以往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作为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当一些同志对其开展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不理解提出非难时，刘志丹十分耐心地解释说：“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会减少一份力量。”为了便于发展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刘志丹十分重视利用各种关系以及敌人内部的矛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在实际斗争中通过当地的哥老会、旧同事、老熟人等关系，先后与陕甘边地区庙湾的夏老幺、建庄的贺世兴、小石崖的罗连城、蒿咀铺的贾生财、太白镇的李绪增等当地民团首领和有影响的人士建立联系，相互保持中立。刘志丹将红军缴获的大洋、烟土、牲口等送给他们，他们也帮助红军部队购买弹药、药品，掩护伤员，探听敌情，允许红军部队从他们的驻地周围通过等。这对于便利红军部队的行动，克服一些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如在1933年秋，红军部队经过连续作战，许多指战员体力减弱，患上了伤寒病无法行走，刘志丹即与蒿咀铺的民团团总贾生财联系，将身染重病的红军指挥员张邦英和五六名红军战士秘密送往贾生才处养病，使他们很快病愈，回到了部队。

刘志丹等在开展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中，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以及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予以消灭，如对政治土匪张廷芝部、惯匪杨谋子部等；对一般土匪，则采取各种办法去争取改造；对同情、靠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则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互不侵犯。对那种既不反对，也不愿接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他们，使之转变，向苏维埃政府靠拢。当时合水县境内有大大小小的民团20多支，经过争取工作，有好几支参加了红军，其余大多数与苏维埃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建立长期统战关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对扇子会、红枪会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争取的政策，逐步予以改造。在土地改革中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对地主家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留给其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白军士兵应分配土地部分暂留作公用等。对白军俘虏采取教育、改造政策。通过政治上的争取，一此白军俘虏参加了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在斗争中成长为优秀的红军指战员。

刘志丹对黄龙山郭宝珊率领的绿林武装采取团结、争取、教育的政策，做了大量的争取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刘志丹的争取教育和党的统战政策的感召下，1934年10月，郭宝珊率部120余人在庆阳新堡宣布起义，集体参加了红军。郭宝珊所部被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花任政委，下辖三个大队。西北抗日义勇军后来发展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一支主力团队，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鄂宝珊本人也在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h3>四、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为根据地创建并得以发展提供根本保障</h3>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刘志丹等同志多次受到指责、排挤和打击，使陕甘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几遭严重损失，使刚开辟的正宁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以及后来创建的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等先后丧失。如在红二十六军成立时，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极力推行“左”倾错误，指责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等，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在部队的一切职务，并把谢子长等同志调出了部队。面对这种“无情打击”，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崇高的胸怀，他心地坦然，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仍然积极协助新任红二团的团长王世泰做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刘志丹尽一切可能来维护部队的团结，加强部队的建设，在战斗时精心制订作战计划，指挥作战争取部队打胜仗。他虽然没有正式职务，但战士和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同志逐步认识到王明“左”右倾错误的危害，对“左”右倾错误路线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中的执行和影响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当时，绝大多数同志是团结在刘志丹领导的正确路线下，进行了英勇的胜利的斗争。”在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他们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在认识和总结根据地创建的经验教训后，从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具体实际出发，把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相结合。1933年11月初，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的联席会议，排除了“左”倾思想的干扰，决定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并按照刘志丹等同志“狡兔三窟”的设想，将陕甘边区划分为以南梁为中心的三个游击战略区域，从而对创建根据地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使陕甘边区创建根据地的斗争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重建，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基本形成。

为了进一步促进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深刻总结创建根据地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1934年7月中旬，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高岗、杨森、张邦英等领导人召开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会议。会议通过了刘志丹为会议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等，制定下发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简称“七月决议”）。决议强调把党的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提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目标任务“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明确了红军建设的基本思路，强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是陕甘边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提出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原则和方法等。“七月决议”标志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及其领导核心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从此自觉排除“左”倾和右倾错误，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1934年11月初，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军委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正式建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确立。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不断地克服来自党内“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革命力量才能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才得以创建和发展。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事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而刘志丹同志正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自觉排除“左”倾和右倾错误干扰、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的代表。党中央曾经指出：“刘志丹等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学习和效法的”。习仲勋同志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的干扰，历遭艰险，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了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文〇八、“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西北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群众万众一心、集体团结的奋斗中，经过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经过陕北、陕甘边无数优秀儿女、革命先烈英勇不屈、前赴后继的奉献牺牲，在陕甘边、陕北、神府地区开辟和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根据地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书记；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选举刘志丹为军委主席。由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神府苏区的党组织、军事力量和政权组织。随着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4000余人，又解放了6座县城，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苏维埃县），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一个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90万的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h3>一、党的正确领导是西北根据地建立的关键和前提条件</h3>

西北的党组织和红军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中，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刘志丹、谢子长，拥护党和红军，是西北根据地真正得以巩固和发展的铜墙铁壁。

党的领袖和高级干部心里有多少劳苦群众，群众的心里就有多少党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当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是他们的命根子时，他们就会自发地形成铜墙铁壁来保卫它。

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陕北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得很快。其问虽然受到“左”倾路线的危害和国民党的破坏，但各级党组织的多数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同当地群众有着鱼水关系；加之陕北地方偏僻，地广人稀，不是国民党的重点防范区域，所以陕北党组织能够多次排除“左”倾路线干扰和国民的破坏而取得自身的发展。中共陕北特委的负责人虽几经变动，但多数同志在“左”倾错误面前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在同上级几次失掉联系的关键时刻，能正确地领导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战胜困难而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中共陕北特委对各地党的工作的指导，就不会有陕北这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933年7月23日—25日在陕北佳县高起家洼举行了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委员马文瑞、毕维周、崔逢运（崔运）、鲁学曾、常学恭、王兆卿及张达志、高长久、崔文宪（田夫）、崔逢吉（田民）、贾怀智、高朗亭、赵福祥、唐洪澄、张岗、魏岗、高录孝等出席会议。马明方主持会议并作工作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陕北社会基本情况、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阐述了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与可能性。报告指出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明确提出全面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新任务。会议一致认为“陕北具备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决定立即发动游击战争，扩大武装力量，开辟神府、绥清、安定战略游击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这次会议是陕北革命斗争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是陕北游击战争由准备转向全面发动，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武装斗争的转折点。

1933年8月3日，发生了“米脂事件”即“无定河畔六烈士”事件，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王兆卿，特委委员毕维周，特委交通员高录孝，米脂区委负责人王守义、高庆恩及崔明道六同志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陕北特委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并没有退缩，也没有被吓倒。1933年陕北特委在佳县寨子沟召开会议，决心以六烈士为榜样，继续战斗下去。崔田夫、崔田民到绥德、清涧组织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马文瑞到神府组织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马明方到安定，张达志、高长久到佳县、吴堡。陕北特委又开始战斗了。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1931年底，谢子长、刘志丹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12月，杜衡召开成立大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全团200多人。王世泰任团长，杜衡任政委，郑毅任团参谋长，杨重远任参谋主任，杨琪任管理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长，张秀山任一连连长；同时宣布撤销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的职务。经争取，刘志丹被勉强留下，任政治处长。1933年6月，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造成红二团南下惨败的结果。

1933年6月初，杨森到渭北游击队传达陕西省委关于改编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四团的指示。7月21日，王泰吉领导的骑兵团在耀县起义。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苏区的陈家坡召开了著名的陈家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舞山、张秀山、杨森、高岗、习仲勋、李妙斋、张邦英、陈学鼎、黄子祥、王柏栋等。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将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加强领导，统一指挥，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李妙斋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1933年11月3日，陕甘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召开了包家寨会议。会议决定将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部，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杨森任红四团政委兼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会议决定成立红三团，王世泰任团长。会议还决定建立三路游击区和游击队，即安定区、南梁区、照金区，强世清、杨琪、张明吾分别任三路游击队总指挥。在照金根据地薛家寨失守后，又决定建立南梁根据地。陈家坡和包家寨这两次陕甘特委召集的扩大会议，在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军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1933年6月以后，陕甘边根据地能够快速发展壮大，主要是这个时期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出了叛徒杜衡，遭到破坏，在客观上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不能对陕甘边根据地继续产生影响。特别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产生了以刘志丹同志为核心的党、政、军领导集体，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更加成熟了，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斗争方向，按照游击战争的规律进行顽强而又艰苦卓绝的斗争。

<h3>二、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首的党、政、军领导核心的建立，成为西北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强堡垒和中流砥柱</h3>

刘志丹和谢子长是最亲密的战友，他们都是西北人民最爱戴的领袖，是西北党和红军最有威望的主要领导人，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陕北人民亲切地叫他们“老谢”和“老刘”，足见他们同群众心连心。他们都是陕北党内开展对敌武装斗争的最自觉的革命先锋，是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锎家、政治家、军事家。

谢子长比刘志丹大六岁，在陕北，是大革命中涌现的人人皆知的“谢青天”。志丹称子长为大哥，他们在对敌斗争中结成了最亲密的战友。谢子长和刘志丹在领导和经历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的痛苦失败之后，在共同的亲密战友唐澍等同志英勇牺牲之后，在黑暗中苦苦探索着人民解放的道路，他们一起被派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张家岔召开扩大会议，谢子长被推举为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4月，谢子长受命去宜川争取梁占魁的绿林部队，由刘志丹接替他出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1930年1月，谢子长与刘志丹共同到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这是他们集多次，失败之后的英明选择。谢子长、刘志丹、张秀山、高岗、贺晋年等相继打人宁夏驻军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部十旅。同年2月，马鸿逵向苏雨生开战，十旅转归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霖部。1930年夏，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在陕甘交界的三道川集结，却再一次尝到了失败的苦果。“三道川事件”再一次教育了他们，白色的、灰色的都不好搞。1931年春，谢子长到平凉一带从事兵运。在两年半的共同战斗中，刘志丹、谢子长英勇顽强，历经千辛万苦，屡败屡战。正是在反复的斗争和失败中，使他们更加坚定成熟，也使他们的战斗友谊更加深厚。

1931年10月中旬，为了寻找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率领晋西游击队前往阎家洼，在红柳沟遭遇张廷芝匪部。阎红彦同志奋起出击，不料掉下深沟，被摔得昏迷过去，幸未受重伤，苏醒后，<strike>rike>他攀山越岭，寻找游击队。路经刘志丹家时，由刘家招待好吃喝，并派同志送阎红彦回到部队。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到达南梁地区，在阎家洼，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会合了。阎红彦同志当即把自己最心爱的一支盒子枪赠送给刘志丹，作为见面礼，他们也是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

1931年10月30日，谢子长来到游击队，成立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同志组成的新的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1932年1月，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同年2月12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年底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二团。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共同承受着“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打击、迫害和批判，被逐出他们亲手创建的部队。刘志丹虽然留在部队，又遭受了1933年6月南下失败的更痛苦的折磨。

1934年1月22日，谢子长受命回到陕北，领导开展游击战争。谢子长又重新打起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支队的旗号。1934年7月8日，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指挥部直辖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少先队，共计600余人。游击队打开安定县城，救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力地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8月15日，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回师安定西区，取得安定景武家塌大捷。谢子长、刘志丹一北一南配合默契。从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二团到1935年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成立，仅仅两年多一点儿。1935年1月20日，在谢子长伤重之时，刘志丹率红二团赴安定灯盏湾水晶沟看望养伤的老战友谢子长。他们就陕北、陕甘边两地区党和军队统一领导，打退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达成共识，为他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西北根据地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谢子长对敌斗争英勇坚定，从1932年到1936年间，光他的亲属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就有八位。他们分别是：谢子长大哥谢德惠，二哥谢占元，侄子谢绍安、谢绍斌、谢福成、谢财娃、谢福玉，侄女谢玉梅。谢子长全家满门忠烈。

刘志丹不但在武装斗争中技艺超群，在党的建设上党性极强，在统一战线中更是心胸开阔。刘志丹与谢子长在共同的战斗和革命事业中结成了最亲密的战友，他们的友好情谊将与世长存。

<h3>三、建设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红军游击队等强大的人民红色武装力量是创建西北根据地的重要保证</h3>

陕北、陕甘边区的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就是因为手中没有武装。为了建立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共西北的党组织组织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一系列起义和暴动。1931年开始在敌人最薄弱的陕甘宁边区进行武装割据和游击战。刘志丹的办法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小仗不打大仗，打民团不打正规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紧紧地依靠群众，发动土地革命。由于刘志丹、谢子长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形成了陕北、陕甘边区中共党组织和红军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形成我党、我军无坚不摧的政治优势。红军发人民，人民更加热爱工农红军，出现了全家父子参军、兄弟几个争相参军的热烈局面。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二团时，不过200余人，有长短枪150余支，到1934年10月20日，陕甘红二十六军已经发展到拥有四个正规团，1000余人，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从1933年7月到1935年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部成立，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发动土地革命、实行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陕北、陕甘边游击战争全面展开，星星之火，燃烧成燎原之火。

根据周家硷会议确定的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刘志丹采取了正确的第二次反“围剿”部署，集中主力兵团打歼灭战，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在杨家园子三战三捷，消灭敌高桂滋部两个营又一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共计1300余人。×年×月西工委召开玉家湾会议，决心一鼓作气，连克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部队采用围点打援战术，一举打响定仙墉战斗，歼灭晋军一个整团、一个旅直属队又一个营的战绩。到1935年8月21日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我军消灭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地主武装3000余人，解放六座县城，陕北、陕甘边地区广大农村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游击区扩大到30个县。我主力红军发展到已拥有2个师9个团，共9000余人。组建了第一个机炮连。各路游击纵队发展到4000余人。西北工委、军委、前总的成立和红军主力兵团的组建，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初步形成。而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陕北和陕甘边的连成一片，则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最后形成。

<h3>四、各级红色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西北根据地全面形成并得到巩固的重要因素</h3>

陕北根据地的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实际上还是中共党的基层组织建立的基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安定北区的任家砭，绥德的铁茄坪、麻地沟，米脂的姜家新庄，清涧的高杰村、袁家沟，佳县的高起家洼，神木的王家堋等都是党的堡垒村。那就是红色政权的根苗。工农革命政权是革命根据地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随着陕北党组织的日益壮大和革命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建立各级工农政权的任务迫在眉睫。1934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塥里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分配工作的任务。随后，在安定、清涧、佳县、神木、吴堡、绥德、延川县设立了九个苏维埃县，建立了县、区、乡各级革命委员会，后改为苏维埃政府。1935年1月29日至31日，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大会决定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选举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任副主席。下设土地、粮食、财经、劳动、文化教育、内务等委员会和保卫局。陕北省很快建立了16个县级工农民主政权，即赤源、秀延、仲远、延安、横山、清涧、吴堡、绥德、佳芦、延川、延水、靖边、米东、米西、神木、府谷。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召开，选举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设土地、劳动、粮秣、财政、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到1935年2月，先后建立了华池、赤安、庆北、甘洛、合水五个县级苏维埃政府。

陕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土地分配工：作的进行，使广大贫苦农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取得了生活的保障和实实在在的利益。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拥护，使西北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正文〇九、试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原因

陕甘革命根据地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合并而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是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先后丧失，各地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与此同时，陕甘根据地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发展了，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没有丧失的根据地。为什么陕甘根据地和红军不但保存下来，而且得到了发展？本文主要论述陕甘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原因。

从客观上讲，陕甘地区位于祖国西北边陲，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境内地广人稀，地瘠民贫，十年九荒，民不聊生，阶级斗争尖锐。从隋朝刘加伦聚众10万大闹延安府到李白成陕北起义，从清朝回民暴动到民国张九才造反，陕甘历代农民揭竿而起的造反精神，鼓励着贫苦农民起来斗争。同时，陕甘境内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陕甘地区敌人力量薄弱，各派军阀自成系统，没有统一的组织指挥，如陕西杨虎城、井岳秀、吴新田，甘肃马鸿宾、陈国璋，宁夏苏雨生，青海马步芳等，你争我夺，屡起战争。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兴起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做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陕甘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客观原因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主要的、根本的是主观上的原因，即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陕甘根据地的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并在革命和战争实践中坚定地贯彻了这些政策和策略。因而，能！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中，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保存了红军和根据地。

<h3>一、从实际出发，抵制“左”和右的错误</h3>

关于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临时中央主张建在“泾渭二水之间”的平原地带，而陕西省委主张在西安附近政治经济中心的三原，以及泾阳、高陵、咸阳等中心城市建立苏维埃区域，并提出“沿渭河流域截断渭河交通”。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陕甘地区党组织和红军的领导人，根据井冈山根据地充分利用山险和边界的成功经验，从陕甘实际出发，拒绝了临时中央和省委在平原地和大城市附近建立根据地的错误主张，而把根据地选在远离中心城市、敌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群众条件较好、党的工作较有基础的山地或省、县边界地区。例如，陕甘边根据地选在位于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正宁等县交界处桥山山脉南端，以照金为中心的地区和位于陇东花池、合水、庆阳和陕北保安、甘泉相毗邻的桥山山脉中段，以南梁为中心的山地地区。陕北各根据地，都选在各县交界地区，如神（木）府（谷）边、佳（县）吴（堡）边、绥（德）清（涧）边等。

关于战术问题，陕西省委和中央驻北方代表强调“平原战”、“阵地战”，轻视游击战。而刘志丹、谢子长等根据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坚持游击战。

遵义会议后，由于通讯联路问题，中央驻北方代表未得到会议消息，仍继续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连续向陕甘根据地发出带有不少“左”的主张的指示信。1935年秋，又向陕甘苏区派出代表团，进一步在根据地推行“左”倾错误，主张在广大的川陕甘青新地区开展苏维埃运动。在军事上提出“全线出击”，命令红军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瓦窑堡和清涧城。刘志丹等从实际出发，没有执行这些错误指示。

刘志丹、谢子长等在反对“左”倾错误的同时，也注意同右的错误进行斗争。1933年春，抵制中共陕西省委把红军编成游击队、分散游击的指示，同年夏，又制止了“南北分家”的错误主张。

<h3>二、从实际出发，制定、实行和改变对敌斗争策略</h3>

清涧、渭华、旬邑起义失败后，围绕着建立军队、开展武装斗争这一中心任务，陕甘地区党组织进行了新的尝试。根据陕甘地区军阀众多、山头林立、各自为政等实际情况，陕甘地区党组织决定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即派党员和革命分子打进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即把部队拉出来，变军阀武装为人民武装。如刘志丹和谢子长曾打人苏雨生骑兵第四师、陈国璋陇东暂编第十四师等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此外，阎红彦、贺晋年、吴岱峰、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等同志也都打人过军阀部队，进行兵运工作。由于没有强大的革命武装做后盾，结果拉出来的队伍不多。陕甘地区党组织遂改变策略，号召农民参军，建立自己的武装，当掌握了一定的武装之后，即变“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为“又打又拉”，“以打促拉”，迫敌分化，这种策略得到了较大的成功。1932年7月8日，高鹏飞在西华池率领甘肃警备第十一旅一团一营两个连起义，后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在耀县率领杨虎城骑兵团起义，组织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1934年10月20日，黄龙山土著武装贾得功部营长郭宝珊在庆阳率部起义，后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

陕甘地区党组织对敌斗争策略的又一个特点，是根据该地军阀众多、互相矛盾的实际情况，采取利用矛盾、在军事上各个击破的策略。如，陕甘边红军在反对敌对南梁根据地的“围剿”时，先打敌陕西警备骑兵旅，继打敌甘肃陇东警备旅，再打井岳秀第八六师。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集中力量打井岳秀第八十六师。第二次反“围剿”时，集中打高桂滋第八十四师。

陕甘党组织对敌斗争策略的第三个特点，即团改造中间力量，如保运武装、哥老会武装等。陕甘瑚区帮会的成员大都是丧失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人数众多，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其著名的首领目如南梁堡的郑德明、朱子清，乔河的田老五等。他们期组织哥老会、红枪会、扇子会等会道门组织，同反利官府、土豪劣绅对抗。这些武装，如引导得法，可以成为一支革命力量。刘志丹、谢子长等非常重视对这些武装的团结教育，在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不少帮会的成员掩护过红军伤员，有些还参加了革命，如南梁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郑德明后来就成为该地赤卫队的总指挥。

<h3>三、从实际出发，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h3>

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基本方针是诱敌深入，在敌“围剿”开始时，实行战略退却，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转换敌我力量对比，尔后转入反攻，打破敌“围剿”。然而陕甘地区根据地范围较小，红军力量较弱，另一方面，敌“围剿”军指挥不统一。根据这种情况，刘志丹、谢子长等没有盲目照搬中央苏区“诱做深入”的战法，也没有仿效川陕苏区利用特殊的地形条件，实行“收紧阵地”的战法，而是从陕甘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敌进我进”，即对敌之“围剿”，以地方武装在根据地内开展游击活动，实行坚壁清野，袋扰、围困和打击敌人，主力红军则转到外线，寻机歼敌，最后打破敌之“围剿”。

集中兵力，以运动战、速决战各个歼灭敌人，这是红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和原则。陕甘红军充分发挥了我军这一优势。1934年2月，敌纠集八个团万余人，分八路向陕甘边南梁根据地发起“围剿”。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由南梁北上，转移到外线，寻求有利战机。3月初，红军声言攻打保安，主力绕道进至吴起镇以南三道川敌陕西警备骑兵旅的后方，连续作战，速战速决，经官庙、蔺家砭、崖窑、高桥、李家梁战斗，歼敌四个多连。接着，挥师南下。4月11日，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在西华池全歼运动之敌陇东警备第二旅第五团团部和七个连。战后，继续南下。5月10日，在淳化三里原遭遇战中，速决全歼敌陕西游击支队何全升部两个连。这时，我红四十二师发觉敌集中八个团上万人发起新的进攻。鉴于敌人兵力过大，南线地形于我不利，部队当机鲻断，回师北上，寻机歼敌。同样，陕北第一次反“嗍剿”时，谢子长统一指挥陕甘边和陕北红军，于8月18日、22日和26日取得安定景武家塌、绥德张家屺台、河口镇三战三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声东击西，调动敌人，长途奔袭，击敌不备，剖是陕甘红军经常采用的作战手段，并取得重要战果鞠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陕甘红军反敌第二次“围剿”棚期，袭取延长城的战斗。1935年5月，西北军委主删兼前敌总指挥刘志丹为实现“红五月打通陕甘边和蒯北根据地联系”的总任务，在取得吴家寨、马家坪圳斗胜利后，率主力于5月20日进至清涧东北、绥德以南元定河一带，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袭占延长为实现作战企图，我军扬言打清涧、绥德，并示形书敌，主力则星夜秘密南下，隐蔽待机。时延长驻有敌正规军和民团共400余人。前敌总指挥为进一步调动分散敌人，遂以地方武装一部在延长城东一带虚张声势，调虎离山。主力待机攻城。敌被我佯动所惑，以民团200余人出城寻战。我地方武装以牵牛战术，将该敌拖出离城50里开外，红军主力乘机袭占延长，全歼守敌，待民团回援时，又被我夹击歼灭。

围城打援，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军扬长避短、避强击弱的有效战法。陕甘红军运用得也比较成功。陕甘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初期。在敌人部署尚未完成之前，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主动向东线出击，集中力量打击晋军西渡黄河之先头部队。8月初，前敌总指挥决心以地方武装一部包围定仙墙，主力首先歼灭定仙墕东北慕家塬之敌，尔后转为继续围困定仙嫣，以求歼敌援军。10日至12日，陕甘红军主力全歼慕家原守敌和援敌共四个连，随即掉头南下。这时，晋军一个团由枣林出援定仙嫣。我军即在定仙墉东北地区设伏。8月20日。敌进入我伏击圈后，我军分割包围，猛打猛冲，经半天鏖战，全歼援敌，计毙敌200余人，俘敌1800余人，缴枪1900余支（挺），创造了陕甘红军首次全歼敌正规军一个团的重要战例。战后晋军主力撤回黄河东岸。9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以一部包围甘泉，主力进至甘泉以北大小劳山地区隐蔽待机，求歼延安方向来援之敌。10月1日，我军在劳山地区歼援敌东北军第一一。师大部，俘敌2000余人。战后，我军主力随即南下，于10月25日再歼榆林桥守敌一个多团，俘敌1800余人。劳山、榆林桥战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东北军的气焰。

刘志丹、谢子长等虽然远离中央，但能够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结合，在建党军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不断地与“左”右倾错误作斗争，从而使陕甘根据地和红军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得到巩固和发展。同时，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到达陕甘，迅速纠正“左”倾错误，是陕甘根据地和红军得以保存下来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正文一〇、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了十多个革命根据地，其中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中央根据地最为出名，逐步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总结了根据地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对各根据地的特点也予以了注意。1930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自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而对“李文林式”、“方志敏式”等根据地的特点都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对其他地区的根据地研究明显偏弱。

陕甘边根据地的特点就较少有人研究。陕甘边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领导陕甘边人民创建的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是中国北方最早的苏维埃区域。这块根据地后来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各民族的革命斗争，更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作出了巨大贡献。因而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共党史和解放军军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特点很值得深人研究。

<h3>一、在流动中不断壮大</h3>

陕甘边根据地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中，具有罕见的流动性，并在流动中不断壮大。1936年，毛泽东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中就指出：“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这一对根据地流动性的论述，在陕甘边根据地体现得十分典型，集中体现在流动时间长、流动幅度大。具体来说：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历时六年之久，并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寺村塬、南梁两个阶段在甘肃境内，照金阶段在陕西境内。

1.寺村塬阶段。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先后派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在西北地区进行“兵运”、“起义”等武装斗争，但多次努力都最终失败了。对此，刘志丹认为：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1930年，刘志丹利用担任陇东民团军骑兵营长之机，领导了“太白收枪”，建立了革命武装，并经过努力，在1931年9月，成立南梁游击队。1932年1月，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又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开始执行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4月在正宁县寺村塬组建赤卫军和农民联合会，建立红色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15人，常务委员7人，李杰夫任主席，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等委员会。后来虽然没能存在下来，但是一次重要的学习和实践，影响深远，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在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之际，陕西省委批评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游击队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去创建根据地。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东进陕西韩城地区，遭受挫折后又返回寺村塬。7月下旬，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李艮任游击队政委。李艮到游击队后，大批所谓的“机会主义领导”，并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情况下，派出战士在五顷原分配土地，限期20天内分配完毕。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李艮把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理解为军事上的死守和强攻硬拼，致使游击队接连失利，被迫撤离寺村塬，根据地丧失。

2.照金阶段。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后，分兵游击，发动群众，筹集粮款，补充队伍，渡过了难关。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开赴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陕西省委“左”倾领导人杜衡主持这次改编，他大力批判陕甘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逼迫谢子长、阎红彦等离开部队，对刘志丹降职使用，自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红二团成立后，坚决执行陕西省委的指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肩负起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的重任。到1933年三四月间，红二团在战斗中连连取胜，群众斗争蓬勃发展，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先后建立。4月5口，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在这前后，还成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照金根据地初步形成，“其地域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至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迄断头川、伍房川，南到桃渠原、高尔原、老牛坡，地跨耀县、旬邑、淳化三县边界，方圆数十里”。

正当革命形势不断好转之时，杜衡坚持错误路线，于1933年6月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结果遭到数十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乎在终南山全军覆没，杜衡也被捕叛变，陕西省委遭到破坏。陕甘边区的党和人民经受了这一严重考验，新成立的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补充进来，加强了军事力量。8月，陕甘边区特委在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的问题，并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10月上旬，总指挥部决定红军主力南下转外线作战，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虽在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但照金留守的军民寡不敌众，坚持到10月中旬后被迫突围，照金随之陷落。

3.南梁阶段。为解决革命面临的困境，明确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933年1月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斗争形势，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确定了刘志丹数次提出的以南梁为陕甘边区革命活动中心等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勾画出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基本格局。包家寨子会议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立即投入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四合台恢复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行使根据地临时政权的职责。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临时革命政权转变为苏维埃政权的条件逐渐成熟。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这标志着陕甘边根据地的确立，是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35年2月，在革命形势的发展下，同时也为应对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正式统一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这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进人新的发展阶段，很快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其中，陕甘边根据地的范围“东到临镇，南到淳化、耀县，西到庆阳、环县，北到定边、靖边，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80万；下辖南区、东区和中心三个行政单位。中心区包括华池、赤安、庆北、合水、安定、安塞等县；南区辖正宁、宁县、旬邑、淳耀、三原等县；东区辖甘洛、中宜、富西等县”。

<h3>二、在勇于探索的同时顾全大局</h3>

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对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努力探索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艰辛历程，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strong>1．在与上级的分歧中顾全大局，坚持真理</strong>

早在1931年秋，刘志丹、马锡五曾经在桥山山脉中段南梁一带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认为这里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建立根据地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当时“左”倾错误指导下的陕西省委坚持南下关中，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一再否决刘志丹的意见。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南下韩城作战中失利，转移到正宁一带休整。部队领导人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出现分歧，有的主张南下，有的主张北上。由陕西省委派来的政治委员李杰夫提出：愿南下者跟他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这一分歧，反映了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而且处理不好可能造成分裂。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都反对“分家”，最终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从而坚持了团结，对陕甘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陕西省委长期以来坚持到平原地区开辟根据地的指导思想，最终还是给陕甘边区带来极大损失。1933年5月，陕西省委“左”倾领导人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行作出南下渭华的决定。而在部队渡过渭河之前，杜衡以向省委汇报工作为名离队，后被捕叛变，使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由陕甘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团在渡过渭河后，进退维谷，团党委有人主张前进，有人主张后退，意见不一。刘志丹最后说：“杜衡是坏人，我们自己搞起来的队伍，他硬是要我们自己去搞垮，我们唯一的任务，是设法保全部队，现在只有前进了。”部队继续前进，虽经英勇奋战，但众寡悬殊，几乎全军覆没。这次失败，再次从反面为建立根据地问题指明了方向，同时陕西省委被破坏，也在客观上排除了“左”的错误指导，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顽强地在绝境中奋起，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从而迎来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strong>2．在内部的探索中顾全大局，宽容相让</strong>

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过程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依照陕甘边的实际来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在根据地内外实行了一套正确的政策。尤其是在白色恐怖包围下，能正确对待哥老会、烟商、民团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敌人阵营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因苏区哥老会的人很多，大多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去清除，不要直接出面干涉”，“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豆、软扇等会道门组织，则采取争取政策，这里各种会道门在苏区内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都还有反抗统治阶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能改造他们”。在刘志丹的教育启发下，苍沟哥老会头目马大爷、东坪冯大爷、小石岩民团团总罗连城，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青海省军区原副司令员郭宝珊本来是黄龙山的“大王”，经过刘志丹等同志多方面做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立了许多战功。有的同志对刘志丹等的正确主张很不理解，不断提出非难，甚至进攻与红军有统战关系的民团。刘志丹耐心解释道：“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

遗憾的是，这些非难和猜忌最终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1931年，刘志丹在收编土匪、民团武装的基础上成立南梁游击队。1932年，在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不久，部队一些领导人认为由南梁游击队改编的二支队成分不纯，部队不稳，缴了二支队的枪，解散了二支队，打死了几个人。这事还使一支队部分人员惊慌出走。对于这次事件，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其中指出：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的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strong>3．在与兄弟党组织和友军的合作中顾全大局，谦让友善</strong>

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不仅对上级的错误指导和内部的错误纷争都以大局为重，而且对待兄弟党组织和友军也同样是顾全大局。1934年7月，谢子长、郭洪涛率陕北游击队主力转战来到南梁，陕甘边、陕北两地领导人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谢子长在会上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信中不切实际地指责红二十六军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错误，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涛还作了支持这些错误指责的发言。对此，陕甘边区的与会人员有些议论，但考虑到他们是由兄弟党组织陕北特委派来的，觉得他们是在重复北方代表指示信中的内容，不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没有展开议论。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陕甘边特委委员张策等同志后来找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和刘志丹说：“怎么陕北管起陕甘边的事了呢？”张策后来还回顾说：“我那时虽然不大晓得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我知道，自从1933年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一直没有上级党的领导，而且这期间，中央和北方局都没有派人来这里检查过工作，就是我们的邻居陕北特委，也没有派人来过这里。那么这些批评到底来自何人何地呢？这不能不使人奇怪。虽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评指责，陕甘边特委的领导同志还是本着革命友谊赠送了许多枪支经费，特别是把红四十二师政委的位置让了出来，由谢子长暂时代理，并派红四十二师的部分主力红三团到陕北协助作战。”

虽然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在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顾全大局下，阎家洼子会议的主导方面还是积极的。会议加强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地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系，并派出红三团北上作战，对陕北根据地有一定帮助，这也为以后两支红军的联合、两苏区的统一打下了基础。郭洪涛后来也说：会议决定谢子长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并派红三团北上，同陕北游击队一起活动，“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采取这一果断的战略措施，仅仅依靠陕北武装的力量去粉碎敌人的‘围剿’。确实是有困难的。”

总之，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的艰辛历程中，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党内指导思想出现几次“左”倾错误，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依照当地实际来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的探索，遭到了来自上级、内部、兄弟党组织和友军的错误指导和纷争，但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都以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服从党的纪律，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在实践中努力奉献，以探索结果来证明是非曲直。周恩来当时常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李维汉也评价道：刘志丹“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

<h3>三、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h3>

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曾在一次大会上这样说道：“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既是对刘志丹联系群众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根据地群众工作的认可。以刘志丹为领导的陕甘边根据地，不仅代表人民群众利益顽强英勇地进行革命斗争，而且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从而获得群众的广泛拥护。

<strong>1．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减轻农民负担</strong>

陕甘边区土地比较集中。南梁一带69.2％的土地是地主的，67.1％的农户是佃户。这里出租土地1.8万余亩，每年收取租粮四五千石。1930年，环县的各种摊派名目有120余种。不可思议的是官府竟然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以便征收“烟亩罚款”，不种者则征收“懒款”。在边区更其特别的是剿赤捐，即剿赤军队支？一应费，“只在王拉（郎）坡附近几个村子，每日除供给国民党的军队3001人的饭以外，还要出洋30元”。还有雇工、高利贷等剥削，加上军阀混战，兵匪成灾，压得陕甘边区人民喘不过气来。

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充分注意，到了这些现象。1932年，陕甘游击队就发布布告，宣布自己的根本任务，首要一条就是“本军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作不妥协的斗争，摧毁国民党的统治；此外明确了很多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内容，如“国民党军阀给予工农劳苦群众一切苛捐杂税、摊派勒索，慨（概）作无效”；“帮助穷苦工农、白军士兵，起来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和土地”；“一切文字的口头的高利贷、账债、契约，宣告无效”；“缴收白军、民团、警察的武装，武装农民赤卫队，保护自己的利益”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陕甘边根据地政权不断健全，尤其是南梁地区逐渐组建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在整顿和加强工会、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的同时，又成立了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在全面建政的基础上，陕甘边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长李生华回顾说：“陕甘边最早分土地在荔园堡”，当时的政策是“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或者只留给些不好的地；富农的土地只没收出租部分，即他们自己种不了的长余土地”。当然，在开展土地革命初期，根据地由于缺乏经验和“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等原因，分配土地存在一些脱离实际的问题。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陕甘边根据地开始总结出陕甘边土地革命斗争的特点，这主要有：“由于陕甘边地广人稀，蚓地贫瘠，历史就是广种薄收，农民所受的痛苦，首矧是土匪、灾荒为害，高利贷、苛捐杂税的剥削，所以我们进行土地革命时，群众对于分土地并不感到多捌兴趣，而对于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则很感兴趣”，“南梁地区由于土地集中、《地多人少，地主又多住在庆阳城”，群众“对土地的要；求不太迫切，与陕北恰恰相反”。而且南梁地区外来？户多，“这些外来户在异乡安家，不得不接受奇重的高一利贷盘剥，‘驴打滚’、‘大加一’外带五分的高利贷，使这些移民，世世代代做牛马。因此，在土地革命中，农民关心废弃债务，甚于关心分配土地”。

在调查实际、掌握特点的基础上，陕甘边根据地开始形成一套成熟的土地政策。对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总结道：“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这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这因为边境区的群众自己的牛羊都不保，还要什么土地，而边境区闪苏区的扩大而变成中心区时，仍进行分土地；田、莆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苗，若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的情绪；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地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阶级划分是依该户的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此外，“废除一切债务（不含农民之间的债务）和高利贷”。

针对农民的沉重负担，陕甘边根据地废除各种苛们杂税、摊派勒索，同时对于军队和政府的供给，“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豪绅、地方，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而“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做到了对群众秋毫无犯。陕甘边区的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又没有负担，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生产积极性很高，很多其他地区的农民也不断投奔过来。

<strong>2．活跃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strong>

南梁地区在清朝以前就有集市贸易，但清朝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后停止了集市，此后再也没有恢复，群。众买东西要到百里以外的甘泉和安塞等地，来往极为不便。因此，长时间以来，群众只能维持落后封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立后，“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了集市”，“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荔园堡集市初成立时，每月三集，逢一（即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逢集日，白区商人运来蓝、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食盐、等物品，在集上购买牲畜、土特产，带走大烟和白洋。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卖用蓝布做的鞋，每双一块白洋。”

几乎每逢集日，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等人都要去集市转一转，看一看，了解市场发展状况，及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边区经济的繁荣。边区政府没有明文规定的税收制度，不向商人收税，而且在此基础上又采取优惠让利政策，将南梁地区的山货、羊畜、皮张等土特产品低价卖给白区商人，鼓励他们将边区的紧缺物资从白区贩运过来，政府出面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利益。“开始白区商人来苏区者较少，都是一些过去常来这一带做买卖的商人，或在苏区有熟人关系的商人前来交易。后来就逐步增多。他们来时，驮的盐、粮（细粮）、布匹等东西，回去时贩卖牛羊、娴土等。敌人企图封锁边境，但封锁不住，脚户还是常到苏区来做生意。”这极大地解决了边区政府的困难，方便了群众生活，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同时，边区也有一部分人到白区去贩货。

恢复集市的初期，市场上流通的都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边区政府成立后，组建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银行，并建立造币厂，发行自己的货币，在边区内统一使用，严禁使用国民党的伪币，建立了独立的金融体系。边区的货币是用木板刻模，印在白洋布上，加盖边区政府大印，再涂以桐油。票面有红色一角、蓝色二角、紫色五角、黑色一元四种。群众称为“油布票”或“苏币”。“苏币币值稳定，很值钱，每元苏币相当白洋一元，携带方便，很受群众欢迎”，商人“在集市上卖得苏币，可到政府供给处兑成白洋”。这极大地促进了边区的商品流通。

陕甘边根据地还努力通过其他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例如，“当时，军队和干部买鞋的人很多，集市供不应求，后来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群众蘑布让做鞋，并规定了合理的手续费，群众都抢着做”再如，“南梁政府当时组织了合作社，华池县各区都有，红三团还给捐款六七十元。合作社组织群众养蜂、养猪、养鸡。当时这些都订有计划，并向各区和干部？作了传达”，只可惜由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频繁，有些未能完全实现。

<strong>3．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制定移风易俗的社会政策</strong>

陕甘边根据地由于长期贫困和落后，农民基本是文盲。这种状况，在农民向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通报敌情时有着直观的颇具趣味的反映。处在白色包围中的陕甘边根据地，遍布各地的农民成为特别重要的了解敌情的来源。“农民中识字的人极少，能够写一封明白信的人更缺。即使能写信的，大体上都是错别字，有的信我们实在难以看懂，要花很大的工夫分析辨认，拼音看形，才能知道信的内容。”“有的人不会写字，干脆用一片破纸插着一根鸡毛，经多人之手一直传到南梁我们的驻地。还有的用一张破纸包上一块煤炭，插上鸡毛，也传到我们这里，我们看后，只能知道是不好的消息，知道是敌人来了。”

边区政府很重视解决军队和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问题，在战争条件下，仍大力支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陕时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就指出：当时“办了军政学校，刘志丹同志任校长，我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同志负责教学工作，培养军政干部，各乡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军政学校“主要训练军队连排长以上干部”，前后共办三期，累计“学员约200余人”。在荔园堡附近的转嘴子，办起了陕甘边区的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学生近60人”，“学生的文具和教员的吃用，全部由政府供给”。此后，各乡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陕甘边东区就依靠政府部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解决了课本教材、教员奇缺困难。桥扶峪、阎家沟、下寺湾、王家坪、杏子沟门等地先后都办起了列宁小学”。边区政府还十分注意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开展扫盲活动，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由于发展落后、文化低下，陕甘边根据地原来还存在许多迷信、愚昧的旧风俗旧习惯。对此，边区政府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设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条例，并制定了反对封建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人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边区政府提倡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每开大会或逢纪念节日组织演出，宣传英雄模范人物，表彰好人好事，宣传科学常识和进步思想。“开始我们要求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多偏重于雇农方面，而有些雇农则好吃懒做，以后我们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劳动”；“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废，均实行救济”。另外，还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和工作，努力把根据地建设成为革命的精神文明和生活文明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在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的活动中，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始终起着模范带头作用，遵守革命纪律，倡导艰苦朴素的革命生活。当时，刘志丹“提出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以上者枪毙，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老百姓最恨贪官污吏，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正因为刘志丹同志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

综上所述，陕甘边根据地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即在流动中不断壮大、在勇于探索的同时顾全大局、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中共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建立也予以过关注，在1932年4月曾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为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只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共中央对于陕甘边根据地后来的具体发展并不知情。陕甘边根据地主要依靠自己的探索和努力，在长期斗争中坚持下来，并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最终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学术界对此也颇为关注，从西北地区偏远、刘志丹等的正确领导、中共中央的及时到达等方面探讨了“硕果仅存”的原因。这都忽略了这块根据地自身具备的特点，上述三个鲜明特点正是这块根据地能“硕果仅存”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区别于其他根据地模式的重要表现。

正文一一、试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几个特点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人民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十几块根据地之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史学界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够重视，因而缺乏深入的研究。笔者将在本文中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特点进行一些探讨，说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起到的独特作用。

<h3>一、积极开展兵运工作，通过兵运工作打下创建红色武装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基础</h3>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开展兵运工作，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军事骨干，为创建红色武装和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先对比较著名的根据地的军事骨干进行一些分析。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起义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和湖北崇阳、通城的农军，江西安源的煤矿工人。上井冈山后，又有袁文才、王佐的绿林武装加入。再后来又有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上井冈山会师。可以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骨干主体来自原国民革命军和两湖尤其是湖南的农民运动骨干分子，少量来自工人和绿林武装。再看鄂豫皖根据地，最初是中共黄麻特委组织的黄安、麻城农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建立黄安县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后上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发展起来的。方志敏等建立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领导弋阳、横峰地区的农民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和政权发展起来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等领导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起义，与韦拔群领导的左右江农军结合建立起来的。从上述分析可以明显看出，这些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在北伐战争经过的地方，是工农运动的中心地带，尤其是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猛烈的地区，军事骨干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原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其二，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和骨干，其三，进人革命队伍经过改造的绿林武装首领。地处我国西北的陕甘两省，与上述党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省份党的力量、所掌握的武装、群众的觉悟程度以及敌人方面的情况等等，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从事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上也有着很大不同。其军事骨干主要来自兵运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迅速派代表赴中共中央请示工作，及时获得了中央的指示和八七会议文件，并在1927年9月26日至27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作出《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同时还作出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提出了“党到农村去”，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必要时可以上山”，积极准备武装起义。1927年10月，唐澍、白乐亭、谢子长领导了清涧起义。1928年5月，唐澍、刘志丹领导了渭（南）华（县）起义。与渭华起义同时，陕西党组织还在旬邑、礼泉、淳化、三原、澄城等地发动和领导了农民起义，但很快都失败了。

1928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参加陕北特委工作。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举行扩大会议，研究加强武装斗争等问题。刘志丹批评了特委书记杨国栋要党员都隐蔽起来停止活动的错误观点，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主张。会议决定以做兵运工作为主，创建红军，并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会后，特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出大批同志到陕北、甘肃、宁夏等地驻军中从事兵运工作。

事实证明，中共陕北特委决定以大规模开展兵运工作作为开展武装斗争的切入点是正确的。兵运工作，是共产党从事武装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1928年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中指示中共中央建立军事部，并要求在军事部下设三个部，其中第一个部便是“对敌人军队工作部”，首要任务是“在军阀军队中工作”，“目的是破坏军阀的军队，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使士兵群众倾向到革命方面来”。具体方法为：

“（1）尽力设法在各军阀军队中登记（抓取）同情我们的士兵。

“（2）在最可靠的及已登记的士兵当中设法组织同情共产党的士兵小组或支部。

“（3）吸收受到相当训练的士兵加入共产党，并在这部分的兵士中组织共产党支部。

“（4）应当特别设法在军官与下级军官中工作，但在组织上不能因对军官的工作而束缚了我们对兵士的工作。某部分军队的军官，虽然比较的可靠，但如果他不是共产党员，则不应当使他知道在他的队伍当中那部分兵士已经有了组织。

“（5）至于对高级军官的工作，只有在使各军阀间的冲突加剧的路线之下才可进行。

“（6）为达到团结士兵的目的，可以利用他们的乡土观念（同省、同县、同乡），有是或者氏族观念。

“（7）包括海陆军士兵的广大的群众的组织的形式，或者是“革命兵士海军联合会”，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组织。

“（8）按照党的纪律，派遣一部分党员到军队中充当士兵及军官（经过军阀的军事学校），同时，党应保证对他们的领导。

“（9）特别要注意我们潜入兵工厂及武器库的问题，在这些地方我们的影响应当要很有把握，最主要的是党能够抓住那里的工人。党的中央及地方委员会对这种工作应当特别注意，应该特别用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做这种工作。

“（10）必须在警察中进行工作，如果我们在警察中能有组织的影响，则警察恰好是我们取得武器较易的来源。

“（11）必须在商人武装（商团）中进行组织工作，因为商团亦似警察一样，是我们取得武器较易的来源，特别是在即将暴动的时候。”

共产国际把兵运工作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当时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含有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成分，即希图通过兵运工作将军阀部队搞垮，举行起义，一举占领中心城市，迅速取得革命在一省或数省乃至全国的胜利。但是，其提出的关于兵运工作的具体方式和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从事兵运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负责军事部工作的周恩来对兵运工作十分重视。他在中共六大作的军事报告中，把兵运工作作为此后党的军事工作的九个方面的第一位，具体提出：“在反动军队中，应有秘密支部建立，以连为单位建立支部单位，人数多则成立分支部”；“对工农分子入伍，应有组织地有计划地有训练地大批入伍”；“在乡村地主的武装组织有民团、保甲，成分是贫农、流氓，本身带有革命性，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取得一部分力量”。并认为：“中国下级军官很多是从士兵中提拔起来，因此生活与士兵差不多。下级军官亦有从小资产阶级出身，富于革命情绪，……容易走到革命方面来。”要求“从敌人中吸收革命的青年军官成为革命人才”。周恩来还特别强调：“有计划地把军队兵变能与工农武装暴动相配合，或与乡村农民游击战争相配合，或与城市工人暴动相配合。”

可以明显地看出，周恩来在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兵运工作的指示时，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有发展的。其一是根据中国农村存在地主武装民团的实际情况，提出党要到其中去工作；其二是认为反动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多是由士兵提拔起来的，富于革命情绪，可以吸收而成为革命的军事人才；其三是强调兵变必须与工农武装暴动、与农村游击战争相配合。

1929年中共陕北特委在研究武装斗争问题时，决定以兵运工作为主，正是在贯彻中共六大精神的基础上作出的。对此，张秀山曾在回忆中说：“当时，陕北特委对兵运工作很重视。一九二九年刘志丹同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遵照党的‘六大’精神，积极动员陕北党员到地方军阀井岳秀、高志清部队以及‘后湫天’土匪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争取抓到武装力量，准备组建红军游击队。随后，特委又向宁夏苏雨生部派了许多党员去做工作。……在志丹、子长同志的领导下，西北的军事活动进入了风起云涌的阶段，打下了三二年创建红色武装的基础。”

当时陕甘两省做兵运工作是有有利条件的，自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成为新军阀之后，于1928年6月与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派系联合“北伐”奉系张作霖，其主要兵力进入到河南和山东一带。其后，冯玉祥在1929年5月和蒋介石发生了战争，失败后又与阎锡山联合，于1930年5月至10月同蒋介石发生了中原大战。冯玉祥部参加新军阀混战，属于自己后方的陕、甘、宁等省兵力空虚。在冯玉祥部控制力减弱的情况下，陕、甘、宁边界地带的小军阀如苏雨生、谭世霖、陈畦璋等乘机扩充自己的力量，为共产党员打进去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原为冯玉祥部将的杨虎城在蒋、阎、冯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背冯投蒋，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伐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赶走了西北军系统的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掌握了陕西省军政大权。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杨虎城基本上统一了陕甘两省。杨虎城势力在陕甘两省的崛起，给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针对冯玉祥退出陕、甘等地，杨虎城主政陕、甘，并和各小军阀不断发生混战的情况，1931年1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陕西党的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中提出：要“建立军阀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军阀军队里我们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发动和领导兵士日常斗争”。并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中心部队的工作”，“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在农民斗争剧烈的区域内，特别注意兵士斗争与农民斗争的配合”。在这个指示下，大批共产党员到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第十七路军的第十七师、第四十二师、第五十八师，以及警备旅、骑兵团、炮兵团等，都有共产党做兵运工作。

从1929年春夏到1933年7月，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先后领导了数十次兵变或起义。笔者认为，这些兵运工作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建立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起到了以下作用：

<strong>1．建立起陕甘边党领导下最初的武装</strong>

1930年初，谢子长、刘志丹等带领几十人，来到宁夏苏雨生骑兵第四师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任第十旅旅长，刘志丹任第八旅第十六团副团长。同年春，苏雨生在军阀混战中失败，谢子长、刘志丹脱离苏雨生部队，来到甘肃庆阳陇东民团军谭世霖部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刘志丹以谭的名义，在甘肃庆阳，陕西定边、保安（今志丹）的结合部三道川招募农民组建一个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营长。同年夏，由于投靠谭世霖也被编人第三团的土匪张廷芝叛变，第三团被打散。同年10月，刘志丹又借谭世霖部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奇袭合水太白镇，将谭部第二十四营缴械，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在南梁一带活动。这支游击队的成立，揭开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序幕。

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在合水县固城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的武装会合，并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不久，游击队向宁县转移，途中遭到敌人袭击，刘志丹率100余人到达宁县麻子掌一带活动。4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率部编人驻彬县的杨虎城警备旅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准备扩大部队，待机打出红旗。苏雨生觉察到刘志丹的行动后，将他逮捕。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南汉宸、杜斌丞，将刘志丹营救出狱。刘志丹出狱后到国民党陈畦璋部，以第十一旅旅长的名义继续从事兵运工作，但再次遭到挫折。

9月，刘志丹偕马锡五等先后到南梁地区，将活动在这一带的贾生财、赵连璧、杨培盛等三支武装进行整编，恢复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10月下旬，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和杨仲远、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队在林锦庙会师。11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与刘志丹一起领导这支革命武装。1932年1月初，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陕北游击队改编为第一支队，南梁游击队改编为第二支队。1932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来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传达省委决定：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

经过刘志丹、谢子长等艰苦的兵运工作，终于在陕甘边建立了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这是此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力量。

<strong>2．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军事人才</strong>

在土地革命之前，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有一少部分人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产生了最初一批军事人才。

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组织动用在敌军的力量，先后组织和发动了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但两次起义先后失败，原先积累的军事人才遭到严重损失，只剩下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少数人。这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是很不相适应的。因此，继续开展武装斗争，还要有一个积蓄力量和培养军事人才的过程。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西省委先后作出开展兵运工作的决定后，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到甘肃、宁夏地方军阀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起到了积蓄和培养军事人才的作用。当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无法立足，进人军阀部队后，反而可以暂时安身。1931年春，刘志丹、谢子长打入苏雨生第四师后，中共陕北特委曾选派数十名学生到该部，并在第八旅第十五团组建了学兵队。第十五团副团长张东皎（共产党员）兼任学兵大队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学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张秀山、贺晋年、高鹏飞、黄培中、李培清、李树林等。学兵队不仅学习军事课程，而且经常开学习会、辩论会，上政治课，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讲马列主义原理。中共六大制定了党的“十大纲领”，由于秘密环境，张秀山和黄培中凭记忆只凑出了九条，但对中共六大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动力、任务、前途的基本内容还是清楚的。这些学兵毕业后大部分当了连排级军官，在实战中军事素质也有较大提高。可以说，陕甘兵运工作，既形成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核心，也形成了张秀山、贺晋年、马锡武、高鹏飞等一批骨干，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strong>3．为红军游击队的发展提供了兵源</strong>

兵运工作不仅建立了陕甘边党领导的最初武装，也给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发展提供了兵源。

1932年7月9日，曾是党在苏雨生部举办的学兵队学员的高鹏飞、杨林等，领导驻合水西华池的杨虎城部新编第十一旅特务营两个连起义，与陕甘红军游击队会合，小部分被编入陕甘红军游击队骑兵队，大部分被编为第三大队，由高鹏飞任大队长。这次起义是党在甘肃地方小军阀部队长期进行兵运工作的结果，壮大了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力量。1933年5月21日，时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兼红二团政治委员的杜衡推行“左”倾冒险方针，武断地要红二团离开照金苏区南下渭华。结果红二团于7月在终南山失败。红二团南下后，照金苏区危急。就在这时，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领陕军骑兵团1200余人于7月21日在耀县起义。起义遭到敌人围攻失败，但余部100余人在王泰吉率领下进人照金苏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成为照金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坚持和发展陕甘边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strong>4．成为获取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strong>

从事武装斗争，建立自己的军队，光靠大刀、长矛、鸟枪、土炮是不行的，必须拥有武器弹药，否则，只有失败。在红军初创时期，尚不能自己制造武器弹药，获取武器弹药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战斗中从敌人手中缴获；其二是从事兵运工作，有计划地派人打人敌军，从而获得武器弹药。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武器，最初基本上是后一种方式获得的。

<h3>二、注意开展统战工作</h3>

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但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受斯大林“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观点的影响，在实践中犯了关门主义错误，把应当争取和可能争取的广大中间阶级和阶层推到敌人的一边。尤其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兴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下的中共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而是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他们虽然也讲统一战线，但排斥一切上层分子，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即所谓的“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他们还粗暴地指责党内注意到和承认中间势力并表示愿意与之合作的同志，是做了国民党各派和其他各派的俘虏。

“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犯关门主义错误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待福建事变的态度。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黄琪祥等，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这时已迁到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如果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将极为有利。但中共临时中央由于继续把中间势力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坚持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没有在军事上给第十九路军以直接有力的配合，坐看十九路军失败，失去了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军事“围剿”的有利战机。

而这时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等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十分注意统战工作。当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军持续不断的“围剿”、“进剿”，同时也要面对根据地内的民团、土匪以及哥老会、红枪会、扇子会等各种会道门势力。根据地军民主要的是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同时，也要肃清反动民团的势力，并处理好同各种社会势力的关系。这样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进剿”，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根据民团对红军游击队的不同态度，刘志丹认为要区别对待，“凡与我军为敌对抗，我有力量消灭的，坚决消灭，暂时消灭不了的，待我力量壮大，再消灭之；凡向我军表示友好共处，或愿意保持中立者，则尽量继续争取他们，维持现存关系，以便我军集中力量，消灭最顽固最反动的民团武装。”按照刘志丹的意见，红二十六军同盘踞在庙湾一带的夏玉山（夏老幺）建立了统战关系，并通过夏玉山购买过几批弹药和物资。1933年1月中旬，红二十六军派李妙斋为代表，同夏玉山谈判，双方约定：“两家继续交朋友，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行方便。”这是一次成功的谈判，但推行“左”倾盲动错误的红二十六军领导人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命令红二团攻打夏玉山部，不仅使红军遭到严重损失，而且还破坏了同夏玉山刚刚谈成的约定，致使夏部参加了国民党军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好好的一个统战关系，就这样被“左”倾盲动者给断送了。

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内土匪的情况，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的政策是：“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也予彻底消灭。”除上述两情况外的“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在这个方针之下，红二十六军对政治土匪张廷芝部和惯匪杨谋子部进行了坚决打击，而对贫苦农民出身、被逼投身绿林的黄龙山“山大王”之一的郭宝珊则进行争取工作。1934年10月，郭宝珊在庆阳新堡率两个连起义，参加红军。1935年10月，郭宝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内，哥老会很多。哥老会大多讲义气，和红军、游击队有关系，并提供过不少帮助。根据地党和苏维埃政府对他们采取争取政策，而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则发动群众清除，不直接进行干涉。另外，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内也相当多，其成员多为贫苦农民，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根据地党和苏维埃政府逐步争取和改造他们，建立地方游击队，为红军补充兵员，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全党处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下的时候，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是非常可贵的。其统一战线实践经验，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h3>三、实行以南梁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区的发展战略</h3>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需要有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如果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不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会受到挫折。如果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是正确的，根据地就会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实行“狡兔三窟”的策略，以南梁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所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中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充满了艰难曲折，一方面是受到“左”倾盲动错误的干扰；另一方面根据地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逐步符合斗争实际的过程。陕甘红军游击队成立后，先是建立了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继而创建了照金根据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存在了五个月，照金根据地存在了十个月。这两个根据地丢失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先后任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和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的杜衡推行“左”倾冒险错误，指责刘志丹等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顾客观实际情况要求红军去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这两个根据地面积小，红军在里面没有回旋余地，也是一个原因。寺村塬根据地范围只有72个村镇，照金根据地稍微大些，也只有南北长80余里，东西宽50余里。由于根据地面积狭小，敌人来“围剿”或“进剿”时，红军没有回旋余地，只好转到外线作战。红军到外线作战，没有根据地为依托，而根据地内虚，很难内外配合，打破敌人的“围剿”。

1933年11月上旬，根据刘志丹的建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并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在三路游击区中，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沿桥山子午岭山脉向南北发展。

南梁位于陕甘交界桥山山脉的中段，方圆几百里，沟壑纵横，林深树密，回旋余地大，便于红军游击，进可直逼关中，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难攻，东北可联陕北，群众受革命影响较深。因此，从地理上讲和从群众条件上讲，南梁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方。以南梁为中心，以照金和安定为两翼拱卫，以南北为发展方向，这是经过一年多创建根据地的艰苦斗争，总结寺村塬、照金根据地的经验教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层制定的符合实际、思路清晰、方向明确、方式正确的发展战略。

经过红二十六军和地方红军、游击队的艰苦作战，到1934年2月，在陕甘边界地区，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50公里的根据地开始形成。毛泽东对刘志丹等建立三路游击区的发展战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上述几个特点说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和陕甘党组织在领导创建陕甘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从当地实际出发，不懈努力，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创造，善于制定革命发展战略，创建、巩固和扩大了这块根据地，并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在一起，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也称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此后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也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提供了抗日的出发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经验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世纪、新的历史阶段，仍然闪烁灿烂的光辉，需要继承和发扬。

正文一二、刘志丹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践行者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具有中同特色的革命道路。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中论述刘志丹是中国革道路的正确践行者。

<h3>一、刘志丹所率的陕甘游击队的艰苦战，标志着陕甘边地区的武装斗争进入工农装割据的新阶段</h3>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7月11日，根据中央示，陕甘区委改组为陕西省委。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通过了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九项决议，标志着陕西党组织已经完成了战略方针的转变。

陕西省委虽已意识到抓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但是通过什么途径、怎样组建军队，还需探寻摸索。在清涧、渭华和旬邑等武装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情况下，从事了艰苦的兵运工作，屡遭挫折使他们逐步悟出：“没有革命的武装，将会一事无成。”经过几年的兵运活动，终于找到了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正如刘志丹所总结：“几年来，陕阡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1931年9月，刘志丹在兵运工作失败后，将分散活动于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的三支民间武装，集合于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陕甘边地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武装一一南梁游击队。全队共300余人，以三支民间武装为基础编为三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南梁游击队建立后，刘志丹汲取搞兵运的经验教训，坚持以南梁为中心，依托桥山山脉开辟南梁游击区，首战二将川，消灭张廷芝一个骑兵连，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游击队一时名声大振，开创了陇东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10月下旬，阎红彦、杨重远率领陕北支队（即晋西游击队及其与之联合的商保武装）辗转来到甘肃合水林锦庙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合。两支部队会合后，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任委员。12月中旬，部队转移到合水县月明塬柴桥子，两支部队在这里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还建立了中共西北反帝同盟军党委，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等为委员，两个支队亦建有中共党支部。

1932年2月初，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县三嘉原整训。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陕甘游击队的建立，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边地区正式成立了工农红军，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到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新阶段，揭开了陕甘边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即遵照陕西省委的预定方针，挥师南下，2月13日攻占旬邑职田镇，15日阳头坡一战大获全胜。然后转战于耀县、同官（今铜川）、宜君等县。3月19日，奔袭正宁县山河镇，因向导迷路，错过战机，计划未实现。当晚，队委会召开会议，决定依靠地方党组织，开辟寺村塬革命根据地。

1932年3月20日，陕甘游击队进驻正宁县寺村塬，以这里为中心，发动周围72村的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分财物，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妇女会等组织。22日，在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指导下，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这是陕甘边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虽然为时很短，却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有益尝试。

4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刘志丹同路返队。21日，陕甘游击队离开寺村塬，奇袭旬邑县城，全歼守敌300余人。24日，杜衡在旬邑批评陕甘游击队负责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将部队改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第三支队队长刘志丹，参谋长吴岱峰；第五支队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杜重远。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委会也随即撤销。4月下旬，陕甘游击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活动，强烈地刺激了敌人，部署重兵“围巢4”陕甘游击队。为了统一指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委会，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队委会书记。在刘志丹指挥下，部队半个月内转战永寿、礼泉、乾县、彬县、富县、洛川、中部、宜君等地，作战9次，共歼敌14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就在这时，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遭到陕军重兵“围剿”，损失惨重，刘志丹不得不率部向陇东转移。

6月下旬，刘志丹率部撤到宁县麻子掌，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桥山的分歧。为此，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在麻子掌和梁掌堡两次召开会议，统一了认识，作出了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决定。会议选举阎红彦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队编成三个大队，刘志丹任二大队队长兼政委。此时，谢子长在靖远组织兵变失败后东返。7月9日，在谢子长领导下，由杨林、高鹏飞等人发动了西华池兵变，拉出170余人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给处在困境中的陕甘游击队以有力的支持。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省委的报告，作出了《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6月1日，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作出了相应的决议。7月23日，陕西省委派李艮到陕甘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创建陕甘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的指示，并担任陕甘游击队的政委。李艮到后，推行“左”倾错误，批判所谓的“机会主义领导”。他不顾敌人准备“进剿”游击队的严重形势和刘志丹、阎红彦等人的反对，在正宁县南邑村连续召开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问题。8月初，当敌人向游击队发起围攻时，游击队仓促应战，李艮先是命令部队强攻王郎坡寨子，失利后又要求“死守五顷原”。游击队与敌人打了几次硬仗皆败，部队伤亡惨重，最后只得分散突围。8月24日，突围出来的指战员在宜君县马栏聚齐，近500人的队伍锐减至200余人。陕西省委对李艮的错误做了严肃处理，但仍然强调改造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重派谢子长任总指挥。

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在马栏稍事休整即进人耀县照金一带活动。9月12日，照金战斗获胜，歼敌400余人。敌人又调重兵合围，游击队在保安县城、瓦子川、墩儿梁连战失利，伤员增多，给养更加困难，队委会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渡过难关。经过近两个月的休养生息，部队恢复了元气，军威复振。

12月18日，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常委身份来到陕甘游击队，对部队一年来的活动横加指责，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强令离队去上海中央局“受训”。由于谢子长等力争，才勉强留下刘志丹和杨重远。1932年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召开军人大会，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举行授旗仪式。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下辖4个连，共200余人，有长短枪150余支。

红二团组建以后，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开展山区游击战争，在照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里沟壑纵横，重峦叠嶂，地势险要，位于六县之交。12月27日，红二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焦坪之敌60余人，很快开辟了香山、九保两个地区。接着部队南下，消灭照金、旬邑民团各一部，将根据地扩展到照金薛家寨地区。红二团很快发展至300余人，并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起照金、旬邑、宜君、香山等五支游击队，初步打开了局面。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4月5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不久，又成立了照金、马栏等基层革命委员会。至此，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

4月中下旬，红二团经过20余天的机动作战，消灭了一批敌人，队伍扩大到近500人。此时，杜衡却头脑发热，他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令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华新苏区。5月29日，红二团从北梁出发，次日抵达三原。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只身离队（不久被捕叛变）。31日凌晨，红二团抢占了渭河渡口，歼敌30余人。当日中午，部队向临潼进发。6月1日，红二团冲破国民党陕西警一旅的围追堵截，且战且走，退人秦岭山区，与敌周旋。6月16日，部队在蓝田县张家坪与敌激战竞日，恶战之后，只剩100多人，分股突出重围，历经磨难，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下，先后返回照金。由于红二团南下并惨遭失败，使照金根据地处在危境之中。1933年10月中旬，坚持了十个月的照金根据地被敌占领。

陕甘游击队在艰苦征战中创建的寺村塬根据地、照金根据地，虽然存在的时问都不长，但它却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后来陕甘边地区武装斗刘志丹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践行者斓勰黼黔争的发展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

<h3>二、刘志丹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h3>

1933年5月下旬，在红二团被迫南下后，陕甘边特委领导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7月21日，王泰吉在耀县率部起义。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会议决定今后的战略方针是：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打击敌人。10月4日，刘志丹由南山脱险回到照金，即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陈家坡会议后，红军集中指挥，频频出击，节节胜利。敌人又气又恨，急调陕军四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六个县民团共6000余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进攻。临时总指挥部分析敌情，认为敌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其周旋，决定红军主力转到外线，寻机歼敌。10月12日，王泰吉、刘志丹率红军北上。

主力红军北上后，在叛徒陈克敏的带领下，敌军攻占薛家寨，照金根据地陷落。跳人敌后的红军主力，首战合水县城，毙俘敌200余人；再战庆阳三十里铺，消灭了当地民团；接着打东合水毛家沟门，歼敌200余人，三战三捷，重挫了敌人的锐气，大振了红军的声威。

照金根据地的丧失，使陕甘红军再次陷入无后方的困境。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会议总结了以往武装斗争的经验，讨论了部队改编、根据地建设和今后行动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第一，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先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共500余人。第二，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二十六军的军事后方。第三，开辟三路游击区（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成立第一、二、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红三十六军居中策应。包家寨会议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人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解决陕甘边地区革命实际问题的一次极重要的会议，它是陕甘边革命斗争从挫折走向勃兴、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会议在陕甘边革命斗争处于彷徨困难的时刻，及时清算了杜衡的“左”倾错误，作出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根据地的正确决策，从而把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引导到坚持中国式革命道路的胜利轨道上来。

11月中旬，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地区，全面展开了创建南梁根据地的斗争。南梁地区位于甘肃省庆阳县（华池县）与合水县境内，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位于甘肃庆阳、合水，陕西富县、保安（今志丹县）四县之交，黄河第三级支流葫芦河上游及各支流川道皆是其范围，以荔园堡川的南梁堡为中心，方圆达百余里，地势险要，敌人统治力量薄弱，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为了廓清南梁地区的外围，红四十二师主力转至外线打击敌人。部队先后击溃井岳秀部一个营，全歼新堡民团和赵沟民团，消灭陕西警备骑兵旅四个连。这些战斗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部队还利用战斗间隙，分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建立农会组织，并建立了约1000人的赤卫队。

1934年1月上旬，红四十二师返回南梁地区。因王泰吉去河南做兵运工作（不久被捕牺牲①），刘志丹继任师长。高岗因犯错误被撤职，杨森接任政委。2月25日，由师党委主持在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陕甘边根据地临时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为革委会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革委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教等委员会。革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基本形成。红军和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陕甘当局的惊慌。1934年2月，陕甘军阀以八个团的兵力分八路向南梁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企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刘志丹与红四十二师党委分析敌情后，制定了以第三路游击队牵制和袭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在第三路游击队配合下转入外线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红军主力从耀县出发，相继攻打了陕西的瑶曲、石板、五里镇、店头等地，歼敌百余人。3月中旬，红四十二师用声东击西战术，袭击了保安蔺家砭，消灭了该地民团。接着奔袭庆阳元城、高桥、赵梁子的国民党军与民团。4月2日，在合水西华池全歼国民党“围剿”主力部队王子义团两个营及一个机炮连共700余人。西华池战斗后，红四十二师主力南下支援第二路游击队作战，5月中旬，先后取得了三里塬、和尚塬、瓦子川战斗的胜利，迫使窜人南梁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和民团狼狈退出，陕甘边根据地军民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4年7月25日，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来到南梁，同红二十六军共商对策。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与中共陕北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信。这两封信仍坚持“左”倾路线错误观点，不顾客观事实，否定红二十六军开创陕甘边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争。对于这种指责，陕甘边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用根据地创建和红军与游击队发展壮大的事实，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会议还推荐调十子长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会后，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刘志丹的热情支持下，调拨给陕北游击队100支枪和数百枚银圆。

阎家洼子会议后，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又称“七月决议”。决议对陕甘边今后的工作全面部署，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普遍开展游击战争，扩大与巩固红军，扩大根据地，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建立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推进边区的革命斗争。各地根据决议精神，迅速掀起了革命斗争高潮，使陕甘边根据地进人大发展时期。到秋季，在陕甘边界的18个县的部分地区相继成立了正式或临时的革命政权。

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0多人。会议就根据地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正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赤卫军总指挥朱自清。同时，在原革命委员会保卫队基础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郭锡山任大队长。11月7日，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和庆祝活动。此后，随着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诞生，许多县区也先后建立了红色政权。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是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当时中国革命中形态较为完整的“工农武装割据”。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沿着“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在陕甘边地区开创出武装斗争的新局面，其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为三个“坚持”。

第一，坚持看准了的目标不动摇。创建革命根据地，是走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核心，于是在哪里建立根据地就成为核心的核心。1931年秋，刘志丹和马锡五曾经在桥山山脉中段南梁一带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最先提出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构想。当时这个想法没有被其他领导人所接受，就形成了此后较长时间的争论与斗争，其焦点是在临近敌人统治中心的平原还是在远离敌人统治中心的山区建立根据地。经过南下渭北和东进韩城两次失败的教训，到1933年11月包家寨联席会议上，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才认识到刘志丹提出的在以南梁为中心的桥山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的主张是正确的。其后的史实证明，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是刘志丹等领导人坚持看准了的目标不动摇、坚持走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成功壮举。

第二，坚持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作斗争不妥协。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发展过程，也是以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正确主张的党和红军领导人与执行“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领导杜衡等人的错误主张作斗争的过程。杜衡等人凭借权力，搞宗派活动，一次次否定刘志丹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和主张，还给他们加了“游击主义”、“梢山主义”等许多罪名，甚至蛮横地将他们排斥出领导岗位。刘志丹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虽然违心地服从“左”倾领导的错误决定，但它们在思想上对“左”倾领导者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从不苟同和妥协。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是刘志丹等同志坚持走中国革命道路的胜利成果。

第三，坚持在实践中探索不停止。陕甘边和陕北地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我国北方唯一开展“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斗争的地方。这里，不仅在四周有白色政权的包围，而且远离党中央和开展武装斗争较为活跃的我国南方，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经常迟到甚至收不到，加之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也有“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因此，刘志丹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带有很强的选择和探索的性质。他们以创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先导，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创建寺村塬、照金等根据地政权的摸索实践，最终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又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仅存的根据地，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贡献。

<h3>三、在刘志丹的统领下形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坚持中国革命道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h3>

在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同时，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34年夏秋，陕北游击战争已经发展到延河流域，陕甘边的游击战争则推进到洛河川。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之间相距不足百里，西北革命形势出现了统一的趋向。1935年1月，经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建议，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北上陕北，到赤源县（今子长县）水晶沟灯盏湾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统一陕北与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领导等问题，达成共识。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的党和军队。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会议确定了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并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西北工委和军委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和西北根据地的形成。从此，西北革命斗争向更高阶段发展。

1935年春，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蒋介石极度不安，急调驻河南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约5万人，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此时，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主力还只有4000余人，游击队也不过3000余人。面对这种形势，西北工委和军委同意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多数同志的意见，部队向南发展，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为一片。刘志丹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了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根据地党政军民立即投入战斗。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从1935年1月15日南沟岔战斗开始，到8月21日定仙嫣战斗结束，历时半年多，红军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消灭敌人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武装3000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子弹数十万发。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实现了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的统一，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陕北地区，国民党当局只能控制一个完整的榆林县和绥德、米脂、神木、府谷、横山、延安等县城，广大农村基本上都成了红色区域，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形势。

在第二次反“围剿”接连取胜之际，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穿越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长征快要到达陕北的时候，1935年7月，蒋介石又调兵遣将，部署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自任总司令，除原有陕、甘、宁、晋等省地方军阀部队外，又增调了东北军张学良部和中央军毛炳文部等，共十余万兵力，分五路向西北根据地进攻。刘志丹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趁敌部署尚未就绪，8月下旬，首先在定仙墉歼灭阎锡山部两个团，迫其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牵制了国民党十多万军队，减轻了长征路上各路红军的压力。正在此时，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苏区西征北上到达陕北。刘志丹起草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并派习仲勋、刘景范前去迎接。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延川县永坪镇胜利会师。为统一红军指挥，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发动了劳山和榆林桥战役，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在这时，“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在西北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干部，造成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在这紧要关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11月20日至24日，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和23日，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由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发展而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不仅是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而且是抗日战争和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实践证明，刘志丹等人在西北地区坚持的武装斗争，是践行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之举。

正文一三、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坚守党的政治本色的理论思考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只有坚守党的政治本色，我们党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葆先进性，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实践中，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培育了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始终不渝地以党的奋斗目标为价值追求，不畏艰难困苦，坚守党的政治本色，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实践中凝练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守党的政治本色，永葆先进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h3>一、坚守正确选择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党对国家对事业的无比忠诚</h3>

20世纪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出生在富有革命传统的陕西北部。李白成、张献忠起义是自明朝末年到清初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农民起义运动，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李白成为首的一批可歌可泣的人物。明末清初的历史演进、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农民革命传统，深深地蕴藏在陕北民问，为把有志青年引上反抗统治剥削和树立革命理想信念提供了极好的历史教科书。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从少年时期就目睹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在进步思想的不断熏陶下，萌发了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愿望。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在中学求学时期，就先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这是他们确立坚定人生信念的转折点。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受到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的熏陶和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理想信念一经确立，就自始至终坚如磐石。从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人中国共产党之日起，他们就把一切都献给了党，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对自己的选择没有怀疑过，对自己的信念没有动摇过。刘志丹坚定地表示：“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谢子长在入党宣誓时激动地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习仲勋投身革命时间早、年龄小。大革命时期，在富平县立第一高级小学读书的他13岁便加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月下旬，他满怀着对革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考入具有革命传统的三原第三师范读书，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校内的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不久便因“三师革命”被捕，在敌人的看守所里，不满14岁的习仲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实践中，经历过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和无数的艰辛、曲折，进行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但无论是被敌人逮捕、战斗中负伤、失散后脱离部队、被“左”倾错误领导者错误地降职和无端指责，甚至被错误地“肃反”关押，他们都能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对党毫不动摇，忠心耿耿。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特委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被王明“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指责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被降职，并错误地受到处分，但他们从没有怨言，照样努力工作。谢子长身负重伤，却遭到缴枪、撤销警卫班的不公正待遇，但他牺牲前念念不忘的仍是给人民做的事太少。“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于1935年10月初将习仲勋及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逮捕关押。刘志丹在返回途中恰好碰见了往前线送逮捕他和其他同志密令的通讯兵。送信的通讯兵不知信的内容，把信交给刘志丹，但他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仍让将信送往前线，自己反而策马加鞭前往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驻地瓦窑堡，想向他们申诉，宁愿逮捕自己也不要逮捕前线的同志。但他一到瓦窑堡立即被投入监狱，连五岁的女儿和妻子也被监视。“左”倾机会主义者竞说刘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并武断地称刘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诬陷他率领红军打开县城消灭白军纯系“反革命欺骗群众的花招”。在狱中，刘志丹、习仲勋作为“首犯”，戴着手铐、脚镣，面对随时都有可能被活埋、枪毙的残酷现实，泰然处之，保持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气节。刘志丹向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刘志丹、习仲勋等才得以获得自由重返革命队伍。当时，一些出狱的同志，因蒙受不白之冤，个个义愤填膺，刘志丹却告诫大家，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并指出：“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还多次向部队讲话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党中央指出：“刘志丹等同志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学习和效法的。”

<h3>二、坚守一心为民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h3>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20岁出头就成为陕北出名的革命家、群众领袖，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拥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及其领导的红军、根据地政权一心为民，时时处处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党中央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人选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不仅习仲勋同志如此，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都是坚守一心为民的楷模。刘志丹闹革命后，受到敌人的通缉追捕，家中房屋被烧、财产被抢、祖坟被挖，家人到处躲避，二妹夫和一个叔伯弟弟被杀，他自己甚至在与部队失散后沿途讨饭。父亲对他很不理解，请刘志丹的舅舅劝他好好享享清福，不要再去受苦受罪了，而刘志丹坚定地说：“我一个人成了员外顶啥用！我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共同的人生价值观。

群众领袖刘志丹是一位非常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人。他虽然担任着师长、军长、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但群众战士见了他就像见了亲人一样。习仲勋回忆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时，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刘”。刘志丹殷切地嘱咐习仲勋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并说：“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习仲勋同志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很快就发展到旬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随之扩大起来。1933年4月5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颁布了各种法令，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由于和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受到广大农民拥护。广大群众斗志昂扬，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在红军游击队进攻山河镇一役中，就有3000多赤卫队员拿起了红缨枪，包围山河，配合游击队打仗。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照金根据地也初具规模。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无论在地方还是在部队，都非常重视时时处处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与战士的利益。红军的一切生活来源，严格地规定由剥削者地主来负担。部队没收地主豪绅的财物首先分给劳苦大众，然后才是部队。部队分配东西时，也是先分给战士。有次只剩下了一条女人穿的花棉裤分给刘志丹，他就翻过来穿。他的一双布鞋白天穿在脚上，晚上枕在头下。他的马经常给伤病员骑，自己步行。1931年秋季，刘志丹来到南梁一带，深入考察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及群众条件，他和马锡五同志一道，钻梢林，爬高山，饥餐野果，渴饮山泉，踏遍了南梁数百里梢山，研究南梁的地理环境，从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沟、麻地台川、井岔沟、荔园堡、南梁堡、东华池。当地的贫苦农民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户人家，有一户贫苦的农民老婆婆和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们，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荞麦，揉下颗粒，用锅炒干，用擀面杖碾烂，再用细箩过了，才为刘志丹做了顿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消息后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这件事曾经在陕甘宁边区广为流传，成为佳话。

正是由于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一心为民，把党和红军与群众进一步联系起来，他们领导的革命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即使严重局面到来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敌人数次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照金游击队只有40多个人，枪不满30支，子弹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进攻，但基层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游击队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到了冬天，淳化、耀县一带的游击运动又大大发展起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虽经起伏，但仍能坚持发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一心为民，始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时时处处维护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是分不开的。

<h3>三、坚守百折不挠的奋斗品格，始终保持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h3>

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开辟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走过了一条充满荆棘与坎坷的曲折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党调派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打人陕西、甘肃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内部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8月，他们先后来到陇东地区，打人陇东军阀谭世霖部开展“兵运”斗争，为创建西北红军做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甘边地区秘密开展革命活动，陆续聚集起了一些人马，准备暴动。但不幸在三道川遭到惯匪张廷芝的袭击，兵运遭到挫折，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毫不气馁，刘志丹说：“我们没枪，怎样革命？现在就是要利用各种方法，团结人，争取人，这些人有枪，能争取过来，我们就有了武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出生人死，利用各种关系与矛盾，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在民团和土匪的夹缝中为革命工作。16岁就从事兵运工作的习仲勋后来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被以共产党嫌疑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1929年到1931年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利用关系，先后打人陕甘宁边界军阀部队和民团进行兵运工作，筹划了70余次部队起义均遭失败，但愈挫愈勇，表现了共产党员百折不挠的革命气概。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成立了南梁游击队、陕北游击支队、西北反帝同盟军、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开辟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和南梁革命根据地，极大地推动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发展。

然而当时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对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做法大为恼火，他指责刘志丹等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路线”的严重错误，强令红军到位于关中平原的韩城建立根据地。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向韩城进击，结果在平原地区受到强敌围攻，遭到了惨重失败。刘志丹等同志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终于使犯“左”倾错误的干部转变了认识，纠正了错误倾向，维护了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1932年7月下旬，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派代表李艮来到寺村塬一带的游击根据地，全力开展批判“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志丹等同志的正确主张，对正确意见打击压制。8月，国民党军向红军发动大举进攻，在严重的敌情面前，陕西省委代表坚持错误方针，结果红军陕甘游击队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为了战胜困难，刘志丹等同志身先士卒，以自己的革命乐观主义的言行，用自己的榜样影响着部队，鼓舞着部队。他亲手为战士们做饭，给战士们打麻鞋，夜间替战士站岗放哨，为战士讲解革命道理，以自己官兵一致的模范行动，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使红军渡过了难关。

1932年12月，红军陕甘游击队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下辖一个团。红军投入了创建照金苏区的战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游击队，建设红色政权，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又一度出现了勃勃向上的兴旺景象。然而，1933年6月，在以杜衡为代表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专断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离开照金苏区，南下终南山，遭到优势敌军的合击。红军孤军作战，奋力抗击，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陷于全军覆没的悲惨境地。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日日夜夜，刘志丹等耐心地进行革命理想和信念教育，使战士们坚持战斗。经过终南山一月余的辗转作战，刘志丹患病在身，体质虚弱，干部战士见了都非常难过。刘志丹却鼓励大家：“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来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还用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安慰大家：“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在刘志丹的影响带动下，幸存的红军指战员挺起了胸膛，打起了精神，下定决心，返回陕甘边区，恢复红二十六军，扩大根据地。

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走着最艰难的革命道路，终于创建和发展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43年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在延安公祭刘志丹同志的大会上致辞说：“刘志丹白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看刘志丹同志。”

<h3>四、坚守求是创新的革命胆略，始终保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勇气</h3>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开始的。在历史关键时刻，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领导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坚持把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指导工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陕甘边地区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发展的精神武器。

在革命斗争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经过无数的失败挫折与成功，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形成了适合西北地区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思想，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是认识到要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坚决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9年，刘志丹到陕甘边界的桥山，见当地是“三不管”的地方，一些土匪搞几支枪，就能在此割据一座山头，便动员党员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闹革命呢？1930夏天，他拉起一支200人的队伍上了永宁山，当地民谣传唱：“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在此基础上先后创建了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和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使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了陕甘。

二是认识到武装斗争是革命之本，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革命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人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70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他们领悟到军事运动若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革命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革命没有一个为共产党绝对领导的、真正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军队是不行的，并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军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吸取了陕西多次革命起义失败的教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决定红军的作战任务，在保存自己的条件下，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在敌强我弱、双方力量悬殊，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经常受到敌人“围剿”的情况下，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

三是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坚持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梢林”建立革命根据地。“梢林”，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梢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创建革命根据地要先开展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建设，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聚和扩大统一起来。依靠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政治上，人民当家做主，实行民主选举；经济上，在分配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恢复集市贸易，发行边币，维护工商业和小商小贩利益，和白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发展工商业，繁荣经济；文化上，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创办列宁学校和陕甘特委的党内刊物与边区政府的刊物。

四是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坚持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刘志丹提出，朋友要越多越好，敌人要越少越好，要灵活地运用各种办法，团结人，争取人，关键是团结民众，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础，才能站住脚。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十分重视做统战工作。包括对于某些土匪，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将其改造成为游击队。庆阳的杨五胜、黄龙山的“山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同志多方面做工作，经过长期改造把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游击队，引上了革命道路。这些部队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

<h3>五、坚守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立党为公自觉奉献的光荣传统</h3>

建立革命根据地，离开艰苦奋斗精神是无法实现的。巩固革命政权，离开广大党员自觉奉献，就无法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伊始，中共陕甘边特委就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制定了一条纪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枪毙。同时还要求，在战斗中，共产党员一定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勇敢杀敌，不怕牺牲。这是衡量一个党员是否合格的标准。党员还要做到关心同志，在行军中，党员一方面要主动抬伤员，帮助体弱的同志背枪，做到吃苦在前，一方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发动大家互相帮助，保证不掉队、不违反群众纪律，做群众的贴心人。每到一地，党员都要主动向人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维护群众纪律，为群众做好事。这充分反映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非常注重强调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特别对党的干部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规范，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必须自觉认真接受党组织的批评和监督，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特权思想。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同志是实践艰苦奋斗作风的楷模。他虽然先后担任过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陕甘边及西北军委主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总指挥等重要领导职务，但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给红军指战员作出表率，他和红军战士一样吃野莱，住草棚窑洞，身穿千补百衲的衣服，脚蹬麻鞋。在那时，他家里只有两个土碗，两双高粱秆筷子。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访问他的群众，他想招待却没有东西，最后找到了一个南瓜，煮熟后又因碗筷少只好轮换着吃。他的这种简朴作风影响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每一个干部群众，他的高贵品质早已在根据地传为佳话。

由于刘志丹同志培育并倡导了艰苦奋斗的作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各级领导干部都自觉地发扬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作风，弘扬了艰苦朴素、勤俭创业的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不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养成了艰苦奋斗的品格。

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同志就是这方面的楷模。作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最年轻的领导人，他毕生坚守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不骄不躁自觉奉献的高尚品格。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宣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等职务，但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改。为了节约用水，他每次洗完澡，总是把两个小儿子又放进浴盆再洗，最后还要洗过衣服才将水倒掉。孩子的衣服和鞋袜，也是依次接力，大孩子穿旧了打上补丁让小的再穿。男孩子因怕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姐姐的花色布鞋，习仲勋就让用墨水把鞋染黑照样穿。1979年11月23日至12月6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的习仲勋，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回程又顺道访问香港。出访期间，他严格遵守外交纪律，受到群众的称赞。习仲勋同志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在事业上自觉奉献不计名利得失。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两次面对升迁向中央提出让贤，毛泽东称赞：“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谦虚谨慎，言必谈群众。1997年冬，西北某城市领导看望在深圳休养的习仲勋，一见面就说：“习老，您在西北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习仲勋听后淡淡笑了笑，问：“有多高，有麻雀飞得高没有？”他接着说：“其实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战争年代我们依靠群众，现在更不能忘了群众。你们有时间要多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呼声。”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刘志丹为代表的老一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我们应从中汲取宝贵的营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坚守党的政治本色，凝聚人心，推动社会整体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正文一四、刘志丹革命精神的当代启示

历史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就在于他们是在实现国家、民族、大众的社会价值中去升华个人价值。唐太宗吊唁魏徵时痛哭失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今天纪念刘志丹，其目的意义在于学习他的革命精神，保持党的先进性，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刘志丹和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遗愿。

现在有些人不愿意谈，甚至回避“革命”这段历史，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事实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在革命战争年代，谈不上物质条件，革命胜利主要靠的是革命精神，最主要的是牺牲奉献精神。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是多方面的，我想结合当今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谈谈刘志丹的革命精神的深刻启示。

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是需要一种精神的。没有这种精神，就是行尸走肉。精神支柱是民族的力量源泉。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动力，而且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精神动力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更大。和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当代中国发展所处的世情、国情、党情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刘志丹和成千上万革命先烈所铸造的革命精神却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永久的意义。

<h3>一、学习刘志丹的革命精神，强化理想、信念意识</h3>

胡锦涛指出：“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理想决定行动，有共同的理想，才会有共同的步调。刘志丹出身于秀才之家，但自从选择了革命的正确道路以后就从未动摇过。青少年时期的刘志丹，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萌发了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愿望。刘志丹在榆林中学求学期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确立了坚定的人生信念，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对祖国表示出的强烈热爱与忧患之情，是他信念坚定不移的根源所在。刘志丹的理想信念一经确立，就坚如磐石，始终如一。从在革命的洪流中加人中国共产党之日起，他就把一切都献给了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对自己的选择没有怀疑过，对自己的信念没有动摇过。他坚定地表示：“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为了革命事业，刘志丹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避体，钻山洞，住丛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生活；受到敌人多次通缉追捕，家中房屋被烧、财产被抢、亲人被杀、祖坟被挖、家人无处避身，他甚至沿途讨饭；他所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与坎坷的革命道路，虽几经挫折，出生入死，多次蒙冤，身陷囹圄，但却信念更坚，斗志更旺，锐气更足；冒着生命危险，出生人死，利用各种关系与矛盾，在陕甘地区的军阀部队中举行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兵变，虽然均遭失败，但他从不气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百折不挠的革命气概。

刘志丹从1925年春加人中国共产党到1936年4月牺牲的十多年里，始终以党的奋斗目标为自己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革命赴汤蹈火，百折不挠，越斗越勇，直至英勇献身。1943年朱德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在延安公祭刘志丹的大会上致辞说：“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看刘志丹同志。”

刘志丹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树立了光辉榜样。当今中国，全国各族人民更需要能有效凝聚各个方面智慧和力量的共同理想和信念，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应该看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由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共同理想信念弱化、动摇，尤其是部分党政干部忽视思想理论素养的提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着偏差和误区，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漠，把实现个人价值和建设小康之家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违背了共产党人应有的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全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要有更高尚、更美好的人生追求。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是要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在当代，就是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把我们的共同理想都集中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上。一个高尚的人，就在于他能以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作为精神支柱，从而能够进行高尚的思维和做出高尚的事迹，那就要像刘志丹等同志一样始终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信仰，始终明确自己为什么而活着。一个人如果只是为自己、为家庭而活着，意义是很有限的。只有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为集体、为他人的利益，尽心竭力地工作，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才是光荣的人生、闪光的人生。

<h3>二、学习刘志丹的革命精神，强化宗旨意识</h3>

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群众是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之本和力量源泉，是决定党的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的最高行动准则。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二十出头就成为陕北出名的革命家、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拥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及其领导的红军时时处处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刘志丹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使穷苦民众从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中看到了共产党确实是他们的代表者。土生土长的群众领袖刘志丹是一位非常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人。他的着装与陕北群众一样：穿着没面的羊皮袄和粗布衣，头上扎着陕北“虎头包”式的白毛巾，长年奔走在一年四季只能身披老羊皮，连内衣都没有的穷苦百姓中间，成为陕北的“活地图”。他虽然担任着师长、军长、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但群众战士见了他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咱们的老刘”。他就像一团火，无论到哪里，都以强烈的革命热情，感召着周围的每一个人，使他们从具体的实践中认识革命，投身革命，支持革命，形成团结战斗的集体和无坚不摧的力量。刘志丹能在陕北屡挫屡起，就是因为有一批批穷苦民众始终跟他闹革命，并把争取生存、温饱和解放的希望寄托于他举起的红旗。

人民相信、支持、拥护、热爱刘志丹，是因为刘志丹代表的是共产党，心里只有人民。刘志丹无论在地方还是在部队，都非常重视时时处处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与战士的利益。部队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首先分给劳苦大众，然后才是部队。部队分配东西时，先分给战士，然后才是干部，有次只剩下了一条女人穿的花棉裤分给刘志丹，他就翻过来穿。他的一双布鞋白天穿在脚上，晚上枕在头下。群众慰问送来的猪、羊肉、白面等，先分给先锋连和义勇军，然后按数量多少分给各部队。行军作战命令，由他自己亲手起草；每晚的口令也是由他自己拟出；每到一地宿营，只要有空必定亲自做饭。他既没有勤务员，也没有警卫员，只配有一匹马、一个马夫兼炊事员，他的马经常是伤病员骑，自己步行。他九死一生、百折不挠创建革命军队和根据地，时时处处为群众和战士利益着想，自己却一生清贫，牺牲时遗物只有几份文件和几支香烟！这就不难理解刘志丹为什么在西北根据地内享有这么高的威信和他领导的革命具有那么强的吸引力。正如林伯渠所说的：“志丹一生献身革命，对党、对自己所热爱的人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所创造起来的边区，是和他的血肉分不开的……”

刘志丹的一生始终坚持把党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他给我们留下的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楷模形象，在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广泛地拥有和牢牢地掌握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这是一个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选民基础。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广泛地拥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才会在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中选择共产党做他们的代表，共产党才能长期执政。在这方面，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苏共是一个有88年历史、执政74年的老党、大党，在历史上曾写下无数辉煌。当这个党有20万党员的时候，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有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希特勒；但当它拥有2000万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政权。为什么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苏联，85％的人都认为苏共代表的不是他们的利益，而代表的是党的官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利益。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据俄国学者估计，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内部形成的“特权阶层”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苏共的垮台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

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任何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的，每个执政党必须有忧患意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事实证明，腐败导致民心丧失，最终丧失政权。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确实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也应该看到还面临着许多挑战性问题。最近，《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未来十年十个最严峻挑战”问卷调查，“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居十大问题之首；“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成为第二大挑战。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二者密切相关，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后果极其严重。惩治腐败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和方针，而且惩治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毋庸讳言的是，腐败刘志丹革命精神的当代启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甚至还呈蔓延之势，主要表现在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职务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提高，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连升三位居世界第3位，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改革和发展的实惠，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人均国民总收入”步人中等收入国家。但在社会财富极大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使群众得到应该得到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要使群众得到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不断有所增加。这样才能使群众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实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祖国的富国之道，也是自己的富裕之道，更加自觉地为之共同奋斗。正如胡锦涛指出的：“群众利益无小事。”“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这样，我们党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会生机勃勃。

<h3>三、学习刘志丹的革命精神，强化使命意识</h3>

使命意识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阶级、阶层或政党的成员对其所肩负历史使命的深刻认同进而产生的一种要为完成这一使命而献身的自觉意识。

党的十七大强调指出：“我们党白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承承担好这个历史使命。”刘志丹就是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而为之流血牺牲、献出宝贵生命的一位。我们今天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的这种使命意识，完成他未竞的事业。

毛泽东曾经说过，刘志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刘志丹在其为革命奋斗的短短十多年里，曾先后三次被捕，多次被错误地降职和无端指责，但他都能坚持真理，决不随波逐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多次被降职，并错误地受到处分，但他从没有怨言，更不计较职务地位高低，不论在上面，还是在基层，都照样努力工作。在身陷逆境的情况下，他始终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对党毫不动摇，忠心耿耿。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使刘志丹深受其害。刘志丹宁愿自己被捕也想方设法保护前线的同志。刘志丹在狱中戴着手铐和脚镣，面对随时都有可能被活埋、枪毙的危险，却泰然处之，并向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保持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气节。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刘志丹重返革命队伍后，还多次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正如周恩来评价刘志丹时所指出的：“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正真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党中央也指出：“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学习和效法的。”

当代中国，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强调做好本职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尤其是共产党员必须确立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为民族竭尽全力地工作的意识。敬畏使命、忠诚使命、献身使命，就像刘志丹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始终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始终做到拒腐蚀、永不沾，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h3>四、学习刘志丹同志的革命精神，强化开拓创新意识</h3>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真正的创造活动总是给社会产生有价值的成果。人类的文明史实质是创造力的实现结果。

刘志丹在领导创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过程中，坚持把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指导工作。他的革命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来自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理解，来自于他敏锐深邃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来自于他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刘志丹胸怀宽广，身居丛林窑洞，心想全国革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工作实事求是，又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和总结经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他能够坚定地为理想信念奋斗的根本条件。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武器，也是他能够驾驭各种复杂斗争局面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理论旗帜。在革命斗争中，刘志丹很善于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在经过无数的失败挫折与成功后，刘志丹形成了适合西北地区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如军队建设思想、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建立革命根据地思想、建立统一战线思想等。

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刘志丹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和渭华起义的特殊意义。刘志丹比较早地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强调：“一个革命军队没有根据地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家一样，就难免处于困境，甚至遭受失败。”他认为，在革命力量暂时还很弱小的情况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他每到一地，就开展地方工作，找当地党政同志谈话，派军队人员帮助建立党政机关。依靠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进行根据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共产党员到农村去，到军队中去，准备力量，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28年3月，省委决定在党的力量强大、群众基础较好的渭华地区发动起义，以陕西东部为暴动区，成立中共陕东特委，省委常委刘继曾兼任书记。省委书记潘自力到渭华地区布置检查，准备在5月初组织农民起义。5月1日，在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的领导下，渭（南）华（县）地区农民在渭华原上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举行起义，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及武装力量陕东赤卫队。5月10日，由陕西省委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新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在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领下，由潼关开往渭华地区，参加渭华地区农民起义。在华县高塘镇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志丹，政治委员刘继曾，参谋长王泰吉，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总顾问许权中。全军千余人，设四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工农革命军与起义农民相结合，在很短时间内，渭华地区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很快形成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到临潼，北接渭河，南连秦岭，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割据区，苏维埃政权在华县、渭南、五一（民国初期县治，今属渭南市临渭区）三个县48个区、村建立。虽然起义仅仅坚持了50多天，但其特点及为后来建立陕甘根据地的贡献值得总结和研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式农民战争，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敌人长期占据中心城市，农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对于这一基本国情和革命特点，陕西省委和刘志丹的认识比较早，实践上也走在全国前列：第一，将起义地点选择在农村，方向正确。这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开始在城市或进攻城市不同。第二，在全国开党领导的军队与农民相结合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的先河。这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开始要么是党领导的军事力量，要么是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和工人武装及工人运动相结合不同。第三，渭华起义为在西北地区探索中国革命胜利道路作出了贡献。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又为创建根据地奋斗了七年之久，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最后与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根据地，成为红军万里长征后党中央和各路主力军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地。我认为，对于这些还应该进一步总结和研究，使之成为陕西的“特色”和“名片”。

正文一五、试论刘志丹创建西北根据地中的统战思想

刘志丹是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西北人民爱戴的领袖。本文浅论他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的统一战线思想。

<h3>一、在创建西北红军中创造性地发挥了统一战线工作政策</h3>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1931年后，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在陕北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块较早的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没有丧失的根据地，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要创建根据地，必须要建立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创建的西北红军，就是在陕北地区党组织建立之后以游击队为基础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早在大革命时期，刘志丹就被派到冯玉祥部队工作，接触了社会各方面的人士。实践使他认识到：“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认为革命要胜利，没有革命的武装是不行的。因而，他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为基础，在群众斗争中组织赤卫军，再编成游击队，再提升为工农红军。那么，当时的兵源从何而来呢？刘志丹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除组织基本群众参加革命武装外，还利用各种渠道来发展革命武装，一是自己长期从事兵运工作，从国民党部队中拉出一部分实行起义；二是收编民团及当时所谓的“土匪”，加以改造成为游击队；三是利用民间哥老会组织来发展自己的革命武装。上述这些工作都具有鲜明的统一战线思想，就是要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他正是这样使西北红军得到扩大和发展。

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当时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他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号召共产党员到兵营中去，争取群众，准备起义。当时，组织委派刘志丹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后主持特委工作），领导陕北地区的兵运工作。他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争取士兵群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掌握兵权。他的主张曾遭到当时特委书记的反对，但他反复阐明自己的观点，批评了这种“左”倾思想，在特委多数委员的支持下，作出开展兵运工作的正确决定。从1929年秋到1930年秋，刘志丹组织动员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先后打人陕北高志清、杨庚武，甘肃谭世霖，宁夏苏雨生等军阀部队以及黄龙山“山大王”郭宝珊的队伍中，曾取得营长、团长、旅长的合法身份，发展党团员。如他在旧军队中培养的韩练成、牛化东，后来分别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中将、少将。刘保堂旅长成为红军的忠实朋友。虽然也有过许多失败，而最终为革命积蓄了力量，为以后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秋，刘志丹回到保安（今志丹县），在总结渭华暴动失败的教训时说：“没有坚强的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单纯的军事行动是一定不会胜利的。”他指出：“保安在陕甘两省的边界上，地方偏僻，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加以我们的社会关系多，地理又熟，这是开展工作的顺利条件，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发展地方的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同时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夺取地方反动武装（民团），作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依照这个方针，他领导保安党团员向保安各阶层人士做统战工作，利用合法的选举程序，当选为保安县民团团总。把这支民团改造成革命力量后，又团结保安县长，保持中立。他率领民团在陕甘边境地区消灭了几股反动民团，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在此期间，刘志丹还收编了活动在陕甘边境的“非法武装”赵二娃（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部，改造为游击队，终于组建成了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队伍——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20日，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此时改为陕北支队）在南梁会合。后来这些游击队发展成为西北红军。当时，有些人不理解，问他：“你搞土匪的队伍，他们纪律不好，怎么能行？”他说：“河里打起坝了，没有鳖走的路啦！土匪军队中有的是基本群众一一贫农。”他坚决相信党可以改造好这些人。实践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许多当时所谓的“土匪”后来大都成为革命的骨干或领导人。如黄龙山的“山大王”郭宝珊，参加红军后英勇作战，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当时陕甘宁地区的哥老会势力也很大，活动面广，其成员大多是劳苦群众，多是为了保护生命财产而加入。刘志丹便对其采取争取、改造、团结的方针。1930年春，他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乡的王庄，由码头山龙头大爷马海旺等人介绍加入了哥老会，号称“西北堂刘大爷”。他利用大爷身份，先争取大爷伙，后争取兄弟伙，教育他们走革命道路。由于刘志丹的崇高威望，在他的影响下，陕甘宁地区的哥老会积极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踊跃参加革命。保安县的哥老会大爷马锡五，1930年春就带数百成员参加了革命；1936年马锡五当了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子长县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李仲英率部参加革命，1936年当了红二十九军军长。甘肃省华池县哥老会的大爷郑海旺跟随红军，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有的哥老会成员在刘志丹创建革命武装力量时，主动捐献枪支弹药，筹粮筹款；有的动员兄弟伙参加红军游击队；有的养护红军伤病员，给红军通风报信，当侦察人员等。保安县苍沟村哥老会大爷马海旺家，一度曾是刘志丹的兵站，马海旺后来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成为延安成立的全国进步哥老会组织的副主任。

由于刘志丹的影响和努力工作，使得哥老会的兄弟伙们对陕甘宁地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中高度赞扬说：“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

<h3>二、创建西北根据地过程中科学地体现了统一战线思想原则</h3>

刘志丹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想法产生较早。1928年秋，回到陕北后他就曾有在陕甘边搞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他认为这一带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沿着桥山山脉，地形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革命武装容易存在和发展。他懂得，革命武装歼灭敌人，摧毁反动政权，就是为了建立革命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才能领导人民从事各种建设。所以，他反复讲过：“搞革命武装要有根据地，应该有个立足点和活动地盘，没有地盘是不行的。”

那么，怎样建立并将根据地建在哪里更为合适呢？刘志丹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探索出一套比较成功的经验。据习仲勋同志回忆说，几年来刘志丹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根据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始终没有能实现。1932年秋，他到照金北面的金刚庙向刘志丹汇报工作时，刘志丹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习仲勋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按照志丹的嘱咐，由我领导志丹走时留下的特务队，开展游击运动，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可以说是西北建立较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选择照金做根据地是有所考虑的，因为照金属耀县管辖，是桥山南段的山村小镇，位于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五县之边，距各县县城均在30公里左右。它北连桥山中段子午岭，南接渭北平原，东临成（阳）榆（林）公路，是一个空隙，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照金地区的土地多为耀县几家大地主和香山寺所霸占，无地的农民达60％，广大农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这里地形复杂，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是红军陕甘游击队和渭北游击队活动的地方。从各种条件来看，是创建根据地的最佳处所。经中共陕西省委同意将照金地区作为游击战争的总后方，把桥山南段作为战略依托，向渭北、西路发展是有可取之处的。为了巩固这块根据地，刘志丹总结了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理论，1933年初，率红二团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拔掉照金地区的敌人据点，为巩固照金工农民主政权作出重大贡献。但是，正当此时，“左”倾机会主义者杜衡排挤了刘志丹的领导地位，提出“集中力量，一鼓作气地消灭根据地周围的豪绅地主武装”，极力主张红二团攻打庙湾民团。刘志丹主张暂时不打，庙湾，并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庙湾是夏玉山民团的指，挥部，团丁多是惯匪、地痞出身的亡命之徒，占据着险要的地形，目前我们无力吃掉他。二是夏玉山过去和我们有过来往，与游击队保持一定的联系，曾给我们买过物资和弹药。如果硬打，势必破坏这种统战关系，给红军活动带来困难，给根据地老百姓带来危害。而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战；后又烧了香山寺，使1000多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红军的伤员也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杜衡又提出红军南下渭华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刘志丹当时坚决反对南下，他说：“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杜衡不但不听，反而诬蔑刘志丹是“右倾机会主义”，最终导致南下失败，造成全军覆没。

红二团南下失败，部队减少致使照金失守。面对此种情况，刘志丹认真分析了当时陕甘边革命形势，认为照金作为根据地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因素，主要是紧挨咸榆公路，离敌人中心城市太近，而且地区窄小，回旋余地不大。那么，将根据地中心究竟建在哪里较好呢？此时，刘志丹经过深思熟虑，认真分析了陕甘边革命形势，对红军今后的发展前途规划出新的蓝图。在他的建议下，1933年11月3日，红军临时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联席会议。会议共进行了三天，根据刘志丹的意见，重新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认真总结了以往作战经验，特别是红二团南下失败和照金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以庆阳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三个游击区。

实践证明，包家寨会议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而就其总的设想本身也充分体现出刘志丹在创建根据地当中具有较高的统一战线思想原则。

<h3>三、开展游击战争中巧妙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h3>

革命根据地能够在游击战争和反“围剿”斗争中不断发展、巩固和壮大，充分展示了刘志丹的军事才能和统一战线的策略。蔡子伟同志说：“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刘志丹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精细，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从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建立、巩固到发展统一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刘志丹的军事才能，特别是自始至终贯穿着统一战线策略。刘志丹自己也曾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比如在创建南梁根据地时，由于红军的胜利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1933年12月初，西安绥靖公署调集驻保安、合水、庆阳等县的正规军4个营及地方民团共5000余人，分九股向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时，刘志丹决定红四十二师南下作战，以二路游击队之一部打击来犯南梁根据地之敌。1934年2月，国民党军队又重新发动进攻，红军配合地方游击队和敌人连打九仗，均获胜利。特别是西华池一仗，全歼敌一个团部和两个整营。此后，刘志丹率部南下三原、淳化、耀县，帮助三路游击指挥部开展工作。5月，国民党军队调兵“围剿”，志丹率部又回师南梁，随后经过一两个月的战斗，第一次“围剿”即被粉碎。从1933年冬到1934年夏，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从南到北，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敌人上百个据点，建立了大片地区的工农兵民主政权和10支游击队。同年秋，在荔园堡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

为了巩固政权，刘志丹建议恢复和新建集市贸易，请白区的工商业者来苏区做生意，并对他们予以保护；恢复和建立列宁小学，请知识分子出来教书；他还建议在苏区代表中应有妇女，曾有几位女同志也参加了苏区政府的工作，并任委员。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很大发展。1934年7月，谢子长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根据地，参加了在阎家洼子召开的联席会议。会后，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三团返回陕北，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连打胜仗，粉碎了井岳秀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这次行动，实际上是刘志丹从战略上考虑，要使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相互支持、协调，共同反击“围剿”根据地的敌人。

1934年12月底，刘志丹率红二团亲赴安定，与谢子长商议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等问题。1935年2月，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子洲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正式统一了两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一说谢子长）。正当此时，蒋介石对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极度不安，调驻河南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5万兵力对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同剿”。当时西北红军主力只有4。00人左右，游击队也不过3。00多人。面对这种形势，如何粉碎敌人进攻？当时西北工委和红军领导人中有两种意见：刘志丹主张向南发展，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以与陕甘苏区打通；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攻打敌坚固据点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以与神府苏区打通。多数同志支持刘志丹的意见。刘志丹分析了敌我形势，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首先打击深入西北根据地而对陕北人地生疏，又与陕北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尔后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反“围剿”开始后，从4月22日起至6月下旬连克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六座县城，俘敌2000余人，缴长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支，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将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西北根据地正式形成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人左右，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形势一片大好。1935年8月，蒋介石企图使中央红军无第三次“围剿”。刘志丹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制定了集中红军主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至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取得了劳山战役的重大胜利。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错误“肃反”，给刘志丹头上强加了莫须有的罪名而将其逮捕人狱，致使西北根据地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幸亏党中央的及时到达才使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人出狱，也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后来，习仲勋深有体会地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而西北革命根据地没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志丹等人认真实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

正文一六、对刘志丹、谢子长早期军事活动的几点认识

刘志丹、谢子长早期的军事活动，主要是开展兵运工作、收编土匪武装以及接受军阀陈硅璋的收编。虽然这其间历尽了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但作为他们试图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尝试，还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赞扬的。

<h3>一、关于开展兵运工作的问题</h3>

开展兵运工作是刘志丹、谢子长等为发展革命武装而进行的一次大胆尝试。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在南方的几次武装斗争的失败，党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当时陕西的革命运动也正处于低潮，当八七会议的精神传到陕西后，中共陕西省委、陕北特委号召将中心任务转移到变白军为红军。于是，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顺应当时的历史形势，遵从省委和陕北特委的指示，到陕西、甘肃陇东及宁夏一带从事了近三年的兵运工作。虽然多次遭受失败，但为以后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武装，为创建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首先，开展兵运工作是渭华起义失败后的形势所迫。渭华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在陕西的反动统治，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于客观上缺乏领导军事斗争的经验，党组织遭受极大的损失。所以说，怎样建立、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武装组织，是以后成败的关键。

而当时陕甘地区土地贫瘠，1928年起又发生了连年的自然灾害，经济崩溃，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腐败，官长克扣军饷，层层盘剥，士兵的生活也极其恶劣。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矛盾重重，相互厮杀，士兵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被任意打骂甚至遭杀害，官兵关系紧张。士兵不满情绪十分严重，自发的兵变时有发生。刘、谢二人意识到了当时的这种情况并主动接受党组织的派遣，适时地在陕甘地区开展兵运工作，符合当时的工作需要。

此外，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远离陕甘地区，当地的驻军多为南京政府不重视的杂牌军队和地方军阀。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军队退出陕甘地区，当时该地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即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及一些地方军阀。他们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招兵买马。刘志丹、尉子长意识到这些相对有利的条件，适时地打人国民党军队，在他们从事兵运工作的国民党部队和陕甘宁人民中传播了革命的思想，在其中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与刘志丹交往的国民党军官牛化东等，由于受到刘志丹等人革命思想的影响，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其次，刘、谢等人开展兵运工作符合当时中央、陕西省委及陕北特委的指示精神。1928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士兵运动计划》中分析了开展兵运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中国军队的军阀都是中国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工具，但其中士兵分子，大多是失业的工人、农民及一部分流氓无产阶级。他们为了生活的压迫，受了军阀的雇佣，所以他们是一种经济压迫受到极点，冒险的盲目群众，要为这部分群众不成为敌对阶级的利用的工具，因此我们要做活动。……故兵士运动是客观的和可能的。”

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上，通过了《军事工作决议案》，确立了兵运工作的方针；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告全体同胞书》中，又阐明了国民党士兵在中国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和开展兵运工作的重要性。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西党目前的任务是“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做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

1929年11月7日至193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又先后发出《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及工作路线》的第56号通告和《关于组织兵变的路线与策略》的第64号通告，反复阐述了兵运工作的策略方针和具体要求，规定了向敌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口号。

刘、谢二人严格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投入兵运工作中，为瓦解敌军开展对敌斗争及后来自身武装的建立作了铺垫。

二人的活动与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的指示相吻合。早在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就提出“党到军队中去”、“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等口号，随后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人陕甘宁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军阀部队中。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目前的工作：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白军中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随后陕北特委在同年四五月间的榆林红石峡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种颜色——白色、灰色、红色”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其中的“白色”即为开展兵运工作，并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于是，兵运工作成为陕甘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

由此可以看出，刘、谢二人从事的兵运活动（绝非他们个人的“称王”心理），适应了当时中共党组织的要求，也符合陕甘地区当时党组织的中心任务。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兵运工作，才使国民党军队和官兵加深了对红军的了解，开始同情革命，或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也为以后中共军事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刘、谢的兵运工作，国民党军队的兵变也如星星之火，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陕甘地区的统治。

通过兵运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党员数量得到增加，党的力量得到发展。刘志丹、谢子长等经过三年的兵运工作，多次打人敌军内部，出生人死，积极工作，虽然大多遭到失败，但却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并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军事、政治骨干，为尔后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加兵运工作的许多共产党员，如习仲勋、马文瑞等，后来大多成为西北红军的领导人。他们为以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与人。民军队建设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他们在军阀部队中通过各种方式与士兵交朋友，把士兵吸引和团结到共产党组织周围，还吸收。进步人士加入了党的组织，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正如王世泰回忆说，在苏雨生部补充团时，刘志丹指示他们要利用暂时稳定的机会，抓紧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那时，我们党的活动是秘密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党员，虽然党员身份不公开，但活动还是搞得有声有色，经过一段工作，战士们的情绪比较稳定了，他们吸收了几个党员。王世泰记得他们那时的党员有刘志丹等二十几名。二十几名党员，在当时可是一股不小的革命力量，他们分散在各个连、班起骨干带头作用。

<h3>二、关于刘志丹、谢子长收编土匪武装问题</h3>

首先，收编土匪武装与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精神中的“灰色”革命理论是一致的。红石峡会议上，批判了杨国栋的右倾错误，撤销了其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职务，由刘志丹接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上提出的“三色革命论”，其中“灰色”即为做收编土匪武装的工作。所以，对于陕甘边区土匪武装的收编，是当时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严格执行陕北特委会议精神的行为。

收编土匪绿林武装，使得南梁游击队诞生并壮大，为尔后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如前所述，我们知道1929年红石峡会议上刘志丹等提出了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而会议决定争取、教育和改造土匪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的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刘、谢等人发展革命武装的又一成功实践。同时，也是由于1930年8月的“三道川事件”、1931年8月的“早胜事件”，陕的兵运工作一年内连续遭受重大挫折，在汲取兵运工作教训的基础上，他们又积极探索，采用改造绿林武装的方法创建革命武装。

于是，1931年9月，刘志丹来到合水县平顶川倒水湾，对党在南梁地区所领导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的三支农民武装，连同其他分散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及失散的我党兵运工作骨干进行整编。整编后的军队共400余人，下辖三个大队，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分别为第一、二、三大队队长，马锡五任军需，刘志丹亲自任总指挥。经过对民间土匪绿林武装的改造，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诞生了。

刘志丹等正确分析了土匪绿林武装的特点和他们成为土匪绿林的原因，即在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及陕西黄龙山区的诸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是因为生活贫苦，受不了压迫，才被逼上山为“匪”的。他们与官僚军阀、豪强地主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和尖锐复杂的矛盾。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山大王”后来还成为人民军队的将领和人民政府的重要干部。这种方式既是对兵运工作的有力补充，又是对“灰色”革命精神的贯彻和落实。刘志丹等人在南梁游击队中成立了中共队委会，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对部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教育和改造，使之不断成长壮大为一支活跃的革命武装力量，为之后组建正规红军和开辟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h3>三、关于游击队接受陈硅璋收编的问题</h3>

第一，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人从当时部队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接受了陇东军阀陈琏璋的收编，这就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军需，是一种“借水养鱼”的策略，对红军游击队的休养生息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与晋西（陕北）游击队会合以后，部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谢子长、刘志丹为主要领导的队委会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军需，稳定部队，同时加紧内部整顿，为正式创建红军创造条件。他们为解决军队的食宿和摆脱土匪，决定部队向庆阳方面转移，临时驻防于新堡一带。而正在此时，陈琏璋为对抗陕军而极力扩充实力，派人联络收编游击队。考虑到游击队当前的处境和实际需要，刘、谢等认为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以济军需，生息力量。于是派出马云泽、刘约三等到平凉同陈硅璋进行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陈同意拨给游击队冬装15（）0套，军饷3000元，修理枪械工具15驮，西药1驮，并派来工人20余名，军医护士2名等。这对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游击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可以这样说，接受收编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是一个英明的抉择。

第二，游击队虽然被收编，但被收编后的建制仍然保持了独立性。按照同陈畦璋达成的协议，收编后的部队番号为陇东暂编十三师警备骑兵第二旅，暂驻庆阳新堡一带，谢子长为旅长，刘志丹为副旅长兼参谋长，杨重远为参谋主任，马锡五为军需主任。这样的编制和领导构成，保持了独立性。而且部队还可以利用陈畦璋给的名义和防地，招兵买马，保存和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省委的一些批评。但从发展壮大自身队伍的角度来讲，省委的有些批评是有点偏激的。

<h3>四、关于省委对游击队批评的看法</h3>

1931年12月中旬，游击队驻防新堡期间，省委派荣子卿等来部队，传达关于整编部队的指示，对部队招收土匪、接受陈琏璋收编等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责部队“已受甘肃小军阀收编”、“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其他土匪混合”、“土匪式的乱烧乱抢”等。

对于省委的批评，应该客观辩证地来看。一方面，如前所述，不能认为招收土匪武装和接受陈畦璋的收编就是“受甘肃小军阀收编”和“单纯的军事投机”以及与“其他土匪的混合”，省委的批评有些过于绝对和偏激；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当时的部队由于成分过于复杂，的确存在纪律不良的情况和事实，但以谢子对刘志丹、谢子长、刘志丹为首的队委会对此问题早已察觉，并给予很大的关注，作出了种种努力加以解决。所以，省委的这点批评有其合理成分。但应将土匪行为与部队的纪律不良加以区别看待。同时，也正是为了处理纪律不良和彻底解决部队的正式改编，创建红色部队问题，遵照省委的指示，队委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

<h3>五、关于三嘉原改编及“缴枪事件”的认识</h3>

1931年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在阎红彦等领导下到达甘肃庆阳南梁，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同月，谢子长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也来到了南梁。在省委的指导下，于1932年2月成立了以谢子长、刘志丹为正、副总指挥的西北反帝同盟军。经过曲折的建军实践，党直接领导军队的实践终于在这里变成现实，这是对“红色”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和贡献。

1932年2月12日，在陕西省委的指示下，西北反帝同盟军在庆阳正宁县三嘉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在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同时，该队伍在谢、刘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练兵工作，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成立了队委会作为游击队的最高领导机构，各大队又建立了中共支部，各中队建有党小组。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和列宁室等。这就不仅使陕甘游击队成为党领导的真正的人民军队，而且为后来西北红军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关于对陕甘边根据地曾经发生的“三嘉原缴枪事件”，需要通过回顾当时的一些历史情况来说明。1931年10月下旬，南梁会合后，两支部队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1932年1月，因为部队给养困难，第二支队一大队队长赵连璧带一部分人外出打土豪。因为打击面过宽，并在集市上抢了群众的东西，造成了不良影响。于是少数领导人认为第二支队成分不纯、部队不稳，于1932年2月6日缴了第二支队的枪，并当场打死了赵连璧，酿成了“三嘉原缴枪事件”。其实，部队成分不纯，是部队自身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一点必须正视。但是，自南梁会合以来，谢、刘等主要领导人始终坚持团结改造的方针。但在刘谢两人就如何改造意见不一时，采用这种突然袭击，刘志丹等很不理解。但刘志丹等能从全局利益出发，维护了这支合编不久的队伍的统一，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去西安向省委作了汇报。应该说，缴枪事件的发生是部分人对部队自身的特点认识不足，没有认清部队所处的特殊阶段所造成的。

南梁会合后，省委要求队委会迅速组建正式红军。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刘志丹提出不急于树起红军旗帜，以创造更好的条件，逐步改造。但大部分队委会同志认为应立即组建正式红军。谢子长一面认真贯彻省委指示，一面认真听取各方的意见，慎重择机。另一方面，队委会也觉得队伍不纯，纪律不好，改编不能以红军命名。因为在领导干部中意见不统一，便将分歧意见报告省委，部队移驻到新堡地区。1932年2月，省委决定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我们今天看来，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仅成为在当时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成立和组建正式红军的一个良好选择和过渡方式，而且为1932年2月12日三嘉原改编及陕甘游击队的正式创建作了很好的铺垫。虽然在西北反帝同盟军向陕甘游击队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缴枪事件”，但这只是在创建正式红军和“红色”革命中的一个曲折，应该理性地去看待。1985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对此事的定性是十分妥当的，即“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的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综上所述，刘志丹、谢子长不畏艰辛的革命精神和他们早期的军事活动，为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在所领导的部队中实行的组织原则，为后来西北红军的政治工作打下了基础。也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正式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在陕甘边地区打出了红军的旗帜，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陕北、陕甘边的党、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立下了重大功勋，应当载人光荣的史册。”

正文一七、试论刘志丹、谢子长的兵运工作

<h3>一、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地区的兵运活动</h3>

渭华起义失败后，1928年七八月间，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回到陕西省委，旋即被派往陕北。当时，陕北特委处在米脂遭到破坏之后的消沉时期。根据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的指示精神，刘志丹、谢子长便开始了陕北和陕甘边界的兵运活动。

1929年春，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今志丹县），在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王子宜和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的曹力如的帮助下，利用保安县民团团总路仰之和政界的矛盾，将路仰之赶走，由刘志丹、曹力如分别担任了正、副团总。刘、曹利用合法身份力图将这支民团改造成为革命武装。保安县党组织遂派一批党员进人该民团，并建立了党的支部，开始了对这支反动武装的改造。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支持当地群众的革命斗争，曾逮捕和处决了几个为人民深恶痛绝的豪绅。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惊恐和反扑。迫于反革命的压力，刘志丹离开了民团。曹力如和其他人则继续在民团潜伏，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29年秋，陕北特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到宁夏苏雨生骑兵第四师做兵运工作。刘、谢带数十人，以率部来投的合法名义进入苏雨生部。刘志丹、谢子长不但在陕北、陕甘边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而且在敌人营垒中也享有盛名。苏雨生以“小庙得大神”，偶得英雄的仰慕心情，款留刘、谢。苏雨生为求扩大势力，将刘、谢所带人马编为一个旅，以谢子长为旅长。同时委派刘志丹为张廷芝第十六团中校副团长，希冈借助刘志丹掌握张廷芝（张与苏原非一个系统）。随后，陕北特委又先后派出共产党员张秀山、张东皎、王世泰、马云泽、高鹏飞、李树林、黄玉华、贺晋年、郝兴民等50人，进入苏雨生部，并成立了党的军委，书记为张东皎。1930年春，苏雨生在宁夏失败，流窜于宁陕甘边界。这时，谢子长被陕北特委调回，而刘志丹则被苏雨生派回陕北，扩大实力。刘志丹回到保安后，从保安民团拉出一些人做基础，收集旧部，接收民间武装和“杆子”（土匪），很快组成了一个营，由刘志丹为营长。部队活动于庆阳北道川地区。与此同时，陕北特委又派谢子长、阎红彦、赵洪枝、赵文蔚、马云泽、李维俊去宜川“后湫天”收编土匪杨庚武部周维奇营，即将该营300余人枪拉出。随后进到三道川与刘志丹所部会合，编为一个团，谢子长任团长。后张廷芝以其妹做诱饵，收买周维奇。周遂与张合谋叛乱，谢子长等少数干部脱险，部队均被搞垮。当时刘志丹正在庆阳，他获悉周维奇叛乱后，立即回返三道川，途中遭张廷芝追捕。刘志丹避于永宁山寨，在曹力如、王子宜保护下脱险。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的军事活动受挫。

1930年10月，刘志丹、谢子长回特委参加第三次扩大会议。会后不久，刘志丹被派往保安拉队伍，谢子长则调上海中央特科受训。刘、谢二人遂分途行动。

刘志丹再次回到保安，在保安党组织帮助下，组成一支十余人的武装部队。9月上旬，刘志丹率领这支部队以陇东民团军第六营的番号，巧袭太白镇，击毙该镇民团团总黄毓麟，缴获长短枪60余支，骡马数十匹。其后，便游击于保安、甘泉、合水一带，并在两三个月内发展为200余人枪。后井岳秀部二五六旅高双城的一个营，进驻保安进行“围剿”。刘志丹率部与敌交战。战斗多次失败，部队损失过半，被迫退至宜君县小石崖一带子午岭山区。刘志丹在陕甘边界的军事活动再次受挫。

1931年初，刘志丹派游击队支部书记杨树荣去省委联系。省委指示再次与苏雨生合作，积蓄力量，待机起义。1930年冬季苏雨生在宁夏失败后，接受了杨虎城改编，当上了旅长，驻防彬县。当刘志丹再次率部投人时，苏雨生即将刘志丹的部队改编为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驻防旬邑县职田镇。刘志丹利用这个时机，一面收集被打散的部队，一面招收革命青年，积极扩大部队，准备起义。这时，地主豪绅暗中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串通，密谋捕杀刘志丹。苏雨生与反动当局合谋，假以开会为名，诱骗刘志丹到彬县，将刘逮捕，关人彬县监狱。同时他还调动两个团围攻职田。部队与敌血战两昼夜，后为营救刘志丹出狱，经连排长会议决定，全军放下武器。部队被缴械后，编为徒手运输连，驻彬县东关村娘娘庙。刘志丹入狱第八天，恰遇杜斌丞因公人甘，途经彬县。经由杜先生解救，刘志丹得释。第三次起兵又失败了。

刘志丹出狱后，巧遇同乡李勤甫。李系陇东暂编十三师师长陈琏璋的副官处长，他为陈在天津购买驳壳枪两打，行至彬县被苏雨生扣留。陈、苏之间的矛盾骤然激化。李勤甫偕刘志丹去平凉晤见陈畦璋。陈明知刘志丹是共产党员，却十分敬佩，鉴于陈、苏之间的尖锐矛盾，陈愿与刘协力抗苏，并委任刘志丹为陇东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防地划为宁县、正宁两地。这时，杨虎城已下令消灭苏雨生，通令陈硅璋执行。于是消灭苏雨生部的作战计划便产生出来了：驻早胜镇陇东十三师直辖骑兵旅高广仁部，驻宁县、正宁陇东十三师直辖十一旅刘志丹部为攻歼部队；陇东十三师刘宝堂旅为追歼部队。不料，高广仁与苏雨生、张廷芝早有勾结，高、苏、张三部计划退往宁夏称霸一方。在这一阴谋之下，1931年6月29日，高广仁突然行动，将刘志丹旅打垮，与此同时刘宝堂旅也被高军缴械，并将排长以上干部绑架，向北窜逃。但高军行至庆阳，被陈畦璋西峰镇驻军蒋云台旅打散，陈珐璋部两个旅因而得救。高广仁残军退往宁夏后完全失败。而这时蒋云台却通缉逮捕刘志丹。在这种形势下，刘志丹留张秀山、王世泰、张景儒、张尔凯、刘约三等人于陈部，继续隐蔽，以待时机。他偕马锡五离队，进入南梁地区。刘志丹又遭到第四次失败。

1931年7月中旬，刘志丹、马锡五进人南梁地区后迅速展开活动，很快便收编了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股武装，分别授予三个营的番号：赵连璧部办第一营，营长赵连璧；杨培盛部为第二营，营长为杨培盛；贾生财部为第三营，营长贾生财。至此，刘志丹终于组成了一支由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一南梁游击队。不久，该游击队与转战陕北的晋西，与游击队会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任正、副总指挥。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打出了红旗，成为西北红军的前身。

<h3>二、对刘志丹、谢子长开展兵运工作的几童以识</h3>

<strong>1．开展兵运工作是渭华起义失败后的形势所迫，且具相对的有利条件</strong>

以渭华为中心的各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在陕西的反动统治，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怎样建立、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武装组织，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而当时陕甘地区土地贫瘠，1928年起又发生了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军阀混战不断，经济急剧崩溃，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腐败，官长克扣军饷，层层盘剥，士兵的生活也极其恶劣。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矛盾重重，相互厮杀，士兵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被任意打骂甚至遭杀害。官兵关系紧张，士兵不满情绪十分严重，自发的兵变时有发生。

此外，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远离陕甘地区，当地的驻军多为南京政府不够重视的杂牌军队和地方军阀。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军队退出陕甘地区，当时该地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及一些地方军阀，他们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招兵买马。这些都说明当时开展兵运工作不仅是形势所迫，而且存在着开展兵运工作的相对有利条件。

<strong>2．刘、谢等人开展兵运工作符合当时中央、陕西省委及陕北特委的指示精神</strong>

1928年2月，中共中央分析了开展兵运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中国军队的军阀都是中国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工具，但其中士兵分子，大多是失业的工人、农民及一部分流氓无产阶级。他们为了生活压迫，受了军阀的雇佣，所以他们是一种经济压迫到极点，冒险的盲目群众，要为这部分群众不成为敌对阶级的利用的工具，因此我们要做活动。……兵士运动是客观的和可能的。同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革命形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中提到，党的策略应该是“……组织革命兵士，鼓动兵变，务普遍进行”等。

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了《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确立了兵运工作的方针；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告全体同胞书》中，又阐明了国民党士兵在中国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和开展兵运工作的重要性。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西党目前的任务是“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做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

192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及工作路线》的第56号通告，阐述了兵运工作的策略方针和具体要求，规定了向敌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口号。1930年6月19日，在中共中央特别通告《关于组织兵士暴动问题》中，就怎样实现兵士斗争的最高形式、过去的宝贵经验与教训、组织兵士暴动的工作路线等方面又作了详细的说明。

1931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中又指出：“当此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的党不但要领导红军英勇的来解除国民党的军队武装，而且党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只有这双方面的共同行动，才能取得对敌人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目前的工作是：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白军中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随后陕北特委在同年四五月间的榆林红石峡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三种颜色…白色、灰色、红色”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其中的“白色”即为开展兵运工作，并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于是，兵运工作成为陕甘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

由此可以看出，刘、谢二人从事的兵运活动（绝非他们个人的“称王”心理）适应了当时中共党组织的要求，也符合陕甘地区当时党组织的中心任务。

<strong>3．通过兵运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党员数量也得到了增加，党的力量得到了发展</strong>

刘志丹、谢子长等经过三年的兵运工作，多次打人敌军内部，出生人死，积极工作，虽然大多遭到失败，但却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并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军事、政治骨干，为尔后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加兵运工作的许多共产党员，后来大多成为西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王世泰、张秀山、贺晋年等，为以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创立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与人民军队建设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他们在军阀部队中通过各种方式，与七兵交朋友，把士兵吸引和团结到共产党组织周围，还吸收进步士兵加入了党的组织，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正如王世泰回忆说，在苏雨生部补充团时，志丹指示我们要利用暂时稳定的机会，抓紧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那时，我们党的活动是秘密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党员。虽然党员身份不公开，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兵运工作，才使国民党军队和官兵加深了对红军的了解，开始同情革命，或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以后中共军事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与刘志丹先后交往的国民党军官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左协中、刘宝堂等都是受到刘志丹政治思想的影响，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些都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参加斗争，谢子长、刘志丹还对陕北地区的帮会组织哥老会进行了争取改造，将一批哥老会成员逐步引向革命道路。

<strong>4．刘志丹总结了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将军事工作转向了农村，为以后创建自己的军队打下了基础</strong>

如前所述，刘志丹、谢子长开展的兵运工作，既符合党的指示精神，也为以后党的军事工作的开展培。养了大批骨干。但兵运工作最终未能取得完全胜利。这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刘志丹等意识到干革命首先要有枪杆子，这是一个朴素的观念。枪杆子从哪里去抓？枪在敌人手里，在反革命军队里头，要从那里去抓，这是又一个朴素观念。在走了弯路、吃了大亏后，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利用现成的旧式武装，一切旧式的武装都不能生成革命的军队。而这一点正是列宁主义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在创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条件，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根本途径是走向人民，在人民群众中去创造人民的军队。正像刘志丹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时所说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了条件我们就要单独出去搞。”“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逗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谢子长也意识到“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立和逐步壮大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工农红军……只有这样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部队，和人民血肉相连，永远不被敌人打垮。”从这以后，他们便甩开了军阀部队而另寻途径了。

综上所述，刘志丹、谢子长的兵运活动，虽然其问历尽了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但同时，这些失败也使共产党人增长了才干，积累了开展军事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为尔后的西北红军锻炼和造就了一批重要的军事骨干力量，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扩大了共产党在陕甘边区的影响。他们不畏艰辛和勇于探索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兵运工作作为刘志丹、谢子长早期试图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尝试，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赞扬的。

正文一八、西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与习仲勋

刘志丹与习仲勋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纵观他们的革命生涯，其革命斗争经历各有不同，但是两人又有许多共同的地方，都始终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奋斗不息。在其革命生涯中，几经坎坷，但他们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作为从陕西这片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农家子弟，刘志丹与习仲勋两个人实际相处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在并肩战斗的革命岁月中，习仲勋一直非常敬仰和信赖刘志丹，将其当做师长。刘志丹也十分爱护和尊敬小自己十岁的习仲勋。两人在艰苦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h3>一、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h3>

刘志丹和习仲勋都出生于陕西农村，他们最初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就是因为深深地同情广大劳苦大众，想要改变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解放广大人民群众。在此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们时刻践行着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strong>1．毛泽东称赞刘志丹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strong>

刘志丹1903年出生于陕北保安县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家庭条件较好。当时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他自小受诗书熏陶，目睹家乡饿殍遍野的景象，十分同情穷苦人民。其后，他在保安县立高等小学堂、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等校就读。在求学期间，他接触到了许多进步人士，并接受革命思想，逐渐由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爱国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短暂而曲折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刘志丹领导和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及西北红军，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始终维护人民利益，坚持群众路线，将群众路线贯彻于其革命斗争的始终。

幼时，刘志丹就同家中长工张万银关系很好，并亲昵地称呼张为“干大”，而且经常随张一起上山劳动。投身革命斗争以后，他更是事事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时刻想着群众疾苦。1935年5月底红军打下延长城后，刘志丹指示：只许没收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和资本家的财产，不得对其他任何人的财产加以侵犯。并规定，没收的财物中，除贵重的钱财、布匹军用外，粮食、衣物等用品一律分给当地劳苦群众。红军八十四师一团有个战士打土豪时，私自拿了两件衣服，当被查出后，不仅召开全团大会批评，并被开除军籍。这些以群众为先、为群众所想的精神，使得红军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拥戴。群众亲切地称呼刘志丹为“老刘”。部队黑夜宿营时，只要说是“老刘”的队伍来了，乡亲们就马上起来开门，让战士们休息。游击队到哪里都有群众送情报，送粮食。正是有如此好的群众基础，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才能逐步发展壮大，西北革命根据地才能得以保全，并最终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为中国革命休养生息的大本营。

1943年，刘志丹牺牲七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写“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八个大字，高度评价了这位一生为群众谋福、为人民谋利的革命家。

<strong>2．“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strong>

习仲勋1913年出生于陕西富平一个农民家庭。13岁在县立诚中学高小读书时，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形确势提出了加强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实现党员职业化，深入社会，联系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和工作路线；提出“注意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办军官学校，拉夫拉差的机会，派同志进去接近士兵、群众，开展士兵运动。受党组织的委派，习仲勋于1930年2月打入驻长武县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后被杨虎城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开展兵运工作。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苦努力，该部二营党的组织得到一定发展，建立起士兵支部，成立了党的营委会。在此期间，任二营二连特务长的习仲勋，利用自己职务上的方便，处处关心士兵的疾苦，体贴士兵的冷暖，常常为伤员求医问药、送病号饭，受到了士兵的拥戴。在与士兵进行感情联络的同时，他们对士兵进行深入宣传教育，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培养士兵运动的骨干，并及时在士兵中宣传抗日救亡，传播中央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等。士兵中的很多人都被争取过来，并于1932年3月在甘肃两当发动了起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起义失败，但习仲勋却在此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开展兵运工作也成为他在革命斗争中依靠群众、开展统战工作的初步尝试。

两当起义失败后，习仲勋辗转来到陕甘边苏区，寻找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当年8月，习仲勋在耀县照金第一次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刘志丹。由于起义失败，习仲勋的心情异常郁闷，见此情景，刘志丹鼓励他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他分析，兵变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根据地”。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时，习仲勋特意去与刘志丹道别。刘志丹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与刘志丹的会见和谈话，对习仲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习仲勋对自己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在创建陕甘苏维埃政权过程中，习仲勋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并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血肉一一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在以后的工作中，习、仲勋谨记刘志丹的嘱咐，紧紧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很多方面的工作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5年10月，习仲勋受命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这一年，他才刚刚33岁。

<h3>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忠实实践者</h3>

在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与习仲勋等同志排除“左”倾错误的干扰，在革命实践中坚持统一战线，使西北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

<strong>1．刘志丹在武装斗争中提出“三色论”</strong>

刘志丹经过榆林中学、黄埔军校等校的学习，特别是他投身革命后，马列主义水平日渐提高，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更加清楚。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及阶级分析的观点，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清楚地认识到：在进行革命斗争中，应当“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就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1929年4月，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搞革命斗争要采取三种形式，即‘红色’（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白色’（做白军工作，争取国民党部队里的进步分子和爱国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即我们今天惯称的“三色论”，“三色论”也成为刘志丹军事统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刘志丹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坚持这一统战思想，并在实践中运用，为革命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9年任保安县民团团总之职后，他就对民团进行整顿，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把原本反动的民团改造成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在此后的几年间，他多次打入陕甘边一些国民党军队以及军阀队伍中，如宁夏苏雨生部、陇东谭世霖部、平凉陈畦璋部等，进行兵运活动。在这些军阀部队里他积极争取了一些爱国、民主进步的人士，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1930年，刘志丹在永宁山加入了哥老会。他加入哥老会的目的，是要把这支势力较大的民间组织改造成能为我所用的进步力量，改造方针是：拥护革命，不改变组织，协同作战，一致抗日。在他的宣传和影响下，陕甘宁地区的哥老会组织纷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踊跃参加革命，为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贡献。

刘志丹、习仲勋自1932年8月在照金相识后，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4年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在新开办的军政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习仲勋从刘志丹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而刘志丹的统一战线思想对习仲勋影响至深。习仲勋曾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

西安事变后，中国的时局发生了变化，身为关中特委书记的习仲勋也调整思路，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及时分析形势，开展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关中特委以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为中心，进行了边区与友区的区域谈判，争取了地方民团，加强了对友区的群众工作，建立和发展了统一战线。此后，习仲勋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驻会议员和议长，统一战线思想日臻成熟，在工作中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和民主人士交朋友，讨论问题，受到许多民主人士的敬佩。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同民主人士合作出现了更大的规模和新的局面，习仲勋继续同许多民主人士保持友好的关系，并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

西北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民族、宗教问题尤为复杂。习仲勋曾兼任西北局的统战部长，在这一时期，他忠实而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关于民族统战工作的独特见解。他根据西北地区的实际，为争取团结更多的民族宗教上层，减少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阻力，增加助力，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观点，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他与许多民族民主人士交往频繁，建立起长期的友谊。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曾任拉卜楞寺保安司令，1949年8月率部起义。习仲勋在工作中总是对他热情鼓励，充分信任，他可以随时到习仲勋那里汇报工作或请示问题。在习仲勋的支持下，黄正清受命出任甘肃藏区访问团总团长，平息了1952年夏甘肃藏区一带发生的土匪叛乱，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在此后的几十年问，两人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黄正清把习仲勋看做“藏胞心目中的亲人”。新中国成立初期，青海昂拉部落的千户项谦，曾几度归顺人民政府，但不久之后又反叛。当时许多人失去了耐心，主张用军事手段彻底解决。习仲勋却指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反复争取，采取宽大政策”。他多次亲赴昂拉，与项谦和平谈判十余次之多。在统战政策的感召下，项谦终于在1952年7月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也没有反叛。毛泽东在得知了争取项谦的过程后，曾对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在与十世班禅等民主人士交往中，习仲勋与他们肝胆相照，真诚团结，赢得了大家的称赞。习仲勋的团结统战思想，应该说得益于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的言传身教，更是习仲勋自己在工作实践中，领会到党的统战工作精髓，并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战工作理论。

1982年习仲勋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后，更是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实践，他的许多思想和观点，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为开创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h3>三、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h3>

刘志丹和习仲勋都曾经历过革命斗争失败，经受过“左”倾错误的打击和迫害，几经坎坷，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们在面对挫折和打击迫害时，革命意志从未动摇，始终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strong>1．“胸怀大局的领袖人物”刘志丹</strong>

1928年5月，刘志丹参加了渭华起义，担任起义部队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起义活动如火如荼，在很短时间内摧毁了方圆200多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但由于“左”倾冒险思想主导，起义最终失败，刘志丹受派回陕北工作。自1929年下半年开始，刘志丹来到陕甘边界一带开展兵运工作，先后打入一些军阀军队和民团，逐渐建立起革命武装。1931年2月下旬，部队受到陇东军阀陈畦璋部骑兵的袭击，损失惨重；后刘志丹在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夏，苏雨生以商议军机为名，将刘志丹召到彬县关押，并将补充团缴械。刘志丹“虽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出狱后，刘志丹继续从事兵运工作，并成立了一个300余人的旅，不久，又遭反动军阀扣押，脱身后来到保安、南梁一带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兵运工作屡屡受挫，刘志丹在一次次的实践中也悟出“利用军阀是暂时的，无产阶级应该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条件，搞革命的武装”。此后，他将几支分散的民间武装集合起来，建立了陕甘边地区中共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并任总指挥。1931年冬，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合并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于同年1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在此期间，主持改编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打击领导干部，对游击队一年来的活动横加指责，诬蔑刘志丹、谢子长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并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职务，甚至想将他们开除出部队。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刘志丹才得以留在部队。杜衡在改编中规定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产生，由政委任命，致使原游击队排以上的干部全部被剥夺了被选举权。面对这些打击，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他心底坦荡，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积极地协助团长做好工作，起草条例，维护部队的团结。干部战士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由于杜衡推行“左”倾错误，一意孤行，红二十六军成立半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被搞垮。此后，刘志丹继续进行革命活动，领导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并于1935年2月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反“围剿”战斗取得了很大胜利。而就在此紧要关头，王明“左”倾错误却在西北根据地恶性发展。“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不公正地将刘志丹排斥在新的陕甘晋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攻击他“一贯右倾”，是“右派”，甚至说他是“反革命”。他们以欺骗手段将刘志丹骗离前线，予以逮捕。刘志丹虽然已得知这一阴谋，但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他宁愿自己被捕，也要保护前线其他指挥员。在狱中，刘志丹受尽折磨，但他始终泰然处之，直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才被释放出狱。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刘志丹一再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strong>2．“英雄一世，坎坷一生”的习仲勋</strong>

两当起义失败后，习仲勋历尽艰辛找到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在他们的鼓励下，习仲勋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的信心。1933年，受中共陕西省委选派，习仲勋奉调来到照金，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他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随着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进人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习仲勋也于1935年5月随边区苏维埃政府移驻甘泉洛河，继续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此时，西北根据地党内在“左”倾错误思想主导下，已经演化成一场极端的“肃反”，刘志丹被逮捕不久，习仲勋同许多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也遭到逮捕，并被冠以“党棍”罪名，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在狱中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党中央到达陕北，习仲勋与刘志丹一道才得以获释。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之久。他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的高度称赞。但196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受了巨大的冤屈。早在8月召开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上，康生就指责《刘志丹》小说是为高岗翻案，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习仲勋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关押。后来，更与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一起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揪到西安接受批斗，身陷囹圄，受到残酷迫害，前后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直至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了53号文件，彻底为因小说《刘志丹》一案被牵连迫害的人平反，习仲勋才得以恢复名誉。尽管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但习仲勋从来没有消沉过，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不管身处何种逆境，他始终相信党，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习仲勋曾说过：“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两句平平淡淡的话，实实在在地描述出了这位老革命家正直凛然的革命气概，令人肃然起敬。

<h3>四、刘志丹与习仲勋的革命情谊</h3>

刘志丹与习仲勋这两位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革命家，身上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品质。两个人都是一生坦荡，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刘志丹与习仲勋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习仲勋在兵运失败后，心情沉重，刘志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亲切地告诫习仲勋“干革命不能怕失败”，“要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鼓励习仲勋坚定信心。在南梁苏区时两人共事，刘志丹任陕甘边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政学校校长，习仲勋任政委。据习仲勋回忆：一次刘志丹正给军事干部学校学员讲话，看见习仲勋来了，他马上喊了一声“立正”，并给习仲勋敬了一个军礼。当时习仲勋还很不好意思。事后刘志丹说：“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在刘志丹的感召下，别的同志也都很尊敬习仲勋，军政关系非常和谐。

纵观两人的人生、革命历程，习仲勋一生尊重刘志丹，将他当做自己的老师。习仲勋曾在许多场合讲起他与刘志丹相处的事情，也多次撰文回忆他与刘志丹的交往，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习仲勋对刘志丹的敬重。刘志丹对于习仲勋，可说是亦师亦友，影响巨大。应该说，刘志丹与习仲勋的革命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群众观点、统战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扩充，不仅丰富和扩充了毛泽东思想，也在革命实践中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文一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及现实启示

<span class="ter">（中共甘肃省庆阳市委党史研究室）</span>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革命动力。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巩固与发展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具有显著特色的群众工作模式和经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财富，对当前和今后党的群众工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h3>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h3>

<strong>1．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前提</strong>

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根本目的。陕甘边革命斗争时期，党领导革命武装开展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不断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和生产生活的权利。

（1）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华池南梁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并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劳动、粮食、财政、工农监察、文化和妇女等委员会委员长。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随后，各县陆续建立了革命政权。南梁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党在陕甘边施行民主政治的有益尝试。苏维埃政权给予一切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群众从民主制度中首次表达自主的意愿，首次掌握自己的政治命运，首次成为自己的主人。同时，苏维埃各级政府实施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吸收工农群众参加并管理自己的政权，极大地增强了陕甘边区人民的民主意识，促进了各级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了当家做主的权利。获得新生的人民群众热爱自己的政权，积极保卫自己的政权，使陕甘边区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到1934年底，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

（2）保障群众享有基本生产资料的权利。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关革命、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提问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开展土地革命，铲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刘志丹等就开始了领导以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地主债权等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即按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的精神，并结合陕甘边地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开展土地改革，解决和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依据农户经济状况，划分了阶级成分。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的开展，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3）保障群众享有基本生活资料的权利。陕甘边的党和政府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关心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疾苦，切实解决群众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南梁政府成立后，部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人民群众负担比较重。为渡过难关，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政府在向敌人夺取的同时，号召党政军机关经营红军公田、兴办小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打土豪或缴获敌人的财物，除留给政府一部分外，其余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

为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发展根据地经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制定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并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为活跃集市贸易，对白区商人采取了争取和保护其利益的政策，把根据地的羊只和山货廉价卖给他们，鼓励他们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他货物想方设法运到根据地来。边区政府还发行了“苏币”，禁止国民党钞票在苏区流通。

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经常组织干部识字、学习文化知识。边区政府在荔园堡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学校——列宁小学，同时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还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先后培养部队和地方干部200余人。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分别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生活》、《红色西北》等刊物，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南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根据地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南梁地区的人口由根据地创建前的600多户2400余人，很快增加到1000多户6000余人。

<strong>2．凝聚群众的革命力量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基础</strong>

俗话说：一根筷子易断，一把筷子难折。只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才能形成万众一心的强大力量。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就非常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类革命群众组织的建立健全，先后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共青团、工会、妇女会，以及由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指挥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这些革命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积极支援前线、踊跃参军参战，有力支持和配合了政府、部队的工作。

为巩固根据地，加强对敌军事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各种战斗动员条例和一系列的军事政策，内容包括：在扩大红军活动中，实行自愿兵役制度；在赤卫队、少先队的基础上广泛成立游击小组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群众参加游击队经过战斗锻炼和军事训练后，编人红军主力部队；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武器弹药主要靠向敌人夺取，并收缴豪绅地主的武器，收缴到的武器归收缴者使用鼓励群众购买武器，买到新武器给予特别奖励。对阵亡的红军、赤卫军、少先队战士均发给埋葬费，对其家属实行抚恤政策。这些法令和政策实行后，收到了最著的成效，根据地人民立即掀起了“扩红”运动，红色武装力量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得到提高。对于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成效和影响力，当时，著名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通过在西北的实地采访，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根据地人民“当然赞成刘志丹之组织，使民众更不得不为之用。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

<strong>3．采取有效的工作方法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关键</strong>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一切工作有赖于党员发动群众去做，依靠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得以生存，使根据地得以发展。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陕甘边的党和政府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采取灵活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

（1）坚持以理喻人。在陕甘边照金根据地的建设问题上，当时有的人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只知道机械地按省委指示办事，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造成根据地不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习仲勋坚决反对这种“左”的错误做法，他非常赞同刘志丹提出的“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的主张。他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对一时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习仲勋也首先尊重他们，耐心地向他们讲清道理。他们称赞道：“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知识分子也参加了革命，群众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这样，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

（2）坚持以诚待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陕甘边的党和政府在斗争中认识到这个法宝的重要性。在开辟陕甘苏区的过程中，红军力量较为弱小，如不注意搞好统战工作，化阻力为助力，还会处处受到制约。陕甘边党和政府吸取了杜衡破坏与夏老幺互不侵犯关系而招致失败的教训，积极与哥老会等帮会组织搞好关系。正宁县西渠有一位势力很强的哥老会大爷陈某，在红军和当地游击队经过多方努力，与其建立友好关系后，他不仅为红军和游击队来往西渠提供方便，而且给予了很多帮助。华池县南梁哥老会大爷郑德明也经反复做工作，与游击队建立了统战关系，为游击队做了大量工作，后来还担任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副大队长。

（3）坚持以情感人。刘志丹、习仲勋认为，只有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和陕西黄龙山有多股土匪，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是迫于无奈上山为匪的。对那些同情和倾向革命的，刘志丹、习仲勋都向其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宣传革命道理，耐心争取，肝胆相照，使其弃暗投明。1934年夏，他们派人上黄龙山做收编郭宝珊的工作，并及时送去慰问信和马匹等慰问品。在刘志丹、习仲勋的感召下，10月20日，郭宝珊毅然在新堡宣布起义，率部120余人进入庆北苏区。习仲勋与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即率红三团、骑兵团前往柔远城南一带接应。11月10日，陕甘边党政军机关在荔园堡召开欢迎大会，并将郭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之后，一些土匪武装也接受了改编，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strong>4．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保证</strong>

陕甘红军创建初期，部队指战员的成分和来源比较复杂，尤其是少数人带人部队一些不良习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声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为了克服部队中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纠正部队少数成员的严重违纪行为，树立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思想，陕甘边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对红军部队的政治教育，在教育中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之成为团结群众、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

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他密切联系群众，严于律己，充分发挥着模范作用。在南梁革命斗争时期，刘志丹自觉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想到的总是人民群众，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刘”。他作为部队的总指挥配备有一匹马，但他几乎从来不骑，行军总是步行，把马让给病号骑。他穿的一件缴获来的破呢子大衣，白天搭在马鞍上当坐垫，晚上盖在身上当被子。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总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正因为如此，他对陕甘边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说他是活地图。红军打下合水县后，分发没收来的豪绅衣物时，他要求先分给战士和群众，分到最后给他分了一条女人穿的花棉裤，他就将它翻过来穿。刘志丹牺牲时的遗物，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缴获来的香烟。毛泽东为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称赞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strong>5．建立严格的纪律约束制度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重要条件</strong>

陕甘边党组织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廉政制度，对党员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规范，要求每一个党员都要带头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纪律，维护群众利益，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和批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反对个人主义，防止特权思想的侵袭。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政权建立后，把廉政当做头等大事，志丹同志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我们定了法，贪污十块大洋就要枪毙。”他又说：“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处分。高岗犯过错误，也受到撤职的处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对于党政工作人员违法不但加重处分，而且严厉惩处，党政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腐化现象。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到基层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的普遍赞扬和拥护。

<h3>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深刻教训一穗</h3>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时期，“左”倾错误对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教训。

<strong>1．在思想政治上，贯彻了一些脱离群众的极“左”政策</strong>

例如在土地改革方面，一些地方不仅地主的土地要没收，甚至对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1935年冬，庆阳县白马区在分配土地时，对小地主郭万城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将其财产全部没收分配。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在渭北遭受挫折后，开到正宁县南邑、湫头一带休整，李艮来部队巡视。他提出在五顷原实行土改，并要在20天内完成平均分配土地的任务。就在李艮布置土改的同时，国民党部队完成了对游击队的包围。而李艮却不顾敌人的“围剿”，连续五六天集中游击队干部开会，同时派党员及战士组织群众分地。由于大敌当前，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所以土地分配不下去。敌人开始进攻，游击队撤退，土改宣告失败。由此可见，党领导分配土地的工作，必须建立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之上，必须在巩固的根据地内才能进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进行土改，是注定要失败的。

<strong>2．在军事路线上，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战略方针</strong>

刘志丹同志曾总结道：“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因而“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在陕甘边界开创了照金根据地，依托桥山同敌人周旋。而当时“左”倾错误代表者不顾敌我力量悬殊，先是要红军北上，打通“国际线”，后又要南下打关中。刘志丹等同志据理力争，但被扣上“游击主义”、“土匪路线”等帽子，并被解除职务。“左”倾路线的错误，很快导致红二十六军红二团覆没和照金根据地丧失。“左”倾错误给陕甘边革命运动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其教训是深刻的。

<strong>3．在工作实践上进行了残酷斗争的错误“肃反”</strong>

1935年9月，王明“左”倾错误在西北根据地恶性发展起来，开展了错误的“肃反运动”。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军官，几乎无一幸免地被逮捕，200多名干部被残酷杀害。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了解到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后，立即下令：“停止捕人”、“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942年，中共中央对此次“肃反”作出决定，认为：1935年九十月间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的“肃反”，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这次错误的“肃反”，给西北根据地造成深重灾难。王华回忆道：“……大家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党委、政府、军委机关都瘫痪了，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因为错误的“肃反”，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几个县先后“反水”。习仲勋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根据地陷人严重的危机。”

<h3>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h3>

<strong>1．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推进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strong>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它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无论是陕甘边时期的浴血奋战，还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强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为我们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指明了方向。

改善民生是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陕甘边革命斗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也是围绕改善民生展开的。目前民生问题突出表现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保民生也成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措施。只有代表民意，倾听民声，关注民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只有解决了民生问题，人民生活安定、富裕了，社会才能保持良性的和谐发展状态；只有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谋发展、促发展的积极性，重视民生问题的解决，才能促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strong>2．坚持科学的群众工作方式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strong>

党的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只有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在陕甘边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紧紧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并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苏联为什么会一夜之间丧失政权呢？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严重脱离群众。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是党对群众工作最深刻的经验总结。

当前党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党的队伍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大大增加了。能否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能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已成为党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我们要牢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能丢。

<strong>3．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确保党的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strong>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理论。但党内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在屡遭挫折的过程中，党对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逐渐认识到只有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左”倾错误。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真正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寺村塬、照金革命根据地先后丧失，以及后来的错误“肃反”，都是“左”倾错误的恶果。1933年11月，刘志丹主持召开包家寨会议，实事求是地确立了以开辟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从而使陕甘边“二农武装割据”的斗争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根据地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偏离了这条路线，革命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

为此，不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应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到首位。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和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观察、思考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坚持和发展。

<strong>4．坚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确保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strong>

始终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充分相信和紧紧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代表群众利益，才能凝聚起强大的力量，永葆党的先进性。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求解放、谋幸福。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始终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依，始终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路线和优良传统，并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在实践中能够自觉地联系群众。但是不能否认，目前的确有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甚至个别人堕落成腐败分子。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的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做联系群众的模范，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切实落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民主政治、发展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一是尊重民权。要多深人群众、了解群众、关心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原原本本交给群众，把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明明白白告诉群众，把发展前景清清楚楚讲给群众，把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二是畅通民意。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进一步畅通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渠道，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是顺应民愿。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以此为标准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把人民群众的愿望作为第一责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让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富裕起来，不断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正文二〇、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

1934年11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习仲勋创建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笔者就自己所见资料对南梁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论述，以求教于党史研究的专家。

南梁苏区建立后，开始着手新政权各项制度的建立。经济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土地政策、财经金融政策、商业政策，社会政策方面主要是针对土匪、会道门和革除社会陋习如缠足、赌博、吸食鸦片等。

<h3>一、土地政策</h3>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主要的经济政策。1931年中共中央提出的《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草案）》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权限。老弱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又没有家属可依靠的人，应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济，或分配土地后另行处理。”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土地法草案，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中，就实行分配地主土地给农民的政策。1933年3月15日《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要求分配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祠堂、庙宇及反革命富农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下，分得一份劳动土地。土地应该（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顾虑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而且要顾虑中农的利益，只有在基本农民愿意和帮助之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的欠债与租税应立即废除。”从政策内容来看，这一政策完全符合苏维埃土地法的精神。指示同时要求：“二十六军、游击队、农民联合会及党与青年团作最广泛的群众鼓动，动员群众自动起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分土地，不要成为二十六军的分土地。”“把香山寺、香山堡、照金、芋园、八堡、九堡一带豪绅的土地立刻没收来分配”，“深入反富农斗争”。1934年的南梁地区也进行了土地分配的斗争，陕甘边区特委的指示中指出：“实行土地革命是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除了分配苏区内的土地以外，必须向四周去开展。在各游击区域内群众高涨的地方立即开始分配土地，如五堡川、百宝川、平子原等处。”

南梁政府正式建立后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土地分配方案：（一）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二）分川地不分山地；（三）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边境区因苏区扩大而变成中心区时，仍进行分土地；（四）田、苗一齐分，农民最需要的是苗，若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的情绪；（五）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六）阶级划分是依该户的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七）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八）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这是南梁政府成立后最基本的土地政策，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又适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如“分川地不分山地”，原因是“南梁地区由于土地集中，地多人少，地主又多住在庆阳城，林镇一带多是韩家的土地，元城一带多是田举人家的，都在庆阳，他们对前原的租子收得紧，后山有时顾不过来。因此，群众有比较宽余的土地，对土地的要求不太迫切”又如规定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不分土地，等到边缘地区发展成为中心区域时再分土地，这和原来红军打到哪里，在政权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就分配土地的做法是有很大区别的。

根据南梁政府的土地政策，苏维埃政权控制的中心区都进行了土地分配。土地分配工作由土地委员会领导，最初担任土地委员长的是张步清，由于他家比较富，对土地革命不热心。刘志丹对习仲勋说：“你把土地委员长不换，土地永远分不开。”于是贫农出身的李生华担任了土地委员长，苏区的土地分配才得以展开。李生华回忆说：“陕甘边最早实行土地分配的是荔园堡。我先后去赤安义正川、甘泉县马家老庄搞土改。”王生金回忆了当时苏区土地分配的一些情况：“我曾任土地委员会委员。当时没有农会，就由贫农团负责领导土地斗争。这里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庆阳恒义成、裕茂隆（皆为商号）所有，再加上当地的地主，几乎所有土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荔园堡张清玉是个破产地主，但也有川地200多亩，山地2000多亩，粮食几十石。在土地斗争中，首先由土地委员会调查掌握和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然后再定成分，进行分配。在分配时，首先照顾雇农和佃农，给他们全分的是好地，然后再按成分给其他缺少地的农户分配。这里的土地广，每人可分川地10亩。我家5口人，共分川地50亩，山地有100多亩。对山地是采取拨块的分配方法，谁要多少就给他分多少。对其他财产的分配，也是先照顾雇农佃农。给地主什么也没有分，组织他们进行‘打生产’。给红军战士和家属同样分给一份土地，在给白军中当兵的暂时不分地，但留有公地，待他们回来后，再分给地。1935年春，由于这里农户增多，又采取抽多补少的办法进行二次分地。”这是关于当时根据地如何进行土地分配的一条非常好的材料，把根据地分配土地的过程和方法描述得栩栩如生。它反映了这样几条信息：（一）根据地比较认真地贯彻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二）土地分配完全照顾了贫苦农民和红军战士及家属的利益；（三）土地分配中执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如在白军中当兵的人回来后可以分给土地；（四）结合当地土地实际情况进行土地分配。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一些边缘区域变成中心区域，也进行了土地改革，如庆阳县白马区（包括白马庙川、二将川、玉皇庙川、东华池、半道川等地，人口有四五千人）是在1935年冬开始分配土地的，“各村召开群众大会，讲清土地政策，评定成分。当时，不给地主分（地），将地主的土地、粮食、牛羊没收，分给了贫雇中农。”

土地改革后，在南梁政府的领导下，群众积极从事生产，粮食产量有了增加，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改善。“原来这里牲畜很少，几乎没有羊。加之土匪常来抢掠牛羊，有钱的人都将牛羊赶走了，因缺乏牲畜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土改后分到了牛羊，畜牧业发展了，每村都有了马，有了羊群。当时每套牛可种川山地100亩左右，产粮二三十石。生产发展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南梁一带农户也多起来了。这一带地多人少，横山、靖边迁来的农民很多。如荔园堡原来只有5户，逐渐增加到20余户，大都是根据地建立以后迁来的。”这些都说明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是一项富民的政策。

<h3>二、财政金融政策</h3>

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来源是什么？这是研究南梁政府经济政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苏区“粮食政策的中心是保证军粮，保证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军粮供给军队”。财政、粮食的另外一个主要来源是“取之豪绅、地主，并有计划的向敌人夺取”。根据地财政的主要问题是解决粮食和穿衣的问题，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打土豪、分浮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另外一个办法是采取“绑票”的办法获得粮食、布匹、财物和金钱，这些事主要由当地的游击队来做。李生华回忆说：“为了解决活动经费，游击队有时也出去搞些浮财。把豪绅地主抓来押起来，让他们家属出钱来赎。当时老百姓说话算数，大家说这人名声较好，我们收钱后就把这人放了；大家说那人很坏，我们收钱后把那人也杀了，不杀老百姓不答应。有时候也拉豪绅地主家的小孩，让他们拿钱来赎，马匹、枪支也可以。”高生荣回忆说：“除在苏区进行土地斗争外，赤卫队和游击队还深人白区拉土豪、赶牛羊。当时，在白区拉回的土豪四五十人，统交保卫队管押……保卫队管押的土豪，除少数没有什么劣迹，经群众讨论释放外（如元城子姓高的，樊川李家因乡行较好释放），对绝大多数土豪，在把他们的钱财、牛羊搞来后，都杀掉了。”这是苏区获得财政支持、保障军需的一个主要财政来源。此外，是在分配土地时，“每个村还留五六亩公地，是最好的，给红军解决经费供给”。但这在解决红军给养上不占主要地位。

在金融方面，南梁政府禁止国民党钞票在苏区流通，曾先后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陕甘边农民合作银行”、“陕甘边苏维埃银行”的名义发行货币，称为苏票。关于苏票的种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有四种，即面值一元、五角、二角和一角，由手工刻版，在白洋布上用桐油刷制而成，流通了大约半年时间。另外一说苏票是三种即五角（紫色）、二角（蓝色）、一角（红色）；武海潮的回忆也说流通的苏票“票面分为1角、2角、5角三种”。

<h3>三、商业政策</h3>

对于中小工商业者，中国共产党采取保护政策，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指出：“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因此，南梁政府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允许小商人来苏区做生意并予以保护，荔园堡集市允许白区来的小商贩设摊买卖，所得之苏票可向政府银行兑换银元”。为了便利商民交易，南梁政府财政委员会专门设立货币兑换处。同时，在荔园堡、白马庙等地建立了集市，如荔园堡的集市每月开市三次，逢一为集，即农历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苏区集市刚设立时，由于小商贩不了解苏区的商业政策，“白区商人来苏区者较少，都是一些过去常来这一带做买卖的商人，或在苏区有熟人关系的商人前来交易。后来就逐渐增多。他们来时，驮的盐、粮（细粮）、布匹等东西，回去时贩卖牛羊、烟土等。敌人企图封锁边境，但封锁不住，脚户还是常到苏区来做生意”。对于根据地商业贸易的状况，王生金回忆说：“当时，对从合水西华池一带来苏区做买卖的商人，采取欢迎态度。他们在集市上卖得苏票，可到政府供给处兑成白洋。荔园堡集市初成立时，每月三集，逢一（即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逢集日，白区商人运来蓝、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食盐等物品，在集市上购买牲畜、土特产，带走大烟和白洋。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卖用蓝布做的鞋，每双一块白洋。”集市的建立不仅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而且政府和红军所需的必需品也是从集市贸易中换来。蔡子伟回忆说：“荔园堡在清同治以前曾有过集市，同治年间倒了，这里群众交易很困难。我们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群众非常欢迎。集市立起来后，我们和外地商人搞交易，我们用羊只换回我们需要的布匹、油印机、子弹等。”从这些回忆的材料来看，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是比较繁荣的，说明根据地商业贸易政策是正确的。

<h3>四、社会政策</h3>

在苏区建立前，这里是一个土匪出没的地方，基层社会大多由各种会道门控制。南梁政府建立后，不仅消灭了旧政权，而且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改造。南梁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包括：（一）对哥老会采取争取的政策。苏区哥老会人很多，大多讲义气，与红军有过较长时期的交往，对红军有过不少帮助。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去清除，不要直接出面干涉。（二）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豆、软扇等会道门组织，则采取争取政策。各种会道门在苏区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都带有反抗统治阶级的性质，在这一点上能改造他们。（三）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并向群众宣传不耍赌、不吸烟，好好参加生产。（四）在劳资政策上，最初规定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偏重于雇农方面，但一些雇农好吃懒做，于是政府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参加劳动。（五）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废，均实行救济政策。为了打破旧的社会体系，根据地还成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如雇农工会、贫农团等。雇农工会由雇农组成，全根据地设总会，各县设分会，村设村会；贫农团在各区设区团，乡设乡团，村设村团。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各级受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是根据地乡村社会新建立的群众组织，其成员是根据地政权培养起来的新的乡村社会精英，他们在分配地主土地、组织动员民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南梁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来看，它完全是一个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南梁政权所颁布的土地政策和商业政策都有利于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土地政策的实施，解决了千百年来农民所要求的土地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而且有利于根据地的农业发展。商业政策的实施保护了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促进了根据地商业的发展，便利了群众的生活。社会政策，改革了一些社会陋习，使根据地成为一个真正的新社会。

正文二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宣传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意义

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为其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革命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北革命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西北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都高度关注宣传文化工作。刘志丹早在甘肃陇东从事革命根据地创建活动的时期就编写了“苛捐杂税，官逼民反；大家起来，实行共产”的唱词教给民问艺人宣传革命，通过陇东老曲子艺人的演唱，传遍了陇东地区，为后来建立革命根据地做了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和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不同时期都积极致力于宣传教育文化工作，用党的宣传工作去教育引导群众，传播、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积极性，这一工作的大力开展，对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建设和巩固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对后来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做了重要的群众动员工作。

<h3>一、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对动员群众，推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显著作用</h3>

陕甘红军游击队在照金等地的宣传工作对于提高群众觉悟，建立党在那里的群众基础，为开辟照金根据地创造成熟条件作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陕甘红军游击队占领龙家寨以后，集中于照金、香山地区，一方面加强部队训练，一方面深入村寨，开展群众工作。“当时，部队干部战士挨家逐户地到群众家里，促膝谈心、启发阶级觉悟，宣传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组织分粮斗争，获得群众热烈拥护。……李妙哉原是陕甘红军游击队的一个大队政委，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尤擅长做群众工作。庙湾战斗后，刘志丹从创建根据地的长远目标着想，派他到芋园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工作，李妙哉不负期望，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芋园扎下根，建立党在芋园的群众基础，这样，开辟照金根据地的条件日趋成熟了。”在建立和巩固照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照金地区人民群众和农民游击队紧密配合主力红军行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有三十多名优秀子弟参加了主力红军，有百余名热血男儿、英健妇女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他们中许多人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年青生命。照金群众还积极开展支前活动，男人们不分昼夜为部队运粮送草、修建工事、打造堞墙，妇女们任劳任怨，为部队赶做军鞋、磨面制粉、做饭洗衣。”人民群众对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其中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发挥了显著作用。

<h3>二、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文化工作对南梁根据地的建设，对推动群众投身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h3>

南梁革命根据地非常重视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党的宣传工作教育和引导群众，启发群众觉悟，巩固了红色政权的革命基础。

陕甘边党组织和政府将在群众中间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看做做好组织群众的重要工作，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中提出：“要在深刻的宣传鼓动过程中组织灾民联合会，并且要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要地方党的同志和群众对妇女群众深刻的宣传鼓动，以组织拥护红军的洗衣队、慰劳队、缝衣队。”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府和干部群众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视和投入，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宣传教育工作在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配合军事斗争中起到积极作用，为建设南梁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红军的革命干部就深入南梁地区的道川，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南方苏区革命的大好形势，讲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讲军阀和民团的暴行，大大启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在农民纷纷要求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他们领导南梁地区村村组织农民联合会，组成了赤卫队，为建立政权创造条件。

根据地领导人亲自参加宣传教育工作，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工作密切结合，有效地发挥了宣传教育工作的作用，推进了革命工作的开展。在军事斗争的基础上，习仲勋、张秀山、张策等到南梁地区积极开展党、政、军工作，甚至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并且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基础上，先后在白马庙川、玉皇庙川、小河沟川、豹子川、二将川以及保安的五保川、义正川等地建立区乡一级的革命委员会。以后又逐步建立了南区、庆阳、淳耀等县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和华池等县一级的苏维埃政府。为建立整个边区的革命政权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利用各种形式，对广大群众全面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经验。南梁政府成立后，专门成立了文化委员会，由蔡子伟任文化委员长。每逢传统节日或庆祝战斗胜利，文化委员会充分利用平凉曲子、陇东老曲子、陇东道情、快板等文艺形式，组织军民演出“闹红”节目，宣传革命。另外，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宣传队下村串户，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如给荔园堡群众教唱革命歌曲“穷苦大众一条心，跟上红军闹革命，打土豪呀分田地，穷人能过好光景，嗨嗨呀呼嗨，穷人能过好光景”，宣传穷人受苦挨冻的根由，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动员他们参加革命。做好妇女宣传教育工作是南梁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举措。南梁苏维埃政府的首任妇女委员长张景文，积极投身到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去。她亲自编唱鼓励妇女解放，参加革命的信天游“婆姨女子放开脚，长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带领开展妇女工作，宣传婚姻自由，开展妇女放足，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和工作。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姑娘、婆姨走出家门参加了革命工作。

<h3>三、军队中宣传教育文化工作的深入开展，对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部队，对建设革命根据地具有深刻的影响</h3>

各级党和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在陕甘边革命活动开展过程中高度关注军队中的教育工作，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的《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中就明确指出：“要扩大军队，必须巩固部队。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今后各连队的政治人员，一方面按照政治课程去教育，另外必须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同时，特委责成革命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对于军事教育在扩大和巩固军队，保卫革命根据地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并身体力行参加军事教育活动，从而有利地推动了艰苦战争环境中根据地军事教育事业的发展。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刘志丹就在部队中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1933年又创办了随营学校，既学习军事知识，又扫盲识字。1934年3月，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营学校在南梁改办为红军干部学校，动开展过程中高度关注军队中的教育工作，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的《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中就明确指出：“要扩大军队，必须巩固部队。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今后各连队的政治人员，一方面按照政治课程去教育，另外必须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同时，特委责成革命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对于军事教育在扩大和巩固军队，保卫革命根据地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并身体力行参加军事教育活动，从而有利地推动了艰苦战争环境中根据地军事教育事业的发展。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刘志丹就在部队中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1933年又创办了随营学校，既学习军事知识，又扫盲识字。1934年3月，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营学校在南梁改办为红军干部学校，后学校迁址豹子川张岔乌鸦寺，改名“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成为一所培训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军政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为教员。学校“住房全部是土窑洞，有些是在干校成立后，学员们自己动手挖成的，门窗因陋就简，用木材和木棍做成，室内盘土炕。……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没有什么正规的教室和教材，给每人发根铅笔和一点麻纸，教员在台上讲或在黑板上写，学员们做笔记。干校的生活也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很少，但羊肉常常吃，大家叫它‘黄米杠子烂羊肉’，生活得很愉快”。学校开设政治、军事、语文、政权建设等课程。当时军事课由刘志丹亲自讲授，卓有成效地提高了学员的军事素养和有关游击战争的知识水平。吴岱峰、马文瑞、蔡子伟等分别教授政治、语文、政权建设等课程。学校共办了三期，第一期1个月，第二期70多天，第三期3个月，共培训军政干部322名，被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边区政府工作，都成了陕甘红军和南梁根据地的中坚，有效地加强了军队力量，巩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

部队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对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部队收编了部分当地武装，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对于改造这些部队，非常重要。为改造这些部队，红军领导和战士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计划地给他们上政治课，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讲革命的道理和革命的胜利前途，讲国民党的反动、卖国行为。军队中开展的宣传教育工作对提高这些部队的觉悟，坚定他们的立场，起了重要作用。

<h3>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对开启民智，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受教育程度，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后备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h3>

陕甘边苏区党政军组织在发布政治、军事、经济等政策和法令的同时，也发布了文化方面的政策和法令，明确地规定陕甘边苏区实施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指出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工作，明确了边区的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

根据地领导人的重视是以列宁小学为代表的根据地普通教育和群众教育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早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成立初期，根据地领导人为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就着眼于下一代培养，促进群众教育的工作。刘志丹精辟地论述了指示的重要性，从历史发展轨迹中总结了知识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指出：“没有知识会犯更大的错误，历史上农民起义总是失败”，“人无知识就变得愚昧狭隘”。为办好普通教育，边区政府委派文化委员长蔡子伟同志负责筹办陕甘边根据地的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根据地领导不仅以身作则，亲临学校讲课、作报告，传播革命理念，宣传斗争形势，而且关心学校的具体建设工作。当时学校的笔、墨、纸等教学用品缺乏，刘志丹就从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的经费中挤出30元送给列宁小学做经费，习仲勋也从边区政府的办公用品中挤出笔、墨、纸送给学校，以解决学校教学的需要。列宁小学在霍建德、高敏珍、胡兆阳、张景文等学校领导和教员的努力下，在南梁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长足进步，学校白手起家，泥土台当桌凳，石板做黑板，自编教材，开设国语、算术、体育、歌咏等课程。在校学生由1934年3月最初的10多人增加到了1935年春的60多人。从1934年3月至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的15年时间里，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和传统的初级小学，共培养毕业生210多人，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培养了有用人才。

作为根据地的教育机关，列宁小学将教授学生知识与宣传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培养莘莘学子与唤醒群众的革命觉悟密切地统一起来。学校通过给同学们教授“马克思是谁呢？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终生领导着我们穷苦人革命，还把穷人革命的办法指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这样的内容，不但传授了知识，而且传播了革命知识，培养了学生的革命情感。列宁小学适应战时环境的需要，为培养学生保卫革命成果的军事能力，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军事课程。学生们拿着红缨枪、木大刀，练习武术、拼杀，培养了他们顽强勇敢的革命精神和长大参加红军的雄心壮志。学校除教学生文化外，还带领他们参加劳动，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闹革命，打江山，穷苦人儿把身翻，要想把穷根剜，跟上红军上前线”等革命道理，鼓舞群众参加革命，保卫和建设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起来之后，陕甘革命根据地其他乡、村也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陆续创办了列宁小学，推动了根据地普通教育事业的发展，很好地传播了革命思想和先进文化知识。为全面提高西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根据地党和政府非常注重发展成人教育，通过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根据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为提升群众的文化水平，根据地各个地方相继成立了成年人识字班，开展扫除文盲活动。如华池县各区还开展了“列宁文化运动”，在南梁、刘坪、白马庙、柔远等地办起了16处扫盲识字班和夜校。教学内容上成人教育在识字的基础上，相继增加了默写、唱歌、时事、卫生等内容。这些举措最大限度上使农民和战士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大力发展了革命教育事业。

<h3>五、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出版工作对于扩大西北革命的影响，在根据地内外传播先进文化知识，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胜利成果产生了重要作用</h3>

通过出版红色刊物来推动党的宣传工作，既体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对利用新传媒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视，体现了陕甘边区特委和政府能够得心应手利用新传媒方式开创宣传文化工作的新局面，又表明了根据地文化建设工作，乃至整个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阶段。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激励人民群众，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于南梁根据地荔园堡创办了《红色西北》，1935年1月20日陕甘边特委在南梁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生活》。中共陕甘边特委宣传部长龚逢春兼任主编的《红色西北》，以黑、红、蓝三色油墨套印，编排精巧，图文并茂，表现了根据地在刊物印刷和出版方面的力量。作为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色西北》主要刊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消息，尤以红军战讯为最多，并刊登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某些决议和宣传号召性文件，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和建设。对于《红色西北》的出版工作，根据地领导倾注了心血，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蔡子伟等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经常为《红色西北》撰稿，他们还派人设法搞来油印机和质地较好的有光纸、蜡纸和油墨，保证了刊物的印刷质量，使这个刊物受到党政工作者、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的欢迎。领导人的关注和根据地的建设成果共同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陕甘边区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党的宣传事业。正如《布尔塞维克的生活》宗旨所说，。“为了使广大党员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的把握上，铁一般的团结起来，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量，……提高每一位党员的政治水平，传达党的经验教训，交换一党的工作方法，并传达一切政治及群众斗争的消息，以引起党员的工作积极性”，“英勇的来领导千百万广大劳苦群众的斗争，争取西北以至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后胜利”，陕甘边区特委和政府创办革命刊物的初衷就是要利用它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党的刊物来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这些刊物对于更好地繁荣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宣传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文二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民族工作的实践及历史作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刘志丹、谢子长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党的领导下，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同样是创建这块根据地的三大法宝。在西北这块多民族地区，民族工作是革命根据地创建者十分重视并取得良好成绩的工作。虽然它还谈不上丰富和全面，但民族工作的实践，为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动员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反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民主革命，走上正确的民族解放道路，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h3>一、党中央和陕西省委关于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民族工作的行动纲领和政策基础</h3>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对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就很重视。党不但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把汉族以外、占中国人口8％的各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而且在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都提出了正确对待少数民族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基本主张和方针政策。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党的民族问题纲领。鉴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军阀割据混战，边疆民族经济极端落后的情况，党当时提出，在尊重边疆人民自主的原则下，促成“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以解决国内民族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民族关系的设想。1924年1月，国共合作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民族问题的双重任务，这就是“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组织自由统一（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四届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关于蒙古问题决议案》，首次提出民族团结纲领。党指出，要将蒙古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全中国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联合中蒙农民以反对共同的仇敌”，同时却“不应当掩没蒙古人的民族利益”，并且提出宣传工作上“要注意蒙古人的风俗言语及其他特点”等民族政策。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中心开始从城市走向农村。从1927年8月到1934年10月，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红色政权的建立，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活动日益活跃。尤其是中日民族矛盾逐渐加剧的形势，使党对少数民族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有了深入认识，也更加重视民族工作。在前一时期已提出的民族平等纲领基础上，充实了许多新的内容。1928年7月，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制定了《关于民族一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党的第七次大会时“列人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紧“党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在有少数民族区域的省委，应组织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以管理此事”。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决议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次从理论上详细阐述了党对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表明苏维埃政府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承认民族自决自治，支持少数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官僚及民族内部剥削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鲜明立场和态度；提出了设立民族学校，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发展民族文化和培养民族干部参与政权管理等实施民族平等纲领的具体政策。这就使党的民族问题纲领和民族政策有了比较清晰的整体轮廓。1934年1月，毛泽东再次阐明苏维埃政府民族政策的出发点是，“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绕于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力量”，给苏维埃民族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与目标。同时，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面对“境内少数民族斗争的高涨”，检讨了党在少数民族工作中“不可容忍的薄弱”，要求“党必须加强在蒙古族、回族、苗族、瑶族之间的工作，党必须领导少数民族为民族解放与自立而斗争”，并责成政治局及满洲、内蒙古、陕西、云南、广东、四川省委，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定出各民族中具体工作的纲领”。党对民族工作在理论上的深层思考和对具体民族的分析及各项民族政策的提出，对推动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反帝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所在的西北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而陕甘宁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回族居多。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在这个地区执行得如何，对于推动西北少数民族解放运动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因此，当时党也注意到了西北的民族工作。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北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中就指出“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对于蒙、回民族问题”，应有适当解决，“应尊重这些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在关于陕西问题的决议中，要求陕西党“加强回族蒙族中的工作，对于回族与陕北蒙族须扩大民族自决，联合奋斗的宣传，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阀屠杀压迫回族蒙族的反动行为，反对民族间一切歧视不平等的待遇，同时亦要领导回蒙民众反对他们的酋长王公的各种专制特权”。

根据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和指示，陕西党组织对于民族工作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陕甘党组织在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兵运工作的同时，对当地回族军阀部队也展开了工作。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的决议》。《决议》同时也指出，各级党组织对于“建立回民工作是边区内丝毫不能放松的工作。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少数民族决议，深入回民中的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肃清回民中豪绅地主分子，建立回民的武装组织”，并且肯定“过去游击队对回民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1932年12月9日，蒿店兵暴领导人、陕西省委常委李艮（化名愚痴）在向省委所作的报告中认为，“在陇东陕甘边以至甘肃全部发动兵变开展游击战争，必须注意和正确的解决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族的问题。应当把‘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口号提到最高程度。发动回民的游击战争和组织回民的苏维埃。同时亦必须提出‘回汉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回汉民族中的统治阶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932年12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专门作出《关于西北回民工作的决议》。《决议》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及封建民族上层统治者对回族人民的压迫剥削与欺骗、屠杀，分析了西北回族人民的生活状况与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封建压迫斗争的重要意义及失败的原因，提出了苏维埃政府的民族工作方针。省委指出：“只有粉碎这一切的欺骗宣传，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回族解放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因此，回族劳苦群众解放运动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是不可分离的，而且是争取中国革命彻底胜利的一个主要支柱。”省委要求，在创造西北新苏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对红四方面军、红二集团军和红二十六军的“围剿”中，必须“千百倍的加紧对于回族劳苦群众斗争的领导”，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回民苏维埃和红军”，动员并号召回族及西北其他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与中国工农群众共同联合起来，去打倒他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一切民族的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省委特别指出在回汉杂居的区域中，在领导工农群众斗争中，必须注意民族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提出各民族的共同和特殊要求的纲领，领导他们的共同和单独的斗争。共同斗争的领导机关和这些区域苏维埃政权机关中间，应当有各民族的代表参加，并且要注意消灭一切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一切民族问的纠纷应由各民族劳苦群众选举同等人数的代表组织委员会共同解决。”“要注意群众的宗教信仰”，“在回民中应当提倡信教自由”。省委还要求，在回汉劳苦群众中，必须加紧拥护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宣传，要告诉广大回民群众，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国家，是在消灭一切民族问的仇视与成见，中国苏维埃绝对无条件地承认回族的民族自决权。为积极开展回民工作和回民苏维埃运动，必须动员党与群众组织，提高下层同志和群众的积极性，运用群众路线。责成各级党部，特别是西安，陕甘边区，甘肃河州、海源、天水，宁夏之灵武、金积等地，要用各种必要的方法，建立在回族劳苦群众中间的工作，“大量的吸收回族劳苦工农群众入党”。省委和各地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工作的各级党部，在有回民的地方应“迅速成立回族委员会或少数民族委员会，坚决引进新的回族的工农干部参加各级指导机关”，同时责成各级党部，搜集一切关于少数民族的材料和在少数民族工作中的经验。

虽然陕西省委以上这些指示和决议，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北的分裂活动揭露不够，对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主要矛盾的形势强调不够；在如何开展民族、宗教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方面，还只强调了下层统一战线，对民族宗教上层可以争取团结的一面认识欠缺，如认为红军游击队“对回民中的阶级斗争根本没有去执行，还是和回民中的豪绅地主妥协”。但从这些指示和有关决议中，我们看到，陕西党组织基本贯彻了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纲领，在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已经认识到正确解决民族问题，联合少数民族共同斗争的重要意义，已经把民族平等和民族联合共同对敌与武装斗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白决的口号，并对西北民族问题作了实际分析，特别强调回汉民族要联合团结共同斗争。同时还提出了回汉杂居区政权组织中的民族代表问题，处理民族间纠纷的正确办法和照顾民族特点，大力发展回族党员、培养回族干部，成立少数民族工作机关等许多很实际的民族工作的正确方针，肯定了红二十六军的民族工作成绩。这些对于贯彻党中央的民族问题纲领，指导陕西党在发展陕甘边苏区中加强民族工作，推动回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加强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

<h3>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民族工作是伴随着武装斗争进行的</h3>

历史上的陕甘边区是回族聚居区。1862年陕甘回民大起义前，回族遍布陕西各州县，约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宁夏、甘肃东部，尽系回庄。回民大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对回族人民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迁徙、限制手段，致使陕西和甘肃的回民死亡逃散，人口锐减。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土匪四起，加上连年灾害和沉重的苛捐杂税，陕甘宁地区的各族群众，一直生活在贫穷落后和闭塞的生活状态中。回族聚居区，阶级分化严重。抗战前，甘宁青三省中，只占人口4％的门宦地主占有43％的土地，而占人口50％的贫农，只占17％的土地山。马鸿逵统治下的宁夏，苛捐杂税多达70多种，致使回民中的中小商人纷纷破产，无地和失地农民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这里的群众具有反抗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强烈要求。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所辖区域和红二十六军及地方游击队活动曾到达的区域，回族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正宁县的西渠村、龙嘴子村（后改为新正县一区一乡和九乡）。这里地处子午岭山麓，森林茂密，崖高谷深，重峦叠嶂，既是军事关隘，又是游击战争的要地。20世纪30年代初，“在正宁县的龙嘴子、西渠两个乡聚居着一百二十来户，300多口回民”。其他如宁县、庆阳、定边、合水、华池等地也有回民居住。陕甘边陕甘边革命初创时期，正宁是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革命武装活动的中心区域，许多重大事件在这里发生，党的民族政策也在这里得到初步实践。

1932年1月，刘志丹创建的南梁游击队和南下的陕北游击队，在正宁月明原柴桥子正式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三嘉原正式成立，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同年3月，陕甘游击队进驻正宁寺村塬新庄子后，积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改编民团为贫农团，组建农民赤卫队、农民联合会，成立了寺村塬赤卫军总指挥部。4月初，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号召贫苦农民参加土地革命，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东至五顷原子，西至永和以西，北至四郎河川，南至旬邑、正宁交界地区之内，共计72村”的赤卫队、贫农团代表和游击队战士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举行了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创建了以寺村塬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委员会组织领导下，群众斗争恶霸豪绅，贫苦农民第一次做了主人。

虽然在寺村塬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它的影响很大。党和红军游击队及革命政权组织的威望，在各族群众心中留下了深远影响。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发动群众，成立农民联合会、赤卫军和革命委员会时，“就派人到龙嘴子、西渠发动回民起来和汉族兄弟一起闹革命、打土豪”，同时“对回民中的小地主区别对待”，72村代表中就有回民代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得到陕西省委的赞扬和肯定。省委特别指出：“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区游击运动的开展，更加提高回族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热烈拥护，打破了一切民族界限，回汉工农群众站在一条战线上，积极的坚决的开展游击战争，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在党和红军民族平等政策的影响下，回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得到很大提高。1932年9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陕甘边区反围剿军事工作计划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组织边区周围的农民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时，“龙嘴回民成立一大队”。1933年7月，正宁县党小组建立后，积极发展革命力量。在正宁接连爆发了农民群众自发的武装反抗斗争。同年秋，“龙嘴子、西渠一带回民青年王世平、王世英等19人白发组织起回民支队，在陕甘边一带，反抗国民党的瓜迫”。这是陕甘边回族人民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1933年11月初，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举行联席会议后，恢复了红二十六军，并建立了第四十二师。1934年2月25日，以习仲勋为主席的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时于1934年1月至2月，相继组建了三路游击区和游击总指挥部。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带领游击队到正宁县孟家河、西渠，和当地党组织共同组建革命武装力量，开辟革命根据地。在五顷原、梦家河、龙嘴子、洞子沟等地领导贫苦农民开展革命斗争”。到1934年秋天，第三路游击队发展到1000多人，其中所辖回民支队有43人。同年10月，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将回民支队改编为第十六支队，队长王世平，指导员王世英。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陕甘边南区的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在组建革命武装的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也陆续成立。继五顷原乡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龙嘴子回民乡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回族贫雇农第一次当家做主人，管理自己的事务。1934年11月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斗争进入了大发展时期。1935年秋冬，在龙嘴子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的回民群众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之后，在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正宁回民支队与其他游击队配合，打了不少漂亮仗。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回民支队锻炼成长、发展壮大，成为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少数民族革命武装力量。

在论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实践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民族工作并取得很好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与内蒙古毗邻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对蒙古族的民族工作也开展得很有成绩。活动于横山、靖边一带的陕北红军，同与横山、靖边毗邻的具有革命传统的伊克昭盟与乌审旗有着友好往来。陕北红军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乌审旗的蒙古族同胞通过文化、贸易等交流渠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对广大蒙民和爱国的民族上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4年，陕北特委派曹动之等人，在靖边南山正式组建起一支蒙汉骑兵游击支队，曹动之任队长，吴亚雄任政委。蒙汉骑兵游击支队转战在陕、伊交界的大小石砭、尔林川、城川、白泥井、巴图湾、纳林河、石湾、青杨岔、镇靖及盐池、甘泉、安塞一带。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后，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的统一。西北军委成立了以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的前敌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和游击支队进行反“围剿”斗争。蒙汉骑兵游击支队归前敌总指挥部领导，参加了攻克靖边，攻打横山，解放杜新庄、黑峰子等战斗。蒙汉骑兵游击支队英勇善战，连战连捷，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立下了战功。7月，西北红军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后，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西北高原上把汉、蒙古、回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旗帜下，有力地推动了西北革命斗争和抗日斗争的发展。

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前，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民族工作遥相呼应，相互支持，使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中得到贯彻执行，使回、蒙古民族群众，初次看到了少数民族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

<h3>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成就，具有开创性历史作用</h3>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少数民族并不多，更由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经历了血与火的磨难和考验，红色区域的发展是在粉碎敌人无数次的“围剿”、破坏中才得以巩固的。频繁的战争环境使得党和红军、游击队及地方革命政权不能留下更多的历史资料，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有关党和红军在陕甘边开展民族工作的比较详细的资料很少，以上的论述必定有欠缺。但是，从这些还很不系统的资料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开创西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先辈们，是怎样用他们的不懈努力和兄弟情谊，帮助回族同胞反抗阶级压迫、争取民族平等和自身解放的。党和红军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民族工作的实践，其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党和红军在陕、甘交界的民族聚居区第一次宣传了民族平等、信仰自由和回汉一家的民族政策，支持和帮助贫苦回民建立了革命武装力量，并且将回民的自发斗争，引导到党的领导下，使他们的斗争与土地革命和创建苏维埃紧紧联系起来，使回民同胞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解决中国革命总问题中，才能实现本民族的解放。龙嘴子等地的回族群众从红军游击队的行动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工农革命的意义。他们热爱红军游击队，处处帮助红军游击队。龙嘴子的回民群众看到在同敌人作战中失散的红军战士，“马上把他请到家里弄吃喝，服侍他们”。“又一次，在和敌人作战中，一个同志在一个地方压着，窜来十几个农民各持刀斧等农具，问这一同志是干什么的？这一同志在惊慌中只得答是红军，以为这一下就完了，但是农民却说好，好，我们就帮助你。”但看到追红军的白军，就拿上锄头撵着打。回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感情说明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是为回民解放而斗争的，因此他们愿意一直追随红军，坚持武装斗争，并成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行动，无疑是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最好宣传，同时也影响着陕甘宁交界地区的广大回族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正确的认识，回民群众不断移人边区生活。

据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召开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资料显示，“以新正县一区一乡第一、第三行政村历年来回民人口”变化情况为例，这两个行政村，民国元年至七年有3家回民；民国八年有10家；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七年增加到40余家，民国二十八年是70余家；民国二十九年增加到204家。从这个资料中可以看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也是回民人口增加最快的一个时期。边区回族人口的增加，无疑证明了党和红军的威信在少数民族中不断增长。这对于壮大革命力量，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民族政权的实践，为以后西征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开展民族工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积累了初步经验，打下了良好基础。

党和红军不仅在龙嘴子等地组建了回民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且发展了党员，在回民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进行了土地分配，“过去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回民，都分得了土地和牛羊”。尽管作者现在还没有看到确切的资料能够说明龙嘴子回民乡是回民自治乡，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属于民族自治政权，但是可以肯定，回民乡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以回族为主的，它是回民自己的政权。回族劳苦群众建立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力机关，这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西北地区是第一个，是个创举。它告诉人们，回民群众是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民族事务的。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后，党的民族工作进入了大发展阶段。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回族人民的宣言发表后，党便在西征红军解放了的宁夏豫旺、海原、固原等回民聚居区进行了建立回民自治政权的尝试。1936年10月20日，明确冠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民族自治政权建立，并且发布了《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土地条例》等法规，启用了刻有党徽和中文、阿拉伯文的政府印章，回民马和福任自治政府主席。“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以民族区域自治方式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尝试。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党的民族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从国统区迁入和来到边区的少数民族日益增加。新正县龙嘴子、西渠一带老解放区的回民最多。1940年发展到150多户，430多人。到1941年11月，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时，据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资料，新正县有回民727人。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后，边区政府实行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逐步建立起两个相当于边区一般“区”的回民自治区，即新正县回民自治区（包括一区一乡和九乡）和定边县回民自治区，两个相当于一般“乡”的回民自治乡。边区政府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为自治区、乡的回民群众整修或新建了清真寺。回民自治区、乡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边区的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出现了和谐发展的新局面，这对于边区的稳定发展和扩大党在全国少数民族中的影响，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全国树立了民族团结共同抗日、共同发展的光辉榜样。其中，无疑凝结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开创性民族工作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打下的良好的群众基础。

正文二三、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刘志丹平反

刘志丹是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创建西北根据地和红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早在青少年时期，刘志丹为了追求真理，救国救民，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6年他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多次聆听周恩来的演讲，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文章，并结识了恽代英、萧楚女、陈赓、唐澍等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为以后创建陕甘根据地和红军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更加相信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开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创建革命武装。1928年5月他组织领导了渭华起义，这是党在西北地区举行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震动了西北，鼓舞了人民，影响了全国。起义失败后，刘志丹于1929年春返回陕北，任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打入陕北、陕甘边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开展兵运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32年1月，他和谢子长等将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并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4年至1935年，是陕北苏区大发展时期，1935年2月，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成立了西北特委和西北军委，实现了两个苏区（陕甘边与陕北）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谢子长负伤去世后，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安定六座县城，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扩大到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

正当西北红军和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陕北苏区发生了错误的“肃反”。其时，刘志丹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王明“左”倾错误的推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陕甘苏区县以上的干部，无一幸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同志含冤死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苏区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地方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以致一些地区出现了投敌“反水”的严重情况，致使整个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都陷入极端严重的危机中。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到吴起镇，张闻天和毛泽东就向当地干部打听西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的下落，却听说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大批负责人在陕北“肃反”中被逮捕，关押在瓦窑堡。而且还了解到前方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该军营以上干部有几百人被捕，其中有些人已经被当做“反革命”错杀。毛泽东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随同贾拓夫携带电台到永宁山约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到甘泉下寺湾会面，经过谈话调查了解，证实了刘志丹被捕等事，当即电告中央。党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来到了下寺湾，直接听取了郭洪涛的汇报。他们“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快放刘志丹同志”。毛泽东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住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为了做好平反工作，中央决定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一个五人“党务委员会”（通称“五人小组”），在博古指导下负责审查错误“肃反”事件。与此同时，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刘向三和贾拓夫等赶往瓦窑堡接管了中共陕甘晋省委保卫局的工作，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首先砸开了脚镣手铐，把刘志丹等人安排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等待审查结果。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看了很多的案卷，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右派”、“反革命”的“证据”立即进行了调查访问。党中央对刘志丹的情况比较了解，他1925年入党，对创建陕北根据地作了重要贡献，在陕北群众中威望很高，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当时担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从刘志丹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刘志丹等同志一贯是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像这样一位同志，怎能说成是“右派”、“反革命”呢？

“左”倾错误的推行者给刘志丹的“罪状”主要是：所谓“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所谓“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坚持了正确的路线。在陆续提问的几个其他“犯人”后，证明所谓的“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意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明显是一种“左”倾错误。这一严重错误使陕北党、红军和根据地陷入危机。弄清了事实，中央立即着手纠正错误，并很快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关押的干部。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来到瓦窑堡，立即听取了中央组织部“五人小组”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报告，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同时为了严明党纪，党中中央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责任人作出了处理。

1935年11月底，中共中央组织部主持召开为刘志丹等平反的会议，为刘志丹等一大批被错误审查和处理的同志进行了平反。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委员会还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同志的处分决定。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楚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一道奋斗。刘志丹等出狱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老刘得救了！”“陕北得救了！”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询问他的健康状况。毛泽东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毛泽东接着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白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刘志丹听了，欣喜万分，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中央红军的同志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了，中央连歇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正是由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到达陕北，并采取果断的措施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才挽救了陕北根据地，挽救了刘志丹。

发生在1935年九十月问的陕北“肃反”事件，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由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及时地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陕北错误“肃反”的及时纠正，增强了西北党和红军的团结，为党中央奠基陕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组织部为刘志丹等一大批西北根据地的创建者平反，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既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科学态度的典范，又是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错误“肃反”的经验教训。在中央为陕北苏区的干部平反的同时，还为红二十五军中的300多名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打成“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反革命嫌疑分子”的同志平了反。这300多名跟随红军一路长征的“反革命”，听到中央给他们平反的消息，都感动得放声号啕，涕泗横流。

另一方面，党中央对刘志丹的平反，使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者们顾全了大局，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从思想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陕北的父老乡亲听说毛泽东对刘志丹非常器重，都万分高兴。他们知道毛泽东挽救了西北根据地，都发自内心地支持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党中央初到陕北，在几支红军队伍实现统一指挥上获得了十分圆满的解决，取得了政治方面的成功，树立了英明无比的形象。

如果说直罗镇战役是在军事上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那么，正确为刘志丹等蒙冤者平反则为党中央在陕北落脚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同时也从政治上巩固了西北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为革命新形势的到来，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刘志丹牺牲以后，为了纪念他，党中央应广大群众的要求，于1936年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并于1941年开始修建陵园。1942年，刘志丹牺牲六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年，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公葬，毛泽东等党政领导人均为志丹陵题词。他们对刘志丹率先垂范，处处以大局为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给予高度评价。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讲话中专门提到：“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反应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正文二四、陕北人民心目中的刘志丹

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近现代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而无可替代的政治地位。在这里，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创建的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仅是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唯一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而且是中共中央及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后最终完成伟大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和日后北上抗日的出发点。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壮大及巩固的过程中，刘志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蠛燃黔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史贡献。对此，不仅党和国家领导人有高度评价，而且陕北人民通过陕北民歌对刘志丹烈士为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程也有许多生动、逼真而朴实的记录和褒奖。

<h3>一、为创建西北红军，建立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呕心沥血，百折不挠</h3>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于是进入了创建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陕西党组织与党的先驱者同全国一样，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精神，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渭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等。这些根据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有的遭受挫折，有的遭受失败，唯有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和谢子长等人的正确领导下，革命力量不断壮大，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对此，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我们党在陕西出了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刘志丹，一个是谢子长。他们是井冈山道路在陕西的代表，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①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1943年也满怀深情地讲：“他（指刘志丹）创造起来的边区，是和他的血肉分不开的……对于人民中成长起来的领袖，我们有着人类最真诚的爱。”陕北民歌中，对刘志丹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有许多传唱和记录。

如在《跟上老刘闹革命》中唱道：

日落西山红朝霞，空中飞过来一群鸦，沟里梢林黑压压，青格朗朗的田地肥娜娜，长一片好庄稼。从前的土地不属咱，旧社会的穷人受欺压，套上夹板变牛马，流下的汗儿打下的粮食，一满叫地主拿。十三岁上我拦羊，揽工九年受悃惶。三五年来遍地红，跟上这老刘闹革命，穷人翻了身。说英雄道英雄，再说刘志丹真英雄，他带兵来往北行，会合陕北武装成大军，百战又百胜。

正因为刘志丹闹革命一心为百姓着想，打土豪劣绅分田地，故而深受陕北人民喜爱和拥护，并积极参加刘志丹的部队。在《当兵要当刘志丹的兵》中唱道：

一棵白菜九条根，老百姓看见刘志丹亲。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刘志丹的兵。铲除恶霸救百姓，分粮分地人人平等。红军势力实在重，白军狗子他不中用。军民合作一条心，打开天下享太平。

在《拥护刘志丹》中唱道：

半夜叫门问你是哪部分，只要说是老刘的，赶快请进门。端来些大红枣，抱来个大西瓜，老刘喜欢吃荞面，赶快压铪铬。拥护刘志丹，志丹真英雄，多少百姓来欢迎，大家笑盈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中共中央适应形势的发展，研究了陕西特别是陕甘边地区的形势，于1932年4月20日，作出了《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在积极地开展当地游击队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队伍及苏维埃区”的任务，并决定按红军编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成立后，积极扩大根据地，并与陕北游击队相互帮助。此时谢子长等于1932年4月底去上海中央局“受训”后，于1934年1月也回到陕北，并在7月率陕北红军游击队南下南梁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之后又在1935年1月30日，将陕北各路红军正式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使陕北根据地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对此，陕北民歌里有许多描述。

比如在《跟上刘志丹走南梁》中唱道：

洛河流水哗啦啦的响，咱的红军队伍动了身。一杆杆的红旗呼啦啦地飘，跟上咱的刘志丹走南梁。打土豪分田地人心大顺，跟上咱的刘志丹，越干越有劲。

在《红二十六军到来了》中唱道：

四十二师啊真真英雄，帮助陕北游击队创建红军。小军阀井岳秀为何逃生，二十六军到来了，要他的狗命。

在《红旗一展天下都红遍》中唱道：

下面畔上牛喝水，沟里出来些游击队。大红公鸡窗台上卧，红军进村好红火。……一杆杆红旗空中飘，二十六军上来了。一对对喇叭一对对号，一对对红旗空中飘。长枪短枪马拐枪，一枪枪打死那些反动派。山羊绵羊五花羊，哥哥随了共产党。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刘志丹。……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一疙瘩云彩来遮掩。敌人扎在左家湾，猛格啦喳山上来了刘志丹。吃糖要数冰糖甜，人里边亲不过刘志丹。吴旗县来八道川，哪道川老刘都走遍。八十四师接连上，杨家园则打一仗。红军势力本来重，白军再多也不中用。细面长，白馍软，一端碗就想起刘志丹。眼泪顺着饭碗流，世世代代想老刘。

<h3>二、在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中，英勇不屈，历尽艰辛</h3>

陕北红军力量的日益壮大及根据地范围的扩大，引起了国民党军队的惊恐。甘肃省政府在一个训令中惊呼：“刘志丹股，负隅自固，骚扰甚炽。”于是，从1934年2月起，陕甘宁三省国民党反动军队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由于陕甘边、陕北红军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采取了避强就弱的战术，很快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之后为了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地党和西北红军，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安定（即现子长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特委会，在主席人选上，“刘志丹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高尚美德和人格，推荐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兼任主席（一说刘志丹）”。第一次反“围剿”后，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以毛侃为头目的驻陕参谋团，监视、控制地方军阀对陕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刘志丹审时度势，捕捉战机，常常出其不意，攻敌无备。从1935年2月到1935年7月，先后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对此，在《刘志丹》中唱道：

正月正，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二月里，刮春风，刘志丹来真英雄；靖边白军都打光，缴来快枪无其数，散给老百姓。三月里，三月三，如今的世事大改变，男当红军女宣传，裤腿编在大腿弯，走路实好看。四月里，四月八，老谢要把绥德打，绥德团长害了怕；刘志丹队伍吴堡扎，陕北全红啦。五月里，麦儿黄，刘志丹来是清官；粮食款子都不要，土地分给穷人了，家家享太平。六月里，割麦忙，男男女女上农场；前方红军去打仗，后方的百姓送公粮，红军打胜仗。七月里，七月七，梁占魁土匪胡行凶；刘志丹来本事大，他反土匪连根挖，百姓都安宁。……

在《打寺儿畔》中唱道：

千里的雷声万里闪，忽啦啦儿闪上来刘志丹。刘志丹带着红三团，先攻了安定后攻横山。清涧县瓦窑堡咱们都占，赶得那高桂滋无有处钻。义勇军把寺儿畔包围严，上到那垴畔上撂炸弹。炸弹打了三尺深，消灭了敌人的两排人。

在《打镇靖城》中唱道：

红缨杆子长，人马闹嚷嚷，走一回靖边提一回枪。靖边全围住，老刘发前行，造上个云梯上呀上了城。格巴巴的提了一呀一棚枪。……打开监牢门，“罪人”放出城，劳苦群众都呀都欢迎。

在《打艾团长》中唱道：

六月里来热难当，双湖峪闪上来艾团长。……一路放火断得紧，掳得些牲口好骑乘。走狗坏种头里走，艾团随后领大兵。只顾走来不顾看，二郎山碰上个刘志丹。刘志丹名声大，艾团长一见害了怕。艾团长领兵往后退，蛇洞里出来一纵队。一纵队仗火硬，打得艾团长撑不定。

在《打晋军》中唱道：

队伍在汽车上行，过河枣林坪镇，咱们人马多得很，黑夜把子弹送。队伍在汽车上行，农民看了个忙，咱们红军比他强，农民不要慌恐。……队伍在王家嘴上，安家嘴不安然，乡亲们赶忙把信送，调咱的刘志丹。……刘志丹心胸大，圪崂山上扎，全凭主义新，尽把胜仗打。……男女闹革命，心里畅快得很，大人娃娃一条心，革命要成功。革命成了功，白军杀断种，男女都把心放平，好好过光景。

在《红军打延长》中唱道：

李明武走狗牛皮大，提起红军他不怕，酒瘾刚过烟瘾乏，红军来把延长打。刘志丹计谋大，引上那李明武钻山洼，一引引到烟雾沟，李明武怎知中埋伏。后沟里枪声震山吼，前山里手榴弹扔满沟，前不让你前来后不让你后，关住大门好打狗。……打死了团长缴了枪，一团的弟兄得解放，烟雾沟里烟雾散，军民拥护刘志丹。

总之，刘志丹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他在红军和革命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陕北民歌以其独特的形式、生动而朴实的语言，从一个侧面详细地记录和描述了其为革命事业英勇奋斗的精神和事迹。这不仅丰富了陕北民歌的内容，而且为我们研究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巩固的历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为了纪念刘志丹对革命事业的杰出贡献，1936年，中共中央应广大群众要求，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1941年中共中央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兴建陵园。1942年，刘志丹牺牲六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正文二五、陕北“肃反”几则事实之考辨

近些年，一些陕北“肃反”当事人的回忆录和传记相继出版，如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朱理治传》（吴殿尧、宋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聂洪钧回忆与文稿》（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书籍都有很大的篇幅叙述陕北“肃反”的历史，因此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时有不少与此相关、反映陕北“肃反”的文章发表。但在陕北“肃反”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存在叙述相异，表述偏颇、混乱、失真，甚至自相矛盾的现象。这无疑会影响人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了解，甚至误导读者，起不到从历史事件中得到启迪的作用。作者兹就相关几个历史事实，谈谈自己的思考。

<h3>一、关于陕北“肃反”的时间</h3>

目前对此的说法颇乱。张秀山认为是三个月：“1935年发生在陕北的这起‘左’倾肃反，从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至1935年10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甘泉县下寺湾制止肃反止，历时三个多月。”郭洪涛说：“陕北（包括陕甘边）的错误肃反，发生在1935年九十月间，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西北根据地以空前规模进行第三次‘围剿’，强敌压境的关键时刻，逮捕了红二十六军的领导人刘志丹等同志，在前方还杀害了一批党、政、军干部，整个根据地面临着严重危机。”朱理治认为是一个多月。1935年11月初他在下寺湾向博古汇报说：“这次张慕陶反革命右派事件，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大体搞清楚了。除了李西萍等人有政治历史问题外，刘、高及红二十六军的一批干部肯定都是冤枉的。”而《朱理治传》称之为“八天陕北肃反”，具体计算方法是：从10月1日逮捕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开始，到10月8日朱理治决定“后方不再捕人”，指示郭洪涛赶往前方，要求前方停止捕人为止。

其实，陕北“肃反”的时间问题是容易搞清楚的。判断一个事件的始终，只要了解了它的筹划、发动和最后结局，就清楚了。考诸历史，陕北“肃反”的决策是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坪与西北红军会师后，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戴季英六人座谈中作出的。朱理治后来在1945年7月10日于西北历史座谈会上说得非常明确：一切问题都是在六人座谈中决定的。此前，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围歼了由共产党员张汉民担任旅长的杨虎城的警备三旅，张汉民在被俘后说明了他的真实身份和他与中革军委、西安党组织、刘志丹红二十六军之间的联系，但红二十五军认为他是反革命，把他杀了。座谈中，红二十五军领导人介绍了这些情况。朱理治本来“怀疑刘（志丹）、高（岗）有问题”，听了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的介绍后疑虑加深，“我们六个人都觉得陕甘边右派问题很严重”，于是商定：立即开始“肃反”，“肃反”的重点在张汉民已有“布置”处，即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朱理治当时认为此举非常重要：“幸而二十五军来此就开始肃反，不然则陕北苏区与我们危险极了！”聂洪钧1942年11月西北高干会上的发言证实了这个时间：“在我随军去前方临行前的省委会上，曾交代我到前方后尽可能就近帮助陕甘的肃反。”聂洪钧是根据新成立的西北军委和陕甘晋省委联席会议作出的红军南下打击东北军的决定，而随军前往前方的，该会召开的时间应是1935年9月19日或20日。而出发前夕对他的“交代”，说明其时已经确定要进行“肃反”。另外，1935年9月22日印发的《陕甘晋新省委一个半月工作计划》明确把“肃反”列为一项重要工作：“颁布赤色戒严条例。动员政府、贫农团、工会与党及团，动员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工作。并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系统，加紧‘肃反’工作。”上述事实说明，陕北“肃反”的决策是在1935年9月中旬作出的，陕北错误的“肃反”由此而起，因此陕北“肃反”的起始时间应从1935年9月中旬算起。

而陕北“肃反”结束时间，毫无疑问应该是对被错误监禁的人全部释放和作出基本结论之日。陕北“肃反”的错误是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纠正的。1935年11月3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听取“肃反”负责人的汇报后，决定派国家保卫局副局长王首道和贾拓夫等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保卫局，查处“肃反”问题。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组成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陕北“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成员有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并在当日下午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高岗、杨森等18人。以后，被诬陷受害者陆续释放。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明确指出：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①。王首道报告了冤案调查和处理意见，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无罪，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戴季英作了检查。会上宣读了中共西北中央局26日作出的《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作出的《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对刘志丹等正式平反，对陕北错误的“肃反”正式纠正。应该说，陕北“肃反”至此结束。

综上所述，陕北“肃反”从1935年9月中旬部署发动到11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结论结束，大体经历了两个月时间。

<h3>二、关于逮捕刘志丹的问题</h3>

1935年10月2日，新任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副局长（代理局长）戴季英酷刑逼供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得到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是“右派反革命”的口供。朱理治和程子华、戴季英商议“决定等刘、高回来”。但在处置刘志丹的问题上，几位负责人说法各异，朱理治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可以叫刘志丹回到军委来，代理军委主席”；一种说法是决定把刘志丹调回后就软禁在省委机关里，又说把刘志丹“监视起来”等待把问题搞清。并且强调“只是监视刘志丹，没有决定逮捕”。而程子华的说法是：“以北面对敌作战，须刘回来指挥为名，调刘回去秘密扣留审讯。”戴季英明确说决定逮捕：“关于逮捕刘志丹，是代表团和省委的决定”，在蔡子伟、张文华等供出刘志丹后“记得理治很兴奋，认为问题已证实，为防事变，决定逮捕，叫我写信给前方……后来我照他的意见写信，理治、洪涛均签名拿回来后我也签名”。聂洪钧也说是要逮捕刘志丹等：“劳山战役后，过不两天，接省委朱理治写的亲笔信，指令式地要我们逮捕刘、高、杨松（森）和习仲勋、刘景范等人，说是张秀山等供出他们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等等。”证之刘志丹一到瓦窑堡就被逮捕并被长期监禁的事实，应该说逮捕刘志丹的决定是存在的。长期流行一种说法：戴季英扣押了刘志丹。但应该说这是现象，背后必有深层的原因，否则是难以解释通的：戴季英竟敢擅权到擅自逮捕原西北红军主要领导人和时为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并且如果是戴季英擅权，那么最高领导人朱理治为什么不制止和纠正呢？

围绕此说，还有一个逮捕刘志丹等的信是否是戴季英擅发的问题。这封信里写道：“已确定刘（志丹）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岗）回来”，并开列了逮捕一批原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领导干部的名单，要求尽快把他们押送到后方来。这封信造成刘志丹、高岗等大批人的被捕，对陕北错误“肃反”发展到极致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是陕北“肃反”发生的关节点。但由于该信关系重大，所以当事人说法各异。该信是朱理治指示戴季英写的，对此两人都承认，但彼此信的发出和内容的说法颇不相同。朱理治说戴季英写好信后未给他看，就直接派通讯兵送往前方了，“戴季英擅自抓了张秀山，同时直接写信到前方去捉人。……自己没有叫他乱抓。”即此信中抓人的内容他不知道，是戴季英背着他干的。而戴季英则说他是奉令行事：“后来我照他的意见写信，理治、洪涛均签名拿回来后我也签名。”时在前方与刘志丹在一起的聂洪钧回忆说是朱理治的亲笔信：“劳山战役后，过不两天，接省委朱理治写的亲笔信，指令式地要我们逮捕刘、高、杨松（森）和习仲勋、刘景范等人，说是张秀山等供出他们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等等。”但他把如此重大的一封信，说成是戴季英擅权妄为，也颇难说通。疑问有三：一是，逮捕西北红军主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和一大批军政干部是一个“大乱子”（朱理治语），戴季英即使专横，但竟敢胆大妄为、越职擅权到如此的程度？二是，以戴季英当时的职责和信誉，能够号令前方的聂洪钧、徐海东和程子华吗？三是，如果是戴季英擅权，那么最高领导人朱理治为什么不制止和纠正呢？刘志丹是在瓦窑堡被捕的，就是前方逮捕的高岗、习仲勋、杨森等高级干部也都押送到了瓦窑堡，朱理治清楚地知道他们被逮捕和监禁的事实，但没有提出疑问，更没有追查他们被捕的缘由并加以纠正。

对此，戴季英在西北高干会上说：“逮捕刘志丹、高岗及其他同志，如果没有中央代表团和省委的决定与命令，我的命令是不可能通过的。”并且说：“理治、洪涛他们说当时不同意我的办法，我搞得不对，制止我不服从。……我不听指挥，你们以后为什么还要我当保卫局长呢？”应该说，戴季英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在1942年11月西北高干会上，聂洪钧说前方曾连续接到几封要求逮捕刘志丹等的信：“如果老实一点，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朱、郭就应该承认以朱或省委的名义写过好几封信指名要逮捕刘、高等人的事实。”另外，1955年在“陕北历史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程子华明确说明：逮捕刘志丹、高岗等的决定是“朱理治、程子华、戴季英人在后方永坪镇开会作出的决定”。综上所述，把逮捕刘志丹等人的缘由主要归结到戴季英身上，难以说通。（当然戴季英在陕北“肃反”中有许多错误，造成严重后果，负有严重的责任。）

<h3>三、关于陕北“肃反”中的杀人问题</h3>

1942年12月12日发布的《中共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这场错误的“肃反”“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以后，凡涉及这段历史的论者都持这样的认识，但聂洪钧后人在聂洪钧留存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的末页，发现聂洪钧批注道：“在前方杀害了二百多人，是些什么人？他们叫什么名字？由谁和怎样杀掉的呢？我却除了江旭的妻外，根本不知道还杀了人。”近年有论者据此称之为陕北“肃反”正对待遇难烈士的重大问题，应予严肃的辩证。陕北“肃反”中大量党政军干部被杀害，是一个确凿的事实，也是这个“肃反”的最主要、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几乎所有在陕北“肃反”中被关押的领导人都持这样的认识，如张秀山在1942年11月5日西北高干会上发言说：“肃反严重地危害了革命！所幸的是中央来了，才没有把革命完全断送，但是已经杀了一批人，给革命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害。”他回忆说：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马文瑞回忆：“肃反”在抓捕西北红军和地方党政领导人后，“随后又进一步将‘肃反’扩大化，将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关押，几乎无一幸免。这些同志被捕入狱后，均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有200多名优秀干部被错误杀害，这是当时西北根据地的一大灾难。”“一部分好同志就不明不白地被错杀了。”习仲勋回忆说：“朱理治、郭洪涛领导‘肃反’的错误，捕杀了关中许多干部。”

当时，身处瓦窑堡的同志也回忆“肃反”中发生大量杀人之事。杨和亭回忆说：1935年的“肃反”，“在下寺湾活埋了不少好同志”。吴岱峰回忆说：“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地方县团级干部几乎无一幸免……他们对被捕的同志戴手铐脚镣，动辄毒打，有的活活埋掉。”

参与纠正错误“肃反”问题的长征干部李维汉、王首道、刘向三都确认有人被杀。李维汉回忆说：陕北“肃反”中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并且错杀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王首道回忆说：进入陕甘边区后，有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反映：“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刘向三回忆说：陕北“肃反”事件“在军队中将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军官，在苏维埃政府中将区级以上干部，以及从国民党统治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等百余人，统统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抓起来关进监狱，有的甚至被用刑杀害”。

陕北“肃反”的负责人朱治理也承认陕北“肃反”中前方杀了人：“前方杀人的事情，我事先也不知道。有一次，我在保卫部审讯，见到聂洪钧同志派回给戴季英送信的交通，听交通谈话，才知道前方已杀了一些人，但杀了些什么人，我仍不知道。”郭洪涛也说：陕北“肃反”“逮捕了刘志丹同志等一批二十六军的老干部，前方还错杀了一批干部，造成了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1980年《革命史资料》第一期发表的聂洪钧写的《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也说：“1935年陕北‘肃反’，错捕了刘志丹等陕北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主要领导干部，错杀了党政军一些人员，引起同志的不满，影响了团结，给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指出：“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的错误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在这一事件中，逮捕了刘志丹、高岗等红二十六军的领导人员，杀害了党政军干部二百多人，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同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就此进行的调查证实：“在田家沟、下寺湾、王坪等地杀了茹小峰、张克宜、李彦、张静文等许多干部。”1984年，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专门就此向一些当年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工作战斗并经历陕北“肃反”的老同志进行过调查。刘景范提交的回忆名单，列出陕甘边区政府和军委被杀27人，安塞县被杀4人，赤安县被杀19人，“另外，二十六军被杀的五六十人不知姓名，关中分区也杀四五十人，陕甘边区的华池、合水还杀了几十人”。张秀山提供的回忆是：被杀15人，“卢仲林及他带领起义的永宁山民团二十多人”。张文舟回忆说他记忆有9人被杀。据知情者说，在公安部门有陕北“肃反”被杀害者的具体名单，人数超过200人。

另外，陕北“肃反”中杀害200多人的数字，最早出自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陕甘省保卫局长的郑自兴。他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上说：做过广泛的调查，结果是：前方错杀200多人，后方错捕130人。郑自兴属于中央红军，与陕北“肃反”的双方没有亲疏关联，并且是在“肃反”纠正之时出任陕甘省保卫局长的，以他的身份、职责和调查时间而论，人为扩大或缩小其数字的可能性较小，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

如此众多的证据，证实了陕北“肃反”中大量杀人的事实，决不能因为聂洪钧提出的一个疑问就简单地怀疑甚至否定这个事实。否则，就是轻率，就是对西北革命和烈士不负责任，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实际上，陕北“肃反”中的大量杀人，是源自“肃反”领导人的错误指示。当时，“肃反”领导人确曾发出过“反革命右派要从肉体上消灭”的指示。郭洪涛回忆说：这个指示信“那是朱理治写的，他写了以后要我看，我看了以后没有提出意见，说过，写得不坏”。1942年朱理治在西北高干会上回忆说：这个“肃反”指示信“现在调查起来，是发过四份的”，“‘从肉体消灭’的指示信发给了陕甘与关中特委”。应该说，这个指示信与陕北“肃反”中的错杀、滥杀是紧密相关的。革命时期党和军队的组织纪律是十分严明的，像陕北“肃反”中大量杀人而且被杀者是领导干部这样的重大问题，绝不会是非组织的行为，绝不是哪个具体部门或个别人莽然所敢做的。

这里对两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一是关于聂洪钧不知道前方杀人之说。如前所述，前方部队有大批人被杀是确凿的事实，其中包括西北军委副秘书长杨灏、秘书吴浩、骑兵团政治处主任李子恭、红二十六军营长于震西等。而身为西北军委主席、统率红十五军团在前方的聂洪钧不知道此类事情，甚至连身边人被捕杀都不知道，殊出情理。因为：在陕北“肃反”的部署上，明确决定由聂洪钧领导前方的“肃反”，对此，朱理治、郭洪涛都说得十分肯定。并且他具体领导了前方的“肃反”工作。如他亲自布置了对原红二十六军七十八师政委杨森和原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政委黄罗斌的逮捕，黄罗斌回忆：劳山战役祝捷大会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和七十八师政委杨森同志被军团部找去谈话，找我们直接谈话的是‘西北三人代表团’成员之一、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在场的还有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聂对杨森说：你是陕北老同志了，现在北线吃紧，因而组织调你去北线任总指挥。聂对我讲：瓦窑堡办了个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因人手缺乏，组织调你去该校任政委”。结果，在他们离开部队途经安塞县城时被红十五军团部的警卫人员逮捕。时任红二十六军营教导员的刘懋功回忆说：他被抓起来后，“西北军委的一位领导又亲自来审我，态度更凶，帽子更大，说参加了刘志丹的右派就是反革命，说陕甘苏区县以上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都是右派，并且不容我申辩”。另外，劳山战役后，郭述申率八十一师（由原陕北红二十七军改编）急行军赶到富县平泉原攻打一个土围子，结果部队伤亡很大。“事后才知道，把八十一师拉到富县去打那个毫无准备、毫无把握的仗，是为了与七十八师（由原陕北的红二十六军改编）拉开距离，以便对七十八师连以上干部进行‘肃反’。很多同生死共患难过的老战友、好同志就在这次的所谓‘肃反’中被逮捕，以至活埋。”这样动用红十五军团一个主力师的军事行动及其部署用意，焉能不经过作为前方最高指挥员的聂洪钧？红二十六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件事传遍西北根据地，广为人知，怎么就独没有传到聂洪钧那里？而且从1935年11月中央制止陕北“肃反”到1938年5月调赴湖南工作，聂洪钧一直在陕甘宁边区，他一点没有听到？陕北“肃反”杀200多人的事，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上明确提出了，与会的他为什么不提出异议？

二是关于前方“肃反”杀人的时间。朱理治回忆说：“有一次，我在保卫部审讯，见到聂洪钧同志派回给戴季英送信的交通，听交通谈话，才知道前方已杀了一些人，但杀了些什么人，我仍不知道。这时，程子华尚未去前方，刘、高等尚未被扣留。据子华同志说，他去前方后，前方没有再杀过人。”有论者据此否定前方杀人，理由是程子华大约在10月4号（或5号）到达前方，其时，“肃反”刚刚开始，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杀那么多的人；并且刘志丹、高岗等均在军中，他们对大量逮捕、杀害原二十六军中高级将领不能没有反应。实际上，前方大规模的杀人不会是在这个时间。因为：其一，如前所述，陕北“肃反”及其杀人一定是有组织的部署，决不会是下面人员的莽然之举。根据《朱理治传》记述：包含“从肉体消灭”内容的“肃反”指示信是在1935年10月7日起草的，那么下发到各地应在10日之后（从瓦窑堡到前方总部和陕甘特委大约需要3天），杀人时间必须更在其后。其二，李赤然回忆把原红二十七军与红二十六军分开，以便对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进行“肃反”的部署，也是在10月5日之后发生的。而从抓捕到杀害还会有一些时间。其三，逮捕和杀害原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的举措，必然要在逮捕主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之后，不可能在没有隔离他们之前滥捕滥杀。这样一种常识，“肃反”领导人不会不懂，并且从诱捕刘志丹、杨森、黄罗斌等的方式，在被捕者头上套只露眼睛的布袋子、对群众宣传他们是“白军”俘虏，隔离陕北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等举措看，他们非常注意“肃反”杀人的隐蔽性。

<h3>四、关于陕北“肃反”中的自我纠错的问题</h3>

有一种观点说朱理治犯了领导陕北“肃反”的错误，“但当他一旦发现错误，能够实事求是，马上采取纠正错误的措施，并在中央到达陕北后，协助中央顺利解决了这一问题。”朱理治也称：“肃反”“搞了七八天后即发现有错，并极力予以纠正”。但这样的说法与事实颇有矛盾。

第一，当时对于陕北“肃反”错误的认识非常有限。1935年11月初即错误的“肃反”进行近两个月后，朱理治在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仍不认为“肃反”完全错了，他在1945年回忆说：在博古征求我对“肃反”的处理意见时，“我说两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搞刘、高是错误，刘、高右倾并受右派利用也是错误。这样讲话使得后来中央对这问题没有很快搞好，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程子华在1942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也坦率承认：“我对肃反及逮捕刘、高均同意。及中央到陕北后，博古、首道等认为肃反错了时，我在毛主席未到前，还说一定有问题，不会全没有。”“中央对陕北之肃反问题决定发布后，我始认为错了。”至于戴季英，王首道回忆说：“我们一到瓦窑堡，他就拿出许多案卷，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在王首道等掌握大量事实，向戴季英提出质询后，“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对“肃反”错误的认识不到位，甚至并没有认为有错，如此焉能大力纠错，其结果必然是纠错的措施不到位，纠错的效果也就必然很差。

第二，实际纠错颇不得力。在“肃反”错误酿成、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纠错的机会，朱理治等虽然也发现有问题，曾产生疑问，但并没有细究，结果使机会滑失、错误不断扩大和延续。比如在部署陕北“肃反”时，“我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同志领导，告戴季英审讯必须叫郭参加，因他是本地人，了解情况”。但戴季英在“肃反”伊始就没有执行他的指示，在审讯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时，没有叫郭洪涛参加。朱理治说他为此责问了戴季英，但当戴季英搬用鄂豫皖“肃反”的做法为说词后，他没有坚持以前的规定。朱理治知道逮捕原红二十六军主要负责人、曾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和西北工委宣传部长张秀山的严重性，知道所谓刘志丹、高岗等是“右派反革命”口供的严重性，为此紧急召回郭洪涛，但对郭洪涛的“逮捕张秀山同志是错误的。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高是反革命”的意见，拒绝接受，并且说：“过去你说这些人可疑，现在有了口供，你又说不是。”“现在就把你捆起来！已经有了证据，你还说他们不是反革命。”虽然目击蔡子伟、张文华等的口供是戴季英用刑讯逼供得来的，“这是他们被吊起来以后讲的”，但也仅仅表示怀疑而已，并没有因此细究。应该说，这是陕北“肃反”走向严重错误的一个关节点，但由于相信逼供得来的口供，忽略“了解情况”的郭洪涛的意见，结果避免犯严重错误的机会滑失了。随后他与程子华、戴季英商议作出逮捕刘志丹、高岗等的决定，由此把“肃反”错误推向了极致。以后，虽然发现了戴季英滥用酷刑、大搞逼供信等错误，虽然对刘志丹知道要被逮捕而毅然自投罗网感到惊奇：“反革命还会自己回来？”虽然在目睹张秀山虽被用刑但宁死拒绝承认刘志丹、高岗等及其自己有问题后，感觉“肯定是弄错了”，“这里恐怕有冤枉吧！”虽然用省委的《自首条例》要求被捕者说老实话，结果被刑讯逼供者全部翻供：“他们开始讲老实话了，都说刘、高等人不是右派，并在口供上签了字。于是，我约了郭洪涛一起又审讯了一次，一致肯定了刘、高等二十六军同志不是右派”。但基本的事实是，实际上仍由戴季英负责后方的“肃反”事宜（朱理治回忆说曾拟调离他），直至中共中央派遣王首道和贾拓夫等接管陕甘晋省委保卫局之日；仍然监禁刘志丹等被捕的同志，直至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之后才获释，使他们长期遭受极其残酷的折磨；仍然在下发各地的“肃反指示信”中，称“肃反”是正确的，对顽固不化的反动首领必须加以消灭（虽然也有不准逼供，不要把党内问题与党外问题混淆起来，不准乱杀等内容），对“肃反”错误的发展特别是前方大量杀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样的“纠正”能够是“极力”的吗？恐怕很难称得上“一旦发现错误，能够实事求是，马上采取纠正错误的措施”。

在朱理治纠错问题上，有一条史料值得关注：他派郭洪涛赶去前方要求前方停止捕人，并决定后方不再捕人和审讯被捕同志。应该肯定这个决策，这是试图遏制陕北“肃反”错误进一步扩大的一个措施。但需要对这个决策的效果进行考证，首先，这个决策是什么时间作出的？《朱理治传》称是10月8日，但郭洪涛回忆说不是其时：奉令后，“我和崔田民同志一道赶到富县稻左堡，西北军委主席去了榆林桥前线参加指挥战斗”。10月20日张学良东北军进占榆林桥，25日进行了榆林桥战斗，聂洪钧去“榆林桥前线参加指挥战斗”，只能在10月20日至25日期间。在另一篇回忆里，郭洪涛对去前方的时间说得更明确：“中央代表团负责人派我去前方停止捕人的，同去的还有派去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崔田民。我们先找到程子华和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记得是在一个房里，有两盘炕，我和崔田民坐在这边，徐海东、程子华坐在那面，我说：逮捕红二十六军刘志丹、高岗等一批老干部是错误的，没有证据。后方已停止逮捕和审讯，前方也应停止捕人。程、徐说：很好，我们同意。马上叫来红二十五军保卫科负责人，命令停止捕人。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把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的布告送来，我们知道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是10月19日，发布布告应是在20日之后，而其传到富县稻左堡则应是10月24、25日。在纪念程子华的文章中，郭洪涛说：“我在榆林桥战斗结束后几个小时，肩负重要任务来到前线见到子华。”由郭洪涛的回忆推断，朱理治指派郭洪涛前往前方的时间应在10月25日左右。程子华在1942年11月给中央的电报中，就此问题的说明与郭洪涛说的时问基本一致：“后不久，洪涛、崔田民即来，由于他们才得到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对‘肃反’的不满不安，……及其对逮捕张达志意见的不同意。我同意郭的意见，并主张应立即停止再逮捕人。”因为程子华所说的要逮捕张达志（时任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政委）之事，发生在榆林桥战斗后（正因时处陕北“肃反”的后期，张达志才幸免罹难）。综合郭、程两人的回忆，朱理治停止捕人的决定不是10月8日作出的。实际上，朱理治的回忆也说明该决定不是10月8日作出的：“据郭洪涛同志后来对我说，他和程谈话后，将结果写下告诉了我，并告我中央已到陕北”。“中央已到陕北”的时间是确定的，而郭洪涛所述与此相关联的日子不也是可以推定的吗？辨析这个时间的重要性是，该决定早发十余天还是晚发十余天，是在“肃反”大规模兴起之时，还是在已经冤狱遍起、铸成大错（实际也难以为继了）之日发出，其对陕北“肃反”产生的影响大不相同，对其在陕北“肃反”中纠错的作用的评价也就大不相同。其次，朱理治此时提出的纠错方法仍不得力。他要郭洪涛告诉程子华：“后方没有刘、高等任何的证据。如前方也没有发现证据，后方准备释放（他们）。”这样的处置方法有点怪，因为逮捕刘、高等的“证据”是后方搜集的，逮捕他们的决定也是后方作出的，现在后方没有了“证据”，却把能否释放他们的决定权推给了前方。特别是如前所述，他已经和郭洪涛“一致肯定了刘、高等二十六军同志不是右派”，既然他们的“右派”罪名不成立，但又为什么不立即采取纠正的措施（最起码改善他们的处境）呢？所谓等前方证据的处理方法，明显延滞了对“肃反”错误的纠正。综合上述关于这个决定的时间和处置方法的辨析，可见朱理治这个停止捕人的决定对遏制陕北“肃反”的进一步扩大有一定意义，但就对已有错误的纠正而言，效果不大。

另外，如果停止捕人的决定是10月8日作出的，那么就出现一个难以解释的疑问：从作出该决定到11月7日中央释放刘志丹等人之间长达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为什么没有纠错的具体措施？朱理治回忆说在等前方的回复，而前方的回复“估计是被戴季英扣了起来”。但是这样的解释颇无说服力。在这个涉及许多人的政治生命、关系西北革命大局，并且已经明确知道错了的重大问题上，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只是等待，而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甚至连催促前方回复的措施也没有），未免是处置不当，如此过于消极的等待，与“肃反”的雷厉风行的发动反差太大，岂不是纠错不力？甚至令人怀疑是否真正认识到错了？因此可见，核定该决定的具体时间是十分有必要的。

正文二六、特稿：志丹的女儿真像志丹

“一个漂亮的6岁小女孩，红军为她特制了一套军服；她扎着军官皮带，帽子上戴着红星，那里人人都喜欢她，她像个小元帅。”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当年震撼世界的名著《西行漫记》中描写的“小元帅”——刘力贞，长大后未能像父亲刘志丹那样金戈铁马，驰骋疆场。1979年，在父亲与战友创建的西北根据地——红军长征“落脚点”的这块热土上，她被人民代表推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连任三届14年，又继任陕北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16年，成为治理父辈打下的人民江山的杰出公仆。

新中国六十华诞前夕，刘志丹被中宣部、中组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中央部委联合推荐，进入“百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候选名单。8月19日，记者又一次走进西安朱雀路干休所，看望被周恩来誉为“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的这位人民英雄的独生女儿，倾听她对祖国母亲六十华诞的祝福和汇报。

八十高寿的力贞大姐，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吐睿智、幽默、平和又不失犀利。深邃的双眸和挺直的鼻梁，酷似墙壁挂像上刘志丹的容颜。我脱口而出：您真像您的父亲。大姐笑了，脸上荡漾着幸福和自豪，沉醉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在延安上学时，父亲的老战友见面总是说，贞娃真像老刘。脸像，走路稍右侧身子，右手一甩一甩的，活脱脱一个‘老刘’。”

形像，神更像父亲的力贞大姐，继承了父亲对信仰的忠贞，对人民的挚爱及人品、风骨。她说：“烈士子女肩负着两代人对人民的责任和义务，服务人民，丝毫不敢懈怠。”她4岁随母亲到陕甘根据地，16岁入党。64年来，她把“刘志丹的女儿要像志丹”作为人生最高目标，孜孜追求。陕西人民心目中，刘力贞是一个情系患者、医术精湛的好医生；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冷暖安危、勤恳服务人民的好公仆；一个无愧父辈英名的事业传承人。老百姓的口碑，是她用朴实无华的言行赢得的。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梁星亮教授以自己多年与刘力贞的接触，深有感触地说：“刘力贞不仅有父辈光环，她的人格魅力，对陕西人民的奉献，同样光彩照人，有口皆碑。”

服务人民需要有真才实学，力贞大姐延安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49年考入哈医大，又转人中国医科大学。1956年，考上上海医学院副博士研究生，后在西安医学院任教。任教期间又师从名中医学习民族传统医药，融贯中西医术，积累了为人民服务的雄厚资本。

当一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是力贞大姐久藏心中的职业理想。1929年底，力贞大姐出生在保安县（今志丹县）的穷乡僻壤。父亲闹革命长年在外奔波，哪里顾得上家。她从小体弱多病。力贞大姐还记得生病时，母亲采回一大把艾叶，在她头顶、身上炙，疼得她直哭，身上留下累累的烫痕。最令她终生难忘的是弟弟的惨死。1935年秋，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三军在延川永坪镇会师，她和弟弟蛮娃突发高烧。一位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军医给他们姐弟俩服了一种药丸，她服后呕吐不止，不满1岁的弟弟于当天就命丧黄泉。事后这位以药投毒的军医逃跑了。力贞大姐的母亲悲痛欲绝，紧紧搂着她泣不成声：“啥时候，我们能有自己的医生，自己的药啊！”弟弟的死、母亲的话，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成为她从医从政后对医药卫生事业执著追求的动力和对人民真挚热爱的源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这时，已有一年党龄的刘力贞报名参军来到彭老总率领的“一野”野战医院当文书。此后，17岁的力贞大姐和普通护士一样，昼夜给伤员换药、按摩、洗脸、洗脚。当时，她真羡慕那些在药品奇缺的情况下，千方百计解除伤员痛苦，让一个个伤员痊愈重返前线的医生。在她心目中，人民军医是世界上最有本事的人了。

10年时间里，刘力贞终于从第一野战军的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位人民医生。那份儿喜悦，那份儿自豪，力贞大姐至今谈起，还溢于言表。

在力贞大姐20余年的从医生涯中，很难统计，她用一颗爱心，换回了多少患者的生命和健康。

1964年，力贞大姐率领医疗队回到生她养她的陕北老区巡回医疗。父老乡亲闻讯，奔走相告：“刘志丹女儿回来啦！”“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听到这高亢、真情的信天游，望着一张张绽放如山丹丹花一般的笑脸，大姐如沐春风，如饮甘露，如鱼得水。她倍感肩上责任的分量。乡亲们这火一般的热情里既有对父亲深深的缅怀，又满怀对她医德、医术的期望。白天、黑夜，山峁、沟壑，奔走着她纤瘦的身影。她不知疲劳，不知饥饿，不怕危险。了解当地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现状，利用农村集市宣传预防疾病的常识。针对当地妇女产后患“子宫脱垂”多的问题，她采用每服药价仅2角钱左右的“简化补中益气汤”，配以针灸，使许多妇女消除了苦痛，恢复了劳动能力。那时，群众一生病，医疗队的同志便随叫随到。一次，米脂县杜家沟一产妇发生大出血，大姐闻讯背上医疗箱就匆忙上路。赶到时，产妇已休克，窑洞内漆黑一片，在手电筒照明下，大姐立即实施抢救。一天一夜，她精心守护在病人身边，直到病人脱险。又一次，面对死亡线上的农民，她毫不犹豫，俯下身去用口做人工呼吸，抢救活维系全家亲情的又一条生命。几十年过去了，父老乡亲至今还在口口相传当年刘志丹女儿率领的那支不收红包、没有医疗事故、满怀对老百姓真爱深情、让一个个群众身体康复的医疗队的动人故事。1967年，大姐又率领医疗队，穿行在陕南滔滔汉江两岸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谱写下又一首爱民、惠民乐章。

“文化大革命”中，蒙难的力贞大姐被下放到三原县医院。她从未因个人和家庭的不幸遭遇而消沉、悲观，依然认真履行医生的天职。当时，流行乙脑，有60张病床的县医院，乙脑病人占了40多床。她将病人为分轻、中、重症三种类型，分别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使乙脑治愈率提高了50％。

好医生刘力贞，以高尚的医德医风，赢得广大群众的尊敬和信赖。这样的人民医生，人民哪能忘记啊！老百姓期望为她提供更大平台施展她为人民服务的才能。1979年，陕西省五届人大会议选举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时，省委推荐的候选人名单里没有刘力贞。经西安、延安等地数百名代表推荐，刘力贞增补为候选人，以高票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任上，她分管医药、卫生、教育、科技工作。大姐满含深情地说：“当年老百姓勒紧腰带支持革命，才有了人民的江山。今天人民代表以极大的信任推选我，作为人民公仆，哪能不心贴人民、服务人民、敬畏人民，以谋广大人民利益为己任，恪尽职责！”14年任期，她走遍了全省107个县、市、区，深入农村、学校、工厂、科研院所、街道社区、医疗卫生单位，认真履行人民公仆的职责。好公仆刘力贞，收获着人民的信任和爱戴。老百姓一遇难事，“找省人大刘主任说去”，使她信访来访应接不暇。

1991年秋季的一天，一位妇女推开大姐办公室门，哽咽着说：“刘主任，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才来麻烦您的。”话音未落，已热泪盈眶。大姐当即中断了和我的谈话，连忙迎上去：“快坐下，慢慢说。”妇女自诉她是西安人民服装厂医生，当年丈夫去抗美援朝，她响应国家号召，生了一胎，按政策退休后可享受调资3％的待遇，可是单位始终没有兑现。她找遍了区、市、省有关部门，级级推诿。有人指点她来省人大找刘主任去。大姐仔细看完她带来的各种证明资料，包括奖励证书，丈夫立功证书后，立即给省计生委主任打电话，态度鲜明地说：调查落实后，按政策尽快给予解决，不能再折腾这位听党的话的同志。保证计生政策的连续性，取信于民，这项基本国策才能全面落实。

群众来访来信，大姐要求每件事情都要有处理的回声。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清楚地知道：刘主任批示过问的事情，那是一定要有处理结果的，不可踢足球。若敷衍塞责，她是要追问的。遇到不符合政策的要求，大姐会断然拒绝。2003年，志丹县一位亲属要求大姐给她上高二的儿子在政府安排个“铁饭碗”。大姐耐心地向她讲解公务员招录的条件和程序，明确表示，这事违反政策，不能办。这位亲属不理解，小声嘀咕：手握那么大的权，人家说能办，你咋说不能办呢？他若知道大姐的一双儿女一个在劳动服务公司，一个是合同工自食其力的话，还会提这要求吗？

“权为民所用”，作为人民公仆，刘大姐深知3700万人民选她时寄予的殷切期望。大姐对危害广大人民利益的事件，深恶痛绝，决不留情，竭尽全力督促政府查处。1985年，晋江假药泛滥成灾，一些人散布“假药无害论”，妄图影响查处。大姐掷地有声地说：“有人讲，晋江假药无害，我不敢苟同。假药贻误病情，同样是谋财害命。我们不能置若罔闻！”她率有关部门干部深入宝鸡调查，督促政府加大查处力度，使该案迅速查处结案。她还举一反三，和省人大委员深入全省10个地市调查研究，监督查处与制售假药有关的人和事，监督销毁假药。之后，她主管下的省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听取政府汇报，作出了全省《加强药品管理的五项要求》的决议，并督促省政府制定出一系列有关政策，从宏观上加强了对全省医药市场的管理。

1990年，力贞大姐又和部分省人大委员对西安等地市十多家医院的医德医风进行了专题调查，督促政府职能部门制定出有关加强管理的规定，纠正了包括医院购进药品时索要“回扣”，为谋私利不从当地国营医药专营公司进货等行业不正之风，查处了少数医院制剂室在市场上出售制剂的违法行为。1991年，年逾62岁的力贞大姐和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们，就农村缺医少药问题进行专题调查后，发现少数边远山区人民群众治病买药仍十分困难。对此，她深感内疚地说：“有负人民重托啊！”她和委员们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听取政府关于农村卫生工作的汇报。会上，常委们对于农村卫生投入不足，人员匮乏，一些地方基层卫生网解体的状况十分关注，要求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早日予以解决。走上领导岗位后，力贞大姐虽然少了直接为广大群众治病的机会，但又多了一柄保护人民利益的“权杖”。她时刻告诫自己：以周总理为楷模，为人民鞠躬尽瘁。在任14年，她和人大委员们一起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对省政府医药卫生工作进行了认真监督，依照国家有关法规法令，结合陕西省实际完善了地方立法工作，促进了全省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说到这里，话题转到今天假药屡禁不止的社会顽疾。大姐意味深长地说：“手握药品行政执法权力的人，只要时刻不忘权是谁授的，权是为谁的，假药何愁不禁！”

大姐退下一线后，任陕北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公仆情怀更加浓烈，时刻关注人民的疾苦安危。去年，四川汶川地震。5月19日，我上门请求大姐为汉中救灾一线的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写幅字。看到大姐身着素装、黑布鞋、白袜，我愣了一下，大姐看我不惑的目光，轻声对我说：“我给汶川地震遇难的群众戴孝。”我心灵为之一颤。戴孝，这是中华民族血亲间哀悼的大礼，您把它行给毫无血缘关系的普通群众，您对人民博大的真爱，怎能不让人动容！平日，极少题字的大姐，在这特殊时刻挥毫在宣纸上写下“弘扬红军精神，奋战救灾一线”几个苍劲的大字。第二天，我在不断的余震中把字送到汉中。9月，老红军的后代、汉中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王建文获“全国药监系统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大姐的题词，有了圆满的回报。

夕阳透过窗棂，照在客厅的不老松盆景上。耄耋之年的大姐毫无倦意，娓娓叙说那一件件浓浓公仆情怀的往事。时而我插话，描述与大姐共同亲历的铭刻在心的往事细节，使往事清晰、鲜活重现眼前。大姐珍藏的往事，令我感动、敬佩，且无限感叹，在职的公仆，若都能像大姐这样，把人民放在心上，会问心无愧，人民生活会更加美好。大姐真挚地说：“人民养育了我，祖国培养了我，党信任我。我祝福祖国强大，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只要我生命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做力所能及的服务。”

1997年12月3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在《陕西革命老区》一书序言中评价刘力贞：“她从省人大副主任位上退下来后，仍在呕心沥血地为老区建设尽力，令人敬佩。”

我应邀参加过1999年6月刘志丹夫人同桂荣魂归志丹葬礼，2003年9月刘志丹百年庆典，2006年10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驻保安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庆典，2006年11月刘志丹塑像在西安落成揭幕式及颂歌刘志丹音乐会，2008年11月刘志丹诞辰105周年座谈会。在这些活动中，接触过许多刘志丹的战友、亲属、老红军、老干部、老百姓，以及从事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志丹的女儿真像志丹。”

“志丹的女儿真像志丹，最像的是：父女两人对人民、对祖国深深的大爱。”我如是说。

正文后后记

2009年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75周年、刘志丹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75周年。12月27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刘志丹研究委员会、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西北大学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中共志丹县委、志丹县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在西北大学举行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学术研讨会。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志丹将军的女儿刘力贞，陕西日报社原总编辑张光等60余人出席会议，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姚文琦研究员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研讨会主题是“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会上10位专家学者围绕“刘志丹、谢子长的兵运活动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西北革命根据地建设与刘志丹的人格魅力”、“刘志丹的革命精神及其对党的建设的当代启示”、“西北革命根据地反对‘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及其当代启示”、“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及其对陕西红色文化建设的思考”，以及“西北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刘志丹与同桂荣”等专题进行了研讨，内容广泛，视野开阔，新论迭出，取得了显著效果，多家媒体予以报道。

会议还决定，深入开展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统战等方面研究；开展刘志丹与他的战友群体研究；撰写《刘志丹传》等。同时，决定将会议论文并约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撰文，编辑，既是对多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也对广大读者和同仁学习、研究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有所帮助。

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和本书的编辑，始终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蓉和中共志丹县委、志丹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陕西人民出版社刘景巍、管中袱也做了许多努力，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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