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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课·万无一失的杀手》 正文 万无一失的杀手 马克·桑德森喜欢女人。这就跟他喜欢五成熟、拌上生菜色拉的阿伯丁安古斯里脊牛排一样——这二者他同样欣赏。要是觉得饿了，他会打电话给一家合适的餐馆，让人把他想吃的菜肴送到他的顶楼公寓。他消费得起，因为他是一个身价几百万的富翁，而且单位是英镑——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英镑也可以抵上两美元。 与大多数事业有成的富人一样，他有三重生活：作为伦敦市成功人士、钻石王老五的公开的职业生活；他的私生活——私生活这个词儿现在未必就是字面的意思，很多人喜欢将自己的私生活曝光于公众之下；还有他的秘密生活。 他的第一种生活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专栏和电视节目里。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但头脑聪明。六十年代，他开始在伦敦西区从事房地产代理工作，两年后他就学会了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钻法律的空子。二十三岁时，他独自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在仅仅二十四小时内就敲定了圣约翰林地的一处住宅，挣得了一万英镑的利润。此后他创建了哈密尔顿股份公司，这份产业十六年来一直是他的主要财富。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第一笔交易房产位于哈密尔顿街。这是他最后一次感情用事。七十年代初，赚够一百万英镑后，他不再从事住宅买卖业务，转而去做写字楼开发了。到七十年代中期，他的财富已接近五百万英镑，开始搞多种经营。他如同得了点金术一般，在金融、银行、化工品和地中海度假旅游项目上，都搞得与圣约翰林地的房地产业一样红火。报纸报道了，人们相信了，哈密尔顿旗下十个产业的股票价格也在持续上涨。 就在同一份报纸的其他版面上，可以看到他的私生活。拥有摄政公园的顶层套房、伍斯特郡的伊丽莎白时代庄园、卢瓦尔河谷的古堡、昆蒂布的别墅，以及游艇、兰博基尼和劳斯莱斯汽车，还不断有年轻漂亮的新晋女明星跟他合影，或分享那张四米宽的大床。这样的一个人，免不了会成为报纸八卦专栏读者所关注的人物。如果这是在五十年前，诸如身价百万美元的女演员的离婚听证、选美小姐的生父提出诉讼之类的丑闻一旦见报就能毁掉他的前程，但在现在这个年代，八十年代，这些报道只能证明他有能力搞定这种事，这在伦敦西区的时髦人士中，甚至被认为出色得引人羡慕。他真是个相当受公众瞩目的人物。 马克·桑德森的秘密生活则是另一回事，可以归纳为一个词：厌烦。他从心底里对这一切都感到厌烦。他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马克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酸溜溜的笑话。他三十九岁，身体强壮，长得并不难看，有点像马龙·白兰度，但依然是孤身一人。他知道他需要某个人，不用很多，只要一个就够了。他们可以一起生几个孩子，在乡间拥有一个共同的家。他也知道，他很难找到这个人，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需要的人是什么样，而十年来他还从没有遇到哪怕一个这样的人。与大多数喜欢女性的富人一样，他只会喜欢不看重他的地位、钱财、权力和名声的女人。与大多数追求女性的富人不同的是，对此他还能够保持足够的自我分析能力，还能时常自我警醒——公开地如此声明只会死得很难看。 他认定永远不会遇到她了，但在初夏的一个日子里，他遇到了。那是在一次慈善事业的晚会上，大家度过了一个乏味的晚上，而门票那点余钱只够给孟加拉国的孩子们送去一碗牛奶。她在房间的另一边，倾听一个拿着一支大雪茄的矮胖男士说话。她静静地听着，面露微笑，看不出她是对趣闻逸事感兴趣，还是被矮胖子的滑稽动作所吸引。那人正尽力讨好她。 凭着与这位矮胖的电影制片人的点头之交，桑德森信步走过去，作了自我介绍。她名叫安吉拉·萨默斯，握住他的那只手微凉且细长，指甲完美漂亮。她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杯看上去像是金汤力的饮料——后来他发现只是汤力水，没有加酒——但在无名指上有一枚纤细的金戒指。桑德森对此毫不在意——有些已婚妇女更容易被勾引。他把那位电影制片人晾在一边，引着女人到旁边去交谈。她的外表让他印象深刻，这有点不寻常；同时也使他激动万分，这就更不寻常了。 萨默斯夫人身材高挑，身板挺直，一张脸算不上时髦艳丽，但可以说文静俊秀。她的身材按照八十年代骨感美女的标准来看，绝对不够时尚：她胸部丰满，腰身纤细，双腿修长。她那亮晶晶的栗色头发盘在脑后，看上去很健康，而不是富贵奢华。她身上穿了一件朴素的白色连衣裙，衬托出她那略有晒黑的金黄色肌肤。她没戴首饰，只在眼睛周围略施粉妆，这使她显得与房间里的其他社交圈女士很不相同。他猜测她的年纪是三十岁，后来获悉是三十二岁。 他猜测那晒黑的肌肤可能是因为冬天常常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或春天在加勒比海旅游，反正说明她或者她丈夫很有钱，可以过上这种生活，就像这房间里大多数女人一样。两个猜测全都错了。后来他得知，她和丈夫居住在西班牙海岸边的一座农舍里，靠丈夫写作关于鸟类的书籍和她自己教英语的微薄收入过日子。 有那么一会儿，他以为这深色的头发和眼睛、金色的肌肤和举手投足间的气质，也许意味着她是西班牙出生的，但她实际上是英国人，与他一样。她告诉他，她来探望住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父母亲，她的一位老同学提议，回去之前应该在伦敦逗留一周时间。 她是一个随和的人。她没有奉承他，这正合他的心意，当他说了些稍稍有趣的事，她也不会夸张地大笑去迎合。 “你对我们伦敦西区的社交生活怎么看？”他们背靠墙壁观望晚会的时候，他问道。 “很可能不是我该过的生活。”她若有所思地回答。 “他们就像是关在笼子里的一群鹦鹉。”他刻薄地说。 她扬起了眉毛。“我还以为马克·桑德森是这里的一根支柱呢。”她在嘲笑他，口气柔和，但很坚定。 “我们社交活动的八卦都传到西班牙了吗？”他问道。 “即使在白色海岸，我们也能看到英国的《每日快报》。”她不动声色地说。 “也包括对马克·桑德森私生活的报道吗？” “是啊。”她静静地说。 “你感兴趣吗？” “我应该感兴趣吗？” “那倒不必。” “那我就没兴趣。” 她的回答让他松了一口气。“我很高兴，”他说，“可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她思考了一下。“这真是很虚伪。”她说。 “包括我吗？” 他在低头看她那朴素的棉布织物里面缓慢起伏的胸部，这时候她回过头来看着他。 “我不知道，”她认真地说，“我想，也有一定的可能，你会是个还不错的人。” 这个回答使他大吃一惊。 “你也可能是错的。”他反驳说。但她只是宽容地微笑了一下，像是在对待一个喜欢争吵的小男孩。 过了一会儿，她的朋友们来叫她，她对桑德森客套了几句，准备离开。在走向大堂的时候，他轻声问她可否明天请她出去吃晚饭。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向某位女士发出邀请了。她并没反问他怕不怕被别人看到，也许她觉得他肯定会找个没有狗仔记者的地方。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好的，我想我很高兴去。” 那天夜晚，他一直在想她，对下半夜他从安娜贝尔找来、现在躺在他身边的皮包骨头的模特毫不理会。他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脑海里出现的全是她闪亮的栗色头发，好像此刻她就躺在他旁边，而他正抚摸着她金色的肌肤。他深信，她一定睡得很安稳、很平静，如同她做其他事情那样。黑暗中，他伸手去摸那个模特的胸部，但只摸到了像小狗耳朵般因为节食而发育不良的乳房。他走进厨房，烧了一壶咖啡，到一片漆黑的起居室坐下来慢慢喝。直到太阳从远处的旺斯台德沼泽地里升起，他依旧坐在那里，向外看着公园里的树木。 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于一桩风流韵事来说并不显得漫长，但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或者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生活。第二天晚上，他去接她，她来到他的汽车边。她把头发高高绾起盘在头顶，身上穿了一件带褶皱的白衬衣，袖子收窄，袖口镶着花边，搭配黑色长裙和一条宽皮带。这样的装束有一种爱德华时期的复古风格，他很喜欢，因为这与他昨晚私下想象中的她完全相反。 她谈吐聪明自如，还耐心地听他讲生意上的事情。这些他很少对女人说起。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渐渐明白，他对她所产生的感觉并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直白的情欲。他欣赏她。她有一种内在的娴静和沉着。这种平静的感觉使他感到安心和放松。 他发现，他越来越多地跟她谈论一些他通常不会与别人谈起的话题：他的资产状况，他对这个悲观社会的厌烦——他鄙视这个社会，但同时又猛禽般地掠食，加以利用。与其说她见多识广，更多的其实是善解人意，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种品质比知识广博更可贵。午夜后，他们还在角落的桌子边交谈，这时候，饭店要打烊了。他邀请她一起去他的顶楼套房里再喝一杯夜酒，她婉言谢绝。这种事好几年没发生过了。 到了这一周的第四天，他承认自己已经像一个十七岁的男生那样为她神魂颠倒了。他问她最喜欢什么香水，她回答说是迪奥小姐，这种香水她有时候会在飞机上供应的免税商品中买上四分之一盎司。他派手下去邦德街买了最大的一大瓶，当天晚上就送给了她。她满心欢喜地接受了，但马上又埋怨太大瓶了。 “这太奢侈了吧。”她告诉他。 他感到有点窘迫。“我只是想给你一件特别的东西。” “肯定很贵。”她真切地说。 “这点钱我是花得起的。” “这倒也是。这香水真好，但你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为我买东西了。这太过分了。”她坚定地告诉他。 周末前一天，他打电话到他的伍斯特郡庄园，让人提前给游泳池水加温。星期六，他们驱车去那里游泳。五月的风吹来还是有点冷，他不得不在游泳池三面都拉上屏风。她从更衣室里出来，身上穿着连体泳衣，裹着一条浴巾。看到她这个样子，他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了。他对自己说，无论从哪方面看，她都是一位绝妙佳人。 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是她返回西班牙的前一晚。他把劳斯莱斯汽车停在她居住的公寓旁的一条小街上，在黑暗的车内，他们长时间拥吻。但当他想把手伸到她衣服里面去时，她轻轻地但坚定地把他的手推回到他的膝头上。 他请求她离开她丈夫，离婚，然后他们结婚。因为他说得很认真，所以她也认真地考虑了一下他的提议，然后她摇摇头。 “我不能那样做。”她说。 “我爱你。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全心全意的。我甘愿为你做任何事。” 她凝视着挡风玻璃外黑暗的街道。“是的，你是爱我的，马克。我们不应该走到这一步。我本应该早点注意到你的感情，不再与你见面就好了。” “你爱我吗？哪怕只是一点点？” “说这话有点过早。我不能那样冲动。” “但你会爱我吗？现在或是将来？” 她又表现出女人的矜持，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会爱你的，或者说，我可能爱上你。你并不像你的外在、你的名声那样。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下，你其实很脆弱，这很好。” “那就离开他，与我结婚吧。” “我不能那样做。我嫁给了阿尔奇，我不能离开他。” 桑德森感到一阵愤怒，他憎恨西班牙那个挡道的未曾谋面的男人。“他有什么比我强呢？” 她苦笑了一下。“哦，没什么比你强的。他很脆弱，也没什么能耐……” “那你为什么不肯离开他？” “因为他需要我。”她简单地说。 “我需要你。” 她摇摇头。“不，这话不对。你想要我，但没有我你照样能过日子。他就不行了，他没有这个能力。” “这不仅仅是我想要你，安吉拉。我爱你，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我欣赏你，我渴望你。” “你不明白，”停顿了一下后，她说，“女人喜欢被人爱，愿意被人欣赏，渴望被人渴望，但比这些更为重要的是，女人需要被人需要。阿尔奇需要我，就像需要空气那样。” 桑德森把寿百年香烟在烟灰缸里掐灭了。 “那么，你与他厮守……‘至死不渝’。”他咬着牙说。 对于他的嘲笑，她没有生气，反而点点头，转过身来凝视着他。“是的，是这样。至死不渝。我很抱歉，马克，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换个时间，换个场合，假如我没有嫁给阿尔奇，事情也许就不一样了，很可能不一样了。可我已经嫁给了我的丈夫，所以我们之间是不会有结果的。” 第二天她就走了。他让司机驱车送她去机场赶赴巴伦西亚的飞机。 爱、需要、渴望和情欲之间有微妙的差异，任何一种情感都会使一个男人为之着魔。在马克·桑德森的情况里，这四种情感都交织在一起。从五月到六月，随着越来越强烈的孤独感，他的执念也越来越严重。他以前从来没遇到过什么挫折，与大多数有权有势的人一样，十多年来，他早就已经把道德抛到了九霄云外。对他来说，从渴望到决心到设想到计划到执行，只有严密的逻辑和精确的步骤，而这些事情最终总能获得成功。六月初，他决定要把安吉拉·萨默斯搞到手。在设想如何实施的阶段，他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公祷书》里的那个词：“至死不渝”。假如她是别的女人，能轻易被财富、奢侈、权力和社会地位打动，那就不会有问题了。他可以用金钱去迷惑她、得到她；但话说回来，那样的女人不会让他迷恋到这种程度。他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打转很久，简直要发疯了，要冲破这个怪圈只有一个办法。 他用电话联系了一位房地产代理人，以迈克尔·约翰逊的名字租了一套小公寓，以现金支付了一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现金是用挂号信寄去的。他解释说，他将在第二天凌晨抵达伦敦，所以希望代理把钥匙放到门口的垫子下面。 他以这套公寓为基地，给伦敦的一个私家侦探事务所打了一个电话——当然是从不过问业务是否合法的那种——说明自己的要求。听到客户要求匿名，事务所提出要预付费用。他用专递送去了五百英镑现金。 一星期后，一封写给约翰逊先生的来信说任务已经完成，但还差二百五十英镑的费用。他把钱寄过去，三天后，收到了他要的资料。有一份简历，他粗粗看了一遍。一张头像，是从一本关于地中海鸟类的图书扉页上剪下来的，这书销量惨淡，早就绝版了。还有几张用长镜头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小个子、窄肩膀的男人，留着牙刷般的小胡子，长着瘦瘦的下巴。阿尔奇博德·克拉伦斯·萨默斯少校（“还是个少校！”他心怀恶意地想）是一位外派的英国军官，居住在西班牙巴伦西亚与阿利坎特之间的一座小别墅里，距离一个落后的海滨小村半英里。资料里有几张该别墅的照片，还有一份文件记录了别墅的日常活动：在小庭院喝早间咖啡；妻子上午去伯爵夫人家里为三个孩子做家教；她下午三点到四点必定会去海边晒太阳、游泳，而这段时间少校要作关于白色海岸鸟类的研究。 他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行动。他通知公司员工，说自己要在家里待一段时间，其间可以用电话联系。接下来，他要改变容貌。 关于这方面，在杂志上刊登过广告的一家小小的美发店帮上了忙。桑德森在那里将长发理成平头，并把原来天然深栗色的头发染成淡黄色。做头发花了一个小时，效果可以保持两个星期，他的发型还赢得了理发师的一番赞美。 然后桑德森驾车直接驶入他的公寓楼地下停车库，坐电梯回到他的顶楼公寓套房，避开了门厅里的管理员。他从公寓里打电话给弗利特街的一个熟人，问到了伦敦顶尖的一家大型图书馆的名字和地址。那里专门收藏当代事件的资料，拥有顶级的专著和大量剪报及杂志。三天后，他弄到了一张迈克尔·约翰逊署名的借阅卡。 他从“雇佣军”这个大标题开始查阅。这份卷宗有一些分目录，分别标着“麦克·霍尔”“罗伯特·德纳尔”“约翰·彼得斯”和“雅克·施拉米”等名字。还有的分目录是以地名开头的，如加丹加、刚果、也门、尼日利亚/比夫拉、罗德西亚和安哥拉。他把这些资料全都翻阅了一遍，里面有新闻报道、杂志专题、评论、书评和采访。文章内每提及一本书，他都把书名记下来，到公共阅览室找出那本书阅读。这些书包括安东尼·莫克勒的《雇佣军史》、麦克·霍尔的《刚果雇佣军》，还有专门写安哥拉的《战火威力》。 一星期后，这些资料中终于浮现出一个名字。那人参加过三次战役，即使最大胆的作者在提及他时也小心翼翼。他不接受采访，档案里也没有他的照片，但他是英国人。桑德森猜测他还生活在伦敦的某个地方。 几年前，在接管一家绩优股公司时，桑德森获得了一份其他公司的清单，包括一家雪茄公司、一家胶卷加工厂和一家文学代理公司。在文学代理公司的资料里，桑德森找到一个私人地址，是他在图书馆里读过的其中一部回忆录的作者地址。 作者的原出版商丝毫没有怀疑，并确认这是正确的地址，当初他们就是把微薄的稿费支票寄送到那个地址的。 当富豪桑德森以出版商的名义去拜访这个雇佣兵兼作者时，他发现对方已经在走下坡路，并且沉湎在了酒精和对过去的回忆之中。这位前雇佣军人指望访客也许能够重新出版他的书，从而再赚上一笔稿酬，获悉不是这么回事，他很是失望。但他听到可以赚到介绍费时，又眼前一亮。 桑德森说自己是约翰逊先生，并说，他们公司听说前雇佣军人的一个战友想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他们不想让其他公司得到版权。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那人的下落……听到那个名字后，前雇佣军人哼了一声。 “哦？他想坦白从宽了是吧？”他说，“这倒真是新鲜事。” 他一直不肯帮忙，直到喝下六大杯威士忌、拿到一大叠钞票后，才在一张纸条上潦草地写了一个地址。 “如果这家伙在城里，总会在那里喝酒。”他说。 那天晚上，桑德森找到了那个地方，是位于伯爵酒店后面的一个安静的俱乐部。第二天晚上，那人来了。桑德森没看过他的照片，但在回忆录里读到过一段关于他的描述，提到他下颚有条伤疤。酒吧服务员与他打招呼时，叫的名字也符合。他身材瘦长，肩膀很宽，看上去很结实。从吧台后面的镜子里，桑德森看到，那人目光阴郁、嘴角严肃，正喝着一杯啤酒。他尾随那人回家，来到了四百码之外的一栋公寓楼。 过了十分钟，他从街上看到房间的灯亮了起来，便去敲门。雇佣军人穿着汗衫和深色的宽松衣裤。桑德森注意到，那人在开门之前先关了门厅里的灯，让自己站在阴影之中。廊道里的灯光照亮了来访的客人。 “休斯先生吗？”桑德森问道。 那人扬起了眉毛。“你是谁？” “我是迈克尔·约翰逊。”桑德森说。 “出示警官证。”休斯以命令的口气要求。 “别开玩笑了，”桑德森说，“我是普通公民。可以进来吗？” “谁告诉你来这里找我的？”休斯反问道。 桑德森报出情报提供人的名字。“二十四小时内他就会忘记的。这几天他醉得恐怕连他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了。” 休斯的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但他可不是因为欣赏这话的幽默。 “嗯，是那么回事。”他说，然后把头朝里面一偏。桑德森从他身边擦过去，进入起居室。里边家具很少，相当寒酸，是伦敦地区那种最寻常的出租房，房间中央有一张桌子。休斯跟在后面，示意桑德森坐到桌边。 桑德森坐下后，休斯拖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 “有什么事？” “有一件工作要办。一份合同。我想，应该说是去杀一个人。” 休斯凝视着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你喜欢音乐吗？”最后他这么问。桑德森吓了一跳，他点点头。 “我们来点音乐。”休斯说。他站起来，走向角落里床边的一个床头柜，打开柜子上的一部便携式收音机，然后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索。当休斯转回身时，桑德森看到柯尔特点45手枪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脑袋。他大吃一惊，紧张地吸了一口气。休斯调整音量，音乐声加大了。雇佣兵的手伸进床边一个抽屉里，眼睛依然盯着枪口上方的桑德森。他取出一支笔和一个便笺本，回到桌边，用一只手在纸上潦草地写下两个字，推到桑德森面前。纸上只写着：“脱光。” 桑德森的胃部一阵搅动。他听说过这种人有可能很邪恶。休斯用枪口示意桑德森离开桌边。他顺从了，脱掉上衣，解开领带和衬衫，都扔到地上——他没穿背心。枪口又动了，指向下面。桑德森拉开拉链，让裤子落到地上。休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然后开口说话。 “好了，穿上吧。”他说。他的手里依然拿着枪，但枪口指向地面。他走过去，把音量调小，然后又回到桌子边。 “把外套扔给我。”他说。桑德森已经穿上裤子和衬衣，他把外套放到桌子上。休斯拍了拍软绵绵的西服。 “穿上。”他说。桑德森照办，然后就坐下了，他觉得自己需要坐下来。休斯坐在他对面，把自动手枪放在靠近他右手边的桌子上，点上一支法国雪茄。 “你这是什么意思？”桑德森问道，“你以为我带着武器吗？” 他慢慢摇了摇头。 “我看得出你没带武器，”他说，“但如果你带着录音设备，那么我就把话筒绑到你的卵蛋上，把录音带送到你的雇主那里去。” “我明白了，”桑德森说，“没有武器，没有录音，没有雇主。我自我雇用，有时候也雇用别人，而且我是认真的。我要干成一件事，我准备出高价。我也很谨慎，我必须这样。” “对我来说还不够谨慎，”休斯说，“帕克赫斯特监狱里的许多硬汉，就是因为客户嘴巴太大脑仁太小才进去的。” “我需要的不是你。”桑德森平静地说。休斯又扬起眉毛。桑德森继续说：“我不想要住在英国的人，或跟英国有瓜葛的人。我自己住在这里，这就够了。我要一个外国人，到外国去干。我需要一个名字。我准备为这个名字付钱。” 他从衣服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叠五十张面额为二十英镑的崭新纸币，放到桌子上。休斯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桑德森把这些钱分成两堆，把其中一堆向休斯推过去，另一堆仔细地撕成两半。这二十五张半截纸币又放回他的口袋里。 “前面的五百英镑是预付金，后面的一半事成之后支付。我说的这个‘名字’必须与我见面并同意去干。别担心，这事并不复杂。目标不是什么名人，完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休斯看着面前的五百英镑。他没有伸手去拿。 “我也许知道一个人，”他说，“多年前与我共事过。我不知道他是否洗手不干了。我得弄清楚。”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桑德森说。休斯摇了摇头。 “我不喜欢国际电话，”他说，“窃听太多，尤其是目前的欧洲大陆。我得亲自动身去看他，这要再加两百英镑。” “可以，”桑德森说，“找到那人后支付。”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骗我呢？”休斯问道。 “你没法知道，”桑德森说，“但如果我骗你，我觉得你会来追杀我。我真的不想发生这种事情，就为区区七百英镑。” “那你又怎么知道我没在骗你呢？” “同样，我也没法知道，”桑德森说，“我最终还是能够找到一个勇夫的。无非是一个合同变成两个合同，可我有的是钱。我不喜欢被人蒙骗。这是原则，你应该懂。”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两个人一直对视着。桑德森觉得自己的话也许说得有点过头。过了一会儿，休斯绽露出笑容，这次笑得很灿烂，说明他真心欣赏这话。他把五百英镑的整张纸币和另五百的半张纸币都拢到自己面前。 “我会把你要的名字告诉你，”他说，“并定下会合地点。你见过他并同意交易之后，再把另一半钱寄给我，外加两百英镑的费用。邮件留局待领，伯爵宫邮局，收信人写哈格里夫斯。要寄普通邮件，不用挂号，但封口要严实。如果会合后一周内不给我寄钱，我的伙伴就会认为你是骗子，他就会中止合同。怎么样？” 桑德森点点头。“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那个名字？” “一周以后，”休斯说，“我到哪里找你？” “你不用找我，”桑德森说，“我会找你的。” 休斯并没有不高兴，他说：“打电话到今晚我去的那个酒吧。晚上十点钟。” 一星期后，桑德森按约定的时间打电话过去。酒吧服务员接了电话，然后换休斯来接听。 “巴黎米奥利大街有一家咖啡馆，你要找的人就在那里聚会，”他说，“下周一中午去那里。那人会认出你。拿上一份当天的《费加罗报》，把大标题冲外，他就知道你是约翰逊。之后，就看你的了。如果你周一没去，他在周二和周三中午还会在那里。再不去，事情就吹了。你要带上现金。” “多少？”桑德森问道。 “保险起见，五千英镑左右吧。” “我怎么知道我不会直接被抢了呢？” “你不知道，”那声音说，“但他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酒吧什么地方藏了一个保镖。”线路上一声咔嚓，听筒里传来一阵滴滴声。 星期一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在米奥利大街的那间酒吧，桑德森背对着墙壁在看《费加罗报》的最后一版，这时，他面前的椅子被拉开，一个男人坐了下来。这人之前就在酒吧里，跟一帮人在聊天。 “约翰逊先生？” 桑德森放下报纸，折起来搁在一边。这人高高瘦瘦，黑头发黑眼睛，下巴往外突出，是个科西嘉人。两个人交谈了半小时。科西嘉人只说名叫卡尔维，实际上这是他出生的那个镇的名字。二十分钟后，桑德森把两张照片递过去。其中一张是一个男人的面部照片，背面写着：阿尔奇·萨默斯少校，西班牙阿利坎特市翁达拉镇普拉亚卡尔德拉的圣克里斯平别墅；另一张照片上是一栋白色的小别墅，配着鲜黄色的百叶窗。科西嘉人缓慢地点点头。 “必须在下午三点到四点间动手。” 科西嘉人点点头。“没问题。”他说。 他们又在价钱的问题上交谈了十分钟，桑德森递过去五叠纸币，每叠五百英镑。国外的工作是很贵的，科西嘉人解释说，西班牙的警察对某些游客很不客气。最后，桑德森起身准备离开。 “要多长时间？”他问道。 科西嘉人抬起头来，耸耸肩。“一星期，两星期，也许三星期。” “事情干完我要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你明白吗？” “那你得给我联系方式。”杀手说。英国人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个号码。 “一周后开始的三周时间内，你在上午七点半到八点之间打伦敦的这个号码。别想去追查这个号码，也别把事情搞砸。” 科西嘉人淡淡一笑。“我不会搞砸的，因为我还想要另一半报酬。” “还有最后的一件事，”客户说，“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不能有任何可能追查到我身上的蛛丝马迹。要把这事弄得像是入室抢劫的人出了差错。” 科西嘉人还在微笑。“你要考虑你的名声，约翰逊先生。可我要考虑的是我的生命，或者是会不会在托利多监狱里至少蹲上三十年。放心吧，不留痕迹，万无一失。” 英国人走后，卡尔维也离开了咖啡馆。他检查了身后是否有人跟踪，之后在市中心另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逗留了两个小时。他在七月初的阳光下陷入沉思，思考着这件工作。合同内容本身并不麻烦，直接射杀一个毫无警惕的人。问题是怎样把枪械安全地带进西班牙。他可以带枪从巴黎坐火车到巴塞罗那，在海关那里碰运气，但如果他被抓住了，就得面对西班牙警方，而不是法国警察，西班牙人对职业枪手有些老派的看法。飞机也不行——由于国际恐怖分子活动猖獗，从巴黎南郊奥利机场起飞的每一个航班，都会进行严格的武器搜查。他在西班牙有几个熟人，是以前他在法国秘密军组织的同事——这些人现在住在阿利坎特和巴伦西亚之间的海岸边，不会回法国来冒险——他认为或许可以从他们中的某个人那里借一支枪。但他决定还是不去惊动他们，因为背井离乡的这帮人无所事事，说不定就随口说出去了。 最后科西嘉人站起来，付完账单去购物。他在西班牙旅游问讯处花了半个小时，又在伊比利亚航空公司待了十分钟。最后他在里沃利街的书店和文具店里买了几样东西，就返回了他的郊区公寓。 那天晚上，他打电话到巴伦西亚最豪华的都市宾馆，预订了两周后的两个单人房间，各住一夜，一个入住客人是卡尔维，另一个是他护照上的名字。在电话里，他自称是卡尔维，并同意立即写信确认房间预订。他也预订了巴黎到巴伦西亚的往返机票，抵达的时间正是他入住预订宾馆的那个晚上，第二天返回巴黎。 打完给巴伦西亚的电话，他写了房间预订的确认信。信件内容简单扼要，确认预订这两个房间，并补充说卡尔维先生抵达巴伦西亚之前一直在旅行。他订购了一本关于西班牙历史的图书，准备从巴黎寄过去，由都市宾馆代收转交卡尔维，请求宾馆代为保管，直至他抵达。 卡尔维估计，这本书万一被查获并打开，当他以自己的真名去询问时，服务员肯定会露出出事的表情，他可以借机逃走。即使被抓住，他也可以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只是为朋友帮个忙，受没露面的卡尔维的委托，完全不知道这书里有什么猫腻。 他用左手在信上签下卡尔维的名字，封好信口，贴上邮票准备寄出。之后，他开始在下午买来的那本书上捣鼓起来。这确实是一本关于西班牙历史的书，又昂贵又厚重，纸张很好，图片很多，让这本书分量变得更沉。 他把书的封面封底向后折，用橡皮筋箍住，再用两只木匠用的夹子把里面的四百页纸夹在厨房的桌子上。 他用下午买来的一把锋利的解剖刀，把书页的中间部分挖空，这花了他几乎一个小时的时间。最后他挖出一个方洞，四周各留下一英寸半的边缘，中间是一个七英寸长、六英寸宽、三英寸深的空洞。他在这个方形的空洞内侧涂上一层厚厚的胶水，之后抽了两支烟。等胶水凝固后，四百页纸就再也打不开了。 他把一块发泡橡胶剪成方洞的大小，塞了进去。他用厨房的秤称过重量，这刚好能替代被挖去的一点五磅重的纸页。然后，他拆开一支小巧的勃朗宁大威力手枪，那是两个月前他从比利时搞来的，替代了上次他用过后扔进阿尔伯特运河里的柯尔特点38手枪。他是一个谨慎的人，从来不会两次使用同一件武器。勃朗宁手枪的枪管突出了半英寸，枪口经过加工后可以装上一支消声器。 实际上，自动手枪的消声器从来都做不到真正消音，虽然在电视上的惊险片里，声效人员会假装手枪消音后完全静音。自动手枪与左轮手枪不同，其枪膛不是闭锁的。当子弹离开枪管时，自动手枪的枪机被迫后退，把用过的弹壳弹射出去，并顶上一颗新的子弹。正因为这个过程，它才被称为自动枪械。但在枪膛开启退出弹壳的一瞬间，火药爆炸的一半声音便已从敞开的枪膛里传出来，枪口处的消声器只能起到一半的作用。本来卡尔维更愿意使用左轮手枪，因为在射击时它的枪膛是闭锁的，但他需要一支枪身扁平的手枪，以便放进书本的空洞中。 与勃朗宁手枪的机件放在一起的消声器是最大的部件，长度有六点五英寸。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他知道电视剧里用的那种香槟酒瓶塞大小的消声器，其真实作用如同拿着一只手提灭火器去扑灭维苏威火山。 他把包括消声器和弹夹在内的五个部件并排放在橡胶垫子上。要全部塞进书本的空洞里还有点困难，因此他把弹夹插进枪柄内，以节省空间。然后，他用鹅毛笔在泡沫橡胶上给四个部件做好记号，画出形状，又拿起一把新的手术刀进行切割。到半夜时，手枪的各个部件都整齐地放进了泡沫橡胶底座里，长长的消声器竖着安放，与书脊平行，枪管、枪柄和枪膛则并排横放，在书中从上到下排列着。 他在这些部件上覆盖了一块薄薄的塑胶泡沫，在前后的内侧都抹了一层胶水。合上书本后，他将书放在地板上，再把桌子反过来压在上面。一个小时后，这本书已经变成一块实心砖头了，必须得用刀子才能撬开。他又称了一下，只比原先重了半盎司。 最后，他把这本西班牙历史书装进一只塑料袋里，就是书商用以保护高质量图书免受沾污损坏的那种袋子。大小正好，他把袋口合上，把刀在煤气灶上加热后，封住了袋子的封口。假如这个包裹被打开，他估计检查员看到透明的塑料袋里面确实是一本无害的书，就会再封上。 他又把这本书放进一只装印刷品的厚信封里，封口处用一个金属夹夹住，只要扳动夹子的两只金属软脚，把它从信封封盖的洞中抽出来就可以开启了。他用一台自助印刷的机器，印上一家著名书店的标签，打印上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西班牙巴伦西亚都市宾馆收，转阿尔弗雷德·卡尔维先生。他还用这台印刷机弄了一个“印刷品”字样的图章，印在包裹的信封上。 第二天上午，他把信用航空邮件寄出，而印刷品包裹则用平邮寄出——这就意味着会走陆路，要比那封信晚到十天时间。 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飞抵巴伦西亚的马尼塞斯机场，在夕阳西下时降落。天气依然很热，三十名乘客大都是在这儿有别墅的巴黎人，过来度假六周。他们在海关大厅围聚着，抱怨行李来得太慢。 卡尔维只有一件手提行李，是一只中等大小的手提箱。这个箱子被打开作了仔细检查，然后他就走出机场大楼，来到外面。他先在机场的停车场兜了一圈，高兴地看到有很大一片都被树木挡着，阻隔了从航站大楼那里望来的视线。一排排小汽车停放在树下，等待着它们的主人。他决定第二天上午来这里搞一辆车作为交通工具，他随后叫了一辆出租车进城。 酒店的服务热情周到。科西嘉人到服务台出示护照后，服务员马上想起来有这个预订，卡尔维先生还写过确认信，于是去后面的办公室取来装着那本书的包裹。科西嘉人解释说，很不凑巧，他的朋友来不了了，第二天上午两个房间都由他来买单。他还掏出卡尔维的一封信，信上委托他代为领取那本书。服务员看了看信件，感谢他支付两个房间的费用，然后就把包裹递给了他。 到了自己的房间，卡尔维查看了一下厚重的信封。封口被拆开过，金属装订夹子的两只脚曾被扳到同一边，然后又被一台封口机扳回原处。黏在金属夹一只脚上的胶水已经脱落。但里面的书原封未动，仍用原来的塑料袋包裹着，不破坏这个塑料袋是不可能开封的。 他打开袋子，用折叠刀撬开书的封面，取出手枪的部件，全部装配起来，旋上消声器，并检查了弹夹里的子弹。子弹都在里面，那是他专门制作的子弹，拿掉一半的火药以降低子弹发射时的爆裂声。即使火药减少一半，一颗九毫米的子弹仍可以在十英尺的距离内射进人的脑袋，而卡尔维行动时从来没在十英尺以外开过枪。 他把手枪锁进衣柜底部，钥匙揣进口袋，到阳台上去抽烟。他凝视着宾馆前面的斗牛场，思考着明天的事。晚上九点，他下楼来，依然穿着那身巴黎名裁缝制作的深灰色西服，与宾馆古雅豪华的气氛相当协调。他在里亚托特拉萨饭店吃了晚饭，半夜前回到房间睡觉。他从宾馆服务员那里获悉，第二天上午八点钟有一班飞机飞往马德里，他定下早上六点钟的叫醒服务。 第二天早上，他七点钟结完账，坐出租车去了机场。他站在航站楼门外，看到十几辆轿车驶进停车场。他用心注意着车型、车牌和驾车人的长相。其中有七辆小车都是由一位男士单独驾驶，没有其他乘客，驾车人看上去都穿着西装。从机场大楼的了望平台上，他观察着旅客们排队搭乘飞往马德里的飞机。队伍中有四位他刚看到的驾车人。他看着自己在一个信封背面记下的信息，发现自己有以下几个选择：一辆西姆卡、一辆奔驰、一辆捷豹和一辆西班牙产的小型西亚特，也就是菲亚特600的一种当地型号。 飞机起飞后，他去洗手间脱下西装，换上奶油色的牛仔裤、淡蓝色的运动衬衣和蓝色的尼龙拉链风衣。他从手提箱里拿出一只航空公司的旅行包，把那支枪用一条毛巾包起来放进去。他把手提箱留在机场寄存处，确认了当天晚上飞往巴黎的机票，然后走回停车场。 他选择了西亚特，因为那是西班牙最普通的汽车，车锁也最容易撬开。这时有两个人驾车驶入停车场，他等了一会儿，他们离开后，他走近那辆小小的红色甲壳虫一般的西亚特。他从袖子里顺出一支金属小管，插进车门把手，用力往下一戳，车锁发出轻微的咔嚓声，开了。他从车内开启前盖，在电瓶正极上搭上一只带导线的夹子，另一头连到发动机上。他坐到方向盘后面，按动按钮，汽车发动了，他离开停车场，驶上巴伦西亚方向去南方阿利坎特的新建N332海滨公路。 从巴伦西亚去翁达拉有五十五英里，途经栽种着柑橘的冈迪亚和奥利瓦。他不疾不徐地驾驶着，用了两个小时到达那里。在早晨的阳光下，整片海滨波光粼粼，狭长的金色沙滩上点缀着身穿五颜六色的泳衣、肌肤晒成棕色的游人。天热得没有一丝风，海平线上有一层淡淡的雾气。 他进入翁达拉镇，经过了帕尔玛拉旅馆，他知道，法国将军拉乌尔·沙朗的前书记就住在那里，那人也一度是法国秘密组织的头头，如今却在靠不断回忆往事度日。他在镇中心毫不费力便问到了去普拉亚卡尔德拉的路。热心的城里人告诉他，出城后两英里就到了。快到中午时，他驶入大都属外国人所有的别墅区，开始兜圈子。别墅的照片他早就销毁了，圣克里斯平别墅的模样他早已熟记于心，当然，他可以向人们打听去海滩的路，但查问一栋特定的别墅势必会给人留下印象。 快到一点钟时，他发现了那座墙体漆成白色、带黄色百叶窗的别墅。他看了一眼大门柱子的瓷砖上刻着的名字，把汽车停在房子前方两百码处。他肩上斜挂着旅行包，就像一个游客，假装闲步朝海滩方向走着，察看了别墅的后门。太简单了。别墅的土路尽头，有条小径通向一排房子后面的一个柑橘园。在柑橘树的遮掩下，他可以看到，柑橘园与别墅的后花园和庭院之间只有一道低矮的篱笆，他可以看到那个人正在花园里用一把水壶浇花。通过一扇落地窗，可以从后花园进入别墅，现在这落地窗正大开着通风。他看了眼手表，是午饭时间了，他驾车返回翁达拉。 他在弗莱明大夫大街上的巴伦西亚酒吧一直坐到三点钟，吃了一大盘烤虾，喝了两杯当地产的无醇白葡萄酒，然后才结账离开。 当他驾车折回到普拉亚时，降雨云团终于从海上飘移过来了，水面上响起沉闷的雷声。在白色海岸地区，七月中旬出现这种天气很少见。他在通往柑橘林的一条小径附近停好汽车走进树林，装好消声器的勃朗宁手枪插在皮带里，风衣的拉链一直拉到了下巴。他从柑橘林中走出来，跨过低矮的篱笆进入别墅后花园。四周静悄悄的，天气炎热，当地人都在睡午觉。雨点开始击打柑橘树叶，他走过铺着地坪石的庭院时，几颗豆大的雨点落在他肩上。等他走到落地窗户前面，雨下得更大了，敲在粉红色的屋顶瓦片上砰砰作响。他很高兴，这样就更没人会听到动静了。 他听到打字机发出的嗒嗒声从客厅左边的一个房间里传出来。他拔出手枪，一动不动地站在客厅中央，打开保险准备开火。然后他踏着用灯芯草编成的席子，走向敞开的书房门。 阿尔奇·萨默斯少校全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看到一个人站在他书房门口，正要起身问他有什么事情。然后他看到这位不速之客手里拿着的家伙，正准备张嘴。这时候，雨声中只听到噗噗两声，他的胸部就中了两颗子弹。第三颗子弹从两英尺处垂直向下，射入了他的太阳穴，但他对此已经没有感觉了。科西嘉人在尸体旁跪下来，用食指去探测脉搏。他没来得及站起来，就突然转身看客厅的门……第二天晚上，在巴黎米奥利大街的那家酒吧里，杀手和雇主又碰面了。头天半夜时分，卡尔维就从巴伦西亚返回了巴黎，一早打电话报告了消息。桑德森当即从英国飞过来。这位雇主把剩余的五千英镑递过去，看上去非常紧张。 “没遇上麻烦？”他再次询问。科西嘉人无声地微笑着，摇了摇头。 “非常简单，你那位少校已经死透了。两颗子弹射进心脏，一颗穿透了脑袋。” “没人看见你？”英国人问道，“没有目击证人？” “没有。”科西嘉人站起来，把这叠钞票塞进衣服的胸袋里，“虽然最后时刻有一个小插曲。因为下着大雨，有个人走进来看到我蹲在尸体旁边。” 英国人惊恐地凝视着他。“什么人？” “一个女人。” “高个子，深色头发？” “是。长得还不错。”他看着雇主脸上恐惧的样子，在对方的肩头拍了拍。 “别担心，先生，”他安慰说，“事情办得万无一失。我把她也杀了。” 正文 爱尔兰没有蛇 隔着写字台，麦奎因怀疑地打量着这个求职的新人。他从来没有雇用过这样一个人。但麦奎因并不是铁石心肠，如果这个求职者缺钱，而且愿意干活，那么他是不会反对给对方一次机会的。 “这活很苦，你知道吗？”他问道，声音中带有宽厚的贝尔法斯特口音。 “知道，先生。”求职者说。 “这是速战速决的活。别提问，不犯法。干的是包工活，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明白，麦奎因先生。” “嗯，意思是，给你的钱是有不少，但用现金支付，不经任何手续。明白了吗？” 他的意思是不会缴纳所得税和医疗保险。他似乎还应该补充说，这工作不属于国家工伤保险的范畴，而且压根儿就无视健康安全标准。当天的活干完，大家马上能拿钱，当然由他拿大头，因为他是承包商。求职者点点头，表示已经明白，尽管其实他并没有。麦奎因打量着他。 “你说你是医学生，在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念最后一年？”又一次点头。 “正放暑假？”又是一次点头。 求职者显然是一个手头拮据的学生，需要钱来读完医学院。麦奎因坐在班戈这间破旧的办公室里，经营着这种鸡鸣狗盗的生意，资产只有一辆破卡车和一堆二手长柄大锤。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虔诚地拥戴北爱尔兰新教徒的工作理念。对于能够认同这种理念的人，不管对方看起来什么样，他都不会拒之门外。 “好吧，”他说，“你最好在班戈这里找个住处，每天从贝尔法斯特来回的话，不可能按时上下班。我们早上七点钟开始干活，直到日落。按钟点计工，很累，但很挣钱。要是向政府透露一个字，你就会被炒掉，就像铁铲上的屎一样被扔出去。好吗？” “好的，先生。请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干？去什么地方？” “卡车每天早上六点三十分到火车站广场接人。星期一早晨到那里集合。工头是大个子比利·卡梅伦，我会告诉他你的情况的。” “好的，麦奎因先生。”求职者转身准备离开。 “最后一件事，”麦奎因拿起铅笔，“你叫什么名字？”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那学生说。麦奎因看着自己手里的铅笔和桌上的工人名单，又看了看这个学生。 “我们就叫你拉姆好了。”他说。他在名单上写下的就是这个名字。 学生走出门，屋外是七月的班戈，阳光灿烂。这地方位于北爱尔兰，唐郡的北海岸。 星期六傍晚，他在车站街上一家破旧的寄宿房里找到了便宜的住处，这一带是班戈小旅馆的集中地，而且到火车站很方便。每天一早，卡车就会从那里出发。透过房间里那扇肮脏的窗户，他可以一直看到路基的另一侧，贝尔法斯特开来的火车就从那里进站。 他找了很久才找到这间房，在此之前，他问过好几家窗上贴着“提供床铺加早饭”的寄宿房，前台却都告诉他已经客满。确实如此，在这盛夏季节，许多闲散劳力都蜂拥到这个镇上来。房东麦格克夫人是一位天主教徒，她还有几个空房间。 星期天上午，他把随身用品从贝尔法斯特带了过来，里头大都是医学教科书。下午，他躺在床上，想起故乡旁遮普邦，那里炽热的阳光炙烤着褐色山峦。再过一年，他就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之后再实习一年，他就可以回老家给乡亲们治病。这是他的梦想。他盘算着，这个夏天他要赚到足够的钱来渡过最后的难关。再往后，他就会有自己的工资收入了。 星期一早上六点差一刻时，他被闹钟叫醒，用冷水洗漱后，刚过六点就来到了车站广场。时间还早，他找了一家开门较早的咖啡馆，喝了两杯红茶，这就是他的早饭了。六点一刻，拆迁队的一个工人开着破卡车过来，十几个人围了上去。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不知道是该走过去向他们作自我介绍，还是该在远处等着。他选择了等待。 六点二十五分，工头开着自己的汽车来了。他在一条小路边停好车子，大步走向卡车，手里拿着麦奎因开列的名单。他扫了一眼那十几个人，都认识，于是点了点头。印度人走上前去，工头瞪着他。 “你就是麦奎因招来干活的那个黑鬼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停住脚步。“我叫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他说，“是的。” 不用问比利·卡梅伦是怎么得到“大个子”这个外号的，他不穿鞋就有六英尺三英寸高，再加上脚上一双带钉子和钢趾的硕大靴子。两条胳膊像树干一样从宽阔的肩膀上垂下来，脑袋上长满了乱蓬蓬的姜黄色头发。他的两只小眼睛恶狠狠地俯视着这个瘦小的印度人。他显然不太高兴，还朝地上啐了一口。 “那就上车吧。”他说。 在去工地的路上，卡梅伦坐在前面的驾驶室里，驾驶室与车厢之间没有隔板。车厢两边的长木凳上坐着十几个工人，拉姆·拉尔挨着后挡板坐着，旁边的人个子矮小，但很结实，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他叫汤米·伯恩斯，看上去颇为友好。 “你从哪里来？”他问道，纯粹是出于好奇。 “印度，”拉姆·拉尔说，“旁遮普邦。” “嗯，哪里啊？”汤米·伯恩斯问。 拉姆·拉尔微微一笑。“旁遮普邦是印度的一部分。”他回答说。 伯恩斯想了一会儿。“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最后他这么问道。 “都不是，”拉姆·拉尔耐心地说，“我是印度教徒。” “你是说你连基督教徒都不是？”伯恩斯惊诧地问道。 “对，我信印度教。” “嗨，”伯恩斯向大家说，“这个人连基督徒都不是。”他并不气愤，只是感到好奇，就像小孩刚刚发现了一件新奇有趣的玩具。 卡梅伦从前面的驾驶室转过头来。“哇，”他叫道，“一个异教徒。” 拉姆·拉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盯着车厢对面的帆布遮篷。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班戈的南边，沿着公路向纽敦纳兹方向隆隆驶去。过了一会儿，伯恩斯开始把他介绍给大家。工友中有一位姓克雷格的，一位蒙罗，一位帕特森，一位博伊德，还有两位姓布朗。拉姆·拉尔来贝尔法斯特很久了，完全能从姓氏上识别出他们都来自苏格兰，这表明他们都是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北爱尔兰人里新教徒占了多数，而长老会是他们的中坚。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友善，纷纷朝他点头回礼。 “你没带饭盒吗，小伙子？”年长的帕特森问道。 “没有，”拉姆·拉尔说，“太早了，来不及叫房东准备。” “你得吃午饭，”伯恩斯说，“嗯，还有早饭。我们自己生火烧茶。” “我一定买个饭盒，明天带饭。”拉姆·拉尔说。 伯恩斯看了看印度人的胶底软靴。“你以前没干过这种活吧？”他问道。 拉姆·拉尔摇摇头。 “你需要一双结实的靴子，保护你的双脚，明白吗？” 拉姆·拉尔答应，如果晚上回去他能找到一家还开着的店铺，就去买一双军用靴。他们穿过纽敦纳兹，仍沿着A21号公路向南方小镇康默驶去，克雷格从对面看着他。 “你的本职是干什么的？”克雷格问道。 “我在贝尔法斯特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学医，”拉姆·拉尔说，“希望明年能毕业。” 汤米·伯恩斯很高兴。“就是说很快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了。”他说，“喂，大个子比利，如果我们谁碰伤了，拉姆小伙子可以给我们治疗。” 大个子比利哼了一声。“他甭想碰我一根手指头。”他说。 这句话把谈话压了下去，他们一路开到工地，谁也没有再吭声。出了康默，司机又向西北开去。车子在通向敦唐纳德的路上行驶了两英里，右转驶上一条小路，在树林的尽头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了那座将要拆除的建筑物。 这地方曾经有过两家酒厂，生产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但多年前都停产了，这座巨大的旧威士忌酒厂就是其中之一，常年弃置。它坐落在康默河畔。河水从敦唐纳德流到康默，推动酒厂的巨大水轮，继续向下流淌，注入斯特兰福德湾。马车沿着那条土路将麦芽拉过来，又沿着同一条路将一桶桶的威士忌运出去。推动机器的甘甜河水，也曾经倒入酒缸中酿酒，但如今酒厂已人去楼空、废弃多年。 后来本地的孩子们当然就溜了进去，发现那里是理想的玩耍场所，直到一个孩子摔断了腿，地方政府来调查，才宣布它是危房，并向房主发出了强行拆除令。 房主的祖上曾是当地显赫的乡绅，来自过惯了好日子的大家族，他想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把房子拆掉，于是，便找来麦奎因。用重型机械拆除很快，但价格高，而大个子比利和他的拆房队则使用大锤和撬棍拆房子。麦奎因还与一个建筑装修商达成协议，把拆下来的上好木料和数百吨旧砖转卖给他。毕竟，现在的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新房子有点“格调”，也就是看上去要古色古香。既然能让有钱的高官们得以装饰自己看似古旧的新居大宅，经过风吹日晒的旧砖头和旧木梁自然要价不菲。麦奎因会满足他们的愿望。 卡车隆隆地开回班戈去了。“好，小伙子们，”大个子比利说，“就是这里。我们从屋顶的瓦片开始，你们知道该怎么干。” 这些人站在一大堆工具旁：有七磅重的大锤子；六英尺长、一英寸多粗的撬棍；一码长的起钉器，尖上分叉弯着，以便拔起钉子；还有短柄榔头和各种木锯。唯一能保障他们人身安全的工具，是一些带有合扣的安全网带和几百英尺长的绳子。拉姆·拉尔抬头看看建筑物，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楼房有四层高，而他有恐高症，但他不能晕倒或摔下去，因为脚手架可是很贵的。 其中一个人自觉地走向建筑物，撬下一块门板，像撕纸牌一样把木板撕碎，生起了一堆火。很快，一壶从河里提来的水烧开了，接着茶也沏好了。除了拉姆·拉尔，他们每人都有一个搪瓷杯子。他心里记下来，也要跟着买一个。这活干起来灰尘多，容易口渴。汤米·伯恩斯喝完自己的一杯茶，又满上，递给了拉姆·拉尔。 “你们在印度喝茶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接过茶杯。茶水已经泡好了，甜丝丝的，呈米白色。他不喜欢。 他们站在高高的屋顶上，开始第一天上午的工作。瓦片不用留存，所以他们用手掰下来，抛到远离河岸的地面上。他们接到过指示，不能堵塞河道，所以，都得把瓦片扔到建筑的另一边，丢在酒厂周围长满蒿草、杂草、金雀花和荆棘的地面上。工人们用绳子拴在一起，一旦有人抓不住，要从屋顶上滑下去时，旁边的人就能够拉住他。由于没有了瓦片，屋梁之间露出了大窟窿。他们的脚下就是顶层的地板，下面是麦芽仓库。 上午十点钟时，他们沿着建筑物内摇摇欲坠的楼梯走下来，到草地上吃早饭。他们又烧了一壶茶水。拉姆·拉尔没有早饭可以吃。两点钟时，他们休息吃午饭，其他人都吃着大块的三明治。拉姆·拉尔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手上有几个地方划破了，流着血；他肌肉酸疼，也很饿。他又暗暗记下来，要买一副厚手套。 汤米·伯恩斯从自己的饭盒里拿出一块三明治。“你不饿吗，拉姆？”他问道，“放心，我这里还有。” “你这是在干什么？”大个子比利隔着火堆问道。 伯恩斯看起来很戒备。“就给小伙子一块三明治嘛。”他说。 “让那黑鬼自己带三明治，”大个子比利说，“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大家都低头看着自己的饭盒，默默吃着，显然谁也不想与大个子比利争辩。 “谢谢你，我不饿。”拉姆·拉尔对伯恩斯说。他走到一边去，坐到河边，把火辣辣的双手浸到水里。 到太阳下山、卡车来接他们时，屋顶上一半的瓦片已经被掀掉了。再过一天，就要用锯子和起钉器来拆除椽子了。 这个活整整干了一个星期。曾经壮观的建筑，如今已被拆掉了椽子、木板和大梁，空荡荡地矗立在那里。洞开的窗户像睁着的眼睛，期盼着死神的来临。 拉姆·拉尔很不适应这种艰苦的劳动。他的肌肉酸痛不止，双手长满了血泡，但因为需要钱，他挣扎着坚持了下来。 他已经买了一个饭盒、一只搪瓷杯、一双硬靴子和一副厚手套。别人谁也不戴手套，他们的手经过多年体力活的磨炼，都已十分耐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大个子比利·卡梅伦不停地刺激他，让他干最重的活。听说拉姆·拉尔怕高，比利就把他安排到最高处干活。这位旁遮普人忍气吞声，因为他需要这笔钱。星期六那天，事情终于爆发了。 木料都拆光了，现在他们要拆除砖石。让这栋庞大的建筑物在远离河边的一侧倒下去，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面对开阔地的墙角处埋上炸药。但他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因为在北爱尔兰的任何地方，想使用炸药都必须申请特许证，这样做会惊动税务人员，而麦奎因和他的手下就都得交一笔可观的所得税，麦奎因还得另外支付一笔国家保险费。所以，他们只能冒险站在摇摇欲坠的地板上，把墙面一块块凿下来，下面支撑的墙壁在大锤的震动下不断开裂，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午饭时，大个子比利绕着大楼走了两圈，然后回到了火堆旁。他开始给大家讲，怎样把三楼外墙上很大的一块墙体拆下来。他转向拉姆·拉尔。 “我想让你到上面去，”他说，“在墙体要倒下时，把它往外蹬。” 拉姆·拉尔抬起头看了看那块墙面，墙基处横着一条很长的裂缝。 “这块墙面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平静地说，“谁站在那上面都会跟它一起摔下来。” 卡梅伦凝视着他，脸涨得通红，连眼白都变红了。“我的工作不需要你来指点。让你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这个愚蠢的黑鬼。”他转身走开了。 拉姆·拉尔站起来，尖声说道：“卡梅伦先生……” 卡梅伦惊异地转过身来。工人们坐在那里，都惊得张大了嘴巴。拉姆·拉尔慢慢地朝这个大个子工头走了过去。 “有一件事我们要说说清楚。”拉姆·拉尔说，他的声音清脆响亮，空地上的人都能听到，“我是印度北部的旁遮普人，我也是刹帝利血统，属于武士的种姓。我现在或许没有足够的钱完成医学学业，但在两千年以前，我的祖先是武士、王子、达官和学者，而你的老祖宗还在赤身裸体地用四肢爬行。请你不要再污辱我。” 大个子比利俯视着这个印度学生，他的眼白变得通红发亮。其他的工人坐在那里，惊得目瞪口呆。 “是这样吗？”大个子比利平静地说，“现在还是这样吗？啊，今非昔比了，你这个黑杂种。你现在想怎么办呢？” 说着，他抡起胳膊张开巴掌，“啪”的一声甩到拉姆·拉尔的脸上。这个小伙子一下子跌出几英尺远，摔在了地上。他的脑袋嗡嗡作响，还听到汤米·伯恩斯在喊：“躺着别动，小伙子。你要是站起来，大个子比利会打死你的。” 拉姆·拉尔仰视着阳光。那个巨人就站在他的面前，双手握拳。他突然意识到，他与这个高大的北爱尔兰人打架是占不了便宜的。一种羞愧的耻辱感涌上了心头。他的先祖曾经手握宝剑长矛，在百倍于北爱尔兰这六个郡县的原野上策马驰骋，所向披靡。 拉姆·拉尔闭上眼睛，躺着不动。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大个子走了，其他人开始小声议论。他紧紧地闭住双眼，不让耻辱的泪水流淌出来。在冥冥的黑暗中，他看到了灼热的旁遮普原野，看到人们在原野上放马奔驰。那些勇猛而骄傲的男人戴着头巾，长着鹰钩鼻和黑色的眼睛，留着大胡子，他们是五大河土地上的武士。 很久以前，世界伊始，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一世曾经瞪着一双贪婪似火的眼睛，策马扬鞭，飞驰在这片广阔的原野上；亚历山大，年轻的神，被人们称为大帝，他在二十五岁时曾经遗憾落泪，因为已不再有什么地方可供他征伐。而那些骑手都是大帝手下将领们的后代，也正是哈尔基尚·拉姆·拉尔的祖先。 他躺在尘埃里，而他们在驰骋，从他的身边经过，低头看他。每个疾驰而过的人对他说的都只有一个词：复仇。 拉姆·拉尔一声不吭地站了起来。事已至此，该做的事就必须去做，他的民族就是这么行事的。当天的其余时间里，他都在默默地干活。他不跟别人说话，也没人跟他说话。 那天傍晚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开始准备。他把旧梳妆台上的刷子和梳子都挪开，拿走脏兮兮的垫布，又把镜子从架子上拆了下来。他取出印度教经书，从书里裁下一页象征着权力和正义的沙克蒂女神的画像。他把画像钉在梳妆台上方的墙上，把梳妆台变成了一个神龛。 他还在车站的小摊上买了一束花，编成一个花环。在女神像的一侧，他放了一只盛着半碗沙子的浅碗。他在沙上插了一支蜡烛，再点燃。他从衣箱中取出一个布卷，从中抽出六支香，又从书架上取下一只廉价的细颈花瓶，把香插在里面点着。一股沁人的烟香充满房间。屋外，从海上传来了隆隆的雷声。 神龛备妥后，他站在跟前低下头，手持花环，开始祈求神灵指点迷津。第一声霹雳在班戈上空滚过。他说的不是当代的旁遮普语，而是祈祷用的古梵语：“提毗沙克蒂……沙克蒂女神……神圣的母亲……” 又是一声霹雳，雨滴开始落下来。他摘下第一枝花，放在沙克蒂像前。 “我遭遇了极大的不公，我祈求向对方复仇。”他摘下第二枝花，放到第一枝旁边。 他祈祷了一个小时，雨也一直下着。雨点砸在瓦片上，在他头顶上方发出鼓点般的声响，再顺着他身后的窗户流淌下来。祈祷结束时，暴风雨也变小了。他要知道惩罚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他需要他的女神给出一个信号。 他祈祷完毕时，香正好烧完，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气。蜡烛也烧短了，神像前的梳妆台台面上洒满了花。沙克蒂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他转身走到窗边朝外看去。雨已经停了，窗外的一切都在淌水。他全神贯注地看着，一股雨水突然从窗口上方的流水槽淌下来。一抹细流顺着满是灰尘的玻璃往下流，在污垢中冲出一条小径。尘土令水流无法垂直往下流淌，只能蜿蜒流转，于是，他的视线随着那条水路被引向窗角。水流停止时，他的视线落在了房间的角落里，他的睡衣正挂在那儿的一颗钉子上。 在下暴雨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他的睡衣带子掉到地上，盘成一团。打结的一端看不见，另一头露在地毯上，上面十多条流苏中只有两条露了出来，像一条带叉的舌头。这条睡衣带子在角落里看上去活像一条蛇。拉姆·拉尔明白了。 第二天，他乘火车到贝尔法斯特去看望一位锡克教徒。 兰吉特·辛格也是医学院学生，但却幸运得多。他的父母很富有，给他的生活费很丰厚。他在自己的宿舍——一间装饰考究的房间中接待了拉姆·拉尔。 “我收到了家里的信，”拉姆·拉尔说，“我父亲病危了。” “我很遗憾，”兰吉特·辛格说，“向你表示同情。” “他要求见我。我是长子，我应该回去。” “那当然，”辛格说，“父亲去世时，长子是应该守在身边的。” “是飞机票的事情，”拉姆·拉尔说，“我正在打工，挣钱很多，但现在手头上还不够。如果你能把差的钱借给我就好了。我回来后继续打工，会还给你的。” 锡克教徒不会拒绝借贷，只要利息合适并且还钱有保障就行。兰吉特·辛格答应星期一上午到银行去取款。 星期天晚上，拉姆·拉尔到麦奎因位于格鲁姆斯波特的家中拜访。这位承包商坐在电视机前，手边放着一听啤酒，他喜欢以这种方式度过星期天的夜晚。妻子把拉姆·拉尔领进屋，他把电视机音量调小了。 “是关于我父亲的事，”拉姆·拉尔说，“他病危了。” “哦，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小伙子。”麦奎因说。 “我得回去看看他。这个时候，长子是要守在父亲身边的，这是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 麦奎因有个儿子在加拿大，已经有七年没见面了。 “是呀，”他说，“就应该这样啊。” “我已经借了机票钱，”拉姆·拉尔说，“如果我明天走，周末就能回来。可关键是，麦奎因先生，我现在更需要这份工作，我得还借款，还有下学期的学费。如果我周末就回来，你能为我保留这份工作吗？” “可以，”承包商说，“你不在的几天我不会付钱，也不会再为你多留一周的工作，但如果你能够在周末回来，还是可以来干活的。条件不变，你要明白。” “谢谢你，”拉姆说，“你真好。” 他留着车站街的房间，却回到贝尔法斯特的宿舍过夜。星期一上午，他陪兰吉特·辛格去了银行，锡克教徒取出所需的钱交给这位印度教徒。拉姆坐出租车到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乘短途飞机飞到伦敦，又买了一张经济舱机票，乘下一个航班去印度。二十四小时后，他在热浪滚滚的孟买着陆了。 星期三，在格兰特路桥边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市场里，他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这位腋下夹着爬行动物教科书的年轻学生逛进查特基先生的热带鱼和爬行动物商店时，店里还没有顾客。他发现老店主坐在半暗半明的店铺后部，周围全是一个个鱼缸和前面装有玻璃的箱子。在炎热的白天，箱子里面的蛇和蜥蜴都在打盹。 查特基先生对学术界人士并不陌生。他向几个医疗中心提供研究和解剖的标本，偶尔还有利润丰厚的国外订单。当学生向他解释要买什么东西时，他会意地点了点长着白胡子的脑袋。 “哦，是的，”这位年老的商人说，“我知道那种蛇。你来得巧，我正好有一条，是前几天刚从拉杰普塔纳送来的。” 他把拉姆·拉尔领进一间密室，两个人默默地透过玻璃凝视着这条蛇。 教科书里把这种蛇称为Ecus，书的作者当然是一个英国人，但他用了一个拉丁学名。在英语里，这是锯鳞蝰蛇，在所有致命的蛇类中，它体型最小，毒性也最强。 教科书说，这种蛇分布很广，从西非向东北直到伊朗，从印度到巴基斯坦，都有它们的存在。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从潮湿的西非丛林，到冬季寒冷的伊朗高原，乃至炽热的印度山地，它们几乎能在任何环境下生存。 箱子里的树叶下面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教科书介绍说，这种蛇身长九到十三英寸，很细。身体呈褐绿色，有浅色的斑点，有时会和周围的环境混在一起，难以分辨；身体侧面有一条颜色稍深的波浪形线条。它是干热环境中的夜行动物，白天炎热时则会躲起来。 箱子里的叶子又唰唰地骚动起来，一个小小的脑袋出现了。 教科书解释说，抓捕这种蛇特别危险，它杀的人比赫赫有名的眼镜蛇更多，主要是因为它太小，稍不注意，手脚就会碰上。教科书的作者还加了一个脚注，其大意是吉卜林在他的名作《里基·蒂基·塔维》中提到的那种小小的致命毒蛇，肯定不是能长到两英尺长的金环蛇，更有可能是锯鳞蝰蛇。作者显然很乐意搬出名人吉卜林来证明其描述的准确性。 箱子里，一条黑色的叉形小舌头正从玻璃的另一侧伸向这两个印度人。 警惕而易怒，这是那位过世已久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对Ecus的总结。它的攻击没有预告，毒牙很小，像两根纤细的荆棘，咬人后留下的痕迹不易被察觉。被咬伤的人也没有疼痛，但几乎必死无疑，通常只能活两到四小时，存活具体时间取决于被咬者的体重，还有被咬时以及被咬后身体的抵抗力。死因都是脑出血。 “这个要多少钱？”拉姆·拉尔低声问道。 老店主无助地摊开双手。“这么珍贵的品种，”他遗憾地说，“而且来之不易。五百卢比吧。” 拉姆·拉尔以三百五十卢比敲定这笔买卖，把蛇装进一个坛子里带走了。 作为返回伦敦的准备工作，拉姆·拉尔买了一盒雪茄，把盒子倒空，在盒盖上扎了二十个透气的小孔。他知道，这条细小的蝰蛇可以一周不吃东西，两三天不喝水，它只需要一点点空气。所以，他把蝰蛇和叶子装在雪茄盒里，重新封上，包装好，又裹上几条毛巾，这样即使是在旅行箱内，蓬松的毛巾也会留有足够的空气。 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手提包，但回程买了一只廉价的软壳旅行箱，又从市场小摊上买了几件衣服装到箱子里，把雪茄盒放中间。在离开旅馆去孟买机场的前几分钟，他才锁上箱子。在回伦敦的航班上，他把箱子交给航空公司托运，手提行李则被要求检查，但并没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星期五上午，印航的喷气客机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降落。拉姆·拉尔排到了前往英国的印度人长队之中。他证明自己是医学院学生而非移民，于是很快就被放行了。他赶到行李认领处时，正好撞见第一批行李翻滚着从传送带转出来，他的箱子就在这一批的二十多件行李之中。他提着箱子走进洗手间，从里面抽出雪茄盒，放进手提包。 在无申报通道处，他又被拦下了，但受检查的只是他的箱子。海关人员扫了一眼他肩上的挎包，让他通过了。拉姆·拉尔坐上免费大巴，穿过希思罗机场来到一号航站楼，搭上了中午的机场班车到了贝尔法斯特。在喝下午茶的时间，他抵达了班戈，终于可以检查他带来的东西了。 他从床头柜上取下一片玻璃，小心翼翼地将它插到雪茄盒盖与里面的致命毒蛇之间，然后才把盒盖打开。透过玻璃，他看到蝰蛇在里面转来转去。它停下来，一双愤怒的黑眼睛朝他瞪着。他放下盒盖，很快抽出了玻璃片。 “睡吧，小朋友，”他说，“如果你想睡觉的话。明天上午，你就要为沙克蒂履行她交给你的使命了。” 天黑前，他买了一小罐旋盖咖啡，把里面的咖啡倒入房间里的一只瓷壶中。早上，他戴着厚手套把蝰蛇从盒子转移到罐子里。愤怒的蛇一口咬住了他的手套，但他并不介意。到中午时，它又会有毒液了。他观察了一会儿玻璃咖啡罐里的那条盘成一堆的蛇，把盖子最后一次拧紧，放在饭盒里。然后，他就去赶工作班车了。 大个子比利·卡梅伦有个习惯，他一到工地就会脱下外套，就近挂在钉子或树枝上。拉姆·拉尔注意到，在午饭期间，这个高大的工头一吃完饭，必然要走到外套那里，从右边口袋里掏出烟斗和烟叶袋，天天如此。惬意地抽完一斗烟后，他会磕掉烟灰，起身喊道：“好了，小伙子们，去干活了。”说完再把烟斗放回外套口袋里。在他转身回来时，每个人都得站起来。 拉姆·拉尔的计划很简单，但不能出错。上午他要把毒蛇偷偷放进挂着的外套的右边口袋中。大个子比利·卡梅伦在吃完三明治后，会从火堆旁站起来，走到外套跟前，把手伸进口袋里；那条蛇将遵照伟大的沙克蒂的旨意，实现它长途跋涉、横穿半个地球来执行的使命。为这个北爱尔兰人处以死刑的将是这条蝰蛇，而不是拉姆·拉尔。 大个子比利将会骂骂咧咧地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蝰蛇挂在他的手指上，毒牙深深扎入皮肉之中。拉姆·拉尔将一跃而起，扯掉毒蛇摔到地上，踩住它的头。这时，它已是无害的了，它的毒液已经排泄完。最后，拉姆·拉尔将以一种厌恶的姿态，将踩死的蝰蛇远远甩进康默河里，河水会把这个罪证带到海里去。这也许会引起怀疑，但也仅此而已。 刚过十一点，哈尔基尚·拉姆·拉尔借称去找一把新的大锤，趁机打开饭盒拿出咖啡罐。他旋开盖子，把里边的东西抖落到挂着的外套的右边口袋里。不到一分钟，他又回去干活了，没人注意到他的行动。 午餐时，他觉得吃不下饭。大家与平时一样，围着火堆坐成一圈。干裂的旧木板烧得噼啪作响，水壶里的水在火上咕咕地沸腾着。工人们像往常一样说说笑笑，互相打趣。大个子比利狼吞虎咽地吃着他老婆给他准备的一大块三明治。拉姆·拉尔早就选了一个火堆旁边靠近那件外套的地方坐下来。他强迫自己吃饭。胸腔里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他的精神也越来越紧张。 终于，大个子比利把吃完的三明治纸袋揉成一团扔到火里，打了一个饱嗝。他咕哝一声站起来，朝他的外套走了过去。拉姆·拉尔转过脸去看，其他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大个子比利走到上衣旁，把手伸进右边口袋里，拉姆·拉尔屏住了呼吸。卡梅伦的手在口袋里摸了一会儿，掏出烟斗和烟叶袋。他开始把烟丝装到烟锅里，发现拉姆·拉尔在盯着他。 “你在看什么？”他挑衅似的问道。 “没什么。”拉姆·拉尔说着，把脸转向火堆。但他坐不住，于是站起来伸展一下身体，趁机把身子偏过去。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卡梅伦把烟叶袋放回口袋中，又从中掏出一盒火柴。工头点着烟斗，惬意地抽了起来，然后信步走回火堆旁边。 拉姆·拉尔又坐回原先的位子上，难以置信地凝视着火焰。怎么回事，他问自己，伟大的沙克蒂怎么会这样对待他呢？那毒蛇是她的工具，是按她的旨意带来执行任务的道具，但她却打退堂鼓，拒绝使用这样的报复手段了。他转过头去，又偷偷看了那件外套一眼。在衣服衬里的左边紧靠接缝的最底部，有个东西动了一下，然后安静了。拉姆·拉尔震惊得闭上了双眼。一个洞，衣服衬里中有个小洞，这把他的整个计划给毁了。下午余下的时间里，他工作时一直恍恍惚惚，忧心忡忡。 坐卡车返回班戈时，大个子比利·卡梅伦与往常一样坐在前面。由于天热，他把外套叠起来放在膝上。在车站前，拉姆·拉尔看到他把仍然叠着的外套扔到自己汽车的后座上，然后驾车离去了。拉姆·拉尔追上正在等公共汽车的汤米·伯恩斯。 “告诉我，卡梅伦先生有家小吗？”他问。 “当然有，”这位小个子工人爽快地说，“老婆和两个孩子。” “他住的地方离这里远吗？”拉姆·拉尔说，“我看他开着车。” “不远，”伯恩斯说，“在基尔库利小区那边。我想应该是加纳威花园。你想去拜访他？” “不，不，”拉姆·拉尔说，“星期一见。”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拉姆·拉尔盯着正义女神那张没有表情的脸。 “我无意害死他的老婆和孩子，”他告诉她说，“他们并没有伤害我。” 女神从远处凝视着他，没有回答。 这个周末，哈尔基尚·拉姆·拉尔都是在忧虑的煎熬中度过的。那天傍晚，他走到环路旁的基尔库利小区，找到了加纳威花园。这地方就在欧文罗花园旁边，对面是沃尔本路。在沃尔本路的角落里有一个电话亭，他在那儿逗留了一个小时，装作打电话的样子，观察着路对面那条不长的街道。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大个子比利·卡梅伦的身影出现在某个窗口前，便记住了那座房子。 他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从那屋子出来，与几个朋友相会。一时间，他真想追上前去，告诉她此刻有个恶魔正隐藏在他父亲的外套里，可是他没有勇气。 接近黄昏时，一位妇女提着购物篮从屋里走出来。他尾随她来到克兰德博伊购物中心。为了方便那些周六才领到工资的人购物，那里关门较晚。那位妇女走进了斯图尔特超市，她应该就是卡梅伦夫人。拉姆·拉尔跟着她走到货架前面，他想鼓起勇气走上去，告诉她家中的危险，但他还是不敢。毕竟，他有可能认错人，甚至还有可能看错了房子。那样的话，人们就会把他当成疯子带走。 那天夜晚，他没有睡好，脑子里老是浮现出那条锯鳞蝰蛇的影子，它从外套衬里的藏身处无声无息地溜出来，在全家酣睡的房子里游走，带去死亡的威胁。 星期天他又去基尔库利小区附近徘徊，而且认准了卡梅伦家的房子。他清楚地看到大个子比利在后花园里。下午三四点钟光景，他已经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他意识到，他要么得大胆地走到正门前，承认自己所干的事；要么就得走开，一切听从女神的摆布。想到要与可怕的卡梅伦面对面，并且讲出实情，说卡梅伦的孩子正处于致命危险的威胁下，他简直怕得要命。于是，他又走回到车站街。 星期一早上五点三刻，卡梅伦全家起床了。这是八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六点钟时，全家四口人在房子后部的小厨房里吃早饭。儿子、女儿和妻子都穿着睡衣。大个子比利已经穿好上班的衣服了。他的外套还在过道的衣柜里，整个周末都没动过。 刚过六点钟，他的女儿珍妮一边往嘴里塞果酱吐司面包，一边站了起来。“我去盥洗室。”她说。 “姑娘，先去衣柜里把我的外套拿来。”她父亲一边说，一边吃着盘子里的麦片粥。过了一会儿，小姑娘拎着外套的领子回来了。她把衣服递给父亲，他连头也没抬。 “挂到门后去。”他说。女孩照办了。但是外套领子里没有悬挂用的标签，挂钩也不是一颗生锈的钉子，而是个镀铬衣钩，非常滑。外套在钩子上挂了一会儿，就滑落到厨房的地板上。姑娘正要走出房间，她父亲抬起头来。 “珍妮，”他喊道，“把那玩意儿捡起来。” 在卡梅伦家中，谁也不敢与一家之主犟嘴。珍妮走回来，捡起外套在衣钩上挂好。这时候，有个又细又黑的东西从衣服缝里滑落下来，蜿蜒地游到角落里，在油地毡上发出了干涩的沙沙声。她惊恐地瞧着它。 “爸爸，你衣服里那东西是什么啊？” 大个子比利·卡梅伦往嘴里送麦片粥的动作停了下来，卡梅伦夫人从炉灶边转过身，十四岁的儿子鲍比也停止往吐司面包上抹黄油的动作，朝这边看过来。那小东西盘曲在一排柜橱旁的角落里，紧紧弓着身子，一副防卫的样子。它盯着周围看，小小的信子在快速地一伸一缩。 “天哪，这是一条蛇。”卡梅伦夫人说。 “别犯傻了，老婆子，你难道不晓得爱尔兰没有蛇吗？人人都知道。”她丈夫说，放下勺子，“是什么东西，鲍比？” 尽管大个子比利在家在外都像个暴君，但他对儿子的学识还是有点敬佩的，儿子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很好，知道不少奇闻趣事。男孩透过他那猫头鹰般的眼镜看着那条蛇。 “肯定是一条无脚蜥，爸爸，”他说，“上学期别人弄了几条到学校里在上生物课时解剖用，是从海对面搞来的。” “我看不像是蠕虫。”他父亲说。 “无脚蜥不是蠕虫，”鲍比说，“它是种没有脚的蜥蜴。” “那为什么人们还管它叫蠕虫？”他那不轻信的父亲如此追问道。 “我不知道。”鲍比说。 “那你他妈上学是去干什么的？” “它会咬人吗？”卡梅伦夫人害怕地问。 “根本不会咬人，”鲍比说，“它是无害的。” “弄死它，”卡梅伦说，“扔到垃圾箱里去。” 他儿子从桌旁站起来，脱下一只拖鞋，像拿苍蝇拍似的握在手中。他光着脚向角落走去，这时候，他父亲改变了主意。大个子比利抬起头来，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等一等，别动，鲍比，”他说，“我有个主意。老婆，给我拿个罐子来。” “什么样的罐子？”卡梅伦太太问。 “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样的罐子？有盖子的罐子就行了。” 卡梅伦夫人叹了一口气，绕过那条蛇，打开了碗柜。她审视着里面满满当当的瓶瓶罐罐。 “有一个果酱罐，里面装着干豆子。”她说。 “把豆子放到别的地方去，把罐子给我。”大个子比利命令道。她把罐子递给了他。 “你要干什么，爸爸？”鲍比问。 “我们工地上有个黑鬼，一个异教徒，他来自一个多蛇的国度。我打算跟他开个玩笑，一个小小的玩笑。把微波炉手套递给我，珍妮。” “你不必带手套，”鲍比说，“它不会咬你的。” “我不想碰那个肮脏的东西。”卡梅伦说。 “它不脏，”鲍比说，“它是很干净的生物。” “你这个傻瓜，小子，你被学校里教的那点东西弄傻了。《圣经》里不是说，‘汝必须用肚子爬行，以土为生……’哦，何止吃土呀。我不想用手碰它。” 珍妮把微波炉手套递给她父亲，大个子比利·卡梅伦左手拿着开了盖儿的果酱罐子，右手戴着手套，站到蝰蛇跟前。他的右手慢慢伸下去，快到地面时，快速地一抓。但小蛇的动作更快，它那微小的利齿下意识地刺进了手套填料内部的掌心处。卡梅伦没有注意到，因为他的视线被他自己的手挡住了。转眼间，他就把蛇抓进了果酱罐里，然后盖上了盖子。透过玻璃，他们看到它在里面疯狂地扭动着。 “我讨厌这些东西，不管它是不是有害，”卡梅伦夫人说，“谢谢你，快把它弄出去吧。” “这就弄出去，”她丈夫说，“我都快要迟到了。” 他把果酱罐放进肩包，里面已经装好了饭盒，他又把烟斗和烟叶袋装到外套的右口袋里，再把包和衣服都放进汽车里。抵达车站广场时，他已经迟到了五分钟。他惊异地发现那个印度学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我看他以后是不会这样看我了，在他们朝南驶向纽敦纳兹和康默的路上，大个子比利心里想道。 到半晌午时，工地上其他人都知道了大个子比利的秘密玩笑，但都忍着不让那个“黑鬼”知道。当然不会让他知道——既然可以确定这条无脚蜥蜴完全无害，那么他们也认为这只是个小小的恶作剧。只有拉姆·拉尔蒙在鼓里，他埋头干活，私下里又在担心和忧虑。 吃中饭时，他本该感到怀疑，他周围的气氛明显很紧张。虽然大家与平时一样，围坐在火堆旁，但谈话有些不自然。要不是心事重重，他本该注意到其他人脸上那种似笑非笑的样子和朝他看过来的眼光，但他没有注意到。他把饭盒放在膝头上，打开了盖子。盘曲在三明治和苹果之间，倏地回头发起袭击的，正是那条蝰蛇。 印度人的尖叫响彻空地的上空，紧接着是工人们的哄然大笑。他边叫边全力将饭盒抛向空中。食物向各处飞散，纷纷落入周围茂盛的蒿草、金雀花和荆棘丛中。 拉姆·拉尔边喊边跳起来。大家直笑得在地上打滚，其中笑得最厉害的是大个子比利。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这么开心地笑过了。 “那是蛇，”拉姆·拉尔尖叫道，“是毒蛇。快跑开！大家都快跑！它会杀人！” 笑声变得更响亮了，工人们简直难以自控。玩笑对象的反应超乎他们的预料。 “请相信我。这是蛇，是一条致命的毒蛇。” 大个子比利笑得满脸通红。他擦去笑出来的泪花，坐到拉姆·拉尔对面的空地上。印度人站在那里，发疯般地扫视着四周。 “你这个无知的黑鬼，”大个子比利喘着气说，“难道你不知道爱尔兰是没有蛇的吗？一条也没有。” 他肚子都笑疼了，于是向后仰倒在草地上，用双手支撑着身体。他没有注意到两根荆棘般细小的刺，已扎入他右腕内侧的血管里。 玩笑开完了，饥肠辘辘的人们大口吃起午饭。哈尔基尚·拉姆·拉尔勉强坐下来，却还一直在环顾四周。他右手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只用左手吃饭，并远离那些长得高高的青草。午饭后，他们继续干活。古老的酒厂即将被拆倒，一堆堆瓦砾和可用的木料都盖满尘土，沐浴在八月的阳光下。 下午三点半，大个子比利·卡梅伦停下工作，站了起来。他拄着鹤嘴锄，抹了一下额头，然后他用舌头舔了舔手腕内侧的微小肿块，接着又干了起来。五分钟后，他又站直了身子。 “我感到不太舒服，”他告诉身旁的帕特森，“我去树荫里休息一下。” 他在一棵树下坐了一会儿，然后用双手捧住头。他一直这样紧紧地抱着剧痛欲裂的脑袋。四点一刻时，他突然抽搐了一下，倒向一边。几分钟后，汤米·伯恩斯才注意到他。他走了过去，呼喊帕特森。 “大个子比利病了，”他叫道，“他不答我话了。” 大家都停下手中的活，聚集到工头躺着的树荫下。他那无神的眼睛凝视着咫尺之遥的青草。帕特森俯下身去。他已经干了多年的体力活，见过几次在工地上死人的事。 “拉姆，”他说，“你是学医的。你看是怎么回事？” 拉姆·拉尔用不着检查，但他还是做了。他站直身子的时候，什么也没说，但帕特森明白了。 “你们都待在这里，”他指挥大家，“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再通知麦奎因。”他顺着土路向大路走去。 半小时后，救护车先到了。车子沿着土路倒车进来，两个人把卡梅伦抬到一副担架上。他们把他送到纽敦纳兹总医院，那是最近的急救医疗点。在那里，医生宣布该病人已经死亡。又过了三十分钟，万分忧虑的麦奎因赶到了。 由于死因不明，必须进行尸检。尸体被转运到纽敦纳兹市立停尸所，在那里由负责北康郡地区的法医病理学家进行尸体解剖。那天是星期二。到晚上时，法医的尸检报告就已经送往位于贝尔法斯特北康郡地区的验尸官办公室了。 报告没有特别提及什么。死者为一个四十一岁的男子，身材高大、健壮。他的体表有多处轻微划伤和挫伤，多位于手掌和腕部，都是干粗活造成的，与死因无关。无疑，死亡是由大面积脑溢血所引起的，脑溢血则很可能是在高温下劳累过度所致。 有了这份报告，一般说来，验尸官不用安排审讯，就可以向班戈的民政部门签发因自然原因致死的死亡证书了。但是，有些事情是哈尔基尚·拉姆·拉尔所不知道的。 大个子比利·卡梅伦曾经是非法的北爱志愿军班戈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这是个走强硬路线的新教徒准军事组织。在北爱尔兰死亡的任何人，无论多清白，都会被输入位于勒根的计算机系统中。电脑显示出他的背景，于是，勒根的某个人拿起电话，向卡斯尔雷的北爱尔兰皇家警察局报告了情况。 那里的人给贝尔法斯特的验尸官办公室打了电话，命令展开正式审理。在北爱尔兰，意外死亡不能只是报告，还必须有人见证。至少，对某些人来说必须这样。审理于星期三在班戈市政厅举行。对麦奎因来说，这意味着许多麻烦，因为税务局来参加了。强硬的北爱志愿军委员会也派来两个人，他们静静地坐在后排。死者的工友们大都坐在前面，离卡梅伦夫人只有几英尺远。 只有帕特森被要求作证。在验尸官的提示下，他把星期一的事情叙述了一遍。由于没有什么异议，其他工人一个都没被传唤，也没传唤拉姆·拉尔。验尸官大声宣读了法医病理学家的报告。事情已经够清楚了。读完后，他总结了一下，然后作出了结论。 “法医的报告相当明确。我们都听到了帕特森先生所说的午饭时的事件，以及死者对印度学生开的那个愚蠢的玩笑。看来卡梅伦先生似乎是太开心了，笑得近乎中风，随后在烈日下手拿镐锹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大脑中的一条大血管破裂，造成了正像病理学家用医学术语所说的疾病——脑溢血。本庭对其遗孀及子女深表同情，同时认定威廉·卡梅伦先生是意外死亡。” 在市政厅外面的草坪上，麦奎因与他的工人们谈话。 “我要对你们说几句公道话，小伙子们，”他说，“这工作还是要干下去，但我不得不扣除税款和其他费用，我不能让税务局的人老盯着我不放。葬礼安排在明天，你们可以休息一天。想要继续干的，星期五来报到。” 拉姆·拉尔没去参加葬礼。当葬礼在班戈公墓地举行的时候，他打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康默。他让司机在路边等着，自己从那条土路上走过去。司机是班戈人，也听说了卡梅伦的死讯。 “到现场去致哀，是吗？”他问道。 “差不多吧。”拉姆·拉尔说。 “这是你们民族的习俗吗？”司机问道。 “可以这么说。”拉姆·拉尔说。 “哦，到现场致哀，与我们的墓边致哀相比，我也说不出哪个好、哪个不好。”司机说，他准备在等待的时候看报纸。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沿土路来到那片空地上，站在曾经燃起篝火的地方。他打量着四周生长在沙土地上的蒿草和金雀花。 “蛇呀，蛇，”他朝着看不见的蝰蛇喊道，“啊，你这条毒蛇，听到我在叫你吗？我特地把你从遥远的拉杰普塔纳山区带过来，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本该死掉的。假如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那么应该由我来亲手弄死你，把你那肮脏的躯体扔到河里去。” “你在听着吗，你这致命的毒物？那么你就听好了：你或许还能多活一阵子，但你终究还是会死的，万物都会死亡。而你会孤独地死去，不会有雌蛇来与你交配，因为爱尔兰没有蛇。” 这条锯鳞蝰蛇没有听到他的话，即使听到了，也没有任何表示。在拉姆·拉尔脚下温暖沙土中的一个深深的洞穴里，它正忙碌着，全身心地忙于自然界所赋予它的使命。 在蛇尾的底部有两块叠接着的鳞片，遮盖着它的生殖孔。蝰蛇的尾巴竖立着，身体以原始的节奏抽动。鳞片分开了，从它的生殖孔里，透明液囊一个接一个地被分娩出来，每个都有一英寸长，自出生伊始就像母亲那样能致人死命。这条母蛇把它的十几个蛇卵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hr /> 注释： 正文 倒霉的日子 从法国勒阿弗尔开来的“圣基利安”号渡轮驶入迎面的一片海域，庞大的船体逐渐逼近爱尔兰。在A层甲板上，司机利亚姆·克拉克凭栏远眺，试图分辨出越来越近的韦克斯福德郡上那一座座山丘。 再过二十分钟，这艘爱尔兰洲际航运公司的渡轮就会在罗斯莱尔港口的小码头停靠，完成又一趟欧洲大陆的旅程。克拉克扫了一眼表：下午一点四十分。他希望能赶上和都柏林的家人共进晚餐。 渡轮又一次准时进港。克拉克离开船栏，回到客舱收拾自己的旅行包。他觉得没有必要继续等待，于是下到第三层的汽车甲板，他的重型货车和其他人的车都停在这里。随车旅客要再过十分钟才能上岸，但他想最好是坐进驾驶室里等。船只在码头停靠的热闹场面他早就看腻，相比之下，在船上买来的爱尔兰报纸的赛车版面，即使是昨天的，也要有意思得多。 他爬进温暖舒适的驾驶室，坐下来等待船头的大舱门打开，让他驶上罗斯莱尔码头。他面前的遮阳板上夹着一叠整齐的海关手续单据，以备在过关卡时查验。 两点差五分时，“圣基利安”号经过港口防波堤。两点整时，舱门打开。随着急不可耐的游客们发动引擎，下层的汽车甲板响起轰鸣的噪音。他们总是这么心急火燎。一百多条排气管冒着尾气，但重型卡车在前面，先下船。毕竟，时间就是金钱。 克拉克按下启动按钮，这台巨大的沃尔沃的引擎运转了起来。他排在第三位，水手挥手示意时，他们就往前开。前两辆卡车喷射着尾气，驶上通往码头的隆隆作响的钢铁斜坡。克拉克紧随其后，在隔音的驾驶室里，他听到液压制动系统松开时的咝咝声，然后驶上了钢铁斜坡。 其他车辆的轰鸣，加上身下车轮辗上钢板时发出的吱嘎声，令他没有听到从自己卡车下后方发出的尖锐爆裂声。从“圣基利安”号渡轮的船舱出来，他沿着两百码长的鹅卵石路面向前，又开进了巨大拱顶下阴暗的室内海关大棚。透过挡风玻璃，他看见一名海关人员挥手示意他驶进前面那辆卡车旁边的停车位，他照做了。进入车位后，他熄了火，从遮阳板上拿出那叠单据后下了车。作为常客，他认识大部分的海关人员，不过这一位他并不认识。那人点点头，伸手接过单据开始翻阅起来。 只花了十分钟，他很满意地看到手续都很齐全：执照、保险、货物舱单、关税付讫、许可证等。即使在欧洲共同市场内，这显然也是把货物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所需要的全套程序。他正要把单据还给克拉克，突然看到了什么。 “喂，那是什么？”他问道。 克拉克顺着他的目光，看到卡车的驾驶室下面有一摊正持续扩大的油污，是从靠近后轴的部位漏下来的。 “噢，天哪，”他绝望地说，“好像是差速器壳体盖子出了问题。” 海关人员找来一位克拉克认识的高级海关官员。两个人弯腰察看油从哪里流出来。已经有超过两品脱的油流淌到大棚地面上了，这样下去其他三品脱油也会流出来。那位高级海关官员站起身来。 “这车不能开了，”他说，然后转向他的同事，“我们让其他车辆从旁边绕过去。” 克拉克钻到驾驶室下面，想从近距离看个仔细。连接前面发动机的一根粗大的传动轴捣坏了差速器的钢铸外壳。在这个壳体里面，传动轴的旋转动力侧向传输给后轴，由此驱动卡车前进。这些都依靠壳体里面一组复杂的齿轮来完成，而齿轮必须时刻浸泡在润滑油里才能运转。没有这种油，齿轮很快就会咬死。现在油不断地流出。钢铸外壳开裂了。 绞盘在这条轴的上面，载货的拖车部分就挂在这上面。克拉克从下面钻了出来。 “全漏光了，”他说，“我需要向公司报告。能用一下你们的电话吗？” 那位高级海关官员把脑袋朝玻璃墙办公室那边一扬，就去检查其他卡车了。克拉克走向电话机时，几名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身来对他爆了几句粗话。 都柏林的公司里没人，他们都出去吃午饭了。当最后一批游览车辆离开大棚驶向内陆时，克拉克仍在海关大棚内闷闷不乐地来回走动。三点钟时，他终于联系上了塔拉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向他解释了所遇到的麻烦。那人咒骂了几声。 “我这里没有备件，”他告诉克拉克，“我必须去沃尔沃卡车的代理商那里搞一套。一个小时后再打我电话。” 四点钟时仍没消息。五点钟时，当天的最后一班渡轮也已经从菲什加德抵达，海关人员要关门了。克拉克又打了个电话，告知对方自己将在罗斯莱尔过夜，过一个小时再联系。一位开车的海关员工好心地把他捎带到镇上，给他指点了一家经济型旅馆。克拉克去登记住宿。 六点钟时，公司总部告诉他，他们将在明天早上九点钟拿到差速器壳盖，之后，公司的一位修理工会开一辆面包车把它送过来，预计中午十二点能到克拉克这里。克拉克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说他得晚一天到家。他随后就去喝茶了，还去了酒吧。在三英里之外的海关大棚内，塔拉公司那辆与众不同的绿白相间大货车孤独地停着，下面有一大摊油。 第二天，克拉克睡了个懒觉，九点钟才起床。十点钟时，他给总公司打了电话。总部告诉他，替换的零件已经装上面包车，五分钟后出发。十一点，他搭便车回到港口。公司说到做到，修理工驾着小面包车从码头开过来，在十二点驶进海关大棚。克拉克正等在那里。 快活的修理工像雪貂一样灵活地钻到卡车下面，克拉克听到那人发出了啧啧声。当他出来的时候，身上已经沾满了油污。 “壳体的盖子，”他说，“整个裂开了。” “多长时间能够修好？”克拉克问。 “如果你来当帮手，我能让你在一个半小时后上路。” 实际花的时间稍微多了点。他们首先得擦干那摊油污，把五品脱的油清除干净很费时。然后修理工拿起一把重型扳手，小心地拧下连接主壳体盖子上的一圈螺栓。完成后，他拆下两个半轴，开始松开传动轴。克拉克坐在地上看着他，偶尔按照吩咐递一下工具。海关人员看着他们两个——没有船舶靠岸的时候，他们也没其他事情可做。 快到一点时，破损的壳体被拆了下来。克拉克肚子饿了，想到公路旁的咖啡店去吃点午饭，但修理工想接着干。在远处的海面上，比“圣基利安”号小一点的姊妹船“圣帕特里克”号渡轮正驶来，准备返回罗斯莱尔港。 修理工开始按相反的程序进行安装：装上新壳体，固定传动轴，两个半轴也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一点半的时候，对任何在那儿观望的人来说，“圣帕特里克”号已经清晰可见了。 墨菲正在观察。他趴在码头后面高坡上的枯草丛中。一百码以外，谁也看不到他，当然也没有人在看他。他把野战望远镜举在眼前，监视着正在驶近的渡轮。 “来了，”他说，“很准时。” 布兰登哼了一声。他身体强壮，此时正趴在墨菲旁边的长草丛里。 “你认为能成功吗，墨菲？”他问道。 “当然，我把计划做得像是一次军事行动，”墨菲说，“不可能失败。” 更加在行的罪犯也许会告诫墨菲，对他这个经销废旧金属、偶尔搞一些来路不明的旧汽车作为副业的商人来说，这样的犯罪行为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但他已经花了几千英镑来策划和准备这次行动，绝不会半途而废。他继续注视着越来越近的渡轮。 在海关大棚里，修理工给新的壳盖拧上最后一颗螺帽，钻出车底，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身体。 “好了，”他说，“现在，我们去加五品脱油，然后你就可以上路了。” 他打开差速器壳体边上的一个小法兰螺帽，克拉克去面包车那里提来一桶油并带来一只漏斗。大棚外头，“圣帕特里克”号缓缓驶进泊位，系紧缆绳，打开了船头舱门并降下跳板。 墨菲握紧望远镜，盯着“圣帕特里克”号船头黑乎乎的舱门。第一辆出来的卡车棕褐色，有法国的标记。第二辆开到午后阳光下的车是白绿相间的颜色，拖车的侧面用绿色涂料写着硕大的“塔拉”二字。墨菲松了口气。 “来了，”他喘着气说，“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现在去吗？”布兰登问道。没有望远镜，他看不清楚，快要不耐烦了。 “别急，”墨菲说，“我们先等它从海关出来。” 修理工拧紧加油嘴的螺帽，转向克拉克。 “好了，”他说，“可以开了。我要去洗洗干净，很可能会在回都柏林的路上超过你。” 他把油桶和剩下的工具放到面包车上，拿上一瓶洗涤液朝卫生间走过去。塔拉运输公司的那辆大货车已经从码头轰隆隆地驶过入口，进入海关大棚。一名海关人员挥手让它停到其同伴旁边的停车位上去。司机爬下了卡车。 “你怎么回事，利亚姆？”他问道。 利亚姆·克拉克对他作了解释。一名海关人员走过来检查新来司机的单据。 “我可以开走了吗？”克拉克问。 “走吧，”海关人员说，“你把这地方弄脏已经够久了。” 时隔二十四个小时，克拉克重新爬进驾驶室，发动引擎、挂进排挡。他对公司的同事挥挥手，松开离合器驶出海关大棚，进入到外面的阳光下。 看到大货车出现在内陆一侧时，墨菲调整了一下握在手里的望远镜。 “他已经出来了，”他告诉布兰登，“没遇到什么麻烦，你看见没有？” 他把望远镜递给布兰登。布兰登爬到高地的顶部，俯视下面。在五百码开外的地方，大货车正转弯离开港口，驶上通往罗斯莱尔郡的公路。 “我看见了。”他回答道。 “车上装有七百五十箱上好的法国白兰地，”墨菲说，“也就是九千瓶。每瓶市场零售价超过十英镑，我能拿到四英镑。你认为怎么样？” “好多酒啊。”布兰登渴望地说。 “那可是好多钱，傻瓜，”墨菲说，“好，我们开始。” 两人爬下高坡，猫着腰跑向停在下面沙土路上的汽车。 他们开车回到码头通向郡内的公路与土路的会合点，只等了几秒钟就看见司机克拉克驾着大货车轰隆隆地驶了过去。墨菲开着前两天偷来的、现在挂着假牌照的黑色福特格雷那达轿车，跟在这辆大货车后面。 克拉克想快点到家，一路上都没有停顿。当他驶过斯莱尼河大桥、离开韦克斯福德，朝北驶上都柏林公路时，墨菲决定可以打电话了。 此前他就注意到这间电话亭，并预先把听筒膜片取了出来，以确保自己来时没人使用。现在里头确实没人，但有人或许被这个没用的摆设惹火了，把底座上的电线扯断了。墨菲咒骂一声，继续向前开。他在恩尼斯可西北面的一家邮局旁又发现一间电话亭。踩下刹车后，前面的大货车轰响着渐渐淡出了他的视线。 他把电话打给戈里北部公路边的另一间电话亭，他的两个同伙布雷迪和基奥正等在那里。 “你死到哪里去了？”布雷迪问道，“我和基奥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别着急，”墨菲说，“他上路了，很准时。你们只要在路边停车处的灌木丛里藏好，等他下车就行。” 他挂断电话后继续行驶。凭速度的优势，还没到弗恩斯村他就追上了大货车，之后则尾随其开到开阔的公路上。快到卡莫林时，他转向了布兰登。 “是时候变身为法律卫士了。”说完，他驶离公路，进入一条事先侦察好的狭窄乡间土路。那里空无一人。 两人下车后从后座取来一只手提包，拉开拉链，里面是正规警服的蓝衬衫和黑领带。两人事先已经穿上黑色的鞋袜和裤子，只需再穿上手提包里的两件制服，他们便完成了伪装。墨菲的制服上有三条杠，是警长；布兰登则穿着普通的警员制服。两人都佩戴着爱尔兰警察的徽标，头上戴着之前藏在手提包里的大盖帽。 包里最后的物品是两卷黑色塑胶带。墨菲拉开胶带，扯去衬布，小心拉开后在福特格雷那达汽车的前车门两侧各贴了一条。黑胶带与车身的黑漆融为一体，胶带上白色的“警察”字样就凸显了出来。偷车时，墨菲专门选了一辆黑色格雷那达，因为那是最普通的警察巡逻车。 布兰登从后备箱里取出最后一件装备，那是一件两英尺长、截面为三角形的家伙。三角形的底部安装了强磁铁，可以牢牢地吸在车顶上。另两面都是玻璃，上面刷有“警察”字样。 里面并没有照明的灯泡，但大白天谁会注意这个呢？ 两人钻回汽车里，从小路上倒车出来。不管怎么看，他们都是一对在公路上巡逻的警察。现在布兰登开车，“警长”墨菲坐在他旁边。他们发现那辆大货车正在等戈里镇的一个红灯。 戈里镇北面有一条新建的四车道公路，就在这座古老的集镇与阿克洛之间。沿这条路北行的途中有个路边停车处，那就是墨菲选中的伏击地点。进入双车道公路时，跟在大货车后面一长溜汽车的司机纷纷欣喜地超过大货车。墨菲注视着所有这一切。他摇下车窗，对布兰登说了声：“动手。” 格雷那达流畅地开到卡车驾驶室旁边，与其并排行驶。克拉克低头看到一辆警车在他旁边，一位警长正向他挥手，他于是摇下车窗。 “你的一个后轮胎瘪了，”墨菲迎风大声叫道，“开到前面停车处去。” 克拉克望向前面，看到路旁指示牌上巨大的停车标记。他点点头开始减速。警车开到前面去，驶入停车处停了下来。大货车也跟着在格雷那达后面停下。克拉克下了车。 “在后面，”墨菲说，“跟我来。” 克拉克顺从地跟着他绕过自己卡车的车头，沿着绿白相间的车身走到后面。他没有看到瘪掉的轮胎，因为他根本没机会看。身穿连体工装裤、戴着头罩的布雷迪和基奥从灌木丛里跳了出来。一只戴手套的手捂住克拉克的嘴巴，一条有力的胳膊捆住他的胸部，另一双胳膊抱起他的腿。他像一只麻袋一样被扛了起来，消失在灌木丛中。 不到一分钟，他那件胸袋上饰有“塔拉”标志的工作服就被扒了下来，他的手腕、嘴巴和眼睛也都被贴上了胶带。在大货车庞大车身的掩护下，过路司机压根儿看不到这一幕。他被塞进“警车”的后座。一个嘶哑的声音让他躺在地上别动，他照做了。 两分钟后，基奥穿着“塔拉”工作服从灌木丛里出来，走到驾驶室车门边的墨菲那里。强盗头子正在检查倒霉的克拉克的驾驶执照。 “一切尽在掌握，”墨菲说，“现在你叫利亚姆·克拉克，这些货运单证也齐全。不到两个小时以前，在罗斯莱尔海关不是已经通过了吗？” 基奥在蒙特乔伊国家监狱服刑前曾经当过卡车司机。他哼了一声，爬进卡车的驾驶室环顾了一下。“没问题。”他说，然后把那叠单证放回到遮阳板上。 “一小时后农场见。”墨菲说。他注视着这辆被劫持的大货车重新加入到北上都柏林的车流之中。 墨菲回到警车上。布雷迪坐在后排，双脚搁在被蒙上眼睛、侧身躺着的克拉克身上。他已经脱去连体工装裤、摘去头罩，穿了一件花呢夹克。克拉克有可能看见了墨菲的脸，但只有几秒钟，而且当时墨菲还戴着警帽。他不可能看到另外三个人的模样。这样，即使他指控墨菲，其他三个人也会给墨菲提供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 墨菲扫了眼公路。没什么车，空荡荡的。他看向布兰登并点了点头。两人撕下车门上的“警察”标记，团起来后扔到汽车后部。他们朝周围看了眼，有辆车飞驰而过，什么也没察觉。墨菲一把扯下车顶上的警灯，扔给了布雷迪。再看了一眼，没有其他车辆。他脱下警服，扔给布雷迪，然后穿上风衣。当这辆格雷那达驶出停车处时，它只是一辆普通轿车，里面坐着三个平民。 他们在阿克洛北面追上了大货车。现在是墨菲开车，格雷那达超越大货车时，他轻轻按了一下喇叭。基奥举起一只手，大拇指朝上，做了个“没问题”的手势。 墨菲继续向北直达基马卡诺格，然后驶入一条叫落基山谷的小路，由此可通往人迹罕至的卡拉利沼泽地。此前他已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农场，里面有个大谷仓，足以将那辆大货车悄悄藏个几小时，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农场有一条泥泞的土路通向外面，还有一丛松柏作遮挡。 他们在黄昏前到达，比大货车早了五十分钟，比跟北方人及其四辆厢式货车的约定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 墨菲为做成这笔生意颇感得意。在南方处理这九千瓶白兰地并不容易。这些酒是保税的，每箱每瓶都有编号，迟早会被发现。但在战争不断的爱尔兰北部，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个地方无法无天，到处都是地下酒馆和无证酒吧。 地下酒馆按基督教派和天主教派严格分隔，都被牢牢地控制在了黑社会手里。而黑社会则早已被流窜到那里的所谓爱国精英们接管。墨菲跟其他人一样清楚，那些打着“为北爱尔兰的荣誉而战”的旗号所进行的宗派杀戮，与其说是爱国主义，倒不如说是在保护绑架勒索。 因此，他与其中一个势力强大的头目达成交易。那人是好多家地下酒吧的主要供货商，白兰地卖到他那里绝不会有人来盘问。那人会带着司机在农场和他碰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他们会把白兰地卸到他的四辆厢式货车里，穿过错综复杂的乡间小路，跨过弗马纳郡和莫纳亨郡边上的湖区之间的边界，赶在黎明前把货物运进北方。 他吩咐布兰登和布雷迪把倒霉的司机带进农场，在那里，克拉克被扔到废弃厨房角落里的一堆麻袋上。三名劫匪坐下来等待。晚上七点时，熄着灯的绿白相间的大货车在黑暗中开了过来。三人跑到外面，借着昏暗的手电光拉开破旧的谷仓大门。基奥把卡车开到里面。大门关上后，基奥下了车。 “我的任务完成了，”他说，“来杯酒怎么样？” “你干得不错，”墨菲说，“你不用再开这辆卡车了。午夜就能卸完货，然后我把它开到十英里外扔了。你想喝点什么？” “来点白兰地怎么样？”布雷迪提议，他们都大笑起来，这是个不错的玩笑。 “我不会只为了几杯酒就开箱的，”墨菲说，“再说，我喜欢威士忌。来点威士忌怎么样？”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扁酒壶，大家都想来点。八点差一刻时，天全黑了。墨菲拿上手电筒到路口去给北方人引路。他已经告知北方人详细的行驶路线，但他们还是有可能找不到。八点十分，他指引着四辆厢式货车回来了。车在院子里停下后，一个穿着驼色大衣的大个子男人从第一辆车的乘客座位上下来。他提着一个手提箱，表情严肃，没有一丝幽默感。 “墨菲吗？”他问道。墨菲点头。“货搞到了吗？” “刚从法国来的船上卸下，”墨菲说，“就在谷仓里的卡车上。” “如果你已经拆开了卡车的海关封条，我就要按箱检查。”那人威胁着说道。墨菲咽了口唾沫，暗自庆幸刚才抵住了想看看战利品的诱惑。 “法国海关封条原封没动，”他说，“你可以自己检查。” 来自北方的男人哼了一声，对随从点了点头。随从拉开了谷仓的大门。手电筒照在车后门的两把锁上，海关封条原封不动地扣在锁上。北爱尔兰人又哼一声，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的一名随从拿起一根撬棍走向车门锁。北方人把头一扬。 “我们去里面。”他说。墨菲拿着电筒在前面引路，进入这座旧农场里所谓的起居室。北方人把手提箱放到桌上，打开了箱盖。成捆的英镑让墨菲两眼放光，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九千瓶，每瓶四英镑，”他说，“那就是三万六千英镑，对不对？” “三万五，”北方人嘟哝着说，“我喜欢整数。” 墨菲没有争论。他清楚地知道，与这人争论是不明智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满意的。给每位弟兄发三千英镑，扣去支出后，他还能净得两万多。“成交。”他说。 另一个北方人在破窗户那边出现，对自己的老板说了句话。 “你最好来看看。”他只说了这一句话。 然后他就走了。大个子“啪”的一声合上箱盖，抓起箱子的提手，拉开门迈步跟了过去。谷仓里，四个北爱尔兰人，还有基奥、布雷迪和布兰登，都围在卡车敞着的车门周围。六只电筒照亮了车厢里面。他们看到的不是整齐码放、印着世界驰名的白兰地制造商名字的木箱，而是别的货物。 里面堆放着一排排塑料编织袋，每只袋子上面都印着一个有名的园艺商的名字，下方印着“玫瑰花肥料”的字样。来自北方的男人瞪着那堆货物，脸上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 “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责问道。 墨菲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惊得合不拢嘴。“我不知道，”他的声音嘶哑，“我发誓我不知道。” 他说的是实话。他的消息绝对不会搞错，毕竟花了不少钱。他得到了正确的船名和货车信息。他也知道当天下午抵达的“圣帕特里克”号上只有一辆这样的卡车。 “司机呢？”大个子咆哮起来。 “在里面。”墨菲说。 “去问问他。”大个子说。墨菲在前面带路。倒霉的利亚姆·克拉克还像一只鸡似的被绑着扔在袋子上。 “你装的是什么货物？”大个子劈头盖脑地问道。 克拉克愤怒地在胶布后面咕哝着。大个子朝一个随从点了点头，那人走上前去，一把从克拉克嘴上扯下医用胶布。司机眼睛上还蒙着一条胶布。 “我说你装的到底是什么货物。”大个子重复着，克拉克咽了一下唾沫。 “玫瑰花肥料，”他说，“运单上写着呢。” 大个子用手电照了照从墨菲那里拿过来的那叠单证，然后把运单伸到墨菲鼻子底下。 “这个你没看过吗，白痴？”他问道。 墨菲把火气发泄到司机身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怒道。 虽然克拉克看不见是谁在呵斥，但狂怒使他勇气陡增。“因为我嘴上贴着该死的胶布，这就是为什么。”他吼了回去。 “这倒是真的，墨菲。”布兰登实事求是地说。 “闭嘴。”墨菲几近绝望，他逐渐靠向克拉克。“白兰地会不会在下面？”他问。 克拉克看起来明显不知情。“白兰地？”他重复着，“为什么会有白兰地？比利时又不出产白兰地。” “比利时？”墨菲咆哮着，“你难道不是从法国的科涅克驾车到勒阿弗尔的吗！” “我这辈子都没去过科涅克，”克拉克大喊，“我拉了一车玫瑰花肥料，是泥炭藓和干牛粪做的。我们从爱尔兰出口到比利时，我上周运的货。买方在安特卫普开包验货后认为不合格，不肯收货，于是都柏林的老板要我把货拉回来。我在安特卫普花了三天时间才把单据理清楚。没错，都在运单上写着。” 来自北方的男人一直在用电筒查看手里的单据，确认克拉克的说法。他厌恶地哼了一声，把单据扔到地上。 “跟我来。”他边对墨菲说着，边率先朝外走去。墨菲跟了上去，争辩自己并不知情。 大个子在黑漆漆的院子里打断墨菲的辩解。他放下手提箱，转过身来抓住墨菲的风衣前襟，一把将他提起来摔进谷仓内。 “听着，你这个天主教的杂碎。”大个子骂道。 墨菲先前不知道自己在与北爱尔兰哪一拨不法商人做生意，现在他终于知道了。 “你，”大个子低沉的耳语使墨菲感到浑身冰冷，“真是不折不扣地劫持了一车狗屎，还白白浪费了我和我弟兄们的钱和时间……” “我向你发誓……”墨菲声音嘶哑，感到喘不过气来，“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一定是下一艘船，明天下午两点钟抵达。我可以重新开始……” “别费心了，”大个子低声说，“生意吹了。你给我听好，如果以后再跟我耍这样的花招，我就让两个兄弟过来敲断你的腿。记住了吗？” 天哪，墨菲心里想，这些北方佬是一群野兽，只知道讨好英国人。他心知，要保命的话，这些话是不能说的，于是点了点头。五分钟后，北方人和四辆空车都开走了。 在农舍里，墨菲和几个沮丧的同伙借着手电光喝干了那壶威士忌。 “现在怎么办？”布雷迪问道。 “这样，”墨菲说，“我们清除证据。除了我自己，大家都没捞着，但也没亏。” “那我们之前说好的三千英镑呢？”基奥问。 墨菲想了想。在北爱尔兰人的恐吓之后，他可不想再受到自己人的威胁。 “弟兄们，只能每人一千五，”他说，“但你们得等一阵子，等我弄到钱。为了这次行动，我已经赔了老本。” 即使不满意，他们也平静多了。 “布兰登，你，布雷迪，还有基奥，把这里打扫干净。每一处刮擦痕迹、脚印和泥里的车辙，全都清除掉。做完这一切之后，驾驶那辆轿车把司机扔到南方的路边，扔掉他的鞋子，嘴巴、眼睛和手腕的胶布继续贴着，这样他就是报警，也得花些时间。然后转向北方，开回家去。” “我说话算数，基奥，我开着卡车把它扔到去基普尔的山丘上，然后我步行下山，在返回都柏林的大路上说不定可以搭一辆顺风车。同意吗？” 他们都同意了，也别无选择。那些北方佬已经砸烂了拖车后部的铁锁，所以这帮人不得不四处找来木条以便把两扇车门的锁扣扣住。随后，他们把装着让人失望的货物的车厢门关上。墨菲驾驶着这辆大货车轰隆隆地从农场出来，返回到那条土路上，继而左转朝朱斯树林和威克洛山区驶去。 此时刚过九点三十分，墨菲在经过朗德伍德公路边上的树林时，遇上一辆拖拉机。一般说来，这么晚的时候农民是不会开着拖拉机出来的，而且这辆拖拉机一只大灯不亮，另一只则沾满了泥，后面的挂车上还装着十吨干草捆。但这个农民就开着这样一辆拖拉机在黑夜里外出了。 当墨菲看到拖挂货车迎面而来的庞大身影时，他正在两道石墙之间疾驰。他立即踩下急刹车。 拖挂货车虽然能够比同等长度的固定结构卡车更灵活地转弯，但刹车时却很危险。如果起拖曳作用的车头与载货的拖车不在一条直线上，它们就会呈V字形弯折。笨重的拖车会把车头挤到旁边打滑。墨菲的货车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幸亏有威克洛山区随处可见的石头墙挡着，他才没有滚下去。那个农民加大油门冲进旁边的农场大门，身后载着草捆的拖车则避让不及。当拖拉机的拖车撞上来时，墨菲的车头开始打滑。货车的刹车咬死了，装载的肥料向他挤过来，草捆因为压力爆裂开来，撒落到他的驾驶室上面，几乎把驾驶室埋了起来。他身后拖车的尾部撞上一道石墙，弹回到路面后，又撞到了对面的石墙上。 当金属与石墙摩擦的嘎吱声停下时，农用拖车脱开了与拖拉机的连接，滑行了十英尺后，直直地停在了那里。冲击力把农夫从座位甩到了一堆青贮饲料里；他正在大声尖叫。墨菲则坐在草捆下的昏暗驾驶室里。 与石墙的撞击导致拴住货车车厢后门的木条双双断裂，两扇车门洞开着。一些玫瑰花肥料散落在卡车后面的道路上。墨菲打开驾驶室车门，扒开草捆下车。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可能远离这里，越远越好。黑暗中，那农夫不可能认出他。但当他爬下驾驶室时想起来，还没擦掉自己留在驾驶室里的指纹。 农夫已经从青贮饲料堆里钻了出来，正站在货车驾驶室旁边的道路上，浑身散发出一股现代须后水制造商无论如何也炮制不出来的气味。显然，他在等待墨菲出来。墨菲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他要让农夫消气，还要主动帮着把草捆重新装上拖车，然后，他将抓住机会擦掉驾驶室里的指纹，在黑暗中溜走。 就在这时，来了一辆警察巡逻车。警车总是很奇怪，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哪里都找不到；可你才把对方的车擦掉一点点漆，它就会突然冒出来。这辆警车刚刚护送一位部长从都柏林回到安纳摩尔附近的乡间住宅，正在返回首都的途中。当墨菲看到汽车前灯时还以为只是一辆普通汽车，车灯熄灭时，他才看出这是真家伙。车顶上有警察局的标记，而且会发亮。 一位警长头衔的警察和一位警员慢慢绕过已经不会动弹的车头和拖车，打量着四处散落的草捆。墨菲明白他只能撒谎了。黑暗中，他仍可以趁机逃走。 “你的？”警长朝着货车点头示意，问道。 “是的。”墨菲说。 “在主路上行驶很久了？”警长说。 “是啊，天也晚了，”墨菲说，“今天下午到罗斯莱尔的渡轮晚点了，我想交完货回家睡觉。” “证件。”警长说。 墨菲钻进驾驶室，把利亚姆·克拉克的那叠单据递给了他。 “利亚姆·克拉克？”警长问道。 墨菲点点头。单据都符合。那名警员刚才在检查拖拉机，现在回到了警长身边。 “你的一个大灯坏了，”他朝农夫点了点头，“另一个灯沾着泥土，十码外根本看不见这辆货车。” 警长把单据还给墨菲，把注意力转向农夫。农夫刚才还理直气壮，现在开始担心了。墨菲反而来了精神。 “我不想小题大做，”他说，“但警察说得对，根本就看不见拖拉机和拖车。” “你有驾照吗？”警长问农夫。 “在家里。”农夫回答。 “也有保险，对吧，”警长说，“希望都是齐全有效的，我们等会儿去看看。车灯坏了，你现在不能再开了。把拖车推到田野里去，把干草从路面上清理掉，天亮后你再来收拾吧。我们送你回家，顺便也看看你的证件。” 墨菲的精神更加高涨，他们马上就要离开了。警员开始检查卡车的车灯。前灯完全正常，他走过去检查尾灯。 “你装的什么货物？”警长问道。 “肥料，”墨菲回答，“苔藓牛粪各一部分，对玫瑰花很适用。” 警长哈哈大笑起来。他转身去看农夫，农夫正把干草扔到拖车后面去。路面已经差不多清理干净了。 “这车拉了一车肥料，”他说，“可你却栽了进去，淹到脖子根。”他被自己的风趣逗笑了。 警员从大货车的拖车后面回来了。“车门撞开了，”他说，“几只袋子掉到地上摔破了。我认为你最好去看一看，警长。” 他们三人沿着车身走向车尾。 有十二只袋子从洞开的车门掉了出来，其中四袋散了包。月光洒在裂开的塑料编织袋之间的一堆堆褐色肥料上。警员拿出手电查看。如同后来墨菲对他的狱友们所说的那样，人在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 在月光和手电光下，从破损的袋子里露出来的赫然是火箭筒和机关枪。墨菲的胃部翻腾起来。 爱尔兰警察一般不携带手枪，但在执行护送部长的任务时，他们是带枪的。警长的自动手枪对准了墨菲的腹部。 墨菲叹了一口气，这真是一个倒霉的日子。他不但没能劫到九千瓶白兰地，反而截获了别人的走私军火，他心里明白这个“别人”应该是谁。他能够想象出今后两年自己可能会待在哪几个地方，但都柏林的大街不会包括在内。 他慢慢地举起双手。 “我能交代的情况不是很多。”他坦承。 正文 敲诈 那天早晨，在从艾登布里奇开往伦敦的通勤火车上，假如塞缪尔·纳特金没把眼镜盒掉在座位垫子的夹缝中，这事就不会发生了。但他偏偏掉了眼镜盒，偏偏又把手伸进坐垫之间去摸索，于是，事情便发生了。 他摸来摸去，手指头不仅碰到了眼镜盒，还触及一本薄薄的杂志，显然是这个座位先前的旅客塞在那里的。他以为是一份火车时刻表，于是不假思索地把它抽了出来。倒不是说他需要一份火车时刻表。这趟通勤火车他已经坐了二十五年，每天都是在同一时间乘坐同一班火车，从安宁的艾登布里奇小镇到伦敦的查令十字街车站，傍晚也是在同一时间乘坐同一班火车，从坎农街车站抵达肯特，他不需要火车时刻表，只是一时间感到好奇而已。 纳特金先生一看到封面就脸红了，赶快又把它塞回座垫下面。他打量了一下隔间，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他的发现。在他对面，两份《金融时报》、一份《泰晤士报》和一份《卫报》正随着火车的节奏一上一下地晃动，房产价格版面遮住了读者们的脸。在他的左边，老福格蒂在全神贯注地玩填字游戏；在他右边的车窗外，希瑟格林站飞驰而过。纳特金宽慰地松了一口气。 杂志不大，封面光亮。上部印有“新圈子”的字样，显然是这份出版物的名字。封面的底部是：“单身、夫妇、团组——两性联谊杂志。”两行字之间、封面正中的位置是一位大块头女士的照片，她胸部高耸，脸部用一个白色方块遮住。照片上面写着：“广告者h331”的字样。纳特金先生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杂志，但在前往查令十字街站的一路上，他一直想着他所发现的这样东西的暗示。 到站后车门一齐打开，上班族都涌到了熙熙攘攘的六号站台。纳特金磨磨蹭蹭地整理着文件包、雨伞和圆顶礼帽，直至隔间里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他鼓起勇气，把那本杂志从坐垫之间抽出来，塞进文件包，然后手里拿着季度车票加入到朝着检票口蜂拥过去的圆顶礼帽海洋中去了。 从火车换乘地铁，再从曼森大厦地铁站出来，踏上台阶进入三一巷，又沿着坎农街走到他当小职员的保险公司大楼。一路上，他都觉得不大对劲。他曾经听说过一个人被汽车撞了，在医院里，人们在那人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叠艳照。这段记忆一直萦绕在塞缪尔·纳特金的脑海里。这种事情，谁能解释得清楚呢？那种羞耻和尴尬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躺在病床上，一条腿吊在半空中，自己的秘密口味变得人尽皆知。那天上午他过马路时特别小心，直至抵达保险公司的办公楼。 由此可以推测，纳特金先生并不习惯这种事情。有人曾经说过，人会倾向于模仿自己平时得到的外号：叫一个男人“壮汉”，那么他就会昂首阔步、神气活现；称他为“杀手”，他就会眯起眼睛到处走动，努力去模仿说话的样子；“风趣先生”会一直讲笑话、扮小丑，直至大家都摆脱压力、开怀大笑。塞缪尔·纳特金十岁时，学校里的一个小男孩看了的童话故事，给他起了个“松鼠”的外号，他的命运就这么被框定了。 自从二十三岁起，他就在伦敦工作了。战争结束时，他退了伍，军衔是下士。那时候，他能找到这份工作可谓很幸运。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里当职员，工作稳定，最后还有退休金。这家保险公司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分支机构，如同五百码以外的英格兰银行那样安全稳固。这份工作标志着纳特金进入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方圆一英里，触角遍及全球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大本营。 四十年代后期，他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午休时，他会在街上闲逛，看看那些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古老街道。那时候，面包街、玉米山、家禽街确实是卖面包、玉米和家禽的地方，而伦敦墙也确实标志着伦敦城的边界。在这些外表朴素的石头建筑物内，冒险商人们得到资金支持，远渡重洋去中东、非洲和远东开拓贸易往来、开矿或寻宝，再把战利品送回这座城市，进行保险、放贷和投资。这一平方英里之中的董事会和账房作出的决定，可以影响到上百万穷人的生计。这些事情让塞缪尔·纳特金感动，但他却从没想过这些人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强盗。总体来说，纳特金是一个很老实的人。 光阴荏苒，二十五年后，原先的神奇感觉已经消退，他成了每天潮水般涌进这座城市的上班族中的一员。他穿着办事员灰西装、拿着雨伞、戴着礼帽、拎着公文包，在这里工作八个小时，然后返回近郊的家中。 在这片都市丛林中，一如他的外号，纳特金是一个友善无害的生物。多年的职员工作已经使他适应了办公桌，他是一个身材圆胖的快乐男子，今年刚满六十岁，鼻梁上总是架着一副眼镜，为的是能够阅读和近距离看东西。他性情温和，对秘书总是彬彬有礼。她们都认为他很亲切，对他总是很照顾。他根本不会看那种下流杂志，更不用说随身携带了。但今天上午他这么做了。他溜进洗手间，插上插销，把《新圈子》杂志的每一个广告都看了一遍。 他感到新奇。有些登广告的人附有照片，显然主要是家庭妇女，她们穿着内衣，摆出一些非常业余的姿势；其余的没有照片，但文字内容更为明确。有几条广告所说的服务让人摸不着头脑，至少对纳特金先生来说是如此。但大多数他是明白的，而且大多数女士刊登的广告都表示她们希望结识慷慨的职业男士。看完后，他把杂志塞进公文包最深处，匆匆回到办公室。当晚，他设法把杂志带回到了艾登布里奇的家中，一路上没遭到警察的拦截和搜查。他把它藏到壁炉旁的地毯下，莱蒂斯绝对不会发现。 莱蒂斯是纳特金太太。她总是躺在床上，声称自己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衰弱，而布尔斯特罗德大夫则认为这是严重的臆想症。她是一个脆弱憔悴的妇女，长着尖鼻子，爱发牢骚。她已经多年没给纳特金带来任何床笫内外的生理愉悦了。他是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为了不使她伤心，他本愿意做任何事。幸好她因为腰背不好从来不做家务，所以不会去掀开壁炉旁边的地毯。 整整三天时间里，纳特金先生都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他主要是在想着其中一位登广告的女士。从广告中的简介来看，她身材高挑、体态丰满。第三天，他鼓起勇气坐下来，给那条广告写答复。他写在办公室里的一张普通纸片上，内容简单扼要。他写道：“亲爱的女士……”然后解释说他看到了她的广告，很想与她见面。 杂志的插页向读者解释了如何答复广告：写好你的回信，与一枚写着你的地址并贴好邮票的信封一起，装进一个普通信封中封好，在信封背面用铅笔写上你所回信的广告者号码，再把这个信封和中介费一起装入第三个信封，把它寄到该杂志在伦敦的办公地址。纳特金先生全部照办了，只是在写自己地址的信封上写上了：阿卡西亚街二十七号，由亨利·琼斯转交。那是他的真实地址。 在之后的六天里，每天早晨邮件抵达的时候，他都会立即下楼去门厅收信。第六天，他发现了写有亨利·琼斯名字的信封。他把信件放进口袋里，上楼去收拾老婆的早餐盘子。 那天上午坐火车去城里时，他溜进厕所，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信封。里面是他自己的信，信的背面有一份手写回复，其文字是：“亲爱的亨利，谢谢你答复我的广告。相信我们在一起一定会有许多乐子。打电话给我吧，号码是……爱你的萨利。”那个电话号码属于伦敦西区贝斯沃特一带。 信封上没有其他信息。塞缪尔·纳特金把电话号码抄在一张纸条上，塞进裤子后插袋里，然后把信和信封丢到马桶里冲掉。回到座位上时，他感到很紧张，觉得人们一定都在盯着他。实际情况是，对面的老福格蒂刚刚填出了十五个字母的单词。没人抬头看他。 午休时，他在附近地铁站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拨打了那个号码，一个声音沙哑的女人接了电话：“喂？” 纳特金先生把一枚五便士的硬币塞进投币孔，清了清嗓子说：“呃……你好，是萨利女士吗？” “是呀，”那声音说，“你哪位？” “哦，呃，我的名字是琼斯，亨利·琼斯。今天早上我收到你的一封信，是关于我给广告回复的事情……” 电话的另一头有纸张翻动的声音，接着，那女人的声音插了进来。“哦，是的，我记得，亨利。嗯，亲爱的，你来看看我好吗？” 塞缪尔·纳特金感到自己的舌头像旧皮革一般僵硬。“好的。”他的声音低哑。 “好极了，”那边的女人满意地说，“但有件事，亨利，亲爱的。我希望我的男朋友能带给我一件小礼物，就是说，帮我解决点房租问题。是二十英镑，但不用着急，这样行吗？” 纳特金点了点头，然后对着话筒说：“行。” “好的，”她说，“嗯，那你什么时候过来？” “得在吃午饭的时候，我在市区上班，晚上要回家的。” “那好吧。明天可以吗？好，那就十二点半？我把地址给你……” 他还是感到很紧张。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半，当他来到贝斯沃特西伯尼街旁边那个地下室公寓的门口时，他心里的那种紧张感已经变成为蠢蠢欲动了。他忐忑地敲了敲门，听到里面的过道里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短暂的停顿，有人正透过门上的猫眼窥视，那孔眼正可以看到他所站立的位置。然后门打开了，一个声音说：“进来吧。”她站在门后，等他进入后，就关上了门。“你就是亨利吧。”她柔声说。他点了点头。“嗯，去客厅吧，我们可以聊聊。”她说。 他跟着她走过廊道，进入左边的第一个房间，他的心脏像在敲鼓一样。她比他想象的要老一些，三十五六岁，浓妆艳抹，比他高了足足六英寸，但部分是因为她穿着高跟鞋的缘故。刚才当她在前面领他进走廊时，从那拖地睡袍下的臀部宽度来看，她块头很大。她转身把他引进客厅时，衣袍前襟敞开了一下，露出了里面镶有红边的黑色尼龙胸衣。她让门开着。 房间中家具简陋，似乎只有很少的几件个人用品。那女人朝他露出了鼓励的微笑。 “你把我的小礼物带来了吗，亨利？”她问他。 塞缪尔·纳特金点点头，把裤袋里的二十英镑纸钞递给她。她接过钱，塞进梳妆台上的一个手提包里。 “坐吧，别不好意思，”她说，“没必要紧张的。现在，你要我干什么呢？” 纳特金坐在一张单人沙发的边缘，他感觉自己嘴里就像是塞满了快干水泥。“这很难解释。”他咕哝着说。 她又笑了。“用不着害羞。你想做什么？” 他犹豫不决地告诉了她。她没有表现出惊讶。 “没事，”她轻松地说，“许多男士都喜欢那种事情。现在，脱下外套、长裤和鞋子，然后跟我去卧室。” 他按照她说的做了，跟着她再次走过廊道进入卧室。房间里的灯光出人意料地明亮。进屋后，她关门上锁，把钥匙放进睡袍口袋，然后脱下睡袍，挂在门后。 三天后，一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投递到了阿卡西亚街二十七号。塞缪尔·纳特金在前门的蹭鞋垫上把它与其他邮件一起捡起来，拿到早餐桌上。一共有三封信：一封是莱蒂斯姐姐写来的，一封是家政公司的盆花账单，第三封信件是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的邮戳是伦敦，信是写给塞缪尔·纳特金的。他毫无疑心地打开，以为是一份商业广告，但不是。 当六张照片掉出来、正面朝上摊在桌上时，他迷惘地盯着这些东西，愣住了。当他终于明白过来时，迷惘立刻变成了极度的恐惧。这些照片，无论是清晰度还是焦距都很差劲，但它们足以说明问题。每张照片上都能清楚看见那女人的脸，在至少两张照片上，他自己的面孔也清晰可辨。他慌忙去看信封里面，想知道还有什么，但信封里面已经空了。他把六张照片都翻过来，但背面什么信息也没有。信息都在正面，是黑白的图片，没有文字。 塞缪尔·纳特金陷入了恐慌。他把照片塞到壁炉旁边的地毯下，发现那本杂志还在那里。他一转念，便把全部东西拿到外面，在车库后面烧了，又用鞋跟把灰烬踩进潮湿的泥土里。回到屋里后，他想请病假在家里待一天，但又意识到这会引起莱蒂斯的怀疑，因为他身体完全正常。他急忙把她的信送到楼上，撤下她的早餐盘子，匆匆去赶开往伦敦的火车。 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凝视着车窗外面，心中还是一团乱麻。他努力想把早晨的恐慌理出一个头绪。在过了新克罗斯站时，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是我的外套，”他喘着气，“外套和钱包。” 老福格蒂正低头研究七个字母的填空，他摇了摇头。“不行，”他说，“字母太多了。” 塞缪尔·纳特金悲哀地注视着窗外，伦敦东南部的郊区慢慢被火车甩到后面。他不习惯这种事情。整个上午，一种冰冷的恐惧始终攥着他的胃，他根本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 午饭时，他试着拨打萨利给的电话号码，但已经打不通了。 他坐上一辆出租车，去贝斯沃特的那个地下室公寓，但门上挂着锁、钉着木条，在与人行道齐平的栏杆上挂着“出租”的牌子。下午三四点钟时，纳特金先生意识到，即使去报警，也没什么意义了。几乎可以肯定，杂志社给那个广告回信的地址，一定是一所早就搬空的住宅，无法追查。贝斯沃特的那个地下室公寓很可能是以假名按周租用的，如今人早就搬走了。那个电话号码可能属于某个人，但那人会说，最近一个月他出门在外，回来时发现门被撬了，此后常常接到找萨利的电话，这使他自己感到莫名其妙。再过一天，那人也会消失。 他回家后，莱蒂斯比以往更牢骚满腹，埋怨说来了三个电话，都指名道姓要他接听，打搅了她下午的休息。这可不妙。 刚过八点钟，第四个电话来了。塞缪尔·纳特金从椅子上蹦起来，留下莱蒂斯一个人看电视，自己走到门厅去接电话。他很紧张，让电话铃响了好几声后才拿起话筒。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但很模糊，好像有手帕捂在话筒上似的。 “纳特金先生？” “是的。” “塞缪尔·纳特金先生？” “是的。” “或者也可以叫你亨利·琼斯？” 塞缪尔·纳特金的胃在上下翻腾。 “你是谁？”他问道。 “名字并不重要，朋友。你早上收信时看到我的小礼物了吗？” “你想干什么？” “我问你，朋友。那些照片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仔细看过了，是吗？” 塞缪尔·纳特金一想到这事，就恐惧得直咽唾沫。“是的。” “嗯，你是一个淘气的家伙，对不对？我应该给你的公司老板也寄去一套同样的照片。是的，我知道你的公司，还有总经理的名字。然后，我也可能给你老婆寄去一套，或者还有网球俱乐部的秘书。你钱包里的东西可真不少啊，纳特金先生……” “听着，请别那样。”纳特金急切地说，但对方的声音打断了他。 “我不会在电话里跟你多说的。别想去报警，警察根本找不到我。所以，要冷静，朋友，你可以把一切都拿回去，底片和所有照片。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你几点钟去上班？” “八点二十分。” “我明天早上八点再给你打电话，祝你晚安。” 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纳特金先生只听到嘟嘟的拨号音。 这夜他很不安宁，可以用“可怕”来形容。莱蒂斯上床后，他借口去给壁炉添加燃料，把钱包里的东西挨个检查了一遍。火车季票、支票本、网球俱乐部会员卡、两封写给他的信、他和莱蒂斯的两张照片、驾驶执照、保险公司社交俱乐部会员卡，这一切足以辨明他的身份和工作单位。 阿卡西亚街的路灯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半明半暗的亮光下，他看向对面床上莱蒂斯那张不高兴的面容——她总是坚持分床睡觉——心中想象着在他上班时，她打开第二次投寄过来的写给她的牛皮纸信封时的情景。他努力想象着公司领导本森先生收到同一套照片后的情景，或者网球俱乐部组委会召开特别会议，传阅那些照片并“重新审查”塞缪尔·纳特金会员资格的情景。他无法想象。但有一点相当肯定，这个打击是可怜的莱蒂斯无法承受的……她肯定承受不了。必须阻止这样的事情。 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他不习惯这种事情，直至黎明前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八点整，那个电话来了。塞缪尔·纳特金正在门厅里等候，与往常一样，他身穿铁灰色西装和白领子衬衫，头戴圆筒礼帽，手里提着雨伞和公文包，准备按时赶赴火车站。 “你考虑过了，是吧？”那个声音问道。 “是的。”塞缪尔·纳特金的声音颤抖。 “想拿回那些底片吗？” “是的。” “嗯，恐怕你得出钱来买呢，朋友。只是为了抵付我们的成本，同时也许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纳特金先生咽了咽口水。“我不是有钱人，”他恳求说，“你要多少？” “一千英镑。”那人在电话另一头毫不犹豫地回答。 纳特金先生惊慌失措。“可我拿不出一千英镑。”他争辩着说道。 “那你得去凑钱了，”那人在电话里轻蔑地说，“你可以贷款，用你的房子、汽车或其他什么东西作抵押。但你必须搞到，而且要快。今天晚上搞到。我今晚八点再打你电话。” 那人又挂断了电话，只有拨号音的响声留在塞缪尔·纳特金的耳边。他上楼，在莱蒂斯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就离家去上班了。但那天他没有登上八点三十一分开往查令十字街的火车。他去了公园，孤独地坐在一把长凳上。一位身着西装、头戴礼帽的绅士本应该去伦敦市区上班，却古怪地独自坐在树木花草丛中。他觉得应该好好想一想，坐在总是没完没了地玩填字游戏的老福格蒂旁边，他不能静下心来思考。 他认为，如果努力一下的话，是能够借到一千英镑的，但那会引起银行职员的怀疑。假如他提出要用过的旧钞，那么银行经理更是会大惊失色。他可以说，要去还赌债，但没人会相信，他们知道他不赌博。他也不酗酒，只是偶尔喝一杯葡萄酒，而且他不抽烟，只在圣诞节时才抽上一支雪茄。他猜测，他们会认为他有了一个女人，然后他又丢掉这个念头，他们知道他不会养一个情人。怎么办？怎么办？他一遍又一遍地自问，脑子里一片混乱。 他可以去找警察。警察肯定能追查到那些人，即使他们用的是假名和租赁的房子。但那就要开庭审讯，他得去作证。他们会用代称来指被敲诈者，他在报上看到过，但圈子里的人通常会知道那是谁。一个人不可能一次次去法院而不被察觉，对于一个三十五年来一直过着刻板生活的人来说，这是瞒不住的。 九点半时，他离开公园的长凳，去了一个电话亭。他打了个电话到办公室，告诉自己的部门主管说，他身体不舒服，但下午会去上班。然后，他朝银行走去。在路上，他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回想起他在报上看到过的所有关于讹诈的案件。法律上叫什么来着？敲诈勒索钱财，是这个说法。一条漂亮的法律短语，他痛苦地想道，但对受害人没多少用处。 假如他是个单身汉，他想，再年轻点，他会告诉他们真相。但他已经太老，不能再换工作了。而且，还有莱蒂斯，可怜脆弱的莱蒂斯，这个打击她承受不起，对此他毫无疑问。无论如何，他必须保护莱蒂斯，这一点，他已经铁了心。 走到银行门口时，他就没有勇气了。他不能面对银行经理提出这种奇怪而又说不清楚的要求。那等于是说：“我被敲诈了，我要贷款一千英镑。”而且，在给了第一次的一千英镑后，他们就不会再来索取了吗？把他榨干后再寄还照片？这很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他不能在家门口的银行贷款。只有先回伦敦了，他勉强作出这个决定，毕竟他还是一个诚实的正人君子。因此，他坐上十点三十一分的火车。 他来到伦敦，但现在去办公室显得太早，于是为了打发时间，他决定去购物。由于生性谨慎，他不能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在口袋里揣上一千英镑，这不自然。所以，他到一个商场的办公用品柜台买了一个带锁的铁皮小钱箱。在其他商店里，他买了一磅糖粉（他解释说给妻子做生日蛋糕用）、玫瑰花用的一罐化肥、厨房里抓耗子用的捕鼠夹子、楼梯下配电箱里用的一些保险丝、手电筒用的两节电池、修理水壶用的一把电烙铁，以及遵纪守法的普通家庭会需要的一些其他无害的用品。 下午两点钟，他到了办公室，向部门领导报告说自己现在感觉好多了，然后便埋头于公司的账务工作。幸好塞缪尔·纳特金先生根本就没想过要从公司的账目上非法挪用钱款。 晚上八点钟，他又与莱蒂斯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这时候，门厅里的电话响了。当他去接听时，耳边响起的又是那个含糊不清的声音。 “你搞到钱了吗？纳特金先生？”那人开门见山地问道。 “这个……搞到了，”纳特金说，不等那人开口，他接着说，“听着，你干嘛不把底片寄来，这样我们可以把整件事情作个了断？” 电话里一阵沉寂，好像线路另一头的那个人愣住了。 “你疯了吗？”那个含糊不清的声音终于说话了。 “没有，”纳特金认真地说，“我没疯，我只是希望你明白，如果你再这样闹下去，会有人痛苦的。” “你给我听着，你这个疯子，”那声音恼火地说，“你必须按该死的指示去做，不然的话，我就把照片寄给你的老婆和老板，让你去见鬼。” 纳特金先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他说，“你说吧。” “明天吃中饭的时候，坐出租车到艾伯特桥大街。拐入巴特西公园，沿着西车道背河走，半路上左转进入中央车道，一直朝前走。走到一半时，会看到那里有两把长椅，这个季节那里不会有人。用棕色纸包好包裹，放到第一把长椅下面，然后继续前行，从另一边走出公园。明白了吗？” “明白了。”纳特金先生说。 “好，”那声音说，“最后一点，你一进入公园，就会有人监视你，你放包裹的时候也会有人监视。别以为警察能帮你，我们知道你的长相，但你不认识我。如果有一丝麻烦的迹象，或者有警察监视，我们就开溜。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纳特金？” “是的。”纳特金先生有气无力地说。 “好，嗯，那你就按吩咐去做吧，别犯错误。” 然后那人就挂了电话。 几分钟后，塞缪尔·纳特金对老婆说要去房子侧面的车库。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第二天，塞缪尔·纳特金严格按照指令行事。他沿着公园西侧的西车道走，刚要拐进中央车道的时候，听到有人叫他。那人在几步之外，骑在一辆摩托车上，在看地图，他戴着头盔、风镜，脸上还蒙着一条围巾。他透过围巾叫道：“喂，朋友，能帮个忙吗？” 纳特金先生停住了脚步。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他走到两码外街沿石边的摩托车那里，弯腰去看地图。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咝咝响了起来：“我要拿走那个包裹，纳特金。” 他感觉到包裹从手里被夺走，听到引擎发动起来的轰鸣声，看到包裹被扔进摩托车把手前面的车篮中。一眨眼的工夫，摩托车就开走，汇入了中午艾伯特桥大街的车流中。这件事在几秒之内就结束了。那人动作敏捷，迅速逃离，即使有警察监视，也不大可能抓住他。纳特金悲伤地摇摇头，朝市区的办公室走回去。 那个关于外号和名字的理论，在刑事调查处斯迈利侦缉警长的身上一点也不符合。一周以后，当他来找纳特金先生时，他那长长的马脸和忧郁的棕色眼睛看上去很阴沉。在黑暗的冬夜，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大衣站在门口，活像一个送葬者。 “纳特金先生？” “是的。” “塞缪尔·纳特金先生？” “是的……呃，是的，是我。” “我是斯迈利警长，先生。能与你说几句话吗？”他掏出了警官证。纳特金点头表示认可，说：“进来吧。” 斯迈利警长有点不太自在。 “这个……我要讨论的事情，纳特金先生，有点私密的性质，也许还有点尴尬。”他说。 “天哪，”纳特金说，“没必要尴尬的，警长。” 斯迈利凝视着他，“没必要……？” “哎哟，没必要的。肯定是警察舞会的一些票子，我们网球俱乐部一直会派发。作为本年度的秘书，我是想……” 斯迈利重重咽了一下口水，“恐怕不是警察舞会的事情，先生。我是来开展一项调查的。” “嗯，那还是没有必要尴尬的。”纳特金先生说。 斯迈利下颚的肌肉抽搐了几下。“我考虑的是你会尴尬，先生，不是我，”他耐心地说，“你夫人在家吗，先生？” “哦，在家的，但她上床了。她总是很早休息，她身体欠佳……” 恰好这个时候，一个暴躁的声音从楼上飘到门厅里。“是谁呀，塞缪尔？” “一位先生，警方的，亲爱的。” “警方？” “别操心，亲爱的，”塞缪尔·纳特金喊了回去，“呃……只是最近与警察运动俱乐部的网球锦标赛的事情。” 斯迈利警长对他的遁词点头表示赞同，跟在纳特金后面走进客厅。 “现在，你可以说说是怎么回事了，为什么会使我尴尬？”纳特金关上了门。 “几天前，”斯迈利警长开始说，“我们伦敦警察厅同事去了伦敦西区的一套公寓。在实施搜查时，他们碰巧在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发现了一系列信封。” 塞缪尔颇感兴趣地盯着他。 “总共大约有三十个信封，每个里面都有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都是不同的人——以及家庭住址，有的还有工作地址。信封里面还装有十几张照相底片，拍摄的都是男人的照片，通常是年长男士在与一个女人胡搞。” 塞缪尔·纳特金的脸色变白了，他紧张地舔着嘴唇。斯迈利警长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在每个事件里，”他接着说，“照片里的女人都是相同的，是警方已知的一个有罪的妓女。恐怕我不得不告诉你，先生，有一个信封里有你的名字和地址，还有六张底片，表明你跟那个女人混在一起。我们已经肯定，那女人，以及与她在一起的某个男子，就是那套被搜查公寓的居住者。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塞缪尔·纳特金羞愧地双手捧着头，一双憔悴的眼睛盯着地毯。最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噢，天哪，”他说，“照片。肯定是有人偷拍了照片。噢，这事情如果传出去，就太丢人了。我向你发誓，警长，我根本不知道那是非法的。” 斯迈利快速眨了几下眼睛，“纳特金先生，让我把事情说个明白，你的行为不是非法的。对警察来说，你的私生活是你自己的事情，只要不违反法律就行。找妓女并不违法。” “可我不明白，”纳特金的声音颤抖着，“你说你是来调查……” “但我不是来调查你的私生活的，纳特金先生，”斯迈利警长坚定地说，“我继续说下去好吗？谢谢。伦敦警察厅认为，通过个人联系或广告联系，男人们被诱骗到这个女人的公寓里，然后被偷拍照片，之后会受到敲诈勒索。” 塞缪尔·纳特金抬头凝视着警长，眼睛睁得圆圆的。他确实很不习惯这种事情。 “敲诈，”他低声说着，“噢，老天爷啊，那就更糟了。” “确实如此，纳特金先生，现在……”侦探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你能认出这个女人吗？” 纳特金凝视着一张与那个叫萨利的女人极为相似的照片。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警长说，他把照片收了起来，“那么，先生，你能用你自己的话来描述一下你是怎么跟这个女人认识的吗？在这个阶段，我不需要做任何记录，你的话是保密的，除非现在或以后能证明与案件有关。” 停顿了一下后，带着羞愧和窘迫，塞缪尔·纳特金开始从头说起这件事：什么情况下发现的那本杂志，在公司洗手间里的阅读，要不要写一封回信的三天思想斗争，经不起诱惑以亨利·琼斯的名字写了信。他叙说了此后收到的那封信，和自己记下电话号码、然后销毁信件的过程，也说了他在当天午饭时打的那个电话，定下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三十分的一次会面。他讲述了在地下室公寓里与那个女人的见面，她是如何告诉他把他的外套留在客厅里、然后带他进入卧室的，还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做那种事情，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后，他把那份杂志用火给烧了，并发誓以后再也不干那种事情了。 “嗯，先生，”在他说完后，斯迈利警长说，“有一点很重要。那天下午以后，你是否接到过电话，或听说过有打给你的电话，以便利用这些拍摄的照片向你敲诈钱财？” 塞缪尔·纳特金摇摇头。“没有，”他说，“没有那样的事情。看来，他们还没来找我。” 斯迈利警长最后微笑了，笑得很严肃，“他们还没来找你，先生，他们不会来了。毕竟，警方已经缴获了这些照片。” 塞缪尔·纳特金抬起头来，眼睛里含着希望。“当然，”他说，“因为你们的调查。他们还没来得及找到我，就被你们发现了。告诉我，警长，那么这些可怕的照片会……如何处理呢？” “在我向苏格兰场说明你的那些照片与我们的调查无关后，他们会把照片烧掉。” “哦，我很高兴，也可以放心了。但请告诉我，那两个男女掌握了可以对许多男士进行敲诈的把柄，那么他们肯定已经对某个人实施敲诈了吧？” “那是毫无疑问的，”警长说，他起身准备离去，“而且毫无疑问，警官们根据苏格兰场的指令，正在走访照片里出现的几十名男子。在展开调查询问工作的时候，我们无疑能查出那些已被敲诈了钱财的人。” “但你怎么知道谁被敲诈了、谁没被敲诈呢？”纳特金先生问道，“毕竟，一个人可能被敲诈后交了钱，但害怕了，不敢道出真相，即使对警察也不敢。” 斯迈利警长朝这位保险公司职员点点头。“银行账单，先生。大多数平头百姓只有一两个银行账户，要筹集大笔钱款，他就得去银行提取，或者变卖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总会留下一些痕迹。” 现在他们已经走到门口。 “嗯，我想说，”纳特金先生说，“我真佩服那个向警方揭露恶棍的人。我只是希望，如果有一天他们对我敲竹杠，我也有勇气这样告发。顺便说一下，我不用作证了，是吧？我知道这应该是保密的，但你知道，最终人们还是会发现。” “你不用作证了，纳特金先生。” “我同情揭露坏蛋的那个可怜人，但总得有人去揭露。”塞缪尔·纳特金说。 “名单上所有参与这种事情的人都不用作证了，先生。” “这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已经揭露了那两个人，证据确凿。你们肯定是要去逮捕他们。那你们的调查……” “纳特金先生，”斯迈利警长倚在门框上，“我们并不是在调查敲诈。我们是在调查谋杀。” 塞缪尔·纳特金惊呆了。“谋杀？”他发出了尖叫声，“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还杀了人？” “谁杀了人？” “那两个敲诈者？” “不，先生，他们没杀人，某个顽皮的人把他们杀了。问题是，谁干的？但这也是敲诈者会遇到的麻烦。到现在，他们也许已经敲诈了一百多人，但最后其中一位受害人追踪到了他们的隐藏处。他们之间的联络很可能都是通过公用电话亭，除了针对现在这些受害人的刑事证据外，没有其他记录。问题是：该从哪里着手？” “是呀，哪里呢？”塞缪尔·纳特金喃喃地说道，“他们是……被枪杀的？” “不，先生。干这事的人，只是把一个包裹送到了他们的门口。所以，那人一定知道他们的地址。包裹里有一个钱箱，盖子上显然用胶带粘着一把钥匙。在用钥匙去开锁时，盖子在一只捕鼠夹弹簧的压力作用下弹开来，一个精巧制作的反拆卸装置触发了炸弹，把他们二人炸得粉身碎骨。” 纳特金盯着他，似乎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真想不到，”他喘着气说，“但一个老老实实的公民上哪里去搞到一颗炸弹呢？” 斯迈利警长摇了摇头。 “这年头，先生，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爱尔兰人，阿拉伯人，许多外国人，还有制作炸弹的书。与我们那个时代不同，现在，只要有一些合适的材料，几乎每个学过化学的中学六年级学生都能制作炸弹。嗯，晚安，纳特金先生。我不会再来打搅你了。” 第二天，纳特金来到市区的古塞特镜框商店，取回两周前存放在那里的照片。他曾经嘱咐店里为他保管好，换上一个新镜框，到时候他自己会来取。那天晚上，这张照片又被骄傲地摆放在了壁炉旁边的桌子上。 这是一张旧照片，上面有两个年轻人，穿着皇家陆军工程兵拆弹部队的制服。他们骑坐在一颗德国制造的“德国大兵”五吨重磅炸弹的壳体上。在他们面前的一块毯子上，摆放着几十个原来设在炸弹里组成六个单独反拆卸装置的零件；背景是一座村庄的教堂。其中一个年轻人有一张瘦瘦长长的脸，佩有少校的肩章；另一个圆圆胖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照片下面有一行字：“炸弹专家麦克·哈洛伦少校和塞缪尔·纳特金下士惠存，斯蒂普诺顿村全体村民衷心感谢你们，一九四三年七月。” 纳特金先生自豪地看着照片。然后他轻蔑地哼了一声：“中学六年级学生，没错。” <hr /> 注释： 正文 谨慎的人 蒂莫西·汉森一生中遇到任何问题都能从容不迫地谨慎对待。他引以为豪的是，这种冷静分析继而作出最佳选择、最终不懈追求的习惯，使他在中年的时候就拥有了现在所享受的财富和地位。 一个清新的四月清晨，他站在德文郡大街一座房屋前最高的台阶上，考虑着自己的处境。这里是伦敦高级医疗中心。他身后两扇黑亮的大门先后慢慢地关上了。 顾问大夫是一位老朋友，多年以来一直是他的私人医生。即使是对陌生人，这位大夫也总是表现出莫大的关心和惋惜，而面对一位老朋友，他就更为难了。他那副表情，看起来比病人还要痛苦。 “蒂莫西，在我职业生涯中，我只告知过三次这样的消息。”他说道，一双干瘪的手放在X光片和病历卡的夹子上，“请你相信我，在一个医务工作者的人生中，这是最可怕的经历。” 汉森示意他完全相信他。 “假如你不是我所了解的那种人，我也许会对你说谎的。”医生说。 汉森感谢他的恭维和直率。 顾问医生亲自把他送到咨询室的门口。“如果有任何事情……我知道这是陈词滥调……但你明白我的意思……任何事情……” 汉森抓住医生的胳膊，对他的这位朋友报以微笑。这已经足够了，他所需要的也就是这些。 穿着白衣的接待员陪同他走到门外。汉森站在那里，深吸了一口凛冽的空气。昨晚的东北风把城里荡涤干净了。他站在台阶的顶部俯瞰街上那些朴素优雅的楼房。现在，它们大都是金融顾问办公室、高级律师事务所和私人诊所。 在人行道上，一位穿高跟鞋的年轻女子正轻快地朝马里波恩购物街走去。她看上去漂亮妩媚，双眸闪闪发光，脸蛋冻得红扑扑的。汉森遇上了她的目光，一时冲动，朝她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她看上去吃了一惊，他们并不认识。她突然明白这是一种挑逗，而不是问候。她报以嫣然一笑，继续快步向前，屁股摇摆的幅度加大了。司机理查兹装作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他全看到了，还露出赞许的神情。理查兹正站在那辆劳斯莱斯轿车的后面等待着。 汉森走下台阶，理查兹拉开了车门。汉森钻进去，在温暖的车内放松下来。他脱去外衣，小心地折叠起来放在旁边的座位上，又把黑礼帽放在衣服上面。理查兹坐到方向盘后面。 “去办公室，汉森先生？”司机问道。 “肯特。”汉森说。 劳斯莱斯银魂向南驶入大波特兰街，朝泰晤士河驶去。这时候，理查兹大胆地提了一个问题。 “心脏没什么事吧，先生？” “没事，”汉森说，“还跳着呢。” 确实没什么问题，要说心脏的话，他简直健壮如牛。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来与司机谈论那些正在疯狂地、贪得无厌地吞噬着他肠子的癌细胞。劳斯莱斯汽车驶过皮卡迪利广场的爱神雕像，汇入到涌向干草市场的车流之中。 汉森靠向椅背，看着车顶的内饰。如果你刚刚被判了刑或双腿骨折被送去医院时，六个月的时间是漫长的，他心里想道。但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六个月，那就没那么长了，一点也不长。 医生说最后一个月他肯定得住院。当然，在身体变得非常糟糕时——肯定会的——还有镇痛剂。那些新药药效非常强……轿车左转开到西敏寺桥路，然后驶上桥头。隔着泰晤士河，汉森看着对面庞大的奶油色市政厅大楼在向他逼近。 他提醒自己，新的社会党政府实行了惩罚性的高额税收，但他的财富仍非同小可。他是伦敦稀有珍贵钱币经销商，事业有成，在同行中享有威望，而且他独立拥有那座钱币大楼，没有其他合伙人或合股人。 劳斯莱斯汽车经过大象与城堡地区的交通岛，朝着旧肯特路驶去，马里波恩那些优雅的建筑早已不见踪影。汽车还经过了商贸繁华的牛津街，以及横跨西敏寺桥的两大权力中心——白厅和市政厅。从大象与城堡这里再往前，景象就显得萧索了，这里是象征财富权力的市中心与整洁安逸的市郊之间的过渡地带。 汉森蜷缩在一辆价值五万英镑的高级轿车里，行驶在每英里造价一百万英镑的道路上。他注视着那些老旧的建筑物在身边闪过，欣然想着正要去的肯特郡庄园。庄园坐落在一片绿地中，占地二十英亩，周围种植着橡树、椴树和山毛榉。他不知道这栋庄园将来会怎么样。他在市内富人区也有一套公寓，有时候，他喜欢工作日在那里过夜，这样就用不着驾车返回肯特了；他有时还会在那里招待一些外国买家——比起酒店，家里的气氛更能使人放松，对生意也有好处。 除了他的生意和两处房产，他还有些私人钱币藏品，都是多年来悉心收集起来的。此外，他还持有大批股票和股份，他在各家银行的存款账户和现在乘坐的这辆轿车就更不用说了。 想到这里，汽车突然在旧肯特路一个贫民区的行人过街横道线上停住了。理查兹发出不满的咂咂声。汉森望向窗外，一队儿童在四名修女的带领下正在过马路，两个修女在前，另外两个殿后。队伍后面的一个小男孩在斑马线中间停下来，兴趣盎然地盯着这辆劳斯莱斯。 那孩子长着一张好斗的圆脸和朝天鼻，蓬乱的头发上歪戴着一顶帽子，帽子上印着圣本尼迪克特孤儿院的英文缩写字母“St”和“B”；一只长袜子已经滑到了脚脖子上，上面的松紧带无疑是被用到了弹弓这种更重要的地方。他抬起头来，看到车内一位尊贵的白发老人通过贴膜的车窗玻璃在看他，于是毫不犹豫地做了一个鬼脸，把右手大拇指顶到鼻子上，其余的手指晃来晃去，向他挑衅。 蒂莫西·汉森不动声色，也把自己的右手拇指放到鼻尖上，朝那个男孩做了一个同样的动作。在后视镜里，理查兹很可能看到了这个手势，但他只是扬了一下眉毛，又透过挡风玻璃凝视前方。过马路的男孩看上去愣住了。他放下手，然后咧开嘴笑。这时候，他被一个慌慌张张的年轻修女从斑马线上拉走了。孩子们重新排好队，朝着栏杆后面路边的一栋灰色大楼走去。道路畅通后，劳斯莱斯继续沿着通向肯特的公路行驶。 三十分钟后，他们离开了杂乱无章的郊区，宽敞的M20高速公路出现在前方。过了灰白色的北唐斯，他们进入了如同英格兰花园一般的山丘和溪谷。汉森想起了他那已经去世十年的妻子。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确实很幸福，但可惜没有孩子。或许他们应该收养孩子，这个问题他们曾经多次考虑过。她是独生女，父母早就过世了。他有一个妹妹，但他从心底里不喜欢这个妹妹，也反感她的丈夫和他们那个同样令人讨厌的儿子。 高速公路在梅德斯通南边到头了，又开了几英里后，理查兹在哈利特沙姆附近驶离干线公路，转向南方，朝着威尔德驶去，那里是一片原生态果园、田地、树林和蛇麻园。蒂莫西·汉森的乡间别墅就坐落在这片美丽的乡野地区。 还有财政大臣，这个国家的金融大师，他肯定想要分一杯羹，汉森心里想，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份。不管怎么样，拖了这么多年，他现在必须立一份遗嘱。 “庞德先生现在可以见您，先生。”秘书说。 蒂莫西·汉森站起来，走进马丁·庞德的办公室，庞德是戈加蒂与庞德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 律师从书桌后面起身迎接他，“我亲爱的蒂莫西，又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汉森与许多富裕的中年人一样，早就与他的四个最重要的顾问——律师、经纪人、会计师和医生——建立了私人友谊，而且互相直呼名字。两个人都坐了下来。 “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 “很长时间以来，马丁，你一直在催促我立一份遗嘱。”汉森开口说。 “是啊，”律师答道，“早作打算才明智，但你一直不当回事。” 汉森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上面用一个很大的红色蜡封封了口。他把信封递给书桌对面一脸惊讶的律师。 “就在这里。”他说。 庞德接过信封，他那张平时光滑的脸，现在由于疑惑而皱了起来，“蒂莫西，我真的希望……像你那样拥有大量财产的……” “别担心，”汉森说，“这确实是一位律师准备的。已经及时签署见证了。没有含糊其词，没有任何争议的余地。” “我明白了。”庞德说。 “别见怪，老朋友。我知道你纳闷为什么不让你来准备，而找了一家外地的律师事务所。我有我自己的原因，请相信我。” “那当然，”庞德急忙说，“没问题。你是希望我把遗嘱妥善保管起来吗？” “是的。还有一件事，在遗嘱中，我要求你作为唯一的执行人。我知道你肯定想看看遗嘱，但我向你保证，这份遗嘱不会给你带来麻烦，不管是从职业道德上还是个人良知上来讲。你能接受吗？” 庞德把这个沉重的包裹放在手里掂了掂。 “好的，”他说，“我向你承诺。不管怎么说，我们谈论的无疑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你的气色很好，让我们面对现实，你很可能会活得比我长。那时候你怎么办呢？” 汉森也同样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玩笑。十分钟后，他走出来，踏上格雷客栈路，步入五月初的明媚阳光之中。 直到九月中旬，蒂莫西·汉森都像多年来一样忙碌不停。他到欧洲大陆跑了几次，去伦敦市区的次数则更加频繁。没有几个人能在死前把自己的繁杂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而汉森却力图确保后事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实施。 九月十五日那天，他请理查兹来家里见他。这位司机兼勤杂工与他的妻子一起，已经照顾汉森十多年了。他在书房里找到了雇主。 “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汉森说，“我打算在年底时退休。” 理查兹吃了一惊，但没有表现出来。他估计后面还有话。 “我想移居国外，”汉森说，“去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在一个小一点的房子里度过晚年。” 原来是这样，理查兹心里想道。老头子提前三个月告诉他，还是不错的。但是，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来看，他还是得立即去找工作。不单单是工作，随之而去的还有那座漂亮的小房子。 汉森从壁炉架上拿来一只厚厚的信封，递了过去。理查兹不知所措地接了过来。 “我担心，”汉森说，“如果这栋庄园将来的主人不再雇用你和理查兹夫人，那就意味着你要另找岗位。” “是的，先生。”理查兹说。 “当然，在离开之前，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汉森说，“不过，由于生意上的原因，在有必要公布的那天来临之前，如果你不在村里或在任何人面前透露这事，我会非常感激的。而且，我希望你能在十一月一日之后再开始找工作，我不想让我即将离开的消息现在就传出去。” “很好，先生。”理查兹说。他依然拿着那个信封。 “这样的话，”汉森说，“就剩下最后一件事了，就是这个信封。这十二年来，你和理查兹夫人一直对我很好、很忠诚。我要你知道，对此我是很欣赏的，一直很欣赏。” “谢谢您，先生。” “我出国以后，如果你能如同我记忆中一样保持忠诚的话，我将会非常感激。我知道，要你在六周之内不去找工作也许会有一些难度。除此之外，我还想对你们将来的生活提供某种帮助。在这个信封里装着一叠面值二十英镑的钞票，都是用过的旧币，是无法追踪的，数额是一万英镑。” 理查兹终于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他惊讶地扬起眉毛，睁大了眼睛。 “谢谢您，先生。”他说。 “不用谢，”汉森说，“我把这钱换成了现金，因为与大多数人一样，我不愿意拿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去交付高额的税款。” “太对了。”理查兹动情地说。透过信封，他能够感觉到里面有厚厚一叠。 “收到一笔这么多的钱，你是要缴纳赠与税的，因此我建议你不要去存银行，而是把它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且花钱的时候也别一次花得太多，以免引起注意。等你们俩几个月后开始新生活时，希望这些钱能提供一些帮助。” “放心好了，先生，”理查兹说，“我心里有数。现在人人都在向钱看。我代表我们二人，非常感谢您。” 理查兹穿过砾石院子，继续去擦洗那辆崭新的劳斯莱斯汽车，心情非常舒畅。他的工资一直不低，而且那座小房子不用花钱，因此他已经积下一笔不小的数目。现在加上这笔意外的收入，或许他不用再去那个令人畏怯的劳务市场了。他还想到了家乡威尔士波斯考尔的那栋小小的寄宿房，这是他和妻子梅根在今年夏天发现的……十月一日早晨，太阳还没有从地平线上完全露头，蒂莫西·汉森就离开卧室下楼了。现在距理查兹夫人过来准备早饭和打扫卫生，还有足足一个钟头。 昨晚，他又被折磨了一夜。锁在床头柜里的那些药片，对于小腹部的阵阵剧痛已经越来越不顶事了。他看上去脸色灰白，形容憔悴，和他的实际年龄相比明显见老。他明白已经没有办法，是时候了。 他花十分钟时间给理查兹写了一张简单的便条，对两周前的善意谎言表示报歉，并要他立即给马丁·庞德家打电话。他故意把便条放在书房门槛边的地板上，使之在深色的拼木地板上格外显眼。然后，他打电话给理查兹，告诉睡意蒙胧的司机，他不需要理查兹夫人来做早饭了，但他要这位司机三十分钟后来书房。 打完电话后，他从上了锁的柜子里取出一支霰弹枪。枪管已经被他锯短了十英寸，以便更加灵活地使用。他在枪膛里压上两颗大口径子弹，然后去了书房。 最后一个细节也一丝不苟，他用一块厚厚的马毯把自己那把心爱的皮革扶手椅盖起来，现在它已经属于别人了。他坐在椅子里，怀里抱着霰弹枪。他最后一次打量了一下周围，看看那一排排他所钟爱的图书，看看那几只曾经收藏着他所珍爱的珍稀钱币的柜子。然后，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摸准扳机，深深地吸上一口气，射穿了自己的心脏。 马丁·庞德先生关上与办公室相邻的会议室门，坐到长条桌的上首。他右手边，桌子靠中央的地方坐着阿米蒂奇夫人、他的客户兼朋友汉森先生的妹妹，他听说过她。她的旁边坐着她丈夫，两人都穿着一身黑衣。桌子对面坐着他们俩的儿子塔奎因，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一副厌烦和懒散的样子，不停地抠着他那大得出奇的鼻子。庞德先生正了正眼镜，开始对这三个人说话。 “你们要明白，已故的蒂莫西·汉森先生要求我作为他遗嘱的唯一执行人。正常情况下，按照我们的权利，一接到死讯，我就应该立即打开遗嘱，看看是否有需要立即执行的重要事项，比如葬礼的准备。” “这遗嘱不是你写的吗？”老阿米蒂奇问道。 “不，不是我写的。”庞德回答。 “那么，里面的内容你也不知道？”小阿米蒂奇问道。 “对，我不知道，”庞德说，“事实上，已故的汉森先生在他去世房间的壁炉架上给我留了一封私人信件，以防止有人打开遗嘱。在信中，他对一些事情作了说明，具体内容，现在我可以转达给你们。” “我们还是看遗嘱吧。”小阿米蒂奇说。 庞德先生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安静，塔奎因。”阿米蒂奇夫人温和地说。 庞德继续说下去。“首先，蒂莫西·汉森并不是在神志不正常的状态下自杀的。实际上，他正处在癌症晚期，这件事他在今年四月就知道了。” “可怜的家伙。”老阿米蒂奇说。 “后来，我把这封信给肯特郡的验尸官看了，他的私人医生和尸检部门也确认过了。这样，就必须办理死亡证明、尸检证明，取得在两周内尽快安葬的许可等手续。其次，他明确表示，在这些手续全部完成之前，不能打开和宣读遗嘱。最后，他还明确地表示，要求正式宣读遗嘱，不能采取邮寄的方式，要当面宣读给他仍在世的亲属听——即他的妹妹阿米蒂奇夫人，以及她的丈夫和儿子。” 室内的另外三个人朝周围打量了一下，不是因为悲痛，而是因为惊奇。 “但这里只有我们啊。”小阿米蒂奇说。 “确实如此。”庞德说。 “这么说来，我们就是仅有的受益人了。”阿米蒂奇先生说。 “未必这样，”庞德说，“今天通知你们来这里，只是根据我已故客户信件作的安排。” “如果他是在跟我们开什么玩笑的话……”阿米蒂奇夫人沉着脸说。她的嘴撇成一条细细的直线，似乎在故作轻松。 “我们现在宣读遗嘱可以吗？”庞德问道。 “好的。”小阿米蒂奇说。 马丁·庞德拿起一把纤细的裁纸刀，小心翼翼地把手中鼓鼓囊囊的大信封的一头割开。他从里边抽出另一个又厚又大的牛皮纸信封和一份由三张纸构成的文件，文件左边空白处被用窄窄的绿色带子装订了起来。庞德把大信封放到一边，展开那几张折叠着的纸张。他读了起来。 “这是我，蒂莫西·约翰·汉森的最后遗嘱……” “这个套路我们都知道的。”老阿米蒂奇说。 “念下去。”阿米蒂奇夫人说。 庞德从眼镜的上方厌恶地挨个看了他们一眼。他继续念道：“首先，我声明，我的这份最后的遗嘱要按照英格兰的法律进行解释。第二，我在此撤销过去所作的一切遗嘱和安排……” 小阿米蒂奇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显得不耐烦了。 “第三，我指定一位律师作为我的遗嘱执行人，就是戈加蒂与庞德律师事务所的马丁·庞德先生，由他来掌管我的财产并支付应付的税款。第四，我要求现在读信的这位执行人，拆开封着的信封。他会发现信封内有一笔钱，这笔钱将用于支付我的葬礼、他的业务费以及在执行遗嘱中所需的其他开销。如果信封里的钱在支付了各项费用后还有剩余，那么，我授权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选择，把余款捐赠给任何慈善团体。” 庞德先生放下遗嘱，又拿起了裁纸刀。他从那只未经开封的信封里抽出五叠面额二十英镑的簇新纸币，每叠纸币都扎着一张牛皮纸条，标明一叠是一千英镑。室内一片寂静。小阿米蒂奇停下了抠鼻子的手，像色情狂观察少女那样凝视着那堆钞票。马丁·庞德又拿起遗嘱。 “第五，我要求我的唯一执行人，以我们的长久友谊为重，在我葬礼的次日承担起他的执行职责。” 庞德先生又从眼镜上方扫视了一下。 “在通常情况下，我应该已经走访了汉森先生在市内的公司和他的其他已知资产，以确认这些财产都处在正常运作和维护之下，不至于因为对财产的疏忽而使受益人遭受经济上的损失，”他说，“但因为我只是刚刚被指定为唯一执行人，所以我还没来得及去做。现在看来，要等完成葬礼之后，我才能开始执行遗嘱。” “听着，”老阿米蒂奇说，“这个疏忽应该不会降低房地产的价值吧？” “这个我说不准，”庞德回答，“恐怕不会。汉森先生在业务上有几个得力的助手，他一定深信他们能把事情办好。” “你不能快点开始吗？”老阿米蒂奇问。 “葬礼的次日。”庞德说。 “那好吧，让我们尽快举行葬礼。”阿米蒂奇夫人说。 “如你所愿，”庞德回答说，“你是他的亲属。”他又继续念下去：“第六，我把……” 在此，马丁·庞德停顿了一下，眨了眨眼睛，似乎念不下去了。他咽了一口唾沫，“我把其余的房地产全都给我亲爱的妹妹，我深信，她能够与她可爱的丈夫诺尔曼和他们优秀的儿子塔奎因共同分享这笔财产。但上述分享必须遵循第七段的条件。” 房间里一片沉寂。阿米蒂奇夫人在用一块亚麻布手帕轻抹眼角，不过与其说她是在擦眼泪，还不如说是在掩饰挂在嘴角的一丝微笑。拿开手绢后，她瞟了丈夫和儿子一眼，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就像一只超龄的老母鸡抬起屁股时发现身下躺着个金蛋似的。阿米蒂奇父子俩张着嘴巴呆坐着。 “他有多少钱？”老阿米蒂奇终于问道。 “我真的说不上来。”庞德说。 “得了吧，你肯定知道，”儿子说，“大概数字总是知道的。你处理过他所有的事务。” 庞德想起了起草他手中这份遗嘱的那位不知名的律师。“差不多所有。”他说。 “哦……？” 庞德勉强忍受着。不管阿米蒂奇一家人多无聊，他们毕竟是他已故朋友的遗嘱仅有的受益人。“我认为，按照当前的市场价格，假定把所有的房地产都标价出售的话，应该在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英镑之间。” “天哪。”老阿米蒂奇说，他的脑海里开始浮现出景象，“那么，遗产税要多少呢？” “恐怕是一笔很大的数额。” “多少？” “这么多的房地产，恐怕要按最高税率计算，即百分之七十五。总的说来，我想差不多在百分之六十五左右。” “还能净剩一百万？”儿子问道。 “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算，你们要明白。”庞德无助地说。他回想起他的朋友汉森曾经的形象：有文化、幽默、生性仔细。怎么回事，蒂莫西，看在上帝的份上，这是怎么回事？“这里还有第七段。”他指出。 “怎么说的？”阿米蒂奇夫人说，她憧憬着未来自己会在社交生活中突然走红，这才回过神来。 庞德又开始读起来：“我的一生中，一直有一种巨大的恐惧，害怕有一天会被埋在地下，遭受虫咬菌噬。为此，我不得不制作一口衬铅的棺材，现存放在阿什福德郡的贝内特和盖恩斯殡仪馆内。我希望这口棺木成为我的最后安息处。此外，我不希望有一天我被人或机器挖掘出来。鉴于此，我要求把我葬在海里，具体方位是在德文郡海岸正南方二十英里处，那是我作为一名海军军官曾经服役过的海域。最后，终生都给予了我深情的妹妹和妹夫，我指定由他们亲自把我的棺材推入大海。对于我的遗嘱执行人，我的指示是，如果这些愿望没能实现，或者我的受益人对这种安排制造任何障碍，那么上述一切都将自动失效，我的所有财产都转而捐赠给英国政府。” 马丁·庞德抬起眼皮。私下里，对于已故朋友的这种担心和想法，他也颇感惊讶，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好了，阿米蒂奇夫人，我必须正式询问你，对于你亡兄遗嘱的第七段，你有什么异议吗？” “愚蠢，”她回答说，“还要海葬。我还不知道这是否允许呢。” “这非常罕见，但并不违法，”庞德回答，“我以前只听说过一个案例。” “那一定很费钱的，”她儿子说，“比在墓地埋葬要贵得多。干嘛不火化呢？” “葬礼的开销并不影响遗产的继承，”庞德愠怒地说，“丧葬费开支在这里。”他拍着胳膊旁边的五千英镑，“那么，你们反对吗？” “这个，我不知道……” “我必须向你们指出，如果你们反对，遗产的继承就会无效。” “这是什么意思？” “全部归国家所有。”她丈夫没好气地说。 “对极了。”庞德说。 “没有反对意见，”阿米蒂奇夫人说，“可我还是觉得很荒唐。” “那么，作为最近的亲属，你是否授权让我来作这种安排？”庞德问道。 阿米蒂奇夫人突然点了点头。 “越快越好，”她丈夫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遗嘱认证和遗产继承了。” 马丁·庞德很快站了起来。他已经受够了。 “这是遗嘱的最后一段。每一页都有两次签字和见证。因此，我认为没什么可讨论的了。我将着手去进行必要的安排，并通知你们举行葬礼的时间和地点。再见。” 十月中旬的英吉利海峡中部可不是个好玩的去处，除非你真热衷于去那里旅游。渔船还没离开港口的防波堤，阿米蒂奇夫妇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他们绝不是什么热情的游客。 庞德先生叹了一口气。他站在后甲板上，不愿进入舱内与他们待在一起。他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才把事情安排好，随后还在德文郡布里克萨姆码头上租了一条船。这是一艘近海拖网渔船，三个渔民要了个他们觉得满意的价格，并确认这事儿不违法，才接受了这次不同寻常的出海差事。毕竟，他们这些日子在海峡捕鱼收获不大。 当天早上，在肯特郡殡仪馆的后院，殡葬人们用了一个滑轮组才把重达半吨的棺材吊上一辆一吨的小卡车，一行人长途行车奔赴西南方向的海岸，律师的黑色轿车则跟在后面。一路上，阿米蒂奇一家人怨声载道。到了布里克萨姆，小货车停在了码头上，棺木则用拖网渔船的吊杆吊到了船上。现在，棺材就搁在宽敞的后甲板上的两根横梁木上，上过蜡的橡木板和抛光的铜扣件在秋日的天空下闪闪发亮。 塔奎因·阿米蒂奇坐在轿车里一直跟到布里克萨姆，但他看了一眼大海后，就选择待在镇里一家暖和的招待所里。不管怎么说，他并不是非得参加葬礼不可。庞德在海军部牧师处费尽周折找来一位退休的皇家海军牧师，只有他乐意接受一笔丰厚的报酬来主持这个仪式。现在，牧师也坐在这个小小的舱室里，他在白色法衣外面穿了一件厚大衣。 拖网渔船的船长下到甲板上，来到庞德那里。他拿出一张海图，在微风吹拂下，用食指指点着从出发地往南二十英里的那片海域。他扬起眉毛征询意见，庞德点了点头。 “深水区域。”船长说，他朝棺材点了点头，“你和他很熟？” “相当熟悉。”庞德说。 船长咕哝了一声。他和胞弟以及一个表弟在运营这艘拖网渔船，与大多数渔民一样，他们都有些沾亲带故。他们三人都是顽强的德文郡人，双手和脸膛都晒得黑黝黝的，当还在学习主桅与后桅的区别时，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这片险恶的水域里打鱼了。 “一个钟头可以到那里。”他说完，脚步沉重地走开了。 到达指定地点后，船长将引擎调至空挡，并把船头转到迎着海浪的角度，停在了海面上。他的表弟拿来一块由三块木板拼接起来的长木板，木板下面衬着木条，用螺栓固定着，有三英尺宽。他把长木板搭在右舷的栏杆上，光面朝上，让这块长木板的中间支在船栏杆上，像跷跷板一样，一半搁在甲板上，另一半伸向舷外波浪起伏的大海。船长的弟弟去操纵吊杆，表弟把吊钩挂到棺材的四只铜把手上。 马达转起来，吊杆的钢丝绳收紧了，沉重的棺材被吊离了甲板。吊机手把它吊到三英尺高处后停住，表弟把这口橡木灵柩拉到木板上方，并使之头部朝向大海，然后点了点头。吊机手把钢丝绳松下来，好让棺材直接落在栏杆的木板上。他进一步松下钢绳，棺材叽叽嘎嘎响着就位了，一半在船内、一半在舷外。表弟扶住棺木，吊机手走下来摘掉卸扣，帮着把内侧的木板抬平。现在，他们抬在手里的重量已经不那么大了，因为棺材稳定平衡了。其中一人扭头向庞德征询指示，庞德从舱内叫来了牧师和阿米蒂奇夫妇。 六个人默默地站在那里，天空中云团低垂，船舷边涌动的浪尖，偶尔会溅上来些许细小的水花，他们在颠簸的甲板上竭力站稳身子。公平地说，牧师也已经尽量把仪式缩短了，意思到了就可以了，他的银发和白色法衣在微风中飘拂。诺尔曼·阿米蒂奇也没戴帽子，看上去一副万分失望的样子，他感觉有种深入骨髓的寒冷。他已故的内兄现在躺在由樟木、铅板和橡木制成的棺材里，而且就在他跟前。对于这位内兄，他心里有什么想法就只能凭猜测了。至于阿米蒂奇夫人，那就更是什么也看不出来了。她裹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扎着毛围巾，只露出一个朝外突出的冷冰冰的鼻子。 当牧师以低沉的声调祷告时，庞德正凝视着天空。一只孤独的海鸥在风中盘旋，它不畏潮湿，不畏寒冷，不会晕船，对于税费、遗嘱和亲属也一无所知，它自食其力，以优美的姿势自由自在地翱翔在空中。律师回头看着棺材及下方的大海。这也是不错的，他心里想，如果你在意这些事。就其个人来说，他自己从来没有在意过死后会怎么样，之前也不知道汉森会这么关心，但如果真在意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安息确实不错。他看到橡木棺盖儿上有些浪花的水珠，但无法渗入进去。嗯，在这里，他们永远不会骚扰你了，蒂莫西老友，他心里想道。 “……通过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位蒂莫西·约翰·汉森兄弟托佑在您永久的庇荫之下，我们的主，阿门。” 庞德一惊，意识到祷告结束了，牧师正若有所盼地看着他。他朝阿米蒂奇夫妻点点头，他们两人分别走到扶着木板的渔民旁边，把一只手放在棺材后部。庞德向两位渔民点点头，他们慢慢抬高木板，木板另一端朝大海倾斜过去，棺材终于开始滑动。阿米蒂奇夫妇用力一推，棺材刮擦了一下，然后快速向木板另一头滑了过去。渔船在摇晃。棺材掉了下去，砸在一个浪头边上，发出“砰”的一声，然后瞬间就不见了。庞德捕捉到上方驾驶舱里船长的目光。船长抬起一只手，指向他们刚才过来的方向，庞德又一次点头。引擎加大了马力，那块木板也被收了起来。阿米蒂奇夫妇和牧师急忙跑回舱内。风力增加了。 他们驶过防波堤返回布里克萨姆时，天快黑了，码头后面的房屋都已经开始出现灯光。牧师自己的小汽车就停在附近，他很快就走了。庞德跟船长结了账，船长很高兴，一个下午挣到的钱抵得上一周捕获马鲛鱼的收入。殡仪馆工作人员还有那位喝得醉醺醺的塔奎因·阿米蒂奇等在那辆轿车里面，庞德让他们坐汽车走，他宁愿自己一个人坐火车返回伦敦。 “你要马上计算出房地产的价值，”阿米蒂奇夫人尖声叮咛，“还有遗嘱的验证事宜。我们已经受够了这种假模假式的表演了。” “请你放心，我不会浪费时间的，”庞德冷冷地说，“我们保持联系。”他抬了抬帽子，随后便朝火车站走去。这事情不会拖得很长，他猜测，他已经知道了汉森的房地产数量和底细。这事肯定会安排得井井有条，汉森一直是个很谨慎的人。 直到十一月中旬，庞德才觉得可以再次联系阿米蒂奇一家。虽然他只邀请了遗嘱唯一受益人阿米蒂奇夫人到他在格雷客栈街的办公室来，但她却与丈夫和儿子一起来了，一个也没落下。 “我发现事情有点难办。”他告诉她说。 “什么事情？” “你亡兄的房地产，阿米蒂奇夫人。让我解释一下。作为汉森先生的律师，我知道他在各处的房地产数量和地点，所以，我可以立即着手去逐一进行核查。” “都有些什么？”她急忙问道。 庞德不想被催促或追问。“实际上，他有七处资产。合计起来后占他财产的百分之九十九。首先是在伦敦商业区领头地位的珍稀钱币业务。你们也许知道，这间公司是独资私营的，是他自己创立起来的，他是唯一的业主。这个公司办公的大楼产权也属于他，是战后不久房价很低时，他以按揭的方式买下来的。按揭款早就还清了，公司拥有该楼房的自有产权，而他拥有这家公司。” “这些值多少钱？”老阿米蒂奇问道。 “这方面没问题，”庞德说，“算上大楼、珍稀钱币和储备品，加上大楼内其他三家公司尚未到期的房屋租金，正好是一百二十五万英镑。” 小阿米蒂奇从牙缝里吹出一声口哨，露出了微笑。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准确？”阿米蒂奇问道。 “因为他卖了那么多钱。” “他什么……” “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经过简单洽谈后，他把公司全部卖给了一个有钱的荷兰商人。那人多年来一直想买这间公司。支付的金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数目。” “但他差不多直到去世都一直在那里工作呀，”阿米蒂奇夫人表示不同的意见，“还有谁知道这事情？” “没人知道，”庞德说，“甚至连员工都不知道。大楼易手的买卖是由一位外地律师操办的。他口风很紧，不愿透露内情。交易的剩余部分，是他与荷兰买主之间的一份私人契约。附加条件是，五名员工继续从事他们的工作；他自己作为唯一的经理留任到年底或到他亡故，不管哪种情况先行发生。当然，买主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 “你见过这个人吗？”阿米蒂奇夫人问道。 “德容格先生？见过的。嗯，他是阿姆斯特丹一位享有盛名的钱币商人。我也看过文件，完美有序，绝对合法。” “那么，他把钱弄哪里去了？”老阿米蒂奇问道。 “他把钱存到银行里去了。” “嗯，这就没有问题了。”儿子说。 “他的另一份固定资产是他在肯特郡的庄园，很漂亮的房子，建在二十英亩的绿地上。今年六月份，他把这份房产的百分之九十五抵押了出去。在他死去的时候，只付了四分之一的分期付款。他一死，建设银行就成了主要债权人，现在已经把所有权收回去了。同样，这一切也是合法合理的。” “这个庄园，他得了多少钱？”阿米蒂奇夫人问道。 “二十一万英镑。”庞德说。 “这个，他也存银行了吗？” “是的。然后还有他在市内富人社区的一套公寓。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他也把这个以私人契约的形式卖掉了，是雇了另一名律师操办交易的，卖了十五万英镑。这钱也存到银行里了。” “这是三项固定资产。还有什么？”儿子问。 “除了这三份房产，他还有一份珍贵的私人钱币收藏。这些是通过公司分散出售的，大约卖了几个月，共得款五十万英镑多一点。但发票都是分开来保管的，在他庄园的保险箱里找到了，都是合法的，而且每次销售都有详细的记录。每次出售后，他都把钱存进了银行。他的经纪人按照指示，在八月一日之前把他的股票和证券都兑现了。倒数第二项，还有他的劳斯莱斯轿车。这个，他卖了四万八千英镑，并另租了一辆汽车。租车公司已经收回了这辆车。最后，他在各家银行有许多账户。按照我能追踪得到的——而且我确信没有遗漏——他的全部资产在三百万英镑稍微出头一点。” “你的意思是，”老阿米蒂奇说，“在死去之前，他把每一份财产全都变卖，兑成现金并存进银行，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引起熟人或者员工的怀疑？” “你说得对，我也给不出更好的解释了。”庞德承认说。 “嗯，我们不需要那么一大堆废话，”小阿米蒂奇说，“我们想把钱都取出来。看来，他最后的几个月是在为你工作呢。把总数加起来，付清债务，估算一个总数，然后钱交给我们。” “这个，我恐怕办不到。”庞德说。 “为什么办不到？”阿米蒂奇夫人发出怒气爆发前的最后一声尖叫。 “变卖所有财产后他存进银行的钱……” “怎么啦？” “他取出来了。” “他什么……？” “他把钱存进去，然后又把钱全都取出来了。在几周时间内，从二十家银行分期分批地……反正他全都取出来了，都是现金。” “三百万英镑的现金是取不出来的。”老阿米蒂奇难以置信地说。 “哦，可以的，确实可以，”庞德温和地说，“当然不是一次性取出来，但大银行，事先通知的话，一次可以取款五万英镑。好多买卖都需要大笔现金，赌场和彩票销售点什么的。还有几乎所有二手货市场的经销商……” 他的话被越来越响亮的嘈杂声打断了。阿米蒂奇夫人在用一只胖拳头敲桌子；她的儿子已经站起来，一根食指在指点着桌子；她丈夫则摆出一副法官的样子，在酝酿一个措辞严厉的句子。他们全都立即大喊起来。 “他不可能就这样把钱都卷走了……他肯定是把钱放在什么地方了……你最好是去找到钱……这事你们两个人是合谋的……” 最后的这句话使得马丁·庞德失去了耐心。 “安静……”他大喝一声，突然爆发的怒吼一下子让那三个人都安静了下来。庞德用一根手指头直指向小阿米蒂奇，“你，先生，必须立即收回你最后的那句话。我说得够明白了吗？” 小阿米蒂奇缩回座位里。他望向父母，他们都对他瞪起眼睛。“对不起。”他说。 “嗯，”庞德继续说，“这一招以前也有人用过，通常是为了逃税。但我对蒂莫西·汉森感到惊讶，这办法很难行得通。一个人可以取出大笔现金，但怎么处置这些钱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可能把钱存进了一家外国银行，但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这就没有意义了。他不想让那些已经富裕的银行家更加富裕。不，他一定是把钱放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买了什么东西。这可能会花一些时间，但结果是同样的。如果钱被存起来了，那么总能找到。如果是买了什么固定财产，也是可以追踪到的。即使没有别的，还有资本利得税和房地产税，在出卖固定资产和房地产时需要缴纳。所以，税务局是会知道的。” “那你能做什么呢？”老阿米蒂奇终于问道。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他的遗嘱授权范围内，联系了英国的每一家大银行和商业银行。现在，什么都联网了，但都没发现以汉森为户头的存款。我还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发布了广告，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我还访问了他以前的司机兼管家理查兹先生，他退休后，现在住在南威尔士，但他也提供不了帮助，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大堆的钞票——相信我，那肯定是大堆的钞票。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还要我做什么呢？”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那三个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私下里，马丁·庞德被他这位亡友的企图搞得很伤心。你怎么可能把这些钱搞得无踪无影呢？他追问这个亡魂。你对税务局就这么不信任吗？你要惧怕的根本不是现在这几个贪婪和浅薄的人，蒂莫西，而是那些税收人员。他们不屈不挠，不知疲倦。他们永远不会停止；他们永远不缺资金。不管这钱藏得如何隐蔽，在我们放弃了的时候，就轮到他们上场了，他们会去追寻。只要他们还没找到这钱藏在什么地方，就会一直追查，在获悉钱的下落之前，他们永远不会善罢甘休。只有在他们确信这钱已经不在英国而且超越了他们的管辖权时，他们才会放弃。 “你能再找找吗？”老阿米蒂奇问道，口气比刚才略微客气了一些。 “短时间内可以，”庞德同意说，“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还要管理事务所里的业务，不能把所有时间都花费在这事上。” “那你有什么建议？”阿米蒂奇问。 “税务局，”庞德和气地说，“这事情，我早晚得向他们报告，很可能得尽早。” “你认为他们会去追查吗？”阿米蒂奇夫人急切地问道，“毕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受益人呀。” “他们肯定会的，”庞德说，“他们想要他们的那一份。他们手头上掌握着全国的资源。” “他们要花多长时间？”阿米蒂奇问。 “哦，”庞德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的经验是，他们通常是不慌不忙的，如同上帝的磨坊慢慢磨，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几个月？”小阿米蒂奇问道。 “更有可能是几年。他们永远不会中止追查，但他们并不着急。” “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阿米蒂奇夫人尖声说，她的上层社交生活腾飞的梦想似乎就要破灭了，“肯定是有捷径的。” “那么，找一个私家侦探怎么样？”小阿米蒂奇提议说。 “你能去雇一个私家侦探吗？”阿米蒂奇夫人问道。 “我倒认为应该是私家调查员，”庞德说，“他们自己也是这么称呼的。是的，这是可能的。我以前曾经请过一位令人尊敬的调查员，去追寻失踪的受益人。现在呢，受益人是在的，而财产不见了。但是……” “嗯，那就去联系他，”阿米蒂奇夫人厉声说，“告诉他，要他去搞清楚那死鬼把钱都放在哪里了。” 贪婪，庞德心里想。假如汉森能知道他们有多贪婪就好了。 “很好。但这里有个费用问题。我必须告诉你们，用来支付所有费用的五千英镑，已经所剩不多了。这笔额外的费用，可不是一般的开支……他的服务不便宜。但当然，他是最棒的……” 阿米蒂奇夫人望向丈夫。“诺尔曼。” 老阿米蒂奇咽了一下口水。刚才他脑海里的汽车和夏季度假计划正从指缝间溜走。他点了点头。“这个，他的费用……五千英镑剩余的钱花完以后……由我来承担。”他说。 “很好，”庞德说着站了起来，“我把这事交给尤斯塔斯·米勒先生，让他独自去办理。我坚信他一定能够追查到失踪的财产，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随后他就把他们送出去了。回到办公室后，他给私家调查员尤斯塔斯·米勒先生打了电话。 四个星期过去了，米勒先生那里杳无音信，但阿米蒂奇夫妇这边倒是风雨交加。他们不停地催促马丁·庞德，要求尽快查明他们应得的失踪财产的下落。最后，米勒向马丁·庞德报告说，他的调查已经抵达了一个转折点，他认为应该来汇报他的进展情况。 这一次，庞德几乎与阿米蒂奇一家同样好奇，于是，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安排了一次会面。 如果阿米蒂奇一家期待能遇上一位像那样的人物，或者是大众心目中那种强悍的私家侦探形象，那么他们肯定会大失所望。尤斯塔斯·米勒个子矮矮的，身体滚圆，面目慈祥，几乎全秃的脑袋上只有几缕白发，戴着一副半月形的眼镜。他穿着一件朴素的西服，马甲上挂着一条金表链。现在，他那本来就不高的身子站了起来，开始汇报。 “在我开始调查时，”他边说边从半月形眼镜上方挨个扫了每人一眼，“假设三种情况。第一，已故的汉森先生在去世前的几个月内，以一个坚定的目标，有意识地做出了非同一般的安排；第二，我当时相信，现在依然相信，汉森先生的目的，是堵住他的遗产继承人和税务局在他死后接近他财富的门路……” “这个老混蛋。”小阿米蒂奇厉声说。 “他一开始就不想把遗产留给你们，”庞德温和地插话，“说下去，米勒先生。” “谢谢。第三，我设想汉森先生既没有把钱烧掉，也没有冒险试图把钱偷运至国外，因为他得考虑到那么多钱换成现金后的体积。简而言之，我得出的结论是，他用这钱买了什么东西。” “黄金？钻石？”老阿米蒂奇问道。 “没有。我核查了所有这些可能性，经过深入的调查之后都排除了。然后我在想另一种商品，价格很高、但体积较小。我咨询了做贵金属生意的庄信万丰公司。于是，我找到了。” “钱？”阿米蒂奇一家三个异口同声地问道。 “揭晓答案，”米勒慢慢地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纸，说道，“这是汉森先生与庄信万丰公司的交易单据。他买了两百五十锭高等级的铂，即白金，每锭五十盎司，纯度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五。” 房间里的人全都惊呆了，一片寂静。 “坦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举措，”米勒先生略带遗憾地说，“买方也许会销毁他的全部购买记录，但卖方是不会销毁其销售记录的。喏，在这里。” “为什么是白金呢？”庞德随口问道。 “这就很有意思了。根据目前工党政府的规定，购买和持有黄金必须要有许可证。钻石在行业内马上会被辨明身份，而且对钻石的处置，并不像人们从语焉不详的惊悚小说里读到的那么容易。白金不需要许可证，其价值与黄金相同，除了铑以外，是世界上最贵的金属之一。在他购买这种金属的时候，他付的是自由市场的价格，每盎司五百美元。” “他花了多少钱？”阿米蒂奇夫人问道。 “接近他变卖所有财产后得到的三百万英镑，”米勒说，“是用美元交易的，这个市场通常是用美元计算的，合六百二十五万美元，总共是一万两千五百盎司。或者，如同我刚才说的，两百五十锭，每锭五十盎司。” “他把这些白金都带到哪里去了？”老阿米蒂奇问道。 “带到他在肯特的那个庄园去了。”米勒说。他在卖关子，在从抖包袱中获得乐趣。 “可我去过那里的呀。”庞德表示了异议。 “你是用律师的眼光，我是用调查员的眼光，”米勒说，“而且我知道要寻找什么。所以，我没有从房子入手，而是从外围建筑入手的。你知道汉森先生在原先的马厩后边的谷仓里，有一个设备完善的木工车间吗？” “当然知道，”庞德说，“那是他的业余爱好。” “对极了，”米勒说，“我就是着重调查了那里。那地方已经被彻底清扫过，像用真空吸尘器彻底打扫过一样干净。” “可能是理查兹打扫的，他是司机兼勤杂工。”庞德说。 “有可能，但很可能不是他。尽管打扫了，我还是在地板上看到了污渍，并进行了取样分析，是柴油。我认为，是某种机器，也许是一台发动机。发动机这个行业，圈子很小，一个星期后我就找到了答案。五月份的时候，汉森先生买了一台大功率的柴油发电机，安装在他的木工车间里。在死去前，他把它当废品处理掉了。” “肯定是为了驱动他的一些电动工具。”庞德说。 “不，他原有的工具用电源线就足够了。他是要驱动别的什么东西，某个需要大功率的设备。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也追踪到了，是一个小型的、现代化的、高效率的熔炉，但也早已不见了。但我可以肯定，那些料勺、石棉手套和火钳等一定是扔进河底或湖底了。可是，我认为我比汉森先生考虑得更全面一点。就在地板缝里，在厚厚的锯末覆盖下，在他的操作过程中掉落下去的东西，被我发现了。” 他此时才呈上得意之作，他从文件包里取出一片白色纸巾，慢慢地展开来，从中拿起一小颗凝冻状的银色金属。这东西在灯光下熠熠闪亮，那肯定是从料勺边滴落下来后凝固了的。所有人都凝视着这个东西，米勒等了一会儿。 “当然，我对这个进行了化验分析。它是高品质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五的纯白金。” “其余的你也追查到了吗？”阿米蒂奇夫人问道。 “还没有，夫人。但我会追查到的，别担心。你们看，汉森先生在挑选白金时犯了一个大错，有一个相当独特的特性他肯定是低估了——它的重量。现在，至少我们知道是在寻找什么。比如某种木箱，看上去并不显眼，但关键在于，它的重量差不多有半吨……” 阿米蒂奇夫人把头往后一仰，发出一声受伤野兽般的沙哑号叫。米勒吓了一跳。阿米蒂奇先生的脑袋低垂，用双手捧着。塔奎因·阿米蒂奇站了起来，他那长满粉刺的脸因为愤怒而变得通红。他尖声叫了起来：“这个该死的老混蛋。” 马丁·庞德难以置信地盯着这位惊呆了的私家调查员。“天哪，”他说，“好家伙，他是随身带着那东西走的。” 两天后，庞德先生把案子的全部事实报告了税务局。他们审查了这些事实，虽然这让他们很没面子，但还是决定不予追查。 巴尼·斯米心情舒畅、步履轻快地向银行走去，他深信可以在圣诞假期关门前赶到那里。使他开心的理由就是放在他胸前口袋里的东西：一张支票，数额相当大。几个月以来最后的几张支票，让他获得了一笔很高的收入，比他二十年来冒险经营珠宝加工业废弃贵金属的收入还要多得多。 这步棋他是走对了。他为自己庆贺，这无疑是冒了风险的，而且是高风险。现在谁都在逃避税款，这么大的一个财源，就因为那人希望用现金交易，他能去责怪谁呢？巴尼·斯米完全理解那位白头发的投资者，他自称是理查兹，并以驾驶执照作为证明。那人显然是几年前买进了五十锭的铂锭，那时候还很便宜。假如通过庄信万丰公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那无疑会让他卖一个好价钱，但那样的话，所得税要多少呢？这个只有他心里明白，而巴尼·斯米是不会去探究的。 不管怎么说，整个行业都流行用现金做交易。那些铂锭都是真的，上面甚至还有庄信万丰的纯度印记，说明它们来自那里。只是序列号已经被熔掉了。这会使老头子损失不少钱，因为少了序列号，斯米就不会按合理的市价购入。他只能出一个废旧货的价钱或者是出厂价格，每盎司大约四百四十美元。但如果有序列号，税务局就能辨认出原主，所以，这个老头子还是很精明的。 最后，巴尼·斯米在行业内又把这五十块铂锭全都脱手了，每盎司净赚十美元。现在他口袋里的这张支票是最后一笔销售所得，是最后两锭的售价。他并不知道，在英国的其他地方，另有四个像他那样的人，整个秋天也都通过二手交易，各自出售了五十锭五十盎司的白金，而且之前都是用现金从一位白头发的卖主那里购入的。他拐出那条小街，进入旧肯特路，这时候，他与一个从出租车上下来的人撞了个满怀。二人互相道歉并互祝圣诞快乐。巴尼·斯米继续向前赶路。 另一个人是从格恩西岛过来的律师。他打量了一下他下车地方的这座房子，正了正帽子，朝入口处走去。十分钟后，他在一间密室里与略带疑云的女院长开始了谈话。 “请问院长嬷嬷，圣本尼迪克特孤儿院是不是按照慈善法案注册登记的一家慈善机构？” “是的，”女院长说，“是这样的。” “好，”律师说，“这样的话，就不会违法，也不用申报资本转让税了。” “什么？”她问道。 “通俗的叫法是‘赠与税’，”律师微笑着说，“我很高兴地告诉您，有一位捐赠人——当然，根据客户与律师之间业务保密规定的要求，他的名字我不能透露，他要向贵院捐赠一大笔钱。” 他等待着对方的反应，但白发苍苍的老修女只是迷茫地凝视着他。 “我的客户——他的名字您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专门指示我在圣诞前夜的今天，专程前来见您，把这个信封交给您。” 他从文件包里取出一只厚实的信封，递给院长嬷嬷。她接了过来，但没有打开。 “据我所知，这里面是一张银行支票，在格恩西岛上一家很有名望的商业银行购得，是由那家银行签发的，受益人是圣本尼迪克特孤儿院。我没有看过里面的内容，但这是我得到的指示。” “不用缴纳赠与税？”她问道，手里拿着信封，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慈善捐款是很少的，通常很难争取到。 “在海峡群岛，我们的财政制度与英国本土是不同的，”律师耐心地说，“我们那里没有资本转让税，我们还实行银行保密制度。在格恩西岛内或在海峡群岛内进行捐赠，是无需纳税的。如果受捐人的户籍或居住地是在英国本土，那么，他或她就要受本土税法的约束，除非已经享有豁免权，比如说，根据慈善法案的规定。好了，如果您愿意签收这封内容不明的信函的话，那么我的使命就完成了。我的佣金已经结清，我想早点回去与家人团聚。” 过了一会儿，只剩下院长嬷嬷一个人了。她慢慢地用一把开信刀裁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东西。那是一张保付支票。看到上面的数额时，她慌乱地去摸索自己的念珠，开始快速地诵念起来。在稍微镇静一点后，她走到墙边的祷告台，跪下去祷告了半个小时。 回到书桌边时，她依然感到虚弱，她又去凝视那张数额为二百五十万英镑的支票。天底下谁会有这么多的钱呢？她努力思考该如何去花这笔巨款。一笔捐赠，她心里想，一份信托基金，为孤儿院建立一份永久性的基金足够了。实现她的终生愿望当然也足够了：把孤儿院搬出伦敦贫民区，建到空气新鲜的乡间。她可以把收容的儿童数量翻个倍。她可以……脑海里有太多的想法，有一个在努力挤到前面来。这是什么想法呢？哦，是的，是上上个星期的星期日报纸。有一条消息曾经引起过她的注意，使她产生了一种渴望的冲动。就是它，那就是他们孤儿院要去的地方。现在，她手头上有了足够的钱，可以把它买下来，并且可以为它设立一份永久性的基金。一个梦想实现了。那是房地产专栏里的一条广告：肯特郡一栋庄园出售，周边绿化面积二十英亩…… <hr /> 注释： 等小说中塑造的一位硬汉私家侦探。</a> 正文 特权 刚过八点半，电话铃就响了起来。由于是星期天上午，比尔·查德威克还在睡懒觉。他不想接，但电话响个不停。铃声响了十次之后，他从被窝里钻出来，下楼去客厅。 “喂？” “嗨，比尔吗？我是亨利。” 是这条街上的亨利·卡彭特。他认识这个人，但不熟。 “你好，亨利，”查德威克说，“星期天早上你不睡懒觉吗？” “哦，不，”那个声音说，“我通常去公园里跑步。” 查德威克哼了一声。这人会的，他心里想道，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打了个哈欠。 “大冬天的，一大早找我有事吗？”他问道。在电话的另一头，卡彭特似乎有点犹豫。 “今天早上的报纸，你看了吗？”卡彭特问道。查德威克朝客厅门后的蹭鞋垫扫了一眼，他的两份报纸还放在那里，没有打开。 “没有，”他说，“怎么啦？” “你订了《星期日信使报》吗？”卡彭特问道。 “没有。”查德威克说。电话里一阵长时间的停顿。 “我想你应该看一看今天这份报纸，”卡彭特说，“上面有关于你的事情。” “哦，”查德威克说，他来了兴致，“说什么了？” 卡彭特更加犹豫了，他的声调明显比较尴尬。显然，他认为查德威克应该看过那篇文章，可以与他展开讨论了。 “嗯，你最好自己先看看吧，朋友。”卡彭特说完就挂了电话。查德威克盯着嗡嗡作响的话筒，把它挂了回去。与所有听说报纸上有文章提及自己但还没有看到的人一样，他感到很好奇。 他拿上《快报》和《每日电讯报》回到卧室，把报纸交给妻子，然后在睡衣外面套上一件高领毛衣，又穿上一条长裤。 “你去哪里？”他妻子问道。 “到街上去买一份报纸，”他告诉她，“亨利·卡彭特说那报纸上有关于我的事情。” “啊，你终于出名啦，”他妻子说，“我去准备早饭。” 街角的报亭只剩下两份《星期日信使报》了。这是一份厚厚的有很多副刊的报纸，在查德威克看来，是一些装腔作势的人写给装腔作势的读者看的。街上很冷，他不愿意在一大堆栏目和副页里寻找，宁肯按捺住自己的好奇心，走几分钟回到温暖舒适的家中再阅读。他回到家里时，妻子已经把橙汁和咖啡放在厨房的餐桌上了。 开始看报时，他才意识到卡彭特没有告诉他版面的页码，所以他从一般新闻版面下手。在喝第二杯咖啡时，他已经把新闻看完了。他撇下文艺版，又跳过体育栏，只剩下彩色专版和商业评论了。作为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公司老板，他选择看商业评论。 第三版上的某个名字吸引了他的眼球——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一家公司。这个最近倒闭的公司曾经与他有过生意上的往来，而且令他损失惨重。文章刊登在一个自称“调查版”的专栏里。 看着看着，他放下咖啡，张大了嘴巴。 “他不能这么说我，”他嗫嚅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怎么啦，亲爱的？”他妻子问道。显然，她注意到了丈夫脸上的惊讶表情。他默默地把报纸折叠起来递给妻子，以便她马上就能看到那篇报道。她仔细地读着，读到一半时，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喘气。 “太可怕了，”看完后她说，“这家伙暗示你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一场欺诈。” 比尔·查德威克已经站了起来，在厨房里踱步。 “不是暗示，”他说，已从吃惊转为愤怒，“而是在明说。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该死，我以前上过他们的当，被蒙在鼓里。我信任他们，才销售他们的产品。他们倒闭，我与其他人一样损失惨重。” “这对你有什么伤害吗，亲爱的？”妻子问道，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 “何止伤害？这简直要了我的命，而且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都从来没见过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盖洛德·布伦特。”他妻子看着文章的署名说。 “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也从来没与我联系或核实过。他不能那样污蔑我。” 星期一下午，当他与自己的律师私下商谈时，用的也是同样的表述。律师表示看了那篇文章后他也感到非常厌恶，并且深表同情地倾听了查德威克的解释——关于他与那个最近遭清算的销售公司的关系和事情的真相。 “从你所说的情况来看，这篇文章显然对你构成了初步的诽谤。”律师说。 “那他们就得撤回这篇文章，而且还要道歉。”查德威克愤然说道。 “原则上是的。”律师说，“我认为，作为第一步，最好由我代表你给编辑写一封信，解释说，我们认为你受到报社一位雇员的诽谤，要求撤回文章并致以道歉。当然，致歉信要刊登在显眼的位置上。” 最后，他们确实这么办了。两个星期过去了，《星期日信使报》的编辑部杳无音信。这两个星期中，查德威克不得不忍受着手下几名员工的异样眼光，尽可能避开与他有业务联系的人；两份本来有望签订的合同也泡汤了。 终于，律师收到了《星期日信使报》的回信。信件是由一位秘书代表编辑签署的，其调子是客气的回绝。 回信说，编辑已经认真考虑过代表查德威克先生的律师函，并且准备在读者来信专栏里刊登查德威克先生的信函，但报社有权对该信件进行编辑。 “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信件改得面目全非。”在再次面对律师坐下后，查德威克这么说，“这是回绝，难道不是吗？” 律师考虑了一下，决定实话实说。他认识这位当事人已经好多年了。 “是的，”他说，“是回绝。之前，这种事情我只与国家级报纸打过一次交道，但这封信件是一篇相当标准的回复。他们不愿意公开声明撤回文章，更不用说赔礼道歉了。” “那我该怎么办？”查德威克问道。 律师出了一个主意。“当然，还有报业协会，”他说，“你可以向他们投诉。” “他们会怎么处理？” “他们也处理不了什么。他们接受的申诉，大多是由于报纸在出版时的疏忽或记者的不实报道引起的无关痛痒的异议。他们会避开诽谤投诉，把皮球踢给法院。不管怎么样，他们最多指责一番。” “报业协会不会要求坚决撤回文章并道歉吗？” “不会。” “那还有什么办法？” 律师叹了一口气。“恐怕只能打官司，向高等法院起诉诽谤罪，要求损害赔偿。当然，如果法院真的发出传票，那么报纸也许会阻止事情升级，从而可能会刊登你所要求的赔礼道歉。” “会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 “但他们应该这么做。这是非常简单明了的案子。” “实话告诉你吧，”律师说，“在诽谤案中，根本没有什么简单明了。一方面，实际上还没有诽谤法。或者说，它只归属于习惯法。几个世纪来，有许多判例。这些先例也许可作不同的解释；而你的案例，或任何案例，都与以往的先例在细节上有某些微妙的不同。” “另一方面，人家还会争议你当时的神志状态和思维状态，即在特定情况下，一个人的感知是明白的还是无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会是这样，”查德威克说，“但当然，我用不着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吧？” “实际上，你要这么做。”律师说，“嗯，你是原告，报社、编辑和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是被告。你必须证明，在你与最近被清算的那家公司往来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不可靠。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你是被人含沙射影，受到了诽谤。” “你是不是建议我不要起诉？”查德威克问道，“你真的要我接受那家伙未经核实就发表的谎言吗？你真的要我不管自己生意的死活也不去投诉？” “查德威克先生，让我坦率告诉你。有时候，人们劝我们这些律师去鼓动我们的当事人告这个告那个，因为这么做我们就能挣到大笔律师费。实际上往往恰恰相反，通常是诉讼当事人的朋友、妻子、同事等怂恿他去起诉。他们当然不用承担诉讼费，对于外行人来说，一场好官司就像吃面包看马戏那么有趣。我们搞法律的，对于诉讼的费用，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查德威克仔细考虑了一下诉讼费的问题，这事情他以前倒是很少考虑。 “费用会有多高？”查德威克平静地问道。 “会毁掉你。”律师说。 “我本以为在这个国家，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查德威克说。 “理论上是的。现实中，常常很不相同。”律师说，“你是富豪吗，查德威克先生？” “不是。我只做一点小生意，这年头做生意如同走钢丝，随时可能破产。我一辈子辛辛苦苦，也只能勉强混口饭吃。我有自己的房子、汽车、衣服、一份个体户的养老金，一份人寿保险和几千英镑存款。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 “我就是这个意思。”律师说，“当今社会，只有富人才能起诉富人，在诽谤案件中更是如此。一个人也许能打赢官司，但他必须支付自己的诉讼费。单是一场漫长的官司，还不包括上诉，其费用可能已是获赔金额的十倍。” “大报纸、大出版社都投了很大的保险，以此来应付因诽谤而造成的赔偿。他们聘得起伦敦西区的精英律师，甚至是最昂贵的王室法律顾问。当他们面对一个——恕我直言——小人物时，他们会把他搞垮。稍微耍耍手腕，一桩案子就会拖上五年才开庭。在这期间，双方的法律费用会一再增加，光是案情准备就得花上成千上万英镑。到以后，律师的费用会直线上升，更别提律师还带着年轻的助手，那还得加钱。” “费用会达到多少？”查德威克问道。 “如果是一桩冗长的官司，经过几年时间的准备，还不算可能发生的上诉，至少要几万英镑，”律师说，“这还不算完。” “还有什么？”查德威克问道。 “如果你赢了官司，得到了赔偿费和判决由被告——也就是报社，支付的诉讼费，那么你的损失就得到了补偿。但是，如果法官没有对诉讼费作出判决——当然，他们只有在那些最恶劣的案件中才这么做——你还得承担自己的诉讼费。如果你输了，法官甚至可以判决，你不但要承担自己的诉讼费，还要支付被告的诉讼费。即使你赢了，报社还可以把案子上诉。为此你可能要花费双倍的费用。即使你赢了上诉，如果不对诉讼费作出判决，你也会破产。” “而且，还会背上黑锅。两年之后，人们早已忘记原先报纸上的那篇文章，而这事在法庭上会被反复提及，还有大量的增补材料和申辩。虽然是你在起诉，但报社的法律顾问却会为了其当事人的利益，不断诋毁你这位诚实商人的名誉，朝你泼大量脏水，有些还洗不掉。吃这种亏的人，可以说不胜枚举，虽然赢了官司，却名誉扫地。法庭上的所有申辩不必经过证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 “那么法律援助呢？”查德威克问道。与大多数人一样，他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调查过。 “很可能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律师说，“要得到法律援助，你得表明你没有财产。这不适用于你。在任何情况下，诽谤案都不会得到法律援助。” “这么说来，不管怎么样都是我死。”查德威克说。 “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我本可以鼓励你去打一场旷日持久、费用高昂的官司，但我真心感觉到，我对你最好的帮助，就是指出这种事情真是既危险又坑人。有许多人头脑一热就打起官司，最后落得终身后悔。其中一些人，一直没能从多年诉讼导致的精神压抑和经济负担中恢复过来。” 查德威克站了起来。“你很真诚，我向你表示感谢。”他对律师说。 那天的晚些时候，他从自己办公室给《星期日信使报》打电话，要求与编辑通话。一个女秘书接了电话，询问他的名字。他报出自己的名字。 “你找巴克斯顿先生有什么事？”她问道。 “我想与他约个时间，见见他本人。”查德威克说。 线路上一阵停顿，他听到打内线电话的声音。然后女秘书回话了。 “你有什么事情要面见巴克斯顿先生呢？”她问道。 查德威克简单解释说，他想见编辑，就两周前盖洛德·布伦特的文章中提到的关于他的事情，谈谈自己的看法。 “恐怕巴克斯顿先生不能在办公室会客，”秘书说，“或许，你可以写封信，他也许会考虑读一读。” 她搁下电话。第二天上午，查德威克乘地铁来到伦敦市中心，出现在信使报社大楼的前台。 他在一位身材高大、身穿制服的门卫的眼皮底下，填写了一张会客单，写上姓名、地址、要会见的人以及事由。会客单拿走后，他坐下开始等待。 半个小时后，电梯门开了，一位优雅、苗条的年轻人走了出来，身上散发着须后水的香味。他朝门卫扬起眉毛，门卫则朝比尔·查德威克这边点了点头。年轻人走过来，查德威克站了起来。 “我是阿德里安·圣克莱尔，”年轻人说道，他把自己的姓发音成了“辛克莱尔”，“巴克斯顿先生的私人助理。你有什么事？” 查德威克解释了署名为盖洛德·布伦特的那篇文章，说想向巴克斯顿先生亲自解释一下，说文章中对他的报道不但不真实，而且对他产生威胁，可能毁掉他的生意。圣克莱尔表示遗憾，但不为所动。 “哦，是啊，可以看出你为此在担忧，查德威克先生，但你恐怕不能与巴克斯顿先生会面。他是一个大忙人，你明白吗？我……呃……知道一位律师已经代表你跟编辑交换过意见了。” “写了一封信，”查德威克说，“回信是一位秘书写的。信中说，或许可以考虑在读者来信栏目里刊登一封信。现在，我要求他至少先听听我这边的意见。” 圣克莱尔淡淡一笑。“我已经解释了，这是不可能的。”他说，“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代表编辑本人写封信。” “那么，我能见见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本人吗？”查德威克问道。 “我认为那没用。”圣克莱尔说，“当然，如果你或你的律师还想写一封信的话，我敢肯定，我们的法律部会按常规给予考虑的。否则的话，我就爱莫能助了。” 门卫把查德威克带到旋转门外面。 他在弗利特街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吃了一份三明治午饭。吃饭时，他一直在沉思。下午，他早早坐进伦敦中心区一座参考资料图书馆里，那里专门提供当代档案和剪报。他仔细阅读了最近的诽谤案件的卷宗，发现他的律师并没有夸大其词。 有一件案子使他大为震惊：一名中年男子在一本书里遭到一位时尚作家的严重诽谤，他起诉并且获胜，获得三万英镑的损失赔偿费，并由出版商承担诉讼费。但出版商上诉了，上诉法院撤销了原判赔偿，让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诉讼费。官司打了四年，面临破产的原告把案子呈递到上议院。上议院纠正了上诉法院的判决，重新判给他损失赔偿费，但没有判决诉讼费。他赢回了三万英镑的赔偿费，但五年后的诉讼成本是四万五千英镑。出版商的法律费用与他相似，总共损失了七万五千英镑，但这笔金额的大部分是有保险的。原告虽然赢了，但一辈子也毁了。打官司的第一年，他在照片里还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六十岁男士。五年后，由于案子缠身、精神紧张、债台高筑，他变得骨瘦如柴、形容枯槁，没有人样。他的名誉是恢复了，人却在破产中死去。 比尔·查德威克决定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去西敏寺的公共图书馆，拿上一部霍尔斯伯里的《英格兰法典》，坐进阅览室。 如同他的律师所说，对于诽谤，没有像道路交通法那样的成文法，但有一八八八年的诽谤法补充法案，其中对诽谤或毁誉下了普遍可以接受的定义： 诽谤之辞，一般说来就是贬低他人之言辞，旨在促使社会上正常思维的人们在评价该人时降低其身份，或使别人对其回避，或使其遭受仇恨、蔑视或嘲笑，或使其在公务、专业、职业、行业或生意中受到诋毁或中伤。 嗯，至少最后那部分是适合我的，查德威克心里想道。 他的律师关于法庭的那套说教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着。“在法庭上，所有的申辩不必经过证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难道真是这样吗？ 律师是对的，这部一八八八年的法案就说得很清楚。在法庭上所说的话，都可以报道和出版，记者、编辑、印刷厂和出版商都不必担心被指控诽谤，只要该报道是“公正、及时和准确的”就可以了。 这个规定，查德威克心里想道，一定是为了保护法官、、证人、警官、律师，甚至被告，使他们敢于讲真话，用不着考虑案子的结果。 任何人的言辞，不管多么侮辱、中伤、诋毁或诽谤，只要是当庭申辩的，都有豁免权；任何人准确报道、印刷和出版上述言辞的，也有豁免权。这种豁免被称为“绝对特权”。 在乘地铁返回郊区的途中，比尔·查德威克的脑海里慢慢产生了一个想法。 经过四天的搜寻，查德威克终于发现，盖洛德·布伦特住在汉普斯特德一条时尚小街上。在随后的星期天上午，他来到这条街上。估计报纸的记者星期日应该不会上班，他希望布伦特一家不会到乡下去度周末。他踏上台阶，按响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一位长得和蔼可亲，大约三十五六岁的女人开了门。 “布伦特先生在家吗？”查德威克问道，马上又补充说，“是关于《星期日信使报》上他文章的事情。” 这不是撒谎，能让布伦特夫人相信，来访者是弗利特街报馆的人。她微笑着转身朝门厅喊“盖洛德”，然后回过头来面对查德威克。 “他马上就来。”她说，随后循着屋里小孩发出声音的方向走了过去，没有关上门。查德威克等在那里。 一分钟后，盖洛德·布伦特本人出现在门口。他身穿浅色亚麻布宽松裤和粉色衬衫，样子优雅，年纪在四十五六岁光景。 “什么事？”他询问说。 “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吗？”查德威克问道。 “是的。” 查德威克展开手中拿着的剪报，凑了上去。 “是关于你在《星期日信使报》上写的这篇文章。” 盖洛德·布伦特看了看剪报，手没去碰。他的脸上露出困惑和恼怒的表情。 “这是大约四周前的，”他说，“怎么了？” “很抱歉星期天早上来打扰你，”查德威克说，“但看来这是我们大家都得承担的风险。你要明白，在这篇文章里你诽谤了我，相当严重地诽谤了我。这给我的生意和社交生活带来了相当严重的损害。” 布伦特脸上的表情依然很困惑，但很快就变成怒火中烧。 “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质问道。 “哦，很抱歉。我叫比尔·查德威克。” 一听到这个名字，盖洛德·布伦特终于明白过来，顿时勃然大怒。 “你听着，”他说，“你根本就不该跑到我家来投诉。有正常渠道，你必须让你的律师写……” “写了，”查德威克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还想见你们的编辑，但他不接待。所以，我只好找你。” “真是太可恶了。”盖洛德·布伦特抗议说，他正打算把门关上。 “你瞧，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查德威克温和地说。布伦特正要摔门的手停住了。 “什么东西？”他问道。 “这个。”查德威克说。 他抬起右手，握紧拳头，结结实实但并不特别凶狠地砸在布伦特的鼻尖上。这一拳，打断不了鼻梁骨，也伤不到鼻中隔软骨，却使盖洛德·布伦特后退一步，发出了“嗷……”的叫声。他用手捂住鼻子，眼睛淌出泪水，开始抽吸鼻子里流出来的第一溜鲜血。他瞪了一眼查德威克，似乎正面对着一个疯子，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查德威克听到门厅里的脚步声远去了。 他在希思大街的街角上找到了警察，是一个年轻人，正无所事事地享受着周末上午的清新和安宁。 “警官，”查德威克走到他面前说，“你最好跟我来。本地的一位住户遭到了袭击。” 年轻警察来了精神。“袭击，先生？”他问道，“在哪里？” “只隔了两条街，”查德威克说，“请跟我来。” 不等警察多问什么，他用食指示意让警察跟上，随即转身沿原路轻快地走了回去。他听到身后的警察对着领口无线电说话的声音和靴子走路时的敲地声。 警官在布伦特居住的那条街的拐角处追上了查德威克。为了制止警察的疑问，查德威克依然快步行走，同时告诉警察：“就是这里，警官，三十二号。” 他们抵达时，房门依然关着。查德威克比了个手势。 “这里。”他说。 那警察停下来，疑惑地看了一眼查德威克，然后踏上台阶，按响门铃。查德威克也跨上台阶，与警察站在一起。门开了，布伦特夫人小心翼翼地从门后露出脸，看到查德威克后，她的眼睛睁大了。没等警察开口，查德威克就抢先说话了。 “布伦特夫人，这位警官可以与你丈夫说句话吗？” 布伦特夫人点点头，飞快地跑回屋里去，两位来访者可以听到从屋内传出的嘀嘀咕咕的耳语声。“警察”和“那个人”的词语依稀可辨。过了一会儿，盖洛德·布伦特出现在门口。他左手拿着一块湿漉漉的洗碗布捂住鼻子。在洗碗布的后面，他不断发出抽鼻子的声音。 “什么事？”他说道。 “这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查德威克说。 “你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吗？”警官问道。 “是的。”盖洛德·布伦特说。 “几分钟以前，”查德威克说，“布伦特先生的鼻子被人故意打了一拳。” “这是真的吗？”警察问布伦特。 “是的。”布伦特点点头，眼睛从洗碗布上方瞪向查德威克。 “我明白了。”警官说，实际上他并不明白，“那么，是谁干的？” “我干的。”查德威克在他身边说。 警察转向他，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你说什么？”他问。 “我干的。我打了他的鼻子。一次普通的袭击，对吗？” “真的吗？”警察问布伦特。 洗碗布后面的那颗脑袋点了点。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警察问查德威克。 “这个嘛，”查德威克说，“等我到警署后，才能解释。” 警察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最后他说：“好吧，先生，那么，你得跟我去警署。” 这时，一辆巡逻警车来到希思大街，正是这位警察五分钟前呼叫的。警察与车内两个穿制服的人简单交流了一下，然后和查德威克一起爬进了汽车后座。不到两分钟，警车就把他们送到了当地警署。查德威克被交到一位值班的警长手里。他静静地站在原地，听年轻的警察向警长解释发生的事情。警长是个中年人，有经验、有耐心，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查德威克。 “你打的那个人是谁？”他终于开口问道。 “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查德威克说。 “不喜欢他，对吧？”值班警官问。 “是的。”查德威克说。 “为什么找这位警察自首呢？”警长问道。 查德威克耸耸肩。“这是法律，对不对？发生了一件触犯法律的事情，得报告警察。” “说得对。”警长表示赞同，又转向那位警察，“布伦特先生伤得重吗？” “看上去不重，”年轻的警察说，“只是鼻子被轻轻撞击了一下。” 警长叹了一口气。“地址。”他说。警察把地址给他。“在这里等着。”警长说。 他退回里屋去了。电话簿上没有登记盖洛德·布伦特的家庭号码，但警长还是查到了。他拨打那个号码，又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 “盖洛德·布伦特先生看来不想告你。”他说。 “问题不在这里，”查德威克说，“告不告由不得布伦特先生，这里不是美国。事实是，显然已经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触犯了国家法律，该由警方来决定是否起诉。” 警长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哦，你还懂点法律呢，先生？”他说。 “学过一点。”查德威克说。 “你觉得我们都不懂吗？”警长叹了一口气，“嗯，警方也许决定不予起诉。” “如果那样的话，我别无选择。我得说，如果你们不起诉，我就去那里再打他一次。”查德威克说。 警长慢吞吞地把一份起诉表格朝他推了过去。 “那就起诉吧。”他说，“姓名？” 比尔·查德威克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并被带进看守室。他拒绝陈述，只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向治安推事解释他的行为。他的话经由打字员记录下来，他在上面签了名。他被正式起诉了，并且自己缴纳了一百英镑保释金，由警长保释，第二天上午要去北伦敦的治安推事那里。然后他被允许离开。 第二天，他以还押的身份出现。听证会进行了两分钟。他拒绝进行抗辩，因为他知道这种拒绝会被法庭理解为在适当的时候请求作无罪判决。他被还押两周，又交了一百英镑的保释金。由于只是一次还押听证，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没有到庭。本次还押是基于普通的袭击起诉，因此，地方报纸上的报道只是一块豆腐干那么大的篇幅。比尔·查德威克居住的那个小区，谁也不看那份报纸，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案子审理的前一周，有几通匿名电话打给了弗利特街及其周边的主要日报、晚报和星期日报纸的新闻编辑。 在每通电话中，致电者都向新闻编辑透露，《星期日信使报》的明星调查记者盖洛德·布伦特因卷入一起袭击案，将于下周一在北伦敦法院出庭；该案由警方起诉查德威克，比起报业协会的法律报道组，若是派出自己的记者将会大有收获。 大多数编辑都去核查了该法院当天的庭审清单，查德威克的名字确实在上面，于是安排了自己的记者。尽管谁都一头雾水，但他们都抱有最大的期望。如同工会运动中缺乏真挚的团结精神一样，弗利特街的行业友谊也早就名存实亡。 比尔·查德威克的保释在上午十点整期满，他在法庭等候传唤。庭审于十一点一刻开始，步入被告席时，他快速扫了一眼记者席，确认那里已坐得满满当当。他注意到作为证人而被召来的盖洛德·布伦特坐在法庭外大厅里的一张长凳上。按照英国法律，证人在被传唤作证之前是不能进入法庭的，只有作证完毕后才可以坐到法庭后部，旁听剩余的审讯。所以查德威克对此略感惊讶。他决定采用不服罪的办法来摆脱这种困境。 治安推事建议本案被告有了职业律师后才开庭审理，但查德威克拒绝了，解释说他要自我辩护。治安推事耸耸肩，表示同意。 公诉人列举了该案的事实，或者说那些已知的事实，当他提及正是查德威克本人那天上午在汉普斯特德找警察克拉克报告袭击消息时，引起了一些人的惊讶。随后，他要求传唤警察克拉克。 年轻的警官先宣誓，然后讲述了拘捕的证据。其后，查德威克两次拒绝了反询问的机会。克拉克警官退下后，坐到后排的一个位子上。现在传唤盖洛德·布伦特。他踏上证人席，宣了誓。查德威克在被告席站了起来。 “阁下，”他以清晰的声音对治安推事说，“我已经反复考虑了，我希望改变抗辩，承认有罪。” 治安推事朝他瞪起眼睛。已经站起来准备验证的公诉人，又坐了下去。在证人席上，盖洛德·布伦特默默地站着。 “我明白了。”治安推事说，“你确定吗，查德威克先生？” “是的，阁下。绝对确定。” “卡吉尔先生，你有什么异议吗？”治安推事询问公诉人。 “没有异议，阁下。”卡吉尔说，“我推定，被告对我刚才列举的事实没有争议。” “一点争议也没有，”查德威克在被告席上说，“完全符合事实。” 治安推事转向盖洛德·布伦特。“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布伦特先生。”他说，“现在看来你用不着在这里作证了。你可以离开，也可以坐到法庭后面去。” 盖洛德·布伦特点点头，离开证人席。他与记者席上的那些人互相点头示意，坐到后排的一个位子上，紧挨着作证完毕的警察克拉克。法官开口对查德威克说话。 “查德威克先生，你已经由抗诉转为认罪。这当然意味着你承认对布伦特先生进行了袭击。你还想找证人为你作证吗？” “不用了，阁下。” “如果你想的话，你或许还可以找证人，或者由你自己举证以减轻罪责。” “我不想找证人，阁下。”查德威克说，“至于减轻罪责，我想在被告席上作一份申诉。” “这是你的特权和权利。”治安推事说。 查德威克现在站着对治安推事说话，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折叠的剪报。 “治安推事阁下，六个星期以前，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在他效力的报纸《星期日信使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如果阁下能过目，我将不胜感激。” 一位传达员从律师席旁边站起来，拿起剪报，走向治安推事的席位。 “这与本庭的案子有关系吗？”治安推事问道。 “我向您保证，阁下，很有关系。” “好吧。”治安推事说。他接过由传达员递过来的剪报，快速看了一遍。看完后，他把剪报放下来，说：“我明白了。” “在这篇文章里，”查德威克说，“盖洛德·布伦特对我进行了恶意中伤和严重诽谤。您可以看到，阁下，文章涉及销售某样产品的一家公司面临破产，在罚没抵偿过程中，该公司的一些合作伙伴遭受损失。不幸的是，我也是这些商人中的一个，与其他人一样上了那家公司的当。我与许多人一样都曾经相信该公司很可靠，产品也信得过。实际上，我也因此蒙受了损失，但那是因为我自己的错误。但在这篇文章中，突然间我遭到了毫无根据的指控，被含混地污蔑为共犯，这个人在动笔之前甚至都没好好作过调查。” 法庭上响起一阵骚动，然后安静下来。之后，记者席上的人们开始在本子上疾书起来。 公诉人站了起来。“阁下，这对于减轻罪责真有必要吗？”他苦着脸问道。 查德威克插话了：“我向您保证，阁下，我只是解释本案的背景情况。我感觉到，如果能明白这事的原委，您就能更准确地对案件作出判决。” 治安推事盯着查德威克看了一会儿。 “被告的话有道理。”他承认说，“继续进行。” “谢谢您，阁下。”查德威克说，“好，假如这个所谓的调查记者在写这篇垃圾文章之前稍微屈尊与我联系一下的话，我就会把我所有的档案资料、财务报表和银行账单都拿给他看，由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我与其他投资者一样，都是受误导上了当的，而且损失惨重。虽然通过电话号码簿和业务指南都可以找到我，但他根本不想与我联系。这似乎表明，这个自以为是的记者隐藏着恶毒和狂妄的用心，热衷于道听途说，不愿去调查事实……” 盖洛德·布伦特气得脸色通红，他从法庭后边站了起来。“请听我说……”他喊道。 “肃静，”传达员吼道，他也站了起来，“保持法庭安静。” “我理解你的愤怒心情，查德威克先生，”治安推事严肃地说，“但我很想知道，这与减轻罪责有什么关系。” “阁下，”查德威克谦恭地说，“我只是希望唤起您的正义感。当一位守法的、过着平静生活的人突然打了另一个人时，弄清楚他这种反常行为的动机，肯定很有必要。这一点，我认为，应该会影响审判者对本案的判决吧？” “那好，”治安推事说，“解释一下你的动机，但请注意用词。” “好的，我会的。”查德威克说，“这篇充斥着谎言的文章出现在貌似严肃的报纸上后，我的生意受到了严重影响。很显然，我的一些商业伙伴不明真相，不知道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所谓的真相揭露不是来自于深入的调查，而只是出自酒醉后的胡说八道，于是他们倾向于相信这种诽谤。” 盖洛德·布伦特在法庭后面已经按捺不住了，他用胳膊肘碰了碰身边的那位警察。 “他不能这样公然扯淡，是吧？”他咬牙切齿地说。 “嘘。”警察说。 布伦特站了起来。“阁下，”他大声说，“我要说两句……” “安静。”传达员喊道。 “如果还有人在法庭上捣乱，我就把他轰出法庭。”治安推事说。 “因此，阁下，”查德威克继续说，“我很纳闷，一个不了解情况而又懒得去核实的小丑，凭什么能躲在一家大报的法律权力和雄厚财力的保护伞下，居高临下地诋毁一位他不屑见面、老实厚道、操劳终生的小人物呢？” “对付诽谤还有其他办法的嘛。”治安推事评论说。 “确实如此，阁下，”查德威克说，“但作为一位法律人士，您一定很清楚，当今社会很少有人能顶得住一个国家级大报的巨大压力。所以，我带着事实和文件，还有那篇他们搞错了也不屑改正的文章，想找编辑解释，他却拒绝见我，永远不会见我。于是我想见盖洛德·布伦特本人。由于他们不让我在他的办公室见他，我只好到他家去了。” “去打他的鼻子？”治安推事说，“你也许遭到了严重诽谤，但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天哪，不，阁下，”查德威克惊讶地说，“我根本不是去揍他的。我是想跟他理论，要求他核对证据。我认为这会使他明白，他写的东西与事实根本不符。” “哦，”治安推事饶有兴致地说，“动机终于来了。那你到他家去请求他了？” “我确实是这么做的，阁下。”查德威克说。他清楚，和公诉人一样，他在被告席上发言前未经宣誓，因此不会受到盘问。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理论呢？”治安推事问道。 查德威克的肩膀垂了下来。“我试过，”他说，“但他用与报馆同样的方式对待我，蔑视我、不理我。他知道我是一个小人物，微不足道，无法与强大的《星期日信使报》抗衡。” “后来呢？”治安推事问道。 “我承认我当时是冲动了，”查德威克说，“我干了不可原谅的事：我打了他的鼻子。在我的一生中，就那么一瞬间，我失去了理智。” 说完他就坐了下来。 这位朋友呀，治安推事心里想道，就像飞上半空的玩具飞机一样失去了控制。他不禁想起几年前有一次，他因为在其他法庭上作出的某个判决，受到媒体粗暴无礼的对待。他当时气极了，事后一切也都证明，他当时的判决没有错。现在，他大声宣布：“这是一起非常严肃的事件，法庭应接受你的申诉。即便你那天上午从家里去汉普斯特德时，心里没有诉诸暴力的想法，可是，你确实在布伦特先生的家门口打了他。以社会公德论，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公民随便去打国家级报纸记者的鼻子。罚款一百英镑，外加五十英镑诉讼费。” 在比尔·查德威克填写支票的时候，记者席上已经空无一人，他们都急着去打电话和叫出租车了。从法庭的台阶走下来时，他感觉到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转过身来，发现盖洛德·布伦特站在他面前，已经气得脸色发白、浑身颤抖。 “你这个混蛋，”记者说，“你不可以在法庭上胡说八道。” “我其实可以，”查德威克说，“在被告席上时，是的，我可以。这叫作绝对特权。” “可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布伦特说，“再说，你也不能这样诽谤一个人。” “为什么不能？”查德威克温和地说，“你不就是这么做的嘛。” <hr /> 注释： 正文 天职 农民走近门前，敲了敲。不一会儿，一位中年妇女走了出来。她个子矮矮的，扎着一条围裙，她身后的煤油灯光照出她的轮廓。拖拉机司机指着我们对她说了几句，她点点头。司机满意地回到拖拉机上，朝那扇敞开着的门指了指，然后就驾着拖拉机离去了。 。他随后又做手势对着管子吹气，以清除管子里的尘土。原来如此，这么简单。我发誓要去学汽车修理。他向我要了一千法郎——在戴高乐推行新法郎前的那些岁月里，一千法郎大约是一英镑。然后，他把汽车钥匙递给我并与我道别。 “你说什么？”我问道。 妻子伯纳黛特在我身边惊恐地看着我。我伏在方向盘上，脚踩油门，想让这台奄奄一息的机器运转起来。显然，前盖下面的某个部件出了什么故障，而对于这样的技术活，我肯定是天底下最笨拙的人。 这辆老式凯旋五月花刚刚爬上山丘，终于在喘了几口气后在山顶上熄火了。我关掉点火器、拉上手刹，从车里钻了出来；伯纳黛特也下了车。我们俯瞰山丘的另一侧，那里有一条乡间道路伸向山谷。 不可否认，五十年代初期的那个夏日夜晚是很美丽的。那时候，多尔多涅河的这个地区还完全没被“发现”——至少是没被时髦人士所发现。这是法国的乡村地区，几百年来几乎毫无变化。没有伸向天空的工厂烟囱或输电铁塔，没有因修建高速公路而在青翠的山谷里留下一条疤痕。一座座小村庄栖息在狭窄的小路两边，村民靠种地为生，收获的庄稼装载在用两头牛拉动的吱呀作响的木制大车上。那年夏天，我和伯纳黛特决定乘坐我们的老爷车到这里旅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国外度假——第一次离开爱尔兰乃至英格兰。 我从车上找出交通图研究了一下，指向多尔多涅河谷北边的一个点。 “我想……我们应该是在这里。”我说。 伯纳黛特微微打了个寒战。她来自一个狂热的共和党家庭。也许我本不该去理会，不该去进一步探究。但出于记者的本能，我继续问了下去。 他没有显露出听到了的样子，又喝了几口汤、吃了几块面包。过了一小会儿，他用非常清晰的英语说道：“四十四，到贝尔热拉克，四十四公里。” “很久以前。”他说。 “没有发动机的动力，我们或许也能到那里，”我说，“但再远就不行了。” “那也比整个晚上困在这里好呀。”妻子说。 “不，亲爱的，”我说，“不是恶魔。只是一名军人，在履行他的天职。” 重力的作用把我们带到村口，原来这是一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汽车的惯性又把我们带进村子街道的中央，然后停了下来。我们下车时，黄昏开始降临。 “当兵。” “你会说英语？”我问农夫。 现在学校当然不教这些了，因为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事实：当起义者戴着镣铐被押送到都柏林码头，要经由水路去利物浦监狱时，都柏林人——其中大多数是穷苦的天主教徒——诅咒谩骂他们给都柏林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 拉丁语，我心里想。他上了年纪，但他肯定记得以前在学校里学过的一些拉丁语。可是，我会说什么拉丁语呢？我绞尽脑汁。基督教兄弟会曾经花了几年时间教我学拉丁语，但撇开“Mass”这个词语之外，我从未用过拉丁语。祈祷书里也没有关于凯旋汽车故障的语句。 我指向汽车的引擎盖。 “Currus meus fractus est.”我用拉丁语告诉他。这话的确切意思是：“我的马车坏了。”但这么表述好像起到了作用，他那张圆脸明朗起来了。 “A fractus currus teus，filius meus？ ”他重复道。 “Iate，pater meus.”我告诉他。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示意要我们在这里等他。他加快脚步匆忙往回走，走进一座房子。我后来路过那里的时候，发现那是村里的咖啡馆，显然是这个村庄的生活中心。我本该想到这一点的。 几分钟后，他出现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大个子男人，身穿蓝色帆布裤子和一件典型的法国农民汗衫，脚上穿着帆布鞋，脚步沉重地踏着尘土朝我走来，在他旁边的神父却步履轻快。 当他们来到我们面前时，这位神父快速地说起了法语，比画着这辆汽车，又指指前后的路。我感觉他是在告诉他的信徒：这辆汽车不能整个晚上堵在路上。农民默默地点点头，走开了。现在剩下牧师、伯纳黛特和我孤独地站在汽车旁边。伯纳黛特走过去，静静地坐在路边。 “英格兰人？”他用法语问道，指着伯纳黛特和我。我耐心地摇了摇头。历史上，爱尔兰人常常被错当成英格兰人。 “爱尔兰人。”我说，希望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他的脸色明朗起来。 “在此之前我们怎么办呢？”伯纳黛特在我耳边说。我为了引起神父的注意，将双手合掌放在脸颊一侧，再把脑袋一歪，用这种国际通用的手势来表示我们想睡觉。神父明白了。 我们想起了成百上千的士兵被派过去，要用枪炮把他们驱赶出来。但其中没有驻扎在爱兰布里奇兵营里无所事事的二等兵普赖斯，不然的话，他会提及这个事件的；我们想起了在硝烟和呐喊声中，街上到处都是瓦砾、尸体和伤员，有爱尔兰人和英国人；我们还想起了邮政大楼内最终被打败的起义者被押解出来，想起他们挂在楼顶上的那面奇怪的绿橙白三色旗被轻蔑地扯了下来，并再次被英国的米字旗取代。 “你回想一下……努力回想……你处决的那个人是谁？” 这位穿着蓝色服装的农民，用一条结实的绳子把我的汽车与拖拉机的拖钩连在一起。随后，神父示意我们上车。就这样，神父在旁边行走，我们被拖拉机拖曳着朝前行驶，转过一个路口，进入一个院子。 在愈发浓重的暮色中，我发现这也是一座砖砌的谷仓，一块油漆斑驳的木板上写着“修理厂”。显然，现在已经关门落锁了。农民摘下我的汽车拖绳，开始收拾。神父指了指自己的手表和这个关了门的修理厂，示意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开门，到那时候，修理工就可以检查一下汽车的毛病了。 我和普赖斯夫人结了账，又是一千法郎（在那个年代，确实只要一小笔钱就可以去国外度假了），随后叫来伯纳黛特。我们装上行李，上了车，一下子就发动了引擎。最后挥手道别后，普赖斯夫人就进屋去了。我倒了一次车，转过车头，经过农房门口朝道路驶去。 透过树丛，可以看到教堂的尖塔，还有谷仓的屋顶。我犹豫地看了一眼汽车和山丘。 当然，我本该知道的，他不是一九一七年入伍的。他入伍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是一九一七年被派去佛兰德地区的。此前，他在英国陆军的爱尔兰警备司令部。 “你是在那里工作吗？” 刚才他们俩在谈话的时候，我凭借着最后一抹天光，环顾了一下这个农家院子。这是迄今我所看到过的众多农家院子中比较典型的一个，物品东一堆、西一堆的。院里有奶牛棚、马圈和牛栏，在一个手压泵旁边有一只木制的饲料槽。一群褐色的鸡在大堆肥料上刨食。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历经雨打日晒，没有现代化、没有高效率，但正是上百万这种传统的农家小院构成了法国农业经济的支柱。 里面也许有个起居室、客厅或休息室——不管叫什么都可以——但我们被带到了家庭生活的中心：厨房。这是一间铺着石板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水槽、一张餐桌，明火炉灶旁边有两张破旧的沙发。石头水槽旁还有一个手压泵，表明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我把行李放了下来。 十分钟后，她吩咐我们坐到餐桌边来，并在我们面前放上瓷碗和汤匙，还分发给每人一长条美味松软的白面包。最后，她在桌子中央放上一个大砂锅，锅盖处露出一只铁勺子，她示意我们随便吃。 她想起了她的伯父。在这个温暖的夜晚，她肯定会想起他。伯父是她所崇敬的人，但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在监狱里，他拒绝与狱警用英语对话，在军事法庭，他也只用爱尔兰语讲话。在刑场上，当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他面对一排黑洞洞的枪口，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她还想起了其他人……奥康纳、克拉克、麦克多诺、——当然，肯定有皮尔斯。 普雷斯夫人示意伯纳黛特可以去看看房间并洗漱一下——显然这种细节对我来说无所谓。两个女人拿着行李，手拉着手上楼去了。我走向窗口，窗户敞开着，夜晚暖风习习。窗户后面是屋后的另一个院子，那里有辆马车停放在一个木棚旁边的杂草丛中。棚屋的外围有一道栅栏，大概有六英尺高。栅栏里，一把大斧一起一落，劈木头的声音在继续着。 十分钟后，伯纳黛特下了楼。她刚才把瓦缸里的凉水舀入一个瓷盆里洗了把脸，看上去气色好多了。水从上面的窗户里泼到院子里，原来这就是我听到的奇怪的流水声。我对她耸了耸肩。 “一个很不错的小房间。”她说。正看着我们的普雷斯夫人绽出笑容。她手忙脚乱的，除了赞许的语调，其实什么也没听懂。“我希望，”伯纳黛特带着同样欢乐的笑意说，“这里不会有什么虫子。” 我担心也许会有。我妻子总是被跳蚤和蚊子之类的昆虫叮咬，蚊虫常常会在她那凯尔特族人特有的白皙肌肤上拱出几个大包。普雷斯夫人做着手势，示意我们坐到旧沙发上。我俩坐下来，开始闲聊，而她则去厨房另一头的黑色铸铁炉灶边忙碌了起来。饭菜的香味很是诱人，我感到饿了。 毕竟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被处决了。普通的杀人犯在蒙特乔伊监狱被绞死，不过他们是被狱警绞死的。难道他们还需要部队来干这活吗？而且根据军规，英国军人中的杀人犯和强奸犯，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也是要被处决的。但犯人是被绞死的还是被枪决的？这个我并不清楚。 我给伯纳黛特盛了一份蔬菜肉汤。这是一种浓汤，主料是土豆，既好吃又有营养，还能填饱肚子。我们两人都吃了三碗。我要给普雷斯夫人盛一份，但她谢绝了。显然当地没有这个习惯。 没过五分钟时间，劈木头的声音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后门开了，那位农夫进来吃晚饭了。当他夫人向他解释我们的来历时，我起身和他打招呼，但他对两个陌生人坐在他的餐桌旁没表示出一丝兴趣，于是我又坐下了。 他是一个大个子男人，脑袋已经碰到了天花板。他走路的样子缓慢笨拙，给人的印象就是——四肢发达，反应迟缓。 他大约六十岁左右，灰白头发剪得短短的。我注意到他长着一对圆圆的小耳朵，而他的眼睛——虽然在看我们的时候没有任何问候的表示——则是纯真无邪的淡蓝色。 “哦，荷兰人。”他说。我又摇摇头，拉上他的胳膊来到汽车后部。车尾侧面贴着的标牌上，有白底黑字写着爱尔兰的三个字母：IRL。他笑了，似乎是面对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 当时我们二人都在低头吃饭，伯纳黛特抬起头来看我，我的样子与她一样迷惑。我望向普雷斯夫人，她高兴地微笑，继续吃着饭。伯纳黛特冲着那位农夫微微点了点头。我转向他，他还在狼吞虎咽地喝汤吃面包。 在这个如此缓慢的叙述过程中，普赖斯夫人一直坐在这里倾听着。每当偶尔听懂一两个词语时，她便会绽出快乐的微笑。我努力想象她在一九一八年时的模样：身材苗条，像一只快活伶俐的麻雀，一双深色的眼睛，干净整洁，干起活来十分欢快。 “希望明天汽车能够修好，”我说，“如果是大毛病，也许我还得去附近的大城镇购买零件或者找一辆抢修车。” 汽车的发动机已经噼噼啪啪地响了两英里。当它最终熄火的时候，我发现车子正处于一座陡峭蜿蜒的山坡上。我向爱尔兰的众神祈祷：千万别把我困在这个地方，别把我丢弃在这片荒凉而又美丽的法国乡野。 在这里，他得到一位年轻护士的悉心护理，当他因为伤痛而卧床不起，这位姑娘爱上了他。他们结了婚，来到法国南方的多尔多涅，在她父母的小农场里安顿了下来。他再也没有回过威尔士。岳父岳母去世后，他妻子作为唯一的子女，继承了这个农场，也就是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 伯纳黛特在我身边辗转难眠，沉浸在对往事的回想之中。我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想起了当年五月份那几个凄凉的早晨，马路上响起行刑队士兵们带铁掌靴子的踩踏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从兵营向监狱进发。她想起了士兵们在监狱的大院子里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犯人被押解到远处墙壁的一根木桩旁边。 “有多远？”她问道。 “大概是六十公里。”我回答说。 然后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又陷入沉默。这样过了足有一分钟时间，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句英语：“四十四。” 这个巨人一言不发地坐在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他妻子马上给他盛了满满一碗汤。他双手黑乎乎的，沾着泥土，而且我知道还沾着别的什么东西，但他没去洗手。盛完汤，普雷斯夫人重新回到座位上，又朝我们露出灿烂的微笑，而且频繁点头，于是我们继续吃饭。从眼角的余光中，我看到这位农夫用勺子大口大口地舀汤喝，而且旁若无人地掰了好几块面包。 “是一次处决。”他说，然后又专注地喝起汤。 我张大嘴，以为他是来袭击我们的。假如他想那么做，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汽车剁成碎块。但接着，我看到他脸上兴高采烈，原来叫喊和挥动斧子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让我们停车。 我努力去回想汽车里的那份地图：“我想是贝尔热拉克。” “啊，我们就是都柏林人。你喜欢都柏林吗？” 神父与农民又开始了一番快速的交流。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那位农民抬起一条胳膊在指点着什么。我听出“普雷斯”这个对我没有意义的词语，但我看到神父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朝我转过身，示意我们把车上的行李拿下来，并站在拖拉机的后踏板上，用手紧紧扶好。 不管怎么说，这声招呼就足够了。他停下来，露出询问的微笑。我用手指向我的汽车，他笑得更欢了，并点点头，好像在说“好车”。怎么去跟他解释我现在并不是一个自豪的车主，并不是在炫耀我的靓车，而是一个遭遇了汽车抛锚的游客呢？ 更长时间的沉默，他没有作答。足足过去了五十秒钟。 当时，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他身负重伤，在一家英军医院里躺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政府宣布停战了。当英军返回家园的时候，他由于伤势太重无法动身，于是被转移到一家法国的医院。 普赖斯先生抬起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盯住我，然后摇了摇头：“很久以前。”我想他也许在说谎，但他没有，他只是记不清楚了。 起初，我还以为他听力不好。其实不然，他能够清楚地听到。然后我想，他也许是一个谨小慎微、生性多疑的人，要仔细考虑他回答的含义，如同一名棋手，每走一步都要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其实不然。事情很简单，他完全没有心计，是那种思维迟缓的人。他要消化一个问题，琢磨出它的意思，构思一个答案，再把它表达出来。这样一圈下来，几十秒，甚至整整一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 也许，我本不该有浓厚的兴趣去耐心地与他长谈近两个小时，但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英国威尔士人会在法国内地这样偏僻的乡村当农民。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原因展现了出来。这个故事如此令人着迷，把我和伯纳黛特都吸引住了。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车窗前，一张大脸盘出现在车窗处。 在这里，我应该解释一下，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我不加快对话的速度，那么读者是会感到厌烦的。但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之间缓慢的会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完成，因为我的提问和他的回答之间总有一个漫长的间隔。 “你是在英格兰出生的吗？”我问道。 这位法国小护士在佛兰德地区的传染病医院里，悉心照料这个巨大、无助、头脑简单而又发育过度的大孩子，并最终爱上了他。这个形象深深打动了伯纳黛特，她俯身向前，碰了一下普赖斯的胳膊。 “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普赖斯先生。”她说。 我们回到车里。我挂到空挡，完全松开离合器，放下手刹。五月花开始缓慢地向前滑行，然后速度逐渐加快。在一种怪异的寂静中，我们朝着山下、朝着远处的教堂尖塔方向滑行过去。 “我们来自爱尔兰。”我说，像是在提供一些信息作为回报。 “噢，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 “你去过爱尔兰吗？”伯纳黛特问道。 有时候，人们不得不等待某件事情发生，同时还得面对一个语言不通、无法交流的人。只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才会理解我们当时的处境。我点点头，并示以微笑；他也点头并微笑。我们都点头微笑。最后，他打破了沉默。 “只有一次。”他终于回答说。 “不是。” “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两年。” “那是什么时候？”伯纳黛特问道。 第二天我们早早就醒来了，因为刚过黎明不久，阳光就从窗外照进来，而且，院子里家禽的叫声，足以把死人吵醒。我们二人都用水缸里的水洗漱了一下，我尽可能把胡子刮得干净一些，然后把脏水从窗户泼到院子里，这能够湿润一下焦渴的土地。我们穿上昨天的衣服，走下楼梯。 “你在那里干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 伯纳黛特放下勺子，坐在那里僵住了。房间里的氛围有点寒气逼人。只有那位夫人，她一个词也没听懂，而她丈夫则过于迟钝，因此，他们二人根本没有在意。我本不该再继续问下去的。 <hr /> “威尔士。”他说完，又将一块面包放进嘴里。 “你们驻扎在哪里？” “都柏林。” “最近的大城镇是哪里？”伯纳黛特一边舀汤一边问道。 “不喜欢。” 伯纳黛特突然站起身来。她对普赖斯夫人紧张而又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我们都柏林人对这个地方是很自豪的。我们喜欢外国人——哪怕是驻军——来欣赏我们这座城市的品质。 他没有表露出任何情致。 我猜想，生活对他来说肯定是单调乏味的，所以他才会说他不喜欢都柏林。简陋的兵营宿舍，即使在那个时期也只有微薄的津贴，愚蠢地没完没了地打扫卫生和整顿军纪军容，在寒风刺骨的夜晚站岗，在瓢泼大雨中放哨。至于消遣……肯定很有限，当兵的那点津贴是消费不起的，只能在食堂里喝点啤酒，极少或从不与当地天主教居民往来。两年后，他被派往别处，他很可能为此而感到高兴。或者这位动作笨拙、反应迟缓的男人，也曾为什么事情高兴或悲伤过？ “没发生过有趣的事情吗？”我最后问道，有些绝望了。 我和伯纳黛特尽量找话说，至少我们之间能说点什么。其目的与其说是交流信息，倒不如说是为了打破这种沉闷气氛。 “是什么事情？” 有关这位前二等兵的早期生涯，正如他后期部分的经历一样，展现得十分缓慢。他一八九七年出生在威尔士朗达地区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生活艰难而凄凉。一九一四年，他十七岁就当兵入伍，其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爱国热情，还不如说是为了吃饱穿暖和有营房住。他一直是一名二等兵，从来没有得到过晋升。 “是在夏天。”普赖斯是这么说的。那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从五月到九月下旬。在一个小国家的历史里，一九一六年春天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可谓重大事件。默默无闻的二等兵在重大事件中是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我放弃这些念头，进入了梦乡。 “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那次处决？”我问道。 但这对他来说难度太大了。无论他如何努力，还是没能想起来。最后他摇了摇头。 “当时你是在行刑队吗？”我问。 我和伯纳黛特坐在车上惊呆了，身子完全僵住，面无表情地凝视着他。他脸上的高兴神态消失了。他想尽办法要让我们高兴，但失败了。他认真对待我的问题，动用他那可怜的脑袋瓜冥思苦想了一整夜，为的是回忆起对他来说完全没有意义的某个信息。经过那么久的努力，他在十秒钟之前终于想起来了。他及时追上我们，而我们却呆呆地凝视着他，既无表情、也无言语。 我不知道一名行刑队队员会是什么样子。眯起一只眼睛，通过步枪准星去看六十英尺外被绑在一根木桩上的另一个人，辨认出心脏部位的那块白色标记，把准星瞄在那个活人身上，听到射击的命令后，扣动扳机，听到枪声震响，感受到枪械的后坐力，看到那个被绳子捆住的人脸色惨白砰然倒下，然后返回兵营，擦拭完步枪，去吃早饭。谢天谢地，我从来不曾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样的场面。 “努力想想那是什么时候？”我催促道。 他确实努力了，真的很努力，你几乎能够感觉到那种努力。最后他开口说话：“一九一六年，我认为是在夏天。”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没错。” 等他走近时我看出来，他是这个村子的神父。在那个年代，他们依然穿着长长的黑色法衣，系着腰带，戴着宽边筒帽。我搜肠刮肚想找出一句法语与他打招呼，可是没有找到。当他走到我们身边时，我用英语喊了声：“神父。” 伯纳黛特凝视着我们前方那条路。“前面有个村庄。”她说。 当其他人奔赴佛兰德地区的前线时，他在训练营和威尔士的一个军需仓库里度过了十二个月。一九一五年下半年，他被派往爱尔兰警备司令部，他的部队驻扎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爱兰布里奇寒冷的兵营里。 “我要去睡觉了，”她告诉我，“不要待得太久。” 二十分钟后，我上了楼。普赖斯先生此时坐在火炉旁边的沙发上，没在抽烟，也没在看书，他凝视着火焰，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房间里黑乎乎的，我不想去摸索煤油灯。借着从窗户照进来的月光，我脱下衣服，躺到床上。 “爱尔兰人？”我点点头并微笑。“爱尔兰？”我又微笑和点头。“英格兰的一部分。”他说。我叹了一口气。有些事情真是争论也无济于事，再说，现在时间、地点都不合适，没法对这位好心的神父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多亏伯纳黛特的父亲和伯父的牺牲，爱尔兰才没有成为英格兰的一部分。 女主人看上去很可爱，她有一张圆圆的苹果般的脸庞，灰白色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还有一双饱经风霜的手。她穿着灰色的长裙、白色的围裙，微笑着发出鸟鸣般叽叽喳喳的欢迎声。她自我介绍是普雷斯夫人，我们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对她来说，这名字的发音相当难。交流显然被限制在了更多的点头和微笑范围内，但是想想一个小时以前我们在山上的困境，现在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待着，我已经十分感激了。 几秒钟过去了。最后，他只是点了点头。 事情本来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英国当局作出了一个愚蠢而疯狂的决定：五月三日到十二日间，在基尔曼汉姆监狱处决十六名起义的带头人。不到一年，民众情绪发生了变化：在一九一八年的大选中，独立党横扫全国。经过两年的游击战，爱尔兰的独立终于获得了认可。 当他妻子为他盛上第三份浓汤的时候，他依然沉默无语。 沉默的司机驶上村子对面的一条公路，穿过一条小溪，又爬上一座山丘。快到山顶时他转入一个农家院子，里面满是夏天的尘土和牛粪。他把拖拉机停在农家门口附近，示意我们下车。发动机还在运转，发出很大的响声。 我为自己的愚蠢而懊恼，忍不住低声嘟哝。所有这些都没意义。还有其他犯人，强奸犯、抢劫犯、谋杀犯和英国军队的逃兵，在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后，也都被枪决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许多罪犯都被强制执行了死刑，而战争时期，获死刑的人就更多了。 伯纳黛特一动不动地坐着。 我听到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传来斧头有节奏的一起一落的声音，那是劈木柴的重击声，还伴随着木头的破裂声。有人在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准备柴禾。这时候，门口的女人召唤我们进屋去。 伯纳黛特静静地躺在旁边，但我知道她并没有睡着。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也在想同一件事。我们回忆起了一九一六年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那是复活节的星期天，有一群人策划了一场在当时不得人心的运动——把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来，他们冲进了邮政局和其他几座大楼。 街上空荡荡的。在一座砖砌大谷仓的墙边，一只鸡孤零零地在尘土中扒食，两辆运草大马车被遗弃在那里，车辕落在地上，车主不知去向。就在我打定主意去敲开一户门窗紧闭的人家，用我那蹩脚的法语努力解释一下我的困境时，一个孤独的人影从一百码远的教堂后面出现，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想到修车费也许会增加我们这次战后短暂旅行的负担，我不禁担忧起来。 刚刚驶上道路，我忽然听到一声大喊，随即停下汽车。透过驾驶位旁敞开着的车门玻璃，我看到普赖斯先生从院子对面朝我们跑来，他手里提着那把大斧，斧子在他脑袋旁晃来晃去，如同一根牙签般轻盈。 他并没有看我们，只是继续吃东西。我看向对面的普雷斯夫人，她的脸上浮现出快乐的微笑，似乎在说：“哦，是的，我的丈夫有语言天赋。”我和伯纳黛特惊讶地放下了勺子。 他像通常那样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我们照做了。拖拉机开出院子，上了公路。好心的神父向我们挥手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们并肩站在拖拉机的踏板上，感觉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傻了。我用一只手提着装有过夜用品的旅行包，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拖拉机。 我吃了一惊。他像一个孩子做了一件能让父母特别高兴的事情一样，绽出欢快的笑容。 “想起来了？”我问道。 他点点头。“想起来了，”他重复着，“我那天早上枪杀的那个人，是一个诗人，叫皮尔斯。” “Servez—vous，monsieur，servez—vous.”她重复着说，于是我又给自己盛了满满一碗，我们痛快地吃了起来。 他的肩头松弛下来，直挺挺地站着，然后转身走向木棚后面那堆柴禾。很快，我又听到那种有节奏的砰击声。 伯纳黛特坐在汽车里，凝视着挡风玻璃的前方。她脸色惨白，双唇紧抿。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多年前，一个来自威尔士朗达山谷的笨拙的小伙子，从爱兰布里奇兵营的军需官那里领取了一支步枪和一发子弹。 伯纳黛特开口说话了。“恶魔。”她说。 我看向院子对面，看那把斧子一起一落的地方。握着斧子的那个人曾经用一颗子弹触发了一场战争，并使一个民族走上独立的道路。 他的姓氏不是普雷斯，而是普赖斯，按法语的发音是普雷斯。他的全名是埃文·普赖斯，出生在英国威尔士南部的朗达山谷。差不多四十年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是威尔士军团的一名二等兵。 我松开离合器，我们开始沿着山下那条道路，向贝尔热拉克驶去。 普赖斯夫人已经在厨房的餐桌上为我们二人准备了热气腾腾的牛奶咖啡，还有黄油面包，吃起来味道很好。她丈夫连个影子都看不到。我还没有喝完咖啡，普赖斯夫人就把我召唤到屋前。在堆着牛粪、靠近大路的院子前面，停着我的那辆凯旋汽车，旁边还站着一个人，后来知道，他就是修理厂的老板。我想普赖斯先生或许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可是哪里都没见到他的身影。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 这时候，那个农民出现在石板镶边的砖砌谷仓之间的一条小巷里，他高高地坐在一辆老旧的隆隆作响的拖拉机上。在这个由牛马拉车的世界里，这也许是村里唯一的一辆拖拉机。它的发动机响声听起来比我这辆五月花汽车在熄火前好不了多少。它突突响着开到街上，停在我的车前面。 正文 诈骗 科明法官在火车一等包厢的角落座位里舒服地坐下来，打开当天的《爱尔兰时报》，扫了一眼标题，把报纸放到了膝盖上。 慢车到特拉利要四个小时，有的是看报纸的时间。他悠然地注视着窗外金斯布里奇车站的忙乱景象，几分钟之后，这列从都柏林到特拉利的火车就要离站，把他悄悄送往凯里郡城关镇去审案了。他暗想，这个包厢如果始终只有他一个人就好了，他就能静心处理文件了。 可惜事与愿违。这个想法在脑海里刚刚闪现，包厢门就被打开来，有人进来了。他不想抬头。门滑过去又关上，来人把手提包扔到行李架上，然后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中间隔着闪闪发亮的胡桃木小桌子。 科明法官瞟了他一眼。这位旅伴身材瘦小，额前有一缕沙色的头发淘气地竖立着，褐色的眼睛透出无限忧郁和哀伤。他的西装是旧粗呢的，搭配着相得益彰的马甲和针织领带。法官估计，他不是和马打交道的，就是公司小职员。想罢，他继续看着窗外。 他听到外面的列车员对着线路上喷着气的老式蒸汽机车司机喊话，然后是列车员的尖利哨声。正当火车发出第一声欢快响亮的汽笛声、车厢随之缓缓开动时，车外有一个全身黑衣的高大身影跑过他的车窗。法官听到咫尺之外的车厢门打开时的撞击声，以及有人踏上车厢廊道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喘着粗气的黑色身影出现在包厢门口，然后宽慰地坐到远处的一个角落里。 法官又瞟了一眼。新来者是个红脸膛的神父。法官再次看向窗外，他是在英格兰受的教育，不喜欢搭讪。 “天哪，你差点就赶不上了，神父。”他听到小个子男人这么说。 黑衣人又喘了几口气。“还真是有点悬呢，孩子。”神父回答说。 幸好那之后他们都陷入了沉默。科明法官看着金斯布里奇车站渐渐退出视线，取而代之的是几排被烟熏黑了的丑陋房子，那时的都柏林西郊尽是这样的景色。这列南方铁路公司的火车加大马力，车轮在铁轨上的铿锵节奏也随之加快。科明法官拿起了报纸。 标题和头条新闻是关于总理的，昨天他在国会下议院就马铃薯价格一事大力支持农业部长。版面的最底端是一条豆腐干大的报道，提到有位希特勒先生接管了奥地利。编辑有权决定刊登什么新闻，科明法官心里想道。报上再也没有能让他提起兴趣的消息了，五分钟后他折起报纸，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法律资料翻阅了起来。在他们驶离都柏林市区不久，基尔代尔地区的绿色田野也从窗口一闪而过。 “先生。”他对面一个声音怯生生地说。天哪，他想，那个人想说话了。他抬起眼皮，正好遇上对面那人西班牙猎狗般恳求的眼神。 “占用一点桌子，您不会介意吧？”那人问道。 “不介意。”法官说。 “谢谢，先生。”那人的英语听起来明显带有爱尔兰西南地区的土音。 法官继续研读一起复杂民事案件的处理文件，那是他从特拉利返回都柏林后要审的案子。这次他作为巡回法官到凯里郡去主持当季的听证会，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以他的经验，这些农村地区的巡回法庭，只会提供些最简单的案件让地方陪审团来作决定，且结论通常一目了然。 小个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副不怎么干净的扑克牌，发出几张后排成列，打发无聊的时间。他不想去看，过了一会儿，他的注意力被一阵咯咯声吸引住，这才再次抬起头来。 为了集中精神，小个子用舌头舔着牙齿，所以才会发出这样的响声。他直勾勾地盯着每列末尾翻开的牌面。科明扫了一眼，注意到一张红9没有接到一张黑10上。虽然很显眼，但小个子没看出搭配关系，又发出三张牌。科明法官抑住冲动，把注意力转回文件上。与我无关，他心里想道。 但一个人玩牌戏是很吸引人的，尤其是他玩得很臭的时候。不到五分钟，法官就神不守舍，再也看不进民事诉讼案卷了。他转而盯着那些翻开的纸牌，最后，他实在按捺不住了。右边有一个空列，而第三列一张翻开的K应该移到空位上去。他咳嗽了一下，小个子警觉地抬起头来。 “这张K，”法官温和地说，“应该移到空列的头上去。” 玩牌的人低头一看，发现了这点，把那张K移动过去。现在翻开的牌正好是一张Q，于是他接到K的后面。他又顺利地挪动了七次，现在，K打头的那列是以一张10结尾。 “这是一张红9，”法官说，“现在可以移过去了。” 那张红9及其连带的六张牌被移动到10那边去。又一张牌可以翻开了，是一张王牌，他放到了上面。 “我相信你肯定能够玩到底。”法官说。 “唉，我不行，先生。”小个子边说边摇了摇脑袋，他长着双忧郁的眼睛，“说实在的，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通关过呢！” “继续玩，继续。”科明法官说，他的兴趣更浓厚了。在他的帮助下，这次游戏确实通到了底。小个子惊奇地凝视着已经解开的游戏牌局。 “通关了，你看。你做到了。”法官说。 “哦，但没有大人您的帮助是不行的，”这个眼神忧郁的人说，“您对扑克牌很在行啊，先生。” 科明法官不清楚玩牌的人知不知道他是个法官，但又觉得那人不过是在用当时爱尔兰通用的方式称呼一个多少值得尊敬的人。 那位神父也已经放下手里那本已故红衣大主教纽曼的布道选集，上前来看纸牌了。 “哦，也不怎么样。”法官说。在基尔代尔街俱乐部，他偶尔会与老朋友打打桥牌、玩玩扑克。 私下里，他对自己的那套理论颇感自豪：聪明的法律思维，加上训练有素的观察力、演绎推理能力和敏锐的记忆力，总能打出一手好牌。 小个子停止了牌戏，开始漫不经心地玩起五张牌的梭哈。他翻看了一下牌面，收起来放回盒子里。最后，他把整副纸牌放下，叹出一口气。 “到特拉利路途遥远。”他若有所思地说。 事后，科明法官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是谁提到“扑克”这个词的，但他怀疑也许是他自己。不管怎么说，他拿过那副牌来，发了几手自己玩。他高兴地注意到，其中有一手是一把“葫芦”：三张J和两张10。 小个子面带一丝微笑，似乎对自己的大胆颇为惊讶，他抓起一手牌拿到自己的眼前。 “我敢打赌，先生，假设赌一个便士，你肯定拿不到比这手更好的牌。” “好的。”法官说，然后发了第二手牌，拿到面前看。这次不是“葫芦”，但有一对9。 “好了吗？”科明法官问道。小个子点了点头，他们都亮出了牌。小个子有三张5。 “唉，”法官说，“但我没有摸新牌，我应该摸的。再来，伙计。” 他们重来了一次。这一次，小个子摸了三张新牌，法官两张。法官的牌大。 “我赢回了‘一便士’。”法官说。 “是的，先生，”对方说，“真是一手好牌。您玩牌有技巧，我能看出来，虽然我自己没有。真的，先生。您有技巧。” “只不过是清晰的推理和概率的计算。”科明法官纠正说。 这时候，他们交换了名字，按当时的惯例只说姓氏。法官省掉自己的头衔，简单地告诉对方他叫科明，对方自称是奥康纳。五分钟后，在萨林斯和基尔代尔之间，他们友好地玩了一会儿扑克。五张牌的梭哈似乎不错，他们心照不宣地开始了。当然，不赌钱。 “问题是，”在玩过第三把后，奥康纳说，“我记不住谁下了多少赌注。大人您记性好，帮忙记记吧。” “我有办法。”科明法官说，他得意洋洋地从公文包里翻出一大盒火柴。他喜欢早饭后享用一支雪茄，晚饭后再来一支，但绝不会用汽油打火机去点四便士一支的上好哈瓦那雪茄。 “好极了。”当法官给每人分了二十根火柴梗时，奥康纳开心地说。 他们颇有兴致地玩了十几把，双方各有输赢，不分上下。但两个人玩扑克不过瘾，因为只要一方牌不好，想“扣牌”放弃的话，另一方也玩不下去。眼下刚过基尔代尔镇，奥康纳问教士：“神父，和我们一起玩玩怎么样？” “哦，恐怕不行，”红脸膛的教士笑着说，“我不太会玩牌，不过，”他补充说，“在神学院时，我倒是与小伙子们玩过一次。” “规则是一样的，神父，”法官说，“一旦学会，终身不忘。总共是五张牌，如果你觉得手里的牌不好，就可以摸新牌，摸到五张为止。然后你估计一下自己手里的牌是好是坏。如果是好牌，你可以押上超过我们的赌注；如果不好，你就别下注，然后扣牌。” “要赌钱的话，我恐怕……”神父带着疑虑说。 “这只是火柴梗，神父。”奥康纳说。 “不会有人耍花招吧？”神父问道。 奥康纳惊讶地扬起眉毛。科明法官有点傲慢地笑了。 “不会耍花招的，”他说，“规则很清楚，谁大谁小一目了然。瞧……” 他在公文包里翻了一阵，取出一张印有横条线的白纸，又从内口袋里掏出一支镀金的自动铅笔，开始在纸上书写。神父凑过去仔细看。 “这些牌里最大的，”法官说，“是至尊同花顺，就是王牌开始的五张同花色牌，也就是说，其他的牌必须是K、Q、J和10。” “我猜也是。”神父谨慎地说。 “然后是四张一样的牌，叫炸弹。”法官说，他在至尊同花顺下面写上这个词语，“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四张王牌、四张K、四张Q，依次到四张2，再随便带一张牌。当然，四张王牌比四张K或其他的都大。明白了吗？” 神父点了点头。 “接下来是葫芦。”奥康纳说。 “恐怕不是，”科明法官纠正说，“朋友，接着是同花顺。” 奥康纳拍了一下脑门，像是承认了自己是傻瓜。“对，对，没错。”他说，“你看，神父，同花顺很像至尊同花顺，只是开头的不是王牌，但五张牌必须同一花色，而且得按顺序。” 法官在纸上的“炸弹”条目下写上他的描述。 “现在才是奥康纳说的葫芦，意思是三张同点和两张同点的牌，构成一副三带二。如果三张牌是10，另两张是Q，这就叫葫芦。三张10的葫芦。” 神父再次点头。 法官在清单上继续写下去，解释着每一手牌，从“同花”“顺子”“三张”“两对”“一对”到“以王牌为首的散牌”。 “那么，”写完后他说，“显而易见，‘一对’‘以王牌为首的散牌’或者杂牌，通常就是一副臭牌，是很糟糕的，你不能以此下注。” 神父盯着这份清单。“我可以看看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科明法官说，“你拿着吧，神父。” “嗯，既然只赌火柴梗……”神父说着就加入进来。偶尔来场友谊赛毕竟算不上罪恶，赌上火柴梗也无所谓。他们把火柴梗平均分成三堆，开始打牌。 在前两把牌局中，神父早早放弃了，他看着另外二人叫牌，法官赢了四根火柴梗。到第三把时，神父的脸色亮了起来。 “这牌好吗？”他问道，一边把手里的牌给那两个人看。牌很好，是一手葫芦，三张J加两张K。法官懊恼地收起自己的牌。 “哦，这牌很好呀，神父，”奥康纳耐心地说，“但您不应该给我们看，明白吗？因为一旦知道您有什么，而我们的牌没您的好，我们就不会下注。您自己的牌应该……嗯，就像忏悔室里的话，是保密的。” 这个神父听得懂。“像忏悔室里的话那样保密，”他重复着，“啊，我明白了。一个字也不能告诉别人，对吧？” 道过歉后，他们又开始了。在抵达瑟勒斯前的六十分钟时间里，他们玩了十五把。法官的火柴梗堆成一座小山，神父快输光了，眼神忧郁的奥康纳也只剩下一半，他出错太多，神父看上去还是一知半解。只有法官玩得很好，他用训练有素的法律思维估算获胜概率。牌局证实了他那“头脑胜过运气”的理论。刚过瑟勒斯时，奥康纳走了神，法官不得不两次提醒他回到牌局上来。 “玩火柴梗恐怕没什么劲，”在第二次走神后，他坦言说，“要不我们就此打住吧？” “哦？我倒是乐在其中。”法官说。大多数赢家都会觉得乐在其中。 “要不我们玩点有意思的？”奥康纳带着歉意说，“我天生不是赌徒，但几个先令应该没什么关系。” “如果你愿意，”法官说，“但你已经输了一些火柴呢。” “哎呀，大人，我的手气马上就要来了。”奥康纳露出淘气的微笑。 “那我就退出，”神父口气坚决地说，“我的钱包里恐怕只有三英镑，那是我与母亲在丁格尔度假时要用的。” “但是，神父，”奥康纳说，“没有你我们玩不成啊。就几个先令……” “即使是几个先令，孩子，对我来说也太多了，”神父说，“圣母教会可不是想赚钱的人要去的地方。” “等等，”法官说，“我有办法了。奥康纳，你我之间分一下火柴梗。然后我们每人借给神父等量的火柴梗，从现在起火柴梗就有了价值。如果他输了，我们不向他要债。如果他赢了，他把我们借给他的火柴梗还给我们，还清后是他的盈利。” “大人，您真是天才。”奥康纳惊喜地说。 “但我不能赌钱。”神父反对说。 一阵难堪的沉默。 “那就把赢的钱全都捐给教会的慈善事业，怎么样？”奥康纳提议，“这样上帝应该不会反对了吧？” “主教会反对，”神父说，“我得先取得他的同意。不过……丁格尔有个孤儿院，我母亲在那里做饭。冬天北风很冷，可是泥煤的价格……” “捐款。”法官得意地叫道，他转向那两个迷惑不解的同伴，“神父赢的话，超过我们借给他赌金的那部分，无论多少，算是我们给孤儿院的共同捐款。你们说呢？” “我想，即使是我们的主教，也不会拒绝给孤儿院的一笔捐款。”神父说。 “捐款是一点心意，算是你陪我们玩纸牌的回报，”奥康纳说，“这主意好极了。” 神父同意了，于是他们又重新开始。现在法官和奥康纳把火柴梗分成两堆。奥康纳发现，火柴梗不到五十根，他们也许会用完筹码。科明法官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把火柴梗折成两段，有火柴头的半根价值，是半根光火柴梗的两倍。 奥康纳说，他身上带着度假用的三十多英镑，这是他的上限。谁也不反对科明使用支票——他显然是一位绅士。 这么决定后，他们借给神父十根有头的火柴和四根没头的，两人各出一半。 “那么，”科明法官边洗牌边说，“赌注是多少？” 奥康纳举起没有头的半根火柴梗。 “十先令怎么样？”他说。这使法官有点吃惊。他从盒子里倒空的四十根火柴梗，现在成了八十个半根，代表六十英镑。在一九三八年可是一个很可观的数额。神父面前有十二英镑，另外两位每人有二十四英镑。法官听到神父叹了一口气。 “一不做，二不休，上帝保佑我。”神父说。 法官突然点了点头。他用不着担心，头两把他就赢了，几乎赢了十英镑。第三把时，奥康纳早早扣了牌，输了十先令，又下注。神父押了四根一英镑的火柴梗。科明法官看着自己手里的牌，他有一副葫芦，三张J和两张7。这牌已经很大了，神父只剩下七英镑。 “我跟你的四英镑，神父，”他说着把自己的火柴推到中间，“我再加五英镑。” “天哪，”神父说，“我差不多要输光了，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想让科明先生再押上你不能跟的赌注，只有一个办法，”奥康纳说，“你把五英镑推到前面去，要求看牌。” “我要看牌。”神父像是背诵一句仪式词，一边把五根有头的火柴梗推向前去。法官亮出一副葫芦，等待着。神父亮出了四张10。他把自己的九英镑收回，加上法官的九英镑，还有三十先令的底金。他手里原先有两英镑，现在变成了二十一英镑十先令。 此时，他们抵达了利默里克枢纽。在爱尔兰铁路系统中，这个站并不靠近利默里克，而是在蒂珀雷里郊外。因为这个站台没有下行列车，所以货车驶过主站台后，又倒了回去。有几个人上下车，但不影响这场牌局，也没人进入这个包厢。 到查尔维尔时，神父赢了奥康纳十英镑，奥康纳看上去忧心忡忡，牌局的节奏慢了下来。奥康纳现在一直早早扣牌，而只要另外两人中有一人扣牌，那一局就结束了。这样过了许多局。快到马洛时，他们商定，扔掉所有小牌，留下7以上的大牌，凑成一副三十二张牌的扑克，牌局的速度加快了。 到了海德福德，可怜的奥康纳输了十二英镑，法官输了二十英镑，都输给了神父。 “我现在归还开始时借的十二英镑，这个主意不坏吧？”神父问道。 另两个人都同意，他们各自拿回出借的六英镑。神父还有三十二英镑。奥康纳继续谨慎地玩着，只加注了一次，用一手葫芦胜了两个对子和一副同花，赢回了十英镑。基拉尼湖区此时从窗外掠过，没人欣赏这湖光山色。 过了法兰福后，法官发现他终于等来了他要的牌。摸了三张牌后，他兴奋地看着手里的四张Q和一张梅花7。奥康纳肯定也有一手好牌，因为当法官跟了神父的五英镑又加了五英镑时，他也跟了牌。当神父跟了五英镑又加注十英镑后，奥康纳慌慌张张扣了牌。他又回到开始玩牌时的十二英镑了。 法官咬着大拇指指甲。随后，他跟了神父的十英镑又加注十英镑。 “还有五分钟到特拉利。”列车员把脑袋探进包厢门说。神父沮丧地凝视着桌子中间的火柴梗，和代表了他自己的十二英镑的那小堆。 “我怎么办呢？”他说，“噢，天哪，我可怎么办呢？” “神父，”奥康纳说，“你不能再加注了，你必须跟定，并要求亮牌。” “我想也是。”神父悲伤地说。他把十英镑的火柴梗推到桌子中央，自己就留下两英镑，“刚才我玩得很不错，有三十二英镑，我本应该把它们留给孤儿院的，但现在我只能给他们两英镑了。” “我来补到五英镑，神父，”科明法官说，“看，四位女士。” 奥康纳吹起了口哨。神父看了看摊开的四张Q，然后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牌。 “K没有Q大吗？”他疑惑地问道。 “比Q大，如果你有四张的话。”法官说。 神父把牌摊到桌子上。 “可是我有呀。”他说。他还真有。“上帝保佑，”他喘着气说，“我还以为要输光了。我还想你手里肯定有一把至尊同花顺呢。” 火车驶进特拉利时，他们清理了纸牌和火柴。奥康纳收回自己的扑克；法官把折断的火柴放进烟灰缸。奥康纳从口袋里取出十二张一英镑的钞票，数了数，递给神父。 “上帝保佑你，孩子。”神父说。 科明法官遗憾地掏出支票本。“应该是正好五十英镑吧，神父？”他说。 “是这样，”神父说，“没错，可我忘了我们开始时是怎么说的。” “我向你保证，我欠孤儿院五十英镑。”法官说，他准备开支票，“你说的是丁格尔孤儿院？那我就写上这个抬头？” 神父似乎迷惑了。 “这个，我认为他们没有银行账户，那是一个小地方。”神父说。 “那我最好开到你的名下。”法官说，他等着对方报出一个名字。 “可我也没有银行户头，”神父窘迫地说，“我从来没有管过钱。” “那就只能这样了。”法官礼貌地说。他很快写完，撕下支票，递给了神父：“这是付给持票人的，特拉利的爱尔兰银行能够兑现，我们刚好来得及。他们三十分钟后关门。” “你是说在银行里凭这个他们会给我钱？”神父问道，他小心翼翼地拿着支票。 “当然喽，”法官说，“但当心别弄丢了。这是付给持票人的，所以谁拿了都可以去兑现。好了，奥康纳、神父，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旅程，虽然不便宜。我祝你们今天好运。” “我也一样，”奥康纳悲凉地说，“上帝一定是偏向您这边的，神父。我很少见到这样一手牌。这对我是个教训，以后不能在火车上玩牌了，尤其是绝对不能与刚教会的人玩。” “我负责在日落前把钱送到最需要的孤儿院那里去。”神父说道。 他们在特拉利车站的月台上分手。科明法官去了自己的酒店，他想早点安寝，因为明天上午要开庭审案。 上午一开始的两个案子简单明了，由于被告都对轻微过失认罪，他以罚款结了案。特拉利选出的陪审团一直在旁边闲坐着。 第三名被告被传唤时，科明法官正低头写着什么。从被告席看去，只能看到他的法官假发。 “带罗南·夸克·奥康纳到庭。”书记员以低沉的声调如此喊道。 一阵脚步拖地的走路声传来，这时，法官仍在写字。 “你是罗南·夸克·奥康纳？”书记员问新来的被告。 “我是。”那个声音说。 “罗南·夸克·奥康纳，”书记员说，“你被指控利用纸牌进行诈骗，触犯了一八四五年《赌博法》第十七条规定。案件中，你，罗南·夸克·奥康纳，于今年五月十三日在凯里郡，利用扑克牌，靠欺骗或非法设备或非法手段，从一个叫勒根·基恩的人那里赢得一笔钱，并借此以欺诈行为从勒根·基恩处获取了该笔钱。你对指控有无异议？有罪还是无罪？” 在陈述过程中，科明法官异常小心地放下笔，又凝视了一会儿自己的文件，似乎想一直这样处理整个审讯，最后，他抬起眼皮。 长着一双西班牙猎狗般的眼睛的小个子，在法庭下方吃惊地凝视着他。科明法官也同样惊恐地凝视着这个被告。 “没有罪。”奥康纳以耳语般的声音说。 “等一下。”法官说。整个法庭安静下来，都在看他。他不动声色地坐在凳子上，内心却是一片混乱。他可以马上停止这起案子的审理，声称自己认识这个被告。 随后，有一个念头告诉他，这将意味着重审：被告现在已被正式起诉，这样一来会产生额外的费用，须由纳税人承担。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他心里想道，他能不能公正且正确地审案，并向陪审团作出一个真实公正的结论呢？他认为自己能做到。 “请向陪审团宣誓。”他说。 书记员照做了，然后询问奥康纳是否有律师。奥康纳说他没有，但希望能自我辩护。科明心里暗暗发誓。现在，公平要求他站在被告一方去对付公诉人。 这位公诉人现在站起来陈述事实，他说的这个事实很简单。五月十三日，特拉利一个叫勒根·基恩的杂货商人，在都柏林登上从都柏林开往特拉利的火车回家。他碰巧随身带了一些现金，有七十一英镑。 旅途中，他偶然参加了与被告及另一个人的赌局，使用的是被告提供的一副扑克牌。他输的钱太多，于是产生怀疑。在法兰福，即特拉利的前一站，他找了个借口下车，找到铁路公司的一名员工，要求特拉利警察到站台上等待。 他的第一证人是特拉利警队的一个警长，这位身材高大结实的男子为逮捕做了证。他宣誓说，五月十三日得到消息后，他在特拉利火车站等着都柏林的火车进站。有个曾向他举报的人，为他指出了被告，后来得知举报人是勒根·基恩先生。 警长要求被告与基恩一起去特拉利警署，被告去了。在警署，被告被要求掏空口袋，物品中有一副扑克牌，经基恩指认，就是在火车上玩牌戏的那副扑克。 警长说，这些东西已被送到都柏林检查，在收到都柏林的检查报告后，奥康纳被指控触犯了法律。 到目前为止，案子很清楚。下一个证人来自都柏林爱尔兰警方诈骗科。他昨天显然也在那趟火车上，法官心里沉思着，他坐的是三等车厢。 这位刑警发誓说，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这副扑克是动过手脚的。公诉人拿起一副纸牌，刑警仔细分辨。这副牌又传回公诉人手里。公诉人询问这副牌是如何动的手脚。 “通过两种方法，大人，”刑警告诉法官，“用所谓的‘阴影法’和‘修边法’。在四种花色的每张纸牌背面的不同部位，都进行了修边，牌的上下两头都修过，这样，无论拿牌的时候哪一头朝上都不影响。在修边法中，图案边缘与纸牌边缘之间的白色界限，被修改成了不同的宽度。这种变化虽然很细微，但从桌子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为骗子指明了对家持牌的花色。我说清楚了吗？” “完全清楚了。”科明法官说，他的眼睛凝视着奥康纳。 “大牌，从王牌到十，是用阴影法区分的，也就是用化学药水轻微改变纸牌背面小区域内图案的色泽，使之暗淡或明亮。区域很小，有时候并不比图案里的一个漩涡大，但足以让桌子对面的作弊者发现，因为他知道自己要看哪里。” “骗子在发牌的时候也能作弊吗？”公诉人问道。他知道陪审团现在来了兴趣，这毕竟与偷马案大为不同。 “发牌时也许能作假，”诈骗科的刑警承认说，“但没有必要。” “有可能赢过这样的赌徒吗？”公诉人问道。 “不可能，先生，”证人对法官席说，“扑克牌作弊者知道对方有一手好牌时，会拒绝加注；知道自己有更好的牌时，可以多押赌注。” “没有问题了。”公诉人说。奥康纳又一次放弃了对证人的盘问。 “关于证人的证词，你有权向他提出任何问题。”科明法官告诉被告。 “谢谢，大人。”奥康纳说，但他还是保持着沉默。 第三个公诉人，也是最后的主要证人，是特拉利的杂货商勒根·基恩。他走进证人席，像一头公牛进入了斗牛场一样，狠狠瞪着奥康纳。 经公诉人提醒，他开始陈述。那天他在都柏林做一桩生意，所以身上带有大量现金。在火车上，他受诱骗参加了一场扑克赌博。他以为自己是个老手，但还没到法兰福就输掉了六十二英镑。他起了疑心，因为无论他的牌多么好，都比不上另一个人。 在法兰福，他下了趟火车，确信自己上当受骗了，就要求警察到特拉利车站来。 “我猜得没错，”他向陪审团大声说道，“那个人的纸牌动过手脚。” 陪审团里那十二位坚信真理的人纷纷严肃地点头。 这时候，奥康纳站起来准备盘问证人。他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忧郁，就像是牛棚里的一头无辜的小牛。基恩先生怒视着他。 “你说我掏出了那副纸牌？”他以抱歉的口吻问道。 “是的。”基恩说。 “是怎么掏出来的？”奥康纳问道。 基恩有点迷糊。“从你的口袋里。”他说。 “对，”奥康纳赞同地说，“从我口袋里。但我拿纸牌干什么了？” 基恩想了一想。“你开始玩接龙游戏。”他说。 科明法官几乎要相信这是个天大的巧合了，他的心突然咯噔一沉。 “是我先与你搭讪的吗？”被告问道，“还是你先找我说话的？” 身材魁梧的杂货商人看上去很沮丧。“我先与你说话的，”他说，然后他转向陪审团补充说，“那个人玩得太差劲了，我忍不住说了话。黑牌连在红牌上面，红牌连在黑牌上面，他连这个都没看出来，所以我指点了他几下。” “但玩扑克的时候，”奥康纳追问说，“是我建议玩友谊赛，还是你建议的？” “是你，”基恩热切地说，“你还建议说我们来点刺激的，加点赌注，赌钱。六十二英镑是很多钱呢。” 陪审团又点头。确实如此，这些钱差不多够一个工人一年的开销了。 “我说是你，”奥康纳对基恩说，“是你建议玩扑克，是你提议赌钱的。之前我们在玩火柴梗。” 杂货商人仔细回想着。他一脸忠厚老实，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也许是我。”他承认说，接着他又想起了什么，于是转向陪审团，“但那不就是整桩骗局吗？那不就是骗子想干的事情吗？他诱骗受害人参加赌博。” 基恩显然喜欢“诱骗”这个词语，但对法官来说这是一个新词。陪审员纷纷点头，显然他们也不喜欢受到诱骗。 “最后一点，”奥康纳悲伤地说，“当我们清账的时候，你付给我多少？” “六十二英镑，”基恩愤怒地说，“那是血汗钱啊。” “不对，”奥康纳在被告席上说，“你输给我本人多少？” 特拉利的杂货商仔细回想着。他的下颚拉长了。“没付给你，”他说，“没有。是那个农民赢了。” “我从他那里赢钱了吗？”奥康纳问道，他快要哭出来了。 “没有，”证人说，“你大概输了八英镑。” “没有问题了。”奥康纳说。 基恩先生正要走下去，这时候法官叫住了他。“等一下，基恩先生。你说‘那个农民赢了’？那个农民到底是什么人？” “火车包厢里的另一个人，大人。他是来自韦克斯福德的一个农民，玩得不好，但手气特别好。” “你没问他名字吗？”科明法官问道。 基恩看上去一副迷惑的样子。“没问，”他说，“是被告拿出的扑克，他要诈骗我。” 案件的指控结束了。发过誓后，奥康纳站在证人席上为自己做证。他的陈述相当简单平淡。他以贩卖马匹为生，这并不违法。他喜欢玩纸牌，友谊赛，且玩得不算好。五月十三日火车旅程的前一周，他在都柏林酒吧里安静地喝着黑啤酒，感觉长椅上靠近他大腿的地方有个硬东西。 那是一副旧扑克牌，显然是这个卡座里的前一位客人落下的。他想交给店员，但又想，旧扑克已经不值钱了，于是他信了自己，收下了牌，好在贩卖马匹的漫长旅途中消磨时光。 如果这牌动过手脚，那么他是毫不知情的。他不懂那位刑警所说的什么阴影和修边处理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副从酒吧椅子上捡来的扑克牌背面能看出什么名堂。 至于诈骗，诈骗难道不该赢钱吗？他问陪审团。在那次旅途中，他已经输了八英镑十先令，输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因为那个农民手气太好了。如果基恩先生比他下了更大的赌注、输了更多的钱，那也许是因为基恩先生比他冲动。但说到诈骗，那与他没关系，不然他肯定不会输掉那么多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在盘问环节，公诉人试图找出这份陈述的破绽，但这个小个子谦恭又顽固地进行抗辩。最后，公诉人不得不坐了下来。 奥康纳回到被告席，等待法庭的结论。科明法官朝他看过去。你真是个可怜虫，奥康纳，他心里想道。要么你的故事是真的——那你就是一个时运不济的倒霉蛋；要么你的故事是假的，那你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窝囊的骗子。不管怎么样，你两次都输了，用你自己的扑克，在火车上把钱输给了陌生人。 但在总结中，他不能说出这番话。他向陪审团指出，被告声明自己是在都柏林的一家酒吧发现了这副纸牌，并且完全不知道那牌动过手脚。私下里，陪审团也许相信、也许不信，但事实是，原告无法推翻被告的辩护，按照爱尔兰的法律，原告负有举证的责任。 其次，被告声称不是他而是基恩先生要求玩扑克赌钱，并且基恩也承认可能是这样。 但更重要的，起诉的案子是：被告用欺诈手段从证人勒根·基恩那里赢了钱。不论诈骗是真是假，证人基恩已经宣誓承认被告没赢他的钱。他们两个人，即证人和被告，都输了钱，只是数额悬殊而已。就此而言，这案子一定是败诉。法官有责任指示陪审团宣布被告无罪。他了解这个法庭，他指出还差十五分钟就到午饭时间了。 绝不让克里郡的陪审团错过午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十二位好人用了不到十分钟就返回法庭，作出了无罪判决。奥康纳被释放后，离开了被告席。 科明法官在法庭后的更衣室换下法袍，把假发挂到钩子上，然后离开大楼去吃午饭。脱下法袍、摘去假发后就不容易被人认出来了，他穿过法庭大楼前人行道上的人群。 他正朝镇上的大酒店走去，那里有上好的香农河大马哈鱼值得享用，这时，他看到从酒店前院驶来一辆闪闪发光的漂亮轿车，开车的是奥康纳。 “你看到那个人了吗？”一个迷惑不解的声音在他旁边问道。他朝右侧瞟了一眼，发现特拉利的杂货商站在他旁边。 “看到了。”他说。 豪华轿车驶出酒店的院子，坐在奥康纳旁边的是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人。 “你看到谁坐在他旁边吗？”基恩惊奇地问道。 汽车朝他们驶来，那个本该去帮助丁格尔孤儿的神父露出亲切的微笑，向人行道上的二位比了一个僵硬的V形手势。然后汽车向街上驶去。 “那是教会的祝福吗？”杂货商问道。 “也许是吧，”科明法官应承说，“虽然我十分怀疑。” “他穿那身衣服干什么？”勒根·基恩问道。 “因为他是神圣教会的一位神父。”法官说。 “他根本就不是，”杂货商急切地说，“他是韦克斯福德的一个农民。” <hr /> 注释： 正文 用作证词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有可能被用作证词。” 这是英国和爱尔兰警察对疑犯的正式警告之一。 一辆宽大的警车缓缓停在街沿石旁边，约五十英尺外，一道警戒线横在路上，将看热闹的人群拦在外面。司机开着引擎，雨刷有节奏地刮去落在挡风玻璃上的毛毛雨。后座上，威廉·汉利总警司透过车窗，看着警戒线外围观的一群人，还有里面三三两两不知所措的官员。 “你待在这儿。”警司告诉司机，并准备下车。司机很乐意照办，因为车内温暖舒适。他觉得，这种下雨天不适合在贫民窟的街上走来走去。他点点头，关掉发动机。 警司“砰”的一声关上身后的车门，再次用深蓝色的大衣裹紧身子，朝警戒线的缺口走去。一位浑身湿淋淋的警官在那里注视着警戒区出入的人。看到汉利后，他敬了个礼，站向一旁让他进去。 大个子比尔·汉利从一个自由党人社区的小警察干起，用了二十七年才升到现在的位子。他身高超过六英尺一英寸，身材像卡车一样结实，很适合干这行。三十年前，他曾经是爱尔兰阿斯隆郡英式橄榄球队中的最佳前锋，后来他穿上绿色的爱尔兰队球衣，加入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球队。在队长卡尔·穆伦的率领下，球队在三角赛中横扫英格兰队、威尔士队、苏格兰队和法国队，夺得了三连冠。他成为警察后，打球也并没有影响他的晋升。 他喜欢这份工作。虽然工资低、工时长，但从中能获得满足感。当然，每个行业里都会有棘手的任务，今天上午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驱逐住户。 两年来，都柏林市政府一直致力于拆除一片破败杂乱的旧房子，其所在地叫格洛斯特钻石区。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个谜。那地方既没有英国格洛斯特王室的财富和名气，也没有昂贵炫目的钻石，它只是坐落在利菲河北岸码头后面的一片工棚贫民窟。现在，这里的大部分楼房已被夷为平地，原先的居民被安置到了政府建造的公寓楼里。透过雨丝，人们能够看到半英里外那些毫无生气的楼房的轮廓。 但这里是比尔·汉利管辖区的中心，所以，今天上午的事情由他负责，尽管这使他颇感头痛。 被两条警戒线隔开的地方，是以前梅奥路的中心地段。现在，这里与十一月的天气一样荒凉。街道的一边只有一堆瓦砾，推土机很快就要开工，为一座新的购物中心开挖地基。街道的另一边才是人群注目的焦点。这几百英尺的范围内，没有一座建筑物。整个区域如一张馅饼一样平整，雨水在光滑的黑色沥青上闪闪发亮。这是一座停车场，面积有两英亩，是供将来在附近办公楼上班的人们使用的。整整两英亩的场地，已经围上一道两米多高的栅栏。事实上，这两英亩还差一点儿就要被全部围起来了。 场地中央，面朝梅奥路的地方还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好像一排整齐漂亮的牙齿里嵌着一颗破旧的残牙。房子两边已经被推平，因此这座仅存的房子两侧都用木条支撑着。曾经与这座孤独的房子相连的所有房屋都不存在了。周围三个方向的地方都已铺上沥青，这座房子就像海滩上被海水包围的一座孤零零的沙堡。正是这座房子，还有住在里面被吓坏了的老头，成了上午的事件中心和人们茶余饭后的焦点。已经迁居到新公寓楼的居民都赶过来，围观他们最后的一位老邻居是如何被赶走的。 比尔·汉利朝正门对面走去。那里聚集了好多官员，他们都盯着这座破房子，似乎世界末日来临，而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里没什么好看的。面对人行道的是一面矮砖墙，把人行道与所谓的前花园隔开。这花园也没有花园的样子，只有几英尺高的杂草互相缠绕着。正门在房子的一侧，已经被无数扔过来的石子砸得伤痕累累。汉利知道，门内一定是个一码见方的小门厅，正对面是一条狭窄的通往楼上的楼梯；门厅的右边应该是一扇门，通向一个单间的客厅，门边的客厅窗户已经破碎，用纸板挡着；两者之间是廊道，通向一个脏兮兮的小厨房，还有一扇门，通向后院和露天茅厕；客厅里应该有一个小壁炉，因为房子的一侧有一根烟囱伸向细雨蒙蒙的空中。汉利从侧面已经看到，房子后面有一个院落，与房子一般宽，长度约有二十五英尺。这个院子用六英尺高的木板栅栏围着。之前汉利已经得知，院子的地面上到处是鸡屎，因为那老头儿在院子边紧靠后栅栏那里修了一个鸡窝，养着四只芦花鸡。情况就是这些。 市政厅已经尽量为老头作了安排，提供了他一套明亮又干净的新公寓，甚至还在别处另送了他一座小房子。社工、救济人员和教会工作人员轮番去看望他。他们劝他，给他讲道理，一次又一次答应他推迟搬迁日期；但他就是不搬。他住处的前后左右都已经被拆光了，他还是拒绝搬走。工程有条不紊在进行中，停车场已经修建平整，浇上了沥青，老头的房子周围也被围起了栅栏。然而，这老头依然按兵不动。 当地新闻媒体热闹了一番，并以《梅奥路隐士》的标题作了报道。当地小青年也聚拢来，朝着窗口投掷石子和泥块，把窗玻璃砸了个七零八落。老头隔着破窗户大声叫骂，这使得他们更加起劲。 最后，市政厅下达了驱逐令，地方法官也下令对住户实施强制动迁。在这个潮湿的十一月上午，许多市民也汇集到这座房子的正门前。 房管局局长招呼汉利。“真是麻烦事，”他说，“这就是麻烦，我真讨厌这种强制驱逐。” “是啊。”汉利说。他扫了一眼人群，有两名法警前来执行任务，他们长得膀大腰圆，但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另有两位市政厅的官员、两个汉利手下的警察、一名卫生福利部门的官员、一个当地医生，还有几名小官吏。当地报纸的资深摄影记者巴尼·凯莱赫也在场，身后跟着个嘴上还没长毛的年轻小记者。汉利与当地媒体的关系一向很好，与那些老员工交情也不错。双方各司其职，没必要钩心斗角。巴尼眨了眨眼睛，汉利点点头表示回应。小记者认为这是亲密的象征。 “你们要用武力把他轰出来吗？”他轻快地问道。 巴尼·凯莱赫瞪了他一眼。汉利把灰色的眼睛转向这个小青年，盯住他看，直到小记者开始后悔刚才不应该多嘴。 “我们会尽可能温和的。”汉利认真地说。小记者急忙记下来，倒不是怕忘记这么短的一句话，而是为了找点事情做。 地方法官命令的时间是九点钟，现在已经是九点零两分了。汉利对房管局局长点了点头。 “开始。”他说。 市政厅官员走到房门前，大声地敲起门来。没人答应。 “拉金先生，你在里面吗？”他喊道。没人答应。那官员回头看汉利，汉利点点头。官员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市政厅的驱逐令。他的声音洪亮，里面完全能够听到，却仍然没有回答。他回到路上的人群中。 “不如我们给他五分钟时间？”他问道。 “好的。”汉利说。现场警戒线的外面，格洛斯特钻石区的前居民们在这里越聚越多，人群中开始传出小声的议论。终于，后排的一个家伙壮起了胆子。 “别折腾他了，”那声音说，“可怜的老头。” 汉利信步走到警戒线那边，不慌不忙地挨个巡视着一排排面孔，凝视着每一双眼睛。大部分人都避开了视线，没人敢吱声。 “你们这是在同情他吗？”汉利温柔地问道，“去年冬天把他的窗户全都砸碎，让他在里面挨冻，这是同情他吗？向他扔石头和泥块，这是同情他吗？”一阵漫长的沉默，“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汉利说完就回到门前的人群里。两名法警正盯着他，汉利朝他们点了点头。 “你们可以动手了。”他说。 两人都拿着撬棍。其中一人绕到房子侧面的网状栅栏与砖砌墙角之间。他熟练地轻轻一撬，就撬开三块栅栏木板，进入后院。他走到后门，用撬棍连连敲门。他的同事在前面听到响声后，也敲响了前门。前后门都无人应答。待在前门的那个人把撬棍尖头插到门和门框之间，一下子就把门撬开了。门开启了一条三英寸的缝后就不动了——里边有家具挡着。法警无奈地摇摇头，转向门的另一边，撬掉两个合页，把门拆下来放在前花园里。接着，他把堆在门厅里的椅子、桌子一件件搬出来，直至房间被清空。最后，他走进去喊道：“拉金先生？”后边传来有东西破碎的声音，他的朋友从厨房那头进来了。 两人在一楼搜寻着，街上的人们鸦雀无声。接着，他们发现，楼上卧室的窗前出现了一张惨白的脸。 “他在楼上！”人群里三四个声音喊道，就像是比骑手先发现狐狸的侍从。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帮上点忙。一个法警从前面的门框探出头来。汉利朝楼上的卧室窗户点头示意，于是那两人踏上了狭窄的楼梯。窗边的脸不见了。没有发生扭打，很快，他们就下来了，前面的人怀里抱着那个虚弱的老头。他走进毛毛细雨中，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救援人员拿着一条干毛毯急忙走了过来。法警支撑着老头站稳，把毯子裹在他身上。老头看上去已经饿得没了力气，并且有些晕眩，但主要是被吓破了胆。汉利作出了决定。他转向自己的汽车，招呼司机把车开过来。市政厅之后可以把老头送到老人院去，但现在得先让他好好吃顿早饭，喝杯热茶。 “扶他到后座去。”他对法警说。等老人被安置到温暖的汽车后座上后，汉利也上了车，坐在他的旁边。 “走吧，”汉利对司机说，“从这儿出去半英里，第二个路口左转，那儿有家公路咖啡店。我们去那里。” 当汽车倒出去，穿过警戒线、经过围观的人群时，汉利看了一眼这位不同寻常的客人。老人穿着一条破旧的宽松裤和一件薄夹克，里面的衬衣没扣上。据说，他这几年里一直邋里邋遢、愁眉苦脸的。老人默默地盯着前排座位的靠背，对汉利的凝视毫无反应。 “这天迟早要来的，”汉利温和地说，“其实你早就知道了吧。” 汉利个子高大、身体强壮。如果高兴，他能把码头上的小流氓们揍得尿裤子。虽然满脸横肉，鼻子还被打折过两次，但大个头比尔·汉利是个善良的人。老头慢慢转过头来看着他，但没有说话。 “搬家，我的意思是，”汉利说，“他们会找个好地方安顿你，冬天暖和，吃得也好。你会明白的。” 汽车在小饭馆前停了下来。汉利下车后，转向司机。 “带他进去吧。”他说。 温暖的餐馆里热气腾腾，汉利朝角落的一张空桌子点了点头。警车司机扶着老头走到角落，帮他靠墙坐下。老头一语不发，既没说谢谢，也没表示异议。汉利看着柜台后墙上的菜单。饭店老板用湿抹布擦了擦手，露出探询的眼光。 “两个鸡蛋、培根、西红柿、香肠和薯条，”汉利说，“给角落里的那个老家伙先来一大杯茶。”他把两镑纸币放在柜台上，“我等会儿回来拿找头。” 司机从角落的餐桌回到柜台前。 “待在这里看着他，”汉利说，“我自己来开车。” 司机心想，今天真是好运气，先待在暖和的汽车里，现在又在温暖的咖啡馆里，正是喝杯茶、抽支烟的好机会。 “我要跟他坐一起吗？”他问道，“他身上有股味儿。” “看着他。”汉利重复道。他自己则开车回到了梅奥路的工地上。 施工队早就准备好了，他们不想浪费时间。承包商的工人从房子里进进出出，把原主人那些脏兮兮的家什物件都搬出来堆在路边，任凭雨淋。现在雨下大了，房管局局长撑起雨伞，在一边看着。停车场里，两辆橡胶轮子的挖土机正在待命，准备从屋后开始，把后院和茅厕逐一碾平。挖土机的后边是一排翻斗卡车，一共十辆，准备运走房子的砖瓦碎片。屋里的水、电和煤气供应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切断了，所以，房子里又潮又脏。那里从来没有装过下水道，所以，配有地下化粪池的露天茅厕也很快会被填埋起来，浇上永久性混凝土。看到汉利又从汽车上下来，房管局局长向他走去，并朝一辆敞着后门的市政局货车示意了一下。 “我已经把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收拾起来了，”他主动介绍，“旧照片、硬币、几枚奖章、一些衣物，还有装在一个雪茄盒里的一些私人证件，大部分都已经发霉了。至于那些家具……”他指着雨中的一堆老古董，“都在那儿，卫生局官员建议一把火全烧了。那东西值不了几个钱。” “好的。”汉利说。那官员说得对，但那是他自己的事。汉利似乎还是想在道义上帮老人一把。 “他能拿到一点赔偿费吗？”汉利问道。 “噢，当然。”局长急切地说，极力解释他的部门并不是没人性的禽兽，“房子是他的私有财产，家具、设施、固定设备以及一切个人物品所受的损失，我们都作了一个合理的估价。还有搬家安置的补贴……虽然坦率地说，相比于他长时间拒绝搬迁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他的这点损失算不上什么。” 这时，一名工人从房子一侧走出来，双手各拎着一只鸡，都耷拉着脑袋。 “这些家伙怎么办呢？”他问道，并不是特别在问什么人。 他的一个同事回答了他。巴尼·凯莱赫抓拍了一张照片。不错的照片，他心里想——“梅奥路隐士”最后的几个伙伴，很好的注释。一名承包方的人说，他家里也养着鸡，可以让这几只加入到他那里的鸡群中。于是，他找来一个纸箱子，把这两只湿漉漉的鸡塞到里边后放到了面包车上，以便之后送到家里去。 不到一个小时东西就搬完了，这座小房子已被清理一空。身穿闪闪发亮的黄色油布雨衣的大个子工头走到市政官员面前。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他问道，“老板要求停车场完工，并用栅栏围起来。如果今晚浇上混凝土，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铺沥青了。” 官员叹了一口气。“开始吧。”他说。工头转过身去，朝一辆移动式吊车挥了挥手。吊车的吊臂下悬挂着一只半吨重的大铁球，现在它正慢慢向房子的侧面开过去。定位后，随着一阵轻柔的咝咝声，车身被液压脚抬了起来。铁球开始摆动，起初很慢，然后摆动的幅度加大了。人群饶有兴趣地观望着。他们已经见识过自己的房子被这样拆毁，但这种情景总是看不厌的。终于，铁球撞向烟囱附近的房子侧面，打飞了十多块砖头，在墙面上留下两条裂缝，一路向下延伸。“啊……”人群发出一阵长长的低沉感叹。对于闲得无聊的人来说，没有比搞破坏更振奋人心的事了。在第四次撞击时，楼上的两扇窗户从窗框上掉下来，落到停车场上。房子的一角与其余部分分裂开来，慢慢地转了半圈后，倒向后院。过了一会儿，结实的砖砌烟囱也被拦腰撞断，上半部分砸穿屋顶和地板，落在一楼地面上。这座旧房子已经四分五裂，人们就喜欢这样的场面。汉利警长重新坐上汽车，回到那个小饭馆。 小饭馆里比原先更温暖潮湿了。他的司机坐在吧台前，喝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汉利走进去时，司机掐灭了手中的烟头，从凳子上滑下来。老头似乎还在角落里忙活。 “他吃完了吗？”汉利问道。 “他吃了好长时间了，长官，”司机说，“那些黄油面包下肚的速度，就好像他明天没饭吃了似的。” 汉利看到，老头又把一块黄油抹在又白又软的面包上，开始咀嚼起来。 “面包得另外加钱，”店老板说，“他已经吃了三份了。” 汉利看了看手表，现在十一点半。他叹了一口气，坐上一张凳子。 “来一杯茶。”他说。他已经通知卫生福利部门的官员三十分钟后来碰头，把老人转给市政厅去照管。然后，他就可以回办公室，去处理他的案头工作。他很欣慰这件事马上要了结了。 巴尼·凯莱赫和他的见习小记者走了进来。 “你给他买了早饭？”巴尼问道。 “我会把钱要回来的。”汉利说，虽然凯莱赫知道他是不会这样做的，“拍了几张照片了吧？” 巴尼耸了耸肩。“还可以，”他说，“鸡的那张很不错，还有烟囱倒下来的，还有他裹在毯子里被弄出来的。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还记得一万人住在这个钻石小区的日子。那时候，他们都有工作。钱是少得可怜，但都在工作。当时，把一个地方变成贫民窟要花五十年时间；现在只要五年就够了。” 汉利哼了一声。“这是进步。”他说。 第二辆警车在门前停下来。刚才在梅奥路的一名年轻警官下了车，透过玻璃看到他的长官与记者在一起，便犹豫地停住了脚步。小记者没有注意到这些，巴尼·凯莱赫则装作没看见。汉利从高凳上滑下来，走向门口。在门外的雨中，那名警察对他说：“您最好回去一下，长官。他们……发现了一点情况。” 汉利招呼他的司机，两个人一起来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我要回去一趟，”他说，“看住那个老头儿。”他又朝咖啡馆里看了一眼。 远处的角落里，老头已经停止了进食。他一手拿着叉子，一手拿着卷了半截香肠的一块面包，一动不动地默默盯着人行道上三个穿制服的人。 工地上，所有动作都停了下来。身穿雨衣、戴着安全帽的承包队工人在房子的废墟旁边围成一圈，剩下的那名警察也与他们在一起。汉利下了车，从瓦砾堆穿行过来，走向正往下看的那一圈人。身后，还未散去的人群中传来了七嘴八舌的议论。 “一定是那老头的宝贝！”人群中一个人大声说。有人应声附和着：“他把财宝都藏在那里，怪不得死也不肯搬走呢。” 汉利走到那伙人中间，去看引起他们注意的地方。剩下的半截烟囱仍然矗立着，有五英尺高，周围是一堆瓦砾。烟囱底部，一个黑乎乎的旧壁炉依然可见。在一边，还有两三英尺的房屋外墙仍旧竖立着；内侧的墙根边上是一堆倒下的砖头，里面伸出一条干枯萎缩但依然清晰可辨的人腿，一片像是长统袜的布条还依附在膝盖下面。 “是谁发现的？”汉利问。 工头走上前来：“汤米用镐头在壁炉腔那儿干活。他清掉了几块砖，这样抡镐头更顺手些。他看到这个，就向我报告了。” 汉利一眼就找出了那名目击证人。 “那么，是在地板下面发现的吗？”汉利问道。 “不。这里整个住宅区都是建在沼泽地上面的，屋子里是水泥地。” “那么是在哪里？” 工头弯下腰，指向壁炉的残余部分：“从客厅里看过来，壁炉好像是与墙壁齐平的，但其实不是。这壁炉原本是从房墙里突出来的，后来，有人在烟囱突出部位和房间尽头之间砌了一道简易的砖墙，一直通到天花板，形成一个十二英寸深的夹层。为了对称，壁炉的另一边也砌了一道墙，但那一边是空的。尸体就在假墙与屋墙的夹层里。为了掩饰，这个房间还重新贴过墙纸。你看，烟囱的突出部位与假墙用了同样的墙纸。” 汉利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几片破碎的墙纸都带着相同的霉斑，不但依附着壁炉架上方的壁炉腔正面，也贴满了砖墙，包括掩盖了尸体的那部分。这是一种老旧的墙纸，上面印有玫瑰花蕾的图案，但在壁炉旁边，在房屋原先的墙壁上，一层年代更加久远的肮脏条纹图案墙纸也依稀可辨。 汉利站起身来。“好吧，”他说，“你们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你最好把工人们叫下来，让他们回去。这里现在由我们接管。”工人们纷纷走出瓦砾堆。汉利转向他手下的两名警察。 “继续保留警戒线，”他说，“把这个地方封锁起来。再多叫点人来，多设几个路障。我要你们把这个地方四面都围起来，谁也不准进来。我去加派更多人手来这里，还有刑事技术人员。未经他们允许，什么也不要碰。明白吗？” 两个警察敬了礼。汉利又回到汽车里，给总部打电话。他吩咐了几件事，然后，又把电话转到刑事调查部门的技术科。技术科设在赫斯顿火车站后面一座模样刻板的维多利亚式旧兵营里。他很幸运，接电话的是刑侦队长奥基夫，他们是多年的老相识了。汉利告诉他自己的发现以及需要的帮助。 “我这就派他们过去，”奥基夫的声音在电话里噼啪作响，“你要谋杀组的人也去吗？” 汉利抽了抽鼻子：“不用了，谢谢。我认为我们分局可以应付。” “那么，你们有疑犯了吗？”奥基夫问道。 “噢，是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汉利说。 他又自己开车返回那个小饭店。他从巴尼·凯莱赫身边驶过，凯莱赫正试图穿过警戒线到里面去。这一次，值勤的巡警可没这么好商量了。 在餐馆里，汉利发现司机还坐在吧台前。那老头坐在后面，已经吃完了饭，正小口喝着茶。他凝视着这位向他走来的高大警察。 “我们已经找到她了。”汉利说。他朝桌子俯下身去，说话的声音很轻，不让餐厅里的其他人听到。 “我们还是走吧，嗯？拉金先生？去局里，怎么样？我们要谈谈，行吗？” 老头一言不发地迎视着他。汉利意识到，到现在为止他还没开过口。老头的眼睛闪烁了一下。恐惧？放心？很可能是恐惧。怪不得那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害怕。 他默默地站了起来，汉利一只手坚定地挽住他的胳膊，他们一起朝警车走去。司机跟过去，坐到方向盘后面。雨已经停了，萧瑟的寒风把太妃糖纸吹得满街飞舞，就像秋天的落叶，但街上没有一棵树木。汽车驶离了街边。老头躬身坐着，默默地凝视着前方。 “回局里。”汉利说。 任何国家的谋杀案调查都不会像电视里放的那样，充满振奋和猜测。实际上，百分之九十都是单调乏味的程式和手续，还有行政工作，大量的行政工作。 大个子比尔·汉利亲眼看着老头被关进拘留所后面的一间拘禁室里。老头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也不要求找律师。汉利还不想起诉老头，毕竟，他还能以嫌疑人的名义拘留老头至少二十四个小时。首先，他需要的是更多事实。他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打电话。 “按规章办事，小伙子，按规章办事。我们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多年前，他的老上司曾这么告诫他。很好的忠告。由于手续不全而在法庭上败诉的案子，要多于靠聪明才智的胜诉。 汉利正式通知市验尸官办公室，报告一起死亡事件。他的电话打得正是时候，在那位资深公务员要去吃午饭前找到了人。接着他又通知位于长途汽车站后面的斯托尔大街停尸所，说下午有一具尸体需要彻底尸检。他追踪到了法医蒂姆·麦卡锡教授。教授在基尔德尔俱乐部的门厅里静静地听完电话，然后叹了一口气——菜单上美味的野鸡胸脯肉看来是吃不成了。他答应马上过来。 要组织人去找些帆布屏障，还要安排一些人带上铁锹和十字镐到梅奥路去报到。他把正在食堂吃午饭的三名刑警叫来办公室，自己准备了两份三明治和一品脱牛奶，边工作边吃了起来。 “我知道你们很忙，”他告诉他们，“我们都很忙。所以，我想把这个案子尽快了结，应该用不了多久。” 他任命首席侦缉督察为犯罪现场调查员，让他立即去梅奥路；又让两名年轻的侦缉警长分头执行任务，其中一个去详细调查那座房子。房管局局长说过，那房子归老头所有，是自由产权。市政厅地税局会有该房屋过去的交易和所有权变动的登记，详细信息在财产注册中能找到。 另一名侦缉警长干跑腿工作。他要去查访梅奥路的每一家老住户，他们现在大都被安置在政府建造的公寓大楼里。找到老邻居，打听流言蜚语，还要走访小店老板，该小区拆毁前十五年间的巡警和当地牧师——所有了解梅奥路和老头情况的人，年头越久越好。而且，汉利还强调，调查对象还包括知道已故拉金夫人的任何人。 他还派出一名穿制服的警官开车到房管局，把上午他在拆房现场看到的被房管局货车运走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家具等，都拉回警察局的院子。 当他站起来伸懒腰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他让人把老头带到审讯室去。他自己喝完牛奶后，又等了五分钟。他走进审讯室时，老头坐在桌子旁，双手抱在胸前，眼睛凝视着墙壁，一名警察站在门边。 “他说过什么没有？”汉利轻声问那个警官。 “没有，长官。什么也没说。” 汉利点点头示意他离开。 只剩下他们两人了，他在老头对面坐了下来。市政厅的记录显示，老头的名字叫赫伯特·詹姆斯·拉金。 “嗯，拉金先生，”汉利温和地说，“你觉不觉得，把情况坦白告诉我才是明智的做法？” 经验告诉他，没必要去吓唬这个老人家。在他面前的人不是黑社会的街头地痞。他曾经处理过三个杀害老婆的凶手，全都胆小而温顺。他在桌子对面显得高大而富有同情心，他们就纷纷把不堪的细节交代了出来，并很快显得如释重负。这个老头儿慢慢抬起头来看他，看了一会儿后，又低头去看桌子。汉利掏出一包烟，打开烟盒。 “抽烟吗？”他问道。老头没有动。“其实我也不抽。”汉利说，但他把敞着盒盖的香烟放在桌子上，旁边是一盒火柴。 “你本事不小，”他承认道，“在那座房子里坚持了好几个月，但迟早还是斗不过市政厅。这点你也懂的，对不对？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派法警过来，那滋味儿一定不好受。” 他等着对方发表评论，等着老头显露出任何打算交流的迹象，但没有。没关系，等待一个人开口说话时，他总是很有耐心的，而且他们迟早会说出来。说出来才会轻松，才会卸去负担。教会最清楚一个人在忏悔之后的轻松了。 “多少年了，拉金先生？多少年的担惊受怕和等待？从第一辆铲土机开到那个地方起，已经多少个月了，嗯？老兄，你肯定没少受折磨。” 老头抬起眼皮，与汉利的目光相遇，他也许在寻找着什么。一个多年自我封闭的人或许是在寻求一丝同情。汉利觉得他快要开口说话了。老头的眼光飘移过去，掠过汉利的肩头望向后墙。 “这事结束了，拉金先生。全结束了，迟早会水落石出的。我们会追溯过去那些年月，慢慢地，一点点把真相拼凑起来。你知道的，是拉金夫人，对吗？为什么呢？她有了别的男人？或者只是吵了一架，还是只是一场意外？所以你害怕了，然后你就那么干了，过上了隐士那样的生活。” 老头儿的下唇颤动了，他用舌头去舔。 有突破，汉利想，现在快了。 “你一定过得很糟糕，这么多年了，”他继续说，“孤身独居，没有以前那样的朋友，就你自己。心中老是想着她就在那里，近在咫尺，就在壁炉旁边的砖墙里面。” 老头儿的眼睛闪烁了一下。对往事的震惊？或许休克疗法会起到更好的作用。他眨了两下眼睛。我差不多要成功了，汉利想，我马上就成功了。但当老头的目光转移回来与他的目光相遇时，那双眼睛又变得空洞了。他还是什么也没说。 汉利又耗了一个小时，但老头始终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随你便吧，”汉利边说边站了起来，“我会回来的，我们还得谈谈。” 当他来到梅奥路时，那里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围观人群比先前更多了，但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房子废墟的四周都被帆布围了起来，虽然被风刮得啪啪作响，但足以挡住那些试图窥探里面工作情况的好奇的目光。在罩住了包括部分路面的这个方块里面，二十名身强力壮的警察穿着沉重的靴子，带着搜查装备，徒手在废墟堆里翻找。每一块砖头和石板，楼梯和栏杆扶手的每一块碎木头，每一块瓦片和天花板，都被小心地抽出来，仔细察看有没有什么痕迹，没有的就被扔到路上。那里的废墟越堆越高。橱柜里的物品都检查过了，橱柜本身也被拆下来，看看后面是否藏着什么。所有的墙体都被敲打了一遍，听听里面是不是有空心的夹层。一块块砖头被拆下来扔到了路上。 壁炉周边的两个人干得格外小心。尸体上面的砖头被轻轻拿开，只剩下厚厚的一层尘土覆盖着尸体。尸身侧卧，像一个胎儿那样蜷缩着，不过，她在夹墙里原先很可能是脸朝侧面坐着的。麦卡锡教授仔细察看着剩下的屋墙，指挥着那两人的工作。在他认为差不多的时候，他走进遍地砖瓦的夹层里，像一个细心的家庭主妇那样，用一把软刷子刷去尸体上的尘土。 在清理掉大部分灰尘后，他近距离检查了那具尸体，敲了敲露出来的大腿和上臂，然后把它从夹墙里弄出来。 “是一具干尸。”他告诉汉利。 “一具干尸？” “是的。砖头或混凝土的地面上，在六面封闭的环境中，两英尺外的壁炉的热气熏烤让尸体发生了干化，脱水了，但保存得很好。内脏器官也许完好无损，但硬得像块木头。今晚是不可能切开了，我要用热甘油把它泡一泡，这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汉利问道。 “十二个小时是少不了的，或许更久。我知道，这种情况有时要花上几天时间。”教授看了看表，“快四点钟了。我争取五点钟能把它泡上。明天上午九点左右，我会去停尸所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开始解剖。” “糟糕，”汉利说，“我还想尽快解决这个案子呢。” “这就有难度了，”麦卡锡说，“我会尽力而为。实际上，我认为内脏器官说明不了多大问题。根据我的观察，尸体脖子周围有勒痕。” “勒死的？” “有可能。”麦卡锡说。市殡仪馆接到的运送尸体工作通常都是在市内。送葬灵车停在了屏障外面，在法医的监护下，两名工作人员抬起依然侧卧的僵硬尸体，把它放到一个尸架上，盖上一条大毯子，抬到殡仪车上。他们让教授跟在后面，驱车去斯托尔大街的停尸所。汉利走到技术科的指纹检查员身旁。 “发现什么没有？”他问道。 那人耸耸肩：“这里全是砖头瓦块，连一块干净的表面都没有。” “你呢？”汉利又问该科的摄影师。 “我还得等一会儿，长官。我要等到他们把地面清理干净，才能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拍照的。如果他们搞不完，那我就得等到晚上了。” 承包商的工头漫步走了过来。按照汉利的建议，他被留下来，这样万一出现废墟倒塌险情时，他可以做个技术指导。他露出了微笑。 “你们活儿干得真不赖，”他用浓重的都柏林口音说，“这里几乎没我们工人什么事了。” 汉利朝街道那边比画了一下，那里有一大堆从房子上拆下来的砖瓦木头。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那些东西搬走。我们都检查过了。”他说。 暮色渐浓，工头看了看表。“还有一个小时，”他说，“我们可以把大部分搬走。房子剩下的部分我们明天上午开始可以吗？老板要求先完成停车场的工程并把它用栅栏围起来。” “明天上午九点钟与我联系。我会告诉你的。”他说。 离开之前，他把统筹一切工作的首席侦缉督察叫过来。 “手提灯会送过来的，”他说，“让小伙子们清理地板层，检查地上是否有曾经再次施工的痕迹。” 侦缉督察点点头。“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这么一个隐藏的地方，”他说，“但我会继续留意观察，直至这里清理完毕。” 回到局里后，汉利首先检查了个人相关物品，这也许可以了解拘留室里那个老头的身份。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那些上午由法警从房子里搬出来、装上汽车并经过清理的物品。他仔细阅读每一份材料，用放大镜去看那些老旧和褪色的文字。 其中有一份出生证明，记录着老头的名字、他的出生地都柏林，还有他的年龄——他生于一九一一年。有一些旧信件，但寄信人对汉利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信大都是很久前寄来的，看不出与本案有什么关系。但有两件物品引起了他的兴趣。一个是张褪了色的照片，已经斑驳起皱了。照片装在一个廉价的相框里，但外面没有玻璃，上面是一名战士，看上去穿着英国陆军制服，面对照相机露出不太自信的微笑。汉利看出那是老头年轻时的模样。挽着他胳膊的是一个年轻丰满的女子，她的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她穿的不是结婚礼服，而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那种垫肩的素色两件套西服。 另一个是雪茄盒，里面还有一些信件，也都与案子无关。三枚勋章丝带用别针固定在小棍上，还有一本英国陆军部队的存款簿。汉利伸手去拿电话。时间已经是五点二十分了，但他想试试运气。他确实很幸运，英国武官还在桑迪福德的英国大使馆办公室里。汉利解释了自己的问题。英国武官道金斯少校说，他会尽量帮忙的。当然，这是非正式的；正式的要求必须通过多个渠道。爱尔兰警方与英国之间的任何正式交流，都免不了要通过层层手续。如果是非正式的询问，双方的沟通就能更密切，两边都省去了不少虚文。道金斯少校答应，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绕些弯路，去一趟警察局。 夜幕早就降临了，两个外出跑腿的警长有一个回来报到了。他是去调查注册和纳税单的。现在，他坐在汉利办公桌的对面，打开笔记本念了起来。 注册记录显示，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是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于一九五四年买下的，原业主已经去世。当初他花四百英镑买下该房产，是自由产权，没有抵押凭证，说明他当时能拿得出那么多钱。地税清单表明，自那天起，该房屋就归这位赫伯特·詹姆斯·拉金所有，并一直由赫伯特·詹姆斯·拉金先生和维奥莱特·拉金夫人居住。记录上没有显示他老婆去世或离开，但地税清单是不会显示住户变化的——即使是一部分住户，除非是接到后继住户的书面通知，但这房子没有后继住户。海关一直查询至一九五四年的死亡证书，也没发现任何与名叫“维奥莱特·拉金夫人”的人有关的死亡线索。那个地址也没有任何人死亡的记录。 卫生和福利部门的记录表明，拉金从两年前开始领取国家养老金，但从没提出过津贴补助的申请。退休前，他显然是个仓库保管员和守夜人。还有一点，警长说，他一九五四年开始的个人所得税报表上面，有一个他之前在英国北伦敦的地址。 汉利翻开书桌上的陆军部队存款单。 “也就是说，他曾在英国陆军服役过。”警长说。 “这不奇怪，”汉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五万名爱尔兰人在英国武装部队服役。拉金看来是其中之一。” “也许他老婆是英国人。他在一九五四年带着老婆一起从北伦敦回到了都柏林。” “她很有可能是英国人，”汉利边说，边把结婚照片推过去，“他与她结婚时还穿着军装。” 内线电话响了，说英国大使馆的武官已经到前台。汉利朝警长点了点头。“请把他领进来。”汉利说。警长离开了。 道金斯少校是汉利当天最大的收获。他穿着条纹裤子，跷着二郎腿，闪闪发亮的皮鞋尖对着办公桌对面的汉利，静静地倾听着。然后，他仔细看了一会儿那张结婚照。 最后，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握着铅笔，绕到桌子后面，站到汉利身旁。他用铅笔尖轻戳照片中拉金脸部上方的帽徽。 “国王重骑兵卫队。”他信心十足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汉利问道。 道金斯少校把放大镜递给汉利。 “双头鹰，”他说，“国王重骑兵卫队的帽徽，很清楚。其他部队没有那样的图案。” “还有什么吗？”汉利问。 道金斯少校指着照片上新郎胸前的三枚勋章。 “第一枚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星章，”他说，“排在最后的第三枚是胜利纪念章，但中间那枚是非洲星章，从中间穿过的那个杠条来看，像是第八军。没错。国王重骑兵卫队在北非与隆美尔打过仗。确切地说，是装甲部队。” 汉利拿出三枚勋章。照片上的是在正式仪式上佩戴的勋章，桌子上是微缩型的，在不穿制服时佩戴。 “啊，是的，”道金斯少校说，他瞟了一眼勋章，“瞧，同样的图案，还有第八军的杠条。” 汉利通过放大镜可以分辨出，图案是相同的。他把陆军部队存款单递给道金斯少校。道金斯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开始逐页翻看。 “一九四○年十月，在利物浦志愿参军，”他说，“很可能是在伯顿。” “伯顿？”汉利问道。 “伯顿服装店。战时它是利物浦的一个征兵中心。许多爱尔兰志愿者都是在利物浦码头上岸，由征兵站的中士引介到那里的。一九四六年一月遣散。光荣复员。奇怪。” “奇怪什么？”汉利问。 “志愿参军，与装甲兵部队一起在北非作战，在部队里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但他始终是一名二等兵，臂章上一条杠也没有，连个下士都没混上。”他拍着结婚照上的制服袖子说。 “或许他不是一个好兵。”汉利提出。 “有可能。” “你能给我搞点他在战争中的详细记录来吗？”汉利问道。 “我明天一上班就去安排。”道金斯说。他记下存款单中的一些细节，然后离开了。 汉利在食堂里吃了晚饭，等待着第二个警长回来汇报。警长过了十点半才回来，身体疲惫，但收获颇丰。 “我走访了十五个认识梅奥路上的拉金夫妇的人，”他说，“其中三人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莫兰太太是隔壁邻居，她在那里住了三十年，还记得拉金搬来时的情形。还有一个邮递员，现在退休了，但直到去年，他一直都在梅奥路送邮件。还有伯恩神父，他也退休了，如今住在‘退休教士之家’。我刚从那里回来，所以耽搁了点时间。” 汉利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警长翻开笔记本，从头开始汇报起来。 “莫兰太太回忆说，一九五四年，住在三十八号的那个鳏夫死了，此后不久，那房子就挂出‘出售’的牌子。只挂了两周，牌子就摘下了。两周后，拉金夫妇搬了进来。那时候，拉金大约四十五岁，他的妻子要年轻得多。她是英国人，一个伦敦人。她告诉莫兰太太说，他们从伦敦搬来，她丈夫曾在那里当一名仓库职员。有一年夏天，拉金夫人不见了，莫兰太太认定那是在一九六三年。” “为什么她那么肯定？”汉利问道。 “那年的十一月，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警长说，“消息是从街上一个高级酒吧传出来的，那里有一台电视机。不到二十分钟，梅奥路的人就都聚集到人行道上议论美国总统遇刺的消息。莫兰太太非常激动，她闯到隔壁的拉金家去告诉他这个惊人的新闻。她没有敲门，直接闯进了客厅。拉金正在一把椅子上打瞌睡，他惊跳起来，迫不及待地把她赶出了屋子。那时候，拉金夫人就已经不见了。但春天和夏天时她还在，她总是在星期六晚上给莫兰家看孩子。莫兰太太的第二个孩子生于一九六三年一月。所以，是在一九六三年的夏末，拉金夫人才消失的。” “原因是什么呢？”汉利问道。 “离家出走，”刑警毫不迟疑地说，“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他工作很努力，但晚上从来不肯出门，甚至连星期六都不出去，所以，拉金夫人才能给人家看孩子。他们为此有过争吵。还有别的原因，她轻浮，有点风骚。所以，当她收拾包裹离他而去的时候，谁也没有感到惊奇。有些女人认为他活该，因为他待她不够好。谁也没有怀疑过什么。” “此后，拉金更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极少出门，既不打理自己，也不在乎房子。人们主动去帮他收拾，小地方的人总是那样，但他都拒绝了。最后，人们就再也不管他了。两年以后，他丢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成了个守夜人，天黑后离家，日出时回来。他的房门上总有两把锁，因为夜间他不在家，而白天又要睡觉——他是这么说的。他开始饲养宠物。先是雪貂，养在后院的一个棚子里，但都跑掉了。后来养鸽子，但不是飞走了，就是在别处被人用猎枪打死。最后，在过去的十年里是养鸡。” 教区的神父大致肯定了莫兰太太的回忆。拉金夫人是英国人，但信天主教，经常去教堂，并定期作忏悔。一九六三年八月，她离家出走了。人们大都认为，她是跟一个男人私奔了。伯恩神父想不出还有别的原因。他不能违背忏悔的誓言，但他只能说，他并不怀疑她离家出走。他曾经好几次走访过这所房子，但拉金不信教，拒绝所有精神上的安慰。他曾称他那离家出走的老婆是个娼妇。 “这些都符合，”汉利沉思着，“她或许是想离开他，当他发现后，他对她下手狠了点。天知道呢，这种事发生得够多了。” 邮递员没有补充多少情况。他是一个本地人，经常去本地的酒吧。拉金夫人也喜欢在周六晚上出去喝一杯，有一年夏天，她甚至还当过吧女。但她丈夫很快就不让她干了。他回忆说，她比拉金年轻很多，快乐活泼，遇上别人调情也不抗拒。 “长得怎么样？”汉利问道。 “矮个儿，身高大约五英尺三英寸，身材丰满，圆溜溜的，深色的卷发，喜欢笑，胸很大。邮递员回忆说，当她从旧式酒桶里把淡啤酒泵出来时，那模样还是值得一看的。但拉金发现这个情况后气急败坏，他冲进来把她拉回家去了。不久，她就离他而去，或者说消失了。” 汉利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已经快到半夜了。他把一只手搭在这位年轻警长的肩上。 “现在很晚了，你回家去吧。明天早上把这些都写下来。” 夜晚，汉利的最后一位访客是侦缉督察，这个犯罪现场的调查员。 “清理完了，”他告诉汉利，“最后一块砖头也清走了，但有用的线索一点也没发现。” “那就要靠那个可怜女人的尸体来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其他情况了，”汉利说，“或者靠拉金本人。” “他说了吗？”督察问道。 “还没有，”汉利说，“但他会说的。他们最后都会说的。” 侦缉督察回家去了。汉利打电话告诉妻子他今晚在局里过夜。刚过午夜时，他来到了楼下的囚室。老头醒着，坐在床边，一双眼睛凝视着对面的墙壁。汉利朝着陪同他的警官扬了扬脑袋，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审讯室。那位警察坐到一个角落里，准备好笔记本。汉利面对着老头，向他宣读了警告： “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并有可能被用作证词。” 然后，他在老头的对面坐下来。 “十五年了，拉金先生。与那样的东西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一九六三年八月，对吧？邻居们都记得，神父也记得，甚至连邮递员都记得。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事告诉我呢？” 老头抬起眼皮，迎接汉利的盯视，然后低头去看桌子。他什么也没说。汉利坚持询问下去，直到天快亮。拉金似乎并不疲惫，虽然角落里的那个警察已经哈欠连天。拉金当过多年的守夜人，汉利想起来，他很可能在夜晚比在白天更有精神。 一抹灰色的亮光从结霜的审讯室窗玻璃透了进来。最后，他站了起来。 “随你便吧，”他说，“你可以不说，但你的妻子维奥莱特会说的。奇怪吗？十五年后，从墙壁后面的墓穴里说话。但再过几个小时，她会对法医说话的。她会说的。在解剖室里，她会告诉他，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是何时发生的，乃至是为什么而发生的。然后，我们再来这里，到时我就要起诉你了。” 虽然他不会轻易生气，但他还是被老头的沉默给激怒了。不是因为他说得少，而是因为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用那种奇怪的眼神去迎视汉利。那是什么眼神？汉利问自己。惊恐？害怕他汉利？悔恨？嘲讽？不，不是嘲讽。这家伙马上就要完蛋了。 最后，他站起身来，用一只大手摸了一下脸上的胡子，回到办公室。拉金则被押回拘禁室。 汉利在椅子里睡了三个小时，脑袋后仰，两腿伸直，鼾声大作。八点钟，他起来，走到卫生间洗了把脸，刮了胡子。两个年轻的实习警察来上班时看到他八点半就到了，大为吃惊，赶紧小心翼翼地去忙自己的事。九点钟，他吃过早饭，像往常那样开始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九点三十分，梅奥路承包商的工头打来电话。汉利考虑着他的要求。 “好吧，”他最后说，“你们可以把那里围起来浇筑混凝土了。” 二十分钟后，麦卡锡教授打来电话。 “我已经把四肢都拉直了，”他欢快地说，“皮肤已经软化，可以动刀解剖了。我们正在排水干燥，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开始。”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份报告？”汉利问道。 “要看你指的是什么，”电话里的那个声音说，“正式报告要两三天时间。非正式的话，午饭后我就能告诉你一些，至少是死亡原因。我们已经确认了脖子周围的勒痕，是长统袜，就像我昨天猜的那样。” 这位法医答应，两点半时从一英里远的斯托尔大街停尸所到汉利的办公室来。 上午没什么人打扰，只有道金斯少校中午打来电话。 “运气不错，”他说，“在陆军部的档案室找到我的一个老朋友。他给了我优先照顾。” “谢谢你，少校，”汉利说，“我在作记录，说吧。” “情况不是很多，但肯定了我们昨天的猜想。” 是昨天少校自己的猜想，汉利心里说。殷勤的英国礼节让少校把这事儿归功于他们两个人。 “二等兵赫伯特·詹姆斯·拉金乘坐都柏林的渡轮，于一九四〇年十月抵达利物浦并志愿参军。在约克郡卡特里克兵营参加了基本训练后，转到国王重骑兵卫队。一九四一年三月乘坐运兵船被派去加入埃及的军团。然后，我们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连下士都没有混上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 “他被俘了。在隆美尔那年的秋季攻势中被德国人俘虏了。他在第三帝国东部的西里西亚战俘营当上了一名农场工人，在那儿度过了战争的剩余时间。一九四四年十月，他被苏联红军解放。一九四五年四月他被遣返，正好赶上五月份欧洲战事的结束。” “有没有关于他婚姻情况的信息？”汉利问道。 “当然有，”道金斯少校说，“他是当兵时结的婚，所以，部队也有档案记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北伦敦埃德蒙顿的圣玛丽救世主天主教堂结婚。新娘维奥莱特·玛丽·史密斯，旅馆服务员，当时她十七岁。你知道，他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光荣复员，留在埃德蒙顿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一直到一九五四年。这是部队当时了解到的他的最后地址。” 汉利向道金斯表达了深切的谢意，然后挂上电话。拉金娶那位十七岁姑娘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四岁快要三十五岁的年纪。当他们搬到梅奥路时，她可能只有二十六岁，活泼可爱，而他已经四十三岁，不那么有活力了。一九六三年八月她死去时，才三十五岁，风韵犹存，而且很可能相当性感；而他则已经五十二岁，变得乏味不堪，对别人也提不起兴趣。是的，这也许会出问题。他焦急地等待着麦卡锡教授的到来。 这位法医倒是说到做到。两点半时，他已经坐在了汉利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掏出烟斗，开始悠闲地装上烟丝。 “解剖室里不能抽烟，”他抱歉地说，“但烟味能盖住福尔马林味儿。你应该会喜欢的。” 他惬意地吐出一团烟雾。 “搞到了你要的情况，”麦卡锡教授轻松地说，“谋杀是毫无疑问的。用一只长筒袜以人力勒颈，导致窒息，并伴有休克。这里的舌骨，”教授指着自己下颚与喉结的部位，“有三处骨折。死亡之前，头部受过一记猛击，造成头皮破裂，但没有死。很可能是把受害人打晕了，然后又勒死了她。” 汉利身体往后一仰。“太好了，”他说，“死亡时间呢？” “哦，”教授说，伸手去拿自己的公文包，“我给你带来一件小礼物。”他把手伸到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张已经发黄褪色的旧报纸碎片，约有六英寸乘四英寸大小。 “受害者头皮的伤口肯定流了一点血。为避免弄脏地毯，凶手肯定是用报纸把头皮伤口包了起来。这无疑是在他砌假墙密室的时候干的。值得庆幸的是，可以看出这是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上面的日期依然可以辨认出来。” 汉利接过塑料袋，通过透明的薄膜，用台灯和放大镜来看这张新闻纸片。然后他坐直了身体。 “当然，这是从一张旧报纸上撕下来的。”他说。 “是啊，是很旧了。”麦卡锡说。 “是一份旧报纸。用来包住头上伤口的时候，已经是过期的旧报纸了。”汉利坚持说。 麦卡锡耸了耸肩。 “也许你是对的，”他表示同意，“这样的干尸，是无法判断其确切的死亡年份的，只能是合理地推定。” 汉利轻松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宽慰地说，“拉金可能是随便抓来这张报纸，把它垫在抽屉或柜子里，留在那里多年没去动它。所以，报纸上的日期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 “尸体也是那时候的，”麦卡锡说，“我认为死亡时间是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之间。很可能与这张报纸上的日期只相差几个星期。” 汉利用一双眼睛瞪住了他，半天没有转动眼珠。“维奥莱特·玛丽·拉金夫人死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他说。 麦卡锡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边重新点燃烟斗。“我认为，”他温和地说，“我们在谈论的不是一码事。” “我是在说停尸所的那具尸体。”汉利说。 “我也是啊。”麦卡锡说。 “拉金和他老婆是一九五四年从伦敦抵达这里的，”汉利缓慢地说，“他们买下梅奥路三十八号的房子，原先的房主和住户在头一年死了。拉金夫人被认为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丢下丈夫离家出走的。昨天在拆毁那座房子时，我们发现她的尸体被砌在一道假墙里面。” “你并没有告诉我，拉金夫妇在那座房子里住了多长时间，”麦卡锡合理地指出，“你要我对一具干尸进行病理检验。这个我已经完成了。” “但尸体已经干化了，”汉利坚持着，“在那样的情况下，死亡时间的范围肯定是很大的吧？” “但不会有二十年。”麦卡锡平静地说，“那具尸体根本不可能活过一九四五年。内脏的检验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可以对袜子进行分析，还有报纸，但如你所说，那两件物品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旧物，可是头发、指甲和内脏器官，这些是不会搞错的。” 汉利感觉像是大白天在做噩梦。在一九五一年英式橄榄球三连冠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他使出浑身力量突破英格兰队的后卫，向着球门线冲去。就在他快要抵达时，球从他手中滑落了。他奋力去抓，但没能抓住……他回过神来。 “除了年份，还有什么？”他问道，“这个女人矮矮的，大约五英尺三英寸？” 麦卡锡摇了摇头：“对不起，即使在一道砖墙后面过了三十五年，骨头也是不会改变长度的。她的个头在五英尺十英寸到十一英寸之间，瘦瘦高高的。” “黑色卷发？”汉利问道。 “直发，姜色的，依然长在头上。” “她死去的时候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 “不，”麦卡锡说，“她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且生过孩子，是两个，我敢说，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还做过引产手术。” “你的意思是说，”汉利问道，“从一九五四年起，他们一直坐在客厅里，与被砌在墙里的一具尸体只相距六英尺，直至维奥莱特·拉金出走，拉金独自度过最后的十五年？” “肯定是的，”麦卡锡说，“在那样温暖的环境下，一具尸体很快就会干化。干化状态的尸体是不会散发异味的。假定她确实如我所认为的，在一九四三年被害，到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尸体早就与我们昨天发现她时完全一样了。那么，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你的那位拉金在什么地方？” “在西里西亚的一个战俘营里。”汉利说。 “那样的话，”教授边说边站了起来，“他没有杀死这个女人，也没有把她砌在壁炉旁边的墙里面。那么，谁干的？” 汉利抓起内线电话拨通刑侦队，接听的是年轻的警长。 “一九五四年以前，”他故意问道，“梅奥路三十八号那个死掉的房主和住户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长官。”年轻人回答。 “他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 “我没有记录下来，长官。但我记得以前的住户在那里居住了三十年。他是一个鳏夫。” “他当然是鳏夫了，”汉利厉声说，“他叫什么名字？” 一阵停顿。“我根本没有想到去问名字，长官。” 两个小时后，老头被释放了，他是从后门离开的，以防前面的门厅里有记者守候。这一次，没有警车，也没有陪同。他口袋里揣着一份民政局招待所的地址。他一句话也没说，拖着脚步走过人行道，走进钻石小区内的街道。 在梅奥路，环形栅栏的那个缺口——也就是原先房子所占的地方——已经合拢了，把整个停车场都围了起来。在这个范围内，原先房子和花园所在的位置，已被浇上一层平整的混凝土，等待着最后的干燥。渐浓的暮色中，那位工头和两名工人一起，在混凝土地面上走来走去。 工头不时地用钉有铁掌的靴子后跟跺着地面。 “肯定已经干了，”他说，“老板让今晚搞完，铺上沥青。” 在路对面的废墟里，有一堆篝火在燃烧着，最后一批栏杆、楼梯、屋架、天花板、橱柜、窗框、房门、残余的栅栏、旧茅坑和鸡窝，都被扔进了火堆里。但即使在火光下，工人也都没有注意到在栅栏外面凝视他们的那个老头的身影。 工头巡视完这片新浇筑的长方形混凝土地面，走到另一头去，到了原本是后栅栏的地方。他低头去看脚下。 “这是什么？”他问道，“这不是新的，这是旧的。” 他指的地方，是一块六英尺乘两英尺的混凝土板。 “这儿以前是鸡窝。”一个工人回答说，上午是他在手工浇筑混凝土。 “你没有在这上面浇上新的混凝土？”工头问道。 “我没有。再浇上去会使这块地方升高。如果我浇了，铺上沥青后，这里会鼓起一个大包的。” “如果这里发生地面塌陷，老板就会让我们返工，而且要承担损失。”工头阴沉地说。他走过去几步，拿来一根沉重的铁棍。他把棍子高高举过头顶，向那块旧混凝土板重重地砸下去。铁棍弹了回来，工头哼了一声。 “好吧，是够结实的。”他承认说。他转向等待着的推土机，招了招手：“把这里填上，迈克尔。” 推土机的推铲降下来，挪到了冒着热气的沥青堆后，开始向这座发烫的小山推去。沥青堆就像一团又湿又软的糖浆，流向已经浇筑了混凝土的长方形地面。几分钟后，这块地面就已经由灰色变成黑色。随后，沥青被摊铺平整，等待推土机后面的压路机完成最后的工作。天空最后一抹亮光消失时，工人们纷纷回家去了，停车场工程终于完工了。 栅栏外面，老头转身拖着脚步走开了。他没有说话，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第一次露出微笑，这是一抹悠长、愉悦的微笑，是彻底轻松和宽慰的微笑。 <hr /> 注释： 正文 鱼鱼王 “还有一件事。”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说。 出租车里，坐在她身边的丈夫不由得暗暗叹了一口气。无论境况多么顺利，只要与穆加特罗伊德夫人在一起就总会“还有一件事”，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的生活从来就离不开喋喋不休、唠唠叨叨的抱怨和不满。总之她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吹毛求疵。 年轻的希金斯默不作声地坐在司机旁边。他是总部的一位执行官，银行选送他度假一周，费用全部由单位支付，原因就是在年度考核中他是最有前途的新人。他在外汇部工作，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十二小时之前，他们才刚刚在希思罗机场见面，在穆加特罗伊德夫人喋喋不休的饶舌下，这位年轻人天生的热情已经逐渐消退。 出租车司机是克里奥耳人。因为他们乘坐他的车去宾馆，几分钟之前他还是满面堆笑、满口恭迎之词，此刻也因领教了后座女乘客的唠叨而陷入沉默。虽然他的母语是克里奥耳法语，但他完全能够听懂英语。毕竟，毛里求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殖民时间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 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的唠叨话就像泉水一样汩汩流淌。她一会儿自我怜惜，一会儿又愤愤不平。穆加特罗伊德看着窗外，普莱桑斯机场渐渐消失在他们身后。前面的路通往马埃堡，是原法属岛国的首府。一八一〇年，他们试图保卫这座破败的城堡，抵御英国舰队。 穆加特罗伊德凝视着车窗外面，着迷于他所看到的景色。他决心要在这个热带岛屿上尽情享受一周的假日，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冒险。临行之前，他已经看了两本厚厚的毛里求斯旅行指南，研究过从北到南的大比例地图。 他们穿过一个村庄，进入盛产甘蔗的乡野。在路边农舍的台阶上，他看到了印度人、华人、黑人和混血的克里奥耳人，他们一起生活，和睦相处。印度教寺庙、佛教寺院与天主教教堂仅咫尺之遥。他从书中读到过，毛里求斯是由六个民族和四大宗教混合而成的国度，但他以前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这种事情，至少没想到会如此和谐。 他们经过了更多村庄，都不富裕，当然也不整洁。不过，村民都朝着他们微笑和招手。穆加特罗伊德也向人们挥手。突然，四只瘦骨嶙峋的鸡扑打着翅膀从汽车前面蹿过，差点儿撞上。当他回头看时，它们又回到路上，在尘土中扒找零星食物。经过一个弯道时，汽车慢了下来，一个泰米尔族男孩从一间棚屋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宽松的直筒衣服，站在街沿石边，把衣服的下摆提到腰部，下身赤裸。在出租车经过时，他开始撒尿，一只手提着衣服，另一只手朝他们挥动。穆加特罗伊德夫人哼了一下鼻子。 “讨厌。”说完后，她俯身向前，拍拍司机的肩膀。 “他为什么不去厕所呢？” 司机朝后甩了甩头，笑了起来。然后转过脸来回答她，他减缓车速转过两个弯道。 “Pas de toilette，madame.”他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她问。 “意思好像是，路就是厕所。”希金斯解释说。 她嗤之以鼻。 “喂，”希金斯说，“看，大海。” 当他们沿着悬崖向前行驶了一段路后，看见了右手边在上午阳光的照耀下一片蔚蓝的印度洋，视野一直延伸到海平线。距离海岸线半英里处，翻腾的浪花形成一条白线，标志着把毛里求斯与汹涌澎湃的海洋分隔开来的大珊瑚礁。在大环礁内部，他们可以看见澙湖，淡绿色的湖水波澜不起，清澈明亮，水下二十英尺深处的珊瑚丛清晰可见。接着，出租车重新回到甘蔗田中间。 五十分钟后，他们穿过一个叫清泉湾的渔村。司机指着前方，“到宾馆还有十分钟。”他说。 “谢天谢地，”穆加特罗伊德夫人松了一口气，“我再也忍受不了这么颠簸的旅程了。” 他们驶上一条车道，两边是修剪齐整的草坪和棕榈树。希金斯转过身来，微微一笑。 “从庞德斯恩德来这里真是千里迢迢啊。” 穆加特罗伊德报之以微笑。“是啊。”他说。他有充分的理由庆幸自己在伦敦郊区的庞德斯恩德上班。在那里，他是银行的分行经理。附近有一家轻工业工厂刚刚开工六个月，他当时突发奇想，去了解工厂的内部管理和劳动力状况，并提出用支票来支付周工资，以减少发放工资时遭抢劫的风险。使他颇感惊讶的是，工厂的大多数人都同意采纳他的方案，结果他的分行开了几百个新账户。这次漂亮的行动引起银行总部的重视，有人提出对外地分行和普通员工采用激励机制，这个计划实行的第一年，他就获得了嘉奖，奖品是由银行全额付费去毛里求斯度假一周。 出租车终于在圣詹冉宾馆高大的拱廊前停下了，两名行李生跑上前来，从后备箱和车顶行李架上拿下行李。穆加特罗伊德夫人立即从后座下车。尽管她以前只去泰晤士河口游玩过两次——通常只是去博格诺她姐姐家度假——但她马上不停地训斥起行李生来，颐指气使的样子像是旧时一位位高权重的爵爷。 他们三人跟在行李生后面，穿过拱形廊道走进凉爽的圆顶大堂。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走在前头，她的印花连衣裙已经因为乘飞机和汽车的这一路颠簸被弄皱了。希金斯身着整洁漂亮的米色泡泡纱西装，而穆加特罗伊德先生则是一身庄重的灰色服装。大堂的左边是服务台，一位印度员工微笑着对他们表示欢迎。 希金斯承担了介绍的任务：“这是穆加特罗伊德先生和夫人，我是希金斯先生。” 服务员核对了预订清单。“没错，是这样。”他说。 穆加特罗伊德打量着周围，大堂是由粗凿的当地石头装饰而成的，显得宏伟壮观。在头顶上方，深色的大梁支撑着屋顶。大堂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柱廊，另有一些柱子将两侧托起，让凉爽的微风能够吹进来。从大堂的尽头，能够看到璀璨明媚的热带阳光，听到游泳池里喧闹的人声。在大堂的半路上往左，有一道石头楼梯可以通到楼上一侧的客房；一楼的另一个拱门可以通往下面的套房。 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从服务台后的房间里走出来，他一头金发，穿着鲜亮的衬衫和淡雅的宽松裤。 “早上好，”他面带微笑招呼道，“我叫保罗·琼斯，是这里的总经理。” “我是希金斯，”希金斯介绍说，“这是穆加特罗伊德先生和夫人。” “非常欢迎，”琼斯说，“我给你们安排一下房间。” 这时，一个瘦高个男子从大堂那边过来，信步走向他们。他穿着运动短裤，露出两条精瘦的小腿，一件花色图案的海滩衬衣在身上飘动。他光着脚板，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一只大手抓着一罐啤酒。他在穆加特罗伊德不远处停住脚步，低头盯着他看。 “你们好，新来的吗？”他打招呼说，语调里有明显的澳大利亚口音。 穆加特罗伊德先生有些吃惊。“哦，是的。”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澳大利亚人毫无客套地问道。 “穆加特罗伊德，”银行经理回答，“罗杰·穆加特罗伊德。” 澳大利亚人点了点头，记下这条信息。“你从哪里来？”他又问道。 穆加特罗伊德误解了，他以为那人问的是“你从哪个单位来”。 “米德兰分部的。”他说。 澳大利亚人举起啤酒罐喝干，打了一个嗝：“他是谁？” “是希金斯，”穆加特罗伊德说，“来自总部。” 澳大利亚人开心地笑了。他眨了几下眼睛，以便能看得清楚一些。“很好，”他说，“米德兰的穆加特罗伊德，还有总部的希金斯。” 直到这个时候，保罗·琼斯才发现澳大利亚人，他从服务台转过来，拉住这个高个子的胳膊，把他引回到大堂去：“好啦，好啦，福斯特先生，请你回到酒吧去，我好把新客人安顿下来……” 福斯特被彬彬有礼而又坚定地推回大堂那边去了。 在离去时，他友好地向服务台这边挥手。“祝你好运，穆加特罗伊德。”他叫道。 保罗·琼斯回到他们这边。 “这个人喝醉了。”穆加特罗伊德夫人一脸的冷漠和失望。 “他在度假，亲爱的。”穆加特罗伊德说。 “那不应该是借口，”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说，“他是谁？” “哈利·福斯特，”琼斯回答说，“来自珀斯。” “他讲话不像苏格兰人。”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说。 “是澳大利亚的珀斯，”琼斯补充说，“我带你们去房间。” 穆加特罗伊德心情愉快地从二楼房间的阳台环视四周。下面是一块草坪，向前延伸到闪闪发光的白色海滩，上面点缀着棕榈树，海风习习，树影婆娑。此外，还有十几个圆形的用茅草铺顶的亭子，能遮阴避日。澙湖暖洋洋的，白浪拍打着沙滩。外面是碧绿的海水，再远处变得一片蔚蓝。他能够看到澙湖里五百码远处的乳白色珊瑚礁。 一个有着浓密的稻草色头发的年轻人在一百码之外冲浪，全身红通通的。一阵海风吹来，他在小巧的滑板上灵活地保持着平衡，身体贴向冲浪板，轻松娴熟地掠过水面。两个黑头发黑眼睛、棕色皮肤的孩子在浅滩上喊着叫着打水仗。一位中年的欧洲人穿着蛙人鸭蹼从水中跋涉上岸，拖着面具和潜水通气管，露出圆滚滚的肚皮，闪闪发亮的海水从他身上纷纷滴落。 “噢，天哪，”他用南非口音向阴凉处的一个女人叫道，“真不敢相信，那里有许多鱼呢。” 在穆加特罗伊德右边的主楼那里，围着腰布的男男女女正朝台球吧走去，赶在午餐之前去喝一杯冰镇饮料。 “我们游泳去吧。”穆加特罗伊德说。 “如果你帮我把箱子打开，我们马上就能去了。”他妻子回答道。 “先放着吧。午饭之前，我们只需要游泳装备就够了。” “不行，”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说，“我不能让你像一个当地人那样去吃午饭。这是你的短裤和衬衣。” 过了两天，穆加特罗伊德已经适应了在热带度假的生活节奏，或者可以说，在他被许可的范围内达到了这一节奏。他清晨早早就起来了，反正以前也总是早起。不同的是，在家里透过窗帘所看到的通常是雨水冲刷过的人行道，而现在他坐在阳台上观看着一轮红日从珊瑚礁外的印度洋上冉冉升起，原先黑暗平静的水面，突然间变成一片闪闪发光的碎玻璃。他七点钟去晨泳，留下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倚坐在床上，戴着满头的发卷，不停抱怨早餐服务太慢——送餐速度实际上是很快的。 他在温暖的水中泡上一个小时，有一次竟然游出去将近二百码，他对自己的胆量颇为惊讶。游泳并不是他的强项，但他越游越好。值得庆幸的是，妻子没有看到他的冒险行为，因为她坚信澙湖里有鲨鱼和梭鱼出没。她怎么也不会相信，那些食肉鱼类是跃不过珊瑚礁的——其实澙湖与泳池一样安全。 他加入其他的度假者中间，开始在游泳池旁边的露台上吃早餐。他选了西瓜、芒果、木瓜，加上麦片粥，没去碰鸡蛋和培根。在这个时间，大多数男士都穿着泳装和海滩衬衫，而女士们则在比基尼外面穿上一件淡色的棉布套裙或披肩。穆加特罗伊德穿着齐膝运动短裤和网球衫，都是从英国带来的。每天快到十点钟，他妻子来与他会合，坐在海滩上的草顶亭子下，一天内不断地喝饮料，涂上几次防晒油，尽管她很少让自己真正晒到太阳。 有时候，她会把她那红润的身体浸到宾馆的环型游泳池里，游泳池中间是遮阴的小酒吧，她会用带饰边的浴帽把一头卷发护住，在池中稍微慢慢游几下就赶紧上岸。 虽说希金斯是单独一人，但他很快就与另一伙更年轻的英国人混熟了。穆加特罗伊德夫妇很少见到他。他把自己看作一位时髦人物，在宾馆的时装店里把自己打扮了一番。他模仿海明威在照片里的样子，戴上一顶宽边草帽。同样地，他每天也穿着泳装衬衣，在晚餐桌上露面时，他与其他人一样，身着淡色的宽松裤和带有胸兜与肩饰的猎装衬衫。晚饭后，他经常去光顾赌场或迪斯科舞厅。穆加特罗伊德先生不知道那里会是什么情形。 不幸的是，那位哈利·福斯特先生并没有独享自己幽默的发现。这家宾馆的大多数客人是南非人、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在他们当中，“米德兰分部的穆加特罗伊德”这个名字深入人心，尽管希金斯极力想甩掉“总部”这个标签来融入其他人。穆加特罗伊德反而不知不觉间成了受欢迎的人物。当他穿着中裤和胶底鞋轻松地走上早餐露台时，就会迎来好多笑脸和欢快的问候声：“早上好，穆加特罗伊德。” 有的时候，他会遇到为他起这个名号的那个人。有几次，哈利·福斯特让开路绕过他，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他的右手似乎只为扔掉一罐啤酒而张开，并为再拿一罐而合上。每次遇到的时候，这位友好的澳大利亚人会咧嘴一笑，举起空着的一只手打招呼，大声说：“祝你好运，穆加特罗伊德。” 第三天早上，穆加特罗伊德在早餐后游过泳，从海水中出来，躺在草亭子下面，背靠在中柱上打量着自己。太阳已经升高了，像一团火球，而时间才过九点半。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尽管他自己很当心，妻子也在不断忠告，他的身体还是变成了龙虾的颜色。他羡慕那些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能晒得黝黑的人。他知道，诀窍在于晒黑后要一直保持下去，不能让身体在假日以后再变回乳白色。他想，那是他在英国博格诺度假时就曾经有过的打算。但是，过去的三次度假，不是在下雨就是阴天。 他的双腿从方格条纹的游泳裤中伸出来，那是一双瘦瘦的长满汗毛的腿，活像是被拉长了的醋栗。滚圆的肚子架在两条腿上，胸前的肌肉已经下垂。常年坐着伏案工作，使得他臀部变宽，头发稀疏。他的牙齿倒是完好无缺，视力也很好，只是在阅读时才戴眼镜，主要是看公司的报告和银行账目。 这时候，水面上传来马达的轰鸣声。他抬起头，看到一艘小快艇在加速疾驶。小艇的尾部拖着一条绳子，绳子末端露出一颗脑袋在水面上跳动。在他观望着的时候，绳子突然绷紧，小艇出了澙湖，一道浪花飞溅，出现一名滑水者。他浑身褐色，是宾馆里的一位客人。他单独滑水，两只脚一前一后踩在滑板上，他在船后加快速度，身后激起了一串泡沫。船上的舵手转动方向盘，滑水者在水上画出一个大圆弧，在穆加特罗伊德面前的海滩附近掠过。那人肌肉绷紧、双腿紧张，承受着快艇尾波的冲击，就像一尊木雕般傲然挺立。随着他从水面上迅速滑过，他那胜利的笑声回荡在澙湖上空。穆加特罗伊德观看着，对这个年轻人羡慕不已。 但他已经五十岁了，身材矮胖，并不健壮，不具备这种条件，只是在夏天下午的时候，才到网球俱乐部去消遣一下。再过四天就是星期日，届时他将登上一架飞机离开，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他很可能会在伦敦郊外的庞德斯恩德再干上十年，然后退休，极有可能去博格诺度过晚年。 他环顾四周，看见一个年轻姑娘从左边的海滩上走来。出于正人君子的礼貌，他不能盯着她看，但他还是禁不住去看了。她光着脚行走，显示出岛上女孩脊梁挺拔的风姿。她的皮肤没有涂抹防晒油膏，是一种深深的金色。她披着一条带暗红色花边的白棉布裹裙，在左臀下方打着结。裙子下摆刚好盖住屁股。穆加特罗伊德猜测，她里面一定穿着衣服。突然一阵风吹起了棉布裹裙，眨眼间，她那年轻坚挺的乳房和纤纤细腰的轮廓露了出来。风停了，裹裙又落下来遮住了身体。 穆加特罗伊德发现她是一个淡色皮肤的克里奥耳人，长着一对间距较宽的深色眼睛和高高的颧骨，深色的头发闪闪发亮，翻卷着垂到后背。当她走过来与他平行时，她转过头来露出灿烂的微笑。穆加特罗伊德吃了一惊，他并没发现周围还有别的人。他慌乱地朝四周打量了一下，看看这位姑娘是在向谁露出笑容。周围没有其他人。当他回身再次面对海滩时，姑娘又笑了，洁白的牙齿在早晨的阳光里闪闪发亮。他肯定他们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没有什么人引见过他们。因此，这微笑一定是自发的。穆加特罗伊德摘下太阳镜，也对她报以微笑。 “早上好。”他打了个招呼。 “你好，先生。”姑娘说着，向前走了过去。穆加特罗伊德注视着她远去的背影，深色的长发垂到臀部，屁股在白棉布下微微颤动。 “你就打消这种念头吧。”他背后的一个声音说。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走到他这边来了。她也正盯着刚刚走过去的女孩。 “小贱人。”她说完后在阴凉处坐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他去看妻子埃德娜。她肯定又被某个流行女作家笔下的哪部历史浪漫小说迷住了，这种书她带了许多本。他又转回头去看澙湖，心里一直在纳闷：为什么她对浪漫小说如此沉迷，而对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却十分厌恶？他们的婚姻没有爱情的基础，即使在新婚阶段她还没宣称她不喜欢“那种事情”之前，他也已经知道，想让“那种事情”发展下去是不可能的。此后，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禁锢着。这种沉闷、单调和令人窒息的状态，只是偶尔被互相厌烦而产生的争吵打破。 有一次，在网球俱乐部的更衣室里，他无意中听到有人对另一个人说，他应该“在几年前就狠狠地打她一顿”。当时，他很气愤，差一点要从衣柜后面冲出来揍他们。不过他还是忍住了，内心承认那家伙说的也许是对的。问题在于，他并不是那种能动手打人的人，而且他怀疑即使打了，她那种人也不见得就会改过。他的性格一贯温良宽厚，年轻时就这样。在外面，他能够管理好一家银行，但在家里，他的温良宽厚蜕变为逆来顺受。他内心的想法使他感到压抑，因此不由得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埃德娜从眼镜上方看着他。“如果你着凉了，就回去吃点药吧。”她说。 星期五晚上，穆加特罗伊德正在大堂里等待妻子从洗手间出来，这时候，希金斯悄悄地走上前来。 “我有话要跟你说……单独地。”希金斯从嘴角挤出一句话，样子神秘兮兮的，似乎能把别人都吸引过来。 “好吧，”穆加特罗伊德说，“不能在这里说吗？” “不行，”希金斯咕哝着说，他在观察一个蕨类盆景，“你老婆随时会出来的。跟我来。” 他漫步走开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几步进入花园，来到一棵树后，靠上去等待着。穆加特罗伊德轻手轻脚地跟在他后面。 “什么事情？”在跟上希金斯走到灌木丛的阴影里时，他问道。希金斯透过拱门朝明亮的大堂那边看了看，确信穆加特罗伊德夫人没有跟过来。 “去钓鱼，”他说，“你以前钓过吗？” “没有，当然没有。”穆加特罗伊德说。 “我也没有。不过我很想去，哪怕只有一次。去试试吧。听着，眼下有三个约翰内斯堡的商人预订了明天上午的一条船。现在，他们有事去不了了，所以，我们可以去用那条船，租金的一半已经预付，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你看怎么样？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吧？” 听到这话，穆加特罗伊德有点惊异。“你为什么不从你那些伙伴中找两个一起去呢？”他问道。 希金斯耸耸肩：“他们都想与女朋友一起度过最后一天，而那些女孩子不想出海。来吧，穆加特罗伊德，我们去试试吧。” “租金是多少？”穆加特罗伊德问道。 “通常是每位一百美元，”希金斯说，“不过，一半租金已付，每人只要五十美元就够了。” “就为几个钟头的时间？那可是二十五英镑啊。” “二十六英镑七十五便士。”希金斯脱口而出。他毕竟是在银行的外汇部工作的。 穆加特罗伊德计算了一下：雇出租车去机场，再回到庞德斯恩德家中一路上的花费，加在一起，他手上的钱还有一点剩余。可是穆加特罗伊德夫人一定会用剩余的钱买一些免税商品和礼品，送给她在博格诺的姐姐。他摇摇头。 “埃德娜不会同意的。”他说。 “别告诉她。” “不告诉她？”听到这个主意他吓了一跳。 “是啊。”希金斯怂恿说。他凑过来时，穆加特罗伊德闻到一股植物的香气，“就这么办。事后她会责备你的，但她什么时候没在责备呢？你想想吧，这地方我们很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很可能再也看不到印度洋了，所以，为什么不去呢？” “这个，我不知道……” “老兄，就一个上午，乘上小船到海上去。让海风吹吹头发，放出鱼钩去钓鲣鱼、金枪鱼或者大王鱼。我们说不定能钓上一条呢，至少回到伦敦以后这也算是一次值得纪念的历险。” 穆加特罗伊德僵住了。他想起那个冲浪的年轻人在澙湖里风驰电掣般驶过的身影。 “我去，”他说，“按你说的。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他掏出钱包，撕下三张十英镑的旅行支票，只留下两张，他在支票下面签字后交给希金斯。 “明天一早出发，”希金斯接过支票，小声说道，“我们四点钟起床，四点三十分坐车离开这里。五点钟到达港口，五点四十五分出海，争取在七点前抵达渔场。黎明前后是最佳的捕鱼时间。活动的向导陪同我们一起出海，他懂门道。我们四点半在大堂见。” 他大步走回大堂，朝着酒吧走去。穆加特罗伊德跟着走进去，对自己鲁莽的决定有些茫然，他看到妻子在不耐烦地等待着，于是就陪同她去用晚餐。 那天夜里，穆加特罗伊德几乎没有睡着。虽然他有一个小闹钟，但他不敢定时，唯恐闹钟闹响时吵醒老婆，更不能睡过头，让希金斯在四点半来敲门。他迷迷糊糊地打了几个瞌睡，看到闹钟的夜光指针指向四点钟。窗外依然是一片漆黑。 他蹑手蹑脚溜下床，看了一眼穆加特罗伊德夫人。她像往常一样仰面睡着，呼吸伴着鼾声，头上的发卷由一个网兜罩着。他悄悄地把睡衣扔在床上，穿上内衣裤，拿上运动鞋、短裤和衬衫，轻轻走到外面关上房门。在黑暗的走廊里，他穿上其余的衣服，意料不到的寒气让他打了个冷颤。 在大堂里，他见到希金斯和向导，一个高高瘦瘦的南非人，名叫安德雷·基里安，他负责客人们所有的体育活动事宜。基里安看了看他的装束。 “黎明前，海上很冷，”他说，“日出后又很热，太阳能把人烤焦。你没带长裤和长袖风衣吗？” “我没想到，”穆加特罗伊德说，“这个，没有，我没带。”他现在不敢再回房间去取。 “我有一件备用的，”基里安说着递给他一件套衫，“我们走吧。” 他们开车走了十五分钟，穿过黑暗的乡村，经过一些棚屋，其中一间透出一抹淡淡的灯光，说明已经有人起床了。最后，他们的汽车从主干道驶下来，抵达一个叫清泉湾的小港口。之所以这么叫，肯定是因为很久以前，一位法国船长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可以饮用的泉水。渔村的房屋很破旧，黑乎乎的，但在码头附近，穆加特罗伊德可以分辨出停泊在那里的一条船，以及船上在火把照明下的一些忙碌的身影。他们在木码头边停下汽车，基里安从一个车门的杂物柜里取出一只盛着热咖啡的保温瓶，递了过去。咖啡深受大家欢迎。 南非人下了汽车，沿着码头走向那条船。空气中断断续续飘来了人们用克里奥耳地方法语低语的声音。奇怪的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人们说话总是那么轻声细语。 十分钟以后，他回来了。现在，东方天际出现了一抹鱼肚白，天边几道低垂的云丝微微发亮，海水也发出自己的光亮，码头、渔船和人们的轮廓都显得越来越清晰。 “我们可以把装备拿到船上去了。”基里安说。 他从汽车后部拖出一只冷藏箱，希金斯帮着他一起把它从码头上抬了过去，以便之后可为大家提供冰镇啤酒。穆加特罗伊德提起午餐饭盒和另两个装咖啡的保温瓶。 这船并不是新式豪华的玻璃钢游艇，而是一艘船舱宽大的旧木船。前端有一个小舱室，里面似乎布满了各种操纵设备。靠近右边舱门的是一把由一根杆子支撑着的高椅子，上面铺着软坐垫，面对着舵盘和控制装置。这部分是舱内。船的后部则敞开着，两边安放着硬木凳子。船尾只有一把转椅，就像在城市的办公室里常能看到的那种，不同的是这把转椅固定在甲板上，还垂挂了一些系带。 在后甲板两边各有两根长杆子，都以同一个角度伸展出去，像是细细的天线。起初，穆加特罗伊德还以为那是钓鱼竿，后来才知道是舷外支架，用来固定外侧的渔线，以免与内侧的渔线发生缠绕。 一位老人坐在船长的椅子上，一手把着舵盘，静静地注视着最后的准备工作进行的过程。基里安把啤酒箱子放进其中一条木凳下面，示意大家就座。一个年轻船工，年龄在十三四岁的样子，伸手解开船后的缆绳，扔到甲板上。在他们旁边的码头上，一个村民把船头的缆绳解下后扔上船，并把船推离码头。老人发动引擎，他们脚下响起沉闷的机器轰鸣声。船头慢慢地转向了前方的澙湖。 此刻，太阳上升很快，快要浮出海平面了。阳光掠过水面照向西方。穆加特罗伊德能够清晰地看到澙湖边的村舍和缕缕炊烟，表明家庭主妇们已经在生火准备早上的咖啡了。一会儿工夫，最后几颗星星消退了，天空变成蛋青色，阳光洒满了水面。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微风，吹皱了平静的水面，大海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片波光粼粼。突然，风消失了，水面又恢复平静，水上能看到的只有船尾离开码头后激起的长长的尾波。穆加特罗伊德遥望远处，能够分辨出珊瑚礁丛，它们长在水下有四深。 “现在，”基里安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随着光线的增强，他的声音也变得响亮了，“这条船叫Avant，法语的意思是‘前进’。船是老了点，但坚如磐石。它有过风光的日子，捕捞过一些大鱼。这位是船老大帕蒂安先生，这是他的孙子让·保罗。” 老头转过头来朝客人点头致意，他没有说话。他身穿粗糙的蓝色帆布衬衫和裤子，一双关节突出的大脚垂在裤脚管下面。他脸色黝黑，瘪瘦枯萎的脸颊活像一颗老核桃，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他凝视着海面，由于长年累月盯着明亮的海水，两只眼睛周围布满了皱纹。 “帕蒂安先生从小到大一直在这一片海域捕鱼，至少已经有六十年了。”基里安说，“甚至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具体有多长时间，其他人就更记不清了。他熟悉这里的水，熟悉这里的鱼。这就是他捕鱼的诀窍。” 希金斯从肩包里取出一只照相机。“我想拍张照片。”他开口说道。 “等一会儿吧，”基里安说，“稳住。我们马上就要穿过珊瑚礁群了。” 穆加特罗伊德盯着前方逐渐靠近的珊瑚礁。从宾馆的阳台上看过去，珊瑚礁显得像羽毛般柔软，而且毛茸茸的，浪花拍上去就像泛起的乳汁。靠近后，他能听到大海波涛惊天，猛烈地拍打着分布在水面下的珊瑚，海浪被一排排尖利的珊瑚峰割得粉碎。他看不到浪花线的缺口。 老帕蒂安刚好在没有泛起水沫的地方转了一个右舵，“前进”号与泛着白沫的浪花线平行，距离相隔二十码。接着他看到航道，两边是一排排珊瑚礁，中间是一条狭窄的水道。过了一会儿，他们进入航道，与东边半英里外的海岸线平行。左右两边浪花飞溅，海浪扑向他们，“前进”号剧烈地颠簸起来。 穆加特罗伊德看向下面，船两边波浪翻滚。在船边，水沫刚刚退去，他却能够看到十英尺外的珊瑚，它们看上去像羽毛般脆弱，但摸上去其实却像剃刀一样锋利。船或人如果与其发生碰擦，很容易被开膛破肚。船老大似乎什么也没看，他坐在那里，一只手扶住舵盘，另一只手搭在油门控制杆上，凝视着挡风玻璃的前方，就像在接收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从浩瀚的海平线远处的灯塔传来的信号。他不时转一下舵盘或加大油门，让“前进”号避开新的威胁。穆加特罗伊德看到他们一次次转危为安。 惊险只延续了一分钟，但感觉好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终于过去了。在渔船的右边，珊瑚继续延伸，不过船的左边已经没有礁群了。他们已经通过了狭窄的航道。船老大又打了一下舵盘，“前进”号船头指向了开阔的大海。他们马上就遇到了印度洋的涌浪。穆加特罗伊德明白，胆小的人是不适合这种航程的，他希望自己不会丢脸。 “嗯，穆加特罗伊德，你看到那些讨厌的珊瑚礁了吧？”希金斯说。 基里安微微一笑：“很刺激，是不是？要咖啡吗？” “经历了这种刺激，我想喝点酒。”希金斯说。 “我们全都准备了，”基里安说，“这里有白兰地。”他打开第二个保温瓶。 船工立即着手准备鱼竿。他从船舱里拿出四根用强化玻璃纤维制成的鱼竿。鱼竿长度约有八英尺，后部的两英尺用软木包着，以便握紧。每一根竿子上面都装有一个硕大的绕线轮，附有八百码尼龙丝线。鱼竿的柄用实心黄铜制成，并开有槽口，以便与船上的插孔相吻合，防止转动。他把每根鱼竿都放进船上的插孔里，用绳子和狗扣加以固定，以免掉到海里去。 一轮红日在海上露出一个弧度，把阳光洒在波涛翻滚的海面上。没多长时间，深色的海水就变成靛蓝色，随着太阳冉冉升起，海水的颜色进一步变淡变绿。 渔船纵横颠簸，穆加特罗伊德努力稳住身体，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饶有兴致地看着小男孩船工做准备工作。只见他从一只很大的渔具箱里取出几根长短不一的钢丝当引线，又取出几种不同的鱼饵。有的看上去像是用柔软的橡胶制作的小鱿鱼，做成了鲜亮的粉色或绿色；另有一些红色和白色的公鸡羽毛，以及闪光的勺形或旋转的鱼饵，都设计成可在水中闪烁摆动，用以吸引捕食的鱼；还有许多雪茄形的铅坠，每一个上面都装有一个夹子，可以固定在线上。 男孩用克里奥耳语问了爷爷一个问题，老人咕哝着作了回答。男孩选了两条小鱿鱼、一根羽毛和一只勺形的鱼饵。每一个鱼饵上面都有一段十英寸长的钢丝引线，下面做成一个或三个鱼钩。男孩把鱼饵上的扣子搭在一条较长的引线上，另一端接在一条鱼竿的线上，每一段也都装上铅坠，这样鱼饵就能正好在水面下游动了。 基里安观察着所用的鱼饵。“那个旋转的鱼饵，”他说，“适合用来垂钓零散漫游的梭鱼；鱿鱼和羽毛可以引来鲣鱼、剑鱼，甚至很大的金枪鱼。” 帕蒂安先生突然改变航向，他们抻着脖子想去看个究竟，可是前方的海面上并没有什么，过了一分钟他们才弄清楚老人刚才看到了什么。在远处的海平线上，一群海鸟正在海上俯冲盘旋，远远看去只是一些小小的斑点。 “燕鸥，”基里安说，“它们找到了大群的小鱼，正在潜水捕捉。” “我们是去那里捕小鱼吗？”希金斯问道。 “不，”基里安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小鱼，它们是其他鱼的食物。鸟为我们发来鱼群的信号，而鲣鱼和金枪鱼都是捕食鲱鱼的。” 船老大转过来对孙子点了点头，男孩就把准备好的渔线投进尾波之中。渔线在水沫上激烈跳动，他拉开绕线轮上的一个销子，绕线轮开始自由转动起来，拖力把鱼饵、铅坠和引线远远地拉出去，直至完全消失在尾流之中。男孩继续放线，一直放出去一百多码他才满意地收住线，再次锁定绕线轮。鱼竿的前端稍稍弯曲，线绷紧了，拖动着鱼饵。在远处的碧波里，鱼饵和鱼钩平稳地在海面下追逐，如同一条快速游动的鱼。 船尾固定着两根鱼竿，一根在左，一根在右，另外两根安插在后甲板两边的插孔里。它们的渔线分别夹在大衣钩上，钩子上拴有绳索，与舷外的支架相连。男孩把这两根竿子的鱼饵抛入海中，然后把大衣钩拉到支架的顶端。舷外伸展的架子可以分开内外侧的渔线并使两者平行，如果有鱼上钩，它就会把线从钩口里拉出来，拉力会从绕线轮直接作用于竿子和鱼。 “你们有谁钓过鱼吗？”基里安问道。穆加特罗伊德和希金斯都摇摇头。“那我最好还是讲一下鱼咬钩时的情形吧。到时候再讲就太晚了。请过来看。” 南非人坐在钓鱼的那把椅子上，拿起一根鱼竿。“鱼咬钩时，渔线会突然从绕线轮拉出，绕线轮在旋转时会发出一种很尖锐的声音，这个你们应该是知道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谁坐在这把椅子里，让·保罗或者我，就会把鱼竿交给他，明白吗？” 两个英国人点头答应。 “现在，拿起这根竿子，把竿柄插在两腿中间那个插座里。然后扣上这个狗扣，它的系带连在座椅的框架上。如果竿子脱手，我们也不至于会损失昂贵的鱼竿和渔具了。现在看看这个东西……” 基里安指向从绕线轮上突出的一个黄铜轮子。穆加特罗伊德和希金斯都点点头。 “这是一个滑动离合器，”基里安说，“当设定承受比较轻的拉力时，比如五磅重量，在鱼咬钩时线就会自动放出，绕线轮会转动，发出的咔嚓声快得如同尖叫。在作收线准备时，动作要快，因为放出的渔线越长，你要把它收回来的时间也就越久。你可以这样慢慢向前转动离合控制器，其作用是使绕线轮收紧，直到渔线不再放出。这时，咬钩的鱼就会被船拖着走，而不是拉出更长的线。” “然后你就收线，把鱼拉近。左手握住这里的软木柄，往里面收线。如果真是一条大鱼，用双手握紧，用力向后拉，直至鱼竿竖立起来。然后右手马上抓住绕线轮继续收线，同时在船尾把鱼竿朝下放。这样，收线时就容易了。再练习一次。双手握紧，向后拉竿，一边收进渔线，一边朝船尾下放鱼竿。最终你会惊喜地看到，你的猎物在船尾的泡沫中出现。然后，那个男孩会叉住鱼，把它弄到船上来。” “滑动离合器和绕线轮铜壳上的那些标志是什么意思？”希金斯问道。 “它们标明渔线的最大拉力限度，”基里安说，“这些渔线的拉力限度是一百三十磅，湿线拉力要减去百分之十。为安全起见，绕线轮做上了标记，以便在这些标记相互对应时，也就是在渔线另一端的拉力达到一百磅的时候，滑动离合器将只会放出渔线。但要长时间地拖住一百磅的物体，别说把它拖过来，即使一直拖着，人的胳膊也会受不了的。因此，我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钓到了大鱼呢？”希金斯坚持这样问下去。 “那样的话，”基里安说，“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鱼拖累，把它拖垮。这会是一场拼搏和较量。你只有让它拖走线，把线收进来，再让它顶着压力拖走线，再收线，就这样反复放线和收线，直到鱼筋疲力尽再也不能拖线为止。但如果真的遇上一条大鱼，我们还是有办法对付它的。”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前进号”在三十分钟内驶过三海里，进入了上下翻飞的燕鸥群中。帕蒂安先生减小油门，渔船开始在他们身下看不见的鱼群上方巡航。小鸟不知疲倦地翩翩起舞，在离海面二十英尺的低空盘旋，头朝下、双翅平直，直到它们锐利的眼睛发现汹涌浪峰上的某个亮点，然后它们就会降下来、翅膀后缩，尖尖的喙朝下，一头扎进涌浪里。 须臾间，一只鸟就从水中出来，嘴里衔着一条拼命挣扎的银色小鱼，它随即把这鱼吞进自己细细的咽喉里。它们就是这样，生命不息，捕食不止。 “我说，穆加特罗伊德，”希金斯说，“我们最好确定一下谁先钓第一条鱼，我们抛钱币来决定吧。” 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枚毛里求斯的卢比硬币。他们分别掷了一下，结果希金斯赢了。不一会儿，内侧的一根鱼竿被猛烈地拉弯，渔线咝咝响着放了出去。绕线轮转动起来，先是发出呜呜声，然后是吱吱的尖叫声。 “我的。”希金斯欢快地喊道，随之跳进转椅里。让·保罗把鱼竿递给了他。绕线轮还在转动出线，但这会儿慢了下来。希金斯把竿柄朝下插进插口里，扣上狗扣和绳索，开始关上滑动离合器，几乎是同时，出线停止了。鱼竿的尖梢弯曲着。希金斯左手握竿，右手去收线。竿子更弯了，但收线在继续。 “我感觉到它在拖线。”希金斯喘着粗气说。他继续收线，这时候，渔线收进来时已经没有拖力了，让·保罗在船尾探出身，用手捏住渔线，把一条僵硬的银色海鱼扔到船上。 “鲣鱼，大概有四磅重。”基里安说。 小男孩船工拿起一把钢丝钳子，把鱼钩从鲣鱼嘴里摘了下来。穆加特罗伊德看到那条鱼银白的肚子上长着和鲭鱼类似的蓝黑色条纹。希金斯有些失望。大群的燕鸥在船尾俯冲，它们现在已经穿过了鲱鱼群。这时刚过八点钟，渔船的甲板上暖洋洋的，令人感到舒适。帕蒂安先生以一个舒缓的弧度把“前进”号调转回来，朝着鱼群及标志着它们的位置、正在俯冲的燕鸥驶过去，他的孙子则把鱼钩和鱼饵重新抛入海中，开始下一轮。 “或许我们可以用它来做晚餐的菜肴。”希金斯说。基里安遗憾地摇了摇头。 “鲣鱼是作鱼饵用的，当地人只用它做汤，但味道不怎么样。”他说。 他们在鱼群上方开始第二轮垂钓。鱼儿第二次咬钩了。穆加特罗伊德拿起鱼竿，感到一阵惊喜。这可是他第一次出海钓鱼，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当他握住软木柄时，能够感觉到渔线下方两百英尺处鱼儿的震颤，仿佛它就在他身边。他慢慢向前转动离合器，最后，松出的渔线静止了，鱼竿的尖梢朝海面弯曲。他左臂肌肉使力，惊奇地感受到回拖所需要的力度。 他绷紧左臂的肌肉，右手去转动绕线轮。绕线轮转动起来了，但他要用上前臂的全力。另一端的拖力大得让他吃惊。也许是一条大鱼，他心里想，甚至是一条巨型鱼。这真令人激动。他不清楚在尾流下面的海水里挣扎的是一条多大的鱼。如果不是什么大家伙，只是希金斯钓到的那样的小鱼，那可就见鬼了。他继续慢慢转动绕线轮，感觉胸口都在绞痛。当那条鱼离船边只有二十码时，它似乎不再挣扎了，渔线很容易就收了进来。他以为鱼儿已经脱钩了，但其实它还在那里。接近船尾时，它拼命挣扎了一下，然后就停止了。让·保罗用渔叉把它叉上船。又是一条鲣鱼，但更大一些，约有十磅。 “很不错。”希金斯激动地说。穆加特罗伊德点点头，露出了微笑——回到庞德斯恩德那边就有故事可讲了。在上面驾驶台把持舵盘的老人帕蒂安，看到几英里外的一片深蓝色海水，就调整航向朝那里驶去。老人看着孙子从鲣鱼嘴里摘下鱼钩，对这个孩子咕哝了一句话。男孩解下引线和鱼饵，把它们放回渔具箱里。他把鱼竿安放在插孔上，线头上那只小小的钢制龙虾扣在自由地晃动着。然后，他走过去接过舵轮。爷爷对他说了些什么，指向挡风玻璃的前面。男孩点了点头。 “我们不用那根鱼竿了吗？”希金斯问道。 “帕蒂安先生一定另有主意，”基里安说，“就看他的吧，他心里有数。” 老人轻松地下到颠簸不定的甲板上，走到他们站立的地方，一声不响地盘腿坐到排水口旁边，选了那条小的鲣鱼，开始把它制作成鱼饵。这条小鱼死后就像一块木头一般僵硬地躺着，弯月形的尾鳍上翘，嘴半张，小小的黑眼睛一片空洞。 帕蒂安先生从渔具箱中取出一个单倒刺的大鱼钩，钩杆上连接着一条二十英寸长的钢丝和一条十二英寸像织针那样的尖头钢条。他把钢条的尖头插进鲣鱼的肛门，直至带血的尖头从鱼嘴伸出。在钢条的另一端，他接上一根钢丝引线，用钳子把钢针连同引线一起穿过鱼腹拔出来，让引线就露在鱼嘴外面。 老人把钩柄塞进鱼肚子深处，这样留在鱼饵外面的就只有鱼钩的弯头和锋利的倒钩了。这部分在鲣鱼的尾部僵硬地朝下突出，钩尖向前。他把引线的其余部分从鱼嘴里拉出绷紧了。 他取出一支更小的钢针，差不多只有妇女用来织补袜子的针那么大，穿上一条一码长的双股棉线。死鲣鱼的单条背鳍和两条腹鳍都平垂着。老人把棉线从背鳍的主脊中穿过，拍打了几下，然后把钢针从鱼头后面的肌肉部位穿过去。他把棉线抽紧后，鱼的背鳍竖了起来，这是一排能在水中保持稳定的脊刺和膜皮。他用同样的方法让两条腹鳍也伸直了，最后老人把鱼嘴缝合起来，针脚细密匀称。 完成这一番制作后，那鲣鱼看上去就像活的一般。它身上三片鱼鳍的伸展角度完全对称，能防止翻滚或旋转。垂直的尾巴在快速前进时能保持方向，紧闭的嘴巴能避免产生水流和水泡。只有从抿紧的双唇里伸出来的钢丝和悬垂在尾部的鱼钩，才显露出这是一个诱饵的真相。最后，老渔民把从鲣鱼嘴里伸出来的一段引线与从鱼竿尖端垂下的引线，用一只小小的龙虾扣连了起来，这才把这个新鱼饵投向大海。鲣鱼两眼圆睁，在尾波上跳了两下，就被铅坠拖了下去，开始它在水下的最后一次航程。他让它拖出去两百英尺长的渔线，尾随着其他鱼饵，然后他把鱼竿重新固定好，回到舵手的位子上。他们身边的海水已经从蓝灰色变成明亮的蓝绿色。 十分钟后，希金斯的机会来了，鱼又咬钩了，这次咬到的是旋转的鱼饵。他用力拖住，足足用了十分钟的时间绕线才把鱼拖过来。不管被他钩住的是一条什么鱼，反正它一直拼命挣扎。大家从它拖拽的劲头来看，都以为是一条较大的金枪鱼，可是拉上船来时，却是一条一码长的又瘦又长的鱼，身体前段和鱼鳍呈金黄色。 “剑鱼，”基里安说，“干得不错。这些家伙很会拼命，吃起来味道很好的。我们请圣詹冉宾馆的厨师把它烹调一下当晚餐吧。” 希金斯兴奋得满面红光。“我感觉好像是拖住一辆失控的卡车。”他喘着粗气说。 男孩重新调整好鱼饵，又把它投入到尾流之中。 此刻海面汹涌起来，波涛一浪高过一浪。穆加特罗伊德抓住甲板前部木遮篷的一根柱子，以便看得清楚一些。在翻滚的海浪中，“前进”号在剧烈颠簸。在浪谷里，他们看到四面八方全是巨大的水墙，奔腾的浪涛在阳光的照耀下隐藏着可怕的能量；在浪峰上，他们看到几海里远处一排排海浪翻滚着白色的浪花，西边的海平线上则是毛里求斯岛模糊的轮廓。 巨浪从东方滚滚而来，一波接着一波，就像一队队高大的绿色卫兵在朝海岛不停地前进，只有在碰到礁石时被击得粉碎，发出雷鸣般的响声。他为自己没有晕船而感到惊奇，以前在从多佛尔乘坐渡轮去布洛涅时，他曾感到恶心难受。不过那是一条大船在海上乘风破浪，乘客呼吸着混合了油味、烹调味、快餐味、酒味等气味的空气。这条小小的“前进”号无意与大海抗争，只是在随波逐流。 穆加特罗伊德盯着海水，几近惊恐之中又有了一种敬畏的感觉。人们乘坐小船出海大概都有这种感觉吧。一艘船舶停靠在一个漂亮港口的平静水面上，会显得威严高傲，昂贵强壮，为人们所羡慕，也彰显出它主人的富有。然而到了海上，它就要与臭气熏天的拖网渔船和锈迹斑斑的货船相伴，成为一个遍体焊缝和螺栓的可怜的小东西，像是一只脆弱的蚕茧，以其绵绵之躯与难以想象的力量抗争，像是巨人手掌上一件易碎的玩具。虽然身边有四个人相伴，但穆加特罗伊德感觉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这条渔船的渺小，以及大海使他感受到的孤独。那些航海、航空的人，那些跨越雪原和荒漠的人，都知道这种感觉。一切是那样的无边无际，那样的残酷无情，然而，最令人敬畏的是大海，因为大海在涌动。 刚过九点钟，帕蒂安先生口中喃喃自语。“Ya quelque c.” “他说什么？”希金斯问道。 “他说那边有什么东西，”基里安说，“什么东西在跟随着我们。” 希金斯望向翻腾的海水，但除了海水什么也没有。“他是怎么知道的？”他问道。 基里安耸耸肩：“这是本能，就像你知道一行数字出错了一样。” 老人关小油门降低船速。“前进”号慢了下来，直到几乎停止不前。随着主机动力的减小，船身的颠簸加剧了。希金斯满口的唾沫，他咽了好几次。这时候是九点一刻，其中一根竿子开始猛烈抖动，渔线开始放出，不是剧烈地，而是轻快地，绕线轮咔嚓咔嚓地转动起来，发出轻踢足球般的咯咯声。 “是你的。”基里安对穆加特罗伊德说，他从横档的插口上把竿子用劲拔出来，放在钓鱼的座位上。穆加特罗伊德从阴凉处出来，坐在椅子上。他在鱼竿的把柄上扣上一只狗扣作为标记，用左手紧紧地握住软木把。绕线轮是大号的美国奔乐牌，模样活像一只啤酒桶，此时它仍在轻快地转动。他开始关上滑动离合器的控制器。 他的胳膊承受的力量在增加，鱼竿弯成了弓形，但渔线仍在放出。 “快拉紧，”基里安说，“不然它会把线全部拖走。” 银行经理绷紧胳膊的肱二头肌，继续关紧离合器。鱼竿的尖端持续下垂弯曲，直至与他的眼睛平行，放线的速度减慢了，接着又恢复，继续不停地放出去。基里安低头去看离合器，内侧和外侧的刻度几乎就要相反了。 “这家伙的拖力达到了八十磅，”他说，“必须再关紧一点。” 穆加特罗伊德的胳膊开始作痛，握住软木柄的手指有些僵硬。他继续转动离合器的控制把手，直到两个标记正好对应。 “别再转了，”基里安说，“现在有一百磅了，到极限了。用双手握紧竿子，稳住。” 穆加特罗伊德稍微松了一口气，他把另一只手也搭在鱼竿上，双手一起握紧了，用那双橡胶底帆布鞋鞋底蹬住船尾挡板，撑住大腿和小腿，把身体靠在椅背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鱼竿的把柄在他两腿中间呈垂直状，尖头垂向船尾。渔线在慢慢地、稳稳地继续拖出。在他的眼皮底下，留在绕线轮上的渔线变得越来越少。 “天哪，”基里安说，“是一个大家伙呢。它的拖力超过了一百磅，它拖线就好像从盒子里抽取纸巾那样。稳住，伙计。” 激动中，他的南非口音更加明显了。穆加特罗伊德再次撑紧双腿，捏紧手指，绷紧手腕、前臂和二头肌，弓起肩，低下头，努力稳住。以前从来没有什么人要求他顶住一百磅的拉力。过了一会儿，绕线轮终于停止转动。下面是一条什么鱼呀，居然拖走了六百码的渔线。 “我们最好把你拴起来。”基里安说。他把安全带穿过穆加特罗伊德的两条胳膊，扣在他的肩头上，再用两条带子系住腰围，另一条宽带子从大腿中间兜了上去。这五条网带都扣在肚子上的一个中心插孔里。基里安把带子都扣紧了一些，好让他的两条腿轻松点，但肩头前面的网带勒进了棉纱网球衫里。穆加特罗伊德第一次体验到海上太阳的灼人，赤裸的大腿上部开始刺痛。 老人帕蒂安转过身来，用一只手操控着舵盘。从开始时他就一直在观察渔线的放出。他突然说了一声：“枪鱼。” “你真幸运，”基里安说，“你好像钩住了一条枪鱼。” “这鱼好吗？”希金斯问道，他的脸色发白了。 “它是垂钓鱼类之王，”基里安说，“许多富人年复一年来到这里，花费了大把钱来玩钓鱼，可是从来没能钓到枪鱼。不过你要当心，它会跟你拼命搏斗，恐怕你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挑战。” 虽然渔线已经停止放出，鱼在跟着船游动，但它还是在拖拽。鱼竿的尖端弯向了尾流。这条鱼的拉力还有七十到九十磅。 在穆加特罗伊德努力稳住的时候，另外四个人都默默注视着。他紧握鱼竿，过了五分钟，汗水从额头和面颊冒出来，汗珠滚落到他的下巴上。慢慢地，鱼竿的尖梢抬了起来，因为那鱼加快了速度，以便减轻嘴上的拉力。基里安在穆加特罗伊德的身边弯下腰来，开始指点他，就像飞行教官对待首次单独放飞的学员那样。 “现在收线，”他说，“慢慢地、稳定地，把离合器的承受力降低到八十磅，这是为你着想，而不是为了鱼。当它要挣扎时，就让它挣扎好了，你把离合器再锁回到一百磅。它挣扎的时候，千万不要收线，不然它会挣断你的渔线，就像挣断一条棉线一样。如果它朝船游过来，就尽快收线。决不能让渔线松弛，否则，它就会拼命吐出鱼钩。” 穆加特罗伊德按吩咐的去做。在鱼儿再次拼命挣扎之前，他设法收进了五十码渔线。它这次挣扎时用的力量很大，几乎把鱼竿从他手中拉走。穆加特罗伊德及时用另一只手抓住竿柄，用双手捏紧了。那条鱼又把渔线拖出一百码才停下来，继续跟在船后游着。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拖走了六百五十码线，”基里安说，“你总共只有八百码线。” “那我该怎么办呢？”穆加特罗伊德咬着牙问道。鱼竿松弛了，他又开始收线。 “祈祷吧，”基里安说，“在拉力超过一百多磅时，你是挺不住的。所以，如果它把绕线轮里的线全都拖出来后，它就会把渔线挣断。” “天气越来越热了。”穆加特罗伊德说。 基里安看了看他的短裤和衬衫。“你在外边会被烤焦的，”他说，“等一下。” 他脱下自己那套运动服的裤子，依次把两只裤腿塞进安全带里面，盖在穆加特罗伊德的大腿上。然后他尽可能把这两个裤腿往上拉，由于网带的阻碍，无法盖住穆加特罗伊德的腰部，但至少能把大腿小腿都遮盖住，这马上减弱了太阳曝晒的伤害。基里安从船舱里取来一件备用的衣服，那是一件散发着汗臭味和鱼腥味的长袖运动衫。 “我要把它从你头上套下去，”他告诉穆加特罗伊德，“可是要往下拉，就必须把网带解开一会儿，但愿这条枪鱼这时候不会挣扎逃命。” 他们很幸运。基里安解开双肩上的带扣，把运动衫套进去后拉到腰部，然后重新扣上肩上的带子。鱼一直随着船游动，渔线绷紧，但拉力不是很大。套上运动衫后，穆加特罗伊德胳膊上的刺痛没那么强烈了。基里安转过身去。老人帕蒂安从他的座位上递过来他那顶宽边草帽。基里安把它戴在了穆加特罗伊德的头上。一片阴凉遮住他的眼睛，使他感觉更加轻松了一点，但他的脸已经晒红烤焦了。阳光从海面的反射比直射更加灼人。 穆加特罗伊德趁着枪鱼现在顺从的机会，继续收线。他已经收进了一百码渔线，每收进一码，都使他捏在绕线轮上的手指发痛，因为在鱼冲撞的时候，渔线上依然有四十磅的拉力。就这样，在三十秒钟内，他顶着一百磅的拉力，用滑溜溜的绕线轮收进整整一百码的渔线。纵横交错的安全带勒进他的皮肉里。这时候是上午十点钟。 在接下去的一个小时里，他开始尝到疼痛的滋味。他的手指僵硬，开始一阵阵抽搐。他的手腕拉伤了，从前臂到肩头都在痉挛。肱二头肌紧缩，肩膀发出咯咯的响声。即使隔着运动服和套衫，无情的阳光还是穿透进来，又在炙烤他的皮肤了。在这段时间里，有三次他抓住机会拉住鱼，把渔线收进了一百码；鱼也挣扎了三次，又把渔线拖了出去。 “我是再也收不回来了。”他咬着牙说。 基里安站在他身边，双手捧着一罐开了盖的冰镇啤酒。他也是光着两条腿，但多年的日晒让他的皮肤变得黑黝黝的。他似乎不怕太阳的烤灼。 “挺住，伙计。这是一场搏斗。你凭的是渔具和计谋，它凭的是力量。然后就是耐力的较量，你与它之间。” 刚过十一点钟，那条枪鱼第一次跃出水面，尾鳍在空中挣扎了几回。穆加特罗伊德趁机把距离拉到了五百码。一时间，渔船冲上一排涌浪的浪峰。在下面的尾流里，那鱼从一道绿色的水幕边穿了出来。穆加特罗伊德的嘴巴张大了。枪鱼上颚的针状嘴喙直刺天空，短短的下颌向下张开着。眼睛的上方后部是脊冠鳍，如同公鸡的红冠，伸展挺立。接着，出现了它那闪闪发光的身躯，当它钻出来的那片海浪退下去时，枪鱼似乎用它那弯月形的尾鳍立在了那里。它庞大的身体在颤抖，就像是在用尾巴行走。在它站立的瞬间，它的眼睛掠过白浪翻滚的海面凝视着他们。然后它的身体后倾，撞到涌上来的一排巨浪之中消失了，深深地潜入了它那寒冷黑暗的世界里。老人帕蒂安第一个开口说话，打破了沉寂。 “C‘est l’Empereur.”他说。 基里安转过身去面对着他：“Vous êtes sur·” 老人只是点点头。 “他说什么？”希金斯问道。 穆加特罗伊德紧盯着枪鱼消失的地方。然后，他又开始慢慢地、稳定地收线。 “渔民们知道这条鱼在附近水域出没，”基里安说，“如果是同一条鱼，我想老人是绝不会搞错的。它是一条蓝枪鱼，估计比世界纪录的一千一百磅还要大。这意味着，它肯定是既老练又狡猾。人们称它为‘鱼王’。它是渔民们的一个传说。” “但他们怎么能确定是那条鱼呢？”希金斯说，“它们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 “这条鱼被钩住过两次，”基里安说，“而且两次它都挣断渔线逃掉了。第二次钩住是在黑河外，它已经靠近了渔船。人们看到第一个鱼钩还挂在它的嘴上。它在最后时刻挣断渔线，带着第二个鱼钩逃走了。每次被钩住，它都会几番跃出水面用尾鳍划水掠过海浪，所以人们都看清楚了。有人甚至还用相机拍下了它跃在半空中的姿势，因此它是一条有名气的大鱼。相隔五百码，我认不出它，但帕蒂安有多年的经验，眼神如塘鹅一般锐利，他是不会看错的。” 中午时分，穆加特罗伊德看上去又老又疲惫。他弓身坐着，紧握鱼竿，独自承受着痛苦，内心感觉到他一生中从没有过的坚定。两只手掌上的水泡已经磨破在流水，被汗水湿透的安全网带深深地陷在了受太阳曝晒的肩膀里面。他低着头，用力收线。 有时候，线收进来比较容易，好像鱼也在休息。渔线上的拉力松弛时，他有一种轻松快乐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强烈，是他后来都无法形容的。当鱼竿被拉弯，浑身疼痛的肌肉再度收紧去与枪鱼拼搏时，那种痛楚则难以想象。 刚过正午，基里安在他身边弯下腰来，又递给他一罐啤酒：“我说老兄，你都快弯成钩子了。整整三个小时，你也累了。没必要拼命的。如果需要帮手，或者想歇一会儿，就说一声。” 穆加特罗伊德摇摇头。由于太阳的曝晒和海水的溅泼，他的嘴唇已经干裂。 “我的鱼，”他说，“走开。” 太阳烘烤着甲板，这场人鱼大战在继续着。老人帕蒂安像一只机智的棕色鸬鹚，栖息在他那把高凳子上，一手把住舵轮，把引擎稳定在微速前进档，脑袋转过去望着尾波，扫视着鱼王的踪迹。让·保罗蹲在遮篷下，早已把另外三根鱼竿收起，并把渔线收回来了。现在谁也不愿意去钓鲣鱼了；而且，更多的渔线只会相互缠结。希金斯这会儿已经晕船了。他坐下来，痛苦地把头伏在一只桶上，把早午餐吃的三明治和两瓶啤酒全都吐了出来。基里安面朝他坐着，在喝他的第五罐冰镇啤酒。他们偶尔会看一眼那个戴着一顶当地人的草帽，弯腰坐在转椅上的稻草人般的身影，倾听着绕线轮收线时发出的嘀咯嘀咯的响声，或是渔线被拖出去时那种令人心悸的吱吱声。 枪鱼跟进到三百码了，这时候它又在海面上行走。这一次，渔船处于波谷，鱼王跃出水面，直指向他们，它跳上来抖落背上的水珠。随着它那跳跃的弧度落入尾波，渔线突然完全松弛了。基里安站了起来。 “快收线，”他尖叫起来，“它会把钩子吐出来的。” 穆加特罗伊德用疲劳的手指转动鼓形的绕线轮手柄，把松弛的渔线收紧。他收线收得正是时候。当枪鱼潜回到水中后，渔线又绷紧了，这次他收回了五十码。然后，枪鱼又把这五十码线全都拖出去了。在依然黑乎乎的水下，在波浪和阳光下几英寻深的海水里，这位伟大的海洋猎手，凭借其百万年进化磨炼出来的本能，在与敌手拼搏，以骨骼结实的嘴角拖住拉力，深深地扎入大海。 在椅子上，小个子银行经理又躬起了身子，用疼痛的手指攥紧湿漉漉的软木柄，他感觉到肩上的保险带像细细的钢丝一样勒进皮肉里。他支撑着，看着依然湿淋淋的尼龙线在他眼皮底下一英寻又一英寻地被拉出去。已经拉出去五十码了，然而那鱼还在下潜。 “它肯定会转身再游回来的，”基里安从穆加特罗伊德身后观望着说，“那时就可以收线。” 他俯下身注视着穆加特罗伊德像红砖般脱皮的脸庞。两滴泪水从半闭着的眼睛里挤出来，顺着下垂的面颊流下来。南非人把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上。 “我看，”他说，“你不能再撑下去了。让我坐下来接替你吧，就一个小时，怎么样？最后，鱼接近船边无力挣扎时，再由你来接管。” 穆加特罗伊德凝视着正在减速的渔线。他开口想说话，嘴唇上一个小裂口一下子扩大了，一溜鲜血流到下巴上。血从他手掌上流出来，把软木柄涂得滑溜溜的。 “我的鱼，”他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这是我的鱼。” 基里安站直了身子：“好吧，英国佬，你的鱼，没错。”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太阳把“前进”号的后甲板烘烤得如同一块铁砧。鱼王停止了下潜，渔线的拉力松弛到四十磅。穆加特罗伊德又开始收线了。 一小时后，枪鱼最后一次跃出海面。这一次，它只有一百码远。它的腾跃吸引了基里安和年轻的水手，他们都到船尾去观看。它在海水的泡沫上悬立了两秒钟时间，把头甩来甩去，想挣脱那个把它无情地拉向敌人的鱼钩。在它抖动时，嘴角上一段松弛的钢丝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随着一声轰响，它的身躯落入大海消失了。 “就是它，”基里安敬畏地说，“就是鱼王。确切地估计，它有一千两百磅重，从尖嘴到尾巴有二十英尺长。当这条枪鱼以每小时四十节全速冲击时，它那又长又尖的喙能穿透十英寸的木头。真是个大家伙。” 他回头对帕蒂安先生说：“Vous avez vu·”老人点点头。 “Que pensez vous·Il va venir vite·” “Deux fatigue。” 基里安蹲到了穆加特罗伊德身边。“老人说，它已经很疲惫了，”他说，“但它可能还会挣扎一两个小时。你想坚持下去吗？” 穆加特罗伊德盯着枪鱼入水的地方。因为疲惫，他的目光已经游离不定，全身火烧火燎般疼痛。他的右臂有一条肌肉被拉裂，使得整条胳膊感到一阵阵针刺般的疼痛。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最大和最后的毅力发挥出来过，所以他不知道是否还能坚持下去。他点了点头。渔线静止，鱼竿弯曲着。鱼王在拉扯，但没有达到一百磅。银行经理坐着、坚持着。 在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时间里，双方较量着，一方是伦敦庞德斯恩德区的人，另一方是一条大鱼。它又猛烈地拉了四次线，但它的拖拽时间一次比一次短，离合器的一百磅拉力正在渐渐消耗它的体力。这四次，穆加特罗伊德忍受着极度的痛楚把它拉进来，每次都拉回来了几码。体力耗尽了的他已经有些神志不清。大腿、小腿的肌肉就像是即将熔断的灯丝那样，在剧烈抽搐。他的视线更加模糊。到下午四点半时，他已经连续拼搏了七个半小时，即使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也会受不了的。现在，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用不了多久，其中一方肯定会垮掉。 五点差二十分时，渔线松弛了。这使穆加特罗伊德吃了一惊。随即，他开始收线。这次，渔线较轻松地收了进来。线上依然有拉力，但已经相当被动，而且颤动已经停止。基里安听到绕线轮转动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嘀咯嘀咯声，他从船边的阴凉处走过来，去看船尾。 “来了，”他喊道，“鱼王来了。” 随着黄昏的降临，大海宁静了下来，翻滚的白浪不见了，已经被静静地荡漾着的轻微涌浪所替代。让·保罗，还有依然感到眩晕恶心但已经不再呕吐的希金斯，都过来观看。帕蒂安先生关去发动机，锁定舵轮，然后从高凳子下来加入到他们中间。宁静中，大家注视着船后的水面。 一个物体冲破涌浪的海面，滚动着、摇晃着，随着尼龙渔线的召唤朝渔船靠了过来。它的脊鳍竖立起来，随即倒向一边。它尖长的喙刺向天空，然后沉入了水下。 在距离二十码时，他们能看清鱼王巨大的身躯。现在，除非它骨子里和肌腱里还潜藏着某种最后的爆发力，否则它就再也不能挣脱了。它已经屈服了。在二十英尺的距离处，钢丝引线出现在鱼竿的尖头。基里安戴上一只结实的皮手套，一把抓住引线，用手把它拉了进来。大家已经顾不上穆加特罗伊德了，他已经瘫倒在椅子里了。 八个小时里，他第一次松开竿子，鱼竿跌落到前面的船尾挡板上。他慢慢地、痛苦地解开身上的保险带子，带网落到一边。他把重心转移到脚上，挣扎着想站起来，但他的双腿软绵绵的不听使唤，跌到那条死去的剑鱼旁边的排水孔上。其他四人都在审视船尾下面摆动的东西。当基里安把手套里捏着的钢丝引线慢慢拉上来时，让·保罗跳起来站到船帮上，一把大渔叉高高地举过头顶。穆加特罗伊德望向上面，看到男孩在那里摆好了姿势，把尖尖的、弯弯的渔叉举得高高的。 他沙哑着开口说话，没有呼喊。 “不。” 男孩僵住了，他低头去看。穆加特罗伊德手脚并用趴在甲板上，在看渔具箱。上面有一把钢丝钳。他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夹住钳子，放进血肉模糊的右手掌心。慢慢地，他把手指头合拢起来，握住了钳柄，再用空着的手帮自己站起来，然后靠到船尾处探身去看。 鱼王就躺在他的下方，已经筋疲力尽，差不多就要死了。它那巨大的身躯侧向横卧在渔船的尾波里，嘴半张着。一边嘴角垂着一段钢丝引线，是上次与海钓者搏斗所留下来的，钢丝依然锃亮如新。下颌处挂着另一个钩子，早已生锈了。基里安手里握着的钢丝连着第三个鱼钩，是他自己的，已经深深扎入它的上唇软骨里，只有部分钩柄露在外面。 海浪一个接一个拍打着枪鱼深蓝色的身躯。在距离渔船两英尺处，那鱼用一只大理石般光亮溜圆的眼睛瞪着穆加特罗伊德。它还活着，但已经没有力气再次搏斗了。从它嘴里连到基里安手上的钢丝绷得紧紧的。穆加特罗伊德慢慢俯下身去，把右手伸向鱼嘴。 “等一会儿再拍，老兄，”基里安说，“我们先把它拉到船上来。” 穆加特罗伊德谨慎地用钢丝钳的两个钳爪夹住与钩柄连接的钢丝。他捏紧钳柄，鲜血从手掌上流下来，掠过枪鱼的头，滴入海水之中。他又捏了一下，钢丝被剪断了。 “你在干什么？它会逃走的。”希金斯喊道。 又一个浪打在鱼王身上，它凝视着穆加特罗伊德，晃了晃它那疲惫而又苍老的脑袋，把尖长的喙插入凉爽的水中。接下来的一个浪头使它翻回了肚子朝下的体位，它把脑袋深深地扎入水下。在左侧，它那巨大的月牙形尾巴竖起又落下，费力地钻入水中。触及水面时，鱼尾摇摆了两下，随即推动身体朝前下方游去。他们最后所看到的是它的尾巴，疲惫中，那尾巴奋力地推动枪鱼回归大海，回到波浪下面寒冷和黑暗的家乡。 “操。”基里安说。 穆加特罗伊德挣扎着努力站起来，但热血直冲脑门。他只觉得天空慢慢地转了一大圈，黄昏来得很快。甲板升起来，先撞到他的膝盖，再撞上他的脸。他昏了过去。落日悬挂在西边毛里求斯岛的山峦上方。 “前进”号驶过澙湖返航回来，穆加特罗伊德苏醒时，太阳下山已经一个小时了。航程中，基里安取回了长裤和运动衣，以便让凉爽的晚风吹拂烤焦了的四肢。穆加特罗伊德一气喝下三罐啤酒，瘫坐在一条凳子上，他弓起双肩，双手伸进用来清洗甲板的装满海水的桶里。他没有注意到渔船已经靠上了木结构的码头，让·保罗下船后蹦蹦跳跳朝村子跑过去。 老先生帕蒂安关上发动机，确认缆绳都已经系牢了。他把大个的鲣鱼和剑鱼都抛到码头上，又把渔具和诱饵安置妥当。基里安把冷藏箱扛上码头，又跳回到船上。 “走吧。”他说。 穆加特罗伊德努力站起身来，基里安扶着他走上了码头。他的短裤裤腿边沿垂落到膝盖下，衬衫敞开着，晒干了的汗渍显得黑乎乎的。他脚上穿着的那双胶底鞋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一些村民列队站在狭窄的码头上，他们只好鱼贯而行。希金斯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帕蒂安先生。穆加特罗伊德很想去与他握手，可是双手痛得太厉害了。他朝老船长点点头，露出了微笑。 “谢谢。”他用法语说。 老人已经重新戴上他的那顶破草帽，这时候，他从头上摘下帽子。“Salut，Ma·tre.”他回答说。 穆加特罗伊德慢慢走过码头，村民们纷纷点头说：“Salut，Ma·tre.”他们走到木头栈桥的尽头，踏上村里的砾石街道。那辆汽车的四周已经围了一大群人。“Salut，Salut，Salut，Ma·tre.”他们静静地说。 希金斯把备用的衣服和空饭盒装上汽车，基里安则把冷藏箱放到后拦板里，“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他走到穆加特罗伊德等待着的后排乘客座位。 “他们在说什么？”穆加特罗伊德轻声问道。 “他们在问候你，”基里安说，“他们称你是超级渔民。” “就是因为鱼王吗？” “在这一带，它可是一个传奇呢。” “是因为我把鱼王捉到了吗？” 基里安轻柔地笑笑：“不，英国人，是因为你把它放生了。” 他们爬进汽车，穆加特罗伊德欣喜地坐到后座松软的垫子上，手背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掌火烧火燎般疼痛。基里安坐到方向盘后面，希金斯坐在他旁边。 “嗯，穆加特罗伊德，”希金斯说，“这些村民似乎认为你很了不起。” 穆加特罗伊德看向车窗外那些微笑的棕色脸庞和挥手致敬的孩子们。 “在回宾馆之前，我们最好在弗拉克医院停留一下，让医生给你检查一下。”基里安说。 一位年轻的印度医生请穆加特罗伊德脱光衣服，看到的情况使他关切地发出啧啧声。屁股前后在钓鱼椅子上磨出了水泡；肩上和背上是一条条深深的紫色伤痕，那是被安全带勒破的部位；胳膊、大腿和小腿颜色通红，被太阳烤得脱了皮，脸部因为炎热而肿胀；两只手掌看上去像生牛排一般。 “噢，天哪，”医生说，“看样子要花些时间。” “过两个小时我再来接他，可以吗？”基里安问道。 “不必了，”大夫说，“圣詹冉宾馆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可以顺路把他带过去。” 当穆加特罗伊德走进圣詹冉宾馆的大门，来到灯光明亮的大堂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医生还陪着他。一个旅客看到他进来，马上跑到餐厅告诉那些还在用餐的人。消息很快传到了外面的台球吧，响起一阵椅子的挪动声和餐具的碰撞声。一群度假者转过角落，来大堂见他。大家在半路上停了下来。 穆加特罗伊德看上去怪模怪样的。他的胳膊和双腿涂抹着护肤油膏，干了后像粉笔灰一样白；他的双手缠着白色的绷带，一张脸如同红砖一般，涂在上面的膏药闪闪发光；他的头发蓬乱地遮在脸上，那条卡其布短裤还是搭在膝盖上；他看上去整个人就像一张照相底片。慢慢地，他走向人群，大家为他让开了路。 “真棒，老伙计。”有人说。 “是啊，是啊，棒极了。”另一个人说。 要去握手是不可能的了。当他走过去的时候，有人想去拍拍他的背，但医生挥手让他们走开；有人举起酒杯向他致意。穆加特罗伊德走到通往楼上房间的石头台阶下面，开始爬楼梯。 这时候，穆加特罗伊德夫人被丈夫归来的喧哗所惊动，她从美发室里走出来。半晌午时，她在海滩上他们常待的那个地点发现他不在，感到很纳闷。然后她到处找了一遍，并查明了他的去向，此后她一整天都在生气。她满脸通红，不是因为日照，而是因为气愤。她为回家做的烫发还没有完成，头上的发卷就像喀秋莎火箭炮组一样傲然挺立。 “穆加特罗伊德，”她大声吼叫——她在生气时总是直呼他的姓氏，“你往哪里走？” 穆加特罗伊德刚爬上楼梯的一半，他转身去看下面的人群和老婆。基里安后来会告诉他的同事说，当时穆加特罗伊德的眼神很异常。众人安静了下来。 “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模样吗？”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抬着头，朝他愤怒地喊道。 这时候，这位银行经理做出他多年来一直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大喊了一声。 “安静……” 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张开嘴巴，张得与那条鱼的嘴巴一样大，只是没有那种神威。 “二十五年了，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平静地说，“你一直威胁说要去博格诺与你姐姐一起生活。现在你会高兴地听到，我再也不会阻拦你了。明天我不会和你一起回家，我要留在这里，留在这个岛上。” 人们都吃惊地抬头凝视着他。 “你不用担心会成为穷人，”穆加特罗伊德说，“我会把我们的房子和我的银行积蓄全都转到你的名下。我只留养老金和人寿保险单支取的现金。” 哈利·福斯特对着啤酒罐喝了一大口，打了一个酒嗝。 希金斯颤动着声音说：“你可不能离开伦敦，老伙计。你会一无所有的，怎么生活下去呀？” “我当然可以生活下去，”银行经理坚定地说，“我已经作出决定，不会后悔的。在医院里，帕蒂安先生来看望我时，我把一切都想好了。我们谈妥了一笔交易。他把船卖给我，我还有足够的钱在海边造一间棚屋。他愿意留下来当船长，并送他的孙子上学，直至读完大学。我在船上当水手，他会用两年时间教我海上的生活技能和垂钓技巧。此后，我就带游客出海钓鱼并以此为生。” 度假的人群继续惊奇地抬头凝视着他。 还是希金斯打破了沉默：“但是穆加特罗伊德，老伙计，那银行怎么办，庞德斯恩德区怎么办？” “还有我怎么办呢？”埃德娜·穆加特罗伊德呜咽着说。 他慎重地考虑了每一个问题。 “让银行见鬼去吧，”他最后这么说，“让庞德斯恩德区见鬼去吧。还有你，老婆，你也见鬼去吧。” 说完后，他转身踏上最后几级楼梯，他的身后爆发出一片喝彩声。当他从廊道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时，身后传来一声醉醺醺的道别。 “祝贺你，穆加特罗伊德。” <hr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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