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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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1949》

第一章城市重建的沈阳模式转折

蒋介石1948年10月15日飞离沈阳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中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的身影正在离他远去。

此前半年，东北的据点对国民党来说就已经失去控制了。国民党军队3月12日从吉林撤出，并用军事上惯用的陈词滥调解释说，这是为了缩短运输线。国民党军撤到长春，却给当时这个被围城市增加了极大负担，人民解放军封锁了通往长春的所有食物供应路线。经过激烈争夺，四平在失去吉林三天后就失守了，但人民解放军此时可以向沈阳发起进攻了。

这是这个月蒋介石第二次到沈阳“亲自”指导战事，第一次是在10月初。他在沈阳的日子并不愉快，除了战争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手下跟他阳奉阴违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他对几个重要将领由此缺乏信任。东北区“剿匪”总司令代行辕主任卫立煌和他在国军主力是否撤出沈阳救援锦州上的分歧，令他极为光火。蒋介石隐忍愤怒，飞临沈阳，架空了卫立煌，直接命令新1军、新3军、新6军、71军、49军主力和三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向彰武、新立屯攻击，切断解放军后勤补给线后，再向锦州前进。

由于不停地奔波，企图把所有势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蒋介石在1948年中得了比较严重的失眠症。安眠药并没给他带来多少慰藉。夜晚已不再是他睡觉的时间了，他大多是和战地将领通长途电话，商讨军情。后来，蒋介石发现每晚睡觉前喝一杯或半杯威士忌，才能有助于他入睡。

尽管身处败局之中，蒋介石仍然坚持每天记日记，他常在日记中夹进当天有重要时事和军情进展的剪报。但日记上的语气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坦率无忌了，1948年5月以后的蒋氏日记，字体也有了明显改变，和他的心情有关。他在日记里多次提到了“沈阳”，但显然极力在隐藏自己情绪的沮丧。

早在这年4月，美国军事顾问小组头头大卫·G。勃尔就恳求蒋介石撤出沈阳，放弃东北，以北平为后方。徒劳的建议当然完全没有奏效，蒋介石的自尊心不允许他甘心一枪不打就把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拱手送人。谁都清楚东北对于全盘战局的意义，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将切断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并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对华东、华北、西北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相反，如果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形成一个极具生产力的战略基地，摆脱长期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被动局面。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东北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都是块难啃的“骨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承认，“抗战胜利后，中共赶紧在关内训练大批干部，但东北原为战后共产党最难渗透的区域，因其土地肥沃，人口稀少，谋生容易，加之受日本人铁腕统治达15年之久”。而国民党接管东北后的形势同样不乐观，苏联人始终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心患，长期囚禁张学良的旧怨让东北人民对蒋介石并无好感，国民党手上有一堆琐碎的事情要应付：要一一接收沦陷区的政权，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几百万日本军人和家属遣返日本。

结果，不到两年，国共在东北的形势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差。中国共产党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让人民军队在东北获得了巨大的群众基础。在“北满”的宾县，一个叫马斌的县委书记和农民亲如一家，农民们川流不息地出入他的办公室。马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被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加以总结，并推广到全党。“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陈云由此要求在东北的干部“大官做小事”。毛泽东在一次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于“延安失守”的评价时，也自信地说，“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

相反，为了紧紧抓住东北的控制权，蒋介石的一系列政策，却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独断专行地将原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南京派来的新官员对这些刚刚划分的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激化了当地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对立情绪，他们觉得初来乍到的“南方人”占据着大部分重要职务，这简直是“对东北的占领”。

派系斗争让沈阳成了个松散、让人头疼的地方。作为东北的经济中心，它的吏治腐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日伪时期留下的大批工厂，成为国民党官员赴任后受贿寻租的工具，几乎每个工厂背后都有官员的身影。

1947年受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的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刚上任就抱怨自己接手的“是个烂摊子”，“简直无药可治”，“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一切太不正常了。”陈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东北光复后，机关林立，冗员充斥，许多人都游手好闲，唯利是图，以致是非、功过、劳逸均无所稽考”，“军官放着带兵打仗的职责不做，却忙着开报馆、办学校、甚至开舞厅、办工厂、走私、做生意。”

“共产党发动了农村的全部能量，而国民党却被城市绊住了手脚。”当时一名国外的战地记者评论共产党进入东北时“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政策时说。

从军事的角度，国民党抓住了“点”，而共产党却控制了“面”。“点”可以被孤立和包围起来，但国民党却没能扫平整个“面”，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保护“线”（铁路线和公路线）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结果使他们数量有限的军事力量被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对国民党而言，更致命之处在于：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都在“面”上，共产党成功地用农村掐住了城市的命脉。在东北，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正掌握主动权，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失去它。

速度惊人的通货膨胀加速了国民党在城市中民心的流失。几天之内，美元与法币的兑换率由1：200万涨到1：400万。几星期后，非官方兑换率达到1：800万，法币又减值了一半。8月份，比率又上涨到1：1100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为了应对这种崩溃式的经济危机，蒋介石在1948年8月19日发布总统令，发行一种新的国家货币金圆券。那时候，旧货币价值实际上已降到了零。这天，蒋氏夫妇在庐山避暑，蒋介石还信心满满地把对金圆券上市成效的展望记在了他的日记上：“昨夜决定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日期。余注重于辅币之兑现，以增加新币之信用，或可延长新币之命运也。”国民党政府想在经济空虚时进行经济改革，这种做法既不能增加收入，又不能减少开支，也不能增加生产。没多久，金圆券市值快速下跌，物价又开始螺旋上涨。那些对政府的公告信以为真、拿家中的美元去兑换金圆券的人倒了大霉。到1949年7月，恶名昭著的金圆券10个月之间贬值超过两万倍。

沈阳陷入了不战而乱的困境，混乱和萧条充斥这个大城市的角落。沈阳的平均物价指数五个月内上涨了三到四倍，粮食则涨了九倍。公营企业中大约七万完全发货币工资的工人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到10月31日，人们的薪水根本买不到日常用品。这个旧时都市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战争前景不明，很多沈阳人想方设法离开这座动荡的城市，最先逃亡的是一些国民党官吏和富商，后来是一些公司企业的老板和职员，再后来是四处找门路托关系的普通老百姓。为了搭上离开沈阳的飞机，很多人变卖了家当。内战最后两年，设在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雇佣民航公司的飞机，把大量的军粮和武器运往东北，飞机空舱回程时，沈阳的很多单位就利用空舱，疏散他们的员工。当员工疏散得差不多后，一些投机商人开始包下空舱，向市民出售机票，赚取佣金。票务既是私人生意，也受到沈阳国民党政府的管制，不管谁申请买票，都要“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批准，所以，仍有一些国民党基层官吏在倒卖路条的生意里钻了空子发了财。

1948年春季的几次重大战役后，在多数人看来，战争的胜负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历史潮流已经转向。现在的悬念倒是：蒋介石留下的一个通货膨胀、生产萧条的城市，能否在新政权的手中一扫颓气，重拾生机？对于赢得武装斗争胜利的共产党来说，这是一场新的考试。

“前方打了胜仗，轮到我们去接收。这不是开玩笑，或者是去玩一玩，是担负着很大的担心。接收的任务责任重大。”在接管沈阳的动员大会上，陈云说，“经过两三年，有超过半数的新干部和我们一同去接收沈阳，这表明我们在东北有根了。”

第一章城市重建的沈阳模式军管

人民解放军进城了。铁西区方向仍然不时有零星的炮声和枪声传来。战士们脚穿布鞋，表情腼腆，灰色棉军装有些肥大。插有红旗的汽车队上挤满了欢乐的面孔，几个女兵还解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当时正路过沈阳“大东报社”门口的28岁的年轻人柏杨，看到了这一幕，他还看到接连驶过的坦克、吉普、大炮，“几乎全是美国人的”。

“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毛泽东曾开玩笑地说。现在，他的话应验了。入城部队有东北野战军一、二、六纵队，辽北独立师。军队从沈阳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进入沈阳市区，从北面官屯入城要持有党政军介绍信。

毛泽东的画像被高高地举起。一个高声喇叭竭力呼喊口号：“祝贺沈阳人民获得解放！”墙上、电线杆上到处贴着“新中国”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油印传单。蒋介石的新闻机构的刊物《新报》和《每日新闻》，一夜间变成了共产党的《沈阳时报》。对报纸和宣传的重视，既是新政权对舆论的一贯态度，也体现了新政权领导者对城市的理解。在陈云后来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在如何迅速恢复秩序，防止大的波动上总结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在大城市中的报纸是传布政策的最大机关，稳定人心，主要靠报纸”。沈阳军管会于是事先准备了几期报纸稿件，进城后的第三天报纸就散发到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第一期《沈阳时报》的内容和编排都很简单，只是刊登了一些基本政策文件，有的版面一时找不到作者，就用过去登过的大文章来填充。新报纸在党员内部反响平平，但在群众中引起了讨论。陈云后来要求，“一切布告，必须字斟句酌。要审阅大样，对广告都要过细审查。”“各种布告和解放区一般新闻，不能一下子苛求内容生动，适合新区群众口味，但转载旧的文件，要有选择。”因为接管人手的紧缺，一共只有五六个干部负责报纸的排字和校对，而报纸大样要由陈云和陶铸二人亲自过目。报纸和对外报道委员会各派一人，在头半个月经常住在军管会参加会议。

除了报纸，军管会还预先准备了大量用于散发的安民布告。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处一名叫韩华平的干事回忆，这些用鲜艳纸张书写的布告当时装了整整四个大麻袋。

在最短的时间内，沈阳红遍了，但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还没完全恢复生气。比起战争前那个拥有188万人口的大城市，1948年底只剩10万余人的沈阳显得冷清多了。自1947年冬解放军孤立沈阳以来，沈阳大小两万余家商店，只剩下七千家。留下来的小生意人紧闭铺门，直到1948年11月8日解放第七天，这些商店依然没有开门。为了调动沈阳城的气氛，一些年轻人组成的表演剧团开始在公开场合演出“白毛女”、“血泪仇”。和边区的群众不同，沈阳人对这种形式的表演还有点陌生。

空旷的城市中，大批国民党的遣散俘虏，三五成群，倒成为沈阳城最显眼的群体。陈云和沈阳接收人员在1948年11月2日黄昏进入沈阳市区，就和这些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士兵打了照面。很多人事后都回忆起这一幕，担任陈云秘书的余建亭对这些敌军散俘的印象是：“从表情上看，他们情绪消沉，但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感觉”。

沈阳是作为国民党后方基地性质的大城市，政府机关系统众多，人员复杂。滞留在城内的国民党后勤部队官兵，解放军历次战役后放出的归俘，加上大量战败后回城的散兵，据估计人数在三万人以上。沈阳解放的速度超过很多人预期，接管人员事先没有准备好可以收容散俘的几个解放团的架子，这样一来，尽管他们一进沈阳，就在各区政府和卫戍司令部指定地点，花大力气对这些散俘进行登记和检查，但这只能规范一部分。至少五千左右的散俘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成分复杂，根本无从统计。

散俘不光是治安问题。11月3日，解放军入城第二天，就传来沈阳车站被人破坏抢劫的消息，一些没有重兵守卫的小仓库和国民党官员住宅也出了乱子。据说，这些破坏事件中都有国民党散俘的参与。另一方面，正值东北严寒之时，沈阳城内被正式接收的散俘加上随军俘虏有五万人之众，需要接管人员给他们解决棉衣、粮食，这无疑是给物资奇缺的沈阳城火上加油。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人先遣送到其他后方城市。但情况却没那么简单，沈阳作为全国解放的中间城市，承担着南北衔接的功能，短时间不仅没法疏散人员，还有大批新俘虏陆续从长春送到沈阳。原则上，在沈阳解放后向平津送；平津解放后，再向南方送。

共产党自己的部队也同样需要约束和管理。“当时入城的部队太多了。”李锐几年后总结说，“‘抓一把’现象不好管。进银行拿钱，摊公鞋，在铁西区仓库搞物资，要尽力制止。”

大量部队进入城市后，遵守纪律和相互协调的问题变得更突出。1948年中期，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这支即将赢得武装斗争胜利的军队，需要警惕在纯洁思想的战争中倒在地上。他为此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文章。几个月前，发生在高家堡、井陉、阳泉、石家庄的违纪事件，虽然只是军队中的个别现象，不足以影响整体，但多少令这支向来以纪律严明著称的军队难堪。1948年底，共产党已经有300万名党员，250万人的军队，这已是世界上五支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其指挥方法和管理方法自然跟在井冈山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

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事情显然需要大量的接管干部，数量有限的干部应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城市系统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显得力不从心。陶铸和分管工业接收的王首道在回忆里都提到了这个问题。“从各地调来的干部三三五五，先来后到，参差不齐。”另外，“城市不同于农村，不能像农村那样一揽子，干部都下乡搞工作团，而必须首先建立起部门工作，把领导机关充实起来。”

如何让有限的干部发挥最大的效率？如何让接管之初的混乱局面变得井然有序？新城市看起来需要一个既有军事职能，又有强大行政管理职能的政权机构。沈阳接收人员参考了三年前苏军和国民党熊式辉的接收方法，即在军管会下，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一切被接收单位只对军管会负责，最后结束时，由军管会派出的代表负责签字验收。城市军管会主任的任命，由各中央局提出名单，然后经中央批准，军管会成员则从军队和地方两个方向挑选。军管会是沈阳为未来全国城市接管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军管会”模式被迅速复制到其他解放城市。1949年2月8日，“军队变成工作队”的要求在毛泽东起草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电报中被首次提出。在电报中，毛泽东说：“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现在已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这个电报向即将进军江南的各野战军司令强调：我们正在准备3.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毛泽东用他一贯的语气说，军队就是一个学校，310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

人民解放军进入沈阳的前五天，全国第一个接管城市的政权机构——沈阳军管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总共抽调了4000名干部。这些干部中的很多人后来专门组成了一个班子，为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沈阳接管工作接近尾声时，兼任沈阳军管会主任的陈云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央的报告《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中说，“依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收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

第一章城市重建的沈阳模式物价

陈云带着军管会是坐专列进的沈阳，从哈尔滨到沈阳之行，花了整整五天。

陈云和他的核心领导队伍在11月2日黄昏进入沈阳，就径直到了设在大和旅馆大厅的军管会会议室。这座日伪时期建造的七层欧式楼房曾是当时附属地一带的最高建筑，这里在市中心区，又在大转盘旁，极易辨认，人员来往联系很方便。沈阳这一天全城还没有通电，陈云和陶铸连夜点蜡烛开会，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因为市内没有自来水，军管会下达给入城人员的第一个通知，是所有人员不得使用驻地抽水马桶厕所。

陈云刚刚从疾病中恢复过来。一年前，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他身体抵抗力比以前更弱的情况，“秋冬以来，伤风次数增加，且每次伤风则发烧出汗（在延安时无此病状）。为防严冬连续感冒，并准备明年春夏战局开展时的忙碌，拟休养一时”。到沈阳解放前，陈云的身体逐渐恢复，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了，有时“还能听到他拉二胡的声音”。

对沈阳这座城市，陈云已经再熟悉不过。抗战结束之初，为了打开在东北的局面，同苏联方面交涉放宽对中共部队活动的限制以及阻止苏军撤退前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陈云在1945年底曾多次往返于沈阳和长春之间。尽管他长期在根据地工作，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城市的观察。即使1948年以前，整个东北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陈云也不认为共产党的农村根据地可以离开城市而独立存在。

在农村，共产党有的是粮食，但如果农产品不能交换出去，农村就被城市给胀死了。在“北满”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李富春曾经讲过一件事：一名投降的国民党特务对他说，如果共产党的根据地没有盐，没有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现在，城市也没法离开农村，共产党进城了，它要帮助城市人解决他们的需求。农村正好可以反过来解救城市。

陈云说三件事是能否成功接收沈阳的关键：一是财政的平衡，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三是火车运输的周期、车辆运转的数量。而三件事归结到一点上，就是物价能否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物价不解决，工商业不能开门，城乡之间没法打通。它是整个沈阳的“牛鼻子”。

国统区经济体系和解放区经济体系迥然不同，解放区是粮贱布贵，国统区是粮贵布贱。稳定物价要首先控制在物价中起主导作用的商品。1946年的“北满”和当年边区的物价都是布价带头，布价涨，猪肉涨，小米也涨，因为棉花没来，粮食出不去，被人称为“吃饱了，冷死了”。如今在沈阳，粮价领导着物价。当年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做法，是用粮食跟苏联人开展贸易，换回足够的布匹和食盐，然后拿出一部分进口的布匹食盐换购蒋管区农民群众的粮食，限制余粮流入敌占区的大城市，加强对其经济封锁。现在，农村需要向城市彻底敞开粮禁了。

东北农村的粮食是充沛的。1948年沈阳解放前，为了遏止物价的剧烈波动，陈云曾提出解放区除征收二百万吨公粮外，还需要外购四十万吨粮食，办法是以盐、布向农民换粮。一次在东北局的高干会上，陈云说，“我们要掌握一定数量的必需物资”，这些物资包括，“除各种开支与出口外，要经常保持四十万吨至五十万吨粮食。除粮食外，手里还要多掌握一百万匹布”。这些物资在1948年冬的重要关头成为沈阳的后盾。

有些棘手的是供给速度。沈阳地区1948年是农业严重受灾的歉收年，沈阳周围各县高粱颗粒未收。进入沈阳和集中在沈阳周围的部队有30万之多，加上10万左右的沈阳市民，每月需要粮食7500吨。尽管沈阳市市民粮存储要远远高于长春，但政府粮食储备几乎为零。国民党军队在撤退前，把军粮全部售出，因此部队进城后仅仅缴获了300万斤粮食。陈云为了防止后备粮没有运到城中，存粮已经告急的情况出现，在进城前，事先安排有关人员在沈阳市附近适当地点集中了一批粮食。11月2日以后，军管会调集了所有能够调度的汽车抢运粮食进城，每天有大约3000到5000辆大车投入其中，一天运粮2000吨。即便如此，这批应急粮食全部运完之后，沈阳市的粮食缺口仍然存在。时任沈阳市长朱其文召集商人摊集粮食，由沈阳商会会长卢广绩出面向沈阳周边粮业大户借用2000吨军粮。另一条最主要的供粮路线，是从开原、安东方向抢运粮食进城，但战争中支离破碎的铁路成了瓶颈。

幸好陈云对铁路的重要性早有预见。东北是全国铁路网最为密集的区域，沈阳又是整个东北的铁路中心，沈阳接收工作全面部署前，陈云就数次提到铁路问题的战略价值。他说：“沈阳周围一个很大地区灾荒严重，要使混乱时间缩短，基本问题是修好铁路。”东北局向干部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在1948年11月底之前修好沈阳以北以东的铁路，并集中力量修四平以南到沈阳的铁路。这为沈阳恢复秩序争取了时间。

军管会还要对付那些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为了避免投机商趁机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起来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的现象，军管会公布了靠近沈阳的解放区，哈尔滨、吉林、开原、安东各地物价，同时公布沈阳百货公司买卖货物的价格，使商人对物价有所准备，敢于开市买卖。“尽管物资主要还是靠政府补给。但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负责金融接管的王企之回忆，“为了吸引市场上更多粮食入城，我们规定沈阳粮价要高于产粮区。当时高粱米每斤规定3000元，市价总在3000元以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定价向来比市价低的现象刚好相反，这是给沈阳市民印象最好的一件事。”

中间出过一个小岔子：为了减轻负担，军队进城时释放了沈阳所有监狱的犯人，而后来有二分之一的盗窃案是一些被释放的惯犯所为。陈云在给天津、北平的接管干部提供经验时谈了这点，他说：“只有政治犯应迅速释放，但老盗窃犯应继续拘留，查明情况，分别处理。”

作为整个城市的“中枢”，陈云不可能每天只在大和旅馆的会议室和休息室里。他需要运筹帷幄。但陈云的性格不是喜欢通过电话指导工作、发布指令的人。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6月，沈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汇集到军管会，最终要在陈云这里得到批复，他把自己处理事务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山广场宾馆的会客室里。陈云办公桌的面前是两排座位，那些汇报情况并等待指示的干部在得到陈云意见后就会迅速地离开，把位置让给下一个进门的人。

“每天这两排座位上面都坐满了人。”当时在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第六处（炮工处）担任政委兼党委书记的曹慕尧有一次去汇报一个紧急情况，从汇报问题到解决问题一共用了不到两个小时。他对陈云处理事情时的惊人速度深感钦佩，“我进门的时候，看到坐在人群中间的陈云，态度十分严肃，每句话都非常简要，铿锵有力，像快刀斩乱麻一样，回答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接见每个人的时候，他先问，什么事？请用三两句话说明事由！然后限定汇报者在几分钟以内讲完，一定要说清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还必须先提出个人对问题的处理意见。”

刘白羽是军管会对外报道委员会成员之一，据这位因报道《光明照耀着沈阳》而名气大振的随军记者回忆，“陈云同志每天晚上开一次会，去接收各个方面的人都来汇报接收的进展和情况，他让我也参加，大家汇报完之后，他就指示第二天怎么办。我的任务就是到街上去走，然后每天晚上向他汇报有几家商店开门了。开始没有，不敢，怕。后来我就一点一点地向他汇报，我说开了一个了，开了两个了……后来大概开到十几个吧，陈云同志手一拍：‘沈阳，平安解决了’。”这时候，1948年已经快要结束了。在解放战争的另一个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

第一章城市重建的沈阳模式内耗

11月5日夜间，沈阳市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第二天一早，天气大晴。持续三天的封城和夜间戒严结束了。这一天《东北日报》的头版刊载了新华社沈阳电，对这座焕然一新的城市进行了尽情地描述和热烈赞扬，“晨光中迎来装满煤、粮的列车，汽笛声响震长空。中央大街有成批青年唱歌而过。墙上红绿标语与白雪相映。”

人们看起来已经开始步入日常生活之中了。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战争阴影的城市了。采购日用品的人群渐渐挤满了太原街小市场。据说，11月6日这一天到东北书店买书的市民将近千人。

全城的电灯和电话在11月3日下午已经修复了，几天后自来水的问题也解决了。邮电11月5日在全东北开通，11月6日电车再一次运行在了这个全国电车线网最密集的城市中。

“沈阳复活了。”一名外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惊奇地表示。令他意外的是这一时间是如此之短。连共产党自己的干部也没能完全预料，以至于当初军管会成立时4000名干部中只有不到10名是税收干部，后来接管人员们才意识到他们大大低估了沈阳商业的恢复能力和活跃程度。由于担心临时启用国民党税务人员会导致贪污，沈阳不得不在最初的相当长时间，税收一直中断。“大约损失100亿以上，每天最低4亿到5亿。”陈云后来总结时说，“这是因小失大。”

还有一些事先无法估计的事情。接收工作本来就头绪众多，各个机关又纷纷派人定房子找办公地点，这使得军管会门前交通拥堵。更麻烦的是，由于东北解放区沿袭伪满办法，车辆一律靠左行驶，但沈阳已由国民党政府改为靠右行驶，双方车辆一上街交通就乱套。

这本来并不是大事，但争执方固执己见，言辞激烈。症结是接收干部的心态，有少数人认为，他们来自哈尔滨和“北满”根据地，是解放区的老人，没有理由向别人的规矩低头。而如果尊重这些干部的意愿，沈阳的城市布局和交通指挥系统就要动大手术：道路系统要重新规划；接管沈阳后留用的数千名交通警察需要重新培训上岗，他们十多年来习惯于按右侧通行指挥交通；汽车的设计也要改动，当时新式汽车驾驶盘已经多数在汽车左侧，适宜于右侧通行。

最终陈云拍板了。在11月10日的军管会会议上陈云简要地说明了理由，从该日起沈阳车辆一律按右侧通行，希望大家坚决执行，至于说服解释工作，各自分头进行。

这件事让陈云意识到，必要时需要自己出面熨平在所难免的内部利益之争。新政权既要通过权力行使来改造旧世界，也要为城市和风气树立新的道德示范。他这样要求自己。当陈云的警卫员建议他把那辆陈旧的老式汽车更换时，他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年轻人。这名警卫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沈阳军需仓库里还有很多新车，我就向首长建议换一辆。首长对我说，‘我们现在的这部车，比哈尔滨时的那部好得多嘛。另外有好多首长呢，高岗，李富春，张闻天，王稼祥，林枫……我来这里，先用好的，影响好吗？’”

“当那些不好的思想在我们的接收干部里露出苗头时，”陈云说，最好的办法，是尽早发现并杜绝它。这在接收城市的初期显得尤为重要。陈云留意到那场“靠左行靠右行”之争的导火线，是纷纷派人到军管会找房子的机关单位时，他就严肃地跟周围的干部们打了招呼：东北野战军司政后机关和卫戍沈阳的主力纵队，在新的战役开始前，要在沈阳好好休整，因此，“北满”机关在野战军离开沈阳之前，各个单位和机关都不要动房子的心思，千万不要派人来打前站，找房子。

事实上，在沈阳军管会成立之初，对“进城之后单位必争房子”的问题就有所顾虑，因此特别规定房产分配权属东北局，任何机关无权占房子。但在实际接收工厂和房子的过程中，小的纷争不断。从哈尔滨和其他解放城市有接连几批宣传、青年部门的工作人员抵达沈阳，他们进城后大半忙于接收房屋和安家，军管会在找房子与争夺接收对象上，与后来人员发生了很多应付上的困难，这种内耗抵消了力量。李锐在回忆中说，“陈云同志后来又一次打招呼，的确是担心，房子一分则乱，势必忙于内争而疏于对外接收了。”

平均主义仍是沈阳接管时期共产党干部内部分配的主要形式。军管会在1949年规定，对于后方来沈阳的干部实行供给制，这实际上是老解放区供给办法的继续。供给制只解决干部本人的吃、穿、用。大机关自办供给食堂，一般干部吃大灶、县团级以上的科处长吃中灶、局长以上干部吃小灶。穿衣按干部规定年限发放，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品，除了牙膏、肥皂外，还有黄烟，后来改成一般干部配给“光明”烟，县、团级配给“大生产”烟。1950年，当沈阳完全转入恢复建设期后，薪金制取代了供给制。

第一章城市重建的沈阳模式劳资

比起干部内部的人事关系，另一层关系则更为本质，它涉及城市制度和生产力的构建能否成功，以及革命的方法问题：尽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工人运动都是革命者从不怀疑的主要形式。工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以工会为组织形式罢工罢市以争取自己的权利，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1949年，革命者进城了，承担起组织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责任，如果工人继续罢工，社会将无法运转。

实际上，在1949年沈阳几大工厂陆续接收和开工之后，陈云内心就一直有所忧虑。一年前在鹤岗煤矿发生的混乱是他主持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时最令他有挫折感的事情。工人运动一度中断了正常的生产，因为技术职员在工厂中被打击和排挤，工人出身的政治厂长把握不住生产全局，令短时间里鹤岗发生事故900多次，死伤900多人。沈阳的工厂会重蹈覆辙吗？沈阳有超过7万名的产业工人，连家属占据沈阳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工厂复工后，这个比例还在增加。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决定着整座城市的运转。

陈云的担心完全不是多余。沈阳解放不久，正值旧历年关，工人们普遍产生了反抗的情绪，向资方提出一系列提高待遇的要求，作为恢复生产的条件。在一些私营企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劳资纠纷。工人们不仅高呼罢工，还砸烂了机器。

毛泽东1948年4月8日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极具先见之明地规定：“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增长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革命者掌握政权后，工人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要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就不但是罢资本家的工，也是罢新政权的工，这就必然要受到约束。刘少奇1949年5月在《天津日报》的一篇报道上也批示：“不要宣传劳资感情的融洽，虽然也不要去煽动劳资间的恶感。”同年5月5日，刘少奇在开滦煤矿，正值工人罢工，刘少奇对他们说：“你们组织起来以后，要努力排除生产上的障碍，推动资本家维持生产。无论如何，要把开滦的事情办好才行。”

沈阳军管会向近百个大中工厂派了军代表，一些没有被派军代表的私营企业也有监委进厂接管。陈云对这些接管干部说，“过去刚进城就发动群众，搞清算斗争。后来，又在工厂、商店发动工人、店员闹分红”，“这些都不是治本办法，治本办法只有生产。”

共产党刚进城时强调的工人权益不能取消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延续，但一心想着斗争和革命的工人是不能认真生产的，而城市能否迅速恢复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国以及实现下一个战略目标的关键，如何解决意识形态与政府责任的矛盾，于是也成为对新政权的一个考验。

沈阳的经验是在妥善处理工资问题的基础上，兼顾“劳资合作”的宣传。因为在刚刚解放的情况下，工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让所有人满意，军管会先给工人普遍发生活维持费十万元，等于四十斤粮食，这样做兼有使东北币占领市场的作用。十一月份的工资发临时工薪。因为当时沈阳粮食极度紧张，工资标准就不能按解放前折粮数发，基本上根据国民党的底薪等级，工人、职员、技师从每月八十斤到四百斤。工资包括一半货币、一半工薪券，东北财委定于1949年7月起把支付比例调整为货币60%，工薪40%。职员可持工薪券到沈阳财政局供销处的供给商店或指定商店购买各种实物，这样可以保证工人生活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

沈阳市总工会通过举办训练班，办工人学校，反复阐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告诉工人们，脱离实际要求过高的工资、劳动纪律松弛对生产和工人自身都不利，只有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改善劳资双方的经济地位。

1949年8月4日，沈阳第三机器厂一名叫赵国有的工人创造了2小时20分钟车一个“塔轮”的新纪录，成为企业工人的表率。东北总工会和东北工业机械部希望从缩短工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入手来同时解决工人运动、工资制度和工厂管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最初，整个沈阳只有155人报名参加缩短工时的竞赛，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宣传模范的精神荣誉让更多工人加入了运动，创纪录一时成为企业的风潮。这让1948年底沈阳接收以来，工厂设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大为改观。

事实证明，沈阳的做法对于未来大城市的接管和经济建设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在1950年上半年全国工商业陷入困难的时刻，政府将“劳资合作”改为了“降低工资，劳资团结，渡过难关”。有些企业要渡过难关，不仅需要政府的帮助，也需要工人的支持，包括忍受裁员减薪这样暂时的牺牲。周恩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要求对工人进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教育，工人被减薪，少数还失业，这是经济恢复期对资本家所做的必要妥协。

第二章南京总统府的最后90天元旦

1948年和1949年的交替，预示着一种旧政治制度的结束。蒋介石周围的世界碎裂了，他即使坐在总统府的子超楼里，也能清晰地听得见“破冰”的声音。他的私人秘书和智囊陈布雷在南京的住宅中自杀了。“让我安静些。”在陈布雷的日记后面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已到了灯枯油干的时候了。”他身体虚弱，患有失眠症，心情总是很忧郁，最不能使他忍受的是，他发现自己唯一的女儿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把重要机密送给了共产党。陈布雷感到国民党的失败已是无可避免，并责怪自己没能影响蒋介石的政策和决定。

国民党能动用的军需储备物资几乎已被全部投入到南京以北两三百公里的广阔战场上去了，蒋介石在徐州和长江一线的防御也被攻破，何基沣军队的倒戈在左侧打开了一个缺口；徐州之战更注定了国民党政府的命运。

这时，国民党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个和平团体，认为只有和共产党谈判，才能延缓共产党的进攻。起初，他们的头头是广西将领白崇禧，很快这些人就拥白崇禧的老朋友李宗仁负责。白崇禧控制着50万军队，对他的要求，蒋介石不能掉以轻心。

蒋介石派张群两次从南京飞汉口，和白崇禧商讨形势，但几乎所有人都跟蒋介石唱反调。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省参议会议长联合签发了一份电报，要他对自己的前途马上作出决定，张群也对蒋介石说他赞成和谈。圣诞节，蒋介石收到了白崇禧的电报，要他在美苏联合调停下立即与共产党和谈。

南京总统府随后度过了气氛压抑而可怕的一个星期。蒋介石召集全国主要军事将领，举行了整整一星期的会议。每逢新年，蒋介石总习惯于向全国发表一份新年文告，文告内容通常在一星期前就公布于众了，但1949年，直到元旦前一天下午文告才起草好，并译成外文。

12月31日，蒋介石发表新年致词时，邀请了大约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到他在黄埔路的官邸吃饭。他默默地听完了他们谨慎的发言，接着咆哮说：“我不想引退，你们这些国民党官员却想让我引退。我引退并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某些人。”这天晚上，所有国民党的核心人物都在这所房子里度过。

蒋介石引退后的1个月，南京政府陷入了混乱。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宣布，以3个月薪金的疏散费遣散80%的公务员工，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的形势下，3个月的薪金只够1个月的伙食费。面临失业的财政部官员们包围了他们的次长杨道樾，并对一个叫罗宗文的司长大打出手，结果除了3个月薪金，还争取到3000元疏散费。这个事件让各部门纷纷效法，并联合了2000人到行政院请愿，致使“政务会议”不得不三迁会场。

2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宣布要把政府搬到广州，他在这座南方大都市组建了包括外交部在内的内阁。但对于临时首都究竟定在哪，孙科自己也没有完全拿定主意。原来决定政府一级部门（行政院、国防部、外交部等）的首脑应当留在南京，但他们大多数人都在上海或到广州去了。倒霉的是下级官员，外交部下属200人带着400名家属刚开始他们漫长的行程，就在此刻极为混乱的火车站等候了3天。后来终于乘上火车，却在去上海的途中，为了给军队让行全部被赶下车来，在吴淞口为等候南下的轮船耽搁了一个星期。

第二章南京总统府的最后90天迁都

按照南京当地报纸《和平日报》的记载，从1948年12月20日开始进行的夜间户口检查活动在新年的2月5日还没有结束，并且正成为常态，两万多人的行政人员组成5千多个“夜间入户”检查小组，敲开房门检查户口，要是有不符合户口记录的人口，必须马上去警察局登记，不进行登记的人家连每月15斤的户口米也领不到。

报纸报道，“多数民众能理智对待夜间登记”——事实上，“不理智对待”不可行，要是没办法领取政府供给的户口米，多数平常人家只能饿死。

根据当时在南京政府公务人员周家让回忆，尽管管制物价，规定所有商品不能超过1948年8月19日的价格，并且所有的商店不允许关门，可是，到了这个阶段，金圆券发行没有限制，米价与8月19日相比，已经上涨142万倍，“人们用麻袋装钞票购买商品，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闻”。

按农历算，这是正月初七，可是南京丝毫没有过年气氛，《和平日报》的记者实地考察，即使是山西路的富人区也悄然无声，以往家家户户悬挂的精致的荷花灯也不见了踪迹，只有“一个孩子拿着劣纸糊的兔子灯”在街道上玩耍。

“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还在竭力维护首都南京的正常运转，一方面是严格控制和供应食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付骚动不安的民众，“自从户口登记以来，已发生多起冒充公务人员入室抢劫案”。当然，更是为了防止共产党人混进南京城。

可是，这种维持在2月初即成为泡影——就在5日上午，行政院长孙科正式宣布，行政院开始正式在广州办公。孙科自从1月20日离开南京后，一直在忙于行政院南迁，早在1月29日的农历大年初一，由于行政院所属的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的现金都已经搬家，代理总统李宗仁甚至拿不出银元来慰劳“首都卫戍部队”。行政院的很多部会，甚至只留下一两个小职员看门。按照《李宗仁回忆录》的记载，当时，“南京城空了一半”。

孙科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后，“府院矛盾”展现在所有人面前——李宗仁陷入更大困境：政府的存在受到了置疑，南京只有一个空洞的代总统，没有行政机构；而广州只有行政机构，没有政府首脑。《李宗仁回忆录》中，李宗仁坦诚了和孙科的矛盾起源：多年来，他和孙科一直关系尚好，可在1948年的副总统竞选中，孙科作为蒋介石支持的“黑马”，与李宗仁展开了激烈竞争，“桂系”的黄绍竑为了让李宗仁当选，“竟至揭露孙博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阴私。黄氏用假名发表了几篇文章，重提旧日的桃色事件——‘鄙眷蓝妮’”。

“蓝妮是一个颇有姿色的交际花，曾有个时期是孙博士的情妇，后来，她还叫两个女儿称孙氏为父亲。抗战时期，蓝妮一直留在上海，并且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来历不明的财产。日本投降后，所有伪官员的财产都由政府没收，其中也包括蓝妮小姐的。”孙科当了立法院长后，给上海官员去了信，称“蓝妮”为“鄙眷”——此信成为轰动一时的笑谈。而黄氏用文学家的笔法将此事重提，李宗仁回忆说：“孙博士尴尬万分，并认为我手段恶劣。”

孙科不仅是为报复李宗仁，也是对守卫南京已经毫无信心，他对李宗仁说，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到了临浦镇，南京已经处于远程大炮的射程之内，为使政治中心不受军事威胁，他一定要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他把自己花了10万美元在中山陵附近造的一幢精美别墅卖给了行政院下属的中央银行，这也是当时报纸轰动一时的新闻。

行政院迁往广州后，李宗仁不得不反击，他在南京召集立法委员复会，而孙科和蒋介石也指示20多个立法委员主张在广州复会。当时报纸声称，愿意在广州复会的立法委员可以领到很高的报酬，远比在南京复会的每日发2000金圆券的立法委员报酬高。可是李宗仁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有300多立法委员在南京复会，立法院复会后通过两项决议，一是赞成李代总统和中共和平协商的主张，二是要求行政院长孙科回南京报告施政过程。

监察院长于右任也站在李宗仁一边，并没有随大批官员出逃。

按照《李宗仁回忆录》记载，李宗仁在2月份先后派遣于右任等人去广州劝返孙科，可是都无功而返。2月22日，李宗仁自己飞往华南，表面上是去视察。当晚他和孙科进行了长谈，孙科说，在敌人的炮火下，不可能处理政务。李宗仁拿出抗日战争进行反驳，说当时的情况更危急。最终，孙科同意将立法院迁回南京。

可是，即使迁回南京，此时的立法院也不能有所作为了。根据当时在立法院工作的储子润回忆，早在1月末立法院南迁前夕，就进行了大量裁员，当时思想进步的青壮年、在立法院系统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或者同情中共的人，包括厌倦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年人基本上辞职，60%的人已经离开了立法院。

而在立法院迁回后，李宗仁只获得了表面胜利，所谓复院，只是装门面而已。储子润回忆，去了广州的人根本不愿意回来，孙科只带了少数人回南京，“寡人一个，一筹莫展，终于辞职。”

此时的立法院已经成为烂摊子，没有人愿意接任。李宗仁多次劝说何应钦接任，并且用两人多年前共事之情打动他，何几次请示在溪口的蒋介石后，终于勉强接任。可是，因为当时南京城已经半空，“我和何应钦要克服无数困难才能组成新政府”。当时南京没人办事，行政院不得不动起了留在广州的那批不回来的职员的脑筋，添设了六只巨大的铝皮箱，每日由飞机将大量文件送往广州进行处理，储子润回忆，民航总局接到通知，广州和南京之间的班机运送公文成为重要事情。

第二章南京总统府的最后90天遥控

南京的功能其实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已经丧失了。“首都”随人而走，没有因为代总统李宗仁的留守而停留在南京，也没有跟随名义上的迁都派们转往广州。它跟着蒋介石去了那个浙江溪口。

“美军联合顾问团”的军事顾问一开始就对他们在作战方案上和国民党军官甚至蒋介石本人之间的沟通不畅极为费解，1948年1月受命负责“顾问团”的陆军少将戴维·巴尔后来发现二者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在国民政府的组织机构中，没什么再比“裙带关系”更为本质和核心的问题，他在离开南京后呈交给华盛顿的最后工作总结中写道，“委员长的思想太中国化了，他所考虑的主要是人事关系和政治上的问题”，“不管一个人多有能力，他要获得一个要职，要办成一件事情，必须有后台。这总后台就是委员长本人”。

溪口只有在蒋介石回来的时候才会如此热闹，蒋介石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有一天，蒋介石对蒋经国说：“我们要在这儿待3个月。”

溪口与南京的联系通过国民党的设在南京的军台。据南京总统府军务局上校电话监察官王正元回忆，重要军话台上的主要用户有：蒋介石3条专线，宋美龄、俞济时3条专线，在重要专线台上装有直通溪口的长途电路1条。王正元回忆说，“蒋介石宣布退隐后，俞济时侍卫长专门把我叫过去，告诉我他们马上就要离开南京了。‘委员长很器重你，不过他这几天很忙，不打算接见了，今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3人在通电话中的一切消息，你搜集后，立即通知我。’俞对我说，‘我跟你约定一下，这3人分别用甲先生、乙先生、丙先生来称呼，我们两人通话时，不必称呼什么，互报自己名字就行，你呼正元，我呼济时后，即可通报内容。’”

蒋介石由此对南京时局了如指掌。李宗仁在南京的大小决定和通话记录被事无巨细地汇报给了蒋介石，除此之外，蒋还断掉了这位代总统的经济来源。有一天李宗仁派人到奉化恳求蒋介石授权统管政府财政以构筑长江防线，遭到了断然拒绝。蒋介石一面坚持要广州的孙科支持李宗仁，一面却命令胡宗南带20万军队飞往广州以遏制李宗仁的影响，他向CAt（陈纳德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提供的运输机支付了现金。

蒋介石此时往台湾运送了30万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大约90万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大陆，但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的12万人听从李宗仁调遣。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代总统即便答应共产党一些条件，很多命令也几乎是一纸空文。

到溪口后，蒋介石给他儿子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他督促空军司令部按时完成定海机场的修建，不得拖延。不久，原因就清楚了：定海位于溪口和南京之间，蒋介石事实上对保住南京以及中国最大港口城市上海已不抱什么希望。4个月后，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国民党守兵靠定海机场撤至台湾。

第二章南京总统府的最后90天骚乱

1949年已经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是一名年轻参谋的黄仁宇，用他后来在美国的大部分时光思考国民党为何失败。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所拥有的由美国配置的现代装备连同蒋介石设立的现代政府一样，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是如此遥远，它们“更像是外来干涉力量对抗中国社会”。40岁的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呼应了黄仁宇的观察，他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政论杂志《观察》上称，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支持者：“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务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在当时的首都南京，源于这种对立的对抗表现得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深刻。

随着李宗仁和何应钦在4月22日离开国防部大楼，最后驻守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成员从明孝陵机场离开，这座处于短暂政权真空的首都开始陷入不可遏制的骚乱之中。

先是位于市南老住宅区的穷人成为抢劫的主体，后来，失业的铁路工人、香烛厂工人，还有掉队的国民党士兵也加入骚乱的人群。人们先是洗劫国民党官员的住宅，李宗仁和何应钦的也没有幸免。国民党放在长江南北两岸军火库和油库内的定时炸弹引爆产生的大火和浓烟布满了南京的天空。危险并没有让愤怒的人群冷静下来。因为美国使馆区占地巨大，由海军陆战队护卫，人群就把使馆南面巴尔将军的住宅当成了出气筒，他们在这栋无人居住的大宅子里卸走了所有的门板、窗扇和管道等装置，并把木地板砸成碎片拿回家当柴火烧。“有几个乘机发财的人在北城墙外火车站附近的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油库前转悠。不过，这些仓库大部分已被洗劫一空了。”

国民政府南京市长邓杰在住宅被暴动者烧毁后，试图驾车带着市财政金库的3亿金圆券逃跑，被他的私人司机和卫兵痛打了一顿，断了双腿，后来在南京城南的公路被进城的人民解放军俘获。第二天，南京市面上金圆券贬至150万兑换1美元。

骚乱直到解放军进城才被平息，人民解放军成立了“和平筹备委员会”，负责处理接管，刘伯承被任命为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接着又被任命为市长。南京市民注视着胜利了的共产党军队，“他们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和国民党军队冷漠的表情和混乱的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陈毅各部除了一小部分军队留在南京，其余大部都掉头东进，攻入杭州，切断沪杭连接并包围上海。

南京跟上海的通讯被解放军迅速切断。4月23日，南京唯一一份仍在出版发行的报纸是基督教的《义士报》，报纸上载满了欢迎共产党的文章。“新华通讯社”开始运转，采编人员中很多是两天前还在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的新闻记者。

全世界都在等待“解放军攻克南京、占领总统府”这条具象征意味的新闻的发布，但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却出了点意外。从渡江战役筹备开始，新华社就配备了1个总分社，4个分社，还有26个支社上百人的报道力量跟随第三野战军，但这些记者却几乎全都跟随主力部队，没顾上进南京，就向郎（溪）广（德）山区进发了。4月23日，跟随东路军南进的总分社行军途中电台无法与分、支社联系，以至于35支社虽然在23日深夜进到了南京，但稿件无法发出。到24日凌晨5点，在北京焦急等待的毛泽东不能再等了，他口授了一则消息《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4月24日9时，新华社正式发布南京解放的消息后，南京60多名政治犯获释。一天后，供水供电就恢复了，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开始对外营业，限期限额收兑部分金圆券。另一些人被投进了新政府的监狱，他们包括：变成瘸子的国民党的南京市长邓杰、国民党社会福利局局长沈清诚和市卫生局局长徐新农。邓杰被指控犯有“企图携市政府雇员工资拨款外逃罪”。

第二章南京总统府的最后90天改造

4月28日起，从台湾基地起飞的国民党B-24和B-25轰炸机每隔几天就要光顾南京一次。当时在南京的《纽约时报》记者西默·托平回忆，“它们像黑色的大秃鹰在聚集在南京市发电厂、供水厂、铁路吊车厂和各种库房的滨水区上空盘旋。”轰炸机的飞行高度相当低，因为当时共产党除射程有限的50口径机枪外，便没有其他任何防空武器。

可是，“很多本该对准电动轮渡船和江边工厂投掷的炸弹，却偏偏落入了江水中。”后来担任《纽约时报》总编辑的西默·托平在回忆录《在新旧中国间穿行》中写道，“看来很大程度上，飞行员是有意尽力避免轰炸自己的同胞的。”在头几次空袭中，南京几乎没受到任何损失。

风向总的来说都利于新政权。在南京，刚刚主政的共产党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4月24日黎明，熬了一个通宵将“共产党占领总统府”新闻发回美国的西默·托平赶到南京城西北门，他看到涌上街头的青年学生们在路旁欢迎解放军进城，一些学生爬上大卡车的顶部高呼口号，向军队致意。三个星期前，6000名学生曾以这样的方式聚集，不过是向国民政府示威，要求政府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现在，学生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他们在军队的护送下到长江边去加固河堤，以防春讯。刘伯承为代表的南京军管会聪明地把两个阶层结合到了一起，这延续了共产党在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学生们生平第一次参与了农村的生活实践，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郎宁在南京城郊的农村碰到的农民激动不已地向他展示刚刚领到的新农具，并告诉他农民们参加了新组织的委员会，城里的学生们经常来看他们，给他们提供化肥，并取去了土壤样品。

以前农民进城顶多是贩卖田里的农作物，1949年5月，南京72个村的农民则高举写着各自村庄名字的白色横幅和红旗气宇轩昂地在南京城的大路上游行。他们跟上街组成“演讲队”向市民宣传“新民主”的学生们一起高唱共产主义歌曲，一些学生加入了农民的游行队伍，和他们一起扭秧歌。郎宁后来以观察者的角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让他感到新鲜的景象，他说：“农民进城我虽常见，却没见过农民上街庆祝游行，大家还给让道。”“各个阶层参与，这是南京解放后新政权让这个城市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关键。”

共产党的目的是要把南京从“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沈阳的经验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用不着在南京消灭资产阶级。刘伯承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共产党需要集中力量，通过促进私营和公共企业，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在积累资本的同时也要注意发展生产力。

南京军管会下设1个秘书处和8个局来管理市政。这8个局分管供应、外交事务、不动产监控、金融及经济事务、军事接管、政治接管、文化接管以及公共治安。这些部门中的多数职员都是对新政权有好感的原国民政府雇员。工厂、市政府办公室里，共产党开设“再教育班”或组织“学习小组”，学习讨论毛泽东思想。外国记者们得到允许观摩一次南京发电厂机关工作人员学习会，一名工会代表在会上介绍老“解放区”的学习小组怎样开展活动。这种学习会在1949年末开始越来越频繁。

第三章武汉解放：知识分子参政样本转化

在武汉大学，1949年5月，对像刘绪贻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面临着一个众所周知的共同选择：离开这座国民政府即将丢失的城市，还是选择留下。周围人的选择会影响到刘绪贻的判断，他的邻居吴宓在4月份已经动身去了重庆，但关键还是他自己的决心。

刘绪贻仍有一些自己的顾虑。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初加入了国民党，他不知道新政权将来是否会放过他的这个“历史污点”，他对自己的阶层定位也没有把握。刘绪贻在1947年6月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国，享受了国民政府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丰厚待遇，480块银元的年薪足以支付这个教授家庭所有生活费用，包括雇佣保姆和司机的开支。尽管这最后的中产生活很快就被暴跌的金圆券和武汉市接连翻番的物价指数击垮。但刘绪贻很清楚，共产党政权的基础是工人、农民，而他显然不属于后者。

刘绪贻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他的人生道路原本是沿着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仕途方向，先在重庆国民政府社会部社会福利司劳工福利科任职，后又通过老师费孝通和吴景超的关系转到经济部工矿调解处工作。国民党的经济部有两个大机关，资源委员会是管国营企业，工矿调解处是管私人企业，后者是一个“肥缺”。刘绪贻1944年放弃这个职务去芝加哥大学就读社会学系，完全是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现状的失望，这个知识分子跟体制显得格格不入。

96岁的刘绪贻如今坐在武汉大学的家里，回忆说，“当时经济部里有一些贪污的传闻，我就把这些传闻写了一个告状信匿名寄给了《大公报》。《大公报》把信转给了翁文灏，翁又把这个信转给了工矿调解处处长。处长认识我的笔迹，就开了一个会不点名批评我，说有人太不光明正大了，有什么事情匿名告状，怎么不用真名？这事之后，我觉得再在机关里待下去没什么意思了。”

他1942年加入国民党，并非出于对政治的热情，而是事出有因，“我在社会部社会福利司的时候，单位有两个共产党地下成员暴露，被国民党抓了，社会部部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CC派的人，出于政治考虑，他要求凡是想留在社会部工作的人必须加入国民党。”刘绪贻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并不等于他了解共产党。他回忆说：“我只想读完博士，回国能安心做我的教授。”

刘绪贻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些“中间特征”已经足以使他成为新政权尤为重视的统战对象，说服工作从刘绪贻离开武汉到美国的那一天就悄然开始了。

在众多个人选择的时刻，对解放区的宣传一直是让更多人了解新政权的窗口。“这个工作从解放前一直持续到解放后。”曾任中共武汉地下党总支书记、解放后在市委宣传部任职的吴仲炎接受记者采访说，“武汉一批知识分子，比如湖北的知名士绅张难先、李书诚，以及长期在美国从事病毒学研究科学家的高尚荫，在解放前后都被周恩来总理邀请到东北解放区参观访问过，回武汉后向各界人士汇报东北之行的见闻，这影响了一批知识界同行。”但对更多共产党想要争取的对象，如何接近并转化他们呢？

1947年在美国主动接触刘绪贻的是一名芝加哥大学的犹太学生。在海外华人学生中，讨论国事并不是让人意外的举动，学生们热衷于“站队”，留学生自动分为左、中、右三个阵营。刘绪贻对这位主动提供陈伯达写的《四大家族》和共产党在香港出版的杂志给他的外国人并不太感到奇怪。“这个美国学生是学俄文的，因此去过解放区，他似乎知道我对延安的好奇，讲了很多他在延安的见闻，和我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机关耳濡目染的那些完全不同。”这些潜移默化的接触的确让刘绪贻对共产党的态度大为改变。解放后，刘绪贻才知道这名美国学生是受武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委派。

第三章武汉解放：知识分子参政样本组织

在解放前的武汉，不止一个组织做像刘绪贻这类教授的工作。事后人们知道，它们都属于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的外围组织。解放前这个组织的地下党员已经扩大到500人，外围组织成员超过2000人。刘绪贻回忆说，有一回校长周鲠生找到他半试探半打听地问，“白崇禧说我们这儿有100来个共产党，我不信，我觉得有二三十个共产党了不得了”。

很少有人了解组织的结构。即使对于某个进步组织的成员而言，组织也是个有点混乱的概念。比如，就以武汉大学来说，除了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驻武汉大学支部外，大学里，还有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建立的“城工组”，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系统，还有襄南地委城工部和鄂中地委城工部。“除此之外，武汉大学里还有不少共产党地下组织形成竞争关系的组织力量，比如远征军退伍复员后的人，国民政府承诺一些立过战功的士兵可以到国立大学继续深造，还有数量不少的国民党三青团成员。”曾任武汉地下市委委员的刘实回忆说，“这些组织除了要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在做教师工作上也竞争得比较厉害。”

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地理环境再次展现了它的特殊性，这个城市流动人口的成分有着极为复杂的一面。“解放前的武汉大学不是像人们想的那种校园状态，它的人员非常庞杂。当年抗战期间全国高校往后方撤，武汉大学在乐山时，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成都五大学联谊会学生都集中在那里，抗战结束后，有一大批成都高校学生和复旦学生随着武汉大学迁校来到武汉。”中共武汉大学地下党成员、后来担任江汉大学校长的张薇之回忆说，“武大实际上在一段时期，成了一个基地。南下找工作的人、本来要去上海因路费问题滞留武汉的人，都住在武汉大学里。这样，往往上海学生找上海学生、山东的找山东的，一时学校里‘同乡会’很多。这段时期，武汉大学的帮派气息和社会气息很浓厚。”

拉帮结派并不被当时武汉大学的知识青年们视为陋习，相反，同乡会帮助那些刚到陌生城市的年轻人迅速解决居住和就业问题，它也成为在学校发展社会运动的便利。但这些同乡会依靠各自的私人关系像滚雪球一样快速扩大，被地下党迅速发展成为大量的外围组织，并构成了巨大的动员能力。张薇之认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武汉大学开展活动，发展学生外围组织和教师外围组织的顺利，在于地下党充分利用了中国旧有的私人关系和社会网络。

共产党再一次做刘绪贻的工作也是通过他的一个老乡关系。“我回武汉一年后的一个暑假，武汉大学有个工学院的讲师蔡心耜突然到我的单身教师宿舍找我，他带着我的一个高中同学，说要和我一起打桥牌。我当时很奇怪，因为之前完全不认识他们两个，那个同学跟我也只是同校而已，但他们提起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乡朋友，说从他那儿知道我桥牌打得好，就过来一起玩玩。”刘绪贻回忆，“后来蔡心耜就常来我家，直到1948年底传言共产党已经决定过江的时候，他向我公开了他的身份，说自己是共产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一个叫‘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的组织。组织的作用，主要是将来能争取把学校完整保存下来，防止被强行搬迁和破坏。我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刘绪贻加入“新教协”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做校长周鲠生的工作。为了稳定周鲠生，“校教协”和“新青协”一起为这位老校长60岁的大寿组织了一场晚会。

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下设两个支部：教授支部和讲师助教支部，两个支部下设三个小组，但彼此间没有横向联系，只对它们的上级联系人负责。“新教协”在1949年二三月间的工作任务很明确，“要做好调查研究。调查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财产和设备状况，一是学校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特别是教职人员的思想状况，以及当局核心成员的历史和其派系关系”。刘绪贻回忆说，“这两个支部要把各自的材料写出来，交给蔡心耜，蔡将这两份材料汇总，上交给武汉地下市委负责人”。

这样的调查研究当然不只有“新教协”这一个外围组织在做。“综合性调研报告”最后的详尽和具体让作为执行者之一刘绪贻都大为吃惊。它们最终汇总到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手上，形成一本《进城前武汉市各阶层状况》的手册。刘绪贻后来意外看到了这份手册，“几乎武汉大学每个教师和职员的思想状况都有纪录，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后面的备注是‘有点进步，有点怕’。”

在解放军进城之前，武汉市内几乎任何一个重要基础设施和基站都有了共产党可信任的人员看管，这些人员名单都出自那份“综合性调研报告”。新政权接管武汉后，各个机关单位人事安排的人员推荐也首先参考这个手册。

第三章武汉解放：知识分子参政样本民主

军管会只用了不到半年就从武汉撤出了。这个时间比之前几大城市接管的过渡期大为缩短，因为地下市委到新市委的顺利过渡，也因为各行各业交接工作的顺利完成。“他们雷厉风行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新市委班子树立了榜样。”时任武汉军管会秘书的李彬回忆。

比起后来武大的徐懋庸时代，武汉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至今仍认为，武大短暂的军管会时期让人怀念。刘绪贻对新政权的更深印象还是来自于军管会接管武大后的直接接触。“军代表朱凡到武大的第一天就是到我家来拜访，我之前毕竟只是跟地下党的联系人联络，这算是我跟新政权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他始终面带笑容，态度谦虚，向我请教了很多武汉大学的具体问题。”刘绪贻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使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格外的尊重。

后来军管会离开武汉时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晚宴，一些在学生运动和学术领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在被邀请之列。武大文学院著名教授朱君允的女儿熊性淑回忆：“1949年夏天，母亲接到了一张来自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请柬，晚宴设在德明饭店。母亲回来跟我们讲，她们吃的是西餐，长条桌，接待人员全是解放军，饭桌上的气氛极为轻松，军人们身上没有衬衣，一律白背心，下面是草绿色军裤，都说武汉实在热得受不了。虽然穿着随意，但他们坐在那里地显得朝气蓬勃，一名武汉银行家私下对母亲说：‘这么好的军队和政府，到哪儿去找？’”

武汉军管会对于知识分子的开明作风集中体现在了武汉大学被接管后对于武大校务委员会领导的任命上。军管会委员朱凡到武汉大学的第一天，就登门拜访学校知名教授的用意之一，就是广泛征求人事安排的意见。“听取了很多教授意见后，军管会拿出了一个名单，让我们讨论。”刘绪贻回忆，“这份名单确实拟得比较实事求是，看得出，军管会考虑到了学术、威望、政治倾向方方面面的因素，总出发点是教授治校。最初的方案是校务委员会主任仍由原校长周鲠生担任，副主任是物理学家查谦，主要考虑是查谦的政治立场比较中立，这是一个向来对政治没有兴趣的老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张培刚任总务长，我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代秘书长。”

让人意外的是，校务委员会主任人选当时几乎遭到了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教授分会全体成员的反对，甚至包括刘绪贻本人。“并不是周校长本身有问题。现在想起来，这一年的护校运动让我们这些教授自己思想有点‘左’了，大家一致认为，周鲠生曾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不适合在新政权下继续保留行政职务。大家新提名了知名化学家邬保良坐这个位置，邬是无党派，但过去是学校里鲜明的反国民党人士。军管会同意了这一提议。”刘绪贻说。

被教师们否决的周鲠生并没有被共产党弃用。“1950年周鲠生被周恩来邀请担任外交部顾问，担任外交部法律和政治咨询工作。”周鲠生的女婿周镜回忆说，“新中国当时在外交方面的确缺少一个有国际法专业背景的专家。周鲠生后来参加了上世纪50年代初重要的外交谈判，中国领海问题上的外交难题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准确表述都听取了周鲠生先生的意见。”

总的说，信任和民主的氛围是当时空气中的主旋律，知识分子处在乐观的环境之中。另一方面，“从延安整风延续下来的‘左右之争’也在所难免，”周克士说。1949年夏天，武大法学院刚读完大三的周克士主动要求到武汉第一纱厂工作，担任纱厂青工组组长。但他发现，在1950年中南局组织部派工作组下厂进行的“整党试点”里，知识分子往往容易成为工人的怀疑对象。“一纱当时大多是工农干部，只有我是大学生，解放前学运还被国民党军统逮捕过，虽然我的进步历史很长，本身没有什么疑点，但还是成为整党对象，这让我很苦恼。”周克士回忆，“当时我把困惑跟一纱厂的一位总支书记讲，她安慰我说，李尔重同志在延安整风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要我不必介意。”

解放不久让刘绪贻困扰的第一个个人问题，是他发现自己面临“失业”问题：从1950年开始，整个高校的学科体系都转向苏联，而苏联一直认为社会学系是一门资产阶级的学术，在学科设置中取消了，武汉大学很快效仿了这一做法，这让一直以社会学研究为方向的刘绪贻极为被动。“我要么只有在校务委员会光任个行政职务，要么只有待业了。”

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正在筹建武汉市工委的市委委员刘实向他发出了邀请，让他到武汉市工委的宣传部任副部长一职。刘实后来回忆此事说，按理说，以工委当时的工作的确没必要使用如此高学历和学术水平的知识分子，一是听说刘绪贻的学科被取消，二是工委刚筹建，干部都是原先的工农干部出身，实在缺少笔杆子。

刘实的邀请打动了这位社会学家，但刘绪贻在工委的日子并不愉快，他到工委没多久，就有了和周克士在工厂相似的感受。“一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几乎包揽了工会所有主要干部的发言稿，另一方面，那些干部总认为知识分子书呆子气。当时我也没什么衣服穿，就把以前在美国穿过的旧衣服拿来穿，结果连这事他们也看不惯。”刘实说：“说实话，当时工人对有些知识分子打的问号比较多，像刘绪贻去过美国，学社会学的知识分子在工会确实不太自由，也限制了他的才华。”

第三章武汉解放：知识分子参政样本财政

从抗战结束后，有大量投入到社会活动中的学生都暂缓了他们的就业，新中国一建立，这些多年积攒下来的年轻知识分子被大量吸引进入政府机关和各个基层企业单位。

“我从武汉大学动员了上百名学生进入基层，这里面理工科的学生后来有一部分回校念书了，文科学生绝大部分留在各个工厂配合军管会工作人员和后来政府干部展开恢复生产的工作。”刘实回忆，“除此之外，武汉一解放，中南局就从北京、天津这些北方城市组织大量学生南下支援武汉。”年轻知识分子成为这个城市基层干部的来源和主要储备。

这对城市面临第一轮建设的展开无疑是有利的，但它带来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地方政府职员的数量随之而来出现了巨大的增长。以武汉为例，政府各个机关的文职人员从1948年的2万多人扩充到了1949年底的5万多人。在相当长时间实行供给制，意味着这些新增岗位的饭碗必须要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这对尚未成熟的地方财政系统和原本就紧张的财政基础构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事实上，这个问题对于新政权有普遍性的意义。

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从企业头上收税。政府部门在税收问题上态度强硬，执行不留余地，结果引起了武汉多数工商业企业和大小资本家的“反弹”。客观说，新政权在武汉开展税收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存在着大量的小业主，二是从国民党政权手中接管过来的脆弱的税收征集能力。对国家控制下的少量大企业征税要比对无数小业主征税容易得多。然而，直到1953年，武汉的国有企业才达到532家，公私合营的企业不过31家，合作企业也只有几百家。“1949年年底武汉的私营企业有18701家，其中2629家是工厂。这些企业小而分散。”张薇之说，“另外，他们对最基本意义上的账簿都不了解，常常把盈利、支出和借贷混在一起，税收机构很难从中确定它们的总收入和净盈利情况。”

征税人员的能力和诚信度也是个困扰新政权的问题。“1949年5月，接管武汉之前，武汉有19家征税机构，分别隶属于中央、省和市级政府。每个税收系统都独自征税，而且这3套体系的所属机构也常相互冲突。这3个税收系统总计有1622个雇员。新建立的共产党政权保留了这些雇员中的580人。其中，116人是国民党员，60人是三青团成员，这些雇员的家庭背景大多不是无产阶级。由于在国民党时代，接受贿赂以及默许逃税行为在武汉税收系统司空见惯，该税收系统中很多人仍旧是积习难改。”张薇之说，“在税收领域，缺少专业知识的工农干部无法应付。”大批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这个时候帮了大忙，大约180名来自学生组织的知识青年在解放后加入到税收机构，并担任领导职务。

“武汉大学当时有以杨端六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专家，全部被吸收到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中来，这在全国都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张薇之回忆，“这批智囊对武汉工商业和政府财税状况的迅速改观功不可没。”

杨端六给新政权的一个重要建议是，充分利用旧社会现存的行会组织。解放武汉三镇时，汉口有181个行会，武昌有87个，汉阳大约有30个。每个行会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成员企业。行会可以分成两类：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同时，武汉三镇各自设有自己的工业协会和商业协会，统管本地的工业和商业企业。

1949年6月到1950年5月，武汉市政府发起了4次集中的运动，其目的是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在这4次运动中，行会组织都扮演协助征税的角色。例如，开始于1949年6月20日的第一次运动，其目的是实现到7月15日征收12.8万元的目标。武汉市政府实行了配额制度，汉口负担12万元，武昌负担7000元，汉阳负担1000元。于是，每个地区的工业和商业协会不得不相互协商如何分担他们的配额。

一旦某个协会确定了它所负担的配额，它就进一步把任务向它所管辖的下一级行会分派，各个行会又进而把任务向该行会的成员公司进行分配。这种程序涉及多轮的讨价还价，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可能是唯一能够确定纳税者的方法。

“通过向工业和商业社团征税，而不是向每一个公司征税，政府把确定纳税者的任务留给了行会。这是武汉经济恢复时期的一大创造。”张薇之说。税收配额作为整体分派给行会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行会如何向它的成员公司分配任务了。如果某个公司不履行纳税任务，那么其他公司就不得不负担更多的任务。这种直接的利益冲突使得行会自动地确定出在该行业所有从事经营的公司，这种征税方法相当有效。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在汉口征收最后一次所得税时，只有135个行会的11632个公司交税，我们进行的第一次征税运动则有179个行会的19488个公司交税。到了第三次征税运动（从1949年11月27日到12月18日），增加到207个行会的23313个公司交纳了所得税。

第四章 1949上海，民族资本蜕变 “瓷器店”

丁公量回忆说，丹阳集训，除了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入城纪律守则》《接管城市工作学习提纲》和《城市政策》，总前委和军队干部讨论最多的就是上海的打法。

“最通常的打法是先围后攻，切断军队的供应，但这一来，上海500万老百姓会吃不消，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打法上能不能创新。围不行，强攻也不行，重武器肯定是不能用的，沪南是上海最薄弱的地方，从那儿攻入最容易，但也容易把城市打烂了。讨论来讨论去，陈老总才有了‘瓷器店里打老鼠’这一著名说法。”丁公量说，“最后大家就想，既然进城打怎么都会打破‘瓷器’，有没有可能把汤恩伯军队调到城外打？”

“汤恩伯数次向父亲‘征借’石子，用于修筑、加固碉堡。”赵国通回忆说。赵的父亲是解放前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解放前夕担任代理市长的赵祖康。

丁公量说：“上海因为城市本身的防御条件并不好，因此历来的工事构筑都极为坚固。从‘八·一三’‘一·二八’开始，德国人、日本人就在这里修筑了密集的碉堡和地堡。蒋介石要求汤恩伯充分利用并加固它们。”

但后来，丁公量的部队攻入上海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地堡里，伸出白旗来，但是我们举着枪过去等了半天，也不见人从地堡中走出来。”丁公量回忆说，“我们走到地堡后面才发现，这些地堡的门全部被从外面反锁了起来。一个班的国民党士兵守在里面，其实就是让他们送死的。”

那些没有价值的防御其实已经说明，蒋介石已经从军事放弃了上海。但从另一个角度，对上海的争夺，刚刚开始。丁公量说，“这些工事的修筑其实完全是为国民党撤退和将上海的黄金储备运往台湾争取时间”。

5月中旬淞沪战役打响，战事的进行完全按照总前委事先决定的方案。“吴淞口是国民党部队的退路和物资的出口，蒋介石一定不会让我们占领那里。如果我们从宝山、高桥两侧夹击吴淞口，汤恩伯一定会调动兵力出来迎击，这样一来，主战场就会被引到郊外，而不需要在市内开火了。”丁公量回忆，国民党城防司令部兴师动众打造的防御工事根本就是形同虚设。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进行谈判。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损坏。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汤恩伯从上海撤退前，运走了第二批黄金。第一批黄金早在2月20日就运走了，这里面包括一部分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期间搜去的114万两黄金、2443万美元、1100万元港币、96万两白银和369万元银元。2月份蒋介石从他隐居的老家传来指令，命令中华民国银行总裁俞鸿钧把50万盎司的黄金运往台北。

不过倒是有个不小的额外收获在等待着共产党。这要归功于一个不大有名的投诚者——吴绍荪。他是“CC”派成员，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建国后担任人民政府交通部顾问。丁公量说，“抗日战争期间，吴绍荪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了解上海黑社会的情况也是他的任务，他为此加入了‘青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副市长。我们打进上海时，是吴绍苏把当地商业巨头、黑社会头目和国民党情报密探的档案全部交给了我们，使陈毅能及时逮捕所有的敌对分子。”

第四章 1949上海，民族资本蜕变秩序

“共军自衡山路一带，合队向东徐徐经进，纪律甚佳，秩序井然。”这是尚未被整编的《申报》特派记者于1949年5月25日凌晨4时所发的报道，这支向东的队伍沿途并未遭遇战斗，清晨时，从徐家汇到南京路大小的屋檐下和衣而卧的人民解放军给上海市民们上了第一课。

特别是对于不看报的唐薇红而言，那天，刚走到南京西路上的平安电影院，就看见路边灰扑扑躺着的军队，“瞬间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觉得这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大不相同”。

“那时候我们哪里看报，看报是先生的事情，太太只管管家里的生活，剩下时间就是打麻将，跳舞，找好的裁缝缝衣服。”那时候她刚结婚，还不到20岁，已经安心地过起上海主妇的日常日子。

不过，这麻将桌也并不安生，1948年底，周围的亲戚朋友都陆续离开了上海，“我们没走，就是觉得出国也没好日子过”。从小她就看着南京路、淮海路上白俄流亡贵族，“他们在自己国家也都是王公贵戚，可是流亡到了上海，女的在小酒吧当招待，要不就是当舞女，男的沿街卖肥皂”。那肥皂买回去，晒晒太阳就化成了一点点，她用手比划着大小。

现在已经82岁、但是穿着异常鲜艳的唐薇红心目中，上海历来是个安逸的所在，加上家庭的矛盾，使她更不愿意离开上海，“我们家是个大家族，我是庶出，从小就受气。”她对共产党有真心的期待，“到时候人人平等，肯定比以前的社会要好”。

所以，尽管周围有不少人张罗着买票离开，麻将搭子常常拆散重组，可她铁了心不走，只是三天两头坐家里的包车去十六铺码头送人。码头的乱象并没有干扰她每次去都更换不同的旗袍。

几个月来，从南京路到十六铺码头的那段外滩成为最拥挤的地方，“甚至一向安静的华懋饭店（现和平饭店）门口都挤满了人”。1948年底，美国驻沪总领事劝美国侨民小心对待时局，唐家也有不少美国朋友开始离开。到了1949年5月份，上海的5000多美国人大约只剩下1200个。“白俄也离开了，他们成群坐着国际难民组织专门提供的轮船，据说是先到菲律宾再想办法。犹太人去的地方更是五花八门，有去澳大利亚的，也有回欧洲的，最多的是去美国。”

刚开始，轮船公司还提供彩带，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各执一端，“后来就没有了，乱哄哄的，只听见嗡嗡的说话声”。走的人越来越杂，甚至在码头上，还碰到了她经常去做衣服的南京路上鸿翔公司的几个裁缝师傅，也离开上海乘船去香港，“因为他们的大主顾都走了，他们告诉我，未来的上海人都要穿人民装，他们的手艺没用了。”

码头的景象让生活在安逸中的她深刻感觉到离愁别绪。外国人的急剧减少改变着上海的面貌，不过她还是安慰自己，有永安公司在，即使外国人离开了，“舶来品也不会缺多少”。多少年来，南京路上的永安等几家商店始终紧跟时尚，“战后美国刚有的玻璃丝袜，上海没几个月就流行开了”。

留在上海的中上层市民大多和她有共同的想法，尽管麻将桌上从21日开始能听到郊区传来的炮火声，可是大家还是生活如常，上海市长吴国祯从1948年底就开始实行的“储粮，储菜”活动使很多家庭并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唐薇红说：“我家存的酱菜到1950年才吃完，婆婆是个很会做人家的宁波老太，那段时间很想出外去吃饭，换换口味。”国际饭店的二楼是北京菜，但是带海派风格的北京菜，即使是在解放军进城的那几天，唐薇红和丈夫还是在那里，享受银制的盘子上切片端出来的烤鸭。“我印象中，像国际饭店就没有关过门。”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5月25日唐薇红照常出了门。“24日，国民党军队下戒严令，不允许出门，25日早上醒来，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她还记得，那天从西藏路南京路口走过时，还听见沐恩堂敲响了过节的钟声，9点过后，南京路上的大多数商店照常拉开了铁门闸，成群结队的市民们好奇地观看着解放军，纪律严明的、穿着布鞋的年轻战士们和前些天国民党的失控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走在陌生的南京路上，周围是他们首次见到的摩天大楼和电梯。

当年28岁的陈炜也在那天清晨匆忙从南京路走过，赶往位于延安路上的一家私营电台，她不会知道，机遇选择了她来向上海市民宣布这个城市解放的消息。

天还没全亮。那天上海在下雨，天空灰蒙蒙的，在家里就听到街道上声音杂沓，车轮滚滚。刚上到南京路上，她就兴奋地去找站岗的解放军握手，可是手里拿着枪的解放军战士没有理睬她这个穿着旗袍、相貌秀美的“资产阶级女性”。

“其实我当时是上海广播乐团唯一的地下党员。”只是同团成员都还不知道她的身份，“1946年，我和音乐学院几个同学一起组成了广播乐团，也是因为当时80多家广播里面，播的基本都是靡靡之音。”

广播乐团的6个女孩子在电台演唱中外艺术歌曲，“其中有很多是舒伯特的”。这使她们在当时的上海显得非常清新。她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苏联电影的插曲《贝加尔湖》，现在已经88岁的她突然用柔和的声音唱了起来：“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者的心，为争取自由而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边。”

那电影是讲一个苏联大学生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而选择了在西伯利亚地区教音乐的故事，“当时苏联给我们的印象，就像电影里面演的这样，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而且在当时的上海，不少市民都是这么想的，她们在电台里唱完这首歌，就有很多听众写信来，要求她们反复教唱，“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去了贝加尔湖，第一时间涌上心头的就是这首歌”。

1949年3月，陈炜接到党的任务，一定要在解放军入城的第一时间把解放军的安民告示广播出来，“我和另外一名同志钱乃立一直还在筹划，怎么才能顺利播放这几个告示，没想到，25号那天很顺利”。她还记得，那年雨水特别多，当时上海的排水系统还不够完善，“很多时间，我们到了播音室就把鞋晾了起来，赤脚进行广播”。那时候有个名主持叫白荷，告诉大家这群姑娘是冒雨而来，赤脚在为大家唱歌，听众们很感动。

那天，穿过南京路到了延安路上的上海电台，才发现电台已经被人民保安队管辖了，这些队员很多是南京路上的学徒和店员，“他们年龄轻，从十三四岁就到上海来学做练习生，一方面对社会不满，另一方面又容易接受革命道理，所以地下党在南京路的学徒中发展了很多党员”。

没怎么审查，陈炜就顺利地站到了关键的位置上，当时上海电台只有一名姓杨的副总在主持工作。“大概清晨六七点钟的光景，我们就去了小播音间，我拿着两个布告，对着话筒非常非常兴奋地说：上海的市民们、朋友们、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经胜利进入上海了，上海已经解放了。”

“这时广播乐团的人也来了，我们当初也收听延安电台的播音，他们也教歌，我们跟着学唱过《东方红》，这时候我们一起唱起来。”许多年后，陈炜的普通话还是清脆悦耳，可以想象当年她播音的样子。

没多久，她们就接到苏州河以北尚未解放的地方打来的电话，许多人平生第一次听到《东方红》，他们说：“我们这里还没有解放，听了布告，我们很激动，我们一定安静地在家里等待解放，不去扰乱。”

结束了广播的陈炜走出电台，才发现南京路已经陷入了空间的拥挤中，尽管有警察在维持秩序，可是，这些旧警察已经没有了威风，很多人力车夫开始恢复了苏北乡音，向警察愉快地挑衅：“解放了，你还管我们？”“交通规则是国民党定的，见你的鬼去吧。”

一时间，南京路被小汽车、黄包车和三轮车堵得严严实实。“还有些车辆上面写的国民党某某局，可是车上坐的明显不是车主，大概是遗弃的车辆被他们捡了。”警察也明显的有些畏缩，不太敢于管理。

这种局面到6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后才好转，新的公安局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法规就是《交通规则》。

第四章 1949上海，民族资本蜕变人民币

人们翘首以盼的整卡车整卡车的人民币5月27日姗姗来迟。尽管如此，也刚好赶上上海正式解放前夜，时间之精准让人惊讶。“路上遇上了大雨，加上道路本身就被炮弹炸得凹凸不平，卡车行驶缓慢。我一再叮嘱司机注意安全，因为一路不能停，又没有后备车，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所有人都在等我们。”当时参与运送这些人民币的原北海银行发行局财会科采购员张振国回忆说，“我当时负责八辆卡车的人民币，从丹阳出发前，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杨秉超要求我务必在27日上午到达华东局军管会财贸组办公的上海金门饭店。”

“军队推进到哪里，钞票必须要跟到哪里。”张振国说，这是平津战役之后中央和军委下达的死命令。几个月前，北平解放给城市接管留下最重要的教训和经验之一是货币统一在超大型城市的重要性被有所忽视了。解放北平时，货币混乱曾造成不小的麻烦。“在货币问题上，我们刚开始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兑换排挤‘蒋币’了，而忘了我们自己的解放区货币四处流动时也能带来混乱。”时任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局秘书的杨仲文回忆，“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尽管也在下令逐渐回收之列，但并没有如文件要求的那样严格执行，进城部队把它们带进大城市了，给经济活动开展设置了障碍。”“另外，我们对银元的冲击力量开始也估计不足，平津解放时，对银元的收兑和排挤不是很得力，这就把问题留给上海了。”

“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是上海印钞厂已经被国民党搬到台湾去了，为了保证到上海之后印钞厂能迅速开工，我们还被要求在运送人民币的同时随车携带大量印钞原材料，钞纸和油墨。到上海后才知道这个情报是有问题的，地下党已经控制了上海几个主要的战略工厂，印钞厂完全具备开工能力。尽管如此，决策并没有错，如果没有这批事先准备好的人民币，即便全上海的印钞机24小时转动，也远远满足不了市场上的货币需求量。”张振国回忆，“5月27日早晨6点多钟，车队提前到了金门饭店，我找到陈穆行长，他要我带车队到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找卢纯根行长办理交接入库手续，完成这一套程序后，上海金库的负责人宋江山和我一起把人民币储放到位于滇池路的金库里。”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在平津发生的货币混乱再次重演，中央规定，渡江战役前，所有解放区货币必须在长江以北兑换完毕，边币中除了“华中币”作为过渡时期的人民币辅币可以进入上海，其他货币一律不允许过江。

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初步计算过上海市面流通的金圆券数量，要全部回收这些旧货币，大约需要4亿人民币。在首版人民币发行的初期，中央还没有估计到人民币的通胀速度，人民币的面额并不大。第一批发行首先在华北、山东和西北三大解放区流通的人民币有10元、20元和50元三种券别，随后又发行了在全国流通的1元、5元和100元三种券别的人民币。

事实证明，包括陈云也大大低估了情势的艰难。进入上海后，接管者们发现，在兑换金圆券之外，他们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是预算的十倍都不止。上海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包括经济恢复、公教人员的薪金、旧人员的收容、灾民的救济，再加上有增无减的军费需求，都急剧放大了需要投放市场的货币量。1949年5月底，陈毅、曾山向中央和中央财经部发去了“请求拨30亿元人民币”应急的电报。

另一件事也在人们的预计之外。人民币在上海的推广远非中财委想象的那么顺利，新货币遇到了强大的对手：银元。人民币流向市场后出现了令人尴尬的信用危机。据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报道，上海市民拿着刚刚领到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淮海路、曹家渡、十六埔的黑市去换兑银元，以至于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

“新政权极为重视人民币的上海一战。”张振国说，“但一开始效果让人失望。我们第一批投放下去的人民币并不多，也根本流通不动，只是浮在市面上。”

人民币遇阻，首先感受到困境的是进入上海的大批部队。“最直接的影响，是战士们没有盐吃。这很要命，没盐吃体力跟不上啊，我们一个团十几个连的基本生活没保障了。”丁公量回忆说，“渡江以后，我们按照要求把解放区货币统一上缴换了人民币，但进城后，发现拿着钞票用不了。南京路上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大小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后来，我们向总前委打报告，上面给每个连发一个银元用来应急。”

第四章 1949上海，民族资本蜕变银元

银元在上海的备受青睐由来已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世界上白银储量最多的地方：大约达四亿盎司——上海差不多就是一个中国的总银库，存着大部分的中国银子。“因为大家都认为上海租界是一个安全之区，周边的地主、内地钱庄、富翁、印子钱老板和军阀都把他们的银子尽量运到租界里面来存放。”杨仲文说。

上海已经不止一次处于银元投机风潮的包围之中，如今，银元投机的环境再次浮现。《上海大公报》当时的一则消息描述了九江路外滩中央银行令人窒息的挤兑情景：“四川路迦陵大楼到福州路一段，由上午四时到九时就人如潮涌，不准行人通过，连很多银行机关职员都无法进去办公。记者于早晨进入某大楼，出来时人群更挤，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冲出重围，回来检视，大衣袖口纽扣上扎牢女子头发一大撮。中央银行挤兑的人把附近大厦的门口都堵塞了，住在大厦里的人们冲了好久没有突围，便在一楼开了一面大窗，用一块条板搭在挤兑的人头上，才能走出大厦。”

“投机者利用了人们的心理，银元成为人们恐惧感的催化剂。大批手里拿着现金的惊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于黑市，他们抛售新货币，换来银元，进而把它们藏起来——放进保险柜、箱子、白铁罐，很多人都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洞，把银元埋在里面。”张振国回忆说。

1949年5月29日以前，惨遭挤兑的是“金圆券”，5月29日以后，人民币遇到了相似的命运。人民币和银元的强弱之势几乎一目了然。解放后的10天时间里，上海银元的价格就上涨了两倍以上，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跟着猛涨两倍。

上海又一次成了投机的天堂，街头的小贩越来越多。“6月5日那天上街的小贩是2万人，到6月8日已经发展到8万人。”丁公量解放后在上海任第九兵团保卫部部长，他回忆，“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汉口路上的一幢显赫建筑，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解放后，旧上海证交所再次成为上海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和指挥部。“投机分子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张振国回忆，“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每天还有数千名前来探听行情的人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对全市银元价格的操控，就如同当初对有价证券交易的买空卖空一样得心应手。证券大楼的‘水很深’，很多看似普通的证券号背后都牵涉到官僚和帮会势力。”“陈云那段时间经常到银行来，与银行的顾问、专家，还有一些银行里的老上海讨论这场针对银元投机的仗怎么打。”

陈云和陈毅不是第一个在上海向黑市商和投机商开火的人。三年前，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悄然来到上海，并调兵遣将，将其嫡系勘建第4大队、第6大队共7000人带到上海，同时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执行经济检查，结果一败涂地。这段非常时期，上海的法庭不断地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从9月初起，蒋经国枪毙了奸商王春哲等，并在上海大捉“米蛀虫”、“棉蛀虫”、“毛毛虫”等，先后被关进去的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荣宗敬先生的儿子荣鸿元等，沈莱舟的女婿黄国良也被当作“毛毛虫”捉了进去。但蒋经国的挫折从一桩奇怪的事情开始了：一个晚上蒋夫人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继子截获了扬子江开发公司的大批货物，这些货显然是黑市货，这家权力极大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财产。蒋夫人听到蒋经国要逮捕她的外甥、总经理孔令侃而大为恼火，蒋介石决定把这事交给她处理。最终孔令侃并没有被捕，而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去旅游了几个月，后来公司总部就挪到了佛罗里达。

现在，同一个战场，新政权和诞生不久的人民币能打赢这场仗吗？张振国说，“我们刚开始分析是我们定的牌价低，市场中吸引力不强，因此第一个想法是用经济手段把银元压下去”。

这个计划的名称叫“以银元制银元”。那些差点就要被收进博物馆的“袁大头”模子被重新翻出来，上海造币厂用了一天时间就突击生产了10万银元，以试图投入市场一举平抑银价。“我们集中了这10万银元在同一时间用低价投到黑市，6月6日那天，仅在上海市一个区的市场上，就抛售了1万银元。”张振国回忆，结果这些银子在上海滩“石沉大海”，这些新政权挤出的一点库存银全部被投机者吃进了。

从上海历史上白银的保有量来看，这个巨大市场的吸纳能力深不可测。

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金融工作、几次参与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的冀朝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们接管上海时，被搬空的中央银行金库里只有黄金0.6万两、白银3万两、银元154.7万枚、美钞8.678元（注：原书如此）和极少量的英镑、港币。而我们保守估计，光在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也有200万枚。想用以市场对市场的经济干预来解决人民币立足问题是力不从心的。”

另一个客观原因也否决了经济干预能在短期内见效的可能性。杨仲文分析说，中财委当时已经意识到，银元强势某种程度上，也是平津解放解放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的必然产物。“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早已是银元的市场。在这种背景下，要想推广人民币只有采用非常手段。”

1949年6月10日，上海解放以来涉及范围最大、手段强硬的统一行动拉开序幕。“这场打击银元投机运动在上海的覆盖面是相当大的，西藏路、南京路、虹口、十六埔、曹家渡几乎每个存在金融黑市的点全部在打击之列。上海工会还发动工人和学生游行形成外围的宣传攻势。”张振国说。风暴的中心便是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

张振国以及丁公量的妻子、时任20军党委机要秘书的苏菲都是包围证券大楼行动的亲历者。苏菲回忆，“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在10日一早包围了证券大楼”。

“我们三个人一组，其中一名战士、一名银行干部和一名公安局干警，每个小组负责查六个房间。我们很多参与行动的人，其实在6月9日就已经进入大楼了。我当时借了表弟的一件长衫，按指示，就是盯人。”张振国回忆说，“第二天一早，我们8点就到了大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带200余名便衣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10点开市时间一到，我们就把军管会的袖章带起来，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

张振国说，“在6楼445房间，一个永成证券号的经纪人周汉卿，正在和他的手下不断跟香港、澳门市场呼号联终，他们对各种投机筹码都有暗号，美元叫‘糖’，黄金叫‘人参’。另一个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办公室‘寿昌金号’，是操纵银元投机买卖的一处指挥所。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墙上挂着一张红字表格，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次行动集中到大厅训话的共有2100人，当场逮了238人，抄没黄金3千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千多万元。几乎就是当天下午，银元市场就从每枚2000元跌到了1200元。新政权硬是为人民币攻克出了一个市场。”

第四章 1949上海，民族资本蜕变紧缩银根

人民币占据市场获得发言权，解决了新政权最紧迫的财政危机，但由此带来通胀的负面效果也显而易见。处理不当，共产党在上海就会陷入和国民政府相似的泥潭中：通过打击投机，来树立新币威信，解决财政困境，结果新币的泛滥急剧扩充了社会上的游资规模，它让更严重的投机卷土重来。

至少从1949年6月银元之战结束后来看，情况并不妙。财政赤字仍然在扩大，而包括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在内的开支也丝毫没有缩减的势头，在没有税收来源的情况下，继续增发货币是唯一出路。据杨仲文统计，从1948年底到1949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元增加到4851亿元，增加了25倍。他说，“中财委当时算了笔账：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元，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元，合计共需1万亿元，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元外，还须发行8000亿元，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须增加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让新政权棘手的地方是，在中财委在上海召开第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之前，人民币的发行是由各大区的中央局掌握的，每区客观上都有多发钞票的冲动。但各大区发出去的票子自己会走路，常常是由新区发行出去又走回老解放区，冲击老区的物价。上海解放后，中央调度能力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来。

共产党现在要做的是反手回收，紧缩银根，从金融市场上吸干游资和可以调动的头寸。这就需要统一全国人民币发行，所有收入汇入中央金库，由中央各部统收统支。

抽紧银根的办法有两个主干渠道：一是征收税款，二是发行公债。“我们还要求资本家给工人按时发工资，以避免他们停产将资金转移到投机上去。国务院紧急通过了《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准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的钱都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而且不允许存入私人银行和钱庄，不允许资金越过银行实行体外循环。到1949年底，我们已经吸收了8000亿元存款，基本上把社会游资吸干了。”冀朝鼎在回忆中说，“钞票从银行出去，当月就能回银行，货币回笼速度大大加快，每年的周转能达到十二三次，从而大大地减少了货币发行数和市场货币流通量。”

紧缩银根的过程，伴随着又一轮投机高潮的展开。投机商大量囤积居奇。自10月15日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海的棉纱价格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由此带动了其他物价和其他区域物价跟着上涨。但是，“客观说，此轮物价上涨的威胁性已经大大降低，中央经过半年左右的布局，对货币和物资已处于高度控盘状态，因为流动性已经在暗中被大大抽紧，投机者的反扑实际上脆弱不堪”。杨仲文说，“这段时间，中央同时在华北和上海等地频繁调配物资，上海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万件。”

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收网”了。后来被称为“米棉之战”的行动事实上已经完全不再具有对抗意味，而充满了对投机者的惩戒色彩。

在市场物价达到最高峰的11月25日，这些国家储备物资开始在全国集中抛售。杨仲文回忆：“刚开市时，上海投机商看到有棉纱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社会游资已经并不丰裕了，有的人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投机商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计算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还可以获高利。但他们发现，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为了避免血本无归，投机者只有随行就市，抛售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政府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棉纱。”

中财委委员、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之子章立凡回忆，章乃器后来对陈云对时局控制的游刃有余极为钦佩。“父亲最初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压，但陈云一直按兵不动。事实证明，陈云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选择了最精确的出击点。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这场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也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

一个月后中财委如法炮制了对粮食投机商的惩罚。当囤积者积攒了几个月的米源打算在正月初五粮食市场“红盘”大捞一笔的时候，中央已经在上海周围完成了杭嘉湖、苏锡常一线，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三道防线的布置。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手里掌握的周转粮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

第四章 1949上海，民族资本蜕变南京路

1948年，朱联章的“福利皮货店”在现在南京路的第一西伯利亚皮草店的位置上开张，“那时是用30根金条顶下来的店面，那是个好地方，从国际饭店开车过来，我这里是第一家皮货店，外国人买的特别多”。橱窗里堆积着黄狼和灰背做的皮裘，下面是中国制造的皮包皮箱，“都是顶尖的奢侈品”。

朱联章那时候不过20出头，之所以有这么多钱，“抗战胜利后从美国兵那里赚了不少，他们把雪茄、钢笔拿来让我们转手，又从当时我工作的大中华皮货公司买大量的皮包和丝绸”。美国人走了，生意并没有清淡，“当时社会流行穿皮货，不少电影明星来我的小店，买黄狼皮的大衣，两根金条一件。周围的舞厅的舞女也跟风来买，不过她们买不起最好的，只能买一般的皮货”。店里的裁缝就雇了四个。

朱联章本来以为生意会越做越大，没想到，“1949年初就不行了，解放后更不行”。皮草作为奢侈品，是最受环境影响的服装，“有时候开张一整天，一个上门的人都没有”。南京路石门路一带本来是皮草店众多的地方，“1949年下半年，街道两边的店老板基本上是面面相觑，不知道生意怎么做。从前的大主顾要么去了台湾，要么即使还留在上海，也不敢再穿皮革”。朱还记得，他还想像以前那样，去大主顾家推销新到的皮货，“像荣家、贝家都是我的主顾，从前都是我们主动上门”。可是这时候去了，基本见不到主人。

脑筋灵活的朱联章终于想出了新点子，把皮子吊在里面，外面罩上了朴素的人民装，这一招，使他的皮货店又开始有了生意，“不过还是不能和以前比，门面房的价格也直线下降，我用30根金条顶下来的，解放后没多久，就只值10根金条了”。

直到苏联专家来华后，“我们的生意才好转一点，他们有钱，也不怕舆论影响，照旧穿皮货”。

可是，南京路上别的商店就没有朱联章那么幸运，即使是像永安公司这样巨大的百货公司，解放后的生意也开始一落千丈。

以往任何统治者都没有做到的消除犯罪和色情行业、重振社会道德的庞大计划，在共产党执政后开始全面展开了。

南京路作为一条光怪陆离的商业街首当其冲受到了整顿，没多久，唐薇红这样的跳舞迷很快就发现，南京路上依此排开的20多家舞厅迅速减少，有着众多舞女的舞厅成为重点改造对象，即使还开放的也被限定了开放时间，“很多是下午两点到四点，晚上改为说书的地方，不能跳舞”。没有舞台的舞厅，改为书场最为便捷。

解放前，南京路上的舞厅盛极一时，唐薇红说：“我最喜欢去仙乐斯，那家的菲律宾乐队非常棒，小号手叫罗比。”这家舞厅据说是跛足的沙逊三世在百乐门受了冷遇而新建的，规模气势都不比百乐门差。而且，这家舞厅收费贵，跳舞的基本上都是中上阶层，适合唐薇红这样的女性去。

“结婚后进舞厅比较麻烦，不能和陌生男人跳，也不可能和女伴跳，两个女人一起跳，就会被人误会是舞女。”丈夫下班后经常被她拖去舞厅，“那是我们的主要娱乐方式”。

后来麻烦来了，丈夫在海关被留用，下班后两人再去舞厅，“可那个时间段已经不能跳舞了，当时我们俩年轻，没耐心坐下来听说书，但从前的很多朋友都在这个阶段疯狂地迷上了听书，那时候这是大家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了”。

弹词名家陈希安先生14岁来上海，正是太平洋战争开始那一年，可是他很快就和搭档周云瑞红遍了上海滩。“我们说的《珍珠塔》，书本身就出名，那时候又是评弹的天下，上海的几十家电台里每天要播几百小时的评弹。”抗战胜利后，评弹达到鼎盛阶段，“一天要唱几家书场，几家电台。没想到解放前后比那时还要发达”。

他和搭档是当时的“七煞档”，“四响档”，前面一个称号略带贬义，是说他们如凶煞，书场都是他们的天下，导致别的说书先生没饭吃——任何大书场都以请到他们为荣。1948年下半年开始，上海的市面开始萧条，可是书场没萧条，陈希安记得，那时候南京路依次排列了20多家书场，许多开设在最繁华的百货公司上的，说书先生们坐着黄包车，一家家的赶场子。

当时就有舞厅开始开辟为书场的，“并不是解放后的发明创造，当时的南京路最好的舞厅经常把一些下午的零散时段开辟成书场，这点和解放后正好相反，不过解放前这种书场都是给有钞票的朋友进的”。

他还记得南京路上几家舞厅改的书场甚至比先施、大新等百货公司里面的书场还要高级，“进去有种外国剧院的感觉，这种书场里面听客以大学教授、公司职员居多。当然，像大资本家、大流氓还是不会来，他们会把我们请到家里唱长包书，我就去过杜月笙家好多次”。

说书先生引领着南京路上的部分时髦，“我们穿什么，听客就穿什么。当时说书先生很有钱，冬天扎皮袍子，里面穿纺绸衬衫，下面穿白底的缎子鞋，一去书场，前面几排的观众全部穿得和我一样，甚至连挽袖口的方式都一样”。大冷天，陈希安他们也穿仿绸的单裤，为的是在台上看起来漂亮，结果“观众也和我们一起挨冻”。

尽管即将解放，可是陈希安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担心，“上海人总觉得任何战争都不会毁掉上海”。1949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四，他还在南京路上的新仙林书场举行了结婚仪式，“那个书场很大，当天来了1000多名贺喜的听众”。

闲下来，几个人议论最多的是，“要是有闲阶层都去了香港，我们是不是就没听客了？听说共产党要把有闲的人都赶去做工，消灭这一阶层”。可是看着那么多听客在台下，他们又觉得自己担心很多余。

另一名评弹名家王柏荫的回忆和陈希安一致，他当时和蒋月泉拼档说《玉蜻蜓》，也是四响档之一，“这份生活很惬意，又自由，收入又高，又没老板管着，当时最红的说书先生，一天能说到一两黄金”。20出头的他一天要赶10个场子，坐着长包车在南京路上赶场子，车上放着羊毛毯子，比一般的黄包车高级，人家看见这种车来了，就知道是评弹的名角来了，会自动让路。

他用自己说书的收入在南京路青海路的地段顶下了鸣玉坊的几间房住家，花了几两金子，“是个好地段”，旁边住的都是大老板。王柏荫那时候一个人说书，养活全家九口人，还带一个保姆和一个奶妈。

即使在解放军进城的那几天里，南京路的书场也没有停止营业，陈希安的家就安在南京路上梅龙镇对面，“25日早上一起来，发现街道上睡满了军人”。他前段日子在江苏太仓说书的时候，和国民党的伤兵争执过，后来是躲在乡下的一家工厂里才了结此难，看见这些睡在马路上的纪律严明的军人，“心里突然觉得很安慰”。

关于舞厅的禁令越来越多，说书先生们也越来越忙，最大的舞厅像“新仙林”那些，能坐近一千人。这时候没有人敢于开堂会了，都来书场听书，台下大学老师和小店员挤着坐，“还有交际花，穿得很摩登，但是很气派，一点也不暴露”。有钱人坐的是长包席，一买就买一个月的票。

每天下午，舞女们下台就是说书先生们上台的时候。有位说书的小先生18岁就结婚了，是因为他从乡下来的父亲看见了混乱的后台场面，舞女们旁若无人地在小先生的脸上捏两把，“父亲看那样子，哪里行，逼着他早早完了婚”。

很多说书先生在国际饭店长包了公司餐。“解放初那段时间，我们挣的钱比很多小公司老板要多得多，也觉得堂堂正正，也就是我们敢于在外面吃吃喝喝，当时很多资本家都收敛起来。”

6月初，街道上散乱的倒买倒卖银元的“银牛”也几乎在一夜间就消失了，陈希安说：“我们看报纸才知道，南京路上巨大的交易所一天之间就被解放军给解决了，解放军分了五组人迅速占领了交易所，接着就解决银元贩子。”

人民币成为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当时频频赶场子的说书先生们一个月能挣上千元，“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日子不会很长了”。

“那一段真是评弹演员的盛世。”他们去了香港演出，“纯粹是为了赚钱，那时候哪有觉悟？”他们没想到，再过若干年，“文革”初，评弹团里挖出了“香港特务”成为轰动上海的新闻。

刚解放的时候，上海去香港还很容易，只要去公安局申请就可以。“当时上海去香港的人多，有个逃到香港的老板答应给我们每人每月十两黄金的包银。我们就去了，还去了杜月笙家唱堂会，在那里还碰到了马连良和张君秋。当时有个台湾的老大问我们共产党怎么样啊，还让我们去台湾去演出两场，吓得我们都不敢说话，还是杜月笙发了话，说，他们还要回去的，这才把我们救了。”

演出收入并不理想，刚逃去香港的上海人手头紧张，很少有观众，“我们自己降低了酬劳。觉得还是要在上海寻生活”。

王柏荫他们开始说《水浒》，“觉得这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是革命的，可是我们自己不会写本子，要找人来写，结果又花了很多钱”。

陈希安他们直觉，在新社会里，老书不能再说了，“那时候还真没人来禁止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新社会肯定要说新书”。可是新书要创作，创作就要耽误演出，他们去了军管局文艺处，要求成立评弹团，由国家发工资把他们养起来，他们可以安心创作新书。王柏荫说：“我们要求的工资收入比起当时我们挣的钱差多了，可是第一次去没人理睬我们。”

第二次去文艺处，再打报告，这次有人管了，上海评弹团终于成立。演员们先去淮河工地进行创作，回来后第一出新书，陈希安他们四个人理着平头，穿着中山装，演唱的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因为他们去创作了很久，观众们很期待这批名角的出场，结果尽管是上海人感到陌生的主题，也一说说了三个月。

去军队演出，他们还用了普通话唱评弹，“这大概也是评弹历史上的头一次”。还新编了地下党的故事来唱，而且越来越不敢放噱头，怕放错了有政治问题。幸亏酷爱评弹的陈云对此发表了看法，说是噱头一定要放，否则就不叫评弹了。

舞厅越来越少，南京路上的闲杂人员也越来越少，新成立的民政局负责对付游民和妓女问题，他们成立了几个建筑大队，专门收纳以往南京路街头的乞讨者和流氓，还把一些人送到周围省份去垦荒，而且，人民政府还专门拨款18万给妓女治疗性病。

王柏荫他们现在进出不再乘坐包车，不过他们有了另外的满足，他们是国家干部了，拿固定薪水，而且还可以经常表演给陈云等领导同志听。他家的墙上现在还挂了陈云写给他的一幅字，称赞他的书艺。

唐薇红发现自己逐渐找不到跳舞的地方，直到苏联专家大量来华的阶段，她才重新在苏联专家俱乐部找到了舞厅，她和俱乐部的管理者很熟悉，“那是解放后我们唯一有机会穿晚礼服的场合，解放后我渐渐把那些金色、银色的旗袍都收拾起来了，没想到这时候又翻了出来。俱乐部很严格，女宾穿裤装都不能进去”。

她还记得跳完舞后，和苏联专家们去南京路上的“凯司令”吃夜宵，当时吃西餐的地方也在减少中，“结果有便衣跟上了我们，后来看我们是良家妇女才不跟踪了。”不过这件事对她影响很大，“至少穿的衣服更正规了，即使是旗袍，也不再大镶大滚，只镶一道细边了事”。

另一方面，麻将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娱乐方式也不为新社会所提倡，特别是赌博行为。唐薇红请了几个朋友来家里打梭哈，她自己给每个朋友钱，大家打着玩，结果还是被家里人所制止，“因为新社会不提倡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第四章 1949上海，民族资本蜕变里弄政权

在处理倒卖银元的投机倒把分子时，新政权遇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

在这些投机者中，有一大批是那些交易量在10元以下的小贩子，对这些人基本上是抓后即放，但他们往往是上海缺少生活保障的底层市民。打击银元投机，基本上断绝了这批人在解放初期的生活来源。军管会干部想了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将他们组织起来协助抓大贩子，并为其提供食物。问题是，这个群体之庞大，必须要有一个制度性的办法来管理和安置。

“上海游民数量的庞大是要比其他城市艰巨得多的课题。”解放初任上海民政局秘书、后在上海市委政治法律委员会下属里弄工作委员会任办公室主任的屠基远回忆说，“我们接管了30个区，1193个保，28552个甲，1033206户，5406644人口的户籍册。上海市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的大城市，有产业职工100万人，有大中小学生，散居在里弄中。一个区的人口少则几万，多则40万。”

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地方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向来依靠的是地方官员和绅士之间力量的巧妙平衡。保甲制度就是这种平衡下的产物。

“光是区一级的机构是管理不了的，保甲制度取消后，必须考虑，区以下用什么组织来代替保甲？政治如何通达基层？国家如何调控社会？”

与国民政府管理上海时面对的困难相似，上海这座城市的高度流动性，一直是对管理者的挑战。在1958年以前，上海实行的城市户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流动，重在管理”，因此，人口流转十分频繁。据屠基远统计，从1950年至1955年，有263万余人迁入上海，迁出人口231万余，净迁入人口约32万。加之50年代早期涌入上海的大量灾民、难民，上海城市的人口流动处在高峰时期，这对人民政府在基层社会划定各种政治空间的范围和人们的阶级成分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到1920年，上海黑社会已经聚集了十万个流氓，随着社会无产者和破产者的增加，这个数字一直在扩大。“在一些工人集中的居住区，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往往注入了许多外来因素——诸如地方帮派势力，不断改变小区原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态。普陀区南英华里原是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房，是工人聚居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从闸北逃来一批人情况就日见复杂，苏北帮、山东帮、安徽帮、河南帮常常发生械斗。镇反时共逮捕51人，枪毙主要骨干5人，尚需处理的还有46人。”上海史研究者张济顺说。

另一些本已杂乱的下层居住区，随着50年代早期人口流动的加剧，各种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愈益增强。一份关于嵩山区恒茂里的情况调查称，这是“上海著名的三大桥之一——八仙桥附近的一条里弄，位于商业区的中心，是被大世界、青年会、大众剧院、小菜场、几家大商店及旅馆、银行包围起来的一个正方形……该弄共住839户，3711人。以店员为最多……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每天报（户口）进报（户口）出的约有20人左右……（弄内）社会情况复杂，黄金荣、杜月笙门下的徒弟不少，已处理的各类罪犯56名外，尚有贩毒犯2名，流氓17名，小偷2名，私娼、地下舞女8名，黑律师1名。弄内的新生活旅馆专为嫖客服务，赌风、窃风都很盛”。

依照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安排，政治运动分别在单位和里弄两大空间进行。最初的部署是单位为主，里弄为辅；单位先行，里弄后续。屠基远说，这种考虑和做法源自于新政权管理城市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构想，即把基层控制和管理分为两大系统：单位人和非单位人。“我们最初认为，近140万职工和文教工作者是‘城市工作的主要对象’。”“基层政治动员的最大难点便存在于后者：非单位人群中，这个群体因为多年流动变化而极难界定。据上海市委民政部门统计，到1954年8月，全市街道里弄中有163万多名摊贩，15万名左右失业人员、1万多名未登记的工场、作坊、小店以及未经过民主改革的人员都未进行系统的清理，有不少里弄变成了各地逃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不法分子的藏身之所。”

尽管如此，新政权仍然需要将这笔巨大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屠基远回忆中提起，在潘汉年跟他的一次交流中，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潘市长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你不是在上海工作吗？那时候，不是有很多人同我们一起搞抗日活动吗？有些人因为环境关系，没有跟我们一起到根据地，或者没有参加党，有的人可能做了太太，到里弄里去了。我所知道的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受过革命的教育，不少人为我们出过力，今天是拥护我们，也愿意做点工作的。你们可以找找妇联，介绍一些老积极分子。’”屠基远回忆，“后来，我们找到了不少老积极分子，当时不过三四十岁，一般都有文化，熟悉里弄情况。那时什么报酬也没有，为里弄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基层工作中一批骨干。”

1949年下半年，一些居民区和里弄的无业者和一部分居民开始被组织起来，上海陆续出现了自治性的“房客联谊会”、“自来水管理委员会”、“卫生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在上海是一个创举。新政权找到了一条实际的途径通过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将50年代前半期的上海里弄大规模动员起来。张济顺说，自1950年起，遍布上海的11155条里弄就逐步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到1954年1月，全市共有居民委员会1847个，居民小组约有3.6万个，居民委员会委员95284人，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覆盖到社会基层的组织网络。“在居民委员会的有效运作下，非单位人群投身政治运动之热烈可说是史无前例。”

第四章 1949上海，民族资本蜕变税收

国民党将在上海建立一套适应近代化城市的管理制度的期望寄托于警政系统改造上，试图仿效世界上最好的执法机构；共产党则将农村工作中群众运动的智慧在城市复制，二者路径和思路迥然不同。而新旧政权在上海不同时期针对社会的改造出现不同结果，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共产党完全恢复了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城市的造血功能，国民党当时却陷入了噩梦般的鸦片生意中。

上海解放后，新政权就开始寻找新的税源。在它的统一预算里（包括各级政府的收入），关税、盐税以及农业税的比例在1949~1953年期间显著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工商业税”稳步增长，成为政府收入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新税收渠道的开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同时也使得政府得以投资新的建设项目。

上海，承担着这两部分新增税收任务的最大部分。尽管从1949年10月起，上海市就开始向中央上缴巨额资金，但是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期望仍是有增无减。1950年2月，中财委在京举行全国财经会议后，给上海的任务是，在3月份内要征收公债和税收各5000亿。

因为税收任务在上海的举足轻重，权力需要被高度赋予到一个具有执行能力并且有足够专业知识的人身上，12岁就在会计行当实习生的顾准是难得的人选。当时上海财政与税收是分开的。除财政局外，还有直接税局（商业税）、货物税局。三个局各有副局长，而局长都是顾准。

时任财政局办公室秘书的陈丹晨回忆说，“我刚参加工作时就站在柜台里给人家开税票。宴席、娱乐、车辆都是要收税的，这是地方税，由财政局收。直接税是商业方面的。街上到处有这三个局的征税布告，布告上局长都有签名，名字还有套红的。所以顾准的名字大街上到处都有。后来把三个局合并了，统称为税务局。”1949年，34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城市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最年轻的副市长候选人。

居民委员会这样的基层权力组织成熟后，新政权开始逐渐采用居民委员会取代行会。屠基远回忆说，上海根据每个区分成“征税片”。在每一片中，每15个临近的公司形成一个“纳税小组”，五到七个小组形成一个“纳税大组”，二到四个大组形成一个“纳税段”。这样，所有的公司都包含在新体制中了。相比于基于行会的税收系统，这个系统中临近的公司（竞争者）相互间可能更为了解对方的业务，隐匿资产和收入情况因此变得更为困难。在这个四级系统中，较低的三级都是由商人自己，而不是国家官员运作的，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必承担其运作成本。“然而，与行会组织不同，作为一个整体，这个系统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每一个纳税片都由市税务局的某个派出部门领导，负责商业登记、纳税评估、纳税审计、税收征集，以及协调和监管下级段、大组、小组。小组、大组以及段都成了国家税收部门的工具，离开居民委员会的建设，这是不可思议的。”屠说。

解放初，通行于各城市的税收方法是民主评议法，即规定某一时期的税收总额，分摊到各行业各户，再由各户自报后进行公议确定税额。但顾准认为，这一做法不适应“5000亿”的非常征税时期。如果在上海搞“民主评议”，只有两种后果，一是征收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收实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另一方面，由于“民主评议”以工商联为主，这样，这种民主评议既使资产阶级在应交税额上得到照顾，又使它们的阶级组织——工商联和各业同业公会操持税收大权，必定会造成大量的合法逃税……

“顾准的办法是一套更接近现代税收制度的‘税收专管’。”陈丹晨回忆，“他认为应该利用上海民族资本企业账册俱全这一条件，让企业‘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并通过税务局从社会招聘的会计师组成特约查账员‘查账征税’，以配合居民委员会的基层架构，完成税收任务。”

上海财税的顾准时代，3月份，实收税款竟达5800亿，超额16%。而1950年底，统计报表显示，上海的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22%。根据《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对当年亲历上海接管的中共老干部的采访，当时来自上海的收入占了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强到三分之一。

第五章 1949年的广州南行

广州可能是阎锡山军阀生涯中最难堪的一段日子。从1949年5月他到这座城市以来，感到最多的就是冷清和苦闷。“阎锡山的专机在广州机场降落，秘书长贾景德带领方闻和十几名随都迁穗的晋籍立、监委，国大代表，还有几名当地党政机关的代表到机场迎接。阎锡山看到不满50人的欢迎队伍里多半是晋籍的熟脸，不无感慨地说：‘广州人看来很少吧？’”在阎锡山广州组阁期间任行政院简任秘书的夏风回忆说。从3月份起失去山西开始，阎锡山就一路南行，到广州后，他写了首伤感的《游海珠桥有感》：“钢骨水泥兮，合作坚牢。孤雁南飞兮，哀鸣嘐嘐！”

直到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广州的书报摊上还有出售一期美国《时代》杂志，在扉页上刊载一帧阎锡山在太原时由美国记者拍摄的照片。他穿着长袍，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把一盒装有四五十支的注射针剂（杂志上解释是氰化剂）倒在桌面上；照片下写道：“誓与太原共存亡的阎锡山将军现在安然无恙地活跃在广州政坛上。”

阎锡山住在广东省政府的东山招待所，达一个多月。他占住一座别墅式的小平房，两房一厅带一个丁字形前廊。他自己住一间大房，一般来客就在床前座谈。张逢吉和贾副官住在小房间，随从文书卢学礼就在张逢吉床头办公。“我和其他随从人员平时都挤在客厅里。”夏风回忆，“为了活动的方便，阎锡山在靠近珠江的东亚酒店五楼包了个大套房，作为秘密议事处所，并在它附近的新华酒店三楼开了几个小房间，安顿随员和招待过往的晋籍人士。”这些阎锡山的随员和晋籍人士，都在东山招待所食堂打着他的招牌开饭，最多一餐曾开过80客。招待所多次表示不欢迎，并在别的客人前称呼这些人为“难民”。

广州在和一个全新的国家互相对峙，尽管这种对峙对双方而言都已经不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阎锡山筹划了一个叫“反共救国大联盟”的组织，“他试图抓住两广的实力派，包括士绅、商界名人以至青红帮会道门的头目，以使该组织在两广立足。”蒲向民研究了这段时间的广州史，他说，“阎锡山还接受他的秘书长贾景德建议，和‘CC派’（由陈立夫、陈果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全称‘中央俱乐部’）上层分子共同发起这个组织，借‘CC派’的活力才能打开局面。”这个早就注定无法得到任何广州工商界资本支持的计划，和广州内阁昙花一现的“银元券”计划一样最终失败。国民党所谓新内阁没有带来这座城市的任何改观，大批商人离开广州前往香港，港币在广州横行天下。10月以后，这座“空心城市”开始等待他的新主人。

很多南方游击队领导人带着各自的队伍听到庆祝建国的鞭炮声后，开始从山区向广州急行军，他们走到半路，鞭炮声再次响起，广州解放了。年轻的郑黎亚就是这些游击队员中的一位，她跟丈夫杨应彬时隔数年后的重逢已经是在广州的爱群大厦里。

1949年10月，爱群大厦这座广州解放前的地标建筑一度成为接管官员和南下干部们初入广州的据点。“当时治安较差，因此制度很严，不准一个人随便上街，大家都在房间里看接管手册。我住在七楼，几天后，别人问我，你们夫妻见过面没有？我这才知道，杨应彬在爱群大厦的四楼已经住了小半个月了。”新的分工已经传达：郑黎亚的工作是接管广州珠江南岸的纺织一厂和二厂，曾任粤桂边游击纵队参谋长的杨应彬进城后新的职务是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

四野南下推进的速度过快，从北方远道而来的战士在过江之后就明显表现出了身体上的不适应。首先是连绵不绝的潮热。时任43军128师382团团长、解放后任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张实杰回忆说，“很多士兵得了疟疾，打摆子”。382团是解放广州的先锋团，人民解放军对南方的梅雨天气也毫无准备，他们没有带伞，更没有够带防暑的药品，不少士兵出现虚脱，一头栽倒在泥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

“路上找不到水喝，南方路边很多池塘，只有喝下雨积下来的塘水。因为成天湿地行军，穿的又是布鞋，大部分人的脚都溃烂了，南下部队只能在江西宜春休整了一段时间。”马世诚回忆说，他当年是张实杰的一个部下，382团民运科的战士。即便胜利在望，艰苦岁月依旧没有到头。他说，行军囊中没有蚊帐也让他们大吃苦头，在数个彻夜难眠的夜晚后，一些士兵把被子里的棉胎扯出来，把被罩当睡袋用，然后用部队临时发的小雨布顶在头上，以抵御蚊虫侵扰之苦。

四野此时的口号鼓舞人心：“打下广州，解放全中国！”“我们群情振奋，心里都在盼着，大家都以为打到这儿是底了。”马世诚说，“结果广州还不是‘底’。”马世诚所在的这支部队进城不久就接到了继续进军海南岛的命令，他们在广州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三天后，广州解放的“进城式”由四野另一支部队44军132团负责。

从江西到广州，张实杰称一路跟他们纠缠的白崇禧部队为“广西猴子”，“情况和当年国民党围剿我们的时候正好相反，一路上，是他们跟我们打游击”。张实杰回忆，作为游击战术的创造者，在到广州之前，解放军部队竟也深受其苦，“他们一小股一小股的来，打几下就跑了，我们追又追不上，‘广西猴子’爬山爬得快，我们爬不过他。过几天又来了。”“为了堵住广州的守敌和国民党高官，我们开始丢掉包袱急行军，一开始，白天行军吃了李宗仁‘蚊式飞机’的亏，接连的轰炸导致损失了不少战士。”

第五章 1949年的广州干部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区和根据地干部的整合问题产生了不少困难，广州的问题最严重。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说，中国南方的斗争比北方更困难，因为国民党的根基更牢固，南方的阶级关系更复杂。这点在1949年10月以后的广州一再被验证。

当年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光秘书的李祯荪以他长期从事游击战的梅州为例说：“广州曾是国民党最初的首都和黄埔军校所在地，它对周边的辐射力很大，我们这些地方，比如梅州，国民党多、共产党多、华侨多、知识分子多，这四种关系彼此交叉，一些私人关系甚至超越党派和阶级，处理不好随时会带来很多麻烦。”“很多干部相信，挑选叶剑英担任广州地区负责人，是因为他是中央为数不多的广东人之一，过去在广州又有深厚基础，他有能力处理好这四种关系。”

解放初任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的杨应彬回忆说，叶剑英南下时，曾对毛泽东讲过，广东是“水尾田”，庞大的南下队伍大军到了广东就不剩下什么了，但是广东自己有很大的水源，就是当地干部，因此接管广东要充分利用后者。

实际上叶剑英的反映不仅是在使用干部问题上向中央的进言，也是广东既成事实的客观现状。曾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回忆，在广州解放前，广东省三分之一的地方已经建立了民主政权，这些游击队在解放战争期间就与地方群众、士绅关系紧密，同当地人知根知底，因此在南下大军到达广东前，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就地任职，“我们许多干部都留在当地，像开平、台山的县长副县长，都是原来游击队支队的负责人。”

在广州，四大群体解放后被整合于一个大的接管工作组之中，这四大群体即北方南下工作队，广东游击武装，来自广州和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青年团成员，以及留下工作的国民党官员。“但很难说，这些干部之间都能配合默契。”地方史研究者蒲向民介绍说，“随着1927年革命的惨痛失败，一小部分共产党留在广东从事地下工作，直到1949年，他们和中央几乎完全失去联系。尽管1949年前，一些广州人在香港和党联系上，曾生和他的东江游击队以及其他四支游击武装被完全纳入解放军编制，但广东游击运动的地方特点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更关注的是地方，党的会议上使用的语言是方言——潮州话、广东话和最普遍的客家话。”

最初的整合来自于从中央至地方、自上而下的压力，南下干部们和其他背景的干部被要求相互间迅速熟识。“早在1950年，广州接管工作刚刚启动不久，学习普通话的运动就已经在这个城市的执政官员中全面展开，中央期望所有地方官员在几年内学会使用普通话。”蒲向民说。

不可否认，语言交流只是表面上的，它在1950年代还无法解决更为本质的分歧。在一个巨大的商业城市，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一定程度上的分歧难以避免。比如，基于个体利益的传统商业繁荣，对地方和民间财富有利，但它明显影响了中央对物资和资金的集中和控制。

另一方面，正如叶剑英所说，从东北组建的南下干部团，由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构成，这批人南下到广东时已经所剩无几，解决办法是从沿途解放城市临时补充吸收。第四野战军在1949年中期着手从天津的大、中学校里招募学生和各种专门技术人员，8月，这个完全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南工团”在武汉进行了重新编队，以广东为目的地的一千多名队员从九江南下，10月初抵达赣州。但在一部分广州干部看来，这些比他们年轻得多的知识分子，是“坐火车下来的”，没有经过数十年山区艰苦斗争的考验，也并不了解当地情况。

建国之初，地方上有限资金的使用方向，成为中央和地方发生分歧的第一个方面。除了势在必行的“海珠桥”复建，在很长时间里，整个广州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大型市政工程。“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这在1950年前后的北方城市已经奉行多时，这个背景下，各个地方城市都被要求勒紧裤腰带。省委机关大楼的建设几次提上议案都被推延，最后在反复确定预算后才动工，广东省委和它的前身华南分局机关，原先一直在小岛以西的一群平房办公。欧初回忆说：“后来随着行政人员增加，房子不敷使用，省委决定建一幢五层的办公楼。为了将建筑成本压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下，陶铸带我与工程设计人员多次实地开会讨论，决定楼顶不用琉璃瓦，每层楼的高度降低一寸，同楼一至四楼地面只用水泥批荡而不铺瓷砖，五楼是常委会议室，地面只用普通方砖，压缩预算才达到了目标。”“大楼建成后，其实还是很紧张，这里容纳了当时广东省委几乎全部机关。我们几个正副秘书长，与其他干部一样，五六个人共挤一间办公室，五楼则成为广东最重要的决策场所。陶铸曾说，上到省委大楼五楼，‘厅长厅长，只听不讲’，批评厅长们到此通常只听传达，很少发言。”

相比之下，为了让城市尽快从战争结束的过渡状态中走出来，广州地方干部更乐于也有动力把钱先花在一些大型的公共建筑、开辟公园上，以体现一个新城市的新气象。“广州解放前城市的卫生状况很差，朱光上任后主抓了很多大的市政工程项目，希望把城市的外观搞上去。”李祯荪回忆说，“广州1950年开始在珠江南修了一批房子，用以把广州市6万多常年在船上生活的‘水上居民’移民上岸，这个用以改善珠江生态和船民生活的浩大工程实在是很不容易，它花费了广州政府很大一笔支出，要知道，当时的财政并不丰裕。”朱光的另一项举措，是针对广州每天产出、遍布城市角落的生活垃圾，李祯荪说，“在主张修建越秀山体育场之后，他还主持市政部门投了100万搞了一个有机肥料厂，希望利用一种新技术，把生活垃圾变成肥料，但因为技术上的难题没有解决，这个工程拖延了很长时间。”这个难产的市政项目最终因为中央的阻力而不了了之。

“在中央看来，这些地方工程注重表面，而不是增加产品产量。”蒲向民说，1954年中央公开批评广州新建的30万平方米的工程中，还不到10%用于生产性企业。于是，代表中央的广东省书记陶铸在当年就宣布两年内广州任何党政机关原则上不再修缮宿舍、住宅以及非生产性的公共建筑，任何单位的领导以这样的方式浪费款项都要受到惩罚。“陶铸在一次省委的会上也点了朱光的名，说他是个‘小资产阶级领导’。”李祯荪回忆说。

第五章 1949年的广州土改

更直接的冲突，是在土改问题上。

从1950年10月广东土改委员会成立，广东省三分之一的干部、中南局将近四分之一的干部都直接参与到1950年在广东开始的大规模土改运动中，在土改运动结束前，土改工作队的成员大约有12.3万人。“市政官员直接参与到土改运动中，这部分是因为广州市当时还管辖着由73个村组成的相当大的农村地区，还因为珠江三角洲的地主有很大一部分在广州有商业利益。”杨应彬回忆说，广州土改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个农村问题，它还与城市经济的高度交叉。

土改的推进要依靠广州地方干部来执行，土改的试点选择的是兴宁、龙川和揭阳三个革命基础最深厚的县。“把这三个县作为广州土改全面启动前的试点，也是因为这三个县曾是游击队的基地，当地有强有力的共产党组织，这里被普遍看成广东引进新计划最好的实验田。”杨应彬当时担任龙川土改分团副团长，他回忆说，当年的口号是“全省着眼，三县着手”，但土改的方案是依据中南局做出的统一规划，他们对所辖各省土地产权做一个大略的调查后，部署了详细的土改计划。中南局估计，大约3。5%农村人口应划为地主，而这些地主控制着大约30%到50%的可耕地。

然而，广州的城乡结构恰恰跟全国其他地方有着本质的差异，这使得这里的社会结构比北方城市更难划分明确的界线。“广州经济高度商品化，土地占有量明显比北方少得多。典型的地主是小地主，通常很难把他们和非地主严格地划分开，因为许多土地拥有量超过其耕种能力的人本身也耕作土地，这些土地又有很多是族田或祖地，不容易把族长和地主等同起来。”蒲向民说，“另外，从事商业的地主到底划分为地主还是资本家？当时政府为了恢复城市商业，对资产阶级仍是‘劳资两利’的温和政策，这和对地主的严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广州，这两个阶层很可能就是同一人。”

以中南局的统一标准来推行广州土改显得过于严苛，广州的地方干部也不愿意因为土改伤害到城市亟待恢复的商业秩序，在广州，的确已经有不少隐匿不了财产的工商业地主，逃往香港，把在广州的店铺关门了。

更令中南局失望的是，三个土改的试行县，不仅没有成为“排头兵”，反而成为土改推进最缓慢的地方。客观说，这些从地方上崛起的游击队干部在过去得到乡绅、华侨支持，很难真正对广东的地主们撕开脸面，从他们手里强行收回财产。甚至很多干部家里本身就是华侨，也是土地的所有者。“我们很多团以上的干部都是侨乡出生的，粤中纵队的副政委谢创是开平人，他本人以前就在美国做工，也是在美国加入共产党，后来通过第三国际把关系转过来。”欧初回忆，广东华侨通常第一次回国，都会在家乡购置土地，修建房屋，开平的华侨还修筑了赫赫有名的碉楼用以保护地方利益，这些华侨在广东的家中不光有大量现金，往往还存储有从美国购买的卡宾枪之类的先进武器。“当年我们在解放战争期间，在资金和武器上，得到了不少华侨的帮助。”欧初说，因此，注重保护华侨利益也是南方游戏队的传统之一，但土改期间，广东干部普遍感到了窘迫。

另一方面，处理华侨占有的土地是比处理工商业主、地主更令土改委员会棘手的问题。当时，整个广东保守估计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家庭有各种各样的海外关系，他们占有全省五分之一的土地。“如何分辨华侨在海外的身份是劳工还是资本家？如何确立从海外财产中获益的华侨家人？”杨应彬回忆他在龙川的土改经历说：“由于我们觉得这是试点，比较稳，没有扩大打击面，后来有人批评三县土改‘和平土改’，总团长李坚贞听了之后很不服气。”

但在中央看来，地方干部显然对地主和富农们过于宽容了，他们并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土改政策。他们遭到来自中央的严厉批评，中南局的机关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再论广东的农民运动》认为广东土改是右倾。“中央批评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是三只‘乌龟’，土改里行动最慢的，而1952年，其他两只已经爬上去了，就是广东掉在后面。”杨应彬回忆说。

时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的方方于是要为广东在土改上的错误承担责任，担任方方政治秘书的杨应彬回忆说：“1952年4月，方方和中央从广西调至广东的陶铸，去北京参加会议，我随行前往，但不列席。我们住在北长安街叶帅的家里。第一天开会后，方方告诉我，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毛主席在会议一开始就点名批评说：方方，你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农民运动右倾，二是干部政策上的地方主义。”

对广东土改错误路线的整顿开始和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整顿交织在一起。于是，大约有1630名北方军队干部在广东的8个县接受训练，以替代广东本地干部参加下一步的土改工作。“到土改在广东最后结束，大约有6000名北方干部取代了当地干部，一举扫除了土改第一阶段的妥协情绪。”蒲向民说，“强硬的土改是否伤害到了广东旧有城乡关系下的商业系统，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影响；更直接的是，它使广州地方党组织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952年开始，广东被重新划分为五大地区，新的组织结构——省区，比以前的行政管理结构——专区要大，使得新任省委书记陶铸对包括广州在内的广东各市县更易做出统一指挥了。

第五章 1949年的广州出口

广州的重要性，不久就显现出来了。

“建国后，我们对外贸易基本上就是两条腿，一条是对‘苏新’（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贸易，一条是对资贸易。”建国后在粤海关任职的吕健行说，“前者以重工业贸易为主，出口机器和一些重工业材料，但苏联的重工业本身很发达，依靠这部分创收外汇很有限，因此实际上，后者在当时的背景下才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广州这个口岸，经港澳，出品土特产、食品是当时更重要的创汇渠道，尽管这些出口产品的单件价值不高，但数量很庞大。中国当年有近一半甚至更高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而它们要全部经由广州。”吕健行在国民党时代就是广州海关一名官员，作为最早引进西方文官制度的海关系统，从国民政府时期就有三年一届国内调动海关官员的传统，1949年，在重庆海关转正不久的吕健行刚被调到粤海关，新的时代就开始了。

解放前后最早充分利用这个通道的是急于逃出国内的民间资本。“上海、江浙一带的官僚资本和市场游资大量南流，通过广州，经香港流到境外。”吕健行回忆，“当时‘申电’成为最流行的金融衍生品，这种上海对广州的电报汇款，实际上是把国内资金由旧政府的货币变成港币后流入香港，再利用香港的自由金融市场就地投机，或转移至国外。在1948年到1949年初广州的银行、钱庄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三角套汇关系。”解放后，这个通道的价值被新政权再度利用。

广州解放入城式举行的前一天，马世诚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继续从广州向南出发，收复香港、澳门，“我们走了三天时间，到了‘深圳河’，因为天热，大家到那儿就都下河冲凉了。”马世诚回忆说，“就在这时候，部队通讯官突然说上面有新命令，不让继续前进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马世诚才从他的上级张实杰那里了解到那次行军被意外叫停的真实原因。“解放后，部队的老战士重新聚会，张将军才告诉我们，当年，是潘汉年和廖承志二人向中央进言，认为1949年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当时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唯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唯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

潘、廖二人的估计事后被证明十分准确，吕健行说：“因为香港转口贸易的急剧萎缩，香港政府对禁运采取了两面政策。它不断颁布法令，扩大禁运范围；但在美国的压力稍微放松时，对商人申请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准出口。在对向中国内地走私的管制方面，总的来说是时紧时松。因美国派人监视，1952年夏管制较严。但到了年终，香港政府又想出办法，工商管理处用出口禁运品可以不予存档的办法，来对付美国的监视。”“这为内地开创了一条宝贵的贸易通道。除了像霍英东这样的港澳华商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商人也以港、澳为基地与中国内地进行公开或秘密的贸易。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也未完全禁绝，仅就美国官方1952年的统计，这一年美国从广州口岸输入中国的货物就价值2770万美元。”

这样一来，广州就成为中国政府获取禁运物资和筹措外汇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为此外贸部专门在广州设立了三局，就是对外贸易局，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全面管制。”吕健行回忆说，解放前广州有大量的商人在从事外贸代理，对外贸易局的成立，通过“许可证制度”将私营外贸商人的自由市场时代终结了，“只有政府的公司才有许可证，私营企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挂靠在国有企业下面，委托进出口。”“到五十年代中期，广州口岸对外贸易实际上已由多种经济成分完全转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广州市内的外贸部属下专业进出口公司已能控制全部进出口货物，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外贸利润。”

政府在香港成立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代理公司：华润公司和五分行，华润主要代理杂品、丝绸和一些轻工业品的出口，五分行负责食品、茶叶和其他土特产。长期担任华润公司总经理的张平回忆说：“华润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从事经济贸易工作的机构。”“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办的公司。”“为了打破贸易‘禁运’，华润于1951年成立了秘密的运输公司，取名‘兴隆行’。兴隆行有职员四名，任务是在港组织承运公司和人员，把我方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负责把物资通过拱北运往内地，也把内地产品由同样的渠道销售出去。”

这几家国营公司的第一要务就是创收外汇，用出口换进口。“政府甚至可以不计成本，允许公司在一定范围内的浮亏。”吕健行说，“每个季度，华润都要做一个收支表，超支过多的，政府负责平账。实际上因为这样的成本优势和垄断国有公司的信誉，即使没有‘许可证制度’约束，在这样的非自由竞争状态下，广州和香港两地的贸易老字号也很难维持生意，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和政府合作，当然获利自然大不如从前。而国有公司可以借助他们过去在贸易上长期的私人关系。”“也有一些商人选择退出，我有次去香港，有个香港商人就对我抱怨说，‘不干了，完全是在给华润公司打工’。”

出口的畅通，只是广东作为贸易通道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而它的前提是，执政者需要能够极具效率地在城市里组织货源，确定物价。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州所进行针对工商业的这场“社会主义改造”对国家的意义要比其他城市更为重要。

第五章 1949年的广州改造

通过政府发行“进出口许可证”，来垄断当时的进口贸易渠道，可以逼迫私人商业跟政府合作，但它不能完全杜绝走私。要从根本上控制商业物流，组织货源，“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最有效率的办法”。解放后任广州市工商联干部的匡正说。

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是将广州商业传统剥离并进行重组，以令其更符合计划指令。“当政府成功地将分散在广州诸如毛细血管的商业管道里的利润集中起来时，”吕健行说，新的问题也来了——挑战的由来不是因为经济组织革命的失败，恰恰是它的成功，“基于私人利益的商业网络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的政府合同。”

直到更长的时间之后，中央才意识到由此带来广州内在活力的缺失。“后来，为了使商品流通再次活跃起来，广州政府的商业企业做了很大努力，开办了一次时间长达两周的大型商品交流会。这毕竟只有局部的作用，取代不了固定的商业网络。”吕健行回忆，“但在1949年到50年代中期，要达成国家目标，似乎并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广州解放初期的现代工厂无法与上海和东三省相提并论，但其小商店、小工厂作坊数目之多，大大出乎新政权最初的估计。李祯荪在担任广州市委书记朱光的秘书之前，曾参与过广州市民情调研工作。这项被称为“大登记”的“摸底”工作，动员了几乎半数以上的接管干部加入其中，它被视为共产党在这座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长期以来商业和贸易活动的随意性，给城市人口数据的统计增加了难度，而1950年春严重的粮食短缺帮助了调查人员更准确地确认出生报告和家庭人口数，因为政府是最大的粮食供应商，从政府那里获得粮食从事批发分销的人必须出示户口登记。“当时初步的人口统计，广州市1949年的人口是130万。”李祯荪回忆，“进一步调查下来，所有就业人口中间，广州的产业工人在2万左右，而交通运输业有4.5万多人，店员则多达10万人。”

人口中的职业成分是最富说服力的数据：这显然是个彻底寄附于商业上的城市。这些分散的商业意味着政府巨大的监督负担和改造成本，“在50年代，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前，北京只有77家工商企业，而广州有270多家，138家工业企业代表了4000家不同的机构，132家商业企业代表1。65万家不同的机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作坊和小摊位。”匡正回忆，“可以想见，政府要试图逐步增加其控制的物资的数量难度有多大。”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前，新政权的策略是通过对物资流动的控制，利用价格限制商品利润幅度，对于那些有利于经济、服从政府指导的公司和商业个体给予优待。“到1955年，广州大约80%的工业产品都以政府商业合同的形式处理，政府与私人企业协商，以确定基本必需品的物价。”匡正说，通过这些合约，政府进而控制物资向零售商的流动，同时，为了保持对存货和物价水平更好的控制，政府还安排广州的零售商店作为物资销售的代理人。“到50年代中期，广州1.65万商店中的8900家都是一部分物资销售的政府代理人。另外，政府还直接经营了37家批发公司，专营几种不同类别的重要物资。这样一来，尽管公私合营尚未大规模展开，但广州的整个零售网络实际上已经控制在政府手里了。”

这种商业管制并非全然奏效。“要想裁定几百项品种、质量不同的商品的价格，难度极大，在广州这样一个市场力量根深蒂固的城市尤为如此。一些执行干部和小店员都有意见。”李祯荪回忆，当时，广州许多商店因为不满意作为政府代理人所获得的利润，不愿意大量投资于社会主义改造后可能会被没收充公的商品中，因而从50年代初开始就逐步从他们的买卖中撤回资金，不从政府控制的批发商那里购进数量充足的商品。

新政权也发现，改造工商业的难处并不在于来自商人的抵抗，而在于日后重组。管理商业企业的复杂性。尽管政府有了更多在工商业方面受过训练的干部，但要在无数问题上做出合理的决定，在生产运转的同时使成本、物价降低，使广州数以万计的大小商人们保持合作又要做出短期和长期的计划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匡正说，“事实上，许多利润低微的小企业后来又重新归私人管理，因为政府实在难以应付大量的细节问题”。

第五章 1949年的广州重组

总的来说，改造不可谓不成功，但当国家将城市的商业利润最大限度向中央集中时，地方失血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

1955年1月起，广州市的商品成交量有所下降，许多商品库存积压，一些甚至腐烂了。进出口贸易的政府垄断挤压了一大批私营商业的生存空间，一些商人在物价上限和政府收购价上限的要求下放弃了商业，或是缩小了他们的经营规模。

匡正的记忆中，“虽然在1955年到1956年期间，广州的许多商店关闭或合并，但广州在1957年每百人仍有3.8间商店，到了60年代，每百人已经降到了0.3间。”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地方商业在政府的一系列重组之后，正在失去旧有活力，商业渠道被垄断和控制后，民间资本很难在这个系统中像过去那样快速扩张了。“商业企业的大量合并，商店开门时间的缩短，家庭产品的短缺，独立商贩在城市几乎消失了，这让购物更为不便。在1955年之前当供应不足、物价高涨时，人们会谴责私人商业；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市民就会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匡正说。

叶剑英更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杨应彬回忆说，“叶帅有个提法叫做‘打通一根竹’，他到广州之后，注意到城乡联系在这个城市的特殊性所在，主张政府尽力促成城乡互助，他把城乡比作一根竹子的竹节，如果竹节没有打通，城市的繁荣是会大受影响的。”“但商业无法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城市商业失去活力，乡镇会更受冷落，叶帅的这个主张并没有得到深入实现，到60年代，广州周边乡镇就只有三样东西：新华书店、邮局和供销社。”

让广州人有所抱怨的是，在中央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一直想挤入工业化道路的广州被排除在外了。“广州自己在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讨论时，对工业化充满了期待，党代会上还悬挂着‘将广州建设成为华南工业基地’标语，但最终的五年计划里，内地一些中等城市被作为工业中心发展得到优先考虑，广州因为是‘国防前线的沿海城市’，而被排除在外。在会上，陶铸没有强调广州悠久的商业历史和广州作为商业中心的重要性，他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广东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农业上。”李祯荪回忆说，当广州的商业无法带动城市的情况下，广州走工业化的道路又被否定，这对地方官员确实是不小的打击。在一年后，时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向中央政府提意见时，他代表广州发了言，他说，中央政府不仅没有帮助广州，而且还把电力设备拿到了北方，他个人是不同意的，中央1955年给予整个广东省城市建设的预算只有600万元，这连广州市都不够。

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已经有一些广州干部开始重新思考重组广州城市商业的问题。欧初和杨应彬都是其中一员。1956年欧初组织了一个小组，到广东肇庆专区调查自由市场的情况，“根据调查所得资料，我写了一份报告送交省委，总结开放自由市场的好处。”欧初回忆说。当时省委书记处下设两个办公室，欧初主管的第二办公室分管工业，杨应彬主管的第一办公室分管农业。

二人曾在交流中讨论到商业萎缩对于农产品和轻工产品贸易带来的严重牵绊。60年代，全国各地高中级干部掀起一阵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60年代初，我又一次带一个小组完成了一份商品流通调查报告，指出计划经济在广州运行时的某些弊病。比如，北京分配到广东的物资，全部沿京广铁路运到广州重新分配，因而分到粤北工业重镇韶关的物资，又要沿京广铁路运回韶关。水上运输更是如此，货船进出港要办十九道手续，停港超过十八个小时，高度计划下这些浪费运输资源的情况在商品流通正常的时代不可能发生。杨应彬的那个组在调查另一个项目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欧初说，“两份调查报告一并上报，引起了广东省委的重视，省委决定由我在韶关进行试点，改善商业、交通和经营管理活动。”“后来，朱德总司令听了我的汇报，指示我们‘取消一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商业流通与外贸工作相适应’，广州的商业重组才开始有了一个突破口。”

第五章 1949年的广州低迷和复苏

<h3>旧广州的新主人</h3>

1949年10月14日，爱群大厦迎来了新主人。

这座15层高的楼房，是当时广州市最高的建筑，建在长堤的中间位置。1937年开业的时候，爱群大厦就傲视同行。从小长在广州的老报人梁俨然回忆，当时爱群大厦的宣传是“全部钢材来自德国西门子；全部卫生洁具、电梯、楼梯是美国货；大厦内还有冷暖空调，保证四季如春。使用的餐具做工精细，有水晶盘，银制‘东美林’刀叉、饭盅等。‘东美林’是英国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具制造商，能用得起东美林的酒店，全广州就爱群一家。”

几个月前，爱群大厦曾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的“避难所”。立法院长童冠贤住2楼、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住7楼、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住8楼、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梦麟住14楼。有12个国家的流亡大使馆办事处租住爱群，走的时候狼狈得连房租都未付。当广州市军管会副秘书长杨应彬作为第一批接管城市的南下干部进入这栋广州的地标建筑时，他看到的爱群大厦破旧不堪：原来是露天花园的11楼，被白铁皮和木板钉搭成了舞厅、酒吧，已通风漏雨变成“水瓜棚”。酒店内餐具只剩下几十套，电线几乎全部损坏，玻璃窗破破烂烂，床椅家具大多断背崩角。

被分配到“广州市物资配售处”军管小组的黄毅也是进驻爱群大厦的南下干部之一。他回忆当时大厦里“乱哄哄的情况”跟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场景如出一辙。“参加接管广州市政府的干部，集中住在爱群大厦这座灰色的十几层高楼里。几百名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同住在一起，互相不认识。当时广州治安很差，因此制度很严，不准一个人随便上街。站岗的警卫战士只能凭人们戴着的‘广州军管会’臂章放行。大厦11楼成了大餐厅，整天供应膳食，凭军管会发给的餐券用餐，随到随吃。”黄毅和战友第一次乘上电梯到11楼餐厅吃饭时，走向南边的窗口，眺望珠江，“看到岸边停靠着无数的小艇，江中行驶着不少各种船只。广州的老百姓都是穿木底鞋，整个广州城都响着一片呱嗒呱嗒的木头敲打地板的声音。”

大部分马路上还陈设着街闸，这些广州本地人战乱时自卫的防御工事成为解放时广州城最为独特的景观之一。据梁俨然介绍，自制街闸用于防止国民党溃兵或者土匪在政权交接的真空期趁火打劫。“街闸由铁枝、大木头或者竹子扎成，拦在街道的入口。街道还组织自卫队，由街坊中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会带着刀枪巡逻，不准陌生人接近街闸。”年近90的蔡景星是“老广州”，他回忆说：“在商业繁华的西关，一些狭窄的路段上，居民还用竹子搭建了过街天桥，以防止土匪抢劫后放火。西关商铺连绵，一着起来就很容易火烧连营。1938年广州沦陷的时候，永汉路两边的商店被土匪抢劫后放了把火，烧了好几天才停。编一座过街天桥，一旦火烧起来了，还可能有条逃生之路。”

南下干部给这座古老城市带来新风气，也带来了一些北方习惯。广州市文联名誉主席王建勋说：“因为1949年广州来了大量的南下干部，北方人也带来了一些生活习惯和口味的改变。解放前后，茶楼最大的变化是时间上的，以前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市了，解放后，因为北方人适应不了那么早的早市，大多数茶楼渐渐改到7点以后才营业。以前女人是很少喝早茶的，1949年以后，广州茶楼里的女人多了起来，这个风气也跟南下女干部有关。另外，馒头、烧饼这些老广州人不太吃的北方点心开始进入很多茶楼的茶点菜单里。”

1949年11月11日解放军入城式时，家住文德路的黄少华当时才5岁，他说，他至今记得入城式里的两个画面：“一是广州本地人挥舞着花棍。那是中间挖出两道凹槽的木条，装上串满铜钱的铁丝，舞起来哗啦哗啦，很是热闹。另一个就是解放军这边踩着高跷走路，扭秧歌，队伍里还有两个战士扮成孕妇，表示是英雄母亲。”

<h3>瓦解下的旧秩序</h3>

旧的生活在慢慢瓦解。

在广州河南同德里的一栋占了四条街位的广式大宅终日大门禁闭。宅子的主人是清朝最后一任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民国后他还出任英美烟草公司总代理，一度积财千万。他的侄孙江沛扬说：“伯祖父家曾经非常阔气，甚至门口保安都不用本地人，特意从香港请来‘摩罗差’（印度警察）来看门，威风过人。”江孔殷的名声除了财富，还有精于美食。他家有很多家传名菜，最著名的一道就是“太史蛇羹”。但到1949年，这位清朝和民国时期都曾风光无限的省港巨绅已经过了他最好的时光。“他已经不再讲究美食，家里的厨师都被他辞退了。但文人的老派传统还没变。临解放前，家里人经常看见他一个人倚着栏杆，吟一些很伤感的诗句。”江沛扬说。

有一点门路的人很多去了香港，梁俨然是其中之一。1949年在《广州日报》做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日报》采访部主任的梁因为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成为失业人群中的一员，他投奔了一个香港的朋友。“临近解放，广州各家报纸对时局议论纷纷，言论不一。当时广州的警备司令叫叶肇，他在宋子文的授意下，把广州的十几家报馆合成一家《中央日报》，以便统一言论。报馆没了，很多同仁只好离开广州找寻生计，我去到香港一家电影厂做电影评论。”梁俨然回忆说。

茶楼里的画师雅集也停止了。王建勋1949年时还是一个小学的美术老师，他回忆了广州画师的变迁：“我学画的老师是赵少昂，他是岭南花派的第二代名画家，他的老师高奇峰是岭南画派的三大元老之一。当年十三行刚设的时候，广州街头出现了一批绘制西画的中国人，他们的画如同今天的明信片一样，被销售给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这些画后来称为‘外销画’，随着广州口岸的繁盛而存在了100多年，广州的画师和私人画室一直是伴随这种书画贸易成长起来的，一直到1949年还很兴盛。”“很多家境一般的文化人，在教师、机关办事员这类固定职业外，会选择学画作为傍身之技，也是广州很长时间的一个传统。赵少昂1948年在广州办过一个‘岭南艺苑’，前后收了近千名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

解放前，广州画师既是艺术家，也是生意人，他们在广州是一个很大的交际圈子。“像岭南画派的三大元老，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跟广东社会的名流都交往很密，陈树人本身还是广州国民党政府的侨务主任。解放前，他们常常在广州一些像陶陶居这样的大茶楼和他们自己的家宅里面搞‘雅集’，廖侠怀这些粤剧名伶也都是这些雅集的常客。”王建勋说。

解放后，大量画师去了香港。“香港成了广州文人和商人的聚集地。”王建勋说，“我的老师赵少昂也去了香港，把他的‘岭南艺苑’搬到了香港。随着私人的画室大批关闭，广东的美术逐渐开始学院化和专业化了，像我这样兼职学画的年轻人基本上很难再继续。”

茶楼里的文人雅集随着画师的大批南下消失，茶楼的经营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解放不久，茶楼行业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十几家茶楼饭馆合成一家，由其中最小茶楼的员工来主事，挑选新茶楼的名字。”梁俨然回忆，他的朋友冯明泉是广州茶楼界的老行尊。“他在解放前开了一家愉园菜馆，经营得非常有名。解放后，一家只有十几张桌子的永香茶居被指定合并愉园菜馆。永香茶居原来负责拎水的伙计做了经理，由他来决定合并后新饭馆的名字。这个伙计保留了愉园菜馆这个名称，但冯明泉从经理变成一个洗碗工。”梁俨然说。

广州流传久远的个体商业形式正在瓦解，由此产生大量失业人口。根据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谢涛的研究，刚解放时，广州市的失业人口近30万，约占到整个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城市里，大量的失业人潮甚至催生了另一种娱乐的兴起，说书取代粤剧，成为当时广州城最兴盛的民间娱乐。“广州把说书称为‘说古’。”王建勋说，“它和粤剧不一样，不需要剧团，一个人就能说一台书，在50年代初，广州失业的人很多，大家白天就都聚集到公园、文化宫这些地方，打听工作，谋财路。而这些地方，都有‘说古人’固定的书台，像广州著名说古人当时就常在文化公园里设台说《水浒》。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就围在他们周围听书打发时间。”

1950年，唱粤剧的关国华从农村来到广州，他此前是广州乡间一位初露头角的粤剧新秀。“广州沦陷的时候，我就跟随父亲在广州开平县的兄弟班里跑龙套，混口饭吃。那时候，广州市的粤剧艺人都逃难到乡村，集中在一起演出，收入都用来吃饭。”关国华回忆。

“演出大多在晚上，演到天亮。请戏班去演戏的一般是农村露天赌场的老板。开场前，周围村庄的人在戏台前赌博。赌到十一点开唱，那些输光了没钱回家的人就守着看天光戏。”到临近解放前，关国华已经在乡间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多扮演带点奸猾的小生角色。这个角色定位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我和红线女配过戏，她演秦香莲，我演陈世美。《沙家浜》里，我就演刁德一。”1949年，战乱时局让乡村人丁凋敝，兄弟班的生意也难以为继，关国华的父亲甚至因此饿死。

当关国华来到这个刚解放不久的大城市寻找出路时，他发现，广州没有乡村艺人的就业位置。而王建勋记得，此时的政府正提出“让广州人下乡，鼓励一些失业的工人返回老家，在那里靠土地谋生”。

<h3>到香港去就业</h3>

曹仲伦也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他1949年8月从安徽来广州找工作，随身带的几块银元早就花完了，靠着朋友接济维生。1949年11月底，他和好朋友决定去香港碰碰运气。香港不仅是内地观望时局的文人和商人的接收地，也成为一些希望在乱世中谋到生路的老百姓的希望之地。

因为有钱人家大都跑到香港，1949年以后留在广州的人并不时髦。从天津南下广州的干部田玉珠还记得，偶尔去逛街，会看到本地女子指着她脚上的袜子，“觉得很新奇”。曹仲伦到香港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时髦一点”。“香港的朋友帮我买了一身新衣服，一件军装式的夹克衫，还有一条牛仔裤，这在广州来说是非常新潮的打扮，穿着上街觉得很神气。但没想到晚上洗了晾在窗户外，被小偷用钩子钩走了，让我懊恼了好久。”曹仲伦回忆。

找工作也非常不顺利。“我看到大公报上登出广告，警察署招考职员，我就去应试。看到来了大约有1000多人，黑压压站满了一个大操场。招考的规则是10个人站一排，招考的教官挨着看过来，决定中意的就把你抓出来。我没有被选中。”

几经周折，曹仲伦从失业介绍所得到了一份零工。“当时涌到香港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失业介绍所也不少。我在路边找了一家，交了三块港币，介绍的雇主是一个做纸牌的家庭作坊，在一栋狭窄的公寓楼房里，就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一家。工资是一个月5块港币，这点薪水是在香港生活的底线。我除了帮做纸牌，一天还要烧两顿饭。”

1949年的香港并不繁荣。曹仲伦记得，即使是香港的中心地带九龙也没有什么高楼，“马路边全是三层、四层的楼房，像当时广州不算繁华的人民南路。唯一显出繁华的是一些娱乐场所，晚上霓虹灯一闪，显出点国外的感觉”。在香港，曹仲伦第一次看到了好莱坞的招牌，“在九龙弥敦道，一块硕大的招牌，写着‘荷里活’。我当时联想到荷花池里的鲤鱼，还以为是卖鲤鱼的招牌”。

江秋帆的经历也是解放前后香港经济低迷的写照。他曾担任香港第一家海滨浴场的经理。他回忆说：“我的一个初中同学，解放前就去了香港，做英国绒的洋服生意，赚了很多钱。他当时考察香港市场，发现这个海岛居然没有游泳场，就请我去香港，帮助他建香港第一家海滨浴场。”

“投资用的股份制。我同学投了10万块，再拉上几个股东，一共凑了50万块。海滨浴场选了三个点，赤柱、浅水湾、中湾，都是离城区很远的地方。海滨浴场的消费比较贵，一个三口之家去玩一次，大概要花两三百港币，这是有钱人的消费。由于当时内地战乱，来香港避时局的人不少，但是有这个消费能力的家庭不多。海滨浴场开张后，通常只有周末才有生意。一年下来，亏损11万，只好关门。”

普通老百姓在香港的掘金之旅多以失败告终，很多到香港暂避时局的名人，生活也并不容易，马连良就是其中之一。

<h3>香港和广州的曲艺传输</h3>

马崇仁和父亲马连良是1948年底从上海经由广州到香港的。“当时我父亲刚结束在上海四个月的演出，演完之后，由于淮海战役打起来了，京沪铁路中断，北京也回不去了。父亲因为连唱那么多场，非常疲惫，中国大戏院的经理孙兰亭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又是多年的业务伙伴，为人厚道，他建议我父亲去香港散心。我随后也跟着去了香港。那时候内地进出香港非常方便。买一张去罗湖的船票，再从罗湖坐火车到九龙。船路过台湾，在基隆停了八个小时。我和朋友下船，在基隆逛了逛。天黑了才到香港。”马崇仁说。

马崇仁第一次看到的香港“跟外国似的”，充满了在家乡北京看不见的景观：临海就是高山，山上都是房子，一到晚上全亮着灯。有一路电车弯弯曲曲开上山顶，但马崇仁坐了一次就不敢再坐，“怕高”。逛遍全岛找不到一家回民的饭馆，大街上跑的出租车空车居多，但开车的司机里，还能寻到些家乡人，“天津人最多，其次是山东人”。

到香港的第一场戏就是在娱乐戏院。“这是香港当时最好的电影院。楼上有个京剧票房，票友都是天台俱乐部的成员，按照现在的说法，都是大款。主席叫梁基浩。他们请我父亲露演几场，并保证大力支持。”

当时香港戏曲界还是粤剧的天下。马师曾，新马师曾、红线女等众多粤剧名伶云集当地，要想找一个完整的京剧班底却很难。“后来是陪我父亲去香港的上海中国大戏院经理孙兰亭表示马上回上海，带中国大戏院的班底过来。”马崇仁回忆。孙兰亭带来了大约40多人，连龙套都是从上海过来的，这预示着，在1949年前后的香港，一场原汁原味的京剧演出成本很高。

马连良在娱乐戏院唱了五天戏，“上座率很高，观众反映也热烈，喝彩不断，我父亲很高兴。五天演下来，总收入七万六千多元，在当时的香港娱乐业收入中已经破了纪录。”马崇仁说。

五天戏唱完就是圣诞节，圣诞节期间还出了个乱子。“我们在娱乐戏院唱完，从上海逃到香港的红舞女冯未英请我和父亲的琴师李慕良吃饭，被她在香港的‘包家’从窗户那儿看到了，叫了几个手下等在门口，等他们出来的时候，把李慕良打了一顿。后来我父亲找到杜月笙出面，才把这事了结。”

圣诞节后又去高升戏院和普庆戏院唱了七天。“这两家是香港的二流戏院。毕竟懂京戏的上海人就那么几个，上座率越来越差，前后各亏本一万八千元、二万六千元。香港市场养不活京戏，上海的京剧班底很快就离开香港。再挨一阵，我父亲让人把他的戏衣装箱，也押运回上海去了。”马崇仁说。

没戏可唱，马连良就靠举债度日。他在铜锣湾租下三楼一个单元，屋子里放着上下铺，家里人和琴师李慕良都住在那里。马连良平时深居简出，偶尔会会朋友，“也为方便以后借钱”。

“我记得父亲相熟的一个朋友叫沈魏昌。本身是中医，到香港之后，他不干老本行，办了一个电台叫丽地呼声，主要播放曲艺、京剧、地方戏。他在上海的时候就玩京剧，是个票友。经常给一家小报《罗宾汉》写稿。这家报纸被称为‘戏报鼻祖’，专门写京剧界的花边新闻。沈魏昌到香港后，干脆自己办了一本《大成杂志》，也全都是刊登文艺消息。当时香港这类消息的读者比较多。《大成杂志》的员工就沈先生一个人，但他经常出入戏院和片厂，认识很多圈内人给他供稿。”马崇仁说。

1949年5月，因为收到一个唱堂会的邀请，马连良又拍电报让人把他的戏装运回香港。“堂会唱一次能有几千块钱，但这种演出机会毕竟少，三两个月才有一次。”到1951年离开香港前，马连良已经欠下了近四万港币的债务。

“到1951年，只觉得来香港的人越来越多，我认识的一些上海朋友都说想找工作也不好找。我们倒没想过这些，除了唱戏我们什么都不会，只能尽力省钱，什么也不买。有时候天太热，顶多找个大酒店，来杯咖啡或者冰淇淋，一坐就是一天，就这样消磨时间。晚上则基本不出门。”马连良则越来越沉默，每次唱戏的收入是多少，家里开销多少，他都不和家里人讲。马崇仁说：“我父亲在香港住的时候，得了忧郁症。”

实际上，1951年之后国内的市场已经有所复苏，1950年前后到香港的艺人开始大幅回流。当然，也有来自政府的鼓励和动员。“1955底，粤剧名人红线女和马师曾从香港返回北京，是当时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曾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回忆，“广东省委专门在广东迎宾馆为他们安排专场演出，很多国家领导和将军都观看了。”

<h3>民生和投机</h3>

对战争的恐慌和个人商业的瓦解从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的四年间一直伴随着这个城市。当正常的商业遭到破坏时，投机行为开始弥漫这个城市。最混乱的货币领域成为投机商最青睐的行业。广州文史专家叶曙明回忆：“1948年以后，买卖申电可获暴利。所谓申电是上海与广州之间的汇兑，由于华中地区游资大量南逃，都是通过申电把大量现钞汇来广州，现钞在两地之间的供求关系一边倒，申电出现了很大的汇率差，差价在20%到30%。例如在上海交汇1000万元，在广州只收得800万以至700万元。因此，不少广州的银行经营者从上海、武汉等地乘飞机带现钞来广州。夹带私钞的方法千奇百怪，最富戏剧性的手法，是用鸡蛋、菊花掩蔽现金，一篓鸡蛋可以收藏现钞5亿元以上。”

与此相联系的，上海现钞汇不出，纷纷购入黄金，上海金价曾因而飞涨，与广州金价相差较大。广州黄金北运便有利可图，因而又出现金融投机人士纷纷乘飞机带黄金，解放前在广州民信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陈邦也亲身参与了这场蔚为壮观的金融投机战。“由公司的副经理和我，身穿特制银衣。这种银衣用帆布制成，衣身分格，每格藏黄金一条，外面再披上西服，一次可携带黄金数百两，乘飞机到上海。”

民间也发明了一些应对币值混乱的方法。前广州农工党秘书长陈本能解放前是广州市消防大队的地下党。他回忆说。“那时候一发薪水，第一件事就是去街边的找换店，把国民党发的纸币换成港币。金圆券已经成了废纸，逃来广州的流亡政府又推出了所谓‘银元券’。两者的区别就是金圆券是红色，银元券是蓝色，但市面的物价一样飞涨”。

这些找换店多开在路边的骑楼下，“私人摆设的一个小柜，像内地修手表的那种玻璃柜子，一边做些糖果等小买卖，一边倒换各种货币。因为找换店的另一个名字叫‘剃刀门楣’，是指它一买一卖都要刮削，就好像门楣上装一把剃刀，一进一出都要被它刮一刀。当时这些钱档除了遍布各条主要马路外，在十三行这条短短几百米的街边，就集中了几十档”。

为了躲开剃刀门楣的盘剥，梁俨然有另外两种货币保值的办法。一是买金戒指。“我一发薪水就立刻去金饰店，把所有的钱都买金戒指。需要用钱时就拿金戒指去当铺换港币。那时候买一个戒指就送一个小的首饰盒子。到快解放前，我家里累积了好多首饰盒，别人看见以为我很有钱，其实所有盒子都是空的，都换了港币。”因为港币是市面上最稳定的实际货币，市面上所有物物交换都是以港币为终极目标，所以“我们把港币称为基数。一个金戒指可以换300个基数”。

茶楼是另一个保值的场所。梁俨然回忆：“在老西关的茶楼，喝早茶时，每个品种的茶食，都以铁牌标价，比如一个蛋挞三个铁牌。一个基数可以换十个铁牌。我领薪水以后，会去茶楼换一大把铁牌，这样可以保证第二天还能凭铁牌吃到茶食。所以喝早茶的时候，我们聊天说，现在一间茶楼比一个国家的银行、政府更有用啊。”

到1950年，通货膨胀仍然没有完全消除。“我的薪水是一个月60万块，新政府发行的货币也是一万块一张。”梁俨然说，“直到剃刀门楣被取缔后，广州的币值渐趋于稳定。到1952年，拿一万块去公家的银行可以换成一块人民币。”

<h3>复苏的新娱乐</h3>

广州解放后的第四天，广州人发现以前收听的广州广播电台的频段已经被广州人民广播电台代替，三个私营电台的频段也已取消。收音机里第一次传出一个清脆婉转的普通话女声，在长达13个小时的播音时间里，反复宣读《告广东人民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和军管会各项法令政策。

这个广州人还很陌生的声音来自田玉珠。她是广州市解放后的第一个播音员，女儿开玩笑时会把她比作“广州的邢质彬”。从1949年10月18日起近两年的时间，她的声音几乎每天陪伴着广州人。在这段时间里，田玉珠和同事不仅要安定这个正处于新旧交接混乱期的城市，还要为市民提供一套全新的、与新政权相匹配的娱乐节目。

田玉珠是10月17日晚上进入广州城的，第二天就被派到沙面接管电台，她如今还清楚地记得电台的位置：沙面小岛上，肇和路67号。“沙面岛解放前是外国使馆区，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在。电台在广州沦陷时日本人建的一栋小楼内，最初是日本人的电台，后来国民党接收后，成为广州市唯一的公营电台。小楼邻近江边，江水很清，晚上还有人去江里游泳。”田玉珠回忆说。

接管电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台号。“原来电台叫‘广州广播电台’。领导提醒我，一定要加上‘人民’两个字，显示和旧社会不同。因为人手不够，台里当时还留用了一批国民党时期的电台播音员，她们不能播重要新闻，只能播娱乐节目。比如新闻和政令中间，会插播一小段西洋音乐，她们负责每首乐曲的解说。”田玉珠说。

政治上的严格把关在当时来看很有必要。“有一个留用的播音员，她丈夫是国民党的一个空军。她报台号时就总不加‘人民’两个字，还是坚持说‘广东广播电台’。提醒她很多次，她都说忘了。后来原本要逮捕她，她事先知道风声，让留用的私营电台的技术工人帮她把要播的节目事先录下来，趁录音播放的时候，她逃走了，后来去了香港。”

除了每天滚动播出重要政令新闻，田玉珠和同事还要想办法发明一些新节目，以取代旧电台的广式传统娱乐。“原来国民党时期的电台节目不能用，我们都要用新的。当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请一些学生来电台教唱《东方红》《国歌》等革命歌曲，出了什么新歌就教什么。每次教歌节目的最后都会预告下一次教的歌曲名称，方便听众找到歌谱。因为很多广东人只讲粤语，这个节目也趁机推广普通话。在教歌之前，我要把歌词整个用普通话朗读一遍，称为正音。”广东人听粤剧，但刚运行的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放粤剧比较少，仅仅转播红线女等有名的粤剧艺术家的演唱会。“因为一切都要是新的，要显出跟旧社会的不同。”田玉珠说。

到1950年初，田玉珠和同事们已经为电台运行起了一套完全属于新政权的节目：早上6点开台，开台音乐是《东方红》。早晚六点，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十点是整点新闻。其他时间是各种各样的娱乐节目。他们为广州带来了很多非本地特色的节目，比如侯宝林的相声、话剧、苏联的诗歌。中间会随时插播发现特务的紧急消息。晚上十点还会有整点提醒：听众朋友，现在是晚上十点，时间太晚了，请把收音机的声音转小一点。“这是我们发明的。”田玉珠自豪地说。

关国华则在政府组织的另一个重建新娱乐的运动中找到了自己在新政权下的出路。他参加了“送戏下乡”粤剧团队的招考。“考试分为两部分。首先考政治。比如国旗上的五颗星各自代表什么？通过政治考试之后，才考艺术。一个团有5个小队，每个队最多21个人。”关国华回忆说。

“下乡的演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1950年广州开始土改，我们都演现代戏，配合斗争地主嘛。”关国华回忆说。《白毛女》的演出场次最多，“演完之后马上拉地主上台批斗。当时还有个法庭的庭长跟我们一起，民愤比较大的地主，批斗完就拉到离舞台几米远的地方枪毙”。关国华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曲艺道路是从配合运动起步的，此后，“四清，集中干校，大炼钢铁，我都参加演出。所以我开玩笑说，我是个运动员，不是个演员。”

刚解放的几年，广州的戏剧表演被现代戏一统天下了。为了应对时局宣传需要，在短时间内，有大批的剧作家参加到“现代戏”的创作里来，王建勋也是其中之一。他说，为了编剧，他在那时候接触了不下一万个新老剧目。土改运动，集中起来的年轻演员加上新编剧，给这场戏曲空前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被我们称为‘广州粤曲的黄金十年’。在这个气氛和热情下，以红线女和马师曾为代表的这批在香港的名伶回来，更让广州戏曲市场有了灵魂。我记得到1954年为止，广州一共有五个最有名的民营剧团（‘珠江剧团’、‘新世界剧团’、‘南方剧团’、‘东方红剧团’和‘太阳升’剧团）和七个大的剧场。这些剧团都是私人性质的，自负盈亏，那些大腕台柱是剧团的核心，他们自己负责找剧目。那个时候竞争非常激烈，每个剧团都靠自己主推的流派来争取票房，‘新世界’就是擅长武打戏，罗品超的‘珠江剧团’以爱情题材的古装剧见长，而‘太阳升剧团’开创了罗家堡的‘虾腔’，以《柳毅传书》一剧走红。这些剧场基本上场场都满座。”

<h3>从省委到田间的跳舞风</h3>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全国各地兴起跳舞风，广州也不例外。省委机关也经常举行周末舞会，以活跃文化生活。欧初回忆：“平时办舞会的地点，就在省委礼堂旁边的一个小会议室。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舞会改在省委办公大楼的五楼会议室举办。”

解放后，毛泽东曾八次来广州，有时也参加舞会，欧初多次陪同。他回忆道：“省委办公厅为毛泽东安排舞会，通常准备一个十几人的小乐队，由广州市曲艺团团长黎田任指挥，按表演广东音乐的要求配备乐器，实际上舞会中演奏的乐曲以《步步高》等广东音乐为主，中间有时穿插一些小型表演。当时名演员红线女，曾到省委五楼陪毛泽东跳舞，还唱了一曲《卖荔枝》。”

“参加舞会的人都把与毛泽东共舞视为无上光荣，每次毛泽东一坐定，便纷纷有人争着去请他跳舞。毛泽东到场，通常只跳五六支曲子，前后约一小时就离开。办公厅事先打好招呼，陪毛泽东跳舞的人转到另一位舞伴前就自动离开，由下一位舞伴接手，这样一来，每奏一支曲子，都有几个人得到陪毛泽东跳舞的机会，皆大欢喜。”

“在广东省委跳舞的时候，毛泽东一般很少说话。他的舞姿像走路一样，很有个性。”这和欧初看到的其他领导人不一样。“五六十年代，每届全国人大会开会期间，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都到北京饭店参加晚会，与王人美等著名文艺界人士跳舞。他们跳起舞来与舞伴谈笑风生。”

跳舞之风从市委大院蔓延进民间。“我就是在土改的时候学会跳舞的。”华南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李育中说。50年代，李育中带着一批学生在广州郊县进行土改，最盼望的两件事就是开会和跳舞。“开会集中在白天，内容无非就是小总结、大总结，但因为土改很苦的，开会才有东西吃，所以我们还是很喜欢开会。”李育中说，舞会多安排在晚上，“经常跳的是三步四步。曲子五花八门都有，只要节奏能合得上三步四步的都可以，我记得当时经常用的曲子有西洋的圆舞曲，还有《何日君再来》”。

跳舞之风一直到快“文革”的时候才渐渐淡下来。欧初还记得一场特殊的舞会：“大约是1966年10月中旬，主持省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林李明打电话找到我，要我到小岛参加一次舞会。我正为应付串联、造反的红卫兵忙得焦头烂额，心情相当恶劣，就说，现在还开舞会，不怕红卫兵批判我们吗？林李明说，陈老总来广州主持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是他要跳舞。”后来欧初硬着头皮去参加，看到陈毅准时到场，跳得兴高采烈。当时全国“破四旧”风潮正烈，在红卫兵眼里，跳舞是资产阶级的腐朽行为。批判的矛头也指向中央的老革命，陈毅却不为所动，让欧初佩服不已。

第六章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围城

194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军事代表团大卫·巴雷特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后者来自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这天阳光明媚，和煦的阳光透过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炮弹弹片飞落到北平机场。

尽管军事形势毫无希望，孤守北平的傅作义仍统帅着北京警备司令部70多万军队。傅作义先后放弃长城上的两个关口，北平北面的南口和东北面的古北口，不过他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力图保证天津通往海上的通道畅通，这是他与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和南方各省唯一的一条海上交通线了。”86岁的周之同说。

周之同当年所在的东北野战军121师363团到达这个古都外围指定位置时，接到了新任务。“当时军部驻颐和园以北大有庄，军炮兵团驻青龙桥。”周之同回忆说，“军部在1949年1月传达新的指令：尽快扫除西北郊外围的敌人据点工事，并完成对阜成门至东直门及城内北半部的侦察工作，做好进攻的准备，由我们师担负攻城任务。”

北平西郊被控制后，121师投入了一个营的兵力登上一列开往市内并将停在离中华门很近地方的一列火车。这一突袭计划几近成功，只是一个小小的破绽被在西直门车站值班的信号工发现了。“他在列车时刻表上发现那天下午那个时刻没有预定的列车通过西直门，于是发出信号，命令列车停下，然后打电话向上级请示。这样，国民党守城部队就发现这列列车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他们下令关闭城门，并且严加守卫。”曾在121师361团担任侦察兵的钱浩兵参加了这次特殊行动，他回忆说。此时的北平已经完全被古老的城墙彻底隔绝起来，它与外界的一切交通被完全切断了。

傅作义刚开始还不打算放弃抵抗，他决定在城墙坚固的北平城内经受一次古老的被围困的考验。

在解放大军进城不久后登上城墙的钱浩兵说，他曾被这座前所未见、拥有500年历史的防御工事所震撼。“它是我见过最坚固的城墙了：墙基是夯实的土地面，宽阔的城墙顶可以作为车道，足足有墙基宽度的一半。城门和每个城墙角上，都有3层楼高的城楼守卫，坚固的石头墙壁上都凿有枪眼，弧线性瓦顶比其他城市的城墙都要壮丽。”钱浩兵说，“以城墙为御的象征性反抗，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到傅作义接受联合名义上进行的和平改编。”

随后的日子里，傅作义在旧北平巨大的天坛公园里修建了一个临时机场。“轻型飞机可以从城墙里面的这个机场起飞，也可以降落，不过有点冒险，”1954年至1958年在彭真办公室任秘书的马句解放后是中共北平第八区工作委员会20多名干部之一，他回忆说：“围城这段时间，不少国民党高官从这个机场起飞往天津，然后抵达上海。这是国民党政权脆弱的生命线，它也是短命的。”由于包围圈从北平外围越来越紧缩，解放军的高射炮布置在离城墙很近的阵地上，因而机场紧急跑道变得十分危险，到围困解除前，普通邮件已经不能由这条通道出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很多积压在停在公海上的各国商船上，等待局势明朗。

城外，周之同所在的363团从1949年1月7日起，已经开始部署紧张的攻城和巷战训练。身为政委的周之同每天不仅要去圆明园、黑山扈、玉泉山一带察看地形，还要指挥部下，“在圆明园旧址利用被英法联军破坏的楼堂亭台练习攻坚、爬梯、爆破和步炮协同等战术战斗动作”。之所以选择在圆明园演练，周之同回忆说，“主要是想借助实境，研究怎样把敌人打掉又能保护好文物”。

周之同说，“战士干部都拆洗了棉衣、棉被，用新的白布做了1丈7尺长半寸宽的背包带，调整了部分装备。后勤供管人员也在全力准备：蒸窝窝头，烙高粱面饼，买菜，打油买盐，准备马草，筹齐进城后的生活用具，备足了进城后3天的粮草。所有人就在等‘攻城令’的下达。”

旧北平外围聚集的人马越来越多。除了作战部队，还有等待进驻的各级机关，以及为了在即将解放的北平和天津维护社会治安，由华北军政大学步兵学校改编而成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后二者大部分都集中在良乡。“我们在1948年12月初，接到命令，从晋县出发徒步行军前往良乡，一路上下起了大雪，每天都走80~100公里，抵达良乡县东关外燎石岗驻扎待命。”曾是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队员的康彭寿回忆说，“我们在进城前，主要负责警戒任务。燎石岗高地西邻平汉铁路的良乡站和平石公路，与良乡城相望，形成掎角之势，是设防的重要阵地。高地上有一座古朴的昊天塔，塔内瞭望孔可监控良乡城和铁路、公路上有无异动。”

第六章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护城

1949年初，城内开始流传一则消息，说傅作义试图自杀，但被他的参谋救下来了，伤势不轻。这条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传言，在当时的背景下，很容易获得民间的认可和传播，很快便闹得满城风雨。直到几天后，傅作义安然无恙出现在美国领事馆一次晚宴上。

旧北平城被围困的最后日子里，城内的生活反而出奇平静。“我们等了半个月，攻城令也没有下达，大家相信，这场仗可能会避免了。”周之同说。而城内的人们则发现，这个特殊的军事围困时期里，共产党军队并没有进行轰炸，也没有越过城墙发动进攻。到了1949年元月中旬，一些人开始普遍相信，秘密谈判正在进行，谈判的主要牵线人是北平市最后一任市长何思源。

围城部队的零星炮击只限于打击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总部。由于炮击准确，炮火没有波及特务总部所在的南长安街的居民们。“夜晚，步枪和机关枪的枪声不绝于耳，那是守城的国民党士兵在向他们认为接近城墙的解放军开火。”康彭寿说。国民党空军在丢了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之后，已经飞到天津，后来又飞到南京。

所谓的“守城”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北平的一些国民党中高级军官这个时候热衷于求签问卦，一个叫马龙的江湖术士成为当时北平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很早在北京大学教英语的中国朋友就告诉我们，有个叫马龙的算命先生非常灵验，很多在华外国人和国民党官员都前去问卦。”1949年在北平的汉学家菲茨杰拉尔德在他的回忆录中称，“我们到马龙家时，发现门口停着几辆军用汽车，里面还围着很多人。从他家里走出一位国民党上校，显得极为兴奋。‘太神了’，他连连惊呼，被问及为何这样兴奋时，他回答说，刚才马龙给他算卦，说他马上就会离开北平，而且一去不返。他深知，南苑机场很快就将失守，这个卦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刚要离开马龙家的时候，传令兵递给他一道上级的命令，说是5分钟前收到的。让他立即赶回总部，收好指定文件，赶往南苑机场，从那儿到南京去。”“此后不久，傅作义就下令禁止属下的官员们叫马龙算命了。”

足够的军饷是维持局面、稳定军心的唯一保障。守城军队向国民政府索要银元，而且必须是1915年的铸造的“袁大头”。“当初为了推行‘金圆券’而全面禁止流通的银元，在一夜之间就被拿了出来——傅作义部队要求的银元数目相当巨大，可见回收银元也只是些表面功夫。”菲茨杰拉尔德回忆，“在围困的那些日子里，王府井下水沟和马路上到处可见乱扔的‘金圆券’，尽管面额百万，人们却把它们踩在脚下。”

对城里的更多老百姓来说，北平城的新鲜蔬菜过去有赖于每天从郊外运输进城，如果这个通道被封闭，城内的粮食和蔬菜很被就会完全断绝。“我们在包围北平前，军部传达的第一出发点，就是‘保护’。”周之同回忆说，“尽可能不去打扰城内百姓的日常生活。”另外，守城的一方也不愿扩大饥民的问题，于是攻守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打开北平北城的东大门——朝阳门，在城内的瓮城开辟一个菜市。

和所有城墙的构造相同，城墙除内城门外，还有一个大约100平方米的四方形瓮城，瓮城城墙与内城门成直角的地方，修有外城门。这样，在内城门关闭期间，外城门可以打开，允许人们进入瓮城，然后外城门关闭，再打开内城门，以减少伏击攻城的危险。“攻守双方决定将菜市开在瓮城后，北平郊区卖菜的农民每天就推着独轮车和马车进城。”钱浩兵说他有一次曾混在菜农中间进城侦察，他回忆说，“守城的士兵们对他们逐个检查，倘若没有发现隐藏武器的菜农，才打开内城门。市民们这个时候蜂拥入内，购买蔬菜。买菜的人非常多，有时所有蔬菜一个小时内便卖光了。瓮城里买菜的顾客成群结队回到城里后，内城关闭，然后才打开外城门，让农民出去。有时，城内守军也在这里采购，菜价涨得很厉害，菜农们除了银元，拒收一切纸币。”“我们得到情报说，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危机，蒋介石派空军往城里空投过几次，因为两个机场都被占领，不能用了，飞机就结冰的北海上投。可投了几次，砸了不少民房，老百姓闹得吃不消，傅作义说这样不行，添乱，也就不再投了。”

除了粮食、蔬菜，围城解放军还给北平的水电燃料留了出路，煤炭都照样往城内送。“过去，煤炭都是由驼队从门头沟煤矿运来了，封城后，我们照旧给驼队放行。不过，因为从事运输生意的驼队商人少了，城里的煤炭还是还紧缺。”钱浩兵说，“时值北平的寒冬，市民们一直靠不计其数的小煤炉取暖，那种小煤炉是用煤面和土面掺合在一起做成煤饼为燃料的。外面运输接济不上的时候，城里煤价上涨就比较快了，后来很难买到了。一些国民党士兵也参与到城里煤的黑市买卖里。”

由于秘密进行的谈判一直存在不确定性，武力解决北平的可能性直到1949年元月中旬前并没有完全取消。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如何在围和攻两种方案里保护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一直在城外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讨论之中。“为了有效保护文物单位和学校、工厂等重要建筑，北平地下党已专门绘制了详细地图，送交平津前线司令部。地图上清楚地标明，哪些地方可以打，应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应保护等。”周之同回忆。

据菲茨杰拉尔德回忆，他在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梁思成告诉他，聂荣臻将军在1949年元月曾向他请教，北京城墙的什么部位可以作为爆破的突破口，既不损坏古老的文物，又对居民的住宅损坏最小。周之同证实了菲茨杰拉尔德回忆录上的这一说法。他回忆说：“解放军的攻城方案，最初打算选南城的西城门作为突破口，那座城门在围城期间只为菜市打开过几次。后来梁教授指出，北平有两三座城门是未曾修复过的纯粹的明代建筑，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没有损坏过。南城的西城门就是其中的一座。如果被摧毁，那会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梁教授建议，北城城墙的东部，日本人曾修过一座新城门，城墙里只有一大片空地，是过去科举考试的考场，在义和团运动时已经遭到破坏，这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第六章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进城

各种攻城准备和方案没有派上用场，到1949年1月20日，谈判突然加速了。傅作义和北京市市长都明白攻守双方的兵力何等悬殊。1月22日10时起，双方进入休战状态。为了保全旧政府最后的面子，“联合公报”的措辞考虑得非常周全。傅作义把士兵从“城里撤出”，到西部驻扎，一个由市长领导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接管过渡，人民解放军将进城“维持秩序”。谁都明白，这只是旧政权移交新政府控制的一种象征性程序。

“北平国民党军队26万余人分批陆续开出城外进驻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周之同说，“一天后，我们又接到上级对入城后的5条新规定：外国领事馆人员为侨民，进出大门时不给行军礼；要保护侨民安全；不准进入外国人房间；尊重接管人员；傅作义部人员专由阜成门出入。”

围城状态正式宣告结束，而傅作义部队的撤出则一直持续到1月底。“我们两个干事两次换便衣秘密进城。”周之同回忆，“第一次是在1月25日，由军司令部组织七八个人，从西直门进入，傅部派联络官在西直门等候。联络官坐车在前面带路，把我们的人直接引到设在王府井南口原日本大使馆的联谊处，见到四野参谋处处长苏静和傅作义的副官长。当副官长出去后，苏静处长对我们的同志说：你们来注意隐蔽，要装成他们的人，你们的任务是熟悉他们市区内部队的主要防区，以便进来接管。吃完午饭后，傅部派两名军官带我们的人在城内活动，黄昏之后送出西直门。第二次是在1月29日，进城的人包括我师3个团的营长，主要任务是划分接防地区，以便部队进城后各营直接到指定防区。”

康彭寿所在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接到通知，要求全副武装、进入阵地，监督傅作义部队撤出北平。“我们在1月30日被告知，当晚傅作义部队将通过良乡撤出冀中地区。”康彭寿回忆说，“我们是黄昏的时候进入阵地的，阵地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夜里黑漆漆的也看不见，只听到人声、马声，好几十万军队呢，整整走了一夜，直到黎明才全部过完我们的监视点。”“1月31日中午12时，解放军在莫文骅将军领导下，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防。”

人民解放军进入了中国最有象征意义的一座城市。入城式是在2月3日，军队穿过前门，沿着东交民巷前进，清朝统治时期，除了前门和皇宫本身的南门——天安门之间的广场，东交民巷是唯一一条能够东西通行的街道。毫无疑问，得胜的人民军队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入城，是要强调新政权的独立和它拥有的权力。“我们在入城式举行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得知，中央军委批准平津总前委关于举行入城仪式的提议。参加的步兵部队有40军的118师和我们121师，摩托化部队由东总警卫团的80辆卡车，机械化部队有坦克和装甲车60辆，炮兵师包括卡车牵引的战防炮、高射炮、化学迫击炮、美式和日式榴弹炮、加农炮，另外还有一个骑兵师也参加仪式。对行军队形序列、装备、着装等都有具体规定。蔡正国师长对我们说，入城式要搞出经验来，不是阅兵式而是示威式性质，显示力量，提高群众信心。”周之同回忆。

钱浩兵所在的部队最先入城接防。“我们在白石桥路集合列队，按照规定检查整理军容风纪，之后走一段路点验一次。师里要求我们每个连指定一个排在枪里压上子弹，重机枪脱掉枪<strike>p://ｗrike>衣由人抬着，以防敌人袭击。队伍转向西直门外大街，我们团的干部骑马在西直门外桥的西端，由作战科科长带着测绘员和警卫营的一个排，在西直门瓮城南边同傅部的一个排相互敬礼交接防务。”钱浩兵说，“361团团部驻东北大学，363团团部驻仓南胡同5号（又称老段府）。363团二营驻黄花门民生工厂，三营驻东单青年剧院，警卫连一个班警卫驻六国饭店，一个排驻团城，一个排警卫中南海，两个高炮连驻景山公园内北面的平房。”

负责维护北平社会治安和保卫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进城后共分4个大队，康彭寿被分在一大队。他说，“我们驻扎在史家胡同，辖内城七7个行政区。我当时负责的是东四和崇文门辖区，每天都会在卡车上架着机枪满街巡逻。”

接管干部们随后也开进了这座古城。马句回忆说：“我们中共北平第八区工作委员会在1月31日20时被军管会的军用大卡车送进城内的，我们从海淀上车，从西直门进城，一直开到前门东珠市口大街原国民党第八区公所的办公地点。当天晚上，我们20多人就在区公所办公室搭了地铺睡觉。”第二天一早，马句到区公所门前，把旧的区公所牌子取下来，换上了一个新制的“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的新牌子。为了庆祝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的建立，马句在门前放了一挂鞭炮。

第六章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香山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之后，径直去了香山。

进入北平后，新政权有一个迫切的事情，就是中央机关的转移。为此1949年初，中央就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山具体负责，着手筹备。

杨尚昆从接替李富春的工作以来，已经历经中央的两次大搬迁，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进到西柏坡，这一次从西柏坡进北平。“北平虽然解放，但仍不是一个被完全控制的城市。从年初，杨尚昆同志就先后派李克农和范离去北平挑选中央地址。中南海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地处闹市，虽然傅作义部被收编，但城区还有阎锡山的特务系统和两军交接时就地解散的宪兵19团，来不及清理，大家认为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马句介绍说，“他们几人和叶剑英、彭真商量后，建议先以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香山为中央机关临时驻地。那里安全，也便于防空。”

“中直机关当时共有工作人员5500多人，香山上有一个由原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办的慈幼院，正好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用。毛泽东的临时住处是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周恩来夫妇住在原香山饭店右侧的一个小院里。”马句说，“2月底，李克农对香山驻地的安排提出了一个方案：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的筹备处，设在市内弓弦胡同15号，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为香山驻地。这样，中央机关分驻在香山，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于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一带。”

安全工作仍是众多保护这个临时中央所在地的机构的头等大事。李瑞祥1948年底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大队二队见习区队长被抽调进“政治保卫队”时，这个隶属中央社会部的全新机构刚刚组建，它的目的就是确保几个月后中央机关转移的安全。

“中央机关还在西柏坡时，我们就率先进入北平。”李瑞祥回忆说，“我们的任务是与吴烈的207师联手，负责从香山、颐和园、白石桥到西直门这条长达20公里范围内的治安警戒，为中央机关进驻开道。我们协助207师在外围便衣行动，在敏感地段布监视点，我这支小队有20多人，每个人都穿着黑色对襟小棉袄，肥大的免裆裤和厚棉窝鞋，衣服里藏着一只左轮枪和20发子弹，这种枪不易走火，不易卡壳。”“吴烈的207师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提出从四野抽调的，四野还派出两个专家，一个是搞扫雷的，一个是搞无线电的，他们和范离等作为先遣人员进入香山，察环境后，在香山制高点子‘鬼见愁’建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香山时期中央的工作除了领导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主要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二是筹备即将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949年中共中央很大的精力还在集中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关于建国的筹备最初的打算是要到1950年的元月纳入计划，但苏联方面当时提醒中央防止溃败的国民政府向西方求援，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样，建国的筹备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才提前了。”马句说。

中央机关设在香山的主要不便是交通上的。李克农方案从安全出发，但带来了机关部门的分散，有时跑一个地方就要花费一天时间。而筹划建国工作的主要活动地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和中南海，那里是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重要会谈的地点。从香山到中南海，要经过青龙桥、海淀、西直门，路上就需要一小时以上的时间。

“从香山进城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汽车。当时通信也不方便，香山电话局虽然很快组建，但打不通电话的情况时常出现，最后还是只有依靠汽车。但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汽车，周恩来的一辆车是从天津调来的紫红色科力司牌美国车，很显眼，想换又没有，我们政治保卫队给派了辆随从车作为沿途保护，但这是辆旧吉普，速度慢跟不上，以至于前车要专门停下来等它。”李瑞祥回忆说，“后来杨尚昆找到四野政治部萧向荣秘书长，从他们收缴的200辆车里专门给留了20辆，才缓解了中央机关的用车紧张。”

第六章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北京

一件看起来最简单的事在1949年却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不仅鼓舞了这座城市的百万民众，让人们体会到身为城市主人的新气象，还充分体现了新政权的效率。

1949年2月，沈勃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员刚刚迎接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着手接受国民党地方政权。当时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

到东单进行巡查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一分队队长康彭寿对这个旧北平市四大商业中心之一当时的脏乱记忆深刻，“东单广场上垃圾堆成山。泡子河（今崇文门东城角）一带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街上人很少，路灯晃晃悠悠的，能见到拉洋车的，还有破旧的有轨电车。”“北平城的垃圾从日本人占领起，就一直靠着城墙堆积，最后一直堆到天安门，有人估计，当时市内的垃圾不少于60万吨。”

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看到的情景和康彭寿的回忆完全一致，“当时看到的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和城墙一样高。那时候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走到这儿就倒了。”

他们用了3个月时间才清理了垃圾。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京的决议。到了5月，虽然还没有建国，北平就成立了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

都市计划委员会下设清运委员会，由党、政、军、民、学、商各界代表组成，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垃圾被清除出城市，这件事并不困难，但以前的那些政权却没有去做。更重要的是，刚刚解放的城市中的各个阶层通过这场运动进行了一个很有效的交流和沟通。”马句说。

在沈勃印象里，当时有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参加人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干部，各学校的学生。那时已经有传闻说开国大典要在广场举行，虽然一直还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已经挂在了广场北侧。

作为“迎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决议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市规划局接到任务，选定第一面国旗旗杆的位置。市政府责成建设局拿出修整天安门工程计划，建设局局长赵鹏飞任总指挥。整修工程具体任务之一是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国旗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董光器介绍说：“当时的负责人是陈干，他把旗杆定在南北中轴线与丁字形广场南墙东西相连的交接点上。因为时间仓促，也没有很多方案来比较，旗杆也就是用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焊接起来的。本来设计的旗杆高度是35米，与天安门等高，但焊接完后的水管只有22。5米高，他汇报之后，指挥部决定就这么高了，没时间再改了。竖起旗杆后他发现，旗杆与天安门之间将来要过游行队伍的宽度不够了，需要挪动华表和石狮子的位置，这就与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的思路有矛盾，梁思成要原封不动地保护故宫一砖一瓦。他就查阅《自然辩证法》，以恩格斯关于解析几何坐标中原点的地位的观点，解决旗杆与周围建筑物的关系。”

“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治远完成。”董光器回忆说，“一个月后，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杆制作工程完毕，国旗杆也竖了起来。为了毛泽东主席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操纵升旗开关，林治远设计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导线通过修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埋设的钢管横穿过长安街，跨越金水河，然后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当中，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为防止升旗出现差错，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检查了升旗的各个部位。他们在旗杆下和天安门城楼上反反复复不知试验了多少次。当认定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没有问题时，才于9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第六章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大大典

开国大典的方案，很快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等为副主任的筹委会拿了出来。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马句回忆说，“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担任阅兵总指挥。”

“由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杨成武与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的《阅兵典礼方案》很快被通过了，但阅兵指挥所成员主要围绕阅兵地点进行了讨论。”马句说，“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是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二是市郊西苑机场。”

当时在“劳大”的钱听涛回忆说：“两种方案各有优劣：天安门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便于检阅。但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4小时，另外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只能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2纵队；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刚进北平时曾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

在这两个方案之间的反复斟酌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出于建国之初的安全考虑。“当时国民党空军于5月4日就曾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虽然‘野马’和‘蚊式’战机的续航能力小，活动半径一般都不超过陇海线，但因为有过数次被空袭的教训，防空一直是大典的头等大事。”钱浩兵说，“最初考虑南苑机场方案，最主要就是从防空角度，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

权衡比较的结果，指挥所倾向于第一种方案。报告送呈中央后，周恩来用毛笔在左上方签署了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刘少奇在自己的名下画了圈。

对天安门开国大典的防空准备则从7月就开始布置了，“军委航空局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飞行中队专门负责北平的防空，在东观礼台上还临时建立了一个通信枢纽，用美式报话机开设了与受阅部队联络的无线电网。在阅兵指挥所开设有线电话总机，与天安门及广场各点通话，与南苑机场有专线电话。在北京饭店楼顶有航空指挥台，在东大桥、通县菜地都设立了防空电台。当时受阅骑兵有1978匹战马，也都采取了特殊措施，要他们万一受惊不乱跑。”钱浩兵介绍说，“军委航空局提前在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商丘设子5个防空站，并在云龙山的鹤亭古寺驻扎了一个通讯班，往南对上海、江苏方向，往北对济南、青岛方向作横向联系，每20分钟呼叫，一旦发现敌机则将数量、类型、飞行方向用密码迅速北传。开国大典当日，改为10分钟呼叫一次。为了应对突然情况，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组织者、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方槐向聂荣臻建议，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防止意外，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大典上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是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重申，也是对孙中山在1894发出的“振兴中华”呼喊的回应。毫无疑问，对1949年而言，解放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中国共产党掌权”对世界的“解放”具有崭新的意义，一个新的时代被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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