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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拓夫传》 正文 前言 1980年3月20日，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庄严肃穆，空气凝重。悲怆的哀乐撞击着人们的心扉，令人震颤，使人压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在为她的忠诚战士李立三、贾拓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追悼会由彭真主持，薄一波代表中央为贾拓夫致悼词。当这位老人以颤抖的声音，一开始讲到“八届中央委员、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贾拓夫同志，于1967年5月7日被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残酷迫害致死，终年五十四岁”时，包括邓小平、胡耀邦、彭真、乌兰夫、万里、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七百多位与会者，发出一片唏嘘之声。是惋惜？是哀恸？是悲愤？是感叹？“才五十四岁啊！”此刻，所有人的心情都很不平静，寂静的会场一时出现了波澜——在那时节举行的一系列追悼会中，这是不多见的。 “现在，党中央为贾拓夫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做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平反，恢复名誉，使多年沉冤得到昭雪。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强加给贾拓夫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已统统推倒。”悼词结束前，薄一波郑重宣布的这一结论，使人们不平静的心情略得一点抚慰。 是啊！贾拓夫过早地含冤离开人间，13年后的平反昭雪又嫌迟到了些，贾拓夫也没能等到这一天，然而，这一天终于来了——党和人民承认了他，历史承认了他。 贾拓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正式党员。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人民共和国发展振兴的伟业之中，曾被毛泽东主席喻为“陕北才子”、“党内的贾宝玉”。他本来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有更大的贡献，但在1967年54岁的壮年时期，却惨死于“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中，成为“四人帮”及其“顾问”康生“刀”下的冤魂，过早地走完了他坎坷而又光灿的人生历程。在我们撰写贾拓夫同志传略，期冀久远纪念他时，真是心潮翻涌，感慨良多。 他，是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中的一员，似乎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力挽狂澜之功。既不像开国元勋们那样指点江山、叱咤风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因而名垂青史、世代传颂；也不像元帅将军们那样横刀立马、南征北伐、披荆斩棘、战功卓著，因而名传四海、万人崇敬；然而，他的一生，同样是杰出的、不平凡的。他和更多的同一代革命者们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国家民族兴旺，同样实实在在地做出了贡献。就像没有粮秣兵马，将军们无法打仗；没有剧组人员，演不出精彩剧目一样，没有一大批像他们那样呕心沥血、忠诚奉献的战士，中国革命和建设也不会出现那般威武雄浑、震撼环宇的壮举。 想到这里，我们记起贾拓夫在1960年被下放后曾对孩子们说过的一段话：“几十年的斗争中，有多少好同志为党的事业牺牲了，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他们没有了，我们留下来的人却有了名誉、权力、地位和待遇。实际上，中国的江山是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靠了多少人和劳动群众共同斗争才取得的。国家的建设和富强，更要靠更多的人共同长期奋斗才能实现。这就叫唯物史观。名誉、权力、地位、待遇，实质上也反映着责任和义务。活着的人不努力把已牺牲的人未竟的工作承担起来，何以告慰死难的同志？还算什么共产党呢？”他告诫孩子们：“争个人的东西就是思想上的蜕化。”这是贾拓夫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基层工厂，子女们感到精神上有压力，他对孩子们做工作时讲的一段话。这些铿锵之语，深深反映了他对待事业、对待人生的严肃态度，至今对我们仍然不无启发。是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过去那段辉煌历史记载了他们的业绩，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当今的人们自然也不应当忘却许许多多像贾拓夫那样的默默忠臣。 贾拓夫的一生，是革命奋斗的一生，也是坎坷艰难的一生。和所有的人一样，他有血有肉，有苦有乐，有情有怨，有失有获，有起有伏，有功有过。他把自己不短不长的斗争生涯，全部融进了中国近代社会伟大变革的洪流。铺路石也罢，螺丝钉也罢，栋梁材也罢，骨干者也罢，他毕竟以自己的毕生心力和实绩，在中国共产党前此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中，留下了重实的足迹。 他离开人世前的最后几年，并不是官居高位的“重臣”，而是以“带过之身”下放的干部。他是怎样对待的呢？ 1960年下放抚顺电厂后不久，他给家人写过一首诗： <small>下放煤都原有故，庐山教训信无辜。</small> <small>京中同志若相问，早已投身在火炉。</small> 1962年他再次受迫害，1965年被安排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工作。他又在一首诗中写到： <small>曾经沧海仍为水，落户西山愿作工。</small> <small>勤学尤须能活用，人间造化自无穷。</small> 他这样抒怀，也这样实践。联想他一生的历史和当时的处境，不禁使人肃然起敬。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品格！前辈为后人留下的这类精神昭示，当不逊于他们为人民做过的实际奉献。不管当今人们如何品味和对待人生，社会却永远需要这种人，需要这种奉献。后人从中提炼的美好精神和追求，总是人类前进的活力。 古人讲为官之道时，有这样一副对联： <small>吃百姓的饭，穿百姓的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便是百姓；</small> <small>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别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small> 虽然，封建士大夫与共产党干部有本质不同，绝对不能同日而语，但这里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种愿望：他们既看重为民办实事的业绩，也看重高风亮节的精神，特别看重两者的结合。 由此，我们在想：贾拓夫一生的特点应该怎样概括呢？接触过他的人可能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评论。在我们了解他丰富的斗争经历而又有限的历史材料后，发现他曾做出过卓越的贡献，而又屡遭挫折磨难。我们得到一个极深的印象：贾拓夫在革命斗争和工作中，是一个从未停止过的、忠诚顽强的开拓者。拓夫，拓夫，求索务实。他的名字，倒是形象、贴切地反映了他一生的特色。也许，参加革命斗争后他给自己起的这个名字，正是他的志愿和追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人的纪念，不仅仅是缅怀，而且是承认、理解、深省和寄托；不仅仅是为了故人，也是为了今人和后代。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学习前辈对待事业、人生的精神，继承和弘扬老一代共产党人所发扬的党和民族的优秀传统，为我们饱经沧桑的祖国，为人民的幸福与未来，励精图治，奋勇进取，应该是更重要和更有意义的。 正文 ○一、少年有志 寻求救民真理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当然不足为训。以后的生活，成长过程中的社会环境，接受教育的内容和程度，特别是个人与社会结合的层次，对人的影响应是更关键的。但是，许多人成年后的事情忘掉不少，少年时的很多事却记忆犹新。可见，少年儿童时期的生活和教育，对人还是有重要影响的。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包含这方面的因素吧。 贾拓夫出生在陕西省神木县城一个贫民家庭。 贾拓夫的祖父叫贾来旺，但来世却并不兴旺，连半分田地也没有，全靠杀猪宰羊、经营死驴死马维持生计。旧社会的屠夫属下九流，社会地位自不必说，生意冷落清淡，生活自然十分贫寒。一年辛劳，所得无几，家人难解温饱。贾拓夫的父亲贾宽厚，企望“宽厚”家境，不再子承父业，弃屠宰而从商。借债为本，小贩经营，往返于内蒙和神木之间。这本小利微的生意也很不景气。顺当时，挣几个小钱养家糊口；不顺当时，便蚀本负债，难以为继。全家生活，还靠祖母、母亲代为人工，酿制酱醋，沿街叫卖，薄利微盈，勉强维持。就这样，年复一年，父亲终因劳累过度，染上肺病，又无力医治，只能眼看着他壮年亡故，撇家而去。 1912年11月25日（阴历十月十七日），贾拓夫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那是一个扭转乾坤又动荡不安的年代，愚昧与文明、落后与进步、侵略与反抗、压迫与抗争、反动与革命反复激烈较量，此起彼伏。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终于结束了中国长达五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历史。然而，就在孙中山莅任大总统的南京政府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后不到三个月，辛亥革命的果实却又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取。在帝国主义的枪炮压力下，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袁世凯政府，与日、俄、英、法、意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继续遭受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日益陷入空前的水深火热之中。 陕北，这片曾经孕育了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黄土地，更加地瘠民贫。本来就十年九旱的神木和陕北地区，这时愈加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贾拓夫就是在这样的年代，这样的地方，来到了人间。他一出生，就和家人一起，挣扎在贫困线上。 贾拓夫原名贾耀祖，又名红光，字孝光、富喜，排行老大，有两弟两妹。大妹贾月林，出嫁后不久，被抽大烟的丈夫卖掉，很快离开了人世。大弟贾红喜，六七岁时害病，因无钱医治，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二妹贾珂敏，降生时正遇大灾荒年，祖母狠下心来说：“这年头，现有的几口还养不活，再添一个吃饭的丫头，咋喂得起？不如叫她早归西天，省得活着受罪。”说着，便忍痛抱起刚出世的小孙女，要放到便盆里放水溺死。母亲实在舍不得这身上掉下来的肉，跪在婆婆面前苦苦哀求。一家人哭作一团，最后才决定留下这条小生命。后来，又添了二弟贾光中，祖母总感人口已多，不胜负担，但见是男孩，盼另有希望，还是格外喜爱。 光中出生不久，父亲就故去了。从此，一家老小就全凭祖母、母亲酿醋做酱，叫卖街头了。两个小脚妇女，终日里起早贪黑，风里雨里，苦做苦劳，还是一贫如洗，不堪重负。常常家无隔夜粮，人怕有病灾，只能乞求上苍，苦熬岁月。 贾拓夫的母亲余氏，随家人从山东逃荒出来，辗转流落到陕西神木，15岁就嫁到了贾家。这位农家妇女俭朴勤劳，秉性慈祥，待人忠厚，又思想开朗（或许与她经营小商，接触各界不无关系）。对待子女严格认真，为了培养子女，除成年苦心劳作外，还节衣缩食，卖掉了自己结婚时的全部首饰，补以借钱，硬是供长子上了学。她还谆谆告诫贾拓夫：不要忘记自己是穷人的娃儿，要给受苦人争气。学成了，为穷人办事，讨个公道。后来，贾拓夫参加了革命，这位善良的妈妈，实心支持儿子，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当时，不少活动在神府东胜一带的共产党员都认识她，受过她的掩护，她的家成了一个秘密联络点。云泽（乌兰夫）、高岗、赵通儒、王兆祥等还常在她家碰头，吃过她做的饭。由于坏人告密，她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一双小脚，带上铁镣，在反动派的牢房里受了几个月折磨。敌人对她软诱硬压，逼她说出“共匪”的情况，说出在她家开会的人的名字。老人家很坚强，始终没有说出什么“有用的”情报，敌人终无所获。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保释回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因工作环境允许，贾拓夫曾接母亲一起住在延安。可这位劳动妇女，一来不愿意给组织增加负担，让儿子分心，二来又过不惯没什么劳作的生活，因此还是回到家乡，去过她已经过惯了的清贫日子。1943年3月，她因病被接到延安，后因医治无效，逝世于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局为她召开了追悼会，称她是“革命的妈妈”。 贾拓夫从小天资聪颖，好动善思，性情爽快，能歌爱唱。每每学戏剧角色，以羊角安长柄为大刀，用线绳系玉米缨为胡须，作姿弄舞，煞有介事，其声调气质，似模像样，常令邻里捧腹不止。众人皆钟爱有加，给他起了个“贾不敛子”的小外号，意思是好动活跃的小子。说来也怪，这孩子玩起来无忧无虑，痛痛快快，静下来却若有所思，经常发问：为啥有人不干活，就能吃饱穿暖？咋就那多人受希荒（受苦受累），还是过不好日子？父亲说这是命，他偏问：命是个啥东西？在县城模范小学念书时，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读书时，能全神贯注，勤奋刻苦。做完功课，又会帮大人照看弟妹，拾柴打水，从事家务。乡亲们都说：“这娃儿有出息，长大了不简单就是噢。” 1925年秋，贾拓夫以优异成绩考入县立高等小学。这时节，他广泛接触进步师生，一面刻苦学习功课，一面博览古今文学进步书刊。也许是与他求知欲高和爱思索的性情有关，他对《响导》、《共进》、《新青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等进步书刊，逐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喜读爱看，而且如饥似渴。就这样，在他对世道感到不平的少小心中，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6年夏，神木县旅外学生张学静（即张友清，共产党员）暑假探亲回乡，召集贾拓夫等进步学生一道，在城镇农村张贴标语，集会演讲，宣传革命道理。在这些活动中，贾拓夫接受了实际的教育和锻炼，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不久，在张学静的组织和介绍下，贾拓夫和汪滨之、王象山、张维斌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了神木县第一个共青团支部，贾拓夫担任支部书记，进一步开展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他们积极领导了县城学生反对基督教欺压民众的活动，号称“废基”运动。还发动与组织群众，控告贪官县长庞仁安，清算劣绅乔济在理民局的贪污赃款，打击了当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成为神木县很活跃，很有影响的“小赤色分子”。 1926年秋，贾拓夫考入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李子洲是陕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常汉三是共产党员，教务主任杨明轩（解放后任全国民盟主席）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进步人士，教师中有不少人是团骨干。这个学校，不仅是当时陕北地区有名的“高等学府”，也成了一座有名的革命摇篮。贾拓夫、刘澜涛、常黎夫、崔玉湖、雷五斋等，都是搞进步活动最突出的第七班学生，也是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的成员。白如冰、白寿康、白坚、张德生、朱侠夫、张达志、白介夫等许多党的领导干部，都先后在这座学校读书，开展过斗争。学生们经常由教师带领，到农村进行宣传活动，教农民唱“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他们还举办平民学校，教校外青少年学习文化，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在这支十分活跃的队伍中，贾拓夫是佼佼者，他学习拔尖，活动积极，才干出众，常常结合形势写出新诗、小说，煞是精彩新颖，颇受校方和教员器重。他的文章经常贴在校栏里作为示范。他也很快获得了“四师新花”的美誉。 接着，贾拓夫被选为绥德师范团支部书记和绥德县团委书记。在中共绥德地委（其领导人是隐蔽在学校的教师）直接领导下，推动学校建立了学生自治会。又通过各高等小学进步师生，成立了绥德县学生联合会，贾拓夫担任了学生联合会主席。他们深入各阶层，协助建立农会、商民协会、陕北青年社等群众组织，使学生运动与群众革命运动相结合，在陕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中，起了先锋作用。 贾拓夫不仅表现出极高的革命热情，也表现出很强的毅力。他因家贫，身上没有什么钱，外出活动常常吃不上饭。但他忍饥挨饿，坚持参加所有的活动。一段时间中，他的腿得了病，走路一瘸一拐，同学们戏称他“贾拐子”。劝他休息，他笑着摇摇头，咬牙忍疼，拄着一根木棍，硬是跟大家一起翻山越沟，开展宣传活动，深得同学们的敬佩。 不料，风云突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残酷镇压革命运动。时局骤然逆转，白色恐怖浪潮很快席卷陕北。以“红色学校”著称的绥德第四师范也变了天。校长、教务主任和许多共产党员教师（身份未公开）都遭撤换。贾拓夫等人在党组织指导下，应急应变，展开斗争。他们领导学生会，组织了反对当局，反对撤换校长、教师的罢课。贾拓夫亲笔书写了许多宣传材料，寄往陕北各县中小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号召学生和群众联合起来，不畏强暴，展开对反动派和新军阀、劣绅们的政治斗争。危急关头，贾拓夫协助地下党在学校东墙外高家祠堂（地下党办公处）焚烧了一批党、团文件，保护了党的机密。他还帮助关中哲、雷五斋、赵绍西等革命教师收拾行装，护送他们转移出学校。 为了瓦解“绥德四师”的革命基础，反动当局调动军队，在团长刘涧民的带领下，包围学校，烧毁了全部进步书刊；强行委任反动文人柳翰章为新校长；解聘“旧日教员”；宣布“旧有各级学生，在清党期一律旋里。自改组后重新招来，认真取具据保证书，不得稍有含糊”；改变课程，停止“农运”、“军事”，增设“公民教育”；同时取缔学生自治会，妄图摧垮进步学生组织。贾拓夫和刘澜涛、常黎夫、张世德（德生）、朱稼夫、张达志、白坚、田作勤、吴志渊等党团学生，团结进步青年，组织学生会，针锋相对予以抗争。他们设法互相具保，使未离家乡的学生照常踏进校门。校方试图以考试“公民课”的方式压制学生，宣扬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德”。贾拓夫看穿其阴谋，立即通过学生会串连学生，组织了一场“交白卷”运动，表示了无声的抗议。他们最核心的斗争是坚决反对取消学生会。作为这场说理斗争的主要发动者，贾拓夫当面向校长严正指出：“学生自治会乃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之组织，只为读书，管好生活事宜，也为校方维护校纪，整好校风，本当为柳校长求之不得，何以取缔乎？”校长无以答对，只得当面认可。学生会仍由贾拓夫等人负责。斗争取得胜利，同学备受鼓舞，贾拓夫也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颇有声望的学生领袖。 为鼓励大家继续斗争，贾拓夫在宿舍里贴了一条孙中山语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另一团员又在下面添上“为革命奋斗，虽至亲可以刀枪对之”的条幅。反动分子唆使落后学生质问：“这是什么意思？”贾拓夫从容答道：“书写国父遗言，继承国父遗志，怀念国父音容，何错之有？何由不可？”对方哑口无言，尴尬而去。 192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在绥德西川（今子洲县境内）召开了陕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特委书记杜衡（后被捕叛变）强令绥德师范学生自治会发动学潮，指示“不让学校安宁”，以示反对“右倾”。谁若不同意，就给谁党内处分。学生会即以校方诬陷、开除学生为由，掀起了罢课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星期。校长柳翰章恼羞成怒，勾结驻军姜梅生团的一个连，突然包围学校，宣布封闭学校，取缔学生会，开除贾拓夫、刘正武、王本皋、吴志渊等一批学生领袖的学籍，勒令立即离校。杜衡的左倾盲动，给革命斗争造成了严重损失，绥德师范这一革命据点被封闭达两个多月，遭到清理。贾拓夫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走向社会，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回顾贾拓夫青少年时期的这一段经历，我们还是相信：时势造英雄。革命的年代，造就革命者。但英雄终究是少数，唯有那些了解生活实际，追求社会大义，信仰革命真理，不谋一己之利，将自身结合于为大多数民众的斗争中，而又勇敢坚定、勤学善思、不断进取者，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成为有益于社会民众的仁人志士。当然，这时的贾拓夫还是一个未完全成熟的青年，还只是在时代浪涛的激发下，开始走上了这条光明而充满荆棘的道路。 正文 ○二、风华青年 投身革命洪流 青春，对每一个人都是极其宝贵的。 人们形容青春，常常习惯用“美好”。对贾拓夫的青年时期，用什么词汇来表述方为贴切呢？他没有恬静丰富的课堂，没有父疼母爱的天伦，没有歌舞升平的怡乐，没有遨游山水的逸情，没有无忧无虑的遐想，也没有花前月下的温馨。贾拓夫面对的是他们那个时代，那个历史环境：是列强蹂躏中华，是军阀涂炭生灵，是民众挣扎于水火，是豪绅鱼肉百姓；是斗争百折不回，是革命风起云涌。作为有志青年，血肉之躯，他没有彷徨徘徊，没有畏险退缩，没有浅尝辄止，也没有去做隐士、顺民。他在青春年华，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向，带着共产党拯救民众、改天换地的使命，自觉走上革命这条道路，并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作为新时代的一名开拓者，他全身心地、艰难地探索着、奋争着、前进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陕北仅有的绥德、延安县委（相当于今之地委，其他县有区委、支部）遭到破坏，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一下子低落了。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共产党人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倒，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党中央召开“八七”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号召全党和民众起来斗争，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中共陕西省委把恢复和严密党的组织“作为第一重要的工作”，决定成立陕北党团特委，统一领导陕北各县的斗争。 1928年4月，省委特派员在绥德县西川苗家坪的古庙里召集了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了陕北特委。陕西省委委派杜衡为特委书记，焦维炽为团特委书记。这次会议标志着陕北革命转入新时期。对于恢复、发展陕北党、团组织，统一领导革命斗争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当然，也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贾拓夫作为绥德共青团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决定成立的共青团陕北特委中，担任组织委员。会后，他斗志旺盛地投入新的战斗。在米脂县东关宋家崄团特委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参加了党的秘密工作。当时，党、团特委领导工作是合在一起的，下面党、团组织和实际工作也是统一行动。常在机关工作的只有三人，杨国栋是党特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冯文江管党的组织、宣传；贾拓夫管团特委工作，编写了许多通讯小报和对外宣传品。 高尔基在他著名的散文诗中，用迎着暴风雨而搏击的海燕来比喻布尔什维克党人勇敢卓绝的斗志。16岁的贾拓夫，此时正像一只年轻的海燕，在雷鸣电闪、风急雨骤中，更加坚定了斗争的意志，毅然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开始了更高层次的战斗生涯。在拟定党内代名时，贾拓夫提出他的代名为“红光”。而同时转党的常黎夫认为太暴露，不如用“虹光”或“宏光”，贾拓夫接受了这个意见。以后，这些曾用名就出现在他的斗争经历中。 1928年夏季，贾拓夫奉陕北特委之命，回神木县开展党团活动。他主持召开了神木县党团员联席会议，整顿了党团组织，明确工作任务，使一度消沉的神木党团组织重又活跃起来。 秋天，贾拓夫由神木回米脂宋家崄。为准备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会议，他编写了《中国革命问题十讲问答》的小册子。当时，各地代表聚集米脂县，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以为共产党要搞暴动。于是在中秋节早晨，突然袭击，逮捕了贾拓夫和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人杜衡、焦维炽、李文芳等人，关在米脂县西牢中。这次事件称作“中秋节事件”。在狱中，贾拓夫质问狱吏：“我们犯了什么罪，凭白关押我们？”狱吏无言以对。敌人找不到证据，后经县政府承审员王孔生（王原与贾、李是同乡，又有师生关系）关照，由地下共产党员高仰云、王和壁具保，贾拓夫和李文芳被关押半月后释放。其他人被押往榆林，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这是贾拓夫第一次被捕，时年不足17岁。 出狱后，贾拓夫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代理团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到陕北清涧县折家坪与党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和冯文江、白明善、刘澜涛等人一起，决定分南北两路巡视党团工作。贾拓夫受命到延川、延安带活动。根据特委指示，贾拓夫、李文芳、白明亮等人废寝忘食地编写革命对联、秧歌词、三字经和各种材料，印发各地，并利用寒假期间，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1929年2月，贾拓夫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会议接受“六大”决议，承认革命形势暂处低潮，陕北尚无搞苏维埃的条件，因此，确定党的工作重点是要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争取武装力量。随后，在米脂县召开了团特委扩大会，贾拓夫做了政治报告，传达党委会精神，确定今后的任务是：扩大党团组织，加强政治训练，提高政治水平，把工作深入到农运、学运、兵运中去，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为执行会议决定，他终日奔波于米脂、榆林等各县间的古道之上。 1929年春，反动派又在米脂掀起搜捕革命人士的黑浪。省委指示，将陕北特委机关移至榆林城内。贾拓夫跟随特委转移。4至5月间，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撤换了有右倾错误和作风恶劣的代理书记杨国栋，批判了他单纯交结白军军官的“军事工作”观点，确定搞武装斗争的三种形式，即白色的（争取白军）、灰色的（作土匪工作）和红色的（建立工农武装）。决定刘志丹担任特委书记。贾拓夫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他第一次与刘志丹接触。嗣后，他们广泛组织反帝大同盟，在各中小学开展青年工作，派党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党团组织，积极从事兵运。还在学校、军队和乡村中建立互济会、读书会、铁血团等各种群众组织，扩大革命影响，准备武装斗争。 1930年3月，贾拓夫再次回到神木。他的家成了一个秘密活动点。这逐渐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贾拓夫也警觉起来。4月，省委宣布调贾拓夫到省团委工作，他立即做南下的安排。6月的一天清晨，他在神木外出活动时，买了一担黄瓜，为谨慎起见，他让菜主刘贵考先送回家，顺便打探一下风声。老刘刚进院子，就见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正在那里搜捕贾拓夫。他急中生智，把菜倒在地上，扭头便跑，赶回来把实情告诉了贾拓夫。贾拓夫镇定不慌，绕道城东，躲入火神庙。晚上，又叫刘贵考以要钱为名，回去机智地取出了藏在家中的秘密文件，然后经过化装，携文件，经绥德，奔赴西安。 7月间，在西安古城，贾拓夫进入了一个新环境。年近18岁的他，担任了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并兼西安市团委书记。他年纪虽小，却已颇多经历，很有经验。在反动统治更加严密，白色恐怖更加浓烈的大城市里，他不畏强暴，不辞辛劳，机警锐敏，沉稳老练。有了省委的直接领导和群众的掩护，他很快恢复了被敌人破坏的地下团组织，党团活动重又开展起来。 1930年，正值党的立三路线时期。当时认为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要发动武装起义，组织总同盟罢工，争取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在陕西，利用国民党过“双十节”机会，组织西安和其他城镇大搞游行示威，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在活动中，因叛徒告密，贾拓夫二次被捕，被当作政治要犯，铁镣铐身，投入死牢。同年11月，蒋、冯、阎大战，杨虎城率兵入陕，原陕西驻军宋哲元、刘郁芬部败退入晋。军阀互相格斗，监狱秩序混乱。贾拓夫和其他同志，乘机组织越狱，逃出虎口。 此后，党派贾拓夫到陕南汉中一带开辟工作。他化名贾绍庭，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只身来到城固县。在城固中学以国文教员为掩护，机警而又迅速地创造出新局面。他果断地清除了党内的动摇变节分子；把蜕化和依附官府的地下党支部书记、校长梁子炽开除出党；整顿和恢复了汉中地区的党组织，改组了陕南特委，并担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其时，当地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关系，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贾拓夫敏锐地指出：这种论调，就是要取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明显地反对现阶段的武装斗争和民众运动，对革命危害甚大。他组织学生赶走了宣传这种观点的教语文的刘老师，烧掉“托派”读物，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纠正了革命骨干和群众中的混乱思想。他指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要求陕南党、团组织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学生、教员逐渐转向农村，转向工农兵，党、团员一定要走向工厂、作坊、兵营，经常深入到各县，在农村中发展组织，领导农民抗捐抗税，掀起大规模的围城“交农”运动，成立灾民自救队。还以城固为中心，联合各县组织抗日救亡联合会，亲自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废基”运动（针对基督教和外国传教士的欺诈）。1931年10月间，城内三所中小学约四五百人，举行反帝游行，在当地引起轰动。队伍行进到一个有天主教堂和教徒集中的地方，民团武装荷枪实弹进行阻拦，并在教堂楼顶布置武装，准备开枪。此时，有人主张撤回，有人主张冲过去，正在争论之时，传来党内指示：让学生派代表与民团交涉，说明只做宣传，别无他意。但，民团坚持不让进入，说是怕与教民发生冲突，酿成事故。最后学生代表又让了一步，表示队伍只经过这里，到西边一个大村镇宣传，双方达成协议，和平解决。队伍到了西边大村镇做了半日宣传活动，这样既达到了宣传目的，又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原来正是贾拓夫混在围观人群中亲自指挥了整场行动。与此同时，特委还派骨干深入国民党军队，准备发动兵变，开展武装斗争。 1932年初，在组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中，学生们发现国民党县党部主任抽大烟的烟具。贾拓夫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揭露国民党政府表面禁烟，实则加税敛财、敲诈勒索的嘴脸，发动群众，捣毁了县党部，把这个国民党党棍拉出来游街。又召开了上千人的斗争大会，公布县党部8大罪状，要求县政府依法惩处罪犯，还以全县民众名义通电全省。轰轰烈烈的一场民众斗争，终获胜利。 那时节，国民党城固县政府公布田赋4倍加征，又组织民团向百姓摊派买枪费，引起群众愤怒。贾拓夫策划指导中共城固县委和党团组织起来反抗，学生罢课，几千农民向县政府交农具罢耕，抗粮、抗税、抗摊派。国民党怕事态闹大，就撤销了傅秉三的城固县民团团总职务。斗争取得胜利，群众中留下了顺口溜：“瓦碴庙插红旗造反，城固县红了半边天。吓得反动派心惊胆颤，委员们再不敢下乡催款！” 一系列的斗争和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党组织乘势巩固发展，为以后的长期革命和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那时，城固县成了汉中地区的革命中心。当时在汉中一带斗争过的老同志，每当回忆起那一段催人振奋的岁月和与贾拓夫共同战斗的历程时，无不感慨系之，都认为他年轻有为，锋利，坚定不移。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跑到西安，贩卖反共媚日的“戴季陶主义”。1932年，党把贾拓夫从汉中调回西安，参加领导反对戴季陶的斗争。4月下旬，省委领导的学生、知识分子和进步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包围了戴季陶，烧毁了他的汽车，公开喊出“拥护唯一反日反帝的苏维埃红军”、“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的口号，与国民党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其声势之壮、斗争之烈，都达到了空前程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反帝爱国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热情。这场斗争虽然遭到镇压，付出了鲜血，但各地学生、群众坚持罢课声援长达数月之久，迫使戴季陶狼狈而逃，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反帝抗日更加深入人心。贾拓夫是这场斗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一系列的斗争，为以后西北的抗日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此后，贾拓夫即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成为当时陕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地下油印刊物《斗争》上发表过许多文风犀利的文章。负责联络和发行的同志去西安东仓门秘密联络点时，总见他伏案疾书，常常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烽烟遍地，如火如荼，一支支工农红军组织起来，一片片红色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陕西的共产党组织在中央领导下，同样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彼伏此起，壮怀激烈。省委除继续组织地下党和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外，鼎力抓军运，搞武装，打游击，分土地，派遣大批党员分赴杨虎城部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发展党团，建立“军支”（国民党军队中地下党支部），组织起义，拉起工农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屡挫屡战，愈战愈壮，声震陕甘。省委决定成立的渭北工农红军游击支队，由30多人发展到5个支队，以三原县为中心，建立了渭北根据地。习仲勋、王世泰领导的华池兵变，也在这时拉起队伍。汪锋作为省委军事部长，搞枪支，送经费，往返于游击队、根据地与省委之间。贾拓夫还代表省委到渭北指导工作，搞游击战；在三原武字区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并组织了分配土地的斗争。他在三原县主持了一个时期党的工作，开辟并不断巩固渭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了根据地的斗争。 为进一步发动土地革命和扩大武装斗争，1932年冬，省委决定把陕甘工农红军扩编为红二十六军，省委书记杜衡任政委。省委派了许多干部去加强红军，高岗、张秀山、杨声（刘映盛）等都是在那时由贾拓夫介绍到红二十六军当骨干的。同时，省委也向渭北革命根据地输送了不少优秀干部。这一时期，贾拓夫还参与和组织了嵩店、蒲城等兵变活动，及陕南发动武装斗争，建立红二十九军等。 斗争是残酷、曲折的。1933年5月，杜衡错误地估计形势，大搞所谓“冲锋月”活动，不顾省委多数人和刘志丹的正确意见，提出反对“梢山主义”，强令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南下渭河，创渭南游击区。结果在终南山归于失败，部队损失惨重。为了挽回损失，省委根据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的意见，决定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团。6月间，省委又策动了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耀县骑兵团团长王泰吉起义，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再次扩大队伍，重振革命士气。 这一时期，贾拓夫多次遇险。1931年冬，他化名江子质，在陕西蒲城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党的负责人，开展工作。由于叛徒出卖，组织遭破坏，许多党员被捕。在敌人到学校搜捕时，他翻墙逃出，藏在地下党员李忠信父亲开的棉花铺里。敌人封锁城门，挨户搜查，扬言“不抓到西安派来的姓江的共产党大头子，决不罢休。”他只好躲在屋顶上。数天后，他剃光头发，扮作下乡收棉花的伙计，推上“地老鼠”车，才安全脱险。 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讨论对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工作部署和杜衡的错误，被叛徒程建文认出，遂带领特务来抓人。开完会，省委书记袁岳栋、杜衡刚一出门便遭逮捕。正在算账的贾拓夫发现险情，随即机智地从后门跑掉。高岗也推开人群，绕道跑开脱险。在这危急关头，贾拓夫不顾个人安危，立刻机智地跑到省委机关技术科通知马上离开，把文件搬出来，寄在荷芳掌握的一个地方，他自己带了一包重要材料转移。由于他这一段在外边跑得多，省委秘书处、军委、市委、团委的关系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袁岳栋与军委接头的地点。于是第二天冒险在该地蹲守，见到了军委负责的窦文德，立即通知袁、杜被捕的事情，并通过窦文德找到团委，当天晚上见到团委书记刘宗沛，贾拓夫让刘一方面通知中央，一方面通知各地。 当时决定由贾拓夫、窦文德、刘宗沛处理一切事务。他们设法通知省军委负责人汪锋和其他同志转移；叫在杨虎城部队的阎揆要等几位同志注意隐蔽，并派人到三原给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送去一个纸条，上用暗语写道：“掌柜的打官司去了，请你到舅舅家要些钱过日子”。贾拓夫还在白露湾召集了部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 关于这一突然事变，贾拓夫在1933年11月13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有这样的叙述：“关于西市（西安市）工作，我们决定一切站不住足的同志完全派到各地方去，一方避免敌人的破坏，一方加强各地工作领导。西市抓住新创造的工人支部与近郊农支及士兵支部开展工作，反对叛徒的斗争。三原、边区（指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我们通知杨声（指刘映盛，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就近负责，代表省委解决一切工作问题（杨声那时负责二十六军四团政委工作）。西路派马X同志去通知特委及两个军队关系，并建立新的关系。蓝田派XX去，除通知组织上警备外，并立刻利用二十六（军）丢下的枪支发动游击战争。咸阳打发来人回去。这时澄县、蒲城都来人，澄县县委四人完全来了，我们讨论了澄县工作以后，即留下两人，一个负责党的工作（即张兴发——即张新发），一个负责团的工作，因他俩都不为岳栋认得，其余两个回去工作，并决定派市委书记XX去澄县作韩澄特派员（因在西安站不住）。蒲城决定派陈XX与惠XX与来人回去工作（他们都在西安站不住）。渭华我们已与县委书记讨论了。我们离开陕西时还在渭华留了一天，解决了些问题，并决定子丹（即刘志丹）、子文（即黄子文）、世泰（即王世泰）等的工作（二十六军失败后，他们四五人在渭华藏着），派子丹、世泰到四团去，子文到韩城梁占魁部去工作，把梁组织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二路旗帜之下。我找见高麻子（即高岗），与他讨论了骑兵团工作后派他到那里去工作，这是以前省委就决定的。经过这次破坏后，省委只丢我与杨声两人了。杨声在二十六（军）四团离不开，而且也不能回西安来。我在西安更无法立足，所以在党团活动分子会上才决定派我来中央，要求中央解决省委组织问题。关于省委问题，当时决定暂由张心发（即张新发）负责，建立与各地关系，并决定他不多跑，一切关系由另一同志充任干事，比较重要问题由他与组织干事、市委负责人三人解决，形成一个工作委员会，并建立了一个最机密地方以备我们回来接头及与中央通讯。” 在做了一系列部署后，贾拓夫于8月15日出发北上找中共北方局报告。此前，他通过省委工作人员陈子敬转告刚从甘肃回来的孙作宾，利用与孙蔚如（时任三十八军军长）的关系，掩护好自己，先搞个临时组织。并将省委仅有的一架油印机和一些档案文件转交给孙作宾妥为保管。根据贾拓夫的安排，9月份，孙与尚未暴露的地下党员余海丰、崔廷儒、胡振家、昝玉祥等取得联系。10月初他们决定成立临时陕西省委，由余海丰任书记，孙作宾任组织，崔廷儒任秘书长，胡振家任军委，昝玉祥任宣传，刘雪琴为秘书，住机关。并决定以“收拾残局，联络同志，恢复组织，积蓄力量，支援苏区，配合红军，盼望中央”为方针，继续坚持斗争。 先后担任过省委书记、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和袁岳栋被捕后，很快叛变革命，出卖了组织，致使敌人大肆搜捕，四处围剿共产党人。省委遂遭彻底破坏，陕西的革命斗争也遇严重挫折，跌入低潮，然而，革命烈火是永远扑不灭的。在这形势突变、千钧一发之际，由于贾拓夫临危不惧，沉着部署，使大批共产党员和下层组织得以隐蔽和保存，革命力量免遭更大损失。特别是陕北武装斗争的火种，仍然顽强地燃烧着。从这里可以看到，斗争是残酷的，而贾拓夫在残酷的斗争中，已经成熟起来。陕西的斗争建立起来的基础，尤其是转战陕甘一带的红二十六军和游击区、根据地的存在，为长征后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为了这些，历史给贾拓夫等记上特殊的一笔，当不为过！ 陕西省委遭破坏和陕西斗争的受挫是严重的事变。贾拓夫作了相机部署后，立即上路，匆匆赶赴北平，向中共北方局汇报了情况，还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取得联系，建议河北省委派谢子长、阎红彦返回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工作。之后又经北方局负责人高文华谈话并介绍，到上海直接向党中央报告。1933年11月13日和25日，贾拓夫分别向党中央写了《红二十六军及南下情况的报告》和《陕西工作报告》。长达48000字的《陕西工作报告》，详尽汇报了陕西的情况、党在各方面的斗争及总结检讨，内容共分9个部分。其题目如下： 第一部分 职运（职工运动） 第二部分 军事 第三部分 农村 第四部分 红二十六军与二十九军 第五部分 抗日义勇军 第六部分 反帝 第七部分 组织 第八部分 省委改组（一） 第九部分 省委改组（二） 由此，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了解贾拓夫在陕西这一段的斗争生活，涉及到多么广泛的领域，经历了多么复杂的斗争以及他所起到的作用。 从1927年到1937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残酷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时期。经历了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艰难历程，付出了极大的血的代价，磨炼出不可战胜的力量。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前仆后继，创造了多少气吞山河、可歌可泣的壮举！在中华民族发祥的陕西这片黄土地上，同样发生了延绵不断、星火燎原的斗争。由于远离中央的指挥，加之经验不足，也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陕西的斗争经历了更多的摸索和曲折。但是，这里的党组织始终没有被摧垮，这里的革命烈火始终在燃烧，这里的工农武装始终在战斗。打散了再聚合，失败了再奋起，一直坚持，从未熄灭，而且越战越强，越战越成熟。到1935年，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转战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和战斗在陕北的红二十七军，互相配合，先后粉碎敌人的两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的两片苏区连成一片，革命力量发展到近20个县。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作为红四方面军一部先期长征到陕南、川陕一带，发展了10余县的陕南和川陕苏区。1935年9月，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会合，合编成立红十五军团。这大片的陕北苏区和壮大了的红军，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宝贵力量，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落脚，建立陕甘宁边区和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顽强战斗在黄土高原上的陕西的党员和红军，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的历史贡献。 贾拓夫自投身革命，就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这里的英勇斗争的许多阶段。他在这里投身革命，在这里锤炼，在这里斗争，在这里成。从16岁到21岁的这段生活，他经受了多少血与火、生与死的磨炼和考验！今天，我们的拙笔记述起来是这样的平淡无奇，但那段历史却自是惊心动魄的。现在回头来看，贾拓夫竟然传奇般、戏剧般地走过来了。身临其境地想想，那该是怎样地险峻艰难啊！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从陕北到陕南，从学校到乡镇，从城市到农村，从秘密工作到武装斗争，从团到党，从战斗员到领导人，几乎天天都在亢奋之中，天天都在艰难之中，天天都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之中，也天天都在危险之中。眼前困难的熬煎比长远胜利的召唤要实在得多，失败、挫折的痛苦比成功喜悦的激励要多得多；年纪轻轻已两次被捕，几乎丧命，还有许多次遇难而又脱险……他是靠什么走过来的呢？恐怕许多过来人对此已经淡漠了，而生活在人民共和国和平怀抱中的人们却根本无法想象，可是，老一辈革命家确实是那样走过来的。没有他们的那一段，也不会有共和国的今天！ 当然，他们那时是青年，并不是神人。他们也有过苦恼，有过茫然。1929年前后，贾拓夫曾给掩护过他的同志张俊贤写过一信，其中有这样一段：“寄迹异乡，益感自身之孤苦伶仃，天地，大海。予大海中之一飘萍，逐浪漂流，前途茫茫，更不知将来的归宿如何，命运何待予如此薄耳？！多读时代书，勿为花柳恋。”虽然，处在地下工作状态，信中自难明言，但不是也反映了他的一部分心情吗？然而，他们终于走过来了，靠的并不是运气，不是侥幸。我们只能说：他们靠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仰，是一种社会的使命感，是一种坚韧的意志力，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并不视一己为个体，而是把自己融进了大众，融进了组织，融进了社会前进的洪流。他们不感到孤立，不感到力量小，而感到自己就在历史之中，有无穷的动力。他们不是在追求自我实现，而是在追求人民革命、民族昌盛的实现，是整个事业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本身不是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而是一个信仰集团。她的信仰就是谋求大多数人长远的根本利益，所以她代表了追求社会真正公平的历史方向，所以她有力量，所以她过去能有辉煌的成功。正是这种信仰，召唤和集合了大批社会的精英。这些共产党人具有上述精神的支持，催化了胜利的诞生。这就是我们在介绍贾拓夫这段历史时所想到的。 正文 ○三、万里长征 建立无名殊勋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的确，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也是人类历史上一首光辉灿烂的史诗。长征，是中国革命的转折，从此，中国人民民主解放的斗争踏上了胜利的征途。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象征，一个不怕任何艰难险阻、无往而不胜的象征。毛泽东主席曾这样评价：“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参加过长征的人，不论是牺牲了的，还是坚持到最后胜利的，都堪称英雄。贾拓夫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陕北老同志中唯一参加长征全程的人。他在陕北斗争多年，又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回到陕北，是横跨两者之间唯一的一个，因而，他是幸运的。这段经历，也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1934年1月，党中央已经进入中央苏区，贾拓夫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自然被介绍到中央苏区。贾拓夫到达江西瑞金后，于2月3日出席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又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代表陕甘地区党组织向大会献了一面锦旗——“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之后，他在陈云领导下做白区工作，担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学校白区理论班的班主任。同年6月，担任了中央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指导下，终告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越过于都河，开始了震撼世界的万里长征。 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红军开始扭转被动局面。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7月后改为白军工作部），一直跟随总政治部离遵义，经桐梓，进入习水县境，向赤水方向前进。当时，川军郭勋祺部已南渡长江，向红军逼近；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从湖南尾追而来；国民党湘、黔、滇军几个师也从其他方向形成包围圈，妄图乘红军北渡长江之际“半渡而击”，合围歼灭之。蒋介石得意地等待着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消息。 毛泽东、周恩来识破敌人计划，果断放弃渡江，指挥部队回师桐梓，二取遵义。贾拓夫奉命率兵一连，为红军主力开辟南北通路、安设据点，先期占领桐梓。一天，贾拓夫正与战士们一起收拾行装，见红九军团长罗炳辉、党中央代表兼团中央书记何凯丰风风火火地纵过马路，他俩告知：“情况骤变，敌人已切断我主力经桐梓南撤的要道，你们赶快撤退！”说完扬鞭疾驰而去。不久，就听见桐梓城西城北枪声大作，敌人已迂回包抄过来。在此危急关头，贾拓夫搀扶伤员上了自己的战马，促其快撤，自己指挥部队且战且退，穿竹林，涉小河，冒着敌人居高临下的火力，从东山方向突出重围，向娄山关前进。 曾任团中央儿童局书记的赖大超回忆说：从桐梓城里突围出来，急行军整整一夜加一天半时间，自己因年幼体弱，已经掉队。“快接近黄昏时，才跟上我相识的总政白军工作部长贾拓夫同志，他是因为把马让给病号骑才掉队的。他疲劳地拄着一根木棍助行。我们艰难地翻山越岭，拓夫同志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关照那个，一会儿跑到队伍前边，一会儿走到队伍后边，还喊着：‘大超，遵义城快到了，加油啊！’替我打气，还不时扶着我向前走。当夜幕低垂、万家灯火的时候，我们终于高兴地到达了正沉浸在痛歼蒋介石、王家烈二十几个团的伟大胜利气氛中的遵义城。” 当夜，贾拓夫在遵义老城杨柳街的天主教堂宿营。他在随行录上写道： <small>北渡不能复南征，二次重占遵义城，</small> <small>拓夫仍宿杨柳地，笑问英雄均健生。</small> 1935年7月间，贾拓夫随红军总部二次离开遵义后，四渡赤水，横越大渡河，翻过大小夹金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进抵黑水、芦花一带。当时，红军经过长途转战跋涉，供应十分困难，粮秣极为匮乏，筹粮成了第一件大事。中央军委在毛儿盖与芦花城各设立一个筹粮委员会。贾拓夫是芦花筹粮委员之一，承担筹粮60万斤的任务。接受任务后，他带领一部分战士匆匆出发，直奔瓦布梁子而去。 贾拓夫后来写文章回忆道：“芦花城到瓦布梁子，沿黑水东下，计三日路程。一路只闻水声，不见人迹。黑水两岸，皆峻岩绝壁，望之生畏；绿草道上，人烟稀少，感无限寂寞。当时，已疑我到了里什么地方。” 行间路过一个叫以念的地方，被住在此地的彭德怀司令员欣然留住。贾拓夫与彭总促膝长谈，不觉已过半夜。就这样晓行夜宿，一连数日，终于到达藏民居住的地区。 瓦布梁子产有大麦、小麦、养麦、洋芋（土豆）、萝卜、猪、牛、羊和盐，是黑水、芦花一带较富庶的地区。但当时藏民都逃匿于深山老林之中，村村十室九空。贾拓夫和红军战士们严守纪律，尊重藏俗，昼不人户，夜宿帐蓬。后找到一位通司（翻译）名叫“七十三”，他目睹红军秋毫无犯，和蔼可亲，加之红军向他做了许多宣传，终于通过他动员了一部分藏民回村。 为了密切军民关系，争取藏民支持，完成筹粮任务，贾拓夫带领战士大力开展宣传争取工作。他们贴出保护藏民的布告；在藏民的田里插上保护牌，责令一切部队不得任意侵犯；向回家的藏民发了“保护证”，使其安心生活；到各村召集藏民开会，通过通司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后，很快打消了藏民的疑虑，使藏民和红军成了一家人，藏匿的百姓大都回来了。他们送东西给红军吃，腾房子给红军住，还帮助红军缝衣补鞋。问长问短，无拘无束。 局面迅速打开，贾拓夫因势利导，广泛宣传，号召藏民联合起来反对汉官和军阀的压迫，帮助他们成立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贾拓夫亲自组织藏民大会，各乡都成立了人民政府，选举了自己的主席和代表。紧接着，召开了六个乡人民政府的代表会，成立了瓦布梁子区藏民革命政府，组织建立自己的武装。于是，瓦布梁子变成了另一个天地，到处飘扬着自由解放的红旗。 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为红军筹粮、煮盐。贾拓夫因地制宜，把过去“打富济贫”的口号改为“借富济贫”。同时，发动群众去割“恶霸”的青稞，一半归红军，一半归群众。军民共同努力，仅半个月就完成了筹粮备盐的任务。当数百红军战士担粮运往芦花城时，上百藏民也组织了运粮队。他们自带糌粑，不计报酬，全家出动，其情其景十分感人。贾拓夫离开瓦布梁子前，又把剩下的几千斤粮食分给了穷人。藏民们依依不舍，把酒相送。红军的筹粮任务顺利完成了，同时，红军的美名也永久地留在了这一地区的藏民心中。 1962年，拓夫因鼻病住协和医院治疗期间，与长征时也搞过筹粮的杨至诚将军见了面。杨将军感慨地说：“拓夫真有办法，我们在一些地方筹粮时，人家不理我们，搞不到多少粮。可拓夫一下子就搞到那么多，人家还高高兴兴送了来，你看怪不怪。”拓夫筹粮成功，得到广泛好评。当时在红军总政治部有一首流传的打油诗这样赞誉他： <small>拓夫不假（贾的谐音），善骑战马；深入藏区，办法真大。</small> <small>“借富济贫”，大得民心；建立政权，藏民紧跟。</small> <small>每个红军，分盐二斤；吃上糌粑，粮袋有粉。</small> <small>带上盐巴，浑身有劲；瓦布梁子，拓夫更新。</small> <small>筹粮任务，超额完成；为过草地，添了把劲。</small> <small>学习拓夫，为民真心；全心全意，共产精神。</small> 红军走出草地，闯过了最艰险的时期，然而又遇到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困难处境。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四川俄界（今甘肃境内）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决裂，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以游击战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根据地。俄界会议还将现有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接着，指挥部队闯过天险腊子口，于9月17日进抵甘南岷县哈达铺，队伍宿营休整。 俄界会议确定了方向，然而，具体路线和归宿地尚待研究，一时众说纷纭。9月23日，聂荣臻得到一张7月份的《晋阳日报》，上面有一则消息写道：“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聂荣臻立即将此报专送司令部。叶剑英见到报纸，赶忙找到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对他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曾是黄浦军校学员）在陕北搞革命，他们的根据地还不小，力量也可观……我们到他那里去，你看怎么样？”拓夫高兴地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当天，叶剑英把报纸拿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完后，顾不上商量，拿起报纸就去找毛泽东。回来时，彭德怀兴奋地对叶剑英讲：“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找来贾拓夫，询问陕北详情，贾拓夫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汇报，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扎根。毛泽东认真地听过汇报后，异常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并向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几位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研究后，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说：“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到陕北只有700里路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随后，贾拓夫即作为向导，跟随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身边，随时介绍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概况，为中央的决策提供参考。 9月26日，红军陕甘支队挺进到渭通县榜罗镇。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贾拓夫列席了会议。榜罗会议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所决定的路线方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以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还决定尽量避免打仗，力戒减员，昼夜兼程，直奔陕北。 这几天里，贾拓夫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是啊！中央红军要到陕北去！党中央要到陕北去！毛主席要到陕北去！二万五千里长征就要结束，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就要建在自己的家乡了！他为革命的前途高兴，为长途跋涉的红军就要有了落脚地高兴，为家乡的父老兄弟高兴，也为自己能对此起到别人无以取代的作用高兴。参加革命9年了，他似乎从未有过这样的兴奋，从未有过这样的欢欣。 10月，中央红军翻过六盘山，陕北就近在眼前了。毛泽东主席的词《清平乐·六盘山》，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也表达了所有长征壮士们的心情。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为了尽快与陕北党和红军取得联系，党中央、毛泽东派唯一熟悉陕北情况的贾拓夫，率一连人，带一部电台，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给他们送去联络电台。红军本部则向吴起镇进发。 1935年时的陕北红军，情况已有大的变化。红四方面军一部的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从鄂豫皖根据地长征来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会合，组成红十五兵团，打了不少胜仗。在榆林桥，消灭了国民党高富有部队。红军不断壮大，根据地也不断扩大。这时，他们也看到了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司令员彭德怀署名的红军陕甘支队的布告，知道中央红军就要来了，只是不知是一部分还是全部。程子华建议陕北红军牵制东北军，策应中央红军，于是部队开始运动。 贾拓夫身负重任，他深知这副担子的份量。此次联络关系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能否尽快实现榜罗会议确定的路线方针，尽快与陕北党和红军会师；关系到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他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和怠慢，日夜兼程，终于很快在甘泉下寺湾见到了红十五兵团的程子华和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贾拓夫是在中央苏区经陈云介绍认识程子华的，和郭洪涛不仅是老乡，又是老战友。他们各自都经历了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此时会面，自然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贾拓夫向他们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和党中央的决定；程子华介绍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和红十五兵团的情况；郭洪涛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近期革命斗争及内部斗争的情况。贾拓夫还交代了中央的意见，交接了联络电台，旋即返程，赶回总部向中央复命。 此刻，贾拓夫的心情与刚出发时全然不同了，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然而，另一块石头又在心中悬起：他得知刘志丹、习仲勋、高岗、汪锋、张秀山、张达志等许多陕北红军的老同志、领导人都被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代表错误地关押起来，搞肃反扩大化，准备处死。其中有许多人他都认识，也可以说都了解，他绝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他知道，必须尽快向党中央报告，只有依靠党中央、毛主席，才能解决问题。 党中央与陕北党和红军取得联系后，兵分两路：一路是战斗部队，直扑吴起镇，与红十五兵团会师，准备直罗镇战役，并于10月19日胜利到达吴起镇；另一路是党中央机关和非战斗部队，则向瓦窑堡前进。 1935年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经保安县到达下寺湾，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阐述了中央从沙窝会议、俄界会议到榜罗会议的决策过程。毛泽东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甘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在会合之后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他同时指出，红军到达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目前的任务就是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并正式宣布把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党中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并作出了决议。 中央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兵团会合，气壮山河的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党中央战略转移，北上抗日的目标实现了，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贾拓夫跟随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与所有红军将士一起，以无以伦比的英雄气概和革命毅力，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重返自己战斗过的陕北。1935年10月，在吴起镇，他与陆定一合编了一首长征歌。这首歌一直在民间流传着，五十年代时，曾在全国的小学校里教唱。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small>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small> <small>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small> <small>十一月来走湖南，宜（章）临（武）蓝（山）道（州）一齐占，</small> <small>冲破两道封锁线，吓得何键狗胆寒。</small> <small>十二月里过湘江，广西军阀大恐慌，</small> <small>四道封锁线都突破，势如破竹谁敢当！</small> <small>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small> <small>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small> <small>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small> <small>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small> <small>三月打回贵州省，二次占领遵义城，</small> <small>打坍王家烈八个团，消灭薛吴两师兵。</small> <small>四月里来向南进，打了贵阳打昆明，</small> <small>巧妙渡过金沙江，浩浩荡荡蜀中行。</small> <small>五月里来泸定桥，刘文辉打得如飞跑，</small> <small>大渡河天险从容过，十七个英雄姓名标。</small> <small>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small> <small>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取得大会合。</small> <small>七月进入川西北，黑水芦花青稞麦，</small> <small>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抗日救中国。</small> <small>八月继续向前进，草地行军不怕冷，</small> <small>草地从来少人过，无坚不摧是红军。</small> <small>九月出发潘州城，陕甘支队东北行，</small> <small>腊子口渭河安然过，打了步兵打骑兵。</small> <small>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small> <small>粉碎敌人新“围剿”，统一人民救中国。</small> 这首《长征歌》是在红一方面军刚到陕北时写的，它表达了红军长征的英雄气概，也反映出红军将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其实，就在长征极为艰难困苦的过程中，这种革命乐观主义也时时伴随着他们，否则，人们很难想象他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有这样一个“小花絮”：李富春在《红一方面军长征记》中著文回忆道：“当着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大扯乱弹，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在行进中的总政治部序列里，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组织”了一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文轶事。“大家在行军中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的乱谈，也忘记了疲倦，也忘记骑马，是徒步吹牛皮。”莫休在回忆中也讲到，过草地时，部分同志分随各团，在途中帮助工作。“拓夫同志又由芦花回来，做了我们临时的伴侣，因此‘牛皮公司’得不至塌台。”“暴风雨冰雹过后，溪水暴涨到了膝盖以上，冰冷得刺到肌肤，简直说不出的难受，糟糕的是雨又跟着夜神来袭了。因为缺乏经验，油布张得不得法，烂斗笠也不济事，高处的水又流过来，大家闹得坐不能，站不是，拓夫同志的京调也哼不出来了……柴虽有，可是全浸在水中，烧那堆火可够费劲了。这时，我和拓夫、（罗）荣桓费了一切心机和力量，头都吹晕了，还不能吹起一堆火，一直到下半夜后的一时，我们总算‘有志者事竟成’，把火烧起了。吃着开水和干饼子，倒也忘了睡觉那回事。”过了班佑不远就可以出草地了，“大可不必‘数饼而食’了，尽可让肚子例外饱一顿。我的四两一个干饼子，慷慨一个不剩，拓夫同志的牛肉粉也撮着米袋底，尽所有倾出来，我们吃了漫谈，谈到草地已安然过来的快乐时，再吃，一直吃到十一时。”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壮士们在打仗行军间隙争相插科打诨，而后哈哈大笑的热闹场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浪漫”情怀呀！他们是斗士，也是普通人，活生生的普通人。就连责任最为重大的毛泽东，也有幽默打趣的时候。他曾写诗给张闻天：“洛甫骑马过湖南，四脚朝天滚下山，人没受伤马没死，菩萨保佑你平安。” 贾拓夫胜利完成了与陕北红军联络的任务后，向党中央汇报了陕北党内斗争和刘志丹等同志被关押的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并随即派贾拓夫和王首道、刘向三一道，去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他们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弄清了事实，向中央写出了关于为刘志丹等同志平反的报告。被关押的同志中，有的听说贾拓夫回来了，还代表中央调查处理问题，都高兴地说：“红光（贾拓夫在陕西省委工作时曾用过的名字）回来了，他了解我们，我们得救了！”毛泽东到了瓦窑堡后，党中央肯定了平反的意见，立即释放了所有被错捕的同志。周恩来亲自释放并慰问了刘志丹。这批英勇斗争过、却差一点被错误路线活埋了的革命同志，终于又在正确路线下，回到了各个领导岗位，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继续战斗了。 与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拼斗，是极其残酷的，是要流血的；而党内斗争，有时也相当残酷，也是会流血的。即使没能人头落地，也会造成内心流血。它会伤害自己的同志，伤害革命队伍的元气，也会伤害党组织的形象和威信，从而伤害到革命事业的本身。我们不必去对那一段的事件做什么具体评判，但是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当时不是贾拓夫了解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做了汇报；假如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决策；假如没有贾拓夫、刘向三协助王首道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向中央写了平反的报告；假如换了一贯极左的人去调查处理，而他们所提出的处理意见又不是平反……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又会引出什么结果呢？当然，历史是不能“假如”的。但是，今天的人做这样一番思考，特别是各个层次上的领导同志作这样的思考，不是对当今和以后的事情，会大有裨益吗？ 1935年11月，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兵团，在陕甘边富县直罗镇打了一个漂亮仗，全歼国民党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对陕甘边区的围剿，为党中央在陕北建立巩固的革命大本营施了一个奠基礼。 新的陕北根据地建立后，各项工作全面展开。贾拓夫先后担任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 党中央将陕甘边南区党委改变为关中特委时，委派贾拓夫担任特委书记（后由习仲勋接任）。这一段时间，贾拓夫还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研究神（木）府（谷）特区的会议，参加了内蒙工作委员会、定边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接受中央电示，参加李维汉、董必武负责的筹粮委员会，日夜为建立和发展陕甘宁边区根据地而奔波。1936年6月，党中央派贾拓夫、毛齐华率领“中央巡视团”到三边巡视工作。行前，总书记张闻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落实工商业政策、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们到三边后，配合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率领的“经济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严格区别地主剥削部分和经营工商业部分的界限，把不该没收的部分坚决退还原主，保护了工商业；对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规定和习俗坚决予以取缔，促进了民族团结。使党和工农苏维埃政权在新、老苏区的各阶层群众中，树立了新的更高的信誉，为巩固和扩大新的根据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36年6月，定边解放。此地是陕北根据地北向内蒙东胜、百灵庙的重要通道，是通往内蒙古的门户之一。为了巩固定边、盐池、靖边这一块新区，中央在1936年7月，决定成立三边特委，任命贾拓夫为三边特委书记。他在这里与毛齐华、张德生、自爱玉等同志一同担负起开辟新区的工作。 就在这一年，贾拓夫结识了陕北省委妇女部长白茜（当时叫白爱玉）。她出生在陕北清涧县高杰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清涧县是个老区，高杰村又是个有名的革命村庄，出了许多共产党员。在革命空气的熏陶下，为了反抗封建势力的剥削和摧残，为了解除穷人们、特别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们的痛苦，16岁的白爱玉和8个清涧姐妹一起投奔了陕北红军，不久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当时是1934年，土地革命正处于危难之时。这9个姐妹后来都成了革命队伍中了不起的女干部，人称“清涧九杰”。她们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中，起着男人们所不能取代的作用。 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共同的斗争生活，使贾拓夫和白茜走到了一起。这一对意气风发的年轻共产党员，在战斗中结为伉俪，一时在革命队伍中传为佳话。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为他们证婚，郭洪涛批给了一块钱，交际处为他们组织了婚礼，总书记张闻天和中央许多领导人都来祝贺。从此，他们相依为伴，一起度过了几十年坎坷而壮丽的生涯。白茜后来担任过边区中央局妇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妇联主席。1945年，白茜作为党代表参加中共七大，同时她也是中央妇委委员。同年，由陕甘宁边区妇联发起的全国各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成立，选举蔡畅为主任，邓颖超和白茜为副主任。194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她是大会执行主席。她一直从事职工教育、劳动保护和福利工作，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位饱经沧桑的妇女界革命老前辈，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本色。 万里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在陕北建立。贾拓夫参加了这一历史壮举的全过程，也为它的实现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但在贾拓夫看来，这是革命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的胜利，是全体红军将士的胜利，是革命精神的胜利，而他本人则是“历经沧海仍为水”的沧海一粟，只是参加了这一过程，完成了党和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而已。也许，他曾意识到，有些事情是敏感微妙的，所以，他对同志，对周围的群众，对青年学生和自己的子女，都常讲长征的故事，勉励人们继承长征的传统，但却从不提及他自己做过些什么贡献，更不涉及他起到过什么作用。这一点，更是值得敬佩的。 长征，是由革命的暂时失败而引出的，特别是在蒋介石以百万大军步步为营的“围剿”下，由于党内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和方针、策略而造成的。长征的开始是退却，但是，长征又走向了胜利。这个胜利又是从解决了内部的错误，树立了正确的领导和路线、策略而开始的。这个胜利，几十万敌军长达一年的围追堵截不能压倒，雪山、草地这些人间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不能压倒，内部人多枪多的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不能压倒。长征开始前三大主力红军发展到30万人，长征到陕北后只剩下不足3万人，但它与陕北红军会合却成了中国革命坚不可摧的中坚力量，而随着这支力量的壮大，最后夺取了全中国。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强大的敌人不可怕，困难和复杂的环境不可怕，流血牺牲不可怕，一时的挫折和失败也不可怕。对于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事业，只要代表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不苟安于眼前利益；只要路线、方针对头，且能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随时加以调整和修正；只要领导骨干负责任地工作，意志坚定，绝不动摇，和群众同甘共苦，一起奋斗；只要团结并珍惜自己的队伍，爱护同志，就能战胜任何困难，取得最终的成功。在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新长征中，无疑也是这样。中国的建设依旧需要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仍然需要发扬长征精神！中国人民永远需要长征精神！ 正文 ○四、抗日烽火 肩负陕西重任 1936年的中华大地，呈现出愈益复杂的形势。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在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之后，已经踏进我华北河山，亡国的危机日趋严重。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大旗，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且在陕甘宁边区率先实行新的政策、策略；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带动了全国，神州上下，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斗争空前高涨；而国民党、蒋介石却继续与人民为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围剿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和抗日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迫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说服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蒋介石被迫承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条件后，促成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 “西安事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这一事变发生在西安也决非偶然。除了各种客观形势的影响以外，党在陕西有长期斗争的基础，则是一个重要原因。陕西省委虽然在1933年和1935年遭到过两次大的破坏，但革命的火种没有熄灭，党的组织和党员依然存在。在杨虎城、张学良的部队中，有党的组织和许多党员在坚持不懈地做地下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前，红军就分别与西北军、东北军达成了停战协议。 “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为适应新的斗争需要，决定重建陕西省委，急电在三边任特委书记的贾拓夫即返回延安，随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罗瑞卿、李克农等人一起，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直飞西安。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当天，博古代表党中央宣布成立陕西省委，任命贾拓夫为省委书记，欧阳钦、李一氓、张德生分别为军事部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西安市委书记；以后，汪锋、赵伯平、朱理治、惠子俊、潘自力、彭加伦、崔廷儒、危拱之等人先后参加了陕西省委的领导工作。 陕西省委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的，处于地下状态。它成立后，立即展开了全面的活动。首先恢复了地下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队伍。省委成立以前，特别是经过1935年的大破坏，有组织联系的党员剩下不过三四百人。1937年到1938年间，在抗日形势的推动下，省委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在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做了准备的基础上，通过由西安、三原等中心区向各界发展；利用下乡的工作团、宣传队发现、培养和吸收党员；由学校中的知识分子党员到农村办夜校、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通过这些活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由西北军、东北军的党组织，在驻地发展、建立地方党组织；派遣骨干到空白区去开辟工作等。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汉中、关中、陕南地区普遍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成立县委和工委的有30多个县，成立特别支部或支部的有十几个县，还成立了西府、西路（西兰公路）、沿河（黄河）、汉中、安康、商洛地委（工委），在西安成立了市委及学委、工委、妇委。西安和各县几乎所有的大学、中学、师范等都有了党支部或有联系的党员。东北大学、西北联大都有几十名党员组成的支部，纺织、邮电、铁路等部门的工人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1938年底，党员已达8000多人，加上敌友军队中的党员，总数将近万人，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较大的几个省份之一。 当时，国家危亡形势日紧，而党内一些干部和革命群众对释放蒋介石，与屠杀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合作，极难接受，转这个思想弯子是不容易的。贾拓夫从接触社会，投身革命时起，就直接参加与国民党的斗争。十多年来，他深深体会到国民党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他自己不仅饱尝艰辛，而且几次死里逃生。现在要转而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感情上自然难得通过。但是，通过自身革命实践，他已经懂得，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应以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重，懂得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没有民族的利益，也就没有了党的利益，懂得感情必须服从理智的道理。他认为阶级感情固然是珍贵的，但若感情落入狭隘的山谷，就很难看清广阔的天地，是会坏了大局的，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此，他以冷静、清醒的头脑去看待时局，深刻地理解中央的决策。 1937年5月2日至14日，贾拓夫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苏区党代表大会），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刘少奇、张国焘、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萧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刘长胜等一起选入大会主席团。这次会议使他对时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党中央提出的“动员、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路线、方针有了深刻的理解。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精神，就是陕西省委工作的中心指导思想，贯彻这一精神，就是陕西党组织工作的根本任务。 于是，当他风尘仆仆地从延安赶回省委所在地云阳镇后，就立即组织召开省的党代表会。5月22日至27日，他主持召开了陕西省党代表大会，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作指示。他在会上重点传达了中央的精神，指出：“目前，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我们必须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工作路线、方针和方法。从阶级反阶级的政策，转变到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与国民党对立，转变到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并取得领导权。”他还反复向大家说明：外敌入侵，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最迫切要求是打败侵略者，不做亡国奴。此时，我们与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方面，而与国内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则下降为非主要方面。党如不能顺应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策略，则会脱离人民群众，从而损害党的事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并不是要放弃党的根本革命目标，这就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争取领导权的意义之所在。 从1937年6月份开始，贾拓夫以“关锋”的名义，在陕西党的刊物《西北》周刊上连续发表《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五月节工作总结）、《关于目前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些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具体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由于以贾拓夫为首的陕西省委坚决、认真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动员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得陕西党组织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卓有成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抗日斗争，壮大了革命力量。 在组织大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组织不够严密、组织纪律松懈、异己分子及奸细混入、骨干分子公开活动多、政治面目过红（暴露）等方面的问题，省委及时提出了“发展中巩固，巩固中发展”、“巩固与发展并重”的方针，并从1938年中转入巩固阶段。在国民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后，基本上停止发展，而集中力量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 由于陕西省委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浩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国民党省党部于1938年2月命令取消民先队、青救会、新文学促进会等13个救亡团体，5月又限期解散，6月1日搜查并逮捕了蔺克义等救亡团体负责人，形势开始恶化。贾拓夫于6月2日报告中央，说明省委大部分领导人拟从西安撤回云阳镇机关，西安只留下一个代表团，除西安外其他各地工作集中到云阳解决。同时要求中央给省委配备一部电台（过去省委与中央的电讯联系均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经中央同意后，贾拓夫等人即返回省委机关，中央也配发了电台，从此省委即可直接与中央保持联系。 就在陕西省委领导人撤回云阳不久，中共陕西商洛工委书记王伯栋和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相继被敌人暗杀。1938年8月，省委在云阳召开会议，贾拓夫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发展党的同时，要巩固党，为巩固组织，必须强调秘密工作与反奸斗争，这是他主持陕西省委工作以来一直强调过的。这次会议还进而决定实行工作范围的转变：从先进的狭小的范围转向广泛的包括落后层的范围；从城市、上层转向农村，转向下层；从政治活动方式转向群众化的方式。这些转变为后来进一步加强隐蔽斗争打下了基础，为1940年转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做了准备。 在发展、巩固组织的同时，省委下大力量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主的各项主张。为便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经中央同意，在西安争取陕西省委名义公开。当时，蒋介石不承认省委，只承认中共中央，承认“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亲自作斗争和工作，说服蒋介石承认了省委。1937年4—5月间，省委决定由徐炳如作省委的公开代表，省委机关不设在西安，而设在西安附近的云阳镇，和叶剑英等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在一起，以八路军办事处教育部的名义工作。徐炳如担任省委周刊《西北》的发刊人，与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西北行营长官联络、周旋。有了这样合法的身份，宣传群众就方便多了。当时，其他省委领导的身份均不公开。 省委刊物《西北》的发行，在宣传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动员民众的抗日斗争，发动群众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贾拓夫以省委负责人“关锋”为笔名，在此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此外，省委还组织发行过由谢华主编的群众性周刊《救亡》，贾拓夫以“红光”等名义，也在上面发表过不少文章。同时还办过不少报纸，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却是很大的。人们从中了解到抗日的形势，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增强了民族意识，相信并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支持、参加全民族的抗战。 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各界群众参加抗日，省委组织并领导了一系列的群众抗日团体，如各界（包括上层）人士参加的“西北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和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等。这些组织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体现，也是党领导群众推动抗战的重要力量。特别是1938年年底前，这些组织的活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以西安为中心的大片国统区，在共产党党中央和陕西省委领导下，成为西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重要地区。 1937年，爆发了“七七事变”。“卢沟晓月”的宁静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打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决心“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时候，长达8年的民族抗日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了。这时，陕西省委的工作更加紧张和活跃起来。 为了更加广泛深入地动员三秦父老积极投身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贾拓夫领导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组织爱国进步师生组成了许多支“农村工作团”和“回乡工作团”，到广大农村城镇进行抗日斗争的宣传。工作团内部设立党团（类似现在的党组）或临时支部，有力地领导着工作团的活动。工作团与当地地下党配合，协助建立农村地区的抗日团体，如“民先队”、“西青救”等，吸收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这不仅大大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也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 这种声壮势众的抗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和震怒。他们立即发布禁令：凡学生下乡活动者，开除学籍；凡学校参与活动者，关闭学校，企图扼杀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从而扼杀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针对这一情况，省委在西安徐炳如家里开会，决定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斗争，坚决反对当局的禁令，同时要对付反动派的镇压行动。经过周密部署，借10月19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的时机，省委组织了西安全市师生纪念大会。大会由学生组织出面，以纪念鲁迅先生为名，特意让一个反动青年组织的头目担任司仪，由进步青年担任主席，所以，开始并未引起当局的警觉。大会有好几万人参加。会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邓颖超、江隆基等都讲了话。贾拓夫第一次以陕西省委负责人的名义公开露面，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待国民党当局觉出味道不对，派军警赶来镇压时，他早已由保卫人员护送离开了会场。会间，大量散发了省委的宣言，号召群众抵制当局禁令，宣传“抗日无罪，爱国有功”，立即得到响应，与会群众群情激昂，要求请愿。于是，按照事先安排，在知名人士的参加下，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喊抗日口号，要求取消禁令，浩浩荡荡地开到了伪政府教育厅（禁令是伪教育厅下达的）。吓得伪厅长周伯敏躲进了省政府，游行队伍又开往省政府，包围了省府主席和教育厅长，又是质问，又是抗议，逼得当局不得不当众答应了群众的要求。这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各界民众抗日斗争的势情，也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气焰。借东风，乘势头，省委又立即组织了一百多个工作团，下乡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在1937年年底的国统区，在蒋介石嫡系顾祝同部进驻陕西，国民党“国庆”双十节刚过不多天，能有如此之态势，真是别有一番天地。党组织趁此机会大力进行了恢复、组建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关中、陕南地区的抗日救亡群众斗争。 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同时，省委还注意将眼前的斗争与长远的斗争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当时，由于陕西省委积极贯彻党中央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卓有成效地恢复党的组织和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新发展的党员急剧增加。各级组织和群众团体中许多新干部大量涌现，党员干部急需培训。省委即时专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省委负责人都亲自授课。贾拓夫主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欧阳钦讲党的组织、纲领，汪锋讲游击战，赵伯平讲民运。省委驻云阳时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先后举办了10期，每期30—50人，每期1个月左右，大部分县和县以上干部都接受过培训。培训期间，为了保密，学员均用化名，且不得暴露籍贯、身份。这一重要措施，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工作能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还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特别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渴望学习革命理论。为适应这种革命需要，贾拓夫、欧阳钦向前来云阳的中共中央青年部长、西北青年救国会主任冯文彬商请协助省委训练革命青年。在冯文彬的允诺和支持下，1937年10月11日创建了战时青年训练班（即青训班）。经过两期训练，影响不断扩大，学员大为增加，训练班也移到安吴堡，后又称安吴青训班。毛主席听取汇报，肯定了这种形式和内容。从此青训班改为由中央领导，学员除陕西省委继续通过各渠道介绍外，还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以至海外华侨。截止到1940年4月青训班结束，先后共训练了1.2万人，培养输送了大批革命的种子，由此也可以体现陕西省委和贾拓夫的预见和创举。包括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如苏一平、董学如、曹冠群、陈芳、陈茵等，都参加过青训班。许多进步青年、学生参加青训班后，由省委帮助送到延安，也有不少人直接到西安和一些地方参加抗日和革命工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党是独立自主的。一方面，积极推动国民党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抗战，同时，对其反共、反人民，制造摩擦，封锁、围剿根据地的反动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包括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陕西省委虽然不直接领导军队和武装斗争，但为了配合军事活动，也做了大量工作。王震将军带领359旅突围南下，一些部队进入边区或开赴国统区，省委和地下党组织都做了许多掩护、策应和配合工作。 1939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调贾拓夫回延安担任委员兼秘书。西工委不仅领导西北五省少数民族工作，同时还领导五省的白区工作。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西工委的工作即并入西北局，贾拓夫担任候补委员兼民运部（后改为统战部）部长。以后西北局由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组成常委，贾拓夫还担任秘书长兼统战部长，仍旧负责西北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因此，他虽离开了陕西省委，但还在参与领导陕西地下党的工作，直到1943年，贾拓夫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工作后为止。 这一时期，无论是中央召集陕西省委领导汇报工作，还是政治局或书记处研究陕西工作，贾拓夫都参加并发表意见，有些重要的指示和文件，是由他亲自起草后报中央审批并以中央的名义下发的。1940年8月，中央书记处作出《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强调“估计到陕西形势的特点，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这次会议和会议决定，贾拓夫是参与其事的。 这里要讲述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当局的政策也由军事打击为主改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国民党当局也做了相应改变，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普遍吸收三青团员，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对乡、保行政人员和学校教职人员，强迫参加“政教人员训练班”轮训，进行反共宣传。省委当时就确定：有条件的党员可参加三青团，行政、教育界党员也可参加“政教训练班”，以使自己的面貌“灰”一点，活动方便些。国民党还大量强迫吸收国民党员，既可推行“全国皆党”的政治措施，又可孤立和暴露共产党员。这使得许多共产党员处境艰难，同意参加吧，违背自己的政治信仰，党的纪律也不允许；拒绝参加吧或等待报告组织批准后再表态，又有暴露党员身份和失掉职业的危险。就在这些党员和地方组织进退两难之际，贾拓夫和省委其他同志商议后，果断作出决定：在未接中央指示前，共产党员被迫参加国民党时，或为取得职业地位，或为便于在国民党对民众运动包办的情况下开展公开合法斗争，只要不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都可以在党组织同意后参加国民党，或在参加后报告组织。同时规定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后应遵守的纪律和应注意的事项。贾拓夫随后将此做法报告中央。这项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大胆决策，是陕西省委与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的一步好棋，不但有利于党员身份的隐蔽，便于进行抗日及革命活动，而且有利于地下党员长期埋伏，党组织力量长期积累。严酷的地下斗争实践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和所具有的普遍意义。1940年5月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写给东南局并加发各地的指示内就明确指出：“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则加入之。”成为党在国统区普遍适用的工作方针。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后，贾拓夫即预感到国民党将来发动全面内战可能难免，所以在他离开省委前的一次讲话中，一再强调地下党员要很好地隐蔽，准备力量，他还借用《水浒》中的语言说：将来必要时好“开城门，放吊桥”。这个精神与以后党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是完全相符的。 这样一项今天看来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决定，在当时决策却并不简单，需要很大的胆识。我们无意探究这一方针是由谁人发明并最早实行的，但却可以肯定，贾拓夫和陕西省委在大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执行党的抗日救亡路线、方针的同时，有保护党的组织的深刻意识，有长远斗争思想的自觉性，也表现出独立工作的很高的斗争艺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知道这些决策与后来有人说陕西党是“红旗党”，执行了王明路线的说法是否有联系？也不知道这些创造性大胆工作的历史功绩是否会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成为对他有负面作用的因素。 1941年9月，陈云主持座谈会，贾拓夫（时任西北局统战部长）、欧阳钦（时任西北局副秘书长）、张邦英（时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等人一起听取了汇报，共同研究在国民党反共活动严重的形势下，怎样使党的骨干分子能够保存下来，使国民党特务破坏秘密党组织、妄图将其“一网打尽”的阴谋不能得逞；怎样实现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16字方针。经过多次讨论研究，陈云为中央写了决议草案。 1941年12月28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对陕西工作的决定。会后，责成贾拓夫负责将会议内容整理成文件。这个文件报中央后，经毛主席修改定稿，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将该文件用西北局名义下发，即《西北局对陕西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对陕西党贯彻16字方针，巩固党的组织，保存骨干力量，坚持长期斗争，避免再次遭受敌人的大规模破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以当时高岗任西北局书记为由，把这个“决定”诬蔑为“高岗黑西北局的黑指示”，完全加以否定，真是荒谬之极！ 这里，我们加一个小插曲：陕西省委到云阳后不久，贾拓夫积劳成疾，患了肺病，咳嗽得很厉害，人也变得枯黄清瘦。他曾借工作之机，以商人身份到西安找医生看病。这位医生要他注意营养和休息，还挖苦说：“贾老板，做生意赚钱不要搭上命，身外之物，再多何益？”还预言他最多还能活一年。贾拓夫一语双关地说：“我的家事大，这生意就是拼了命，也得做下去呀！赚的东西对我是身外之物，对大家可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有什么办法？”贾拓夫并没有被病魔吓倒，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同志们见他总是尽心竭力地拼命干，既心疼，又倍受鼓舞。当时，机关里条件差，没有小灶，他和大家一样吃，一样喝，只是给自己多加了一条：大量吃蒜，多吃“洋柿子”（番茄），居然挺了过来。一年后，他又去看那个医生，不料这位医生自己却因患肺结核而先行去世了。贾拓夫后来风趣地说：“大蒜消炎，鲜柿子就是维生素，再加上工作疗法，比那位医生高明得多。你们看，我好了，他倒先去了。” 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在严酷的环境下，陕西省委为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和领导陕西国统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贾拓夫作为省委书记，一直参与领导陕西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时他还不到30岁，虽然在极端复杂的地下斗争条件下，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这些斗争和成绩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最初几年，整个斗争的一个侧面，是整体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陕西地处陕北根据地的近边，是“西安事变”发生和促成统一战线的有重要影响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本营与全国各地、各界人士联系的一个重要通道，又是国民党制造摩擦、封锁围剿、打击抗日力量的重点区域。所以，这个侧面，这个组成部分，又有其特殊的意义。以贾拓夫等同志为首的陕西省委和集体领导，团结一致，带领陕西广大党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对整个抗日斗争所做出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 然而，对陕西省委的工作，那位一贯以极“左”面目出现，善于在内部制造矛盾、挑起斗争并借以整人的康生，在延安整风时，竟然把陕西党诬蔑为“假党”，诬蔑为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红旗党”。 当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贾拓夫、欧阳钦、汪锋、赵伯平等人，以雄辩的事实，坚决顶住了对陕西党组织的诬蔑，维护了党的组织，保护了一大批同志，使康生等人的图谋未能得逞。应当说，这是贾拓夫等人在另一条战线上，对党的事业、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所做的又一个贡献。 但是，事情并没有随整风结束而彻底过去。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再次祭起整人的“法宝”，重翻以前的旧账，给毛泽东主席“对事也要对人”的方略提供“炮弹”。因为1959年，贾拓夫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时，对大跃进、高指标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不能综合平衡等问题，提出了意见，被认为是站在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边，也被列入受批判的行列。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列举彭、张等人“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历史时，曾提到“那个时期，陕西党也不听我的，听王明的。”显然是在点贾拓夫，也是既要对事，又要对人，既说现在，也要说历史的。 对于陕西党组织的这一段历史，过去从未当作一个正式问题而认真进行过调查，也未作出过正式结论，应当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一个题目。但是，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如何客观地对待人和事，使之更加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至今仍是经常遇到的问题。 1936年底恢复的陕西省委，是党中央批准和任命的，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周恩来、叶剑英领导的“中共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领导人都亲自指导过工作，省委在驻地云阳镇有单独的电台，向中央直接汇报和取得指示。而王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并不领导陕西省委，在这方面，组织关系是十分清楚的。贾拓夫和省委其他领导人从未与王明共过事，也未受其领导过。至于王明曾路过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讲过话，和贾拓夫有过接触，这都是正常的现象，怎么能作为陕西省委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依据呢？ 1937年的一段时间里，省委公开组织的活动多一些，主要是为了利用统一战线，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抗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但是，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始终是有所区别和互相结合的。组织、宣传群众，也是坚持独立自主，与反动派始终有斗争，并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当时，陕西党组织是有力量的，在工农群众中，青年知识分子中，上层人物中，甚至在敌军内部，都有党的组织和活动分子在工作，这是促成统一战线的基础。党组织要组织大的行动，一般都能顺利地进行。这正说明了陕西党组织执行中央路线、方针的实际成绩。后来，国民党当局明令取缔陕西十多个抗日群众团体的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受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当局无法控制。这些事实，说明陕西党组织不仅不是受王明路线的影响，而恰恰证明其坚持了共产党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路线和方针。否则，为什么陕西党组织始终不能被扑灭，始终有力量与敌人斗争，直至胜利呢？ 有人把参加“设计委员会”作为陕西省委执行王明路线的重要表现，对此有必要作具体分析。据当时在陕西省委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包括赵伯平、徐炳如、汪锋等人回忆：为了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国民党要取消以进步人士杨明轩为首的“西北救国会”，而改组扩大为“设计委员会”，把共产党领导的一些群众组织也纳入进去，企图完全加以控制。对于是否参加设计委员会，陕西省委未形成正式决议。贾拓夫曾指出：“所谓设计委员会，就是人家设了一个计，叫我们上当。”后经博古等领导的同意，由徐炳如、谢华参加了设计委员会。省委认为，部分公开人士参加进去，可以掌握一些情况，进行一些合法斗争。省委领导成员无一人公开身份，而且省委还有许多其他独立的斗争形式和渠道，并未否定。后来，一经中央指出这种做法有错误，省委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贾拓夫以省委负责人“关锋”的名义作了报告，揭露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作了公开纠正。 1938年，贾拓夫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回到省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精神，集中力量批判了王明右倾路线。党中央书记处在1940年发出的《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中，也明确指出：“陕西党过去三年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最近一年来开始了一些巩固党的工作。”1942年，毛主席在高干会上也明确指出：“陕西省委在1937年有一段极短的时间受到王明的影响，但一经中央指出，很快就改正过来了。”关于陕西省委这段局部的工作，在当时，并未能造成大的影响和实际损失。1942年整风期间，也未得出什么结论。但在解放后，康生等人还是利用它做文章，以达到其整人的目的。遗憾的是毛泽东主席也受了康生的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党内过去的“是非恩怨”，多一些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少一些借题发挥，少翻一些历史旧账，少一些“对事也要对人”，少一些“批评现实也要‘联系过去’，‘挖掘历史’”，对于党内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进行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以至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纠正错误，团结同志，共同完成新的斗争任务，是大有好处的。相反，纠缠历史旧账，计较过去的恩怨是非，不仅难以从根本上统一是非认识，还会伤害同志，破坏党内团结，于党的事业决非有利。应当说，我们党的这类教训是不少的。 我们这样叙述和评论贾拓夫这一段的历史，不仅因为这一段是贾拓夫本人独立领导一方面工作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且，这对他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最后，他还是“倒”在了党内路线斗争之中，而陕西的这一段，又是被歪曲后联系起来认定的，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正文 ○五、潜心统战 民族工作先驱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 延安——抗日军民的首都，革命人民的圣地。 1940年，延安北门外风景秀丽的桃花山上，出现了一座清真寺。领袖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清真寺”三个大字镌刻在寺前的石牌坊上。一位年长的阿訇，正在主持回族群众的宗教仪式。 蓝家坪对岸，新修起一座别致的建筑，竖立在延水旁，显得格外醒目。人们非常熟悉这座建筑物门额上“成吉思汗纪念堂”这七个字，是毛泽东主席的手笔。纪念堂里面的“世界巨人”横幅、蒙古族人民英雄的半身雕像，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专门塑造的。 在那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延安呈现出大家庭式的民族团结的祥和景象。 这些新气象，是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工委）领导下出现的。 共产党的领导、武装斗争、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的方针，过去促成了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现在仍然保障着我们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的团结和兴旺。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少数民族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李维汉曾谈到：“中国共产党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少数民族工作，是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从组建西北工作委员会时期开始的。西工委的工作，在我们党的民族工作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贾拓夫又曾在西工委起过重要作用。”这一段的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却是贾拓夫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1938年底，党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这是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个战略部署，为了加强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建立这个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采取的组织措施之一。1939年，党中央调贾拓夫回延安，任命他为刚成立的西工委委员兼秘书。西工委书记由张闻天兼任，委员有王若飞、邓发、萧劲光、高岗、李富春、李维汉、高自立、谢觉哉、贾拓夫、陈铁铮（孔原），李维汉兼任秘书长。由于各委员都有其他的重要工作，均为兼职，所以其日常工作实际上是贾拓夫协助张闻天、李维汉主持。 西工委除受党中央委托，主管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今内蒙古西部）5省的白区工作，联系指导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工作外，还主管5省少数民族工作。对于贾拓夫来说，前一部分虽不能说驾轻就熟，但毕竟是他多年来从事过的工作，一些地区的情况和人事他也了解，而对于少数民族工作，应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此前，他只是在长征途中，在藏民区搞过征粮，在三边做特委书记时，负责过对内蒙伊克昭盟和宁夏地区的工作，特委曾下设蒙古工作委员会，由高岗、曹动之、赵通儒等人做具体的民族工作。 贾拓夫从来是不讲条件、不怕困难和服从组织的。凭着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凭着他高昂的工作热情，也凭着他善于学习和思考、勇于开拓的精神，他很快便熟悉了情况，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抗战初期，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不仅是实现党的长远目标所必须开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是当时形势所要求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位于西北的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侵占了绥远省的大部分地区，在被占领区建立了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叫作“蒙疆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日本侵略者还在实施一项更加阴险毒辣的计划，即派遣特务潜入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分化回族上层，策动他们在甘、宁、青三省成立另一个傀儡政权——“回回国”，与伪“满洲国”遥相呼应，并与“蒙疆自治政府”、殷汝耕的“华北自治政府”等汉奸政权联成一气，形成对中国北部的殖民统治，进而包围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这一阴谋正严重地威胁着整个西北地区和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而且长期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使得少数民族群众极为不满。这些倒行逆施只有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推行民族分化、分而治之、合围灭共的阴谋有利。 因此，积极正确地开展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工作，争取回族和蒙古族广大人民，包括上层爱国人士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是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保卫和扩大抗日斗争成果的一项紧迫的战略性任务。完成这项任务不仅要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而且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完成这个重要任务，向党中央提供全面的情况和政策建议，西工委专门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由李维汉、贾拓夫主管并参加研究，刘春负责，分为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两个组。他们想办法从西安等地买来一些有关民族问题的书刊，到延安所有有藏书的机关学校查阅。经李维汉征得毛主席同意，毛主席本人的藏书室中凡用得着的书刊资料也都借过来用。还从国统区和抗日前线回来的同志手中发现一些材料或专门了解蒙、回民族的情况。组织人手向甘肃、宁夏、大青山、伊克昭盟等地的上层人士了解。为更直接了解蒙古民族的情况，还专门组织考察团，到伊盟等地作了为期3个月的实际考察。贾拓夫带领西工委的同志们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们在环境非常艰苦和资料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对回回民族的历史、现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当然是在当时条件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为共产党制定解决回回民族问题及团结这一民族共同抗日的各项具体政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贾拓夫亲自执笔，和刘春等人一起，为西工委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于1939年6月上报党中央。毛主席在原文上批了“原则上同意”，中央书记处通过后，于1940年4月将《提纲》发至各级党委，后又刊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并收进《六大以来》文件汇编中。贾拓夫还组织西工委的同志在这一提纲的基础上，编写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发行，没有署西工委及作者的名字，而用了“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名义。 《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回回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系统研究民族问题的著作之一，它对于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平等政策，以及正确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对于实现当时党的战略任务，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1980年1月，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出面组织，民族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这本书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一些从事研究民族问题的同志，运用马列主义的民族观点，收集了不少的历史资料，科学地论证了回回是一个民族，简明叙述了回回民族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正确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回回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对鼓舞各族人民在解放中华民族的共同斗争中，起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我国比较早期的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民族问题，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一本图书。” 在这本书中，根据对史实和理论的研究，明确地承认回回是我国境内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勤劳勇敢的独立民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一个重要的兄弟成员，必须平等地对待。虽然，这个问题在今天来看不成为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因为国民党不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蒋介石公开讲：他们只是汉民信奉回教（伊斯兰教），只是宗教信仰不同。这种“理论”是他们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根据，这严重地伤害了回回民族的自尊，种下了深深的民族矛盾。《回回民族问题提纲》的制定和《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公开发行，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大汉族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得到了回族人民，包括其上层爱国人士和回族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从而奠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回回民族搞好团结，共同奋斗的基础，对团结其他少数民族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贾拓夫还领导西工委的同志在比较系统地研究蒙古民族问题的基础上，向中央编报了《蒙古民族问题提纲》。1940年7月，中央书记处批示“基本同意”，同样发至各级党委，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收进《六大以来》文集中。 这两个民族问题提纲，不仅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民族理论问题，而且提出了党团结这两个民族共同抗日的具体政策，它是西工委当时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两件大事。两个提纲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毛主席在上面亲笔批示：“中央书记处原则通过”，还在“提纲”讲到的“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这句话之后，加上“还要同时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字样，为党在民族工作中反对两种倾向指明了方向。 党中央批准实施两个《提纲》，推动了边区少数民族工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根据《提纲》的精神，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在少数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回民和蒙古族人民在他们聚居的地方实行自治，与汉民族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随后，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和三边分区建立了回民自治村，在三边城川建立了蒙民自治区。在1941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边区的回民和蒙民各选出一名政府委员，即那素滴勒盖（蒙古族）和马生福（回族）。第二届边区参议员就有蒙、回、鲜族6人当选，县级参议员中少数民族就更多了。边区政府还设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 西工委在组织开展少数民族工作中，除了研究并为中央提供情况和政策建议外，还做了许多有着重要影响和意义的实事，这些实事都是由贾拓夫负责组织实施的。 为了真正体现并扩大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和团结广大回民和蒙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好地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贾拓夫建议并经党中央批准，西工委在延安组织成立了边区回民救国协会（简称回协），许多具体工作都是通过“回协”做的。“回协”在延安北门外的风景区桃花山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请来一位年事高的阿訇主持宗教活动。为了尊重回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根据贾拓夫的建议，“回协”在延安设立了两个清真食堂，为往来的回族人民提供饮食方便，受到了回族人民的欢迎。 为尊重蒙古族人民的民族感情，扩大共产党在蒙古人民中的影响，贾拓夫亲自选址，提出方案，组织实施，在延安蓝家坪对岸的延河边修建了成吉思汗纪念堂，塑造了成吉思汗的半身雕像。伊克昭盟蒙古族重要领袖、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那素滴勒盖是贾拓夫的朋友，在那素先生病逝时，贾拓夫就守在他身边。那素先生逝世后，贾拓夫在《解放日报》撰文“那素滴勒盖与蒙古民族解放道路”，以为悼念。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在民族工作中的风采。 经贾拓夫建议西工委采取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组建了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和陕甘宁蒙古文化促进会，向西北各省的回民和蒙民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两个文化促进会均由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担任会长。回民文化促进会会长是谢觉哉兼任，蒙古文化促进会会长则是由吴玉章兼任的。贾拓夫和刘春等人直接参加了两个促进会的筹备工作。蒙古族文化促进会的缘起宣布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沟通蒙、汉文化，帮助发扬蒙古民族的优良文化，创造与发展蒙古民族之新文化，并使蒙、汉共同努力于抗战建国之事业。”回民文化促进会缘起则宣布：“促进回族文化的发展，建立回族新文化，从文化工作上来提高回族抗日的热情与自信，实现更亲密的回、汉抗日团结，乃是各抗日党派与文化界的重要任务。”首次蒙古族文化促进会筹委会的出席者为：吴玉章、艾思奇、丁玲、曹力如、莫文骅、李卓然、赵通儒、徐以新、张仃、冼星海、巴彦图、阿拉腾杜布、乌勒图那素图和贾拓夫、刘春等30多人。而俟后正式成立的促进会中，贾拓夫也是常务理事。 培养少数民族革命干部，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长远需要，也是西工委重要工作任务之一。西工委对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心血。 1940年，西工委在延安成立了陕北公学民族部，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校学习的有藏、蒙、回、彝等民族的青年，包括从敌占区选送来的几十个青年。1941年10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决定将民族部从陕北公学中分出来，扩大改组，建立了延安民族学院，由高岗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教育处长为乌兰夫，副处长为王铎、宗群，后委任乌兰夫为院长。后来，中央党校的回回班也并入民族学院。该院分设藏民班、彝民班、回民班、蒙民班……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关心民族学院的工作，专门指示：“要经过民族学院培养一批实际工作（指党、政、军、群工作等）、一批文教工作干部。”毛主席还特别指示对民族学院的学员生活要适当照顾，“特殊点，优待点。”民族学院的确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的共产主义战士。 乌兰夫是蒙古族人民革命的优秀代表之一，也曾在西工委和中共西北局领导下工作过，先后担任过西北局民运部（后改为统战部）科长，中央调查四局民族问题研究室副主任，民族学院教育处长，民族学院院长。1942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后补委员。当时，曾在西工委、调查四局工作的同志感到有些诧异，有的甚至流露出对贾拓夫的不平。而贾拓夫却非常平静，诚恳地对大家说：“我们将来要大面积开展内蒙古的工作，乌兰夫同志是蒙族干部中最优秀的干部，他们将来是开辟内蒙工作的主力军，中央的安排是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我们的同志要做的就是完全地从革命工作出发。”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贾拓夫的党性和品格。 西工委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西北回民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甘肃西海固（即西吉、海原、固原三县）地区是个回民聚居区，也是极端贫困的地区。那里的回民群众常年遭受着贫穷苦难的折磨，也遭受着国民党汉官的残酷压榨。他们终于不堪忍受，在1939年爆发了一场反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压迫的暴动，有两万多愤怒的回族农民参加。西海固回民暴动，不久就因国民党军队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了，保留下来的一部分人进入到陕甘宁边区。党和边区人民政府亲切地接待和安置了他们，改编成边区回民团，西工委为这个团派了一些政治工作干部，杨静仁就是曾经被派到回民团工作的干部之一。 马本斋领导的晋中回民支队是一支骁勇善战、屡建奇功，令日寇胆战心惊的抗日部队，被冀中军区嘉奖为“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党中央、中央军委曾颁令嘉奖马本斋司令员。日军集中力量围攻他们，使部队伤亡很大。为保护这支民族武装，党中央将它调回陕北休整，担任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光荣任务。西工委对之也做了许多工作。马本斋同志因病逝世后，延安各界各民族在清真寺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都送了挽幛和挽联，林伯渠、叶剑英等领导参加大会。贾拓夫在大会上也讲了话，他代表西北局向马本斋母子及回民支队致敬，他说：“本斋同志是回回民族的旗帜，代表着回回民族和中华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他的斗争道路简单说，一是抗日，一是团结，一是信赖共产党……尤其重要者是他认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完成回回民族以及中华各民族的彻底解放。”“陕甘宁边区历来是回汉斗争剧烈的地方，回回民族很少，且受尽大汉族主义者的压迫，甚至连建立清真寺和埋葬父母的地方都得不到。但革命后，由于我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回回民族大大增加了，且在边区党政的帮助下，发展了家务，建立了自治区，盖寺、兴学，获得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这是过去回汉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对内对外两个定义，从马本斋同志及边区回民的事实看来，我们已经全部做到了。”最后，贾拓夫向大会建议，将马本斋同志的斗争史编成教材，用以教育全边区的伊斯兰小学学生及广大回胞。 此外，西工委还把内线和外线结合起来，为开辟和扩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选派了许多干部，深入各地区开展地下工作。乌兰夫曾被派往伊克昭盟，沈遐熙曾被派往甘肃回族地区。这类工作也都是贾拓夫经手办理的。许多外线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到延安汇报联系工作，也由贾拓夫接待。由于这类工作绝对保密，贾拓夫与他们常是通过专门渠道单线联系，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汇报也是贾拓夫直接前往，其他人很少知道。解放后，贾拓夫自己从不谈起以往的工作，所以，这些情况就很难收集了。但李维汉后来回忆时曾提到：“从解放后得悉的情况来看，也是有一定成绩的。”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为了团结东方各民族，建立更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帮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意、日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1941年9月，由朱德总司令召集了东方民族代表座谈会，讨论筹组“大同盟”问题，有国内国际20个团体代表参加。各民族代表一致同意成为“大同盟”发起人，朱德、吴玉章、林伯渠、李维汉、高岗和贾拓夫都是发起人。在10月召开了大会，东方各国和国内18个民族代表与会，显示了东方各民族空前广泛的大团结。大会宣告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选出“大同盟”执行委员，朱德总司令为主席。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并说：“延安是专讲团结的地方，这里有清真寺，有蒙古文化促进会，有民族学院，……这里能举行反法西斯民族大会。”贾拓夫参与组织了所有的具体准备工作，是有直接积极贡献的。 1941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工委的工作并入西北局，贾拓夫到西北局任统战部长、秘书长，仍然领导少数民族工作。1941年7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贾拓夫担任主任。有一段时期，贾拓夫还兼任设有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第四分局局长。可以说，贾拓夫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贾拓夫被当作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理论家而载入书中，在专门介绍贾拓夫的一段中，称他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和早期民族工作方面的领导人之一。他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先驱者之一。”“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特别是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工作，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工作，作出很大贡献。” 毛泽东主席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西工委的工作也体现了这一条。党系统地开展民族工作，绝不仅仅是当时斗争任务的需要，而且是一项长远的建国富国的战略任务。因此，不仅仅需要一批忠诚党的事业、热爱民族工作、有开拓精神的骨干，更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少数民族的宏大干部队伍。 西工委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担负着西北5省白区党的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的繁重任务，从成立到其工作合并到后组建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总共两年半左右的时间，其间做了许多有意义、影响深远的开创性工作。但在其中做工作的人数却并不多，可以说是相当精干。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张闻天为首的一批领导人担任兼职委员外，做专职工作的人连贾拓夫在内，一共不过十五六个，包括孔飞（蒙）、王铎、牙含章、刘庚、刘春、朱侠夫、阮元方、何承华、何长庆、沈遐熙（回）、周仁山、张光天、郑义（回）、郭敬等。附属还有一个藏民小组，成员有天宝、扎西旺徐等5位藏族同志。民族工作只是西工委担负的一部分工作，而西北5省白区党的地下工作、统战和情报工作，其工作量之大，性质之复杂，任务之繁重，不亚于民族工作。而且又不像和平建设时期，可以按部就班，平稳从事。可以想象，这班干部当时是怎样紧张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热情和效率又是怎样的。 在这里要提到一件事情。为了更全面地向党中央提供西北5省的各种情况，在贾拓夫主持下，西工委的同志在资料来源方面极为困难，与外界交通和信息传递十分不便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尽可能多地搜集各种资料，发动全体人员，夜以继日地展开调查研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5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民情、社情等等方面，综合编写了5本资料书：《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肃》、《抗战中的宁夏》、《抗战中的青海》、《抗战中的绥远》。这5本书都由解放出版社内部出版发行，对党中央和各方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贾拓夫还根据自己的工作体会，写了《抗战中党在西北国民党区工作的总结》一文，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表扬。 贾拓夫作为牵头者，参加了每一本书的审阅、修改、定稿和编辑工作。由于他负责的事情很多，白天通常没有时间坐下来搞这些工作，只能深夜秉烛，通宵达旦。长此以往，养成了他夜间写作，很少睡觉的习惯，直到他54岁离世，一直是这样的。同时，也因此累坏了他的身体，虽然他当时仅有30来岁，但已看不出一点青年人的影子。战友们心疼他，更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大家都忘我地工作，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西工委的同志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他们朝气蓬勃，兢兢业业，虽不在战场拼搏，却都像在战场上英勇作战一样。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那些不平凡的年月，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得到了不平凡的锻炼，成长为不平凡的战士。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革命工作的骨干分子和领导者，其中许多人成为民族工作的领导人。象孔飞、王铎、朱侠夫、沈遐熙、周仁山、天宝、扎喜等都成为内蒙、宁夏、新疆、西藏等地区的自治区党政领导人；刘春、何长庆等担任国家民委的领导工作；何承华担任副省长；牙含章成为民族宗教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如果没有实际工作的锻炼，没有全力以赴的工作精神，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西工委一段工作的成绩和这些同志的精神风貌。 曾在西工委工作过的同志，各人都有许许多多纷繁复杂、丰富多彩、波澜跌宕的经历。但是，笔者和贾拓夫的亲属在采访他们时，都有一个共同强烈感受，那就是：西工委的时间虽不长，但给他们都留下了极其珍贵的东西，回忆起来，是那么真切，那么动情，像是回忆自己的童贞年代。他们都认为，那是自己一段美好的时期，回想起来的不只是艰苦、紧张，更多的是充实、自豪，不是严酷、生涩，而是温暖、舒畅。他们说：那时候大家真像是兄弟姐妹一样，相互之间充满了真正同志般的情谊，以至后来久别重逢时，还能畅述胸怀，似乎经过了更多的艰险，做过了更多的工作和贡献，过上了安稳舒适的生活后，反倒是更加怀念和留恋西工委那段时光，以及在延安清凉山上那几孔窑洞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有的老人凝目感叹说：“从那以后，再就很少有那时的和谐舒畅喽！那时，我们都年轻，也单纯，环境和空气也是清新和单纯的，我们就知道做什么工作都是为革命，就知道大家都是同志、战友，可以互相信赖、依靠。那时候苦是苦点，忙是忙点，可是其他负担少，并不觉得累，真是一段好时光啊！” 当谈到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时，他们往往异口同声：“这和拓夫同志的领导和作风分不开！”于是，他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有些老人还抑制不住冲动的感情，眼含热泪地说道：“拓夫是个好同志，是个好领导，说来他的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可是显得沉稳、老练、坦诚、平和，十分亲近，跟他相处没有顾虑。”“跟他一起工作，你不能不努力，倒不是他厉害，怕他，他从不训人，从没有官架子，而是他太耐心，太刻苦，克己。你搞得不好，他不是反复交待，就是亲自做给你看，或者干脆他自己去加夜班，替你干一段。他本来就有病，事情又多，谁好意思再给他加负担？”“他不像个领导，更像和善的兄长，对我像弟兄一样。自己顾不上家，还总体贴关心别人，大家都愿意跟他一起工作。”“拓夫是个才子，头脑清楚，有理论，有思想，又能说会写。西工委的报告、材料、文件，大都是他亲自起草。由于工作性质，许多涉及白区的工作都由他亲自处理，直接与中央联系。我们都感觉得到，他是很受中央领导同志器重的。而他从不盛气凌人，保持谦虚朴素，从不要求特殊照顾，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干部。”“我们说这些话，当然不无有感而发的成分，不过，拓夫同志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好干部，不然，我们共事时间不长，以后的接触又不算多，怎么会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呢？”李维汉在回忆文章中也写道：“拓夫同志对待下级的平等精神和民主作风是更令人钦敬的。拓夫同志作风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平易近人。他对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气。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拓夫同志对干部发过脾气，从来没有听到拓夫同志说出训人的话。遇到干部犯有这样那样错误时，总是耐心进行教育，提出自己的意见，让对方考虑，从不强加于人。所以，当一九六七年听到拓夫同志惨遭‘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不幸消息时，许多同志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他的这些优良作风，使我们怀念不止。”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个生动的例子。当时，延安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只有二块半边币的津贴。西工委出版5本书，曾经得到过一笔稿费。拓夫根据各人工作量的大小，把全部稿费分给大家，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想到因有病未参加编写的朱侠夫不能分到一份，他就把自己应得的稿费留出，全部给了朱侠夫。虽然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却反映出当时同志间的关系和气氛。就是这类的小事，推动了那个良好环境的生成。 那时，西工委和调查研究局里知识分子干部较多，他们不光有严肃紧张的工作，也有活泼愉快的业余生活。他们的窑洞上空不时回旋着陕北民歌和苏联民歌的旋律，还有柴树藩的京剧须生、李涉的胡琴……，他们把自种自收的西红柿当水果，用甜菜熬糖，拌着炒黑豆煮在一起当咖啡，晚上照样举办个Party自娱自乐。贾拓夫也曾有过“吃小米会餐，穿草鞋跳舞”的诗句。1942年，陈煦和李屺阳结婚，研究局专门举行了联欢，贾拓夫作证婚人，他说：“你俩的名字是阳光和煦，婚姻美满，并肩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迈进。” 贾拓夫对同志友善真诚，对母亲和弟妹也充满亲情。他把母亲从老家接到延安，让弟妹在延安中学学习并参加了革命工作。勤劳的母亲能与爱子一家一起生活，看着他们为劳苦大众工作，自是心满意足，但她还是过不惯没有劳作的生活，又不愿拖累儿子，不久又回到了神木。1941年冬，因患不治之症被接回延安治疗。西工委的同志们都去看望这位善良的老妈妈，他们亲眼目睹贾拓夫抽暇卧在母亲身边，心痛地对母亲说：“妈，您老病重，我工作忙，常常顾不上照顾您，不能尽孝，我心里过不去呀……”，也亲耳听到老妈妈说：“儿呀！你事多，公事忙，多为受苦人办事，妈就满心欢喜啦，你放心……”。不久，这位慈祥的革命母亲就去世了，组织上还专门为她召开了公祭大会。 是的，一个领导者，能带领自己的下属，创造出一个积极向上、健康和谐、团结奋斗的工作环境，使得其中的人都能心情舒畅，自觉地克己奉公，的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它的份量应不亚于工作任务本身。我们无权评价说，贾拓夫实际领导的西工委的工作是第一流的，但西工委的工作，例如少数民族的工作，的确在党的民族工作历史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它为党的少数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的正确基础，获得了宝贵经验。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多年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党对西工委工作的肯定，也包含了对贾拓夫这一段工作的肯定。这些成绩的取得，不能不说与西工委工作集体的整体能力，与他们团结和谐、积极进取的工作氛围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作为实际领导者的贾拓夫，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的。对今天来说，贾拓夫和他的同志们，在西工委创造出的内部工作环境，该是多么值得追忆，多么值得继承啊！ 写到这里，作为贾拓夫在西北工作委员会时期的工作，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并不完全是在写事，主要是在写人。所以，我们还要说起一件曾经使我们不解的事情。贾拓夫曾在陕西党的地下斗争中做过多年工作。“西安事变”后，担任陕西省委书记两年多，工作也是胜任的。为什么忽然又被调回延安，分配到西工委工作呢？如果说后者的工作更需要、更重要，怎么只是作委员兼秘书？当然，革命战争年代，工作瞬息万变，干部频繁调动是常有的事。革命工作需要，没有高低之分，能上能下，能文能武，只要组织一声令下，个人莫不愉快服从，这也是我们党的传统和惯例。共产党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这样一种组织纪律，才无往而不胜的。但是，具体到一个人，一件事，总还有些具体的原因。 据后来了解，贾拓夫这次的调动，的确是事出有因的。原来，1939年有人向中央反映：贾拓夫于1930年在西安被捕入狱，使得有人对他产生了怀疑。组织上调他回延安，是有边工作边审查的意图。其实，贾拓夫在党内多年，自己也从事过这一类工作，他本人和他的爱人白茜心里也清楚，这种安排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贾拓夫并没有抱怨别人，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没有闹什么个人情绪。说没有压力是不客观的，但由此而影响自己为党继续工作，他却怎么也做不到。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时起，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斗争，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他越来越自觉地把自己交给了党。如果他单想自己，那么他早就可以去“混别的饭”吃了。不是有许多人在死亡面前，在危难面前打了退堂鼓吗？他自己也亲眼看见过，亲身接触过不少这样的人。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不愿或不敢再干下去，并没有去做敌人的附庸，也没有去出卖同志，以讨得个人的安逸和升迁。而对贾拓夫来说，他从未想到过要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为个人捞点什么。组织上要审查，也可以说是情理中的事情，那就审查好了，横竖从个人十多年的表现，他自认无愧。 但是，不临其境，不知其味。这种审查毕竟是自己的组织在搞，毕竟是在他正在为党忠心耿耿地奋斗时，由于受到自己的上级、自己的同志的怀疑而进行的，个中的酸涩苦辣，别人自然难以体味，就是他自己，在十多年来南北奔波，雪山草地，白色恐怖，出生入死时，也从未想到会落到这种境遇中。他不是没有过困惑和苦恼，不是没有过委曲和悲怆，然而，他没有陷入围绕着个人恩怨得失而不能自拔的泥潭。凭着他对事业的忠贞，凭着他对革命者应有品格的执著追求，凭着他在各种严酷环境中磨炼出的坚强意志，也凭着他对党组织从整体上的认识和信任，他没有消沉，没有徘徊，没有申辩。他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体现个人的本质，去表现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人格，去争得组织和同志们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和信任。所以，他又是坦然的，振作的，积极的。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想法，他才加倍地真诚，加倍地努力，也更加自觉地以信任和体贴去对待同志，对待战友，以自己的真挚去为别人创造一个融洽、亲切和团结的小环境（当然也包括他自己），让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免受自己所遭境遇的苦痛。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既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撇家舍业”投入到革命队伍中，这里就应该是家，就应该得到温暖，至少在这方面，应该对大家有一个“补偿”。所以，他才又是领导，又像兄长。我们想，西工委的工作环境，之所以使大家感到舒畅，与贾拓夫这样的心情和自觉，应该是有直接关系的。由此也可以体会出，“拓夫同志是个好人”这句话的具体内涵。越是境遇不佳，处境“尴尬”，越能体现人的精神品味。贾拓夫这时的表现，的确体现了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他的真诚，他的努力，他的工作和成绩，终于得到了承认，得到了回答。1941年10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给贾拓夫的一封亲笔信中写道：“你已知道，对于你的怀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对的；但我们现在已决定取消对于你的政治上的怀疑，恢复对于你的完全信任。”贾拓夫在西工委的工作，就是在这样一种审查中进行的，他对组织审查的态度，就是以这样一种真诚工作和出色的成绩来体现的。毛泽东给他的信对此做出了一个良好的结论，打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正文 ○六、脚踏实地 财经战线耕耘 1941年中，西北地区党的各项工作已有了相当发展。为适应新的形势，党中央决定将陕甘宁边区党委与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贾拓夫开始被任命为西北局候补委员，兼民运部长和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由于与白区地下工作有关的特殊需要，一段时间内，他还兼任调查四局局长。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经济与财政等问题。毛泽东到会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贾拓夫为毛泽东的报告组织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亲自找贾拓夫谈话，要他担任西北局常委兼秘书长，在全面工作方面协助西北局书记高岗。会议后不久，又任命他兼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和边区银行政委。从此，他便将相当的精力转到财经方面，进入了一个面更宽、任务更重的崭新工作环境。体弱多病的他，成了西北局最繁忙的人物之一。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不断壮大。晋绥是作为大本营的陕甘宁和华北各根据地之间的连接枢纽和交通要道，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1941年，日寇进行极端残酷的大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消灭各抗日根据地；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则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掀起自两党重新合作抗日后的又一次反共高潮，致使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要保障几万党、政机关和部队的供给，保障一百几十万边区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中央指挥全国的抗战，必须打破敌人的封锁，解决财经困难，这已成为当时牵动全局的至关重要的任务。为了度过困难，战胜敌人，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边区的党、政、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稳固后方，支援前线。 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于1942年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任命贺龙为联防司令。联防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统一两区的军事指挥，以及两区的财政经济和党政军民关系。财经方面，成立了以林伯渠、贺龙等19位同志组成的财经委员会，下设西北财经办事处，贺龙任主任，陈云为副主任，贾拓夫就开始协助贺龙和陈云从事财经工作。嗣后不久又兼任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贺龙、陈云另有重任，财经办事处的工作由贾拓夫接替，1945年担任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白如冰任秘书长。 贾拓夫在任西北财办副主任时，还同时在西北局工作。1945年任主任后，几乎以全部精力投入财经战线。对他来说，这是又一次面对一个陌生的新任务，而且还正是处在财经困难的时刻，真可谓又一次“受命于危难之际”，又要去开拓一个新领域。这次的任务变动，是贾拓夫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他再没有离开这条战线。后来，人们称誉他是党内经济工作的专家，“财经战线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其实，在到西北财办工作之前，他既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经济，也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完全是从“门外汉”起家的。 面对这项关系重大、极为艰巨，而对他来讲又是一个全新的任务，贾拓夫是怎样入手的呢？很自然，他首先运用的是领导者必须掌握的“看家本领”，基本功——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早在1941年，贾拓夫还兼任中央调查四局局长时，就很注重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主席的《农村调查》一书出版后，贾拓夫带领柴树藩、于光远和李涉等人去米脂县做了近3个月的社会调查，返回延安后他主持编著了一本《米脂调查》，为边区干部重视调查研究树立了榜样，曾受过中央领导的表扬。从1942年开始，他一方面挤时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各个专业的领导者，比如主管财政、金融、贸易、生产的各同志了解情况，收集问题，征询意见；另一方面，花力气深入各地方，向基层，向群众做调查。还未离开西北局时，他就带着自西工委就跟他一起工作的郭敬等人，专门搞过一段时间的农村调查。通过这些工作，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典型材料，这不仅使他开始心中有数，而且对中央的决策，提供了不少有益的依据。他向中央写的一些材料，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重视，毛主席曾就他写的材料批示：“此件即铅印发到小高干会各同志人手一份。”并要求贾拓夫经常提供类似的材料。毛主席在延安边区高干会上所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著名报告，其中有许多资料是贾拓夫提供的。 1943年是陕甘宁边区极端困难的时期。那时，由于边区的负担很重，而国民党严密封锁，几乎没有吃，没有穿，甚至连办公用纸都极难搞到的境地。1945年，边区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10月份税收仅占7月份的40%，加之抗战胜利，大批干部及部队开赴前线，财政支出急剧增加。日本投降时，边区财政积蓄本来可以用1年，但由于收少支多，5个月就用光了。怎样才能“自力更生”？怎么做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党中央号召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生产的进行和扩大也还需要原料和资金。边区的经济本来就落后，解决吃穿问题虽可以全民动手，但仍需要时间。况且，自己的生产并不能解决全部需要，尤其是当贾拓夫看到周恩来、朱德和几乎所有的革命领袖都带头从事生产活动，看到边区军民缺吃少穿，忍饥受冻，但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充满战胜困难的豪情壮志时，他一方面倍受鼓舞，另一方面，内心却陷入了痛苦和沉思。他是搞财经的，解决财经困难，本来是他和他的同志们的责任，怎么能让领袖们和其他战线的战友兄弟们分心，而为吃穿用操心、操劳呢？他决心团结财经战线的同志们，千方百计想办法，拼命也要扭转这局面。 他认真学习和体会中央的精神，认识到陕甘宁边区、晋绥两根据地统一财政领导，正是要把“取之于民”、“取之于己”与“取之于友”结合起来。战争开始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财经的来源，也可随之把“取之于敌”结合进来。这样，“四个取之”，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来源也就多起来了。他认为，保障供给，就必须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不只是发展生产；自力更生是基点，然而，自力更生不仅包括气力，更要用脑力，要学会并善于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办法。1945年秋冬，西北财经办事处召开各部门紧急会议，贾拓夫在会上强调要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提出5项具体措施：一、为进一步实现边区军民所需棉花、布匹自给，必须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推广优良品种，提高产量，从边区年产人均3斤左右提高到4斤；二、财政上要继续实行“长期打算，积蓄物资”的方针，消灭赤字，争取实现更多的财政结余；三、更好地运用税收工具，保护边区的国民经济，禁止奢侈品及迷信品入境，提高高档消费品的税率，降低食盐及其他土产品出境税率；四、在贸易工作上，要提高土产品价格，并以物物交换进行核算，争取出入平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五、在金融工作中，首先弄清边币和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同流的程度，生产交换的情况，发行数量与物价的比例这三个基本先决条件，克服货币发行的随意性，严格控制货币的发行量。 1946年1月，他在边区机关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作报告，号召发展生产，减轻民负，把边区建设得更富庶繁荣。部队的生产要实现4个月以上的粮食和全年伙食、办公及杂支费用的自给，一切机关单位都要精简人员，厉行节约，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据自1946年起就在贾拓夫身边工作了8年的郑戈桓说，他到西北财经办事处报到时，整个机关包括贾拓夫在内才3个人，以后增加到5个人。贾拓夫通过积极的组织工作，把两区的经济联系起来，想方设法支援、发展边区的生产，并努力以根据地为依托，把根据地内外结合起来。经过不到1年的时间，局面开始发生了变化。各根据地党政军民通过共同努力，以及对陕甘宁边区的无私支援，使得边区根据地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终于挺过来了。 由于经济的全面紧张，使得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都举步维艰，相互之间也不时发生矛盾，容易抵消力量，互相掣肘。陈云曾针对这个问题指出：边区的“金融、贸易为了财政，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贾拓夫经过反复的思考学习，很快悟出陈云关于这三者关系指示的精要。按照这一思想，他着力组织财经战线，想方设法扩大边区土特产的“出口”，以换回边区急需的物品，以民生必需品回笼边币。与此同时，以有目标、有节制地发行边币，支持生产和财政。各方面互相配合，循环流动，循序渐进，不断扩大，终于使财经各环节活动开来，又互相促进。在边区军民努力生产的推动下，不长的时间内，基本保证了边区党政军民的物资需要，使边币和物价得到稳定，财政收支取得了平衡，帮助根据地度过了难关，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迎接解放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后方物质基础。这一段时间内，拓夫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常常通宵达旦地开会、部署，常常奔波于西北财办和贺龙老总、彭德怀老总之间，常常奔波于陕甘宁和晋绥两个根据地之间，其紧张程度绝不亚于炮火连天的战场。周围的同志简直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似乎他从不需要休息，就可以用比常人更充沛的精力去工作。贺龙将军怕他累垮了，特意送他一件牛皮大衣。 边区当时处于如此困难的地步，要以土特产品去与国统区、敌占区开展贸易，谈何容易。不说交通、运输和贸易渠道的困难，单是货源，在穷乡僻壤的边区，能有多少东西拿得出去进行交易呢？那时，贾拓夫和极少数人常常神秘地在从事一项机密活动，直到“文革”后，个别知情同志才有保留地透露了一点情况。情况是这样的：他们把从土豪劣绅和旧军阀手中没收的，以及从各种其他渠道收集到的金银珠宝等，再加上边区能够出产的盐巴等土产品，当时称为黄货、黑货、白货，通过秘密渠道，运送到敌占区和国统区，以此换取大量钱币，再利用不同的渠道，购买边区急需的医药、布匹、日用品等，甚至与国民党军队的官长换取枪支弹药。再用这些物品来回笼边币，支持财政。有了一定的商品基础，又可适当地扩大边币的发行……，这样搞成一个活的循环局面。在从事这项特殊使命的过程中，贾拓夫在过去从事地下工作时，采取的灵活的社会化、群众化方式，广交朋友，与根据地外建立的许多关系，这下子派上了用场。 应当承认，在特殊时期，采用这种非常手段，不失为一种必要的补充措施，而且也确是非常有效的措施。我们不能按理想主义的道德观念去指责这种行为。列宁讲过：布尔什维克党人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善良的愿望，往往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战胜敌人，首先要战胜敌人给我们制造的困难，只有积极保存自己，并不断壮大自己，才能最终消灭敌人，取而代之。这就是革命的哲学。贾拓夫和财经战线的战友们正是这样，把坚定的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千方百计，为解决财经困难，保障物资供应，稳定后方，支援前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种成绩或贡献可能是上不了史书的，但却是不可缺少、不能磨灭的。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无名英雄的贡献吧！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来到延安，对艰苦抗战中的陕甘宁和晋绥根据地做了实地考察。 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报道说： “这里是延安，人口只有四万，其中一万二千是兵士、党政人员和学生；没有电，没有现代机器，除了四五辆旧卡车以外，没有摩托交通，实际上没有公路，没有可以航行的河流，没有飞机从外面运入物资。在它控制之下的巨大的地区和八千万人民，散处在敌人后方，夹在无数的敌人封锁线之间；唯一在战区之外的具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边区，则三面被重庆军队的严厉的封锁所包围，而第四面，也大部被黄河沿岸的日本军队所包围。 “那里是重庆，人口几达一百万，有电力厂、工厂、现代机械、千万辆卡车、摩托车，千万里公路和航路，千百架盟国飞机每天运来供应品，并且还有中国若干最肥沃的区域和一万万五千万人民作为它的巨大的连结一起的后方。” “这一小小的延安，如何能作为半个中国的首都，抗日战争的另一个指导中心，新中国的模型来和重庆争胜呢？” 他写下几点初步的结论： “第一，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社会的坚持的战斗热情，……” “第二，不依赖外来援助。他们喜欢得到外来援助，但不依靠它。在过去十七年中，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生活、战斗在严密的封锁中，因此，依靠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 “第三，不论年龄多大，这里的人看来特别年轻，而且充满了欢乐与信心。他们老是说，他们经历过比今天更大得多的困难，而且常常克服了困难；他们似乎是说，不管我们相信与否，将来是他们的。” …… 《纽约时报》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报道说： “边区的耕地比中国西北任何地方要发达，人民的衣食都比别处好，有一些工业在发展中，那些地方过去是没有工业的……人们谈论着同封锁作斗争，以同样的热情，谈论着对日作战以及将来的反攻。在所有中国人中，他们是唯一对战争不感到疲乏的。” “现在边区的口号是‘耕二余一’，大部分都做到了。农民的仓库里平均都有一年以上的余粮，而政府和军队自己的粮食，余留得更多。” 路透社的莫里斯·武道则说： “‘丰衣足食’的口号和生产运动的成功，随便你说到哪里去都明明白白看得出来。” 这就是外国人眼里的1944年时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这里包含着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同封锁作斗争的艰辛和成功，当然也包含着贾拓夫和财经战线上所有战士们的努力和成绩。 就在贾拓夫带领财经战线和中央调查四局的同志们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拼命工作的时候，1943年夏季，延安开始了“抢救运动”，康生主持搞起了“抢救失足者”，陕、甘、豫、川等省的地下党全被诬蔑为“红旗党”（假党）。贾拓夫曾在1936至1939年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因而也受到了冲击。他一方面与欧阳钦、汪锋、赵伯平等人不计个人安危，义正辞严地予以坚决批驳，坚持正确意见，力图保护陕西的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另一方面却又无力阻止整风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他本人和欧阳钦一度也“靠边站”了。担任过甘肃工委书记和宁夏工委书记的孙作宾被关押到保安处，而调查四局因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同志被抓走，分别关在保安处和西北局机关的空窑洞里，有的人还受到刑讯逼供。时任延安县委宣传部长的黄流，被当作特务进行公审，高岗甚至在大会上宣布要枪毙黄流。后因毛主席看到大会报导清样，亲自批示“谁杀人，谁负责”，才保下命来。随后中央下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9条方针，才拨乱了反正。黄流从牢里出来，贾拓夫和胡乔木（时任毛主席秘书）还专程去看望了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许多同志获得平反。贾拓夫在西北局一个窑洞里召集了近20位陕甘地下党的同志开座谈会，首先讲话说：“抢救运动大家吃了苦，把大家冤枉了，对不起大家，向大家赔礼道歉。”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不语，随后一些人流下了眼泪，一些人发出了牢骚。李屺阳因不知贾拓夫当时也受到审查，即问：“陕西地下党同志都成特务了，你是省委书记，为什么不能证明呢？”贾诚恳地说：“火都烧到我们头上了，我有什么话可说呢？”他还再次代表党向大家赔礼道歉，说：“陕西甘肃地下党是个好党，同志们都是好同志。现在日本投降，全国形势很好，大家准备迎接新形势，准备再去国统区开展工作吧。”贾拓夫自己也是受害者，但他不计个人恩怨，协助西北局做了大量平反甄别工作，保护了大批同志。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是惨痛的，值得人们永远铭记和警惕。 1945年，贾拓夫被选为“七大”代表，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党的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七大”的胜利召开，“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路线的确定，是在抗日革命斗争取得历史性转折的形势下实现的。这种伟大转折的条件，自然包括作为大本营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渡过了困难，得到巩固和壮大；在全国各战场上大量消灭日寇和伪军，取得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战胜国民党不断制造的摩擦和反共高潮；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群众日益广泛的拥护等等。 “七大”及其路线极大地鼓舞了党和全国人民，人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在庆祝，在奋斗。八年抗战，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从小到大，以弱胜强。回顾这段艰苦而光荣的历史，人们印象深刻的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领袖们运筹帷幄，是林彪的一一五师、刘伯承的一一九师、贺龙的一二〇师、陈毅的新四军们的战斗和胜利，是平型关消灭日寇精锐板垣师团的大捷，是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的威震敌胆的百团大战，是反扫荡斗争，是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甚至是华北的平原游击队、津浦线上的铁道游击队、白洋淀的雁翎队等等，等等。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然而，人们却很少想起后方，很少想起为了保障这些斗争胜利的财经战线，很少想起这些不在战场，而在另一条战线上斗争的人们，很少想起他们的呕心沥血，甚至流血牺牲。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责怪任何人的不公平。抗日战争是打胜的，中国民主革命是打胜的。但是，享受了胜利的人民，进入现代社会，知道了系统工程这一概念的人民，再回顾历史时，就会懂得财经战线是同等重要，就会承认这众多无名英雄的历史功绩同样伟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倾全力对付共产党。1947年春，他们一方面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一方面调集其嫡系胡宗南部共几十万大军进犯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党中央作出暂时放弃延安的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继续留在陕北，采用使敌人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的“蘑菇战术”，转战于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之间。贾拓夫所在的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机关也实行了精减，留精干力量，继续辗转于陕北。他率领财经各部门，在陕北高原的沟沟岭岭、村村寨寨中，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坚壁清野，认真、坚决地实行“蘑菇战术”，一边利用陕甘宁和晋绥两区较大的回旋余地，找空子进行贸易，组织边区人民大力支援前线。这段时间，他们的任务和处境丝毫也不比战斗部队“轻松”。他们既要拖住敌军，又要避免正面冲突；既要坚壁，使敌人得不到粮秣补给，又要给机关和部队提供必要的物资补充。在几乎不分前方后方的战场，在黄土高原的穷乡僻壤，他们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他们凭着共产党人必胜的信念，凭着任何困难都不能压倒的气概，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强烈的责任感，凭着他们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斗争艺术，更凭着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和帮助，与边区一百几十万军民同甘苦，共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部队的供给，战胜了敌人，保卫了边区。这个时期的贾拓夫整日风尘仆仆，极度紧张，时而在“后方”共商大计，时而赴榆林北线指挥部参与军机，时而召集人员布置任务、指挥贸易，时而与地方干部、老乡商量坚壁清野，汇集物资，组织支前。许多工作甚至是在行军途中安排的，是在不断的转移中进行的。紧张的日日夜夜，他病弱的身体好像突然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是啊！当时那种命运攸关的时刻，似乎不允许他生病，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应付疾病和疲劳，每一分钟都是十分宝贵的，每一件事都不仅会影响他和同志们的生命，而且会牵动成千上万军民的行动。除了面对严峻的形势和肩负的重任外，任何其他事情他都无暇顾及。那时候，贾拓夫的夫人白茜带三个孩子已转移到黄河东部的山西，他和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但他根本顾不上这些，家人的生死安危只能置之度外，只有神圣而严肃的使命在驱使他像机器一样，拼命地运转，运转…… 1947年7月21—23日，贾拓夫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小河村会议（即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全面战略反攻的宏伟计划，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胜利曙光，立时展现在眼前。了解了全局形势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种豁然开朗、无比振奋的心情油然而生。他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气魄和力量；感受到千百万革命军民几十年奋斗牺牲所换来的成果，也感受到自己20多年来腥风血雨、坎坷拼搏所得到的“补偿”。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长期艰险斗争的人，是难以体味他们那时的心情的，再高明的手笔也无法用语言文字来确切表达他们那时的振奋不已的气贯长虹的心境。决战和必胜激励着他们，面对即将获得的扭转历史的胜利，激发出他们更加巨大的斗争热情。以前经历的任何艰难险阻，任何挫折和成功，都不能与将要得到的胜利相比。以前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变得完全必要和不在话下了。全力参加最后的一搏，不论在什么岗位，只要能与这最后的斗争紧紧连在一起，即使再付出任何代价，也都在所不惜！这时的激动，这时的跃跃欲试，已变得不可抑制。这大抵就是这一代斗争的共产党人所特有的一种豪迈，一种特殊的激情，以致于当这最后的胜利真正摆在他们眼前，完全崭新的局面和任务又出现时，他们反而会更加冷静，更加沉着，更加平和稳重。在中国革命面临最后决战的前夕，贾拓夫带着这种从未有过的激动和振奋，继续投入自己的特殊的战斗行列。 1948年初，贾拓夫带领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财经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通过层层封锁线，到达河北石家庄市，参加华北、华东、西北三个解放区统一的财经会议。董必武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将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为迎接迅速到来的进入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新局面而召开的。会议研究、确定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部署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各项准备。这次会议的精神对于贾拓夫的工作更直接，更具体。他理解到，战争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上激烈地进行着，财经战线的任务越来越重，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接管城市，实现转变，不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到来的，而是随着战争的胜利进行，很快就会接踵而至。对财经战线同样也增加了过去不熟悉的城市工作的新课题，新困难。这就要求他和财经战线的同志们不能只停留在激动和振奋之中，而需要更冷静、更实际地思考，需要更有预见地去准备，把眼前的艰巨任务和未来更艰巨的任务结合起来去努力。于是，贾拓夫利用在石家庄的有限的会议间隙，夜以继日地调查和收集了许多接管石家庄城市的经验和文告，开始研究今后的工作，为以后解放西北，接管西安、兰州等大城市做思想上、方针政策上的准备。会议开了一段后，贾拓夫到平山县西柏坡，尔后返回陕北。他还交待同去开会的郑戈垣等留下来，继续收集接管城市的各种资料。 随着外线作战的大规模展开，西北战场也取得了节节胜利。蒋介石、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被彻底粉碎。1948年3月，延安光复，重新回到人民的手里。毛泽东主席的预言提前实现了，革命军民又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但是，一年多来，“胡祸”给边区造成的破坏，使边区本来就薄弱的经济底子遭到严重打击。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贾拓夫领导边区财经战线的全体同志，充分利用前线不断胜利的有利形势，鼓舞和放手发动群众，全力发展经济。至1948年底，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得到了很大恢复，有些人们需要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还超过了“胡祸”以前的水平。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所作的历史性报告，宣告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胜利和迎接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同时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七届二中全会后，贾拓夫并没有因边区经济的恢复和总胜利的即将到来而有丝毫松弛，相反，他的工作日程表排得更满了。除组织财经方面的日常工作外，他白天忙于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晚上还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他要求财经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同志，把这一学习当作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务求深刻领会。他认识到，这个报告是进入城市，接管政权的过程和以后一段时期的主要指导思想及纲领，若不在思想上搞清楚，搞懂，就无法适应新局面，而真正搞懂，适应这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顺其自然就可以的。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长期在农村和战场上奋斗，一下子得到全国政权，从革命党一下子变成执政党，面临着复杂得多的新情况，许多新的问题将是过去几十年未曾遇到过和处理过的。这个转折并不是人人都能适应的，正如斯大林所说“转折对于那些在党的车子上坐得不稳的人是很危险的”，“每当车子转弯的时候，你总会看见有些人从车子上摔下去的。” 贾拓夫为人做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认真。不仅做起来扎实，不耍花架子，十分“较真”，而且务求思想上真正搞懂，力求融会贯通。对中央的精神，不是囫囵吞枣，只求表面理解，对具体工作也不能就事论事，事务主义。上下左右的人们都反映他有理论，工作水平较高，是个精干的干部。这与他长期以来养成的认真思索、做事扎实的作风有直接关系。在准备迎接中国革命根本性胜利的时刻，他更是自觉地这样做的。繁忙的工作中，他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刻，在窑洞的油灯下，写下了几万字的“论转变”的学习心得，并送交了中央。这一段的学习，使贾拓夫对夺取政权，接管城市后的工作，有了相当充分的思想准备。 与此同时，贾拓夫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参加了紧张而精心组织的西北地区随军南下、开赴新区及接管的准备工作，对西安市的各种情况，包括各类经济、各种行业的全面状况，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分析，使得进城之前，就基本上心中有数。 从1943年到1949年，贾拓夫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解决生产供应，保证党中央指挥和陕甘宁边区的发展，默默地在财经战线上耕耘了7个年头，做出了不为人瞩目，然而却不可或缺的贡献。看似并不像在战场上那样轰轰烈烈，但一样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这也是一个战场，一个与真刀真枪、炮火连天的战场直接相关的战场，一个与整个革命斗争的命运相连的特殊战场。这个战场不仅支援了整个战争，也为战争胜利后新的斗争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力量，因而又是一个连接两个历史阶段的特殊的战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注定要胜利，中国共产党是一定能够战胜敌人而夺取政权的，而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后，必定要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因而，财经战线的7年苦斗，7年心血，7年经验，成为贾拓夫在解放后的经济工作中得以施展才能的宝贵积累，宝贵基础。全国解放近在旦夕，伟大的历史转折就要实现。贾拓夫已做好了转折的准备，现实斗争的需要和分工，甚至使他超前做了准备，从这一点来讲，他是幸运的。 正文 ○七、接管西安 巩固新生政权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数十人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在最后摧毁反动势力的炮声和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光辉的年份。 1949年5月20日，西北最大的城市西安解放了。虽然炮声还在30里外隆隆震响，但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已庄严宣告成立，大街小巷遍贴军管会主任贺龙司令员签发的安民布告，接管工作全面、迅速地展开。贾拓夫作为西北局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彭德怀）和西安市军管会第一副主任、西安市委书记兼西安市市长，立即进入中枢，紧张地指挥城市的接管工作。 这时的贾拓夫，年仅37岁。尽管他以胜利者的身份，以夺取政权后西安市“最高长官”的地位，重新回到了他曾经处于地下、舍生忘死战斗过的地方，但他却没有一点时间和精力，去感怀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尽管党组织和他本人对这个转变着实下了一番工夫去准备，他和同志们对做好各项新的工作充满信心，但扑面而来的千头万绪的事情，仍然压得他和同志们喘不过气来。胜利的自豪诚然在激动着他们，但新的严肃而又繁重和更加复杂的任务立即呈现在面前。他们没有体味和欣赏自己胜利成果的余暇，而是更加拼命地去奋斗，更加勤奋而谨慎地去从事接管政权后的新的工作。这就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命运和生活道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建设的成功，正是在那一代人带领人民如是奋斗中获得的。历史告诉人们：如果领导者稍微松懈了自己的责任，或者在他们注定的生活道路上有些稍微偏离，哪怕是感到累了，要休息一下，那么，悲剧可能随时都会发生。应该承认和值得庆幸的是，老一代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没有些许疏忽他们的责任，国家和人民的大业，毕竟由于他们的努力和贡献，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早在1948年4月21日延安光复，革命圣地从蒋介石、胡宗南手中又回到共产党和人民怀抱时，西北战场解放军即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接管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特别是接管西安的筹备就摆上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议事日程。贾拓夫肩负起主持和组织这项新工作的任务。他先后多次召集会议，了解和整理出有关西安各方面的情况资料，亲自草拟了接管工作计划。1949年2月9日，贾拓夫向西北局上报了《关于准备接受西安的初步计划》，得到西北局的批准。计划包括八个方面，即： （甲）西安情况的搜集和调查； （乙）接受西安的政策研究与准备； （丙）西安军管会的组织与准备； （丁）接受西安的干部准备； （戊）卫戍部队的准备与训练； （己）入城干部的训练； （庚）供给上的必须准备； （辛）其他若干技术问题的准备。 这个计划可谓相当周全而具体，比如，军管会的组织配备和分工包括：政务处、财政处、农林处、金融处、工商处、企业处、交通处、后勤处、文教处、公安处、秘书处、卫戍司令部、市政府等13个部门，除明确规划每个部门的任务内容外，甚至连每个部门的人数和从哪里抽调都涉及到了。再比如，供给上的准备要求：“入城部队及干部均应自带3天干粮，以便在最初3天能有计划地适当地解决供给而不破坏纪律。”“西安若以50万人计，每日需粮600吨，需煤三四百吨，连同油、盐、蔬菜等在内，至少1100吨以上。贸易公司拟组织花纱布、油盐碱、粮食及燃料四个公司以掌握物价，进行调剂。”“西安最大的困难为燃料，必须预先筹备，尽量保持同官（今铜川城郊）至咸阳铁路不断，以利运输”等等。 2月28日，西北局常委会决定成立16人组成的接受西安准备委员会，贾拓夫任主任。4月份正式组建各接管组和干部配备工作，5月12日印发了《入城纪律及注意事项》，5月18日正式任命贾拓夫为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5月20日任命了军管会各正副处长和公共房屋管理委员会成员。5月2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攻进西安，军管会人员23日进入，24日正式对外办公。同时发布军管会布告管字1号，宣布军管会正式成立，主任贺龙，副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至此，西安的接收工作全面展开。 贾拓夫进入西安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党中央的指示，迅速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各项生产。他们仿照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使接管工作顺利实现。对具体的接管工作及其场面在这里不必赘述，然而，从农村根据地进入大城市，并要管理城市，特别是在没有城市工作及管理经验的情况下，又要面对敌人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残余势力的负隅顽抗，所经历的困难和复杂的斗争，却是我们今天难以体会的。为了使人们对那一段历史和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奋斗能有一个简略印象，我们想从贾拓夫于1949年7月20日写的《西安市接管工作总结》和8月10日写给西北局和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西安市军管会两个月工作综合报告》中，接录一点内容： 接管工作总结中写到：“西安五月二十日解放，军管会领导机关二十三日人城，翌日宣告军管会成立；二十六日起陆续公告成立市府、警司、法院、银行等。接管人员三千五百人至二十七日到齐，随即陆续出发进行接管。费时一月左右，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与接收工作同时，进行了复工、复业、复课及必要的改革、清查与整顿等管理工作。” 综合报告中写到：“接管与工作……进行过程一般较顺利，政策上也未出大岔子（但小毛病不少），被接管单位，虽有先接后管、先管后接或接管并进之分，但一般均较迅速地达到复工、复业、复课，并开始了某些改革，生长着某些新的气象。这次接管的经验证明，事前的准备很有必要。由于我们在延安时曾对接管对象的分工及方法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具体准备，就使我们能在接管中争取到相当主动，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严重混乱或错误。” 贾拓夫在综合报告中，分别总结了接管与恢复工作、肃特清匪与治安工作、金融贸易工作、宣传组织群众工作、支前及一般市政工作的情况。值得一说的是，这两份材料中，虽然反映出西安市接管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绩，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通篇没有一句歌功颂德的形容词和虚词，却严肃、诚恳地专题写了两个月工作的检讨，指出：领导方面虽执行了党的政策，未发现大的错误，工作方针证明也是对的，但由于对具体工作应如何去做，思想和业务准备不够，需在入城后紧张复杂的实际工作中逐渐摸索与解决，对全盘工作抓得不紧，发生了顾此失彼、茫无头绪及某些无政府无组织现象，暴露出思想领导不够，组织工作不强的问题；思想状况方面，存在着关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发动依靠不够。并指出这与一部分解放区干部由农村转入城市工作，一部分地下党员由秘密状态转入公开环境这两个转变相联系。“应当承认，我们的管理能力和经验确实不够，党外人士批评我们‘会管军不会管政，生活朴素，业务生疏’，是有道理的。”总结中诚恳提出“要善于团结有技术、有经验、有能力的各种旧人员，并善于向他们学习，逐渐求得解决”。 我们引用这些内容，并不意味着西安城市接管工作做得不好。事实上，西安的接管是相当成功的。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预期的目标，顺利实现了政权更迭，各方面工作很快奠定了基础，而且，迅速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道路，为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仅举一例就能说明问题：当时，为彻底消灭胡宗南军队，人民解放军杨得志、周士第兵团需开赴前线，要求5天之内筹集5万袋面粉。由于西安各方面工作进展较好，3天就完成了任务。两个月支前20万袋军面、军粮及弹药，按时组织铁路运达预定地点；电讯、邮政基本上没有停断过，电厂在西安解放的第3天就开始供电，大华纱厂和铁路运输等重要行业也都在20天左右完全恢复生产，仅用2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接管任务，打下了步入正规运转的基础。我们想说的是，贾拓夫在军管两个月的总结里，没有报喜不报忧，不是做官样文章，而是实事求是，从工作出发，全面地总结经验和不足，这正体现了他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忠诚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严于律己，谦虚谨慎，一丝不苟的革命精神。他们不好大喜功，不文过饰非，不固步自封。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保证了党的事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无往不前，不断胜利。贾拓夫也正是始终坚持着这些基本品质，所以，他本人在各种工作中和各种环境下，都能胜任，都得到承认和好评。现在回想起来，人们多么希望共产党人，特别是各级领导者们能永远保持战争时期及共和国初建时期那种精神风貌啊！ 叙述这段工作时还应该提到，由于贺龙主任不久即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配合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另外两位副主任赵寿山、甘泗淇又都在前总工作，因此西安军管会的工作基本上全是由贾拓夫主持进行的。他还担负着西安市党政领导机关的组建和西北财经工作方面的重要任务，担子实在不轻。而贾拓夫身边的秘书处，除任秘书长的常黎夫和副秘书长的杨晓初外，只有秘书10多人，人员非常精干，工作机动灵活。据常黎夫回忆，他和贾拓夫经常是晚上写文件，常先睡一会儿贾先写，下半夜三四点钟时贾去睡，常起来接着写，天亮后拿着稿子去做报告，或送西北局审议。他们从未感到过疲倦，而且还充满豪情和愉快。 在两个月接管西安工作初战成功的时候，贾拓夫及时向西北局和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提出：下一阶段西安市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用全力恢复与发展公私生产，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难民、游民及失业者转业、就业或向农村疏散，以增加生产，减少消费，求得进一步安定社会秩序，安定民生，其他……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就业这一中心环节，相互配合进行，不可孤立进行。”他认为：“这是牵连最广并带有根本性质的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一个消费城市在解放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城市其他各种重大问题，如治安问题、金融问题等，均与解决这一问题密切相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办法是积极生产就业，不是消极的救济维持。”为此，他大胆提出：“为便于集中领导，军管会于军管工作总结后，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所需各种生产事业和行政业务，移交各主管部门领导管理，使工作走入正轨，迅速推进。”并相应地提出了加强管理、发展生产、改进业务和结束接管工作，加强主管制度的一系列工作方针、措施和政策建议。 这些意见现在看来可能是自然无奇的，但在刚进城接管政权两个月的当时，能如此提出问题，则是难能可贵的。其中涉及到执政的政党应当以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应当把消费性城市改造成工业生产性城市，以促进国家工业化；应当逐步实现科学化管理，逐步建立正常经营秩序等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些真知灼见，对于一个长期在农村根据地和革命战争中奋斗的政治领导者来说，并不是很容易就能认识到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贾拓夫对党的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领会的深度，也可以看出，由于长期斗争实践以及他本人忠贞唯实的努力，他已相当成熟了。 在西安市的军管接收和恢复工作胜利告一段落，各项工作基本步入轨道之后，贾拓夫的主要精力即转向了经济工作，投入到他实际主管的西北财经委员会，致力于西北地区财经的恢复、稳定和发展事业之中。 中国长期以来是个农业国，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基础环节。贾拓夫在进城前写《论转变》一文时，就曾讲过：“从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是极为必要的，极为正确的。但决不可只顾城市，忽视农村，只顾工业、贸易和金融，而忽视农业。如果只顾一头，就会犯大错误。”在西北解放初期的财经工作中，他身体力行了这一思想。例如他曾指出：西北地区面积占全国五分之一，而人口只占百分之五，这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农牧业极为落后，经济结构十分不合理。因此，西北除按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在新区进行土地改革外，首先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必须以增产粮食为第一位，同时兼顾经济作物。先把生产水平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老解放区则要比现有生产提高一步）。要把畜牧业放在重要位置，着重解决死羊问题和饲料问题，变“人养牲口”为“牲口养人”。他还提出一个初步的商品经济口号，即要争取使西北农牧民做到“有吃的，有卖的，有存的”。他特别注意到：西北地区的棉花、羊毛百分之七十销往全国，麦子可以与其他地区进行交换。他已经开始看到利用地区优势，发展商品生产，搞活流通，来推动地区经济的路子，以及它们对西北经济的意义。可惜这些朴素可行的商品生产思想，贾拓夫本人没有来得及作进一步的研究和阐述，但是，贾拓夫这些切合实际的正确思想，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得到了实施，使西北地区农牧业仅用两年时间，就从几乎破产的边缘复苏起来，粮食生产很快超过了解放以前的水平。 正如贾拓夫在军管两个月总结中所说：进入城市，稳定秩序、巩固政权的中心环节就是全力恢复和发展公私生产。贾拓夫领导西安市党政机关和西北财经委员会在这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力量。从接管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提出迅速恢复生产、恢复业务的号召。他们首先发动工人护厂，利用党组织在工人队伍中良好的基础和军管条件下的有利形势，坚决打击了暗藏敌人的破坏活动，同时号召工人、职员献出工具、零件，尽快组织恢复或部分恢复生产。电厂仅用两天多就部分供电，恢复路灯；铁路用20天即修复通车；大华纺织厂也仅用20天就提前复工，3万纱锭又轰转起来；电讯、邮政、汽车修理和运输，几乎始终未停，业务很快超过解放前的一倍。中国、农民、陕西等三个银行，不到一个月恢复营业；其他接管的公营企事业也递次复工复业，如机器、肥皂、制革、印刷、面粉、纺织等等。私营企业和手工业也在月余时间里陆续生产。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新政权的活力和效率，极大地推动了各项事业，带动了整个社会尽快进入新的正常运转阶段。此后，他们又不断扩大和发展国营企业的生产，同时扶植和帮助私营工业手工业者，使新政权领导下的生产活动很快超过解放前，而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恢复和发展城市工商经济，对刚进入城市的共产党人来说，是比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要困难得多的事情。贾拓夫领导西北财经委员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指示，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1950年3月，贾拓夫认真组织清查仓库，严格统计，同时，仔细地定编制、定消耗，厉行节约，按中央要求，除地方附加外，将所有公粮、税收和物资交中央统一调度和使用，建立和执行全国统一的收支管理制度和其他有力措施，很快扭转了长期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物价飞涨，促使金融和物价趋于稳定。 进入城市，接管了政权，就不能单纯地采用战时共产主义的一套做法，必须面对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经济环境。当时，新生政权立刻面临着同多种币制及实际流通的银洋、铜元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的局面。虽然，新政府一成立就宣布人民币为本位币，而且早在入城前的1948年12月22日就由当时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贺龙和副主任贾拓夫的名义发布通令，宣布从1949年1月1日起发行流通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券”。同时公布牌价，收兑银洋、铜元；还公布解放了的各大城市物价水平，以推动人民币在市场合法流通，稳定物价；但由于各种形势尚未稳定，国营商业刚开始组织，物资不多，所以，银洋、铜元很快脱离银行，而在市面公开流通，银元贩子在街上公开贩卖，造成物价上涨，使新政权不到一个月就面临第一次大的物价波动，直接威胁政权的稳定。贾拓夫立即带领政府和财经机关，开展同贩卖和使用银洋、铜元的战斗。他明令禁用银洋、铜元交易，把收兑银洋的牌价提高58个百分点；责令公用事业机关拒收银洋，只收人民币；税收机关在废除少数不合理苛捐杂税的前提下，立刻按原税制税率开征税收，在市面上检查、取缔银元贩子；司法机关不受理一切银洋债务纠纷案件；积极向市民进行维护人民币、不用银元的宣传；同时，责令国营贸易公司积极组织物资，抛售商品，压抑物价。这一系列措施很快起到作用，把银洋打入黑市，铜元完全被取缔，物价开始平稳，人民币在市场上开始扩展。 时隔不久，国民党军队困兽犹斗，反扑至咸阳和西安附近。匪特加强破坏和宣传，造成人心浮动，黑市银洋一下子暴涨3倍多，再次引起物价猛涨，已经发生不少商店拒收人民币，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在银洋问题上的斗争由于政治、军事的原因，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贾拓夫和政府各部门配合严厉镇压匪特的反革命活动，借华北的大军抵进，前线捷报传来，积极扩大宣传，同时，贸易公司组织的物资增多，向市场抛售，开征上半年营利所得税，并宣布公粮折收50%人民币。银行积极开展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并在黑市上低价抛出银洋，以黑市打击黑市，遂使二次波动再次平息下去。 新政权进入第三个月，银洋再次作祟，物价又上涨。但由于政治、军事形势有利，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继续生效，故未出现大的波动。 这几场银洋问题上的反复斗争，实际上就是同看不见的敌人的顽抗作斗争。贾拓夫深知这种斗争的实质和复杂性，所以他明确地说：要贯彻党的经济政策，“要贯彻党的金融政策，就必须与银洋作坚决的斗争，要打击银洋就必须实行全面动员，即行政力量与经济力量相配合，政府力量与群众力量相配合，城市与乡村相配合，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相配合，在这四面八方统一的方针与步骤下，坚决打击银元，打击投机商人，才能收到效果。逐渐压缩银元阵地，而扩大人民币阵地，以至最后消灭银元，贯彻本币一元化。但一定要认识，这是相当长期和艰苦的斗争，不可要求过急。” 打击银元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的斗争，是接管工作在经济领域中首要的任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西北地区的物价到1950年春夏之交就基本稳住了。贾拓夫在1950年7月10日西安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是这样回顾的：1950年2月下旬，西安市的60种商品平均物价比1949年12月底上涨了243%，其中14种商品上涨381%。但到了3月以后情况起了变化，上述60种商品平均物价较2月下旬下跌30%，其中14种商品下跌38%，4月又较2月下旬下跌52%，其中14种商品下跌62%。到5月初即转入平稳，制止了连续10余年来物价膨胀局面，解决了国民党10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西安市的物价水平始终低于京、津、沪、宁等大城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贾拓夫领导的这些斗争，对于西安以至西北地区经济的稳定、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也成为接收城市工作的很好的经验。 进城前，贾拓夫曾经说过：接管城市，恢复经济，要有一个正确的工商政策，要从有利于国计民生出发，要有正确对待旧人员的政策……。在进城后，他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城市工商业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一方面，加强没收的官僚资本而形成的国营经济，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鼓励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主张给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以照顾，欢迎解放前夕因不明共产党政策而离厂的资本家回厂继续经营。除各地成立工商局外，还专门成立了“私营企业处”，管理私营企业。对于工商业面临的生产萎缩、产品滞销，政府用扩大加工定货、重点支持，减少生产盲目性，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并对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加强指导等办法，加以支持和协调。他还提出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积极引导和妥善协调解决劳资纠纷和工资问题……。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当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使西北工商经济得以较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人指责贾拓夫是“右倾”，说什么同资本家根本不能搞“公私兼顾”等等。贾拓夫坚定自信没有超越党中央的政策界限，斩钉截铁地顶住了种种指责。他指出：这种论调的理论根据是所谓“无私”才能“有公”，它恰恰否定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公私矛盾对立统一的规律，因此绝不是处理公与私关系的正确认识，而是同中央政策相背离，是同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的。贾拓夫就是这样，开始了他解放后坚持实事求是，又冒有政治风险的经济工作生涯。 在领导西北财经工作时期，贾拓夫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充分注意发挥工人的积极性。西北有50万工人，贾拓夫被选为西北总工会主席。为进一步发动工人群众，他和总工会的同志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决取消欺压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度、侮辱工人的搜身制度，取缔反动会道门，并首先在产业工人中（铁路、油矿、纺织厂、国民党后勤军需厂等）组织工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还特别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工人发动起来后提出一些一时还做不到的过高要求。同时，正确贯彻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的原则，使得复杂的劳资关系比较协调，稳定了工人队伍，提高了工人觉悟，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当时的西北总工会副主席杜延庆回忆说：“拓夫同志进入西安时，忙得一塌糊涂，西北总工会又是兼职，但他对工会工作非常重视，凡重要的汇报事情，他都挤时间来听。重要的工作，他亲自来部署，他不认为这是额外负担。记得1950年，推广五三厂经验，贾拓夫还专门亲自主持传播经验的大会……” “当时，我们对工会都没有经验，因此，事无大小，一有事就去请示，而他无论多忙，不分办公时间还是休息时间，不分在单位还是在家里，从来没有推脱过，总是有求就见，与我们商讨。工会的会议常请他去讲话，他总是事先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明确解决什么问题。所以他讲话从来都是针对性很强，从不随便讲一番套话就算了。他讲话水平较高，讲问题深刻生动，我们也总高兴请他讲，因为他的讲话总是超过我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都把他看成一个很称职的工会领导人。西北解放后不久，各地工会能够迅速地建立起来，学习、生产和劳动竞赛很快开展起来，步入正轨，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 在复杂纷繁的各种工作中，贾拓夫还善于发现和抓住一些关键问题。他当时就敏锐地提出：要十分重视技术人员的团结、教育和使用。接管西安后的最初几年，他几乎在所有讨论财经问题的场合都要强调：搞经济建设离开技术人员，便会一事无成。他经常批评一些干部轻视科技和科技人员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同时，他在许多学校和技术会议上，动员、鼓励技术人员为人民服务，指出脱离政治的单纯技术观点和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危险的。 贾拓夫在西北财经工作时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处理大量的具体工作。但他又不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他很注意在工作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在他进城前写的《论转变》和进城后的一系列报告、讲话和文章中，有一个鲜明的观点，给人们留下极深的印象。那就是他曾一再强调，进城后，统一财经、发展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崭新转变，其困难和阻力是相当大的，不能小看这些消极因素。固然，这些困难和阻力来自敌人的暗中破坏，投机商人的抵抗等等，但是，更要看到，困难和阻力还来自本身，来自一些干部的思想和作风。他反复强调，从乡村转入城市带来的种种根本性变化，使得大家再也不能按老样子办事了，再也不能单凭经验处理新问题了。因此，思想作风的转变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大家自身工作的重要内容，谁忽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大的错误，就会跌大的跤子。 他是这样认识问题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尽管政权初建时期各方面工作千头万绪，日理万机，但他仍然十分注意学习和调查研究，十分注意变化着的新情况，不断加深对问题的系统思考和理解。时间不够，精力不够，他就号召和依靠下级干部这样做，集思广益，从大家的身上吸收新鲜东西。他有一个值得称道的方法，就是亲自动手起草报告、总结和文章，而不依靠秘书和工作人员。这并不是他被称为“才子”的癖好，也不是不信任秘书和工作人员，而是用这种方法，系统整理和深入思考一些问题，以使自己的思想和对于工作的指导更切合实际需要，而又能略高于实际。这一点的确使他的工作受益匪浅，对周围的干部也颇有教益，对他成为一个合格的、胜任的领导干部，有着很大作用。 贾拓夫在进入西安到1952年秋调任中央之间，做过许多工作，对西北地区财经战线的恢复、稳定和发展，做过突出贡献。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在这里详细地加以记述，但是，我们还是想再提两件他所参与的重要工作。第一件是他协助彭德怀解决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第二件是他具体领导西北三反五反运动的工作。 王震将军率英雄的359旅为主力的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促使新疆于1949年9月25日和平解放。同年冬，贾拓夫随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将军一起，赴新疆处理和平解放的军政和重要财经问题。 新疆有14个民族，素有“东方民族博览会”之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新疆的大好河山被遭蹋得不成样子，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和阶级剥削，使这一地区经济十分落后，各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民族之间隔阂很深。建立一个各民族团结和睦的统一大家庭，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而尽快稳定经济、稳定生活，医治国民党统治下遭受的创伤，是解决这一中心任务的紧迫前提。彭总亲赴新疆，反复强调要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宗教信仰，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大量培养和使用民族干部；同时强调，使用民族干部并不意味着丝毫减轻汉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干部的责任，并且具体地帮助那里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贾拓夫作为彭总的主要助手，在新疆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曾代表彭德怀专程飞赴伊宁，协商新疆伊犁、阿尔泰、塔城三区的统一，顺利地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的老问题。 当时新疆经济困难，十分缺乏电力、交通和石油设备，许多设备、零部件原来是由苏联供给，后因战事等原因而中断。贾拓夫专门会见了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协商解决了这些设备和零部件的供应问题。 国民党统治造成新疆生产凋零，币制混乱，物资匮乏，物价暴涨，各族群众深受其苦。贾拓夫着重调查了解了财经状况，得出结论：新疆的财政收入只能满足其五分之一的需要。他建议新疆当局领导不失时机地迅速恢复生产，积极恢复交通，沟通与内地的物资交流。他还提出增加财政收入的具体办法，实行统一货币，打击银元非法交易，禁止其他通货流通，稳定金融。并从内地调集大批物资，支持新疆市场，平抑物价，维护人民币的信用，帮助沟通了向内（地）和向外（以苏联方面为主）的渠道和组织管理。这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对把新疆的财经和内地的统一起来，对稳定新疆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新疆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重要社论，阐述新疆的财政金融和经济等问题，就是根据贾拓夫的意见起草并经他修改的。这一段中央对新疆问题工作的指示文件，也是贾拓夫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起草的。他协助彭德怀的这段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和彭德怀的充分而明确的肯定。 在新疆很短的时间里，贾拓夫还特别注意对新疆总的情况和发展潜力进行调查了解。他当时已想到：新疆地大物博，终有一天会成为祖国西北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因此，他专门指定随行的郑戈恒代他跑了不少地方，收集了许多经济资料；他自己也附带做了不少调查，开了不少座谈会。从新疆回西安后，他组织人整理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涉及到新疆各方面的资源，包括工业、畜牧业、农业、手工业、水利、矿藏、财经、交通等等，以备他日之用。虽然当时时间很短，国民党又没有做过和留下多少调查统计资料，那份小册子也许是很粗浅的，但是，我们从这件事情上还是能够看出贾拓夫的一个特点，或曰优点、风格，就是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以党的工作为自己的全部生活，脚踏实地地干着今天的事情，同时想到明天的任务。这不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的生动体现吗？ 正是因为他时刻想到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也常常为人民事业的成就而鼓舞，情不自禁地要赞颂。他在此次新疆之行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来赞誉新疆的和平解放： 1952年，全国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行贿受贿、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财经战线当然是重点。在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贾拓夫具体指挥了西北地区，特别是财经战线的这场运动。他率领西北财经各部门，针对各种贪污浪费问题，以及这些严重犯罪行为的“防空洞”———官僚主义，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斗争。当时的人们还记得，大的贪污浪费分子被称作“老虎”，贾拓夫办公的西北财委会议室墙上有一张“打虎图”，就像指挥作战的军事地图一样，而他们就像指挥作战那样，随时掌握进展情况，指挥着这场斗争。在斗争中，他一方面强调要无情地揭露和清除一切贪污现象，另一方面，强调在组织处理时，要严格划清贪污与占小便宜的政策界限，对小的贪污者和占公家小便宜而损公的人员，主要采取教育和改造以不使其重犯的方针，集中力量打击大贪污分子。这一方针的实施，挽救了一大批干部，对干部队伍的肌体来了一次大洗涤，从而提高了思想觉悟和素质，纯洁了组织。与此同时，贾拓夫领导财经各部门，动员各界，采取有效措施，为给国家节约1500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币值，相当于后来的1.5亿元人民币）财富而奋斗，并胜利地完成了这一指标。 1952年3月，上海首先展开了针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反”运动，为取得领导这一斗争的经验和掌握有关西北的更多材料，贾拓夫即行决定派遣一个工作队前往上海蹲点。一方面调查上海的斗争情况，汲取经验，一方面收集与西北有关的材料，配合上海的斗争，从外部找出西北不法资本家的违法线索。在重大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他并不满足于下面的文字报告和口头汇报，而是反复深入基层，听取来自四面八方的意见，采取坚决而慎重的态度，从而准确、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教育、保护了正当经营和基本守法的工商业者，维护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也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1952年，全国和西北地区都胜利地度过了三年恢复时期，准备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由于贾拓夫的出色工作和实绩，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他于同年8月奉调进京，开始了他在全国经济领导部门的工作历程。他是带着丰硕的成果和实实在在的业绩离开的，离开了他为之奋斗26年的家乡土地。虽然他并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但他毕竟无私地奋斗了，可以说没有辜负家乡的父老兄弟。他过去的道路并不平坦，他也没有期望今后的道路会不发生曲折。但是，既然已下决心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并且已经奋斗了半生，那么，不管前面会有什么风险，他也还是怀着无限的深情，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 正文 ○八、注重国情 稳步发展经济 为了迅速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统一领导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49年建国前夕，组建了中央财经委员会。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建国后又增加李富春和党外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为副主任。 1952年，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财经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主席和陈云亲自点将，从地方“借两个头（脑）到中央”：一个是西北的贾拓夫，一个是华东的曾山。同年8月，贾拓夫离开西北，调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协助陈云主任分管交通运输（包括交通、铁路、邮电）、劳动工资等方面工作。李富春副主任赴苏联谈判时，他又代管过一段重工业。当时，中财委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央和政务院（1954年改称国务院）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建立健全新的管理体制，全面恢复经济，为下一步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就这样，贾拓夫开始了他当“京官”，在全国经济领导部门工作的生涯。 1953年初，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即后来的国家计委）成立，高岗兼任主席。中央决定将原中财委分成工业、交通、财政、农业、劳动五个口，工业交通各部门的工作由计委管理，贾拓夫即被任命为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国务院成立八个办公室，分口管理全国各条战线。第一办公室管政法，主任是罗瑞卿；第二办公室管文教，主任是林枫；第三办公室管重工，主任是薄一波；第五办公室管财贸，主任是陈云；第六办公室管交通，主任是王首道；第七办公室管农业，主任是谭震林；第八办公室管统战，主任是李维汉，贾拓夫担任了分管轻工业和手工业的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1955年八九月间，主管重工业、轻工业、交通的各口合并，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薄一波任主任，贾拓夫担任第一副主任。1958年，他又被调回国家计委，担任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根本变化和经济建设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在经济建设中不同指导思想逐渐形成和有所冲突的时期，它最终导致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那场悲剧和俟后发生的反右倾斗争。这一时期，是贾拓夫参加全局性经济领导工作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时期，也是他在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过程中持稳健态度而被认为是“右”的指导思想形成的时期，最终使他与中国经济发生的灾难一起跌落下去。因此，回顾一下这一时期贾拓夫的一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和活动，对认识和纪念贾拓夫，以至对总结中国经济的经验教训，都是有意义的。 在这一时期中，陈云主持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贾拓夫除完成日常分管的工作外，协助陈云、李富春在编制和执行这一计划的过程中，曾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观点，做过大量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贾拓夫提出：发展我国的经济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方针政策上，首先解决一些重要的关系问题。比如，关于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贾拓夫认为：“要发展轻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农业。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另一方面，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轻工业也必须积极地相应发展。如果我们忽视了轻工业的适当发展，那就不能满足农民对轻工业产品的需要，不能及时换回粮食和农业经济作物，这样就会阻碍农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个环节失去平衡；使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工农联盟的巩固受到不利的影响，使国家积累减少，最后也就必然会减弱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我国经济按“农、轻、重”的顺序，是1959年后才最终明确下来的。） 贾拓夫还提出：“当着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正确解决之后，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之间、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之间、大型工业与小型工业之间、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之间，进行全面的规划和统一的安排，使这四面八方错综复杂的关系取得协调，以便于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在增加生产，适应社会需要的时候，首先考虑发挥原有工业的生产潜力。因为对原有工业进行改造、扩建，比起新建来，毕竟是投资少、建设快、收效大，还可以节省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就是新建工业，也需要原有工业的支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轻工业生产大约有百分之九十是依靠原有的工业。因此，任何忽视原有工业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即使对那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比较落后的企业，也不能采取消极态度。当然，不是说可以忽视新建工业，当原有工业的生产已得到充分发挥而仍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时候，那就必须新建。整个国民经济薄弱的和缺乏的更需要新建。”（这实质上已涉及到我国发展经济外延与内涵的关系问题。） 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贾拓夫认为：“原有工业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反映了旧中国工业分布的不合理。但是应该看到，沿海工业有悠久的历史，要发挥原有工业的潜力，也就必须注意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许多企业只要调整或增添一些设备，稍加改造和扩建，就可以增加一倍甚至几倍的产量。发挥沿海地区的工业潜力，可以在新技术、新产品方面起带头作用，可以为国家建设积累大量资金，可以调出大量干部、职工和技术力量支援内地等等。这不仅和发展内地工业不相矛盾，而且还会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在充分合理地发挥了沿海工业的生产潜力以后，如果还需要新建工厂，一般地应该建在内地，以减少原料和产品的相向运输。当然，在改、扩建和新建的时候，也要考虑不要造成新的不合理布局。” 关于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关系，贾拓夫指出：这在轻工业方面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一部分需要办大型工厂，并且应当适当集中，但是，只从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方便出发，主张企业的规模愈大愈好，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他们没有区别各种行业的不同特点，没有结合原料的供应情况，特别是没有很好地考虑为消费者服务。他认为：轻工业，特别是地方工业，地区性很大，原料来源和产品的销场一般都很分散，人民的需要变化也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原有的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不宜过多过大地合并，就是新建的工厂，一般地也不宜过分集中。因此，为使布局更合理，投资效果能及时发挥，产品的品种、花色也能适应人民变化多端的需要，在建设某些必要的大型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注意发展中小型工业；在公私合营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组织的改组改造中，应该注意保留相当数量的、能灵活适应市场需要的工厂和合作组织。（这里实际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某些要求，也涉及到不同经济成分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提出的。） 贾拓夫还提出：发展我国经济，还要正确处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关系。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把两种积极性组织和结合起来。”他认为：“我国地广人多，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需要又千差万别，所以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发挥生产潜力，发展地方中小型工业来满足地方需要，以补中央工业的不足。当然，地方工业的发展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之下，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因地制宜，积极地有计划地进行。在中央统一规划之下，只要地方有条件、有能力，就可以由地方兴办。”他并且指出：“今后原则上不应再把地方工业企业收归中央管理；对于某些适宜于地方管理而不适宜于中央管理的企业，还应该有准备地逐步划交地方。”（这里实质上也涉及到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 这些观点，在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曲折过程，发展到了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在刚刚建国，恢复经济，开始有计划地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却是非常重要和极有份量的，堪称是很有见地的。 而且，这些观点并不仅仅是贾拓夫的坐而论道，而是渗透到当时国民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中，实际运用得到执行的。人们后来说他“对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工作方面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见贾拓夫的悼词），完全是从实际体现总结出来的。而我们还要说，他的这些业绩也是来源于对实际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理论学习及善于思考。据他的秘书赵家梁粗略统计，从1954年10月到1959年10月，贾拓夫下去调查和出差开会约18次，历时共32个月，行踪所及20个省、市、自治区，40多个城镇，上百个工厂和合作社。也就是说，贾拓夫同志有一半时间在基层调查。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国务院所属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对于贾拓夫汇报中的有关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意见，十分重视。贾拓夫提出：在轻工业问题上，过去重视还不够。毛主席说：“是啊！你们轻工业部门气不盛，有点气馁，中庸之道，你是头颅不长角啊！”“你们是王道太多，霸道太少，程朱哲学，心平气和，像小媳妇，不敢斗争。”（意思是你们强调不够，没有去力争。）经过研究，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贾拓夫的意见，接受了轻工业部门的汇报，中央决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原来的8比1，提高到7比1。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施工的限额以上轻工业建设项目，由原来的65个，增加到99个。 在34个部门的汇报中，暴露出许多矛盾。毛泽东总结了这些问题，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十大关系”，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这“十大关系”对我国五六十年代的发展，在路线、方针和政策上，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在毛泽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有些问题是吸取了（或按有些中央领导同志的说法，是得益于）贾拓夫等人的意见。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我国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时期。国务院“四办”负责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的改造，贾拓夫1954年调任四办主任，直接参加了对这两项改造的领导工作。 贾拓夫认为，为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进行重大改造是必然的，完全必要的。但是，生产关系的这种重大变革，牵涉到社会生产力的配置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则应当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方针、政策，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有区别地、分期分批地进行。至于改造的步骤、方法和它们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也必须与当时当地的生产水平相适应。1955年到1956年，他先后四次到各地考察，调查研究，总结成功的经验，发现问题，指导工作。 他发现，对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一股很猛的浪头。许多人急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一些地方过早地把手工业合并，分散的点都集中起来，实行统一核算，共计盈亏。在上海，甚至开始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改变为地方国营。而组织起来合作化后，外部的体制和内部管理、供应和销售、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这三大问题未得到解决。生产不仅没有发展，产品数量、质量反而比自营时下降，品种减少，生产倒退。一些传统的生产取消了，北京“东来顺”涮羊肉也没有了。而且，由于条件不具备，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江苏群众反映有“五死”：生产时挤死、夏天晒死、冬天冻死、送饭苦死、上下班跑死。这些都不利于当时的生产和群众生活。 贾拓夫及时地向各地领导和手工业管理部门明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能搞形式主义的走过场，不是为合作化而合作化。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变革，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实现工业化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必须的，但也只能是逐步的。这么大的运动，领导一定要冷静，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任何急躁冒进都是错误的。”他要求地方当局按照以下原则认真复查一下，对的肯定，错的纠正。这几项原则是：（1）手工业制造性和服务性行业中，一部分可以合并，大部分不应该合并；（2）由于手工业的分散性和地方性色彩很浓，在供销业务上应以基层社自购自销为主；（3）小商小贩具有悠久传统的各自经营办法，应予长期保存。他特别指出：“服务性行业应该是流动的、分散的，这类社会需要的不应该集中。不适当地集中，会妨碍积极性，束缚生产力。用一种关系联系起来就行了，不必组织成大社。” 他不仅对所到之处进行具体指导，还把这些问题拿到全局上加以纠正。他领导的国务院“四办”曾就这类问题向中央作过认真汇报，反映了许多具体情况。中央关于改造的许多文件，有不少是“四办”提供材料或起草的，一些重要会议是“四办”组织的。毛泽东主席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就是根据他代表“四办”的汇报写成的。他还责成“四办”的同志根据他的具体意见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当时经济方面的主要报纸《大公报》上，以对全局进行引导。他们及时地提出：“要把发展与巩固结合起来，要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发展一批，分期分批，整顿巩固。”所有这些，对于当时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又稳定局势，防止偏差，起了重要作用。重视集体经济、甚至部分个体经营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这里还要提到一件有典型意义的事例。1955年，他到安徽芜湖考察，发现传统的铁画工艺品不见了，当地唯一的老艺人宋师傅遭到冷遇，面临失业的困境。他立即告诉当地的负责人：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些特种工艺品，都是民族的宝贵财富，不能让它们在我们手中失传，要扶植，还要发展。他具体建议要对老艺人热情关心，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给他们安排青年学徒，把传统的“特艺”都接过来，传下去。他还特地去看望了老宋师傅。后来，芜湖的铁画工艺不仅保存下来，有了发展，而且还成为出口创汇的传统工艺品。这件事引起贾拓夫对我国传统手工艺品的重视。他还与手工业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白如冰等专门组织召开了全国的特艺工作座谈会，请了大批老艺人参加，以推动我国特种工艺的发展。当然，我们不能说传统手工艺品的保持和发扬，都是贾拓夫的作用，但是，作为轻工业部长的他，也确实是有功劳的。 在对私营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贾拓夫用了很大精力，协助陈云研究和处理了从公私合营的经营管理到生产、流通方面的各种新问题，新动向。他曾明确地说：“公私合营的工作成绩很大，主要表现在所有制改变了，破了资本主义，立了社会主义，改变了企业的面貌，生产劳动管理有了进步；生产发展了，效率提高了30%；工人群众的觉悟和生活福利得到提高；私方人士大多得到了安排；干部取得了经验，等等。公私合营表现出了许多优越性。但是，也存在一系列问题。比如，管理的问题暴露得比较突出；产供销脱节，影响了发展；行业的改造与改组还非常复杂，任务很艰巨；群众工作做得不够好，党、工会、团的工作还相当薄弱；与私方人员共事的问题存在许多缺点。这些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抓好，否则，我们的改造工作是搞不好的。这就是说：从总的方面，我们对公私合营的工作成就不应该估计过高，否则不利于看到问题，解决问题。” 然而，这些问题绝不是坐在北京，开几个会，发几个文件就能解决的，而需要下很大的力量，从调查研究和利用广大干部、群众和私方人员的集思广益中，找出办法来。贾拓夫组织“四办”和有关部门，对此着实下了一番大工夫。具体的情节不必赘述，单从我们看到的当时“四办”一位青年女干部孙畹珠的40本工作笔记中，就能管中窥豹。她（他）们只有20来个人，短短时间中就调查了十几个省市、几百家大大小小的企业，涉及到几十种行业。大到几百人的厂子，小到三五个人的作坊。他们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极为细致，光调查提纲所列就有几十项。贾拓夫本人也4次去了十多个省市，不仅仅是听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汇报、收集问题、征询办法和意见，还要跑到连地方干部都很少去的小作坊，亲自与作坊主和工人交谈。就这样，他们掌握了大量可贵的第一手材料，有了深切的直接感受，也得到了丰富的知识。 在这扎扎实实的工夫的基础上，结合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周总理、陈云的指导下，他们逐步地提出了一套具体措施和办法，主要包括：分行业、分级纳入计划管理；充分发挥地方管理职能；工商挂钩，以销定产；条块结合，内外一致，上下协调；依靠群众加强民主管理，建立劳动者协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建立规章制度，特别是财政监督和财务管理制度，等等。他还专门与“四办”的同志专题研究了小厂的管理问题，提出了一套管理办法，并写了文章，发表在《大公报》上，进行全局性指导。此外，他们针对在加工订货时，很少考虑合营企业的情况，提出：安排生产时必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对公私合营企业，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针对较普遍地存在的排斥私方管理人员的倾向，提出一定要重视和搞好与私方的共事，要保证私方得到合法利润；针对只重合营而忽视合营后的产、供、销，提出在合营前和合营过程中，就预见充分准备生产安排，使得一经合营，生产就能顺利启动和发展，产品就能有销售渠道等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解决得相当顺利和成功。除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新生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以及大势所趋等主要因素外，在具体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和办法，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其中，贾拓夫和他领导的“四办”以及相关部门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从而保障和推动这些改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里还想提到一点，就是贾拓夫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上的特点。他在这一段工作中，曾向“四办”和地方的同志讲过：“具体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是必须把政治与业务很好地结合，那种认为政治工作是党委的和工会的事情，与业务工作者无关的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搞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本身也是政治。凡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的地方，业务工作也是搞不好的。”“我们要重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目前，唯心主义思想在各方面存在着广大的影响，现在的根本任务是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要与主观主义作斗争，处理公与私、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就有这种斗争。”“我们的工作必须注意防止一般化，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类处理。因为往往一般化了就会发生消极因素。”他还讲过：“我们是新生力量，新生力量从来是不可战胜的。过去的困难都被我们一一克服了。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懂得共产党人的乐观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困难，正视问题，克服普遍存在的骄傲自满现象，要承认它是潜伏的、滋长的、发展的，这容易使我们看不到存在的问题。” 大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我们看到贾拓夫的大量讲话和文章中，相当多的篇幅是讲述具体存在的缺点、错误和问题。总是强调不要把成绩估计得过高，总是要求把精力放在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上。表面看起来，他似乎总是不能把成绩“讲够”，他的眼睛里总有那么多的缺点和问题，但深想起来，做具体的领导工作，其责任不就是要去解决那些问题吗？成绩已经做出来了，它们已经反映到事业的前进中了。但是，若不重视、不解决那些存在的问题，不管它们是几个指头的问题，对以后的工作都会有实际的影响。可以说，这正是贾拓夫唯实精神的一种体现。 贾拓夫在主管我国轻工业期间，对于轻工业的发展及速度，协调轻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和比例，轻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行业改组和技术政策，地区布局，原材料供应和销售市场，基本建设，资金积累以及改进轻工业企业的管理，挖掘生产潜力，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品种、反对浪费、增产节约等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做过大量艰辛的工作。我国的轻工业生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得到很大发展，建立了相应的基础，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60%以上的增长，是与贾拓夫“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轻工业也必须积极地相应发展”这一指导思想和孜孜不倦地多谋善断、呕心沥血所分不开的。 在初步理顺轻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关系的基础上，贾拓夫十分强调发展我国轻工业必须积极依靠地方，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明确提出：“轻工业生产的技术政策是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工农业结合，城乡结合；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工业与非工业，手工业与机制工业全面安排，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地方。”“地方工业如不依靠地方就活不了。”“我们一定要了解地方的状况，尽可能地帮助。轻工业各口应多召开专业会议，加强技术指导。还应当在技术供应、干部培养和经营管理方面，积极支持和协助地方工业的发展。在工业基础薄弱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如果能力不足时，可由中央协助。”实践已经证明，这一指导思想的贯彻，对我国轻工业的发展和打好基础是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的。 贾拓夫特别注意轻工业生产基础条件之一的原材料生产情况。他认为，轻工业的原材料，尽管绝大部分并不由轻工系统生产，但它们是轻工业生产的第一道工序，不了解和掌握它们的情况，轻工业生产就会成为无米之炊，出现计划指标的盲目性。在向毛主席和国务院汇报轻工业工作以及轻工部的生产会议报告中，他都把原材料问题作为第一位的问题提出来。对于现有材料的合理利用、综合利用，代用原料和新材料的开发研究，供应工作的合理安排，与商业部门的大力协作，适当而必要的储备，甚至下脚料的应用，副产品的开发，废料回收等，都提出了具体措施。如：每年的棉花生产收购情况，他都要亲自掌握，并告诫纺织部门不要离开原材料来单纯提高生产指标。他去外地考察，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考察轻工原料的生产情况。1955年到河南，还专门到烤烟生产地的许昌地区，下乡到田间，与干部群众一起具体研究如何增加烟叶的生产；农民提出可以变每年一茬为每年两茬，他很重视，专门指定有关同志协助研究落实。在浙江，当听到棉杆皮可利用做纤维原料时，他立即组织人员研究，帮助落实，在“四办”还专门作为一件重要工作摆上议事日程。他的这些想法、做法，对轻工业生产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稳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与某些工业部门，只站在自己部门的角度提出高指标，而不顾及其他相关环节的配套能力，互相要条件，轰抬计划指标，实际上妨碍综合平衡的做法，是有很大不同的。之所以提到这点，是因为1958年以后，各种高指标就是在这种轰抬的气氛下提出来的，而贾拓夫是不同意这样做的。 轻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是贾拓夫特别关注的又一个重点。他在“四办”和轻工口各部的各种会议上一再强调：“轻工业产品是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的，就是说是直接关系到为人民服务的，因此，轻工产品的质量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当前组织生产和规划长远目标上，都要加强质量工作。”他又提出：原材料是基础条件，在原材料紧张的状况下，更要求我们用现有的材料，生产出更多合格产品。质量不好，就等于浪费了原材料，反过来限制了生产发展。在党中央号召全国各条战线掀起增产节约运动时，贾拓夫即要求把质量问题与增产节约运动联系起来，作为轻工部门增产节约的主要任务和措施。陈云曾建议成立质量检查局，专门抓这一关键性问题。贾拓夫即向轻工口各部进行布置，并在“四办”作出一条安排：每月研究一次质量，还为此多次召开专门的会议。他还具体要求从原材料质量（包括分等级掌握使用），改善供销关系，厉行节约，改进技术管理工作，努力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奖励先进、批评落后等若干方面，切实抓好提高质量的工作。 为了加强我国轻工业的后劲，贾拓夫还十分重视轻工业系统科技人才的培养。建国初期，我国没有一所轻工业的高等院校。他认为，没有足够的科技人才，我国轻工业是腾飞不起来的。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全国各地陆续创办了一批轻工业高等院校、大专和大批轻工业中等专业学校，为我国轻工业的发展，造就了成千上万名高级和中级科技骨干。 新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极大地焕发了人民群众建设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顺利执行，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1956年，为了进一步加强业已发展了的国民经济的管理，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分管轻工口的“四办”与分管重工口的“三办”等机构合并，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贾拓夫担任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协助薄一波主任制定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和处理经济生产的日常工作。 这一年，我国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太长，工人增加过多，工资增长过猛，造成投资的增长远远超过了重工业的增长，工资的增长大大超过了轻工业的增长，而重工业的增长又远远超过了轻工业的增长。出现了原材料供应全面不足，生活资料供不应求，市场紧张，财政发生赤字。如不适当调整，以后的经济发展将出现严重困难。为了深入了解和掌握这一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贾拓夫曾到许多省份进行紧张的考察、研究。他在考察中，从实际出发，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家的经济实力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就必然会出现资金和设备的短缺，从而影响财政收支的平衡和必要的物资储备。他生动地说：“基本建设上马容易下马难，国家储备出库容易进库难，职工招来容易退回难，工资增加容易减少难，生产指标说上容易下来难。”他提醒各地领导同志和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注意这种局面，要认识并积极调整。他认为：经济的发展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编制计划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注意综合平衡；计划要留有余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留有余地才有可能弥补计划不周的缺陷，适应国民经济中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样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和主动权，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持续协调发展。相反，如果计划留有缺口，只讲需要，不讲可能，明知没有那么多物力财力，硬要上马，这绝不是什么积极平衡，而是破坏综合平衡，是违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带着这些问题和想法，他回京后即在薄一波领导下，具体主持编制1957年度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在讨论工业发展速度时，有主张7%的，有主张6%的。贾拓夫根据1956年出现的诸多紧张，主张调整一下，认为最好不要超过5%；在讨论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有主张150亿元的，有主张126亿元的，贾拓夫主张搞到100亿到110亿元之间即可。几个方案向总理周恩来和中共财经领导小组组长陈云汇报后，经认真研究，最后采纳了贾拓夫的两个低指标的方案，即：1951年工业发展速度定为4%，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定为110亿元。事实证明，1957年由于克服了1956年经济建设中的某些缺点，对生产和基本建设规模作了适当调整，计划大大超额完成，使各部门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经济发展比较稳定，物资基础厚了一点，市场开始繁荣，财政也由赤字转为结余，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成绩最好的年份之一，从而为以后的大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1958年出现大跃进，与此基础是有直接关系的。 1957年的成绩实际上是在对1956年的经济关系紧张进行了调整的条件下取得的。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中提出了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盲目冒进的指导思想，并且和陈云一起控制了发展节奏，推动了调整工作，促成了计划的超额完成。刘少奇副主席也同意在《人民日报》发表反冒进的社论。于是，开始引发了经济建设上不同指导思想的争论和斗争。而这一争论，对1958年大跃进、1959年庐山的会议及其后开展的反右倾运动，都有着直接影响。 贾拓夫是同意反冒进的。从他对1957年经济发展速度和基本建设规模的安排意见中，从他所说的几个容易、几个难的看法中，都有具体体现。毛泽东对贾拓夫的思想观点是知道的。一次，他听了经委的汇报，对薄一波讲：“这个东西不会出自你一波的手吧？这个点子不是你的，那是谁啊？是不是后面摇羽毛扇的贾拓夫啊！”这显然是批评性的话。今天看来，份量已是很重的了。但后来传到贾拓夫耳朵里，他还挺高兴。有人说他保守，他却诙谐地说：“如果说这是保守，我愿意当一个愉快的保守主义者，宁可保守一点，不要冒过了头。” 1958年元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反冒进，并直接点了周恩来的名字，贾拓夫也进了那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的行列中。以后，又有传闻：毛主席曾非正式地说过：经济工作领导层中，李富春是左派，薄一波是中间派，贾拓夫是右派。 有人说贾拓夫书呆子气，头脑简单了一些，他早晚要出问题。其实，他也不是一点不知这里面的轻重深浅，他已经被认为是经济领导层中的“右派”。但是，他认为，办事情总要尊重客观规律，要讲实事求是，经济工作有它自在的规律，与政治问题既有直接关系，又不完全是一回事。要真正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任，这本身就是政治。他虽做领导工作，但他从来重视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对现实存在的问题，了解掌握得多，他无法跳出这些实际情况，去思考处理经济政策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全局性问题，不慎重处理，不想得稍微远一些，就会违背规律而遭到被动。比如1956年基建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物资全局性紧张，已经吃掉了1957年的指标。在国家积累尚不丰厚，基础还薄弱的情况下，没有多少家底可吃。如果不及时调整，即使1957年可以撑过去，以后终会捉襟见肘，那时就会全面被动。正因为这样，他还是觉得心里坦然，即使有风险，也还是敢于提出意见，仍然敢讲心里话。 1958年初，贾拓夫被调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批判了反冒进之后，提出发展地方工业的问题。会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5—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这当然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必行的一步。建国后，没收官僚资本并加以改造形成的国营经济，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企业，构成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本骨干力量。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地方工业，则对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工业化，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无论怎样评论这个时期，共和国建立后的不长时间，我国终于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发展和形成的在世界上也举足轻重的庞大经济力量，事实上都是在这些基础上建立的。 贾拓夫对于建立和发展地方工业，不仅是参与其事，而且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又回到计委工作之前，尤其是在轻工业战线耕耘时期，他已对地方工业的发展做过大量工作。重返计委的岗位，对此就更有责任了。上任不久，他就主持召开了地方工业发展座谈会。结合南宁会议的要求，集中各方面的意见，结合他本人过去工作的体会，提出：“我相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地方工业将有一个较快较大的发展，遍地开花。但需要有个统盘的计划，发展哪些，不发展哪些，否则要搞乱的。”他把发展地方工业归纳出一套想法，编成四个字一句的“四字言”，基本的思想就是“四个面向，统筹兼顾”。 为了推动地方工业，并使之健康发展，他又开始了紧张的调查研究。 1958年3月，他刚到计委不久，就去了陕西，目的就是为了考察研究发展地方工业的问题。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去“拜佛取经”，此行为期10天，一路马不停蹄。先后走访10个县、市，考察了30余个单位，召开汇报会、座谈会不下20多次，还与各地领导个别交谈，不少交谈和座谈是在吃饭或赶路时进行的。真是活动紧张，精力充沛，也可谓体现了大跃进的劲头。如何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发展地方工业？怎样才能让陕西这块老革命根据地尽快改变面貌？则是他一路上思考和议论最多的问题。 经过紧张的调查思考，贾拓夫向省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谈了他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一些意见。 他认为，各地对搞地方工业，都开始有了积极性，但还缺乏具体措施。有些地方还不敢搞，有9怕：怕麻烦、怕不会办、怕没原料、怕资源不清、怕没销路、怕搞乱、怕赔钱、怕不好管理、怕没技术。他提出：首先要抓思想认识，因为总的情况是跟不上形势发展，这里面有贯彻建设总路线的问题。过去抓农业多，抓工业少，现在要两手抓，一手抓农，一手抓工；过去偏向于搞大的，看不上小的，现在更多的是要办中小的，要看得起小的，大中小并举；过去不喜欢旧的，喜欢搞新的，现在一方面要新建必要的企业，同时要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包括手工业；过去往往伸手向上要投资，现在要更多依靠自己解决，自筹为主，上面支援为辅；过去业务部门往往容易就事论事，多了，冒了；少了，保守。考虑消极平衡，死的平衡，对可变的因素，对人的能动性认识不足，有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因此，对干部不断进行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十分要紧。他的基本意思，还是既要积极进取，又要稳妥实际。 在发展地方工业方针上，他提出要贯彻“四个服务”，也就是“四个面向”：一为农业服务。实质上，就是要搞支援农业的重工业，原材料、机械、化肥、电力等。水利是农业的关键，搞水利就需要大量水泥、排灌设备和电力配套等等。搞了机械化，又能节省大量农业劳动力。农业上去了，工业产品就有可靠的材料和市场。二为生活需要服务。工业支援了农业，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加工工业才能提供更多消费资料，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三为大工业服务。地方工业不可能都搞大工业，也不可能大而全。看重为大工业服务的项目，是好的出路，力所能及，也是工业配套所需要的，比如搞小采矿、搞建材、搞翻砂、搞零部件……。四为出口服务。尤其是山货、土特产，易于立竿见影。 他还就重工业项目、轻工业项目，乡办、社办、县办、省办工业具体搞些什么？要多层次组织力量摸清资源，要根据资源和基础，分级搞好地方工业规划，要抓典型（但不要“喂小灶”），地区协作，资金筹措，劳动力，产品销售、交换，审批程度，尊重专家作用，加强地方领导等许多问题，讲述了自己的建议。 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和落后的中国发展工业，缺乏技术力量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地方尤其如此。为此，贾拓夫提出，先要有信心，再要千方百计。比如可以从以下渠道和办法来解决：（1）培训，实践中培养；（2）办技校；（3）“留学”，即参观、考察、“取经”；（4）以老带新；（5）以大帮小；（6）大中学校老师，可厂校固定联系，可以承包工厂的技术课题；（7）从大中学生、回乡学生、下放干部和复员军人中选拔培养；（8）利用民间匠人、土工程师；（9）退休老工人、老技术人员归队；（10）办小报，交流技术和讯息，介绍资料；（11）总结经验，典型示范，注意推广；（12）中央各部门支援；（13）当地商业部门技术员的合作。 以上一系列的问题，是他从实践和调查研究中深入思考的产物。由此可以看出，贾拓夫的确是很下了一番工夫，这个工夫是有成效的。他在发展地方工业上的基本思路，对地方发展工业很有启发，起码在他所到之处产生了好的效果，在尔后的工作中，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里面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仍然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敢干，又要实际，既要促进地方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值的尽快上去，又要从整体上统筹兼顾，合理结构。当然，这些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不是他拍脑瓜子自己产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问题一提出他就思想火花迸发或有先见之明，而是他长期从事经济工作，长期调查研究，长期实践，从群众中，从实际中，从党的路线、方针中逐步形成的。在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最初10年里，贾拓夫已经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特点。说他是保守派也好，稳健派也好，促退派也好，务实派也好，作为一个经济战线的领导干部，他毕竟有了他自己的一套思想、作风、倾向和风格。南宁会议后，全国大跃进的态势已经形成，毛泽东主席对反冒进的尖锐批评犹在耳际，而他仍然在按自己的独立见解行事。在经济发展的两种不同思想和指导方针逐渐明显地碰撞和摩擦中，他已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倾向。 他的这种风格，自然是出于他高度的责任心，他从来都把工作当作自己的全部生活；也与他肯于调查研究，注意实际分不开。据他的几个秘书讲，贾拓夫始终把调查研究当作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领导部门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也看作是一种乐趣。1954—1956年，他曾先后到过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江苏、四川、云南、广西、上海等省市进行考察，做调查研究工作。1957年，他随陈云赴东北考察苏联援建的156项各大项目，足迹到了大连、沈阳、丹东、吉林、长春、齐齐哈尔等城市。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他平均每年有100天左右在外地调查。每到一处，日程都安排得相当紧张，要与当地领导和主管干部交谈，要召开若干座谈会直接听取基层的意见，还要去企业、车间、农村实地去看，问许多具体问题，非常细致。比如一项工程，概算多少？用多少人力、物力？具体流程如何安排？实际进展与计划设计情况怎样？预计进度和实现效果如何？在工厂，他往往要了解从进料、每一道工序、零部件，到产品以至产品销售渠道、质量和使用部门的反映、职工生活情况等一系列问题。他常常带两个本子，一个随时记录调查情况，一个把调查中想到的问题做些简单札记，以便回来后整理加工，或带着问题去学习。人们说他非常熟悉情况，心里有数，是经济工作战线很有经验，很有能力的干部。其实，他的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经济工作从不熟悉到比较熟悉，正是他肯于下工夫向实践学习，向内行学习，向群众学习的结果。 他一方面勤于调查研究，另一方面肯于动脑筋钻研问题，往往能够由此及彼、瞻前顾后地思考问题，因而看问题比较深入，常能提出一些新鲜看法。这也是他具有独到见解的原因之一。比如，据国家统计局的前领导人讲，贾拓夫实际上是第一个讲人口问题的领导干部。1955—1956年期间，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人多是有好的因素，但是人口增长太快，就应当控制。人总要吃饭、穿衣、住房子，人口与经济水平是有联系的，恐怕也有一个统筹兼顾的问题。”他这样提，可能主要是从观察事物的辩证方法出发，认为要看到事物的两面性，既看其正面，也要看到另一面，既看到当前，也要预计到长远，这是他一贯的看问题的方法。而当时提出人口问题，还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严肃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只是看作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一个内容来议论。后来，毛泽东正式批判了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观点，并与马尔萨斯人口论联系到一起，而人们当时也并没有认识到人口问题将会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所以，谁也没有再认真对待它。但是，当人们后来明白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把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当作基本国策来推行时，已是亡羊补牢。就这件事情责怪任何人，现在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然而，在当初，如果有更多的人像贾拓夫那样来看待问题、议论问题，特别是如果辩证法大师毛泽东主席也能从事物的两面性来对待马寅初先生的意见，而且早一些把人口问题真正摆到议事日程上去，情况可能会大不一样。我们不是想谈论人口问题，也不想议论就此问题的功过是非，而只是想用这样一个事例，来介绍贾拓夫其人其思想的特点。也就是说，贾拓夫不仅非常务实，而且肯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这对于领导者，特别是经济工作的领导者，是极为重要的。贾拓夫能在经济工作中提出许多独到的、有价值的意见，作出许多有益的重要贡献，是与他具有这样的思想作风分不开的。 当然，站在更高层次和更大全局上，或者就20世纪50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些观点和倾向？贾拓夫在经济工作中一系列的基本观点和做法，是否也有某些片面性？我们很难在此作出贴切的评断，这也不是我们所能明确的。我们不想，也无力在大的“是非”问题上作什么总结，只想尽量客观地反映他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反映他的主要思想和为人做事的基本特点。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贾拓夫是非常务实的，是注重实际和力求实事求是的。不管当时或以后有什么争论、争议，至少务实的思想作风，总还是应当提倡的。在国民经济一些大的方针、政策上，有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做法，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借用过去路线斗争的话，有“左”的观点，有“右”的观点，有“激进”的观点，也有“保守”的观点，这毕竟是客观存在。通过对它的比较、鉴别，得出更加符合实际需要的结论，对事业的发展会有大的好处，这本身也是事物发展的一种规律。 所幸的是，那一个时期，党内的政治生活还是比较健康正常的，对贾拓夫的认识和对待，也比较客观。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对他比较器重，对他的工作也是给予肯定的。毛泽东亲自提名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直被委派予重要的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他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参与中央对有关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发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文件，也发他一份。可以认为，他曾经是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位经济工作领导人。 正文 ○九、实事求是 反对浮夸指标 一百多年来，古老的中华民族饱尝帝国主义列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榨、剥削和蹂躏，真是穷够了，苦够了，也受够了。当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翻起身来，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并且顺利地建设自己的家园时，巨大的能量释放了出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仅短短的8年，就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创造出令全世界瞠目的伟大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3.5%，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1949年还只能生产19万吨钢，1957年就达到年产535万吨，8年增加了28倍！这一年粮食生产达到19505万吨，硬是养活了饥饿惯了的6亿之众。这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从未有过的奇迹，出现在东方这个人口最多，也几乎是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怎么能不叫这个民族感到自豪，感到振奋，感到激动不已！ 不仅如此，在落后的农业大国，已经开始显现工业文明的希望之光。回首往事，那刚刚结束但还伤痕犹存的百年耻辱，更激发着中华民族图强争胜的热烈追求。从新旧社会反差强烈的对比之中，人们信服地承认：共产党、毛主席是大救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要照领袖的指示办，新中国马上就会跳跃到繁荣盛世。被已创造出的辉煌成就和已刺激出的更高理想追求而激动了的人民，更加憋足了劲，一心要马上再创更加宏伟和瑰丽的成就。 而中国共产党，这个从小到大、以弱胜强、从赤手空拳到打败所有敌人、夺取了政权的党，这个令没有领导过经济建设而成功地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党，也为自己的成功而激动。紧接着，自然是再接再厉，再创人类更大奇迹的决心。 于是，摩拳擦掌的跃跃欲试变成了改天换地的巨大干劲，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跃进浪潮，很快便席卷中国大地。 1958年初，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下，贾拓夫调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协助李富春副总理主持计委日常工作起，到1959年9月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被置于大跃进时期最敏感的位置上，经受了一场特殊的斗争和考验。可以说，这是贾拓夫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时期。他究竟是怎样度过的？是不是一个失败者？事实和时间会作出回答。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目标：中国要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方面用15年时间赶上英国。同年同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四十条即指《农业发展纲要》），首次提出了“跃进”的口号。 1958年元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激烈地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不得了！” “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拋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1956年6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毛泽东主席把反冒进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不仅认为反冒进泄了6亿人民的气，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并且把反冒进与右派进攻联系起来，甚至提到反对他本人的问题。会上，周恩来、陈云等人受到严厉指责，刘少奇因指示中宣部起草了那篇社论，也遭到批评。贾拓夫自然也在受批评的行列。 会上要求各地苦战3年，使大部分面貌基本改观，在5—8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20年要完成的目标（这个纲要刚刚通过不久，正在掀起讨论和贯彻的高潮）；用5—10年使各省、自治区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实现国家工业化）。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跃进号角正式吹响了。 如今年纪在50岁以上的人，都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怎样轰轰烈烈的年代！又出现过怎样的狂热和扭曲。全国上下，东西南北，各行各业，在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带领下，在社会上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和党内批判反冒进的鞭策下，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农村合作化不久，更高一层生产关系的变革——人民公社化运动又迅即铺天盖地涌向全国。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中国似乎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形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鼓动起的热浪，把大部分领导和群众的头脑也燎得热涨起来。人们似乎认为，只要鼓劲再鼓劲，赶上英国已不在话下，一穷二白的帽子一下子就会被扔到太平洋里去。就是理想中的那种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资极大丰富，消灭了三大差别（指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能够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在这一代人手上实现。“五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甚至“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标语口号，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道处处可见。一些老共产党人也极度兴奋地以为，他们能够活着见到共产主义的到来……。 在这种热涨的空气下，什么经济基础，什么科学分析，什么客观规律，都统统不在话下。“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提出了；小麦亩产两千斤、7千斤、13万斤，一直到水稻亩产30万斤、番薯亩产100万斤的“卫星”很快放出来了；一个山梨20多斤，一根大葱3斤6两，一粒蚕豆7两多，一头母猪共下了200多只猪仔，一只鸡两个钟头就下8个大鸡蛋……“奇迹”一批批地涌现。人们已经在担心：粮食这么多，吃不了怎么办？ 问题不在于群众的狂热，人们要求迅速改变落后的愿望是真诚的，他们为之而拼命苦干是出自内心的，问题在于指导他们的方针和政策。在大跃进时期，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出了错误，违背了客观规律，搞起主观主义的高指标，随之又刮起了一股瞎指挥风、浮夸风和“共产”风。 本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确已创造了奇迹般的伟业。1957年，在经过调整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已比较协调，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实现了钢产量535万吨，粮食产量达3700亿斤以上。这充分证明中国有可能比其他国家，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也应该发展得更快一些，同时也为今后更快一些地发展打下了基础。问题在于，新中国的航船，毕竟是行驶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经济条件下，什么叫更快？快的基础是什么？怎样发展才能更快？快的规律是什么？快到什么程度才是可能、可靠和稳妥的？很可惜，这些问题没有被最高决策人所重视。 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刺激下，毛泽东主席又站到第一线，把工业生产大跃进推向新高潮。原来，国家经委向国务院的建议中把1958年钢产量指标定为624万吨，生铁定为732万吨，钢材定为482万吨，分别比1957年增长19.2%、24.9%和13.1%。即使按当时的标准，这也已经是大跃进了。但毛泽东为各地各行业群众的冲天干劲和对党、对领袖的狂热拥护所感动，想到农业可以创造奇迹，为什么工业不能大搞群众运动，也创造出奇迹来？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人们都认为大好形势来了。毛主席问当时的冶金部负责人：“形势要发展，钢能搞多少？翻一番怎么样？”回答：“行，可以考虑。”毛主席考虑到推动工业的大跃进，考虑到钢铁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标志，原来的计划不行，在会议上把钢铁生产作为全党第一位的大事提到大家面前。他说：“……钢由1957年的530万吨翻一番，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北戴河会议上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并且召开各省书记会议，下达任务，公开宣布。就当时实有的开采、冶炼、运输等基础能力而言，这个指标实际上是达不到的。但是，毛泽东下了那么大决心，又进行了发动，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注意力和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全党动手，大办钢铁。在那种气氛下，不同的声音是很难说出的。况且，谁也没有经验，奇迹或许会发生？反“反冒进”给人的印象如此深刻，谁又愿意去当右派呢？ 北戴河会议后，“钢铁元帅”正式升帐。全国一下子动员起几千万人，日夜苦战，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炼铁）、群（群众大炼钢铁）。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也进入了最高峰。 这个时期的贾拓夫却始终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他没有人云亦云，没有随波逐流，没有简单地盲目相信或反对。他需要实际地调查，需要清醒地思考，需要搞清楚并回答什么行？为什么行？什么不行？又为什么不行？这一年多，他仍在紧张的工作中做了许多调查，想了很多问题。从1958年3月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的500多天时间里，他只有16天因病住院休息了两次，300多天忙于计委的日常工作，先后主持和参加了120多次计委的党组会、汇报会、中央财经小组会，协助李富春组织召开了两次全国的计划工作会议。此外，用了180多天外出考察和调查研究，以及参加中央在北戴河、北京、上海、庐山的会议和两次赴兰州参加西北协作区委员会的会议。先后到过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湖北、河北、天津、上海等地，行程不下万里。 随着工农业跃进声势日高，计划工作面临的矛盾和暴露出的问题也越多。他到各地看到的实际情况越多，心中的疑虑也渐浓。他是认真的。他感到群众的热情真是可贵，人的积极因素一旦调动起来，将产生多么大的物质力量！应当看到并保护这种积极性。他在甘肃洮南看到群众大干水利，挑灯夜战，引水上山的冲天干劲，深受感动，还即兴赋诗赞颂。但他又不能对一些反常现象漠然无视。 看到西安郊区深翻土地创高产，把地挖了一丈多深，他怀疑将生土翻到地面，是否能长庄稼？认为这是劳民伤财。 看到有的地方把十几亩稻子移植在一亩“试验田”上，用通风机通风，用探照灯照明，说是创高产放“卫星”。他讲，这种搞法肯定不行，近乎于胡闹。 看到有的地方土法炼钢，炼出的东西似铁非铁、似钢非钢，根本不能用。他说：“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看到有的地方乱开小矿，无法管理，他感到这样破坏国家资源，得不偿失，需要节制。 看到士法炼焦，投入的煤炭多，炼出的焦炭少，而且质量低，用它炼铁温度上不去，耗费又大。他认为这是一种浪费。 看到有的矿区工人反映没有肥皂洗澡，人们“下得了坑，上不了炕”。他认为应当重视，说：“这样下去，工人的干劲难以维持，生产最终还是上不去。” 看到《人民日报》刊登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他心里很不舒服，说：“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怎么能这样搞宣传？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可以的，但总不能太脱离实际，更不能以此指导行动。否则，不是助长下边浮夸更浮夸吗？” …… 接触到的具体问题越多，他的心情越矛盾，越沉重。看到大跃进激发出群众的高度热情和冲天干劲，真有排山倒海之势，是极其可贵的一种社会推动力。他不能不由衷地承认，这是历史上任何时刻、任何制度下都不曾有过的。它的确能创造出奇迹，第一个五年中不是已创造出许多了吗？当前这种气势、场面，不也是前无古人的吗？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怎么个搞法？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在计划工作的实践中怎样去体现？并没有因此就解决了。群众的积极性是起来了，但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是不是仍有个正确引导的问题呢？当然，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对“反冒进”嘻笑怒骂式的批判犹在耳际，自己也被列在“右派”或“离右派只有五十步”的行列里，不能不警觉，不能不自省。况且，都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大经济，更没有搞过群众运动式的大跃进，短时间里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但是，实际生活中冒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又都实实在在，都应当解决，否则，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呢？ 这一个时期，贾拓夫十分注意思考，力图去解决思想认识和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他没有简单地、公开地谈论具体问题，没有就事论事地谈业务技术，而是想通过努力，正确地解答这些问题，使自己对客观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有一个更加正确的认识，同时也能对经济计划工作有一个适当的指导，从而避免实际存在的问题逐渐扩大。实际上，早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结束不久，也就是毛主席批评反冒进，指出有些人“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后不久，贾拓夫就开始考虑关于“多快好省”的问题。有一天他刚上班就直接到秘书赵家梁的办公室，说：“你考虑考虑，帮我写篇关于多快好省的文章，准备在报上发表。这个问题我想过，有些观点，你看是否站得住。”他讲道：1953年他参与起草的计委一个关于基本建设的发言稿时，提到“又好、又快、又省”。当时刚从河南省委书记岗位调来计委不久的张玺加了个“又安全”。1955年，毛主席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补充了个“要省”。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才正式提出“多、快、好、省”这个顺序。他指出：“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上，许多同志一再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很好，多快好省本来是一个整体，一定要全面，不要拦腰砍，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多快应建立在好省的基础上，没有好省的多快是虚假的。四个字究竟是快还是好为中心，可能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单位，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侧重。但是这几年的实践经验来看，恐怕应该以好为中心，不要以快为中心。当然，只讲好省，不讲多快，也是不对的。好省不能代替多快，没有一定的数量，也没有一定的质量。”赵家梁诚恳地说：“我看你的观点站得住，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文章不好写，写了也不好发表，弄不好要出大问题，会给人们以跟毛主席唱对台戏的印象。”贾拓夫说：“不急，考虑考虑，稍有空暇，再细细斟酌如何写。”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后又在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贾拓夫是赞成的，他说：这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但是他也担心即将面临的经济形势会出现片面强调多快，而忽视好省的局面，这对工作、对建设事业是非常有害的。强烈的责任感和党性，驱使他不怕冒政治上的风险，想大声疾呼一番。他再次建议起草一篇文章来全面论述多快好省之间的辩证关系，赵家梁还是劝阻他不写为好，然而贾拓夫并未放弃自己的想法。从他在成都会议后计委党组整风务虚会上的几次发言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当时的思想状况。 他谈到：“成都会议提出的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这点过去是盲目的，不自觉的。集中起来，一是速度问题，二是群众问题。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要快，就有群众问题，这一点过去是不明确的。” “我思想上对农业问题注意了。农业上不去，对工业，尤其对轻工业有影响，对市场安排、财政、外汇等都有影响，它们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但对农业速度能上去多快，不曾全面摸清。我是从第一个五年的实际情况来估算第二个五年的农业，总觉得第二个五年头两年不易上去很多，整个速度快不了，没有认识到农业能来个大跃进，还是估计不足。” “中央与地方。我过去的想法是重工业大部分中央搞，轻工业大部分地方搞。对下放企业也是先放小的，后放大的，走着看。而对中央与地方分工是高速度发展不可分割的一条，本质上认识不清。主要是觉得重工业技术高，资金多，难搞，需要适当集中力量，有点神秘化。” “大中小的问题。我认为重工业还是搞大一点好，小的怕不行，技术、质量、成本都会有问题。轻工业多数搞中小的，但也不是从速度方面，而是从原料供应、产品销售方面接触的。最近期间，我才感觉到中小是个路线问题，速度问题。” “建设与生活。劳动工资，我在中财委管过一段，觉得问题并不简单，我怀疑搞得多了有问题。劳动工资总觉得要搞上去容易，要搞下来困难。建设幅度大，生产增长快，人多了，生活问题也多。” “我感到人口问题是个大问题，影响到方方面面。要控制人口，对节育有兴趣，也只是看到问题的一面。” “对生产潜力估计不足，过去主要是考虑设备技术方面，但对人的因素方面估计很不够。” “基本建设。1956年战线较长，搞得很紧张。后来从财政、物资、外汇诸方面的平衡，市场商品与购买力的平衡算了一下，觉得有问题，需要休整（调整）。1957年削了一下，虽然必要，也是像有的同志讲的，‘削得血淋淋的’。我当时对个别同志说过：是有些‘倒行逆施’。从那时我就扭转了思想，认为稳当一点，四平八稳，能避免血肉模糊、倒行逆施，只是站在有进无退的基础上。这一点看得多了，对形势估计不足。” “1957年计划编制时，我的中心思想就是想法搞平衡。各部提出的指标，我没那个魄力，和各部关系也搞得紧张。” “我作风上有事务主义，思想方法上有经验主义。天天忙，忙些枝枝节节，忙着多呀少呀的问题，没有考虑思想、理论问题，更没有考虑政治路线问题。觉得地方和各部提出的指标，都有它的局限性，计委机关就是搞综合平衡的，平衡了才真的知道是多或是少，所以也心安理得地天天忙于多呀少呀的平衡上面。” “十大关系，每个关系处理都关系到速度问题。过去我对于这些关系里面的积极因素看得不够，消极因素看得多了，脑子里装了一些矛盾，有一些考虑，但是枝节的、零碎的。……现在看到抓了政治，抓了群众路线，就是提纲挈领，把枝枝节节都解决了。我看我的本质问题是对速度的看法，根子是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 看得出来，贾拓夫是在尽量地按照总路线精神，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认识。但是，他摆脱不了对那些实际矛盾引起的思考。比如，在同样的整风务虚会上，他还谈到： “保证重点本身并不错，不保证，没有纲也不行。但是太过分，太突出了也会有问题。” “1953年开始搞计划时，强调学习苏联的、反对英美的，这是对的。但是，英美的也并不全是错的，也有一部分是对的（按：当时能这样提问题，是够大胆的）。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来工农业并举，大中小并举，中央和地方并举等都与苏联不同，但苏联也有好的东西。……十大关系本质上反对教条主义的。” “过去计划编制自上而下，有神秘化。现在计划工作走群众路线，也需要综合平衡。” “对一个问题来说，没认识之前，怀疑是必要的，怀疑就是思考，就是想一想。” “有争论是好的，这种气氛好。争论要展开，就事论事，技术性的，有时也是政治性的。政治观点与业务观点要结合起来看。” “教条主义首先还不在于表格、指标的多或少，首先是在于对国情合不合适，不切实际就不对；切合实际的，即使照搬照抄，也是对的。” “一切问题决定于我们下去，在实践中解决怎么搞法。” 贾拓夫在计委党组扩大会上还提出：“在当前这样一个情况下，计划工作怎么办？总路线如何体现在我们的计划工作上？可不可以搞一个计划工作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是否应该包括以下12点内容： “1．必须以党的总路线为依据； “2．以工农业生产和建设为主要内容，而同时又照顾到国民经济各方面的配合； “3．政治经济技术密切结合并以政治挂帅； “4．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 “5．积极的互相促进的平衡； “6．长期和短期相结合； “7．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双轨制； “8．既鼓足干劲，又留有余地的两本账； “9．分级管理，逐级平衡； “10．抓两头，带中间，平均先进定额； “11．检查计划，一年抓四次； “12.必须依靠党委的直接领导。” 从以上这些问题和意见中，可以明显地感到，贾拓夫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竭力想在总路线的精神下，从国民经济的全局考虑，求得相对的协调和平衡，希望在热气空前高涨的氛围中，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避免可能出现的片面性；在尊重群众和群众运动的同时，也尊重和探求规律性的因素；在打破常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同时，也寻求计划工作的一定规范，以使有所遵循。一方面要跟上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企望不出现难以把握的倾向。他是在从事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综合平衡的同时，在思想观点和具体方法上也设法寻求平衡。当今，凡经历过1958年大跃进的人，很容易理解贾拓夫那时的良苦用心。 大跃进的热潮势不可挡，越鼓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头脑越来越热，政治气氛越来越浓，人们争当“促进派”，都怕戴“保守派”、“促退派”的帽子。于是指标越报越高，浮夸越来越重，情绪也越来越激昂。站在掌握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国家计委，要求得协调和综合平衡，尽力保证这部庞大的经济机器既高速度运转，又不崩溃，就像超速行驶的列车要让它不出轨，也像遇到狂风暴雨的航船还要继续破浪鼓帆一样，真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作为主持计委常务工作的贾拓夫，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激流险滩之中，位于矛盾的交叉点上。他是领导者，又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他要看清方向，跟得上潮流，又不能不面对和处理实际问题。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的碰撞，日子真是难过得很。参加革命工作30多年来，似乎从未碰到过如此复杂的局面，而现在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处在接触全局、其工作更影响全面的地位，无论如何也要尽心竭力，力图适应和把握。而这种适应和把握，并不是随波逐流。反正事物总有不同的方面，认识总会有对立面，实际的问题总要解决。 于是，他还是尽量保持冷静，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在研究计划工作时，不断地、一再地提到： “国家计划委员会心要热，脑子要冷。” “经济形势是大跃进。而现在是数字跃进，措施没有跟上。十七个部的政治气氛够了，但具体措施还不够，计委要协同各部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措施上。” “这个期间，要把消极、困难方面考虑一下。” “资源、技术力量、资金、设备、物资都比较紧张，要深入地摸，认真研究。” “搞1959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要分期成和必成两本账，取其低，争取提前超额完成，这样主动。” “工农业指标初步定下来后，要围绕这些数字进行重大问题的研究：重大项目有什么薄弱环节，工业地区的分布问题、地质资源的问题，机电设备的配套能力问题，财政、外汇、材料、物资的平衡，劳动力、积累、消费等都要具体安排。” “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要考虑重点和一般的问题，局部和全部的问题。单纯从钢来看，可以搞到6000万吨，但全面看又有问题。资源40—50%还要找；投资不落实；技术力量，劳动力还要规划；最大的问题是设备，一是电，二是重型（设备），矛盾很突出。电要上去，铜、铝又不足。原材料和设备须要好好摸。部门定了，还要考虑地方的问题，看看地方平衡如何？从四面八方看，可以看出问题。” “安排第二个五年，特别是1959年计划指标，要考虑平衡下来有什么问题？1958年生产预计完成的情况要很好地摸，可能性到底如何？生产能力究竟能达到多少？按1958年能够完成的量来看，铜、铝、发电、设备、机床、酸、碱、焦炭、橡胶等供需之间差距仍很大，这样，1959年的基建就要多上新增能力，这与投资又有矛盾。而要保1959年产量，今年下半年就要安排一些能力，又不仅牵涉到投资，也还有原材料、技术的问题要解决。明年钢材即使满足了数量，规格、品种也还不能满足需要。……这些都需要从措施上加以研究解决。” 他还多次提到矿业、煤炭、发电装机能力、酸、碱等化工的配套；木材、水泥等生产及劳动力安排；运输的紧张，地区的平衡协调，基建生产，生活问题，时间措施的安排；机械工业的配套等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和意见，并在向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反复进行了说明。 陈云等领导非常重视贾拓夫提出的意见，曾明确讲过：明年计划成不成，关键还是在材料问题上。铜、铝、钢材品种，时间赶得上赶不上？铜落空，发电机组就落空，四大皆空，是个大问题。 还说：从实际情况看，反映出1959年任务并不轻松。材料、设备、运输问题严重，建筑能力也严重。铁路、交通是个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不好办，计划会落空，看来来年的计划窟窿很多！ 实际的这些情况，预示着1958年的跃进可能带来经济的全面紧张。但是，这些具体问题还只是在经济工作的一部分领导层中议论，到达不了也无法影响到最高的决策层。不仅如此，问题还在加剧发展。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钢产量要翻一番，达到70万吨。贾拓夫认为有问题，他找宋劭文、廖季立等经过认真核算，一致认为，1958年1—8月份在跃进的推动下，只生产了500万吨（几乎相当于1957年全年的生产量），要在后四个月再搞出600万吨，实际是不可能的。而且按此指标实施，会给其他行业和经济全局带来很大冲击。但是，许多人听不进他们的意见，自然也就无法作为一种意见送达毛主席考虑。 在这种形势下，贾拓夫是没有能力扭转局面的，他只能力所能及地不断提醒而已。 当时，许多人站在高指标上说话，虚报现象严重，至于是否真的实际，却很少认真研究。也有一些人，觉得应当实事求是，希望能少出偏差。有一次，计委秘书处赵家梁等几位同志在计委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提倡说实话》。贾拓夫上班来得早，一看就说：“很好嘛！”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他之后，好几位计委副主任也陆续签了名。这样一来，赵家梁的大字报成了贾拓夫的大字报，一时在机关内引起很大反响。 1958年10月中旬，贾拓夫协同李富春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他仍在提出问题。他说： “现在大跃进形势很好，有很多好的经验。好的事情可以谈谈，这是主要的，基本的。同时也要谈一下有些什么问题。” “这次开会要虚实结合，恐怕要以实为主，虚的也要谈。” “以钢为纲，但矿山、轧钢有问题。现在看来，第一季度要突出抓钢材，全年来讲，矿山问题很大。” “明年的形势的演变还要看，例如是否再搞5000万人以上炼钢？还要重新研究。工业、农业同时跃进，多少劳力给农业，多少给工业，要统一安排。” “除了钢铁、钢材，还要有其他来配合，煤、电、机械、铁路运输、劳动力等等。现在各地方提出的其他方面也要跟着涨上去，也是自然的。重点离不开一般，不管是不行的，大配套就是这个问题。不能只顾主机，不顾副机。” “群众路线解决问题，并不是一切都能解决，大跃进中也会有矛盾。” “看到好的方面，这是主导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新的问题。” “这次会议能把问题提出来，也是好的，在此基础上，先把第一季度计划安排下来。因此，这次会议第一暴露矛盾，第二重点安排，第三解决调入调出，第四先定第一季度。至于明年全年计划，要看今年第四季度完成的如何，然后再订。定案还要由中央解决。” “土和洋，大和中小相结合，但一定要有个比例，没有比例是不行的。” “分散与集中，分散以调动地方积极性，可以争取时间搞快些。但只有分散，没有集中，就会乱套，就没有全局，就不能保证重点。看来还得很好结合，不能偏废。” “包干与统筹。地方包干是在全国统筹计划下的包干，而全国统筹则又是在地方包干基础上统筹。不能只强调一面，还是要结合好。” 他的这些意见均在会议期间向中央财经小组作了汇报，具体地反映了暴露出的各种矛盾。他认为，“暴露矛盾，使各部对下面的情况和问题了解得更清楚一些，也使各地对总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很困难，建议明确一下总的目标，重点解决钢要成材，机要配套的问题，先把1959年一季度计划安排下来，全年计划到时与各部各省再研究后，报中央会议来确定。” 计划会议上，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各地报的计划汇总，结果是1959年钢产量指标到了3900万吨（当时正在努力争取1958年钢生产达到1070万吨。就是说，1959年又要在此基础上再翻两番）。这可是实实在在地搞生产，不是吹气，凭什么条件去实现？怎么有可能达到呢？贾拓夫已是忧心忡忡，难以安眠了。但是，当时毛泽东主席表了态：“3000万吨可以了。”提出的口号是“为3000万吨钢而奋斗！”在财经小组会议上，其他几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对此都没有表态（看来也确实不好表态），责成贾拓夫负责先起草文件，准备带到11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去用。 贾拓夫承接任务后，心情格外沉重，他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当时秘书问他：“3000万吨明明不行，为什么不提出来呢？” 贾拓夫说：“不能提。” 秘书又问：“文件是由你起草，你首当其冲，你不提谁提？” 答：“现在已不好讲了，毛主席已经讲话，他们（指当时几位副总理）也都还没讲，等开完会再说吧！” 问：“到时候要打屁股，先打的是你，怎么办？” 答：“不算数（指指标），还会变的。” 那时候，要讲些心里话，讲些负责任的实话，也真是难啊！ 1958年11月，武昌会议召开了。经过会议研究、核算，作为“元帅”的钢产量指标，一点点地往下降，从3000万吨—2900万吨—2700万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冷热结合，冲天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问题，并且指出计划指标要有根据，根据要落实。指标要落实可靠，比例关系要调整。针对1959年钢产量指标，毛主席讲到可去掉三分之一，最后定为2000万吨。当时意见是对内按2000万吨安排，对外宣布1800万吨。陈云本不同意这样定，但还是公布了2000万吨。虽然这个指标仍然是要在1958年基础上再翻一番，但当时已是不能再退下来的气氛了。责成计委再拟定具体计划，由副主任安志文、综合局长廖季立等人负责。贾拓夫对于这个2000万吨，仍然心里很不踏实，觉得很玄乎。 2000万吨看来也完不成，而指标又不能再动，怎么办？贾拓夫回到北京后，就在计委内部布置，让廖季立等人另外测算，安排两个更低一些的计划方案：一个1800万吨，一个1600万吨或者更低一些，以备原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确发生困难时，好拿出来应急调整，而不至于突然间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本来这是从工作出发，从实际出发的一种负责任的做法，遗憾的是，他后来却为此而遭到严厉的批判，说这是和党中央的决定唱对台戏，是对抗中央的行为。然而，实际的情况正如贾拓夫预计的那样，并没有因为武昌会议定了，公布了，就一定能实现。当时中国的经济底子毕竟就是那么个基础，而经济运行又毕竟有它自有的规律。 由于钢铁“元帅”指标的一再变动，1959年计划一直很难安排，而贾拓夫始终担心高指标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带来更加全面紧张的形势。他认为，1959年计划必须建立在1958年的实际生产水平的基础上，要尽量稳妥可靠，避免大上后而不得不大下、大起而又被迫大落的局面出现。因此，他想把1958年的实际能力和水平摸得更清楚一些。 他很怀疑1958年大炼钢铁到底有没有1070万吨，就让廖季立等去统计局核实到底有多少钢？多少好钢？多少土钢？经过反复核算，虽然完成了1070万吨的指标，但真正能用的好钢却只有800万吨，其余200万吨是基本不能用、无法成材的土钢。 他也认为粮食产量有很大虚假成分。1958年原来估计粮食生产达10500亿斤（1957年只有3700亿斤），后来说有7500亿斤，贾拓夫对此仍有怀疑，找有关同志去农口了解核实。他觉得1958年粮食大跃进，大丰收是事实，但比上一年增产那么多，不合乎道理。1959年1月，中央财经小组在周总理处开会，他在汇报1959年计划安排时讲：“武昌会议时定下1958年粮食产量是7500亿斤，棉花6700万担，这与1959年计划关系甚大。如果是这个数，没有虚假，是一个情况；如果有变化，但幅度不大，也不要紧，影响不大。1958年粮食、棉花究竟有多少？直接关系计划的安排。”当时农口的负责人满脸怒气，拍案而起，拍着桌子说：“没有问题，农业指标不要再议了，就是七千零一亿斤。这是在主席那里定的。你这是什么意思？！”贾拓夫只好说：“没有问题就好。”实际上后来再核实，1958年粮食产量还不到5000亿斤。 贾拓夫还对1958年财政收入的实际数字感到不踏实。他在周总理处的会议上提出：“1958年财政收入有450亿元，是不是有虚假成分？”当时财贸口负责人李先念说：“估计至少有20亿元的虚假数。” 贾拓夫感到，计划工作要做好，必须建立在可靠的统计数字基础上。他请来国家统计局的领导贾启允、陶立、王思华等人，重点谈了统计工作方法和与计划工作的关系。他说：“统计工作最近破教条主义，立群众路线，解放思想，有很大跃进，有许多好的经验，要继续搞好，不能放松。然而工作方法方面也面临很多新的问题。人民公社、两条腿走路、综合利用工厂、亦工亦农等等，使得现在与过去的统计基础相比，发生了很多变化。统计工作也需要适应新的情况，向综合性方向发展。”当前，统计工作要和整个经济工作一致起来，这个时期抓什么？对小土群、大洋群的运动如何抓（统计）？设备的重点应如何安排？铁要成钢，钢要成材，进展和问题是什么？这些都要注意。这些我们（指计委）可以抓，统计部门也可以抓。“他认为：‘统计工作也是计划工作的一部分。’”“设想这么一个方案，即统计与计划工作口径对起来，计划工作要充分利用统计局的力量，又分工又汇合，必要时可以交叉，互相支援，互相依靠，工作也可以交流，可以联系起来参加或合署办公。计委党组开会，你们三人总要有一人参加，联合起来。此事党组讨论定后报中央批，现在先搞起来，试一下。” 在进一步摸清1958年实际情况的同时，贾拓夫在计委党组强调，安排1959年特别是第一季度计划时，按武昌会议定的指标，要力争搞得有根据。每个项目都要有个“由头”；要强调保重点和照顾一般相结合，特别要抓住项目和材料供应两个环节；配套问题要负责解决或提出解决的意见；劳动工资要考虑，增加人员要控制；必需品供应的全面紧张一定要重视，不抓这件事会犯错误，只抓生产，不抓生活是不行的，必要时要给供应让路，以保证生活不出大问题。安排时要经常保持各地存3个月的粮，1个月的煤；外汇外贸要具体化，还有部分外贸任务没有货源的问题要落实，等等。他一直强调，国家计委一定要统筹兼顾，从综合平衡上考虑问题，安排计划千万不可单打一，顾此失彼。 在1958年年底和1959年1月份，贾拓夫向周恩来总理和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一再就具体问题如实提出困难。 他说：“武昌会议回来后，日夜苦干搞年度计划，情况知道得更多，问题暴露更多。现在总的来说，武昌会议通过的指标大盘子不动，但从各方面来看，具体的需要加以调整。” 他指出：“要从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来安排1959年的计划。1958年大跃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工业、农业、基本建设、人民公社。结合起来看，生产力有很大发展，生产关系有很大的变革。1958年在经济活动方面的一些情况和1959年的安排是密切分不开的。有一些情况要考虑进去。 “1．劳动力的鼓足干劲确实做到了，如果有缺点的话，是有一部分有过之而无不及。 “2．物力，挖掘潜力差不多到了顶点，周转量吃掉了不少，钢材少了几十万吨。这种情况和当前的待料现象有关。 “3．钢铁有很大发展，带动了其他。钢铁的数量，铁报的是2100万吨，而比较好的一、二类铁1300万吨；钢报的是1100万吨，好钢能轧钢材的约800万吨，比上年增加50%。经济周转中发生了变化，人民公社自筹的资金不能达到140亿元。钢铁补贴至少要16—20亿元。现在就要抓这个基础上的质量问题（按：已明确涉及到大炼钢铁的质量水平问题）。 “4．粮食、棉花。武昌会议时定的粮食1958年有7500亿斤，棉花6700万担，这对整个计划关系甚大。如果粮食7500亿斤没有虚假，是一个情况；如果变化幅度不大，也不要紧。1958年究竟有多少？对1959年关系很大。 “5. 1958年大跃进中，某些比例关系有失调现象。在安排1959年计划过程中，感到更为深刻、具体了，1959年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是1959年经济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6．成本、经济周转方面是否有问题。1958年财政收入达450亿元是不是可靠？有没有虚假成分？ “7．各部门不配套、设备不配套的问题突出，成套才有生命，才能形成生产力。 “8．协作关系。旧有的协作关系相当程度地打乱了，搞不好影响速度。搞好了，可以变成好的因素。 “9．技术革命。有些是成功的，有些还不能肯定，也有些是失败的。要进一步摸清楚才成。 “10．库存、周转搞掉了是不利的。 “以上这些对1959年计划安排都有直接关系。考虑诸如此类的因素，按照武昌会议方案，提出具体调整方案，搞了三张大表。为什么这么调整，已和各部谈过，因时间太短，搞得还嫌仓促。” 他具体地汇报了各种计划指标和措施调整的内容，还讲到调整的精神原则是： 1．四项基本指标，力争完成。这几条杠杠不能动，必须保证完成。 2．要调整比例关系。 3．要压缩空气，脚踏实地，指标要可靠落实。 4．周转、后备必须考虑进去，要留有余地。 5．中央和地方要一盘棋。 6．生产和生活要两条腿走路。对生活方面，过去我们注意不够，应予以重视，甚至有些方面还要优先。 7．项目、材料、投资要三结合，综合平衡。 8．多快好省要全面考虑。 9．工农业、轻重工业、中央和地方、大中小、土和洋五个并举要认真执行，大中小结合中要注意中小。 10．生产和建设要两者兼顾，如有矛盾，要先生产后建设。 11．今年、明年要两者兼顾，如有矛盾，要先今年，后明年。 12．要千方百计，搞积极促进措施。 最后，他还详细地谈了对这样的调整方案的看法，认为： 1．同武昌会议方案比较，全面了一些。 2．总的来看，如按现在这样安排下来，形势会比较缓和一些。 3．比例关系有所调整，可相当抑制失调的加剧。 4．仍有不少缺口。 5．还是很紧张的局面，因为： 1958年大跃进，好铁增加500万吨，1959年要再增加三个500万吨； 1958年好钢增加270万吨，1959年要再增1000万吨； 1958年钢材增加了200万吨，1959年要再增加四个200万吨。 而这些增加的产量，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依靠当年新建的能力，影响基建规模的生产能力就要达到一倍。具体地说，按调整之后的方案，依靠新建增加的产量： 钢材占35.7%；洗煤占65.5%；铁矿石占37.5%；铜占62%；发电量占19.2%；煤炭占5.9%；原油占13.2%；水泥占22.5%；硫酸占33.3%；重型机械占36%；发电设备占18%；货车占30%。 他特别说明：“所以，按降下来的结果，也不是保守，不是降了积极性，而是缓和了紧张方面。即使如此，还是积极的，还有紧张。如果有问题的话，还是要再落实。 他在继续谈到工作具体化，计划安排的做法，基本建设仍存在的投资下降，要抓市场安排共10个问题的看法后，说：“现在的计划安排有些困难，还需要继续去摸索，很好地来调整安排。究竟这样行不行？还要过几关。要同各部、各地方再商量，经过那几个考验，最后还要经过实践的考验。” 他还非常有针对性地讲过如下的意见： “武昌会议定钢产量2000万吨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一是全国一盘棋；二是以钢为纲；三是留有余地；四是搞平均先进定额，五是毛主席几次讲到的计划要有根据，根据要落实。” “回来以后，摸清了一下计划根据怎么样？一算，根据不够。按武昌会议精神，1959年计划是得费些工夫好好摸一摸，算一算。1958年大跃进，成绩是伟大的，但要做具体分析，有不少新问题。我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很多胡思乱想。我和几个同志谈过：1958年大跃进，总的是好的，但也有某些方面是可以注意的。所以说可以从不好的方面着想一下。例如工业速度是否增加得过高了？新增劳动力三分之二，原有的只有三分之一，是否过多了？1959年的速度可以增加50%，但如果1958年农业没有那么多，要下来，那轻工业势必就会减少。现在是要搞实在了，的确不那么容易。到底怎么样？还要研究。” “以钢为纲。1958年达1100万吨是很大的成绩。能够拿出来做钢材的好钢800万吨，比1957年增加了50%，270万吨，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农业方面，假定粮食没有7000亿斤，有5000亿斤也是了不起的，比1957年增加50%。问题是要把数字搞实际。如果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至少轻工业产品指标就不能按1958年粮食7000亿斤来安排。 “假定1959年钢产量是2000万吨好钢，那就是再增加4个270万吨，比1958年再增加一倍半。2000万吨究竟怎么样？铁的问题，联系到矿山，究竟怎么样？轧钢、设备到底怎么样？现有的潜力发挥能有多少？这是钢的两头的问题。洗煤、钢铁产量的指标，有30%以上要靠新增能力，那设备能力至少要增加一倍。到底在什么条件下面？搞多少才是可靠？” “1956年到1957年指标上下不大，可是1958年到1959年指标一上一下很大，这是应当注意的。” “有计划按比例是有必然性的，我们对此认识还不够。” “现在怎么办？办法：一是要把问题展开，把资料搞确实一点。在此基础上再好好分析。二是可以设想几个方案，从中找出比较适当的‘地点’。” 虽然，贾拓夫是从安排1959年计划的具体实际出发，分析问题，研究办法，提出建议。但是，他已经是在中央主管这一层次上，触到了实质性问题，已不仅仅是对武昌会议定的具体指标的“动摇”和“怀疑”，而是从计划指标的数字、发展速度，触到了大跃进的总体指导思想方面。也可以说，他已经进入危险的“雷区”。他自己在会上也说：“现在下这个决心，责任确实很大，心情十分沉重！办法还是要请大家来考虑。”他当时究竟怎么想的呢？现在人们已无从探究。但是，毛泽东说过他“头颅不长角”的那样形象，似乎已不复存在。这时，也就是1958年12月份和1959年1月份的时间里，他不仅“头上长出了角”，而且颇有棱角和锋芒了。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已不仅身入“雷区”，而且危险也越来越严重。看起来，他已经把个人的荣辱进退置之度外。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不能指责他缺乏政治经验，过于“呆板”和“认死理”，反倒要钦佩他能保持独立见解，勇敢地正视问题，敢于仗义执言，直述己见。 就在他向中央财经小组坦荡陈述上面这些意见后不长时间，发生了一件更加令人震动的事情。那是在1959年过年时，毛泽东主席请几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吃饭。陈云在席间提出：“1959年钢指标的问题，我倾向降到1600万吨。”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一句话如雷霆万钧，使人振聋发聩。从此，计划指标的问题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紧联系到一起。具体的经济指标变成了严重的重大政治问题，不仅不能再议论指标的高低，而且预示了一场风暴已经开始酝酿和形成。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了。 1959年1月18日左右，李富春向贾拓夫讲了这件事。贾拓夫立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心情变得格外沉重。 随后的1959年1月底至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即北京会议）。基本的调子还是指标涨而不降，只有少数人，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在会上讲了困难，还提到：“看来搞经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时的空气，就是把不同的意见和指标问题与修改总路线的政治问题联到了一起。毛泽东在会上说：“完不成指标也不要如丧考妣。”当然，也就不能再议指标如何，陈云在会上也不再讲指标需要降低的意见，只是对以前作了检讨。1964年9月，毛主席说过：“有时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1959年1月，我建议开会，这是陈云跟我谈了一次话的影响。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指标）仍然不动。我的意思是降低指标。我希望陈云出来讲几句话，谁料他讲的是自我批评。”这虽然表示毛主席后来对此也不无遗憾，但当时的那种气氛如此严肃，人们主观上又是想把经济搞得更快一些，所以也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下走。同时，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只能象贾拓夫所讲的那样：最后经过实践来考验吧！ 当然，问题严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具体的矛盾又是客观存在。经济活动还要进行，工作需要照常做。所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会议结束后，又把有关的负责人找回去，谈了一些话，指出不能逃避矛盾，要钻进去，充分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这时，贾拓夫的处境和思想也处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他希望自己避免犯政治上的错误，但又不能甩掉对实际工作中具体存在问题的担忧。他意识到自己处在首当其冲的境地，但又不能摆脱肩负的责任。在两难的处境下，他还是在尽力地摸索前行。 北京会议后，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毛泽东的讲话之后，贾拓夫作了个发言，从中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他说： “1959年计划定下来了（指武昌会议之后调整上报的方案），这是计委提出的。提出之前，计委内部思想状况确有点混乱。内部讨论是必要的，问题是提出来之后，怎么样来掌握。这一段时期，我要负责，政治挂帅，没有负起来。这一段混乱不能责备局里，主要是我的责任。” “我的基本思想是武昌会议回来之后，听到各部回来后的反映和各方面的反映，加上武昌会议讲到比例关系要调整，指标要落实可靠，我在那个时期确实对2000万吨发生怀疑。所以在书记处我说了一下2000万吨期成，1800万吨必成。想到化工、交通、电力等方面的困难，应该总起来考虑。集中反映了我不是对2000万吨钢指标坚持不动摇，而是在2000万吨和1800万吨之间动摇的。没有考虑到这样会发生消极作用。基本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困难。摆问题，摆困难的目的性，不是别的，而是怎样保证实现2000万吨钢的方案，我在当时却因此而得出结论：2000万吨不行。特别是在部长会议上讲的。会脱离总路线，这对我是很大的警惕。我有些旧病复发，脑子里考虑经济多，政治没有挂帅。这一段计划收尾工程搞完之后，在党内，包括局长在内，把我工作方法、思想方法上严重的毛病，好好清算清算。春节之后，好好的整一次风，如果这样下去，搞不好政治上要犯错误的。 “政治、业务究竟如何看法？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喊叫得很久了，经过去年一年，好好研究一下：虚实如何结合？政治业务怎么结合？拿出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整顿一下，是必须的。” “学习问题，现在是不平衡，不是每个同志都很忙的。学习和整风结合起来，可以学到许多东西。1958年的经验非常之丰富，新的问题不断发生，矛盾不少。哪个是主导的，哪个是次要的？学习和业务也要结合起来，如果这个抓得不紧，业务也搞不好的。 “这次看来，计委的责任，担子很重，我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多。希望党组同志在整风时多予批评。当然，我的基本出发点还是想搞得既积极又可靠，观点有毛病。对于2000万吨钢的方案，开始时我觉得运输等很难解决，现在也觉得还是可以解决的。考虑物与物的关系，再加上人的因素，观点会全面一些；单纯考虑物与物的关系，要出问题的。” 这一段时间里，贾拓夫并没有因为产生了政治压力而放弃自己的看法，因为那些天天摆在眼前的具体问题，使他无法不正视它们。他一方面紧张地组织计委和各部门反复测算，研究措施，布置落实，一方面响应毛主席的读书号召，抓紧时间，学习政治经济学等著作。他想认真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把实际问题、认识问题和理论问题联系起来，使自己减少片面性、盲目性。他认为：“大跃进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要很好地从中总结汲取经验和教训。我们计委是综合机关，有责任也有可能敏感地认识这些经验和教训。”他总觉得综合平衡工作没搞好，指标不落实，计委有责任。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在哪里？他想进一步搞清，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他一边学习，一边写下一些心得，逐渐积累，整理出大致30多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从当时的实际状况出发，有明确的针对性的。从这些题目里，可以看到他当时思考的深度和广度。这些题目有： 1．主观与客观； 2．虚与实； 3．自由与必然； 4．冷与热； 5．指标与总路线； 6．鼓劲与困难； 7．洋与土； 8．群众路线与集中领导； 9．人与物； 10．高与低，上马与下马； 11．可能与现实； 12.多快与好省； 13．条件与唯条件和无条件； 14．大中小； 15．速度与比例； 16．需要与可能； 17．直线与波浪式； 18.平衡与不平衡； 19．数量与品种（质量）； 20．重点与一般； 21.挖潜与留有余地； 22．政治与经济； 23．保守与过头； 24．总结经验与阴暗面； 25．综合平衡与群众路线； 26.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27．积极与可靠； 28．先进与现实； 29．反冒进与积蓄力量； 30．积极性与盲目性。 经过对一系列问题的学习和思考，他觉得心里比较踏实了一些。他认为不仅仅是他需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更多的人，特别是搞经济工作的人，包括领导者，都应该回答这些问题。而正确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贯彻总路线，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 学习过程中，虽然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更系统、更深刻了，但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并没有因此而解决。在同各部门反复多次地交换意见、平衡各种条件的基础上，越来越明确地发现1959年搞2000万吨钢仍然是不行的。即使考虑其中有200万吨是土钢，内部搞1800万吨钢的指标，也是行不通的。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要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更加失调，直接影响财政和人民生活，会出大的问题。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书记处事先交待会上不谈计划，计委也就没有把文件带去。 会上，毛泽东主席讲了一个17条，主要是讲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批评了国家计委、经委的工作。讲到工作要多谋善断，不能武断；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指与多方商量）；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意指多数意见就做决定），平时不下毛毛雨；搞了多少年工业，还不知要合金钢管（指品种、规格配套）……。 会议期间，研究到经济形势，不能回避的指标问题又出现了。在李富春、薄一波主持、有各工业部门部长参加的会议上，各部基本上都还是站在高指标上要东西，互相将军，谁也不愿把完不成原订指标的责任算到自己账上，谁也不愿当“促退派”，把修改指标的责任揽在自己和自己部门的身上，谁也不愿犯政治错误。于是，问题变得更复杂难办，计划工作被逼到无所措手足的地步。比如，冶金部门说：钢指标我能完得成，要有煤炭和设备的保证；煤炭部门说：煤炭产量我能上去，你得给我足够的电溜子；机械部门则说：设备和电溜子我有能力生产出来，你要及时供应必需的钢材……。在这一环扣一环的链条中，从哪里入手呢？有本事解开吗？谁来统筹兼顾去综合平衡呢？计委要平衡，平衡的结果是指标要下降，那么，计委就是“算账派”，“促退派”，就要承担降低指标的责任。贾拓夫在会上说：“冶金部还应考虑内部的平衡适应不适应，比如矿石的问题怎么解决？”冶金部的负责人立即站起来说：“冶金内部的问题，不用你管。”计委的工作确实难办啊！现在讲起来，似乎觉得不可理解。但是，当年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就是这么一种气氛。我们又能够责备谁呢？ 那时，贾拓夫仍然是持谨慎态度，或者说仍然在“牛角尖”里。他认为，即使搞1800万吨（钢）的指标，也是有问题的。他还是让安志文、廖季立等人再研究，综合考虑，到底能搞到多少？他们反复开会研究，拿出一个1650万吨（钢）的方案。毛泽东说：“要研究一下1650万吨。”贾拓夫对1650万吨（钢）还有疑虑，他让安、廖再考虑更现实一些的意见。后来出了一个1650万吨（钢）方案报大会，另搞了一个1500万吨（钢）的方案，送李富春、贾拓夫。贾认为，能搞到1500万吨就很不错了，但还没有把握。 上海会议期间，责成贾拓夫主持起草1959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文件。他主张把形势讲清楚，并写了一段有分析、有观点的内容，引用了邓小平的话，指出不能只讲积极性高，也要看基础和条件，不能留缺口，还是要考虑综合平衡。李富春在审阅时明确讲：“不能写这个内容！不管谁讲的，现在要听我的。” 这时候，贾拓夫已有些按捺不住的情绪，一贯谨慎，不多说话的他，话也多起来了。他在有各部领导参加的会上，对有些部门在指标问题上不负责任提出质疑。私下里，他也开始和与他意见比较一致的个别同志议论那种不切实际、不实事求是的毛病，这自然联系到具体人，也谈到“富春有明确态度，不好办。” 上海会议回来后的一天，李富春开玩笑似地对贾拓夫说：“我们两个一个热，一个冷，一个看涨，一个看落。咱们两个竞赛吧！”时至今日，对形势和计划指标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国家计委这一、二把手之间有些明朗化了。也许李富春当时站得更高，看到了更深层的政治倾向问题，更有经验一些；而贾拓夫则失之于过于“较真”，更多地只是看到经济工作本身的问题，显得经验不够。但无论怎样看，当时这种情况无疑是对贾拓夫的工作又增加了新的压力和困难，同时，也预示着一场风波可能要到来。 上海会议最后确定，把1959年钢产量指标降到1650万吨，当然这个任务仍不轻松。中央要求继续鼓劲，尽最大努力去完成。毛泽东主席一方面要求周总理组织、督促实施，一方面责成陈云再进一步摸清指标问题。国务院决定派出几个由各部领导参加的小组，分赴各地督促检查钢铁生产，人们叫它“督钢小组”。贾拓夫带队负责华北片，与国家经委、冶金部、一机部、化工部的负责人一起到了天津。他这时想的是如何认真解决一些具体困难，同时在实际当中，从实实在在的生产单位和生产管理部门进一步调查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为此，他在途中向兼做秘书的赵家梁交待，把实际接触到的具体问题一个个地记录下来，每个问题搞一个卡片，每个卡片几十个字，以便回去整理出来。 在天津，他非常仔细地听取汇报，认真地记录下各种问题和有启发的东西。对钢铁生产情况，他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询问、检查，从矿山——炼铁——炼钢——轧材到零部件制造。不仅调查冶金生产中每个工段、每项工艺和材料，而且还了解煤炭、运输、设备维修、管理制度、库存、工人生活和劳动状况等等。不仅调查生产部门，还到使用部门了解情况。调查中，他十分注意不流露出消极情绪，而是十分具体地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求按国家既定任务，千方百计去完成。同时，他还强调： “看钢铁生产能搞多少，不能只看几个方面，要从有关的各个方面综合地分析。有些外部因素影响到钢铁生产，不综合考虑是不现实的。我看，综合起来看实在不行的，就应明确地暂时放弃或者先放一放，以后再补。当前最主要的是保证重点，有舍才能有取。河北省集中力量保重点，保大中型，暂放一放小的，不争食，不分散有限的力量，这样才能保住任务。河北比全国先走这一步，好，全国也应走这条路。” “抓任务，最重要的是抓措施。生产靠设备，要下工夫把设备正常运转和完好率搞上去。当前认真抓一次设备维修，把损坏的尽快恢复起来。只抓生产，不重视维修要伤元气，要吃大亏。只顾新增能力，不重视现有能力的发挥是不对的，是败家行为。现在第一是生产、维修，第二才是配套和新增能力，要明确这个顺序。我们不是只搞一两年生产，要把长远发展结合起来考虑。” “抓生产就要抓生产管理，管理就必须有规章制度。破除迷信，不能把制度一风吹，要明确作出规定。破了制度，破对了就必须立即立新的；破得不对，要恢复原有的；需要改的，按改的先执行；要改还没有改的，先按原来的干，有了新规定再变过来。千万不能破而不立，丢而不拣。总之，没有制度怎么搞管理？没有管理，只有苦干，既不能长久，眼前也上不去。” “干部全部上第一线，日夜苦战，轻伤不下火线，精神当然可嘉。但负荷太重，垮下来就不得了。指挥系统一垮，生产还怎么维持呢？还是要从长计较，爱护工人，爱护干部。” “只拼产量、数量，不注意质量提高是不行的。必须明确指出：质量也是路线问题（按：针对速度是路线问题而言）。多、快、好、省是四个字，四个方面的结合嘛！” 天津之行结束后，他的脑子里装的实际情况更多，也更具体了。他看到秘书按他的意见写了30来个问题的卡片，觉得很满意，简单明了，每一条都能说明一个问题。他要求立即整理打印，提出：或送中央参考，或送各部参考，或送新华社发内参，或在计委内部传阅。当时赵家梁提醒他：“最好在今后说明某些具体困难时引用一两个，不宜集中起来印发，否则会使人误解为只讲困难，只讲了‘一个指头’，而看不到‘九个指头’。”贾拓夫同意了这个意见。为慎重起见，没有公布这些实际调查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是，这些生动的倾向性问题却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虽然这件事情并没有“出台”，但在后来批判他时，还是被当作“反党罪行”加以“揭露”，说是“专门收集阴暗面”，甚至把赵家梁的劝阻，也当作“包庇、掩盖贾拓夫的罪行”，对赵家梁进行了批判。 从天津回来，各地生产的紧张情况又陆续集中反映到计委，经济形势越来越严重。不仅一再修改的1959年计划仍无法完成，而且由比例失调造成的全面紧张，也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全局。此时的国家计委究竟应该怎么办？贾拓夫又在党组会议上尖锐地提出看法。他说： “当前主要的问题，本质的问题，一是按比例和高速度之间怎样协调？二是多快好省如何兼顾？三是后备如何处理？四是配套要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不解决，工作难于继续。” “平衡不平衡？要不要平衡？有些问题要认真搞清楚，回避不了的。要不要条件？我看唯条件论不对，无条件论也不对。” “要不要算账？只算死账，不算全面综合的账实际上不行，不算账不是搞计划。” “经济工作有没有必然性？认识不到规律怎么行呢？” “主观能动性，不认识这一点是机械唯物论；过分地强调以至夸大它的作用，也是唯心的。” “按比例和高速度，究竟是一致的，还是也有矛盾？如何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去看待和处理两者的关系？” “需要与可能，两者关系究竟怎样处理？” “群众路线要贯彻，这是总路线精神。但是主席讲多谋善断，又应怎样理解和贯彻？” “现在计划工作极其被动，一再调整，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上面这些问题不统一认识，计划的被动局面是难以扭转的。” 他还直接提出：“当前是对现有生产能力估计偏大，这涉及到计划的基础。1958年以前有保守，在于对物质技术基础偏重了，对于主观能动性估计不足；而现在则是对于物质技术条件估计不足，而对人的估计又偏高了。” “制定比较适当的计划，当前要具体地解决：对现有生产能力到底怎么估计？对新增的生产能力到底怎么估计？对小土群究竟应该怎么估计？这都是大问题。不定量地、相对准确地做出估计，就无法解决问题，取得主动。” “我看指标高低不是绝对性的问题，潜力挖出来，完成指标向上增加，气势顺；如果估计过了头，完不成，又要下马，气不顺，损失更大。” 为了解决问题，他认为还要把总体的情况进一步摸清楚。在他看来，全面的紧张，比例关系的失调都与钢铁指标订得过高，钢铁“元帅”“一马当先”，其他都得让路有直接关系。他和宋平谈过之后，亲自找来国家统计局的王思华副局长和工交司重工处处长黄海等人，他说：“大炼钢铁应很好地总结经验。国家统计局应该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有关大炼钢铁的统计资料，向中央反映。大炼钢铁，不仅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和技术账，不这样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目前我们对小土群、小洋群炼钢铁是保护的。但是如果它们长期亏损，则难以为继，国家不能长期负担这种亏损。”他希望统计局把1958年以来有关钢铁工业产量、质量、消耗、效率、成本、利润及有关比例关系方面的资料收集整理个材料出来。统计局按照他的意见，整理了一本《关于钢铁工业几个问题》的资料。贾拓夫审阅后认为，资料反映了实际情况，是有价值的。于是经他批准，以国家计委办公厅和国家统计局的名义，上报中央政治局。 宋平在与贾拓夫谈话之后，也向廖季立等人出了个题目：“紧张形势从何而来？”廖季立根据当时的形势，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严重的比例失调主要是钢的指标订得过高，产生了一系列矛盾。这篇文章由贾拓夫修改，印发给计委党组。党组会上，廖季立还念了，并作了说明。那时，李富春认为这个意见可以考虑。陈云看了后十分重视。但是，这些做法后来也都成了批判内容，文章、资料被指责为“反党炮弹”。上面提到的有些人，也都因此而受到了批判和处分。 1959年5月份，中央意识到不做进一步调整，整个经济形势会更加混乱，因此决定由陈云负责，摸清楚实际情况，研究摆脱几个月来一直被动的局面的措施。实质的问题，还是钢铁等生产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要扭转被动，不能不触及指标问题。陈云亲自到计委召集扩大的财经小组会议。他开始就明确地讲：“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耍滑头。要不然我也可以不再理这个指标调整的问题。请大家来谈谈1959年计划究竟怎么处理好。”他说：“是否请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看要稳住阵脚再前进。 “第二，质量、品种同数量的关系。要重视质量、品种，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第三，重点和一般的关系。 “第四，今年和明年的关系。今年少些可能好一点，明年可以上去多些、好些。” 李富春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 1．比较可靠的阵地是什么？可靠的是钢产量1250万吨——1300万吨（钢）。 2．可以争取的是多少？可以争取到1400万吨（钢）（比上海会议1650万吨（钢）有距离）。 3．存在些什么问题？讲到了钢铁内部、外部，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等。 薄一波讲到： 1．同意调整到1300万吨（钢）。 2．还是要落实必要的条件，否则这个指标也不简单。 3．钢材要实事求是，争取到多少就算多少。 4．具体做法要注意，既要落实可靠，又要鼓干劲，不能泄气。 5．要解决目前经济中某些失调现象。讲到了工农业之间、工业内部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贾拓夫也具体讲了实际情况，指出：“上海会议回来后，情况逐渐明朗，觉得指标高，完不成，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影响。1—4月份的实绩已是客观存在，只能从现实基础出发。就目前铺的局势看，不能继续下去了，不能推拖，需要当机立断。要考虑到雨季的问题，生产维修、生产和生活等方面，不能不考虑退到哪条线，退到不能再退的程度。现在还不只是钢铁本身能力的问题，数量、质量、品种的问题，而是影响全面紧张的问题。所以，退到1300万吨（钢）势在必行。关键是钢材，先把钢材分配定下来。” 经过6天紧张的会议，陈云还找了许多同志个别谈话，最后决定，按1300万吨钢的方案报政治局研究决定，并责成贾拓夫负责以计委名义向政治局写出报告。 贾拓夫立即组织几个人连夜起草报告。他亲自起草第一部分关于形势的分析，从6个方面阐明当时经济形势面临的严重局面，以说明调整的必要性和根据所在，把当时的困难形势讲得很透彻。他的思想很明确：“我是共产党员，我应当向中央反映实情，要负责任。”他写完已是半夜，交打印后便回家休息。他走后，李富春看了贾拓夫的稿子，认为不能这样写，嘱人按他的意见另行起草第一部分。李富春的意思是不能把形势写得太刺眼，不能让人感觉到“漆黑一团”，产生悲观，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 报告按李富春的意见修改后，于第二天直送政治局，贾拓夫虽然对没有把问题讲透存有遗憾，但他还是尊重李富春的意见。他觉得即使说得不那么透，但如果中央批准了调整的意见，实质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心情还是好的。尽管他当时的观点被历史事实证明不仅没有讲过头，反而还嫌不够，但他和许多人并不曾想到，这些正确的意见，后来竟成为“反党的机会主义观点”而遭到严厉的批判。一些与他持相同看法的好心人，事后惋惜地说：“贾拓夫是‘失之于天真’，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书生气多而不够老练。”这种议论当然不无道理，然而，如果人们都那么“老练”，事情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这倒真是一个值得思索的“经验”呢！ 不管人们如何评论贾拓夫，当时的事实则是：中央政治局及时认真而又严肃地研究了计委的报告和陈云提出的意见，最后批准了计委报告的意见，把1959年钢指标降为1300万吨，钢材降为900万吨，把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从1200个降为780个。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都先后讲了话，都同意调整。 邓小平的意见是：赞成陈云同志的初步意见，退到可靠的阵地，然后再前进。他说道：搞1300万（吨钢）、1400万（吨钢），还是1500万（吨钢），实际意义不大，不要再争了。问题是到底能搞到多少？五月份钢的日产量始终维持在31000吨，今年1300万吨（钢）也并不轻松。实质问题最后还是表现在钢材上面，实际没有那么多，开空头支票不好。要定多定少，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人心思定，不管多一点，少一点，要先定下来。 他说：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指标定得蛮大，最后不落实，分不到东西；第二种方法是落实的，落实后再前进。后者可能更快，前者反而更慢。 这样做是不是机会主义？不是，不但不是机会主义，不这样做反而错误更大。 四大指标公布以后，一直比较被动。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把指标退下来，摆脱被动局面，退而后进。计划大，专案多，半成品多，结果积压多了100万吨（钢）。因此，如果按第二种办法做，决不是机会主义。 他还说：现在没有哪个劲儿不够，没有哪个懒儿不想干。过去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刘少奇插话：“过去存在主观主义。”）现在这样做可以争取主动，能达到更高、更好。 是否妨碍多搞一点呢？不会妨碍，能超额当然更好。因此，同意就依照900万吨钢材先分840万吨，留些余地。不怕少分一点，只怕没有，开空头。只要有钢材，不怕分不了。就是分不了，存一点也没有坏处。 周恩来总理也同意陈云的意见，退而后争取超过，使得7个月的被动局面改变过来。 他说：计划这样做好不好？下面摸清而后上报。要上而下，也要下而上，首先从上面定一下，而后下面讨论。（意思是指前一段只靠下面报的去汇总、平衡不行） 他说他摸索了一下，虽没有全面摸清，只摸清了钢铁、交通。觉得现在这么乱，不行。现在以钢材为突破口，先定下来落实之后，就好办了，建议先按900万吨定下来。 周总理还做了一些指示，包括： 1．要抓安全生产秩序，现在的确很乱。把钢材先定下来，然后增产。4月份钢的生产和铁的生产不成比例，这样下去不行。 2．要两条腿走路，有重点，以大为纲，不妨碍小的，小的服从大的。四大高炉要好好抓。 3．十几位副总理，除了四个搞财经的副总理外，星期六以前都出去，下去抓一下。 4．分配要留有余地（指钢材），至少留20万吨，各省各部也要留一些。 5．我们现在退下来之后，可能在人大讲的指标完不成，是否研究一下，使总产值能完成。 6．不要听哪个同志一句话，（搞得）长期被动！ 7．要照顾一般，不要只抓几个“保”的（方面），石油化工要照顾。 8．外贸要当先，质量要抓上去。外面骂我们很厉害。 9．今年和明年要兼顾。 刘少奇最后讲了话，他提到： 指标钢材900万吨，钢1300万吨，初步定下来。是多少算多少，分配多少算多少。如果钢材900万吨不能达到，只能少给，总的要求可靠，不要再退。分配要十分可靠，不要搞红票、蓝票。 是不是泄气？指标高了气就足，指标低了就气不足？现在应当是泄够了，到了可靠的境地再鼓。这种气势必要泄，高了适得其反，鼓干劲要长期保持，要留有余地，不能每天12小时，那样不能持久。群众的干劲要爱惜，不要浪费。指标定80%，有20%可超过，群众干劲会越大。波浪式前进，马鞍型，客观上有，出现了也不要如丧考妣。应该得出一条经验，（克服）主观主义，去掉盲目性和主观主义，更接近马列主义，不能说更接近于机会主义。就是1300万吨（钢），比去年800万（吨钢）还多500万吨（钢）。古今中外也是没有的。 他还说道：1956年到1959年，经验教训有很多是重复的。上马容易下马难，因此上马要慎重。设计可以（搞），施工要控制。合同工还是有好处，固定不能轻易（搞）。动员一批多余的人回乡搞农业生产，支援农业，将来发展了再回来。 1956年大跃进，上马，1957年下马，是1957年搞错了？1957年的错误主要是反冒进，1957年项目下马没有错。可能个别的下得不当，但中心的问题是1956年已经多了。今年要下，因为去年上多了。因此，以后上马必须慎重，多搞设计勘探，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拿出来。以后建设项目，一定要经过审批程序，财经小组要抓这个事。 刘少奇还强调：要搞组织工作，搞群众运动。河北、辽宁等4个省占地方铁的80%以上。除4个副总理外，都出去抓这个铁。 从中央政治局的会议看，中央的领导不仅批准了计委进一步调整指标的意见，1959年6月13日下达文件执行，而且从观点上也支持了贾拓夫。这时，贾拓夫才算稍微放下了一些负担，心情是好的。但他并没有就此松懈，而是更深入地学习和思考，力求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东西。 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管贾拓夫本人又怎么样了，实际的情况是：经过上下一再努力，1959年实际生产了1340万吨钢，其中绝大部分是能用的好钢。事实证明，贾拓夫所反对的高指标是行不通的，而他一再坚持的意见却是正确的。不幸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结果，而是相反…… 正文 一○、“右”倾不右 庐山无辜有故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可以说是一场悲剧。它对党和国家曾经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阻碍和延缓了对大跃进中出现问题的纠正，反而通过它错误地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掀起了反右倾运动，加剧了国家经济建设错误的程度。尤其是它把阶级斗争的观点引入党内，导致了对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破坏，也对后来引发“文化大革命”产生着直接的和不可估量的作用。 贾拓夫在庐山也受到冲击。会后，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深入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同时，中央财经口扩大的党组联席会议上（包括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科委以及工交各部），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批判了贾拓夫，定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撤销了他在国家计委的领导职务。从此，结束了他做经济领导工作的历史。那年他47岁。 当时批判贾拓夫的主要“错误”，集中起来就是从1958年大跃进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极其顽固地反对高速度、高指标，坚持低速度”，“实质上是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也就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这偌大的要命的帽子下面，主要的内容，除了他这一时期的具体工作和意见外（上一章作了叙述），集中反映于他在国家计委党组会和18级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以及他在山西太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这些讲话被视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纲领”，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些讲话。 1959年4月29日和5月16日，为了正确看待当时的经济形势，在计委党组和领导成员中能够统一认识，以便总结经验教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贾拓夫在党组务虚会上，把自己通过实际调查研究，结合理论学习的一些心得体会，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 早在发言之前，贾拓夫曾让秘书张致祥帮他把心得笔记抄录整理一下。忠厚朴实的张致祥在整理时，看到那些针对性十分强而又论证得很精彩的观点，感到既新鲜又担心。他拿给赵家梁去看，两位秘书深知当时形势之微妙，遂约定严格保密，不向任何人外传。没想到贾拓夫自己却在党组会上坦诚地讲了出来。当时兼做一些党组秘书工作的赵家梁在党组会上作记录。他曾经给高岗当过秘书，高岗、饶漱石事件后，被贾拓夫调到国务院“四办”。从那时起，他实际上做贾拓夫的大秘书工作已有5年。他经常跟贾拓夫参加一些重要会议，看到许多中央文件，参与起草过不少的报告、文件和文章，对于高层的情况和经济领域的形势，他是心中有数的。所以，当他突然在会上听到贾拓夫的发言，真为自己的首长捏了一把汗，生怕被人攻击成政治问题。但当贾拓夫讲完之后，在座的全体成员都热烈鼓掌，表示赞同。认为切中时弊，论得深刻，一致要求他在更大范围内作个报告，以便统一大家的认识。 1958年6月17、18日，也就是中央批准调整计划指标的文件下达后，由当时计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宋平主持，贾拓夫在国家计委和统计局18级以上干部会上，以党组会发言为基础，敞开思想“讲真话”，一下子讲了30多个问题，同样受到一致的好评。听报告的人大多数与贾拓夫直接接触不多，平时对他浓重的陕北口音又不习惯，听不大懂，这次却听得清楚，听得过瘾，都说没想到贾拓夫能把问题讲得这样有水平。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事隔3个月后，他的这些讲话，竟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纲领”，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他讲真话的结果是被戴上了一顶吓人的“反对党，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这些讲话，在当时针对性是非常强的，能够深刻反映贾拓夫的思想、为人和品格，也能够深刻反映大跃进时期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中的实际，对贾拓夫本人的后来和一生都有关键性影响。它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反映了历史，同时，对现实也有意义。因此，我们在这里录下他在党组会上的发言，把后来供批判用的6月中旬大会讲话单独收编在后面。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找到党组会的原始记录，只能根据参加会议者个人的记录加以摘录。贾拓夫说： “现在计划工作要做好，需要虚实结合。重点是实，但一些认识问题不统一，不解决，实的工作也做不好。 “就实的方面，我对重工业不怎么了解，以前不抓这个方面，现在开始学习，发言权不多。 “虚的方面，我有这么一些想法，提出来供大家批评参考。 “1. 虚实结合。事实上我们过去结合得不好。 “2. 1959年的经济形势应该怎么分析？过去的许多报告（主要指向中央的报告）里面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从政治上讲，几次计划指标是我们向中央提出的，因此很被动；从经济上看，也是很被动。现在四个多月过去了，年度计划实质上还会修改。有些事情已是骑虎难下之势，不是被动吗？如何从被动局面里争取若干主动？看来不能希望一下子得出肯定的结论，还要在实践中考验。 “3．被动从何而来？实质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之间发生了矛盾。这也就是说，原来两次修改计划时的可能性中，有虚假的部分。2月北京会议，主席讲计划要有根据，要落实可靠。武昌会议时，主席说过三分之一（改3000万吨钢为2000万吨）。上海会议时又压了一下，回来在北京又压了一点。实质是我们编制计划时反映客观方面有不实之处，这也是虚实不结合，脱离了实，‘太虚幻境’。现在还是半真半假，半虚半实，年度计划差了这么一大截。 “如何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没解决好。我想，两者应该是可以、也能够结合一致的。（讲的是计委，实际上也是指经济工作全局指挥上的问题。） “要研究这个问题。对1958年大跃进怎么看？没有问题，是肯定的。不管怎么说都是大跃进，比第一个五年要超过许多。吃粮是增加了很多。现在看，即使问题很多，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指头。问题是要把这一个指头摸摸清楚，到底是些什么？很显然这里面是有问题，不搞清楚，其影响就不一定还是一个指头，不那么简单。（按：经常掰着指头算成绩的人，往往不愿正视缺点；而提缺点、问题的人，又往往被攻击为立场问题，因此心有余悸。过去一些工作中的错误、缺点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与此不无关系——贾拓夫意识到这是影响客观认识和处理问题的障碍。） “4．冷热结合。武昌会议时，主席提出来了，光有热不行，这是一条真理。现在开始是冷热结合了，还要继续这样做。假如说对客观可能认识不够，也就是冷和热没有结合起来。如果冷静去分析，也可能发现主、客观，冷和热发生矛盾，但是如分析是正确的，那就得承认（矛盾）。（按：“冷静派”的态度，鲜明而倔强起来。） “5．见物不见人和见人不见物。冶金部的报告中强调这个问题，我感到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大跃进以来，主流不是见物不见人，而主要是人见物不见，没有那么多东西给你。说南宁会议以后，还是反映保守，我看不是。保守也有，但不是主流，不把物和人结合起来不对。只注意物不注意人要犯保守错误，只注意人不注意物就要犯现在这样的错误。2月北京会议刚结束之后，主席又把大家找回来谈了半天，说要钻进去，不能逃避困难，要充分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我们不去抓矛盾就很难，就造成骑虎难下。还是要有责任感，不要怕矛盾，不要怕头痛，还是要钻进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按：贾拓夫巧妙地用“人见物不见”反映实际状况，避免在见物与见人的概念上空论。等于直接了当地指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是错误的。） “6．实践论。今年已有四个月的实践。二季度安排下来后，经过半年大体可以看到今年计划究竟怎么样？考虑到原定指标的落实，把下半年的最大努力估计进去，今年计划大体也可以有个概念。涉及到若干本质的问题，不能要求一次搞清楚，事实上也不可能一次搞清楚。还是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7．条件论。反对唯条件论，反对只注意经济条件，不注意精神思想，这是对的。下面提出条件，你对立起来考虑，不能解决问题。讲他唯条件论，不实际。我觉得，将来有些实质问题可能要和冶金部辩论。（按：“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式的无条件论，对搞经济工作无异于开玩笑，贾拓夫是很有针对性的。） “8．苏联经验。我看不能完全否定，还是要学习学习。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还是小学生，不要吹牛皮。当然，苏联在这方面还不完整，有缺点。我们有总路线，与他们不同，但我们也有缺点。应该是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这一年里，我们又似乎是从科学到空想的一年，不然怎么有调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这个口号，思想上得到解放。但是，也放掉一些好的东西。放的太多了，就出现胡思乱想。指标取高不取低，规章制度烧掉了。对右派我们还把他们作反面教员，而这些规章制度，即使是有不好的，也可以当反面教员，何必烧掉呢！新的又没有立起来，都烧掉了。刮了一股风，名曰共产主义风，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统计局的工作不好做，统计不可靠，就没有实际了。讲实际，总应该主观主义少一些吧。第一个五年也要总结一下，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建设同时搞。对那些优点应吸取，有缺点也还是应该反映。1958年的大跃进，如果没有第一个五年的物质基础，可能不可能呢？我看不可能。1958年的大跃进，我看是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打下的物质基础结合起来的产物。（按：“又从科学到空想”，“刮了小资产阶级的风”等，虽然本意是指下面，但在当时显然是很刺激、很忌讳的。这种锋芒和棱角原不是贾拓夫的风格，可能是逼出来的。当然他是经过学习和思考才提出来的。） “9．总路线和修改计划。武昌会议把3000万吨钢产量指标改为2000万吨，是修改计划，还是修改总路线？上海会议又把2000万吨改为1650万吨，也是这样。现在考虑这个计划指标修改时，也不要有这样的顾虑。1300万吨（钢）也是大跃进，不发生总路线的修改问题。（按：只有毛主席曾经说过指标和修改总路线的问题。虽然贾拓夫是向下面做思想工作：不要有顾虑，就事论事，但直接这样说出来，难免惹麻烦了。） “10．平衡与不平衡。一定时期要求平衡，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因此，每年每月每日每时都要搞计划平衡，突破了，又去平衡。不要说搞平衡就是死平衡。计划工作就是要认识不平衡，然后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不平衡。1958年发生的问题是不平衡的面扩大了，失调了一部分比例关系，武昌会议决议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多快好省，也有平衡问题。去年多快和好省比较，‘多快’多了一点。其实，多了不一定能快，快不起来。今年‘多快’还要，但必须和‘好省’结合起来。现在质量问题很严重，这也是自然的，事物本身的规律决定的，不可怕。问题是如何抓起来，不能把多快好省四者分割开来，不能腰斩。省也要注意，省就要算同账。 “现在，所有的或至少许多的矛盾问题，看起来都是由于我们许多的计划指标订高了，脱离了可能性。你安排了十个，又缩到五个，过犹不及嘛！我看基本的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研究：（l）对现有能力估计过高，特别是两个‘元帅’（钢铁、机械）。今年一季度的实际可以证明这点。重型设备从180万吨缩到140万吨，又缩到85万吨，80—100万吨。即使80万吨，要配起套来也不简单，不能不说有能力问题。钢铁产量也是如此。（2）对于当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估计过高。当年产量的30%靠新增能力，这就等于原有规模扩大一倍，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的。1958年6月搞研究，八个部的汇报，1959年要搞3000万吨钢方案，去年下半年就要抓基本建设。现在看来这是合乎实际的做法，不然，当年搞不了那么多新增能力的产量。去年不抓能力，今年也就没有增加产量的基础。（3）对于小土群的生产能力估计过大。小土群，全民办工业，有劳动力的问题。农村中80%的劳力还是要用到农业上。今年不能像去年搞那么多人去搞小土群。总之，不考虑平衡，就不是搞计划。（按：毛主席讲过：“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完不成计划也不要如丧考妣。”贾拓夫在这里讲计划，就是动态地解决不平衡，求得相对的、暂时的平衡，他的观点并不违背主席的精神，可是容易被抓辫子呀！） “11．留有余地。1953年富春同志从苏联回来讲过这个问题。1956年，我们自己也有这个经验。那时库存还有一点，后备周转困难了一些，但没有完全搞光。去年我们搞得过了头了，把库存吃光了。看起来对当年生产似乎有利，但对1959年来说，却转化为不利条件。后备，周转余地是不能不考虑的。 “12．心中有数。要不要算账？不算账，没有数，成问题。大家都应该算账，做到心中有数。国民经济各部门互相之间的关系要有数字来联系。去年对于要不要算账发生了问题，似乎不要算账，不找算账派，算账派没有当权，也当不了权。当权的算不算账？不算，心中无数，那是危险的。问题是如何算法，怎样才能算得对？计委毫无疑问离不开数字，应该算账。要算政治账、技术账、经济账，要把三者结合起来。算账，也要有个限度，每个星期，一年之内，都要有个限度。不能只凭主观去算，限度是绝对（需要）的，限度内搞得好就上，搞不好，就得下来。 “13.政治思想工作和业务工作。这方面我们常常搞得不那么好，两者要结合。单纯业务不行，结果要失掉方向；反过来，只搞政治，不搞经济，就成为空头政治家。这就是红与专的结合。 “14．过犹不及。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过了，一是不及。第一个五年，总结说是有保守的一面。我思想上就有保守，这方面有教训。我做过几次检查，几次检讨。过去，基本上是算物质技术方面多，对政治方面、人的方面则估计不足。还有，总是认为上马容易下马难，下马，倒行逆施，那是很苦的。我总想，我们如何做计划能做到不要先上去了，又下来。宁可先下后上，不要先上后下，那样比较顺当。现在具体研究一下指标，缩短战线，指标下降，一些项目停了下来，有什么后果呢？例如煤矿建设，停了，水淹了井，占用了材料，占用了劳力，是很大问题。当然，上得多了，要退下来，也是对的，对将来是有利的，但对今天又是不利的。我们做计划要尽可能反映实际，不要两种倾向：不及，保守，固然不好；过了，同样不好，有过之无不及，也会过犹不及。不及，一节节地增上去，气势还是顺的；过了，多了，一节节退下来，群众积极性反而会有影响，气势就不顺了。这个意思不是说保守好，而是说不及不好，过犹不及也不好。 “15.计划方法的破和立。现在需要回过头来重新看看，究竟怎么破法，怎么立法。该破的还是要破，但不要把不该破的也统统破了，没有了依据和办法。综合还是要的，综合和专业要结合起来考虑，综合的要考虑专业的，专业的也要有综合的思想，不要孤立起来，更不要对立起来。 “中央会议上提到三种情况：一是未过先知，二是过而知之，三是过而不知。我们先争取过而知之，不要过而不知，慢慢地做到未过先知。事前诸葛亮是圣人，事后诸葛亮至少是贤人。现在问题不是没有干劲，问题是物质技术条件方面没有摸清楚，这样下去还是过而不知。 “16.群众路线。上海会议主席批评我们计划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群众路线问题。他说要开干部会议，不要光听党委书记的话。计划是千百万人干的事。我们计委去年是有缺点的，我们变得快，事先来不及通气，事后没有很好地谈。我们计委内部至少也要三级干部采取适当方式来谈，总而言之要上下通气。要有对立面，要唱对台戏，有不同意见不要害怕。至于向中央提、对外谈则要有区别。我们计委内部要畅所欲言，不要怕戴帽子，过去也没有戴帽子嘛。要有一种空气：敢于讲话，不怕。（按：没有这种畅所欲言、敢于讲话，就谈不上群众路线。可惜，贾拓夫讲此话不久，就有了帽子，还是吓人的路线问题的帽子。） “17．遍地开花和合理布局。各地方都在大办工业，在基建中要研究如何合理布局。任何事物总有两个方面，总有对立面。事在人为，事，反映客观可能性，可以为；事和主观愿望不一致，就事与愿违。我们还是要研究规律，使为在可为之处，切莫为在与事相违之处。 “计划工作的基本东西是有计划按比例。毛主席历次对经济计划工作的指示值得我们好好温习。从1953年第一次搞计划，提到反对主观主义，以后，特别是1956年讲十大关系、《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一书的序言，1957年的新形势，提出多快好省；南宁会议反‘反冒进’，成都会议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北戴河会议讲三大社会主义高潮；以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上海会议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冷热结合。……我个人体会，主席这些年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胜利之后，是在想生产力可以大大解放了。从战略上面，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保守，认清形势，多快好省，尽一切可能把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搞上去，搞快一点，但也绝不是说不顾可能去搞快。原来讲计划要稳妥可靠，后来改为充分可靠。武昌会议、成都会议都讲了要留有余地。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一直讲。武昌会议，我们计划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吨一步一步退下来，到2000万吨，长远规划从4亿吨到1亿吨，这对我有很大启发：一面要鼓劲多干，一面跟我们的主观主义作斗争。这就是精神与物质结合。” 贾拓夫在讲这样一大番话之后强调：“只限于我们这个范围，就事论事，论事不论人。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讲，结合学习，把问题搞通。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他在以上讲话之后不久启程去太原、大同视察。在太原，他和省委书记陶鲁笳深夜畅谈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谈了对大办食堂问题的看法，谈得很投机。陶鲁笳请贾拓夫对山西的干部讲一讲。贾拓夫接受了邀请，专门做了认真准备。他讲话的出发点就是想如实地讲清楚经济形势，认识困难之所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解决问题。他讲了两部分：（1） 1959年计划编制问题；（2） 1960年计划编制问题。他的这个讲话，后来也被当作“反党大毒草”而加以批判。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毒草”到底是什么内容。他在报告中讲： “1959年总的形势是好的，是大跃进，即使又一次调整，仍然是大跃进。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他着重分析了问题，认为国民经济形势出现了紧张，有些环节还异常紧张，有些比例失调。集中表现在8个方面，即工业、农业、市场、交通、劳动力、基本建设、物资及后备、财政。 出现这种形势，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的原因主要是计划指标过高，而计划指标过高的原因，除了经验不足之外，主要有四条：（1）没有把热和冷结合起来，没有把冲天干劲和物质技术条件结合起来，把主观能动性估计过高，超过了客观可能性；（2）对于现有的生产能力估计过高了，过高、过多、过快地增加新能力，对小土群的能力也估计过度；（3）综合平衡工作差，不是越做越细，而是越来越粗，工业内部强调重点多，忽视了一般和配套，重要的比例关系没有安排好；（4）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 他认为，困难、缺点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一旦被认识了就会转变为好事。问题并不在于困难的本身，而更在于不认识这种困难。现在认识了，就可以积极去解决。从这个意义上也是件好事。指标过高，意味着没有掌握好客观规律，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失调。在必然王国里，没有自由。经验证明，各方面越是适应，发展就越快；越是不适应，各方面紧张，就越不能快。现在看到了，经过努力调整，就可以逐步缓和，整体上就能好转。要看到这一点，要有信心，这也是一大胜利。 讲到编制1960年计划，他指出要注意4个问题： 第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跃进的，正面的，反面的都要总结。第一个五年总体上是好的，缺点是保守了一点。从大跃进来看，政治挂帅、群众路线这些方面，苏联不如我们，但管理经验、技术物质条件，苏联比我们多。客观地总结是有益的。 第二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今年计划大起大落，主要是综合平衡工作做得不够，计委要负责。不能因为事物的规律是不平衡，就忽视平衡。不平衡要认识，主动去平衡；发展了，突破了，再去新的平衡，不断往复，不断发展。这也是规律。要平衡就要综合。如何搞好平衡？总结起来有六条，叫作一、二、三、四、五、六。一就是一盘棋，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套，全国一盘棋；二就是两条腿，建设与生活、积累与消费要兼顾，两条腿走路；三就是三结合，即政治、经济、技术三者要结合，大中小要结合，以大为主，主力军、地方兵团、游击队结合起来；四就是四全面，即多、快、好、省四点要全面安排，不能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把总路线拦腰斩断；五就是五并举，即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五个并举有个计划比例问题，要在计划安排中体现出来；六就是六方面，即工、农、兵、学、商、交（通）都不能少，要按比例综合平衡。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就要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地点（地区）上把上述六个方面都安排到，这就是条件。唯条件论不对，无条件论当然也不对，应该是条件论。 第三，贯彻群众路线。没有群众路线，不能搞好综合平衡，也不可能做到千方百计，不可能有充分的措施保证。同时，没有集中领导、统一计划，群众路线也贯彻不好。 第四，必需的规章制度。要有章法、程序、制度和口径，计划要有统一的口径。人、财、商、劳、物的管理关系和制度也要相应调整。 按照这些条条，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来几个反复，争取把来年计划一步安排落实。当年是一步一步地落实，造成了许多被动。 贾拓夫在山西干部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都认为讲得实在，讲得精辟，深受启发，很有帮助。可以看出，贾拓夫是从积极工作、极端负责任的角度，十分注意实际和理论的联系，也十分动脑筋的。他并没有因为中央批准了调整方案，证明自己的思想对头而得意忘形、趾高气扬，而是为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力图把工作做得更好。 也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他才同意在国家计委干部大会上做调整指标后的学习心得报告的。不了解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继续跃进的实际情况，也许你会觉得这些讲话并没有什么。但是如果客观地想想，四五十年前，我国在长期落后、支离破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才仅仅搞了8年，对于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还没有什么成熟经验；想想当时从党中央的领导层到下面的干部、群众中，存在着怎样一种狂热和盲目；想想当时党内外对共产党，特别对毛主席是怎样一种拥护，甚至是迷信，而将不顺应潮流的观点提出来，会冒什么样的风险，就会感觉到贾拓夫这些观点的分量了。其实，这两个讲话，再加上他4月、5月两次在党组会议上的讲话，正是他实践中经过学习思考提炼出的结晶，是他对经济工作、计划工作思想的集中反映。现在看来，仍然是闪光的，因此而批判他则是不公正的，是错误的。 现在回到上一章开始时的那个问题：贾拓夫是不是一个失败者？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六中全会的《建国以来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对贾拓夫的平反昭雪等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使在1959年的当时，事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一年，虽然在反右倾和继续跃进的运动中过去了，钢产量勉强完成了1340万吨，其他指标完成得也大体像当时国家计委和贾拓夫他们预计的情况相差不多。历史和事实终究是公正的！ 既然提到历史和事实，有必要再说几句。大跃进，特别是在热昏的空气下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的确给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回过头看，如果不是大跃进证明了社会主义不是空想，而是科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未必能逐渐冷静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济建设有其自有的规律，而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里，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单凭美好的愿望和狂热的干劲是不能一蹴而就地建成社会主义的。大跃进使中国重新和进一步认识国情，认识规律，认识科学。如果没有它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后来终于认识到自己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找到立国强国之路，怕也是不容易的。 庐山会议以悲剧结束，其主导的方面是错误的。然而，会议前一阶段所酝酿的问题，所研究要纠正的偏差、失误，所提出的以调整为中心的任务，还是深入了相当多领导人的头脑，也为以后调整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以农业为基础，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必须综合平衡（会议期间曾搞过一个20条）等，在一定意义上，也始于庐山会议的前期。也可以说，对大跃进中出现错误的纠正工作，实际上是从庐山会议以后不久就开始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做了大量的调整工作。经过3年，经济形势即基本恢复。 贾拓夫和其他许多同志曾经一再坚持的思想、观点和意见，并没有因他们被批判而遭抛弃。这些正确的东西，在当时，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都还是起作用和有意义的。所以，就历史和事实来说，贾拓夫被证明不是失败者，而且，他们勇于正视问题，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实事求是，敢于仗义执言，不虑个人得失，不计荣辱进退，这种凛然浩气、铮铮铁骨、高风亮节，更是久放光芒。就这一点来说，贾拓夫更是一个成功者！ 1959年，中央批准调整计划后，各方面工作才开始在理顺，党中央于7月份在庐山举行了会议。 会议的原旨是分析认识形势，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偏差，克服“左”的倾向，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毛泽东主席上山后，6月30日，他请最早见到的曾希圣、江渭清、江华等省委书记上楼谈谈，说：“把形势、问题说一说。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主要是反‘左’，还要搞一个文件。” 在首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用周小舟的话概括了当时的形势：叫作“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讲了要研究讨论的18个问题，也是总结经验的精神。最后说：“大家畅所欲言，最后形成《纪要》，发给全党。半个月左右就散会。”当时，谁也没有预计到庐山会议后来会开成一个相反精神的会议，得出的结论却是反右倾，并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因此，开始阶段人们的心情比较轻松。“九三学社”（上午九点、下午三点开会），敞开思想，抒发情怀，还可以在长时间紧张工作后，一边清理思想，一边休整一番，在庐山领略一下人间仙境的自然奇观。 贾拓夫作为中央委员、国家计委党组副书记，从7月1日就上了山。他按大会安排的日程，除参加小组会，谈情况，摆问题，提办法外，还担负着起草编制1960年计划意见的任务。他对具体起草的人多次交待：1960年的中心是“调整”两个字。要把为什么调整？调整什么说清楚。胡乔木接受了李富春的委托，也来帮助贾拓夫起草工作，几乎天天都过来谈一谈意见，他也同意把重点放在“调整”两字上。这些天，大家都没有什么思想顾虑，比较敞得开，生活也舒坦和愉快。 贾拓夫参加西北小组，彭德怀、李锐等都在这个组。他在小组会发言，主要讲了大跃进取得很大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应当总结。1958年大跃进，1959年出现了全面的紧张，为什么会出现呢？看来是指标过高造成的，冷与热结合得不好，综合平衡没有搞好，国家计委是有责任的。他主要是从总结经验和教训出发，从正面提出看法。同时，他也是针对计委工作的角度讲，在谈看法时，也有自我批评，并没有涉及其他的方向。他的发言在西北组里受到了欢迎。 当时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在会上发言，比较尖锐地提出比例失调，问题严重，还指出：不搞综合平衡，国家计委有责任，各部门各地方也有责任。那天下午，贾拓夫下楼吃饭，迎面与李锐相遇，他向李锐作了一个长揖，说道：“讲得好！你帮计委说了话，应该感谢！”后来李锐在会上受到批判，贾拓夫的这一揖、这一句也成了罪状。 西北组发言最尖锐最激烈的要数彭德怀了。他不仅讲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问题，而且还指名道姓地涉及了毛泽东主席。他干脆讲道：“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他甚至动情地大声说：“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也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国家那样穷，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彭德怀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他直接闯入“禁区”，犯了大忌。彭德怀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直抒己见，他的忠诚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但当时，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些话，特别是他后来给毛泽东主席的那封信，却酿成了一场空前的大悲剧。他讲话中表示赞许的人，也都纷纷被安排了悲剧的角色。他在西北组曾说过：“我们党内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人不多，陈云是一个，贾拓夫是一个。”这又给后来的政治斗争安了一条“导火索”。在以后批判贾拓夫的时候，有人就引用了这句话，指着贾拓夫的鼻子说：“彭德怀那样欣赏你，彭德怀有问题，你当然也有问题。” 庐山的名山险峰是美丽而又神秘的，刚才还是晴朗的天空，转瞬便雷雨交加。庐山会议开始阶段，人们还能畅所欲言，多数人的认识也相一致，但很快就风云突变，一场暴风雨骤然而至。这一巨变是由彭德怀7月14日给毛主席那封著名的信引起的。这封信本来是彭德怀作为个人意见写给毛泽东主席个人参考的。但7月15日，毛泽东给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发给了所有与会的人。贾拓夫在刚看到这封信时，还很兴奋。他向前来谈工作的宋平、梅行、赵家梁说：“你们都看过了吗？我觉得写得好，他出来讲比别人讲更好，因为他不是搞经济的，影响大。”赵家梁说：“信中有些提法可能过了点，比如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贾拓夫还说：“嗯。不过按照他这个人的个性，这已经是讲得很温和了，可能有人帮助他润饰过。”彭的信刚印发时，引起极大反响，多数人赞同，对一些较激烈的提法，也只当作提问题的方式，是枝节问题，而未更多注意。 贾拓夫看到这封信的第二天，在会议休息时与彭德怀相遇。彭问他看到没有，印象怎么样？贾对曾经在西北领导过他的老上级、关系很好的老战友说了心里话，他说：“写得好！不过有点刺。”彭德怀还是那个直通通的老习惯，表情一愣说：“怎么？刺了毛？”这一句话，几个字，如雷贯耳，一下子把贾拓夫的脑子轰懵了。党内多年已形成的惯例，对毛泽东主席是不能提任何意见的，这几乎是最大的忌讳。他对毛主席无比崇敬，从来没有过、也不敢想象能这样提出问题，这可是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他在中央搞经济工作，尤其是这两年搞计划工作，对此讳莫如深，已感到游刀走刃，艰难之至。今天彭总竟如此直不愣愣地犯此大忌，而且是对他贾拓夫说的，致使他茫然不知所措。贾拓夫以深情和担忧的目光看了他同样敬重的彭总一眼，像是在说：“珍重啊，彭总！”便不再说话。彭德怀似乎也觉察出有些不妥，看了自己过去亲密的老部下一眼，彼此心事重重，不再有一句话，遂分道而去了。 7月16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要求未到会的几位政治局的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特别提出“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7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庐山的大会讲话，发出了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号令。于是，一场尖锐的党内斗争就此展开，庐山的空气低沉压抑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前一段轻松愉快、活跃而舒畅的气氛一扫而光，所有过去人们谈笑风生、热闹亲切的场合，一下子变得冷寂沉闷起来。在参加会议的人当中，除彭德怀、张闻天以外，就要数贾拓夫、赵尔陆、李锐等这几个人情绪变化最明显了，他们大概都感到“大祸临头”了。 对彭德怀的批判正式开始了。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历数彭德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历史。说话间，突然插了一句：“1937年，（陕西省委）西安离延安那么近，也不听延安的，而听武汉的，王明在武汉。”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在指贾拓夫了。1937年贾拓夫是陕西省委书记。毛泽东这里的意思，似乎是在说：“你贾拓夫也是有账的，你也站到彭德怀一边，怕不是偶然吧。这次你也脱不了干系。”毛泽东这句话大概既是对贾拓夫及其思想的猛烈一击，也是对彭德怀说的“贾拓夫是真正懂得经济工作的人”的回报。这句话把贾拓夫逼向了深渊。 他想修改自己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但修改不下去。他要起草一个带有自我检查性质的发言稿，也写不下去。他吃不下饭，更睡不着觉，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其解。他陷入了极度的混乱，没有几天工夫，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想不通，感到茫然。 毛泽东主席讲话的当天晚上，贾拓夫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住在隔壁的宋劭文劝他别想那么多，好好休息。已过半夜，他还是睡不着，伸手从床头柜药瓶倒了一些镇静药服下，才睡着。7月24日早晨，贾拓夫没有按时起床、吃早饭，服务员找来医生，作了检查，医生说镇静药吃多了点，劲还没过去，没什么问题。后来，人们以讹传讹，贾拓夫服毒自杀未遂的消息，不胫而走。后来赵家梁问起此事，贾拓夫非常平静地讲述了他思想上的痛苦。 贾拓夫当时不明白，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正确的东西，一下子变成了错误的东西？实际经济生活中，明明是“左”的倾向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怎么一下子反右倾倒成了主要任务呢？计划指标过高不是中央一再同意调下来了吗？会议原定的主要议题不是要纠正“左”的偏向吗？ 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党内不是应当允许提意见，允许提不同看法吗？会议不是要求把“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吗？不是要求人们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要有“舍得一身剐”的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吗？主席在这两天对李仲云信的批示中，不仍然是这样要求吗？ 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彭总的信总的精神并没有大的错误，怎么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呢？彭老总一生对党忠心耿耿，战功显赫，自己与他一起工作过，他怎么会“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呢？他可是大家都敬重的领导人之一呀！老总说“怎么？刺了毛？”这该怎么处理呀？要不要交待？不讲，与党性过不去，这是重大政治组织原则问题，明明知道了，不向中央报告怎么行呢？但是如果讲了，对老总会怎样？贾拓夫深知他是不反主席的，他是好同志。讲了，又要追究为什么会对你讲这种话？不是有人在说是计委给彭总提供材料的吗？这不是要把问题搞得更复杂化吗？ 他怎么也弄不明白，毛主席点到了1937年陕西省委不听延安的，这不是事实，历史不是这样的，没有过这种结论呀！事隔20年，怎么现在又提出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也一贯“不合作”？是不是意味着也要清算几十年的历史？ 自己为党工作30多年了，从来没有动摇过，没有松懈过，即使身陷囹圄，打入死牢，也没有动摇过信念，今天怎么会陷入如此绝境呢？真是天地良心，谁人知我啊！30多年来，多少坎坷蹉跎，多少艰难困苦，多少复杂曲折都过来了，今天在和平建设时期竟然会这样难！该怎么往前走？怎么往下过呢？他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处境，从来没有这样的痛苦和困惑，从来没有这样的矛盾和混乱。他理不出思路，想不清问题。上山前和上山时那种宽舒，那种拨开乌云见晴日，那种奋斗而后得正果的自信和轻松，已经荡然无存。他几乎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 后人们也许不能理解，这些久经沙场，几十年历经艰苦卓绝，各种人间困难都经历过了的老共产党人、老革命者，怎么会这样想不开？然而，“旁观者清，当事者迷”。当你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站在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呕心沥血一辈子而又不为自己的党所承认，还要指责你“反党”的人的处境中，你又怎么能想得开呢？他们一生忠贞而遭冤屈，你又怎么能理解呢？当整个党和人民后来终于理解了他们，承认了他们时，他们早已含冤饮悲于九泉之下了，他们自己终于没有能看到这一天，你又怎么去宽慰他们呢？ 我们只能说，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事物发展本来就是曲折的。人们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总是必定有个反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看法、做法以至彼此之间的摩擦、碰撞和斗争，也就从来不可避免。多数人压倒了少数人，但未必正确；少数人往往握有真理，但常常失败；或者多数人正确，但未能扭过权威者；权威者有时偏执失误，又造成引导上的错误或方向上的偏差，等等。这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并不奇怪。因此，历史上悲剧不断发生，也就是必然的了。正因为如此，人生从来都很艰难的，不管你是普通的社会成员，还是高层次的骨干、精英，哪怕是领袖人物，也都会有曲折、挫折、委曲和失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规律，反正事实上都是如此。但不论怎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社会也就是在这种反反复复、曲曲折折中进步的。前人的挫折，会给后人带来成功；前人的苦斗，会给后人带来乐果；前人的悲剧，会给后人带来收获。只要人们不忘却前人和他们的经验，不简单地重复他们的哀乐，而是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改善自己的环境，使生活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展开，世界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如果是这样来看待人生，对待挫折，对待贾拓夫们的过去，对待他们的贡献，恐怕比后来给他们平反昭雪更能使他们欣慰，也才算真正理解和承认了他们。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认识和情感再回到贾拓夫当时所经历的悲剧中去，看看他是怎样继续自己的角色的。 毛泽东主席在庐山会上批判了彭德怀后，紧接着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分三个组分别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并于8月7日向全党正式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必须抓鼓干劲，反右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主席还把这场斗争提高到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引伸为党内的阶级斗争。于是，庐山会上这场突然发生的斗争，终于升级到了可怕的程度。 不仅在庐山的中央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而且随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的发表，全国立即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右倾”斗争。本来拟议中要纠“左”的会议，被转而发动成了一场全面的反右倾运动。而且根据毛泽东的总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庐山的这场斗争，没能把当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加以纠正，毛泽东主席自己开始讲过的，刘少奇、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那份总结经验、纠正偏差、解决问题的《纪要》终于也流了产。不仅如此，实际的影响反而推波助澜、更加剧了经济建设的困难的程度，致使1959年开始的3年自然灾害给中国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困难。而且，由于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把阶级斗争引入共产党内，后来发展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更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造成了中国更加巨大的灾难。 回顾这段历史是多么沉重！但正因为那一段历史是这样发生和展开的，所以，贾拓夫和彭、黄、张、周等人一样，庐山只是他们诸难中的一劫。只要那种“阶级斗争”的思想仍在指导着党，只要党内政治生活不能正常化，找不到一种能够实事求是容纳和协调不同工作意见的机制，他们以及像他们那样的人就还会“在劫难逃”。 这次庐山会议还为党内斗争开了这样一个先例：既要对事，也要对人，既要讲现实，也要讲历史。只要出现一些问题，就要把过去翻个底掉，不管你过去为党做过多少工作和贡献，即便不能否定，充其量也不过是“同路人”而已。这种割裂历史、全盘否定的做法，与“不但要看人的一时一事，还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传统完全背离。这一错误先河一开，不仅破坏了党内正常生活，也带来了长期的严重后果。 庐山会议期间，虽然没有组织专门的会议批判贾拓夫，但是序幕已经拉开。庐山会议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工交系统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紧接着便展开了。从1959年9月到10月召开的四委党组扩大会议，集中时间，集中火力，对贾拓夫进行了“彻底批判斗争”。这场斗争是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深入批判彭、黄，外交战线继续批判张闻天同时进行的。 扩大会议期间，他以前几乎所有的讲话和许多做法，都成了“右倾、反党”的“罪行”，受到批判。这已经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会上还深入追查他与彭德怀的关系，追究他在历史上“反党”的问题。就连彭德怀送给贾拓夫大女儿达黎的一架照相机，也成了他与彭德怀关系密切“有组织联系”的“罪证”。而揭发、批判和斗争他的，都是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和工交战线的“各路诸侯”。在当时的空气下，自然也是一边倒的。火力之猛，攻击之烈，叫人难以承受。他也差一点被划为“彭德怀反党地下俱乐部成员”。因没有其他证据，彭德怀也明确讲“贾拓夫和我没有关系”，“我根本没有找贾拓夫同志要过什么材料”，才没有戴上那顶帽子。那时，像彭德怀、黄克诚这样的老战士，这样久经党内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最后都不得不“要什么给什么”，委曲求全，以维护大局。贾拓夫当然也不能不检讨，不能不反省。何况他过去确实不曾想过，这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和看法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什么关系，与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使他最难于接受的是说他反党，他的问题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毛主席”！几十年投身共产党，投身革命，他怎会反党呢？怎么会反毛主席呢？他检查不下去。但最后，还是被迫承认了自己“客观上起到了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反对毛主席的作用”。 这一段的日子确实难熬，确实痛苦。他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终日不迈出那间权作书房的斗室一步，也不让孩子们走进他那自称为“思过斋”的房间。昔日车水马龙，谈工作的，叙旧情的，看望他的人们，从此不敢见面。只有很少数的老同事，在其他领导同志委托下，前来安慰一番。老伴白茜与他寸步不离，形影相吊，关怀照顾。只一个多月时间，这位年仅47的壮年汉子，竟变得满头花发，瘦骨嶙峋，目光呆滞，苍白憔悴。往日那目光炯炯、透着灵气、显着精干的形象，已决然没有一点影子。“党内的才子”成了一个弱难经风的“老叟”。他难道真的“罪”当如此吗？不！他自己始终没有真正承认过这一点。他此时的“窘迫”，也许正是由于那种极其矛盾、极其复杂的心理状况所造成的。 工交口党组扩大会议，以确定贾拓夫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而告结束。与他意见比较一致的或曾经受他委托搞过一些材料的同志，也都纷纷受到批判、处理。党中央决定：撤销贾拓夫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职务。贾拓夫从此由事业的巅峰一下子跌到低谷，走过了他人生悲壮的一幕。 正文 一一、基层实干 共产党人风范 1960年，辽宁抚顺市。发电厂那150米高、号称当时亚洲第一的大烟囱上，喷吐着一股股黑烟，像是告诉人们：经过大跃进的折腾，它并没有稍事休整，而是继续拖着疲惫的身驱，在吃力地运转。它那多病的机体，无可奈何地支撑着，勉强地为东北重工业基地输送着电力，像一个未老先衰的弱夫一样。 发电厂的各个车间不时出现一个陌生的身影。他黝黑精瘦，花白的头上顶着一顶工作帽，一身和工人们一样的工作服套在他那瘦弱的身驱上，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他认真地和大家一起边劳动，边交谈。人们并不熟悉他，但是与他相处，就像老伙计一样的亲切、随和……他就是贾拓夫，新来的代理厂长。 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受批判、撤销职务以后，贾拓夫逐渐从困惑中清醒过来。事已至此，人总不能老是困在已发生过的事件之中，总得向前看，往前走啊？过去的，让历史去评说，而后来的路还是要靠自己走下去的。贾拓夫向组织提出请求：到基层去锻炼，到实践中去工作。在他等待安排的时候，心情开始平稳，思想才开朗了一些，愿意和夫人白茜一同到街上走走，恢复一下身体，也接受了孩子们的意见，周末一起去政协礼堂看看电影，调整一下情绪。不过，他仍不愿见熟人，总是在电影开演后进场，散场前离去。不知是自己面薄，还是怕连累别人，反正那时熟人相见，彼此都会觉得尴尬。 1960年11月，中央批准贾拓夫的申请，安排他到辽宁抚顺发电厂担任厂长。他兴奋起来。一年来赋闲和反省的日子，总算挨过去了，又可以工作了！只要能继续工作，以前的各种不愉快，各种委曲、挫折，似乎都可以忘却。对于这些以工作为全部生活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处罚比剥夺他们工作的权力更使他们难过的了。贾拓夫此刻以一种期待的心情开始打点行装，好像他不是被下放，不是被贬黜，而是接受了一项什么重要任务。 他的孩子们对此却有不同想法，他们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他们还不懂什么是党内斗争，什么叫路线问题？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好人，是一个只会辛辛苦苦工作，不知休息，也很少有时间顾及他们的父亲。他们还知道父亲是个4级大干部，听说比部长的“官”还“大”。现在听说是因为犯了错误，要去当个小小的厂长，还要到远远的东北去，他们心里很难过，想不通，也感到有一种精神压力。 贾拓夫察觉到孩子们的精神状态，他严肃起来。是啊！过去自己的脑子里全被工作塞得满满的，从来没有精力考虑孩子们。好像只有受到了批判和处分后，才又回到生活中来。可是这时怎么对孩子们讲清楚呢？他没有发火，而是召开了个家庭会。他耐心地对孩子们说：“爸爸就要到东北去工作了，希望你们还和以前一样，不，要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学习，比以前更争气。爸爸的事情，你们长大以后就会明白，现在不要去多想，不要有压力。如果爸爸官大，你们沾沾自喜；爸爸官小了，你们就垂头丧气，那么如果爸爸当农民，回老家种地，难道你们就不要我这个老子了？！”他还深情地对孩子们讲：“几十年的战争岁月中，有无数的好同志为党的事业牺牲了。我们过来的人有了权力、地位和待遇，若不努力把他们未竟的事业担负起来，何以告慰死难的同志？我们今天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争名争利，还算什么革命者！你们长大了也要工作的，也是继承先辈们的事业，要多想学习，多想工作，少想个人，少想待遇、地位。在这一点上，爸爸妈妈是相信你们的。”确实，贾拓夫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从来都是积极工作，连生死都可以不顾，哪里还顾得上计较名利与个人得失呢？ 当然，他对于硬定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根本上是想不通的。他对白茜说：“我们辛苦了几十年，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这一点我心里还是踏实的。我从不、也从没有反对过党。批判我的所谓几大罪状，集中到一点就是说我从1958年大跃进到1959年庐山会议，极其顽固地反对高速度、高指标，坚持低速度。其实我并不是这样。我的所言所行，没有根本性错误，所以也不追悔莫及。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个负责干部，无论如何也不能对党中央、毛主席讲假话。因此受冤屈，我相信有一天会说清楚的。” 他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来到了抚顺发电厂，他把这当作一个新的生活阶段。本来，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允许他带秘书、公务员，甚至炊事员同去，但他婉言谢绝了。他认为自己是去基层工作，又不是去休养，更不是去当老爷，怎么能那样前呼后拥的呢？后来考虑到实际情况，组织上半命令式地让他带上公务员小李下去，他答应了。一到厂里，他就把小李安排到仪表班当工人，让他学习技术，参加生产，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他照料一下生活。他是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年轻人的前途啊。小李虽感为难，但还是按老首长的意思做了。小伙子很感激，除认真照顾贾拓夫的生活外，他非常刻苦地学习、劳动，很快便掌握了生产技术，后来担任了仪表班长、厂工会副主席，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人干部。一老一少在异地他乡相伴甚笃，小李还作了贾拓夫的义子，一时传为佳话。这位忠厚可爱的小伙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株连，遭到迫害，下放三线。他贫病交加，不幸患上癌症，在1980年参加了贾拓夫的追悼会，见到义父平反昭雪后，不久便告别了人世。至今两家人仍像亲戚一样，来往甚密。 既然贾拓夫没带有“赎罪”的感觉，也没有因受到错误处理而抱怨不已、消极懈怠，而是以一种革命者四海为家，到哪里都要工作、奋斗的姿态下去的，当然也就不把电厂当作“桃花源”，自己不作陶渊明了。相反，他怀着一如既往的赤诚，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朝气、勇气和锐气，继续迈着他坚实有力的步伐。 到抚顺电厂工作不久，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写了一首诗，充分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共产党人的气节和豪情溢于言表，掷地有声。 当时，抚顺发电厂正处在连续3年跃进，又逢3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刻。电厂长期超负荷运转，设备严重失修，全厂19台锅炉中半数带病运转，到处“跑冒滴漏”；电器设备绝缘老化，事故频频发生，工人们说这是“杀鸡取卵”。这个厂是有40余年历史的老厂，本来有成熟的管理经验和系统的规章制度，但在大跃进中大多被破坏，正常秩序被打乱，无章可循，制度不灵，全靠行政命令来指挥群众。“三天革个命”、“一天革个命”，整日苦战，天天突击，企业管理陷入“松、散、乱”。场区内粉尘没胫，积灰盈尺，像是今天干了明天就不干了一样。工人们经3年苦战，又遇严重荒年，吃不饱肚子，体质普遍下降，疲惫不堪，大约40%的人不同程度地得了浮肿病……但当时还处在持续跃进的浪潮之中，反右倾运动余波未尽，一般人噤若寒蝉，绝对不敢讲真话。 贾拓夫到厂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党委和各级领导同志，详细询问电厂3年的跃进情况和了解职工生活中的困难。他还挨家挨户访问干部、职工，到他们家里实地察访；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意见和要求；深入生产第一线，与工人一起劳动，促膝谈心。他对电厂的政治、生产、行政、财务等部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全面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他开始对电厂工作展开了全面整顿。对于一个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人来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他首先直言不讳地提出：“现在不是要提倡继续大跃进，而是应当休整；不是还要动员工人群众苦干，而是应当让他们坐下来总结前一段工作。”他大胆而坦率地说：“我们再不能搞这种大跃进了，再这样干下去，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何以向后人交待？真是不得了呀！” 他感到思想认识是第一位的，就以实事求是、讲真话作为突破口，用来扭转浮夸风、命令风和瞎指挥风。1960年，电厂曾不顾生产实际和经济效果，贸然调许多老工人和技术骨干，用1.2万多个工作日，投放90多吨钢材和120吨水泥，建了一座与电厂毫不相干的炼油炉，谓之“大搞技术革命”。结果脱离实际，成了一堆废物，浪费了几十万元资金。看到这种情况，贾拓夫十分痛心。当时也有不少人对此有反感，干部、工人情绪很大，但无人敢阻挡这种跃进潮流之下的种种做法。贾拓夫则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他到厂时此事木已成舟）：“电厂不抓安全、经济发电，去搞那些无关的所谓技术革命，是不务正业。这样下去，劳民伤财，顾此失彼，要坚决停下来。” 那年，修配分厂在跃进比武时，提出要在当年增创产值1亿元。对这个只有几百万元产值生产规模的分厂来说，根本办不到，但谁也不敢公开表示怀疑。贾拓夫了解这个情况后，极其严肃地批评说：“这完全是浮夸性质的错误。”他用这个事例告诫电厂干部：“问题不在某几个干部，但要很好地吸取这个教训，克服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的毛病。”他还语重心长地说：“电厂这块肥沃的‘土地’，这些年来已有些‘荒芜’了。如果对已有的教训缺乏足够的认识，就很难看到贯彻调整方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想要改变电厂的局面那是相当困难的。”他的肺腑之言，对大家有深刻的启发和教益。 他也常常启发工人说真话。当时生活困难，很多人吃不饱。一次，贾拓夫和锅炉分厂的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吃午饭。他关心地问大家：“你们吃饱了没有啊？”工人们不敢正面回答，都说“吃饱了”。贾拓夫听后笑笑，摇着头说：“我看没有吃饱吧？没吃饱就是没吃饱，要讲真话嘛！”工人们会心地笑了，有的说：“还是贾厂长敢讲真话。”他就是这样，和大家一起创造了敢于面对现实、敢讲真话，从而勇敢地去解决问题的气氛。 通过调查研究，他认为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需要改进，这就必须对实际中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糊涂认识予以澄清。那时，由于“左”的影响，党委制不健全，突出表现在党委包揽一切，大小事务都要党委开会决定，影响了行政领导和各层干部的积极性，也妨碍了经营管理工作的正常秩序。贾拓夫耐心地和党委成员一起学习毛泽东关于党委领导工作方法的论述。毛泽东说党委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中有决，不离原则”。贾拓夫指出：“这几年我们工作的教训证明，如果不全面正确理解毛主席提出的领导方法，就势必形成现在的党务工作行政化，行政工作党务化，既不利于加强党的领导，也不利于行政工作的开展。” 他还说：“另一个倾向就是简单工作复杂化，复杂工作简单化。由于党委包揽大小权力，不管生产、行政、人事、财务、生活福利等等工作，本来各厂长、副厂长、总工和科室的事情都要经过党委开会讨论决定，才能去办，结果简单工作就复杂化了。而政治思想工作本来要靠说服教育的方法，是个耐心细致的事情，但往往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去处理，又使复杂工作简单化了，反而搞得大家不舒畅。 “再一种倾向是经常工作突击化，突击工作经常化。有一种论调说：什么是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就是唯一的形式，这是片面的。本来是经常性的工作，但一定要用群众运动的形式，今天组织一伙人搞个歼灭战，明天又组织一伙人打个突击战，从生产到生活，到处是战役，到处是运动。结果正常的生产管理、生活组织秩序被打乱，经常工作用突击方式进行不是长期的办法；而突击工作经常化，搞得群众很疲劳，挫伤群众积极性，也妨碍工作有秩序地进行，这也不是企业管理的正确途径。” 在用唯物辩证法深入解释说明之后，他积极倡导根据《工业七十条》精神，结合电厂实际，制定一个工作条例，理顺党政、生产、管理等各种关系，规范各项工作，使所有部门和工作有一个正确的遵循。讨论过程中，一些同志认识不一致，他就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一条一条地摆自己的想法，同大家一起研讨，终于制订出《抚顺发电厂工作十七条》，使工作有了正确的指导原则，起到了拨乱还治的作用，使电厂很快出现了新面貌。 指导原则定下来后，紧接着是健全管理。这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为了把问题找准、搞透，他除了亲自调查研究外，还组织科室干部分别到基层、一线去开展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先后写出23个专题调查材料，并以此为依据，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制定调整措施。亲自主持起草了《抚顺发电厂四年基本工作总结，五年工作初步规划》，从思想上和组织措施上为推动电厂的调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这里出发，他积极协助党委从开展思想整风入手，狠抓了10项大事，即改进领导方法、大搞调查研究、调整生产指标、加强生产第一线、调整管理机构、修订管理制度、整顿恢复设备、搞好经济核算、清理双革项目和抓好职工生活。这些工作迅速全面铺开，使电厂的混乱局面很快有了明显好转。 为了解决制度不健全、职责不清、管理混乱的问题，他建议并坚决果断地将原来运行、检修两大分厂制，改为机、炉、电等小分厂制；减少管理层次，重订职责范围；大批精减管理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还重新修订了运行、检修、安全三大规程，订出了12种新的管理制度，同时相应建立健全各级行政和技术责任制。接着他乘胜追击，亲自组织管理人员，深入到修缮分厂木工班，具体地帮助推行和总结加强班组经济核算的经验，指导全厂把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扎扎实实地从最基层做起来。然后立即组织全厂开展了定生产任务、定企业人员、定责任制度、定财务资金、定协作关系的“五定”工作。这些基础性的重要措施一个接一个，一气呵成，使全厂迅速出现了一派新气象。由于这些措施都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上下认真酝酿，广泛吸收各方群众意见后形成的，所以，都切中要害，深受干部工人欢迎，因而也就立刻见到实效。在加强管理的同时，贾拓夫狠抓设备维修，仅1961年，全厂就大修发电机组8台，大修锅炉11台，中小修发电机组22台次，锅炉52台次，还配套维修了大量的设备和仪器仪表，使大跃进中得不到维修而严重损伤的设备，得到了恢复，设备完好率大为上升。 经过一系列的整顿恢复工作，电厂的生产秩序正常化了，企业管理又走上了正确轨道，职工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抚顺发电厂成为全市在调整工作中走在最前列、取得最好进展的企业之一。抚顺发电厂的经验，受到东北局、水电部的肯定。在抚顺市委扩大会议和中共东北局召开的工矿企业领导干部会上，都做过介绍，反映很好。到北京开会时，贾拓夫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当然，抚顺发电厂的调整整顿恢复工作并不是贾拓夫一人所为。全党在实际工作中逐渐认识了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偏差，在严重的困难中，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得调整恢复工作有了大环境上的保证。贾拓夫对跃进中经济工作出现的问题，从全局到企业的实际状况本来就很了解，他结合对电厂的调查研究，能够向党委领导成员做出深刻透彻的分析说明，因而能使领导班子很快统一认识，并且有较深的认识程度，班子齐心合力做好调整整顿恢复工作。 贾拓夫曾对厂领导寓意深长地说：“我们领导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意味着脱离实际，正像脱离实际必然要脱离群众一样。”在他看来，群众路线之所以成为党最基本的工作方法，首先在于所有的工作，本质上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因而，最主要的是看所做的工作与群众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是否能得到他们的承认和拥护，而不在于表现形式上是否联络群众，是否热热闹闹、轰轰烈烈。领导者的责任首先在掌握方向和制定政策，然后组织实施。当然，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热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不深入，不联系，不沟通，就无法知道实际的状况，无法掌握群众的脉搏和疾苦，无法了解群众对所做的工作是否理解，是否认同，也就谈不上群众路线。对此，无论是高层次的领导工作，还是基层的领导工作，规律都一样，而他是有亲身体会的。过去的各种工作，之所以都能应付，做得也比较好，正是得益于此。到了基层，他就更加自觉了。他把自己当作群众中的一员，但又不仅仅作为普通的一员，因为他认识到他同时还负有领导责任，群众也并不是要求领导者们只做普遍一员。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固然不受群众欢迎，但仅仅能与群众打成一片，而不能站得更高一点，不能带领群众走正确道路的人，群众也不会真正欢迎的。善于把握和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算是称职的领导者。贾拓夫在电厂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贾”。 电厂广大群众和干部拥戴贾拓夫，一方面是由于他带领群众做了调整工作，大家满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真正深入到他们当中，尊重他们，关心他们，平易近人，与他们同甘共苦，既动真情，又办实事。他一到厂就深入车间，与大家一起劳动，一起谈心。同时，挨家挨户地访问工人家庭，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看到工人们在困难时期生活很艰苦，有的吃不饱，体质迅速下降，不少人患有浮肿病。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想方设法去解决些实际问题。看到工人吃的窝窝头是“代食品”杏条面做的，他硬是从老工人手中掰下一块，自己吃下去。老工人说：“你是老干部，是咱们国家的财富，吃这东西会影响身体。”贾拓夫说：“你们能吃，我怎么不能吃？”他还深情地问：“你们吃得下吗？”这位工人说：“这东西喂鸡，鸡都不吃，可为了装饱肚子，不吃又怎么办呢？”这事给贾拓夫很大刺激。他对厂领导说：“我们的工人是多么好的工人呀！但这样下去，工人们的身体都要垮了，以后还要得肠胃病。这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的基础。不解决这个问题，工人兄弟垮下去，生产同样也将受到影响。”他还向前来调查研究的水电部部长刘澜波介绍工人生活情况，要求上级设法给些支援。他和厂党委领导研究决定，食堂不再做“代食品”给工人吃。为了了解和改进食堂工作，他亲自下厨，帮助调剂，卖饭、洗碗，他自己也不再回所住的宾馆吃饭了，每天带饭，与工人们一起分着吃，换着吃。他还常常用自己的粮票和粮食接济家庭人口多的老师傅。当时，全国都处在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之中，能想到的办法很有限。他一方面坚持到现场劳动，什么脏活累活都和工人们一起干，还经常讲些长征故事，鼓励工人们树立坚定的信心，提高战胜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他力排众议，在部分工作中实行小包工，工人们提前完成任务可以早些回家休息，减少消耗，保持和恢复体力。在他的建议下，工厂还组织了“康复队”，把身体不好的工人组织起来，从事轻微劳动，并分期分批疗养休整。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他亲自写信给水电部和东北电管局领导，派副厂长和基建科长到部里反复申请，终于建起了3700多平方米的宿舍，为100多户最困难的工人解决了住房。就这样，贾拓夫和厂领导一起，力所能及地帮助工人解决具体问题，赢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并与大家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成为工人的知心朋友。更重要的是使工人体会到了党和党的干部对工人群众的关怀，大家同甘共苦，团结一致，促进了各项工作。 贾拓夫在电厂不是带着临时观点、准备象征性地做做就走的，他是准备认真干下去的。所以，他在聚精会神地进行调整、整顿的同时，还着眼于整体工作素质的提高，要和大家一起，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今后的工作提到更自觉、更高一层的水平之上。他利用大量业余时间，主动阅读锅炉专业和发电生产过程的业务技术书籍，利用设备检修的机会，熟悉各种设备的性能、结构，力争做个懂业务的内行领导。1962年，也就是他下放到厂的第3个年头，抚顺发电厂筹备召开第五届党代会，在起草报告时，对如何正确总结3年跃进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的问题上，认识不深不透，也不一致。贾拓夫热情地同党委成员一起，用他调查研究和掌握的生动事实，做了深刻的分析、总结。在认识比较统一了的情况下，他又亲自动手帮助起草、修改报告。报告中，对发电厂3年跃进中的问题概括为：生产指标过高，突击运动过多，规章破除过火，双革开展过急，机构变动过猛，生产秩序过乱，综合利用过杂，社会负担过重等10大方面。对于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观方面，提出了5条重要原因：第一，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未能同电厂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犯有脱离实际的急躁病；第二，思想上的主观片面，给作风上带来了浮夸风、命令风和瞎指挥；第三，对群众路线未能全面正确理解，形成了“突击工作经常化，经常工作突击化”；第四，忽视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不充分注意听取反面意见；第五，没有将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很好地统一起来。这些中肯的分析，使同志们对问题有了深刻认识，大会开得十分成功。这次党代会使全厂群众意气风发，使全厂工作走在全市和本行业的前列。从抚顺发电厂这样一个局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贾拓夫对经济工作、对大跃进中的客观问题，都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和求真务实的精神。 问题还在于，他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在被贬黜下放到基层的情况下，做出这些成绩的。这不能不使人由衷地钦佩他坚定的党性和忠贞坦荡的胸怀。当时任抚顺发电厂党委书记的魏敏在回忆时讲：“得知他被贬下放电厂的消息后，我对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竟然下来担任厂长，内心感到惊讶，好像直接感受到他那沉重而抑郁的心情。然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刚一到电厂，头一件事就是找我们党委领导成员，询问了解3年跃进期间的电厂情况和职工生活的困难，不辞辛劳地挨家挨户访问，进行实地调查。每到一处，都谈笑风生，他是那样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开朗豁达，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意气风发的坚定信念。”而当他离开后，“电厂的广大干部职工都深深地怀念着他。每当回忆起贾拓夫同志被下放期间在逆境中所表现出的共产党人的气节，无不充满深沉的怀念和发自内心的崇敬，都称赞他是对党忠心耿耿的实干家，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好党员，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楷模。” 贾拓夫自己也十分珍惜和留恋在抚顺的时光。他曾深情地说过：“在下面过得很充实，身心兼得，收获颇多。”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右倾”问题风一吹，贾拓夫也被平反了。同年夏天，组织上调他回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对他说：“电厂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以不去了。先到各地走走、看看，增加些感受，准备接受新的工作。”贾拓夫惋惜地说：“我下去两年才上了二年级，连初小还没有毕业呢！” 正文 一二、屡挫屡奋 忠贞之志不渝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果不把此话当作宿命论的哲理来看待，而用它形容人生道路，至少还是反映了一些客观状况。一个人尽管可以行得端，走得正，向来问心无愧，也难免在复杂的环境中失足受挫。更何况总有那么一些人，为了某种需要，耍阴谋、搞诡计，常常从背后射出暗箭，使人猝不及防。康生，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一贯搞鬼整人的老手。贾拓夫则是前伤未愈，又遭中伤。 那是1962年10月，贾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已在七千人大会上一风吹掉，周恩来总理已要他准备接受新的工作，他也被获准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资格，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就在这时，康生突然制造出一个“小说反党案”，硬是把小说《刘志丹》说成是“为高岗翻案”，是制造和宣扬“陕北救了中央”的反党观点，是一部“反党小说”。还制造出一条毛主席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同时罗织出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硬说这部小说是这个“反党集团”炮制的，目的是为“实现篡权野心制造舆论”，云云。 其实，这个“案子”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是康生别有用心的阴谋。 刘志丹是陕北早期革命斗争的领导人，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斗争作出了卓越贡献。1936年，遵照党中央的抗日部署，率红军东渡黄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幸壮烈牺牲于山西战场。毛泽东亲自题词称他是“人民英雄”。刘志丹是陕北乃至全国人民景仰的革命领袖。为永久地纪念他，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将他的家乡命名为志丹县。1956年，工人日报社向刘志丹的弟媳（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约稿，写一部刘志丹的传记小说。李建彤怀着极大的热情，走遍陕北根据地的山山水水，访问了几百名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经过几年的准备，写下了这部反映刘志丹光辉一生和陕北人民英勇斗争历程的小说初稿。1962年，正当李建彤进一步征求意见，做第六次修改的时候，有人向康生告状。康生如获至宝，下令将未修改的第五稿和已废弃的第三稿印成书稿，分发批判。就这样，一部正在修改、尚未出版的小说《刘志丹》，便成了一桩“反党事件”的“罪证”。 康生为什么要这样干？拿他自己公开说过的话，叫作“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所以，给小说戴上“反党”的帽子，制造出一个“反党集团”，进而株连到几乎所有接受过采访的老同志。借一本未出世的书而整治一大批干部，就是不足为怪的了。后来，把“习贾刘集团”又发展为“西北反党集团”，再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也可以说是不足为怪了。 虽然，阴谋诡计尽可以得逞于一时，但终究是不能长久的。“文化大革命”后，这一小说“反党”的大冤案，终获彻底平反，这一事件也作为康生等人的罪行记入了史册。但是，贾拓夫在当时却又一次遭受了无端的沉重打击。 事实上，贾拓夫与小说并无关系。他作为陕北革命斗争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曾与刘志丹有过接触，有过工作关系。李建彤为了解陕北斗争的历史情况和刘志丹本人的各种情况，曾于1957、1958年采访过贾拓夫两次。这部小说被定为“反党小说”，拿到八届十中全会之前，他既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说过其内容，但他却被打成炮制这部小说的“反党集团”成员，而被取消了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以接受中央进一步的专案审查。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于此。毛泽东主席在1962年10月的这次中央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要求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于是，所谓的“反党小说”也就自然地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一定要首先造成舆论”的阶级斗争观点相联系了。这种压力，当然对任何党内的同志都是极其可怕和难以承受的。 正当贾拓夫满怀着热情，企盼为党去做新的工作的时候，小说问题犹如一盆污浊的冰水当头泼下。他委曲，他激愤，他无可奈何。他在反复申辩自己与小说并无关系，没有任何反党活动，更无任何反党思想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既不能回到火热的基层工作中，继续他称为“初小”的学业，也不可能接受什么新的工作安排。他只能压抑愤懑，尽量做到平心静气，以坦荡的胸怀去接受组织的又一次审查。除此而外，他又能做什么呢？ 曹操诗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那是古人，是志向不清、意志不坚之士之所为。而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志向和情操。不管他们个人的处境如何，他们都不会把自己与为之奋斗的事业割裂开来。在伟大的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振兴的事业必将前进、并且正在继续前进的时候，他们总是把错误和挫折看作是前进中的曲折，把个人的逆境、冤屈看作是一个局部。这种曲折，这种局部，终究不会影响总的趋势和全局，终究不会倒转历史车轮。而他们自己是与这个总趋势和全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会仅站在个人的人生角度去看待这些，而经常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这一切。因而，他们可以在敌人的铁牢里认真学习外语，可以在酷刑下坚持斗争，可以刑场上举行婚礼，可以在雪山草地上笑谈世界，可以在逆境中赋诗作画，可以在挫折中乐观人生……这里究竟包含了些什么呢？我们很难用精炼的语言去概括。但是，正是这些精神推动着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曲曲折折地前进到今天，也必定会曲曲折折地继续前进到更加壮美的明天。我们不能用文字准确生动地说明贾拓夫此时的心境，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许多，想到许多。 贾拓夫再次受挫后，从1962年底开始来到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这可能是对“犯错误的高级干部”一种通常的过渡性安排。而贾拓夫则把它当作了一次极难得的学习机会。尽管他一贯注意学习理论，但从参加革命以来，他毕竟没有过这样一种集中的学习机会，从来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结合当时的形势，有选择地学一点东西而已。尽管人们说他有理论水平，也善于与实际结合，但他毕竟还没有条件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书籍，没有条件系统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尽管他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但他并不觉得日暮途短，而认为自己正值壮年，以后要做的事情还会很多。尽管他屡遭冤枉，已被贬黜，今后会安排个什么工作尚不可知，但他总怀着奋斗不已的志向，认为不管做什么，多学一些，学深一些，终究会大有用途，至少可以做个真正的明白人。所以，他十分珍视这个机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贾拓夫在党校的学习非常刻苦。本来，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也没有什么硬性任务和进度逼迫着他，他满可以从容学来。但他却还是像过去对待工作那样对待读书，像过去挤工作间隙看书那样，抓紧时间攻读。他认真地学了几乎所有重要的马列经典著作，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4卷，又精读了一遍。他边读、边思考、边作心得笔记，读到精神专注时，甚至忘却了时间，竟然常常要别人提醒他去吃饭。每天早、中、晚三个单元，他都在学习，很少和其他同学一起打牌、娱乐。有时饭后散步，还和一道的学友交流、讨论，因为他脑子里很少有其他问题，装的都是书里的东西，简直有些如醉如痴。长时间这样读书，对于他这样的人，身体都有些吃不消了。由于过于疲劳，患了眼疾，以至医生不得不命令他停止看书一段时间，好恢复和保养一下眼睛。同班的老同志都说他：“拓夫，时间还多，何必搞得如此紧张？学了东西，丢了身体，也划不来嘛！”校方和同学都公认他是研究班里最刻苦的一个。 他为什么这样拼命读书，是在打发光阴吗？是为了排解内心的烦闷、苦恼和委曲吗？不是的。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他是个认真的人，干什么事都认真，有时甚至过于认真；他是个真诚的人，真诚地认为这段学习对他是极端必要的；他是个倔强而坚韧的人，他不愿消沉，他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人格和品德。人们常说诗能寓志。贾拓夫在党校期间，偶有诗作，看看其中一些诗句就能对他有进一步的理解了。 如他在一首《七律》中写到： <small>人间正道何处寻？四论传神辩证通。</small> <small>旧面岂容批判外，新生常在斗争中。</small> <small>曾经沧海仍为水，重整长缨好缚龙。</small> <small>苦将真知能学到，乾坤造化自无穷</small> 另在一首长长的五言诗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贾拓夫在中央党校一直学习到1965年秋。3年时间的确不短，他这几年仍旧过得很充实，很有收获，不只是系统地读了马列著作，更清理了头脑，充实了精神。他怀着“老骥伏砺，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志向，期待着下一步的工作。 1965年，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三年自然灾害及大跃进以来工作失误给国家造成的巨大困难时期度过去了，各方面工作都得到恢复和发展，形势变得越来越好起来。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指示：对那些有过错误的同志，应当分配适当工作。他请彭德怀到家里来吃饭，提出派彭德怀到三线工程总指挥部担任副总指挥。其他一些人，他请书记处作出相应的安排。在书记处研究时，根据彭真的建议，把贾拓夫留在北京，分配到石景山钢铁公司（现首都钢铁公司）担任副经理。1965年10月，贾拓夫来到他一生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 首钢，对贾拓夫来说并不陌生。望着这座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他思绪纷然，感慨万端。几年前的大跃进中，这里也是“元帅”升帐的地方。那时节，令人头疼的、成为矛盾和斗争焦点的就是钢铁，引发庐山会议巨变的也有这个钢铁。如今，几场风雨，几经洗礼的高炉挺拔耸立。人们从经验教训中走出来，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大型联合企业又生机勃勃了。自己辛苦了几十年，搏击了几十年，委屈了几十年，最后竟又走到了曾经把他翻倒在地的行业，这意味着什么呢？世间常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再爬起来。命运对他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偶然的巧合吗？有意思，真有意思！回首往事，酸甜苦辣；瞻望未来，心潮起伏。但不管怎样，他也要正视这种现实，接受这个挑战。“无私一身轻”、“甘当螺丝钉”、“壮志随时增”、“悬崖奋勇登”——他的诗句萦绕在脑际。看着眼前的万千气象，他眼睛明亮起来，欣然将在党校时写的《七律》，改写成一首新诗： <small>东风四起传天下，拨云驱雾正道通。</small> <small>旧面岂容批判外，新生常在斗争中。</small> <small>曾经沧海仍为水，落户西山愿做工。</small> <small>勤学犹须能活用，人间造化自无穷。</small> 是啊！毛泽东主席说得多好：“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骄傲自满和固步自封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任何人都在此规律的制约下。看破红尘，未必成仙；多年修行，未必成神。“曾经沧海难为水”，是说人们经历了各种事态，会懂得更多，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不管有多么复杂、曲折的经历和成功与失败的锤炼，总还是汹涌浪潮中的水。水溶于潮，才能聚少成势，澎湃前进；水离开潮，便会很快化为乌有。贾拓夫愿意落户北京的西山，和工人们一起在建设祖国的一浪高过一浪的事业中，走完人生最后的历程。 刚到首钢，党委并没有给他分配具体的工作。但他不图虚名，不求清闲，立即穿上了普遍的工作服，下到基层。人们看到这位“落户西山愿做工”的老革命，从矿山到高炉，从车间到食堂。在“文化大革命”前的6个月中，他的足迹踏遍了整个首钢，先后在两个厂、三个矿、六个车间、工段进行蹲点，参加劳动和搞调查研究。写出有关政治思想工作、生产管理工作等方面的调查报告8篇，共11.4万多字。 既然到了企业，他就不是局外之人。没有具体分工，他也就不“干扰”领导班子的工作，而是力所能及地帮助领导、配合别人主动地做些事情。他在蹲点参加劳动中，和工人干部促膝谈心，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老贾同志”。在这种亲密的交往里，很自然地就把思想工作做到了群众中。比如，在热风炉参加劳动时，他帮助工人总结经验，提高思想觉悟，还以“你们的老贾同志为纪念热风炉小组思想革命”，题《满江红》一首。这首词曾用镜框镶入，被当作座右铭，挂在休息室里，与大家共勉。词中写道： <small>服务人民，当首学，雄文四卷。抓思想，投身实践，加强锻炼。树立雷锋为榜样，敢和王杰同肝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嗟来晚。</small> <small>增干劲，勤俭点。眼光远，胸怀坦。辨证观事物，勿停批判。只要螺丝钉不锈，自能牢固开生面。望前途，举世起风云，沧桑变。</small> 在迁安铁矿，他走遍矿区的各角落，详细了解矿石生产；在选矿厂里，与工人一起清扫厂房，带头搞起文明生产；在炼铁厂里，他和工人一起搞会战，为一号高炉夺世界冠军，他甚至兴致盎然地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在铸铁工段，他又和干部工人一起开会，帮助他们总结增产节约的经验，促进工作更上一层楼…… 白云石车间是当时全国冶金战线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但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对“白云石”的经验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市委和公司党委给捧起来的，所以它的经验有些推广不开。当时，白云石车间党支部的经验已编写成册，而贾拓夫不满足于别人写成的现成材料，他坚持亲自蹲点，摸第一手情况。于是，他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参加劳动，和工人干部普遍交谈，实实在在地、一点一滴地调查研究，热情地鼓励工人和干部们继续努力。在做了大量而扎实的工作基础上，他又花了足足15个日日夜夜，写出一份《白云石车间调查报告》，用详尽的事实说明：“白云石车间改变面貌是靠党支部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干出来的。党支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是在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的实践中产生的，是有生命力的。”他在热情肯定、赞扬“白云石经验”的同时，也坦率地作出分析，指出白云石车间党支部主要干部的思想上有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情绪。在给党委写的《白云石蹲点的若干体会》中，对他们的经验在一些基层推不开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诚恳地提出了改变此种状况的建设性意见。 为了帮助白云石车间继续保持先进，创造更好的成绩，他还写了一篇《谈谈骄傲自满》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分析了骄傲自满的种种表现和精神状态后，还有这样一段话：“我是犯过这种骄傲自满思想的一个，教训很多、很大，因此体会也是比较深刻的。我曾经检查过一番，得出如下一个图式：骄傲自满从‘有产’而来，有什么产？名、利、权、位；有‘产’必有‘气’：骄气、官气、暮气；有‘气’必有‘子’：面子、架子。而这些归根结底都来源于一个‘我’字。是‘党’字当头、‘群’字当头，还是‘我’字当头呢？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骄傲自满有时也有认识上的根源，但就在认识上，也不能说和这个‘我’字就没有关系。因此，我想把我的这点体会说说，供同志们参考。”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贾拓夫认真负责、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更看到了他诚恳朴实、坦荡无私的胸怀和品德。 贾拓夫到各基层蹲点、调查，既是为了全面掌握实际情况、熟悉企业的各种环境，也是为了帮助领导工作，提供参考意见。所以，他都坚持一贯的作风，实事求是，从不说假话、大话和空话，向党组织反映情况时，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绝不夸大其词。他每到一处，每写一份调查报告，都把自己在那里见到和听到的政治工作情况、生产工作、干群关系等如实地写进去。比如他在《白云石蹲点的若干体会》、《一高炉通讯》、《一高炉热风炉通讯》、《铸铁机通讯》等调查报告中，都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工人对所在单位党委成员、党支部成员的意见和看法，使上级党委能直接了解基层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因而，虽然是调查报告，是他在没有具体任务的情况下给自己安排的事情，但都能对工作产生实际的作用。他在首钢时间不长，也未来得及直接从事具体的领导工作，但已经给那里的干部和工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人们看到了一个为人民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党员、老干部，在遭受无辜陷害后，能识大体、顾全局，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诚恳质朴、勤奋积极，联系群众、无私求实的赤子之心。 然而，这位“行年过半百”，准备“悬崖奋勇登”的赤子，很快就被卷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浪之中，走到了人生最后的悲壮时刻。“一夜狂风起，百花尽凋零”。首钢，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企业，一下子变成了“修正主义的顽固堡垒”；被称颂为工交战线一面红旗的白云石车间，骤然间变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在那风云变幻、莫测高深的日子里，贾拓夫再一次表现了无产阶级坚强战士的品格。 按照当时的情况，像他这样身份的人，即使沉默隐身都还躲闪不及，但他却大义凛然，镇定自若。他每天照常到厂，到人群川流不息的场所去看大字报，听人们辩论，有时还到大学、中央党校和机关去观察。当他看到真理被践踏、黑白被颠倒时，他又挺身而出了。 他不管黑云压顶，而毫不隐讳地喊出：“首钢不是修正主义顽固堡垒”，“白云石（车间）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白云石车间的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对于自己受到的迫害想不通。贾拓夫敢于讲话，给他们以精神安慰和斗争勇气。一位青年工人对贾拓夫说：“彭真来车间和我谈过一次话，我就成了反革命！”贾拓夫说：“彭真怎么啦？难道他讲的话都错了？我就不信！”一位青年女工问他：“刘瑞田、高升（白云石车间的主任、支部书记）是不是走资派？”贾拓夫说：“你还是个小孩子，不懂事。高升、刘瑞田一个小小的车间主任、支部书记能走什么资？他们能走到哪里去？”他还请这位女青年转告刘瑞田、高升：第一，“白云石”是红旗不是白旗；第二，对他们的斗争是错误的，是历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不及的。要他们想宽点，最后一定能够把问题搞清楚。高升被斗后，贾拓夫把他找到自己的住处，对他说：“你高升是好同志，好同志不等于不受冤枉。运动来得这么猛。这不是下边的问题，而是上面的问题。”以后，高升被折磨得病倒了，他还多次到高升家里和医院去看望他。 贾拓夫的这种态度当然会激怒那些“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人，于是开始把矛头转向他。听说要批斗贾拓夫，一个好心人冒着风险给他报信，要他躲一躲。可他偏不躲，反而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会场。批斗会给了他讲台，他据理驳斥对白云石车间的种种诬蔑，之后，他又堂堂正正地署名写出大字报，阐明自己的观点：“你们对我的不满和愤怒，主要集中在白云石车间的问题上。对这点，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看了许多大字报，也同一些同志谈过话，并没有得到充足的事实和站得住脚的理由能够证明整个‘白云石’是‘白旗’，是‘修正主义顽固堡垒’，这个结论是主观臆断出来的。”旗帜鲜明，是非清楚，语言铿锵。这张大字报曾给“黑云压城”下的首钢，给许多精神上、肉体上受到压抑和摧残的同志，带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正是贾拓夫这种维护真理的豪迈气概，震怒了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康生。1966年12月初，在林彪主持的一次工交口的会议上，康生恶毒地说：“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一个老反党分子。”从此，对贾拓夫的冲击和斗争陡然升级，各种各样的帽子向他扣过来。他曾经工作过的陕西省、轻工业部、国家经委、计委乃至清华、北大、轻工业学院、地质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处的造反派，络绎不绝地“杀”上门来。此时，贾拓夫无论在首钢，还是在家里，便都不得片刻安宁了。 一次，一伙人闯到家里，强令他回答四个问题，都涉及到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密。贾拓夫镇静地答道：“没有周总理和富春同志的批示，我不能奉告。”有一个“造反兵团”，声称得到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他们屡次强迫贾拓夫揭发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副总理的所谓“问题”。贾拓夫义正辞严，干脆地说：“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错误，就是有什么错误，也让他们自己去讲，用不着我揭发。”尽管他强硬的态度招致了加倍的折磨，但他坚定沉着，宁肯自己受苦，也绝不拿原则去作交易。 1967年初，他给远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大儿子虹生写信：“我们知道你最不放心的是你的父亲。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们一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今后也绝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这一点，你是可以放心的。” 1967年5月5日，贾拓夫被陌生人挟持，不知去向。在那“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纲纪混乱的年月里，最起码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抄家已是家常便饭，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当权派”、“黑帮”、“走资派”抓走，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将他们拉出去游街、批斗，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当年敌人对付革命者的各种残忍手段，来折磨这些为国家和人民流血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做一个“黑帮”家属，同样“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敢问一句，轻则训斥，声色俱厉，重则斗争，戴上一顶高帽子，也会被“打翻在地”，哪里还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亲人？造反派们说这叫“红色恐怖”，“好得很”！在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以2000万烈士的生命为代价，建立起的人民共和国里，共产党自己的老战士、老功臣们却被任意迫害、污辱，而且株连亲友，甚至家破人亡。这是一种什么“革命”呢！ 5月6日，就在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高潮中，贾拓夫这位革命41年的老战士，未能幸免于难，被无情地“革”了命。那天中午，贾拓夫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押解着从后门回到家中，他的夫人白茜和小女儿捷华，惊恐地发现他已憔悴不堪。一夜不见，竟然白发满头，完全变了一个人。家里人不敢多问，心提到了嗓子眼，惴惴不安地照顾他匆匆喝了碗面汤，又被来人带走了。但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他在自己家里吃的最后一顿饭，和家人见的最后一次面。没有一句嘱咐的言词，没有一句告别的话语。就这样，他满含忧愤，永远地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为之呕心沥血、艰难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和国家！ 1967年5月7日是一个凄楚阴暗的日子。浓浓的乌云笼罩着北京，黑沉沉的天低低地压在头顶，叫人喘不过气来，雨淅淅地下个不停，雨水里透着苦涩。这种天气，总是让人害怕，给人不祥的预兆，好像随时都会降临灾难。就在这天的上午，苗圃工人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小树林里发现了卧倒在树下的贾拓夫！他已没有了呼吸，没有了脉博，也没有了体温，他的心脏再也不跳动了。 这天下午4点，噩耗传到了白茜耳朵里，她一下子惊呆了，刹那间脑子里一片空白。当她由大女婿宏儒和二女儿晓黎搀拱，冒着冰凉的雨水，跌跌撞撞地赶到离城几十里外的首钢大门时，她没见到一个领导，没有见到能说清情况的人，更没见到一个能说句安慰话的人。母子们茫然地站在阴雨里，凄苦地等到天黑，也没能见到自己亲人的遗容。人家只是冷冷地扔下一句话：“遗体己运走，再等也没用，回家去吧！”回家？什么是家？那个暂时栖身的小院子，还能叫个家吗？贾拓夫曾给全家的合影题诗曰：“两小奇逢心互印，忽间成就一家人”。30年风雨同舟，一日间人去室空，这究竟是为什么？！几十年相依为命的伴侣，屡经坎坷但仍生龙活虎的老伴，难道就这样突然间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她简直不敢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十几天以后，在白茜和子女们的一再坚持下，才获准在医院的太平间里见到了自己饱受摧残的亲人。白茜，这位坚强的女性，毕竟是在革命风雨中锤炼了30多年的老红军战士。此刻，她冷峻镇定，忍住泪水，未发一言，只是细细地抚摸着丈夫冰冷的肌体，默默地作最后的告别。她和孩子们看到，贾拓夫的额头上、眼眶下有深深的凹坑，胳膊上和小腿上都有伤痕，他半睁着眼，张着嘴，那愤怒、疑惑的表情分明是告诉人们：我有许多话要说！我死不瞑目！孩子们在母亲的感召下也都强压悲痛，抹去泪花，向父亲告别。坚强的母亲和孩子们在亲人的遗体前暗暗发誓：我们一定坚持下去，为您昭雪；我们会坚强地循着您走过的路走下去，一定争这口气，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此后，贾拓夫的亲人们，像许多老干部及其家属一样，经历了许许多多无法言传的磨难。他们置社会的歧视、迫害于不顾，始终顽强地进行抗争，坚持不懈地奔走申辩。整整过了4698天，终于迎来了为贾拓夫彻底平反昭雪的一天！令人万分悲恸和遗憾的是，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人们无法面对贾拓夫的骨灰来告慰英灵，因为早在那人妖颠倒的年月里，他的骨灰已被丢失，不知埋藏在哪里，至今无处寻觅。尽管这使人想起来就愤慨，就痛苦，但是天涯处处有芳草，他毕竟又回到了他热恋的这片黄土地上。这时的祖国大地已是一片翠绿，又充满了盎然生机。 1979年5月3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对贾拓夫作出郑重复查结论，明确指出：“贾拓夫同志1957年对国民经济出现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其基本观点是实事求是的”，“当时说贾拓夫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反党活动是不妥的”。“定贾拓夫同志为反党分子是错误的”。“1957年以来为贾拓夫同志所作的几次结论均应予以否定”。并且决定：“恢复贾拓夫同志的党籍，恢复名誉，予以平反，以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职务召开追悼会。” 1980年3月20日，党中央为贾拓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彻底推倒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郑重宣布“贾拓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贾拓夫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路线。”“尤其可贵的是，他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无私无畏，敢讲真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经济工作方面，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国经济战线上具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一生奋斗，最终得到了历史的承认，他的忠贞不渝终于得到了报偿。而加害于他的人，也终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人民和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他终于可以瞑目于九泉了！ 正文 一三、光辉一生 无价宝贵遗产 苏联学者赫尔岑说过：“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历史是人创造的，它也创造着人。 给历史造碑的是人，而给人造碑的是历史。 给历史造碑，是为后来的人；给人造碑是为后来的历史。 贾拓夫走完了他54年的人生道路，短暂而充实，坎坷而悲壮，平凡而光辉，历史给他刻了一块丰碑。他是无愧的，因为他毕竟给历史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遗产。如果人们理解了它，接受了它，那么这些遗产将是实在的，宝贵的，可供后人受用的。 贾拓夫一生有着明确的信念，他把自己越来越坚定地熔于为国家、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壮丽事业当中，因此，在苦难的陕北穷山僻壤中，大革命的斗争屡遭挫折，他从未回过头。据一些老人们回忆：贾拓夫是绥德师范的高才生，“绥师”是陕北的“最高学府”，凭他在校出类拔萃的学业和表现，三年时间混成个“小秀才”，弄个一官半职，或者当个受人尊重的教师，有个固定的收入，过上小康生活，本不成什么问题。有机会受人保举，进一步深造，念个大学堂，离开贫瘠的黄土高坡，出人头地，也完全有可能。但他却没有走那条路。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他坚持斗争。白色恐怖主要是针对革命者和同情革命者。贾拓夫身处其中，天天都有被捉去砍头的危险，虽然年纪不大，也深知随时会遭杀身之祸。实际上他已被出卖而关进过死牢，尝过手戴铁铐、脚缠铁镣的滋味。但他越狱脱险后，反而更加坚定地与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即使党组织被破坏，他几乎陷入绝境时也不曾动摇。他在后来的五言诗中写到：“闯关辞西北，衔命访瑞金”，就是要找党，要一条路走下去。 在历尽人间艰苦的长征道上，他和无所畏惧的壮士们一起，度过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难忘岁月。他也吃过皮带，用前面人的粪便“洗净”里面不曾被消化的生青稞充过饥。但他曾由衷地唱出：“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抗日救中国”，更锻造出了坚韧不拔的品格。 如果说，能经得起艰苦和生死关头的考验是不容易的，那么，能经得起荣辱进退的考验，也同样需要坚定的信念和意志。贾拓夫在这两种考验面前都表现出真正的共产党人风貌。也许，前一种环境离今天的现实稍远了一些，后一种情形则还会经常发生；也许，英勇地经受了前一种考验的人多，而经历像贾拓夫后10多年那样磨难曲折的人少得多，因而我们对贾拓夫在和平建设时期，在自己人自觉不自觉地构筑起来的逆境中，能如此胸怀坦荡，认真不苟，印象尤为深刻。有许多人在这种处境下，往往怨天尤人，心灰意冷，悲叹命运，从此不愿做任何事情；也有许多人在这种处境下，往往陷入虚无主义，看破红尘，离人事越远越好；还有许多人在这种处境下，往往囿于恩恩怨怨，愤世嫉俗，计计较较，耿耿于怀，或终日叫骂不平，或卧薪尝胆，以待它日报一箭之仇。贾拓夫与这些人都不同。他也曾想不开，也曾痛苦，但他很快就能把握住自己，很快又振作起来。工作环境可以变化，工作态度依然积极如故。个人的升降、进退，甚至个人的荣辱、恩怨，虽不是完全置之度外，却总可以看得很轻，处之泰然。他从不消极人生，从不悲观失望。他相信历史，相信自己舍弃一切而献身的事业；相信“历史总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毕竟要胜利”；相信自己的本质、人品和所作所为，即使有错误缺点，也应该而且完全可能在不断的克服中进入更高的层次，绝对需要的就是不仅在顺境中，更要在逆境中去体现、去实践。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忘我吗？ 被陈云称作“一代楷模”、曾驰骋疆场、建立过卓著功勋的大将黄克诚，被错批错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而罢官后，写有“唯愿天公不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的诗句。他此时耿耿于心的并非自己的命运，而是比他更直接从物质上承受大跃进的苦果、吃喝穿戴都堪忧的广大人民。他所愿所望的是“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他们无时无刻不把自己同人民的事业紧连在一起。这就是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信念。 贾拓夫也是从未动摇过这种信念。庐山会议后，他被批判贬官，虽然内心是痛苦的，但他还是能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一方面，相信历史会搞清楚，证明他们并不“反党”，忠心可鉴；另一方面，他想到事业终要前进。所以他写下“庐山识大义”的诗句。他要求到基层去，到群众生产斗争的火热生活中去实践。当他有了这种机会时，他能忘却过去，能“早已投身在火炉”，能“落户西山愿做工”，能“放下臭架子，甘当螺丝钉”，能“老马途能识，悬崖奋勇登”，能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在下面工作，而且是诚心实意、情绪饱满、锐气不减，绝非矫揉造作、故弄姿态，也绝非是一种排解、一种失落的寄托。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无私吗？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而人的精神境界的高峰，就是像老一代共产党人那样的忘我，那样的无私，那样的锲而不舍，那样的坚毅不拔。而这种精神，来源于一种信念，一种执著的追求。只有把自己自觉地熔进这为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事业中，只有完全有意识地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上，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做到。这才叫作真正的、成熟的、高度的党性原则。单凭个人的修养，个人性格的坚韧，个人“自我实现”的追求，是无法做到并长期坚持的。 人民和历史，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信念。尤其是当代，当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一种深刻的变革的今天，更加需要这种精神，这种信念。这绝不是为了纪念贾拓夫们才故意说出的溢美之词，也绝不是传统观念上的理想主义说教，而是极为现实的一种社会需求，是历史前进的一种必然需要。不是吗？试想一下，一个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没有一种力量和一大批骨干分子去影响和带动群众，把社会凝聚起来，向着这个目标推进，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没有贾拓夫和老一代革命者所表现的那种屡挫屡奋、愈挫愈奋的精神，人们怎么能想象一个伟大历史性事业能够成功？人民对于代表他们、领导他们的政党及其骨干分子，又能希望什么呢？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到，贾拓夫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最后10年才更具光彩；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才更有意义。 贾拓夫的光彩还不仅仅表现在那种百折不挠的信念上，他的信念不是表现为诗人那样的浪漫抒发，不是表现为文学家那样的理想呼唤，不是表现为思想家那样的思索寻觅，也不是表现为评论家那样的高谈阔论；而是表现为革命家那样的认真实践，实干家那样的开拓进取。他一生都在实干，都在扎扎实实地做事。他把对事业的忠诚和追求，落实到所从事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在他看来，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各种工作，以及它们的集成，都是整个事业的组成部分，而每一工作的进展与成功，都构成和推动着整个事业的前进。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开创自己所承担工作的新局面上。因此，他做的每一段工作都是相当成功的，都具有开拓性，也都是有实绩的。党给他的评价是“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这“独到”就是开拓；这“有才干”就是实绩。 纵观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无论是在长征路上开路筹粮，还是在陕西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论是在延安开辟党早期的民族工作，还是在敌顽封锁下经管财经，保障供给；无论是接管西安，巩固政权，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发展国民经济；无论是在中央领导机关，还是在基层工矿企业，他都有出色的表现，良好的政绩。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开拓的一生，也是硕果累累的一生。他既忠实于党的路线，又勇于探索创新。把忠诚转化为实干，把责任转化为进取，不敷衍，不虚夸，不空谈，注重实效，不搞花里胡哨，积极创造，不求急功近利。每承担一项任务都认真负起责任，每做一件工作都真正做出成绩。几十年里，他换过许多岗位，做过许多事情，几乎每一阶段都取得新的成绩。即使在首钢没有具体任务的情况下，也能帮助别人去做些实际工作。而且，他每换一个工作，大都是由于前面的工作表现出才干，后一项工作需要他去开拓。他“升迁”得很快，并不是靠资格，不是靠关系，靠提携，而是靠业绩，凭本事。他的经历中记录了他实实在在的贡献，也记载了他踏实苦干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伟大的成功的。这个成功，不仅仅是由于她的信仰、理想和纲领吸引了绝大多数人民，更是由于她和人民一起长期地、不屈不挠地去实践。今日之中国与几十年前的中国绝不能同日而语，一个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任何人也不能小看的共和国，不是画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很长，还会十分艰难、艰辛，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苦干。其中，首先需要的和不能取代的是担负领导职责的政党和她的骨干分子，比任何力量和人们都更加努力踏实地苦干。遗憾的是，如今有那么一些大大小小的领导者，似乎是不那么苦干实干也能过得去。有些人不靠苦干实绩，而靠其他的手段和“本事”，不仅过得去，还能混得好，升得快。其实，这说明社会肌体出了毛病。人们有理由深深怀念周恩来时代那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灯火通明，怀念贾拓夫们以工作为全部生活，以做好每一项工作为最大追求的工作态度，有理由期望和鞭策大大小小的领导者们，像20世纪50年代的贾拓夫们那样勤政。因为只有勤政、实干，才有希望；勤政才能带动廉政，而不勤政本身就是最要命的腐败。 贾拓夫一生勤勤恳恳做事，也实实在在做人。他的质朴、忠厚、诚恳、正派是有口皆碑的。他从不搞权术、耍滑头，从不拉圈子，拉帮结派。有人评论说：贾拓夫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书生气太重，缺乏经验。也许是吧。客观上，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加上他的这种为人作风，他的确有些“缺乏自我保护”。从某种角度看，他不属于任何“山头”（“山头”在现实中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要处理好），也许在中央的某些人看来，他是西北的干部，而在西北的人看来，他又是中央的干部。他从陕北、陕西到了中央苏区，又跟红一方面军长征回到陕西；从西北地方的工作岗位又到了中央的领导岗位。这种工作的变动，本来是完全正常的，但在某些情况下，这又可能是一种“劣势”，一种容易被人做文章的处境。尽管他处以公心，认真做事，从不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但还是一会儿差点被安进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会儿又被莫须有地扣上所谓“习贾刘集团”的帽子，这大概与他的那种“劣势”不无关系。 当然，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产物，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人们回顾起来，还是有理由希望不再发生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就个人经历和个人关系而言，很自然地会有亲疏远近之分，但既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就应该彼此平等，互相信任地一起共事。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时候这种关系是健康的、亲密而融洽的，什么时候队伍就坚强有力，事业就蓬勃发展；而什么时候这种关系变得复杂，渗进某些小团体利益和个人私利的打算，内耗四起，空气变得不清新，不健康，什么时候队伍就松散而缺乏战斗力，事业就会受损、受挫折。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完成那样宏大的、需要千百万人长期奋斗的事业，多么需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精神啊！人们多么希望少出一些贾拓夫那样的悲剧，少一些内耗啊！有人说“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仁爱、友善、团结、祥和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同阶级之间，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是必然的。但是在共产党内，在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共同奋斗的事业中，祸起萧墙，同室操戈，则是应该和可以避免的。在和平建设时期，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找到一种方法和途径，能够容纳和正确处理内部关系及不同意见，既统一意志又团结同志，既求大同又存小异，既分清是非又不伤人，则仍然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一项任务。 贾拓夫虽然自身几次受到委曲，一生颇多周折，但他对同志却始终宽厚诚恳，从不整人，和他一起战斗过和工作过的人，都一致有此好评；他从来都是非常尊重上级、尊重同志，即使自己受到不公，也不“以牙还牙”。所以他的同志关系一向很好，人们都说“贾拓夫真是个好人”，很大程度上是对此而言的。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贾拓夫负责的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就没有一个人被打成“右派”，而当时是有指标任务的。有人提醒他说：这事不好向国家机关党委交待。贾拓夫却明确地讲：“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去向党委负责，总是要实事求是嘛！”这件事在当时的环境下的确难能可贵，它不仅反映了贾拓夫坚持实事求是的一贯思想作风，也反映了他对待同志的忠厚诚恳的品质。而在工作中，他又常常主动承担责任，检查自己，从不邀功诿过。 贾拓夫对自己有明确的要求，自律很严。他对别人讲过：为人做事要从实际出发，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实事求是。这五个“实”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他也说过：“真正做到这些‘实’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环境是复杂的。但正是因为复杂，才更需要‘实’。以‘实’之不变去应复杂之万变，方为根本之策。”是啊！投机取巧，耍小聪明，不老实，善钻营，可得计于一时，但终不能长久。机关算尽，即使八面玲珑，取巧一生，盖棺后也未必流芳后世，反倒会遗臭千古。世上的正事，是靠这些老实人办的；社会的真正进步是靠千千万万的老实人推动的。世间的复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那些不老实的人造成的。我们从贾拓夫的一生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他坚持“唯实”这个宗旨，他才能处处注重调查研究，才能结合实际产生“独到见解”，才能不唯书，不唯上，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才能从实际出发，做出实际的成就。一个领导者，只有真正做到这些，才算是一个称职的领导者，一个对社会有益的领导者。当然，正象贾拓夫所说的那样，真正做到五个“实”并不容易，有时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政治生命。但是，如果没有许许多多像贾拓夫那样求实的人去办求实的事，如果不是绝大多数人经过反反复复，最终还是走到这条路上来，那么，怎么会有今天的进步和发展？世界不是早就乱套了吗？ 贾拓夫严肃实在的态度，不仅仅表现在对待工作，对待同志，对待事业上，也表现在对待个人生活和作风方面。他一贯地要求自己严格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行事，始终坚持做一个普通的工作者，从不计较个人待遇，从不搞任何特殊化。在陕西地下斗争和延安的艰苦年月中，他身体不好，工作十分繁重，但他从来没有要求组织对自己给以更多的照顾，即使在患了严重的肺病，医生断定他活不了多久的情况下，他也不多提一个字，硬是咬牙自己坚持过来了。解放后，生活待遇好了，地位也很高了，他更是觉得自己已经比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好了不知多少倍，认为自己“已经是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了”，怎么能够再想着个人，想着生活和待遇呢？他曾对子女们讲：“几十年的斗争中，有多少好同志为党的事业牺牲了，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他们没有了，我们留下来的人却有了权力、地位和待遇。不努力把他们未竟的工作负担起来，何以告慰死难的同志？还算什么革命者！争个人的东西就是思想上的蛻化！”他正是以这种思想来要求自己的。 贾拓夫担任国务院四办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的时候，家住在北京东城韶九胡同一个带花园的大院子里，有几十间屋子，然而他住得十分不安稳。他认为大家住房都很紧张，而自己一家人住这么多房子实在太浪费，也脱离群众。于是主动向组织上提出自己的意见，组织上就安排了一机部、纺织部的两位副部长住了进去。但他还觉得心里不踏实，又向组织提出全家搬到三里河的宿舍区，住单元房的想法。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和一般干部一样去住宿舍区的房子呢？”后来，机关事务管理局介绍了西城武定胡同一个小院，里面没有厢房，连卫生间也没有，他却很满意，只简单地把过道改修成一个卫生间后，就带全家人住了进去。直到“文化大革命”他被迫害致死，全家人被赶出这个院子为止。 这样一些小事，现在看来好像很无所谓，但当年贾拓夫却非常认真。他担任轻工业部部长时，经常有些轻工业新产品送来检查试用。他在为国家不断有了人民生活需要的新产品而高兴的同时，总是提出意见，让秘书把意见连同送来的东西一起送回去。有时秘书说：“这些东西是送来的，退回去也没有用，可以留下来给孩子们用。”他却很严肃地说：“不行，这是公家的东西。孩子们需要什么，到街上去买。”他除了吸烟外，没有其他嗜好，对生活水准也没有什么要求，直到他含悲而逝，手上还是戴着那块已戴了几十年的旧表。那块表是40年代在延安时，王震将军跟他换的。这块老式瑞士表，家人当作宝贝，传给了长子继承。可是表走时并不准，拿到表店修理，人家说这块表已经“老掉牙了”，无法再修了。 即使像那块表一样“老掉牙”的东西，贾拓夫也没有几件可留下来的。除了几件平常换洗的中山装，就是一件陈云送给他的浴衣，贺龙送给他的一件皮大衣，林伯渠送给他的一把水果刀，妹夫常诚送给他的一个烟斗，朝鲜领导人送给他的一方砚台，陕西省老同志送他赴京时赠的一个紫檀木框镶的毛主席丝绣像，再有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些理论书籍（因为他的书大多在办公室，被批判贬黜后，就没有拿回来）……人们也许不会相信，一个高级干部，几十年的奋斗，竟是这样的“无产”！然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贾拓夫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就是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过去是怎样无形而又紧密地把党和群众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产生了多么巨大的物质力量和带动了多少人为美好的理想奋斗啊！如今环境变了，条件更好了，许多人却对这类事毫无兴趣了，甚至连听都不愿意听。年轻的人可能把这些当作说教而不耐烦，或者干脆当作“代沟”；年纪大的人可能把这些当作“过时的经”而不以为然，或者干脆斥之为“老古板”。当然，不能要求现在的人、现在的领导干部，今天还像贾拓夫们当年那样，问题也不在于具体的形式。但是，艰苦奋斗、勤俭朴素，这些好的精神，是应该永远发扬的。 贾拓夫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对子女的要求和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他不允许子女们沾染特殊化的作风，始终要求子女们以普通人的姿态去生活，以高标准去学习和工作。他非常痛恨干部子女有优越感和特殊化。1955年军队授军衔时，大儿子虹生问他：“听同学说，上将才能上天安门，你也在天安门上。如果你有军衔，应该是什么将呢？”他立刻警觉起来：“你问这个干什么？”然后十分严肃地向孩子们指出：“一些干部子弟中间有个很坏的风气，比谁的父母官大。好像父母官大，自己的身价也就高了，就神气得不行了。父母做什么工作，与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对革命还毫无贡献，却已过早地享受了过高的生活待遇，不要觉得这是什么值得骄傲和夸耀的事情，这是欠了人民的账，将来是要还的。只能好好学习，多些本事，将来好加倍报答人民。”他还常说：“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实际上是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反映。不注意克服这个毛病，将来对你们自己，对我们这个党都没有什么好处。” 不仅有这样一些口头教育，他还从实际生活中注意培养。他不让子女到高干子弟比较集中的育英学校读书，而是安排他们到比较普通的学校住校，过集体生活；不用小汽车接送，而让他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家；不让孩子们养成大手大脚的少爷小姐作风，直到高中毕业，每月只给每个孩子一两元钱零用；孩子们上小学时，都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布鞋也大多是阿姨自己做的，他们还买来修鞋的铁脚、锤子、碎皮子等，让孩子们自己学会钉鞋修鞋……从这些小事情着手，潜移默化地培养着孩子们的品德。 有这样一个真实故事：20世纪50年代中的一天，彭德怀到贾拓夫家去，看见孩子们穿的黑色灯芯绒夹克都不怎么合身，嗔怪地对白茜说：“你是怎么搞的嘛，给娃娃们穿的这么旧，男娃女娃都分不清喽！”白茜笑着回答：“这是1952年进京时给4个大孩子每人做的一件，虹生这件是他二姐穿小了刚给他的，男孩子长得快，转眼就会合身了。小女（指老四）这件该给她弟弟小胖了。”然后对彭德怀说：“其实这比在西北时好多了。”彭德怀高兴地大声说：“好啊，说得好啊！有些干部进了城，成了洋包子，自己像个官佬子，孩子打扮得像少爷仔。咱们这些土包子跟不上了，也不去跟喽！”转身对贾拓夫说：“拓夫，你这一手好啊！”现在的人们可能不相信，当时老大的那件黑夹克7个孩子都穿过。 他有时抽空询问子女们的学习、生活情况，有时出差时间长了，还抽暇写信提醒孩子们。现在还保留的他给二女儿晓黎的一封信中写道：“一定要真正做到三好，不是一好，也不是两好，而是三好；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1961年暑假，几个孩子去抚顺看望父亲。一天，贾拓夫拿着一张带照片的报纸给孩子们看：“啊哈，又一个苏联宇航员上了天，可惜是苏联的季托夫，不是中国的贾拓夫。”大家都笑了，他扶着大儿子的肩膀深情地说：“贾拓夫飞不上去了，贾拓夫的儿子还可以飞嘛。我们中国现在还很落后，但一定要建设好，这就需要你们这一代努力啦。虹生，有这个雄心壮志吗？将来你也要飞起来！”这件事给儿子挺大振动，他努力学习，最终考取了哈尔滨军工导弹工程系，还在学院入了党，成为三好学员。贾拓夫还特别注意要求孩子们接触社会实际，向群众学习。1965年暑假，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大儿子回家时，贾拓夫对他说：“你上了大学，参了军，但还不了解社会，应该利用假期多参加些社会劳动，这些社会知识是大学学不到的，是不可缺少的。”儿子听从父亲的教导，和几个同学一起，到时传祥的清洁队去掏大粪。寒假，贾拓夫还专门安排了儿子和几个同学到首钢参观并劳动一周，以了解和学习工人们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 1963年，长女达黎以较好的成绩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房山琉璃河水泥厂职工子弟学校教语文。这种工作与所学专业并不对口，工作环境也很生疏，这种分配不能不说是受到父亲处境的影响，达黎情绪有些波动。贾拓夫听完大女儿的诉说激动地质问：“讲完了？讲了那么多，无非是两条嘛：第一北大毕业生去无名中学教书屈了才；第二有知识、讲文明的大学生看不起愚昧无知的工人！”“不用解释，就算你讲的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那不反过来更加证明那里是多么需要知识，需要教育吗？为什么只想着自己的专业而不想想工人们的需要？不想想工人的孩子们的需要呢？我和你妈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你却看不起劳动人民。”他严厉地批评说：“你以为自己是高干子女，上了名牌大学，学得还不错，就高贵了吗？我们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辈子，多少人流血牺牲。可今天我们自己的子女却不愿意接近劳动人民，不愿意为他们服务，这怎么得了！这就是忘本！”孩子们很少见到父亲那么动情，那么严厉。以后，贾拓夫又耐心地开导说：“我们国家各方面都需要打好基础，这样才能更快地发展。所以，你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他鼓励孩子们“到基层去，到工人中去，那里有丰富的营养，能治你的毛病，使你更健康。去做好工作，好好锻炼，做出个好样子来。”在父亲的教导下，这位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大学生，满腔热情，勤勤恳恳地在那样一所职工子弟学校中整整干了15年，把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培养工人子弟的教育事业。 1964年，贾拓夫为全家人合影的照片题了一首诗： <small>风雨同舟破浪奔，卅年成就一家人。</small> <small>庭前若问双亲意，共学雷、王不顾身。</small> （雷：雷锋；王：王杰） 他自己在风风雨雨中，为革命、为国家奔波了一生，他也由衷地希望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不怕风雨，不计得失，同样把毕生献给他信仰和奋斗过的事业——为国家、为民族的振兴。 在贾拓夫革命生涯每一个重大挫折之际，他的爱人白茜始终是他忠实的战友和精神支柱，始终相信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护佑着他，支持着他，不离不弃。在任何处境下，白茜都以她瘦弱的身躯支撑着他们的家，庇护着他们共同养育的7个子女。1999年11月23日，当这位母亲去世后，子女们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白茜10年前写的遗嘱。这份只有222个字的遗嘱，字字千金。全文如下： <small>死人是经常的，自然规律，我到那时候请你们照办。</small> <small>一、如患有不治之症绝对不抢救，拖时间，不必浪费国家的医药费用，我少受痛苦，你们少看到难受的心情。</small> <small>二、不发讣告，不开遗体告别会。</small> <small>三、不写生平回忆之类的东西。</small> <small>四、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是我对人民的最后贡献。</small> <small>你们的父母是真正的无产者，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你们的成长是自己奋斗来的。今天看孩子们工作学习都不错，兄弟姐妹是团结的，你们各自的小家庭生活很不错，对我不错，别人很羡慕，这些对我是个很大安慰，所以我满意的去了。</small> 白茜参加革命60多年，身后只有15000元存款。她像贾拓夫一样，是真正的“无产者”。而他们的精神却是无价的遗产。 在贾拓夫和白茜的言传身教下，他们的7个子女都是在基层单位普普通通的平凡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想凭借父母的影响而得到特殊的照顾，没有一个被单位领导和同事认为是不称职、不认真工作的。他们都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认真继承着父亲的遗志。 贾拓夫离开了人间，他赤条条地来了，又急匆匆地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只生活了54年，实在不能算长。这54年中，他为了一个目标，为了自己的选择，整整苦斗了40年，又不能算短。40年，他从一个受苦难、愤不平、求真理的贫民少年，锤炼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一个成熟的领导者，事业的忠臣，大众的朋友。40年，他经历过无数的艰辛，难言的曲折，顽强的拼搏，辉煌的斗争，迈出了一步步坚定的步伐，创造了一个个实在的成绩，留下了一串串光灿的脚印。尽管他正值壮年就离开了他所献身的事业，尽管他遗憾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渴望能做更多的事，但他毕竟不虚此生，毕竟已无私地做出了他该做和能做的一切。 虽然，他在获得平反昭雪时，未能戴上一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但他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得到了历史的承认。他一点也不逊色！的确，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给已故的老战士们冠以什么样的美名。叫个某某家，还是某某者，追溯、计较这一点并无太大的意义。问题在于历史怎样看待他们的一生，人民怎样对待他们的业绩。更实际、更有意义的还在于永远纪念他们的贡献，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更真诚地发扬他们对待事业的精神，让后来的人们生活得更美好，让后来的历史谱写得更壮丽。这正是包括贾拓夫在内的老一代革命者所共同期望的。 贾拓夫走了，已经过早地永远走了。他和千千万万的先驱者用自己的生命和全部精力，为新中国铺垫了基石。不论人们是否铭记或已忘记他们，也不论人们在不同的时刻是怎样赞誉或诋毁他们，他们作为老一代共产党人所做的努力，已经永远地灌注在我们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之中。他们梦想着世界的大同，他们的选择和追求，他们的胆略和牺牲精神，他们的奋斗和业绩，以及他们的失败与成功，他们的苦恼、困惑和所走过的弯路，都已经永远地镌刻进我们民族和人类的发展历史之中。前人和后人并没有鸿沟，历史和未来是联在一起的。 正文 附录一 贾拓夫同志追悼会及悼词 <h3>贾拓夫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h3>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贾拓夫同志的追悼会，今天下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 贾拓夫同志是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因受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残酷迫害，于1967年5月7日逝世，终年54岁。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王震、乌兰夫、方毅、余秋里、耿飚、倪志福、彭冲、赛福鼎、万里、王任重、谷牧、宋任穷、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蔡畅、廖承志、肖劲光、康世恩、薄一波、粟裕、杨勇、康克清、王首道、杨静仁、胡子昂、荣毅仁、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胡愈之、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习仲勋、马文瑞、白如冰、汪锋、毛致用等送了花圈；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室、冶金部、电力部、轻工部、国家劳动总局、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中共陕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上海市总工会、首都钢铁公司党委、中共醴陵县委和县革委会、神木县委和县革委会也送了花圈。 邓小平、胡耀邦、乌兰夫、方毅、余秋里、倪志福、赛福鼎、万里、王任重、宋任穷、胡乔木、姚依林、康世恩、杨勇、康克清、王首道、荣毅仁、刘澜涛、胡愈之、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和中共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贾拓夫同志的生前友好，共7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彭真同志主持，薄一波同志为贾拓夫同志致悼词。 追悼会前，邓小平同志等向贾拓夫同志的夫人白茜及其子女，表示亲切慰问。 <h3>贾拓夫同志的悼词</h3>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贾拓夫同志。 八届中央委员、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贾拓夫同志，于1967年5月7日被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残酷迫害而死，终年54岁。 贾拓夫同志是陕西省神木县人。在少年时期，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先后担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西省团委委员兼西安市团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并负责组织、宣传工作。1933年代表陕西省委到党中央报告工作，出席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曾参加党的一些重要工作。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任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红军到达陕北后，担任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特派员，关中特委书记，三边特委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陕西省委书记，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部部长、调查研究四局局长，西北局常委、秘书长，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等职。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了西北局常委，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西安市委书记、市长，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职务。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还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贾拓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陕西工作期间，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运动，进行武装斗争做出了贡献。长征途中，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他受中央委派，与陕北党组织和红军联络。此后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他为西北地区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经济建设和增进各民族的团结，都做出了宝贵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贾拓夫同志在主持西北财经工作期间，认真执行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努力建立健全财经制度，发展生产，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扭转西北地区的经济困难，支援战争，做出了显著成绩。全国解放后，贾拓夫同志继续从事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对西北地区的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和政权建设付出了不少心血。1952年调中央后，长期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的领导工作。在这期间他协助陈云、李富春同志，对我国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对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贾拓夫同志在经济工作方面，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是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 1959年贾拓夫同志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中，他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忘我地工作和学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面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诬陷和残害，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贾拓夫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对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人耿直，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团结同志，谦虚谨慎，遵守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得党的信任、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尤其可贵的是，他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无私无畏，敢讲真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 贾拓夫同志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一大损失。现在，党中央为贾拓夫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平反，恢复名誉，使多年沉冤得到昭雪。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强加给贾拓夫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已统统推倒。 我们悼念贾拓夫同志，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化悲痛为力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正文 附录二 贾拓夫副主任关于学习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问题的报告（记录稿） （1959年6月17、18两日上午在计委科长以上干部会上） 武昌会议决定大家都学习过了，这次调整一九五九年计划的报告已经发下去了。计委准备从今天开始到六月二十日组织全体同志学习这一报告。 一九五九年计划的内容很丰富，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武昌会议时主席（按：指毛泽东主席。下同）在《党内通讯》中指示学习两本书。感到在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生活中间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如果不很好的学习，就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去年提倡以虚带实，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没有先进的理论，就不能很好地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年大跃进，今年太紧张，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要搞一九六零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正确地回答，没有正确地理解，是搞不好的。 今天我想结合党组的讨论，李（富春）主任所讲的精神，根据同志们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和我过去想到的问题谈一下。准备讲心里话，讲真话。可能有讲不对的地方，仅是同大家在一起学习一下。所谓“学问”，就是有学又有问，有争又有论。如果承认有矛盾的存在，就会有争论。争论不是坏事，是好事。最近在委里有不同意见，非常好，用不着大惊小怪，计委工作矛盾很多，如果没有争论，是假象。没有争论对于我们的工作是不利的。有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就争论出哪个对哪个不对，要从实践中来证明。要使我们的思想活泼些，否则，脑子搞空了。去年一年来，许多事情没有很好理解，经过一段实践后，脑子比较清楚一点。相当一个时间是“哲学的贫困”——脑子的贫乏。许多事情似信非信。 一九五九年计划，我们搞得最早，从去年六月就开始了。从“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到现在整整一年了。一年来，计划订了好几次。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为二干五百至三千万吨；计划会议确定三千万吨，下面报三千九百万吨；武昌会议有些调整，确定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定为一千八百万吨，其中好钢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经过订货会议，感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还有问题，回来后，李主任向我们布置摸一下一千六百五十万吨还有什么问题，经过中央财经小组抓落实，到现在产生出这样一个调整方案——钢产量一千三百万吨。这还不是正式修改计划。正式计划已经由人代会通过，再修改不好。实际上，发生了变动。按照第一、二季度订货会议的情况，加上对下半年的预计，并把原材料按落实的精神来分配，确定生产水平和基本建设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以前是一千二百多项目，这是按一千八百万吨（钢）部署的。现在限额以上项目七百八十个，其他推迟、下马。必须按现在的生产情况和原材料供应的可能缩短战线。 根据这样的安排，到年底，预计铁能达到二千万吨（如果达不到，就难以保证一千三百万吨钢）；好钢一千三百万吨（以后统计的时候，要分别好坏钢）；钢材九百万吨。对其他主要品种也研究了一下，都有所调整。这只是作为一个预计。究竟能完成多少，要看下半年的努力，要看相互关系和平衡结果。 一九五九年计划的编制和调整过程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九五九年计划定得偏高，“偏高”——这是对外的说法，实际上是过高。由于过高，今年一月以来，在国民经济中产生许多紧张情况。这些紧张情况，看起来好多是同我们的计划过高有关系。 北戴河会议时，抓人民公社和台湾海峡问题，没有更多地讨论计划问题。到武昌会议时，主席就发觉了，提出要从三千万吨（钢）减到二千万吨（钢）。记得那时还提出过十五年搞四亿吨（钢）的方案，主席一听很惊疑，有什么根据呢？因此，也没有讨论。武昌会议时，主席讲的话非常透彻。回来后，作了小的调整，没有大的变动。以后又到了上海会议，经过落实，比原来大有进步。 但是现在的落实指标，能不能有把握地说它是很可靠的呢？是否估计得太低了，是否太高了？这个问题还存在，有待于继续研究。 我们原来的计划订得偏高或过高，我们有责任很好地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保证从一九六零年起，把计划工作逐步搞好。 因为每次的计划是经过我们提上去的，是中央决定问题的根据。而我们的工作是有毛病的，我们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 当然，也不能由于现在发生了问题而被吓住，也不能恨天怨地。总的来说，这一段也是难免的。去年全党办工业，全党抓计划，又抓工业，又抓农业，事情很多。而经济工作是比较复杂的，难免不发生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讲的，聪明人碰了钉子就会转过来。事前诸葛亮是圣人，事后诸葛亮至少是贤人。因此，我们最大的胜利是所知道的这些失败。如果全党同志能够从中学到东西，失败就会变成胜利。我们是综合机关，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敏感地认识到这些教训。 为什么我们的计划搞得过高？ 1．首先从思想方法来说，基本上是主观同客观的矛盾。过去讲“主观能动性”，但是主观能动性不应超过客观可能性。武昌会议上，主席讲，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一种是虚假的。只有主观能动性充分反映了客观现实性，主观同客观才会一致。绝不能从主观上想象：下个命令，要必然性听我们的话，必须首先了解它，认识它，然后才能控制它，利用它。由此可见，主观所以能动，正是由于它正确地认识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可能。当这种可能在客观上不存在的时候，那我们的主观就“能动”不了。如果勉强的动，就成了盲动，盲动就造成了被动。被动就是被客观必然性把我们钳制住了，陷入必然性的王国，这样就没有自由。 我们讲思想解放，基本的一条是由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主席讲，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值得我们做计划工作的同志很好的学习。钢的指标由二千万吨落到一千三百万吨就证明了这一点，主观设想的太大，没有很好地进行综合平衡，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客观必然性来进行分析研究。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勇气负起这个责任，认识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回答问题。回答出问题，就是我们计划工作的胜利。 计划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正如主席上次所讲的，跃进的形势要求我们做计划工作的同志要多谋善断，要留有余地，不打无准备之战，波浪式的前进；同时还提出善于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这些问题都是对我们搞经济工作的，也是对搞计划工作的同志讲的。事实上也是个批评。 过去我们的水平低，觉悟还不高。从北戴河会议起，主席一面鼓励我们的干劲，另方面同我们的主观片面性作斗争，曾经对我们写的一篇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对问题缺少研究，要求我们很好地研究工业。但是，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武昌会议时要我们读两本书；计划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要调整比例关系；革命热情、干劲要和冷静的科学分析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觉悟得还不够。上海会议也讲工作方法问题，提出有了总路线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总路线是搞不好的。北京会议时又讲了形而上学和辩证法问题，要求大家对问题钻进去，充分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然后解决矛盾。我们应当根据主席的指示，要从思想方法上很好的分析和认识现在的紧张情况的根源，如何改善，这样对于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 2．在我们的工作方法上，最大的缺点是在计划工作上没有贯彻群众路线。这一点，在第一个五年做得不好，一九五八年从现象上来看是贯彻了群众路线，从实际上来看，没有贯彻。从计委来说，每次计划的调整变动，时间很紧，来不及和下面一些同志谈一谈（首先是计委内部的同志），对于如何把大家的智慧组织和发挥出来，认识得不够，大量的事情没有看出来。最后难免“寡断”。 同各部的联系也不那么密切，有时找来，就是决定一下。听一听各部计划司的同志的意见，做得不够。这次搞一九六零年计划准备同各部计划司和省市计委挂钩。闭门造车，很难把计划搞得好。 主席曾提出，我们到底有没有经验，到底有没有群众路线？经验不能说没有，但是去年以来丢掉了。 只听正面的话，不听反面的话，只听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的意见注意得不够。从党组来说，我感到对内部对外部在工作方法上是有缺点的。由于这一缺点，使得我们的脑子反映情况不那么充分，矛盾不能明显地暴露出来。搞计划工作，如果没有什么矛盾，就没有文章可作。矛盾是客观存在。 计划工作应该多谋善断。怎样才能多谋，没有大家动脑子想，就谈不到什么多谋。没有多谋，没有暴露出问题就谈不到善断。怎样断法？主席常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计委兼听还不够。凡是同国民经济有关的情况都应该知道。过去对这一点在实践中总是容易忘掉，体会不深。 至于说，计划工作上的一些具体的业务方法，在这一时期也不注意了，什么定额、计算，也不理采了。 3．除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而外，基本问题是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思想，比如《矛盾论》、《实践论》等。 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些回避矛盾，不那么愿意把矛盾揭开。现在看来，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就是把各方面的矛盾摆开。主席讲，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没有矛盾，生命就停止了。现在我们搞来搞去，生产中的矛盾很多，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煤炭问题；基本建设中最大的问题是木材的问题；钢材还不是最突出的问题，当然钢材的品种问题也很大。要注意在什么时候抓什么样的主要矛盾。以后我们有没有可能逐步预见这些矛盾呢？是有可能的。只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客观规律不是不可认识的。 要实践。主席很早就预见到搞三千万吨（钢）不行，搞二千万吨，公布一千八百万吨，但是我们是事后诸葛亮。经过进一步实践之后，才看到各种问题，才退了下来。退，事实上是前进，是压缩空气，达到真正反映客观可能性。落实，因为原来是落空。要密切注意实践。现在看，上半年的“时”不再来，下半年的机不可失。一九五九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下半年还剩两个季度，要看三、四季度局势的发展；如果认识得好，安排得当，局面可以转变。否则，还会带来损失。 要揭露矛盾分析问题，有了分析才会发现困难。我们的事业这样大，不会没有困难。谈困难当然不是畏惧困难，不是泄气，相反的，只有看到困难，才会产生千方百计。不能把一切成果都归功于力气。医疗有各种各样方法，有气功，但是光靠气功不行，还要靠理疗。而气有鼓足干劲的气，也要有志气。现在的大跃进，也是反映六亿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志愿，在计划工作中，要考虑这一条件；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技术条件，要注意经济中发生的新的问题。什么叫平衡，就是考虑许多矛盾。根据这一教训，注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上半年的“机”抓了一些丢了一些，下半年要很好地抓，如果不这样就不能摆脱被动。 所以，离开了《矛盾论》、《实践论》，违背了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思想。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时，主席讲要尊重唯物论，要注意辩证法，这在实践运用中，确实要有个过程。钢的指标由二千万吨落到一千三百万吨就是一个认识过程。 4．计划指标同总路线的关系。党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取得第一个五年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家喻户晓。主席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意识形态，“多快好省”是经济基本策略方针。在建设中，“多快好省”四个字是不能分割的。经过去年一年和今年半年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它表达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六亿人民的愿望。我们的建设应该搞得快一点，因为我们有许多好条件，有苏联的经验和苏联的帮助。应该思想解放，破除迷信。过去就是迷信外国，迷信“洋”人“洋”物，什么都是“洋”的好，凡是好的都是“洋”的，“土”的就不好。要破除迷信，英国、美国的速度不在话下。这一句话在群众中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 但是，在出现了成绩的时候，不可能不钻进些微生物，一些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也不能不滋长。提倡解放思想，就把一些科学的东西也“放”了，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也给破了，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浮夸。后来又刮起了“共产风”，不仅农村，城市也刮了。这个风不是无产阶级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如“一平二调三收款”等。有些工厂的生产秩序很不好，出现了大量的废品。过去破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不合理的关系，但是正常的组织领导、经营管理、科学技术等，是不应随便搞掉的。 群众路线同集中领导相结合。有些单位，只有群众路线，没有集中领导。主席讲，现在是半无政府的状态，不受政府的约束，绝对自由。每个地方，每个企业都搞自己的规划，不受制约。大家都自由，结果都没有自由。搞大工业，不集中领导不一盘棋怎能行。 总路线不能动摇，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说不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而要少慢差费。要根据总路线的要求，结合现实的工作，加上一些可能的条件，才能找出一个正确的发展速度。 速度也是波浪式的。总的来说，生产是不断增长的，各个年份条件不同，有高有低。整个国民经济是互相衔接的，要有个比例关系，使每个环节相互适应。农业比较可以单干，工业是不能单干的，互为条件，不能抽象地想订得越多就越好。具体指标的多少、高低，对于现实估计得如何，是关系到能否正确贯彻总路线的一个大问题。不要迷信地崇拜高指标。 总路线是正确的，它反映了现实，也反映了未来。这就是：（1）社会生产关系改变了；（2）生产大大提高了；（3） 一穷二白，但资源丰富，地大物博；（4）党的领导，群众的干劲；（5）中国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甚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这一切都被一年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但是这样一个总路线并不能具体回答每一年干什么，还是要注意既积极又可靠，既先进又现实。过去，只提先进，不那么考虑可靠。到底可能不可能，这确实是我们计划机关应该掌握的，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不可能全面地看到是否可能。 要特别注意对物质技术方面的研究分析加以集中地反映。既要考虑干劲、积极性，又要考虑可靠，既要有热，又要有冷。不要以为热是积极的，冷就是消极的，两方面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我们计划机关来说，就要特别注意“冷”字。共产党员，谁还没有热呢？保守是主观主义，估计不足，也是主观主义。有时是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个苦头。 要全面地考虑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一年来，对人的因素考虑很多，对物的因素考虑得不够。“事在人为”这个话是对的，但是“为”到什么程度？在一定时期，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条件。在天津有个工厂的标语上写“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它把重点放在“想”字上面了，我看应该放在做字上。见物不见人不对，但是见人不见物也不对。 高低不是抽象的，是具体地比较的结果。经济数字百分之百地准不可能，低了高了都应该调整。总之，真正贯彻总路线，就必须很好地分析人的方面、物质技术方面的因素，然后得出一个判断。只有把主观能动性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这样才会体现总路线的要求。偏废了哪一方面，都会带来损失。 5．怎样使一九六〇年计划的编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主席所讲，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一种是虚假的。为了把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必须很好地区别这两种可能性，其界限就是看：是马列主义的呢还是主观主义的呢？虚假的可能性是主观主义的而不是马列主义的。 可能性，应该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综合地研究。生产关系，是政治因素，要考虑到，如果没有干劲，没有积极性，其他就谈不到。在个体农民的条件下，生产积极性就不高，现在高了，因为再不是为地主劳动了。要看到下层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这是在学习政治经济学当中所知道的。政治与经济要结合，人与物要结合。人与物结合，物与物、人与人也要结合。我们谈比例关系时，大多是谈物与物的关系，这一个东西搞上去，必须把其他东西相应地搞上去，否则是不可能的。机器光考虑一种不行，还要配件配套；有了设备，还要有厂房；把机器装到房子里，还要考虑有燃料动力；盖房子还要讲究盖在什么地方（厂址选择）；一个企业成了套，开动机器，还要考虑人的问题、技术问题。应当承认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比起资本主义大国还是很低的。我们要往上赶。过去我们在某些方面犯了毛病，偏重于下层建筑，偏重于物质技术，算死账，注意了物的方面，忽视了政治的作用。但是，反过来如果只注意了上层建筑、政治因素，而不注意或忽略了物的方面，同样要犯主观主义错误。这两种倾向都会在经济上造成不利的后果。由于帝国主义还在周围包围着我们，要求我们的建设赶得快一点，如果客观可能做到的，我们不去做，就犯保守主义的错误。如果超越了客观可能，也是错误的。主席讲，凡是经过主观努力，能够争取到的，必然争取；另一方面，搞得过火了，也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如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这么长，就要下马，一九五六年时，规模还不像现在这样大。一九五六年的主要错误是反冒进，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和市场的安排，大体上没有多大毛病。总的看来，调整是必要的。那时，主席讲，我们的钱只有这么多，材料只有这么多，只有按照可能来办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调整，一九五七年就不能积蓄力量，一九五八年跃进就困难。那时讲：“上马容易，下马难。”上马时，大家兴高采烈；下马，设备、房子停下来了，暂时变成了无效劳动，是不利的。而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六年还大，现在的基本建设规模比武昌会议时退下来了，但仍是一个很大的规模，由于层层加码。按照计划调整的情况来看，第二个五年如果能够把现在的建设规模充分利用上，就意味着一九六二年三千万吨钢的水平。现在是个困难，到将来，不利的条件会转化为有利的条件。一配起套、一盖起房子，又可以上去了。总理讲，我们的基本建设可分四步：1．下马；2．稍息；3．慢步；4．保证一部分，必须快步。 要注意后果。有些后果我们还没有预计到。要很好地分析。现在一是上马，一是下马，毛病不在于下马，在于上马。一九五六年可能有一部分不该下，但是相当一部分是该下的。劳动力方面，那时工人增加二百多万，而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二千多万，把农业方面的力量削弱了。在工业方面，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技术水平下降了。某些产品的不足和市场的紧张，都同这些有关。准备减下一千万人，不这样就不能缓和市场供应。 计划控制得不好，订得大。过去是控制得过严，花多少钱都经过上面，可是一“放”，就搞了二千多万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几乎等于十几个阿尔巴尼亚。盲目性很大，过之而无不及。对这一点如果认识得很深刻，就是个很大的胜利。经过实践，一九六〇年可能钻进去。过去打仗也是碰了多少年。 6．“唯条件论”问题。我们在分析物质技术条件时，曾提出了这一问题。本来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过去报上发表过这一类文章，叫反对“条件论”。政治是条件，经济也是条件，我们搞计划业务，只注意政治条件，不注意经济条件，或只注意经济条件，不注意政治条件都是不对的。反过来，如果否定“唯条件论”，是否可以搞“无条件论”呢？我看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讲究时间、地点、条件，这是不能修改的。有没有脱离时间、条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呢？现在还没有想到。上次到天津去，同一个基层干部谈话，他总是先谈干劲如何，不敢提什么条件，怕上面批评他。我说提吧，后来空气就不同了，提出了一些问题。在同人家谈话时，不要怕人家提条件，而是让人家提，而且越提彻底没有遗漏越好。 主席过去讲，政治和经济互为条件，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一是基础，一是上层建筑。世界上任何事物（经济也在内）的发展变化都是有条件的。要发展什么，增加什么，如果不讲条件，就变成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 在书记处讨论一九五九年计划时，总理也讲到这一点，去年大跃进，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是许多同志不那么注意考虑时间、地点、条件了。不能把五年办的事情想在一年一下办完。机械工业生产还要有个周期，大机器、小机器，分别制造三、四、五、八个月，而各方面要凑起来，相互适应，安排好，时间可以缩短，安排不好，时间就延长。技术工人的训练，也要经过一定的时间。 7．计划指标过高，是主观主义的表现。记得在延安整顿三风时讲，粗枝大叶是主观主义的表现，而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对这一点应该严肃地认识。为什么搞高了，基本上在以下三个方面，估计得不切合实际。 第一、对现有的生产能力估计得过高了，实际证明，没有那么多（冶金，机械等）。所以，在搞一九六〇年计划时，每个局都要和部里很好地研究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同时，对于能力也不要孤立地看，如冶炼能力，不能孤立地看高炉、平炉、转炉的能力，也要看矿山、运输、炼焦的能力怎样。机械工业到底有多大能力，也要摸清。发电设备，当时有的同志说搞不了那么多，而大多数同志讲还是可能的，景林同志就有怀疑。每个局都应该敢于说行或不行，要针对客观事实大胆讲话，否则，我们的机关就沉默下去了。不能争事先诸葛亮，但是如果暴露矛盾，把道理讲清，可以争取做到事后诸葛亮。 第二、对新增生产能力估计得过快。最初考虑百分之三十靠新增的生产能力，而第一个五年不过是百分之十左右。陈云同志讲了这一点后，主席很感兴趣。现在证明靠这么多的新增能力是不行的。 第三、关于小土群。各部对小土群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看起来，“小土群”，全民办工业，这样干下去，农民都来办工业，资金、劳动力，手工业都搞过来，而国营企业又停工，就有很大的矛盾。 农业，去年确实大跃进，也确实丰收了。原来估计粮食七千多亿斤，现在证明没有那么多，主席估计只有四千七百至四千八百亿斤。要核实，由于高估，也造成了浪费。粮食收来后，三顿干饭，放开肚皮吃。大办钢铁时，粮食到处吃，到处丢。密植太多太密也浪费了一些种子。由于高估，“顶其虚名，而收实祸”。 有了这样一个痛苦的经验就会好了，主席讲，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 必须从现在起注意明年农业问题。现在总理直接抓农业，准备多搞一点农业机械和化肥。整个农业在十年内分三段解决：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农业并没有过关。农业关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 工业的两条腿走路和大中小不变，但是以大为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以大工业为纲的。在考虑速度的时候，仅仅考虑小高炉是不行的。要注意不断地平衡。去年的一千一百多万吨钢里面，有三个组成部分：（1）主力还是大洋炉（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万吨；（2）一九五八年新增的洋炉三百万吨；（3）小土群二百多万吨。今年土钢的比重占得很小了。现在为了达到一千三百万吨，要考虑如何把平转炉提高上去；其次使转炉和高炉过关。基本上靠现有能力。 在搞一九五九年计划的当时，也有许多因素预料不到。第四季度是大搞钢铁的高潮，武昌会议是十二月底开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心中还没有底。对于一千一百万吨（钢）没有调查研究。当时也意识到一些新的问题，没有时间进行研究。今年三月，重工局和统计局联合整理了一个关于钢铁工业的资料。这次搞一九六〇年计划时，希望把每个行业的情况都要摸一下：第一个五年如何，一九五八年如何。资料搞出来，可以互相通气，暴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这一点过去注意得不够，现在要补课。 矛盾不能掩盖，因此，在考虑明年计划时，首先要下一番苦工夫把现有生产能力计算一下。现在安排的基本建设，大部分是为了明年，要把现有能力同明年新增能力合起来，来考虑明年的速度，尽可能做得比较准确些。各个行业里，起决定作用的是重点企业。要搞得水落石出，避免虚假。有些同志设想，定得高一点达不到也不要紧。如果差得太远，掉下来影响很大。 富春同志讲，什么叫大跃进？是否一定要翻一番？工业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速度就是大跃进。（第一个五年的平均速度百分之十九点二）。 虚和实，只抽象地务虚不结合实际不行，要以虚带实，以实务虚。“虚”不要形成空虚，不切合实际。太虚，就形成了里的“太虚幻境”，贾宝玉做梦，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似真非真，真假难辨，似有似无。 能够自我批评，把问题搞清，就是个很大的胜利。这是千百万人的大事。要经过实践。革命战争也是经过了几十年，到“七大”才有了完整的经验。有了经验，战争的进展就快了；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有了经验，就会走快的。 8．大跃进和按比例的发展问题。 大跃进基本上是好的。但出现许多新问题，发生了比例失调。这个问题，在武昌会议上就指出了在安排一九五九年计划时注意调整比例关系。总的来说，大跃进同按比例不能对立起来。要大跃进必须按比例，不按比例就不能大跃进。 这一问题，实质上是速度和比例的关系。按总路线的要求，每年到底到增长多大的幅度？我们定第二个五年钢的水平一千万吨，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完成了。但去年好钢是八百万吨（重工局说七百四十万吨）。根据富春同志讲，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速度就是大跃进。速度不能离开客观基础。根据八个多月来的情况看，我们没有掌握到这个底，要逐步掌握到。 五八年是展开了大跃进的局面，全国人民确实鼓足了干劲。如果加以具体分析，问题也确实不少，要更好的抓住问题的本质，很好的研究，可以回答些问题。这样五八年的经验，更加全面（正面与反面的）地吸取，以争取今后既大跃进又按比例。 今年要调整比例，保证跃进，速度自然不像去年那样高。不仅注意数量，而且注意质量。五八年把不合格的钢刨除是七百四十万吨，去年有些转炉不转。基本建设，按五八年跃进铺开，就会是许多“克啷猪”老也长不大，要算一下这些“克啷猪”什么时候能填满。比例关系调整得好，失调可以逐渐缩小，否则会逐渐扩大。不能叫一个行业过分突出。 9．多快好省之间的矛盾问题。多快好省是个统一整体，当然也有矛盾。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产品质量相当地下降，特别是钢铁质量问题最大。就是说，只注意了多快，忽视了好省。铁变不成钢。铁分三种，含硫不超过零点二是合格铁，但国际标准没有零点一以上的。但如这样定，合格率更低了。同时，又有合用铁，即零点三至零点四的铁，到底能不能用？其他煤炭、水泥等产品质量也有些很不好的，出国后又退回，影响国际信誉。五月份以来，中央也大抓质量问题。当然质量也有些复杂技术问题，不是一下能解决的。总路线的多快好省是统一的，如果没有好省，多快也不是真正的多快。有些单位只追求多快，似乎生产只是为了献礼。基本建设项目，搞好多，究竟什么时候能投入生产，不摸底。只要是好东西，成本大一点，一个顶一个。价廉物美，不能价不廉物又不美，宁可价不廉物要美。高炉小，风不多，焦炭用得多，铁含硫高，就像人身得瘤病一样的不得了。炼焦煤必须经过洗选。如果用的焦炭少，降低含硫，铁的质量可提高。 多快好省关系到各个方面，如工业布局的合理与否，也决定能不能多快好省。去年工业遍地开花，把原材料吃光了，劳动力、运输力都占用上。天天喊执行总路线，实际上执行一半甚至没有执行。质量不好到底是不是多快好省？质量不好就是最大的浪费。地区分布谁先谁后，应当有个排队。我们就是这么多材料，如果用得好，明年的项目都能投入了生产，迅速发挥作用；否则，不适应的多搞，许多项目都不能投入生产，实际上是又慢又差又费。以后，在设计上也要分清好坏，不能混在一块。 体制也同多快好省有关系。条块应该统一起来。两放，有好的一面，但是也放了些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把原来好的东西也放掉了。体制下放，有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企业不一定全是地方性的，是为全国服务的。同时不仅中央往省下放，省又放到专区，专区放到县，县放到社。有些现象，同多快好省有矛盾。商业也下放了。 总路线是速度问题，也包括质量。 10．需要同可能问题，过去常讲需要同可能，大跃进以来，“可能”讲得少了。两者都应该兼顾。只讲可能不讲需要是错误的，保守的，反过来，只讲需要不讲可能，也会犯盲目性的错误。 需要是无限的，无止境的，但是能满足多大程度？要考虑可能，不能设想要多少就能搞多少。 要把需要同可能加以平衡。需要多少，最大需要多少？可能多少，最大可能多少？如果材料就这么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不能保证最大需要。不能一步登天，走路要一步一步，这是常情。去年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主观主义。听数字也是听高不听低。热情积极性是需要的，但是作为计划机关就不能一个劲地跟着这样热下去，要冷一些。注意科学的方法。过去也有点不敢讲“可能”、“可靠”，就怕有“保守”的嫌疑，现在看起来，“保守”是留有余地，总不能把国家储备叫作保守，“保守”还是有油水的。 11．计划方法问题（拟放在后面讲）。 12．研究苏联的经验与总结自己的经验问题。总的说，苏联四十年经验，有了一套经验，我们还没有一套。当然它也有缺点，它在掌握了物质技术之后，对于政治，对于并举，群众路线方面，注意得较差。但无论怎样，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在群众路线，政治挂帅等方面，假定比他强，但在掌握有计划按比例注意科学技术方面似乎比他差的。去年有一阵，似乎觉得苏联那一套什么都不如我们。因此今后还必须继续学习。有些技术上的东西，本来，已经得到了苏联的资料，但是放在那里，非要自己搞一套。气势太高，不可一世，这样对自己没有好处。孔明挥泪斩马谡，马骄傲，不听王平意见，把一个阵地失掉，调度失灵，后来，按兵法斩了。孔明当时还记得刘备临死时讲：马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志大才疏。我们去年是否有马谡的味道呢？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自己的第一个五年经验的基础上加上很好地学习苏联的经验，就会搞的更好。今后，不要忽视苏联的经验，不要忽视自己的第一个五年经验。过去的生产基建，经济生活基本上比较稳定，要做到在稳定上不保守，跃进中注意比例。老路不能完全否定，新路不能完全肯定，要从这两方面找出正确道路。 不能完全排除苏联的经验，当然它有失败的经验，就是这些，对于我们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它已经走过的弯路，我们可以不再去走。 有些问题，是有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是一些技术经验，管理经验不能否定。 13．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经验的总结问题。 在学习中，有人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提出应当怎样估计？这在武昌会议上已经作了估计。当然主席在南宁、成都会议上讲过，总路线要经过几年、十年二十年来证明它。大跃进中的失调，是个发展过程。所以能大跃进，主要由于总路线深入人心，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工人干劲确实很足。“共产党说到哪里，我们干到哪里”，虽出事故，也是前仆后继的干。工业是大家办，过去少数人办，冷冷清清。既然要群众路线，不叫群众干，怎能群众路线？虽然统计数字有不准确，无论怎样也会高于第一个五年的平均速度百分之十九。 人民公社也是个大的变革，虽有问题，但也很难经过七八个月一下搞好，总要经过三年五年。 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是跃进的。 所以要从两方面看，主要的方面是正确的，这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也应当承认大跃进中产生许多新的矛盾，比例失调，走得太远了些。每个行业里都有很多问题。钢的质量，钢材的质量、品种都有问题，铁变不成钢，钢变不成材，材不易成器。机械工业也跃进，造好多东西，干许多大的东西，但在制造能力和技术上不相适应，由于它造不出大的东西，也很难解决轧钢设备和解决钢材品种问题。动力工业和交通运输赶不上。从国民经济内部来看有四大部门：（1）采掘；（2）加工；（3）交通运输；（4）农业。有长线短线。 机械工业，造了好多主机，配不上套。准备请机械局算算账。 原材料工业同加工业之间也不平衡，有些产品试制成功还不能大量生产，如“东风窑”到底行不行？试制结果应有个交代。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同原材料供应不相适应，应缩短战线。要很好注意后备，上马容易下马难，仓库出货容易进货难，工人招来容易遣散难，工资增加容易减少难。明年计划要考虑，进一步对薄弱环节、长短线之间进一步调整。既然要有计划按比例，就必须这样老老实实的去做。 14.今年一至五月生产与建设实践的研究、分析、总结，对于更好的指导下半年，正确安排一九六〇年和第二个五年，是非常重要的。这项工作，计委、统计局，要配合搞一下。 上半年除了少数产品外，大部分未完成计划。所以完不成，开始讲是松劲问题，后来感到是指标过高了。当然也不能完全推之于客观上。 影响较大的是工业两个“元帅”，一季度钢材一百五十三万吨，分配的更少了，第二季度二百六十万吨，分配按二百五十万吨，一至五月实际日产还未超过二万吨，既按二万吨，下半年还必须增加一百八十万吨，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对其他各行各业也都要算一下。首先煤炭，第一季度是完成计划的，装车数也完成了，但是也有问题，第一季度的完成包含些不正常的因素，第一季度的煤的掘进搞少了。运输方面，短途运输占的比重较大，煤平均运四十公里，运木材平均一千公里。同运什么有关。 机械工业，按计划口径，十一万吨，订货X万吨，材料供应不上。材料利用率也比往年低。材料不全。 总的看，在国民经济出现了紧张的局面： （1）粮食由于高估了，有些浪费。 （2）农业战线有些条件比去年还差，排灌设备不够，肥料不够，劳动力不足，运输力不足。最近主席亲自抓工业支援农业，然后农业支持工业。农业机械要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工农业并举，由于工业搞多了，基建搞多了，实际挤了农业。主席讲，搞工业的人离开了农业。 （3）在工业方面，工人干劲还是足的，但是生活有些困难。同时由于生产任务大，设备负荷很高，百分之百以上；许多设备不能及时检修，“轻伤不下火线”但“重伤”也没有医院去治。 （4）材料不足，库存空虚。 （5）质量下降。 （6）雨季准备不足。有些地方由于大雨，交通不便，没有煤。 三季度生产也会有很多困难。二季度的产值还比第一季度下降了。四季度会好些。 （7）交通运输紧张、特别是短途运输紧张。 （8）市场紧张，穿的问题不大，鞋子紧张，女同志都参加工作了，没人做鞋。吃的东西紧张。这些并不难解决。有四十亿购买力平衡不了，经过调整，采取些措施，有二十亿左右。 （9）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要缩短。缩短不要泄气，要向大家说清。 （10）储备，不管怎样紧张，如果有大量储备也好办，但是储备不足。 所有这些，将在秋后有所好转。 （11）生产与维修要搞好。 （12）计算生产水平要全面，缺一不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煤，饭做不出来。 （13）对于速度问题，要考虑经常的因素和临时因素，如去年收废钢铁三百万吨，今年能不能有这些？去年进口一百五十多万吨钢材，今年是没有这些。煤炭增加许多，但是吃了老本，老本不能经常吃掉。所以生产稳定下来是很主要的。 15.波浪式前进问题。波浪式原因很多，从钢铁方面可以基本回答。以钢为纲的基本问题，是解决钢材问题，小高炉占很多，今年不同，土钢也少了。去年有七百七十万吨钢材，做什么用了，要有个统计，不然没有底。考虑数量、品种、质量、生产与运输，加以平衡的结果，表现了波浪式（或马鞍型），波浪式是存在的。明年又如何？所以跃进是事实，但阵地未巩固。在考虑明年时，要考虑现在阵地巩固到什么程度，对明年有好处。 16.机械工业，原材料数量与品种问题。有了材料，没有设备，制造能力的平衡问题，这个底要摸一下。 17.以钢为纲全面跃进、重点与一般的问题。以钢为纲，纲要举，目要张。有了钢才有了原材料，其他才能上去。在执行中，反映出对以钢为纲的了解不一致。似乎以钢为纲，“纲”就可以不管其他，其他过分让路，“目”怎么能够张。重点与一般，没有重点就没有一般；但没有一般，怎能有重点？“一般”、“目”必须补上去。 18．每年新增能力究竟有多少，过去统计局计算一般百分之十左右。公报上讲，去年全国投入生产的项目有七百多，后来一查有五百多。要摸一下。今年依靠当年新增能力按调整的情况看，也是百分之十左右。要具体摸一下：项目分类、安排力量、技术力量怎样，要算一下。 19.物资后备，要留有余地。在大跃进中，后备少了，钢材五十万吨左右，去年后备少了几十万吨。生产安排，要发挥潜力但应当留有余地。文艺、演戏都留有余地。 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去苏联时，斯大林还未死，就向我们讲留有余地。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就是由于有了一九五五年的丰收和后备。所以后备问题是个重要教训，有备无患，有实无空。 20.要心中有数。去年职工人数，报给中央的数和实际增加数相差很大。要算账，算账派是不满方面的，但是当权派不算账危险很大。过去，听列宁讲，社会主义就是计算；如果普通人说，那又是算账派了。“计划委员会”，“计”为计算，“划”为筹划，搞来搞去，还要找来大量“算账派”来算。我现在也感到，不能光虚，通过算账，才能合乎实际。统计局搞统计，计委搞指标，都要算账。世界上就是物质，有量有质，经济上要算账，军事上要算账。浪漫主义才是2×2=5，而现实主义是2×2=4。 21．物资分配的体制和管理制度问题。条块有争论。一竿子到底地方反对，各部拥护。到底怎样好，要研究，搞得好些。否则，生产、建设受影响。 22．政治与业务——红与专问题。周总理接见一个矿工出身的在国家机关工作二十多年的一个外宾时说，我们的部长们多数是红而不专。部长真正由企业里来的不多。我们搞计划的也是在总理所讲的红而不专的范围之内。不能当空头政治家，要钻业务。这两方面不能对立起来，应该统一起来。不能只红而不会业务。这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 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的结合问题，一个大厂，没有统一领导怎能行！积极性要发挥，也要避免盲目性，没有这些条件，计划管理就是空的。 23．“保守”与过火问题。要做到既不保守又不过火。这两方面的经验我们都有了。 24.计划工作的群众路线，也同其他工作同样的重要。没有群众路线就没有千方百计，集思广益。我们的计划应把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反映出来。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但有了积极性，还必须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物质条件。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也不是抽象的概念，必须同具体的物质技术条件结合起来。必须具体反映物质实际。画上可以画一人用双手把高山辟开，但是，实际上必须干劲加上物质技术。 25.劳动、工资、劳动生产率问题。今年增加这些人，明年怎么办？计件工资要考虑。“刮共产风”，“取消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都要研究。 26.大中小问题。要有个主力，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是大工业，要有骨干，以大为纲，不能把重点放在小高炉上。去年各地都搞小土群。 27．指标的高低，上马下马、泄气问题。上马劲头很足，下马是否要泄气？不能单纯追求高，如果高切合实际，下马会泄气，但不切合实际，应当下来，要向群众交代清楚。生产指标如果不落实，群众怎么努力也完不成，倒是容易泄气；切合实际，完成了计划，就不会泄气。“气”，要看什么气，有的气要有“空气压缩机”，武昌会议（钢）由三千万吨压到二千万吨。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深刻，务虚不务实，结果务了空，“孙悟空”。 28.虚与实。虚不离实，实不离虚。斯大林讲，要学会以完备的知识运用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我们的知识还不完备。社会主义，恩格斯讲从空想到科学，我们一年来是从科学到空想。要加强理论学习，没有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 29.为什么写不好文章？基本原因是把问题没有摸透。没有抓住根本矛盾。现在能不能写出好文章？有可能。只要充分暴露出矛盾，为什么没有搞好？要找出经验教训。 计委准备用下半年这个时间总结几条。如果大家都动手，就要在未动手之前，辩论一番，就会有内容。当然文章的技巧安排是个问题，但基本上是内容。要求各局整理些资料，大家都看，可以提出反面意见。重工局专门搞钢材的资料，抓品种与质量，分析去年今年情况。同时，重工局还要提出搞一千万吨钢需要什么条件。每个局都要搞这样的材料。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是经验之谈。 不要一下就要求搞出成品，甚至也可以半成品或初步资料。资料搞得好会起很大作用。 两本书，要很好读。 昨天讲了，最大的胜利是所知道的这些失败，失败为成功之母，但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失败而是成功。要很好的总结这些经验，这是个很大的代价换来的。吃了豆子拉豆子不行，要消化它。主席的话是指全党来说，没有经验碰了钉子才能转过来；坏事就会变成好事。 一九五六年的经验也要联系起来。反冒进挫伤了群众积极性是不对的，但一九五六年作了调整是必要的。那时虽犯了错误，但是作了控制，积蓄了力量，没有这一点，一九五八年很难大跃进。 对这些经验过程，要研究、总结、议论。学习为了工作，工作也是学习。关于学习问题，李（富春）主任批了几句：“应放手发动大家展开批评、辩论；以虚带实。”我认为这样讨论是正常的，必要的。应该有不同意见，这样才会交锋，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写的文章还要改三四道，出版了的东西还要更正呢。要毫无顾虑。 现在大字报又不见了。要勇敢。有意见不讲，无非是“五怕”，个人患得患失。要有个新东西，开始不晓得多少人反对。 大家谈，以后像今天这样的四级干部会开它一两次，思想要活泼起来，空气要活泼起来。在我们这个会上，有什么讲什么，不要到外面去讲，免起副作用。 计划方法问题以后再谈。 我个人，也学习了，但一些问题未经过整理，仅作为个人学习感想和意见，有错误请批评。抛砖引玉，每人都可以想几条，可以写文章。 正文 附录三 贾拓夫诗词选 <h3>延安光复颂</h3> 危局赖有桥山撑，救亡北上延安兴。 万里长征落脚点，八年抗战大本营。 马列掌握人皆杰，毛朱经营地始灵。 志士闻风四海聚，新政广播天下听。 当军吃粮粮自种，耕者有田田平分。 振工劳资两得利，通商城镇俱繁荣。 教育公助归民办，文艺旧式新内容。 帅能教兵兵教帅，民即是官官亦民。 行宪不因男女异，参政何论汉回蒙。 懒惰可耻呼二流，劳动受敬称英雄。 秋收山山变工队，春来处处秧歌声。 盛世历史无前例，民主示范有典型。 开业应念刘志丹，建设犹赖高硕卿。 勇冠三军司令贺，忠请万民主席林。 原草野火烧不尽，南方黑了北方红。 运筹决策开七大，纠偏求是整三风。 急音忽从关外来，日寇绝望降同盟。 政协共争真民主，美蒋串演假和平。 方庆御侮初获胜，何期内战随之生。 倒蒋迎共大众愿，斩草除根独夫心。 胡匪倾巢向北犯，马贼帮凶从西侵。 三团七日抗十旅，贼陷延安满城空。 狂徒不识牢笼计，漫山遍野大游行。 咸榆道上血肉飞，无定河边尸骨陈。 兽行超过元清日，铁蹄踏遍陕甘宁。 贼抢米麦民无食，贼拉牛驴民无耕。 贼烧门窗民无住，贼毁家具民无用。 奸淫难逃黄花女，惨杀不留白头翁。 伤心最是劫后村，狗不咬来鸡不鸣。 国仇未报家仇重，旧恨难忘新恨增。 曾为自由抛头颅，岂容枷锁再上身。 壮者武装奔前线，中年担运服战勤。 抗敌人无分老幼，杀贼地不论西东。 领袖心中有主张，强将手下无弱兵。 延属四旬连三捷，陇边两役复七城。 围城打援沙家店，扭转防御为进攻。 初攻清涧擒廖昂，从此绥德无敌踪。 继攻宜川破刘戡，延敌全线鸟惊弓。 彭总挥戈出泾渭，胡匪狼狈逃关中。 收复延安如反掌，攻取洛川似吹灯。 解放社言犹在耳，侵延果然自掘坟。 一年一月又三天，十万胡儿丧边庭。 所吞之地全吐出，加贴老本韩合澄。 毕竟一代天骄地，不愧三期革命魂。 民勤生产并节约，军经三查复四评。 立誓要灭蒋胡贼，发奋早日破西京。 秦川八百凭扫荡，陇右三省任纵橫。 中原左右相呼应，大江上下决雌雄。 人民胜利已在望，蒋家王朝将寿终。 笑听凯歌唱延安，待看红旗掩金陵。 在华北时，闻延安光复，极为兴奋。返延途中，每念及又将重临此历史名城，即情不自禁，思为文庆祝，今日三言，明日两语，日积月累，几经修补，恰成百句。所遗憾者，我对旧诗缺少研究，致难尽合格律，意在借此以表情怀，虽无大益，可告无害，故亦同意《群众文艺》编者发表。 <h3>一九四六年元旦展望</h3> 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万里炮火红。 喜见延安红旗舞，遥望南京乌云浓。 独夫犹作困兽斗，亿民愿效愚公诚。 大船乘风好破浪，航手英明最劳神。 <h3>庆祝朱总司令六十大寿（和董老韵）</h3> （一九四六年于延安） 其一 喜逢花甲气象新，自由阳光照亿民。 武士有勇敌胆破，耕者无患田不均。 三分国土已解放，大半人民犹沉沦。 欲今孟津为期迷，共庆元帅寿长春。 其二 将军讨贼不离鞍，换来边区十载安。 织布纺纱衣着美，开荒种谷田亩宽。 帅能教兵兵教帅，官即是民民亦官。 亲手培植一圣地，诞日共庆无限欢。 <h3>青年团永远年青</h3> （为庆祝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而作） 青年时代，如红日东升， 青年时代，如春天降临； 今日正是红日驱散黑暗， 今日正是春天结束寒冬。 敌人发抖了，赶快冲锋， 人民翻身了，衷心欢迎。 学习就是任务，斗争就是生存； 组织就是力量，人民就是母亲。 学习必须谦虚，斗争必须勇猛； 组织必须严密，人民必须靠紧。 高举毛泽东旗帜，参加新时代斗争。 向全国革命胜利前进，向共产主义大步前进！ 春天常留人间，红日永照天空； 青年团员永远健康，青年团员永远年青。 1949年春于延安 <h3>纪念四八烈士三周年</h3> （时在1949年4月8日） 四月八日黑茶山，烈士焚身已三年。 和平分明有真假，革命岂容停途半？ 人民翻身如怒潮，战犯阴谋视等闲。 纪念最好是战斗，大军指日下江南。 <h3>欣闻大军渡过长江</h3> （1949年4月21日） 李何拒绝签和约，毛朱下令渡长江。 战船千里罩江面，军旗万杆遮月光。 心惊胆战宁穗贼，地覆天翻吴楚疆。 毕其功于此一役，行见环宇乐安康。 <h3>解放西安</h3> （1949年5月20日我军解放西安，我等由延安动身于23日赶到西安，入城有感） 长安别来已十年，故地重逢景非前， 全城解放歌声响，满街红旗迎风展。 贼昨犹以为穴巢，民今拨云见青天。 因怀往事访故人，几番昂首望终南。 <h3>奔入兰州</h3> （1949年兰州解放第三日，我随贺龙、习仲勋等同志到兰州） 方从西线传捷音，又看红旗卷西风。 黄河奔腾逐沙浪，兰州古城庆新生。 此地陇右为重镇，一战可定甘宁青。 奔波千里无倦意，入城所见皆笑容。 <h3>送贺龙率军入川</h3> （1949年冬） 大军转向西南征，定局就赖此役功。 栈道失险敌难阻，巴山岭高我易登。 蜀中父老殷相望，秦川将军留别情。 指挥敢期破竹势，捷报坐待早日临。 <h3>飞赴新疆</h3> （1949年冬，我随彭总前往解放后的新疆） 迅雷响彻祖国边，西征无须起战端。 天山风震俯视壮，三区人物把握欢。 入藏踏破昆仑雪，贸易重开伊宁船。 谁说春风不此渡？兄弟民族尽开颜。 <h3>初入青海</h3> （1950年4月） 遍筑淫室无虚日，玉砌馨庐有血痕。 良田勒种风景树，湟中强购皮毛绒。 享受突破鬼门关，西宁解放枉死城。 马家父子今何在？寸磔难消万人恨。 <h3>宁夏巡行</h3> （1950年5月） 鱼米只肥马鸿逵，塞上哪有小江南？ 贺兰山上林木稀，青铜峡旁花草繁。 盐池早已吐光明，银川今始离黑暗。 九曲黄河怒吼吧，快把沙漠变良田。 <h3>送彭总赴朝鲜领中国人民志愿军</h3> （1950年10月） 谁说邻盗非关己，应知唇亡便齿寒。 抗美本是卫国道，援朝亦为保家园。 才脱战袍未满年，远征又要上雕鞍。 统率半岛志愿军，莫叫敌过三八线。 <h3>送西北入藏同志</h3> （1951年4月） 为国报效何惧难，不到西藏非好汉。 两足踏出冰雪路，双手拨开云中天。 饮马雅鲁藏布江，插旗喜马拉雅山。 走遍天涯清大陆，再到海角破台湾。 <h3>沁园春·抚顺发电厂</h3> 露天南掘。浑河北流，章抚区间。望烟囱林立，水塔成群，煤车循环，红炉炼丹。百花怒放，青龙舞天，铁架载波输送远。君不见，问千行万业，谁能离电？ 先行名不虚传，忆往昔日伪蒋摧残。四十年厂史，血泪斑斑，曾几何时，朝代改换。三年恢复，五年扩建，跃进持续又三年。光荣榜，数风流人物，风潮涌现。 <h3>浪淘沙·抚顺</h3> 蕴山遍地燃，浑河两岸，一城春色半空烟。高架低谷是何处，龙凤露天。 钢轨衬铁线，辽吉相连，煤流电波逐时转。百业争艳谁浇灌？此处有源。 <h3>菩萨蛮·平顶山烈士墓</h3> 平顶独立一塔高，烈士长眠恨应消。当年刽子手，今向何处找。 河山已还国，家园正飞跃。留此慰忠魂，千古任凭吊。 <h3>西江月·胜利矿工</h3> 一步一趋路斜，地下千尺洞天。挥舞铁臂忙打钻，正向地球开战。 隆隆炮声震耳，滚滚煤沙耀眼。井下独热身心暖，上井感觉腿酸。 <h3>忆秦娥·劳动公园</h3> 夕阳斜，湖光山色春满园。春满园，笑离山近，歌随船远。 有劳有逸人畅欢，一周辛勤换此间。换此间，生产大战，且看明天。 <h3>七绝·抚顺</h3> （1961年冬） 下放煤都原有故，庐山教训信无辜。 京中同志如相问，早已投身在火炉。 <h3>七律·赠杨至成同志</h3> （1962年春，于北京医院遇杨至成同志，共忆长征） 长征道上共艰难，粮运先迁未敢闲。 日走雪山翻白浪，夜临草地卧泥丸。 南来玉宇回春暖，北进荒原抗酷寒。 喜见红根随步植，今朝举国尽开颜。 <h3>念奴娇·海南岛</h3> 一颗明珠，浸波涛，多年无目识宝。 万里渔乡张血网，是谁作怪兴妖？ 地居热带，天赋本高，人间尽烦恼； 苏祠海墓，只闻鬼哭神号。 而今五指山鸣，莺歌海潮，白马井鱼跃。 油棕胶乳稻三熟，椰林风树香茅。 芬芳遍地，翠绿满园，公社红旗飘。 天涯海角，此处风光独好。 <h3>浪淘沙·忆延安</h3> （1964年冬写给白茜） 二十八年前，抗日烽烟，传来喜讯到三边。 受命兼程朝圣地，快马加鞭。 不是旧地天，革命摇篮。 天骄一代在人间，历史车轮飞跃进，正道延安。 <h3>七绝·题合家照</h3> （1964年冬） 风雨同舟破浪奔，卅年成就一家人。 庭前若问双亲意，共学雷、王不顾身。 （雷指雷锋，王指王杰） <h3>满江红·新年勉子女</h3> （1965年元旦） 服务人民，当首学雄文四卷。 抓思想，投身实践，加强锻炼。 树立雷锋为榜样，敢和王杰同肝胆。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嗟来晚。 增干劲，勤俭点，眼光远，胸怀坦。 辩证观事物，勿停批判。 只要螺丝钉不锈，自能牢固开生面。 望前途举世起风云，沧桑变。 <h3>七律·学毛著</h3> 人间正道何处寻？四论传神辩证通。 旧面难逃批判外，新生常在斗争中。 曾经沧海仍为水，重整长缨好缚龙。 若将真知学到手，乾坤造化自无穷。 <h3>座右铭</h3> （《思过斋》主人 题于1965年国庆节）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人间有良谚，此联味难寻。 昔闻随声过，今读感愧深。 无的不放矢，有方能医人。 亲书新战策，上下两篇文。 闯关辞西北，衔命访瑞金。 跋涉长征道，胆略慰久钦。 千围疑无路，万击又一村。 谁料落脚点，却踏家乡尘。 彼时常受教，始得展胸襟。 圣地窑洞墨，名山险峰吟。 一脉承马列，实践出兰青。 指点江山壮，筹谋革命精。 忆故温毛著，知新思国情。 数载勤培育，不忘战士身。 狐狸方去穴，桃偶又登程。 换汤不换药，欺暗难欺明。 三尼千夫指，四病万社清。 风流著一代，霹雳蘑云腾。 红旗插大寨，浩气追雷锋。 大庆沉火海，中华尽雄英。 虎豹且已驱，熊罴何足论。 鬼蜮嗡嗡叫，梅花报早春。 四海惩腐恶，五洲送瘟神。 英名传中外，大道贯古今。 风物放眼量，玉宇除埃尘。 天下兴亡计，早留笑谈音。 事过警糊涂，时来露弱根。 移山倒海势，所见竟离群。 井蛙观天小，屋鼠照洞明。 叶公去他的，龙颜安得惊？ 尧舜道忍社，程朱修和平。 头颅不长角，干劲何由兴？ 忠告知多少，尽吹耳后风。 不听昔日言，终受今日惩。 再思止悔懊，三省修吾身。 不经碰头苦，难入正道门。 过则无殚改，褒时当忌昏。 虚心常受益，自满必迷津。 辨证观世界，无产化余生。 斗争铭心内，自由兼程争。 有党万事足，无私一身轻。 放下臭架子，甘当螺丝钉。 行年过半百，壮志随时增。 老马途能识，悬崖奋勇登。 心潮逐意浪，面对大潮涌。 书壁无时忘，永为座右铭。 （注：处在连续审查的环境，于党校学习期间的这首长诗中，多有自责，表现了矛盾的心情，同时也反映出继续奋斗的志愿。对于了解其人与历史，还是很有意思的。） <h3>七绝·抒怀</h3> （1965年秋） 庐山识大义，转瞬六载矣。 门外无来客，室內有知己。 常捧书作伴，时省过何起。 今日得分配，攀登再奋蹄。 <h3>七律·抒志</h3> （1965年于石钢<即今首钢>） 东风四起传天下，拨云驱雾正道通。 旧面岂容批判外，新生常在斗争中。 曾经沧海仍为水，落户西山愿做工。 勤学尤须能活用，人间造化自无穷。 正文 后后记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贾拓夫，14岁参加革命，54岁被“四人帮”迫害致死，40多年的革命生涯，既波澜壮阔，又令人惋惜。当我们撰写他富有传奇色彩的斗争经历时发现，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点自传和回忆的文字，我们只能通过查询档案，走访他的领导、同事、战友，参阅他们的回忆文章和著作，才得以写成这部贾拓夫的传记。 本书是在1993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的基础上，参考了1995年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中国轻工总会办公厅合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贾拓夫》一书，同时，还参阅了许多贾拓夫的战友、同事的回忆文章，其中包括： 薄一波：《深切悼念贾拓夫同志》； 宋平、宋劭文、薛暮桥、周光春：《敢于对“左”的指导思想提出不同意见——记叙贾拓夫同志的几件事》； 习仲勋、马文瑞、汪锋、白如冰：《深切怀念贾拓夫同志》； 李维汉：《回忆延安时期的民族工作——纪念贾拓夫同志》； 常黎夫：《亦师亦友相敬如宾——忆拓夫同志》； 白寿康：《贾拓夫在绥德第四师范》； 张俊贤：《贾拓夫到佳县发展党组织》； 李忠信：《贾拓夫蒲城脱险》； 王仁济：《贾拓夫在城固》； 余海丰：《忆拓夫同志二三事》； 程子华：《忆拓夫》； 赖大超：《严以律己的拓夫同志》； 孙作宾：《深切缅怀贾拓夫同志》； 张邦英：《怀念拓夫老战友》； 杨和亭：《忆拓夫同志》； 张汉武：《学习拓夫同志的献身精神》； 赵伯平：《学习拓夫同志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董学源：《杰出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拓夫同志》； 罗文治：《贾拓夫同志的远见与卓识》； 杨 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楷模——回忆贾拓夫同志二三事》； 李屺阳：《坎坷而光辉的一生——怀念贾拓夫同志》； 杨永昶：《怀念我的良师贾拓夫同志》； 刘 春：《贾拓夫同志与党的少数民族工作》； 何承华：《领导·老师·兄长》； 白如冰：《关于拓夫的一些回忆》； 郑戈桓：《怀念拓夫同志》； 杜延庆：《拓夫同志关心工会工作》； 狄景襄：《财经工作者的一个好榜样——纪念贾拓夫同志》； 赵家梁、张致祥：《执著探索艰辛实践——追忆拓夫同志在经济计划方面的卓越贡献》； 廖季立：《坚持实事求是的楷模》； 余建亭：《纪念拓夫同志坚持实事求是》； 薛葆鼎：《他为真理而牺牲——贾拓夫同志去逝26周年祭》； 傅石霞、赵家梁、张致祥：《关心手工业的贾拓夫同志》； 张 盘：《忆拓夫同志几件事》； 黄 海：《追忆贾拓夫同志》； 魏 敏：《回忆下放抚顺期间的贾拓夫同志》； 肖远力、周玉书：《实事求是的楷模——怀念贾拓夫同志》； 白向银：《回忆贾拓夫同志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一些情况》。 …… 笔者在撰写第一稿时，参考了贾拓夫的夫人白茜和子女们，为自己亲人平反，长时间奔走呼吁，找了各个历史时期与贾拓夫一道战斗和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而收集到的宝贵材料，这些材料与《中共党史人物传》一书中“贾拓夫”一文构成了的基本素材。写作过程中，还查阅了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的有关资料，走访了几十位老同志，包括杨尚昆、薄一波、习仲勋、马文瑞、程子华、刘澜涛、李维汉、汪锋、郭洪涛、张秀山、赵伯平、常黎夫、刘春、周光春、张汉武、杜延庆、任寿康、狄景襄、赖大超、吴鸿宾、张俊贤、刘杰山、杨和亭、徐炳如、杨克、牙含章、郭敬、董学元、廖季立、李忠信、余海丰、王仁济、黄海、傅石霞、魏敏，以及《中共党史人物传》中《贾拓夫》一文的执笔者——赵家梁、陈大伦、郑戈桓、常诚、张盘、张致祥等同志。我们向这些老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特别应该感谢的是从1954年10月到1959年10月，足足5年时间，与贾拓夫朝夕相处，一起工作的秘书赵家梁同志。他所写的《我的自述》为本书的成稿提供了大量详细的第一手资料。正如赵家梁所说：“我跟贾拓夫关系一直很好。我对他很敬重，他对我也器重。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拘束，没有什么隔阂，坦诚相待，融洽相处。直到1959年他被错批为右倾反党之后，我不担任他秘书之后，也还去看他。”在贾拓夫被迫害致死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赵家梁以及与贾拓夫多年共事的陈大伦、张致祥、郑戈桓、常诚等为他的平反昭雪做了许多工作，为本书的问世付出了许多心血。 在纪念中国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嫡孙毛新宇撰写出版了《爷爷率红军走过——毛新宇话长征》一书，其中专设一节“谁是红军进入陕甘的引路人”，他写道：“有一个人，在中共中央选定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就是贾拓夫。”“贾拓夫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落脚陕北做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进军陕北引路人的作用。”毛新宇的研究，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贾拓夫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贡献。 本书得以问世，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共陕西省榆林市委、市政府，神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条件的限制，关于贾拓夫的资料收集有许多困难，加之笔者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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