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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中国大案2006》 序 一个有意义的年鉴式文本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倪寿明 这是我第二次给丁一鹤的书作序了，3年前他出版第二本书《北京重案》的时候我写过一次，而现在摆在面前的这本《解密中国大案（2006）》，已经是他的第11部法制文学专著了。这本书跟丁一鹤以往的图书相比，不仅仅是数量的累积，更是质量的飞跃。 在全国法院系统的作家中，不乏创作法制纪实文学的优秀作家，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展示每个年度全国法院系统审理的大案要案的图书。丁一鹤是个有心人，他创作的这部《解密中国大案（2006）》，填补了法制报道年鉴式的一个空白。这本书精选了2006年度全国法院审理的部分大案要案，通过纪实文学的方式，展开了他讲述的案件故事和审判故事。这本书中所收集的案件都曾经在国内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所有的纪实文章都是丁一鹤亲自采访案犯或是案件当事人后写成的，这些文章也都经过了案件的承办法官或审判长的审阅，确保事实的准确无误。因为是真实的，也就保证了内容与现实生活的同步，呈现着非常实在的生活面貌。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就是许多事物处在不断的转型之中。社会深刻的转型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是变化和机遇，但笼罩在社会生存之上的利益管理模式，依然在整体或局部地限制着人们摆脱困境的或美或丑的现实愿望。一些人背离了原本的朴素与忠厚，滋生并膨胀了满足自我的私欲，在金钱、权力、人性之间展开了一场角斗，最终采取了一种贪婪与放纵的生活方式，由此而生发出一些稀奇与不稀奇、相似与不相似、形形色色的案件。在《解密中国大案（2006）》的中，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当下官员落马大多数倒在“商业贿赂”上，而2006年全国反腐败的重要方向，就是整治商业贿赂。 无论是最高法院还是全国各级法院，在年终岁尾都要对每个年度审理的重要案件进行梳理和分析，有的单位和部门还评出“某某十大案件”，通过对全年度案件的分析，可以粗略地看到不同时期案件的变化，既是对全年审判工作的总结，又从研究的角度为审判工作服务。丁一鹤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另类文本，他通过对全国法院审理的大要案进行梳理，并通过法制纪实的方式展示给读者，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对研究者，都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文本。 丁一鹤是全国法院系统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一，他利用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庭内外》杂志社工作的方便，近年来把笔触主要集中在了审判纪实领域。这本《解密中国大案（2006）》是他最新成果的汇集。在他的审判纪实作品中，我们越来越能感受到时代的震荡和社会推进的力量。这些审判纪实作品，既透射出当代社会复杂的时代信息和个人信息，又表现出他对现实生活中金钱、权力、人性等关系的高度警觉和深刻质询。 一般而言，案件发展到进入诉讼程序，无论是刑事的、民事的还是行政的，都是社会生活矛盾激化的一种反映，都反映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非正常的形态或是特殊的形态。全国法院每年大约要审理600多万件各类诉讼案件，这些案件从不同的层面和方面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无法也不能把它们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这正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复杂之处。常态的生活和非常态的生活总是共生的，总是在制约着我们的生活关系、生活质量和生活进步。作家的任务就是要关注、反映、剖析与研究这些非常态的生活现象。审判纪实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关注与反映案件的一种重要形式。 讲述案件的故事、讲述审判的故事，往往就是讲述人的故事，是讲述人的生活的故事，是讲述人的生活方式的故事，是讲述依据这种生活方式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命运的故事。要通过讲述这些案件故事，告诉人们，生活的自由绝对不是贪婪与放纵的。正如人的生命必然遵命于自然法则一样，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人必然要遵从于社会生活的规则，受社会生活规则的约束。个人拥有享受物质生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只能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作出的裁判，反映了社会生活中权利与义务的平等性，反映了罪与罚的相适应。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 读罢《解密中国大案（2006）》，我感觉到，丁一鹤的审判纪实创作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和境界。他尽可能地凭借某种理性的光芒，以历史或文化的视野去剥离或照亮沉淀在社会生活中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他努力从新的角度，透过形形色色的案件，洞悉现代社会生活的现实，表现出了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感。 当然，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由于作者所处地域的局限，这本《解密中国大案（2006）》主要还是写了北京法院审理的大要案，对全国各地法院审理的其他大要案涉猎极少，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缺憾。好在丁一鹤会一如既往地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希望他在撰写2007年卷时，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2006年12月21日 第一卷 权力与陷阱 第一章 解密农发行窝案 2006年11月10日,随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作出终审判决，沸沸扬扬长达2年多的“农发行窝案”终于到了落幕的一刻。此案之所以非同寻常，在于不仅把农发行两个位高权重的副行长拉下马，还把财政部颇有前途的金融司司长徐放鸣拉下水，农发行窝案更因此成为2006年反商业贿赂第一大案。 由审计风暴引出的这起窝案，直到以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而宣告审判终结，所有的一切都水落石出，其中的曲折和复杂的案情才能解密。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在讲述这个错综复杂的窝案之前，有必要像章回小说那样，把本案的主要人物名单罗列一下： 胡楚寿：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因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 于大路：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财会部主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因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徐放鸣：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蔡国安：原北京美禾电子公司总经理，因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黄俊杰：原亚捷电子(深圳)公司董事长，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赵东明：原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王刚：原中国瑞联实业集团公司副总裁，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中国政府向商业贿赂宣战 2006年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廉政会议，部署2006年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治理商业贿赂”成为重点之一。在不到10天时间里，温总理已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两次部署。此前的2月15日，温家宝在部署行政监察工作时，要求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并重点查处政府机关公务员在其中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 据新华社报道，这两次会议，均系对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在2006年1月6日举行的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反商业贿赂首度作为反腐败的重要内容被提出，并被明确定为2006年的工作重点，反商业贿赂由此被提高到反腐败的高度。 与此同时，为治理商业贿赂而由中央纪委牵头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其成员也由原来的18个部委扩充到22个部委。这个包括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在内的高规格领导小组随之成立。其成员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审计署、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单位。 所谓商业贿赂，是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各种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和其他利益的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尽管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但商业贿赂大多数作为一种“潜规则”，长期游离于执法部门的视野之外。 打击商业贿赂，被提到“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高度。商业贿赂给中国经济已经造成巨大危害。来自商务部的统计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仅药品回扣一项，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 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经济流通领域内，几乎每个行业都存在着权钱交易的商业贿赂潜规则。其中尤以医疗卫生、基建、电信、金融等部门为重。商业贿赂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会有难以承受的社会后果发生。 在中央下发的一份文件中，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六大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被确定为重点治理的对象。 在我国，已查处的高级领导干部受贿犯罪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涉及商业贿赂，因此反商业贿赂的同时也就是在反腐败。2006年2月24日的廉政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要依法重点查处政府机关公务员在其中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他说，商业贿赂虽然发生在经营者的交易活动中，但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有密切关系。 本书所涉及的官员犯罪中，大部分是因为商业贿赂落马。 就农发行系列行贿受贿案而言，这起案件之所以成为2006年度第一个被关注的大案，不仅在于这个案件把众多金融高官拉下马，更重要的是，2006年度国家反腐倡廉重拳打击的对象是商业贿赂，此案是2006年度国家反商业贿赂案件中最大的案件之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农发行窝案不但是2006年度反商业贿赂第一大案，也是2006年度第一大案。 其实，在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农发行窝案既无数额上的突破，也无情节上的特别恶劣之处。但这个案件和同一时期其他腐败案件一样，也深深打上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烙印。这是一个变化中的时代、一个转型中的时代、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大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政府官员在“官商勾结、猫鼠结盟”中纷纷落马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官员犯罪，具有的时代特点是：他们既是“游戏规则”制订者，又是“游戏”的参与者和既得利益者。为确保自己能赢得这个游戏，他们还常常利用订规立制之便，把自己设计成“监督者”或者“裁判员”。正因为“游戏规则”的不透明、不稳定，导致了“游戏”的不公正。国家资源总是很轻易地被“规则”的制定者们垄断并加以利用，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则为腐败提供了滋生暗长的广阔空间。 以徐放鸣为例，这位财政部前司长所掌控的金融司，是财政部负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核心部门，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工作等11项重要职能。用业内人士的话说，金融司对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是“有监有管有审批”。作为司长，徐放鸣拥有的这些权力足以“令每一位知情者敬畏有加”。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当农发行一份报批租赁业务的报告递交给了徐放鸣时，他“首先推荐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承接部分租赁业务，随后又将自己熟悉的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安排为租赁业务的中介公司”。在徐放鸣手里，某项动辄数亿元业务的归属，谁来做、怎么做，都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却可以在谈笑间获得数百万元的好处。 尽管农发行窝案中官员腐败的具体情况不同，但这些官员腐败的轨迹却个个相似：未入官场之前根正苗红，上任之初也曾勤勉有加，一旦手握权柄，不用多久就失足于权力陷阱。绝对的权力加上虚无的监管和贪欲动机，构成了当今官员堕落定律。而我们的防腐之道仍然一厢情愿地相信官员会基于自己的理想信念而远离权力背后的欲望诱惑。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能够完全依靠道德力量和组织力量来约束自身的官员实属罕见，更多的政府官员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涌动着以权谋私的冲动。 审计风暴揪出胡楚寿 为了读者尽快弄清农发行窝案的来龙去脉，首先应该介绍一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的有关背景资料。 北京市月坛北街甲2号，这座北京西二环边上的大楼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部所在地。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的办公地址及业务范围鲜为人知，在业内有“最寂寞的银行”之称。 1994年4月19日，国务院下发“国发（1994）25号”文件，宣布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依上述文件，农发行最初的业务范围相当广泛，兼有信贷业务和财政任务，即承担国家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主要任务是“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1994年6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正式向农发行划转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由中国农业银行代当时尚未组建的农发行接收。1994年8月，农发行总行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 1994年农发行成立之时，国务院高层领导就对农发行提了“两不”要求：不购置豪华汽车，不购置高档写字楼，要完全从服务农业、农村经济为出发点。除此之外，另有人士提出农发行“不要设分支机构，以避免风险”。但农发行成立不久，便背离原来的初衷，一举购买约3万平方米的写字楼，也就是月坛北街甲2号的月坛大厦南楼。月坛大厦1998年竣工，农发行总行第一时间即已入住。月坛大厦已经成为农发行的代名词。 对“两不”约束的突破并未就此中止，农发行分支机构的建设也紧锣密鼓。到1997年3月末，农发行在机构设置上实行总行、分行、支行制，系统内实行垂直领导。总行设在北京，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有35个分行，地市二级分行295个，县（县级市、区）支行1613个。全行员工接近6万人。 银行业内很多人士认为，农发行完全没必要建立这些分支机构。但实际情况却是，全国1000多家农发行县级支行，均斥巨资建办公楼。如辽宁某市农发行分行办公楼，耗资近1.2亿元。 除办公大楼外，存储并处理银行日常交易信息的大型主机，以及独有的电子安保监控设备，为另一项最重要的投入。一份资料显示，截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省分行、地（市）分行及县级支行的电子化网点数量约占总数的85%，共约1647个。 为此，农发行共租赁了8000多套PC台式机、PC服务器、笔记本电脑，还为各机构租赁激光打印机、路由器、UPS等设备。其中仅农发行总行配备的PC机就超过300台，已基本做到了人手一台。显然，为农发行提供租赁业务的公司，是这笔大买卖的受益者。 农发行高官落马的导火索，就是这些租赁业务。 在这起窝案中第一个落马的是农发行原副行长胡楚寿，他的落马缘于2002年的审计风暴。 2003年6月，审计署2002年审计报告提到：1996年至1999年，农发行总行以租赁的名义，委托某公司购买电子设备和汽车等固定资产，总金额9.2亿元，其中8.1亿元曾被挪用投入股市，进行股票买卖，所获收益去向不明，涉嫌重大经济犯罪。当时负责该租赁工作的就是胡楚寿。在侦查中，反贪部门发现该租赁案牵涉到一家大型公司，而且确认胡楚寿之子在该公司拥有股份，由此查出胡楚寿涉嫌受贿。 胡楚寿，1945年7月生，湖南汉寿县人，曾任农发行农业信贷部主任，农发行第一副行长，并分管资金计划工作。2001年，时年56岁的胡楚寿调入中央金融工委，先后出任中央金融工委驻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信达、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监事会主席。 随即，检察机关介入此案。 根据北京检察机关的调查，1996年初，胡楚寿与北京美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蔡国安相识后，将儿子胡刚引荐到了美禾公司。1997年12月，蔡国安通过胡刚，得知农发行有一笔2亿元的租赁业务。在胡刚的斡旋下，胡楚寿将这笔业务交给了美禾公司，因此获得了500万元“好处费”。尽管胡楚寿认为这500万元是“烫手山芋”，他还是收下了，并让儿子胡刚用此款注册成立了北京日通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即将退休的胡楚寿就这么落马了。 很快，第一个卷入农发行腐败窝案的胡楚寿，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检方指控，60岁的胡楚寿涉嫌受贿600多万元。胡楚寿承认了检方指控的事实。 检方指控胡楚寿涉嫌收受共600多万元贿赂： 胡楚寿通过儿子胡刚收受美禾公司总经理蔡国安500万元贿赂。 胡楚寿收受当时尚未升任副行长职务的于大路30万元贿赂。 胡楚寿收受两家深圳企业共90万元港币的贿赂。 胡楚寿收受农发行大连分行程某贿赂10万元。 检方同时表示，胡楚寿认罪态度好，向检方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行为。 2006年1月18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胡楚寿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判决后，胡楚寿没有提出上诉。 根据法院的判决，1996年至2003年间，胡楚寿利用其担任中国农发行副行长、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等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或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子胡刚多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635万余元。 因为农发行窝案已经牵涉到胡楚寿儿子胡刚。胡刚因该案已被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 胡刚，1973年1月生，1994年7月大学毕业后进入深圳京仪投资发展公司工作，1995年5月至1997年8月在北京某公司任职。随后进入日通成科技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据工商资料显示，日通成科技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胡刚、韩效国各持50%的股份，知情者透露，胡刚入股的250万元股金，实为蔡国安代付，而韩效国也是蔡国安的亲戚。 1998年10月，胡刚通过日通成公司介入美禾公司，持该公司10%的股份。1999年12月，日通成公司所持美禾公司10%的股权全归胡刚名下。此时，胡刚在美禾公司的股权达到560万元。 2005年年底，胡刚从国外回到海南时被警方抓捕归案。 “执行者”于大路 作为农发行窝案的二号人物，媒体和于大路本人，都将其在本案中的身份定位于“执行者”。 2004年6月初，刚刚参加完全国金融监事会议的胡楚寿被宣布“双规”。同一天，农发行腐败窝案的“二号人物”、农发行副行长于大路也遭遇同样的命运。于大路在审计署披露的农发行“租赁案”发生时，还任财务会计部主任，胡楚寿调离农发行后，于大路顺利升任副行长。 于大路出身书香门第，15岁时在黑龙江中苏边境珍宝岛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工作。之后就读于黑龙江银行学校，毕业后曾在黑龙江金融系统工作，当过出纳、会计、信贷员，并较早地走上了领导岗位。熟知于大路的一位金融界人士称，凭着“灵活的办事能力”，于大路从省级金融系统的普通科员，一路升至中国农业银行重要部门的负责人。 1994年农发行成立后，于大路出任会计部主任。2001年胡楚寿被调离农发行时，于大路顺利升任农发行副行长。 2004年9月，农发行“租赁案”被移交到检察机关，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随后立案侦查。不久，胡楚寿、于大路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批捕。 2006年1月9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因涉嫌受贿、行贿和挪用公款罪在法庭上受审。表情平静的于大路戴金丝眼镜，穿着洁净的军大衣，脚着干净布鞋，脸面光洁，耳鬓修剪整齐。 于大路从被逮捕到受审已一年有余。2004年8月25日被逮捕，2005年5月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以于大路涉嫌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移交市检一分院审查起诉。因证据不足，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两次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并三次延长审查期限。 检方指控，于大路利用“租赁”职权，先后受贿5笔总共831万元。这5笔受贿为：于大路于1999年初至2001年7月，先后收受汽车供货商天津某公司陈某的42万元，设备供货商深圳某公司谭某的30万元，海南某公司邓某的100万元，北京电子租赁有限公司赵东明的259万元。另外，于大路于1999年7月，与亚捷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俊杰共谋，向北京美禾电子有限公司索要了400万元的“补偿费”。检方还指控于大路涉嫌挪用公款罪和行贿罪。1999年4月至2000年9月，于大路挪用公款410万元，用于个人炒股。1999年初，于大路为了职位升迁，通过胡楚寿之子胡刚给了时任农发行副行长的胡楚寿30万元。 开庭过程中，于大路表示检方的指控基本属实，只是在几个具体问题上他需要解释。他否认曾为升迁行贿胡楚寿30万元。于大路说，检方指控他行贿的30万元，和指控他收受深圳某公司谭某上供的30万元是同一笔钱。“收钱之初，我很犹豫。”于大路说，是谭某的“宽心话”令他收下了钱。谭某称送“感谢”款有三层意思，“一些给你们老板（领导），为了你的进步，一些给你，一些给你们财会部”。于大路说，为了防备谭某“外露”，于大路通过胡刚将钱全部转交给了老领导胡楚寿。 “给胡楚寿钱，是谭某的意思，如果没他这句话，我不会给。”于大路否认给胡刚30万元是向胡楚寿行贿，他认为不是为了升官才给胡楚寿钱的。 “为什么你今天的供述与之前不同？”法官打断了于大路的辩解。“胡楚寿案也是本院审理的，当时法庭播放了你的证言录像。”法官提醒于大路说：“你当时说是为了升官给了胡楚寿30万元，法庭希望你在作证和受审时，都能如实供述。” 于大路解释说，他翻供的原因是，在接到起诉书前他根本不知自己还被控行贿。于大路说：“当时中纪委帮我分析了谭某的话，说为了我的进步实际上就是升迁，我当时没有重视，我一直以为只指控受贿和挪用公款，我如果知道还有行贿罪，我不会那么说”。 检方反驳称，于大路曾亲口承认给胡楚寿钱是为了升迁，且事实上胡楚寿又确实提名推荐了于大路。检方称，胡楚寿的亲笔证言中称，于大路行贿30万元“就是想让为职位升迁帮助他，我虽然起不到决定作用，但是我的作用是很重的，我们实际上就是买官和卖官”。 此外，于大路在法庭上否认与黄俊杰共同索贿400万元。于大路称，自己既没有与黄俊杰共谋分钱，也没有参与签订合同，更没有拿到过钱。于大路承认曾向美禾公司老总蔡国安提出“补偿款”，但那是黄俊杰提议的，因为“补偿款是商业惯例”。于大路说，他没有利用职位强行索要，并且蔡国安“很痛快”地同意了。 在法庭上，于大路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和许昔龙在承认其他6项指控的基础上，针对行贿罪的指控，为于大路做了无罪辩护。 钱列阳认为，于大路通过胡刚给胡楚寿30万元的行为只是违反党纪的行贿行为，而非触犯国法的行贿罪行，因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罪的必要条件，但公诉人并没有就“不正当”举出任何证据。钱列阳说，首先于大路没有向胡楚寿提出升迁请托，其次于大路不存在不符合升职条件的问题，他的升职是正当的。 许昔龙称，2000年3月，于大路升职为行长助理，11月升职为副行长，而2000年四五月间，胡楚寿就被调离了农发行，因而胡楚寿能够帮助于大路升迁的就只有他升为行长助理那一次。根据农发行的升迁程序，必须先有党委推荐，再由所有分行一把手和总行主任级以上的干部进行民主选举，并非胡楚寿一人所能办到的。 在庭审时，检方同时也指出，于大路存在重大立功的法定从轻情节。在到案之后，于大路揭发徐放鸣、王刚、赵东明三人的重大犯罪行为，并经过司法机关查证，属于重大立功行为。于大路在双规期间，不但承认了侦查机关已掌握的受贿事实，而且主动交代出侦查机关当时尚未掌握的受贿259万元及挪用公款410万元的行为，并委托家属积极退赃，因此建议法院从轻判决。 在最后陈述阶段，于大路表示认罪伏法，并无条件接受法院的判决。于大路说，他辜负了国家对他的教育，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我愿意以最诚恳的态度向人民认罪，痛改前非，当再次回到社会中时，将会全心投入社会服务。”同时，于大路表示，他在法庭上的解释全部是事实，希望法庭可以对他从轻处罚。 于大路在法庭上称，自己在收第一笔钱时心里也激烈斗争过，但最后还是将钱掖进了腰包。他侥幸地认为：“一个送钱，一个收钱，一无旁证，二无凭据，风险何在？况且行贿与受贿在法律上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谁会送了钱之后又去告发自己犯了行贿罪呢？”但是，于大路在被捕后却连续供出了黄俊杰、徐放鸣等人。 2006年2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大路受贿、挪用公款、行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于大路所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情节严重。但鉴于于大路因涉嫌犯受贿罪被羁押后，能够供述司法机关尚不掌握的挪用公款的事实，同时还能主动坦白部分受贿事实，并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线索，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法院判决：于大路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关于于大路的犯罪轨迹，请参阅本文附录中于大路在看守所里写下的忏悔书。 敛财有术蔡国安 在农发行窝案背后暴露出的是至为突出的商业贿赂问题。在这起窝案中实施“糖弹”战术的蔡国安，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 蔡国安，美禾公司董事长，湖南益阳人，40岁，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分配至空军第六飞行学院工作，后转业到亚运会组委会办公室。 蔡国安的一个人生转折点发生在1991年4月，当时他调至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办公室工作。因为胡楚寿和蔡国安是湖南老乡，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蔡国安与当时担任该行农业信贷部主任的胡楚寿，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 1994年8月，农发行总行的组建工作基本完成。胡楚寿出任农发行第一副行长，分管资金计划工作。同年10月，美禾公司成立，蔡国安离开农行总行办公室出任该公司经理。自此10余年间，蔡国安的个人前程与胡楚寿维持着特殊的关系。 1994年10月，北京美禾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郭某。最早的四家股东中，中国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出资36％，北京四创高技术开发公司等四家股东分别出资16％。这些资金来源显示出美禾与农业银行的特殊关系。公司成立后，蔡国安离开农行总行办公室出任该公司总经理。 巧合的是，农发行于1994年6月成立，比美禾公司早成立4个月。农发行的业务本是从农行中分离而出的，创办初期，农发行的人员包括领导层大多曾在农行总行任职，包括后来的农发行第一副行长胡楚寿。美禾公司一成立，便与农发行有不解之缘。后来根据监察部的调查，美禾公司法定代表人蔡国安利用增资扩股与上级公司脱钩之机将巨额国有资产据为己有。 工商资料显示，美禾公司历史上曾有两次增资。直到1999年12月，一次大规模股权转让使美禾公司变成了一家彻底的私营公司。其他4家股东将股份让到蔡国安名下，蔡国安一人控制了公司大约60％的股权。到此为止，美禾公司创办时的几大国有股东已经与该公司没有任何股权联系。 美禾与农发行的关系是本案的焦点，随着案件的审结，真相趋于明朗。 农发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固定资产除去办公大楼，最重要的当数存储、处理银行日常交易信息的大型主机和金融部门独有的电子安保监控设备。银行大型主机售价动辄达数百万美元，而每一家分行至少有一台大型主机和相应的存储设备，还需要多台售价不菲的中型机和小型机。 这里不能不再次重申一下农发行成立初期，国务院高层领导对农发行提出的“两不”要求：不购置豪华汽车，不购置高档写字楼。而多种大型设备，也采取租赁使用的办法。 银行的租赁高达数亿元的设备，年租金将相当丰厚。以美禾公司的规模，根本无力购置价值达9．2亿元的固定资产。事实上，正是农发行贷款给美禾公司，美禾公司用贷款购进设备后再转租给农发行。美禾公司的资金，不论是用于购买电子设备还是投入股市，来源都指向农发行。 蔡国安在农发行腐败窝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97年12月，他得知农发行有一笔两亿元的租赁业务，便通过农发行原副行长胡楚寿拿到这笔业务，并给了胡楚寿500万元贿赂。后来，在另一笔3亿元的租赁业务中，他又给了农发行原副行长于大路400万元贿赂。 可以说，胡楚寿和于大路都是被他的“糖弹”打中的。 根据检察机关查证，1996年至1999年期间，蔡国安利用担任美禾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采取虚构业务支出骗取公司资金并使用虚假发票平账及侵吞公司账外资金等手段，先后将公司3000万元非法占有。在美禾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其部分股东转让股权时，蔡国安把这3000万元用于对该公司的投资及购买该公司股东转让的股权，非法取得注册资本5000万元的美禾公司约60％的股份。蔡国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贪污罪论处。 如果蔡国安是国家工作人员，贪污3000多万元足以判处其死刑。但在案件审理期间，蔡国安的辩护人申请延期审理，以调取证据。恢复审理后，他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机关、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表以及海淀区各类企业保留全民身份人员调出审批表，以证明蔡国安在1998年就辞去公职，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这些证据后来被法庭采纳，从而使蔡国安占有的3000多万元巨额款项只能以职务侵占罪来处罚。 2006年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两罪并罚判处蔡国安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70万元。判决书中称，蔡国安于1996年至1998年1月期间，利用受国有公司委派担任美禾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美禾公司343万元，构成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他还于1998年2月至1999年12月期间，侵吞美禾公司3000万元，构成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法院对其两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 趁火打劫黄俊杰 2005年11月14日，农发行窝案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黄俊杰，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 只有初中文化的黄俊杰41岁，是亚捷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根据黄俊杰的供述，他是在1993年推销产品时和于大路认识的，于大路其时在中国农业银行工作。1999年，黄俊杰得知农发行有3亿元的设备租赁业务，能获得5％利润，于是向已调到农发行的于大路提出承揽该业务，于大路同意给他一半业务。于是，黄俊杰所在公司就开始进行市场调查，并制作出了可行性报告送到了农发行。 但是到了1999年9月份，于大路却说把业务全交给了美禾公司，费了劲又没拿到业务，黄俊杰不甘心，于是他就想通过于大路出面协调，分给他一半业务，或者给三分之二的利润。其后黄俊杰与时任农发行财务会计部主任于大路共谋，利用于大路负责设备租赁业务的职务便利，由于大路出面，以美禾公司若想独自承担全部租赁业务，就要为竞争对手支付补偿费为名，向承揽该项业务的美禾公司索要“补偿费”人民币400万元。黄俊杰为了隐瞒他和于大路共同索要该款的事实，指使他人假冒深圳市恒明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采取与美禾公司签订虚假委托服务合同、伪造委托付款书等手段，收受美禾公司人民币400万元。 但在法庭受审时，黄俊杰在关键问题上翻供，否认自己与于大路共谋索贿400万元。他在法庭上说，1999年他得知财政部核准了农发行3亿元的租赁业务，便找到于大路想承揽这项业务。而美禾公司的老总蔡国安找到了农发行副行长胡楚寿。黄俊杰说，美禾公司正面临上市，需要积累业绩，所以蔡国安拿出一半利润，作为竞争对手退出的补偿。根据于大路和蔡国安的口供，检方指出黄俊杰教唆于大路，凭借职务便利向美禾公司索要400万元。根据于大路的交代，当时胡楚寿已决定让美禾公司全揽业务，黄俊杰看着眼红，便让他和蔡国安谈判。于大路深知，凭借自己的权力，可以让蔡国安让出一半业务或一半利润。蔡国安也清楚“如果不分钱出来，是不可能顺利签约的”，所以蔡国安最终决定牺牲一些利益。检方指出，黄俊杰利用亲属刘某，找来盖有恒明达公司公章的纸张等，让刘某与美禾公司签订委托维修服务合同。蔡国安交代，合同是虚签的，“只是为了给400万元一个合法的名头”。检方称，蔡国安按照农发行的付款进程，分期将400万元全部付清，而恒明达公司没有提供过任何维修服务，这是“合法外衣下的索贿”。“恒明达公司是我买的，和亚捷公司没什么不同。”黄俊杰在法庭上狡辩说，亚捷公司至今还在为美禾公司提供维修服务，并出具维修服务记录单证明。对此，检方指出，记录单是亚捷公司的单方面记录，且维修时间全在美禾公司付款之后，“不符合商业常理”。无可奈何之下，黄俊杰辩称，他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也没有与国家工作人员于大路合谋，根本就不构成受贿罪。他一口咬定400万元是蔡国安给他的合理补偿。检方指出，根据于大路的口供，当初是黄俊杰提议他去与蔡国安谈的，由于黄俊杰答应分给于大路所得钱财的三分之一，他才去做了说客。检方说，审计署查账时，于大路曾让黄俊杰退钱，说明于大路很清楚这400万元的性质，黄俊杰是因“过于自信”，认为合同签得天衣无缝才没有退钱。黄俊杰是索贿的提出者，他教唆于大路，凭借特殊身份和职权索贿，并伪造收款指令接受赃款，属于主犯。 庭审过程中，黄俊杰的律师将一份黄俊杰具有伯利兹国籍的证据送上法庭，建议法庭给予黄俊杰“驱逐出境”的处罚。检方怀疑证据的真实性，指出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应以户籍为准。黄俊杰表示，他于1992年以“投资移民”方式，取得了伯利兹国籍。他只在该国住过一个月，也没有房产，只是当时将5万元美金投入股市。最后，这个“驱逐出境”的请求没有被采纳。 2005年12月19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黄俊杰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黄俊杰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 合谋贪赃的王刚、赵东明 中国瑞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刚和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东明，都是于大路揭发出来的。 根据法院对于大路的审判，于大路在担任农发行财会部主任期间，利用主管汽车租赁业务的职务便利，为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承揽农发行4.36亿元的汽车租赁业务提供帮助。2001年3月至11月期间，于大路多次收受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东明给予的贿赂款共计259万元。 检方指控称，赵东明于2000年5月，假借支付咨询费的名义，与中国瑞联电子有限公司副经理王刚共同骗取该公司493万元，非法占有。1998年10月至1999年4月，赵东明还利用其负责中电租与农发行汽车租赁业务的职务便利，为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从租赁业务中赚取咨询费提供帮助，先后收受该公司贿赂112万元。此外，赵东明还于1998年5月至7月，先后将中电租公款3060万元挪至证券市场进行个人股票交易。 赵东明承认检方的指控属实，但他认为他贪污的款项是于大路主谋，挪用的公款也是和于大路一起炒股。赵东明说，中电租和农发行的4.36亿元业务是中电租提供运钞车，农发行每年支付1亿元左右的租赁费，实际上中电租根本不能做租赁汽车的业务，所以就把业务转给有汽车租赁资质的中国瑞联电子有限公司，而中电租就坐拿代理费。赵东明说，购置车辆所需款项只有3亿余元，与租赁费有1亿的差价。于大路提出这笔租赁业务以后要经财政部审批和审计部门审查，于是他和王刚从中瑞联拿出493万元，于大路拿了303万元，其余的钱他和王刚分了。 2000年5月，赵东明与王刚经预谋后，在负责执行瑞联公司与农发行的汽车租赁业务中，采取假借支付诚奥达公司咨询费的名义，使用伪造的诚奥达公司《委托付款通知书》等手段，共同骗取瑞联公司资金493.14万元非法占有。 1998年10月至1999年4月期间，赵东明在负责中电租公司与农发行汽车租赁业务过程中，为诚奥达公司从租赁业务中赚取咨询费提供帮助，为此先后收受诚奥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冰给予的贿赂款共计112万余元。 庭审中，赵东明没有否认这些犯罪事实，但他强调，这些都是农发行原副行长于大路指使或主谋的，自己系从犯。但法院经审理认为，赵东明在贪污罪中，事先有预谋，并私刻公章伪造文件，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在其主动交待的挪用3060万元公款一事中，依据现有证据，也无法认定于大路共同参与。 法院认为，赵东明的行为已经构成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因其被羁押后，主动交待了公安机关尚不掌握的挪用公款的事实，对其所犯挪用公款罪应以自首论，且所挪用的款项全部退还，依法可予从轻处罚。其所犯贪污罪、受贿罪的数额特别巨大，并且其犯罪所得至今未能追缴，本应予以从重处罚，但鉴于赵东明能够认罪、悔罪，对其所犯贪污罪、受贿罪亦可从轻处罚。法院一审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判处赵东明有期徒刑20年。 在此之前的2006年3月9日，中国瑞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刚也接到了法院的判决，王刚因贪污490余万元公款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根据法院判决书，2000年8月，王刚与汽车租赁商北京电子租赁有限公司老总赵东明预谋，伪造支付咨询费，非法占有本单位资金493.14万元，赵东明将其中259万元送给于大路，王刚则分得赃款63万余元。 无疑，这起重大商业贿赂案件中，蔡国安等多位企业老总通过向农发行关键人物行贿，实现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当然，也因此葬送了自己。 学者型高官徐放鸣 2006年11月10日，农发行窝案最终落幕的一刻，其实才是这个案件的最高潮，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被判刑13年，成为农发行窝案“鸣金收兵”的结尾。“老徐（徐放鸣）和韩冰（诚奥达公司的负责人）太黑了。”徐放鸣的落马是于大路的一句抱怨抖出来的。 尽管只是被界定为农发行窝案之一，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落马的影响和引起的震荡，却远远超乎此案，因为徐放鸣是近年来财政部涉案的最高级别官员。 徐放鸣最初被检察机关注意的是，1997年12月，财政部批准由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租赁汽车给农发行，而中电租是徐放鸣点名推荐的，而且徐放鸣的关系公司为此拿走700多万元“咨询费”。 作为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农发行，其工资决定、固定资产和设备购置等都要由商贸金融司来决定。 于大路在供述中称：“因农发行受财政部金融司徐放鸣管辖，农发行与财政部谈追加一部分汽车租赁指标，财政部内定给农发行6个亿指标。徐司长问我：‘你们汽车租赁商选没选好？如果没选好，我可以推荐。’我认为财政部推荐的租赁商比较可靠，而且是徐司长推荐的，我们以后也方便理顺关系。于是，我就按徐放鸣的推荐选中了中电租和美禾公司。”后来，由于税收政策的变化，农发行将整笔业务交给中电租的合资子公司瑞联公司。为解决贷款的事情，于大路再次找到徐放鸣。 业务结束后，农发行支付了2000万元的手续费，徐放鸣的关系公司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拿走了700多万元。在检察机关供述到此处时，于大路不禁愤恨地说道：“老徐和韩冰太黑了。” 经检察机关查证，1997年徐放鸣担任财政部金融司领导时，曾负责审批农发行一份报批租赁业务的报告，而农发行方面的负责人正是于大路。审批时，徐放鸣首先推荐中电租承接部分租赁业务，随后又将自己熟悉的诚奥达介绍给了中电租，作为租赁业务的中介公司。为此，徐放鸣4次收受诚奥达负责人韩冰给予其的109万余元人民币。 现年47岁的徐放鸣是内蒙古赤峰人，1982年自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本科毕业后，直接分配进了财政部。从一名普通的科员，很快成为财政部综合司工资处处长。在人才济济的财政部，徐放鸣表现突出。徐放鸣受到赏识主要与其所学专业有关。徐放鸣是上海财经学院“文革”后复校初期第一批毕业生，当时全国范围都面临金融人才的断档现象，所以即使在财政部，徐放鸣这种专业金融类本科生已是相当抢手。 正是因为他工作上的突出表现，1998年中央进行机构改革，财政部机构设置作了调整，其中一项就是成立金融司。在这次改革中，徐放鸣脱颖而出，由商贸司副司长调任金融司副司长，并在2000年转任司长，年仅42岁。 在社交场合，徐放鸣一直非常低调谨慎。作为金融系统内的一名重要官员，他很少参加公开的研讨会。作为一位身居要职的官员，在领导、同事和合作者眼里，他“干练、敏锐、熟悉业务、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徐放鸣是公认的学者型官员，出版过大量著作及论文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与农业政策》、《社会保障初论》等。同时，他拥有高级经济师的头衔，他还担任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研究生的导师。 但无疑的是，徐放鸣拥有巨大的权力。财政部内部人士则将金融司的职能概括成：对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有监有管有审批”。 徐放鸣拥有的权力，与其学识一样令人羡慕，他一直是国内外银行家追逐和奉迎的对象。在中国，中央政府是管理各种国家银行、资产经营公司、国有发展银行及证券公司的“最大股东”，而徐放鸣所在的部门恰恰代表了政府在这方面的意志。 根据工作分工，财政部金融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货币政策及其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研究工作；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工作，组织实施金融机构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资本金权属界定和登记、统计、分析、评估；负责金融机构国有资产转让、划转处置管理，监交国有资产收益；拟订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并监督其执行；指导地方金融机构资产和财务监管工作等。 徐放鸣晋职不久，即赶上农发行开始组建。农发行的固定资产和设备购置等事宜，由商贸金融司来决定。 有人曾笑称，“行长要换辆车，也得徐放鸣批”。 正是循着于大路提供的线索，围绕徐放鸣的调查展开了。2005年6月24日，徐放鸣因涉嫌受贿被执行刑事拘留。7月1日，检察院签发并下达了对徐放鸣的批捕令。 按惯例，徐放鸣这类干部会经过“双规”程序，但徐放鸣由北京市检察机关直接采取强制手段。此后，经反贪部门的侦查，又经两次退侦，两次延长审查期限，检方终于在逮捕徐放鸣一年多后，对其提起公诉。 检方指控，1997年至1998年，徐放鸣利用其先后担任财政部商贸金融司副司长、国债金融司副司长主管金融工作的职务便利为诚奥达公司的经营提供帮助，并收受该公司法人代表韩冰分4次给予的20万元人民币，10.8万美元的贿赂，折合后总计人民币109万余元。1999年至2000年，徐放鸣还收受他人贿赂12.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05万余元。 2006年9月15日，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身着囚衣，被押上法庭。法院认定，徐放鸣在任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并受贿214万余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 一审判决后，徐放鸣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慎重审理，鉴于徐放鸣的犯罪后果没有给国家造成特别严重的损失，在侦查期间已经追缴部分受贿款项，在二审期间徐放鸣的亲属又积极代为退缴全部剩余受贿款项，且认罪态度较好等具体情节，可对其再予从轻处罚，依法予以改判。 2006年11月1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受贿罪判处徐放鸣有期徒刑13年。 金融高管落马的切肤之痛 随着涉案人物相继受审和判决，农发行窝案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是该案所反映出的问题并没有因司法惩处而终结。金融高管问题频发显然不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必然产物，但毋庸讳言，这些事件的发生说明中国金融业存在一些问题。金融高管出事，从表面上看是一个金融腐败问题，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放心让他们看管国家“钱袋子”？ 金融高管频频出事，暴露出我国金融界传统的人事任免机制存在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金融高管基本上不是由市场选择而是由组织任命的。因此这些高管更多的是对上级组织而不是对所在银行负责，这便造成个人权力过大，缺乏市场的有效约束监督。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规范和有效的用人机制是：在市场上选拔人才，以市场方式对待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银行业改革必须进行人事任免制度创新。 金融高管落马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银行业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真正形成。中国的金融高管频频出事，不能抹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贪污受贿、弄虚作假，仍是当前我国金融界的弊病之一。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金融高管不能独善其身，腐败现象仍然存在滋生和蔓延的土壤。这里固然有中国银行业整体改革滞后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银行业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真正形成。只有竞争的市场，才能孕育出优质的商业银行和银行家。因此，必须改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银行业的激励约束机制，政府要以第一责任人的身份去积极创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近年来，金融大案频频发生，银行高管接二连三落马，部分银行内部管理松弛、有章不循的混乱局面暴露无遗。2006年陆续宣判的农发行窝案、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受贿案，更让人们认识到金融犯罪之猖狂。 根据北京检察机关的调查，近年“窝案”、“串案”主要发生区域指向金融、财政、交通、电信等行业。金融等行业“窝案”、“串案”多发为“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注脚。一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扎成堆”、“抱成团”，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利益均沾”、“互相掣肘”、“披着合法外衣”的手法使案件的查办越来越艰难。 近年来，在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地毯式的排查中，一批金融案件浮出水面。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2006年11月披露，仅仅2006年1月到9月，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理涉案人员744人，有110人被取消高管任职资格。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高管犯罪行为大多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的几年，而这正是国有商业银行转型的关键阶段，国家开始赋予各商业银行运用信贷资金的充分权力，而与此相适应的监管体制和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却未完全到位。近年来发生的一些金融大案，显示了中国银行业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案件特点。 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国银行的高管与一些政府管理机构的官员无异，个人的绝对权力过大，产生寻租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计划经济时代银行按行政区域设置，国有银行带有很重的行政色彩，迄今银行的高管为“高官”已成常理，一些制度性因素在多次改革中并没有完全解决。 最近，国务院在对农发行业务范围拓展申请的答复中，特别要求农发行必须首先搞好内部体制改革和管理。这是非常及时的，内部问题不解决，事后的惩罚只能是“屡惩屡犯”。目前，中国金融行业必须从体制上产生让金融家主动为国家着想的原动力。只有如此，才能为防止金融家群体的“塌方”寻找到一条出路。 于大路的忏悔书 我原来任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是2004年6月3日被中央纪委“双规”的，8月13日是因为涉嫌受贿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8月25日被检察院依法逮捕的，成为人民的罪人。 小的时候，我也有过美好的童年和远大的理想与抱负。15岁就参加工作，是在黑龙江中苏边境珍宝岛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那个地方非常艰苦，6年务农我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 1975年作为优秀知青被选送到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读书，我的父母均是教师，家庭可谓书香门第。 从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银行工作，我当过出纳、会计、信贷员，当过县支行行长。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又较早地走上了领导岗位。由于我熟悉银行会计业务、文笔还算可以，1989年被选调到农业银行总行会计部，以后给一位副行长当过三年专职秘书。可以说那一段时间是一路升迁，朝气蓬勃。女儿现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爱人也在银行工作，一家人十分幸福。 往事不堪回首，在我仕途刚刚起步，事业辉煌、家庭幸福的时候，我却沦为阶下囚。人生惨痛的失败一夜之间造成的巨大反差，常使我暗自流泪，痛心疾首。岁月无情地流逝，而我的人格永远钉在了耻辱的十字架上，对子女、对家庭、对我们一切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为什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又有哪些深刻的教训呢？ 拜金欲念是我世界观蜕变的开始。 20世纪90年代，经商热潮使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由于市场刚刚建立，市场规则尚不完善，不法官商相互勾结发不义之财的大有人在。与此同时，拜金主义，一切朝钱看的思想也在社会上泛滥起来。我觉得自己作为金融企业掌握财政部门的负责人，为党工作了近三十年，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经济也不厚实，心态因此失去平衡。 日子长了，由以往愤恨官商变为羡慕官商。特别是见到有的领导为自己下海经商的子女铺垫，为所谓的朋友介绍生意，日子一下阔绰起来，真是眼热心烫。这使我对金钱的欲望迅速地强烈起来，从而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和蜕变。最终在金钱的诱惑下失去应有的拒腐防变能力，沦为人民的罪人。1998—2001年，我利用职权之便为他人经商提供方便，谋取利益，收受了数百万元巨额贿赂。 在以后几年的日子里，我敛的钱是多了，而良心却黑了，守着不义之财不敢花，而每天过得提心吊胆，敛财越多，内心的罪恶感越重。当我见到别的贪官纷纷落马，就倍感“心忧魂惊、草木皆兵”。 我的“金钱梦”现已破碎，这个结局的始作俑者就是我自私、虚荣的不平衡心理和错位的人生观。如今我身陷囹圄，让我重新描绘心中幸福，那就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一家团圆、无忧无虑，吃家常饭，睡安心觉，健康平安每一天，即使钱少了，也是幸福的。 以权谋私是我蜕变的根本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我渐渐地放松了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结交的朋友整天吃喝玩乐、灯红酒绿。羡慕和追求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1998年总行租了一批设备，某些供货商得到利益后，为表示感谢，送钱给我。当我看到商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暴发户，觉得他们挣钱真容易，送给我这点钱对他们来讲可谓“九牛一毛”，我受之酬款也讲得过去。 当我知道徐放鸣通过我介绍的一家公司做了农发行租赁业务，而徐的朋友从这家公司一次就拿走700多万元。不言而喻，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抓钱，我不捞点也白不捞。当这家公司的经理送我200多万元钱时，我就欣然笑纳。一连串的肮脏交易，暴露了我无耻的权钱交易和对金钱的贪婪。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与利益挂钩，就是对权力的亵渎，最终被权力所伤，甚至是致命的伤。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管工作多么繁忙，切不可放松学习，不管社会生活如何变化，切不可放松自律，交友一定要慎之又慎。 侥幸心理是我敛财不计后果的动力。 我的犯罪是从世界观蜕变，革命意志衰退开始的。当我第一次收受别人的贿赂时，思想也有过“收”还是“不收”的矛盾斗争，心里也在自问，这是犯罪吗？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可我偏要做否定。你帮我忙，我领你情，人与人之间往来谁人能免？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无非是为淡化内心深处的罪恶，为自己的犯罪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而核心则是侥幸心理。一个送钱，一个收钱，一无旁证，二无凭据，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风险何在？况且行贿与受贿在法律上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谁会送了钱之后又去告发自己犯了行贿罪呢？ 权钱交易的假象，行贿受贿的隐蔽性，确实不是一时一事就可以暴露的，侥幸心理在一定时间内得逞，其结果便是胆子越来越大，到后来受贿已不是什么侥幸心理，而是肆无忌惮，利令智昏，因而最终败露就毫不奇怪了。 综上所述，我的人生悲剧和血的教训，再次警示人们，尤其是那些重权在握的领导干部，平时就要防微杜渐，洁身自好，慎重交友，淡泊名利，珍惜人生美好的幸福生活，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稳、走好。“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虽然我已年过半百，但我仍有信心，自觉学法守法，认真改造世界观，告别耻辱的昨天，珍惜难得的今天，迎接美好的明天，努力重塑健康的心灵。 第一卷 权力与陷阱 第二章 草根行长“勿忘在莒” 在讲述张恩照的故事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这个成语叫“勿忘在莒”。 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有一次齐桓公和宰相管仲、大夫鲍叔、宁戚四人一起喝酒，喝到高兴时，齐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什么不给我祝酒?”鲍叔牙听了，就双手捧着杯站起来说：“希望您不要忘记流亡在莒国的时候，希望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成为阶下囚的日子，希望宁戚不要忘记在齐都城外放牛的时候。” 齐桓公还没当上齐桓公之前，为避齐襄公之乱，逃居到莒国，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莒县，受尽了磨难；管仲为了公子纠曾被拘押在鲁国，吃尽了苦头；宁戚当初从卫国逃到齐国时，曾在车下喂牛，也是穷困潦倒。这三个时期，是三个人的人生中最艰苦、最难过、最困顿的时期。齐桓公继位之后，任命管仲、宁戚为重臣，三个人都有点骄傲情绪，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正直无私的鲍叔牙才借敬酒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了那些苦难。应该说，鲍叔牙的提醒是及时的、深刻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人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多回忆过去，进而珍惜现在，继续保持以前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忘自己的本色。 这个典故出自《吕氏春秋直谏》，原文是这样的：齐桓公、管仲、鲍叔、宁戚相与饮酒酣，桓公谓鲍叔曰：何不起为寿？鲍叔奉杯而进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缚在于鲁也，使宁戚毋忘其饭牛而居于车下。 勿忘在莒，简单说就是“不忘本”。 很多人知道张恩照的名字，并不是他接任王雪冰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而是他跟随王雪冰“前腐后继”倒下之后。也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这位省部级高官来自山东莒县。 山东莒县，就是刚才成语中“勿忘在莒”的古莒国之地，地处民风淳朴的沂蒙山腹地，曾经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沂蒙老区。张恩照是沂蒙山区里走出来的高官之一，也是沂蒙子弟中在新中国级别最高的落马官员。 根据司法机关提供的权威资料称，张恩照，男，60岁，194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山东省莒县，大专文化，原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原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行长，住北京市西城区某小区某号楼某单元室，户籍所在地：上海市徐汇区某路某弄某公寓；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05年6月13日被羁押，同日被逮捕，羁押在公安部秦城监狱。2006年11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张恩照犯有期徒刑15年。一审判决后，张恩照没有上诉，但却提出了到上海服刑的请求。 大上海，繁华的大上海，是沂蒙子弟张恩照的发迹之地。 勿忘在莒，张恩照此时想起他的崛起之地，是不是有点晚了？ 上海故事，从城市平民拔地而起 张恩照祖籍山东莒县，解放前全家迁到上海虹口区，张恩照的父亲是一位普通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张恩照的出身用现在时髦的词汇讲，确实很“草根”。 长大后，张恩照考入上海著名的重点中学复兴中学，他的学习成绩不错，然而高考时却没有考上大学。1963年，张恩照被招入上海建设银行做学徒。两年后，张恩照当上了拨款员。 据有关报道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上海建设银行的业务基本停顿，但山西、山东等地的几个军工厂和钢铁厂一直没有停产，张恩照因为年轻没有家庭负担，被派出专门负责这几个地方的建设拨款。所以张恩照没有被卷入当时的“滚滚洪流”，也没有参与任何派系斗争，躲过了这场浩劫。 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建设银行，但十年浩劫让建行内部的年轻人出现了断层，33岁的张恩照此时成了为数不多的中坚分子。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为了满足业务的人才需要，决定从社会上大量公开招聘人才，通过设立培训班使其速成。 张恩照因为拨款业务熟练，又是高中生，成为培训班当仁不让的授课老师。凭借过硬的业务水平、和蔼可亲的平民性格，张恩照很快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加上张恩照骨子里山东人的直爽朴实，在学员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从1979年到1981年，培训班一共举办了3期，共培训了数百人，这3期学员后来成为上海建设银行的骨干力量，当然，这也与张恩照当上行长后的提拔是分不开的。即使后来在张恩照当上行长以后，他的这些学员私下也是以“老师”称呼他。后来，这3期学员被戏称为上海建设银行的“黄埔生”，而张恩照俨然成为类似于“蒋校长”那样的“核心”人物。毕竟，当年的“张老师”后来成了一方诸侯“张行长”。 据有关媒体报道，张恩照对他的学生相当义气，在提拔、住房、甚至家属的调动和孩子的工作安排上，只要能帮他都要帮。1987年张恩照就任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后，对自己当年学生大力提拔和重用。尤其到1990年代中期后，上海的主要支行领导以及信贷、公司业务等重要部门，基本上都是张恩照“黄埔生”的天下，其中80多名当上处级干部。 其实，张恩照不仅仅是个重情义的人，也是个勤奋好学的人。3期培训班结束后的1982年，张恩照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了2年，获得金融管理专业大专学历。在当时，大专应该是高学历了，风光程度并不比当下的研究生差多少。 1984年张恩照从复旦大学进修后回到建设银行。此时，恰逢国家号召引入外资，鼓励成立合资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于1981年开始筹备中国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实际上和建设银行内部的投资业务一个班子两块牌子。由于张恩照有实践经验，又有学历，他被委派负责建设银行上海分行投资业务部的筹建，这个部门对外称“中国投资银行上海分行”，张恩照的身份是副行长。由此，张恩照人生的第一次大跨越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行上海市分行的客户上海石化总厂准备上马三期工程，由于资金不足，又等不到贷款的计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引进的设备遭受风吹雨打，一天天锈蚀老化。面对客户紧蹙的眉头，张恩照按照从教科书上所学筹资知识，冒着有可能失败的风险，大胆组织以花旗银行为首的国外银团贷款，由建行转贷给上海石化，并代理上海石化发行企业债券8亿元人民币。 此举被当时上海的媒体誉为“上海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引进外资行动”，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被称之为“打破了中国银行界的封闭”，具有历史意义。世界银行对此发表评论称赞张恩照：“对方谈判代表虽然是一个新手，但精明能干，以高效率达成协定……” 尽管张恩照为此“一心想着为客户排忧解难，没日没夜地干，结果把身体给累坏了”，但此举的成功不但让整个上海金融界对张恩照刮目相看，更引起了当时上海市领导层对其才干的关注。之后不久，张恩照成为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一年后担任行长。此时，张恩照的这个行长只不过是一个处级。但在他担任行长后不久，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升格到局级单位，张恩照也升任副局级。 短短三年，张恩照完成了“连升三级”的仕途跨越。此时，张恩照刚满40岁。 二度飞升，从上海滩到北京城 张恩照出事之后，有些媒体评价张恩照“水平一般、酷爱双头鲍鱼和高尔夫”，甚至有的媒体把张恩照描述成一个“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人物，这实在是有点冤枉了张恩照，有点落井下石的意思。 其实，张恩照在上海建设银行一直是以务实能干闻名。从才能上，张恩照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提出“一米线”、“微笑服务”、“谁砸我的牌子，我砸谁的饭碗”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等等10年后才兴起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恩照提出“封闭贷款法”，在信贷上强制改变国企依赖财政拨款，不按市场原则对待银行贷款的行为。在上海改变了建行的粗放经营，以盈利和效率为目标，全方位为客户服务。当时，张恩照领导下的上海分行的许多经验，不断在整个建设银行内部推广，他对建行改革所做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 另外，张恩照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勤奋、踏实和创新精神，也得到了各级领导们的注意。1988年，上海市委托建设银行出面组织了一个以法国为首的6国银团，对上海市的重工业进行投资，因此张恩照多次得到了上海市领导的夸奖。另外，在张恩照主持建行上海分行的整个90年代，建行上海分行继续积极配合上海市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国企改革和城市建设，建行上海分行投入了巨大的资金。 20世纪90年代初，住房商品化已成为上海房改的必然途径。在推出政策性公积金贷款的基础上，建行上海分行放出一笔11万元5年期的贷款，使其成为上海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吃螃蟹的第一人”。“建行模式”在外部形成了“滚雪球”效应，上海乃至全国各大商业银行视其为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业务的范本而争相拷贝。 列举这些内容，并不是给贪官摆功评好，而是出于一种客观评价。即使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说张恩照是个尸位素餐的草包，那么，那些把张恩照推上领导岗位的机构和“慧眼识珠”的人，岂不是个个都是睁眼瞎？ 即使后来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在免除张恩照职务的决议中，最后还是给予了张恩照颇具人情味的一句评价：“对张恩照先生多年来对中国建设银行的改革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发放贷款。“放贷”这个词我们大家都明白，毫无疑问的是，放贷的大权掌握在谁的手上，即使不放松对自身的要求，也会有很多单位和个人，通过各种方法给拥有放贷权的人“好处”的。 据有关媒体报道称，张恩照的转变是从打网球开始的。1988年张恩照开始学习打网球，“几乎天天打一个小时的球。打完球张还习惯洗桑拿，然后吃饭。基本上陪同他的就是固定的十几个与其关系密切的学生。” 但是，很多弟子也给张恩照带来了麻烦，尤其是通过张恩照的弟子跑贷款，几乎是百发百中。只要他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贷款就放出去了。门生圈子在张恩照的庇护下做出越来越多的肆无忌惮之举，他们甚至在帮助张恩照挖着一个越来越大的“陷阱”。到1997年3月终于爆发了事端，建行上海分行徐汇支行行长周道春携款7000万出逃海外。而周道春正是张恩照力排众议提拔上来的。此案虽然最后没有动摇张恩照的行长位置，但随后一系列针对上海建行的调查，对他打击还是很大。 以张恩照的各种政绩，他却在建行上海分行行长这个位置上连续干了13年，直到50多岁才干到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的位置上，也不过是个正厅级。如果不是王雪冰落马，也许张恩照会在厅级的位置上退休，也许我们就看不到今天的“贪官张恩照”了。 命运毕竟又一次眷顾了张恩照。1999年10月，张恩照离开他发迹的上海滩，调到北京总行出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2000年2月，张恩照成为常务副行长和党委副书记，做了“中国最优雅的金融家”王雪冰的副手。张恩照的“忠厚”和“实干”再次给他带来了机遇，2002年1月，张恩照接替被免职的王雪冰接任建行行长，走到了人生的巅峰。 这种辉煌后来尽管被许多人认为是摇摇欲坠的，但从一介平民飞升到国家省部级干部，自有张恩照的努力和勤奋。 很大程度上，张恩照当上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的行长，已经在他自己的王国里拥有了绝对权力。而不被约束的绝对权力，对一个自身约束力差一点的官员来说，往往是一个看不见的陷阱。像张恩照这样要么坐着火箭连升三级，要么在一个职务上一干就是十几年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心态非常容易在过快的速度中失重，或者在过慢的煎熬中失衡，他们往往在寻找着不同的机会，获得权力或者金钱，却往往不知道陷阱在什么地方等着他们。 2002年初，执掌建行的张恩照开始了一段艰辛的改革过程。然而，张恩照凭着其卓越的能力，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肯定。在建行内部，流传着“冰雪消融，恩照大地”的说法，暗示着两任建行领导在员工心中的地位。 2004年是张恩照最辉煌的一年，当年建行资产总额近3.8万亿元。2004年7月，在《银行家》杂志评选的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中，建行名列第21位，在中国上榜银行中排名第一。 与之同时，凭借其卓越的成绩，张恩照被CCtV“经济半小时”栏目评为2004年度经济人物候选人。当年，张恩照对中国建设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试点，成为我国银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但正是这样一个成绩斐然、功成名就的优秀人物，却在人们的惊愕之中翻身落马。而张恩照的落马，是因为他错误地在三个“不等式”算术题上，划了等号。 第一个不等式，2亿元等于70.69万元 为了不至于因为讲述中添加更多个人色彩，对张恩照犯罪的界定，首先以法院的判决书为准。在法院判决之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张恩照三宗罪，这三宗罪有一个共同的罪名：受贿。当然，法院最终也认定了这三宗罪。 张恩照的第一宗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是这样认定的：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恩照于2000年10月至2003年初，先后利用担任原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行长的职务便利，接受北京海缘山公司及北京益寿坊公司投资人杨震寰的请托，分别为北京中华民族园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1.2亿元、北京海缘山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8000万元以及北京益寿坊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4970万元等事宜提供了帮助。为此，张恩照于2001年5月至2004年春节期间，先后11次收受杨震寰给予的港币5万元（折合人民币5.3万余元）、美元7.9万元（折合人民币65.39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70.69万余元。 判决书上的文字也许是枯燥的，但事实却非常简单。杨震寰投资的公司租用了北京中华民族园的房子，为了缓缴中华民族园的房租，2000年底，杨震寰趁中华民族园公司二期工程建设需要资金的机会，找到了中华民族园的董事长谈条件。杨震寰承诺能够通过张恩照的关系办理贷款审批手续，但要缓交拖欠中华民族园的部分房屋租金。双方达成协议后，经过杨震寰牵线搭桥，中华民族园董事长与张恩照见面，之后建行北京朝阳支行向北京中华民族园公司发放了贷款人民币1.2亿元。 当然，除了给中华民族园贷款，杨震寰也是要贷款用的。2003年初，杨震寰经营的北京海缘山公司及北京益寿坊公司分别向原建行北京朝阳支行提出贷款申请，但是，经过银行审查，这两家企业因经营不善，贷款资信度较差，贷款申请未获批准。于是杨震寰找到了张恩照，后在张恩照的直接干预下，同年8月间，建行北京朝阳支行向北京海缘山公司发放新增贷款人民币3010万元，并先后为两家企业办理了共计人民币9960万元到期贷款的转贷手续。 这些贷款的最终结果是，截至2006年5月，北京中华民族园公司已归还贷款人民币6700万元，贷款余额人民币5300万元。而杨震寰的贷款抵押物均为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部分房产，这些贷款均被评定为次级类不良贷款。 2001年5月3日，张恩照在上海波特曼酒店餐厅收受杨震寰给予的3000美元，这是检察机关认定的张恩照受贿的开始。放出去2亿多元的贷款，张恩照得到的好处是11次收受杨震寰的钱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0.69万余元。 2亿元等于70.69万元，不知道张恩照的这笔账是怎么算的。 第二个不等式，6.5亿元等于80.95万元 张恩照的第二宗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是这样认定的：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恩照于2002年7月至2004年6月间，利用担任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职务便利，接受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及重庆长丰通信公司董事长覃辉的请托，分别为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6亿元、解除未到期贷款抵押担保以及为重庆长丰通信公司所属的成都长丰通信公司向原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第三支行申请贷款人民币5000万元等事宜提供了帮助。为此，张恩照于2002年5月至2005年初，先后5次直接或通过张俭、张纪纲收受覃辉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港币20万元（折合人民币21.29万余元）、美元6万元（折合人民币49.66万余元），共计折合人民币80.95万余元。 覃辉的名字，远远不如以奢靡闻名北京乃至全国的夜总会“天上人间”著名，而“天上人间”的老板就是这个覃辉。至于关于覃辉的其他资料，在网络上各种说法都有，我们且不去以讹传讹，还是以法院判决中“证人覃辉”的证言证明为准，原文如下：2002年7、8月间，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向原中国建设银行申请贷款，覃辉请求张恩照给予帮助，并多次为缩短贷款审批时间向张恩照提出请托，同年11月，在张恩照的关照下，星美传媒有限公司获得人民币6亿元的贷款额度。2004年4、5月间，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向原建行北京市分行提出解除部分贷款抵押物抵押权的请求，并请张恩照出面与该行相关人员沟通解决。2004年6月间，重庆长丰通信公司所属成都长丰通信公司在原建行成都市第三支行贷款人民币5000万元到期，为办理该项贷款的转贷手续，覃辉向张恩照提出请求并在其安排下与原建行四川省分行行长赵某见面后，办理了人民币5000万元的转贷手续。为表示感谢并希望其所经营的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得到张恩照的帮助，他于2002年5月至2005年初，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孙某、张某等人给予张恩照人民币10万元、港币20万元、美元6万元。 这些情况用通俗一点的话语讲起来就很明白了。2004年4月，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提出解除部分抵押物权用以公司资产重组，但建设银行认为解除贷款抵押物权会引起信贷风险而没有同意，之后覃辉通过张恩照过问此事。在张恩照介绍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到中国建设银行业务部办理贷款业务时，为了使星美传媒公司顺利通过银行信贷审查，建行总行业务部负责人特意安排业务部副总经理以经营主责任人的身份参加信贷审批会议，而依业务部副总经理职责，他仅需对贷款额度达人民币10亿元以上的信贷业务负责。而在对星美传媒公司进行信贷评估时，由于张恩照的多次催办，有关部门没有对星美传媒有限公司的资信情况认真核实，仅凭星美传媒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等资料形成了客户信贷评估报告，并提交信贷审批会审批。 事实上，2002年8月，建设银行有关人员在对星美传媒有限公司信贷调查中，发现该公司资产规模小，申请授信额度不高，但却被告知张恩照很关注对该公司的贷款审查，并催促他们尽快完成信贷调查，所以，他们根据星美传媒有限公司的介绍及提供的资料最终形成了客户评价报告。 至于四川的那5000万元，实在是个小数目，覃辉只是想解除部分贷款抵押物的抵押权，达到“借新还旧”的目的。张恩照就让秘书安排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赵某某与覃辉见面。2004年6月，覃辉的成都长丰通信公司办理了人民币5000万元的贷款。 可以确认的是，星美传媒有限公司人民币6亿元的贷款，2006年2月已经全部到期，截至2006年6月，星美传媒公司贷款余额为人民币3.45亿余元，欠息人民币3388万余元。而成都那笔“借新还旧”的转贷手续，也只是由担保方偿还贷款1000万元，余款4000万元至今没有偿还。 在这两笔共计6.5亿元的贷款中，张恩照得到的回报是，他的岳父在上海住院治疗时，覃辉委托人交给张恩照的妻子人民币10万元。而张恩照的儿子在2005年春节前，在北京中国大饭店收到了转给他的2万美元。这次送钱的理由是，覃辉曾给张恩照推荐过一支股票，但张恩照的儿子买来后，股票没涨反而赔了。覃辉知道后对张恩照的儿子说：“你股票赔了二十多万，没事，赔了算我的。过年了，这是给你的零花钱。”随后，他把事先准备好的2万美元交给了张恩照的儿子。 80万元与6.5亿元的悬殊，这个账谁都能算清楚。可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却心照不宣地算糊涂了，而且又画上了一个等号。 第三个不等式，行长面子等于267.66万元 张恩照的第三宗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是这样认定的：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恩照于2002年至2004年底，先后利用担任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建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接受香港衡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邹建华的请托，为帮助邹建华获取利益，违反本行外事活动的工作原则和程序，多次会见与原中国建设银行、建行股份有限公司有业务关系的国际商业机器服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就是我们所熟悉的“IBM”）及安迅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并向所属部门推荐香港日立公司作为建行股份有限公司灾备系统磁盘设备供应商。为此，张恩照于2003年12月至2004年7月间，直接或通过张纪纲收受邹建华给予的“缇法旎”牌手表1对（价值人民币1.9万元）、按摩椅1台（价值人民币1.36万元）和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吴兴路25弄6号701室房屋1套（价值人民币264.4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267.66万元。案发前，张恩照为掩盖犯罪事实，于2005年3月间，通过张纪纲向邹建华支付港币150万元。 张恩照的第三个不等式说穿了就是用他自己的面子而不是贷款换来的。据媒体报道，邹建华是张恩照早年的邻居，现年47岁，技校毕业后当过电视机厂的工人，后来下海做生意，曾在海外闯荡，邹建华后在香港成立香港衡创科技有限公司。拥有香港身份的老板邹建华为提高自己在信息技术行业内的知名度，并从中获取巨额报酬，经邹建华安排，张恩照违反外事纪律，与中国建设银行有业务合作关系的国际商业机器服务有限公司、安迅公司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面。2004年底，邹建华得知中国建设银行需购进磁盘存储设备后，立即向张恩照推荐了香港日立公司作为设备供应商。 虽然最终因香港日立公司的设备存在技术风险而未能中标，但张恩照已经给足了邹建华面子。而且，在这次中介活动中，邹建华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内增加了来自这两个公司划给的22.5万美元“服务费”。为表示对张恩照的感谢，并希望继续得到张恩照的帮助，邹建华于2003年12月至2004年7月间，先后给予张恩照“缇法旎”牌手表1对、按摩椅1台及位于上海市吴兴路中汇花园住房1套。 2004年3月，张恩照的儿子准备结婚，要在上海买房子。一天，邹建华与张恩照一家人吃饭时，提出他在徐汇区吴兴路中汇花园有一套房子，可以给张恩照的儿子结婚用。张家三口人看了房子，张恩照的爱人认为房子旧、光线暗，不满意；张恩照的儿子认为可以装修。张恩照的爱人说，用就得过户，不然，名不正言不顺。张恩照当时理解爱人说的过户就是不付钱过户，他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他以前听说过，有人因老婆、孩子收了别人送的房子而犯罪的事，如果这套房子办了过户，就是犯罪了。张恩照当时表示，这样办过户是要出问题的。 后来，张恩照的儿子提出可以买，爱人坚持要办过户，张恩照就没再反对。2004年6月30日，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约定房屋价款为人民币150万元，随后办理了过户手续，将房产转移至张恩照儿子的名下。 直到2004年3月9日，邹建华因一起涉外诉讼案件被起诉后，张恩照怕这事给自己找麻烦，才让儿子向邹建华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内汇入“购房款”港币150万元。这是张恩照被“双规”的前一天。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因为张恩照也被牵扯进了这起“涉外诉讼案件”。 勿忘在莒，谁来提醒张恩照 2004年12月9日，这个日子对张恩照来说，是个改变他一生的日子。这天，美国的一家公司把他告到了美国的法院，告他违反了美国1977年《海外腐败行为法》，收受了竞争对手的100万美元，而且还接受竞争对手的邀请，到世界上最豪华的高尔夫球场之一加州卵石滩度假。为证实此事，这家美国公司还把张恩照徜徉在高尔夫球场上的形象偷拍了下来。 据状告张恩照的诉状称，2002年5月，张恩照受AIS邀请前往加州卵石滩。正是在这次加州高尔夫之旅中，张恩照与当时陪同的AIS国际部总裁吉姆威尔逊共同商定，签署了建行与AIS之间的新合同。作为回报，AIS向张本人支付了100万美元。与此同时，AIS每月还将支付邹建华3500美元“咨询费”。 加州卵石滩是美国最昂贵的高尔夫球场，美国司法曾经有过先例，请政府官员到加州卵石滩打高尔夫球会被判定贿赂。 张恩照在美国受贿的传闻不胫而走。其实，那100万美元的贿金本身就是为击垮对手由美国的资本家杜撰的谎言，实际上和张恩照毫无关系。但张恩照还是在2005年3月10日晚被“双规”，之后，张恩照主动交代了他在国内收受他人贿赂的罪行。随即，张恩照涉嫌受贿被逮捕。 2006年11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张恩照有期徒刑15年，直至上诉期满，张恩照仍没有上诉，这意味着60岁的张恩照将正式开始他长达15年的牢狱生涯。 法院的量刑是罚当其罪，张恩照在法庭上的表现也很平静。但凡贪官，似乎都有这样的特点，在其大权在握，风光无限的时候，必定贪欲膨胀，陷入权力寻租的深潭，直到受到法律的严惩时，才终于肯低眉垂首，静思己过，甚至还会冠冕堂皇地说一声“对不起党的培养”。也许“党”没有提醒张恩照“勿忘在莒”这四个字，但是，“党”从他记事起就让他“为人民服务”、教育过他牢记“三个代表”的宗旨，张恩照怎么就忘了呢？ 人们对于贪官深恶痛绝，他们贪赃枉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而的宗旨，金融腐败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又是最为巨大的。权钱交易给金融这一国民经济的“血脉”造成动辄数以亿计的“梗阻”，不仅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并最终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可以想见的是，行贿者在行贿的同时无不在进行着精细的成本计算，他们在为贪官们付出成本之后，无疑是要获得相比其贿赂支出成倍的回报。于是，建设银行在张恩照个人中饱私囊之后，也为此付出了近10亿元包括不良贷款在内的沉重代价，而这种代价又不单是资金窟窿本身的问题，同时更带来了银行信用危机、金融改革受挫等等一系列后续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张恩照不必存有怜悯之心，甚至痛打落水狗也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去思考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张恩照落马的消息，如同风暴一般袭击了金融圈。这种震动绝不亚于他的前任王雪冰落马。随着近年来金融界高官的相继落马，张恩照的个人命运，似乎也能为一部分金融腐败官员的道路提供一个注脚。 金融界的深刻变革和张恩照本人的能力，造就了他这个从城市平民拔地而起的典型，但造化终究又让他以上海为起点走向穷途。张恩照任建行上海分行行长时的一位亲密同事称，张恩照在钱上不是个贪心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一贯很谨慎，决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丑陋”。 张恩照是一个“老实人”，最终还是陷落于一个“贪”字上。严惩贪官在于警戒来者，警戒来者也就是治病救人，从这个角度讲，张恩照仍旧可以说是现今尚未得到净化的金融腐败环境的受害者，依然令人扼腕痛惜。 我们为锒铛入狱的张恩照惋惜、感慨什么呢？ 张恩照的行为实际已经成为银行界的潜规则——发放贷款拿回扣、引进设备吃回扣、低价处理不良资产变相化公为私等。多年以来，这样做已经在银行界形成“惯例”。我们也许会这样认为，现在在高位上要做到廉洁清明，完全取决于高度自律。问题是高度自律在缺乏制度严格约束的环境里异常困难。现在的很多行业中，只要有点权，哪怕是很小的权，很多人都可以拿来以权谋私。仅仅在银行系统，小到信贷员，大到行长，给人的印象都很富，但其中许多富的来源我们却不甚清楚，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尤其贷款成为稀缺资源的时候，客户为了得到贷款大肆行贿，当徇私舞弊成风的时候，贪污受贿是“正常”的，反之却是不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无人举报举证，大家可以平安无事地中饱私囊。于是，大到部级高官张行长，小到刚刚参加工作的信贷员，都会普遍产生侥幸心理，在利益诱惑的面前难以抵挡甚至根本不愿意抵挡。一般的信贷员尚且如此，世界排名21位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似乎也难以摆脱金钱的诱惑了。 张恩照从1964年12月进入建行到2005年3月被“双规”，工作了整整40年。这40年里，他从学徒干起，一直干到了建行统帅人物。这40年里，他的人生跌宕起伏，从早年从平民中崛起，到晚年提着球杆徜徉在大洋彼岸的高尔夫球场，再到中国的秦城监狱。像他的前任王雪冰，最终没能把这40年赢得的荣光带进暮年。在当领导的这些年中，有人提醒张恩照了吗？或者已经有人提醒过了，但张恩照却没有听进去。 人民币419.3万元，这是张恩照收受财物共计折合总数。这个数字对于张恩照这样掌管着3.8万亿元的银行家而言，只能算个零头，但是，他却倒在这“蝇头小利”上。案发后，涉案的所有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如此说来，贪官张恩照太不值得。难怪张恩照被“双规”之后，天天念叨着几乎相同的一句话：我对不起党的培养，对不起国家和人民。 其实，张恩照对不起的何止是党、国家和人民，他真正对不起的，是他从“草根”变成“大树”的艰苦过程，对不起的是他脚下的土地。 他的出生地山东莒县，就是那个“勿忘在莒”的莒县。 第一卷 权力与陷阱 第三章 谁把厉建中拉下马 歌星、逃犯、火箭专家、情人，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汇，却构成了一个轰动全国大案的不同角色。要讲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长征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建中的落马故事，我们的新闻由头却可以从影视歌三栖女明星谢雨欣开始，因为在2006年4月份之前，谢雨欣从来都没有如此被关注过。 当然，首先说明的是，谢雨欣本人只是案件外围的一个角色，只是因为讲述的需要，才把这位吸引人们眼球的明星提到最前面。 一个身价过亿的富豪逃犯，一篇北京著名媒体的新闻报道，一个令人眼睛一亮的逃犯富豪“包养”女明星的字眼，让2006年4月的谢雨欣一下子成了焦点人物。很多媒体翻出谢雨欣的陈年旧账，包括她在出名前嫁给安徽一位省领导的儿子并生有一个已经12岁的女儿，以及几年前削发的原因是因为“包养”她的逃犯沈俊林神秘失踪等花边新闻。很多不明真相的读者在谢雨欣的博客上写下了大量充满污秽字眼的评论，更有好事者肆意攻击谢雨欣本人自甘堕落。有的网站甚至不失时机地把谢雨欣的博客放在新闻主页上“示众”。这显然是为了极大地满足网民的窥私欲。 那则《逃犯20年赚钱上亿腐蚀神五功臣捧红同居女星》的报道，直称谢雨欣被逃犯“包养”。报道说，化名为潘顺宝的沈俊林从1996年开始，和当时只是酒吧歌手的谢雨欣同居，并出巨资将她捧成歌星。报道称沈俊林在谢雨欣身上花的钱最多，还给谢雨欣买过一辆宝马车和一辆保时捷轿车。 谢雨欣认为女星和富豪在一起不一定就是“包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谢雨欣坦然承认：“我们确实交往过，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她坚决否认与沈俊林在一起的那几年是“被包养”，那么，谢雨欣究竟是被“包养”还是谈“恋爱”呢？她又怎样跟一个惊天大案沾上了边呢？ 逃往海南，感谢上天让我遇见了你 先让时间回到1996年3月8日，海口市赫赫有名的亿万富翁，海南成功公司总经理、海南银事达咨询公司总经理来到海南省海口市著名的“望海楼”，点名找到在望海楼驻唱的酒吧歌手刘晓梅。潘总经理手中捧着一个他用自己的手的形状拓印的一颗心，来到刘晓梅面前。这个纵横股市的商界奇人，一改往日商场上纵横捭阖铁腕口吻，含情脉脉地对刘晓梅说：“这是我第一次送给你礼物，我想，你什么都有，我送给你什么呢？我把自己亲手制作的这件礼物送给你，就是把心交给你了！” 潘顺宝的一番话令刘晓梅惊诧不已，她不明白潘顺宝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妇女节这一天，更没有想到自己来海南闯天下，收到的第一份礼物竟然来自于海南赫赫有名的亿万富翁潘老板，而且是这么打动人的礼物。此时，刘晓梅只是依稀记得潘顺宝来望海楼消费时听过自己唱歌，虽然他们之间曾经简单打过招呼，却没有潘老板会如此用心地准备了这件令人感动的礼物。 刘晓梅想推辞，但又找不出什么理由来，接过礼物后，她的眼睛湿润了。这一天，刘晓梅特别开心，自从婚姻变故之后，在全国人民下海南淘金的1995年，刘晓梅只身从安徽随波逐流来到海南娱乐圈打拼，除了遇到一些挫折之外，很少有这么开心的时刻。 刘晓梅天生丽质，嗓音甜美动人，自从她来到望海楼当酒吧歌手之后，引来很多真真假假的大款来到望海楼，有的甚至不惜一掷千金只为听刘晓梅唱一曲黄梅戏中的，也有很多大款富豪提出巨资要包养刘晓梅，但都被刘晓梅断然拒绝。 刘晓梅这个与众不同的酒吧歌手洁身自好，一直保持着自己做人和感情的底线，绝不因为金钱和名利丧失自己的做人原则，绝不委身于任何一个大款。虽然天生一副金嗓子加上俏丽的容颜，但已经具备了成名条件的刘晓梅却一直默默无闻，只是一个在望海楼驻唱的酒吧歌手，收入也很可怜。尽管这样，刘晓梅依然很知足。这个与众不同的刘晓梅引来很多人的猜测，他们纷纷打听刘晓梅的底细，却神龙见首不见尾。最终，只有潘顺宝掌握到了刘晓梅的详细资料，潘顺宝这个亿万富豪才主动追求刘晓梅。 刘晓梅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一个领导干部家庭，她的爸爸是合肥市供电局局长，因为爸爸的职位高，家里生活得比别人好，刘晓梅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刘晓梅的生日是三月八日，生在妇女节，家人和朋友记得很牢，这天女人们放半天假，仿佛上天对刘晓梅的眷顾。 从不知道妇女节的幼时开始，刘晓梅就在这一天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在刘晓梅的记忆中，是小的时候生日放学回家，和一帮同学围坐在桌前吃妈妈煮的好多鸡蛋，那是刘晓梅过的最好最幸福的生日。长大以后，尽管她对于三八妇女节本身还是没有太多感受。但每到三八这一天，就会意识到自己又长了一岁，向女人近了一步。 刘晓梅是一个追求完美并非常有主见的女孩子，从小倔犟顽皮，性格却像男孩子，但担任领导干部的爸爸教育她和哥哥说：“出去跟小朋友玩儿，你们要让着工人家的孩子。虽然人家因为我当官会让你，可这不对，应该你让人家。”刘晓梅虽然认为这样不平等，但她依然和哥哥便照着爸爸的嘱咐去做，时时要求自己谦让，所以他们是邻里眼中的好孩子。渐渐地，刘晓梅养成了外表温顺内心执著的个性。 中学毕业后，刘晓梅出落成一个出色的女孩子。魔鬼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乌黑的秀发，会说话的大眼睛，粉嫩细长的纤纤玉手，笔直的鼻梁下是棱角分明的红润双唇。更让她自豪的是，她天生一副比百灵鸟还清脆的好嗓子。于是，刘晓梅顺理成章地成为安徽省黄梅戏学校的一名学生。 黄梅戏虽然在安徽是备受观众喜爱的剧种，但是身为校花的刘晓梅毕业后却没有找到满意的单位。从戏校毕业后，爸爸安排刘晓梅在电力公司的一家下属单位工作。 如花似玉的刘晓梅工作后，很快成为众多年轻小伙子追逐的对象，但是，心高气傲的刘晓梅并不把那些小伙子看在眼里。直到最后遇到安徽省一位领导的公子，因为两家父母都是领导干部，也算门当户对，很快，刘晓梅与那位省领导的公子结婚了。 初恋的年轻人也许都不懂爱情，刚刚进入婚姻的刘晓梅对感情要求得特别高，刘晓梅结婚前是家里的乖乖女，父母和哥哥都让着她，但进入婚姻后，和与刘晓梅有着同样经历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两个人的矛盾渐渐显露出来。很快，丈夫转身离去，而刘晓梅只好带着自己已经1岁多的女儿婷婷回到父母身边。 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婚甜蜜，年纪轻轻的刘晓梅就遭受婚姻失败的沉重打击，她顿时陷入人生最失意的状态，连续一个多月闭门不出。正当父母为她着急不知如何是好时，刘晓梅走出自己的房间，对父母说：“我要离开安徽，去海南”。 父母知道刘晓梅性格倔犟，一旦自己决定的事情就会坚决去做。他们没有阻拦，因为父母也希望刘晓梅能够到外地换个环境散散心，抛掉那些不快的记忆。就这样，1995年刘晓梅跟随南下淘金的大军来到开发正热的海南岛，在海口市成为一名酒吧歌手并成为富豪潘顺宝追逐的对象。 而刘晓梅此时对潘顺宝却一无所知，只听说他是从东北来海南打天下的商界奇才。后来，刘晓梅成为著名歌手谢雨欣后还念念不忘这段经历，并在一首歌中唱出了她的心声“感谢上天让我遇见了你”。 共赴京城，创出一片新天地 潘顺宝的出现，改变了刘晓梅的生活，但是刘晓梅当时却断然拒绝了潘顺宝的追求。 自从潘顺宝见到刘晓梅这个楚楚动人的女孩时，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在潘顺宝眼里，刘晓梅一颦一笑都有一股摄人心魄的魅力。当潘顺宝得知这个长得惹人喜爱的女孩竟然来自高干家庭，还是一个洁身自好的戏校高才生时，顿生爱慕之情。交往初期，刘晓梅对这个富豪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因为刘晓梅知道，在这种娱乐场所一掷千金的男人仅仅是消遣，只是与众不同的潘老板在她生日的时候送她礼物，让她觉得心情比以往多了一点灿烂。 潘顺宝的彬彬有礼让刚刚失去婚姻的刘晓梅仿佛突然遇到了善解人意的知音。而年近40岁突然遇到如此红粉佳人，潘顺宝更被突如其来的“爱情”搞得兴奋不已。临别时，潘顺宝依依不舍地跟刘晓梅交换了电话。 像所有追求女孩的大款一样，此后潘顺宝经常开着他的名牌轿车来望海楼接刘晓梅，39岁的富豪潘顺宝不可阻挡地爱上了酒吧歌手刘晓梅。 但刘晓梅根本不知道潘顺宝的底细。 眼前这个叫潘顺宝的富豪真名叫沈俊林，1985年底，29岁的沈俊林因涉嫌诈骗被哈尔滨市香坊区公安局羁押，但在警方要把他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他患上了胸膜炎，并趁看守所让他住院治病的机会潜逃。从看守所逃出来后，沈俊林犹如惊弓之鸟从大北方一直逃到南方。1986年初沈俊林跑到上海，看到风声渐渐过去，他开始做生意来谋生，此时他的名字已经成了潘顺宝。化名潘顺宝后，他开始在山东、浙江、广东等地以贩卖水果为生，到了1989年，他靠卖水果已积累起十几万元的积蓄。1990年潘顺宝来到北京，开始倒卖电视机，他把东北的“菊花”牌电视机卖到北京，一直干到1993年。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股市初兴，每天都在制造一个个一夜暴富的股市神话。潘顺宝也投身股海，他经常去证券营业部炒股，并认识了营业部的领导彭某。1993年彭某负责筹备成立北京农信咨询中心时，潘顺宝经彭某介绍被聘为总经理，主要经营业务是分销定向募集股票，即把法人股分开卖给个人。1995年年初，潘顺宝又担任银事达咨询公司的总经理，业务范围仍然是分销定向募集股票。1996年年初，潘顺宝随着南下淘金的大军来到海南，变身成为海南股市的单身亿万富豪。 其实，在刘晓梅面前自称单身的潘顺宝是个经历过很多女人的情场高手，他在成为逃犯前在哈尔滨就于1982年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在逃亡期间，潘顺宝还包养过两个“二奶”。一个是1989年他在广州到海南的船上认识的张女士，同居后张女士还给潘顺宝生了一个女儿。1993年潘顺宝到北京做生意后，与北京的巩女士同居，直到1996年潘顺宝到海南发展时才分手，沈俊林把一辆红色的宝马车和北京的一套房子留给了巩女士。 刘晓梅并不知道，她只是潘顺宝到海南追逐的下一个对象。 因为潘顺宝的存在，潮湿但温暖的海南深深印在刘晓梅的记忆里，潘顺宝成了刘晓梅在海南最亲密的朋友。但是，刘晓梅是一个对自己负责的女人，她不会轻易付出自己的感情。 眼看追求刘晓梅无望，加上当时海南的开发热因为烂尾楼的出现开始出现滑坡状态，1996年年底，潘顺宝心情郁闷地离开海南岛回到北京打天下。临走时，潘顺宝约见了刘晓梅，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晓梅，以你的条件是可以成为一名红歌星的，只要经过必要的包装，推出几首新歌，很快你就会出名的。我有这个能力能够把你捧成一个歌星，但我要离开海南回北京了，如果你愿意就跟我一起回北京，你一定会成功的。” 但是，刘晓梅咬着嘴唇一言不发，她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无法抱得美人归，潘顺宝怏怏地离开了海南。但他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刘晓梅果然追随他来到了北京。 原来，潘顺宝离开之后不久，刘晓梅结识了著名作曲家付林。付林慧眼识珠，也认为刘晓梅具有明星的潜质，鼓励刘晓梅向歌坛发展。刘晓梅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基于一种信任，刘晓梅听从了付林的建议，从海南来到北京,变成一个只身在北京唱歌的独立女子。此时，刘晓梅从一个酒吧歌手变身成为歌坛新人谢雨欣。 初入歌坛，雪花下面是不说话的你 来到陌生的北京，谢雨欣没有理由不联系海南的老朋友潘顺宝。当潘顺宝再次在北京见到刘晓梅，也就是歌坛新人谢雨欣的时候，他几乎是欣喜若狂。几个月过去了，潘顺宝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谢雨欣时候的情景：她微笑起来时好看的眼睛，微微上翘的眉毛，以及非常阳光的精神状态。那天潘顺宝打扮得特别精神，西装革履地抱着鲜花去见谢雨欣。 独闯北京的京漂一族哪个不需要感情的抚慰？情场老手潘顺宝当然知道这些，就这样，潘顺宝对谢雨欣展开了爱情攻势。潘顺宝豪侠仗义、善于交际，他在天南地北的逃亡过程中做了10年生意成为亿万富翁，经历当然丰富。对谢雨欣这个年轻又缺乏人情历练的单身女人来说，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好，是让谢雨欣非常感动而且很难拒绝的。尤其是潘顺宝一掷千金的派头，让谢雨欣感到潘顺宝有一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儒商气概。 随着与潘顺宝越来越深入的交往，谢雨欣发觉自己好久没有这么兴奋了，每次看到潘顺宝，谢雨欣都有一种预感，自己跟这个坚韧执著的男人将要发生点什么。可自己还没有做好再次恋爱的准备呢，那些日子里，谢雨欣一直被一种兴奋和痛苦包围着、折磨着、左右着。 在谢雨欣20多年的生命中，她可能碰到过比潘顺宝优秀的男人，但在她心目中他们跟潘顺宝相比都黯然失色。谢雨欣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潘顺宝只有一个，而且偏偏就让自己碰到了，这是自己的福分。与潘顺宝交往的所有细节，都点点滴滴地在谢雨欣心里融化成她对潘顺宝的爱恋，不可磨灭。潘顺宝占据了她全部的心，在谢雨欣远离老家，独自一人在外漂泊的时候，她没有理由不需要并喜欢潘顺宝对自己的关照。 很快，歌坛新人谢雨欣与富豪潘顺宝同居了，谢雨欣度过了她爱情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 但是，出身高干家庭的谢雨欣并不是胭脂俗粉，她跟浸润在风月场已久的潘顺宝说：“阿宝，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爱你，绝不是因为你有钱，只要你对我好，我永远也不会向你提任何非分要求的。” 潘顺宝对谢雨欣的这一番表白也异常感动，他说：“你放心，我是个负责任的男人，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一定让你成为歌坛红星……”情话绵绵中，两人沐浴在爱河里不能自拔。此后，谢雨欣果真像她表白的那样，从来不向潘顺宝提出非分的要求，而潘顺宝也从不在公开场合暴露他们的关系。 潘顺宝庆幸自己幸运地遇到了红颜知己，他的生活因谢雨欣灿烂起来。但潘顺宝心里深深知道，要把谢雨欣包装成为一名歌坛红星，并不是仅仅靠几首MtV就可以的，必须投入巨大的资金才能达到目的。 潘顺宝是个聪明人，他心里明白自己只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逃犯，不可能公然带着公众人物谢雨欣抛头露面。但他与谢雨欣的感情已再难割舍，也只好采取隐蔽的方法与谢雨欣保持关系。他与谢雨欣约定好，他们俩的关系不向任何人泄露，这种半遮半掩的关系使谢雨欣郁闷无奈，但潘顺宝怎么可能告诉谢雨欣自己是一个逃犯呢。潘顺宝曾不止一次对谢雨欣说：“我们不是夫妻，胜似夫妻，今生今世，我们谁也离不开谁了……” 谢雨欣1996年开始在北京寻求发展后，演唱录制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首单曲《花街》，在这首新歌里，谢雨欣用歌词表达了她初入歌坛的心境： 心里有一条开满花的街 街上有一场下不完的雪 雪花下面是不说话的你 我和你隔着一个世界 很快，凭着这首《花街》谢雨欣在歌坛崭露头角。1997年谢雨欣演唱录制了单曲《穿裙子的季节》、《步步高》并拍摄同名歌曲的音乐电视，1998年，谢雨欣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步步高》由中唱广州公司出版发行。但是，此时她仅仅还是一个不入流的歌手，离成为红歌星的距离还有十万八千里。 捧红女友，巨资打造《将爱情进行到底》 1997年底，已在证券市场弄潮多年的潘顺宝和珠海某银行达成协议，由他出资人民币5000万注入珠海证券，用于盘活该公司资产，该公司原来的14家股东缩股占35%，沈俊林则占65%。之后，潘顺宝开始在幕后运作珠海证券。 1998年8月，潘顺宝拿到了位于珠海市迎宾北路21万平方米的黄金地皮，聘请国际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出了拥有30款不同样式的别墅、50多栋功能齐全的住客会所以及星罗棋布的网球场、游泳池、人工天鹅湖等超豪华高等生态商住社区，并取名“天上人间”。他借助珠海证券扩大自营规模，筹集资金。1999年，潘顺宝退出了珠海证券，退出时，珠海证券退给沈俊林相当于5000万元的实物资产，包括东莞的土地及地上工厂，还有上海的一处房产。后来，沈俊林用上海的房产折价2000万抵给了航天一院，东莞的土地则用于在2002年时向广东发展银行抵押贷款4000万元。 潘顺宝在珠海的运作获得了巨大效益。随着情感的加深，尽管谢雨欣说过永远不向潘顺宝提出非分的要求，但是看到了自己依靠的男人身价亿万，在名利场打拼了多年却一直没有成名的谢雨欣，绝不满足于仅仅当个歌坛新人的。 1998年，潘顺宝没有食言，他把上市公司辽房天收购后更名为华顿时代投资有限公司，潘顺宝担任董事长，而谢雨欣当然也成了这个公司的大股东之一。潘顺宝之所以成立这个公司，初衷就是投资拍摄电视连续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当然，谢雨欣毫无疑问成为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女主角。 潘顺宝不出手则已，出手就是大手笔。1998年年底，由华顿时代投资有限公司投入数千万元拍摄电视连续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潘顺宝担任该剧出品人，但是，他低调地只在片头上打上了“阿宝”两个字。从此，演艺圈里多了一个神秘的投资大鳄阿宝，尽管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而谢雨欣在《将爱情进行到底》中担当主演小艾的同时，还包揽了片头片尾曲和所有插曲，谢雨欣演唱了主题曲《谁》，正是这首由小柯创作的歌曲奠定了谢雨欣在歌坛的位置，同时也塑造了她在那个时期浪漫婉约、如倾诉一般的演唱风格。 《将爱情进行到底》一炮走红，1999年底播出时不仅占据了众多频道的黄金时段，更捧红了潘顺宝的女友谢雨欣，谢雨欣一跃成为影视歌三栖明星。同时，李亚鹏、王学兵等影视新人也与谢雨欣一起，成为人们追捧的明星。1999年，谢雨欣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演唱了她的专辑《爱是怎样炼成的》主打歌，成为当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独唱曲目。这首歌依然延续了谢雨欣浪漫的演唱风格。 正是“爱情”给谢雨欣带来了好运气，在《将爱情进行到底》中扮演小艾并演唱主题歌之后，“纯情”就成了她的标签，从此谢雨欣与“爱”纠缠不清。 谢雨欣是从黄梅戏起家的，关于爱情，谢雨欣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黄梅剧中那些缠绵纯情、誓死也要捍卫爱情的女人和她们温婉的唱词。她的生活和事业一样，爱情也是主题。 和大多数年轻女孩一样，谢雨欣对爱情从来没有停止过幻想，希望自己一生一世都要被自己深爱着的那个男人的爱情和浪漫包围着，而自己的生命也必须承受这种爱情和浪漫的滋润才能渐渐生动。她曾经多次对潘顺宝说：“阿宝，我需要浪漫，哪怕一点点的浪漫也可以感动我。” 谢雨欣成名之后天南海北地来回飞来飞去演出，因为工作忙，和潘顺宝平素里很少有时间见面，所以谢雨欣希望赶快嫁给他，这样她的心就不会再“居无定所”地漂泊了。此时，她不担心婚姻会从此锁住了她的爱情和浪漫，因为真正相爱的两个人，婚姻给他们提供的是一间可供爱情和浪漫消遣的场所，而不是锁住爱情和浪漫的一把枷锁。 在这个形形色色的爱情婚姻观推陈出新似尘土满天飞扬的现代社会，谢雨欣坚守着属于她的一方有关爱情的圣土，不受外界世界的蛊惑和污染，执著地相信爱情和婚姻的长长久久。 “女人终归是要回到家庭里去的。”谢雨欣说每次对潘顺宝这句话的时候，都有些无奈。只有潘顺宝明白，谢雨欣有一种深深的期待藏在后面。 一个女人在委身于一个心仪的男人时，她开始的时候可以只讲感情不求婚姻，但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她最希望得到的同时也是男人最不希望给予的，其实就是一个名分，这个名分不是情人而是“妻子”的称谓。 但每次谢雨欣追问潘顺宝结婚的事情时，潘顺宝总是说：“你的事业那么好，如果现在我们结婚的话，肯定会对你的演艺事业产生影响，我不能因此伤害了你。你给我一段时间好不好？反正你现在年龄还小，也不着急结婚。等过几年之后，我一定会处理好一切的。” 谢雨欣每次跟潘顺宝谈到婚嫁的时候都不置可否，似乎有难言之隐，每次都欲言又止。只有潘顺宝知道，他尽管现在是一个亿万富翁，但只能以假面示人，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而且，谢雨欣跟他谈婚嫁的时候，他其实最清楚自己的处境，并且已经预感到自己末日的来临，因为他不但把航天英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科学研究院院长厉建中拉下水，而且伙同厉建中等人挪用了1.2亿元资金。此时答应谢雨欣结婚，就等于直接把谢雨欣推进了火坑里。 关于化名潘顺宝的沈俊林把厉建中拉下水的故事，等讲述完他与谢雨欣的故事之后会细细讲述。 为此，谢雨欣曾经想到过分手，但是对于谢雨欣而言，她与潘顺宝在一起生活，慢慢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的情感，是很难一下子割舍的。尤其是谢雨欣，她没有足够的决心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生活。豪华轿车、高档住宅，以及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都是谢雨欣所需要的。如果谢雨欣从来没有经历过挥金如土的畅快和被鲜花掌声包围的荣耀，她可能会安贫乐道，但她经历了，同时还拥有了爱情，这都是她无法割舍的。 对于潘顺宝的想法，谢雨欣虽然不可能完全知道其中的原因，却也只好听潘顺宝的。后来在谢雨欣的一首歌里，她哀婉地唱出了自己的感受：“也许你我的爱，开始就是一场错误，而年轻的我把握不住。这一段感情，只是奢侈的幸福，想占有却没有保护。” 削发明志，当爱情已成往事 对于潘顺宝对待婚姻的躲躲闪闪，谢雨欣并没有往心里去。在演艺圈里，如果一个当红明星被爆出已婚的消息，必然会失去一批追星族。当潘顺宝拿出这个理由搪塞谢雨欣时，她甚至感激潘顺宝对她事业的关注。 此后，谢雨欣多箭齐发，不但出了多张唱片，出任重庆卫视首播的《MtV封神榜》节目主持人，谢雨欣被贴上了“爱情标签”，成为“玉女掌门人”。之后，谢雨欣在演艺圈里一路绿灯，不但在里出演了李秋水，还拍了她的第一部影片《拯救爱情》。 因为有坚强的后盾潘顺宝，在事业上全面开花的谢雨欣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演员了，在中国的电影业并不景气的时候，谢雨欣开始参与一些幕后工作，除了做其他歌手的唱片，而且斥巨资投资了电影《恋爱中的宝贝》。尽管谢雨欣在这部电影中没有挂名，但是这部由华顿时代出品的电影，却在市场上遭到了重创。 电影《恋爱中的宝贝》由潘顺宝担任出品人，由李少红导演，周迅、黄觉主演。但是，这部投资4200万元的高成本电影，最终的票房却只有900万元。 《恋爱中的宝贝》在2004年情人节期间上映，到2004年下半年，北京娱乐圈传言，该电影的出品公司北京华顿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出现经济问题，该公司的董事长潘顺宝去向不明，更有传闻称潘顺宝已被逮捕。 此时，各大媒体才开始爆出潘顺宝是谢雨欣的前任男友，而谢雨欣也是北京华顿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谢雨欣坦率地向记者承认潘顺宝曾经是她的男友。当记者问谢雨欣是否听说潘顺宝“出事”，被她以此问题与采访内容无关予以婉拒。 人的欲望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膨胀的，潘顺宝明目张胆的资本运作浮出水面，并因涉嫌行贿和挪用公款被警方传讯。 2004年6月，厉建中被“双规”关进秦城监狱，潘顺宝也被顺藤摸瓜牵了出来。潘顺宝被警方传讯后，立即消失在谢雨欣的视野里。顿时，谢雨欣如入冰窖之中，心灰意冷。 2004年12月，谢雨欣把爸爸从安徽接到北京，当天晚上，谢雨欣突然眼含热泪对爸爸说：“我想把头发全部剪掉！” 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爸爸惊愕不已，老人知道自己女儿心里的苦楚，他愣愣地看着女儿半天，说：“你神经病，遇到再大的挫折也不能这样做啊！” 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谢雨欣的决定，在谢雨欣眼泪汪汪地苦苦哀求之后，最后老人不得已说：“好吧，剪不剪你自己决定吧，我不表态。” 这是种默默无言也是老人的一种无奈，那天，爸爸陪着谢雨欣一起去剪掉了谢雨欣的如瀑长发。谢雨欣怕爸爸不能接受，但剪完头发，饱经风霜的老人看完以后笑着说：“挺好看的，我又多了一个儿子。” 当长发落地时，谢雨欣心里感觉出奇的平静，好像生命中迟早有这么一天，谢雨欣突然感到某种轻松和快乐，有一种空前的轻松感。她知道，只有彻底从头做起，才能重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剃头是一个让自己净化的过程，能把所有的烦恼和不好的东西都彻底丢掉。谢雨欣想到一个词“如释重负”。 谢雨欣理解了潘顺宝，她知道爱情是要有责任的，这种幸福更多地来源于责任。如果两个人相爱，但可能这个爱长久不了，谁也没办法将爱情进行到底。谢雨欣在决定把头发剪掉时，心态上已经在发生变化。 在谢雨欣看来，削发也是返璞归真的过程，每个艺人几乎都被光环或者人为的东西包裹起来，这次剃头，谢雨欣希望能从个人的角度直视自己，也想让自己挑战一下极限：我到底能够做什么？是否可以把所有的虚伪都放下，是否可以真正做回自己？或者说“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挫折，谢雨欣只想让自己更纯净，因为这是一个历练境界的过程。 谢雨欣这样一个玉女为什么把那么好的头发剪掉了，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谢雨欣并没有道出其中缘由，她说：“我只是希望通过剪头发让自己的心灵更加纯净，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把心理压力负担去掉，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繁华落尽，爱到尽头覆水难收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还原“富豪逃犯”沈俊林的真名了。 谢雨欣心目中的沈俊林是一个有事业、宽容的人。她曾经无私地爱着沈俊林。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事业做得比我强，还关心我的事业，做哪一行不重要，懂不懂流行音乐也不很重要，关心我的事业，其实意味关心我。”而在内心深处，谢雨欣更“喜欢有安全感的男人”。 经过歌坛10年的打拼，谢雨欣越来越感到家庭的重要，她把女儿从合肥接到北京上学，但她觉得家庭不止是爱情、男女的关系，还需要母亲、父亲和孩子的亲情。 沈俊林因在厉建中案涉嫌犯罪被捕之后，直到2006年1月沈俊林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当时娱乐媒体并不知道，以化名“阿宝”投资影视业的潘顺宝，实为潜逃20年的犯罪嫌疑人沈俊林。 2006年4月20日某报的一则《逃犯20年赚亿元捧红同居女星》的报道，揭开了沈俊林的真实面目。这个入主珠海证券，坐庄大连渤海，被誉为股市弄潮儿、资金运作高手，每天从手中进进出出的资金数不胜数；他投资影视业，投资拍摄《将爱情进行到底》、《恋爱中的宝贝》等多部有影响的剧作；他投身房地产业，建造起北京的豪华别墅小区……就是向航天功臣厉建中行贿，把神五功臣拉下马的北京银事达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俊林，其实是一名潜逃近20年的犯罪嫌疑人！同时，该报道还指称沈俊林“包养”并捧红了谢雨欣。 这篇报道也把谢雨欣再次推向媒体关注的热点。该报道称逃逸20年的经济罪犯沈俊林“捧红同居谢姓女星”，并将谢雨欣的采访作为背景资料刊出。随后，谢雨欣与沈俊林的关系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有些媒体不时以“包养”一词来形容当年谢沈之间的关系，媒体也不断刊出谢雨欣的表态。4月23日，谢雨欣在她的博客上发表“我的一点声明”，回应个别媒体的报道，这篇声明说：“到今天为止，我只在4月19日对《沈阳晚报》记者的采访说了这样的话‘潘顺宝曾经是我的男朋友，但我们已经分手好几年了。关于他的事情，我不太方便回应什么，因为我现在也有了新的感情生活。’这也是我对此事到现在为止的唯一回应。”声明还认为许多媒体转载的某报对她的采访“是不真实的”。这篇“我的一点声明”也在博客上引来众多的评论。为此，谢雨欣通过对事件做出正式回应。 谢雨欣在声明中称：我只认识潘顺宝，从不知他还是沈俊林，我们在一起时是真心相爱，彼此也是真心地付出！虽然我们已经分手很多年，我还是很感激他对我的好！现在他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希望他能坚强一些，挺住！这是我想说的。虽然我也是刚刚知道他过去叫沈俊林，可能是个逃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让我有些委屈，也不公平。但我原谅他，我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我也感谢他在事业上对我的支持。我认为在与他在一起的日子里，我的言行并没有伤害其他任何人。.我认为在没有向我证实的情况下，许多媒体对这个事情纷纷使用“包养”词汇是不对的。 而身陷囹圄的沈俊林对与他于谢雨欣的感情非常怀恋。他坦诚地说：“我出资拍摄电视剧或者电影捧红她，是一个男人的责任感促使我这样做的，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获罪而对她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葬送了她的前程，我无法偿还……” 醉心名利，终于陷入解不开的死套 在讲述完逃犯沈俊林和歌星谢雨欣的故事之后，接下来该讲述的是“富豪逃犯”沈俊林与火箭专家厉建中的故事。 厉建中是山东日照人，1937年3月出生于农村。自幼无父无母，尝尽了世事艰辛和人情冷暖。但艰苦的环境没让他消沉，反让他发愤图强，闯出了一条常人难以想象的辉煌道路。1961年，厉建中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精密仪器设计与制造专业，之后进入美国威斯康涅州立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进修；1966年到1991年，厉建中历任航天部某研究院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先后担任计量室主任、生产科长、副厂长、厂长等职；1991年到1994年，厉建中历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担任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指挥、副院长、常务副院长；1994年，厉建中成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第七任院长。 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任职期间，厉建中曾组织领导研制成功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二号丙改进型、长征二号F等4种型号运载火箭，其中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于1999年11月20日首飞成功，将“神舟”号（即神舟一号）试验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 火箭将他推向了权、名、利的顶峰：航天一院院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在常人眼里，能被如此荣耀和光环围绕，人生该是成功的了。但厉建中却不满意，幼时贫穷落魄、孤独无助的生活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常常袭来的焦虑、孤独感让他明白：一生拼搏献身的科技事业不是他的归宿。他所渴望的，是成为名利场上拼杀的时代弄潮儿，而不只是一辈子只和火箭等机器和数据打交道的科研人员。 可是老天捉弄人，厉建中一生苦苦追寻，却离目标越来越远。1994年，在厉建中的职业生涯中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他57岁，成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科学研究院院长，大权在握。这一年，他认识了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航天时代电子公司财务部负责人张玲英。 此时，张玲英29岁，浑身散发着职业女性成熟的魅力，她对财务的精通和做事的干练就像缕缕春风给厉建中带来了青春的气息。从工作的角度说，张玲英距离厉建中还有很多等级，很多工作她不应该直接向厉建中请示，可她还是越级请示了，一开始厉建中非常不喜欢这种不遵循常规的做法。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又有些不喜欢那些循规蹈矩的人。在这种复杂心态的作用下，他默认了张玲英的这些做法。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对张玲英的喜爱转化成父辈的关照和爱护，将她视为自己的心腹和知己。 而张玲英眼里的厉建中，风度翩翩、名利双收，有着耀眼的光环。她同样明白，在这样一个大型集团公司里，像她这样一个小职员，要想爬到令人艳羡的位置，是如何的艰难。她也深深明白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道理，她充分利用厉建中这种信任关系，从此她的人生轨迹也开始偏斜…… 1999年，厉建中开始担任长征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就在他将要在“科研精英”和“优秀企业家”的荣耀中，为其职业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之际，句号迟迟无法收笔，一生之辉煌，终功亏一篑。 事实上，计划经济下的行政事业单位领导，加上市场体制下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两种角色的复合为其后来的“东窗事发”埋下了伏笔，而直接将厉建中拉下了水的，首先是这个张玲英。 1996年初，游某和陈某想收购南洋船务公司，注册成立成功投资公司，苦于4000万元的资金缺口，两人一起找到时任北京银事达咨询有限公司经理的沈俊林。 沈俊林长于资金运作，善于钻营体制的漏洞和缝隙。在从事咨询公司业务以来，也成功地进行了多笔大数额的资金运作，在业界也小有名气。 游某和陈某一说他们的计划，马上引起了沈俊林的兴趣。但沈俊林也清楚，自己并没有足够资金，于是他便找到了张玲英，提出借款4000万元人民币投资成功公司，用于收购南洋船务。此时的张玲英有了厉建中的照顾，已是中国航天集团火箭研究院内部结算中心主任，碍于朋友面子，她只好答应帮忙。 在张玲英的安排下，三人在首都大酒店见了一面。席间两人把酒换盏、谈笑甚欢，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沈俊林向厉建中介绍了收购南洋船务的情况，以及在二级市场炒作该股票赚取利润的前景。厉建中被沈俊林豪爽的性情、周到的考虑所打动。但他明白，4000万元不是小数目，万一收不回来，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并未答应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沈俊林让游某和陈某来到北京，再次向厉建中介绍情况，并提出由厉建中担任董事局主席。这一次，厉建中看中了董事长的位置，认为自己可以掌握这4000万元，顺水推舟，答应得十分干脆，给足了老朋友面子。 1996年3月22日，张玲英以存款的名义将公款4000万元人民币转入北京农信咨询公司，沈俊林将其中3500万元以北京银事达龙城高科技集团的名义投入成功公司，并取得该公司40％股权，另500万元被挪作他用。 1996年4月份，收购成功后，厉建中按约定担任了南洋船务的董事长。但很快他被游某、陈某排挤出董事会，只被任命为副总经理，既无法操控该公司，也无法在二级市场炒作该公司股票。也就是说，最终失去了对4000万元借款的控制权！ 事实表明，1996年4月，成功投资当上大股东就藏着一场阴谋，南洋船务的原董事长靠着和成功投资人游某、陈某私下协定，在股权转让中完成了自我补偿。而游某、陈某靠着4000万元，与国泰证券一手策划，将南洋船务的股价暴涨两倍多，从上一年亏损2700万元到实现净利润3700万元，赚了个盆满钵满。 而在这场商业阴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4000万元国有资产，却犹如石沉大海，一直没有音信。 2000年，成功投资出资人陈某因诈骗、挪用资金锒铛入狱，随后，南洋股份的高管和股东接连获罪。厉建中、张玲英为这4000万元寝食难安，多次催促沈俊林，而沈俊林借口公司困难一时难以归还，提出再借款2亿元炒股，获利后先归还4000万元借款，其余利润两家平分。 厉建中惊呆了，他明白自己别无选择，摆在面前的，是风雨飘摇、变幻莫测的资本市场，他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次搏击…… 亡羊补牢，1.2亿捅出天大娄子 1996年11月至1997年4月，在厉建中的授意下，张玲英将1.2亿元公款转入北京京华信托投资公司安定门证券营业部沈俊林控制的56个账户内，用于沈俊林炒股。1997年11月，沈俊林将4000万元欠款还清。 4000万元的漏洞补上了，厉建中因此逃过2000年的那次调查。然而，由此而来的1.2亿元漏洞，却让厉建中费尽心机，苦不堪言。为了给人生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开始四处拆补，在资本的苦海中奋力挣扎。 1998年，沈俊林主动向结算中心还款1000万元。张玲英感觉不对劲，查了沈俊林的账户发现，他已经私自将该股票账户内的股票转到了海南。事情严重，她随即向厉建中作了汇报。 漏洞随时有可能被发现，厉建中感到了自己的位子在摇晃，他再出奇招，使起了障眼法。这障眼法，就是数不清、理还乱的三角债关系。 他让张玲英制作了两份协议：一份是结算中心与银事达咨询公司的合作协议；另一份协议是结算中心、银事达咨询公司和银事达经贸公司（一院在该公司控股85％）三方签订的，将结算中心的权利转给银事达经贸公司，并将两份协议的签订时间倒签为1996年4月。从此，结算中心与沈俊林脱离了直接关系，而银事达经贸公司由一院控股，1.1亿元的漏洞更加隐蔽，也留出了足够的时间来弥补。 利用同样的手法，厉建中玩起了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空手道。1998年7、8月份，沈俊林陆续归还2179万元。利用向玲珑花园（一院控股75％）做中间方，结算中心账面上的1.1亿元借款全部还清。此举形成了银事达经贸公司则欠玲珑花园8800万元，沈俊林则欠银事达经贸公司8800万元的局面。 就这样一环套一环，厉建中用新套解旧套，等待着沈俊林的陆续还款。然而直到案发后，沈俊林才以其个人财产将欠款还清。在这之前，厉建中为掩盖漏洞花招百出、机关算尽。 1999年厉建中出任火箭股份董事长，为他挪用资金提供了便利。他一手抓权、一手抓钱，真的以为自己成了股海中的弄潮儿，肆意妄为起来。而如此大规模的资本运作，给予厉建中的，不仅是地位、荣誉、金钱、美色，还有耻辱、堕落和无法饶恕的三宗罪。 一是挪用公款。1997年下半年，厉建中的朋友张某多次找厉建中借款炒股。厉建中轻车熟路，再次玩起了障眼法。他找到一院下属单位华宇机器人技术开放公司总经理孙某，谎称有笔款要从其单位走下账，让其向结算中心借款500万元。孙某收到贷款后将该款汇入了张某指定的中国华阳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融资部。 二是受贿。厉建中利用职务的便利，大笔一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资金。借钱的朋友们自然个个感恩戴德，对厉建中的勒索笑脸相迎。张某在还500万元的贷款时来找厉建中，拿来八九万元现金，说是利息的多余部分。厉建中讲：“就这么点啊，先放在你们那吧。”张某当然知道话中有话。果然，2000年底，厉建中向张某索要40万元用于炒股。1998年初，厉建中的女儿要出国留学。沈俊林将厉建中约至燕京饭店咖啡厅，以女儿出国需要路费为名扔下2万美金。对于老朋友的钱，厉建中收的放心、自在、心安理得。 三是贪污。如果说厉建中挪用公款、受贿是受朋友所托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到2001年3月，厉建中开始彻底堕落腐化，成了吞食国家资产的蛀虫。他利用担任北京银事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上的便利，在转让海南成功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过程中，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50万元，转入到个人控制的天域华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用于其个人炒股及归还债务。 张玲英，这个外表端庄、善解人意的女人，论起对金钱的贪婪和对虚荣的渴望，比厉建中毫不逊色。她已不甘心只当厉建中这棵大树上的寄生虫，除了协助厉建中敛财，她还开始了自己疯狂的敛财活动。 1999年，张玲英于利用担任北京玲珑花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上的便利，在委托长城国际广告公司代理广告业务过程中，收受该公司经理张某给予的贿赂款人民币10万元、美元1万元。 2000年夏天，张玲英以个人去韩国、香港旅游为名，向沈俊林提出兑换港币，沈俊林交给张玲英港币2万元。 2000年12月，张玲英伙同他人私分公款人民币37万元。 2001年10月，张玲英对某会计师事务所张某讲：“我准备装修房子，你能不能支援一下？”收下张某的5万元人民币。 2001年6月至8月，张玲英以回扣形式收取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贿赂款人民币7万元。 …… 直到2004年6月，厉建中被实施“双规”，他们才停止了匆忙的敛财脚步，双双被押进秦城监狱。可叹厉建中古稀之年，将面临长久的铁窗生涯。 神五上天，功臣落地 在等待法院判决的日子里，“神六”也上了天，不知他还有否当年“神五”上天时弹冠相庆的激情？68岁的他，面对冰冷的铁窗在想些什么？他是否想起了自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青年时光，那时的他正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发奋读书；他是否想起了自己的艰苦的科研生涯，彻夜不眠的他会为每一点发现而欣喜若狂，可不管艰苦还是快乐，都是那么单纯；他是否想起了火箭起飞时那耀眼的光芒，那光辉曾长期萦绕在他的周围。如今，那些曾经的生活离他太远了，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一场久远的梦。 此时的厉建中清楚地知道，监狱的日子是真实而漫长的。在这里，他常常想起自己的家人、朋友，那种心灵的绝望、悔恨和愧疚，一年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折磨。他恨，恨自己的贪婪、愚蠢，恨得会把牙咬碎。可惜，一切都晚了，他再也无法出去……人生，他苦苦追求的圆满人生，就是这样的结局吗？就像一场戏，你永远无法知道是真是假，什么是成功的人生…… 2005年10月17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现场，68岁的厉建中，这位白发苍苍的昔日航天功臣被推上了被告席。 根据检方的指控，厉建中涉嫌贪污350万元、受贿50万元及美金2万元；同案犯张玲英被指控贪污37万元，受贿50余万元。与此同时，厉、张两人被指共同犯罪，涉嫌挪用1.2亿元和4000万元公款。 在辩护词里，律师为厉建中列举了长长的“业绩清单”，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 在庭审被告人最后陈述环节，厉建中这位曾创造辉煌业绩的火箭专家、“神五”功臣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表示忏悔：党把我从一个孤儿培养成火箭专家，给我令亲人好友都自豪和艳羡的地位、荣誉，我本想好好报效国家，却沦为人人不耻的阶下囚，成为人民的敌人，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过的结局啊。唉，都是贪念把我引上了绝路！ 法庭上追悔莫及的厉建中，那颗曾何等骄傲的头低垂着，斑白的头发、涕泗横流的尴尬，让人说不出的痛惜。 就在两年前的10月，我国进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世界瞩目，举国欢腾。在一个国家实现光荣与梦想的欢呼背后，本该多一位航天功臣欢跃的身影。但命运偏偏无常，此时的厉建中，因涉嫌贪污公款350万元、受贿66万元、挪用公款1.6亿元，身陷囹圄。 神五上天，功臣落地。相比于今日身陷囹圄，68岁的厉建中曾何等辉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七任院长、长征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三次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三等奖、首都五一劳动奖章、航天部优秀管理开拓者一等奖、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 从爱国海归到科研骨干，再到研究院领导，上市公司董事长，每一步都带着荣耀，每一次身份叠加都有一片新天地。然而，这个30余年都将火箭准确无误送入轨道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偏离了自己的人生轨道，锒铛入狱、黯然收场。世事浮沉，是什么迷惑了厉建中，让他在花甲之年，甘愿抛弃来之不易的荣耀、地位和事业，走向堕落腐化的深渊？不会被科学技术难倒的人，难保不会被美色、权力和金钱撂倒，厉建中一案将揭开的，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2006年3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厉建中贪污、挪用公款、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厉建中因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被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名曾为我国的运载火箭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专家级人物沦为人民的罪人，将在大墙内度过他的余生。在对厉建中一案的审理过程中，通过对一件件犯罪事实的揭露，我们看到了他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足迹，不能不为这样一位航天事业“功臣”与“精英”的堕落感到痛惜。厉建中在接受审讯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作为国家干部，45年党龄的党员，走到今天，背叛党，给党的事业抹了黑，我感觉愧对党，愧对人民。 第一卷 权力与陷阱 第四章 绝对权力下的相对腐败 如果贪污腐败有规律可循的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反腐败“铁律”。尽管以制约权力为己任的《行政许可法》在中国已经颁布实施，但只要行政许可的程序没有公开化、规范化，手里掌控着行政审批大权的部委司局长们就一再上演着“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故事。 郝和平担任司长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SFDA”)医疗器械司，在全国医疗器械行业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如此强势权力之下，有多位主管官员在2006年国家反击商业贿赂行动中沦为蠹虫。 郝和平的犯罪很不新鲜，甚至很低级，无非是“钱权交易、官商勾结。”如果仅仅按照犯罪数额，郝和平的受贿简直更是小菜一碟。他们两口子全部加起来的受贿总数不超过100万元，却得到了总数20年的徒刑。按照这个数额，我们只能说拥有绝对权力的郝和平，腐败的数额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可以这样说，郝和平作为腐败贪官，相对而言不那么令人痛恨，却绝对令人惋惜。 58岁的郝和平作为2006年涉嫌商业受贿的政府官员，他的落马不仅仅是为“59岁现象”作了一个新的证明，更多意义上是揭开了医疗器械市场潜规则。 算一笔账，富豪官员受贿令人费解 短短半年时间，同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大员的郝和平和注册司司长曹文庄接连倒台，这两位手里掌控审批大权的“技术官僚”和“精英官僚”，一下子演变为“腐败官僚”。 很多北京司机都知道，西直门桥是北京最难走的桥之一，开车过桥就像进入迷宫一样。尽管地形复杂，但是很多制药企业或者医疗单位依然能很熟练地在此上桥、下桥、钻洞、绕弯，直到进入他们想要到达的地方，因为能决定他们生死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在这里。 2005年6月原局长郑筱萸被免去局长职务之后10多天，药监局再爆新闻，2005年7月8日，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刑拘。半年之后的2006年1月12日，药品注册司司长、中国药学会秘书长曹文庄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带走。药监局高官连番出事，外界至今议论未息。在听说郝和平和曹文庄出事后，很多人感到“非常震惊和惋惜”。 2005年7月8日下班后，已回到家中的郝和平接到药检局一位领导电话，称有紧急工作要协商，要求郝马上赶往单位。由于最近几年食品药品方面突发事件较多，各分管机构负责人在家中被突然叫到单位是家常便饭，所以郝和平很快回到单位。但在郝和平的办公室内，等待他的却是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当场检察官宣布郝和平因涉嫌受贿被正式刑事拘留。 郝和平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检察院从单位带走的。按照常规，检察院不会轻易对司局级以上高级官员实施刑事拘留，之所以未经“双规”程序直接被刑事拘留，是因为检方掌握了充足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已十拿九稳。 药检局官方网站的资料显示，医疗器械司的职责包括：起草有关国家标准，拟订和修订医疗器械、卫生材料产品的行业标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并监督实施；负责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和监督管理；负责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的管理；负责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认可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基地、检测机构、质量管理规范评审机构的资格；负责医疗器械审评专家库的管理；负责对医疗器械注册和质量相关问题的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等。 在药检局，郝和平是一位“极为平易近人”的司长。58岁的郝和平1948年10月7日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74年毕业于昆明工业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同年到国家卫生器械局工作，1980年起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工作。自1998年药检局成立，郝和平就担任医疗器械司首任司长，这位当了7年司长的高官穿着朴素、热衷于学术研究，1997年开始主持目前已经执行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起草制订工作。除此之外，郝和平还兼任《中国医疗器械杂志》名誉主编，任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和评价》主编，主持编写了《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实施指南》等多部图书。此外，郝和平还在首都医科大学担任“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技术”专业的硕士生导师。 郝和平在医疗器械司工作了25年，在医疗器械市场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他落马的原因让人一下子想到了审批腐败。 但从郝和平的个人经济状况看，郝和平的家庭在国内属于高收入家庭，他本不该为了几十万元走上犯罪道路。 郝和平的妻子付玉清曾在国药集团联合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行政部主任。该公司系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直管的国有独资企业。1998年药检局成立并替代国家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后，该公司被剥离出来。国药集团联合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医疗器械经销企业，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及良好的政府背景，担任行政部主任的妻子付玉清正常的工资收入不在郝和平之下。 郝和平曾经买过3处住房。其中，2002年5月份参加单位房改花9万多元在海淀区购买了第一套住房。第二套住房是2002年下半年以儿子郝某的名义在北京市海淀区创业者家园购买的，房款100多万元。第三套住房是2004年下半年在朝阳区畅清园小区购买的，房款也是100多万元。仅仅这3套住房，按现在的市场价格至少在400万元以上。 此外，郝和平还有相当数额的家庭存款，仅在创业者家园那套房子的保险箱里，就放着40多万元现金。因为郝和平经常出国，所以存款中除了人民币，还有一些外币存款，美元大概有几万元，还有一些法郎、日元等。 新华社记者李京华曾经给郝和平夫妻的财产算过一笔账，郝和平家庭收入大致如下：一是郝和平和妻子付玉清的工资及补助。郝和平年收入6万元左右，付玉清年收入10万元左右；二是购买股票挣的钱。1992年原医药局组织购买“哈尔滨制药厂”原始股，本金和盈利大概得到20万元。另外，购买“华北制药总厂”“东北制药总厂”等上市医药公司的原始股票，这些股票挣了五六十万元；三是在首都医科大学授课以及出书、发表文章的收入。郝和平在首都医科大学带本科生和研究生，首都医大每月给2500元，3年下来有八九万元。带研究生研究课题，每月有1000元至2000元的劳务费，3年下来大约有二三万元。出版《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一书，在行业内部的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并参与编写内部的法规教材，这部分的收入累计下来共有5万多元；四是参加一些论证会、咨询会以及讲课的收入。郝和平参与了很多国家、省市、企业的重大医疗器械项目的论证，收到的咨询费也有五六万元。从2000年起，各省市药监局、地方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和各企业邀请其去讲课，这些讲课费用累计大概有三四十万元。 如此算下来，郝和平不管正常的还是带有灰色的各项收入，他的家产早已拥有数百万元，他的确不值得为几十万元折戟沉沙。可是，他的鞋子最终还是“湿了”，而且湿得很低级。 犯三宗罪，每一宗背后都是权钱交易 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指控，郝和平的犯罪主要有3项，第一项是伙同妻子付玉清，以房屋装修为名，向郝和平的老朋友、山东某医疗器械公司总经理陈先生索要贿赂20万元。 对于这项指控，郝和平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郝和平和陈先生有20多年的交情，郝和平大学毕业在卫生部医疗器械局任普通干部时，陈先生的公司也刚刚起家。从那个时候开始，郝和平经常给他们做一些技术指导。为了表达对郝和平的感激，豪爽的山东人陈先生对郝和平说过很多次：“你有什么经济困难就提出来！我来办！” 因为陈先生与郝和平有着20多年的交情，尽管郝和平多次帮助过陈先生，但在这20多年的交往中，两人一直保持着君子之交，并没有金钱的来往。直到2004年初，为了表示对郝和平的感谢，陈先生邀请郝和平和爱人付玉清到山东省威海市度假，两人的交往才发生了质的变化。 郝和平和爱人在威海住了两天的时间。临走时，按照山东的规矩，陈先生陪郝和平夫妇吃送行饭。也就是在这次吃饭过程中，妻子付玉清有意无意地提起了儿子，提到为儿子在北京海淀区创业者家园买的房子还没有装修，老两口经济上有点紧张。 陈先生连忙问：“需要多少钱？” 郝和平明白自己司长的身份，他没好意思说，妻子付玉清却实话实说了：“大概需要20万吧。”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陈先生非常豪爽地说：“不过现在给你们在路上拿这么多现金不安全也不方便，你们回北京开一个账户，把账号告诉我，我再把钱给你汇过去就行。” 因为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郝和平这些年帮了陈先生很多，加上自己再有几年就该面临退休了，这20万元郝和平没有觉得拿得有什么不妥。第二天，郝和平和妻子回到了北京，第三天，付玉清在北京农行以自己的名义开了一个账户，并且把银行账号告诉了陈先生。陈先生当即让公司会计取出20万元现金打入付玉清开立的账户。 这笔20万元的现金，是陈先生从公司的个人分红账里支出的。陈先生也觉得，于公于私，这20万元他都得给郝和平。后来，付玉清把这20万元取出来用于创业者家园的房子装修了。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郝和平与陈先生的私人交情，但是，谁都明白，陈先生公司生产的医用产品，需要国家药监局审批后才能生产投放市场。这种交情是建立在陈先生的公司有100多种医疗器械的品种需要由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批准的基础上，他们需要郝和平给予“支持、帮助和关照”。 有了这层关系，陈先生用不着自己往北京跑，他的手下去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办理报批手续时，只要把报批材料放在受理办公室，转身去找郝和平司长打个招呼就行。有了郝和平的签字同意，结果当然是快报快批。陈先生给这钱不但是为了感谢郝和平，也是借此和郝和平搞好关系，为今后业务开展方便。 如果郝和平跟陈先生是老交情，尚有感情因素在里面，虽然是主动索要，但毕竟有点“周瑜打黄盖”的意思。可对于郝和平的第二项指控，郝和平就不好辩解了。检察院指控郝和平利用负责医疗器械产品审批的职务便利，为浙江、上海、陕西、广东等医疗器械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批准生产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公司给予的价值26万元的广州本田雅阁牌轿车和价值50多万元的高尔夫俱乐部旅游会籍卡、会员卡3张。 我们先说本田轿车的来由。 2002年初的时候，郝和平到江苏开会的时候，经别人介绍认识了浙江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董事长鲍女士，因为鲍女士的公司也是做医疗器械的，所以有很多工作上的问题要找郝和平帮助，鲍女士自然要想尽各种办法与郝和平套近乎。 2003年8月，郝和平在上海开会时，再次碰到了鲍女士，“老朋友”见面，聊天就随便了些。郝和平闲聊时说：“我准备买一辆本田雅阁，但是北京市场上的本田雅阁不好买，需要另加2万多元，太亏了。” 绝顶聪明的鲍女士见郝和平伸出了“橄榄枝”，她立即放飞了“和平鸽”。鲍女士说：“我有个表弟是卖车的，我可以帮你买到不加钱的本田雅阁。” 郝和平自然乐得省下几万块钱，于是他就让鲍女士帮助买一辆。并且非常认真地说：“我先把买车的钱给你吧。” 鲍女士哪里会要郝大司长的钱，她客气地说：“等买完了再说吧。” 2003年9月，鲍女士果然让她在汽车销售公司当总经理的表弟给郝和平买了一辆不加价的本田雅阁轿车。这位办事谨慎的表弟还亲自和他公司的副总一起到北京将车交给了郝和平，并带着郝和平的爱人付玉清去给车上完牌照。办完所有手续后，鲍女士的表弟把所有的发票都交给了郝和平，这辆车共花了25.98万元人民币。 但是，郝和平要给鲍女士的表弟钱时，表弟没有要。郝和平觉得受之有愧，给鲍女士打电话提出要给车钱，但鲍女士说什么都不要，郝和平也就没有给鲍女士钱。 很简单，鲍女士之所以给郝和平买车，是因为鲍女士公司是生产医疗器械的，鲍女士公司的医疗器械产品在郝和平医疗器械司审批，所以她想拉住他这层关系，以后办事更方便些。郝和平当然会投桃报李，此后，鲍女士公司生产的一次性医疗器械，在药检局医疗器械产品审批表上，由郝和平审批签字的批文一路绿灯。 再说高尔夫会员卡。 长相有些土气的郝和平却有一个非常时尚的爱好，就是打高尔夫球。当然，在今天的中国，打高尔夫还是一种有钱人玩的奢侈运动。但是，郝司长跟别的贪官基本都有情妇不一样，他没有情妇，只有这个听起来很高雅的爱好。 可是，这种高雅爱好的代价却是高昂的。正是这个爱好，在郝和平的受贿数额中占了半数还多。前面提到的装修房子和本田车的受贿总数是46万元，而郝和平受贿的3张高尔夫会员卡却超过了50万元。 昂贵的价钱难不倒郝和平，他舍不得拿自己的工资去打球，只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换”了。郝和平对高尔夫的爱好超乎寻常，他不但像打出租车一样打着飞机到全国各地去打高尔夫，更是专门找最高档的球场。为此他还经常询问他的球友哪里的球场最好，只要发现一家他满意的球场，他就会找求他审批的医疗器械公司老总们要一张会员卡。 2002年，郝和平向陕西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总要了一张高尔夫会籍卡，会籍费3.5万元。 2003年，郝和平向上海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老总要了一张会员卡和高尔夫球杆，价值22万元，会员名字为“何平”。 2004年，郝和平向广州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老总要了一张高尔夫球会员卡，价值3万美元，会员名字为“何平”。同时广州的这个老板还给郝和平的爱人付玉清办理了一张副卡。 郝和平的第三项罪名是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广州某公司一个叫王伟的人给他带来的。郝和平曾经给广州某公司的产品开发、上市给予过一些帮助，这个公司有一个叫王伟的人，负责公司的对外联系，他们公司想感谢郝和平，又不能给他钱，王伟就弄了气手枪4支、转轮气手枪1支和一些子弹“送给郝司长玩玩”。王伟当时说是仿真玩具枪，郝和平本来不大喜欢这些东西，他几乎连看都没看就收了起来。但是，郝和平案发后经过鉴定，结论为送检的5支枪都可以正常击发，击发后近距离对人体具有杀伤力。由此，郝和平不但犯了非法持有枪支罪，还因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在这项罪名上，郝和平犯罪简直犯得太无知了。后来他在法庭上一直委屈地说“我觉得这些都是玩具枪，没有杀伤力”。当检察官问及他是否知道我国的枪支管理规定时，郝和平一直摇着头说“不知道”。 解读“潜规则”，审批权力之下的关系经济 2006年11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郝和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违反国家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其行为又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告人付玉清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并利用其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共同占有，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法院一审作出的判决是：郝和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付玉清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现在再把郝和平的犯罪往“59岁现象”上靠，是有点过时了，但郝和平的确又对这个现象重新诠释了一次。从受贿数额来说，相对于郝和平的绝对权力，他的胃口不算太大。从个人财产上来说，家财万贯的郝和平为了不到100万元丧失自由，打死他，他都不会干。但他还是干了，而且干得相当低级。为什么？这就是临退休之前捞一把的心理，让他鬼使神差张开了贪欲之口。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郝和平的绝对权力。很多贪官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去贪污、受贿，就是因为他手中有别人没有的权力。他根本不用自己开口，就会有人大把大把地给他送钱，在这种“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之下，郝和平不受贿反而显得与别人格格不入了。所以，郝和平不但受贿了，而且受得心安理得。 绝对权力、贪财心理、灰色收入，让郝和平这样一些曾经掌握实权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行举手之劳，满足自己的贪欲，最终用串钱的绳子，把自己的手脚给绑住了。所以，尽管郝和平这样的高官的合法收入本来已经很高，但在高消费的巨大诱惑面前，他们却难以自持，尽管高消费并不意味着犯罪，但不断接受别人的“邀请”去玩乐，往往就是犯罪的开始，逐渐陷入别人设好的“金钱陷阱”，其后果自然可以预料。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悲哀地看到“潜规则”的存在。一位医疗行业的业内人士说：“医疗器械产品要想畅通，不仅要打通医院，还要把监管部门奉若神明，工商局、卫生局、税务局、药监局，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药监局。” 医疗行业可以牟取暴利，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不遗余力打通审批关节，毫无疑问是获得暴利的“敲门砖”，郝和平就是被这些“敲门砖”拍下马的。 打点掌握审批大权的官员，已成为很多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和“潜规则”，从而形成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因为“审批”的存在，产下“关系经济”这枚“坏蛋”。 我国虽然已不再是计划经济，但也是行政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审批在市场经济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就有权力寻租的可能。许多监管部门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公平行政的作用，所导致的市场行为也不可能是公平市场行为。 这种把官员和商人捆绑在一条利益线上的“潜规则”，导致“官商一家”的腐败行为是很显然的。说穿了，这就是在“审批”的绝对权力之下形成的一种关系经济。 我们过去只是把这种规则叫做“走后门”而已。 第一卷 权力与陷阱 第五章 京城商业贿赂第一贪 2006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集中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重点治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和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 重拳打击商业贿赂成为2006年司法机关反腐败斗争的重中之重。2006年4月28日，北京市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涉及重大经济环节的商业贿赂案件进行通报，在通报的4起商业贿赂案中，原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处长温梦杰荣登榜首，他也是北京市司法机关重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官员。 一个小小的银行科技处长，为何敢张开鲸吞之口6年索要回扣1075万元？温梦杰索贿、贪污上千万元，并给自己买了价值3000多万元豪宅，为什么却在法庭上辩解说自己在为员工谋福利？仿佛只有与众不同，才能脱颖而出。我们相信温梦杰这个电脑天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即使死到临头，也要说出一句“名言”留于后世，这是温梦杰最后的悲情表演，更彰显其丑态与悲哀。 亦官亦商温梦杰，深知市场“潜规则” 温梦杰1956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1984年从北京金融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工作。1987年，在北京工商银行系统就已赫赫有名的电脑天才温梦杰成为北京工商银行科技处副处长，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仕途上，他都是属于领导赏识、同事羡慕的幸运者。但温梦杰与众不同的是，他没有留恋副处长的位置，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专业，试图在电脑领域成为国内凤毛麟角的人物。1989年温梦杰赴澳大利亚留学，攻读应用电子专业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回国后，他和妻子一起创办了一家科技有限公司。但是，尽管温梦杰在专业领域堪称天才，但真正当起公司老板来却困难重重。公司做了几年也不见起色，这时候他开始后悔轻易放弃了自己副处长的位置。 仿佛上天眷顾，1994年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引进科技人才，温梦杰得知这个消息后前往应聘，凭着曾经担任北京工商银行科技处副处长和在国外获得电子专业硕士学位的优势，温梦杰重新回到银行系统，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科技处总工程师，享受正处级待遇。 温梦杰把自己开办的公司交给妻子打理，重返银行系统专心致志地当起了总工程师。当时在北京农行中，温梦杰是计算机技术的一流高手，为单位的技术保障立下了汗马功劳。客观地说，温梦杰是个难得的专业人才。在领导和同事眼里，他为人内敛但非常聪明，银行里的电脑技术问题一旦出现意外故障，到他那里定会迎刃而解。由于温梦杰在业务上表现出的高超才能，加上曾经下海开办过公司，他很快就从一名技术人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1997年温梦杰升任北京农行下属的北京金信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1998年温梦杰又被任命为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科技处处长。一时间，温梦杰亦官亦商，风光无限。 科技处是北京农行的一个部门，与北京分行下属的北京金信思创电脑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职能是负责分行系统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技术支持，负责设备、软件的采购。 温梦杰刚到科技处时，处里只有由二三十人，随着银行系统电脑的普遍使用和银行网络的发展，科技处也发展壮大到八九十人，科技处长成为本单位内部一个炙手可热的位置。但是，温梦杰看重这个位置却并不仅仅是一个处级干部，而是这个位置所掌握的实权，以及实权背后蕴藏着的巨大利益。这个利益就是购买电子设备时的回扣，在圈内，这种回扣几乎是一种人人遵循的游戏规则。况且，温梦杰亦官亦商，既有采购权力又熟悉市场行情，对于收受回扣的额度自然拿捏得非常准确。 科技处除了日常对银行系统计算机和网络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和维护管理外，大量的设备采购也根据银行的需要购买。无论以银行、科技处或北京金信思创的名义对外采购，都需要处长温梦杰签字后，上报主管行长审批之后，就可以与供货方签订供货合同。至于设备的价格，因为每一款产品不一样，加上电子产品价格瞬息万变，主管行长不可能了解得很清楚，只要价格差别不大就容易蒙混过关，而温梦杰却对此了如指掌。 国内电子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对温梦杰而言，他掌握着上亿元的采购大权，而且供货方多如牛毛，买方市场却很少，尤其像温梦杰这样的实权人物，更是众多供货商公关的目标。 电子产品销售一般都是先签合同，供货后再付款。供货商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卖完设备和软件，再千辛万苦地想方设法及时收回货款，加上此后的设备维修、软件升级、售后服务、新项目开发，对供货商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商机。所以，谁能够巴结温梦杰这个实权人物，也就意味着财源滚滚。 但是，供货商们只把温梦杰当作一个机关处长，却往往低估了温梦杰的专业天才，因为每份订单背后有多少利润他都能估算得非常准确。而从中索要多少回扣以及索要的时机，温梦杰也掌握得非常精确。 犯罪手段高智商，贪欲无度大胃口 作为银行系统一名中层管理人员，温梦杰的收入应该说是不算低的，仅住房一项，他就曾分到了两套住房。但车房俱备的小康安逸生活，并没让温梦杰感到满足。对金钱没有克制的贪婪与渴望，让温梦杰的道德防线完全崩溃。怎样利用手中权利为自己多捞钱，成了温梦杰梦寐以求的大业务，这位电脑天才很快就成了一个贪得无厌的敛财高手。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为拿到一张订单，许多供货商往往不择手段，而那些手握采购审核大权的人借此轻松捞一笔，这就是采购之外的潜规则。这种行业回扣，一方是巴不得送，一方是巴不得要，两个巴掌一拍即合。 温梦杰自己开过公司，自然明白如何收取回扣才不露痕迹。而且，温梦杰很不屑于要个十万八万的零花钱，他出手从来都是大手笔，而且操作起来也足见其智商之高。 1998年温梦杰当上科技处长，大权在握后，为了给自己索要的回扣提供一个存钱的“保险柜”，他立即让自己的侄子在南方证券北京方庄营业部开设账户，其后温梦杰将索取的回扣陆续存入这个账号。后来为掩人耳目，温梦杰还让侄子用一个吴姓同学身份证开了一个活期账户，将从营业部账户中兑现的现金存进该账户，再转入其他账户。如此一来，温梦杰建立了一个颇为隐蔽的回扣转移渠道，赃款几经转手后就没有了痕迹，为他日后大肆收受商业贿赂打下了屏障。 1999年初，走马上任不久的温梦杰开始施展索贿拳脚。在北京农行与某公司签订一份合同后不久，温梦杰就主动打电话给这家公司的老总，在一两句似是而非的客套话之后，那位老总明白了温梦杰的意思：他要这个项目利润的三分之二！ 简直是敲竹杠啊！第一次合作竟敢如此张开鲸吞之口，那位久经商场的经理也觉得罕逢对手，他为难地说：“这个项目我们本身也没赚多少钱啊，再说，我们拿出几十万给您，公司做账也有困难啊！” 温梦杰很讲究策略，他不紧不慢地开导说：“你把眼光放远一点嘛，这件事情你答应了呢，我们就是朋友，合同款会很痛快地给你打过来，以后农行有的是业务给你做。” 温梦杰甚至点拨那位老总说：“发票的事情没有关系，我可以找一家公司签一个分包合同，让另外一家公司开可以做账的发票。” 为了顺利拿到钱，温梦杰甚至以非常同情的口吻说：“回扣款可以在我们付给你合同款之后给我，而且可以按分期付款的方式分次给付。” 眼见大权在握的温梦杰如此善解人意，再不答应实在就是榆木疙瘩了，无奈之下，那位经理只好乖乖拿出了他们三分之二的利润。很快，一张40万元的转账支票顺利地转入温梦杰侄子开设的账户中。 而这只是温梦杰的小试牛刀。 此后，温梦杰受贿的全是上百万元的大手笔。用类似的方式，在温梦杰的威逼利诱下，一个个业务单位的一笔笔回扣款流进了他个人的腰包。在被温梦杰敲过竹杠的公司中，甚至还包括国内赫赫有名的大公司。 在事发后法院认定的温梦杰收受商业贿赂事实主要如下：1999年2月至2004年2月期间，温梦杰利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息电脑中心主任、总经理、科技处处长及北京金信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主管本单位电子化设备及软件采购、审核的职务便利，先后多次向业务关系单位索取钱款，其中向北京北大青鸟商用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255.5万余元；向北京德派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279.8万余元；向北京新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300.5万元；向北京康达联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索取人民币237.78万余元。索取款项共计人民币1073万余元。 另外，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期间，温梦杰在采购AtM自动柜员机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将本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432万余元非法占有。 6年下来，温梦杰共索取商业贿赂款1073万元，贪污公款432万元。涉案金额竟然达1505万元！有专业人士计算过，温梦杰受贿、贪污数额竟占了北京农行与这些公司所签订合同总额的八分之一！ 谁要堕入钱网，必将落入法网 与其他贪官不同的是，极具商业意识的温梦杰从业务单位收受的回扣和贪污的钱，并没有挥霍或者转移到境外，而是用这些钱进行房地产投资。温梦杰把贪污和受贿的钱，陆续投入北京最繁华的商圈建外SOhO和阳光100的3套房产里面。 在温梦杰屡屡得手，收取了大量的回扣的同时，他也为彻底埋葬自己掘下了坟墓。早在2003年12月，北京市农行就曾收到一封匿名检举信，称温梦杰向业务单位索要回扣。为此，主管副行长曾专门找温梦杰谈话，但温梦杰矢口否认，没有承认收受回扣一事。 2004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接到一封举报信，举报温梦杰用巨资购买建外SOhO的商品房，其支出明显超过了合法收入。根据举报线索，办案人员迅速前往北京红石建外房地产公司进行查证。红石公司的财务资料显示：2002年11月温梦杰以其妻的名字购买了建外SOhO上千平方米、价值3400万元的3套预售商品铺面房，到2004年6月底已付款3200余万元。而支付购房款项却来源不一：除了银行贷款、少量现金之外，还有大量支票付款及境外汇款。 让办案人员纳闷的是，一个银行的处长哪来这么多钱？办案人员决定逐项查清资金来源。在对一笔以吴某名字还房贷100万元的款项进行查证时，通过银行调取录像，侦察员意外地发现交款的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戴着眼镜、手拿装满现金手提包的中年男人正是温梦杰！ 检察官们迅速找到温梦杰的妻子，就购买建外SOhO房款一事进行核实。其妻证实，建外SOhO的3000余万元房款主要是温梦杰出的，至于他哪来的钱，她并不清楚。 2004年7月24日，温梦杰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在温梦杰被拘捕前，他与妻子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对这3套商品房的最后分配，其中一套价值1600余万元商品房归妻子所有，而这3套房产的房款里，究竟有多少是温梦杰妻子的投入，温梦杰说不清楚。但是，有据可查的是，温梦杰把受贿和贪污的公款，几乎全部投入这3套商品房里了。 温梦杰被拘捕后，面对如山铁证，他百般开脱自己。他所列举的索要回扣的理由荒唐可笑：一是想从业务单位要回扣，用来稳定技术人员的队伍，提高福利待遇。二是考虑是科技处公司化运作，科技处的人员从公司拿工资、费用的做法在农业银行内部争议很大，不会长久。三是每次各个分行的科技处长会议中，都会讨论如何稳定科技队伍的做法。温梦杰想采用收取回扣的做法，用来稳定科技队伍。还有一个考虑是农行科技处的一些大学生都跳槽了，很可惜，他想把从业务单位要来的回扣，变成一个合理合法的形式，成立一种什么基金，对有贡献的科技人员进行补贴，作为稳定队伍的一个保证。 温梦杰当然不是活雷锋，如果是为单位谋利益，他何必费那么大的心机？何必要以触犯法律为代价？这些辩解听起来是那么荒唐可笑。 更可笑的是温梦杰自己认为收受回扣只是“商业惯例”而已，他认为自己拿的不是国家的钱，银行与业务单位签订的合同价格都是在总行规定的允许范围之内的，他要的钱都是供货方的利润的一部分，没有给国家给农行带来损失。温梦杰难道不明白，这已经不是损失的问题，而是犯罪的问题？ 眼看纸里包不住火了，温梦杰还天真地说：“我愿意把向供货方索取的钱款全部退出来。同时我希望司法机关在处理我的问题时考虑到我的贡献，考虑到我拿的业务单位的钱没有给分行造成损失，从轻处理。” 商业惯例作幌子，难遮受贿贪污罪 2004年7月24日温梦杰被逮捕，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后，侦查员终于彻底查证数百笔与购房有关的往来款项。温梦杰共索取贿赂款1073万元、贪污公款432万元的犯罪事实也清晰起来。很快，温梦杰被起诉到了法院。 2005年10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温梦杰仍然进行最后的狡辩，把自己向业务单位索要回扣、贪污说成是想办基金会，为单位职工谋福利，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责。 在法庭审理中，文质彬彬的温梦杰不停地搓着双手，在被告席上挪动着身体。这位手握大权的处长，多次为自己的敛财行为进行可笑的辩解。 “我要的这1000多万是利润返还款，没有损害国家利益，更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单位员工谋福利。”温梦杰说：“金信思创实际上承担了科技处近100名员工的福利、车辆、奖金等开支，月初我要考虑这些人的工资从哪儿出，月底要考虑奖金从哪儿出。” 在采购电脑等设备的过程中，温梦杰说自己是以金信思创负责人的身份向供货商要了四五次钱，他说供货商之所以愿意给钱，是为了培育市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但是，自称是为员工谋福利的温梦杰在拿了钱后，却把钱转入用其妻子名义购买的建外SOhO商品房和阳光100商品房账下。 好一个一心为职工着想的好领导！好官员！甘愿冒着以身试法的危险，为职工绞尽脑汁“收受”巨额贿赂。当审判长一针见血地问他：“既然是为了职工，那么单位的其他领导知道此事吗？单位如何向你讨回这笔钱呢？”温梦杰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单位没有其他人知道此事。” 为部下谋福利何必遮遮掩掩？温梦杰的辩解不能获公诉人的认可，因为他如果是代表金信思创向供货商要钱，完全可以在供货商要平账时出具金信思创的发票，而他却私下通过一个朋友的公司出具发票，并给了朋友手续费。公诉人认为，温梦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他人财物，贪污公款，已构成受贿罪和贪污罪。 经过两天的连续审理，法院认定：温梦杰在1999年2月至2004年2月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多次向业务关系单位索取钱款，共计1073万元。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间，温梦杰在采购AtM自动柜员机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将本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432万余元非法占有。并利用这1500万元，以妻子的名义在建外SOhO购买了一套房子。法院认为，被告人温梦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亦构成贪污罪。温梦杰所犯受贿罪、贪污罪的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所犯受贿罪的罪行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且具有索贿情节，依法应予从重处罚；所犯贪污罪的罪行亦极其严重，本应判处死刑，鉴于所贪污的公款已被追缴，对其所犯贪污罪可不立即执行。 2005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温梦杰贪污、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温梦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温梦杰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6年7月1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温梦杰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我唯一的错误就是没有很好地保护我自己。”在被宣判死刑后，温梦杰表示要上诉，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受社会风气和商业惯例的驱使。 打击商业贿赂，要盯紧实权人物 温梦杰的发家和破灭史是一部生动的商业贿赂反面教材，它说明：打击商业贿赂，首先要从“实权人物”身上开刀。 为什么温梦杰能频频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诚如一位私企经理所言：市场竞争太残酷，谁愿意得罪温梦杰这个实权人物呢！很显然，正因为希望得到温梦杰这个“实权人物”的帮助，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大多数生意伙伴才不得不委曲求全，把白花花的银子奉送到温梦杰的手中。 像温梦杰一样，在医疗、电信、金融、建筑等诸多行业中，也都存在着一些“实权人物”，他们具有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实权人物”官位并不大，但所在岗位却很要害，具有较强的审批权、决定权，在行业内的企业一般得罪不起。温梦杰所在的科技处负责北京农行系统电脑设备、软件的采购，其本人则对上述业务进行审核、管理，岗位着实要害。 第二，“实权人物”往往负责大额公共资金的投向和兑现，具有较大的财权。温梦杰与供货方签合同一签就是几百万元，在生意伙伴看来，他就是个财神爷。正如一位私企经理所言：“老温每次向我们要钱都是在合同签订后、农行付款前，他就是抓住了我们的心理。”温梦杰正是牢牢抓住了这个财务大权，才能让生意伙伴甘心受其宰割。 第三，“实权人物”所从事的工作通常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外人难以染指。如温梦杰所在的科技处，负责北京农行系统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技术支持，专业性极强，他本人是“海归派”，在专业技术方面是行家里手，领导信任、群众佩服，可也许正因为此，温梦杰的身边少了监督的眼睛，结果是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骇人听闻。而在很多科技领域，我们更屡有耳闻一些技术过硬、思想带病的学科带头人因商业贿赂而倒下。 在各种监管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实权人物”参与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商业贿赂的发生。因为从客观上说，“实权人物”代表着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与一般的市场主体相比，拥有不可比拟的市场资源，很可能成为以逐利为目的的企业的腐蚀对象；从主观上说，“实权人物”可以不计较成本，在招投标以及资金监管等体系不很健全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因一己的好恶而舍本逐末、以次充好，因为钱并不是他自家的。 如此说来，商业贿赂的顽症在“实权人物”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而“实权人物”一旦被商业贿赂击中，其损害却不仅仅对于市场经济本身，因为市场经济和社会法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商业贿赂成为一种“潜规则”时，当规则的制定者却成为“潜规则”的执行者时，人们的目光将越过简单的交易公平问题，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公平正义。当前，中央正加大力量，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点，我们在此呼吁：打击商业贿赂，必须有实在的举措盯紧“实权人物”。 一个科技处的处长，在6年时间里竟索取贿赂、贪污公款达1500多万元，的确让人心惊。回过头来看他的犯罪道路，贪婪无疑是温梦杰犯罪的内因，但是，如果单位有一套无缝可钻的严密采购体系，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他的贪婪也作不了这么大的怪。在缺乏监管的状态下，温梦杰的贪婪才有了发酵的土壤。 第一卷 权力与陷阱 第六章 “三光主任”张宝经 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用贪来的钱做生意亏掉了400万元的门头沟区三电办主任张宝经，竟然拿着自己的前途和生命赌气，带领一帮无业人员，浩浩荡荡去澳门、越南、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缅甸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赌博，甚至还在著名的“东方公主”号、葡京赌场等地一掷千金，但是张宝经逢赌必输，最终血本无归，因此还得了个“张输光”的雅号。 2006年8月4日，张宝经因犯贪污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由于监管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北京市门头沟区三电办变成了“三不管办”，副主任变成了赔光输光挥霍光的“三光主任”，给国家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实在值得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作为“小吏大贪”的又一个典型，张宝经竟然贪污了600多万元长达9年没有被发现，他的堕落发人深省。在谈到自己的犯罪动机时张宝经说：“我1975年参加工作，30年来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还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因与领导有矛盾，与两任局长关系都不好，工作上受了挫折后，就开始做生意证明自己的能力，做生意赔钱又去赌博证明自己。为了表现和证明自己，才聚集了一批哥们去赌博，现在我非常后悔，我是拿我的前途和生命在赌气啊。” 低进高出，轻易赚到689万元“差价” 张宝经1955年3月2日出生在北京市宣武区，参加工作后一直是北京市门头沟区供电局的一名普通检修工，他的学历也只不过是大专文化。在当上三电办副主任之前的十几年里，张宝经不显山露水，是个经常被大家忽略的人。 在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为了解决电力紧张问题，实行了集资用电的临时政策。随后，门头沟供电局成立了“计划用电、节约用电、安全用电”办公室，简称“三电办”。三电办公室是门头沟区政府三电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张宝经被抽调到门头沟三电办公室工作，当时也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直到1993年，张宝经被区政府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负责三电办公室日常工作，他的身份骤然起了很大变化。 张宝经以前只是门头沟供电局的普通工作人员，但是，自从当上三电办副主任，在张宝经看来却与自己以前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三电办权力很大，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门头沟三电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是由区政府领导担任，以前张宝经的顶头上司供电局局长跟张宝经一样兼任三电办的副主任，而供电局长和其他的主任只是挂名而已，门头沟区三电领导小组主要在宏观上掌握政策，不负责具体业务，门头沟区三电方面的具体业务由区三电办公室负责。三电办除了副主任张宝经外，其他人员都是临时借调来的，所以三电办的业务实际上只有张宝经一人负责。从职务上，虽然区政府没有任命张宝经的行政级别，但张宝经认为他至少应该跟供电局局长享受同样级别的待遇了。 更重要的是，当上三电办副主任的张宝经，在权力上几乎垄断了整个门头沟区各个单位的用电权。门头沟区属的各单位需要用电，必须通过区三电办公室购买用电权。也就是这种特殊的用电权力，为张宝经的贪污埋下了祸根。 三电办还有一个职能是协调政府和当地供电部门关系，但是，自以为身价倍增的张宝经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当成“人物”的张宝经在以前的同事和领导眼里，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也没有人把他这个“副主任”当回事，这让张宝经很郁闷。因为在供电局以外的场合，很多用电单位的领导从来都是毕恭毕敬地叫他“张主任”，尤其是在酒场上，张宝经从来都是被众星捧着的那一弯明月。 张宝经很郁闷，他曾经试图在他以前的领导面前摆出一副跟领导平起平坐的架势来，但他的这些做派不但让人感到不舒服，而且因此激化了他跟前任领导之间的矛盾，甚至连入党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20世纪90年代，当时为解决部分用户的急需用电，北京市出台用户集资办电的政策，即用户一次性交纳费用购买用电指标，称为购买用电权，这项工作由张宝经负责。 从1991年1月30日起，北京市人民政府发文，要求需由北京市投资建设的发电机组提供电力的单位，应通过集资方式取得用电指标。申请新增用电的单位，均按每千瓦人民币2000元标准集资。但是，从1993年4月1日起，集资办电的标准由每千瓦人民币2000元调整为人民币4000元，这个涨价消息被张宝经看到了无限商机。这次用电权的突然提高，却只是行业内部极少人知道的事情，如果趁用电权没有上涨之前购买下来，等涨价后再卖出去，那将是翻倍的利益。在张宝经看来，这些靠机遇和自己的智力赚来的钱，既不属于门头沟区供电局的收入，也不用上缴到区三电领导小组，唯一的去向就是自己的腰包。 于是，在张宝经的操作之下，在1993年4月1日用电权涨价之前，门头沟三电办公室以门头沟区经委的名义，两次向市经委、市三电办申请购买用电权3000千瓦用电权，共计人民币600万元。 张宝经应该明白，他收取的电源建设集资费属于国有财产。但是，600万元的利益足以让他利令智昏了。有了指标，张宝经开始在门头沟区三电办出售用电权，并直接收取用电单位购买用电权的钱款。 1993年，门头沟一家水泥厂引进新加坡资金成立了新港水泥厂。该厂投产后，电费和电力油加价费是分着交纳的。当时工厂因资金困难，拖欠了一年多没交。当上三电办副主任后，张宝经到厂里催促交钱，跟厂领导熟悉之后，张宝经给水泥厂的中方代表“支招”说：“你们把电力油加价费的钱交给三电办，用这笔款子购买用电权，你们有了正式的用电权，以后就不用再交电力油加价费的欠款和这项费用了。” 水泥厂的领导一听，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连忙让手下计算出所欠的电力油加价费为424.3万余元，水泥厂领导让有关人员将这笔款用支票交给张宝经，并按照张宝经的交代没写支票抬头。交款后，水泥厂除了收到张宝经送来的1张发票外，此后张宝经再没找厂里要过所欠的电力油加价费。水泥厂的领导明白，实际上这400余万元还不够买正式用电权，但交钱后，张宝经再没有找厂里再要过电力油加价费和用电权费用，水泥厂的领导也就乐得装聋作哑。1998年后，用电权就取消了，更没有人过问这事了。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张宝经早已狠狠地黑了他们一把。不仅如此，张宝经连学校也不放过。1996年门头沟区坡头中学住宅楼完工，要申请国家分配的用电指标，如果是国家分配的用电指标就不用交钱了，用电权供电就是集资办电，交钱购买才能得到，但三电办批下来的却是购买用电权供电。门头沟区教委为坡头中学购买用电权交的24万元，在张宝经的操纵之下，支票的收款人却变成了北京广汇园商贸有限公司。之后，门头沟教委为某小区申请的国家分配用电指标，批下来的是依然是用电权，要交20.8万元的支票，不知为何转却到了邮政局。 原来，北京广汇园商贸有限公司是张宝经从朋友那里“借”来的，而邮政局的账号是张宝经私自开设的。 张宝经除了从市三电办购买的3000千瓦用电权外，他手里还掌握着一些无偿用电权。北京市三电办每年要给各区县增加一部分用电指标，因为门头沟区经济比较落后，可以适当减免购买用电权的费用，这样，张宝经又以贫困山区的名义争取了一部分指标。这些原本无偿的指标也被张宝经以用电权的名义卖了出去。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经济合作社，本来是符合市三办减免用电权费用的，但张宝经却以每千瓦1000元的“优惠”价收取了160万。 就这样，在1996年12月至1998年1月间，张宝经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收款不入账”的手段，先后7次分别截留门头沟教育局、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门头沟支行、北京新港水泥制造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购买用电权公款共计人民币689万余元。这些钱被张宝经非法占有，并以门头沟区经委的名义放在龙泉宾馆的账户上。 盲目投资，数百万赃款血本无归 下面我们不得不提到门头沟区著名的北京龙泉宾馆。张宝经正是因为龙泉宾馆董事长刘利华案发，他的案子才被牵扯出来。刘利华曾任门头沟区经委副主任，2005年7月，刘利华涉嫌贪污、挪用公款上千万元及销毁会计账目等6项罪名，被北京门头沟检察院逮捕，门头沟区反贪局在侦破刘利华涉嫌职务犯罪案件找张宝经了解情况时，才从张宝经以前使用该宾馆的账户中发现线索，由此牵出了潜藏9年的张宝经贪污案。 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张宝经与刘利华之间的关系，但是，证据确凿的客观事实是，张宝经以门头沟区经委的名义低价购买的用电权，而“赚”来的钱也都全部放在龙泉宾馆的账面上。更重要的是，张宝经后来经营的公司，也是刘利华“借”给他的。 刘利华后来向法庭提供的证言证明，北京广汇园商贸有限公司是某公司出资50万元成立的。刘利华听说张宝经想成立个人公司，就将该公司“借”给张宝经个人使用了。 张宝经贪污后，他非常明白这600多万元放在龙泉宾馆的账上早晚是颗定时炸弹，他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笔赃款“洗”干净，所以他很快从刘利华那里“借”来广汇园商贸有限公司进行经营，其后，张宝经还发动他的很多亲友做生意，并开办了多家公司进行经营。只是张宝经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公司不但没赚钱，先后却赔掉了400多万元。 从1996年开始，张宝经先后经营过4家公司，先是以广汇园商贸公司和泰丰利商贸公司名义经营煤炭。但1吨煤的利润只有10元左右。在煤炭经营过程中，张宝经没有赚到钱，倒是亏掉了大笔资金。 与此同时，张宝经还投资做饭馆和家具城的生意，也赔了不少钱。1997年，张宝经投资120万元成立了圆梦春美食有限公司，这个饭店实际上是由张宝经的哥哥进行经营的。张宝经的哥哥曾算过一笔账，饭店一年经营流水100多万元，经营成本也是100多万元，根本挣不到钱。加上张宝经的朋友多，来这里吃喝都不给钱。后来，因为张宝经为了还赌债急用借了一位朋友的12万元，后来干脆以30万元的价格将圆梦春饭店转给债主。前前后后，张宝经在饭店经营中赔了100多万元。 饭店经营失利后，张宝经还入股100万元与人合开了仟佰惠家具城。合作了一年左右，他的合作方就撤出不干了，只留下张宝经独立支撑。张宝经的合伙人以为张宝经自己经营赢利后会还给她本金，可后来听说张宝经撤出时只剩下人民币10万元。 就这样，根本没有经营头脑的张宝经不但没有把赃款“洗”干净，做生意却赔进去了400万元，这当然是他始料不及的。 跨国赌博，输掉的都是贪来的钱 张宝经用于做生意的钱一共赔了400多万，可以说是“屡战屡败”。那么，还剩下200多万去哪了呢？在法庭上，张宝经不好意思提赌博输钱的事，只说了他那些做生意的“正事”，便再不吱声。 审判长又问张宝经：“其余的钱呢，赌过吗？” 张宝经才嗫嚅道:“赌博输了200多万。” 但是张宝经马上辩解说：“你们说我把这些钱挥霍了也好，浪费了也罢，我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多钱，从没有揣过几十万的时候，其实平时我兜里也见不着几个钱，穷得跟什么似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那些钱弄没了。” 据了解，自从张宝经当了三电办副主任以后，他的身边经常有一帮社会闲散人员。吃他的，喝他的，还拿他的，因此花了不少钱。张宝经和这些“哥们儿”混到一起，除了吃饭、喝酒，更重要的是张宝经曾经是北京多个地下赌场的常客，他也经常带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去赌博。 1998年，张宝经带着一帮赌友专门去香港著名的“东方公主”号游轮赌博，想过一过“赌神”瘾，结果输了60多万。2000年时他又三次和赌友去澳门的葡京赌场赌博，输了80多万。 但是张宝经不甘心，国内不过瘾了，他就带一班人马到国外赌。2001年，张宝经开始带着一帮兄弟去越南赌了几次，先后输了60多万。其后，菲律宾、新加坡、缅甸等多个国家都是他们赌博的场所。但无论是国内国外，张宝经每次去参赌都是血本无归。“张输光”的绰号也就从那时起开始流传。 刑法专家分析认为，目前官员落马，很多都是因为和社会痞子，闲散人等混在一起，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从而导致堕落的。 当张宝经东窗事发后，他的家属变卖了房产上交了21万元，试图减轻他的罪过，这对于张宝经贪污的689万元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但是，张宝经的亲人们也只有这个能力了，能赔偿一点算一点。 张宝经在法庭上坚持说，他本来是想把贪污的这些钱给还给国家的，只是因为做生意亏本、想靠赌博扳本却由全部输光，直到案发时已经9年过去了，张宝经把贪来689万元赔光输光挥霍光。 法院经过慎重审理后，认为张宝经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吞、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张宝经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罪准确，指控罪名成立。张宝经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鉴于其归案后，具有如实交待贪污犯罪的部分事实，能够认罪及家属代其退赔人民币21万元等情节，依法可对其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 2006年8月4日下午，张宝经因犯贪污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大权独揽，小吏大贪缺乏监管 张宝经贪污689万元巨款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豪赌，时间长达9年，上级部门居然无人知晓，尽管有点匪夷所思，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要不是刘利华的案子牵扯，张宝经贪污案也许永远无人知晓。 张宝经的律师向法庭提出，“三电办”的机制不健全，缺乏监督，是其贪污的温床。名义上门头沟区“三电办”分别受门头沟区“三电领导小组”、区供电局、市“三电领导小组”和市供电局四个部门领导，但实际负责的只有张宝经一人。一个人大权独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9年贪污近689万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张宝经看来，他贪污巨款长达9年未被发现的原因很简单。他说:“市三电办只考核门头沟区总体用电指标，我在给用户核定电力电量时只要不超过区里的总体用电指标，不去向市里再要用电指标，市三电办就不管了。区三电领导小组只是从宏观方面领导，不管具体业务，具体业务是由区三电办公室负责，在我担任副主任期间，区三电办的具体业务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别人都是从别的单位临时借调的，只有我一个人属于供电局，工资也是由供电局发。再说别人对三电的业务根本没我熟，而供电局对三电办的业务又不过问，我在三电办工作的时候，从来没人查过财务账，我能贪污这么多钱，主要是制度上存在漏洞。” 虽然缺乏监管，但689万巨款被“蒸发”，就没人察觉吗？张宝经说:“没有。正常情况下，各单位购买用电权的钱应该上交市三电办，其他人都认为我把这些钱交给了市三电办，谁也没想到我实际上把钱直接截留做生意了。我当时掌握着几本区三电办的发票，我给用户开完发票后就把底联销毁了，别人根本不知道我收了多少钱。至于用电单位，他们交了支票我告诉他们不要填写收款人，免得填错了收不到款，之后我再填上自己公司的名称，这样我就直接留用了这些钱。但是，我每次都给用电单位开发票，也给了用电指标，所以他们不会发现钱被我个人拿走了。” 从张宝经贪污案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在政府机构里，还有一些机构设置不科学、监督缺乏、人员芜杂的部门。这些机构不是按照科学、高效、依法的原则运转，而是随意、低效、重复地履行着所谓的职能，为贪官、庸人提供了腐败的条件。在进行了多年的机构改革的今天，政府部门居然还存在着这样的死角，确实应该让有关领导部门感到汗颜。 所有形形色色的贪官，之所以无所顾忌地大贪特贪，其原因是什么很清楚也很明白，那就是权利的失控。虽然制定了一条条一款款这样那样的制度、规定、甚至是法律，但至今的成效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党中央打击腐败的决心那么大，但我们要问：到了下面究竟落实了多少？对一把手是不是真正实现了有效的监督？在政府的行政结构里，究竟有没有“三电办”这样的编制，可能很多人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却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属于4个部门领导的机构，实际上却只有一个人说了算，这肯定不正常！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政府行政机构的改革是重要的一环。过去，有的地方为了搞形式主义，建立了许多临时机构，安排了一批无所事事的闲官，实践证明是劳民伤财。后来，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表示对某项任务的重视，叠床架屋，在职能部门之外，又建立起一批办公室，也是违背精简机构、求真务实精神的。在改革的背景下，我们真应该好好查一查那些没有多少用的临时机构和重复机构，好好查一查那些没有人监督的、权力大得出奇的“三电办”们，好好查一查那些大把大把花费纳税人的钱却不干正事的闲官。 建设节约型社会，政府机关要以身作则。反腐倡廉，政府官员要做表率。如果张宝经贪污案能够引起广泛的注意，进而对政府机构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那么，这个案子就有了积极的意义。 第一卷 权力与陷阱 第七章 假洋博士真“忽悠” “耶鲁大学博士”沈镇林被器重他的领导任命为出版社副社长，当这个副社长把自己“忽悠”为美籍华人并出版了98本专业书籍时，周围怀疑的目光渐渐聚拢。一封内部的举报信将司法机关引入了整个事件的调查。原来，标榜自己是“耶鲁大学高材生”的副社长沈镇林实际上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偷渡客。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沈镇林因涉嫌利用非法手段侵占了出版社近59万元组稿费。2006年11月15日，沈镇林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而把沈镇林当成人才引进的出版社社长秦女士，也因为引狼入室被撤职！ 沈镇林让我们想到了钱钟书先生在中塑造的悲剧人物方鸿渐。方鸿渐到欧洲“游学”4年，临回国时买了个“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但方鸿渐却没有沈镇林这么能忽悠。更为可悲的是，像沈镇林这样的假“海龟”、假博士正层出不穷、前赴后继，这才是我们更需要警惕的。 偷渡赴美，耶鲁大学扫大街 浙江省海盐县位于富庶的杭嘉湖平原上，是浙江省嘉兴市最富裕的县份之一，著名的秦山核电站就建在这里。海盐县最大的特点就是面向大海，所以，尽管当地是浙江的富裕之地乃至中国百强县，但是，当地很多人并不满足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土里刨食，而是把目光投向蔚蓝色的大海。 大海之外是大洋，大洋彼岸是遍地黄金的美国。1989年，19岁的农家子弟沈镇林高中毕业后，他不甘心像父辈那样当一辈子农民，就跟随当时汹涌的偷渡浪潮，被蛇头塞进一条小渔船的封闭船舱，跟几十个人蛇一起，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了美国。 尽管沈镇林具有浙江人特有的聪明头脑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但是到达美国后他才发现，蛇头并没有把他送到纽约、旧金山等一些他向往的大城市，而是把他们扔到了美国康涅狄格州的黑文市，这个地方是他以前根本没有听说过的，当然，他也没有看到遍地黄金。 不过，灰心的沈镇林很快在黑文市惊喜地发现了一个他熟悉的名字“耶鲁大学”。他当然知道，耶鲁大学是一所世界级的名校，而且耶鲁大学曾出过５位美国总统。于是，沈镇林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耶鲁大学。因为沈镇林明白，如果在美国社会上闯荡，他人蛇的身份很容易被警察发现而被遣送回国，如果在相对封闭的大学里，就会安全得多。 但是，在耶鲁大学这样人才荟萃的地方，只有高中文化的中国农民沈镇林靠什么赖以生存呢？这当然难不住他，于是，在当地中国人的推荐下，沈镇林成为耶鲁大学的清洁工，这一干就是10年。后来沈镇林把自己这10年的经历比喻为“卧薪尝胆”。 耶鲁大学与中国的教育交流源远流长，早在1854年，中国留学生容闳就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大学学位的中国人。著名的铁路专家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铁路工程的学业，于1888年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在耶鲁校园内，中国学生、学者也是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大约在500人左右，也有很多学生边上学边打工，所以，几乎没有人把身处耶鲁大学的沈镇林当作偷渡客，而是把他当作留学生。 耶鲁校园静谧优美、环境宜人，被誉为“美国最美丽的校园”。漂亮的哥特式建筑和乔治王朝式建筑与现代化的建筑交相辉映，把整个校园点缀得十分古典和秀丽。当然，耶鲁大学的美丽也有沈镇林的功劳，因为他是一个干了10年的出色清洁工。 如果沈镇林仅仅满足于当一个清洁工，那他就不是沈镇林了。沈镇林最大的梦想就是发财。天资聪明的沈镇林很快顺利过了英语关之后，开始在耶鲁大学游刃有余地工作生活。清洁工的工作并不累，如何打发打工之余的时间呢，沈镇林发现，耶鲁大学是开放式教学，很多课程都可以去旁听。于是，他开始流连于各种讲座的课堂。 在旁听了很多内容的课程之后，沈镇林对计算机课程尤为热衷。因为身处美国的沈镇林热衷于网络，他经常上网到国内的一些聊天室聊天，一是排解思乡之情，二是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他与国内的联系更多是靠计算机网络，所以他需要了解更多的计算机知识。而且，美国的计算机技术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他希望自己能够有一技之长，将来无论在美国还是回国，自己懂一些专业知识，都是安身立命的本钱。 为了学习计算机知识，沈镇林不但在耶鲁大学旁听，还专门到地处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地区的斯坦福大学旁听计算机课程。客观地说，旁听了很多从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的课程，沈镇林的确具备了一定的计算机知识，不过，这些知识对真正的专家而言只是皮毛而已。 在旁听的过程中，沈镇林终于发现了“商机”，耶鲁大学的很多老师和学生都出版有各方面的专著。在美国，出版图书的稿酬是相当可观的，比起当清洁工来，又体面又赚钱。而在无所不有的网络上，下载各种文章和资料，实在是举手之劳。 但这些仅仅是想法而已，在知识产权保护非常完备的美国，沈镇林还不至于浑到拿别人的东西以人蛇的身份到出版社出书，那比老鼠给猫当三陪还危险。但是，在他与国内一位出版社社长的聊天中，这种想法开始慢慢变成了现实。 回国就职，两年当上副社长 1999年年初，在沈镇林偷渡美国的整整第10个年头，他的人生开始了突然转机。因为沈镇林知道在美国靠出书骗钱不行，他想在中国试试运气，于是他开始通过网络与国内的一些出版社进行联系，并把自己的“书稿”投往各出版社。 国内的出版社很快有了回应，在一次网络聊天时，沈镇林认识了时任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社长的秦女士。在聊天时，英语已经相当流利的沈镇林在介绍自己的身份时，便自称是耶鲁大学计算机博士。秦女士一听来了兴趣，身为出版社的领导，她正为出版计算机方面的图书开发而发愁，当沈镇林得知这个消息时，便自称已经有多篇学术文章在美国的主流学术媒体发表，目前正在撰写几部计算机方面的图书，并自吹自擂说自己的图书绝对会在国内畅销。当然，在这次聊天中，沈镇林还时不时地把自己旁听来的专业词汇说给秦女士听，直把秦女士忽悠得如同遇到了“救星”。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具有相当的计算机水平，沈镇林发给秦女士一些从网上下载后做过一些技术处理的学术文章，令秦女士佩服得五体投地。沈镇林还吹嘘说，他在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有很多老师和同学，都是计算机方面的专家，他可以邀请他们为出版社写书。当秦女士得知沈镇林已经在美国读了10年书，马上就要博士毕业时，立即把职位的绣球抛向了沈镇林，力邀沈镇林回国加盟出版社，并一再请求沈镇林一定带着自己的全部书稿回国。心花怒放的沈镇林哪有不答应的道理，他甚至顾不上像方鸿渐那样造一个假博士文凭，没有任何正式身份的沈镇林只好故伎重演偷渡回国了。 当然，沈镇林回国的时候，他没有忘记搜集了很多文章，拼凑了几本所谓的专著。当然，这些专著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即使是内行，也很难发现其中的破绽，因为沈镇林确信这本书的内容从来就没有在国内出现过。 1999年5月，秦女士在北京见到了刚刚回国的沈镇林，立即设宴招待了这位“报效祖国”的“青年才俊”。“海归博士”回国到一家并不出名的出版社工作，对于秦女士这位伯乐而言，当然是喜不自禁。而当“洋博士”的沈镇林“荣归故里”之时，在秦女士口口声声叫他“沈博士”时，他身心膨胀，人格仿佛也伟大了好些。 在宴会上与沈镇林的聊天中，秦女士才从沈镇林的口中突然得知，沈镇林竟然出身显赫，“父母在美国开有造船厂，拥有庄园、跑车、豪华游艇，因为被您的诚意打动才回国就职”。这种不为金钱所动的“爱国主义精神”令秦女士感动不已。当然，沈镇林对自己10年的国外生活侃侃而谈，也顺便谈了自己对国内计算机业发展的认识，更令秦女士大开眼界。 席间，秦女士并没有忘记要求看看沈镇林的护照和博士学位证书。但是，沈镇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安全起见，我将护照放在了上海花旗银行的保险箱里。” 为了掩盖自己，沈镇林立即拿出了自己的书稿。正为出版社缺乏计算机方面的稿件犯愁的秦女士，在看过沈镇林“从美国带回来的书稿”以后，像发现了千里马一样兴奋，立即拍板决定出版。当然，她再也没有顾得上追究沈镇林护照等身份证明不全的问题。 1999年8月，回国创业的“耶鲁大学博士生”沈镇林应聘到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时年沈镇林29岁。 美国知名大学的名头给沈镇林添彩不少，他不但忽悠了秦女士，也把出版社的同事们唬住了。当他拼凑的书稿顺利出版之后，沈镇林发现仅仅靠自己“创作”不但赚不到更多的钱，也难以在出版社出人头地。于是，他开始煞有介事地频繁与“耶鲁大学的导师和师兄弟”联系，请他们惠赐大作，当然稿酬是非常优厚的。就这样，沈镇林在加盟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先后在出版社编辑出版图书98种，几乎创下了出版社之最，当然，这些图书也为出版社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到出版社不久，沈镇林便出任社长助理，在不到两年后被任命为主管组稿的副社长。 当然，当时并没有人知道这些图书的组稿内情。这些图书其实是沈镇林从网络上下载下来拼凑而成的，而且，沈镇林虚构了图书的作者，从出版社开出了巨额的稿酬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是，整整两年下来竟然没有人发觉。 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沈镇林表现出非常强的组稿和编辑能力，很得秦女士等领导的赏识。由于社长秦女士对这匹“千里马”的一再推崇，沈镇林在出版社一度颇有影响力。尤其是沈镇林担任社长助理之后，尽管助理这个职务权力可大可小，小的时候只负责上传下达，大的时候也可以代行领导责任，但沈镇林却把助理当出了社长的味道来。 2001年3月，到出版社工作不到两年的沈镇林被任命为副社长，负责编程类和网络类的中英文选题的策划及出版，并负责出版社日常事务的处理等各项工作。 同事举报，假洋鬼子现原形 其实，沈镇林在出版社飞黄腾达意气风发的时候，出版社曾经有不少员工提醒过社长秦女士要注意沈镇林的身份，但此时的秦女士早已把沈镇林当做人才和心腹，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了，后来干脆力排众议任命沈镇林当上了副社长。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承担“九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规划项目中的三项开发任务：计算机知识普及系列、全国计算机考级教材系列和计算机动画教材系列。在沈镇林的策划下，由美国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网络专家和我国的网络专家“合著”了很多网络书籍，由于有外国名牌大学作招牌，这些图书在市场上成为畅销的品牌。 秦女士哪曾想到，沈镇林进了出版社后就没闲着，他在一年半时间，通过网上四处下载拼凑出版了98种计算机图书，并称这些书稿都是他委托耶鲁大学的导师和师兄弟等人撰写的。出版社按照沈镇林虚构的图书作者开出了54万元稿费，沈镇林全部“笑纳”，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因为沈镇林所采用的稿件均未取得原著作权人的授权或认可，出版社还曾收到美国某公司指责其侵犯版权的律师函。但是，这依然没有引起秦女士等相关领导的足够重视。 不断升迁的沈镇林如果能够收敛自己，把自己隐藏得更深一些，也许他还能在出版社继续混下去。但是，沈镇林一方面剽窃他人的作品赚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另一边在当上副社长之后，到处吹嘘自己的身份是“美籍华人”。这位身份越来越悬的“耶鲁博士”逐渐引起出版社其他员工的怀疑。沈镇林的同事中开始有人尝试着在网络上查找耶鲁大学毕业生的名单，但是没有发现沈镇林的名字，有的同事还开玩笑地惊叹过“不会是假的吧”。不知是不是对沈镇林的身份存疑，虽然任命沈镇林为副社长的文件已经下达，但是上级单位对这个任命一直没有批复。 沈镇林的身份越来越受到同事们的怀疑，2002年5月，出版社内部人员向司法机关投递了揭发沈镇林虚假身份的举报信。 经过司法机关的调查，沈镇林的真实身份被披露。在侦查人员面前，沈镇林供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真相大白后，沈镇林意识到自己不能在出版社继续待下去了，2002年6月，他悄然地离开了出版社。 沈镇林虚假身份一事引起了出版社上级主管单位的高度重视，他们迅速组成了审计组，对沈镇林工作期间出版社的一切财务账目进行了审计。 随着审计的深入，沈镇林的问题也渐渐出现。侦查机关介入后吃惊地发现，原来沈镇林先后编辑出版的98种图书都是从互联网上侵权下载的学术著作。沈镇林贪污的手段，一是签订虚假组稿合同，然后以向组稿人支付组稿费为由，从出版社支领转账支票后兑换成现金，并据为己有；二是将他在世都百货商场消费而开具的购物发票拿回出版社全额报销；三是将虚假的汽车装修服务费发票拿回出版社全额报销，并将报销所得据为己有。此外，沈镇林还涉嫌多次将个人消费的发票拿回出版社报销。这些项目总计下来，沈镇林利用职务便利，共侵占本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593430元。 虚假身份由此变成了刑事案件，立即引起各方面重视。因为在任用沈镇林的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及工作的严重失职，秦女士被上级单位免去了职务。为了尽快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出版社迅速向公安机关报了案。2004年3月，公安机关决定对沈镇林涉嫌职务侵占一案立案侦查。 2006年1月的一天，当沈镇林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走下飞机时，被早已等候多时的公安人员擒获，该案随即被移交给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继续侦查。 超越，原形竟是方鸿渐 钱钟书先生在中塑造的悲剧人物方鸿渐是一位江南士绅之子，在北平上大学期间，因为学不了土木工程，于是转到社会学系，最后又转到中国文学系而勉强毕业。在未来丈人的帮助下走上了留洋之路，但到了欧洲，四年中倒换了三所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了几门功课，兴趣颇广，但心得全无，除了夸夸其谈外，一无所有，临回国时，在父亲和丈人的威逼下，为了搪塞才挖空心思地买了“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 方鸿渐悲剧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方鸿渐性格中的最大特点是面对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方鸿渐有的只是欲望本身，没有的恰恰是把欲望化为实践的真正动力，在回国后委曲求全、妥协退让，他没能在逆境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 但是，同样出生在江南的沈镇林，不但拥有各种欲望，而且他把自己的欲望化为强大的诈骗动力，并且毫不遮掩地攫取着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他不但忽悠了赏识他的秦女士，也最终把自己忽悠进了监狱。这也许是沈镇林没有想到的悲剧。 方鸿渐形容博士文凭“仿佛有夏娃、亚当下身那片树叶的作用”。方鸿渐造假，是“不得不买张假文凭向家里交待”，为了藏拙，还做作地在家信中千叮万嘱“生平最恨‘博士’之称，此番未能免俗，不足为外人道。”他身上也有真正坦率的一面，在他应聘的三闾大学登记表中，还如实填写自己未得到过学历，只是“游学生”，直到在三闾大学碰到以同样方式骗取博士文凭的韩学愈，方才觉得自己撒了谎，又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因此只得到一个“帮闲打杂”的副教授。 方鸿渐回国求职经历坎坷，最初靠岳父帮忙在银行做职员，之后去大学混了个副教授也被解聘。尽管方鸿渐可悲，但并不可恨，他毕竟没有四处行骗，买来个假博士也尚有羞耻之心。但是，沈镇林不但懒得去买个假文凭，还把自己在浙江乡下种地的父亲吹嘘成拥有豪华游艇的“美国富豪”，他从互联网上剽窃了别人的文章拼凑出书，不但骗来副社长的职务，还骗了59万元。沈镇林这种赤裸裸的骗子嘴脸，估计会让钱钟书先生大跌眼镜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倘若钱老先生地下有知，也想不到能有这么能忽悠的人来。 短短两年之内，从一名清洁工成为一个出版社的副社长，可惜的是，这只是一个充满荒唐的骗局。骗子沈镇林的故事很简单，甚至有些老套。无奈之余，我们只好发问：骗子为何得逞？骗子之所以得手，是因为这个出版社在两个方面上出了问题。一是引进、提拔人才时，非理性因素压倒制度性因素；二是在业务方面，似乎没有规范的制度。 严防忽悠，也给“海龟”戴“戒指” 公诉机关指控，2001年至2002年间，沈镇林采用与出版社签订虚假组稿合同的手段，以向组稿人支付版税为由，将54万余元稿费和5万元公款私吞。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外表文质彬彬的沈镇林当被法官问及学历时，沈镇林特意强调自己“在国内是高中”。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沈镇林将所有罪责推到当年引荐他的出版社社长秦女士身上，他多次辩解说“钱都是秦老师给我的，我只听秦老师安排。”甚至购买私人用品到单位报销，沈镇林都说是“秦老师允许的”。沈镇林的这些话，让秦女士不禁心寒，也终于让秦女士看到了沈镇林这个骗子的“不仁义”。在庭审过程中，秦女士出具证言否认自己知道沈镇林的这些行为。 经过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两次审理，法院认为，沈镇林身为国有企业中负有经营、管理职责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本单位公款，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惩处。2006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终审判处沈镇林有期徒刑13年。同时，判令在案扣押人民币36万余元发还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责令被告人沈镇林退赔人民币22万余元，发还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一名由只有高中文化的清洁工冒充的假洋博士，何以能忽悠出版社社长和众同事？当前，查个身份、查个文凭并不是什么难事，“组稿”的书籍到底是原创本还是盗版本，网上查查、电话问问也很容易知道真相，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却偏偏不屑于此。因为沈镇林是耶鲁大学计算机博士，更因为他是社长亲自推荐的，众人眩目于名校之光芒、屈从于领导之权威，凡事不想较真或不敢较真，各种手续能免的都免了，心甘情愿地被人忽悠着。对于一年半时间里“组稿”出版了98种计算机类书籍，众人也只有羡慕的份，红眼的份。 如果出版社在引进人才时，有合乎规范的制度，那么必然会对沈镇林的身份、经历、学历等有一套要求。如果按制度办事，从外交部到教育部就有一套认证外国学历的程序，尤其是像耶鲁大学这样名牌学校的认证，更是有很多渠道，沈镇林的败露最初就是因为同事在耶鲁网站的毕业生名单中没找到他的名字，但为什么出版社开始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无非是因为领导对沈镇林印象很好，他头上有着“洋博士”的光环。无论是因为“眼缘”还是因为对“洋博士”光环的敬畏，反正，在这样的非理性因素作用下，所有的程序和制度已经被抛诸脑后了。在这点上，不是说清洁工就不能当副社长，而是说一切要经过正规的程序。在这两个重要的环节上，制度在人情和盲目崇拜等非理性面前都不堪一击，加上财务制度不完善，骗子成功就不足为奇了。而非理性因素压倒制度的情况，又岂是这家出版社独有的现象？ 海外华人在中国学术界行骗的丑闻不断传出。关于“汉芯一号”的报道最引人关注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从美国买回芯片，将其标志磨掉，然后加上“汉芯”标志，就算“研制”成功。这种行为竟能骗过各级学术委员会，获得国家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以及有关机构下拨的大量经费。 这使笔者想起另外一件非常相像的案子。某医学院引进了一位海归，据说他在DNA研究方面很有影响，曾在美国获得专利。实际上这个人以前的表现平平，在海外毫无建树，但带着海归桂冠的他却被当成重要科技骨干，并成为“学术带头人”，向政府申请了相当多的“科技攻关资金”。此人的真面目后来被揭露，但主管方却在私下说，“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人是有问题，有作假之嫌。但为了要让项目得到国家的资助，先让他表演一番。”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明明知道此人有问题，但为借其吹嘘去申请资助，也管不得其中有诈。在媒体的报道中，我们还看到很多像沈镇林这样的“假洋鬼子”。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于是就引起一些不学无术的所谓海归的垂涎。他们以各种名目到回中国，用中国人最喜欢的一些所谓名牌大学教授或学者的身份骗人、捞好处。时下我们的一些政府机关、高校、研究机构和学术单位，动辄夸口几十万、几百万元请海外知名专家、学者为“座上宾”，似乎请来了“海归”就请来了学术、知识、技术，请进了财神爷。一味地“崇洋媚外”，盲目引进人才，不上假耶鲁博士的当，恐怕才是真正的奇事、怪事。 “海龟”应该比大闸蟹更“值钱”，更有价值吧？可如今买大闸蟹都得查看有没有“防伪戒指”，怎么引进“海龟”反而如此轻率？看看“假海龟”闹剧的反讽意味，再看看那么多“海龟”变成“海带”，我们该擦亮眼镜了吧。 第二卷 缱绻与决绝 第一章 双手能够掐掉什么 2006年4月12日下午，一具半裸女尸惊现北京市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东方广场车库，警方在一辆被遗弃的富康轿车内发现了这具腐臭的女尸。女尸裹在一床被子里，穿着一件浅色的上衣，裤子被脱到了膝盖以下，尸体已经发胀，被子上还沾着血迹。根据报案，警方得知制造这起杀人案件的嫌疑人是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吴江，被他杀害的正是他的女友也是他的同学朱月萍。4月13日凌晨1点钟，制造这起骇人凶案的大学生吴江被警方拘捕。 对于掐死同校女友的原因，这名22岁的大学生在法庭上供述说：“我喜欢她，生怕她离开我，我就尽量满足她的物质需要，甚至借钱和卖掉自己的轿车去满足她，这让我的压力非常大，在杀她的时候这个压力已经到达了极点。我觉得她和我在一起，不是出于爱情，而纯粹是一种交易，她触及我这种特殊家庭的痛苦，我在愤怒中失控了……”吴江在法庭上说，女友的高消费和“逼房”，是两人发生争执并最后导致掐死女友的原因。 2006年12月1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江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原告人37万余元。吴江用双手掐死了女友，他当时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双手同时也掐掉了自己的自由。 相见是缘，爱是那样的迷迷糊糊 我采访过很多大学生杀人案件，但碰巧的是在2005年和2006年连续两年采访了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郭剑箫和吴江，在这两个男生身上，我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全都是用掐死女友的方式来实施犯罪的，都曾经是年轻英俊的好学生，都曾经是班干部，都曾经深深爱着他们的女友，都是性格内向遇事优柔寡断的男生，都是爱上热情开朗的美丽女生，却都在情急之下实施了犯罪。 两人唯一不同的杀人起因是，一个为情，另一个为财。因为钱财的原因掐死女友的，就是下面要讲述的这个吴江。 在讲述吴江和他的女友的故事之前，应该首先介绍一下他的生活背景。吴江的父亲是一位政府机关的后勤工作人员，吴江两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婚，此后，吴江的母亲再也没有出现在他的视野里。 吴江一直跟着父亲和奶奶生活，居住在北京市宣武区。单亲家庭虽然不是吴江犯案的直接原因，但是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后来吴江在庭审时提到他“特殊家庭”的“特殊痛苦”，可见幼时父母离异对他心理造成了极大影响。虽然不是所有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都会出现问题，但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的比例的确比普通家庭的孩子高。一个人早期生长环境不良，长期处于缺乏母爱或者父爱不完整的家庭中，孩子很容易出现一些敏感心理。 但是，吴江在他上学期间并没有因为母爱的缺失，表现出异乎常人的行为。除了沉默寡言很少与人沟通之外，他还是一个不错的学生。2003年高中毕业后，吴江顺利地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外贸日语系，并很快成为外国语学院团委的宣传部部长。 刚刚进入学校的吴江不但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前十名，而且热心于学校的集体活动。刚入学的时候，学校团委要在组织一次集体活动，吴江跟同学一起忙着把课桌搬到操场上去。这时，一个年轻亮丽的女孩拍了一下吴江的肩膀，并叫出了吴江的名字。挥汗如雨的吴江回头一看，却发现眼前的女孩并不认识，正在诧异之间，那位女孩说：“你是不是42中的吴江？” 吴江摸不着头脑说：“是啊，但是我不认识你啊！” “嘻嘻，可是我认识你啊！我叫朱月萍，育才中学的。咱们都是一起从宣武区考进来的，我在英语系，以后常联系啊。”女孩开朗地笑着说完，就飘然消失在人群里，留下吴江一个人愣在那里。 这是吴江和朱月萍相识的开始，但是他们认识后并没有什么深入的接触。直到2004年下学期，学校组织长跑比赛，吴江和朱月萍都是长跑队员，比赛结束后，学校组织大家一起吃饭，两人恰巧坐在一个饭桌上，聊天中两人互相交换了手机号码，之后，两人也无非是偶尔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而已，也没有发展成为男女朋友。 在上学的前两个学年，吴江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但获得院级优秀学生干部奖、体育优秀奖等荣誉和奖金，2005年6月还被批准成为中共预备党员。而活泼开朗的朱月萍在学习上也是名列前茅，也跟吴江一样获得过奖学金，还是兼任校内报社的记者。 两人开始亲密接触的时间是2005年6月，此时，吴江的爸爸为了奖励吴江的学习成绩和成为预备党员，给吴江买了一辆富康牌轿车。大学生拥有私车并不普遍，所以吴江的银灰色富康还是比较扎眼的。很多人以为吴江的父亲是一位领导干部或者起码是个大款，来询问吴江，内向的吴江也懒得跟别人解释。 有了车的吴江依然是个热心人，同学中有谁需要他开车接送一下，吴江总是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尤其是像朱月萍这样的美女朋友，吴江更乐意帮助。 去校外吃饭、看电影、逛商场，甚至到外地去玩，好脾气的吴江就成了爱玩的朱月萍的专职司机，当然，各种消费都是吴江抢着买单。吴江之所以愿意跟朱月萍在一起，是因为朱月萍不但是个爽朗直率的女孩，而且比他接触过的女孩更善解人意。有一次他们聊起谈恋爱的事情，朱月萍很认真地说：“你这样1米72的个子，找我这样个子的女孩最合拍。” 虽然朱月萍身高只有1米60，但显得并不矮。吴江觉得朱月萍说得很有道理，但是，他还没有做好谈恋爱的心理准备。在高中的时候，吴江曾经跟同班的一个女孩产生过朦朦胧胧的好感，但被父亲知道之后，父亲到学校去找了老师，所以吴江还不知道怎样应对自己即将到来的爱情。他只是感到和朱月萍在一起，全身心都会感到某种愉悦。 2005年7月19日。吴江清楚记得这一天，他正式和朱月萍建立了恋爱关系。这天吴江开车带着朱月萍到天津去玩，在天津机场附近，吴江他们下车去买完地图的时候，回来发现车窗玻璃被砸坏，朱月萍放在车里的包也不见了，因为除了钱物之外，朱月萍的很多证件都在她的包里，急得朱月萍眼泪都快要下来了。 情急之下，吴江镇定地一边安抚朱月萍，一边打电话报警。很快，警方就抓住了砸玻璃的小偷，也把朱月萍的包追了回来。喜极而泣的朱月萍觉得吴江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非常到位，她一把抱住了吴江，两人紧紧搂在了一起。在回北京的路上，朱月萍一直把手按在吴江握着档位的手上。回北京之后，两人顺理成章地住在了一起。 在恋爱初期，吴江觉得朱月萍是个很开放的女孩，并没有投入什么真正的感情，他还是抱着玩玩的心态跟朱月萍交往的。所以他们的交往除了逛街、吃饭、购物之外，就是到宾馆开房同居，两人疯狂地玩了整整一个假期。 但在这一个多月的交往中，吴江却深深陷入对朱月萍的爱恋之中，不但再也离不开朱月萍，而且开始干涉朱月萍的私人生活。开学之后，朱月萍经常跟一些朋友出去泡吧、蹦迪，有时候和别的男孩出去很晚才回家。这让吴江有点不满意了，他很认真地跟朱月萍说：“你以后不要和别的男孩出去了！” “我现在的生活很快乐，我不希望有人来管我！你凭什么干涉我的生活！”朱月萍听后很不高兴。 “可我是你的男朋友啊！你总是跟别人出去，我怎么不能管你啊！”就这样，两人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两个年轻气盛的初恋情人第一次分手了。 但是，分手之后的吴江发现，虽然两人在一起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真正分开，他感到了初恋的痛苦，他知道自己已经离不开朱月萍了。恰在这时，朱月萍给他发了一个短信表示歉意，两人重新走到一起。吴江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好好善待朱月萍，再也不能惹朱月萍生气，再也不能让朱月萍从自己的身边走开了。 2005年10月黄金周期间，两人拜见了双方的父母。对于开朗热情的朱月萍，吴江的父亲表示非常满意。而朱月萍的父母开始并不太同意女儿读书时恋爱，但听说吴江是班干部，人也比较优秀，就默认了他们的恋爱关系。 分歧为钱，谁来满足物质女孩的拜金爱情 在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他们的矛盾开始慢慢呈现出来，这些矛盾主要来自于两人的消费观。朱月萍认为“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就应该男人花钱”。吴江虽然认可朱月萍的这番话，但是父亲每月给他的生活费用大约在600元左右。在买车之前，吴江每月消费大约在400元左右，还能节约200元，上大学两年下来，他攒下2000多元。但是自从买车之后，尤其是跟朱月萍谈恋爱以后，这点钱就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了。在与朱月萍谈恋爱的第一个月里，吴江就把自己攒下了的2000多元全部花掉了。 相比吴江而言，朱月萍的家庭状况要稍好一些，因此追求时尚生活的朱月萍也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在朱月萍的意识里，既然自己是吴江的女友，两人的消费理所当然就应该吴江出。 在花光了手头上仅有的2000多元之后，吴江只好找奶奶要钱，奶奶给了吴江1000元，但是，没过几天这点钱就没了。吴江不愿意在朱月萍面前丢面子，只好找同学和老师去借钱花，前后借了同学和老师6000多元。而这些钱，对于两个高消费的恋爱中的男女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 刚开始他们逛商场的时候，朱月萍还只是买一些便宜一点的东西，但是见吴江总是顺着她花销，后来就发展到只买昂贵的东西了。吴江虽然内心不愿意，但他怕失去朱月萍，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左右支应着。 陷入经济困境的吴江捉襟见肘，接下来的事情更使吴江尝到了过早的激情所带来的苦涩和沉重。2005年10月，朱月萍突然发现自己这个月没来例假，她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吓坏了，赶紧告诉了吴江。吴江听后也吓了一跳，他赶紧带着朱月萍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朱月萍怀孕了。两人商量了半天，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医院堕胎。但是，这个时候吴江不但身无分文，更是负债累累。 万般无奈之下，吴江想到自己的富康车。他偷偷把车开到二手车市场，以6万元的低价卖掉了他的富康车，在为朱月萍打胎之后，除了还债的1万元，剩下的钱基本上也都花掉了。 朱月萍开始并不知道吴江卖车的事情，当她发现吴江没车之后，每次吴江约她出去玩的时候，她就以嫌累为由，不愿意和吴江见面了。无奈之下，吴江只好用卖车的钱租了一辆车。但卖车的这些钱，不到10天吴江就花完了。除了租车、还债和消费外，吴江还为朱月萍买了好多衣服。 吴江卖车之后，一直不敢回家。后来父亲得知吴江卖车之后，才把儿子叫回家中，并拿钱赎回了那辆富康车。 在吴江和朱月萍交往的过程中，朱月萍经常让吴江拉着她出去买东西，有时候吴江手里没钱了也不敢告诉朱月萍，怕朱月萍嫌自己寒酸，只好卖掉自己手头上值钱的东西。有时候实在满足不了朱月萍，朱月萍就抱怨吴江太抠。朱月萍不止一次说：“女孩子就是要找一个有钱的老公，你要是连我正常的生活需要都满足不了，我们就不要交往了。”但是，此时吴江已经把全部的爱倾注在朱月萍身上，他怎么舍得朱月萍离开自己呢? 手头上没有钱，靠什么来赚钱呢？看到报纸上很多买彩票发财的消息，吴江决定去买彩票试试运气，可是，买彩票他花进去不少，却一直没有中过奖。 应该说，吴江和朱月萍都是不错的年轻人，朱月萍性格开朗、活泼热情，但性格很直率，敢说敢做，她交际广朋友多。而吴江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有时候爱钻牛角尖，遇到事情他宁愿深深地埋在心里，从不对别人说，直到事情到了极点才会爆发出来。 他们在一起几乎都是吴江花钱，朱月萍要求“高消费”，但吴江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两人为此经常发生争吵，有几次，吴江在愤怒中掐住了朱月萍的脖子，直到朱月萍喊救命吴江才住手。 在冲突中，两人都曾经提出过分手，但朱月萍对吴江说“如果分手的话，我就去……”吴江知道朱月萍说得到做得到，她再也不敢提分手的事情。再说，吴江从内心里确实舍不得朱月萍。 那么，怎么才能让朱月萍不离开自己呢。吴江想到了父亲在广渠门外的一套房子，这是父亲单位分的房子，一直闲着，偶尔也往外出租，父亲曾经说过，等吴江长大以后，这套房子将来就给他住。吴江把这套房子的情况告诉了朱月萍。 朱月萍明白，在寸土寸金的广渠门外，每平方米的房价就在1万元左右，一套很小房子的价值起码在几十万元，所以当她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高兴，她憧憬着两人的未来说：“这房子将来就是咱们的了，这房子离我们学校近，我们搬进那套房子吧。”为此，朱月萍经常让吴江开车拉着她到很多商场买了很多家用的物品，做着搬进广渠门房子的准备。 但是，令吴江苦恼的是，2006年年初，吴江的父亲突然决定再婚，而且他年轻的继母已经怀孕了，父亲对房子的许诺也变卦了。原来说好给吴江的，现在父亲想和再婚妻子搬进去，加上未出生的孩子，这套房子变成全家4个人的了。 刚开始，吴江觉得父亲自从离婚后，辛辛苦苦20年把自己拉扯大，一个当了20年光棍的父亲是可敬也是很可怜的，现在父亲重新找到爱情，他非常理解父亲，觉得是件好事情。但是，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朱月萍时，没想到朱月萍的反应极其强烈，当场委屈地大哭大闹起来：“以后这房子肯定给不了你！将来你爸肯定也不会疼你，这明摆着欺负你。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窝囊啊！我怎么找了个这么窝囊的老公啊！” 尽管吴江并不是太在意这套房子，他认为自己工作以后肯定会有能力买房。但是听了朱月萍的话后，他也觉得父亲有了新欢之后就不再重视自己了，为此，吴江专程回家向父亲索要房子，但是，父子两人狠狠吵了一架，也没有最终结果。 父亲虽然对吴江的行为很有意见，但毕竟父子情深，吵架之后也没有更多地责备吴江。因为广渠门的房子当时已经租给两个大学生，到2006年4月份才到期，所以吴江的父亲准备租期到时再搬家到广渠门外的房子里。而朱月萍得知吴江和父亲吵架后，也对吴江提出说，我们尽快搬到这套房子去，先占住房子，你父亲也不能把我们赶走了。 在父亲和朱月萍之间，吴江左右为难，这套房子基本上成了两人吵架的“导火索”，只要一提到，两人就会忍不住争吵。 吴江杀死朱月萍后，警方在朱月萍的宿舍里找到一本朱月萍的，朱月萍在2006年4月1日的中这样写道： 我不知道自己造了什么孽，我父母造了什么孽，居然摊上个他！家里一贫如洗不说，脾气还巨大，老劲劲的，拿着劲，以为自己是大少爷呢。他欺骗了我许多，在交往伊始，唯一就是把他家吹嘘得多好多好。其实呢，还不如我家呢，他编谎话可真是有一套啊，从这事之后，我心里就结了疙瘩，瞧不起他，讨厌他……今天他跟我说除了卖车那6万元，他爸就没钱了，一看他爸那样就穷酸，还学人家找什么小老婆，还又怀孕了。他也一点气质都没有，还特女人，这些天老管我借钱，500，200，60，除了200，其他都没还。他身上真没有可取之处，让我买了半天的彩票，尽花钱了，一份都没中，他总觉得他特能。再说他更过分的事，他扇了我两个嘴巴子，而且特重，还说什么替我妈妈抽的。掐了我两次脖子，第二次尤为严重，眼前一片黑了，后怕，他要不松手，我就真……我的脸已经肿了，耳朵嗡嗡。你凭什么？你他妈算什么东西！没妈的野种！ 掐断孽缘，杀人成为别无选择的选择 多次愤怒情绪的积攒终于酝酿了一场悲剧。为了尽快搬进广渠门的房子里，朱月萍加快了购买家具的步伐。2006年4月8日，朱月萍听说宜家家具城要搬迁，连忙叫上吴江到家具城买了一堆锅碗瓢盆和家具被褥。买完东西后朱月萍觉得意犹未尽，想再次回到家具城买东西时，家具城已经关门了，接着他们赶到一家电器商场，商场也关门了。 当晚8点钟左右，吴江开车拉着朱月萍回到了学校，他们把车停在经济管理学院附近的停车场里，因为没到熄灯时间，他们坐在车里开始聊天。 朱月萍说：“我们下周再去买点东西就可以搬家了，今天买的电视柜和桌椅这些家具就是为了要搬进广渠门那房子用的。你什么时候和我把东西放进去吧！” 吴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只好岔开话头。但是朱月萍仿佛没有在意似的，她把副驾驶座上方的遮阳板放下来，用遮阳板里面的镜子照着自己充满憧憬的脸：“明天我要去买件衣服，穿着新衣服去咱们的新房子。要不今晚咱们先去看房子，再去买衣服吧。” 吴江终于着急了：“你老盯着这房子干什么啊，房子早晚不都是咱们的吗？再说上周你不是刚刚花了2000多块钱买过衣服吗？你有什么不放心啊？” “我不是不放心你，我是怕夜长梦多，你先把钥匙拿到手，我们搬进去，你爸爸就不能怎么你了！不然你爸爸给你找了个小妈，又要给你生个小弟，这房子哪有你什么事啊！”吴江一听这话，非常生气，他觉得朱月萍触及自己特殊单亲家庭的痛处了。他禁不住朝朱月萍吼了起来：“一边是你，一边是我爸爸，我不想失去你，也不想得罪我爸爸，你这么急要占这个房子干什么啊！” 两人就此争吵起来，情急之下，朱月萍一下子把车内的灯关掉了，两人顿时沉默下来。在沉默了几分钟后，朱月萍主动把左手伸到正在气头上的吴江的腿上，两个年轻人在抚摸中暂时忘却了刚刚爆发的争吵，陷入短暂的激情之中。 当吴江翻身趴到朱月萍身上，两人正准备发生关系时。没想到朱月萍突然说：“你快点儿！完了去看房子！” 此时的吴江只觉得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到了头上，他实在忍无可忍了，朱月萍竟然在这个时候又提房子的事，这是爱情吗？这是在做交易！吴江绝望了，以前所有的恩爱仿佛一场空，在失落和茫然之中，吴江突然迸发出一种对朱月萍强烈的厌恶和憎恨，他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掐住了朱月萍的脖子。 朱月萍来不及有任何反应，当时她几乎没有呼喊、也没有挣扎。十分钟之后，朱月萍脸色发紫，什么反应也没有了。 见女友不动了，吴江连忙给朱月萍做人工呼吸，但依然无济于事。这时候，吴江终于懵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突然，他想起朱月萍曾经跟他说过一个人死后被风一吹，竟然活了过来，想到这里，吴江连忙草草给朱月萍穿上衣服，又从后备箱拿出了刚买的被子盖在女友身上保持体温，然后就一路狂奔开上了京沈高速。 在案发之前，吴江和朱月萍商量好去北戴河玩。在掐死朱月萍后，吴江一下子想到了北戴河，他连夜驾车拉着朱月萍直奔北戴河。但赶到唐山加油站加油之后，迷了路的吴江又把车开回了北京，回到了学校里。 4月9日一早，吴江再次拉着朱月萍的尸体驶上京沈高速公路。当时车里气味已经让人受不了，在刺鼻的气味中，吴江只觉得身体很累、心里很乱，因为一宿没怎么睡，吴江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加上内心的恐慌，连方向盘几乎都握不住了。于是，在开上高速公路不久，吴江就从京沈高速公路转到了京通快速路上，然后迷迷糊糊又回到了北京。从京通快速路下来，吴江开车一路沿着长安街走到了王府井，走到东方新天地时，吴江顺势拐弯下了东方广场的地下车库。 自始至终，朱月萍的尸体都保持着死去时的姿势，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吴江再也没敢去动一下，直到离开地下车库时，吴江才掀开被子，最后亲吻了一下朱月萍早已冰冷的脸。 吴江从王府井地下车库出来，买了一张去北戴河的火车票，在山海关下车后，他到老龙头的一家海边小饭馆要了一瓶白酒，边喝边哭。天黑的时候，吴江独自走向大海准备殉情，但是一个浪头打来，把他推向了岸边，也使他逐渐清醒起来。躺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吴江想起了朱月萍，吴江觉得，朱月萍死在东方广场，自己要是死在北戴河，两人太远了，他决定找个离朱月萍近的地方再死，于是，他连夜坐火车回到了北京。 4月10日凌晨4点，晕晕乎乎的吴江来到一家洗浴中心，他想在浴池里自杀，但被工作人员发现，他只好向服务员要了纸笔，连夜写下了遗书。在遗书中，吴江这样写道： 奶奶、爸爸、朱月萍的爸爸妈妈： 我先向你们说一声对不起，我对你们每个人都有歉意，所以我用死来弥补，希望你们原谅。 奶奶，不是我不想你，两个月没怎么回家，是因为我卖了我所有值钱的东西，不敢回家。朱月萍需要买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真的，在朱月萍和您当中，我无法选择。我只能这样。 爸爸，没有了我你的家庭更值得你去关心。全工大生活费也没有六百元这个数，我还要养一个老婆，您让我怎么办？偷、抢、劫，我都不敢，我只希望能中彩票，我不想失去她。 朱月萍的爸爸妈妈，我愧对你们。我知道你们不容易，像我家人一样爱着自己的孩子。可你们太放纵她了，您知道她都做了什么？原因就是我没钱，我怎么哄她都不行。所以我想到和她一起去死，现在我后悔了，我宁可失去她，也不这样对她。我可以逃，谁都怕死前的痛苦，但我活着没有她更痛苦，所以我也走了。我就一个愿望，希望我们能够葬在一起，求求你们，如果你们还没有找到她的话，她现在就在东方新天地的地下停车场，车就放在里面。她在里面已经走了。 最后，我想你们，真的，后人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好好的！ 请看见的人打6355，交给我的家人。 法庭一跪，如何消解失去亲人的伤痛 写完遗书，已经是11日晚上10点多了。吴江想离开洗浴中心换个地方殉情，但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身上没有钱了，只好给同宿舍的一位同学打电话，同学赶来为吴江付了账。 同学带着吴江赶回学校已经是11日晚上的12点了，惊魂未定的吴江把掐死朱月萍的消息告诉了同宿舍的好友，说完就沉沉睡去。凌晨起来，吴江去了未名湖、八一湖，目的只有一个：自杀。可却都没有死成。 当同学听到吴江把朱月萍掐死的消息时，以为吴江在开玩笑，但第二天一早不见了吴江，再去找朱月萍没有找到时，吴江的同学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们想向警方报案，但却拿不定主意。直到4月12日下午，吴江的几个同学给吴江的父亲打电话，当吴江的父亲赶到学校时，才知道自己的儿子闯下了大祸。经过简单的商议，他们决定立即报案。4月12日15时49分，他们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报案。随即，警方很快在王府井地下停车场发现了朱月萍的尸体。 考虑到吴江手头没有钱，可能会回到学校找同学帮忙，警方在北京工业大学楼内蹲守，并于13日凌晨1时30分将返回学校的吴江抓获。 不需要更多的渲染和描述，朱月萍的死给她的父母带来的伤痛是无与伦比的。案件发生后，朱月萍的妈妈经常离家出走去寻找女儿，常常站在学校的大门口不停地朝着校园张望。而朱月萍的父亲更是在北京工业大学门口打起一条横幅，上写“校内杀人移尸，还我女儿严惩凶手”等字样，他怀抱着遇害女儿大幅照片，一次次要为女儿讨回公道。 而吴江在看守所里过完了自己22岁生日之后，2006年10月15日，身穿红色号服的吴江被押上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他看了一眼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席后，头低了下来。此时，被害人朱月萍的父亲眼神愤怒地瞪视着他。 公诉机关认为，吴江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以故意杀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的指控后，吴江平静地说：“属实。” 吴江在法庭上承认，因为经济等原因，他以前曾经对女友有过暴力行为，但是吴江并不认为他们之间有矛盾。在法庭上，吴江认为，自己的女友要求高消费，而自己没有那么多的钱来供应她，是双方发生纠纷的原因。“她老提房子的事，我觉得她触及我这种特殊家庭的痛处，当时我很愤怒，真想给她两嘴巴或踢两脚……”吴江这样在向法官供述他掐死女友的动机。 在法庭上，朱月萍的父母提出了104万余元的民事赔偿。对于这104万元的民事赔偿，吴江表示他愿意赔。“作为学生我没有钱，现在把我的车变卖后可以赔偿一部分，如果法庭给我一个生还的机会，我会用我的一生来赔偿，并且赡养二老。”吴江的代理律师也表示，吴江的家属已经答应尽最大努力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在法庭上，双方就赔偿问题也同意由法院主持和解。 吴江在最后陈述时表示愿意赔偿朱月萍家庭的损失，对不起两个家庭，自己将会陷入一生的自责和痛苦中。陈述完后，就在法警准备带走他的一瞬间，吴江突然扭转身体，“扑通”一声，冲着女友的父亲跪在地上，双手前伸放在地上，狠狠地磕了一个头，大声喊了一声：“对不起！”随后，吴江被旁边的法警拉了起来。 “你在法庭上依然不诚实，你在看守所待了半年了，无论判你什么刑，你都没有说实话！”朱月萍的父亲余怒未消，他站起来指着吴江大声地说。我们当然能够理解朱月萍父母的内心是何等悲痛，当然不会轻易原谅吴江。 杀人凶手又是还有何等的仇恨，以至于作出这种害人害己的事来。都说大学生是社会被关注的人群，是天之骄子，可是他们的心理问题,乃至心理缺陷，并没有被大多数人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那种人只是很少数的，大多数人会遇到成长的烦恼，家庭条件不好的烦恼，学习成绩的烦恼，没个性没特长的烦恼，交友的烦恼……，但即使是为了家人为我们求学付出了那么多，我们也必须努力，不能放弃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第二卷 缱绻与决绝 第二章 坐牢也要杀了你 一名中国妻子为给日本籍丈夫报仇，花30万元通过警察雇佣俄罗斯籍杀手，冒充意大利大使杀死丈夫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成为中国首例雇佣外国杀手复仇的案件。这些新闻要素加起来，应该足够吸引人们的眼球了。但是，这只是浮在本案表面上的一些皮毛，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雇凶杀人的中国妻子，是一位毕业于名牌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她深深地懂得法网难逃，但为了报夫仇，她却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罪责，在处理完丈夫的身后事情之后，她本可以一直滞留在日本以逃避法律的惩罚，但她却毅然决然地回国自首，坦然走上法庭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 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量刑畸轻为由，对一审法院判决的刑事部分提起抗诉，而除了本文主人公之外，其他被告人同时提起了上诉。2006年9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此前的一审判决。 那么，一个法律专业的高材生为什么要知法犯法？我们对于她的敢于“担当”，应该怎样评价呢？ 合伙失败，丈夫含恨死去空遗恨 我们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本文主人公，33岁的童琇琳。她是江苏苏州人，10年前毕业于某名牌大学法律系，是同学和老师们公认的高材生。因为才华出众能力强，所以她大学毕业以后留在了北京工作。 身材娇小的童琇琳却有着坚强的内心，她在同学和朋友圈中以有主见和办事果断著称。这也包括她冒着很多阻力，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日本留学生冲浦秀昭。最终，童琇琳让朋友们看到了童琇琳眼光的准确。冲浦秀昭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他们夫妻的恩爱令人羡慕。当然，这份爱情也使童琇琳这个弱女子冲冠一怒，雇凶杀死了丈夫的仇人而成为罪犯。 在中国读书的留学生冲浦秀昭在与童琇琳结婚不久，就开始表现出他的经商天才。在北京繁华的朝阳区燕莎商场一带，冲浦秀昭发现了商机。因为随着北京国际化都市进程的加快，燕莎商场附近又是很多大使馆聚集的地区，如果在这里开一家日本饭馆肯定能火。他决定借父母的钱在燕莎附近开一个饭店，引进日本料理。 事实证明冲浦秀昭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如果他独立经营，肯定会大获成功，因为10年前北京还很少有日本料理店。但是，他没有想到，问题却出在了他与合伙人的合作上。 冲浦秀昭的合伙人叫唐晓斌，他的祖籍在黑龙江哈尔滨市，但是他出生在北京。因为冲浦秀昭当时是留学生身份，虽然投资了60万元，却只能以只投了20万元的唐晓斌的身份去工商机关注册。1996年11月，冲浦秀昭和唐晓斌合伙，在燕莎商场旁开了一个叫三四郎的日本料理店，用的是唐晓斌的个体执照，冲浦秀昭和唐晓斌各占45％的股份，其他10％的股份给厨师。 冲浦秀昭和唐晓斌虽然私人交情不错，但是冲浦秀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了解毕竟有限，他并不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买卖亲手做，庄稼不托人”。在燕莎的这家店后来因为拆迁关门了，之后，冲浦又和唐晓斌合作在建国门外开了一家店，出资是每人一半。 合伙做生意虽然赚钱，但由于冲浦秀昭一边忙于上学，一边还要分身做生意，自然招来唐晓斌的不满。唐晓斌经常埋怨冲浦秀昭对生意不上心，而冲浦秀昭也开始对唐晓斌不满，他认为唐晓斌紧紧抓住财权，隐瞒经营收入。所以两人在合伙经营了不久就解除了合作关系，但公司解体后，一直没有清算财产。 自从两人的合伙关系解除后，冲浦秀昭一直不停地去找唐晓斌要求清算财产，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钱，以便还给父亲。但因为公司的财产一直掌控在唐晓斌手里，他找了很多理由推脱。无奈之下，冲浦秀昭只好请学过法律的妻子帮忙讨债。童琇琳虽然整理了很多材料，多次找唐晓斌归还丈夫投资的钱，但是这笔糊涂账一直没有算清。不久之后，唐晓斌自己却拿着钱在郊区开办了一家犬舍，引进了一些名贵犬种，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而且还开上了加长的奔驰车，俨然是一副大款的派头。 而冲浦秀昭当初投资的钱是从父亲那里借来的，两人合伙做生意之后，自己的钱却被别人拿着去养狗，而且还死不认账，这使冲浦秀昭痛苦至极，心情极其糟糕。不久之后，郁闷中的冲浦秀昭患上了重病。 冲浦生病之后，童琇琳被日方委托为董事，处理日方的事情，但她却无权干涉饭店的经营。在丈夫病入膏肓到去世前的半年时间里，童琇琳几乎天天都在失眠，她的精神压力太大了，她觉得丈夫之所以生病，都是因为唐晓斌欠他这么多钱不还，丈夫的病是让唐晓斌气出来的。 2002年5月，冲浦秀昭在郁闷中因病去世。临终前，冲浦对妻子童琇琳说：“唐晓斌至今没有还钱，几年过去了，这些钱是父亲资助给我的，我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父亲，这都是唐晓斌带给我的。”丈夫带着遗憾去世了，这在童琇琳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进而把自己丈夫的死都归咎在唐晓斌身上。童琇琳觉得，丈夫死得太冤了，这一切都是唐晓斌造成的。 丈夫的去世是童琇琳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丈夫去世后，童琇琳给他和丈夫共同的警察朋友王江涛打电话诉苦。童琇琳在向王江涛讲述丈夫的临终遗言时气愤地说：“我恨不得找人杀了他！”王江涛也知道冲浦秀昭与唐晓斌之间的经济纠纷，在童琇琳的丈夫去世之前，他也曾多次帮童琇琳找律师想解决这个纠纷，但因为证据不全，很多律师都不愿意接这个官司。加上唐晓斌不是不认账就是逃避，虽然童琇琳曾从唐晓斌那里拿到一点钱，但事情一直没能解决。眼看童琇琳在气头上，王江涛劝慰童琇琳说：“我们都是学法律的，你千万不要做傻事！”深知法律严肃性的童琇琳含泪点了点头。但是，为夫报仇的念头却在童琇琳的心中挥之不去。 朋友的劝阻和她对于法律的了解，使深陷在痛苦之中的童琇琳打消了“雇凶杀人”这个荒唐的念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唐晓斌自己的蛮横，让童琇琳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屠刀。 为夫报仇，30万元请来俄籍杀手 可正当童琇琳要打消“找人报仇”念头的时候，唐晓斌却再次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场合激怒了童琇琳，并最后招致了灾祸。 得知曾经的合作伙伴冲浦秀昭英年早逝，消失很久的唐晓斌还是出现在冲浦秀昭的葬礼上，来最后送别这个曾经的日本朋友。当唐晓斌走到童琇琳面前时，童琇琳本来痛苦的心犹如正在滴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她禁不住对唐晓斌提起丈夫的遗言，并提出要唐晓斌尽快算清当初的账，以便把钱还给在日本的公公婆婆，了却丈夫的遗愿。 随着冲浦秀昭的去世，唐晓斌觉得人死债烂，几年前的那笔账不需要再还了，所以他才会出现在冲浦秀昭的葬礼上，他根本没有想到童琇琳会在葬礼上当众重翻旧账。恼羞成怒的他蛮横地说：“我没有欠你的债，你爱找谁找谁去！” “我的丈夫就是因为你不还钱气死的！今天你还不认账吗？！”童琇琳早已怒火中烧，恨不得上前撕了这个态度蛮横的男人。 “你丈夫死不死与我何干？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欠你们的钱？”说完，唐晓斌甩手而去，留下童琇琳泪眼迷蒙地木然站在那里。就在那一刻，内心充满怨恨的童琇琳决定为丈夫复仇，除掉这个不讲信义的男人。 童琇琳曾经想过很多办法为自己的丈夫讨回公道，但是，熟悉法律的她明白，依靠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自己的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根本打不赢官司。她曾经多次找过律师和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咨询，但是，谁也不能给她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深深的怨恨使童琇琳放弃了一切顾忌。安葬丈夫之后，2002年9月童琇琳再次找到王江涛，因为她知道王江涛不但是丈夫的朋友，更是一个讲义气够哥们的男人，关键时刻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 当童琇琳一字一句地说出“你帮我找人除掉唐晓斌”的要求时，身为警察的王江涛还是吃了一惊。尽管他知道唐晓斌做事的确不够地道，也知道唐晓斌深深伤害了童琇琳和冲浦秀昭这对夫妻。但是，让一个警察去帮忙雇人行凶，深知法律的他还是有所顾忌。 在劝说童琇琳很久之后，王江涛吃惊地发现，这个跟他一样懂法的女人已经铁心要复仇了。在情与法面前，仗义的王江涛最终决定为朋友两肋插刀，帮童琇琳这个可怜又坚强的女人一个忙。但是，话到嘴边王江涛还是明确地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人，这个人跟冲浦秀昭也认识，你们自己谈，就跟我就没有关系了。” 王江涛以为，他只是给朋友牵针引线而已，自己并没有去实施犯罪，所以牵扯不到自己。何况，王江涛给童琇琳引荐的是一个有着俄罗斯背景的朋友，让俄罗斯人帮日本人复仇，怎么也扯不到自己。王江涛这个单纯得有点天真的想法，最终为自己带来了6年牢狱之灾。 王江涛推荐的这个有着俄罗斯背景的人叫吕途。 身为警察的王江涛负责管理一片俄罗斯人聚集的公寓。这一带的俄罗斯人和与俄罗斯人打交道的中国人较多，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来自吉林的年轻人吕途，是王江涛的朋友。32岁的吕途曾在中俄边境做生意，虽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但吕途脑袋灵活，在中俄边境学会俄语后开始做俄语翻译工作。后来他来到北京，因为在北京雅宝路做服装生意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多，慢慢产生了一些债务纠纷，吕途便开了一家专门替外国人讨债的黑公司。吕途在开讨债公司过程中，认识了国内外一些亡命之徒，其中包括后来和他一起杀人的俄罗斯人基多夫根纳季。 王江涛虽然知道吕途的讨债公司没有执照，但仍然经常让吕途配合他的工作。所以，在童琇琳找他帮忙雇凶杀人时，王江涛一下子想到了吕途这个亡命徒。2002年11月的一天，童琇琳再次给王江涛打电话，此时他正与吕途一起，王江涛让童琇琳来找他，就这样童琇琳通过王江涛认识了吕途。童琇琳见到吕途之后，王江涛谨慎地起身说：“你们自己谈吧，我走了。”说完转身离开了他们。 在吕途居住的公寓里，童琇琳把自己想找人杀了唐晓斌的想法跟吕途说了，而且把冲浦秀昭和唐晓斌之间的关系也说了一些。吕途说可以找个俄罗斯的人帮着办这事，并问童琇琳唐晓斌有没有保镖，童琇琳告诉他唐晓斌应该没有保镖。 童琇琳很快跟吕途商量好，以30万元的价格请吕途雇用俄罗斯人基多夫将唐晓斌杀掉。随后，童琇琳就开始筹钱。童琇琳向吕途提供了一张唐晓斌的照片，并告诉吕途一些关于唐晓斌的情况，之后童琇琳支付给吕途21万元人民币，另外，王江涛手里还有童琇琳的1万元美金，童琇琳让让吕途跟王江涛要1万美元凑足30万元人民币。 回国自首，甘愿接受法律制裁 吕途拿到钱后，并没有着急着办事，这让童琇琳有些着急。2002年12月初，童琇琳打电话问吕途什么时间办事，吕途答应说春节前一定办利索。 听到吕途信誓旦旦的承诺，童琇琳于2003年3月放心地去了日本。她想趁吕途杀人之机把日本公公婆婆的事情料理完毕，然后轻松回国自首。但是，童琇琳到日本后，担心自己回国后杳无音信会让公公婆婆担心，就把自己已经花钱找人杀唐晓斌的事向冲浦秀昭的父母和盘托出。 冲浦秀昭的父母一听儿媳竟然出如此下策，他们坚决不同意童琇琳这种做法，狠狠训斥了童琇琳一番，劝童琇琳尽快回国阻止吕途他们。无奈之下，2003年6月童琇琳回北京找到吕途，不让吕途杀唐晓斌了，并要求吕途退还已经给付的“杀人款”。 但是，对于吕途这样的亡命之徒来说，已经到手的钱怎么可以再拿出去呢？吕途信誓旦旦地说：“唐晓斌这种人渣该死，你别管了，我一定给你办好！”眼看不可能从吕途那里要回钱来，余恨未消的童琇琳只好作罢。 在此之后，吕途并没有动手。直到2004年初，童琇琳把吕途约到自己家楼下，再次让吕途还钱，但吕途坚决不还。在整个2004年，童琇琳多次找吕途让他还钱，但吕途每次都说：“你别管了，这种人该杀，我一定会尽快办好的！” 童琇琳知道，向吕途这种人要钱是很难的。童琇琳干脆把吕途给她的单独联系的电话卡扔掉了。她想，既然拿不到钱，就顺其自然吧。 让童琇琳没有想到的是，2004年12月5日深夜，吕途突然给童琇琳打电话，让她下楼见面。在童琇琳楼下，吕途告诉童琇琳说：“唐晓斌死了，用手枪干的，用了6发子弹，放心吧！” 原来，在拿到童琇琳送来的钱后，吕途找到了曾经的生意伙伴基多夫根纳季。这个43岁的基多夫身高超过1.8米，满脸络腮胡，灰白头发，高鼻梁，曾当过兵，身材十分健壮，据吕途称，他在俄罗斯有黑社会背景，经常帮助中国人在俄罗斯追债，也曾经在吕途的雇佣下成功追过债。 从童琇琳的口中，吕途了解到唐晓斌十分喜欢狗，而且还经营着一家犬舍。吕途就在“狗”的身上打起了主意。基多夫因为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也就摇身一变成了“南斯拉夫驻华大使”。为了不引起唐晓斌的怀疑，吕途和基多夫先租了一辆切诺基，又到建国门附近偷了一个使馆的车牌，两人买了铁锤，基多夫还带了手枪。 2004年12月1日下午，吕途和基多夫来到唐晓斌的犬舍。吕途向唐晓斌介绍说：“这位大使要给自己的女朋友挑只好狗。”一听是挑狗，唐晓斌来了兴趣，二话没说就上了吕途的车，驶向远在郊区的犬舍。 唐晓斌坐在车上，不时地和吕途聊天，当车行驶到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工业园一条僻静的土路上时，还在侃侃而谈的唐晓斌突然觉得后脑一阵剧痛，刚才那个风度翩翩的“大使”手中竟拎着一柄铁锤。车停在了路旁，头晕目眩的唐晓斌捂着脑袋趴在地上向二人求饶，可求饶的话还没说完，唐晓斌便被两颗子弹夺去了生命。随后，他们把唐晓斌的尸体扔到了一口排污井里，凶器被扔到了通惠河。 唐晓斌死了！童琇琳这些年尽管矛盾但却期待的复仇计划实现了。她知道，一切该了结了，她最放心不下的是日本的公公婆婆。2004年12月20日，童琇琳去了日本。 刚到日本的12月22日晚上，童琇琳就接到王江涛打来的电话：“你别回来了，吕途被抓了，吕途他们肯定都已经招了你雇凶杀人的事情，警方已经通缉你了，你千万别回来。” 但童琇琳的话语却令王江涛大惑不解：“不行，我一定要回北京去，向警方把事情说清楚，是我做的我一定要敢于担当！作为一个熟悉中国法律的人，我深知法律的神圣！我违犯了法律就要承担！我愿意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童琇琳的话让王江涛诧异不已，但是，王江涛知道，童琇琳既然说得到就一定能够做到，他长叹一声说：“你要是回来，能不能保证不说出我来？” 电话那边也传来一声叹息：“我努力吧，但我不能完全保证！” 2005年3月19日下午3点，童琇琳在日本成田机场内，用公用电话给北京刑侦总队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叫童琇琳，是我雇人杀死了唐晓斌，唐晓斌现在死了，我回北京自首！”随后，童琇琳把自己乘坐的航班和时间都告诉了刑警总队。 2005年3月20日，童琇琳告别了公公婆婆，从日本坐飞机回到北京，和民警一起来到了公安机关。同时，童琇琳主动提出向被害人家属赔偿25万元，她的亲属将钱送到了司法机关。 杀手推诿，是谁开枪杀人成谜团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童琇琳供述了她雇凶杀人的全部情节。在提到她去世的丈夫时，她的眼圈红了。 对于童琇琳雇凶杀人的庭审非常顺利，但对于公诉人指控的吕途和基多夫杀人的指控，在对杀人当天情景的供述中，吕途和基多夫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 吕途称，他们事先买好了铁锤，偷了一个使馆的车牌，枪是基多夫的。当天他们以买狗为由，将唐晓斌约出。在车开到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后，基多夫操起事先准备好的铁锤锤向了唐晓斌头部。见唐晓斌反抗，基多夫操起一把枪将唐晓斌逼下车。“当我下车时，只听到两声枪响，唐晓斌中枪倒下”。当他们将唐晓斌放入后备箱时，听到呻吟声，基多夫又操起铁锤锤了几下。随后，他们将尸体抛在路边污井内。 而基多夫更是当庭否认自己参与杀人。基多夫称那天吕途带他去见生意上的朋友，为显示身份吕途特意偷了一个使馆车牌。在车开到无人的地方，吕途和唐晓斌下车，两人发生争执。他听到两声枪响，就看见唐晓斌倒在地上。他本想帮吕途搬尸体，但吕途拒绝了。而基多夫此前在接受审讯时，曾承认过用铁锤敲打唐晓斌头部等细节。 2005年11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童琇琳雇凶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吕途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基多夫根纳季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附加驱逐出境；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童琇琳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江涛有期徒刑6年。4名被告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5万元。 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被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认为，吕途、基多夫和童琇琳都是共同故意杀人的主犯，按照刑法的规定，吕途和基多夫应判死刑，童琇琳应该是无期徒刑。律师认为，这是一起性质十分恶劣的故意杀人案，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忍。童琇琳出主意，吕途和基多夫经过预谋实施杀人，用铁锤击打唐晓斌但没有致命后，虽然唐晓斌求饶，但二人丧失人性开枪把唐晓斌杀死，最后还要抛尸，整个过程中没有从轻的情节。对此，基多夫指定辩护律师认为，基多夫和吕途没有被判死刑，原因之一是因为法院出于慎杀的原则。至今，是谁开枪射杀唐晓斌也还是个谜。对于具体实施杀人的过程，基多夫和吕途都说是对方干的，又没有其他证据，法院无法查明具体情况，只能认定两人共同实施。出于对死刑施用的慎重，法院不能轻易作出死刑判决。另外，吕途在被抓获后协助警方抓捕了基多夫，而基多夫最终被判处无期以上刑罚，根据刑法规定，吕途属于重大立功表现，应被减轻处罚，所以法院依法适用了无期徒刑。对于法院判决4名被告人赔偿死者家属的35万元，童琇琳家属缴纳了25万元在案，吕途家属缴纳了10万元在案，这都成为童琇琳和吕途被从轻处罚的情节。 一审判决之后，除了童琇琳没有上诉之外，吕途、基多夫和王江涛都对一审法院判决的刑事部分的判决提起了上诉，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也就一审法院的刑事部分的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检察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人吕途有重大立功表现、原审被告人王江涛系从犯的判决意见不准确；吕途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基多夫根纳季的行为不构成重大立功表现，王江涛系从犯的判决意见有误。原判基于吕途有重大立功表现，王江涛系从犯，童琇琳犯罪后自首，且童琇琳和吕途在审判期间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对吕途、童琇琳、王江涛从轻或减轻处罚，量刑畸轻，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支持了第二分院的抗诉意见。 同时就刑事部分被告人上诉、检察院抗诉的情况，一般来说是很少出现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了慎重审理。2006年9月3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吕途、基多夫根纳季、童琇琳、王江涛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的刑事部分判决，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抗诉，驳回吕途、基多夫根纳季、王江涛的上诉，维持原审刑事部分判决。至此，这起轰动全国的中国首例雇佣外籍凶手杀人案尘埃落定。 震撼人心，烈女子知法犯法法也痛 雇凶杀人这样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了，但本案给人最大震撼的不仅仅是警察帮人雇凶，而是学习法律的高材生雇凶杀人后回国自首，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知法犯法的典型案例。 在我们看来，知法犯法不算什么重大新闻，因为我们的“知法者”越来越多，出现一两个知法的法盲在所难免。让人惊讶的是，身为警察的王江涛在同样知法的童琇琳发生民事纠纷时，居然在这起雇凶杀人中起到中介的作用。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知法的童琇琳为什么冒着被判死刑的危险雇凶杀人？因为如果不是童琇琳自首和积极赔偿，她很有可能被处以极刑。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女人冒着明明知道如此危险的结果，花30万元雇凶杀人呢？ 这就颠覆了我们固有的观念，因为通常我们认为警察和专业学习法律的人，在亲属、朋友发生民事纠纷时，应当告诉他们相信法律，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纠纷。那么，是什么让一个懂法的女人和一个作为执法者的警察，都抛弃法律的正当程序，而采取雇凶杀人这种极端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呢？ 我们没有理由指责司法是否畅通，但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司法解决纠纷途径的畅通问题。因为作为知法者，如果知道司法解决纠纷能及时畅通，那么就没有必要用雇凶杀人的极端手段来解决纠纷。 如果再进一步思考，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现越来越多的像被害人唐晓斌这样的赖债不还的人，是不是也与我们司法解决纠纷途径的不畅通有关。一些债务人利用我们司法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心安理得地赖债不还，这反过来又更加剧了司法解决纠纷途径的不畅通。 司法解决纠纷途径的不畅通，导致各种解决纠纷的地下组织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一些地方所谓的“讨债公司”盛行，本案中的被告人吕途就在北京开了一家专门替外国人讨债的黑公司，一些地方更是黑社会介入民间纠纷的解决中来，而且利用这些地下解决纠纷的组织还比较有效，成本更低。作为知法者的童琇琳，之所以会采取一个雇凶杀人的极端手段解决问题，想必与其主观上认为司法解决纠纷途径不畅通，而地下途径解决纠纷来得有效不无关系。 另外，我们不能不谈一下关于童琇琳知法犯法又回国自首的问题。按照常规来说，童琇琳在雇凶杀人后已经逃往国外，按照人们普遍的想法，她可以并且应该藏身于日本或者转移到其他什么国家，以逃避中国法律的制裁。但是，她还是回国了，因为她懂法，她知道中国的法律不会饶恕她，她应该为此承担罪责，因此她在犯罪之后选择了自首。 对于童琇琳这种“有担当”的精神，著名刑事辩护律师钱列阳先生有他独特的见解，他从个人的感情角度而不是律师的角度，对童琇琳为夫报仇后又敢于担当的行为甚为赞赏。钱列阳认为，童琇琳不是法盲，她深知法律的严肃性，知道犯法是要用生命或者自由来承受惩罚的。但是，钱列阳先生认为童琇琳是个刚性女子，她的知法犯法，不但触痛了法律，也触动了我们的人心。 我们无意赞扬一个知法犯法的人，任何人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但是，我们所有的人也许都会遇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或者遇到人生的岔路口需要我们选择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想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此而已！ 第二卷 缱绻与决绝 第三章 汉莎空姐的情场PK 2004年冬天的那场轰动京城的枪击案如果只是一个永远留在肩上的伤疤，北京某电视台女制片人李芝菱，也许会认为这是最好的结局，这样她将不必面对丈夫出轨、丈夫的情人谭虹紫雇凶枪击她的真相。 2003年初，在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当空姐的谭虹紫辞职回国后，准备在北京买一套公寓。在购房过程中，她与自称刚刚离婚的某房地产老总刘江涛产生感情并同居。在一年多的交往过程中，谭虹紫发觉刘江涛除了自己以外，还有个在电视台工作的“情人”。谭虹紫不能容忍刘江涛有一个已经怀孕的情人来瓜分她的感情和即将得手的亿万家产，多次要求刘江涛与李芝菱分手与自己结婚，但刘江涛无法割舍李芝菱，拒绝了谭虹紫。随后，由爱生恨的谭虹紫花10万元雇佣杀手持枪将“情敌”李芝菱击伤。令谭虹紫没有想到的是，李芝菱竟是男友刘江涛的结发妻子。 天上掉“馅饼”，房地产精英遇到回国空姐 在所有人眼里，刘江涛都是典型的成功男士，他是叱咤商海的北京某著名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不但是家财万贯的亿万富翁，还是影响北京房地产行业的风云人物。加上他气度俊雅、为人真诚坦荡，这位叱咤风云的商界豪杰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尊重。 蒸蒸日上的事业和优裕的家庭环境，使他保持着优雅的绅士风度。年届五旬的他看起来格外年轻，像40出头的样子，他的妻子李芝菱更是个多才多艺的女人，从小父母就聘请了多名老师教她琴棋书画。由于身体瘦弱，父母把她推荐给田径教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练就是11年。虽然李芝菱并没有参加她梦想的国际大赛，但是体育锻炼赋予了她先天所没有的健康身体和一拼到底的韧性，使她健康、向上、充满活力和自信。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李芝菱来到北京一家电视台工作，在担任制片人的基础上又做了主持人，主持一挡著名的旅游节目。她是一个天性坦率热情、颇具男儿气概的快乐女孩，自小便迷恋上那种仗剑出行、四海为家的自由生活，不停地行走在路上。 李芝菱比刘江涛整整小20岁，她几乎同时拥有天生丽质和冰雪聪明，是一个温婉可人而且精明干练的事业型女人。两人相亲相爱，令人艳羡。 沉浸在鲜花和掌声中的刘江涛做梦都不会想到，一次与客户的偶遇和交谈，竟然会让春风得意的他陷入桃花劫。 那是2003年的夏天，由刘江涛的房地产公司投资建设的一个高档公寓项目进入销售阶段，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刘江涛忙得不可开交，应付着来来往往的客户。 一天下午，刘江涛正在忙碌着，一位售楼小姐突然带着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子来到刘江涛的办公室。刘江涛明白，来人又是一位希望得到最佳户型的客户。果然，那位年轻靓丽的女子一脸焦急地说：“我非常喜欢你们开发的这个项目，但是我一定要南北通风的户型，但是售楼小姐说已经没有了，您是老总，手里一定掌握着机动的好户型，请您一定帮我一下啊！” 当对方落落大方地坐在刘江涛的老板台前时，刘江涛惊异地发现，这女孩竟然如此美丽动人，身材高挑、言语温婉，显然是受到过特殊的礼仪培养。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女孩说：“你这么肯定我手里有机动户型，而且硬闯到老总的办公室，就不怕我把你请出去或者干脆拒绝你吗？” 女孩笑了起来：“拒绝我？您是这里的老板，您会吗？再说我是你的客户，客户是上帝呢！” 那个女孩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刘江涛，刘江涛也给了女孩一张自己的名片。接过名片的瞬间，女孩惊讶地叫了起来：“天哪，你就是这个项目的老总，大名鼎鼎的刘江涛啊？你可是京城房地产的大鳄啊!我在很多媒体上看到你的名字呢。” 刘江涛笑着点了点头：“如假包换。”女孩显得有些激动，当女孩离开刘江涛办公室的时候，刘江涛也记住了女孩的名字：谭虹紫，原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空姐，刚刚辞职回国，准备在北京买一套公寓。 一贯循规蹈矩的刘江涛虽然身边有一个如花美眷，可那个晚上，他仿佛被什么东西刺激了一下，早已深藏在心底的那种激情开始悄悄骚动了。 几天后，刘江涛接到谭虹紫的电话，她想请刘江涛吃顿饭，以此感谢他购房时的关照。尽管刘江涛业务繁忙，但美女相邀可是天赐良机，他很快就独自开车赶到了她约好的一家酒店。那天，谭虹紫愈发显得楚楚动人。谭虹紫告诉刘江涛，自己在德国汉莎公司当了多年空姐，已经干烦了，索性辞职回国，准备在北京定居。谭虹紫说，她离开北京很久了，以前的朋友联络的也不多，而且自己年龄也不小了，她希望在北京找个成功男士作为终身伴侣。谭虹紫觉得像刘江涛这样的成功男士，一定认识不少优秀的男人，希望得到刘江涛帮助。 早已是神魂颠倒的刘江涛哪有不答应之理？ 那次见面以后，谭虹紫便寻找各种借口给刘江涛打电话，没事两人也常用手机短信聊天，有时候一聊就是半天。他们的短信越来越暧昧，而刘江涛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烈。他时常暗自庆幸，老天真是有眼，送来了一个如此丽人，让他也能像年轻人一样浪漫一番。 尽管刘江涛有一个幸福的家和美貌年轻的妻子，但是随着商海搏击的劳累，渐渐少了新婚时候的激情，婚后李芝菱在刘江涛眼里渐渐失去了以前的妩媚。 就这样，刘江涛和李芝菱两人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富豪之家的温馨，却被回国空姐谭虹紫的突然进入打破了往昔的平静。在见到刘江涛当天，谭虹紫就立即被刘江涛的绅士派头和商界名家的风范所折服。而在刘江涛眼里,谭虹紫比李芝菱更漂亮、更有气质，有着一种受过西方教育洗礼的独特女人味。对于刘江涛而言，他觉得谭虹紫的出现不过是他生活里的一段情感插曲，只是他非常希望这段插曲能更浪漫激情些。 2004年1月的一天下午，谭虹紫打电话给刘江涛说自己心情不好。刘江涛二话没说立即驱车前往。两人吃饭时，谭虹紫对刘江涛说：“对不起！我今天心情不好，就是想找个人陪我坐坐，说说话。”那一刻，刘江涛有些激动，他期盼着某种东西能早日到来。 天色已经很晚了，谭虹紫仍没有离开的意思。刘江涛说：“我送你回家吧。”谭虹紫摇了摇头：“我不想一个人这么早就回去，如果你不介意，咱们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坐会儿。”刘江涛说出了好几个地方，谭虹紫都不想去，最后，刘江涛开着车离开了喧嚣的闹市，把谭虹紫被带到了一处郊外别墅里。刘江涛解释说：“这是为了周末和节假日朋友聚会准备的，我偶尔在这里住两天，今天你就住在这里吧。”谭虹紫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如此豪华的郊外别墅，令见惯了繁华世界的谭虹紫也目瞪口呆。谭虹紫惊讶地问：“这里只是你周末休闲的地方吗？”刘江涛点点头。谭虹紫抚摸着别墅里精美的装饰，自言自语地说：“从小到大，我最佩服的就是有能力的人，从我懂得恋爱时起，我就希望找一个像你这样的成功男人……”说着，她用火辣辣的眼神望着刘江涛，刘江涛顺水推舟地搂住了她…… 迷情偷欢，玩出感情无法抽身 自从有了那层关系以后，两人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约会借口。刘江涛喜欢跟谭虹紫在一起，所有在刘江涛看来毫无生气的东西，在谭虹紫那里都会变得充满情趣。每次约会谭虹紫都要选非常有情调的饭店，先购物，再吃饭，然后去刘江涛的别墅里缠绵。 经常这样高档消费，刘江涛非但没觉得浪费，反而觉得谭虹紫是一个有品味、也敢追求浪漫生活的女人。刘江涛不缺钱，他愿意为谭虹紫花钱，面对谭虹紫的要求，刘江涛从不退缩。谭虹紫的出现，让刘江涛产生了一见如故的亲切和如沐春风的激情，但心甘情愿的谭虹紫并不知道，她不过是充当了刘江涛的情人而已。 2004年秋天，谭虹紫突然提出要和刘江涛结婚，这是一个让刘江涛险些晕倒的要求，虽然他非常喜欢眼前这个女孩，但他还没有不理智到允许一个婚外女人正式出现在自己的家庭中。 刘江涛十分为难地对谭虹紫说：“我现在正是事业最忙的时候，还没时间考虑结婚的问题，再说，我们相亲相爱就足够了，何必用一张婚姻合同来约束我们的感情呢。”谭虹紫眼泪汪汪地说：“你爱我就要给我一个名分，我想为你生一个孩子，再说，你也是奔50岁的人了，这么大的产业也需要继承人啊。” 见谭虹紫哭得梨花带雨的娇怜样子，刘江涛有些心软了，他吞吞吐吐地告诉谭虹紫，自己经历过一些感情的挫折，在认识谭虹紫之前曾经有个在某电视台工作的情人，而且那个情人不小心怀上了自己的孩子，所以现在需要处理好与前任情人的关系之后，才可以与谭虹紫谈婚论嫁，他不能因为夹在两个女人之间毁了自己的前途。 “你是怕孩子毁了你的家吧。”谭虹紫一听刘江涛在外面还有一个藕断丝连的“情人”，她禁不住生气地大叫。 而刘江涛却私下里认为，家是家，老婆是老婆，情人是情人。自己有情人并不等于就不爱自己的妻子，他既舍不得妻子李芝菱，又放不下情人谭虹紫。只是李芝菱和谭虹紫对他而言，一个是红玫瑰，一个是白玫瑰，两个他都不想丢。所以在谭虹紫提出结婚时，他只好把妻子李芝菱说成是自己的前任女友，希望谭虹紫能够知难而退。但刘江涛没有想到，谭虹紫已经决心抓住他这个超级“钻石王老五”，最后谭虹紫问刘江涛：“以后你能不能与李芝菱断绝来往？”刘江涛无言以对，谭虹紫掉头而去。 赌气离开刘江涛之后，谭虹紫又懊悔不已，她意识到，自己把全部的爱和下半生的幸福都寄托在刘江涛身上，为了得到的妻子名分，目前可以暂时忍受屈辱。毕竟，像刘江涛这样的超级金龟婿，在北京城里也找不到几个。她想到李芝菱只不过是刘江涛的情人，而且是前任情人，顿时释然了，自己从外表和阅历都应该比刘江涛的前任情人有优势，她有把握把刘江涛从李芝菱身边夺走。 想到这些，谭虹紫转身再次来到刘江涛身边，哀哀地乞求刘江涛原谅她。怜香惜玉的刘江涛的心软了，谭虹紫再次申明，只有自己与刘江涛的爱情才是真爱，她要刘江涛与李芝菱一刀两断，刘江涛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可是，刘江涛的这些话不过是情场上的甜言蜜语而已，他并没有真的要与李芝菱分手。但沉浸在谭虹紫的温柔乡里，刘江涛确实有些乐不思蜀。 而此时，谭虹紫却加紧了对刘江涛的爱情攻势。谭虹紫搂着刘江涛说：“自从爱上你之后，我再也没有办法离开你了，我心甘情愿跟着你，你不要担心别的。只要你愿意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我可以放弃一切跟随你浪迹天涯……”每每走出与谭虹紫的爱巢，刘江涛就觉得他是人世间最快乐的人。 刘江涛这边风流快乐，可是忙于工作和把精力投入腹中胎儿的李芝菱却茫然不知。即使这样，刘江涛“前任情人”怀孕的阴影，始终在谭虹紫的心底挥之不去。之后，谭虹紫开始偷偷注意刘江涛的手机通话号码，看他是否经常与李芝菱通话。 有一次，刘江涛到电视台去接李芝菱，谭虹紫知道以后，她尾随其后跟着刘江涛的车来到电视台，悄悄记下了李芝菱的长相和她的宝马车车号。此后，她摸清了李芝菱上下班的情况和停车的地点，掌握了李芝菱的动向。 谭虹紫不会心甘情愿地位居于李芝菱的“阴影”之下，她不甘心仅仅当个情人，他需要刘江涛给她一个名分。她觉得，刘江涛之所以不答应跟自己结婚，完全是李芝菱这个女人造成的，她从心底里恨透了李芝菱。 危机四伏，这场爱情屠杀捍卫了谁 谭虹紫知道，刘江涛穿梭于自己和李芝菱之间，只有李芝菱离开刘江涛，自己的一切才可以得逞。为此，每次想到李芝菱，谭虹紫都苦恼不已、伤心好久，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郁闷半天。 谭虹紫把自己下半生幸福寄托在刘江涛身上，她开始琢磨怎样让李芝菱远离刘江涛。有了这个想法后，她开始四处寻找打手，很快，他与一些要钱不要命的人有了交道。 谭虹紫之所以恨李芝菱，是因为她忍辱负重做了一年多的情人却一无所有，她很想让刘江涛与李芝菱分手以后再娶自己，可是刘江涛却说自己已经够对不起李芝菱了，他要谭虹紫不要妄想。谭虹紫无计可施，想到了李芝菱的自尊与傲气，她想通过找打手打伤李芝菱让她主动退出。 2004年10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谭虹紫认识了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崔小松，身材瘦小的他除了一身没有任何思想的肌肉之外，就剩下一副为了钱什么都敢干的“侠肝义胆”了。当谭虹紫提出请崔小松吃饭时，崔小松禁不住自惭形秽又受宠若惊。而谭虹紫在饭桌上，却令人意外地向崔小松敞开了心扉，主动聊起了自己的家庭。谭虹紫更伤心地说：“我男朋友在外面有一个女人，还怀孕了，将来肯定会跟我争夺财产的。我恨死那个坏女人了，恨不得找几个人杀了他们！” 听谭虹紫这样说，酒后也有几分醉意的崔小松拍着胸脯说：“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我可以搞到枪，对付一个女人绝对没问题。” 谭虹紫原本只是口头上说说气话而已，但在崔小松满口答应下来之后，她也觉得即使不杀李芝菱，找人收拾一下这个坏女人，她也许就会离开刘江涛。这样一想，谭虹紫也就坦然了。她对崔小松说：“我给你出10万元，事后你就拿着钱离开北京。” 过了几天，崔小松果然打电话告诉谭虹紫，他已经搞到一把土制手枪，一定会把事情办好。谭虹紫是个急性子的人，2004年11月12日下午，谭虹紫开车拉着崔小松一起，来到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西路某传媒公司的院内，等待李芝菱的出现。 下午6时30分，已经怀孕5个月的李芝菱从楼上下来，到院内取自己的宝马车。当她走到自己的车边时，站在不远处的崔小松朝她喊了一声：“你过来一下。” 由于天已经黑了，李芝菱没有看清崔小松的脸，但是从体貌特征上看不像熟人，所以李芝菱只是站着没动。崔小松又喊了一声：“你的车牌掉了。”李芝菱下意识地低头查看，就在这时，崔小松掏出了手枪朝着李芝菱扣动了扳机。 好在当时李芝菱因为低头查看车牌，身体稍稍倾斜，重心也略微下移，这一枪只打到了她的右肩。枪响之后，周围的人立即跑了过来，崔小松迅速逃离现场，心惊胆战地坐着谭虹紫的车跑了。 李芝菱被枪击之后，她的家属闻讯后急忙赶到，并送李芝菱到医院就诊。医生经过初步检查，发现李芝菱被击中的部位在右肩，伤口较深，离神经血管非常近，边缘还有灼伤。 李芝菱是位勇敢的女性，她把整个心思都放在了肚里的孩子身上，为了不影响胎儿，李芝菱要求等孩子生下后再取出子弹。她强忍着疼痛，救治时不愿拍片，没有接受麻醉就缝合了伤口。甚至连医生提出可以给其盖上防辐射的铅衣，她都不接受，生怕对胎儿影响不好。当晚10点左右，李芝菱出院回家。 做贼心虚的崔小松知道自己闯下了天大的祸，他连夜乘车逃往浙江温州。案发后，警方侦查获得线索，崔某隐匿在浙江温州境内。 李芝菱被枪击后，北京警方通过走访，最后确定谭虹紫有雇凶的作案嫌疑。2005年3月22日，浙江温州警方在排查当中发现崔小松行踪，3月24日下午，崔小松被布控的警方抓获。经审讯，崔小松交代，谭虹紫拿出10万元雇他枪击李芝菱，他受谭虹紫指使，带着土制的手枪枪击李芝菱后逃到浙江瑞安。之后，崔小松被押解回京。 很快，谭虹紫和崔小松被起诉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由于涉及隐私，法院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在法院审理期间，谭虹紫和她的家人积极交纳了赔偿金3万元，但是，李芝菱却主动放弃了赔偿要求。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谭虹紫和崔小松有期徒刑3年。 案发后，李芝菱已经生下孩子，体内的子弹也已取出。而刘江涛也为自己的出轨后悔不已，他沉痛地说：“残酷的现实给我上了沉重的一课，玫瑰虽香艳迷人，但那温柔的毒刺却会置人于死地……” 第二卷 缱绻与决绝 第五章 招徕情色的网上“会所” 大学生吴代毅本以为通过在网上开办“会所”进行骗财骗色，上当的女孩不会报警，却没想到自己成为中国第一个利用网络招徕色情服务进行诈骗的犯罪者。而他骗财骗色之后却明目张胆地用做爱录像进行敲诈勒索，更是匪夷所思。 2006年3月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奇特的在校大学生诈骗勒索案件。在众多骗财骗色的案件中，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学院大学生吴代毅的手段并不高明，但却别具特色。这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竟然公开以在网上开办“会所”，招徕在校大学生从事色情服务的名义，不但骗取了大学生们的钱财，还以“特殊面试”的名义骗色，并拍摄了女大学生照片和做爱录像，对受害女大学生进行敲诈勒索。被判刑后，吴代毅竟然说：“这是一个浮躁的社会，很多人都在寻找获得财富的捷径，我就是利用了她们的这个想法。” 吴代毅不过是一只小苍蝇，那么，是什么让女大学生成为“有缝的蛋”？ 屡遭挫折，老天为什么和我过不去 1980年5月，吴代毅出生在福建省建瓯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所以他们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学习一直拔尖的吴代毅身上。从小父母总是不停地提醒他：“孩子，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出人头地啊！” 为了供养吴代毅读书，父母起早贪黑辛苦劳作。老实听话的吴代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从不打架，为此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1999年7月，争气的吴代毅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学院，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要知道民航系统可是一个香饽饽啊，高兴之余父母又开始发愁，这学费也是“一级”的贵。 开学前，吴代毅独自一人带着父母东拼西凑的学费从福建千里迢迢的来到天津。同学当中有不少父母都是民航部门的，家境优越，出手大方，有的甚至开车来上课，而吴代毅却需要助学贷款才能维持日常生活。穿最便宜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这种强烈的贫富差异深深刺激了吴代毅那颗自卑的心。 内心不平静的吴代毅只有埋头于知识的海洋时才能感受到一丝宁静和安详，付出总会得到回报，吴代毅的成绩一直不错，这也是让自己欣慰的地方。老师发现吴代毅身上具有山里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于是让他做了学生干部，吴代毅的自信逐渐在学习和生活中恢复，命运之神似乎开始垂青吴代毅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在一次体检中吴代毅被查出患有乙肝，消息传开，周围的同学立刻退避三舍，见了他就像见了瘟神一样。愤怒的吴代毅在空荡荡的宿舍里疯狂地捶打着墙壁，嘴里咆哮着：“老天，你为什么这么和我过不去啊！？” 很快，系里的老师找到吴代毅，双方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校方希望吴代毅能休学治病，只要病好了，随时都欢迎回来。吴代毅听后，痛苦地说：“我想把书读完，我也想治病，可是，可是我哪有那么多钱来治病啊。老师，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吧，我会很注意隔离自己的。”老师虽然也很同情吴代毅的遭遇，但是为了众多学生身体的健康，吴代毅只能含泪离开了学校。 2002年春节之后，吴代毅从老家来到天津，因为肝炎的原因他不能在学校里上课，但他又不忍心告诉自己的父母。来到天津后，吴代毅离开学校在天津市东丽区租了一个小房子，开始打工挣钱治病。性格内向的吴代毅并没有多少朋友，工作之余，他便泡在网吧里上网聊天。在网络虚拟的世界里，吴代毅觉得自己好像获得了新生，所有的烦恼和压力都被抛到了爪哇国。 后来父母还是知道了吴代毅患病的情况，为了儿子的前途，他们一咬牙把自家的房子卖掉，把吴代毅送到医院治病。整整休学一年半之后，吴代毅再次回到学校就读，他本来是99级的学生，回校后只好并入2001级上课。但勤奋的他并没有落下功课，而且在班上的成绩仍然名列前茅，并且，吴代毅还赢得了女生谭亚红的芳心。 2005年年初，即将本科毕业的吴代毅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7月份毕业后找份工作，要么继续攻读研究生学历。很显然，吴代毅第一个选择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要在民航系统找一份工作，首先需要体检，吴代毅曾经得过肝炎，他知道自己体检肯定不合格。所以吴代毅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保送读研究生上，而且据可靠消息，学校已经把吴代毅列为重点的保送研究生的候选人之一。但是，2005年3月，学校保送研究生的名单下来了，吴代毅榜上无名，他内心更加愤懑，认为有人顶替了自己的名额。 吴代毅独自一个人扛着这些痛苦，他不敢告诉家里的父母，怕他们受不了打击。 初骗得手，虚假网上会所骗了女大学生 失意的吴代毅沉迷于网络中越陷越深，而与他同级的大学同学都忙着毕业找工作。女友梁亚红也在北京的一家大公司当了秘书，她常常劝吴代毅说：“代毅，你也老大不小了，别整天玩，找个好工作，然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吧！”吴代毅也想振作起来找个好工作，可是这时候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能找个什么像样的工作啊。 而女友在北京工作后，身边不乏优秀男人的追求，加上吴代毅不在北京，整天游手好闲，渐渐地与他若即若离。吴代毅着急上火隔三差五地往北京跑，却依然挡不住在女友心中地位的下滑趋势。 吴代毅知道，所有的人瞧不起他，正是因为自己既没有钱也没有社会地位。尤其要命的是自己的肝炎一直没有好利索，如果体检肯定不过关，吴代毅能够想到的唯一办法是贿赂体检医生让自己蒙混过关，但是，吴代毅手里哪有钱啊，为了给吴代毅上学和治病，家里已经把房子都卖了。 而此时，吴代毅几乎连在天津租住房子的房租都交不起了。为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吴代毅不停地在网上发求职帖子，也经常上网聊天，因为在学校的网吧里上网是不要钱的。 2005年3月的一天深夜，吴代毅正在一个网络聊天室里聊天，突然在他的聊天窗口里打出的一则小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本人在私人会所里担任业务经理助理，现因义务需要现向社会募集特殊人才，男公关先生形象佳谈吐好，具有自信心，做过者优先考虑。小姐形象谈吐好，有客源有30%提成，另有3000/月车贴。在校大学生优先，月薪2~3万元。有意者带好个人身份证速来面谈。可兼职。有意电询张先生（不是美女帅哥勿扰）” 在网络聊天室里，这种司空见惯的色情广告比比皆是，但是这一次却让吴代毅看到了无限“商机”。吴代毅浏览网页时经常看到一些年轻的女孩跟网友见面时被骗财骗色的报道，也发现网上有一种类似“会所”的高级卖淫组织方式，以“高额回报”怂恿女子“入会”，然后以银行卡支付费用并收取“年费”。再联想到聊天室里的那些小广告，吴代毅的脑海里渐渐浮出了一个“完美”的行骗计划。 为了计划的万无一失，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测，吴代毅甚至冒充应聘者打电话进行试探，结果都差不多：先交照片，再交钱办会员卡，然后面试。吴代毅的思路逐渐清晰了，他决定把计划的目标锁定在高校女大学生身上，他认为现在的就业形势很紧张，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多的是，而女生有的比较单纯好骗，有的为了钱什么都干。 2005年3月的一天中午，刚刚从北京某大学毕业的北京女孩小云正在QQ里和同学聊得热火朝天，突然一个叫“北京儒雅帅商”的陌生人将小云加为好友，并问候道：“你好，聊聊好吗？”小云也没有拒绝，两个人很快聊了起来，他们聊到中外流行音乐，聊到了各自的学历及其爱好。 交谈中小云感到这个“北京儒雅帅商”不仅善解人意，而且字里行间跳动着历练和沧桑。当小云得知对方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总”时，崇敬之心顿起，小云不禁向“北京儒雅帅商”抱怨起了现在工作不好找，自己马上要毕业了还没找到工作。善解人意的“北京儒雅帅商”马上说：“我现在正洽谈项目，需招聘公关人员，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到我公司来工作，报酬很丰厚的。” 小云没想到天上真掉下了馅饼，单纯的她马上就相信了，问：“你们公司有什么招聘条件？不知道我符合不符合。”儒商说：“我们没有特别的要求，关键是形象要好，气质高雅，公关接触的都是有头有脸的成功人士，档次不能太低，所以我们要求必须是大学毕业生。月薪6000元以上，小费算自己的。” 小云正不知说什么好时，“北京儒雅帅商”留言说：“我下午还要开会，平时我都没时间上网，今天真是缘分啊，认识你我很高兴，当然也欢迎你加盟我公司，这样吧，如果你考虑好了，就给我的助手吴飞打电话，具体事情你们再谈，就说是我让你给他打电话的。”说完，北京儒雅帅商潇洒地送了一朵网络玫瑰给小云，离线而去。 小云愣了半天，看着QQ上的玫瑰和那一串电话号码，她觉得自己像在做梦又像是做了一回灰姑娘。而网络的另一端，吴代毅正暗自庆幸刚才自己的表演还不错，但他还拿不准小云到底会不会打电话给他。 吴代毅就像一个性能颇佳的搜索引擎，在茫茫的网海里搜索着一条又一条美人鱼。当天下午三点多，吴代毅的手机响了，心脏一阵狂跳的吴代毅赶紧冲出网吧，找到一个角落，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然后接通电话。 “喂，你好！是吴飞先生吗？”一个温柔的女声传了过来，小云终于打电话来了。 吴代毅压抑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说：“哦？你是小云小姐吧。我们老总已经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了。我现在天津出差，后天才回北京。后天下午我在珠海驻京办事处招待所，你过来和我见见面，咱们详细谈谈。”小云答应了。 第三天下午，小云来到招待所见到了这位所谓的“助手吴飞”，也就是吴代毅本人。吴代毅将子虚乌有的公司胡吹海侃了一通，小云当即对这个公司的实力深信不疑，暗自庆幸自己运气好。正当小云做梦的时候，吴代毅对她说：“我觉得你的形象气质都不错，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工作，更何况你还是我们老总推荐的人。为了以后发放薪水方便，你得办一个银行卡给我。你要没事的话，现在就去办吧。” 小云屁颠屁颠地赶紧出去办卡，办完后将卡交给了吴代毅，吴代毅问：“密码是多少？”小云老老实实地说了。吴代毅见时间差不多了，就对小云说：“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对了，我的手机没电了，能不能把你的手机借给我用用，明天我还给你。咱们以后就是同事了，你相信我，再说是老总找我，你们还认识，有什么不放心的。”小云拿出手机，还有点犹豫不知该不该给他，吴代毅一把抢过手机，向外走去，说：“再见，等我电话啊。” 吴代毅离开招待所后，心里一阵窃喜，他没想到事情竟然进行得如此顺利，看来这些大学生真是头脑简单得可以。第二天，吴代毅在QQ上又以“北京儒雅帅商”的身份出现，告诉小云往卡里存钱，这是必要的手续费。小云往卡里存了2500元。 后来小云几次打电话找吴飞时，发现他的手机号已经是一个空号。不祥之感顿时笼罩着小云，小云赶紧跑到银行查询账号，发现卡里的钱已经被提取干净。 吴代毅利用相同的方法先后又诈骗了几个女大学生，在获得甜头后，吴代毅决定玩点更高级的“游戏”。 特殊面试，艺术女孩被骗财骗色 吴代毅在自己的QQ好友中寻觅着下一个目标，2005年4月，他把目标锁定在了一个叫胡晓蝶的女孩子身上。胡晓蝶是北京某著名艺术学院学习表演的大学生，从小就喜欢看影视剧，并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走上银屏，实现儿时的梦想。她从外地考上北京的大学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拥有苗条身材的她，更加迫切地希望愿望成为现实。 胡晓蝶经常穿梭于各电影制片厂，希望有哪个导演能挑中自己，她还经常参加各种选秀活动，但常常被刷下来，每当失败的时候，晓蝶都拿超女们来鼓励自己。 吴代毅早在2005年3月的时候就和胡晓蝶成为了QQ好友，为了方便“工作”，吴代毅有好几个QQ号，和胡晓蝶聊天用的QQ名是“芭芭拉”，吴代毅扮演了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私企女老板。“芭芭拉”和胡晓蝶在QQ上俨然成了一对忘年交。 2005年4月8日，晓蝶告诉“芭芭拉”自己出去试镜又没成功。芭芭拉说：“你忘了以前我跟你说过的吗？现在要想混得好，背后没有人怎么行？尤其是女明星，几个没人捧。”晓蝶说：“我知道，可是我也不认识那些人啊。” 芭芭拉神秘地送上一杯咖啡的图片，告诉胡晓蝶说：“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认识你想认识的人——会所。我们这个会所专门针对成功人士，会员的资产都在千万以上，你要是能到这个会所来，不但钱挣得多，你要是会来事的话，找个人捧你出名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晓蝶看着这些文字，沉默了，也有点动心了，但是也有一点犹豫，她敲出一行字：“是不是还有特殊服务啊？” 吴代毅明白胡晓蝶动心了，继续说：“我们这个会所对女孩子要求特别高，要的都是极品女孩，不但要长得漂亮还要高学历。我们的服务都是在私人别墅里，也有性方面的，这得看客人的要求。我们这个会所是绝对安全的，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会所的存在，只有那些顶级人士才知道，而且我们幕后老板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的人物。一般女孩想来还进不来呢，要不是看你和我的交情，我才懒得告诉你呢。对了，你也不要和别人说啊！” 胡晓蝶没有想到传说中的会所竟然让自己遇到了，她相信这个芭芭拉的话，但是自己去不去还得想想。芭芭拉欲擒故纵地说：“你这个丫头，跟你磨了半天嘴皮子还犹豫，你自己看着办吧。一会有个名人来，我得招呼他去，没功夫和你瞎聊。你要是愿意就打开视频，让我看看你长得够格不够格。” 胡晓蝶担心自己会失去这个“贵人”，赶快接通摄像头，出现在视频上的果然是一个美貌绝伦的漂亮女孩，吴代毅两眼直冒火，恨不得一口吞了她。 吴代毅将晓蝶夸了一顿说：“女孩在我们会所里，主要是陪吃陪喝陪玩，愿意的话也陪床。除了保底工资外，小费也不用上交。每个女孩平均每月都挣万元以上。会所不挣你们的钱，只是你办会员卡时需要交钱，等接客的次数够了后再交钱办卡。你留下你的手机号，我让助手小吴和你联系。” 下线后，吴代毅马上给晓蝶发短信确认，然后接通电话和晓蝶聊了起来：“你要想挣大钱的话，不上床是不可能的。有几个男人能当柳下惠，而且有了性接触也容易和客人拉近距离。你和我见面时，我会考察你这方面的，看你合不合格。”晓蝶沉默着没有说话。吴代毅继续说道：“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会所要求把过程录下来，领导要审查，并且还要拍数码照片给客人看。” 胡晓蝶终于决定迎接这次特殊的“面试”，吴代毅让晓蝶在她学校附近的一家宾馆订好房间，并且带上摄像机和数码相机。 2005年4月10日上午，吴代毅早早就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某宾馆附近。中午，一个高挑靓丽的女孩走进了旅馆，吴代毅尾随着她进了那个预定的房间，便出去转悠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后，吴代毅敲响了房门。 介绍完入会的情况后，晓蝶没有推脱便到浴室做准备去了，身裹浴巾的她如同出水芙蓉，吴代毅不禁心跳加速，如恶狼扑食般扑了上去。当然，吴代毅没有忘记用晓蝶的摄像机录了一段做爱情节，并且用晓蝶的手机拍了很多裸体相片。 吴代毅一边把玩着数码相机一边说：“你要留点钱，我回去给你办会员卡。另外，摄像机和手机我得带回去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做一些后期处理。”晓蝶没有怀疑他的话，留下了1000元钱。 第二天，吴代毅又让晓蝶往一个账户汇款，晓蝶又汇了1000余元。过了几天，吴代毅在QQ上给晓蝶留言：明天上午马上往这张卡上打3万元钱，不许报警，否则我就将你的录像和照片公布到你学校去。 胡晓蝶这才明白自己吃了哑巴亏，她没有给吴代毅打钱，但她却也没报警。而吴代毅立即把胡晓蝶的数码摄像机和笔记本电脑送进典当行，当了3150元。 疯狂勒索，小苍蝇为何专盯“有缝的蛋” 得手的吴代毅不禁佩服起自己的“智慧”来，当他确认那些被骗的女孩碍于名声等因素一般不会报警时，决定继续玩下去，但他没有想到却把自己玩进了监狱。 2005年4月20日，吴代毅又给胡晓蝶打电话，开口要价10万元，否则就把做爱的录像资料发到胡晓蝶的老师和同学那里，但是胡晓蝶并没有答应给他钱。 吴代毅却不依不饶了，之后，吴代毅从骗来的胡晓蝶的手机里查到她老家的电话，气急败坏的吴代毅把电话打给胡晓蝶的父亲说：“你准备点钱，有事问你女儿”。 胡晓蝶的父亲摸不着头脑，连忙打电话给女儿，在父亲的严厉追问下，精神萎靡的胡晓蝶才将被骗财骗色的过程告诉父亲，又惊又气的父亲考虑再三，连忙赶赴北京，带着胡晓蝶报了警。 吴代毅见胡晓蝶始终没有给他钱，也有点灰心了，他担心节外生枝，也不敢再继续纠缠胡晓蝶。 2005年4月27日，吴代毅从北京回到天津，他又开始上网钓鱼了，这次钓到的女孩叫“姗姗来迟”。这个女孩好像很缺钱，主动要求尽快见面，丝毫不忌讳性服务。就在吴代毅浮想联翩和女孩聊得起劲时，网吧里出现了几个警察，将吴代毅抓获。 被捕后，吴代毅对自己骗财骗色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是，吴代毅供述的多起诈骗案件，因为当事人使用的多是化名无法查找，即使查找到的当事人，很多都对被骗的事实矢口否认。经过警方的多方调查，最后只能确认吴代毅4起诈骗事实。 2006年3月6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吴代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事实，多次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并以公布他人隐私相要挟，勒索他人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已分别构成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依法应予刑事处罚。被告人吴代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 庭审结束后，面对记者的采访，吴代毅把作案动机归结于他受到的所谓“社会歧视”，导致心理失衡“我其实本来不想骗她们钱，但我把她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有一种自我价值认可的满足感，我觉得我智商比她们高。”吴代毅冷笑着说：“这是一个浮躁的社会。很多人都在寻找获得财富的捷径，我就是利用了她们的这个想法。” 吴代毅被判刑了，得到了法律的惩罚，无疑大快人心。吴代毅不过是一只小苍蝇，可那些受害的女大学生在让人产生怜悯同情的同时不免让人心生恨意，大学生们成了被吴代毅之类苍蝇叮住的“有缝的蛋”！ 让人叹息的是这几位在校女生，明知或至少料到所谓的“会所女郎”含有色情服务时，却“毅然”前往应聘，这种现象说明个别女生在价值取向问题上出现偏差。对于这些女生来说，只要能够获得较为丰厚的物质回报，那么以性作交易就不是一个羞于启齿的话题。 到底是什么让这些正处于最美好时期的女大学生成了歹徒叮死的“无缝的蛋”？是贫穷吗？显然不是，连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脑都有的大学生能算贫穷吗？这几位女生并不缺钱，她们在学生中也至少是“中产阶级”，否则她们上当时又怎么能动辄给骗子成百上千元或者高档手机、数码相机呢？这些女孩的人生观让人难免困惑不解。 近几年来，北京法院系统审理了大量女网友被骗财骗色的案件，而那些被骗后选择忍气吞声的更不在少数。但她们大多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聊天室的常客，不知这些年轻的女大学生在这里到底能得到什么；二是没有起码的辨别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三是经不起各种诱惑尤其是物质诱惑；四是缺乏珍爱自己的传统道德修养。 我们在谴责吴代毅之流的同时，还应该提醒那些为了金钱而不惜卖身的女孩，为了减少“有缝的蛋”的“产出”，还是应该从自身修养做起，否则可能会产生不只被勒索的可怕后果！ 但是最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一味责备犯错的女孩们，而是要想想为什么犯错的女孩会有这样的选择？只有拉直了问号，吴代毅这样的人才能绝迹，才能还世界一个清明。 第二卷 缱绻与决绝 第六章 骗财色的湖南“特工” 湖南岳阳超级老骗子易沅湘诈骗的嗜好堪称绝顶，年过5旬的他竟然冒充29岁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身高1.60米竟敢自称1.80米，他所编造的一些骗局与詹姆士邦德在“007”电影中的剧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他轻易骗取了22岁的北京时尚女孩陈笑漪的贞操和金钱，直到陈笑漪的亲友识破后将他抓获，这位“中国安全部特工”才露出本来面目。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6年有期徒刑时，这位“国家安全部长助理”已经因为诈骗4度入狱了。 网上情缘，北京女孩遭遇“神秘特工” 51岁的湖南无业游民易沅湘绝对是中国诈骗行业屡骗屡败的典范，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男人的一生几乎全是伴随着“诈骗”和“监狱”这两个词度过的。1980年2月，27岁的易沅湘因诈骗罪被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出狱没几天他又重操旧业，1984年3月因招摇撞骗和诈骗罪被湖南省汨罗县人民法院判处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第二次出狱没过多久，1996年8月再披囚衣，还是因诈骗罪被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判处6年有期徒刑，直到2001年5月17日被释放。 先后3次因招摇撞骗和诈骗被判刑，3次刑期加起来整整18年。三进宫之后的易沅湘已经年近5旬，鬓发斑白，应该长点记性安安稳稳过日子了。但刑满释放后他却不思悔改，依然执著地诈骗下去，而且他摆脱了以往传统的诈骗手段，玩起高科技，在网络上开始了他新一轮的诈骗，从骗财到骗色，从湖南骗进北京。 易沅湘第三次出狱后，因为他在湖南岳阳当地是个臭名昭著的大骗子，所有的人都躲避着他，没人再上当，他在当地行骗已经很难了。好逸恶劳的易沅湘没有行骗的土壤，他的生活过得单调、贫穷、难以为继。 一个偶然的机会，易沅湘接触了网络。在网络聊天的世界里，“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种虚拟的人际交往方式，跟易沅湘熟悉的诈骗方式一样，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而且还有一般诈骗所没有的广泛性。所以，易沅湘一下子迷恋上了网络聊天，并很快熟悉起来。从此之后，这个年已5旬的老男人整天跟10多岁的中学生一起，混迹于街边的网吧，经常一聊就是一个通宵。 2004年3月底的一个晚上，易沅湘突然闯入一个北京网友聚集的聊天网站，在网络聊天室里，他跟一个叫“清纯玉女”的网友搭上了话。两个人很快聊了起来，他们聊到山水名胜、个人爱好。交谈中，易沅湘感到这个“清纯玉女”不仅善解人意，而且字里行间跳动着善良和单纯。当他得知对方只有22岁，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时，为了骗取“清纯玉女”的信任，易沅湘自称29岁，名牌大学法律专业毕业。他还在网上跟“清纯玉女”大谈特谈法律，其实，易沅湘的那点法律知识是他长期牢狱生活中积累下来的。但是，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足以让“清纯玉女”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随着话题的深入，“清纯玉女”忍不住索要了易沅湘QQ号，易沅湘QQ上的名字是“神探亨特”，这更让“清纯玉女”备感神秘。当“清纯玉女”询问易沅湘的身份时，他卖关子说：“我的职业是国家机密，无可奉告！”说完，就下线了。 第二天晚上，易沅湘再次准时来到网吧，当他打开QQ时，他惊喜的发现“清纯玉女”已经在那里等了他好久了，他马上点击“清纯玉女”的窗口，两个人像老朋友一样侃侃而谈起来。 “清纯玉女”的出现给易沅湘平淡乏味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甚至是一种骚动。每天他都在等待晚上跟“清纯玉女”的网上聊天，每次倾心交谈之后，易沅湘都会兴奋很久。两人在网上只要一“碰面”，就会聊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几天之后，“清纯玉女”告诉易沅湘，她的真名叫陈笑漪，是个22岁的北京女孩，刚刚从北京某大学毕业，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平时喜欢上网聊天。色迷迷的易沅湘还装作不经意地询问了陈笑漪的身高、体重，当他听到陈笑漪身高1.65米，体重50公斤时，并对自己的外表充满自信时，禁不住心猿意马起来。 陈笑漪介绍完自己后，随即询问易沅湘的情况。易沅湘告诉陈笑漪说：“我的身份是绝密，我告诉你，但是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是担负着特殊任务的国家安全部特工，现在正在湖南岳阳执行重要任务，我的真实身份是‘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至于个人的自然状况，易沅湘胡诌说自己真名叫徐锋，28岁，身高1.80米，长相英俊潇洒，毕业于名牌大学法学院，爸爸是高干，母亲是个大老板，在深圳有数亿元的存款。 帅哥、特工、部长助理、高干子弟、家产亿万，当这些词汇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单纯的陈笑漪眼前，她兴奋得不能自已，天啊！这样的情节只有在电影中才会出现，今天竟然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跟网上这个“年轻的特工”聊天时，陈笑漪表现出了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崇拜。那天晚上，陈笑漪久久不肯下线，跟“神探亨特”聊了很久很久。 陈笑漪是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因为没有工作无所事事，正处于人生中的情感低潮。在网上遭遇易沅湘后，陈笑漪心想，缘分可能来了。因为她从小就对警察非常崇拜，比她大6岁的“徐锋”也正合她的心意。于是，在聊天的时候，陈笑漪试着向“徐锋”抛出了绣球，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心。 此时，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徐锋”终于向陈笑漪袒露心意：“很高兴认识你，从你的话语中我感到你是真诚的，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跟你交往，尽管我出生于一个高干家庭，母亲在深圳有几亿元的财产让我去继承，但为了国家的使命，我甘于平淡，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为了事业耽误了自己的婚事，至今单身一人。但愿我们从此相识相知，等完成任务后，我回北京后一定与你联系。” 天啊，这个“徐锋”不但是一名神秘特工，而且是个钻石王老五，这样优秀的男人简直是万里挑一啊！陈笑漪内心的涟漪在一瞬间变成了痴情的狂澜巨浪，爱情的潮水一波一波撞击着陈笑漪的心。 在2004年4月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陈笑漪情不自禁地坠入了情网。她不但把自己手机告诉了“徐锋”，还把自己最好的照片通QQ发送给自己的心上人。而易沅湘看到陈笑漪的照片后，禁不住惊为天人，照片上的陈笑漪清纯靓丽、楚楚动人。易沅湘心旌动摇起来：如果能够把这个小尤物骗到岳阳，有一番肌肤之亲，也就不枉此生了。 骗人可是易沅湘随手拈来的手段。一天晚上聊天之后，易沅湘给陈笑漪打来电话说：“你对我是不是真心的？我可是挺认真的，如果你真心爱我，我想请你到岳阳来玩，我带你到天下闻名的岳阳楼去旅游。”看到易沅湘发出邀请，一种初恋般的激动顿时向陈笑漪袭来。天啊，在天下闻名的岳阳楼下与自己的梦中情人见面，这是真的吗？ 以身相许，痴情女委身老骗子 网上聊天熟悉之后，在现实中相互见面甚至发生网恋或者一夜情，是网络世界人人皆知的秘密，年轻时尚追求刺激的陈笑漪对此略知一二。但是，这可是她第一次跟网友在现实生活中见面，而且是跑到遥远的湖南去，她还是有些迟疑。 2004年4月初，经过几天的考虑，陈笑漪下定决心要到岳阳去偷会网上情郎。但因为她没有工作，所有的消费都要向父母伸手，陈笑漪只好向母亲要钱。当母亲询问她要钱的原因时，陈笑漪告诉妈妈，她要去湖南岳阳见男朋友“徐锋”。因为从来没有听女儿提到过有男友，而且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儿要赶到千里之外的湖南去，母亲有些担心。面对母亲的质疑，陈笑漪隐瞒了他与“徐锋”是在网上认识的情节，同时，为了打消母亲的顾虑，陈笑漪让“徐锋”给母亲打电话。在电话里，“徐锋”信誓旦旦地告诉陈母说：“阿姨，我是陈笑漪的男朋友徐锋，是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正在湖南岳阳出差。我想请笑漪来岳阳玩两天，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听“徐锋”这样说，母亲将信将疑地把女儿送上了开往岳阳的火车，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安全。 当两人如约在岳阳楼下见面的那一刻，陈笑漪对她的梦中情人“徐锋”大失所望。网上“徐锋”对自己说身高是1.80米，可眼前的“徐锋”却只有1.60米的个头。而且，看起来眼前的徐锋远远不止27岁，却像50多岁的样子，而且形象猥琐不堪。 陈笑漪没有想到她曾经在梦中和想象中描绘了无数个样子的帅哥，竟然变成眼前这样一个贼眉鼠眼的糟老头子。她的脸色当即起了变化，冷冷地提出马上离开岳阳回北京。 到嘴的肥肉岂能丢掉？易沅湘鼓动他的如簧巧舌说：“小妹，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一定很吃惊吧？我确实是徐锋，你现在看到的我是经过了高级易容术伪装的，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正在执行任务，所以要化装成40多岁的小个子男人，就像里的阿朱化装成萧峰和段王爷一样，像007电影里邦德化装深入敌穴，这种高超的易容术是不容易被识破的，我卸装之后马上会变成一个英武挺拔的帅小伙的。” 陈笑漪对本来“徐锋”这个“安全部特工”的身份深信不疑，见易沅湘这样说，她不但没有起疑心，反而觉得跟特工谈恋爱更刺激更神秘。在陈笑漪眼里，易沅湘身上似乎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所以，在易沅湘一番花言巧语之后，陈笑漪兴高采烈地跟随易沅湘来到某宾馆开了房间。开房间时，易沅湘称自己的身份要保密，让陈笑漪自己掏钱用自己的身份证进行了登记。 见陈笑漪如此容易上当，行骗老手易沅湘一到宾馆后，就试探着一语双关地问：“我非常喜欢你，我们以后一定会成为天长地久的爱人……”易沅湘的话让正在兴奋之中的陈笑漪意乱情迷，而含苞欲放的陈笑漪让易沅湘找到一种久违的激情。 陈笑漪到达岳阳的当天晚上，易沅湘文质彬彬地陪陈笑漪吃饭后就离开了。第二天又如约来到宾馆接陈笑漪去游玩。整整一天下来，晚上，易沅湘请陈笑漪到宾馆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在饭桌上，易沅湘极尽劝慰之词，让陈笑漪喝了很多酒，直到醉意朦胧，走路摇摇晃晃，舌头都直了。易沅湘执意要送陈笑漪回宾馆，陈笑漪同意了。一进房间，易沅湘就迫不及待地把陈笑漪按倒在床上…… 等到陈笑漪彻底清醒，回忆起昨晚酒后放纵的情景，她手足无措默默无言。易沅湘信誓旦旦地说：“好妹妹，我是真心喜欢你的，我保证爱你一辈子！” 一听这些，陈笑漪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既有神秘的刺激，又因为一直见不到心上人的庐山真面目而担心。但是，陈笑漪认为，自己的心上人是担当国家大事的人，不能因为个人私情显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陈笑漪觉得，自己和心上人有了性关系之后，他们爱情的根基就夯实了。她觉得眼前这位“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神秘莫测，将来肯定前途无量。而自己仅仅是个没有工作的普通女孩，能够找到这样的男友是她的幸运。 在岳阳玩了几天，陈笑漪花光了所带的2600元钱，一文不名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北京，添油加醋地在父母面前把易沅湘渲染成一个风流倜傥的当代特工。得知女儿找了个男朋友竟然是“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父母非常高兴，特意嘱咐女儿请男友回家来玩玩，也让亲戚朋友分享一下他们的荣耀。 当易沅湘得知陈笑漪已经把他们之间的事情告诉家里，而且父母提出让他到家里玩时，易沅湘责怪陈笑漪说：“以后千万不要把我的身份告诉别人，这是国家机密，因为我担负着重大任务，关系到国家安全啊，有机会我会尽快赶到北京和你会面的。” 落马京城，骗子被情人送进公安局 回到北京的陈笑漪日夜思念着她的心上人，她给易沅湘打电话让他回北京。见此情况，易沅湘也想免费到北京玩一圈儿，顺便骗点钱花。他对陈笑漪说：“我因为在外地执行任务，我的钱都在深圳，身上没有带钱，所以去不了北京。” 陈笑漪一听，连忙向母亲要了300元钱，按照易沅湘提供的地址邮寄了过去，她希望心上人马上来到自己身边。 陈笑漪对爱情的执著，让易沅湘这个老骗子都感到于心不忍，但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骗子，他早已练就了铁石心肠。轻易骗来的300元钱被易沅湘很快花光后，他打电话给陈笑漪，甜言蜜语地再次邀请她到岳阳玩。陈笑漪是个热情直爽的女孩，自从认识易沅湘之后，她的生活改变了，当她发现自己深深爱上了易沅湘之后，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易沅湘了。所以，在易沅湘的邀请下，2004年五一黄金周期间，陈笑漪再次南下岳阳，再次跟易沅湘同居在一起。 当缠绵过后，易沅湘发现陈笑漪带来的钱快要花光时，他知道陈笑漪身上已经没有什么钱可以骗了，便跟陈笑漪一起来到北京，准备着他下一轮的诈骗。为了紧紧控制住陈笑漪，到北京之后，易沅湘不让陈笑漪回家住，而是两人一起在宾馆开房间居住，这样易沅湘就有理由让陈笑漪买单了。可怜的陈笑漪不知是计，为了让心上人住的舒适，她尽其所有把易沅湘安排到亚运村的一家高档宾馆。当然，所有费用都是由陈笑漪支出的。 陈笑漪一直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金龟婿，所以她迫不及待地把易沅湘到北京的消息告诉了父母。父母听说“徐锋”回京，提出让陈笑漪带他到家里见面。 陈笑漪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易沅湘：“你和我的事情，我都告诉爸爸妈妈了。他们很高兴、对你也很满意，他们认为你将来会很有前途，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我妈妈请你到我家玩！” 但是，易沅湘却因此很不高兴，他知道，陈笑漪是个单纯善良的小女孩，容易上当受骗。但要骗过陈笑漪的母亲和亲友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借口仍然任务在身，坚决不见陈笑漪的父母，这让陈笑漪微微感到有些失望和委屈。 在高档宾馆里居住的易沅湘其实也是如坐针毡，陈笑漪只有22岁，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收入，尽管她对自己一片痴情，但从陈笑漪那里只不过能够骗色而已，骗不到更多的钱。但他并不甘心，除了在宾馆里继续跟陈笑漪同居之外，他变着法子从陈笑漪那里骗钱。 一天晚上，易沅湘突然突然话题一转：“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突然住院了，急需要钱，我的钱都在深圳，我身份特殊，又不能去银行取钱，你能不能帮我凑1万元？我马上会还你的。”见陈笑漪脸上表现出为难的样子，易沅湘又说：“真不好意思，你看我一个大男人开口向你借钱，你不要多心，我不是有任务在身，工作特殊嘛，你放心，过几天我马上还给你。”陈笑漪犹豫着，没有说话。 回到家后，陈笑漪向母亲提出借钱，母亲爽快地答应了。但是没过几天，易沅湘又向陈笑漪开口了：“朋友生病了，我一直没有去医院探望，我想去看一下，但是我手头上没钱，怎么办啊？” “我已经力不从心了！”陈笑漪叹着气回答，但易沅湘再三要陈笑漪必须借到钱，陈笑漪产生了担忧，自己毕竟还没有工作，总是向父母要钱也不好，但想到自己的男友是“特工”，身份特殊，有些事情确实不能按照常理来考虑。抱着帮助心上人的想法，她向母亲再次开口。妈妈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只找到620元，全部交给了陈笑漪。 陈笑漪拿着这620元，转身奔向心上人身边。但是，女儿一次次要钱的反常举动，多次伸手要钱都是给男友使用，这使妈妈感到莫名其妙，堂堂一个“安全部部长助理”，竟然拿不出几百块钱，岂不是笑话？为了弄清原委，她尾随女儿身后，却见女儿出门后把钱交到一个50多岁的矮个子男人手里。陈笑漪回家后，在妈妈仔细盘问之下，她才告诉妈妈那就是自己的心上人“徐锋”，并让妈妈千万不要泄露“徐锋”的身份，陈母禁不住大吃一惊。 陈母越想越不对劲，“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29岁的青年警察，怎么会如此年老猥琐呢？陈母立即将这个情况告知了丈夫，但是丈夫也拿不准。他们想等女儿回家后详细问清楚再说。但是，女儿自从回京后，一直跟易沅湘住在宾馆里，具体住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直到2004年5月31日，女儿哭哭啼啼回家后，通过女儿的哭诉，他们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陈笑漪告诉父母，为了给“徐锋”准备钱，当陈笑漪把从妈妈那里要来的620元交给易沅湘后，易沅湘还是嫌钱少，她不得不把自己身上最值钱的项链在当铺里当了161.5元，全部交给了“徐锋”。但是，5月31日早晨，陈笑漪突然发现她钱包里仅有的30元钱也不翼而飞，而“徐锋”也杳无音信…… 听完陈笑漪的哭诉，父母断定“徐锋”这个“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一定是个骗子。情急之下，父母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笑漪的姨夫。得知外甥女被骗财骗色，陈笑漪的姨夫义愤填膺。他让陈笑漪先不要着急，想法打电话把易沅湘约到了对外经贸大学的校门口。 陈笑漪以从父母手里要到一笔钱为由，稳住了易沅湘。易沅湘如约前往，当陈笑漪和姨夫在对外经贸大学门口守株待兔时，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易沅湘这个“神秘莫测”的“特工”，被原本是要“温情”送给他钱的“情人”，送进了他再也熟悉不过的老地方——公安局。 进了公安局的易沅湘依然口口声声自称“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办案人员不敢怠慢，对他的身份及有关情况的真实性进行核查，但国家安全部明确答复说，安全部没有叫易沅湘以及徐锋的部长助理或干警。最后警方经过多方调查才在易沅湘的老家了解到，这个易沅湘竟然是骗遍湖南的老骗子，这次骗到北京再次栽了。 好不容易攀上“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这棵梧桐树的高枝，刚刚由土鸡变成凤凰的陈笑漪，得知这个消息后精神几乎全面崩溃，她神情恍惚、伤心欲绝。 而易沅湘这个老骗子，即使在公安局里还想逃脱罪责，口口声声是在跟陈笑漪谈恋爱，所诈骗的钱都是陈笑漪自愿给的。但是，这些鬼话简直不堪一击，易沅湘必须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招摇撞骗罪判处易沅湘有期徒刑6年。 易沅湘继续回到他熟悉的监狱服刑了，但对于年轻单纯的陈笑漪而言，这无疑是她一辈子的痛。她没想到一场风花雪月的“激情”，毁了自己美好的初恋。陈笑漪爱慕虚荣的弱点才导致自己上当受骗。这个案件为网恋者敲响警钟：在虚拟的世界里，哪怕是一次虚荣的出轨，都可能酿成一生的悔恨。 第三卷 激情与迷茫 第一章 “艾氏911”的王府井血案 从亲眼目睹艾绪强被判处死刑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时间，在这一个月里，我一直没有动笔记录这个在王府井制造血案的河南人，因为我还没有给这个人做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不希望引导我的读者误读这个河南人，尽管他血债累累，尽管他也博得过很多人的同情。 “他这人仇富。”在艾绪强被判决死刑前后，警察、检察官、法官、受害者，包括我熟悉的众多媒体记者，几乎所有接触这个案件的人，都这么告诉我。而几乎所有的媒体，以及网上的讨论，都把“仇富心理”当作一个话题重新讨论起来。这种讨论一度超越了艾绪强制造的王府井血案本身。 作为一名谨慎的政法记者，作为一个曾在河南工作拥有很多河南朋友的山东乡下人，我曾经从山东农村进入河南的一个繁华城市，用茫然的眼神注视过花花绿绿的城里人，我也曾在城市的夹缝中挣扎、彷徨过，对于艾绪强的心态我多少有点感同身受，所以我无法满足“仇富”这种简单、模糊而笼统的答案。在所有发言的声音中，有谁真正追寻过这起血案的社会和个人根源？有谁去关心过艾绪强的生活？有谁去探寻过他的人生和心灵轨迹？显然没有。 在详细参阅了艾绪强案件的卷宗之后，我依然找不到一个头绪，但是，艾绪强在法庭上发出的“替天行道”的荒唐借口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替天行道”这个词来自于我熟悉的，我希望能够在里找到答案，但我却在一个赫赫有名的绿林好汉身上，看到了艾绪强的影子。这个好汉便是行者武松，他跟随他的宋江哥哥祭起过“替天行道”的杏黄旗。 武松的故事自是家喻户晓，不用我多讲，而且这个梁山好汉也一直是我以及很多人崇拜的偶像。但是，在第31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行者夜走蜈蚣岭》中，武松为了报复陷害他的张都监，潜回鸳鸯楼杀死了他的仇人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这当然使读者大快人心。但是，在整个复仇的过程中，很多读者没有在意的是，武松还杀死了一个养马的后槽、两个后厨的丫鬟、两个亲随，以及都监夫人、唱曲的玉兰和两个小随从。最后，武松“走出中堂，把栓拴了前门，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死在房里。”至此，武松已经“不由分说”杀死了12个无辜的丫鬟、随从、马夫，而且这些人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帮助过落魄的武松。直到杀光了张都监家人之后，武松才道：“我方才心满意足。”中有诗为证： 岂知天道能昭鉴，渍血尸横满画楼。 看完这一回，蓦然间我大梦初醒，突然看到这个被历代读者崇拜不已的“好汉”，忘记了“天道昭鉴”，留下滥杀无辜的血债。我又想到了在北京法院审判历史上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1982年北京女司机姚锦云因为单位扣她30.6元工资，为了泄愤而迁怒于无辜，在天安门前撞死5人，撞伤19人。 还有，我还想起最近几年发生的两起建国以来排名最前面的两起连环杀人惨案。一是河南连环杀人狂杨新海曾杀65人强奸23人，很多为灭门案。二是河南平舆杀人狂黄勇两年内接连杀害23名青少年，其中18名是当地中学生。 穿过这些层层血幕，我看到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恐怖主义的破坏性和杀伤力。这是我这篇文章要讲述的内容，或者称作主题也可以。 下面，我们开始讲述艾绪强制造血案的前尘后事。 遭遇冷漠，乡村主人成了城市边缘人 32岁的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家在河南信阳兰店乡兰桥村。信阳地区是河南最穷的地方之一，兰桥村地处偏远落后山区，全村大约2000多人口，但有600多人在外务工，其中绝大部分在北京谋生。艾绪强一家住在早年盖的两间瓦房里，全家靠种地生活。艾绪强家有4亩地，其中2亩稻田，2亩旱地。 艾绪强家有父母和兄弟姐妹6人，小时候艾绪强曾经被弟弟将一只眼睛弄伤后失明。成年后他曾拥有一段短暂的婚姻。5年前，也就是2001年前后，婚姻失败后的艾绪强离开老家和哥哥外出打工以后，家里的几亩薄地就由他们年过六旬的父母在家耕种。 艾绪强来到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融入了成千上万的打工大军。这个距离城区不远的村落里聚集着上万名从全国各地来的农民工，主要以河南人为主。在汹涌的打工大军中，艾绪强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名。 在这个与城区相隔不远的村落里，生活在这里的河南人主要靠买卖废品为生。除了在村里谋生的人，还有许多民工每天进城上班，男人绝大部分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女人基本在饭馆做服务员。艾绪强5年前投奔早期来到这里的乡亲，住在散发出强烈的酸腐气息的废品山包之间一个出租屋里，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一个月的房租费是150元。但是，生活在这里的艾绪强经常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他的房租经常是由哥哥嫂子帮忙支付。 艾绪强到奶西村5年的期间，早期曾做过买卖废品的营生。他生活的转机是从2004年年底开始，当时，村里的几家沙厂需要铲车司机，艾绪强得到这个消息后，就去城里学会了开铲车，回来以后就开始在沙厂工作。 这段时期无疑是艾绪强的幸福时光。在这之前，由于竞争激烈，靠收捡废品一个月能赚到1000块钱就算很好了。但学会开铲车的艾绪强因为有手艺，每个月能挣到3000多块钱，在同乡面前俨然是个成功人士。自从开上了铲车，他的房租再也没有让哥哥嫂子帮忙付过。 开上铲车之后，艾绪强的生活开始滋润起来，他很爱看书，经常去书摊租来一些杂志和武侠小说看。在此期间，艾绪强是快乐的，只是偶尔跟别人聊起他失败的婚姻，艾绪强才变得很不快，目光变得低沉，他曾经多次说过“那次婚姻让我第一次想到死”。 但是，在开铲车半年多以后，接下来的日子又变得糟糕。因为沙厂严重污染环境，在有关部门干预下，沙厂不得不停工。而且，艾绪强应得的工资也没有得到及时发放。从那时候开始，艾绪强的情绪变得很坏。有时候他坐在出租屋门口一句话不说，闷在那儿好几个小时。 艾绪强在法庭上曾经当庭供述，自己的工资被拖欠，虽经多方反映，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他因此对社会失去信任，才决定报复社会。“我找过劳动局、记者、国家建设部，还给政府打了六次电话，但没打通，他们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 而据媒体报道称，北京市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4年10月曾接待过艾绪强的举报，后来艾绪强的工作单位补发了他的703元工资，但只解决了很少一部分。公诉机关出示的材料也显示，艾绪强确实曾被拖欠工资。 根据艾绪强的哥哥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2005年8月以后，艾绪强整天睡不着觉，并且给家人留了一份遗书，后来他又将遗书撕碎。事发后其家属将遗书残片交给警方。遗书上隐约可以看到残留的字迹，“不可天下人负我……与其憔悴忧郁而死，不如壮壮烈烈去死……我很想念……刘霞……我会报答你……永别”。 虽然没有准确的考证，但文中的“刘霞”应该就是艾绪强离异的前妻。而据媒体报道说，艾绪强离婚是“因身体原因”。 为了准确还原艾绪强杀人前的生活轨迹，笔者在讲述艾绪强的过程中不想加入更多带有个人色彩的描述。我们无从知道艾绪强内心的痛苦，但是，据有关媒体称，艾绪强是因为“功能不健全”而离异，尽管这个说法无法考证，但是，一个“功能不健全”而离异男人，一个从乡下进城靠收捡废品谋生的单身男人，一个好不容易学了手艺有惨遭“下岗”的男人，一个付出艰辛劳动却拿不到血汗钱的男人，一个身处社会底层而精神长期沉浸在武侠小说世界里的男人，一个时时处处被歧视的“河南人”，他复杂的心态我们应该怎样体会？ 在信阳兰桥村，艾绪强是乡村的主人，但到了北京却成了靠捡拾废品为生的城市边缘人，在强势面前，他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会孤立无援。而回到他武侠小说的内心江湖里，他会强大无比。这种两极心态，是就在极度自卑和极度自尊之间的冲撞。 如果仅仅如此，这个艾绪强我们倒是可以报以善意的可怜和关怀。但是，没有人关怀可怜他。 蓄意报复，艾氏911的个人恐怖主义 在写下遗书的几天后，2005年9月11日，艾绪强怀揣着铁块和尖刀来到了王府井。这个中国和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成为艾绪强报复“黑心富人”的战场。 9月11日，这个让世界上所有人都会产生与恐怖主义联想的日子，被艾绪强选定。而地点也是艾绪强刻意选定的。几年前，艾绪强的另外一个河南老乡，在离王府井不远的天安门广场，同样制造了一起令世人震惊的“天安门广场自焚案”。 而令艾绪强做出报复社会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在很多人听来荒唐可笑，起码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借口：“作为一个河南人，我受到了很多人的歧视，特别是在北京打工这几年感受很深，我们河南人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有意制造了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想给河南人出口气。” 我不想对艾绪强制造的王府井血案进行再次渲染，对于整个事件的过程，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已经有较为冷静的记述：2005年9月11日10时许，艾绪强骗乘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当车行至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侧路北时，艾绪强用事先准备的铁块猛击李文发头部，并用随身携带的尖刀猛刺其胸部，劫得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后艾绪强驾驶该车沿王府井大街由北向南急速冲入步行人群，先后将9名行人撞倒，其中53岁的陈某、19岁的杨某被撞身亡，6人被撞伤。出租汽车驾驶员李文发也因被刺伤胸部及双上肢死亡……艾绪强驾驶的出租车在王府井变成了夺命“铲车”，只开过铲车的艾绪强无法控制出租车。“我想象着能控制，但车子发动就不听使唤了。比铲车要快，‘嗖’的一声就蹿了出去，想控制也控制不了。”最终，出租车撞上一个路灯杆才停下。就在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艾绪强制造了3死9伤的王府井血案。 眼看着王府井大街上漫溢横流的鲜血，此时艾绪强才突然感到“特别紧张，知道自己跑不了了，车停了后我在车上找那把刀，那是我准备撞人后自杀用的，但没找到。”这是艾绪强主动交待的。 没有找到刀，浑身是血的艾绪强挣扎着从出租车里爬了出来，边跑边从旁边工地上捡起一个扳手握在手中，一路狂奔，冲进了一家商店，边冲边砸东西。 紧随艾绪强身后的，是闻讯赶来的3名警察。疯狂的艾绪强见到警察就迎面冲了过来，手中拿着扳手，照着他们砸了下来。一位警察用手挡住了艾绪强的胳膊，回手反击，将艾绪强打倒在地。艾绪强滚下楼梯后，还没等起身便被另一位警察摁住。 艾绪强被迅速带离现场，只留下王府井大街上一片血淋淋的现场和一群惊恐的路人。 这起血案只有短短几分钟就落下了黑幕。但是，艾绪强留给王府井和人们心理上的恐怖阴影才刚刚开始。艾绪强被捕后，一场关于仇富心理的大讨论在全国各大媒体展开。在这种讨论声中，艾绪强制造的血案被搁置一边，艾绪强的形象从滥杀无辜的报复社会慢慢变成可笑的“替天行道”，甚至在一些人的眼里，这个口口声声要为河南人出气的杀人恶魔，从被可怜变得有点可爱起来，差点没变成英雄好汉武二郎。 艾绪强被大众无意识地误读了，艾绪强自己似乎也把自己当成了河南人的“民族英雄”。 其实，这个面貌猥琐、无一技之长、蓄意制造个人恐怖主义报复社会的艾绪强，肯定没有资格代表河南人出这口气。他的这个杀人借口，只不过是给自己的身上披上了一层羊皮。 很显然，乡村主人艾绪强进城后变成了都市边缘人。我们同情关怀弱者，但是，弱者并不天然代表正义，任何人都没有滥杀无辜的权力。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当一个人受到不法侵害，法律和社会不能为之伸张正义时，个体对压迫者、剥削者实施报复尽管法不可恕，但情有可原。如果艾绪强撞死的是拖欠他工钱的人，或者欺负过他的人，我们也许会为他惋惜、同情，甚至会同声呼吁留他一条命。但是，无论受了多大的冤屈，拿无辜的、素不相识的路人开刀，只能证明此人是个是非不分、丧心病狂的道德沦丧者，或者说丧失了起码做人的资格。 在我担任政法记者的5年之间，我采访过上百起刑事案件，常常跟那些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犯罪人员打交道，我也亲自采访过几十个死刑犯，几乎所有的死刑犯都能让我找到哪怕一点点的理由，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原谅或者为他们的犯罪找到一些开脱的说辞，为此我还被同事和领导多次指责过“是非不分”，因为我一直坚信，任何人的犯罪都是有其人性原因的，我希望给那些血腥的犯罪罩上一层温情的人文关怀。包括杀人如麻的武松，我们不是都可以把他称作好汉了吗？但是，对这个已经失去人性的艾绪强，我真的找不到任何一点能够可怜他的蛛丝马迹。 艾绪强自身的人格缺陷和道德沦丧，导致他成为残害无辜的刽子手。当一个人丧失了人性，尽管他还披着人的外壳，但在精神上他已与野兽无异。 我从未在文章中对任何死刑犯作过如此恶劣的评价，但是，对于这个艾绪强，我实在不能不这样说，不然，我对不起那3名无辜者的在天之灵，也对不起已经伤残的6位受伤者留在身体和心灵上的伤痛。尽管艾绪强年迈的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会因为痛失亲人而悲伤，但是，那不是艾绪强亲人的错，而是艾绪强自身的错。在艾绪强制造血案之后，他的所有亲人都没有到庭参加庭审，他的父母也已经离开居住多年的兰桥村不知去向。也许，他们并不是仅仅为了躲避可能因艾绪强带来的债务，而是为有这样一个亲人感到耻辱吧。 血案惊天，地域歧视却成为杀人借口 案发后，对于这起不可思议的惨案，警方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尽管艾绪强所犯罪行不可饶恕，但为了保证艾绪强的权利不被侵害，警方为艾绪强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认为艾绪强既往患有神经官能症，但实施犯罪行为时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对于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艾绪强供认不讳。很快，警方将此案移交检察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很快又将此案公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上，艾绪强出庭受审，公诉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艾绪强犯有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开庭前，被害“的哥”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默默地走进法庭。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发黄的结婚证。“我们结婚都快20年了……”刘荣霞声音哽咽，“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他（艾绪强），为什么要扎死我丈夫？我们跟他无冤无仇……”刘荣霞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一滴滴地落在结婚证的照片上…… 艾绪强有六个兄弟姐妹，有两个在北京。法院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已经通知了他们，但从开庭到宣判，艾绪强的亲属一直没有露面。 艾绪强被带进法庭，他个子不高，目光冰冷，身形甚至有些瘦弱。面对记者的镜头，艾绪强面不改色，哪边相机的闪光灯闪亮，他就把目光转向哪边。当法官对艾绪强讲明为他指派了律师后，艾绪强大声说：“我要自己辩护。” 根据艾绪强自己的供述，他在家乡时曾经受人欺负，后来又和妻子离了婚。艾绪强就来到北京打工，2000年到京后一直做农民工，开铲车。“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要报复，我选择了与王府井同归于尽！”艾绪强在法庭上声音洪亮地说。而公诉人和艾绪强在法庭上的对话，引发了旁听席上的欷歔不已。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开车撞人？ 艾绪强：因为我要报复社会，报复富人。我觉得现在10个城里人有9个都是黑心的。 公诉人：你为什么要选择王府井步行街？ 艾绪强：因为我觉得王府井是中国最繁华的中心，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公诉人：你想致富吗？ 艾绪强：（沉默）想。 公诉人：你有致富技能吗？ 艾绪强：没有。我无法在社会生存，我选择与王府井同归于尽。 公诉人：你怎么认定来王府井的都是富人？你有特定要报复的人吗？ 艾绪强：没有。在我的认识里王府井是富人旅游、散步、购物的地方。 公诉人：那你认为被你杀害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富人吗？ 艾绪强：对此我表示遗憾，我要报复的不是他。我就是想把他砸晕，可是他反抗，他咬我，我就用本来想自己自杀用的刀把他扎死了。 尽管艾绪强说他是想“报复社会，报复富人”，但他又报复了什么？报复了谁？现在让我们看看被艾绪强杀死和撞伤的两个所谓的“富人”吧，艾绪强在法庭上，面对着这些跟他无冤无仇的“富人”和他们的亲属，依然抱以冷漠和嘲笑。 在法庭的原告席的一角，坐着一位皮肤黝黑的农妇，她就是被害出租车司机李文发的妻子刘荣霞。李文发家在顺义农村，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李文发的弟弟腿部残疾，弟媳也已下岗。几年前，做木匠的李文发为了多挣点钱补贴家用，就学了车，成为一名“的哥”。他每天都不休息，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刘荣霞说，自己没有工作在家种地养猪，两个女儿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李文发70岁的老母亲坚持每天出去捡破烂儿，每月能卖四五十元。刘荣霞还记得案发那天早上8点多送李文发出门时，自己依然叮嘱丈夫“路上小心”，然而晚上却等来了丈夫的死讯。 在这场横祸中受伤的田长元依然坐着轮椅、由姐姐推着来到法庭。落下残疾的田长元是某单位的司机，他被艾绪强撞成小腿骨折。他在法庭上拿出自己近期拍的Ct片告诉记者，钢板还在里面。“单位不景气，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上学，我已经没法开车，今后的生活不知道怎么办。”田长元说。 案发那天田长元去王府井办事，像平常一样走在街上，忽然感到一阵猛烈的撞击……当田长元醒来时已经躺在病床上，除了小腿骨折，头部也被撞伤淤血。“现在光医疗费就花了5万多元，钱都是东拼西凑来的。”田长元摸着头上的一块块伤疤说。“因为交不了医疗费，都停药了。”田长元的姐姐在一旁补充着。田长元摆了摆手，制止了他的姐姐。几个月不上班，田长元几乎断了生活来源。“我的工作单位效益不好，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下地，上班赚钱更是指望不上了。”田长元长叹了口气。艾绪强伤害的其他人也多是穷人，更重要的他们都是无辜者。所以，艾绪强此举不是什么“弱者的报复”，他的出发点不过是制造更多的悲剧。艾绪强把自己丧心病狂殃及无辜的血案，说成是“为河南人出气”甚至“替天行道”，这种浑话不但是不堪一击的狡辩，更是对河南人的亵渎和侮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人的良好形象，就是被艾绪强这样一些操着河南口音却做出让所有人不齿行为的人给败坏的。艾绪强之于河南人的关系，就像一锅汤浮出了一粒老鼠屎。 认罪领死，谁来缝合无辜者带血伤口 2006年5月30日上午，艾绪强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认为，艾绪强的行为已分别构成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项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均应惩处并合并处罚。法院因此以抢劫罪，判处艾绪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终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外，艾绪强还被判赔偿“的哥”李文发家属经济损失共计23万多元，赔偿另一死者家属经济损失共40万多元，赔偿被撞成重伤的田长元经济损失共计37万多元，赔偿受伤的仇某2万多元，共计102万元。 在法庭上，艾绪强穿了一件白色背心，外套红色号服，他的双手包在背心里面，面无表情地被带上法庭。面对媒体频频闪动的闪光灯，艾绪强一脸的不在乎。审判长宣读艾绪强的犯罪事实时，旁听的田长元愤怒地瞪着艾绪强，刘荣霞眼睛红红的，死死盯住这个杀死自己老公的凶手。最后，当听见“死刑”两个字从审判长的口中读出，艾绪强头扭了一下，抿了抿嘴。听见赔偿家属100多万元，艾绪强竟然冷笑了一下。 对于这个死刑结果，艾绪强在宣判后没有表示是否上诉。而旁听的家属中很多人表示，不希望这个被告人被判死刑。“他死了，拿什么赔我们？” 几乎所有被害人的家属对艾绪强被判处极刑的这个结果并不满意。“虽然他死了，但是我们并不满意。他是‘一命抵三命’，他的死根本不足以弥补我们死去的亲人。”刘荣霞说:“从出事以来我瘦了20多斤，他倒是一死了之，我和家里的老人、孩子以后的生活怎么办？现在判他赔100万，赔1000万有什么用？”刘荣霞哽咽着，手里依然摩挲着自己和丈夫已经发黄的结婚证。 在法庭上，情绪激动的刘荣霞甚至提出卖掉艾绪强的器官赔偿他们的要求，但是，刘荣霞自己也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气话而已。 宣判结束后，主审法官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没有发现艾绪强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判赔的100多万元很可能执行不了，只能由被害人承担自己的损失。按照法律规定，犯罪行为人罪责自负。对于有的被害人提出希望国家赔偿的要求，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的确，即便是艾绪强没有被判处死刑，他也无法赔偿，因为艾绪强一无所有，他拿什么来赔偿？难怪听见赔偿家属100多万元时，艾绪强脸上竟露出了冷笑。 宣判结束后，艾绪强脸上冷漠的笑容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这令我想到了他那份被撕碎的遗书，正是这份遗书揭示了艾绪强为什么会犯罪。他的遗书中这样写道：“不可天下人负我……”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看，他的上一句话应该是“宁可我负天下人”。 这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我认为才是他走向犯罪道路的终极根源。谁都不能对不住他艾绪强，但他艾绪强可以随意滥杀无辜，甚至可以对无辜受戮者毫不忏悔、报以冷笑，这就是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艾绪强在留下遗书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自杀，但“临死要拉几个垫背的”。至于为什么他想自杀，因其性无能妻子离异时他就想自杀，失去月薪3000元的工作，加上被拖欠工资，已经使得这个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的家伙认为所有人都在亏欠他，他所考虑的根本就不是他人的痛苦，而仅仅是自身的感受。但就是死，他也要实践“宁可我负天下人”的人生信条。艾绪强滥杀无辜，尽管也有社会不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个人变态因素，我们不能把社会因素无限放大，来掩盖艾绪强的心理变态。 至于艾绪强在法庭上的关于犯罪的起因是“为河南人出气”，或者说“报复社会”，以及被媒体广泛认可的“仇富心理”，不过是艾绪强的说辞而已。但是，媒体和社会大众轻信了艾绪强的这种犯罪动因，所以在对此案的分析中，存在有一种“泛社会化”的责任，把一切的罪责统统归咎于社会，而忽略了犯罪者本身的道德及性格缺陷。我们可以对弱者施以同情，但这不意味着是非不分，善恶倒置。对一个滥杀无辜的恶棍，无论他摆出何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也丝毫不能弥补他的罪恶。要让变态杀手不仅为他的恶行遭受法律的惩处，而且还应该让他们遭到道义上的唾弃。我们在表达自己的同情心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对象。而正是一些人士的滥施同情，才使得这些恶棍在地狱边缘寻找到了那么一点“道义优势”。 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上有很多不公的地方，而且我们对“弱者的反抗”，从来都予以同情，理解，甚至支持和敬意。但是这种同情只适用于那些原本善良，却被逼迫对那些压迫者、剥削者进行反抗的人们，而对滥杀无辜、道德沦丧者的犯罪者并不适用。 作为个体来说，无论社会制度如何黑暗与暴虐，个体都应恪守人性的底线：那就是不助纣为虐，不残害无辜。这不是对个体过高的道德诉求，而是个体对自身起码的要求。造成艾绪强屠杀无辜的主要根源，并不在于社会，而在于艾绪强自身。艾绪强是弱势群体，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人格猥琐、道德缺失，信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流氓哲学的狂徒，正是这种极端的个人恐怖主义，才在“替天行道”的幌子下制造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杀戮。 按理说“黄泉路上人为大”，对一个即将失去生命的人我不该冷嘲热讽，但是这个人的行为，以及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却引起我的阵阵厌恶，丝毫引不起我的同情。 贫穷不是暴虐的理由，正如同富裕与善良无关一样。可以说，这个叫艾绪强的人，是一个彻底的流氓无产者，一个变态的反社会分子，一个道德卑猥的恶棍。他的残暴，他的滥杀，他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丝毫没有忏悔之心的态度，证明了他仇恨的不是不公正，而是仇恨人类和社会。他的冷笑只是那种心理极度自卑的流氓无产者玩世不恭的冷笑，那种觉得自己杀人够了本，甚至赚了的冷笑，这种冷笑和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一钱不值。如果说，艾绪强的行为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反思的话，那就是无论何时，都不可逾越人性的底线。 第三卷 激情与迷茫 第二章 北大学子横刀相向 被称作象牙塔的大学校园与社会上一样，越是在工作和生活中交往密切的人，相处越难。尤其那些在对外交往中被认为是和蔼可亲的社会精英，但是在同宿舍或者同办公室这样狭小的空间里，却往往变得水火不容甚至引发莫名的仇恨，这在我们的生活中仿佛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北大学子安然和他的同学崔一平，更是把这种狭小空间里莫名的仇恨，一步步发展到了横刀相向的极致。 2005年6月25日﹐一起令人震惊的血案发生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2002级学生安然向同班同学崔一平砍下80余刀。两个孩子﹐两个家庭从此再也无法安然。2006年2月10日﹐崔一平的父母夫妇将安然与北京大学告上法院﹐要求依法追究安然的刑事责任，同时要求北京大学承担违约责任﹐与被告人安然共同赔偿损失。 2006年3月14日，双方家长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安然赔偿死者崔一平父母40万元，崔家自愿撤诉。3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安然杀人案的刑事部分作出判决，一审判处安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同是单亲娃，相逢皆是缘 2002年8月﹐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安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安然所在的班级共有32个学生﹐男女各半。学生宿舍为四人一间，安然宿舍里另外三个同学分别来自新疆、福建和河南。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安然并没有表现出皇城根下长大的优越感，给人的最初印象挺好﹐同学们都认为安然虽是北京人﹐但是对外地同学很热情，会说话﹐懂礼貌，比较讨人喜欢。安然和同学的关系一度不错，可惜好景不长。 新生刚入学都要接受例行体检，安然被另行通知查出患有肝炎，他大吃一惊，虽然不知道自己怎么得来的，但是学医的安然只能坦然面对这个结果。安然将这个秘密埋在心里，他明白如果自己不小心泄漏了这个秘密，同学们会“另眼”看他。大学男生之间比较随便，用用别人的毛巾水杯饭盆是常有的事，但安然十分注意这些，不用别人的也不让别人用自己的。大家也没太在意他的表现。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安然有肝炎的消息在班里散布开来，同学们一联想到他平时的行为更确信了这一点。大家的防范心理并没有因为是医学预防专业的学生而放松，反而更严重。安然被同学们在有意无意间疏远了，尤其是同宿舍的同学，基本上不在宿舍里呆着，晚上快睡觉了才回来，也不和安然说话。只有一个同学不害怕和他继续来往，这个同学就是崔一平。 崔一平是河南人，同学们也时常拿他的河南人身份开玩笑，崔一平经常一笑置之：“河南人怎么了？中华文明源于中原，天下武术尽归少林，现在的贫穷不代表过去没有辉煌，我会证明河南人也是优秀的！” 崔一平发现安然郁郁寡欢，他常安慰安然：“你别担心，我们都是学医的，知道该怎么预防和治疗，你也知道心情不好和太劳累都会加重病情的，大家对你的态度也是人之常情，看开点吧，至少你还有我这个朋友在你身边。”崔一平的一席话让安然十分感动。 两人之间的友谊迅速升温，经常一起吃饭一起打水一起自习。随着交流的深入，安然和崔一平发现了各自身世的相似。安然7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为了儿子没有再婚﹐母子俩相依为命。安然对崔一平说：“我没有爸爸，我很羡慕那些有爸爸的孩子，你知道那种感觉有多难受吗？小时候经常有同学在学校受了委屈﹐一打电话﹐爸爸妈妈一块开着车来了，可我呢？”崔一平默默无语，许久才说：“我妈妈说我7个月大时父亲就不在了。后来我又有了一个爸爸，爸爸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很理解你的那种感觉。” 安然和崔一平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学习勤奋优秀。崔一平是家乡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是父母乃至全乡的骄傲，而安然从小就学习优异，一路重点最后以高分考入北大。 虽然安然和崔一平有相似的经历，但两人的性格却相差甚远。安然从小就敏感任性，看问题比较偏执。安然母亲之所以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安然无恙”小时候的安然个人意志很强﹐不到5岁开始练习书法﹐学弹钢琴﹐别的孩子一天顶多坚持40分钟﹐安然可以坚持一到两个小时。安然只要自己决定做什么事情就非得做。但是安然上初中后﹐自控能力明显不如同龄人﹐而且爱钻牛角尖﹐他有一个想法后﹐别人很难纠正他。母亲也很宠他，尽量满足他，生怕儿子受了亏欠。 小时候，有一次﹐母子俩看电视﹐运动员得奖奏国歌的时候﹐安然马上站起来对妈妈说：“奏国歌了，妈妈快起立。”妈妈先是惊讶，然后笑着说道：“傻儿子，听国歌起立是要分场合的，现在咱们不用起立。”安然却不这么认为，坚持说：“老师说了，甭管在什么地方﹐奏国歌就得起立，老师说的就是对的。”最后﹐母亲不得不妥协。 安然的脾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大﹐摔东西砸墙﹐以至于经常搞得四邻不安。到上高中时候﹐安然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经常为一些小事和同学打架﹐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说个不停﹐不考虑别人反应。为此﹐学校老师多次找过他母亲﹐指出：“这孩子与别的孩子不一样﹐得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于是母亲于1999年就带着安然去北医六院（北京专门的精神病院）接受心理治疗﹐坚持了两年﹐因为面临高考中断了治疗。 同样没有父亲的崔一平则没有安然那样的家境。5岁时，崔一平就跟着大人下地，后来家里不种地了，勤快的他就把全家的家务活都包了下来。母亲再婚后﹐崔一平和继父以及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妹相处得非常好﹐感情很深。一家人吃饭，崔一平总是净拣弟弟妹妹不爱吃的菜吃。崔一平还常常给劳累了一天的继父洗脚按摩，乡亲们都称赞一平是个难得的好娃。 随着时间的流逝，安然身上的缺点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同学们原本就因为安然有肝炎比较疏远他，而长时间的相处后，更发现他的脾气古怪偏执，这样一来愿意和他说话的人就更少了。安然却喜欢和别人聊天，但是跟他聊天不是交流﹐而是听他漫无边际地瞎扯。就连和崔一平在一起时，也是安然说的多，还经常抢话，不让别人说。 安然精力充沛喜欢晚睡晚起，大冬天的晚上，寒风凛冽，他常脱光了在公共水房里用冷水冲洗，经常让裹得厚厚的同学们一进水房就吓一大跳。很多同学都认为此举有伤风化，也有同学委婉地劝安然注意身体别感冒了，安然却一点也没听进去。 安然有两个台灯﹐晚上大家都要睡觉了﹐他却开着看书。买了电脑后，安然经常在晚上用电脑，但他不喜欢用耳机而是用音箱，声音不小，有时候一吵就是通宵。同学碍于情面开始还忍着，实在翻来覆去睡不着后，对他说：“安然，别太刻苦了，该睡也得睡啊。明天早上还要上课呢。”安然听后说：“马上，马上就睡。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安然说完后依然照看不误，气得同学一把扯过被子蒙住脑袋，憋了一会儿，干脆爬起来冲着安然吼道：“你不睡觉也不能不让别人不睡吧。要看到楼道看去，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人！”吵闹声惊醒了其他宿舍的同学，顿时骂声四起。崔一平赶紧下床，劝两人：“别吵了，深更半夜的，安然你也别看了，大家睡觉睡觉，互相体谅一下。”安然见同学发了火，也赶紧道歉关电脑灭灯。但是本性难移，一到晚上安然照旧我行我素。同学只好不停地提意见，崔一平不停地当和事佬。最后大家都去买了床帘，一睡觉就把自己封闭得严严实实的。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人和人在一起时，总不免要相互比较，哪怕是在好朋友之间。安然虽然从小学习优异，但到了北大这样一个全是尖子中的尖子的环境下，他的优势并不很明显，相反倒是来自河南农村的崔一平却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拿奖学金，这让安然心理很不平衡。崔一平和安然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迁就着安然，但安然并不认为这是崔一平的好意，反而认为这是应该的。 尤其可气的是，崔一平的人缘不错，特别是女生都喜欢和崔一平聊天。崔一平性格温和，比较害羞，见了女生还没说话脸就红，偏偏不少女生就喜欢找他说话，喜欢看他那害羞的劲，而见了安然就冷若冰霜，仿佛避之不及。好几次，安然见崔一平和几个女生有说有笑的，便想过去凑热闹，谁知安然刚走过去还没说几个字，女生们纷纷找理由离开。崔一平也没细想什么原因让她们离去，依然乐呵呵地瞅着她们的倩影，耳边还回响着银铃般的笑声。 等崔一平咧着嘴转过头，才发现安然充满血丝的双眼里像两团烈火在熊熊燃烧，崔一平吓呆了，半天才冒出几个字：“你，你，这是，是怎，是怎么了？”安然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逬出来一句：“为什么啊？这是为什么？”说完绝袂而去，留下崔一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另外一件刺激安然的事情是崔一平的生日。2003年10月28日崔一平过生日的时候，班委会代表全班同学送给他一张贺卡，里面写着：“总之，你的优点多得说也说不完”。安然看后，心里很难受，为什么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就没有人记得呢？为什么没有人对自己说其实你也有很多优点呢？为什么自己会得那倒霉的肝炎？为什么老天爷对自己这么不公平？ 在安然表面张扬骄傲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他深深的自卑，有时候极度的自尊和自卑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在满场的热闹中，谁也没有注意到角落里的安然神情是那样的落寞和孤寂。 身为好朋友却得到了大家不同的待遇，而且是天壤之别的待遇，安然的心里越发难受和不平衡，从小的孤僻使他不善于和别人沟通，有心事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倾诉。在崔一平越来越受到大家喜欢的同时，安然却越来越不喜欢他了。安然认为崔一平之所以要对自己好，不过是虚情假意想利用自己收买人心。一有了这样的想法后，安然看崔一平越来越不顺眼。 安然从小被母亲宠坏了，不但不会打扫卫生，而且自己的东西也不爱收拾，桌子和床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堆了一大堆，被子也不叠，垃圾乱扔。学校每月要查一次卫生，检查结果要纳入学期末的成绩排名综合评分，关系到奖学金，所以大家都很重视卫生检查，各个宿舍的学生都很积极地大扫除。而在安然那个宿舍﹐一般都是三个人打扫卫生。一到打扫卫生时，安然就不见了，大家只好不管他。由于宿舍里有一个肝炎患者，所以他们打扫时经常使用消毒粉，而安然对此非常敏感。 一次打扫卫生时，三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才把宿舍收拾得干净利落，正当大家松了一口气时，安然却不知从哪跑回宿舍，刚拖干净还湿着的地上马上印上了几个鲜明的脚印。崔一平一把拽住安然，说：“老兄，拜托，你看看地上又脏了，等干了再进来吧。”自知理亏的安然正想退出去，但是他闻到了那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强烈的自卑感极度膨胀起来，他生气地冲大家吼道：“不想跟我住就搬走啊，怕我传染给你们肝炎赶紧滚啊！我让你们消毒，消毒！”安然一边咆哮着，一边在地上乱蹦乱跳，地面上满是鞋印，而检查团马上就要来了，另外两个同学已是怒目相向。 崔一平拉着安然往外走，安然一把推开他，说：“河南佬，走开，我不需要你的同情。你们河南人没一个好东西，你滚开！”崔一平一直都很介意河南人的名声，听见安然这么伤人的话，气得浑身发颤：“你说话要负责任，河南人招你惹你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崔一平第一次和安然吵了起来。崔一平觉得自己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心里委屈死了。吵闹间检查团就来了，结果可想而知。安然和崔一平之间的友谊出现了裂痕，而且一裂到底，两人视如陌路人。 从此，安然更不注意卫生了，常常有意无意的把宿舍弄得脏兮兮的，害得宿舍的卫生检查老不及格，直接影响了大家在期末的综合评分，而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崔一平。崔一平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他深知身为小学教师的父母那点微薄的工资要供养三个孩子读书是非常困难的。而学校的奖学金对崔一平来说则是减轻父母负担的最好途径，因为他有实力拿到奖学金，而一等奖学金一直是崔一平追求的目标。 可是自从安然的敌意逐渐增加后，他们宿舍的卫生分就没有及格过，虽然崔一平的考试成绩很好，但卫生加分不高，一等奖学金一直也没有得到。郁闷的崔一平在电话里跟母亲抱怨道：“妈﹐我现在考不到第一名了。文化考试我是班里前五名﹐但是因为卫生分低﹐总积分不高，所以我老也拿不到一等奖学金。”做母亲的只好安慰孩子别太在意了。 2003年崔一平回家过春节的时心情很好，对母亲说：“妈，我们那个北京的同学准备出国了，如果他走了，那我从此就不用跟他住一个宿舍了。”崔妈妈听了当时就责备儿子说:“我真为你伤心，你肚量怎么会这么小，怎么不能容忍同学的缺点呢？谁都有缺点的。”崔一平委屈地回答:“北京市那个同学品质太差劲。你不信去问问﹐他跟我们班好多同学都打过﹐吵过。”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崔一平说：“妈﹐我忍忍﹐我躲着他还不成吗？” 但是安然并没有因为崔一平的退让而有所收敛，他常常有意无意地制造些刁难崔一平的机会。大二下学期的一天晚上，安然躲在自己的床里摆弄着什么东西，弄出“嚓、嚓”的金属碰撞声，一会，安然伸出头来问宿舍里的一个同学：“你有刀吗？”同学说：“没有，你要刀干吗？”安然阴笑了两声，没有说话，看了一眼崔一平，又缩进了自己的床里。坐在一边看书的崔一平表面上很镇定，但是听到安然那样的问话和笑声，心脏一阵狂跳，大气都不敢出。 崔一平的柜子在靠门的地方，安然进屋的时候，不是用手开门，而是一脚踢上去，门咣当一声撞在崔一平的柜子门上，久而久之柜子门都被撞裂了，崔一平只是默默的修好自己的柜子，没有吭声。 窈窕淑女美，冤家共求之 大三上半学期，崔一平搬到了另一个收费更便宜的宿舍去住了，他以为自己这样总算可以摆脱安然的噩梦了。但是造化弄人，冤家路窄，崔一平和安然居然喜欢上了同一个女生。 安然一直认为自己是在2002年10月19日那天和那个女孩确定的恋爱关系。那时刚入学没多久，一个叫刘微澜的同班女生引起了安然的注意。刘微澜有着小麦色的健康皮肤，活泼开朗，这种阳光的气质是安然所没有的，这也正是刘微澜吸引他的原因之一。 很快，安然开始追求刘微澜。一次课后，刘微澜回到宿舍，突然在自己的课本里发现了一封信，顿时宿舍里热闹起来，纷纷要她招和谁谈上了？大家抢过信，急不可耐地看署名，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是安然写的求爱信。 身为同班同学的刘微澜自然知道安然的怪异脾气，刘微澜并不喜欢安然，但是又不敢过于得罪他，有时候也和他说一两句话。安然得寸进尺，开始整天围着刘微澜转。上课的时候，哪怕刘微澜身边的位置有人，他也会走到那位置旁边站着，一言不发看着那人，直看得别人发毛离开为止。渐渐地，没有人敢再和刘微澜坐在一起了。 安然和刘微澜坐在一起时话并不多，安然只是偶尔问几句话，或是拿起刘微澜的书签一类的小玩意把玩一番。课余时间，刘微澜尽量躲着安然，女生宿舍男生不能进，安然就打电话，刘微澜自从和安然通过一次话后再也不敢自己去接电话，同宿舍的姐妹也约定只要是安然打宿舍电话就说刘微澜不在。安然又打刘微澜的手机，但她从来不接。安然干脆发短信告诉刘微澜：“一声铃响，祝你快乐；两声铃响，表示我想你；三声铃响，就是我爱你。” 同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级，要想躲开是很难的。一次下课后，安然一直跟着刘微澜，从食堂到宿舍楼前，始终不离开。刘微澜忍无可忍，对安然说：“你干嘛老跟着我？该干嘛干嘛去。”安然也不生气，说：“我有话跟你说，咱们找个地方坐坐吧。”刘微澜也想找机会把话说清楚于是就同意了。 两人来到了小花园，花园里到处都是一对对的情侣旁若无人地亲热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余的长椅，刘微澜严肃地坐下，身体绷得僵硬。安然在她身边坐下，手自然地就搭到了刘微澜的肩上。刘微澜一侧身，安然的手就滑了下来。安然尴尬的笑笑说：“澜，你别这样好吗？都什么年代了，再说你是我的女朋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着手又搭上去了，刘微澜厌恶地挣开他的手，生气地说：“谁是你女朋友？你放尊重点，我们只是普通同学关系。” 安然也不怎么生气，只是说：“女孩嘛，都比较任性，我说你是就是。反正谁也别想把你从我手里抢走。”说完，安然一把搂住刘微澜，撅起嘴想吻她，刘微澜使劲挣扎着。安然生气了，恶狠狠地说：“我就不信了，我想要的还得不到了。” 刘微澜好不容易才挣扎出来，一路狂奔跑到保卫处报案，刘微澜哭泣着讲完后，保卫处的人却回答道：“安然不够处分条件，我们不能处理。”刘微澜气得柳眉倒竖，冲他们喊道：“非要出事了才能处理啊？你们怎么保卫我们安全的？”紧跟而来的安然跑进保卫处说：“对不起，我女朋友跟我闹别扭呢，对不起啊。”刘微澜见安然跟来了，只得逃回宿舍去。姐妹们都替刘微澜抱打不平，但谁也没有好办法。刘微澜只能哀叹自己命苦了。 安然追求刘微澜的情形崔一平都看在了眼里，说实话，他也很喜欢刘微澜，看着刘微澜日渐憔悴，崔一平很心疼。但崔一平从来不敢在安然面前表露出一点喜欢刘微澜的意思。自从崔一平搬到另外的宿舍后，安然的注意力也全部放在了刘微澜身上。安然和崔一平的关系好像没有从前那样紧张了。 2004年的冬天是一个暖冬，崔一平出去玩，回来在公共汽车上发现刘微澜也在这辆车上，于是两人同路回校。进了校门，刘微澜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脸色变了，却没有接电话。崔一平猜可能是安然，但又忍不住问：“是他吧？”刘微澜点点头，没有说话却神情凝重。崔一平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互道珍重告别。 晚上崔一平失眠了，刘微澜苍白的脸色和郁郁寡欢的神情让他放不下。崔一平在床上辗转反侧，终于拿起手机给刘微澜发了一条短信：“微澜同学，人生的不如意有很多，一切都看开点，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会始终支持你的。”崔一平也不知道是不是表达了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但他并没有期望刘微澜会回信，谁知刘微澜很快就回信道：“谢谢你，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从那以后，崔一平和刘微澜开始了短信联系。在一来二往的交流中，刘微澜不禁渐渐被崔一平的优秀品质所吸引，而刘微澜也激发了崔一平的男儿豪气，怎么可以让自己所爱的女孩整天担惊受怕呢，爱她就要给她关爱和安全感。其实崔一平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那就是给安然一点颜色看看。你安然苦苦追求不到的人，被我追到手了。想起从前安然欺负自己的情景，崔一平就恨不得马上告诉安然，“刘微澜不要你，她喜欢的是我！” 崔一平决定和刘微澜正式公开地谈恋爱，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刘微澜后，刘微澜既感动又担心，感动的是自己没有看错人，担心的是安然会报复崔一平。崔一平拍拍胸脯说：“男子汉大丈夫，行得正走得直，有什么好怕的。你放心吧，没事。” 2005年3月，崔一平和刘微澜正式谈起了恋爱，积蓄了很久的感情一旦有了释放的出口便分外的浓烈炽热。两人形影不离，浓情蜜意俨然一对模范情侣。情到深处不免卿卿我我，有时在教室里，崔一平和刘微澜在安然的面前也有亲热的动作，丝毫不避嫌。安然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安然自然觉察到了刘微澜和崔一平的不寻常关系，为了表现对崔一平的仇恨，他总是作出一些异常的举动，但这时他与班里同学的关系也如冰霜，舆论都不支持他。同学们都向学校反映过安然的种种异常行为﹐联想到当时沸沸扬扬的马加爵一案，2004年12月，2002级学生集体写了一封要求安然退学的信给学校，在信中列及了安然的种种异常表现，如上解剖课不给动物打麻药而直接解剖，纠缠威胁女同学，随意翻看别人的物品等，希望学校能让安然退学。2005年春季实习的时候，同班没有一个学生愿意跟安然住在一起﹐最后安然一个人被安排到了一间小平房。 这些事对安然打击很大。半夜里安然哭着给母亲打电话说:“妈妈，我好怕啊，就我一个人住这里。他们怎么这么对我？我都帮过他们啊！我真是心灰意冷！”因为安然的事﹐母亲经常被叫到学校﹐安然的母亲当时曾想，既然都这样了﹐干脆这学期上完不上了。没想到就在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惨案发生了。案发后﹐警察竟然在安然宿舍里搜出了5把刀。 豆萁互相残，生死两茫茫 安然的心绪一直不宁。同学对他的孤立，已经让他很难受，而刘微澜和崔一平谈恋爱的事实更让他的心情雪上加霜。安然一直想找机会跟崔一平摊牌，但说些什么他也没有想好。2005年6月24日晚，崔一平去教学楼3楼的电化教室上网，安然也跟了过去。安然走来走去，心神不定，一会儿回宿舍，一会儿又回到电化教室，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什么。安然冲了一个冷水澡后，决定找一个没有其他人的时机和崔一平好好谈谈，他想让崔一平知道自己很爱刘微澜，而且会一直等到刘微澜回头的那一刻。 第二天早上5点左右安然就醒了，他本来打算利用9点前去做家教的这段时间看看专业书。但是安然突然想起穿的白大褂脏了，就把白大褂放在宿舍一个粉色的塑料桶里，拿到四层水房泡上。然后安然想到﹐昨晚在三层的电脑房用完电脑后可能没关机器﹐就又下楼到了三层的电脑房想把机器关上。 进了电脑房后安然看见崔一平一个人坐在电脑房内东墙处一台电脑旁用电脑﹐安然进屋时崔一平看见了，但是两人没有说话。安然心想，这时候没有别人，正是跟崔一平谈话的好机会。安然正想走过去，突然发现自己光着膀子，穿了一条大短裤，脚上是拖鞋，觉得自己这身装扮不够正式，安然不想让崔一平瞧不起他。 于是安然回了趟宿舍，换了一条浅蓝色运动裤，一件深灰色前胸有“大力水手”卡通图案的短袖圆领t恤衫，脚上穿了一双白色袜子，鞋子是德国产的皮鞋。换完衣服后，安然将头发梳了梳，想到如果和他单纯地谈可能起不到感动他的目的，就想带把刀，在和他谈的过程中用自伤的手段在他面前证明，自己是真心爱刘微澜的。 安然将平时做饭用的菜刀拿在手里，又带上了从网上订购的单刃匕首，别在了右后腰的皮带上。安然怕出门被别人看见不好，他从宿舍里随手拿了一个空的白色塑料袋，将右手拿着的菜刀卷了起来。t恤衫放在了裤子外，遮住了腰间的匕首。之后安然就要出门时，又突然决定戴上医用塑料手套。到了四楼时，安然把菜刀藏在了四楼楼梯门后。 当安然带着刀再次找到崔一平的时候，崔一平正埋头看电脑。安然站在他面前说：“崔一平，我想和你谈一谈。”崔一平抬起头来，对安然说：“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谈的。我现在没有时间。”安然有点生气，说：“崔一平，你别给脸不要脸，今天咱们必须把话说清楚了，否则你别想出这个门。” 崔一平啪的一声扔掉鼠标，站起来大声说道：“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安然，我早就受够你了。要玩你自己玩吧，我没工夫陪你玩。”说完，就要往外走。安然赶紧拦住崔一平：“不行，你不能走。你干嘛去？你是不是去找她？我不准你去找她！”崔一平笑了笑说：“我就是去找她，怎么你嫉妒了？！可惜啊，刘微澜是我崔一平的女朋友！我想找就找，想抱就抱。没办法，人家就喜欢我这个河南人，不喜欢你这个北京人。你羡慕吧！但你小子只能做梦去吧！” 崔一平没有注意到安然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了，他一边哈哈笑着一边推开安然向门口走去。崔一平最后几句话严重刺激了安然，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安然马上追了出去，嘴里喊着：“崔一平，你给我站住！”追到四楼平台时，安然拿起事先藏匿在四楼门后的菜刀朝崔一平砍去，崔一平措手不及，顿时血流如注，菜刀掉在了地上，安然就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刺。这一过程持续了约十几分钟，直到在崔一平身上留下了80多刀。然后﹐安然仓皇逃回了自己的宿舍。 当晚，安然就被警方带走。 北大学子80多刀杀死同学，立即在京城引起巨大轰动。安然杀人案很快进入司法程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在法庭上，面对公诉人的询问时，安然不是摇头就是点头，要不就从嘴里蹦字，没有一句完整的话。他只是最后挤出一句“我认罪。其他的事情我不想说。”公诉人宣读了同学证言后，法官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干脆地说：“污蔑！”或者说：“很恶毒！”法官问：“你与崔一平有什么矛盾？”安然回答：“我与崔之间没有过不去的，不知道怎么就……”说着，他就哭了起来。 事发后最伤心的莫过于双方的父母。安然的母亲说﹐安然很喜欢学医﹐想当一名好医生。上北医后﹐安然看了《吴阶平传》，对母亲说:“我选择学医真是选对了。我很希望在学术上能有一番成就。” 对于崔一平的母亲而言﹐失去儿子就好比天塌了下来。崔一平去世后，她一直精神恍惚﹐无法坚持教书工作。她说:“没有不想娃的时候。晚上老梦见他笑﹐在跳水﹐在老娘舅家干活。想找娃的缺点埋怨他，找不到。” 而对于安然的母亲来说﹐纵然安然有心理疾病﹐纵然他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依然是她的儿子﹐为了求得原告的谅解﹐为了法院在做出最后判决前能酌情考虑从而保住儿子的性命﹐51岁的她奔走在亲朋好友之间﹐希望能筹满原告提出的40万元赔偿款。 2006年3月14日，凑足了“救命钱”的安然母亲，就民事赔偿部分与崔一平的家长达成调解，安然赔偿死者崔一平父母40万元，崔家自愿撤诉。3月22日，法院对安然的刑事部分作出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一审判决，但对于崔一平的父母要求北京大学的赔偿，法院认为，北京大学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合适被告，驳回了他们对北京大学的起诉。 至此，这起备受关注的北大学子杀人案尘埃落定。 心理专家认为，根据安然的表现可以基本诊断为自恋型人格障碍。最严重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可称为“极端自恋”。在极端自恋者心中，他只把自己当作人，而其他人都是“物”。在宿舍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每个人都最大限度地暴露在别人面前，对于追求完美的自恋患者来说空间和心理上的安全感都降低了，使得他更关注自己的感受和利益，对其他人的感受严重缺乏同情心，“感同身受”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陌生的，这使得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去伤害其他人。 现代文明的教育就是为了使青少年学生涵养正气，培养健全完善的人格，从而学会自尊及尊人，自爱及爱人，自强及强人。反思我们的教育，不难发现恰恰缺乏了做人的教育，缺乏善待生命的教育，缺乏相应的守法教育，缺乏应对危机的心理教育。 安然的母亲曾向司法机关要求对安然进行精神病学鉴定，检方提供的一份精神病学鉴定结论称，安然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但是，安然却是一个社会病人，而且病入膏肓。他首先应该得到的是教育的救赎，心理的医治，最终才是法律的制裁。然而，我们却失掉了教育的先机，作为孩子的父母、教书育人的师长难道可以免责吗，作为厚德载物的高校难道可以免责吗？ 第三卷 激情与迷茫 第三章 坚石诈骗案独家解密 2006年3月17日，因在京城制造“坚石”诈骗大案而轰动一时的坚石房地产经纪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波及其女友蔡敏，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其全部个人财产和有期徒刑10年。历时2年的坚石案最终落幕。 与法院一审时各大媒体记者蜂拥而至摩肩接踵的景象截然相反的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非常低调地审结了这起备受关注的大案。在终审宣判时，没有任何媒体跟踪采访，到庭参加终审判决的除了法官和一位年轻的辩护律师外，只有本文作者作为法院工作人员参加了宣判的全部过程。 这起沸沸扬扬的大案的结局，与其说是低调，不如说是冷清。而于波和蔡敏仿佛已经预知了终审被维持原判的结果，他们在整个宣判前后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直到宣判后被押上警车，悄悄融入东二环熙熙攘攘的车流里，在北京春天的第一次沙尘暴来临之前，朝着郊外的监狱缓缓驶去。 仿佛这个春天的第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大风起时，所有的人唯恐避之不及掩面而行，家家关门、户户落锁。当风停沙落，一切都变成历史的尘埃，桃花红梨花白，一树烟柳就染暖了京城春天，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沙尘暴曾经肆虐横行。就像于波掀起的房产中介的这起沙尘暴，2005年还是怨声鼎沸，但到2006年春天，当本案真正终结的时候，曾经关注这个案件的人似乎已经忘记于波，忘记“坚石”，就像忘记我们人生中擦肩而过的一个过客。 坚石诈骗案，一粒尘埃引发的沙尘暴。现在于波就是这样一粒落地的尘埃，尽管他的公司的名字曾经叫作“坚石”。 但是北京还会不会出现坑害数百名业主的第二个坚石呢？客户在房屋租赁过程中如何避免上当受骗？坚石案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潘石屹旗下的坚石，一块著名的烫手山芋 坚石诈骗案之所以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其实人们真正关注的不是于波和他的女友蔡敏，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房地产中介里的小小沙尘。人们真正关注的，是频频在各种媒体上露面的地产大亨潘石屹。作为中国房地产界出镜率最高、知名度最高的地产商，与潘石屹有关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媒体追逐的对象，何况正是潘石屹注册了坚石公司，他本人就是坚石公司的第一任法人，他的弟弟接手后转让给了于波，而于波在诈骗的过程中对外宣称公司的法人是潘石屹的弟弟潘石坚。因为潘石屹的名人效应，于波蒙骗了很多人，所以，坚石出事之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他们巴不得名声赫赫的潘石屹出点什么新闻，以此增加报道的阅读量。基于这个不为外人道的因素，众多媒体把一起司空见惯的诈骗案炒作成了2005年京城房地产界第一大案。 其实，这确实有点冤枉了老潘兄弟俩，因为潘石坚经营坚石时，虽然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却没有任何房屋中介方面的经济纠纷，潘石坚把坚石这块烫手的山芋转手给于波之后，于波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着潘石坚是公司法人的旗号进行诈骗，才因此波及潘石屹和潘石坚兄弟俩。 如果说潘石坚有错的话，错在他遇人不淑，或者错在把一个虽然亏损但是却非常著名的公司卖给了于波。但如果他事先预知于波会举着他的旗号到处诈骗，甚至最后还让哥哥潘石屹拿出1000多万元“私房钱”摆平此事，当初于波就是磕头作揖，潘石坚也不会当这个冤大头的。 坚石案件初期，同样当了冤大头的潘石屹曾经非常坚定地对媒体宣称，绝不“不给坏蛋买单”，但在于波落网后，被骗的几百名房主四处告状上访，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潘石屹最终还是顶不住了，最终决定拿出他个人的1000万元“私房钱”，为坏蛋“买单”，也因此平息了坚石案可能引发的集团诉讼。 这可能是一向高调风光的潘石屹不得不面对的负面新闻，因此引来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实，在坚石案件之前，北京已经有多家房地产中介机构卷款逃走，在坚石案之后，也有比坚石案更严重的房地产中介诈骗案件出现，而且再也没有潘石屹这样的地产大亨出面买单，但其他案件的影响，都远远不如坚石案出名。 坚石案出名就出在潘石屹身上。 1999年9月，在京城声名鹊起的房地产商潘石屹注册了北京坚石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咨询和中介等业务。于1999年11月24日，北京坚石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1000万元，住所地为北京市怀柔县雁栖镇下庄村南，法定代表人为潘石屹。 2001年5月15日，坚石公司变更名称为北京坚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潘石屹的弟弟潘石坚，其余登记事项均未变更。坚石公司于2001年8月10日在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在2004年6月，房屋管理工作划归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管理）领取《京国土房管市二字（1999）第050号北京市房地产经纪机构资质证书》，该证书有效期为2001年8月8日至2005年8月7日。该证书备注中说明市及区县国土房管部门每年对房地产经纪机构进行年度审查，未通过年审者，其资质证书失效，房地产经纪机构申请登记的事项发生变更时，应向所在区县国土房管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坚石公司在2002年、2003年作过房地产经纪机构资质年审。但在此后的2003年6月24日、8月13日、10月31日，坚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别变更为于波、段玉龙、王建华；公司住所地已由北京市怀柔县雁栖镇下庄村南实际变更为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附近的中鼎大厦，且在半年之内多次更换法定代表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坚石公司向房主、房客出示的均是潘石坚任法定代表人时的营业执照及房地产经纪机构资质证书等资信材料，以夸大其公司实力及经营规模、履约能力。正是这些虚假的公司背景及公司变更前政府颁发的企业信用证明，最终导致于波、蔡敏等人利用房屋租赁合同骗取数百人交付的巨额钱款。 潘石坚接手后，主要做房地产中介业务，先后在北京开过10个分部，但经营状况一直不好，不但前期投入没有收回，而且亏损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潘石坚开始打算出让坚石公司。 此时，本案的关键人物于波出现了，这个于波是黑龙江省铁力市人，大专学历，近年来一直混迹于北京的房屋中介公司，熟悉此行业许许多多明明暗暗的行规。 2003年5月，于波通过朋友找到潘石坚，表示愿意接手坚石公司，并愿意承担坚石公司的所有债务、债权、财产，包括坚石公司的下属分部。这正是潘石坚求之不得的好事，双方很快达成了转让协议。经过对公司资产的清理，当时坚石公司尚有几百套房子正在执行之中，把应给房主的钱和房客交来的钱相减，公司亏损的数额潘石坚计算出来的是30万元，于波计算出来的是80万元。最后潘石坚和于波商定把亏损数额定为60万元，潘石坚把坚石公司名下所有的直营店、加盟店、办公用品、已付押金、业务资料、营业执照、资质证书、财务账册一并转让，公司全部股权作价59万元，以50万元作为偿付房主的钱，于波付给潘石坚9万元，首付1万元，另外8万元为分期付款，其余债权债务全部由于波承担。 2003年6月11日，潘石坚和于波在坚石公司办公地点中鼎大厦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在转让协议签订时，坚石公司账上不到1万元，但是，签订合同的当月，坚石公司下属各分部上交12万元房款，这些钱潘石坚留给了于波。 也就是说，于波仅仅用1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亏损60万元但在北京房地产界赫赫有名的坚石公司。 挂羊头卖狗肉，打起地产大亨的旗号诈骗 那么，混迹于京城房地产界多年，又聪明绝顶的于波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其实，于波看重的其实就是潘石屹的名头。在很多人眼里，潘石屹这三个字，毫无疑问就标志着京城地产界的某种信誉和号召力。这个自称“土鳖”的老潘在京城最繁华的黄金地段玩出一个“CBD”来，他旗下的公司怎么会诈骗普通房主的几千块钱房租呢？ 尤为重要的是，在潘石坚转让坚石公司之前，坚石公司注册资金达1000万元，是北京首批“放心中介”，是经营房屋中介的好载体。但是，到于波接手坚石公司时，公司不但有50多万元的负债，而且在接手后一周之内，坚石公司人去楼空，只留下一个空壳子，于波重起炉灶另开张。于波接手坚石公司时，同时也接手了该公司此前与房主签订的数百份合同，这些合同多数是在“非典”暴发前签订的，合同租赁价远远高于接手后的市场价。 非典时期的房屋租金价格狂跌，于波只能以接手后的市场价租出去，否则就要支付房主大额违约金。但是，于波仿佛不屑于赚一点点转租之间的差价，他接手公司不到一周，就开始施展他的“空手道”。 2003年7月初，于波召集他的手下，开始实施他制定的经营策略。于波的主要策略是与房主签订1年的合同，争取2个月的免租金期；但与房客签订3个月的合同，收3个月的房租；最后房客住了3个月，但公司只给房主1个月的房租，然后跟房主找茬，撕毁合同。于波认为，这样公司有了利润，还不违法，顶多是经济纠纷。 但是，仅仅过了1个月之后，于波就不满足于这样小打小闹了。8月初，于波召集全部部门经理开会，命令手下各部门将手中的房源低价出手，尽快收回资金，于波许诺给各部门的提成由原来利润的50％提高到营业额的50％，房价降价的幅度从300元到500元不等。如此下来，房价降价再加上分配给各部门的利润，以从房主那里转租的月租金为3000元的房子为例，转租给房客为2500元，各部门和业务员提走1250元利润，到了坚石公司手里的钱只有1250元，每月3000元的房子缩水了一半还多。如此简单的账目，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算出来的。 但是，即使是这样，于波还是觉得资金回收太慢。到9月初，于波再次召集部门经理开会，要求再次压低出租房屋的价格，至于压低的幅度，由各部门经理自行掌握，有的房子月租甚至降低了1000元。 如此压低房租价格，自然引来房客如云，压在坚石公司的房子很快转租出去，而且给房主的钱是按月付款，但转租给房客都是按照全年度付款，这样于波手里很快拿到数百万元现金。 但是这样高进低出，意味着坚石公司要赔掉成本的一半以上，连于波的一些手下都觉得公司的运营太不正常了。于波手下的一位部门高经理，在9月1日到10月20日的50天里，部门流水50万元，高经理就拿到了19万元提成款，分给部下3万元，他自己净赚16万元。这钱来得太快了，他意识到早晚要出事，结账几天后，高经理就拿着属于他的16万元一走了之。 因为于波手下的部门经理和业务员担心将来出事，所以他们与客户签订合同时，大多使用化名。业务员与房客签订合同后，房客向公司负责财务的蔡敏交钱，公司再按照比例给业务员提成。在此期间，公司的部门经理和业务员都心知肚明高进低出是不正常的运营方式，所以他们很多人只做很短时间，拿到提成后很快离开了坚石公司。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金钱的诱惑下，很多部门经理和业务员不但助纣为虐，甚至还有人甘做于波的替罪羊。一个叫段玉龙的于波老乡到坚石公司打工，干了不到一个月，于波就让他担任公司法人，并告诉他只当两个月再换过来。这个段玉龙问起原因，于波告诉他说：“最近上面要查账，法人得逐个找，法人多了就给查账制造困难，你当两个月法人给你10万元。” 2003年8月份，于波就跟段玉龙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之后于波分几次共给了段玉龙9万元。但是，段玉龙从未参与过坚石公司的经营管理，甚至他在当法人期间回了老家。两个月后段玉龙从老家回来，他觉得不踏实，让于波找别人当法人，于是，坚石公司的法人又落到一个叫王建华的人头上，这个王建华也是于波的黑龙江老乡。 通过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猫腻，2003年下半年的坚石房地产公司早已不属当年享誉京城的房地产大亨潘石屹的旗下，截至2003年11月案发时，坚石公司已五易其主。坚石公司法人变更顺序是：2001年5月，坚石公司法人变更为潘石屹的弟弟潘石坚；2003年6月24日，潘石坚将公司转让给于波；2003年8月13日，于波又将公司转让给其同乡段玉龙；2003年10月31日，段玉龙将公司转让给王建华。 其实，于波之后的两个法人不过是傀儡而已，坚石公司真正的老板是于波。 多行不义必自毙，逃到天涯也枉然 于波将房屋大量低价转租出去后，并没有打算把收来的钱交给房主，他其实早已做好了挟款外逃的打算。但是，很多房主拿不到钱，自然要向坚石要个说法。 2003年11月9日，北京市海淀分局刑警经侦队接到一名姓冯的女事主报案称，她与坚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出租委托合同》，出租其位于朝阳安慧北里的一套两居室住房，租期2年，月租金4800元。按照合同规定，公司每月初将当月房屋租金打到冯女士账户上。然而，房子交给坚石公司代管以后，冯女士却没有收到公司应付的租金。 当冯女士前往安慧北里自己委托坚石公司出租的房前，发现坚石公司早就以每月2500元的低廉租金将房子租给了一名外地房客。这名房客告诉冯女士，他已经向坚石公司一次性交纳了一年的租金。深感不安的冯女士赶紧与坚石公司业务员联系，却无论如何也打不通业务员留下的电话。11月9日，冯女士立即找到位于大钟寺的中鼎大厦坚石公司总部，却发现公司已人去楼空。随即，冯女士向警方报案。 与此同时，海淀警方又连续接到数十个坚石公司客户打来的电话，都是反映坚石公司就地蒸发之事。此时，中鼎大厦有几十名坚石公司客户冲进坚石公司总部。在现场，几十名房主激愤的情绪难以控制，他们反映的情况与报案的冯女士大致相同。侦查员从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坚石公司一面以明显高于市场平均价的价格与房主签订租赁合同大量聚敛房源，另一面却又以大大低于市场平均价的价格将房子转租出去。 这是一种明显违背商业规则的高进低出的经营方式。从表面上看坚石公司显然在做赔本的买卖，但却能够使公司在短期内吸纳相当多的房源并迅速出租收到大量的租金。由于有一至两个月时间坚石公司无须向房主付费，这个时间差给空手套白狼提供了条件，坚石公司可以不付一分钱拿到房源转租出手套取大量租金。在应当向房主付租金的时间坚石公司人员突然消失，暴露出公司存在卷款出逃进行诈骗的嫌疑。11月9日，海淀公安分局刑警经侦队正式立案侦查坚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涉嫌经济诈骗一案。 案件侦查首先是从调查坚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状况入手的。通过调取该公司工商注册资料，侦查员发现，截至案发坚石公司已五易其主。侦查员还发现，坚石公司曾被评为北京首批“放心中介”，但2003年5月已退出这一称号，于波接手后却始终打着“放心中介”的旗号经营，并且继续使用公司法人变更前的执照。 海淀警方从受理的报案看，短短半年时间坚石公司以高进低出的方式套取租金500余万元，受害群众多达770多人。然而，刑警在调取坚石公司在商业银行的账户时却发现，公司账上的资金仅有4000元。 大量事实证明，于波在收购坚石公司后频繁更换法人，不过是在玩偷梁换柱转移债权债务的金蝉脱壳之计，其疯狂高进低出套取租金的真实目的就是诈骗。在事实基本清晰之后，海淀刑警全力以赴追查失踪的涉案主要嫌疑人于波。 但是，案发后于波下落不明。警方只在罗马花园查到了于波以97万元现金购买的一套187平方米的住宅以及以48万元价格在朝阳望京西苑购买的一套两居室住房。 刑警对于波两处房产布控后，均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2003年11月20日，侦查员前往于波原籍黑龙江，在当地警方配合下查找于波线索。但是，在长达1个月的布控中，警方没有发现于波与原籍联系的蛛丝马迹。 正当案件侦破陷入僵局之时，2004年1月中旬的一天，警方接到于波的妹妹托人捎来的话，问100万元能否为其哥买断官司。侦查员推断投石问路之人一定是于波自己。随即，侦查员将力量集中在对于波妹妹北京的暂住地进行布控。2004年2月10日，海淀刑警发现于波妹妹与海口一个长达57分钟的通话记录，海口被警方目光锁定。 2004年2月13日，北京警方根据于波妹妹的通话记录，采取逐步排除法慢慢缩小包围圈，最终将于波可能藏匿地点定位在海口市国贸大道天昊大厦内。随后，警方对天昊大厦布控摸排。专案组得到准确消息，于波就住在天昊大厦内，与他同住的还有一名年轻女子。 2004年2月24日23时许，警方确定抓捕条件已经成熟，公安人员敲响了于波的房门。应声开门的是于波的女友蔡敏，公安人员进入房内时于波正在上网，在于波床边案头撂着3本书，分别是《刑法》《刑事诉讼法》《合同法》，3本书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 于波辗转辽宁、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五省区，逃亡3个多月，他怎么也想不到，北京警方能在天涯海角找到他。当晚，于波及其女友被带至海南警方提供的场所连夜审讯。于波交代，其女友蔡敏是坚石公司的出纳，案发后蔡敏随于波一同逃亡。坚石公司受害者的集体行动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使于波感到事态严重，逃到海口后他闭门不出，每天抱着《刑法》《刑事诉讼法》《合同法》看。于波感到无论如何也难逃罪责，遂为自己设计了彻底消失的计划。于波前往当地整形医院了解整形手术的情况，准备对自己进行拉皮。与此同时，他找人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名为吕宜柱的假身份证，在当地隐姓埋名。警察找到他时，于波正在做第三步，弄一张“死亡证明”。 2004年4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及伪造居民身份证两项罪名批准对于波、蔡敏依法逮捕。 最令于波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警察会在海口抓到他。返京路上他苦笑着对刑警说，前几天跟蔡敏一同去了一趟天涯海角，出租车司机说，做生意的人不要去那个地方，那里表示走到了尽头。 老潘哥俩替坏蛋买单，法庭上于波拒不认罪 坚石诈骗案被媒体曝光后，在于波下落不明的前提下，社会和媒体的注意力瞬间集中在潘石屹兄弟身上。2003年12月2日，潘石屹及其弟潘石坚在代理律师陪同下，向媒体澄清坚石公司和潘氏兄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并出示股权协议转让书予以证明。 潘石屹的律师公开解释称，随着转让股权协议的签署及工商登记的完成，潘石坚与坚石公司再无任何瓜葛。潘石坚既不承担这家公司的债权和债务，也不负责执行这家公司正在履行中的合同。潘石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如果有关机构认定潘石坚对坚石事件负有责任，潘石坚将承担此责任，涉及赔偿方面的问题，潘石屹愿意借钱给潘石坚。但潘石屹宣称“绝不给坏蛋买单”。 但是，在于波归案之后，为了平息坚石诈骗案给经营房地产的中介带来的震荡，潘石屹对外界宣布，虽然曾经说过“不给坏蛋买单”，但鉴于于波已经落网和受害者的实际困难，他将拿出自己的1000万元“私房钱”，为于波“买单”。 2004年11月，坚石诈骗案进入理赔阶段。由市建委下属的市房屋置换中心等有关部门组成的理赔办公室对理赔工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是对城八区的受害者逐一预约到现场登记，第二是在算出总理赔金额后将1100万元按比例发放到受害者手中。 理赔金除了潘石屹的1000万元“私房钱”，还有于波被捕后查抄其名下2套房产和部分现金，折合人民币100余万元。2005年1月14日起，理赔办公室开始发放赔偿金。 2005年2月3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将于波和蔡敏以诈骗罪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检方起诉于波和蔡敏涉嫌诈骗房主和房客计552人，共421万余元。 2005年3月10日，轰动京城的坚石房地产诈骗案主要嫌疑人于波和他的女友蔡敏，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在法庭上，于波并未认可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分别指控两人犯有合同诈骗罪和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指控的主要事实是：于波、蔡敏伙同他人，于2003年6月至11月，在经营坚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期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高价租入房屋，仅向房主支付少量房租，再以低于租入价出租房屋，而向房客收取多月房租的手段，诱骗房主和房客等552人次，分别与坚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骗取房屋租金及其他费用共计人民币421万余元。该款除用于支付公司工作人员高额提成和公司日常费用外，大部分被于波及蔡敏挥霍。另外，于波还分别以“周占魁”、“吕宜柱”的名字伪造、变造了居民身份证各１张，并使用了上述两张居民身份证。 于波在法庭上一口咬定检察院的指控与事实不符。他承认，在公司的经营和运作过程中，他确实存在“高进低出”的情况，但他表示，自己的企业经营理念是“高进低出”并不意味着一定赔钱，可以通过对房屋进行装修、购买日常使用的家具和电器等赚取其他利润；也可以暂时低价出租一部分房屋期待日后的升值；或者通过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购买二手房，再将房屋出租，以租养房等。 于波始终认为自己也是一名“受害者”，是在接手“坚石”时被潘石坚欺骗了。于波称，自己接手“坚石”后才发现，公司的负债额远多于对方声称的60余万元，而自己不应该为这一事件负全部责任。谈到坚石高进低出给客户造成损失，于波甚至反问：“我接手坚石的时候它已经负债经营了，而且远远比我当时了解的负债额大得多，我被骗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坚石走到今天，难道它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吗？我一个人能负多大责任？” 法院在经历两次开庭，审查了600多位证人证言，阅了90多份案卷后，认定坚石公司诈骗房主、房客共258对、516人次，诈骗金额3799263元。同时认定于波以伙同蔡敏等人，在与房主、房客签订、履行房屋租赁合同的过程中，采用“高进低出”、“短付长收”的手段实施诈骗。 于波的行为被法院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诈骗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另外，于波还伪造居民身份证两张，构成伪造居民身份证罪，法院决定数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蔡敏明知于波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仍在于波的指使下负责收取所骗钱财、帮助毁灭公司财务账目等证据，并与于波共同卷款潜逃藏匿，其行为也构成合同诈骗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一直表现非常镇定的于波在听到自己被判无期徒刑后，表示坚决上诉。在判决后于波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坚石确实出了事，但这些责任不该由我负。公司在我接手前就已经出现了亏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能够扭亏为盈，是出于挽救公司的目的，只不过由于自己的能力、财力等综合因素，才最终没能达到初衷。毕竟这件事情社会影响很大，法院又已经下了判决，如今我说再多也未必能得到认可。但简单地说，我与房东间签署代理合同，这属于市场经营行为，房东们是有收益的，而市场经济决定了有收益就会有风险。我不认为自己构成了刑事犯罪。” 房屋黑中介层出不穷，如何预防黑中介卷款潜逃？ 从2002年底“恒基无限”人间蒸发，到2003年底“坚石”人去楼空、“金百佳分部”卷款潜逃，再到近期的“中天恒基骗钱”，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北京几家“黑中介”屡次爆出诈骗黑幕，给广大房屋业主和承租人带来巨大损失，也给北京房屋中介行业的诚信度带来重创。 这几起案件的骗术惊人的相似，都是不法房屋中介采用“高价收、低价出”以及不向业主支付房屋租金的方式将承租方的房款骗走，最后卷款潜逃。 在目前北京房地产经纪市场极不规范、消费者对房地产经纪业普遍持怀疑态度的形势下，这几起恶性事件进一步加深了房地产中介危机。这些事件不仅应该引起业主和客户的充分警惕，而且也给房地产中介机构和有关政府管理部门敲响了警钟。 2006年3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对坚石诈骗案进行判决之后，向有关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法院认为，有关部门在认定坚石公司具有房地产经纪机构资质及该公司从事房地产经纪人员的资格审查过程中，对相关人员缺乏具体的审查，且对该公司在4个月中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的异常现象，缺乏监管。由此，建议有关部门认真汲取于波、蔡敏合同诈骗案的教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人员输入信息系统，并通过协调，使该系统与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人民银行、房地产信息管理等部门的相关系统进行链接，形成联动机制，及时掌握企业、公司工商注册变更等事项，加强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人员在经营、管理、变更等方面的动态监管，严格申领《房地产经纪机构资质证书》及《房地产经纪人员资格证书》的条件，将审查落在实处，及时发现房地产经济机构的不正常活动。同时要健全内部制约和监督管理制度，杜绝类似案件的发生。 那么，作为普通房主和消费者而言，应该从此类事件中吸取那些教训呢？ 仔细分析，黑中介惯用的伎俩就是利用对房东和租户收付款周期的不一致，短期内聚敛大批钱财，然后便人间“蒸发”。往往黑中介会以房子租的时间越长租金越低作为诱饵，向租户收取半年或一年的租金，而他们却只给房东月付或季付，中间的巨额差价成了黑中介牟取的暴利。举例算一笔账，黑中介与房东签订委托协议，商定某套房子的月租金2500元，按月支付房东租金，然后以月租金2000元租给承租客户，并一次性收取该租户一年房租共24000元，在付给房东两个月租金后携款而逃。可见，这套房子黑中介公司即使“高进低出”也捞得租金差价19000元。很明显，租金的差价主要是由房东和租户的收付款周期不一致造成的，而且本来应是房东的巨额租金留在了中介公司，也为黑中介的违法提供了便利。 针对上述问题，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彻底解决收付款周期问题，让黑中介不能因为付款的时间差而有可乘之机。对于房东来说，付款方式应为中介一次性支付一年租金！因为一般情况下，业主委托经纪公司出租最长周期为一年，一年之后如仍有合作意向，可继续委托出租；对于租方来说，应缩短付款周期，减少客户的付款金额。即使付款一年，经纪公司手中的房租也不会有滞留，如此就不会出现卷款逃跑的事情。租金风险转移给了中介公司，也降低了租户被骗的可能。 很多房东都是在发现中介公司人去楼空后，才知道其实中介已替他们收取了一年或半年的房租；另一方面，同样大量租户在房东来催着腾房时才认识到，房东原来没收到他们支付的房租！究其原因，居心不良的黑中介将部分交易信息屏蔽，使得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等到事件发生后，房东和租户才猛然觉醒，原来都被骗了。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房屋租赁市场不是新鲜事。部分交易信息涉及中介公司业务流程或利润空间，不便向交易双方透漏，但像上述几家中介的做法绝对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所以非常有必要加强房产中介的透明交易，在不影响公司利益的前提下，应该让交易双方有充分的知情权。为防止黑中介欺诈，租户在租房时可要求查看中介公司跟房东签订的委托协议书的代理期限，明确此套房屋的租期，以便于付款时期的确定，然后放心租房。 面对黑房屋中介的行径，专家建议房东房客应做到如下几个方面：1.考察中介公司的背景、规模和品牌，考察成立时间，考察信誉记录。2.“高进低出”是黑中介准备卷钱走人的征兆之一。当房租出去后应尽快和房客取得联系，如果发现“高进低出”差价超过10%就要设法解除合同。3.合同的规范性不可小觑。不负责任的中介公司一般不会在合同中标明自己在租出房屋之后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4.房租的付款方式应该合理。不法中介往往会以低价为诱饵，骗取客户交纳半年甚至整年的房租，因此也给大规模套现卷款提供了可能。5.售后服务的内容也很重要。中介公司有无按时支付房租、有无协助赔偿、有无先行赔付等售后服务都是出租业主需对其考察的必选项。 第三卷 激情与迷茫 第四章 没有户口我是谁 2006年6月12日，记者询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高洁，李志伟的户口问题有没有着落时，高洁法官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太难了，找不到李志伟的生身父母，李志伟就依然找不到落户的地方。” 在此前的几年里，这位刑庭法官一直在为李志伟的户口问题奔波，她曾经带着李志伟来到河北定州“认祖归宗”，却遭遇了无限尴尬。23岁的李志伟5年前曾被高洁依法定罪，她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便开始和自己联系起来，为了寻找这个年轻人究竟“从哪里来”，高洁法官心力交瘁。 李志伟至今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依照我国法律，他是必须承担责任的公民，可以被判罪；但刑满释放后，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他却不是公民了，无法生存…… 我不知道母亲是谁，我从来也没见过她！ 时间回到2001年8月1日上午10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小法庭。刑事法官高洁一袭黑色的法袍，像平日一样准时坐在法台中间。两分钟后，上诉的犯罪嫌疑人李志伟被带进法庭。 “姓名？” “李志伟。” “出生年月？” “1981年7月4日。” “职业？” “无业。” 据李志伟供述：他自幼疏于家教，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在家，最后成为街头浪子。不久，父亲李建业又因涉案而被判刑入狱。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失去管束的李志伟从13岁起便浪迹于街头巷尾，李志伟照着电视上看到的情形，召集几位“哥们”成立了一个名为“三合堂”的帮会组织。对外声称，周围几所初高中学校的学生，谁能每周交上10到25元的会费，“三合堂”便能保护他们不受别人的欺侮，还能帮他们“铲事”。到手的“会费”大都花在了李志伟自己身上。一审案卷显示：最小的一笔只有10元，但最高的一笔竟高达2000元，累计达8000余元。正是最后那笔过于高昂的2000元“会费”，一位“会员”万般无奈报了警，李志伟及其“三合堂”被公安机关连窝端掉。 一审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李志伟有期徒刑2年，但李志伟认为自己当时尚处年少，觉得判得有些重，因此而上诉，希望政府再给他一次机会。 二审提讯很快接近尾声。为使这个刚满18岁的青少年被告人能够深刻地了解因为自己的过错给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帮助和感化他悔过自新，高洁平和地压低声音进行帮教：“你想想，像你这个年龄，正是长知识和长身体的好时光，不在学校好好念书，将来没文化没学历，上哪去找工作？” 李志伟答：“不是我不想上学，是没有学校要我？” “为什么？” “我没有户口。” “没有户口？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会没有户口呢？你父母没给你上户口？” “我没有父母。”李志伟一脸木然，出奇地平静。 高洁一下子就打了个激灵，“那你在公安机关供述，你的父亲是李建业，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一直这么叫他，但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我的爷爷奶奶也不是亲的。” “那你为什么在李建业家生活这么多年？” “我不知道。” “那你母亲呢？” “我没有母亲。” “没有母亲？ “我不知道母亲是谁？我也不知道她在哪？从来也没见过她。” 这样的回答真是匪夷所思，虽然对于本案的审理并无任何影响，但高洁还是觉得有必要把李志伟的家庭背景搞清楚。李志伟说：“我只听说我妈妈的名字叫李秋月，但据说她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家出走。我从小就生长在北京的李建业家，我也一直叫他爸爸，可他从来都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的户口也就一直没在北京报上。到现在，我连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我是谁？我一直想知道，可是没有人告诉我。”说完这话，李志伟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凭着多年的审判经验，直觉告诉高洁，李志伟没有撒谎。但“我是谁”，短短三个字，仿佛一记敲在心头的重锤，使高洁猝不及防。 一个犯罪嫌疑人，面对法官却大声地反问“我是谁”。这背后必有隐情！为了进一步地核实李志伟的身世，讯问后的第三天，高洁便带着书记员走访了李志伟捕前居住地所在的居委会。居委会的答复证实了李志伟所讲的一切。 李志伟的“父亲”叫李建业，无业，因盗窃罪现正在监狱服刑。十几年前，他把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带回家时，已经有了李志伟。因为李秋月、李建业两个人始终没有登记结婚，小志伟的户口也就无法申报。不久后，李秋月、李建业二人去广州做生意，但此后，却只有李建业一人回到北京，有人曾问起孩子母亲的事，李建业说他们俩在广州时就已经分手了，他也不知道李秋月的下落。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李秋月。就这样，李志伟被不明不白地留在了李建业父母的身边。等到该上小学时，李志伟还没有户口，无法入校。按照当时的政策，孩子出生后户籍随母，而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已经下落不明有六年多。为了这事，居委会还专门出了证明，最后好说歹说才帮着把李志伟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 街坊中有一位姓索的老奶奶，是看着小志伟一点点长大的。她眼含泪花惋惜不已：“作孽呀！要是这孩子在正常的家庭里长大，断不会走到今天。搁着谁，当父母都不应这样没良心。是他们把这个无辜的孩子给害了呀！现在他的爷爷、奶奶也去世了，等这孩子回来后可怎么生活呢？” 如果抛开犯罪事实，李志伟固然令人同情。然而，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度里，任何一种罪行都无法因为犯法者的身世而得到赦免。 情与法，高洁始终把握得平若止水 刑罚是必须的，但刑罚不是目的。感化和挽救每一个失足的青少年从此远离犯罪，这才是一个刑事法官的天职。2001年8月22日，二审裁定下达：驳回李志伟之上诉，维持原判。 案子审结了，但高洁的工作和生活并未恢复到先前的平静。鉴于李志伟的特殊情况，数月后，她决定约同检察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相关部门，一起来到看守所对李志伟进行回访帮教。如此联系多个相关部门，专门回访一个少年犯，这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当管教干部呼点李志伟的名字时，李志伟一下子竟愣了半天。自从他进了看守所，每一个会见日，他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呆着——从来没有人来探望过他。开始时，他对会见日感到的是悲伤，可后来就变得麻木了。 “李志伟！”当管教干部再次呼点他的姓名时，李志伟才意识到真的是在叫自己。片刻之后，他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的兴奋，他问道：“我奶奶好吗？” 当得知奶奶已经去世之后，李志伟的眼角立刻便流下了两行清泪，方才的那一丝兴奋也霎时荡然无存。他小声地嗫嚅着：“奶奶死了？奶奶怎么死了？她死了，以后我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高洁赶紧拍拍李志伟的肩膀，岔开了话题：“李志伟，你不要难过，还有大家呢。”高洁把自己带来的一个包裹送到了李志伟的怀里。那里面，装着她专门给李志伟买的书籍、挑选的衣物。作为法官，花钱为自己审判过的罪犯买衣服和生活用品，高洁也还是第一次。 那天的回访很成功，李志伟也当众表示一定听管教干部的话，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一周之后还认真地给高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重新做人的决心。 高姐： 您好！您不会介意我这样称呼您吧？因为我如果叫您法官，觉得不太合适。叫您高阿姨，您也没那么老，还是叫您高姐比较合适，也觉得很亲切。 我非常感动，您能在百忙之中来看我。您能来看我，让我感到您对我的关心，还有政府，也没有把我遗忘，谢谢您！谢谢你们，谢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您给我带来的书籍，真是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看，过得非常充实。这些书，让我知道了，只有在知识和素质上提高，我自己才会有进步。每次看到书里的那些话，就像是您在和我说话一样。过去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帮助过我。……请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信很短，但“姐姐”这一看似平常的称呼竟一时让高洁感到无所适从。但法官与罪犯，这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法官对待所有的罪犯都是以法律为准绳，一视同仁，可是罪犯在自己的心中又会怎样看待审判过自己的法官呢？这些问题，也许很少会有人想过。 此前为李志伟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在提讯和开庭时的思想教育，还是后来带着街道和居委会的干部去看守所回访，应该说都在一个法官的职责范围之内。即使自己花钱给李志伟购买衣物和生活用品，也只是考虑到李志伟的身世与家境，想尽快地帮她完成改造。前前后后，高洁都始终以一个法官身份出现在李志伟的面前。可是这次，李志伟真的给高洁出了一道难题。这一声看似普通的称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法官职责的挑战——除了审判，你还能给我做些什么！ 反复揣摩，高洁越发觉得这一声姐姐，是一个自幼失去家庭温暖的失足青少年对爱的渴盼，是对亲情的渴盼。于是，她回信答应了李志伟，前提是，李志伟必须好好改造，并且从此再也不犯以前的错误。 “献血”，也许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无奈 2002年10月13日，李志伟刑满释放。 那天，考虑到李志伟自由之后将会回到的是一个清冷的家，不再有热热的饭菜，也不再有暖暖的床被。即使是想再听到两位老人的训斥和唠叨，对李志伟来讲也只能是奢望。高洁本来是想亲自去接李志伟的，但因事先安排好的一个案子要开庭，身为审判长的她无法请假。为此，她专门跑了一趟居委会，对既是居委会主任又是老邻居的索奶奶说：“等李志伟回来后，一定告诉他跟我联系。”高洁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在了居委会。 一个多月后，高洁见到了李志伟。几句简单的问候之后，李志伟告诉了高洁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高姐，前几天我刚好路过新世界商场，见到路边停着一辆义务献血车，就过去献了。也没别的想法，只是想，过去的二十年，我没为这个社会做过什么有益的事，连听爷爷奶奶的话都很少，这次献点血，也算是为社会做点贡献吧，心理上也算是一点补偿。” “不对呀？你不是没有身份证吗？没有身份证，人家怎么会接受你的献血呢？” “是。但当时我是真想献，出来后我暗下决心要重新开始生活，对工作人员说我出门时忘带了，但身份证号码可以留下，他们就同意了。” “你哪来的身份证号码？” “自己编的。”李志伟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红色的“无偿献血证”。看着那个小红本，再看看眼前这张身体本就单薄、营养状况不好而清瘦的脸，高洁对着李志伟笑了。可一瞬间宽慰的笑容之后，在高洁的心里又感到一丝酸楚。 当她听说李志伟还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时，高洁安慰他：“别着急，慢慢来。我也帮你想想办法。” 说也凑巧，高洁的一位朋友开了一家餐馆，本来不缺人手，但念及是多年的朋友，就答应了高洁。几天之后，李志伟上班了。 就在那家餐馆，李志伟干得非常卖力，老板他很赏识。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老板问他与高洁法官到底是什么关系。李志伟只好道出了实情。这一说不打紧，老板就急了，马上打电话给高洁证实。 老板对高洁说：“咱们认识多年了，是朋友，这没的说。可你真不该把他介绍到这里来。说实话，我也挺喜欢这孩子，能吃苦，肯干活。可你想想，我们干这行的，天天这个来查，那个来查的，他不但进去过，到现在连个身份证都没有，一旦让查出来，你说我……” 没等老板把话说完，高洁一下子便明白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明白了你的意思。我今天就把他领走，但我还是要谢谢你。” “作为朋友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可你当法官的，应该知道管这种事，可能会给自己添麻烦的。”朋友好言相劝。 高洁笑了笑：“你说的是有道理，可像他这样，如果连法官都不管，他还会去找谁呀？” “找他父母呀！” “能找着不就好了吗？孩子是曾犯过错，可是谁能说他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带着错来的呢？他现在真是没人疼没人爱呀。” 李志伟本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没想到这又一盆冷水几乎将他浇了个透心凉。那天，高洁对他苦苦相劝了大半天，让他暂时先稳定下来，至于工作的事，再想办法。一边这么劝着，高洁已经意识到，李志伟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户口问题，没有身份证，以后的路将会越来越难走。 之后，李志伟自己也找过几份工作，也曾到许多单位应聘过，但试用期一过，别人都留下了，唯独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解除合同。原因只有一个：他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对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谁都怕出事。 那段时间，因为打零工，李志伟手里攒了一点钱，他本想存到银行里，可没有身份证，人家根本就不给开户。他只好用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的身份证去开户存钱解决问题。这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实的无奈，让这个活到二十多岁了，却还没有身份的年轻人采用这样的无奈之举，来为自己存攒积蓄。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这个当口，李建业与李志伟“父子俩”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多年来，李建业当初没把李志伟赶出门去，原因在于两位老人不舍得李志伟，而如今老人均已下世，不久后，李建业把父母留下的两间房子卖掉走了，李志伟从此也就真正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没有住处，没有收入，又找不到工作，为了生存，李志伟曾在极度艰难时想到了卖血。可这次，因为他提供的身份证号不存在，血站拒绝采他的血。 这件事对李志伟的打击甚至比辞退他还要令他痛苦得多。他打电话给高洁：“高姐，你说为什么我无偿献血的时候就没人管我身份证号是真是假，可我生活无着，又不愿再做坏事，想卖血的时候就有人管了？我连卖血糊口的路都走不通呀！”手握听筒，高洁的心感到战栗！但除了安慰，她也一时说不出该怎么劝说他才好。 就在李志伟被餐馆辞退以后，高洁就着手帮助李志伟解决户口，打电话向有关部门咨询，专门与居委会、民政局和派出所的同事进行商议，但得到的答复难尽人意。派出所也有苦衷：“我们没有过这种先例。关于户口，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是可以随父，也可以随母，但他的父亲不承认他们的父子关系，只有找着他的亲生母亲，他的户口才能解决。” 人海茫茫，要找一个二十多年都没有音讯的人，谈何容易？ 已经别无选择的李志伟，只好找到李建业：“你既然不承认我们是父子关系，那你必须告诉我，我究竟是谁的儿子？当初是你和我妈一起去的广州，你说她离开了你，那她到底去了哪里？” 直到此时，李建业才告诉李志伟生身父母的情况，原来，李志伟的母亲李秋月出生在北京的海淀区，但因为“文革”期间家庭受到冲击，李秋月和姐姐随着父亲被遣送回原籍河北定州。但李秋月经常回北京，与在北京的男同学赵某见面。1980年10月李秋月与赵某发生性关系后，李秋月怀孕。此后李秋月与李建业相识，1981年7月4日，到了临产阶段的李秋月在李建业的帮助下被送到北京市妇产医院，产下了李志伟。之后，李建业把李秋月和李志伟从医院接出后送到了定州。后来李秋月和李建业确立恋爱关系，就把李志伟寄养在李建业父母家后，两人去了广州做生意。后发生口角，她赌气离我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根据李建业所述，李志伟找到了北京市妇产医院。在那里，他查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但其他情况均已无可考证。 追寻一个普通生命的源头 根据李建业提供的河北定州的线索，2005年年底，高洁与李志伟一道赶赴河北定州，希望能从李秋月的老家得到关于她的消息。 通过定州市公安局，高洁和李志伟很快找到了李秋月的姐姐李月华，李月华现在定州市一个菜市场贩菜谋生，闻听是了解关于她妹妹李秋月的，话没开口便已泣不成声。她说：“我们家真的是受文革的害太深了，要不是文革，秋月也不会走这条路。秋月自小心气就高，我们又都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她哪里甘心回老家种地当农民？那几年，父母相继去世，谁都顾不上管她，她也整天没在家里待过，坐火车到处流浪。那一年，她突然从北京回来，就带着这么个孩子回来，可还没有等家人把这件事问清楚呢，她又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李月华也见过李志伟这个所谓的“外甥”，那还是在他刚刚出生不久，妹妹秋月带着回来的。可是没几天，秋月就带着孩子又去了北京，一去再也没回头。虽说她与李志伟之间还有着一种血缘关系，但毕竟二十来年杳无音信，两人之间的情感隔膜显而易见。谁也不敢相认，谁也无法相认。 李月华对于李志伟的了解，自从二十多年前的那一次分别便中断了，她无法接受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外甥。她不停地落泪：“苦啊，这孩子命苦啊。”之外，除了落泪，她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线索。 经过了解，李志伟还有一个舅舅在河北定州，当地的村委会主任也电话通知了他，但他最终没露面。 李月华所在村的村委会主任，与李秋月是本家，高洁试探着问：“不管怎么着，孩子是无辜的，再说，他妈妈李秋月毕竟是这个村的人，咱们这边……” 话还没有说完，村委会主任便接过了话头：“按说我们是应该帮孩子一下，不冲别的，就冲你们与他不沾亲不带故的都还这么关心他，我们也该帮他。可是这毕竟是农村，添丁加户，不仅得分给他土地，还得给他批宅基地。这事，恐怕不好办。”说完，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们是想，只帮他把户口解决了，其他的什么要求都没有。他总得有身份证呀，现在没身份证，干什么也不行呀。” “你们都是法院的，你们更应该知道这道理，办了身份证，上了户，又是男孩子，那他就是合法村民，我们不给他分地，他今天干，明天他还干吗？绝对不行，事情不大，可后遗症太大。谁都是好心，可是光有好心，也未必就能把事办好呀。”高洁点了点头，她知道无法去强求村委会主任做这些。 离开定州时，高洁和李志伟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拍下了一张照片，李志伟希望把母亲的故乡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回北京的路上，李志伟一言不发，仰着脸闭着眼说是怕晕车。他在想些什么呢？他的生活刚刚走上正道，但这接踵而至的打击，他的内心是否会再次面临崩溃的边缘？ 李志伟曾经向高洁吐露心声说：我现在很怕寂寞，知道身边一起长大的伙伴一个个都工作、结婚，自己经常会深陷孤独。有时候，在街上看着身边走过的行人，我心里总在问自己“我是谁？我是谁呀？！” 此时的高洁已经深感两难。她是法官，但她不是立法者，面对神圣的法律，她也束手无策；但她又是一个法律的救赎者，面对身世坎坷的李志伟，她更是无法放弃。一个法官如果眼睁睁看着被自己苦心拉上岸的当事人因岸上无立锥之地，迫使他再次落水，那是对法官职业的亵渎，是对正义之神的亵渎。 高洁法官和李志伟依然没有放弃，他们还在为李志伟的户口奔波着。 第三卷 激情与迷茫 第五章 中国闪客第一案 2006年6月15日，美国耐克公司在北京市高院终审打赢了一场长达两年半的著名知识产权案，北京市高级法院终审改判驳回了著名闪客朱志强的诉讼请求。曾经在一审获胜并获赔30万元的朱志强，败诉后还要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4万余元。 因为美国著名公司涉嫌侵权，加上又是中国闪客第一案，这起中美知识产权案件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而成为名案。北京法院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进行审理，但很少有人想到两个判决却截然不同。二审宣判后，朱志强的代理人称：“一审判决与二审判决的差距太大了。”而耐克公司方面则认为，二审的判决结果很公平。那么，这起由两个“小人”引发的中美知识产权名案，法院为什么会作出反差如此巨大的判决呢？ 创造“小小”，朱志强被誉为中国第一闪客 在了解这个案件之前，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闪客”的由来。 所谓“闪”就是指Flash(英文单词本意是指闪光、闪现)。所谓“闪客”，也指经常使用和制作Flash的人。闪客这个词源起于“闪客帝国”个人网站，如今，闪客已经与黑客、博客等概念一起，构成了风起云涌的网络亚文化浪潮。 一位研究者这样描述闪客：每当夜幕降临，他们选择了“闪”，用一种叫FlasV，也许是段伤感的故事，也许仅仅是一个幽默。这些作品传播到网上，博得大家开怀一笑，或是赚取几滴眼泪。 1997年Flash开始出现在中国，Flash是一个技术门槛比较低的优秀软件。Flash这种网上新动画格式有了鲜活的动作、流动的色彩和音乐与声音的点缀。正如其名字一样，仿佛在一“闪”之间，就令浩瀚的互联网告别了图片的机械运动，整个互联网因为Flash而活了起来。它让不少业余爱好者很快加入到创作者的行列中来，因为其中曾经有不少人擅长图像、动画等的制作，他们慢慢成长为优秀的Flash的创作者，人们就把他们叫作闪客！ 闪客们大多对网络极为熟悉，是技术上的寂寞高手，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是执著于理想的艺术家。闪客一族自2000年来逐渐成形并迅速壮大，闪客原创作品蜂拥而起。比如一首名为《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歌，刚发行时，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后来有闪客用Flash重新演绎了它，使它迅速流行起来，歌手雪村也因此出名…… 除了大家熟知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以外，内地的《小小系列》、，台湾的《阿贵》系列等Flash动画也已经成了网民喜闻乐见的招牌菜。至高极限的“小小系列”是其中最佳代表之一，创造“小小”的朱志强费了不少辛苦才把小小弄成了一个武打明星。 笔名“小小”的朱志强生于1976年6月，他是吉林省永吉县人，现住北京市丰台区某小区。朱志强小时候就有了动画创作的想法，总是在教科书上画一些简单的小人形象。自1989年起，朱志强就开始创作“火柴棍小人”形象。在创作过程中，朱志强将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倾注在这一形象中，并将通过“火柴棍小人”的每一个动作表现出来。2000年4月，朱志强创作完成了第一个Flash《独孤求败》，第一次在虚拟空间使用“火柴棍小人”作为其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自2000年6月，朱志强以“火柴棍小人”作为主题人物形象相继创作完成了《过关斩将》、《小小3号》、《小小特警》、《小小5号》、《小小系列6》等作品。 自朱志强创作《独孤求败》起，他为名为“小小”的“火柴棍小人”设计了更多形体动作，在通过电脑制作的全新表现形式中，朱志强赋予了作品新的生命力，并通过网络形式迅速传播，尤其是在虚拟空间的网友中影响广泛。“火柴棍小人”已成为一个与朱志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深入人心的特定人物形象。 2000年，朱志强创作的《过关斩将》被评为当年度A杯Flash大赛最佳游戏奖。2001年8月31日，朱志强创作的《小小特警No.4》荣获中国首届奔腾4处理器电脑Flash动画创意大赛暨Flash动画电影节专业组互动游戏类水晶奖。2001年12月15日《新周刊》评选朱志强为“年度网络风云人物”，《新周刊》撰文评述:“以一部Flash《作品2号》,小小成为本年度知名度最高的网络名人。作品构思巧妙，动作设计不输一流的动作电影，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以线条的勾勒告诉人们什么是简洁美。小小的作品提升的是整个Flash创作的品格，从它以后，‘闪客’这一称谓深入人心”。 自2000年4月朱志强完成Flash《独孤求败》起，就有多家企业、媒体与他商谈合作事宜。2001年7月18日，朱志强与韩国巴论森有限公司签定协议，就朱志强授权巴论森有限公司在韩国境内独家代理在包括计算机网络与多种事业上展示原创Flash动画系列作品达成一致。此后，朱志强正与一些商业机构和个人洽商著作权使用事宜。 因为创造了“小小”而被誉为“中国第一闪客”的朱志强，非常注重作品知识产权的保护，他不但将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作品著作权登记。2003年6月23日，他还以“火柴棍小人”形象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商标注册申请，已得到初步审定。但是，朱志强没有想到，他创造的“火柴棍小人”被“克隆”了，而且涉嫌侵权的是国际著名的耐克公司。 状告耐克侵权，朱志强打起中国闪客第一案 耐克公司是全球知名的体育用品公司，耐克运动鞋更是名满天下。耐克公司于1996年在中国全资设立了苏州耐克公司。2003年10月，耐克公司总部与苏州耐克公司为举办“2003NIKE-Freestyle酷炫之王全国大搜索”活动及宣传推广其新产品“UStB”，分别在耐克网站、新浪网、北京王府井大街、北京地铁（天安门西）站台、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发布广告。耐克公司在这些广告中，使用了与朱志强的“火柴棍小人”基本特征相同的动画人物形象“黑棍小人”。 2003年10月，有朋友告诉朱志强说，在新浪网的广告上看到“火柴棍小人”形象，朋友们以为朱志强和别人合作。朱志强登陆新浪网看到后，心里很不舒服。但当时，朱志强并没有诉诸法律的念头，但越来越多的朋友告诉了他这件事，为此，他咨询了有关律师，律师认为耐克公司有侵权行为，建议朱志强维护自己的著作权。 促使朱志强最终走上法庭原因，还有此前他已经和韩国公司签订著作权合同，而且他正与一些商业机构洽谈著作权使用事宜，朱志强认为耐克公司使用“黑棍小人”的行为侵害了自己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及财产权。为此，2003年12月，朱志强委托律师把耐克公司和广告经营者元太公司以及广告发布者新浪公司作为被告告上法庭，认为这几家公司构成共同侵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00万元人民币；停止侵害原告的著作权，在其造成不良影响的同等范围内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连带承担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相关费用。 作为中国闪客第一案，朱志强的诉讼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但是，成为被告的耐克公司却连连叫屈，耐克公司发布的含有“黑棍小人”的广告，是耐克公司于2002年7月委托威登和肯尼迪股份有限公司（简称&K公司）独立完成，该广告活动的预算为240万欧元（约2500万元人民币）。根据耐克公司和&K公司的合同，该广告的著作权归耐克公司所有。耐克公司向&K公司提出的要求是该品牌广告宣传应该能体现出耐克公司对运动和文化的理解。根据耐克公司的建议，&K公司运用了线条小人形象，来诠释耐克公司的理念。 &K公司的创作目标是设计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真实物体线条的形象，这个形象能同真人互动并能激发人们内心的创造潜能。线条小人代表了自然且不加任何渲染的创造力，同时他又是最佳最酷的运动员，能同罗纳尔多、贝克汉姆之类的真人运动明星同场竞技决一高下。因此，“黑棍小人”广告的设计完全是耐克公司版权所有的独特设计。 耐克公司认为，朱志强的“火柴棍小人”和耐克公司的“黑棍小人”不一样。首先是朱志强的“火柴棍小人”显得粗实、简陋并且头部和躯干连接，给人一种平面的效果。而耐克公司的“黑棍小人”被设计成了一个“终极运动员”，即小人的头和身体被分离以加强球状的类比，小人的四肢被拉长以适应流畅平滑的运动，整体给人的感觉以纤长、流畅和精致，并突出一种立体的效果。 其次，耐克公司认为朱志强诉请著作权侵权的“火柴棍小人”形象，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所要求的独创性，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火柴棍小人”的形象仅仅是一种抽象表现人物的符号，这种符号已经在国内外著名词典中明确列有定义和画法，这种线条构成的小人能很简洁容易地表达人物的运动，因其表达十分简易，故早见于古代文明的壁画和岩画以及前人的小说和教材中，时至今日仍作为“人”的简单表示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这样过于简易的形象很明显属于公有领域常用的图案，根本不能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 另外，耐克公司还认为，朱志强创作的“火柴棍小人”情节动作和耐克公司发布的广告毫不相同或相似，朱志强作品“小小”的知名度均同本案无关。为制作该广告，耐克公司专门聘请了包括巴西著名足球明星罗纳尔多在内的众多明星参与表演创作，主要意欲借助上述体育明星来达到所需的广告效应，当时根本不知道朱志强在网上传播的“火柴棍小人”网络动画作品。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被告耐克公司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庭交锋，耐克公司一审败诉 对这起涉及中美两国知识产权名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慎重审理。庭审中，双方观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主要围绕着4个争议焦点进行了激烈辩论。 一是关于朱志强主张的“火柴棍小人”形象著作权权利及其知名度。朱志强诉称于1989年起就开始创作“火柴棍小人”形象，并提交了相应书籍的3页复印件予以证明。被告耐克公司认可原告朱志强早期创作的“火柴棍小人”形象作品，但认为这些小人图案系抄袭或临摹《福尔摩斯探案集》中“跳舞的小人”的插图，并非原告朱志强拥有“火柴棍小人”形象著作权的证据。 二是关于耐克公司被控侵权行为是否存在。耐克公司认为，耐克公司虽然使用了“黑棍小人”作为广告作品的要素之一，但朱志强的“火柴棍小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图案，没有达到著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性标准，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故耐克公司没有侵犯“火柴棍小人”形象作品的著作权。 三是“线条小人”形象是否进入公有领域。耐克公司为证明“火柴棍小人”形象没有独创性，属于公有领域或早已有之的普通图案，共向法院提交了18份证据，其中有代表性的“线条小人”形象证据有：柯南道尔于19世纪末创造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跳舞的小人”形象图案；韦伯斯特大学词典中，将形容词“线条小人”定义为“缺乏深度和可信性的虚构人物”；另外，耐克公司还提供了北美古人类岩画中出现的“线条小人”形象，上海市的“线条小人”形象交通标志和人行道提示标识图案，以及耐克公司于1973年发布的含有小人形象的宣传手册等。 在庭审质证中，原告朱志强认为跳舞小人只是平面的、静态的线条勾勒，仅仅是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所需要的办案线索之一，与Flash中“火柴棍小人”形象根本不同；对于其他证据，原告以来源和形成时间不清楚为由，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小人形象属公有领域。 四是关于“火柴棍小人”与“黑棍小人”形象的异同点。朱志强创作的“火柴棍小人”形象特征为：头部为黑色圆球体，没有面孔；身体的躯干、四肢和足部均由黑色线条构成；小人的头和身体呈相连状。 “黑棍小人”形象特征为：头部为黑色圆球体，没有面孔；身体的躯干、四肢和足部均由黑色线条构成；小人的头和身体呈分离状；小人的四肢呈拉长状。 通过对比，“黑棍小人”的基本构成要素和特征与“火柴棍小人”相同，二者的头部均为黑色圆球体且没有面孔，二者身体的躯干、四肢和足部均由黑色线条构成，二者黑色线条的粗细、厚重、圆润程度以及给人的整体美感程度基本相似。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朱志强设计的“火柴棍小人”是对公共领域中通用的“线条小人”形象的线条及其组合方式进行了审美意义上的再创作，已构成中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即美术作品。耐克公司在被控侵权广告中使用的“黑棍小人”形象的特征与朱志强享有著作权的“火柴棍小人”动漫形象的特征基本相同，故两者构成相近似的美术作品。“黑棍小人”形象系对朱志强享有著作权的“火柴棍小人”动漫形象的模仿或剽窃。耐克公司未经授权，擅自在广告中使用与“火柴棍小人”动漫形象相近似的“黑棍小人”形象作品，造成对朱志强作品使用权、获得报酬权的侵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耐克公司使用的“黑棍小人”动漫形象，对朱志强享有著作权的“火柴棍小人”动漫形象作品进行了修改，且未给其署名，该行为侵犯了朱志强署名权、修改权。 2004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耐克公司广告中的“黑棍小人”侵犯了朱志强独创的“火柴棍小人”的著作权，法院判决耐克公司停止侵权，在网络上公开道歉，并赔偿原告30万元。 二审翻盘，两个小人上演胜负大逆转 一审判决后，耐克公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耐克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火柴棍小人”形象受著作权法保护是错误的；认定耐克公司广告中的“黑棍小人”形象与朱志强“火柴棍小人”相似是错误的；认定耐克公司侵权是错误的。 2005年11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二审，在法庭审理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火柴棍小人”是否具有著作权意义上的独创性，耐克公司广告中的“黑棍小人”与朱志强动漫作品中的“火柴棍小人”是否有本质区别，以及朱志强索赔的依据。双方对各个焦点问题分别进行了答辩，并当庭演示了两个小人的制作过程。法庭将双方所属的作品界定为静态的形象，而非在动漫、电视作品中的动态小人。 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朱志强的代理人在回答有关朱志强“主张权利的火柴棍小人形象的概念和范围是什么”的问题时陈述：“在本案中我们主张的范围是静态的动漫人物形象。” 但朱志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没有明确指出包含“黑棍小人”形象的广告中，“黑棍小人”的哪一个静态形象与其“火柴棍小人”形象完全相同或基本相似。 根据朱志强的代理人在二审开庭审理时的陈述，朱志强主张的是静态的“火柴棍小人”形象的著作权，因此，二审法院审理的范围在于静态的“火柴棍小人”形象是否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黑棍小人”形象是否侵犯了“火柴棍小人”静态形象的著作权。 法院认定朱志强的“火柴棍小人”形象具有独创性，符合作品的构成条件，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法院同时认为，由于用“圆形表示人的头部，以直线表示其他部位”方法创作的小人形象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均可以以此为基础创作小人形象。另一方面，“火柴棍小人”形象的独创性程度并不高。因此，对“火柴棍小人”形象不能给予过高的保护，同时应将公有领域的部分排除出保护范围之外。 将“火柴棍小人”形象和“黑棍小人”形象进行对比，二者有相同之处，但相同部分主要存在于已进入公有领域、不应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部分，其差异部分恰恰体现了各自创作者的独立创作，因此，不能认定“黑棍小人”形象使用了“火柴棍小人”形象的独创性劳动。“黑棍小人”形象未侵犯朱志强“火柴棍小人”形象的著作权，耐克公司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2006年6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耐克公司的“黑棍小人”未侵犯朱志强“火柴棍小人”的著作权；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一中民初字第348号民事判决；驳回朱志强的诉讼请求。这意味着，朱志强不但没有获得一审判下的30万元赔偿，反而还要负担4万多的诉讼费。 判决后，朱志强的代理人感慨“两审判决相差太多”，并认为此次改判完全决定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耐克则认为终审的结果很公平，耐克公司中国区传播主管表示：“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商业问题，是个原则问题。” 自始至终，朱志强一直很低调地处理这起诉讼。终审败诉后，朱志强自然难掩心中的沮丧。朱志强当时将耐克公司告上法院，心中并没有多想什么，也没有很大的压力，他只是想，谁要欺负自己，就要向谁讨公道。但朱志强没有想到，终审判决会产生如此逆转。 此案的胜负并不重要，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中国正在着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今后，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这些都需要得到切实的保护。耐克公司从一审败诉到终审胜诉，说明中国法院在知识产权的审判工作中日趋缜密和完善。中国的法律环境促进了国人的维权意识不断加强，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勇气。为此，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行政执法的力度。 第三卷 激情与迷茫 第六章 中国首例军队形象案 认为深圳市信禾工艺品有限公司为推销其产品“将军佩剑”和“红色八一步枪”，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恶意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字样和形象，并把副大队长李本涛手中的军刀移花接木换成了该公司的佩剑，严重侵犯了三军仪仗队的名誉权、肖像权、名称权，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仪仗大队(又称三军仪仗队)两次将深圳市信禾工艺品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为维护军队形象而提起的诉讼。 2006年7月3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宣判，法院最终认定信禾公司侵犯了三军仪仗队整体肖像利益、名称权，要求信禾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向仪仗大队公开道歉，并判令深圳市信禾工艺品有限公司赔偿三军仪仗队人民币80万元。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形象代表的仪仗大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两上法庭仗剑维权，用法律武器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捍卫了军刀的雪亮与纯洁。 军刀变佩剑，三军仪仗队索赔248万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仪仗大队又称三军仪仗队，成立于1952年，主要担负迎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的仪仗司礼任务。 现任三军仪仗队副大队长的李本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也是完成司礼任务次数最多的一位执行官，他年轻持重、潇洒英俊、富有朝气和军人气度，担负了我们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迎送外国总统、国家元首、军队高级将领的司礼任务600多次，并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军委领导的表扬和外国元首的称赞。1997年、1999年在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和中葡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上，身为仪仗队执行官的李本涛，他手持军刀的挺拔军姿，在历史永恒的瞬间展现出了中国军人的风采。李本涛手持军刀的形象，不但出现在各种媒体中，更常常出现在各种挂历、画报甚至普通笔记本的封面上。 因为三军仪仗队不但代表着军队形象，更代表着国家形象，所以国内很多大企业都曾经找过仪仗队，愿意出巨资请三军仪仗队为企业做广告。但他们严格执行部队不允许经商的规定，几十年来从未为任何一家企业做过广告。 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三军仪仗队的官兵们发现他们苦苦保持了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的清誉，被深圳一家公司损坏了。 2005年上半年，仪仗大队一位领导接到一个电话，询问仪仗大队是不是给深圳的一家公司做广告。这位领导非常纳闷，仪仗大队从来没有违反部队规定做过任何广告啊。他连忙询问是怎么回事，对方说，现在市场上出售一种价格3800元的“将军佩剑”和“红色八一步枪”，产品外包装的广告上的人就是副大队长李本涛，只不过把军刀换成了佩剑而已。用军人形象如此为企业做广告，实在有损三军仪仗队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放下电话，这位领导连忙询问李本涛是否私自为企业拍摄过广告照片，但李本涛矢口否认，并非常气愤地要求彻查此事。此后，仪仗大队接连接受到各方责问，同时，根据知情人透露，出现在“将军佩剑”宣传广告上的人物还有三军仪仗队一中队队长张洪杰等3人，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仪仗大队为深圳的那家公司做广告，让雪亮的军刀沾染了铜锈，仪仗大队的名誉因此受到极大损害。 作为代表国威、军威的三军仪仗队，绝不能蒙受如此不白之冤，更不能允许任何人和任何机构损坏自己的声誉。仪仗大队的领导们不敢怠慢，立即根据有关线索，查找损害三军仪仗队声誉的所谓“将军佩剑”和“红色八一步枪”的广告。 很快，三军仪仗大队的官兵在北京市场上发现，深圳信禾公司在其生产的“红色八一步枪”和“将军佩剑”的宣传册中使用了三军仪仗大队的名称和形象。对于这种随意使用军人形象和名称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官兵们很气愤，“神圣的军刀不能染上铜锈！”仪仗大队领导在向上级部门进行请示后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捍卫军人的形象和威严。 2005年4月，三军仪仗大队委托律师将一纸诉状递到了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在诉状中，他们写道：我们在驻地海淀区发现深圳信禾公司为推销其生产的将军配剑和红色八一步枪，利用全国人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景仰和敬佩，使用我部队的肖像和名称为产品进行广告宣传。为此，我们认为信禾公司蓄意侵犯仪仗队的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时间长达4年，范围从新疆到深圳遍布全国，侵权产品数量极多，“将军配剑”和“红色八一步枪”都生产了8181件，违法获利数额巨大，按照当时售价的每件3800元计算，销售额在6000万元。为了维护三军仪仗队的合法权益，我们提出两项诉讼请求：一是请求法院判令信禾公司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二是请求法院判令信禾公司赔偿248万元。 在接到仪仗队的诉状后，深圳信禾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了答辩状。在其答辩状中，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这样的辩解： 一是“将军配剑”、“红色八一步枪”设计生产的目的，除了生产者的商业利益，更多的是为了表达对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用青春和热血之躯为共和国的缔造立下不朽功勋的人民解放军的崇敬之情，是对革命精神的宣传和纪念。无论是产品的外形还是宣传资料，处处体现了对伟大人民解放军的深深敬意。 二是三军仪仗队不具有法人资格，不享有法律规定的人身权，不是本案的适合原告。理由是三军仪仗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下属的一个大队，并非团以上具有独立编制的军事机关，不是军事机关法人。 三是没有侵犯三军仪仗队的名称权，三军仪仗队的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仪仗大队”，信禾公司的产品和广告中，没有涉及上述名称，也没有利用上述名称或者类似、近似的如“警卫第一师仪仗大队”、“第一师仪仗大队”等易使人混淆的名称进行相关活动或者宣传，不存在侵犯三军仪仗队名称权的情形。“三军仪仗队”并非特指三军仪仗队的专用名词。“三军仪仗队”不是三军仪仗队经登记或者批准而合法拥有的名称，三军仪仗队对上述词汇不具有名称权和排除他人使用的权利，使用“三军仪仗队”这一词汇并无不当。三军仪仗队无权因此而主张信禾公司侵犯其名称权。 信禾公司认为，三军仪仗队不具有肖像权，不存在信禾公司侵犯其肖像权的情形。根据我国法律相关规定，肖像权属于个人人格权，只有自然人享有，法人不具有肖像权。三军仪仗队称其肖像权受到侵犯于法无据。 对于是否侵犯三军仪仗队的名誉权，信禾公司辩解称，“将军佩剑”、“红色八一步枪”说明手册是产品的一部分，并非商业广告，没有使用三军仪仗队的单位名称，也未以其名义宣传产品，不可能使公众产生误解。“将军佩剑”、“红色八一步枪”的说明手册，虽有涉及“三军仪仗队”的内容，但非特指三军仪仗队，其内容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没有侮辱、诋毁或者丑化三军仪仗队的内容，不可能造成三军仪仗队声誉受损的后果。信禾公司的合法经营行为应受法律保护，三军仪仗队要求经济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三军仪仗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认定侵犯名誉权，一审判赔10万元 在海淀法院一审开庭前，法院已依法将传票寄至被告深圳信禾公司处，但直到开庭时，信禾公司只向法庭提供了答辩状，却没有出庭应诉。海淀法院最终决定缺席审理。凑巧的是，由于部队当天有外事任务，所以三军仪仗队的官兵都没有来，而是由律师代理出庭。 三军仪仗队的代理人邹律师在庭上气愤地表示，被告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形象，是对国威、军威的嘲弄！“更为恶劣的是，被告为宣传其产品，竟然将三军仪仗队副大队长李本涛手中的三军仪仗队的特用指挥刀用电脑置换成了将军佩剑，还将李本涛本人的脸弄得特别暗，故意突出‘将军佩剑’四个字！” 三军仪仗队的律师在法庭上还列举了被告公司的侵权行为：他们为推销其所生产的“将军佩剑”和“红色八一步枪”等工艺品，先是在宣传画册和宣传光碟中多次使用“三军仪仗队”的名称，并声称“红色八一步枪”是仿制的我国第一支半自动步枪，而事实上，三军仪仗队一直沿用半自动步枪作为礼宾用枪。之后信禾公司又在媒体广告、宣传画册、光碟、产品挂画上都加入了代表海、陆、空三个方队分队长一起行礼的图片。他们还乱用军徽，并让人们以为其产品是军队内部制造的。三军仪仗队发现此事后，曾经与被告进行多次交涉，但被告并没有停止侵权行为。 当庭，律师出示了公证处从被告营业处购买的宣传画册进行公证的密封袋，法庭当庭启封。同时邹律师还解释说，购买时对方表示不能开发票，只是给了张没有公司章的收据，但是收据上却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技术研究所的公章。后经查证，该军需生产技术研究所已改制并更名，原有公章早已于2003年7月废止，而被告信禾公司所持公章显然是伪造的。同时，原总后勤部军需生产技术研究所出示证言表明，他们与被告曾签订了1年的合同，监制制造佩剑，但这个合同早在2002年3月31日终止，之后信禾公司不能以研究所名义出售商品。 按照原告律师的计算，被告信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侵权行为已长达4年，范围从新疆到深圳遍布全国，枪和剑各生产了8181件，而按照最近的每件3800元计算，销售额在6000万元。 海淀法院经过审理，确认了参与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认定三军仪仗队有资格作为这起案件的原告。但对仪仗队提出的肖像权、名称权受到侵犯的主张没有支持，只认定其名誉权受到了侵犯。 海淀法院认为，名誉权是民事主体就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信禾公司在商业活动中，使用大量三军仪仗队50周年阅兵、军官敬礼、操练、检阅等画面用于宣传。三军仪仗队以展现海、陆、空三军的形象，担负着迎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重大仪仗司礼任务，具有特殊的形象意义，有别于一般的单位组织，因而三军仪仗队特定形象为公众所认知和接受，并因三军仪仗队在各种场合的形象给其带来相关的名誉，但信禾公司在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将三军仪仗队在各种场合的形象用于商业目的，广为宣传，必然导致降低和损害三军仪仗队的对外形象，足以造成社会评价降低的事实，所以认定信禾公司的行为侵犯了三军仪仗队的名誉权。 而关于仪仗队所主张的肖像权和名称权，基于肖像权属于人身权范围，依其权利性质其属于自然人固有的权利，具有专属性，肖像权人仅为自然人，而非自然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所以对于三军仪仗队主张的肖像权，法院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是否侵犯名称权，海淀法院认为，在信禾公司的产品说明中虽然使用了“三军仪仗队”的名称，但其文字描述属对事实进行描述的内容，依据我国《民法通则》民事主体有权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其名称，但信禾公司的行为既不构成对专有名称的干涉、盗用、假冒，也未使用“三军仪仗队”直接为其产品进行的文字宣传，所以，认定信禾公司不构成侵犯三军仪仗队的名称权。 2005年11月2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三军仪仗队要求认定信禾公司侵犯其名称权、肖像权的请求，确认信禾公司侵犯三军仪仗队名誉权，并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判令深圳市信禾公司将现有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师仪仗大队的相关五十周年阅兵、军官敬礼、操练、检阅等画面的“将军配剑”、“红色八一步枪”产品所有的宣传册、光盘、挂画全部销毁，并不得再行使用、转让，以停止侵权行为。在媒体上进行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人民币10万元。 遏制商家以军队旗号做广告，二审判赔80万元 海淀法院作出判决后，三军仪仗队和深圳信禾公司都不服一审判决，双双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上诉。 三军仪仗队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信禾公司使用三军仪仗队军官行礼图做广告，不是因为广告上这几个军官个人的号召力，而是通过追求军官身上军装所体现的三军含义来烘托其产品的信誉度，原审将其归入侵犯名誉权没有单独予以保护，不利于维护人民军队的形象；信禾公司在其宣传中多次使用“三军仪仗队”，根本目的在于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构成对其名称权的侵犯。 三军仪仗队虽然一审胜诉，但仍认为一审判决遗漏了一项重要侵权事实，即信禾公司把手持军刀的三军仪仗队队长的照片，通过电脑制作方式，将其手中所举的军刀移花接木换成一把信禾公司生产的“将军佩剑”。此外他们还认为，原审法院判决10万元的赔偿额度太低，起不到保护三军仪仗队形象的目的，故请求终审法院重判。 信禾公司的上诉理由是，他们将三军仪仗队部分形象用于产品说明不会降低其社会评价，不会损害对方的名誉权。信禾公司没有实施诋毁、诽谤三军仪仗队名誉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判决赔偿的数额于法无据。 接到仪仗队和信禾公司的诉状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这次开庭与一审开庭时冷冷清清不同的是，30余名身着陆、海、空军服的三军仪仗队官兵列队走进法庭旁听席，为了维护三军仪仗队的声誉，副大队长李本涛也到庭参加诉讼。一审一直缺席的信禾公司，此次也派出了一位律师和一位设计师到庭应诉，信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涂先生也出庭参加了诉讼。 庭审中，双方律师在法庭上围绕各自主张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三军仪仗队律师当庭提出，图片中手持军刀的仪仗队队长李本涛就坐在旁听席上，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出庭作证。但信禾公司表示已承认使用三军仪仗队的照片，没有必要再为此作证，该意见被法庭采纳。由于双方分歧较大，法庭主持下的庭外调解也因双方当事人达不成一致而没有成功。 经过对案件进行认真审理，一中院作出了三点基本认定： 一是认定仪仗队官兵整体肖像利益应当受保护。涉案照片内容虽为三军仪仗队的军官的肖像，但该照片体现的是三军仪仗队的形象，该形象具有较高的商业使用价值，该价值系由三军仪仗队就其自身形象所做努力及付出而形成的。因此，虽然三军仪仗队不能依据法律享有该照片的肖像权，但三军仪仗队对于使用该照片所带来的整体肖像利益享有权益，该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三军仪仗队虽非商业营利单位，但他人擅自使用三军仪仗队的照片，必会给三军仪仗队的利益带来损害，其行为构成侵权。信禾公司在未征得三军仪仗队同意的情况下，将三军仪仗队在各种场合的形象用于商业目的，广为宣传，必然导致降低和损害三军仪仗队的对外形象，足以造成社会评价降低，侵犯了该部队所拥有的整体肖像利益，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二是认定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名称构成侵犯。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名称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名称权。信禾公司在对商品的宣传中多次使用“三军仪仗队”的名称，并未征得三军仪仗队的同意。且从使用的目的分析，其对于该名称的使用也不属于新闻报道范畴。虽然表面上该公司对于三军仪仗队名称的使用属于对事实进行描述的内容，并未使用三军仪仗队名称直接为其产品进行宣传，但信禾公司使用“三军仪仗队”的名称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推销，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信禾公司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三军仪仗队的名称，其行为构成对三军仪仗队名称权的侵犯。 三是认定诋毁、诽谤行为名誉侵犯不成立。根据法律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而在这起案件中，三军仪仗队在社会上评价的降低，系因信禾公司侵犯其形象所致。信禾公司并无诋毁、诽谤三军仪仗队名誉的行为。因此，三军仪仗队认为信禾公司侵犯其名誉权要求该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于法无据，不应予以支持。 对一、二审法院的两份判决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法院对三军仪仗队主张的被侵害的“三权”的认定有所不同。 关于名誉权：一审法院认为信禾公司未征得三军仪仗队同意，即将该部队在各种场合的形象用于商业目的，广为宣传，必然导致降低和损害三军仪仗队的对外形象，足以造成社会评价降低的事实，侵犯了该部队的名誉权。二审法院认为信禾公司并无诋毁、诽谤三军仪仗队名誉的行为。因此，三军仪仗队认为信禾公司侵犯其名誉权，并要求该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于法无据，不应予以支持。 关于名称权：一审法院认为信禾公司在宣传材料上虽然使用了“三军仪仗队”的名称，但未构成对该名称的干涉、盗用、假冒，也未使用“三军仪仗队”直接为其产品进行文字宣传，故不构成侵犯三军仪仗队的名称权。二审法院认为信禾公司使用“三军仪仗队”的名称的根本目的在于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推销，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其行为构成对三军仪仗队名称权的侵犯。 关于肖像权：一审法院认为三军仪仗队提出的形象权利，因我国法律尚无形象权规定，且考虑到因本案使用特定形象给三军仪仗队所造成的损害，均可在名誉权范围内予以司法救助，故不单列为一项权利予以保护。二审法院认为信禾公司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将三军仪仗队在各种场合的形象用于商业目的，广为宣传，必然导致降低和损害三军仪仗队的对外形象，侵犯了该部队所拥有的整体肖像利益。 2006年7月3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宣判。上午9时许，三军仪仗队的30余名官兵在市一中院办理了旁听手续后集体走进法庭，端坐在旁听席上。此案原定于上午9时30分宣判，但法庭一直等了很久，上诉人深圳市信禾公司方的席位上仍空无一人，法官随后进行了缺席宣判。 “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9时50分，法官宣读了最后的判决结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最终确认三军仪仗队的肖像权和名称权受到了侵犯，但对其名誉权受到侵犯的主张没有支持，依法作出了要求信禾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公开赔礼道歉，向仪仗队赔偿损失80万元的终审判决。 宣判后，深圳市信禾工艺品公司总经理涂先生表示：“我们至今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怎么好端端地就被告上法庭。”涂先生表示，如果可能的话，还会继续上诉。涂先生表示“这事的核心其实就在于我们在我们的产品说明书里面，使用了一张三个军人敬礼的图片。”涂先生不认为公司触犯了什么法律，因为这张图片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可以算是一张公众图片，而这张图片他们也是从一个笔记本的封皮上扫描下来的。 判决后，三军仪仗队的官兵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代理人邹律师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她对记者说：“现在许多商家打着军队旗号大做广告的现象愈演愈烈，这种势头非常不好，三军仪仗队打这场官司，一方面想挽回自己的名誉，另一方面则是想遏制这种社会不良现象。” 第三卷 激情与迷茫 第七章 作家路遥的身后官司 2006年10月19日，记者约见了著名作家路遥的女儿路茗茗，通过路茗茗的深情讲述，首次揭开了长达3年之久的“路遥之女状告生母案”的内情。令人感叹的是，在这场沸沸扬扬的著作权官司背后，隐含着一个女儿以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深情。 经过3年的艰苦诉讼，路茗茗最终还是输了这起著作权官司。2006年9月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近3年来，关于路遥著作权官司的报道，都称路茗茗认为母亲已经签订了遗产继承协议书，无权代替自己处置父亲留下的遗产，所以将自己的生母林达及两家出版社推上被告席，要求解除《路遥全集》的出版合同。这起案子已经持续了3年，人们关注这场官司，其实更多的是案件背后，关注路茗茗怎么可以为了路遥的遗产状告自己的亲生母亲。 很多人忽视了路茗茗打这场著作权官司的目的，准确地说，路茗茗的起诉是“实现父亲生前未了的心愿，让路遥的作品有理有序地出版和发行”。 在讲述这个因为著作权官司引发的故事之前，我不能不首先表达我对路遥先生的敬意。在20年前，我还是个刚刚上高中的农村孩子，那时候好的文学作品在农村见到的还比较少，我千方百计弄来一本已经掉了封面的过期文学期刊，那本杂志的头题文章便是路遥先生的名作，顿时如获至宝，这本杂志在我的同学中互相传看着，最终不知去向。但我清楚记得，我那时候已经偷偷把自己比作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并在同学中把心目中的刘巧珍、黄亚萍与女同学们画上等号。而且，这部作品直接催生了我第一次懵懂的乡村爱情，以及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并引领我走向文学道路。可以肯定地说，这部小说对我青少年时期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当然，以及路遥先生的其他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在此之后，我当然不止一次看过《平凡的世界》，在采访路茗茗之前的资料准备阶段，我刚刚看到一组安徽一个大学生带着患癌症的母亲上学的图片，那个大学生手中拿着的给母亲读的书，正是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这些场景令人震撼，但也在情理之中。在中国，还有很多对城市充满梦想的农村孩子，和《平凡的世界》，都是他们最好的人生励志读本。 下面开始讲述路遥作品著作权官司的前尘后事。 舐犊情深，作家路遥爱女儿胜过爱自己 路遥是一个用心血和生命来写作的作家，这在当代作家中是鲜见的。最终，也因为创作而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关于路遥的介绍通常是这样的：路遥，陕西省清涧县人，1949年出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文革开始后受影响直到1969年底才回到家里务农。这段时间里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并在农村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92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1980年路遥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困难的日子里》也相继获奖。1991年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后，引起巨大的轰动。正如《痛悼路遥》一文中所写：“计算成功的方式是吃苦和受罪，他拼命工作，玩命写作，自我折磨式地付出，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寂寞的道路上，竭尽全力，一路血汗向高峰攀登”。对人生的执著追求，对他所热爱的故乡的钟情，以及对他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自信，这一切构成了路遥小说基本的特征。 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活得更为充实”。他始终以深深纠缠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陕北大地作为一个沉浮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诗意象征，每当他的创作进入低谷时，他都是一个人独自去陕北故乡的毛乌素沙漠，他在那里审视自己，观照社会。 当获奖并被改编成电影取得成功后，路遥没有沉醉在鲜花和掌声之中，而是深深地思考了一些问题，他要超越这一高度，赶40岁时完成一部全景式地反映中国近40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的作品。 《平凡的世界》共三部六卷，厚重、宏阔，为中国当代挣脱极左束缚开始改革开放的转型期留下了史诗般的艺术画卷。作品共写了近百个人物，从揽工汉到省委书记，这些人物形象鲜活地表现了那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变化。小说“人物运动的河流”中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表现了一代青年农民奋斗的艰难经历，而人物活动的宏大背景则是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的各种政策和人们的心态。 孙少平的一生更是体现了平凡人生的辉煌意义，他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贯穿他的思想的主线就是奋斗不息、坚韧不拔，无论面对何种挫折，他都能平静接受，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孙少平在各种严酷环境中默默承受独自奋斗的经历正是这部作品的迷人魅力所在。 路遥平凡的人生构筑了辉煌的世界，他的全部作品收入了五卷本的。 在完成《平凡的世界》之后，路遥抱病为《女友》杂志撰写了著名的创作随笔，这是《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这篇五万多字的随笔，是路遥对自己文学思想和文学观点的全面总结，让我们穿透他的作品而进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学的执著和创作时的艰辛，使我们看到了鲜花和掌声之后的艰难之路。 在中，路遥多次提到关于女儿路茗茗的一些文字。第一次提到路茗茗，是路遥在经过长达3年的准备，在陈家山煤矿开始写作，从秋天写到冬天后，在经历了进入写作阶段的最初的极其痛苦的煎熬后，“……因为元旦即在眼前。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日子里，为了亲爱的女儿，我也得赶回去，其实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想着马上就要看见亲爱的女儿，两腿都有点发软。” 第二次提到路茗茗是路遥移师到榆林宾馆，开始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时候，“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心间。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亲爱的女儿。在这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作为父亲而不能在孩子的身边，感到深深地内疚。” “在一片寂静中，呆呆地望着桌面材料堆里立着的两张女儿的照片，泪水不由在眼眶里旋转，嘴里在喃喃地对她说着话，乞求她的谅解。是的，孩子，我深深地爱你，这肯定胜过爱我自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你。我要让你为自己的父亲而自豪。我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即使我在家里，也很少能有机会和你交谈或游戏。你醒着的时间，我睡着了；而我夜晚工作的时候，你又睡着了。不过，你也许并不知道，我在深夜里，常常会久久立在你床前，借窗外的月光看着你的小脸，并无数次轻轻地吻过你的脚丫子。现在，对你来说是无比欢欣的节日里，我却远离你，感到非常伤心。不过，你长大后或许会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办法，爸爸不得不承担起某种不能逃避的责任，这也的确是为了给你更深沉的爱……在这些漫长的外出奔波的年月里，我随身经常带着两张女儿的照片，每到一地，在摆布工作间的各种材料之前，先要把这两张照片拿出来，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她。即使停笔间隙的一两分钟内，我也会把目光落在这两张照片上。这是她所有照片中我最喜欢的两张。一张她站在椅子上快乐而腼腆地笑着，怀里抱着她的洋娃娃。一张是在乾陵的地摊上拍摄的，我抱着她，骑在一峰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大骆驼上。远处传来模糊的爆竹声。我用手掌揩去满脸泪水，开始像往常一样拿起了笔。我感到血在全身涌动，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悲壮。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这一天的工作，用自己血汗凝结的乐章，献给远方亲爱的女儿。” 最后一次提到女儿，是写到与女儿一起过春节，“万分庆幸的是，我能赶上和女儿一块过春节了。这将会是一个充实的春节。”路茗茗当然不止一次读过这些段落，这些文字已经深深镌刻在她的记忆中。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路茗茗随身携带着的，就是的单行本，这本10多年前出版的薄薄的小书，书页已经泛黄、变脆，显然被翻了许多遍。书的封面包了书皮，看来路茗茗对这本书是非常珍惜的。 路遥先生去世的时候，路茗茗只有13岁，对于父爱的认识当然不如现在这么深刻。路遥先生生前常常提到“远远（路茗茗乳名）是我的上帝，我的女儿是个性格坚强的孩子。”这是一句令很多人都心动的一句话。对于父亲的这种视女儿为上帝的深沉感情，长大后的路茗茗的感受难以言表。一个父亲对于他的孩子有这样博大深沉的爱，让路茗茗感到无限幸福，但遗憾的是这种父爱太短暂了，短得只能靠回忆来享受这种幸福。对于自己的爸爸，路茗茗的印象是性格宽厚而幽默。伟大的文学家很多，作为女儿，路茗茗觉得爸爸路遥是最好的。 路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自己“在床铺地板上变成一匹四肢着地的马或狗，让孩子骑转圈圈爬。”对于这种快乐的记忆，路茗茗倍觉珍惜，遗憾的是她和爸爸相处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一年之中，爸爸和路茗茗在一起的时间就是一两个月。其他的时间里，路遥先生除了躲在某个偏僻的地方写作，就是去参加这样那样的会议。所以这种天伦之乐，能让路茗茗短暂地感受到父爱。尽管这是一种非常平常的、普通的父爱，但经过岁月的沉淀，已经成为路茗茗的精神财富。 纪念路遥，女儿要用自己的方式缅怀父亲 1992年11月17日，作家路遥离开了这个不平凡的世界。也就是这一年，路茗茗跟随自己的母亲林达来到了北京。 下面我们不得不提到路遥的妻子林达女士。在关于路遥先生的很多文字记载中，很少提及他的妻子林达女士，但路遥无论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还是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光环加身，林达女士都默默地站在他的身后，深情地凝视着自己的丈夫。据路茗茗介绍，颇具文学才华的林达女士是当年到延安的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时认识路遥并与之产生爱情。路遥考上延安大学后，大多经济来源是靠林达资助的，林达在北京的家里境况好，在经济上给了路遥很多接济，就连路遥在学校里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路遥准备的。正是因为有了林达，路遥在延安大学能够安心读书和进行文学创作。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后担任《陕西文艺》编辑，到西安工作，林达也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担任编辑工作。1979年路遥与林达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路茗茗后，路遥才思喷涌，1980年路遥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并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后，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时，长期离开西安到外地采风和创作，林达则撑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直到路遥去世后，林达还经常托人捎钱给路遥远在延安的养母。 文革之后，大批插队知青纷纷返城，在当地结婚的知青也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返城。为了孩子的前途，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路遥和林达也在为此努力着，经过多方斡旋，1992年林达和路茗茗把户口迁到北京，也就是这一年，路遥先生去世。 路遥先生离开之后，林达与一位教授结婚。路茗茗也开始在北京读书，直到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一所大学学习平面设计专业。路茗茗之所以选择学习这个以图书装帧为主的专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路遥是一位受人尊重的作家。 客观地说，虽然对父亲充满了爱，也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名满天下的作家，但真正触动路茗茗的，还是路遥去世10年后，延安大学举办的一次路遥铜像揭幕仪式。 路遥毕业于延大中文系，因其对中国文坛的卓越贡献，被延大师生视为母校的骄傲。延安大学为路遥铸造了一座高60厘米的上半身铜像立在图书馆前，以此纪念路遥，也为激励全校师生奋进不息。2002年4月６日，作为路遥的爱女，路茗茗受邀到延安大学参加路遥雕像的揭幕仪式。 路茗茗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回到延安祭奠自己的父亲，她受到了延安大学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以及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和来自全国的文学界名流参加了揭幕仪式，并在路遥墓前鞠躬献花。在揭幕仪式上，一直将路茗茗视如自己女儿的中国文联原副主席张锲见到她非常高兴，一直紧紧地握着路茗茗的手说：“路遥在生活中是我的兄弟，在文学道路上，他是我的兄长。他的女儿我一直在好好照顾，如今也已成人，希望路遥能放心了。” 在揭幕仪式上，很多著名作家和大学生都把对路遥先生的尊重传达给了路茗茗。已经长大成人的路茗茗明白，他们其实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尊重父亲终生从事的文学事业。那么，作为路遥的女儿，自己又是学习平面设计专业，自己对于父爱的最好报答，就是自己亲自设计父亲的作品，用更好的方式传达给读者。 有了这个念头，回到北京的路茗茗开始注意搜集各家出版社出版的路遥作品。路茗茗发现，由于时代和技术的原因，出版路遥作品的出版社共有几十家，而且很多家都超过了专有出版权的期限，却仍在销售路遥的作品，加上当初出版作品时，我国还没有严格按照著作权法签订出版合同，有的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期限超过常规的5年，有的甚至长达10年甚至更长。尤其是早期出版的路遥作品，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设计、印刷粗糙等问题。因为路遥的作品拥有大量的阅读者和购买者，尤其是《平凡的世界》，不但多家正规出版社出版过，而且出现过多种不同版本的盗版书。经过咨询有关著作权方面的专家之后，路茗茗决定对以往路遥作品的无序出版进行一次规范，以此缅怀自己的爸爸。 路遥去世之后，林达和路茗茗作为路遥的妻子和女儿，对路遥的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母女二人共同享有路遥作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在路茗茗未满18岁，还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林达作为路茗茗的法定监护人和权利的共有人，与有关出版社签订了出版路遥作品的《图书出版合同》，这其中包括1997年6月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的出版《路遥全集》的出版合同。稿酬为每千字30元，合同有效期为10年。 正是出版《路遥全集》，引发了后来的这起著作权官司。 促成《路遥全集》的出版，不能不提到陕西作家朱鸿。当时，朱鸿是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因为在朱鸿毕业分配的时候，路遥曾给朱鸿帮过忙，对此朱鸿心存感激。路遥去世之后，朱鸿一直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路遥，之后，朱鸿产生了出版《路遥全集》的设想，随后朱鸿找到林达和路茗茗，征得林达的同意后，朱鸿和文学评论家李国平一起，经过一年多努力，征得散落在各地的路遥作品及书信，最后编辑完成了《路遥全集》。但是，书稿编辑完成之后，出版这套《路遥全集》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市场因素，出版社担心赔钱，所以出版计划一拖再拖，甚至到了流产的边缘。1999年年初，广州出版社的编辑杨斌女士得知这套书的情况后，这位颇有见地和气魄的编辑立即跟朱鸿进行了接洽，经过两个出版社的商榷，1999年4月16日，太白文艺出版社和广州出版社达成了共同出版《路遥全集》的协议。这份新合同再次确认了稿酬标准为千字40元，协议有效期为10年。两家出版社合作出版《路遥全集》，也得到了林达的书面同意。在出版社日期方面，林达特别约定，“同意广州出版社力争以优质水平在1999年10月31日前出版该全集，确保在1999年12月31日之前出版。” 1999年路茗茗已经年满18岁，而签订出版合同时，出版社只跟林达签订了出版合同。这是后来导致著作权纠纷的主要起因。 两上法庭，争取著作权只为路遥作品有序出版 选定一家国内权威的出版机构，更好地出版路遥作品，成为路茗茗成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协调了各家出版路遥作品出版社的关系之后，路茗茗开始与出版《路遥全集》的广州出版社和太白文艺出版社进行协商。 由于路遥去世后他的遗产由妻子林达和女儿路茗茗共同继承，而此时林达女士已经改嫁，路茗茗已经长大成人，为了让路茗茗更好地行使路遥作品著作权，2003年元旦，林达与路茗茗签订了一份《遗产继承协议书》，双方就路遥生前所有作品著作权的继承事宜达成协议，由路茗茗全部继承路遥作品的权利。 取得父亲全部作品著作权之后，路茗茗以完整著作权人的身份，在成年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路遥作品的著作权益。 2003年4月13日，在与广州出版社多次电话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路茗茗给出版《路遥全集》的广州出版社社长写了一封信，路茗茗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仔细地看了当年贵社和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与我母亲签订的关于出版《路遥全集》的出版合同，以及相关附件，我将合同条款与贵社履约行为进行了比照之后，发现贵社存在一些违约行为。因此，我正式向贵社提出中止合同的要求，请你们予以书面答复。贵社存在违约事实如下：一是《路遥全集》出版销售的方式不妥，贵社采取拆卖的方式出售，不符合全集出版的惯例；二是出版时间不符合合同规定，贵社出版时间大大晚于合同规定期限；三是1999年签订的3份出版《路遥全集》的相关协议，未经我同意签字，此时我已经年满18周岁，应是著作权人全部签字才生效，故该协议视为无效；四是2002年贵社重印《路遥全集》后，至今未寄出样书，经多次长途电话与责任编辑联系，仍无结果。 收到路茗茗的来信后，《路遥全集》的责任编辑杨斌女士于2003年8月13日给路茗茗作了书面答复： 一是当时与太白文艺出版社及我社签订合同的是你母亲，你也提及今年初你母亲才授权你处理，那么之前的合同应该是有效的；二是虽然1999年著作权法取消了10年最高期限（专有出版权期限），这说明进一步市场化所有年限均可高低，当时定10年是十分正常的，大部分出版社都这么做；三是关于报酬40元/千字，这对于二次出版并不低；四是我们第一次印刷的包装色彩虽然不是十分鲜亮，但是用纸、装订都没有任何质量问题，而且我们已经针对市场需求更改了封面；五是关于出版时间，因为市场风险问题，加上太白文艺出版社交给我们的胶片错漏之处还很多，我们全部校对两遍后才付印，另外我个人照顾家庭的原因，2000年4月我才开始全集的出版工作，但还是在书市前将其推出，不是在有意拖延；六是样书已经邮寄；七是你提出的问题是不成立的；八是如果你单方取消合同或授权第三方出版，我们必定会追究法律责任。 此外，广州出版社要求路茗茗提供林达转授著作权继承权的正式授权书，而且要提供公证机关的证明，以便将之后的稿酬支付给合法继承人路茗茗。为此，2003年9月10日，林达和路茗茗签订了一份《遗产继承协议书》。但是，路茗茗和广州出版社因此开始僵持起来。 在路遥去世12年之后的2004年11月，他的名字开始与法院联系在一起。 2004年8月24日，路茗茗把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和母亲林达告上法庭。2004年11月，这场关于《平凡的世界》的著作权纠纷在一中院开庭审理，路茗茗向两家出版社索赔经济损失近20万元，意欲收回《路遥全集》的出版权。 路茗茗在起诉书中称，路遥去世后，其所有作品著作权由其妻林达和其女路茗茗继承，林达与路茗茗达成协议，约定路遥所有作品著作权由路茗茗一人继承。原告路茗茗发现两被告于2003年12月非法出版《平凡的世界》5000册，侵犯了其著作权，原告路茗茗认为出版方未经她许可擅自出版该书，构成了对她著作权的侵犯，遂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收回并销毁侵权图书，并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原告路茗茗认为，路遥生前作品的著作权由其本人及其母亲林达依法继承，林达在其未成年时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路遥全集》图书出版合同，属于林达个人意思表示，并不代表路茗茗本人的意愿。请求法院依法判定林达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的《路遥全集》图书出版合同及补充合同、太白文艺出版社与广州出版社签订的关于联合出版《路遥全集》的协议无效。 被告广州出版社及被告太白文艺出版社则认为，太白文艺出版社与林达签订合同时，路茗茗尚未成年，其权利由母亲林达行使法定代理权，路茗茗对此完全知晓。广州出版社及太白文艺出版社经著作权人授权并依法签订了相关合同，依法取得《路遥全集》的使用权，其出版行为不侵犯路茗茗使用权及获酬权，故请求法院驳回路茗茗的诉讼请求。 路茗茗之母林达表示，其与被告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合同，仅将自己拥有的权利授予对方，并未征得原告路茗茗的同意。被告太白文艺出版社未征得原告路茗茗的同意，擅自与被告广州出版社联合出版《路遥全集》，后果应由被告太白文艺出版社和广州出版社部承担。 经一中院审理查明：1992年11月，路遥死亡。林达及路茗茗作为路遥的妻子和女儿，对路遥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二人共同享有路遥作品的著作权及其财产权利。1997年6月，林达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林达授予太白文艺出版社在合同有效期内，在华文地区以图书形式出版《路遥全集》中文本、中文繁体字本的专有使用权，合同有效期为10年。1999年4月6日，林达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关于增加〈路遥全集〉稿酬的补充合同》，林达同意太白文艺出版社提出的在原稿酬标准千字30元基础上增加千字10元的要求，林达同意太白文艺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建议。 1999年4月16日，太白文艺出版社与广州出版社签订《关于联合出版〈路遥全集〉的协议》，约定太白文艺出版社与广州出版社联合出版《路遥全集》，并共同拥有该全集的专有出版权。2000年9月，广州出版社和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路遥全集》。 一中院认为：在路茗茗未满18岁，尚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林达作为路茗茗的法定监护人，在不损害路茗茗利益的前提下，其有权处分路茗茗享有的路遥作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林达作为路遥作品的著作权的共有财产权利人和该权利的共有人路茗茗的法定监护人，出于对共有财产权益增值的主观目的，其与太白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6月6日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内容未侵犯路茗茗所享有的路遥作品著作权中的共有财产权利，且该合同的履行在客观结果上对路茗茗是有利的。虽然路茗茗并非该合同所列明的相对方，但其实质上是合同的权益人之一。因该出版合同并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太白文艺出版社已对合同相对方主体资质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且该合同系签约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故依法应定为有效合同。 虽然林达与太白文艺出版社于1999年4月6日签订《关于增加〈路遥全集〉稿酬的补充合同》时，路茗茗已年满18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独立行使民事权利，但该合同是《图书出版合同》的补充合同，双方签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履行《图书出版合同》，合同内容确系签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侵害路茗茗的合法权益，且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故亦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关于增加〈路遥全集〉稿酬的补充合同》表明林达同意太白文艺出版社可与其他出版社联合出版《路遥全集》，该意思表示并未侵犯路遥作品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共有人路茗茗的合法权益，其客观结果对路茗茗是有利的，故太白文艺出版社与广州出版社签订《关于联合出版〈路遥全集〉的协议》，亦属有效。 因此，一中院认为，路茗茗请求法院确认上述三份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中院作出驳回原告路茗茗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后，路茗茗不服，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慎重审理，法院认为，对于不可分割的著作权如何行使由当事人约定，任何一个共有人不能阻止其他共有人正当行使著作权。一个共有人行使著作权，视同所有共有人行使著作权。2006年9月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路茗茗的诉讼请求。至此，这场备受关注的著作权官司落下帷幕。 后记 为了为那点人的尊严 每次出书的时候，最挠头的就是写后记，曾经想过干脆不写了，但是每本书都不同，都有一些需要说清楚的事情，所以，还是要狗尾续“狗”一次。 说说写这本书的初衷吧。 因为爱好文学，我很注意收集每年度的诗歌散文的精选集，后来从事法制纪实文学创作，却发现没有年度大案纪实精选。大概在两年前，我亦师亦友的街坊王运声先生调任人民法院出版社总编辑，我就萌生过一个念头，每年编辑一部反映全国大案的纪实文学作品集，既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又给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的文本，应该是一件好事。这个想法得到了王运声先生的支持，但初期却没有运作成功，一是由我编辑不够权威，二是很多大案没有人去写或者写得不够到位，三是编辑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不好操作，所以这个想法在两年前我组织了很多稿子之后就搁浅了。 但每个年度出一本全国大案纪实的想法却一直没有放弃。因为得地利之便，全国的大要案不少发生在北京，而我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有采访的便利，所以从2006年年初开始，我就开始注意撰写一些人们普遍关注的大要案，累积下来，到了年底竟然有几十篇，再从这些案件纪实中选出20篇来，就编成了这本书。当然，正如倪寿明先生在序言中批评的，这本《解密中国大案》主要还是写了北京法院审理的大要案，对全国各地法院审理的其他大要案涉猎极少，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缺憾，需要我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逐步完善。 按数量算下来，这是我的第11本书了。刚刚下笔的时候，我想起了20年前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总是梦想着早一点出本书，在人前人后虚张声势一把。可是等我出完10本书的时候，却再也不敢神气了，每写一个字都有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意思，创作的快感几乎从来没有过。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讲述的人物和故事都很另类，不但是真实的故事，而且基本上都是陷入各种纷争的各色人物，甚至是杀人越货的死囚。一旦采访不深入或者写作的时候出了纰漏，稍有不慎砸了饭碗事小，要是惹上个当权者或者黑社会什么的，我的麻烦就大了。二是，写这类文章纯粹是为稻粱谋而不是所谓的文学追求。我是个政法记者，不写就叫不务正业。另外，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事情，总是吸引人的眼球，能在这个一向被人们视为“地摊文学”的领域里，确立自己的创作风格，也是一个挑战，只好硬着头皮做下去了。 实在委屈了我当年的文学梦想了。当年，我可是一个汪洋恣肆的军旅诗人啊。 但是，不能不说，写法制纪实文章对我还是有些益处的，至少在我通过一次次跟案犯或者案件当事人的接触，悟到了一个很多人都明白的浅显道理，就是千万不要犯罪，能不打官司千万别打官司。我在看守所里采访过一个叫高璐的女孩，她就是“美女主持非法拘禁前男友”的那个美女主持人，她泪眼婆娑地对我说，她失去了人的尊严。 这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为了那点像人一样的尊严，我不能去犯罪。我劝看过我的书的朋友们也不要去犯罪。其实，我的任何一本法制文学图书，都在传达着这个简单的道理。只是有些人不把这个道理当作道理而已，对这些人，我只能把他们叫作傻人。 但我很遗憾地看到，傻人并没有减少，而是越来越多。随着这些傻人增多的是我们人人都有的各种欲望，我认为非正常的欲望是一切犯罪的根源。所以，为了能有点人的尊严，我正在越来越控制着自己的各种欲望，在诱惑面前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痛苦和无奈，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控制着。没法子，我们活着，总要有那点像人一样的尊严。 教人不犯罪，这话几乎是废话，但是，有些人就是连废话都不明白，这些人中包括比你我都牛气都聪明的人。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牛不？我的这位山东老乡，是真正从草根中崛起的省部级高官，管着世界排名第21位的一个大银行，实在是牛，但他在欲望面前比我们还傻，为了几百万就把自己扔进去了。中央部委的司长们怎么样？拥有绝对权力的药监局司长郝和平家里已经有几百万了，却为了贪图那几十万元，把自己像他酷爱的高尔夫球一样，一杆进洞，还捎带着自己的妻子。还有财政部的司长徐放鸣，堂堂的学者型高官，傻了一把，就把自己撂了进去。 所以，看故事的朋友不能仅仅看了好玩，看完之后记住我的话吧，为了那点像人一样的尊严，咱不能去犯罪，善待自己善待社会善待生命吧。因为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咱们亲人的负责。 在《后记》的最后，我也要为这本书负责地说几句话。因为这本书除了本人的努力之外，还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我要提一提他们的名字，以示尊重。 首先要感谢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倪寿明先生，他两次热情地为我的书作序，是对我巨大的鞭策和鼓励。还有我所在单位的领导们，没有领导的支持是不行的，我要感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秦正安院长、贺荣副院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马强，研究室副主任、《法庭内外》杂志社副总编毕东丽。 其次要感谢的是为本书提供了部分图片的王文波、高志海、常鸣、范静等法院系统的新闻同行，以及我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工作的同学裴烨，北京市人民警察法学博士徐苏林，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博士张莉萍，本书中的一些文章是我们共同合作的结晶。 今天是冬至，明天就进入数九严冬了，我的领导毕东丽发来一个好玩的短信，原文是这样的：不是威胁你，今天不吃饺子，明天耳朵就不见了。 套用我们毕领导的话结尾吧：不是威胁你，今天你要犯罪，明天尊严就不见了。 我煮饺子去了。 2006年12月22日 丁一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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