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大案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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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中国大案Ⅱ》

第一卷权力与陷阱第一章药监迷局里的小人物

2007年7月10日，国家药监局窝案中的焦点人物郑筱萸被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而同时引起普遍关注的是在此前的7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宣判了药监局窝案中涉案的曹文庄、卢爱英、王国荣、李智勇、马腾等5人的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加上此前落马并被判刑的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药监局窝案的主要案犯均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

老百姓之所以普遍关注药监局窝案，并痛恨郑筱萸、曹文庄、郝和平等贪官，是因为这些贪官的贪墨行为直接危及13亿老百姓的用药和生命安全。尤其是2006年以来，“齐二药”、“奥美定”、“欣弗”等重大医疗事件接连发生，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注册等环节的诸多问题随之显山露水。亿万老百姓人心惶惶，万千受害者义愤填膺。但是，善良的老百姓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些假药的出笼，竟然是药监局官员和制药企业的老总们联手炮制的！而一个帮忙的小人物，手中根本没有什么审批权力，凭什么仅仅编排几个文号就拿到30万元的贿赂？凭什么这30万元他拿得心安理得？

郑筱萸、曹文庄等官员的贪腐行为，把国家药监局搅成一个乱局、迷局。我们只能拨开药品审批的层层迷雾，把一切晾晒在阳光之下，才能看到事件的真相。

帮忙的马腾，过河的卒子挡住财路

拨开药监局迷雾，需要从一个小卒子开始。

在2007年7月5日同时被法院宣判的5人中，马腾涉案金额和被判处的刑期都是最低的，而且他是涉案人员中唯一的“小卒子”。马腾只不过是从河北神威药业借调到国家药监局帮忙的工作人员，只是一个负责编排文号的最不起眼的小人物，甚至连个官员都算不上，仅仅因为帮一家制药企业提前编排了一下文号，就得到了30万元的“小意思”。当然，最后把马腾供出来的就是给他送钱的那个“铁哥们”魏威。而曹文庄、王国荣等人，也都是被这个在中国医药行业号称“拿号王”的魏威拉下马的。对于大名鼎鼎的魏威而言，马腾不过是药监局那些“坏掉的萝卜”上的一块“小小泥巴”而已。

改变马腾命运的人首先应该是郑筱萸，尽管郑筱萸也许根本不知道有马腾这个小人物的存在。1998年郑筱萸就任第一任药监局局长后，陆续推行了三项改革：一是整顿医药市场；二是推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三是把药品的地方标准统一为药品国家标准，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地标升国标”。

按照当时“地标升国标”的程序，医药厂家先把材料交给省级药监局；经省级药监局核实签字盖章，再送到国家药监局“统一药品使用说明书及批准文号专项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专项办）；专项办处理完毕，送到国家药典委员会，进行专家论证，经由秘书长等人签字后送到药监局注册司的化学药品处或中药处；经过检验合格，再送到药监局注册司司长处签字。此时，批文正式出炉，厂家就可以按照批文投产了。

郑筱萸、曹文庄等人之所以“出事”，正由于他们所在的位置“很要害”，因为他们掌握着批文的“生杀大权”。但是，谁也没想到连借调来帮助工作的“小卒子”也会在过河的时候掉进了“楚河汉界”。

郑筱萸推行的这三项改革，最需要人手的主要是“地标升国标”工作。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仅仅靠国家药监局编制内的工作人员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郑筱萸批准同意专项办临时从药监系统的各单位抽调人员。于是，国家药监局从本系统的各单位抽调了大量人员来帮忙。在向河北药监局借调人员时，因为河北药监局人手不够，便向国家药监局推荐了河北神威药业的工作人员马腾。

2002年3月，28岁的马腾从河北神威药业被借调到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专项办工作。专项办分为三个组，马腾所在的组叫受理组。受理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将地方各省药监局上报的药品资料进行接收和核对，汇总制作已通过审查的药品报批目录，将报批目录送交专项办各级领导签字，再将专项办审核通过的报批目录报送到国家药监局注册司进行审批。

马腾具体的工作之一，是把注册司审查通过的药品在电脑里汇总整理，制作出批准文号的报批目录；然后将报批目录送到受理组长处签字，再经中国药典会综合处副处长李智勇审核，之后再经中国药典会秘书长王国荣签发；经专家审核后，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行文上报换发药品文号。经注册司层层审批，最后经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签批后换发国家统一标准文号。但是，走完这些程序需要的时间是漫长的，制药企业早一点拿到批号就意味着早一天占领市场，也就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制药企业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关，力争早一天拿到国家统一标准文号。

在这个层层审批的程序中，除了曹文庄、王国荣等有关领导的审核和签字至关重要外，马腾所从事的编排药品文号工作，其实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环节，他的作用犹如棋局中过河的小卒一样不可忽视。因为当时换发文号的厂家非常多，比如同时批下来一种药品，有多家企业可以生产，如果马腾把哪个厂家的文号优先编排了，这个厂家的药品就可以早上市销售，企业不但能提前赚取利润，而且会占有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当时，全国很多厂家和吉林威威药业公司一起上报了一种叫“心血通”的药，威威药业的董事长魏威在等待文号的过程中发现，其他厂家的文号大部分已经发下来了，“心血通”的药品名称统一改为“肌氨肽苷注射液”，而且医药市场上这个品种销售很好。由于肌氨肽苷注射液是国字号的，上市后吉林威威药业生产的地方批号的“心血通”就滞销了。魏威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批文要是再晚下来，市场份额就让别的企业占有了。

魏威提着“猪头”把所有的“庙门”都拜完了，层层过关之后却被马腾这个“小卒子”挡了财路。神通广大的魏威坐不住了，连“油盐不进”的曹文庄都能摆平，魏威不相信自己拿不下这个借调来帮忙的马腾。

于是，魏威找到了他的哥们儿——中国药学会咨询部主任刘玉辉，请他出山摆平马腾。

联手拿号，卖家、掮客与买家的黑金交易

这里需要对吉林威威药业的实际掌控人魏威和中国药学会咨询部主任刘玉辉作一下介绍。因为在药监局窝案中，正是这两人扮演的主要行贿者的角色把曹文庄、王国荣、卢爱英等人拉下马的；也正是这两个人，最后“出卖”了曹文庄、王国荣、卢爱英和马腾。

先说魏威。

魏威是中国医药系统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赫赫有名的“拿号王”，也是吉林威威药业的实际掌控人，他在业内广为人知的名字则是他的化名“魏涛”。魏威的吉林威威药业在几年的时间里数易其名，分别用过吉林全威、詹姆斯安迪、威威润生等名字，之后分化为诺氏制药、巴里莫尔制药。与此同时，魏威还在吉林通化成立了太平洋药业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菲尔斯杜克，之后再度更名为阿尔贝拉医药公司，主要业务为药品销售。

抛开这些让我们眼花缭乱的名字，为了便于记忆，我们仅仅以“威威药业董事长”的身份来讲述魏威。魏威三十多岁，河南人。据熟悉魏威的人描述，他身材瘦小，其貌不扬。早年在河南漯河从事药品批发，获得原始积累之后转战东北。2000年魏威收购了吉林省梅河口市一家药厂，在此基础上注册成立了吉林威威制药有限公司。威威药业是由自然人股东组成的股份制企业，魏威的母亲张女士也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之一。

在企业发展之初，威威药业对外公布的法定代表人并不是魏威，而是一个叫刘振中的神秘人物。但是，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魏威却经常“变成”威威药业的“董事长”。比如2003年非典时期，威威药业向所在地吉林省梅河口市捐赠了价值100万元的抗病毒药品，媒体的报道中就称魏威为威威药业的董事长。

值得提醒读者注意的是，魏威的威威药业以及后来分解开来的制药公司和药业公司，所在地点都是隶属于吉林通化市的县级城市梅河口市。医药产业是通化的支柱产业，当地制药工业的总量占吉林省的30％，效益则占吉林省的70％。

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魏威开始在医药界显山露水还是在2002年到2005年的三年时间里，魏威迅速在吉林医药界崛起并成为业界赫赫有名的“拿号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拿到了200多个“国字号”的产品文号，令业内人士错愕不已。

实际掌控威威药业的魏威平时并不在梅河口，他在当地的企业都交给一些亲友管理，包括他持有威威制药股份的母亲。魏威自己则在北京的集团总部遥控指挥，并开展至关重要的“业务活动”。

魏威的“业务”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在2002年以后的“地标换国标”过程中，他作为“买家”，与“掮客”刘玉辉联手向“卖家”曹文庄、王国荣等人行贿，拿到全国各省市上报药品的质量标准及生产工艺；然后以这些资料为模板，先后选择了200余种生产厂家较少、以注射剂为主的药品，通过行贿吉林省药监局的一些官员，补回1996年前这些产品的文号；再将地方文号上报至国家药监局专项办，“地标”于是顺利地换成了“国标”。

掌握了如此众多的“国标”，以此牟利应是易如反掌。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魏威即拥有200多个药品批文，堪称“奇迹”。表面上看，这200多个药品批文属于魏威并不担任法人的威威药业，但其实都归魏威所有。

如此迅速地“拿号”，采取常规手段当然不可能完成，贿赂药监局官员成为魏威的杀手锏。被魏威最早拉下马的是吉林省药监局的两名官员。2004年吉林省药监局副局长于庆香、注册处副处长陶立军相继因受贿而被捕。2005年5月，陶立军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之后，于庆香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从2005年开始，魏威掌控的三家企业相继改头换面，成了外商独资企业。自此，魏威的名字淡出医药行业，但隐身幕后的魏威还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2005年年底到2006年年初，是中国医药行业“黑金交易”的盖子被集中掀开的关键时期。2005年11月，中国药学会咨询部主任刘玉辉被公安机关逮捕；2006年1月，魏威因涉嫌行贿药监局官员被抓获，两人共同供出了曹文庄、王国荣等人。于是，一场反腐风暴在药监系统深入展开。2006年1月12日，曹文庄、卢爱英等人在参加北京宽沟的全国药监局会议上被检察人员带走。由此引发了国家药监局腐败窝案。

2006年8月25日，在国家药监局紧急叫停的6种假药中，魏威操控的制药企业就占了5种，其中包括诺氏制药的人参多糖注射液、丹参酮ⅡA磺酸钠注射液、肿节风注射液、射干抗病毒注射液，以及巴里莫尔制药生产的天麻素注射液。

自2006年3月起，诺氏制药和巴里莫尔制药两家制药企业相继停工。据有关媒体报道，在2002年到2005年短短三年内，威威药业销售收入达50亿元，无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其中的获利都是极其惊人的。

除了“买家”魏威，还有一个在药监局窝案中“浓妆上场”的重要角色刘玉辉。

刘玉辉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中国药学会咨询部主任，但他同时在白云山医药科技的400万元注册资本中有49%的股权，持有资产高达200万元。这200万元资金是刘玉辉担任中国药学会咨询部主任期间，以学会名义召开各类培训所得。2005年11月，刘玉辉涉嫌挪用中国药学会资金200万元被捕。

在中国药学会，刘玉辉是出名的呼风唤雨的“能人”，他是药学会中有20多年会龄的元老级人物，但他除了开会之外，很少在药学会办公。中国药学会里更多的是一些医药专家，他们除了研究新药之外，很少和外界打交道，也很少有人涉足批文的事情，而且药学会里也似乎没人能约束住“能人”刘玉辉，以至于有些专家听说刘玉辉涉嫌挪用药学会的资金时都感到非常吃惊，更想不到他会在制药企业和药监局之间充当“掮客”。

但是，无论在中国药学会还是在国家药监局，众所周知的是，刘玉辉跟曹文庄是私交甚深的哥们儿。刘玉辉不但经常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与曹文庄开车到河北廊坊等地打高尔夫，甚至为了曹文庄晋升药监局副局长，刘玉辉慷慨解囊提供了40万元“活动经费”。至于刘玉辉利用与曹文庄的密切关系，帮助一些制药企业报批新药并从中获益，几乎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以谨慎著称的曹文庄经常在刘玉辉拿来的新药批文上批示“这个材料是刘玉辉同志拿来，请中药处研处”，或者“请某某同志阅处（刘玉辉同志拿来）”，如此明确批示，足见刘玉辉与曹文庄的关系之密切。显然，曹文庄这种明目张胆的批示就是让手下“快审快批”。

如此一来，凡是注册司的批文只要与刘玉辉名字沾边，也就意味着“马到成功”。当然，刘玉辉是曹文庄受贿链条上烂得最厉害的关键一环。后来也正是刘玉辉“出卖”了他的“哥们儿”曹文庄。

这是后话。

面授机宜，30万元搞定过河小卒

理清了魏威、刘玉辉、曹文庄这三人之间的关系后，魏威让刘玉辉出面摆平马腾，便成了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的事情。

于是，2003年5月，刘玉辉带着魏威来到了专项办。因为魏威跟马腾并不熟悉，所以刘玉辉让魏威在办公室外面等着。刘玉辉到专项办里面没一会儿就走了出来，他轻描淡写地对魏威说：“人已经找好了，咱们回去等好消息吧。”

刘玉辉虽然是专项办的常客，但很少正眼看马腾这样的小卒子一眼。马腾早就听说刘玉辉手眼通天，是曹文庄司长的哥们儿，在马腾这个小卒子眼里，刘玉辉是高不可攀的人物。这次刘玉辉绕过别人直接来到马腾面前，竟让马腾有些受宠若惊手足无措，仿佛感到一种莫大的荣耀。当听完刘玉辉让他尽快把威威药业的药品文号编排下发时，马腾毫不犹豫地表示尽快办理，并希望刘玉辉多多提携关照自己。刘玉辉拍拍个头比他高很多的马腾的肩膀说：“放心吧小伙子，你一定会前途无量的。”一番话把马腾忽悠得心花怒放。

马腾编排下发批文毕竟需要一点时间，但是，魏威却迫不及待地要拿到文号。几天后，心急如焚的魏威问刘玉辉有没有消息。这点“小事”还这么为难，刘玉辉有些不耐烦地说：“你直接去专项办找马腾吧，他是管编排文号的，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你去吧。”

魏威立即按照刘玉辉的指点到专项办找到马腾。此时的魏威还名不见经传，马腾听说魏威只是一个没名气的制药企业的老总，就爱答不理地摆起架子说：“刘玉辉已经跟我说了，现在还没有编到威威厂的，你回去等着吧。”

平时牛气冲天的魏威此时却不得不在眼前这个小卒子面前点头哈腰说：“麻烦您帮帮忙吧，别的企业的药品都已经上市了，批文再下不来我们就赔惨了！你放心，只要您肯帮忙，其他的事情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会按‘规矩’办好，包您满意！”

马腾见魏威说得如此恳切，也不好再刁难眼前这个低三下四的“财神爷”，随即换了个口气说：“我这两天就找找你们威威的资料，只要专家评审过了，领导批过了，我就马上把文号编出来。刘主任跟我说过了，你放心。”

见马腾吐口了，魏威不再说什么便起身告辞，临走时他要了马腾的手机号码。之后，魏威一直用电话与马腾联系，催问“心血通”换发文号的事情，并在言语间信誓旦旦地表明会报答马腾。而马腾也爽快地答应尽快帮魏威办。

2003年6月，“心血通”和其他的药品文号陆续地下发了，“心血通”在文号下发后，名称也改成了统一的“肌氨肽苷注射液”。拿到文号后，魏威立即安排了批量生产。

在此后的2003年6月20日至2003年11月20日的5个月时间里，吉林威威药业向国家药监局专项办申报的换发药品文号共有26种之多，这些批准文号在刘玉辉等人的帮助下，真正做到了“快报快批”。其中，马腾功不可没。

要知道，同类药品只要抢占市场先机，那将是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利益，这是魏威和马腾所共知的。但是，直到2004年春节前这段时间里，魏威没拿出一分钱给马腾，马腾也绝不开口要钱，而是全心全意地为魏威“服务”着。两人都互相抻着对方的神经，都希望对方主动提出来“感谢”的事情。

其实，深知行业“潜规则”的魏威考虑得很简单，对他而言拿出一些钱来感谢一下马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身价亿万的魏威并不在乎钱，他只是需要一个能够让马腾和自己都觉得面子上过得去的“时机”而已。

而马腾则考虑得更多更复杂。首先，马腾不能不考虑魏威、曹文庄和刘玉辉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自己命运的影响。在后来魏威从注册司拿批文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的时候，马腾就自然会明白，半年时间魏威能从注册司拿到26个批文，如果不是与曹文庄私交甚密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可见魏威的“能量”是巨大的。尤其是魏威“拿号王”的名头越来越响，又身居威威药业的董事长，是货真价实的亿万富翁。而28岁的马腾在魏威面前，只不过是一个供人驱使的小喽啰而已。以马腾的身份主动索要“好处”显然是不明智的，甚至可能毁掉自己前途。因为专项办大多是借调来的人员，马腾的人事档案还在河北神威药业，如果能够得到曹文庄、刘玉辉这样的领导赏识，最后能够调入国家药监局或者中国药学会，进而成为一个北京人，那才是马腾的终极目的。而得罪魏威就等于得罪了曹文庄和刘玉辉，这层关系马腾还是想得清楚的。

就这样，马腾抱着复杂的心态全心全意被魏威驱策着，直到2004年春节的临近。此时，魏威觉得该兑现自己的承诺，感谢一下马腾这个小兄弟了。于是，打算回河南老家过年的魏威打电话问马腾是否回河北老家过年。当得知马腾也要回家过年时，魏威告诉马腾说，我有车顺路回去，你可以坐我的车一起走，我送你回去。过年回家搭顺风车，马腾当然求之不得。

2004年1月30日中午，这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魏威从河南郑州叫来一辆朋友的奥迪轿车，来到北京崇文门新世界商场附近。因为马腾住在新世界商场东边的西花市南里小区，而魏威住在新世界商场南边的太华公寓，两人相距不过1000米的距离。

两人见面后，很快乘车离开北京向石家庄方向飞驰而去。3小时后，魏威把马腾送到了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县马腾居住的神威药业宿舍附近。马腾下车后，魏威随后也下了车，他顺手从轿车后备箱里拿出一个装酒用的纸箱子递给马腾说：“这是点年货，你拿回去过年用吧。”

马腾简单推辞了一下，没来得及打开看就收下了。与魏威分手后，马腾把纸箱子拿回家打开一看，里边竟是一沓一沓百元面值的人民币，马腾颤抖着手数了数，整整30万元。当时马腾惊呆了，这个数字显然超出了他所期望的范围，他原以为魏威能给个三两万元就够意思了，没想到会这么多。不知所措的他马上拿起手机打给魏威，要把钱退给魏威。但魏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不用了，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你留着过年吧。”马腾一听，再也没说什么，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30万元。因为马腾觉得，自己帮魏威忙了，魏威给这30万元好处费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魏威之所以一下给30万元，是因为他知道这颗重磅炸弹足以把马腾炸晕，更知道马腾此后会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务。

这30万元来得容易花得也容易。后来，这30万元就被马腾请客、吃饭、娱乐时花光了。

黑金交易，审视权力与金钱的天平

2006年1月12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在对犯罪嫌疑人魏威进行讯问时，魏威交代了他向马腾行贿人民币30万元的犯罪事实。之后，检察机关在国家药监局将马腾抓获，马腾对受贿人民币30万元的事实供认不讳。此时的马腾依然在专项办工作，如果年轻勤勉的马腾不是因为受贿而成为药监局窝案中最小的一块烂泥巴，他很有可能调入北京工作。

马腾作为药监局窝案中排名最后的一个被告人，享受了与郑筱萸、曹文庄同等的待遇。身高1.80米的马腾站在法院的被告席上，在对自己受贿事实供认不讳的同时，马腾和他的辩护人极力辩解的是：马腾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仅仅是从神威药业公司借调到专项办负责计算机信息录入的一般工作人员，不具备药品批准文号审批的职权，在主体及客观方面与受贿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不相符。但是，法院认为，马腾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专项办从事药品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马腾在专项办负责编排批准文号及报送审批工作，是代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履行管理职责，具有负责某项公共事务的职务、职权。马腾原单位的性质及其是否具有干部身份、正式借调还是临时借用、是否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均不影响依法认定马腾系国家工作人员。

2007年7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马腾有期徒刑13年，并继续追缴马腾犯罪所得人民币30万元，予以没收。马腾上诉后，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批经济”、“权力寻租”是行业腐败在医药行业的一种体现。因为很多企业要靠这些所谓新药过日子，所以魏威之流就想方设法去贿赂官员，包括贿赂马腾这样的小卒子。据国家药典委员会2007年1月9日出具的《说明》证明：马腾从2002年10月起开始在专项办领取工资、加班费、补贴、过节费等各种费用，至2006年1月止，在3年多的时间里共领取112176元，但马腾4年辛勤工作的收入，只有他受贿数额的三分之一。

30万元搁在谁身上都不是个小数目，马腾凭什么收得心安理得？我们几乎不需要推测就可以断言，这种“权力寻租”下的“黑金交易”，早已被马腾看在眼里并深入内心。不然马腾和魏威都不会用“轻描淡写”的口气提到这30万元的。

也许是因为曹文庄牵出了马腾，也许是魏威牵出了马腾。但不管是谁牵出谁，重要的是他们都落入了法网，这是一件好事情。在以往的反腐败案例中，通常是拔出“小萝卜”带出“大泥巴”，往往是由小人物入手揪出大贪官。但是，在药监局窝案中却一反常规，这种大人物咬出小人物、“大萝卜”带出“小泥巴”的案例很少见。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审视这个也许郑筱萸和曹文庄都不一定熟悉的小卒子马腾。

拔出萝卜带出泥。由此看来，拔“萝卜”似乎成了带出“泥”的必然过程和有效手段。我们“遗憾”地看到，当初向贪官们行贿的魏威、刘玉辉们，一旦被双规、被逮捕，进去之后谁也“扛”不住，为了活命，为了从宽，即便原先是贴身的喽啰、同气连枝的铁哥们，都一一“咬”了出来。只要成了“萝卜”，都会带出一大堆“泥巴”的。

郑筱萸已经伏法，曹文庄提起上诉被驳回，郝和平正在服刑。很显然，拔出药监局窝案中的这些“大萝卜”很不容易，清理“大萝卜”带出的“小泥巴”同样不容易。马腾很可悲，这个并没有多少权力的小卒子一下子收下30万元贿赂都能心安理得，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震惊，在震惊之余我们不免展开丰富的联想。

但是，我们相信，不管多大的“萝卜”带出多少“泥巴”，都应该毫不留情地清洗干净，如果放过这些“小泥巴”，天知道他们会滋养出什么样更大更坏的“大萝卜”。

马腾的标本意义在于，一个小卒子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受贿30万元而心安理得。那么，受贿240万元的曹文庄在法庭上号称自己是大大的“清官”，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曹文庄和马腾的意识中，他们所处的位置是可以用金钱的数额来衡量的。曹司长受贿240万元还是“清官”，借调人员马腾受贿30万元算得了什么？

可怕就可怕在把自己的官位、权力和金钱的数额划上等号，就像“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样。在今天，这已经不仅仅是马腾这个小卒子的问题。

假药出笼，药企老总和官员联手炮制

在药监局窝案中，比马腾地位更高的是李智勇和王国荣，他们也是被魏威和刘玉辉拉下马的。他们落马，与轰动全国的假药案密切相关。

2006年8月25日，在“齐二药”、“欣弗”事件之后，大到中国各大媒体和网站，小到全国各地晚报、电台、电视台，再次发布了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消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全国药监部门和各医疗机构紧急发出国食药监市函［2006］219号《关于“人参多糖注射液”等品种按假药论处的函》，在这份需要广泛传播给大众和医疗机构的函件中提醒广大国民：诺氏吉林公司生产的人参多糖注射液等6种注射药未经批准擅自改变给药途径，按假药论处!

假药！又是害人的假药！而这些假药正缓缓输入老百姓的血液之中！

溶解到我们血液中的救命药怎么会突然变成假药了呢？拔下针头，老百姓愤怒了！

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愤怒，只有靠上槽牙与下槽牙紧紧咬合时发出的刺耳的咯吱声表达，我们除了通红的、恐惧的眼睛和汩汩涌出的无助的、悲伤的泪水，还有什么？我们老百姓的愤怒方式只有咬牙切齿地“以头抢地”！

国家领导人也高度关注。2007年1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监察部关于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调查情况汇报，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培炎、回良玉，国务委员周永康、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勇。

如此高规格的会议研究讨论“药监局窝案”，是前所未有的。这次会议要求对郑筱萸的违纪违法问题要彻底查清，依法严肃处理。在此之后的2月8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加强食品药品整治和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以她习惯性的强硬口吻说：“食品药品安全人命关天，怎么能如此草率？！必须明确，对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无论涉及到什么人，当刑则刑，决不姑息！”

在这两次会议之前，国家药监局官员王国荣、李智勇先后被羁押，他们两人正是因为受贿而丧失原则，最终导致了假药的出笼。

监管者批出去的竟然是假药，这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致病害人”的假药，把医药行业“治病救人”的宗旨大大地嘲弄了一把。

在2006年8月25日国家药监局紧急叫停的6种假药中，魏威操控的制药企业生产的假药就占了5种。包括诺氏吉林制药公司生产的人参多糖注射液、丹参酮ⅡA磺酸钠注射液、肿节风注射液、射干抗病毒注射液，以及巴里莫尔制药公司生产的天麻素注射液。在这6种假药紧急叫停之前，诺氏制药和巴里莫尔制药两家制药企业相继停工。而给这些假药颁发“通行证”的国家药监局官员王国荣、李智勇，也在中纪委和检察院联合成立的专案组里，“如实供述”了这些假药出笼的过程。

诺氏制药、巴里莫尔制药并不是非法的黑作坊，而是一个通过国家药监局GMP认证的“正规企业”，拥有和生产200多种“国药准字”号药品的当地重点企业和纳税大户。而这两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魏威，在吉林省药监局和国家药监局几乎是来去自如一路畅通！在药监局窝案中，自局长郑筱萸和注册司司长曹文庄以下，卢爱英、王国荣、李智勇、马腾等人，全部栽倒在这个神秘的魏威身上。

贿赂药监局官员成为魏威的杀手锏，完全与魏威沆瀣一气炮制出假药的，则是王国荣和李智勇。

在介绍王国荣、李智勇和魏威联手炮制假药的过程之前，仍然需要介绍一下“地标升国标”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流程。在“地标升国标”之前，全国各省市的地方标准药品都是地方性和非公开的。在地标升国标过程中，全国各省市的地方标准药品都连同生产工艺、质量标准报送至国家药监局的药典委员会。魏威通过一个专门从事这种中介的美女，买通了中国药学会的刘玉辉等人，获得相关资料或者获得医药研发机构的品种后，选择多种市场潜力大的以注射剂为主的品种，然后再买通吉林省药监局分管注册的有关人员，补回1996年以前的这些产品文号（1996年以后各省再无权批准药品）。然后以吉林威威药业等制药企业的名义，将批来的文号及资料上报至国家药监局，从而换回了200多个国家标准的药品批准文号。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个专业知识是，药品注射液有两种给药方式：一种是静脉注射，也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挂吊针；另一种是肌肉注射，也就是小针管注射。有的注射液的给药方式是肌肉注射，有的是静脉注射，也有的是既可肌肉注射也可静脉注射，而采取何种方式注射是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和质量标准来限定的。比如，某个品种的注射液批文是肌肉注射，如果用于静脉注射，对人体将造成极大危害，甚至置人于死地。这种擅自改变给药方式的情况，将以假药论处。

但是，如果某种注射液只被审批为单一的给药方式，当然不如同时适用两种给药方式那样被更多的医疗机构和患者接受。这也就意味着单一给药方式的注射液的销售量会比两种给药方式的注射液要低得多，同一种注射液所产生的效益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不如两种给药方式的药品的一半。

也就是说，制药企业在生产注射液时，都不遗余力地力求获得两种给药方式的批文。当然，这个前提是要有严格的临床试验并经过层层严格审批才可以。

当大家了解这些医药知识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精彩的故事，而是活生生的“草菅人命”的假药出笼过程。

索贿受贿，两官员联手“挤牙膏”

2004年初，已经在医药行业扎下脚跟的吉林威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准备大举扩张。在魏威的操纵之下，吉林威威药业分解为诺氏制药公司、巴里莫尔制药公司和太平洋药业3家公司。此前魏威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批文分散到了前两家制药公司中，诺氏制药公司因此拥有吉林威威制药的多种药品，其中包括人参多糖注射液等3种注射液。

但是，人参多糖注射液等3种药品在2002年由“地标升国标”时，批文上的给药方式只有肌肉注射一种，并没有静脉注射。而这几种药品在市场上非常好销，也就是说，不能静脉注射等于阻断了魏威一半以上的财路。

增加注射方式成为魏威广开财源的必由之路。魏威开始以为，凭着与国家药监局的“铁关系”，仅仅增加一项注射方式不算难事。于是，2004年3月4日，魏威以吉林威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草率地向药典委员会提出修订相关注射液说明书的申请。2004年4月，按照工作程序，经专家讨论认为静脉给药应慎重，要求威威药业提供相关安全性试验和临床试验资料后再议。时任药典会副秘书长的王国荣作出批示，同意专家意见，并要求向吉林省药监局核实是否曾批准静脉给药。

第一次申请很快搁浅了。魏威没想到药典委员会的人这么“不给面子”，于是，遭到阻力的魏威决定采取他的“金钱炸药包”，炸平挡在前面的两座重要“关口”。

第一个关口是国家药典委员会业务综合处副处长李智勇，他“以副代正”负责主持综合处的工作。瘦瘦高高的李智勇虽然学历偏低，但是能力却很强。在人才济济的药监局里，高学历者比比皆是，而像他这样只有大专学历的副处长却凤毛麟角。李智勇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八面玲珑，善于揣摩领导心思。

第二个关口是国家药典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国荣。这位自诩为颇有“佛相”的年轻高官出生于山西太原，拥有研究生学历，享受副厅级待遇。王国荣给人最深的印象是精于“算计”、城府深不可测。

王国荣和李智勇是魏威必须打通的两个关口。因为在“地标升国标”的整顿工作中，国家药监局要求药典委员会在制定国家药品标准的同时制定药品说明书。如果已发布的药品标准及说明书中有错漏，药典委员会可对药品说明书进行制订、修订工作，但这种制订、修订仅限于对原批准过的内容进行保留或删改，不能增加新的内容。如果严格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这个标准要求，魏威的路是行不通的。但是，魏威想到了一个变通的办法：1996年之前的上述3种注射液是既可肌肉注射又可静脉注射的，只是在“地标升国标”被核减了静脉注射。现在只要修订给药标准，把肌肉注射的一种给药方式改为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就万事大吉了。

魏威之所以把他攻克的第一个关口设定为李智勇，是因为制定国家药品标准和制定药品说明书的工作归业务综合处，而药典委员会的业务专用章也归业务综合处管理，只有在综合处说了算的李智勇可以在药品说明书上盖章。

于是，时隔一年之后的2005年3月，魏威不再以威威药业，而是以诺氏制药的名义再次上报了修订相关注射液说明书申请。为了保险起见，这次魏威打着药监局和注册司有关领导的旗号来找李智勇，并请李智勇提供人参多糖注射液等3种药品既有肌肉注射又有静脉滴注的说明书。李智勇见是大名鼎鼎的“拿号王”魏威，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不久，李智勇将盖有药典委员会印章的3种注射液的说明书交给魏威。

按照有关审批程序，制药企业向所在省的药监局提出申请，省药监局审核后上报国家药监局，经药典委员会组织专家论证审核，上报给注册司审批后，即可完成药品标准和药品说明书的修订。魏威打通了李智勇的第一关，获得药品说明书，加上此前已经打通吉林省药监局之后获得的申请恢复人参多糖注射液等3种注射液静脉滴注的材料，即可将材料报到药典委员会秘书长王国荣那里。而魏威早已通过各种关系，提前向王国荣打了招呼，希望王国荣能够高抬贵手。

此时的王国荣正处在被“扶正”后的喜悦之中。王国荣从2002年7月开始担任药典委员会副秘书长，虽然是正处级，但一直主持药典委员会工作。直到2005年2月才被任命为秘书长，此时，43岁的王国荣享受副厅级待遇，他的心情当然与一年之前不一样了。

2005年6月，将各种材料准备妥当的魏威来到王国荣的办公室，一番寒暄之后，魏威提出对人参多糖注射液等3种注射液修订给药标准的要求。王国荣打着官腔让魏威把材料放下，答应“研究研究再说”。魏威没说什么，临走时将申请材料留在了办公桌上。

但是，魏威的所作所为瞒不过精明的王国荣，他并不想轻易给魏威“放行”，必须设置一些障碍才能让魏威心甘情愿地“出血”。在魏威第一次送来的材料中，王国荣发现其中3个药品的说明书上盖有药典委员会的章，他担心是魏威伪造的假章，就悄悄让单位的员工将材料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鉴定，结果印章是真的。为此，王国荣还在单位悄悄进行了核查，却没有发现是谁加盖的印章。王国荣没有想到，瞒着他偷偷盖章的竟然是自己的心腹李智勇，而李智勇不能也不敢承认这章是他盖的。王国荣没有再向魏威了解盖章的情况，他想，这3种药品马上就要进行专家论证和研究，如果通过了，就不追究这件事情了。

但是，处事谨慎的王国荣还是不放心。2005年8月，王国荣将魏威的申请批转给综合处，要求向吉林省药监局发函核实人参多糖注射液等3个品种是否曾批准“静脉使用”。李智勇于2005年8月9日向吉林省药监局发文核实，很快，李智勇得到吉林省药监局的复函确认。

其实，就在王国荣将魏威的申请批转给李智勇的当天，李智勇为了向魏威邀功请赏，当即把全部情况告诉了魏威。同时，李智勇还煞有介事地说：“王秘书长将这事交给我办，你放心，我一定会办妥。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你得给王秘书长意思意思，他对你这事很上心。”

魏威对此当然心领神会，不仅仅是王国荣想要钱，“具体办事”的李智勇也正张着血盆大口呢。魏威随即从汇丰银行北京分行他个人的“行贿专用账户”中提取了20万元港币，加上家里存放的5万元港币一起，分装在两个牛皮纸袋中，将其中一袋15万元港币悄悄送给了李智勇。而另一袋10万元港币，魏威送到了王国荣的办公室。王国荣看都没看，随手扔到了自己的书架上，再也没有动过，直到后来被警方从他的办公室查出来。

但是，这25万港币实在满足不了王国荣和李智勇的胃口。没过一个月，李智勇再次找到魏威，告诉他申请材料已经审核完毕。但是，李智勇“关切”地对魏威说：“上次你送给王秘书长的钱少了点，你还是再表示表示吧，不然不好办啊。”魏威当即心领神会，为了增加行贿的力度，这次他不再送港币了，而是准备奉送点“硬通货”，再次从汇丰银行他个人的“行贿专用账户”中提取了6万美元。魏威按照每1万美元装在一个汇丰银行的黄色利市袋里，拿钱直奔药典委员会。魏威在李智勇办公室对面的楼道里，将1万美元送给李智勇后，转身拿着一个大牛皮纸袋来到王国荣的办公室。

魏威的借口是来送补充材料，寒暄几句之后，魏威放下牛皮纸袋起身告辞。等魏威离开办公室之后，王国荣急不可待地打开了那个牛皮纸袋，里面有5个不起眼的小黄袋，黄袋里面装的是崭新的美元。正当王国荣准备清点时，有人敲办公室的门，王国荣顾不得清点，一把将装美元的袋子塞到办公桌的抽屉里。此后，王国荣再也没动这笔钱，直到案发后检察人员起获时，才发现那是整整5万美元。

本来，魏威以为送出去这25万港币和6万美元就可以过关了。但是，让“仗义疏财”的魏威没有想到的是，这远远没有结束。2006年元旦，李智勇告诉魏威，2006年1月5日药典委员会要召开专家会研究讨论他上报的申请材料，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需要再给王国荣表示一下。魏威虽然心里很不爽，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一咬牙又从“行贿专用账户”中提取了8万美元。

2006年1月4日，魏威将3万美元送给李智勇，其余5万美元装在一个邮政特快专递的袋子里，依然放在了王国荣的办公桌上。

2006年1月5日，药典委员会综合处组织召开了人参多糖注射液等3种注射液增加静脉注射的专家会，与会专家审核了诺氏制药补充提供的3个品种的安全性评价及临床研究资料，同意恢复了原两种给药方式。2006年1月9日，经李智勇审核、王国荣签发，药典委员会向国家药监局正式行文上报人参多糖注射液审核意见，同意恢复静脉注射。接着，药监局注册司很快作出了同意的批复。

但是，3天之后王国荣就因此落马了。

在制药企业老总魏威、药监官员王国荣、李智勇的联手操作之下，人参多糖注射液等3种注射液就这么出笼了，人参多糖注射液等药品很快投入生产并投放市场。但是，2006年8月25日，国家药监局紧急叫停了这次批准的3种假药。加上魏威操控的制药企业生产的其他2种注射液和另外一家企业生产的注射液，被紧急叫停并被认定为假药的药品共有6种，而魏威一人就占了5种。

临危转赃，受贿扶贫难逃制裁

2006年1月12日，因涉嫌行贿被羁押的魏威首先毫不犹豫地供出了王国荣。1月12日晚上，正在宽沟开会的王国荣与曹文庄等人一起被羁押。次日，检察人员在王国荣的办公室里搜出了全部赃款。1月27日王国荣被正式逮捕。

王国荣先后3次收受魏威的美元10万元、港币10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91万元，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

而李智勇先后3次收受魏威的美元4万元、港币15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47万余元。就在2006年1月12日晚上王国荣被检察机关带走之后，得到消息的李智勇顿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在家里转了半个晚上之后，决定找一个平时交往不错的朋友出出主意。于是，他提着魏威送给他的美金和港币，连夜找到那位朋友。

为了洗清罪责，李智勇对他的朋友说：“几天前有个企业送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15万港币和4万美元，等我发现之后已经无法退还了，那个送给我钱的人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听说检察机关或者中纪委有一个‘反贪账号’，你能不能帮忙把这钱存在反贪账号里？不然我说不清楚啊。”

听李智勇这样说，那位朋友同意帮忙，收下了他的钱并给李智勇出具了收条。拿到收条的李智勇仿佛拿到一道救命符，小心翼翼地揣好之后回家了。

但是，他的那位朋友并没有找到李智勇所说的“反贪账号”，当朋友如实告诉他时，李智勇顿时手足无措。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李智勇想到了关于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受贿扶贫”的报道，余斌受贿10万元用来帮扶贫困和捐助给慈善机构，案发后仅仅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如果自己把受贿的这些钱“捐”出去，即使被魏威和王国荣“供出来”，那最后也可能被判缓刑。于是，他决定把全部受贿款捐给一些扶贫机构。

李智勇的朋友立即帮他上网查询，在网络上找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账号。李智勇连忙打电话向中国扶贫基金会咨询捐赠事宜。但对方告诉李智勇，捐赠时银行不收外币，只能捐赠人民币。事不宜迟，李智勇连忙让朋友单位的会计将李智勇的全部美金和港币换成47.961万元人民币，分别汇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账户中。其中30万元捐赠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余款捐赠给中国扶贫基金会。

“捐款”之后的李智勇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坏消息的到来。正如李智勇所料，魏威很快供出了他。2006年2月28日，李智勇被羁押。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将李智勇从中纪委办案点带回询问时，李智勇将他向中纪委交待的收受魏威4万美元、15万港币的事实，向侦查机关作了如实供述。

在法庭上，李智勇以为自己捐赠了赃款就会获得缓刑甚至被判无罪，因此他和他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供了将赃款全部捐赠的证据，以及李智勇2006年2月28日书写的亲笔交待材料，以证明李智勇在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已经如实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

但是，经过检察机关的详细查证，李智勇先后3次收受魏威给予的贿赂款，一直未予退还或上交，在有关部门调查药监局系统有关人员涉嫌犯罪的问题后将受贿款捐赠的行为，属于李智勇受贿后个人对赃款的处置，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另外，李智勇在魏威先行到案，有关部门已经掌握其收受魏威给予的贿赂款的情况下，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实，其行为应认定为坦白，不属自首。所以，李智勇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

2007年7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李智勇有期徒刑15年。而李智勇捐赠出去的47万余元，因为是非法受贿的赃款，也被追缴并依法上缴国库。

在李智勇被判决的当天，他的上司王国荣也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铁娘子”卢爱英，药监局里的另类贪官

在马腾、李智勇、王国荣的上游，是药监局窝案落马官员中唯一的女贪官卢爱英。

但是，这位手握医药审批大权的女官员却只收“小钱”，她用10年的时间受贿36万元，平均每天受贿100元，甚至收到的小钱一分也没有挥霍掉，而是连同她和全家的积蓄存在银行的保管箱里，等待检察机关的查抄以求保命。卢爱英这种匪夷所思的贪婪竟然源于这位女贪官的“不平衡”。

在药监局窝案落马的官员中，卢爱英是唯一的女性。此前所有媒体的报道对卢爱英都是仅仅提一下名字，最详细的报道是在卢爱英的名字前面冠以她仕途上的最后职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原助理巡视员。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位无论从面相还是处事作风都堪称凌厉的“铁娘子”，在众多药监局的贪官中的确是个另类。这位注册司长曹文庄的得力助手，“另类”之处在于她的贪婪与占有欲与众不同：她仿佛只对小钱感兴趣，而且不厌其烦地、十年如一日地、上百次收受那些被人们称之为“岁敬”的小钱。在被法院认定的卢爱英上百次受贿事实中，卢爱英每次的受贿数额大多是每笔2000元的“岁敬”，除去最高的一笔5万元之外，其他受贿数额几乎全部是万元以下的小钱。而这上百次受贿累积起来，卢爱英的受贿额也只有区区36万元。相对于她掌握的审批大权来说，这点小钱简直是小菜一碟。

卢爱英总以为收点“小钱”是朋友间的礼尚往来，是给别人面子。但是，这种无休止的贪婪还是在她即将退休之际，为她换来了一副沉重的手铐。2007年7月5日，卢爱英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在药监局内部，卢爱英不过是注册司的助理巡视员，比起曹文庄、郝和平这些司长们，卢爱英也只是一个小人物。

但是，这位级别不低的小人物的能量却不可小觑。卢爱英的能量来自于她所在的位置，也就是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卢爱英的职务是处长，处长的权力是负责审批所有化学药品的批文，所有批文必须经过卢爱英签字之后到曹文庄那里审核才能生效。所以，卢爱英是中国化学药品批文的重重关口中至关重要的“娘子关”。

在担任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之前，卢爱英担任过药监局的前身国家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科研管理处副处长、调研员。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卢爱英尝到了权力带来的好处。从1996年2月当上副处长开始，她的双手就被“潜规则”拴住了。

1996年2月，卢爱英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科研管理处副处长，主要负责国家医药管理局“局控”管理的科研项目化学药品立项、申报形式审查、组织专家评审、合同签订、计划实施检查，以及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化学药品部分的计划制订、立项的形式审查、组织专家评审等工作。

卢爱英负责的这些项目，都是药品生产企业和国家医药管理局所属科研单位和直属院校申报的，卢爱英的具体职责就是负责这些“局控”项目初步的筛选和归纳，形成初步意见，报司领导审批。也就是说，生产企业和科研单位如果想在国家医药管理局立项，必须经过卢爱英的审批。而这些项目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巨大利益：如果立项成功，国家则拨付相关科研经费。而一些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如果拿不到或者拿到很少的项目，也就意味着科研人员没事干，全单位的人都要饿肚子。尤其是科研单位，很多都是靠项目生存的。

卢爱英卡住的恰恰是这些单位的咽喉。

几乎就在卢爱英被任命为副处长的同时，她收到了来自下属单位的第一份“岁敬”。

所谓“岁敬”，是指逢年过节时下属官员向上级官员“供奉”的礼金，这种旧时代官场的潜规则，竟然被卢爱英这些官员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2006年2月，卢爱英的任职命令下达时已经是春节之后。春节后刚刚履新的卢爱英接待了来自天津一家医药研究单位的朋友张先生。张先生曾经与卢爱英一起共事，之后调到天津一家医药研究单位工作，当张先生和他的领导得知卢爱英走马上任之后，连忙赶赴北京专程看望卢爱英。

卢爱英当然知道，包括天津这家医药研究单位的很多下属单位的新药科研项目的立项、进展都需要向她汇报，他们来看望自己是为了搞好关系，在初审他们的科研项目立项时给予关照，以及在报批药品时能够尽快得到审批。

对于曾经的老同事，刚刚担任领导职务的卢爱英非常热情又有理有节，她谨慎而又热情地在办公室里接待了张先生和他的领导。因为双方彼此很熟悉，在聊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题之后，张先生和领导起身告辞。临走时，张先生拿出了一个信封放在了卢爱英的办公桌上。

卢爱英以为是什么材料，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2000元现金。在当时，2000元差不多是卢爱英两个月的工资收入了，她双手像捧着一个刺猬一样，忙不迭地拉住了张先生。但是，张先生说：“大姐，您别嫌少，我们知道您在国家机关收入低，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贴补点家用吧。而且这钱也不止给您一个人有，别人也都有。”

当卢爱英听说“别人也有”的时候，她几乎毫不犹豫地把信封扔进了自己的抽屉。

如果说贪心是卢爱英等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的话，那么，心理上的失衡便是促使卢爱英走向质变的催化剂。随着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她所掌握的公共资源也越来越多，而卢爱英直到46岁才从一个普通干部突然成为掌握全国化学药品科研项目的立项和审批大权的副处长，眼看着别的部门领导比自己年龄小、资历浅，走到哪里却都风光无限前呼后拥，甚至听说还有人捞到不少好处，她的心态其实早已不平衡。对金钱的欲望与心理不平衡互相交织，促使卢爱英见钱眼开，能收则收，能捞则捞，多多益善。

心理上的不平衡和权力的越来越大，也使卢爱英在下属单位面前更加骄扬跋扈咄咄逼人。卢爱英认为，自己为中国化学药品的科研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有资格在工作中表现出一些唯我独尊的骄气和霸气。与此同时，她的贪婪也越来越膨胀。

比起本单位的其他官员，卢爱英默默无闻地在岗位上干了20多年之后，这份迟到的权力才让她真切感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遗余力地削尖脑袋往上爬了。

有权的感觉实在太美妙了！

但是，卢爱英毕竟还是个谨慎的女人，她不像其他贪官那样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地索贿受贿，她的受贿带有女性官员和国家机关普通官员受贿的普遍特点。因为胆小怕事，政府官员们很少因为某项具体的业务或者批文收受大笔财物，而是在日常工作中和在自己的职权内给予下属单位一些关照，每次受贿都是在逢年过节收一点下属单位送来的“散碎银子”。这些政府官员在内心深处认为，下属单位逢年过节时向上级单位领导供奉一点“岁敬”，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显规则”。而且每次收受两三千元，即使被追究也不至于犯罪，顶多受到领导批评或者组织上的处分。

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近年来的行贿方式大量翻新，最突出的行贿方式就是给领导送“购物卡”。后来，卢爱英喜欢上了购物卡，也大量收受了一些购物卡。

从1996年2月开始，卢爱英通过收受“岁敬”的方式，开始了她长达10年的受贿旅程。也就是从1996年开始，张先生和他的领导从1996年到2002年，每逢春节前后给卢爱英呈上“岁敬”2000元，而从2003年开始到2005年春节，“岁敬”增加到3000元，加上卢爱英和他的爱人住院期间，张先生两次送给卢爱英“营养费”。张先生在10年的时间里行贿12次，共给卢爱英28000元。

与天津这家医药研究机构相同的是，2002年2月至2004年1月，卢爱英为山东一家医药研究机构的药品申报获得批准及药品注册提供帮助，先后3次收受该医药研究机构负责人张女士给予的“岁敬”共计6000元。而这6000元竟然全部是张女士的个人奖金。

水涨船高，权越大受贿越多

主观上的不平衡，使卢爱英越来越贪婪，而随着权力越来越大，她受贿的数额也越来越高，但是，卢爱英给自己受贿定下的最高限度也只有5000元。

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卫生部药政司等机构合并，成立新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郑筱萸出任首任局长。郑筱萸的秘书曹文庄其后担任药品注册司司长，而已经担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学药品处处长的卢爱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成立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

可以说，国家药监局最要害的部门是药品注册司，而注册司最要害的部门是化学药品处，因为在郑筱萸上任之后推行的“地标升国标”中，卢爱英负责的化学药品处是工作最繁重也是权力最大的部门，所有化学药品的“地标升国标”都要经过卢爱英这个“娘子关”。

此时的卢爱英被公认为“医药界女强人”，手中权力渐渐达到了她人生的顶峰，这些绝对权力也因此孳生了腐败。卢爱英走上犯罪道路，固然是因为外部环境有各种各样的掮客和行贿者，有着各种各样的“岁敬”和“礼金”；但是，从主观方面分析卢爱英落马的原因，如贪婪、心理失衡等等，都是促使卢爱英蜕变的重要因素。还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中央和国家部委办局一些官员手中的权力过大，而且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才使很多政府官员成为职务犯罪的一个又一个“典型”。

尽管卢爱英始终担心自己因为受贿而出事，但她从来没有缩回伸出去的那双贪婪的手。对金钱充满巨大占有欲的卢爱英，成为一个奇特的贪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手中权力越来越大，卢爱英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但是，卢爱英的胃口也只不过是从2000元增加到5000元，这是她受贿的底线。卢爱英自欺欺人地以为，每次收5000元算不上什么大事，也算不上受贿。

利用审批职权“吃、拿、卡、要”是卢爱英受贿的一大特点。在卢爱英任职期间，尽力把自己的权力发挥到极致。为此，卢爱英把化学药品的审批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在注册司，卢爱英的独断专行使自己成为除了曹文庄之外最有审批实权的官员。当然，随之而来的是贿金源源不断地流进自己的腰包，国家赋予她的权力成为她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服务的工具。

正是缺乏监督和监管的权力，最终把卢爱英推入了犯罪的深渊。

根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指控，卢爱英为江苏、海南、吉林等多家著名制药企业和医药研究机构“在药品的申报获得批准及药品注册提供帮助”，先后收受了大量的钱物。在向卢爱英行贿的这些人员中，竟然大多是这些著名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

这时候，卢爱英的胃口是5000元到10000元。2002年5月，某著名制药企业为了某药品尽快得到审批，这家企业的殷总经理打通前期所有关节之后，批文却卡在卢爱英手里迟迟没有音讯。因为跟卢爱英不熟悉，殷总经理在卢爱英上班期间，直接来到卢爱英家找到卢爱英的丈夫，匆匆留下装有5000元的一个信封就离开了。之后不久，殷总经理很快拿到了批文。有了这次未曾谋面的“交情”，殷总经理迅速与卢爱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卢爱英专门给殷总经理打电话说：“再有药品申报，你不用往北京跑了，直接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你办了就行。以后你逢年过节来北京的时候，别忘了来家坐坐啊。”

殷总经理为此感激万分，此后卢爱英果不食言，殷总经理所在企业的批文在卢爱英那里几乎是一路绿灯。2004年春节之后，为了感谢卢爱英对报批的药品顺利放行批文，殷总经理在卢爱英住处附近，送给卢爱英1万元，加上后来送给卢爱英的5000元，殷总经理3年共送给卢爱英2万元，却获得了若干个批号。

如果按照那些所谓的“潜规则”，卢爱英收了这么点钱却为别人办了那么大的事情，的确把权力“贱卖”了。但是，卢爱英却不这样认为，她觉得自己给制药企业上报的批文尽快审批，就是帮了制药企业的忙，他们感谢一下自己是应该的，再说区区5000元也算不上受贿，所以她拿得心安理得。

更为可笑的是，很多企业得知卢爱英只收三五千元的这个“嗜好”之后，仅靠小小的好处就得到了卢爱英的批文，这包括海南一家赫赫有名的制药企业董事长。这位董事长每次到卢爱英的办公室，都扔下2000元“岁敬”或者“茶钱”，4次给了卢爱英8000元。对于这种小钱，后来成为巡视员的卢爱英照样“笑纳”。按照这个规格，多家制药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几乎每人每次都是留下几千元的“岁敬”和“茶钱”。包括各种媒体在报道郑筱萸案件中多次提到的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旭东在2000年5月公司成立后，负责药品的生产研发、新药的注册报批工作。2005年7月，为了公司申报、注册的新药能够尽快获得审批，汤旭东来到卢爱英的办公室，甩给卢爱英1万元，却轻易拿到了数十个批号。

每次都收小钱的卢爱英后来不但收得心安理得，而且收得神经都麻痹了，甚至忘记了“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古训。2005年9月，四川一家医药公司在申报的维生素B1和维生素E两种药品暂不采用国家标准管理的过程中，找到卢爱英帮忙。因为如果采用国家标准，就会造成成本的浪费，公司就会遭受损失。在申报过程中，药品注册司最终决定由化学药品处负责。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在找卢爱英提交资料时，卢爱英说，这是小菜一碟，你们回去等好消息吧。这个负责人一听卢爱英如此爽快地答应帮助自己，他只留下回四川的车票钱，从随身携带的差旅费中挤出1万元交给卢爱英表示感谢，希望卢爱英能够给予关照。但是，等他回四川过了好久之后，卢爱英才打电话告知他们公司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四川的这位负责人没有办成事，在大骂卢爱英不仗义的同时，只好自己掏腰包垫付了这1万元。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在中国医药界谁惹得起卢爱英呢？

变本加厉，官越大胃口越大

只有一个人能惹卢爱英，而且能把卢爱英玩得团团转，最后还把卢爱英扔进了监狱，这个人就是在药监局“手眼通天”的刘玉辉。

从1996年收到第一份“岁敬”以来，卢爱英一直坚持“少吃多餐”的受贿方式，这也是她能够安心地多次受贿的原因，她自以为少吃多餐撑不着自己。但是，随着职务的提升，成为厅级巡视员的卢爱英，最后还是因为贪婪而吃了大亏。

最终把卢爱英拉下马并供出卢爱英的是掮客刘玉辉，而把卢爱英胃口撑大的，也是刘玉辉和“拿号王”魏威。从2004年5月到2005年10月，卢爱英先后10余次收受刘玉辉给予的人民币105500元、美元2000元、欧元1000元、价值20000元的购物卡6张，共计折合人民币151493.6元。

刘玉辉最初找卢爱英帮忙，首先是为了白云山制药厂的利益。但是，当刘玉辉发现身为厅级官员的卢爱英“胃口”并不大时，他决定把一部分赌注押在卢爱英身上。因为曹文庄等官员的胃口太大，即使借调帮忙的马腾帮忙编排一下文号都要送30万元。而卢爱英只占小便宜，这就大大缩小了批文的投入成本。因此，除了白云山制药厂的批文，刘玉辉大量接手了一些制药企业批文的审批斡旋事宜，成为药监系统的“第一掮客”。

2004年到2005年两年的时间里，刘玉辉曾经帮助多家制药企业办理品种增加规格的事情，多次找过卢爱英，因为所有化学药品增加规格的审批都要经过卢爱英，最终才能呈报到曹文庄那里。只要和卢爱英疏通好关系，就可以缩短审批时间，降低审批通过的难度，就等于为制药企业创造了经济利益。除此以外，有时制药企业为了能赶上药品采购招标，就力求快速通过审批，卢爱英也可以给予关照，大笔一挥即可过关。2004年，刘玉辉为深圳某著名药业公司办理多种药品增加规格，多次找到卢爱英，卢爱英同意将深圳这家药业公司申报的药品，越权直接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2005年春节前后，为了感谢卢爱英的帮助，在卢爱英家的楼下，刘玉辉送给卢爱英一个水果篮，果篮内放了5万元。

第一次收到这么大数额的“岁敬”，让卢爱英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甚至夜夜做噩梦。不过，想想自己这10年来收到的各种“岁敬”也差不多有30万元了，至今也没出过什么事，卢爱英的心里稍稍有些安稳。但是，为了稳妥起见，卢爱英还是把自己“少吃多餐才健康”的观点传达给刘玉辉，刘玉辉当然言听计从。此后，每次办事或者不办事的时候，只要刘玉辉到卢爱英的办公室或者家里，都甩下5000元“茶钱”。如果卢爱英出国，刘玉辉每次也都给卢爱英1000欧元或者2000美元。

当然，这些钱都是一些需要批文的制药企业提供的，卢爱英也知道刘玉辉拿了大头，而自己只是拿了一点零头。卢爱英心里觉得有些不平衡，但是，既然是自己定下的“少吃多餐”的规矩，再多要也不好开口。那么，有什么办法让刘玉辉源源不断地往自己的腰包里塞钱呢？卢爱英苦思冥想着“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妙招。

2004年7月，卢爱英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卢爱英觉得这是个揩油水的好机会。2004年年底，卢爱英向刘玉辉倒起了苦水：“我女儿大学毕业了，但现在什么工作都没找到，我们老两口没几年就该退休了，孩子赚不到钱，以后怎么办啊！”

绝顶聪明的刘玉辉怎么会不明白卢爱英的话外音？他当即爽快地说：“让你孩子帮助我翻译资料吧，每月支付工资5000元怎么样？”

卢爱英说：“5000元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太多了，我定个数吧，3500元，怎么样？”

既然卢爱英主动“降价”，刘玉辉哪有不同意的道理？卢爱英将女儿招商银行的卡号告知了刘玉辉。之后，刘玉辉先后3次给卢爱英女儿的招商银行卡里共汇入人民币10500元。但是，卢爱英的女儿根本没有为刘玉辉做过任何翻译工作。卢爱英也明白，刘玉辉是为了感谢自己帮助他报批药品，为了和自己搞好关系而已。

随着“感情”的加深，卢爱英和刘玉辉把这种“感情”渗透到双方的家庭之中，当然，这种“感情”无处不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2005年6月，卢爱英在吉林魏威的阿尔贝拉公司申报的“神经节苷脂”和“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两种药品提高质量品种的修订通过审批给予了“关照”，并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按照审批权限，如果卢爱英不同意，不在申请上签字，这两种药品就不可能通过审批。所以，魏威和刘玉辉都万分感激卢爱英，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2005年7月，刘玉辉专程邀请卢爱英夫妇来到河北燕郊镇他的别墅做客。饭后，刘玉辉给了卢爱英2万元，卢爱英开始还百般推辞，但刘玉辉说：“这钱是阿尔贝拉公司的魏威送的，他们有的是钱，你不要白不要。”

卢爱英听刘玉辉这样说才收下了。而事实上，仅仅这一次，魏威就给了刘玉辉1.6万美元现金和3万元人民币的购物卡。2005年9月卢爱英家的厨房装修时，刘玉辉也只给了卢爱英10000元。收到购物卡后，卢爱英对刘玉辉送购物卡的方式大加赞赏，觉得这要比直接送钱面子上好看多了，也“安全”多了。

得知卢爱英爱上了购物卡，刘玉辉再次找到一个给卢爱英送购物卡的理由。2005年10月，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为了避免该厂研制的药品“头孢硫脒”不被其他制药企业仿制，希望通过刘玉辉的关系，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拒绝受理其他制药企业申请对该药的仿制，以达到独家生产获取最大利益的目的。由于“头孢硫脒”是化学药品，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的请求是否被批准，完全取决于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和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的意见。曹文庄是刘玉辉的“铁杆哥们儿”，问题倒是不大，而卢爱英的胃口还要稍稍填补一下。于是，刘玉辉和白云山制药总厂的领导一起宴请了卢爱英夫妇。饭后，刘玉辉把5张面值人民币2000元的购物卡塞进了卢爱英的包里。

刘玉辉作为掮客，他的能量之大是超乎人们想象的。在魏威和刘玉辉之间，还有一个美女掮客许小姐，这个许小姐是魏威手下一员战绩赫赫的“医药之花”。在许小姐的“攻关”之下，刘玉辉很快成为魏威的死党。正是通过刘玉辉，魏威的药业才得以迅速扩张。这种利益链条的环节是：刘玉辉向许小姐介绍医药研发机构的品种，许小姐从公司提成中支付给刘玉辉介绍费。由于经刘玉辉介绍的品种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时，刘玉辉可以利用关系帮助加快审批，所以，除了魏威给予刘玉辉数以百万计的好处之外，许小姐还支付给刘玉辉“介绍跟踪费”共计人民币20万元。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刘玉辉不但帮人疏通关系拿到批文，有时候他还人为地为一些企业设置障碍，打压一些企业的正常审批以获得个人私利，而卢爱英也因此成为刘玉辉的帮手。2004年11月份，广东深圳一家药业公司发现浙江一家制药企业将1993年开始研制的“注射用盐酸比柔比星”准备按新药报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生产，如果浙江药业公司通过审批，就会影响广东药业的药品市场。而且广东药业公司发现，浙江药业公司没有做临床试验就报批，不符合规定。为了自身企业的利益，广东药业公司多次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反映，希望暂时不批准“注射用盐酸比柔比星”，但是，他们的反映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广东药业为了自身利益，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浙江药业的审批。于是，广东药业通过刘玉辉找到卢爱英疏通关系。刘玉辉一看有利可图，立即狮子大开口：“要见卢爱英，先拿10万元。”广东药业立即答应下来。2004年11月，应刘玉辉的要求，广东药业向刘玉辉所在的中国药学会汇入“赞助费”10万元。直到2004年底，广东药业的有关人员才通过刘玉辉见到了卢爱英，反映了情况，但卢爱英表示研究后再作决定。

此后，这件事情无休止地拖了下来。

10年受贿36万，日进百元的女高官你累不累

人民币368493.6元，这是卢爱英10年受贿的总额。按照10年3650天的天数计算，卢爱英平均每天受贿100元左右。但是，在这10年里，卢爱英不厌其烦地将贿金一天天收起来、攒起来、藏起来，其实是一项非常消耗精力的事情。尽管这36万元比起郑筱萸、曹文庄的受贿数额只是一个零头，即使比起在她的手下借调帮助工作一次就受贿30万元的马腾，也不可同日而语。

不知道用10年时间受贿36万元的卢爱英，这些年的日子累不累。在法庭上，卢爱英面色枯黄，面容消瘦，完全没有我们想象的女官员的那种“富态”。在法官宣布完对她的判决时，卢爱英长长舒了一口气，仿佛要把10年的积郁一吐为快，想必这36万元也整整折磨了卢爱英10年。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卢爱英受贿的这36万元几乎分文未动。甚至她收到的美金、欧元也都没舍得花。在2004年10月收到刘玉辉送给自己的购物卡之后，她担心有一天会东窗事发祸及自身，为了将来能够保住自己，吝啬的卢爱英把家中的所有金钱全部装在一个密码箱里交给了丈夫，她嘱咐丈夫在银行开设一个保管箱存放起来。于是，卢爱英找到一个曾经在国家药监局工作的同事高先生，请高先生以个人名义在银行开设一个保管箱，存放丈夫公司的钱款和文件。

高先生在招商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开设了租期一年的保管箱后，卢爱英的丈夫将两个满满当当的包存放在保管箱里。高先生将保管箱的两把钥匙全部交给了卢爱英的丈夫，这样卢爱英和丈夫可以随时开箱取物。

2006年1月12日，因涉嫌行贿被羁押的刘玉辉供出了卢爱英。当天，正在宽沟开会的卢爱英与曹文庄等人一起被检察机关带走。卢爱英除了如实供述收受刘玉辉贿赂的事实外，还主动坦白了收受其他医药厂家、企业给予贿赂款的事实。

2006年1月13日，得知妻子被检察机关带走，卢爱英的丈夫急忙把保管箱的钥匙交还给高先生，但此时高先生已经听到卢爱英被检察机关传讯的消息，高先生感觉到保管箱里的东西可能来路不正，在卢爱英的丈夫提出更换银行保管的要求时，高先生委婉地拒绝了。

2007年2月13日，根据卢爱英的供述，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招商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打开了这个保管箱，从保管箱中起获人民币808194.2元、美元1000元、港币10000元及欧元250元。

而在被扣押的80余万元赃款中，扣除卢爱英受贿的36万余元，尚有49万余元卢爱英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巧合的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1998年1月到2006年2月，卢爱英的工资及生活补助费的总和为人民币359557.94元。与她的受贿数额基本相当。

尽管卢爱英这种受贿行为令人哑然失笑，但是，在笑过之后我们的内心还应该感到悲凉。我们甚至应该还有很多疑问：卢爱英为什么会十年如一日地专收那些“小钱”？她胆小吗？也许她有着女性特有的胆小谨慎，但10年受贿下来，足以使她的胆子由老鼠变成猫。她贪婪吗？也许她不像某些动辄受贿上百万数千万的贪官那样贪婪，但是她用10年的时间上百次地受贿，我们能说卢爱英清廉吗·也许我们还可以找出卢爱英心理上的不平衡，眼看别的官员大把大把地受贿，她收点“岁敬”也许是为了寻求自己心理上的平衡。但是，药监局比卢爱英官大的权大的比比皆是，别人可以平衡凭什么卢爱英就不能平衡？

也许还有很多为什么还没有问答，其实那些问题都有答案。在以卢爱英为代表的这类受贿官员身上，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或者说是破解的办法，那就是存在于中国官场几千年的“岁敬”恶习，何时用什么绝招能够根除。因为至今，还有很多官员像卢爱英一样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年年岁岁下面上贡的“岁敬”！而且他们也像卢爱英一样不认为这是犯罪。

10年受贿36万元，56岁的贪官卢爱英实在可怜、可悲、可哀。不过，法院还是给予卢爱英公正的判决，在2007年7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一审判决书中，法院对检察机关指控卢爱英所犯受贿罪“情节特别严重”予以纠正，认为“情节特别严重”缺乏依据。另外，鉴于卢爱英因涉嫌收受刘玉辉给予的贿赂款，被羁押后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尚不掌握的其他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事实，对卢爱英所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可以自首论，对卢爱英所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院还分别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或酌予从轻处罚。

卢爱英身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职能部门的官员，本应为药品使用安全尽职尽责，她但却利用职权，为部分涉药企、事业单位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破坏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的正常秩序，依罪当刑。2007年7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犯受贿罪，判处卢爱英有期徒刑13年；以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卢爱英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

一审判决后，卢爱英不服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7年10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驳回了卢爱英的上诉，维持原判。

人命关天，药监新政严格监督官员

随着郑筱萸、曹文庄、郝和平等国家药监局重量级官员的纷纷落马和近年来频发的药品安全事件，引发了各界对中国药监体制的深深忧虑，关乎13亿人生命安全的中国药品监管体制到底该如何把关？

药监局里这些所谓的小人物手握重权，拿着高工资还收着巨额贿赂，却不认真、不负责地对待本职工作，致使国家和公民的利益蒙受重大损失，这是最不能，也是最不该容忍的。

反商业贿赂成为我国反腐败的重点领域，而医药领域是有关部门关注的重灾区。药监局腐败案件最主要的教训有五个方面：首先是监管工作指导思想存在偏差，没有处理好公众利益与商业利益、监管与发展的关系；其次是法规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第三是行政审批权力配置不科学、制约不合理、运行不公开、监督不到位；第四是干部选拔任用没有很好地落实民主集中制，重点部门、关键岗位没有严格实行轮岗交流；第五是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基础薄弱，一些干部廉洁从政意识淡薄。

秩序混乱，人心惶惶！这是人们对2007年之前中国药品市场的评价。而追究监管责任，则是对重病缠身、积重难返的药品监管进行医治不可或缺的方剂。药品作为人命关天的特殊商品，从方剂制定到原料采购，从投料生产到流通销售，从医院招标到临床使用，理论上都应该有严格的监管。然而，由于监管部门的一些蠹虫把我们的监管制度噬咬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漏洞，各种假药以合法的方式和合法的渠道，从生产企业堂而皇之地进入老百姓的身体里、血液中甚至骨髓内，实现着草菅人命的恶毒“使命”。

混乱的药品市场闹出了大事，一系列假药案和药监局窝案惊动了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作出的3点批示是非常严厉的：一要查封流入各地的假药，并公诸于众，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二是由监察部、卫生部、药监局派出工作组进行彻底调查，追究直接责任和监管责任；三是药品市场秩序混乱，必须下决心整顿。

王国荣和李智勇的落马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在他们的名字前面，还有郑筱萸、曹文庄、郝和平更受人关注。伴随着这些腐败官员的落马和一些重大药品安全事故的出现，药监部门在药品及医疗器械审批、注册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也早已显露。普通百姓最大的惊讶是，药监局里都是监督制药企业的官员，为什么假药的根源会出在药监局呢？

其实，国家药监局部分官员的腐败一点儿“新意”也没有，利用注册审批也好，在推行标准认证过程中谋利也罢，无非都是“权钱交易”或者“权力寻租”。但是，药监局的贪官之所以更加令人痛恨，是因为这些贪官拿到钱后，连老百姓的死活都不管，这是令人发指的。

对于这类官员的监管和治理，说到底，其实还是“怎样制约权力”的老问题。

治理腐败窝案的措施其实也非常简单，关键还是制约权力。但是，如何制约权力就是“各村的地道有各村的高招”了，具体到药监局，还是由药监局自身“对症下药”才能做到“药到病除”。

药监局窝案发生后，国家药监局很快宣布：2007年我国所有的药品都要开始再注册，没能通过再注册的药品将退出市场。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对所有药品的生产批准文号进行重新登记及再注册，就是要淘汰一批生产标准、生产工艺落后，存在安全隐患的药品，从而规范药品市场。但是，目前我国的药品企业有4000多家，截至2006年8月31日，国家药监局核发的药品批准文号168740个，数量太大，药监局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药品质量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身负审批和监管任务的药监局依然责任重大。随着药监局官员的连续落马，人们对药品的审批、注册、安全保障产生了普遍的怀疑。所以，国家药监局从五个方面，开展了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的专项行动，2007年又把药品再注册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我们不妨把药监局的一系列举动称为“药监新政”。这套组合拳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想必药监局自有一套考评体系。有了前车之鉴，想必不会有人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自己的脑壳往枪口上撞了。我们期待着，也坚信药监新政会让国家安心、让百姓放心。

第一卷权力与陷阱第二章统计局长的重婚危局

2007年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就领导干部生活作风要正派作了长篇论述。一些媒体将胡总书记的这次讲话进行了更为深层的解读，认为“官员生活作风开始纳入反腐视野”。

2007年1月2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中纪委对外公布，给予邱晓华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的处分，并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邱晓华的倒台竟和生活作风这种被视为官员“花絮”的小问题联系在了一起。的确，在中国腐败官员长长的名录中，因涉嫌重婚罪被追究的省部级高官，邱晓华是第一个。

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邱晓华48岁出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部级高官之一。7个月后，他因涉嫌重婚罪落马而引人注目。此后，各种媒体对邱晓华案件进行了多种角度的报道，有的媒体甚至称邱晓华的重婚是上海大亨张荣坤利益集团精心策划的桃色陷阱，也有媒体称邱晓华公开纳妾并生育一子，甚至称邱晓华与美女记者对重婚一事大肆张扬风光无限。

那些沸沸扬扬的花絮掩盖了事件的真相，事实上，邱晓华在与美女记者姜映吟从相识到重婚的5年里，一直处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四面楚歌之中。重婚使得这位部级高官和美女记者如同鼹鼠一样，带着他们重婚后生下的儿子过着举债租房四处躲藏的日子。

本文首次揭开邱晓华重婚的真正内幕。

苏州相遇，政坛新星与美女记者网络传情

2002年11月1日，由国家统计局、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增长论坛在苏州举行。这次高峰论坛同时举行了中国制造业百强峰会、政府高官与跨国公司对话会等一系列圆桌会议，为国内外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搭建一个面对面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时年44岁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作为主办方的高官代表，成为这次论坛上众星捧月的焦点人物，也是国内外众多记者竞相采访的对象。

在前来采访的记者之中，来自上海电视台的财经记者姜映吟被众多同行挤在圈外，她急得满头大汗，如果采访不到这次论坛的核心人物邱晓华，就不能抓到第一手采访素材，那么，这次采访就是一次失败的采访。而姜映吟刚进入上海电视台1年多，虽然形象气质、交际能力和业务素质等方面都堪称一流，但毕竟已经年过30，比不上那些刚刚出道的年轻记者。台里的领导之所以安排姜映吟采访如此重大的活动，就是希望姜映吟能够在记者的位置上尽快得到锻炼，确立自己在台里的位置。

正当姜映吟焦急万分的时候，个子不高的邱晓华的目光穿过记者们的“长枪短炮”，一眼就看到了正在焦急擦汗的姜映吟。邱晓华微笑着对眼前的记者们说：“大家能不能让一让，让后面的那位记者也能采访到。请放心，今天我对记者朋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着，邱晓华竟然拨开众人，站在了正在愣神的姜映吟面前。

邱晓华的这个举动令姜映吟措手不及，她甚至清晰地看到了邱晓华脖子上那条红黄相间的领带花纹。当她发现邱晓华正在笑呵呵地看着自己的时候，经历过各种重大场合的姜映吟稍微镇定了一下就理清了采访思路，举起话筒伸到了邱晓华面前。

面对姜映吟的话筒，邱晓华神采飞扬地说：“近些年我国经济的出色表现聚集了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关注更加强烈，这一点突出反映在对我国政府统计数据需求的日益旺盛。国外投资者需要藉此理解中国经济，国内厂商需要藉此理解市场、把握商业机会。如何营造一个支持和发展制造业的社会环境，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也成为国际学术界、企业界关心的话题。”

接着，姜映吟请邱晓华专门安排时间接受采访，邱晓华爽快地答应下来。2002年11月3日晚上，姜映吟来到邱晓华下榻的宾馆专程采访了邱晓华。邱晓华以“制造业与中国经济增长”为主题，围绕制造业的全球移动、中国制造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等话题，与姜映吟进行专题交流研讨。在这次采访中，邱晓华提出了一些关于制造业最具代表性和前瞻性的发展思路，令毕业于上海工业大学又在外企工作过多年的姜映吟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次采访，两人相谈甚欢，邱晓华对这位上海电视台的美女记者也刮目相看。在邱晓华眼里，30岁出头的姜映吟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身材高挑，长相甜美，不但有上海女人的精致和典雅，而且具有一般记者所缺乏的艺术气质。当采访结束姜映吟提出要留下邱晓华的联系方式时，邱晓华不但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和办公室号码，还将自己的电子信箱留给了姜映吟。

由于邱晓华的配合，姜映吟“漂亮地”完成了这次采访，受到领导的高度赞赏。而姜映吟尽管给邱晓华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但他仅仅是例行公事接受采访，并未对她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但是，邱晓华没有想到这次正常的工作交往会改变他的人生。当邱晓华从苏州开完会回到北京后，却突然收到了姜映吟从上海发来的电子邮件，这是邱晓华始料未及的。在这封邮件中，颇具文学才华的姜映吟用诗歌的语言袒露了她对邱晓华的仰慕和感谢。

整天埋首于枯燥数字的邱晓华看到如此文采飞扬的来信，禁不住回忆起姜映吟那双秋波荡漾的眼睛。他当即热情地给姜映吟回信，不但赞赏了姜映吟的才华，还表示愿意成为姜映吟的好朋友。

邱晓华是政府官员中年轻的学者型高官之一，30岁就成为厅级干部，35岁成为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而且拥有博士头衔。对他而言，进入更高的部级领导岗位指日可待，所以他不希望自己像某些动辄贪污受贿、包养情妇、流连欢场的官员一样，因为女人而堕入深渊。而且邱晓华在高级官员中已经属于凤毛麟角的人物，一般的女人他也看不上。尽管邱晓华曾经与很多仰慕他的异性擦肩而过，但却没有任何花边新闻。

得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青睐，作为财经记者的姜映吟从工作上就等于挖到了富矿，可以得到第一手的采访资料。邱晓华无论在学识上还是在仕途上都是出类拔萃的男人，能与如此出色的男人成为朋友，姜映吟当然求之不得。于是，两人频繁通过电子邮件互通信息。

在互通邮件的过程中，姜映吟告诉邱晓华，她原名不叫姜映吟，父母曾经给她起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姜映吟是参加工作后自己起的笔名，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原名了。姜映吟还告诉邱晓华，她大学毕业后曾在外企工作过，之后又到上海戏剧学院主持人系进修，而且获得了研究生学位。

在邱晓华的眼里，姜映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女人，她不仅仅是一位美女记者，身上散发着南方姑娘特有的温婉可人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她拥有一般美女所缺乏的学识和知性。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后，姜映吟身边有不少小伙子追求，其中不乏大款、官员和外企的高级雇员，可姜映吟觉得那些追求自己的男人和她期待的那种出类拔萃的男人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直到遇到位居高官的博士局长邱晓华，她才感到怦然心动，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如意郎君吗？

可是，姜映吟知道邱晓华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对自己而言，邱晓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在通过电子邮件交流的过程中，邱晓华断断续续地向姜映吟讲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

邱晓华1958年1月27日出生于福建宁化县。幼时丧母，他和姐姐与外婆相依为命。1976年邱晓华高中毕业，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邱晓华被分配到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工作，从此仕途一帆风顺。1988年5月，30岁的邱晓华被任命为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副司长，而立之年便成为副厅级官员。1993年35岁的邱晓华又出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和新闻发言人。之后，邱晓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两年访问学者，1998年下派到安徽省做了一年省长助理后，1999年9月返京出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陷入爱情，“孤单”副局长情迷女记者

随着电子邮件的频繁往来，邱晓华和姜映吟聊天的话题从工作转向生活，又从生活转向个人感情领域。而他们交流的方式也慢慢从电子邮件转向了热线电话，几个月后，终于变成私人见面。

2003年的阳春三月，要到上海出差的邱晓华按捺不住渴望的心情给姜映吟打了个电话，两人约好了私人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后，邱晓华兴冲冲地来到上海。处理完公务之后，两人如约在邱晓华下榻的宾馆见面了。

聊天中，姜映吟由衷地赞扬邱晓华说：“邱局长，您是一个令人仰慕的学者型领导，也是很多女性心目中的新好男人，你的婚姻一定很幸福。”

没想到，邱晓华的回答却不是这样：“那是你想象的啊!其实我的婚姻使我痛苦不堪，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我的婚姻都使我陷入深深的孤单之中。”

“那怎么会呢？”姜映吟并不明白邱晓华所说的意思。

邱晓华说：“我的妻子名叫聂春榕，是我高中时期的同学，我到厦门大学上学时就与妻子书信来往，她高中毕业后在我老家福建宁化县五交化公司上班。大学毕业后我们1983年在老家登记结婚，后来单位照顾我，我妻子也调到国家统计局工作。我们有一个女儿，现在是中学生。凭心而论，聂春榕是一个温柔贤惠而又顾家的女人。”

“这样不是很好吗？正好是夫唱妇随啊！你怎么会孤单呢？”姜映吟还是不了解邱晓华所说的“孤单”。

“怎么说呢，我的这种孤单实在难以启齿，不方便跟异性说。”邱晓华仿佛有些不好意思，又仿佛有难言之隐。

“咱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啊，对我你就言无不尽吧。”姜映吟鼓励说。

邱晓华镇静了一下，终于说出了自己“难以启齿”的尴尬：“两年前，我妻子患上了红斑狼疮，这种免疫系统疾病不仅难以根治，而且影响了妻子的容貌和皮肤。从妻子患病起，我们就开始分床睡，现在已经两年多没在一起了。所以我每天晚上都以加班工作为借口在单位里待到10点以后才回家，跟她的交流也越来越少。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妻子，毕竟，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啊！你能理解一个40出头的男人过着和尚般生活的孤单与痛苦吗？”

说完这，邱晓华意味深长地看着姜映吟，此时姜映吟的脸腾地一下红到了耳根，她何尝不知道“40出头的和尚”是什么意思呢。但是，当邱晓华说完这些之后接着说起自己对妻子的愧疚时，更令姜映吟从内心与邱晓华拉近了距离。邱晓华告诉姜映吟：“我的妻子是个好人，她不因我由于学业紧张而未能在她分娩时守护在她的身边而斥责过我；她不因四年多牛郎织女的生活而记恨过我；她不因我常常不能享受家庭欢乐、少理家务而埋怨过我。她支持我的事业，理解我的工作，默默地承担着管理家务、哺育孩子的重任。对这一切，我心中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一旦有机会，下班后我也是尽力帮她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略为表现一番。”

接着，邱晓华话锋一转说：“但是，随着我读了博士当上领导之后，我跟妻子的交流越来越少，心理上的距离越来越远。尤其是她患病之后，我们就开始分床睡了，我不愿意回家见妻子，别人还以为我是在勤奋工作。尽管我心理上想过要与妻子分手，但是，现实却不允许我这样，直到遇到你后，我才怦然心动！”

说着，邱晓华抓住姜映吟的手说：“我知道一个正在婚姻中的男人向你表达爱意是不道德的，但是，请你相信我，等我妻子的病情稳定后我一定跟她离婚，因为你才是我少年时期梦中那个最美的新娘。这次到上海出差，我就是专程为你而来。”

听到邱晓华突如其来的表白，姜映吟兴奋之余略为有些吃惊。她没想到这个在他眼里可望而不可即的优秀男人会向她伸出玫瑰花枝，更想不到邱晓华信誓旦旦地要与结发妻子离婚而追求新的爱情。在姜映吟眼里，邱晓华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仕途上，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双料明星”，用不了几年邱晓华就会成为独当一面的部级干部，能够嫁给这样一个前途光明又重情重义的人，正是姜映吟的梦想。而邱晓华的一番表白也感动了姜映吟，她坐在邱晓华对面禁不住热泪盈盈，轻轻点了一下头说：“我愿意!”

锦衣夜行，怀孕母亲不敢说出孩子的父亲

随着邱晓华第二个感情春天的到来，他的仕途也是一帆风顺。2003年7月，邱晓华被任命为国家统计局党组副书记，这意味着邱晓华离局长的位置越来越近。

随着邱晓华的步步高升，姜映吟心中要嫁给邱晓华的欲望更强烈了。尽管有言在先，等邱晓华跟妻子离婚之后他们再结婚，姜映吟也说过永远不向邱晓华提出非分的要求，但是看到自己依靠的男人有了更高的职位，姜映吟的心里也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到首都北京生活，成为京城高官的夫人，这毕竟是很多人的梦想啊！现在这个梦离自己越来越近，姜映吟岂能不怦然心动？更重要的是，与邱晓华在一起之后，虽然无名无分，但姜映吟再也离不开魅力无限的邱晓华了。

自从两人有了肌肤之亲后，他们几乎一天一个电话互相倾诉相思之苦。姜映吟恳求邱晓华尽快与妻子分手，但邱晓华说离婚毕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考虑再三，邱晓华只好劝姜映吟暂且忍耐。但姜映吟等不及了，她信誓旦旦地表示：那怕是她辞职不要工作，也要和邱晓华朝夕厮守。

2004年9月，姜映吟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邱晓华和姜映吟租了一套房子，又在北京过起了同居生活。

2004年11月，姜映吟怀孕了。发现姜映吟在卫生间里不停呕吐时，邱晓华才知道姜映吟是怀上了孩子。

“胡闹，这怎么行！”邱晓华严肃地说，“赶紧把孩子打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我会受到处分的。”

姜映吟眼泪汪汪地说：“我就是想给你生个孩子，那样我才是真正的得到了你，也不枉我们刻骨铭心地爱过一回。”

看着泪眼迷蒙的姜映吟，邱晓华的心禁不住颤动，觉得有一股暖流直入心田，他俯下身去，一下子就把姜映吟拥在了怀中。

因为邱晓华无法向正在病中的结发妻子聂春榕开口谈离婚的事情，邱晓华和姜映吟只好两地飞来飞去。在这个期间，邱晓华借口工作忙碌，每天坚持晚上10点回家成为规律，妻子也从未怀疑过丈夫。但是，姜映吟以前每次来北京都以出差的身份，现在怀孕了，就必须找个合情合理的借口留在北京。

通过多方努力，姜映吟荣幸地入选“第七届《财经》杂志奖学金班”。这个奖学金班是由《财经》杂志负责人胡舒立和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发起的，每年从全国新闻界中遴选10名优秀财经记者，以全脱产的方式在北京大学进行为期3个月的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和财经新闻深度报道的培训，对每位学员资助2万元学费、路费和在京食宿费。这样，姜映吟就有了长期住在北京的理由。

2005年3月1日，姜映吟在邱晓华的陪伴下来到北京大学研修班学习，邱晓华把姜映吟送到学校后就匆匆离开了。当同宿舍的一位女友询问时，姜映吟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刚才来送我的是我的丈夫，我们去年结的婚，他是福建人，比我大9岁。”说完这些就再也不说了。

姜映吟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由于怀有身孕，邱晓华经常下班后到北京大学陪伴姜映吟一起吃饭散步，也多次遇到同宿舍的那位女友，邱晓华温文尔雅给姜映吟的女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同宿舍的女友上网查询统计方面的数据时，在国家统计局的网页上突然看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的照片和简历，她一眼就认出邱晓华就是陪姜映吟散步的男子。她指着网上的照片询问姜映吟时，姜映吟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只说了一句“你说是就是吧”就赶紧转移了话题。

后来，那位热心的女友从网上看到一篇介绍邱晓华的文章，其中提到邱晓华的妻子名叫聂春榕，与邱晓华青梅竹马，感情很好，还有一个女儿。她感到十分惊讶，就给姜映吟发短信询问。姜映吟只好回复说，邱晓华已经离异，现在自己保持低调的目的一是保护自己，二是给邱晓华的前妻聂春榕留面子，不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内情。看了这条短信，姜映吟的女友以为聂春榕是邱晓华的前妻，姜映吟是邱晓华现在的妻子。

此时，那位女友当然不知道姜映吟的心里有多少不同的味道胶着在一起，那是几乎饱和了酸甜苦辣各种味道的。这种感受还体现在姜映吟的文章中，她在《在北大漫天飞扬的思绪》一文中借景抒情地写道：“春天来了。北大飘舞着漫天的飞絮，从上海来的我十分不习惯它们的肆意飞扬。但我不躲着，纵然它们不请自来，让我流泪，侵犯我鼻孔，钻进我衣服。我宽容，因为我像它们一样潇洒……”

举债买房，像鼹鼠那样四处躲藏的日子

很快到了2005年5月，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就要结束了。此时，姜映吟的大腹便便的身形再也掩饰不住了。姜映吟只好告诉父母和单位，自己已经在北京登记结婚并且已经怀孕，丈夫是一位国家机关干部。姜映吟告诉家里人是为了让家里人放心，而告诉单位是为了请假。但是，姜映吟却没有告诉父母和单位“丈夫”的具体情况。

身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邱晓华也是靠工资吃饭的人。结婚之后，邱晓华除了将工资卡交到妻子手里外，将稿费、讲课费也交给妻子保存。尽管妻子并不清楚邱晓华工资外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但邱晓华自己却很少保留小金库，所以邱晓华其实没有多少“私房钱”。姜映吟的出现使他开始捉襟见肘，因为姜映吟来到北京后，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这个难题一时让邱晓华一筹莫展。

之后在房地产行业举办的一次活动中，邱晓华遇到在国内房地产行业堪称“大鳄”级的老朋友任先生。邱晓华悄悄向任先生提出借一处房子让一位亲戚暂住些日子，任先生爽快地答应下来。之后，姜映吟就搬到西单华威大厦的一套公寓里住了下来。但是，邱晓华为此感到惴惴不安，因为华威大厦的公寓价格很高，而且来往都是一些层次较高的人物，邱晓华担心自己欠下太多人情，也担心来的次数多了被熟人认出来，他只和姜映吟住了3个月，就匆匆搬到位于西客站附近的另一套小户型的公寓里。

在姜映吟怀孕的日子里，邱晓华和姜映吟筹划着未来的生活，考虑到四处借房子暂住不是办法，他们决定两人共同出资在北京买一套房子。于是，2005年6月，邱晓华通过朋友联系到一位房地产销售商，他和姜映吟共同出资购买了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的一套商品房，这套房子全部房款是97万元，但是，邱晓华和姜映吟只凑到50万元，其中邱晓华20万元，姜映吟30万元。当时，邱晓华给销售商写了一张47万元的借条就签订了购房合同，邱晓华在购房合同的购房人一栏上写下了姜映吟的名字。

之后，邱晓华又通过朋友转借了30万元还给销售商，那17万元一直拖欠着未还。后来要对房子进行装修，邱晓华实在拿不出钱来，那位销售商只好垫付了3万元帮助邱晓华简单装修了一下房屋。前后加起来，邱晓华拖欠那位销售商共计20万元，至今尚未还清。

买完房子，姜映吟马上面临着分娩。此时，邱晓华还没有见过姜映吟的父母，这让姜映吟感到非常为难。在姜映吟的央求下，邱晓华决定独自去一趟上海，一是拜望一下姜映吟的父母，二是为姜映吟拿一些换洗的衣物准备分娩。2005年6月的一天下午，邱晓华带着礼物来到上海姜映吟家。这一次邱晓华并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自己在国家统计局工作，是一名国家干部。因为第一次见面，邱晓华有些拘谨，只称呼姜映吟的父亲为“伯父”。这是第一次见到邱晓华这个乘龙快婿，姜映吟的父亲也没询问邱晓华的真实身份。

2005年8月，邱晓华通过关系找到北京妇产医院一位产科医生为姜映吟接生。在北京妇产医院办理住院、生产手续的基本资料时，姜映吟在婴儿母亲一栏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邱晓华在婴儿父亲一栏里签下了“邱晓华”三个字，在“两人关系”栏中，姜映吟填写的是“夫妻”。

2005年8月19日，姜映吟通过剖腹产顺利生下一个男婴。一周后，邱晓华把姜映吟安顿到西客站附近借用的公寓里，姜映吟和他们雇佣的保姆、月嫂、育儿嫂等人一起暂住。在这些家政服务人员面前，邱晓华和姜映吟都以夫妻相称。令家政人员不解的是，每次孩子的爸爸在晚上10点左右都以工作忙为借口匆匆离去，很少在这里过夜。

生完孩子后，姜映吟的父母和姐姐先后来到北京探望，邱晓华自己驾车到机场把他们接到市区后给他们安排了住处，陪伴他们看望和照顾孩子，但邱晓华依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照样蒙在鼓里的还有邱晓华的妻子聂春榕，她曾经看到令她吃惊的一个短信，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005年10月的一天，聂春榕看到邱晓华的手机上存有一条信息，内容是“2005年8月19日出生，3620克重……”她询问邱晓华是怎么回事，但邱晓华说这是朋友生的孩子的情况，让妻子别多心。对丈夫深信不疑的聂春榕很快释然，她根本不会想到那是丈夫的亲骨肉。

而姜映吟的家人直到2006年10月2日才知道邱晓华真正的身份。这时候邱晓华早已升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和姜映吟趁黄金周假期来到上海姜映吟家。晚上，全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姜映吟的父亲才吃惊地听到邱晓华袒露自己的身份，他没有想到这个已经改口叫“爸爸”的乘龙快婿，竟然是共和国最年轻的统计局局长。他们纷纷责怪姜映吟为什么不早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姜映吟笑着没有回答。当然，他们怎么会想到女儿和这个高官“女婿”并不是合法夫妻呢。

直到众人散去，姜映吟才单独跟父母说起他们的情况。姜映吟告诉父亲一个在老人听来无异于炸雷的消息：邱晓华有妻子，而且没有离婚，以前和家里说与邱晓华办理了结婚证是欺骗了家里，现在他们还不是合法夫妻。而且，自从2006年7月份涉案金额达30多亿的“上海社保案”东窗事发，震惊全国，引起了一系列官场与商界的剧烈震荡。上海的大批官员纷纷被免职、双规和逮捕。因为此前邱晓华与张荣坤有过接触，所以邱晓华这次来一是看孩子，二是打听一下上海官场震荡的最新进展。

但是，此时孩子都1岁多了，重婚的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姜映吟的父亲只好长叹一声，由女儿自己作主了。

高官重婚，引发中国官场深层反腐

孩子出生后，姜映吟希望用全部的精力照顾好她和邱晓华的爱情结晶。为了续产假，姜映吟把孩子出生证明的复印件交给了单位，但是她还是隐去了邱晓华的情况。直到2006年8月，因为孩子小没人照顾，姜映吟只好去单位办理停薪留职手续。

但是，电视台的领导不希望姜映吟这样一位优秀记者离开，要求她继续工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只好悄悄告知单位的一位领导，她的爱人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她要以全部精力照顾孩子。

邱晓华内心对姜映吟充满了爱意，他没有想到自己在47岁又有了儿子，更没有想到姜映吟对自己的爱情如此坚贞。有了孩子之后，邱晓华对姜映吟越来越好了，他恨不得把所有的爱怜全部给姜映吟。尽管姜映吟从没有给邱晓华施加压力，也没有催促邱晓华离婚。但邱晓华觉得，一个女人能够为他付出青春年华，甘愿为他生下孩子，这无法不使他深深感动，同时，一个男人的责任感，时刻提醒邱晓华要为她们母子考虑以后的生活保障。从姜映吟怀孕后，邱晓华每月给她1万元，并给在上海哺育孩子的姜映吟寄生活费。

与此同时，在和姜映吟生下儿子之后，邱晓华对妻子聂春榕充满了内疚。为此，他每次出差一下飞机，就直奔商场给妻子买礼物，而且再也不提与聂春榕离婚的事情了。

邱晓华经常对姜映吟坦言：“我一生中最对不起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外婆，一个便是我老婆。”其实，只有姜映吟知道，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是他们两人都不希望得到的。

2006年国庆节长假结束之后，邱晓华从上海回到北京。这次特殊旅行，邱晓华没有往常春风得意的笑容，而是表情凝重，心事重重。国庆长假一结束，中共中央即召开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大会闭幕的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10月12日，上任刚7个月的邱晓华突然被免去国家统计局局长职务。

被冠以“学者型高官”、“政坛新星”称号的少壮派高官邱晓华猝然倒台，让人始料未及。2007年1月2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涉嫌重婚罪……”

在过去倒台的贪财贪色的官员中，中纪委的通报多用“作风腐化”、“生活糜烂”、“包养情妇”等词语，邱晓华成为建国以来部级高官重婚第一人，引起了人们强烈关注。

尽管邱晓华在妻子聂春榕面前表现为一个重情重义的汉子，聂春榕从蛛丝马迹中还是窥探到丈夫的隐私。这个善良的女人没有声张或大吵大闹，她甚至瞒着女儿，独自吞下屈辱的泪水。

而在邱晓华事发后，姜映吟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离开了上海电视台，她所工作过的栏目也被撤下。

经过检察机关的慎重调查和讯问，邱晓华对自己与姜映吟重婚的事实供认不讳。2007年1月12日，邱晓华被监视居住，2月2日被逮捕后羁押在公安部秦城监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犯重婚罪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过法院公开开庭审理，2007年3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重婚罪判处邱晓华有期徒刑1年。

在宣判的法庭上，姜映吟没有出现。倒是邱晓华的结发之妻聂春榕不避前嫌，拖着患病的身体在女儿的陪伴下出现在法庭上，这位憔悴的妻子希望丈夫幡然悔悟，改过自新。无论邱晓华怎样，她和孩子都会等他回来。

站在法庭上的邱晓华一脸铁青两眼呆滞。他分析自己落马的原因时说：“我曾经是一个痛恨官员找情人包二奶的人，我觉得那样的官员没素质没品位，但我没有想到，我竟也会被一个情字毁了前程。我一直认为，姜映吟从来不像爱钱爱权的女人一样索取利益，而且还为我生了孩子，我应该补偿她。但我万万也想不到，这种补偿竟然用掉了一生前途。”

其实，邱晓华的这种自我剖析是肤浅的，这种“为情所迷”的理由也是靠不住的。中国人的生活作风问题，不能完全看作是个人小节问题，尤其是对领导干部而言。日常生活中，人们说到生活作风问题，一般情况下更多是指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实际上，广义的生活作风，是指人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态度、行动，内容要宽泛得多。对贪官包养情妇的新闻，公众早已经产生了审丑疲劳。而邱晓华涉嫌重婚，不仅把贪官们“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标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让腐败对法律的践踏多了一大步。作为一个高级干部，邱晓华不会不懂得重婚就是犯罪的道理。而他竟然腐化堕落到与人重婚，可谓令人惊心。

邱晓华案件说明，在相当一部分干部眼里，生活作风问题不算什么问题。他们觉得，生活作风是“个人自由”，吃喝玩乐是“工作需要”，纵欲放任是“享受生活”，治理此类问题是“小题大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不讲身份，不顾形象，不管影响，什么朋友都敢交，什么场合都敢去，什么钱都敢花，什么东西都敢要。甚至斗富、显阔、纵欲，不以骄奢淫逸为耻，反以有多少个情妇为荣，从思想深处不拿生活作风当回事，并因此诱发了大量违法乱纪的腐败案件。

回顾近年来查办的腐败案件，多数腐败官员都是因为有了经济问题而后才查出了作风问题，很少有官员仅仅因为作风问题而受到追究。生活作风不仅体现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更关系到党性和党风。回顾贪官们的堕落轨迹，很多人都是由骄奢淫逸而致欲壑难填，再致权钱交易、徇私枉法。因此，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邱晓华重婚一案不仅充分显示了中央抓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的决心，也为那些依然作风轻浮、不拘小节乃至追腥逐臭、情趣低下的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不论是谁，也不论官职有多高，只要私欲膨胀、纵欲无度、把生活作风问题不当问题，都逃脱不了纪律和法律的制裁，邱晓华就是一个例证。

第一卷权力与陷阱第三章副省级高官血腥灭情妇

2007年6月1日，《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凡官员包养情人的，一律给予降级、撤职或开除处分。此条例无疑是悬在那些企图越轨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这把利剑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来所用。在山东济南，有一位名叫柳海平的漂亮女人，她以条例为“利剑”，要挟包养她的贪官情人给她100万元作为分手费。想不到迎接她的却是一场杀戮：2007年7月9日17时34分，柳海平开车行驶在闹市区时，被人用高科技遥控炸弹炸得粉身碎骨！

济南被称为中国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这起发生在闹市区的惨烈爆炸案立即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公安部组织专案组彻查真相。5天后，案情迅速告破，令所有人都惊讶不已的是，杀害柳海平的幕后凶手竟然是副省级高官、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段义和与柳海平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非要残忍地将其“灰飞湮灭”呢？

震惊中央，闹市爆炸案牵出副省级高官

提起2007年7月9日那场发生在闹市区的爆炸案，济南市民至今仍心有余悸。

那是一个喧闹的下午，人们陆续下班，纷纷从办公室涌到大街上，一辆挂着公安内部牌照的蓝色思域汽车穿梭在车流中。女驾驶员刚拿驾照不久，她驾驶着汽车慢慢向前驾驶，丝毫没有察觉到即将到来的危险。在她的车后，一直尾随着一辆车，里面的乘客时刻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17时34分，当思域车行驶到济南建设中路时，突然间，思域车不小心和一辆捷达“的士”刮擦，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两车相碰的一刹那，一声激烈的爆炸振聋发聩，巨大的气浪将女驾驶员撕得粉身碎骨，上半身被抛出十几米开外，方圆数十米的范围内全是血水和碎尸。爆炸引起的熊熊大火将两辆车包围，幸亏的士司机机灵，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挣扎着逃出了死亡陷阱。眼前的一切，吓得周围的市民目瞪口呆，以为发生了恐怖袭击，纷纷逃散，在后面跟踪车上那个监视女驾驶员的男子看到眼前的惨状后，悄悄离开了。

消防车、警车、救护车呼啸着一路赶来。很快，两辆车的大火被扑灭，但都烧得只剩下乌黑外壳，现场惨不忍睹。因案情重大，警方展开了缜密侦查。根据现场留下的炸药痕迹和爆炸的威力，警方最终确认这是一起有预谋、有目的的高科技刑事案件。鉴于案情重大、作案手段极其残忍，当天，公安部在接到济南警方的汇报后，立即成立专案组赶赴济南展开全面侦破工作。

案件发生后的紧张气氛和公安部门对案件的定性，给原本惨烈的爆炸蒙上了恐怖的色彩。济南被称为全国治安最好的城市，山东是中国的经济大省，难道是有人故意要制造惊天效果，还是发生了恐怖袭击？各种言论不胫而走，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各种版本层出不穷。一时之间，市民都惶恐不安。为了平息事态，公安部成立的专案组日以继夜地展开了调查。

很快，受害女驾驶员身份得到确认，她是济南市国土资源局的女干部柳海平，刚满31岁。一个普通公务员怎么能开挂着公安内部牌照的私家车呢？专案组顺着这个疑点往下摸，秘密调查柳海平的私人关系和公安牌照的来历。很快，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陈志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根据调查，柳海平的公安牌照就是陈志弄的，而且陈志毕业于警官学校，是公共安全专家，懂得使用遥控爆炸常识。专案组立即将陈志拘留。

在铁的事实和证据面前，7月11日晚，几次三番否认作案的他终于低头，对遥控高科技炸弹置柳海平于死地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然而，他供认出雇佣他的幕后凶手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他就是在济南政坛官位显赫的副省级高官、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段义和。

7月13日，公安部专案组在掌握大量证据的前提下，将段义和带到北京突审。段义和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案件终于告破，济南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人们在长舒一口气的同时，也疑惑重重：官居显位的段义和已经61岁，在人生的黄昏为什么还要制造一起惊天动地的汽车爆炸案呢？这一切，都要从他和柳海平的孽缘说起。

段义和1946年1月出生在山东齐河县，1970年8月，他从西安交通科技大学无线电系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764厂工作，后调回山东工作，段义和身材魁梧，干事雷厉风行，而且他在无线电自动控制方面造诣很深，因此，他很快就赢得了上级的青睐，在被提拔为山东省委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处处长后，从此在政坛平步青云。1993年，段义和被任命为山东省电子工业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在电子工业局任职的四年里，1994年2月，段义和被安排到山东聊城挂职地委副书记一年。

段义和的仕途可以用“一帆风顺”来概括。从副处晋升到副省级，他用了17年时间。在段义和的家乡山东省齐河县，他的威望很高，目前在职的省部级干部中，家是齐河县的共有两个，段义和是其一，家乡人都以他为自豪。济南与齐河县一河之隔，段义和为家乡办了一些好事，当地老百姓都很感激他。

段义和是齐河县潘店镇李营村人，段义和每次回家，车过了村头的小桥就让司机开车走，他自己下车步行，碰见乡亲们就拉家常，没有一个小时他到不了家。他每次回家，村里就像过年一样热闹。

段义和与妻子既是青梅竹马，又是患难夫妻，两人同是齐河县潘店镇人，两家相距不到两公里，当年两人一同考上西安交通大学。

段义和到聊城后，因为妻儿都不在身边，当地有关部门为让段义和安心工作，特地派地委招待所的女服务员柳海平去照顾段义和的私人生活。在此之前，段义和和妻子事业上齐头并进，日子过得安宁平静。然而这一切，都因柳海平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

时年18岁的柳海平出生于1976年7月14日，虽然她是山东聊城一个农家的孩子，但她出落得俊俏。高考落榜后，身高1.65米，浑身跳动着美丽和灵气的柳海平被聊城地委招待所录用，她也成了地委招待所的一块美人招牌。被安排到段义和家里照顾他的生活后，柳海平发现段义和比她大足足30岁，但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胆略和智慧，却深深吸引了她，少女心中的那根情弦被悄悄拨动了。

因为妻子不在身边，段义和的生活过得很单调、枯燥。柳海平的出现给他平淡枯燥的挂职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甚至是一种依赖。随着相处时间的延长，柳海平的温柔体贴仿佛在段义和心里打开了另一扇窗。有事没事，他总喜欢找柳海平聊天。含苞欲放的柳海平让段义和找到了一种久违的激情，正当壮年的他显然难以抵挡她的诱惑，两人情思骚动，很快发展到有了性关系。

在柳海平年轻的身体上，段义和体会到了一种在妻子那里从没得到的快乐。一年挂职期结束后，段义和回到济南继续到山东电子工业局任职。当然，他也利用职权，将柳海平安排到济南市人大招待所工作。从此，两人开始了长达13年的权色交易。

畸爱疯狂，“编外夫人”处心积虑要挟情郎

如果说当初柳海平对段义和以身相许是为了让他将自己带出穷山沟，那么随着段义和在事业上蒸蒸日上，柳海平看到了他势不可当的美好前程，对他的迷恋更加深了，强烈地希望借助段义和为自己赢得荣华富贵，因此她步步为营开始了“逼宫”行动。

私下里，段义和曾对柳海平说过妻子常年多病，夫妻之间的义务早就形同虚设。柳海平就利用年轻的身体将段义和的整个身心拉到自己身边。因为段义和的一双儿女都在大城市工作，妻子经常待在儿女那里，因此在济南，段义和的夜生活经常是在柳海平的住处度过的。柳海平曾多次提出让段义和离婚然后两人结为真夫妻，段义和也曾许诺要与她结合。然而，自从1997年被任命为济南市市委副书记后，段义和的想法显然改变了。他冷静地考虑着与柳海平在一起的利害得失，理智地做出了抉择：决不能因为婚姻问题而影响前程！为了稳住柳海平，他采取哄骗的手段，先保持情人关系，等待合适的机会再结合在一起。

1998年段义和升任济南市市委副书记兼任济南市市委组织部部长后，为了安慰柳海平，将她从一个服务员提到济南市一个区财政局工作。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柳海平对段义和的态度也改变了不少，为了一步步稳住情人，段义和还将柳海平的父母安排到济南工作，同时他通过其父母的催促，让柳海平先嫁人。这样他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墙内红旗飘飘，墙外彩旗不倒了！

柳海平是个孝顺的女儿，在父母的催促下，加上和段义和结婚遥遥无期，万般无奈的她只好和山东省一家医院的医生结了婚。

婚后，柳海平曾强迫自己好好过日子，不再去想和段义和不现实的东西。然而，她却时常忍不住将丈夫和段义和拿出来相比。多年来，柳海平已经习惯了依附在段义和身边的惬意日子，要让她回头过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已经太难。特别是当段义和继续高升，于2001年担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官居副省级后，柳海平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并强烈地想要做段义和的夫人了。

于是，柳海平时常趁丈夫忙碌的时候，跑出来和段义和偷情。2003年，通过段义和的关系，柳海平参加公务员考试，后被安排进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一上任就是科级干部。

再次和段义和打得火热，变身为国家干部后，丈夫在柳海平眼里似乎就不存在了，丈夫的冷暖她从不过问。忍无可忍之下，丈夫主动向柳海平提出了离婚。

深陷婚外情泥潭的柳海平，对丈夫首先提出离婚感到意外。像所有对好东西即将失去的心情一样。柳海平突然对丈夫留恋起来，特别是当她得知丈夫患病后，竭尽温柔，试图给丈夫做一些补偿。然而，心灰意冷的丈夫最后坚持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后的柳海平一时非常失落，为了安慰情人，2006年底，段义和将柳海平的职务进行了提拔。尽管如此，柳海平心里仍满是失落和悲哀，一种对失去的痛惜和对得不到的东西的渴望，日益折磨着她，她变得更加孤僻和偏执起来。就在这时，一位建筑商人找到了柳海平。这个商人是在知道柳海平是段义和的情人后，试图通过柳海平的关系打通段义和这个关节，为自己的生意铺平道路。

为了自己“家外有家”，段义和接受了建筑商的贿赂，将一套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建设路某小区的130平米的房子送给了柳海平。段义和肆无忌惮地把柳海平的住处当成自己的“家”，与她过起了家居生活。柳海平似乎又看到了婚外情转正的希望。

段义和在济南市领导序列中排名第三，总是有年轻女人投怀送抱。此时的柳海平年过30，危机感更深了，于是，疑心病越来越重的柳海平一方面加紧了对段义和的逼迫和管束，不断催促他和妻子离婚。另一方面，她开始暗地对段义和进行控制，先逼迫他将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并暗暗将她代段义和保管的那些商人贿赂的钱财一笔笔记录在案，作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柳海平对钱财的不断追逐让段义和感觉是个无底洞，恰在这个时候，柳海平又多次提出要和段义和结婚，这让段感到了真正的威胁。柳海平的极端做法，反而使段义和的心离她越来越远。柳海平的步步紧逼，终于使段义和感到这个女人成了他辉煌前程上的巨大隐患。

在一次不经意中，柳海平发现段义和竟然瞒着她在济南还有一个情妇！这一发现让柳海平惶恐不已，她找到段义和又哭又闹，让段义和不胜其烦。最后，段义和提出了分手，并给她50万的补偿，了结这段情缘。没想到，柳海平根本没把这个数字放在眼里，她一口价报出要100万元，否则免谈！

就在段义和为100万发愁的时候，柳海平频频向段义和施压。2007年4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95号国务院令，公布《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自2007年6月1日起执行。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务员有包养情人行为，将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条例颁布当天，柳海平像拿到“尚方宝剑”一样找到段义和，限他在6月1日前支付给她100万，或者马上和她结婚，否则，她将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报他包养多名情妇、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

这是段义和始料未及的。他被柳海平的态度激怒了，一个恶念不可遏制地蹿上心头：“必须除掉这个女人，决不能让她毁了我的大好前程！”

段义和要分手，而柳海平却认为段义和是要抛弃她，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从这时候开始，段义和萌生了致残或杀死柳海平的犯罪动机，他曾对一位好友流露出要摆平那个“忘恩负义”的女人的想法，因为“那个女人知道得太多了，又不识好歹”。

柳海平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她发现了段义和的异常情况后，就给父母悄悄留话说，“如果我遭遇不测，就是段义和干的！”

处心积虑，步步为营遥控孽情灰飞湮灭

如何才能达到让柳海平消失的目的而不引火上身呢？段义和绞尽脑汁。

据调查，由于段义和在大学里学的是无线电自动控制专业，受美国大片遥控爆炸案的启发，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段义和决定利用遥控炸弹装置，将柳海平炸死。选择爆炸，是因为段义和认为爆炸引起的火灾能销毁现场的所有证据。精明的段义和对自己的这个设想思忖再三，觉得稳妥可行。可是怎么将炸弹安在柳海平身边而不被人察觉呢？

一天，段义和和自己的侄女婿陈志在一起喝酒。陈志从警官学校毕业后，经段义和一手提拔当上了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他被人们称为公共安全专家，对爆破、炸弹很有研究。酒至酣处，段义和便将自己的烦心事如实相告。

段义和在家里排行老三，陈志是他大哥的女婿，陈志能进公安机关并得到提升，全仗“三叔帮忙”，现在三叔有难，陈志应承了。

于是，陈志问段义和：“柳海平有私家车吗？济南的夏天热，经常有汽车经受不了高温自燃，如果她会开车，我可以遥控炸弹引爆油箱造成汽车自燃爆炸的假象，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她送走。我是公共安全专家，这样的爆炸案都会由我来处理，到时候我鉴定一个汽车自燃的结果就一切万事大吉了。”

段义和说：“她刚拿了驾照，以前天天吵着要我给她买车。”“这可太好了，你就将计就计，为她买辆车，然后我借口为她上牌照，偷偷将炸弹安装在她的车上，寻找机会遥控炸弹将她炸死。”随后，两人商定了作案的计划。

陈志通过平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廉德金，弄到了2公斤炸药和5枚雷管，之后又找到济南利达汽修厂老板陈常兵帮忙。因为以前求陈志办过事，“二陈”成了好朋友，后来拜了把子。“二陈”利用各自的技术共同制造了遥控爆炸装置。为确保万无一失，陈志几次到郊外实验，检验遥控炸弹的爆炸效果。

为了稳住柳海平，不让其先发制人，段义和向柳海平示弱，表示自己已经后悔，正在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准备和她结婚。段义和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处心积虑地亲自带柳海平去买了一辆蓝色思域轿车送给她作为定情信物。然后，再让陈志帮她弄到一个公安内部牌照，避免她今后交很多杂税。柳海平兴奋不已地看着段义和办好的这一切，还以为他终于回心转意，要给自己一个真正的名份了。对段义和表现出来的“诚意”，她放松了警惕。而段义和和陈志却加快了杀害她的步骤。在准备好万无一失的遥控爆炸装置后，一天，陈志给柳海平打电话，说她的车是公安内部牌照，要将她的车拿到公安局去审查，办理相关行车手续。柳海平丝毫没有怀疑，让他过来拿了车。陈志借此机会将爆炸装置安放在柳海平的汽车油箱里。

一切准备就绪，炎热的夏天已将济南变成一个火炉。看到市区温度达到38度，有车辆自燃的报道后，陈志决定动手了。他经常跟踪在柳海平车后，寻找时机下手。2007年7月9日下午，陈志悄悄乘车尾随开着蓝色思域轿车的柳海平下班回家。在路经建设中路招商银行附近时，柳海平的汽车突然和一辆的士发生刮擦。这正是一个制造两车刮擦引发油箱自燃爆炸的绝佳时机，陈志悄无声息地按动了手中的遥控装置。17时34分，柳海平的汽车发生了振聋发聩的爆炸！

然而，让陈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初只是想让微量炸药引爆汽车油箱，造成汽车油箱自燃的假象，可谁知他安放的炸药过量，而且由于思域车油箱封闭性良好，这就使得油箱犹如一个巨型炸弹，将柳海平及其私家车炸得支离破碎，大大超出了陈志的预期。这点疏漏，为日后警方的迅速破案留下了线索。

在爆炸案中，与柳海平的车有过摩擦的的士车司机只受了烧伤，头发烧没了，被送往医院后脱离了生命危险。因为柳海平的汽车爆炸是从她的座位底下起爆的，因此才将她炸得四分五裂。而的士车是捷达车，钢板比较厚，因此炸弹冲击力并没有夺去的士司机的性命。

闹市里竟然发生如此惊天动地的爆炸案，案件立即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有关领导指示要限期破案。按照惯例，这种发生在市区的汽车爆炸案都会由陈志来做鉴定，陈志本来也希望在由他做现场鉴定时，做下手脚。可谁知，公安部在得知案情重大后，成立了专案组特地奔赴济南独立调查爆炸案。陈志再无用武之地，预感到风暴将至的他赶忙潜逃。然而，天网恢恢，专案组很快锁定陈志为凶手，并在青岛将其抓获。这时，幕后主谋段义和浮出了水面。7月13日上午，段义和被专案组传讯。在专案组强有力的攻势下，段义和终于招架不住，交代了与柳海平13年的婚外情和杀害她的事实。据调查，随后，段义和还向专案组供述了自己受贿的罪行。后来，专案组在柳海平的住处，发现了他受贿贪污的近百万现金和财物。

案件真相大白后，在济南市民中造成了极坏影响。人们没想到这起爆炸案的背后竟有如此不堪的内幕，对段义和的堕落深感震惊。有谁能够想到这个外表朴实谦和、很有工作魅力的副省级高官居然如此凶残、知法犯法。其后，段义和牵发出来的经济问题更加重了他的罪孽。因段义和是全国人大代表、济南市人大主任，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7月16日召开会议，投票决定罢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段义和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相应撤销。大会同时通报了段义和长期包养情妇、并有涉嫌爆炸杀人严重犯罪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中共山东省委作出决定，开除段义和党籍、公职，并向社会通报了段义和的罪行。

段义和被依法逮捕后，有关方面指定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段义和杀人案。2007年8月6日，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于8月9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段义和犯爆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认定陈志犯爆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时，在听到死刑判决后，段义和脸色霎时变白，在法庭上大声说“我不服”。

据法官介绍，段义和不服死刑判决的原因有二：一是他自称没有让其侄女婿陈志将其情妇柳海平杀死，而只是让他“教训一下”。陈志之所以将柳海平杀死，是为了“讨好我”；二是段义和自称有自首和立功表现，而法院没有给予认定。

段义和说的“自首”，是他被纪委“双规”后两小时，就坦白交代了雇凶杀人的全部事实。而立功，是指段义和在“双规”阶段，交代了行贿、受贿问题。

一审宣判后，段义和、陈志、陈常兵均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8月23日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作出刑事裁定，驳回段义和、陈志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复核认为，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遂依法核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以爆炸罪，判处段义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爆炸罪判处陈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2007年9月5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济南爆炸案主犯段义和、陈志在山东济南被执行死刑。

触目惊心，济南爆炸案暴露出的高官情妇问题段义和收入有限，却能长年包养情妇，为情妇谋取私利。段义和为柳海平买房买车，他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

很简单，有人送。

例如，当了多年乡镇党委书记的李平，十分想“进步”，就多次找老段沟通，每次沟通不是现金，就是购物卡，或者是轿车，送了大约70万元后，李平顺利地由济南市姚家镇党委书记晋升为济南市历下区区委副书记。钱送出去了，还得捞回来，这是买官卖官的“一般规律”，2006年这位历下区区委副书记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6年。

生活作风不是小节。段义和把权力当成了谋取私利和私欲的工具，并把这种权力看得高于一切，侥幸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最终酿成这样一起恶劣案件……

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绝不是个人问题，会导致干部违法乱纪，影响党的形象，生活作风腐化必然导致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柳海平经济富裕，其个人名下有三处房产，办案人员在其家中的保险柜内发现了大量现金和存款、首饰等。

监督制约领导干部权力，是防止腐败的一个重要手段。段义和曾任济南市委副书记，分管过政法、组织工作，他把这种权力当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职务变动后，他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十几年间，在他的帮助下，柳海平从一个打工妹变成了国家公务员，并在多个政府部门调换工作岗位，当上正科级干部。此外，段义和还为柳海平的两个妹妹分别安排了工作。

从犯罪到判死刑，段义和一个月走完全程。该案的处理速度，开创了中国司法史的先河。自2007年7月9日下午爆炸案发生，至8月9日一审宣判，历时一个月。其中，警方刑事侦查总计11天；检方审查起诉5天；法院从接到起诉书立案、开庭审理至作出一审宣判15天。

段义和终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看看他生前潇洒的领导照，看看他每一篇掷地有声义正言辞的讲稿，看看他曾经在电视上正义凛然的镜头，真让人感叹造化弄人，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会以这样的结局离开这个世界。

他或许会想，如果不是走当官这条路，现在的他正在山东齐河县的一个村庄里悠闲地活着，抱抱孙子，到田里去除除草。可是，如果不是走当官这条路，当年怎么会有一个18岁的漂亮姑娘投入到48岁的半大老头子怀里。正是这么一个招待所服务员，最终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不是走当官这条路，怎么会把人丢得这么大，全国的爆炸案绝非仅老段一家，但能像老段这样引起举世瞩目的真不多。

老段会感到遗憾，但也许不会感到后悔。试想，老段如果不当官，一直在家当农民，他即使60多岁了，也得照样下地除草。泡小蜜、养二奶、老牛吃嫩草的事想也不用想，恐怕连小轿车也没坐过一回。所以，推测老段下地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高喊：“阎王爷，俺下辈子还要当官！”

据统计，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位，其中九成有包养情妇的情节，而这些巨贪的落马大多与色、赌、钱三大基本方式有关。贪官包养情妇，原本没什么太多可说的，但落马贪官包养情妇的比例如此之高，还是让人有些吃惊。

权力、金钱与色欲共舞巅峰的现象，让人很容易想到，贪婪与道德堕落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从这些贪官的人生轨迹看，他们大多出身寒微，都是经过漫长的人生奋斗才走上领导岗位的，但是，当他们手中握有权力之后，便成了很多人追猎的对象，他们对财富的贪欲被极大地开掘出来，他们的自我要求开始放松，其人生目标也离党的要求越来越远。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对金钱的攫取和对女性的玩弄，只是相同的私欲放纵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形式而已。虽然的确有少数贪官是“为色而贪”，但这并不意味着色欲真的就是贪官的腐败动机。与其说贪官是因为色欲而走向了腐败堕落，不如说，他们包养情妇不过是腐败的“次生现象”，是他们的人生在失去崇高目标之后的彻底失守。

也只有这样看待贪官包养情妇的现象，人们才不会产生错觉，才不会把腐败多发与“红颜祸水”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去寻找腐败的更深层动机，从而找到遏制贪腐的办法。

在反腐倡廉这个问题上，完善法律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但更迫切的任务恐怕还是要建立起一种更为开放和透明的监督机制，更艰巨的目标则是要重建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只有官员在私生活方面也做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们才不会视法律如儿戏，大搞权钱交易的勾当。只有他们对悠悠众口有所敬畏，才能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从而把握住自己的人生方向。

第一卷权力与陷阱第四章公安厅副厅长的权色交易

2007年4月9日，江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许晓刚被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许晓刚因“江西打黑第一案”而落马，这也是目前披露的全国公安系统因充当“黑保护伞”落马级别最高的官员。这位曾在警界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屡破大案、要案，在群众中曾有很高威望。许晓刚落马后，其鲜为人知的与黑帮老大称兄道弟、贪财贪色、生活糜烂堕落的阴暗一面，随之暴露在世人面前。

和许多落马高官一样，许晓刚的人生之路自有其独特的两条轨迹。

仕途明星，屡破要案的“刑侦剑客”

许晓刚的仕途一直被奇迹包围，看看他的履历就会明白。

许晓刚1951年出生，大学文化。1968年入伍，退伍后到江西氨厂当工人。1973年9月到江西大学学习。1980年调入公安系统工作。先后担任侦察员、办公室秘书、分局副局长、局长、南昌市公安局副局长、省公安厅刑侦处长。1994年10月任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2003年2月兼任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2005年6月改任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党委委员(保留正厅级)，同年8月被双规。2006年4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1日被依法逮捕。

在被双规之前，许晓刚的人生可以用一路顺风来形容。

许晓刚17岁到浙江衢州当兵，退伍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江西氨厂货车站的列车调度员。但是，仅仅3个月之后，许晓刚就成为江西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许晓刚毕业后进入南昌市委宣传部，后来成为时任市公安局局长于万海的秘书，从此，许晓刚开始了他在南昌警界的生涯。从上世纪80到90年代，许晓刚在东湖分局副局长、西湖分局局长等几乎是南昌公安系统最重要的职位上干过。

1993年出任南昌市公安局副局长不久，许晓刚顺利的仕途遇到了一个问题。赏识他的老局长到了退休年龄，要想重新得到新领导的认可，需要更长的时间。1993年，许晓刚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调入江西省公安厅刑侦处。

他面对的是全新的部门和一个新上司丁鑫发。

在江西公安厅主政近10年的丁鑫发，曾担任江西省军区副参谋长和武警江西总队总队长，是政法系统的强硬派，他在人事管理上的风格突出，任人不避亲不避嫌。哪怕别人反对，他也会任用自己的老部下。后来他升任江西省检察长后，也从省公安厅带了一批人去，担任重要部门负责人。丁鑫发案发后，他的部分部下纷纷被查处。

在公安厅刑侦处处长一职上的许晓刚，很快进入丁鑫发的人事视线，并获得了极大信任。只用了3年时间，许晓刚就得到了他仕途中最关键性的一次跃升。1996年底，43岁的许晓刚成为江西省公安厅最年轻的副厅长。除了许晓刚办事效率的确让人赏识外，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许晓刚的办事风格很投丁鑫发所好。两人都是军人出身，办事雷厉风行。

许晓刚主管刑侦工作，江西刑侦界的“悬赏招标破案”由他开创先河，省内许多大案要案在他的精心指导下都侦破得十分精彩，为此他在省公安厅乃至江西警界享有较好的声誉和较高的威望。

许晓刚的工作业绩得到很多领导和同事的认同，获得较高的评价。客观地说，许晓刚对江西的刑侦工作做出很大的贡献。江西很多大案要案的侦破都是由他指挥，或有他立下的功劳。因此他赢得江西“刑侦剑客”之称。

许晓刚主管刑侦多年，对刑侦业务很熟练，很多部下一直都认为他是打黑除恶的天才。许晓刚破案，没有人不服他。许晓刚喜欢和人称兄道弟，他从不将人拒之门外，基层民警很喜欢他，他也视同事为“哥们儿”、“朋友”。

2000年南昌发生“11·11”银行劫案时，许晓刚担任指挥员，当涉案人员在南昌出现时，他要求3000名警员实施零点行动，在没有任何伤亡的情况下，将嫌疑人全部抓获。2003年7月，许晓刚在省政府非常设机构中兼任江西省处置劫机事件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在社会层面也同样知名。他的名声可以追溯到1999年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受贿一案。许晓刚是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这是他担任省厅副厅长3年以来在权力舞台上的一次重要亮相，也使他的声名在江西警界开始鹊起。更有人夸张地说，没有昨天的许晓刚，江西刑侦工作就无法取得今天的成果。

然而，这位世人眼中打黑除恶的“能手”，却因抚州“黑帮老大”熊新兴案的东窗事发而露出鲜为人知的贪财、贪色的另一面。

权钱交易，许厅长的朋友清单

许晓刚当上副厅长之后，随着地位的升迁、权力的增大，许晓刚的心理产生了质的变化，世界观彻底改变。用他自己的话说：“终于奋斗出来了，该松口气了，可以好好享受了。”许晓刚开始有意识经营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并不失时机利用一些施恩于人的机会，编织自己的网络。

于是，许晓刚从思想上开始懈怠。下基层，他关心的不再是工作了，而是有没有人迎来送往，住的是否是当地最高档宾馆，吃的是否是当地最具特色的美味佳肴，玩的是否是当地服务层次最高的歌厅，痴迷地追求灯红酒绿下的享乐。

对许晓刚来说，权力并不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而是用来为自身谋取私利的。在江西南昌，许晓刚这位颇负盛名的刑侦专家素以广交朋友出名。那么，他的朋友清单里都有些什么人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章某某，江西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98年初夏的一天，身为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许晓刚着便装来到南昌小有名气的“2001歌城”唱歌解闷，被心细的歌城老板章某某认出来后，双方都觉得很投缘。从此，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2001歌城”也成了许晓刚常去的地方，反正每次都是免单，而且还有小姐陪唱。在这里，许晓刚还结识了不少老板、歌女等新“朋友”。而章某某也因为许晓刚这位有身份的朋友，生意上顺畅不少。起先，章某某并没有求许晓刚做什么具体事，只是不时地送他财物。2001年，章某某将一块价值人民币6.24万元的手表送给了许晓刚；2004年2月，许晓刚过生日时，章某某又送给他一块价值12万元的名牌手表；2004年5月，许晓刚前往欧洲考察，章某某到广州送行时又送给他1万欧元。不仅如此，2001年至2005年，每年春节，章某某都要给许晓刚送上万把元的红包。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2004年6月，原“2001歌城”经理冯某因为男友刘某兄弟涉嫌贩吸毒品被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刑事拘留，向章某某哭诉。章某某当即打电话给“老朋友”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反映情况”。许晓刚二话没说就向相关人员打招呼，果然，刘某兄弟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这让章某某觉得很有面子。

2004年下半年，章某某在筹建矿业公司的过程中遇到当地村民的反对，章某某为此找许晓刚帮忙。许晓刚当即向人打招呼，指派屈某两次带领公安干警到现场处理，使矿业公司正常开业。

如此讲义气的朋友，章某某觉得送出的钱物值！

接下来是张某某，江西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某某大酒店董事长。许晓刚与张某某之间的“友情”可以追溯到1996年。当时许晓刚经人介绍与张某某相识，但当时两人关系一般。1997年春节前，张某某拿着8万元人民币来到许晓刚家楼下，说是给他拜年，许晓刚那时正缺钱用，就收下了，他们的“友情”开始升温。

几天后张某某就找他帮忙来了。原来酒店职工裘某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张某某想给裘某某办理暂予监外执行。刚拿了张某某8万元钱的许晓刚不由分说，就与有关人员打招呼，裘某某顺利得以暂予监外执行。不久，张某某又给许晓刚送来2万美元。2000年春节前，许晓刚又在某某大酒店茶座收受张某某送的人民币10万元。张某某的“大方”让许晓刚觉得这个人很讲义气，值得深交。

2000年6月，张某某的江西省某某集团有限公司与南昌市一家银行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了还款金额和期限。2001年底，张某某因不能如期归还贷款而找许晓刚帮忙，许晓刚随后向南昌市该银行行长徐某打招呼，使某某集团得以延期还款。作为回报，2002年春节前，张某某送给许晓刚人民币20万元。

2003年，某某大酒店发生员工被伤害的事件，许晓刚听说后马上打电话要求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抓紧破案，从严处理。2004年上半年，许晓刚收受酒店董事长张某某送的2万美元。

许晓刚的朋友刘某某是南昌某公司老板。刘某某是在逃亡路上与许晓刚成为朋友的。1998年，刘某某因涉嫌伙同他人持枪伤人案，被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追捕而逃往北京。当时，许晓刚正在北京出差。刘某某经人介绍结识了这位省公安厅领导，如获至宝。

不久，刘某某为自己案子的事找许晓刚帮忙，许晓刚在刘某某写的材料上作了批示，并与时任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打招呼，致使刘某某当时没被立案追究。而刘某某对许晓刚也是言听计从，并不时送钱物给他。

2000年5月份，应许晓刚的要求，刘某某将15万元人民币送到北京交给许晓刚的女朋友陈某。2003年，刘某某送给许晓刚一块价值4万元港币的手表。2004年春节前，刘某某到许晓刚办公室送了10万元。2004年的上半年，许晓刚因临时急用钱向刘某某借了10万元。过后不久，许晓刚将10万元还给刘某某时，刘一时推辞没收，许晓刚就决定不还刘某某钱了。2004年11月左右，许晓刚妻子住院期间，刘某某当着许晓刚的面送了2万元人民币。此外，2000年至2003年，许晓刚共收受刘某某送的过年红包4万元。

也正是有了许晓刚这个朋友，刘某某一直逍遥法外。直至2005年年底，公安机关才对刘某某立案侦查，并以刘某某涉嫌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窝藏罪移送审查起诉。

像刘某某之类的老板“朋友”，许晓刚还有不少。这些“朋友”在充当许晓刚“提款机”的同时，不时享受着从许晓刚那儿寻租权力的种种好处，这种用金钱和权力堆起来的友谊注定难以长久，就像许晓刚后来认识到的那样。

原副省长胡长清的行贿人李某某当时被法院判刑1年6个月，在江西省看守所服刑。有人找到许晓刚，提出把李某某从江西省看守所转到南昌县看守所服刑。许晓刚大笔一挥，同意李某某转到南昌县看守所。李某某出狱后，便与许晓刚成为知己。李某某为此在2002年和2004年先后将10万元港币和25万元人民币汇入许晓刚的一名情人的账户，以资助她参加两届青年歌手大奖赛。

1996年，许晓刚经人介绍，与江西省某某集团老板游某相识。许晓刚明知其因赌博被收审过，且大量走私汽车，却仍与其打得火热，经常一起吃喝玩乐。许晓刚当然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他以支持情妇邓某某出唱片、支持情妇李某买“宝马”轿车、自己“想办点事”为由，先后向游某索要78万元人民币、2万美元。

2005年年初，游某的妻子在江西省新余市交通违章，民警要依法扣车。游某随即请许晓刚帮忙。许晓刚打电话过问，要求办案民警妥善“处理好此事”。于是，违章车被当场放行。

臭味相投，充当“黑老大”的保护伞

给许晓刚送钱的还有很多人，但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号称“江西第一黑”的熊新兴。

2000年3月，先后25次行贿胡长清310万元的江西奥特集团公司董事长周雪华从被临时羁押的江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招待所脱逃，刚从胡长清专案组出来的许晓刚接着负责查办该案。当时，周雪华的妻子到处找人四处筹钱解救丈夫，但周雪华落难之时，几乎没有人肯帮忙，只有和周雪华有过生意往来的江西省抚州联达经济贸易有限公司老板熊新兴借了20万元给周雪华的妻子。

周雪华脱逃后，熊新兴因为这笔借款被公安机关传讯，得以和许晓刚相识。许晓刚觉得熊新兴这个人讲义气，能交。随即，熊新兴成为许晓刚广泛交结的社会网络中最密切的关系之一。许晓刚先后收受、索取熊新兴人民币85万元、美元1万元、价值人民币8.2万元的玉镯一对。

从与熊新兴的交往上看，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复杂，实质却是非常简单，说白了就是两个字——交换。

从此，成了金钱奴仆的许晓刚，便心甘情愿地为熊新兴鞍前马后地效劳。为了显示与熊新兴的特殊关系，许晓刚多次携带妻子或情妇到抚州，并把熊新兴作为“哥们儿”介绍给抚州市党政主要领导、抚州市公安局领导认识，并叫上相关领导陪同到熊新兴那座被当地群众称为“红楼”的联达俱乐部吃喝玩乐。

但是，熊新兴折腾得太大了，有关方面开始了对他的侦查。据警方搜集的罪证，1997年以来，以江西联达实业有限公司总顾问熊新兴为首的黑社会集团，在抚州市以开赌场、诈骗银行资金、强迫交易等手段，聚敛了巨额财富，并大肆购买枪支、吸收成员、扩充组织。该组织先后以残忍手段致死3人、重伤5人，诈骗银行贷款近亿元。

抚州市公安局根据省委、省公安厅领导的指示，成立了以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尹某为组长的调查组，但此事一直没有结果。

2004年9月23日，当专案组秘密部署抓捕熊新兴时，他却神秘地失踪了。无奈，江西省公安厅成立了专案组。可当专案组的侦查工作刚刚开始，一只无形的黑手便伸了出来：办案民警要查找的每一个证人，几乎都在回避；即使找到了，证人都不敢如实陈述受害事实；有的证人刚向办案民警提供证词，就遭到不明身份的人上门威胁、殴打；办案民警秘密转移案犯关押地，后面很快便出现几辆紧紧尾随的车……专案组的每一次行动部署，似乎都在熊新兴犯罪组织成员的掌控之中。

这只黑手到底在哪里？

随着案情的进展，为熊新兴黑社会犯罪集团充当“保护伞”的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某、临川分局原副政委操某某、刑警大队原副大队长黄某某、七里岗派出所原指导员许某逐渐浮出水面。

抚州市熊氏黑社会势力的兴风作浪，公安机关的抓捕行动频频失手，引起了中纪委的关注。2005年4月5日，熊新兴被抓捕。不久，熊氏黑社会集团的最大保护伞，公安厅原副厅长许晓刚浮出水面。

2005年8月27日，许晓刚被“双规”。经查，2002年5月，许晓刚多次来到抚州，当着熊新兴的面向熊新兴专案组长、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打招呼”，心领神会的尹某也积极向熊新兴“支招”。为此，熊新兴采取殴打威胁当事人和证人、毁灭证据等方法，使得此后的这类调查都成了“走过场”。

2004年9月23日，当得知中纪委、省纪委与省公安厅正在部署当晚秘密抓捕熊新兴时，许晓刚因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立即通知了熊新兴。熊新兴得知消息后立即潜逃，使得这一次抓捕行动扑了空。

有如此强硬的“红伞”作后盾，难怪“黑老大”可以为所欲为！

2006年4月21日，许晓刚涉嫌受贿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管辖，2006年4月24日，浙江省检察院将此案交由衢州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同年5月11日，许晓刚因涉嫌受贿罪被衢州市检察院逮捕。许晓刚涉嫌非法持有枪支案由江西省公安厅侦查终结，于2006年8月7日移送衢州市检察院并案审查起诉。

2005年4月6日，熊新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江西省公安厅执行逮捕。2006年7月17日，熊新兴案在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2006年9月26日，一审法院判处熊新兴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熊新兴可谓罪行累累，曾用名“熊县兴”，绰号“国国”，39岁的他是江西抚州市人，只有小学文化，原抚州联达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曾先后担任抚州市临川区两届政协委员。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以来，罪犯熊新兴先后成立了抚州联达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达贸易公司）、江西联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达公司）、江西博福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福公司），同案犯熊建祥、花其辉、唐天安、董啸林、张新军等人分别在公司担任法人代表、总经理或办公室主任、出纳等重要职务，以合法公司的形式掩盖其非法的组织活动。

为了拉拢当时在抚州社会上有名气的张文锋恶势力团伙，熊新兴将张文锋的哥哥张文军安排到自己身边开车，后任命为博福公司法人代表，负责经营博福公司、开设赌场、逼收赌债、暴力拆迁。同时，在张文锋1997年被关押期间，熊新兴找关系，使张文锋在被关押期间受到特殊照顾。1997年12月，张文锋被释放后便带领同案犯李华、张强、张国华、罗海洋及江华等人在内的恶势力团伙，投靠了熊新兴。这样，以熊新兴、张文锋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抚州市逐步形成。熊新兴犯罪集团以公司为依托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聚敛了巨额财产，为组织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熊新兴犯罪集团除将非法所得用于公司运作、个人挥霍的同时，通过多种形式给其骨干成员予以奖励以巩固组织“凝聚力”，购买枪支、弹药扩充组织实力，从而为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手段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1998年5月，因在抚州市振兴城市信用社原副主任罗某某处贷款不成，熊新兴及张文军在赣东宾馆碰到罗某某，张文军便对罗某某进行殴打；为了铲除异己，1999年熊新兴指使董某某伤害致死陈某某，并花费10余万元资助董某某藏匿；1998年2月，李华、罗海洋等人为争强斗狠，将廖某某杀死；1998年9月张文锋团伙将周某某、王某某打成重伤；2002年5月张文锋无端殴打杨某某、刘某某，致使杨某某被迫离开抚州；熊新兴犯罪组织还多次以殴打、拘禁等暴力手段向多人逼要赌债。此前，1995年12月，张文锋持枪威胁执行公务的临川市公安局巡警大队中队长石某某；1997年9月熊建祥殴打执行公务的抚州市公安局嵩湖派出所民警张某某。

熊新兴为了给其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寻求保护、逃避打击，利用金钱大肆拉拢、贿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织组织的“保护伞”。已查明充当“保护伞”的人员有原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某、原临川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操某某、民警祝某某等多人。为向政界渗透，熊新兴还取得抚州市临川区政协一届民主党派政协委员和二届政协经济界委员的头衔。2002年以来，抚州市民多次向各级部门举报熊新兴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事实，江西省“打黑除恶专项领导小组”就群众举报的问题要求抚州市公安机关查处，但由于“保护伞”的暗中保护，调查结果都不了了之，从而更加助长了该犯罪集团的嚣张气焰。

一审宣判后，熊新兴、董啸林等11人不服判决，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省高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后作出终审裁定，驳回熊新兴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核准判处罪犯熊新兴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7年1月11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将“黑老大”熊新兴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红颜之祸，六名佳丽“黑”掉许厅长

在查实的许晓刚6个情人中，有歌唱演员、茶楼的老板、夜总会服务生、按摩女。从判决书上看，许晓刚最后被查证的受贿金额中，大部分都花在许晓刚的几个情妇身上。

许晓刚的第一个情妇是在山东青岛认识的赵某。1997年新春伊始，许晓刚到山东省青岛市开会。海滨城市秀丽的名胜古迹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一日傍晚，一席美酒佳肴，几番推杯换盏后，他独自一个人来到某洗浴中心洗桑拿。在这里，颇有几分姿色的按摩小姐赵某闯进了他的生活。在一边按摩一边调情中，他们很快就成了知己。当晚，许晓刚便将她带回下榻的宾馆。

1997年当年冬天，许晓刚再次来到青岛后急切想与赵某幽会。风花雪月中的赵某此时早已投入另一权贵公子的怀抱，且已有身孕，她在电话里婉言谢绝了许晓刚的盛情邀请。为了得到赵某的柔情一抱，许晓刚怀抱着99朵红玫瑰，来到赵某宿舍的楼下，一个又一个电话表达思恋之情。为了一个按摩小姐，这位堂堂的大厅长足足在寒风中伫立了一个多小时……赵某终于被感动了。从此，他俩犹如一对恩爱夫妻，南昌、北京、上海频频牵手出入宾馆酒店……在近3年的时间里，许晓刚除了送赵某40多万元外，还专门托人在北京给赵某找了份称心的工作。

许晓刚的第二个情妇是在北京认识的陈某。有一次，许晓刚出差到北京。当夜色降落时，许晓刚并没有闲住，独自一个人到“天上人间”夜总会，很快便与坐台小姐陈某勾搭上了，交上3000元的首期付款外，两人开始了两年多的情人生活。为此，许晓刚支付了30多万元。为了帮助陈某告别夜总会生活，许晓刚介绍她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从业，并为她出面联系到省内的两家烟草企业两笔300万元的广告业务。从中分得提成后，在许晓刚帮助下，陈某又做起了彩票生意。

第三个情妇是北京“天上人间”夜总会的班某。2000年秋，许晓刚又一次来到“天上人间”夜总会。这次，他认识了服务生班某，1000美元便是他们的第一次性交易。而此后维系他俩一年多的情人关系，许晓刚付出了40多万元的钱物。

第四个女人是南昌一家茶楼的女老板李某。他是许晓刚2003年春节期间认识并发展成为情人关系的。为维持与李某的情人关系，许晓刚出资帮助其在南昌经营某品牌服饰专卖店、送“宝马”轿车……直至案发，他送上的钱物在200万元以上。

为了给李某买车，许晓刚向几年前认识的某集团老板游某某索要了购车钱。2003年底，游某某把48万元现金放在一个纸箱里让他弟弟带到南昌交给许晓刚，并嘱咐是一箱很重要的“资料”。许晓刚收到后，把钱装在一个布袋里，交给李某，让她买辆宝马车。李某后来在检方证词中称，她当天就去提了车，支付47万余元车款后，还多了几千块。

第五个女人李某，许晓刚照样奉上了大量的钱物。

但是，许晓刚花钱最多的还是在歌手邓某的身上。邓某是江西省鹰潭市人，30岁有余，身高1.62米，从上饶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为了江西省某文工团的一名歌唱演员，天生一腔好嗓音，离异后一直没再结婚。曾两次参加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并获得过银奖。2002年初春的一天，邓某与许晓刚、熊新兴在南昌“2001”歌城唱歌，当邓某提出自己参加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歌曲制作费没着落时，许晓刚当即叫熊新兴出这笔钱。在唱完歌后，熊新兴从汽车里拿了5万元送给邓某。2002年7月，许晓刚打电话对熊新兴说：“邓某在北京发展，需要30万元资金出个人专辑。江西出这么个人才也不容易，你就支持一下吧！”熊新兴便指使其公司员工通过工商银行汇给邓某30万元。为支持邓某在“歌唱事业”上的发展，许晓刚一共付出了136万元的钱物。

关于被告人许晓刚收受136万元给情人邓某的指控，法庭上控辩双方就这一细节展开过争论。许晓刚的辩护律师钱列阳认为，熊新兴等人在许晓刚的联络下，基于许晓刚的面子以赞助费方式直接支付给邓某136万元，邓某将该款用于制作个人演唱专辑、拍摄MtV及参赛等活动，许晓刚并未从中直接、间接获利。许晓刚只是利用职权为熊新兴等人赞助邓某居间介绍，仅系一种与职权有关的商业行为，并非利用职权向他人索贿。

而熊新兴在供述中表示，“熊新兴主动与许晓刚搞好关系的目的有三：一是想在公安机关找个依靠和保护人;二是搞经济、办企业，需要与公安经侦部门打交道，而许晓刚又是分管经侦工作;三是许晓刚在南昌有地位、有影响，能为自己引见一些人，因此乐意满足许晓刚的任何要求。熊新兴曾向许晓刚送钱、物的具体情况以及给邓某、李某的钱，均是冲着许晓刚给的。”法庭认为，许晓刚所有社会关系中涉案人员和熊新兴的讲法都一致，只是因为许晓刚与这些女人关系不一般，给了她们就是给了许晓刚。而许晓刚调离公安机关后，李某某等相关行贿人与邓某之间就原来给钱的事进行串供，伪造借条，编造已经还款的事实，更充分说明了各行贿人给邓某的136万元钱并非赞助而系许晓刚索取的性质。所以法庭没有采信辩护意见。

另外，检察机关指控，1989年至2006年7月间，许晓刚先后非法将6支民用制式枪支存放在办公室和家中，最后又分别存放于两个朋友处。案发后，这6支枪已被江西省公安厅依法扣押。

后来，许晓刚在供述中称：“我与她们的关系，用包养二字基本上都能概括。10年时间，总账算下来，花在她们身上的钱物近500万元。真是触目惊心！我把钱都花在女人身上了，想想真不值啊！”

2007年2月14日是情人节，然而，曾经有过6个情人的许晓刚却在浙江衢州度过了一个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2006年4月21日，许晓刚涉嫌受贿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管辖。3天后，浙江省检察院将此案交由衢州市人民检察院立案。同年5月11日，许晓刚被衢州市检察院逮捕。许晓刚涉嫌非法持有枪支案由江西省公安厅侦查终结，于2006年8月7日移送衢州市检察院并案审查起诉。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许晓刚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于2007年1月19日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浙江省衢州市对此案非常重视，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担任该案的公诉人，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担任审判长。而许晓刚从北京请来了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钱列阳为他辩护。显然，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庭审。

庭审时，许晓刚对自己的身份介绍用的是公务员。在公诉人举证时，许晓刚表现得很配合，多数情况下都大声说“是”。而且在庭审的过程中，穿着囚服的许晓刚发言时很注意言语的逻辑性和条理性，谈到自己走到如今这一步是“咎由自取”。

庭审即将结束时，审判长给了许晓刚发表意见的机会。许晓刚说到17岁当兵来到衢州时，停顿了许久，最后大声地哭了出来。“我在这儿待了5年，入团、入党，可以说，人生的大好时光有一部分留在了这里。回到家乡后，每次都是匆匆路过这里。我曾许下心愿，有生之年再踏上这片土地。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次来却是一个囚犯的身份。从2005年8月到今天，一年零六个月，我在反思自己。我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世界观、人生观发生变化、扭曲的结果。”

许晓刚在最后陈述时说：“为了国家长久治安和维护法制的尊严，我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尽管我个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没有法律制度保证公务员队伍纯洁的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由于许晓刚的认罪态度好，庭审工作十分顺利。

2007年4月9日，56岁的许晓刚站在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被告人席上接受法院的判决。“被告人许晓刚犯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官的判决字字敲打在许晓刚的心底。蓦地，他用鹰一般专业的眼睛回头搜索着他熟悉的面孔，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跟春节前两天开庭审理时一样，那些昔日的朋友们一个都没有来，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低下了头。

第一卷权力与陷阱第五章中国焦炭配额第一案

2007年8月30日，坐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被告席上的吴功阳真诚地向法官表白说：“我感到自己确实是犯法了，给国家、社会造成了很大危害，让帮助过我的领导、家人遭到了伤害。我一直认罪，希望自己良心上得到一定的宽慰。我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但希望能够得到轻判。”

现年39岁的吴功阳6年前曾是商务部一位副部长的正处级秘书。案发前，他的职务是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信用组组长。在商务部，吴功阳的仕途可以说是前途无量，但却因为受贿121万元而身陷囹圄。而与吴功阳同时落马的，还有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工业品出口处处长孟丹。

如果不落马，这两个年轻官员的前途可谓一片光明，提升为厅级干部应该不在话下。

导致这两个仕途明星落马的，是我们普通百姓听说过但却很少有人了解底细的“进出口配额”。而把这两人拉下马的，是在中国进出口行业内一位神通广大的神秘富婆李霁月。而李霁月、吴功阳、孟丹等人引发的这一系列案件，也成为中国焦炭配额第一案。

神秘富婆李大姐，中国配额皇后的前尘往事

在讲述本案之前，首先要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配额”这个名词。所谓配额，就是为了保护国家产业而对某种产品实施进出口限制，并对产品规定的每年进出口额度。以焦炭出口为例，按惯例，焦炭出口量每年由国家发改委确定，再由商务部采取申报制实施分配下达到各企业。如2004年，由于国内对煤炭的大量需求，中国对外出口的焦炭配额从上年的1500万吨削减为900万吨。

由于享受国家退税等优惠和国内外价格的差异，得到配额就等于得到大笔利润。因此，很多企业都希望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进出口配额，为企业获取更多利益。而掌管配额的人，如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工业品出口处处长孟丹这样的实权人物，自然成为各企业的“攻关”对象。正因为配额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在以掌管审批大权的腐败官员为“卖家”，各配额需求企业为“买家”的“配额大战”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配额掮客”，李霁月就是这些掮客中赫赫有名的“配额皇后”。

李霁月是一个神秘的传奇人物，她的传奇色彩在于很少有人了解她的真正底细，而且她更善于把自己身上蒙上一层神秘光环，并把这种传奇色彩发挥到极致，甚至孟丹和吴功阳这样炙手可热的人物都心甘情愿地供她驱策。

李霁月祖籍江苏，1949年2月15日生于北京，从小在北京长大。关于她的家庭背景说法很多。不过，确切的信息是：1968年李霁月中学毕业后进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年后返京调至北京无线电仪器公司，并在这个单位工作了11年。在这个期间李霁月结婚生子，她在外交部门工作的丈夫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拥有国外工作的经历。

此后，频繁跳槽成为李霁月最重要的职业特点。1983年李霁月调入北京微电子技术研究所，担任外经办主任，初次接触外贸工作。此后的职业生涯里，她再未离开外贸行业。在她眼中，外贸工作蕴涵了无限的商机，而做好外贸仅仅靠商业头脑、亦步亦趋是远远不够的。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特别是与上层的实权者和信息控制者的密切联系，会使得这项工作成为远景无限的聚宝盆。

机会终于来了，1988年李霁月进入国家计委，机关生活让她积累了丰富的人脉，但仅仅两年之后，李霁月离开国家计委转入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之后又于1995年转入中粮进出口总公司。进入中粮的第二年，李霁月出任中粮机电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首位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到达她职业生涯的巅峰。

李霁月在中粮机电曾经风云一时，但在2001年8月中粮机电召开的股东会议上，她被免去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职务，改任公司总经理，集团另派人员主持工作。自此李霁月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实权。

然而，失去昔日的权势后，外贸圈内却多了一位神秘的“配额皇后”李大姐。

斡旋特批，分切焦炭配额大蛋糕

手中无权的李霁月心中无比失落，但是，她非但没有退出外贸行业，而且在这个行业内掀起更大的波浪。

2003年下半年，一个自营出口业务的薛老板找到在外贸界赫赫有名的李霁月，问李霁月能不能找关系搞些焦炭出口配额，并许以巨额回报，无所不能的李霁月答应下来。

李霁月的另一个特殊能力在于，她能够把她所认识的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她之所以答应薛老板，是因为她1997年在公园里晨练时，认识了一个在商务部工作过的人。随即，李霁月找到这位晨练的朋友询问，能不能介绍一个商务部具体分管配额的领导，她想“咨询”一下配额的相关事宜。那位热心的朋友随即在2003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直接把李霁月领进了商务部，领到外贸司工业品出口处处长孟丹的面前。

此时大权在握的孟丹39岁，是商务部里有名的美女处长，她的职责是管理国家工业品的出口，其中包括分配焦炭、稀土等资源型产品的配额数量。

由于是同事的介绍，孟丹不好拒绝。加上李霁月提到经历上与孟丹相似，都长期从事外贸工作，对于李霁月咨询的焦炭配额的有关问题，孟丹认真作了解答。10分钟后，李霁月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李霁月记下了孟丹的电话。正是这个电话，将她们继续联系到了一起。

李霁月无疑具有前瞻的眼光，因为从2003年开始，国际煤炭价格持续走高，出口配额也越来越难搞。由于国际钢铁业需求激增，2003年中国焦炭出口达1500余万吨，接近全球贸易总量的60%。适逢此时，中国“为保护环境和确保国内供应”，对焦炭出口政策由鼓励变为限制。这个限制的杀手锏有二：一是当年10月到次年1月，商务部两度下调焦炭出口退税，从15%降为零；二是2004年的出口配额调整到900万吨。

由于焦炭配额的缩减，中国炼焦行业协会曾上书商务部，建议对贸易公司与生产企业实行竞标办法分配出口配额，具体由政府、协会、商会组成管委会监管。但由于相关利益人士的反对，此事不了了之。之前，焦炭配额的发放采取二次分配的方式，即由商务部先行将配额发放到各省商务厅和五矿商会，再由后面两机构按实际情况分发给各个企业。到2004年11月，商务部明令回收了这一分配权。

国际焦炭价格应声疯涨至每吨400美元，比上一年同期翻了两番。

毫无疑问，这一细微的变化背后，孟丹所在的工业品出口处对配额分配拥有更大的调配度和自主权。孟丹对焦炭市场的走势一目了然，是其工作特质决定的。李霁月清楚，焦炭配额分配制度有机可乘。看到焦炭配额分配制度有机可乘的人，不仅仅是她一个。当然，分管配额的孟丹更清楚。

李霁月盯上了这块蛋糕，因为这块蛋糕后面有着不为人所知的巨大利润。每吨焦炭配额的“中间费”突然涨到180美元，差不多是焦炭销售价格的一半，这种利益的诱惑是无比巨大的。退居二线的李霁月自然不甘清闲，她利用已有的网络，为获得关键信息不惜一掷千金，孟丹这样的盟友她自然不会漏掉。

2004年6月以后，商务部开始对焦炭出口配额统一进行分配，工业品出口处确定的配额数量要由司务会审议通过。而2004年下半年，商务部为避免与欧盟的贸易纠纷，一举增加400万吨焦炭的“调剂配额”。这种“调剂配额”是在正常程序外，为了支持西部开发，对中西部地区等企业经领导批示申请焦炭出口配额的。经过领导转批到外贸司后可以下达“调剂配额”，但下达的数量原则上不超过4万吨。这种特殊情况的下达方式是：工业品出口处上报申请批件，批件经司长签发后送办公厅印发，将加盖公章的批件下达给申请的企业或部门，抄送企业所在地方的商务主管部门。这种不超过4万吨的批件，按程序可以不经过外贸司司务会讨论。

这就是“调剂配额”特批件的程序。认识孟丹后，李霁月再次向孟丹咨询了办理特批件的详细过程，孟丹毫无保留地向李霁月介绍了情况。孟丹显然忽视了李霁月的能量，因为焦炭配额特批件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够拿到批文的，就连孟丹也难以拿到。

了解了特批件的程序，李霁月找到急需焦炭配额的山西焦炭集团等4家企业，办理了申请焦炭出口配额的文件。2004年7月，李霁月多方斡旋，找人请有关领导在4家企业的焦炭出口配额申请上签了意见，递到了商务部。

配额申请送到商务部后，最关键的部门就是孟丹所在的工业品出口处，如果卡在孟丹手里等于前功尽弃。李霁月找到孟丹，告诉孟丹自己上报了4个焦炭特批件，并告诉了孟丹申报配额的企业名称。李霁月千叮咛万嘱咐：“你帮助看着点，加快审批，别耽误了！”

对于孟丹而言，这只是举手之劳。孟丹爽快地答应了，告诉李霁月说：“批了就告诉你，放心吧。”此时的孟丹已经不得不佩服这位神通广大的李大姐了，4个特批件就是16万吨，按照每吨180美元的“中间费”，16万吨的“中间费”足以让任何一个人咋舌。

2004年8月中下旬，孟丹打电话告诉李霁月，特批件已经审批并印发。李霁月连忙赶到商务部找孟丹去拿批件。

配额批复是机密级文件，按正常程序，焦炭出口配额下达文件的下发规则是：文件经领导签发，由办公厅核稿后送文印中心印发。其中涉及地方企业的，由商务部办公厅通过机要或电子交换系统交换至有关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并由地方商务主管部门通知企业；涉及中央管理企业的，由外贸司直接通知企业凭介绍信或其他证明领取。虽然商务部没有规定禁止企业自己来取，但取批件的单位应出具介绍信或证明方可领取。

也就是说，按照李霁月的身份，是不允许领取批件的。但是，李霁月却顺利从孟丹手里拿到了批件。拿到批件后，李霁月把这4个企业的配额给卖了。李霁月当然是老油条，她让企业看了文件，把钱赚到手后，就把文件销毁了。

在办理这4个配额文件过程中，李霁月并没有给孟丹送钱。

但是，李霁月是个“懂规矩”的人，当她从山西赚到钱后，自然不能忘记分一杯羮给孟丹。2005年初的一天，李霁月请孟丹吃饭后，带着孟丹来到李霁月母亲当年的一套小小的住房内，随手从衣柜里取出20万元人民币装入1个纸袋中，对孟丹说：“先给你20万，你拿去补贴家用吧。”

孟丹推辞了一下，但后来还是拿了。其实孟丹并不想要这个钱，但是，如果不拿这个钱就等于得罪了李霁月。孟丹觉得，李霁月的能量太大了，得罪李霁月会得罪很多人，以孟丹的处境是不敢得罪李霁月的，加上自己确实帮了李霁月的忙，所以她只好拿了这笔钱。正是这20万元，把孟丹这个前途光明的女处长，推进了无底深渊。

当然，孟丹想不到，后来检察机关在李霁月这套小小的住房内，竟然查出现金3000多万元。孟丹更想不到，仅仅过了不到1年的2006年年初，孟丹还没来得及使用这20万元，李霁月就被山西的下家供了出来。在李霁月因涉嫌非法经营和行贿受到中纪委调查时，李霁月立即告诉了孟丹。惶惶不可终日的孟丹第二天就约见了李霁月的儿子，把那20万元交给了李霁月的儿子。

但是，此时退赃已经晚了三秋。接受讯问时，李霁月还是把孟丹供了出去。2007年4月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以受贿罪判处孟丹有期徒刑10年。一个前途光明的女官员就这么轻易落马了。

拉秘书下水，53万元撂倒仕途明星

在孟丹被判刑两个月后，站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的，还有孟丹的同事吴功阳，这位当年副部长的秘书，也是被李霁月撂倒的。在这条焦炭配额链条上，吴功阳被拉下水的原因与孟丹一样，多少有些心酸和无奈。

吴功阳是江西寻乌县人，1985年的高考让他鲤鱼跃龙门，考入杭州商学院会计系。1989年，大学毕业的吴功阳步入仕途，到商务部的前身外经贸部工作，先是被派驻北京市平谷县外贸公司基层锻炼，之后他的仕途一路平坦：1990年10月调入经贸部人事教育劳动司，7年后升任主任科员。1997年9月又到对外经贸大学攻读法学硕士。毕业后，吴功阳顺理成章地成为外经贸部人事教育劳动司办公室副主任。之后，他又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地转型，担任商务部办公厅副处级专职秘书。2001年6月份，吴功阳成为某副部长的正处级专职秘书。案发前，他被调到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信用组组长。全国整规办作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牵头单位，经国务院授权成立于2001年4月。这个临时机构的负责人及主要成员，均由商务部委派。

李霁月能玩转吴功阳，在旁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事。但有一个细节很少能够引起别人注意，当时吴功阳身怀六甲的妻子遭遇一场车祸，吴功阳需要钱。而李霁月所需要吴功阳帮助的，是吴功阳能够使孟丹初期完成的批文报表，呈至商务部高层手中并顺利获得批示。

吴功阳是2001年下半年认识李霁月的。当时李霁月来部里找副部长，副部长不在，他们就在聊天时认识了。

这次见面，李霁月和吴功阳聊了很多事情。李霁月问起吴功阳的收入和花销时，年轻秘书吴功阳表示自己靠工资吃饭也没有什么钱，所以经济上还是比较紧张。在聊天中，吴功阳无意中还说起副部长的女儿向自己借过钱，当时李霁月没什么反应。但是不久后的一天，李霁月来到吴功阳的办公室，悄悄给了他一个信封。这一次，李霁月自称是副部长女儿的干妈，是专程来替干女儿还吴功阳钱的。因为在办公室也不好推辞，吴功阳就收下了。

等李霁月离开，吴功阳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10万元人民币。而事实上，当时副部长的女儿仅借了吴功阳5000元。

借出去5000元，李大姐却还回来10万元，吴功阳很清楚这差额中的含义。

果然，此事过后两个月，李霁月来找吴功阳了。李霁月的要求是让吴功阳替某公司申请一些汽车进口配额。吴功阳没有找副部长在申请文件上签字，而是凭着自己是副部长秘书的身份，直接和机电司打了声招呼。最后某公司的申请文件被批准了。

顺利地办完这件事没多久，李霁月再次找吴功阳帮忙替另外一家公司申请一些汽车进口配额。李霁月私下把申请文件交给吴功阳后，吴功阳利用职务之便把这份文件放在要报给副部长的文件里。最后，这份申请文件副部长批了，并按照正常的程序走到了机电司。

据业内人士透露，炒卖汽车进口配额利润大得惊人，一张工本费只有10元的进口汽车许可证，在黑市可被炒到十几万元。2004年11月29日，“河北第一贪”李友灿就是因为倒卖汽车配额受贿被判处死刑。李友灿是河北省外贸厅副厅长，他在3年内将1249个汽车配额提供给别人，竟然受贿4723万元。日均受贿5万元，创下了“全国纪录”。

没有确切数字表明李霁月倒卖了多少汽车配额，但毫无疑问李霁月在倒卖这些进口汽车配额过程中赚了大钱。但李霁月并没有忘了给她利润的人，2002年底的一天，李霁月约吴功阳在地坛附近的一个茶馆见面，李霁月把一个纸袋给了吴功阳。两天后吴功阳打开纸袋一看是，里面是20万元。

2003年年底，李霁月渐渐退出汽车进口配额的倒卖，因为当时中国履行tO议定书的承诺后，逐步取消机电产品配额的管理措施，使得这一交易无厚利可图。

2004年开始，随着焦炭配额的紧俏，李霁月找到吴功阳说：“现在进口汽车配额在市场上不紧俏了，而焦炭配额很热，你能不能帮我找一家做焦炭的公司？”吴功阳当即答应下来，后来吴功阳通过朋友给李霁月介绍了东北一家从事焦炭贸易的集团公司，李霁月自己联系了了山西焦炭集团等4家公司。李霁月通过运作，请领导在申请焦炭配额文件上签了字。

焦炭出口配额的审批不是副部长的权限，所以李霁月把有领导签字的申请文件交给吴功阳后，吴功阳按照商务部内部要求把装有这两份申请文件的信封上贴了条形码，放在了部长的交换信箱中。过了不久，申请文件批到了外贸司，外贸司也最后批准了每家公司各4万吨的焦炭配额。

事后，2004年9月的一天，李霁月约吴功阳吃饭，饭后，李霁月交给吴功阳一个纸袋，里面是23万元。前前后后，吴功阳收到李霁月给他的53万元人民币，这些钱吴功阳一部分用来装修新房，一部分投资到他的朋友开的公司。

职权换金钱，受人钱财自己遭灾

除了收受李霁月的53万元，吴功阳还在斡旋配额的过程中收受了另外4人的68万元，共折合人民币121万余元。这4个人找吴功阳都是为了汽车进口配额。

吴功阳认识阿依古丽与认识李霁月很相似，阿依古丽是在她找副部长时与秘书吴功阳认识的，接触过几次便熟悉起来。阿依古丽与李霁月一样出手大方，在求吴功阳办事之前就重重地投入了一笔。2002年8月的一天，阿依古丽约吴功阳在江苏大厦吃饭，临走时阿依古丽给吴功阳一个纸袋，说给小孩以后上学用，吴功阳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吴功阳把纸袋拿回家后一看是15万元，吴功阳明白，这15万元是为了铺路子。

吴功阳没有猜错，2002年底阿依古丽的公司就以新疆残联的名义向商务部申请汽车进口配额，她提出让吴功阳帮她。吴功阳把阿依古丽的申请文件转给了副部长，副部长批示后，文件按正常程序走到了机电司。事成之后，阿依古丽也没亏待了吴功阳，她以送给孩子玩具的名义给了吴功阳一个手提纸袋，里面是20万元人民币和900美元。

拿到阿依古丽两笔钱，吴功阳将第一笔用于炒股，而第二笔20万元还给了他的哥们关大海。此前，他向关大海借了21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汽车。关大海原是商务部下属的一家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因为工作关系两人相识。2002年下半年，关大海的公司申请外贸进出口权，申请文件递到商务部后，他托吴功阳帮他协调一下这件事情，让申请尽快批下来。在吴功阳的协调下，缩短了备案的日期，这家公司的申请很快被批了下来。事后吴功阳得到了3000美金。后来，吴功阳在很多事情上帮助过关大海，2005年初，得知吴功阳要装修房子的关大海，送来5万元人民币。

秘书的职业是手眼通天的，在很多人眼里也笼罩着一层神秘光环。2003年，一位汽车销售公司的老板想成为法国一家汽车公司在中国的总经销商，在请法国公司的代表吃饭时，吴功阳以商务部副部长专职秘书的身份作陪。事成之后吴功阳得到了1.7万美元。

陪着吃一顿饭就能得到1.7万美元，不能不令人吃惊。

秘书的能量不仅仅如此，因为能够直接接触领导，秘书能够直接给领导递材料，这其中包括一些很有见地的文章。吴功阳在外经贸部人事司工作时，曾去厦门大学招收应届毕业生，认识了一个叫叶小天的年轻人，叶小天分配到商务部下属的某国有大型企业工作后，担任汽车贸易部副经理。叶小天对中国汽车市场很熟悉，吴功阳觉得他对汽车贸易业务很有眼光，因此两人常在一起探讨业务问题。叶小天提出想在领取汽车配额方面更加方便，吴功阳让他写一些关于他们公司在经营汽车方面的情况给主管司局和部领导看，这样有利于他们公司的形象。过了不久，叶小天就写了一份他们公司关于汽车进口方面的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经过签批后，报到了商务部，后经过吴功阳转给了副部长，副部长批给了机电司，让他们作参考。客观地说，这份报告对叶小天在商务部的影响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叶小天当然不能忘记吴功阳的提携，2004年吴功阳做专职秘书的最后一年，叶小天送给了吴功阳1.3万美元。

老老实实做事，明明白地做人，受人钱财替人办事，一直是吴功阳的处世原则。但是，这种原则在一个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上体现出来，往往成为慷国家之慨。直到被逮捕后，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吴功阳才认识到自己是在犯罪。在法庭上，吴功阳哽咽着说：“今天站在这里，我感到很惭愧。做专职秘书前两年，我工作一直很努力，后来是我自身原因，思想上有所改变，法律意识淡薄了，有些事情当时在做的时候，很少向法律这边想。通过一年多的反省，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对的，给社会国家造成特别大的危害，特别是帮助过我的领导、同事，还给我的家人带来了伤害，所以一直以来我是认罪的，我认罪是因为希望自己在良心上得到一丝宽慰。我愿意受到法律的惩处，希望将来能够重新回归社会，为社会和国家做点事。”

2006年春节过后，李霁月被双规后供出了吴功阳。2006年3月26日，刚刚到单位上班的吴功阳被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带走。2007年7月4日，吴功阳因犯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事发山西，一根绳子拴住一串蚂蚱

孟丹和吴功阳出事是李霁月“咬”出来的，那么，又是谁咬出来李霁月的呢？

以李霁月为中枢，围绕机电、焦炭进出口配额发放的寻租链条有两端：一端是发放和管理配额的外贸系统官员，另一端则是各地使用或倒卖配额的企业。

李霁月倒卖焦炭配额的销路主要在山西，在山西市场，李霁月首先接触的“下家”是范萍，范萍时任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工会主席兼国际贸易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4年下半年，李霁月计划“倒卖”4万吨配额给范萍，前提是按三七开，李霁月要“拿大头”。

但一开始，范萍放弃了这笔买卖。她在山西的神通广大是超过李霁月想象的。她曾是山西省商务厅焦炭出口协调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这里正是山西焦炭企业领取出口许可证的必经之地。如此不公的买卖在当时范萍是看不上眼的。

但是遭拒的李霁月并不恼怒，她有足够的耐心。生意场上的博弈，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合作只是时机的问题。

果然，2004年11月商务部回收了配额分配权之后，范萍从省商务厅获得配额的渠道中断了。她不得不再次建立起与李霁月的关系。这一次，李霁月笑了。

在持续两年的合作中，李霁月一共向多家企业倒卖了16万吨焦炭配额，其每吨“中介费”最高近200美元，最低也有14美元。

那个时候，正逢商务部与欧盟就贸易进行多边谈判。由于中国的焦炭占到全球市场的60%以上，国内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国际市场的重感冒。

震惊全国的“焦炭配额第一案”事发偶然，其导火索是2005年6月7日山西焦炭集团董事长牛新民涉嫌索贿受贿被拘，同年12月2日被捕，随后牵出范萍。通过对公司账目的追踪，牵出一系列涉案人员，其中包括李霁月。之后，李霁月又牵出了孟丹、吴功阳。涉足焦炭配额的20余人纷纷落马，仿佛是一条绳子牵出了一串蚂蚱。

2006年春节后不久，李霁月被“双规”，其后被捕。专案组对李霁月母亲住过的那套40多平米的房屋进行搜查时，查获大量现金。拆开一看，专案组成员顿时傻了眼：这些被普通纸张包裹着的都是人民币和美元。

现场随即被封存，并由中纪委专案组指定办案的河北省检方以及银行人员共同看管。在由银行专业点钞员清点现场时，检方人员还配备了24小时的现场录像。银行特聘人员点了共计一周，才点清楚这个小公寓藏有的现钞达到3000多万元。

这3000多万元大多是通过倒卖配额获得的。李霁月每次向“下家”收受大量现金后，便把钱运到这里。除了上述现金，专案组还查封了李霁月大量银行存款、外币现钞以及金条、房产等，共计1亿多元。其中李霁月拥有的一套200多平方米的豪华住房，均价在每平方米2万元以上。

2006年12月，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人民法院认定李霁月行贿和非法经营两项罪名，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执行，个人财产则被全部没收。

第一卷权力与陷阱第六章小钱撂倒下派高官

每个官员犯罪都有其独到的特点，杜甫来的特点在于，他是从中国地震局机关“带钱下派”到北京市地震局的官员，却把从上级单位带来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与其他同样身居厅局级高官动辄贪污百万甚至数亿元不同的是，他贪墨的数额只有30万元，而且这些钱全部都是他从上级单位带来的。除此之外，杜甫来既无斑斑劣迹，也没有什么桃色新闻，这让人感到杜甫来这个贪官有点与众不同。

2007年1月26日，杜甫来站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因为他赴任时带来的那30万元没有像杜甫来一样去为天下寒士修茅屋，而是为牛栏山地震台“抹水泥”了。而这一抹，不但抹掉了他的局座，还将他的人生抹上了11年的牢狱之灾。

一笔小钱撂倒一个厅局级高官，此案引发的是我们对“带钱下派”官员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

荣登高位，带钱下派当局长

民间有一个顺口溜，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北京的官级别高。想想也是，在外地，一个管辖上百万人的县长也只不过是个处级干部，能混个科级的乡镇长就算是祖坟上冒青烟了。尽管北京的官级别相对高一些，但能在北京混上个厅局级领导干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是，这种好事竟让45岁的杜甫来摊上了。

杜甫来似乎跟11有点缘分，他11月出生，11月带钱下派，又是11月拿了不该拿的钱，11月被羁押，11月被审判，最后被判处11年徒刑。这个“11”，我们用口语读起来可以念作“要要”，正是杜甫来“要”了不该“要”的钱，才把自己撂进了监狱。

杜甫来1955年11月出生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他学历不高，只有大专文化，但他的位置不错，在担任北京市地震局副局长之前，他一直在中国地震局任办公室副主任，主管行政后勤和分房等方面的工作。应该说，杜甫来的工作干得还是比较出色的，不然也轮不上他这个大专学历的处级干部下去任职。

2001年8月，时来运转的杜甫来被任命为北京市地震局副局长，一下子从处级干部变成厅局级官员，45岁的杜甫来应该说是吉星高照了。任职命令下达之后，因为中国地震局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所以他要把中国地震局的扫尾工作完成之后才能赴任。这个期间，上级领导交给他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拿30万元准备给中国地震局领导装修房子。

2001年下半年，中国地震局最后的一批福利分房开始了，分房工作由局办公室负责，办公室副主任杜甫来是最忙活的人之一。怀着新官上任前的喜悦，杜甫来决定在中国地震局“站好最后一班岗”。

分房工作结束之后，杜甫来的一位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说：“最近局里给局领导们分了房子，但都是毛坯房没法住，有人曾向我建议，给新分房的局领导做简单的装修，据说其他部委也有这样做的。这件事情打算安排你来负责，但这事在国家局办怕影响不好，你马上就要到北京市地震局上任了，可以随着你下到北京局一笔钱，如果定下来给国家局的领导装修，就从北京局的这笔款中出钱，如不能装修用，就算给北京局一笔经费，支持你杜甫来的工作嘛。”

对于领导的指示，作为办公室副主任的杜甫来自然是不敢打什么折扣。再说，带着上级的下拨款赴任，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对新任的官员而言也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中国地震局领导不用这个钱了，自己到一个新单位当副局长，有这笔钱用起来也方便。况且杜甫来被任命为北京市地震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之后，他分管的政务、地震应急救援、后勤服务、基建、工会与老干部工作，与在中国地震局的工作差不多，只不过由部下变成领导而已。

2001年11月，杜甫来到北京市地震局上任。2001年12月13日，中国地震局计划下拨给北京市地震局基础改造专项维修款30万元。

这30万元到账之后，杜甫来跟主管计财处的副局长打招呼说：“我从中国地震局带来了30万元专款，这笔款子由我使用。”因为北京市地震局此前经常接到中国地震局下拨的专项或课题经费，一般也都由负责该项目的人员使用，所以这位副局长把这30万元由杜甫来使用的情况告诉了计财处处长，并在中国地震局2001年计划项目表上30万元旁边注明“杜局管理”。

按北京市地震局的惯例，专项经费、课题经费，虽由专人使用，但大笔的支出则应由局领导班子讨论决定。而按照《北京市地震局经费支出管理办法》的规定：现金、支票、转账等经费支付2000元以上，经计划财务处审核后，报主管局长审批；局管经费5000元以上的支出，由局党组讨论通过后方可支出。但是，分管计财处的那位北京市地震局的副局长并不知道杜甫来拿这笔钱的用途，他“不方便问”，杜甫来也从未跟他说过。

明修工程，暗度陈仓贪墨30万

2001年12月13日拨款计划下达几天之后，中国地震局的那位领导就跟杜甫来打招呼说：“因为别的单位没有用公款给领导装修房子，我们没有找到给局领导装修的依据，这30万元不能用于装修了，你们北京市地震局就作为经费留用吧。”杜甫来一听，自然是喜上眉梢，他高兴地说：“谢谢领导关怀。”

在此前后，那位中国地震局的领导既没有和北京市地震局的任何领导就该款的情况打过招呼，也从未说过这笔钱归杜甫来使用。因为那位领导觉得，既然是下拨的款项，北京市地震局如何使用，他就没有必要过问了。

这笔钱成了上边不说，下边不问的钱。也就是说，这笔趴在北京市地震局账上的30万元，除了杜甫来之外，别人谁也不知道用于哪方面的支出。

这个时候，区区30万元变成了杜甫来面前巨大的诱饵。他侥幸地以为，自己带来这30万元既然上下都没有通气，自然就应该归自己支配。但是，杜甫来并不想把这笔钱用在公家身上，他想一口吞下这笔钱。他认为，自己带来的钱，就应该自己“花”。

30万元趴在账上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尽快把钱“花”出去。怎么顺理成章地“花”这笔钱呢，杜甫来很快想起个体包工头傅老板，这个傅老板挂靠在一家建筑公司，曾在中国地震局做过一些装修类的小工程，跟杜甫来打过几次交道。

2001年底，杜甫来把傅老板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让他做个30万元的工程预算和合同。杜甫来说：“马上到年底了，中国地震局下拨了一笔钱，年底花不出去的钱中国地震局就要收回了。你做个30万元房屋翻修方面的预算，我把钱汇给你，你再提出来给我，至于活儿怎么干，明年再说吧。”随即，杜甫来跟傅老板讲了具体工程等内容，工程地点是牛栏山地震台。

杜甫来在北京市地震局分管基建等工作，傅老板自然需要杜甫来的“关照”。他很快让预算员做了一份30余万元的工程预算书交给了杜甫来。不久，杜甫来给了傅老板30万元的支票。傅老板把支票存在自己的个人账户里，并按杜甫来的要求，从他挂靠的建筑公司开了一张30万元的发票交给杜甫来报账。

但是，这个傅老板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不会白帮杜甫来这个忙，他告诉杜甫来，开发票要交大约3万元的税。杜甫来急于拿到现金，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支票入账20多天后，傅老板还指望杜甫来能给他点活干，所以他一直拖着不给杜甫来钱。杜甫来见傅老板不够“开窍”，只好打电话让傅老板准备10万元现金急用。傅老板之后凑齐了10万元钱交给了杜甫来。过了两个月，傅老板还是不主动，杜甫来毕竟做贼心虚，只好再次打电话催要，傅老板第二次给杜甫来10万元。这时候，傅老板似乎也看出点什么了，他一直催着杜甫来给他点工程干干，杜甫来随即让他再拿最后的7万元。傅老板觉得自己该开口要活干了，于是他拿着最后的7万元跟杜甫来在一个小饭馆见了面，两人一起喝了一场酒，傅老板还提出让杜甫来给点活干，杜甫来终于勉强答应了。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傅老板分3次共交给杜甫来27万元。但在此之前和以后他再也没有与北京市地震局签过其他合同，也没有做过北京市地震局的任何实际工程。这次30万元的“牛栏山地震台维修”合同也只是虚签的，工程并没有实际发生。

而杜甫来从傅老板那里拿到发票之后，立即把计财处长叫到办公室，把合同、预算书和30万元发票交给计财处长，让他到财务把账报了，计财处长就按照杜甫来的要求报账了。

天衣有缝，贪墨官员变成倒霉蛋

按照北京市地震局的财务规定，动用这笔款项，就必须在局务会上讨论。支出这笔款项要有主管局长的签字、工程预算书、工程合同，且均要提供给计财处备案存档。但是，这笔支出并没有在局务会上讨论，只靠杜甫来自己的签字，就顺利报账了。

报账意味着工程已经完工了，平账了。因为这30万元支出没有上过班子会，此后几年杜甫来也没有向班子会汇报过。从2003年起，牛栏山地震台维修工程开始招投标和后来几次实际施工，都是杜甫来负责，但这些项目的几次维修工程也都不是傅老板干的。杜甫来从此再也没提那30万元的事情。后来北京市地震局领导班子调整，局长是新来的，更不了解情况，杜甫来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杜甫来以为这件事情做得天衣无缝，但他没想到凡是衣服都有缝。2005年11月3日，杜甫来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听说检察院正在查那笔30万元的去向，杜甫来顿时慌了手脚。他立即找到一位好朋友说：“我2001年拿了单位30万元，要不我自首去吧？”接着，慌慌张张的杜甫来又说：“要不我先把钱还上，然后再投案自首怎么样？我现在钱不够，最少还差20多万元，你赶紧帮着凑点钱吧。”这位朋友连忙说尽量想办法帮忙，随后这位朋友就找钱去了。

随即，杜甫来像个无头苍蝇一样找到另一位以前的同事，这位同事问他到底拿没拿30万元，杜甫来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念叨着：“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在同事的不断开导、安慰后，杜甫来才渐渐平静下来。

第二天，也就是2005年11月4日一大早，杜甫来跑到局长办公室，慌慌张张对局长说：“2001年底，中国地震局下拨一笔维修经费，是准备维修牛栏山地震台的，这笔款我已支付给一家建筑公司了，想请他们来做维修工程。这笔钱一直没有使用，但我一直跟那个公司有联系。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决策、运作、实施的，没有别人参与，这是我的责任。我以党性保证，钱我没拿。我今天找你是要跟组织说明，希望组织也能替我说说。”

这位局长是2004年刚刚上任的，不知道内情也不想趟这浑水。他对杜甫来说：“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昨天听纪检的同志说检察院在调查，到时你就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讲清楚。另外，你跟纪检书记讲一下吧。”

接着，杜甫来转身跑到纪检书记办公室，此时他已经按耐不住自己的紧张情绪，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有一笔30万元的款付出去了，当时是做牛栏山地震台维修工程用的，但工程一直没有做，这几年我一直与这个施工队联系着。最近想把这笔钱要回来，就给对方打电话，但对方说钱已经给我了，我觉得这事要跟局里说一下。”

但此时谁也救不了杜甫来了，2005年11月10日，杜甫来因涉嫌贪污犯罪而被查获归案。

2006年11月24日，身着绿色军大衣的杜甫来站在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杜甫来于2001年12月间，利用担任北京市地震局副局长职务上的便利，采取与傅某某签订虚假合同，以支付工程款的名义，骗取本单位公款人民币30万元，据为己有。公诉人认为，杜甫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公款，其行为触犯了刑法，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法庭上，杜甫来为自己的贪污行为作出了很多辩解，但这些辩解连杜甫来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2006年12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杜甫来有期徒刑11年。

一审判决后，杜甫来提起了上诉，他的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相互印证，是以孤证定罪，适用法律不当，应当判其无罪。但在二审时，二审法院没有采纳辩护人的意见，2007年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杜甫来的上诉，维持原判。

另类质询，下派官员除了带钱还应该带什么

杜甫来需要用11年的牢狱之灾，去洗刷他贪墨30万元的污点了。如果仅仅按照数额对比，在近年来落马的厅局级贪腐高官行列里，杜甫来是一个“另类”，因为他贪得实在太少了。

说杜甫来贪的数额少，只是想分析一下杜甫来这类贪官与众不同的特点，并非主张贪官要多贪，那对我们国家和老百姓是更大的灾难。新世纪以来，相对于全国各地纷纷落马的厅局级以上高官而言，北京市落马的厅局级官员不算多，但因为地处首善之区，北京的落马官员比起其他地区的贪官们似乎更吸引媒体和老百姓的眼球，像副厅级的北京首发公司董事长毕玉玺，就曾引起全国关注。因为当前落马的官员，涉案金额动辄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甚至高达数亿元，甚至一个小会计也敢贪污几亿元泡妞。巨额资金和女人，这应该是新世纪贪官尤其是落马高官的必备标签了。

但杜甫来没有这些特点，也许他只不过是像自己辩解的那样起了“一时贪念”而已。但是，这种辩解我们岂能相信？杜甫来贪污案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其实代表了我们很少关注的一个贪腐群体，这就是“带钱下派”的官员们。

有点社会常识的人和熟悉我们干部人事制度的人都知道，在我们的干部提拔任用规则中，上级单位的中层干部通常是被安排到下级单位担任主要领导。在这种任职过程中，除了职务上的提升之外，上级单位的领导为了表示对属下的关心，常常会给下派的官员一些各方面的照顾，其中“带钱下派”是一种通常的做法。因为官员们下去任职要开展工作，如果上级单位有拨款的权力，找个名义下拨一点专项资金并指定由下派官员使用，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而且，无论上下级对此大家都会心照不宣。一般来说，下拨的资金终究是要用在下派官员所在单位。如果这些钱确实为老百姓谋了福利，倒没什么可说的。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专款”往往是被下派干部“专用”了，甚至在用于公务之余，有一些钱就直接装进了下派干部的腰包里。

这时候我们还可以想到“跑部钱进”、“扶贫干部”等词汇。跑部钱进是向上级争取专项资金，而在各地最受欢迎的往往是带着资金下去的扶贫干部。上面把钱拨下去了，下面怎么用的这些钱，一般来说上面过问得就很少了。而且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凡是带着下拨款项下派的干部，或者能够向上级要来钱的官员，在钱款支配上大家往往遵循着这样的规则，就是谁要来的钱谁支配，至少可以支配一部分，别人是不好说什么的。毕竟，在多数官员的潜意识里，谁带来的钱就该归谁支配，仿佛这钱不是国家的，而是某个人靠关系得到的，所以能够要到钱的人，似乎就应该支配这些钱，别人过问就是多嘴。这种所谓的“潜规则”，就给了杜甫来这些人贪腐的空间。

杜绝这种贪腐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不管谁要来的或者带来的钱，只要严格按照组织审批程序使用就可以杜绝。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能够做到“按组织程序办”就很难了。如何破解这个难题，要靠各级单位的领导和制度，我们就不再多舌。

我们要关注的，是下派干部除了带资金、带项目之外，还应该带什么才能造福一方。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带一颗公心去上任就足够了。可是，杜甫来这样的官员把公心扔掉了，只带了一颗私心。

古往今来，贪腐的官员都是被世人鄙薄的，历代历朝打击贪腐都是无情的，不该贪腐的道理没一个官员是不懂的，贪官却从来没有断绝过。中国的贪官具有中国特色，就是小农意识强。从农村老大娘到高级干部杜甫来，仿佛都喜欢占公家便宜，农村老大娘只能偷挖生产队菜地里的一棵青菜，而副局长杜甫来则把公家的钱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这种占公家便宜的方式和原理都是一样的。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杜甫来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贪官那样遭人痛恨，甚至有人会为杜甫来仅为区区30万元葬送前程而感到惋惜。这种惋惜似乎没有什么错，但我们还应该看到，贪官和窃贼是一样的，都是不劳而获、都是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吸血鬼。

30万元换来11年徒刑，杜甫来实在不值，但确实刑罚相当！

第二卷缱绻与决绝第一章小贩挥刀杀城管

2006年8月11日下午4时50分，随着无照商贩崔英杰那把带着烤肠热度的尖刀刺入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脖颈，一起城管与商贩之间查抄与反查抄的对抗，酿成了北京市城管部门成立8年来第一起因公殉职案，李志强也因此成为北京市城管部门成立8年来因公牺牲的第一人。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英杰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个判决结果受到了各界的关注，绝大多数人表示尊重法院的宣判结果，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在内的一些法学专家都认为，死缓是能够取得的最好判决结果。

城管副队长李志强最终因抢救无效永远离我们而去，用生命换来了铁面无私好城管的美名。尽管他成为北京城管行列里第一个死在工作岗位上的烈士，但他突然抛下的孤儿寡母和年迈父母，却要痛断肝肠。而身陷囹圄的崔英杰远在乡下的父母，又何尝不是整日以泪洗面！

前尘往事，乡村孩子崔英杰

我只是在法庭上认识当过兵、干过保安和卖过烤肠的无照小贩崔英杰，他的年轻英俊让人心痛。我也只是在照片上看到已经成为烈士的城管副队长李志强，他淡然宽厚的目光让人心碎。本来，他们的生死和我毫无关系。可是，在亿万人民关注“小贩杀城管”案件时，作为法院系统的政法记者，我觉得有必要更多地了解详情，更准确地告知大众案件真相。况且，我对崔英杰和李志强总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因为我和他们都生活在北京，这个北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北京，就像祖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国一样。

而且，我的一段人生经历和崔英杰类似，都是从一个农村孩子喊着响应祖国号召的口号、怀揣着改变人生、追求富贵的私心献身国防，都曾在济南军区部队服役，也都曾经是优秀士兵受到过上级嘉奖，后来都为了更好地像人一样地活着，来到不是我们家乡的北京。而被崔英杰杀死的城管副队长李志强来自河北唐山，他和来自河北保定的崔英杰是河北老乡，他们来到北京的目的也都是为了活得更好一些，更有尊严一些。

李志强这位戴着眼镜、身材魁梧的城管副队长面目和善、文质彬彬，现在却只能被定格在遗像上了。李志强之死被媒体广泛传播后，舆论在对其殉职表示哀悼的同时，也经由此案郑重反思历时10年，争议重重的城管制度。但是，我不想去讨论城管制度的问题，我更不想刻意地把李志强和崔英杰放在“猫”与“鼠”的角度去分析。我只想从人性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提供一个人与人如何和谐共存的血腥标本。

在讲述2006年8月11日那个血色黄昏之前，我们必须梳理一下崔英杰和李志强的前尘往事，因为这对于忠于职守的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和勉强生存的乡村青年崔英杰来说，实在是不得不说的故事。

河北省阜平县平阳镇各老村，是崔英杰的家乡。1983年7月15日崔英杰出生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山沟里。所谓“各老”，当地土语即“偏僻角落”的意思。崔英杰的家乡虽然山清水秀，同时也是一处穷乡僻壤。60多年前，八路军在这里转战太行，跟日本鬼子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毛主席带领中央领导机关在这大山的皱褶里，指挥解放军进行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至今，在太行山区的这个小小村落，老百姓依然很穷，唯一能够让当地百姓看到希望的，是那个地方还有几处小煤窑，出产少量的煤。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崔英杰患有心脏病的母亲时常在附近的小煤窑帮人挖煤，以贴补家用，回家的时候，除了牙是白的，别的地方都是黑的。而他患有高血压的父亲在农闲时给人做短工，收入也极其可怜。

崔英杰是家中老四，他的一个姐姐是聋哑人。初中毕业崔英杰就辍学了。他有两条路可以走出重重叠叠的大山：一是外出打工，二是当兵。

崔英杰选择了当兵，对于崔英杰来说，当兵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太行子弟对于国家的责任，而对于他本人而言，更是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经过层层选拔，崔英杰来到济南军区某电子干扰部队服役，成为一名报务员。在服役期间，崔英杰表现良好，平时训练刻苦，成绩突出，荣获“优秀士兵”称号，多次在军人大会上作为典型被点名表扬，并获嘉奖一次。

两年后，崔英杰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的崔英杰发现，家乡变化很大，别人家都盖了新房子，但他的家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全家依然挤在低矮的破房子里。而且，随着兄弟们年龄的增长，娶媳妇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可是，家贫如洗如何娶上媳妇啊。眼下要紧的是要挣钱改变家里的现状，给家里修房子成为当务之急。

崔英杰决定外出打工，他选择的去向是北京。他的哥哥崔英豪已经先期到了北京打工。但是，除了一副好身板和一身好力气之外，只有初中文化的崔英杰并没有什么特长在城市立足。最后，他像其他退伍的战友一样，选择了当保安。

崔英杰当兵是为祖国站岗，而当保安就难说给什么人站岗了。尤其是在一些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当保安，这让曾为军人的崔英杰感到一些不快，但是，为了生存，他只能尽职尽责。2006年4月，崔英杰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的一家餐饮娱乐城上班。公司提供两顿饭，但是公司要每月扣100元饭费。到2006年8月之前，崔英杰在这里一共干了4个月，却只发了2次薪水，大概1800元。

拿到手的工资崔英杰很快就拿去还债了，因为他还要付房租和支付其他费用。北京的花销高，房租也很贵，尤其在中关村，他那点工资除了消费之外，几乎连房租都交不起。

但是，崔英杰觉得，只要能吃苦，有上进心，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压垮自己。崔英杰当保安的上班时间是凌晨2点到早上10点，下班过后大家都去睡觉了。他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就在下班之后另找了一个送外卖的活挣钱。跟他一起干的小保安们看到他那么能吃苦，都很佩服他。在崔英杰的启发下，好几个保安都开始下班去送外卖挣点辛苦钱。

但是，送外卖赚钱还是很少。崔英杰发现在中关村的核心地带海龙大厦和科贸大厦附近，有一些蹬着三轮车卖烤肠和煎饼果子的小摊，生意非常火爆，一天下来能够赚几十块钱。脑子灵活的崔英杰就打起了卖烤肠的主意。很快，崔英杰买来一辆三轮车，又买来炉子，他的烤肠摊就支起来了。听说崔英杰下班之后去卖烤肠，他的保安朋友们都去看。娱乐城的一位主管得知后，常常当着其他保安夸奖崔英杰，这小伙子不简单，这么年轻的小伙子不好意思在大街上卖东西，而且经常被城管追着跑，一般人都拉不下这个脸。

当一个人还在饿肚子的时候，再谈面子问题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就这样，每天上午10点下班后，崔英杰换掉保安服装，骑上自己的三轮车去进货，中午12点赶回中关村，然后开始串烤肠到下午2点，随便吃点饭后就到下午4点了，这时候崔英杰骑着他的三轮车出来在海龙大厦和科贸大厦一带摆摊卖烤肠，直到晚上10点左右收摊，吃点晚饭赶紧睡上2个小时再到娱乐城上班。

虽然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虽然每天只睡2个多小时，但崔英杰还是非常知足，因为这样就有了不错的收入。买三轮车和炉子等卖烤肠的工具，崔英杰欠了同事1000多块钱的债，他要多卖点烤肠尽快还债。

在北京生存很难，但依然有很多人来到北京闯荡，这其中包括崔英杰的战友。那些部队里的好兄弟们跟崔英杰一样都来自农村，刚来北京没有钱，崔英杰二话不说，拿起钱就塞给战友。甚至娱乐城后厨的一个小伙子，刚来北京工作还没拿到工资，没有钱花也是崔英杰给的钱。虽然只有十块二十块的生活费，但对他们来说已经解了燃眉之急，这些钱都是崔英杰每天卖烤肠赚的。

崔英杰是个看不得别人可怜的人，有一天他正在卖烤肠，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小女孩呆呆地站在他的摊前。崔英杰望着那饥饿的眼神，连忙递给那个小女孩一根热乎乎的烤肠，看着小女孩狼吞虎咽地吞下，崔英杰又递过去一根，直到小女孩打起饱嗝之后，崔英杰才说，小妹妹，你帮我卖烤肠吧，我给你钱，让你吃饱饭，小女孩感激地点点头。从此之后，崔英杰的小摊前多了一个帮着卖烤肠的小女孩。

尽管崔英杰在城市的夹缝中品尝了生存的艰难，但是他能吃苦，他开朗的性格影响着周围的人，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同事们在当保安之余，也纷纷出去打工赚钱。在这个别人的城市里，崔英杰只想踏实地赚点钱，他不想也不敢惹事。在崔英杰打工的娱乐城，因为刚刚上班的前两个月的保安都没开工资，有人要闹着去找老板要钱，也让崔英杰给拦住了。

这些困难对于崔英杰来说，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来自城管的查抄。崔英杰知道，跟他一起卖烤肠和煎饼果子的人，都是无照经营，也影响城市环境。但是，崔英杰没有能力像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填一大堆的表格、办理一大堆的证件、交一笔又一笔的费用，他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钱能够堂堂正正地办理好所有的手续再去卖烤肠，他只能像过街老鼠那样在城管赶来的时候四处逃窜。

崔英杰的烤肠摊从2006年7月开始支起，前后被城管抄了三次。第一次他跑得快，基本没损失什么。但第二次比较严重，那天他的手机、钱包都放在三轮车上，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小偷偷了，还是被什么人拿了，正在崔英杰在发呆的时候，城管就来查他的摊。崔英杰使劲说好话，但是没起作用，城管最后还是抄了他的摊，收了货，收了车，那时候崔英杰几乎一无所有了。

那次查抄对崔英杰打击很大。他钱包没了，手机都没了，车也没了，货也没了，甚至连希望都没了。被抄摊那天，房东又催交房租，崔英杰连交房租的钱也没有了，只好四处借债，以至于连续两天都没到单位上班。他的保安同事们看他没来上班，就去他的出租屋去看他，为了劝慰崔英杰，大家一起喝酒。崔英杰一边喝着酒，一边在同事们面前号啕大哭着说：“我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吗？我不想这样，可我又该怎么样？”

但是，仅仅过了两天，崔英杰开始重操旧业了，因为他给老家打电话的时候告诉父亲，自己在干保安之余还支了一个烤肠摊，收入很不错。不久，父亲从老家打电话来说，他要来北京看看儿子的生意。崔英杰只好再次找同事们借了1000块钱，花500多块钱买了车，又买了炉子和香肠，准备迎接父亲的到来。2006年8月10日下午，父亲从河北阜平老家来到北京，看望在北京又当保安又做生意的儿子。听说儿子在北京做买卖，父亲甚至还带来一个亲戚家的女孩来找崔英杰，让他帮着找个工作。

为了让父亲高兴，崔英杰把自己在北京遇到的委屈统统掩饰起来，快快乐乐地当起了他的烤肠摊摊主。安顿好父亲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8月11日下午4点多，崔英杰带着第一天来找工作的小女孩来到中关村科贸大厦楼前，准时出摊了。正是这重打锣鼓另开张的日子，崔英杰遇到了李志强，他们两人的人生也由此发生了大逆转。

宽厚随和，城管副队长李志强

接下来我将讲述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故事。

李志强的年龄在2006年8月11日被永远定格在36岁。李志强母亲说起儿子的童年时说，李志强是个宽容、随和的人，性格内向，小时候属于文静可爱的孩子，他很少吵架，读书的时候不吵，执法的时候也没有吵过。李志强刚刚当城管的时候，连邻居们都不理解这么文静的人怎么能去当城管。不少邻居问李志强的父亲说，你儿子是干什么啊？又不是警察，怎么整天站在街上。父亲将问题转给儿子时，李志强笑了笑，回答说，自己是为老百姓维护环境。

李志强整天露天执法让父亲心疼，特别是下大雨的时候，回家累得精疲力竭。父亲曾经动过给儿子调动工作的念头，但是李志强说既然干了城管，就要干好，不准备再换工作。

李志强的父亲有到公园锻练的习惯，一天早上回家时，老人家发现玉渊潭附近桥下有一名男子带着一个小姑娘，当时天有些凉，但两人衣着却很单薄。回到家，父亲提起了这个事情，李志强就问女儿说：“人家很冷，你看应该怎么办？”女儿想了一想，就走回自己的屋子，拿出一些衣服抱给爷爷。当晚，李志强的父亲将衣服给了桥下那个小女孩。回到家，孙女还不停追问衣服人家收了没有，穿上是不是合身。李志强还曾向全家人提议，捐助了4名贫困学生。

回忆起丈夫，李志强的妻子使用了宽容这个词。妻子的年纪比李志强小，在妻子发火的时候，李志强从来都是哄劝，从不生气。一天晚上，妻子看到屋子有些脏，让李志强拖一下地，但李志强工作很累就没有动。妻子发火了，李志强便不声不响地起来，拿起拖把开始拖地。妻子回忆起这件事时抽泣起来：我应该让他多休息一下啊！

李志强还是个孝顺的孩子，李志强的岳父曾经在香山被马蜂叮了，脸肿得很厉害，岳母打电话过来说晚上不方便，让李志强夫妻第二天再过去，但李志强坚持连夜过去，陪着岳父输液。李志强的母亲很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她生病住院，李志强在城管分队里尽管很忙，但是每天中午都准时将盒饭送到病床前，还不停问她输液的情况。医院的护士们都说，李志强这儿子像姑娘一样细心。

2006年8月6日，李志强的父母到北戴河，当天他们在北京见了儿子最后一面。8月10日父母回京时，李志强连打了4个电话准备去接站，但父亲都没让接，因为他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回京的具体时间，不想耽误儿子的工作。但不想就此生死永别，白发人送黑发人。提起儿子的殉职，李志强的父亲忍不住痛哭，因为李志强去世的那个时间本来是到车站接父母的。

那个时间是2006年8月11日16时50分。

血色黄昏，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最后时刻

2006年8月11日16时50分，这是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和小贩崔英杰相遇的时间。这个时候，36岁的北京城管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参加城管组织的联合整治行动，城管车队从海龙大厦前兜了一个圈，来到科贸大厦西北侧。这是北京城管组织的联合整治行动的第三天，距离这次行动结束时间18时只剩下1小时10分钟。

此时，23岁的崔英杰刚刚出摊，正在科贸大厦门前卖烤肠，城管的出现让他措手不及。3个月前刚刚调任海淀分队担任副队长的李志强和他的同事们封堵了崔英杰的去路。但是，崔英杰并不甘心自己新买的三轮车和炉子被没收，他苦苦哀求着，手里拿着用来切烤肠的小刀。

十几名城管人员围绕在崔英杰周围，崔英杰手里紧握小刀舞动着，他双手紧紧拽住三轮车，哀求的口气很软弱：“把车给我留下吧，其他你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这是我刚刚借钱买的啊。”但是，这种司空见惯的哀求没有打动城管人员，他们提醒崔英杰说：“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但是，崔英杰并没有放下右手中的刀，而是紧紧拽住三轮车哀求着：“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请把我的三轮车留下吧！”最终，崔英杰的哀求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城管收缴成功开始回撤。之后，崔英杰放弃了努力，退回到巷子中。

当城管队员协助李志强把三轮车抬到城管的卡车那一刻，崔英杰心痛了，那是他刚刚花500块钱买来的新车。眼看着装载着三轮车的城管车队马上就要准备离开，这时，崔英杰从人群中再次冲了出来，反手握着那把切烤肠的刀走向李志强。崔英杰曾经亲眼看到过新疆卖哈密瓜的商贩经过苦苦哀求要回了自己的三轮车，他非常心痛自己的新车，他想最后试一试。抱着这个想法，崔英杰就又冲了上去。

就在崔英杰和李志强擦肩而过时，李志强的手和崔英杰的手碰了一下，崔英杰以为李志强要抓他，接受过良好军事格斗训练的崔英杰挥动着自己手中的尖刀，本能地随手朝李志强挥去。

对于曾为军人的崔英杰的这一致命动作，李志强还没来得及表现出应有的恐惧和反抗，崔英杰就已经把刀子扎在他的锁骨与咽喉之间，血柱立刻从咽喉处喷出了一尺多高。此时，崔英杰的手中只剩下了一把红色的刀柄，10.5厘米长的刀片深深地嵌入了李志强的身体里。李志强本能地用手按住伤口，但是喷涌而出的血在指缝间汩汩涌出。

城管队员迅速将李志强送往海淀医院，但是，尖刀深深嵌在李志强的脖子里，这把刀直接刺在了颈部主动脉，刀口断在了李志强身体里面。刀长10.5厘米，宽2.3厘米，李志强的气管、颈动脉被割断，体内大量淤血，伤势十分严重，虽然医院全力施救，仍未挽回李志强的生命。最终，李志强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崔英杰将尖刀插入李志强的脖颈之后，他当然知道自己闯祸了，他扔下手中的刀柄，迅速向小巷跑去。因为城管队员当时都着急送李志强去医院，虽然派人围堵崔英杰，但还是让崔英杰跑了。

崔英杰逃离现场后，因为手上没钱，他很快找到自己的朋友借钱，并在朋友的安排下逃到了天津。到达天津之后，崔英杰曾经发短信给朋友询问李志强的伤势状况，但他并没得到确切的消息。8月12日早上5点30分，在逃亡了11个小时之后，崔英杰在天津塘沽区被警方抓获。

被抓获之后，崔英杰对自己挥刀扎伤李志强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此时，他并不知道李志强已经去世。

“小贩杀城管”案经过媒体的报道，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城管们习惯把每年的8月叫做“黑八月”。因为这段时间天气闷热，人情绪容易激动，据估算，与城管发生的暴力冲突75％发生在8月。

也有与城管周旋多年的商贩谈起自己的经验时说“要是崔英杰再在这行干上半年，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因为这些经验丰富的商贩们认为干这行要用旧车子，收了就收了，损失不会太大。崔英杰刚来不懂，一辆新车值四五百元，他舍不得才杀人。

枪下留人，判决受到普遍认可

崔英杰杀死李志强，这本来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由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却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生存权与城管执法合法性、合理性之间博弈的具有标本意义的事件。此案引起了众多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在网络各大论坛上，网民纷纷对崔英杰洒以同情之泪，众多学者发出了“慎用死刑、枪下留人”的呼吁。

李志强殉职后，为表彰李志强严格执法、不畏凶险、英勇献身的精神，北京市政府第127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批准李志强同志为革命烈士。李志强因此成为北京市城管执法机构成立8年来首位因公殉职的执法人员。而在北京市城管系统内，也发起向李志强同志学习的决定，并为李志强建了一个网上纪念馆。有一位李志强的同行留言：得知杀害您的凶手已经接受审判了，作为一个同行，感到很欣慰！期盼审判结果早日到来！

李志强殉职后，他的家人谢绝采访。经过半年多漫长而痛苦的煎熬，作为烈士家属，李志强的家人在听说崔英杰的家庭状况后，在崔英杰杀人案开庭前，主动放弃了民事索赔。

无论如何，崔英杰都要面对法律的审判。而在此案发生之后，法庭之外关于崔英杰案的争论和关注，从案发起就开始沸沸扬扬地展开了。从阵容强大的法律学者的研讨到铺天盖地的网民帖子，从痛失同行的城管群体到东躲西藏的小摊贩们，从旁听席上哭倒在亲人怀中的李志强之妻到眼中含着混浊泪水的崔英杰的父亲，无数人都在即将到来的判决中注视着崔英杰的生死。

崔英杰在北京杀死城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崔英杰的家乡，他的亲人得知崔英杰闯下大祸后像无头苍蝇无所适从，他的父亲一次次来到北京，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做才能保住儿子的命。经过媒体报道后，崔英杰的家里收到来自各地陌生人的汇款，附言里是些安慰的话。老家村民、小学中学、服役部队、保安同事纷纷写来求情信向法院证明崔英杰是个好人。

在法院判决之前，对于崔英杰杀人一案大致有两种声音：一是崔英杰该杀，二是崔英杰不该杀。而崔英杰在法庭上供述时说：“我根本不想杀他，造成伤害我忏悔，我愿意承担责任。”法庭上说这些话时崔英杰硬朗的脸上流着眼泪。

而自崔英杰得知自己挥刀夺去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生命起，他一直在看守所等待可能随时而至的死刑判决。

2006年12月12日，“小贩杀城管”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与崔英杰同时站在法庭上的，是以窝藏罪被起诉、在他逃亡中提供帮助的4位朋友。

检方以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检方指控崔英杰是以暴力手段妨害城管执法人员执行公务，并持刀行凶致人死亡，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辩方反对这一指控，为崔英杰提供法律援助的两位律师认为，崔英杰的行为仅属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粗通法律的人都知道，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对崔英杰而言，两者最直接的区别就是生与死。

庭审中检方当庭播放了事发现场的录像资料，这被认为是本案中最为关键的证据。画面显示，十几个执法人员围绕在崔英杰周围，崔英杰手里紧握小刀本能地舞动，口气却软弱：把车给我留下，其他你们拿走。城管的声音在说，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争执的最后场面是崔英杰的手仍死抓住三轮车不放。“我哀求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就是请把我的三轮车留下，因为那是我头天刚刚借钱买的。”崔英杰在庭审中形容当时心情。

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和李劲松认为崔英杰故意杀人不成立。他们表示，犯罪的故意有两个特点：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崔英杰与被害人李志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崔英杰的行为是在挽救自己三轮车的同时，担心自己人身可能受到强制，急于脱身时一次随便的挥刀。崔英杰逃到天津后，曾向朋友发短信询问李志强的伤情，这一点可以证明崔英杰确实没有预见到李志强死亡的后果，对李的死亡结果没有主观上的希望或放任态度。

李志强的妻子旁听了当天的庭审，当录像显示李志强倒在血泊中时，她哭倒在家人的怀里。李志强去世后，留下了7岁的女儿，考虑到崔英杰的实际情况，她放弃了附带民事赔偿。

在辩护过程中，崔英杰的律师夏霖当庭为崔英杰发表了声情并茂的辩护，他在法庭上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淳朴，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崔英杰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英杰死刑，缓期2年执行。

整个宣判过程中，崔英杰情绪低落。他身着红色囚服，脚上戴着镣铐。进门后，他向旁听席张望着，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与数月前相比，崔英杰瘦了一大圈。法庭里不时传来老人的抽泣声。

崔英杰低头盯着地面，从头到尾一言未发。当听到“被告人崔英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时，崔英杰的身体稍微颤动了一下，脸上表情木然。当审判长最后念出“缓期2年执行”时，崔英杰的眼睛突然闭上了。在离开审判席时，他再次转头，深情地望向年迈的父母。整整10分钟的宣判，崔英杰几乎是闭着眼睛听完的，仿佛他要在心底记住与他有关的每一个字。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判决后的律师会见时，崔英杰对辩护律师李劲松表示，他有求死之心，他接受不了成为杀人犯的心理落差，因为将来待在监狱里会“给家人丢脸，是家里的负担”。但律师劝崔英杰服从判决，因为这是一个公平的判决。最后，崔英杰委托会见律师带给父母两句话。他说：“第一，让我大哥不要在北京干了，赶快回家。第二，妈妈岁数这么大了，以后不要再去挖煤了。”

在亲自听了崔英杰的宣判后，崔英杰54岁的母亲走出法院大门后泣不成声。“我的儿子保住了命。但我知道，李志强也是一个儿子，也有家人。”崔英杰的父亲说：“我今年56岁了，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孩子还能不能回来。”他们老两口计划去受害人李志强的墓前，替儿子道歉。他们还想向他的家人承诺，尽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经济条件，为受害人家长养老送终。

崔英杰的父亲最后托律师给崔英杰带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要崔英杰感谢公正的法律，给他留了一条命。“这样，你就有机会成为一个悔过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杀人犯死去。我们希望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承担起你的责任，为我们父母，也为被害人。”

判处死刑，但缓刑2年执行，这就意味着崔英杰可以不被立即执行死刑了，这是一个被各方普遍认可的结果。包括北京市城管局对崔英杰的判决结果，也表示“相信法律公正并尊重法院这一判决结果”。

和谐社会，城管和小贩最终需要什么

小贩崔英杰杀死城管李志强的案件终于有了一个受到大家认可的判决结果，作为普通公民，现在我们可以松下一口气，抛开那些让我们头痛的法律和城管机制问题，来心平气和地谈谈在未来的岁月里小贩和城管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希望不要再出现如此极端的伤心场景。

同情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在中国当下，同情弱者是一种更加现实的情感。同情杀人者，是因为杀人者有时也会是弱势人群，对弱势者的同情让我心如刀绞。但是，当弱势人群变成杀人犯，在受害者李志强没有得到足够的同情以前，在对崔英杰杀人的罪恶没有进行审判之前，盲目同情崔英杰，对于李志强和他的家庭以及他从事的工作，都是一种不尊重甚至是亵渎。

当这个轰动全国的大案审结之后，当我们审慎地把这个案子放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量时，对于崔英杰来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而是需要考虑李志强和崔英杰如何达到某种“和谐”。

我们无法忘记崔英杰在法庭上流下忏悔泪水时说的话：“我没有文化，不懂技术，来北京是想用自己的双手谋生。我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发不了工资，只好摆个摊卖烤肠。我不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我对被害人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承担责任。”

三轮车是崔英杰唯一值钱的财产，也是他所有的希望。试问，有谁在遭遇到这种残酷打击下还能保持冷静？被收缴了承载着他人生期望的三轮车的崔英杰感到万念俱灰，他和许多来北京飘荡身无分文的穷孩子一样，在旁人看来，这辆三轮车不过值三五百元，可在崔英杰心里，却是他和他全家的全部希望，没了它就等于没了崔英杰的生活希望。崔英杰在挥刀的那一刻也许绝望了，一个绝望的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谁也不知道崔英杰在这一瞬间都想了些什么，也许他什么也来不及想，只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本能行动。此时，那把切烤肠的小刀变成了令人生畏的杀人利器，李志强这位城市秩序的维护者，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仰面栽倒。

崔英杰需要的和谐，也许仅仅是他沾满烤肠油渍的手接过的那几块钱。而李志强需要的和谐，是这个城市的街道不再那么杂乱、拥堵。他们需要的和谐都没有错，只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相遇酿成大祸。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种甚至很多种办法来消解这种“猫”与“鼠”的对抗。

城管所面对的大多是从事个体商贩的老百姓。城管作为政府的派出执法人员，理论上应该是“公仆”，理论上必须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待这些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但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了恪尽职守的“猫”，那些违纪的“父母”在他们眼里变成了“老鼠”，对待理论上的“父母”，他们通常采用的办法就是“查抄”。

如果家财万贯或者生活富裕，没有谁愿意当沿街叫卖的小贩，城管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所以必须用善良的心态，以规劝的方式，热情而妥善地处理这类事情。如果城管人员只会通过没收个体商贩的物品进行管理，在人们眼里就改变了性质。如果城管不尊重一个小商贩对于他那架三轮车、那个锅的所有权，那是国家公职人员吗？如果城管在执法时首先张扬出来暴力倾向，那他还是国家的公仆吗？

作为一名为国家站过岗的战士，退伍后的崔英杰们将面临什么呢？他们也许将面临着失业，也许面临着贫困。他们在部队所学的专业、所掌握的军事技能将怎么样得到运用，那些退伍的战士们希望社会能够关注那些身怀绝技却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们。崔英杰退伍后来到北京，一无学历二无资本，作为一个退伍军人最好找的工作就是保安，在被拖欠了好几个月工资的情况下，他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只能在街头巷尾摆摊卖烤肠。当然，我们不能单纯强调崔英杰是不是退伍军人，因为，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个公民，都有卖香肠的权利！

其实，李志强和崔英杰都是普通老百姓。从本质上说，他们两个都没什么区别，都是为了谋生。我们不能对李志强的殉职说三道四，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城管队长，他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我们必须对李志强表示无限敬意。崔英杰杀人，就应当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我们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么才能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在此案前后，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门执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本案虽以最极端的面目突然出现，却绝非偶然事件，而正暴露了以压制性手段进行城市管理的制度漏洞和突出矛盾。从更深层意义看，我们还可以说它反射出社会变革中公权力和私权利日益尖锐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继续存在或者无限加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城市的每个街头，可能都正站着一个崔英杰。

城市小摊贩和城管的冲突，是近年来我们城市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景象，崔英杰案只是其中最不幸的一幕，但是不管城管的力度如何加强，“无证摊贩”等问题始终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但是，要把一个城市动辄几万、几十万的“无证商贩”全给“管”好了、“规范”好了，绝不是靠简单化的取缔和查抄政策能解决得了的。无论多么发达的城市，在规划之初，就该留出足够的空间，给小商小贩以低门槛、高效率的经营场所，才能解决市容整洁与现实生存这一看似矛盾的需要。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观念要变，不能为了追求城市管理的洁净、整齐、文明，就一刀切地把所有看不惯的东西都赶出城外。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志强和崔英杰正用自己的遭遇推动城市管理理念的改变进程。在李志强被害之后，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对于小商贩的管理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城市划出专门的区域供小贩摆摊，北京对于小商贩的经营管理也缓和了许多。

当崔英杰们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天地之大，崔英杰们需要一条生存的路，这是摆在政府和城市管理者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毫无疑问，崔英杰杀人有罪，他终究要为自己的冲动不冷静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给崔英杰判了死缓就忘记崔英杰那挥出的一刀。那是一把刀吗？那是一声寻求生存的呐喊，一个催人泪下的对于和谐的呼唤！

沸沸扬扬的“小贩杀城管”案告一段落，但我多么希望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的某一天，小贩崔英杰和城管副队长李志强在天堂里相遇，那里是一片多么和谐的乐土啊。高楼林立的中关村依然车水马龙，除了金碧辉煌的商场、酒店、科贸大厦，还有留给崔英杰这样的小商贩一块小小的热闹场地，城管副队长李志强不时帮助崔英杰维持着秩序，而崔英杰快乐地拿出自己刚刚做出的热乎乎的烤肠招呼着城管哥哥李志强。在那里，李志强和崔英杰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在天堂的一个三轮车支起的烤肠小摊上，他们正在一起喝着二锅头……

那是多么和谐的一个场面啊，那时候，再也没有人把李志强当作“猫”了，崔英杰也不会把自己当作时刻逃跑的“老鼠”。

第二卷缱绻与决绝第二章工程师复仇血溅研究院

2006年6月8日，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该单位8年前被辞退的工程师王衍芳持刀闯入研究院，杀害了前任院长和前任书记。

从工程师到辞退职工，从北大高材生到像死狗一样被扔出来的废物，王衍芳忍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击。除了第一次打击是来自天命，他无法抗争。但后来的几次打击，王衍芳觉得给他造成灭顶之灾的是研究院，是陆院长和米书记。

王衍芳被辞退后，妻子同他离婚，并带走了两个女儿。王衍芳随之承受了妻离子散的人生第六次打击，这时候的王衍芳已经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他唯一的想法是与那些改变他人生的人同归于尽。

从2006年10月12日王衍芳被起诉到法院以来，王衍芳杀人案的相关资料在我的案头已经搁置了8个月，但我却一直没有动笔写这个案子。从开庭到宣判，我两次旁听这个案件的审判过程，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但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这个被众多媒体称之为“逼上梁山”的杀人犯。

我曾经把制造王府井血案撞死撞伤9名无辜者的艾绍强与梁山上的武松作过比较，得出个人恐怖主义的结论。但是，对这个被称作“逼上梁山”的王衍芳，我至今却不知道怎么定位才合宜。我只是常常在望着王衍芳杀人案的卷宗发呆的时候，眼前浮现出电视连续剧中的两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节中，林冲挥舞着花枪在山神庙前刺死陆虞侯，此时大雪横飞，林教头豹眼圆睁恰似一团火球。那个仰拍的镜头，让人感到复仇后的酣畅淋漓。

第二个画面是“宋江三败高太尉”一节中，林冲得知梁山兄弟捉住高俅，提一口单刀直奔聚义厅，要了断高俅老儿的性命以雪前仇，却不想被拦在城门下，悲愤交加的林冲一口热血喷薄而出，顿时昏倒在城门之下。那个俯拍的镜头，让人感到的是无尽压抑。

对于王衍芳杀人案，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压抑。而王衍芳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杀人现场，他所表现出来的却似乎是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

一百零八条好汉上梁山的起因、动机、条件都不相同，但有一条是相同的，那就是“官逼民反”，而林冲的上梁山最能说明“被逼”这贯穿全书的主题。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受人敬重，生活富裕，有个美满的家庭。他本无造反之心，然而高俅百般陷害，逼得他不得不走上反抗的道路。林冲由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到逼上梁山的故事，是“官逼民反”的最典型例子。

林冲是好汉，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杀坏人时我们跟着一起感受某种快感。但是，对于本案中杀死两位前任领导的王衍芳，我们却不能把他跟林冲对等起来。因为林冲是无辜被高俅陷害而逼上梁山，而王衍芳却是因为自己赌博和行为不检点等原因被辞退，尽管从他个人的感受上是受到了单位领导的不公正待遇。但是，良知告诉我们，王衍芳把自己的人生糟糕境遇完全归咎于领导所逼并杀害两位前领导，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都应该受到审判和谴责。

庭审之后，我多次仔细翻阅王衍芳杀人卷宗，直到今天，才在字里行间发现两个令人可怖的字：复仇。王衍芳在被单位开除之后整整8年时间里，他处心积虑地想到和实施的只有这两个字。那么，是什么让王衍芳会如此毅然决然地用8年时间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呢？

五次打击，北大高材生落魄18年

比起林冲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来，王衍芳的来历也算不错。王衍芳1954年10月7日生于辽宁沈阳市，198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应该比现在的博士生要吃香得多。

王衍芳毕业后作为高材生进入北京市化工局科研处工作，1982年调到北京东方化工厂研究所。之后，王衍芳与在医院工作的妻子结婚，并生下一个有残疾的女儿。为了照顾家庭，1984年王衍芳调入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担任研究员。5年之后，根据国家有关政策，他们又生了第二个女儿。

大女儿的残疾是带给刚刚组成家庭的王衍芳的第一次打击，但是，年轻的王衍芳很快走出阴影振作起来，因为这个家庭需要他来支撑。他把精力投入在工作之中，加上他沉默寡言待人仗义，受到单位同事和领导的好评。很快，王衍芳就成为令人羡慕的工程师，在同龄人中，王衍芳是毫无疑问的佼佼者。

王衍芳人生的第二次打击是1991年。这一年，建筑工程研究院成立了一个涂料课题研究小组，一位姓陈的大姐担任课题组组长，王衍芳是组员。课题研究小组成立不久，研究院陆院长突然把王衍芳叫到办公室里问：“你是不是把单位的设备和涂料配方卖了？”

“没有啊，您这是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啊！”王衍芳以为陆院长跟他开玩笑。

“有人向院里反映，说是你卖了设备和涂料配方，你还不承认吗？”陆院长非常严肃。

“胡说八道，哪个王八蛋在打我的小报告？你们当领导的凭什么不查清楚就相信别人的陷害？”脾气倔强的王衍芳认为自己没有卖配方，自然不承认这种诬陷。这次与陆院长的谈话不欢而散。

回到家里，王衍芳越想越不对劲，他想来想去，觉得打小报告的就是平时对自己不怎么好的陈大姐，现在又是自己的组长，一气之下，王衍芳第二天就从课题小组撤了出来。在之后的3个月时间里，院里对王衍芳偷卖设备和涂料配方的事情进行了审查，但最后却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好不了了之。王衍芳为此闷闷不乐，觉得领导在有意整他，他跟领导的关系也慢慢疏远起来。对于工作，王衍芳再也不那么上心，在一些朋友的带动下，他慢慢迷恋上了打牌赌博，甚至上班时间也瞒着领导溜出去找人玩麻将，随着赌瘾的养成，王衍芳逐渐将工作荒废。这些事情反映到领导那里，更加加剧了领导对他的不满。

第三次打击在1992年。这一年研究院里分房子，按当时的房屋分配原则，单位可以将职工的福利住房卖给个人。但在这次单位房屋改革中，研究院因为王衍芳卖设备和涂料配方的事情一直没有结论，加上此后他赌博耽误工作，单位就没有将福利房卖给他。直到院里其他人的房子都已经办理了买卖手续，王衍芳才知道事情的真相。王衍芳没有从自己的缺点找原因，反而认为是领导在有意整他，他觉得单位的决定就是领导说了算，是陆院长从中作梗。由此，他忌恨上了陆院长。

第四次打击是1993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为了能够照顾自己患病的母亲，孝顺的王衍芳把母亲在崇文区的房子与同事换了房，王衍芳当时考虑两个便利，一是换到了自己的住房附近可以照顾母亲，二是同事的房子有暖气，能够让母亲过个暖和冬天。但是，正当王衍芳的母亲住进那间小平房之后，房子里的暖气却莫名其妙地被停了。王衍芳非常恼火，认为是陆院长下令给停的，他只好找到院里的米书记，但米书记表示不知道这件事情。王衍芳一气之下又找到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但是，折腾了一圈儿之后仍然没有解决暖气问题。此时已经是12月的隆冬，王衍芳只好将被冻了很久的母亲送到大哥那里。没想到，母亲刚到大哥那里就大病一场，之后经过医治，命虽然保住了，母亲却从此一病不起，差点变成了植物人。王衍芳觉得，母亲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院里给停了暖气造成的，由此，他更加痛恨陆院长、米书记了。

此后，王衍芳多次找上级领导反映此事，最终通了暖气，也帮助其他十几户都装上了暖气，街坊邻居都沾了他的光，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领导们对王衍芳更不满意了。

接踵而至的是第五次打击，这个打击对王衍芳来说才是真正致命的。1995年院里成立了装饰研究所，王衍芳因为学化工出身，正好专业对口，被分配到装饰研究所。面对生活日益窘迫，他一度产生了洗心革面的想法，并向领导发誓“再赌就剁一只手”。但不久，王衍芳的保证便落了空。

研究院是国家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因此，单位里的工程师需完成科研成果、专利、发表学术文章等软指标，或者达到一定收入的硬指标，但这些王衍芳都做不到。1996年研究院改制，由院长聘任中层干部，中层干部聘任职工，当时因为王衍芳的赌博以及和领导关系的僵化，已经没有科室愿意接收他。按照研究院当时的规定，凡无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均由研究院下属的发展中心接收。1997年，王衍芳与发展中心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该中心规定，每位职工每年需要完成3万元的盈利额上交到院里，否则就中止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按期上交3万元，王衍芳就要卷铺盖回家。这不是那种获得某种补偿的下岗，而是被辞退，被辞退的职工是没有任何待遇的。

但是，到1997年底，王衍芳第一年度没有完成指标，他只好借了1万元找院领导，希望院领导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把没有完成的指标顺延到1998年完成。按照院里的规定，本应终止劳动合同，但面对王衍芳的请求，发展中心又与王衍芳续签了一年劳动合同，但在合同期内，王衍芳仍没能完成指标。1998年2月，研究院将王衍芳的档案转至王衍芳居住的街道，不再与他签订劳动合同。也就是说，王衍芳被辞退了。

王衍芳被辞退时，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毕竟自己毕业于名牌大学，是单位里的工程师。那一天他依然照常去上班，但单位的人告诉他，说他被辞退了。他跑到单位人事部门和街道一查，才知道是真的。

处心积虑，八年寻枪为复仇

工作了18年的王衍芳失业了，但失业的王衍芳还要养活老婆孩子。被辞退后，王衍芳一直没找到工作。之后的8年里，王衍芳生活陷入窘困状态，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他甚至卖掉了原单位分配的一套房子，靠房租糊口。自己住在院内母亲那间七八平方米的平房内，为了生存，他甚至去扛过大包。

当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也是最无畏的时候。王衍芳没房子、没老婆、没孩子、没工作，这时候他单身一个还怕谁？

在离开研究院之前，王衍芳曾找到一位院领导谈话，希望化解矛盾，王衍芳曾经留下一句话：“我活是研究院的人，死是研究院的鬼！”但是，领导们仅仅以为这是一种语言上的威胁，当即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也只是来人把王衍芳劝走了事。

没有人想到王衍芳会真的以死复仇。其实，从1998年3月走出研究院的那一刻，王衍芳就下定决心杀掉那些改变他命运的人。王衍芳觉得，是陈大姐打小报告，自己才落得这个下场，而陆院长和米书记是穿一条裤子的同伙，他最初把报仇的目标定在了前任领导以及陈大姐身上。

杀人需要工具，王衍芳离开研究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准备杀人工具，他决定购买一把枪。

陷入复仇狂态的王衍芳开始了他的“寻枪”之旅，在1998年到2003年的5年时间里，王衍芳从来没有停止过买枪。在这5年到处找人买枪的过程中，王衍芳去过门头沟、昌平甚至河北燕郊镇，他几乎遇见谁就让人家帮着他买枪，而他找的这些人他根本就不认识。王衍芳就这样瞎转了5年，结果是枪没有买到，却让人骗去了2万多块钱。

被辞退之初，王衍芳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毕竟是40多岁的人了，找工作遇到很大困难，经济方面几乎一贫如洗。后来加上妻离子散，没有经济收入的王衍芳开始自暴自弃，整天喝酒、赌博，逢酒必醉，每次喝酒之后，他就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大骂领导，多次扬言“要宰了书记和院长”，王衍芳的这些话整个居民楼的人都听见过，但很少有人相信蔫蔫的王衍芳真的会去杀人。

在买枪复仇的过程中，王衍芳变换了策略，既然领导不让自己好过，他也不让领导们过上安生日子。从2000年开始，王衍芳频繁出现在各级领导的家里，多次招致民警前来协调。上级主管单位领导、研究院领导、人大代表，甚至辖区派出所，王衍芳都找过，目的就是为了回研究院工作，得到自己应有的待遇。但是，王衍芳的要求依然没有得到正面答复，倒是王衍芳扬言要报复领导的说法广为人知。但这些话王衍芳说得太多了，几乎每次喝酒的时候都要说上几遍，别人都以为王衍芳是在撒酒疯，没人相信王衍芳会真的跟领导拼命。

没有人相信“狼真的会来”。

到2003年春节前，王衍芳依然没买到枪，但是他觉得这个时候不能单靠买枪来解决问题了，于是，他准备了两把刀、一把装修人员使用的射钉枪和一桶汽油，他原来的打算是先砍死陆院长和米书记，然后火烧研究院。但没想到，王衍芳赶到研究院时，当时只有米书记一个人在场，而且和颜悦色地跟他说话。王衍芳一看只有米书记和另外一个院领导在场，他决定放弃这次行动。

米书记见王衍芳杀气腾腾地赶来，也许那天心情不错，他微笑着问王衍芳：“老王，最近忙什么呢？”

“我一直想买枪杀了你们，但花了2万多一直没有买到，怎么，你把我买枪的钱给出了？今天你不解决问题我就要杀人放火了！”王衍芳的眼里冒着绝望的光，死死盯着米书记。米书记让王衍芳气势汹汹的样子吓毛了，虽然之前王衍芳曾经多次来找麻烦，但从来都是两手空空，这次又是菜刀、又是汽油、又是射钉枪，如此大动干戈让米书记不知所措。最后，王衍芳的恐吓得逞了，他从院里拿走了2万元，回家过了一个还算富足的春节。

这时，楼下的员工听到楼上有动静，急忙跑来，见王衍芳拿着血淋淋的菜刀，都吓得跑开了。王衍芳提着菜刀和黄挎包直奔三楼米书记的办公室，但办公室没有人，王衍芳迅速向二楼找去。此时米书记正在一间办公室前与几个同事聊天，王衍芳挥刀直奔米书记而去。米书记见势急忙从办公室拿起一把椅子抵挡，王衍芳一刀砍去，因为用力过猛菜刀飞了出去。米书记见状急忙向三楼跑去，王衍芳二话不说，从挎包里抽出水果刀紧追而去。在过道里，一位同事用椅子顶住王衍芳，但杀红了眼的王衍芳大喊一声“少管闲事”，推开同事追到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楼梯时，王衍芳从米书记背后捅了一刀，米书记当即倒下。恰好路过此处的工会副主席正欲上前拉住王衍芳，也被王衍芳的刀子划伤了手。

就这样，在10分钟的时间里王衍芳连杀2人。随后，满身鲜血的王衍芳走出办公楼到路边打车，准备去买汽油烧了研究院，但是，过往司机没有一个敢停车。

研究院里的3名保安得知王衍芳杀人后，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王衍芳。王衍芳拿着刀对保安说：“给我离远点，这事跟你们无关。”随后，王衍芳回到四楼的一间办公室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110报警：“我叫王衍芳，我在复兴路34号院杀了两个人，你们赶快来！”之后，王衍芳又打给电视台“特别关注”栏目组电话，告诉栏目组的人说：“我半年前寄给你们的信可以打开看了。”

打完电话后，王衍芳拿着刀来到楼顶，此时警察已经赶至现场，将王衍芳围困在楼顶。在与谈判专家交谈近1个小时后，王衍芳被民警制伏。

被捕后，王衍芳对杀人的事情供认不讳。

2006年9月25日，在案发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王衍芳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法庭上，王衍芳对自己杀人的罪行供认不讳。

2006年11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衍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给绝望者以希望，是社会和谐的起码底线

王衍芳目无国法，杀人手段狠毒，实属万恶不赦，似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3条人命，3个家庭，顿时毁于一个不理智的报复。王衍芳的杀人动机难道不该令我们感叹深思吗？

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如果不是王衍芳赌博不上班，甚至还有倒卖设备和涂料配方的行为，领导们会为难王衍芳吗？难道两位领导就一定是害得王衍芳妻离子散、生活无着落的直接仇人？也许是因为当时研究院的某种规定或者集体讨论，院长、书记不得不这样做，也许是因为院长、书记办事不太圆滑结下了仇恨。因为他们当年恰好在那个位置上，他不得不为王衍芳的仇恨承担风险。

但在本文中，我们应该还注意到一些关键词：改制、承包、辞退、返聘……，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单位“改革”的历程。王衍芳参加工作不久就成为研究员，说明他不是什么也干不成的草包。但是，现实的情况是，经过一次次人生打击，1998年44岁的王衍芳最终因为单位“改制”被实实在在地淘汰了。

如果将一些单位“改制”的措施比作“地图”，这些措施就是一把软软的看不见的匕首，被这把匕首所伤的人，更多的是自己舔舔伤口继续挣扎在人生的苦旅中。但是，总有不堪重压的人会就走极端，王衍芳就属于后者，而凶手王衍芳在杀人时连“地图”都免了，直接举起菜刀就砍向领导，这种行为令人发指，也令人深思。

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那些现在手中还有些权力的领导们需要记住。

当然，把离开单位8年的王衍芳的犯罪原因完全归罪于企业、甚至归罪于改革和领导，也是毫无道理的。根据有关材料证实，研究院在两位被杀害的老领导带领下，获得几十项省部级科技奖，其中陆院长个人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享受国家级特贴的国内知名专家。他们领导的研究院年收入由几百万元发展到上亿元，连年被北京市评为北京市科研院所中的前十名，科技人员收入大幅度提高，研究所的广大员工非常爱戴、尊敬这两位老领导！

猛一看，这起血案猝不及防，突然发生，是偶然事件，但要看到王衍芳的复仇已经酝酿了8年，王衍芳早存害人之意、杀人之心。试想，在这漫长的8年之中，倘若有一次有效的思想工作化解他与单位日趋激化的矛盾，倘若有一项得力的措施使他平静下来，倘若事前能够让他放下罪恶的屠刀，只要在某一个环节上制止了，都不至于酿成这起血案。很可惜，直到王衍芳杀了人之后，人们似乎才知道他真的敢杀人，而且连夺两命。人死不能复生，他的罪恶造成了几个家庭的悲剧，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和难以挽回的损失，代价实在太大了。

要改变王衍芳在工作、生活中的态度，要阻止他杀人的暴行，外因还是应该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很重要的一条，是要让他能够看到工作的前景和生活的希望，体会到人间的关爱和社会的温暖，同时要让他知道国法无情。总之，要让他明白是非和利害，抱有生活的希望，也要对国法有所畏惧。我们的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关心一下身边那些需要关心的人，帮他们一把，也许就拔掉了引爆仇恨的“导火索”，就会使他们放下将要举起的屠刀，也许就会平安无事了。怕就怕冷漠、推诿和敷衍，更怕的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

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了向大家讲述一个刑事案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意义远远大于关注个案事件本身。建立和谐社会不是远大的理想，而是切实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建立起公平的制度。制度不公平，多数人的利益受损，那就必然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不患寡而患不均，古往今来同一个道理。给无路者一条路，给绝望者以希望，不是出于道德要求，而是社会和谐的起码底线。最近电视台在播演《贞观之治》，魏征劝谏李世民的一句话到今天还很管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王衍芳临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你们等着，过了春节我再来找你们谈！”院里怕王衍芳再来闹事，连忙加强了保安力量，天天在办公楼前巡逻。王衍芳得知后对一位院领导说：“你们不要那么剑拔弩张，既然我说节后谈事，在我限定的期限内不会有任何事情。”

果然，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王衍芳没有闹事。但是，到了2003年年底，见研究院依然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主动找自己谈，王衍芳再次找上门去，为自己当年买房子的事要说法。为了防止王衍芳继续闹事，在当地派出所所长的主持下，2003年12月17日，由研究院工会主席和王衍芳签订了一份《关于王衍芳购房问题的决定》。研究院决定王衍芳以1992年房价购买他所居住的单位一套福利房，同时免去王衍芳拖欠的房租、采暖、水电、卫生费用2.7万元，条件是王衍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院里和院领导解决任何问题。

王衍芳也在“决定”上签字，承诺不再要求院里解决任何问题，同时表示原先发生的事情请院里和派出所领导谅解。

就这样，王衍芳以一万多元的价格从单位买到一套房子，当时，王衍芳非常高兴，此后的几年里，王衍芳按照自己的承诺，果然很少来再到院里找领导的麻烦。

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王衍芳复仇的决心犹如一根导火索，从来就没有改变过燃点，只是没有遇到电光火石的那一瞬间。

图穷匕现，工程师血溅研究院

2004年2月，王衍芳将刚刚买下的房子卖了出去，他需要钱养活自己残疾的大女儿和正在上学的小女儿，还要为卧病在床的老母亲治病。但是，2006年春节前，王衍芳的母亲真的变成了植物人，没有办法，王衍芳只好把母亲送进了敬老院。这件事情对困顿不堪又非常孝顺的王衍芳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8年前那个杀人的念头不可遏制地被点燃了！

王衍芳不能不拿自己跟陆院长和米书记作比较，他们都是退休后仍被返聘担任领导，但王衍芳8年没有工作，而且没有申请下来低保，天天自己生闷气。王衍芳对此极其愤慨，心想自己因改制被解雇，可领导退休还当官，他的内心极不平衡。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王衍芳再次去单位找领导，每隔几天就去找他们讨说法，要求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但始终没得到解决。

2006年1月8日，王衍芳找到退休后返聘的陆院长谈了10分钟，让陆院长半年内给自己一个说法。之后，王衍芳转身来到派出所找到所长说：“我从今天开始活腻了，说不定哪天我要杀人，为了这一方水土保持安宁，你把我抓起来吧！”

但是，忙于工作的所长安慰王衍芳说：“你的事情我们再调解调解，你回去等我电话吧，好好过个年！”

回家后，王衍芳写下了一份《一个男人的自白》，并把这份自白邮寄给一家电视台的“特别关注”栏目组，王衍芳在信封上特别注明，让收信人半年后才可以打开看。

没有人知道在这半年时间里，去意已决的王衍芳是怎样过的，按照他自己定下的时间表，2006年6月8日是半年的最后期限。但是，在这个期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主动来找王衍芳谈，也没有任何一个知心朋友能够从旁规劝。

2006年6月1日，王衍芳将自己那间六七平方米的平房过户给了小女儿，又将房子以小女儿的名义租了出去，并预收了3个月的租金3600元钱，随后马上就拿去还了所有赌债，还完之后，自己身上只剩几十块钱。

拿着这点钱，他已经无处可去，最后王衍芳只好挤在院子里一个熟人家住了几天，静静等待着6月8日的来临。

2006年6月8日上午10点30分，王衍芳肩挎一个黄挎包来到了研究院，他的挎包里是一把菜刀和一把一尺多长的水果刀。王衍芳揣着利器先来到四楼陆院长的办公室，由于这几年来王衍芳老跑到办公室找领导，双方虽然经常在屋里吵架，但也未动过手，因此进门后陆院长对他没有提防。王衍芳进门后把房门反锁上，拿出尖刀对陆院长说：“我原来告诉过你我活够了，今天是来带着你一块走的。”

陆院长一看王衍芳拿着刀，连忙上前抱住王衍芳，大声喊着：“你要干什么？快来人啊！”但此时菜刀已经雨点般砍在了陆院长身上，陆院长当场死亡。

第二卷缱绻与决绝第三章逃进监狱也枉然

2004年3月23日凌晨，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74号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院内JJ舞厅内发生一起两死一伤的惊天血案，2004年12月7日，参与此案的从犯王春明、赵丽娟等人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和3年。但是，真正的杀人凶手王京生却离奇逃遁，公安部发布B级通缉令进行全国通缉。但是，近2年过去了，首犯王京生却销声匿迹。

2005年6月27日，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对一起盗窃案的被告人尹松超作出判决，以盗窃罪判处尹松超有期徒刑1年2个月。但就在尹松超入狱服刑后的一次与监狱管教的谈话中，尹松超的一席话却让监狱管教人员吃了一惊。这个名叫尹松超的盗窃犯就是公安部通缉的B级逃犯王京生。2005年9月14日，化名尹松超的王京生被押解回京。2006年12月20日，王京生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并被执行枪决。

惊天血案，JJ舞厅两死一伤

王京生1978年3月2日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之后随父母定居在北京市海淀区。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父母之所以给孩子起名王京生，是希望孩子能够有着京城孩子那份高贵的“血统”和荣耀。但王京生带给父母的却是遗憾，因为厌恶学习而热衷于打架斗殴，他只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辍学回家了。

只有初中文化的王京生离开学校之后基本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王京生意识到需要有一种养活自己的手艺，于是他去学了开车，父亲掏钱给他买了一辆二手夏利车，他开始靠拉黑活赚钱。

2001年12月，王京生在海淀区白石桥一家餐厅认识了服务员赵丽娟，赵丽娟当时只有16岁，来自河北唐山。而23岁的王京生显然比她更成熟，这个含苞待放的女孩子得到了王京生的垂青。2002年6月，两人开始谈起了恋爱。

但是，两人好上没几天，王京生在赵丽娟工作的餐厅吃饭时与几个军人发生冲突，他感到面子上过不去，就带着几个小哥们儿拿着棍棒、铁锹和刀具，将3名军人打成轻伤。之后，王京生带着赵丽娟逃到四川躲避警方追捕。但王京生在四川因为水土不服只好回到北京，警方很快就找到了他。2003年3月20日，王京生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2003年9月，王京生从看守所里出来之后，把赵丽娟带到家里同居。2003年11月，为了更体面地多赚一点钱，王京生卖掉那辆二手夏利车，抵押贷款购买了一辆红旗轿车，继续他拉黑活的生意。之后，为了生活方便，王京生租了一间地下室，和赵丽娟一起住了进去。

在拉黑活的过程中，王京生认识了同样拉黑活的王春明，并成为很好的朋友。这种同行之间的友谊又延伸到各自的朋友，因此赵丽娟也与王春明以及王春明的女友成为了朋友。

王京生和王春明的业余爱好非常一致，他们的娱乐方式就是到迪厅里释放多余的能量。因此，离他们住处不远的JJ舞厅就成为他们经常去玩的地方。

2004年3月22日晚上，赵丽娟和王春明及其女友约好一起去JJ舞厅跳舞。晚上9点多，赵丽娟来到王春明家里，3个人分开吃了1片赵丽娟带来的摇头丸，就直奔JJ舞厅而去。这片摇头丸是2天前王京生带着赵丽娟刚刚买来的。

在赵丽娟他们到达迪厅之后，晚上11点左右，王京生开车拉着他的一位女性朋友王水芹也来到了JJ舞厅。30多岁的王水芹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自称是做粮食生意的，王京生是在拉黑活的时候认识的她。王京生与王春明等人会合后，几个人就在舞厅里要了几瓶啤酒，边喝边扭动起腰肢。

与此同时，来自安徽无为县的7个20多岁的老乡，也来到了JJ舞厅消遣。两拨同样年轻的舞客就在这个时间相遇了。

随着轰鸣的音乐节拍，在舞池里跳舞的王京生和王春明感到还不够疯狂，他们几个人跳到音箱上跳了起来。

时间到了2004年3月23日凌晨1点，王京生、王春明和王水芹等几个人边跳边站在音箱上喝酒，舞厅保安赶过来把他们劝了下来，因为舞厅不让客人站在音箱上喝酒，闷闷不乐的王京生感到没有面子，只好跳下音箱继续跳舞。此时，一个瘦高的男子边跳边靠近了正在狂舞的王水芹，那个瘦高男子舞动的双臂搂了王水芹一下，正在郁闷的王京生上前用他强壮的身体撞开了那个瘦高男子，并抬手狠狠打了那个瘦高男子一耳光，两人顿时争执起来，瘦高男子身边的两个朋友见状连忙把瘦高男子拉到了一边。这个瘦高男子和他的朋友，就是来自安徽无为的张正喜、王成国等人。

王京生见瘦高男子有帮手，他回身上了二楼取来自己的包，回来的时候他的手里已经攥住一把尖刀，那把1尺多长的尖刀是王京生开黑车时防身用的，他总是随身带着。但他下楼的时候，因为舞厅灯光闪烁，没有人发现他手中的刀。

下楼后的王京生找到了瘦高男子，两人继续厮打起来，王京生拿出尖刀朝瘦高男子胸部扎了一刀。此时，还在音箱上跳舞的王春明朝瘦高男子的头部踢了一脚，瘦高男子软软的躺在了地上。之后，王京生朝着瘦高男子的同伴、一个穿深色西服的年轻人身上扎去。随后，3个同伴中的一个白衣男子见状，惊恐地逃离舞厅准备打车离开，王京生从舞厅里追出来，打破出租车的车窗，用刀向白衣男子的肩部、臂部、头部猛刺数刀。

两死一伤的血案在瞬间内结束。作案后，王京生迅速打车逃离现场。王春明被舞厅保安抓住，赵丽娟等人趁乱离开了现场。

亡命天涯，转遍大半个中国

王京生杀人后，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他不敢开自己的车也不敢再回家，连忙打车逃到丰台区方庄附近一家他经常去的东北菜馆附近躲藏起来。

而刚刚逃回家的赵丽娟因为匆忙之中没有取自己存在舞厅的包，手机和钥匙都在包里。回家之后赵丽娟请地下室的管理员打开他们租住的房门，换掉溅满鲜血的衣服，出门打车寻找王京生。在出租车上，赵丽娟用出租司机的手机给王京生打了一个电话。得知王京生安全逃离之后，又返回住处给王京生拿了几件衣服赶到方庄与王京生会合。之后，王京生换掉血衣，两人打车逃到大兴区的一家浴池躲藏起来。

赶到浴池之后的王京生明白，警方很快就会展开搜捕他的大网。他对赵丽娟说：“咱俩分手吧，你明天就回老家吧。”

“为什么？”惊魂未定的赵丽娟问。

“你跟我在一起没有好结果，你要跟我在一起就回不了家了，你要想清楚。”王京生此时已经决定独自一人亡命天涯。

王京生躲到浴池之后，为了躲避警方高科技侦察手段，他把手机卡从手机里取了出来扔掉了。他从媒体上看到过，警方的高科技手段可以根据手机锁定机主所处的位置。

在浴池里躲避了一个晚上的王京生和赵丽娟一觉醒来已经是3月23日中午12点。王京生对赵丽娟说，你等我一下我出去找点钱去。之后，王京生离开浴池，用公用电话打给王水芹，让她送来了5000元钱。此时，赵丽娟想用王京生留下的手机打个电话，才发现王京生的手机里早已没有了手机卡。

1个小时之后，王京生回到浴池，拿出500元来给赵丽娟说：“你赶快回老家躲避一下吧，不要跟我走了。”但赵丽娟却要坚决跟王京生一起逃亡，她说：“上次你带我不是去过四川吗？这次你再带我去四川吧！”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了，我不能带你走，不然两个人都会完蛋的，我必须马上离开北京。我走了你也赶紧走吧。”说完，王京生顾不上赵丽娟，坐上开往黑龙江省大庆市的长途汽车。

王京生知道，北京火车站和北京西站以及机场等离开北京的一些交通要地肯定早已被警方布控。但因为北京开往全国各地的汽车站分布在北京城区的数十处，警方难以出动如此大量的警力把住每一个离开北京的出口。而自己在黑龙江没有亲友，警方一般不会考虑自己逃亡黑龙江，所以他选择了大庆市。

但是，王京生因为在大庆市并没有熟人，加上他一口北京腔，极容易暴露自己。逃到大庆市的王京生住在一些娱乐场所，避免跟其他人接触。但是，娱乐场所的消费是惊人的，王京生除了身上带着的4500元，并没有别的资金来源。在大庆市住了20多天之后，他手头就没有钱了。

此时，王京生得到消息，公安部已经向全国发布了B级通缉令，正在全国通缉他。如果没有钱，自己一天也在大庆市混不下去，王京生陷入极度恐慌之中，本来非常健壮的身体迅速清瘦下来，他决定马上逃离大庆。

王京生是个细心的人，他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既然全国已经张开了网，那么北京必然是一个死角，是最好的藏身之所。因为警方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隐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想到这些，王京生悄悄乘车溜回了北京，躲藏在大兴区的城乡结合部的一个朋友家里。

收留王京生的是王水芹介绍的一个叫尹老二的男人。这个尹老二因为不务正业，婚后不久就与妻子离婚了，老婆带着女儿离开了他。王水芹让王京生叫他“姐夫”，尹老二在大兴区给王京生租了一间小房子，王京生悄悄住了进去。

回到北京的王京生不敢跟自己的亲友联系，王水芹也不可能继续给他更多的钱，他很快就断绝了经济来源。吃人家的嘴短，王京生感到不好意思，又非常无奈。看到王京生实在没钱了，尹老二对王京生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带你去找点钱花吧。”说完拿出一把钥匙样的三角工具。

尹老二告诉王京生说：“这是王水芹给我的，也是你将来混饭吃的家伙，我带你出去试一次，以后就靠你了。”于是，尹老二租来一部桑塔纳轿车，当天深夜，两人在北京奥体中心门口。尹老二来到一辆停在路边的轿车后边，拿起那把工具，不到1分钟就把后备箱打开了，从后备箱里偷出一个包回到车上。

这次两人从包里找出来4000元现金，尹老二给了王京生1000元。之后，两人又再次来到朝阳区三里屯酒吧街盗窃了一次，得到了2万元现金，但尹老二却没有给王京生钱，王京生想尹老二已经收留了自己，他觉得应该为尹老二做点什么，所以尹老二独吞了那2万元他也没说什么。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四处逃亡的杀人犯，王京生只得收敛起自己的火爆脾气，忍气吞声了。

藏身监狱，危险的地方不安全

从一个拉黑活的司机成为杀人犯，最后沦落为一个靠盗窃轿车后备箱的毛贼，王京生很无奈，但只有这样才能够生存下去。在逃亡的日子里，王京生经常从噩梦中醒来，他本来170多斤的身体不到半年就变成了120多斤。

从2004年3月23日杀人逃亡大庆又回到北京，王京生一直隐匿在大兴区的出租屋里。到2004年11月份，眼看天气渐渐冷了，王京生才敢出门。但他不敢打正规出租车，怕被出租司机认出来。他只好打一些黑车出门，因为王京生拉过黑活，知道黑车司机一般不过问乘客的事情，那些通缉令也一般不会发到他们手里，相对比较安全一些。

在打黑车的过程中，王京生认识了开黑车的尹松超。23岁的尹松超是大兴区人，两人聊得非常投机。有一次，王京生突然发现尹松超的户口本就放在车上，他灵机一动对尹松超说：“我正在办出国手续，但我没有北京户口办不了签证，我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户口本，用你的名字办张身份证用？”

当时，大大咧咧的尹松超也没在意，对王京生的要求不置可否，他更没在意自己的户口本就放在车上，更不知道王京生什么时候把户口本给拿走了。他更没想到的是，王京生当天就拿着尹松超的户口本到当地派出所，冒用尹松超的名字办理了一张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等信息是尹松超的，但照片却是王京生的。

时刻小心翼翼的王京生和尹老二都知道，如果继续再在北京以同样手段撬后备箱，迟早会落入警方之手，到时候王京生杀人的罪行很容易被发现。而他们如果到外地，即使被抓住，警方只能按照他们身份证上的名字进行查证，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于是，2005年3月8日，王京生和尹老二来到江苏省昆山市。4月2日晚上，两人撬开一辆桑塔纳轿车，只偷到300块钱和一个数码相机。

300块钱对于刚刚进入一个陌生城市的王京生和尹老二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尽管此时怀揣着尹松超身份证的王京生不再担心身份暴露，但是，以王京生的性格，他宁愿做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也不愿意沦为一个小偷小摸的毛贼。

与其长期当个小偷，不如干脆躲进监狱去更安全。王京生突发奇想，自己这1年来的逃亡经历已经说明，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如果自己犯点小罪，再冒名尹松超住进昆山的监狱里，北京警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藏身监狱，这样一来，既逃避了警方的追捕，又不用提心吊胆地在外面四处躲藏，而且监狱里管吃管住，这是自己最好的一个去处了。

王京生不禁为自己的聪明而沾沾自喜了。他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这次不但要犯罪，而且一定要在光天化日之下犯罪，一定要让警方抓住现行才是上策。

2005年4月4日中午12点，王京生来到昆山市玉山镇政府的停车场，在众目睽睽之下撬开了一辆桑塔纳轿车的后备箱。但是，后备箱里只有4条硬盒中华烟，王京生顾不得许多，他拿起那4条香烟就走。

光天化日之下撬开别人的后备箱，实在太明目张胆了，在场的很多人以为王京生是在撬自己的车，根本没想到会有如此胆大的窃贼。王京生发现自己大摇大摆地走开没人注意，眼看计划就要落空，为了引起别人关注，他干脆甩开双脚跑了起来。见拿着烟逃跑的王京生，周围的人才回过味来，立即包围过来，跑了不到200米的王京生被群众扭送到当地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王京生得知这次盗窃的4条硬盒中华烟只值1680元时，为了增加自己的刑期，他干脆把4月2日与尹老二盗窃的那300元和数码相机的事情和盘托出。这样下来，王京生的盗窃数额达到4899元，已经构成了盗窃罪。

当然，警方在王京生的身上搜出的是尹松超的身份证，王京生也就被当作尹松超抓进了昆山市看守所。2005年6月27日，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尹松超”有期徒刑1年2个月。

如愿以偿地进了看守所，王京生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被判刑后“尹松超”的余刑不足1年，按照规定被留所执行，他被羁押在昆山市看守所服刑监区。

天网不漏，躲进监狱也枉然

王京生本以为这样一来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冒名尹松超犯下的盗窃罪，法院判决后要通知其户籍所在地执法机关。法院将尹松超的判决书按照尹松超的户籍所在地北京市大兴区邮寄到当地执法机关之后，有关人员发现尹松超正在家中开黑车并没有外出，随即向昆山市人民法院反馈了信息。2005年8月2日，得到反馈信息的昆山市人民法院，当即向昆山市看守所通报了尹松超个人信息资料存在疑点。

第二天一早，昆山市法院和看守所的相关人员联合对王京生进行了询问，但王京生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尹松超。警官们见无法排除疑点，只好联系北京市公安局查询有关尹松超的个人资料数据。在查询北京户籍老版本的信息系统中发现，的确有一名常住人口叫尹松超并且与在押的尹松超个人资料相吻合，但是，北京警方在新版本的查询系统中却发现了2名尹松超，身份证号相同，也都居住在大兴区，但具体居住地点不同。

一定有一个“尹松超”是假冒的。那么，怎么才能甄别在押的“尹松超”的真实身份呢？警方当即调出了尹松超的家庭成员详细资料，并与王京生一一核对。此时，对尹松超家庭情况一无所知的王京生慌了神，不但不能准确回答，而且冷汗一下子湿透了全身。

在押的“尹松超”一定是假冒的！那么这个冒名“尹松超”的人到底是谁呢？为了准确摸清王京生的身份，看守所立即决定把王京生从集体号改为单独关押，并专门安排警官单独看守。此时，警方使出了杀手锏，他们对王京生说：“我们马上把你的照片传到北京警方核对你的身份，希望你把握机会主动争取从宽处理，现在坦白算是自首，按法律规定有从轻判处的规定，如果等事情查清了以后再招供，就不算坦白自首了。”

听到这些，王京生禁不住大汗淋漓。被单独关押之后，看守所的领导当着王京生和审查他的警察的面作出指示：“不查出‘尹松超’的真实身份，你和尹松超都不能出监区。”

王京生万万没想到自己精心设计的躲避计策会百密一疏，他还想拼死抵抗，但是他明白，一旦自己的照片传到北京警方，自己杀人犯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坦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警官们的劝说，2005年8月3日下午1点，王京生终于全部交待了罪行：“我就是在北京杀死两人、重伤1人的公安部全国通缉的B级逃犯王京生。我不躲了，出事之后我天天做噩梦。报出这个名来，我终于轻松了。”说完，王京生仰天长叹了一声，重重地舒了一口气。

王京生的招供在昆山市看守所犹如一声炸雷，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小毛贼竟然是身负两条人命的B级通缉犯。当天，昆山警方立即与北京警方取得了联系。

2005年9月14日，北京警方将王京生押解回京。

王京生在潜逃过程中，尽管办理了假身份证，尽管躲进了监狱，但最终还是被抓获归案。从大庆到北京再到昆山市看守所，逃亡了1年多的王京生一直认为“最危险地方最安全”。但是，他忘了一句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逃亡的日子令王京生终身难忘，那段日子像噩梦一样始终纠缠着他忘也忘不掉。

2006年６月６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王京生故意杀人案。王京生是累犯，又在杀人后潜逃，他熟悉法律，他知道自己存在坦白的从轻条件。但是，王京生持刀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二人死亡，所犯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而且自首缺乏主动性，法院对王京生所犯故意杀人罪不予从轻处罚。法院一审判处王京生死刑。

2006年12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京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盗窃罪判处王京生有期徒刑6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法院判决王京生赔偿3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1万余元。

2006年12月20日，王京生在北京被执行死刑。

通常情况下，在文章的最后应该有一个所谓的理性分析作为结尾。但是，王京生故意杀人案已经非常清晰了，他的逃亡历程也非常清楚，再重复“法网恢恢”的结尾，不过是画蛇添足而已。

第二卷缱绻与决绝第四章甜蜜“京婚”的血腥走向

2007年3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震惊京城的“女婿杀岳母”案，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文宁死刑，缓期2年执行。

杀死岳母、重伤妻子，陈文宁这个有着美好前途的It白领就此身陷囹圄，而他苦苦维持的本来还算美满的家庭已经破碎不堪。出人意料的是，在庭审现场，即使承认自己被判处死缓是罪有应得，陈文宁依然拒绝对杀死岳母的行为进行忏悔，留下了让人感慨唏嘘的谈资……

招婿上门，北京岳母相中It白领

1998年7月，23岁的河北青年陈文宁从北京某名牌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义无反顾地留在北京找工作。陈文宁的老家在河北张家口农村，父亲早逝，母亲和三个姐姐勉强供他读完了大学。北京的四年大学生活，让陈文宁迷恋上了这个国际大都市。毕业后，他下定决心在北京成家立业。

因为在校成绩优异，且有多次社会实践的经验，陈文宁很顺利地被北京一家外资网络公司录用，成为一名电脑工程师。试用期后，他的月薪达到8000多元，成为国贸写字楼中一个年轻帅气的白领。他想在北京奋斗几年后，再努力把户口迁入北京。

在网络公司工作不久，当同事们得知陈文宁还单身一人时，很多热心人为他牵线搭桥。可是当他们介绍的一些北京女孩得知陈文宁来自河北农村，家里负担很重时，都很快没了下文。2000年春天，陈文宁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北京女孩刘红菱。刘红菱与陈文宁年龄相当，其父母原来都是海淀郊区的菜农，因北京市扩建征地，他们全家成了城镇居民，拥有北京市户口。刘红菱是家中独女，大专毕业后在海淀区一家服装公司当会计，月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

初次见面，陈文宁对长相清丽性格温柔的刘红菱感觉很不错，他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家境。刘红菱也相中了一表人材的陈文宁，又见他如此诚实厚道，便很快安排父母和他一起见面吃饭。

席间，面对刘家父母审视的目光，陈文宁表现得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刘家父母也没对他来自农村这一事实提出异议，由此他和刘红菱迅速确立了恋爱关系。

陈文宁有所不知的是，刘红菱的母亲王敏琴对于女儿此前的恋爱曾经参与过多次。因为王敏琴认为自己和老伴没有正式工作，将来肯定还要靠女儿女婿养老，所以不仅要为女儿找个能赚钱的老公，最重要的是要招个听话的上门女婿。而来自农村、收入高且一表人材的陈文宁无疑是个合适的人选。

刘红菱从小就是一个本分听话的孩子，遇事都由父母做主。其实，在认识陈文宁之前，刘红菱曾经跟大专时的同学李伟峰热恋了很久。李伟峰的父母都是下岗多年的北京市普通工人，他毕业后到一个事业单位当了个小办事员，月薪不到2000元。王敏琴自然不肯把女儿嫁给他，她果断粗暴地拆散了女儿的这段恋情。刘红菱虽然也寻死觅活过，但最终还是拗不过母亲。

当李伟峰得知刘红菱最终找了陈文宁时，曾愤恨地对她说：“你去找你的小白领吧！我倒要看看，将来谁混得好。”刘红菱当时以为李伟峰只是说说气话而已，没想到不久后，李伟峰真的从单位辞职了，与人合伙办起了一家公司。此后，他远离了刘红菱的生活。

2000年10月1日，在王敏琴的催促下，认识不到半年的刘红菱和陈文宁结婚了。婚后，王敏琴以省钱为由，让陈文宁退掉他在朝阳区的出租屋，和女儿一起住到海淀区他们那套政府还建的三室一厅住房里。这样一来，陈文宁上班一个来回就要三个多小时，但是考虑到岳母的好意，他没有提出异议。同时，陈文宁认为，自己在北京人地生疏，婚后岳母一家就是自己的亲人，所以他按照岳母的意见将财权交给妻子，自己只留一点零用钱。刘红菱从小依赖母亲，如今丈夫拿回来的钱她都悉数存到了母亲的存折上。当陈文宁弄明白了这点后心里很不舒服，对妻子说，他们按月交付生活费就行了，没必要把钱都存在一起，到时恐怕会引起一些矛盾。刘红菱便把丈夫的意见告知了母亲，王敏琴对女婿的意见不以为然，多次对小两口表白说：“我和你爸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以后这个家所有的财产还不都是你们的，还分什么你我啊。我帮你们把钱存着，还不是怕你们乱花了！”

陈文宁见岳母这么说，也不好再坚持经济分开了。作为工作在CBD商圈的白领阶层，他有不少应酬，而国贸一带的消费水平都比较高。这样一来，他的零用钱一般只能支撑一个星期，有时候请上一次客，兜里就见底了。这个“毛病”很快被岳母发现了，她让女儿控制一下陈文宁的花销。此后刘红菱比较留意陈文宁的口袋，见他兜里钱多了就拿出来，少了就补上，一般只保持在500元左右。刚开始，陈文宁觉得妻子是在关心自己，感觉省心又满意。可是慢慢地，刘红菱在金钱上的控制让他捉襟见肘。他私下里找她要钱，可没想到，妻子在岳母的指示下，不仅埋怨他一番，还将他的零用钱降到200元。陈文宁心里十分窝火，因为置身于别家屋檐下，他也只得忍了下来。

新婚的甜蜜很快过去，日常琐事便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陈文宁很快就发现上门女婿的处境不是那么简单。在这个家庭里，岳母是个絮絮叨叨的女人，刘红菱独立生活能力差，且凡事都听父母的。王敏琴事事过问的一些精明做派虽然让陈文宁看不惯，但为了家庭的安宁，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除此之外，陈文宁的一些生活习惯成了岳母隔三差五数落的内容。王敏琴总是批评陈文宁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而陈文宁和刘红菱偶尔争辩两句，王敏琴也一味偏向着自己女儿。这让陈文宁觉得自己在刘家低人一等，不满和矛盾开始种下了根。

爱女心切，压抑的屋檐下不满如影随行

2000年年底，刘红菱怀孕了。在母亲的游说下，刘红菱干脆搬到母亲的房间里，以保护胎儿为由与陈文宁分房而居，这让陈文宁很痛苦。有很多次，陈文宁想跟妻子亲热一下，但在岳母面前都欲言又止，一种失落的感觉便萦绕在他的心头。

2001年9月，他们的儿子出生了。王敏琴老两口乐不可支，尤其是王敏琴觉得，现在老刘家也有了延续血脉的“香火”，她自作主张想让孩子姓“刘”。争吵，不可避免地开始了：陈文宁认为儿子姓“陈”天经地义。可王敏琴觉得陈文宁太封建了，孩子跟谁姓都是他们的孩子，索性不如姓“刘”。陈文宁愤懑地质问岳母：凭什么要说他封建，其实岳母比他更封建。而岳母的还击更是让他怒不可遏：“你是我们家的上门女婿，已经是刘家的人了，所以孩子就得姓刘。”此时刘红菱尚在坐月子，陈文宁毕竟受过高等教育，觉得和岳母硬来搞得家里鸡犬不宁，会影响妻子身体。当务之急就是得尽快在城里另觅住处，带着妻儿住过去，这样孩子的事他就可以做主了。

此后，陈文宁暗地在北京四处看房，搜寻合适的楼盘。此时，妻子已经给孩子上了户口，孩子在户口本上定名为刘凯旋。陈文宁寻思，等把房子的事搞定，他就把妻儿的户口迁到新房这边来，到时他就有机会改掉孩子的姓了。不过，他万万不敢将孩子的真名告诉远在河北的母亲，只得在电话里跟母亲说孩子叫陈凯旋。那天，挂断母亲的电话，陈文宁呆呆地看着办公室玻璃幕墙外熙熙攘攘的车流，突然泪流满面。他不明白，自己为何沦落到如此窝囊的境地？！

2002年春节，陈文宁想把已满周岁的孩子带回老家过年。没想到他刚流露出这个意思，岳母就很严肃地拒绝了，并说他把照顾孩子看得太简单了。河北农村条件那么差，不要说暖气了，连自来水都没有，天寒地冻的，万一孩子生病了怎么办？！刘红菱听闻了母亲的分析也很赞同。当年春节，孑然一身的陈文宁只得带了几张孩子的照片回到老家。看着母亲每晚睡觉前都在昏暗的灯光下偷偷抚摸孩子的照片，有时还面带感伤地喃喃自语，陈文宁禁不住满心酸涩。

临回北京前，母亲特地熬了几个通宵给孙子纳了两双虎头棉布鞋，还在虎头上绣了“陈”字。没想到，几天后，当陈文宁满心欢喜地给孩子换上虎头鞋，要给孩子照几张相给母亲寄去时，岳母一脸地不高兴。待相片拍完，岳母就忙不迭地把虎头鞋换了下来。陈文宁当时没有多想，可他此后再也没见到孩子穿过。一次，他特地问妻子这事，妻子告诉他，妈妈说现在哪有孩子穿这样老土的鞋，早就把鞋送人了。陈文宁气愤难当。要知道，年迈的母亲为了绣鞋，手被扎破了几次，岳母怎能这样对待母亲的心血呢？！

2002年3月，陈文宁在北京北五环觅得了一处120多平方米的期房，便对妻子提及了买房子的事。刘红菱想着丈夫每日来回奔波十分辛苦，更重要的是为孩子将来的教育着想，她很快同意了。那天晚上，她把此事告诉了母亲。王敏琴得知后，竟然主动提出赞助他们5万元交首付款。王敏琴还让女儿转告陈文宁，既然女婿在孩子的名字上让了步，说明他的心还是向着刘家的，自己自然要帮一把。陈文宁知道后有些意外，并有点感动。

然而，办理购房手续那天，王敏琴突然提出要跟陈文宁夫妇一起去，陈文宁当时就敏感地觉得她这是别有用意。果然，在签订购房合同现场，岳母坚持要把自己的名字写成房屋产权人。陈文宁气愤难当，他觉得自己拿出了一半首付款，将来的月供也要靠自己交，产权人应该是自己。他坚决拒绝了岳母的无理要求，两人在售楼现场激烈地争吵起来。最后，王敏琴提出让刘红菱成为房屋的产权人。陈文宁想，自己和刘红菱是夫妻，这套房子是婚后两人的共同财产，岳母将来无权控制，这才勉强同意下来。

因为交房的时间远在一年后，陈文宁感到在岳母家还有漫长的日子要熬。一天，刘红菱让陈文宁给儿子洗澡，漫不经心的他把儿子脱光后直接就放在盛着冷水的浴盆里，然后才把热水倒进去，孩子娇嫩的肌肤马上红肿了，一下子哭喊起来。刘红菱见状连忙抢出孩子，责怪道：“你怎么回事，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心疼！”陈文宁冷冷的回答道：“我姓陈，他姓刘，怎么会是我的儿子！除非他姓陈，我才认他这个儿子。”刘红菱被气得说不出话来，抱着儿子转身进了父母的房间。过了一会儿，王敏琴冲了出来，大声喊道：“什么，居然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了！你也不看看自个儿是什么样！一个农村来的乡巴佬！”

身为外企白领的陈文宁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别人说他是乡巴佬，更何况岳母一家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北京人。他脑门一充血，和岳母争吵起来。到最后，王敏琴狠狠地给了陈文宁一个巴掌，陈文宁也动手推了岳母一掌。这下可不得了，王敏琴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失声抽泣。一直以来对他们的争吵不理不睬的岳父刘方勇看到妻子吃了亏，连忙劈头盖脑对着陈文宁一阵乱打。这时从里屋出来的刘红菱非但不劝架，还木然地站在一边看着母亲又抓起拖把追打丈夫。陈文宁一时间躲闪不及，额头被岳母打破了，鲜血一下子流了下来。

见妻子不帮自己，伤心的陈文宁捂着头打车去医院包扎。这时候刘红菱才跟着过来，要陪丈夫一块去，但陈文宁伤心地说：“你妈打我的时候你不管，你现在还管什么呀！”刘红菱一听，扭头就回了家。

这一次深夜打骂，让陈文宁伤透了心。陈文宁心里难受，也很矛盾。他想跟刘红菱分手，但看在孩子的份上，又下不了这个狠心。陈文宁在老乡家住了三个晚上，才被妻子叫了回来。陈文宁回家后当着岳父母的面对刘红菱提出了两条选择，要么离婚，要么分家搬出去住。最后，刘红菱答应陈文宁先搬到刚刚拿到钥匙的新房子里住，而刘红菱暂时和父母住在一起，主要是为了让父母照顾孩子。

不懂宽恕，痛断苦涩“京婚”走向血腥

陈文宁住到了还没装修的新房子里，他除了每周偶尔回岳母家看看妻儿外，连电话都不往岳母家打。此时，身心受到巨大伤害的陈文宁已经对这种岳母掺杂在其中的婚姻感到深深绝望，要摆脱这种生活，就必须尽快带妻儿搬到新房去住。2005年10月，陈文宁找老乡朋友借了一部分钱，再加上自己的私房钱，凑足10万元装修了新房子。就在他准备乔迁新居时，母亲突然从老家打电话给他，说她感到身体不舒服，到当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最好能到北京的大医院去看看。孝顺的陈文宁一听非常着急，打算把母亲接到北京看病，顺便也来看看自己的新家。

陈文宁把母亲生病的事情告诉刘红菱，希望从家里拿点钱为母亲治病。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刘红菱竟然冷冷地说：“你妈生病跟我什么关系，没钱！”这一番话让陈文宁顿觉心寒。

把母亲接到北京的当晚，陈文宁请王敏琴全家一起到饭店里吃饭。在酒席上，母亲刚见到孙子，非常激动，忙伸出手去要抱，没想到刘红菱抱着孩子故意闪开了。母亲当时眼泪就涌了上来，陈文宁心里难受不已，生气地喝斥妻子：“让妈抱抱孙子不行呀？”哪知妻子还没回话，一旁的王敏琴说：“孩子认生，把他吓着了怎么办？”陈文宁气得当时就想跳起来，母亲使劲拽住了他，含泪劝他：“妈妈看看孙子就行了，别把孩子吓着了。”碍于母亲的面子，陈文宁没有发火，但那晚，心情极度阴郁的他喝了不少酒。吃完饭，岳母执意抱着孩子回了自己家，陈文宁夫妇带着母亲回到了新房子。借着酒劲，越想越觉得窝火的他跟妻子大吵一顿后就呼呼睡着了。而母亲见自己刚来就惹得儿子媳妇吵架，自责不已的她默默地离开了儿子的家。

第二天早晨，陈文宁醒来后不见了母亲，他猜想，伤心的母亲这时候可能会乘火车回老家去。幸运的是，他终于在火车发车之前找到了正要排队上车的母亲。这时候，陈文宁才知道，可怜的母亲在寂寥的深夜步行了大半个晚上，才一路问着从北五环走到北京站。陈文宁当时就站在候车室里无言地流着泪，母亲心痛地看着儿子，也是泪流满面……

经诊断，陈母患的是子宫癌，医院决定马上进行手术，但需要交3万元押金。此时，陈文宁因为刚刚装修完房子，手头没有多少钱。他只好去找妻子商议，可好说歹说，妻子最后只拿出了1万元。无奈之下，陈文宁只好找同事借了2万元，才为母亲做了手术。

母亲出院之后，陈文宁本想让她在北京多住些日子。但母亲看到陈文宁的处境，含泪回了老家。这件事更加深了陈文宁对岳母一家的怨恨，长期积累起来的郁闷，使他的脾气也渐渐暴躁起来。出于报复心理，他把怨气转嫁到刘红菱身上，稍有不顺就对她恶语相向、拳脚相加。而刘红菱一哭，王敏琴马上就知道，便又找上门来吵闹一番。一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王敏琴萌动了让女儿离婚的心思，特别是她在2005年底偶遇了李伟峰后，这个念头更加强烈。那天，当开着宝马车的李伟峰突然停在王敏琴面前的时候，王敏琴惊呆了！攀谈之后王敏琴才知道，李伟峰在刘红菱结婚之后也很快结婚，但没过3年就又离婚了，经过几年打拼，李伟峰已经是开着宝马车郊外有别墅的大款老总。更难得的是，李伟峰对刘红菱依然念念不忘，他主动提出可以给她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并把自己的名片交给王敏琴让她转交给刘红菱。王敏琴暗自感慨，后悔自己当年真是没有远见，棒打了鸳鸯。

当天下午，王敏琴就把李伟峰的名片拿给了刘红菱，在王敏琴的再三催促下，刘红菱与李伟峰取得了联系。刘红菱没有想到，李伟峰依然对自己一往情深，不但请她到一些豪华酒店吃饭，还真的给自己在他公司安排了一个不错的职位。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来往。

2006年7月25日，刘红菱正在家里整理电脑里的照片，她痴痴望着照片上的李伟峰出神，不料被刚进家门的陈文宁发现了。陈文宁看到照片上的妻子被一个男人紧紧搂着，便不停地逼问照片上的人是谁，刘红菱当然不敢说出来，陈文宁气得甩了妻子一耳光。

当晚，刘红菱带着儿子回了娘家。王敏琴一听女儿又受了气，怂恿女儿主动向陈文宁提出离婚。2006年8月，刘红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心灰意冷的陈文宁同意了。

2006年8月6日，陈文宁到岳母家找妻子回家商议财产分配的问题。但是，刘红菱和王敏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8月7日，陈文宁再次到岳母家，并请妻子回家商议，依然遭到拒绝。

2006年8月8日上午8时，陈文宁选择了一个非常吉利的时间，决定和岳母、妻子摊牌，如果岳母和妻子答应他的要求，什么都好说，如果岳母不答应，他决心跟岳母和妻子同归于尽。早晨出门的时候，陈文宁在腰里别上了一把蒙古刀，又从厨房里拿来菜刀别到腰上，再次来到岳母家。此时，恰好岳父带孩子出去玩了，家里只有岳母和妻子在。陈文宁开门见山地对刘红菱说：“你把产权证的名字改成我的名字，我马上跟你离婚。”刘红菱当然不肯答应，这时候，王敏琴指着陈文宁的鼻子说：“想让房屋的产权落到你手里？你别做梦了，赶紧从这里给我滚出去！”

陈文宁挥舞着拳头逼刘红菱回家改名字，他用仅存的一丝耐心最后逼问妻子：“现在你说吧，是站在我这一边跟我回家，还是听你妈的？”刘红菱的回答非常干脆：“我听我妈的。”王敏琴一听也火了，朝陈文宁吼了起来：“陈文宁，我们哪里对你不好了，你这个乡巴佬，简直是狼心狗肺！”

一再隐忍，一再退让的陈文宁感觉自己已经陷入了穷途末路，那些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一幕幕翻卷起来：娶了个北京妻子非但没有带来快乐和荣耀，反倒将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如果再忍下去，自己还算个男人吗？！气急败坏的他左手一把搂住刘红菱的脖子，右手从腰里抽出那把蒙古刀，架在她的脖子上，鲜血一下子从刘红菱的脖子上涌出来。

见此情景，王敏琴吓得大声呼叫起来：“杀人了，快来救人啊！”听到岳母的喊叫，陈文宁松开妻子，直奔王敏琴而去，一刀扎进尚未逃离客厅的王敏琴的胸部，接着操起菜刀就是一顿狂砍，刀锋像雨点一样落在了岳母的头上、胸上、脸上。就这样，54岁的王敏琴软软地倒在血泊之中。接着，陈文宁回身抽出菜刀，朝着妻子身上砍了过去。

看到岳母已经没有了气息，妻子也已经奄奄一息，陈文宁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在砍了妻子几十刀之后，疯狂的陈文宁终于住手，转身离开岳母家，到附近的派出所自首。等到警方赶来时，王敏琴因被刺砍颈部及头部致失血性休克合并颅脑损伤而死亡，而刘红菱则身受重伤，当即被送往医院抢救。

2007年3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现场，当陈文宁远远看到旁听席上苍老憔悴的母亲和三个姐姐时，强装镇定的脸上一阵猛烈的抽动。

法庭当庭作出了判决：被告人陈文宁不能正确处理婚姻家庭矛盾，故意非法剥夺他人性命，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被告人陈文宁主动投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且本案系家庭婚姻矛盾引发，对其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令人感慨的是，在主审法官宣读完判决后，陈文宁承认自己被判处死缓是罪有应得。但面对岳母家人仇视的目光，他依然拒绝对杀死岳母王敏琴的行为进行忏悔。

退让隐忍要有度。压抑的屋檐下，日复一日，因无谓的退让而萌动的仇恨的种子，悉数飞进了陈文宁这个It白领心间潘多拉的魔盒，它在泅游，等待日益“蓬勃”的恶念来开启、焚烧。参与干涉亦要有度，婚姻从来都是专有的属地，怎堪经受那位爱女心切的岳母大人一次次无度地参与。到最后，这场原本男欢女爱的“京婚”变了味道，改变了它正常的走向。身为女儿，作为妻子，刘红菱本该饰演这种失衡的婚姻状态中平衡者的角色，可她一次次任由事态迅疾滑向了丈夫的对立面，让丈夫失却了自尊，最终丧失了心智。

纵然如此，即便所有的苦都不堪承受，这位手染鲜血的It白领依然没有明了：对于所受的伤害，宽恕比复仇更加高尚；淡然处之、重新开始另一段人生比雪耻更有气派！从荆棘中怒放的宽恕之花，总能赐予我们再度去爱的机会！

第二卷缱绻与决绝第五章美女主持的致命伤

从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的监号里走出来的24岁的高璐，在冬天凛冽的寒风中清新得像五月的铃兰，不带侵略性地翩然走来。让人无法想到的是，正是这个南昌电视台的美女主持人，这个“环球小姐”中国赛区江西分赛区总决赛亚军，却在像罂粟一样充满诱惑的爱情面前，变得伤痕累累、神魂颠倒。最后为了索要欠款，奋不顾身地和自己的新婚丈夫闫舒洋非法拘禁了前男友陈华新，因此而身陷囹圄。

2006年11月17日，在本文作者和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的两位记者对高璐进行独家采访了两个小时之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向她宣读了以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的一审判决。宣判后，由于难以相信和接受判决结果，高璐手持判决书翻来覆去看了许久，她甚至不愿意在宣判笔录上签字，但最终她还是用悔恨的泪水接受了现实。临别的时候，高璐搂着向她宣判的女法官刘葳抽泣了很久。在回看守所的时候，高璐更是眼含泪水一步一回头朝我们张望着，并在进门的最后瞬间深深地朝我们鞠了三个躬。

那一刻，我和刘葳的眼泪几乎同时涌了出来。看惯了杀人放火坑蒙拐骗，刘葳法官能够为一名犯人而流的眼泪是极其珍贵的。而我采访过数以百计的被告人，也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为一位吸毒的母亲，一次是为这个被爱情深深伤害了的高璐。

无论是我们的眼泪还是高璐的眼泪，都无法清洗高璐所受到的爱情伤害，那是像罂粟一样的有毒的爱情。

陷入情网，遇到一个体贴入微的男人

给高璐带来爱情伤害的这个男人叫陈华新，在这起非法拘禁案件中，他的角色最后却变成了“被害人”。

2005年9月，高璐不会忘记那个给她带来噩梦的夏天，刚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高璐应一家时尚杂志社之约，来到北京阜成门附近的一家摄影工作室拍摄广告照片。为高璐拍摄照片的摄影师是一个操着广东口音的30岁的年轻人。

在按照摄影师的要求摆出各种不同造型之后，累了半天的高璐匆匆离开工作室赶赴下一个拍摄地点。因为高璐有着高挑的身材和姣好的面容，很多时尚媒体都纷纷请她做模特，而高璐为了用自己赚的钱解决学费和平时的花销，也非常喜欢这种闪光灯下的日子，况且自己毕业后还没有最后确定工作去向，下一步找工作也需要一些花销，所以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个性好强的高璐不停地奔波着。

高璐刚刚走出工作室，没想到那个操着广东口音的摄影师却随后追了出来，并叫住高璐递给她一张名片。此时，高璐才知道，这个摄影师叫陈华新，正是这家工作室的负责人。

外表精干的陈华新在刚才的拍摄过程中专注的工作状态，给高璐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所以当陈华新很绅士地索要她的联系方式时，高璐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陈华新。因为陈华新说：“希望你能够经常来我这里，我愿意为你效劳，给你拍摄更多更好的照片。我跟很多时尚媒体有合作关系，可以送你的照片上封面。”

上封面是很多女孩梦寐以求的愿望，高璐也不例外，可在陈华新嘴里，仿佛是轻而易举的小菜一碟，这无法不使高璐感到快乐，她爽快地答应下来。而对于陈华新提出的给她发短信或者打电话的请求，高璐答应得同样爽快。

陈华新没有食言，自从这次见面之后，陈华新的电话和短信像大海涨潮的波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早晨起床的时候，高璐收到的短信会是“宝贝，该起床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收到的短信会是“宝贝，早早睡吧，女人的美丽是睡出来的，梦里要梦到我”；即使是行走在路上，高璐都会收到一些满含着款款深情的温情提示，几乎句句都是高璐想要的贴心的话。

23岁的高璐从来没有这样被一个男人关心过。高璐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婚了，她一直跟着母亲一起生活。虽然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老总的父亲也给予了高璐很多的关怀，但是父亲毕竟再婚了，不可能经常同她在一起生活。高璐无论是生活和学习都十分要强，上大学之前，她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高璐生活上也非常独立，尤其是上大学之后，尽管百万富翁的父亲和收入不错的母亲会争着给高璐很多钱，但她还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节假日打工来赚钱养活自己。在上大学的4年里，高璐先后在很多不同的公司打过工，干过推销员、模特等很多工作。

高璐的性格中除了有超出同龄人的坚强之外，还有超出同龄人的敏感。在高璐23年的情感旅程中，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陈华新这样对自己体贴入微，所以，她很快陷入了陈华新为她编织的情网之中。

高璐虽然个性坚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单纯得近乎透明的女孩，她坚信自己真诚的付出一定会收获别人善良的笑脸。但她却想不到，这场爱情却像罂粟一样，灿烂至极的鲜花背后，却是一种蚀骨的毒药。

初次被骗，她用爱心包容了一切

在享受着陈华新带来的爱情同时，高璐的工作也有了着落，江西南昌电视台向高璐抛来了绣球。经过严格的层层选拔，南昌电视台决定录用高璐担任一档谈话类节目《今夜侃侃侃》的主持人。在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高璐第一时间告诉了陈华新。陈华新当然为之高兴，并为此专门设宴庆贺了一番。

2005年10月，在接到南昌电视台录用的消息之后，高璐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北京，告别了陈华新，来到了南昌，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她与陈华新的联系，也只好靠短信和煲电话粥来维持了。

在南方没有暖气的阴冷冬天里，高璐却依然感受到来自陈华新的融融暖意。陈华新不时从北京邮寄到南昌的沙发靠垫和热水袋，不但让高璐感到陈华新的细心，更让她感到对方的深深爱意。

令高璐更意想不到的是，2005年12月，陈华新突然来到南昌看望高璐，就是这次见面，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第一次质的变化，他们同居了。

同居之后，因为两人天天厮守在一起，陈华新的第一个隐私被高璐发现了。有一次，高璐发现陈华新接电话的时候不用普通话而用广东话，而且隐隐约约提到孩子的事情，等他接完电话，高璐忍不住好奇地询问陈华新。陈华新这时候才告诉高璐，他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还有一个女儿，离婚后前妻带着女儿去了法国。尽管已经离婚，但是前妻还经常从法国给他寄钱，支持他的摄影事业。

听后，单纯的高璐并没有因此责怪陈华新，因为高璐觉得自己就生活在一个曾经分离过的家庭中，她不忍心触痛自己心上人的伤口，也没有因此和陈华新分手。高璐觉得爱一个人就要包容他的一切，她甚至还容忍陈华新当着她的面给前妻和女儿打电话。

陈华新对于自己离异的隐瞒并没有影响他们感情的发展，反而促使高璐坚定了马上嫁给他，给他以家庭温暖的决心。2005年1月16日，高璐获得了她从艺以来最高的荣誉，成为“环球小姐”中国赛区江西分赛区总决赛的亚军。带着这个好消息，2006年春节前高璐来到北京，与陈华新一同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辽宁丹东拜望自己的父母。高璐希望好事成双，尽快让父母答应他们的婚事。

但是，这次丹东之行却给兴冲冲的高璐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她的父母坚决反对高璐跟陈华新谈朋友，尤其是母亲在接触了陈华新之后，坚决反对他们的爱情。

尽管父母坚决反对，但是，高璐还是毅然决然地跟着陈华新回到了北京。

再次受伤，失恋女孩仓促成婚

回到北京后，高璐一直催着陈华新结婚，但是，陈华新这时候却以“时机不成熟，还不想结婚”为由，多次拒绝了高璐。

高璐并没有细想陈华新拒绝结婚的原因，她也觉得陈华新“赶紧创业”的说法有道理。因为陈华新的这家工作室主要是为平面媒体提供图片赚取稿酬，加上陈华新还聘请了几个助手，所以，工作室的收入并不高，有时候甚至入不敷出。每当陈华新以“父亲住院”、“公司搬家”或者“给员工发工资”为由向高璐开口借钱的时候，高璐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后来又向父母要了一些钱借给了陈华新。

但是，高璐没有想到的是，两人回到北京后不久，高璐无意中看到的一个短信，引发了两人感情第二次质的变化。

有一次，陈华新的手机突然来了一个短信，但恰好陈华新去了洗手间，高璐就顺手查看了短信的内容，这个短信的内容让高璐花容失色，在来自一个女人的短信中，赫然写着：我正从家往爸爸家走，家里水管破了，你来家修理一下吧。

很显然，这口气是一个妻子发给丈夫，或者是女友发给男友的短信。高璐拿着手机正在看短信的时候，陈华新回到房间，一看此景，立即火冒三丈，两人抢夺起来，情急之中陈华新大打出手，几个耳光把高璐打得晕头转向。

长这么大，高璐从来没有被别人动过一指头，高璐伤心地哭了。更让高璐伤心的是，陈华新在跟自己同居的同时还有别的女人，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高璐接受的现实。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高璐按照来电显示的号码打了过去，当听到对方的指责时，高璐顿时感到五雷轰顶。

电话那边的女人说：“你这个女孩真蠢，我和陈华新共同有一个温暖的家，上个月光装修就花了6万多。我们还去过欧洲、海南、西藏旅游，你去过吗？”

6万多？上个月？这两个数字恰恰是高璐借给陈华新钱的时间和数额啊？同时，高璐想起来陈华新告诉她的一个习惯，陈华新在工作的时候绝对不接电话，让高璐尽量发短信联系。难道他跟别的女人外出旅游，就是怕自己打电话打扰了他们的好事吗？

高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爱情骗局，但是，接下来一个叫王媛的女人打来的电话，让高璐陷入巨大的悲哀之中，那个叫王媛的女孩责备高璐说：“我没有想到他在向我表白忠诚的时候，竟然跟你在一起厮混！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第三者！”

天啊！怎么会是这样？

高璐的钢琴、电脑、衣物，还有高璐全部在北京的财产，都搬到她和陈华新在北京的“家”，他们都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这个看起来非常绅士的男人，一个媒体圈里小有名气的摄影家，怎么会是一个爱情骗子呢？除了感情，被骗走的还有高璐所有的积蓄和从父母那里要来的钱。

2006年3月15日，高璐跟陈华新分手了。

突然的感情变故让高璐猝不及防，这时候她已经欲哭无泪，哀莫大于心死，她不知道该向谁去诉说自己积郁在心中的烦恼。离开亲人，高璐一个人在北京飘，举目无亲茕茕孑立。

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身影站在了高璐的身后。他叫闫舒洋，是一家公司的老板。3年前高璐读大二的时候，曾经在他的公司打工，虽然闫舒洋深深地爱着高璐，但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况且当时高璐还只是个学生，所以闫舒洋把这份爱深深埋在心底，两人保持着很好的友谊，但只是限于兄妹之间的感情。

无论外表和性格看起来是多么坚强的女性，内心总是希望有人疼有人怜，有人来安慰，尤其是在孤立无援的时候。在初春料峭的寒风中，闫舒洋静静地站在高璐身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看着她，他的眼神中带着爱恋和责备。面对高璐突然的感情变故和充满泪水的脸，闫舒洋只是把宽厚的肩膀递给了高璐，并轻轻拍了拍高璐的头说：“嫁给我吧，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你肯马上娶我吗？我现在就要嫁给你，而且是马上！”高璐仰着脸看着闫舒洋，闫舒洋笑笑说：“不要赌气做决定，你考虑好了再说！”

“我已经决定了！而且是马上！”高璐的泪眼中闪着坚定的光芒。

“好吧，我们去办手续！”闫舒洋爽快地答应了。

双方的父母都没有想到，两人闪电般地仓促结婚了。当然，这也是陈华新没有想到的。

不堪骚扰，新婚蜜月充满肉麻短信

在决定结婚的时候，高璐给陈华新发送了一个短信，告诉陈华新自己要结婚的消息，并请陈华新把属于自己的东西送到她和闫舒洋的家，陈华新答应了，并把高璐的东西送到了闫舒洋的家门口。

陈华新来送东西的时候，高璐没有跟陈华新见面，而是让自己的丈夫出面接待了陈华新。她不想再触动那些带血的爱情伤口。但是，她没有想到，正是陈华新知道了自己的家门，才使这种伤害越来越大。

在2006年3月26日高璐和闫舒洋结婚后的新婚蜜月里，陈华新却神使鬼差地不停地出现在高璐的生活里。头一天晚上高璐和闫舒洋的活动，甚至是夫妻间的对话，陈华新第二天就会用短信发给高璐，而且，还有一些肉麻的短信此起彼伏。

这种让人心惊肉跳的短信连续不断出现在高璐的手机上，也让闫舒洋觉察到了什么。这样下去，家庭的安全感完全没有了，闫舒洋愤怒了，他决定去找陈华新“谈谈”。

但是，高璐阻止了闫舒洋，她不希望丈夫去处理这件事情，她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自己的感情问题。于是，2003年3月底的一个晚上，高璐跟陈华新约好在陈华新的工作室见面。

让高璐没有想到的是，当她独自一人赶到陈华新的工作室，陈华新突然把工作室的门锁上了，两人没谈几句话，暴跳如雷的陈华新就大打出手，把高璐摁在地上重重打了6个耳光！情急之下，高璐用手机给丈夫打了求救电话，刚刚打完电话，恼羞成怒的陈华新一把把手机抢过去，在地上摔得粉碎。

当闫舒洋匆匆赶到陈华新的工作室时，却发现大门被反锁着，他只好打电话报警。等警察赶到时，陈华新才感到事态的严重，他哀求高璐和闫舒洋放过他一次。看到眼前这个自己曾经深爱过的男人，高璐心软了，她连忙向警察解释说：“我们这是朋友之间的矛盾，是家庭纠纷，我们自己来处理吧！”警方见状，也没有再追究。

但是，陈华新的短信和电话骚扰并未因此而停止，忍无可忍的高璐觉得不能再这样纵容这个变本加厉的男人了，她决定与陈华新作个了断，把以前借给陈华新的钱要回来。

但是，高璐在借给陈华新钱的时候，根本没有让他打过借条，陈华新当然不会认帐。高璐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丈夫，闫舒洋决定跟高璐一起去讨要这笔钱。他们打电话约见了陈华新，陈华新担心他们闹到工作室去，主动提出到闫舒洋家去谈。

2006年4月2日，陈华新来到闫舒洋和高璐的家。在自己家，闫舒洋面对这个严重影响他们婚姻生活的男人，没说两句话便气愤至极，拿起水果刀把陈华新赶出了家门。在楼下，闫舒洋气愤地说：“你也看到了，我和高璐已经结婚了，你还来打搅我们，这事怎么办你还不知道吗？”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华新突然哀求着说：“你们放过我吧，那笔钱我一定会还，等缓缓再说好不好？”见此情景，高璐只好拉着丈夫离开了。

非法拘禁，犯罪之后才明白爱有多痛

如果陈华新因此收手，也许就不会引发一起轰动全国的非法拘禁案了。但是陈华新在高璐和闫舒洋的两次警告后，依然没有停止对高璐的短信骚扰。心力交瘁的高璐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对付这个男人了，她必须借助外力，用以恶治恶的方式来索要属于自己的钱。

于是，高璐想到了自己的高中同学于强，这个在北京闯天下的丹东小伙子有着一身蛮力，也有一付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肝义胆。高璐一个电话过去，他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带着两个同样来自东北的哥们儿来了。

2006年4月21日，高璐、闫舒洋和于强以及于强的几个哥们儿，在朝阳区东大桥路口见到了陈华新，随即，他们开车强行把陈华新带到了位于宣武区广安门外的“聚京缘”酒店。

在“聚京缘”酒店内，高璐终于壮起胆子还给了陈华新3个嘴巴，并逼着陈华新写下了两张欠条，数额分别为17万元的欠款和3万元的精神赔偿。为了保险起见，高璐等人又先后把陈华新转移到了丰台区的“润华宾馆”和“北京一拖红园酒店”继续拘禁。在挨了几顿打后，陈华新终于同意先还一部分钱给高璐。

从4月24日中午开始，陈华新就被高璐等人先后带到了王府井东方新天地和崇文区新世界商城附近的几家银行，从陈华新的银行卡中共取出4.19万元。4月25日下午5点多，高璐让闫舒洋和同学把陈华新送回了公司。临走的时候，高璐有点于心不忍，她从索要回来的钱中拿出2000元给了陈华新，善良的高璐说：“给你点钱当生活费吧，我不想赶尽杀绝。”

4月24日陈华新回到工作室。4月28日，陈华新向北京市朝阳刑警支队报案，称自己被绑架。不久，高璐、闫舒洋等人因涉嫌非法拘禁被捕。

2006年11月15日，在被关押了165天之后，高璐、闫舒洋非法拘禁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高璐和丈夫闫舒洋，以及同学于强和于强的两位朋友共5名被告人在法警的看押下排队走进法庭，高璐戴着手铐走在最前面。身穿整套休闲服装的她，马尾辫翘得高高的，走路也是昂首挺胸，丝毫不避讳众多镜头。

核实被告人身份时，高璐首先很有礼貌地打了个招呼：“法官好。”据高璐陈述，她和陈华新从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底是恋人关系，在交往过程中，陈华新以父亲生病住院、公司搬家等理由不断向她借钱，数额达17万元。2006年3月高璐结婚后，陈华新仍然发送骚扰短信，高璐想将欠款要回来却只能借助外力，于是给高中同学于强打了电话，于强又找到以前的两个同事，一起相约拘禁了陈华新。高璐承认，在拘禁期间，她出于愤怒打了陈华新三个耳光，然后让他写下欠条。

在法庭上，高璐没有提及她和陈华新的感情恩怨，但她的辩护律师向法庭说明了她不想提及从前自己受到的伤害。据律师说，陈华新在得知高璐在2006年3月结婚后，仍然多次发暧昧短信来骚扰她。高璐之所以打他，也是因为陈华新说她主动勾引他。此外，高璐曾到陈华新的公司要过债，当时对方把她关在公司里，高璐还为此报了警。在法庭上，高璐的律师还向法官出示了高璐获中国歌舞剧团九级证书和环球小姐决赛亚军等证书，以证明她的才干，希望法院能适用缓刑。

在法庭调查阶段，高璐和闫舒洋争着往自己身上揽过，两人都称“是我提出的要钱”，“拘禁地点也是我选的”。

最后陈述阶段，高璐拿起准备好的讲稿，先向父母及审判人员等问好，才声情并茂地读道：“大家上午好，我叫高璐。经过165天的看守所生活，我终于可以再次与家人见面了。牢狱生活使我学会了原谅，这世界上有的人很可恶，有的人很卑鄙，但我已经不会再去怨恨任何人，因为我发现他们比我还要可怜。我要对父母表示感谢，生病的母亲和忙碌的父亲，不问路途遥远坚持每月来看望我两次，我真的很感激。对于报纸上登出的消息，我很坦然。人类最伟大的是坠落后还能再升起。”

“原谅生活中卑鄙的人，他们比我更可怜。”这句话高璐在法庭上重复了两遍。因为与案情无关，高璐顶着被法官几次喊停的压力，做了她的最后陈述。

2006年11月17日，法院开庭两天后，很快下达了对于高璐的一审判决，以犯非法拘禁判处高璐和闫舒洋有期徒刑1年6个月，她的同学于强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高璐没有想到会判得这么重，但她最后决定放弃上诉的权利，并最终决定申请回原籍辽宁服刑。

在对高璐报以同情的同时，我们无意粉饰高璐的犯罪，她犯了罪自然会有法律作出裁决。作为一个感情上的“伤员”，她因为非法拘禁陈华新给自己的伤口撒上了一把盐。但是，高璐在法庭上重复了两遍的话，让我们久久不能忘记。在采访中高璐质问记者“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无辜的好人，而卑鄙的人却在一边偷笑”时，记者无言以对。

现在，我想起了北岛先生的一句名诗，也许是这篇文章最好的结尾：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第二卷缱绻与决绝第六章女模特诈骗奥运冠军

不到20岁就身陷囹圄的北京女孩张笑之所以出名，一是因为她是一名模特；二是因为她诈骗了奥运冠军张怡宁、王励勤等人320万元巨款；三是因为她用骗来的百万巨款购买了一部保时捷跑车送给认识刚刚两个月的男友。令人慨叹的是，这个普通女孩不惜诈骗百万巨款的目的，仅仅是妄图留住初恋男友的心，却不料在她接受法庭审判的那一刻，她的男友抽身而去，不到20岁的张笑只好大祸独揽承担所有罪责。

2007年3月27日，此时的女模特张笑不是站在t台上，而是站在法庭上接受无情的判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张笑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化蛹成蝶，急剧蜕变的带刺天使

张笑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长相甜美，走在大街上绝对是个很有回头率的女孩。可惜，这个漂亮的女孩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17岁的张笑也思考着自己今后的道路应该怎么走。

张笑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家庭条件在北京再普通不过，但父母对这个漂亮的独生女儿给予了很多的宠爱。长大后的张笑出落成一个时尚女孩，因为身高的缘故，她很羡慕那些名模们t台上的风采，朋友们也经常称赞她优越的外形条件，于是张笑决定当模特。几经周折之后，张笑进入时尚圈，成了一个平面模特，为一些时尚媒体拍摄一些化妆品、时装甚至一些房地产的产品广告。此时的张笑虽然不能在t台上展示风采，但是她也知足了。

随着第一个时装广告的拍摄，张笑逐渐进入了外人眼里很风光的时尚圈。时尚圈中的浮华与奢靡是单纯的张笑从前没有接触过的，她觉得仿佛是上帝为她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门。

在工作中，张笑认识了不少做模特的女孩子，并和她们成为了朋友，大家经常一起去夜店、酒吧消磨时间，轮流坐庄请客。在时尚圈朋友们的影响下，张笑逐渐成为了北京各大夜店的常客。每当夜幕降临时，这群衣着时髦的夜店女郎和男士们便如蛰伏的动物在夜色中伺机出动。

刚开始，模特们之间的互相攀比和炫耀让张笑很不习惯，这个说今天刚买了一条钻石项链，那个说新认识了一个亿万富豪。当别人问起张笑的家世时，她便顾左右而言他，因为她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但是朋友们动辄一掷千金的豪态却让张笑心生羡慕，可是自己家里只是工薪阶层，没有多余的钱供她挥霍，也没有一个大款男友来为她买单。

张笑发现自己迷失在这种令她又爱又恨的纸醉金迷般的生活里了，她怕同行发现自己的家世，怕别人知道自己没有钱，可是她又无法拒绝这个行业，还有周围的人给她带来的巨大诱惑。张笑突然觉得自己十分需要钱，可是钱从哪里来呢？

张笑开始拼命寻找工作的机会，但是有几个商家愿意用一个初出茅庐并不出众的小模特呢。张笑的工作收入只能够勉强维持自己的日常费用，常常还向父母要钱。渐渐地，张笑心里开始不平衡了，她认为自己在镜头前摆了那么长时间的姿势，换来的不过是微薄的报酬，这样挣钱太慢了，她想迅速“发家致富”。

张笑想到的第一个富人是她的姨夫赵卫国，做生意的赵卫国是张笑熟悉的亲戚中最有钱的人。2005年3月，经过缜密的思考，张笑决定从自己的姨父那里弄点钱花。

于是，张笑找到姨父赵卫国说：“我最近正在给一家房地产公司拍广告，这家公司要请我当形象代言人，还可以让我用低价买到房子。”赵卫国一听，非常感兴趣地问道：“他们真是这么说的？”张笑信誓旦旦的说：“那还有假？这可是形象代言人的待遇之一啊！每平方比市场价便宜好几千呢。姨父，这个消息我可没有告诉别人，你要替我保密哟！”

赵卫国丝毫没有怀疑张笑这个外甥女的话，他是看着张笑长大的，一直以来，赵卫国都很喜欢这个从小就聪明伶俐的外甥女，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只是他没想到自己已经成了张笑眼里花花绿绿的钞票了。

赵卫国对张笑所称的低价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没过几天，他就找到张笑问：“笑笑，能帮你姨父弄套房子吗？”张笑见姨父已经上钩，内心一阵狂喜，她昂着头说：“没问题，您是谁啊？是我最亲爱的姨父啊，别人谁都没份，也有您的啊！”张笑依旧信誓旦旦地保证着。

看着姨父如此相信自己，张笑心里闪过一丝愧疚，但是想到马上就有巨额钞票到手，那点良知也仅是微光一闪便泯灭在无边的欲海中。

为了不引起姨父的怀疑，张笑悄悄办了一张银行卡。她将账号告诉赵卫国，说这是房地产公司的账号，往这个账号上汇钱就行。从2005年3月到7月，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赵卫国在张笑的要求下向这个账号总共汇去了110万人民币。当张笑查阅银行卡里存款的时候，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容易就骗来了这么多钱。

拿到钱后的张笑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她根本没有给什么房地产公司当什么代言人，当然也没有为赵卫国买什么房子。但宽厚的赵卫国出于对张笑的放心和宠爱，也没有再问起房子的事情，更没有仔细追究这件事情的结果。如果姨父能及时发现张笑的低劣骗术，张笑也许不会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有钱的感觉真好啊，张笑马上就到商场里将自己以前看上而没有钱买的东西一扫而光。看着从前傲慢无礼的售货员们如今变得毕恭毕敬，张笑心里那个爽啊，故意将他们一阵好折腾。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张笑昂首挺胸提着大包小袋走了出去。

从此，张笑也开始像其他模特那样一掷千金了，朋友聚会时经常抢着付账，朋友们笑问：“是不是傍上大款了？”张笑轻蔑地笑笑：“我才不会傍大款，我梦中的白马王子应该是……”话还没有说完，早已不相信爱情的姐妹们就开始起哄了。虽然身处朝三暮四的时尚圈里，张笑依然对爱情有着一份美好的幻想。

激情邂逅，完美爱情的幻想变成现实

自从邂逅一个男人之后，张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能歌善舞的张笑喜欢交际，常出入茶坊、酒店、娱乐场所，灯红酒绿的生活让她大开眼界。望着昏黄灯光下那一对对关系暧昧的情侣，她年轻的心开始怦怦直跳，梦想一天能够遇到心仪的白马王子，和他一起享受爱情的浪漫和激情。

2006年2月，春天已经在催促着冬天离去了，春天容易让人想到爱情。在一个深夜里，张笑和一帮朋友正在酒吧里醉生梦死。舞池中，张笑尽情地扭动着自己青春的身体，引来不少男人火辣的目光。有一道目光似乎格外灼热，恍惚中，张笑不由朝着这束目光舞动过去，原来是一个帅哥啊。两人激情对舞起来，配合得恰到好处。张笑只觉得自己18年的时间都是在等待这一刻，她的白马王子终于出现了。

在与帅哥的舞蹈中，张笑感到非常地刺激和满足，矜持的她还不敢把身子和这个帅哥贴得很近。她脸上泛起阵阵红润，苦苦等待多年的意中人不期而至，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抓住这次机会。

更让张笑惊喜的是，在接下来的聊天中，张笑得知这个叫杨凌晨的帅哥竟然还是北京乒乓球队的一位运动员，与国手王励勤、张怡宁等奥运冠军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张笑顿时对他刮目相看起来，也更增加了几分好感。等到自我介绍时，张笑为了不让杨凌晨小看自己，便说自己是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的女儿，现在正在父亲的公司里工作。

在北京，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几乎可以和亿万富翁画上等号了，况且眼前的这个年轻靓丽的女孩还是个女模特，这更增添了杨凌晨对张笑的好感。加上张笑谈吐得体，身上很有一股时尚女孩的味道，相信缘分的杨凌晨也是眼前一亮，这个富家女莫非就是自己心中的白雪公主？

分手时，两人当然没有忘记互相留下电话号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凌晨的音容笑貌始终在张笑的眼前闪现，她再也忍受不了相思的折磨，不顾少女的羞涩，打电话约了杨凌晨。面对主动投怀送抱的多情女子，杨凌晨心中一阵狂喜，遇到房地产老总的女儿就等于了推开了金库的大门。

爱情的火花越烧越旺，张笑和杨凌晨很快坠入了爱河。年轻人的爱情就像快球一样迅速，他们闪电般柔情蜜意起来。杨凌晨很大方，带着张笑出去玩和买东西时常常是大手笔，让张笑很有面子，朋友们也很羡慕她找到一个“有形有款”的男朋友。陷入初恋的张笑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送给心爱的杨凌晨。

但是，张笑明白，自己根本不是什么房地产老总的女儿，父亲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师，而杨凌晨却是不折不扣的乒乓球队队员。张笑觉得自己配不上杨凌晨，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杨凌晨一旦知道了自己的内情，会转身离去。张笑固执地相信杨凌晨对她的爱恋，自己已经把一切给了这个男人，就应该紧紧抓住这份爱情，她觉得，无论杨凌晨有什么需要，她都应该竭尽全力满足他。张笑梦想着，杨凌晨能够赶快把婚纱披在自己身上，牵手踏上猩红的地毯……

有一次闲聊时，杨凌晨告诉张笑说：“我最喜欢保时捷跑车，做梦都想有一辆自己的保时捷跑车，可我不像奥运冠军那样有钱，等我有钱了，一定买一辆保时捷。”看着男友那无限神往的神情，沉迷在爱河中的张笑不禁想，如果自己送给杨凌晨一辆保时捷的话，他一定会更爱自己的，两人的爱情之路也会像保时捷那样又快又稳，直达幸福的彼岸。

张笑不由得为自己的想法而感到激动，她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心上人美梦成真。可是张笑把姨父给的钱挥霍的差不多了，而买保时捷的钱又从哪儿弄呢？

张笑再次想到了自己的姨夫赵卫国，她决定故伎重演。这次，为了把骗局做得天衣无缝，2006年3月，张笑在自家附近的宣武区长椿街找到一个做假章的人帮自己伪造了3枚印章，这3枚印章分别是：北京国瑞城雅仕苑房地产有限公司、北京国瑞兴业地产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北京市新世界新怡家园房地产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国瑞地产在北京赫赫有名，该公司开发的国瑞城是位于北京火车站南侧的一个大型房地产项目，这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好地段。国瑞城开盘时，出现过一房难求的紧张局面。2006年4月，张笑再次拿姨父赵卫国开刀，说还差一笔钱，买房子的事情就办成了，蒙在鼓里的赵卫国依然对张笑深信不疑。当时赵卫国正在深圳，便向在北京的朋友借钱，请朋友将钱交给张笑。2006年5月，赵卫国的朋友分两次将100万元交给了张笑。

但是，仅仅这100万元还远远不够买跑车的。于是，张笑化名为“王玲”，以能购买北京国瑞兴业地产有限公司低价房为名，以收取房屋保留定金的名义，骗取北京一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3个客户的3万元。但是，这3万元对于100多万元的保时捷跑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诈骗国手，百万巨款为博情人一笑

正在张笑到处为杨凌晨购买保时捷跑车四处骗钱的时候，杨凌晨也很得意自己找到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老板的女儿做女朋友，尤其是她还能买到低价房，在北京这个房价恨不得与天争高的地方，能买到低价房成为杨凌晨夸耀的资本。听说杨凌晨找到条件这么好的女孩，乒乓球队的朋友们都为杨凌晨高兴，大家都让杨凌晨带着女朋友来队里玩。

2006年4月的一天，杨凌晨带着张笑见自己的老师周树森。一见面，杨凌晨就向周树森介绍张笑的爸爸是国瑞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能买到低价的好房子。眼前这个小丫头居然是京城著名房产公司老总的女儿，这个来头可不小，尤其能够买到低价房子，这让见多识广的周老师也不禁对张笑刮目相看。

不仅如此，杨凌晨也得意洋洋的将自己的女友是国瑞地产老板的女儿，能够买到低于市场价房子的消息告诉了张怡宁、王励勤等奥运冠军，大家都被这天上掉下来的比乒乓球大得多的馅饼砸晕了。事实证明，只要是天上掉的馅饼，不管是多大的馅饼，都得三思而后行。

2006年5月5日，正是五一黄金周，人们都在尽情享受着假期。张笑跟着杨凌晨来到了北京队的训练场馆。张笑刚一进来就被众人团团围住，大家热切地询问着买房事宜，张笑装模作样一一解答，并告诉众人，谁要买房子就要先交1万元的定金。当时，面对奥运冠军和他们的老师，张笑心里也非常紧张，但是，在场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怀疑张笑的身份。

于是，周树森、张怡宁等人决定托张笑买房子。在杨凌晨的安排下，张笑和杨凌晨与周树森、张怡宁的母亲等人见了面，几人分别支付了购房定金1万元。这么好的事情当然不能忘记好朋友，张怡宁的一位队友杨晓东在外地，听说有便宜房子买，杨晓东立即委托张怡宁的母亲代交了1万元定金。为了让这些奥运冠军们放心地拿出更多的钱，张笑还煞有介事地给了他们开具了伪造的收据。之后，张笑还与周树森在公证处办理了委托购房的公证。

为了继续套牢奥运冠军们，不让大家发现破绽，张笑借了自己租住的房东鲁女士的身份证，在工行、建行分别开了账户。2006年5月16日和5月17日，周树森分两次向这个账户里打入71万余元。5月27日，杨晓东按照要求将首付34万元存入张笑提供的账户里。

而稍后才听到这个消息的奥运冠军王励勤闻讯也找到杨凌晨，托他请张笑帮忙购房。杨凌晨让他们先去售楼处看好房号，王励勤去国瑞城售楼处发现国瑞城均价为每平方米13000元，而张笑却说自己可以买到每平方米9000元的低价房。这样的好事怎么可以错过，5月18日，王励勤一下子向张笑交了2万元定金。随后，张笑给了王励勤开具了两张收据。

但是，乒乓国手们不会想到，张笑卖给他们的这些房子其实早就卖出去了，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这些刚刚打到张笑账户上的钱，很快变成了杨凌晨屁股下的保时捷跑车。

2007年5月14日，张笑专门到亚运村汽车销售市场为杨凌晨预订了一辆价值130万元的银色保时捷跑车。这辆车张笑是以杨凌晨的名义购买的，在张笑看来，这辆保时捷是她对杨凌晨爱意的表达，装载了她那一颗沉甸甸的少女之心，她期望着她和杨凌晨的爱情也能像保时捷那样飞速前进。

卡里有钱的张笑再次阔了起来，她和杨凌晨驾驶着刚刚到手的保时捷跑车频频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天马行空尽情挥霍，一切支出全是张笑骗来的钱。看到杨凌晨满脸的笑容，张笑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原本害怕事情败露而忐忑不安的心渐趋平静。

杨凌晨如愿以偿地开上了保时捷，可是张笑却再也无法等到她和杨凌晨结婚的那一天。在拿到周树森、王励勤等人的房款之后，贪玩的张笑只顾得上陪着杨凌晨玩，忘记了应付周树森他们。周树森见交完房款后张笑就没了动静，担心上当的他便催促张笑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房子的预售合同啊？”张笑一直推拖着说：“快了，您别着急啊，事情正在办呢。”

可是，周树森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房屋预售合同，便有些着急了，一个劲地催促张笑尽快办理。见男朋友的老师不满了，张笑也慌了神，怕被他们发现诈骗的事情。张笑赶紧从网上下载了一份房屋预售合同，匆忙盖上了伪造的公司公章，交给了周树森。

周树森拿到这份伪造得极其粗糙的合同后，越看越不对劲，上当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终于，他报警了。

大祸独揽，百万保时捷换来10年刑

张笑被抓获后，警方在张笑身上查获一个存折，内有40万元。张笑被羁押后，除了如实供述她诈骗张怡宁、王励勤、周树森等体育名人的钱款外，她还主动供述了诈骗姨夫赵卫国210万元的事实。

除了给杨凌晨买车的130万元和追缴的40万元外，张笑前前后后共骗取了320万元，但其余骗来的钱都已被张笑挥霍。而开上了保时捷跑车的杨凌晨，此时才知道张笑的真实身份。得知真相之后，杨凌晨很快退还了保时捷跑车。

从张笑被羁押后到本案开庭前，她所诈骗的张怡宁、王励勤等体育名人的钱款已经全部退回，只有张笑姨父还没有得到赔款，但姨父赵卫国向法庭表示，希望不要追究张笑的刑事责任。在法庭上，张笑的母亲也一直哭着哀求法庭能够轻判。

在法庭上，张笑的辩护律师称，张笑作案时系未成年人，到案后，协助警方抓获了私刻公章的赵某，在看守所里还通过手语帮助警方查明一个聋哑嫌疑人身份，均系立功表现，应减轻处罚。此外，张笑的姨夫表示不再追究张笑的刑事责任，请法院能予以考虑。而公诉人则认为，张笑的姨夫不予追究其刑责的表示，不能左右案件判决。庭审结束时，张笑当庭向被骗的体育名人表示道歉：“因为我的年幼无知给你们造成了损失，向你们说声对不起！”

2007年3月27日，年轻稚嫩的张笑被法警押上法庭接受一审判决，她身穿红色的看守所马甲，梳着马尾辫，表情很平静。虽然张笑诈骗钱财的目的是为男友买一辆保时捷跑车，但是宣判现场并没有出现张笑男友的身影。倒是哭红了双眼的张笑妈妈很早就等候在法庭里。在走过旁听席时，张笑特意望了望坐在旁听席上的父母，她的母亲早已眼圈红肿。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张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财且数额特别巨大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法院对被告人张笑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的情节予以认定，但被告人张笑的诈骗罪已经成立，被害人表示不追究被告人责任并不是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的法定理由，故法院不予认可。考虑张笑2005年3月首次诈骗时还未满18岁，并能够在案发后带领公安机关抓获为其制作假公章的犯罪嫌疑人，法院从轻判处张笑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万元。

法庭宣判结束时，张笑的眼圈红了，她的母亲则在旁听席上失声痛哭。当张笑被带出法庭时，张笑的母亲冲过去一把抓住女儿的胳膊，声音颤抖地说道：“孩子，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孩子，我知道，你一个人都担了。”在被法警拉开后，张笑的母亲又冲向法官说：“这案子不是她一个人的事啊。”张笑的父亲也从旁听席上站起来高声说：“我是张笑的父亲。我们孩子犯罪我认，但是法庭能不能给她一个机会？！”

10年的刑期对于张笑父母而言，他们认为判得太重了。宣判结束后，主审法官耐心地向张笑的父亲解释道：“按照法律规定，诈骗数额20万元以上就属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起刑点就是10年。张笑诈骗金额320万元，法院已经考虑其初犯时未满18岁，对她已经是从轻量刑。”

而面对父母的哭泣和为她求情时的无奈和祈求，张笑却毫无表情地看了父母一眼，一言未发地被带出法庭。不知此时的她，是否已经从爱情的迷雾中清醒过来了呢？

2007年5月30日，张笑将迎来她人生的第20个生日，但是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在监狱中迎接20岁的到来，甚至是30岁的到来。她更没有想到，一辆承载着深深爱意的保时捷跑车，怎么会葬送了自己生命中最美丽的10年时光。其实，从开始诈骗的时候，张笑就应该想到这些，只是她更愿意享受金钱带来的短暂欢娱，却忘记了金钱也会让她身陷囹圄。

第二卷缱绻与决绝第七章父亲帮儿杀女友

2006年3月9日，京承高速公路密云县境内一处涵洞内惊现一具被焚烧的无名女尸，当地公安局接到报警后旋即赶赴现场。经过公安人员艰苦而缜密地侦查，死者的身份很快得到确认，犯罪嫌疑人也渐渐浮出水面。4月25日，犯罪嫌疑人贾宏山在畏罪潜逃一个多月之后和他的父亲贾凤军一并被公安机关抓获。可悲的是，即便在接受公安人员审讯的过程中，父子二人依然心存侥幸，连续翻供，争相表演“揽责争罪”的闹剧掩盖事实真相以“舍己保家”，然而铁证凿凿，神圣的法律尊严岂能遭如此践踏？一个月后，贾氏父子被同时批准逮捕。

案情本身并不十分复杂，但随着案情的水落石出，人们看到的是贾宏山与死者之间的变态恋情，看到的是贾氏父子间的畸形父爱，以及太多的思考和警醒……

变态的恋情，让懦弱的父亲剖腹自残

现年24岁的贾宏山，除了年龄上的差异，相貌上酷似他的父亲贾凤军。他们的邻居和亲友还说，这爷儿俩的性格也有着几分相似，话不多，看上去敦厚本分，但心里都挺有主意。

贾家世代务农，父亲贾凤军虽说也能够识文断字，在村里还有一些声望，但终究是初中肄业，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2000年7月，18岁的儿子贾宏山从顺义区成人专科学校学成毕业。虽说只是个中专生，但毕竟在村里也算是个真正的文化人，尤其是贾宏山不久后被燕京啤酒厂录用后，闻听着邻居们的夸奖，村里年轻人的羡慕，贾凤军的脸上更是因儿子的出息而增添许多光彩。贾凤军对儿子从小就溺爱有加，打这以后，他更是对贾宏山奉之若宝，遇事从不逆着儿子，只要儿子愿意做，父亲从来不说半个不字。

2001年3月的一天，贾宏山与几个朋友到县城一处名叫石园的大排档聚会。年轻人凑在一起，难免有些声高音大，不经意间惹烦了邻桌，两桌食客之间由此而叫嚷起来。还好，在别人的劝说下，两桌人都不欢而散，矛盾没再激化升级。就在朋友们与人大打口水战的时候，贾宏山发现邻桌有一女子也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个头不算高，也不算十分漂亮，但却很耐端详。虽说只是扫了一眼，女子的相貌已经深深地印在了贾宏山的脑子里。

后来，贾宏山又去过那家大排档几次，几乎每次都能遇上那个女子。那女子显然也已经认出了贾宏山，每次看到贾宏山盯着她看，她也总会微微一笑，算是打了招呼。一来二去两人就这样认识了。那位女子叫何平，自称在做绒毛玩具生意。啤酒厂离家不远，贾宏山平时一下班就回家，但自打认识了何平以后，时不时就不回家吃晚饭了。不仅如此，贾凤军还发现儿子花钱越来越冲，再也没向家里交过一分钱，还时不时地朝家里要钱。这些反常的现象最终引起了贾凤军的注意。他问儿子：“宏山，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交女朋友了？”贾宏山点了点头。“那搞对象也不能这样大手大脚地花钱呀？都干什么了？”贾宏山没有任何隐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亲。何平家在外地，在顺义没有房子，贾宏山用自己的工资在县城给何平租了一套楼房。贾凤军一听，当即就有些火冒三丈。但转念一想，儿子还不满20就搞对象，并且私自给女孩租房的确有些荒唐，可儿子毕竟已经工作了，搞对象只是迟早的事，这样，火也就没发出来。贾凤军有些懊恼却也无奈地说：“那既然已经搞上了，抽空把她领家里来，总得让我们看一眼吧？”贾宏山答应了父亲。

过了不久，贾宏山果真带着何平回家了。看着眼前站着的何平，个子虽然不高可相貌还算不错，但贾凤军不知怎么心里总觉得有些别扭。他就问儿子何平到底多大岁数，贾宏山说：“她比我大十岁。”闻听此言，贾凤军夫妻差点没被气晕过去，半天没有说出话来。贾宏山知道父母一定会为此生气，就说：“她比我大，怎么了，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这还不够吗？你们要是实在不同意，以后我也就不再回来住了，省得你们看着心烦。”作为父亲，贾凤军深知儿子的秉性，看似敦厚，实则乖张，只要是他想到的就一定会去做，敢说敢做，一点也不含糊。看着儿子认真的样子，一向奉子若宝的贾凤军再一次心软了，无奈地摇摇头默许了这桩婚事，心想，只要儿子愿意，只要他们以后能踏踏实实过日子也就算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得到了父亲的默许后，贾宏山干脆把何平带回家里来住，两个人名正言顺地住到了一起。

再说何平。虽然贾宏山对她一片痴情，但她并没有对贾宏山说出自己的全部实情。她本来只是一个来自四川的打工女，不仅比贾宏山整整大十岁，并且早已结婚还有一个七岁多的孩子。何平与丈夫虽然关系不好，但因为孩子的原因，一直也没有与丈夫离婚。在贾家住了两个多月后，由于天天与贾宏山待在一起，两个人时不时总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吵嘴。2002年春节刚过，何平不知因为什么再次与贾宏山生气，并且越吵越凶。贾宏山说：“现在还没结婚呢，这就三天两头地吵，那以后日子还怎么过？你以为这是在玩呢？”何平说话更不饶人，一气之下便对贾宏山说出了实情：“我就是在玩。你不是想玩吗？我告诉你，我已经结过婚了，还有个孩子。”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还这样骗我？”

“你不是就想玩吗？我告诉你这些有什么意义？”

贾宏山心存侥幸，认为何平的话只是一些气话，没承想几天之后他却无意地从别人那里证实了何平所说的一切。

从儿子那里得知何平的真实身份后，贾凤军再也忍无可忍，痛不欲生。在他看来，儿子贾宏山是无辜的，是被何平勾引才上当的，他为何平的所作所为感到气愤。何平虽然来贾家仅仅住了三个多月，但却多次以种种借口，先后从贾家借走了三万多元，如果儿子贾宏山真的与何平分手了，岂不是人财两空？贾凤军越想心里就越窝火，然而有火也没想到往自己的儿子贾宏山头上撒，气急之中，他从桌上操起一把水果刀插进了自己的腹部，顿时鲜血直流。幸亏被及时送进医院抢救，贾凤军才得以保住性命。

眼瞅着事态如此严重，贾宏山不可能不管不顾，他下决心与何平分手。何平一言不发，便搬出了贾家。

屈从与忍让，糊涂父亲怂恿儿子迷途难返

贾凤军剖腹自残出院以后，何平再也没有去过贾家，他也没见儿子贾宏山与何平再联系过，家里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贾凤军心里也一块石头落了地，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事实上贾宏山与何平并没有因此而真正分手，虽然何平已经不住在贾家，但仅仅是两个多月之后，两个人便又电话联系上了。贾宏山时不时还会去找何平，带何平一块出去吃饭。何平也不冷不热，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贾家离县城开车还得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贾宏山每次去县城主要就是与何平见面。两个人明分暗合，家里人谁也不知道。

转眼到了2002年底，当贾宏山再次进城找到何平时，两个人足足聊了大半天。聊到兴处，何平对贾宏山说她想买一个CDMA的手机，是实名制，可前几天她自己的身份证不知怎么搞丢了。何平问贾宏山能不能用他的身份证给她买一个，贾宏山随口便答应了。回到家里，贾宏山也没找到自己的身份证，便去找户口本。父亲贾凤军问他找户口本干什么，他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再三逼问下，贾宏山只好说找户口本是为了给何平买手机。直到这时，贾凤军才知道儿子与何平仍然藕断丝连，他一手从儿子手里抢过了户口本，死活不让儿子拿走。贾宏山见状，一下子便急了，操起一把刀子逼着贾凤军说，上次是你自己扎的，这次如果不把户口本给我，我就补给你一刀。贾凤军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一直疼爱的亲生儿子竟会为了那个结过婚的女人把刀架在他的面前，一家人都被这场面吓傻了，父子俩就这样厮打起来。劝架的人见父子俩都急红了眼，便报了警，派出所很快来人把贾宏山带走，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因为并未造成什么后果，对贾宏山教育了一番，拘留了一天便把他放了出来。

直到这时，父亲贾凤军才幡然省悟，然而悔之已晚。没过几天，儿子贾宏山还是从家里悄悄拿走户口本，瞒着家人不仅给何平买了一个240元包月的联通的CDMA电话卡，连同一个新手机一块送给了何平。

2003年3月，贾家突然收到公安机关的一张拘留通知书，说是贾宏山因盗窃被公安局刑事拘留了。贾凤军虽说对儿子已经失望，但父子血脉难断，他闻讯后还是赶紧托人说情，好费一番周折才为贾宏山办了取保候审手续。回到家里，贾凤军追问儿子行窃的究竟，得到的答复却令他吃惊。原来就在贾宏山为何平藕断丝连的交往中，依然不时地以没钱交房租或者家里出事了等为借口，让贾宏山帮忙找点钱。贾宏山这时已经辞掉了啤酒厂的工作，明知家里也不会再给他钱，就只好铤而走险去行窃。父亲听了，真是怨恨交加，却又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思来想去，他也没想出个明白，非但没有对儿子贾宏山进行说服教育，相反却将最近发生的这一切归咎于自己对儿子与何平之间交往的阻拦，归咎于自己的剖腹自残伤害了儿子的情感。儿子好歹只有这么一个，贾凤军真怕儿子从此破罐子破摔，到头来再惹出什么大的乱子来，不仅毁了他自己也毁了这个家。既然在这件事上说服不了儿子，那就只好听之任之。此后的日子里，在儿子面前，贾凤军更是唯唯诺诺，多余的话一句也不去打听。

屋漏偏遇连阴雨，倒霉的一事一桩接一桩。几个月后的一天，贾家突然接到电信公司催交手机话费的通知。一头雾水的贾凤军详细询问了情况之后，他这才得知儿子最终还是背着他给何平买了一个包月240元的CDMA手机。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这个手机已经欠费7000多元，联通公司多次拨通这个手机催交都没有结果，只好按购机时机主登记表上的登记电话打到了贾家。这一次，恼火的不再仅仅是贾凤军，就连儿子贾宏山也噩梦初醒大呼上当。贾宏山几经周折找到何平之后，与父亲一道将何平送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何平一口答应4天之内还上欠交的手机话费，保证不让电信公司再找贾家的事，并按程序在询问笔录上签了字。离开派出所，贾家父子心想，反正他们已经报了案，何平也在笔录上签了字，事情也就应该到此打住。没承想，几天之后，电信公司因欠资迟迟未能补交便一纸诉状将贾宏山告上了法庭。贾家父子这才如梦初醒，然而再拨何平的手机，怎么也拨不通。去何平的租住房找她，她早已退租去向不明。面对顺义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贾家父子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只好将何平拖欠的手机话费和滞纳金共计7000多元如数交齐。

一盆盆冷水泼来，贾氏父子终于渐渐地清醒过来。在贾宏山与何平从认识到交往这3年多的时间里，贾宏山上班时每月的工资几乎全部交给了何平，何平又先后几次向贾家借钱3万多元，加上这次官司，前前后后总共有8万多元。鸡飞蛋打一场空，贾宏山对何平已经是由爱而恨，由恨而仇。作为父亲，贾凤军似乎更在乎儿子贾宏山，贾家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只要贾宏山平平安安，本本分分，不再招来什么麻烦和头疼之事，他也就阿弥陀佛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为了爱情，曾一度与亲生父亲反目成仇，甚至险些搭上父亲的性命，如今又人财两失，贾宏山如何咽得下这口恶气？他与何平这段变态的孽情又怎么能就此而轻易了结呢？贾宏山在心里已暗下毒誓，这一次，不管谁放过何平，他也绝不会放过她，除非何平偿还这几年欠他们家的8万多元。

助纣为虐，父亲沦为儿子杀害女友的帮凶

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似乎已经人间蒸发的何平始终没有露面。贾宏山每次进城，都会经意不经意地到何平曾经租住过的地方看一眼，然而每一次，他都是无功而返。

2005年年关前后，贾宏山进城办年货。正当他要从国泰商场走出来的时候，不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匆匆闪过，没等他回过神来，那个身影便消失在了如潮的人流中。贾宏山越看那人的背影越像是何平，他重新挤进人流直奔那个背影而去，伸手拍了一下那人的肩头，那个背影扭过身来，正是何平。

何平仅仅是一刹那的吃惊，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紧张，这是贾宏山怎么也没想到的。在过去与何平的交往中，尤其是先后几次的分分合合交锋中，贾宏山甚至对这个他心中有些依恋的女人平生几分怯意。这次为了手机话费眼瞅着已经把她送进了派出所，没承想又让她“金蝉脱壳”，更使贾宏山觉得这个比他整整大十岁的女人心计太深，不好对付，他也渐渐地感到仅靠他自己，根本就不是何平的对手。贾宏山拉着何平挤出人流走到一个静僻的地方，何平也并没有躲闪。贾宏山本来想劈头盖脑先痛骂一顿，但望着何平无风无浪的眼神，他最终还是没能开口。几句话之后，没等贾宏山愣过神来，何平又主动占了上风，很关切地对贾宏山问长问短，最后甚至把自己新换的手机号码也告诉了贾宏山。贾宏山懵懵懂懂，已经乱了方寸，何平大方地说了一句“有事打电话。”便又消失在人流之中。

在那之后，贾宏山先后4次找到何平新租的房子。本来都是为了去讨债，但每次见到何平，他不知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对何平的留恋，旧事没提几句，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剩下的时间，他就像被何平牵着鼻子一样云天雾罩地瞎聊一通，甚至还一块上街去吃饭，到最后连他自己都忘了自己找何平到底是为了什么。每次见了何平回到家里，贾宏山又前思后想后悔不已，极度的矛盾与难以自已的诱惑使贾宏山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直到最后，他甚至发誓，如果何平再不还钱，就把她拉出去“办了”。孽缘难了，孽情难了，孽债又如何一个讨字了结。到头来，整整一年下来，贾宏山多次找到何平，非但一分钱也没讨回，相反却又再度数次陷入更深的泥潭，零零碎碎，带何平逛街购物、吃饭，甚至替何平垫付房租等等，贾宏山又搭进去了将近1万元。

2006年3月7日早上，贾宏山起床后再次进城去找何平。从上午十点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半，两个人仍然是不咸不淡地聊着。一谈到还钱，何平总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贾宏山眼看着今天又要白跑一趟，气得真想一下子扑上去“弄”死何平，但考虑到毕竟是在小区里不便冒然下手。再者，多少年来他心里一直憷着何平，没有撑腰的，他有些后怕。于是，他想到了父亲贾凤军。他掏出手机就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问他干什么？贾宏山说，你甭管了，把车开过来，到胜利小区门口等我就行了。转过身，贾宏山又对何平说：“走，我爸一会儿就把车开过来了，我带你出去玩一会儿。”何平问他去哪儿玩？贾宏山说，随便哪儿玩都行，要不就去怀柔。

也许是有某种预感，也许只是一句戏言，何平听了淡淡一笑：“我跟你走，就没想活着回来。”说这话时，何平一边看着贾宏山，一边穿上了外衣：“再稍等一会儿，让我先化个妆。”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还没等何平化完妆，贾宏山便接到了父亲贾凤军的电话，说车已经开过来了。两个人这样就下了楼。

坐进贾家那辆破旧的面的车里，贾凤军问儿子：“干啥去？”

贾宏山答道：“您甭管了，往前开吧。这儿不方便说话。”

父亲贾凤军似乎已经明白了儿子的意思，也没再问去哪便往前开了。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父亲左拐往城外开去。一路上，贾宏山坐在后排继续问何平还钱的事，两个人越吵越凶，但何平始终都说没钱。大约开出城外三里多地，贾凤军把车停下，先下了车。

父亲问儿子：“到底干啥去？”有父亲在身边，贾宏林说话似乎也硬气了许多，他对父亲说：“她把咱家毁成这样，骗了我的感情，还骗了咱家的钱，我得管她要回来。”贾凤军转身对车上的何平说：“别的我就不提了，可那个联通手机的事，你明明在派出所说你4天之内就去交，你咋不交呢？”何平一言不发。贾凤军接着说：“你知道吗？那可是七八千块呢？手机是你骗我儿子给你买的，可总不能你打电话再让我们家交费，还吃官司，你心怎么这么狠呢？”何平还是装作没听见低头不语。贾宏山一下子火了：“我告诉你，包括那手机的钱，还有我上班时挣的工资，都让你花了，你必须全部还。”何平抬起头来：“我没钱，再说那钱你也花了，吃饭的时候你也去了。”

也许是贾凤军感到就这样吵下去，断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便阻止了儿子贾宏山。他压低了声音对何平说：“你说没钱，那好，你说什么时候能给，我再相信你一次。一年之内能不能给？”何平回答说：“我现在也不上班，没钱。”不知是哪里来的邪劲，贾宏山眼见何平连他的父亲都不放在眼里，第一次在何平面前露出一种从未有过的霸道：“甭说一年，就半年，你说吧，半年你能给多少？”何平也不肯示弱：“没钱！一分都给不了！”贾凤军见儿子在车上与何平重新吵了起来，便往前走了几步蹲在路边抽起烟来。

又过了一刻钟左右，贾宏山下车走到父亲跟前。贾凤军对他说：“跟她好好说，问她到底能还多少钱。”贾宏山已经气不打一处来：“她说一分钱都没有。我看实在不行，就把她拉走算了。”贾凤军看了儿子一眼，什么也没说。父子俩在车下又抽了一支烟，贾宏山对父亲说：“一会儿找一壶，去加油站打点汽油，要是没壶，就去商店买一个。”贾凤军没有应声，两个人便上车继续往北开。

一个半小时后，车开进了密云县境。在路过一个加油站的时候，贾凤军一声没吭就把车停在了加油站外边。他从座后面取出一个空机油壶独自向加油站走去，几分钟后，提着一壶汽油重新上了车。就在这时，何平的手机响了。她正想去接，却被贾宏山一把抢过去关掉了。

车上三人，谁也不知道车子最终将开到哪里，走走停停，吵吵歇歇，直到最后谁也不想再多说一句的时候，已经是7点多钟，天也将近傍晚。贾宏山向车外看了看，对父亲说：“别过前面那个桥，往左开下河套。”就这样，面的车离开公路颠簸着向河套深处开去，最后停在一个沙石坑前。

早已经有了思想准备的贾宏山手里拿着一块擦车布首先跳下车，他让何平也下车。等何平走下车站在他面前时，贾宏山对何平说：“你到底还不还钱？”何平说：“我没钱，还不了。”“那你到底想怎么着？”何平说：“我不想怎么着。”还没等何平把话说完，贾宏山便一把将何平扑倒在地，用那块擦车布堵住了何平的口鼻。何平“啊”了一声，两只胳膊还想挣扎，被赶过来的贾凤军用脚死死地踩住……

10多分钟后，见何平没了气息，贾宏山这才撒开了手。贾凤军对儿子说：“拖到那个坑里去。”贾宏山便架着已经窒息的何平往坑里拖。这时候，他发现坑边竟然还有一个近一人高的涵洞，于是就想把何平架到涵洞里去，可是他一个人怎么也架不进去。贾凤军从坑边走下来，帮着儿子贾宏山将何平塞进了水泥涵洞。生怕何平不死，已经丧心病狂的贾宏山又从地上拣起一块石头使劲地砸向何平的头部。然后，他又翻开何平身上所有的口袋，将其身上的手机、耳环、手链等财物洗劫一空。就在这时，他的父亲贾凤军已经回到车上提来了那壶汽油，全部浇在了何平身上：“点着！”贾宏山先把手里的那块擦车布点燃，而后扔进了涵漏洞里……

由于天黑，贾凤军、贾宏山父子并没有发现那个涵洞是刚刚修建的京承高速公路，还以为是一处废弃的旧涵洞，没等大火熄灭，父子俩便开着旧车在夜色中往顺义家中驶去。第三天，负责承包标段工程的监理人员到工地巡查，未及走近便看到了被烧焦了的一具女尸。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案情最终大白于天下。可悲的是，事发当天是3月7日，可能连何平自己都已经忘了，那天是她33岁的生日。在车上最后那声被贾宏山抢走关掉的手机铃声，是来自她的姐姐对她人世间最后的一声生日祝福。

为了避人耳目，案发后第三天，贾宏山便畏罪潜逃。他先到了上海，而后又到了哈尔滨，并且在哈尔滨找到了一份开车的差使。但没干几天，雇佣贾宏山的单位说他的驾驶证不是本地的，得先回北京换证。抱着侥幸心理的贾宏山于2006年4月24日深夜潜回老家顺义。他怎么也没想到他家门口，一张恢恢法网早已悄悄张开。当夜，他与父亲贾凤军相继落网。

2006年12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故意杀人焚尸案进行公开审理。庄严的法庭上，这对罪犯父子还心存幻想，相继翻供，纷纷“揽责争罪”以“舍身保家”，然而在公、检、法机关的凿凿铁证面前，他们又不得不低头认罪伏法：贾宏山犯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贾凤军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一场荒唐的变态恋情与畸形的父爱交织的闹剧终于以罪犯的伏法而谢幕。掩卷而思，又不禁勾起人们太多的假设和思考，乃至警醒：如果贾凤军不是对儿子娇惯溺爱，而是正确地引导教育，那么年仅19岁涉世未深的贾宏山又怎么会将这变态的恋情维持5年之久？如果贾凤军是一位慈严的父亲，那么贾宏山又怎敢为这场变态的恋情而举刀横在父亲的面前？如果贾凤军给予儿子的不是那畸形的父爱，对儿子贾宏山听之任之，家中苦心积攒的8万多元又怎么会轻易被骗术并不高明的女子骗走，最后人财两空，家破人亡？……

养不教，父之过。愿这句已经被传诵几百年的古训从此不再是一句脱口而出的闲言，而是一声叩响心灵的警钟！

第三卷激情与迷茫第一章千万元“捞夫”南柯一梦

2006年3月17日，轰动全国的亿万富翁袁宝璟雇凶杀人案尘埃落定，袁宝璟被押赴刑场采取注射方法执行死刑。事过不久，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却再次爆出与袁宝璟案相关联的一个幕后惊天大案。袁宝璟的妻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舞蹈家卓玛为了能帮丈夫免除牢狱之苦、杀头之罪，曾拿出950万元巨资请“国务院秘书局副局长、中办机要局副局长王富桥”帮忙“捞人”。但直到袁宝璟被判处死刑，卓玛都没有见到任何一份王富桥所吹嘘的“中央首长批示”。悲愤交加的卓玛向王富桥讨要说法，却遭到王富桥的百般推托和刁难。无奈，失去近千万元巨款的卓玛向警方报案。2006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王富桥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怎奈何世事弄人！爱夫至深、救夫心切的卓玛，在求救无门时，拥有丰富学识和人生阅历的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居然屡屡掉进王富桥设置的低级陷阱中，屡屡执迷不悔。南柯一梦到最后，为世人留下了无限感慨唏嘘的谈资！

救夫心切，易经大师破解“风水”初骗得手

认识卓玛以前，王富桥不过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倒卖假古董的老贩子，在北京注册了一个叫“福慧堂”的文物鉴定中心，自任总经理。在北京市通州区，已经结婚多年的他却与一个比他小24岁的女人石晓萍生下了一个已经6岁的女儿。

在外人看来，王富桥有着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这个从未参军的人，却从1973年开始就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国防科工委、总参谋部工作，23岁就当上了总后勤部的科长，之后一直担任领导职务，虽然没有军人的职称却享受着军人待遇。1999年王富桥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调研部主任，甚至还当过某世界人民友好协会的副主任。当然，他最显赫的职务是国务院秘书局副局长、中办机要局副局长。同时，这位“副部级高官”还是一位易经大师、古董专家。

其实，王富桥这些身份统统都是他自己捏造的。王富桥对外唬人的招牌除了“中办机要局副局长”的身份，还有一辆奥迪A6轿车，和一个从网上聘来的司机，他让李司机在别人面前毕恭毕敬地称他“王主任”。

2003年2月，王富桥贷款购买了一部奥迪A6轿车，这部黑色奥迪车上安装着警灯、警报器，国A证，还有盖着国务院秘书局、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大印的警备证、安全证等等很唬人的东西，这些一应俱全的“标签”当然都是伪造的。整天为自己的房子和车子的贷款而发愁的王富桥，对外却宣称自己是国务院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副局长，因此蒙骗了一大批人，在北京潘家园经营古董店的罗远樵就是其中之一。罗远樵通过朋友结识了王富桥之后，很快被王富桥的“副局长”职位所吸引，经常拿他在一些场合撑门面。

2004年2月24日是罗远樵的生日，他自然忘不了请这位“国务院的副局长”王富桥了。在这次宴会上，罗远樵还请了自己10多年的老朋友——亿万富翁袁宝璟的妻子、舞蹈家卓玛。

当时，故作深沉的王富桥并不知道卓玛是何许人也，善于察言观色的他只是发现坐在主宾位置上的这位美艳少妇黛眉紧锁、郁郁寡欢。直到罗远樵介绍来宾时，他才知道，这位美女竟然是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拥有数十亿家产的亿万富豪袁宝璟的妻子。王富桥听后，不禁怦然心动，暗自揣摩起来。

在卓玛面前，罗远樵也隆重地向她介绍了王富桥说：“这位是国务院秘书局的王富桥局长。”王富桥马上接口，绅士地说：“是副局长、副局长，也是中办机要局的副局长。”王富桥没有想到，面对自己唬人的身份，卓玛仿佛心不在焉，她只是礼貌地跟来宾点头示意，并没怎么搭理这位“王副局长”。

倒是王富桥的心开始蠢蠢欲动了，他心里盘算着，听说袁宝璟身价好几十亿呢，而眼前这位富豪妻子显得心事重重，显然是碰到了什么大难题。

酒宴结束之后，王富桥拉住了罗远樵，假装很随意地询问卓玛为什么愁眉不展，他故作神秘地揣摩说：“我对有些研究，我和你打个赌，我第一眼看到她，就觉得这女人家里肯定有事！”快人快语的罗远樵大吃一惊，当即告诉王富桥一个天大的秘密：两个月前，卓玛的丈夫袁宝璟刚刚因为涉嫌雇凶杀人被公安机关羁押，卓玛正在积极托关系“捞人”呢。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王富桥为自己多一个心眼兴奋不已，当即在心里盘算：此时卓玛正是六神无主到处求人，何不趁机捞上一笔，反正袁家最不缺的就是钱。心里虽这么想，但他毫不露声色，只是对罗远樵耳语了一番。

两天之后，罗远樵打电话给卓玛说：“上次吃饭的王局长想知道你的电话号码，我能告诉他吗？”

卓玛警惕地问：“他要我的电话干什么？”

罗远樵连忙解释道：“王局长是个热心肠的人，曾经研究过易经，他那天看你面相不好，说你家中有难，他想帮你看看风水什么的，说不定还能帮上你什么忙呢。”卓玛一听，觉得丈夫出事后，最近自己的时运确在走背字，没准他还真能看出点什么来，于是同意将自己的电话留给了王富桥。

很快，王富桥就给卓玛打来电话，约卓玛在建国门外的长富宫饭店见面，正在到处寻找救命稻草的卓玛，立即应约前往。

在长富宫饭店，两人落座后，早有准备的王富桥就施展出他的忽悠功夫和卓玛聊起了风水。王富桥的口才很好，一番工夫下来，卓玛将信将疑地问：“王主任，你觉得我最近有什么凶吉之兆吗？”王富桥见卓玛开始往他设的圈套里钻了，心里一喜，又故作深沉地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欲言又止地说：“实话和你说吧，你的亲人有血光之灾，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你的丈夫。我是一个信佛教的人，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我最看不得别人受苦受难。”

卓玛听后大吃一惊，袁宝璟被羁押的消息还在保密阶段，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眼前的这位王局长竟然一下子“算”准了，真乃神人也。卓玛又试着请王富桥给她的住宅看风水。王富桥连忙答应了。那是一个四合院，院子中间有棵树，王富桥看后当即就说：“你看口字中间有棵树，不正是困吗？”王富桥这么一说，一下子迎合了卓玛的心境，也完全取得了她的信任。

卓玛千恩万谢了王富桥一番之后，就把丈夫袁宝璟雇凶杀人的前前后后和正在向有关领导呈送申诉材料的想法告诉了王富桥。说到伤心处，卓玛泪流满面。

王富桥一边听，一边若有所思，最后煞有介事极富同情心地说：“哎，可能是你丈夫公司的风水不好，改天我有时间去看看，帮你破解一下吧。”其实，王富桥说这话的用意是想先探听一下卓玛的虚实，没想到卓玛马上答应了，两人相约在袁宝璟的公司建昊集团见面。

见卓玛救夫心切，王富桥在建昊集团四下仔细察看了一番后，故作深沉地说：“唉，我说你丈夫怎么会出事呢？你看看，这办公室里面的摆设完全不对，煞气太重，不利于主啊，我会尽快帮你把风水问题解决好。不过，光解决风水还不行，如果你丈夫真是冤枉的，我可以帮你找找我的朋友。”

卓玛说：“我正在找人，而且还在上访，准备给中央领导送材料呢。”王富桥马上摇头道：“你丈夫肯定是被别人陷害的，你肯定也没有找对人，你写的那些材料中央领导肯定不看，得有人给交上去，要是找对人的话，应该现在就有领导批示出来了。这样，先看一下风水，然后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卓玛见有人愿意帮忙，心头一热：“怎么帮？”王富桥神秘地笑了笑，低声说道：“我原来是国务院秘书局的副局长，现在的局长以前是我的手下，什么事都听我的。我这辆奥迪就是秘书局给我配的，现在我在中办机要局当副局长，和很多领导关系都不错，可以走机要给中央领导递送材料。别的不敢说，给你牵线搭桥老哥还是能行的。不过，你老公这案子不是一般的案子，可能得付出点高昂的代价啊！”

正被愁雾包裹的卓玛仿佛见到了太阳的光辉，救夫心切的她此时已经完全沉醉在王富桥的花言巧语里，以为自己遇上了贵人。她激动地说：“只要能救出人来，多少钱都没问题！”卓玛哪里能想到，在这个“中办机要副局长”的眼里，她才是一个“贵人”，而且还是金光闪闪的“贵人”。

在卓玛的邀请下，2004年3月初，王富桥到卓玛的家中装模作样地看了一圈风水，为了“镇住邪气”，王富桥专程到雍和宫和白云观花几百元钱给卓玛请了玉佛、玉观音，玉貔貅、八卦图等，并告诉卓玛一共花了10多万元，卓玛二话没说，一下给了他10万元。王富桥拿到钱后，立即拿出1万元交了自己的房租。

见卓玛拿钱如此爽快，王富桥还两次赶赴辽宁，甚至专程到沈阳看了袁宝璟母亲坟墓的风水，并施展了大师手段进行“破解”。当然，王富桥这一切都没有白干，他很快就得到了100多万元的回报，拿着这几乎没有费多大工夫就到手的钱，王富桥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

打持久战，小儿科伎俩诈来千万巨款

百万巨款对于袁宝璟的建昊集团而言，实在是一点“小钱”，但对王富桥而言，卓玛就像是一棵摇钱树，他当然不会因此罢手，为了从卓玛身上榨来更多的钱财，他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打持久战是需要“根据地”的，王富桥自己并没有办公场地。怎么办呢？他以请人为袁宝璟写申诉材料、找有关人员谈话为由，让卓玛为他在五星级的长富宫饭店长期租用了包房“办公”，后又转到崇文门附近的宝鼎大厦。之后，随着诈骗数额的增加，王富桥为卓玛工作的地点也水涨船高，2004年8月又搬到锦湖园公寓办公。为此，卓玛还给王富桥送来了4部笔记本电脑和摄像机等“办公用品”。

当然，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个道理王富桥还是懂的，为了取得卓玛的信任，同时也为了蒙骗他人，在王富桥的授意下，卓玛还写下了一份委托书，内容为：“我卓玛特此委托我先生袁宝璟的表哥王富桥先生和王小桥（王富桥的干儿子）先生为袁宝璟本人案情一事全权代表”。王富桥之所以让卓玛把自己写成袁宝璟的表哥，理由是办事的时候好说话。当然，王富桥也确实拐弯抹角地替卓玛找了一些人，但是这些人他其实都不熟，而且也没在他们身上花钱。

租用这些豪华酒店，除了王富桥自己用来办公，他还煞有介事地分头请来几个退休干部为卓玛修改和撰写申诉材料。

2004年3月，王富桥通过朋友介绍，打着“中办机要局”的名义，带着卓玛找到了某大学一位退休的副校长，咨询关于袁宝璟案子的情况，并请这位资深的法律专家帮忙修改申诉材料。这位副校长见卓玛称王富桥为表哥，王富桥也介绍他和卓玛是亲戚，出于同情，这位副校长帮助他们修改了上访材料，但却没有收他们一分钱。王富桥却从卓玛那里一下子拿到了150万港币！

王富桥在这位副校长面前吹嘘自己手里“有首长批示”，这位副校长让王富桥拿出来，王富桥担心露馅，连忙说：“首长的批示是绝密文件，锁在单位的保险柜里，没有带在身上。”这位被蒙在鼓里的副校长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是王富桥唯一帮助卓玛找到的具有真实身份的法律专家和领导干部！

拿到副校长帮忙修改好的材料，王富桥领着卓玛来到北京什刹海旁边的一所四合院，见到了一位自称首长办公室主任的胡某，并通过胡某见到了一位老太太。王富桥神秘地对卓玛说：“这位老太太是一位跟中央领导私交很深的革命老干部，老人家答应帮忙向中央领导递交材料了，很快就有中央领导的批示了。”

但是，此事很快就没有了下文。在卓玛的多次追问下，王富桥说已经有了“中央首长批示”，卓玛让王富桥拿出来看时，王富桥却以机密为由搪塞过去。

但时间一长，王富桥担心不能继续取得卓玛的信任，为了让她见真实的材料，2004年8月，王富桥带着卓玛找到北京某报社的法制部主任，通过这位主任向全国政法机关为卓玛走过300封机要内参，但这些所谓的“机要内参”实际上只是一份供有关部门参考的“来信摘编”而已，最后这份“来信摘编”全部泥牛入海。

2004年8月，王富桥还请这家报社的一个记者为卓玛组织了一场记者招待会。王富桥对卓玛说：“媒体的力量是无穷的，肯定会对你丈夫的案子产生良好的影响，这次来的记者都是中央和北京各大报社法制记者，你应该多给他们出点钱，每人给他们5000元比较合适。”

卓玛听后立即点头同意了。但是，在记者招待会的现场，卓玛见参加会议的30多人中却很少有什么“大报记者”，有些根本不是什么记者，卓玛感到这次活动组织得实在不尽如人意，最后只给了每个记者300至500元的车马费。当然，这次记者招待会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卓玛虽然有些恼火，但为了丈夫，她也只好把所有的委屈咽进自己的肚子里。

为了继续蒙骗卓玛，王富桥通过那位报社记者认识了一个研究所的曲主任，王富桥立即带着卓玛找到曲主任，并告诉卓玛说：“曲主任的爱人是一位政治局首长夫人的私人经济顾问，绝对手眼通天，你丈夫的材料可以请他转交给首长。”

于是，卓玛带着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某报社的内参和几名律师联名写的对该案的看法，交给了曲主任。接着，王富桥告诉卓玛说：“曲主任说，要办成这件事情需要1000万元。”

即使拥有亿万家产，卓玛也对这种狮子大开口感到惊讶，她随即对王富桥说：“那我们再找找别人吧，我为丈夫的事情，已经给你拿了800多万元，现在一下子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了。”

事已至此，卓玛依然对这位“中办机要局王局长”深信不疑，更被“王局长”的平易近人和火热心肠所感动。从刚刚认识王富桥几天之后，卓玛就带着司机和助理一起去王富桥住在通州的家，满怀希望地交给王富桥150万元港币，而王富桥拿到钱后就让卓玛回去等消息。3月11日卓玛又和司机在王富桥家交给王富桥人民币150万元，3月20日又交给王富桥人民币60万元，3月21日再次交给他人民币60万元。至此，给钱给王富桥更是家常便饭，直到2004年8月11日在福慧堂内交给王富桥人民币50万元为止，卓玛总共给了王富桥人民币795万元，港币150万元。

但是，王富桥为卓玛所做的，除了找到那位大学的副校长之外，能够找到的其他人，很多经过公安机关核实都是“查无此人”。而卓玛每次要见什么人，王富桥都开口跟她要钱，都说是对方要的，卓玛每次都把钱交给王富桥本人。但卓玛向王富桥问起办事人的情况时，王富桥都以这些人身份保密为由，不让卓玛见面，王富桥的理由很充分：“我是搞机要的，这种捞人的事情，密则成，泻则败。”

卓玛也许忽视了一个常识，如果王富桥真的是国办、中办领导，怎么可能天天陪着她，为她出谋划策，甚至陪她数次去辽宁呢？也许作为大学教师的卓玛应该很清楚，也许只是她当时救人心切，需要熟悉社会规则的人帮她。

在认识卓玛之前，王富桥因为还贷的事情着急上火，但认识卓玛后，不但汽车贷款和住房贷款都还上了，还买来一大批假古董。王富桥平时出手也比原来更大方，甚至帮他的干儿子王小桥和自己的女友石晓萍在朝阳区和通州区开办了两家名叫福慧堂的足疗城，还帮王小桥买了车。王富桥不但明目张胆地要钱，还暗地里骗卓玛的钱，甚至连小钱也不放过。

噩梦醒来，“捞夫”骗局人财两空

王富桥的干儿子王小桥也加入到这个骗局之中，王富桥介绍王小桥认识卓玛之后，王小桥自称他的哥哥是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在王富桥和王小桥的密谋下，从2004年4月起，王富桥突然开始对手机“警惕”起来，每次卓玛给王富桥打电话，王富桥都经常不接电话，而是不辞辛苦地单独约见卓玛谈给中央领导反映情况的事情，让卓玛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在卓玛的询问下，王富桥神秘兮兮地对卓玛说：“你丈夫的事很复杂，如果我的手机号码被监控了，肯定也被连累了，我的身份很重要，你最好换个电话号码。我们谈的事要保密，但现在的普通手机电话都不保密，容易被别人监听到，你丈夫这么大的案子，你肯定被别人上了‘手段’，所以我不敢轻易接你的电话。我有军队的关系，可以帮你弄到一批军方的保密电话，如果有急事，你可以在电话里和我说。”卓玛确实听说过中央警卫局的电话是不显示号码的那种保密电话，当时就同意了。

王富桥说：“王小桥的哥哥是中央警卫局的，可以让王小桥找他哥哥办中央警卫局内部的电话号码，这些电话是保密、安全的。我们应该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统一配发保密手机。”

卓玛心想王富桥这么大的领导，肯这么为自己帮忙，自己也不能给他带来麻烦啊。于是王富桥向卓玛要来身份证，还让卓玛把身边的司机、秘书等所有人的手机都换了。

2004年5月一天晚上，王富桥让卓玛到崇文区的宝鼎大厦，说王小桥把保密手机送过来了。卓玛赶到宝鼎大厦后，王小桥和几个人搬着装手机的箱子进来，王富桥让王小桥把箱子打开拿出手机说：“这回安全没问题了，咱们统一时间把手机都换了。”

王小桥一共拿来了8部手机，王小桥说：“买手机钱、卡钱和两个月的手机费已经交了，大概是4万元。”卓玛就按照王小桥说的数目给了王富桥4万多元。王富桥转手递给了王小桥。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长时间，卓玛用的手机就停机了，她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去联通公司一问，才知道这种CDMA手机是普通的，没有保密的说法，只是298元打800元包月，两年之内不能注销。这种手机是联通搞的赠送活动，只要有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办，王小桥只不过为他们交了100元的开机费。

当时卓玛对王富桥已经相当信任，不论王富桥说什么都同意。对于这件事情，因为损失不大，卓玛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很快就给忘掉了。

在卓玛和王富桥外出办事时，每次王富桥的车总是闪着警报器冲进大门，一路畅通无阻，而卓玛的车没有警报设备进不去。于是，王富桥提出让卓玛办警备证，为了进出重要部门方便。卓玛想都没想，又同意了。

2004年5月，王富桥对卓玛的司机说：“我和你们老板都说好了办警备证、安全证、国A证、警灯、警报使用证，具体你找我干儿子王小桥。”

卓玛的司机问要准备什么证件手续。王富桥说把驾驶证和行驶证的复印件给王小桥就行了，留底档用。卓玛的司机心里有些疑惑，问王富桥：“卓玛的车是私车，能当公车用吗？”

王富桥不耐烦地说：“这些都有正式手续，存备案，全是合法的。卓玛都同意了，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于是，卓玛的司机按照王富桥的要求找到王小桥，王小桥说：“王主任已经和我交待过了，我去办，但要找人请客，你先拿10条中华烟和6瓶茅台酒吧。”

司机向卓玛汇报之后，卓玛给了他1万元买了烟和酒。第二天卓玛的司机将复印件和烟酒给了王小桥。一个月后王小桥就把警灯、警报使用证和警备证及安全证拿来了，说不算请客的钱，他自己垫付2万多元。王小桥还说是看在王主任的面子上，要是别人办得要10万元。后来，卓玛给了王小桥2.4万元。

而经过北京市公安局鉴定证明，王小桥办的标有“安全”字样的政府汽车出入证是假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办公室也证明王小桥给卓玛的警灯警报使用证（背面鉴“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章）为伪造品。

在委托王富桥“捞人”的过程中，卓玛可谓倾尽全力，不遗余力地向王富桥奉送着家产。除了奉送给王富桥的港币150万元和人民币790万元外，2004年7月，卓玛为表达对王富桥的感谢，甚至将一枚她结婚时的钻戒赠送给王富桥，仅仅这枚钻戒就价值46万元。在与王富桥交往的2004年4月至10月期间，得知王富桥身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卓玛先后给王富桥送过十几次贵重的中草药，每副中药的价值都在万元以上。

但是，卓玛所有的付出都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回报，王富桥曾经多次哄骗卓玛说已经拿到中央领导的批示，但是，卓玛却没有见到一个字。直到2005年1月12日，四处奔波心力交瘁的卓玛等来了丈夫的消息，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袁宝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得到这个消息，卓玛如同五雷轰顶，泪如雨下，这是她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结果啊。

卓玛连忙让司机开车拉着她去找王富桥，问是怎么回事。此时，王富桥也从媒体的报道中看到了袁宝璟被判死刑的消息。两人见面后，王富桥不仅没有恻隐之心，而且还编造了一个更大的谎言：“有人花了上亿元的钱要你丈夫的命，你花的这点钱根本算不上数。如果你愿意出更高的价钱，事情也许有转机的！”

此时的卓玛再也不敢轻信王富桥的话了，心烦意乱的她一想到丈夫被判死刑的消息，眼泪就哗哗地往下流。她忍不住对着王富桥大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富桥本来想先稳住她，但卓玛根本不理，她决定把王富桥骗去的钱要回来。但是，好不容易精心下套骗来的钱，王富桥怎么会轻易拿还钱呢？这次见面不欢而散。在经过多次协商之后，2005年6月6日，王富桥和卓玛最后在福慧堂洗脚城进行面谈。

卓玛疲惫地说：“你从我这里拿走150万元港币，和800万元人民币，我也不想为难你，我只要回我的800万里的一半，你还给我400万就行了。”

但是王富桥还依然耍赖说：“我现在还400万有困难，我需要时间，但是一个月绝对没有问题。”

此时，王富桥身边的人说：“让王主任给你写个东西，一个月之内把400万还给你就行了。”

到了这个时候，钱对于卓玛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她和王富桥最终签订了还款协议：“王富桥曾几次向卓玛借款，现经双方协商同意在伍拾天左右还现金肆佰万元整，至此双方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双方协议签字生效。”但是，在这份双方都按下手印的还钱协议签订的3个月之后，2005年9月15日，王富桥只给卓玛的账户打过来90万元，之后就再没还钱。

卓玛再找王富桥时，王富桥终于露出了他的丑恶嘴脸，百般抵赖，甚至提出要用那些假古董抵债，被卓玛严词拒绝。至此，卓玛才恍然大悟，回想起自己和王富桥从一开始交往，对方就隐隐有一种神秘感，其实许多时候王富桥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卓玛感觉不妙，但救夫心切的她宁愿不去想这些，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她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一场很可怕的梦，梦终于醒了。

在卓玛在多次找王富桥协商无果的情况下，2005年10月，卓玛一纸诉状，将王富桥告上法庭。2006年1月4日，王富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羁押，同年2月10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犯招摇撞骗罪将王富桥批准逮捕。

2006年3月17日，轰动全国的亿万富翁袁宝璟雇凶杀人案尘埃落定，袁宝璟被押赴刑场采取注射方法执行死刑。当日10时15分，执行完死刑的袁宝璟的尸体被送到辽阳市殡仪馆火化。在殡仪馆院内，卓玛用一条白色的哈达将丈夫的骨灰盒包好，痛哭失声。

2006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王富桥一案。面对来自原告卓玛方的大量有力的证言、证据和证词，王富桥竟然信口雌黄地解释说，一开始确实只是单纯运作袁宝璟的事情，但后来就对卓玛产生了感情，他已经爱上卓玛了。袁宝璟被判死刑后，卓玛情绪相当糟糕，怕她出事情，寻短见，为了安慰她，才写下了还款协议。

法庭当庭依法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王富桥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我们谁都无法猜想，当天并未出现在庭审现场的卓玛在听闻了王富桥如此辩解之后，她的情绪和反应，包含着怎样复杂、懊悔的人生意味。

第三卷激情与迷茫第二章 “飞单”骗局

投资数家企业，出资拍摄电视剧《张思德》，主办张信哲、王菲个人演唱会，购买和投资建设多栋大厦和房地产工程，到澳门赌博，贿赂银行人员……这些数以亿计的资金去向清楚，来路却扑朔迷离。京城“名骗”陆锋、成敬制造的这起亿元诈骗案，经过北京两级法院6年的艰苦审理，终于在2006年12月20日审结。在北京法院的审判史上，6年审结一个案子是罕见的。

这起涉及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伪造金融票证、诈骗、挪用公款、受贿、徇私舞弊等一系列罪名的大案，以被告人成敬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到有期徒刑而终结。这起大案涉案人员12人，涉及10家银行分理处，涉案金额高达2.25亿元。

本案宣判后，各大媒体热烈讨论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市场不是江湖，是有一定的游戏规则的，无论原罪，还是像陆锋、成敬这样在市场经营中“玩资本”犯罪的，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本案主犯陆锋只有40岁，他从10年前起家经营自己的公司，开始拥有众多的投资项目，分立了多个公司企业，大胆地进行商业运作，曾在惊心动魄的商战中叱咤风云大展雄风。此案的终审法官不无遗憾地说：陆锋要是走正道，凭他的聪明才智，商战中很少有人能与其争锋。而在中国最早一批的民营企业家中，陆锋的确曾是罕见的一颗明星!

而在20世纪90年代，在京城“飞单”巨头中，陆锋、成敬独拔头筹。

谁与争锋，而立之年创下商战奇绩

陆锋是北京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高二时因打架被劳教1年，高中毕业后到某报社工作1年。1985年，正是南下经商大淘金的风头浪尖，时年19岁的“毛头小伙儿”陆锋去了海南，开始在商海中劈波斩浪。到海南不久，他就成了海南中远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其发迹速度令人瞠目结舌。而1991年，他突然悄悄回到了北京，低调地在北京某公司做了个小职员。

1993年1月18日，年仅27岁的陆锋开了自己的公司，即北京中恒企业发展公司。公司性质是集体所有制，注册资金3800万元。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电子、化工、机械热核开发、转让及新产品的研制销售、兼营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截止到1996年上半年，陆锋的中恒公司都在良好地运作着。这3年中，公司不断扩大规模，产业遍布全国，创出了惊人的经营佳绩。

到1996年，正值而立之年的陆锋风光无限，他的产业几乎遍布全国。在山西，陆锋成立了山西南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经营房地产开发，他投资建成的居民小区已经销售并入住；他还成立了山西丰裕铝业有限公司，生产电解铝，至今工厂还在开工；在湖南，陆锋成立了湖南美奇房地产有限公司，经营房地产开发；在四川，他联营四川中恒华醇酒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中华醇牌白酒；在北京的产业更是数不胜数，他投资建设的南洋大厦拔地而起；他还先后成立了北京南华制药有限公司，积极开发研制并投产抗癌药品，至今销量不错；他成立了南光电子光学仪器有限公司，购买了美国设备，准备投产；他还成立了北京南陵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进口了相关设备，生产销售金属制品；成立了中恒南洋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此公司后卖出80%的股份，成为北京现代南洋房地产发展中心。另外，陆锋还在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投资，在中联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陆锋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商机，火箭式扩大着公司投入与影响。中恒公司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在投资建设房地产、开办铝矿、酒厂、研制抗癌药品托马克和投拍电视剧、主办明星个人演唱会等方面有了瞩目的成就。公司的资产从3800万元迅速攀上亿元。他甚至在文化娱乐方面也有投资，如拍摄电视剧《铁鹰行动》、《张思德》，举办张信哲、王菲个人演唱会。一时间，陆锋俨然是商界的成功人士，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陆锋如果头脑冷静，守法经营，可能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中最早升起的明星之一。但是，他被公司庞大的规模冲昏了头脑，野心勃勃的经营方针使他看到公司靠贷款盲目扩张，已经埋下了巨额负债的风险。1996年，中恒公司出现经营困难。陆锋则把眼睛盯在了银行的“钱柜”上。

如此迅猛发展的经营与投资，必然要有雄厚的资金做强有力的后盾，仅靠项目回报是不够的。没有钱这个润滑剂，如此庞大的经营无法正常进行。此时，陆锋明显感觉出自己的“银根”吃紧。“搞钱”是摆在陆锋面前的头等大事。

其实早在1992年，陆锋在北京某公司时，他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做资金”，就是为公司“搞钱”。所谓“做资金”，就是在银行找关系进行“体外循环”。所谓“体外循环”就是银行不将存款单位存入银行的钱入账，而直接交与用钱单位使用，由用钱单位支付利息。银行这种做法是违规操作，要承担血本无归的风险和法律责任。而陆锋当年悄然从海南回北京的原因，也是因为“做资金”做出了“黑洞”。1989年到1991年，陆锋为海南某公司向某银行海南支行贷款5000万元，逾期不能归还。1991年8月，他悄悄跑回了北京。

对金融资金周转心知肚明的陆锋为了支撑他公司的经营，使出浑身解数，找朋友、挖关系，只要能弄到钱他什么都可以做。1996年下半年，就在公司投资经营资金紧张，向银行贷款困难的情况下，陆锋作为中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召集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业务经理等下属人员商量资金问题，他要求大家不惜一切手段“搞”到钱。

重操旧业，“体外循环”犯下伪造金融凭证罪商海骄子陆锋首先想到的是重操旧业，即在银行搞“体外循环”。

1996年初，陆锋结识了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支行和平里分理处主任刘柱民，以及该分理处工作人员孙玉良。在刘柱民的办公室，陆锋与刘柱民商量，由陆锋以高息拉来存款，由和平里分理处给存款单位出具存单，将款打到陆锋公司的账上，供陆锋使用。这就是所谓的“体外循环”，而对于银行来讲是“账外经营”。双方最后商量妥当：和平里分理处收取存款的1.7%的手续费存款到期后，由陆锋的公司付给存款单位本金和利息。孙玉良帮助陆锋在和平里分理处开了中恒公司的账户。

不久，陆锋先后以高息为诱饵，拉来了4笔共8000万元存款，和平分理处出具了5张存单，交给了存款单位，将钱直接入到了中恒公司在分理处的账户上，陆锋共付了657万元高息。

其后，陆锋还要求刘柱民也给他拉些存款，并许诺存款额15%～20%的高息。不久，中恒公司的账户上又多出了6000万元，这笔钱是刘柱民动用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专管账户中为某单位代管的房款。刘柱民、孙玉良要求付银行手续费1.7%，计人民币238万元，此款由刘柱民保管。由于这部分资金是银行监管资金，刘柱民、孙玉良还要求陆锋加付被监管单位15%的高息。陆锋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在这之中，银行实际按定期存款利息10.98%付给被监管单位，而其中有4.02%的息差，即人民币300余万元，陆锋分几次转成现金交给了刘柱民。刘柱民、孙玉良随便起了个名字，将此款存了起来，存折由孙玉良保管。案发后，据刘柱民交待，息差的钱他们没敢动。只有手续费的钱分理处“走了费用”，还剩下50万左右。这些“走了费用”的手续费除了请客户吃饭，买礼品，还包括为单位职工买些东西，分点钱等等。

为保险起见，刘柱民、孙玉良要求陆锋提供抵押。后来，刘柱民又找陆锋，要求陆锋想办法开几张存单。陆锋即向某支行要了3张空白的“建设银行单位定期存款单”，到深圳刻了一枚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展览路支行业务公章，伪造了3张存单，交给刘柱民和孙玉良作为抵押物收存。当时，刘柱民和孙玉良发现存单是建设银行的，但存单上盖的公章却是合作银行的，而且存单用纸非常薄，刘、孙二人却没有再提出异议。案发后，公安人员就这3张存单的真伪讯问刘柱民时，刘柱民说：“我不知道是假的，当时我们还想到合作银行核对的。”当然，刘柱民没有去核对，因为他们的行为是瞒着上级做的“账外经营”，太“认真”会暴露自己。

1997年，陆锋拉来的4笔存期一年的存款先后到期，陆锋连本带息偿还了其中两笔。另外两笔各还了一部分之后，就说没有钱还了。在刘柱民多次催要之下，陆锋依然没有还上任何一点钱。刘柱民见中恒公司无力偿还拆借的资金，便向本单位自首，2001年5月1日，刘柱民因涉嫌犯非法发放贷款罪、挪用公款罪被逮捕。

关于这笔1.4亿元的资金问题，法院经审理查明“造成和平里分理处最终损失人民币8500余万元。”法院认为：“被告人陆锋为使中恒公司获取非法利益，向工行和平里分理处提供了巨额的伪造存单，给国家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刘柱民身为徇私情，不履行职责，给单位造成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徇私舞弊造成亏损罪。”

而此案中涉案的孙玉良由于精神压力太大，最终导致精神失常，被一审法院中止审理。

银根收紧，“开口子”刻假章“做钱”

时光步入1997年，银行“银根”收紧，四处找资金的陆锋接连找了几家银行想做“体外循环”都没有成功。中恒公司业务部经理张重德成为陆锋的“破坚尖兵”，这个张重德曾于1977年9月因盗窃被劳动教养3年。1997年10月张重德认识了一个姓赵的人，并通过他拉了一笔1000万元的存款，存款单位是哈尔滨保利公司。有了存款，银行里没有人也不能把这笔钱弄到自己账上使用，这就得“开口子”。专业术语中所谓的“口子”，就是银行里面有人配合，把客户预留银行的印鉴拿出来，用于造假。

张重德想到了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丰台支行南苑分理处的工作人员朱刚毅和该分理处主任李建忠。中恒公司曾与该分理处有过存款往来。

为了能够使用哈尔滨保利公司这笔钱，陆锋和张重德多次带李建忠、朱刚毅到贵宾楼饭店吃喝玩乐，还经常送刘、朱一些“小礼物”，向他们表示要在他们的银行“做”这笔资金。在李建忠拒绝做“体外循环”后，陆锋提出要存款单位存款时留在银行的预留印鉴卡，并要张重德做李建忠的工作。有一次在贵宾楼，张重德将李建忠单独叫出来商谈，表明要使用他拉来的存款，李建忠说：“这是你们两家的事，别出事，别给我找事儿。”张重德打了包票：“保证没问题，我们两家单位关系特别好。”

没几天，张重德就带着哈尔滨保利公司的人出现在李建忠的办公室。李建忠检查来人所持的营业执照，见是外地公司，就没有同意开户。张重德又带上来人在北京注册了北京保利公司。一周后，他们拿着北京保利公司的全套注册手续来到银行，李建忠终于同意存款，并让朱刚毅为他们办手续。这时，张重德又提出要一张存款单位的预留印鉴卡，李建忠说：“让朱刚毅多给你开一张。”就这样，张重德得到了一张预留印鉴卡，他小心翼翼地将这张卡放进裤兜。后来张重德在法庭上说：“回去开车时，我还摸了摸裤兜里的印鉴卡，怕给窝了。”

张重德将印鉴卡交给陆锋，陆锋又将卡交给赵某。没过几天，赵某就拿来了北京保利公司的财务章和法人名章。陆锋又让人到南苑分理处假冒北京保利公司的人买来支票，伪造了转账支票，从工行南苑分理处划出人民币999.5万元，一部分入到中恒公司账户，另一部分入到北京市海淀区昆氏科技发展公司。这个昆氏公司是陆锋朋友开的，1996年6月，陆锋向朋友借来工商注册手续，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朝阳支行八里庄分理处开立了基本账户，可以提取现金。陆锋用这个账户进行转款，支付存款单位的高息和中间人的好处费。

这是法院认定的陆锋“做钱”的第一笔。所谓“做钱”，就是利用高息拉存款户，让存款单位到指定的银行开户存款，等钱入账后，再伪造存款户的财务印章将钱从银行划出。法院认定这笔“做钱”造成损失人民币838.4万元。此笔“做钱”涉及的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丰台支行南苑分理处主任李建忠、工作人员朱刚毅，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建忠、朱刚毅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允许、帮助他人使用本单位公款，其行为均已构成挪用公款罪，且系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

“做钱”的关键是“做口子”。陆锋、张重德想尽一切办法开“口子”、找“口子”。本案中的另一犯罪人员陈杰，在1998年3月间，为能够使用这伙人拉来的一家出版社一笔500万元的存款，找到很早就认识的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西城区支行西直门分理处的工作人员宁学茹，将其拖下水。宁学茹接受了陈杰给予的1.6万港币的好处费，利用职务的便利，向陈杰提供了印鉴卡的原件，致使他们“骗划出人民币499.6万元，造成损失202.6万元”。

1999年4月，由张重德、成敬、莫小军、陈杰合伙诈骗北京某团体组织1000万元一案中，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丰台区支行四路通分理处的工作人员谢焕光接受陈杰的请托，利用职务便利，向陈杰、张重德提供了该组织在银行的预留印鉴卡。法院认为：“被告人谢焕光、宁学茹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

甩开“口子”，高科技“飞单”搞钱

但是，非法拆借的巨额资金仍不能满足陆锋企望中恒公司的事业向全国辐射的雄心，然而非法拆借的资金和贷款是有使用期限并且要支付高额利息的，对于急需资金的公司、来说，按期还贷和付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陆锋又开始谋求新的筹资方式，这时，一个老朋友成为陆锋的新搭档，直到一起走进监狱的高墙。他就是成敬。

50岁的成敬是北京金世野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经理。1982年因犯诈骗罪、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刑满释放后无所事事又没正当职业，过着漂泊的日子，虽也曾帮人做一些生意，但自己并没有什么机遇和发展。后来注册了北京金世野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也是赔多赚少，入不敷出。当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悄悄出现以高息揽存为幌子，用伪造的票据从银行骗取存款单位资金的犯罪手段，并渐盛行，只有初中文化的成敬却有着超人的胆识，他认为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陆锋和成敬早在1986年的海南就认识，后来两人先后回到北京。成敬与陆锋共谋并共同实施了20起诈骗案。1997年10月至1999年10月的3年期间，涉及被诈骗的有北京市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北京市商业银行以及天津、大连等地的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10家分理处，有的分理处甚至连续被骗。不断卷入犯罪的人员中，有银行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公司人员和无业人员。

1997年12月，成敬通过赵某拉来炎黄艺术馆的500万元存款，成敬陆锋商量要“做”这笔钱。为有“口子”，陆锋建议将钱存到某行分理处，但陆锋打电话找熟人时，那人已经调走了。他们就让炎黄艺术馆的人把款存到与陆锋认识的李建忠所在的工行北京市分行东城支行和平里分理处。而此时，成敬已经通过赵某得到了炎黄艺术馆的预留印鉴卡。他们将预留印鉴卡交给张重德，要他找人刻假章。为了能自己掌握造假章这个环节，成敬和陆锋当晚就飞到香港，想买一台电脑刻章机回来。但到香港后，听说那个机器不好用，结果两人空手而归。

回来后，张重德拿来了一个章。陆锋让自己公司具有多年财务经验的财务总监曹尊钢检验一下，曹尊钢折角比对了一下说：“不行，没法用。”陆锋向张重德要预留印鉴卡再找人，张重德支支吾吾地说：“那刻章的被抓了，连章带预留印鉴卡都被抄了。”陆锋没有办法，只好另外找人，他们很快就找到据说可以刻假章的吴某。吴某笑话他们说：“现在这年头哪还有刻章的，真土。只要你有样章，我能保证做出一模一样的。”

怎样得到存款单位的财务印章和法人名单呢？再要预留印鉴卡是行不通了。陆锋想了个办法，要存款单位写个承诺书，要求在承诺书上加盖单位财务印章和法人的名章，为不让存款单位怀疑，还要求加盖存款单位的公章。承诺书很快拿到手，陆锋交给吴某，约定晚上交货。陆锋和成敬心里都很纳闷，两人在路上就开始猜吴某到底怎么做章。曾经搞过印刷的成敬猜是照相制版，他说：“但那需要很长时间的，所以不可能。”陆锋说：“我分析是电脑刻章机。”成敬说：“等晚上拿到章就知道了。”

晚上，陆锋和成敬来到约好的地点，见到吴某就问：“章在哪？”只见吴用指甲掐着一张支票购买凭证卖着关子说：“章不给你，你先去买支票，买完支票再盖章，盖完就销毁。”陆锋和成敬将信将疑地接了支票购买凭证，回到成敬的办公室。按照财务制度规定，第一次购买支票要在银行填写支票购买凭证，以后需要持凭证购买支票。

陆锋不放心说：“把承诺书拿出来，对一下章。”因承诺书在吴某的手上，就给吴打电话。吴在电话中说：“你放心去买支票吧，出了问题我负责。”第二天一早，成敬叫自己的会计和曹尊钢去买支票，他们很快买回了一本支票。成敬和陆锋给吴某打电话要他过来盖章，他们很想看到吴某刻的章，但他们并不知道，吴某根本就没有刻章。吴某则让人将支票拿走，让他们等他的电话。

半夜两点多，吴某拿来了盖好章的支票。成敬问他章在哪里？吴说毁了。第二天早上，成敬和陆锋拿出吴某做的支票仔细研究。成敬见章的油印特别厚，不像是盖上的，像是用彩色喷墨打印机打印上去的。随即，成敬叫来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同案人员沈恺平，问他：“你能把支票上的章弄到一张纸上吗？”沈恺平说：“试试吧。”沈恺平不愧是电脑高级工程师，他先用扫描仪将印章和人名单扫进电脑，进行修补，很快打印出来，交给成敬。成敬恍然大悟，说：“跟弄相片似的。”陆锋说：“我有个旧支票，拿来试试。”说着，打电话让自己公司的财务总监曹尊钢拿来昆氏公司的一张旧支票。沈恺平用同样方法扫描下昆氏公司的财务印章和陆锋的个人名章，将这两个章打印到他们找来的一份银行支票购买凭证上，陆锋让曹尊钢去银行买支票，很快就买回来两本昆氏公司的支票。沈恺平用打印机将章打到支票上，成敬、陆锋看到后，感觉不错。陆锋不无庆幸地说：“这下没问题了，只要有承诺书，哪个行都能做。”

此后，他们就大胆地甩开“口子”，让存款单位出具存期一年的承诺书，并要求在承诺书上加盖单位财务印章和法人的个人名章，名为保证，实为得到这两个章，便于他们伪造。然后，通过电脑技术伪造支票购买凭证购买支票，再用伪造的支票划走存款单位的钱。这就是所谓的“飞单”。20世纪90年代末，京城出现了“飞单”名人，成敬和陆锋就是其中的“枭雄”之一。

为了能做出更精确的伪造支票，陆锋和成敬花5万元买来精雕机，要沈恺平学着使用。他们越做越熟练，有时头一天做了支票购买凭证，第二天，钱一到账就买支票，造好假支票，第三天就划走存款。尽管轻车熟路，细致的陆锋每次都要公司的财务总监曹尊钢或自己将章仔细比对，并在买支票之前先打个电话。当然，有的单位也是很精明的，在承诺书上只盖半个章。他们就再找“口子”，拿银行的预留印鉴卡。

在整个“飞单”搞钱过程中，陆锋、成敬负责组织决策，指挥分工，决定被骗资金转入的账户，分配同案人员的分赃数额和支配赃款的使用，并支付存款高息和中间人的好处费；张重德则在存款单位和中间人间穿针引线，与对方谈判存款数额、存款期限，指定开户银行，取得预留印鉴卡或承诺书，并经手支付高息；沈恺平受成敬指使负责在各种银行手续上复制印鉴章；其他人，如莫小军、张小龙、陈杰则分别参与相关诈骗活动，与存款单位谈判，假冒存款单位财务人员购买凭证或支票，办理转账手续，从银行获取印鉴卡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确认：1997年10月至1999年9月，被告人陆锋、成敬、张重德、沈恺平、张小龙、莫小军、陈杰等人分别结伙，大肆进行票据诈骗犯罪活动。其中，张重德受陆锋指使，参与了陆锋等人组织的票据诈骗犯罪，并另行与莫小军等人共同实施票据诈骗；沈恺平受成敬指使，参与了成敬等人组织的票据诈骗犯罪，主要负责复制印鉴、伪造银行票据和凭证。被告人成敬参与票据诈骗17起，未遂1起，诈骗人民币1.25亿余元；被告人陆锋参与票据诈骗12起，诈骗人民币7000余万元；被告人沈恺平参与票据诈骗16起，未遂1起，诈骗人民币1.2亿余元；被告人张重德参与票据诈骗9起，诈骗人民币4900余万元；被告人张小龙参与票据诈骗1起，诈骗人民币1999万元；被告人莫小军参与票据诈骗1起，诈骗人民币997万元；被告人陈杰参与票据诈骗2起，诈骗人民币1496万余元。

银行追贷，牵出京城亿元诈骗案

如此疯狂作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这还要从1995年说起。1995年9月，中恒公司将办公地点迁至北京市市政某公司院内，两公司合作开发南洋大厦。1996年4月，市政某公司决定在朝阳一块自用空地建设住宅小区。在盖4号塔楼时资金不足，陆锋提出由中恒公司出资建设，双方签订联建协议：“4号联建楼，市政某公司出地，负责施工；中恒公司支付总投资人民币6686万元(后追加封阳台人民币162万元，合计人民币6848万元)，投资价一次性包死，不受政策性调价影响。该楼建成后归中恒公司所有，市政某公司在政策条件具备时，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建成后，市政某公司使用总建筑面积的45%，中恒公司占有总建筑面积的55%。”到1997年11月竣工时，中恒公司已实际投资人民币6750万元，尚欠工程款人民币98万元。

1997年11月，中恒公司累计在华夏银行欠贷本息合计人民币6500万元。华夏银行多次追讨。1997年12月，中恒公司董事会决定：以4号联建楼质押，向华夏银行贷款人民币9000万元。双方达成协议：中恒公司以4号联建楼质押，向华夏银行贷款人民币8500万元，先偿还先期本息6500万元，贷期一年，即从1997年12月31日至1998年12月30日，利率7.92‰。陆锋提出，由于欠部分工程款，4号楼没有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为此，双方到实地考察进行评估，认为4号楼价值人民币1.3亿，可以抵押贷款9400万元。银行要求陆锋出具相关文件，证明市政某公司对4号楼的联建和产权关系。陆锋为了拿到贷款，仿照市政某公司旧文件样式，自拟了一份确认书，内容是市政某公司同意陆锋全权处理4号楼，可以转让、抵押、出售等。陆锋在成敬和沈恺平的帮助下，用电脑扫下公章，打印上去。并一式两份，一份给了公证处，一份给了银行作为贷款质押文件的附件。银行没有进行核对，就于1997年底向中恒公司放贷8500万元，并收回中恒公司此前欠贷本息6500万元。余下的款项，中恒公司付给市政某公司房地产项目的尾款，投资到下属南光电子有限公司、北京南华制药有限公司、四川邛崃市中恒华醇酒业有限公司，以及拍摄电视剧《张思德》等。

1999年初，华夏银行又多次找陆锋要求偿还贷款，并于5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申请诉讼保全，同时以借款合同纠纷起诉。6月1日，北京市二中院查封了4号楼，要求市政某公司提供4号楼有关建设文件。同月3日，市政某公司以陆锋伪造文件，将给该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7月14日，陆锋因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支行和平里分理处主任刘柱民非法拆借资金1.4亿元案被监视居住。8月9日，因涉嫌伪造市政某公司公章、文件被刑事拘留，9月16日被逮捕。本案其他人员有的相继自首，有的被抓获归案。

关于陆锋伪造市政某公司公章、文件一事，法院查明：虽然市政某公司未将4号楼交付给中恒公司，但根据两公司签定的联建工程合同和中恒公司履行合同的情况，中恒公司实际上已经拥有了4号楼的相关权益。中恒公司以4号楼的使用权做抵押向华夏银行贷款，并非提供虚假抵押，陆锋等人伪造的文件不能对中恒公司的还贷保障能力产生实质影响，而且中恒公司亦不能成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故被告人陆锋、成敬、沈恺平行为不构成犯罪。

在这几起高达数亿元的大案中，却从没有被骗单位报案。究其原因，一是存款没有到期没有发现；二是有的被骗单位多次讨要，陆锋予以归还；三是陆锋许诺的高息已经到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利用手中的存款获取高息本身也是见不得人的违法行为。

偷梁换柱，亿元资金去向何方

本案以陆锋、成敬为主，涉及12人，涉及10家银行分理处，法院认定：“被骗金额高达人民币二亿二千五百余万元，其中有七千二百五十万元诈骗未遂，案发前后被追回和追缴发还部分赃款赃物，除陆锋分得的赃款主要用于中恒公司的经营外，其他赃款主要被其他被告人挥霍，造成国家经济损失一亿二千余万元。”

陆锋所得赃款除付给向存款单位承诺的高额利息、银行利息外，主要用在了公司经营上，如诈骗保利公司1000万元，划出款999.5万元，除支付高息和好处费以外，转入了中恒公司投资的四川中恒华醇酒业有限公司150万元，转入中恒公司投资拍摄电视剧《张思德》剧组25万元。其他骗划的资金有的转入中恒公司投资的餐厅，或用于中恒公司主办的张信哲、王菲的个人演唱会。有的存款单位发现被骗后，多次追讨，陆锋弥补了对方的损失，退还全部被骗款项。另外，还有收购新华丰商住大厦并进行销售；投资集市口居民危改楼的改造；而最早与刘柱民进行的“体外循环”中拉来的4家8000万元存款，到期偿还了其中两笔，余下的偿还了一部分。

在法官讯问陆锋“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因为农行催的比较紧，我手里没钱，还有工行和平里分理处8500万也没能力还，还有当时华夏银行也催还8000多万元的贷款，催得很紧，所以就这么做了。”陆锋多次表示“将假章做的这部分想办法还上”。

陆锋所得赃款因为用于经营，案发后被追回而保住了陆锋的命。而其他人所得赃款却是大部分都被挥霍了。在法官讯问成敬时，成敬说：“刚开始做时确实想还，但到后来在澳门赌博输了钱，也没能力还了，也没钱了，也就索性看结果再说，不想还了。”

本案从1999年案发至今，历时6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曾于2001年10月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陆锋犯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犯贷款诈骗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成敬犯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张重德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被告人也分别获得不同的刑期。

宣判后，陆锋、成敬、张重德等人不服，分别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作出刑事裁定，驳回陆锋、成敬、张重德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陆锋、成敬判处死刑的判决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作出刑事裁定，以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依法撤销北京高级法院的刑事裁定和一审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其后，一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于2006年1月作出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张重德、张小龙、莫小军、朱刚毅、宁学茹不服，分别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20日作出终审判决：

被告人成敬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陆锋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第三卷激情与迷茫第三章三个“皮匠”撂倒“诸葛亮”

一个泥瓦匠、一个卖鞋个体户、一个饭馆女服务员，这三位近乎是文盲的骗子，为了快速致富，竟冒充中央军委的“中将”、“少将”和“师长”，以处理飞机、坦克、轮船等部队退役废旧物资为由肆意诈骗，骗取浦发银行8200万元巨资，并豪掷6000多万挥霍。

2007年1月2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提讯审理了轰动京城的刘树林、王建国、廖梓宏诈骗案。王建国、廖梓宏在二审审理期间曾向法院提出，要求委托亲属代请辩护律师为他们辩护，但他们的亲属都表示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为他们请辩护人，加上他们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所以，在法庭上，这三个惊天巨骗只有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自行辩护了。

在此之前的2006年11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匪夷所思的案子作出一审宣判，判处犯罪嫌疑人刘树林和王建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廖梓宏有期徒刑13年。

随着案情的真相浮出水面，使人感到荒唐的是，这三位文盲骗子的博弈对手竟是精明绝顶、号称“小诸葛”的上海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的副总经理。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甚至极其低劣，但他们又是怎样从各种监管制度十分完善的银行里骗出8200万元巨款的呢？

魔道联手，泥瓦匠巧遇“联合国主席”

现年51岁的刘树林小学二年级没读完便辍学在家干农活。1973年，他从老家到黑龙江找活干，并把户口落在了绥化当地农村。其妻因病去世后，留下一儿一女，儿子现在四川成都上大学，女儿在重庆学裁缝。1991年，刘树林只身来到北京，在一家建筑工地当抹灰工、泥瓦工。他虽然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连一篇完整的文章都读不下来，但凭着多年在北京闯荡的经历，练就了一副好口才。

1998年前后，刘树林因长期租住在一所著名的师范大学附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这所大学一位著名的法语教授，并取得了教授的信任。1999年9月，这位教授注册了一家名为北京北戴河海龙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地点在北戴河某部队所属的疗养院租来的房子里。刘树林听说后，多次对这位教授声称他能帮助引进资金，教授相信了他，并任命他为公司的副董事长。但刘树林自始至终也没能给海龙公司引进一分钱资金，所以海龙公司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壳公司。

2002年5月，刘树林经人介绍认识了来京打工的湖南离婚女子廖梓宏，双方情投意合，同居在一起。2002年9月，廖梓宏带着自己挣来的十几万元随刘树林到了成都。不久，两人在那里开了一个小百货店。

在成都，刘树林认识了一个叫李勇的人。2004年夏天，李勇对刘树林说，他家有个亲戚叫邓德茂，是联合国主席，刚刚回国处理工作。他还是中央军委的将军，负责全军的退役物资处理，权力非常大。不管李勇是无意吹牛还是有意行骗，一向以忽悠别人见长的刘树林竟执意要李勇把他引见给邓德茂。

几天后，李勇说，邓德茂人在北京，最近要到江西和湖南走一走，可是手头有些紧，想让李勇借给他2万元钱当路费，但李勇手里却没有这么多钱。堂堂的“联合国主席”、“将军”，竟然拿不出从北京到江西的路费，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意识到其中有诈，但刘树林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凑足2万元现金，并亲手交给了李勇。

半个月后，李勇说邓德茂可以见一见刘树林。刘树林喜出望外，便带着廖梓宏回到了北京。在航天桥附近的一家饭店里，刘、廖二人见到了邓德茂。邓德茂自称是“联合国主席”，最近回到国内处理一些事情，现在是军委301办公室主任。军委正准备成立退役物资管理局，主要负责处理建国以后军队退役物资。他能够搞到军委每年处理6000万吨废旧钢材的批文，只要刘树林能找到先期的保证金和违约金，就可以把这件事委托给刘树林办理。

刘树林问：“得多少资金？”邓德茂说：“得3个亿。”这足以让许多大公司都咂舌的数字，刘树林似乎没有什么反应。看着刘树林犹豫的样子，邓德茂说：“最少也得1亿7千万。”

按照邓德茂的说法，每吨废旧钢材以不足1000元的价格购进，转手就可以数千元的价格卖出，每年6000万吨，加上其他方面的生意，至少能赚150亿。刘树林显然是看到了这笔“生意”的可观利益，但2万元的“见面礼”好拿，1亿7千万的巨资上哪里去找？

廖梓宏心里始终觉得邓德茂这人有问题，但就是想不出哪些地方不对劲，仅有初中文化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联合国的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应该称秘书长，而不是“主席”；她更没有想到诸如飞机、大炮、轮船这些装备，即使更新换代，又怎么能像收购废铁一样如此简单？这些在稍有生活常识的人眼里都会觉得荒唐可笑的问题却让她与刘树林上了钩，不仅如此，刘树林和廖梓宏还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出荒诞剧的舞台中央。

几天后，邓德茂又找到刘树林，并带来一份盖有“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印”字样钢印的“授权委托书”。至此，刘树林对邓德茂的身份已深信不疑。他从心里想揽下这单生意，然而由于无法找到邓德茂所要的保证金，这事也就只能暂时搁置。邓德茂虽说时不时也还会和刘树林见面，但就此事的合作却始终没有任何实际的动作。

单凭刘树林自己，无论如何是筹不到1亿7千万元这笔天文数字的巨资，为了这笔生意，他必须寻找其他公司一起“合作”。刘树林很快就想起了自己曾任副董事长的那家“海龙公司”。他早知道海龙公司其实只是一个空壳，但毕竟那位教授也从未说要罢免刘树林。就这样，刘树林再次打起海龙副董事长的招牌，廖梓宏摇身一变成了海龙公司的“财务总监”。

至此，一场荒诞无比的闹剧拉开了序幕。

空手套白狼，三个混混套牢银行高管

“海龙”仍然是过去的空壳，拿不出一分钱，他只能借这只空壳去继续行骗。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树林在一场聚会上认识了王建国。王是江苏人，52岁，初中肄业，1983年9月3日因犯流氓罪被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满释放后一直无业。2002年到北京开了一家皮鞋店，两年下来也挣了不少钱。言语中，刘树林见王建国也对这事感兴趣，便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苦闷。两人一拍即合，王建国当即请求“联合国主席”邓德茂约见。刘树林说，要想得到“邓老爷子”的信任，必须注册成立一个有实力的公司。怀着与刘树林同样的心理，2004年6月，王建国在方庄附近注册了一个名为博通广顺的商贸公司，以便接受邓德茂的“考察”。

不久，刘树林打电话告诉王建国中央军委的批文办下来了，并且告诉他邓德茂同意见他。

这次见面，邓德茂不仅带来了“中央军委”授权海龙公司经营“军队退役物资”委托书，还带来了一份授权王建国负责处理军方退役废旧物资的委托书。邓德茂对王建国本人的“资历”、公司的实力均表示满意，他对王建国说：“中央军委退役物资管理局的事已经定了下来，但我不便出面，这方面的事将来都由老刘负责。你也好好干，我看这个局长到时候就由你来当。”邓德茂最后说，等公司成立之后，军委还会给公司派一个排的兵力负责勤务保障。这本是一个十分常识的问题，然而自称“曾任武警北方局局长”的王建国却并未发现一点破绽。

为了能让新成立的公司运作起来，王建国又托人向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蔡智平借钱，以作为启动资金。他对蔡智平谎称自己曾在武警部队服过役，原是武警北方局的局长，现在是“军队退役物资管理局局长”，他现在注册这家公司就是为了与海龙公司合作经营军队退役物资生意。同时，他还给蔡智平看了邓德茂、刘树林伪造的那两份盖着“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印”的委托书，称自己就可以代表已经得到“中央军事委员会”授权的海龙公司与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签下合作协议，并大谈做退役物资生意的利润和前景，事成之后，利润均分。蔡智平没有表示怀疑，答应王建国签下协议，并在两天之后借给了王建国200万元。

邓德茂画了一张饼，刘树林与王建国望“饼”充饥，并且乐此不疲，把这张“饼”越画越大，让更多的人卷到了这场荒唐的骗局中，而且越套越深。

“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那两份授权委托书的真假只有邓德茂最清楚，而刘树林交给王建国的那些合作协议和合同又是由他口授廖梓宏打印伪造的，王建国不明真伪，他的“朋友”上海浦发银行北京分行业务四部副总经理于天来更是不知真伪。这也许就应了那句谚语：谎言重复了一千遍，连自己都认为是真理。

既然王建国这条鱼上钩，刘树林哪肯就此收竿。他一再催促王建国尽快把钱打到“海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账上，再由“海龙”把钱转入总后的结算中心，否则就会耽误大事。

王建国虽说已经注册了公司，并且得到了授权委托，可他同样拿不出那1亿7千万保证金和违约金。挖空心思的王建国再次想起了蔡智平。他觉得蔡智平上次在几天之内就能借给他200万，就证明蔡智平应该有钱。令王建国兴奋的是，通过蔡智平，他又认识了上海浦发银行北京分行业务四部副总经理于天来，而于天来恰巧在此时又是到蔡智平的公司来拉存款的。

按理说，作为一家银行的高管人员，即便是为了银行的利益到社会上去拉存款，于天来也本不该如此轻易上当。但没过两天，再次遇到王建国时，王建国不仅带来了蔡智平曾经看到的那两份授权委托书，同时还带来了海龙公司授权给上海智盛公司经营军队退役物资委托书。

“如果我们能给你提供贷款，你们将如何安排还贷计划？”于天来问王建国。

王建国似乎早已经准备好了答案，当即表示：“你放心，首先这个管理局一旦挂牌成立，立刻就会有专项拨款。再说，启动资金一到位，业务马上就会运转起来，我们甚至可以用客户付给我们的订金来还贷，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需要多长时间？”

“最多20天。你想想，不管是退役物资管理局的钱还是你们银行的钱，还不都是国家的钱？国家能赖自己的账吗？”乍一听这话，王建国说得也着实有些道理，军委既然要成立一个机构，哪能不拨给启动资金和相应的经费呢？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所说的这个前提本来就子虚乌有。

至于王建国、刘树林等人是如何用他们精心酿造的“迷魂汤”把于天来灌晕的，这些细节的原本面貌已无可复原，因为刘树林与王建国等人在后来对公安机关的供述中相互推诿以解脱自身。但在厚达20多册的卷宗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纸类似“申请授权”之类的东西，看来不仅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为一个又一个“上当者”们感到可悲可叹：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北京“北戴河海龙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为发展国防高科技项目，资金短缺，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利用部队退役的废钢铁、铜等的实际价购送钢厂加工成品，并解决项目投产所需资金的不足。

此产品对我国国防和民用都有超实际水平，值得重视和支持，我们在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致函的同时，给军委一并发函，具体管理事务由王建国同志负责主持全面工作，望四总部、军委办公厅所属全体人员给予方便及支持解决。有不从者军法从事，我们支持你们！

135全球指挥总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在这两个子虚乌有的落款下面是三枚硕大无比的朱印。第一枚为方形，刻有“地球一号军政委员会”和“世界联合基金会”、“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字样。另外两枚为圆形，除了中心处的图案有所差异，印文均为繁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这两枚圆形印鉴上的印文全部是反字倒序。

骗子们的骗术实在拙劣至极，可恨的是，即使这样稍有一点社会常识的人都会看穿，然而一个又一个唯利是图者们还是在这些漏洞百出的“红头文件”面前当了名副其实的睁眼瞎。

于天来没想到这一点。他对什么“退役物资管理局”之类的事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如果自己真的能帮王建国解决了这笔资金，等他们的业务运转起来，王建国所说的管理局每年几十个亿的资产就可以理所应当地存在他所在的银行。如果王建国真的每年能给银行引来几十亿的储蓄量，这不仅能体现他的业绩，同时也极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前途。于天来不禁动心了，并且将他带到了副行长的办公室。

副行长听了于天来的介绍后，只是简单地问了几句王建国的服役经历，没作任何表态。但等王建国走后，副行长对于天来说：“不要相信他们，我劝你也最好别再跟他们接触。”

作为下属，于天来本来也应该听进副行长的这句话，并且悬崖勒马，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王建国他们手里拿的不仅是红头文件，而且还盖着“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印”的钢印，这怎么可能是假的？

2004年9月22日上午，于天来再次到上海智盛公司北京办事处时，蔡智平与王建国再次跟他说他们急需要一笔保证金，一共是人民币8200万元，但公司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钱，并且最后期限是9月23日。蔡、王二人问于天来能不能贷款给他们，如果能贷下这笔款，今后就会有150亿的存款存在该银行。急于在银行内部树立业绩的于天来就这样头脑一热，决定放贷给海龙公司。于天来明知海龙公司的贷款资质不够，他就用其他信誉好的公司名义作了虚假贷款，8200万巨资就这样在当天全部打进了海龙公司的账号。

泥瓦匠刘树林、打工女廖梓宏以及皮鞋贩子王建国这三个臭皮匠，最终把本来精于算计的“小诸葛”于天来死死套牢在手上。于天来聪明反被聪明误，把一条看似能帮自己成就事业建树甚至平步青云的绳索拴在自己的脖子上，最后还打了个死结。

机关算尽劫数亦尽，荒诞闹剧的背后警钟在敲响于天来私自从银行拆借了8200万资金打进海龙公司账户上之后，心里便立刻打起鼓来，他生怕副行长当初的话不幸言中，于是没过几天便开始盯着王建国还钱。令于天来没有想到的是，每次他一提起还钱的事，王建国和刘树林似乎早已准备好了推脱的理由。要么说，中央首长马上要到北戴河去开会，等会开过之后才能成立“退役物资管理局”，专款才能拨付到位，劝于天来不要着急；要么就说这事得中央七位首长全部签字才能生效，可现在有两位首长不在京，所以管理局暂时还不能挂牌成立。

一个多月之后，心里越想越打鼓的于天来找到王建国，要求给个明确的说法。王建国就带他找到了刘树林和廖梓宏。刘树林对他说：“这点钱还叫钱吗？再说钱是国家在用，中央军委把钱花了，你怕什么？关于退役物资管理局成立的事还要等一等，等中央首长研究定了，还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毕竟没有到最终的还款期，于天来也自知不会有什么结果。再者，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刘树林他们，心想军队的事应该不是儿戏。钱已经划给海龙公司了，可是刘树林他们却没有跑，天天还能见着，也证明他们不可能是骗子。于天来还在幼稚而天真地想着刘树林他们等业务运转起来后马上就会有150亿的资金存进他们银行的承诺。

就在海龙公司收到于天来划款后不久，刘树林便在邓德茂授意下，由廖梓宏分多次进行提现，总计1500万元分别打入邓德茂指定的三张银行卡上。紧接着，刘树林他们不仅并没用剩下的资金经营“退役物资”生意，而且可笑地是以此为本金，四处联系可以给他们提供融资的公司和单位，同时以廖梓宏的名义在北京西郊买下一套豪宅。

刘树林授意廖梓宏先后给北京一家投资公司账上打了1100万元，给北京一家电子机械有限公司打了1000万元，给海南一个石化公司打了1000万元。廖梓宏对这些资金的用途不明白。刘树林的解释是，这样做是为了引进更多的资金，这些钱是给对方提供的前期活动经费。廖梓宏知道打给海南那家石化公司的1000万元，是因为对方答应在15日之内能给海龙公司筹集10亿人民币，然而钱打过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除此之外，刘树林还东给100万，西给200万，像往水塘里扔钢镚儿一样，说是为了让海龙的资产越滚越大，越来越雄厚，然而他竟连一声钢镚的响声都没听到。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直到最后，他到底给了多少家公司钱，哪家给了多少，刘树林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廖梓宏虽是海龙公司的“财务总监”，然而只有初中文化的她又如何懂得分工精细的会计原理及操作规程，又如何能够操作数额如此巨大并且往来如梭的资金？廖梓宏只有一个简单的记账本，但上面只是不分明细项目地记着某天进账多少钱，打出多少钱，并且还不完全。就这样，8200万元巨资，令人难以置信地在短短四个月时间内被刘树林等人挥霍了6600万元。

关于资金的流向，刘树林他们始终瞒着于天来。于天来多次找到王建国，问他们还钱和往浦发银行存进150亿人民币的事，王建国总是推诿。于天来又找到刘树林，刘树林拍着胸脯说：“小于，你不要怕，钱能到位。”为了稳住于天来，11月底，刘树林、廖梓宏、王建国三人还专门到于天来所在的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刘树林对于天来说：“我马上就会往这个账户上打进300亿，要把浦发银行买下来。小于，你真的不用怕，等300亿到位后，浦发行就是你的了。”

一群连流水账都记不清楚的骗子竟要买下一个银行，如此荒唐可笑，滑天下之大稽的怪事，对于天来而言，已经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他最揪心的是他私自拆借给刘树林他们的8200万元如何尽快地平账。

就在于天来提心吊胆之中，转眼到了2004年12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的财务部门在进行年终资金结算时发现，当年9月的一笔高达8200万元的巨额贷款竟没有审批手续。在只有公司副总经理于天来个人签名的情况下，8200万元资金被转账到了上海智盛化工有限公司。12月31日，警方将于天来抓获。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于天来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起荒诞不经的巨额诈骗案最终浮出水面。不久，刘树林、廖梓宏、王建国等人也相继落网，狡猾的邓德茂在收到廖梓宏打入卡内的1500万元后，便“人间蒸发”，再也没有了音讯。

2005年5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以挪用资金罪依法判处于天来有期徒刑6年。2006年11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以诈骗罪判处刘树林和王建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廖梓宏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元。

法网恢恢。就在刘、王、廖三人被判决的前三天，邓德茂在大连落网。等待他的，也将是法律的严惩！

一场本不该上演的荒唐诈骗剧不仅上演了，而且还演得有声有色。据该案的承办法官讲，其实骗子的智商并不高，手段也极为拙劣，连私刻伪造的公章上的文字也不分反正，甚至是反字倒序，然而他们却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银行高管人员死死套牢，可悲可叹！

针对这起极为罕见的诈骗案中暴露出来的怪现象，该案的承办法官在表示无奈的同时，也提出了忠告。

首先，凡遇“帽子”戴得越高、来头越大的人，与其合作共事应格外审慎。这些年冒充中央领导亲属甚至国家干部进行诈骗的案子可谓花样翻新，但犯罪的目的最终是“换汤不换药”。高利益势必伴随着高风险，利益的背后时常就是骗子们早已设计好的阴谋和陷阱。

其次，国家机关，尤其是要害部门在向社会出租房屋，尤其是出租办公场所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杜绝极个别心术不正者借机搭车。公安局门口卖警灯、法院门口办律师事务所等等，极易给社会提供某种心理暗示。本案中的海龙公司就是这样，该公司办公地点在北戴河某部队的疗养院出租房内，刘树林等人在北京又时常出入各豪华饭店，坐着奔驰，扯大旗作虎皮，虽然是无业的文盲，但王建国等人还是相信了他。

第三，无论银行还是公司，资金的监管制度一定要切实落实，不可有丁点的盲区。单有监督机制还远远不够，还应有制约机制，不可把丝毫的特权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本案中，于天来就是因为自己一人独有签字权，他才有机会擅自作主，最终造成巨额资金的无端流失。

第三卷激情与迷茫第四章我泼你女儿就想让你心疼

“我泼你女儿就想让你心疼！”

当法庭上带着刑具的娇小柔弱的被告人韩浪声嘶力竭地喊出这句话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为这位失去儿子之后，又因为报复而坐上被告席的母亲流下心酸的泪水。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起硫酸毁容案能让人如此心酸。

2005年4月24日，韩浪6岁的儿子被同村张二群13岁的儿子杀害，张二群儿子被收容教养3年的同时，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决张二群夫妇赔偿韩浪15万元。但法院判决一年多来，张二群不但没有赔偿，而且拒绝向韩浪道歉。爱子心切的韩浪为了让张二群夫妇尝尝子女受害的痛苦滋味，把一大茶杯约一斤的浓硫酸泼向张二群女儿的脸。

两起惨案毁了两个原本幸福的家庭。韩家先是承受丧子之痛，接着又添牢狱之灾；张家儿子先是被劳动教养，承担巨额赔偿金，接着女儿又被伤害，留下终身痛苦。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两个不幸的家庭在互相伤害中遍体鳞伤？对这两起惨案究竟该由谁来负责？难道“血债”必须“血偿”才可以吗？

丧子之痛，悲情母亲哀断肠

2005年4月24日，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的一个小村如往日一般平静如水，可是来自重庆的女子韩浪的心里却如潮汛来袭忐忑不安，她找不到自己年仅6岁的儿子成成了！

从下午1点找到夜里12点，从村里找到了山上，韩浪一遍遍地喊着儿子的名字，可是寂静的村庄只回荡着她凄凉惶恐的呼喊，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儿子虽然爱玩，可从来没有找不到人影的时候，难道出了什么意外？韩浪不敢再想下去。

第二天天还没亮，一夜未合眼的韩浪又出去找孩子，直到中午，有一个孩子跑来对韩浪说，村西头有个井，井里有个孩子。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着韩浪，她疯了一样地跑过去，拨开围观的村民，用力掀开井上盖着的大石板。

韩浪永远忘不了这悲惨的一幕，往日活泼可爱的孩子倒立在井里，井里填满了石块儿，看不清脸，只有儿子脚上的那双鞋，醒目地支棱在她的眼前。这双鞋正是韩浪给儿子成成买的。韩浪两眼一黑，晕倒在众人面前。

警方在发现孩子尸体的当天就很快侦破此案，凶手是同村张二群家的小儿子，年仅13岁的炎炎。他在和6岁的成成打架的过程中掐死了成成，为了毁尸灭迹，他将成成扔到了井里，并向井里填满了石头，还搬来一块大石板压在井口上，他以为这样大家就找不到成成了。

案发后，由于炎炎只有13岁，按照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将炎炎收容教养3年。

孩子的惨死像噩梦一样缠绕着韩浪的心，她的精神几近崩溃。她觉得对不起儿子，如果自己没从老家出来，或许儿子就可以安稳地度过他的童年了。

韩浪是个命苦的女人，22岁的时候，韩浪在家乡重庆嫁给了大自己15岁的丈夫，不久她生下了他们的孩子成成，但是夫妻二人的情感生活却一直不顺。2001年，韩浪带着幼小的成成和男朋友离开家乡来到了北京房山区的一个小村。

成成上了幼儿园后，他的聪慧逐渐表现了出来，小小年纪的他喜欢拿着小棍子在地上写字，字写得很好看，老师一再夸奖成成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韩浪非常疼爱成成，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

成成是个懂事乖巧的孩子，家里条件有限生活贫困，他从来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要这要那，连喜欢吃的冰棍也很少要。韩浪离乡背井在外地生活，不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每当受到委屈时，漂泊异乡的她总是偷偷地落泪。

幼小的成成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会哭，但他每次都会帮妈妈擦拭眼泪，用稚嫩的童音安慰妈妈：“妈妈别哭，我将来好好学习，挣钱给你买冰箱，天天给你冻冰棍吃！”成成以为妈妈哭是和自己一样，没有冰棍吃。孩子的话让韩浪感动得泪如雨下，她认定，儿子是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希望。

可是成成突然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韩浪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她整日沉浸在思念的悲痛中。平常有个虫子或者别的什么活的东西飞进这间凄凉的小屋时，韩浪都不忍心把它赶出去，总觉得这是儿子回来看她了。

韩浪每天都盼着天黑，天黑了睡不着她就吃安眠药，因为在梦里，她就能见到儿子了，她说，孩子回来吧，回来陪妈说两句话！最痛苦的事情是一觉醒来的时候，韩浪摸到旁边没人，就满屋子找儿子。“孩子，你上哪去了啊？怎么不等妈呀？怎么能丢下妈啊！”

冬天很快到了，韩浪的家里却一直是阴冷阴冷的。韩浪没有买煤取暖，一是因为没有钱，再就是自己已经心灰意冷了。韩浪后来在法庭上说：“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总是想起孩子一个人在另一个世界多可怜啊！我暖和了，他怎么办啊？”

屈辱之恨，催生复仇之心

2006年1月3日，韩浪状告张二群夫妇民事索赔案有了一审结果，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决张家夫妻俩赔偿韩浪15万余元。然而，这笔钱一直没有得到执行，张家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赔偿。最后经过法院多次调解，张二群愿意分期支付，可是韩浪没有同意，因为她担心张二群无限期拖下去。就这样，赔偿款的执行一直都被拖着。

2006年4月，韩浪再也等不下去了，她要求法院再次就执行问题进行调解。韩浪提出张家至少应该先把孩子的丧葬费1万元给了，可是在某公司上班月薪2400元的张二群张嘴就说没有。韩浪很气愤，其实她也知道张二群家一次拿出15万元有点困难，但她认为1万元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是成成的丧葬费，她认为张家至少应该先给付这一笔钱。但是她没有料到，张二群连这1万元都不愿意给付。

更令韩浪生气的是，张家不仅从来没有向她道过歉，反而到处宣扬：“我儿子3年后就能出来了。”想到自己的孩子已经惨死，而杀人凶手却还好好的活着，韩浪的心扭成一团。

成成在井中的惨象始终萦绕在韩浪的脑海中，她仿佛听见儿子在不停哭喊着向自己求救，每当这时，韩浪的心便如刀割一般，丧子之痛一点一滴的渗入她的骨髓，可是儿子停尸7个多月了，对方一分钱也没有给。而张家的态度更让她对儿子刻骨的爱变成了对张二群一家刻骨的恨。

韩浪受伤的心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已经变得扭曲了，她要为儿子报仇。她要让张家也承受痛苦。一个复仇计划逐渐成形了。

当法院的调解以失败告终后，韩浪从法院出来就到五金店买了5斤浓硫酸，她把浓硫酸放到了家里，想看看张二群夫妇态度会不会有转变，如果一直没有变化，她会采取极端手段为儿子报仇。但是韩浪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她虽然有了报复之心，却一直也没有真正将复仇计划付诸实行。

2006年9月，韩浪看到村里和自己儿子一样大的孩子都活蹦乱跳的背着书包上学了，她就想如果儿子还活着也该上学了。本来她想孩子都没了，赔多少钱也不管用了，张家能给点丧葬费让她把儿子好好埋了，给她道个歉，她就不说什么了。但出事这么长时间了，张家连声对不起都没说过。

那段时间，韩浪每次找到张二群时，张二群就对韩浪说：“杀死你儿子的另有其人，不是我儿子，我已经报案了。”可是，当韩浪到公安局去询问时，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她觉得张二群是在骗她，找借口来推托自己、拖延时间。韩浪心里对张家的恨又加深了一分。

到了11月份，张二群夫妇依旧没有向韩浪道歉，也没赔一分钱。绝望的韩浪终于决定报复张家。韩浪也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她给自己的妈妈和男朋友各写了一封遗书，书中写道“没了这孩子我一直也不好过，我豁出去了！”

血债血偿，硫酸岂能蚀去仇恨

张二群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晴晴，二女儿乐乐小时候因为脑出血落下了残疾，而唯一的儿子炎炎又被管教。为了让张家也尝尝自己的彻骨痛苦，韩浪将复仇的目标锁定在了晴晴身上。

晴晴是张家三个孩子里最懂事最有出息的。从上初中开始，她去了十多里外的学校就读，为了节省路费，她住在同学的家里，一两个星期回家一趟。一番努力之后，晴晴考上了丰台的一所技校。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晴晴每个月都省吃俭用。有一段时间，小公共涨价，晴晴就住在学校里不回家了。而只要回家，勤快的晴晴都让父母感到欣慰。她总是抢着帮妈妈去地里干活，家里也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对于不省心的张家来说，女儿晴晴就是他们全部的骄傲和希望。在技校3年，成绩优异的晴晴拿到了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合格证书、国家职业技能证书等。

2006年11月24日，两周没回家的晴晴回来了。这次回来是给妈妈送自己第一个月工资的，晴晴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晴晴拿出1450元钱，都塞到了妈妈手里，说这是她实习的第一个月工资。

第二天是个周末，妈妈让晴晴留下来和大家一起过周末，因为一家人好不容易才聚一次，可是晴晴却想着早点回单位去，这样还可以上班，多挣点钱给家里。就这样，她坐上了回城的小公共。单纯的晴晴不知道，一场灭顶的灾难正在等着她。

11月24日晚上，一直伺机报仇的韩浪看到晴晴从城里回来，她猜晴晴第二天可能要独自返回城里上班。韩浪认为这是报仇的好时机，机不可失，于是她把放在墙角的硫酸倒出了五分之一，大约有一斤，装进了一个大茶杯里。

11月25日早晨6点多，韩浪就到车站去等着晴晴，但是她去得太早了，车站里空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7点多时，韩浪又到车站看了一次，还是没看到晴晴。不甘心的韩浪9点多第三次去车站，这一次她终于看到晴晴妈妈送女儿到车站等小公共。韩浪的心一阵狂跳，她悄悄地躲在一边，以免被晴晴妈妈发现。

晴晴上车之后，韩浪也随着人群挤上了车。韩浪专门找了一个和晴晴同一排的座位，中间只隔着一个过道。大约半个小时后，汽车在一个道口停下，有很多人上下车，就在这时，韩浪突然站起身，手里端着大茶杯，她一扭身，打开杯盖，将茶杯中的硫酸全部泼向晴晴。

那一刻硫酸四溅，硫酸不但泼在晴晴身上，还飞溅在晴晴身边的一位消防队员身上，车厢内弥漫出皮肤被烧焦的味道。一阵凄惨的尖叫声震惊了车上所有的人，惊魂未定的乘客有的在叫："小女孩被泼硫酸了。"有的则叫开车的司机："快送医院！"

韩浪趁乱跑下了车，被连带泼伤的那位消防队员忍痛跳下车追上了她，同时，售票员和司机也赶来拦住她。他们拽着韩浪不让她走，韩浪说："我不跑，我要自首。"消防队员问韩浪："杯子里是什么？"

韩浪面无表情，异常平静地说道："硫酸。"

晴晴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经法医鉴定，晴晴的头面部、双上肢、双大腿等部位被烧伤，其全身被烧伤面积达15%，属于重伤。公交车上的另3名乘客也被不同程度灼伤。

法庭舌战，冷眼相看两冤家

2007年6月18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令人心痛的硫酸毁容案。35岁的韩浪被法警带进法庭。她身穿黄色号服，刚走进法庭，她就不停地抹眼泪。本案受害人晴晴没有到庭，其父张二群进入法庭时，狠狠地瞪了韩浪一眼。

"我认罪。"对于被指控涉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韩浪平静地说。而当公诉人提到晴晴13岁的弟弟掐死韩浪的6岁儿子时，韩浪顿时在法庭上失声痛哭。

公诉人向韩浪发问："你为什么要向张二群的大女儿泼浓硫酸呢？"

"他儿子把我儿子杀了，一分钱也不赔。"韩浪身子颤抖着激动地说。

公诉人问："你认为以他家的经济状况能赔吗？"

"能。"韩浪语气坚定地说："至少1万元的丧葬费，张二群家是拿得出的。"

韩浪在法庭上哭着说："我知道泼硫酸要坐牢，但是我要是因为这事死了，正好可以去陪我死去的儿子，我孩子那么小就走了。"

轮到张二群发表意见时，庭审上出现戏剧性一幕。张二群向韩浪发问时，结果两个人在法庭上大吵起来。

"你为什么选择在你儿子被杀死后这么长时间才进行报复？"张二群手指着韩浪说。

"我等了很长时间，等着你给我钱，我向法院申请执行，法官叫双方来进行调解，我来了，可是你却没来。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你们自个造成的。开始我想孩子死了我认了，没想到你们这么绝情。你们一点不内疚，还到处炫耀'我儿子三年就出来了'。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了，你们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张二群又问："你为什么选择对我大女儿进行报复，而不选择每天从你家经过的二女儿？"

韩浪对张二群大声嚷着说："我儿子被你儿子杀死了，你一分钱不赔还一次一次骗我，我泼你大女儿，就是想让你心疼，让你把舍不得赔我的钱给你的孩子看病！"

张二群质问："你泼硫酸时已经怀孕，你为什么还要那么做？"韩浪流泪说："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怀孕，事发后，我觉得很内疚，我把孩子打掉了。"韩浪甚至认为，她打掉孩子也是对晴晴的一种弥补。

自称没有能力赔偿丧子母亲韩浪的张二群，却向韩浪提出总计43万余元的民事赔偿要求。张二群在列举赔偿事项中提出自己在一家公司上班，月薪2400元，受伤大女儿月薪1200元，韩浪应该按照这个标准赔偿其家庭的误工损失费。

张二群此言一出，主审法官立即问他："法院判决你赔偿韩浪15万元后，你赔偿了韩浪一分钱没有？"

张二群支吾着说："这个，你问执行庭吧……"

主审法官严厉地说："我在问你，你赔没赔韩浪钱你自己不清楚吗？"

张二群这才说道："没赔。"

休庭之后，主审法官和两位参与庭审的人民陪审员把张二群叫到面前说："张二群，你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究竟是谁把你的女儿害了？你自己的女儿受到伤害后，你花费六七万元给女儿治病，韩浪的儿子被你儿子杀死后法院判你赔偿，你连孩子的丧葬费都没给，最后给自己的女儿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你应该好好想想……"

6月18日的庭审之后，法庭没有当庭作出宣判。开庭结束时，晴晴的母亲泪流满面，她挥舞着拳头冲向韩浪，被两名法警拦下。韩浪在庭审结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的男友是残疾人，男友年轻时与张二群有过节，男友曾经打过张二群，但事情与她们母子无关。

韩浪还说，平时张二群的小儿子就欺负她儿子。韩浪说："我不应该向晴晴泼硫酸，应该对她的父母。"韩浪对自己向晴晴泼硫酸感到很后悔。韩浪说："我想对她说声对不起。"。

而无辜的晴晴遭此打击后，一度绝望寻死。"我这辈子都完了！"晴晴说："在医院的时候，我就不想活了，可是护士对我说，如果我死了，爸爸妈妈的希望就都没有了，但是我才18岁，太难接受这样的现实了。"

对于韩浪，晴晴淡淡地说："我谈不上恨她了，再怎么样，我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了！"

弱者报复，别把兔子惹急了

"兔子急了也咬人！"这句话常常挂在人们的嘴边，而从内心里说出这句话的人，却往往是弱势人群。

如果韩浪能够及时拿到法院判决的赔偿金，即便先拿到很小的一部分，对韩浪的心理也是个补偿和抚慰，韩浪恐怕不至于走到害人最终也害己的一步。但韩浪没有看到获得赔偿的前景，她于是铤而走险了。

毫无疑问，张家的儿子杀害韩家的儿子，为此案埋下了祸根，何况，张家还长时间不依法支付15万元的赔偿金，也没道歉的意思，这令韩家越想越气，两家关系越来越紧张，矛盾终于激化。从这个角度看，于情于理，张家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无论如何，韩浪也不该朝张家无辜的女儿下手，这是犯罪，是愚昧，为法律所不容。

倘若容许这样无法无天，都去用《水浒》中鲁达拳打镇关西、武松血溅鸳鸯楼的办法去报仇雪恨，社会就乱套了。要知道，韩浪的硫酸一经泼出，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韩家也从有理变无理，从被同情到受谴责，从受法律保护到必须受法律惩处。一念之差，一时冲动，许多悲剧正是这样酿成的。

法院执行难问题已经成为和谐社会中的一个越来越大的负面因素。在这种民事赔偿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难处最终没能执行下去。但是，这15万元是用"人命"换来的"血债"，我们的法院如果在执行的过程中加大点"力度"，也许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这种让人寒心的场景了。

综观许多矛盾的激化、"火山"的喷发，都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理应有所作为，把损失减少。很可惜，冷漠和敷衍，推诿和扯皮，以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观念，使我们眼看着一个又一个韩浪式的人物走向犯罪，祸害社会，然后才是惩治和警示。这很被动，代价也大大。通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倘若一个个细胞频发病变甚至癌变，我们的社会又怎能健康、和谐呢？

第三卷激情与迷茫第五章中国首例私塾教育案

一个8岁就可以流利朗读《a Daily》（《每日中国》报）上所有英文内容的孩子；一个8岁就通读过和《四书五经》的孩子；一个8岁一直独自在家中接受父亲言传身教的孩子；一个8岁就被离异父母不可调和的教育观念争来夺去的孩子；一个8岁就要应付媒体的轮番"轰炸"，把接受媒体采访当作"大战"的孩子；一个8岁孩子引起的中国首例私塾教育案。

一个孩子的命运能有多曲折？一个孩子的未来能有多少种选择？私塾教育与中国的主流教育模式孰优孰劣？当这些问题依然是大多数人心中尚未解开的谜团时，8岁的小鸿儒的父母为了让他走一条各自认为正确的学习道路，展开了一场较量。从2006年6月北京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以现代私塾挑战学校教育引发的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件后，此案历经一、二审程序，2006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小鸿儒依旧归父亲侯波抚养。

复杂童年，两岁就变成了单亲儿童

8岁的小鸿儒有着超出同龄孩子的成熟，他回答问题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他说对动画片"不屑一顾"，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国宝档案》和《海峡两岸》；他不喜欢和小朋友玩，因为他们太"幼稚"，只有和大人交流，才能"增长见识，开拓视野"；他有超强的英语和汉语阅读能力，已经能够自己阅读英文小说、杂志，平时看的是《全汉赋》、、《诸子百家》、《参考消息》之类的书报。在小鸿儒与父亲侯波住的简陋房间里摆着各类藏书1000多册，中、英文各一半，现在小鸿儒已经读了许多。最令人欣喜的是，这个不过8岁的孩子表示"自己以读书为乐"。而这一切，都是小鸿儒的父亲侯波在家进行私塾教育的"成果"。

"我认为，现在学校缓慢、古板的教育体制根本不适合培养天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比尔·盖茨的原因。"说这番话的人是小鸿儒的父亲侯波，因为不满学校教育，他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对当时不满6岁的儿子进行一对一式的家庭教育，希望将小鸿儒培养成为一名"天才少年"。

而小鸿儒的母亲、侯波的前妻王育对此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完全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教育孩子，让孩子整天面对他一个人，将来孩子怎么融入集体，融入社会？一个有健全人格的人，远远比一个孤独的天才要重要的多。"王育坚决反对侯波对孩子进行封闭式家庭教育的做法，她认为8岁的儿子不能进入学校接受正规的义务教育完全是由于侯波一意孤行造成。2006年4月，王育向北京石景山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请求法院变更自己为儿子侯鸿儒的监护人。

是何种教育促使小鸿儒成了今天这般模样？又是什么造成小鸿儒的父母如此对立？

在小鸿儒的背后，是一个不完整的家庭。父亲侯波原来是北京市石景山区一家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1997年通过登征婚广告，结识了某报记者王育。起初双方觉得还算满意，恋爱3个月后就结了婚。王育说："我被那则征婚广告的知识分子气质吸引住了，那上面没有一点儿身高、收入等庸俗的东西，都是有关理想抱负之类的话。侯波的语言文字功底很好，喜欢读书，在我眼里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但婚后我发现他不切实际，总是有'拯救中国教育事业'的空想，而且不擅交流。"王育在怀着小鸿儒的时候就与侯波感情恶化，1998年11月，她独自回老家生下了小鸿儒。由于双方性格差异较大无法继续共同生活，2000年11月，侯波与王育协议离婚，当时小鸿儒刚满两岁。因为侯波有北京户口，小鸿儒的抚养权归了侯波，可实际上孩子一直和王育生活在一起，母子俩共同生活了两年多。

2004年6月的一天，小鸿儒原本平静的生活突然被打破了。这一天，侯波突然出现在幼儿园，要将小鸿儒接走。因为孩子的抚养权归属于父亲，得到老师通知后赶到幼儿园的王育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侯波带走。从此，小鸿儒的心中没有了母亲的概念。王育说："自从孩子被侯波接走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孩子。两年半的关门教育，侯波不让我探视，孩子对我已经产生敌意，小鸿儒再也没有叫过妈妈。"这样的与世隔绝，孩子越来越像他的父亲，变得有些偏执、自负，王育下决心要把孩子"夺"回来。

天才少年，独特教育方式下的独特孩子

接走孩子后的两年，侯波没有让小鸿儒再去上学，而是把孩子放在家中自行教育，把培养小鸿儒成才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大目标。为了把孩子培养成"天才"，侯波与医院解除了劳动关系，回到家里全心全意地教育孩子。

父子俩每天的课程安排得很有规律。由于晚上学习时间较长，两人起床稍晚，吃完早饭后开始学习，几乎没有作业和考试。"累了就看一会儿电视、健身，还可以闭目养神。"侯波介绍说。"小鸿儒先学了半年的基础中文，四书五经、孔孟之道、蒙学的知识，然后是现代的东西，全球优秀华人小学生作文选，从那儿开始我们尝试从阅读中去识字。我国的私塾教育有几千年历史，现代学校教育不过100多年。私塾教育其实很不错，它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在一本日历上，侯波记录着孩子的学习进度，半年左右已经学习了6000个英语单词。

侯波的这种教育方法源于自身经验的总结，侯波说："1990年我大学毕业，发现在学校学了那么多年的英语，却看不了《a Daily》。我就开始自己钻研怎么看懂英文报纸和原版小说。我按照自己的路子摸索，5年的时间我做到了，但现在小鸿儒只用了一年半就做到了。起初，小鸿儒每天记三五十个单词，我只要求孩子努力记忆，慢慢地他自己掌握了，开始读《英国童话故事》、，全是英汉对照。《新概念英语》第2册，我只教了他两课，后面居然是孩子自己学会的。6岁半以后我们开始背托福单词……"

相对于学校，侯波认为自己的私塾教育是成功的，而两年的教育"成果"，似乎也印证了他的预期。现在，小鸿儒的英文阅读水平已经可以与大学生媲美。不仅如此，这个8岁的孩子还读完了和。对于学习这件枯燥的事情，小鸿儒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喜欢。在父亲的熏陶下，小鸿儒每天能主动背几十个单词，自觉学习7个多小时。开庭时，小鸿儒当着所有的媒体记者，即兴朗读了《a Daily》中的一节，又一字一顿地进行了翻译。有的记者还想"为难"他，随便找了报纸上的一段让他读，没想到他不假思索地读出了原文并当场翻译，令在场记者惊叹不已。二审判决后，小鸿儒在媒体记者的包围下作出胜利的手势。显然，8岁的孩子十分"享受"这种在人群中被关注的感觉，父亲为此也相当兴奋，对自己创造两年的"作品"，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小鸿儒不仅在几次"突击考验"中都展示出了过人的英文水平，谈吐中也显露出成熟的思想和表达："他们(同龄人)头脑方面比得过我吗？能力、文学、专业方面比得过我吗？""我要达到博士生的水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个个成语脱口而出，语速很快，脸上总带着一点儿得意和不耐烦。

实际上，侯波对中国的教育体制有"保留看法"，他认为学校教育是一种标准化模式教育，这种教育模式意味着一个老师要向数十个能力各异、秉性不同的孩子灌输同样的知识。老师的精力又是极其有限的，不可能针对每一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这种教育的缺陷就在于它压抑了孩子的创造力，无法将每一个孩子的优势和能力挖掘出来，这在根本上不仅不利于孩子的学习，而且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效果。侯波认为，一个家长对着自己的孩子，每天自由地学习，这种方式是学校教育没法比拟的。教育的实现方式可以多种多样，现在小鸿儒能够做到每天非常轻松地读100页中、英文书，让这样的孩子再去读小学非常荒谬。

而小鸿儒的母亲坚信孩子必须上学，必须接受中国主流式的学校教育。为此，王育起诉了侯波，决心赢得孩子的抚养权，让小鸿儒享有和同龄儿童一样的生活。

争夺神童，法庭上一家三口上演口水大战

2006年9月，这起关系着小鸿儒未来命运的案件在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开庭，法庭里充满了"火药味"。在核对完原、被告身份后，小鸿儒的父母都对对方的身份表示强烈的质疑，刺耳的语句反复出现，法庭气氛一度陷入僵局。侯波恶狠狠地指着王育，说她是河南一家工厂的下岗工人，没有大学学历，是一个职业广告骗子！而王育也列举了侯波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在"非典"期间等紧急情况时的数次"临阵脱逃"。除了王育与侯波的相互攻击之外，最引人瞩目的还是旁听的小鸿儒。他对母亲所说的任何语言都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她说的不对！"这是当时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法庭上，王育与侯波围绕着谁抚养孩子更有利的陈述和辩论也是让人感慨万千。

王育提出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关系，主要有两个理由。首先，她有正式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而侯波至今无业，长期靠借钱度日，并且还接受过精神方面的疾病治疗，以上种种状况表明他抚养儿子极为不利。其次，孩子的成长需要全面均衡地发展，应该接受主流的正规学校教育，而侯波自2004年6月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将儿子从幼儿园带走后，自己实施所谓的"家庭教育"，至今不让孩子上学。国家2006年实施的新《义务教育法》规定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现在孩子满8岁了还被封锁在家里，不与外界接触，小鸿儒缺乏自然、流畅和健康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怎么能够培养成为对社会有意义的人？孩子眼角的麦粒肿已经长了半年还得不到有效治疗，在肮脏的环境里久治不愈，危及视力。男孩子头发长得垂到肩上，两年半以来，直到今天开庭她才看到侯波给孩子把头发理了，王育认为这些都是对孩子身心的一种虐待。小鸿儒被父亲抢走后，两年来从来没有同龄伙伴，却被父亲灌输了满脑子仇视母亲和社会的思想，侯波不具有一个正常人的道德水平和良知。法律的立法思想是要保护孩子，让小鸿儒感知社会、接受教育刻不容缓，她强烈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关系。

侯波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答辩，他指责王育经常让小鸿儒看电视，不适当地给孩子吃药，造成小鸿儒眼睛近视，声带出现问题，双耳听力减退，心理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不仅患有强迫症，还曾有偷东西的恶习。在幼儿园里被大家公认是最差的孩子，天天打架欺负小朋友、虐杀小动物、撒谎。侯波认为教育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的时代，在家教育孩子并没有违反《义务教育法》。自从2004年6月，小鸿儒从幼儿园被接回家后，孩子有了良好的发展，身高、体重都有了变化，改掉了身上的恶习，纠正了严重的自卑心理。现在小鸿儒生活得很快乐，在快乐中还获取了很多知识。三年的变化有目共睹，现在小鸿儒可以通读，流畅地翻译《a Daily》，并养成了每天读百页中、英文书的好习惯，还可以借助词典读懂英文原版小说。侯波自认为教育是成功、周到的，孩子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进步比在学校教育更大更好，这是前所未有的成绩。三年来，小鸿儒从一个顽童变成了表现奇佳的非凡少年，侯波这样赞美儿子"这是一颗英俊的、智慧的、成熟的少年心"，而这一切皆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凡的父亲。同时，侯波还出具了其父亲和弟弟表示"愿意全力资助小鸿儒一家"的证明，表明其经济来源为直系亲属的资助，足以保障小鸿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另外，侯波出具了一份小鸿儒在石景山区银河小学的测试结果，表明小鸿儒已经达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可以直接进入四年级学习。

当法官征询小鸿儒本人的意见时，他对入学一事轻松地表示"可以试一试"，但问他愿与谁一起生活时，他坚决地说"不愿意跟王育生活"。在法庭上，小鸿儒对母亲始终直呼其名，没有叫一声妈妈。面对母亲要与他合影的呼唤，小鸿儒立刻拒绝并很快跑开了，稚气的脸上全是冷漠和超越年龄的成熟。小鸿儒曾大声地对母亲说："你别装模作样了。"王育掩面痛哭，而他却冷漠地说："我觉得她是气急败坏，众叛亲离。"这句话一下子用了两个成语。而这时，侯波走过来拉着儿子的手对哭泣的王育说："我是天下少有的好父亲，你是天下少有的坏母亲，我培养了一个天下少有的好儿子，是中国的骄傲。"

谈笑鸿儒，引发教育模式大讨论

经过数次开庭，2006年9月19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私塾教育"引发的抚养权纠纷案进行了一审判决，法院驳回了母亲王育的诉讼请求，小鸿儒由父亲侯波抚养。此后，王育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

2006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终审宣判。法院认为，对于离婚后的子女抚养问题，应当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并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条件等方面综合考虑。小鸿儒自2004年6月至今在侯波的自行教育下，其英语、汉语的阅读能力确实超越于同龄人，说明侯波对小鸿儒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同时，小鸿儒与侯波的关系融洽，身体健康，没有证据表明其身心健康受到不良影响，因此小鸿儒随侯波生活比较适宜。

但法院同时指出，义务教育是一种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以及社会生活指导和青春期的教育。从家庭教育来看，家长的能力毕竟受到一些局限，能给孩子提供某一方面或者某几方面的辅导。但孩子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应当以系统的正规教育为基础，结合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使孩子健康成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将素质教育上升为法律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义务教育的方针和目标，为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少年儿童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与父母共同在中国居住、年满6周岁的儿童、少年，必须由其监护人送到小学接受义务教育，并保证该儿童、少年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使自己适龄的子女按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不仅是父母对子女应尽的责任，也是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法律义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具体体现。因此，侯波应当尽快解决小鸿儒的上学问题，使其接受全面的义务教育。考虑到小鸿儒近两年来的实际生活情况，接受学校教育客观上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为保障其健康成长，应当在现有条件下，给其提供必要的时间和机会，使小鸿儒的生活状况和学习环境逐步加以改变。侯波当庭表示同意送小鸿儒入学，并与有关部门正在联系。法院在判决中特别指出侯波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履行自己的承诺，尽快送小鸿儒到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最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审法院的判决，驳回了母亲王育的诉讼请求，小鸿儒依旧由其父亲侯波抚养。根据法院的判决，小鸿儒在不久的将来也要和同龄的小朋友一样，背着书包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自北京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受理这起"中国首例私塾教育案"以来，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大众媒体呼声不同。有人认为，只要是适合孩子的学习方式就应该被接受，毕竟每个人的资质不同，如果孩子的学习都必须千篇一律地适用统一模式，我们提供的将是始终无法更替的流水线教育，这种教育必将压抑孩子的资质，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小鸿儒既然能在家中快乐、自觉地学习，就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私塾教育的合理性。

另一些人认为，私塾教育无法从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提高孩子的认知水平。尽管这种私塾教育是一对一式的，但由于小鸿儒的父亲并非专门从事教育的人员，他仅从自己的经验和主观判断来决定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不全面的。孩子应该在社会群体中提高自身的素养，不能封闭他与外界的交往。人始终是要回归社会的，需要学会如何与社会中的其他个体沟通与协作。小鸿儒的英语、语文成绩是十分显著，但也应注重其他学科的学习，不能有所偏颇。在这方面，主流学校教育更有优势，它能够为小鸿儒提供更大的空间，学习更多更丰富的知识，而且这种教育也是全方位的，是被大众普遍认可的教育方式。

一位网友在讨论此案时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学校不是万能的，但单靠老爸是万万不能的"，"主流教育"与"私塾教育"究竟哪一个更适合儿童的发展？未来谁都很难预料。几千年的私塾教育，如今也并不鲜见，"童话大王"郑渊洁不用上学的儿子，10岁考上大学的"神童"张欣炀，14岁的"私塾女孩"辛蕴甜，"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孟母堂，都在以不同方式传承着"私塾"这一古老的教育模式。小鸿儒在2年的私塾教育下取得了超越同龄人的成绩，但同时也失去了许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主流教育虽不能在短时间内造就"天才"，但却能营造一个孩子们相互交流学习的氛围。由于小鸿儒对母亲王育存在敌对心理，考虑到如果强行违背他的意愿将其交由母亲抚养，可能会进一步激化母子间的矛盾，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法院在权衡各方利益之后认为孩子继续由父亲抚养为宜，但前提是侯波要将小鸿儒送入学校学习。法院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孩子了解社会，逐渐形成自我判断是非的能力，但愿这种良苦用心能够让社会感知。

每一个残缺的家庭都有它的不幸，单亲家庭的孩子自身会承受比同龄儿童更多的外界压力，他要面对更多的困惑与冲突。生活中，小鸿儒仇视母亲，不愿提起"妈妈"二字，每每提起总是嗤之以鼻，直唤其名。庭下，面对母亲要求合影的恳求，孩子只是一味地拒绝，没有给母亲任何与之亲近的机会。对待父亲，他总是仰视，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无人能及的英雄。本该无忧无虑的年龄，却加载了太多的含义。父母之间的纷纷扰扰，应该适可而止地停留在自身的范围之内，不该对孩子灌输任何偏执的思想。孩子是无辜的，他不能也不应承担这种转嫁的痛苦。童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重要，它是个人人格素质的基奠阶段。大人间的争夺，不应将孩子作为筹码，孩子弱小的心灵承受不了大人的世界。也许侯波对小鸿儒的教育可能将其培养成为一个"天才"，但这种偏执的教育方式却无法塑造一个健全理智的人格。刚刚满8岁的小鸿儒，让他在父母之间抉择，他太弱小了，根本无法抵御外界的任何风浪。减小对他的伤害，减弱父母间的恩恩怨怨给他造成的阴影，是人们所期待的。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期盼儿女大展鸿图是每一个父母的心愿，侯波也一定希望小鸿儒长大以后能够成人成才。不知道数年之后，成长起来的小鸿儒对现在关于他的这一场场纠纷会如何看待，也许我们已无从知晓，但不要让孩子成为家庭斗争的牺牲品，却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

小鸿儒曾经对记者谈起他的理想，他说："我会拥有自己的天空，由我一个人管辖，自由地飞翔。"这句话足以表明孩子在父母的离异和无休止的纷争中过早地成熟了，过早地远离了那份与生俱来的亲情，远离了本该属于他的那份童真。

我们只有一声叹息和忐忑的祝福：健康成长，快乐生活，小鸿儒！

第三卷激情与迷茫第六书章舔痰案后何处寻找一张书桌

2007年4月12日，沸沸扬扬的北京中学生张小刚"舔痰案"在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舔痰男生张小刚状告北京礼文中学和该校政教主任杨玉秀侵权，张小刚要求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费5万元，并要求杨玉秀公开赔礼道歉。在庭审过程中，杨玉秀老师突发心脏病趴在被告席上，张小刚走到杨玉秀面前，握着杨老师的手叫了一声"妈妈"。随即，此案峰回路转，双方握手言和，原告张小刚当庭撤销对学校和老师的起诉。

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和解之后，尽管杨玉秀老师曾千方百计为张小刚联系了一所学校，但是，想继续读书的张小刚却突然发现，诺大京城却找不到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了。2007年8月15日，离新学期开学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记者采访时得知，张小刚依然没有找到一所愿意接收他的学校。他的父母只好请家教来辅导他的学习，期望他能够长大成材。

迷茫少年，情结叛逆"朋克"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是依偎着电视成长起来的一代，80年代出生的人则是在电脑普及初期伴随多元化文化成长起来的一代，那么90年代出生的人会是怎样的一代呢？随着各种通讯工具的日趋完备，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从出生、认知都被信息化的氛围包围着。他们过早地了解这个多元化的世界，过早地用幼稚的心智去辨别所谓的对与错，为此90年代的孩子有时会去挑战权威，会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17岁的张小刚是北京市石景山区礼文中学的学生，但他只是这所学校的试读生，在与该校签订的试读协议中约定，张小刚必须遵守协议中的内容，学校才允许其继续学习。

初来乍到的张小刚在同学中显得十分另类，其穿着打扮令周围的同学感到诧异，花里胡哨的衣着，凌乱不堪的头发，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他的朋友穿着打扮也非常与众不同，身上很多地方都打了钢钉，腰上还挂上一根长长的金属链子。张小刚说这是"朋克"的一种象征，他们玩的都是"脏朋"，就是像英国朋克少年那样几个月不洗澡，出门往头上打个鸡蛋，自己在水里吐痰再喝掉。

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张小刚迷上了"朋克"（PUNK）。然而，张小刚并没有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朋克"精神，他学到的只是"朋克"颓废、叛逆的外表。

朋克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经济危机时期，是一种反摇滚的音乐力量。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它生来就具有反叛性，它是物质与欲望、理想与环境的不均衡压缩之下的变形产物，对物质的敏感是朋克的重要理念。朋克用简陋的音乐把他们露骨的叛逆行为提升到了哲学层次，在主观能动性和否定之否定的理论下创造了一种扭曲的责任感和边缘文化现象。

朋克们具有一种暴躁不安的侵略性与攻击性，以及对事事都不易满足的感觉，通过精神的渲泻和灵魂的狂躁才能满足内心的煎熬。近年来朋克以其强烈的反叛性和极端性赢得了众多正处于迷茫期和叛逆期的青少年的酷爱，张小刚就是其中一员。

张小刚不仅穿着"朋克"，其处事作风也大胆另类，个性异于常人，是学校老师和同学眼里的"问题少年"。为此，张小刚和老师、同学之间没少发生摩擦。有一次，张小刚和一位老师发生了冲突，因为言语激烈，后来这位老师辞职离校了。

张小刚的一个同学王荥阳也是"朋克"的忠实拥趸者，为了表示自己对"朋克"的爱戴，王荥阳在自己的校服上印上了"朋克照耀中国"的字样。这天，王荥阳将这件校服穿到了学校，张小刚见到之后不禁赞赏王荥阳的行为。王荥阳也很得意，穿着这件普通而又特殊的校服四处招摇。恰逢一位老师走过，他十分不满王荥阳的行为，让他脱下校服，没收了这件校服。张小刚知道这件事情后，为王荥阳抱不平，他认为王荥阳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

舔痰"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

2006年11月30日晚自习课间，身为学校政教主任的杨玉秀像往常一样在校园里巡视。54岁的杨玉秀已经在礼文中学执教7年了。不久前，杨玉秀还被评为北京市民办学校百名奉献奖老师。

杨玉秀来到操场，她突然发现操场上有一个学生正在玩手机。杨玉秀很生气，这所学校明确规定学生不准将手机带到学校。杨老师不知道是哪个学生又违反学校规定将手机带来了。

杨玉秀走近一看，原来是高一的学生张小刚，杨玉秀顿时感觉头都大了。杨玉秀一直很头疼这个孩子，她一直尝试和张小刚沟通，她想让他成为一个"乖孩子"，但是这两个不同年代、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之间始终横越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杨玉秀走到张小刚跟前，对他说："把手机给我。"正在玩手机的张小刚一愣，没想到杨玉秀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杨玉秀见他没动，又说："把你的手机给我，学校规定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又违反规定了。"张小刚的叛逆劲上来了，心想你让我给我就给你啊，我偏不给你！张小刚沉默着，就是不交出手机。

杨玉秀急了，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让你给我，你就给我不就得了吗？你今天要是不给我，我就让你班主任写条，你先回家吧。"

张小刚一听要让自己回家，心里有点慌了，因为家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接受自己的学校，虽说张小刚不爱好读书，但他也不想辍学。张小刚想了想，便将手机交给了杨玉秀。杨玉秀接过手机，说："你跟我去一下德育处。"

后来发生的事情匪夷所思，也成为这个案件的焦点。对于舔痰的经过，张小刚和杨玉秀各有一个版本。

张小刚版：我因害怕辍学便将手机交给了杨玉秀，我无意中往地上吐了口痰，杨玉秀当即要求我把痰擦掉。可是我身上没有带纸巾，找不到可以用来擦痰的东西，我就说："实在不行，我给你舔掉行么？"杨玉秀听了后，说："行，你舔掉吧。"无奈之下，我当着许多同学的面，趴在地上，舔起了那口痰。

事后，张小刚说："当时在操场上怎么会有墩布来擦地上的痰呢？其实我特别希望杨玉秀能阻止我。"

杨玉秀版：张小刚瞪着眼睛狂妄地吐了一口痰扬长而去，我非常生气，对他说："你回来，拿拖把擦了。"因为张小刚吐痰的地方靠近教学楼的厕所。但此时，张小刚回了一句："我舔了行吧？"我说："你是高中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时，只见张小刚单腿下跪、两手撑地将痰舔了起来。我愣住了，我从未想过张小刚真的会这样做，而且张小刚舔痰的过程十分迅速，根本来不及制止。

舔痰之后，因为此事在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张小刚被学校勒令退学。

张小刚被退学之后，在家无所事事。他的父母花重金请来家教给他补课，以免他耽误学业。在这半年里，张小刚发现自己还是想上学，只有在学校的学习氛围里才能让自己安心求学，将来考上大学，成为一名有用的人。

2007年1月底，张小刚的家长通过媒体报道了此事，并以学校的处理措施不当给未成年人造成身心损害为由，将礼文中学和处理此事的杨玉秀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学校重新接收张小刚入学，并赔偿精神损失5万元。

一时间，媒体和社会公众纷纷发表对此事的看法。有人认为由于学校中的孩子处于弱势地位，老师是权威，才导致这样恶劣的事情在校园中发生。此事经媒体报道后，杨玉秀成为众矢之的，她一度想到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庭上风云，双方相拥言和

2007年4月12日，备受各方关注的"舔痰"案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庭审中，张小刚的律师当庭播放了之前媒体采访张小刚同学的录像资料。录像里，张小刚的同学称自己目击了全过程，证明张小刚的舔痰行为是基于杨玉秀的威逼和胁迫，并说："当时我都傻了。"

对这份录像，杨玉秀哭着质问张小刚："小刚，我能叫你一声孩子吗？孩子，你觉得这份证据真实吗？"张小刚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杨玉秀的代理人当庭举起一件张小刚同学的校服说，校服上写着"朋克照耀中国"的字，说明张小刚和其同学都是朋克一族，作证的学生胳膊上还纹着特殊标志，所以他的言辞并不可信。

杨玉秀及学校的代理人认为，"舔痰事件"纯属捏造，张小刚没有证据证明是杨玉秀让他舔的，也没有证据证明他确实舔了。有学生出具证言证实张小刚是在假装舔痰，目的是为了恶心老师，学校和杨玉秀是这起恶意诉讼的受害者。随后，学校的代理人开始向法庭出示证据，证明张小刚多次违反学校规定，并不是因为这一次吐痰被开除。

在学校的坚持下，多名学生证人出庭，证明张小刚曾辱骂英语老师，还在被劝退后殴打学校学生。学校的做法遭到了张小刚律师的抗议。

正在双方激烈交锋之时，杨玉秀突然心脏难受，需要吃速效救心丸，法官宣布休庭5分钟。于是，十多家媒体立即涌到张小刚身边。但此时的张小刚绕开记者，朝被告席走去。

杨玉秀趴在被告席的桌子上，张小刚走过去拉住她的手。杨玉秀抬头看到张小刚，一把抱住他，在他的肩上哭着："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孩子，你就是想恶心我，你打我也不能这样啊。你不能把脏水往老师头上泼啊！"张小刚低声说："我就是想上学。"杨玉秀紧紧抱着张小刚不放。

张小刚眼圈也红了，拍着老师的背突然轻声喊道："妈妈，妈妈……"

这一幕让所有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再次开庭后，张小刚要求撤回对杨玉秀和学校的起诉。虽然意外，但有了刚才一幕，大家并不感到奇怪。反倒是学校和老师的律师不同意撤诉，坚持要求法庭继续审下去，分清责任。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考虑到撤诉申请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不影响其他人利益，也是张小刚本人的真实意思，最终同意撤诉。

在法庭上，杨玉秀深情地说道："张小刚永远是我的学生，我的孩子。孩子伤害家长是常有的事。有一个记者的孩子跟我说过，当孩子需要发泄时，他最想发泄的对象是他的父母。我到现在也没有怪过张小刚，我永远会牵挂他，只要张小刚需要我，杨玉秀万死不辞。我们要培养的是我们要景仰的，不是我们鄙视的。"

张小刚听了之后，说："杨老师，跟您说三个字，对不起。请注意身体。我爱您。"

杨玉秀哽咽道："我永远牵挂你。"

在法庭上，张小刚的父亲也深情地给杨玉秀鞠了一躬，并对杨玉秀老师说："当时学校不跟我们谈，我们也没办法才走上法庭。"

杨玉秀对他说："你们什么时候有事找我，我都会帮忙的。"

庭审结束后，师生泯恩仇，张小刚搀扶着杨玉秀离开法庭。

庭审后，张小刚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说："我挺难受的，没法用语言形容。"张小刚眼圈红着说："我见到老师病了很着急，上前是想让老师别那么激动。"

"你觉得你当时有错吗？"记者问他。

"有错，当时我不懂事。"张小刚说，经历了这件事情后，他觉得自己更成熟了。

一声叹息，舔痰少年何处觅学堂

"舔痰"风波过后，心力交瘁的杨玉秀向学校递交了辞呈，离开了从事多年的教育岗位。尽管学校极力挽留，但杨玉秀明确表示今生来世再也不会当老师了。

而张小刚至今依然没有入学读书。原来曾经有两所学校表示愿意接收张小刚入学，这其中包括一所由杨玉秀托个人关系帮张小刚找的学校。但事过半月之后，学校却改变了初衷，拒绝接收张小刚。究其原因，原来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都强烈反对接收张小刚，学校怕学生告老师的事件再次发生，老师们害怕这个"问题"少年，学生们也不愿意和张小刚在同一所学校学习。

我们不能苛责那些拒绝张小刚的学校，毕竟，舔痰案在北京引起了巨大反响，不管张小刚是因为什么原因舔痰，毕竟他的舔痰行为很"异端"，很难令人接受。我们可以理解那些拒收张小刚的学校。

但是，从张小刚在法庭上当众对杨玉秀喊出的那声"妈妈"，我们有理由断定，张小刚其实是一个内心善良的孩子，他之所以状告老师和学校，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回到学校读书。但是，张小刚事与愿违，经过舔痰案风波之后，张小刚成了"名人"，人们更多的是用质疑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人们只看到了他颓废叛逆的"朋克"外表，而没有与他的内心世界沟通交流。

更令人悲哀的是，竟然没有一所学校能够敞开宽容的胸襟，来接收这个渴望学习、渴望成材的孩子。

我们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掌控教育资源的不是孩子而是大人，那么，到底有多少大人能够真正知道90年代的孩子到底想要什么？对于他们来说，物质生活已经相当满足，而精神食粮的摄取才是保证他们今后人格健全的基础。他们"朋克"外表下包裹着的是一颗脆弱的心，他们外在表现出来的叛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更需要大人们的认同和理解。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过多地在虚拟世界徘徊，过多地接受多元文化，这会使他们的内心更加空虚和迷茫，更使得他们对是非的辨别力由性情决定，毫无遮掩，毫不顾忌。一旦自己无法被人认同和感知的时候，烦躁、叛逆等特性会立刻显露出来。

张小刚是个善良的孩子，更是一个需要有人认同他、理解他、培养他的孩子。对于这样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包容他，给他足够的阳光，让他重归本该属于他的生活，而不是抛弃他。

但是，诺大北京城，谁给张小刚一张可以上学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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