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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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成败录》

1、不求“功名”爱武装

中国有几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而权术则是在这个母体中培育出的怪胎。它出自于正门，却被指认为歪门邪道；它在政事官场被广为运用，上自君王下至微臣，屡屡使用，不断翻新，却遭辱骂、鞭笞，对其嗤之以鼻者包括以权术为器，成就大业者。就这样，权术在叫骂声、鞭笞声中积累、发展，形成怪异神秘的权术文化。

蒋介石也是鄙视权术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他在这里说的所谓政治，其实就是指的权术。然而，自他立志干一番大事业之日起，就同权术结下不解之缘，从追随陈其美派人暗杀陶汉章，初试牛刀，到在政坛运用权术得心应手，成就“霸业”，在运用权术上比历代政治权谋大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他是“中国诡道集大成者”，还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拿破仑”。还是与他在权力角逐中，长期厮杀的李宗仁说得更贴切，他说：“蒋介石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低能，但使用权谋、运用诈术则天下第一。”

权术是政治权力的伴随物，是为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目标服务的。青年时代的蒋介石，是一个既有革命志向，又有个人野心的热血青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运用权术方面曾初试牛刀。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权力的增大，个人野心膨胀，权术与之形影不离，是他攫取最高权力，巩固最高统治地位的一把利器。

按照父辈的期望，蒋介石应该通过科举，获取功名走上仕途之路，或者经商谋求发达。可是蒋介石却到日本学习军事，做出了对自己的前途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选择。

事例：

浙东地区，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享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美誉。出生在这里的蒋介石，自然而然地受到这种人文环境的影响。

按一般的历史经验对自己的孩子的预期，家里父辈更希望他金榜题名，用功名光宗耀祖。年少的他或许隐约地感悟到长辈的心愿，这可以从他将自己的名字蒋尚清改为蒋介石一事中揣摩出来。根据《易经》豫卦的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彖》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这爻辞彖辞的意思是：心志操守，坚如磐石，不终日沉迷于享乐，是最吉利的。原因是因为居中得正。蒋介石的名字采用这一卦的美好意境，再配上上述最有利的六二爻辞，表明了父辈对他寄予的厚望。

然而，最能为蒋介石仕途创造物质条件的父亲却在他九岁时离开人间，这一重任留给母亲王采玉，尽管家境由盛转衰，但王氏含辛茹苦，节衣缩食，让他到私垫就读，期望能获取功名，在仕途上能发达起来。

蒋介石并没有循着家长设计的人生轨迹坚持走下去，而是由学文改为习武。自古以来，行武群体受人鄙视，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蒋介石为什么会不爱“功名”爱武装呢？促使这一志向确定的原因有多方面，第一，性格使然。少年时代的蒋介石，天资聪慧，又调皮好强。村里的男孩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舞刀弄枪，玩“打仗”游戏，他总是自封将领，指挥双方或一方作战，孩子们有时被战斗得衣破鞋丢，手伤头破，号哭而归，家长们便上门告状问罪。初入私垫时，蒋不服先生管教。一次，老先生要用戒尺打他手心，他马上倒地撒泼耍赖。因其自小顽皮，乡里人便在他雅名“瑞元”尾后带上“无赖”二字。从军同他的秉性比较对路。

第二，求取功名无门，只得另辟他径。他本想走科举获取功名之路，１９０３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他赴宁波赶考。但这次应考使他决意放弃这一志向，主要动因是名落孙山，通过文功获取功名无望。

更深层的原因是，开始隐约感悟到社会的新趋向。他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目睹科举的腐败黑暗，感到痛心和愤怒。并且这次科举也使他的眼界开阔了许多，在宁波，他听到废科举、兴学校的议论；发现那些熟读圣贤书的学子在试办新学堂，而且开始教授从西方传入的数理化课程；听说保守的慈禧太后也让李鸿章搞“洋务运动”，与外国人频繁来往。这些在他心中掀起了层层波澜。

回家之后，他考虑再三，决定去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接受新学教育。他的母亲虽然觉得功名无望，但希望儿子做生意，振兴家业，便对蒋说：“到宁波学生意吧。我去求你琴凤舅舅帮忙，他在宁波做生意。”蒋介石回绝道：“孩儿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别人的颜色行事，我绝不做生意！”这样，王氏在征求蒋妻毛福梅的意见后，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意愿，蒋介石在毛氏的支持下到凤麓学堂求学。然而，凤麓学堂也只是一所半新半旧的学校，新瓶装旧酒，虽然也开设了一点英文、算术之类的课程，但主要还是《礼记》《周礼》等陈旧的东西；教师多是迂腐守旧之徒，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同学们推举蒋介石向校方交涉，增加新学内容，他在陈述理由时，“盛气趋前，情态激烈”，激怒了校方，声言要扭送官府查办。蒋介石愤然退学。

后经舅父孙琴凤的介绍，他被送到宁波箭金学堂。在箭金学堂读书期间，博学的顾清廉老师，教学生们读周秦诸子、《孙子兵法》、《说文解字》，讲世界大势，鼓励学生出洋留学，使蒋第一次知道当时中国有一个革命的孙中山先生。顾还将自己一部心爱的经过一番圈点的《曾文正公集》赠给蒋介石。这是一部对蒋介石来说堪称《圣经》的书，蒋对曾崇拜有加，视曾国藩为“做人楷模”。

第三，尚武社会新风的影响。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随着以士为首的国民社会的解体，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军人群体，渐渐走向政治的中心。开始出现好男儿投笔从戎的风尚，人们把眼光纷纷投向那些原来根本不注意的军事学堂或者法政学校，以便从那里找到发展的门径。同时，留学日本也蔚然成风。他的老师顾清廉鼓励学生们出国学习军事，说：“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国留学异邦。”一直渴望能出人头地的蒋介石，似乎也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前程。

１９０６年春，他乘船东渡日本求学，因没有朝廷公派文书未能如愿。回国后，考入了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学习。第二年，由于在学堂表现出色，加上自己有意争取，经过考试被公派去日本军校留学。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是他紧紧地把握，不顾母亲和妻子的反对和阻挠，再次东渡扶桑追求新的希望。在日本先是就读日本士官预备学校——掁武学校。１９１０年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日本驻新泻县高田市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佩二等兵军衔，后升为上等兵，也称士官候补生。当兵期间，平常很少说话，没有什么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不过让他和普通的兵一样，派去扫马房的时候，他的脸上现出难为情的神色。由于军队里的军纪关系，一切都是遵照长官的明令，不得不服从。

在日本学习军事和当兵实习，使他对治军有所感悟，认为“一国军队如果做到精强战力，就要有三个要素：绝对服从命令；军队官兵要有中心信仰；军队为士兵最优良的职业学校。”

评析：

少年蒋介石没有因循长辈为其设计的通过获取功名走仕途发达之路的人生轨迹，而是弃文习武。促成他做出这样选择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又有自身因素使然。其确定人生目标追求是最大特点，就是勇于摒弃旧俗，大胆接受新风。戊戌变法后，科举制度虽然依旧进行，但已是日薄西山，弊端重重。蒋介石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目睹科举的腐败黑暗，感到痛心和愤怒。同时，他开始隐约感悟到社会的新趋向，即倡导学习西方文明的新学，以及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军人群体，渐渐走向政治的中心，尚武精神成为一种时尚，并潜意识地把自己人生目标追求，同这种新的社会风气联系起来。

留学日本已蔚然成风。他的老师顾清廉鼓励学生们出国学习军事，老师的点拨固然很重要，但如果他对新风视而不见，墨守成规的话，那么他是不会回应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正是因为他内心有一种吸纳新风的冲动，所以老师的号召在他的内心产生震撼，一直渴望能出人头地的蒋介石，似乎也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于是，做了弃文习武，东渡扶桑的抉择。

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蒋介石到日本求学的道路并不平坦，只身到日本因没有清政府的推荐公函，无功而返。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回国投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刻苦学习，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同时积极向校方争取，终于如愿以偿。

弃文习武，东渡扶桑，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人生旅程和政治生涯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坐标，从此他的前途命运与枪杆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依仗枪杆子发迹得势，取得荣耀和辉煌，攫取军权、党权、政权，直到坐上权力的最高宝座。然而，这一决定命运的选择，也使他染上致命的弱点：尚武精神使他过于迷信枪杆子，在执掌全国政权后，仍坚信枪杆子万能，奉行强权政治，而根本不愿真正吸纳民主新政，逆潮流而动，枪杆子最终无法挽救其政权覆灭的命运。

2、志向岂止在封侯

蒋介石年少立志，给自己确定了奋斗目标。他的远大理想，可以用其写的“志向岂止在封侯”诗句作抽象的概括。这是一个既有革命理想的追求又蕴含着个人野心的双重笥的目标。

事例：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在给表兄单维则寄的一张照片上题写了一首七言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常言道诗言志，这首诗充分地表达了他的志向和抱负。

平心而论，很难说这首诗是虚伪之词，它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蒋介石在革命前夜的心境，蕴含着救国救民的民族意识。因为，他在旅日期间受到革命环境的影响。留学日本期间，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在日本刚刚创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当时同盟会聚集了诸如黄兴、蔡元培、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刘揆一等一大批革命精英。蒋介石虽然还是个无名之辈，但是，受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和人格力量深深的影响和熏染，激发了他的革命激情。在这一群体中，年轻人胸怀大志，指点江山，纵论天下大势，探讨革命真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所载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文章，冲击荡漾着人们的革命情怀。

１９１０年６月，孙中山自檀香山到达日本，由陈其美介绍，约见了蒋介石，孙中山虽对蒋没有特殊的印象，却认为“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还勉励道：“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蒋后来回忆此次会见时说：“我接受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绝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蒋介石的这首诗是他接触革命志士后的心境写照。

当他得知辛亥武昌首义的消息后，立刻向部队请求退出，想回国参加革命。在告别酒会上他表示，此次回国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回到上海后，被派往杭州指挥光复之役，他给母亲写了一封诀别家书，表示决心殉身革命。他积极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正因为这样，孙中山表达了对他的良好印象，称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不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这是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东渡志岂在封侯”还蕴含着另一面，那就是干一番大事业，以达到个人出人头地的野心。这种野心在合宜的土壤中生长，在特殊环境显露，并随着权势的增大而急剧膨胀。

１９２５年５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谁来继承孙中山的位置，成为国民党内的一大难题。就蒋介石当时的地位和声望而言，并不在人们的视线内，也无力直接参与问鼎，但蒋介石权欲随之膨胀，窥测着时机，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和现实条件的变化，为蒋介石通向攫取最高权力的道路提供了良机。

自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之日起，国民党内部就开始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国民党内真正的左派，多在中下层，上层除中共交叉成员外，属于右派和中偏右的居多，廖仲恺在国共合作中起着关键作用，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在权力中枢的作用更加突出。胡汉民则是右派势力的核心人物，一开始就不大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慑于孙中山的权威，没有公开反对，孙中山逝世后，他便开始积极反共。汪精卫在党内和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中的地位显赫，他一直是以左派面孔出现。支持他们继任的呼声都有。１９２５年８月，廖仲恺被刺杀，这给打着左派旗号的汪精卫带来了一次排斥胡汉民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给蒋介石带来了发达的良机。

廖案发生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由于许崇智手下的将领卷入了廖案，使许的处境难堪，所以，特委会实际上为汪蒋二人所把持。随着调查的进展，人们把暗杀与胡汉民联系起来，特委顾问鲍罗廷断定，胡汉民至少是这一谋杀的“思想上的教唆者”，“不管他怎么说，他预先是知道这个阴谋的。”

汪精卫欲借此机会倒胡。蒋介石同胡的私交虽然不错，但眼下是个千载难逢的提高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好机会，怎能轻易放过？他决定助汪倒胡。经他周密安排，到胡宅搜查嫌疑凶手，不仅给胡汉民一个恫吓，而且还制造对胡不利的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做出派胡汉民赴欧美和苏俄考察的决定，实际上将胡逐出国外。蒋介石对胡汉民说：“大家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胡兄也该明白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他还利用廖案，赶走了粤军首领许崇智，利用汪精卫授予的“全权处置粤军”的权力，解除了粤军的武装，并把粤军的两个并入了自己掌握的第一军，从此成为国民党中真正的实力派。在倒胡中，蒋介石接近了与汪精卫的关系，利用这层关系，他很快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的人物，国民党“二大”后，形成了汪蒋共同执政，一文一武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政治局面，然而汪蒋之间的矛盾因互相利用和互相排斥而逐渐尖锐起来，汪精卫不满足于只当挂名军政领袖，把手伸向军队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在蒋向汪索权时，汪非但不予，而且还“建议”蒋离开广州。

权力是个人野心的催化剂，又是野心膨胀的助推器，权力增大野心更大。为了扫除阻碍，他下定了“只有奋斗决战死中求生耳”的决心，一步步地实施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排挤汪精卫的计划。

１９２６年３月，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派人并致函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中山舰”开赴黄埔，听候差遣。到黄埔后，因获苏联考察团要参观中山舰的消息，经电话请示蒋介石后，返回广州“预备参观”。尽管如此，蒋介石怀疑中山舰此行是要劫持他去海参崴。他的亲信也到处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擅自行动”，是“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还说什么“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３月２０日凌晨，蒋介石令欧阳格派人闯进私寓，将李之龙逮捕。接着，调动军队和警察，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宣布戒严；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监视苏联顾问行动；占领中山舰，解除中山舰的武装；逮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同时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数退出，对汪精卫的住宅也以“保护”名义派兵包围。

蒋介石制造这一反共事件激起了公愤，“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尽管党内外反击呼声强烈，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采取了退让政策。蒋介石趁机表示是一场“误会”。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汪精卫感到形势无法挽回，难以行使这个“主席”的权力，表示“不再负政治责任”，随即离开广州，经香港到法国，长期侨居国外，刚刚回国的胡汉民本来想进行活动，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不得不再度离粤。４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推举，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夺取军权初步得手，从而取得了夺取领导权的初步胜利。

评析：

俗话说，诗言志。蒋介石在日本写的“东来志岂在封侯”的七言诗，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的志向和抱负，其内涵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它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蒋介石在革命前夜的心境，蕴含着救国救民的民族意识。当时一批革命党人云集在日本，讴歌革命新风，呼唤民族觉醒，探求革命真理，商议救国方略。蒋介石在同他们接触，受这些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和人格力量的影响和熏染，激发了革命激情。尤其是他有幸见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受到启迪与鼓励，对其确定革命志向的影响是重大的，他后来回忆此次会见时说：“我接受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绝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当革命风暴到来时，他义无反顾地回国投身于革命。回到上海后，被派往杭州指挥光复之役，他给母亲写了一封诀别家书，表示决心殉身革命。他积极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正因为这样，孙中山表达了对他的良好印象，称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不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这是革命性的一种表现。

“东来志岂在封侯”的诗句还蕴含着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干一番大事业，以实现到个人出人头地的野心。这种野心在合宜的土壤中生长，在特殊环境显露，并随着权势的增大而急剧膨胀。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最高权力出现真空。就蒋介石当时的地位和声望而言，并不在人们的视线内，也无力直接参与问鼎，但蒋介石权欲随之膨胀，窥测着时机，一系列事件

的发生和现实条件的变化，为蒋介石通向攫取最高权力的道路提供了良机。他利用廖仲恺被暗杀案，玩弄权术，借题发挥，逼走许崇智、驱逐胡汉民，使自己一跃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领袖级人物。接着制造“中山舰事件”，既把共产党人排斥出一军和黄埔军校，又逼走了汪精卫，使自己走近最高权力的位置。

权力是个人野心的催化剂，又是野心膨胀的助推器，权力增大野心更大。为了扫除阻碍，他下定了“只有奋斗决战死中求生耳”的决心，为了攫取最高权力，义无反顾，不择手段，堕落成卑劣的小人。

3、言不顺也要争“正统”

常言道“名不正言不顺”，这似乎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通则，大概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万古不变，上自最高统治者下至底层社会的老百姓都要讲究这个，真假不那么太讲究，形式最为重要，在名门望族争嫡系，在武林商界争正宗，在政界学界或者说凡是权力能延伸到的地方都要争“正统”，凡此种种，司空见惯。在诸多正名中，尢以“正统”为大，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只有那些被皇帝钦定的嫡传，才具有合法性。这种观念，到了近代仍然十分盛行，只要自己宣布为嫡传，就因为已披上合法外衣，从而在政治上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叛变革命后的蒋介石，不遗余力地争“正统”，为自己正名。

事例：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尽管对他夺取党政军权的劣迹的指责、声讨不断，言不顺，他也要争“正统”，以借孙中山之威为自己的反动统治补上“正名”的手续。

为争取“正统”地位，蒋介石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打扮成是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和孙中山钦定的接班人。

首先，篡改历史，歪曲自己与孙中山的关系。他极力向公众表示，自己是总理最依赖的人，与总理的关系很早。这一行为是从夸大他在孙中山蒙难期间的作用开始的，孙中山蒙难，在孙中山的众多亲信离他而去的时候，蒋介石冒险登上永丰舰，帮助孙中山，赢得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事后专门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录自己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共同赴难的日日夜夜，在吹捧孙中山的同时，将自己如何得到总理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大肆渲染一番。

其次，无限抬高孙中山的位置，制造宣传攻势。蒋介石利用自己控制的宣传机器，神化孙中山以树立自己的“正统”观念。蒋介石在建立南京国民党政府之后，在南京有“三多”，即：纪念多、演说多、会议多。不论事情大小，只要能把自己与孙中山联系起来的，就要纪念。即使与他无关的事情，也要通过纪念活动拉上关系。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要做总理纪念周，读孙中山遗嘱，检查工作，后来蒋介石完全把总理纪念周变为总理训话周，每到星期一，他都要发表讲话，攻击政敌，把纪念周变成自己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

再次，通过神化孙中山来美化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举办哭灵、迁灵、祭奠陵等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表面上是显示对孙中山的尊重，实际上是将自己说成是孙中山“忠实信徒”“至亲至厚”的嫡传弟子。

第二次北伐获得胜利后，蒋介石到了北平，党政军魁首聚集到京城，齐赴西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柩前举行祭奠典礼。蒋介石担任主祭人，向孙中山宣告北伐成功。祭文这样说：“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担命之殷切，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这就向大家表明，我就是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我是“正统”，你们必须接受我的领导。我所做的一切，均属孙中山的遗愿。

在宣告祭文后，打开棺盖，瞻仰孙中山遗容时，蒋介石扶棺痛哭，热泪横流，经久不止，冯玉祥将军上前相劝，谁知越是劝，蒋介石越是哭得厉害，弄得大家十分尴尬，只好等蒋介石哭完，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让他哭，我们走，只有他是‘正统’。”话音刚落，蒋介石立即止住哭泣，盖棺散会。

在哭灵之后，国民党作出了让孙中山迁灵到南京紫金山的决定。孙中山是一代伟人，在其逝世后，实现他的遗愿，迁葬南京，合乎情理。问题在于蒋介石假借其名进一步抬高自己，使之成为一次宣传自己的政治运动。１９２９年３月，国民党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安葬计划。为准备安葬，南京方面大兴土木，修建规模浩大的中山陵墓，各级官僚在修建过程中，乘机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南京国民政府为修建中山陵墓花了５０万元特别费，但有人估计，修建的费用至少在１０００万元。这对于当时经济极端贫困的中国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支出。这有违于孙中山爱民亲民，为民生奋斗终生的风范。

为了将孙中山的灵柩从北京迁至南京，兴师动众。５月，由南京开出专列，出动了陆海空军，几乎全部国民党大员，参加仪式，灵柩在３０万人护送下，步行将近两个小时，从香山抬到前门车站，从北京到南京，沿途各车站都进行了隆重的接车仪式。蒋介石亲自到车站迎接，全南京大小官僚和市民，将灵柩送过长江，举行了三天的公祭日，蒋介石亲自守灵，然后万人空巷，送往紫金山安葬。

蒋介石搞这一套，主要是通过死人给活人看。他要向人们灌输，只有他才是孙中山真正的继承人。在此之前，他把孙中山生前写给他的亲笔信，选出１０多封，装订成册，赠送给国民党的高级军政要员，并向受赠者说，对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孙中山是不满意的，认为他们意志薄弱，不能担当大事，向人们暗示只有他才是孙中山先生理想的继承人。但明白人深知，正统与否，不是封的，也不是造势而立起来的，言正最终取决于行正。

评析：

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是真正的接班人。采取一系列手法，比如：篡改历史，歪曲自己与孙中山的关系；无限提高孙中山的位置，制造宣传攻势；通过神化孙中山来美化自己，蒋介石搞这一套，主要是通过死人给活人看。他要向人们灌输，只有他才是孙中山真正的继承人。正统与否，不是封的，也不是造势而立起来的，言正最终取决于行正。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残酷迫害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无论怎样装饰，也免不了落个“骂名滾滾来”。

4、百权不如军权

民国初年，军阀林立，群雄征伐，社会失范。无论你的政治主张如何，还是要用枪杆子来说话，军事力量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孙中山走的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在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后，没有真正建立自己的常规军队，往往是借用某些军阀去攻打那些阻碍革命的军阀。其结果是，这些军阀得到孙中山的钱，利用孙中山的名得势后，掉过头来反对他，使他多次陷于绝境。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使追随孙中山的蒋介石进一步认识到掌握军权的极端重要性，以至于始终将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将其视为在政坛角逐中的法宝。

事例：

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后，就投身于武装斗争，但真正感悟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那还是在粤军中任职开始的。１９１８年前后，蒋介石受孙中山的委任，到粤军中担任参谋，但俗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蒋介石虽然尽心谋划，但也终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粤军地域观念很强，因蒋介石是浙江人，加上他孤傲自负的秉性，自然要受到粤军的排挤，使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多次辞职。

后来，孙中山决定建立黄埔军校，由他担任校长给他建立属于自己掌握的军队的契机，从此他开始用心谋划，在黄埔军校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建立了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黄埔军人集团。这成为蒋介石打天下、坐天下的基础。

从军事才能的角度来说，周恩来的评价十分中肯，他认为蒋介石军事才能平庸，而权术谋略较高。其政治手腕诡诈，让全军服从他一人，是蒋介石治军的根本原则。蒋介石认为军队不管力量强弱，都必须为自己控制，只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才是有力量的军队。早年在粤军中，蒋介石的治军才能不在粤军将领之下，但其训练的军队都不听他的。黄埔军校建立后，他千方百计地把军队抓在自己手里，从北伐到最终在大陆败亡，他发家的基础——由黄埔军校骨干组建起来的一军，始终被其牢牢控制，不肯假借他人。正是因为如此，他十分害怕他的军队对他不忠，害怕部下背叛他。为了防止部队背叛，他采用封建法西斯的治军手段统驭军队：

第一，形成他与军队之间休戚相关的关系。蒋介石发家依靠这支军队，这支军队要有出路只有靠他一人。如果蒋介石的政治命运结束了，这支军队的生命也终结了。他研究曾国藩、胡林翼带兵经验，刻意模仿。曾国藩的军队都是依靠同乡、亲戚关系建立起来的，官与兵之间不仅仅是上下关系，还有血缘、地缘关系，下级只服从上级，而不是服从上上一级，即使是曾国藩也不能轻易指挥得动，谁招来的部队就听谁的，但这些高级将领又都只服从曾国藩，除他以外谁都指挥不灵，实际上国家军队已经私人化了。蒋介石顶礼膜拜，刻意效法。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将最好的装备给黄埔系，对那些听话而且有才能的学生则破格提拔，对那些有过错的网开一面，给予他们发达的机会。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时候，害怕他的军队为别人利用，特地发表了《告黄埔同学书》，暗示自己不久要东山再起，防止黄埔军校学生因为他下台，而另外投靠他人。果然，在蒋介石“下野”后，凡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都受到别的军阀的冷眼相待，有的甚至还被剥夺了权力，他们不得不发电报给蒋介石，述说自己的遭遇，希望蒋介石能够尽快东山再起，让他们重新掌握权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特殊的关系使他们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产生一种内聚力，逐渐形成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军事集团，这一军事集团，只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与调遣，别人即使再高明也不放在眼里。

１９４２年，中国远征军组成，远征缅甸，蒋介石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来自美国的史迪威将军，要求军队必须服从这个外国将军的指挥。结果，远征军在缅甸战败，往外撤退时，按照史迪威的命令应该全部撤往印度，但当时的黄埔系将领杜聿明却不同意，他要先请示被他们尊称为“老头子”的蒋介石再说，结果这支军队在撤往云南的过程中，翻越野人山，在原始森林中受到很大损失，仅仅因非战斗减员就是战斗减员的５倍之多，杜后来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因为“老头子”的信任而升官。

第二，采用特务监视的方法治军。在蒋介石那里，信任跟监视是两回事，他绝对不会因为信任某人而不监视，当然也不因监视而表示已经不信任某人。为了防止军队产生离心倾向，蒋介石在每支部队都设置了监视人员，他们直接对蒋介石负责，一旦认为军队出现异常情况，可以立即向蒋介石汇报。这就使得在前线打仗的人，人人自危，害怕特务告密，而不敢随便串联走动，更不敢对蒋有非议。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正当蒋介石集结重兵，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发生了福建事变，蒋介石的后院起火。为尽快解决福建事变，他制定了三路围攻的军事计划，卫立煌被任命为总指挥。１２月下旬，卫立煌的部队迅速抵达福建北部，对１９路军形成了包围之势，因福建人民政府中矛盾重重，战斗力很弱，旋即失败。卫立煌立了大功，因为部队是临时组建起来的，战争一结束，各个部队都要回原防地。解散前夕，各部师团长和参谋长、处长等，在一块聚餐喝酒，随后，各部队长官打了一晚的麻将。

次日中午，卫刚刚吃完饭，蒋介石来了电报，卫以为是“军国”大事，谁知电文只有一句：“昨晚胜负如何？”卫立煌大吃一驚，急忙召集左右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是军中特务告的状，但又不知道特务是谁，卫自觉大事不妙，只好承认过错，发电报告诉蒋说，昨天晚上是我的责任，我有错误云云。蒋介石又发一电，称：“戏言也，勿介意，中正。”卫立煌见了这封电报后，才放下心来。但以后带兵，更加小心为是。

第三，为了使军队绝对服从于他，还特别对军队实行思想控制。在曾国藩的军队中，带兵的人都是信奉儒家思想的，在思想意识上是一致的，这是他能控制军队的思想基础。为了使军队效忠他蒋介石一人，蒋介石提倡治军要先“治心”，他特别重视向军队灌输他的一套思想，他从古代中国哲学中选择有利于他自己的东西，加以发挥，对“三纲五常”、“忠孝仁义”重新阐释，灌输到军人意识中云，以在思想层面将军队牢牢控制。

蒋介石在军队建立政工系统，承担监视和灌输思想意识的功能，这一做法后来被他的儿子蒋经国加以强化。５０年代，在台湾，蒋经国进入军队，首先控制了军队的政工系统，这为当时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所不满，吴有点书生意气，认为在美国这样的军队就没有政治工作，国民党的军队也不应该有，军队中军人应该有信仰的自由，吴蒋之争的是非有很多版本的说法，但从军队中政工系统的设立这一点看来，吴不了解蒋家的统治的权谋，可见一斑，他最后失败，实属情理之中。

评析：

从军事才能的角度来说，周恩来的评价十分中肯，他认为蒋介石军事才能平庸，而权术谋略较高。确实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战争胜利之例不多，但其政治手腕诡诈，不能成功地统军打仗，却能够治军。让全军服从他一人，是蒋介石治军的根本原则。不过他治军的理念与方法陈旧，可以说是封建宗法思想加上法西斯主义，形成他与军队之间休戚相关的关系；采用特务监视的方法治军，在组织上实行严格控制；要求军队绝对忠于领袖，服从于他，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控制。这样的治军理念和方法虽然十分落后，但也比较管用，正是靠这样的权谋、权术，形成了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庞大的嫡系常规军。

蒋介石靠军队发迹，靠军队使各路军阀臣服，更是凭手中的军权在与政敌争权夺利的角逐中获胜，不仅攫取而且长期坐在最高权力的位置。他的确获得巨大的成功。然而，真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自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度，建立民国后，民主政治开始成为中国政治生活未来发展的大趋向。尽管枪杆子可以打天下，然而，治理天下，绝不能仅仅靠枪杆子，不能只靠强权，必须逐步建立起民主政制，民主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以说，蒋从靠军队发迹之日起，就已潜伏着失败的因子。

在治军方面，蒋介石只注重部队对他的绝对忠诚与服从，严重地禁锢了部队的思想，使因国民党军队缺乏创新而死气沉沉。他强调自己在部属中的绝对威权，常常是越俎代庖，扼杀了将领们的军事才能；他精心培植嫡系部队，在军队中助长了军队中的派系林立的倾向，产生了极大的离心力。在后来的国共大决战中，使自己掌握的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在战斗力上却处于劣势，最终几乎被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全歼。除其违背潮流与民心等根本原因外，他在治军上的严重缺陷也是导致指令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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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敢于冒险，以命赌运

凡是有大志想作为者，总是要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去拼搏。蒋介石也有这种精神，但由于他曾在上海十里洋场混迹，受“冒险家乐园”环境的熏陶，使一种常人的心态发生变异，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往往善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赌徒心理，察势赌时，谋定后动，在复杂的局面下，做出孤注一掷的选择。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治决策，应考虑成本，顾及后果，趋利避害，认定可为而为之。蒋介石却不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管厉害，不计成本，即使以身家性命为赌注，也不惧怕。

事例：

在军界、政界闯荡之初，蒋介石时运不顺。然而，他并不气馁，在背时境地求转运。

首先，以退为进，静观待运。蒋介石爱“枪杆子”如同生命，有时甚至胜过生命。可是他在涉足军界后，却多次自动离开了部队。护国运动期间，奉命到山东任以居正为总司令的司令部参谋长，蒋任职负责，踌躇满志，本想尽心事职，展现出治军才能，因锋芒显露，得罪了同僚，并为同僚所不容，而蒋又常常盛气凌人，则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有人向孙中山告状。蒋处境不利，在任职仅１３天就离开部队到上海，与张静江等人合伙经营证券交易。后来在受命到粤军任职，前前后后达四五年，在此期间，自动离开粤军不下十次。在护法运动期间，他受孙中山的指派，到陈炯明部队中任职，由于粤军有严重的排外倾向，寄人篱下，处境窘迫，加上孙中山一直没有给他单独率部的机会，感到无作作为。于是辞职报告一打，便拂袖而去，回到上海，１９１９年，蒋又和虞洽卿等合伙举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蒋介石多次自动离开部队，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军队内部派系斗争作祟，也有他自己个性倔强、傲慢，为他人所难容。但这些只是表象，从深层次考究，那就是权欲的驱使，而并非心灰意冷，放弃权欲，淡出政治。有一首因国事变故而写的诗词中表达了自己的抱负，诗曰：“明月当空，晚潮汹汹，国事蒙混，忧思忡忡，安得乘宗悫之长风，破万里浪以斩蛟龙。”这首仿曹操的《观沧海》的诗，很有气魄，诗志表明蒋的退并不是意志消沉，只不过是为了寻找时机，以退求进而已；这种退也不是“守株待兔”似的消极等待，而是退中求进，蓄势待发，尽力地创造条件，争取机会。

一是提出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抉择方面的建议，展示自己的才能。１９１７年９月２０日，蒋介石上呈《对北军作战计划》书，对北方的军阀势力的分析极详，并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提出分两步实施的北军作战计划。

１９１８午３月１２日，应孙中山电令，离沪赴粤。途中又写了《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１０日上呈孙中山。他到广东就任粤军陈炯明总部作战科主任后，马上拟定《第—、二两期作战计划》，并立即赴潮安、三河坝前线视察，积极有为，提出“先谋自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再谋制胜之方也”。

１９２１年１月，他上呈《军事意见书》，就革命军北伐提出了十条建议，主要内容是，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以东北为目的地，还设计了兵分三路的北伐路线。尽管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未被采纳付诸行动。但这一意见书所设计的路线，为１９２６的北伐所印证，还是比较可行的。他的多次军事建议，展现出军事谋略的才能。

蒋介石所提建议，不局限在军事谋略上，而且还能就政制和时局的走向发表自己的看法。１９１９年２月，他写了《废督裁兵议》，提倡军队为国家之军队，主张全国设一个“军政检定会”，监督军政。他说，这可以使“人民有参与军政之权，而兵权不为武人所专擅。”从中可以看出他很有些民主主义观点，而真心实意地反对军阀专权。当然，对于他来说，这只是用来反对军阀专权的权宜之计，他到了当权后并没有真正实行。

他不仅进顺耳之言，还敢于向孙中山进逆耳之言。如：１９２１年５月，他写了《上总理书》，针对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一事，发表不同意见。指出，这是以总统府与北京政府对抗，重在外交，但革命要依靠内部团结，不应借重外交，因为外国人是不可靠的。他强调，只有自身巩固，则外人压迫也是不怕的。否则，内部不团结一致，外人反而不承认。最后，他建议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有发展之余地。谏逆耳之言是有风险的，然而，孙中山是一个十分开明的领袖，对此不仅没有反感，后来，在平息陈炯明叛变后，１９２３年２月再返广州时，就未建总统府，而先建大元帅府，这与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有关。

二是博览群书，夯实干大事的基础。蒋年少虽很顽皮，但读书还是很勤奋，这种习惯，后来一直保留，即使在离开军队后，仍不忘读书。他读书涉猎广泛，主要是学习军事方面的，不仅熟读《孙子兵法》等书，还学习外国军事著作，其中读得最多的是有两本，一本为《巴尔克战术》，这本书是德国一个普通文人写的，被德国人奉为宝典；另一本是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视为宝典。这两本书他随身携带，经常阅读，并有圈点。除学习军事著作外，还读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类的书籍，当然，读得更多的是王阳明的理学、曾国藩的著作，从中感悟做人、成就大事业的道理。

为了鞭策自己，他请孙中山书写了内容为“静、敬、淡”的条幅，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对于蒋介石来说，在赋闲时读书，不是一种规避和消遣，而是以退为进心理所使然。通过学习，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充电蓄能，这种退并非平庸的招术。

三是与孙中山多接触，拉近与孙中山的距离。１９１８年，广州护法政府因军阀唐继尧、陆荣廷有不同意见，并一直反对孙中山任大元帅，于同年５月，通过改组军政府案，将孙中山唯一总裁制，改为实行七总裁制，削弱并架空孙中山。孙中山处境困难。蒋介石特意将孙中山接到三河坝，他看到孙中山形容憔悴，还伤心地流了眼泪。两人深夜长谈。在孙中山受别人冷落之时，蒋介石的亲近无疑是莫大的安慰，也增加了对蒋的信任感。

１９１９年年初，他负气离开粤军，回沪后在上海谒见孙中山，表示了出国留学之意。孙中山极力挽留，甚至以命令的口吻，不许其出国，并解释说：“为了重建革命政党，必须要有军事方面的助手，如果让你远游欧美，长期留学，对革命阵营来说，实在是很大的损失。”

通过与孙中山的接近，使孙中山增加了对他的信任与期望。蒋介石对人说，见中师垂爱与施教殷勤之状，不禁赪汗盖恐难副所期也。经过多次接触，孙中山的确增强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曾委派蒋赴日本看望一病重的深交的日本友人，他还作为孙中山的私人代表，参加这位病故友人的丧礼。１９２２年蒋介石处理完母亲丧事，回到广州向孙中山谈及葬母之事，孙中山为蒋母墓亲书“蒋母之墓”和“壸范足式”。胡汉民为作墓志；汪精卫撰铭文。凡此种种，足以显示蒋的影响和声望在提升。蒋介石的感情投资，已经并将长远产生奇效。

其次，越是艰险越向前。１９２２年６月，陈炯明在广州叛乱。陈炯明本来是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掌握广东的重要权力的，但是，当他自恃羽翼已丰，便在港英当局和直系及西南一些军阀的支持下，悍然称兵作乱，６月１６日，叛军炮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于危急中深夜抵达珠海海军司令部，登上停泊在珠江上的“楚豫”舰避难，次日与宋庆龄会合后登上永丰舰。

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打击惨重。他历次革命，遭到失败很多，而这次叛乱则使他几乎限于绝望之中。因为陈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被视为心腹，其军队都是依靠孙中山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现在居然要置他于死地，感到十分痛心，他在致海外侨胞的信中称陈的叛变是“祸生于肘腋，干戈趋于肺腑”，极为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至此役者。”

登上永丰舰后，他发现周边竟然没有懂军事的，平时跟随左右的人也离他而去。真所谓触景生情，患难思挚友，国难想良将，他想起了蒋介石，在６月１８日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称：“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事紧急，盼速来。”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与前几次变着法子拖延的情况迥然不同，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前去救援。是什么使蒋介石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当然，这里面有他对孙中山的感情因素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现在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是最能表现自己的时机，这个时候前去救援，与孙中山的关系就能更进一步。从国内看，当时的蒋介石没有军队，不如地方实力派，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只有投靠孙中山这一条路。而现在孙中山蒙难，身边亲信没有一个，蒋介石与他在一起，可得到更大信任，获得平时难以得到的政治资本。但救援孙中山是有很大风险，搞得不好可能要把命搭上。

在证券交易所搏杀的他，决定以身家性命进行一次政治赌博。他把家中的妻子儿女托付给好友张静江，要他予以照顾。临行之前，面对蒋经国、蒋纬国，不由得洒下热泪，场面颇为壮烈。

蒋介石由上海启程前往广东，个人冒了很大风险，到达黄埔，追随孙中山上了永丰舰。孙中山和他的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５６天等于禁闭的痛苦，而期待外来的援助。

他登上永丰舰后，孙中山当即授以海上指挥的全权。其后的４２个日日夜夜里，蒋介石的表现异常积极，他既随时指挥作战，又时常深入到士兵当中去鼓舞士气。舰上食品短缺时，他还自告奋勇上岸采购。对此，孙中山曾非常担心地予以劝止：“我很感激你为我这样做，但是今后我不许你再冒险采购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由此可见，此时的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了。

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日子，蒋介石冒死相助，帮他渡过这一难关，势必对蒋介石刮目相看。正如美国人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一书中所说的一样：“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此前曾给予他良好建议并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蒋介石。从此蒋介石开始飞黄腾达。”事后，孙中山曾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为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在此后给他的亲笔信中，再一次强调蒋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在孙中山蒙难时期，蒋介石决定同孙中山生死与共，是他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过去１０年里，孙中山虽然已经重视他的才干，但没有大胆地重用；经过这次患难相处，更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位可信可重用的帅才。此后，蒋介石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直线上升，获取黄埔军校校长这一重要职务，得到建立为自己打天下的军队的条件。蒋介石以命赌运，获得极大成功。

评析：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治决策，应考虑成本，顾及后果，趋利避害，认定可为而为之。然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过多年投机生意的蒋介石，把经济生活中的赌博运用到政治领域，敢于冒风险，甚至不计后果，给人一种政治上不成熟、冒失的印象。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种认识水平上判断蒋介石在政坛上的搏击，那未免太注重表象。其实，蒋介石初出茅庐步入政坛，看似冒失，实际上还是比较有章法的：

第一，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通过冒险，改变自己背时的境地。在军界、政界闯荡之初，蒋介石时运不顺。然而，他并不气馁，在背时境地求转运。

第二，讲究策略，以退为进，静观待运。蒋介石爱“枪杆子”如同生命，有时甚至胜过生命。可是他在涉足军界后，却多次自动离开了部队。这种退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以退为手段，或者在退中创造机会，或者用退侦察对方的企图，寻找空隙，争取新的发展空间。

第三，退不是无为而治，而是有所作为。在退中求进，蓄势待发，尽力地创造条件，争取机会，向最高决策者提出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抉择方面的建议，展示自己的才能；博览群书，夯实干大事的基础。蒋年少虽很顽皮，但读书还是很勤奋，这种习惯，后来一直保留，即使在离开军队后，仍不忘读书。他读书涉涉猎广泛，主要是学习军事方面的，不仅熟读《孙子兵法》等书，还学习外国军事著作；主动与孙中山接触，拉近与孙中山的距离。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为，有所作为，展示出本领与才华，才可能有“位”。

第四，善于把握机遇。孙中山蒙难一些政客与军阀是避而远之。而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越是艰险越向前”。在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机遇寓于风险乃至灾难之中，个人的前程与命运同革命的前程与命运紧紧相连。当然，蒋介石认准时机敢于冒险，主要的不在于他胸中有多少正义与正气，而暴露出他作为一个政治投机者，在名利场上的诡谲和善于机变的面目。

6、顺势者崛起，玩势者败亡

人们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事物本然及其所以然也，包括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未来的趋向。顺势者将可能成为英雄，逆潮流而动者很可能成为“亡魂”，而玩势者很有可能成为鬼魅。蒋介石早期在军界、政界的博弈中，两者兼有之，随着野心的膨胀，玩势者的角色起主导作用。

事例：

陈炯明的叛乱被粉碎后，广东革命根据地虽然度过了危机，但是不太稳固。不仅陈炯明的残余势力还在，而且数个地方军阀盘踞。消灭这些军阀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顺应大势，在成就这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２５年，孙中山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北上后，陈炯明又卷土重来，进逼广州。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进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蒋介石顺应时局，积极请战。要求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和教导团参战。经孙中山允准，编入粤军右路。蒋３５００人的队伍，自黄埔出发，第二天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即占领东莞城和古龙镇，在攻打淡水城时，遇到强敌的抵抗。黄埔军首次参加攻坚作战，缺乏经验。由于虚心听龋赫联顾问的建议，更由于将士们的英勇奋战，取得了淡水战役的胜利，这是蒋介石独立指挥部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仗。孙中山收到蒋介石的告捷电后，非常高兴，让汪精卫“代电勉各将士，努力杀贼，以期三民主义之实行。”后来还派廖仲恺赴东江前线犒劳前线将士。

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趁机叛乱。蒋介石率部回师广州，担任平叛总指挥，黄埔学生军和其他友军协同作战，平定了这次叛乱。这一胜利，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同时随着黄埔学生军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中屡建战功，声誉的不断提高，蒋介石的声望也相应提高。１９２５年６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兼任广州卫戍司令。

１９２５年，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建立后，于９月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经过近三个月的征战，到１１月底第二次东征取得完全胜利。随后，又进行了南伐，这些战役的胜利，消灭了盘踞广东境内的军阀，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可行的基础。

蒋介石顺应大势，参与指挥了这些战役，到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前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陆、海、空三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赋予总司令极大的权力，可以以战时姿态为名，指挥军、民、财政、治安各机关，从而取代国民政府，集中国家的军、政、财、法大权。在此以前，他已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不久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军人部长。“于是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盛，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

然而，即使在蒋介石顺应大势之际，也包含着逆势、玩势的一面，而一旦得势，大权在握，则为了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

１９２４年５月，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军事。考察回国后，不但不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的主张，反而提出非议。在羽毛渐丰之时，被眼前得到的权力冲昏了头脑，蒋介石开始逆潮流而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事端，排挤苏俄顾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压制工农运动，背离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在军阀横行、帝国主义肆意掠夺的时代里，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国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军阀的残暴统治，赶走帝国主义势力。蒋介石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之时，竟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屠刀对准坚决支持、奋不顾身地投身于北伐的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对准敲锣打鼓欢迎他们的工农大众，使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血泊中，孙中山和共产党人促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被蒋介石的反革命暴力所破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毁于一旦。蒋介石倒行逆施，使自己站在与人民群众为敌的位置。

正是由于蒋介石制造内战，使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抗日的烽火燃烧在长城内外。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千方百计地压制民众的抗日热情，不准军队抵抗，破坏乃至镇压抗日武装，使日本的侵华战争逐步升级，直至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演变成中日全面战争。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决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并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表达了抗战的决心。全国军民集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抗战是比较积极的，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可以说，在武汉抗战时期他的政治声望达到高峰。可是，他后来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统区独裁专断，压制民主运动，逮捕、残害爱国民主人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种种离心离德的政策和措施，遭到民众的反抗。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休养生息，坚持国共合作，和平建国这是人心所向。可是，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扶持下，发动新的内战，把广大民众重新推向战争的深渊。再一次地逆潮流而动。在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时候，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说，谁挑起内战，誰就是人民的公敌，全国共讨之。蒋介石违背民意，天怒人怨，蒋介石这一曾是不可一世的人物，最终随同他的８００万军队一起被淹没在人民革命战争的大海里，随着南京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落下，国民党政权被推翻，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被终结。

评析：

时势造英雄。杰出的历史人物只有把握大势，顺应潮流，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并善始善终，才有可能成为“一代天骄”。蒋介石在孙中山蒙难时，挺身而出，前往“永丰舰”辅佐处在危难中的革命领袖，顺应了大势，他自己也展现了革命勇气与才能，从而得到孙中山的信任，为自己在政坛上叱咤风云作了重要的铺垫；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顺应大势，在成就这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地位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而提升。

顺势不定是一帆风顺，也不强求一贯正确。由于种种原因，自己在一时一事上，或者在一个阶段，实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能够及时地调整，使之合乎天时与民意，也是识时务的一种表现。比如，“九＆#183;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使日军步步进逼，导致民族严重危机。这是对国家与民族来说，无疑是犯罪。然而，华北事变后，尤其是“七＆#183;七”事变后，蒋介石开始调整对内对日方针，实行联共抗日的方针，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并以比较积极的姿态抗击日军的侵略，这有功于国家与民族，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全国民众，都拥戴他的领袖地位。

逆潮流而行，时势所造的英雄，也将会成为时势的弃儿。在军阀横行、帝国主义肆意掠夺的时代里，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国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军阀的残暴统治，赶走帝国主义势力。然而，蒋介石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之时，竟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毁于一旦。蒋介石倒行逆施，使自己站在与人民群众为敌的位置；抗战胜利后，人民期望和平建国，以休养生息。可是，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扶持下，发动新的内战，把广大民众重新推向战争的深渊。再一次地逆潮流而动。在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时候，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说，谁挑起内战，誰就是人民的公敌，全国共讨之。蒋介石违背民意，天怒人怨，蒋家王朝最终被人民革命所推翻。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蒋介石说是被革命力量推倒的，倒不如说，是他自己打倒了自己。

7、以空间换时间，实行消耗战

蒋介石在准备抗战的过程中，确定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指导方针，其内容既包括了以退为守的无奈，也包括了在片面抗战的方针下打持久消耗战的打算。

事例：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日两国间的全面战争的趋向越来越明显。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蒋介石不得不进行对日战争的准备。战争准备不仅要进行国防建设、军队方面的战备，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明确的战略方针。中国到底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战略方针，不仅执政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思考，积极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在酝酿，而且一批具有浓厚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在议论，后来成为蒋介石的重要战争指导思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思想，首先是由知识分子提出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傅斯年在《独立评论》撰文指出：“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越久，对我们越有利。”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７日，胡适给教育部长王世杰写信，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有期望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能有国际的参加以援助。”“必须使政府与军事领袖深信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蒋介石听说这事后，十分感叹，对张治中说：“了不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了，他们懂军事。”１９３５年，蒋介石扼要地表达了他的战略思想，即：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顿国防，充实军备，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

１９３６年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奉命拟订《民国二十六年底国防作战计划》，立足点就是着眼于长期作战。后来实行的时候，大本营作战组组长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要实行全面而持久的战争，拖到日寇对占领我国的每一个县都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日寇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而在整个战争中它就非垮台不可”，故而，“不应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

在国民党最高当局看来，“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与“持久战”战略思想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的国防会议，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蒋介石明确指出：“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要要求持久消耗战”。如何进行“持久消耗战”蒋介石提出了两项要求：“我国此次抗战，其要旨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是消耗敌人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战之目的”。也就是说，既要消耗敌人，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蒋介石把“持久消耗战略”的精髓简化成具体的口号，这就是“以空间换时间”。１９３８年２月，他具体地解释说：“我们这次抗战，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取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取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取定于时间与空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占领的广大土地，就以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又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此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把持久战的理念完善到极致。在抗战初期，在国民党营垒中，对抗战的前途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观点，亲日妥协派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亡国论”一时甚嚣尘上。与此相反，还存在着一种毫无根据的“速胜论”倾向，特别是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只要依靠国民党二百万正规军就可使抗战速胜。针对这些错误倾向，毛泽东于１９３８年５月写了《论持久战》，对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方针进行了系统阐述，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著作不仅指明了抗战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战略方针和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它不仅是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抗战的纲领性文献，而且对国民党最高当局战略方针的确定，产生了很大影响。据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虽然，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持久战”的理论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不在一个理论层次上。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观点，贯穿在他的“持久消耗战”的战略基础上，贯彻在以国民党的军队片面抗战的基础上，以国土的大量论陷，大量将士的牺牲和人民的牺牲为代价秉取的一种被动应战的防滑战略。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以人民战争的思想为前提，以游击战的方式构筑起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无疑这是积极的抗战理论。二者有着本质区别。然而，这个方略倒是比较贴近他强调片面而抗战的出现的中国当时的情况。鉴于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大溃退，大片国土的丧失，蒋介石按照这个方略部署中国军队抗战。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沦陷后，他宣称，“我们以后持久战的战场，要在平汉线与粤汉线以西地区，更有胜利的把握。”实际上，抗战头１６个月中，中国军队虽然做出了大量的牺牲，也放弃了部分“空间”，却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时间，保存和发展了力量，通过战时动员，中国军队的兵力从最初的１７０万人增加到２２５万人。

根据这一战略思想，蒋介石在战略后方的选择上比较对头。“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华北地区开始全面进攻。为了牵制华东地区的中国军队驰援华北，日本方面考虑进军上海。淞沪战役集中了国民党军队精锐部队的７０余个师。在中国军队猛烈攻击下，日本统帅部被迫不断向上海战场增援，华北战场的部分军队也南下淞沪。９月，日军统帅部决定：“把主战场转移到上海方面。”这样反倒使江南沿海一带成为日军的主战场。

蒋介石认为，日军占领华北以后，必然要从山西、河南渡黄河南下，一路直扑武汉，一路进攻西安、兰州，迂回四川。如此，中国就会失去抗战的后方。日本要全面侵华，沪杭地区志在必夺。所以发动淞沪战役可以调动日军南下，从而改变日军深入中国腹地的战略。至少可以使日军陷于江南水网地带，延缓日军的进攻步伐。故８月，蒋介石派陈诚赴沪视察后，对时局作出明确判断，认为：“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故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蒋介石听后表示：“一定打！”陈诚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为了引敌南下，蒋介石还在战前就曾明确地指出：“这一仗打起来，上海、南京都不能守，我之所以要打，是因为我在日本读书的老师，如今都承担大任，日本人对中国的战略战史的研究，有时比中国人还深刻。现在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卢沟桥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就是当年忽必烈灭亡南宋的战略。如果日本人到西南，从云南、贵州到广西一抄，我们即便把守南京、上海，这个仗打不下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它沿江西上，届时它就败了。”战役的结果表明，蒋介石以江南这块富庶的“空间”吸引和调动日军主力，沿长江西进，迟滞敌人，为中国方面几乎“赢”得了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个“赢”是以中国军队牺牲上百万将士的伤者，东北、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半壁河山论陷，几千万百姓的生命和苦难为代价换来的，而且完全是在被动挨打和消极应战的情况下逼迫出来的，自我安慰之词而已民。

被敌封锁，对外交通几乎断绝，中国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建立新的经济基地和寻找对外联络。蒋介石广泛听取专家顾问的建议，坚定了“经营四川”、“外战入川”的决心。

１９３５年春夏，他视察川、滇、黔、陕各省以后，于７月决定了“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的战略方针。８月，在峨嵋训练团对川、滇、黔三省各级干部演讲时指出：“我们本部１８省哪怕失了１５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又在汉口发表谈话说，“以四川为持久抗战后方，如武汉失守，即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辖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以消耗敌人。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在《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中，他又讲道：“我国抗战根据地，本不在沿江沿海线之浅狭交通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南诸省，尢为我抗战策源地带。此为长期抗战之根本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国民政府正式议决迁都重庆，标志着建立西南大后方的战略正式实施。

评析：

“以空间换时间”，是蒋介石确定的一个重要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战略指导思想。当时在日本与中国的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敌是小国我是大国。以广阔的国土作为战略构想的物质支撑，以内地尤其是以大西南、西北作为自己的战略依托，是比较明智的战略选择。从总体上讲，他对“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诠释，体现了知己知彼、扬长避短的军事谋略原则。

“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思想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是相通的。尽管它与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不在同一个理论层次，但是理论的基点大体相同，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与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在抗战初期，蒋介石肯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毛泽东“持久战”思想。在对实战的指导上，抗战头１６个月中，中国军队虽然放弃了部分“空间”，却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时间。

“以空间换时间”，坚持持久抗战求胜利，应该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战略方针，而不是守株待兔，更不是坐山观虎斗。而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进行持久战时，却基本上是取后一种态度。在抗战之初，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战略退却成为部队的大溃逃，一溃千里，失去战略主动权。在战略相持阶段，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国民党假借抗战急剧扩军，掌握数目庞大的正规军，却基本上是避战、观战，久而久之，它的战斗力锐减。到抗战后期，日本侵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一触即溃。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开始实行局部反攻的态势形成鲜明的对比。国民党军队，乃至其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威信锐降，这也是加速国统区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8、垄断受降权，下山抢桃子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极其艰险的环境里，抗击日本侵略军。而蒋介石则长期在峨眉山观战，指使其掌握的军队避战，保存实力。当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担心处在抗日前线的共产党得到应得到的胜利果实，于是，利用国民党执政所垄断的政治资源，垄断受降权，千方百计地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当时，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誰？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誰摘？这要问桃树是誰裁的，誰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

事例：

蒋介石为了把抗战胜利果实抢到手，使出了种种招数。

首先，与日伪军合流，使之为国民党服务。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当蒋介石从东京英语国际广播中获悉日本帝国主义乞降的消息后，于当天深夜即向何庆钦发出训令：“命令敌军驻军司令维持现状。”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命令伪军投诚……控制敌军撤退后的要点、要线，等候国军到达。”８月１５日，日本正式宣告投降，蒋介石命令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抵达湖南芷江，与何应钦洽谈投降条件，何应钦的代表坚决要求日军“对命令系统以外的干扰，要严加拒绝”，即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冈村宁茨则在他起草的《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中，表示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付中共。９月，何应钦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后，亦以第一号命令面授冈村宁茨，转告日军华北、华东、华中三方面军以及散布在各地的１０个军团、３６个师团、４６个独立旅团、２０个独立警备队或支队、６个特种兵部队向指定的地区集中，向国民党统帅部指定的受降官投降。国民党与伪军“合流”更是明目张胆，公开把大汉奸封为种种官吏，以伪军“维持治安”，加紧抢夺胜利果实。

日军投之以李，蒋介石报之以桃，对侵华日军战争罪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从轻从宽处理，甚至免于追究和无罪释放。如冈村宁茨是侵略中国历时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蒋介石不仅不宣判，而且让他作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引起公愤，蒋介石后来被迫对其进行“审判”，结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竟然宣判他无罪。

其次，剥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受降的权利。蒋介石在电令冈村宁茨的电文中，命令日军只能向国民党的部队投降，禁止其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缴械。他还限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再对日伪军“擅自行动”。何应钦还下令，凡中国战区之日本陆海空及辅助部队，“立即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这样，坚持八年抗战之久并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解放区战场之抗日武装力量，被排除在受降之外。

再次，在美国帮助下，抢占战略要地。美国从战后的全球战略和在华利益出发，极力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而蒋介石则是充分地借助美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美国总统杜鲁门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步骤，“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麦克阿瑟以远东军总司令的名义，向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发出第一号命令，规定侵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

不仅如此，美国直接帮助蒋介石抢夺战略要地。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同太平洋司令尼米兹策划，出动大批飞机、军舰，把国民党军运往东北、华东和华中等地，仅在９月至１１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帮助运送了国民党的１７个军到达目的地。此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指令美国驻华武装部队，以“受降”、“遗俘”名义，直接在中国沿海登陆，替国民党国抢占港口和战略要地，规定“美国武装部队在华占领的各地只许移交中国国民政府。”美军海军陆战队抢占秦皇岛、青岛等港口，为大批海运国民党军队作准备。美军还帮助国民党军修路、护路，甚至直接向解放区进犯。国民党军队就这样在美国武装力量的直接帮助下，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了华北、华中、华南各战略要地，而且还争夺东北的控制权。

评析：

抗日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利用自己的执政地位，垄断受降权，为了排斥中共领导人民武装力量于受降之外，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甚至与日伪合流，使之为自己的垄断受降权的政策服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庇护日军首领和汉奸头目；侵华日军司令侵略中国历时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蒋介石不仅不宣判，而且让他作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引起公愤，蒋介石后来被迫对其进行“审判”，结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竟然宣判他无罪，这是对中华民族感情的亵渎。为了国民党的私利，既然倚洋自重，在美国帮助下，抢占战略要地，以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交换，使战后的中国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垄断受降权，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获益巨大，得势一时。然而，抗战胜利是全国军民共同奋斗流血牺牲取得的，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的民众，在抗战的前线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为坚持八年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把他们排除在受降之外，违背天理，虽在军事上能得势一时，但在政治上却丢分不少，这也是蒋介石独呑胜利果实所产生的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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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势不察，大诈难成

所谓“审时度势，谋定而后动”，是蒋介石实现其独裁统治惯用的招术。抗战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在国内的独裁统治得到强化。然而，他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到了，大造反共舆论，进行反共的军事部署。然而，大势不察，大诈难成气候。

事例：

从１９４３年起，国际形势的发展也出现对他空前有利的形势，这不仅在于德国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开始崩溃，而且还在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对蒋强化统治更加有利。英、美于１９４３年１月，分别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所谓《平等新约》，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同时宣布承认中国为世界上四强之一，有权出席国际会议并与苏、英、美等国平起平坐。这对蒋来说无疑增加了新的政治资本。而解放区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发展，也使其视为战后维持独裁统治的阻碍。他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取消共产党，“统一”中国。１９４３年３月，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共作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一书，是一部比较完整地表达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立场、观点及其内外政策的书。它从蒋介石集团的哲学思想到现行政策来说明这个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竭力以封建伦理来维持其封建法西斯统治。书的核心是：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而全书攻击的主要矛头是中共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以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中心，同时也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蔑马列主义是“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声言要把那些宣传“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妄行邪说”的人们除掉，并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中共的问题。不久，借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之机，组织国民党所操纵的团体，大肆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

军统特务头子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了国民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之彻底解决，其对策是：以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国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对其在特定区域以外之军队，相机予以解决，加强军队之准备，以为政治解决之助力，等等。接着，蒋介石找张治中谈话，提出要请毛泽东到重庆面谈，并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交与在重庆国民党会谈的林彪带回延安。张治中分析：这是蒋介石趁第三国际解散之机有“招降”的幻想。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离渝前，非正式地告诉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二是国共两党合一。”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与抵制，而且也激起了公愤，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知名人士也纷纷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

１９４５年５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旨在“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独裁、反共。会上，蒋介石声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对于中共，“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须消灭之。”大会就中共问题，通过了两套决议案，进一步确定了反共方针。一套是对外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因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六大”还不愿作出公开反共决议，所以此决议的内容虽也攻击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但又不得不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为幌子，掩人耳目。决议案指出：“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这样，便可以在“政治解决”不成时，随时将“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头上，以武力解决之。另一套则是不公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它把中共联合政府的口号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攻击为“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因而要求国民党“整军肃政，加强力量”，使政治解决中共的方针得以贯彻。燕提出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加强政治宣传、加强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对中共问题的指导机构等六条同中共斗争的方针。根据大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大会决定成立特种委员会，专门进行反共活动。

但是，由于中共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六大”终于未敢公开作出反共内战的决议，并被迫作出一些民主的姿态，通过《政纲政策案》、《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宣布于１１月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然而，参加“国大”的代表依然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包办“选举”或圈定的，所要通过的宪法是抗战前颁布的、旨在维护国民党独裁的《五五宪章》，且“国民大会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实际上，这种由国民党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只不过是用来抵制联合政府，维护独裁统治的又一块盾牌；而大会通过的“宪法”，也不过是给一党专政披上合法的外衣。至于装模作样的“还政于民”，实际上也不过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的把戏而已。

这次大会，在蒋介石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最终确定了实行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政策。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强迫全体中央执监委员在蒋介石的监督下宣誓：“服从总裁命令”。而蒋介石在大会选举总裁时，曾经表示自己当总裁在“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

国民党“六大”结束不久，为粉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国民党政府决定于１９４５年７月７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鉴于此次会议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倾向，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

蒋介石一意孤行，操纵被中共拒绝出席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讨论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问题，要求全体参政员，“排除一切党派的意见，纯然站在国家的利益的立场，提供合理的主张”。７月，大会集中讨论由主席团提出的《国民大会问题案》，由于会前参政会内的国民党团已布置控制了讨论会场，要求国民党参政员一律以国民党决议为准，所以在讨论时，国民党参政员凭其人多势众，对共产党肆意攻击，对其他党派任意侮辱，最终于１９日通过了所谓“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之决议案”。这是一个圆滑而无具体明确办法的决议，实质上是假国民参政会之名，以制造国民大会，假国民大会之名，以行独裁之实。

国民党在这届参政会上拒绝中共主张和各抗日党派建议及其横蛮行径，引起了各抗日党派、民主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派的愤慨。黄炎培等人公开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声明说：国民大会若在“各方主张，尤其是有组织者之意见尚未融通，而遽仓促召集，仓促制定，则其后患将不堪设想”。章伯钧发表谈话，呼吁采纳中共建议，劝告国民党悬崖勒马，“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在内外的压力下，未能强行通过召开国民大会具体办法，只得草草收场。

评析：

抗战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政治力量对比，有两个相关联的变化过程，在国民党的政治圈内，蒋介石的地位得到巩固与扩张，而其政敌的势力与影响在萎缩；另一个变化过程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与政治影响在此消彼长。

中国人民的抗战，使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到了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政权逐渐得到了强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使自己的力量与政治影响与日俱增。国共两党共存共荣，这是大势，然而，蒋介石却视共产党的发展为心腹之患，他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取消共产党，“统一”中国。１９４３年３月，蒋介石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授意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共作舆论准备。大势不察，大诈难成。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与抵制，而且也激起了公愤，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知名人士也纷纷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批判，反而使自己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这表明，蒋介石有独揽大权之心，但无驾驭政局之雄才大略。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仅仅依靠诈术，难成气候。

10、以政治命运下注的豪赌

“孤注一掷”原本是赌场上的一个专用术语。说的是赌徒在输急了的时候把所有的本钱并作一注押上去，进行最后一搏。这一术语后来被移植到官场，《元史*伯颜传》曰：“今日我宋天下，犹赌博孤注，输赢在此一掷耳。”是说在此危急时刻，为了宋王朝，要用荆葫有力量作最后的一次冒险。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进行过这样的政治赌博，而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在抗战胜利后，发动新的内战，以政治命运为注所进行的豪赌。与宋王朝所不同的是，他是在抗战胜利中了头彩的背景下，仰仗美国后台老板的援助，进行的一次冒险性赌博。

事例：

蒋介石在发表《中国之命运》时起，就已作了内战的打算，抗战胜利前后，便已着手制定内战计划。只是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以及自身还没有作好内战的准备，不得不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谈。就是在谈判期间，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进行局部范围的战争，关内小打，关外大打。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中旬，蒋介石在重庆召开旨在策划６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军事会议。同时，又在国民政府召开的复员整军会议上，制定出“对共产党的全盘战争”的作战计划。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声称：只须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

古代兵家说：“得天下者必先得中原。”蒋介石决心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深知中原至关重大。因此，国民党的全面内战方针是：集中兵力迅速消灭中原解放军，随即向苏皖根据地进击，扫荡沂蒙，清剿山东，再攻延安，控制津浦、平汉两条南北交通大动脉，以达稳定江南，确保华北之目的。然后对东北解放区用兵，一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国民党围攻部署就绪后，１９４６年６月下旬，国民党郑州绥署主任刘峙指挥１２个整编师及汉口、西安两地空军，向以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企图把中原解放军压至桐柏、大洪山区，一举歼灭之。中原解放区各路部队按计划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紧接着，蒋介石使用了１９３个旅（师）约１６０万正规军，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在内战之初，国民党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尤其是有美国的大量援助，国民党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从１９４６年６月下旬到１０月，国民党军共占领承德、张家口、安东、淮阴、菏泽等１０５座城市。１０月１７日，陈诚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宣称：从军事上对付中共，“三个月至六个月便能解决。”，“任何一线（指铁路），均可于两周内打通。”

不过，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军事进攻，毛泽东却有着与蒋介石等人完全相反的看法。从内战爆发起他就宣布：“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

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了不少城市，而解放军却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的有生力量，不少高级将领成了俘虏。仅在莱芜战役中，陈毅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俘虏的将军有１９名（中将２名、少将１７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北线总指挥中将李仙洲被俘后说：“我们此次失败，主要是国防部战略指导的错误”和“蒋介石用人唯私”。被俘的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深有感触地说：“民众是你们的，蒋军必败的道理，到解放区，我认识更清楚了。”由于国民党军队战线拉长，其机动兵力则大为减少，加之“经济之严重形势”，社会人心浮动，不到一年的功夫，战局发生微妙变化，国民党不得放弃全面进攻，改为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进攻陕北，是重中之重。这一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认为，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攻占后可在政治上打击中共，动摇其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如果能摧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或者胁迫其离开陕北，将给中共造成的打击是致命的。胡宗南２５万人进攻延安。１９４７年２月，蒋介石飞抵西安，向胡面授机宜。接着，胡部对延安形成了包围圈，３月１４日开始大举进犯。当时，留在陕北的解放军只有２万多人，在双方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３月１９日，胡宗南以损失５０００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延安，此时延安只不过是座空城，而胡宗南声称击溃１０万共军。其后，国民党开动一切工具，大肆宣传国民党的“胜利”。蒋介石亲临延安“视察”。

进攻陕北，占领延安，虽然国民党拼命宣扬，但从政治上和军事战略上看，这一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下策，且潜伏着败机。首先，陕北是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追求光明的人们所敬仰和向往的革命圣地，国民党的军队对它进行进犯，势必激起他们的愤怒，更加激起他们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关注，并决心以争取军事上的胜利，或者其他的形式进行声援。

其次，胡宗南几十万的兵力被拖在陕北，不能机动援助其他战场，这在军事战略上造成极大的被动，并且给了毛泽东争取主动的一个契机。美国驻华大使曾就这一军事行动发表评论，指出，“国民政府虽然声称它击溃了１０万共军，但看来这是一种很大的夸张”，与其说，延安是被攻占，倒不如说中共主动放弃，与其战略战术的运用更相符合：“就是在敌人压力面前出让出一定的据点，把敌人吸引到一个袋形中，然后以游击战术逐步消耗敌人的力量。”他还评价说：“从严格的长期的军事观点来说，延安的占领，最主要的是使政府的战线过于延长与过分消耗国家的经济”。实际上，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第三，毛泽东在前有黄河，后有追兵的极其险恶的情况下，与蒋介石博弈，下了一着“险棋”，他和中央指挥机关绝不过黄河，留在陕北与敌人周旋，在彭德怀率部策应下，泡“蘑菇”，不仅把这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吸在陕北，不能自拔，而且解放军的“蘑菇战”，大量地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赢得战略上的主动权。毛泽东放弃延安，转战陕北，的确是一高招，而蒋介石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

此后，国民党的军事形势、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军事上由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防守，在战略决战中，军队大部分被解放军所消灭，几乎输光博弈的本钱，军事上的彻底溃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蒋介石连自己最看重的“面子”不顾，导演了一场“战犯求和”的闹剧，这已是无济于事了；在政治上，蒋介石奉行独裁、卖国、内战的政策，失道寡助，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反内战、反饥饿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解放区军民的军事路线相响应，形成了第二条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的战线，蒋介石陷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受到国民党打压迫害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响应中共的号召，云集解放区（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与中共一起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

评析：

受旧中国博彩之风盛行的熏陶，蒋介石的搏击心态发生严重异变，他把政治生涯中的搏击变成了政治赌博。他在很多次的政治赌博中获胜，赢得很多政治利益。可是在抗战胜利后，孤注一掷，以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的豪赌却把政治资本输得精光。抗战胜利后，由蒋介石挑起的国共大决战，以蒋介石集团的彻底失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伟大胜利而收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蒋介石的政治谋略而言，他犯了几大忌：

一是违背民意。中国长期战乱不已，兵连祸结，民众饱受其害，尤其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极其残酷，人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作了巨大牺牲，好不容易昐到抗战胜利，期望和平建国，以休养生息。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违背了民意，这就把自己置于人民公敌的地位。

二是对时局作了错误判断。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共产党的力量。一方面，见物不见人，迷信美国提供的飞机大炮与精良的装备，而忽略了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武器，它与小米加步枪有形的武器结合，就可以形成难以估量的战斗力。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是孤立地看待共产党的力量，而忽略了民心向背这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三是不计后果，不计政治成本。重大的战略决策应综合考察与分析，权衡利弊，三思而行。蒋介石利欲熏心，在政治上不留余地，在军事上全面出击，过于钢性而缺乏弹性，孤注一掷，把自己置于绝境。

一个腐朽旧政权垮台，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民政权诞生。蒋介石彻底输掉了，他在大陆的政治生命业已终结。蒋介石以政治命运进行豪赌，给他自己酿成可悲结局。

11、偏安一隅，守岛待变

蒋介石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些重大举动时常被披上神秘的面纱。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后溃逃到台湾，就被人神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这样一个传说：蒋介石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一次到峨眉山游历，在庙里遇到一算命和尚，随即抽签卜卦，那和尚在解释卦辞时，跟蒋介石说了八个字：胜不离川，败不离湾。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不把和尚的戏言当一回事，急忙离川，下山抢摘“桃子”，结果没多长时间，局势急剧恶化，到１９４８年居然兵败如山倒。此时才想起和尚的话，于是乎，经营台湾，准备退路。蒋介石很讲迷信，但是否确有此事却无法考证，即使有，那和尚所言并非“知天命”，与蒋介石精心经营台湾，以留退路之事纯系偶然的巧合。其实，蒋介石经营台湾，为自己留后路是有远虑的谋划。

事例：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１８９５年，因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割让给日本。１９４３年，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签署的《开罗宣言》庄严宣告：日本占领的“满洲、台湾和澎湖等岛屿应该回归中国。”１９４５年７月，美、英、中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台湾属于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９月，日本总投降书签署后，由国民政府任命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警备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于１０月在台北成立。１０月２５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台湾省警备司令陈仪主持了受降仪式，接收了日本台湾总督兼日军驻台第１０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呈递的投降书。陈仪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台湾人民重新回归到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怀抱。蒋介石派员到台湾是为了行使国家主权，虽然与后来他退台偏安有一定的联系，但不能说此时就在为自己准备后路了。

随着蒋介石在大陆失败难以挽救，经营台湾之事便很自然地与寻找退路紧紧联在一起。从１９４７年起，蒋介石就开始从多方面积极准备。

由什么样的人掌控台湾，对于台湾是否能成为蒋介石最后的栖身之地的关键。当然不能让外人插手。最近的莫过于自己的儿子，但在起步之初，儿子蒋经国资历还难以担当起治理台湾的重任。他决定安排心腹之人控制台湾。１９４８年底下令，由陈诚接替魏明道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接替丘念台任台湾省国民党党部主任。

陈诚任台湾省主席后，蒋介石“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所《李宗仁回忆录》载：此间从大陆运往台湾的“国库库存金钞共值３３５００万美金。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黄金为３９０万盎司”，还有“外汇７０００万美元和价值７０００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５亿元上下。”蒋介石的这一盗窃似的资金转移，不仅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准备足了算命钱，而且为后来振兴台湾的经济奠定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为了给出充足的退台时间，稳定台湾局势，蒋介石在军事上做了相应部署，在靠近台湾的几省驻扎重兵，企图延缓解放军对台湾的攻击。

１９４９年５月，解放军攻占上海前夕，蒋氏父子乘“江静”轮由上海到定海，后于２６日到台湾高雄。国民党长江防线崩溃后，为了挽救残局，他到广州，在这里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非常委员会为国民党中央非常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过非常委员会决议通过方才有效，这实际上剥夺了李宗仁代总统的权利，蒋介石又从幕后转到台前，指挥国民党残兵败将负隅顽抗，但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下，国民党分崩离析。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于１２月１０下午飞离成都逃往台湾。

败退台湾后，整个台湾处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境地。当时的外国报纸凡提到“中华民国政府”，总要在其前面“加上一个垂死的形容词”，表示它正“等待签发死亡证明书”。在经济上，面临崩溃边缘，有人描述当时的台湾的经济状况是“人口激增，生产设备破坏，物资奇缺，人民生活穷困，物价高涨，财政赤字，外汇枯竭，整个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

在政治上，由于退台后各派系人员汇集，矛盾更加激烈，党内派系林立，互相牵制。国民党上层失败主义情绪滋长，有钱的纷纷避居海外和港澳地区；下层组织基本处于混乱状态，“只有党部，不见党员”。因残酷镇压“二．二八起义”，国民党政府与当地人民的对立本已十分尖锐，加上国民党退台带来的经济困难，更加剧了这种矛盾。在军事上，虽然蒋介石收缩保台、集中兵力的调整，军队给６０万人。但没有多大的战斗力。

在外交上，“撤退来台的外国使节，寥若晨星。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原依靠美援的蒋介石，此时已为美国所抛弃，至于下一步如何行动，“将先等待亚洲之尘埃消除”。１２月，美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称：“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军事上，它是一种严格的中国的责任。”“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凡此种种征候表明，蒋介石到了绝境。然而，由于国际风云变幻，也由于蒋介石采取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举措，终于起死回生。

首先，寻找机会，获得美国保护。靠美国支持起家发家的蒋介石十分清楚，要想确保台湾不失，必须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但美国无意保蒋，使蒋介石十分沮丧。正值蒋介石走投无路之时，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给了他一个“上帝”都无法赐予的“机会”。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而此时，解放军正准备渡海攻台。原本毫无联系的两件事，被美国右翼政客和军方鹰派看作是中国政府执行苏联战略方案。他们认为北边失去南朝鲜，南边失去台湾，则危及美国的太平洋防线。因此，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议案，号召联合国成员国援助南朝鲜。同时，杜鲁门下令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作为保护台湾的姿态。然而美国的保护是以攫取其战略利益为条件的。美国提出“台澎地位未定论”。美国向台湾方面提出将向台湾海峡派出第七舰队，是视台湾海峡为归属未定海域，而不是帮助“中华民国政府协防台湾”。与此同时，美国要求台湾当局承认“台湾中立化”，即美国一方面用优势海军力量遏制中国政府武力解放台湾，但另一方面也要求台湾当局停止对大陆的军事袭击。这都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由于迫切需要美国的庇护，不得不呑下“苦果”。１９５４年，经过艰难的谈判，美国和台湾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标志美台军事同盟正式形成，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美国保护台湾的权利与义务。蒋介石非常看重这来之不易的结果。通过国民党“大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一封信，信称：“条约不仅使两国民众在其抗击共产党侵略中的联结更为紧密，而且将激发千百万珍视自由的亚洲民众之信心。”

其次，改造国民党以求生存。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迫使蒋介石进行反思，他除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外，还从国民党自身进行深究，他说：“戡乱的失败，是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一般党员对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所以，他认为，要重新控制国民党，要使其成为“反攻大陆”的根本，必须彻底加以改造，并重建国民党组织。

经过精心谋划，１９５０年７月，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依照这个方案对国民党进行改造。一是整顿国民党组织，重新建立了基层组织，改造了领导机构。二是强化组织纪律和开展党内教育训练。三是拓展党的构成成分。《改造纲要》规定：“本党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为广大蔻民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他爱国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至１９５２年８月，工农分子在国民党内的比重已达到４９．３１％，高中以上的知识分子占２９．７７％，２５岁以下的青年占３５．２９％。这样，国民党台的社会基础得到扩大。四是削弱国民党内非蒋派别的力量。在“改造”活动中，蒋介石“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人事上的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其子蒋经国经过调整进入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国民党内长期掌握实权的大老被排除领导层，以至被迫离开台湾。

再次，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与振兴台湾经济。实施所谓的“土地改革”，以促进家业生产的改善，这是一项一举多得的举措。国民党从日本手中接受对台湾的主权后，接管了大批“公地”。台湾省政府将这些公地放租，直接租给农民。１９５１年５月，台湾当局又颁布《台湾省放领土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将“国有”和“省有”耕地的所有权转移给农民。１９５２年，“立法院”通过“实施耕地者有其田法”，征购地主的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并鼓励地主以留下土地自耕，到１９５３年底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迅速恢复；在农村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台湾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控制通货膨胀，稳定财经，是又一条重要的经济举措。１９４９年，台湾当局决定实行币制改革，确立新台币的主导地位。配合币制改革，加强了对黄金的管理，以高利率吸储，加强外汇管理，压缩财政支出，争取美国的援助，基本控制通货膨胀。再实施恢复和发展台湾工业的措施。在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后，从１９５３年起，开始实施经济“四年计划”。这一系列经济举措，不仅台湾经济摆脱困境，而且为后来的经济起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评析：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居然能起死回生，颇费了一番心思。首先，他在经营台湾上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谋划。随着蒋介石在大陆失败难以挽救，经营台湾之事便很自然地与寻找退路紧紧联在一起，并周密地谋划和实施。一方面，他安排心腹陈诚与儿子蒋经国搭档，掌握台湾党政军大权；另一方面，把大陆国库蓄存的大量美金钞、黄金、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５亿元上下”的资金运往台湾，蒋介石的这一盗窃似的资金转移，不仅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准备足了养命钱，而且为后来振兴台湾的经济奠定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其次，寻找机会，获得美国保护。本来，在１９５０年以前，美国政府曾想放弃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讲，朝鲜战争的爆发，为蒋介石寻求美国的保护提供了机遇。蒋介石从中找到求生的空隙。从某种意义上讲，朝鲜战争烟幕的掩护，使蒋介石逃过一大劫。

再次，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党的改造，使僵死的国民党获得新生，国民党的性质实际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时他完成了国民党权力再分配，为蒋经国接班打下基础，巩固了蒋家党的统治地位。在经济上，一系列经济举措的实施不仅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且也催化了台湾中产阶级的逐步崛起，使得蒋介石在台湾的政权获得新的阶级基础。而寻求美国保护，虽然使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安全，但是，从长远利益讲，尤其是从民族和国家利益看，这无疑是引狼入室，为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设置了最大障碍，这未必又是蒋介石愿意看到的。从这个意义讲，这是一个败笔。

12、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说明知某种事办不成或者某种行为不会有好的结果，而非要去做。这是鲁莽和愚蠢之举。但如果明知办不成，却因要达到其他目的而去为，这应另当别论。蒋介石搞的“反攻大陆”，则属于后者。

事例：

自从败退台湾第一天起，蒋介石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反攻大陆”。１９５０年，在“总统”复职典礼上，他慷慨陈词，叫嚷不久就要打回大陆去。

１９５０年４月，蒋介石在台北《对台湾省常务会议特颁训词》中说：“今日我们要完成反共抗俄的使命，首先要整顿本党组织”。蒋介石一直在寻找机会把反攻大陆的口号付诸于实际行动，朝鲜战争的爆发给蒋打了兴奋剂，他认为“机会来啦！”希望依靠美国的军号力量挑起世界大战，进而达到重新统治中国的目的。于是，急忙谋划，制定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的战略计划，幻想利用朝鲜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依赖美国的支持，武力“反攻大陆”，卷土重来。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作了各项准备。首先加强“军事管制”，早在１９４９年５月，国民党在即将退到台湾前夕，由台湾省政府与台湾警备司令部联合颁布了《台湾地区紧急令》，宣布台湾处于“战时动员状态”。　这个“戒严令”，一直实行了近３８年，创世界历史上戒严时间之长的最高记录。

台湾当局，在军事戒严时期，还制定了一系列特别法，进一步加强反共和剥夺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根据戒严令和特别法，台湾的军、警、特人员，经常对索然无辜人员进行搜查，逮捕和杀害。在军事上，加紧备战，并组织“反共游击军”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共和党领袖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在美国国内反战舆论压力下，他到朝鲜战争视察，希望在远东寻求“光荣停战”的办法。为使美国在停战条件中多一份筹码，艾森豪威尔决定取消“台湾中立化”的政策，鼓励国民党军向大陆东南沿海骚扰。国民党方面受到美国新任总统的鼓励，受到很大鼓舞。１９５３年２月，蒋介石发表声明，称艾森豪威尔“此一决定，无论其在政治与军事上以及在国际道义上而言，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的举措。”此后，国民党对大陆的军事骚扰活动大规模升级。１９５３年７月，蒋军出动１万多人，由美国顾问筹划和指挥，在海军配合下，空袭东山岛。

蒋介石积极响应艾森豪威尔的策略向大陆进攻，希望通过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把美国拖下水，使美国直接对解放军作战，进而达到他卷土重来的目的。然而，形势的发展与蒋的愿望相反。美国与中朝联军代表在板门店谈判，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不仅朝鲜战争结束，而且美国在台湾海峡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更不用说创造什么“奇迹”。美国之所以鼓劲让蒋介石从东南沿海攻击大陆，不过是想借国民党这张牌，尽可能在谈判中多得到点东西而已。停战后的美国当然不可能再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了。蒋介石更感到“反攻”无望，但自己讲的“５年完成”，毕竟已夸了海口，轻易放弃不但会遭人嘲笑，而且更严重的是会动摇人心。

１９５６年，蒋介石在再次当选“总统”后，激励自己不忘这一使命，他鼓励自己说：“我今年已经７０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又说：“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１９５７年，国民党在台湾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民党的中心任务是“反攻大陆”、“光复国土”、完成“革命”大计。国民党“参谋长”王叔铭在军事报告中则提出“军事反攻”是“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重点包括：“一、继续促进大陆革命运动，策应军事反攻；二、加紧战地政务准备，发挥总体作战效能；三、提高军人待遇，改善军人生活，加强社会敬军风气；四、鼓励青年从军，充沛三军战力；五、扩大学术研究，发展国防科学；六、加强与盟邦军事合作，增进反攻力量”。国民党每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内容就是继续坚持反共立志，鼓吹反攻大陆，拒绝与中国共产党谈判。

为了激发台湾军民响应“反攻大陆”的热情，蒋介石把台湾比作“莒”，要效法田单，以小莒而成就“复国”之志。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下专门刻了四个大字“毌忘在莒”，其目的在于激励大家，奋发图强，齐心协力，以实现“光复大陆”。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鼓噪，美国对其成功并不怎么相信。蒋介石自己对“反攻大陆”结果也十分清楚。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越来越强大，“反攻大陆”更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他要增加别人的信心，其实他的激情也渐渐冷落下来，早在５０年代，蒋介石实际上从心底已经放弃了“反攻大陆”计划，其政策重点开始转到岛内，实施经济建设的“四年计划”，企望将台湾建设成为“复兴”基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策略较之以前冷静、理性了许多。据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这一打算又不告知于人，为了维持国民党偏安孤岛的局面，蒋介石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反攻大陆”的曲调要一路唱下去。

为什么蒋介石在“反攻大陆”问题上，知其不可为而要为之呢？当然有蒋介石倔强、固执、敢赌的秉性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蒋介石是一种权谋，他想通过打“反攻大陆”牌，以达到偏安孤岛，维护其统治的目的。他曾向蒋经国透露过个中玄机：只有使台湾全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才便于国民党的统治。

首先，能稳定军心。从对军队的掌握来说，蒋介石一向认为治军要从治心开始，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绝大部分是从大陆来，对台湾的环境比较陌生，思乡、返乡心切，如果不给予他们以“反攻回家”的幻想，军队就会人心涣散，造成军队不稳定。而蒋介石在治军的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口号与政治宣传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尽管因其军队的反动性，决定其收效甚微，也要这样做。

其次，巩固独裁统治。从台湾社会而言，台湾长期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抗战胜利后，虽然对祖国有认同感、归属感，但是，对国民党这样一个大多数人从岛外来的政权并非认同，尤其是蒋介石实行残酷的独裁，更是怨声载道。只有创造一个“反攻大陆”的气氛，才能分散民众的注意力，也更能说明蒋介石对台湾的独裁统治是必须的、“合法的”。蒋介石到台湾后，实行政治上的高压政策，特务横行，压制各种民主思想的传播，以“反攻防谍”名义，对任何反对他的统治的思想、人士、组织进行打压。在“反攻”的气氛下，台湾一直处于准战时状态，人民为此而感到紧张，从而不免增加对政府的依赖感。

再次，借机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可以说，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是在演戏，这场戏与其说是唱给老百姓看的，倒不如说，是主要演给国际社会看的，尤其是演给美国人看的。在冷战的背景下，两大政治军事集团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台湾完全依靠美国的庇护才能得以苟延残喘。蒋介石为了继续能在美国这颗大树下乘凉，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就必须唱反共的高调，作出准备打仗的姿态，才能赢得“自由世界”的同情。

评析：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鲁莽和愚蠢之举，然而，对蒋介石搞“反攻大陆”，明知没有多大的胜算而坚持要为之的姿态，应另当别论。这是一个类似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谋。当年韩信公开地展示一个让敌人觉得愚蠢或者无害的战略行动，掩护暗渡陈仓的真实军事行动，声东击西，出其不意，获得大胜，奠定了刘邦大业的基础。蒋介石拼命叫嚣“反攻大陆”，也是声东击西，当然，这不是军事上意义上的暗渡陈仓，更不能与当年韩信谋略产生的历史影响相提并论。但在手法上有相通之处，示阳而行阴、求阴，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军事姿态，达到政治上稳定台湾岛内政局，争取美国的庇护，以保障偏安一隅的目的。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基本上是停留在口号上，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更没有成什么气候，从军事意义上讲，“反攻大陆”的计划破产了。但是，正是凭着“反攻大陆”的造势，得以稳定岛内，争取外援，为台湾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政治目的达到了。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是以对“一个中国的认同”为前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持续十多年的“反攻大陆”维系了“一个中国的认同”感，这就在台湾为反独促统保留了根基。就后两点而言，是“歪打正着”，由此说来，暮年的蒋介石仍不失为一位博弈高手。

在蒋介石那个时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阶级关系错综复杂，权力争斗你死我活，适者生存，适者“为王”，不适者“出局”，不适者“死亡”。所谓适者，实为应变能力强者。蒋介石的政治生涯虽经几起几落，但自攫取中央政权后，就一直掌控着权柄，在最高权力的宝座上坐了２２年之久，败逃台湾后，居然能起死回生，在那个小天地里称王将又２０多年。他所以能在政坛创造这样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应变有术。

蒋介石应变所践行的是诡道，以诈成必以诈败，这是蒋介石成为集喜剧悲剧于一身的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13、奇货可居，待价而沽

奇货可居，待价而沽，是指投机商人囤积稀有商品，等待时机获取暴利。投机商人的经营之道被政客们引进到政治角逐场。蒋介石在自己初涉政界之时，就开始使用此法，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事例：

蒋介石是由陈其美引入革命队伍，依靠陈步步攀高的，陈其美被人杀害后，失去了靠山，也就失去了进入高层领导的机会。他想利用与孙中山的关系，寻找事业发达的新途径。由于交往不深，孙中山虽然对蒋有比较好的印象，但对其能否担起大任持怀疑态度，这样也就不可能委以重任。

护法运动伊始，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并在积极准备北伐。蒋介石决心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但又考虑到，如果这样两手空空地去面见孙中山，未必能得到位高权重的职位。如果自己开口要官的话，有违于孙中山“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大事”的训导，意图太明显，被认为是为官而来，为孙中山所厌恶，那会把事情弄糟。如想当官，只能表现出自己有志革命，无意做官的姿态。但等待时机，还要通过自己的作为创造机会。

首先，向孙中山献策，以作敲门砖。１９１７年９月，蒋介石写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１０月又写了一份《滇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提出：“我军主作战地，当定于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而于湘省暂取守势。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南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湘沪之敌军。以吴淞之门户，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战局能有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入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

这两份“计划”寄出后，蒋介石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孙中山阅读了蒋介石的两份军事作战计划后，对蒋介石的军事才能有所了解，其谋略有参考价值。于是，于１１月正式委任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不过这是一个虚职，职位虽高但权不大，还要看别人脸色行事，不是一个能一展宏图的平台。在蒋介石看来，这种可有可无、有虚名无实权的职位，宁愿不做，也因此举降低身份。因此，以种种借口不应孙中山之召，这一手果然奏效，在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人中，很多是以紧跟孙中山为做官之路径的，蒋介石居然不看重“官”字，促使孙中山刮目相看。

孙中山身边有为的军事人才奇缺，求贤若渴，就再次邀请蒋介石。１９１８年３月，蒋介石来到广州，孙中山立即委派他赴广东汕头前线，担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的作战科科长。这是一个实职，所以欣然接受。

其次，目标清高，以退求进。粤军派中有派，明争暗斗，纷争不断。蒋介石是一个客籍人来统率一支队伍，既要遭到地方主义的排外倾向的排斥，又在派系斗争中如同夹糖饼，夹在陈炯明、邓铿、许崇智这三大派派系之间，感到左右为难。

为表示不与粤军的派系斗争同流合污，他于１９１９年６离开粤军，跑到福建厦门的鼓浪屿游历，做“隐士”。又是浏览风光，又是赋诗填词，似乎既清高又悠闲自在。其实，他不是真正要成为一个淡出“江湖”的隐士，真正的隐士是不过问时事的，要不然陶渊明怎么会“不知有魏晋”呢？而他却并一天也没有闲着，貌似闲居，却时刻关注着政局的变化，因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揣摩推算，同时继续有所作为，以免弄巧成拙。他不断地给孙中山上书，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献计献策。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他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详细陈述自己辞职的缘由，进而表示到欧美去留学的意向。此时的孙中山处于军阀的压力被迫离开广州回到上海，身边正需要一大批得力干部，因此，不同意蒋长期离开中国，留下在军事方面辅助于他。

蒋介石赴欧美留学的计划是否确有此打算，这种没有记载的心理活动很难推断，但从后果看，是投石问路，以试探自己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这一招又奏效了，孙中山用命令的口语表示挽留之意，蒋介石心领神会，当即表示放弃留学计划，留居上海，准备为革命领袖孙中山效力。这是口头上的答应，内心还在盘算着，鉴于粤军的现状，重返粤军，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若轻易应孙中山邀请到粤军中谋职，不但成就不了什么大的事业，反而难以引起孙中山对自己的重视，他决定再等待。

１９２０年，蒋介石又一次离开广东。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孙中山在军事战略上有远见，但对具体些的军事谋划却不太熟悉，急切需要蒋介石这样的军事人才。于是发出数份电函，急招他到广东就职。并让戴季陶到蒋介石家里去劝说。这时，蒋介石感觉到自己的身价看涨，没有立即应召。戴季陶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责骂蒋介石，两位好朋友大吵起来。

再次，以缓应急，见好即收。１９２０年３月，粤军征打广西，十分需要一个懂军事的人才谋划，孙中山亲自急电蒋介石，要其到粤军面事，但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却领着自己的亲属游山玩水去了。

蒋介石之所以仍不愿出山，其缘由是内心对孙中山有所不满，他觉得孙中山希望他做事，但又不给实权，如果只是个配角，当不了主角，即使胜仗打得再多，那也是别人的，不仅

如此，还会产生负面影响，招人嫉妒，不可能带来多大的政治上的利益。正是因为有这样盘算，没有急于成行，也不把自己的心思挑明，而是用打太极拳的套路应对孙中山的“急招令”。以缓应急，等待孙中山给自己更大的好处。

蒋介石不愿意轻易应召，果然取得了良好的功效，在用人之际，孙中山觉得蒋介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对革命对领袖忠心耿耿。就在蒋介石的假意推辞之中，他的影响和身价直线上升，孙中山终于委以重任。蒋介石见好即收，借助孙中山的信任，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甚至超过自己的期望值得到的东西。

评析：

蒋介石有在大上海闯荡的阅历，他把投机商人“奇货可居，待价而沽”的经营之道，运用于政治领域，在这方面运用得比较得法。

待价而沽中的“待”是策略和时机，“价”是关键，是“标的”和“目标”。就“标的”而言，应是实标而不是“虚托”，也就是说，应该是“物有所值”，自己确实有与追求“目标”相匹配的资本；就“目标”而言，应是可望而又有可能得到，开价或者说期望值不能太高，更不能搞满天要价，就地还钱那一套。其要旨在于把握时机，讲究方法，适度作为，以求抬高身价，实现增值，达到自己的期望值。否则，不得要领，弄巧成拙，会被贬值，甚至有可能一文不值。蒋介石在这方面颇有心得，时机得当，方法得体，张弛有度，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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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巧伪装，静观其变

蒋介石擅长伪装，他往往在局势没有明了的时候，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以达到左右逢源，自己攫取更大的权力的目的。

事例：

为了学习苏联的经验，争取更多援助，１９２３年８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蒋介石一行在苏联的参观访问，对于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增加了了解，对一部分革命的情况和经验有所认识，对军队组织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尤在较深体会，汪精卫后来谈及此事时说，代表团“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共产党森严纪律，遂为日后回国后改组本党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

蒋介石以实用主义的眼光对待苏联的建军经验和党的组织领导，贬斥苏联的社会改革政策。他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共产国际对各国党的态度，以及未来两党两国关系，国共合作，产生重重疑团，后来他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考察苏俄归来后的结果，是使我冷静下来，我深信和断定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有助于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但在我们革命奋斗的过程中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代表团回国后，蒋介石将写的一篇《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其中包括对联俄联共的疑虑。《游俄报告书》到底如何说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蒋经国对《苏俄在中国》的诠释中略知其大意，他说：“回国的时候，（父亲）便秘密向总理报告：第一，苏俄的共产主义，实行起来，一定要为害人类；第二，今日的‘朋友’苏俄，正是我们未来的最大的‘敌人’。”蒋介石还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他到了广州，向孙中山汇报了苏俄建军经验，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疑虑。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要适合于当时革命现实环境”，勉励他为中俄合作多做贡献。尽管他未接受孙中山的忠告，懾于孙中山的威严，他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

１９２４年，蒋介石受孙中山的委任，到广州创办黄埔军校。此时的广州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革命热情高涨。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因有共产党的参加，日益衰落的国民党开始有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大批青年响应号召，到广州参加革命，黄埔军校招生，报名十分踊跃，同当时的军阀抓丁，逼人当兵形成鲜明对照。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革命势力发展迅速，共产党的思想观点对广大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种革命气氛下，如果公开自己的不同政见，极有可能革命势力所被抛弃。

尽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理想，有着天然的反感，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只好把这种情感隐藏起来，尽量伪装进步，以赢得黄埔学生的拥戴。戴季陶等人也提醒他，要他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等羽毛丰满后再说。在公开言论和著述中都有很多漂亮的革命词藻，盛气凌人的锋芒也有所收敛，表现得颇为谦恭。他对苏联顾问很虚心，对共产党表示团结和尊重，黄埔军校的校训‘亲爱精诚’是他提出来的，内含着加强联合战线的意味。“他亲笔题写了这四个大字，呈请孙中山核准颁布，挂在军校门上。在一些训话中，大谈俄国革命的经验，号召学生学习俄国革命精神”，声言“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他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也表示尊重和信任。加伦当时写道：“蒋介石将军与我国教官的关系尚属融洽。”

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表示要同共产党人合作。“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而不相悖者也”。“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定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我们国民党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能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他要求国民党员“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叛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

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深得人心，蒋介石也高喊这一口号。他多次说，现在我们生在这个乱世，是一个最不幸的事。我们的国家，已经衰落不堪，我们的党，也是积弱不振，所以我们今后要特别努力奋斗，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雪我们国家以前被人压迫的耻辱。他还说：“中国的革命事业为什么如是延长？乃是因为军阀身后有个牵线之帝国主义者做他的背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必须假手于中国军阀，方得肆意残暴，而使中国人民默予敢毒。故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军阀之乱绝无已时。我党革命目标，与其专革军阀的命，毋宁先革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命。”

尽管蒋介石在这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偏右的。他在国民党内左、右派之间两面讨好，又两面开弓，以达到个人的目的。周恩来后来在论述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时指出：“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他“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

蒋介石的表现，迷惑了很多人，当时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蒋介石很是好感，他说：“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得失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１９２５年１２月，陈独秀发表文章，把已经是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人物的蒋介石列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看成是仅次于党首汪精卫的第二号领袖人物。

不仅陈独秀被蒋介石的假象所迷惑，连苏联顾问也称赞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即使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发难，苏联军事顾问仍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左派。

评析：

善于伪装，是政治权术家的看家本领。蒋介石在涉政之初，基本少有伪装，其傲慢加直率，常常导致自己受排斥。经过政坛的磨炼，得势后他比较善于伪装，尤其是，随着权位的增大野心膨胀，更不轻易表明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他内心不同意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却在公开场合大唱革命高调，左右逢源，确实迷惑了不少人。

由于蒋介石伪装巧妙，左右逢源，赢得左派和右派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得票仅仅比汪精卫少一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二届执委第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他已成了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15、借题发挥，一举多得

借题发挥，是说假借某一个事情为题目，用来发表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本是文人们的戏法。运用到官场，那则是借用某事为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蒋介石精通此道，最为典型的就是利用“廖仲恺案”，借题发挥，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企求。

事例：

廖仲恺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在国共合作筹备期间，积极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维护三大政策，批判右派势力的反共分裂活动，针对广东省内军阀部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坚决主张改组军队，统一财政。因此遭到帝国主义和右派分子的仇恨，于１９２５年８月在广州惨遭杀害。

廖仲恺案发生，激起了广大革命人士的义愤，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和黄埔军校官兵，纷纷要求严惩凶犯。廖案发生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委会立即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蒋介石假借处理廖案，达到自己的目的。

首先，借廖仲恺案之势使自己摆脱政治困境。蒋介石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在他指挥下，革命军取得了两次东征，平定了滇军在广州的叛乱，在国民党内地位一升到第四位。他不仅手握粤军和黄埔军的指挥权，而且高喊革命口号，也得到舆论相当多的支持，他以得胜者和获得工农支持的姿态出现在广州，居功自傲，为了揽权采取一些过激的举措，引起国民党内外一些人的反感，包括国民党元老的愤慨。他们群起抨击，说蒋介石是“新军阀出现”、“宁波拿破仑崛起”、“广州已成为警察国家”等等。使他一时间陷入窘境。蒋介石处理“廖仲恺案”，不仅使自己一下子解了围，而且掌握了权力角逐的主动权。

其次，借“廖仲恺案”助汪倒胡。胡汉民是党内的“元老派”，与汪精卫合称革命队伍中的“双壁”。当时人们把孙、胡、汪三人关系称之为“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也有人把胡、汪加上廖仲恺誉为国民党的“三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誰来继承，成为国民党内一大问题。最有资格的要数这三杰了。廖仲恺已身亡，汪、胡为了取得继承人资格，进行了明争暗斗。

汪精卫在争取继任领袖的过程中，很想利用蒋介石所掌握的军事实力。在北京处理了孙中山的后事后回到广州，便立即专程到东征前线看望蒋介石，信口开河地说，孙中山在病危之际，不断呼喊“介石”这使蒋大为感动，“呜咽良久”。他们“倾谈党事，并谋个人行止”。汪精卫表示今后要按蒋的话作为进退的依据，使他“甚感其亲爱”。他们一拍即合，相互利用。“廖仲恺案”调查进展，为蒋介石助汪倒胡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审理“廖仲恺案”的过程中，发现胡毅生、林直勉等人与此案有牵连。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人们普遍认为暗杀与胡汉民有关系。特委会顾问鲍罗廷断定，胡汉民至少是这一谋杀的“思想上的教唆者”，“不管怎么说，他预先是知道这个阴谋的。”

虽然没有掌握实据，但汪精卫决心倒胡，蒋介石予以帮助。他安排官兵到胡汉民家借找胡毅生之名进行搜查，给胡汉民来个猝不及防。胡汉民知道形势对他不利，感到“无地安身”，先被带到蒋介石的住宅，随后转移到黄埔看管起来。蒋介石对胡汉民说：“大家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兄也该明白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胡汉民放出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暂派他到苏联“考察”。汪、蒋请苏联顾问鲍罗廷出面找胡个别谈话，鲍罗廷说：“一般人以廖同志的案怀疑胡先生，这是没有的事。不过因此，也不宜在广东，如到苏俄走走，可以考察考察。”于是，胡汉民于９月从黄埔港登上“蒙古”号远洋轮船，“出使苏联”去了。

再次，利用“廖仲恺案”逼走许崇智。蒋介石早有完全控制粤军，排斥一已不合的粤军将领的意图。廖仲恺案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就私交而言，蒋介石与许崇智不说是生死之交，倒可以说两人有深交，蒋在粤军中任职虽受到粤籍人排斥，但却一直受到许的信任和偏袒，两人曾结拜为弟兄。许是有恩于蒋的，这蒋介石心知肚明。蒋介石并非是不讲人情之人，但为了排除自己仕途中的障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一直寻机搞掉许崇智。

借题发挥的切入点，是在审查“廖仲恺案”中发现许的部下和亲信与案件有牵连。由于许的个别将领也参与了暗杀廖仲恺，使许崇智一开始就处在被动的地位。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点，以许崇智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廖以及把持财政、侵吞军饷等罪名，大肆宣扬，争取粤军中李济深将领的同情和支持，并对许的部将进行收买。同时以保卫许的安全为由，将许软禁起来。许暗中派人命令驻守在东莞、石龙的两个师前来广州保驾。消息被蒋截获，送到汪精卫手里。蒋介石帮汪倒胡，汪投李相报。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军委会决定，命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军”。蒋部署第一师和黄埔学生等，严密监视驻广州城的粤军，并赴东莞、虎门和石龙包围许部，同时派人送自己的亲笔信给许崇智，历数他的“罪状”，劝他放弃职务，暂离广东。许给汪精卫打电话，汪复函：“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许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辞本兼各职，当时乘船离开广州，从此一蹶不振。

评析：

借题发挥是文人墨官们常用的伎俩，蒋介石如同一些资深政客一样，把其移植到官场，在处理廖仲恺被暗杀案的过程中，借题发挥达到极致。

他通过廖仲恺案，借题作自己的政治文章，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利益。在倒胡问题上，与其说是给汪精卫一个顺风人情，倒不如说是为自己挤走了一个重量级的政敌；逼走许崇智不仅搞掉了一个竞争对手，也使自己接管了粤军，加重了军权的分量。１９２６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姿态，从东江回广州，在庆祝元旦和国民党二大召开的２０万人群众大会上，他“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欢呼；军事领袖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汪精卫等为之失色。”跃居到第二位，与汪精卫成为广州国民政府一武一文的两大巨头。蒋在廖案上借题发挥几乎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难怪李宗仁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国民党改组之初，蒋（介石）先生尚非中央委员，但是在总理北上后两年之内，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长的过程，实得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

不过诈成必以诈损，蒋介石借题发挥，暂时在政治上获得了很多，然而，却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政治形象，失信于政界，这种负面影响在当时虽然不太明显，但其副作用是潜在的、长效的，渐进似的量的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引发政治地震，蒋介石后来几次被政敌联合倒阁，与此不无关系。

16、挑起迁都之争

当政治形势出现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时，主动挑起争端，借机发难，使局势发生逆转，是权谋家常用的应变举措。蒋介石也曾使用这种伎俩，１９２７年的“迁都之争”就是其中一例。

事例：

１９２６年国民革命军高举义旗，进行北伐，所向披靡，很快取得两湖战场和江西战场的胜利。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革命，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武汉的决定。１２年，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计划半月内可到武汉办公。国民革命总司令部仍留在广州，由李济深主持。１２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孙科等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以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处理决定各项重要问题，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随后，正式通知各国政府，表明国民政府迁都武昌以后，所有外交事宜即政府负责。

１９２７年１月１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然而，在此重大的转折关头，蒋介石以设在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为大本营，挑起迁都之争，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立。

本来蒋介石是同意迁都武汉的，而且态度相当地积极。早在未正式作出迁都决定之前，他在９月，从武汉致电谭延闿、张静江称：“武昌克后，中（蒋自称）即须入贛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就会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这表明蒋早就有迁都武汉的意向。同月，他在由武汉赴江西途经岳阳时，又致电广州说：“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

对于蒋介石的这个提议，中央曾议决过。这是由张静江、谭延闿在广州主持进行的。蒋介石离开广州出师北伐时，由张静江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前者是蒋的铁哥们，后者的政治倾向往蒋介石这一方倾斜，且没有多大政治主见，对蒋介石是言听计从，他们都唯蒋之马首是瞻。在接到蒋的迁都电后，即于１０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海外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上提出迁都案，但是会议经过讨论，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愿办。

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会议还作出请汪精卫销假复职的决议。蒋介石得悉后，于当月再次电请迁都，他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他的这个提议也未被采纳。在取得江西战场军事胜利后，他更以强硬的态度再广州，声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但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接着，他派遣邓演达等人由武昌乘飞机到广州，“催促及中央党部迁移武汉。”

既然蒋介石曾主张迁都，为什么当正式决定迁都武昌后，他却要反对这项决定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随着北伐的胜利和军事势力的膨胀，加快了反共步伐，政治态度急速右转，而当时的时局出现了一些对他政治前景不利的情况，促使他一改初衷，由迁都武昌的坚决拥护者急转成迁都武昌的坚决反对者。

第一、唐生智势力的崛起，使他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威胁。唐生智本是湖南军阀赵恒部第四师师长，在北伐前夕归顺国民革命军，编为第八军。由于唐生智攻下长沙后，收编了大量北洋军队，第八军兵力迅速“扩充到６师之众，实际有２８个团，照军编制，可称１０师，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唐治军和处理政事果断，要求严格，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而且他与第四军、七、八军的不少将领，均曾毕业于保定军校，被称为“保定系”，蒋介石虽然也在保定军校学习过，但时间短暂，没有形成人际圈子，唐生智的崛起使他感到担忧，在北伐途中他的心情就起了剧烈变化。他得知唐生智为首的“保定帮”已经勾结起来，便紧张起来。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武昌当时处在唐生智第八军等部控制之下。如果迁都武汉，蒋介石不可能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只有迁至南昌属于他所绝对控制的地方，他才有可能用枪指挥党，指挥政府，控制大权。

第二、武汉高涨的革命氛围，尤其是工农运动的高涨，不利于蒋介石进行反革命的准备。武汉被北伐军占领后，尤其是国民革命指挥中枢实际在武汉发挥作用后，武汉成为中国革命中心，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北省成立农民协会的县达３４个，会员数增至２８万多人。尤其是武汉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一举收回了汉口英租界，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武汉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决议案，并积极加以实施，为世人所瞩目。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赞扬说：“贛战既定，党政府迁鄂之议立决。年前中央委员纷纷北上，实行在武汉组织政府，谋政治上的建设，以巩固其地位。军政与外交统筹兼顾。”这种果敢之精神，“令中外人士为之钦敬”。

蒋介石看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表现出坚决地反帝反封建的倾向，看到高涨的工农运动，同他的愿望背道而驰，根本不可能受他控制，这对他很不利。李宗仁说：“就形势而言，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蒋总司令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共产党人吴玉章评论后说：“当初，蒋介石因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曾提议把政府迁往武汉，遭到我们大家的反对；等到武汉工人运动和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了，我们都主张把政府迁往武汉，并根据大多数意见作出了正式决定的时候，他忽然又提出异议，不肯服从。”这些分析切中要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由主张迁都武汉到反对迁都武汉。

蒋介石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间，把张静江、谭延闿从广州接到南昌，还截留了部分取道江西去武汉的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１９２７年１月初，擅自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驻南昌。会后用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从现在政治军事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应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公决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驻地后，再行迁移。随后，他两次操纵南昌政治会议作出决定，要求武汉成立政治分会，解散临时联席会议。遭拒绝后，又提出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以便诱惑国民党中央委员到南昌来。

他还亲自到武汉游说，遭到抵制。据他当时的随从人员张治中说：“蒋在汉口公宴大家，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辞极其委婉而含义很锋利的讲话……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态度言论也是日趋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很大。”鲍罗廷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中共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打倒的。”

迁都武汉已是大势所趋，蒋介石无法更改，不得不在２月初同意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即日开始在武汉正式办公，结束临时联席会议，并重申准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１９２７年３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统一革命实力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缩小了蒋介石个人的党政军权力，但仍保留了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这些议案主要是针对蒋介石而作的，目的是削弱和限制他的权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中的规定使蒋的权力大大地缩小。而且，中执委会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倾向明确地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一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到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评析：

蒋介石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期，不顾大局，挑起迁都之争，破坏了革命内部的团结，给革命高潮蒙上了阴影，当时遭到全党的反对，乃至于声讨是必然的。

从另一方面考察，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借机发难有其必然性，是其政治野心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他由迁都武汉的积极要求者到迁都武汉的反对者，这种大转弯，如果用常人的眼光观察似乎不可思议，然而，如果把握他政治野心膨胀的脉络，分析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武汉的政治态势，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不奇怪，要求迁都武汉也罢，反对迁都武汉也罢，都是围绕着蒋介石掌权控权而转的，当迁都武汉有利于蒋介石攫取更大权位，他就支持，当他感到不利于甚至威胁到他的权位，他就要反对，万变不离其宗。

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把自己身上的左派光环冲掉了，暴露出右派真面目。给自己基本没有留下什么退路，最后，不得不公开摊牌，走上了公开叛变革命，反共、分裂的道路。由此说来，蒋介石挑起争端，借机发难这一着是一大败笔。

17、寻求靠山，改弦更张

蒋介石在北伐关键时期，挑起争端，失去了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支持，受到空前孤立。宋靄龄在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当时的困境，她说：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殒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然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性格促以推动你的工作。“解放并重建中国、制定国家宪法的重大责任，需要很大很多影响力、金钱与威望。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也没有。”他想要成就大业，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支持力，寻求靠山。

事例：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把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引向新高潮，引起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首先是帝国主义对待革命阵营的态度和策略的变化。革命浪潮的高涨，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帝国主义本来是想利用北洋军阀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可是谁知这个奴才势力太不经打，北洋军阀濒临破产，他们力图寻找新的代理人，以便维护其在华利益。他们也感到仅仅凭武力威胁，已不可能阻挠中国革命的发展，必须改变策略。于是，他们开始变换干涉中国革命的手法，从分化革命阵营入手，引诱革命阵营中的所谓“稳健派”走上镇压群众运动，背叛革命的道路。英国政府“于通盘局势慎加熟计后”，建议列强发表声明，“情愿将修改条约问题及其他悬而未决之问题，俟华人自己立有政府时，即行与之交涉。”美国政府发表宣言，“希望中国人民及其领袖承认美国在华人民享有生命财产”等权利，表示必要时愿与中国政府谈判，否则要诉诸武力。日本外相也在议会宣布“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期望增加两国共存共荣之关系及经济上之提携”；同时也不放弃武力干涉的可能。他们为了能实施新的策略，需要寻找新的代理人，而拥有相当实力且已显现出反革命意向的蒋介石，就是他们所需要物色的对象。

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反对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而民族资产阶级本来是支持革命的，但由于这个阶级具有妥协性、软弱性又与封建买办势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也由于在革命高潮中的一些过激行动，他们也因惧怕工农运动而动摇起来。这些政治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为蒋介石寻求新的靠山提供了可能。

蒋介石在与武汉政府对抗的同时，为了最后摊牌，实行反共反革命，寻找依靠力量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首先，组织自己的班底，形成核心依靠力量。在挑起迁都之争的同时，把自己的心腹人物集结起来包括在南方政府中任要职的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邀集到南昌，在南昌形成一个右派核心。蒋介石还急切地延揽在北方任职或隐居的密友和盟兄弟来南昌与自己共事。把他的留日同学张群从河南请到南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致函在天津的黄郛，邀他火速南下共谋大计。他对黄郛如此器重，不仅因为他俩曾于１９１１年冬在上海与陈其美结为把兄弟，还因为黄郛任过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在北洋政府在历任外交总长，又在１９２４年协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任过摄政内阁总理。黄郛与美英和日本的外交人员有较密切的关系，同时，他与上海金融界都有较为深厚的关系。

黄郛到达南昌后，蒋介石和张静江等人与黄郛一起密谋策划，确定了一个背离三大政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行动纲领。要点包括，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特别是“不应放弃日本这条路”；力争早日克复京沪，联络绅商，谋求东南底定；采取步骤联络北方冯玉祥、閰锡山，形成“中心力量”，“以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

其次，通过种种途径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首先以与日本打通关系为突破口。蒋介石多次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等，明确表示他不会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要尽可能地尊重现在条约。蒋还表白：“我们没有受苏俄利用和指导”，“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我们没有考虑过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甚至对他们作出不损害日本在华的特权的承诺，他说，我理解“满洲”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中流过的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蒋介石还派戴季陶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访日本，与日本外务次官、亚洲司长会谈，向日本政府进一步阐明蒋的立场，“结果甚为美满”。从而促使日本当局确定了以“怂蒋反共”为主的方针，对中国革命进行破坏。在英美关系方面，蒋介石派宋子文、王正廷等与英美有关人士接触，打通关节，美国还派代表到南昌同蒋介石会谈。

在国民革命军进占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武装挑衅，使我军民数百人伤亡，财产受到重大损失，酿成了“南京惨案”。随后，英美、日等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形势紧张。蒋介石不积极组织还击，不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反而向它们道歉，并嫁祸于人。指使人与日本驻南京领事接触，说，这次事件“非党军领导之意，而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制造的”，声称已解散共产党支部，表示愿与英美等国谈判善后问题。接着，蒋派人到上海前往上海访英、美、日、法、意驻沪总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蒋介石到上海后，亲自接见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他还公开宣布：“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这表明蒋介石为了得到列强的支持，已改变国民革命反帝的纲领，力求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蒋介石在开完反共秘密会议的当晚，就派黄郛向日本总领事矢田通报政变计划的细节，告知蒋介石将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取代武汉派，南京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具体措施“首先要做的是解除工人武装”。在矢田的转达和周旋下，英、美、法、日、意５国的态度渐趋向一致。决定向武汉政府提交抗议“南京暴行”的照会，并派军舰陆续向汉口集结，只向蒋介石送交一个副本，同时又向蒋表示驻沪的外国武力愿意与他协同行动。

第三，争取江浙财团的支持。这一举措，一举两得，江浙集团是民国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江苏、浙江两省的大银行、大企业资本集团的统称，是旧中国最大的财团。掌握着中国主要经济命脉。银行资本掌握着金融实力，是这个集团的代表，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的。至２０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其主要特点是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有的工业资本家参与银行的投资，而银行也增加对工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作用。与江浙集团联手，就就等于有了财神爷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就是更重要的，他们与英美有关历史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这种关系通过经济利益紧密联在一起。与江浙财团联手，更易于成事。宋子文家族本是江浙财团主要成员，而蒋介石早年在上海交易所与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虞洽卿有过密切交往，有着一种特殊关系。

就江浙财团的构成而言，江浙财团的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它的投资人和主持人，有的是出身于买办或者继续兼任买办职务，有的是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而多数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既带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一些特性，也具有民族资本的某些特性。其中某些代表人物，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政府的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也有人对广东革命政府有过某些联系和支持。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人运动的空前高涨，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表现出动摇性和妥协性，而对蒋介石表示赏识和支持，这也使得蒋介石有机可乘。

１９２７年１月，蒋介石在武汉宁波会馆与江浙资本家以及工商界头面人物会面，明确表示他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同时还含蓄地透露，蒋介石正在策划的阴谋。虞洽卿、钱永铭等江浙集团头面人物，亲自到南昌同蒋介石秘密晤谈，共同策划反共清党，镇压工人运动诸问题。这些人回上海后，在上海总商会之外，组织了一个上海商业联合会，旨在配合蒋介石的行动，为其筹措军事经费。正如该会自己声称，是为“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而成立的。这个商会拉拢了不少资本家入会，包括了江浙财团的主要人物。

评析：

蒋介石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并非即席之作。宋蔼龄对他的游说与其说是开导，倒不如说是，把蒋介石的内心世界点明，实为一拍即合。蒋介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只是迟早的事情。随着自己势力的扩大，权力扩张，自恃羽毛已丰，决意背叛革命，而寻求靠山则是反革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精心策划、有组织地实施的：首先，组织自己的班底，形成核心依靠力量，通过这个班子四处活动，打通关节；其次，明确重点，以点带面。在寻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方面，以与日本打通关系为突破口，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在中国寻求政治代理人上表现更为迫切；另一方面，蒋介石等人大都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政界有些熟人，联系起来比较便捷。再次，主动出击，以内促外。在寻求国内力量的支持方面，蒋介石重点放在争取江浙集团的支持上，他派人主动与江浙集团联系，为了得到他们的信任，甚至向他们透露政治底牌。而江浙集团与英美帝国主义在经济利益上有着密切联系，与江浙集团结成联盟，势必促进同英美关系的发展。

由于有了江浙财团的支持，有了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帝国主义的撑腰，蒋介石有恃无恐地进行反革命叛变活动。就其个人和其所代表的阶级而言，蒋介石改弦更张，寻求新的靠山之举获得了巨大成功，被他所依靠的人们称为“大英雄”。然而对于国家和民族，对于全国人民而言，一个光明的前途因他的叛变而被葬送，蒋介石有负于国家，有负于民族，有负于全国人民，不是什么“英雄”，而是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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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以退为进，争取主动

以退为进，转移矛盾和视线，等待机会重新掌权，是我国历史上的官场惯用的伎俩。但论起用此道之频繁，用得游刃有余，那还算只有蒋介石了，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事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到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讨伐。国民党于４月１８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所兼各职。他在南京作出决定，否定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另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非法建立，举国反对。

此时已回国在上海同意对共产党采取“暂时应急之法”的汪精卫，悄悄回到武汉，以左派领袖的姿态出现，努力适应那里的革命气氛和高昂的反蒋呼声，他题词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起开去。”大唱革命高调，举起“联共反蒋”的旗帜，与南京政府相抗衡，以达到自己重新掌权的目的。随着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某些上层分子对三大政策日渐怀疑，动摇而趋向反对，武汉政府逐渐向右转化。在宁汉对立的情势下，汪精卫企图拉拢貌似中立的冯玉祥反蒋、“分共”。亲自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晤，不惜对冯作出许多让步，终于对“分共”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玉祥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汉方“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蒋介石也极力拉拢冯玉祥，给他提供巨额军事援助，冯玉祥大为感动，表示今后“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在他的斡旋下，宁汉合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武汉举行秘密会议，悍然决定“分共”，七月十五日举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后，国民党阵营形成三个主要派系，以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为代表的宁派；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汉派；以张继、许崇智为代表的沪派（即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

蒋汪在反共的基础上实行了形式上的联合，但又各人自封为正统，展开争夺权力的角逐。尽管蒋介石极力拉拢汪精卫，想宁汉“息争”，但是，汪精卫对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排斥他的所作所为心有余悸，更不能容忍蒋无视武汉而在南京另立中央的行径。为了确保自己的“正统”地位，提出了蒋介石必须下野作为各方和解的强硬条件。并发兵东进讨伐蒋介石；同时拉拢宁方中的桂系，与他们“通力合作，共除凶孽”。

桂系协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建立起南京政府，自侍立有“大功”，但却处处受蒋掣肘，未能满足夺取大权的欲望。双方貌合神离，互存戒心。在宁汉军事对峙，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形下，对于蒋介石来说控制军队最为重要。当时，他在控制黄埔嫡系部队的同时，乘北伐之机收编了大量的北洋军阀旧部，这些部队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而一些嫡系将领虽装备优良，但在胜利的情势下，骄横放荡，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也不强。战事失利，尤其是他所指挥的部队，协同白崇禧部与孙传芳等部北洋军作战时，全线溃退，引起舆论大哗。

在蒋介石四面楚歌的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趁机向他摊牌。白崇禧拥兵自重，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调兵兵不动，遗将将不听。他心里明白其中缘由，试图以辞职要挟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表示：“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此言一出，其谋士吴雅晖等人慌了手脚，立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会上，吴雅晖等文官竭力主张蒋介石留存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却一言不发。李宗仁也透露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感到内外交困，难以应付。他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衹有静镇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这不仅记载了他当时的处境，而且还表达了他以退待机的应对之策。

８月１３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说：“中正自蒸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厉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大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尽全力以铲除之。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旧……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从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因无时无刻成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不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怠其卫党之天职。”在自我标榜了一番之后，蒋又“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宁汉双方“悉摒外间挑拨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也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拼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全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８月１４日，蒋介石率其心腹和卫队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在这里，看望家人，接见外国记者，浏览故乡山水，在下榻的雪窦寺，常与寺中的老僧谈经文说风水，还报生辰八字，求签问卜。和尚恭维他：“从此逢凶化吉了！”很是对他的心思。蒋介石此时看似轻闲，实际另有打算。他之所以主动要求“下台”，是要以退为进，争取主动。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明白，如果不及时辞职下野，他将成为众矢之的，宁、汉两方无论是分还是合，因为有汪精卫在，他蒋某都只能当半个国民党领袖，很难大权独揽。他一旦下野，就避开了各派的攻击，超脱纷争，待时机成熟后，他再出山收拾残局，以坐收宁、汉相争之渔利。

因此，他“下野”后，仍紧紧掌握着权柄的另一端，并没有放弃对时局的控制。他回到了溪口，以电台与自己的亲信联络，照样指挥着他手下的文官武将，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控制着南京政府。

在政治上，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有一群坚定的支持者，如张静江、吴雅晖等人，这些人没有权，但资格老，在党内誰都不敢轻视。而汪精卫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他自反共后，去掉了原来的国民党左派的伪装，成了被通缉的对象，自己又得不到广东地方势力的支持，手下的人又大多是些无名之辈，看上去气势汹汹，实际上是外强中干。果然，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内失去了蒋这个大靶子，把攻击的矛盾指向汪精卫，几天之后，汪就以“反共不力”宣布“下野”。

在军事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蒋介石，尤其是第一军中的各级军官，都是蒋从黄埔系挑选出的，他们只听从校长，铁心保蒋。虽然何应钦心怀二心，趁蒋之危拆台，但他生性懦弱，根本无法独自控制局面。因此，蒋介石虽然下野，但嫡系部队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经济上，蒋介石在下野前已做了手脚。江浙财团及上海的买办阶级是坚决“挺蒋”的。蒋介石下台，江浙财团和上海的买办势力立即停止供给军饷，切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原以为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府的权力就在他们的掌握中了，没想到适得其反。江浙财团根本不买桂系的账，桂系得不到江浙财团的支持，经济上逐渐陷入窘境。军事上，桂系主力第七军伤亡很大，而蒋介石的第一军，他们根本指挥不动，面对唐生智东进和北洋军阀抵抗的重重军事压力，加上经济上的尴尬处境，李宗仁才真正感受到“总司令”虽威风八面，但并不好当。在李宗仁一筹莫展之际，蒋介石却跑到日本，俨然以中国“唯一领导人”身份，与日本政治要员谈判。又拜访在日本温泉疗养的宋美龄的母亲，终于得到应允，他能够与其女宋美龄结婚。蒋介石在国事家事上都有丰富的收获。

１２月，桂系在万般无赖的情况下，只好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联合汪精卫，共同复职，到南京主持大政，国民党暂时得到统一。蒋介石以退为进，重新掌握大权。

评析：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有过多次的“以退为进”的表演。与他初涉政坛主动的退相比，这一次的退是被动的退，是不得不采取的策略。尽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却实施得很有章法，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事先都有安排，表面上看，他暂时失去了最高权位，但实际上，他仍然控制着权力。

就这场政治斗争而言，蒋介石以退为进是一高招，不仅规避了政治风险，而且以守为攻，使政敌不得不臣服。蒋介石的退并不是无为而治，他在静中有动，退中求进，意在一个“求”字，通过自己设局，给对手设下陷阱；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尤其是通过近臣心腹，掌握权柄的另一端，为出山埋下伏笔；出访日本，一举两得，得到取胜的重要筹码。他在权力游戏圈内，比同类要高一筹。

19、危殆关头，“走”为上计

常言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军事上诠释这一哲理，是说在两军交战，败局难以挽回时，有三种选择，走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降是全败，和是半败，走则未败，没有失败，就可能带来转败为胜的转机。在官场角逐时，形势难以挽回时，权谋家也常常把“走”作为上策，急流勇退，通过退却促使时局的变化，创造新的转机。

蒋介石多次用过此计谋，前面已论及他在１９２７年的下野，以退为进，使自己转危为安。５年后，蒋介石再次玩弄此计谋。

事例：

蒋介石重返南京，掌握南京大权后，国民党内的争斗并没有终结，而是在积累、发展。到了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内斗争再次白刃化，蒋介石再一次陷入群起而攻之的尴尬境地。

经过第一次“下野”和复职的波折，蒋在退中有进，势力有了新扩张，但其实力还远没有达到能支配一切的程度。各种因素严重制约着他对权力资源的垄断。

在党内，蒋介石虽然居权力的最高位置，但却在党内、政界因为资历浅，受到党内元老派的轻视。当时的胡汉民、汪精卫虽然在与蒋角逐时，几次遭蒋介石的算计，但他们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不怎么看得起蒋介石，他的政治地位还不十分巩固。各派人物通过各种方法积聚力量，或施加影响，窥视时机，时刻准备夺取最高权力。各派反蒋势力之所以未采取行动，主要是尚没有可乘之机，同时，也没有人敢出来领头举反蒋大旗。

随着蒋介石“围剿”红军多次失败，反蒋势力趁机倒蒋，形成了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首的反蒋运动。

陈济棠是当时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广东是比较富裕的地区，有军队１５万人，组建比较可观的空军部队，空军力量甚至比蒋介石的“中央军”力量还强。到了１９３１年，他不但在军事上准备充足，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了可与蒋抗衡的资本，这就是胡汉民对陈济棠的支持。从历史上看，胡汉民的政治地位比蒋介石高，而且在权力角逐中，多次被蒋介石的诡诈术搞倒，耿耿于怀，必会坚决支持陈倒蒋。由于有这些资本，陈济棠认为可与蒋在政坛比试比试，此举若胜，便可以取而代之。

此时，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原因起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制服了冯玉祥和閰锡山，稳定了政局，这样，他坐镇南京，独揽大权，凡是都得他点头，事无巨细，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人们只得忍气吞声。对此，有极强权欲的元老派胡汉民怎能容忍，开始同蒋介石唱对台戏，批评蒋介石专权。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吴稚晖等人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在会上鼓噪通过国民议会制定约法，然后依据约法选举蒋介石为总统。胡汉民在会上公开表示反对。由于胡的声望，蒋介石那边的少壮派们一时间没人敢出来与他对阵。只有国民党四元老之一的吴稚晖挺身而出，与胡汉民对簿公堂，两人发生激烈的争吵，把整个会议全搅乱了。会议之后，胡汉民在国民党反蒋派系中积极活动，反对吴稚晖传达的蒋介石的旨意。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

蒋介石软禁胡汉民，本想杀鸡给猴看，弹压反蒋举动。谁知适得其反，促成了反蒋派的联合。胡汉民通过前来为他看病的医生与孙科、古应芬联系，授意他们到广东联合陈济棠组织政府，与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政府直接对抗。陈济棠得到这一信息后，急忙委派古应芬做桂系的工作。古应芬带着巨款，找到李宗仁、白崇禧，本来就有反蒋倾向的李、白欣然同意，一拍即合。广东和广西势力联合，国内反蒋派别马上响应，都集中在广东周围，党内有胡汉民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地方军阀有唐生智、桂系、冯玉祥的西北军等，这些平时互有矛盾时有争斗的政治军事派别，在反蒋的旗帜下，抱成一团，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一致行动。

１９３１年４月３０日，广东的古应芬、林森等人，以中央４个监察委员的名义，提出《弹劾蒋中正案》，历数蒋的罪状，要求撤职查办。５月３日，陈济棠、李宗仁等发表联名通电，拥护此弹劾案。５月２７日，广州正式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提出“救护党国，打倒独裁”的口号，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广州政府与南京政府相对峙，蒋介石不得已，以退为进，提出议和，两广方面要求先释放胡汉民，一方面蒋介石被迫答应，另一方面组织反击，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广州政府。

就在这时，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东北的战争，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命令，实行不抵抗政策，放弃东北。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遭到国人口诛笔伐。他执迷不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是一种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坚持内战，剿灭红军，强化独裁统治的政策。

蒋介石希望以妥协退让，换取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松动，然而，日本侵略中国的目标已定，并不愿留给蒋介石的面子，不但不止住侵略的步伐，反而在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又侵略热河，步步紧逼。在蒋介石妥协、退让，日本咄咄逼人，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的背景下，全国的抗日热潮无法平息下来。上海各界迅速组织了抗日民众团体，８０万工人发出告世界工人书，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和平的正义声明，北平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日。９月２８日，南京和上海学生甚至包围了南京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根据当时统计，有将近五六万人到南京请愿，游行队伍喊出了“惩办祸首蒋”，“反对国民政府投降政策”等口号。

广东国民政府看到全国各地抗日反蒋声势浩大，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威逼蒋介石下台。他们也打出了“抗日”口号，虽然他们的目的是借题发挥，乘机夺取中央政权，但对比南京政府压制民众抗日激情行径，广州政府能有抗日的表示，对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总算是个回应，因此，广州政府一时间赢得民众的支持，而南京国民政府对广州的“爱国举动”，也就无法批驳了。

１９３１年９月，蒋介石决定跟广州国民政府妥协，蒋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唯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

反蒋势力看到蒋介石做出妥协的姿态，认为蒋介石示弱，越发威逼蒋下台，提出三个条件：“一、蒋介石下野；二、广州政府取消；三、由南京和广州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

南京政府回答：“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商量，唯一不能接受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利用全国要求团结抗日，反对独裁统治的呼声，没有丝毫让步。而蒋介石为了确保手中的权力，竭力进行讨价还价。

由于蒋介石将军队主要放在“围剿”红军上，同时也由于国民党内的纷争内耗，使日本有机可乘，日益扩大对华侵略的战火。在内外压力下，１１月７日，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共同产生一个统一的中央。尽管统一的中央有蒋介石的地位，但蒋介石并不甘休，他通过活动，把已投靠广州政府的汪精卫接到南京方面。代表广州政府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汪精卫的代表，得到汪的指示，宣称不去广州了。在广州和香港的汪派代表也都齐集于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果，国民党竟开了三个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闹出空前绝后的政治笑话。

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蒋介石表示承认错误，要求大家能够“竭诚团结，来努力奋斗以完成革命使命”。他的这一举动收到较好的效果，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都表示拥护蒋介石。蒋介石看到政局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态度又开始强硬起来，表示国难当头，他不能放弃自己向上的职责，凡是想让他下野的人，都是对党国力量的破坏，他要求广州国民党势力能够以大局为重，团结在他的身边。

广州方面并不示弱。没有办法，蒋介石不得不面对现实，以“走为上计”，作出下野的选择。１２月２２日至２９日，三个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于会前辞去自己所兼各职。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的这次下野的选择，尽管是被迫作出的选择，但在危殆关头，采取此举，使自己摆脱了困境，并掌握出重新复出的主动权。他对“走”作了周密的安排，布下杀机。

首先，使下野变成金蝉脱壳。在全国抗日热情高涨的情势下，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受到朝野内外的声讨，如果任其发展，他有可能遭到更大的反对。鉴于此情，蒋介石希望有人能够代他受过，分担骂名，使自己窥避政治风险。

其次，在人事上进行安排。他在下野前，在国民党中央安排了大量亲信，使统一后的国民党中央中，支持蒋介石的势力能够占据相当比例。在军事上，依靠黄埔系，来维系他对军队的控制。在财政上，由宋子文控制财政部，把握经济命脉。宋子文在离开财政部时，把所有的文书和现金全部挪走，新的政府将面临资金和人才的短缺。一个没有军队和财政支持的中央政府，名存实亡。维持不到两个月，孙科呼吁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上台主持中央。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０日，蒋介石宣布恢复职务。

评析：

蒋介石此次被迫下台，是咎由自取。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仍然奉行妥协退让的政策，引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因政见不同将胡汉民软禁，引发了政敌的声讨。这是从大略上评判蒋介石的退。

从小谋的角度评判，蒋介石以“走为上计”，比较成功。虽然是被逼而采取的“走”，但不是仓皇溃退，在对方“逼宫”时，自己进行讨价还价，发表讲话和声明，陈述自己政治上如何地“清白”，赢得了冯玉祥、閰锡山等人的同情与支持，并且赢得了布置防守的时间与空间。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作了安排，使自己有了变不利的局面为有利的态势的本钱。在“退”中有所作为，使用“离间术”，瓦解敌对营垒，转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

这次在处于下风的情势下，他“以走为上”，运用自如。若在四面楚歌的情势下，硬顶生扛，可能凶多吉少。选择“走”是明智之举，走不是结局，而是争取转机的开端，因此，走不应是仓促应付，更不能变成溃逃，而应沉着应对，精心安排，周密部署，为取胜创造条件。蒋介石在这方面又一次玩转了。

20、导演双簧，他人受过

表演双簧，是曲艺中的剧目和表演，通常在大众化的舞台表演。蒋介石把这种表演形式移植到政治舞台，演得十分逼真。经他安排与其合作演得很对路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敌汪精卫，另一个是美国政客赫尔利。

事例：

汪精卫与蒋介石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既是国民党政坛上的冤家对头，又是相互利用，形影不离的难兄难弟。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宁、汉、沪三方达成协议，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会由宁、汉、沪三方人士组成。１９２７年９月特委会在南京成立。由于汪精卫不是实力派，再加上汉派内部有矛盾，在商谈过程中，汪精卫被凉起来了，起不到关键作用。于是汪精卫闹起别扭来。他以特委会不合党统为由，拒不参加联席会议。这样三个关键人物，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虽被列入特委会名单里，但三个人都宣布下野，拒绝就任。特委会实权掌握在桂系和孙科手中。蒋介石下台，桂系起了很大作用。桂系原本是蒋介石依靠的主要力量，现在成了肘腋之患，是其难以容忍的。

在日本的蒋介石，派宋子文到广州与汪精卫商谈合作。宋子文对汪精卫说，如能驱逐李济深，蒋介石回国后将到广州来，重办黄埔军校练兵，与汪合作建立中央。

李济深是支持桂系的，此时他在广州。后来，支持汪精卫的张发奎带第四军来到广州，大有反客为主之势。张发奎与李济深二人发生了矛盾。汪派人物云集广州，把广州作为反对特委会的基地。李济深历来与桂系关系很好，不赞同汪精卫的做法。汪精卫密谋驱逐李济深。汪假故邀李济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汪精卫、李济深一起离开广州到上海期间，受汪的指使，第四军军长发动了“广州事变”，结果，汪精卫、张发奎，在国民党内一下子被置于被告席上。

驱李倒桂，是蒋介石在暗中策动，汪精卫在前台表演。驱李最后输了，蒋介石却一点没输，还赚了许多。镇压广州起义后，南京政府授李济深全权处理广东的政局。李济深组织他手下的粤军和桂军，攻打第四军。蒋介石资助李济深３０万军费。第四军苦战不能胜，乃遵从蒋介石的意思，退往江西，接受蒋介石的保护。双方均不以蒋为敌，因此，蒋介石顺利复职上台。汪精卫在前台表演，只得替蒋受过，被白崇禧步步紧逼，最后不得不听蒋介石的劝告，逃避国外。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继续寻求与汪精卫联合。没有掌握到大权的汪精卫正需要蒋的力量。汪接到蒋的信后，立即派自己的老婆陈璧君到杭州，连夜与蒋介石密谈。蒋汪联手，胡汉民拒绝合流。已担任行政院长的孙科把蒋、汪请回南京后，二人立即一致把矛头对准孙科主持的政府，孙科只好辞职。１月２８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批准孙科辞职，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此后，汪精卫掌行政，蒋介石掌军事，国民党中央由蒋汪共掌。

蒋介石这次拉汪精卫合作，一方面是为了打击支持胡汉民的广东势力，减轻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压力。另一方面，他还有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对日外交。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要聚精会神地“剿灭”红军。这样，对日就必须努力寻求妥协。蒋介石自己又不愿意落卖国贼的骂名，那么由谁来承担这副“重担”呢？在他看来汪精卫最合适。在对日问题上，此时的汪精卫与他基本一致，当然汪精卫更倾向于妥协。再则，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威望比较高，在社会上影响力也比较大，日本人自然也愿意同汪精卫打交道。

蒋汪合作，同日本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１９３２年５月，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１９３３年５月签订《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６月签订《秦土协定》，７月签订《何梅协定》。由于是汪精卫主政，他在前台表演，这些丧权辱国的协定签订后，声讨声朝着汪精卫滚滚而来。

对于蒋汪合作的内幕，汪派骨干分子陈公博十分清楚。１９３２年８月，汪精卫曾辞职，以养病为名去了法国。蒋介石不同意汪精卫辞职，只准假三月。三个月后，正值热河吃紧，蒋多次发电报催促汪回国复职，汪精卫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自法国启程，３月至上海，陈公博就此事写道：

“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担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因为汪先生虽然离国几个月，行政院长还是虚悬，他虽然三番四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答应。我又怎样能够帮助汪先生呢？只能听其自然吧。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许因为汪蒋合作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人物首当其冲。”陈公博所言，对蒋的意图揣摩得太透了。

汪精卫受蒋介石之托对日妥协，不能说是被迫而为之，因汪精卫从骨子里说，就有亲日倾向。但是，他这次主政对日妥协退让，却是中了蒋的圈套，他只得替蒋受过，背卖国的“黑锅”。汪精卫挨骂，他的朋友们替他打抱不平，劝他说，你何必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回答说：“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

在蒋介石的精心导演下，汪精卫与蒋两次合演双簧，蒋介石安排巧妙，汪精卫表演得“精彩”，一个需要替身，一个愿意让人当枪；一个看重名声，怕落骂名，一个愿替人受过，不怕“背黑锅”，这大概是这对政坛冤家的区别所在吧！

另一个被蒋介石聘任演双簧的人，是美国政客赫尔利。１９４４年９月，美国总统派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罗斯福派他来，是有其战略考虑，调解国共矛盾、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的关系，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以保证战后的中国置于美国战略利益内。１０月，赫尔利在重庆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谈，向他们表白，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到中国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他还表示，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对于赫尔利的访问，毛泽东非常重视，１１月，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件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这样的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感觉相当乐观。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赫尔利到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他说，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蒋介石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

接着，赫尔利宣读了一份由他所起草的《停战协定的基础》，共有五条建议，其核心内容是同意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承认中国共产党地位，共产党的军队在经费、武器装备分配方面与国民党军队享有平等待遇。对于赫尔利能提出如此宽松的条件，毛泽东等人有点半信半疑。毛泽东在赫尔利讲完后提出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

在会上，毛泽东就赫尔利的五点建议提出具体修改和增补意见，这些意见合情合理，分寸适当，易于对方接受。赫尔利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

经过双方反复讨论修改，定稿。赫尔利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泽东说可以，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向全会报告与赫尔利会谈情况。他说：经过三次会谈修改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进步。大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个协定上签字。

这个经过讨论修改的协定草案全文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合法地位。

随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的，文本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

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接着，赫尔利却提出一个“反建议”，完全站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拒绝了联合政府，限制中共武装。这时，他虽然口头上继续表示原来的“协定”草案的内容是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却完全转到蒋介石一边。蒋的“反建议”通过赫尔利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将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示：“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时，拒绝了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了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赫尔利说，你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上蒋介石的圈套。后来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公开宣称不与中共合作，其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蒋介石执意召开以粉饰其独裁统治为目的的四届国民参政会，不但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第一次会议到会的人数只有一半多一点。“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前途。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评论，对赫尔利与蒋介石狼狈为奸的笨拙表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评析：

蒋介石先后曾与汪精卫、赫尔利一起表演双簧。在与前者合演时，演得惟妙惟肖，其权术玩得天衣无缝，收到奇效；在国民党政客中，他的确是鹤立鸡群。然而，与后者搭档演双簧，却演砸锅了。按理说，美国后台老板不仅全力支持，而且亲自出马与蒋合演双簧，胜算的可能性应更大。可是，却弄巧成拙。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的对手不同了，蒋介石的权术，碰到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中国共产党，与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过招，必败无疑。这除了个人因素外，更主要的是阶级本性所使然。

21、早做准备，未发迹时善交人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起初仅是一个无名小辈，论资历，在国民党内虽属“首义党员”，只是小字辈，充其量不过是二等“公民”而已，根本不能与“元勋公民”中的汪精卫、胡汉民等元老派这些重量级的人物相提并论；论实力，他在一段时间里，无权、无兵、无钱，远不及拥兵自重的大小军阀。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后来者，却花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在争权夺利的博弈中独占鳌头。其成功之道，众说纷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在于在权谋权术上比他的同类要高明得多。

然而，权术并非万能，正是这位精通权术的蒋某，却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末，在不到５年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本钱几乎输尽，蒋家王朝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所推翻。

蒋介石的驭权之道，用权之术，五花八门，自成体系，择其主要，概略论析。

近代权术大师曾国藩说：“结网天下，雀无所逃。”他把结交关系，编织从政网络，培植势力，视为“一生成败之所系。”视曾国藩为“祖师爷”的蒋介石，对于此道倍加欣赏，颇有心得。建立关系网络，不分黑道白道；网罗人才，不计历史恩怨；攀附权贵，不择手段；培植势力，不计成本。在他的精心编织下，形成了一支“船坚炮利”的蒋记“联合舰队”。他依靠这个网络，夺“天下”，坐“天下”。

曾国藩在广结关系网方面，一条重要准则就是“未发迹时善交人”。其好处在于一方面，未雨绸缪，超前蓄势；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多少功利色彩，更可能成为生死之交。蒋介石对此术心领神会，很有心计。

事例：

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头面人物。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他相见。陈比蒋大１０岁，属于忘年之交。据说两人一见面，就有相见恨晚之感。此时的蒋介石没有任何资本，更不用说“发迹”了。然而，这笔感情投资，使他获得了超额政治“红利”。

当时，陈其美处于革命力量的核心领导层，能够给蒋介石介绍很多革命领袖人物。他介绍蒋介石加入中国同盟会，在他的引荐下，蒋介石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见面。

与陈其美的交际，蒋介石得以参与重大的革命活动，使才能能够很快发挥，从而得到党内同志的认同。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给蒋介石发电报，要他回国。蒋介石立即启程回国，与正在策划上海和杭州起义的陈其美会面。受令前往杭州，组织“敢死团”，在起义中冲锋陷阵。

陈其美对蒋介石有提携之恩，蒋介石也能知恩图报。革命成功不久，受陈的指使下，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陶是光复会的著名首领，跟陈其美一样，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重量级人物。但陈与陶二人的关系很差，武装起义的硝烟未散，两人为争夺控制权，斗得死去活来。浙江总督人选有三人竞争，这就是陈其美、汤寿潜、陶成章。陈是上海都督，但不愿浙江的大权落到陶的手中。陈其美决定除掉这个政敌。蒋介石为了哥们两肋插刀，收买歹徒将这位民主革命家在医院里暗杀了。陶案发生后，全国为之震惊，革命党人极为愤慨，纷纷要求严惩凶手，孙中山指出：“陶君抱革命之宗旨十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尤有钜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痛惜。”他电令缉拿法办凶手。陈其美一时惊慌不已，为掩盖真相，给蒋介石一笔钱，让他离开上海到国外去避风。蒋介石便以出国深造为名，于１９１２年２月，逃往日本避风。

陈其美搞暗杀，自己不久也被人暗杀。１９１４年，袁世凯派特务将他暗杀，当时蒋介石不在身边，慑于袁世凯的暴政，没有人敢前去认尸，陈尸三天，惨不忍睹。蒋介石闻讯后，冒着被抓砍头的危险，将陈的尸体安葬，并亲自写了祭文：“义弟蒋介石致文英士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殷，如公者乎？所约者和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词乎。”

虽然蒋的这位领路人已死，但他为蒋打通的关节起着长期效应。孙中山对陈其美之死，甚为惋惜，痛感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他了解到蒋介石与陈其美之间的密切关系，开始对蒋介石重视，不久便派蒋介石到居正任总司令的山东，担任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参谋长。而陈其美的侄儿陈果夫、陈立夫也为蒋介石的这种哥们义气所感动，后来成为蒋介石夺“天下”，坐“天下”的中坚力量。

曾国藩还有一句与以上交友准则相配套的话，那就是“识于人未发迹之时”。对此，蒋也是心领神会。与戴季陶的结交，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蒋介石与戴季陶也是相识在日本，当时，戴季陶同他一样是一个无名之辈，而且境况更差。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后迀四川广汉。早年家境贫寒。为了资助戴季陶留学日本，长兄卖掉家里的土地，作路费，这点路费却在上海码头被流氓抢劫一空。所幸运的是，同行的四川老乡对的处境很同情，携其一起东渡日本，这样，才得以进日本大学法律系学习，时年仅１５岁。他家里接济非常有限，常常衣食无着落，全靠同学帮助，才得以渡过难关。正在日本军校留学的蒋介石，就是在东京与戴季陶相识的。从此，两人难舍难分。

由于家中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同学帮助也是无济于事，戴季陶只好决定放弃学业回国。临行时的路费也没有，与其同结为“松滨四友”的伙伴，卖掉了讲义、妻子的首饰，为他凑足了盘缠，于辛亥革命前夕，返回中国。

回国后，他在上海参与了陈其美组织的起义行动，就在这时，在上海巧遇已在日本相识的蒋介石。上海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极力拥护陈其美出任都督，戴季陶也极力说服与陈其美在上海有同样大的影响的纽永建，不要与陈争夺这个位置，避免了一场内讧。可以说，这是戴季陶与蒋介石的首次政治上的默契。打这时候起，戴季陶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成为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得力帮手。

第一、蒋介石政治上发迹的举荐人。戴季陶与辛亥革命回国的孙中山相遇上海。他以革命党记者的身份，前往上海码头迎接久仰的革命领袖，无比兴奋。而孙中山对这位年轻而富有才华的记者也十分欣赏，携其赴南京参加大总统就职仪式和中华民国成立大典。此后，戴季陶成为孙中山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１９１７年７月，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被选举为大元帅，戴季陶出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后来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时，戴被任命为外交次长兼大本营的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当蒋介石来到孙中山身边时，戴季陶加以引见，介绍了蒋的才能。这样，蒋介石被任命为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任职不久，蒋因受粤军派系的排挤，负气跑回老家。孙中山催其返粤，蒋介石置之不理。戴季陶亲自前往奉化劝说，结果两人闹翻了，不欢而散。事后，蒋介石致信戴季陶，表示“自愧而又可笑”。戴回信，要他自忍，“不然，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蒋介石深为感动，复信说：“兄之待我者，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

第二、蒋介石篡党夺权的理论制造者。戴季陶虽然受到孙中山的赏识，但他不赞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反对“跨党”案，其提案虽被大会否决，但他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长一要职。他不仅积极策划，协助蒋介石培植个人势力，控制军队，摄取政治资本。而且，还炮制了所谓“戴季陶主义”，这对蒋介石影响极大，成为蒋介石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进行篡党夺权的思想武器，也是蒋介石后来当政时的护身法宝。

第三、蒋家王朝的“卫道士”和“殉葬品”。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起南京政府后，戴季陶成了蒋记王朝的重要成员，他是经蒋介石一手包办的改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７人常委之一，任“五院”政制的考试院长，以“选贤任能”相标榜，为蒋介石选拔人才，不遗余力。他以东方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宣传封建文化，抑制马克思主义，并借以笼络一部分封建文人，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效劳。

戴季陶始终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为己任。为了讨好蒋的欢心，即使丧失人格、出卖朋友也在所不惜。在宁汉合作之初，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长，当时蒋胡由于有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调和，蒋胡相安无事。谭死后，蒋胡矛盾激烈，胡准备出走，扯旗反蒋。胡汉民与戴季陶的私交颇好。但戴季陶得知这一消息后，竟向蒋介石告密，致使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起来。

戴季陶是蒋家王朝的忠实的卫士，在这个王朝的大厦将倾时，他却无回天之力，只好仰天长叹，１９４９年春天，当人民解放军将要强渡长江，直捣南京总统府，戴不得不南逃广州。此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责备戴季陶，作为蒋介石的密友和智囊，对蒋不加规劝，反而助桀为虐，应对蒋的许多罪恶负责。这使戴季陶受到相当大的刺激。他极度忧愤。２月１１日，终于因服安眠药过多死亡，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当然，戴季陶与蒋介石之间还有一段与蒋纬国身世有关的隐秘，迄今为止，蒋纬国到底是他俩谁的儿子，还有不少版本，不少说法，可见戴蒋关系之亲密到了何种程度。

评析：

蒋介石是曾国藩的崇拜者，对于曾国藩的交友术颇有心得。未发迹时善交人，其好处在于一方面，未雨绸缪，超前蓄势；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多少功利色彩，更可能成为生死之交。蒋介石结识陈其美，依靠陈其美的领路，使自己参加了革命党，有幸与革命领袖孙中山接近，参加了武装起义，积累了政治资本，为他后来在政治上飞黄腾达作做了很有价值的铺垫。

“识于人未发迹之时”，这是曾国藩识人的高人一筹的地方。因为，在人未发迹时，更少功名成分，即使有，要价也不会很高，交友的成本低廉，最为可贵的是，感情真实，如果没有极特殊因素的影响，可以说这样的结盟牢不可破。蒋介石与未发迹的戴季陶由在日本相识，到在革命营垒相知，结下生死之交，戴季陶为蒋介石步入政坛，攫取最高权力，为巩固蒋家王朝，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使在蒋家王朝倾覆时，还甘当“殉葬品”。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到，蒋介石实践其祖师爷曾国藩的交友哲学，活学活用，出自于曾国藩而又胜过于曾，真可谓青出于蓝而又胜于蓝。

这是仅就交友术而发的议论，就大方向而言，蒋介石交友的目的，起初并非完全是为了私利，那时，他们之间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也有相同的情感志趣。我们很难断言蒋介石在与陈其美、戴季陶结识之初，就是完全受功利的驱使，或者说，是“结党营私”。但是，随着他的地位的变化，野心的膨胀，“结党营私”成为主导方面了。

22、厚黑之道定乾坤

曾国藩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虽然也拉帮结派，假以营私，但注重交友的品位。他把择友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为自己提出了“深交之人，宁缺毋滥”、“择友如同求师”等交友原则。在这方面，曾经混迹于上海滩，且在私生活上不拘小节的蒋介石，与其“祖师爷”有很大的不同。

蒋介石在结交朋友时，往往不太在乎对方的名声，他所关心的只要对自己有用。不管黑道白道，只要对自己有用，他一定接纳，并不忌讳对方的身份。

而且在发迹之后，他往往也不隐瞒自己与那些流氓势力的结合，相反还给以很高的礼遇。这同样可以收到良好的回报。那些黑道、白道的人物不忘旧情，为了昔日的难兄难弟两肋插刀，而且为感蒋的新恩，竭尽全力相报。

事例：

早年，蒋介石在上海依靠的白道人物具有代表性的，那就是虞洽卿。此人商人出身，同上海青洪帮来往密切。

蒋介石投靠陈其美，在上海搞武装起义时，还不认识虞洽卿，当陈其美被刺身亡时，蒋介石因失去靠山而苦恼，一下子由一名革命志士沦落成上海滩上的小混混。他本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现在却连一口饭都难吃上，万般无奈之下，急于寻找新靠山。在他走投无路时，遇到了陈果夫，陈果夫是陈其美的侄儿，这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差。他建议蒋介石到股票交易场去“淘金”。虽然此建议很好，可此时贫困潦倒的蒋介石身无分文，建议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望梅止渴而已。陈告诉蒋介石，要带他去拜见这位巨商。

虞洽卿，出身于浙江镇海，６岁丧父，家庭贫寒，读了三年书后，被迫到上海谋生。说来也够巧的，他所要见的一个颜料行老板先生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下大雨，财神赤脚到他家躲雨。第二天，他也不太在意，结果到了中午，天果然降大雨，虞洽卿打着赤脚来了，原来他因家穷，一双刚做好的鞋子，舍不得在雨中糟蹋。伙计当他是叫花子，对他臭骂，赶他走，正好被老板看见，觉得应验了美梦，急忙将其引入屋内。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偏偏这家颜料行里，自从他到来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于是乎，老板把自己爱女许配给虞为妻。虞不甘心当一个店老板，看到做买办发财容易，坚持学习英语，不到三年，英语竟然达到对答如流的程度。后来他果然当上了买办，贩粮贩盐，搞房地产，开轮船公司，一跃成为上海的大富豪。当时在上海做生意，如果没有黑社会的支持，是无法做下去的，因此，他与当时的黑道老大黄金荣关系甚密。

蒋介石初见虞洽卿时，虞洽卿对他并不好感。只是有碍于陈果夫的面子，给了一个小差事让蒋介石做，纯属打发应付。蒋介石请虞介绍他与黄金荣见面，他顺水推舟，将蒋介石介绍给黄金荣。

蒋联系上白道，又通过白道转入黑道，本可在上海商界和黑道大干一番，但自幼都有极强的权利欲望的蒋介石既看不起商人，更看不起黑道。后来，他又投靠孙中山，继续与革命党人为伍。中间因为筹措革命经费，曾以敲诈的手段要求虞洽卿资助，得到经费后南下广东。虞洽卿曾因此气愤极了，吩咐手下人，警告蒋介石，要他不要再到上海捣乱。

谁知蒋介石这个曾被他嗤之以鼻的落魄者，几年后竟然成了位高权重者。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对蒋介石看走了眼，为此而后悔，会生意经的虞洽卿虽然不一定想走仕途之道，但还是要高攀权贵，为自己留条后路。他急忙找黄金荣商量对策。１９２６年７月，北伐前夕，广东国民政府电邀上海商界派代表赴粤参观，虞洽卿派自己的女婿盛宣怀前往广州，结果受到蒋介石的热烈欢迎，盛情款待。不但专门陪同吃饭，而且还陪伴游山玩水，言谈之间对过去在上海所受到的照顾多有谢词。回沪后，盛称赞蒋介石是一个重乡谊，重感情的人。

其实，从蒋介石的角度说，他在上海混迹多年，深知上海的实际控制者到底是誰，不是官府，而是这些大商人和黑道的大老们。黑道十分讲究等级秩序，只有得到黑道的支持，他的势力在上海才能插得进足，才能有所作为。而要想成就大事业，必须得到上海大财团的支持，以获得雄厚的活动资金，这离不开虞洽卿这样的商界头面人物。

果然，１９２７年蒋介石的部队打到浙江，虞洽卿与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商议，如果蒋介石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将给以财力上的支持。由于虞洽卿对蒋介石有知遇之恩，商界公推他穿针引线，派江浙财团巨商钱新之到南昌会见蒋介石，虞洽卿等人的要求与正在密谋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不谋而合。３月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兵临上海城。这些大财阀十分担心上海被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所掌握。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挂到蒋介石这个战车上。虞洽卿等人本是支持北洋军阀孙传芳的，这时抛弃了孙传芳，转而支持蒋介石，一次给了６０００万元的借款。

北伐军被武装起义占领上海的工人纠察队迎进城后，蒋介石决定“清党”，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当时上海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很强，明火执仗可能遇到很大阻力。于是，他决定借用黑社会的力量，在他的授意下，上海黑帮势力行动起来。４月１２日，这些歹徒，身着工人服装，冒充工人，分头向工人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同蒋介石布置的军队配合，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惨案，“四＆#183;一二”惨案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上海黑社会是他的帮凶。

评析：

蒋介石与上海黑白道的头面人物的交往，遵循他自己独特的人际关系哲学，即黑道白道，为我所用即“王道”。这是典型的厚黑之道。他在处于落泊境地时，经陈果夫介绍，到上海大买办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虞洽卿的门下奉职，随后，又主动请求虞洽卿举荐，通过白道联络黑道，同黑社会头子黄金荣建立了联系。就蒋介石的志向而言，他既不想经商更不愿在黑道长期混迹。然而，从他因偶然的机会与虞洽卿相识之时起，就潜意识地本着“不管什么道，为我所用即‘王道’”的人际关系哲学，广泛交际，编织关系网络，以备将来需要时所用。

同白道黑道打交道，除了金钱因素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情意。蒋介石这方面的功夫比较到家。白道讲究信誉，要求忠实守信；黑道讲究义气，他在与黑白道建立联系之初，受到冷落、歧视，不抱怨，不却步，得到黑白道的认同。在政坛得势后，不记旧怨，不忘旧情，当虞洽卿、黄金荣等人向权贵攀附时，蒋介石热情相迎，礼遇相待，并且刻意回忆旧情，使来访者感动至极，虞洽卿的女婿回上海后，称赞蒋介石是一个重乡谊、重感情的人。这大大地提高蒋介石在上海的声望，更重要的是，当蒋介石需要帮助时，他们会鼎力相助。

蒋介石后来利用与白道黑道的关系网，借助这两支“偏师”，出奇兵，收奇效。正因为得到他们的支持，蒋介石才能得以在上海站稳脚跟；才有胆量与武汉国民政府抗衡。此后，由于有了以虞洽卿为首的江浙财团的支持，他不仅攫取最高权力，而且逐步巩固了自己的权位。就蒋介石个人而言，他所结的这个关系网虽然不十分光彩，但“实惠”。

然而，他所依靠的这些势力所代表的是没落阶级的利益。一个政坛“新星”与已渐日薄西山的阶级和人们结合在一起，也势必在他们共同欢庆“胜利”的同时，也就种下灭亡的种子。这看似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但这又是不可违抗的，说是“天意”也好，说是“报应”也罢，对于阴谋家来说，历史就是这样的冷酷无情！

23、巧妙联姻，爱情让位于政治

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国，政坛是男人的一统天下，加上一些权谋家施用“美人计”之事屡见不鲜，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若有女人涉政，那随之而来的便是“脏水”、骂声滚滚来。在蒋介石与宋美龄联姻的年代，其政治环境不同，加上蒋介石的那种特殊的身份，对这类婚事溢美之词不少，但也颇有微词。

客观地看，不好说蒋宋联姻没有一点爱情因子，但也不能由此可以断定它真的远离了政治。这种婚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政治联姻。

事例：

蒋介石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多情男儿，十二三岁，就有儿女私情的冲动，年仅１４岁便与自己相中的女孩结婚，其妻毛氏比他大５岁，是一个小女婿。后来又和上海红尘女子姚氏爱恋结合。过不多久，又对少女陈洁如一见钟情，紧追不舍，数年后与陈洁如结婚。如果说他与前两人的结合有爱情的基础，那过于牵强；如果说他与陈的婚姻是逢场作戏，那也入了俗套。蒋介石与陈洁如的结合还是有些爱情因素的。他们俩的结合，陈洁如无论是在美貌方面，还是在社交上，都给蒋长脸不少，特别是陈洁如会俄语，在蒋介石与苏联政治顾问交谈中，充当翻译，在政治上对蒋有所帮助。据说，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还送给陈洁如一块手表作纪念，从中可以看出陈洁如还是颇有女人的魅力的。

然而，当蒋介石政治上发迹，有了更高的政治目标追求后，他又在物色更能在政治上助他一臂之力的强女人。１９２２年１２月，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宋美龄的时候，立即被其美貌所迷住。宋美龄举止大方，容貌端正，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对于当时在政坛上崭露头角的蒋来说，他以前的三个夫人都显得土气，与他的前程越来越不合拍，这是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最初动机。

但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更有其政治上的企求。

首先，为了更好地贴近孙中山，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蒋介石的家庭世代经商，但只能算是小康人家，没有什么可炫耀的资本。宋家则不然。宋美龄的父亲宋查理早年去美国，在美国接受了基督教，成为一名神父。回国后，经商发迹，成为上海的大富豪之一。宋查理还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孙中山的私交甚好，曾经用自己的家财支持革命。他的儿女们许多也是头面人物。二女儿宋庆龄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夫人，大女儿宋蔼龄嫁给孔祥熙，孔家是山西富户。长子宋子文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由宋美龄介绍，到广东省担任财政厅长，不几年就使广东出现新的气象，后来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财政部长。

蒋介石一直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最坚定的信徒，自诩为孙中山的理想继承人，但他的地位并不高，不能与汪精卫、胡汉民相比，虽有孙中山广州蒙难时，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领袖的辉煌业绩，但毕竟与孙中山的交情不深。如果能娶宋美龄为妻，那就与孙中山有了亲戚关系，这在讲究封建宗法关系的中国，多少可以给蒋继承孙中山的政治遗产，提供些宗法性的支持。西格雷夫在其写的《宋家王朝》一书中说：“不能轻看孙中山博士形象的重要性，他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半神化的人物……政治家或将军只要同孙中山有一丝关系，也就带上了某种神奇色彩。”对于渴望全盘继承孙中山的政治遗产的蒋介石来说，为了达到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他太需要像宋美龄这样的女人了，当然，这里除了政治因素，不排除英雄爱美人的情结。

其次，寻找实现最高政治目标的经济后盾。常言道，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对于蒋介石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来说，也是这个理。而宋氏家族是当时中国有钱的财团———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与宋美龄联姻，就有可能给自己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如果没有金钱做后盾，一切政治企望都有可能成为泡影。虽然蒋介石在江浙财团中有自己编织的关系网，如虞洽卿，但仅仅有虞洽卿一人的支持还是显得单薄了些。

宋查理１８８６年回国之后，从事实业，最初办理出口业务，后来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到１８９４年宋已经是上海名气比较大的出版商和实业家。宋的夫人倪桂珍家也是上海富豪家庭出身，与江浙商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江浙财团中的核心家庭之一。而宋子文是理财高手，在国民政府中掌握财政大权。武力与政治的结合必须金钱作为润滑剂，政治资源的垄断需要经济上的垄断支持。蒋介石与宋家联姻，自然就多了一个与江浙财团联系的渠道。

第三，为了寻求英美势力的支持。宋氏家族与英、美势力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与宋氏家族联姻，可以打开与美国、英国联系的渠道，为自己的政权得到美、英支持找到一个捷径。其实，这时，无论是蒋介石也好，还是英、美列强也罢，都有联手的需要，蒋介石在背叛革命、与苏联决裂后，需要寻找新的外国势力做靠山，而美国、英国也需要一个政治代表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只是缺少一个合适的中介人。宋氏家族与美国有着很好的关系，与宋家联姻，就可以通过与宋家的特殊关系打通与英、美的关节了。

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努力争取这一联姻的实现。他在与宋美龄初次见面后，便迫不及待地放出了试探性的气球。当月，他在拜见孙中山时，就请求孙中山把妻妹介绍给他，试探地说：“您认为可以说服宋小姐接受我吗？”孙中山作了否定的回答。然而蒋并不灰心，而是苦苦追求，向宋美龄求婚历时５年之久。宋美龄早已关心蒋介石的事业和欣赏蒋的风采，但他们的婚姻一直受到宋老夫人的极力反对。宋老夫人反对的理由有两条，一条是蒋介石是个军人。在旧中国有文化的人看来，行伍出身是粗人，而且在军阀当道的年代，社会名声不好。二是蒋介石不仅已有一妻两妾，而且还不是基督教徒。正因为如此，他坚决反对这门亲事。

鉴于蒋介石当时的地位，又不好得罪，只好回避，她到日本住了下来。

宋家对这一婚事有不同的观点，宋家专门就这件事商议过，引起了激烈争辩。赞同的只有宋靄龄。１９２７年９月，蒋介石在第一次“下野”后，专程到日本，拜见宋老夫人，请求准许他与宋美龄结婚。无法推脱，宋老夫人只好以要蒋信仰基督教作为条件，然而，这一门槛也没有拦住，蒋痛快地应允，表示愿意做信奉洋教的尝试，后来他确实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信徒。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蒋介石与宋美龄在正式在上海举行婚礼。当时在上海轰动一时。婚礼后，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在我们结婚之后，革命工作无疑地将有更大进步，因为今后我们两人决心尽全力从事中国革命。”

评析：

对于蒋介石来说，婚姻是他编织关系网，结党营私的一个手段。他与宋美龄的结合，首先是出自于政治目的。因为，宋美龄不仅是一个妙龄美女、才貌双全，而且，还能给蒋介石带来政治上所企盼的无形和有形的资本。因此，蒋宋结合是典型的政治联姻。

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执著、认真，并非逢场作戏。从他１９２２年１２月，见到宋美龄要求孙中山引见之日起，到１９２７年１２月，蒋宋在上海结婚，前后有５年整。在这５里面，虽然是热脸挨冷脸，仍然苦苦追求。为了实现蒋宋联姻，他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权贵，居然能够接受宋美龄母亲提出的十分苛刻的条件，比如，要求他信基督教，他竟能答允要做这方面的尝试，婚后他的确信奉基督教了。

值得指出的是蒋宋联姻是共同的需求。蒋介石出自于政治目的，急于成亲，宋家为了攀附权贵，也有这方面的愿望。虽然有反对者，但从主导面讲，是有这样的意向的，宋蔼龄主动找蒋介石游说，就包含着促成蒋宋联姻的意思。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政治联姻，对于蒋介石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在蒋家王朝初创时期，得到美国、英国的有力支持，得到江浙财团有力支持，而且，后来宋美龄所表现出来的外交才能，为蒋介石赢得国际上的支持，特别是赢得美国的支持、得到美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当然，宋家也在这一政治契约似的联姻中得到想要得到的一切。

的确，就自然人而言，很难说蒋宋联姻不美满；就政治人而言，蒋宋联姻，堪称婚姻嫁给政治的成功典范。后来，以蒋宋联姻为基础的“四大家族”发达了，留给中华民族的却是深重的灾难，这大概是人们诅咒这种婚姻样式的根源所在吧。

24、借办黄埔军校培植嫡系

黄埔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叫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一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就可以看到醒目的大字标语，就是“拥护三大政策”，“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标语、对联。初期的校歌有“以血洒花，以校作家”的词句，后来的校歌又有“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这样一所革命气氛很浓的军校，后来怎么会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代名词，成为蒋家王朝培养御用军的地方？这是人们百思不解的问题。

事例：

为了解读上述謎团，那首先要从孙中山办军校的初衷谈起。

孙中山在长期革命活动中是践行武装夺取政权的，然而，他不太注意建立自己的军队，基本上是借用他人之力，包括帮会和军阀。屡战屡败，无数次失败的教训，尤其是陈炯明的叛变，使他尤感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掌握军权的重要。早在１９２１年底，他在广西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时，就谈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的想法。１９２３年２月，他派廖仲恺与苏联代表越飞会谈时，也商议了设立军校的问题。同年１０月，国民党常务会通过了《设立陆军讲武堂于广州的议案》，后来正式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

军校到底由谁主办，这当然是孙中山特别重视的问题。在１９２３年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革命政府时，建立军校的问题，便马上提到日程上。同年秋冬间，在宣布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孙中山立即派廖仲恺负责实际筹备工作。虽然廖仲恺十分可靠，但毕竟不太懂军事，于是他把办军校的任务交给蒋介石，因蒋介石是军事方面的人才，又在自己广州蒙难时表现了对领袖的忠心，不仅可信而且在办军校方面有为。革命形势的发展给了蒋介石展示自己的平台，而这对于奉行掌握军队为第一要义的他来说，对于肩扛耀眼的将星，却无一兵一卒急于改变这种尴尬处境的将领来说，是天赐良机。蒋介石自接受这一重任之日起，就要把办军校的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千方百计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军校办成他培植军事骨干，以保证掌握军权的基地。

首先，竭力争黄埔军校的领导权。在黄埔军校筹备过程中，蒋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但孙中山明确表示党务之事由廖仲恺负责。蒋接任后，曾参与制订军事机关计划、预算，召开校务筹备会议，但他感到财源不济，权力不大，因而闹起情绪来。特别是刚刚闭幕的国民党一大选出的领导机构中，没有他的位置。２月蒋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感到这个职务，权限甚微，很不惬意，加上孙中山还特意指示他不必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更使他灰心丧气。于是放出不办黄埔军校的风声。随后他又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为由，于２月下旬提出辞呈，弃职回老家。孙中山迅即委派廖仲恺代替他的职务，肩负起筹建军校的重任。同时，孙中山对蒋进行耐心的劝导。廖仲恺先后给蒋发出十多次函电，通报情况，批评他的错误，促其早日返回参加军校工作。

他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等写信，在发泄对联俄、联共政策的不满的同时，要求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指责孙中山对人对事有“赏罚不明，邪正倒置”的毛病。在黄埔军校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之际，戴季陶等人提醒蒋介石，要他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等羽毛丰满后再说，经他们的点拨，他决定返回军校，抢抓实权。

为了掌握对军校的领导权，他刻意在校内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以进步和革命的姿态出现，发表大量训话和演说，长篇大论，口若悬河，在开学后的８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发表长篇讲话达４６次，充满革命的词藻，通过大量的训话和演说，吸引学员，激起学员对他的崇拜。在治军理念上，他以封建军队的陈腐观念和军阀作风来训练军校学生，尤其强调对他的绝对服从。他经常说：“党员一定要服从上面命令，绝对没有平等的余地。”“现在本校就是以校长为领袖，大家就应该服从校长的命令。”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改变了早先花天酒地的恶习，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起。以树立自己在学生中的良好形象，身体力行地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其次，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他在军校各重要部门安插亲信。军校初创时，蒋介石就安排由戴季陶、邵元冲等控制政治教育，由顺从自己的王柏龄、何应钦等控制军事教育，由他早年的老师、上海交易所伙伴周骏彦掌握军校的物资供应。同时派陈果夫等在上海、浙江招生，以封建的乡土观念建立自己的军事派系。对各队长都要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对带兵的军官抓得特别紧，不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染指。

以黄埔教导团的骨干为核心，形成黄埔系。蒋介石向孙中山提议，安排黄埔军校学生参加前线的军事行动。孙中山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责成蒋负责实施。黄埔教导团于１９２４年底东征前夕组建。蒋介石为了掌握这支新军，的确煞费苦心，他的着眼点放在对带兵军官的掌握上，所有连长以上的带兵军官，都安置上自己的亲信。如：何应钦、王柏龄分任第一、二团团长；钱大钧、沈应时、刘峙、顾祝同、蒋鼎文、王俊等任营长；陈诚、郭俊等做副营长、连长等。黄埔第一期毕业生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任副连长以下的军事骨干。这些人不断得到提拔，成了蒋介石的嫡系，为他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黄埔系打下了基础。

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假弘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名，指使军校内部的右翼分子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专门与军校的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不断挑起事端，造成左、右两派学生间的冲突。１９２６年３月“中山舰事件”后，他借故解散上述两个组织，一手操纵，建立了“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实际上使孙文主义学会得以借尸还魂，成为他的嫡系组织。

评析：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蒋介石从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委任之日起，就偏离了孙中山办校的革命宗旨，把办黄埔军校当作培植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掌握的军队的平台。

黄埔军校并不等同于黄埔系。作为蒋介石御用军的黄埔系是他假办军校之名，采取各种手段和途径，在军校内培植亲信，收罗打手，集聚反共势力，网罗军事人才，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中，逐步形成的一支以他们为核心力量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得意地将自己的这支御用军称为“黄埔系”。黄埔系自形成的时候起，就背离了接受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熏陶，经受北伐战争洗礼的黄埔精神。

从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来说，他借办黄埔军校之机，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是成功的，后来，他依靠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嫡系部队打天下，巩固蒋记天下。但事情也不完全如他所愿，在他利用黄埔军校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的同时，黄埔军校还“培养”了“蒋家王朝”的拙墓人，一大批黄埔军校的学生，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毅然拿起枪杆子，武装反抗这位反革命的校长。这是蒋某人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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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书』香四溢　『读』占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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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

有句老话人们常常念叨：“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家乡人。”这句话虽然很直白，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农为本，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农耕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某些特征。这种讲究乡情、亲情的人际交往的传统，一直流传着，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下层社会，而且也对官场产生深刻影响。在官场上，大家可以政见不同，但同乡之间多少还是要讲究面子，关键时候更要互相关照。如果一个人违背了这个约定俗成的交往准则，做出了出卖同乡的事情，这个人的声誉就要受到很大损害。当然对同乡关系要客观地分析，好的一面说，同乡关系可以产生一种凝聚力，增加团结，互相帮助；从消极面说，同乡关系容易造成小圈子，影响大局。从权术角度看，一些权谋家运用乡情、亲情乃至于同学、朋友、师生等关系，培植势力，结党营私，以获得成功。

事例：

蒋介石十分看重同乡关系，也善于利用同乡关系网罗人才，集聚力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１．利用同乡关系营造自己的政治势力。

蒋介石攫取最高权位后，在国民党内当权的，大都是浙江人。军事上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他们是蒋介石利用乡情网罗的军事人才。

胡宗南出身于浙江镇海，１９２４年报考黄埔军校，初试体检时，因个子过于矮小，检察官准备将其淘汰，他据理力争，正好被来到体检室的廖仲恺看见，廖见这个青年言语激昂，参加军校心切，个子虽小，比较机灵，于是手谕予以录取。在黄埔军校，他学习训练很刻苦，但思想右倾，是孙文主义的成员，是反对共产党员和进步军人的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对于这个老乡蒋介石予以特别的关照，黄埔毕业后青云直上。

陈诚出生于浙江青田，也是黄埔一期的学员。蒋介石与这个老乡构成深刻印象，纯属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天夜里，蒋介石查夜，发现一扇窗户还透着微弱的灯光，推门进去，发现是炮兵区长陈诚在读《三民主义》一书。次日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喜又激动。这一偶然的机会，成为决定他命运的一个起点。从此，陈诚与蒋介石的事业紧紧联在一起。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县人，早期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但他醉心于军事，对法科并不感兴趣。后弃学回国到军阀孙传芳下属师长陈仪那里请求资助，再渡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陈仪部任职。陈仪在北伐期间投靠蒋介石后，把汤举荐给蒋，此后，成为蒋介石的红人。

这三人掌握着国民党势力最大，武器最先进的军队。

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等，整个特务系统都是浙江人的天下，以至于广东人郑介民和湖南人唐纵，简直无法在特务系统开展工作。党务系统中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党务大权，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家族，他们忠诚地辅佐蒋介石的统治，一直追随蒋介石败逃到台湾。

２．利用同乡关系，笼络国民党中的要员。

国民党员中地域分布很广，有的早年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名声和地位都很高。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些大老们，充分利用别人讲究乡情的心理，在涉及到这些人的家乡事务时，征求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利益。

在国民党元老中，于右任和蒋介石的合作时间最长，虽然中间发生过几次插曲，但两人基本是合作的。于右任是陕西人，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担任监察院长。蒋介石就充分利用他在陕西人中间的影响，在处理陕西事务，安排陕西官员的时候，经常征求于右任的意见。于右任被蒋介石信任，又被经常叫去商讨陕西的情况，所以陕西人也将与于右任的接触，作为攀附蒋介石的捷径。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期间，当时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对冯玉祥作战非常勇猛，后来更是亲自率领军队，孤军深入，直捣陕西，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北军的瓦解，蒋介石升杨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为使杨脱离冯而投靠蒋介石，蒋利用于右任与杨的关系，劝说杨服从中央，而杨当时能够对蒋介石有所信任，也是因为于右任在陕西人中有威望。以后，凡是关于陕西的人事安排，蒋介石都首先征求于右任的同意，方才公布，例如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都是事先告知于右任，得到于右任的同意后决定的。

西安事变后，由于于右任与陕西的特殊关系，大家都认为于右任是解决西安问题的重要人选。于是南京政府组成“西北宣慰团”，由于右任宣慰使，赶赴西安，疏通关系，以求达到放蒋的目的。

于右任有感于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利用他的陕西人身份，担当起此重任。他说：“中央命我入陕，因思东北与西北之将领子弟，情同骨肉，使我动无穷之感念。”他给杨虎城发电，要求“我奉命入关，盼派人见我一面详言也”。当时杨虎城只希望于右任以私人身份入陕，于右任被挡在洛阳。尽管如此，于右任还是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做了贡献，这是蒋介石始终信任于右任，并让其担任监察院长长达数十年的一个原因。

３．利用地域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对手。

同乡关系具有自我封闭性，容易造成地域矛盾；而且同乡是一个几乎可以无限分解的圈子，在全国范围，同省是同乡，在一个省的范围，同县是同乡，以下还可以细分。因不同的同乡关系，造成地域矛盾，特别是容易形成政治上的小派别、小集团，而同乡关系是一种表征，其内在联系纽带，那还是利益关系。蒋介石正是利用同乡关系，特别是因为同乡关系所产生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他在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别的时候，特别注重利用对方集团不同籍贯人们之间的矛盾。

在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成功利用桂系地域之间的矛盾，达到打败桂系的目的。当时，桂系拥有３０万大军，大部分是广西人，也有相当部分是湖南人，他们是在桂系进入湖南时，湖南的一部分军队投降的。湖南人进入桂系当兵，有一种客居他人屋檐下的感受。广西人的老乡观念很强，对湖南人持排挤态度，这种排挤在高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但在军队中下层则十分明显。蒋桂战争之初，湖南唐生智给蒋介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要利用桂系省籍之间的矛盾，予以分化。当时，唐生智的旧部李品仙和廖磊是湖南人，是桂系军长一级的将领，这两位都是唐的旧部下，桂系在打败唐生智的时候，他们投降了桂系，得到桂系重用，但手下大都是湖南人。当时，李品仙和廖磊驻扎在北平，他们的司令官是桂系的第二号人物白崇禧。

唐生智携带２０万元的大洋，到李、廖处做工作。李、廖看到“老上司”亲自前来给了他们很大的面子，答应反桂。结果，战争没有打响，李、廖两军先投降，宣布服从中央，这是桂系在此次与蒋介石抗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蒋介石成功地利用因同乡关系所引进的地域矛盾，兵不血刃，打了一胜仗。

４．利用同乡关系，实现对地域的控制。

在讲究地域血缘关系的中国，人们通常是不满意外人治理自己家乡的。为了对抗蒋介石，他们往往打出自治的口号。蒋介石为了使地方统一于他的领导之下，也充分利用这种心理，他常常委派自己的亲信，到他的家乡去当最高长官，管理自己的家乡，从而达到统治地方的目的。

四川是大后方，但四川打满清王朝垮台时起，就成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蒋介石管不着，而内部长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到了紧急情况时，将迁都重庆，四川的战略地位本来就十分重要，这样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但四川的大军阀刘湘对蒋介石是阳奉阴违的，四川成为蒋介石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地方。为了让四川地方势力臣服于他，蒋介石决心利用四川同乡，打入四川内部。

当时，蒋介石的亲信中，戴季陶、张群和康泽是四川人。他们或是四川籍，或出生于四川，但都在四川有自己的关系网。张群早年从四川到日本留学，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也是当时四川在蒋介石所把持的中央中最有实权的人物。康泽则是蒋介石的黄埔系学生。为了进入四川，蒋介石命令康泽先行入川。

康泽入川，担任了四川省保安政训室主任、四川军训会主任委员和峨嵋军官训练团政训副组长等职，蒋把四川方面的事情全部委托给康泽负责。以康泽为代表的蒋记势力，进入四川后，充分利用他的四川人的身份，与地方势力明争暗斗，发展了很多地方势力加入国民党，使刘湘受到很大威胁。后来，刘湘指使自己的部下抓捕康泽，康泽在副官的帮助下，得以逃生。虽然强龙难压地头蛇，但毕竟为以后蒋介石入川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虽然进入了四川，但四川地方势力仍然强大，蒋介石感到对四川势力指挥不灵。打算换掉四川省主席，而由自己的把兄弟张群取而代之。蒋介石之所以要把这一重任交给张群，所看重的是张群的四川人身份，认为这样一层同乡关系，可以软化四川军阀势力的抵抗，缓和了因权力的让度而激化了的矛盾，因为，这既可以照顾了四川人的“川人治川”的面子，又能通过张群的同乡扩大自己的关系网，使四川处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下。

评析：

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是曾国藩培植势力的成功之术，蒋介石精通之术，并有所发展，他利用同乡关系编织关系网络，收罗人才，集聚势力，结党营私；同时，他还利用乡亲、亲情关系，去瓦解政敌营垒、传递重大信息、控制地方，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屡屡收到较好的功效。

不过，他在这方面也有失误的时候。究其原因，同乡关系天然地有一种无限可分性、内聚性和排他性，因此，既会因为圈内有圈，产生内耗；同时，他又可能遭到另外的同乡结成的势力集团的顽强抵抗，因此，它的适应范围是很有限的。从技术层面而言，它并非是良策，更深层地分析，它是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是落后的、没落的阶级的笨拙表演。

26、建立特务体系，加强内外控制

封建君王为了控制臣子，巩固皇位，总是要亲自掌控一支秘密队伍，充当耳目和工具，这支秘密队伍，称呼五花八门，到了明朝叫做“东厂”，也最为发达，尽管各朝各代的叫法不一，组织各异，但功能都一样，是封建统治者的鹰犬。在西方一些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建立了组织严密的特务机构。

蒋介石为了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剪除异己，加强对国民党内、军内的控制，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在建立特务组织，运用特务组织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方面，与封建统治和法西斯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例：

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庞大，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个是中统特务系统，另一个是军统特务系统。这两个特务系统各自独立，自成体系，相互制约，都只效忠于蒋介石。

ｃｃ系是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掌握着国民党党务大权的特务派系。１９２７年为了拥戴蒋介石把持中央大权，二陈与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组织起“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为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ｌｕｂ，简称ｃｃ，恰好与二陈的英文第一个字母相同），纠集了一批亲信，从而形成了以二陈为中心的ｃｃ集团。他们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为基础，逐步扩大，在各省市党部设置“肃反专员”等形成了全国性的特务系统。

ｃｃ派系内有一个核心组织。１９３１年，ｃｃ集团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派出一些骨干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法西斯的模式，准备在国内建立类似的秘密组织。１９３２年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组织一批亲信，秘密成立了“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作为整个ｃｃ集团的核心组织。这两个组织均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正副干事长。他们招纳一批盲目崇拜蒋介石的分子，仿效德意法西斯和封建帮会的做法，入团、入会者都要在阴森恐怖的气质场景里，改造手续，并举行带有神秘色彩的仪式，宣誓绝对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一切唯一蒋之命是从，如违背誓言甘受严厉的制裁。二陈通过这种核心组织，操纵整个ｃｃ系统。还成立了各种外围组织，把势力渗透到政府部门和文教、经济等机构中去。

ｃｃ系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使命成立的，自它成立那天起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控制国民党内部是他全部的罪恶勾当。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党部都组织了“清党委员会”，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在于彻底反共，肃清进步力量。蒋介石亲自部署“清党”工作，指出：“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人遏抑乱萌；第二期为根本整理，肃清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ｃｃ系秉承蒋的旨意，大量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在各省市“清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将“清党委员会”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确定党籍。ｃｃ特务机构把一些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或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有所怀疑者视为异端，不予恢复党籍，甚至进行打压、迫害，据浙江１４个县的不完全统计，１９２８年初有国民党员２９万人，参加登记者１．７万人，被审查确定准予重新获得党籍者仅为１．２万人。

ｃｃ系还设有变相的监狱。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并颁布《反省院组织条例》，根据这个条例的规定，一些省市设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遴选各省市党部的委员中的二陈的亲信兼任院长。“反省院”名义上是各省最高法院的一个机构，实际上是ｃｃ系的特设监狱，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对政治政治犯的非法审讯和拘押。“管制的方法，主要是以教育训练为名，实际则采用刑逼或利诱的方法，使政治犯出卖同志，背叛组织，向国民党‘立功自首’”。反省院自成一个子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人事任免和工作处理办法，完全听从ｃｃ系统安排，只有经济开支由法院承担。

在ｃｃ系的基础上，还成立了“中统特务”系统。“中统”是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该特务机构由徐恩曾具体组建而成的。徐是陈立夫的表弟，在他的主持下，调查科不断扩充人员和经费，大肆进行特务活动。随着特务网的扩大，他们在南京秘密设立“特工总部”。随后，党务调查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１９３７年４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强化特务活动，把党务调查处与军委会特务处合并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当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陈立夫兼任局长。１９３８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调查统计局进行改组，改组后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蒋介石的另一个特务系统是“军统”。它以“军方”第二处为基础扩建而成。

“军统”前身是“三民主义力行社”。１９３２年１月，蒋介石在南京召见黄埔系三民主义同志会的骨干分子滕杰等人，听取建立组织的详细汇报，然后，将他们召集到中山陵开会。会上就组织的名称、纲领和计划进行了讨论。同年３月，“三民主义力行社”举行成立大会，蒋介石任社长，滕杰等人为党务干事，滕杰为书记。力行社包括组织、训练、军事、特务４个处，戴笠任特务处长。

“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宗旨有两条，一条是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绝对服从蒋介石，维护蒋的独裁统治。它认为“蒋委员长实为中国现时唯一适当之军事最高领袖”，对他要唯命是从，“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的所有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二是鼓吹力行哲学和强权政治，践行法西斯主义。

力行社虽为政治组织而非特务组织，但它的原则、宗旨、纪律，已具备特务组织的特征。正是在这个组织的基础上，戴笠组织了“军统”系这样的庞大特务组织。在力行社成立后的第二年，戴笠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了“复兴社”，同样以蒋介石为社长。

１９３８年８月，力行社特务处在武汉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此后随国民党中央迁至重庆，在重庆这个特务机构急剧膨胀，仅局本部就有５万多人。这时的军统基层组织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乃至于国外，包括６个区、４１个站、１７个办事处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在边远地区，如伊犁、拉萨、迪化（乌鲁木齐）设立了站、组，在越南、缅甸、泰国、印度、菲律宾、新加坡也都设立了组织。

“军统”的组织系统较“中统”更加严密，从工作范围讲，开始两个组织系统有一个大体的分工，军统主要是对军队的控制，而“中统”则侧重于国民党内部的控制。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互有渗透，相互钳制。

评析：

为了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剪除异己，加强对国民党内、军内的控制，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在建立特务组织。庞大的特务组织机构，是独裁统治的伴随物。蒋介石建立了绝对忠于自己的两大特务组织系统构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特务政治，独立于法统之外，奉行法外之法，它们压迫甚至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残酷地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控制国民党和军队，在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蒋介石统治机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蒋介石的政治行为中，几乎随时可以看到特务政治的影子，特务机构是他巩固统治地位的一大法宝。然而，特务政治是一种没落、反动的政治行为。反抗力与压力是成正比的。压力越强反抗越烈。正是国民党的军警特对人民的控制，对民意的压抑，对民主行动的镇压，激起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务无论怎样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势头不减，而且越来越迅猛、浩大。但特务政治终究难以挽救蒋家王朝。

27、原始、独特的识人术

在古代的中国，科学技术极不发达，巫术业兴隆且万能，观天、谋事、识人都要依靠此术。就识人来说，完全凭感觉相面，察言观色，随心所欲，投其所好，诱其所需。其最大的特点，感觉加实用主义。这种术法在校旱戏曲里也屡见不鲜，把人物脸谱化，并涂上神秘的色彩，让人们对贤帝庸君、忠臣奸宦一看即知。此种伎俩，到了近现代，在政坛官场也有人用过。

曾国藩习惯采用此术识人。当然，象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家，不会照搬巫术的套路，但他凭感觉识人，也确有其事。所谓凭感觉识人，主要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凭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与抉择。在这方面他相人技术比较高，有些人他只要见过一面，基本就能断定此人能够干什么，能不能重用等等。

蒋介石一生效法曾国藩为人处事，在用人上也套用此法。他通过细微小事、语言交流，观察对方，看其是否有用，然而决定取舍，凡是被他所相中的人就可以提拔重用，反之，即使你有天大的本领，也会被搁置起来，甚至被怀疑、提防。

事例：

蒋介石在创办黄埔军校的时期，就是采用这种识人术得到他后来最为器重的三位大将的。

一个是陈诚。陈诚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秀才。１９１６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浙江的一个陆军师任下级军官。后来，他追随邓演达前往广东参加革命，在邓演达任团长的团任职。黄埔军校建立时，他被调到军校担任带兵官。到黄埔军校后，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他很想表现自己，展示才能，尽管他也是浙江人，但由于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起初，并没有进入蒋介石的视线。

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他的命运与蒋介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一天蒋介石夜晚查哨，看见房间里有微弱灯光，以为是学生兵不按照作息时间作息，非常生气，立即开门，准备加以训斥。推开门正要发火，所见到的场面使他把将要发作的怒吼声止住。他看见一个人正在点着蜡烛，借助微弱的光看书。蒋介石起先以为是校旱，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民主义》一书，立即转怒为喜。再看看陈诚，虽然其貌不扬，但眉宇之中透出一种灵气，神态自若，并没有因为校长突然夺书而惊惶失措。第一观感印象颇好。于是，他开始与这个人聊了起来。问道：“你是哪里人？”陈诚回答道：“我是学生陈诚，浙江人。”蒋介石听后并没有动声色，只是嘱咐他好好休息，就走了。

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驚喜又激动。

另一个是胡宗南。胡宗南也是浙江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在浙江吴兴县一所小学当一名老师，教国文、史地课程。在校任教期间多次到南通、上海等城市参观，眼界大开，也吸纳了一些新的风气。一次所在小学要举荐校长，他也参加了竞选，竞争激烈，与竞争对手发生了口角。但由于胡不是本地人，而对手却是，对手获得此校长职位，自己却落败。此时的他就已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乡情、亲情在官场中的分量了。他是一个争胜好强的人，不愿屈居于对手门下，拂袖而去，在上海客居在一个亲戚家。恰逢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经过一位同乡介绍，便立即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报考军校并不顺利。在体检过程中被卡住了。原因是自己身材过于矮小，检察官要将其淘汰。他据理力争，因为太激动，与检察官争执起来。恰好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来到检查室，看到到这名小个子青年言词激昂，参加军校心切，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特批破格录取。在初试步入官场，因乡情的关节受挫的他，意识到他与蒋介石同乡，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很想加以利用。苦于自己也是其貌不扬，攀附无门。他比较有心计。要想与蒋介石接近距离，应投其所好。

他发现蒋介石是一个爱起早床的人，每天天不亮准时到操场跑步，不管天气如何，日复一日，活动很有规律。决定每天要比校长起得更早，到操场练操，期望能够进入蒋介石的视线。果然，此计奏效。原来蒋介石早上跑步，操场空无一人，现在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比他到得还要早，就发问道：“前面是誰？”胡答道：“学生胡宗南！”蒋介石不仅记住了他的名字，而且颇有好感。他调阅了胡宗南案卷，发现这个学生也是一个浙江老乡，于是特别关照，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胡宗南到军校教导团见习，不久就被提升为上尉。同年９月，第二次东征出发前，他又被提升为副营长。北伐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升任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几个月后，又升为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其受提拔的频率之高胜过攀云梯。

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汤恩伯了。他进入蒋介石的视线，与上述两人有所不同。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识人外，还注重一个人的气量和才识。汤恩伯被蒋所重用，费了一番周折。与上面两人相比，虽然也是浙江人，但却有些不同，他生就一付行伍相。有人曾对后来已得势的他做过这样的描述：汤恩伯是个黑头大汉，身上的服装，灰的、黄的、连同军帽皮带的颜色，总是凑成几节，暑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腿包着鞋跟，一只裤腿卷上膝盖，除接见外宾，很少见到他有整洁的时候。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恐怕这些劣习不是后来当了大官后才有的，可能在黄埔军校也是一个粗人相。实际上，他是个外粗内细，工于心计的人。

汤恩伯出身贫寒，早有投军之志，但苦于无钱，后来虽然从军，但因为部队溃败，流浪街头。正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一位同乡准备东渡扶桑，急需一名保镖随同护送，于是他就担任起这一角色，与这位同乡一起去日本。在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但他醉心于军事，对法科并不感兴趣。１９２５年弃学回国，经留日同学介绍，到当时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那里求职，汤恩伯毛遂自荐，陈仪一见便接受了他，并出面负责保送和资助他到日本留学。他对陈仪感激不尽，将自己的名字由“克勒”改为“恩伯”，以示奉陈仪为自己的恩师。

在北伐战争期间，陈仪归顺了蒋介石，把汤恩伯推荐给蒋。蒋介石见了汤后，觉得汤仪表不凡，随之命其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大队长。汤恩伯虽然是由陈推荐，且又是蒋的同乡，但由于不是蒋亲自选拔的人，所以开始对汤并不太重视。后来陈仪予以点拨，说蒋介石最喜欢《步兵操典》一书，建议他写文章以引起蒋介石的重视。

汤恩伯早年在舞文弄墨方面擅长，写文章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当即写了一篇《步兵中队操练之研究》，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了汤的文章，觉得是一个人才，但还要考验考验。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是张治中，蒋介石成立教导师的时候，张治中推荐汤担任教导师的团长，请示蒋介石，却遭到蒋的拒绝。蒋说汤不会管钱，表示对其能力没有把握。实际上这是在考验他，看其反应如何。

几天之后，蒋介石召见汤恩伯，劈头就问：“前次文白提你做团长，我不同意，你是否有意见？”汤挺直身体回答道：“军人自当报效国家，至于个人进退那是委员长的事情，不是我应该问的。”汤恩伯顺势而应，正说到蒋的心坎上，于是越级将他提拔为教导师第一旅旅长。此后，汤青云直上。

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识人外，还特别注意第一印象和谈话，他认为谈话可以看出人是否有条理，反映是否快。

对于谈话对象，蒋介石最讨厌的是对方胆怯、惊慌失措，因此见蒋介石最重要的是要冷静，切忌慌乱。曾经有一个旅长被蒋介石召见，竟然吓得浑身发抖，蒋介石问的话一句也答不上，蒋介石很奇怪地问：“你是不是穿得太少啊？”此人竟然号啕大哭，蒋介石很尴尬，拂袖而去。其次，如果对方对蒋介石的发问含糊其辞，不能回答，就可能要倒霉了。一次，在前线，蒋介石问一位团长，他的部队减员多少？还剩有多少粮食？这位团长虽然回答不错，但用了很多模糊数学的概念，如“大概”、“不少”、“也许”之类，很多人了解蒋介石的脾气，以为这位团长要倒霉了，但蒋介石看对方答得很快，以为对方思路清晰，工作负责，给予褒扬。

在与蒋介石谈话，他还特别注重是否稳重。在谈话结束后，应该注意蒋介石的表情，如果他有结束谈话的意思，应该马上走，而且不能回头。据说，有一位师长在被提升之前，受蒋的召见，谈完话后，该师长不知是激动，还是见了蒋介石害怕，在下台阶时摔了一下，蒋介石认为此人不稳重不沉着，准备要下发的委任状被扣了下来。

蒋介石虽然喜欢用相面术识人，成功的也有，但也多错失栋梁之材的。徐向前在黄埔军校的时候，有一次蒋介石找他到办公室谈话，徐向前生性腼腆，不爱说话，蒋介石问一句他答一句，没有更多的话，加上一口山西口音，使蒋介石听起来很费劲，又见徐向前的背不直，人长得也不太“威武”。蒋介石见了之后，没有说几句话，就让他走了。待徐向前离开办公室后，他对属下连声说：“不可用也。”而后来，这位不被蒋介石重视的徐向前，在以武装反抗这位叛变了革命的校长的斗争中，展示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随后又创建了川陕根据地，把昔日的校长指挥的国民党军队打得惨败。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对蒋家军作战，更是摧枯拉朽，成为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这是蒋介石所想不到的。

评析：

知人善任，对于领导人和领导机关来说，是根本大计。中国古代伯乐相马，广为流传，并被引申到识别人才上。那时，科学不发达，主要是沿用巫术的相面术，凭直观及其好恶选人。有如同伯乐慧眼识高才的，而埋没高才错用庸才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近代人曾国藩习惯采用此术识人。当然，像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家，不会照搬巫术的套路，但他凭感觉识人，也确有其事。所谓凭感觉识人，主要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凭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与抉择。

蒋介石很重视对人才的识别，而他识人才，基本上沿袭相面术。其理念原始、独特，但做起来十分讲究，首先，寓识才于日常生活中，利用一切机会发现人才，从小事、细微之处，留心观察。其次，考察讲究“认真”二字，询问、调档案卷宗查阅有关资料，设情景难题考验，等等。第三，对提拔对象亲自谈话，作进一步考察。第四，相中即用，在实际岗位上培养、锻炼人才，更重要的是，能使被提拔者怀着一种感激之情，忠于自己。

他用这种识人术识别、选用人才，有成功之处，选拔了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且为他夺权、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识别选拔人才的方式过于落后，难免错失良才。他在识才方面还有一个很大偏见，那就是被他相中了的，只要此人对他忠心耿耿，长久不变，他就会信任、重用到底，不管你是否有政绩。例如陈诚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东北的战役，遭到惨重失败。蒋介石不怎么追究，而是把他安排到台湾任职，看似降了职，实际蒋介石把为他经营后退之路的重任委托给了他。

28、赏给面子，胜过金玉

中国人讲究“面子”，所谓“面子”实际蕴涵的是尊严与价值认同。在世面上闯荡许久的蒋介石，也深知这种社会心理，他在“面子”问题上的见识和运用，可以说达娴熟圆滑的地步。

事例：

在蒋介石崛起的过程中，他几乎与全国的地方军阀都发生过冲突，双方彼此兵戎相见，几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武戏，在民国时期几乎天天都在上演。但在冲突的同时，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蒋介石也还要做出一种亲热的态度，以拉拢、分化、瓦解对方。为了达到此目的，除了封官许愿，给予金钱物质进行利诱之外，蒋介石还充分利用他的“面子”功夫，同要拉拢的对象结成良好的私人关系。他运用“面子”功夫，调节与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紧张关系，就是一例。

阎锡山出身于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６岁丧母，为继母所不容，寄居外祖母家，常遭到别人白眼。成年后，帮助父亲做生意，于筐箧中物各色人物交往，在为人处世方面颇有心计。他的经历与蒋介石有些相似，但出道要比蒋早得多。在蒋介石为在部队争一个实职而奔波时，阎已经成为山西都督。他以山西为基地，先后与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斗过法。北洋军阀历届政府都对山西有过觊觎之心，但在军阀混战的漩涡中，很多地方实力派都只是昙花一现，只有阎锡山站定山西，由都督改称督军，由督军改称省长，岿然不动。逐步把自己的军队扩充到１７个旅，成为独霸一方的山西王。１９２８年６月，南京政府宣布北伐胜利后，旧军阀被新军阀取代，但新军阀在抢夺地盘、鱼肉百姓方面与旧军阀并无多大区别。从１９２８年起阎锡山就发动了多次针对蒋介石的战争。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成为反对蒋介石的核心人物，但是事与愿违，战争以阎锡山战败而告终，阎被迫逃亡大连。１９３１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阎乘机从大连回到山西，重新上台。

对于阎锡山的为人，蒋介石是再了解不过了，但是国内形势已经变化。常言道，春秋无义战。这也适用于蒋当政时的军阀混战。他们之间既不是永久的朋友，也不是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是敌人还是朋友，要根据政治利益来决定。阎锡山久居山西，手中实力可观，而蒋介石在华北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又在华南“围剿”红军的战争中损兵折将，拉拢阎锡山，或者至少让其保持中间，是蒋介石的唯一选择。所以，在阎锡山复职一年之后，蒋介石决定对阎展开公关斡旋，以拉拢阎锡山。

国民党宣布对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的“错误”既往不咎，取消了对阎锡山的通缉令，这就在政治上承认了阎锡山的复职的合法性。

１９３４年８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以与阎锡山共商国事的名义，对山西进行访问。蒋介石访问太原有两个目的，一是拉阎锡山，探听山西虚实；二是争取将“中央军”部署在山西周围，增加“中央”在华北的力量。

阎锡山十分老道，“面子”功夫也不错。对蒋介石的造访，心中虽然不是滋味，表面上又必须表示十分热情。为此，他大事张罗，在太原城内城外，清水撒街，黄土垫道，粉刷墙壁，即使是过去皇帝出巡，恐怕也莫过于如此了。阎锡山还做了一套军礼服，以便迎接蒋介石时显得庄重得体些。

蒋介石一行到达太原这一天，太原城一片喧腾。阎锡山命令各校长亲自带队，一律在小北外汽车道两旁欢迎。如此高规格的礼仪，显然是在为委员长做面子。

蒋介石对阎锡山用意自然领会，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于是，他决定还阎锡山一个更大的“面子”。蒋介石在阎的陪同下，在閰公馆刚一落座，寒暄完毕后，提出要到河边村拜望阎的父亲——閰老太爷。

阎锡山是五台县人，其父早年经商，时运不隹，失败后在河边村流浪，阎锡山发迹后，子贵父荣，阎锡山为其父在河边村盖了高大庭院，供其养老。当时，阎父已经瘫痪在床。

蒋介石要探望自己的父亲，对于阎来说，内外长面子，求之不得。而蒋介石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是一举两得，既是对阎的心理战，象征着阎蒋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已化干戈为玉帛，而且两人的关系业已从一般“同志”发展为“兄弟”，这对阎锡山在山西的地位也是一个巩固；另一方面，他也是在为全国做出一个姿态，树立自己的威信。当然阎锡山从内心是感激的，但表面上表现出十分谦让，他再三婉言谢绝。

阎锡山越是不让去，蒋介石越是坚持要去，阎则顺水推舟，予以应允。阎急忙派人到河边村安排。阎在河边建有豪华府邸，一是为其父亲住，另外也是自己回家的临时行宫。他害怕蒋介石看见其家豪华，内心感到其奢侈，特意指示先回河边村安排人，将通往豪华花园的路堵死。并把新的墙皮铲去，保持很普通的样子，争取在蒋介石面前留下简朴形象。为了创造气氛，阎锡山还密令村长在街道边挂上标语，写上“热烈欢迎蒋委员长”。

蒋介石来到河边村，在村边转了一下，直接来到阎府。阎的父亲已经不能站立，但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尊重，阎锡山硬是让人将瘫痪在床上的父亲抬到大门口，以迎接蒋介石一行。蒋对其毕恭毕敬地向阎父行了三个鞠躬礼。阎父强行站立，双手一股劲地作揖。

评析：

从理论层面分析蒋介石人际交往中的“面子”术，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位社会学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生目标追求进行了研究，将纷繁复杂的目标追求归纳为三个层次，即：生存、刺激、“面子”，而“面子”处在人生追求的最高层次。此说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就拿中国人来说，最讲究“面子”。“士可杀不可辱”的千古绝唱，陶渊明老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妙传说，则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在政界给人以“面子”，尤其是对曾经是敌手的人，以礼相待，可以得人心，至少可以缓和矛盾。从实践角度评价蒋介石的山西之行，他的“面子”功夫比较老道。首先，有明确的目的性，主要是为了拉拢阎锡山，在华北作为一个依靠。其次，他的高明之外就在于，投其所好，觉得单纯地给银子、给军火，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所以上演了这样一场大戏。第三，假戏真做，态度显示“诚恳”，尤其是专程到阎锡山的老家看望病重的父亲，效果最好。他的这一着的确成功了。蒋虽然是在演戏，但做得逼真，放下架子，给足面子，而且把握尺度，不失大雅。

29、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小恩小惠，说的是人们的施舍不大方，小家子气，难成大器。在官场则运用权术，大方和小气都可能得到回报，也可能都会颗粒无收。这里面的关键，看是否对路。一般来说，权术高手能因人因事而宜，看人打发。蒋介石善于施行此道。

事例：

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常常以小恩小惠进行公关，对于比较贪财、恋权的，为了借助“偏师”，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地方给地盘，显得十分大方；而对于自恃清高者，则不然了，虽然你给她馈赠，但他会觉得比较小气。采取何种方法，孰重孰轻，看人做菜，投其所好。在这方面罗列一二。

一是感情投资。对于那些元老级别的人物，最怕的是后来者的冷落。蒋介石深明此理。表面上他对元老派毕恭毕敬，使他们从内心感到蒋介石是注重情义之人，从而死心塌地为维护蒋介石统治地位献策出力。

赵戴文是山西地方政坛的元老，比阎锡山年长，阎锡山可以说对赵戴文是言听计从，以师礼相待。不但阎锡山如此，当时晋军中的很多将领与赵秉文都能扯上师生关系。鉴于赵的特殊身份，蒋介石对赵尊重有加。第二次北伐胜利后，阎锡山委派赵到南京任监察院长，实际上是他的耳目，蒋介石以高姿态欢迎赵到南京任职，为了拉拢赵可以是说绞尽脑汁。

对赵戴文给予高规格的礼遇，凡是开会总是让他坐到前排，与另外一个国民党元老吴雅晖同坐，吴是蒋介石以老师相称的人物，将赵与吴并列相坐，自然也是对赵戴文表示以师礼相待。每当开会的时候，蒋介石总是要问一句，这个问题不知道赵老如何看？在上下台的时候，蒋介石怕赵戴文摔倒，还要亲自搀扶，直到赵到了平地才放手。蒋介石的尊重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种表率，南京官场上上下下，无不对赵恭敬。对于蒋介石的“尊重”赵是十分清楚的，但人心都是肉长的，以“蒋委员长”之尊，对自己如此的关照，不感动那才怪哩！

事实也的确如此，赵戴文渐渐改变了对蒋的看法。

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为了劝说阎锡山不要与冯玉祥合作，先后委派了两名大员前往太原去劝说，但都无功而返。蒋介石决定劳赵的驾，到山西去做工作。

蒋介石对赵如此器重，他也要知恩图报，立即前往太原。赵秉文与阎锡山一见面，便指责道：“听说你想造反，有这事吗？”阎锡山忙说：“你回来得正好，我们好好商量一下。”赵立即说道：“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委员长率军北伐已经成功，统一了中国，威信已经建立。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下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此时，正好阎锡山的两个谋士贾景德和薛笃弼来找阎议事，赵拿着拐杖气势汹汹地对这两人说：“听说就是你们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们再这样说，我就用拐杖打你们的头。”他接着说：“委员长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民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不怕天下苍生骂你吗？”听了赵的一番话，阎锡山开始犹豫起来，最后虽然还是反蒋，但已经推迟了日子，为蒋介石的调兵遣将留出了时间。

二是金钱收买。对于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注意金钱收买。蒋桂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命令韩复榘趁火打劫，但蒋介石很快获胜，只好罢休。蒋介石获得胜利后，知道了韩的意图，但装作不知，电召韩到武汉与他见面。韩到武汉之后，蒋显得非常热情，使韩不安的心平静下来。

蒋介石专门宴请韩复榘夫妇，让宋美龄作陪。由于韩的夫人是唱戏的出身，在官场受人鄙视。蒋介石如此以上宾相待，使韩十分感动。临走时，蒋介石还说，你们在北伐中劳苦功高，特地送你１０万元现金，慰劳一下弟兄们。中原大战结束后，韩复榘率１０万人马投靠蒋介石。

三是虚虚实实，文雅为重。张治中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也是国民党中操守比较好的一个人。蒋介石知道他既不爱财，对地位也没有特殊的要求，为了让张忠于自己，蒋介石十分注意度。

张治中的生日除了家中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也就没有人送礼祝贺了。当张治中４０岁生日的那一天，他自己都忘记了，而蒋介石却委派他的侍卫官送来祝贺生日的一封亲笔信，内队条幅，是蒋介石亲自手书的“自强不息”四个大字，另外附６０００元支票一张，作为贺礼。张治中收到信件，自然非常感动。后来他坦陈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时说：“对那独夫异样忠诚。”

四是照相留存，笼络朋党。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深知维系校长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同时，还要保持校长的尊严。若送钱物，显得关系有失身份。他采取了既能让他与学生的纽带连接更紧，又不失身份，他经常与他们在会面时合影，赠送照片这种方式，给人“面子”，显示亲疏。这种习惯后来一直保持下来，即使成了最高统治者，也还是要这样做。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成立了中央训练团。每期结业，他都要接见受训人员，与大家合影，每人赠送一张蒋亲笔题字的照片。可别小看这张小小的照片，对于受此殊荣者来说，是政治资本，对于蒋介石来说，是维系嫡系的信物，或者说是“虎符”。

评析：

小恩小惠，被作贬义词用，意指小气。蒋介石在政坛以“小恩小惠”拉拢、收买人心，是一种公关术，其中虽有“诈”的成分，但运用得比较圆熟得体，一是区别对待，投其所好，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需求，给不同的礼物，既节约资源，又能达到他的目的。二是重在“情”字，礼物虽然不大，寓意深刻，态度显得真切，“感情”投资易与受礼者产生“情感”共鸣。三是虚虚实实，比较文雅，双方都觉得体面，得到“面子”。

蒋介石惯施小恩小惠，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他完全是以此笼络人心，为其培植死党对自己的忠心，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的。其从本质上作为反动政权的代表，勾心斗角、尔谑我诈是他的内部壮举争的更常用权谋。因而最后落得失败、众叛亲离，是其必然结局。

对最高当权者而言，国事万千，日理万机，但未必要事必躬亲。想成功者最主要的是做两件大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蒋介石当权时在用人的问题上颇下工夫，煞费苦心，有一套独特的驭权用人术，其用人原则是，以我划线，跟我者用；保持距离，亲而防近；用人必疑，疏而不远；提防尾大，以“专”制权，等等。他正是依靠这一套驭权用人术，使其网罗的文臣武将们为蒋家王朝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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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武夫治国，离不开文臣辅佐

常言道马背上打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武夫治国，需要文人张胆。蒋介石深明此理。他深知，凭着枪杆子打下天下，但不能仅仅靠枪杆子巩固天下、治理天下。

事例：

蒋介石在夺取最高权位的过程中，就极力网络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建立起由自己掌握的国家政权。成为最高统治者后，他在提拔重用黄埔军校门生的同时，注意选用一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治国的能力。

蒋介石重用的知识分子不少，若加以归类，大体上有这样几种：

一是高级幕僚。这批人员专门为蒋介石写文告，处理日常事务，负责信息的整理和传达等，当然也包括出谋划策。在这一人群中，要数陈布雷、徐道邻等人最具有代表性。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浙江慈溪人，１８９０年生于一个茶商人家。他早年想通过获取功名的途径走仕途之道，因其天资聪慧，熟读经书史籍，学习新学，乡试有名。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步入报业。

１９１１年，他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同年途经上海，寄居在《天铎报》。当时因在《天铎报》任职的戴季陶结婚请假，请他代理。因展现出舞文弄墨的才华，所以被报社正式聘用为撰述记者。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各报因惧怕清廷，多称起义军为“逆军”，但《天铎报》倾向起义军，以“革命军”相称。陈受命撰写社论，连日奋笔撰书，以“布雷”署名，鼓吹反清革命，张扬革命正气。“布雷”二字原是高等学堂的同学给他起的外号，因那时他面颊圆满，大家戏称他为“面包孩儿”，由英文的面包一词ｂｒｅａｄ音译而成，而他的原名却日渐被人淡忘。他在报社奉职，曾向当时主掌《民立报》的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请教，自此两人有密切的交往。在《天铎报》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对陈布雷职业选择和基本政治倾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发表第五篇《告友邦人士书》，初稿是英文，外交总长王宠惠自南京带到上海，苦于无人翻译，难以见报。陈布雷看了这一文稿后，一挥而就。同年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一个中学任教。回到慈溪正好赶上同盟会支部成立，他就加入了同盟会。１９２１年重返报界，在《商报》任职，撰文抨击北洋军阀，有人劝他不要过于激烈，以免招惹麻烦。他却回答道：“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文胆之气可见一斑。孙中山对《商报》给予很高的评价，虽有几家报纸都属党员办报，“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撑，可称为忠实的党报”。

１９２６年，在“商报”休刊期间，他与潘公展一起前往南昌，目的是拜见蒋介石。他的此行，除政治选择因素外，还有受到蒋介石招揽名士的举动所感染。早在１９２６年春，在广州的邵力子，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前往上海，邀请上海报界名流聚会，阐明革命局势，期望报界为北伐造舆论。蒋介石特意委托邵力子将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转赠陈布雷，以示对陈的青睐。陈以记者的身份，前往江西南昌与蒋介石见面。二人见面如故，蒋介石每三四天必邀陈布雷晤谈，谈北伐，论人心，议政纲政策，颇有点“隆中对”的味道。

蒋介石对陈之所以如此热情，是因为他急切需要一位既有文才又比较温和谦恭的人做他的高级幕僚。他虽然留心物色，苦于乏人。后来他对陈布雷有所耳闻，颇有好感，此次，陈布雷来到南昌见面交谈，认为陈担当此任最为合适，于是，极力挽留，并与陈果夫共同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此时，陈虽然还是客人，蒋介石便已开始借用文胆了，他常常要陈布雷代他写文章，蒋介石《告黄埔同学书》，就出自于陈布雷的手笔。此文发表后引起极大的反响。但陈布雷无意做官，只愿意从旁边帮忙，他以回报社复命为由，离开南昌。

１９２８年１月，蒋介石邀请陈布雷返回南京，并有意让陈出任总部秘书长，但被拒绝。后来，蒋介石提出让陈自己选择职务，陈对蒋说：“余之初愿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点滴为公之助，然机关要职，则非所盼也。”此后，陈虽然还是干了一段时间的记者，鉴于蒋介石苦苦要求，他还是被网罗到蒋介石的门下，始出任教育部次长，１９３２年３月，担任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正式成为蒋的幕僚，这一行当一起干到他离开人间。

他是个书呆子，为人也比较正直，也许蒋介石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只让其负责秘书工作，不让其担任实质性领导职务。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应其所愿，这正是蒋介石用人的娴熟之处，当然也包含着诡秘狡诈的一面。这期间，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写出来后，为避免留下骂名，陈建议不要以蒋的名义发表，这自然将自己洗脱干净了，因为一旦署上蒋介石的名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此文到底是谁写的。这篇文章最后以徐道邻名义发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布雷替蒋介石写了《告全国同胞书——庐山谈话》，内有“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文字，表达了中国人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在全国引起轰动。

陈布雷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讲话文雅，无“天子伴臣”那股子盛气凌人的傲气。并且，他不在圈中搞圈，常自称自己无党、无派、无系、无权、无势。他既无多大的权欲，又没有多大的财欲，与国民党内一些人贪得无厌、私欲难填，形成鲜明对比，在国民党内是为数不多的“清官”，蒋介石称其为古今一“完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完人”，无法支撑住将倾的大厦，悲愤交加。在国民党统治被人民革命推翻的前夕，服安眠药自杀。陈布雷追随蒋２０余年始终不二，以“扶助明君安邦治国”自励。他为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艰危和种种腐败状态忧伤不已，只好仰天长叹，一死了之，成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不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二是专门人才。国民党统治稳定下来之后，也开始了国家“建设”。但蒋介石手下大都是随追他在马背上打天下的人，要他们中的一些人下马，弃武从文，不仅大多数人没有这两刷子，即使有，他们也不愿放下枪杆拿笔杆，因为那时的中国，主要还是靠枪杆子说话，有枪即等于有权有势。当然，他们的确没有这样的条件，行伍出身的军人，在经济建设、外交、文化等等领域都是外行。为了弥补专门人才的不足，也为了装点门面，蒋介石选择了一批在学术上有造诣、科技上有贡献的人担任政府官职，这批人被戏称为“学者从政”。

１９３５年，蒋介石迫于日本侵略压力，逐渐改变了在退让妥协中求生存政策，外交上有了一些变化，在政治上注意广泛地吸收人才。这年１０月，蒋介石邀请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等人同时被邀请到国民政府任职，一时间不少学界知名人士步入政界。

在这批学者中，突出的是翁文灏，翁是浙江人，１９１２年，在比利时获得理学博士，成为我国地质学领域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当时比利时一家报纸报道：“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

翁文灏回国后，进入地质研究所，经过长期实地考察，颇有成就。“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指示当时的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为他推荐一批人才。几天后，钱昌照给了他一份名单，其中就有翁文灏。

第二年夏天，翁文灏到庐山与蒋介石见面，指出：政府有天然保护整个领土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北，亦必由华北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责任，因此愈感恐慌。这是当前存亡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政府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这种重大任务，那么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容易集中推动。至于政府任职，我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蒋介石认真地听翁的进言，并赞同他的观点，当时就要翁入阁，但翁表示不愿意以学者身份协助政府工作。蒋介石用人，对于那些表示不愿意当官的越是重视。翁文灏越是推辞不愿意为官，蒋介石就越是要把官给他做。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翁担任行政院秘书长，１９４７年被蒋介石推荐其出任行政院长，在蒋介石的专家内阁中，翁文灏的职位最高。在蒋家王朝垮台前夕，他并没有追随蒋介石退台，而是走上了迎接新中国的光明道路。共产党既往不咎，对他是尊敬、重视的，他从反动营垒转向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英雄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三是帮闲文人。蒋介石还把一些有社会声望的文人，收罗到自己名下，这些人没有具体的职务，他们以国民参政会成员或各种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参政议事。他们多半被用来装饰门面，有时候还利用他们攻击政敌，尤其是攻击、谩骂共产党。叶青就是这类人物，许多反共文章出自于他的手，抗战时期，在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是撰写文章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攻击共产党的急先锋。

评析：

打天下少不了知识分子，坐天下更是需要知识分子鼎力相助。蒋介石深明此理，且在这方面花了不小的功夫。首先是广罗人才。既有通才，又有专才。二是唯才是举，用其所长。比如陈布雷专长舞文弄墨，且比较温和谦让，安排他做私人秘书最合适不过了；翁文灏有技术专长，把这样的人才引进到政坛安排为高官，可以一举多得。三是以“诚”相待。“士”者最讲究的是“面子”，蒋介石善于笼络人心，所以一时也赢得一些知识分子对他的感恩孝忠，被他所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的确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劲头。

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本质决定他的用人的局限性。陈布雷之死，翁文灏之离去，在其腐朽，没落的政权下，再会用人的当权者，也只能落得“树倒蜈猢狲”的下场。

31、以我划线，道不同才高也弃之

蒋介石举贤用才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以我为中心，与我同心同德且有才者重用，与我同道不同心者，一般也能任用，而有才，而与自己不同道，不怎么用，更不用说重用了。

事例：

在民国政党史上，人们一般认为中国青年党充当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帮凶，是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的走卒。其实，蒋介石以自己的独裁利益为尺度，在处理与中国青年党的关系中，践行着一条原则，这就是道同则谋，道不同则不相与谋。

中国青年党创建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曾琦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党确定的方针是反共反俄。在这个党创立之初，就积极向国民党靠拢。１９２４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青年党开始走上了反对国民党的道。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清党”，曾琦几次受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逮捕。

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无视民意，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由于利益目标相近，青年党与蒋介石有着某些联系。西安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热潮的压力，也为了其国民党自身的利益，蒋介石决定联共抗日，经过长期谈判，最终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实际上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这与青年党利害攸关。于是，青年党负责人曾琦、左舜生等人商量后，由曾琦前往庐山，拜见在那时的蒋介石。曾琦向蒋介石献计献策，要求蒋介石“假抗日，真防共”，也就是“主动的抗日，确保军政领导；加强防共，维持后方秩序”。蒋介石与曾琦两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时，听了曾的建议后表示：“很好，待细加研究了再谈。”在研究了曾琦的建议后，再次约见他交谈了很久。在此之后，蒋介石与青年党的负责人之一的左舜生签订了三党（加上国社党）联合“抗日”的换文。

１９４０年，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汪极力拉拢青年党成员，并以“官职”引诱少数青年党人参加其“部”内工作。为了发展青年党的势力，曾琦从重庆秘密绕道广东经香港、上海到南京拜见汪精卫，并在上海设立青年党办事处，亲自领导上海、南京部分青年党徒进行汉奸活动。日本投降后，青年党党员刘东岩受李璜、左舜生的派遣，到上海拉曾琦回四川，继续领导青年党的活动。

其实，蒋介石早就知道曾琦已参加了汪伪政权，在上海、南京从事汉奸活动，但是，为了反共的共同目标，同时也是为了获得青年党对其独裁统治的支持，蒋介石不仅没有像对待其他汉奸那样采取极端的手段予以法办，也不是像对周佛海那样暂时的利用，而是继续让曾琦担任国民参政员，同时邀请青年党参与１９４６年年底的所谓“制宪国大”，参与１９４８年初所谓的“行宪国大”，并分配１００个名额给青年党。

在选举副总统的闹剧中，蒋介石要举荐孙科，排斥李宗仁。而青年党则不愿意举荐孙科。这是因为青年党与孙科的关系疏远，孙科也看不起青年党。在选举过程中孙科不给青年党的面子，连接洽选票的人都不派一个。青年党感到如果孙科当了副总统，蒋孙一致，对青年党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决定支持李宗仁当选，以便利用桂系势力的地位及其与蒋介石长期争斗的矛盾，造成蒋桂之间的新的对立，企求从中渔利。

在投票过程中，青年党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企图，耍了手腕。第一次投票，一百来张的票全部投程潜。一来各候选人只希望初选过关，取得复选权，以维持一点面子；二来由于赵恒惕为程潜拉选票，而青年党一些人与赵恒惕的关系不错，故把票投向了程潜。第二次投票，青年党仍没有投李宗仁一票，使李宗仁的票数不至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第三次投票，青年党把选票全部投给了李宗仁。于是，李宗仁以压倒的多数取得了副总统的职位。

青年党助李宗仁当选，讨好了李宗仁，却触怒了蒋介石。据蒋介石的近臣说，蒋介石为此事拍案大怒，大骂青年党“不识抬举”，非“教训一下不可”。不久，取消了原来给青年党的一个经济部、两个行政院政务委员。正在这个节骨眼里，曾琦因为牙病住院。医生认为他的这个牙病在国内似乎没有治好的希望，建议他到美国去治疗。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以此事为借口，给了曾琦两万元美金，让曾琦出国，一方面治病，一方面游历欧美，进行所谓环球外交。既表示对曾琦的关怀，又达到把与自己不同道的人排挤掉的目的。

评析：

蒋介石是具有多重性的政治人物，为了达到维护其独裁统治的目的，在选才用人上，他有唯才是举，广罗知识分子的一面，还有以我划线，“忠”我、从我者重用，不从我者轻用，甚至是不用的一面，这是他用人的主导面，是其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同时也由其心胸狭窄的性格使然。

蒋介石对待青年党负责人的态度，要作具体分析。青年党靠拢已投降日本的大汉奸汪精卫，丧失民族气节，不仅不应使用，而应予以惩处。然而，蒋介石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抗战胜利后，不作任何处理，而且还加以重用，有失民族大义。青年党在选举副总统中玩弄权术，在蒋介石面前弄巧成拙，受到冷遇，罪有应得。

32、“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

“内臣”是指帝王统治时，宫内所使用的官员、太监、护卫官长，还可以转义为，权贵们的管家、侍卫之类的贴身人员。封建君王使用内臣，一般都比较讲究，必须绝对地忠心，唯命是从，而且还能守口如瓶，严守皇室的隐秘。其他权谋家对仆人的要求也大体上如此。一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二是为了保持正人君子的良好形象。在选用内臣、贴身之人时，首要的条件是是否可靠。在这方面最为可靠的可能是亲戚，哪怕是一点沾亲带故的也行。因为在他们看来，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主人之间有着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会是天然地可靠，至少在他们是这样想、这样看的。我们这里借用“内臣”一词，是指蒋介石的贴身人员。

蒋介石注重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在使用内臣方面也是这样。可以说封建宗法思想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遵循人们常说的“宝贵不忘乡亲”的人际关系准则。当他得势后，竭力从自己家乡溪口选拔任用自己的亲戚、近邻，将这些人安插在自己身边，担任内勤工作。

事例：

在蒋介石的侍卫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王世和。他是王贤东的侄孙，王贤东是蒋家玉泰盐铺的账户先生，奉化葛竹村人，在这个店工作达２０多年。他家有个堂妹王采玉，年轻守寡，在葛竹村庵带发修行。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的第二个妻子病故后，经王贤东的说媒，王采玉还俗再嫁，成为蒋肇聪为继室，她就是蒋介石的生身母亲。

王贤东年老回乡后，由王世和的继父王良鹤继任玉泰盐铺的管账先生。王家不仅是蒋家的亲戚，而且是至交，有几十年、几代人的关系。对王家人，蒋介石是非常信任的。当蒋介石南下广东的时候，王良鹤托王采玉请求蒋介石带其继子世和去广东从军。对王良鹤的这一请求，蒋介石答应帮助，但要对王世和作一番考察。

王世和原在溪口天生咸货店当秤手。蒋介石当面看他的举止如何，叫他送一篮咸货来。王世和送货到丰镐房，蒋介石命他吊在屋柱顶子上。王因个子矮小，取凳垫挂上，随即用抹布揩去凳上留下的脚印，把凳放回原处。蒋经过观察，认为他做事小心，就答应把王世和带到广东去。开始随蒋任勤务兵，黄埔军校招生时，批准他为第一期军校学生。在王世和军校毕业后，蒋介石没有让他到部队去带兵打仗，而是留其在自己身边，帮助自己料理日常事务，１９３９年王世和担任蒋介石的侍卫大队长。

王世和是一个赌徒，常常误时不到，曾两次被蒋介石革职闲置起来；照样拿军饷，一遇机会，又将其起用。１９４４年在蒋介石的黄埔系中的得意门生俞济时接任七十四军军长时，调王世和到这个军任副军长，随后到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抗战胜利后，王世和在溪口开设王泰钱庄，初聘他人为经理，后自己兼任。

在身边做事的亲戚，虽然经常接触最高当权者，但地位低下，眼看别人一个个升官，自己１０来年里还是侍卫，他们心里总是不太安心。不过，蒋介石对这批人当然有其笼络的办法，那就是在经济上，对身边人非法敛财，争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不堵财路，让其发财，但不让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显赫位置。

身边的人，往往承担传递信息、保卫安全的职责，虽然官职低下，但在别人眼里即使在高官眼里，他们虽位低却言不轻，不敢小视，各地的高官总是想方设法同他们套近乎，到时候想升官发财，或想办其他什么要事的，好让他们帮助在蒋委员长面前美言几句。因为当时，一名外地高官，如果要见蒋介石，必须通过侍卫进行安排，如果不给这些人好处，他就会用各种借口挡驾，使你吃闭门羹。另外，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汇报多如牛毛，好的汇报当然希望蒋委员长尽快面阅，但如果分管各地的文书的人，坚决不给你呈送，你也无法。如果得罪了这帮人，他们专门找你的一些不利的事情向委员长汇报，长此下去，自然就会在蒋介石心中留下恶劣印象，这势必影响自己的前程。

正是因为侍卫位低而权重的特点，在过去王朝，很多官僚都要想方设法地巴结侍卫、太监，给他们送钱送物，那当然还有送美女的。为的是想了解皇帝的活动，以便从中找到一些信息，心中有数，超前准备，以防不测。这样，在侍卫、内臣的岗位上奉职，贪污受贿的机会就比较多。

在蒋记王朝，虽然名曰民国，实行独裁统治，其实际情况与封建朝廷差不了多少。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后，对自己的生活小节要求比较严格，已经同过去生活上的劣迹告别，平时的生活也比较简朴，至少给人以这种印象。对于官员的贪污，若知道了处罚还是很厉害的，但对于身边谋事之人的贪污受贿行为，则往往是责骂而已，不给真的惩罚。

王世和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队长多年，官虽然老是提不上去，但钱却是捞得不少。１９２８年，蒋介石下野，到日本考察。他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他再也上不了台，就打着总司令侍卫长的名义滥借钞票，买房纳妾，大办酒席，搞得当地人怨声载道。后来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家乡人群起告状，蒋介石十分气愤，把王世和叫来，拳打脚踢，狠狠地教训了王世和一顿。但打归打，还是没有把他赶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还是让王世和担任侍卫长。

蒋介石还有一个侍卫名叫蒋富寿，是蒋氏大家族的人，为蒋介石工作多年，聚敛了不少钱财。在家乡建了一幢豪华的楼房，蒋介石回溪口发现后，问蒋富寿，“这是谁家的房子”，蒋富寿不敢隐瞒，回答说：“是我的”。蒋介石知道凭借他的薪水是盖不起这样的房子的，便问：“你造楼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蒋富寿一听慌了手脚，急忙看着在场的宋美龄，宋为他圆常旱：“是向我借的”。但宋美龄并不知道房子的造价，蒋介石问借多少钱，宋回答的５００元，而这房子至少要５万大洋。蒋介石一看谎言被揭穿，火冒三丈，但又不便当着宋美龄的面发火，只好在事后自我嘲笑说：“看来自家人难用啊！”

这是说的几个对蒋介石忠心，但自己又不太争气，利用职务之便聚敛财富的内臣。这对于蒋介石来说，误不了大事。在保证安全、严守机密方面是靠得住的。但也有靠不住的。蒋介石的原配妻子毛氏本家的毛邦初，办事能干，对他器重，任用其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组建国民党空军，所有航空器材大都经过他的手，但正是这个亲戚的不轨行为，使得蒋非常难堪。１９４９年，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已成定局，害怕美国会冻结其在美国的财产，就让他到美国以私人名义将２０００万美元存起来，这样美国在冻结国民党政府的财产时，就能够掩人耳目。毛接受任务后，将２０００万美元巨款以他自己的名义存起来，等要钱的时候，毛起了私心，不认这一笔账。蒋介石非常恼火，在派遣特使讨要这笔巨款未果的情况下，在美国起诉毛邦初，毛邦初后来逃到墨西哥，２０００万元被他卷走。由此说来，自家人未必都可靠。

评析：

蒋介石的“‘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的用人准则，是腐朽、没落的用人之道，与他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有直接联系。另外他这样做，也有特定的政治环境影响。既有保持良好形象的考虑，更从自身安全着想。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敌我无常，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在战场上能打败对手，却被对手所雇佣的杀手杀害。当时的军阀头目，都有自己的卫队，这些卫队的组成大都是由自己最亲信的人。例如冯玉祥有枪旅，刘湘有高级卫队，刘湘的卫队全部是由刘姓组成。只有自己所信得过的人，才有可能在长官危急关头，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主人。蒋介石当政，成了众矢之的，何况他自己也搞过暗杀他人的勾当，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更深了。因此，其卫队大部分都是自己家乡人，其领队又都是自己的亲戚。蒋介石对卫队士兵的挑选，往往是亲自过问。由自己点名，加以询问，询问的内容很详细。

重用自家人，把选人用人局限在狭小范围，有种种弊端。蒋介石自家人可信、可用的用人准则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在用人上以是否有血缘、亲情的关系论亲疏，搞圈中之圈，其实质是结党营私；而在对待犯错误甚至犯法的人的问题上，对于充任“内臣”的亲戚网开一面，搞双重标准，危害极大。一方面，因处罚的不公会影响法律规制的权威性，也会影响他蒋某的权威；另一方面对亲戚、内臣的问题姑息放纵，不仅不利于其改正，而且还会使其胆子越试越大，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33、举贤圈外人，圈内平衡难

对于想成大事，或成就大事已踞高位者的权谋家来说，在权术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两难选择，而举贤用能，与力量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属于这类的选择。成就事业，应唯贤是举，不论亲疏，不计恩怨；然而，权谋家想成就大事业，想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还必须有山头，结圈子，结党以营私，这就必然在情感上内外有异，用人上内外有别，圈子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而且圈又具有无限可分性，圈内有圈，争斗也是死去活来，在圈内与借用的圈外势力之间，在圈内这个圈子与那个圈子之间的矛盾需要平衡；举贤用能与维系平衡是一种两难选择。

事例：

蒋介石在权力角逐场，可以说玩平衡术还是有一套的，但在他所用的人中，要想做到熊掌与鱼而兼得之，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重用杨永泰所引起的风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杨永泰，１８８５年，出生于广东高州府茂名县，幼年父母双亡，由伯父收养。１２岁对县应考，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科学制度废除，新式学校兴起后，嗣母把他送到广州求学。在广州不仅受到西方新学的熏陶，而且还受到革命新风的洗礼。在他所求学的学校被解散后，他北上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是当时该系“四杰”之一。

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政坛党派林立，这为杨永泰提供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投身于党派竞选政治的漩涡中，成为活跃的分子之一，先后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国会议员。

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复辟称帝时，他投身于反袁护国的斗争行列。１９１７年北洋军阀头目冯国璋代总统，非法解散国会后，他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护法失败后，他革命情绪低落，但参政热情不減，在广东担任省财政厅长、广东省长等职，并参与组织政学会，这个小派别后来发展为政学系。后来东渡日本，在那里接受新的知识、国外的经验，探讨中国建设和改良问题，草拟了不少计划、方案，还撰写了《中国民主政治》一书。

１９２８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杨永泰不甘寂寞，希望能够在蒋介石领导的政治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但由于他在所谓议会政治活动期间，长期在北洋政治圈子内活动，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可以挂上钩的人事关系。无巧不成书，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在挖空心思地收罗种类人才。政治利益就这样把两个南辕北辙的人物联系起来。

一段时间，虽然杨永泰淡出政坛，由于他是位有相当知名度的政治性人物，尽管杨与蒋介石并不相识，但他的名声蒋介石耳有所闻。

政治联姻，如同儿女间婚姻一样，需要媒人牵线。这个牵线人就是黄郛。黄郛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外交总长，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但此时他与冯玉祥不合，想找人替代。当他向蒋介石提出此意向时，蒋问他有何人可任此要职。黄对蒋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听黄郛所言，蒋介石对杨的兴趣很浓，立即约见。杨永泰与蒋介石见面后，胸有成竹，谈起天下大势，条理清楚，视野开阔，很多见解颇合蒋介石的胃口，蒋真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立即邀请杨担任重要官职。熟悉权术之道的杨永泰已揣摩到蒋介石的用人心态，以退为进，表示不愿为官，声称中国问题太过于复杂，国民党内派系复杂，只愿意以在野之身，为蒋介石尽力。杨的如此回答，使蒋介石更是坚定了请杨出山的决心。蒋介石自喻为刘备，将杨比成诸葛亮。做出当年刘备三请诸葛亮出山辅政的姿态，苦苦相劝。

杨永泰看到演戏成功，见好即收，虽然顾及黄郛的利益谢绝出任外长，但应允蒋介石的邀请，担任起幕僚长之职。蒋介石起初对杨以宾师之礼相待，事无巨细，必与之商量而后行之。蒋介石得了杨永泰这个“奇才”，有了一个得力助手；杨皈依蒋介石，也有所获，从此杨开始进入政治生涯权倾一时的巅峰期。作为蒋介石的重要阁僚，是智囊团的首席智囊。杨永泰给蒋出了很多重要的主意，所献之策对蒋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首先，为蒋介石“围剿”红军献策。从１９３１年起，蒋介石先后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行三次“围剿”，均被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军民所粉碎。１９３２年，随蒋到江西行营任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在蒋介石发动新的“围剿”时，向蒋献了很多计策。在政治上，教育国民党军政官员，“剿匪”不能专靠军事，还要进行“政治改革”；在思想上，向蒋介石建议发起“新生活运动”，想通过这些从政治上孤立工农红军。

其次，为蒋介石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献策。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万里长征，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新的建议：借追“剿”红军之机，蒋介石入川，制服四川军阀刘湘。蒋介石采纳了杨的建议。当红军入川，川军告急时，与刘湘协议，组织督军团，使国民党势力开始深入四川，并于１９３５年在重庆设立行营，杨永泰以秘书长身份坐镇行营，协助刘湘处理地方事务。

然而，正是这个被蒋介石重用、权倾朝野的政治人物，很快就从自己的政治巅峰跌了下来。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胖”。这个理适用于官场。在南昌行营期间，杨永泰负责处理蒋的事务，不分巨细，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他先行过目；军政要人来南昌见蒋，也须杨批准。他红得有些发紫，遭到一些要员的妒忌，尤其是遭到以蒋家王朝“家里人”自居的ｃｃ派的妒忌。他们在蒋介石面前挑唆蒋介石与杨永泰的关系，而杨永泰是一个老道的政客，越是有人挑拨蒋与杨的关系，他越是借用一切场合和机会表达对蒋的忠心。比如说，蒋介石对在“围剿”红军中打了败仗的将领常欲处之以极刑，下了“手令”，杨私自将“手令”扣下。但受处罚者并不领情，以为自己遭祸是杨向蒋进言所致。杨永泰的秘书为替杨辩白，出示了蒋的“手令”，杨严厉训斥秘书，说，“蒋是委员长，威望不可损伤，我作为幕僚长，应代之受过”。

杨的忠心，蒋是心领神会；对于这样的“奇才”爱不释手。可是圈内圈外要平衡啦！如果为了一个政客，而招致众多亲信的不满，有些不合算。为了缓和矛盾，１９３４年把杨调离幕僚府，派往湖北任省主席。两年以后，杨永泰在汉口被刺客枪杀。

杨永泰被刺案发生，引起强烈的政治地震。蒋介石也责令抓捕、查办凶手。然而，这案子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尽管蒋介石知道到底是哪派势力所为，但找了一个替死鬼，草草收场作罢。蒋实际上默认了ｃｃ派排挤异己的行为。

评析：

举贤圈外人，圈内难平衡的根子在“圈”。自己拉帮结派，立嫡系，搞亲疏，这就人为地设置了用人禁区。因为，派系的圈具有排他性，重用圈外有本事的人，即使对本集团有利，也会遭到圈内人的反对。

尽管蒋介石启用杨永泰，受益匪浅，但是在涉及到圈内圈外的利害关系时，权衡利弊，平衡关系，最终还是以疏远杨永泰为结局，而杨离开蒋介石不久，就遭人暗杀，即使蒋介石知道是谁杀害了他，也予以默认。蒋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复杂，正史野史有诸多版本，说法各异，对此事是大相径庭。其实，说来也简单，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杨永泰自不量力，在蒋记王朝内想自立门户，他与熊式辉等人交往过密，被人称为“新政学系”，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尽管蒋介石竭力维系圈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平衡，这种权术的动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当一种平衡的举动带来新的不平衡，而这种新的不平衡有可能动遥蝴的统治地位的基础时，那他就会舍末护本，因此，在ｃｃ系与杨永泰的角逐中，他的政治天平肯定要向ｃｃ系倾斜，“打虎还需亲兄弟”，何况政治上的角逐。因此，“杨案”与其说是杨永泰的政治悲剧，倒不如说是蒋介石用人之术所造成的悲剧。

34、性多疑，即使嫡系也提防

常言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然而，蒋介石的用人、驭臣术却不然，他用人必疑，疑人可用，用人必防，即使是自己的亲信，圈内的势力，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对他们的提防在某种程度上胜过于对自己政敌的提防。

事例：

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ｃｃ派系，是铁杆“保蒋派”，蒋介石对他们也严加防范。

陈其美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引路人，又是把兄弟，蒋介石对他非常感激。陈其美遇害后，蒋介石冒着很大风险，将陈其美尸体安葬。陈死后，蒋与陈家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陈的两个侄儿，后来追随蒋介石从政，身居高位，是构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一大家族，控制着蒋家王朝的党的系统。

陈果夫，浙江吴兴人，生于１８９２年，早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陈立夫，生于１９００年，是陈果夫的弟弟，毕业于北洋大学，后来到美国留学，获得硕士学位。

蒋、陈两家的历史渊源，使两家关系密切。这除了陈其美的关系纽带外，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陈果夫是合作者。后来，蒋介石忙于公务，无暇顾及家事。儿子蒋经国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经常找陈果夫要钱，而陈立夫在美国留学，是由蒋介石提供的学费，称蒋介石为蒋三伯伯。１９２４年，陈果夫应蒋介石邀请去广州，１９２５年，陈立夫也去了广州，蒋介石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安排陈立夫为军校办公室机要秘书，此后，陈氏二兄弟长期在蒋介石左右，参与机密活动。

１９２６年，陈果夫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部长，这是陈氏兄弟控制国民党的开始。

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指派陈果夫指定各省市的党部负责人，全面培训国民党的党政干部，由于陈做事干练，且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这一工作做得很有成效，为蒋介石控制国民党奠定了组织基础。

１９２７年年底，蒋介石第一次下台后，南京中央政府被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所控制，为了排挤陈氏兄弟的势力，组织了所谓“中央特别委员会”。针对桂系此举，陈果夫组织了“中央俱乐部”，与桂系抗衡。桂系下台后，中央俱乐部控制了国民党，因其英文名字的两个单词是“ｃ”字母开头，陈的这个组织被称为ｃｃ系。

陈氏兄弟把持着国民党的组织系统，不仅各地方党部在他们直接操纵下，而且ｃｃ的触角伸向更大范围，逐渐延伸到国民党最基层的组织中去了，到１９３７年的时候，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几乎全部被陈氏兄弟的ｃｃ系所控制。

ｃｃ系是蒋介石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它们的基本任务就是把蒋介石捧上国民党领袖宝座，对国民党内其他挑战者，如汪精卫、胡汉民等，极力诽谤、孤立、使之不能与蒋介石对抗。另外，ｃｃ系还充当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民主运动的马前卒，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坚定维护者。

由于历史原因，加上二陈确实为蒋介石办了很多事情，蒋介石对二陈非常重视。但也许是由于二陈太能干了，更由于陈的ｃｃ系的势力坐大，使蒋介石有一种功高震主的感觉。“后院起火”对于蒋介石来说那是可怕的，必须防患于未然。生性多疑的蒋介石时刻提防此事，逐渐对二陈势力有所控制。他利用戴笠的军统抑制二陈，在二陈与戴笠的斗争中，蒋介石是一直是明里暗里支持军统势力。对此陈氏兄弟尚未觉察，或者是有所觉察，但没有当一回事，还是竭力对外扩张自己的ｃｃ系势力，这样蒋介石决定给点颜色二陈看看。

１９３５年，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ｃｃ系完全控制了选举，陈立夫的选票居然比蒋介石的票还要多４票，这让蒋介石很有些尴尬，陈立夫心中害怕，急忙到黑板前抹去一个正字，自己的得票比蒋介石少一票。这些不正常的举动那里能逃过蒋介石的眼睛。不久，二陈就感受到蒋介石的威胁，但他们依仗与蒋介石的历史关系，还不以为然，直到听说蒋介石要把弟兄俩抓起来的时候，才感到事态严重。

他们只好找人从中疏通关系，可是此时没有人敢掺和，人们深知蒋介石的秉性，搞得不好可能把自己也搭了进去。二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好找救兵了，兄弟俩请陈其美的夫人出面，向蒋介石哭诉说：“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多大的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让英士绝后吗？”蒋介石本来就没有打算把二陈置于死地，只不过是要借此办法对二陈发出警告。于是顺水推舟，给了陈其美夫人一个顺水人情，即表示不予追究。被蒋介石吓出一身冷汗的二陈，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才敢从养“病”之地，重新返回京都，对蒋介石表现出更大的忠诚。此后，蒋介石也没有找二陈的麻烦，但却对二陈也就不太信任了。

抗战开始，蒋经国由苏联回国后，在江西“锻炼”了一阵子，经过“洗脑”，蒋介石看到自己的儿子“可教”，随之在内心确定了让儿子接班的计划。后来，又交给一些任务，由他到各地处理，熟悉掌权要旨，联络感情。要让儿子接班，就得让儿子训练属于自己的干部队伍，而到一个大学任职，是训练自己的干部队伍的有效途径。于是，他想让儿子到政治大学当教育长，以训练自己的人马。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计划遭到二陈的阻拦。

中央政治大学本是二陈的地盘，如果蒋经国插足，肯定将成为蒋经国的地方了，在ｃｃ系日渐势衰的情况下，二陈为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必然要争一争了。

由于二陈长期经营，在中央政治大学有一帮铁杆，这帮人为了阻挠蒋经国进入中央政治大学举行了罢课、游行示威，在学校里贴上标语，公开反对蒋经国入校。

蒋介石又惊又气，但为了保持儿子的颜面，急忙否认蒋经国到政治大学的消息。二陈成功地阻止了“太子”染指，但却在蒋介石和蒋经国心中留下了阴影，由于当时国民党被打得招架不住，蒋介石没有精力来处理二陈，这笔账到了１９５０年，他败逃台湾稍有喘息后，便清算二陈了。

蒋介石到台湾后，对党政军的控制比在大陆的统治还要严，二陈与蒋经国结下了仇怨，感到惶惶不可终日。陈立夫甚至要主动承担国民党战败的错误，结果遭到蒋介石的冷嘲热讽。

同年７月，蒋介石宣布了国民党改造方案，“中央改造委员会”里没有二陈的名字，“评议委员会”里有陈果夫，但没有陈立夫。这是蒋介石耍的手腕，因为陈立夫年轻可以做事，但不准他做，而陈果夫当时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了，蒋介石却偏要他担任委员。眼看大势已去，陈立夫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借口到美国。临行前，蒋介石亲自送给他５万美金，言谈之中有送客之意，宋美龄送了陈立夫一本《圣经》，说：“你过去担负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一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安慰。”陈立夫听了这话，悲惨地看了蒋介石的肖像一眼说：“夫人，那个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想得到上帝的信任吗？”至此之后，陈果夫玻豪，而陈立夫客居美国，在那里以养鸡为生。名噪一时的ｃｃ系烟消云散。

评析：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领导者几乎是约定俗成的用人准则。然而，蒋介石却是用人必疑，疑人也用。他之所以奉行这种近似怪异的用人准则，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本身就是一个权谋家，以“诈”从政，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手段，扩张势力，攫取权位。他担心别人效法此术，夺龋蝴的权力。通常情况下，自己有不轨行为，也势必后认为他人也会有同样的企图与行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况且，他的手下，并非全是正人君子。其次，秉性所使然。蒋介石心胸狭窄，本性多疑。第三，恶劣的政治生态。自袁世凯攫取国家政权之日起，中国的政治运作机制是以“权术”为主导的，以“诈”从政，枪多势众加上“诈术”高明，便可以得势、成王，反之，落败丧权，甚至掉脑袋。蒋介石这样的权谋家主政后，此病态政治非但未改变，反而愈演愈烈。久在政坛博弈，养成“睡觉也要睁一只跟”的自卫能力。种种因素的影响，使他对任何人都是留着两手，如果说绝一点，除了两个儿子外，蒋某人没有完全信任的人。

陈果夫、陈立夫是蒋介石的亲信，很多阴谋他们都参与其中，是共同的利益驱使。为了搞倒共同的敌手，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他们都知道对方的德行。二陈势力由崛起到衰亡，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其得势在于蒋介石的信任与呵护，而其衰亡也是由于蒋介石的拆台。其原因很难仔细考究，但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夺取和巩固最高权力，是蒋介石的第一使命，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一切都要服从这个根本利益。性多疑，嫡系也要严加防范，这是蒋介石的用人准则之一。二陈的政治命运也摆脱不了这一准则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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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怪异的“将将”之术

蒋介石的用人之术常常是很怪异的。用人必疑，疑人也用，用时必监控，对文臣这样，对在战场上拼杀的将领更是如此。当然具体手段不一样。控制武将，他的招术主要是，感情笼络加上强力监控。这两者的结合，十分怪异。

事例：

蒋介石收买拉拢人有一套，有物质引诱，更注重感情投资，让人觉得蒋介石所言的“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是我最看重的人；你是我寄托重望的人”之类的话，仅是对自己所说，因此，总有一种崇高的信任感，激动兴奋不已，会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

然而，他们哪里又知道正是对他说些甜言蜜语时的蒋某人，心里在盘算什么。其实，他的感人之言，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他一方面重视感情笼络，另一方面，却要对你进行监视，甚至把你的家属扣为人质，如果不听他的话，那你的“后方”难保。正是因为蒋介石把这两手结合，交替使用的怪异的“将将”术，使得许多国民党将领在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卖命的时候，却还落了个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蒋介石用此术“将”杜聿明一例，可以让我们品位其中的酸甜苦辣。

杜聿明是陕西米脂县人，１９２４年６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这时他才１９岁。１９２５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教导团做见习军需，后来参加了东征、北伐，逐渐由连长提到代理师长。他是黄埔系中的一员虎将，也是蒋介石十分器重的学生，１９３７年，蒋介石把中国第一只装甲部队交给了他。１９３８年担任军长。１９４２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命他为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率两个军远征缅甸，作战英勇，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次远征损失惨重，而杜聿明此时名气传遍海内外。

抗战胜利，将军本应享受和平。然而，蒋介石发动内战，杜聿明同其他国民党将领一样，奔赴了新的战场。他被派往东北，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到了１９４８年，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已经初露端倪，１９４９年辽沈大决战，蒋家军惨败，蒋介石被迫放弃东北。在此之前，杜聿明已经被蒋介石调到中原，担任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总司令，后又兼任郑州指挥部主任，参与指挥在淮海的国民党军队同中共军队大决战。

淮海之战，是蒋家王朝的生死之战。如果淮海之役战败，南京失去淮海屏障，解放军很快就会渡江，直捣南京蒋介石的老巢，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蒋介石将淮海之役看成是最后的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他将最精锐的部队投入到淮海战役中。

杜聿明军功显赫，而且没有任何背叛蒋介石的迹象，深得蒋的信任，因此，蒋介石把指挥这一大决战的重任交给了杜聿明。然而信任归信任，猜疑之心一定也不会少。特别是在此危重关头，他的一些爱将，或在战败情况下，不“杀身成仁”，或者战场投降，起义的也有。他还能信得过谁呢？他一方面搞战前感情投资，非常沉痛地对杜聿明说：“这一会战是生死之战，师生前途，在此一战。”最后他激励杜聿明说：“你放下枪，我脱军装。”杜聿明本来就是有几分血性的汉子，他看到校长如此信任自己，当即表明与共产党拼到底的决心。

蒋介石刚把杜聿送出门，这边就开始打杜聿明家属的主意了。

他要将杜聿明的家属扣为人质，当时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在上海，蒋介石下来一道手谕，下令曹秀清务必带着子女和婆婆，搭乘飞机去台湾，并表示保证负责他们全家的生活费和子女的学费。蒋介石的这一目的，杜聿明也会心里明白，这一着比“破釜沉舟”之术，还要厉害，历史上的“破釜沉舟”并没有危及家属子女，而蒋介石这是绝人其后的毒招，他已没有退路了，只得与人民解放军死拼了。

淮海之役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了灭顶之灾，１１月２２日，第七兵团被歼灭，黄伯滔被打死；２４日，第十二兵团被围，徐州告急；杜聿明所率的兵团也被包围，华东野战军司令致书敦促杜聿明投降，杜拒绝，１９４９年１月，杜部被全歼，杜聿明被俘。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是希望他的得意门生能够成功，若不能成功也应“杀身成仁”。杜聿明也确实有此念头，以了却自己的生命报答蒋介石厚爱之恩。由于副官夺走了他的手枪，未能如愿，却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

蒋介石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蒋介石自己都无回天之术，何况一名战将呢！杜虽然成了俘虏，他的亲属却也没有躲过这一劫，他们在台湾的日子可是够难的了。蒋介石根本不兑现其诺言。生活难以维持。

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不得不放下“将军夫人”的架子，到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因生活太苦，大儿子绝望而自杀。小儿子被迫辍学，开出租车。只有大女儿情况好一些，早年到美国留学，与杨振宁结婚。这次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杜家命运。１９５７年，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杨振宁成为华人的骄傲，蒋介石对杜家也重视起来。１９５８年的一天，忽然宋美龄要见曹秀清，见面后说道：“恭喜你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你应该去美国看看他啊！”曹秀清答道：“我是很想见女儿女婿的。”宋美龄问：“你去美国怎么和杨振宁说？”曹秀清回答说：“我不知道。”宋美龄当即表示希望曹到美国后，能够将杨振宁带回台湾。

曹秀清去美国，想带一个儿子去，被台湾当局拒绝，而且必须有两个比杜聿明地位高的人联保，才能到美国。虽然淮海战役早已烟消云散，但杜聿明在大陆，曹女士还肩负着带女婿回台湾为蒋介石长脸的“重任”，台湾是不会轻易放走这个人质的。

相比在台湾的家属，杜聿明在大陆的日子就好过些，坐了１０年牢后，他已经于１９５９年被大赦，得了病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曹秀清于１９６３年回国，与杜聿明团聚，杜聿明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这不用说与蒋介石对被捕共产党人的狠毒手段相比，就是与蒋介石对待他的爱将相比，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评析：

蒋介石怪异的“将将”术源自于他的两大欲望，一是领袖欲，二是“疑心”欲，他对任何人都要怀疑，哪怕是嫡系中的嫡系。而后一种怪异之欲是前一种“欲”的派生物，他所怕的是，属下不忠于他这个“领袖”，作出有负于他这个领袖的事情，所以怀疑加防范。因此，对统军的将领们使用感情笼络加强力控制的权术。

从他对待爱将杜聿明的手段，可以看出他的阴险、狠毒、狡诈，无诈、无毒非蒋介石也。他想用这一套来控制将领，驱使他们为蒋家王朝卖命，这只是他自己的愿望，事实上，此种卑劣术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严重地伤害了将领们的自尊心，损害了蒋介石有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战斗力。蒋介石之所以谁都不能信任，是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违背民心，违背潮流，人心丧失。是由其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36、“恩师”也不能犯挑战独裁之嫌

蒋介石培植嫡系也罢，网罗人才也罢，对圈内人恩威并用也罢，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其独裁统治。谁胆敢挑战独裁，或被认为是挑战独裁，那等于犯了天条，即使是宠臣也难逃厄运。

事例：

蒋介石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薄情薄义的权谋家。他的宠臣张静江由盛到衰的仕途轨迹，显示了他的两面政治秉性。

张静江，浙江吴兴人，１８７７年９月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后因其父捐款，为他谋得一官职，１９０２年，随清王朝驻法国大使出使巴黎，任大使馆商务随员。在巴黎了解了市场行情，做起出口生意来，往返于巴黎与上海之间，发财不少，成为富商。在他的财富增长的同时，革命思想也在生长。

１９０５年，张静江乘轮船赴法国，在船上巧遇孙中山。两人见面如故。张静江开门见山地对孙中山说：“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其欲为君之助，君如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１９０６年，他在回国途中加入了中国同盟会。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孙中山对这位曾以万贯巨款支持革命的富翁，抱以敬佩之情，誉之为“革命圣人”，并亲题“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然而，正是这位铁了心追随孙中山的富贾，却在孙中山逝世不久，就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转而支持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旅途。

张静江与蒋介石交往甚密。他们在革命年代，不仅以不同的方式参加革命，而且，张静江有恩于蒋介石，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生意蚀本时，他曾予以帮助，并合伙赚钱；在蒋介石因不能忍受粤军派系排挤，弃职回沪时，张静江给以指点、规劝，并出谋划策。蒋介石非常感激，称赞张静江能“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对其常怀“敬惮之心”，并将其视为仅次于孙中山的“良师”；孙中山蒙难，蒋介石应孙中山召唤赴难广州相助之时，特致函张静江，将自己的后事和两个儿子托付给张。

１９２６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极度孤立。张静江闻讯后，“不辞道远，克日南行”，希望能在这场突发事变中，为蒋介石献策出力。蒋介石转危为安后，挑起所谓“整理党务案”的纷争，再次得手，在北伐前夕，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此时获得政治暴利的蒋介石也送给“恩师”一份厚礼，把自己抢来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职，让给张静江代理。张十分卖力地反共、反革命。后来，陈果夫回顾这段反共的历史时说：“静江先生代理中央党务会议主席的时间虽不久，但是清党的基础由此奠立。”

正因为张静江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又有恩于蒋介石，所以以功臣自居，非常跋扈，目中无人，把国民党后起之秀看成晚辈，甚至我行我素，独权、揽权，给人一种挑战蒋家“独裁”的感觉，这就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另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蒋推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调张静江为浙江省主席，这本是对张的警告，可他还不醒悟，又要争在国民党五院任职，又遭失败。后来，蒋介石感到过意不去，给张静江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随后又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由宋子文任主任，张的那个委员长成了空招牌。

这时，张静江仍执迷不悟，接着又做了几件得罪蒋介石的事情。

一是与“四大家族”争利。张静江担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企图将当时的工矿、交通、运输、电气纳入自己的圈子。而“四大家族”是当时崛起的新兴权贵集团，与张静江存在利益冲突。“四大家族”垄断党政军大权，张很难对抗，只好将自己手中掌握的产业，与“四大家族”斗法。

二是在浙江任省主席期间，飞扬跋扈，侵犯了蒋介石的权威。１９２８年他第二次出任浙江省主席，在此期间，与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兴权力集团发生了多次冲突。

三是大肆任用自己的人，即使蒋介石信赖的人也难以共事。朱家骅是蒋介石信赖的后起之秀，张静江也推荐朱家骅任浙江民政厅长，但张后来处处为难朱家骅。甚至不经蒋的同意就免掉朱的职务，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

四是在修筑浙江铁路问题上与蒋介石存在分歧，未请示蒋的同意，自作主张，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谋划。因此，蒋介石认为张静江不顾大局。

张静江之所以敢冒挑战蒋介石独裁之嫌，说到底还是认为蒋介石与他是老关系，蒋介石不会把他怎么样。蒋多次警告，不听规劝，犯了大忌。在蒋介石心里，必须保持最高权威，不管是谁，不论过去与自己是什么样的有关系，只要胆敢挑战他的权威，都必须予以惩罚。专权的蒋介石是绝对不能容忍别人挑战他的权威的。

１９２９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张静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改为中央监察委员，这是一个闲职。即使这样一个闲职，蒋介石也不让他当到底，１９３０年，由戴季陶出面，暗示张静江辞职，张听出话音后，以威胁的口吻说：“我偏不辞职，叫他免我的职就是了。”蒋介石准备彻底抛弃这位“恩师”了。等张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想在陈立夫陪同下，找蒋介石当面作解释，可是已为时太晚。蒋只让陈立夫进去，而把张拒之门外。过了许久，他才出来，张对蒋介石发起火来。而蒋介石根本不给这位“恩师”的面子，厉声叫道：“我看你在浙江要独立了，等我把阎、冯打下以后，再来打你，你等着吧！”这样，蒋张之间就没有多少师生情了。

１９３６年，佛门印光法师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受法师的开导，张静江如大彻大悟，皈依佛门。一个权倾一时的宠臣，竟会有如此下场，其他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

评析：

蒋介石是一位变脸大师。对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他有不同的面孔，可以非常慷慨地赏给你“面子”，用感恩戴德的话说得你忘乎所以；也可以声色俱厉，骂得你狗血淋头；他可以把你捧上天，也可以把你打入地狱。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脸对你，那看你对他的统治地位抱什么态度。哪怕你有再大的功劳，如果敢于挑战他的权威，那绝对没有好果子给你吃。即使像张静江这样的“恩师”，也是如此。

宁汉合流，尤其是东北易帜，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权形式上获得对全国的统治。然而，北洋军阀时代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但没有终结，反而愈演愈烈。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抱团结伙，混乱不已；而蒋介石的一些政敌，或者本身就是军阀，或者借助军阀张势，窥视中央政权，挑战蒋介石的最高权力地位。蒋介石为了削除这一心腹之患，采用了各种手段，削弱乃至消灭军阀势力。然而，他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蒋介石玩弄权术，虽也奏效，但治标不治本。因为，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统治的结合，是军阀割据的根源。要根除军阀割据，首先要从治这个根本着手。当然，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可为的，否则，那就挖掉了蒋家王朝赖以生存的根基。

37、拜把结盟，赢得少帅归顺

拜把子，结拜仁义兄弟，这在古代充斥汗青，而刘关张桃源三结义，神话般地千古流传。近代以来，这种形式在洪门帮会沿袭。蒋介石也曾在黑社会混迹，他驾轻就熟，把这一套路运用到官场，运用到与军阀的争斗之中。

事例：

蒋介石与张学良结拜把兄弟，则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例。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县人，１９０１年生，其父是奉系军阀的首领张作霖。１９１９年７月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授陆军炮兵上校军衔，随后升任旅长，协助张作霖整军。１９２４年９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在山海关一带作战。第二年春天，率部进驻天津，升任陆军上将。１９２８年４月，任奉军正太、京汉线总指挥，对北伐军作战。张作霖本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一个军阀，但此时的日本人感到难以驾驭张作霖。于是在张作霖返回东北的途中，安排特务在皇姑屯路段埋炸弹，将张作霖炸死。不过，当时日本人并不知张作霖的死活。为了防止不测，奉军统帅部并没有公布实情。帅府控制极严，医护人员照常“工作”，一再向外界声明，大帅的伤情正在转好，不日即可视事，云云，演了一场“空城计”。

在张作霖被炸身亡的当天，北京张公錧正在庆祝少帅张学良的２７岁生日，生日与忌日巧合在一起。张学良闻讯后，沉着应对这一突出事变。指挥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化装秘密回到沈阳（当时称奉天），立即召开东北三省军政要员紧急会议，作出了几项决定，发布张作霖被炸身亡的消息；宣告张学良接任张作霖的职务；张学良推举张作相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在张作相等元老的辅佐下，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

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多方压力，７月１日，通电全国，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全国统一”。并派代表与蒋介石联络，商谈东北易帜的事宜。

蒋介石来到北平，亲自处理东北问题。他接见张学良派来的代表，向他们表示：只要东北易帜，宣布服从三民主义，张学良仍然是东北三省的全权统治者。他还派人到沈阳同张学良直接谈判。这时日本政府加紧了干涉中国南北统一的步骤，由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出面，以强硬的态度阻止东北易帜。随后，他还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一封信交给张学良，声称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殊无与其联系之必要；并表示日本愿给军事援助接济。日本方面，利用给张作霖治丧的名义，派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进一步威胁张学良说：“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张学良向日本人严正表示：我是中国人，我考虑的一切问题都是以中国人的立场来说话的，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坚决地顶住了来自日本的压力。但为谨慎从事，避免日本借口出兵，决定将易帜时间推后几个月。为了不让蒋介石产生误会，派代表多次向南京方面解释，表示东三省事实上早已服从中央，所差的只不过是悬旗这一形式问题。

为了促进东北易帜，蒋介石在１０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力排众议，提名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获得通过。他致电张学良指出：“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彼尤无可借口。”接着南京方面与张学良代表达成４点协议：（１）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２）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中央同意。（３）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经中央任命。（４）易帜不能迟于民国十八年元旦。此外，蒋介石还答应由南京中央每月接济东北军饷１０００万元，东北党务允俟党员训练完成后再行推进。

东北易帜步履维艰。前前后后，历经近半年。本来易帜是蒋介石、张学良都乐意做的事情，不太复杂，之所以如此艰难，主要是涉及到日本与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在东北易帜的背后，反映了日美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日本千方百计地阻挠东北易帜，美国则支持蒋介石统一东北。１９２８年７月，中美两国签订《整理中美关税关系条约》。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征得南京政府同意，以赴朝鲜的名义，于８月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力劝张要坚定决心，尽早实现东北易帜，表明美国愿为此作出努力。蒋介石和张学良都通过外交途径争取美、英等国的支持，使日本陷于孤立地位。８月，他们分别打电报给正在美国访问的伍朝枢、孙科就近宣布真相，揭露日本阻挠东北易帜的行为。９月，蒋介石派张群以参加日本阅兵典礼的名义访日，要求日本首相田中等不要干涉东北易帜之事。１１月，张学良派特使赴东京参加日本天皇加冕典礼，终于促使田中向张方特使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而加以默许。

经过半年多的曲折斗争，１２月２９日正式宣布东北易帜，张学良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同时换旗。至此，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东北易帜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抑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蒋介石个人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当时东北军有３０万人，装备全国第一，他知道谁能够获得东北军的支持，谁就能够主宰全国，他曾私下说：“张学良是当代韩信，必须将其纳入自己账下。”现在他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一庞大的队伍收归自己的旗下，扩大了自己的统治范围。他要好好地利用这一“偏师”去制服那些不服从他领导的军阀。的确，张学良的归顺，使他受益多多。

首先，在中原大战期间，假调停为名，行武力助蒋之实。１９３０年，冯玉祥閰锡山联合反蒋。张学良在东北按兵不动，双方都极力争取拉拢。但张名义上中立，从中调停，实际上在观战。蒋介石多次派人到沈阳等地向张学良游说，许诺给青岛等地给张，又委托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支付巨款；美英、法驻华使节也出面施加影响。张学良经过几个月的观望，于９月１８日发出“巧电”，表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吁请各方即日罢兵”，“静候中央措置”。他自称“中间而偏向南方”立场上，实际上是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接着，他命令于学忠、王树常率部入关，驰援蒋介石部队，进驻平、津。至此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反蒋联军难以为继，冯军向黄河北岸败退，閰、冯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但蒋介石的部队继续进攻，占领郑州、洛阳，冯閰十余万人被俘。张学良助蒋有功，蒋也给予回报，委任东北军的王树常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自此，华北归属东北军掌握。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拉拢张学良，主动要求跟张学良换帖子，要求结拜兄弟，自此，张蒋结下不解之缘。

其次，东北退让，代蒋受过。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关东军经过秘密策划，炸毁了柳条湖一带的路轨，污蔑是东北军所为，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急电请求国民党中央政府，但南京方面回电，无论日本如何挑衅，我方不应该抵抗。东北军将士忍辱执行不抵抗命令，被迫撤退。在很短时间日本占领了整个东三省。举国悲愤，纷纷痛斥日本的侵略的罪恶行径，也痛斥江北军的不抵抗主义。全国舆论都指责张学良，张学良一时间成了千古罪人。

其实，张学良有难言之隐。东北在很短时间内丢失，张学良肯定有责任，然而，他确实也是在替人受过。事变发出后，蒋介石下给张不抵抗的命令，要求张把所有的东北军撤往关内。但是，不抵抗是要冒挨“卖国贼”骂名的风险的，蒋介石不愿意承担这一罪名，所以他当面告诫张学良：“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中国人说。”张学良是一个讲义气之人，不得不忍辱负重，严守绝密，长期不向外界公布，直到他离开人世前，对这件事还是含糊其辞，目的只有一个，宁愿自己忍受骂名，也要维护蒋介石这个把兄弟的名声。

评析：

蒋介石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加上拜把结盟，感情联络，争取到了张学良的归顺。尽管东北易帜在前，蒋张拜把结盟在后，这种形式对张学良归顺、巩固易帜、维系蒋张的政治军事同盟都有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与张学良能在东北归治于中央政府上形成共识，最根本的还是双方对东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人认同，都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警惕。东北易帜对日本侵略野心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是爱国之举。张学良受绿林之风的影响，江湖义气浓厚。蒋介石抓住张的性格，在东北易帜后，与张学良拜把结盟，以情感纽带巩固易帜成果，形式上显然得落后，但取得的实效是明显的。

蒋介石用拜把结盟的手段，赢得了张学良的归顺，不仅巩固了东北易帜的成果，使他在形式上获得对全国的统治权；张学良在关键时刻以武力相助，使其在与冯的战争中大获全胜；替蒋受过，严守隐秘，维护蒋的领袖形象。然而，蒋介石多次有负于张少帅，尤其是西安事变，促蒋抗日，捉蒋放蒋。张学良讲义气，而蒋介石只记新恨，不念旧情，将张学良软禁长达近半个世纪，一代可能很有作为的少帅，就这样被不讲信誉的蒋某人所摧残。

38、分而制之，勿使对方扎堆抱团

权谋家在谋划蓄势之术时，就可能达到的结果而言，有上策、中策、下策。在自己积蓄力量，扩充队伍时，敌对方（或潜在的敌对方）的队伍越来越小，及至自行瓦解，这是上策；如果自己蓄势，敌对方也在蓄势，双方势均力敌，此乃中策；对方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而自己的势单力弱，无力抗衡，这是下策。权谋家运筹帷幄，当然企盼的是第一种结果，极力避免后两种结果，尤其是后一种结果。蒋介石对各路军阀采取分而化之，分而制之的权术，力求使对方由强变弱，达到消灭敌对方，或者是兵不血刃，把对方像切蛋糕似的分割，然后一切收入襄中。在削蕃（削弱地方实力派势力）的过程中，蒋介石常用这种权术。

事例：

在国民党的军队势力中，与蒋介石争天下的地方实力派中，真正能够跟蒋介石抗衡的有四个地方军事集团，一个是李宗仁、白崇禧统率的桂系，一个是西北的冯玉祥的军事集团，还有一个是粤系，再就是山西的閰锡山军事集团。前两个集团的首领既是蒋介石的政敌，又是军事集团的首领。后两个集团则是军事集团的首领，但又时常与蒋介石的政敌结合，组成反蒋联盟，或者以军事力量助蒋政敌。

对蒋介石来说，削弱、瓦解冯玉祥的军事集团不十分难，因此，冯玉祥的队伍虽大，士兵打仗也比较勇猛，但组织不十分严密，内部小派系众多，矛盾纷争时常发生，只要做做工作，就可以分而化之。閰锡山在军界政界长期混迹，见多识广，被称作“老狐狸”，但目光短浅，基本算是小富即安，他的计谋也只不过是护身而已，只擅长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处于一种守势，缺乏问鼎中原的气魄，构不成大的威胁。广东的地方势力虽然有很强烈的政治角逐欲望，但广东军阀向来是派系林立，经常自己斗得死去活来，分化这个军事集团蒋介石也颇有心得。最令蒋介石头痛的是桂系，李宗仁之所以成为对蒋构成强势冲击力的一个政敌，首先靠的桂系，而桂系内聚力很强。

桂系长期能与蒋介石抗衡，并不是因为他的硬实力有多强，它在财政、军事、政治上，与其他几个军政集团相比，并强不了多少，在兵力上远不及冯玉祥的３０万的兵马，在财力上，更不如广东军阀那样财大气粗。可他们的软实力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军事集团都不能相比的，就是蒋介石的嫡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可能比桂系弱三分。桂系的内聚力很强。桂系有三个核心人物，他们在财政、军事、政治上，各有所长。

李宗仁在政坛长期角逐，老谋深算，且为人比较宽厚仁慈，在这个军事集团中众望所归；白崇禧实干精神很强，有特殊的军事才能，又善于心计，在国民党的军事首脑中，在军事谋划上要高人一筹，素有享有“小诸葛”之美名。而另一个核心人物，是黄绍竑，此人擅长外交。这三人的特长互补，相得益彰，抱团紧密。即使黄绍竑后来离开桂系，但其基本上可以说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一直明里暗里为桂系服务。李、白、黄三个抱成一团，以广西为根据地，不断问鼎中原。广西这个地方底子薄弱，长期贫困，老桂系统治期间，横征暴敛，更是苦不堪言。李、黄、白经营新桂系后，将广西治理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被誉为民国的“模范省”。

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桂系，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可以说十八般武艺全都用过。

第一，白北李南，使其难以相互照应。就桂系部队的现状看，蒋介石觉得，从桂系内部拉出队伍，分而化之，不仅难度大，还有可能引起反感，助其内聚。为了达到分化桂系的目的，他着手从外部小动手术。其办法是，把李、白、黄拆散任用，使他们不能相互照应。蒋介石千方百计地使这三个人不能在一起，用各种理由把桂系的人马分开，让他们分头驻扎，分散而踞。早在北伐前夕，蒋介石曾提名白崇禧担任北伐军参谋长，这让很多人惊讶，白崇禧当时虽然在军事上有些灵气，但其资历很浅，年纪很嫩，只有３０来岁。连李宗仁也劝白崇禧不要去，但白崇禧看到这是为全国瞩目的位置，事关自己的前途，所以执意要去，派蒋介石安排为副参谋长，实际上代理参谋长，因为当时的参谋长李济深并没有到职。白崇禧以为自己的才能会为蒋介石所看重，他那知道蒋介石拆散于李白联盟于萌芽状态的意图。在北伐中白为蒋介石十分卖力，在军事上多次，为蒋解围，救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于水火之中，在政治方面，助桀为虐，在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事变时，献计出兵，很是卖力。然而，蒋并没有怎么重用白崇禧，这是当时政治上幼稚的他百思不得其解的。

第二次北伐基本结束后，蒋介石把北平、天津两大城市交给桂系，将两湖也交给桂系，这样桂系势力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一时间，大有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势。李、白部队作战勇猛，但在政治上毕竟过于年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蛋糕里暗藏杀机。桂系军队分布太广，战线过长，白北李南，联系不便，更不用说遇事商量了。当时李宗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来回穿梭，白崇禧坐镇北平，黄绍竑呆在广西，桂系腹部暴露，处在被其他军事集团袭击的危险的位置。这一部署刚刚结束，随之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由于早做了手脚，桂系首尾难顾，桂系全线崩溃。这样桂系在北伐中获得的地盘，在北伐中集聚的军事力量，几乎在一夜间丢失殆尽。

第二，文戏不成，诉之武力。蒋介石坐上国民党政权最高宝座后，对各路异己军事集团的崛起耿耿于怀，不解决这些“诸侯”，将后患无穷。起初他打算唱文戏。１９２８年，蒋介石与宋子文等共同制定了《军事善后整理案》，以节省财政开支，实行和平建设为名，在上海、南京分别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大造裁兵舆论。宋子文提出了裁兵以保证建设的方案，当时全国共有８４个军，１８个独立旅、２１个独立团，这些部队一年共需军费６．４亿元，大大超过全国总收入的４．５亿元。因此必须裁军，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各军事集团予以配合，并提出裁军的实际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将现在的２００个师裁减为５０个师，裁掉１５０个师。命令各集团军自行办理。这一方案等于这要各路“诸侯”的命，各地方军事集团一致抗命。

文戏不行，只得诉之于武力。１９２９年，蒋桂为争夺湖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彻查桂军侵湘”为由，调军西上，引起战端。３月，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达《讨伐令》，指名李宗仁、白崇禧“借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实为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宣布“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各军“痛加讨伐”。蒋桂战争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告终。

第三，以升迁为名，行调虎离山之计。１９３６年，李、白在陈济棠的拉拢下，发动了事变，再次起兵反蒋。蒋在解决了陈济棠之后，本来想用武力解决桂系。但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使之不便对桂系用兵。当时蒋的谋士熊式辉向蒋建议用调虎离山之计，把白、李再次分开。７月，突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免去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正副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另外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让黄绍竑任广西的主管官，看起来，他们都荣升了，但蒋介石包藏祸心，是为了将桂系拆散。也许蒋介石用意过于明显，也许是与蒋介石长期斗法的桂系已经老练了，不但不领蒋某人的假情假意，倒反客为主，邀请各抗日反蒋的党派，共同反蒋。

评　析：

春秋无义战。通常情况下，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事集团之间在军事较量和政坛争斗上，大部分纷争是为了他们各自集团的私利，很难定一个谁是谁非。

国家需要统一，军队应该统编，尤其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加深，民族危机严峻的形势下，尤其应该集中力量一致对外。蒋介石掌握中央大权，提出统一口号，削平包括桂系在内的军事山头，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他要削他人的军事山头，而自己搞嫡系更大的山头，这是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军阀现象长期存在，桂系始终难以拆散的基本原因。

从谋略角度考察，蒋介石为了解决桂系军事集团，合纵连横，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使用了各种手段，有一定的成效，但收效并不很大。这并不是因为蒋介石的权术不比对手高明，而是对手在长期与蒋的斗智斗法中长了见识，始终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增强了自护自卫的能力。桂系是强打不散，久分不裂，越聚越强，到了上个世纪４０年代末，在国民党政权的大厦将倾时，落井下石，终于把蒋介石从最高宝座上拉了下来，李宗仁过上了一次“总统”的隐，尽管前面有个“代”字。政治权力的游戏天然设定的规则，有时看起来还算是公平的。

39、巧离间，拉弱抑强

离间计是兵家和政治权谋家经常使用的计策。始处于《周易．比卦》。《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说的是，如下手下的人顺从统领者，是吉祥之兆。亲比辅助发自内心或内部，不会失去自我。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常理。兵家、权谋家则加以发挥，将其用之于计谋。其用计的逻辑是，人们通常相信亲比辅助来自内部，便不会导致自己的失败；如果内部出现裂痕，就可能为外部敌人所利用，因此，统治者时刻提防内部生变。兵家和政治权谋家常常利用这一心理，进行离间，搞乱其内部关系和政党的秩序，从中渔利。蒋介石对付各路“诸侯”，也常常使用此计法。

事例：

蒋介石离间冯玉祥与阎锡山的关系，是一则典型例子。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恩恩怨怨。他们时而拜把结盟，时而又反目为仇。在冯閰之间，他想方设法离间冯阎关系。拉拢相对弱一些的阎锡山，共同抑制力量强的冯玉祥。

１９２６年，国民党在广东誓师北伐后，冯玉祥和阎锡山分别宣布响应，共同对付北洋军阀。北伐由于这两支“异军”的加入，增加了北方对吴佩孚的钳制，这也是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因素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形成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的尖锐对立。在宁汉对立的过程中，冯玉祥，支持了蒋介石，尽管冯有自己的打算。他是想让蒋介石尽快发兵继续北方，以共同对付张作霖奉系军阀，所以他声称要以武力帮助蒋介石。这对蒋介石是一个不小的支持。

随后，冯以调停人的身份，在郑州撮合蒋汪合流，一致“分共”。此后，虽然宁汉之间兵戎相见，但很快国民党中央政权在南京统一。蒋介石由国民党中央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决定四个分会主席：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为李济深；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为李宗仁；开封分会主席为冯玉祥；太原分会主席为閰锡山。国民党新军阀四大派别，决定继续北伐，进攻张作霖的奉系。张作霖见势不妙，向全国发出通电，匆匆忙忙撤出关外。至此，北洋军阀长达１６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国民党第二次北伐取得胜利。

国民党第二次北伐，不同于第一次北伐，第一次北伐是革命正义之师，所依靠的是以工农为基础的全国民众，是以武装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而第二次北伐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其依靠力量是新军阀，第二次北伐胜利成为了新军阀的分赃闹剧。在旧中国，军阀为了扩张势力范围，最看中的是地盘。有地盘，就有兵、有枪、有钱、有粮、有财，也就有了政治地位，总之，地盘是其赖以割据的基础。因此，北伐结束后，四大军事集团就围绕如何分赃，各自挖空心思，使出浑身的本领。

按照论功行赏，那冯玉祥为北伐出力最大，承担了主要的战斗，而且冯家军英勇顽强，战斗力强。在北伐前，他被北洋军阀赶到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素来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因此，十分想获得东部有油水的地区，最好是北平、天津。这两个地方，仅海关收入一项，就比甘肃一省还要多。按照冯玉祥的想法，他肯定将得到这两块地方，因为，二次北伐，他出的力最大，而且在蒋处境危难之时，挺身相助，有恩于蒋介石这小老弟，蒋介石这小老弟肯定会以李相报。

阎锡山也在打自己的算盘，山西军队在北伐中出关比较晚，刚出娘子关，重要战斗已经结束，阎锡山正在犯嘀咕，但也很想得到一块大肥肉。他虽然出力少，但其政治手段圆滑，诡计多端，是冯玉祥所不能及的。考虑蒋介石的军队都在南方，一时半刻不能编撰北方，所以他以为好地方只能是冯玉祥了。他明里暗里支持蒋介石，共同对付北冯玉祥。１９２８年５月，蒋介石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谈中，阎挑拨道：“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吃过他的亏？”蒋介石点头不语，阎锡山点到为止。

其实，蒋介石找阎锡山会谈，正是要他的这席话。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离间阎冯联盟关系，从话音中听到阎冯并非铁板一块，有空子可钻。他决定巧施离间计，使冯阎联盟的裂痕扩大，为我所用。就目前的态势，将华北的任何地方让给谁都是不可接受的，但蒋介石也有自己的难处，他的军队刚刚扩大，除了嫡系部队，收编的军阀部队是一些杂牌军，部队很弱，还很难对付冯阎的军队。如果在华北占领的地方太多，势必会使自己的军队战线太长，造成冯阎的联合，这样使自己的处境困难。所以，华北暂时不能自己要了，要了，聚宝盆可能成为大包袱。但华北到底交谁代管呢？他决定把这个难题，变成施行离间计的一个载体。

他决定把冯玉祥想要得到的东西，偏不给冯，而是给阎。二次北伐，几个大军事集团势力空前扩张。而阎锡山军事集团的势力不大。从实力对比看，冯玉祥的部队最接近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构成的威胁最大。如果将比较富裕的山东、京、津交给冯玉祥，刺刀加上金钱，那后果对自己极为不利。所以，他要防冯一手。此外，若给阎锡山，那还可以使冯玉祥把对分赃不均的怨气朝向阎锡山，北方的冯阎联盟的裂缝可能会更大，这有利于分而制之。到底如何实施这一计策，蒋介石也颇费了番心思。

６月，蒋介石到河南新乡与冯玉祥会面，对于河北和北京、天津地盘的分配，先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征求冯的意见。冯玉祥久居西北贫瘠地区，十分希望蒋介石论功行赏，将北京、天津给自己。但是他又很爱面子，不愿意把话说明白，怕给人以争权夺利的口实。而其内心也认为于情于理，不用自己张口，蒋介石都会把这两个地方给我。他自己把起初意图亮出来，而是表示一切听从中央的。好家伙，我蒋某人就是等这句话，这样，离间戏就好唱了。他于是来一个顺水推舟，立即说出，北京、天津让给阎锡山，并以公允的口吻说出了理由若干，你们地盘不小了，山西地盘不大，冯老兄发扬点风格吧。况且，京、津两地外交复杂，不易对付，“大哥情怀刚直，不适宜和外国人打交道，就交给閰锡山去应付吧。”冯玉祥当然很不乐意，但刚刚说过一切听中央的，话音未落就反悔，实在说不出口，只好继续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干净了，我就十分满足了，别的事情，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定吧。”但嘴里是这样说，心里哪能平静，自古以来攻城得地都是“先入关者为王”。现在，蒋介石却让阎锡山这个后来者拿走了，冯军的将领无不大骂。冯不满归不满，无可奈何，蒋介石抑制了冯玉祥集团的势力。人家是“天子”暂时惹不起。那总是要找一个发泄的对象。于是乎，把怨气朝阎锡山身上发了。这样在冯阎中间打下了一个楔子。本来蒋介石想静观冯阎之间干戈相向，他以中央名义，居中调停，坐收渔利。

哪知道，阎锡山太老到了，他自己知道无功受禄，冯玉祥有怨气就让他发吧，反正实惠已得，何必与冯闹翻呢？何况，冯的地盘与自己紧挨着，人多势众，如果真正打起来，蒋搞壁上观，那自己就惨了。因此，他也不管与蒋介石的默契，急忙派人冯玉祥联系，调节冯阎关系，试图拉拢冯一起反蒋，这正对冯玉祥的路了，他俩一拍即合，又在新的利益基础上，联合起来，导演了一场反蒋的“中原大战”。这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评析：

离间术，五花八门，若加以归类，大体可分为正道和反道，“正道”是主动设局，让对方堕入所设的陷阱，手段很多，或造谣中伤敌对方的重臣、良将、亲信，或以金钱、美女之类为诱饵，或派间谍打入对方内部，离间对方的君臣、上下关系。“反道”，也叫反间计，也可以说是将计就计，敌方对我方施离间计，我方借其计，达到我方的目的，包括提供假信息，把对方派来的奸细加以收买，为我所有。

在反间计方面，人们比较熟悉的，那就是东吴周瑜利用曹操派指蔡中兄弟二人诈降江东。周瑜明知这二人是奸细，于是趁此机会，将计就计。同黄盖一起演了一出“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黄盖选派人去向曹操请降，曹操不相信。此时正好收到了蔡氏兄弟的来信，报告黄盖所说的情况是真的，曹操才深信不疑。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设计反中了小周郎反间计的圈套，遭火烧赤壁之祸，使自己铜雀台锁二乔的诗句，成了千古笑柄。

蒋介石在冯玉祥、阎锡山的联盟中间施离间计，属于“正道”，即主动设局。首先，冯阎联盟本身就是一种暂时联盟。他们之间潜伏着矛盾。蒋介石有机可乘，这是主动设离间计的前提条件。其次，诱计。蒋介石明知阎锡山对冯玉祥不满，自己不把问题挑明，在与阎锡山会晤时，引而不发，让阎锡山把冯阎之间的矛盾挑开，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布设离间计。第三，设圈套、布陷阱。蒋介石本来就不愿把京、津地区给予冯玉祥，但自己不亲口说出来。他抓住冯玉祥爱面子的弱点，设圈套、布陷阱，即用加以引诱，让冯玉祥说出违心的话，接着顺势而作，使冯玉祥有苦难说，吃了一个哑巴亏。第四，助弱抑强，把好处给予弱的一方，这样既可以扩大矛盾，又少有风险。分析蒋介石施离间计的过程，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可是，蒋介石巧施离间计，不仅收效甚微，反而弄巧成拙。这正应了《红楼梦》中所云：“聪明反被聪明误”，虽然蒋介石没有丢掉身家性命，但也吓出一身冷汗。对于权谋家来说，权术有效，但权术也不是万能的。

40、略施小计，一石三鸟

一石三鸟，是说做一件事，取得三件事的回报。从权谋的角度讲，以一个计策达到多种目的，那是一种求之不得的事情。这是权谋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蒋介石常常用此计策对待地方军阀。

事例：

１９３４年，蒋介石消灭孙殿英军阀势力，所谋划的计策，就是力图收到这样的功效。

在民国历史上，被蒋介石打败的军阀中，孙殿英实力并不强，但是一块牛皮糖，很难肯。孙殿英，１８８９年出生于永城县，他的母亲客居在外婆家生下他。因家境贫寒，很早就混迹于江湖。在江湖闯荡过程中，学会了圆滑处世的社交哲学，也赌出了一套精湛的赌博技巧。孙殿英酷爱赌博，对各种赌博方法极为精通，有人夸张说，他的赌道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传说，孙殿英打麻将，一圈下来，依靠自己对牌纹路的记忆，他能够对牌桌上的牌认得差不多。对于掷色子，他更是有一套，经常练习，能够根据声音判断点数，最后他还能控制点数，想掷几点就是几点。发迹后，在他的办公桌边有一个专门的色子碗，公事之余，常常以投掷色子为乐。

孙殿英幼年家境贫困，长大后对金钱有特别的爱好，他每到一地，总是以捞钱为第一任务。但孙殿英捞钱而不积攒钱，他常对人说：“会捞钱，更要会撒钱。会捞钱是二流学问，会撒钱才是一流学问。”他最崇拜蒋介石，他总结蒋介石一生“成就”说：“蒋介石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懂得如何将钱捞到手；二是知道如何将钱撒出去。”由于善于捞钱撒钱，孙殿英团结了一大帮有江湖义气的朋友，与各派军阀都玩得很转。

他早年加入土匪，后来成为绿林老大，被当时北洋军阀收编。１９２２年，孙殿英投靠张宗昌，在张宗昌手下担任军长。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张宗昌败逃山东老家，将他这个杂牌军扔下不管。政客何成浚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收编北洋军阀的部队，孙殿英投奔到冯玉祥的门下。因为孙殿英的部队是杂牌，跟冯玉祥的西北军又没有多大的历史联系，他的部队给养十分困难。为了捞钱，１９２８年，孙殿英竟然打起慈禧太后墓的主意。他以为慈禧太后会有很多陪葬品，派工兵营乘夜幕掩护，挖了慈禧的墓，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盗墓大案。他挖了墓后，很懂得撒钱，据说，他派亲信将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将一个翡翠西瓜送给了孔祥熙，让他们在上层给他说情。这一手果然奏效，等了一段时间之后，盗墓案件不了了之。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的时候，孙殿英起先犹豫不定，后来看见蒋介石只有４０万军队，而冯閰加起来有７０万之众，以为蒋介石会失败，就热心投奔了冯玉祥，冯玉祥封他为安徽省主席。蒋介石为了拉拢孙殿英，特地委派当时任河南省建设厅长的张钫到孙殿英处游说，带着手谕和４０万大洋巨款，给了孙殿英，结果，孙殿英脚踏两只船，一方面收下巨款，另一方面，拒绝投靠蒋介石，但为了留下后路，他将张钫礼送出境。孙殿英想耍弄蒋某人，那万万使不得，深为蒋介石所痛恨，蒋介石等待时机收拾他。

中原大战结束后，孙殿英部队被蒋介石改编。１９３３年，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邀请孙殿英参加，当时孙殿英手下有人马３万来人，如果参加冯玉祥的同盟军，势必在北方出现比较强大的反蒋力量，这深为蒋介石所害怕。他要求何应钦尽快想办法阻止孙殿英参加。而孙殿英对此事也不太热心。他自己也盘算了利弊，自己认为不是冯的嫡系，如果参加同盟军，有可能被冯玉祥吃掉，而自己也得不到蒋介石的承认，所以，一直是在观望。这时，何应钦委派自己的秘书刘健群亲自到孙殿英部队内劝说孙，随之而来的是戴笠。戴笠也曾在江湖上闯荡过，两人见面谈得很投机。在戴的劝说下，孙殿英表示遵从蒋介石，不参加同盟军，但要求蒋介石给他地盘，蒋介石答应给孙殿英察哈尔主席的位置。

等到蒋介石解决了抗日同盟军之后，孙殿英可利用的价值就不大了，察哈尔主席的承诺也忘了个一干二净。孙殿英内心相当不满。当时，孙殿英有兵有枪没有地盘，由于一直没有稳定的地盘，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像“客军”，受人白眼。在军阀当道的年代，如果没有地盘，那就困难重重。军心也就难以稳定。而依靠蒋介石，是绝对不会给这些杂牌军的军队军饷的。

１９３３年，蒋介石突然对孙殿英下发了一纸委任状，任命他为青海省屯垦督办。蒋介石之所以作这样的委任，并不是他对孙殿英承诺食言的一种补偿，而是采纳了何应钦的主意，决定以计策最终解决孙殿英部队。

当时，西北地区是由三马控制，马步芳控制青海，马鸿奎和马鸿宾控制甘肃、宁夏。这三省处于边缘地带，天高皇帝远，蒋介石鞭长莫及。三马对蒋介石不敢明抗，但阳奉阴违，他非常想消灭三马地方势力，但又不好直接出兵。这时，孙殿英找他要地盘，何应钦出主意，提出把孙殿英派往西北，以搅乱西北的政治局面。

何应钦在向蒋献策时，陈述了此计至少有三种好处：一是防止孙殿英与冯玉祥合作，削弱冯玉祥的势力；二是通过三马打孙殿英，使孙殿英这个非嫡系部队瓦解；三是通过孙殿英去攻击三马，即使三马消灭不了，也会给其造成重大的打击。

孙殿英得到蒋介石的任命后，十分高兴，以为这次有了归属了。尽管有人对他说蒋某人送的这份礼是不好收的，会冒很大风险，但孙殿英以一个赌徒的心理，就此一博了。

同年，孙殿英由驻地包头集中，９月向宁夏出发，１０月到达临河、乐平一带，摆出了进攻的队形，就在孙殿英准备大打出手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发出了一份电报，命令孙殿英必须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蒋介石再次出尔反尔，并不是什么健忘，而是进一步运筹他的计策。他料到，西北三马绝对不会允许外人来抢占他们的地盘，肯定要反击，同时对蒋介石也心存不满。蒋介石要稳住西北“三马”，为了安抚“三马”，他才命令孙殿殿英停止前进，给“三马”先吃一颗定心丸。而他也预料到孙殿英一定会拼命地要抢这块地盘，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地遵守他的命令，继续进攻“三马”，这样既能够使孙殿英和“三马”大战，又将自己置于局外。

果不其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孙殿英明白了蒋介石的诡计，但事情已经如此，不打也是不行的。１９３４年１月，他下了攻击令。

而另一边，也被蒋介石调动起来，蒋介石命令马鸿奎堵截孙殿英，答应给予军费支持。由于孙殿英直接威胁三马地盘，即使蒋介石不下达这样的命令，他们也要与孙殿英鱼死网破，何况现在有了“尚方宝剑”，蒋又答允给钱，马鸿奎指挥军队攻击孙殿英。

同年２月，孙殿英攻击“三马”的进程十分不顺利，随即亲自组织人马攻击。但仍然失败，３万人死伤很多，不得不转入防守。为了防止孙殿英部队兵败到处流窜，蒋介石命令閰锡山的王靖国部驻扎在临河，堵祝猴的逃往山西的退路，这又给了閰锡山一个人情。同时命令胡宗南部到达中卫，准备一旦“三马”抵挡不住，他们就继续攻击。三路大军同时进攻，使孙殿英惊恐万状，他深知已经上了蒋介石的当，但悔之晚矣。这时蒋介石抢先公布孙殿英的罪状，停发了他的军饷，然后派人劝孙殿英投降。走投无路的孙，只好缴枪投降了，自己宣布下野，到山西隐居。

评析：

蒋介石施计，解决西北地方军阀问题，收到一石三鸟的功效。从此计谋设计、实施过程看，蒋介石考察得比较周全。用此计解决孙殿英顺带解决西北“三马”问题的计策是何应钦的献策。蒋介石能接纳部属的进言，实为难得。抓住了孙殿英的弱点，没有固定的地盘，没有支撑点，如同流寇；要地盘心切，会缺乏对“诈”术的防范。挑起地方军阀的争斗，坐山观虎斗，企盼从中渔利，此计用“缺德”二字贬损并不过分。但是，就蒋介石要实现的目标而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一石三鸟的机会，在“义”与“利”的选择上，蒋介石常常是以利为转移的。在实施上，蒋介石作了多种防范，比如调动阎锡山部阻塞孙殿英的退路，给阎以利益；命令胡宗南集合重兵，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在解决孙殿英的过程中，蒋介石没有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个心腹之患除掉了。他略施小计，获得一石三鸟之奇效，在与地方军阀斗法中一次胜利了。然而，在蒋介石与何应钦们弹冠相庆时，不知是否想到此计的负面后果。此计也太损了！这里可以套用这位正人君子的精典话语回敬他：权术使他过狗一样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了解其内幕后，一些人对他的崇敬之情就会荡然无存。从这个角度讲，蒋介石所失去的远远超过所得到的了。

当然，孙殿英军阀势力的毁灭，是罪有应得。

41、借助“偏师”，不惜重金

军事上，把借用力量或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部队称做“偏师”。“偏师”不可小视，往往是奇兵，出奇制胜。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是蒋介石借用的“偏师”。这支“偏师”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事例：

如前所述，１９３０年的中原大战，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军阀混战。战争以蒋介石的“中央军”为一方，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为另一方，从军事力量对比看，蒋介石的兵力只有４０万人，而冯阎的部队加在一起，有７０万之众，蒋明显地处于劣势。在两军对峙，蒋处不利的形势下，他要借用一支军事力量，使两军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支力量就是东北易帜的张学良部。

当时张部有３０多万人，而且装备优良，远远胜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更是冯阎地方军阀所不能相比的。而且，从历史恩怨来说，张作霖的东北军败退关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冯阎加入蒋介石的讨奉行列。对此历史恩怨，张少帅不会不耿耿于怀。蒋介石有可能利用这支力量作“偏师”。当时，冯阎也在极力争取张学良的支持。

阎锡山先后派一名亲信前往沈阳试探，接着又派说客张清、温寿泉等人为代表到沈阳，将冯阎所拟反蒋通电交给张学良，邀请张学良在上面签名，张学良未予以理睬。冯玉祥也派了多名代表到沈阳游说张学良，以寻求他对冯阎反蒋联盟的支持。汪精卫则派郭泰琪与张学良见面。蒋介石派方本仁、何成浚打前站，接着，派李石曾、吴铁城、张群等政坛要员会见张学良。１９３０年７月，张学良在葫芦岛主持建港工程开工，各派势力都派人捧场，一时间，张学良身价倍增。这时的张学良也要来一个奇货可居，待价而沽了。

他对任何一方都不表态，观望一下再作决断。

对峙双方都认识到张学良的态度举足轻重，都在极力拉张入股，其手法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权术较量中，蒋介石技高一筹。

首先，未雨绸缪，早有投资；而冯阎是临时抱佛脚，且意见不统一。在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对东北的重要性有很深的认识。他的高级幕僚杨永泰就曾向蒋介石谏言，指出，张学良的东北军是决定性的力量，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制订了进一步拉拢、收买张学良的策略，他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地盘给地盘，只要张拥护中央则什么都可以答应。”反观冯阎，虽然都认识到张的态度的重要性，但晚了蒋介石一步。而且在对张的看法上，冯玉祥、阎锡山意见有很大分歧，冯玉祥甚至看不起张学良，认为他只是“胡匪的儿子”，只要以后在北京政府中给他几个部长位置就行了。冯阎在对付弱军的态度和看法上不一致，他们反映又迟缓，蒋介石抢先一步，掌握了争取张的主动权。

其次，双方所派的人物量级相差甚至，而且认真程度大不相同。蒋介石在派代表与张学良接触，是一些政坛老手，位高权重，在政坛颇有知名度。吴铁城、张群都是“中央大员”，“国民党元老”，即使何成浚、方本仁虽然是打前战的，蒋介石在人选上也作了周密的考虑。他们俩人跟东北军有很深的渊源，与张学良沟通起来，没有什么隔阂。而冯玉祥、阎锡山所派人员只不过是具体办事之人，对东北军内部派系、人际关系不熟悉，不知道从何处入手，说的一些话，要么是一些大话、空话、套话，隔靴搔痒；要么，细起来，如数流水账，让人听起来心烦。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冯阎的诚意有所怀疑。冯阎是政出两门，冯的门徒与阎的门徒许愿不一致，更是让对方犯嘀咕；反观蒋介石的所派要员口径一致，始终如一，破绽不多，这样，张学良的信任投向蒋介石了。

第三，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是锲而不舍；而冯阎则做功不够。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是紧盯不放。张走到哪里，蒋介石的说客就跟到那里，张学良３０岁生日那天，蒋介石派李石曾这样的国民党元老为其祝寿。张学良到北戴河，张群也到北戴河，张到沈阳，这帮人跟到沈阳。蒋介石摆出一副非说服张学良绝不罢休的姿态来，张学良看到如此行为，有些心烦，可细想，人家是看得起“少帅”。相比之下，冯阎的代表懒赖散散，缺乏耐心和毅力。蒋介石还用钱打通张身边人的关键。吴铁城与张的部下打牌，几个月下来，输给东北军的牌钱有十几万，这样，在张学良那里敲边鼓的倒不少。

第四，蒋介石舍得下大本钱，且是一些干货；反观冯閰小手小脚，且是空头支票。蒋介石早就给张学良许过愿，只要张学良通电拥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则张提出的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蒋介石首先委任张学良为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在军内职务仅次于蒋某人。７月，又派人携带国民政府的几份委任状，任命于学忠为北平、天津卫戍区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胡若为青岛市长、王家祯为外交部次长、这样不仅张学良的地位确认，就是东北军的其他高级将领的地位也确认了，东北军不但可以入关，而且进入了中央政府。对比冯阎那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冯阎只给了张学良海陆空副总司令的名义，对张学良部下入关之后的地盘则没有什么表示，就冯阎而言，他们还缺乏驾驭张学良的气魄和能力。他们准备定都北京，担心把北京让给张的东北军，自己没有什么安全感。而蒋介石对属下的驾驭能力远远比冯阎强，他没有京城让外人设防，受制于人的担忧。在军费方面，蒋介石慷国家之慨，笼络张学良之心，非常大方，一下子拨给张学良入关经费达２０００万元，在那个年月，不说是天文数字，倒完全可以是一笔巨额经费。在军阀奉行“有奶就是娘”的实用主义面前，其产生的吸引力之力是可以想像到的。而冯阎，却没有动真格，话又说回来，他们没有掌握中央政权，哪来那么多的钱来收买张学良，他们自己的军费也需要向蒋介石乞讨，他们之所以起兵反蒋，不就是为了多留一点队伍，争取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相近的待遇，多要点军费。如果有巨额多余的钱给张学良的话，那里，还会扯旗反蒋呢？

张学良也非等闲之辈。他深知刚刚接下父亲手中的权力，而且，还是仓促上阵，脚跟尚未站稳，其威信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这使他行事以稳妥为好，害怕初涉军事政治的角逐场，一旦失误将造成可怕的损失。因此，他搞壁上观，静观风向，让形势明朗些再作决断。他的无为而治的策略，还可以进一步抬高自己的身价。为了作出貌似公允的姿态，他反复表示自己“严守中立”、“置身事外”的中立立场，尽是避免与南北代表见面。蒋介石委派的代表都是一些政客，他们当然知道张在想什么，所以紧追不舍。最后，张在被追得无可奈何时，只好说：“如果中央军能够打下济南，我就表态”，当即蒋介石的代表就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得到张学良的这一表态，随即要求前线将士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济南，结果“中央军”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将济南攻下了。张学良得知济南已经到了蒋介石手中，认为反蒋联军失败，于是就通电东北军入关，以武力调停，主张息战罢兵，维护和平。东北军入关后，冯玉祥、阎锡山在力量对比上，顿时处于劣势，战局发生逆转，冯的军队因为没有一个可靠的地盘与蒋介石抗争，其浩浩荡荡的冯家军顷刻间土崩瓦解。

评析：

蒋介石在与地方军阀恶斗中，获胜了。蒋介石获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有张学良这个“偏师”相助。当时中原大战的双方都在争取张学良。蒋介石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除了他有中央政府这一块金字招牌，以及垄断着政治、经济资源外，还在于他的权术与冯玉祥、阎锡山相比，要高他们一筹。他未雨绸缪，早有投资；而冯阎是临时抱佛脚，且意见不统一。他高度重视，派重量级人物到张学良那里去游说，这些人有知名度，且老谋深算，能抓住要害，打通关节，而冯、阎所派的代表位卑言轻，不得要领。他锲而不舍，舍得下工夫、花大本钱；而冯阎则做功不够，且小手小脚，小家子气，没有什么吸引力。

蒋介石为了借助张学良这个“偏师”作了巨大的投资，但其回报也是巨大的，中原大战后，虽然也有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但像中原大战这样的大规模，却没有了，冯阎联盟被打败后，尽管武力反蒋事件时有发生，但再也没有一支力量能与他抗衡了。蒋家天下基本大局已定。他借助“偏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也曾对张学良感激不尽，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与张学良结拜为兄弟，张学良升到显赫的地位。

然而，蒋介石是一个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结拜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张蒋的“蜜月”是短暂的。蒋介石要求削弱地方实力派的政策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谁的兵多，谁的实力大，树大招风，谁就是蒋介石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张学良也不例外。当然张对蒋的为人不是没有一点认识，在他通电入关前，召开了东北将士的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冯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由此，可见张对蒋介石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但他的为人又过于讲义气，使自己成为权谋博弈中的悲剧性的人物。

42、顺手牵羊，强龙轻取地头蛇

“顺手牵羊”一说，源出于《礼记*曲礼上》，“曲礼”曰：“效马效羊者右牵之”。“清*顾张思”诠释说：“伺便窃取曰顺手牵羊”，右手俗称顺手，“龋撼便之意。”说白点，就是在行路时，发现路边有一只羊，便顺手把它牵回家据为己有。这个典故，比喻的是意外收获，或毫不费力地获得某种平常要花大气力才能获得的东西。此种现象在社会上常见，顺手牵羊，大多数喻指贪小便宜，不那么正人君子气。这种伎俩，兵家、权谋家也使用，且有一些精典案例。楚王伏兵拿了息侯，意外地得到息的夫人美女息妫，占为己有。淝水之战，只有８万人马的晋军，采用“顺手牵羊”之策，打败秦王苻坚统率的９０万大军，是为兵家精典。蒋介石也使用过此术。

事例：

蒋介石在剥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兵权，控制贵州的争斗中，就使用了“顺手牵羊”之术。

王家烈，１８９３年出生于贵州桐梓县一户农家读书人之家。１９１４年从军，入贵州陆军步兵第六团一营三连当列兵。长期混迹于黔军，由军队的最下层的列兵逐步跃升到将军。后来王家烈投靠到蒋介石的门下。因积极“剿共”，在蒋的扶助下，势力发展很快。１９３３年春，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其所率部队普遍抽吸鸦片，步枪加烟枪，被戏称为“双枪”将军。

王家烈统治贵州时期，虽然提出以“整顿庶政”作为施政的方针，但是只不过是故作姿态，根本不去实行。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唯我独尊，生活奢靡，终日沉溺于酒色，吃喝玩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他的老婆万淑芬（铜仁县人）权欲很强，乘机干预军政要事，很快掌握了８个团的兵力，并往返于南京、广西之间，到处活动，大量安插万氏家族和同乡，形成黔军王家烈军中的铜仁系。与王家烈的桐梓嫡系明争暗斗，两派斗得不可开交。王家烈对此事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勾结，横行霸道，横征暴敛，税收多如牛毛。这个已成乌合之众的“双枪”队伍，把贵州搞得天昏地暗，百姓苦不堪言，社会中下阶层怨声载道。上层社会有良知或者与王家烈有利害冲突者，也看不顺眼，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报告王家烈在贵州的劣迹。

虽然王家烈之类的地方军阀已经投靠蒋介石，但他们被视为“异军”，靠不住，早晚是要与他作对的。对于收编的地方军阀势力，他的手段一是削弱；二是除掉。王家烈在贵州的昏庸统治，使黔军实力大大削弱，再加上两派系之间的矛盾，几乎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于是，蒋介石想趁此机会把黔系军阀消灭掉。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我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后来称之为“万里长征”。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数十万兵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蒋介石亲自督战。他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红军。蒋介石想借“追剿”红军之机顺手把王家烈的黔军解决掉。然而，军阀与绵羊不一样，即使王家烈昏庸，但还是有头脑的，加上有一个精明且野心勃勃的老婆，更不会轻易就范。王家烈担心这次老蒋会来“顺手牵羊”之计法，乘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为了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力堵截红军，迫红军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两广之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于是，王对部队也作了相应部署，一旦形势不妙，便向广西靠拢。

蒋介石得知王家烈勾结李宗仁、陈济棠，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协议，反对他的蒋记中央，更视王家烈为眼中钉，时时都在制造机会，企图除掉这个祸根。为了顺手牵“王记”肥羊，蒋介石作了一系列相应的谋划。

首先，假“追剿”红军之名，派嫡系入黔。在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尾随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其次，挖墙脚。１９３４年年底，薛岳部进入黔东，王家烈特从贵阳赶往薛部驻地欢迎，可是薛岳竟避而不见，以示冷落。薛部使出了一个毒招，他们并没有去黔北跟踪红军，而是一直开往贵阳。薛部进入贵阳后，就树立起招兵大旗，在王家烈的眼鼻子底下，招起兵来。由于薛部是蒋记嫡系部队，军粮要比黔军优厚得多，以致王家烈部队的士兵纷纷逃到薛岳的部队，这等于是在挖王家烈墙脚，王家烈又恨又怕。

第三，相机摊牌，逼王就范。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蒋介石果断地摊牌，逼王家烈交权。蒋介石命令自己的亲信何成浚到贵阳，要王家烈在军长和省主席两职中选择一职。此时的王家烈已是蒋介石牵在手中的“羔羊”，无胆也无力反抗，王家烈迫于无奈，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去他的贵州省主席的职务，派亲信、接任，同时任命王为二路军“追剿”总指挥。

第四，釜底抽薪。蒋介石到了贵阳以后，随行的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蒋考虑到王家烈拥有２万人马，杀了王家烈恐怕王的部下发动暴乱，不利于以后统治贵州，于是，没有采纳陈诚的进言。蒋介石虽然不杀王家烈，却要逼迫他下台。以军饷卡王家烈，搞釜底抽薪。蒋介石令王家烈将所属的２个师５个旅１５个团缩编为２师辖６个团。因王的部队分驻各县，蒋介石又不准王部集中，这样王部没有办法实施整编。蒋介石借故，指使督办大员不整编就不发军饷。后来蒋介石出面做好人，同意发军饷给王部，但又规定未经他点编，只发给每月伙食费１０万元。而当时王家烈的部队官兵有２万余人，这点钱连打发饭钱都不够，更不用说其他费用了。即使是１０万元的军饷，也只是一个空头支票，实际上还是分文不给，使得王家烈处境困难。蒋介石还指使人在王部内部做手脚，煽动黔军官兵起哄闹饷，反对王家烈。用重金收买王家烈手下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然后由二人怂恿部下向王家烈闹饷。

在内外逼迫下，王家烈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召见王家烈到贵阳，王家烈便要求免去军职，出外考察。蒋介石见去掉王家烈实权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全心全意挽留说：“辜负你了！在国内各地看看就行了。”于是便给了王家烈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头衔。王家烈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就范了。

评析：

蒋介石趁“围剿”中央红军之机，使用“顺手牵羊”之术，成功地制服了王家烈。就他解决贵州地方实力派而言，他的谋划比较周全。从中可以看出，对于谋略家来说，“顺手牵羊”不是即席之作，不是“守株待兔”，而是主动设局，相机而作，谋划必须周全，意图必须隐秘，行动必须果断。这样的权术，对于蒋介石这样的工于心计、心狠手辣、薄情薄义之辈，那是随手拈来。

后来，王家烈对人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帝国主义虽然凶恶，但非不得已时，不会板起面孔，露出凶恶的面貌，而中央军则随时耷拉着脸皮对人，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示他的威严一样。真是欺人太甚！我们贵州人今天实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觉。”这是借表达对“中央军”的不满，来发泄对蒋介石用毒辣的计策让他臣服的控诉。蒋介石这个“强龙”，虽然用“顺手牵羊”之计擒拿了王家烈这个“地头蛇”，但压不住王家烈的心头之恨。

43、偷梁换柱，意在控川

“偷梁换柱”一词源出于《帝王世纪》，曰：“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说的是殷纣力大无比。后来人们把这一词语转义为对兵家、权谋家的一种计谋的表述。意指：“频更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乘之。曳其轮也。”在权谋上，比喻玩弄手法，暗中改变事物的内容或事情的性质，以达到蒙混欺骗的目的。在军事上，联合同盟军对敌作战时，反复变动盟军的阵容，借以换掉盟军的主力，等待它自己败落，然后再乘机把它兼并。在诸侯林立的古代，或者在军阀割据的近代，所谓盟军，不过只是一种暂时的联合而已，所以“兼并盟友”是常见的事。蒋介石在解决四川军阀刘湘军阀势力曾采用了此术。

事例：

在古代，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近代以来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四川被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蒋介石早就想插足四川，由于一直忙于其他要事，此事暂时顾及不上。而四川大小军阀虽然内部烽烟常起，连年内战不休，但是对蒋介石的防范却是目标一致，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染指四川。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把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的所谓抗战战略，与实施削弱军阀、控制四川的削藩术结合起来，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解决四川问题。

１．在蒋家军入川问题上，以退为进。

蒋介石很早就曾尝试用文的方法，取得对四川的控制权。１９２８年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一个“党务监察委员会”进川，７月在成都展开工作，引起四川军阀的警惕，坚决反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蒋介石不得不指示，把这些人撤离成都。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４年间，中央党部曾四次谋划在四川建立党部，均告失败。

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刘湘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蒋介石表现出热情，并作出积极“围剿”红军的姿态。中央红军长征后，他更是积极配合蒋介石追剿红军的部署。

此时，蒋介石的高级谋士杨永泰向蒋进言说，借追剿红军之机，中央军入川，以“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杨的进言更促使蒋介石把解决四川军阀问题与入川建立大后方的战略结合起来。

早在１９３３年，刘湘在成都就任蒋介石发布的四川“剿匪”总司令职，集中全力对付红军。但在与红军作战中损兵折将，事与愿违。８月，不得不故作姿态，通电辞职。９月，蒋介石复电予以安慰，称，“公为乡为国，均应负责到底，虽至一枪一弹，亦必完成任务。此实大局所关，亦即大义所在，中央眷念前功，倚畀尤为殷切，讵不可轻率引去，动摇军心。”于是，刘湘顺水推舟，再也不提辞职之事，而是派人赴庐山面见蒋介石，提出几个重大问题请求解决，蒋介石满口答应，十分爽快。

１０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蒋介石布置沿途围堵。刘湘被蒋介石电邀到南京，商讨部署此事。刘在汉口与他的亲信邓汉祥商议，邓汉祥劝刘湘提防蒋介石说：“蒋表面上必定将加重你的责任，提高你的地位说一些如何信任你等等好听的话。实际上就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的目的。同时，他还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重兵入川，实行掌握川局。”在途中刘对随行亲信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红军西来目的，究竟是拿下四川还是过路，现在尚难判断。假如他们的目的在拿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以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是更不必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

刘湘在南京与蒋介石见面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据理力争，把中央军拒之川外。双方妥协，达成三项决定：（一）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计划、指挥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

２．实行渐进式渗透。

蒋介石的“参谋团”名义上是辅助刘湘“围剿”红军，实际上是把足插进来，控制刘湘。他们在进驻重庆后，搞小动作，收编土匪，封官许愿，组织别动队秘密活动，收买分化四川大小军阀。康泽还以禁烟缉私室主任的名义，将缉私总队调入四川，凡水陆交通均设有禁烟缉私专员办公室及检查所，爪牙遍布全川。刘湘大呼上当，但为时太晚，只得以毒攻毒。于是刘湘竭力扩大四川本土特务系统，用以对付别动队。别动队借故逮捕刘湘的特务，刘湘的特务则借助地方黑社会势力暗杀蒋家的别动队。

蒋介石亲自出马。从１９３５年２月起，在四川先后呆了半年，他的此行一举两得，一方面，督阵“围堵”红军；另一方面，进一步控制四川。他把“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以管理川、黔、滇三省的军政，自任主任。还在峨眉山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蒋介石在训练团中，对川军进行驯化，大讲“剿赤”，服从中央等等，同时封官许愿，暗中拉拢。训练结业时，每人发了一大笔钱。这次收买初见成效，有一部分川军将领倒向蒋介石这一边。刘湘每逢蒋介石讲过话以后，马上去“消毒”。

３．演调包的戏法：川军出川，蒋家军入川。

刘湘与蒋介石明争暗斗，双方的矛盾趋近于白刃化。而刘湘在西安事变中，支持张学良，蒋极为恼火，决定对四川动手术了。将川军整编，同时以出于抗战的需要为幌子，势图控制四川。蒋介石后来说：“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做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迁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到了（民国）二十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１９３８年３月，他在武汉会见刘湘的代表邓汉祥时全盘托出了他整编川军的决心，他说“四川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甫澄（刘湘）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深恐他身体不逮。中央拟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任省主席，让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后在邓汉祥的反复申说下，又经过何应钦从中劝说，蒋介石才不提军民分治，而坚持川军缩编。后来，由于刘湘的抵制，缩编未果。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假抗日之名，把川军调出四川。刘湘是积极主张抗日的，他发表了《告川康军民书》。１９３７年８月，刘湘决定川军出兵１１个师。刘湘也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他的部队编为第二十三集团军，由刘湘直辖，沿川鄂线向湖北进发；另外一部分川军组成二十二集团军，被调入陕西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还有一部分川军归第一战区指挥。刘湘统率的二十三集团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从蒋介石对川军的部署来看，他是要趁对日作战之机肢解川军。他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其实这个战区根本就不存在。刘湘得知此情，感到自己一腔抗日热忱，却被蒋介石所愚弄，气愤极了，国忧私怨交加，顿使病情加重。蒋介石虽然派人送刘湘到汉口医治，但已无济于事了。蒋以陈诚代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刘湘失去了对川军的掌控权。刘湘于１９３８年１月病逝。

川军出川后，蒋介石却安排成建制的嫡系部队，一个军又一个军地撤退到四川，真正把四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评析：

偷梁换柱，是历代兵家和权谋家乐于使用的计策。春秋过末期，晋国内有智、韩、赵、魏四家掌握大权，而智氏势力最大，智氏联合其他三家势力倒晋。在力量配备上，按常规布阵，以友军为梁为柱，而不是以自己的精锐部队为梁为柱，盟军无法控制，这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导致盟军反水，结盟崩溃，智氏家族遭灭顶之灾。战国时期，秦国向韩国和魏国借道去攻打齐国。齐威王派章臣率兵迎击秦军，变通常规布阵，偷梁换柱，把自己的精锐部队乔装打扮，送到秦军的关键部位，也就是兵家说的梁柱部位待机袭击敌军，致使秦军大败，以弱胜强，成为偷梁换柱的范例。

蒋介石在运用偷梁换柱的计谋时，有独到之处，首先，酝酿与施计是一个长过程。解决四川军阀割据问题，蒋介石前前后后用了五六年的时间，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运用偷梁换柱术，最终迫使刘湘等四川军阀就范。其次，因时而变，顺势而作。解决四川的军阀势力运用了多种计谋，有明示，以中央政府的身份，向四川地方军阀提出统一军令的要求，还有派人渗透，以及恩威相济等等，因时势的变化而交替使用；其偷梁换柱也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是抓住机遇，顺势而作，更加自然与隐蔽。

从维护国家统一，从建立抗日大后方的角度考察，蒋介石致力于解决四川军阀问题，是有远见的战略之举。刘湘等四川实力派，在民族危亡之际，听从中央调遣，出川抗日，此乃爱国义举。问题在于，蒋介石在践行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略时，还夹带着为一党一政治集团徇私的小术，为了打压、削弱乃至消灭异己，不择手段，此之过有损于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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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不战而胜

不战而胜，是“三十六计”胜战计中的６计策的内核，也是军事谋略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战而胜，以强大的军事威慑为后盾，以离间、安抚为手段，文武结合，虚实相济，兵不血刃，以获全胜。

事例：

蒋介石解决割据新疆的军阀盛世才的问题时，在谋划上，有这样的设计，基本上达到不战而胜的胜战效果。

盛世才，东北辽宁了，青少年时代，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后来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到韶州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加入东北军，在郭松龄麾下担任下级军官。此后，再度到日本，１９２７年，由日本归国后，为蒋介石所收罗，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

此人野心勃勃，且心狠手辣。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任新疆统治者金树仁的秘书长的鲁效祖相识，两人相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盛世才与鲁效祖谈论军事谋略方面大而化之的话中，夹杂着诉说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心情，鲁效祖本来就是受金树仁之托，来到中原招募军事人才的，谁知寻才千里无路径，偶尔相逢得将才。于是鲁效祖建议，盛世才前往新疆事职。

鲁效祖万万也没有想到引进盛世才，给新疆的当权者带来的是祸而不是福。盛世才到新疆后，金树仁委以重任，使这位年轻上校掌握军事大权。谁知，此举是“引狼入室”，盛世才觉得来到新疆是天赐良机，他牢牢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利用渗透拉拢等手段，合纵连横，结党营私，一大批中下层军官云集在他的麾下，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顺势纵横捭阖，赶走金树仁，挤垮了马仲英，自己占据新疆为王，驰骋于天山南北。

盛世才是一个变色龙。在蒋介石麾下，追随其反共。在新疆他又因势而变。新疆与强大的苏联接壤，红色革命气盛。他要借苏联为自己强势。于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仿效苏联的克格勃，成立了“六星社”，打出了“六星旗”，公开倒向苏联。他声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奉行亲苏政策，说亲苏政策：“不仅是建设新疆的最光明的灯塔，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最明亮的灯塔”。他利用中苏间的矛盾，割据称雄。扮演两面人物，一面唱新疆是中国领土，防止苏联的渗透，损害他的利益；另一面，亲苏，从苏联获得援助，并且挟苏自重，以对抗国民党南京政权。对于盛世才当时的两面派表现，中共新疆党组织负责人邓发曾这样说过：“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有野心的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蒋介石很想搞垮盛世才。这是因为，第一，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挑战他的独裁统治，屯兵新疆，后患无穷，这是他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第二，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密，担心苏联打新疆的主意，要是如此下去，新疆早晚将为苏联所吞并，划入红色帝国的版图。第三，１９３８年，盛世才访苏归来后，同共产党靠近，后来在新疆建立起统一战线。共产党一些要员在新疆活动。蒋介石担心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疆这一通道，从苏联获得援助。他要通过解决掉盛世才，把共产党这一条路堵死。

蒋介石这个人在谋略上比较善于观察形势，审时度势而施计，是他在通常情况下坚持的策略套路。当时的情况是，中国抗战在即，蒋介石不仅希望得到英美的援助，而且也希望苏联的支援。他担心动盛世才会得罪苏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解决掉新疆盛世才这块心病。他在等待时机。时机果然到来。１９４１年，德国进攻苏联，苏联进行卫国战争。那是一场社会制度对社会制度、民族对民族的殊死决战，斯大林动员全苏一切力量投入卫国战争。苏联无暇东顾。

于是，蒋介石开始采取实际步骤解决盛世才问题。由朱绍良统帅重兵，陈兵于河西走廊，跃跃欲试，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搞得盛世才心惊胆战。以大兵压境威慑，蒋介石派新疆督办公署驻重庆代表张元夫回到迪化与盛世才密谋。盛世才自知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援，他无法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５月，派其五弟盛世骥陪同张元夫一道乘飞机前往重庆，暗中订下默契，以反苏反共为条件，蒋介石、盛世才达成妥协。

同年８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福等人到新疆，诱迫盛世才，盛臣服于蒋介石，将“六星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他摇身一变，成了“反共”斗士。１９４２年，盛世才撕毁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逮捕了在新疆支持与帮助新疆建设与发展的中共党员及其他们的家属１６０多名，还有其他进步分子，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曾在新疆政府担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等人也被捕入狱。１９４３年，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在监狱杀害。

尽管盛世才由联共转向反共，蒋介石还是想把他拿掉，他曾安排蒋经国到新疆任主席。蒋介石之所以安排蒋经国去担此重任，一方面是想在江西崭露头角的儿子，应该挑更重的担子，如果在内地，安排要职不仅那些元老不服，而且即使自己的嫡系队伍中反对者不会少，放在新疆，作封疆大吏，比较合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蒋经国在苏联生活了很长时间，对苏联比较了解，精通俄语，便于与苏联接触，调整与苏联的关系。而且蒋经国在江西搞的那一套，也比较适合于新疆这一特殊环境，用“具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去消除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进行封建割据的盛世才的影响，可以起到奇效，可以把盛世才的势力根除。

蒋经国接受此重任踌躇满志，想在新疆大干一场，为此作了充分准备，他带领一班人马，到达新疆，沿途考察了陕西、宁夏、甘肃。可是正在他为走马上任做准备时，蒋介石让他止住了前进步伐。蒋经国十分纳闷，甚至有些埋怨。他那时知道，蒋介石有他的全盘考虑，还是认为暂时不动盛世才为好，运用驾轻就熟的统驭公式，解决盛世才问题，在盛世才头上增加了很多顶官衔，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新疆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军校主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九集团军副司令等党、政、军要职，反正是空头支票。就这样，蒋经国未能到新疆赴任。

评析：

蒋介石用大军压境，辅之以收买、利诱之策，收到不战而胜的功效。在解决盛世才与南京政权分庭抗礼的问题过程中，有两点处理比较得当，一是不盲动，寻机而作；二是用大军压境，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辅之心攻心战和物质利诱。但从整个抗战大局来说，蒋介石把解决盛世才问题作为反共的步骤，企图切断苏联对共产党的援助，鼓动盛世才残害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损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离了民心，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在国民党政治圈内，很少人没有同蒋介石发生过矛盾，并与之发生敌对关系。这固然有权力诱惑的驱动，因为由剥削阶级独霸的政坛，本身就是一个权力角逐场，台上台下，统领者与被统领者之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政治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上，客观上存在着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时常会转化为敌对性。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蒋介石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影响。他对权力的迷恋达到痴迷至狂的程度，专权、独裁，四面树敌。另一方面，蒋介石没有也根本不想建立起政党、政权运作的民主制度和机制，使国民党政治圈内的竞争，几乎始终处在一种无序的、高强力的状态。他所运用的法宝那就只能是权术了，依靠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倚仗嫡系常规军的支持，借助特务政治的介入，把权术玩得灵转，制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敌。然而，权术的效用是极其有限的，结果是降而难服，打而难倒；此伏彼起，“亡”后再生，周而复始地循环，构成了蒋介石当权时期怪异的政治景观。

45、明争暗斗，把握主动权

蒋介石与汪精卫为了把握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严重恶化了政治生态。在这种争斗中，蒋介石逐步由劣势转为优势，掌控了中央大权。

事例：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元老派。在蒋介石还在做儿时的打斗游戏时，汪精卫就在提着脑袋干革命，因暗杀满清朝廷大权在握的摄政王，被捕入狱，名噪一时。他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同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的论战中，与胡汉民合称革命队伍中的“双璧”，深得孙中山的信任，那时，人们把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之间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比喻性的描述：“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尽管孙中山对汪精卫的软弱、对改组国民党犹豫的表现时有批评，但总的讲是信任、重用的。国民党“一大”上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孙中山在北平临终前的政治遗嘱，就是由他记述整理、转达的。孙中山逝世后，他成了国民党的政治领袖。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还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后来，在宁汉对峙时，汪精卫又是武汉反蒋的举旗人。

蒋汪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存在着，在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这两个人，在权力角逐场，有联手，更有争斗，在联手中伴随着争斗，在争斗中夹杂着合作。在蒋汪争斗中，蒋介石的权术要高汪一筹，更由于军权在握，使自己抢占了上风。

１．制造中山舰事件，外在排共，内在制汪。

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的新右派，打内心里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孙中山病逝后，就决意分共，他后来曾自我表白说，从国民党“二大”起，他就“下了决心，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同共产党“奋斗抵抗到底”。１９２６年３月，他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击、排挤共产党，尤其排挤以黄埔军校学生兵为基础的新军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一个目的就是打击汪精卫。周恩来后来谈起中山舰事件时说：这是“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的严重政治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正抱病在家。得知这一消息后，对蒋介石搞这样大的动作，不事先给他通气，非常气愤，他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告我，这不是造反吗？”其实，蒋介石制造这一事变就包含着造汪精卫的反的用意。他的此举意欲一石三鸟，既要打击中共，又要削弱苏联顾问团的影响，同时动摇汪精卫的威信和地位。关于中山舰到黄埔去是谁下的命令，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汪精卫下达的，一种说法是蒋介石下达的。蒋介石当时声称，说有阴谋，要绑架他，将他送往莫斯科。事实上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策划的，他说有人要绑架他，是暗示这人是汪精卫。

汪精卫在国民党８０位委员面前，否认曾分发任何命令，并怒斥蒋介石说：“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一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２５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你只不过是一个新进者，一个后辈委员，但是你却以你那无耻的军阀作风来叱责你的长辈。如果你想夺取我的地位，你就干下去嘛！”

汪精卫的一席话揭了蒋介石的短，刺到了痛处。但蒋介石此时羽毛未丰，感到初试锋芒，试探已见功效。所以并没有与汪精卫公开对峙，而是采取了适可而止的策略。他一方面表示这是一场误会，一方面请求处分，很快就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同时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还采用“苦肉计”，作出了打击右派的姿态，并把参与策划事件的亲信予以处理。这一招很见效，获得了苏联顾问和中共领导陈独秀的谅解与退让。事件发生后，汪精卫曾把朱培德、谭延闿、李济深等几个军长叫来，以军委主席的身份问他们敢不敢把蒋介石扣起来，几位军长没有吱声。随后，他又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打算通过这次会议解释“误会”，可是在这次会上，汪精卫已经处于下风了。周恩来后来回忆此事时说：“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廷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

汪精卫虽然很不甘心，但又自己奈何不了蒋介石，只好称病去职。５月秘密离开广州经香港乘船到法国去了，这一走就是几年。汪精卫留下的权力空缺，被蒋介石填补上。在此之前蒋介石已与汪精卫联手，把胡汉民排挤走了，这样，蒋介石以此为契机，逐步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

２、从拉汪到汪举旗反蒋。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又制造了“整理党务”的纠纷，独揽大权，加上在北伐中壮大了自己军事实力。在国民党高层就有人提出“迎汪抑蒋”的主张。１９２７年，围绕“迁都”问题，蒋介石在南昌与武汉的中央对峙。武汉政府电请汪精卫销假回国。汪精卫于４月初到达上海，蒋介石力图拉汪一起反共，汪当时虽有应允，但他在与陈独秀联名发表了汪陈《联合声明》后，稍稍离开上海来到武汉，成为武汉政治中枢的核心人物。在武汉举起了讨伐蒋介石的旗帜。

蒋介石力图扭转局势，通过冯玉祥等人从中调停，并促使汪精卫最终作出“分共”的决定。汪虽然追随蒋介石“分共”、“反共”，但没有放弃反蒋的旗帜。蒋介石采取措施，打击汪精卫。蒋汪实际上一起走了反革命的道路上了。然而由于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领袖欲、权欲的驱使，他们为了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仍处在对峙状态。在这一回合的蒋汪斗争中，蒋介石暂处下风。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为代价，促成宁汉合流，在南京组成统一的中央政府。不过，汪精卫在这一回合的蒋汪争斗中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在蒋介石下野后的一个月，汪精卫也被迫下野。

３、导演双簧，汪精卫替蒋介石受过。

蒋介石在下台期间，不是坐以待毙，而是拉拢汪精卫，导演了一常韩簧。在他的暗中策划下，汪精卫在前台表演，在广州进行活动，企图拆散粤桂反蒋联盟。汪精卫在拆粤桂联盟的台的同时，率先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议案。１９２８年初蒋介石被请出复职。在这次蒋汪合作中，汪精卫实际上是被蒋介石当枪使。拆散粤桂联盟的阴谋败露后，桂系紧追汪精卫不放，他不得不听从蒋的劝告，逃避国外。汪精卫追随蒋介石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反而落得一个“落水狗”的下场。

4、政治军事两手并用，再败汪精卫。

汪精卫被迫出国后，蒋介石送给他的不是回报，而是打压。１９２８年８月，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会前吴雅晖等人提出反对汪精卫派系参加全会，并撰文指责汪精卫及其党羽陈公博等人。陈公博组织“改组派”，与蒋介石唱对台戏。１９２９年３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是由蒋介石等人圈定和指派的，把各反对派都排挤于蒋记中央之外。亲汪的“改组派”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汪精卫在法国与陈公博一起确定了反蒋方针。陈公博回国后，四处串联，着手组织“护党救国军”。

１０月，汪精卫回国，张发奎、李宗仁、唐生智等表示护汪反蒋。唐生智等７５人联名签署反蒋通电，呼吁铲除全国公敌蒋介石。

蒋介石采取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并用的策略，在政治上对汪派采取强硬手段。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明令通缉陈公博、顾孟余等人；随后南京政府密令侦察封禁改组派上海总部；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武装袭击法国租界内的改组派的一个办事处，当场打死一名改组派中央负责人。在军事上对敌军进行瓦解。一方面争取閰锡山、张学良的支持；一方面采取收买、制造矛盾等办法，瓦解“护党救国军”。閰锡山、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后，唐生智所联络的将领纷纷倒向蒋介石，到了１９３０年初，护党救国军瓦解。

此后，汪精卫在中原大战期间，被冯玉祥、閰锡山抬出来当旗帜，负责党务。随着冯、閰战败，汪精卫不得不承认失败的事实。

评　析：

为了掌握中央大权，蒋介石与汪精卫明争暗斗，长达近２０年。在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这两个人在权力角逐场，有联手，更有争斗，在联手中伴随着争斗，在争斗中夹杂着合作。就他们的资本而言，汪精卫是国民党中重量级人物，一度掌控着中央大权，而蒋介石则是没有多大声望的小人物。然而，蒋介石是大赢家。在蒋汪争斗中，蒋介石的权术要高汪一筹，更由于军权在握，使自己抢占了上风。

他制造中山舰事件，一举多得，既排斥了共产党、打击了苏联顾问，又挤走了汪精卫；导演双簧，让汪精卫替他背黑锅；当汪精卫联合其他政治集团挑起争斗时，蒋介石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源，文武两手并用，逼迫汪精卫俯首称臣。尤其是在１９３０年的蒋汪争斗中，汪精卫输得很惨，他发表宣言，表示今后愿做在野派，宣布解散改组派。在这一轮的蒋汪争斗中，汪精卫丢了“改组派”，丢了“正统”牌子，把自己的政治资本几乎输光。此后，汪精卫也复出了，但这时的汪精卫只是政治权力角逐场里的一个配角，蒋介石是主，他只是从。使尽全身解数，也始终无法改变这种政治角逐格局。在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搞什么“低调俱乐部”，与“主战派”唱对台戏，散布“亡国论”，没多久，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组织汪伪“中央政府”，堕落成大汉奸、大卖国贼，遗臭万年。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角逐中，不仅输在“小气”上，而且在“大节”上也输得一个精光。

46、过河拆桥，用胡又羁胡

过河拆桥出自于《元史*彻里贴木儿传》，《传》中说，有个叫许有壬的，是由科举进入官场而逐渐升到参政的。后来他却竭力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有人讥讽他说：“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后来人们以“过河拆桥”来比喻利用他人达到目的后，把帮助的人一脚踢开。蒋介石与胡汉民的政治利益关系的变化，可以借用这一成语表述。

事例：

胡汉民是国民党内的元老级人物，在早期革命时期，是颇有影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深得孙中山的信任，曾三次把职权交给他代理。孙中山还曾说过，以胡汉民的才干，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就这样一位国民党的重量级的人物与蒋介石这个后来者之间，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胡汉民等一批元老引上政坛的，在处理廖仲恺被害案中，蒋介石通过倒胡，踩在胡的身上攫取国民党的军权、党权和政权。在蒋介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后，又多次联胡又撵胡，直到胡从政坛上消失。

蒋介石对胡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三部曲。

首先，暂时无用，拒之门外。胡汉民因受廖仲恺案的嫌疑，被蒋介石联合汪精卫把他赶走，以考察的名义到苏联避风。１９２６年春，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伐战争在即。胡汉民以为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于同年３月，从莫斯科启程经海参崴回国。在途中得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更是感到机遇已经到来，深信此时的蒋介石一定会需要他。其实，这只是他的单相思。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回国并不欢迎。他先是通过苏联人阻止胡汉民回国。４月，促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要胡汉民“暂缓回国”。越是这样胡越是要回。经过一番周折，搭乘开放广州的轮船，离开海参崴。

阻止胡汉民回国未果，他便使出另一招来。发表了一封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信，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去了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要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吾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他公开这封信的意图十分清楚，那就是借孙中山的信贬损胡、汪，抬高自己，实行俄式革命，汪精卫、胡汉民都靠不住，只有他蒋是孙中山信得过的人，才能担当起革命领袖之重任。

蒋介石此时之所以要把胡汉民拒之于国门、政门之外，是因为他担心胡汉民回来分权，对其随意在国外发表意见，指手画脚的行为反感。由于蒋介石的冷落，并且不断施压，胡汉民在广州只呆了十来天就再次离开广州，重返国民党政坛的梦想，就这样被蒋介石打碎了。

其次，政坛孤立，拉胡汉民助势。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在政治上极度孤立。此时回国的汪精卫到武汉，以国民党的正宗领袖自居，扯起反蒋的旗帜，凭借政治的革命力量，大张旗鼓地讨伐蒋介石。

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他在危难之时想起了胡汉民。４月，胡汉民应蒋介石的邀请来到南京。在南京召开的政治委员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这时的胡汉民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出了大力。一是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这个形式对于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它可以使蒋介石分共反共的政策合法化；还可以用这块招牌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相抗衡。二是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大造舆论。一方面，为蒋介石分共、反共大造舆论；另一方面，同武汉政府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可以说是使尽浑身的解数，为南京政府争正统地位，为蒋介石歌功颂德。三是为蒋介石拉盟友。在宁汉对峙期间，北方的冯玉祥的态度如何，至关重要。蒋介石、汪精卫都在极力拉拢冯玉祥。胡汉民出面做冯玉祥的工作，由于他的游说，更由于南京方面给冯部巨款，冯权衡利弊，决定与南京政府合作。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初，胡汉民给倾向于武汉政府的第二军军长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写了一封长信，劝说朱分共拥蒋。胡汉民在粤军中享有很高威望。他利用与粤军的特殊关系，特别是利用与粤军首领李济深的师生关系，做粤军的工作，缓和了蒋李之间正在发生的矛盾。

第三、过河拆桥。蒋介石第一次下台不到半年，就重新上台。即使在蒋介石下台后，胡汉民乃是蒋的坚定支持者。蒋重新上台，胡汉民心里在打算盘，凭他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为蒋介石摄取政权所作出的贡献，会受到重用。可是，蒋介石对胡并不感兴趣，即使在选用胡汉民的时候，也时刻提防着他。胡汉民的确理论水平高，政治能力强，但太爱表现自己，自以为是，常常指手画脚。蒋介石压根里没有启用胡的打算。但他没有直说，而是耍了一个手腕。

蒋介石复出后，给在海外的胡汉民发了个邀请电，请他回国共同主持大计。胡汉民从巴黎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提出“训政大纲”提案。蒋介石采纳了《大纲》的提法，在国民党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国家基础”，由“军政时期”转入“训政时期”。随后，蒋、桂、冯、阎的矛盾激化，战争迫在眉睫，蒋介石需要这个理论家帮他“补天”。

胡汉民抵达香港时，一些朋友劝他不要前往南京任职，蒋介石不会给什么好处。胡当时说：“自古文武结合，武人马上打天下，文人动笔治太平。汉高祖时还有叔孙通帮他定朝仪，难道蒋介石就不需要帮助了吧！国民党多年奋斗，还只有蒋介石干出点名堂。过去得失我不想计较，我想扶蒋介石治理天下。”胡的老友邓泽如见他不听劝告，就赠送一个精致的竹笼，内装了一只小黄雀，暗示你到南京将成为“笼中之鸟”。胡汉民明白其用意，但他不相信蒋会如此对待他。

到了南京，胡汉民力排众议，推举蒋介石当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同各地军阀混战时，胡汉民则在南京指挥国民党所有宣传机构和政治机构，用笔杆对各地军阀进行讨伐。胡尽心力地料理政务。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约法，准备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蒋胡因此事发生了冲突。胡汉民希望蒋介石把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自己。他曾两次考察土耳其，非常欣赏土耳其的基马尔革命。回国后，他多次发表演说，宣传土耳其的经验，说基马尔革命成功后，就长期养病不出，一切政治问题都由内阁总理伊斯墨代行处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实际上是要蒋介石让权。

蒋介石不仅毫无退意，而且，事无巨细什么都要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一定要他点头。胡汉民感到等待蒋让权是不可能的，他就公开地争，与蒋介石唱对台戏，批评蒋介石独裁。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吴雅晖等人贯彻蒋介石的旨意，竭力主张通过国民议会制定约法，然后依据约法选举蒋为总统。胡汉民会上公开反对，表示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会议之后，胡汉民在国民党反蒋派系中仍然积极活动。１９３１年，蒋介石下令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因此，引发了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联合反蒋，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峙，蒋介石屈服于压力，被迫放出胡汉民。此后，胡汉民淡出政坛。

评析：

蒋胡之间的关系，正好应了这样一句话，在政治角逐中，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蒋介石用实用主义处理他与胡汉民这类政客的关系，有用即朋友，利用完，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一脚踢开，毫不客气。蒋介石在利用还是拒绝、抛弃胡汉民的问题上，是权衡厉害再做选择的。

蒋介石用实用主义处理他同胡汉民的关系，的确在政治上占了上风，获益不小。然而“过河拆桥”这类旧官场的为官之道毕竟是没落、腐朽的。常言道，路不平旁人踩。蒋介石羁押胡汉民引起了国民党官场内的极大震动，造成了反蒋派的联合，为平息风波，蒋介石只有第二次“下野”。

47、恩威并施，弹压抗日反蒋势力

蒋介石用各种各样的权术对付政敌，打压抗日力量和进步势力。文武两手结合，恩威并施是他经常使用的伎俩。

事例：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全国兴起反对日本侵略的热潮。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政治集团纷纷要求最高当局，组织全国军民抗日。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反共战争，对日本军的侵略继续实行不抵抗，并且压制一切抗日的行动。成为抗日的最大阻力。于是人们把抗日与反蒋联系起来，在国民党营垒内，逐步形成一股抗日反蒋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和１９３６年６月爆发了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

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举起抗日的旗帜，是正义之举，蒋介石不但不支持反而进行打压。根据不同的背景和现实的条件，分别采取不同的手法，压制国民党内兴起的抗日反蒋势力。

首先，用武力镇压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的主力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抵抗日本军的侵略，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威震全国。蒋介石不但不奖赏他们，反而下令将这支部队的３个师分别调离上海，准备进行肢解，遭到多方反对后，改为将往福建“围剿”红军。

１９３３年１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入侵华北。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抗日并且与桂系联合组建“援热联军”，北上抗日，蒋介石电令他们回师。时任福建剩虹靖公署主任的蒋光鼐与蔡廷锴联名通电反对。十九路军在蒋介石催逼下，向驻在闽西的红军进攻，受到严重损失。随后，他们与红军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从海外回国的陈铭枢积极奔走于港、粤、闽联络各方，组织抗日反蒋的联合力量。在他的联络下，李济深、黄琪翔、陈友仁、徐谦等人陆续由香港到达福建。１１月，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宣告以“救护国家、保障人权”为大会宗旨。号召全国的革命大众立刻起来，打倒蒋介石御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定了政府委员人选，决定废除中华民国年号，设首都于福州。次日，由部分宣布退出国民党的成员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组建“生产人民党”，陈铭枢为书记，随后，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福建事变在全国及海外华侨中引起巨大反响。福建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等人的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

１２月，蒋介石调遣嫡系部队１５万人，亲自坐镇指挥，对福建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将士们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福州、泉州、漳州等地相继失守，内部一些将领哗变。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人相继离开福建，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终于失败。

蒋介石能够顺利地解决福建事变，主要是由于双方军事力量太过悬殊，也由于蒋介石认识到事变对自己独裁统治的威胁，采取各种毒辣、严厉的手段，在政治上进行反击、军事上大举进攻，再加以从内部进行分化；从福建人民政府自身方面讲，他们主张停止内战，积极抗战，联共反蒋，这些行动反映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强烈的抗日愿望，这是爱国正义的行动，但他们自身也存在着弱点，未能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并且公开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取消孙中山遗像，使自己陷于孤立，也给了蒋介石讨伐的口实。蒋介石抓住了他们的弱点，结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平息了这场事变。

其次，打拉结合，搞垮两广反蒋联盟。１９３６年５月，胡汉民突然病故，广东广西实力派一时间失去了重心。蒋介石决定利用机会，采取措施，取消两广的半独立状态。他委派居正、孙科、王庞惠等要员前往广州吊唁胡汉民，趁此机会，向陈济棠提出改组广东省政府等项要求。实际上逼迫陈济棠把广东军政大权交出来。

陈济棠再次被逼上反蒋的道路，与桂系一起反蒋。经过与李宗仁、白崇禧反复商量，陈济棠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激励全国反日情绪。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６月举行联席会议，再次通电全国。他们把两广所属的军队改称为“中华民国革命抗日救国军”，出兵湘南，要求北上抗日。

蒋介石用两手，即安抚和武力高压两手，应对两广事变。６月，他致电陈济棠指出：“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丧失于国际之间”。提出两广可派代表到南京相商，力图先行安抚，防止事态扩大。同时提前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讨论内外政策，要两广“踊跃参加，共决大计”，以缓和反蒋情绪。另一方面他在暗中紧急调集军队，抢先控制战略要地衡阳，使两广北上计划受阻。并扬言在必要时使用武力。

在保持武力高压的态势下，还派人带着一大笔钱，收买陈济棠的部下，获得成功。广东空军４０多人驾机投蒋，联名通电谴责陈济棠等借抗日为名反叛中央。一部分高级将领相继率部投蒋，陈济棠陷于众叛亲离的地步。在蒋介石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免除陈济棠的职务。陈济棠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致电蒋介石表示“遵命下野”。广东落入蒋介石的控制。

广东问题解决后，蒋介石乘势解决桂系问题。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李宗仁前往南京在军事委员会任职。李、白对此举坚决拒绝。蒋见此策不行，又换了一个戏法，要将李宗仁、白崇禧调离广西，由黄绍竑在广西主政。李、白接电后，决定拼个鱼死网破，动员十多万军队备战，同时联络各方人士到广西共商大计。蒋介石立即调大批人马进逼广西，“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加紧扩大侵略，民族危亡加剧，爱国学生奔走呼号，“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用和平协调解决争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和广西当局都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李宗仁等人向蒋介石提出和平方案，表示愿意和平解决。经过程潜等人从中斡旋，双方作了让步，终于促成广西问题的和平解决。

评析：

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对内“剿共”的反动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与军事集团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反映了民意，是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蒋介石不但不支持他们的抗日的要求，反而采取种种手段予以镇压和破坏，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举国声讨理所当然。

福建事变在很短时间里，就被蒋介石所镇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蒋介石组织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亲自督阵进行镇压，敌我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这是最主要的外部原因。中共领导机关实行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与福建人民政府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内部分析，福建事变的领导者提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左倾口号和政策，加上一些将领被蒋介石收买，倒戈，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对蒋介石打压不同派别和集团，排除异己的行为的反抗；更主要的是，是对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抵制。蒋介石采用武力征讨，违背民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才是明智之举，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

48、双管齐下，置抗日同盟军于死地

双管齐下，说的是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做某件事，以达到所期望的目的。蒋介石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处理同政敌之间的矛盾问题时，常常采取这种权术。他解决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问题的方式，就是其中一例。

事例：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将军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隐居于山西汾县峪道河。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大片国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对此，冯将军极为愤慨。不断地谴责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主张出兵抗击。１９３２年，他怀着满腔热情，从山西汾县峪道河山村出来，四处活动、劝说，希望国民党能团结抗日。但是奔走两个多月，得到的却是冷水浇头。他一气之下，上了泰山，住进了普照寺，潜心读书，研究国政。不久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哈尔省的抗战。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致电两广的各派力量，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强调，只有识大体，群策群力，才能有所成就。他派人到北平、天津，请求工商界经济上予以帮助；联络他原来的部下吉鸿昌、石友山等将领参加抗日同盟军，并到苏联驻天津总领事处请求援助。

冯玉祥的抗日活动，遭到蒋介石的阻拦，他用劝说和诱骗的方法，要冯玉祥离开察哈尔。１９３３年１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冯玉祥，邀请他到南京见面。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了１２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为了促使冯玉祥改变主意，蒋介石还派人到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决心已定，不受蒋介石的诱惑所动。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座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拼。”他对身边的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冯玉祥抗战的义举虽然受到蒋介石的阻挠，但是得到全国各爱国团体和广大民众的拥护支持，也得到许多爱国官兵的响应。抗日同盟军迅速扩大，参加的除冯玉祥的原２９军教导团和方振武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外，还有从东北和热河退到察哈尔省的义勇军、防守长城各口的爱国军队，原西北军旧部、察哈尔省地方武装；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爱国学生也成批赶来参加同盟军，这支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８万人以上。

１９３３年６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反对任何方式的妥协，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同盟军还规定政纲为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人、农民、贫民、士兵的生活，释放因爱国而被拘禁的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武装的自由等。

随后，冯玉祥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祥，总参谋长为邱山宁。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指挥，率军收复察东各地。

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决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当“后盾”。全国各界的支持，进一步激起抗日同盟军将士的抗战热情。他们表示，要在冯公的领导下，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

６月下旬至７月初，抗日同盟军出征连战告捷，先后收复康保、宝昌等地，继又与敌血战５昼夜，收复了军事重镇多伦（今包头），收复了察省全部失地，全国人民大为振奋。冯玉祥提出，愿“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并于７月２７日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初战告捷，使得蒋介石感到恐惧与仇恨。这是因为，第一，他认为，抗日同盟军抗战，贻误既定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贯彻。第二，担心冯玉祥另立军队和政府，借助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割地自雄，东山再起，动摇蒋介石的统治地位。第三，担心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影响他的“剿共”计划。在他的指使下，诬蔑、辱骂冯玉祥的舆论四起。

蒋介石为了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双管齐下”：

首先，采用武力镇压。早在抗日同盟军进军察东之时，蒋介石就命令何应钦“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７月何下令国民党军队向察省推进，入察军队达１６个师，共１５万人，威逼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抗日。日军与何应钦的部署相默契，两个旅的日军和伪军共２万余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

为了切断抗日同盟军的物资来源，国民党政府以贪污罪将曾给冯玉祥捐款接济的朱庆澜调回南京办理交代；调集大量军队封锁察省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等地的粮食、弹药接济断绝。

在日蒋进逼，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立即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执言，解此纠纷”，并劝进攻同盟军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为，为乱命的操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的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

在各方面的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蒋汪发出俭电，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条件，逼迫冯接受。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世电，答复蒋汪的俭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指出：“虽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

其次，进行分化瓦解。蒋介石派遣蓝衣社特务，利用同盟军内部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同盟军的将领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先后被暗杀，造成同盟军内部思想混乱和动摇。加上盟友从极“左”的立场，对冯进行指责，使冯玉祥感到苦恼和疑虑。外援也被切断，原来与两广方面约定的接济同盟军的１０万元的计划落空，同盟军内部出现严重分歧。８月，冯玉祥两次召开同盟军负责人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他最后不顾不同意见，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开察哈尔出走。他在会上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军坐收渔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军名义虽不在，但可借宋的掩护，保存一部分力量。

经过顾孟余、黄郛来往于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在宋哲元与冯玉祥之间斡旋，８月３日何应钦秉承蒋的旨意，发表解决察事谈话，同意宋哲元返回察哈尔。５日，冯玉祥发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他在日记中写了此举的用意，写道：这次离察“一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讨贼之计”。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收编或瓦解，只有方振武、吉鸿昌等人掌握的共１．５万人未受大的波动，他们继续高举同盟军抗日的旗帜。

方掁武、吉鸿昌等人继续坚持抗日的行动，使得蒋介石十分恼火，组织大军进攻。方、吉等人打起“讨贼军”的旗帜，抵抗蒋军的进攻。但在蒋、日、伪军队的四面包围和夹击下，虽然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在此情况下，方掁武、吉鸿昌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于１０月１６日下午离开部队。方掁武被迫流亡香港。而吉鸿昌最后被国民党所杀害。名震一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的夹击下，最后失败。抗日英雄吉鸿昌，不是死在日本人的枪弹下，而是被自己的中央政府军所杀害。

评析：

冯玉祥将军，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高举抗日的旗帜，组织抗日武装，同侵略者进行血战，得到全国各界的支持与声援。而蒋介石反其道而行之，加以镇压，其所作所为与卖国贼没有多大区别。当时天津《民风报》在社评所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如此的舆论抨击蒋介石镇压武装抗日的行动，并不过分。

蒋介石双管齐下，武力镇压，分化瓦解，搞垮了抗日同盟军，又一次地战胜了他的政坛宿敌冯玉祥。他的目的达到了。然而，此时的冯玉祥与蒋介石的抗争，同过去与蒋某人抗衡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他组织抗日同盟军是爱国、救国的正义之举，得民心，顺民意，名垂青史。蒋介石在对日本侵略的妥协退让中，摧残抗日力量，日本人为之喝彩，国人嗤之以鼻。他在争取民心上却大大失分。

49、秋后算账，人格担保成戏言

“秋后算账”，本意说的是，到了秋天收获了以后再结账。后来转义到讲处理人际关系上，比喻缺乏大度气量，在处于不利的局面下，即使遭反对或者吃亏暂时忍耐，到了事后再寻机对反对自己的一方进行清算处理。蒋介石心胸狭窄，极易记仇，若有人有负于他，或者他怀疑有负于他，事后必寻机报复，进行秋后算账。

事例：

“西安事变”后，他在对待张学良的问题上，就是典型一例。

１９３６年，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全国。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全力贯彻其“安内”政策，着手调集大军，“围剿”陕北中央红军。１０月，蒋介石亲临西安坐镇，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计划。

国破家亡，身负骂名的张少帅，对于蒋介石打内战，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行为气愤至极。他趁在洛阳向蒋祝寿之机，请求他释放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听后大怒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１１月２７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请缨援助绥远的抗日军队。力陈“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希望“调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他的情深深意切切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商定对策，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１２月７日，张学良再次向蒋哭谏。蒋介石非但听不进张的忠言，反而责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３小时。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的“善说”一再遭蒋的训斥。当晚，张、杨决心置生死毁誉于度外，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步。于是乎，１２月１２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临晨５时，按照张、杨的事先商定的部署，东北军一部包围了蒋介石在监潼华清池的行宫，迅速解除了进行抵抗的蒋的卫队的武装，在华清池的骊山上的一个草丛石缝里，找到了穿着睡衣企图躲藏待机逃跑的蒋介石，将其捉拿，但仍以委员长尊称。与此同时，在西安城内，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一部解除了中央宪兵第２团、省公安局、警察大队等军警机构的武装，囚禁了蒋的随从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１０余人。

１２月１３日，张、杨及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指出捉蒋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理应“全国之整个抗战”，但蒋“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全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包括“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在内的８条政治主张。

张、杨从事变的兴奋中稍稍冷静后，感到此事很棘手，捉住蒋介石如同逮住一支刺猬，拿起扎手，放在地上又怕跑掉，不太好处置。于是，他们寄希望于已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张学良于当日晨６时急电中共中央说：“吾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和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在此前，中共中央已收到在西安张学良处私人代表刘鼎的来电。

中共中央在事变前并不知道张、杨有此义举，得悉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对策。随后，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面商西安事变处置事宜。几天后，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蒋介石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绝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接着提出了五条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对于如何处置西安事变，在南京方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却苦于无军权。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恃手中军力，乘机导演“戏中戏”。下令调集部队“讨伐张学良”，并电请在欧洲养病的汪精卫回国，以便替代蒋介石。但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反对“马上讨伐”。宋美龄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说：“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主张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之安全。

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率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冒着风雪骑马由保安赴肤施（今延安），在肤施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西安。周恩来在西安，与张学良会晤。张学良对周恩来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周恩来对张的看法表示同意。分析了对蒋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他说，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接着，周恩来与杨虎城进行会议，希望他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对中共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表示钦佩，中共与张、杨取得了一致意见。

１２月２０日，宋子文由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陪同，乘飞机来到西安后，派人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告诉来者说，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厉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贡献。这个意见转告给宋子文后，宋对中共的态度十分钦佩。宋子文在与蒋介石密谈时，蒋授意一面和平谈判，一面不放松武力威胁，以达到他早日离开西安的目的。宋子文立即回南京磋商后，２２日又偕宋美龄等到西安。蒋介石见了宋美龄，悲喜交加，惊呼：“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顿时间，“泪潸潸下”。他在听了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周恩来会晤的情况后，表示自己是领袖，不能出面与下级谈判，授权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谈判。他还说了３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改组政府、同意联俄联共等条件。

２３日，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杨、周３人出席。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６项主张。宋子文听后，表示个人同意，承诺转达给蒋。２４日，谈判继续进行。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周恩来对宋美龄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表示除蒋介石以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双方最后达成了包括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改组国民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等内容在内的６项协议。

当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蒋先生，我们有１０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蒋对周作了三点表示：（一）由、宋、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二）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去谈判。他还保证：“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抗日。”本应由他在协定上签字，但他在同宋子文、宋美龄商谈时，已表示：他以“领袖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经过三方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张、杨两将军因领导和解决了西安事变，“有功于抗日事业”，而成为“千古功臣”。

蒋介石准备回南京，但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不相信蒋介石的诺言，于２５日联名给宋子文写了五封信，说商定的条件必须有蒋介石的签字，“中央军”必须首先撤至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答应了，大家也誓死反对。蒋介石看到这封信大惊失色，立即派宋子文去见张学良，宋恳求尽快放蒋离陕，宋子文要求蒋介石答应不对张、杨二位将军予以处罚，为了尽快回南京，蒋当着宋子文和张学良的面，承诺不给以处罚，还要给东北军军费８０００万元。这天下午，张为防意外，决定立即放蒋，他还决定亲自陪蒋回南京。杨虎城虽不同意，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不便反对，和张一起去机常和蒋。蒋介石在西安机场见到有两千多人齐集在那里，急忙对张、杨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接着他重申了一遍所答应的６项条件。他还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同行的宋子文一拍胸脯，说：“如果委员长不兑现，你就找我，我也做担保。”

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在洛阳过了一个圣诞之夜后，于１月２６日回到南京。他要陈布雷赶快杜撰了一篇《训词》，于２７日发表，而假称是２４日在西安对张、杨当面讲的。《训词》中竟然说：这次事变得以如此结局，是由于张、杨“勇于改过”，是张、杨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随后，他声称要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表示慰留，给假１个月。他返回奉化老家养伤，在回溪口时，把张学良同机押解到溪口，软禁起来。他还命陈布雷执笔为自己撰写了《西安半月记》。

此时的蒋介石，已把“领袖人格保证”抛到九霄云外了，他将张学良软禁起来。蒋介石派人示意张应写请罪书，张无奈，写了一封给蒋的信，说“愿领受钧座之责罪”。蒋介石将此信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接着组成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徒胁迫”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１０年，褫夺公民权５年。蒋介石为表示“宽大”，具呈国民政府请予“特赦”，并请责令张“戴罪图功，努力自赎”。结果，张学良被“交军事委员会予以管束”，从此失去了自由。

东北军代表米春霖和西北军代表李志刚要求见蒋并释放张学良，蒋介石对这些人很客气，为他们鸣放鞭炮，设宴席为他们接风，但对释放张学良的要求，不做回答，只是勉强见了一面，对他们说：“汉卿是我的好朋友，像亲兄弟一样，我不能亏待他，只是他年轻，小事情聪明，大事情糊涂，只因读书太少的缘故，我留他在这里多读书，你们回去吧。”这些代表扫兴而归。

宋子文也出面劝说，请蒋介石放张学良。这主要是考虑到他的承诺。宋是基督教徒，对自己的信誉很看重，而且他与张学良的私交较深，如果不能将张释放，就不但对不起朋友，也将使自己因失信而影响威信。因此他到溪口，拜见蒋介石，报知蒋的侍卫，侍卫说“委员长身体欠佳，望改日再来”。几经周折，宋子文已经知道蒋介石准备赖账，但还不死心，决心等下去。蒋介石知道宋子文有不见自己不罢休的意思，就让俞济民到溪口，用最优厚的待遇和物品款待，另外又专门派人领着宋子文在溪口游历。宋子文也是无可奈何。

评析：

张学良为了逼蒋抗日，以拯救民族危亡，进行兵谏，发动西安事变；从大局出发，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与周恩来、杨虎城一起同宋氏兄妹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从此结束了内战，走向全面抗战。张、杨“有功于抗日事业”，是“千古功臣”。蒋介石把以“以领袖人格担保”的承诺当作戏言，秋后算账，将张学良软禁，非君子之举，不仅有负于张学良，而且有负于整个民族，也降低了自己的人格。蒋介石本来可以与西安事变一起作为有“领袖人格”的伟人，名传千古。然而，由于他违背自己的承诺，对张学良进行秋后算账，却使得他自己在史书上与“小人”为伍。

50、从逼杨出洋到羁杨入狱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杨虎城进行了严厉处罚，导演了一场用暴力打击政敌、压制抗日志士的人间悲剧。

事例：

杨虎城与张学良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将蒋介石及其随行大员扣留，逼蒋抗日。在此之前，因请求抗战，支持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战而冒犯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后，记旧怨新恨，背信弃义，搞秋后算账，在软禁张学良后，又对杨虎城进行了报复，逼杨出洋，企图磨灭其抗日热诚。此计无效，随之将杨虎城羁押，打入监狱，监禁１２年之久。在蒋家王朝已被人民革命推翻后，蒋介石指使特务将杨虎城杀害。

第一，助冯抗日，蒋介石难容忍。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中的一位将领，中原大战，冯阎战败后被蒋介石收编。“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跃跃欲试，准备抗击日本侵略军。１９３３年，当日冠向热河进犯时，杨虎城特地赶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遭到蒋介石冷遇。

此时，冯玉祥在察哈尔举出抗日的旗帜。杨虎城作为冯将军原来的部属，对冯的抗日义举极其关注，杨虎城不仅在言论上表示声援，而且在物质上予以援助。蒋介石对杨的表现极其不满。因为蒋担心冯玉祥的抗日行动贻误他既定的对日妥协退让的大计；还担心冯玉祥另立军队和政府，东山再起，拥军自重，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蒋介石采用武力镇压和分化瓦解“双管齐下”的手段进行扼杀。尽管蒋介石把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镇压下去了，但是对杨虎城的嫉恨一直记在心上。

第二，“犯上作乱”，逼杨出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虽然对放蒋心存疑虑，但从大局出发，还是同意在蒋介石未在谈判协定上签字的情况下，放蒋离陕回南京。

在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之后，杨虎城反映强烈。立即发电南京，质问国民政府，对蒋背信弃义的行为表示极端的不满。１９３７年１月，杨虎城又领衔通电南京政府，再次抗议扣押张学良和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电文称：若内战再起，“则虎城等令人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抗日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致死无悔。”这天杨虎城被蒋介石撤职留任。２月１５日，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之际，杨虎城、于学忠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日”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的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辞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儆效尤。”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已经把西安事变的性质完全搞颠倒了，张、杨的义举诬指为“叛乱”。而且在张、杨两人之间，蒋更恨杨虎城。后来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蒋介石对他认为是“犯上作乱”的人肯定是要惩处的。这时，蒋介石还不打算把杨虎城扣押起来，只是剥夺他手中的权力。

３月，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他主动去见蒋介石，以便“恢复感情”。２８日，杨虎城到溪口与蒋介石见面。蒋表面上对杨虎城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还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先往欧洲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国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暗地里，蒋介石却致电顾祝同说：“虎城以磊落态度，听命辞职，则照中正在杭所谈者，毅然行之，不应提出任何要求条件，示以至诚。则中央不能不体其善意，自能优遇。如其决然辞职出洋，并希望其能在本月内来沪，就当派员帮他筹划一切。”４月２７日，杨虎城被迫辞去所任各职。６月１６日，国民党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

第三，杨请缨抗战，蒋捕杨入狱。杨虎城是一位有满腔热忱的爱国将领，虽然他离职出国，但时刻关注着抗日的时局。在旅途中，他听到日寇进攻卢沟桥的消息后，多次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回国抗战，都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于是，杨虎城利用到欧美一些国家参观的机会，进行抗日的宣传。当时有人为了杨的安全，劝杨要注意言行，并且还提议，不要过早地回国，杨虎城慷慨激昂地说：“宁使蒋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族，个人厉害，在所不计。”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杨虎城到达香港，即被军统特务监视起来了。随后，杨虎城飞往陪都武汉，拜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此时蒋介石打来电话，假称到南昌见杨虎城。１２月２日，杨虎城到南昌，没有见到蒋介石，却被特务头子戴笠囚禁起来。

１９３８年春，蒋介石令戴笠将杨虎城押往长沙、益阳监禁。这年冬天，被转押到贵州省息烽玄天洞。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了，杨虎城非常高兴，满以为自己很快会获得自由。然而，１９４６年春，杨又被押往重庆，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杨家山。

１９４９年春，代总统李宗仁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杨虎城。李宗仁一方面给重庆市长杨森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另一方面派一架专机到重庆想把杨接走。杨森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后，拿不定主意，只好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毛人凤。毛请示在溪口的蒋介石，蒋介石反对释放杨虎城。于是毛人凤等特务头子决定把杨先转移到贵阳。

同年８月，蒋介石从台湾返回重庆，亲自主持对西南地区的破坏活动。９月初，军统特务到贵阳面见杨虎城，佯称蒋介石在重庆要见他。杨虎城信以为真，于１７日回重庆。当天晚上１１点钟，特务们将杨虎城及其儿子拯中，还有杨的年仅９岁的幼女、秘书宋氏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全部杀害。

评析：

杨虎城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爱国英雄。在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最需要统领抗日武装的军事将才的时候，蒋介石因个人的恩怨，把杨虎城囚禁起来，愧对于“抗日领袖”的称号。事隔１０多年后，指使特务将杨虎城夫妇及其子女、秘书全家杀害，连天真无邪的幼女都不放过，再次使他这个毒辣、残暴的独裁者的嘴脸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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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蒋“退而不休”，李“总而难统”

以退为进，是蒋介石在政局危困时采用的伎俩。他攫取最高权位后，曾三次“下野”。对他的政治前途影响最大的是第三次。在１９４９年初蒋家王朝即将倾覆的时刻，他被迫“下野”，这是其最为惨痛的也是最后一次“下野”。即使在如此背运之际，他也没有让最难缠的政敌李宗仁占到便宜。

事例：

蒋某人“退而不休”，李宗仁“总而难统”。徒有虚名的李“代总统”，坐在“总统”宝座上，如同放在火上烤。即使这样的“总统”，蒋介石也不让给李宗仁，在败逃台湾的过程中，又把“王冠”夺了回去。

首先，白崇禧落井下石，蒋介石挥泪卸“冠”。１９４８年底至１９４９年初，蒋介石的日子非常不好过。他亲自督战辽沈大决战，４７万人的精锐“国军”却被他的黄埔学生林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全歼。转而奔赴徐州，指挥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其以黄埔系为基础的“国军”被分割包围，即将被全歼。傅作义的部队也被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包围。蒋介石众叛亲离，即使最忠实于他的亲信，也把对“老头子”的不满情绪表露出来。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的陈布雷自杀身亡，这说明最知内情的亲信们已意识到蒋记政权濒于破灭，“油尽灯枯”了。美国这个靠山也靠不住了。洋老板早就对蒋介石失去信心了。１９４８年１１月，美国选举总统，蒋下注支持的候选人杜威竞选失败，对蒋介石很不“感兴趣”的杜鲁门蝉联美国总统。蒋既尴尬又失望。接踵而来的，那就是美国后台老板正在酝酿改换“奴才”，而桂系的“老大”李宗仁被他们认为是出来“补天”的最好人选。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崇禧趁蒋之危，闹了一场逼宫的闹剧。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白崇禧自武汉发出“亥敬”电称，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云云。这个通电语气尚和缓，但倒蒋的态势咄咄逼人。紧跟着，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直率提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蒋介石四面楚歌，夜不能眠，催眠的烈性安眠药再也不灵了。他开始酗酒，据说，每天夜晚都要喝一杯半的威士忌酒。他很想改变目前的困境，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在总统官邸进行新年“团拜”，宴请国民党要员的宴会上，发表了《新年文告》。这个文告是由张群代念的。洋洋洒洒数千字，中心内容是向毛泽东“求和”。至于个人进退是用隐晦的词语表达的。在文告的最后字句中暗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张群念罢，蒋介石扭头问坐在右手的“副总统”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蒋的死党们因此在宴会上大声嚎哭。蒋介石愤慨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１月２１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同日，下午４时，他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他吩咐驾驶员绕空飞行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心中十分清楚这一别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此，一代自命不凡的“独裁者”梦断金陵，踏上了不归之路。

其次，蒋介石溪口遥控权柄，李宗仁蹲“总统”宝座如同火上烤。蒋介石从发表《新年文告》起就积极为自己准备退路。一方面，他违背与李宗仁的许诺，在“总统”前面加上了一个“代”字。各报均相继以头条位置刊登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和李宗仁的“继任文告”。李宗仁细读了这两则文告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文告指出，依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关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

李宗仁对于这样的文告表示不能接受，拒绝担任“代总统”，结果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威胁道：“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要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什么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都可能没有保障。”李宗仁听罢，木已成舟，也只好以说不出什么滋味地过把“总统”瘾，管他什么代不代的了。

在下台前，蒋介石做了一系列安排：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他把亲信安置在大陆西南、东南、沿海及台湾的重要部门，并密令将大陆的军械、黄金、美钞和故宫文物运往台湾。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隐居溪口，实际上，他还是牢牢抓住权柄不放。在溪口小镇架设了７部电台，准备随时操纵局面，而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仍源源不断。溪口取代了南京成为事实上的“陪都”了。２月，行政院长孙科将他的政府机关“疏迁”到广州，声称这一举动，是表明反对李宗仁一月二十七日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的投降举动。圈内人也清楚，孙科此举，也是为了报竞选副总统被桂系打败的“一箭之仇”，这就把府院矛盾公之于世了。石头城只剩下一个代总统办公处。至此，李宗仁“代总统”几乎被架空了。

与蒋介石的“退而不休”相比，李宗仁虽然坐上总统宝座，但他到现在才真正搞清楚蒋介石在总统前面加上“代”字含义了，“代”使总统形同虚设。除他的桂系外，几乎没有人听他的。他想获得国库的黄金做军费，可是中央银行没有人听他的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金被运往台湾。他试图与中共“和谈”，但蒋介石亲信继续抵抗，根本不把他这个“代总统”放在眼里。后来好不容易派出代表团北平，与中共和平谈判。可是“和谈”，也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没有蒋介石的首肯，任何协定也不能签订。

孙科也与总统彻底闹翻了，于３月７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大厦即将倾覆，大概谁也不愿出来做国民政府的送葬人，李宗仁求何应钦出来帮忙，何说，他没有蒋先生的赞许，不敢做任何事情。

当然，政坛老手李宗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向老蒋施压。李宗仁对人说，现在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李还威胁说：“我们管不了，就交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李向外放风，请蒋介石出洋。于是中外报纸都登出，国民党几个人物正在劝蒋出洋。蒋介石也做强烈的反应，他对来溪口向他汇报和谈事宜的张治中说：“报纸上早就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不行！如今我是个普通公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他在传递出强硬的信息后，把锋芒收缩了一下，又说：“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支持他。德邻现在所负的责任，德邻的成败就是我的成败。我愿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然而，他所设的谈判底线，是毛泽东绝对不会接受的。这就意味着李宗仁将一事无成。

“和谈”最终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原因宣告失败，到北平参加谈判的和谈代表，在北平集体“起义”，投入到人民的怀抱，他们后来参与了筹建新中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他们以诚相待，这些人以心换心，出谋献策，心心相通。

第三，收回“王冠”，“落草王”蒋某人也要抢着当。在李宗仁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后，他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匆匆忙忙南下。南京被强渡长江的人民解放军所占领，宣告统治２２年的蒋家王朝被推翻。

李宗仁与接任行政院长的閰锡山两次来到台湾，要蒋介石出山，到广州“主政”。小蒋（经国）不以为然，似乎认为“尚非其时，亦非其地”。可是老蒋（介石）则认为复出的机会将要来临，于７月１４日率领大批党政要员从台湾飞抵广州，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常委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规定“非常委员会”为非常时期最高权力机关。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只得听从蒋某人的摆布，宣布成立非常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副主席是李宗仁。蒋介石把“王冠”夺回，从幕后走到台前了，即使是“落草王”他也当仁不让。

评析：

蒋介石在最高权力宝座上，曾几上几下，几伏几起，始终没有放弃权柄。即使在蒋家王朝即将覆灭时，仍能把失去的“王冠”从李宗仁手里夺回。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国民党政治圈内的政敌不精明，而是因为蒋某人太诡诈；他弄权的本领加上垄断的政治资源，一直使他在权力角逐场保持着绝对优势。

蒋介石是把一个又一个的李宗仁们压倒，但他在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权术完全失灵。其根本原因是，权术的功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也是极其有限的。权术碰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失去了它的魔力了。“权术”不能违背“天意”，所谓“天意”，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是“民意”，是“民心的向背”。毛泽东的事业得人心，所以必胜无疑。

52、守株待兔，幻想国际公理落空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自鸦片战争以降，旧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蒋介石比较喜欢仰仗国际势力解决他在执政中所遇到的麻烦和问题，在国际争端中也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他的政治生涯与国际交往有着密切关联。他的发迹与攫权，下台与复出，崛起与沉沦，辉煌与尴尬，都可以看到洋人的影子，外交的痕迹。他的成与败，与国际交往不无关系。

然而，蒋介石在国际交往中的成功，并不等于国家和民族的成就。他仰洋人的鼻息，为了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集团乃至于一个家族的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如同周恩来所言，是“跪着办外交”。就总体而言，蒋介石的外交谋略不是大略，而只是“小术”。他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旧中国的屈辱外交的命运。

“守株待兔”源出于《韩非子*五蠹》，这一典故说的是一个农夫近似愚蠢的故事，自古以来，几乎是老幼皆知。这个成语实际要比喻的是，不知变通或妄想不经过努力而侥幸得到成功。用这个成语来评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的外交作为并非夸张。

事例：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的无为外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与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相适应，提出了怪异的对日“四不”外交方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和宣战。蒋介石对于这种正义要求，不仅不予以支持，反而加以指责，称这是“绝路”，是“自取灭亡”。在他看来，民众不要要求高了，“国民对政府唯一之要求，则在绝对不订立丧权割地之条约”，其他“无论用何种方式与行动，无论解决对日外交问题之迅速，皆应予政府以斟酌情势自由运用之余地”。这一大段话只不过是一种托词，随后他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外交方针，称这是“今日我国外交唯一之途径”。

蒋介石的“四不”对日外交方针如同日戏，在鸦片战争时期，满清朝廷一个封疆大员在广东被英军掳到印度关在大牢里讲过类似的话语，但那是他已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想保持民族“气节”的一种托词。而堂堂的最高当权者以“四不”作为对日外交方针，实际令一切爱国的、善良的国人费解。“四不”暗含着蒋介石不敢挑明的企图，继续蒙骗愚弄国人，给人们一种和平幻想；另一方面，是向日本伸出橄榄枝，乞求日本不要扩大对华侵略，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对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的翻版，是误国之策。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声称要“入山静养”，实际上，念念不忘他的“四不”方针。担心接替他执掌南京政权的孙科、陈铭枢会“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只有自己重掌大权，继续对日本妥协退让，才能“挽救危机”。蒋介石的“四不”的对日方针抛出，日本回应的却是扩大对华侵略势态，不久，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２、妄想美英抑日，美英以“不承认主义”搪塞。

蒋介石指使张学良下令部队，对日本军队的侵略不进行抵抗，在战场上的不作为，实际上也就等于放弃了争取国际声援的权利。但是他却幻想同日本帝国主义讲公理，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国联，更指望美国、英国出来干涉和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虽然美英与蒋介石集团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可是，他们却认为，日本侵占东北之举，是以后进攻苏联的重要步骤。因而均采取容忍、观望态度。

当日本继续扩大事态时，美国政府担心日本向关内扩张，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事变及其对策。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经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他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美日战争，只能施加外交压力，即进行所谓的“道义制裁”。１０月，总统胡佛把美国的态度讲得更明确，他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秩序的机会吧！那么，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于是，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１月，向日本驻美大使宣称，美国对东三省事件之态度并未变更。

１９３２年１月，美国政府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宣称，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日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国政府或其代理人所缔结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１９２８年８月２７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政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表补充宣言，表示，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也不拟过问任何解决事件之方法，但此项方法不得破坏美国在中国的权利。美国在“不承认主义”中所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对日本侵略者来说，这个所谓“不承认主义”没有任何约束力。

３、向国联讨个公道，国联貌似公允，实际上却偏袒日方。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奉政府训令，在国联理事会上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国联理事会主席勒乐，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这个通告，不区别侵略和被侵略者，无视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中国大片国土的现实，荒谬地要求中国军队从自己领土上“撤兵”。这分明是在偏袒日本，哪里有蒋介石所幻想的“公道”可言。尽管国联如此，完全听命于国联的国民党政府，仍发表声明，严令中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要求国民维持严肃镇静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裁决。

９月底，国联理事会在日内瓦开会，作出了９项决议，决议仍然是要求中日双方保持克制，增加了要求日本撤兵的内容，但是没有规定撤兵期限。这就为日本拒绝撤兵，扩大侵略提供了借口。日本继续扩大对华侵略。国联的决议都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

１９３２年１月，根据国联理事会通过的决议，组成国联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５国的代表组成，团长是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故称李顿调查团。这个调查团不是先到受害者一方，而是先到日本，在那里呆了半个月，同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要员进行晤谈，领会日方的意图。３月才到达中国上海，随后到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事实，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后，主要是从侵略者方面调查侵略的理由。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完成报告书，１０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了报告书节要。这个报告书虽然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作了一定的揭露，但其基本方面是袒护日本侵略，同时又试图与之分享瓜分利益，它露骨地表现了殖民主义者的偏见，作了错误的结论，提出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建议。这样一个调查报告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称赞，他们胡说，调查报告书之观察，明白公允。而它遭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反对。中国共产党也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指出：李顿调查报告是“最公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领土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不仅应该占领满洲并且应该瓜分中国的全部。”

评析：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实行守株待兔似的无作为外交，其无作为的外交实质上是卖国、误国的外交之策。提出怪异的对日“四不”方针，“四不”暗含着蒋介石不敢挑明的企图，继续蒙骗愚弄国人，给人们一种和平幻想；另一方面，是向日本伸出橄榄枝，乞求日本不要扩大对华侵略，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对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的翻版，是妥协投降之策。盼望国际公理的裁判，回报的却是国联偏袒侵略者，美英等列强怂恿日本进一步侵略。这是无作为外交导致的必然结果。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正义的政治需要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的支撑。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是导致外交上失败的一个主观方面的原因。

53、委曲求全，退让导致国土破碎

委曲求全，源出于《汉书*严彭祖传》，曰：“凡通经，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苛求富贵乎？”是说，要想仕途发达，最根本的是要修身养性，走“王道”，而不应为了追求荣华富贵，而低三下四，委曲自己。后来泛指为，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勉强迁就，使自己受委屈。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明确地提出并践行“委曲求全”的外交策略。

事例：

蒋介石在军事上、外交上的失败，遭到国人的谴责，被迫采取了一些应付措施。１９３３年春，进行了长城抗战，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蒋介石并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正是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路线，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

早在长城抗战的初期，蒋介石为了集中兵力实现“先安内”的“剿共”计划，就开始同汪精卫密谋与日本妥协。派人与日本方面接触谈判停战问题。日本方面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一）要求中国军队从速撤至延庆、顺义、宝坻、宁河、芦台线以西、以南，此后不得越线前进。（二）中国军队照线退却，日军不追击。（三）日方如确认第一项实行后，自动撤退到长城线，并坚持中国派军使阵前求和。

何应钦、黄绍竑、张群决定按照日方要求，先派军分会参谋前往密云接洽停战。同时将日方条件电告蒋介石和汪精卫。汪精卫、蒋介石都表态支持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蒋介石在回电中说：“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在蒋介石委曲求全的指导思想下，进一步向日本妥协退让。

１、阵前求和，签城下之盟落骂名。

５月按照日方提出的三步屈辱停战办法，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８师司令部请求停战，即所谓“阵前求和”。日军第８师师长让中方签订所谓《觉书》，提出５条，条款主要内容同上述三步停战办法，中方认为第三条含有侮辱之意，日方虽然答应改，也只是搪塞而已。对于这样的屈辱性的《觉书》，蒋介石不加以反对，反而表示谅解。这就更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５月底，中、日双方代表在天津塘沽进行停战谈判。日方首席代表冈村宁茨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一个半小时内作允诺与否的答复。中方首席代表熊斌阅读草案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冈村宁茨竟然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了一段时间，离日方要求只有１０分钟的时候，中国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这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内容共五条，除了要求中国军队按指定地点撤军、日本对治安方面的要求外，还规定日本军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对中国撤军行动进行监视。这是典型的城下之盟。

《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政府极力为之辩解，参加签订协议的中方首席代表熊斌发表书面谈话，强调停战协定“完全属于军事范围”，但对双方达成的４项口头协议，特别是“彻底取缔”排日的政治要求，却秘而不宣。６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３２次临时会议，通过议案追认《塘沽协定》。６月５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塘沽协定》加以美化，称：“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这是十足的阿ｑ精神。

《塘沽协定》承认满洲的既定事实，在长城以南设立广大的非武装地区，是继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卖国条约，是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委曲求全的结果。这个《协定》遭到举国一致的反对。

２、推进所谓“日中亲善”，日本回报的却是策动华北自治。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通过强力获得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为了缓和一些气氛，便于１９３３年９月开始标榜“和协外交”，作出愿意改善中日关系的姿态。为谋求与日本的妥协，１９３５年１月，国民党方面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文，这篇文章是蒋介石口授，由御用文人陈布雷执笔写成的。经陈布雷的建议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蒋介石在这篇文章中表示：“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渴望与日本亲善友好。他在文章中还提出：两国“不必拘泥于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扫除国交上的障碍”。他这样轻飘的几句，把日本侵占东北、热河都作为“悬案”而搁置到一边了。蒋介石在这篇文章中传递的信息是中日必须合作，中日合作要以维持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为前提。暗示日本侵略者要理智些，不能无限度地要价，逼迫太甚。

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朝野的重视。日本政府作好友好的势态，同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第６７届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极力作出友好姿态，他说，日本对中国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方针。

对于日方伸出的橄榄枝，蒋介石喜出望外，立即作了回应，他在接见日驻华武官时强调，中日两国提携之必要，希望日本不要妨碍中国的统一。至于中国人民的排日，排货运动，“至当极力取缔。”接着，在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等人时说，中日应该亲善，这是中山先生的训示与遗策。这两次会见，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第一次接见日方代表，日方大造舆论。蒋介石受宠若惊，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日外相的演说，是具有诚意的。他对日本记者说，广田的演说“至少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好转之起点”。

为推进“中日亲善”，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指派国际法庭法官王宠惠取道日本，“以探明日方之真意，较之另派他人为最无痕迹。”５月，南京和东京同时宣布两公馆升格为大使馆，以显示“两国国交的增进”国民政府还郑重其事地发表了一道“邦交敦睦令”，规定不得有排日的言论和行动，不准组织反日团体，如有违者，应予严惩。

然而，蒋介石的“中日亲善”仅是一个梦想而已，他大为称赞的日本外相的“日中亲善”的演说，只不过是日本广田内阁推行新的侵华政策的一种烟幕弹而已。随后，日本策动了华北自治运动，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吞食中国的国土。一些地方宣称“脱离中央”、“自治独立”，组织所谓“自治委员会”，实为日本的傀儡。又一个“满洲国”的阴魂在华北土地游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评析：

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实行“委曲求全”的策略，是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延伸。搞阵前求和，接受日方提出的所谓《觉书》，对有明显的屈辱性的条款，他不加以反对，反而表示谅解；指使中方代表与日方代表签订《塘沽协定》，日方代表冈村宁茨竟然蛮横地要求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限定签字的时间，中国所受的屈辱不亚于当年李鸿章在日本东京签订的《马关条约》，对于这样一个城下之盟，蒋介石居然自我陶醉，十足的阿ｑ精神；推进所谓中日亲善，麻痹国人，助长日本侵略中国的气焰。蒋介石所谓对日“委曲求全”的外交，丧失民族气节，委曲所得到的不是什么“全”，而是国土丧失，山河破碎。

在对日外交上，蒋介石委曲求全，以忍为要。然而，一般意义上讲，“小忍”寓“大谋”，“大忍”藏“阴谋”。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武装，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好让国民党军队集中更多兵力从事反革命、反民主的军事行动，置国家、民族的尊严、利益而不顾，对日本的侵略忍气吞声，惟日本之命所是从，丧失国格，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可饶恕。

54、“夫人外交”的辉煌与尴尬

“夫人外交”，是国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形式，但通常只是礼仪性的。蒋介石在国际交往中，喜欢采用“夫人外交”的形式，打夫人宋美龄这张牌。他把礼仪性的外交形式，变成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外交活动。而宋美龄利用她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尤其是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熟悉，加上自己的知识涵养与外交天分，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一个东方女性的外交风采。然而，她的命运是与蒋家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当蒋家王朝濒临覆灭时，她的外交魅力顿失。

事例：

例一：初次登台亮相，展现外交天分。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有约法三章，即，一是，蒋介石必须信奉上帝，受洗成为基督徒，因为宋美龄是虔诚的基督徒，两人必须有共同的信仰；二是，宋美龄不生小孩，以专注于中国的革命事业。宋美龄期待着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这是她与蒋介石结合的原因之一，她说，希望从事建设性的工作，而不愿意过当时中国上流社会妇女所过的那种自私生活，因此，坚持不生小孩；三是宋美龄不担任政府公职，不参加正式的高层决策会议，只愿以蒋介石秘书的身份，对外从事政治活动。关于这一条蒋介石深以为妥。他认为，如果夫人也公开搞政治，难免给人以“妇人干政”的印象；同时夫妻二人同时在朝为官，也实属不易。然而，这不等于她在政治上无所事事，她要以自己特有的作用和方式，对蒋介石的事业进行影响。而从事“夫人外交”就是最能发挥她特有作用和方式的舞台。她具有这样的天分。

可以这样说，她宋美龄与蒋介石的政治联姻，就有“夫人外交”的成分，而她与蒋介石在上海盛大大华饭店举行的“辉煌”、“显赫”的结婚盛典，就已开始在外交上崭露头角。在蒋宋婚礼上，到场的外国人很显眼，上海时报是这样报道的：“上海及其他地区的中外名人在这里济济一堂。高级领事埃德温．ｓ．查尼汉姆先生、英国总领事西德尼．巴顿先生、挪威总领事ｎ．阿尔先生、日本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先生、法国总领事ｍ．纳吉亚尔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总领事出席了这次结婚典礼。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克．ｌ．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约翰．邓肯少将以及其他外国高级将领也身穿便服出席了结婚典礼。”有这样一些外国人士的参加，使得外国特别是美英强国从政治人的角度思考，蒋介石掌握中国的最高权力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这位与西方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宋家新女媳将有可能成为他们在中国利益的维护者。这情结，促使他们愿意把彩注押到蒋介石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宋美龄一登台亮相，就为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夫人外交”，并为蒋介石赢得满堂红。

从此以后，宋美龄或受蒋介石之托，或自然而然地，进行“夫人外交”，在外交舞台上，展现一个东方佳丽的外交风采。

例二：夫人访美，蒋介石在外交上中了头彩。

蒋宋联姻，当时就有人戏称为“中美结合”，可以这样说，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就命里注定，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她在中美外交上占有特殊地位，天降大任于斯，舍我还能有谁？宋美龄家庭与美国有着特殊的关系，他的父亲就是在美国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其姐姐、哥哥先后都在美国接受教育，宋美龄的英语不仅讲得好，而且很优雅，从文化背景上，宋美龄是对美外交的最好人选；她不仅具有东西文明融合的女性气质，更为重要的是，是蒋最信得过的人，又最能理解与表达他的政治意图。就美国人而言，他们对蒋介石既讨厌，又看不起，除了对他的能耐和政治策略看不顺眼外，蒋介石的形象也不为美国人所喜欢，过于刻板、不拘言笑，缺乏良好风范。而宋美龄却举止优雅，面容端庄，很容易给人好感，当年美国人看到宋美龄，几乎都有一种亲近感。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对日宣战。随着美国对日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在国际中的战略地位提升了。美国为了让中国牵制更多的日军，准备给予大量的物质援助。而蒋介石也迫切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对于美国这样标榜民主的国家，取得美国政府帮助的最佳途径就是取得美国民众的支持。当时，中国派遣在美国的大使是胡适，他是一个学者，除了一些外交辞令，外交成绩不佳。

大批美国人到中国的重庆来，这些美国人越来越感觉到宋美龄是对美国外交的优秀人选，他们认为，她很漂亮，英语流利，她的访美一定能够得到美国人的喜欢，因为来华凡是与宋美龄接触过的美国人，都会被她所迷住。其他美国人也会如此。宋美龄的独特的魅力，的确给蒋介石的外交增色不少。据说，当年“飞虎队”陈纳德将军长期热衷于支持中国抗战，其中一个的原因就是宋美龄女性魅力的吸引。他在日记中曾记述了１９３７年与宋的会面的内心感受，称这是他“终身难忘的会面”。当蒋夫人仪态万方，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进房间，发出咯咯的笑声时，陈纳德完全被她迷住了，“她对我来说将永远是公主”，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遇到“另一个能使他那么仰慕，那么尊敬和那么爱恋的伙伴”。

１９４２年，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蒋介石在发表的一篇声明中说：“威尔基是自１８７９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的第一位‘最高级’的美国人士”，为取悦于威尔基，国民党政府予以“盛情款待”，宋美龄施展了自己的魅力，威尔基完全倾倒在宋美龄的石榴裙子下。为了继续他们的“友谊”，威尔基提议宋美龄对美国作一次友好访问。

在威尔基的推荐下，罗斯福总统发出欢迎宋美龄访美的邀请。蒋介石当然希望夫人能去美国访问，多争取一些美援。同时蒋介石认为，这样还可以让宋美龄到美国检查身体，因为宋在５年前赴抗日前线视察时受过创伤。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宋美龄飞往美国，抵美后，先入医院检查、治疗伤病。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宋美龄特别殷勤。７０多天的疗养，使宋美龄逐渐康复。罗斯福遂请宋美龄移居到位于海德公园总统别墅中。别墅环境幽雅清静，宋美龄在这里住了一周以后，受到罗斯罗的邀请，于２月１７日赴华盛顿访问白宫。宋美龄的到来，立即在美国刮起一阵宋美龄旋风。随后，应美国国会的邀请，在国会山面对两院议员发表演说。当宋美龄抵达华盛顿时，罗斯福总统夫人亲自至车站迎接。两位夫人携手登车，在国会门下车，宋美龄先到参议院发表演说，继而到众议院发表内容大体相同的演说。

在演说中，她呼吁美国朝野增加对华援助。其演说词由四个主要广播网同时播发。在当时，美国有极重要的事情发生时，才采取这种方式，收听人创下记录。全美各报纸都全文登载了蒋夫人的演说词。其中《纽约时报》以此新闻为头版头条，并以“中国第一夫人”为题发表社论。美国国会议员及华盛顿各报评论家对宋美龄的国会演说词的要点，如对世界局势的剖析、提醒美国人认识日本以大敌、亚洲与世界不可分等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随后，宋美龄到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进行访问，均受到热烈的欢迎。

宋美龄在美国访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获得美国朝野的认可，美国人很快便给予回报：一是使美国人了解了中国的抗战，对中国抗战中受到的巨大民族牺牲深表同情，改变了过去那种对中国人软弱、无争的表面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给予中国抗战在道义和物质上的更大援助产生了促进作用。二是开始改变美国人对华人的歧视。在宋美龄向国会演说后的两天，众议院议员甘伦迪提出取消限制华人移民法的建议，其后舆论一致做这样的呼吁。到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罗斯福表示无条件赞同废除华人移民法，允许居留在美国的华人成为美国公民。三是宋美龄在美国获得很高的荣誉。她在１９４３年３月，访问纽约时，出席该市市长盛大的欢迎会，在这次欢迎会上，市长授予她荣誉市民的头衔。１９４３年３月，宋美龄到达芝加哥访问时，该市市长献给宋美龄一枚巨大的金钥匙。同月，她到洛杉矶市访问，洛杉矶市民在好莱坞举行欢迎大会。这一天，好莱坞的男女明星、工人几乎全部参加，衣香鬓影，盛况空前。在乔治亚洲的州府，接受了威斯里扬大学赠予的荣誉学位。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女子学府，此次是该校７５年以来第一次赠予学位的盛典。

美国第一夫人对宋美龄产生了深刻印象，一种关爱之情油然而生。罗斯总统夫人对报界说：“蒋夫人之刚毅与愉快的性格，和蔼可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真想帮助她，就像我的女儿”。罗斯福总统夫人是美国酬勋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委员会给予宋的奖酬上，起了较大作用，她就这件说：“酬勋委员会决定将本年的奖酬赠送给蒋夫人，并且正式发表了。这种奖酬是每年给予一个工作方面有特殊贡献的妇女，意在鼓励人事各种带来的工作妇女，我是这一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对蒋夫人的获奖非常高兴。”

宋美龄访美获得成功，给蒋介石大增光彩，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不久，罗斯福总统邀请他参加开罗会议。

例三：再次访美，风光不在。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宋美龄又一次被蒋介石安排访美，此行的目的很明确，是要美国给更多的援助，以挽救在垂死中挣扎的蒋家王朝。此时的美国已不是彼时美国了。在宋美龄赴美之前，杜鲁门总统就给她泼了盆冷水，杜鲁门通过国务卿马歇尔通知宋美龄，只能以“私人资格”访问。出师不利，给宋美龄的出访罩上了一层阴影。

踏上美国的土地，她感觉到的待遇与５年前有天壤之别，美国方面接待规格很低，白宫明显刻意地将这位中国“第一夫人”的来访进行淡化处理。

宋美龄对美国人的冷淡感到很难过，她的一些美国朋友也为此感到很难堪。这些人利用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积极为宋奔走。终于，马歇尔在１２月３日会晤了宋美龄，并与夫人将宋美龄设法安顿在弗吉尼亚自己的家里过夜。这算是给了一点面子。

但美国官方场合，对宋美龄的到来，显得特别尴尬。只有共和党、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少数同意帮助蒋介石政权的人，对她的乞援要求表示同情。

１２月１０日，杜鲁门不情愿地邀请宋美龄参加一次茶话会。杜鲁门看上去对她很客气，实际上对她很冷淡。茶话会后，请宋美龄进他的书房，给她半个小时为自己的要求进行辩解。宋美龄要求美国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计划的制订工作；提供３０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杜鲁门虽然答应付给４０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但这只是用很客气的话语给予搪塞，并且说：“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政府）。”这一回宋美龄的杰出口才，迷人风度黯然失色。杜鲁门根本不为之所动。事后，杜鲁门向报界发表一项声明，透露美国给蒋介石的援助总额已超过３８亿美元，离美国的承诺援助额很近。杜鲁门原来给的是一个空头支票，令人啼笑皆非。

在这次茶话会后，杜鲁门回答记者提问时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由于杜鲁门对蒋家王朝见死不救，宋美龄万里乞讨美援，却两手空空。当然，这是指最需要的美援，美国人对宋美龄还是给了点精神上的安慰。美国艺术家协会公布：蒋夫人美龄当选为“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蒋夫人之鼻列为世界最美”。其他入选的有，杜鲁门总统的女儿的耳朵最美；英国玛格丽特公主的眼睛最美；影星伊素丽絲的大腿和影星莲达丹妮的小腿最美……这样的奖赏，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她太丢面子了。愤怒之下，她离开了华盛顿；也无颜回国见“江东父老”，于是这位“纽约荣誉市民”悄悄地隐居在纽约里弗代尔独立大道的孔祥熙家别墅里隐居下来，自这次访问离开她的祖国后，她再也未踏上中国内地的土地了。

宋美龄此次访美，为什么会受到冷遇？关键还是作为总统的丈夫太不争气，当然准确地说，是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太腐败无能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美国朝野皆知。杜鲁门曾多次指出，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１０亿美元的美国货款，在纽约列入中国私人的银行户头。杜鲁门的这个估计没有错，在１９４９年５月，宋家和孔家确实有２０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得知后，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回忆此事时仍然愤愤不平，他骂道：“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的３８亿美援中，偷了７．５亿美元。”而这时，蒋介石在军事战场上已经败得溃不成军。美国老板看到这个“走狗”已经无法维护其在华的利益了，他们正在酝酿促使中国把蒋介石换掉。此时，宋美龄来是怎么也不会给她面子的。要知道美国是以实用主义为立国之本的国家。

评析：

蒋介石在国际交往中，曾经把“总统夫人”这张牌玩得很顺，而且由于宋美龄的出色表现，使蒋介石收获颇丰。然而，严格地讲，外交是一种国家行为，任何人的外交行为都不是孤立的，是与国家前途、民族利益紧紧相连的，也与国际形势密不可分。宋美龄之所以在抗战时期，在外交上，特别是对美外交上发挥了特殊的功效，那主要还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战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华民族在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殊死大搏斗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中华民族的作为，为宋美龄展示外交风采搭了一个很好的舞台。而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违背了民意，也违背了世界走向和平的潮流，她所代表的蒋家王朝正在死亡中，美国已决心抛弃它。这是宋美龄的外交生涯中辉煌与尴尬并存的症结所在。

55、大国领袖的形式与实质

蒋介石不仅喜欢打“夫人”外交的牌，而且以元首的身份，开展了一些外交活动，１９４３年出席开罗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是一次有影响的外交活动。

事例：

说实在的，蒋介石没有多少外交才华，加上他那军人加法西斯蒂的姿态，苟不言笑的刻板仪表，与他接触过的外国人，没有多少人对他好感。然而，在抗战的中后期，他在国际上成了一个显赫一时的人物。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日，流血牺牲，正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也就是说，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为他走向世界铺垫了平台，是罗斯福为了美国战略，把他扶上了“大国领袖”的地位。历史把蒋介石推上了国际政治大舞台。在大国外交中，如果说蒋介石没有作为，那不是事实；如果说他起了较大作用，那是抬举。

首先，正式对日宣战，大国刮目相看。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对珍珠港突然袭击，把美国逼到了墙角。美国被迫对日宣战，英国跟随美国作出了历史性抉择。消息传达重庆后，蒋介石从战略上看到美英对日宣战，对中国抗日战争将产生的影响。他在召开中国国民党紧急特别会议上讲话时认为，美国对日参战，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转机。９日，国民党政府对日正式宣战。１０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宣战布告》：“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这是一个迟到了的对日宣战，因为中国的对日战争，如果从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算起已经进行了近五年，如果从上海的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上海军民进行淞沪抗战算起，那已经进行了近１０年。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宣言把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对日宣战支持的态度表达得再明白不过了。而且，中国人民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事实，已经使罗斯福意识到中国政府的声明对于他们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

１９４１年年底，阿卡迪亚会议在华盛顿召开。１２月，罗斯福和丘吉尔拟定联合国家宣言。虽然中国首脑没有参加会议，但会议议题事先通报了中国外长宋子文。罗斯福还两次接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会上，罗斯福不顾英国方面的异议，坚持把中国与美、英、苏三国相提并论，共同称作“世界四大国”。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会议还决定单独开辟“中国战区”（包括中、越、泰等国和缅甸北部），由蒋介石出任新成立的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的最高统帅。

罗斯福之所以坚持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到“四大国”之一的位置，是出自于美国战略利益采取的重大抉择，美国战略利益考虑包括当前和长远，当前的是战时“击败日本”，长远是战后“牵制日本”的战略。罗斯福的儿子曾经问他说，有什么必要如此重视中国。罗斯福回答说：“试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了，会有多少日军得以脱身？那些日军会做些什么呢：他们先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取澳大利亚和印度，然后长驱直入，席卷中东……日本和纳粹从两面夹击，在近东某地会师，完全割断俄国人的联系，肢解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罗斯福说的这种深入浅出的道理，把中国的战略地位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要很好地利用中国这个战场，希望通过给中国一定地位，再附加一些援助的办法，“用较小的代价”使中国“成为一个能极大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

罗斯福的长远打算那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战后美国按其自身利益所设计的国际战略大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的棋子。他对中国的远期打算，是希望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能够成为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在该地区行使某种“警察”作用，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再就是一个亲美的中国对苏联的防范与钳制；还有削弱英国在亚洲的影响，他私下明白无误地说过，在“消除英国海外帝国的努力中”，他指望中国是“美国一方稳得的一票”。

其次，出席开罗会议，公私两利都要争。１９４２年１月，美、英、中、苏等２６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与会国赞成１９４１年罗斯福、丘吉尔联合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和原则，要保证运用其全部的军事和经济之资源，对德、意、日及其附从国作战到底，并且“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关于“联合国家”的签字，按照罗斯福的最初设想，是美国在先，中国次之，后因丘吉尔提出异议，经协调，改为美国第一，英国第二，苏联第三，中国第四。其后的国家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这样中国作为四个领衔签字国之一，签署了宣言。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获得的重要国际地位，当然是一种形式上的。而在实际上取得“老四”的作用，那还是靠实力说话，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实绩说话，当然与要靠“大国领袖”的能力争取。但这种形式对于长期遭列强凌辱的中国人太重要了，它是在国际政治中取得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胜利。

１９４３年秋，由于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接着，在日美海战中，日本随着中途岛的战役的失败，其元气大伤。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斯福积极推动四大国首脑会议的召开，以便协调盟国力量，尽快战胜法西斯，同时商议战后世界格局问题。由于苏、日之间存在中立条约的缘故，苏联尚未对日宣战，斯大林表示不便与蒋介石会谈。这样，四大国首脑会议便只好分别在开罗和德黑兰分两步举行。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３至２６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的开罗举行会议，史称“开罗会议”。开罗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关于三国如何协调对日作战的共同军事问题；二是关于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政治问题。三国首脑和参谋长举行的正式会议主要谈论的是军事问题，即如何发动缅甸战役，夺回被日军占领的缅甸，重开缅滇公路运输线。因为自从缅甸失陷之后，对华援助物资只能靠“驼峰”航线。而每月仅万吨左右的空运能力，对广大的中国战区只是杯水车薪。罗斯福担心的是蒋介石能否抗战到底，希望加速援助中国，拖住日本。因此极力动员中国陆军和英国海军能从南北夹击在缅甸的日军。蒋介石盼望得到更多的美援，也很重识缅滇公路运输线。这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是开通一条生命线。但他担心中国陆军自缅北南下，会造成孤军深入，难以防卫，因此强调海、陆空须齐头并进，协调作战，而丘吉尔则担心在缅南军事行动中英军过分投入，会影响他自己的巴尔干计划。经罗斯福从中斡旋，亲自担保数月内将在缅甸实施大规模两栖作战。这样三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开罗宣言》宣布：“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但此计划在当时只是起到鼓舞士气和威慑敌人的作用。

在军事问题达成一致后，进入会谈政治问题。蒋介石两次与罗斯福长谈。因为美英之间事先已进行过商议。在开罗会议上，中美两国首脑商谈的问题概括为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包括：一是关于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表达了希望战后的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蒋介石对此欣然接受。二是关于战后的日本政体。三是关于日本的赔偿问题。蒋介石建议日本战败后，可以用部分实物作为战争赔偿之一部分，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四是关于领土问题。双方同意将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在战后归还中国。五是关于中美军事合作。罗斯福建议，为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美国宜在该地区保持一定军事力量，美中两国在区域安全上应保持合作。六是朝鲜问题。七是关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罗斯福的政策是扶蒋容共抗日，抗日是目的，而蒋介石内心虽对共产党始终怀有戒心，但当着罗斯福之面只能表示同意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八是关于对苏联的看法，罗斯福担心苏联假如支持中国共产党，可能使中国国共两党冲突加剧，这在战时和战后都是对美国极其不利的事情。而蒋介石除了担心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外，还担心苏联对中国东北的领土要求和对朝鲜共产党的支持。

根据三国首脑会谈达成的一致意见，最后由美国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起草了《开罗宣言》，宣言草案中除公布与会各方在对日作战计划上的“一致意见”外，还就战后如何处置日本侵占领土的归还问题和朝鲜地位问题表述了意见。

评析：

罗斯福把蒋介石抬上“大国领袖”的地位，是一个外交礼仪形式，其“大国领袖”的实质或者是真实的内涵，是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的肯定。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也不是无所作为，他就对日作战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问题，并同美英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得到罗斯福关于对战后收复台湾的主权的要求和中国战后“四大国”之一的地位的承诺，关于成立中国战区及其中国在这一战区中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肯定，关于对华援助，支持中国抗战问题，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争取与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另外，蒋介石在会上还夹杂着国民党一党的私利，尤其是没有公正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使美、英首脑没有能客观地了解中共的作用，这是蒋介石自私自利的表现。

56、投石问路，排挤史迪威得逞

投石问路，是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对情况不明，用一种试探的方式，探明情况，然后决断。这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常被人使用。其好处是不轻易暴露自己的企图，以免使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在政治权力角逐中，有时也有人运用这种手法。向对手发生一种试探性的信号，观其反应，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使自己处在有利的位置。蒋介石在处理与美国人史迪威将军的矛盾时，就采用类似的策略，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

事例：

蒋史矛盾的缘起。继中国在联合国家会议上被列为“四大国”之一后，１９４２年１月，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盟国单独成立中国战区，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统帅，在越南、泰国、缅甸北部的军队也归蒋指挥。他对设立中国战区，以及由他出任战区最高统帅，显得非常得意，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列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慌受虚名之客，能不戒乎哉。”

罗斯福投之以李，蒋介石以桃相报。蒋介石立即给罗斯福复电，他说：“最高统帅之建立，将使中国盟军充分合作，战略统一，……本人将全力支持阁下之努力，为所有联合国家之福祈效命。”同意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同时提出建议，他接着说：“本人欢迎英美速派代表，作为联合总部计划参谋。”对于蒋介石回敬的礼物，罗斯福愉快地收下，于是，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史迪威将军是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的人选，他是马歇尔的老部下、好朋友，偑陆军中将衔，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９年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陆军武官，对中国有相当地了解。１９４１年３月，史迪威经缅甸北部要冲腊戍到重庆，在腊戍碰上了前来腊戍视察的蒋介石夫妇。他到专门拜会了蒋介石夫妇。史迪威与蒋介石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在美国驻华使馆任武官期间，曾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在重庆拜会蒋介石，同蒋介石夫妇只会晤了１５分钟，但比较愉快，他在日记中记载说：“非常融洽。俩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们都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蒋介石签名的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在中緬边境与蒋介石会面时，对蒋印象有微妙变化，他记述到，他外表显得还是那样严肃而圆滑，活像一尊圆滑的石像，丝毫看不到经受患难或怀有忧虑的痕迹。

此次会晤后，史迪威在写给美国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报告中概述了他自己对这位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指出，“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本人直接造成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由他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质，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因为他对蒋介石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史迪威是一个长期在中国的中国通。他自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期间，在中国游历１７天起，就常常到中国来，后来两次在美国在华军营任军官，再加上抗战初期在美驻华使馆任武官，前后在华长达１０年，又粗略懂些中文，在美国人中被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他可以直接用汉语会话，这样在任武官和参赞期间，为给美国参谋部情报部收集情报，他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接触过国共两党的许多军政要员，就更能了解到国民党的实际情况。同时，在美国国内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负面方面有不少议论，他通过各种渠道，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的问题也略有所闻。

１９４２年３月，史迪威在重庆正式向蒋介石报到，在说明自己来华的任职时，竟有六项之多，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空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质监理官、滇緬路监理官；中国战区参谋长。一口气讲了这么多的头衔，却就是没有讲作为蒋介石统帅部参谋长这一头衔。加上史迪威傲慢的神气，使蒋闷闷不乐。可以这样说，史迪威与蒋的这次会见，已开始潜伏着矛盾。

蒋史矛盾的实质。史迪威自正式向蒋介石报到至史迪威离开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前后近３年，两个人的矛盾与冲突不断。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不少，但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揭短与护短的矛盾与冲突。对于国民党，对于蒋介石的为政、治军、为人，史迪威和他身边的助手有很深刻的认识。史迪威对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蒋“是中国统一和真正努力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碍”，国民党“已沦为一群互相倾轧的落伍派系，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力量，既无强有力的原则，也无民众的基础。”他的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也说国民政府“官长贪污，无意抗日，保存实力”。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时，史迪威当着国民党的随从人员的面，揭国民党军队的短。

威尔基是在与罗斯福竞选总统落败的候选人。罗斯福接连不断地接到美国在华人员反映国民党负面的情况，罗斯福为了更准确地掌握情况，便决定安排特使，于是，便派威尔基来华。这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总统特使。用蒋介石的话说：“威尔基是自一八七九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的第一位‘最高级别’的美国人士”，蒋介石想在他的身上下一番工夫，为了得到更多的美援，对威尔基予以总统规格的接待，在重庆制造虚假繁荣，编造刚刚缴获日军战利品事实，给威尔基提供一些错误信息。对于蒋介石指使下属作的掩人耳目之事，史迪威气愤至极，当何应钦提议威尔基到西安附近的黄河边，视察那里的抗日前线时，史迪威当着满厅中国高级将领大声讲，那里是应该去，因为那里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买卖各自需要的各种物质的最大市场。史迪威这样做，蒋介石怎么能容。其实，史迪威也没有想想，蒋介石是多么诡的人，他早就安排，使那里成为战果最辉煌的地方。蒋介石是绝对不容许人揭他的党国、党军的短，因为那实际上是在揭他蒋某人的短。

史迪威对蒋的批评是用更为的直接方式表达出来。他时常斥责和谩骂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本人。他指出，中国军队每天发布的战报，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他觉得美国“支持这个腐朽政权”是根本错误的。他认为，中国和德国都是“由盖世太保支持的一党制政府”。他经常称蒋介石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史威敢于冒犯他这位在党国、党军说一不二的领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蒋介石也用攻击性的口吻，讲评史迪威。

二是联共与抑共、反共的矛盾与冲突。美国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鉴于中国的抗战实际情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吸引着绝大部分的侵华日军，而所谓“国军”主要还是在战略后方。加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抵抗和吸引日军方面，没有太大的作为。就美国的根本立场和长期利益讲，美国是不愿意共产党武装发展壮大；但当前美国需要中国在抗战中发挥更大作用，以阻止日军南下，保证美国在太平洋上与日本的决战中掌握战略主动权，需要国民党联共抗日。

此时，传出蒋介石要掀起一个新的反共高潮，使得美国方面感到担忧。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官员和记者的一致意见是，国民党无能、腐败、没有代表性、内部弱点很多，不大可能持久。美国外交官员递呈白宫的大量报告中，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国内内战已重新爆发，美国对国民党这一个党的大量援助，显然在其中起了作用。谢伟思断言：“国民党的军事策略是全力消灭共产党人。”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戴维斯说蒋介石已经变为“他所操纵的腐败体系的政治俘虏而不能自赎”，在给白宫的报告中甚至直截了当地建议华盛顿政府应当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指在抗日上的合作）。

史迪威的观点与这些人大体相同。１９４３年８月，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电询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之事究竟如何？并劝蒋介石“勿用武力”。９月，史迪威为了阻止胡宗南部向陕北的军事行动，向蒋介石提出一份备忘录，“以强烈语气要求将胡宗南等部调往山西”，参加对日作战，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史迪威想要让他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去打日本，这是蒋介石绝对不会干的。蒋介石气愤地大骂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对他的“威胁”。

三是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与冲突。蒋介石要罗斯福派高参到他的战区最高统帅部来，是为了装饰门面，以获得美国更多的支持与援助。而罗斯福派史迪威来，是要协助蒋介石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更主要的是，美国担心他们依靠中国作战拖住日军的计划落空，委派史迪威监督蒋介石落实美国与中国的抗战协议。从史迪威向蒋介石通报的诸多头衔中，大多的名称就带有监督的含义。史迪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履行这种监督权利，这不仅表现在对援助物质和借款用途上的监督，而且直接插手对国民党在缅甸作战的军队的指挥，他实际上是秉承罗斯福的旨意，想全面控制蒋介石和中国的全部军队。他直接插手指挥在缅甸作战的孙立人和杜聿明的远征军，这两人是听从蒋介石的，后者是亲信，不断不听指挥，反而向蒋介石报告史迪威对他们的恶劣作风。史迪威也感到蒋介石在遥控远征军，他也难以容忍。而且他可以“通天”，他向罗斯福建议用给予自己直接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罗斯福采纳了他的建议，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口气强硬的信，他说，我决定给史迪威将军晋升为上将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将军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

这样，实际上是在架空蒋介石，枪夺蒋介石的指挥大权。这无疑是与虎谋皮。蒋介石是绝对不能容忍，他要向罗斯福摊牌了。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恩恩怨怨，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这些矛盾所反映的是美国对日战略与蒋介石的对日策略的矛盾与冲突。美国援助中国抗战，把蒋介石抬到“大国领袖”的地位，是要他率领中国军队更积极地对日作战，以减轻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并保证美国用很小的代价，取得对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此时的蒋介石所奉行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与冲突所反映的是美国战略利益与蒋介石集团的当前和战后战略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蒋史矛盾与冲突问题的实质。

当然，蒋史矛盾也有他们的个人因素，主要是性格方面的因素。两个人有诸多的不同，但这两个人在性格上却在惊人的相同之处。都以性格刚烈而著名。蒋介石的专断、暴躁是他的近臣、亲信谈之色变的。而史迪威在美国人中也是以倔强出名，他以醋性子乔（尖酸的家伙之意）这一诨名著称。两个刚性男人而且都有很强的权欲的军人碰到一起，那不是火花四溅才怪哩！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的，罗斯福要一个美国人来控制与指挥中国的军队，这是有损于中国主权之举。向一个主权国家索要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的国际关系中难以想像的事情。我们作上述分析，绝不是对罗斯福这种殖民主义者的行为辩护。问题在于，蒋介石所争的并不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他所争的是他自己的权力，是保存国民党军队的实力以对付共产党。

蒋介石投石问路，罗斯福走马换将。蒋介石很想把这个令他头痛的美国人挤走。但又不能做得太露骨，太离谱，如果把罗斯福得罪了，那后果就严重了。于是，作了一些试探性的招示。在威尔基访华时，蒋介石就想通过威尔基，向罗斯福施加影响。他如此隆重地欢迎威尔基，就是要给他一个让罗斯福放心的好印象，以便把史迪威换掉。蒋介石还向刚刚到达重庆的美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将军透露，他决心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职务。

蒋介石在美国也加强了对史迪威的攻势。当罗斯福要求蒋把权交给史迪威时，他讲了许多理由矛盾搪塞，另一方面，转守为攻，向罗斯福提出委托一位总统代表在他与史迪威之间协调，实际上是要通过这个代表去左右史迪威。他指使在美国的孔祥熙向罗斯福转达他的意思，中国军队离不开他的指挥。要求罗斯福“从长考虑”，派一个“有政治头脑与经验”的适当代表来华。这一试探灵了，罗斯福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派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来华，扮演这一重要角色。

蒋介石投一小石，所溅起的浪花虽然不大，却使得他在与史的争斗中，逐步由不利转向比较地有利的境地。

赫尔利是一个政客，在交际中，好出风头，权力欲强，而且具有明显的反共倾向。他也对国民党的不良表现不满，但他比较注意克制，因此蒋介石对赫尔利是欢迎的。

赫尔利于１９４４年９月来华。在他临行前，罗斯福嘱咐说，我的总目标是防止中国崩溃，并使中国继续作战，为此他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你的具体任务是“促进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和谐关系，以便于后者指挥归其指挥的中国军队。”蒋介石对来华的赫尔利态度热情，他邀请赫尔利到他的别墅去共度周末，赫氏到重庆只有十来天，就与蒋介石相处十分融洽。因为，赫氏来向蒋介石传递的信息与史迪威大不一样，他向蒋表示是“维护国民政府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而且赫尔利是一个有心计的政客，他在讲到“领袖”二字时，提高了声音，并把右手举起，表示对蒋的尊敬。蒋介石向赫尔利表示，坚决要求换掉史迪威。赫尔利致电罗斯福要求换掉史迪威。并用若支持史迪威会导致的严重后果，提醒罗斯福，他说，如支持史迪威，势必失去蒋介石，中国的抗日力量亦将随之消失，“美国人民将不会赞同总统这样处理问题”。

罗斯福权衡利弊，尽管他十分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把史迪威换掉，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将史迪威调离回国。换来的是魏德迈将军，这是一个对蒋介石比较尊重、且有强烈的反共倾向的人。蒋介石投石问路，如愿以偿。

评析：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的形成与恶化，固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个人的性格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的结果。史迪威揭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短，批评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固然有正义感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从中国的抗战配合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本的军事斗争着想的。而蒋介石则在于维护自己的独裁地位，维护其政治集团的利益。史迪威秉承罗斯的旨意，极力想控制和指挥中国军队有损于中国主权，向一个主权国家索要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的国际关系中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在史蒋矛盾中，蒋介石用投石问路的小术，挤走了史迪威，似乎是“小术”很灵。其实不然。罗斯福之所以要将史迪威换掉，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战后的格局考虑；同时也考虑到，赫尔利以“美国的民意”警告他的话语的分量，因为新一轮的大选的擂鼓已经敲响。他虽然讨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从内心的同意与支持史迪威，因为史迪威忠诚地执行了总统交给他的使命。但他不能因小失大，所以，在史迪威与蒋介石的选择中，他还是抛弃了史迪威，而拉了蒋介石一把。这样的处理，不仅对国民党、蒋介石来说，是得福潜祸，而且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因祸得祸。这是后话，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57、仰人鼻息，苟延残喘

仰人鼻息源出于《后汉书*袁绍传》，该传曰：“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此历史典故后来被演化为比喻依赖别人，不能自立。用这个典故形容蒋介石败逃台湾后的外交策略，比较贴切。

事例：

蒋介石在朝鲜战争后，尤其是《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在美国保护伞的庇护下，苟延残喘，延续其政治生命２０余年。

蒋介石于１９４９年南京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后不久，退居台湾，其后，虽然也在大陆组织了若干战役进行顽抗，那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大陆的最后一点家当也几乎被全歼。他心里明白再也没有力量重新夺回在大陆丢失的“江山”。１９５０年春，海南岛，大陆沿岸的其他一些岛屿相继丢失，而且，据可靠情报，人民解放军正在作攻台准备。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

当然他也不想兑现对部属说的“来生再见”的承诺。时刻注视着国际风云，侥倖地等待着。他要借助于美国的武力干涉，维持自己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然而，此时的美国非彼时的美国，昔日的后台老板，美国政坛，正在围绕“谁丢失了中国？”吵得不可开交。而且当权的杜鲁门政府对台湾到底如何是好，还举棋不定，用他们的话说要“等待尘埃落定”。到了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杜鲁门作了明确的表态：“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海峡获得特别的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这等于是说，美国要抛弃蒋介石政权，放弃台湾。蒋介石绝望了。但蒋介石是很倔强的，不到“木已成舟”时，决不放弃“幻想”。他企盼着一个奇迹的发生，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他兴奋不已。他正在吃早饭，蒋经国递给他一个简报，告知“朝鲜南北发生战争”。虽然信息太过于简单，但凭他的直觉，把在自己台湾的前途与朝鲜战争联系起来。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朝鲜战争爆发没有两天，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扩大朝鲜战争，同时宣布派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武装侵占台湾。这对于蒋介石是天赐绝处逢生的良机。但此时的美国政府，如何称呼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还花了一点心思，在送给台湾当局的备忘录中，没有用台湾当局希望的“中华民国政府”，而是一寓意含糊的“在福摩萨（台湾）的中国政府”。即使这个对其不恭敬的备忘录，他也如获至宝。

蒋介石重新得到美国的保护，受宠若惊，内政、外交全听从杜鲁门安排，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在美国宣布出兵朝鲜的第三天，通过“外交部”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愿派遣３３０００陆军精锐部队，参加美国组成的干涉军，进攻北朝鲜。当然他也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朝鲜战争扩大，他可以趁机进攻东北，还可以在沿海开辟第二战场。但是，由于英国承认了新中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怕把事情闹大，提出英国“不能和台湾军队并肩作战”。这样美国照顾到英国的情绪，采取“取英舍蒋”的策略，蒋介石的献殷勤，美国没有能领情。

即使如此，蒋介石趁朝鲜战争的炮火躲过一大劫难，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是朝鲜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美国虽然已在事实上承担“保护”台湾的责任，但是，还是使蒋介石放心不下，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多变的国家，随着，政治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同，这种事实上的“保护”不稳定；此外，美国又是法制社会，注重法律的约束力。蒋介石希望美国的承诺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他的企盼又出现了转机，那就是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上台后，奉行所谓“崭新”、“积极”的外交政策。要求第七舰队放弃所谓“中立”，他在声明中表达的反共言辞，给了台湾当局心理上的支持。蒋介石高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取消对台湾军事力量限制”的决定。还吹捧说：“无论就政治、军事以及国际道义而言”，这一决定“实为美国最为合理与明智之举措”。

１９５３年２月，美国政府决定将卡尔*兰钦从公使提升为“大使”，以提高台湾的地位。兰钦明确地提出，台湾是反共的“堡垒”和“基地”，这是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同给蒋介石打了一剂“强心针”。这样签订一个法律性文件确认美台关系，已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举行了九轮会谈，商定缔约“共同防御条约”事宜。缔约虽说是顺理成章，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美台在条约草案上存在明显的分歧。蒋介石希望美国对台湾的“保护”、对他的“反攻大陆”有明确的表示与支持。然而，美国则从国际大格局和他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要防止台海两岸的军事冲突。它要“国民党政府”在没有取得“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有可能引起共产党报复的进攻行动”。这与蒋介石的期望相悖。蒋介石直接指导台湾代表的谈判活动，代表及时向他汇报，他要作出明确的指示。１１月１１日，他收到顾维钧１１月８日电报后，对互换照会问题做了指示，他对把“议定书”变成“互换照会”和先提交照会“ａ”文本的建议都表示赞成，指示顾维钧照在给他的电报中所述“１”号指示行事，尽力说服美方采用互惠的措辞。

经过艰难的谈判，最终达成协定，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日，《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字。条约包括一个序言和十项条款。序言第一条规定，条约双方“承允照联合国宪章之规定”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避免使用武力的义务。第二条规定双方“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保持和发展自身能力和集体能力以抗击武装进攻与“共产党颠覆活动”。第三条规定承允将“加强其自由制度”并在经济与社会方面展开合作。第四条规定双方将通过“外交部长或其代表”随时磋商。第五条规定“每一缔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之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此共同危险。”

条约签字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都发表了简短声明。杜勒斯特别提到蒋介石前一天送来一封短信。他表示同意蒋的说法，即签约意味着“在远东地区防卫线上增加了必要一环”。

这是一个很不轻松的缔约。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这是一轮艰苦的谈判”，而叶公超对顾维钧私下表示他“不敢肯定这个条约应被看作一项荣誉还是一个错误”。叶公超的话道出个中的隐秘。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它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美国通过条约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为干涉中国内政获得所谓的“法律依据”。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引起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强烈愤慨与谴责。１２月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该条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

蒋介石本来想借助共同防御条约，仰仗美国的武装保护，得到安全保障。然而这个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决定通过一定军事行动显示自己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的意志和决心，反对美国的使台湾海峡现状固定化的阴谋。１９５５年１月华东军区在张爱萍司令员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了建国以来首次陆海空协同作战。仅用数小时解放了一江山岛。这不仅引起蒋介石的恐慌，而且使美国决策者紧张了一阵，忙于应付“海峡危机”。

台湾海峡危机不断升级，世界各国都为之不安。许多国家担心美国会卷入中国内战，进而演变成为东西方大战而殃及自身。有的国家在联合国提出了《停止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地区敌对行动》的提案，要求海峡两岸双方立即停火。但有些国家则提出了想把台湾分割出去的主张，如建议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或中立国“代管”。还有一些人乘机鼓噪“台湾独立”、“中立化”。

对于想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各种主张，都是为一切炎黄子孙所不能接受的。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再严正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明确规定台湾归还中国，绝不容许联合国或中立国“代管”，不容许外国侵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是为了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蒋介石是积极主张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但他坚决反对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也反对“两个中国”。自１９５５年２月８日起，他接连发表声明，强调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能容人割裂；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

后来，在１９５８年的第二次海峡危机期间，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中出现了鼓吹金门、马祖“中立化”的逆流。美国政府也想搞“划峡而治”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蒋介石的态度强硬。他公开拒绝杜勒斯“停火”、“撤兵”的建议，他仍然声称要“反攻复国”的口号，这是他的一个政治动员性的口号，他明知不可能，却要坚持，目的在于，为了维持台湾的稳定。此举也违背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意愿。另外，他以强硬的态度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台湾中立”等种种制造“两个中国”的言论和行径。美国当局动员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兵，退回到台湾本岛，企图压蒋介石搞“划峡而治”。对美国的这一企图，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美国的这个意图，是通过杜勒斯在９月３０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达出来的，美国打算以让出金门、马祖为条件，换取中国政府的“停火”和不使用武力，从而在海峡之间确立一个永久的分界线，达到“划峡而治”、永远分裂中国的目的。

蒋介石对杜勒斯的讲话作出了强烈的反映，他在回答《星期日泰时晤士报》记者时，用尖锐的语气指出，美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和“托管”台湾的建议，是“空洞和愚蠢的”，重申台湾无可争议地是中国领土。

在两岸军事对峙，炮火连天的情况下，蒋介石拒不撤兵，坚守金门，把美国拖住。两岸领导人以一种民族心灵上的默契，挫败了“划峡而治”的分裂阴谋。毛泽东把话说透了，炮击金门，“就是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

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种种暗流，在客观上对于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的团结，抑制美国对台湾的进一步侵略，有其积极作用。

评析：

蒋介石率领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之初，惶惶不可终日。但没有多长时间基本上转危为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朝鲜战争的影响，朝鲜战争的炮火“掩护”蒋介石躲过一劫。而从蒋介石主观上分析，对国际突发事变，观察比较敏锐，反应比较迅速，及时作出一种姿态，透过这一突发事变寻求美国等列强的庇护与支持，可以说蒋介石是朝鲜战争的最大获利者。

蒋介石退台后，仰美国人的鼻息，得以苟延残喘，虽然策略属于“下三烂”，为后人所耻笑，却对于国民党而言，对于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而言，得到了一定的实惠。然而，这着棋的最大的失败在于，给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当然，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知其难为而弥坚为之，除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外，还是有民族意识因素的驱动，其意义在于，实际上在台湾岛内维系了“反独促统”的根基。客观地讲，这有功于国家和民族。

╲千╲╱　网雅何须大，书香不在多

58、“经儿可教”，权传嫡子术

蒋介石是一个封建主义思想极浓的人，又是一个猜疑心极强的人。这样的一种理念与这样的一种心态结合，表现在权力传承问题上，必然是父传子接，且无特殊情况，非嫡子不可。

蒋氏父子的权力传承，从准备到最终成为事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把潜意识地超前准备算在一起，大体经历了育苗、洗脑、磨砺、清障、部分权力让渡、亲政六步曲。

从实践检验的角度审视，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是比较成功的，在蒋介石撒手离开人间时，避免了腥风血雨似的权力争夺与社会大的震荡，而且其子蒋经国把台湾那块小天地治理得还不错，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然而，这种非民主政治程序的权力交接留下了祸根。

当蒋经国准备权力交接时，摒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庸俗的权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却没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机制与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其父蒋介石凭直觉和个人的好恶选才用人的经验，使得李登辉这一类的伪君子、野心家有机可乘。蒋经国把权交给了一个“台独”分子，这绝对不是蒋氏父子的心愿，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蒋经国和蒋纬国幼小时，蒋介石用这样的话进行赞扬：“经儿可教，纬儿可爱。”蒋介石有区别地对两个儿子作这样的评语，不知是儿戏，还是确实是有感而发的议论，无法作进一步的考察。但是从两人成年后的不同性格，以及对他们的不同的政治安排，可以揣摩出蒋介石对他们的期望有所不同，对蒋经国的教育花了很大功夫。

事例：

从对蒋经国起的学名看，望文生义，希望孩子长大了，能成为经国济世之才。蒋经国性格内向、执著，私塾教师对他的评语是，“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比他小５岁的弟弟蒋纬国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最可靠的说法，那就是他们俩不是一个母亲生的。比较知道内情的作家，进一步说蒋纬国的母亲是一位身着和服的东洋女子，是蒋介石在日本留下的爱情结晶。之所以要把他与戴季陶联系起来，不是因为他是戴的私生子，而是蒋把他过继给戴做干儿子。即使是这样，按照中国的传统，经纬两“国”，有嫡庶之别。

蒋纬国与其兄性格有很大的反差，他性格开朗，而且长大以后幽默，比如在台湾已经佩上将军衔的他，当谈到他与蒋经国的关系时，他逗笑地说：“过去我是总统的儿子，现在升为总统的弟弟。”这样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他这样一说别人听起来却很轻松，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从中看出孩提时的蒋纬国的性格是如何的了。这可能也是蒋介石觉得“可爱”之处。不同的评语，是不是蒋介石已经对他们的前途有不同的预期，这很难说，但两个人后来走了不同的仕途，一个从政到掌握党权、政权，一个从军到执掌军权。

儿时的蒋经国，并没有得到通常人家那样的父爱，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正在从事“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是他在追赶“性解放”的时髦。但我们绝不可由此而做出蒋介石并不喜欢蒋经国的结论。他作为父亲，把蒋经国的关爱放在严格教养，悉心培养，照他所规划的模型铸造上。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说得好：“我们姑且不谈蒋先生本人的行为德性，和他一身功过，他对儿子的教养，是下过很大的工夫的。”这就是说，蒋介石对儿子给予的是一种不同内涵的关爱。

他对蒋经国兄弟俩的教育，非常严格和认真。即使蒋经国刚刚上本镇的武山学校时，就给小蒋提出具体的阅读任务，据蒋经国回忆，他年仅１０岁，其父要他读《说文解字》，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二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其教子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蒋介石严格督促蒋经国学习，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成为一个大有作为之才。不过，他对蒋经国的具体要求，则因时因境而有所不同。他最注重的是，用儒学塑造蒋经国的德性。他给年幼的儿子开的书单子中，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他期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成为“治国”之才，而“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在家，对亲需要孝顺。”他效法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弟的训诫，那样要求自己的儿子，在承袭传统道德上成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效法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政治家”。

１９２２年，蒋经国离开家乡到上海，考取了万竹小学，成为四年级的插班生。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家乡学校的教育，是新式的教育，课程有外国语文、数学、生理卫生、人文科学、历史地理。此时的蒋介石不是保守的而是能趋时而进，他在督促儿子读书的观念上，也很有长进，要求儿子用心学习英文，他说到这样的程度：“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于是这个对学外语并非很在行的父亲（因为他有念德文、俄文均半途而废的不良记录），却给儿子额外地规定学习任务，传导如何学习外语，云云，如此蹩脚的家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是一个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那是一个最能激荡有爱国之心的青少年的革命年代。蒋经国也被卷入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一个急进分子，被下逐客令。因此而在上海待不住了，转到北平就读，后来也因同样的原因，来到广州，听到在苏联举办的“孙逸仙大学”在招生，于是，他要报考“孙大”，到苏联留学。此时的蒋经国，他要求到苏联留学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为了“革命”。就他自己而言，他是一个革命急进分子；就他父亲而言，被人称为“红色将军”，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他有这样的要求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此时的蒋经国赴俄的目的不能用后来的蒋经国成事后的结果来套，他的确是为了追寻理想，坚持信仰，献身中国革命，去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

蒋介石让他去“孙逸仙大学”，其初衷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有一种矛盾的心态，自他考察俄国起，对俄国革命并无好感，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在内心是反对的。从这一点说，蒋介石不赞成蒋经国去苏联留学，也是很自然的，他还有现实的因素促使他同意蒋经国到莫斯科“孙大”读书。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因：

一是蒋经国已是一个革命急进分子，因参加上海“反抗五卅惨案”大游行，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没有办法，只好把蒋经国拜托给在北平的好友吴雅晖，在吴雅晖办的北京外语补习学校短暂停留。可蒋经国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下狱两周。北平也呆不下去了。与其在国内，倒不如到俄国去更好些。

二是蒋介石也有自己的打算。用江南先生的话说：“蒋介石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又是玩弄权术的斫轮老手”。很难排除蒋介石另有所图。那时，“以俄为师”是时髦的话语，到俄国去取经是时髦的行动。况且，他蒋某人在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他难道不能用支持儿子去俄留学的行动来表白自己？他要让蒋经国去苏联留学镀金，积累政治资本，同时也使自己获得苏联顾问的信任，获取政治资本。送蒋经国留学俄国，是蒋介石下的一个政治赌注。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蒋经国和同行的共２２人，在广州搭苏联轮船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家乡与母亲毛氏告别，然后，在上海乘苏联货轮，经过数天，抵达苏联海参崴，再改乘火车，驶往莫斯科，这是一个漫长的旅行，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旅行：“车外漫天飞雪，人人冻得哆嗦不已，车内竟无取暖设备。因缺原煤，车头引擎的动力，依靠标杆，行驶缓慢，更逢站必停。车上没有餐车，没有饮水……”然而，对于怀着一样热情的蒋经国等人来说，这都算不了什么，到莫斯科“孙大”那才是最重要的。

经过漫长的旅行，他们一群人终于到了朝思暮想的“圣地”，此时的心情难以言表。到了“孙大”，校方送给了他一个俄文名字“尼古拉”，此后，“尼古拉同志”代替了蒋经国。他和其他２１人分在一个“教授班”，与他同学的不仅有国民党要员的儿子，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革命家的邓小平、廖承志、林袓涵（林伯渠）、乌兰夫。蒙古族的乌兰夫还与蒋经国坐同一张桌子。在这里也是“国共合作”的场景。从此，蒋经国在红色的苏联呆了１３年。对于他来说，这１３年是他确立自己的信仰的年代，也是他蒙受羞耻、经受磨难的年代。不管怎样，这１３年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阅历。蒋介石让其子旅俄留学，是对是错，这只有他自己评判。

评析：

如果说，蒋介石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父亲，有些不太尽人情的话，对儿子没有给予一般权贵、富户那样的亲情关怀，那么，作为政治人的父亲，他是对蒋经国投入了自己的感情的，他严格督促儿子读书，为将来“天降大任于子”作准备，这是一种“望子成龙”的又一个境界。第一，教育从儿时抓起，严督其学，蒋经国年１０岁时，其父就要他读《说文解字》，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二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其教子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第二，把伦理教育寓于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使学知与做人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给年幼的儿子开的书单子中，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他期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成为“治国”之才，而“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在家，对亲需要孝顺”。他效法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弟的训诫，要求自己的儿子，在承袭传统道德上成为模范。

第三，既重视传统，又能赶新潮。在督促蒋经国学习传统文化时，还在学习西方新学方面能够提出要求，比如要求儿子认真学习英文，甚至说到这样的程度，“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应允儿子的志向，支持蒋经国赴俄留学，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也是一种时髦之举。

第四，要求具体，持之以恒。他给儿子写信频繁，每封信必问学业如何，并提出具体内容和量化的要求，即使他对英语一窍不通，却给儿子额外地规定学习任务，传导如何学习外语，云云。

然而，种豆不一定得豆。

59、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

信仰对于追求信仰的人来说，如同生命；信仰对于追求个人前途的人来说，如同流水；信仰对于投机钻营者来说，如同换衣。信仰对于青年时代的蒋经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好断言属于后两者，因为他的革命冲动并非不是发自内心；但我们也不好说他完全属于前者，因为，他后来又确实放弃了自己所追求的信仰，做了与之对立的“信仰”选择，成了另一个营垒的人，另一个营垒的领导人。

事例：

他曾经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预备党员。１９２５年，蒋经国前往苏联留学。当时的苏联党和斯大林，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为了培养革命的人才，对“中大”（孙逸仙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是重视的。那时的苏联，虽然充满了革命生气但不富裕，物质生活很艰难，但对中国的留学生是比较照顾的。他们的学习条件比国内的要好，教室宽大，每人一张大桌子。生活也有特别的关照。据当年“中大”留学生回忆，刚开始一日五餐，后来虽然减为三餐，但面包黑白兼备，没有限量，牛奶肉类也较为宽余。每月还有比较可观的生活津贴，留学生可以用来购买香烟、酒，或者三五成群地在餐馆聚餐，吃“中国饭”。

这样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不仅比苏联一般老百姓要好，甚至也比苏联自己的大学生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蒋经国将亲眼看到的苏联学生吃饭的情况及其感受记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苏联的学生回答说：“这就是我的早饭。”“‘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他又说’‘你们是中国的革命的青年，我们对你们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很快的把中国民族解放。’”苏联学生还对他说：“我们还很苦。但是人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光明的前途，亦都是非常乐观。”苏联学生所言和蒋经国的感受，没有多少功利性，应该说是真实的，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苏联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

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型社会，一个为过去处在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带来光明前途，或者说至少能给予他们这种美好愿望的社会，无疑对前来真想取经的中国热血青年有莫大的吸引力。蒋经国在日记中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期望，他深信共产主义、列宁的理想，能给未来的世界带来光明的前途。如果人们因为蒋经国后来的变化，而把他此时的心境说成是“理智泯灭”，那有违于良心。

蒋经国在“中大”学习刻苦，努力学习俄语抓紧时间看书，悉心钻研马克思理论，积极参加“教授班”组织的政治活动。鉴于他的出色表现，很快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被吸收为共产党预备党员。

他曾经用最激烈的言词鞭笞背叛了革命的父亲。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把枪和屠刀对准敲锣打鼓把他们迎进城的工人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获悉这一消息，“中大”学生无比愤怒，举行群众集会，对蒋介石进行声讨，致电武汉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经国也在声讨的人群中，其言词最为激烈，“获得全体学生的反应，如雷般的掌声”。几天后，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对已经叛变革命的父亲进行公开的谴责：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他的这个声明，被苏联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通讯社塔斯社面向全球广播。他的名声就这样传开了，其声誉与日俱增。与他一起在“中大”留学的学生回忆说：“声明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旅俄的学生受蒋介石叛变的殃及，苏联人由对中国留学生的关照，转变为用鄙视的眼光相待。一些国民党籍的学生开始被遣返回国。

蒋经国并没有因父亲的反革命行为而被遣返。但也没有能继续在“中大”学习，而是送到位于列宁格勒的一所名叫托玛卡的军校学习。托玛卡军校是正规的军事学府，学员构成与“中大”有很大的区别，学习内容及教学方式也不相同。课程偏重于军事技术，是一所为红军训练军事指挥官的学校。除军事课程外，政治课程占相当的比例。红军政治工作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党的政治工作，“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群众”，另一部分是“军事政治工作”，军事政治工作是非党员群众。这两部分工作不是决然分开的，而是紧密联系，为党的政治路线所统帅，在军队的党组织统一领导之下，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苏联红军强调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有组织系统作保障。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就是唯一的领导者。在每军、师、旅、团中皆有共产党代表，他的权力与军官相同。军部命令如不经过党代表签名不能有效，连部中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的任务完全与党代表相同。”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当年政治工作在苏联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军校主要教授战略战术、军事技术方面的内容的同时，政治课程占相当的分量。从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学习得相当认真，且颇有心得。

对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他也很有兴趣。在这个军校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成绩优秀。他重点研究游击战术，撰写的研究报告出色，受到苏联方面的重视，吸收他为俄共预备党员，留校当翻译。１９２８年６月，他被调任列宁大学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其主要工作是带领“列宁大学”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考察，这是一种学习的重要形式。

后来，他被分配到一个电气厂当学徒，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接着，被下放到一个集体农庄，在那里当农民，尽管这种安排具有惩罚性，起初农民们对他不太友好，但他通过自己的出色工作赢得他们的信任，“当选了农村苏维埃的主席”。在他离别时，当地农民热烈欢送，“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那是苏联朴实的农民对一个中国小伙子表达的真挚感情。

１９３３年春天，他到一个金矿工作半年后，又回到自己曾经当过搬运工的火车站，在这个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机械厂工作，从勤杂工，做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之类的活，到当上技工，从提升为技师到晋升为副厂长。一个外国的年轻革命者，在很短时间里，能由最底层跃升到领导层，这说明他干得很不错。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据说，他与后来成为他的终身伴侣的俄罗斯姑娘相识相爱，就起始于见义勇为，用真实的感情演了一出“英雄救美女”的人间喜剧。正是在这个工厂，芬娜（后来改名为蒋方良）与他结为异国情侣，并肩战斗，生儿育女。

他从工厂到农村，又从农村到工厂，有委曲，有伤感，但没有动遥蝴执著地追求的“信仰”。他是怀着“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气做人”，而到基层去接受考验，经受锻炼的。然而，有一件事情却使他产生更强烈的归乡情。

对于他所具有的蒋介石这样的政治背景，即使他宣布与其父断绝父子关系，也无法改变别人的偏见，无论哪个营垒的人们，特别是领导者们会不会真的这样认为，国内有种种猜测。王明在召蒋经国回来谈话时，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此时的蒋经国非彼时的他了，他不情愿这样做，与王明争辩，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压力，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与前一个声明的言词要和缓些，然而，它深刻得多，他用事实对蒋介石的暴戾和人性泯灭的控诉，使得蒋介石十分难堪；他“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的表白，更可能使蒋介石对自己的儿子感到绝望。这封信无疑是一个重型炸弹。１９３６年１月，苏联最权威的报纸《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４月，《纽约时报》摘要刊登。

然而，这封信却成为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不仅决意要离开被当作第二故乡甚至是具有政治意义的第一故乡，而且也朝他无情鞭笞过的父亲走近，向他所追求的“信仰”的逆方向走去。

蒋介石的“洗脑术”还是驯化了他。上面用比较多的笔墨，说明蒋经国在苏联成长的过程，说明他对“共产主义信仰”追求的执著，是想说明让这样的人改变自己的信仰并非易事。可是，回国后不久，却成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分子。江南先生称之为“戏剧性的发展”。这样的变化，仅用一个“假革命”的投机者来说明，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仅用“血浓于水”的亲情来诠释，也可能产生误导。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生追求现象，是多维力作用的结果。其中，蒋介石的“洗脑术”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变”为蒋经国回国搭了一个平台。他多次回国的要求，终于被批准。蒋介石向周恩来问及蒋经国在俄怎样，含蓄地表达出想要儿子回国的愿望，周恩来说，我们想办法。通过多方的努力，此答允成为事实。１９３７年３月，蒋经国携着妻子儿女们踏上归国之路，这可能是一个分道扬镳的旅程，他的心情极其复杂。在中国政府驻苏使馆，他问大使蒋廷黻：“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这句简短的话语，道出他忐忑不安的内心世界。

１９３７年３月，蒋经国带着妻儿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开始了返回故里的历程，此时的他，是不是真的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昔日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从此被一脚踢到九霄云外”？似乎还不好下如此干脆的结论。他在当天作了日记，从字里行间看到的是对自己生活１０多年国家的赞扬与难舍之情，不过当他迈出归途的第一步，确实是他“信仰”的一个分水岭。

４月中旬，蒋经国抵达上海。此后，经过不太长的时间，他从昔日执著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变成反对这一信仰，维护蒋介石统治的干将，直至后来成为蒋家王朝的“掌门人”。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到底是怎样发生的？蒋介石的洗脑术为什么在他身上有这样的高效？

在踏上归国的火车之前，蒋经国的思想已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苏联政治环境的影响所致。受这个革命环境熏陶，他自愿地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并且理想化。然而，现实的残酷的政治斗争，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对他的思想冲击不会小。一个人对一种理想的追求，从天上突然掉到地上，那种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这种冲击与震撼，在不同的人身上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蒋经国出生在一个富户人家。其父的传奇性的变化，使他的阶级出身跃升到宝塔尖上，这种阶级的烙印在他脑海里是很难消失的，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时，哪怕是微妙的变化，它都会有所呼应；背叛革命后的蒋介石不仅没有沉沦，反而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长期主宰中国的政坛，为蒋经国寻找新的前途，提供了很大空间。苏联的社会制度，蒋经国所追求的理想，与其父亲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在现实与理想出现巨大反差时，像他这样的人，就很有可能皈依到原来的阶级营垒。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土壤，蒋介石才有可能把一个“逆子”，从自己所仇恨的“信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帮助蒋经国的这种解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对蒋经国进行了极其严酷的“洗脑术”。

第一，亲情软化。蒋介石虽然企盼儿子的回归，虽然他又是一个旧仇不忘且必报无疑的人，他对蒋经国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严重伤害他的“威严”的公开信耿耿于怀。因此，蒋经国要见他与宋美龄时，他让儿子吃了闭门羹。经过心腹陈布雷的劝解，才予以宽恕。两个星期以后，还是接见了蒋经国。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如此地冒犯他，肯定被置于死地，亲情战胜了冷酷，他也要用亲情来软化蒋经国。

他没有让蒋经国在自己身边久留，立即派人把蒋经国及其妻儿送回到老家溪口。在溪口自然会有阿谀奉承者安排热烈欢迎的场面，当时的《大公报》载文作了这样的描述：“车近洋桥，便缓缓而驶，人群一拥而上，口号与鞭炮齐鸣，直闹得震天价响。”如果说这种安排是涂上一层亲情的“政治性欢迎”的话，那么，安排蒋经国与其母毛氏的见面，那是一种亲情在心灵上的震撼。记者作了素描：“这时的蒋经国，一步紧似一步，一眼望见亲娘坐于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方良和爱伦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也抱头痛哭！一时哭声震荡室内，好不凄楚！”这是一个政治导演的绝妙的安排，“政治企图”溶于亲情中，通过血缘的自然循环，把外在的震撼带进脑海，去引爆心灵的震撼。

蒋经国在母亲身边一住就是一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请看看曹聚仁的神笔的描述：“那个夏天，他们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连天的大局面中，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这种“乐陶陶的天伦生活”对蒋经国所追求的“信仰”的淡化到底起多大的作用，我们不好估量，但肯定是有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使人不加防范，况且，蒋经国已放弃了防范，而自愿地接受亲情的软化。蒋介石的“洗脑术”旗开得胜，可以说成功了一大半。

第二，修身养性。蒋介石曾令年幼的蒋经国熟读儒学，特别是学习曾国藩的新儒学，使之按照自己期望的目标“成龙”。然而，儿子却被“共产主义信念”所征服。他要假“圣人”之“经”让“逆子”从思想上回归。蒋经国回忆：“我回国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这哪里是一般的伦理教化，这是一种高技巧的洗脑。用“洗脑”这一词诠释蒋介石要蒋经国重温儒学的企图，并不是笔者的偏见，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明白无误地解读了蒋介石的心路，他说：“蒋先生要洗经国的脑，要把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除得一干二净。”

第三，责令反省。蒋介石要蒋经国闭门思过，在此基础上，责令其写出反省书。写“反省书”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者所采用的手段，对其被“赤化”了的儿子也不例外，当然叫法不一定相同，实质是一样的。于是蒋经国写了一份名为“旅俄报告”的“反省书”。这是一个思想总检查，他用文字记录下蒋经国的思想演变过程，记录了儿子的悔过，记载了他的誓言。这对蒋介石来说，我们不能仅仅理解是他歇斯底里的满足，这是他实施“洗脑术”的一个重要步骤。

评析：

蒋经国在苏联留学，由于其自身在中国国内的思想基础，加之受其父“革命”表象的影响，在苏联革命环境的熏陶下，成为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曾经用最为严厉的言词，无情地鞭笞叛变了革命的父亲。叛变革命后的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在“信仰”上势不两立。然而，即使如此，蒋介石仍时刻思念着海外的儿子。当蒋经国带着俄国籍妻子及混血子女回国后，他虽然有气，但还是接受了他们。要是换了别的对象，早就被他杀头了，亲情胜于“信仰”，胜于“政治”。

蒋经国曾经笃信共产主义，是一名共产党员，蒋介石对他并没有失望，而是进行“攻心”与“改造”，精心策划，对蒋经国进行了极其严酷的“洗脑术”，亲情软化，指使亲信，安排极其隆重的场面，让蒋经国与最敬重、思念的母亲毛氏见面，在母亲身边一住就是一年，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这是一个政治导演的绝妙的安排，“政治企图”溶于亲情中，通过血缘的自然循环，把外在的震撼带进脑海，去引爆心灵的震撼；修身养性，闭门思过，要蒋经国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他要假“圣人”之“经”让“逆子”从思想上回归；责令反省，写出书面反省材料，不仅以备有案可查，更是为了强化“改造”，巩固“洗脑”成果。

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一个曾经用最严厉的言词鞭笞过自己的儿子，就这样被蒋介石的“洗脑术”驯化了，不仅昔日的信念荡然无存，而且，成为围剿“共产主义”的骨干，成为蒋介石统治的忠实的卫道士，成为蒋介石最放心的接班人。这印证了他所奉行的一个信仰哲学：“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

值得指出的是，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洗脑”成功，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蒋经国在回国之前，思想已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斯大林和苏联党的极端“左”倾的政治路线，同时也由于他在基层对苏联实际的了解，现实与他理想化的宣传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加上他的特殊政治背景受到的冷遇，他的思想在渐进地变化着。正是由于思想上有了缝隙，蒋介石的“洗脑”术才能奏效。

60、儿子推新政，父亲幕后观其效

对蒋经国进行洗脑，加以驯化，不是蒋介石的最终目的，他所需要的不是唯唯诺诺的奴才，而是能担大任的“接班人”。因此，在继续巩固“洗脑”成果的同时，他要把蒋经国放到艰苦环境磨砺，使其尽快成器。

事例：

蒋经国接受父命，结束“隐士”生活，前往赣南赴任，驶进他的政治生涯新历程的第一站。

１．熊式辉巧取政治棋子，精心安排巧防范。

蒋介石打算安排蒋经国到基层磨砺，这一意图被具有“政治敏锐力”的熊式辉揣摩到了。熊时任江西省主席，虽属政学系，但也称得上是蒋的宠臣。他向蒋提出让蒋经国到江西去“代职”，正合主子的心意。那是蒋介石举起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的旗帜的地方；也是他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率领的红军厮杀，付出高昂代价的地方；那也是他悉心经营，倡导新生活，培养骨干的地方。他希望儿子在那里有所作为。

蒋经国到达南昌后，熊式辉先是安排他任保安少将副处长；随后，打算让“太子”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但是又怕蒋经国抢了他的地盘，因为这是他的一亩“自留地”，如果让他“抓行政干部，侵蚀政学系的基础”，那将自断“才”路。对于精明的政客来说，政治交换是要计算成本的，如果这种交换不能赢利那是不会交易的，更不会做蚀本的买卖。于是，熊式辉把蒋经国安排到“新兵督练处”任处长。新兵督练处的任务是轮流调训省保安团队。这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事。给“太子”升了职，又没有让他能占到多大便宜。人们都说政学系老谋深算，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个苦差，却给了蒋经国展示自己新风的良机。他的新风与“国军”的官风形成鲜明对比，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对他的表现是这样说的：“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在一起，同祝恨，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这样的评语，给人感觉不是在说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倒好像是在说共产党的军官。不用说他全部做到，仅做七分，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属下的风光可以为上司添光彩，然而，“功高震主”这也是政客们所忌讳的。于是，熊式辉改派蒋经国到江西赣南任行政专员，兼任赣州县长。地区专员，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属“地厅级”，熊式辉送这么大的“人情”，也可以看出这位资深政客的“马屁”功老道。但是，专员这个位子，位高权不大。而且那个地方难出“政绩”，你“太子”都搞不出什么名堂来，那老蒋就不要责怪我无能了。

据说，熊式辉对小蒋作此安排，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范。担心蒋经国“赤色”复归，“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那对于熊式辉来说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了，蒋介石不要他的脑袋搬家才怪了呢。

２．推行“良心政治”，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赣南专区管辖１１个县，曾经是中央红军所在地。自然条件差，红白对峙，战争不断，生产力受到严重影响。红军撤走后，返乡团复辟，土豪劣绅与军人相勾结，鱼肉百姓，下层社会的百姓苦不堪言。社会风气败坏，官员们贪污腐化，横征暴敛；黄、赌、毒在官吏的庇护下泛滥成灾。

蒋经国到任后，直逼赣州县的积弊，推行“良心政治”，采取措施，革新社会风气。一是禁赌、禁烟、禁娼，打击恶势力。打击矛头直指犯事的官吏及其亲属，严惩有严重劣迹的富户。用铁的手腕，打击恶势力。当时他提出“对赣南的浓厚的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这里所说的“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蒋经国认为这些人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必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行动初见成效。曹聚仁用夸张的词语评价说：“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从人们深恶痛绝的恶势力下手，且有实际行动，比较得人心。于是乎，什么“蒋青天”之类的传闻不翼而飞。

二是践行新风，影响每况愈下的政风。他在形式上还保留了在苏联的工作作风。上任后，以身作则，不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视。遇到老百姓，就与他们在田间、商店拉起家常，天南地北，谈得投机，从中体察百姓疾苦。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做了一个统计：从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一年跑了９００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这与那些养尊处优的旧官僚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差。当然，他想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整个官僚层，那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们怎么会模仿你呢？

三是推行四项革新举措。第一，加强教育建设。主要是建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其想法是，进行智力开发，人力投资。第二，进行社会革新。主要是进行移风易俗。第三，实行“统治式”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各种日用品比如盐、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企图抑制通货膨胀。第四，办干训班，训练干部。他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因此，他注意抓干部的培训。在虎岗举办被称作赣南的“黄埔”干训班。大门口的木牌上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的对联，用心表达办学的宗旨。

这些活动，就他主观愿望而言，确实是真心想进行社会革新，他将这种社会改革定位为“良心政治”。但是，进行社会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互动，这些社会积弊的总根源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如果从根本解决起，势必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原有的制度上修修补补，这很难取得很大成效。实际情况是，尽管蒋经国的这些作为被中外媒体竞相报道，炒作、拔高，对政风民风的推动是相当有限的。只不过是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３．宣布“五年计划”，现代化市镇梦难圆。

蒋经国的新政，不仅在政治层面，而且还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近似于幻想的计划。他拟定了“五年建设纲要”，纲要规划在五年内把各县城建为现代化标准城市，并且将各县２８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在其他主要经济指标方面也是开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指标。这样庞大、浮夸的规划，是通过一个专区将他脑海中对未来中国的空想的表达。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未来中国的梦。他说：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服装的政治指导员）。赣南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五年内把极其落后的赣南变得如此的发达，不用说建成，就是设计图纸都难以完成。蒋经国不仅大胆地想像，而且要以火箭似的速度去实现，这太浪漫了。艺术创造需要浪漫，然而建设需要脚踏实地。

这是一个美丽的空想，它暴露出初出茅庐的蒋经国的从政弱点，急功近利，冲击有余，务实不足。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缺乏详细计划’”。

蒋经国在赣南锻炼是很投入的。舆论界对他是褒扬的，他毕竟给国民党带来新鲜气息，人们对国民党的陈旧腐朽的政风十分厌烦。而国民党官场对这个“异军”进行了围攻，告状的、批判的，不乏其人。这也不奇怪，因为，一方面，蒋经国的从政之道与国民党政风格格不入。于是乎，在国民党营垒里，他被认为是“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把被他们的蒋委员长称作“共匪”的作风带到国民党里来，那还不如临大敌，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蒋经国在赣南的新政，打击恶势力，触及到权贵们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权力结构。如果深入下去，朝这个弊端开刀，那将动摇国民党的根本。这也是令他们恐惧的结果。

评析：

蒋介石把蒋经国安排到江西代职，是其培养接班人的一个重要步骤。其成功之处在于，第一，高度信任，不因其历史上的不同“信仰”以及革命的行为，抱成见，刻意加以防范。因为江西赣南曾经是红色根据地，革命影响不会完全消失，如果蒋介石对蒋经国有怀疑的话，不会安排他到这样的地方去锻炼，更不会让他在那里呆那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告状不断时，他却没有感到这种危险性。他对经过“洗脑术”驯化了的儿子已有十分的把握，到底是不是“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他最清楚。

第二，不直接插手，而是托付给自己信任的政客去安排蒋经国锻炼的工作，一方面可以避嫌，另一方面，地方官接近于实际，可以做出比较恰当的安排，同时，也不至于引起儿子的特殊化的念头。

第三，静观其效，后台支持。在蒋经国在江西代职锻炼期间，蒋介石没有对儿子如何行事作具体的指示与要求，放手让他去作为，当出现反对声时，仍予以支持。

第四，扬其所长。蒋经国在赣南的一套做法，有明显的苏联政风的痕迹，蒋介石不是要儿子收敛，而是让他去践行独特的政风；即使是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也不出面反对。这与蒋介石让蒋经国对江西去的指导思想有关，他就是要儿子去磨砺，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扩大影响。他需要有股子冲劲，让其显山露水，在政坛产生某种震撼。因此，对蒋经国的所谓“新政”是默认的。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蒋经国锋芒太露，担心扰乱了政局。所以，他要制约。于是，在蒋经国在赣南锻炼五年后，于１９４３年，让他离开了赣南，另有重任。

蒋经国走了，他的一切改革计划，和他的去向一样，付之东流。对于蒋家父子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新政”的结果，而需要的是它的造势。蒋介石把儿子放在赣南磨砺，推出“新政”，用特殊的方式把儿子隆重推出，“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政治阶梯，他的名字成为青年偶像。”蒋介石这一着棋又成功了。赣南民众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可他蒋家以极小的资本投入，获得大的官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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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设台阶压担子，绕过左右掣肘

蒋经国在赣南的表现，使得蒋介石心里更有底了。从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初开始，他已开始蓄意培植儿子，使其具有以后从自己手中接班的威权与能力。

可是，这件事做起来很不容易。因为，不仅要受到政敌的公开的反对与抑制，而且还要受到嫡系中的各个小派系明里暗里抵制与掣肘。为了达到培养儿子的目的，蒋介石设台阶、压重担，使其在国民党的体制内，能迅速成长。与此同时，对阻碍这一培养“太子”计划实施的嫡系中的小派系，采取绕道而行，以避免过多的内耗。

事例：

在蒋经国江西赣南锻炼期间，蒋介石就趁熊式辉委任蒋经国聘任赣南专员之机，安排他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干训班接受正规的培训。此举有双重目的，一是为蒋经国将来担当大任铺路搭桥，因为国民党官场用人，有一个定势，那就是在上一级干校接受正规培训，是提升的必要条件，即使是自己的儿子这一程序也不可少，否则就会遭到非议。二是巧妙地解决蒋经国的国民党党籍问题，在国民党中央干校培训，事实上已默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走了这一过场，其他实质性步骤就好办多了。

在蒋经国返江西任赣南专员之前，委任他为三青团中央委员兼任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其任务是在江西建立三青团组织。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属于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无论是从蒋介石发迹、得势、得权、固权的轨迹看，还是从蒋经国自身的体验看，这项工作成效的大小事关今后能否顺利交接班的成败。因此，蒋经国认为，没有组织做后盾的行政官，比沙滩上的大厦还要脆弱。所以他十分乐意并下大力气做好这项奠基工程。

三青团的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始建于武汉抗战时期，１９３８年７月，成立于武昌，其班底是复兴社ｃｃ系组织的成员。蒋介石是名义上的“一把手”，实权由康泽掌握，也可以说，三青团曾是ｃｃ系的势力范围。把蒋经国安插进来，如同硬要从ｃｃ派手里把权夺走，他们当然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千方百计地让蒋介石的计划难以实施。而蒋经国则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不动声色，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就这样地与复兴社（ｃｃ系）争斗。

在蒋经国即将启程时，康泽就给他设了陷阱。把复兴社（ｃｃ系）的亲信安排到江西任职，名义上是协助，实际上是想架空小蒋。这一帮人很鬼，经常到蒋经国那里请示汇报工作，看起来对小蒋一片忠心，实际上想把他堵在自己办公室里，不让其插手省三青团筹建工作。他们哪里知道，在政治斗争方面，蒋经国在苏联吃的盐比他们吃的饭还要多，这类小伎俩怎能瞒得过他的眼睛。其实，他早已察觉，然而，不动声色，表面看来是无为而治，但实际上，他使出了绝招，那就是有退有进，你不让我亲政，我本来就不打算事必躬亲，那些鸡毛蒜皮的日常事务就让你们争着去做吧，我去抓大事，积极培养干部，积蓄能助我担当大任的基本力量。

首先，他在赤朱岭开办起了“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对于这样的大事，他一手操办。从招生章程到教学计划的制订，从招收学员到组织培训，他大包大揽，不要他人代劳，话又说回来，你想要人帮手，也没有人，复兴社的那帮人正在那里等着看笑话，哪里会跑来替“太子”帮忙。

蒋经国虽然与他曾经追求的“信仰”决裂，然而，苏联的政风却已在他的身上潜移默化，在他的从政轨迹中似乎时刻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办团训班，他要搞“政治挂帅”。亲自讲授“精神讲话”课程，这门课程类似于开学典礼报告，不过，他把“精神灌输”刻意地突出出来。倡导所谓的“赤朱岭精神”，以及提出类似的政治口号，对一些青年人颇有吸引力。同时，他巧妙地建立起联络网络。独出心裁地成立“江西青干班毕业学生通讯处”，加强与学员的联系，通过师生情谊，进行感情投资，编织关系网。在此基础上，还开展夏令营活动，建立起三青团的外围组织，把更多的青年收罗起来，不断壮大小蒋嫡系队伍。

其次，通过合法途径，借助江西三青团组织组建嫡系。这是一个渐近式的排异聚嫡的过程。先是通过办赤朱岭团训班，抢占阵地。然后，依托这个阵地，逐步进行嫡系势力的扩张，排挤异己势力。在１９４１年４月，召开江西三青团支团会议时，康泽安插的人马在与小蒋较量中，纷纷落马，全被排挤出去了。又过了两年，到１９４３年，召开三青团江西支团代表大会时，代表已全是“青干班”为核心的太子嫡系了。

这项组织建设，对于蒋经国来说奠基之举。“青干班”不仅是他在与ｃｃ系争斗中取胜的依靠，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其后来担当大任、接班的得力干将。他们中的一些人跟随蒋经国到台湾，在蒋经国平稳接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蒋经国在江西的地厅级这一台阶上，表现出色，不仅推行“新政”，在政坛产生轰动，提升了知名度，而且开始掌握自己在政坛立足和发展的组织力量。这一台阶的使命已经完成，蒋介石打算设更高一层的台阶，让其增长才干，施展才能，积累更大的政治资本。

起初，蒋介石准备安排蒋经国到新疆担任主席。当时的背景是，军阀盛世才长期依仗苏联的支持，割据新疆，与蒋介石对着干。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无暇顾及新疆。蒋介石趁机，调集重兵到河西走廊，迫使盛世才臣服。为了进一步解决新疆问题，蒋介石要派一名封疆大臣坐镇，他认为蒋经国将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此，蒋经国到西北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做到心中有数，正准备启程赴任时，蒋介石改变了主意，不是因为他要用别人顶替“太子”，而是这一安排与他对地方军阀的统驭术相悖，他担心蒋经国去新疆，会引起盛世才的猜疑与对抗，因此，还是采用了安抚政策，多给了几顶官帽戴在他的头上，以达到以盛治疆的目的。就这样一变，雄心勃勃的准备走马上任的蒋经国，未能成行。他想在新疆“为人所不为，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业”的大志泡汤了。

不过，此路不通，另辟他径。蒋介石改派他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部门任职。１９４４年元月，蒋经国结束了赣南这一仕途第一站历程，开始驶进新的一站。他风尘仆仆地到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的岗位上就任。此行尽管意味着赣南“新政”人去政息，但是他带走了在这里积累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本，即他造就的干部队伍。他们成为蒋经国占领新的阵地的得力干将。

按照蒋介石的设计，蒋经国在赣南任职，只是一个过场，调回中央，从训练干部着手，为儿子在政坛崛起作更大的政治投资，以获得更大的回报。

一般地讲，在国民党政坛角逐，权力的大小与阻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即想获得更大的权力必将遇到更大的阻力，获得的权力越大所遇到的新的阻力就会与之俱增，这是必然的。

１９４４年５月，团中央干校开学。干校的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它的前身是“中央青干班”，主任由康泽兼任，实际上，由他的心腹李维果主持日常工作。李维果这个人与主子康泽一样会揣摩蒋介石的心思。看到蒋介石有把自己安插到团中央的意向，便顺水推舟，提议由蒋经国来任要职。蒋介石顺势而作，立即任命。

蒋经国有办江西“青干班”的成功经验，虽然，在团中央干校任职是一个新环境，但就工作性质而言，完全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他很快确立了中央干校的办学大政方针和教学体系。

在办学方针上，确立了办学目标和指导思想，他明确地提出：“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二字一直是最时髦的词语，蒋介石尽管早已背叛革命，然而，“革命”二字使用的频率不减当年，何况蒋经国在红色革命之乡生活了十多年，“革命”二字业已成为习惯用语，此时所言“革命”的内涵，与他过去苦苦追求的信仰，为之奋斗的“革命”大相径庭。如果把他所说的上述目标用更简明的话语表述，那就是“培训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关于干校的指导思想，提出：“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行动为行动”。“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团作家，以校作家”。

围绕这样的培训目标和指导思想，他规定了教学重点，简称为“两高三能三大”，即，以高深的政治素质为中心，培养高层的领导才能，包含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等内涵；训练“三能”，即“能文”、“能武”、“能开汽车”。在这一岗位上刚刚理出头绪，准备大干一场时，蒋介石对蒋经国有新的召唤。

１９４４年，由于蒋介石继续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庞大的“国军”战斗力大伤，在日本侵略者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南国国土大片丢失。为了挽回一点面子，蒋介石一方面作迁都西康的准备，另一方面搞战争总动员，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这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但是他要趁机帮助蒋经国培植势力那倒是真的。

蒋介石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委派蒋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他不仅让自己的儿子抓党团组织，还要他“抓枪杆子”。

政工班第一期毕业后，成立了“青年军总政治部”，由蒋经国任主任。军政部按照国民党军队序列，编为八个师，各师设立政治部，这些政工部门的大小头目为清一色的“干校”研究部学生，蒋介石组建的生力军“青年军”为自己的儿子所掌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采纳ｃｃ系的建议，将中央干校与中央政校合并，成立“国立政治大学”，仍由蒋介石兼任校长。ｃｃ系的打算是想通过合并改掉小蒋的“中央干校”。１９４６年政治大学挂牌办校，小蒋的嫡系与ｃｃ系派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因寡不敌众，作为小弟弟的小蒋嫡系在这场权力角逐中没有占到多大便宜。

对于蒋介石而言，这两支队伍都是他的看家队伍。就亲情而言，那当然他的权力的天平肯定会向小蒋倾向。于是他搞了一个平衡，要求教育部签呈举荐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简称“政大”）教育长。

如果这一任命成为事实的话，小蒋将如同他的父亲一样逐步向身兼难以数清的职务迈进。此时，他已经身兼三职了，除“政大”外，还兼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和国防部“预备干部处管训处”处长。

可是，如同前述，获取的权力大小与新增阻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蒋经国仕途新的阻力接踵而来。这个阻力的后台可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在ｃｃ系头子陈立夫的导演下，“政大”演了一场“倒小蒋”的闹剧。全校师生集会抗议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甚至有人喊出“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滾开吧”等口号。学校师生举行罢课，还派人到教育部请愿，表示不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绝不复课。

这一下把事情闹大了。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反蒋行动”，小蒋嫡系亲信到现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那种强烈的反蒋气氛，使人明显地看出，绝不是某些学生的一时冲动，敢向蒋氏父子开火，显然有人在幕后支撑。”

蒋介石发怒了，电召陈立夫，予以严厉训斥。陈立夫也不敢把这场闹剧闹大。他立即出面“灭火”，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莅任视事”，其他对蒋氏父子不恭的标语全部清除。并把此次风波嫁祸于“青年军”复员学生。

这件事使得蒋介石震惊，小蒋也愤怒至极。他郑重宣布，已经向教育部送出辞呈，决心不干那个教育长了。为了平息事态，老蒋只好强忍怒火，准允了小蒋辞职的要求。让蒋经国撤出这个阵地，让他到三青团中央，参与改团为党的工作。这一动议又因为ｃｃ系的掣肘又一次“流产”。此计不成，蒋介石再作变通，趁中央团部改组之机，把蒋经国安插到团中央，任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主管组织训练。团中央书记长由陈诚兼任，其他两位副书记长也属于挂名，三青团的大权全在蒋经国掌握之中。

评析：

蒋介石培养蒋经国一步一步地实施，设台阶压担子，创造条件促进其成长。在江西锻炼的时候，安排蒋经国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干训班接受正规的培训，取得升迁的合法资格后，按程序行事，避免遭到非议；巧妙地解决蒋经国的国民党党籍问题，在国民党中央干校培训，事实上已默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一举多得；安排蒋经国抓“三青团”的教育工作，培养小蒋的嫡系队伍，为小蒋将来接班培植势力；打算安排蒋经国到新疆去任省主席一要职，担当更重的责任，虽然没有落实，但是，蒋经国为赴此任，在西北作长时间的考察，本身就是一种实际能力的锻炼，是影响力的扩张。

蒋介石在把蒋经国推举到领导岗位的每一步都不轻松，阻力重重。有时成功了，有时退却了。退对于蒋介石来说并非败退，他是不把蒋经国培养成可靠的接班人是绝不会罢休的。因而，他的退只是一种迂回，绕过掣肘，另辟新径；这也是一种火力侦察，一种测试ｃｃ系的忠诚程度。陈立夫在“政大”的表演，使他对其更加保持戒心。消除这个障碍那只是迟早的事情了。

62、果断清障，为权力让渡开道

如果说在败退台湾前，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政治安排，是引路（即引进政坛并争到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在退台后，尤其是台湾政局基本稳定后，他就把权力向蒋经国让渡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毕竟年事已高，重振国民党需要依靠新生代。另一方面，在大陆彻底失败后，国民党的各大派系都基本上被战争所淘汰；而嫡系中能挑战蒋家天下的势力已是落日的黄花。但是他心里十分清楚，把权力交给嫡子还有不少阻力，这种阻力来自，老嫡系中的元老，更会来自新生代中崛起的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采取一系列非常举措，消除党内、军内的威胁和隐患，为向蒋经国让渡权力清障开道。

事例：

１．营造高压态势，逼“老臣”退出政坛。

如上所述，过去在国民党政治圈内，能与蒋介石抗衡或者敢于挑战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派系的势力基本在战争中瓦解，李宗仁以治病为由，长期在美国；退到台湾的阎锡山、白崇禧成为光杆司令，昔日威风荡然无存，任凭蒋介石摆布；而何应钦之辈，过去大权在握时也只不过是有野心，没有胆量，依附其他势力凑点热闹，现在更无力作为，唯蒋介石命是从这一本质性弱点更加突出。当然，要这些人自觉地退出政坛，那是不可能的。

数来数去最担心的还是“四大家族”中的“二陈”，亦即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蒋宋联姻为基础，逐步形成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支柱，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在建立新的政治架构中尤其是让蒋经国接班问题上，他们是最大的障碍。宋子文、孔祥熙利用掌握财政大权之便，截流美援，卷走了大量美钞存入美国银行，这是路人皆知的事，他们既没有与蒋介石“同甘苦共患难”的打算，更不会自投落网，而是一门子心思在美国发财。陈果夫、陈立夫则不一样，他们长期掌控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ｃｃ系曾经多次暗地里搞些小动作，挑战他的权威，阻挠蒋经国在政坛发展。对“二陈”早就怀恨在心。在南京政权覆灭前夕，蒋介石被迫“下野”，召见有关人士时，他愤怒地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都是自己人打败的。”然后，手指着陈立夫说：“就是你们这班人。”

蒋介石决心首先拿“二陈”开刀。１９５０年７月，他决定大刀阔斧地“改造”国民党。他说要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唯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漩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从头做起，改造本党”。他还放风说，为了完成“改造”党的任务，他将毫不留情。熟知他的秉性的人心里十分清楚这句话的含义。不仅如此，他进一步向“二陈”施压，在一次中常会上，他问陈立夫：“你们弟兄俩跟着我这么多年，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海岛上来吧？”

陈立夫顺着话说：“确实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局面，惭愧！”蒋介石接着问道：“不知道你对我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考虑？”

陈立夫越来越感到事情不妙，他说：“我是认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当然由我和果夫承担。我俩就适宜参加党的改造了。”他打算以大包大揽地承认错误，换取蒋介石的原谅。其实，蒋介石早有安排了，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中已把陈立夫排除在外，而陈果夫也只是在安慰性的中央评议会中挂了一个名。

蒋介石这样安排非常巧妙，也是一个毒招。因为，此时的陈果夫已病入膏肓，活不了多久，所以给他一个虚职。而陈立夫能干事，却什么职务也不给他安排。陈立夫十分清楚蒋的用意，顺着蒋的心思提出去美国。临走前，蒋介石亲自送了他５万美金，起身就走了，在一旁的宋美龄送了一本《圣经》给陈立夫，说：“你过去担负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一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安慰。”陈立夫听了这话啼笑皆非，瞟了蒋介石的肖像一眼说：“夫人，那个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想得到上帝的信任吗？”同年８月，陈立夫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在新泽西州以养鸡为业，陈果夫第二年死了，赫赫有名的“二陈”就这样销声匿迹。

“二陈”问题解决，其他的人就不在话下了。山西王阎锡山在大陆期间接替孙科担任“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在复职后的第五天，就免去了这一职务，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了，到一个清闲的地方隐居，埋头著述，想以文字传天下。白崇禧被委以“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后来为了用白崇禧对付李宗仁，送给白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即使这样，白崇禧感激不尽，成为批判李宗仁的先锋。权倾一时的何应钦，到台湾后，自称要“闭门思过”，蒋介石过意不去，给了他一顶“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帽子，何应钦既不“顾”也不“问”，关起门来“著书立说”。蒋介石对其他嫡系亲信，也一个个地打发了。

２．采取铁的手腕，清理门户。

一个又一个的“老臣”被解决，对于那些不服蒋经国的人，毫不留情地予以清理。于是制造了轰动中外的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早年留美学成后回国，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在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先后担任过汉口、重庆、上海市长。小蒋在上海实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颇有微词。退台后，蒋介石安排他担任台湾主席。他对蒋经国的特务政治提出了非议，并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蒋氏父子十分恼火，企图制造车祸，置吴国桢于死地。

吴国桢长期与蒋氏打交道，当然也知道蒋的阴险狠毒。他想以辞职赴美摆脱危险境地。可是，蒋介石不让其离台，实际上将他软禁起来，后来由于美国人的干涉，蒋介石不得不放行，但将其父亲和儿子扣下做人质。

吴离台后，在台湾岛内掀起阵阵指责吴的浪潮，说吴苟取巨额外汇，要其从速归台。吴向台湾当局提出辟谣的要求，被置之不理。于是，他转守为攻，在美国发表抨击蒋氏父子的“政见”，在海外引起反响，蒋介石更是愤怒。蒋氏父子操纵的舆论与吴大打“口水战”，搞得蒋氏父子十分难堪。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开除吴国桢党籍。蒋介石发布“总统命令”，称吴“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后来还要求美国“引渡”吴回台受审，这一要求被美国方面拒绝。

３．编织罪名，剪除“功高震主”者。

吴国桢事件尚未了结，蒋氏父子又制造了“孙立人案”。

孙立人早年曾留学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度大学，后转入西点军校，回国后，在党务党校任军训队长，１９４０年任师长，随后率部参加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曾在仁安羌解救被围英军，反攻緬北时又立战功，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获英国皇家勋章。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争斗中，他坚决支持蒋。因此，虽然非黄埔嫡系，仍深得老蒋的信任。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孙被任重要的军事职务。退台后，老蒋任命孙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

在台湾，军权在握的孙立人自恃有功，又是“美军的宠儿”，“委员长的爱将”，除了蒋介石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小蒋也不例外。蒋经国在部队中建立“政工制度”时，加强特务统治，以控制军队，孙立人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曾联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进行抵制。这样，就给了蒋介石的口实。

在查办吴国桢之后的三个月，下令免去了孙立人“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而改任为“总统府参军长”，这是一个虚职。接着，蒋氏父子编织罪名，把孙立人置于死地。

１９５５年８月，蒋介石以“孙立人兵变”的罪名立案，将孙立人拘禁起来，孙大喊冤枉。当然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台湾特务机关抓到一名叫郭廷亮的“匪谍”，郭是孙立人部队的少校营长。经过调查，孙立人与郭案并没有直接责任。孙案调查委员会主张对孙立人不予以处刑。最后，蒋介石以“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考察，以观后效”为托辞，将孙长期软禁起来。

４、内亲也要严加防范。

宋美龄能力特强，在国民党内外，甚至海内外都有很高的声望。但在蒋在世时，小蒋与这个小妈的关系不太融洽。蒋介石对宋美龄有严格的限制，除外交活动外，不让她直接插手政事。况且，他们俩在结婚时，宋美龄自己提出的条件中，也包括对自己的政治约束。因此，长期以来，宋美龄在国民党内、政府内没有担任实职。

次子蒋纬国，虽然对他的身世外界有种种传闻，但即使那些传闻都是假的，那蒋纬国出身偏房，蒋介石必然会抬嫡抑庶。蒋虽对小儿子寄予愿望，但是一直是要他在军界发展，基本上也不让他涉足政界。在嫡庶之争中，蒋介石是支持蒋经国的。蒋纬国曾在德国军校留学，到美国进修，满脑子是西方治军的理念。与其兄的“政治工作领先”的理念格格不入，对蒋经国在部队的一套做法表示不满。尽管蒋纬国很有军事才华，蒋介石把他掌握的军权拿掉，让他办军校，不直接掌握军权。

１９６２年，岛内发生“湖口兵变”，主谋者是蒋纬国过去的亲信赵志华。虽然蒋介石没有处理蒋纬国，但以后，就更不会重用了，蒋纬国自１９６１年升为中将后，历时１４年，蒋介石没有给他晋级。对内亲的抑制是成功的，在蒋介石玻豪后，没有出现尸骨未寒“内宫”火并的悲剧。

评析：

自蒋介石把向蒋经国让渡权力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替蒋经国消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他清理障碍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态度坚决，毫不留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完成“改造”党的任务，他将毫不留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管帮他打天下、守天下的元勋，还是有才华的中生代的干将，只要他觉得是蒋氏父子权力交换的障碍时，非把这块绊脚石除掉不可，不讲情面。

第二，区别对待，减少阻力。在排除蒋经国接班的障碍方面，用见人打发来形容蒋介石的权术比较恰当，老臣迫其退位，给予名誉予以安抚，有潜在威胁的，排除，即使在“二陈”兄弟之间，也是区别对待，给予不同的打发；对于年富力强者，以各种罪名予以剪除。

第三，心狠手辣，绝不手软。制造吴国桢案、孙立人案，把他们置于死地。

第四，对内亲也作了严格的防范，对自己的爱妻宋美龄有严格的约束；对小儿子也严加防范，所谓“湖口兵变”后，不重用蒋纬国。他对内亲的抑制是成功的。

蒋介石施用铁的手腕，帮助蒋经国清除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冷面无情，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但得到实惠，保证了蒋氏父子权力的平稳交接。

63、子承父位水到渠成

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蒋氏父子权力交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有序的、渐进的过程。

事例：

１、选择辅佐“贤相”，为“太子”继位保驾护航。

这是也是一个近似于接力赛的过程，陈诚和严家淦先后对蒋经国接班，进行了辅佐。

陈诚是蒋介石最为器重和信任的亲信。可以说，在辅佐蒋经国继位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陈诚与小蒋搭配，辅佐蒋经国从政，实际上从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就已经着手做。

１９４７年秋，蒋介石派陈诚前往东北指挥国民党嫡系部队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一败涂地。在国民党内引起公愤，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受到撤销参谋总长的处分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顶替前任陈仪。陈诚的这一任命，看起来是降职使用，其实，蒋介石是委以重任，把经营台湾，为今后利用这一战略基地作准备的重任交给了他。同时，还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负责人，从这时起，陈诚已开始担负起辅佐蒋经国从政的责任了。他在台湾主持政事时，在台湾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实行三五减租、货币改革、发展教育、振兴民族工业，初步奠定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基础，也为蒋经国在台湾立足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既是蒋介石执政的顶梁柱，又是蒋经国将来继承统治地位的铺路人。他官居国民党副总裁的地位，曾两度担任“行政院院长”，三度当选“副总统”，属于台湾国民党政界的二号人物。如此显赫的地位，在他与蒋经国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摩擦与冲突。这与“二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诚在蒋氏父子权力交接中，属于一个过渡性人物。在蒋经国的政治威权还没有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担负“行政院院长”、“副总统”的实职，还难以统卸众臣时。蒋介石给陈诚委任此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权力真空，给蒋经国平稳接班提供一个缓冲期。正因为如此，他这一角色显得特别重要。这一位置上发生问题，其后果对于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的影响是致命的。可能导致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尽管对蒋氏父子来说是“忠臣”，但才能不济，导致中间连接链条的脱落；是“能臣”但非“忠臣”，有可能大权旁落，这对于蒋氏父子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陈诚早已死去，盖棺论定。陈诚对蒋家忠贞不二，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美国曾想用陈诚替代蒋介石，以便推行其“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计划，遭到陈诚的拒绝，在陈诚病危弥留期间，他对蒋介石说，美国人不可信。提醒“主子”予以提防，其对蒋家的忠贞可见一斑。他在台湾的政绩也是人们公认的。蒋介石把陈诚放在这个位置，确实比较高明。

把陈诚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如果说蒋介石十分放心，那就把他的心胸看宽了。随着陈诚地位的升高，威望的增大，蒋介石感到一种潜在威胁。在是换掉还是继续留用陈诚，举棋不定时，聪明绝顶的陈诚，以重病在身为由，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的请求。给了蒋介石一个政治权力平衡的机会；当然，此时的陈诚已病入膏肓，自知在世时日不长了，给一个顺风人情，何乐而不为。

在陈诚辞职后，蒋介石提议由严家淦任“行政院院长”。对此举，在台湾政坛不少人不以为然，也有的瞠目结舌。严家淦是江苏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比蒋经国大５岁，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官僚，他显然到台湾时间很早，但长期在岛内默默无闻。提议这样的人担任如此重要职务，似乎不太符合蒋介石用人的标准。

其实，蒋介石用严家淦来填补陈诚留下的空缺，显现出他在政治权术上的老道。经过陈诚的铺垫，蒋经国在组织上、特务政治上的经营，有比较好的基础了。在陈诚之后，他不能再启用“老臣”，也不能任用本事太大、野心可能大的人，否则，可能出现影响权力交接新的障碍。所以，他必须物色一个本事虽不高，但没有野心，没有自己的势力，不会与蒋经国争权夺利的人。严家淦比较符合这样的条件。

严家淦性情温和，生活简朴，从政不太张扬，他奉行八个字的人际关系哲学，即：“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从这朴实无华的信条可以看出，严家淦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在担任台湾省副主席期间，舆论对他的评价比较低调，称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江南先生说得更刻薄，说：“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困难。充其量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ｍｅｎ。”说归说，批评家可以坐而论道，可政治家要的是政治实惠，当然，既好看又有用，那当然很好，如果不能两全其美，那肯定是选择“有用”的了。

说不定蒋介石所看中的，正是批评家所抨击的。当然，严家淦也并不一无是处，他到台湾很早，在台湾任地方官，跟台湾本土的人士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在权力构成的有关方面，其奉行的八个字的处世哲学，有弹性，全球权力平衡；在政治上，没有很强的权欲，可以说在政治利益上是个“中富即安”的人。尽管他政治才能不是一流，只要不争功，不争权，无为而治也行。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国民党中常委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从陈诚手中接下“良相”的接力棒，老老实实地为蒋经国接替蒋介石的权位修路铺石。

２．让蒋经国执掌更大的权力，增加其亲政的资本和砝码。

严家淦上任伊始，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做这样的安排，明眼人不问即可知其用意了。“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与严家淦人际关系哲学大体相似，不过问内部人事，与同僚的关系比较融洽，江南先生说，他能“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而且，他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作这样的安排，意在把军权让给小蒋。俞大维是个聪明人，与其让人挤下台，倒不如自己主动把位置让出来。

１９６４年１月，俞大维提出辞呈，请求辞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并向严家淦保荐蒋经国任此职务。他在辞呈中历数了蒋经国在军内任职的简历，说明他与三军的历史渊源及其卓越贡献，“实是最理想的人选”。剔除其中的溢美之词，看看所列蒋经国在军内任职，就可以看出，蒋介石为儿子掌握军权，作了长期的铺垫。现在已经坐上“国防部部长”的位置，就已经彻底地掌握台湾的军权。按照所谓的“国防组织法”的规定，军令、军政系统的管辖权，是由“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分享。可是到了蒋经国当“部长”，这一法定就自然地失效了，“参谋总长”等于“部长”的幕僚。俞大维作为过渡性人物，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主动让位，自己也落得了一个好名声。这大概叫做各得其所吧！

１９６６年，经蒋介石提名，严家淦被选为“副总统”。严仍兼任“行政院院长”。１９６９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就正常的正副职关系而言，无疑应该说是蒋经国“辅佐”严家淦，其实不然，这是蒋介石的再一次权力让渡的政治安排，“内阁”实际上已由蒋经国所主持，严家淦是在“辅佐”蒋经国从政。这意味着蒋经国的时代悄悄地来临。难怪有人戏称此时的严院长，不过是庙堂里的神像。

３．实质性“亲政”，子承父位顺理成章。

１９７２年，在第五届“国大”召开前，蒋介石接到严家淦请求辞去“行政院长”的辞呈，当时，有人称这是老戏法重演，蒋介石提名由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他在给“立法院”的咨文中说，蒋经国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有建树，其于“行政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云云。真是十足的“举贤不避亲”。随后，立法院以高票同意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

蒋经国执掌行政院大权后，牢固地掌握军队，加强特务的控制，在政治层面推行了一些革新举措，比如为了缓和台湾省人民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提出“台人治台”的口号，增选和补选台湾省籍的“中央民意代表”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起用台籍新人入阁；整肃政纪，倡导“平凡、平淡、平实”的三“平”政风；修正或废止不合时宜的法令、规章，精简机构，这些举措的实施，给台湾政坛带来一种新的气象。在经济建设上，发布第６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以及一些相关的经济措施，在减缓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抑制通货膨胀，安定社会生活方面赶到了较好的作用。

１９７５年４月，蒋介石玻豪在台湾阳明山士林官邸。同月，召开国民党中执委会，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党魁的称呼改为主席。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他人不得再用此头衔。会议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１９７８年５月，在“国大”上被选为“总统”。就实际的权力运作而言，自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之日起，他已承继了蒋介石的权位。而就形式而言，到了１９７８年蒋经国出任“总统”，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已划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评析：

蒋经国从１９３８年前往江西赣南涉政后，到１９７８年正式就任“总统”前后经历了４０年。而从退台后，蒋介石把向蒋经国让渡权力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算起，也有２０多年。蒋氏父子交接班的过程是漫长的，但也是有序的、平稳的过程，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震动，更没有出现腥风血雨的内乱悲剧，而且，蒋经国把台湾那块小天地治理得还不错，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进行了周密的安排，这个安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性”的权力交接的好处，就在于使“接班人”在实践中逐步掌控权力，增长才干，积累威权。然而，其最大的弊端是，漫长的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把一个人的智慧和精力的高峰期错过。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按部就班的权力交接，使得蒋经国掌权时，已不是其精力的最佳时期，非但如此，他的身体极差，几年后，行动都不便了，被称作“轮椅执政”。

另外，蒋介石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于蒋经国来说也是一个包袱。在号称“民国”许多年后，仍然搞“家天下”，父位子承，这对继任者而言有很大的负面性影响，这种非民主政治程序的权力交接留下了祸根。由于种种因素的促进与制约，当蒋经国准备权力交接时，摒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庸俗的权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却没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机制与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其父蒋介石凭直觉和个人的好恶选才用人的经验，使得李登辉这一类的伪君子、野心家有机可乘。蒋经国把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交给了一个“台独”分子，这绝对不是蒋氏父子的心愿，然而，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64、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训政”

治国兴国，是执政者的第一要务，凡想成就大业者，必倾尽全力而为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问题在于依什么样的理念，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而为之。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民主政治逐渐成为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这是治国兴国的必由之路；这也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

蒋介石是从专制走向民主政治的过渡性人物，他本应义无反顾地推进这一历史过程，不幸的是，他人为地中断了这—历史过程。他自诩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却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逆潮流而行，坚持独裁统治，在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页。

治国兴国涉及面很宽泛，在这里侧重从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运用权术处理治权与民权、一党与多党、治国与治党三对关系及其矛盾的角度，探讨他执政的得与失、成与败，进而揭示蒋介石的政治权谋、权术的落后性、反动性及其失败的必然性。

“训政”这一政治理念，是孙中山提出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基于革命党蜕化变质，国家政权被北洋军阀篡夺的深刻教训，把建国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其出发点是，针对中国封建专制根深蒂固，没有民主传统的实际，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训政”时期处在承上启下的地位。他认为“训政”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这是一种“权能分治”的治国理念，其目的是，培植民主土壤，通过教育与实际训练，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为将来实行宪政奠定良好基础。

而蒋介石所讲的“训政”，完全曲解了孙中山的“训政”理念，阉割了它所蕴含的民主精神，实际上成了玩弄权术，愚弄民智、强奸民意、剥夺民权的代名词。

蒋介石自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之日起，就想用独裁取代孙中山的民主治国方略。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他只得遮遮掩掩。于是，他以孙中山“训政”的理念为招牌，推行独裁统治。

事例：

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南京政权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国民党中央利用政权，在必要时，对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其实质是代民做主。

《训政纲领》把国民党法定为最高训政者，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定为最高权力的决策机构，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法定为治权的监督、指导机构，为蒋介石独裁提供法理依据。这个《纲领》完全背离了孙中山“训政”理念的民主治国的精神，使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合法化。１９２９年６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了一个时间表，训政时期为６年，最迟应到１９３５年完成。由于“训政”被异化为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的托词，所以他们以种种借口将它一直延续下去，即使到了１９４７年宣布结束“训政”，开始实施“宪政”，那也是徒有其名，独裁依旧。

这样的“训政”不仅人民得不到什么实惠，就是国民党内部也因为政治利益分赃不匀，常常有人反对蒋介石的“训政”。最先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带头反对。他们认为《训政纲领》未经“国民会议”通过，不合“法统”，联络阎锡山、冯玉祥等，于１９３０年在北京开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约法”。

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１９３１年５月，由蒋介石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以《训政纲领》为基础起草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约法》分为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训政纲领、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中央与地方权限、政府之组织及附则等八章共八十九条。其内容与《训政纲领》大同小异。

在政治制度上，把国民党中央定为中华民国最高权力机构。在用语上比《训政纲领》更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在大会闭会期间，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从而把国民党中央权力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人民权利义务上，规定了若干“自由”和“权利”，但又说可以随时制定法律来加以限制，实际上，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在国计民生上，表面上规定了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实际上所列条款，给予官僚资本的扩张法定上的“保障”。在国家组织上，与《训政纲领》有所不同，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驶，由国民政府训导”，把原来的国民党训导换成了国民政府训导。这是很有味的一个改变，国民党中央由训导转换成被训导，即国民党中央由国民政府来训导。

依据《训政约法》修改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按照这个组织法选举产生新的政府时，由于会议被蒋介石操纵，只不过成了一个表决机器，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根据《训政约法》的规定，国民党中央由国民政府训导，亦即由蒋介石训导，五院院长及各部长的人选，都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免，五院分立改为五权由主席一人操纵。

《训政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蒋介石依法组成以他自己为“党国”的“最高领袖”的独裁政府。

１９３６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五五宪章》（即宪法草案）。《五五宪章》最大的特点是打出了“还政于民”的旗号，因此，较之前面两个法律文件有较大的改变，一是将政府首脑由主席改为总统，总统有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等一切大权，并赋予所谓“紧急事变”、“重大变故”时，任意发布紧急命令的特权。二是删除了训政纲领一章，增补国民大会的内容。国民大会由选举产生，但是《国民政府组织法》双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候补委员为当然国民大会代表。这样，“国大”仍然是国民党的一个点缀。三是规定给予人民各种“民主和自由”，但在条文中用“但是”和“限制”语加以否定。

《五五宪章》在《训政约法》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在形式上规定了一些类似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条文，取消了国民党“训政”的规定。然而，它并没有改变《训政约法》法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所谓“还政于民”只是停留在官样文章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实施举措。因此，“还政于民”也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即使这样的一个根本大法也只是一纸空文，并未付诸实施，所谓“训政”时期仍在延续。

评析：

蒋介石自攫取国家最高权力后，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起，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其实，他所说的“训政”与孙中山的“训政”理念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孙中山认为“训政”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这是一种“权能分治”的治国理念，其目的是，培植民主土壤，通过教育与实际训练，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

与的热情，为将来实行宪政奠定良好基础。

而蒋介石所讲的“训政”，完全曲解了孙中山的“训政”理念，阉割了它所蕴含的民主精神，第一，背离了孙中山“训政”理念的民主治国的精神。尽管在权力配置与安排中，讲到政权在民，也规定了人民的四种权力，但是这些权力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所谓“训政”实际上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一人独裁的托词。

第二，按孙中山的设想，“训政”时期是一个不太长的过渡阶段，应创造条件，让民众在实践中增强民主意识，提高参政能力，或是蒋介石搞的“训政”却是压制民主，无限的延长“训政”时期，到后来明确宣布实行“宪政”长达近２０年。

第三，缺乏逐步健全的法律为民主政治提供保障。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６年曾围绕“训政”制定了《训政纲领》、《训政约法》、《五五宪章》三个法律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前后有所不同，但其以党治国、愚弄人民的本质没有改变，它们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与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确定与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人民应有的权利几乎全被剥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和民主自由权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由此看来，蒋介石想以所谓“训政”掩盖其独裁的伎俩并不很有效。

65、建立基层统治网，驯化“顺民”

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不仅在法统上剥夺了人民和民主的权利，而且通过建立严密的基层统治网，加强对民众的人身自由的控制，以把民众驯化成听从统治阶级摆布与宰割的“顺民”。

事例：

在全国基层普遍建立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例证。

保甲组织，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机构。这作为一种地方统治制度，始于宋朝，此后历代相袭，成为统治阶级管理和控制人民的工具。清王朝推翻后，保甲制度曾经松弛下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各地派系斗争、内战不断等原因，地方未能及时恢复与健全。一些省区曾自发地推行保甲制度，但五花八门。

红军以广大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这个政权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极其险恶的军事对峙下能生存与发展。蒋介石从中感到基层政权的重要作用。１９３１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时，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围剿”，他指示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的地方自卫处研究保甲制度，草拟了保甲法规，下令在江西省修水等４３个县试行。１９３２年６月，他在调动大军“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将在江西试行的保甲法规加以修订，于８月在鄂豫皖三省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颁布《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从此，保甲制度被南京国民政府以法律形式，正式在湖北、河南、安徽３省推行，接着，又扩大到陕西、江苏、甘肃、宁夏等省。１９３４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交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信各省市推行，至１９３６年全国共有１３省及南京、北平两市实行这种制度。

按照保甲制度的规定，各县划分为若干区，限期编组保国甲。保甲的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１０户为甲，设甲长；１０甲为保，设保长。其中保设保办公处，甲设甲办公处，一乡一镇中住户过多编组有两个以上的保，“设保长联合办公处”。担任保甲长的人员有严格的要求，必须忠于蒋介石集团，规定年龄未满２０岁、不是本地土著、有危害民国行为、曾参加过“赤匪”，虽然已经准予悔过尚在管事束期内以及被判刑、“褫夺公权，尚未复权”等人员，均不得担任保长。

保长的职责是，在区长指挥监督下，负责维持保内安宁和秩序，其任务包括，一是协助区长，监督甲长执行职务；二是教诫保内住民毋进行非法活动；三是协助军警搜捕“匪犯”；四是对所谓参加“反动”或被协从的人员，进行悔过自新监视；四是分配督率保内应办防御工事的设备及建筑，等等。

甲长的职责是，在保长指挥监督下，负责维持甲内安宁与秩序，其任务包括，协助保长执行职务；清查户口，编制门牌，取具联保连坐；检查甲内出入人员；教诲甲内住民不要进行非法活动，等等。

同时，制定保甲规约，强令居民遵守。

保甲组依照所谓“管、教、养、卫”原则进行活动。“管”就是清查户口，包括清查家中有无枪支等，甚至连失踪或迁居异地死亡者也要登记在册；保甲内要盘查行踪，监视居民言行，遇有可疑人员，或留客寄宿，或外出施行及归来，以及出生死亡等情况，各户长应报告甲长，“联保连坐法”；“教”，就是进行所谓“党化”教育，灌输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说教欺骗麻痹人民群众，亦即奴化教育。“养”就是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和保甲经费，以各种名目进行敲诈勒索，加重百姓负担。“卫”就是将甲内１８岁以上，４５岁以下的男子编成壮丁，平时接受军事政治训练，必要时组成武装民团，参加修筑工事，警戒守护，搜捕共产党员，镇压革命群众。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保甲制度进一步强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为了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１年先后制订了《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各县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各县保甲编整法》等法规，使原有的保甲制度更加完备。

经过强化的保甲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使保组织更加“党化”、“特务化”、“警察化”和“军事化”。

第一，保甲制度“党化”。国民党制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地方政府机关应当选择国民党党员及思想纯正的青年担任保甲长。《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则规定，在保甲内，应当尽量发展国民党组织，甲长应该以本党党员充任，没有入党的应设法介绍其入党；保甲长就职时，应向其上级机关及国民党举行“效忠”宣誓。

第二，保甲制度“特务化”。保甲制度的“联保联坐法”，使保甲长实际上扮演着“特务”的角色，在联保内设联保主任，这样一个基层组织，使民众完全被控制。在抗战时期，为了所谓地防止异党活动，在基层建立起特务网络。规定，在保甲组织中建立保甲通讯，指定乡村中所谓纯良知识分子担任调查异党活动的通讯工作。还规定，中统特务组织在种地的情报网，或者特务人员，要与当地保甲长中的忠实于国民党统治的人建立密切联系，以形成特务网络。这些规定，使特务政治渗透到广大乡村。

第三，保甲制度“警察化”和“军队化”。国民党统治当局制订的各种相关法规，明确要求，每个保甲长都能够兼任政治警察。１９４０年１月制定的《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系统地规定了保甲与警察、国民兵密切合作的办法，要求国民兵与警察、保甲合作，负责辖区内治安及其防止共产党和其他激进分子的活动，当然还包括对敌伪间谍和汉奸的防范。警察机关对保甲及国民兵要协助负责“连保连坐切结之抽查及核行”，“壮丁免役、缓役之调查”、“壮丁编组受训”、“服工役”以及“壮丁逃避兵役之查禁防止”等等。

第四，在保甲组织内实行严密的政治、武力、教育“三位一体”的统治制度。《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在保内设立保国民学校、保壮丁队，保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保壮丁队长，由一人兼任，亦即三职保长一肩挑。保长的权力涉及方方面面，成为基层的小独裁者。而且甲内实行严格的“连坐法”，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保必归联保或乡（镇），“一人犯罪，九族皆诛”，人民完全被禁锢在保甲组织网中，毫无民主自由的权力。在保甲内实行公民宣誓制度。宣誓对国民党及蒋介石效忠，原来的范围比较小，只是在中央及省级政权中工作的人员就职时，履行这种仪式。在抗战时期，这一形式作为一项制度推广到老百姓。１９４１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乡（镇）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公民有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但在行使这些权利之前，必须到本乡（镇）公所举行宣誓，表达自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心。宣誓后，经乡（镇）公所登记于公民宣誓名册，连同誓词，汇呈县政府备案。这种宣誓是一种“奴化”教育，要求老百姓效忠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甘当“顺民”。

评析：

保甲制度是蒋介石对民众实行严格的组织控制的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为巩固其独裁统治给人民群众套上的一副枷锁。保甲长的人选，形式上是保甲内互相推举，实际上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当选的大多数是那些地方豪绅、地主富农或与当权者有关系的人。他们中有些人私设公堂、鱼肉百姓，盘剥勒索，无恶不作。劳苦群众痛恨不已。当时，湖南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蒋介石大独裁，贪官污吏两边排，乡长拿着生死簿，保长拿着勾魂牌。”还有的地方的老百姓诅咒说：“保甲、保甲，人人披锁又带枷，保长去拿锁，县长过拿把（指印柄）。”这是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统治集团实行严密的组织控制，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利的控诉。

66、实行精神控制

在加强组织上的控制的同时，蒋介石非常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上的麻醉与控制。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初，蒋介石对共产党进行的“围剿”在两个战场进行，一个战场是对红军进行军事上的“围剿”，另一个战场是在文化战线对进步文化进行“围剿”。在对文化战线“围剿”过程中，除了残酷镇压左翼文化运动，迫害、摧残革命的和其他进步文化人士外，还加强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对宣传蒋介石将这种思想攻势，称作“精神方面的大战争”。

事例：

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搞的所谓“精神方面的大战争”包括主要有两大内容。

１．大力宣传反动思想，发动思想攻势。

一是贩卖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早在１９３１年，蒋介石在“国民会议”开幕词中，大加赞扬法西斯主义。秉承他的旨意，陈立夫等人主编了《墨索里尼传》，他们在这本书中说：“我们需要一个和墨索里尼一样的人物来领导一切，实际上我们中国政治舞台上早已出现了像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物了”。这实际上，暗示蒋介石就是这样的人物。随后，被国民党控制的书刊越来越多地刊载这方面的反动理论文章，出版了什么《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言论集》、《法西斯之理论体系》、《法西斯与中国革命》等书籍，国民党官办的刊物《中央周刊》和《三民主义半月刊》等成了宣传法西斯主义的阵地。

二是宣传封建复古思想。蒋介石大讲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用“致良知”的“知”阐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其目的在于宣传他的法西斯反理性的行动主义，即所谓“行的哲学”或者称作“力行哲学”。他还从儒家著作《大学》、《中庸》中搬出了“诚”的观念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政治伦理，拼凑一套复古哲学。陈立夫进一步发挥蒋介石的复古思想，抛出了《唯生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他们不仅在口头上宣传复古思想，而且还在学校强制推行。１９３３年，国民党当局把四书五经编成教科书，先后在湖南、广东等省强迫中小学学生读经。

三是宣传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１９３５年，蒋介石提出“文化建设”的口号，按照他的旨意，御用文人陶希圣、黄凌霜等人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他们说，现在“一派主张模仿苏联，一派主张模仿德意，但其错误和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他们以第三者的姿态，把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舶来品的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混合成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理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肯定要继承，问题是他们把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封建专制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作为支撑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理论，这不是什么文化建设，而只能是对文化的破坏。

２．倡导“新生活运动”。

在思想文化战线进行“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的过程中，蒋介石还发动了一场“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发动“新生活动运动”也是开始于江西，是配合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而进行的“精神方面的大战争”。

１９３４年２月，他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纪念周上，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他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惯与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现代的国民”。而提倡“明礼义，知廉耻”，就是“要使全国国民，都能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生活”。他是要用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把人民群众驯化成“顺民”和精神奴隶，以便服服帖帖地接受其独裁统治。

他不仅起劲地宣传“新生活运动”，而且还极力促进这一活动的开展。在他讲话的当天，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他亲自出任会长。“新生活运动”首先在江西开展，然后向全国推广。１９３４年３月，在汪精卫主持下，南京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各省各县也相继成立了分支会，到１９３６年，全国共有２０个省、４个直辖市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里还专门增设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为指导长。宋美龄极力帮助蒋介石推行。在宋美龄帮助下，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以“礼义廉耻”为准则，把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寓于日常生活之中。蒋介石强调：“务使一般国民的衣食住行，统统能合乎礼义廉耻，如此我们的社会才容易进步，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复兴。”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这四个字进行了解释，他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就是切切实实地觉悟。”他特别强调礼是“四维”、“六艺”之首，是新生活的中心内容。他把“礼”解释为循规蹈矩，是同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尚“礼治”的理念一脉相承的。

第二，从琐碎的日常生活入手，驯化俯首听命的“顺民”。新生活运动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为实行的起点，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蒋介石要求“衣”要“洗净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钮颗”；“食”要求“食具须净，食物须洁”；“住”要求“乘车搭船，上落寞挤，先让妇孺，老弱扶持”等等。他提出“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具体标准，说只有做到这六点，“才能是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应该说，这里面的一些具体要求，是一般的公共道德要求，本身并不错，然而，就蒋介石的意图而言，他是要把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寓于日常生活中，磨灭人们改变极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意志，做服从独裁统治的“顺民”。

第三，引导人们追求以军事化为核心的三“化”目标，即，军事化、艺术化、生产化。他强调“军事化”，宣称“所谓军事化者并非全国同胞悉数武装偕赴疆场也，只期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一洗从前散乱、浪漫、推诿、因循苟安之习性已耳。”并且要求人们随时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

蒋介石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企图以日常生活琐事为切入点，向人民群众灌输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对民众实行精神控制，软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因此，这只是又一场骗人的闹剧。冯玉祥在评价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时一针见血地说：“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收到抽屉里……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这些奢侈生活，蒋介石并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得很清楚，只是不要说穿，说穿了他就不能骗人。”

蒋介石自己也感到这运动收效很小，认为这一运动“未能尽如吾人所期”。“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动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动的实效”，“到处都可看到推行新运动的团体或机关，却是很少看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为什么收不到实效呢？蒋介石认为关键满不在官而在于民，是由于民众“第一缺乏真诚，第二缺乏热烈”。可是没有说民众没有积极性的原因，其实他内心很清楚，只不过他不敢把它说明，更不敢像冯玉祥那样把问题的实质说透。

评析：

蒋介石搞所谓“精神大战争”，实行精神控制，以驯化“顺民”是典型的愚民政策。大力宣传反动思想，发动思想攻势，赤裸裸地实施愚民政策；而搞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则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利用民众对美好幸福生活追求的心理，以所谓的“新生活”时髦的标签，调动民众参与，实施愚民政策。在实施中，以“礼义廉耻”为准则，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寓；从琐碎的日常生活入手，把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寓于日常生活中，磨灭人们改变极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意志；引导人们追求以军事化为核心的三“化”目标，把精神控制与组织控制结合起来。

他倡导“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并不是想移风易俗，促进社会生活的文明，而是要把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作为人民的精神枷锁，对民众实行精神控制，不得人心。日本侵略者的步步侵入，民族危机加重，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反对对日妥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大家坐下来修身养性，这只能引起民众普遍反感。再者，蒋介石唱“新生活”的高调，而他的大小官僚们自己并不去践行，他们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老百姓深恶痛绝。对于这样一场骗人的闹剧一般老百姓敬而远之是自然的，而蒋介石寄予很大希望的“新生活运动”，只开花不结果也是必然的了。

67、制造新“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镇压属下和文人的反抗，对凑章、书礼、著作断章取义，罗织罪名而制造的冤狱。如汉宣帝即位时，因宣帝厌恶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廷尉断杨恽大逆不道，将其腰斩。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期间，为了巩固满清王朝的统治，压制汉人中的反满情绪，阻塞言论，编织“文字”罪名，把大批汉人知识分子打入大牢，甚至残酷杀戮，在康乾盛世写下黑暗的一页。多少年后，人们提起“文字狱”，仍会不寒而栗。

蒋介石在践行所谓“训政”时，制造了新“文字狱”，为民主呐喊的知识阶层精英，一个又一个地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迫害，或被通缉，或被捕入狱，或惨遭杀害。

事例：

例一：一纸通缉令，现代“屈原”被迫流亡异国。

郭沬若年少吟诗，满腹“离骚”，忧国忧民，在新文化运动中，讴歌“德先生”和“赛先生”，鞭笞孔孟之道，称其为现代“屈原”，不是溢美之词；北伐战争期间，投笔从戎，名扬军旅。

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写出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深刻地揭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脸，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喊出了“打倒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蒋介石”的革命口号，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也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蒋介石的打手张群、陈立夫、李仲公提出“通缉郭沬若”的呈文，说：“该郭沬若但快一己之私，百凡竟置不恤，其辣手狠心，倒行逆施，实属罪大恶极，无可宽假。”很快呈文被在南京政府批准，发出通缉令，命各地执行。

郭沬若在国内处境险恶，于１９２８年被迫流亡日本。直到抗日战争前夕回国。在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郭沬若编写话剧《屈原》，表达爱国心，鞭笞国民党统治的消极抗日、腐败无能，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但为蒋介石所憎恨，只不过由于郭沬若的名声太大，再加上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不好对郭沬若再下通缉令了。

例二：写几篇闲话短文，招来杀身之祸。

１９３２年７月，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编辑刘煜生在闲游一寺庙时，被国民党的侦缉队拘捕，随后，被移送到江苏省保安戒严司令部囚禁。

到底为什么会被捕，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后来，国民党当局在给他定罪时，把刘煜生写的几篇短文《端午节》、《我们的希望》等作为定罪的依据。１９３３年１月，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将刘煜生枪决。７月《江声日报》被江苏省公安局查封。当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强加给刘煜生的罪名主要有两条，一个是指控刘煜生于１９２７年３月“结合共产党分子，组织非法工会，煽动车夫罢工，图谋扰乱治安”。实际上，刘与共产党并无联系，而在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是支持北伐的基本力量，这是革命行动。二是在《江声日报》副刊《铁犁》上刊登诗文，“煽动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被他们作为罪证的就是上述几篇短文。其实这些短文只是闲谈似的短文，是以杂谈的风格描写社会生活的作品，与所谓“红色恐怖”风马牛不相及。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刘煜生案发表的宣言指出：“此种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亦即为我国人民之公敌。”

例三：召开学术研讨会，也被定罪入狱。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在朝阳大学第四教室召开学术讨论会，北平公安局派出武装军警冲击会场，逮捕了会议主席、中国大学讲师周幼军及与会者赵闻鈺。随后，又将出席会议的北大历史系教授侯外庐、北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哲民秘密拘捕。北大法学院教授许德珩在家熟睡中，一伙宪兵闯入他的卧室，强行抄家，结果一无所获，仍将许德珩送进监狱。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也是遭同样命运，被囚禁４个月。

范文澜、许德珩、侯外庐等人是有名的教授，国民党当局随便扣上一个罪名，说抓就抓，说入狱就被打入大狱。那一般的知识分子更是毫无言论自由可言，非但自由没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说不上什么时候国民党统治当局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把人置于死地。在蒋介石制造新“文字狱”期间，国民党的监狱中关满了上至著名学者教授、作家诗人，下至一般知识分子，甚至中小学生。

许德珩出狱后对国民党乱捕乱抓知识分子入狱的暴行进行了严厉谴责，他说：“我是国家所办的大学里的一个教员，有讲话的义务与责任。即使他们不要人讲话，或者觉得我们不应当讲话，那也可以通知学校负责当局来办理，何必那样的来兴大狱？这次关在里面的，还有许多学生，其中有十四岁的小学生，有十六七岁的中学生，状至可悯。”据当时报纸披露，北平农学院，被国民党抓捕去了１９人，占学生总数１／１５。１２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令师大校方开除进步学生３４人，并令北平当局随时逮捕。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警、特务在各样四周日夜巡逻，广大师生人人自危。

例四：因伸张民权、民生，杨、史二杰惨遭暗杀。

杨杏佛早年跟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后来留学美国。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领导机关———大学院副院长，并兼任全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由于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杀害革命者和其他群众不满，与宋庆龄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他主张：“掁起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这是正义和进步之举，实属蒋介石“训政”内容，然而，他们连这样为民众争取最起码的民主权利的正义行动都不容许。

他们害怕揭穿了“训政”的骗人把戏，蒋介石指使人首先把杨杏佛列入暗杀的黑名单。１９３３年６月，杨杏佛携其子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遭国民党特务枪击，身中数弹，被送往医院，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一位文坛豪杰，就因为民众伸张民权、民生，死于蒋介石的阴谋暗算的暴行下。

史量才，《申报》社长兼总经理，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和坚持内战的政策不满，他认为，“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

１９３２年６月至７月，《申报》连续发表了陶行知撰写的《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时评，指出：“今日所谓匪者，与其谓由共产党政治主张之煸惑，毋宁谓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产党之煸惑，紊乱终不可免。”时评还指出，国民党最高当局，如果不顾民族危亡，不以枪口对外，却用枪口对准人民，其结果是严重的。这些话语虽然尖刻，但句句属实，从字里行间看，其出发点，还是为国民党最高当局献良策。

史量才和《申报》的言论冒犯了蒋介石。１９３４的夏秋之交，蒋介石命令特务头子戴笠安排人暗杀史量才。１０月，史量才驱车由上海到杭州休养一段时间，驱车返回上海的途中，突遭早已埋伏的特务的开枪袭击。他弃车逃入一农家，特务紧追不舍，开枪将史量才打死。

例五：一篇《闲话皇帝》，引起所谓“国际”官司。

杜重远，上海《新生周刊》主编，１９３５年５月，《新生周刊》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文中也提到日本天皇，日本政府以“侮辱天皇，伤害邦交”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对当事人严加查办的要求。

蒋介石此时惊慌失措，向内追究。同时，他们对杜重远的行动早有不满。蒋介石为了平息日本方面的情绪，决定对杜重远予以惩治。命令上海市政府将《新生周刊》社查封，接着进行法律起诉，通知杜重远亲自出庭受审。此时，杜重远在江西。他们为了让杜重远能到庭，对他说，这样只是走一下过场，以便搪塞日本方面。杜重远考虑到如不同国民党妥协，势必赞成外交上的大案件，有可能使蒋介石向日本屈服，不利于国家和民族，他没有想到这是他们设的圈套，便回到上海，出庭听候判决。结果，国民党法庭不顾杜重远的申辩，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不准缓刑或罚金，不准允上诉。

对此判决，杜重远很是生气，他在法庭上愤恨地说：“我不相信这是中国的法律。”

评析：

蒋介石在“训政”的纲领和法律中，都明确地规定了有关“言论、结社、出版自由”的内容，然而，却以各种借口，搞新的“文字狱”，以编织各种罪名，把敢于批评时弊，为民众伸张民权、民生，呼吁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予以治罪，或者暗杀。这是对他们的“训政”的诠释和讽刺，他们的种种暴行，表明其所谓给民众“言论自由”的承诺，纯属谎言。

68、扼杀民主运动

“宪政”是孙中山建国实施步骤的第三个时期，按照蒋介石最初提出的“训政纲领”的设定，“训政”时期大体搞几年后，便进入“宪政”时期。可是，为了不妨碍其独裁统治，他迟迟不愿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对民主人士发起的真正的宪政运动予以压制与破坏。

事例：

国民党迁都武汉后，适应抗战动员各方面力量的需要，４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随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申明：“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条例》规定，在抗战时期，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施政方针在实施之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向政府提交建议案；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及向政府提出询问案的权利。按照国民党的定调，参政会议只是一个咨询性的民意机构，它的设立并没有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但这一举措有利于团结抗战，推进民主政治的民主进程。

７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出席会议的参政员应到２００名，他们是由各党各派和各团体按照国民党中央所分配名额，提出名单，由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确定。由于各种原因，实际出席会议的只有１３６人。在会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提出了有利于抗战的提案和建议。尽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没有真正的采纳与实施，但这次会议，开创了民主商议大政方针的先河，对于团结全国人民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这次会议以后，历届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由于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内外方针的调整，国民参政会为国民党所垄断，日益成为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欺骗民众的工具。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广大中间党派和其他民主人士，期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即希望尽快实施宪政，他们认为，“若是走上了宪政的道路，就是走上了发展整个政治和平的最积极的最正确的道路。”

１９３９年９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参政员表达民意，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训政，实行民主宪政。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身份被迫表示，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他表白说，提早颁行宪法，是他“十年来所不断努力以求的一件大事”，自己“没有一时一刻忘记，如何使宪法早日实行”；同时，他还说，促成宪政和实施训政两者“是相需相成”的，甚至“将来虽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还是不能放弃训政的工作”。从这一表白可以看出，他的“宪政”，与人们所期望的“宪政”有很大不同。即使如此，这也给人们以民主政治的希望。

经过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并决定如果政府不接受，则各党派的参政员集体退出国民参政会。为了避免孤立，国民党授意其参政员抢先一步，也提出了一个不足百字的宪政提案。经过激烈争论，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根据这一议案，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十九名参政员组成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同年１１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召开国民大会。

这一决定极大地调动了中间势力的人们民主参与的热情。他们对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寄予很大期望，不少人以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就可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了。甚至认为，国民大会将完成划时代的民主改革，中国将进入民主宪政的新纪元。于是，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宪政的讨论，这一讨论最先在重庆开展，随后逐步扩展到成都、昆明、桂林，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纷纷成立。他们或写文章，或发表演说，或出版小册子，推动各地积极开展宪政运动，一个颇有声势的民主宪政运动在国统区开展起来。

当时，中间党派主张的宪政，是以资本主义宪政为蓝本，期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的条件下，这已不合时宜。但就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促进抗战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这一运动从开始之日起，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中共中央号召全党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的各种宪政活动，指示各级党组织，“积极主动的参加与领导这一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借以克服当前危机，争取时局的好转”

如此有影响的宪政运动，大大出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意料，他力图遏止这一运动。提出，最好由少数学者在房间里研究研究，不要发表什么文章，搞什么运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公开发表文章说：“宪政不但不是党治之结束，相反，正是党治之开始”；中国只有一个国民党，“宪政时期的党治，自然是以国民党治国”。他这样一说，就把他们的遮羞布拿掉了，使人们看清，蒋介石的“促成宪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１９４０年２月，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说：“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他的一席话，一语中的。

国民党极力破坏宪政运动。４月，围绕中间党派提出的宪章修正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五次大会上，展开讨论，中间党派与国民党形成尖锐对立，双方陈词激昂，争论不休。蒋介石使了一个手腕，指示双方建议一起送政府，终止了会议。９月，国民政府宣布，因为交

通不便，召开国民大会有困难，另行决定召集国民大会的日期，这一拖又是六七年。就这样，热闹非凡的民主宪政运动被蒋介石所扼杀。

接之而来的，便是独裁者对民主力量的大迫害。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国民党特务，在新疆再次逮捕民主人士杜重远。１２月，马寅初因在讲演中批评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行为，被宪兵扣留。１９４１年初，何应钦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诬蔑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要在重庆暴动，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国民党还取消了第二届参政会主席团中的中共代表以及许多民主人士的参政员资格。在此期间，国民党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下子把中间派中的很多人士震醒了。

此后，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以及顽固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在国民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官员腐败成风；对人民巧取豪夺，民不聊生；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种种劣迹激起民众的无比愤怒。

１９４４年年初，沈钧儒、黄炎培、张澜等再次发动了民主宪政运动，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一个广泛的民主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为了把民主宪政运动推向新的阶段，９月，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林伯渠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为争取民主宪政的各党派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近期目标，在“联合政府”的旗帜指引下，民主宪政运动进一步发展。

在全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频频许诺提前召开国民大会，企图抑制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影响，将民主运动纳入国民党专制的法统内。１９４５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献词中声称，不待抗战结束，一俟军事形势稳定，立即召开国民大会。３月，又许诺国民大会将于１１月召开。他的这种许诺，并不是民主人士所期望的建立民主政治的国民大会，正如周恩来当时所指出的：“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国民大会”，蒋介石也只是开了一个空头支票，迟迟不召开。蒋介石的所谓促成宪政，“还政于民”，只不过是又一个骗人的鬼把戏。

接踵而来的又是对民主人士施行暴力。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在群众集会中，被国民党的特务枪杀，倒在血泊里。

评析：

在实施“训政”之初，蒋介石就表示在“训政”结束后，实行宪政。然而，迟迟不结束“训政”，使人们企盼的“宪政”成为“水中月”。之所以不敢实行“宪政”，是因为担心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的政治格局。当呼声强烈时，他作出促成“宪政”的许诺，而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掀起民主宪政运动，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时，则加以压制、破坏，用暴力对付民主人士。

就这样，民众在蒋介石一个又一个许愿中，燃起“民主”的希望；又因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食言中，破灭“希望”。然而，民主的潮流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民众在挫折中觉醒，认识到“民主”不能靠蒋介石这个独裁者“恩赐”，他们将把争取民主的运动推向新的阶段。到了１９４７年４月，蒋介石主持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时，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以爱国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这是与人民解放军的战场第一条战线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已陷入了人民的包围之中，其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了。

69、搜刮民脂民膏

《训政约法》规定，在国计民生上，要改善劳工生活状况，施行劳动保险制度；提倡各种合作事业，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这些规定根本没有很好地贯彻实施，实际上，官僚资本急剧膨胀，对工农劳苦大众和城市民众实行残酷盘剥，民族资本受到挤压与掠夺，经济危机不断加重，广大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事例：

１，官僚资本急剧膨胀，不断挤压民族资本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蒋介石集团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资源和国家经济资源，逐步发展成由“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形成于上个世纪的３０年代，在抗战时期迅速膨胀。１９４３年以后，他们利用特权，控制国家主要经济命脉，攫取巨额黄金、外汇、物资、地产等，大发“国难”财。中国四大银行，即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等，被他们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控制，成立了“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由蒋介石任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同时，设立贸易、工矿、农产调整委员会，控制中国的商业、工业和农业。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联合，控制了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民族工商业受到排挤，以纺织业为例，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机器纺织工业备受摧残，工厂倒闭和开工不足的现象日益严重，至１９４４年，纱厂不能形成生产的纱锭数达１／３以上。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收复区进行了掠夺性的“接收”。蒋介石统治集团，派遣军队和大批官员到各地去接收，据不完全的统计，接收敌伪工厂２４１１个，价值达２０亿美元以上。接收日本侵占的的物质的价值约１０亿美元以上；接收敌伪物资的价值约６２００亿法币。这样大宗的资产，形式上是由日伪手中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手里，实际上被四大家族官僚集团控制的各部门所占有。如日伪一切金融机构和这些机构从中国人民手里掠夺的金银财宝，全部被四大家族所控制的“四行二局”接收了。仅中央银行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５５．３４９２万两，白银７６３．９３３２万两。

官僚资本还凭借政治特权，将大量民有企业和资产指认为敌产，加以“接收”侵吞。有的企业即使发还给民族资本家，仍因其中有没收的敌产“官股”在企业中占相当的分量，民族资本实际为官僚资本所控制。由于官僚垄断资本的吞并和国民党政府的重税盘剥，“收复区”民族工商业大批破产。如上海原有民营工厂３４１９家，倒闭了２５９７家，占原有的７５％。在日伪统治下长期惨淡经营而熬过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国民党的“接收”，遭到如此严重的摧残，许多民族工商业者极为愤懑。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希望变成失望。国民党渐渐失去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

２，通货膨胀，民生凋敝，民不聊生，民怨沸腾。

在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的伤民的经济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水平不断下降。据国民党公布的统计数字，１９４４年产业工人的购买力下降到战前的４３％；依靠工资收入的工人、公务员、职员和大中小学教师，愈来愈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据调查，大学教授的工资只相当于战前的１２％。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接收过程中，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换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１９４５年９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随后又公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前者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沦陷区的伪币中储券２００元兑换法币１元，后者规定流通于华北沦陷区的伪币联银券５元换法币１元，并规定限期、限量兑换。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３５：１和０．５：１。据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党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达２亿美元。

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巨额军事费用和行政费用，大量印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循环不已”。面对这种严重的财政经济局面，蒋介石统治集团一方面对人民生活用品实行专卖制度。另一方面，用增加捐税、大量发行公债等手段，大规模地搜刮人民的脂膏。一些贪官污吏和官僚资本家，利用新“收复区”与大后方在商品、货币的比价上存在的巨大差额，凭借政治特权和掌握的大量法币的优势，加紧抢购和囤积物资，操纵市场，榨取民财。由于民族工商业的大量倒闭，城市失业工人日益增多。

抗战胜利后，收复区的人民曾对国民党政府寄予很大的希望。然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他们大失所望，人们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糟殃。”连蒋介石的后台老板美国统治集团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一位国民党政府负责经济接收工作的要员也不得不向蒋介石当面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认为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随着全面内战的进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濒于崩溃。首先是恶性通货膨胀，内战军费开支占到它的财政支出的８０％，财政赤字占支出的７０％。为了弥补巨额赤字，动员上海等地大量赶印纸币，仍不管用，以至要到美国、英国去樱孩钞票，钞票过量发行，导致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１９４７年７月，美联社电讯发表一个材料，说明法币１００元可买的物品：１９３７年可以买两头牛，１９３８年为１头牛，１９４１年为１头猪，１９４３年为１只鸡，１９４５年为１条鱼，１９４６年为１只鸡蛋，１９４７年为１／３盒火柴了。当时有人惊呼：“中国不亡于日本，如今却要亡于经济总崩溃。”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广大劳动人民及一般市民、学生、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濒临饥饿的境地，许多被推向饥饿和死亡边缘的城市民众，不得不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摊贩游行请愿。１９４７年，全国参加罢工的人数达３２０万人，这些罢工涉及上海、天津、北平、武汉、广州等２０多个大中城市，参加斗争的包括铁路、交通、机器、邮务、纺织、化学、海关等５０多个行业和部门。

３，官僚资本与封建剥削制度相结合，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饥寒交迫。

１９４１年，国民党政府开始将田赋改征实物，规定正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２斗。当时，为着供养几百万军队坚持抗战，征实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吏大肆贪污、勒索，正负税额折征稻谷猛增，造成农民对田赋征实的沉重负担。

到了抗战胜利后，农民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进一步加重。仅征粮、征借和征购、地方公粮等项目，加给农民的实物负担超过战前（１９３８年）的４至５倍，有些地方甚至超过２０倍。除苛捐杂税外，国民党各级政府官吏和军队还以各种方式对广大农民进行敲诈勒索，包括抓兵、拉夫等，强迫他们负担沉重的徭役。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农村所实行的政策与国民党有天壤之别。从１９４６年开始，在

广大的解放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获得广大农民的有力支持，翻身农民参军参战，用人力物力支前，使人民解放战争获得最可靠的人力和物力的源泉。

而蒋介石统治集团，在农村无所作为。蒋介石几乎不大抓农业，虽然搞了些计划，但都是空的，没有真正去做。尤其是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不仅不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而且与封建地主阶级相结合，压榨农民，各种赋税、兵役、劳役都落在农民身上，不堪重负。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反抗，抗征、抗捐、抗租的运动不断高涨，武装民兵遍及国民党统治区。

评析：

发展经济，解决国计民生问题，是“训政”必须解决的问题。蒋介石也有这方面的信誓旦旦的承诺。然而，他所实施的是对民众进行掠夺的经济政策，官僚资本急剧膨胀，不断挤压民族资本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使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期望一次次失望，几乎破灭；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广大劳动人民及一般市民、学生、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濒临饥饿的境地；官僚资本与封建剥削制度相结合，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饥寒交迫。蒋介石、国民党置人民的生存权而不顾，搜刮民脂民膏，民生凋敝，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即使在国民党内也有人指出，国民党已失去民心、

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蒋介石叛变革命本身就不得人心。他本来想用所谓的“训政”来安抚民心，然而，由于他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维护国民党统治地位出发，假“训政”之名，行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之实，玩弄权术，愚弄民智，强奸民意，剥夺民权，不顾民生，完全丧失了民心。一个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权，其覆灭只是迟早的事情。

民国初年，开竞选政治之先例，政党林立。不过，绝大多数政党只是昙花一现，保存下来有影响的政党只有中国国民党；后来相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开创具有现代政党意义的多党政治。而蒋介石的叛变使良性的多党政治进程断裂。此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实际上有三个政党力量角逐，即：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极力推行一党独裁；共产党长期处于被迫害地位，其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劳动阶级；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说，民主党派基本上代表中间势力的利益和主张。

蒋介石没有现代政党意识，把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党派统所谓“朋党”的套路，利用国民党所垄断的政治资源，把权术与暴力相结合，使用各种手段，对被称为“异党”的党派进行限制、打压，甚至置于死地，以维护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自己的独裁统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被“逼上梁山”，用武装斗争来反抗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屠杀政策，国共两党兵戎相见，长达十年之久。此后，合作抗战八年，后又因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导致再次分裂，演义成两党的生死大决战。分也罢，合也罢，蒋介石一天也没有放弃“限制”、“削弱”乃至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政策。或用武力，或使权术，或者两者相济并用。他也曾屡屡得手，然而，暴力、权术最终全都失灵；共产党人也曾多次受骗上当，吃亏受挫，不过，他们在错误和挫折中成熟起来，革命的正义加上科学的真理，使他们聪明起来，蒋介石的一个又一个的阴谋被识破，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暴力被革命暴力所打垮。中国政坛上这两大政党，在这样的党争的环境中，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直到蒋介石把自己在大陆的本钱全部输光，也没有中止这一过程。

中间势力起初是支持蒋介石的，以为他的那一套也可以实现他们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使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一些志士仁人组建了一个又一个的民主党派；就政治倾向而言，直至抗战前期，他们还是拥护蒋介石的。不过，残酷的现实使他们逐步觉醒，民主党派也被蒋介石“逼上梁山”，做出拥护共产党的历史性选择。统称做“异党”。其处理政党关系的理念与方式，基本上沿袭了封建社会君王处理。

70、从整理党务案到向共产党使屠刀

蒋介石是不同意孙中山联共主张的，不过，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还是顺从了孙中山的意志。伴随着权力增大，权欲急剧膨胀，视中国共产党为其攫取最高权力的主要障碍，寻机或制造事端，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发动反革命叛变，向共产党使屠刀。

事例：

１９２６年３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要求共产党离开国民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由于苏联顾问和共产党领导机关的退让，使其阴谋得逞，有２００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一军和黄埔军校。４月２０日，蒋介石专门设宴，礼送这些退出的共产党员。伤了人，赔个笑脸，其阴险狡诈至极。从此，一军和黄埔军校成了他的一统天下。

在夺取军权后，蒋介石又试图夺取党权。他以消除党内纠纷、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为由，提议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以“整理党务案”，向共产党发难。他在会上有一个表白，说：“此次会议本为予所提议召集，但予之提议，系党员的资格，绝不是以军人、以有带兵的资格来干涉党政。”这实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

二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和通过“整理党务案”。这个提案是由蒋介石、谭延闿、孙科等九人联名提出的。

“整理党务案”由四个议案组成。《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否定了国共合作以来的成就，以此为借口，把旨在排斥、打击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说成是“遵守总理之主张，不忍两党合作之美意至此失坠，革命势力之集中至此分裂”的措施。

《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是蒋介石个人单独提出来的，内容共有九条，对共产党有严格限制的主要有四条：一是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二是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三是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四是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这个决议案名为“消除疑虑，杜绝纠纷”，实则限制和打击共产党，为蒋介石排斥共产党，夺取国民党党权披上了合法外衣。

《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的主要内容是增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并规定其职责。《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的中心内容，是要进行党员重新登记。

由四个议案组成的“整理党务案”，是限制、打击共产党，为蒋介石进一步攫取党权而精心策划的阴谋，它用合法程序掩饰了非法行为。由于苏联顾问和中共领导机关的再次退让，这一阴谋未能被阻止。张国焘受陈独秀委派，前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围绕要不要接受整理党务案进行了激烈争论。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张国焘按照苏联顾问和陈独秀的旨意，用了非常不正当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做出了一次大让步。

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根据整理党务案，国民党中央人事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共产党员担任要职纷纷辞职，其职务多由国民党右派接替。组织部长由蒋介石接任（由秘书陈立夫代理）蒋介石兼任新设立的军人部部长。“蒋介石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由于蒋介石的狡诈，幼稚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上当而妥协退让，使他的阴谋又一次得逞，夺取了国民党的党权，他利用这个权力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

在北伐战争中，蒋介石的势力急剧扩张，自以为羽毛已经丰满，挑起迁都之争，其行为遭到反对与声讨。蒋介石面临着很大压力，他认为自己目前的困境是共产党的鼓动所致，于是决定“清党”，拿共产党开刀。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183;一二”惨案。

这是一个恩将仇报的背叛革命的行为，因为他把枪口和屠刀对准用自己的鲜血从军阀手里夺取上海，并敲锣打鼓把他们迎进城的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卑鄙下流的阴谋行动，因为他借助黑社会力量，并以欺骗的手法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在蒋介石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上海黑社会势力头子，雇佣一批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队部。蒋介石指使自己的军队借口调停“工人内讧”，强迫纠察队缴械，并枪杀抵抗者。第二天，为了抗议蒋介石军队的暴行，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学生游行，蒋介石的军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大屠杀，大批的工人、学生被杀害，在上海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屠杀，宝山路血流成河。对于蒋介石的暴行，当时《申报》以《淞沪工人纠察队昨均被缴械》为题予以披露：“当东路军占领上海之际，全沪工人，均以武装响应，故对于总工会之纠察队，认为保护工人应有之设备，曾言如服从军事当局之节制，则纠察队之枪械，决不收缴。不意军事当局，以工人冲突名义，将纠察队全部缴械，所有纠察队之驻扎处所，俱由军队占领。”这篇简短客观的报道，概述了蒋介石的阴谋实施的过程，其阴险狡诈凶残的嘴脸跃然纸上。

蒋介石开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先例，其他国民党新军阀纷纷效法，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惨案，武汉的汪精卫也作出“分共”的决定，宁汉联手“清党”，国共合作破裂。

蒋介石并不满足第一次“清党”对共产党的打击。他的目标是将共产党斩尽杀绝。于是，要进一步“清党”，所谓“清党”实际上是打击、消灭共产党的代名词。

１９２８年２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研究与决定进一步“清党”。蒋介石在致开会词时说：“倘若共产党仍然存在，他们的理论与方法还未清除，我相信共产党从新起来三个月后，国民党便会分散”，“所以，各位委员和各位同志对于共产党势力须要有正确的决心，根本上来铲除消灭。”“不仅反对他的主义，而且要反对他的理论与方法。”为了彻底铲除共产党，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这个文件确定了这次“清党”的四个重点，一是共产党的理论；二是共产党的方法；三是共产党的机关；四是共产党的运动。与此相配合，在国民党内部也开展了“整理党务”，意在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及其对他们的反革命行径不满的国民党员。

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某些国民党员和一些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不满，有所抵制。国民党中央发现这一情况后，感到惊恐。于是，决定在县党部、区党部中实行连坐法，以保证“清党”坚持下去。为此，国民党中常委会专门通过了《关于防止共产党渗透工作案》，该案提出在全国实行各级党部连坐法，规定，对发现共产党员不报告的国民党党部及其负责人追究连带责任。这个提案的目的，在于使国民党各级党部、所有党员竭尽全国去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的“清党”，实际上是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代名词，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斩尽杀绝的屠杀遍及城乡。１９２７年内，被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所屠杀的约有３．８万人，而到了１９２８年，被杀害的人数达３０万之多，到１９３２年，据不完全统计，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达１００万人以上。

评析：

孙中山作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决策，邀请年轻的共产党人以个人的资格加入国民党，使处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因吸收了新鲜血液而获得了新生。蒋介石歪曲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对共产党进行造谣中伤，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排挤共产党；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革命处在高潮的关键时刻，发动反革命叛变，对曾经帮助国民党、与国民党共同战斗的共产党人实行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恩将仇报，葬送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然而，大屠杀不可能吓退革命，人们不正是因为活不下去了才革命的嘛！幸存的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志士，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地投入战斗。共产党人被“逼上梁山”，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革命“书生”，也拿起枪杆子，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到农村点燃了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这样的星火遍布广大的农村，逐步形成了燎原之势，形成与蒋介石政权相对峙的红色政权。这样的结果，恐怕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

71、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

反间计是兵家常用的计谋。源出于《孙子*１２０用间篇》，曰：“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就是说，利用敌方间谍为我所用。这是一种“不战而胜”，或者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的计谋。“离间计”属于此类计略，在细节上有所不同的是离间计是主动施计，而反间计则是被动施计，利用敌方的“离间计”，引诱敌方上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时常施用“离间计”。

事例：

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逐步形成燎原之势后，引起蒋介石的恐慌，调动大兵多次“围剿”，与此同时，还采取政治攻势，施离间计则是政治攻势的重要形式。

在“左”倾错误统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时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相继发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蒋介石利用这一可趁空隙，在共产党肃反期间，派人渗入到苏区从事宣传破坏活动，在共产党和红军内部施行离间计。

１．开展政治攻势，扰乱人心。

在对革命根据地“围剿”的过程中，蒋介石改变单靠军事进攻的谋略，确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他说的政治与军事的比例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蒋介石从来是迷信军事力量的，他所强调的是要把政治手段作为一个辅助性手段，在大兵压境的同时，辅之以强大的政治攻势，以扰乱人心，搞散革命队伍。共产党称这种政治攻势为“资产阶级杀人的武器”。

国民党政治攻势的宣传口号及措施主要有七条，包括只杀为首者不杀胁从，把领袖与群众“分别对待”；欢迎携械投降；欢迎自首自新；保护在家民众；招抚流亡者；二五减租；抗日剿共等等。

国民党派人到红军中去进行反革命宣传，策动士兵“反水”，还要红军家属给红军士兵写信劝降。在国民党的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下，有少数红军士兵在战场上携械投降反动军队，一些地方的落后群众反水帮助国民党军队组织看望队、挨户团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革命根据地的地主富农也蠢蠢欲动，配合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攻势，通风报信，在赤白区交界区捕捉红军和革命群众。

２．利用黄埔情结，引诱张国焘错杀虎将许继慎。

１９３１年８月，鄂豫皖苏区后方医院发生了一起医疗事故，张国焘以此断定鄂豫皖根据地内“必然有一个反革命大组织”。国民党特务头目曾扩情趁机，离间共产党和红军的干部。

曾扩情与红二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他利用这一层关系，派特务钟梅桥等二人持亲笔信到英山，面交许继慎。信中说，许继慎投降蒋介石的计划已由蒋介石批示“照办”，蒋介石对许继慎“乃复归来，虽犹千里，心实欢喜”。蒋介石并委派许继慎为“国民党为十四军军长，发饷三十万元”，要许把军队拉到黄冈一带整编。信中并说许继慎自愿与他挂钩。许继慎连人带信一起交给军部。军长徐向前对来人进行审查，并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认为“许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还认为“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破坏我们”，遂将特务信件和军部意见交中央分局处理。

在此事发生之前，许继慎等人在红军的发展方向上与张国焘有过分歧。张国焘得知国民党特务与许继慎有信件联系一事后，更增加对许继慎的怀疑，他根本不顾徐向前的意见和军部的看法，也不考虑这封信连同特务是许继慎主动向上级组织送去的事实，而是认定，“有一个大的反革命组织”。于是将曾扩情的信刊在《肃反专刊》上，题为《许继慎与蒋介石勾结的一封信》。接着，中共中央刊物《红旗》周刊第２８期加以转载。张国焘以此大肆宣传，为“肃反”造舆论。

接着，采取行动，逮捕了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和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经严刑拷打，他们供出了一个“许继慎、熊受喧等九人委员会，确有把部队接到长江边于９月１５日暴动，投降蒋介石的全盘反革命计划”。于是张国焘一面急令徐向前、曾中生严防许继慎暴动，一面派陈昌浩急往前线处理此案。陈昌浩到前线后，逮捕了正在指挥作战的许继慎、师政治部主任熊受喧、红十一师师长周继炯等人。进行逼供信，越捕越多，许继慎被杀害。这次涉案人员达１０００余人，被杀害的师团领导干部就有２８人。

３．由国民党被俘军官和敌特人员，提供假情报进行离间。

１９３２年５月，在湘鄂西根据地的天汉县，县保卫局侦探在汉川一带的游击区捕获国民党军队一个营长，在审讯中这个营长反咬一口，伪供他与天汉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杨茂等密谋在红军与游击队中发动暴动。这个口供材料刊在《肃反专刊》上，广为宣传。湘鄂西省委逮捕了杨国茂及该县党政机关的有关人员。湘鄂西的肃反由此展开并严重扩大化，一大批红军指战员被株连，不少红军高级军政人员被杀害。谢觉哉被作为肃反对象捆绑在一个祠堂里。因国民党的军队打来，来不及处理，将他弃下。国民党军队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教书的。当时他身穿长袍，戴一副眼镜，也是教书人打扮，敌军以为谢觉哉真是一个不服从共产党的教书匠，把他放了，就这样免于一劫。

福建闽西根据地，在与邓子恢一起领导蛟洋暴动的傅伯翠，因与闽西特委在土地政策等方面有很大分歧，被闽西持委宣布为“第三党”，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傅伯翠被开除出党。接着国民党便委任傅伯翠为上杭、龙岩、连城边界保安总队长。傅接受此职，变成真正的国民党员了。在闽西的肃反中，凡是与傅有联系的人都受到牵连。

４．利用共产党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行离间宣传。

１９３０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生打“ａｂ团”的事件，导致“富田事变”。缘由是，中共江西省省委书记李文林，因其父一张“ａｂ团经费领条”的牵连，被怀疑为“ａｂ团”首脑拘押起来。于是，一常亨清“ａｂ团”的运动搞起来了，此事遭到部分官兵的抵制，演变成了“富田事变”，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蒋介石利用根据地内部的肃反扩大化大做文章。

１９３２年６月，他在庐山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上指出，“匪区”内，正在进行内部清洗，要求各“剿匪”部队加紧行动。１９３２年７月，第四次“围剿”开始后，湘赣革命根据地内谣言四起，说：“凡加入共产党共青团有３年历史的全部是ａｂ团，都要自首”；“当过交通侦察队的都是ａｂ团，都要自首”。在永新等县反动分子书写很多离间的标语。他们利用革命根据地肃反上的错误，进行煽动，制造混乱。

５．对红军高级将领进行策反。

蒋介石连续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均告失败，感到仅仅靠军事力量还不够，还必须打拉结合，派间谍潜入苏区游说策反。

１９３１年初，受蒋介石密令，黄梅庄潜入中央苏区游说，企图利用与彭德怀相识的关系，策动彭德怀反叛。彭德怀当时任红三军团总指挥，率部驻扎在江西黎川。黄梅庄的到来，彭德怀保持高度警惕，但却以若无其事的样子，设酒席热情予以接待。黄梅庄几盅“竹叶青”下肚后，彭德怀诱导其说明来意。于是，黄梅庄将其奉蒋介石之命以高官厚禄收买彭总的意图和盘托出，并从随身携带的皮箱的夹层里拿出蒋介石和黄汉湘（红军高级将领黄公略的堂叔父）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蒋介石的信大意是“校长不才，使你走入歧途”之类的话，劝其归顺。黄汉湘的信中则说：“蒋公美德，叔亦愿为你说项”。彭德怀探明来历后，命令手下将黄梅庄处决。蒋介石偷鸡不成倒蚀了一把米，策反计划落空，白搭上了一名特务的命。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去游说红二方面军司令贺龙，企图收编红二方面军。熊贡清老奸巨猾，他知道此事的危险，于是派手下梁素佛到湘鄂西根据地红三军中去探听贺龙意向。贺龙凭自己的政治阅历，很快察觉出来人的阴谋，但不动声色将梁稳住，然后立即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

为了得到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破坏工作的情报，遂投下诱饵，允许熊贡卿来湘鄂西。熊贡卿果然上钩，很快来到湘鄂西根据地。贺龙将其扣押进行审讯，熊贡卿供出了所知道的全部情报。湘鄂西中央分局处决了熊贡卿，并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共中央。

评析：

蒋介石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采取政治攻势，施离间计则是政治攻势的重要形式。实行“离间计”的样式多种多样，进行反动宣传，开展攻心战，扰乱人心；提供假情报，布下猜疑的种子，搞乱革命阵营；利用共产党的“左”倾扩大化错误，设陷阱，借刀杀人；派政客、特务对红军高级干部进行策反。

蒋介石施行“离间计”，在一时间曾产生了作用，成为革命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诱因；也曾引起某些地区人心浮动，少数革命意志不坚定者“反水”、投诚。但他的这一诡计适用范围很有限。在策动警惕性高的人，尤其是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中间，却没有产生直接的效果，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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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剿”抚兼施

文武两手，“剿”抚兼施，是蒋介石在对待政敌，解决地方军阀势力经常使用并屡屡得手的伎俩。他把此伎俩运用于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力量，但却计划落空。

事例：

１９３３年，蒋介石调集５０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在此前，蒋介石曾四次组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均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指挥根据地的军民所粉碎。这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实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后来成为著名的“万里长征”）。蒋介石这次军事“围剿”得手了。

蒋介石并不满足这一胜利，他的目标是将共产党和红军斩尽杀绝，彻底予以铲除他说的所谓“赤祸”。在南昌坐镇指挥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转移的情报后，立即召集高级将领，进行追堵剿灭红军的军事部署。在广东、湖南、广西几省，沿着红军可能要经过的路线，部署了四道封锁线。这些封锁线虽然没有阻挡住红军，但却使红军受到惨重的损失，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即在广西和湖南的交界处突破“湘江封锁线”，由出发时的８万多人，减少到３万多人。蒋介石仍不罢休，还在红军前进的方向，或布下“口袋”、或布置很多部队把守关隘、江防，前堵后追，亲自坐镇指挥，中央红军到那个省，他的“行营”就移到那个省，企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彻底消灭。

他哪里知道，此时的中央红军非彼时的中央红军了。遵义会议后，红军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使蒋介石处处被动，有时还听从毛泽东的调动，毛泽东用兵如神，导演了“四渡赤水”的战争神话。蒋介石在大渡河重重设防，企图使中央红军重蹈太平军的覆辙，让中共领导人成为“石达开第二”，可是，这一梦想又破灭了。

１９３５年６月，蒋介石对回顾追击红军进行了反思，他在日记中写道：红军“未得全歼，恐遗后患。是乃智虑学识不精之过”。蒋介石这个人是不轻易言错的，看样子他真的感到自己的指挥不及对手。毛泽东等人率领中央红军穿过草地，与在川陕交界处的红三军团会合。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后，心情忧郁，他感到“追剿”红军已经失败，于是感叹地说：“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此时，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制造各种事端，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蒋介石从其利益集团的前途着想，开始作对日战争的战略准备。他想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同时也想借用共产党的力量。于是在继续对红军进行“围剿”的同时，蒋介石想开辟与共产党谈判的路径。于是，他多管齐下，在国内外寻找中国共产党人，以便建立政治上的联系。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蒋介石为了密谋“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发展”，特密派国民党中央常委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带领张冲（化名江帆南），假借欧洲德国、法国、瑞士、捷克、意大利等国访问之名，打算秘密前往苏联。尽管这次行踪非常诡秘，却没有躲过日本特务的视线，日本媒体对陈立夫准备访苏予以报道。蒋介石怕得罪了美国、日本，指使陈立夫放弃访问计划。

在陈立夫去欧洲之前，蒋介石为了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打通与共产党接触的渠道，于１９３５年４月，派曾担任过自己侍卫长的黄埔系学生邓文仪出任驻苏使馆武官。赋予邓的任务是了解苏联的态度，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建立联系。这一年的秋天，邓文仪弄到一份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这个发言就是他代替中共中央起草的《八一宣言》的内容。中心思想是阐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邓文仪如获至宝，立即寄给蒋介石。蒋介石从捕捉新的信息中，感到有可能政治解决中共问题。

于是电令已经到新疆打算回南京述职的邓文仪，返回莫斯科，通过各种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进行秘密接触，商谈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可能性。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与王明联系上了。王明了解到邓的身份及其意图后，派潘汉年出面与邓商谈。潘在询问中得知邓是代表蒋介石与中共接触的情况后，两人开始就有关问题进行商谈。当潘问邓“国共合作抗日，是否是国民党既定的政策”时，邓向潘谈了蒋介石的战略新的动向，说蒋介石想抗日，苦于兵力与不足。“目前国内有实力的只有国共两党，假如能联合起来，像１９２５年的合作，一定有办法。”他还讲了蒋介石开出的具体条件。在潘汉年弄清邓的意图后，王明会见了邓文仪，就国共合作的问题作了进一步交谈。王明认为，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在国内，两党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邓文仪希望王明回国一趟，亲自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王明就此事向共产国际报告后，共产国际有关人士表示，南京政府须先交１００万元押金方可让王明成行。因此，王明回国未果。

蒋介石急于与中共接触，指示陈果夫、陈立夫和宋子文分别在国内寻找与中共接触的管道。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找来亲信曾养甫具体承办。曾养甫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铁道部次长。他把这件事交给曾与周恩来同是“觉悟社”成员的谌小岺。谌小岺通过在北平任中国大学教授的吕振羽与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头。中共北平市委通过中共北方局请示中共中央后，派周小舟前往南京直接与国民党当局接触。

１９３６年３月，周小舟作为中共代表，携带着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以毛泽东等人的名义写给曾养甫和谌小岺的信，与曾养甫接上了关系，然后，与谌小岺谈判，由于双方的意见相差甚远，没有什么结果，但周小舟此行，使共产党与国民党直接发生了联系。

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找到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董带着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以南京官员的身份去陕西。到达延安（时称肤施）后，在张学良将军的安排下，秘密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在那里同博古见面，向他传递了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

正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得知此消息后，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向南京当局提出了五项要求。董健吾将密件默记在心，带回南京，向国民党当局传递，国共两党高层之间中断八年多的联系接通了。

１９３６年９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从苏联回国的潘汉年为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他由陕北来到上海，携带了毛泽东致国民党一些中枢领导人、周恩来致陈立夫兄弟的信函以及中共中央拟定《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等文件。陈立夫要谌小岺函告周恩来，说明“现办好太原行营护照六张，通过安全当可不成问题。谈话地点以在广州为最合适，因曾、陈二兄均在此，蒋先生在日内亦南来也。时间以１０月底较妥。”

１１月潘汉年在上海向陈立夫递交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两人开始谈判。陈立夫则置中共中央的《协定》草案不顾，提出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另一套方案，要求对立的政权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３０００人到５０００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陈立夫所提出的条件，意在中共解除武装，交出政权，从而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对于如此无理的要求，潘汉年当场予以拒绝，严正地指出：“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还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还说，蒋先生有此想法，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

陈立夫听了潘汉年的强硬的表态后，态度有所缓和，说刚才所谈条件是蒋先生的意思，希望周恩来能亲自出面谈判，此事或许还有转机。潘汉年回绝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们谈的。陈说，请潘先生暂不把我说的条件报告给他，我想周恩来应该会来的。潘汉年说，如不把贵党条件报告，“暂时停战的条件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这样，潘陈谈判便在僵局中宣告结束。

评析：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蒋介石用文武两手，“剿”抚兼施，企图彻底解决共产党和红军力量。调动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武装的大部分兵力，前堵后追，甚至扬言要中央红军长征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历史悲剧，尽管他的军事部署很严密，但未能达到目的。

在日本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民族危机加重的形势下，蒋介石多管齐下，派出多路人马，国外、国内结合，以联合抗日的名义，主动与中共联系，这是有识之举。

经过国共双方共同努力，使国共两党中断了１０年之久的关系再次联系上了。两党开始了接触与非正式的谈判。然而，国共两党的代表未能达成合作的协议。其责任在蒋介石。

第一，指导思想的错误。他的指导思想不是从民族和国家大局出发，而是以与中共接触为手段，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寻求苏联对国民党统治的支持；从其统治集团的私利出发，想两手并用，武力不成，以安抚诱骗中共接受“收编”。

第二，缺乏平等的态度。谈判是一个协商，求得共识的过程，需要平等相待，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以势压人，以中央政府自居，居高临下，名义上的合作，实则是搞“招安”、收编。

第三，缺乏灵活的策略，要中共领导的红军缩编到几千人，要求朱毛离开红军出国。这样的条件在中共代表拒绝时，没有做出任何退让，使谈判进入死胡同。

第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已开始成熟，对蒋介石的保持高度的警惕，其“招安”收编的把戏，是骗不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他们理所当然地回绝，即使今天的后人也会认同。

不过联合抗日这已是大趋势，蒋某人的能耐再大，也不可抗拒。后来张扬发动“西安事变”，终于把蒋介石逼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也把他带入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

73、水溶不了“钢”

曹雪芹的《红楼梦》，在描写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时，把林黛玉比做“水”，贾宝玉为了追求纯真的爱情，忘记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被林黛玉这个“水”溶化了。可这是艺术，现实生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我们无法考究。而在蒋介石处理国共关系中，却有一段“水”溶不了“钢”的真实的故事。

事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的代表经过极其艰难的谈判，于１９３７年９月终于达成协议，正式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如前所述，即使两党合作了，蒋介石也没有放弃限制、削弱、消灭共产党的企图。

南京陷落前夕，国民党中央及其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适应这一变化，中共中央派出由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抵达“陪都”武汉。他们一到武汉就同蒋介石直接会谈，周恩来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出版日报、改造军队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当即答复说：“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我想的亦不过如此”。此次会谈，达成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协议。蒋介石表示，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等与中共代表团共商一切。

此后，两党关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当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他起草的共同纲领时，国民党代表却坚持把它移到下次会议再议。共同纲领被无限期地搁置，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就形同虚设。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是因为蒋介石在与王明等人会谈时，回答周恩来的一席感人之言，并非真话。他内心所盘算的是如何趁再度合作之机，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他的真实意图是要“化多党为一党”，从组织上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面去，加以溶化，而对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等主要问题无意解决。

不久，国民党在武汉通过官方报纸《扫荡报》等掀起了一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宣传运动，鼓吹“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这个合并，根据１９２４年－１９２７年的教训，在实现以后，即不能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在国民党外保存组织”。１９３８年２月，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表示：对各派“唯愿溶成一体（其意可为一党）”他的简短讲话，已把国民党舆论实质点明了，那就是要“溶化”掉共产党。周恩来当即回答说：“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

１９３８年３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再次建议两党协商发布一个共同纲领，建立一个各党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联盟。

这本来是蒋介石口头答应了的事情，甚至说“我想的亦不过如此”，可是这时他却反而认为这是共产党的阴谋，企图要“大规模渗透本党（国民党）”。蒋介石接连两次发表谈话，表明对党派问题的态度，他说，与其用政治力量抵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溶化其他党派于一个信仰上一个组织下，共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而努力。说来说去，还是要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掉。

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在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曾提出联俄容共的方针，后来，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将孙中山以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重新阐释“三民主义”时阐述的有关思想，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容共”变成了“联共”，孙中山实际上是“联共”的意思。“容共”与“溶共”虽然只差“三点”，然而，其内涵却大相径庭。“容共”中的“容”字是“容纳”的意思，国民党组织容纳共产党员，但你要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当孙中山要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李大钊对孙中山说，我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回答说，那不要紧，你一面做国际党员，一面做国民党党员就是了。而蒋介石的“溶共”却是要共产党放弃“主义”，放弃自己的组织，以大吃小。

此时的王明，已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转到抗战时期的右倾，只讲团结，放弃斗争，并一味向蒋介石讨好，在党内外造成不良后果。王明的错误主张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予以了抵制，并同蒋介石“溶共”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中周恩来等人的抵制，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蒋介石在同王明打交道中，发现王明没有多大本事，对王的一味讨好，也不太领情，毛泽东后来讲到此事说：王明胭脂口红送过去，蒋介石一个巴掌打回来。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蒋介石的“溶共”也只是说说而已，共产党并没有照办。周恩来后来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谈到这一历史时说：“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像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

蒋介石在武汉抗战时期“溶共”阴谋未能实现，他并没有放弃，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对“溶共”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在报告和讲话中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他，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的决议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为执行此方针，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

此后，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配合军事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在政治上发动了强大的思想攻势，蒋介石网罗一批政客、反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文章。反动文人叶青以研究三民主义为名，写了不少文章攻击共产党，他极力贬低共产主义不能同时解决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因此，他做出结论：“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失掉存在底根据”，共产主义“包含于三民主义之中，用不着共产主义了”，“请共产主义离开中国吧。”国社党首领张君劢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信中以“军队应属于国家”为由，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又以所谓“国家统一”为名，指责边区政府为“封建割据”，要求取消边区，还以共产党既信奉三民主义为借口，提出要共产党“置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张君劢公开信的实质也是要取消共产党。

蒋介石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时间引起中共内部和统一战线内部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问题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对蒋介石的御用文人的谬论予以批驳。毛泽东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０年１月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并对中国革命性质、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纲领、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的联系与区别、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关系作了精辟阐述，对人们所疑虑的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回答，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蒋介石发动的“溶共”政治攻势，再次破产。

评析：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蒋介石提出“溶共”的方针，企图借合作之机，瓦解共产党的组织，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他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抗日战争需要调动一切力量，联合起来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是中国人民抗日的中间力量。蒋介石大敌当前，企图通过“溶化”的手段，削弱乃至于消灭共产党，违背了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不得人心。

第二，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党。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开始成熟的标志，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统一战线的方针、原则与政策。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成熟了，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前提。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能够纯熟而恰当地处理中国革命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国共合作中的两党关系。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又联合又斗争，蒋介石“溶共”企图始终都不能得逞，蒋介石的权术已完全失效；同时，又把蒋介石拉住，不给他任何分裂国共合作、离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实。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虽然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国共两党发生摩擦不断，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没有被打破，这使中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有了最根本的保障。

74、瞒天过海，言和声中藏杀机

瞒天过海，是指用至阴的方法，达到至阳的目的。此术兵家常用，自孙膑为了逃脱庞涓的残害，施此计起，军事谋略屡试不爽，唐朝大将薛仁贵担心御驾亲征的唐太宗因大海阻隔而放弃东征，便瞒着他指挥大军渡海征辽，因皇帝被称做“天子”，所以叫做瞒天过海，成为历史典故。此计策属于中性，怀着不同的目的，产生的后果截然不同。

蒋介石在国共合作后，在处理两党关系时，经常使用类似此计的权术，用各种表达形式表现想“和”，实际暗藏杀机，以达到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力量的目的。

事例：

蒋介石施用瞒天过海的计谋的表象种种，仅列几例。

例一：蒋介石保证“以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接踵而来的却是又一次反共高潮的准备。

１９４１年１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１月４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九千多人，本着团结抗日，执行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北上命令，从皖南云岭等地出发北移，６日，行至茂林时，突然遭到蒋介石密令埋伏的国民党军队八万多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１月１７日，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

共产党对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和暴行无比愤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同时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曰：“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用千古绝唱表示对蒋介石暴行的控诉，对死难者的哀悼。各阶层的人士和海外侨胞对中共表示同情，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残害抗日将士的暴行纷纷表示谴责。

在国际上，苏、美、英等国对蒋介石的反共事件纷纷表示反对或不满。美国总统代表居里在访华时，会见了周恩来，表明对此事件的态度，并在会见蒋介石时，向他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并批评国民党的对内政策。

仅仅半个月，不可一世的蒋介石顿时陷入空前孤立和被动的窘境。此时，正值参政会召开在即，中共的参政员是否出席会议，对于蒋介石的影响至关重要，因为美国总统代表表示，要观光国民参政会开幕，中共参政员出席必不可少。在各方面压力下，蒋介石力拉共产党出席参政会。中共方面以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枪支等十二条，作为中共部分参政员出席会议的基本条件。

由于中共态度坚决，蒋介石于３月６日被迫在参政会上表示：保证“今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与此同时，对中共及其新四军进行了诽谤与攻击，由于蒋介石的暴行很不得人心，极少人附和其反共陈词，参政会草草收场，第二次反共高潮退潮。

为了减缓国内外的压力，蒋介石做出友善的姿态。１９４２年８月，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说他将去西安，拟在那里约毛泽东会晤，并连说了两次，还要周恩来电告延安。周恩来分析蒋介石的态度，认为他目前尚没有解决国共问题的诚意，建议改派林彪去会见蒋介石，探明情况，然后再决定毛泽东是否去。

１２月，蒋介石在接见林彪时说：“中共是爱国的，是国家的人才。”他还表示，希望看到国共问题整个地迅速解决，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表面看来，国共关系似乎有所好转，但事实上他仍无诚意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仍然采取“拖”的方针，并且正在酝酿发动新的反共高潮。

１９４３年７月，奉蒋介石的指令，胡宗南秘密调兵准备进攻延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得知这一重大军事动向的情报后，立即电告毛泽东。毛泽东迅速采取若干应对措施。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呼吁制止内战，维护抗战大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一电报在送交蒋介石、何应钦的同时，送交英美苏等国大使馆，并分发给在重庆的中外记者，把蒋介石的阴谋公之于众。苏联、美国、英国等国的驻华大使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警告国民党不得发动内战。

周恩来抵达西安，紧急会见国民党各军政要员。《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中共中央发表了一系列揭露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阴谋的文件。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共以“宣传闪击”的方式戳穿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

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美、英、苏三国的压力和延安军民严阵以待，蒋介石被迫改变反共计划。７月１０日，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胡宗南命令原拟进攻边区的部分军队撤退，蒋介石策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未形成便被挫败了。试想，如果中共不是及时掌握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准确情报，如果不是毛泽东等人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沉着应对，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能对中国的整个抗日进程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例二：台上握手，台上踢脚。

１９４５年８月，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蒋介石于８月２０日，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此后，又接连向毛泽东发了两封邀请电，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他做出如此急迫的姿态，有其如意盘算，如果毛泽东不来，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则可以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诱使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

毛泽东从大局着想，为了争取和平建国，接受了邀请，于８月２８日，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率团乘坐美国飞机从延安飞抵重庆。

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后，立即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代表进行谈判。可是，此时的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接受他的邀请，赴重庆与他谈判。

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之间的谈判。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会面达１１次，大多数在公开场合；个别是两人几次重要的会谈都是秘密的，有时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

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他的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这是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事隔１８年后，毛蒋两人的再次见面。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其实，蒋介石在政治问题上从来没有有过什么“极度之宽容”，无非仍是想作出一些开放民主的空头许诺；有一点倒是确实的，那就是他真正注意的“中心”，在于所谓“统一政令军令”，也就是要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这是他的原则。

至于，如何具体进行谈判，没有怎么细想，国民党方面没有做准备，当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提交对谈判的十一点意见。而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这表明他们对谈判缺乏诚意。

在毛泽东来重庆与他初次见面时，蒋介石说：“任何问题皆可以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但实际上，他既不打算承认中共的平等地位，也不打算以两党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

谈判在军队整编、根据地政权等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争论激烈，谈判的局面是，谈谈停停，停停谈谈。代表谈不拢了，两人最高领导人直接晤谈，有时赫尔利出来调停，说是调停，其实，他是压中共接受蒋介石的苛刻条件。前后，经历了四十三天，于１０月１０日，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字时，毛泽东在场。而蒋介石姗姗来迟，他穿军装，佩带特级上将领章，挂着佩剑，与毛泽东握手。

在毛泽东返延安前，蒋介石与毛泽东会见了几次，并作了两次长谈，蒋介石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还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最后，蒋介石面带悲观的神气说，这次没有解决好。毛泽东回答说，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拥护。

蒋介石这些话听起来很是有点感人。其实他在背地写的、讲的是另外的内容了。关于解放区问题，他一口咬定，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在他的日记中，照旧使用“共匪”之类的字眼以及一些恶毒的词句来称呼、咒骂中共，并“甚叹共产党之不可与同群也”，由此可见，蒋介石当时对毛泽东所说的一些话是非常虚伪的。而且在和谈期间，正在备战。

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和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１９３３年“围剿”红军时编纂的《剿匪手册》。美国以接收的名义帮助蒋介石大规模地向华中、华北运兵。陈诚的部下当时扬言：“谈什么判，布置好了就动手。”为了迫使中共就范，他一方面装模作样地与毛泽东谈判，一方面却暗地调兵遣将，去进攻解放区。胡宗南、刘峙、阎锡山的部队都蠢蠢欲动。

谈判期间，双方的军队进行了上党战役。上党属于我晋冀鲁豫解放区，８月下旬，阎锡山部向上党地区进犯。从９月开始，经过四十多天的战斗，大体消灭了阎锡山的主力，遏制住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毛泽东听到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评析：

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共同纲领，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遇事谈判协商，是主要的政党调节机制。国共两党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之外，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追求，矛盾与纷争不可避免。应该通过公开、平等、真诚的谈判协商，求得解决或寻找解决的路径。

蒋介石在两党再次合作后，仍把共产党视为“异党”，欲将其置于死地。这种图谋背离抗日的潮流，不可公之于世，所以他常常施行“瞒天过海”术，置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不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受到国内外的严厉谴责，为了欺骗舆论，缓解压力，信誓旦旦言“以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而接踵而来的却是又一次反共高潮的准备；在抗战胜利之初，一方面发出和谈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在积极备战；在重庆谈判协商过程中，隐蔽自己的真实企图，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示阴求阳，诡秘狡诈，这一行为与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形成巨大反差。阴谋狡诈可以得逞于一时一事，不可能长久。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以两手对付蒋介石的两手，文来文对，兵来将挡，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在战场也没有让他得到，不仅没有让他占上便宜，反而消灭了他的数万人军事力量。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赔上自己卿卿政治生命。

75、以大欺小，民主党派被逼上梁山

各民主党派除致公党、农工民主党（第三党）外，多数成立于抗战前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其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是中间阶级。就多数而言，它们期望在中国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发展资本主义。在较长时间里，他们的政治态度是相对倾向于国民党的，对被压迫、被屠杀的共产党予以同情，基本没有掌握武装。本可以与执政的国民党相安无事。然而，蒋介石的“异党”理念根深蒂固，独裁成癖，根本不给民主党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迫其就范，却适得其反，把民主党派逼上了反抗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道路。

事例：

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舞台出现比较晚，中国致公党１９２５年在洪门致公党的基础上，成立于美国旧金山，其主体是海外华侨。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施行屠杀政策，逼出了一个“第三党”。

第三党的主要领导人是邓演达、谭平山。邓演达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革命军的重要政治领导人之一。曾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部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谭平山是中共创建时期，广东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国共合作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他们都是被“通缉”的对象，邓演达流亡苏联，而谭平山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统治的中央对失败后的南昌起义做出不公正的评价，对起义的领导者给予了处分，谭平山被开除了党籍，从此，他“像在大海中航行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痛苦。”

在邓演达、谭平山的号召和影响下，一批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期望在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与反革命两条道路中间另辟一条出路，即所谓第三条道路。１９２８年春，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选举邓演达为总负责人（邓回国前由谭代理）。１９３０年５月，邓演达回国，与谭平山、章伯钧、李世璋等人筹备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个党坚持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在政治主张，鲜明地提出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并将平民政权的前途定位为社会主义。因其政治主张既不同于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故他们自称为“第三党”。

第三党十分重视武装斗争，他们力图建立革命的军队（这不同于后来相继成立的民主党派），并付诸于实际行动。邓演达利用他过去的特殊身份，积极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活动，策动武装起义。蒋介石对其又恨又怕，担心动摇了他赖以生存的黄埔嫡系的基础，下令缉拿，１９３１年８月，邓演达在上海给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学员作政治报告时，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蒋介石派戴季陶等人以“探望”为名，企图收买，并说蒋介石任命他为“剿匪副总司令”，邓演达严词拒绝。蒋介石诱降失败，而且正面临下野的危机。这时，戴季陶向他进言：“今日可怕的敌人，不在汪（汪精卫）陈（济棠）；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此语与蒋介石一拍即合。同年１１月，将邓演达杀害于南京。

邓演达牺牲了，第三党作为第三种力量继续地战斗着，随着时代的步伐，其名字也多次改换，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改称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蒋介石制造“千古奇冤”，受震惊的民主党派结成民盟。

在抗战前夕，出现一些叫法不一的类似政党的团体。包括中国致公党、第三党在内的党派组织都不大。它们夹在国共两大政党中间，为了生存，更为了在抗日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希望与执政的国民党和平相处。而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把它们惊醒，促使小党派结成“民盟”。

“皖南事变”使各民主党派进一步看清蒋介石消灭异己的独裁本质，其对待政见不同的党派采取如此卑劣、凶残的手段，使一切善良的人们不寒而栗。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蒋介石大为失望，他们认为“皖南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派势力斗争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各中间党派深深感到自己人少，势孤力单，既无力促使国民党实施民主政治，也无力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调解缓冲的作用，而且面对国民党恃强凌弱的霸道政治，感到自身前途岌岌可危。当时，梁漱溟、黄炎培在国共两党之间调停，未见成效，有些自卑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和第三党的章伯钧、国家社会党罗隆基、中国青年党左舜生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等、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人，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三党三派”的领导人商讨加强中间派组织，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关于组织政治同盟的目的，黄炎培指出，大家不应该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的责任，“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的明确立场和主张。”

１９４１年３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会在重庆秘密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宣言和简单，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民主政团同盟，基本上是团体会员，由三党三派为主的多党派组成的联合体，是一个阶级联盟性质的党派。各小党派结成“民盟”，增强了政治影响力，“是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合法地位，继续受到国民党的排斥与打压。而共产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梁漱溟在香港正式出版《光明日报》，发表“启事”宣告民盟成立，不久《光明日报》成为民盟的中央机关报。国民党政府对民主政团同盟不能容忍，勾结香港英国当局搜查《光明日报》社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

当梁漱溟在香港筹备《光明日报》的时候，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给予了具体帮助支持，周恩来在重庆，与民盟领导人商谈国是，对他们予以政治上的帮助。民盟对中共也给予很大支持。当国民党当局拼命攻击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极力丑化敌后抗日根据地时，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人冒着风险，亲赴延安考察，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进行开诚布公的会谈，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对延安有了深刻的了解，黄炎培秉笔直书所见所闻，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他得出的结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延安五日，益增我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他们客观公正地反映在延安的观感，在消除人们因国民党当局的误导产生的偏见起了很好的作用。

蒋介石制造“千古奇冤”，本想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吓唬不满意其奉行的错误内外政策者，却事与愿违，“皖南事变”成了重要的政治分水岭，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中间势力的政治天秤倾向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中间党派重新燃起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蒋介石撕毁旧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使它们的希望破灭。

１９４６年１月，根据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的协定，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３８人，历时２２天。在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这些基本问题上，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同中共有很多共同点，中共代表与它们事先协商，共同行动，克服国民党的严重干扰，使会议达成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担任。改组后的政府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相当于英国或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限制。

政协协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间党派政治主张，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它激起了中间党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希望，使他们感到成为振奋。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很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标志：谁反对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

在政协闭幕会议上，蒋介石致闭幕词说，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须十分尊重，一俟完成协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他的话说得很动听，实际上，却对政协的结果非常不满。２月，在南京军事会议上，他说，共产党野心很大，要使国民党失败，以便在全国实现苏维埃制度。陈果夫也说“中国实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未健全之际，颇有踏覆辙之可能。”

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违背了政协协议关于联合政府责任制的原则，恢复了“五五宪章”中的总统独裁制，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国家制度。

蒋介石宣布民盟等民主党派为非法，把各民主党派“逼上梁山”。

蒋介石违背人民意愿，发动新的内战，违背民主潮流，执意独裁，把自己摆在与全国人民为敌的位置。在全面内战爆发在即，民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内战，说，谁挑起内战，谁就是人民公敌，全国共讨之。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动内战，把自己摆在与人民为敌的地位，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

１９４７年７月，蒋介石提出《戡乱总动员令》。不仅中共早已被称作“匪”处于被屠杀的地位，而且各民主党派也被定为是非法的政党。蒋介石亲自在南京召集各地特务头子举行秘密会议，布置对包括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内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大规模迫害，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各民主党派也被列入取缔的范围，被迫转入地下。

物极必反，各民主党派并没有屈服于蒋介石的暴力，投入为“打倒蒋介石”而斗争的行列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国民党民主派在香港召开联合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此后，民盟、民建、民进、农工、致公、九三学社、台盟等相继开会或通过其他形式表态，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们的代表人物应中共的邀请，陆续到解放区，后来到北平，参与了筹建新中国，参加了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共一起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与中共的合作，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础。

评析：

民主革命时期，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有三大政治力量，一是国民党及其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及其处于下层地位的知识分子；三是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各民主党派主要代表中间阶级的主张与政治要求。各民主党派都是比较小的党，但他们中所云集的是知识精英，并且在中间势力尤其是中间阶级中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在国共两党的博弈中，常常能够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蒋介石无视各民主党派，依仗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甚至妄想将它们置于死地，结果把各民主党派“逼上梁山”，使自己失去了中间阶级的支持。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从政治伦理角度说，是不道德的，从政党制度角度说，是违背潮流的，一个不道德、违背历史潮流的统治集团，终究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蒋介石把国民党领上了执政党地位，他依托这个党，在中国政坛上，纵横捭阖，一人独尊，在大陆风光了数十年。

他视党如命，在他几起几落时，政权有过暂时的让渡，可党权、军权紧紧在握，不让给他人。他也看重党的建设，但基本上不是用现代政党理念与方式治党。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的权术影响与改造了国民党。

以党治国，一党专制，且以权术作为治党的主要机制，使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

76、以党治国，政体难顺

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官方用语中，“党国”是使用频率最多的词语之一。在他们的意识里，国家是国民党一党的，国民党即是国家和政府的代名词，以党治国，一党专制，天经地义。

事例：

以党治国发轫于“训政”之初。蒋介石的所谓“训政”，就是要由国民党来训练人民行使政权，实际上就是国民党一党专制，以党治国。在“训政”伊始，蒋介石强调，必须“以党治国”，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完全听命于国民党。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国民党中常委会通过的《训政纲领》，把国民党法定为最高训政者，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法定为最高权力的决策机构，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定为指导全国实行训政、监督指导国民政府重大政务施行的机构。１９３１年，在蒋介石包办下召开的“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这个《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法理。

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改制，在形式上有些细微变化，但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原则没有改。国民政府委员、五院正副院长、国民政府主席都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民政府主席不是对全国人民或全国人民选出来的代议机关负责，而只是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便是国民党的政府。

蒋介石撕毁政协协议后，１９４６年年底，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宣布训政时期结束，宪政时期开始。作为国民党执政通过的第一部正式宪法，比较全面地规定了国体、政体、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和基本国策，在形式上也确定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条文，但这部宪法的基本内容与精神并非民主政治制度，以党治国、一党专制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

以党治国，实质上是一党独权，越俎代庖，以党代政，弊端不少，加上，蒋介石在实际操作中，加进权术色彩，使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制很不顺畅。

在权力配置上，高度垄断，个人独裁。在训政时期，国民党独揽大权，政务包办，蒋介石独裁；在宣布进行所谓“宪政时期”后，虽有两个御用小党分享一点残羹剩菜，也只不过是装饰而已，基本政治格局依然如故。

训政初期，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主席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使，并前行或参与国际典礼”，同时兼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１９２８年，他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后，不满足组织法规定给主席的象征性权力，为了进一步扩大主席的权力，１９３１年６月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应他的要求通过修改了《政府组织法》，这个《组织法》规定，主席不仅有公布一切法律、命令的权力，而且还有不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提请国民政府任免五院正副院长、陆海空军正副司令及直属国民政府各部会和五院各部长的权力。后来由于派系之争，他居于下风，于１２月辞去副主席职务，由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为了使自己手中的权力不因此而丧失，蒋介石在辞去主席职务的前两天，便授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又将主席权力大大削减。１９４３年８月，林森玻豪后，蒋介石又由此代理主席，到担任主席，同年９月，又把国民政府组织法改过来，恢复了原来主席的职权。

蒋介石揽权成癖，非集权于一身不可。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改制的核心，是使国民政府主席不仅能“负实际政治责任”，而且可以肆意集权，实行独裁。主席对外代表国家，对内兼陆海空军大元帅，提名五院正副院长，并使掌握国家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等五种权力的五院正副院长对他负责；主席任期三年，但可无限期地连选连任，只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而国民党总裁就是他，他可谓“君临一切”，把大权全置于自己手中或控掌之下。他还兼任了数不清的职务，国民参政会副主席团副主席、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任、中央军官学校校长、“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中央设计局总裁，等等，头衔之多、权力之大，空前绝后。

在政制组织机构的职能上，始终没有理顺。政制机构的设置，还是孙中山提出的“五院”制，背离“五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原则，而是实行“五院分治”，由主席统揽。最初之所以要设“五院”，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应政治利益再分配的需要，因为那时“有功的人物至众，唯有庞大的五院政府才能够容纳他们”。只有设立平行的五院，才能调和彼此之间的利益。难怪一个外国记者当时称，国民党实行五院制的政制，是“兄弟间的分赃协定”。

五院制国民政府组织，大体上分为三个层次，即：国民政府本身，即主席、国务会议、辅助和直属机构；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各部会。五院制国民政府概括起来，就是国民政府总揽“治权”，五院分别执行“治权”。以后，也有多次大的变化，政制始终没有理顺，在五院与国民政府本身，五院院长与政府主席（后为总统）之间的职权划分，变来变去，没有定制，当然万变不离其宗，一切变动都服从于蒋介石独裁。

在机构设置上，照顾利益关系，因人而变，叠床架屋，人浮于事。除了上述三层次，定编设员外，还设置了很多辅助于机构，尤其是蒋介石的即兴之作不少，这样的运动那样的中心，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临时机构增设，由蒋介石“钦定”即可，到了抗战后期，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机构膨胀，人浮于事，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庞大的行政费用开支，不堪重负，这是当时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之一。

在权力运作方式上，特务政治介入，把权力的使用异化为暴政。以党治国，一党专制，人民没有民主可言；而且低效无能的政府不仅不能给人民带来福祉，反而搜刮民脂民膏，人民群众不堪重负，常用各种形式表示不满与反抗。蒋介石独裁，也在国民党内树敌众多，常有分庭抗礼之举。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和自己的独裁，蒋介石建立了庞大的特务机构，分两大系统，即“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特务机构在活动范围、行动方式和机构设置上有所不同，但都听命于蒋介石。军统特务的头子是戴笠，军统特务要员沈醉后来说：“戴笠是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凶恶的走狗。”

受蒋介石指使的特务组织，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绑架，暗杀其政敌，屡见不鲜；肆意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者、革命群众，杀人如麻；压制民主，镇压民众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流血惨案，罪恶屡屡，罄竹难书。高压政治，压而难服，国民党置政权于与人民为敌的地位。

评析：

以党治国开始于国民党“训政”之初。这是与民主政治完全背离的治国方略，弊端种种，从国民党执政地位自身考察，最大的弊端就是以党治国，导致政体不顺，在权力配置上，高度垄断，个人独裁，所谓民主集中制只是闪烁其词的空话、假话，这是导致国民党政坛纷争不断，没有多大内聚力的体制性的原因；在政制组织机构的职能上，难以理顺，朝定夕改，规制失范；在权力运作方式上，特务政治介入，把权力的使用异化为暴政。

而紊乱的政制，使蒋介石的权术有了用武之地，他的确获得了很多很多。然而，１９４９年，在国民党腐朽政权即将倾覆之际，他玩弄“下台”的把戏，以愚弄“天下”，挽救失败的命运时，却再也不灵了。覆巢之下无完丸，蒋介石在大陆的一切政治权力与其“党国”一起被砸得粉碎。

77、阉割“主义”，党魂不存

蒋介石提出，要唤醒党魂。他自诩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要把国民党建设成真正的三民主义的党。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宣言》提出“从组织与理论上建设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的党建目标。不过他所说的三民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与他的新三民主义风马牛不相及。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党魂荡然无存。

事例：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与进俱增的革命理论。１９０５年，在创建同盟会期间，他第一次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概括为三民主义，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历了争民族独立、争民权解放、争民生幸福的三个阶段，“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此后，他和他的战友们对三民主义进行阐发、宣传，并指导革命实践。在这一革命思想指导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辛亥革命后，他的思想曾出现过迷茫，他认为前面两个“主义”的目标已经实现，因此，提出“一民主义”，宋教仁血案发生后，他再度打起民权主义的旗帜，主张“二民主义”。到了１９１９年，再次重申“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规约》总纲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此后，他潜心研究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研究与进一步阐发三民主义，增加一些新内容，即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内容。

以酝酿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为起点，在他逝世前的两年里，把三民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合乎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孙中山在大会讲话时特别强调：“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回答与明确了国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革命目标和团结和依靠的力量，是新三民主义的灵魂。

蒋介石口口声声讲的三民主义，是阉割了“灵魂”的三民主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完全抛弃了“三大政策”，他对共产党使屠刀，而正是这个党诚心诚意地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一个正在“堕落中死亡”的政党焕发了青春；共同掀起大革命高潮，推动与支持北伐战争；把屠刀对准工农革命群众。他不仅放弃了反帝的纲领，而且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维护其在华利益，为了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援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不但不反封建主义，反而与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压迫与剥削贫苦农民，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精神荡然无存。他打着“训政”的旗号，愚弄民智、强奸民意、压制民主、剥夺民权、不顾民生，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主精神荡然无存。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被阉割、被抛弃，他所要坚持的，是三民主义中，主要是旧三民主义中的消极的因素。孙中山的理论如同任何一种革命理论一样，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孙中山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增加新鲜内容，摒弃错误的、不合时宜的内容，同时，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在旧三民主义中存在某些消极的内容。比如，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的思想中出现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思想倾向；强调党内集权，要求党员绝对服从领袖；在国共合作过程中，他一方面强调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另一方面，却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包含在他的民生主义中，他要“毕其功于一律”，如他的世界观上的二元论。

蒋介石把这些消极的东西，加以坚持与放大，正如当年张闻天批评蒋介石的假三民主义时所说的，假三民主义的反动性“在于削弱与掩盖三民主义中基本的革命精神，保存与发展了三民主义中所包含的一些消极的与保守的因素，而使之成为不彻底的、富于妥协性的或片面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蒋介石还在三民主义中塞进了没落、腐朽、反动的思想内容。

首先，移植封建伦理思想，使三民主义儒学化。使三民主义儒学化，戴季陶是开创者，他大力宣扬“仁爱是人类的天性”等观点，用以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国共合作。蒋介石强化了戴季陶儒家化的三民主义。

一是用“致良知”解读“知难行易”。“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在早期革命活动时提出的，当时强调“行易”，是为了鼓舞人们革命的信心。儒家思想强调人自身的修养，提倡从人性本源出发，从自我做起。１９３２年，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作了《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的报告，认为，要阐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必须借助于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认为，孙中山不仅承袭了孔孟，与王阳明有师承关系。

其实，孙中山所说的“知难行易”，虽然借助了中国古代的知行观，但所表达的思想却是全新的，在认识对象上，孙中山强调应以整个宇宙为对象，人们的正确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和哲学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的。这与王阳明以心为对象是完全不同。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指“良心”，而孙中山所讲的“良知”是主义和方略。他之所以要用王阳明的“致良知”来解读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是要转换命题，是要强调，“知识”的“知”难通，不必强求，你们“行”就可以了，“主义和方略”那是我们的事情，要党员、民众老老实实地听从他的一套，这无疑是要党员盲从，要民众顺从，是一种愚民的理论。

二是尊孔复古，倡导封建纲常伦理。蒋介石在他的“伦理建设”设想中认为：“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负政治责任者的生活行动态度，皆要合乎礼，就是合乎宜”，“政治应该由各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国家完满负责做起。”他把“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看作是“做人、教人、革命与复兴民族”的起点。他要求人们“重礼、尚义、明廉、知耻”，他解释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青青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１９４３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在书中竭力美化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思想。他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一再声称，中国古代就已存在民主思想，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就是来自孔孟的“民本”思想。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与孔孟的“民本”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其关节点在是对民的政治地位的认定上，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是主张“人人平等”，主权在民，权由民予。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而孔孟的“民本”思想，则“君临天下”，权由君一人独揽，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可言，所谓“以民为本”中的“民”，也只不过是人治社会的一种“子民”思想，蒋介石用“民本”思想，诠释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实质上，要用“偷天换日”之术，用儒家思想顶替三民主义中的民主精神。儒家化了三民主义，民主精神荡然无存。

其次，引进法西斯主义，为暴政张目。１９３１年５月，在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公开提倡法西斯主义。他在致开幕词时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说为依据，以工团组织为应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先后。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义，即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蒂三种政治理论。共产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自由主义的理论“高唱自由”，“各据议席”，使“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唯有法西斯的政治理论，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他及其御用文人对这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形成有明显蒋记色彩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其主要特征是：

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政治以人为本，政治应该由个人对家族、社会和国家完满负责做起。蓄意抹杀阶级社会的阶级存在的事实，以图掩盖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本质。解释国家职能时，抄袭德意法西斯理论中有关国家的论点，把国家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说成是一个生命体，目的在于掩盖国民党政权对人民、对共产党施行的暴政，要广大民众心悦诚服地做这个生命体中的一个细胞，任其压迫、奴役与宰割。

在组织上，排斥一切进步的、革命的党派，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资源垄断的理论。他认为中国要在世界上谋生存，没有第二个合适的理论，唯有他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统一中国，必须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他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他说：“以党治国，就是国民党治国”，“在革命没有成功，三民主义没有实现以前，不能允许有第二个党来攻击国民党，使得国民党失败。”

在权力配置与运作上，强调高度集权，宣传独裁合理，强化特务政治，施行高压政治，压制民主和任何越轨的政治行为。他认为，唯有法西斯蒂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特务组织复兴社的纲领公然宣称在中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说法西斯蒂是中国唯一的救世主。在陈立夫亲自主编法西斯头子传记中，公开说中国政治舞台上早已出现了一个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物了，这个人物就是蒋介石。

为了向希特勒、墨索里尼取得“真经”，使法西斯主义在中国落户，他还派特务头子郑介民组团到这些国家考察，学习其法西斯统治的方法，并聘请德国高级顾问，直接来华传授他们的理论。与此同时，大张旗鼓地宣传，为法西斯主义鸣锣开道。一时间，法西斯头子的传记、语录、《蒋委员长讲话集》、《法西斯与三民主义》等，泛滥成灾，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评析：

“主义”是一面旗帜，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是指引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旗帜。三民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孙中山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总结正反经验，吸收科学的理念，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这是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党魂。蒋介石叛变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蒋介石要唤醒党魂，然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和民主精神被阉割，“主义”只剩下个空壳，党魂不存。他从中国故纸堆中，翻出封建政治伦理，移植于三民主义，从西方思想武库中，捡回最反动的、为民主国家嗤之以鼻的法西斯主义，塞进他的三民主义大口袋里，这个“主义”已腐烂变味。用这样的理论治党，越治越乱，越治越糟，指导理论的陈旧腐朽，必然导致受其指导的政党的落后与变质。

78、派系林立，党基塌陷

巩固党基，是蒋介石念念有词的又一个党建任务。他所说的党基，主要不是讲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他是不愿意公开承认国民党的剥削阶级属性的；主要说的是组织建设。这也只能是一个空头支票，因为国民党组织建设的顽症是派系林立，内耗不止。究其根源，固然有历史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蒋介石带头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使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久斗难了。可以这样说，自蒋介石把国民党领上执政党地位之日起，它的基础就已塌陷；而蒋介石多次搞的“整理党务”，整顿组织，实为打压党内异己力量的手段，结果是越整越乱，越治越散。

事例：

蒋介石为了攫取更多的权力，实行独裁统治，常常是主动挑起党内纷争。拉汪打胡也好，拉胡排汪也罢，扣胡风波也罢，基本上是蒋介石运用权术，挑起的纷争，而且他一次又一次地从中获得很多政治利益，应该说，派系林立，党内纷争不止的源头在蒋介石身上。他使用权术，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派系林立，导致无序竞争，元气大伤。无序竞争，使国民党政治生活中，出现许多怪现象。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召开了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一大怪事。其缘由在于蒋介石急于想当总统，担心国民会议，不会通过设总统一职的动议，抢先发言，称“总统问题不必提，亦不应提”的谈话，引起政敌的不满，元老派胡汉民和太子派孙科联手发难，搞得蒋介石很狼狈，他指使特务将胡汉民扣押起来。由此引发了宁、粤纷争。

胡汉民被释放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在上海会晤，表示捐弃前嫌，“握手言和”，在上海举行的所谓和平会议，实为分赃会议，达成妥协，由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数量相等的中央委员。于是，宁方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开幕。滑稽的是，蒋介石在大会上致开幕词的题目却是《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他高喊国民党要“精诚团结”，团结是这次会议的两大使命之一。同月，在广州也召开了一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谴责蒋介石、张学良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坚持必须以蒋介石下野为宁粤合作的先决条件。由于意见不一致，孙科、汪精卫率领他们的人马从广州的“四大”分裂出来，到上海，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１２月，又召开了一个国民党“四大”，这样几乎在同一个月，宁、粤、沪三处开了国民党“四大”，真可谓开了政党会议的先河。

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发生行刺风波，是国民党政治生活中的又一大奇闻。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代表合影留念时，发生了枪击汪精卫的事件。在这里，暂且不议论行刺者的动机如何，只看此事件发生后，在国民党内所引起的相互指责、猜疑，就可以看到派系建成的隔阂根深蒂固。汪派一方，认为是蒋介石指使特务所为，理由是蒋介石在合影前，自己稍稍离开，再就是蒋介石有对政敌下毒手的劣迹记录。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与蒋介石大吵大闹，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再一大怪事，那就是国民党中央作出开除与恢复党政要员党籍之事，不胜枚举。谁掌控中央大权，就要下一纸开除、通缉对手的命令，而没多时日，又是同样的中央、同样的掌门人，下令为他们恢复党籍；当然也有这一派开除那一派党首的党籍，那一派开除这一派党首党籍的。之所以如此，因为在国民党内虽然派系林立，但没有定势，没有长久的朋友，也没有长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今天桂系与粤系联合起来反对蒋系，明天，桂系又与蒋系联合起来倒粤系，派系纷争经久不息。蒋介石早就看出这一弊端，他在１９３１年召开的四大上指出，这几年来，内部纠纷不停，国民党支离破碎，“国民革命的生机几乎断绝”。如何解决，他没有办法。

派系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这种影响力从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圈外的排他，非本圈内的，一律排斥；另一方面，是圈内圈中的排他，在同一派系中，或因籍贯，或因学校，或因隶属，或因出身等等的不同，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的不同，在国民党这个特殊的政治土壤里，都可以生长出新派别，可以无穷地分裂下去。

这种排他性，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相互掣肘。一方遇险或遇难，大多的情况下，不是相互支援，而是观望，幸灾乐祸，更有甚者，是落井下石，借刀杀人。在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的嫡系杜聿明的３０万大军被解放军围困，危在旦夕，这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他心急如焚，下令调暂时归白崇禧指挥的蒋嫡系宋希廉部增援。白崇禧坚决不准宋离开，嘴里说大战区离不开宋希廉部，内心里却是希望蒋的嫡系损失。蒋奈何不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王牌部队被消灭。

派系林立产生的离心力，使国民党军队濒临崩溃。蒋介石自成体系，排斥异己，党心、军心涣散，离心离德。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起义，起义当然主要是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厌恶，但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诱因，那就是蒋介石厚此薄彼，打压、乃至千方百计地削弱非嫡系部队。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师以上的重大起义达６０余起，起义兵力达１１４万人，占国民党总兵力的１／７。如辽沈战役中，曾泽生部的六十军起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曾虽然也是黄埔军校高级班学员，但由于他归属滇军，长期受压，１９４６年受命开赴东北，镇守长春。在此前不久，蒋介石对滇系进行了打击，改组云南政府、免去龙云的军政职务，滇系与蒋的矛盾加深。长春被围，国民党空投粮食，首先满足蒋介石嫡系部队新七军，引起曾部极大不满。在共产党的策反下，举行起义，蒋介石嫡系被俘或被歼。这里说的虽然是军队的起义，但率领起义的都是国民党员，没有他们的命令，起义是无法进行的。

派系使得党基塌陷，还表现在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因不堪蒋介石的独裁与高压，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而另组新的党派上。抗战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秘密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前者由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等人发起，后者的主要发起人是李济深、何香凝。可以说，这些人如同他们党的名称一样是国民党的促进派，很多是党内的精英。但他们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所不容，不得不重新组建革命的新党派，以在人民民主革命中发挥更大作用。１９４７年年底、１９４８年初，国民党各民主派在香港大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大会选举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十六人为常务委员，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的夫人都在形式上离开了这个党，国民党的基础已经崩溃。

评析：

蒋介石把巩固党基作为组织建设的根本性任务，然而，在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则是其组织上的顽症。

派系林立党基塌陷。第一，派系林立，导致无序竞争，元气大伤。在国民党政坛，你争我斗，此起彼伏，恶性循环。第二，派系具有天然的排他性，派系与派系之间相互排斥，派系又具有无限可分性，派中有派，圈中有圈，相互掣肘，拆台有余补台少有，各种离心力使国民党组织涣散，很难形成内聚力。第三，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使党内的民主精英难以栖身。第四，派系林立产生的离心力，使国民党军队濒临崩溃。蒋介石自成体系，排斥异己，党心、军心涣散，离心离德，到了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时刻，自行瓦解。

派系林立固然有其历史上的因素，但根子在蒋介石，他在党内带头结党营私，形成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自己带头搞派系、立山头，其他的政客必然效法；自己要扩张派系，不能真的去解决派系林立的问题。

派系林立的问题久治难愈，又一个根源在于，政治利益的驱动。各个政治集团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或者也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需要拉帮结派尤其是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维护所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利益，常常是主动挑起派系斗争，打压其他利益集团，这样势必促使其他派系的内聚力。即使打着维护党基的旗帜，别人也不会束手就范，这样的组织治理只能是越治越乱，越治越散。

派系林立的问题久治难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国民党缺乏严密、完善并且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法规，政坛竞争始终处于无序的状态，权术成为重要的运行机制，派系林立既是这一政党政治的产物，又是这一政党机制用武之地的基础。

派系林立的问题久治难愈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已完全丧失革命性，成为腐朽没落阶级的政党，其阶级本性是结党营私、派系林立的总根源。

79、以“诈”损德，威权丧失

西方政治学认为，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首先是法的权威，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当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在这里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民党政权建立在非民主政治基础上，而且蒋介石实行的是独裁统治，很显然他的权威性来自个人的权威。蒋介石的人格形象并不怎么好，又缺乏政治艺术和政治幽默，先天地缺失人格魅力。而他又是最看重个人权威的，最具虚荣且心地狭窄。他不择手段地用权术和狡诈，制造人格的威权，想方设法地维护自己的威权。

事例：

例一：心胸狭窄，有仇必报。

领袖人格首先体现在胸襟开阔，豁达大度上，古人有“宰相肚里能撑船”之说，而最高领导人更不用说了。蒋介石却是小肚鸡肠，缺乏领袖应有的风范。他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不忠、不恭，更不能容忍做有损于他的声望及其威权的事情。同一件事，对其态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后果。

西安事变期间，刘湘和韩复榘是华东和西南的两大地方实力派，他们又在军阀中小有影响，其态度如何会影响一大群人。韩复榘在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通电全国后，发表了“马”电，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号召集全国有声望人士，共同处理，话说得显然委婉动听，但字里行间隐藏着审蒋、诛蒋的潜台词。在张学良放蒋回钟山后，韩发现自己的宝押错了，担心老虎下山咬人，急忙采取补救措施，但为时晚矣，蒋介石已经怀恨在心。抗战初期，韩复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基本上是不战而败，蒋介石借开会之机，将韩复榘扣押起来，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极刑。韩复榘临阵脱逃，国法军法难容。可是，当时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保全性命的何止韩复榘一人。蒋介石的黄埔得意门生刘峙见日军大军压境，不战自溃，数日溃逃千里，被讥讽为“飞腿将军”，如此劣迹，非但不处理，照样受到重用。

刘湘大体也差不多，不同的是他处于被动，当时“中央军”大兵压境，严重地威胁到四川王的生存。他想趁西安事变，引起政局的变化，使自己摆脱险情，因此，通电表态支持张、杨。抗战初期，刘为了保存川军实力，搞了小动作，被蒋介石的特务发现，蒋对刘湘予以处置，尽管刘重病住院，也不放过。

例二：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蒋介石在政治上很虚伪，他的权欲极大，揽权成瘾。然而，在大庭广众，却总要装出对“大权”不屑一顾的样子，有时甚至还要用书面形式表达。１９４６年年底，他操纵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以进一步使自己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可是他在发表“宪章”演说时却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就更不像过去二十年一样能担负繁重的任务，所以必须将国家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信誓旦旦地要“还政于民”。可是，他的一席话却完全掩盖撕毁政协协议，排斥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民大会”之外的事实。而且在“还政于民”后面，又补充说道，目前多数人民还没有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这样，有能力有良好的愿望参政的政党及其精英被挡在门外，被他认为“没有能力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却只给予口惠，说是要“还政”于他们，但又担心人民用权不保险，绕了一个大圈，才回到他的主题，那就是“假如我自己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云云，“包袱”抖出来了：还是我来独裁吧！

１９４８年春天，总统选举在即，蒋介石却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全体会议上表示，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而提议由一个“卓越之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蒋介石的这个表示，使得一批中央委员犹如坠入云雾之中，互相争论不休，许多人坚持总统非蒋某莫属，他的亲信们越是起哄要他出任，他越是执意推辞。

不过，蒋介石并非真的不想当总统，可以说他为此朝思暮想。没多久有人放风出来，“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之首”，蒋“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在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张群说出了上述传言的奥秘，还说“如果常委会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于是，国民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规定“总统在动员战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３９条或第４３条所规定之限制”。这就使得总统获得了无限制的权力。

总统竞选安排了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对手”居正。通过上述条款的第二天总统选举，蒋介石获得２４３０张票，而陪选的居正只获得２６９张。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选举闹剧。如果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话，那么，蒋介石公开表示不参选总统，为的是获得绝对的“总统”权力。

例三：设置陷阱，让对手难堪。

蒋介石小肚鸡肠，还表现在，常使用雕虫小技，让对手难受或出丑。在１９４８年选举中，副总统由谁担任，蒋介石很是关心，他担心此位旁落，希望孙科担任。可是，李宗仁宣布要竞选副总统。而李宗仁要比孙科的竞争力大，蒋介石有些坐不住了，他亲自找李谈话，要李放弃，李执意不肯，蒋威胁说，我不支持，你难当选，李却毫不退让，两人不欢而散。蒋介石看明里不成，就在背后使绊子，发动黄埔系，ｃｃ系以及一切可以动员的人马全力出动，为孙科拉选票。一些代表还受到威胁、恐吓。李宗仁在政坛混迹几十年，老谋深算，他以退为攻，在大会上，突然声明以选举受到“压迫统制”为由，退出竞选，使闹哄哄的国民大会被迫中断。蒋介石非常尴尬。于是，召见白崇禧，表示自己没有袒护誰，要白劝李继续竞选。这样李宗仁收回声明，参加竞选，且竞选成功。蒋介石如同吃了一个苍蝇，说不出的滋味。选举副总统那天，蒋介石在官邸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报道。当广播李宗仁获胜时，他一脚将收音机踢翻，此失常态之举，表明他对李宗仁恨到什么程度。

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０日，举行正副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趁机给李宗仁设一个陷阱。事前李宗仁请示蒋介石，就职典礼上正副总统应着什么服装？蒋介石说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急忙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装店，赶制了一套硬领燕尾服。到典礼前夕，李宗仁忽然接到蒋总统手谕说，典礼改着常用军服。

可是在就职典礼上，总统就位时，李宗仁忽然发现蒋介石并未穿军服，而是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样子，着长袍马褂。而身着军服的副总统，站在蒋介石身边，活像个副官，在文武百官和中外贵宾面前，使李宗仁很尴尬。李宗仁望着蒋介石，心里愤愤不平地想：“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他也非等闲之辈，很快找到心理平衡，他想你让我出洋相，我也让别人知道你蒋某人的为人，他在蒋介石旁边站得笔挺笔挺的，这样的造势，旁观者心知肚明，所损害的倒不是李宗仁的尊严，而是他蒋介石的形象。

例四：越俎代庖，诿过他人。

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从战略到战役乃至规模不大的兵力部署与调动，能插得上手的，那是非插手不可的，他经常是越级指挥。辽沈战役中，卫立皇任东北“剿总”，可是调兵遣将，都由蒋介石在南京或亲自坐飞机抵达沈阳指挥。蒋介石召集开会，只是要别人附和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听，他就破口大骂。眼看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被全歼，卫立皇无可奈何地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尽管是蒋介石越俎代庖，而不是卫立皇指挥的，可还是要卫立皇替自己受过，他下了一道命令，对卫立皇撤职查办。命令说：“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皇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权，向下级推诿过失，政治道德全无。难怪他的嫡系亲信杜聿明说蒋介石就是没有“指挥道德”，可谓一语中的。

评析：

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以“诈”损人，最终受损最大的还是他自己，以“诈”损德，威权丧失，仅有的一点人格威严，被不道德的“诈术”冲洗殆尽，连杜聿明这样的对蒋介石忠贞不二的亲信，直言蒋某人没有“指挥道德”，这位集委员长、总统、“大元帅”于一身的领袖人物的人气指数降到了何等的程度，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下场。

他对自己的亲信这样，对一般老百姓那更不用说了，以“愚民”手段，高压政治，特务暴力而对待之，搞得民怨沸腾，天怒人怨。

旁观者清，早在１９４７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考察后，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大多数学生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他是完蛋了。”蒋介石在美国主子那里，遭到鄙视，１９４８年，５至８月，司徒雷登向华盛顿送去了１５篇报告，详尽地反复数落蒋的谬误，他的结论是：“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而外，没有多少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负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他向美国决策者建议，逐蒋下台，“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蒋介石的威权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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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一党专制，在堕落中死亡

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之前，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南京政府后，一党专制的国民党，也是在堕落中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在堕落中走向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其固有的反动性外，以党治国，一党专制，失去监督也是根本性的原因。权力制约理论认为，失去监督与制衡的权力是腐败的政制根源，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事例：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假“训政”之名，行以党治国，一党专制之实，剥夺民权，压制民主，垄断政治资源，独霸政坛，排斥其他政党参政，严格舆论管制，拒绝外部监督，且内部没有健全的权力制衡机制。

多党并存格局，是现代政党政治制度的重要前提，也是对执政党实行监督的体外制衡机制。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多党形成极其艰难，民国初年的政党林立现象只是昙花一现。事隔１０年，产生了新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后来又陆续出现一些民主党派和其他党派及类似党派的团体，但由于种种原因，多党政治很难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由于吸收了共产党人这样的新鲜血液，获得了新生，并开创了多党合作的局面，正在朝多党政治艰难地迈进。然而，由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阴谋攫取国家最高权力，背叛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实行所谓的“分共”政策，实为大屠杀政策，导致国共分裂，中断了多党政治的进程。

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多党政治形成提供了新的机遇。武汉抗战时期，建立国民参政会，尽管这是一个民意性的机构，而且国民党加以限制，但为多党政治的培育提供了一个平台。不过，后来由于国民党一党独大，靠自己所垄断的政治资源，排斥中共和其他民主人士，国民参政会成为掩饰太平的摆设。

抗战胜利后，经过重庆谈判，国共两党在建国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向多党政治迈向了可喜的一步，中共代表和民主党派代表协调立场，国民党代表虽有作梗，但还是基本认可会议主流的政见，形成政协五个建国协议，为人们展示了多党政治的良好的前景。

不过，这也只是良好的愿望而言。蒋介石再次逆潮流而动，违背民意，撕毁政协协议，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虽有两个小的御用政党参与，那也只不过是向外界展示“民主”的花瓶，对执政的国民党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他们不愿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实施监督。

与此同时，严格控制舆论，舆论一律，歌功颂德，粉饰天平，有胆大为者，直言批评，那也只是凤毛麟角，即使这样，随之而来的是暗害、查封。民主管道闭塞，民怨沸腾也只是一种发泄，对国民党产生不了监督制约的作用。

失去多党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国民党，可以说是在政治上放荡不羁，为所欲为。

以党治国政制不顺，一个重要表现是缺乏权力监督的权力配置。虽然也设了“五院”政制，可是，其初衷主要还是为了表达国民党政权的历史逻辑的“合法性”，即继承孙中山的遗愿，贯彻他的“五院”政制构想，唯我才是正宗三民主义。君不知，那个“五院”与孙中山的“五院”相差甚远，孙中山的“五院”制，基本指导原则是，权力分立，相互制约，防止权力滥用。可蒋介石搞的“五院”制，却是“五院”统制，权力基本归于一人。很难体现相互制衡，即使有那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不是制度意义的合理性。

没有监督的权力，与其说是一匹野马，倒不如说是一匹凶恶的野兽，人性、理性丧失，权力滥施，权力腐败接踵而来，在权欲、私欲支配下的这匹野兽，无恶不作，国家、人民的财富被大量吞食，权力本来是创造公共利益的工具，此时却成为了吞食者。国民党随同变异了的权力一起堕落。

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后，对自己的生活行为有所自律，其历史上的劣迹少见发生，个人日常生活也不大奢靡。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政治家的小节如何，固然影响形象，然而，政治大节尤其重要，蒋介石背叛革命这已经失去大节，他当政后，也没有去补偿，而是独揽大权，甚至揽权成癖，实行独裁，将公共权力私人化，这是最大的政治腐败。蒋介石的政治腐败，是国民党官场腐败的始作俑者。上行下效，带动左右，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权钱交易，无奇不有。

抗战时期，国民党借战时集权之名，加强了对政权的垄断，使国民党一党专制政体强化。在这样的政治土壤里，蛀虫大量繁衍，国民党官场的腐败愈演愈烈。“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仰仗手中的政治权力，利用特权，控制国家主要经济命脉，通过独占金融、掠夺土地、垄断商业、吞并工矿业、控制交通运输，大发国难财。１９４４年宋子文仅在美国的财产就超过４７００万美元。大小官员贪污腐败成风，沉迷于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之中。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在重庆考察，看到重庆官场如此景况，感到震惊。他随后到延安考察，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景，毛泽东、朱德等领袖“设宴”招待他，饭菜非常俭朴，他却十分高兴，回到南洋报告中国之行时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接收变成“劫收”，而且国民党的所谓开始“宪政”，也只不过是走走过场，一党专制依然如故。官场腐败恶劣的程度令人发指，在选举所谓“国大”代表中，一些官僚、政客、豪绅都要当“代表”，采取种种舞弊手段。国民党为了装饰门面，分给青年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的一些票，被他们抢走了，有４２７人被勒令退出“代表”资格。于是请愿、闹事、绝食、哭灵，包围中央党部，以至在大会开幕之日抬棺材到会场门口等抗议行动，把政治腐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官员借“接收”之机，大发横财，普遍贪污腐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就曾用“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话，形容当时官员贪污腐败现象。１９４８年７月，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总结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失败的教训时说：“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国民党整体腐败，不仅引起民众的愤慨，而且也引起其后台老板美国人的不满。１９４８年５至１０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华盛顿送去１５篇报告，详尽而反复地数落蒋介石的谬误。美国总统杜鲁门多次指出中国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１０亿美元的货款，在纽约列入中国私人的银行户头。美国银行界传出，宋家和孔家确实有２０亿美元在在曼哈顿。杜鲁门得知后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当然调查的结果一起保密，直至１９８３年之后才作了部分解密，但仍有所保留。杜鲁门对国民党的官员们截流美元的贪污行为气愤至极，若干年后，他在与美国的一位作家谈话时，仍然余气未消，骂道：“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的３８亿美元中，偷了７．５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堂堂的美国总统居然用如此粗鲁的语言，责骂中国国民党的官员们，时至今日，人们看到这些文字，会为此羞愧，并会对国民党官场的腐败损害国格感到愤怒，不知当年蒋介石听到杜鲁门的责骂有何感想？

国民党官场腐败，战场失败这两个互有因果关系的过程，已无法终结，国民党内正直的人士忧党者不乏其人。陈布雷就是其中一个。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他，为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艰危和种种腐败状况忧伤不已，自谓“目睹耳闻，饱受刺激”，“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文胆”斗胆向蒋介石进言，一是与中共和谈，二是责令孔家拿出六亿美元作为军费，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与羞辱。自己无力回天，进言领袖又拒绝，悲愤之下，服大剂量的安眠药自杀。

被国民党内讥讽为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的蒋经国，打算以治乱必用重典之策，奉蒋介石的旨意，在上海打虎，喊出“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口号，来势汹汹。这本来是一种经济补救行为，蒋介石想通过此举，榨出更多的钱财，用于军费。可小蒋却要借势演化成一场政治攻势，敲山震虎，以遏制住迅猛蔓延的官场腐败之风，使国民党起死回生。外国记者形容蒋经国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商人称他是“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

可是当他碰“四大家族”，想来个釜底抽薪，查封孔家大公子孔令佩的扬子公司时，他再也不能朝前走了。宋美龄走出前台，亲自与小蒋争斗，把老蒋搬出来，正在东北坐镇指挥的蒋介石急匆匆地赶到上海，止住了蒋经国的打虎行动。被抓的孔家大公子被放了出来，扬子公司转移到美国佛罗里达。蒋经国“补天”不成，精神几乎崩溃，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描写道：蒋经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狂哭狂笑。”已经彻底堕落了的国民党，是任何人都救不了的。难怪蒋介石对部属说了句“来生再见”。

评析：

一党专制是导致国民党腐败的体制根源。其最大弊端是拒绝任何形式的监督。权力制约理论认为，失去监督与制衡的权力是腐败的政制根源，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第一，垄断政治资源，排斥其他政党参政，拒绝党派监督。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创的多党民主政治进程断裂，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虽然建立了国民参政后，那不过是一个咨询性的机构，即使这样表达一个民意的机构，蒋介石后来也严加控制，使其徒有虚名，排斥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而一些民主党派的参政员的行动也严加限制，无法对国民党进行监督；抗战胜利后，撕毁政协协议，召开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取缔民主党派，为所欲为，中国共产党不能通过正常的民主路径对它进行监督，各民主党派更是奈它不何。

第二，严格控制舆论，舆论一律，歌功颂德，粉饰天平，根本谈不什么舆论监督。

第三，假“训政”之名，行愚民之实，对民众实行组织控制和精神控制，没有任何真正能表达民意的渠道，民众发起的民主运动受到残酷镇压，敢于揭国民党短的知识分子遭受到打击，甚至被杀害。

第四，国民党没有内部没有健全的权力制衡机制，政权运作虽然有“五院”的设置，但“五院”为蒋介石控权，没有真正赋予权力制衡的职能。国民党的组织纪律约束，异化成派系斗争的工具，无法自律。蒋介石也多次搞过整理党务，但那时打击、消灭共产党的代名词，根本不是对国民党的整顿。即使蒋经国在上海用打“老虎”造势，也被蒋介石予以制止。

失去监督的国民党整体腐败，在堕落中死亡。

蒋介石把国民党领上了执政党的地位，他为国民党争取到了不少的政治利益，蒋介石也依托国民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人独尊，叱咤风云，风光了数十年。他及其同僚们关于“党国”的定位，关于一党专制、以党治国的方略，把国民党捧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一党专制也把国民党政权一步一步地送上了断头台，历史的辩证法竟如此地无情。

“天若有情天易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用武力推翻了国民党腐朽政权，顺乎天理，合乎民意，开创了人间正道，把中华民族引上争取伟大复兴之路。

81天、“整党”补天，为时晚矣

国民党为什么会在国共大决战中失败？蒋介石在败逃台湾前后，进行了反思。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７日，他在公开声明中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政治的缺点，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１９５０年春，他进一步说：“戡乱的失败，是党的失败，而党失败主因，是一般党员对三民主义之信仰的动摇。应特别警惕者：（一）曲解三民主义。（二）毁弃革命领袖。”这次总结虽然比在大陆的总结具体了一些，但关于国民党的失败原因引申的议论并没有把脉拿准，三民主义动摇者首先是国民党高层，而又以他为代表者，他所言的三民主义已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但话又说回来，他是要用蒋记“三民主义”来凝聚党心、人心，而不是把国民党回复成真正的革命党。败退到台湾后，他对国民党进行了整顿，把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反思付诸于党的建设的实际行动。

事例：

败退台湾时局稍微稳定后，他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造（我们在这里用的是“整党”，因为，蒋介石在大陆时多次搞过“整理党务”，用“整党”反映这段历史便于前后衔接，同时，也可以有一个参照）。他说，每当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的关头，必致力于党的改造，在总理的手上，党的名称有五次更换，党的组织亦经五次的改革。表示：①虚心接受中国内地失败的教训。②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③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

１９５０年７月，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国民党的改造开始，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宣布“改造”工作结束，国民党的这次“整党”历时两年多。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整顿国民党组织。在组织整顿方面，重新建立了基层组织，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既是这次“改造”的领导机关，又是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

中央改造委员会由陈诚、蒋经国、张道藩、张其昀、谷正纲、郑彦等１６人组织，而原来的中委有４６０人，这样一改精干多了，当然，在台湾也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人。

在党的基层组织方面，国民党在大陆的大溃败，基层组织垮了，党员队伍散了。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发表公告，号召国民党党员归队，并明确了归队的期限。１９５１年１月起，开始进行党员登记，凡到期未登记的，以放弃党籍论处。经过“党员归队”，重建了各级党部和组织系统。为加强国民党的力量，还从台湾当地吸收了新党员。

二是进行思想教育与训练。思想教育通过两种形式展开，一种形式，是基层党组织组织学习，进行自我性的教育。按照重新重建的基层组织，集中进行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三民主义理论和蒋介石的著作，学习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文件和报纸上的有关文章等。

另一种形式，是通过各类训练班集中培训。一般党员到训练班进行短期学习、培训；组织中央改造委员会成员深入各地，对基层干部进行巡回讲演，宣传有关理论；中高级党员干部到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进行专门学习、培训，当然其中心内容是“反共”的宣传。据统计，在“改造”期间，受训的基层干部有１２０００余人，其中党小组长８０００余人；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举办了２０期，共培训学员３６６６人。“革命研究院”是蒋介石继黄埔军校和庐山军官训练团之后，在台湾开办的高级将领培训基地，这里培养的人被蒋介石看成是他的忠实骨干。通过教育，加强了对国民党党员的精神控制，在一定程度中增加了党的凝聚力。

三是整顿党员队伍和公营企业党的组织。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还颁布了《国民党改造纲要》，规定了“上级监督，本级检讨、下级检举”的监察方式，揭露腐恶分子，当然，此举，也有排除异己的用意。１９５１年７月，中央改造委员会颁布了《本党各级党部业务设计招待考核办法》，定期考核各级党组织的工作。１９５２年１月，又发起了“自清运动”，要求国民党员对照“改造纲要”自我反省，检查过关。

整顿党组织，主要是整顿国民党党营企业的党组织，着重调整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层，与此相关联，对企业进行整顿。在所有党营企业中，先将蒋介石他们认为“不适”的董事免职，代之以“对事业有兴趣，富有责任心，并能实际负责”的党员担任。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排斥非蒋系人员，亦即排斥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的人马。

与此同时，对企业管理进行了整顿，对企业实行会计稽核审查人员调动制度，所有稽核人员均由中央有关部门委派，每隔两三年互相调换一次。还建立了人事经理考核制度，分清企业负责人的权、责、利，并定期考核，还对企业负责人具备的业务知识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四是拓展党员的构成成分。《改造纲要》规定，“本党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他爱国的革命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确定党的性质为“革命民主政党”。要求深入到民众中去发动组织农会、渔会时，应先建立党的组织，务必使所有农民、渔民均能分别纳入组织；组织工会时，应先建立本党核心组织，策动工人进行筹组。至１９５２年８月，工农分子在国民党内占的比重已达４９．３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知识分子占２９．７７％，２５岁以下的青年占３５．２９％。这样一改造，国民党在台湾的社会基础趋于“稳固”。

评析：

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改造”运动的初衷考察，这是一次成功的“整党”，其目的达到了。首先，统一了思想，加强了对全体党员的精神控制，尤其是加强了反共宣传，在所谓“反大陆”方面统一了思想，在党内有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目标，因为那时，国民党的人员主要构成还是从大陆败逃到岛上的党员，这无疑为他们回到老家燃起希望，尽管是渺茫的。

其次，巩固了蒋家父子在党内的地位。通过“改造”，把与他们能抗衡的“二陈”排除领导层，且把野心大的陈立夫逼出国，将陈系、宋系、孔系的人马清理出领导层，即使在基层也加以排除。其他派系的头面人物，亦即新老元老级人物，也将他们逼出政坛，至少不让他们担任实职。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蒋系人物了，这就为后来蒋氏父子权力顺利交换奠定了基础。

再次，巩固了党的基础，党员队伍向工农扩展，尤其是吸收了新鲜血液，包括知识分子，使国民党的成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国民党向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党过渡创造了前提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改造”成功了，然而，大势已去，“整党”补天，为时晚矣。江山不在，风光已逝。也只是保全一个偏安一隅的立身之基，苟延残喘之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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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政协《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版

姜华宣等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９月版

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６月版

朱汉国著《中国政党制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版

赵书刚著《中国政党发展的轨迹》，中共中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版

邱钱牧著《中国民主党派史》，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３月版

袁继成等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９月版

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版

军事科学院著《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

余华青著《论权术》，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７月版

李宗吾著《厚黑之道》，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版

张少雄等编著《白话三十六计》，岳麓书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版

吴子等著《孙子兵法》，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版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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