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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1949》


第一章、黎明的前夜 一、将首都建在哪里好

1949年春天。

初升的太阳柔情似水，沉睡了一冬的大地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身着戎装的军人和穿戴朴素的农民和谐相处，军号声和牛羊的叫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道独特的小村风景。

若干年后，当你走进这个很不起眼的北方村庄的时候，你一定会联想起当年那动人的情景。

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曾经风光一时的国民党政府处在摇摇欲坠的境地，大半壁江山已落在了代表中国劳苦大众的中国共产党手中。

蒋介石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在他一手导演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一多半。

在辽沈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8.3万，被俘30.6万，投诚8.3万，起义2.6万，共计47.2万。

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17.1万，被俘32.7万，投诚2.8万，起义2.85万，共计55.5万。

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死伤2.8万，被俘23.3万，投诚0.87万，接受改编25万，共计52万。

大势所趋，历史将开始在这个时候改写了。

毫无疑问，改写这部历史的重任已落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确切地讲，三大战役的胜利更加坚定了毛泽东推翻蒋家王朝的信念。

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及时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务。

随后，各个战场又烽烟四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拉开了向全国进军的序幕。作为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的所在地西柏坡显得比往日更加热闹繁忙，许多战将满身硝烟来往于北方这个古老而又贫穷的小村和打游击出身的最高军事统帅机关的军事家们谋划着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策略。

那时毛泽东是相当繁忙的，随着全国战略形势的转变，他已经开始着手考虑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大事了。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他和他的战友们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

有一天，当毛泽东送走一批刚从前线归来的几位战将后，发现书生气很浓的王稼祥已大步朝他的住所走来。他身着一套洗得几乎发白的灰色卡叽布中山装，脚穿一双圆口黑色布鞋，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地方干部形象。或许是他见了主席有点激动，或许是因为他的体态过于臃肿，他迈着碎步往前急走时只有动作，却没有速度，这种走法远看上去相当感人。

毛泽东笑着说：“好哇！你这个知识分子几个月不见，如今走起路来也有了气势，看样子东北的水土养人哩……”

王稼祥来到毛泽东身边，憨厚地笑着。他抬起右手在光亮的额头上擦了一把，说：“主席，我有事要向你汇报。”

“好嘛，我天天盼着你来呢！咱们进去谈。”毛泽东十分亲切地拉着王稼祥的手，又说又笑地进了小屋。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之后，不但爱横戈马上的战将，也爱胸怀韬略的文人，王稼祥属于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时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主要负责接管城市工作，他的才干是颇得毛泽东赏识的。

这是一间十分简单的农舍，几乎没有什么摆设，除了一张用两条长凳搭起的木床外，最显眼的就是靠窗户放着的那张小木桌和几把椅子了。室内干净整洁，烟味很浓，透过从窗户射进来的缕缕阳光，能清楚地看到淡蓝色的烟雾，可以猜想毛泽东在这里抽烟的频率有多高啊。

毛泽东将王稼祥让到一个长条凳上坐下后，顺手拿起一包骆驼牌香烟说：“来，抽一支吧。”

王稼祥接了一支，眯缝着眼睛说：“主席，这可是正宗的美国货呀！”

毛泽东点燃一支吸了一大口，说道：“这是战利品，陈毅同志在前方打了胜仗，给我送来的，这还得感谢美国佬，他们不远万里，将这些东西飘洋过海送到中国的蒋介石手里，现在又让蒋先生送给我们了，盛情难却哩，不抽对不起美国朋友嘛！”

王稼祥说：“这是美国人没有想到的事啊！”

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现在美国人是想到了……”

他们两人都笑出了声，浓烈的烟雾在室内弥漫，一束阳光从户外照射进来，映照在毛泽东那张宽阔的大脸上，看上去显得格外精神。

卫士长李银桥端来一杯热茶放在王稼祥的面前点头一笑，转身出去了。毛泽东轻轻地弹了一下烟灰，望着王稼祥问：“你现在是东北局城市工作的主管，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主席，东北的情形总体来讲是好的，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接管城市，生产已开始恢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但从全局来看，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好。”王稼祥边说边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

“是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解放一个城市容易，要管理好一个城市就有难度了，主要是建设问题，这么多人口要吃饭，要穿衣，这个困难首先要解决，在国民党手里时，人民没有饭吃，不要在我们共产党手里，人民还吃不饱。”

“请主席放心，我们正在着手抓经济工作。”

“这个做法很好，应该大力提倡。”

毛泽东突然站起来，背着手讲道：“我们现在虽然已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但还有半壁江山仍握在蒋介石手里。我们这个民族苦难深重啊，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呢？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幸福日子。”王稼祥身子向前一倾，打算站起来，毛泽东挥挥手，示意他坐下。

毛泽东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现在想，今后与蒋介石作战在争夺城市上，尤其是在大城市上，应尽量减少用武力解决，还是主张采取和平的途径解放较好，如能这样，人民的财产就可以免遭损失。”

王稼祥说：“这个主张很好，但这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啊。”

毛泽东说：“完全有可能，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哟，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蒋介石本性难移，是抱着与人民为敌的打算的，他会顽抗到底。”

王稼祥说：“如果对一些大中型城市采取和平解放手段成功，意义是很大的，不仅可以避免流血，而且能保护工业、商业，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建设有益处。”

毛泽东点点头，沉思了一会儿，讲道：“内战三年，老百姓的财产受了多大损失啊！我们解放军伤亡总人数已达一百多万了，尤其是那些牺牲的同志如果不倒在战争的血泊之中，将是建设新中国的强大力量……”

毛泽东说到这里时那双大眼睛湿润了。

王稼祥问：“刚才我看见徐向前将军来过了，不知太原的战局如何呢？”

毛泽东说：“太原看样子是一块硬骨头。我同向前同志谈了，我军的准备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要充分考虑到那里的实际情况，那是阎锡山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老窝，打起来是有难度的，不能太自信。”

“有没有和平的办法？”

“希望不大，据向前讲，前几天曾请阎锡山的恩师进太原做阎的工作，希望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但阎锡山顽固不化，根本不听劝阻，竟把那个年已七旬的老秀才给杀了。”

“这个阎锡山是要与人民永远为敌了。”

“是的，这一仗非打不可，也没有什么，我们一定奉陪到底，一切反动的家伙是没有好下场的，历史会做出判决。好了，稼祥，我们不谈这个了，你到我这里来，我很高兴，今天咱们谈谈大事吧！我还要请教你哩。”

“主席是我的老师，我永远是你的学生。”

“唉，不要过谦嘛！你是我们党内的大秀才呀！你是我最信任的同志，我们的交往是有年头了啊……”

是的，毛泽东与王稼祥的关系是不一般的，准确地说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春，地点是在龙冈地区。那时王稼祥刚从苏联回国，年近25岁，他十分渴望把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和掌握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当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四中全会的经过，毛泽东也向他详细地介绍了红军中有关的历史以及当时争论的问题，并拿了一些文件给他看。这次会面给王稼祥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同，他是独特的，他讲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说服力。毛泽东对王稼祥的理论功底也颇为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毛泽东很兴奋地挥笔写下一副苏区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送给王稼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王稼祥欣喜地接过对联，才知道苏区军民就是靠毛泽东的这种战略战术打赢了敌人，发展了自己。此时他感到自己选择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是正确的。

从此，毛泽东与王稼祥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1933年初，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王稼祥同朱德、周恩来一道指挥，取得了黄陂大捷。不久，他们又在乐安县谷岗村研究了扩军计划。4月的一天，敌机狂轰滥炸，王稼祥为掩护身后前来开会的战友，不幸被炸成重伤，弹头打进右下腹。虽经全力抢救，但限于战争环境和医药条件的困难，未能治愈，后来伤口恶化，只好住院治疗。长征开始时，王稼祥被人用担架抬着上了路。毛泽东因长期患疟疾，身体很虚弱，也只好坐担架行军。他和王稼祥都被编在干部休养连，朝夕相处，一起商谈有关党和军队的前途问题。

后来王稼祥才知道，在研究转移伤病员的安排时，博古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同时以身体不好为借口将毛泽东也留下甩掉。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等同志得知王稼祥要被留下时，也马上为他争辩，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坚持要一起走。后来了解到这些情况的王稼祥，既为自己终于能参加长征而庆幸，又为毛泽东等同志在关键时刻这样关怀和帮助自己而感激。

长征路上，王稼祥的伤口经常发炎，流着脓血，腹部还插着一根四五寸长的管子，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他和毛泽东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一路交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

为了统一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毛泽东首先争取到王稼祥的支持。由于“左”倾领导人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王稼祥也为此十分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广昌战役失败，红军伤亡5000多人，王稼祥对错误的军事指挥非常气愤。他指责说，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他认为必须改组军事领导。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决定按王稼祥的说法：“到时候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稼祥不顾伤痛，从各方面积极活动，争取大家的支持，以图挽救危局。他首先找到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想法，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随后，他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取得他们的支持。聂荣臻过湘江时脚负了伤，也坐担架行军，王稼祥就和他一路走，一路交谈，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聂荣臻听后赞成他的看法。朱德和周恩来也毫不犹豫地支持王稼祥的意见。

此时，中央红军突围过湘江，由于指挥失误，伤亡惨重。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在湘西布置了5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如果红军再不改变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军委召开了会议，周恩来、王稼祥等支持毛泽东的“改变战略方向……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的建议。李德对中央红军的绝对指挥权由此丧失，毛泽东又开始参与军事指挥。

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讲到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周恩来也曾说过：“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那时遵义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原因是客观上敌人力量强大，我们“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我们以阵地战对付敌人的阵地战。他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现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

毛泽东是严厉批评“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发言人。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互相抗衡的局势。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王稼祥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驳斥了“左”倾领导人试图推卸责任的辩护之辞，使正确意见一开始就以三比一的绝对优势占了上风，压倒了“左”倾人物一贯狂妄自大的气焰。会议最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结果，也体现了王稼祥所倡议的两项内容：一是撤销李德中央军事顾问的职权，取消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把李德“轰”了下来。二是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的组织召开过程中，始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陈毅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谈到遵义会议时，形象地把王稼祥比作楚汉之争听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

人们可以看出陈毅的这句话对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的关键作用做了准确的评价。

当然毛泽东对王稼祥的器重在党内也是人人皆知的……

一个机要秘书从外面进来，手里拿了一份电文请主席签字。毛泽东拿起毛笔潇洒地画了一个圈说：“送交恩来同志再阅。”

机要秘书走后，毛泽东又点了一支烟，望着王稼祥说：“全国胜利指日可待，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工作重心也应该开始转移，要进城指挥。全国胜利了，你说说，我们这个政府应把国都设在哪里好呢？”

王稼祥眉头一皱，讲道：“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恐怕说不好。”

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你是清楚的，历代的国都不是在开封、西安，就是在北平、南京，我们就准备在这几个城市里选。”

“中央是否已定了？”

“还没有最后定，你看在哪里最好？”

王稼祥不再拘谨。他随口说：“依我看选在北平为宜。”

毛泽东很感兴趣，问道：“好哇，你说说理由嘛！”

王稼祥说：“这只是我的一点浅见，主席见笑。我认为选西安不好，这个城市虽然古老，但太偏西了，是不利于将来发展经济的。”

毛泽东点头。王稼祥继续说：“开封，包括洛阳虽有九朝古都之称，但都地处中原，坐落在黄河岸边，地势较低，常遭水患，经济发展也很落后，不适宜建都了。”

毛泽东说：“南京怎么样？”

“也不合适。”

“为什么？”

“这个地方更不适合了，纵观历史，都说金陵是个好地方，但大凡是在这里建都的王朝气数都不是很长，我这样讲当然是有一点迷信色彩，这又是事实，我们共产党人也不能一点都不讲究这个，再说现在的国民党政府设在这里，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很多，从战略上讲离沿海太近。”

毛泽东说：“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个地方也不合适。最后就一个北平了，你的意见肯定要选这里了，是不是啊？”

“是的。”

“很有见解，说说你的想法。”

“北平是连接关内与东北的中心纽带，也称得上一个古都了。战略地位很重要，它接近苏联，利于发展，也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可是接近山东，这个地方可有大海呀！”

“这个问题不大，渤海是我们的内海，有山东、辽宁做屏障，一旦有点海战也无妨。我以为人民还是愿意将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北平的。”

毛泽东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又给他递了一支烟，笑容满面地说：“你讲得很有道理，看来我们新中国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

“主席，你的意见呢？”

“我是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的，蒋介石把首都建在南京，那是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政权基础的，我们不选那里，我们政权的基础是人民，我们就定在北平。”

第一章、黎明的前夜 二、李克农奉命进入北平

1949年3月上中旬，往日平静的西柏坡迎来了一批从各个战场走来的中共将领。他们是赶来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共产党的精英会聚一堂，真可谓盛况空前。

就是这次会议上，身着补丁衣服的毛泽东巨手一挥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美丽蓝图。

从此，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会后毛泽东对负责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杨尚昆说：“从现在起，我们的党中央要迁到北平工作了，你是我们的管家，这个任务还是由你来牵头，具体事宜可直接找恩来商定。”

杨尚昆说：“这件事前一阶段已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派人去北平找叶剑英同志接洽过了，正想向你汇报呢。”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说：“情况怎么样啊？”

杨尚昆说：“叶剑英带着我们派去的人在北平转了三天，最后认为中央的办公地点暂选在香山为好。”

毛泽东听到香山两个字，若有所思地说：“香山这个地方独特啊，我虽没有去过，但听说过。一个山中林园，风景秀丽，古树参天，据说到深秋，那里满山红叶，层林尽染，听说站在那个叫鬼见愁的最高峰上向下俯视，美景尽收眼帘，令人心旷神怡，这可是神仙住的地方哟！”

杨尚昆说：“主席说的好。”

“不一定都对，我也是道听途说而已，不过关于香山的记载我是从书上见到过的，唐、辽、元、金、明都在那里修造过景物，几座寺庙还是有点名气的，康熙一十六年，玄烨帝还在香山寺、宏光寺一带建了香山行宫，后来到了乾隆手里又扩建一番，成了他养心避暑的场所，被命名为‘静宜园’。1860年，被英、法侵略军抢劫了一次，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放了一把火，珍宝文物之类洗劫一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毛泽东的心情变得有点沉重，他深深地嘬了一大口烟，慢慢地吐出来，缕缕烟雾从脸面前渐渐散去。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香山吗？”他突然问。

“不晓得。”杨尚昆说。

“传说那里有一个大石头远看像香炉，近看也像香炉，故而得名，简单得很。”

杨尚昆说：“看样子这个地方有点灵气。”

毛泽东摆摆手说：“北平城那么大，能不能在市内给我们找个地方，香山离城太远了。”

“主席，据叶剑英报告，目前香山要比城里安全。”

“你们老是考虑到我们这几个老同志的安全，北平解放了，我们不到人民群众中去，那怎么行？共产党不能脱离群众，战争年代人民是我们的靠山，和平时期也应让他们当家做主。你再派人去考察一下，总之我们要进城。”

杨尚昆说：“一定照办。”

毛泽东说：“你是中央军委的秘书长，我建议这次派社会部的部长李克农同志带几个人去，他是搞社会问题的专家，工作责任心强，要把打前站的一切工作都做好。”

李克农一行到北平后又找叶剑英商量，叶剑英第一句话就问：“我的建议中央采纳了没有？”

“还没有最后定，我这次就是专为此事来的。”

“你要我提供什么方便尽管说，要人给人，要车给车。”

“你先带我去一次香山，另外把北平所有国民党特务和土匪的资料拿给我看看。”

“我就知道你这个老特工对此感兴趣。”

李克农伸手把眼镜摘下来，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哈哈大笑起来。

叶剑英却很认真，他说：“中央还是先住在香山最好。”

李克农问：“主席曾说香山离城太远，颐和园行不行？那个中南海行不行？”

“目前来说，这两个地方还有点不合适。”

“为什么？”

“一句话，我是为了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安全。”

“现在北平的社会治安怎么样？”

“大体上是好的，但还是有问题，你知道这里是和平解放的，那些反动势力并没有完全铲除，还有许多国民党特务潜伏在这里，我们人手有限，一时还不能全打掉，社会情况也是十分复杂的，前几天我们工作队的两名同志就在圆明园附近被坏人杀了，枪也被抢走。香山离城里远一点，比较安全，也便于警戒。”

李克农在北平转了几天，认为叶剑英提出的方案是比较实际的。

他同林彪交换了意见，其主要目的是想向林彪要人。他这次来北平总共才带了十多个人马。林彪眯缝着小眼睛，不苟言笑，那张瓦刀似的脸上永远保持着深沉的表情，给人一种琢磨不透的感觉。

当李克农十分迫切地将中共中央将迁进香山办公的事详细告诉林彪时，林彪没有什么过于激动的表情，只是低声低气地问道：

“你说吧，需要多少人？”

李克农说：“林总，现在香山是个烂摊子，杂乱不堪，房子也很破，急需一个工兵连做那里的修理工作。”

“可以，但我们北平也并不太平，中央和军委暂住在那里还是要考虑安全问题，我们的大军正在做南下渡江的准备，太原在阎老西手里，青岛尚未解放，大西北还被胡宗南、马家军占据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也有干涉中国内战的企图，都想帮蒋介石的忙，国民党的飞机有随时来轰炸北平的可能。因此，还应在香山那个地方建造防空工事，你看如何？”

“林总，你这个建议很好哇！”

“我也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

“我同叶市长交谈过，也打算在那里建几个简易的人防工事。”

“怎么建那是你的事，我再给你一个师，是吴烈的那个部队，政治上可靠的，打过不少硬仗，中央来了需要做警卫工作。”

“感谢林总的支持。”李克农有点激动，给林彪递烟。

林彪右手抬起来，犹如赶蚊子似的挥了一下，冷冰冰地说：“我从来不吸这个。”

李克农将吴烈师调到香山一带，立即开始做准备工作。

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将一切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并建议中央在近日选定动身日期。在西柏坡的革命管家杨尚昆对李克农的计划完全赞同，并于当天就报告了周恩来。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在一起办公，人员虽少，工作仍是相当艰巨的，杨尚昆办事精明，又精力充沛，颇得中央首长赏识。

周恩来听完汇报，高兴地说：“我们将要进城了，这不仅是我们党的大事，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大事，西柏坡将是我们在乡村的最后一个指挥部，从今天起，我们就做告别乡村的准备，要成立一个移交组织，就叫西柏坡转移委员会吧！尚昆同志你看如何？”

杨尚昆笑了，笑得很得体，很憨厚，他瞅着周恩来说：“很好，很好。”

周恩来说：“这个委员会就由你和曾三同志负责吧，你立即与克农同志联络，就说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何时动身由他们根据准备情况而定，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家当，不需要过多的准备时间，关于中央进北平的具体安排由他和叶剑英同志负责。”

杨尚昆拿出笔记本将这些指示记完后，望着周恩来说：“我这就去向李克农同志发电。”

“慢着，”周恩来转身说，“北平的工作很重要，转告李克农，中央驻进香山是暂时的，也要保密，挂个牌子，对外叫劳动大学，设三个处，除由李克农全权负责外，筹备处由赖祖烈主持，负责办理交涉、办公物资的购置等事宜；收发处由王范负责，安排警卫布防，同时还要办理公务人员的住房联系等事；招待处可由边纪忠、田畴主管，主要负责香山内部的生活等事宜。”

杨尚昆转身离去后，周恩来仍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思考着什么。是的，在这个时候，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是不轻的。

第一章、黎明的前夜 三、四野的特殊使命

1949年3月21日上午。

北京饭店一层会客室内。

北平市政府、北平驻军的主要领导聚集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

到会的主要成员有叶剑英、彭真、程子华、李维汉、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聂荣臻，还有李克农等人。

叶剑英主持会议，他说：“今天把大家召来要研究布置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想你们已经知道是何任务了，我们的党中央、毛主席就要进北平了，一切事宜都已准备妥当，还是让李克农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然后再议一议，如果大家都同意，就照办。”

人们的脸上都露出了庄重的表情。

叶剑英说完后开始吸烟。坐在他旁边的李克农翻开笔记本，瞅着大家说：“我首先要感谢北平市政府和四野同志对我们打前站工作的大力支持。”

彭真插话：“都是一家人嘛，不要这么客气了。”

叶剑英、刘亚楼都笑了。会场的气氛有点轻松了。

李克农说：“中央从西柏坡动身的时间定在23号，先乘汽车到涿州，然后转坐火车到北平，我们暂设两个停靠站，一个是前门，一个是清华园，究竟中央首长从哪里下车，再报周恩来同志定，接人的事由四野的同志负责，此事已经安排好了。”

坐在那里一直低头不语的林彪身着一件当年从日军手里缴获的皮毛大衣，接着说：“我们完全支持这次行动，中央进北平意义重大，我已决定调派我们四野政治部保卫部长钱益民和司令部作训科长尹健带100辆大卡车和20辆吉普车分别从平、津出发去西柏坡接中央进城。如何走，何时换车还是由克农同志报请中央再定。”

李克农说：“中央已来电，同意我们的车队今天就动身。”

林彪问：“你是否去接？”

李克农说：“我不去，由你的那个保卫部长去就可以了。”

在座的人听说中央马上要来北平都显得很兴奋。叶剑英说：

“刚才克农同志已经把接中央事宜简单地作了交代，赖传祖同志早晨刚从西柏坡回来，他带了中央最新指示，还是请他给大家传达一下。”

赖传祖说：“中央完全同意我们选的进北平日期，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建议在北平成立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由叶剑英、聂荣臻、李克农、程子华、刘亚楼五位同志组成。”

叶剑英听完后，说道：“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其他四位有没有意见？”

其他人都说，没有意见，一定完成好这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就在这个会上，叶剑英同志对一切工作都作了较详细的布置，并对中央首长行进中的路途安全做了明确分工：

（一）从唐县至涿州由华北军区负责；

（二）从涿州至长辛店由四野第41军负责；

（三）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第42军负责；

（四）从西直门铁路以西至香山由李克农的便衣队负责；

（五）北平的对空警戒，包括香山和西苑机场，全部由刘亚楼负责。

李克农接着解释说：“叶市长的这个方案如有变化，会及时通知各位，如果有人认为执行起来有困难，请先提出来。”

沉默了一会儿，没有人提出问题。叶剑英向所有会吸烟的同志发了一支烟，然后说：“毛主席表示，中央领导来了要阅兵，我们就把地点定在西苑机场，此事仍由刘亚楼负责，我与克农同志商量过了，还应该放礼炮，但此事还没有征得中央同意，大家谈谈吧，究竟放不放？”

会场的气氛又活跃了。是否放礼炮，究竟放多少响，人们展开争论。彭真将手放在明亮的额头上抚摸了一会儿说：“此事关系重大，还是请示一下中央再定吧。”

薄一波瞅着李克农说：“现在北平还不是很太平，弄那么多人到西苑去，与中央首长见面，安全问题就很难办了，如果再放礼炮，万一出点事怎么办？”

林彪是力主放礼炮的人。他很不客气地对薄一波说：“中央进北平是光明正大的事嘛！又是一件富有历史意义的事，放放礼炮是完全应该的，怕什么？”

出现了僵局，其他人不再说话。叶剑英抬起头与李克农交换了意见，说道：“是否放，还要请示中央，但我们现在要把放的方案拿出来。”

李克农说：“我建议毛主席临场，以36门礼炮各鸣4响为规格，共计144响示敬怎么样？”

大家又争论了一番，最后同意了这个预定方案。

叶剑英说：“关于请北平各界代表临场的事，还是要搞，此事由李维汉同志负责，并转告袁牧之派人来摄影。”

当天上午，四野的同志便奉命朝西柏坡赶去。

忙了半天的叶剑英和李克农并没有休息，而是将以上方案向中央做了报告。

第二天，他们就接到了周恩来的复电：

“同意来电所提各项布置。但不要鸣礼炮，以军乐队代之。我们预定24日夜宿涿州，请派一名负责干部到涿州等候我们，由涿州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究竟坐火车或坐汽车，等我们到涿州再作决定，请你们仍作两种情况准备。”

接到这个电报后，叶剑英对李克农说：“中央不让放礼炮，咱们就不要准备了，但我认为从涿州到北平还是坐专列安全。”

李克农回答：“我也是这个主张，咱们再将这个意见报中央，并将沿线的情况作一报告。”

“同意。”叶剑英说。

于是，经过一番考虑后，叶、李两人又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

“从涿州到清华园，共有12站，约60公里，2小时即可到达。现每站负责人两名，一守电话，一盯道岔并监督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州换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共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节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直送香山。第二列车挂八节卧车和一节餐车，直开清华园车站（车站小，宜于警戒）。第三列车5节客车，3节行李车，开前门车站。另外，从长辛店坐汽车到西郊机场，必须从广安门穿城经西直门而到机场，无好公路可走，似乘火车为妥。”

周恩来立即回电，同意他们所提意见。

第一章、黎明的前夜 四、从情感到行动的转变

1949年3月23日清晨。

西柏坡的一个农家小院。

身着带着几个明显补丁棉衣的毛泽东背着手在院内踱步，虽然一夜没有合眼，但瞅上去精力仍是很充沛的。要离开乡村了，对于他这个在农村指挥了半辈子战争的人来说，从情感上也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当然，他思考得最多的是共产党人进城以后的事。

几个卫兵在室内帮他收拾书籍。

这时卫士长李银桥从外面走进来，用惊讶的目光望着毛泽东说：“主席，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呢？周副主席特意对我说，不要过早地惊动你，让你睡个好觉，没想到，我一出去，你就起床了……”

“谢谢恩来同志了，我是睡不着呀！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嘛！”

“周副主席说车队11点出发。”

“看样子他是在有意照顾我们几个老同志的休息哩！”

李银桥有点不是很高兴。毛泽东笑着说：“银桥啊，你每天都劝我多休息，我何尝不想蒙头大睡三天呢？可是我睡不着啊！过去是蒋介石不让我睡觉，现在他虽然左右不了我们了，但我们还有大半个中国没有解放……”

毛泽东今天的情绪非常好，当他看到警卫战士李德华提了一大捆书从室内走出来时，挥手说：“小李子，你昨天晚上休息得怎么样啊？”

李德华将书放在一个手推车上，望着毛泽东回答：“报告主席，我想了一夜的事情。”

“噢，你说说看，都是什么事。”

“主席，你曾给我们说，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在让革命骑着马前进，我们今天是进北平，是坐汽车，能不能说我们的革命是坐着汽车进城了呢？”

“你说得对，很有道理，过去我们钻在山沟里，现在我们的政权就要从马背上转到汽车上了。”

“还是主席说的形象。”

毛泽东笑了。那几个忙完了的战士也都围了过来。毛泽东突然问：“你们知道我昨天晚上在想什么吗？”

大家都摇头。

毛泽东说：“我在想一个人哩。”

一个卫兵问：“是谁？”

“可是个大人物呀，他的大名叫李自成。”

李银桥从室内搬出一把木椅让主席坐下。此时，院外到处都是脚步声，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笑着对大家说：“让他们先搬，咱们不忙，几捆书一提就上车。我还是给你们讲讲李自成吧。”

于是，几名战士又搬来几个凳子围坐在毛泽东身边听他讲关于李自成的故事。

毛泽东说：“这个李自成可是个闯王哩，也是农民出身，是靠手中的一把大刀杀进城的。但是呀，他一进北平，就当了皇帝，住进了金銮殿，摆起了皇上的派头了，他的部下都忙着搜刮民财。当官的为非做歹，当兵的吃喝玩乐，都认为天下太平了，骄傲得不得了。清兵在北边一打，那个带兵的吴三桂首先就投降了。清兵一路杀来，眼看快到北平了，李自成仍蒙在鼓里，他的几个心腹还在为他摆阔气请客，后来就被吴三桂冲杀进来，李自成变成了刀下鬼。这是什么原因？”

“是太骄傲。”

“对的，我们共产党人在胜利面前是不能骄傲的，我们决不做李自成啊！”

毛泽东说到这里似乎动了感情，抬起头默默地凝视着头顶深邃的天空。

李银桥说：“请主席放心，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不会做李自成的！”

毛泽东弹弹手中的烟灰，说道：“那可不一定了，你不当李自成，有人会让你当，北平可不一般呢！你们知道，会有人用糖衣炮弹对付我们。”

李德华站起来说：“这种炮弹我们也不怕！”

毛泽东说：“但我们也应该提防才是，我们没有倒在枪林弹雨之下，更不能倒在他们的糖衣炮弹之下……”

当一轮红日高挂在头顶时，小山村变得更加喧闹，三月的北方风寒依旧，一百辆满载着物资的大卡车已徐徐驶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前来为中央首长送行的西柏坡人民怀着一颗恋恋不舍的心情伫立在村道两边。有的端着刚从锅里煮出来的散发着热气的鸡蛋，有的捧着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有的提着串串红色辣椒。

这的确是一个动人的场面。

特意穿了一身新棉衣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从一间小屋里走了出来。跟在他们后边的有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人。

毛泽东望着前来送行的群众感慨万千。

周恩来与朱老总在一旁又说又笑。毛泽东回头对周恩来说：

“今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喜日，我们这是进京赶考啊！”

朱德笑着说：“一夜没有睡，精神仍这么好！”

毛泽东说：“今天高兴啦！”

周恩来接着说：“主席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都应该考试合格，决不当李自成。”

毛泽东说：“是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考不及格就要失败。”

十辆吉普车在村道上停放着。

毛泽东等人刚走近车旁时许多群众都流下了泪水。周恩来低声对毛泽东说：“群众都很激动，主席还是讲几句吧。”

“好，我来讲，我来讲。”

毛泽东站在人群中，挥动着手臂说：“乡亲们呀！请你们不要难过，我和中央的同志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大家都应该高兴才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从今天起正式告别了在马背上干革命的岁月，是坐着汽车进城革命。你们知道我们这是去北平，北平可是个好地方呢，我们会在那里见面，中央政府成立了，我毛泽东请西柏坡人民到北平做客，再见了，乡亲们呀！”

毛泽东走到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大娘身边，接过她送的那串红辣椒，又望着群众说：“这串辣椒我收下了，它象征西柏坡人民对我们共产党人的恩情，现在你们的日子并不富裕，我们党中央在这里给你们增添了不少负担，别的东西你们拿回去吧，吃好了还要搞生产，我们是有机会见面的……”

第一章、黎明的前夜 五、毛泽东的三次进北平经历

在掌声和泪水中毛泽东一行终于坐进汽车离开了西柏坡。

这时正是1949年3月23日11时。

由十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沿着那条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向远方驶去。车队的后面扬起一绺尘土，群众的影子渐渐消失在尘埃之中。虽是早春三月，但北方的气温仍很低，极目望去裸露的田野里荒凉一片，怎么也看不到一丝春天景色，可是从人们的那张张笑脸上你分明感受到了春天的喜悦。

车队不紧不慢地前进着。开道车是一辆小型吉普，坐在里面的是叶子龙和几名全副武装的卫兵，毛泽东乘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接下来的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车辆。

毛泽东情绪一直很高昂。道路坎坷不平，车颠簸得很厉害，警卫员小李怀抱一个笨重的大座钟，显得小心翼翼，他知道这个宝贝的价值，因为它是斯大林特意送给毛泽东的。因为抱着钟表，所以他也成了与毛泽东说话最多的对象。

每走一段，毛泽东都要问：“小李，几点了？”

当主席听到他的回答声不太正常时，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脸色苍白的小李低头不语。李银桥对主席说：“小李有点晕车。”

毛泽东回头望着他说：“不要紧吧？”

小李点头：“没事，主席。”

“我说银桥啊，你那个包里不是还有几个苹果嘛，让小李吃一个。”

李银桥拿出一个粉红色的大苹果递给小李。

小李在啃苹果。毛泽东风趣地说：“我说你这个小李呀！你不是说到了北平要为革命学开车吗？依我看是没有这个福了……”

小李有点不好意思，其他几位都笑出了声。

毛泽东说：“你们几个都要争气，我们共产党人，要福也能享，苦也能吃，不要让蒋介石笑我们是土包子。”

小李说：“主席，这坐车是没有骑马舒服嘛！”

“是的，我就是不爱坐车，可这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你们说蒋介石为什么有车坐？”

“是因为他剥削人民。”

“只说对了一半，关键是有美国人送，可是美国人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也坐上了他们送给老蒋的车。”

李德华问：“主席，蒋介石现在在哪里？”

毛泽东望着窗外的田野，说道：“他现在在溪口老家。他想呆在南京，可桂系的人不让他呆，去广州，又不受欢迎。”

李银桥忙说：“蒋介石下台了，咱们以后可以避免打仗了。”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人民是希望和平的，可是蒋介石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会轻易放下屠刀。”

正当毛泽东与卫士们说话的时候，后面传来了急促的汽笛声。

这时车队已进入唐县境内，毛泽东让停车，车子停了下来，他又对李银桥说：“是怎么回事，你下去看看。”

李银桥刚下车，后面就有人跑上来报告说：“因为路难走，有一辆车掉进泥沟里了。”

“是哪位首长的车？”李银桥有点着急。

“是陆定一同志的。”

毛泽东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说话，也将头从车窗伸出来，问道：

“人受伤了没有？”

那人答：“没有，车也被抬上来了。”

毛泽东说：“那就好，你去告诉恩来同志，让他们不要着急，咱们慢点走，看样子今天是到不了保定了，我们就到前面的村子里过夜。”

那人走后，毛泽东的车又慢慢地朝前驶去……那天晚上，中央首长就在一个叫淑闾村的地方住了一夜。

据当年跟随毛泽东的卫兵武象廷回忆，他说车到小村时天已经黑了，中央首长简单地吃完饭，周恩来安排毛泽东早点休息，可是他却说我们一路看到的景色并不乐观，土地几乎都荒了，这怎么行？我要召集村干部开会，眼下是春耕时节，不能误了农时，要尽快组织群众恢复生产。

周恩来说，这几个村的情况大致一样，生产劳动主要是妇女和老人，男人都到前方打仗去了。

毛泽东不言语了。他双眉紧锁，思绪万千，面部表情变得相当严肃。他吸了一会儿烟，语重心长地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农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这几十年来，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援，也许我们今天不可能进北平了……那天晚上毛泽东与这个村的干部开了半夜座谈会，之后又趴在炕沿上写起了材料。第二天吃过早饭，车队又继续前进。

车队中有一个特殊人物，他就是斯大林派到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阿洛夫。此人的身份当然是独特的，一路上他都在考虑着中央到北平后，中苏关系的发展问题。在一个小村休息时，他给毛泽东查体，试探性地问：

“你们到了北平是不是要打仗？”

毛泽东说：“我想仗还是要打的，我们还有大半壁河山在蒋介石手里，当然我们是愿意和平的，现在我们的人民需要和平。可是蒋介石仍想消灭我们，我们的方针是只要他愿意打，就奉陪到底，国民党想用打的方式让我们走什么和平的道路，那是绝对不行的，人民不会答应，我们更不会同意。”

阿洛夫说：“我看国际上会有人对你们进行干涉，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而且他们也在摸我们苏联的底呢，不知道主席在中苏关系上是什么立场？”

毛泽东笑着说：“我们是相信苏联的，在政策上我们会一边倒。”

阿洛夫鼓着那对山羊般的眼睛，说道：“斯大林同志不赞成你们继续与国民党作战，他的态度也许会增加你们工作的难度。”

毛泽东说：“问题不大，斯大林对我们的情况还要完全了解，他会支持我们，米高扬到我们这里来，谈了这些事，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想他回去会向斯大林讲我们的情况。”

毛泽东又问师哲，米高扬走了没有，师哲回答说已经离开了中国，估计已到了苏联。毛泽东说，这就好啊……毛泽东所说的米高扬负命来访问中共是在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大变化之后的事，这有其历史背景。

早在1949年1月，中共中央在发布《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时，就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外交政策：

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也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

同时这个《指示》还对涉外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做了具体规定。

斯大林看到这份文件后，心情很不安，于是就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访问中共。

1月31日清晨。

一架苏联军用飞机在刚刚清理出来的石家庄机场降落。

米高扬、东北铁路局顾问格洛夫、翻译格瓦廖夫和警卫员等4人走下飞机，由前来迎接的师哲和汪东兴陪同，乘吉普车前往西柏坡。

苏联特使来访本来是秘密的，可是在去西柏坡的路上米高扬却提出要到村庄去看看。他对师哲说：

“我要到乡村走一走，了解一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

师哲有点为难，只好说：“你不能随意活动。”

米高扬问：“为什么？”

“为了你的安全。”

“不要为我担心嘛。”

“如果你到人群中去，此事就会传出去。”

“我看没有多大关系了，反正人家会知道。消息很快会传遍全世界，美国人呀，法国人呀等，他们会说：你们看苏联鬼子又到中国进行破坏去了，我看是保不住密的。”

“还是不要走动为好，米高扬同志。”

“不要紧，如果他们知道了，虽说会给我们的外交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我们不怕，我也希望我的中国之行能轰动全世界。”

实在没有办法，师哲只好在沿途休息时，同意米高扬到村里去体察中国民情了。米高扬接触到的是纯朴的农民，他从这些农民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希望。他清楚毛泽东正是带领着这些农民打出今天这片天下的。

车到一个小山村停下了，师哲介绍说：“请下车吧！西柏坡到了，我们的党中央就住在这里。”

这个小村到处洋溢着革命气氛。师哲说：“路上累了，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去见毛主席吧。”

米高扬摇头：“不了，你就带我去见毛泽东。”

师哲一边派通信员跑步向毛泽东报告，一边领着米高扬朝毛泽东住的一座小屋走。米高扬的情绪非常高，一路又说又笑。

毛泽东已站在门口了。见到米高扬就热情地迎上去握手：“欢迎，欢迎。”

米高扬笑着讲：“见到你很高兴，我带来了斯大林同志对你诚挚的问候。”

毛泽东说：“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关心。”

米高扬与周恩来握完手，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了屋。

毛泽东对米高扬说：“从石家庄到西柏坡这段路程虽说不长，可是很难走。早就提出要修这条路，可是因为打仗，没有人力、财力……只能先打仗，再建设了。”

说到这里，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也都来了。周恩来向米高扬一一做了介绍，便亲切地交谈起来了。

米高扬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的几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是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说：“谢谢你们的关心。斯大林同志派你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是很好的，非常欢迎你们来。”

毛泽东讲这话的确是反映了自己的心情。

早在1948年4月，从陕北刚到华北的时候，他就准备到苏联去和斯大林面谈，交换意见。当时连随行人员的衣服都做好了。后来，斯大林决定派人到中国，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毛泽东才取消了苏联之行的计划。

米高扬这次来当然对此事要做解释，他对毛泽东说：“斯大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健康。因此，决定派我们来。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毛泽东没有吭声。米高扬接着讲：“斯大林同志听到中国打了大胜仗，很高兴。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就更加伟大。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已引起了世界的重视。”

在这次交谈中，毛泽东重点谈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他说：

“这个政府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和华侨等代表，这样既有广泛性，也有代表性。这是根据中国革命长期实行民主统一战线的这个特点而自然形成的。中国革命在最困难的时候，各方面的人士都为革命做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与统一战线分不开的。”

“我们的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统一战线。”毛泽东向米高扬讲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统一战线的事情。他说：“建设新中国，也要实行统一战线，那就是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担任要职的，很多不是我党的有功将领，但却是在艰难斗争中与我们合作作出贡献的朋友和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之中有国民党的左派，也有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华侨资本家和少数民族代表。这是与贵国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组成不同的。但是，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

会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说：“你们远道而来，路途又不好走，是很辛苦的。今天早点休息，明天再谈怎么样？”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位苏联客人和翻译，正好凑成一桌。

饭菜端上来了，有滹沱河里的鲤鱼、河北的烧鸡块，还有杏花村的汾酒、宣化红葡萄酒，为照顾客人的口味，也做了些猪排、牛排和沙拉等西餐菜肴。看得出，虽不算怎样名贵，却有浓郁的乡村特色。

大家入座之后，毛泽东、刘少奇相继给客人敬酒。

米高扬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他很愿意与毛泽东交谈。人们边吃边谈，气氛很热烈。米高扬称赞说：

“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真是名不虚传，可就是没有人会做，等你们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的。”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又同米高扬进行会谈。毛泽东主要是谈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毛泽东简要地介绍了和平解放北平的经过、意义及当前我军追歼敌人态势。他讲道：

“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它，解放全中国。在以前的战斗中，曾遇到过帝国主义武装力量的干涉，他们威吓我们。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若打我们，就坚决消灭他。我军攻打山东济南时，进入我国青岛海域的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有敢动。在平津战役中，驻扎在我国塘沽的美国第七舰队，也没有敢打，就带上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从海上逃跑了。我们是做了准备的，如果他们敢和我们作战，我们是会毫不客气地消灭他。”

米高扬对这些事是很关心的，他询问了当前的作战情况。毛泽东对他讲道：“长江以北蒋介石反动派的主力军，基本上已被消灭了，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渡长江。彻底消灭反动派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为期已不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同米高扬前后会谈三次。

米高扬对中国的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离开中国时曾对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高瞻远瞩，有胆有识，知己知彼，充满胜利信心，使我感受很深。回去以后，我一定向斯大林汇报，由他和苏共中央向你们作明确的表示。”

临行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向米高扬亲切握手告别。

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感谢你这次来中国，请你代我们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同志问候，希望以后我们在北平再见面。”

米高扬笑着说：“我这次中国之行收获很大，如有机会我一定再来。”

在欢笑声中，米高扬在朱德、任弼时、师哲和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离开了西柏坡……车不紧不慢地在乡间小道上前进。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一个多月前曾会谈过的这个米高扬回去后的确向斯大林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斯大林同志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好转，从前他不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作战，而且认为中国应该成立一个以蒋介石的国民党为首的政府，可是蒋介石却不买他的账。

3月24日中午，车队到了保定。

中共冀中区委书记林铁同志向毛泽东汇报了接管情况。

毛泽东说：“你们河北可是个大省，目前集中一部分精力恢复农业生产，这是当务之急，革命胜利了，我们还要发展工业……”

晚上，车队到了涿州。

叶剑英、滕代远同志已于2小时前到这里迎候。

毛泽东从车上下来，叶剑英上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说：“主席，你们一路辛苦了。”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没有你们辛苦哇！”

接下来是滕代远同志向毛泽东汇报铁路状况。看样子这位未来的铁道兵司令是有备而来的，尽管毛泽东询问得非常详细，但他仍一一做了回答，而且答得很圆满，毛泽东笑着说：“看样子，你当这个铁道兵司令是合格的。”

叶剑英同志与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握完手后，被周恩来叫了过去。

周恩来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一定很忙吧？”

叶剑英说：“是的。”

“北平的情况怎么样，准备工作有困难没有？”

“没有，一切都正常。”

“那我们就服从你们的安排，转乘火车去北平。”

“明天活动是否可以照常进行，克农同志讲，中央首长一路很辛苦，明天到北平后活动安排得有点太多了。”

“还是不要改了，进城的当天下午，我们就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仪式，先检阅部队，然后再与各界群众代表见面，受阅部队准备得怎么样？”

“已经训练了3天，指战员的士气都很高。”

“那就好，一定要体现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风和军威来。”

“群众代表组织好了没有？”

“我们已选了部分代表。”

“这个问题也不能马虎，方方面面的人士都要有，特别是那些民主党派的领袖和其他各界的党外知名人士都要请来。这些同志，过去与我们合作过，有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进城了，他们都很高兴，也希望能见到我们，让他们来。”

毛泽东走过来说：“剑英啊，我们共产党胜利了，进了北平城，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你们要想得再细一点，把声势造起来，给人民鼓鼓劲，给我们前方作战的将士扬扬威。”

叶剑英说：“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把这次任务完成好。”

“很好，你们几个办事，我放心，不过有恩来同志在场时你们还是要多向他请示。”

“主席，入城的消息要不要当天公布？”

“要公布，不但报纸要发，而且电台也要播，还要拍成片，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消息。”

1949年3月25日。

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乘坐的专列在浓重的晨雾中朝古老的北平城奔驰。

中央首长谈笑风生，可是叶剑英的心情却不很平静，尽管北平的接站工作已安排就绪。他对北平的情况是了解的，中央进城，此举非同小可，万一出点问题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随着车轮的轰鸣声，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一个人影，想起了这个人，他便松了一口气。

叶剑英想到的人就是李克农。

李克农身上的担子的确不轻。

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所以当时的局势并不很稳定，据有关资料统计，北平的国民党特务占市人口的1%，共有各类敌特组织114个，计8500多人，这只是一个大概的统计，并不包括外围人员。可以说在学校、医院、教堂等到处都潜伏着国民党的特务。

随着解放大军的进城，这些特务又与地痞、流氓、土匪串通在一起，造谣、闹事、暗杀共产党干部。

在中共中央住进北平的前三个月，海淀区曾多次发生暗杀事件。中共干部董俊岭同志就被国民党青年军208师特务李克勤杀害在圆明园内。另外他们还有一个详细的暗杀计划，主要刺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高级人物，这些敌特后来落网，在查获的暗杀名单中就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

为什么中央派李克农到北平来打前站，这是有原因的。那时在共产党内李克农虽然不是什么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可是他却是做保卫工作的元老。早在30年代初期，他就在被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大上海跟随周恩来做地下工作，对保卫党中央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那时他与钱壮飞、胡北风三人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勇士，堪称龙潭三杰。

由于他有这一段传奇生涯，党中央才派他担负重任。那时他到北平后，就立即着手解决国民党特务，他先后公开处理了几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后，改变方式，采用攻心战，张贴告示，让潜伏特务秘密自首登记。

一个月下来，自首者3000多人，接着他又顺藤摸瓜，抓获了一大批敌特分子。

中央首长的专列从涿州出发后，李克农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越来越大。原来他把主要警戒目标放在了前门车站，是准备让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那里下车的，不料情况有了变化，25日早晨，他派人到前门联络情况时，得知当时车站附近有特务在活动。前门是北平惟一的乘客下车的大站，情况紧迫，他立即叫来几个骨干研究了一会儿，决定将中央首长的专列改到郊外的清华园站停车，中央机关的车也到西直门。

计划一变，李克农便带领一班人马赶到了清华园。

据说清华园车站是慈禧太后修建的，是供清宫人员用的专车站。国民党统治北平时，这个站已被废弃了，基本上没有用过。

经过一番简单的修整，基本上能接车了。

清华园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一个连的兵力开到这里担负保卫中央首长的任务。李克农仍不放心，认真地做了一番检查之后，又对高富有交代：

“从这里到香山，要保证不出一点问题，你将便衣队布置在这条线路上，发现异情及时与我联系。”

高富有离开他时说：“我倒担心防空，怕敌人派飞机来轰炸。”

李克农说：“这个我已考虑了。准备在车站再停放一列车，如果有飞机来，就立即让中央首长换上这列车，往八达岭山区开。”

“这个主意很好，还应该派一个警卫连去保护才是。”高富有说。

“太少了，得派一个团。”李克农说这话时很认真。

高富有走后不久，专列没有按正点到达。

李克农很焦急，他突然觉得专列万一开到前门去怎么办，虽然这个可能性很小，但他还是将公安处的朱寄云科长叫到面前讲：

“现在已过了点，专列仍没有到，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你立即派一个中队的人马赶到前门火车站去，万一中央首长到那里下车，安全就由你来负责。”

朱寄云说：“依我看，专列到前门的可能性很小啊！”

李克农严厉地说：“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如果这次中央首长的安全出点问题，你我就是砍下脑壳也无法向人民交待，你懂吗？”

朱寄云没再多说，带着人去了前门……东方破晓。

李克农与接站的人都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

专列终于开过来了。

先下车的是周恩来，他望着高富有说：“富有，你们辛苦了，快把克农同志给我叫来。”

李克农听到周恩来的声音，忙从后面跑过来，向周恩来敬礼。

周恩来伸出手说：“克农，我刚说你，你就来了。”

李克农忙问：“首长都来了吗？”

“都来了。”

“这就好。”

“你安排得怎么样？”

“一切都安排好了。”

“先去哪里？”

“请中央首长暂到颐和园休息。”

“沿途的警卫情况如何？”

李克农简单地汇报了一些情况，没想到周恩来询问得很仔细。

恰恰这些情况李克农还不是很熟。具体负责这些事的是原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可是王范却找不到了。

李克农派人在站台上找了一会儿，仍没有王范的影子，他生气地说：“这个王范，真误事……”

周恩来说：“先不要找他，咱们走吧！”

毛泽东一行又乘车进了颐和园。此时的毛泽东心情犹如汹涌澎湃的黄河难以平静，已经是第三次进北平了，他已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三十年了！弹指一挥间啊！这三十年来我毛泽东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四处奔波，吃了不少苦，也见到过许多好人哩。我第一次到北平，遇到的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可以说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啊！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的良师呀。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16年，那时他是《新青年》的主笔，有一天我在一位同学那里读到李大钊撰写的一篇文章时心情为之一振，后来我写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给他投稿，真是慧眼识珠，他给我发表了。从此我就成为他的一名业余作者。你大概不清楚我在北平的情况吧？”

坐在他身边的警卫战士说不清楚。

毛泽东笑着说：“很艰难啊！第一次进北平是1918年秋天，主要是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身份是新民学会会员。那时我在这里没有什么熟人，我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在北大任教，我只好去投奔他了。杨昌济教授当时家境并不好，但他还是将我留在他家中住宿。后来我不愿过多地找杨教授的麻烦，又与另外几个青年到景山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住。此间，我一方面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这事奔走呼吁，一方面想方设法寻找工作，以解决生活问题。一个多星期之后，终于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和联系，由留法勤工俭学学会会长、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个条子，交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找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位置。于是，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馆长办公室内，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我毛泽东，所以没有人愿意与我这个乡下来的青年交谈，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管理员讲的南方土话。有一次，我去听课，主讲人是胡适教授，我斗胆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胡适接到条子后，问我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我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名气很大的教授竟傲慢地拒绝与我交谈。在这一阶段，只有李大钊愿意与我亲近，谈论一些国家大事，工作之余我常向他请教，他很认真、很仔细地回答我的提问，有时长达两三小时。在他的帮助下，我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各种进步学生组织。1918年冬，我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1919年1月，我还参加了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的马列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李大钊是引导我学习和研究共产主义的导师，也是我走向革命的老师。1919年春天，在李大钊、杨昌济的帮助下，第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人员正式离开了祖国，这时我也有了离开北平的想法，李大钊同志对我说：你不妨去找一下陈独秀先生，他现在在上海，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也颇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与前途有独到的见解。于是，我就离开了北平，到上海拜会了陈独秀先生，接着就又回到了长沙。我在北平住了不到半年，但有两大收获：其一是结识李大钊，其二是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车子沿着坎坷不平的马路出了西直门，朝颐和园方向驶去，一路景色荒凉，但毛泽东的心情却很好，他又讲起了自己第二次到北平时的情形。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平的时间是1919年12月，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湖南的局势很不好，为了反对军阀张敬尧镇压湖南革命运动，他带了一个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庞大请愿团来到了北平。

这次进北平的主要任务是驱逐张敬尧出湖南。同时还负有《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准备在京建立临时的“平民通讯社”，专题报道驱张活动。他先租了陈旧破败的福佑寺的一部分住了下来，这也就是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刚刚安顿下来，他便迫不及待地到北京大学去看望他的老师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在馆长办公室里，他向李大钊介绍了春天离别以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情的进展，《湘江评论》的开办情况以及湖南正在进行的驱张运动的简要情况。李大钊认真地听着，就刊物的创办和驱张活动谈了自己的意见。接着，李大钊又向毛泽东介绍了他正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并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译本等。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车队经过中关村后来到了颐和园，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来到了坐落在万寿山上的一个大殿里。

这就是李克农为他们准备的临时休息室。为什么要选这里呢？是为了安全。因为下午还要到西苑机场举行阅兵。

这是一个古老的宫殿，室内除了放置的几个长条凳外，什么摆设也没有。风从外面刮来，显得很冷。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首长简单地洗完脸，便坐在冷板凳上休息。毛泽东点了一支烟，在室内走了几个来回，发现其他几位都坐在那里情绪不是很高，于是望着李克农说：

“你们就知道讲安全，现在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方，真是冷冷清清！没有吃的，没有睡的，想办公都不行……”

周恩来只好让李克农派人到车站把这几个首长的行李拿来。

过了一会儿，有人来送饭了。

没有想到送饭的是李克农的助手王范。

王范围了一件围裙，端了一大盘鱼笑眯眯地放在桌子上。毛泽东笑着说：“没想到我们一到北平就吃上鱼了。来，大家动手……”

李克农跟着王范出来，盯着他问：“你这个人，真是乱弹琴，一点规矩都不懂！”

“怎么了？”王范觉得有点茫然。

“你说怎么了，你是我的助手，北平的一切治安情况应该当面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在车站却连你的影子都找不到。”

“来不及给你说了，我是先来看住做饭的人，怕有人下毒啊！”

“你这个人呀！”

李克农望着这个老实人，真是哭笑不得……周恩来对这次阅兵相当关心，一切事情都亲自过问。他对李克农说：“中央首长到西苑阅兵是一件大事，光听汇报不行，我要到现场去看一下。”

李克农陪同周恩来朝西苑机场走去。

一个小时后，周恩来返回颐和园，将下午的活动安排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说：“一切听从安排，5点就5点吧。”

周恩来说：“我们下午3点半从这里出发。”

“早不早？”

“不早。我已经去勘察过了，这里到西苑不远，但路况不好，没有近道可走，只能绕道西直门，过紫竹院再朝西去上公路。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到机场还可以休息一会儿。”

“好，那就照你说的办。”

下午，中央首长临行前李克农对负责保卫工作的高富有说：

“这次阅兵是大事，绝对保证首长安全。我准备跟随中央首长一起去，你有什么打算？”

高富有说：“我先到西苑机场去吧，那里的情况还得去盯着，你是知道的，受检阅的部队大都是起义后收编的，而且都是真枪实弹，检阅部队中虽安排了我们的人，但我还是不放心。”

李克农说：“可以让那些不可靠的人不要去。”

高富有说：“是这样做的。”

李克农说：“那你就去吧，一定要提高警惕，处理问题要果断。”

高富有近日是很辛苦的，天天带着便衣队奔跑，李克农本来想让他暂时休息一下，他却要去机场，只好同意。

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西苑时，受阅部队和民主人士都很激动。

周恩来事前对毛泽东说，今天这个活动时间不能太长，与民主人士谈话的机会以后会有，可以简单地见见面。

毛泽东点头同意。

这次受阅部队共有3个步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两个炮兵团，另外还有一个坦克营。

此时的西苑机场仿佛披上了节日的色彩。北平市各界代表都笑容满面，举着彩旗会集到这里。

“毛主席来了！中央首长来了……”

不知是谁在人群中喊了这么一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除全副武装的受阅部队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动外，人民群众都开始欢呼。

毛泽东一行在军乐声中下车来到了列队欢迎的人群中。

脚穿圆口布鞋的毛泽东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

“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毛泽东听到人民群众这种发自内心的呼喊时，有点激动。他的眼睛湿润了，这是胜利者喜悦的泪水啊！

毛泽东望着人群喊道：“人民万岁！”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的陪同下又朝各党派代表和民主人士的方向走去。

这些人士尽管穿戴不一，有长袍，也有西装，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衣着都很整洁，有不少人是特意制作的新衣。

叶剑英指着一个戴眼镜的很有学者风度的高个子说：“主席，他是郭沫若。”

毛泽东说：“认得，认得。”

郭沫若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道：“主席，你们辛苦了。”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都好吗？”

“都好。”

郭沫若指着一个长胡子老者说：“主席，这是沈钧儒。”

“你好哇！”

“主席好。”

郭沫若说：“这位是谭平山。”

毛泽东说：“见过，见过。我们是老朋友了。记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我俩是共产党的代表人。还做过官哩，我是宣传部代理部长，他是组织部长。”

谭平山拉着毛泽东的手说：“主席，你胖了。”

毛泽东笑着说：“我这人喝凉水也长肉。”

“噢，许德珩先生，你也来了呀！”

许德珩深深地向主席鞠了一躬，说：“主席进城，这是全国人民的大事。”

对于叶剑英来说，对这些民主人士并不一定都很熟悉。毛泽东情绪很好，他只好让郭沫若继续给毛泽东做介绍。

“这位是李济深先生。”郭沫若说。

“见过面，见过面。”毛泽东说：“李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长期为国共合作奔走，给我们帮了不少忙哩！”

李济深急忙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接见完毕，阅兵开始了。

受阅总指挥刘亚楼整完队，跑步来到毛泽东面前，用洪亮的声音报告：

“主席，受阅部队全部到齐，请检阅。”

毛泽东等人乘坐着吉普车在刘亚楼的陪同下缓缓行进。

机场上空回荡着嘹亮的军乐声。

50门六零迫击炮连续发射了500发照明弹，宛如颗颗银星在空中飞挂，当中央首长看到全副武装的战士时，都兴奋不已。站在坦克车上的士兵在向毛泽东等人行举手礼。在受阅部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举着一面“塔山英雄团”旗帜的方队。这是一个光荣的部队，以善打硬仗恶仗闻名。

战士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

毛泽东的情感又一次被调动起来。他挥动着巨人的手喊：

“人民解放军万岁！”

战士们喊：“首长好！”

毛泽东喊：“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这排山倒海的喊声在空中扩散开来，向远方传去。

毛泽东是坐在第一辆敞篷吉普车上的。细心的人会发现坐在他左边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军官。此人全神贯注，始终警惕着毛泽东左右方向的人群，他就是李克农。坐在毛泽东右边的那个卫士要年轻一点，叫阎长林。

据阎长林回忆，毛泽东挥手向人群致意时精神饱满，气度非凡，最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他那只巨手在空中挥动的姿势就有种一揽天下的巨人风范。

当时，在那种场合，李克农与阎长林的神经是处在高度紧张状态。

当毛泽东的车行进到一个步兵方队时，李克农突然发现一个高个子有点转侧身，胸前的枪口正好对着毛泽东。就在这一瞬间，李克农迅速转过身，用大半个身子挡住了毛泽东。与此同时，他的右手移到了挂在腰际的短枪上。万一发生意外，他会立即拔枪射击。

正在这时，站在那位战士身后的一个小兵慌忙拉了一下高个子兵的后衣，那高个子兵才清醒了，忙转过身目视前方。

后来李克农派人调查这件事时才知道那个高个子兵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当时想多看一会儿主席，才弄了一场虚惊。

李克农半开玩笑地说：“你差一点吃了我一颗子弹啊……”

阅兵结束，毛泽东讲了话。他说：“胜利来之不易，它属于人民，属于我们的军队。从全国形势来看，我们共产党已取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还不全面，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解放。我们共产党人历来是主张和平的，现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已答应和谈，我们欢迎，但有一点需要声明，那就是国民党政府必须同意我们所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

“过去，我们曾与国民党合作过，今天我们仍愿意与他们合作。我们的大军已朝南边开进了，国民党的军队也做好了准备打的架势。我要重申，只要他们答应了八项条件，我们还是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判……”

毛主席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一些民主人士都说：“还是毛泽东伟大，共产党英明。”

夕阳西下，金光灿烂的晚霞泻在机场，景色格外壮观。风轻轻地吹着，毛泽东谈兴未了，他的身边又围来了许多代表。

周恩来有点着急。他望着人们说：“同志们，朋友们，我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谢谢你们到这里欢迎我们。天不早了，大家还是回去吧，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在一起谈话，你们都是我党的朋友，将来建立新中国后，我们还要在一起共事，还要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携手同行……”

人们渐渐离去了。

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坐上车朝颐和园前进。

李克农将中央首长安全送到颐和园，总算松了一口气。毛泽东笑着说：“我们今天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哩！”

周恩来说：“这标志着我们中央已完成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

朱德说：“我们并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任务将更艰巨。”

毛泽东说：“是啊！古人云：打天下易，坐天下难。这对我们又是一个考验。”

周恩来笑着说：“主席，我看我们今天进京赶考是合格的。”

毛泽东说：“合格就好。”

李克农将中央首长安排好后又带人去了香山。

临行前，周恩来对他交待说：“进住香山的工作一定要细致，条件差点无所谓，但要绝对保证安全。”

李克农拍着胸部说：“请放心，我一定做到万无一失。”

第一章、黎明的前夜 六、老尼姑与炸弹之谜

尽管李克农当着周恩来的面夸下了海口，但他心里清楚，香山一带的情况是复杂的，并不是想像的那样轻松。

在党中央进住北平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后的当天，李克农朝香山走去时仍有部分暗藏的特务在活动。

住在香山的部分保定中学生是被国民党诱骗来的。早在几个月前，人民解放军打进保定时，国民党做了许多反动宣传，说共产党的军队见人就杀，不分老幼，还要共产共妻等。无知的学生就一窝蜂涌进了北平，没地方去，只好居住在香山了。当北平和平解放后，这些学生仍不敢回去。

李克农听完汇报，又亲自去做说服工作。后来这些学生才搬出香山，回了保定。那些东北的流亡学生也在李克农的关心下在北平做了妥善安置。

李克农在香山转了一天，最后将毛泽东的住所选在了双清别墅。此地风景幽静，清泉叮咚，翠竹如画，是一个很理想的休养场所。可是当时香山无人管理，几间小屋破烂不堪，院内落满了枯枝败叶。

这种环境当然不能让毛泽东住，怎么办呢？李克农只好命令战士以最快的速度修整这个地方。由于战乱的原因，这里曾住过国民党的军队，被丢弃的弹药随处可见。战士们在清理院子时找出不少炸药和手榴弹。

清理完毕后，香山慈幼院的两个尼姑却不愿搬走。

李克农对战士们说：“还是劝他们离开这里。”

一个老兵说：“我们去说了好几遍，她们都不愿走。”

李克农只好去慈幼院看情况。

这是两个上了年纪的老尼姑，当着李克农的面陈述了许多不愿走的理由。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尼姑很老实。李克农同意她们留下，并对她们说：

“以后不要乱走动了。”

老尼姑点点头。

李克农对战士说：“她们是出家人，又都上了岁数，不走关系不大。”

关于香山的安全保卫高富有也是做了许多实际工作的。他曾多次爬到香山顶上查看地形，并对战士们修的临时防空洞作了具体布置。

李克农的工作重，不可能有分身术。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指派北平市公安局的秘书长刘进中临时负责毛泽东的随身安全。

刘进中先给毛泽东选了一辆济南战役时缴获的美国造防弹车，选中的司机叫袁泽。上午毛泽东去西苑阅兵时坐的就是这辆车。

那天下午，袁泽将毛泽东送到颐和园，突然肚子疼。夜幕降临后，袁泽忍不住疼痛，便向刘进中请假，说要去看医生。刘进中心想，这么晚了，毛泽东可能不去香山了，就对袁泽说：

“去吧，快去快回。”

可是袁泽刚一走，周恩来从屋里出来对刘进中说：“给主席备车，现在我们就去香山。”

刘进中为难了，惟一的一辆防弹车让袁泽开走了，毛泽东怎么办？他只好如实向周恩来说明了情况。周恩来很不高兴，说：“为什么不早说呢？，你真是乱弹琴！”

这时毛泽东等人已从屋里走了出来。

周恩来灵机一动，让毛泽东坐进了他的那辆车。

好在毛泽东没有注意到车的情况，让上哪辆就上哪辆，他也不知道自己坐的是不是防弹车，只觉得司机好像换人了。当然啦，他也不会过问这事。

刘进中坐在第一辆车上开道，后面是中央首长的车队，一共八辆。

夜更加深沉了。

公路上很寂静，刘进中压力很大，他怕出事，一路上，他将手枪提在手里，不时地注视周围的目标。

车队正朝香山开来。

李克农仍不放心，又命令负责保卫工作的战士再次检查一下首长的住所。此时已是凌晨2点多钟，眼看着车队已来到了香山脚下。

可是，却发生了异常情况，据士兵报告，在毛泽东将要下榻的双清别墅的院内发现了一枚炸弹。

李克农深感惊诧。他的心怦怦直跳，他立即命令几个工兵将那枚炸弹移到院外的树林里，做技术性处理。

尽管此事已在几分钟内处理完了，但他仍不放心，为什么这里会突然冒出一颗炸弹，这的确是意料之外的事，他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对中央所有首长的住所再做一次检查。

此时，毛泽东等人的车已到了香山大门口。

刘进中的开道车已进来了。检查工作尚未结束，按以往的习惯，中央首长每到一处，车一到就得进屋休息。

李克农焦急万分，他让警卫团长开着吉普车去迎接毛泽东一行了。毛泽东等人进了香山大门，车又拐了一个大弯，沿着一条小道往山上爬。

这条路是新修的，中央首长坐的那种车爬起来很吃力，车轱辘在地上直打滑。毛泽东转过身对司机说：“上不去算了，我们下车走一段吧！”

司机说：“好，主席你往前走几步，我空车爬上去，到了平处你再坐。”

毛泽东和其他几个中央首长往前走了一会儿，来接他们的吉普车到了。警卫人员让毛泽东等人换车。

毛泽东指着车，问周恩来：“不是已经到了吗，为什么还要换车？”

周恩来解释说：“还有一段路，只有这越野车才能爬上去。”

毛泽东没有再问，就上了车，继续往山上爬去。

一会儿功夫，车就到了双清别墅的门口。毛泽东说：“这可是个好地方哇……”

还没有见李克农的面。警卫团长慌忙跑到阎长林跟前，小声报告了刚才发生的异情，并说清理工作还没结束，让中央首长暂不要进自己的房子。

阎长林有点害怕，周恩来是一个相当心细的人。他已看出了情况，便走过来询问。阎长林如实做了报告。

周恩来显得很从容，他说：“我同意你的建议，给你们一个小时，要认真检查，一定不要再出问题了。”

那个警卫团长转身跑步走了。

这种事的真相当然不能直接说出来，怎么办？周恩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我们都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见过北平的月亮了，今晚月光这么美，何不让大家踏月散步，先放松一下身体呢！”

毛泽东也许没有明白周恩来说此话的真实含义，他只觉得李克农还没有露面，就挥着手说：“同志们，恩来舍不得今晚的月光，提议我赏月，你们说怎么样，我同意……”

毛泽东边说边笑，其他的人也跟着毛泽东来到了小树林散步赏月。

毛泽东是一个伟人，同时又是党内有名的诗人。他望着明月，诗兴大发，与周恩来谈起了有关诗的话题。他说那个叫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得很有文采，就是有点太缠绵了，不是很大气。

朱德对诗歌也是很有研究的，他笑着说：“主席，那个可是阳春白雪。”

毛泽东笑了。他说：“我们共产党人，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我常想，我们的文艺就是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方针，只有这样，才能繁荣起来，你说是不是，恩来啊？”

周恩来虽说也跟在他们后面漫步，但是他的心思没有在这上面，而是在惦记着李克农等人正在进行的安全检查情况。听到毛泽东与朱老总的谈话，他接着说：

“主席讲得很好。”

朱德说：“古人写月的诗篇很多，你喜欢哪几首呢？”

毛泽东说：“朱老总又在考我了呀！”

朱德说：“你是我们党内有名的大诗人嘛，只有向你讨教。”

“那我就说，诸位不要见笑。”毛泽东说，“相比之下，王维的《鸟鸣涧》和李太白的《静夜思》有点特色，能引起共鸣。”

一直沉默不语的刘少奇突然说：“是的，月是故乡明啊！”

这句话仿佛说到了毛泽东的心坎上。他吸着烟，望望当空皓月，很深情地讲道：“月是故乡明，还是少奇同志讲得好。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长江以南地区还在国民党手里，那里的人民过的仍是黑暗生活，他们头顶的月亮并不明亮，是不能与北平的月亮比的……”

周恩来说：“我们的部队正在做渡江的准备，那里的人民很快就会见到光明了。”

朱德说：“我们解放军渡江的决心不会改变。我们应该让全中国人民拥有一个共同的明月。”

毛泽东很高兴，说：“讲得很好，以后我们新中国只能有一个月亮。”

虽说林子里有点冷，但毛泽东等人的谈兴越来越浓。周恩来抬起手，看看表，已经过去了40多分钟了，他估计李克农那边快搞好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叫史威林的警卫团长跑到周恩来身边，小声说：“检查工作已经结束，请中央首长到屋里休息。”

周恩来小声问：“发现什么没有？”

史威林答：“没有，一切正常。”

周恩来说：“好哇！”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警卫团的同志领着中央首长进各自的房间里休息去了。

毛泽东被安排在了双清别墅。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住在双清别墅北侧的来青轩。

李克农特意与刘进中赶到周恩来住处，汇报工作。

周恩来对李克农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但也指出了不足。李克农有点不安，说道：“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不细致，请中央首长批评。”

周恩来摆摆手，很温和地说：“不要紧，我们是第一次进城，经验不足嘛！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安全住进香山，你们已经成功。”

很显然，周恩来对刘进中的工作很不满意。他问：“你为什么把主席的防弹车打发走了？”

刘进中解释：“当时袁泽向我请假时，我以为天这么晚了，路上不是很安全，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不会去香山，可能留在颐和园过夜。”

“你这个刘进中，真大胆，这么大的事，不请示就擅自做主，万一出了问题由谁负责？”

“是我的错，请处分我吧。”

周恩来望着情绪低沉的刘进中，说：“像这种事，以后不能再有了。”

谈话气氛稍有点缓和，此时王范又走了进来，周恩来看到他火气又上来了。

王范是个老实人，但办事总欠考虑，上午在火车站周恩来没有见到他，受了一次批，可是就在带中央首长进香山的路上又引起了周恩来的不满。

原来，坐在第一辆车上带路的王范，一路让司机把车开得飞快，尘土飞扬，弄得后面中央首长的车很难追上。

追不上也得追，路况不好，车颠得很厉害。当时坐在第三辆车上的周恩来就问：“前面带路的是谁？”

警卫人员回答：“是王范。”

现在周恩来一见到王范，劈头就问：“你个王范，你在干什么？”

王范感到莫名其妙，问：“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你为何一路跑得那么快？”

王范说：“我是担心前面有炸弹，让司机跑快点，把我炸死了，你们后面的人就安全了啊！”

“你这个人，跑那么快，我们又不认识路，只好紧追，万一翻了车怎么办？”

“我还真没有想到，我有错，请首长批评。”

三个前来汇报工作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挨了批。周恩来没有说让他们走，他们都默坐在那里不动。李克农低头吸烟，王范已不敢再抬头。

周恩来站起来说：“你们都回去休息，这次都很辛苦。”

李克农站起来，望着周恩来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你担心了。”

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今天的脾气不好，请大家原谅。”

王范说：“你批得对。”

周恩来走过来拍着他那浑圆的肩膀，笑着说：“下次一定要注意，要把工作做好。”

三人同时回答：“请放心，一定做好。”

周恩来将他们送了出来。

李克农发现王范、刘进中的情绪仍不是很好。于是就安慰说：

“这些都是小事，以后注意就是了，周恩来平易近人，有长者风范，说我们几句，完全是为我们好，也是为了工作。”

刘进中说：“这的确与你说的那颗炸弹事件比起来，是小事一桩了，当时我真担心啊！”

李克农说：“是的，我也很着急，你们说说，我们的人检查了好几次，却偏偏在主席到了香山大门口时冒出一颗炸弹来，这是何人所为呢？”

王范说：“太悬乎，明天一定要组织人员破案。”

李克农说：“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这个案子查了几天还是没有破。李克农颇感意外，因为中央首长进住香山是秘密的，外界并不知道，人们从报上看到毛泽东一行已到了北平，但住在何处并不清楚。

几年之后，全国解放，这个谜底才揭开了。

据抓获的一名特务交代，当年在香山投放炸弹的人就是慈幼院的那个老尼姑。她原是国民党军统潜伏的特务，负有暗杀毛泽东的任务。只是当时香山的警卫森严，她始终没有得手。

自从毛泽东住进香山后，李克农特意调了一个团的兵力保护这里，外人根本接近不了这块地方。那时，毛泽东处理的事情特别多，有时也从室内走出来到院外的树林散散步。有一次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这个院子好，比我们在西柏坡的那个院子漂亮多了。”

警卫人员知道西柏坡的那个院子只不过是一个干净的农家小院，没有什么景致，与这里比真是天壤之别。就拿主席下榻的双清别墅来讲，有着一长排坐北朝南的平房，阳光充足，空气清新。有卫生间、卧室、办公室，还有专门的会客室。

毛泽东在延安住窑洞，在西柏坡住农舍，条件都很有限，可以说一切都很艰苦。当时，毛泽东对双清别墅这个地方已很满足，尽管当时的条件也还很差。

1949年9月。

随着形势的好转，中央开始在中南海办公，中央机关的不少首长都陆续搬出香山住进了中南海。毛泽东却对香山情有独钟，迟迟未动。白天在城里处理完事务，晚上又上香山休息。后来，他才住进了中南海。

当时香山的双清别墅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已无法看到了。

自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香山就一直是军事禁区，住着部队。没有对外开放。到了60年代后期，才逐渐开放，接待游人参观。

毛泽东是否再上过香山，无人知晓。据汪东兴同志回忆，文革时期，双清别墅无人看管，房屋日渐倒塌，他考虑这是毛主席当年住过的地方，应该保护好，供后人参观。

于是，汪东兴做主，让战士将这里的一排破房拆了，准备按原来的样子重建。当他去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却对此不感兴趣。

讲道：“现在还修它干什么，把钱用在别的建设上吧！”

汪东兴说：“已经派人拆了。”

毛泽东感到意外，望着汪东兴说：“拆了干什么？”

汪东兴说：“快要倒了。”

“是这样？拆了就拆了吧。”

“准备再建呢。”

毛泽东挥挥手，说：“不要再建了，这样不好，我毛泽东住过的地方，重建一下，又不去住了，在党内影响不好。”

双清别墅就从香山消失了。

近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香山已成为中外游人参观的景点。北京市政府考虑到双清别墅没有了，人们看不到当年毛泽东在那里留下的珍贵足迹，终究是一件憾事，因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曾发出过“向全国进军”的号令，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指挥过渡江战役、解放西北的几个战役等，所以就重建了双清别墅。

现在人们看到的双清别墅是后来重建的，据说一切格局都是仿照1949年的样子搞的。当你来到这里，望着悬挂在墙上的图片时，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人们完全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扭转乾坤的伟人风采。

第一章、黎明的前夜 七、国民党特务偷袭香山内幕

自从党中央、毛泽东住进香山后，这里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原先担心敌机有可能偷袭，也没有发生，负责保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也从未放松过警惕。

中央初到香山是绝对保密的，对外叫劳动大学，后来老百姓发现这所学校警戒森严，而且出入的人大都坐着车，慢慢也就猜出几分来了。

那些国民党特务和傅作义部的散兵游勇嗅觉也很灵敏，他们得知中央和毛泽东住在香山后，就叫嚣要打进去，干掉中央首长。

这些情况李克农当然清楚，他一面调动有限的兵力加强香山外围的保卫工作，一面给战士做思想工作，教育他们不能掉以轻心。

当时的队伍中有不少是傅作义旧部改编的，其中成分很复杂，他私下对骨干分子说：“你们要多长一点心眼，对那些立场不坚定的起义或收编人员要盯紧。”

一个月后，却发生了“香山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驻守在香山的警卫部队突然接到了有一部分国民党残部要袭击香山的情报。

人们顿时紧张起来。

几个月前，傅作义在接受起义和谈时曾提出要求，要保留一个警卫团。经周恩来批准答应他的要求。这个团驻守在翠微路附近，当时很混乱，其中许多军官仍有反动思想，迫于解放军的威力，他们一时没有轻举妄动。

可是在这一天，当他们得知党中央、毛泽东等要人就住在香山，并且警卫力量不是很强，便动了进攻香山的念头。

士兵们正在营院操练，有两个营长发现团长不在场，就嘀咕了一会儿，一个身材矮胖的营长将队伍集合起来，站在一个高台上，很猖狂地说：

“弟兄们！我们的傅司令是被共党逼上梁山接受和谈的，事出无奈，和平是假的，意在伺机反戈。现在机会来了，据查，共产党的中央总部和毛泽东就住在香山，那里的守兵不多，我们现在就打到香山去。”

士兵们开始议论，那个高个子营长又挥动着手里的枪，高叫：

“弟兄们！有种的跟我上，打到香山去，摧垮共党总部，干掉朱、毛，拎着他们的脑瓜投奔南京领赏，发财的机会到了哇……”

士兵们开始骚乱。

那两个营长和一些连长正在策划进攻香山的方案。

所有人都拉到了操场上，眼看着一场流血事件将要发生。此时，李克农接到便衣队员的报告，情况万分危急。

他立即抓起电话将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同时又告诉香山警卫部队的负责人。

香山的部队动起来了。周恩来深感事态严重，香山的兵力，只能防守，不能随意调动，怎么办？周恩来在室内走了一个来回，然后给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打电话：

“是荣臻同志吗？”

聂荣臻拿着话筒答：“是我，我是聂荣臻。”

“据报，现驻守在翠微路的傅作义的那个警卫团，已发生兵变，阴谋袭击香山我中央驻地，命令你立即调集部队，火速阻拦。”

聂荣臻回答：“请中央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放下电话，久经沙场的聂荣臻，出了一身冷汗，他觉着这事太突然、太意外了。他让参谋人员拿来北平地图，拿着一支铅笔在翠微路画了一个圈，然后直接给北平警卫208师下达任务，命令他们火速赶到那里包围这个团。

半小时后，208师已全副武装开到了翠微路。

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长唐永健是执行任务的总负责人。他命令队伍散开，对这个团形成层层包围之后，对大家说：“先不要开枪，我们要尽量避免流血事件，还是先做点宣传工作再看。”

包围在里面的傅作义旧部已慌了手脚，唐永健举着一个话筒喊：“警卫团的弟兄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傅将军弃暗投明，是诚心诚意的，我们共产党也没有威胁他，请你们不要听信反动军官的煽动，赶快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否则你们就是人民的罪人，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士兵们听到喊话，一下动摇了。本来，这些兵对进攻香山就信心不足，于是有不少人放下武器，走了出来。

一场流血事件终于避免了，解放军很快就开进去缴了他们的武器。

此时，香山那边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后来当他们得知此事已和平解决后，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事态虽说平息了，但负责保卫中央首长的警卫人员并没有放松警惕，几道重加的岗哨并没有撤。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起床，在院内散步时，笑着对卫兵讲：“你们辛苦了，为了我，一夜没有睡觉，还是下岗休息去吧！”

“保卫主席是我们的职责。”一个卫兵紧握钢枪说。

毛泽东回过头又对阎长林打招呼：“你落实一下，让这几个士兵休息吧，不要弄得那么紧张嘛！”

在阎长林的安排下，忙了一夜的卫兵才离去了……

第二章、战与和的较量 一、桂系不希望解放军过江

中共中央到了北平，这一消息传到南京后，李宗仁坐不住了，国内局势变化很快，眼看着大半壁江山已落在了中国共产党手中。

此时，他才深感逼蒋下野后，自己要收拾这个残局惟一的办法是与共产党重开和谈。

他知道蒋在台上时制定的与共产党和谈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共产党明确表态蒋介石的和谈条件不能接受，所谓的先停战再和谈的策略是为了保存残余势力，取得一点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

当然，他更清楚共产党和谈的条件。早在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就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谈声明具有很大的虚假性和欺骗性，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平等的，而是要继续战争。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以我们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实行真正的和平。

当时毛泽东提出的和谈条件共有下列8项：

（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八项和谈条件当时在国内影响很大，许多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中的部分元老也赞同这种条件。

蒋介石退回老家奉化去了，但他并没有将大权完全交给李宗仁。李宗仁一上台就摆出了和谈的架势，正式就任代总统的第二天，他就发表声明：

“中共方面所提条件，政府愿开始和谈。”

于是，他就着手准备和谈的事。

中共中央住进香山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3月26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李宗仁上台了，似乎有和谈的意向嘛，我们也该考虑了。”

周恩来说：“不论是否成功，我们都要谈，要让世人知道我们共产党是愿意和平的。”

“你讲的对。”毛泽东背着手，望着窗外明媚的阳光说，“咱们开会，决定和谈的事宜，李宗仁探我们的口气，就让他们派人来，我们说过的话应该算数。”

周恩来笑着说：“将有一个秘密人物要从南面来，他是代表李宗仁的。”

毛泽东眼睛一亮，问道：“何许人也？”

周恩来说：“主席认识，是刘仲容。”

毛泽东笑了，说：“好哇！老朋友来了。”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制定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四项决定：

（一）谈判时间定在4月1日；

（二）和谈地点定在北平；

（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举行会谈，按照1月14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基础。

（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需材料举行会谈。

1949年3月。

白崇禧的秘书，李宗仁的高级参议刘仲容负命前往北平与中共接洽。

当时选谁去北平李宗仁有点举棋不定，白崇禧对他说：“德公，事到如今，依我看还是派一个可靠人去为好。”

李宗仁说：“以你之见，何人合适？”

“刘仲容。”

“听说你身边的这个人是共产党，真的吗？”

“不可能的，他怎么能是共产党，请放心，他跟我几十年，这一点我是清楚的。”

“不是就好啊！有人曾在蒋那里告状呢！”

“那是别有用心。”

“刘仲容办事是可靠的。”

“是的，他既是我们的亲信，又在共产党那里有一些朋友，在当前的形势下，派他北上是最理想的。”

“那就这么定了，就由你安排让他北上吧。”

白崇禧虽支持李宗仁和谈，但他仍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对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有看法，认为太苛刻了，他曾同李宗仁交换过意见，可是李宗仁的态度不是很明朗，只说先谈谈看吧。

临走时白崇禧又问李宗仁：“刘仲容北上，除了负责与中共联络和谈外，你还有什么要交代？”

李宗仁坐在沙发上沉思了一会儿，讲道：“你转告他，让他对中共的人说，和谈的八项条件我们原则上可以考虑，但关于战犯问题还是留在新政府成立后再说。”

白崇禧回到汉口，刘仲容已从上海赶回来了。

刘仲容说：“我这次去上海有收获，已经与中共的人联络上了。”

白崇禧说：“他们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有请你和德公一起北上面谈的意思。”

白崇禧对此不感兴趣，他也不可能与李宗仁去北平与中共和谈。他说：“现在局势不稳，战争还在继续，我们与中共还是敌对关系，我怎么能与德公去北平呢？”

刘仲容问：“我何时动身？”

白崇禧回答：“我离开南京时与德公商量了，此事越快越好，我建议你明天就动身，现在国共双方都愿意合作解决争端，都不愿意打仗，和平谈判是大势所趋，你这次是代表我们桂系秘密去的，不要与其他谈判人员接触。”

刘仲容又问：“我和中共去联系不知德公有何吩咐？”

白崇禧说：“德公的意思是基本同意中共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但是关于战犯一事还要具体商量。”

刘仲容说：“此事不太好办，我曾与中共人员接触过，据说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这次我去不知你有何打算。”

白崇禧说：“我是希望中共军队不要过江，今后应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国军的主力虽有很大损失，但还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数十万陆军，这是我们的资本，如果中共军队要强行过江，我想他们会吃亏，我认为既然他们愿意和谈，那就应该不要过江，如果过了江，战争打起来，就成了一个烂摊子，那就不好再谈了，你见到毛泽东先生后应该讲清我们的意思，让他知道利害关系，最好是政治和军事都不要过江。”

刘仲容站起来准备朝外面走，白崇禧挥手说：“我这里有一封信，请你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刘仲容接过信说：“请放心，我一定照办。”

白崇禧握着刘仲容的手，深情地说：“仲容，你跟我十几年了，你是我们的外交能手，我相信你这次一定不负使命，会为我们打算，我已经打电话给张轸主席，你先到信阳，他会派人将你送过前线，进入中共的控制区。”

刘仲容走了，白崇禧望着他的背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缕阳光斜射在他的脸上，看上去忧心忡忡，精神状态很不好。

刘仲容到信阳后，在河南省主席张轸的安排下终于进入了解放区。

两天后，他来到了北平。

第二章、战与和的较量 二、出现在毛泽东身边的神秘人物

齐燕铭代表周恩来在前门车站迎接刘仲容，当天下午他就见到了周恩来，并将白崇禧的亲笔信交给了他。周恩来看完信，笑着说：

“仲容啊，咱们又见面了，你一路辛苦，先休息一下，晚上我再带你到香山去见毛泽东好吗？”

刘仲容说：“听从您的安排。”

夜幕降临时，周恩来派专车将刘仲容接到香山。

刘仲容走进香山，心情格外激动，他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双清别墅时，毛泽东也在门口迎候。他身着一件灰色棉衣，上面有几块十分引人注目的补丁，刘仲容觉得毛泽东有点发福了，身体明显比以前胖了。

毛泽东往下走了一个台阶，握住刘仲容的手，高兴地说：“老乡，我们又见面了，可惜啊，如果你早来两三天，就赶上参加我们的入城式了。”

刘仲容微笑着说：“主席，我是应该早来的，但是路不好走，沿途要穿过火线，火车停停开开，耽误了不少工夫。”

毛泽东说：“你辛苦了，我们刚从西柏坡搬进北平，你又穿过前线来看我，精神可佳，我们是有缘分啊。”

刘仲容笑了，他说：“谁让我们是老乡呢，我是托了主席的福。”

毛泽东摆手：“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见到你格外高兴。”

一名警卫人员端着一盘水果走了进来。

毛泽东给刘仲容递了一支烟，自己也点了一根，猛吸了两口，说：“仲容，我们没有什么福，我们从延安到北平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直到今天才取得了胜利，你知道我们是靠什么？”

刘仲容有点茫然，他望着毛泽东讲：“我想你们是靠人民的支持。”

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你只说对了一半，我们还靠能克服困难，能吃千辛万苦，今天才进了城。”

刘仲容说：“你们进城好，革命成功了嘛！”

毛泽东说：“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也多次给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学李自成，如果那样，革命就会短命。”

刘仲容说：“还是主席伟大。”

毛泽东说：“不是我伟大，而是人民伟大，我们的军队伟大。”

刘仲容点点头，转身喝了一口茶，对毛泽东说：“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是无法与你们相比的。”

毛泽东说：“我们是老乡了啊！仲容。”

刘仲容听了有点激动。他在白崇禧身边已十几年了，在这期间他与共产党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国民党内部有人指控他是共产党，但始终没有抓到什么把柄。关于他身份的确是特殊的，他在苏联留过学，回国后就与共产党人广交朋友，善于交际，是奔走于国共两党高层人物中间的活跃分子。后来他就投到白崇禧的门下做事，他与李宗仁的第一次见面大约是1934年前后，有一次他在一个要人的引见下会见李宗仁时说：

“久仰李将军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将军是一个爱国的人，我在共产党那边有一些朋友，今后如果用得着，你不好亲自出面，我愿为你奔走。”

李宗仁望着他问：“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刘仲容说：“请将军放心，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我在苏联留学时还坐过共产党的牢。”

李宗仁仍有点怀疑，带刘仲容来的那个叫王公度的人解释说：

“仲容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在校时很有交际才能，人缘也好，在国民党学生和共产党学生中很受爱戴，还当过学生会主席。”

李宗仁听了这话不再去细问刘仲容的身份了。

在这次会面中，刘仲容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从此他就喜欢上了这个锋芒毕露的年轻才子。

后来李宗仁还派刘仲容到陕西替桂系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感情。

西安事变爆发后，刘仲容作为李宗仁的特使，又秘密访问了延安。这是他第一次与中共最高领导人接触，他见到毛泽东后深情地说：

“我早就想来这里看看，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毛泽东笑着说：“我们随时都欢迎你来。”

刘仲容回答：“感谢主席对我的信任。”

毛泽东问：“听你讲话的口音，好像与我是同乡啊？”

刘仲容说：“我是益阳人。”

“是吗？那个地方我熟悉，离我们湘潭不远，这真是异地遇老乡了。”

毛泽东给刘仲容让烟，刘仲容也不客气，接上就抽。因为是同一个乡音，所以两人的谈话显得很随意。毛泽东笑着讲：

“如果不是发生西安事变，你不来西安，恐怕咱们见不了面哩！听恩来说你是代表桂系来的，我们欢迎，共产党愿意广交朋友。”

刘仲容说：“李宗仁、白崇禧让我代问你好。”

毛泽东说：“我与他们也是老朋友了，谢谢他们了。我曾给李、白去过信，希望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们是愿意与广西方面合作的。”

刘仲容说：“我一定将你的意见转达给他们。”

他们两人以西安事变为话题谈论，毛泽东又询问起了他的经历。当刘仲容说他是莫斯科中大的第一期学员时，毛泽东笑了，他讲：

“你可是真的到列宁的故乡去过了，与伍修权是同学？”

“同班。”刘仲容说：“这次来就是他接待的。”

毛泽东将刘仲容留在自己的小屋吃了一顿便饭。

刘仲容对毛泽东特意准备的辣椒很喜欢，可以说湖南人爱吃辣椒的特点在他们两人之间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毛泽东是不愿饮酒的，但他今天却拿了一瓶葡萄酒来招待这个身份特殊的老乡。

他亲自斟了一杯酒说：

“仲容，敬你一杯，这可是我们陕北自产的葡萄酒。”

刘仲容慷慨地站起来，说道：“主席太客气了，应该我先敬你才是。”

毛泽东挥手示意他坐下，然后说：“你是客人，我理应先敬你嘛。”

刘仲容落坐，端起酒杯与毛泽东碰了碰，脖子一扬喝了下去。天渐渐黑了，窑洞的光线越来越暗淡，毛泽东才让警卫员点了一支蜡烛。

毛泽东很愿意谈论历史，他对刘仲容讲：“李宗仁那边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他一直与蒋介石闹矛盾，主要是想独立。广西那地方很穷啊！过去一闹天灾农民就往我们湖南跑。这样一来，湖南的汉子娶不起当地的媳妇就娶广西的女子，这很有意思。你说说李宗仁为何要闹独立呢？”

刘仲容解释：“李将军为什么闹独立，主要是不愿受蒋介石的气。”

毛泽东说：“国民党的许多将领都对蒋有意见，但没有几个站出来与其对抗，只有李宗仁，我看他是有本事的人哩，近几年他没有靠南京政府的支助，广西不是照样搞得很好吗？”

“是这样。”刘仲容接着说：“这个人不仅会打仗，而且也会搞建设，是很有心计的人。”

毛泽东说：“这个我知道，你给我讲讲他那边的情况吧。”

刘仲容很认真地讲：“广西是由李宗仁和白崇禧一道经营起来的，他们的确下了一番功夫，曾公开提出了建设广西，振兴中华的口号，同时还结合广西特点制定了‘三自、三离’政策。群众是拥护他们的。”

毛泽东听完笑了，他说：“这两个人了不起，很有主见。据说他们还办了飞机制造厂，那空军的规模一定很大了。”

刘仲容说：“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飞机制造厂是有的，李宗仁曾给我讲过，说他的工厂比中央的还大。他们的空军究竟有多少飞机我不知道，但目前来说还没有一架投奔蒋介石的。”

毛泽东说：“他能控制军队就说明他有本事，请你回去告诉李、白二人，希望他们举起抗日大旗。”

刘仲容说：“这没问题，他们两人是有抗战决心的。”

毛泽东又问：“你是留过洋的，读了不少书吧？”

刘仲容笑着回答：“读过几本，外国的多，中国的少，主要是文艺方面的。”

毛泽东讲：“文艺的书要读，我也建议你读点政治书。”

两人谈到半夜，一轮圆月高挂空中，银灰色的月光淡淡地泻进了窑洞。毛泽东将他送出来说：“你这个老乡来一趟很不容易，不要急着走，就多看看延安，让你的老同学伍修权作陪，如有事可直接找我。”

……十几年过去了，这次刘仲容在北平见到毛泽东备感亲切。

这也是他第二次拜见毛泽东，他的身份仍是李宗仁的特使。不过这次来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为和谈奔走。

毛泽东询问了他旅途情况，然后望着他说：“我们也就不客气了，老朋友，你代表李宗仁而来，身份变了，是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代表，你就先讲南边的情况吧。”

刘仲容讲道：“李宗仁上台后，就让孙科组阁，孙科曾提出了先执行无条件停战的要求，你们驳斥了他。李宗仁此时也发表宣言说：‘中共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但是你们的答复是：等北平解放以后才能决定。所以此事就搁了下来。”

周恩来说：“我们没有答应当时就和谈，那是因为条件还不成熟，也就是说南京方面还没有诚意。”

刘仲容说：“此事说起来复杂啊！”

毛泽东说：“这我们知道，李宗仁也做不了主，现在南京政府内部的意见如何呢？”

刘仲容说：“南京政府内部情况也是复杂的，可以说现在有三种人，一种是已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定，只好求和，这就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谋和’的人，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要能赢得时间，就再打下去，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是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动摇不定，没有什么立场，内心很悲观，属于苦闷派。”

毛泽东说：“这个情况很重要，依你看李宗仁属于哪一派？”

刘仲容望了一眼坐在他旁边的周恩来，慢慢地讲道：“我对他了解不是很深，从历史上看，他与蒋介石矛盾很深，这次上台是与蒋翻了脸的，他清楚蒋介石不会放过他，白崇禧与他是站在一起的，因此桂系掌权，他们一方面要防备蒋介石，一方面又担心共产党利用和谈吃了他们的军队，白崇禧是极力主张‘划江而治’的人，我来时他交待希望共产党的军队不要过江。”

周恩来问：“白崇禧手里有多少军队？”

刘仲容说：“大约还有60多万，这是他亲口讲的，说万一共产党的军队要过江，他就会将这些人马全投进去，凭借蒋介石多年经营的长江天险拼一阵。”

周恩来皱着眉讲：“我们是不怕长江天险的。”

毛泽东脸上的表情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讲道：“你可以告诉白崇禧，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但要政治过江，而且军事也要过江，我们用于渡江的部队是100万，另外还有100多万民兵，我们过江人民是欢迎的。”

刘仲容与毛泽东等中共要人接触了几天，该谈的都谈了，却没有马上要走的意思，有一天毛泽东将他叫到香山双清别墅，对他说：

“仲容先生，你何时动身回南京？”

刘仲容说：“我想看看局势发展再说。”

毛泽东说：“我想请你再回一趟南京，你是桂系的亲信，又是我们的朋友，我希望你去做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工作，争取让他们在这历史关头能认清形势，靠向人民。”

刘仲容没有马上表态。毛泽东望着他说：“你不要怕，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保证你安全回来，你敢不敢去？”

刘仲容笑了，他说：“我当然敢去，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毛泽东给他交待：“你回去后，先向李、白二人转告我们的这几条意见：一是关于李宗仁先生的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是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他们不出击，我们就不会动他们，等到将来再说，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只要他们不出击，由李宗仁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是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我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我方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只能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四是现在双方就要开始和谈，美国和蒋介石是不会甘心的，他们一定会破坏和谈，希望李、白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

刘仲容听完这话很受感动，说：“你们是有诚意和谈的，但我仍担心南京那边，白崇禧手里有军队，如果他有意见，李宗仁也就不好办。”

毛泽东笑了，他说：“你可以告诉白崇禧，他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现在才十来万人马，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我们还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让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我毛泽东说话算数。他现在不要我们过江，这办不到。当然啦，如果我们的大军过了江，他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长沙看看情况，如再不行，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可以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可以三年不进广西，你看这样如何？”

刘仲容说：“我可以将主席的意思转达给他。”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仲容去了南京……

第二章、战与和的较量 三、和平将军张治中

国民党大势已去，李宗仁在北平解放之前曾打算组一个代表团与共产党谈判，当时他考虑的合适人选是享有和平将军之称的张治中。

张治中在南京住了一段，因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对他参加和谈没有表态，加之李宗仁也有点犹豫，代表团没有组织起来，张治中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和谈一时无法开始，于是就向李宗仁请求：“我还是回西北去吧？”

李宗仁问：“你刚来，着什么急？”

张治中面带难色，说出心里话：“我是为和谈而来的，但现在情况复杂，我们动不了身，我住在这里也就没有意义了。”

李宗仁望着他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是西北的最高行政长官，暂时回去处理一下公务可以，但我们和共产党的谈判是一定要搞的，只是时机问题，你要快去快回啊！”

善于外交事务的张治中是一贯主张和平的人，此时为什么打起了退堂鼓呢？这也很简单，他来到南京后觉得国民党的气数已尽，内心充满矛盾，认为无论怎么和谈都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了，他对和谈也没有信心，想退回西北去。另外，他对南京政府的内情也有看法。

李宗仁上台后，曾想改组内阁，以刷新内政来收拢人心，促成和谈，他多次表示要让张治中来担任行政院长，不料张治中对此并无兴趣，明确表态不愿接受。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感到全局无望，与其说留在南京，还不如退回西北再观局势。

他下决心返回兰州后，表态不再离开西北，还向李宗仁发专电请求辞去和谈代表一职。离开南京时，张治中曾向李宗仁说：

“最好把孙夫人和李济深请来，先行改组政府再和谈。你能请到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济深负责党务，局势一定会大有改观，会出现振奋人心的情景。”

李宗仁说：“这个建议很好，我会努力去做工作。”

后来李宗仁也确实派人去请这两个元老，但没有成功。在那种情形下，当然不会成功，这不过是李宗仁的主观幻想而已。

身为西北军政长官的张治中自从退回兰州，心情更加不安，战争仍在继续。此时，他考虑的大事是如何保全西北，当时除了新疆有把握外，他最不放心的是宁夏、青海的两马，当时甘肃地盘很大，暴露的问题也相当多，得下一番功夫。有一次他在甘肃省党部开纪念会时，做了题为《三年来和运的回顾与展望》的长篇讲演。他除了向人们讲述这三年来的和运经过外，还把自己一贯的主张坦白地讲了出来。最后他还指出自己所以要主和的原因，暗示西北将来也非和不可。

那时他自己是想在兰州做些工作的，可是李宗仁却多次打电话、电报催他回南京参加和谈。在这紧要关头李宗仁自然不会同意他置身事外，也有不少朋友写信劝他参加和谈，认为不管和谈成与不成，你既然一贯主和，说现在双方都和谈，你是不能回避责任的。张治中自己也认为：此时和谈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是如果置身事外，也不是对人民、对国家应有的态度；由于他自己20多年来对和平的痴心梦想，他也对当前的和谈仍然抱一点希望。

经过郑重考虑后，他还是接受了李的邀请，飞回南京。

那天南京的气候异常恶劣，能见度只有200米，云层既低，又有细雨。飞机安全着陆后，他几乎出了一身冷汗。

他走下飞机，前来接他的何应钦笑着说：“文白兄真是福星高照啊！我们真担心飞机出事呢。”

张治中说：“一路上天气都不好，差一点见不到你们了。”

白崇禧握着他的手，讲：“我听到半空中飞机的声音，眼看着盘旋了半小时之久，尚在替你祷告平安哩！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张治中笑了，他说：“有什么福呀！可能是豆腐……”

来迎接他的官员都笑了。

张治中到南京的当天就去见李宗仁。

此时李宗仁心情仍不是很好，北平已和平解放，解放大军已有明显的南下渡江的态势，他这个代总统只不过是一个摆设罢了，蒋介石仍在幕后独揽大权，他一调动不了军队，二手中无钱，现状很难维持，情形很不妙。

他主张和谈，打算能保留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张治中既然为和谈而来，当然最关心的就是谈判。他一进李宗仁的公馆就问：“我这次真是为和谈而来的，你让我代表政府去北平与共产党和谈，有什么方针没有？”

李宗仁让秘书给张治中送来一条热毛巾，坐在长沙发上讲：

“你先不要急嘛，喘口气，擦擦汗咱们再议吧。”

何应钦与白崇禧坐在一旁没有说话，望着李宗仁抽烟。张治中喝了几口茶，又说：“我是着急的，这么大的重任落在肩上，你们说还能坐得住吗？”

李宗仁开口说话：“文白兄，关于和谈的方针我上次与你谈了，不能变，有关方案还没有最后定，但我们的原则是明确的，那就是共产党的军队不能过江，我们只有这块地方啊！”

白崇禧接着讲：“如果共产党的军队坚决要过江，我们也不会怕，到时吃亏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李宗仁说：“过不过江是关系我们命运的大事，你心里也是清楚的嘛。”

张治中沉默了一会儿，对他们说：“毛泽东发表的中共八项和谈条件，我反复研究过了，他们绝对不会与我们平分天下。”

白崇禧说：“我已说过了，不要怕，现在我军的主力虽说部分被歼，但我们有强大的空军、海军，还有近百万陆军可以投入战场，实力还在，共产党的那点军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何应钦的精神状态很不佳，看上去有点意志消沉。他听完白崇禧的高谈阔论后，摇摇头说：“我们也不能太乐观了。”

白崇禧有点不高兴，他问：“这怎么讲？”

何应钦说：“大家心里很明白，现在我们政府内部问题太多，德公的权力有多大呢？蒋先生名义上下野了，但仍在控制着军队……”

白崇禧不吭声了。张治中也没有说什么，李宗仁忧心忡忡地讲：“是啊，我的工作太难做了，我在这里下的命令几乎没有多少人执行，你说怎么办？”

张治中说：“依我看如果真是这样，惟一的办法是让蒋先生把权全部交出来，让德公当一个名副其实的总统，什么代总统？这个做法本来就不太妥当嘛。”

白崇禧说：“你讲得对，如果不这样，我们是干不下去的。”

李宗仁信心不足，他望着大家说：“我本人与蒋宿怨很深，我就任副总统时他就出了我不少洋相哩，现在他是躲在幕后看我的笑话呢，让他完全交权，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啊……”

张治中突然站起来，望了一会儿户外的阴雨天空，回过头说：“办法是有的，就看你们赞不赞同了。”

李宗仁忙问：“有何高见？”

张治中说：“只有劝蒋出国。”

白崇禧拍手说：“文白先生高见。”

李宗仁说：“这是一个办法，但是现在蒋身边的人很复杂，主战者居多，他们坚决反对我们和谈，想请一个人去做蒋的工作很难，还是你最合适，就请你去溪口一趟，别人蒋先生不会买账。”

何应钦说：“在我们国民党内部，文白兄是敢于与蒋先生唱反调的人，你去劝他，别人也不会说什么，蒋更不会说什么。”

张治中望着李宗仁说：“也只有我去了。”

本来说好了张治中溪口之行的用意事先不要向外声张，可是张治中前脚一走，白崇禧却有意将这个行动透露给了报界，当天下午就有报纸公开了此事，劝蒋出国的消息不胫而走。

这时，人们也常常听到李宗仁的亲信发牢骚，说蒋介石表面上是下野了，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挥一切，在和各方面联络，特别是与各地高级将领仍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而李代总统发表的七项措施，特别是释放政治犯（指明张学良、杨虎城）根本做不到。

“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先生继续管吧！李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

在这种形势下，张治中便动了劝蒋出国的念头，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李宗仁放开手去做工作，这样对蒋个人也有利。

张治中从李宗仁的公馆出来，又去找他的好友，国民党元老张群和吴忠信等几个人商量。张群的态度也很明朗，他对张治中讲：

“现在时局很微妙了，你的这个建议我是完全同意的，蒋先生现在能出国，于国于民，于他本人都有利。”

吴忠信也赞同，他说：“这是个好主意，不过老头子的脾气不好，也许他不接受。一般人去劝说，他会生气的。”

张治中笑着说：“所以我才请你们二位与我一起去溪口劝老头，你们二位与他私交很深，又是党国元老，他不好难为你们的。”

张群说：“我本应与你们一道去，可是近日身体不好，不能奉陪了。”

吴忠信当场表态愿与张治中前往。

于是他们两人就在李宗仁的安排下坐专机动身了。

第二章、战与和的较量 四、蒋介石的另一种态度

3月3日。张治中一行到了宁波，蒋介石得知消息后还派蒋经国到机场迎接，随后就转乘小车到了溪口。

在蒋经国的带领下，张治中和吴忠信先到溪口蒋的老宅对蒋的先祖行礼。据说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凡是到这里的官员都要先向蒋介石的老祖宗牌位三鞠躬。

蒋介石并没有住在家里，而是住在位于溪口镇西北部的雪窦山上。此地是溪口的风景区，山峰叠翠，风光秀丽，古寺香烟袅袅，泉水叮咚。蒋介石的别墅就坐落在这山顶上。据说是1927年修建的。

张治中和吴忠信登上雪窦山时，身着黑色长袍的蒋介石站在大门口迎接。他没有笑，迈着碎步往下走了一个台阶与张治中、吴忠信握手，说：“感谢你们来看我。”

张治中问：“总裁近来可好？”

蒋介石面无表情：“无官一身轻嘛！”

张治中和吴忠信走进蒋介石的的会客室。互相之间寒暄了几句，张治中正准备说别的，没有想到蒋介石却脸色大变，瞅着他们两人，从桌上拿起一份报纸，很不客气地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

张治中瞅了一眼报纸才明白，原来中外报纸都登出来了，说是据某方可靠消息，国民党中劝蒋下野的几个重要人物已去了溪口云云。吴忠信望了一眼张治中，张治中不语，室内的气氛有点冷淡。

蒋介石又很气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他这样一讲，张、吴二人不好再说什么，只好改谈别的事。张治中觉着既然来了，只能先住下慢慢再谈了。

蒋介石住在雪窦寺不走，张治中和吴忠信也只好住下来。

五天后，他们又同蒋介石一起下山回到了溪口。又住了三天，早晚起居都在一起。这几天蒋介石表现得确有居士风度，常和张、吴一起逛山水，有时也谈话，晚上也谈。八天中，可谓无所不谈，要谈的问题差不多都谈过了。

张治中曾做过一些记录，其内容为：

（一）关于和谈限度及代表人选问题，我们曾请蒋表示意见，蒋反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说：“南京方面意见：中共所提八项的第一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关于军队改编一项，认为应先决定全国军队数额，然后研究双方军队所保持的比例，各自编成。并且在三年内分期逐步把全国军队缩减到适应国防上需要的最低限度数额，并且确实完成军队国家化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至于联合政府问题，过去有三三制的主张，最近也有建议六六制的，不外乎就是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至于双方管辖及共同管理的地区，将来也要分期实现政治民主化，使国家真正趋于统一。至于其他各项，都可加以考虑。”蒋对这些意见表示首肯，不过认为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汉口、南京、上海七省市共管一事不必由我们提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种看法。

至于和谈代表人选，报上有请张群、吴忠信两位参加的传闻，吴当时表示不愿干，蒋说：“不干也好。”我也表示不愿参加，蒋说：“这是值得考虑的。”后来又说：“不参加也好，恐怕摆脱不了。”又彭昭贤、钟天心已经请辞代表名义，蒋说：“于北方籍的立监委员中遴选最好。”

（二）关于党的问题，我们力言年来全国党务几乎已经完全陷于停顿，党的神经中枢亦呈瘫痪状态，如果长此拖延，恐怕会无形解体，应该切实整顿，团结并发挥革命组织的力量，达成新生的任务，对这方面有详细的分析。蒋对此频频点首，并说以后当邀集有关同志，对如何健全本党，作具体详尽的研究。蒋又多次表示他必竭力支持李宗仁，李现在负的责任就是他的责任，李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不过希望李、白也要具有同样的认识，才能做到内部的团结。就是希望李、白先从心理上转变，对他的态度有所改正。最后一再表示他不会再度出山，他的一生也不愿再度执政。又说去年他当总统实在是一切失败的根源。

（三）关于外交政策问题，我们拿平时一贯的主张，作详尽的申述，认为必须做到平时美苏并重，战时中日两国能够亲善合作，不但对两国有利，对远东以至世界和平都有利。我们将来可望因此不再受白种人的欺负压迫，不过目前还做不到——或者一生也还做不到。

（四）关于特殊建议问题，我们建议他对革命的领导方针应该重新郑重考虑，从今以后，应该放弃和中共军事斗争的企图，移作政治竞赛的努力，在保有的若干省份中，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争取人民对党的同情，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至于今后国家的体制，当然是多党政治，所以我们可能一时执政，一时在野，绝不能再存那种由本党一党专政，或以为以本党为主体执政能够行之久远的错误观念。我们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应该有远大的打算，只有实现政治民主化，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应走的路。蒋对这两点频频点头，但表示：我虽然想保有若干完整的地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是共产党是不愿意我们这样的，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做到，我们现在应该先做最恶劣的打算，即使毫无完整的地区，亦要做复兴国家的努力。

（五）关于蒋的出国问题，第一天看到蒋，便被他发了一顿脾气，我们不容易再开口，以后只得转弯抹角地从老远的地方转到这问题上来，给他委婉分析，认为他留在国内，无论对时局对个人，都只有害处而毫无益处。谈了好几次，有时一接触到本题，他就故意谈到别的问题去；有时很愤慨地说：“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有时我举出事实说明他还在那里指挥军事，譬如宋希濂要逼走孙德操，自己移驻到宜昌去，便说是奉了他的电报，以后孙到重庆便很愤慨地告诉萧毅肃，由萧传了出来。蒋连说：“没有这回事，我没有发这个电报！”后来，他的态度比较和缓，只说：“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的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到这种地步，我不好再勉强说下去，也就留到以后再说了。

（六）关于内阁改组问题，李上台后，孙科就有辞职的消息，立法院对他极不满意，李也不愿意孙继续下去。三日到溪口后，我们曾和蒋谈到这一问题，蒋表示对孙不勉强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到七日，孙科已向李提出辞呈，李打电话到溪口和我们商量，提出几个继任人选，特别着重讲何应钦，但是蒋表示不赞成说：“为什么一定要提和我有关系的人来做院长？”“院长应该让别人来做，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并且指出：

（1）在准备和谈期间，敬之任行政院长颇有不便，甚至发生不良影响；（2）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3）何在目前继孙组阁也不相宜。我又以电话与何商议。何对组阁很犹豫，关于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问题，何说：“院长我都不愿意做，我还做副院长？”我又回过头来劝蒋：“你要不同意由何敬之来组阁，内阁组不成，李又要来抱怨你，把责任推给你了。而且你希望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何是一定不会干的。”蒋仍未同意，问题便僵住了。李又一天几次电话来催促，一直到十日我们准备离溪口回南京前，蒋才同意了，而且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何，要我们带去。

张治中和吴忠信在溪口共住了八天，在这八天，他俩曾用种种委婉的言词来和蒋介石谈话，培养感情，后来蒋的态度就和缓多了。临别还送他们下山到溪口，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场上飞机……他俩回到南京，第一件事便和顾祝同、白崇禧带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到杭州劝何应钦出来帮助李宗仁和谈。何应钦犹豫了几天之后终于答应了。

他到南京后对张治中郑重其事地说：“你一定要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

本来溪口之行已使张治中失去了和谈的信心，可是何应钦提了这个要求，加之李宗仁极力留他，他只好同意。何应钦当了行政院长，3月12日正式宣布就任。

接下来何应钦就着手组阁，第一件事是和谈，其次是财政（特别是物价），再就是外交。为了打开中苏僵局，张治中建议请邵力子出任外长，可是邵力子却不愿意。实在没有办法了，张治中又向何应钦建议由当时的驻苏大使傅秉常出任。内阁名单发表后，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

“这是张某人提出的，今后要改走苏联路线了。”

当时各种不同的论调纷至沓来。其实，张治中与傅秉常只有一面之交，他之所以提这个建议完全是着眼于当时的外交状况的。可是后来国民党党内的顽固派却极力反对，傅秉常也就不敢就任了。

中共中央正式发表和谈公告后，希望南京政府尽快北上和谈。当时人们听到这一消息都很高兴，希望和谈成功，于是李宗仁就授意张治中做和谈准备工作。

关于如何与中共进行和谈，南京政府曾连续开了四次会。由何应钦主持。出席的除代表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外，还有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组、黄少谷等人。经过这几次研究后，决定：

（一）为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改在南京开会（这时国民党中央已迁往广州）；

（二）为指导和谈进行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共同组织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做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最后把四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全文如下：

（一）双方既确认为和平商谈解决国事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提停战意见进行商谈。

以上9项，只是国民党代表团与中共和谈的预定腹案，他们决定不提交书面，仅是他们可能让步的原则性限度内容。何应钦对张治中等人解释说，你们在和谈时应按照这几点内容逐条争取，在迫不得已情况下方可让步，如中共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张治中问：“除此之外别的因素应如何考虑？”

何应钦说：“国防部提出关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的要求是不能放弃的，可能在座的有人还不太清楚这个最低要求，那我就重申一下吧！”

人们不再发表意见，都在聆听何应钦重复国防部提出的关于国共停战协定的几点要求：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军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及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持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通信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第二章、战与和的较量 五、顽固派与和谈派的较量

可以说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希望和平的人虽然是绝大多数人，但是有些盲目、自私、自利的顽固分子，依然抱着破坏和平的思想，利用多种手段给和谈代表施加压力。张治中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列举以下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惟愿诸公始终勿忘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军队中有五大原则，而作合情、合理、合法之解决；否则苟安于一时，必抱憾于无穷也。……”

——潘公展等给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的寅艳电。

“……和谈为国家之大事，决非国共两方可得而专。其在政府，尤须不忘自身之立场，乃为国民大会去岁依据宪法所产生者。苟先漠视宪法而又置国民大会于不顾，试问诸公将凭借何种地位，有何种权力以与共党谈判？本日本会开会，佥认为此次和谈，政府应在合情、合理、合法范围以内，力求平等的和平。而其必须坚持者，应为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社会安全、生活自由四大原则。至于一切军队之必须国有，基本人权之必须维护，尤为天经地义，毫无假借迁就之余地。同人等更以为宪法与政制之任何修改，绝对为国民大会之职权，不容任何人可以越俎代庖。特主张即请政府根据去年国民大会之决议，克日如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以为最后之决定。……”

——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给李宗仁、何应钦并转各和谈代表的寅艳电。

“……（一）宪法之尊严必须维护，如须修改，应于合法程序行之；（二）中华民国国体不容改易；（三）有关人民之基本权利与自由生活方式，均应予以确实保障；（四）自和谈开始之日起，政府与中共应即无条件停止一切战斗行动；（五）政府代表之和谈结果，必须依法定程序核准；（六）和谈进行情形，应随时公开报导，准许新闻界自由采访。……”

——留穗立法委员联谊会给李宗仁、何应钦转各和谈代表的寅世电。

“……（一）和谈内容，攸关全民利害存亡，况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故和谈进行，国共双方而外，宜有民意代表参加，容许双方记者自由采访，随时公开，以示坦白无私；（二）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纵可依法修改，而不容任意放弃；（三）自由为国民基本人权，尤为任何政府所当尊重，本会前电所提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军队国家化，但为往年政协决议之原则，亦且为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此次和谈，仍应遵循不变。……”

——全国和平促进会给李宗仁、何应钦并转告和谈代表的寅陷电。

“……（一）和平代表抵平后，应先提出双方立刻无条件停战；（二）和谈一切报导公开；（三）和谈进行详情，应随时报告党的中央，谈判结果，并应对党完成法定程序；（四）和谈内容，应坚持下列原则：（甲）国体不容变更；（乙）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必须保障；（丙）宪法之修改必须依法定程序；（丁）土地改革应首先实行，但反对以暴力实施；（戊）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

——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员谈话会决定，由中央秘书处发给居正、于右任、李宗仁、何应钦的寅三十议穗午电。

“……（一）在总的原则上，必须将和谈与投降界限划分清楚，双方应以平等合理为谈判基础；（二）现有华北国军扼守之各据点，如青岛、太原、归绥、包头、大同、新乡、安阳等地，必须保持，不能以和平为借口而轻易放弃，或有任何不合理的措施……；（三）双方为表示和平诚意，于和谈开始应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对上列各据点先行解围。……”

——立法委员王秉钧等六十一人没有日期和称谓的来信。

我们可以从以上电文中看出顽固派态度，当然这也充分说明了国民党内部有些人的反共面目。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给和谈代表的压力也显得十分沉重。

经过李宗仁同意，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仍定于4月1日动身前往北平。

就在此时，首席代表张治中却提议动身前要去一趟溪口。李宗仁对他的提议没有反对，他只是说：“你如果认为有必要就去吧。”

坐在张治中身边的屈武是反对他见蒋介石的，他说：“依我看文白先生再去溪口就有点多余了。”

张治中却说：“我还是应该去一趟。”

李宗仁始终不表态。屈武又问：“为什么要去呢？”

张治中解释：“我的用意也很简单，现在蒋先生虽说回了老家，但我们的军事力量还在他手里掌握着，这是事实嘛！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和谈达成了协议也没用；眼下京沪的顽固分子气焰嚣张，常有对我不利的谣言，溪口之行，我认为对他们有一种镇压的作用；再说蒋先生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嘛，在党的体系上，代表们除了章士钊外，都是党员，应有向他请示的必要；另外从礼节上来讲，我也有去看蒋先生的必要。”

李宗仁不很愉快，他对张治中说：“是否去是你个人的事，但你不能耽误北上的时间。”

当时李宗仁对张治中的这种行动虽不怎么同意，但张治中还是去了溪口。

张治中于29日飞到溪口。

吴忠信是提前到达的。此时的溪口已非常热闹了，张治中明显地感到这里空气和上一次有所不同。有不少要员在这里，有些公开露面，有些没露面。

他进蒋介石的家里就将这次北上和谈的事汇报一遍。蒋介石似乎对此不是很关心，他看完张治中带来的那个和谈腹案稿后，漫不经心地说：

“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见。”

张治中急忙问：“总裁还有什么指示吗？”

蒋介石喝了一口清茶，望着他讲：“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张治中说：“感谢总裁的关心。”

陪同张治中前来的屈武站起身到外面与其他人闲谈。

张治中和吴忠信又问起蒋介石对和谈的看法。双方交换了一会儿意见，最后蒋介石对他们说：“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心愿，我是打算住在家乡的，再不过问外面的事了。”

张治中听了这话很高兴，他说：“总裁这话对和谈是有很大帮助的，是英明之举，这样可以消除党内分裂，不知是否可以披露于报端？”

蒋介石说：“可由你斟酌。”

第二天张治中就同吴忠信、屈武返回了南京。

张治中觉着这次有收获，他认为起码是摸清了蒋介石的底数，可是屈武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蒋介石的话不可轻信。他在回程的飞机上对张治中说：“我们不能太乐观了。”

张治中问：“为什么？蒋先生的态度不是很明朗嘛！”

武屈说：“你还是有点天真啊！现在他身边的那些顽固派是反对我们与中共和谈的，有人曾亲口给我说，这个时候了张先生还这么热心和谈，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他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共产党愿意和平吗？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张治中淡淡一笑，说：“他们怎么不敢当面说？没有什么好怕的……”

回到南京后，张治中马上把在溪口时蒋的表示写成新闻稿发表，第二天又在立法院当着许多委员的面，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当时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事后朋友们对他说：

“这是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会议中所未曾有过的热烈情形。”

第二章、战与和的较量 六、国民党和谈代表受冷落的真实原因

南京政府代表团是于4月1日上午起飞的。他们搭乘的是中央航空公司特别准备的“空中行宫”号专机。代表团成员除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还有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秘书长卢郁文及秘书、译电员等20余人。

张治中登机时心情无比激动。

前来送行者很多，李宗仁、何应钦也亲自赶来了，另外立法院还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都来为他们送行，当时南京明故宫机场上热闹非凡，政府的所有军政大员都红光满面，对和谈抱了很大希望，各大报的记者表现也相当活跃，围着代表不是拍照就是采访。

何应钦握着张治中的手说：“祝你们和谈成功！”

张治中说：“感谢你们支持，我一定尽最大努力。”

李宗仁望着代表团的成员讲道：“你们此行，重任在肩，将会付出很大辛苦，党国的存亡就看你们的了，我希望通过诸位的力争能给我们迎来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

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张治中讲道：“我们此行一定会尽心尽力为党国争取一个和平局面，但就目前的形势来说，也不能太乐观了，大家清楚，现在共产党的实力今非昔比，我们是败兵求和，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如再与共产党平分秋色，谈何容易，中共所提八项和谈条件是苛刻的，但是请大家放心，不论和谈是否成功，我们都要北上，与共产党再打一次交道……”

尽管张治中的即兴讲话有点苍凉之感，但人们仍对他们抱有很大希望，这些抱希望的要员中，除少数外，许多人还是真心希望和平的。

飞机起飞了，穿过淡淡的薄雾，朝高空飞去。

张治中的心情也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可以想象他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虽说蒋介石曾表示不再干预政府的事了，可是根据他近日在南京所掌握的情况来说，这并非是蒋的真心话，他知道这次北上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飞机在云层中盘旋，其他成员一路说说笑笑都比较轻松，只有张治中沉默寡言，用手托着那个不丰满的腮帮子，凝视着蓝天白云，似乎很沉重……几个小时后，飞机到达北平上空。

这里的天气与南京相比，真是晴空万里，看不到一缕雾，虽说有云，但也是淡淡的那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邵力子回过头问：“文白，你说中共方面谁会来接我们呢？”

张治中笑而不答。屈武接着讲：“依我看起码是叶剑英将军。”

邵力子说：“不止嘛！我们从南京出发时李代总统与何院长都来送行了，这个消息共产党是知道的，他们欢迎我们的规格不会太低吧！”

张治中笑着说：“也许周恩来先生会来接我们。”

屈武说：“有可能，记得在重庆谈判时，文白将军两次去延安接送毛泽东，这次周恩来到机场接我们是情理之中的事，他是首席代表，文白也是首席代表嘛！”

张治中不再说话。

专机已在北平上空盘旋，怎样去接待这些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香山毛泽东的住所双清别墅正在开会研究。

本来南京代表团来也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很有政治意义的大事，应该将欢迎规格定得高一点，让国民党看看共产党的诚意。可是，张治中在离开南京时却又到溪口去见蒋介石，此事传到北平，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很生气，认为张治中的这种行为说明蒋介石仍在暗中控制着国民党政府的大权，也无形中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对和谈很不利。

毛泽东说：“我们是真诚欢迎他们来和谈的，可是张治中却对已退位的蒋先生这么亲近，这种态度很不好，我们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还是恩来安排人到西苑机场去接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当然不会亲自去接张治中一行了。

南京代表团的专机终于降落在西苑机场。

张治中首先从舷梯上下来，望着来欢迎的十几个人，心里很不愉快，他认为无论如何，从个人私交上来讲，周恩来也应到机场来接他们，可是却没有来。

来人都身着军服，面孔很陌生，经介绍才知道叶剑英也没到场，主要官员有：

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市长徐冰；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

张治中认为接待规格太低了，其他人也有同感，互相介绍了一遍，便是沉默，双方都没有人主动说话。此时，机场的保安人员却例行公事，检查代表团随身携带的行李，张治中更加不高兴了。

最后，在徐冰的陪同下，他们住进了事先安排好的六国饭店。

饭店大厅走廊的墙壁上悬着醒目的标语，其内容是：“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代表团看到这个标语后，心情都很沉重，感到这里的气氛并不是很好，张治中与中共代表团的成员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进房间休息去了。

天渐渐黑了，张治中和代表团成员正在开会，突然有人来打招呼，说晚上周恩来要来看望他们。邵力子笑着说：“你看，我说过周恩来一定会来的，也许他白天太忙才没到机场迎接咱们。”

大家的心情有了明显好转，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就到了，陪同他前来的还有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聂荣臻等人。

周恩来与张治中握完手，坐下后盯着他问：“你为何要在离开南京时到溪口去见蒋先生呢？”

这种突然提问，颇使南京来的人感到意外，张治中犹豫了一下，解释说：“蒋先生虽然下野了，但他还是我们国民党的总裁，他的态度我们代表团不能不考虑呀！”

周恩来似乎很生气，他挥手说：“不要再解释了，你去看蒋先生，外界做了公开报道，我们得知后很不乐意，你知道是为什么？”

还没等张治中回答，周恩来就用很严肃的语气讲：“你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提高他的威望，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这也充分说明了蒋介石的下野完全是假的，而实际上他还在幕后操纵着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大权，和谈也完全受他控制。”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张治中看到周恩来的气有点消了，才继续解释说：“离开南京之前我不能不去一趟溪口，这是我自己要去的，也不是李宗仁让我去的，蒋介石也没有叫我去，为什么去，你们也许还不清楚。蒋先生现在虽说已下野了，但实力仍掌握在他手里，毛先生所提的八项和谈条件，蒋究竟同意到何种程度，我得去摸摸底。另外近日外界对我参加和谈传说很多，我去溪口回来发表个书面新闻，对这些人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可以排除制造和谈的障碍。”

其他人不好说话，周恩来仍不是很高兴，他望着张治中说：“不管你怎么讲，我们认为，这只能说明蒋在操纵着政府，说明你们不是真和平，这种由蒋介石在背后导演的假和平，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接受。”

张治中的这种行动给代表初步商谈的情绪带来了一定影响。

可是他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讲：“我去看蒋先生这完全是我们党内的事，周先生这么说也有点严重了。”

此时，周恩来又提高嗓音，讲：“你们究竟是代表谁来与我们和谈？”

张治中说：“当然我们是受李宗仁代总统的委托代表南京政府与你们和谈了，我们要的也是真和平啊！”

周恩来仍有点激动，他说：“总之，我们认为如果在蒋介石的操纵下进行和谈，真和平就很难实现了。你们也许知道了，今天就在南京发生了流血事件，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南京政府接受我们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何罪之有？李先生不是已答应愿以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吗？为何还是动用军警去镇压学生运动，造成多人流血，实在难圆其说。文白先生率代表团来与我们谈判，我们是欢迎的，可是南京惨案又做何解释？我们不能不怀疑你们的诚意了。”

关于南京发生的惨案，张治中当然是知道的，在这种场合下，遇上了周恩来这样的谈判对手，还能说什么呢！谈话又陷入僵局，邵力子看到张治中低头不语，就望着周恩来说：“听到这事我们也是很痛心的，据说是南京守城司令张耀武所为，我们的确不太清楚事实真相。”

周恩来说：“这个张耀武听说是蒋先生的亲信，他的胆子也太大了！”

张治中忙说：“实在对不起，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们几个是很生气的，也是不允许的，请周先生容我与南京联系一下，查明真相再汇报吧！”

邵力子也打圆场，说：“请放心我们一定打电话与南京联系。”

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南京政府派出代表团来与我们和谈，并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八项条件，就应该有低限度的诚意才对，应该尽快处理南京事件，要严惩凶手。”

张治中说：“你们的意思我一定负责转达给南京。”

叶剑英发言了：“和谈尚未开始，南京就发生这种惨案，真令人痛心。”

张治中发现周恩来的心情有所好转，就问：“周先生，我们的和谈何时开始？”

周恩来说：“我们曾通知你们，让你们来之前要准备好一些和谈材料，不知带来了没有？”

离开南京时虽然李宗仁搞了一个腹案，但这只是属于他们内部掌握的，不准备书面提出来，他想先摸摸中共方面的底，于是便说：“我们没有什么方案，想听一下你们的方案再说。”

聂荣臻坐不住了，他问：“既然你们来谈判，怎么能没有具体议案？”

张治中说：“行政院开过会，以你们的八条为基础，当时意见不是很统一，但我们会提出一个议案。”

周恩来已看出他们对和谈没有什么准备，更拿不出具体议案，笑着说：“我们可以等你们的议案，但我们的原则是以八条为基础，这是不能改变的，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盼望和平，这是事实嘛！时间不能拖延了，我们设想先通过像今天这样的对话，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过几天由双方协商，提出一个成熟的方案再讨论。”

张治中说：“这个方法好，我们赞成。”

第三章、艰难的抉择 一、双清别墅的特殊来客

周恩来驱车来到香山，夜已经很深了，天空挂着几颗光线暗淡的星星，风不停地吹着。此时，毛泽东还没睡觉，他曾说过一定要等周恩来回来听了汇报再休息。

毛泽东听到周恩来的脚步，便放下手里的书到门口来迎接，他拉着周恩来的手说：“天这么冷，你辛苦了！”

周恩来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主席最辛苦。”毛泽东将周恩来让进屋，忙让警卫员送来一杯热茶，接着就问：“怎么样，你没有去机场接他们，有何反应？”

周恩来笑着说：“他们都不是很乐意，已流露出情绪了。”

毛泽东笑了。他说：“很好，他张治中既然忘不了蒋介石，我们为什么要用高规格欢迎他们呢？”

周恩来说：“我当时询问了他为何要去溪口的事。”

毛泽东说：“问得好，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欢迎假和平。”

警卫战士又给周恩来添了一杯热水，毛泽东挥手，示意让他退下，他就转身进了隔壁的小屋。夜显得十分寂静，除了风声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周恩来望着毛泽东讲：“南京政府的代表团果然没有什么准备，当我问起他们的和谈方案时，张治中吞吞吐吐，说还没有准备好。”

毛泽东说：“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李宗仁对划江而治仍抱有幻想哩，我们的队伍已准备好了，和谈是否成功都要过江，这个方针不能变。”

周恩来说：“我简单地了解了一下，代表团成员中除邵力子对我们所提的八项和谈条件中的‘惩治战争罪犯’不能接受外，其他人都表示可以以八项为基础。”

毛泽东问：“张治中的意见呢？”

周恩来说：“他也同意。”

毛泽东说：“张治中也很为难哎！他这个人又不愿得罪蒋先生。”

周恩来：“我已经通知他们先不忙于正式会谈，双方代表先分头谈，等意见差不多了，我们再提出个方案来讨论。”

毛泽东点头：“可以，我们还是要力争，现在对李宗仁、白崇禧仍要做工作争取使他们站在人民一边，虽说我们的大军已准备渡江，但我们还是要想法避免流血，战争一起，最受苦的还是我们的人民啊！”

周恩来说：“依我看，现在李、白二人工作不是很好做。”

毛泽东说：“还是要力争。”

周恩来觉着有点冷，站起来，将放在书桌旁的那件军大衣披在毛泽东身上，然后自己也随手披上了那件洗得发白的黑色呢子大衣。

毛泽东不停地吸烟，面部表情庄重严肃，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周恩来凝望着他讲：“主席，依我看还是以你的名义再给李、白二人去一封信吧。”

毛泽东说：“可以，此事就由你办，不能转寄，可以派人直接送去。”

周恩来说：“我们的人去不是很方便，是否可以让他们代表团中派一人去。”

毛泽东问：“你看他们谁愿意去？”

周恩来一时说不上来。毛泽东挥手说：“我看还是请刚从香港来的黄启汉老先生去最好，此人真诚希望和平，在香港时就为和平奔走，他与白崇禧私交也很深，他去南京比和谈代表去要理想一点。”

周恩来说：“那我就安排他去。”

毛泽东说：“离开北平时，我还要会见，此事也由你安排。”

周恩来又问：“我见了黄先生是否可先将此事告诉他？”

毛泽东说：“可以先给他讲，要他有点思想准备嘛！告诉他我们希望他站在人民一边。”

周恩来站起来要走，毛泽东将他送到门口，又问：“你是否还要赶到六国饭店去？”

周恩来回答：“我还得去照看一下客人。”

毛泽东说：“你要注意休息啊！”

周恩来说：“请主席放心，我的身体没有问题。”

毛泽东又说：“这样吧，南京来的客人，有不少是老朋友了，你再安排一下，从明天起，我要分批见见他们。”

周恩来点点头走出双清别墅大门，坐上小车走了。汽车的发动机声越来越小，毛泽东仍在门口站着，这时从山下的村庄里已传来了鸡鸣声，东方的天空已渐渐发白，天变得更加冷了……有一天吃过早饭，南京政府和谈代表黄绍竑和刘斐突然接到了毛泽东要会见的通知，他俩是第三批去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会见，当时他们的心情很复杂，有喜悦，也有顾虑，因为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

张治中是个很心细的人，看出了他们的心理，临行前特意说：

“不要有顾虑，我的体会，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也是很乐意与我们交朋友的。”

刘裴忙问：“你与毛先生打过多次交道，你说说他有什么特点。”

张治中有点激动，他很感慨地说：“此人身上的特点就是共产党的特点，知识渊博，平易近人，作风朴实，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历史巨人风范，是常人无法比拟的。”

黄绍竑笑了，他说：“文白兄这么一讲，我们是应该去一睹毛先生的风采了。”

张治中急忙说：“应该去赴约，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你们跟毛先生在一起，就会明白我们国民党失败的必然性。”

章士钊从外面笑着走进来，讲道：“你们二位应该去会会毛先生，我与他接触过，这可是个罕见的伟人。”

具有文化名人之称的邵力子也情系万端地说：“与毛泽东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啊！”

人们这么一讲，刘裴和黄绍竑心情仍有点不安，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乘坐小卧车走出闹市，出西直门往香山奔去。

四月的北平已有了春风扑面的真切感受，尽管眼前道路两旁的景色依旧荒凉。车进香山拐了一个大弯便停在了毛泽东的寓所双清别墅门口。

眼看就要与历史巨人相会了，突然他们两人都有点紧张，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着一件瞅上去有点臃肿的灰色棉衣，两肘还有明显的补丁，脚穿一双黑色布鞋，他们两人有点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衣着如此朴素的人就是领导中国农民用小米加步枪将蒋介石的八百万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国共产党最高统帅。

车门刚刚打开，面带笑容的毛泽东就往下走了几个台阶，热情地伸出了那双大手。周恩来也从后面下来了。

“欢迎你到我这里做客！”毛泽东握着手说。

周恩来侧着身子，介绍说：“这位是刘裴先生。”

毛泽东说：“久闻大名了。”

刘裴望着毛泽东说：“见到你真是三生有幸啊！”

毛泽东摇头：“哎！不能这样讲，我们今天能在这里相会，这说明我们有缘分。”

周恩来又说：“这位是……”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不要介绍了，这位就是黄先生了。”

黄绍竑与毛泽东握手时很激动，他说：“毛先生作为一党领袖，这么平易近人，可歌可颂啊！”

毛泽东笑着讲：“要歌颂的不是我毛某人，而应该是我们的人民。”

这次会见在一种友好、轻松、亲切的气氛中拉开了帷幕。

大家说说笑笑拾阶而上走进了毛泽东的会客室，说会客室不太准确，确切地说，应该叫书屋，毛泽东嗜好读书，革命几十年，惟一的家当就是那些线装书，因为刚刚进城，条件有限，他的会客室也就是他平时的书房。

这个小屋除了一大堆书和几个旧沙发外，什么摆设都没有了，刘裴正在打量眼前的古书时，朱德迈着大步进来了。

毛泽东介绍说：“他就是我们的朱总司令。”

黄绍竑和刘裴没有想到这个久经沙场的战将也是这么可亲可敬。朱德说：“听说你们二位要来，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坐在一起就是朋友了。”

相互寒暄了几句，又双双落座。

警卫人员很快就送来了热茶。毛泽东笑着讲：“我现在还是一穷二白，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们，只能用家乡的茶了，中国有句俗语，君子之交淡如水。请二位不要见笑啊！”

刘裴对毛泽东说：“毛先生太热情了。”

毛泽东挥手说：“我们的确没有什么好吃喝的呀！”

朱德补充说：“等我们成立了新政府，我一定用茅台酒招待二位。”

人们边说边品尝毛泽东的家乡茶。

毛泽东很亲切地问：“听刘裴先生的口音好像是乡音？”

刘裴说：“是的，我是湖南醴陵人。”

“噢！原来我们还是老乡嘛。”

“对，我与毛先生是近邻。”

“你们那个地方我去过，还是在青年时代，老百姓的日子也很苦。”

“几十年过去了，那里的人民生活仍没有多少改变。”

“这是必然的，蒋先生心里能装着老百姓吗？”

毛泽东又望着黄绍？问：“听说你也是南方人？”

黄绍竑说：“我是广西人。”

“是李宗仁先生的同乡了。”

“我的老家在广西容县。”

“是哪个字？”

“是容量的容，不是光荣的荣。”

“这个县名好哇！容者，宽纳博大之谓也。”

“主席过奖了。”

“你们来和谈，我们是欢迎的，前天我曾与张治中先生会谈时讲过，我们准备实行宽大政策，可以在和平条款中不提战犯的名字，李宗仁先生虽说不是你们容县人，但我们也不计较他过去的事。”

“还是毛先生英明，共产党伟大啊！”

毛泽东笑着挥手：“我们的政策是四面八方，只要愿意站在人民一边的人，不论他过去有什么过失，我们仍欢迎他们来，一起共事。”

刘裴对毛泽东说：“毛先生是伟人，实不相瞒，我们这次来和谈压力是很大的，南京的李代总统根本不能当家做主。”

毛泽东说：“这个我们也清楚，现在是蒋先生打不下去，又把李宗仁先生推出来，与我们搞和谈。我们的原则是能不能谈成功，也要谈，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真是苦难深重啊！人民需要过太平日子，和平是大势所趋，如果谁破坏和平，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我们共产党也不会答应。”

朱德接着讲：“你们到北平来，也许已感受到了，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否则我们也不会请你们来，就现在实力来说，要想消灭蒋介石的那点残余势力，我们的实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我们不愿再看到生灵涂炭了，战争中最苦难的还是人民。”

毛泽东又问：“听说你们最近正在讨论我们提出的《国内和平协议案》，不知大家有何意见？”

刘裴说：“我们原则是同意的，就是有些地方措辞过于激烈，把蒋先生说成是罪魁祸首，虽说事实就是如此，但我们担心要让李宗仁签字，也许有一定难处。”

毛泽东笑了，说：“罪魁祸首可以不写，那就换成元凶巨恶，你们意下如何？”

朱德忍不住笑了，毛泽东也哈哈大笑。刘、黄二人明白毛泽东是在开玩笑后，也就跟着笑了。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几口烟，然后讲：“李宗仁先生怕蒋介石这说明了什么？破坏和平的还是蒋介石本人嘛！”

刘裴说：“我跟蒋先生多年，对他是了解的，他不学无术，只会发动战争，连自己家里的事都管不好，还能管好一个国家吗？”

毛泽东听到此话，连忙摆手，讲道：“你这样讲不确切，蒋介石不是不学无术，而是有术，不过这个术是‘权术’哩。”

黄绍竑点头，说：“毛先生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啊！”

大家又笑了。

毛泽东接着讲：“你们二位都是很有见解的人，现在李宗仁是六亲无靠啊！”

刘裴与黄绍竑交换了一下眼色，流露出没有理解此话的意思，但又不好追问，只好望着毛泽东和朱德继续喝茶。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毛泽东先开口说话，他讲：“你们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那我就解释一下吧，第一蒋介石他靠不住的，这一点他自己心里最清楚；第二美帝国主义他靠不住，南京政府名存实亡，他们无利可图了嘛；第三是那些蒋介石的残余军队更靠不住，他的军令无法畅通；第四是他的那点桂系军队也靠不住，力量毕竟有限；第五是现在他身边的一些人靠不住，他们之所以支持他，就是为了和谈，和谈不成，都会各奔东西；第六是他不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他也靠不住，也要与他奉陪到底，不外乎是战场上见。”

刘裴说：“你的分析很正确啊！”

毛泽东又讲：“依我看，现在李宗仁最靠得住的还是我们共产党人哩！我说过，我们不计前嫌，只要他同意和平，暂时他还可以当他的代总统，南京政府的招牌也可暂时不取，等我们成立了人民政府，可以请他来共事嘛。”

刘裴说：“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负责转到。”

毛泽东说：“前几天，有你们的人回南京，我已将这个想法托他转告李宗仁先生了，不知他有何考虑。”

黄绍竑说：“这个政策很好，李先生也许会考虑的。”

毛泽东说：“但愿如此。”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毛泽东又特意将刘、黄二人留在双清别墅吃饭，朱总司令作陪，因为周恩来是共产党的首席和谈代表，所以他的事很多，早晨来坐了一会儿就又去六国饭店找张治中交换意见去了，大家在吃饭时都觉着没有周恩来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这顿便饭虽然很简单，但因毛泽东与朱老总热情好客，使他们感到很亲切，同时他们也领略到了毛泽东同志生活简朴的真实本色。

毛泽东因喝了几杯酒，脸色红润，情绪也非常好。他说：“我这个人对吃从来不讲究，小时候因家里穷困，看到大户人家大吃大喝就心痛，人长一张说话的嘴那么铺张浪费地伺候他干什么？我也有三大爱好，其一是喜欢抽烟，其二是贪婪辣椒，其三是爱吃红烧肉，因为我们都是南方人士，所以今天多炒一点辣椒，也希望能合你们的口味。”

黄绍竑脸上有了红晕，他说：“今天的饭茶，虽说简单，但情意浓厚，感谢毛先生的盛情。”

毛泽东说：“我们是老乡，不要讲这个客气话了。”

刘裴也说：“这辣椒炒得是色香味俱全，我最爱吃了。”

吃完饭，毛泽东突然对黄绍？说：“老乡，听说你是一个词人，我最爱与词家诗人交友，我们不妨填诗一首，你看如何？”

黄绍竑明显的有点喝多了，脸越来越红。他忙站起来，对毛泽东说：“真不敢当，毛先生是大手笔，我拜读过你曾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词风潇洒，气势宏大，非常人所能比，我是很敬佩的，说我是词人也只能是滥竽充数而已，偶尔无事，作几句聊以自慰，还需请你指教。”

毛泽东说：“你也太过谦了，你的词我也读过，很有情趣，咱们来个协定如何？”

黄绍竑忙问：“什么协定？”

“待和谈协议正式签字之后，我们再来填词。”

“一定向你请教。”

说话间已到了大门口，司机已将汽车发动起来，毛泽东握着刘裴的手说：“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刘裴突然问：“不知毛先生是否会打麻将？”

毛泽东说：“会一点。”

“那么你是喜欢打清一色，还是喜欢打和平？”

毛泽东灵机一动，明白了刘裴问这话的真实含义，便笑着说：“和平，和平，只要和了就好嘛！”

大家都笑了。

小车驶出香山，刘、黄二人的心情仍难以平静，从内心讲，今天的会见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使他们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充满敬仰之情……周恩来起初与张治中交换意见时，张治中提出外交政策问题，他说：“我现在主张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的方针。”

周恩来说：“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美国向来支持蒋介石，我们不可能与其站在一起，这个道理很明白。”

张治中说：“如果你们亲苏而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

周恩来说：“美国想利用日本再来与我们共产党作对，我们不同意你这种观点，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害怕。”

张治中的言论受到周恩来的反驳，这个问题不好再谈，只好谈别的了。

那天晚上的交谈内容比较广泛，因为双方意见不一，结果还是不欢而散。

接下来还是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但都没有什么理想的结果。南京政府的代表已感觉到如果还是坚持李宗仁交代的那种划江而治的原则来谈下去，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再让步的。

正当代表们一筹莫展时，他们却连续接到了几份南京来电，这种电报还是要他们坚持原来的方针，张治中为难了，他已预感到和谈的前景不会很乐观。他再次见到周恩来，就将此事说了出来。

周恩来说：“何应钦对和谈这么重视，他又提了什么条件？”

张治中说：“他在来电中说已到广州列席中常委三次会议，各委员发言激烈，有不少人反对成立联合政府，最后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我们在和谈时坚持。”

周恩来问：“这个决议都讲了些什么？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张治中有点犹豫，但他还是将决议的内容对周恩来做了如下汇报：

（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进行开始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方；

（二）为保守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的外交政策，应予维持；

（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

（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

（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列二、三、四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周恩来听完后，说：“我们从这个所谓的‘决议’里，完全可以看出这些顽固分子打的什么算盘？做的什么梦？我们是不可能接受的，你们心里最清楚了，南京政府中有的人是不希望和平的。”

第三章、艰难的抉择 二、李宗仁的密使又出现了

1949年4月5日。

南京李宗仁公馆。

李宗仁秘密派到北平去的刘仲容又出现了。

这时李宗仁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正在翻阅《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标题特别醒目，是一号黑体，叫《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下列几行字深深震憾着李宗仁：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我们愿意正告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程思远对李宗仁说：“刘先生从北平回来了。”

李宗仁放下报纸示意他坐，但可以看出他的脸色显得很不好看。刘仲容望着他说：“我从北平来时毛先生给你带了话。”

李宗仁挥挥手说：“还带什么话，报纸上已公开了嘛，你说这个社论是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

刘仲容说：“当然是了，从文风上可以看出来。”

李宗仁不再说话。刘仲容打算向他汇报北平之行的情况，他却不是那么热心了，回过头对程思远说：“打电话，请何院长来。”

刘仲容忙说：“毛泽东的话是专对你和白长官讲的，让何院长来听合适吗？”

李宗仁说：“他现在是行政院长，让他来听是对的。”

几分钟后，穿着一身西服的何应钦挺着那个大肚子进来了。

一进门他就笑眯眯地瞅着刘仲容说：“我们的密使终于回来了！共产党没有难为你吧？”

刘仲容笑着拍了一下脑袋，讲：“还长在这里，安全无恙。”

何应钦说：“我说过，像你这种人，共产党那里朋友很多，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刘仲容却故意说：“那边朋友是有，但危险还是有的，政见不同嘛。”

李宗仁的秘书忙着给大家上茶。何应钦坐在刘仲容对面又问：“见到毛先生没有，他们有没有诚意？”

刘仲容说：“见到了。”

李宗仁说：“你这次北平之行很是辛苦，回来就好，先讲讲那边的情况。”

刘仲容这次去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谈了许多有关和谈的重要问题，毛泽东的话主要是针对李宗仁和白崇禧讲的，因为何应钦是蒋介石的人，所以他不好全部讲出来，只是简单地汇报了一下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何应钦老奸巨猾，不停地追问有关问题，他也只好闪烁其辞。

李宗仁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了，他坐在那里不停地吸烟。

何应钦又问：“你见了毛先生，难道他没有讲和谈的事？”

刘仲容说：“讲了，他说我们两家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是该喘口气的时候了，他们坚决主张和，还说和了人民就会免受许多苦。他还说如果要打，他们是不怕的，力量是有的。”

何应钦说：“这话是好听，但他们为什么不停止做过江的准备？不停地调集军队朝我方靠拢。”

刘仲容说：“毛先生说了，解放军一定要过江。”

何应钦绷着脸说：“那还谈什么？”

李宗仁一直没有说话，他将何应钦送到门口时说：“我们的代表正在与他们谈判，先看一下情况，过几天白崇禧回来了咱们再共商对策吧！”

三天后，白崇禧回来了。

刘仲容来到李宗仁的公馆与他见面。

白崇禧问：“我给毛先生的信交到手了没有？”

刘仲容说：“毛先生看了，他对你提出的‘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主张是不同意的。”

李宗仁说：“报纸已经公开讲了，说非要打过来不可。”

白崇禧说：“那我们也不怕。”

刘仲容说：“毛先生说只要你们两人有诚意，还是可以谈的，南京政府的牌子可以暂时不取，李代总统仍可以在这里坐镇，等新政府成立了，可以继续合作共事。”

白崇禧冷笑一声：“这有点吸引力！”

李宗仁没有表情。刘仲容瞅着白崇禧讲：“毛先生讲，你能带兵，将来可以让你指挥国防军。”

白崇禧说：“将来是什么前景？我是他们的战犯，还会有好结果。”

李宗仁说：“前几天我对何院长讲，等你来了再共商对策，你说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白崇禧忽地一下站起来，讲：“还商量什么？他们的军队是否过江是我们谈判的前提，如果要过江，那就不要谈了。”

刘仲容与白崇禧的关系非同一般，许多话他都是敢当面讲的。

李宗仁情绪低落，白崇禧又刚愎自用，他只好叹气说：

“我们的代表虽在北平与中共和谈，但你们两人心里应清楚，现在国民党的实力已不能与中共相比了，共产党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了，如果我们仍坚持原来的态度与其和谈，谈何容易？依我看只要有点和平希望就该争取。”

白崇禧讲：“时局虽说是这样，但我们也不悲观，我们不是不能打了，长江天险，共军要突破也不是很容易的，只要德公取得美国支持，我们就能坚持住。”

李宗仁说：“还是争取和谈，美国方面我会尽快派人去联络。”

刘仲容问：“毛先生还等回话，我想再去一趟北平。”

白崇禧说：“去不去都没有什么必要了。”

李宗仁说：“再去一次也好，你要与我们的代表团一起力争使中共军队先不要过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嘛！”

第三章、艰难的抉择 三、张治中说：这简直是降书嘛

刘仲容走后，李宗仁为了表示和谈诚意，就给毛泽东发了一份专电。全文为：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禀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

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毛泽东接到该电后即复电李宗仁，全文如下：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接到这份电报后，李宗仁仍举棋不定，他虽有主和之意，但当时的主要目的在于倒蒋，只是他的个人的权位并不牢靠，办事又优柔寡断，不可能作出果断行动。

这样一来就难为了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张治中对邵力子等人说，现在的局势发展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李代总统很难当家，蒋先生留居国内，是和平的最大障碍。

于是张治中又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去信，劝他出国，并诉说了利害关系：……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复得。纵以钧座英明，亦万难将此腐朽集团重新提振有所作为也。倘吾人知彼知己，即以吾党北伐时期北洋军阀腐溃失败之经过事实而益可证明。职是之故，惟有钧座痛下决心，放下一切，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能如是，则腐朽集团经受剧变之深刻刺激，唤起淘汰作用，产生新机，将来尚有重新提起之一日。而不然者，将使失败之中遭受更大更惨之失败，而无复再振再起之可言。此实从任何方面冷静观察，皆为必然之情势与现实，摆在吾人面前，显而易见，决非张大其词、危言耸听之意也！

前与吴礼卿先生到溪口时，曾就两个月来大局演变情形加以研究判断结果，认为无论和战，大局恐难免相当时期之混乱，而钧座虽引退故乡，仍难避免造成混乱之责任，此最大吃亏处，亦即最大失策处，惟有断然暂时出国，摆脱一切牵挂为最有利。当时亦曾面陈钧座，未蒙示可，谨再将其利害列述如下：

甲、出国之利

（一）不作反对者之攻击对象——反对者以“天下之恶皆归焉”之存心，任何问题如不能解决时，即认为钧座所操纵，所阻挠，横施攻击，无法剖白。

（二）对人民表示赞成和平，转移人民观感，以恢复人民之怀念与信仰。一年来国人怨声载道，对于钧座之信仰，可谓低落至无以复加，甚至认为钧座如不远离国门，不但为和平之障碍，亦为战争之障碍，且为美援之障碍，此种众怒难犯之严重压力，何必负担？故钧座为恢复信仰计，自以及时摆脱为宜。

（三）避免和谈失败之责任，与在和谈中提出有伤尊严之要求，并免将未遭遇进退两难之窘境——证以共党迩来之态度，可知如钧座仍留国内，则共方及反对者必将发动更大规模之攻击，极端难堪，殆无疑问。

（四）避免再负战争之责任。盖如和谈成功，则归功领袖下野出国所促成；即如再战，亦不负任何责任，而可引起军民之回忆，并可转变友邦之观点——今日之情势，如和谈成功，自是幸事；倘不幸而和谈失败，亦惟有将党政军大权，尤其军事上之全权，交与李、何两同志负责，乃为最明智之作法。盖若继续战争，而钧座或在幕后或径出面指挥，则桂系必掉头而去，引起内部之分裂，危险孰甚，真毫无是处也。

（五）对党政军干部之麻木情绪、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予以刺激，唤起觉悟，并恢复其对领袖之信仰——现时吾人所失望者，厥为党政军人员之麻木情绪、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为主要因素，而尤使吾人最感失望者，乃为党政军一般干部对于领袖貌似恭顺，实则背后均多怨言，牢骚满腹，皆调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尤其黄埔系高级将领，多认钧座之指挥方法太过陈旧，认钧座以数十年前之陈旧方法指挥新的军事，太不合原则，必然失败。在此种生活与心理状况之下，焉有恢复信心挽回颓势之余地？故为钧座将来革命大业计，目前惟有放下一切，飘然远引，静观大家之如何作为、如何应付，使之重受刺激，从而引起觉悟，恢复对钧座之信仰。

（六）在个人方面，增强将来革命事业种种有利因素，如广益见闻，结交国际朋友等——钧座曩者虽曾留学日本、游历苏联，然而时代转变甚速，阅时既久，自有孤陋寡闻之感。

尤其欧美方面由于科学与工业进步，一日千里，时代之转变益剧，新的事物与新的潮流有不可想象者，倘能在欧美作一番游历考察，广交游而益见闻，则对将来之事业将有极大之裨益，盖可断言。

乙、出国之害

（一）在国外安全问题不无顾虑，但可设法防范维护。

（二）军事力量顿失维系中心，但只须付托有人，似无可虑；且现在军队腐烂已极，不足珍惜，何况今后领袖事业，只有恢复信仰，争取政治上领导之胜利，而不在能否保有若干军事力量为转移。

（三）党的领导，一时远离，不免更形涣散，但如能组成干部会议，亦可维持现状，何况本党早已解体，尚须彻底改造，始可复兴，然此非待大局明朗时莫办。

根据以上各项分析而言，钧座倘能毅然出国，将有百利而无一害，盖甚显然，甚愿钧座再作一切实周详之考虑而及时采取行动，且愈早愈好愈有利。

抑更有陈者，此次到平以来，所受刺激之大，非可言喻，真是百感交集。倘使三年以前，甚至去年六月在西安时钧座采纳职之建议，则决不至有今日如是之惨败，职亦可免今日在北平写此一篇忍辱受气一言难尽之痛史也。职素以吾人应拥护领袖成功不应拥护领袖失败为言为志，倘今此建议仍不蒙钧座采纳，而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亦彻底失败不止。今请再将往者一切失败经过作一检讨，昔日一切建议献策者孰是孰非，无不晓然，目前之情势，岂非铁的事实证明乎？

这份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人转交给蒋介石的，他看后相当生气，根本没有理睬，而是授意白崇禧加紧在长江沿线布防，摆出了与解放军决一雌雄的架势。

在十几天的个别谈话中，因为双方都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也就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当然也没有形成一个什么文件。南京代表团的所有成员深感前景不妙。

4月13日早晨，张治中刚刚起床，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就将一份打印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给了他。

周恩来离开时对张治中讲：“请你们先看一下，交换交换意见，明天晚上我们正式开会商谈。”

周恩来走后张治中立即将代表、顾问和秘书长叫到房间传阅草案。室内越来越安静了，半小时过后，人们都面面相觑，神情沮丧，没有人先开口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张治中站起来，脸色苍白，他说：

“我是一口气看完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完了啊！和是不可能的，这简直是一份降书嘛……”

刘裴说：“说实在话，这个草案如果让南京的顽固派看，会认为是‘招降书’、‘判决状’，与他们那种‘划江而治’，主观幻想相差甚远。”邵力子也说：“我觉得这些条款，也实在有点苛刻了。虽说和谈是以毛先生所提的八项条件做基础，而且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由于我自己主观上对和平仍抱有痴心，期望会出现奇迹，可是现在是完了。”

张治中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走动，瞅上去心情颇为沉重。他最后对大家讲：

“中共提出的这些和平条款南京政府怎么能接受，我看可能性很少。但我们是负命而来，还得耐心地研究下去，周先生通知过了，说明晚就开会研究，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还是商讨一下对策吧。”

于是，他们又坐下来开会，共同研究谈判的策略。

第三章、艰难的抉择 四、谈判桌上的交锋

第二天晚上9时，张治中带领的代表团迈着沉重的步履来到了中南海勤政殿会场。

中共代表已坐在那里了，当时的气氛显得很紧张。这是一栋宽敞、华贵的古代宫殿式的房屋，大厅中间横放着一张长条桌，两端分坐双方代表。条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座位。布置简朴，但空气则显得异常严肃。

主持这次会议的周恩来坐在张治中对面，望着他问：“是否可以开始？”张治中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于是周恩来就宣布会谈正式开始。他望着南京政府的代表讲道：

“我先做一点说明，完了大家就草案发表意见。这次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到北平来，我们经过十二天的非正式的谈判，各方交换了意见。从今天起，已经进入到正式谈判的阶段。在正式谈判开始以前，我们已经把《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给张先生。草案的主要意思，在过去十二天非正式的商谈中，大致都已经谈过，并且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开始有很大的距离，经过十二天的商谈后，许多有分歧的意见，得到了以张治中先生为首的六位代表的同意，因此我们觉得很高兴。并且南京代表团已经声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在今年一月十四日所发表的声明中的八项主张，已经经过李德邻先生在南京发表声明，同意以这八项主张为基本条件来谈判，也就是以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同时南京代表团有这个声明，在八项基础条件下，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提出，愿意由我们方面——中共代表团提出实现八项基础条件的具体方案。因此中共代表团就起草这一个草案，送达南京代表团。这个草案，是根据中共毛主席在一月十四日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

“这个草案双方代表团各有一份，我不再详细解释，但必须说明我们对这个草案所持的原则。

“首先，在这个协定草案中，我们认为必须先叙述历史的责任。

“因为不如此，就无以使全中国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知道我们根据什么而提出这一个协定。

“现在必须说明的，是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鼓励和帮助下，违背了人民的意旨，破坏当时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在反对中共的名义下，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动战争。

“这种战争，到今天来说，已经有两年零九个半月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中，全国人民因此遭受了空前的灾难；不但财力物力生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国家的主权也受到损失。因为这样，所以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背叛了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也就是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最终的遗嘱，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不满。这种情形，不只这三年来如此，从国民党执政以来就是如此。

“尤其以这次为全国人民所反对的空前规模的反革命战争，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的。惟其如此，人民对于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各种错误政策、反动政策表示更大的不满。从这点来说，这种错误，是应该由国民政府负责任的。它已经因此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

“在这个二年零九个半月的战争中，国民政府所统率的军队，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也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统率的军队所击败，这一点，现在已经肯定而无疑。因为有上述情况，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在今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谈的要求。在那一个文件所提的条件，我们认为不能接受，不过在一月十四日毛主席所发表的声明中，我们已经同意谈判和平的提议，所以才有八项具体的原则性主张的提出，这就是大家所共知的：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实行土改，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卖国条约，和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主张发表以后，得到了国民政府李代总统德邻先生发表的声明同意以它做谈判和平的基础，以后我们接待了南京方面的人民代表团，也接待了上海方面的人民代表团，后者今天在座的章行严先生、邵力子先生都曾参加。那是私人名义的代表团。

“两次的接待，经过你们诸位的努力，因此才有今天双方的代表团在这里开始正式谈判。”

周恩来说到这里又停下来看了一眼对面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他发现在座的人情绪低沉，有的低头沉思，有的低头吸烟，只有张治中十分认真地凝望着周恩来。但他的表情也很奇特，双眉紧锁，放在桌上的手也有点不太自然。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继续讲：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不能不提出来，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

其次，在这个协定草案里，依据毛主席所提八项主张，分别列出了款项，现在打算把这些款项的具体内容要点说一说。

国民党代表听到这话又都不约而同地坐端正，听周恩来的说明。

第一条是惩办战争罪犯。分两款：一款是规定在这次战争中主要的战犯必须惩办。在惩办原则之下，也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李德邻先生所承认的原则之下，经过南京代表团再三说明的，而且得到中共毛泽东主席同意的宽大办法原则下，所拟订出来的两项具体办法，分别情况，予以办理。这一点，在我们方面，也就是中共代表团方面，认为异常宽大的。因为这种规定，对全国人民来说，只是一种很宽大的提议，广大的人民到今天还不知道是否同意。

就各民主党派来说，我所得到的反映，他们都觉得很宽大，甚至觉得不满，因为这里面的宽大不限于任何人。当然，办法尽管宽大，但是执行一定要严格；在原则上不能动摇这个规定。就是一切战犯，不问任何人，他能必须‘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才能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因为不如此，就不能得到全国遭受战争灾害和不满于国民政府一切措施的人们的谅解。另一项的规定是：不问任何人，如果不遵守这个规定，而且有下述的情况，就是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者策动叛乱的，应该严予惩处。协定签订以后，如果有率部叛乱的，应该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讨平。

第二款是关于日本战犯的。对于日本战犯的处理，国际上已经有了协定，也有了其他关于日本投降问题的各项协定，中国应该遵守，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破坏条约，在李德邻先生发表同意以中共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主权之内，放走了冈村宁次——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大的战犯。这个战犯曾在华北实行‘三光’政策，残杀众多的生命，以后提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就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来说，像江桂战争，也是他指挥发动的。竟把这个大战犯放走了，甚至把已经确定为战犯的二百六十多名送还日本。对于这种措施，全国人民异常震怒。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在签订协定以后，由政府要回来重办。在第一条的两款里，我们认为都是异常重大的问题，事前也曾尽量采纳南京代表团诸位先生的意见，是必须要做到的。

第二条是废除伪宪法，第三条是废除伪法统。这两条，我们认为在李德邻先生已经同意了的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主张的原则下，已经没有任何争执，也不必再加解释了。因为这不是中共今日如此主张，就在伪国民大会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召开时，各民主党派都已经一致反对，乃至于国民党的一部分爱国人士也是一样反对，所以由此而产生的伪宪法，全国人民当然不会承认；因此而产生的选举的结果，全国人民也已经表示不承认。这种不承认，在各种的人民运动中已经表示过。因此，伪宪法、伪法统之必须废除，这是已经毋庸置疑的事情，也就应该于条文中明确规定。

第四条是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这一点，为了维持全国永久的和平，我们必须负责解决，而且会谨慎从事的。所谓负责解决，是要使今后不会再蹈过去历史的覆辙。远的不说，就中华民国现代历史来说，这三十八年来，已经发生了多少次压迫人民的反动战争，使全国人民遭受到极大的灾害，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我们今天都希望获得永久的和平，就必须消灭这一个祸根。反动军队就是进行压迫人民的工具，也就是祸根的所在。如何消灭它？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武力消灭武力，这就是过去和现在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为了制止国民政府所发动的反动战争，我们以革命武力来抵抗，后来由抵抗进入反攻，由反攻而得到今天的胜利。这种方式继续下去，无疑地一定达到全国反动军队的彻底消灭。另一种方式，就是以和平的方法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使国家不再蒙受战乱的灾害。这种方式，是以民主的方法来改编，使它变成人民的军队，也就是国家的军队；在军队里实行广大的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指挥；使军队为人民所有，不再为私人所有，不再为封建力量所有，不要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这种军队，是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因为它再没有派系性，没有封建性，没有买办性，相反地，它可以保护人民，可以作为国防的力量，使国内不再发生内战。

这就是我们所坚持的，也就是已经得到南京李德邻先生同意的一条原则。

至于实施的步骤，我们这里提出了若干的意见。因为南京政府到现在还保持着相当的军队，包括海、陆、空军，乃至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后勤机构等。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改编，而不用军事来解决；同时必须给他们以出路，使他们不会感到像过去国民政府所谓的裁兵，按照派系观点去裁并，或者以复员退役的口号，使他们流离失所。我们认为这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负责任的态度，这是错误的。我们要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谨慎从事，就改编计划提出来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如这个协定里面所写的，按照各地区的情况，分区而且分期，依照原编制、原番号、原人数，走出集中地点，开到那里去整理。要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他们不发生动乱和不安，而且感觉到有前途，能够各得其所。用这种负责任的精神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以同样的精神来从事分区改编，这是第二个阶段。因为各地区远近不同，人民解放军接收的迟早也不同，一定要有先后集中，所以改编也就有了先后之分。

这些军队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军时，其中士兵有老弱残废，确实需要退伍，或者愿意退伍的，都分别予以安置和回家的便利。对于军官也是一样，我们不是用这部分，不用那部分，像过去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那种办法；我们要采取相反的办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负责任，否则就不能达到这个任务。要改编这样大的军队，是一件艰巨的工作，而且需要相当时间的工作。我们认为这件工作必须有一个机构来负责进行，所以主张设置一个整编委员会。在这个整编委员会里，我们愿意和国民政府方面合作，所以在组织上双方都派人参加。在这个委员会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的委员占多数，为主任，国民政府派的代表为副主任。以这个机构从事上述的整编工作，因为不如此就无法统率，就无法使这个集中整理分区改编的计划彻底实施。整编这些相当数目的军队，一定需要相当的时间、人力、工具，不使它发生动乱，安心服务，使他们觉得有前途。这些军队整编好了，就是国家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他们都是来自民间的，我们的责任使人们必需改造它，否则可能到处发生骚乱，为反动集团所挑拨、所破坏、所利用，在国民政府今日所管辖的地区中成为极大的祸患。这个整编委员会就是为了执行这个改编计划的工作，是不可少的。因为不如此就无从改革。但是这个组织又向什么机构负责呢？联合政府未成立，还是军事管制时期，它应该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这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抗战期间就已经有了。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违背了双方合作的协定，在愿为抗战而努力的新四军被国民政府片面宣布为非法的部队而遭解散之后，我们一切在前线抗战的军队没有人管，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即在此产生。同时以新四军负责的将领一时没人接替，也有成立这个委员会的必要。自从这个委员会成立以后，新四军就在它的指挥下壮大起来，而成为敌后的一支精干的军队。

在现在来看，事情非常清楚，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委员会担负起对军队的指挥领导，才能在这二年又九个半月的战争中击败从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才有今天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个机构和它的成就，就是全国解放区所共同承认的，也是全国人民所共同承认的。在民主联合政府未成立前，没有任何机构能够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它就自然成为指挥整编军队的机构了。在和平协定签订后，在整编计划进行中，破坏的就应该处分，叛乱的应该予以讨伐，这是当然的。

这个责任谁负？当然只有由这个委员会担负。

“第五条是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的精神也是得到南京代表团的同意写出的。现在是更具体地指出，凡是官僚资本中，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倚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才没收。至于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以前，虽为统治时期而规模不大的企业，进行生产已久，对国计民生没有害处的，并不没收。这是我们顾虑到社会生产之处。不过如果公众所公认的官僚资本企业财产合乎这条各款规定的，就是移到国外去，也得没收。

“第六条是改革土地制度。这一点，我们不仅在原则上规定了解放军到达的地区，先行减租减息，再行分地；就是在解放军还没有到的地区，也一样要实行土地改革。要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地方政府负责保护农民群众的组织和活动，等到解放军到了，也要分期进行。就是先来减租减息，再来分配土地。在这条的两款中，规定得切实，我们所以规定要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地方政府对解放军未到的地区保护农民的组织和活动，是有事实根据的。这种事实，也不必列举，直到最近，当南京代表团离开南京的时候，在南京政府统治之下，还有打伤打死学生的事情；最近两天还有逮捕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事件，这是事实昭彰，应该严禁发生的。

“第七条是废除卖国条约。这一条也有原则的规定，使得将来联合政府根据这个原则审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一切条约，尤其要审查对国家和人民不利，有出卖国家权利性质的条约，分别废除、修正或者重订。

“第八条是最后的一条，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一条是一个程序问题，必须明确规定。因为在和平协定签订之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联合政府成立之前，还有一个相当的时期。即使不长，也有几个月。在这个时期，我们不能使全国陷入无主的状态，更不能使全国陷入混乱状态，所以我们规定在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还要暂时维持下去，尤其它的首脑部分——府、院、部、会等机构，应该保留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实行交代，宣告自己的结束。但是在过渡期间，可能发生两类事情：一类是和平的接收，另一类是叛乱的讨伐。

“所谓和平的接收，就是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要集中一个地区整理，从原驻地开出来时，人民解放军开进去，这些地方就发生接收的问题，发生军事管制的问题，发生建立民主政府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使过渡期间一切陷于停顿；停顿下来就等于让反动势力乘机捣乱，乘机分化。为中国和平事业计，这是我们不容许的，也是全国人民所不容许的。同时，如果还有人，还有反动集团破坏协定，公然反对和叛乱，就必须予以讨伐，而且要迅速镇压，使祸难不致扩大，使人民的损失越少越好。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我们必须有行动，才能予以制止。假使叛乱发生或者正在酝酿，我们就要把它消灭。因为有这种情形，就必须要南京国民政府的行动和人民利益一致，就是服从人民的利益，也就是对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这样对接收地区的镇压叛乱，才能得到顺利的解决，才能使得新政协召开以后的联合政府有秩序，不会有多少损失。国民政府和它所属政府的一切权力必须接收，这是另一个重要的程序。同时在接收中，乃至于在将来全国范围内，我们应该对国民政府所属的广大的公教人员负责，犹如要向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官兵负责一样。绝不能使他们有国事和平解决所有流离失所的感觉，甚至使他们觉得毫无出路，这不是我们不负责的态度。所以我们必须规定，要使这些工作人员中爱国分子、有用人材，都给他们民主的领导和适当的工作岗位；除了被人民反对、声名狼藉的反动分子，应该依据他的罪状予以处分以外，我们对绝大多数的公教人员要负起责任，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和平解决的目的，是使这个政权为人民所有；这个为人民所有的政权，就要把国家的一切担负起来，进行伟大的生产建设，所以现在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的生产机构，都要加以保存，不使破坏。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本来张治中试图中途插话，但根本无法打断，也只能聆听。

“如果上述这些和平条款都能实现，我们相信国内的和平就有了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及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努力于这个全国人民的共同希求的和平事业，当然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赞许。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代表团愿意在这里提出保证，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以及在筹备开幕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的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这一点，并不如外间所传的是谈判中成为条件的一件事，而是一个应该的、合理的、公平的、人民的结论。我们认为这一个结论是合乎人民的意志的。

“根据我们的解释，我们才得这样的一个协定草案，一定可以得到南京代表团的同意。同时在这十二天非正式的和谈中，在个人的接触中，我们觉得南京代表团的意见和我们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都具有和平的愿望，由于这个愿望，把它具体化的时候，只能做到我们现在所提出的结论。只有这一种结论，才能使全国人民相信今后和平有了保障，也就是南京代表团在过去十二天中所接谈的、所希望的和平真正得到实现。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个和平协定签订前，双方都可以合作，双方都可以负责使它实施，所以当我们提出来的时候，抱着极大的希望，对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对于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接受这一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我们相信当这个协定变成正式签订的文件时，对全国人民、对各民主党派、对一切民主力量，他们听到了，一定欢欣鼓舞。在正式谈判的第一天，希望我们的希望由于南京代表团的接受而变成现实。我的话讲完了，现在想听取张文白先生贵方的意见。”

张治中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他扫视了一眼他的代表成员，人们都用那种复杂的目光看着他，这时又不好再征求他人意见，只好以下午大家看了草案后提出谈判的对策讲话了。他望着周恩来说：

“我听了周恩来先生刚才的这番解释，心情很不平静，感慨颇多，国民政府派遣我们这个代表团到北平来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商谈，承蒙以周恩来先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我们作很多次数的交换意见，特别也承蒙中国共产党主席毛先生与我们各代表个别交换意见，我们各代表同仁感觉很兴奋。同时代表团受到贵方十二分周到的接待，我们不但感谢，内心还甚觉不安，首先要代表我们全体同仁在这里向中共代表团表示感谢和敬意。”

周恩来带头鼓掌，会场的气氛渐渐缓和了。

张治中接着讲：“周先生交给我们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因为时间太仓促，我们代表团只作了一个大体的研究。现在我想把我们对于这个草案所研究出的几点意见提出来，不知周先生是否同意？”

周恩来笑了，这是他第一次笑，他对张治中说：“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今天我们就是谈这个问题嘛！”

张治中的心情看上去平静下来了，他转身瞅了一眼坐在旁边的邵力子，邵力子示意他大胆讲，于是他又说：

“关于《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前文一段，我们很了解过去这一个战争责任问题，更明白前文中所指出的两点意义。

“第一，说到我们国民党过去背叛了我们总理中山先生的遗教和政策，我是一个国民党员，在我们代表团中，除章先生外，其他四位也都是国民党员，以国民党员的立场，我们很坦白地承认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错误。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都没有能切实遵循我们总理——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和他所决定的政策去做，实在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因此才形成了今日失败的局势。

“第二，说到在这次国内战争中，南京政府军队已被人民解放军所战败，这也是事实，不必我多说。在此我愿意向中共代表团申明：对于自己的错误，我们今日诚意承认；对于我们的失败，也有勇气来承认。所以协定草案前文中指出的我们因错误致遭遇失败，我们决不作任何掩饰。同时还可以说，中共把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特别提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礼貌，对于我们国民党，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友谊表现，我们乐意接受。不过，在前文里有若干过于刺激的字句，我们希望在精神和内容上酌加删节。至于如何删节，此刻我不必一一提出。”

周恩来插话：“这个意见，我们可以考虑。”

张治中说：“第一条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本来在多次交换意见中，我已一再希望不要作成一个条文。我和毛先生见面时，毛先生已表示很大让步态度，但我还坚持这一项最好不要列成条文；如果要列成条文，也应该只说：凡今后拥护和平的，可以给予宽大待遇，有背叛和平的，才应追究。现在这个协定草案第一条所列第一款一、二两项，大致上和我们的意见相符，今天我们代表团同仁不想再为这问题而僵持，同时我们也很了解周恩来先生和其他五位先生尤其是毛先生对我们的让步。对第二款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等到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处理。

“第二条关于宪法问题和第三条关于法统问题，有连带关系，我们也没有多大不同的意见，不过认为在文字表现上，似宜删改。

“举一个例子，譬如第三款：‘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应予废除’，我们认为‘应予废除’是目的，‘违背人民意志’是理由，依条款惯例说，理由无须列入。又如第四款中‘……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律……’‘根本法律’四字应改为根本大法，并且规定这一根本大法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制定，这样才能使人民知道，将来我们的政府还是要有新宪法。

“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问题，刚才听到周恩来先生的详细解释，我们对这条也研究了很久。研究结果，认为本着协定草案的规定，军队改编分成两个阶段，即是两个时期，究竟这两个时期怎样分法？是以年月来分，还是以事实来分？例如以一年或半年为第一期，或以联合政府未成立前为第一期，联合政府成立后为第二期？我们想阶段的划分，总不外这两种分法。不管怎样分，每一期的整编是一个驻地问题，就是我们军队指定或商定一个驻地后自行整理。对这一原则性，我们的意见与之没有多大出入。第二期为实行改编时期。改编的时间当然有许久，集中整理之时当然要有若干时日，无论整理与改编阶段，都应有若干原则或注意事项要订出来，不过我们觉得这些原则或注意事项也不必在和平协定中列出许多条文，可以用另外方式提出。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整编委员会问题。第一阶段的改编计划是集中整理，不是改编，负责机构用整编委员会名义好，还是用另一个名义如监察委员会或监督、视察、督导委员会这类名义好？

“第二阶段着手分区改编，自可以用整编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名义。

“联合政府成立后有军事机构，当然会讨论到军队改编问题。”

周恩来说：“你的这个建议我们可以再研究，还有别的意见没有？最好是都提出来，大家心平气和地谈，我们可以求大同存小异嘛！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

张治中接着说：“刚才周恩来先生说，整编委员会要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成立，我们觉得这是值得考虑的地方。在第一时期，民主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军队的集中整理，当然还是由南京我们的政府负责任，与中共合作，设立一个什么名义的委员会来监督实施，这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到第二时期，应该由联合政府来办理分区改编军队工作，联合政府下属自然有军事机构来掌管这一事项，而且是全国军队一律的整编改编。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来是中共的军事机构，不过协定草案上没有标明，只说是属于人民的，一般人的看法当然还是认为是中共的机构，这点实应考虑。

“同时协定草案第十款，文字上表现得太严重，刺激性也太大，如‘……对改编计划抗拒不执行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有权命令南京国民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这样一来，无异使国民政府成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底下一个机构。虽然说旧法统要废除，但现在国民政府接受了八条，在联合政府未成立前，还是要行使职权；如果国民政府变成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辖的一个机构，对国家的体制以及对一般人民的观感都很不好。这一点我今天率直说出来，希望恩来先生和各位先生慎重考虑。

“第五条没收官僚资本，第六条改革土地制度，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这些条款我们认为在若干处文字上或太重，意思上或有些抵触，建议作文字上的修改删节，原则上我们没有不同意的。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原是我们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来早就应该做的事。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政纲政策如果实施，我们也不致有今天这样地步，现在中共提出这样条款，我们只有惭愧，决无反对之意。

“关于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条很重要，我们也很了解中共方面所表示的很好意思。不过，有些字眼同样太重，有些文字同样嫌重复些。举例说，协定草案第二十款‘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与其一切机构举行移交时，人民解放军、各地人民政府及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必须注意吸收其工作人员中一切爱国分子及有用人材，给以民主教育，并给予适当的工作岗位。除不愿改悔的反动分子及声名狼藉的贪污分子以外，其他一切人员，均应给以适当的安置，不使流离失所。’既然必须是爱国分子及有用人材才给他适当工作，底下又提到反动分子、贪污分子，似乎重复。因为爱国分子自不是反动分子，所以‘适当工作岗位’以下一段可以不要，只保留最后一句‘不使流离失所’就成了。又如第二十二款所规定的一切在第二十一款中都有，这种重复条款可以删去。

“成问题的是，第十九款中有些提法不是很妥当，如‘双方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府、院、部、委、会等项机构，应暂予保留，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领导，除处理日常工作外，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项。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并宣告自己的结束。’我那天同毛先生谈到这一问题时，毛先生表示说今后联合政府不知哪天成立，也许要两个月或三四个月后都说不定。在这时期中，你们南京政府应照常行使职权。记得当时他还特别加重语调说：不要散掉了，要他们注意，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我认为他的意思非常明显，在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南京国民政府应该继续行使职权。因为江南还管辖有这样多省份，许许多多政务要经常处理，例如外交、经济、财政等事项。若是南京国民政府要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领导，岂不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这点我要重申刚才所提同样的理由，认为不相宜，请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再加考虑。我认为的如‘……等项机构应暂予保留……’句可改客气一点，改成‘……应照常行使职权’，下面紧接‘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移交并宣告结束。’删去‘……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一段，与原来主旨并没有多大出入。

“关于最后两款，可以看出是表现了你们中共方面的友谊和好意，我们当然了解，只是文字上觉得重了一点。我们以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都要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保举推荐，在诸位先生是好意，但是文字上是否不要这样表达？我们研究之后，虽然有具体修正的意见，却总希望能用其他比较更友好些的字句。”

周恩来说：“你讲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依我看有的地方可以改，有的地方就不好再改了，为了和平，我们共产党已做了很大的让步，但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我们还得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在座的南京朋友还有什么要谈的没有，大家说嘛！不能老听我和张先生讲。”

南京代表还是没有人愿意发言，可以看出张治中是希望他们的人站出来说话的，他们的人不说，只好还是他说。

周恩来又问：“张先生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张治中说：“意见没有了，刚才已说过了，那我就说一点感想吧。刚才周恩来先生说，我们争取和平，一定要永久的和平。稍有国家观念、人民思想的人们，没有不同意这句话的。国民党政权领导的失败，我们希望能作大家的前车之鉴。今后任何一党来执政，应该不再走国民党的道路，一定要从根本上来铲除内战的因素，使我们国家真能从此获得永久的和平。在平常谈话时，我常表示这样的意见，认为中国实在太落后，尤其我们要由农业国家走向工业化国家道路上去，非努力建设、迎头赶上去，就不够资格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立足于世界之上，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对于这一层，没有比中共方面看得更确实更深刻的。从毛先生的文章和中共许多先生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所以目前这一阶段，是国家走向进步大道的重要关键，是中华民国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在这划时代的转变中，我们要建立怎样一个国家？就是和平协定草案最后的一段话，也即是毛先生所讲的话：‘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今后历史上最宝贵的话，是全国同胞所一致拥护的话。我认为我们尤其要着重‘稳步地’三个字上面。这次我们从事和平商谈，同仁没有别的意思，只希望国家经此划时代的转变后，能够避免再牺牲再破坏，能够很稳当地实在地达到富强康乐的目的。我曾经和许多朋友研究，一次战争中总有几十万人的牺牲，一个大的战役或战争遭受的破坏，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再建设起来。所以战争是妨碍国家走向富强康乐之境的死敌，是建设的对头。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这次中共在战争中的胜利，可说已到了一个圆满的地步，如果现在这个明智的和平政策能贯彻下去，那么，中共就不仅是军事的胜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唤起各位先生的注意，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的肩膀上。国民党的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的国民党或者再经过一番改造后，作中共一个友党。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致于富强康乐之境。这是我们代表团同仁向中共代表团同仁所想表示的一点小小意见和希望。至于和平协定草案，我们预备在明天提出一个对案——也不是对案，总之，就这原草案哪些地方要删，哪些地方要改，把我们的意见另外写出来。至于用什么方式来商量，我们没有成见。等到双方代表团能得到一致的意见，我们当派人回南京请求，这是今天特别附带声明的。”

张治中讲完后，国共双方代表又交换了一会儿意见，最后决定将草案由中共方面修改过后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再举行第二次会议。

第二天，张治中和他的代表团成员继续研究修改草案。

张治中明确表示，说在修改草案时应力求语气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要进行一些修正。目的完全在希望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使和平不至于破坏。

当时国民党代表团认为国民党方面失败是肯定的，认为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中共必然会取得全面胜利，但如果能和谈成功，能够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是一件好事吗？但是他们也认为，即使修正案被中共方面接受了，南京、特别是溪口和广州方面也是不会接受的，他们还没有那种远见。

14日，张治中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谈，随后各代表又与中共代表分别交谈，都希望能够达成共识，但是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当天晚上，张治中将他们的修正案交给周恩来。

15日晚7时，周恩来又派人给南京代表团送去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9时第二次正式会议又开始了，地点仍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会议的还是周恩来，他首先发言说：

“经过13日第一次正式会议后，14日一天我和张治中先生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昨天晚上文白先生在会谈后，也将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对这草案所提出的书面意见交给本席。我们根据这两天的交谈，参考各种材料，改订了中共代表团方面的和平协定最后稿件，就是今日下午七点钟送达南京代表团各位先生的本日所印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文件。

“可以说在这几天的和谈中，我们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吸收南京政府代表团许多意见，就是说凡是与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意见，我们尽量采纳。换句话说，就是在某些大问题上，凡我们觉得应该求得妥协的，总尽量妥协，所以今日提出的这最后定稿，较上次的草案已有若干修正，须得向南京代表团全体朋友说明一下。

“在定稿中，最重要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文白先生和其他代表都希望能有变动。经过我们的考虑，觉得为使和平事业能实现，我们愿意让步，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双方成立的机构，还是用一种合作的办法，南京国民政府暂时行使职权，一直到自己宣告结束之时，也就是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同时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合作协商，以解决过渡时期一切问题。在军事方面，成立整编委员会，依照定案上所规定情况办理，上面不再冠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和指挥字样。这是我们一个重大让步，是为了使南京代表团向今日南京政府负责人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说服时有很多便利，使和平能早日实现。军事整编委员会双方合作、政权方面则互相协商解决。这样的重大让步，我想南京代表团方面也会体谅得到。另外，我们必须指出两点，是曾经讨论为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在这地方我要向南京代表团各位代表和顾问说明，就是关于军队改编程序和人民解放军开往江南接收一部分地方政权之事。

“第一，军队改编问题。在上次会议中已详细解释，南京代表团重复提出希望规定两个阶段的划分时期，以联合政府成立前后为界限。意思就是说，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国民政府所统率一切武装力量，由国民政府自己处理，联合政府成立后，再由整编委员会处理。我们认为国民党一切武装力量应即改编，上次已说明，用意在使中国国内从此得到永久和平。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军队编成名副其实的人民的部队，不可再敷衍，有如过去部队的编遣，陡然贻害地方，使人民受到极大痛苦和损失。对于这点，南京代表团的意思和我们的精神上是相同的；假如还让原有机构负责整理、甚至提出复员口号——复员名词当然很好听，实际却难免流于敷衍，不可能使社会安定无事。因为在复员口号下，做起来会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不负责任的裁兵，结果士兵或回到农村，或漂泊城市流落街头，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种是借此把武力暂时埋伏起来，藏起枪支武器，将来再来进行破坏革命勾当。对于这种人，我们虽然有办法，在人民觉悟以后，土地改革实施，他们就无藏身之地，但这样一定要经过很大波动，所以我们觉得冒昧提出复员颇不适宜，应该在和平协定签字后成立整编委员会，双方合作来解决这一问题，不必分联合政府成立前一段时期和后一段时期，而是一道来，搞的办法我们非常慎重，上次我已讲了，今日有必要再解释。譬如说集中整理和战区分期办法，其目的在使大家各得其所，安心听候改编，保证集中在好的地方的先集中，不能集中在好地方的按情形缓办，时间给以很宽的限制，如长江以南人民解放军易于到达的地点，集中的时间比较早，苏、浙、皖、湘、鄂、赣与陕西、陇东等地属之。其他远的地方如西南、西北（兰州到迪化）乃至台湾等地，那就不可能在三五个月集中，不妨由原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暂时维持，等联合政府成立后再来加以规定。实际上维持的时间，比南京代表团所提方案还要长，甚至长到一年。因为集中整理后，必然要筹划给养、驻地等，还要予以各种保证，不然就会发生乱子，整编委员会要负责，也就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要负责，同样南京国民政府也要负责，故此我们这样规定，完全是负责和谨慎从事的态度。

“转到第二阶段，分区改编，也不是一下全国都改编，弄得到处没有安定，而是有秩序地集中整理，筹划好了，还要进行教育，使大家觉得改编有利，不是打击谁，淘汰谁。负责这种工作的整编委员会将来双方都要参加，都要负责，完全是站在一家人地位来办理。

“我曾以此跟文白先生特别说明，认为这种责任不能逃避，要为人民办好。那样的改编，士兵也才心安理得，明白这不是排挤倾轧，打击派系，因而无所恐惧，只觉得这是走向正道。他们愿意学习为人民服务技能的便加学习，愿意回家的给他回家，但也决不勉强他回家。像这样的改编计划，是我们方案中很重要的一点，我想双方都会了解。打这么久内战，国民党凭的什么？武力。武力现在已失败，就应好好地教育，不使其流离失所，而是各得其所。这件事做得好，才能保证中国永无内战。所以对于协定第四条，我们曾考虑再三。在我们方面也有同仁这样想：裁军可使人民减少负担，我同文白先生亦曾这样说过，但是后来一想，冒昧地裁军将形成社会的动乱，增加人民的苦痛，将来各方面都会责备我们。所以我们提出这些办法，务求做到合理适当。现在我们坚持这部分，而且确信这种意见一定可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同。我们也曾在各民主党派会议上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都一致赞成，希望南京代表团能同意我们这个办法，说服南京当政的几位先生。今日南京当政的几位原都是军人，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白健生先生和顾墨三先生等，当年都带过兵，只要他们能为人民着想，这个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其他问题更是如此。

“关于大家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民解放军接收地方政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加以说明的。协定中我们规定人民解放军在已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接收当地政权。为什么要如此？这是革命过程中必须经过的阶段。在座的双方都是经过辛亥革命的前辈，其他各位则都经过了北伐大革命，这两种历史就给我们以证明。辛亥革命时，先成立都督府、军政府（各地都是如此），然后才有临时政府，从辛亥革命到第二年成立临时政府，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上次北伐大革命更是证明如此。从广东北伐到南京，都是以总司令部下的政务委员会行使政权，革命军到哪里就行使到哪里，革命军就是政权的先锋队。根据这两个例子，我们这次的解放战争，人民革命也是用这样方式。所以在联合政府还没有成立以前这一段时间，人民解放军必然要接收一些地区，才能保障地方秩序的建立，才能使该地的国民党所统辖的部队能交出来集中整理，才能使和平有确实保障。这是当然的道理，也非此不可。

“以上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若让步就失掉了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条款的基本精神。对于这种重大关键，我们不会使双方代表团有任何不了解，否则我们就不是真正坦白的谈判。人民解放军要接收一部分地方政权和改编国民政府所统率的军队，这两者不可分。至于划分时期我们不会急躁，急躁反会发生错误，招致乱子，所以我们对军队改编要分期而且分区，初期设想只能在江、浙、皖、湘、鄂、赣、陕、陇东这些地区先接收，其他地区则后一步。联合政府大概可在接收中或接收后成立，或还早一点，只要不出别的乱子。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不能让步的最主要的两点。

“其次，关于重要事项方面，文白先生领导的南京代表团提出的对协定草案的修正意见，凡是我们能接受的都接受了，譬如前文有些带刺激性的字眼像‘反动分子’等形容词，我们通通去掉了，‘背叛’改成‘违背’，以便能使过去错误部分不写，我们认为这与贯彻后面八条相关，所以不能不保留，而在第二、第三条规定宪法和法统性质有相互关联的两处，我们同意去掉。又如八条题目文白先生认为无须再提，我们也同意。第一条内容很重要，曾经为此在谈判初期争执很久，初稿已把战犯名单去掉，‘元凶巨恶’不提起，这次文白先生再要求把‘首要次要’字样也去掉，我们考虑‘元凶巨恶’既可不提，这点当然再让步，接受文白先生的意见，这样南京方面也好接受些。第二、第三条刚才已说过，已把对宪法和法统性质的解释勾去，文字上‘根本法律’四字去掉一个‘律’字。第四条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和指挥整编委员会这点也去掉了。国民政府一切武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也不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指挥。实际上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是联合政府成立后的事，应有一个时间，但我们也可以不写。第四条的最后一段，我们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掉，改成‘国民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第五、第六、第七条南京代表团所提。只是文字上的修正意见，没有什么重要性，而且原来规定也比较切实，因此没有接纳修改，只是把题目去掉。第八条主要的修改在同意文白先生提出的国民政府暂时行使职权的意见，但必须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第十款中文字上反面意思不提了，合成一句，去掉了‘反动分子’、‘贪污分子’等字眼。第二十一款属于技术性质，文字多的地方也去掉一些。第二十二款，关于接收国民政府所管辖地方一切权力，改为由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与地方政府负责。这是依照北平的接收情形来定的。最后，在双方代表团一段声明中，也依照了文白先生的意思，加上独立与自由等字。总括《国内和平协定》全文的修改，我们总是尽量求取原则上的同意，与实施技术上的合理，以便利和平事业的推行，也便利南京代表团好说服南京政府，使协定能很快签字。

“当然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中共代表团最后的定案，现在提交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我们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接受这个协定，签字在协定上，全国人民看着我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看着我们，我相信南京代表团诸位先生也和我们具有同样的认识。南京政府负责人不是主战的人，是主和的人，尤其章行严先生不是南京的人，以事外之身，也热心来参加和平大业；我们面对着中国人民，面对着历史，应有很好的交代，更不能让某些反动的私人集团来破坏。对于反动好战分子，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感动他们？他们的破坏是必然的，他们的阻挠也是必然的。帝国主义也一定要来破坏我们的和平，我们脑子里不想他们；如果要想，想的是对付他们，打击他们的阴谋。相信在南京政府辖区下，也有千千万万愿意和平、热心和平的人士，和平能早实现，他们都有生路，不再担负战争的责任，不会流离失所。诸位来到北平已经半月，在这半月中间，江南一带物价又有了多次飞涨，较之去年‘八一九’，指数高达一两万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能延误浪费了半月时间，使人们多吃了半月苦痛，现在实应把这神圣伟大的和平事业加速达成。昨天文白先生已说过，要把我们提出的最后稿子带回南京，说服南京当局，但愿能如此，不然我们解放军就会向前推进，因为他们正在等待着向江南推进的命令。因此，我必须在这个协定的本文以外，关于人民解放军渡江接收的问题，还要提出几点。刚才已经和文白说过，我想归纳成五点来说。

“第一点，人民解放军没有宣布过停战。南京国民政府曾经要求停战议和，我们没有同意；我们只同意这个协定签订之后永无内战，也就是在和平协定签字之日，就对全国人民宣告永远不再有内战。我们双方代表团应该有这个勇气，以全权代表的资格，宣布不容许再有内战。至于我们中共代表团，是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力量的，只要这个协定签字，我们愿意忠实执行，并且保证：任何人要破坏这个协定，我们一定制止他。我们认为和平谈判的本身，就可以产生一个不会有内战的中国。所以我们只说在协定签字之后，永远不再有内战，而不是说在协定签字之前，就可以宣布停战。但是有一个临时的情况，就是因为南京代表回到了北平，而代表团诸位也是在南京政府中主和的人士，热心和平的人士，这是我们素来知道的，为了使谈判更顺利，所以我们愿意在谈判进行期间，命令人民解放军暂不渡江。这一个约束，我们不仅是在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以后才这样说，就是以前对李德邻先生、白健生先生的私人代表，也同样的告诉过他们。李任潮先生派到南京去的两位代表朱蕴山、李民欣，我们也托他们这样转达过。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期的受到约束，所以我们今天正式地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去向南京转告李德邻先生和何敬之先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二十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二十日以后了。再重复说一遍，我们并没有承认停战，但是为了达成和平协定，使中国成为永无内战的国家，我们在协定签字后，应该向全国宣布：我们不能容许再有内战，而在和谈进行中，我们愿意受这个约束，就是暂时不渡江。不过约束是有限期的，最初我们设想到本月十五日可以完成协商，但是经努力后现在不可能了，所以才推到二十日为止，这是特别要提出来的第一点。

“第二点，为了保证协定签字以后有效实施，我们必须渡江接收。如何叫有效实施，就是在协定签字之后，要使存心破坏者不敢破坏；如果到时还有敢于称兵作乱的，要很快地把他们讨平。为了达到这个要求，我们于协定签字之后，必须渡江接收江南地区，来保证这一个和平协定的实施。这一点，已经口头的、书面的和文白先生讲过，就是要在长江下游的杨中、江阴两县，和上游的繁昌、南陵、铜陵、青阳、石埭、贵池、东流、至德八县，由解放军和平地渡江，接管这十个县的地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得长江以南在国民政府管辖下的要想率部叛乱破坏协定的部队，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还是有敢于称兵作乱的，我们就以力量协同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愿意和平的部队，一起讨平它。至于如何在这十个县份渡江，南京政府军队如何调开，在协定签订的前后，当然都要商量好。既然是和平解决，办法当然可以商量，我们愿意在这两三天内就开始研究。

“第三点，至于其他的地区，像刚才所提到的苏、浙、皖、湘、鄂、赣、陕、陇东等地如何接收，那就要等到整编委员会成立以后。整编委员会何时成立，根据协定应该立即成立。所谓立即，最少也有几天。协定签字是在二十日以前，这个会的成立就可以接在签字之后的几天内。

“第四点，在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的部队，如果有不同意和破坏这个协定称兵作乱的，那么就要讨平它，人民解放军就不能受约束在这十个县份之内，我们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接受和平协定的部队一同动作。

“第五点，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中共代表团所提这一和平协定案的回答，我们愿意等到二十日，当然，我们很愿意以双方的努力，促成和平协定的签字，所以在和平商谈开始我们就表示过，希望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本来说今天来，但没有来）、居觉生先生、童冠贤先生五位，到北平来参加签字，使得中国早日变成和平的国度。我们非常热烈地期待这一个日子的来到。就在这几天之内，给南京方面以千载一时的机会。李任潮先生已经在各党派会议上表示：假使李德邻先生来的话，他愿意保证陪德邻先生回去。意思是有些地方不是德邻先生所能管得到的，但是汉口由白崇禧管辖。万一的时候，也可以到汉口去。这可以看出他们对和平期待的殷切，我们所以提出限期到二十日为止，就是因为适应全国人民热切期待。

“以上这些话，是在这个协定以外需要加以说明的，我们希望回南京去的代表转达给南京政府。有许多朋友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有的时候是很硬的，不过我们也是根据原则性才这样做的；我们要是从四面八方地讲敷衍，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因为我们要替人民做事，就要对反对人民的分子加以打击，使人民的力量生长起来。我相信南京代表团的诸位先生，在交换意见的十五天中，对我们一定有了相当的了解。拿我个人来说，除了李蒸先生是初次见面之外，其他的都是极熟的朋友，我们大家的生平都很清楚。我们认为确实只有在这个原则下，才能解决问题，所以就不能不有所坚持，以强硬的态度来解决。其他还是要大家来协商。只要协定签订了，以后一切的事情，还是可以像我们今天一样，在一个屋子里商量办理。这一点我们也希望回南京去的先生给我们转达。上面所提的五位老先生我们都认得。童冠贤先生除了我们这几位代表没会过，和我还是很熟的朋友。至于其他的四位先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今天要和平，就只有以这样老老实实、坦白真诚的态度，才能保证其成功；我们今天提出来的问题，全是实话，也许南京代表团朋友们觉得我们太认真，但是中共朋友都是这样的。刚才文白先生说我们干脆，我们原则上就是这样。最后我们期待着和平的早日实现。我的话完了，文白先生以为怎样？”

周恩来的态度严肃认真，南京代表团听罢低头不语。

张治中沉默了一会儿，望着周恩来讲：“关于这个最后修正案我不想多说什么了，明天就派人回南京请示，现在我只简单地发表一点个人的感想：

“刚才听到恩来先生的话语，同时在今天下午大概是七点钟的光景，和恩来先生见面，他交给我这样一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文件，恩来先生向我表示：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我当时对恩来先生说，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恩来先生对这点表示是最后的态度。因此我说，也好，干脆！我说这句话，当然也不是随便的、偶然的说出来。

“因为这次到北平来，到今天已经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当中，双方代表团分别经过无数次的会谈，对于最重大的几个问题，已经交换了很详尽的意见。可以说，应该说的话，应该说的理由，通通都说了，说尽了。到十三日恩来先生提出来这个第一次的文件——《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当然，在中共方面，是根据双方十多天来的会商所提出来的一个草案。我们代表团接到这个草案后经过郑重研究的结果，对草案内容的许多原则上、文字上方面，已经提出来很多修改的意见。这些修改的意见，一方面和恩来先生谈了，同时也用书面提出来。直至今天下午七点钟，恩来先生又当面交给我这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两字已经删去了；并且说明这是最后的文件。我们也清楚，这是双方经过半个月来无数次交换意见后，中共所提出来的最后的定案。我们接到这个文件后，临时作了一个初步的研究，因为会议的时间到了，很仓促，所以还没得结论，还是在慎重研究中。

“对于我们所提的修正意见，有许多是接受了。诚如恩来先生刚才所说的，譬如在前文里头，文字上有修改的地方。第一条‘首要及次要’字样也删去了。在第四、第八两条内，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地位和关系，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改变了。其他关于文字方面，也有很多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据恩来先生说，修改的一共有二十多处。这一点，我们代表团同仁是完全了解的。当然，刚才恩来先生说，有些地方是不能变动的。譬如说，军队改编的原则问题、军队接收地方政权的问题，都是不能变动的。

“大家也听到了，恩来先生还提到渡江的问题。刚才他和我会面的时候也说，中共方面预定在4月20日渡江。我就问他：你过去说在和平协定签字后三两天就渡江的话我是没有同意的，现在和平协定还没签字，你怎么说就预定4月20日渡江呢？恩来先生曾续加解释说：你们代表团派人把这个最后文件带到南京去请示，如果来电报说可以签字，当然渡江的日期和办法是可以商量的。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带回南京请示不能签字后，中共就预定4月20日渡江，是不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回答：“是的。”

张治中说：“这一点，刚才恩来先生解释时遗漏了，所以我把它补说出来。当然，恩来先生让步的地方，我们很了解，就是不能让步的地方，他所持的理由，我们也是了解的。不过从我们代表团的立场来说，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既然是最后的文件，我们对它如果认为是完全对的，就答应签字；认为不能签字，就不签字；不是说还有商量，还有字斟句酌的余地。只是同意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最后文件’是照这样解释的话，那么我们代表团同仁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了，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当然，我们的政府正等待着我们代表团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研究，准备把我们的意见报告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来答复中共代表团。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不能再有话说下去，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和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思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

“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语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占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地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

“表示我们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的立场应该如此，就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今日之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总理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但是总理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我们确实不知从哪里说起的惭愧与羞辱！我们今天有这个心愿，我们在同一民族里，在兄弟手足里，处成好兄弟，能够有这一个能耐，有这一个魄力，来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邻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过去做哥哥虽有错误，自己感到惭愧，但是弟弟能够担当起来，把家当好，自己也实在觉得光荣。

“这是一个通俗的比方，但是我觉得其中有真理存在。我们今后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有这样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这一种基本的精神和观点，我觉得是一种最重要的心理建设。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存心的话，相信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现在对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如果还想字斟句酌地去辩论，等于白费，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点，胸怀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在国民党方面，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态度，这是我个人在自我反省之余的一点感想，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说到这里，我想到中国的一句古话，就是‘兄友弟恭’，也许恩来先生会觉得这话有封建的意味。在中国旧伦理里，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做哥哥的友爱弟弟，做弟弟才能恭敬哥哥。我们今天的情形，正好如此。我们极愿意把眼光放远些，把胸襟放宽些，来迎接这一个新的时代，来接受这一个新时代的转变——历史的转变，同时共同来担当这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的责任。我们所谓眼光放远些是什么？比方拿主义来讲，今天共产党所主张实行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将来才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果眼光放远大一点，今后五十年、五百年、五千年的世界，究竟是奉行哪一种主义，抑或是另外一种与现在世界各种主义都有或多或少不同的主义，谁都料不到。在我们的三民主义来说，它的最后阶段是世界大同。大同之治，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有没有很大的距离和差别，据我个人所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就拿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来说，也是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所讲的民生经济方面，没有多少差异；最少目标是一致的。我们所惭愧的，只是没有好好的把它兑现而已。这一点，我们过去常常说到，最近偶尔拜读到毛泽东先生的一些言论，他对于这个问题，发挥得很多；尤其对‘新’、‘旧’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方面，也说得很多。总之，从人类的思想潮流来说，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实在都远大得很；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国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关于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看到，而且比我都看得更清楚、更远大些，这是没有疑义的。我们今天是自我反省，如同一家子的兄弟手足一样，用不着有所隐讳。我觉得，我们国民党在这二十多年来，尤其是在最近这几年，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共产党实在太狭隘了一点——我们的胸襟和态度，实在有表现得太狭隘之处。老实地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所以今天应该转变过来。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责任。当然，这是要看我们的内部与将来的努力，我今天实在还不敢讲这种话，还没有脸面讲这种话！这次到北平来见到毛泽东先生，我曾经不经意地说：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他马上说：不是的，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恩来先生和在座的各位中共代表也曾说过，今后不是一党专政的政权，而是民主联合的政权，各党各派都可以参加。像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毛先生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是看到国民党过去的错误的，尤其对于友党胸襟狭隘方面，所以才有今天放开胸襟，汇纳众流的表示。对于这点，我们不能不表示很大的敬意。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希望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今后我们应有一个新的意愿。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怀、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来恭维。”

周恩来听完张治中的发言，心中很是不悦，他问：“关于其他方面你还有什么意见？”

张治中说：“没有了。刚才我讲的只是个人的感想，如有不妥之处，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批评。”

周恩来接着讲：“我再说几句吧，听了张治中先生的一席话，我也有不少感觉，也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二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少次革命的失败，这也是教训之一，等到国共合作后，才补救过来了，但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我们今天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和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们合作。我们可以概括到这个程度，但是对于蒋介石朝廷，小到四大家族，就不可以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文件本身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他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们提这个方案，是从远大的眼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今天南京不同意，明日也会觉得同意。我们认为，这个方案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定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也料到，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的。

“我们这几天的争执，都是重要的问题。至于技术上、文字上的修正，这是极小的问题、微渺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声明的地方。文白先生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散会。”

南京政府的代表回到住处后，又开会研究，大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他们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在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承认错误都有益处。

最后大家决定于16号派黄绍竑和屈武带着这个协议案回南京，请李宗仁签字。

第三章、艰难的抉择 五、李宗仁拒绝签字

4月16日清晨。

北平西苑机场。

周恩来驱车来为黄绍竑和屈武送行。这一天他的心情似乎很好，他回头问叶剑英：“成败在此一举了，派他们两人回去，你认为好不好？”

叶剑英说：“这是他们代表团自己推荐的人，只要利于签字，那就是好事。”

周恩来解释：“为什么要专派黄、屈二人回去劝李、白签字，这还是有道理的啊！你们也许并不清楚，黄绍？是桂系的亲信，他过去在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曾被人们称为广西三巨头，就影响来说，他也很大，何况与李、白还私交甚深。”

叶剑英笑着说：“照你这么说，争取李、白二人还是有点希望了？”

周恩来说：“不能抱多大希望，但还是有一点。”

叶剑英问：“张治中为什么不亲自回南京，让屈武去何用意？”

周恩来说：“他怎么能回去呢？去了恐怕就回不来了。你不要小看这个屈武，他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哩，在南京也能说上话，派他做点说服工作是对的。”

转眼之间已来到了机场，南京代表团的人已到了。黄绍竑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握手时，突然看到了一个人，此人就是白崇禧的外甥海竟强，他原是桂系精锐部队第46军188师师长，是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解放军活捉的。

周恩来说：“你们两人回去，顺便把白崇禧将军的外甥带回去吧，这也是我们为了和平的一个举动，海将军是自由的，一切由他自己选择嘛！我们对桂系是友好的，希望他回去也能做做白将军的工作。”

屈武说：“共产党实行的真是宽大政策，海竟强回去，我想白将军一定会很高兴的。”

周恩来说：“你们两人这次回去，任务艰巨啊！我们等好消息。”

黄绍竑并不乐观，他本来不愿意担当此任，但大家极力推举，也就不好再推辞了。他对周恩来说：“依我分析，南京政府能不能签字，是没有多少把握的，希望只有百分之五十，但是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努力争取，我也希望还能见到你们。”

周恩来说：“欢迎，我们一定等你回来。告诉你们吧，我们的渡江大军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本来是早该过江的，为了和谈，我们只好把过江的日期一推再推。南京政府签不签字，我们都要过江，这个决心是不能改变的。我还要告诉你们，我们即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屈武问：“首都选在何处，是否就是北平？”

周恩来说：“是的，具体地说，我们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的地点就准备设在中南海，前几天我们在勤政殿开过会，以后我们将在这里与各党派人士一起共商国是，你们回去要将我们的意思转达给李先生，希望他能来北平签字。”

屈武说：“我们一定做他的工作。”

周恩来说：“祝你们一路平安！”

飞机离开跑道，向着蓝天白云飞去。

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回到南京。

当天下午李宗仁就在他的公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签字的事。

这是一个范围极小的会议，但参加者都是政府的要员，除李宗仁、白崇禧外，还有何应钦、黄旭初。李宗仁对他们说：“黄绍竑和屈武专程从北平回来，带来了与中共达成的和谈草案，希望我签字。我只好请你们来一起研究此事，还是先请黄绍竑通报一下和谈的情况，最后大家一起看看这个草案再作决定。”

黄绍竑将放在大腿上那个黑色公文包打开，取出两份文件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然后说：“关于我们在北平的和谈情况我就不罗嗦了，也没有什么要汇报的，还是请你们看一下这份草案，我来之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再三对我说，这是他们的最后方案，不能再改动，签字时限是本月20号，如果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他们就马上过江。周恩来还说，希望李代总统能亲自去北平签字，这个方案是经过我们多次力争才定下来的，文白先生派我与屈先生回来，也希望政府早下决心。”

室内显得很安静，其他人都不愿说话。李宗仁和白崇禧十分认真地看黄绍？带回来的这个文件。

大家看完这个协定后都沉默不语，白崇禧将文件往桌子上一扔，瞅着黄绍？和屈武说：“像这样的文件你们也竟然带回来了，这些条款太苛刻了，简直是逼我们投降！”

室内的气氛很沉闷，李宗仁低头吸烟，白崇禧阴着脸色走了。

何应钦望了一眼李宗仁，然后阴阳怪气地说：“这个议案我们是不好接受的，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随便决定，我建议行政院先开会研究讨论。”

李宗仁点头，说：“那你们就先研究吧。”

屈武插话：“北平方面还等我们的消息哩，怎么回答好？”

李宗仁说：“不要着急，行政院开完会，我们再做答复，可以给文白他们发电，让他们等着。”

何应钦的行政院当然是做不了主的，白崇禧态度大变，坚决反对在这个协议上签字，李宗仁也犹豫起来，便派张群于4月17日飞到溪口去请示蒋介石。

其实关于这个协议的全部内容蒋介石已经知道了，是他的亲信顾祝同密电告诉他的，张群虽知道内情，但还是根据李宗仁的安排将协议交给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装模作样地随意翻了几页，就勃然大怒，拍打着桌子骂：“娘稀匹！文白他们太无能，简直成了饭桶，这是什么协议？是丧权辱国的条约嘛！”

张群也有点害怕，他掏手绢擦了擦挂在额头的几颗豆大的汗珠，看蒋介石的情绪渐渐静下来，才请示说：“总裁的意思是？”

蒋介石很坚定地挥动一下手臂，讲道：“按理说我是退下来的人了，没有必要管这些事，但是我不能眼看着南京政府的那帮人去干亡党亡国的事，我身为国民党总裁是有义务挺身而出的，你回去转告李宗仁代总统，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张群说：“不签可以，但也不能没有回声，中共限定的日期是20日之前，李代总统本来也是不想签字的，只是他也不想将这个责任推掉罢了。”

蒋介石冷冰冰地说：“德公是很狡猾的，既不想签字，又想不吭声，哪有这种美事，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他，我会电示广州的国民党中常会，让他们以我们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一个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声明。”

张群说：“也只好这样了。”

蒋介石眼珠一鼓，咬牙切齿地讲：“共军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还有这么多军队，难道还挡不住他们过江吗？”

张群说：“我听说共军用于过江的军队是一百万，另外还有民兵。”

“这我知道。”蒋介石有点漫不经心地问：“白健生的态度如何？”

“他是反对共军过江的，昨天看了这个协议，他很生气，没有和德公说什么就走了，看样子他是要拉开与共军决战的架势了。”

“这才像个党国的军人嘛，有气节。”

张群不便在溪口久留，在蒋介石那里吃了一顿饭，又往南京飞去。

蒋介石于当天下午就电示广州，布置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同时，他又将能叫来的前线高级指挥官召到溪口布置防共计划。

蒋介石明确表态不能签字，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也就显得有点无能为力。当然，不要说他左右不了政府的军队，就是他这个代总统名副其实，当时也未必同意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几十年后，曾在李宗仁身边工作过多年的一位有影响的老人证明说，李宗仁是一个没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很自私，在与共产党和谈时考虑的是他们桂系的利益，不可能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因此说不可能在和平协定书上签字。这个观点李宗仁晚年写回忆录时也曾流露过，这当然都是后话，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去评判。还是让我们再回到1949年4月17日这一天，看李宗仁当时的动作吧！

话说17日晚上李宗仁在他的官邸召集桂系要员开会。出席者有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夏威、韦永成及程思远等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全面听取黄绍？的汇报，共商应付局面的对策。

白崇禧本来不情愿参加，但李宗仁多次劝说还是来了，因为来者都是桂系的亲信，所以没有必要回避什么，可以畅所欲言。李宗仁望了望大家，阴沉着脸说：

“今天请诸位来是想共同商讨对策，中共给我们限制的签字时间是本月20日之前，也就是还有三天了，三天后时局怎么变，这很难说。黄绍竑刚从北平回来，就请他先给大家详细通报一下和谈的情况，有什么话听完了再讲。”

黄绍竑讲：“说实在话当初我是不情愿去当这个和谈代表的，但德公和健生多次说我才应承了这个差事。在北平呆了一些日子，感慨也很多，觉得自己有责任促进和平，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太平下来，让我们的人民有好日子过，这是我的愿望。诸位都是老朋友，几十年如一日，生死患难，我也就只好说说心里话了，如有不妥之处，请多谅解。”

白崇禧有点不爱听，回过头说：“不要绕弯子，开门见山吧！”

黄绍？很从容地喝了一口茶，讲：“那好，我回到南京来，人们议论很多，《国内和平协定》成了焦点，有人认为这个协定是投降书，明显的带有丧权辱国色彩。依我之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能太片面了。”

白崇禧气呼呼地说：“难道说不是这样？你们代表我们政府谈了半天，全是在共产党的摆布下谈的条件，几乎都对共产党有利。”

黄绍竑说：“请健生息怒，听我细表，现在我们面对的形势已今非昔比，不是抗战开始时的局面了，你们心里都清楚，我们是败军求和，这谈何容易啊！就军事而言，我们国军与共军已有了差距，就政治而言，我们国民党及南京政府除共产党外，还有许多人在反对我们，国际上也不可能有多少人为我们说话了，不然的话，我们的总裁为何会下野呢！这是事实嘛。蒋总裁为人如何，大家明白，自从我们的德公挑起这烂摊子后，他就没有停止在幕后捣鬼，政府虽说还有上百万军队，但真正能听德公和健生指挥的能有多少？

“最能靠住的还是我们桂系的那点人马，也不多了，二三十万，没有多少拼头了。蒋先生虎威仍在，他可以带着他的亲信退到台湾，保全自己，我们呢？跟他跑到台湾能有什么好处？因此，我还是劝德公和健生早下决心，只有走和平之路，才能保全自己，我们两广的子弟也才有出路。”

李品仙发现黄绍竑这么大年纪了，还真动了感情，说着说着眼眶都湿润了。于是他就接着说：“事到如今，蒋先生是绝对不能靠的，也不可能靠住，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远见才是。”

程思远瞅着黄绍竑问：“关于德公和白将军的政治问题，中共有没有意向？”

黄绍竑说：“当然有，我来时毛泽东先生亲口对我讲，只要德公同意签字，促成局部和平，将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可以担任副主席。白将军只要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不主动向共军出击，可以暂退到广西，经营二三年，等条件成熟了可以回来带国防军，共产党的军队两年之内不进两广，也不搞土改。”

李品仙忙问：“这真是毛先生讲的？”

“是他亲口讲的。”

“这条件对我们还是有利的。德公，你说是不是啊？”

李宗仁靠在那个沙发上，自始至终精神状态就很不好，面部表情一直是那么淡漠，不像白崇禧变化很明显。这时他抬起头，望着大家讲：

“我李宗仁对个人前途是不计较的，我上台是力主和平的，如果此事失败，我将卸职归田，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你们有什么主见不妨提出来，只要对大局有利就行嘛！”

人们面面相觑，沉默不语，室内的烟雾越来越多。白崇禧坐在烟雾中带头发表见解，语气生硬，火药味很浓：“我不出击他们可以，如果他们打我怎么办？退到广西也可以，什么将来让我带国防军呀，两广两年之内不搞土改呀……这些都有何用，我们退在广西迟早都是人家碟子里的菜。你们代表走时不是带了一个腹案吗？怎么不坚持我们的立场？季宽带回来的这个协定对我们很不利，我反对签字。”

李宗仁没有表态，会议不欢而散，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接着李宗仁又授意何应钦召开行政院会议，最后决定是否签字。

在北平的张治中等人心情难以平静，他们都祈盼能从南京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这段等待中谈判是完全停止了，不过双方接触仍在继续，中共代表分日轮流宴请南京代表团。

张治中曾接过黄绍竑的一份来电，说：“各项问题正研究中，俟商妥即行电告。”

眼看日期已到，张治中坐不住了，于是又在19号上午发电询问签字一事。

20日深夜，他终于接到了李宗仁、何应钦联名发来的卯号复电，全文如下：

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张首席代表治中并转邵、章、李、刘诸代表均鉴：

黄代表绍竑、屈顾问武返京备述和谈进行经过，并携回中共代表团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全文得悉。今日国家残败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在八年惨烈抗战获得光荣胜利之后，国际地位反一落千丈，此皆由于战乱之所致。但求能彻底消弭战祸，实现真正和平，使人民获得休养机会，国家进入建设途程，吾人自应不惜一切牺牲，以促其成，庶几毋背革命之初志；上可以对中华民族之列宗列祖，下可以交代后世子孙。政府方面，自蒋总统之元旦文告倡导和平，以迄宗仁、应钦等主政之后一切措施，无一非遵循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之意旨，以国家人民最高利益为前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开诚布公，苦心谋和。蒋总统之毅然引去，与宗仁前致毛泽东先生卯阳电，即在欲牺牲一己，以成大局，耿耿此心，宜为全国同胞所共鉴。乃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狭隘与威压作用，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力所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能力所能挽救。良以此种协定果一旦订立，所给予人民者将非真正之和平，而为更残酷更大规模之长期战争；迫切渴望和平之人民，亦必决不愿政府接受此一名为“和平”实为“战争”之协定，招致全国人民重罹浩劫，岂徒显背谋和之初衷，抑必造成仇雠相报永远砍杀之悲惨局面。原文前言，全属对政府及中国国民党诋毁谴责之词，等于对罪犯之判决，何能称为和平协定？即以条文内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之原则；而该项协定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均应编为人民解放军，政府一切军事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亦应移交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民主原则”，竟成共军独占之制度。关于整编程序，规定为集中整理与分区改编两个阶段，所谓集中整理，即是由共方所控制之整编会，命令国军将防区与仓库物资先行移交人民解放军接收，再开赴共军认为适当之地点集中，以便分区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如此改编工作完成之日，即国军全被消灭之时。在政治方面，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政府虽被允许暂时行使职权，实际上是奉共军总部之命办事。其主要任务为协助共军“办理各地的接受和移交事项”，中共不但要接收政府的军队和政权而已，且要通过军事管制委员会之统驭形式，以“接收地方的一切权力及国家产业财富”。关于决定国家人民命运之政治协商会议问题，照协定条文二十三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指派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质言之，政府参加政协，须俟中共考察政府执行和平协定之成绩，认为满意始允负责提议，以待批准。又照协定，政府即获“批准”参加政协，而能否参加联合政府，仍须待共党之提议；而且政府参加政协及联合政府之人数及人选，均预先听命决定。上述云云，不过略举数项，以为例证，则该项协定全文，均充满以中共武力控制全国之意味：一则曰：“人民解放军”开进，再则曰：“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和平协定，实际为欲政府承认中共以武力征服全中国。政府军队，固等于全部缴械投降；即全国各城市乡村，亦将因中共军之普遍开进，原有之社会组织与人民生活方式，亦将依中共之意旨而彻底改变。如此，势必激起军民之愤怒。若中共部队向各地开进，中共人员向各地渗透，其必然遭遇军民抗拒，殆为不可避免之事实，结果战火与屠杀即将遍及全国之每一城市与乡村，人民之痛苦愈益加深，国家之损失愈益增重，势所必然，无待深论。事果演变不幸至此，则谋和适以制造乱源，弭战反而扩展战祸，岂忠于谋国爱护人民者所宜出此，以忍出此？总之，吾人如真能体认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共同具有谋和之诚意，则必须消除一切敌对与报复之心理，根据事实，适应环境，共策合理有效之方法，以达到彻底消弭战争获致真正永久和平之目的。因之，政府除对此次中共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表示上述原则性之意见外，仍希望中共方面，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至于自今年元旦以来，政府军队每遇共军进攻，均尽可能极力退让。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然中共方面不但未能停止进攻，且自四月一日政府和谈代表抵达北平以后，衔接地区之攻势，较前愈趋猛烈，殊堪遗憾。兹为培育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特电布达，希即将上述各项意见转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

南京方面除了拒绝接受这个和平协定外，并且先要求成立临时停战协定。代表团即刻把复电抄送中共，请他们再加考虑。

第三章、艰难的抉择 六、共产党的诚意

21日上午，张治中等人得知毛泽东、朱总司令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的消息。此时，他们觉着代表团的使命已经结束，没有继续停留在北平的必要了。正当他们研究怎样回去的路线时，接到了李宗仁、何应钦发来的急电：

张文白兄并转行严、力子、云亭、为章诸兄暨代表团全体同志：

共方本日广播毛朱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悉，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诸，俯仰无愧，谨先奉慰，诸容面罄。

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江南进军的命令，南京城下炮声隆隆。

周恩来再三留客，南京代表何去何从？张治中对毛泽东说：过去这一段的政权是由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张治中一面电复南京，一面转告中共方面说：“南京飞机23日来平，我们定于24日回南京，请你们关照。”

当时周恩来就来看望张治中，对他说，我们已渡江成功了，但是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你们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分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事到如今，张治中感到相当为难。此时，解放军已逼到了南京城下，李宗仁、何应钦等要员已乘坐飞机跑了，政府各部门已一片混乱，事实上南京政府已处于瘫痪状态，张治中的心情很复杂，当然他还是希望回去的。

周恩来对南京代表团成员再三挽留，他认为这些人和谈失败如果再回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还是留在北平比较好。他也知道邵力子和章士钊两位老人曾表示不打算回去了，此事他已作了安排，最令他感到难办的是张治中的去留问题。

从内心来讲，周恩来包括毛泽东与张治中都是老朋友，也十分欣赏张治中的和平精神。记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就与张治中相识了，他们曾结下了相当深的私人感情。在中山舰事件时，张治中还表示要参加中国共产党，那时周恩来对他说：“我们欢迎你入党，但我们两党曾有约，不吸收对方高级干部入党，关于你的要求等时机成熟再说吧。”张治中也就一笑了之。在抗战时期，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确保安全张治中曾乘专机到延安接送，可以说张治中对共产党是很友好的。当然啦，在政治问题上由于立场不同，张治中在代表南京政府谈判时还是用十分坦荡的胸怀与中共代表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

有一次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张治中时，曾问过他对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意见，张治中当时说：

“我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问题是蒋介石长期采取了亲美的错误政策所致。你们将来实行新政策，我是很高兴的。我主张应该实行苏美并重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亲苏也要亲美，这个关系要摆平。如今的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苏两国争霸世界，我们中国在中间也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两位争夺的主要对象。中国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应该为中华民族打算，最好在政治上既不倾向美国，也不能倒向苏联。过去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国民党政府一边倒向美国，才招致了今天的失败。我个人希望你们今后不能一边倒向苏联。”

毛泽东笑着说：“我不同意你的主张，我们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要倒向社会主义，这是客观事实，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当然要倒向苏联啦。”

张治中说：“我还是不同意这种观点。”

毛泽东说：“将来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张治中说：“在我们中国，国共两党之争应该是兄弟之间的事，是同一个民族，都是中国人，谁吃了亏谁得了便宜，不必太认真了，过去我们没有管理好这个国家，今后你们共产党要管理这个国家，担子也很重，但我相信，你们能管好。”

毛泽东说：“我们虽然是老朋友了，但是仍然在政治问题上有争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说我们两党是兄弟关系，这不确切，蒋介石政府主要的代表人是四大家族，他们是反革命的，怎么能与我们称兄道弟呢？”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还过问了张治中今后的去留问题，只因和谈还没有结果，所以张治中也没有明确表态。

和谈断裂后，张治中作为首席代表准备回南京复命。周恩来建议他不要回去。张治中却说：“我个人感谢你们的诚意，我们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现在你们解放大军已经过江，南京政府已拒绝签字，和谈也彻底破裂了，我们代表团理应回去，别人不回去我没有意见，但我是首席代表，无论如何也得回南京去。

周恩来很真诚地对他说，这次和谈你们也很辛苦，现在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这是很遗憾的事。我估计随着形势的变化，南京政府会出现分裂局面，我们继续和谈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能实现局部和平，也是好事，现在邵力子、章士钊两位老人愿意留下来休息，我们也希望你能留下来。

张治中说：“我是受命于南京政府的，不便于留下来。”

周恩来解释说：“据我们了解，现在南京有许多人扬言要对参加和谈的人下手，这些国民党特务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的。就现在的形势来看，你们无论回到南京或者是广州、上海，国民党特务都不会放过你们。我在西安事变时已经对不起一个张姓的朋友啦，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希望你不要走，关于你的家眷问题，我会尽快想办法让她们来。”

张治中深受感动，也就不再提要走的事。

4月24日。南京政府派来的专机从上海直飞北平，张治中的心情仍很矛盾，突然周恩来对他说：“文白先生，你们的飞机来了，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

张治中问：“什么客人？”

“到时候你就知道啦。”

张治中跟着周恩来到达西苑机场后，突然发现他的夫人及孩子从飞机上下来了。他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我们真是老朋友啦，你真会留客，想得这么周到。”

周恩来笑着说：“你的家眷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不能不管。”

从此，张治中就留在了北平。

就在这时，何应钦仍带信来，让张治中等飞回上海。这封信的内容为：

文白吾兄并转邵、章、李、刘诸兄均鉴：

此次和平谈判，经兄等尽最大之努力，仍未能克底于成，此属国运使然，凡我爱国之士，莫不同声悲叹。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团同仁即日径飞上海为盼。

专此敬颂勋安。

经过研究后，张治中和全体代表签署向何应钦写了一封回信：

<small>李民欣先生带来二十三日手示奉悉。和谈破裂以后，同仁等正待命南返中，二十二日晚间接奉德公电话，谓于翌日派机来平，当即转告各同仁准备南行，并即函告共方查照。旋由周恩来、林祖涵、李立三诸位分别访问同仁等，坚相挽留，并表示随着将来新的形势发展，尚可续为和平努力等语，曾于二十二、二十三两日两电并于二十三日晨以电话向南京请示数次，皆未得通。昨闻中央公司今日有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申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静待而已。尚祈亮察。再同仁等此行未克达成任务，万荷李代总统与先生函电相慰，殊深惭汗！并请为转陈德公为祷。专此奉复，敬颂勋绥。</small>

<small class="right">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small>

张治中的内心是苦闷的。他脑海中有许多问题没法解答，矛盾彷徨，展开了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这时期周恩来常来看他，多次劝导，毛泽东还亲临慰问，思想斗争才解决了。

可是这时候，国民党中央社却发了一个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接着又相继发出两个电讯，说他们又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

针对这种攻击张治中终于坐不住了。于是他就在北平公开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声明》，原文如下：

新华社北平二十六日电，广州中央社十五日电传广州《西南日报》香港航讯，曾报道《张治中在北平被共产党扣留之详情》，接着广州中央社二十日、二十二日两次电讯，又对张治中将军等进行攻击和诽谤，现居北平之张治中将军特为此事发表声明如下：

这几篇电讯，一派胡言诳语，没有驳斥的必要。不过我来平以后，颇承各地同志和友好关怀，我倒想就这个机会说几句话。

实在说起来，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看来，实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求相符合。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有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我多年来内心所累积的苦闷，为之一归而空，真是精神上获得了解放，怎能不令人欣慰不已呢！

我再要为关心我的同志们特别指出：这次和谈破裂，在我们国民党内有些人认为条件太苛，类似投降。其实平情而论，这八条原则早为南京政府李代总统所承认的和谈基础，二十四款就是实行这八条原则的具体办法。在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已经和中共代表恳切磋商，并提出修正意见四十余处。被中共接受过半数。如战犯只作原则规定，名单完全不提，就是中共最大让步之一例。并且口头约定，如果南京政府同意签字，还可作文字上的修改。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例，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异国。试想清廷末季，要是没有我们孙先生号召革命，推翻专制，中国不早就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了吗？我们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竟弄到这样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当然，我是党的干部，也要负一分责任。所以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表示一种革命事业成功固不必在我的态度，则人民观感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真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如果还是昧于人心与大势所趋，继续作毫无希望的战争，其结果徒然损伤了大众，贻害了自己，这是无从索解的！

本人虽然身在北平，而心念战区。回想个人的主张，一向力主贯彻革命，实行民主政治。“九一八”变起以后，力主全国团结，坚决抗战，对国内问题，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和平。这些，都是大家共见共闻的。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一篇新华社社评——《评张治中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惟一的光明出路”。

毛泽东对张治中也非常关心，有一次在谈话时表示希望他能参加中国人民政府和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治中却说：“过去这一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

毛泽东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第四章、神圣的使命 一、困扰中央领导的天津问题

中央到香山后，刘少奇一家便住在了来青轩。

这里也是一个比较宁静的院落，出门一拐弯穿过一条小树林就到了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那时刘少奇经常从这条小路走过去与毛泽东研究工作。

四月初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翻看着案头的一份有关天津接管后的问题的材料时深感不安，此时，他又想起了刘少奇。

“快去！把少奇同志给我请来。”毛泽东对秘书说。

几分钟后刘少奇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毛泽东习惯性地给刘少奇递去一支烟，未曾开口两人先冒起烟来。等到警卫战士转身离开时，刘少奇笑着问：“主席找我何事呀？”

“何事？大事哩！”毛泽东站了起来。

大凡是考虑一些很重大的事情，毛泽东就有这个习惯，站起来，背手在室内踱步，嘴边不停地冒烟，有时目视窗外，有时低头沉思。

刘少奇望着毛泽东说：“是不是我们的解放大军要渡江了？”

毛泽东挥手说：“不是。我想请你去趟天津，你意下如何？”

刘少奇说：“我服从中央决定。”

“我已同恩来、弼时交换过意见了，目前天津的重任只能交给你了。”毛泽东坐下，“近来我收到了有关天津接管的材料，有喜有忧呢！”

“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情。”刘少奇说。

毛泽东点点头，讲道：“自从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已从农村转到城市了，但这个转变对我们来说也有困难，经验不足啊。过去，我们打仗，老是钻山沟，如今进城了，工作起来就会面临许多新问题。天津是我们共产党目前接管的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能否正确落实党的政策，能否迅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关系着我们政权的稳定问题。”

刘少奇说：“主席讲得对，现在城市工作，政策性很强，不能出偏差，出一点问题，人心就会不稳，人心不稳，就不利于建设。”

毛泽东说：“我想过去国民党搞的那一套办法，我们不能学。我们是有能力把城市管理好的。”

刘少奇说：“天津的国营、私营企业很多，现在是要让这些资本家放下思想包袱，尽管开始生产，争取在短期内把经济搞起来。”

毛泽东同意。他说：“你这次去就是这个目的，中心就是要解决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目的去开展。”

刘少奇问：“到了天津，我同中央怎么联系？”

毛泽东说：“可通过华北局。”

刘少奇回到来青轩，满脑子都是天津问题。

对于天津他是完全了解的。这个城市是由人民解放军打下来的，早在三个月前，共产党接管了这个城市后，就面临着许多问题，经济状况很不好，一些国营企业难以恢复生产，部分私营企业因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都停业观望局势。据说有部分大资本家怕共产党革他的命，没收财产，便纷纷举家外逃。

当时，有些工人、店员误以为共产党确实是要实行共产了，于是自发地组织起来对部分资本家进行了财产清算。人心惶惶，物价飞涨，工作很难开展。华北局的负责人薄一波同志对此十分着急，但如何处理这些事，这关系到党的许多重大决策问题，并不是一个华北局就能解决的事，他只好向中央写信，如实反映情况。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通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关系问题。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薄一波提出的问题很重视。

刘少奇将毛泽东转给他的薄一波的信看完后，又让秘书调来了有关天津的一些资料认真阅读。

王光美同志问：“你研究这些东西干什么？”

刘少奇说：“我准备去一趟天津，那里目前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

“是中央的意思？还是……”

“是中央，中午主席找我谈过了。”

“我可以跟你去吗？”

“可以。”

王光美先是一笑，然后呶嘴说：“你也太忙了，到了北平，也不到我家里去看看，几年没有见父母了，我很想他们。”

刘少奇点头说：“好的，临走之前我一定登门拜访岳父、岳母。”

王光美对刘少奇有意见是很正常的事，他们两人结婚，父母并不知道，王光美也没有再回过北平老家。这次进城，她的心早已飞到父母那里了。可是现在的身份变了，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那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姑娘了，是中共领导人的夫人。当然，未经允许，她是不能随便回家的。

有一天，刘少奇带着王光美驱车来到了东城区后圆恩寺。这是当时中共华北局住地，院内的建筑比较讲究，据说曾是蒋介石的官邸。

华北局的最高负责人薄一波将刘少奇迎进屋，说道：“你到我这里来，也不先打个招呼，我好准备一下，不知要听哪方面的汇报呢？”

刘少奇笑着讲：“一波同志，我今天来，什么汇报也不听，是来向你报到的！”

薄一波不明白刘少奇说此话的意思，他又是个实在人，望着刘少奇说：“你是中央的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要告诉我呢！”

刘少奇解释说：“我是奉命去天津视察，还不应该来向你这个父母官报到嘛！”

薄一波明白了。他笑着说：“你也太客气了。”

刘少奇说：“不是客气，这是按组织原则办事嘛！”

大家都笑了起来。

薄一波说：“你去天津是件大事，中央的决定是对的，城市打下来了，就得设法建设它，平、津都存在这个问题。”

刘少奇说：“你给中央的信，我看过了，有些建议很好。”

薄一波说：“我只是谈点看法，很不成熟。你这次去天津有什么指示尽管说。”

刘少奇说：“我这次去天津的一切活动，都由你们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中央和主席的指示也由你们负责传达给我。”

薄一波将刘少奇送到大门口，握着手说：“请你放心，我一定照你的指示办，何时动身，要提前告诉我，好作安排。”

刘少奇坐上车，又消失在人流稀少的大街上……

第四章、神圣的使命 二、王老先生拿着介绍共产党要人的册子查找女婿

刘少奇和王光美告别薄一波，朝西城旧刑部大街走去，因为王光美的娘家就在这条街的一个胡同里。

王光美的心情是激动的，离开父母已三个年头了。她的变化是很大的，离家时还是一个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天真烂漫的女学生，现如今已成为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夫人了。一个是农民家庭出身，一个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富家千金，这种志同道合的结合，是当时富家子弟反叛家庭，投奔革命的真实写照。

当然，革命尚未成功，王光美在结婚时不可能请父母到解放区参加自己的婚礼。有关她与刘少奇结婚的事是事后叶剑英同志告诉她家里的。

她与叶剑英过去曾是上下级关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极力想发动内战，共产党不愿意打内战。一贯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也不希望中国再打内战。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表面上答应愿与共产党求和。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为了执行停战协议，接着就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这个组织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顾问三个方面的人员组成。中共的主要负责人是叶剑英同志，王光美就是在那时奉命到北平在叶剑英手下工作的。

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暴露之后，内战一发而不可收，军调部已没有存在的意义，1946年秋天，经中央批准，王光美随同其他同志回到了延安。

后来，王光美同志从延安到晋绥，又转辗来到了西柏坡。

这次进北平，因为有纪律约束，王光美没有向家里人透露过一点消息，到了北平，她也没有给父母打过电话。今天她带着刘少奇顺路回家看望父母，还是叶剑英通知她家里。

就在王光美朝家里走来时，她的父母却显得更加不安。他们不知道女儿带回来的这个姑爷是何许人也。好在当时在天津做事的儿子在家，于是王老先生就对儿子说：“光英啊！你妹妹已到北平，市政府的叶同志来电话说她今天要来看我。”

王光英说：“她到了北平，回家看看是应该的嘛。”

王光英的母亲有点着急，她说：“她这次回家非同一般，还带了女婿来。”

王光英有点惊奇，问道：“真有这事？”

王老先生说：“是叶剑英同志告诉我的。”

王光英笑着说：“我这个妹妹还真有点出息，一定又带了一个革命同志回来了。不知是何人？”

王老先生说：“据说叫刘少奇。”

正在看报的母亲抱怨说：“你妹妹的翅膀真是硬了，离开我们去搞什么革命，自己愿意过那种苦日子，我倒没有意见，可是婚姻大事，怎能自己做主呢，弄得女婿快进门了，我们对这个人的一点底细都不清楚……”

王光英说：“这就叫革命，共产党主张婚姻自主嘛！”

王老先生坐立不安，他摆摆手，说道：“你们俩不要胡扯，光英啊，这个刘少奇你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一点。”王光英答：“他是搞工人运动的领袖，据说很有办法。”

“那他就是专门对付像我们这些资本家的人了？”

“可以这样说，但共产党也是讲政策的。”

“听说街上有一本书，是介绍共产党人物的，你去给我弄一本来，我要了解这个人。”

王光英出门去买书。王老先生仍有点不安，他觉着像刘少奇这样的共产党的大干部一下成了他的女婿，感到不太好接待。

究竟如何接待刘少奇，二位老人心中无数，老太太说：“我不管他是多么大的干部，只要他进了我的门槛，就是我家女婿，一顿饭总是要吃的，我还是让人准备一下吧！”

王老先生摇头，说：“不要着急，也不知他喜欢吃什么，还是等光英回来再说，如果是光美一人回家，怎么接待都好办，可是现在情况变了，你这个女婿可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呢！”

就在老俩口争论之时，王光英怀抱几本书回来了。

王老先生坐在一把太师椅子上，望着王光英说：“我不看了，你先翻翻，给我讲讲。”

王光英找到介绍刘少奇的那一章，说：“你想知道他什么？”

王老先生问：“他是哪里人？”

王光英答：“湖南宁乡人士。”

“祖上是经商，是从政，还是务农？”

“务农，他的祖籍是江西吉水。先祖为官时举家搬迁到湖南，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家境衰落，主要靠务农为生。”

王光英的母亲插话：“兄妹多不多？”

“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

“这个家庭孩子可不少呀！”

王老先生说：“对于一个农家来说，孩子多也是负担。看样子刘少奇也是受过苦的人。他读过什么书？”

王光英又往后翻了几页，讲道：“他从八岁起至十岁在乡村读私塾，后来又到县城上中学。18岁那年，他只身闯入社会，到北平、上海等地求学。受过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十月革命后，又到苏联莫斯科大学读书。从这时起就开始从事共产主义工作。”

“回国后主要从事什么工作？”

“没有实际性的工作，主要是搞工人运动，很有名的安源煤矿罢工你听说过没有？”

“从报上知道一点。”

“刘少奇是领导这次工人罢工的骨干分子之一。”

“看样子此人非同一般，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王老太太说。

“安分守己，何以出名？”王老先生说。

“共产党就喜打抱不平，是为天下老百姓谋幸福。”王光英解释。

“他现在是什么职务？”

“是共产党的五大书记之一。”

“书记是什么官位？”

“共产党的官我也弄不清楚，反正他是共产党最高权力机关的领导人。”

王老先生沉默了一会儿说：“光英，你母亲想在家里做菜招待他们俩，你看怎么样？”

王光英笑着说：“家里做饭太麻烦了，不如到外面去吃方便。”

“我也是这个观点。”

“外面又要花钱，也太乱。”老太太说。

“今天我请客，母亲不要担心了。”王光英笑着讲。

“你是资本家，当然由你出钱。”王老先生也笑了。

在什么地方吃又争论不休。王光英的意思是要去北平一家颇有名气的饭店，王老先生却觉着不太妥当。他说：“据我所知，共产党的官是最不喜欢去那些地方的，他们讲究俭朴。”

老太太说：“他是湖南人，咱们还是到西单那个湖南饭馆订一桌饭菜吧。”

老先生说：“我完全同意。光英，你就派人去落实！”

此时，刘少奇和王光美乘坐的车已到了大门口。

王光英将妹妹与妹夫迎进家里，王光美将刘少奇介绍给父母，双方寒暄了几句，王光美便与母亲拉起家常。老先生对刘少奇的印象很好，他从这个有特殊身份的女婿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俭朴。刘少奇今天穿了身粗布中山装，脚穿一双黑色布鞋，与西装革履的王光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老先生没有见过共产党的大官，倒与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和资本家打过交道，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十分注重穿戴，享乐思想相当流行，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与老百姓同甘共苦是他们行动的准则，从前只听说过，没有见过，现在见了刘少奇，他才从内心敬佩共产党。

王光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在这个特殊妹夫跟前显得不那么拘谨，父亲告退后，他就与刘少奇闲聊起来。当然这种闲聊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王光英在天津做事，是一位有点名气的年轻资本家，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后，他同许多资本家一样，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一直有害怕心理。

刘少奇问道：“听说你是刚从天津回来的？”

王光英说：“是的。”

刘少奇十分关切地问：“你是天津的实业人物，也算是个有名气的资本家了，你说说最近天津的局势怎么样？”

王光英笑着说：“自从人民解放军进了天津，形势大好，老百姓拍手欢迎，社会秩序也比国民党统治时好多了。”

刘少奇吸了一口烟，说：“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了嘛，这是大势所趋，历史总会向前发展。我想知道天津那些资本家对共产党还有什么看法，我想你是知道的吧！”

王光英说：“那好，我就实话告诉你，现在天津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怎么个不好法呀？”

“资本家心情都很不安，许多工厂都停产了，他们没有积极性，怕共产党清算他们，还担心会斗争。”

“依我看，是你们对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思想上有顾虑。”

“是这样，但目前天津有一些工厂对解放战争还是有利的，有些能做军服，有些能生产装甲车和子弹。”

刘少奇笑着说：“仗不会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会解放，现在我们共产党考虑的是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比如说城市应如何管理，经济应怎样恢复等等……”

王光英这时才明白刘少奇关注的是建设问题，于是他就将目前天津工商界的情况介绍了一遍。

刘少奇问：“你的工厂怎么样？”

王光英说：“我在天津办了一个化工厂，生产情况也不好。”

刘少奇说：“应该想法尽快恢复生产，有什么困难可以给当地政府谈，你年轻，在工商界也有点名望，回去要多做他们的工作，让大家放下包袱。”

王光英忙说：“我是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有一技之长，不愿再在工商界干了，我完全可以搞技术，干嘛还要去当资本家呢？我们兄妹中有一半是共产党了，我要向他们学习，要求加入共产党。”

刘少奇笑了。王光英感到有点迷惑，他觉着自己也许不应该提这种要求，他感到共产党不喜欢资本家。

刘少奇摇头，说：“你这个要求，我不同意，我看你还是继续当个资本家好。”

王光英不高兴，说：“让我继续干？”

刘少奇说：“是的。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很多很多，但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很少，你如果穿着资本家的衣服，屁股却坐在共产党的一边，那不是更好嘛，这也是为党工作。我们共产党需要与进步的资本家合作，如果大家携起手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何乐而不为呢？我还是希望你回天津去，重操旧业，做一个爱国的资本家。”

王光英这时才完全明白了刘少奇的意思，他答应自己一定要当一个红色资本家，将屁股坐在共产党的一边，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刘老先生笑着从里屋走了出来。

接着王光美也挽着母亲出来了。

刘少奇与王光英的谈话暂时结束，一起出去吃饭。

第四章、神圣的使命 三、刘少奇到天津对资本家演讲政策

1949年4月10日晚上。

刘少奇一行离开香山奔赴天津。

随行人员除夫人王光美外，有秘书吴振英、警卫李树槐，还有张文松、龚饮冰、卢绪章。

刘少奇深感这次天津之行任务的艰巨性。他对坐在身后边的龚饮冰、卢绪章说：“你们两人刚从香港回来，又被我叫出来，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你们是经济问题专家了，对工商、金融都很有研究，要多出谋划策。”

龚饮冰说：“过奖了，我们还得向你学习呢！”

刘少奇打了一个手势，讲道：“不要过谦嘛！说实在话，搞工人运动，我行，你们不行。搞工商你们行，我不行，都要互相学习。”

卢绪章说：“听说天津的经济很混乱，资本家都心有疑虑啊！”

刘少奇说：“是这样，资本家有想法是正常的，这就得靠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做宣传政策的工作，我相信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专列在夜色中前进，刘少奇的大脑一刻也没有停止工作，他的确太忙了，自从到北平，他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太累了，这次外出视察，王光美很不放心，虽然她已有了身孕，但仍跟着出来了。

三小时后，列车到达天津。

天津的夜幕与北平相比要浓重许多。天津市的领导来到了站台上，刘少奇下车后朝他们挥手说：“没想到你们三黄都来了啊！”

刘少奇说的这三黄分别是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天津市市长黄敬、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黄火青。

他们将刘少奇一行送到海河边小刘庄附近的一个小楼里暂时住了下来。黄克诚离开时对刘少奇说：“你先住下，明天我们再来汇报工作。一切活动由黄敬同志负责，有事可直接找他。”

刘少奇说：“这样安排可以，明天上午先安排我到各工厂去看看，下午听你们各位的汇报怎么样？”

黄克诚说：“这样也好，那就让黄敬同志陪你去中纺一厂和自行车厂视察吧，这两个厂子有点代表性。”

刘少奇说：“别的工厂我也要去看，我这次是奉主席之命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你们的工作该怎么做，仍怎么做，尽量不影响你们的正常工作，也不要派那么多人来陪同我们。”

黄火青说：“你是中央领导，我们尽量照你的指示办。不过我们还是担心你的安全，请你不要随便乱走动。如要同产业界的人士会面，我们可以给你安排。”

刘少奇笑着说：“不要为我担心，天津这地方我熟，不会出什么事的。”

黄克诚说：“你的身份非同常人，实话告诉你，天津的治安也不是很好，还有部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在活动。”

刘少奇似乎有点为难，点点头，说道：“好吧，到了你们的地盘，我也只好听你们的了。”

这一夜刘少奇几乎没有睡着，他的思绪已回到了十几年前，那时他曾秘密地在这里搞过党的地下工作。

第二天，他在黄敬同志的陪同下走进了工厂。

工人是喜欢共产党的干部到工厂来的。因为他们与老板之间有许多矛盾，希望能在共产党干部的调解下圆满解决。刘少奇的到来虽然事先没有向工人打过招呼，但是他们看到刘少奇的身边有许多陪同人员时，就猜出一定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于是都纷纷朝他身边挤了过来。

刘少奇与大家一一握手，随后又让黄敬请该厂的资方人员、军代表、工人等开座谈会。

当与会人员感到刘少奇如此随和时，都很激动，将心里话说了出来。

刘少奇说：“我们共产党人欢迎大家提意见，你们都是新中国的主人，都有义务把工厂的生产搞好。目前天津刚刚解放，许多工作还没有走上正轨，所以你们提的一些要求还不能完全解决，希望你们在座的同志都要互相团结，搞好生产，支援我们解放大军南下。”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事后，当工人和资本家得知这个共产党的大干部是刘少奇时，都从内心发出了赞叹，觉得共产党的大干部的确平易近人。

这天下午，刘少奇就在他下榻的招待所听取了天津市领导的汇报。黄克诚在汇报接管情况时说：“总的来说，我们天津的接管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人民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不少干部是军人出身，大都来自农村，对城市的环境还不是很适应，在处理干群关系上仍有方法不妥等问题。”

刘少奇指示说：“这个问题是我们预料之中的，我来之前主席就同我谈过。现在应该教育我们的干部，尽快适应新环境，要学会管理城市，否则就要误事了。”

黄克诚接着说：“教育工作我们正在搞，估计这个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刘少奇说：“能解决就好嘛！我们接收城市只是工作的开始，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管理好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这是我们的目的。”

会议室的气氛亲切随和。刘少奇在听汇报时几乎香烟未断，其他人也都在腾云驾雾，惟独黄敬没有抽烟，他体态臃肿，也许是过于劳累之故，那张四方大脸看上去相当疲倦，就在黄克诚同志汇报时，他坐在刘少奇左侧的一个沙发上两眼微闭，似乎睡着了。

黄火青伸出一条腿，有意识地碰碰黄敬，想让他精神状态好一点，但他一晃身子，仍是那个姿态。刘少奇并不在乎这些，他示意黄火青不要去管黄敬，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刘少奇望着黄火青说：“你先谈谈天津的私营企业情况吧。”

黄火青是个心细人，他翻开笔记本向刘少奇汇报工商、粮食、海关、金融、交通、电讯以及文教等工作。因为刘少奇询问得比较详细，所以他是有问必答。当谈到生产中出现的主要供求矛盾时，黄火青建议由政府出面成立相应的机构，如设立纱布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刘少奇很支持这个想法，他说：

“现在由政府出面组织一些相应的经济机构是对的，这对于天津乃至整个华北都将产生影响，你们一定要组织好，可以请些专家帮助嘛。”

刘少奇问：“天津目前的进出口贸易行情如何？”

黄火青说：“我们正在调整过去的不合理的方针，已做了几笔生意。”

刘少奇说：“这就好，我们共产党就是要实行独立自主的外贸政策，免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要多出口，少进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必须进口的还是要进口，中国能制造的则不许进口，以免影响天津生产，挤垮我们自己。”

黄火青说：“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个原则。但是进出口工作往往与许多资本家有牵连，如果他们不合作，政府的工作也不是很好做。”

刘少奇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讲道：“天津目前的情况有其特殊的一面，我看外贸工作也可以来个公私兼顾嘛！要组织对外贸易委员会，让资本家也参加，部分贸易让资本家去做是可行的。我们首先要搞出口，如果国家不行，就私人，这对国家有好处，当然税收工作也要跟上，可以适当加收税款。”

黄火青说：“我们一定研究，争取使相应的政策早日出台。”

刘少奇又问：“外汇收入也不可小看，现在外国人来天津做生意的多不多？”

黄火青回答：“前景不是很乐观，我们一进城，不少外国人都卷起铺盖走了，现在出入天津的多是一些国家的海员。”

刘少奇：“他们走了，是因为对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不要紧，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回来，中国是个大市场，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们要尽快创造一个良好的外贸环境，要接待好海员，这个工作做好了，一可以直接创汇，二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共产党。”

黄敬似睡非睡，刘少奇偶尔向他提一些问题，他的思路却很清晰，能马上回答出来。刘少奇笑了，说：“你这个人呀，还真是个奇人呢！”

黄敬也笑了。当刘少奇询问到贸易方面的情况时，他用手吃力地托起那个肌肉丰厚的大下巴，侧身转向刘少奇，讲：“现在城乡贸易的渠道还不很畅通，工业品调不出去，农副产品也收购不上来。”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要尽快解决，我们对城乡关系不能只重视恢复旧的，要建立新的，原料的采购权和产品的销售权可以给资本家一部分，不要统得太死，要合理。”

黄敬又说：“现在复工生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也有不少实际问题，有许多工厂劳资关系比较紧张，资方财产被冻结或分掉了，而我们的部分干部往往是站在工人一边，要求资本家增发工资，分红利等，使工厂从资金周转到人员管理上都存在不利于生产的问题。”

刘少奇说：“这样不行，这是‘左’的表现，这是自杀政策，很不利于我们的工作。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劳资双方的斗争不能太激烈了，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今天军管人员乱解决问题，这和农村出现的乱打乱杀没有什么区别，是违反政策的，应抓紧时间纠正。”

黄克诚表示解决此问题有一定阻力，首先是部分干部和工人不理解。刘少奇指示说，你们可以订一个紧急问题处理规定，一切党的基层领导要到工会去，可以成立劳动局，军管会就制定几条处理劳动纠纷的办法，要与资本家、工人代表协商，要争取把问题解决圆满，让双方都乐于接受。

听完汇报，视察了几个工厂，刘少奇就请来各方代表开座谈会。

他曾对工人代表这样讲道：“资本家有没有剥削，我说是有的，关于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也不是工人和资本家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其进步的一面。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有三个朋友，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小资产阶级，还有一个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队伍就强大了。我们必须分清敌友，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法，今天来重点是讲联合，不是斗争。要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今天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而是太不发展。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资本主义已发展了几百年，而我们中国资本主义才发展了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条件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是有好处的，当然也有坏处。我们共产党是鼓励群众起来做主人的，但不是简单地鼓励斗争，一切问题如果都用直接斗争的方法去解决，还要政权干什么？过早地消灭了资产阶级，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

刘少奇这次天津之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做资本家的工作。临行前毛泽东曾对他说，现在城市工作有许多要研究解决，我们虽然接管了不少城市，但严格地讲，还是过去在农村工作时的那种做法，不适应形势需要了。资本家对我们的政策不理解，有情绪，这影响了生产，长期下去不行。天津是华北工商业发展的大城市，你要做做资本家的工作，让他们不要有顾虑，我们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他们仍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嘛！我们在接管城市上，乃至在农村的土改中已出现了许多不好的现象，这种现象对革命是有害的，要引以为戒啊……毛泽东讲的一些问题刘少奇心中有数。

解放军在接管北方某些城镇时出现了一些左的苗头，大搞斗争，大搞清算，几乎把工商界搞得一团糟，斗争会决定一切，可以随意打人抓人，甚至把人整死。当时人们只能看到斗争大会看不到政府，有些地方发动妓女斗争老板，却不查封妓院，有部分干部错误地认为这就是革命行动，对这种现象不但不制止，反而进行宣传鼓励。刘少奇同志曾经在公开场合对干部讲，要禁止在群众大会或主席台上喊打倒或枪毙的口号。

天津不同程度地也出现了乱斗现象，刘少奇做完工人的思想工作后，又做资本家的工作，这些人的主要问题是对共产党的政策存有戒心。

5月2日上午，天津市政府交际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

刘少奇特意邀请了天津产业界的李烛尘、宋裴卿、朱继胜、资耀华、毕鸣歧等一百多名知名资本家召开座谈会。

资本家见了共产党的大干部，当然还是愿意说出心里话。

有一个资本家一上来就对刘少奇说：“共产党进城革命我们是拥护的，但我一听到你们的提法就心跳，很不安啊……”

刘少奇望着这个身材微胖的老板说：“我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出来，咱们共同商讨，你说的那个提法不知是指什么，不妨讲出来。”

那个老板说：“你们共产党叫我们资本家，其实我们是很不喜欢听这个称呼的，这个词与剥削连在一起，会让人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什么的……”

刘少奇笑着说：“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当老板的有没有剥削，实话讲还是有的，如果没有剥削，那利润从哪里来？这是客观存在，但我们共产党人不会搞大批斗运动，是提倡与你们合作的。”

又有一个资本家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还是希望共产党不要再叫他们资本家。刘少奇笑着说：“资本家这个词不好改了，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一个准确的词能代替，当然可以改嘛！在没有找到合适的词之前还只能叫资本家了。”

看样子许多人对这个称呼的确有顾虑，刘少奇很轻松地讲了一会儿，却没有人吱声了，会议室的气氛显得有点沉闷，会抽烟的都在低头抽烟，不会抽的也没有说话。

刘少奇皱着眉头，看了人们一眼，然后讲道：

“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件事吧，上海有一位很有名气的资本家前几天在拜会毛泽东主席时就说，你们一讲资本家，一讲剥削，我们浑身就发抖，还是按希腊词典把‘剥削者’译为‘利益分配者’较好。主席当时笑了，他对那人说剥削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利润是指人和物的关系，两者概念不尽相同，剥削有文明与野蛮两种，我们共产党人是区别对待的，前者合作，后者才处罚，现在你我坐在一起谁是大哥呢？依我看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了，但在城市里要讲生产，还是你们是第一。”

刘少奇讲完此事，有不少资本家都笑了，座谈会气氛活跃了。

刘少奇抓住时机讲道：

“我们政府不但要发展国营生产，而且也支持发展私人企业，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就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挣，这就是我们提倡的公私兼顾的政策。”

一个年轻的老板接着说：“这个政策是好，但现在我们私营企业只能在国营的空子里吃点残羹剩饭。”

刘少奇说：“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中国的工业还不是很发达，国营企业只是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余地很大，可以与国营企业并行发展嘛！”

许多人又议论起资本主义将来的发展问题，刘少奇解释说：

“现在我们正在建设的是新民主主义，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积极发挥作用，将来到了社会主义的时候你们怎么办？我看前景仍是很光明的，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方式，你们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坐在刘少奇对面的天津启洋公司的周老板真诚地说：“刘先生，你是共产党的大干部，我正式向你请求，我不再愿当老板了，我有一儿一女都是共产党，他们也不主张我再当老板。”

刘少奇用奇异的目光凝视着他问：“周老板有什么想法吗？”

他说：“当然有啊！”

“那就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我的公司前后发展了几十年，也赚了一些钱，我原想发展几个厂子，但是工厂开多了，剥削工人也就越多了，我将来就成了大资产阶级，罪恶不就更大了吗？”

刘少奇摆摆手，说道：“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有功绩的，你想多开几个工厂是好事，不会有罪，放开干吧！”

宋裴卿有点坐不住，欲言又止，刘少奇望着他说：“老宋还没有发表意见，有什么想法谈谈。”

宋裴卿问：“到了社会主义，我们这些人的工厂究竟怎么办？”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想这也是诸位都关注的问题，你们现在办了一个厂二个厂，三个或者更多，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一声令下，你们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可以。然后再把这些工厂交给你们管理，你还当厂长、经理，不过是国家的厂长经理，因为你能干，工厂就交给你，薪水不会减一分，如果办得好，国家还会多给。老宋你干不干呢？”

宋裴卿回答：“那当然干。”

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了。许多人当场表示要尽快恢复生产，为建设新中国发挥作用。

会谈结束时，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讲：“你们要把目光放远一点，现在国家很困难，还不是赚大钱的时候，你们如把工厂办得不赔本就是胜利，我们不会忘记的。我要强调一下，现在雇请和辞退工人你们当然是有权的，但必须是生产上的需要，如果故意裁减工人，只留下你们的亲戚朋友，而生产作用又不大，那就不允许，工人也会斗你。资本家与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你们应该放下架子，把工作服穿起来，职务上可以有区分，但人格上要互相尊重。”

这些资本家离开会场后，都纷纷说：还是共产党的政策英明，过去我们给国民党交税表面很积极，其实内心很有怨言，现在给共产党交税，却心甘情愿……刘少奇视察完天津，听说开滦煤矿的工人正在罢工，于是就改道去了唐山。

据张文松同志回忆，他陪同刘少奇于5月7日晚上到唐山，暂住开滦煤矿原英籍总工程师的住宅。这里富丽堂皇又阴气逼人，大厅内设有一个喷池，周围尽是花草树木，看去别具一格。王光美因为即将要分娩，就提前回了北平。

工人罢工的原因是因为煤矿发不起工资。唐山也刚刚解放，经济状况很不好。刘少奇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起床后，脸色苍白，他对张文松说：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权力不让工人罢工，但目前开滦的状况很不好，我怎么能高枕无忧呢？”

唐山开滦煤矿过去是很有点名气的企业，是由中国资本家与英国资本家合办的，有职工五万多人。唐山解放之前，英方资本家如惊弓之鸟，将一部分技术人员和设备转运回国，国民党逃跑时炸毁了滦河大桥，致使开滦煤矿的运输线中断，难以复工，有四个月没有给工人发工资了。

这个煤矿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是华北惟一的一个煤矿企业，它关系着华北的国计民生和几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破产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

刘少奇到唐山后，先是会见了煤矿的中英双方总经理，就如何尽快复工交换了意见，紧接着召集唐山市的领导和煤矿的军代表进行座谈，共同研究解决开滦煤矿的问题。他对军代表讲：

“你们要明确工作的指导方针，不要盲目地干。一是要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煤矿，监督资方按时发给工人工资，同时要向工人讲清楚我们的困难，发动工人同我们一起克服和战胜困难；二是对中外资本家要讲策略，在当前我们的重点是联合，还不是斗争；三是要头脑清醒，开滦的企业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已被剥夺，但开滦又不同于一般的私营企业，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军代表要对煤矿实行监督，生产计划、产品分配、价格政策、材料供应等都必须遵循国家的方针办事，要推动资本家生产，只有维持生产，开滦的五万工人生活才有保障。你们要领导工人进行生产，要向工人讲清楚，这不是为资本家生产，而是为自己国家生产。现在罢工很不好，只有坚持生产，才会对人民有利。”

当资方老板提出资金困难时，刘少奇讲：“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困难，对你们这个企业是想方设法扶持的。你们要求华北政府借款，数目太多了，很难拿出来，希望你们与我们一起共渡难关。至于工人的生活问题，也可以一步一步解决。人民银行可以给你们发放一点贷款，华北贸易公司每月可用15万袋面粉的实物与你们换煤炭，这样调配一下，恢复生产是没有多少问题的。”

在刘少奇的操劳下，开滦煤矿很快有了转机。

此时，他却接到了毛泽东的通知，让速回北平，有要事。

刘少奇的心情仍很不安。

天津、唐山之行，使他感受到了刚解放的城市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他于5月10日晚上离开天津，在站台上与前来送行的地方干部依依惜别时，仍指示他们一定要按政策把城市的经济工作抓起来。

第四章、神圣的使命 四、中央派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

5月12日晚上。

刘少奇开完中央经济委员会召开的工作会议，就到双清别墅见毛泽东。此时毛泽东正在读报，灯光昏暗，烟雾缭绕的书屋显得更加幽静。

刘少奇迈着碎步入室，毛泽东放下报纸，笑着挥手说：“请坐下，听说你回来了，我一直在等你。”

刘少奇说：“我是今天上午到的，下午开了一个财经方面的会，所以来迟了。”

毛泽东说：“中央开这个会，主要是研究解决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外贸问题，你参加一下是对的。”

毛泽东又抽起烟来。

刘少奇简单地向他汇报天津之行的视察情况。

毛泽东边听边点头，他最后说：“你在天津的活动情况是华北局报给我的，很有成效嘛，特别是一些有关恢复生产、联合资本家的讲话很有政策水平，很好，我同意，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啊！”

刘少奇又帮毛泽东点了一支烟，然后说：“天津的问题有一定代表性，我认为解决好了，会对全国工作有促进作用。”

“对的。”毛泽东轻轻地弹了弹烟灰，说：“对资本家我们目前就是要采取联合的政策，全国人民要吃穿，这是现实问题，不能让人家说我们共产党上了台还不如国民党，依旧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啊！”

刘少奇说：“我们虽然还有许多困难，但这是暂时的，难关一定会渡过去。”

毛泽东说：“人民是伟大的，他们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

刘少奇说：“是的，人民是可爱的，也是伟大的。”

一个卫士提了个壶走进来换水，毛泽东指示他退下去，这个战士给他们俩换了一杯水，正欲退出，毛泽东却有点不高兴，挥了一下手，讲道：

“你这个小鬼啊！就是会搞浪费，把我的茶叶倒掉干什么？不是还能喝嘛。”

小战士很委屈，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毛泽东茶杯的茶还是早晨沏的，说实在的已经泡不出茶色了，可是毛泽东却不喜欢倒掉。

刘少奇望着那战士，笑着解围：“小同志啊，讲艰苦是主席一贯的作风，你今后也要养成习惯。”

那战士直挺挺地站在门口点头。

毛泽东的脸上又出现了笑容，他望着战士讲：“你去吧，要记住，日后不能再倒我茶杯的茶了，那是宝物，不能喝，还可以放在嘴里嚼哩。”

战士离去了，刘少奇笑着对毛泽东说：“你这个人，还是在延安的那种生活习惯，对自己太清苦了。”

“我这个人是什么苦都能吃，但不是享福的命，穿件好衣服都有点舍不得呢，革命几十年，一无家产，二无钱财，我常想，日后我百年了，子女该继承我点什么呢？也许那时候他们还不理解我哩。”毛泽东说这话时神情很独特。

一个秘书走进来给毛泽东送来一份急电让签发。毛泽东大笔一挥签完名，对刘少奇说：“南京政府不让我们军事过江，我对和谈代表讲了，我们不但要政治过江，而且军事也要过江。现在我们的大军已过江了。”

这时刘少奇才问：“主席，你叫我回来有什么大事要交办？”

毛泽东说：“有一件重要任务要交给你。”

“是什么事？”

“现在我们的百万雄师已过了长江，全国大部分国土都解放了，是着手准备开国大典的时候了，准备让你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苏联，寻求他们的帮助。”

因为此事来得突然，刘少奇思想上并没有什么准备，但他还是挑起了重担。他知道这次苏联之行，意义非同寻常，是为日后毛泽东与斯大林两个伟人会见架通桥梁。

毛泽东对刘少奇讲：“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做准备，这次出访是秘密的，你要抓紧时间与苏方联系。这次去苏联意义重大，是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会谈，据说斯大林这个人不好见，他们的共产党是老大哥了，你一定要谦虚一点。”

刘少奇问：“是否要签订一些协议？”

毛泽东摇头：“先不忙，看看情况再说，你的主要任务是先去融洽一下关系，就我们开国的事向斯大林通通气，请他提点建议。”

刘少奇问：“不知代表团成员主席有何考虑呢？”

毛泽东说：“可由你选定，我建议政治局委员高岗，中央委员里可再选王稼祥做你的助手，工作人员由你酌定，人不宜多，要精干。”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刘少奇一行于6月21日从北平启程。

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师哲、戈宝权、邓力群。

陪同中共代表团的还有苏联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

当时战争还在继续，代表团迂回绕道而行，几天后到达沈阳，又带上高岗从大连乘飞机离开了中国。途经伯力、赤塔、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六天后才抵达莫斯科。

当天，中共代表团住进了莫斯科奥斯特洛夫卡亚街的一个公寓里。这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小院，建筑物不仅有欧洲的古典风格，而且院内绿草如茵，小桥流水，让人联想起中国建筑格局的园林特色，据说这是斯大林的私人别墅。

刘少奇一行在这个别墅里住了几天，苏联高层领导人却没有露面。刘少奇的心情很复杂，连续几日他怎么也睡不着，他急于想见到斯大林。

斯大林始终没有露面，此时刘少奇坐不住了，他连续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件，在信中除通报了有关中共解放中国的情况外，并提出了这次他来苏访问的方案，希望能够早日见到斯大林。

斯大林接到刘少奇的信后，提出了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的活动安排意见。刘少奇的心情仍不平静，他在着手准备与斯大林会见的文件时，又让王稼祥同志起草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

6月28日，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一行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等人。

刘少奇一行回到住所后心情都很愉快。王稼祥说：“没想到斯大林同志这么热情，遗憾的是他对会谈的有关问题没有说清楚。”

刘少奇说：“也不能太着急，今天他只是为我们设宴接风，一些事情也不好在这个场合谈开。”

高岗将绿色军大衣脱下来往床上一扔，说道：“斯大林此人难以琢磨，我们还是应该多与他接触，以便融洽感情。”

坐在沙发上吸烟的刘少奇有点不高兴，因为到苏联后高岗的言行不是很得体，个人主义严重，而且不按组织原则办事。

高岗一屁股坐在软床上又在发表高见。

刘少奇的脸色始终很严肃，王稼祥回头问：“下一步工作怎么办？”

师哲顺手倒了一杯茶递给刘少奇。刘少奇喝了一口茶，说道：“这样吧，今晚都加加班，准备材料。”

王稼祥问：“是不是分分工？”

刘少奇说：“我们现在就开会，研究一下分工问题，高岗同志主要负责联络，稼祥同志帮我起草有关会谈材料，别的同志协助工作，我们这次来苏联是受命于中央来的，因此人人都要讲组织原则，要遵守党的纪律，不要乱发表言论。”

其他人员各自回到房间，王稼祥没有走，刘少奇说：“稼祥，你是外交专家了，在这方面有经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斯大林想全面了解我们的情况，你说应该写个什么材料给他。”

王稼祥说：“下次会谈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咱们应该向斯大林写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这样做既可以使会谈有章可循，也可以把问题谈得更全面一点，同时还可以在会谈过程中讨论研究问题时以这个报告为基础把问题谈清楚，使斯大林对中国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系统地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谈内容不重复。”

刘少奇点头，王稼祥又接着说：“当然在会谈中如果涉及到的有些问题他们不明白，我们可以解释得更细一点。”

“很好，”刘少奇望着王稼祥讲，“我们的会谈应该进行得有计划有步骤，要分清轻重缓急，我看这个报告还是由你来写。”

“写几个问题，”王稼祥问，“还是由你来定吧。”

“可以，我看就分四个部分。”

“好，你说我记。”

刘少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中国目前的形势，第二部分讲一下我们中国成立新政府开展的一些工作，第三部分讲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第四部分讲有关中苏关系问题。你看这样行不行？”

王稼祥合上笔记本，说：“我看可以，前两个部分要尽量写得详细一点，以便使斯大林心中有数。”

夜已经很深了，王稼祥独自坐在书桌前写这个报告。

第二天早晨，刘少奇看完报告后，又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研究这个报告。几经修改之后，最后终于将定稿交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看完报告后，立即派人向中共代表团传达他的意见，此时刘少奇提议要正式会谈。

这个报告可以说是双方会谈的最基本的原则性文件，斯大林还是比较满意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写道：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报告以详尽的数字说明几年来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截止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29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富庶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30％；解放区的人口已有2.7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7％。被解放的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1043个，占全国县城以上城市的51％。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6月起的3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50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它的后方机关人员在内，现在只剩下150万人左右，其中稍有战斗力的大约只有2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已发展到390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240万人。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夏秋两季，可望继续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望继续解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可以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有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待明年解放。我们完全同意可能早地去占领新疆，而最大困难是扫清道路和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

在中国革命中，有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及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设马列主义政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能是很有借鉴作用。

报告的第二部分中写道：

我们已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政协筹备会由23个单位134人组成。将召开的新政协由各党派、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45个单位500余名代表组成。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尚未决定。除开军事委员会之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内阁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金属、纺织、燃料、交通、邮电、工业等部。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刘少奇、任弼时不参加政府。

这部分还特别阐述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至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和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所谓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紧，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产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情况决定。估计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报告的第三部分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了如下说明：

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控制权，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决定是载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是坚定不移的……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都不承认，只当侨民对待。各国在华侨民12万，集中在上海、东北两地。这样执行的结果使人们觉着中国已站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也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

在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一段时间不理，或提出一些足以束缚手足的条件来作为承认的代价，这当然不能答应。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新中国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其原则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

有的党外人士曾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同志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就是错误的。

在经过这些声明解释后，各民主党派和中共联名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

报告还指出，中国新政府今后的外交活动，将根据下列几项原则进行：

（一）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二）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起，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三）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四）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

报告的第四部分是关于中苏关系问题，这也是苏联方面关注的焦点。报告曾这样写道：

中苏两党关系，中苏两大民族的巩固的友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都有重大意义……关于新中国与苏联通邮、通电、通航等问题希望速办理。

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与进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许多东西。在这方面，苏共给我们的建议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帮助。

为帮助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材，除了派专家外，还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国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学习，派一些留学生到苏联留学。为密切中苏两党关系，应该相互派遣政治上的代表，以便处理两党间的问题，并增进了解。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访问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

第四章、神圣的使命 五、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见

7月10日。

坐落在莫斯科市郊的孔策沃别墅热闹非凡。斯大林正式出面在自己的这个豪华庄园里为中共代表团举行宴会。参加会见的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等多人。

身穿军服的斯大林红光满面地与刘少奇握手，他笑着说：“欢迎你来，欢迎你来。”

刘少奇说：“感谢你在这里招待我们。”

此时，中共代表团成员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站在了他俩的身旁。刘少奇将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介绍给了斯大林。

室内的气氛显得比较活跃。几名浓妆艳抹的俄罗斯小姐端着水果盘在人群中穿梭。她们形体标致，美丽无比，给这个古典大厅平添了不少浪漫色彩。据说，为了办好这次宴会，在斯大林的安排下，从一所艺术院校挑选了这几名热情漂亮的服务小姐。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一一握手之后，转身向刘少奇介绍他带来的苏共要员。斯大林说：“这是伏罗希洛夫。”

刘少奇笑着与他握手：“见到你很高兴。”

人高马大的伏罗希洛夫说：“你是中共领导人，能与你相会我感到很荣幸。”

接着斯大林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人介绍给了刘少奇。

室内飘荡着浓烈的西餐气味。

斯大林挥动着手臂说：“请坐吧，中国朋友。”

宾主双方入座，在温柔轻松的音乐声中宴会开始了。

热情好客的斯大林情绪很好，他站起来端着一杯香槟酒说：

“我提议，为刘少奇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安全到来干杯。”

大家一饮而尽，刘少奇刚端起酒杯尚未开口，斯大林却又站了起来挥动着手臂讲道：“来，请为毛泽东同志领导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干杯。”

所有陪同人员面带笑容站起来干杯。

两杯香槟下肚后刘少奇的脸上已泛起了红晕。斯大林面不改色，又举起杯望着刘少奇说：“我特意敬你一杯。”

刘少奇推辞说：“我应该先敬你一杯。”

斯大林说：“你是客人，我应先敬你。”

刘少奇只好喝了这杯酒。斯大林笑了，说：“刘少奇同志很爽快，我就喜欢这种人。”

坐在刘少奇旁边的王稼祥同志使了一个眼色，刘少奇心领神会，端起酒杯向斯大林敬酒。斯大林说：“就此一杯。”

刘少奇面带笑容听了翻译的话后，没有吭声。几个苏共领导人又向刘少奇敬酒，刘少奇说：“对不起，我实在不能喝了，还是请我们的人代我吧。”

王稼祥站起来接连喝了好几杯。

这种家庭式的宴会的确很轻松，因为斯大林始终很随和，所以在座的人都觉着温暖无比。

刘少奇又站起来举杯对斯大林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敬你一杯。”

斯大林端起酒杯说：“我喝，毛泽东的酒我一定要喝。”

人们边吃边谈。

刘少奇的心情比较迫切，于是他就将这次来苏访问的有关问题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听得很认真，有些话他还让翻译再说一遍。

斯大林说：“经过你的介绍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一点了解，你们建立中央政府的有关方案很好，关于加强苏中两党关系的设想我也赞同，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刘少奇说：“你们是老大哥，我这次来是向你们取经。”

斯大林说：“我们共同前进吧，关于正式会谈的事希望你们能拿出一个方案，过几天再说。”

宴会在欢歌笑语中结束。

应该说苏联方面对中国代表提交的这份报告是重视的，斯大林接到刘少奇要求举行正式会谈的信之后，立即答复同意会谈。

7月11日晚上。

克里姆林宫内。

刘少奇一行终于如愿以偿，迈着大步走进了苏共中央首脑机关。

这座宫殿式的高层建筑金碧辉煌，从地毯到墙壁到处都可以看到俄罗斯民族的灿烂文化。室内室外警卫森严，斯大林没有到大厅里来迎接，几位苏共要人在门口将中共代表团接进了一间宽敞明亮的会议室。

据说这是苏共中央首脑人物专门开会的地方。

宾主双方尚未入座，一个矮胖的身影就从左侧一个走道里出现了。顿时掌声响起来。正在微笑着朝人们走来的便是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同志。

他依旧穿了一身十分合体的毛料军服，显得格外庄严威武。这是他一贯养成的生活作风，只要是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总是身着军衣，从来不喜欢穿西装之类的衣服。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穿马靴，当然他今天是穿了马靴的。至于为什么斯大林一年四季在公开场合总穿马靴呢？这的确是一个谜，近几年苏联方面有人曾撰文披露说，原因是斯大林的个子矮小，与欧洲人种的高大体型相差很大，还不到一米七零，所以他只好穿马靴来弥补这个先天性的不足了。他的马靴都是特制的，后跟很高，如同现在大都市摩登女郎穿的那种高跟。当然啦，这种鞋是经过一番加工的，一般来说人们是难以发现这个高跟的。斯大林对自己的身高一直不满，跟人照相时他从来不站，全是坐像，坐着是看不出高矮差别的。斯大林礼节性地与刘少奇握了握手，就坐在中间属于他的那个位子上。

人们渐渐安静下来，参加这次会谈的有苏共政治局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等人。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要人都到场了。同时还有几位苏军元帅。

斯大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他首先说明，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

同时向中共代表团说明，因为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部分的问题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他说：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

然后，他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了自己，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希特勒战争胜利后，那些国家所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

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未投降日本，后来又未与日寇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图与美建立关系，想取得美国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也是极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还要制定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

他进一步分析道：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为了使工人斗争不致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要把资本家变成文明的照顾工人利益的资本家，使你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比较长期地继续下去。

斯大林肯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斯大林问到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很注意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斯大林建议不忙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要通过对各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来和他们斗争。可以先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做买卖，再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他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他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苏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

1949年五六月间蒋帮飞机对上海市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使发电厂、自来水厂，甚至“百老汇”大楼（今锦江饭店）等蒙受了损失。毛泽东主席曾电请斯大林指令苏空军对我予以支持，对付蒋机的轰炸。于是从旅顺很快调来上海两个飞行中队。此后，敌机便销声匿迹，不再出现在上海上空了，甚至也很少再出现在其他城市的上空。这对于后来我国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和数十万人的庆祝大会和游行，不是没有意义的。

他在讲到各个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时说：各国共产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密切联系，但不是一个党服从另一个党。

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并决定由高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在报纸上立即发表高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到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

会议气氛十分严肃，主要是斯大林讲话，苏联其他同志很少发言。

斯大林最后说：现在还要再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或说明。

刘少奇把原来准备好的那些问题提了出来，希望获得解答。

问题的内容大致包括如下各点：

（1）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2）国际局势和前景是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3）国际共运和工运形势如何？以及防止战争和争取和平建设的可能性等。

斯大林解答的要点是：

（1）在最近时期发生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各国人民反对战争。只要各国人民反对战争，仗就打不起来。各国人民刚刚摆脱了战祸，从灾难中还没有恢复过来，不会赞成战争的。只要各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战争是打不起来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这个时期有多长，十五年还是二十年，很难预测。这个时间我们要充分利用，来发展国民经济，充实自己。我们确实十分强大了，战争可能就打不起来了。

人世间也有疯子，有战争狂人。如美国的一位军官竟然轻信苏联红军在阿拉斯加登陆的谣言，跳楼自杀了。要防止疯子和战争狂人，因为他对自己和对人民都是不负责任的！

（2）我们应发动人民反对战争，维持和平。只要人民不受骗、反对战争，战争狂人是很难得逞的。只要我们能争取到20年的和平建设和发展时间，那时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如果他们不愿意被毁灭的话。到了那时，战争的挑衅者就可能随时会被消灭掉。

我们应努力争取20年或更长的和平建设时期。

（3）国际间的互相合作是重要的。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友好合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条件之一。

总之，只要人民不愿意打仗，战争就打不起来。

（4）要利用战争的间隙，大力发展和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建设国防。我们的力量愈强大，战争的可能性就愈小，因为弱者、穷者总是会受人欺侮的。

（5）人民力量的强大，历来都是有决定意义的。现在世界人民的力量更强了，而不是比过去弱了，要珍惜和重视人民的力量！

(6）总之，我们不怕战争，反对战争，尽一切努力制止战争。

双方还讨论了其他问题。首先就尽可能提早解放新疆交换了意见。苏联表示愿意作出必要的帮助。所以，7月底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给刘少奇打电报，要求派人做新疆三区的工作。刘少奇派邓力群秘密从莫斯科到新疆伊犁，为和平解放新疆而努力。

双方商定苏联在旅顺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苏联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建立海防，还答应帮助从蒙古乌兰巴托到中国张家口修一条铁路。

斯大林主动问，苏联是否可派电影团到前线帮助我们拍摄，可在技术上帮助。刘少奇欣然同意。

会后，斯大林请代表团一起看电影，所放映的四部影片是他选择的。放映时，他亲自向代表团作讲解。

刘少奇在莫斯科期间一共同斯大林会面六次。在一次会谈中，斯大林提到宪法问题，他建议：现在可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

刘少奇问：这是否是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斯大林详尽地阐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不是，我说的是现阶段的宪法。敌人可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二是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你们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基本大法。宪法内容应是：第一，全民普选；第二，承认企业主、富农的私有财产；第三，承认外国在中国企业的租让权。我想，你们1954年可以进行选举与通过宪法。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那就不能够向一党负责，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如果人民普选的结果，共产党占了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

如何开展、扩大中苏之间的贸易也是会谈的一个内容。斯大林在同刘少奇谈话时提到，中苏之间在贸易中应采取的原则是以货易货、物物交换好呢，还是像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那样采取现汇贸易形式好呢？采取后者的办法，对两国来说都有困难，而且也不利。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是简便得多，可以不动用外汇，只是要把物价规定得合理，掌握好。在目前，这个办法对双方都有利，是可行的。即使这样，由于中国主要只能提供农产品和原料等初级产品，也仍然会吃亏的。因为按世界价格，农产品、原料与工业品的差价是相当大的。但是苏方会考虑到中方的实际情况。

第四章、神圣的使命 六、历史巨人的声音

在第四次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团结、互助、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各国人民互相信赖、竭诚相待。

寒暄了一阵后，斯大林邀请代表团去看几部电影，主要是看一部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实况的片子。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试验地点可能在苏联东北区接近北极圈的荒原地带。影片主要是表现原子弹的投掷，它对目标的命中、爆破的威力、蘑菇云的升起、破坏的范围和程度。

斯大林请看这部影片的涵义恐怕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告诉代表团，原子弹我们也有。其次是说，别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也能制造出来；而别人没有的，我们也会有的，不要只迷信西方。再次是，如果敌人胆敢侵袭我们，他们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复，而我们的朋友也会得到原子弹的庇护。

看完电影后，斯大林又告诉代表团：科学技术在迅猛地向前发展，其速度有时出乎人们的意料。军事科学也一样，想要停止它，阻止它的发展，恐怕是不容易的。不过关于这方面的事，大家都不说话，而是关起门来秘密地干。从斯大林的话中可以听出，他们正在研究发展更新式的武器，或许已有了新的突破。

斯大林提出，在下次聚会时，他准备请中国方面的女同志也参加。他说：“听说在莫斯科住着两位中国女同志，从我们这方面说，这两位女同志我们都愿意邀请，但怎样更合适、更恰当，请你们自己决定。”

他讲的这两位女同志是指江青和朱仲丽（王稼祥的夫人）。当时江青在莫斯科疗养。王稼祥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没有让朱仲丽参加聚会。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及江青。

江青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她来莫斯科这么长时间，但没有与苏共高层领导接触过。因此，她今天显得特别高兴，尽管刘少奇对她交待不要多说话，但她还是坐不住，一开始就举杯向斯大林敬酒：

“我请大家共同举杯，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他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酒词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过一会儿，斯大林离开了大家，忽而又转回来，似乎带着一种隐情，又带着某种伤感说：“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祝愿斯大林永远健康！

这时，斯大林举起酒杯，深有所思地面对中国同志说：“祝我永远健康的美词和良好的愿望，使人听了很快乐，但事实上人总有一死。”

接着他动情地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但别人却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很厌烦。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

斯大林又讲：“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承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的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这个道理是明显的，犹如中国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一样，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支持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总而言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

刘少奇说：“这个建议很好。”

斯大林说：“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听到中国人特别勤劳的许多事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合乎发展规律，后来者居上。”

斯大林同刘少奇交换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及看法。斯大林认为，中国加入欧洲情报局不适当，因为中国与欧洲各国情况不同。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他说，欧洲情报局与过去的共产国际组织完全不同。如果一国共产党不同意，即不能通过决议。他认为，各国共产党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别人的头上。他说，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建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建议。

会谈继续进行。刘少奇谈到关于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时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是有准备的。”

斯大林说：“这是敌人教训了我们。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

刘少奇回答说：“没有。毛泽东可以不去重庆，有恩来就够了，但是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很好，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国民党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他又一次问：“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妨害了你们？”

刘少奇答复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孤立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

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是以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这番话。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见相反，他感到内疚和不安。

这是斯大林主动地向中共代表团公开作的自我批评。当时中共代表团对此感到有点意外，因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他作自我批评，也没有对他们提出过什么批评意见。他主动作自我批评，表现了一个伟大导师的胸怀，并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爱戴。

第六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告别会，参加的人数不多，而且时间也比前几次短。这次除相互讲了些惜别、祝愿的话以外，双方还商谈了若干问题。根据中方的意见，斯大林确定给中国派若干名当前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恢复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项目。会上只是确定给中国派专家，等实地了解情况后，再进一步研究经济援助问题。斯大林对中方提了四点要求：

（1）保证对专家在中国的住宿、生活、工作等提供充分的条件。

（2）去中国工作的专家家属（在苏联境内的）生活费用必须给以住宿与生活上的保障。

（3）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期限，依情况和实际需要而定。

（4）苏方人员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方处理，中方无须过问。

斯大林虽然于1925年到1927年写过不少指导、研究中国革命的论文，但是从未到过中国，不熟悉中国国情和风俗习惯。他在交谈中偶尔涉及到的事例，多是二十年代中国北伐时的事。可见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变化更没有切身感受。不过，他从自己国内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和向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参考性建议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生产建设问题，斯大林首先建议中国应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国民经济，不管过去底子如何薄弱，如何参差不齐，但它是国民过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现在不管能够获得怎样优越的发展条件，想一举完全抛弃过去旧的一切，仍然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实的基础上起步，踏踏实实地稳步前进，超越阶段是极其困难的。只要步骤、方针对了，是可以加快发展步伐的。但每一步骤都必须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超越阶段，迈过大的步子，会把国民经济搞乱。当然，有时也会出现虚假的壮观局面，但它却掩盖着潜在的比例失调或种种困难。

经济建设会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是物质资源、技术条件、机器设备，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有经验丰富的领导、有教养的技术干部、熟练的工人等。利用和发挥旧社会留下来的专家、技术人员的力量才能为建设服务，要有一套政策，只有正确的政策才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力量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这方面，中国同苏联、西方国家的情况是不大相同的。苏联十月革命后，旧时专家多比较反动，拒绝同无产阶级政权合作，敌视新政权。

斯大林对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当时是很关心的，刘少奇同志就工业问题与他交换意见时，他带着一种很伤感的表情讲道：

“建设一个新国家，重视经济和工业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一支自己的技术队伍，困难就很多，我们的发展你们了解吧？”

刘少奇说：“我们一直生活在山沟里，对外面的情况知道得很有限。”

斯大林举起那个大烟袋，抽了几口，用深沉的目光望着刘少奇讲：“是的，你们是不太了解的，我们过去曾请过德国、美国、日本的技术骨干，他们到苏联后也帮了我们不少忙，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我们当时是想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是想多学一点技术，脚踏实地，稳步前进，从小到大，从无到有，这正是我们所走过的道路。”

这一席话使刘少奇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他深知就目前中国的现状来说，想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没有一批过硬的技术队伍不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借助外国的力量，依靠的对象只能是苏联了。

有一天，斯大林在自己的孔策沃别墅再次设宴招待刘少奇同志。在宴会的气氛中谈论外交大事是斯大林的习惯，他认为这样氛围轻松自由，双方都容易接受。他的情绪很好，亲自带着刘少奇参观这栋庄园，这里的景色的确很迷人，院内不但有花园、鱼池，也有小型运动场，而且还有一大片菜地，斯大林指着那片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绿洲愉快地说：

“我有一个爱好，除了打仗之外，还喜欢种田，你看看这片稻谷长势多么好，这就是我亲手种的，你猜猜谷种是从哪里来的呢？”

微风轻吹，片片泛黄的稻谷顶着沉甸甸的头在动摇，刘少奇说：“我猜不出来，也许是你们试验出的优良品种吧。”

斯大林哈哈大笑，他连忙摆手说：“不是的呀！这是你们东北的。”

刘少奇望着翻卷着小浪的谷子用半信半疑的口吻说：“真是我们中国的吗？”

斯大林说：“是正宗的中国种，如果能等到谷子成熟了拿来招待你们，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可惜啊，你们不能在这里久留了。”

参观完庄园，斯大林就将刘少奇领进宴会厅，开始边吃边谈。

斯大林说：“你们提的关于毛泽东来访的事，我个人是欢迎的，如果时机成熟我一定会与你们联系。”

刘少奇问：“以你看何时来好？”

“还是等你们成立了新政府来吧！”

“是否可以问一句，去年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要访问你们，当时你为何不同意呢？”

“我们是欢迎毛泽东的，但我认为你们正在打仗，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离开自己的国家不好，最高统帅走了，出了问题怎么办？”

“你们是支持我们共产党的，但当时为什么将大使馆同南京政府一道从南京迁到广州去呢？”

“我们是想看一下国民党政府的动态。”

“能不能帮助我们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比如说海军方面的。”

“可以提供帮助。”

在这些方面如何帮助，斯大林没有说清楚，因为这类问题当时不可能签署什么协议，所以刘少奇也就没有深谈。

宴会结束时，斯大林向刘少奇敬了一杯酒，然后问：“请问，你们打算何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呢？”

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正集中力量解放华南各地区，战争仍在继续，估计到明年春天成立新政府。”

斯大林摇头说：“这太晚了，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是名存实亡，而你们已经具备了掌握政权的条件，我提请你们要注意，防止敌人利用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帝国主义惯用伎俩，不能不防啊！”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考虑，感谢你的提醒。”

8月14日，刘少奇离开苏联，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出去几个月，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辉煌胜利……

第五章、投奔光明 一、绥远守军将领董其武的复杂心态

1949年1月21日晚上。

绥远省主要负责人董其武吃完饭，习惯性地打开那架苏制老式收音机收听共产党的动态消息，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

北平走了和平之路，那么绥远究竟该怎么办？

傅作义是他的老上司了。早在1935年，阎、冯倒蒋战争失败之后，傅作义就率领35军进住绥远，开始经营绥远。十年后，他离开这里时，就将董其武推到了绥远省主席的宝座上。

作为傅作义心腹的董其武实际上成了绥远地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主要人物。

第二天早晨，他就往北平赶来。

中南海居仁堂。

傅作义正在看报，室内的气温比外面温暖许多，可他仍穿着臃肿的棉衣，面部表情也相当严肃，身边的人也变得沉默寡言，看上去似乎都有心事。

董其武在卫兵的指引下直接来到了会客室。

他握住傅作义的手，问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傅作义瞅着他说：“什么怎么回事？”

“我昨天晚上在电台里听到了你那份通电。”

“很简单，我背叛蒋先生，走到光明大道上来了啊！”

傅作义哈哈大笑，很自然，开心。

董其武瞅着他说：“还是老上级英明果断。”

“不是我英明，而是共产党伟大，现在局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之所以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我们都应该跟上形势。”

“话是这样说，我们绥远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现在宣布起义，我担心部队会出乱子。”

“绥远的局势要稳定下来，部队不能乱。”

“南京方面来电，指示我将军队带到西部的甘肃、宁夏去与马家军会合。”

“你要看清形势啊！到了那里又能怎么样？我们国民党军队现在是不战而败，一点战斗力都没有，西北是马家军的地盘，他们可以化整为零，去打游击，你怎么办？”

“我不能不为绥远官兵前程着想呀！”

“前程在哪里？如果你同共产党对抗下去，会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不要乱动军队，稳定下来再说。”

“要等到何时？”

“不能着急，关于绥远问题等我见了毛主席再定。”

董其武赶回去后立即做中高级军官的工作，希望大家一起走和平道路。

可是当时的情况极其复杂，有不少顽固分子并不想放下武器。

董其武解释说：“我们的老上司傅作义将军已走到人民一边去，难道说我们还能继续为蒋介石卖命？出路在哪里，看不到光明了。如绥远战火一起，老百姓就会蒙受苦难和损失。”

一个旅长说：“解放大军一到，对我们怎么样？是很难说的，你不打他，人家会打你。”

董其武说：“解放军说话是讲信用的。”

一个满脸胡子的中校军官，匪气十足地说：

“现在胜败局势未定，我们怎么能跪下来向共产党求和，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是不能选择和平道路的。”

董其武还没有来得及解释，又有一名营长站起来，瞅着大家说道：“怕什么？我们都是党国的老军人，应和共产党决一死战。”

意见不一致，站出来反对和平的人不少。

董其武最后说：“我们绥远怎么动，得听从傅将军的，没有他的命令谁都不能乱来，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有人不听指挥，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军法处置。”

第五章、投奔光明 二、毛泽东对傅作义说：最后你还是把蒋介石甩掉了

确切地说，接受和平改编的傅作义将军心情也很复杂。党中央得知后立即通知他到西柏坡去面谈，这个消息是邓宝珊告诉他的，傅作义仍有点矛盾，他问：“我已将军队都交出去了，他们还叫我去干什么？”

邓宝珊笑着说：“傅将军啊，这次是毛泽东想见你，意义非同寻常。”

“真的吗？”

“是陶铸同志讲的。”

“是否可以带工作人员？”

“可以。”

“那好，我们一起去。”

傅作义带着邓宝珊及几名随员来到西柏坡。

当天晚上毛泽东就接见了他们。

在一间低矮的农家小屋里，身穿破棉衣的毛泽东将傅作义迎进门，拉着他的手笑着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啊！”

傅作义不明白此话的真正含义，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接着讲：“过去，我们经常在战场上见面，是清清楚楚，今天我们走到一起来，就是姑舅亲戚了，难舍难分啊！”

傅作义说：“还是共产党英明。”

“蒋介石耍了一辈子滑头，最后还是被你给甩掉了啊！”

“这是历史规律嘛。”

“是的，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谁也阻挡不了，过去我们是刀枪相见，现在又站在一起，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呀，傅将军识大体，为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感谢你。”

“过去我对不住你们。”

“过去的事就是历史，一切可以从头做起嘛。”

“还是共产党宽宏大量。”

毛泽东拿起半截香烟，点燃后放在嘴角吸。

他望着傅作义讲：“过去我们俘虏的你的人员，都还给你，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你认为如何？”

傅作义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感到有点意外。他问：“给我？我怎么处理呢？”

“你可以接见一下嘛。”

“这个可以，那么为什么要送到绥远去？”

“这个问题简单，你们国民党经常说我们共产党杀人放火，是共匪，让他们回到绥远可以现身说法，我们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污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嘛！”

傅作义深受感动，他说：“不知主席对解决绥远有何指示？”

“那里现在是由董其武负责吗？”

“是的，他多次向我问起解决绥远的事。”

“依我看，不要着急。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办了。可以先放一放，等待他们起义。”

“起义没有问题，他们关心军队问题。”

“军队问题也好说嘛，我们共产党人说话算数。还是以前讲过的，给你们两个军的编制。对你们来说，走革命道路，要过好几关哩，但主要是过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今后的土改关呀，民主改革关呀，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都好过了。”

第五章、投奔光明 三、和平起义一波三折

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傅作义回到北平后，中央说将把在保定、怀来、张家口、天津等地作战时被俘的所有傅作义部高级将领送到北平，让他们回绥远去。

傅作义在自己家里接见他们时，感慨不已，他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回来了就好，过去我把你们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今天总算都走上了正路，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你们回到绥远要多做点工作，争取将来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接着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有一天下午，解放军晋绥部队一部和董其武的一个团在绥东陶卜齐附近发生了交战，虽是小规模的战斗，却引起了双方领导人的关注。

董其武将此事报告了傅作义，傅作义又如实报告了毛泽东。

双方正在接洽和平起义的大事，再起战事就很难圆场了。毛泽东对负责军事的周恩来说：

“绥远的事不能太急，现在我们的人与他们打起来，后果不好。董其武此人本来就对和平抱有忧虑嘛，要让我们的军队停止前进，不要打人家嘛。”

周恩来问：“我们的军队是否撤回来？”

“可原地不动，你要设法告诉董其武，让他不要怕，千万不能上别人的当，将军队拉到西部去。”

“绥远的事拖下去不行啊！”

“还是再拖一下嘛，我们只能采用围而不打的方针，这样给人家一点时间好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主席，参加过北平和平起义的傅作义部部分人员，有愿意去绥远的打算，怎么办？”

“还是让他们去，还要发给路费，他们回去了可以帮助董其武下起义的决心，对我们很有利。”

共产党的这种态度使傅作义深受感动。

一万多人离开解放区回到绥远，而且还有解放军护送，这的确说明了共产党倡导和平的诚意。

1949年4月。

国民党在华北、西北的残余势力已面临着危机。

4月23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已解放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

4月24日，山西太原解放。

这时中央已将解决绥远和平起义的问题摆到了重要位置。

经过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通过了《绥远和平协议》案。在协议的谈判过程中，中共方面的代表既坚持原则，又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作出让步，使协议得以顺利达成，其内容为：

划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这条线在陶卜齐附近的古板乌素分向南北，南至黄河北岸的喇嘛湾，北至四子王旗。规定双方都不得超过这条临时分界线。

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人民可以自由来往。

恢复商业贸易往来，双方货币可以互相通用，兑换。

原绥远省的军队和政府均保持现状，保持社会安定。

通过一个时期的工作，通过宣传、教育、文化上的努力，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达到起义，达到和平统一。

由华北人民政府指派联络处进驻绥远，协同执行协议，推动绥远和平解放。

虽说签订了这个协议，但执行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当时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连同地方武装加在一起共有6.5万人，这些部队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也很不一致，有部分中下级军官是不主张董其武率部起义的。

起义工作还没有成熟，傅作义十分担心，于是他向中共华北局说明自己的想法，准备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绥远帮助董其武做工作。

这个工作组名义上以华北人民政府联络处出现，实际上所去的人全是傅作义选的代表，主要负责人就是他的得力助手王克俊。

此人曾在北平起义时充任傅作义的首席联络官同中共接洽，他是一个很会办事的人，颇得傅作义赏识。

他奉命离开北平时与傅作义作了长谈。

他很谦虚地问：“我去了怎么工作？请你指示。”

傅作义放下一张报纸，笑着说：“你有办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问题就好办了”

“但目前绥远的形势比较复杂。”

“不要怕，要有信心。董其武与我共事多年，是我的老部下，政治上绝对听我的，你也许知道，我发表《通电》的第二天，他就专程从绥远飞来，报告他那里的情况，他是拥护和平的。”

“听说其他几个人态度还不明朗？”

“你说的是孙兰峰、刘万春等人吧？”

“就是。”

“这个孙大头我是了解的，他与我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算短，是个将才，很会带兵打仗哩，作战勇敢，就是不太关心政治，现在省党部特务有意拉拢他，你要向他讲明利害，让他明智一点。”

“他的工作可以做，但那个叫刘万春的人听说不好对付。”

“此人是难缠一点。他原是徐永昌的部下，当过独立旅参谋长，是1937年调到我手下的，历任师参谋长，绥北游击司令，暂编第17师师长、第35军副军长，也很能打仗，就是私心太重，他私吞军饷，贩卖大烟，我本来是要处分他的，但当时董其武与他私交很深，出面保护，我才放过了他，后来他又在蒋先生那里活动，为我们部队要了不少东西，是个人才哩。我离开绥远时，董其武又大力保荐，我就让他当上了111军军长和包头的警备司令。”

“此人兵权在手，不得不防啊！”

“是的，他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他与宁夏的马鸿逵关系非同一般，他有可能不听董其武的，向西北靠拢，你去了以后，要提醒其武，对此人多加防范，要设法孤立他。”

在傅作义的安排下，王克俊等人于6月17日到达归绥火车站。

前来接他们的是刘万春。

王克俊对他说：“刘司令，我们准备进城，请你关照一下。”

刘万春弄来一辆车，说：“前面路不好走了，就坐这辆车慢慢走吧。”

天色向晚，凉风扑面而来。

王克俊刚坐上车，刘万春又走过来问：“听说我们已经与中共达成了协议。”

“对，双方签了一个文件。”

“那就拿来我看看吧？”

“放在车上的包袱里了，不太好取，进城后我拿给你过目。”

刘万春很不高兴，阴沉着脸说：“你们那个文件我虽没有看到，但有可能是一个投降书哩！”

王克俊说：“不能这样理解，所有条款都是我们提出来的，中共方面没有提任何意见就同意了。”

“是这样么？不瞒你说，现在我们这里许多人都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反对投降共产党，那个协议最好暂不要公布为好。”

“为什么？”

“要不然，会引起事端。”

“刘司令的态度如何？”

“我服从董主席和傅总司令的。”

“我来时傅先生对我说，目前绥远的问题，惟有万春兄方可信赖。”

“傅总司令过奖了啊……”

此时这个兵权在手的人却变得相当得意。

那天晚上，王克俊将《协议》内容向大家作了报告，希望董其武站稳立场，带领绥远部队和政府过好这一关，董其武仍有点担心。

他对王克俊说：

“现在这里的情况也很复杂，孙兰峰和刘万春对和平都不太支持。”

“孙兰峰的工作比较好做，主要问题在刘万春身上，你要加强对他的影响，力争把他争取过来，这也是傅将军的意思。”

“那我就试试看吧，希望你代表傅将军与他谈谈。”

“我一定找他谈。”

王克俊带领工作组在绥远活动了几天，发现刘万春还比较友好，于是就找机会与其长谈了一次。

谈话是在刘万春的司令部进行的，气氛比较好，绥远上下虽说出现了混乱势头，但刘万春很会办事，他的身边常有客人光临，与董其武相比似乎要活跃一点，这也充分证实了此人的特点。

王克俊将那份《协议》交给他又看了一遍，但刘万春显得很沉静，没有明确表态，好像对这事不是很关心。

王克俊说：“傅将军希望你在绥远和平问题上多做工作。”

刘万春说：“我对绥远的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了如指掌，有力量开展工作，各师师长都听我的。”

“你本人对和平有什么看法？”

“绥远要走和平之路，董其武是唱白脸，孙兰峰是唱红脸的。”

“你唱什么？”

“我嘛，是唱花脸了。”

“我准备带人到你的管区归绥去，请你定个日期，我们好动身。”

“我本人是欢迎你们去的，但时间太紧张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认为何时合适？”

“先不着急嘛，我劝你们不要乱走动，这里也不安全啊。”

“没有什么关系。”

“不能太大意，现在新城一带常有人持枪等着你们呢！”

刘万春说这些话的用意是想阻止联络处开展宣传工作，这一迹象表明他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一边的。有一天，他竟公开到董其武的公馆说：

“绥东那边的人来了以后，要把他们的武器集中起来由我保管，不许他们到街上去，否则出了事我就不管了。”

董其武回答：“缴人家武器干什么？还得相信人家嘛。”

“现在我们这里共产党很多，不得不提防，应该向共产党讲清楚，如果他们的人再公开活动，就有人要收拾他们了。”

董其武很生气，说：“你不要乱讲了，现在局势很不稳，你作为一名老军人，应该带头维护社会安定嘛。”

刘万春自讨无趣，骂骂咧咧地走了。

绥远的局势仍在变化。

王克俊深感压力很大，他只好对董其武建议说：“刘万春很靠不住，现在孙兰峰还掌握着一部分军队，应该向他谈一下，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董其武说：“这个可以，我可以将他叫回来，安排与你会面。”

当时孙兰峰在包头整天听到的是国民党特务的反动宣传，思想波动也很大。被招回董其武公馆时，对和平也没有明确表态。

王克俊对他说：“你是傅将军最喜爱的将领，和平之事是他亲自倡导的，希望你能帮董其武一把，做好这件大事。”

孙兰峰很忧虑地说：“你们与共产党签订的那个协议能否执行，依我看很难说呀！共产党对我们采取的是围而不打的策略，将来前景如何，一言难尽啊……”

“请你不必担心，绥远的事还是由董其武和你们自己做主，共产党绝不干预，而且还允许将所有军队全部改编，仍由你们自己带。”

“傅先生是什么用意？”

“他当然同意了。”

“现在我们见不到他，不知他的处境如何，有没有人身自由？”

“傅将军仍生活在北平，完全是自由的。”

“我对傅先生的情况很不了解，不放心呀！”

“希望你能对协议表明态度。”

“我不能表态，只有听了傅先生亲口所讲的意见，我才能表态，否则不好办。”

董其武掌握不了军队，绥远的问题变得很复杂了。

有不少人对傅作义的处境不了解，认为是被解放军软禁起来了，他们明确说关于绥远问题要等见了傅将军的面才能定夺。

王克俊的工作成绩不是很大，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这里的情况如实向傅作义做了报告，建议他适当的时候亲自来一趟，因为这些中高级军官，只有他才能压住。傅作义一直为绥远的事担心，接到王克俊的电报后，他立即向毛泽东写信，详细汇报了绥远的局势，其内容如下：

<small>关于绥远方面最近进行工作情形，谨向你主席作一简要报告，并请主席再予支持，期能在最短期间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small>

<small>6月14日，我派王克俊到绥工作，若干特务分子曾以散发污辱传单及手榴弹等伎俩，企图对王克俊等人加以威胁迫害。经董其武、王克俊一面严加布置，一面进行说服，于6月24日先召集高级行政人员举行会议，宣布关于绥远问题和平解决的各项协议。董其武认识坚定，决心走向人民方面来。多数干部也都了解主席成全他们的厚意，意见逐渐一致。7月8日，董其武分别向各部队长宣布协议案，并进行说服工作。据王克俊电称：“发觉阎锡山利用绥远部队与山西方面的历史关系，正极力从事破坏，以金钱及名位，拉拢分化，并收买绥远部队中个别军官，企图接替董其武之地位名义，挑起叛乱。一旦铁路接转通车，中共联络人员到达，人民券开始流通，反动派必认其武为叛变，断绝补给，而人民政府因绥远方面尚未完全改变过来，自不便于承认，亦无法予以接济，再加以阎锡山挑拨分化，可能引起混乱冲突。故中共联络人员到达旗下营后，当将情况说明，请其暂返丰镇。根据目前情势，为打破阎之破坏阴谋个别被拉拢的利用的分子，必须予以控制或清除。然因其武与渠等，均系弟兄班子，不易掌握。如对个别军官采取扣捕手段，其所属部队即认为系其武之一部分打击另一部分，造成内部冲突。我公如能莅绥，作短时期之亲自安排，可能不至发生意外，即使处治一二人，亦未为不可。一切困难，均可解决，阎之挑拨分化亦因而失去作用。”我当即剀切电告其武王克俊：</small>

<small>（一）阎锡山之阴谋破坏，虽在前一时期未能估计得到，目前应立即克服，彻底执行。让中共联络人员折返丰镇，尤为不当。希即一面克服困难，一面请中共人员来绥，协助进行。</small>

<small>（二）我经过半年来的学习，并从许多事实以及与中共人士接触的实际体验，深感以往因阶级观念不明确，往往为自己笼统含糊的概念所蒙。如“为国家”、“为人民”。所谓“国家”，必须认明是反动阶级抑或革命阶级掌握此一国家机器，所谓“人民”，亦必须明白具体是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否则，即在反动派欺骗之下，成为为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服务的工具。</small>

<small>（三）研读毛主席七一《论人民民主专政》，使我的观念更明确，认识更坚定，这篇论文，应仔细研读，因为这篇论文，如此透辟的指出国际趋势和国家前途应该走且必须走的最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从这篇论文中，进一步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狰狞面目，进一步认识了反动派的可耻阴谋，也进一步认识了国际的和国内的人民民主力量的蓬勃发展和光明前途。</small>

<small>（四）历史是依照一定规律向前发展。反动的腐朽的必然灭亡，新生的发展的必然胜利。为新生的发展的阶级服务坚决消灭反动派，肃清残余腐朽的势力，才是推动历史的前进。</small>

<small>（五）美帝国主义者推行反动的马歇尔计划……</small>

<small>（六）反动派把惟一赌注放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中国反动派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灭，他们的赌注也命定是要输的。充其量，不过是童男童女，替帝国主义殉葬。</small>

<small>（七）不要受反动派残余力量的引诱，认为反动派还有什么希望；更不要为反动派的金钱拉拢所分化，只看见极短的眼前一时现象。要知道反动政府代表的政策，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反动派要争夺的，是压迫人民的个人权势，个人利益。反动派所有罪恶，在人民面前已遭到完全的唾弃，他们惟一的前途就是死亡。反动派不可能有力量，最后也还是失败，何况反动派内部互相排挤。李白与蒋阎矛盾，胡宗南与二马矛盾，陈诚与李白之间，并且二马之间也有矛盾，胡宗南与二马之间，李白之间，蒋阎之间，时时都有勾心斗角，争权夺势。这样一堆腐朽的残余，会有什么前途。我敢断言，他们惟一的前途就是在人民面前死亡。</small>

<small>（八）蒋阎反动派残民以逞，卖国求荣的阴谋，最近更加暴露了；他们自私自利，把垂死的希望，竟寄托在勾结美帝，勾结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引导日本强盗再来屠杀中国人民。他们听从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封锁海口，滥炸人民，不顾一切地倒行逆施。去年阎锡山曾告人说：必须利用日本的力量，才能阻止共军前进，并且先组织日本军人的华北空军义勇队，即可确保华北。这段话对我的刺激最大，也可说是加强北平和平解决的因素之一。试想：反动派如果把日本强盗引进来，我们牺牲流血的抗日战争是为什么？绥远部队抗日最早，且未曾取得蒋的同意，自动袭击百灵庙，成功之后把荣誉归之政府，才得到蒋阎承认。凡此往事，你们都记忆犹新。眼前一切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彻底坚决地站在人民方面来，才能符合我们抗日的历史，才能符合我们的生活和行动，也不辜负毛主席成全绥远军政干部的厚意。</small>

<small>（九）我们的士兵几乎全是农民，我们的干部最大多数都是一身养数口，没有积蓄，没有财产，和无产阶级极为接近。只是受环境的影响，存在着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意识，只要思想意识一经改变，即可忠实为人民服务，痛苦很小。过去，我们在反动派欺压之下，走错了路，现在应当觉悟过来，不再替反动派当工具。我半年来的亲身体验，深切感到中共各项政策的正确，处处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并虚心接受群众意见。党内注重批评与自我批评，与党外人士则以民主统一阵线密切团结，各地学者、专家、华侨都集中到北平来，人民对毛主席、朱总司令表现了至高的爱戴和信仰。人民解放军的无比强大，不是凭空来的，正是人民全力支持的必然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彻底地站在人民方面来，在中共领导下，大刀阔斧地向反动派残余势力进攻，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立功。自新自赎来补偿过去的错误。</small>

<small>（十）绥远有些干部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存在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疑惧。认为和平解决就是失业，就是流落颠沛，这是不对的，北平解放之后，各部队的整编，中共曾提出，将我过去所训练的部队，编成一个军或两个军亦可。我因中央部队为数太多，为表示我的人格，请求中央一律整编，没有差别。如果你们认为部队不应改编，那是错误的，试想这样大的兵力，存在着严重的反动思想，如果不加改编那就不是革命，那是给革命开玩笑，给革命挖陷阱。</small>

<small>部队改编之后，大多数军事干部，均参加学习，若干愿回原籍者，都开具证明，发给路费，均有适当安置。我知道你们是不会存在以上的误解，但应将真实情况向干部多作说明，工作自易进行。</small>

<small>（十一）绥远军政干部，只要你们思想改造的快，改造的好，走向革命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永远有你们的份。毛主席由于北平的和平解决，特意成全绥远干部，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你们有此机会是无上幸运，能参加人民解放事业更是无上光荣。希即加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彻底地走到人民方面来，准备配合其他解放军，向甘宁青进军，分担解放大西北的光荣任务。将以上各点详细向干部多加说明，以此来说服干部，进行工作。</small>

<small>前电发出之后，据王克俊12日电称：中共人员于11日业经抵达归绥，正与董其武研究恢复交通各事。而阎锡山亦派祁定远来绥，特务系统亦派张庆恩到包，企图直接分化、破坏。</small>

<small>因情况已至非仇即友的紧急阶段，反动派必出以破坏手段，并可能有少数分子受阎利用，对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变故。如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计，我的意见：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俾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把立场站过来，仍继续加紧进行思想教育，至适当时机即可配合解放军作战，为人民立功。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以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彻底执行，使绥远部队能有机会配合其他解放军向宁青甘进击，分担解放大西北之光荣任务。谨请裁示。</small>

第五章、投奔光明 四、傅作义冒险赴绥远

就在傅作义给毛泽东报告情况的时候，绥远仍不太平，华北人民政府派驻归绥的联络处人员生命仍受到威胁，在刘万春的策划下发生了向中共人员开枪袭击的事件。绥远的局势比原先估计的要复杂，中共中央反复研究终于同意了傅作义亲赴绥远的要求。

这时特务活动更加猖獗，董其武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为了引诱董其武等人继续为其卖命，南京政府相继发电，命令董其武设法将绥远所有部队拉到西北去。

在这种情况下，董其武只好以各种理由回绝。国民党政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又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刘万春为副司令，威逼董其武交出兵权。

董其武左右为难，他对王克俊说：“你来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的压力很大，现在只有老长官傅将军来，才能将局势稳住，走向和平，我建议你回北平去，将傅将军接来吧！”

王克俊说：“中共已同意傅将军赴绥，帮助你起义，何时动身还得看时机，你要先稳住这里的局势，我马上回去。”

1949年7月16日下午。

中南海丰泽园。

薄一波、周恩来陪同傅作义将军走进了毛泽东的书屋。

这是一次意义非同寻常的会见。

毛泽东早有准备，当他听到院内传来的脚步声时，就急忙放下书，来到门口迎接。他紧握着傅作义的手，笑着说：“我正等你呢，来了就好啊。”

傅作义欠着身子问：“主席近来可好？”

毛泽东指着脑袋说：“就是睡不着觉啊！”

周恩来忙说：“傅将军，主席考虑的是绥远问题，这个难题还得请你出面解决了。”

“我一定听从主席指示。”

大家跟着毛泽东走进了北面的那间会客室。

毛泽东落座后，瞅着傅作义说：“你给我的信，很好，和平是大势所趋嘛，现在董其武的处境也很为难，你要求去一趟那里，这个建议可取。”

傅作义说：“近来绥远发生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我很不安。”

毛泽东挥手说：“没关系嘛，事情总是曲折的，我还是那句老话，绥远的问题要用绥远方式解决，不能采用别的办法。”

“不能再拖了，那里的情况并不好。”

“这我知道，你去，担子也不轻哩，除你的那个联络官王克俊外，把邓宝珊先生也带去，随员多一点有好处，他们可以协助你做工作。”

“主席，军队起义后怎么办？”

毛泽东吸着烟说：“绥远起义后，军队暂不要动，也不能用军管方式，起义后可设立军政委员会，还是请你出任这个主席。”

“感谢主席器重，让我担当此职，恐怕不……”

“还是由你负责最好，你在那里有威望，大家都听你的嘛。”

离开中南海时，毛泽东又特意向薄一波交代，让他做好傅作义去绥远的一切准备工作，路上要派部队护送。

傅作义深受感动，他对毛泽东说：“请主席和中央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毛泽东挥手送别，他站在晚风中说：“祝你成功啊！”

两辆小汽车从中南海驶出来，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毛泽东变得轻松了，他背着手哼着京戏又走进了那间散发着浓浓的墨味的书屋。

傅作义顺利进入绥远境内，他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这里到处都洋溢着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

当专列到达一个叫旗下营的火车站时，董其武派卫景林率领一个营的兵力前来迎接。这种安排又一次表明了他的老部下对他的关心，也说明董其武拥护和平的决心。卫景林参加过北平和平解放，是傅作义宠爱的一名年轻军官。他登上列车亲切地与傅作义握手：“欢迎老长官来。”

傅作义笑着说：“咱们又见面了啊，还是你们辛苦，来这么多人……”

卫景林打断他的话：“这是董主席的意思，老长官安全第一啊！”

“感谢你们呀，现在绥远的情况有何变化？”

“局势比较稳定，绝大多数军政干部和各界人士都赞成和平，都愿意跟随老长官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团结到我们这方面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当然也有人站出来反对，但这些人只是少数。”

“这就好，依我看我们绥远要全部起义，对那些极少数顽固分子也应尽量争取，将他们全部团结过来。”

“中共中央派老长官来对我们是很大鼓舞，绥包一带的特务分子听说你要来，已乱了阵脚。”

“不会出乱子吗？”

“不会，董主席已做了周密安排，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那就好嘛。”

专列抵达归绥后，欢迎气氛更加浓厚，董其武亲自率领绥远军政要员前来迎接，董其武将傅作义接下车，问：

“老长官想下榻在什么地方？”

“还是去省政府，这是我过去住过的老地方嘛。”

“老长官还有什么要求？”

“我要在这里与绥远军政人员和各族知名人士会面，你安排一下，从明天开始，军队的可以扩大到营以上军官。”

当天下午，董其武向傅作义详细汇报了绥远和平起义的准备情况之后，傅作义对这些参加汇报的军政要员说：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和平，中共中央、毛主席让我给大家带了15万元的现大洋，这是慰问金，再从察绥军队的原积蓄中拨出5万元，全部发给我们绥远的部队，这是共产党对我们的关怀，另外我还带来了一车皮布匹，也是用来给部队做军服的，希望大家齐心协力，争取早日走上和平起义的光明大道。”

与会干部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跟共产党走的前途，特别是他们拿到这笔数目不小的慰问金时，感到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一样，有着其本质的区别。

自从傅作义通电后，南京政府就咒骂他是党国叛徒，为此蒋介石还对他发通缉令。在北平时受了指使的各种国民党特务组织曾想方设法暗害他，可是阴谋难以得逞，他们很难接近这位起义将领。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认为机会终于来了。

有人把傅作义绥远之行的消息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深感愤怒，觉着这个傅作义是影响他光复华北失地的最大绊脚石，此人不除难解心头之恨。

在溪口老家，他多次打电话或写信，让李宗仁想法将傅作义骗到南京，然后以军法论处，可是傅作义对蒋介石的为人和南京政府的真实面目是清楚的，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去自投罗网。

蒋介石又想到他的军统局，有一天他特意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招到家里交待：“据说傅作义已到了绥远，此人危险性很大，投靠共产党后，发表了不少富有煽动性的言论，他将我们十多万国军拱手送给了共产党，还不死心，近日又在共产党的教唆下，到绥远煽风点火，鼓动董其武等人率部投奔共产党，岂有此理，可恶极了，你要替党国出这口气啊！”

坐在他面前的特务头子毛人凤问道：“总裁的意思……”

蒋介石将手向下一挥，绷着脸说：“他这次潜赴绥远的目的很明确，企图鼓动部队通匪，你的任务是就地刺杀他。”

“明白，一定按你的意思办。”

“完成任务后，我重赏你。”

“这是我分内的事，理应做好。”

“有什么困难设有？”

“问题不大。”

“你安插在绥远的人可靠不可靠？”

“绝对可靠，请总裁放心。”

“不能掉以轻心啊，现在绥远的负责人是何人？”

“叫赵思武，精明能干，与绥远当局要人的关系也还不错。”

“这就好，你告诉他只要他将傅作义收拾了，就立了大功，是党国的英雄，到那时我要亲自给他戴大红花。”

“请总裁等候佳音。”

毛人凤喜形于色，认为这是自己扬名的最好良机。戴笠死后他继任了局长一职，还没有办几件有影响的事，在当局军政要员的心目中，他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已，没有什么作为，与前任戴笠相比，威望很小，更不好在他人面前指手画脚显显威风，戴笠可以，他不行，起码说现在还不行啊。

一份刺杀傅作义的密电发到了绥远军统头子赵思武的手中。

在赵思武的布置下，特务们加紧活动，准备在绥远省城实施暗杀计划，可是傅作义身边卫兵林立，有一个营的兵力保护着他，特务们根本无法接近傅作义。

几天后，傅作义来到美岱召看望驻扎在这里的部队，特务紧跟其后，打算在这里下手。

军统的人接近不了傅作义，中统的特务又做了先下手为强的准备。

但是，不论是军统还是中统，要完成刺杀计划都是相当困难的。傅作义在一个小广场里检阅了部队，在张世珍一个师的保卫下，临时住进一个寺庙休养。

这时，国民党中统特务张庆恩却混在傅作义随从副官的一辆吉普车上来到了傅作义的住所。当他走进寺院时，一个叫阎又文的警卫突然发现了他。急忙上前拦住他对身后的其他人说：

“怎么搞的，张处长来了，也不提前打招呼，你们快去给总司令报告。”

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跑进了傅作义的房间。

院内气氛变得紧张了。阎又文将张庆恩叫到隔壁的警卫室说：“张处长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我有事要见傅将军。”

“好，我一会儿领你去。”

傅作义挥手对卫兵说：“传令，请张处长进来谈。”

张庆恩来到傅作义的房间，他首先看到的是站在屋内的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傅作义安然静坐在一把木凳上，瞅着他说：“你找我什么事？”

张庆恩双腿有点打颤，面部露出了惊恐之色。

傅作义指着对面的凳子，说：“请坐，坐下讲嘛！”

张庆恩胆战心惊地坐下，然后望着傅作义说：“听说傅司令来了，我是特意来看望的。”

“不光是看望吧？”

“傅将军是直率人，那我就直说。广州政府发来几份电报，让我转给你。”

“李宗仁是不是又跑到广州去了？”

“是的。”

这些电报的内容都大致相同，让他尽快回到广州去。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还称傅作义这次是脱险到绥，请他速回广州去共谋国是，还许诺说北平的部属也均妥善安排等等。

傅作义看了电文，说：“政府都快没有了，还请我回去共谋国是，全是笑话……”

张庆恩急忙问：“傅司令这次脱险也不容易，我可以派人保护你走。”

傅作义生气地说：“你不要胡说，什么脱险不脱险的，我这是来看望我的部队，现在国民政府把国都南京都丢了，我还能眼看着我的弟兄再去白白为他们送死吗？”

“傅司令……”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今天就有车去包头，你是地方政府官员，应即刻回包头，不要在这里停留了。”

张庆恩自讨没趣，也不敢对傅作义下手，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傅作义后来回到包头，又接到了蒋介石的一份电报：

“你这次回绥远，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南京一样，一念之误、误国、误部下。……希接电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

董其武开玩笑说：“总裁又在重庆给你糖吃了，我们怎么办呀！”

傅作义笑着说：“我们将他的部队送给共产党，让他再心痛一次吧！”

两人都笑了。

第五章、投奔光明 五、蒋介石派徐永昌当说客

尽管国民党特务搞破坏活动，但傅作义仍不顾个人安危在绥远为和平起义奔走。人们要求和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善良的人民已饱受了几十年的战争苦难，他们深知只有和平才是安居乐业的最好保障，除此之外，不论是带有任何性质的战争，最受苦的仍是他们自己。

可以说傅作义的到来，使人们看到了希望。

傅作义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期望，他一边着手准备起义，一边及时向薄一波和聂荣臻通报了绥远的情况，其电报原文如下：

薄政委——波兄、聂司令员荣臻兄勋鉴：

申支24时30分电敬悉。

甲、正遵照毛主席的正确指示，逐步实施，军政大致均可掌握，通电日内即可发出。

乙、目前具体情况：

（一）现有军队计第111军（下辖258赵晓峰、320马逢辰、326王崇仁3个师）；独立师计第7师（张世珍）、319师（张朴）、310师（张副元）；原榆林驻绥部队(邓宝珊属）计22军两个师（228师杨仲璜部、86师胡景通部）；骑兵计整编骑11旅（陈秉义部）、整骑12旅（鄂友三）、整骑13旅（高理亭）、骑5旅（安恩达）、独3旅（乔汉魁）、保2旅（张振基）、保4旅（张汉琏）、保6旅（邬青云）。此外尚有杨作舟部、张飞生部、邢守中部及由榆林来的骑兵一部，总计骑兵乘马就有2万余匹。直属单位计有战车连一、铁甲车队一、野炮营一、辎重营一及兵站监护部队；指挥机构计西北军政副长官包头指挥所一、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一、第9兵团司令部一。

（二）除正规部队外，小单位还多，名目繁杂，有些纪律很不好，着手处理极感困难。

（三）广州每月发给部队薪饷副食费35万银元，主食军粮价13.6万银元，服装补给现品或按当时市价发给。

（四）经连日分别传见说明，军政干部对中共领导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均表拥护，尤其对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热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但因受前由北平回绥干部及前骑4师跑回干部的不正确宣传，影响疑惧心理仍不能完全释然，认为即使现在诚心拥护中共领导，努力学习进步，但中共下级人员不会谅解他们，仍不要他们，因此向弟要求保证（甚至背后说，再不要第二次出卖他）。

（五）因疑惧心理的存在，虽愿拥护并实施中共各项政策，但害怕通电发出后，中共政工人员及行政人员大批插入，中共人员看不起原有干部，原有干部惊恐疑虑，如冰炭之不相容，可能因小故发生事端。

丙、处理原则：

（一）坚决团结，耐心教育，使最大多数干部均可成全；（二）肃清特务，使不能散布反动宣传，发生破坏作用；（三）纪律不好的小单位，需妥慎安排，以免操之过急，流为地方土匪盗贼，影响治安及生产建设；（四）军队逐渐整编教育，最后转入工农业生产。

丁、实施步骤：

（一）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即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与反动政权完全断绝关系，并站在敌对立场；（二）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立即先恢复交通；（三）他们要求我保证他们，并要求由我负责教育整编。故于董其武等通电发后，成立军政委员会，拟再以几个月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并调整人事，逐渐将干部中进步的与落后的分开。因为他们对我还保有信心，我处置坏分子，他们认为是应该的。如中共人员直接处理，其他干部即发生疑惧。所以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除高、杨、潘、姚各同志协同，设计决策外，请再派若干较高级同志协助进行思想教育及检查工作。惟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及省厅内部直接处理事务人员暂不插入。俟思想打通，疑惧心理消除，两个省府合并为一，部队政治制度建立，即可水乳交融，合为一体。

戊、关于处理绥远问题：

毛主席对弟极其信任，两兄对弟亦充分了解。目前绥远干部又要求弟负责保证。

弟体察实际情形，不做则已，既做就必须负责做好，才不辜负毛主席成全他们的厚意，亦可作全国其他各地一个较好的影响。这是弟目前应尽的责任。以上各节系弟针对绥远目前实况所拟议，面对整个方针，体会容有不周，但此确为处理此一复杂矛盾情形之所必需，故一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宁可丑话说在前边，不愿事后再求补救，两兄有何意见，请指示。

人们从这份电文中可以看出傅作义当时在对待绥远和平起义上的诚意，就在薄一波、聂荣臻接到电报准备回电的时候，已逃亡到重庆的蒋介石仍不想放过傅作义。说客徐永昌飞到包头，找到傅作义说：

“蒋先生对你念念不忘，希望你放弃绥远和平的计划，跟我回去。”

傅作义坚定地说：“你老兄来我欢迎。但劝我放弃和平是办不到的，绥远人民不答应啊！”

“还是请傅司令三思，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多端，以后你们的前程如何？这很难预料呀！”

“对我个人来讲，前程二字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我追随蒋先生几十年，前程是什么？你可能不了解，共产党人没有个人前程这一说，讲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这与我们的国民党不同。”

“蒋先生特意让我转告你，请你不要被共产党所迷惑。”

“共产党迷惑我傅作义干什么？我一向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奋斗，谁能救国救民我就跟谁走。蒋先生私心太重，全不顾国家民族。国民政府丧尽民心军心，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我还跟你回去干什么呢？现在不只是北平、绥远，全国就要解放了，这是历史的必然嘛！”

“看样子你是死心跟共产党走了？”

“是的！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那好，我们虽说政见不同，但毕竟是老战友了，我身体不好，打算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你不会不同意吧？”

“人各有志，现在这里的情况很复杂，你还是离开为好。”

“为什么？”

“你的安全我无法保障。”

“没关系，住在你这里最安全啊！”

傅作义不好再说，只能同意他暂住下来。

徐永昌不走，对绥远和平起义是有影响的，因为他在这里认识的人很多。有一天傅作义将董其武和邓宝珊叫到办公室说：

“绥远起义不能再拖延了，应争取在全国第一届政协开幕之前通电起义。”

董其武说：“我们发通电没有问题，只是徐永昌还没有走，我担心他对我们的行动有影响。”

“此人脸皮很厚，那天我已跟他谈明了，仍不想离开这里，近日有没有什么活动啊？”

邓宝珊说：“他说身体不好，基本上没有去活动。”

“你们得设法劝他走，此人与我政见不同，留下必有后患。”

三人研究好劝徐永昌离开的方案，就由邓宝珊具体去落实。

那天下午，邓宝珊走进徐永昌的住所，对他说：“徐兄近来身体怎么样了？”

徐永昌回答：“好一点了。”

“那就请你不要走了？”

“你这是……”

“没有其他意思，傅司令想请你在这里领衔起义，起义后咱们一同到北平去见毛主席。”

徐永昌知道这是傅作义下的逐客令，很不高兴地说：“我明天就走，不妨碍你们的大事了，我还是回广州去好。”

邓宝珊故意说：“你还是不要走了。”

“我这次来是说服你们的，但没有成功，还是回去复命为好，你可以转告傅司令，咱们后会有期。”

第五章、投奔光明 六、共产党说话算数吗？

1949年9月19日上午。

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大厅。

董其武正在这里主持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

参加签字的有军队旅长以上的军官，绥远省政府高级官员及地方知名人士共计38人。

惟独只有董其武之下的第二号军队人物孙兰峰没有到场。

此人虽说是傅作义老部下，但在特务分子的恐吓下，躲在医院观望局势，对起义顾虑颇多，态度不是很坚定。

傅作义只好来到医院做工作。

孙兰峰说：“过去我们与共产党处于敌对状态，现在突然又跟人家走，我是想不通啊！”

傅作义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我们得认清形势。现在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事实证明走和平道路是对的，这样对国家，对人民，对地方，对个人都有好处嘛。”

“我担心自己的前景。”

“只有跟共产党走，个人的前途、出路才是光明的，这一点你应认识到，国民政府名存实亡，蒋介石是靠不住的。”

“那我们部队出路在哪里？这也是中下级军官关心的问题，我不能不考虑呀！”

“我已经讲过，共产党已同意了，起义后我们绥远部队不改编，人员不遣散，起义前是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是什么级别。共产党要求地方要解放区化，军队要解放军化，这些政策是英明的。”

“共产党说话能算数？”

“难道说我还不能为你们做保证？”

孙兰峰不再说话，他的内心很矛盾，脸上的气色也很不好。

傅作义问：“现在董其武等在起义通电上都签了名，惟独你没有签。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和大家一起走和平道路，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还有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啊……”

话说到这个份上，孙兰峰只好放下包袱，流着泪对傅作义说：

“傅先生和我生死患难几十年，我们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呢，我听你的，马上签字。”

当天下午，董其武等人向党中央发了和平起义的通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

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以崇高敬礼。

北平和平的成功，启示了我们：和平是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与愿望；教育了我们：过去戡乱的政策是错误的；提醒了我们：惟有在中共领导下，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建立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为人民服务，才是对的。因此，北平和平之后，我们迫切的愿望，就是期待由北平和平促成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的和平，在中共领导下，迅速开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但是，事实一天天证明，反动派没有丝毫的觉悟和悔改，而是变本加厉地投靠帝国主义，乞怜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人民的愿望是完全相反的，人民要求和平，反动派正是处心积虑地破坏和平。阎锡山断送了山西人民的生命，从太原飞到广州当了反动的行政院长，狂吠所谓“日本复兴中国论”，积极从事与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派勾结，阴谋引导日本强盗再来侵略中国国土，再来屠杀中国人民。

我们参加过辛亥革命，我们参加过大革命战争，我们尤其自始至终坚持对日抗战，热血洒遍长城各口。民国22年长城抗战中，当无耻的《何梅协定》正在签字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在怀柔附近对日本侵略者西义一师团坚强奋战并予以严重打击的时候。继此之后，我们在绥东抗战，向百灵庙日本侵略内蒙的根据地袭击。“七七”全面抗战展开后，我们参加了平绥线的南口战役，山西的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太原守城战，文水、交城、离石各线战役，绥南战役，反攻包头，克复五原。我们虽然缺乏武器，缺乏弹药，但我们打到底。我们绥远人民在抗日战争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切的节约贡献了抗战。我们绥远人民拿出了生命热血，用一切的力量支持了抗战。我们的抗战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富强。今天反动派却又勾结日本强盗来屠杀中国人民，我们愤慨，我们抗议，我们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可曾想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全民族八年苦战牺牲了无数生命财产又是为什么？这样倒行逆施，将何以对孙中山先生，何以对死难无数先烈？

这一切事实教育我们：使我们看明白反动派已经走到了死亡末路。在过去，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勾结，还要用花言巧语来欺压人民，到了反动派临近死亡时候，他们再也顾不得羞耻，只有原形毕现地匍匐在帝国主义的脚前摇尾乞怜妄图作垂死挣扎。

这一事实教育我们：使我们从蒙蔽中清醒过来，看明反动派和人民利益是相反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和官僚买办资本家的利益，和封建地主的利益，原来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事实教育我们：使我们明白，这些封建残余、官僚买办资本家、帝国主义奴仆，三位一体的中国反动派，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叛徒，是无耻地出卖民族的败类。

我们已从蒙蔽中明白过来，从苦闷矛盾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替这些自私自利无羞耻的反动派作战；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背叛革命的初衷，自毁抗战的光荣而为反动派效力；我们就再没有理由跟着反动派殉葬，而必须坚决地脱离反动残余集团，来向人民靠拢，来为人民服务。我们于北平和平之后，经过半年来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确切认定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必须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努力奋斗，才能彻底完成。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深深地感到，只有在这个总的方向发动起义，实现绥远和平，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和全国人民一齐起来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作任何阴谋，消灭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实现新民主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平建设新绥远，和平建设新中国。我们热切期望人员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各界民主人士指导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在新社会中忠实地为人民服务。

让我们高呼：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朱总司令万岁！

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俞方皋、胡景通、张副元、张世珍、赵晓峰、杨仲璜、马逢辰、王崇仁、张朴、鄂友三、高理亭、乔汉魁、安恩达、陈秉义、孟昭弟、张潜、陈玉甲、于霖瑞、张振基、张汉琏、邬青云、王度、张钦、阎肃、荣祥、于存灏、胡凤山、辛崇业、杨令德、陈志仁、梁子材、奇世勋、任秉钧、吴桐、吴耀庭、王质武。

毛泽东和朱德接到这份通电后，很高兴，于第二天就给他们发了复电：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现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就在董其武等人传阅这份电报的同时，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的回电也来了。孙兰峰拿着电报高兴地说：

“看样子我们跟随傅司令的路是走对了啊！”

董其武说：“当初你还顾虑，现在没有了吧？”

“我已经看到了光明！”

“很好，你就给大家宣读这份电报的内容吧。”

孙兰峰有点激动，他望了大家一眼，用浓重的山东胶东口音念道：

董其武将军暨绥远起义全体将士和各级行政人员：

接读9月19日通电，宣布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参加人民革命阵营，使绥远获得解放，我们于欣慰之余，特致热烈的祝贺。从此华北全境之内，国民党反动派所妄图依为最后挣扎的据点宣告扫除，这对全华北今后的建设事业和华北军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事业，均极为有利。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完全消灭之期在迩，开创中国五千年历史新时期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尚望团结部属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亲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肃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力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董其武望着孙兰峰说：“畹九（孙兰峰的字号），中央将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特意点名要让你和邓宝珊随傅先生一起进北平开会，这是大喜事啊，我先祝贺你。”

孙兰峰惊喜万分，问：“这是真的？”

“通知都来了。”

“我前阶段认识没有跟上，对不起共产党啊！”

“不能这么说，现在我们都要共同为建设新绥远出力了，共产党不计前嫌嘛。”

1949年9月22日。

傅作义带领邓宝珊、孙兰峰来到了北平。

这次北平之行不但使孙兰峰消除了疑虑，而且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他时的情景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接见他时笑着说：

“孙将军成了我们的同志，这次特意邀请参加政协会议，共商国是，我们是一家人了嘛。”

“感谢主席厚爱啊……”孙兰峰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据孙兰峰回忆，当天晚上，在中南海的欢迎宴会上，身着中山服的毛泽东主席从人群中走过来，举杯对他说：

“今天特别欢迎你，来，我们两个干一杯。”

他说他当时说不出话了，热泪夺眶而出，高举着杯子脖子一扬就喝干净了。他还回忆说，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还专门将他和傅作义等人请到家里举行家宴。饭菜上来后，周恩来转身从书架上拿出半瓶洋酒对他说：

“我知道傅将军不善饮酒，但孙将军能喝几杯，来，咱俩干几杯。”

周恩来亲自给他斟上酒，又解释说：

“这瓶酒可是有来历的呀。”

坐在他左边的傅作义接过瓶子，说：“周副主席这瓶洋酒是上等品啊。”

周恩来笑着说：“傅先生眼力不错。这瓶酒是法国朋友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珍藏了多年，把它转赠给我，傅先生今天一定要来一杯哟！”

傅作义说：“这么珍贵的酒是要品一杯的，感谢周副主席。”

孙兰峰端起酒杯，激动地说：“这酒是与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我受之有愧啊！”

周恩来笑着说：“过去的事就是历史了，现在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来，咱们两人多干几杯。”

几十年后，当孙兰峰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他情不自禁地说：

“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周总理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终身难忘啊！特别是喝了周总理的那杯酒后，立刻感到一股热流在腹中回荡，并且迅速传遍了全身，内心实在激动呀……”

绥远问题解决了，中央立即对绥远的军政干部下了任职命令。

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

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

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

绥远虽然和平起义了，但因刘万春等人的破坏，和平改编军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毛泽东又将傅作义、薄一波、聂荣臻等人叫到中南海研究政策。

会谈气氛轻松融洽，毛泽东点燃香烟，用漫谈的方式对大家说：

“现在你们各位肩上的担子也不轻呀！这么多军队起义了，成分又很复杂，要改造好也不简单嘛，你们要掌握好政策，要让所有参加起义的军人没有顾虑才行。”傅作义问：“主席，不知你对我们绥远部队的改造还有何具体指示？”

毛泽东挥手说：“关于绥远部队的团结改造方针和工作步骤还是照你提的那四个原则、三个步骤办，中央完全支持你们，工作要有步骤的进行，做出更大的成绩给全国人民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过去是敌人，现在成朋友了，主要是你们要搞好团结。”

傅作义说：“这个请主席放心，聂司令、薄政委平易近人，我们团结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

毛泽东将烟掐灭，望着大家讲：

“合作后，也要估计到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还是要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一年办到算好，否则两年。没有战争了，改造问题不能要求太快，快了就会出毛病哩，先做思想工作，后改革旧制度，总之要有步骤地达到目的。”

聂荣臻说：“时间放慢一点是对的，我们支持傅将军的工作。”

毛泽东讲：“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新绥远而奋斗，这就是党中央对你们的要求。”

薄一波说：“我与傅将军交换过意见，军队现有体制不整编，我们的政治工作不好做。”

毛泽东说：“军队现在还是暂不要变动，等条件成熟了再按我们解放军的制度整编。此事不能着急，要在党内特别讲清楚。蒋介石搞了二十多年都没有弄好，我们能一年完成还不算好吗？”

薄一波接过毛泽东递来的烟，先帮他点上，自己也吸了一口，然后说：“我们打算组织一些生产活动，这样有利于作思想工作。”

毛泽东笑着说：“很好，很好，组织生产活动有意义，但干部也要参加生产劳动，劳动可以改造人的思想，战士看到干部也在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好转了，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嘛！凡是愿意和可能争取同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帮助，争取团结多数，让他们感到与共产党合作有好处，思想能进步，生活能改善，还有保障。如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即算工作失败。过去才走了第一步，现在是第二步，总之要做好事，他们就会欢迎。只要有前途，他们就愿意与我们合作，你们要特别注意哩，人家就是怕没有前途……”

傅作义深受感动，他望着毛泽东说：“绥远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又接着讲：“现在形势很好，全国就要解放了。绥远方面也在学习马列主义。你们对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要小心谨慎，使他们感到与我们合作确实有好处，你们去了还是相互观察时期，要说话兑现，不能骗人。我们共产党去了，如果说的与做的不一样，就同国民党一样了，先甜后辣不好，别人会说我们学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如果这样，傅先生也会失信，一切工作就难做了，你们要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能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做了。”

最后毛泽东又向他们交待：“你们办事上面要得到傅先生的同意，下面要得到干部同意，特别是军队，不同意的就缓办，否则会出乱子。对党外同志要当成自己人看待，长期合作。”

聂荣臻和薄一波同时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遵照你的指示去努力工作。”事实证明，中央对绥远工作的指示是英明的，这支成分复杂的国民党部队，经过改造后，进步很快。在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该部队请求参战，经中央军委批准，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由起义将领董其武任司令，奔向了新的战场……

第六章、“土皇帝”落魄而逃 一、阎锡山梦醒时分之后

当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蒋介石在华北的军事集团已面临着全面覆灭的残酷现实，惟一能与人民解放军拼一下的也只有山西王阎锡山了。

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要想全歼山西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说人民解放军已攻克了临汾，但想要攻打太原，还须继续清扫道路，晋中决战是不可避免的。

还是让我们回到1948年夏天的西柏坡吧。

这是一间很平凡的农家小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正在研究调整华北作战部队编制的大事，火红的太阳将光芒斜射进来，映红了毛泽东那张宽阔的大圆脸，尽管风不停地从门外往里吹来，但屋内仍很闷热，朱老总手持一把芭蕉扇很有节奏地在眼前扇动，毛泽东望着他说：

“现在山西境内的国民党部队已被我们赶得抱头鼠窜，向前同志已在那里杀出威风来了，势头喜人，我们得调整一下作战方针了，朱老总意下如何？”

朱德停止摇扇，讲：“我同意主席的看法，阎锡山此人也不好惹，在我解放大军向前推进之时，他势必死守太原，与我军决一死战。”

毛泽东停止吸烟，讲：“我军现在应尽快北上晋中，争取在那里打个漂亮仗，再灭一下阎锡山的威风，为太原决战铺平通道。”

朱德问：“阎锡山有没有可能争取过来。”

周恩来说：“不大可能，据北平的傅作义讲，阎锡山曾对他说过，‘我这一生已经嫁了好几次人啦，这一次不想再嫁了，你还是跟着共产党走吧’。”

朱德说：“那就好，让他的五台老乡向前同志与他较量一下吧。”

毛主席低头喝了一口茶，然后将夹在手中的烟放在嘴上，吸了两口，很严肃地讲：“我建议，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西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现晋冀鲁豫军区撤销，徐向前同志的部队组成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由他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可由周士第担任。”

朱德接着说：“我同意，参谋长还是由陈漫远同志担任为好，不知恩来同志和少奇同志有何意见？”

身穿短袖衬衣的刘少奇望着毛泽东讲：“调整编制我没有意见，但这个部队以后要打硬仗，政治工作也不能放松。”

毛泽东轻轻地弹弹烟灰，说：“这个建议很好，恩来同志你说说吧。”

坐在朱老总对面的周恩来将身子略向前倾，说：“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部队的政治工作还是要选年轻一点的同志来做为好，我建议让胡耀邦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笑了，他说：“这个小胡不错，人是很活跃的，政治性很强，还会打仗，让他当这个主任是合适的。”

就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的编制序列：

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参谋长张祖谅。

辖二十二旅、二十三旅、二十四旅，共九个团。

第十三纵队：政治委员徐子荣，副司令员鲁瑞林，参谋长白天，政治部主任郭林祥。辖三十七旅、三十八旅、三十九旅，共九个团。

此外，归徐向前统一指挥的还有军区炮兵第一旅、太岳军区部队、吕梁、太行、北岳军区部队。

总计共有47个团6万余人。

朱老总讲：“阎锡山的兵力部署除大同有一个师外，盘踞在太原及晋中地区有三个集团军，三个总队，二十二个保安团，二十一个警备大队。”

毛泽东问：“总共有多少兵力？”

朱德说：“大约有十三万多人。”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这点兵力已处在我军四面包围之下，从战略上看已处于劣势地位嘛。”

朱德摇头说：“可不能小看他呀！如果从现在的兵力来看，阎锡山是比不了徐向前兵团的，但是他那点残余部队作战能力还是很强的，武器装备也不错。”

周恩来接着讲：“根据现在的情况来分析，敌我双方各有相对优势，胜负问题需经过一场大规模的决战才能定夺。”

毛泽东说：“不大量消灭阎锡山的有生力量不行，要让徐向前同志放开手脚，狠狠地教训一下他的同乡，争取在三个月之内完成解放山西的任务。”

朱德说：“采取强攻不是上策，在太原战役开始之前，应采用分割战略，力争在晋中先行歼灭他一二个师，这样阎锡山一定会将重兵拉回太原，此时再与他决战才是时机。”

毛泽东点头同意，他对朱德说：“到那时如我军的兵力不够，可以将杨得志兵团再调上去，此人打硬仗是出了名的。”

中央的指示很快就传到了徐向前那里。

此时阎锡山也做好了战略反攻准备。

6月的山西显得更加骚动不安。晋中平原景色十分壮观，极目望去金色的麦浪在风中翻滚，一片丰收在望的美好景象，可是细心的人们都会发觉在这丰收的势头之下蕴藏着一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国共两军在不停地调动着军队，两军大战即将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拉开帷幕。

战争是什么？

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不得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它与他们的生存已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当然这些纯朴善良的人民深知自己将成为战争中的苦难者，只有与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站在一起才能过上真正的幸福日子，在近三年多的战争中他们已经从人民解放军身上看到了翻身当家做主的希望。

当徐向前的部队开进晋中的时候，已出现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老子送子参军，媳妇送郎支前的动人场面。在欢乐的锣鼓声中，胸戴大红花的新郎官直挺挺地坐在驴背上，倒持一支枪跟着解放大军朝前走，脸上涂了层红胭脂的美丽少妇立在村口挥手送别，此情此景处处可见，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晋中人民。

徐向前目睹这种场面，他那本来已因长期操劳而虚弱的身体仿佛又充满了活力，那双深陷下去的眼窝渐渐湿润了。

在一间土屋里，他操着山西乡音与副司令员周士第等兵团负责人研究作战方案。他深情地说：

“山西这片土地是我的故乡，战事一起，最最苦难者仍是人民。从内心来讲，我是不想看到我们的战士再倒在我的乡土上，更不愿目睹被战争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可是，打不倒阎锡山这个土皇帝，我的父老乡亲能有好光景过吗？是没有的，中央已命令我们彻底解放山西，我已向主席打了保票，不知你们各位有没有决心啊？”

周士第突然站起来，讲：“太原必有一场决战，为了减轻日后的压力，我们应将阎锡山的主力调出来，设法在晋中一带消灭他一部分。”

徐向前说：“这个方针是对的，目前我们与阎锡山的兵力相差较大，强攻不行，中央有这种看法。”

坐在后面的胡耀邦问：“自从我们攻克临汾，我军的士气很高，山西人民对我们也相当支持，大规模的决战要搞，但如有和平的希望也不能放弃，徐司令对晋军的情况很了解，阎锡山本人虽很顽固，但他的手下有没有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呢？”

徐向前陷入沉思之中，他没有立即回答，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吸。

周士第望了一眼徐向前，然后讲：“如有人愿意放下武器，与我们站在一起，这当然是件好事，恐怕目前这种可能性很小啊！”

徐向前将烟蒂放在一个破茶杯里，站起来，眺望着窗外明亮的天空，说：“是的，晋军中的一些将领赵承绶等人物都是我过去的五台同学，但这些年他们跟着阎锡山干了许多坏事，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放下屠刀的可能性很小啊！”

徐向前不再说话，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从前他与阎锡山交往的一些事情上……他们两人同是五台人，两村仅一河之隔。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他们还多少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阎锡山比徐向前年长近二十岁。出身于贫苦农家的徐向前从记事起，阎锡山家的高门宅院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地主阎锡山家的大院比县衙门还要气派许多，那时他家究竟有多富有是可想而知的了。少年时代的阎锡山还没有后来这么坏，他的童年没有多少光环，准确地讲是充满苦涩的。他六岁丧母，父亲整日忙于放高利贷，他只好在外祖母的身边过那种无欢少爱的生活，他那残暴无情的性格正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后来他成事之后杀人如麻，与他的童年很有关系。

当年徐向前与阎锡山在村里看戏时常常见面，但因门第关系是没有正面打过交道的。阎锡山的发迹史徐向前当然清楚，身材矮小，脸似瓦刀的阎锡山成年后混进太原，对朝廷官吏的威风之气极为羡慕，从而萌发了要混入官场的思想。那时清政府在山西开办武备学堂，他便不顾其父反对去报考。按照他父亲的意愿是想将他栽培成一个前途无量的商人，可是他却对此不感兴趣。认为这个职业尽管也很风流，但想出人头地是没有希望的。他考取武备学堂后，一改过去在乡间养成的恶习，变成一个优秀学生。三年后他又被清政府选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就在此时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还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09年他回国后便在山西活动。

他利用给政府办军校的机会，拉起一伙人向清政府造反，名声渐渐远扬。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并没有把阎锡山放在眼里，可是他的造反之旗越举越高，加之孙中山的帮助，才受到袁世凯重用，被委任为山西都督。后来他就在军阀混战中总揽了山西大权。

相比之下，徐向前所走的路与阎锡山不同。在家乡读完私塾后，又考入阎锡山在太原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员，于1924年跑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批学员。

从这时起，阎锡山也就开始注意他了，因为徐向前军校毕业，曾在几次战斗中表现出色，为山西籍军官增添了不少光彩。有一年秋天他回老家探亲，阎锡山闻讯后立即登门看望。

徐向前将阎锡山迎进家里拉了一会儿家常后，阎锡山便笑着对他说：

“象谦（徐向前原名）老弟，你是我们五台人的骄傲。从黄埔毕业，在南方打了几仗已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我听了之后很激动，咱这个地方是出英雄豪杰的风水宝地啊！”

徐向前笑着说：“你现在是我们山西的总管了，这才是五台人的骄傲。我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你这么说就太高抬我了。”

“话不是这样讲，我只不过是咱山西的父母官而已。你在太原上学时，我也到师范学校讲过几次话，听人说你是难得的人才，可后来当我找你时，听你父亲讲已到广州投考去了。回来了就好，日后振兴咱山西，还得靠像你这样的优秀人才。”

“我这次是探亲，还得回去。”

“回去干什么？就在我这里干吧。”

“不行啊！”

“为什么？”

“军人就得讲纪律，到假就得归队。”

“你这个人呀！我现在就给你个团长，你干不干？”

“不干。”

“那就当个师长怎么样？”

“不干。”

“你还嫌小，那就给你一个军长吧？”

“也不干。”

阎锡山颇感意外，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官也没吸引徐向前，他有点生气，阴着脸望着徐向前说：

“我看你是一个傻瓜，二十多岁，前途无量，在我这里干你要什么有什么，跑到南方去能有什么作为？你哥哥现在就在我的队伍里，论才干，他不会带兵打仗，但我们是近邻嘛，多少还有点亲戚关系，去才几天，我就给他个军需官当，难道我日后能亏待你？”

徐向前笑了。

他父亲看到阎锡山的那张脸越变越难看，瞅上去有点害怕。忙走过来递烟。

阎锡山对老人家还算客气，接过烟吸了一口，又瞅着徐向前问：“为什么你不跟我干呢？”

徐向前很认真地说：“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山西是我的家乡，哪有不留恋的，可是我们信念不同，我信奉的是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是为中国所有的劳苦人民打天下，谋幸福，你说我们能在一起共事吗？”

阎锡山突然站起来，直往外走，徐向前只好送他出来。临上车时，阎锡山又将头回过来，对徐向前说：

“你年轻气盛，见的世面太少，日后想通了再回来，我的大门是向你敞开的。”

徐向前说：“我会回来的，但恐怕你不会欢迎了。”

“我相信你迟早会找上门来的！”

阎锡山气呼呼地走了……他没有想到二十几年后，他这个五台老乡真找上门来了。

自从徐向前率部进入山西后，接连消灭了他几万人马。不可一世的阎锡山如梦初醒，深感找上门的徐向前不好对付了。

徐向前在回忆往事，在座的人看着他也不好再往下讲了。

徐向前从窗前走回来，坐在那张黑色的小桌旁，对大家讲：

“你们可能对阎锡山这个人还不是很清楚吧，此人很有心计，先后投靠过几个主子，抗战时还与我们交过手，现在又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前几月我们在太原外围与他较量几次之后，他恼羞成怒，叫嚣要与我这个五台老乡奉陪到底，现在正调兵遣将将重兵集结在太原妄图死守老巢，从布防的兵力来看，他的确占有优势，但是他也有弱点，那就是军粮问题。可以推算，他的十三万军队，以每人每天平均一斤半粮食计，每月即需耗粮五百八十五万斤。如果加上城市居民的口粮，那又何止千万斤、万万斤！如此庞大的粮食需求量，也正是他最头疼的地方。”

周士第说：“向前同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眼下正是丰收季节，阎锡山不可能坐在太原看着我们封锁他们，打的机会是有的。晋中千里平原，土地肥沃，自古以来就是山西的粮仓，也是阎锡山的供给基地。他深知如果晋中一失，粮秣无继，十多万军队势必陷入不战自乱的窘境。”

徐向前接着讲：“现在是麦熟季节，晋中平川麦浪滚滚，丰收在望。因此阎锡山已向全省提出了保粮、抢粮、屯粮的口号，这也正是他执行战略防御计划的关键。他已将33军拉到了祁县、太谷地区，34军及40师置于平遥、介休、灵石地区，43军及亲训师置于汾阳，孝义地区，61军置于文水地区；同时，还组成了‘闪击兵团’，专门担任阻我北上、机动作战的任务，并配合各县保安团及警备大队，坚工固防，四出抓丁抢粮。”

留着青年头的胡耀邦一手放在额前，一手翻着地图，问道：

“司令员，现在阎锡山投入晋中平原的兵力有多少？”

徐向前说：“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大约近十万人。”

“这个数字可不小啊。”

“是的，这些兵力还都是有一定作战能力的，但他们内部不团结，士气低沉，如真与我们交手，还是怕我们的。”

周士第说：“只要不与大兵团相遇，我们当然能击破他们。”

徐向前点点头，讲：“这一点，阎锡山心中有数，他早有防备，说起来可笑，他还提出‘一跑万有，一跑万胜’的口号，想用‘运动战’来对付我军的运动战。”

周士第笑着讲：“看样子这个土皇帝是想用屯粮于手的办法，巩固晋中，死保太原。”

徐向前说：“我从一个被俘团长那里得知，阎锡山曾对他们讲，‘眼目之下，徐向前捡了一点便宜，吃掉了我们一点兵力，但那只是过眼烟云，好景不长。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再坚守半年光景，世界格局就会改变，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到那时美军一定会在中国登陆，这才是我们反攻的最好时机，以城复省，以省复国理想一定会实现’。”

胡耀邦哈哈大笑，站起来挥着拳在桌上砸了一下，说：

“这简直是白日做梦，我们解放大军所向披靡，已经将蒋介石赶得走投无路了，美国人还会再支持他？不要说半年，依我看不出三个月，山西可能就不是他阎锡山的天下了，还吹什么以城复省。”

徐向前也笑了。

村东头传来了几声狗叫。

天气仍很闷热，一个高个子战士将一个大西瓜抱进来，放在桌上，操起一把杀猪刀，举手一刀，西瓜成了两大瓣，露出了粉红色的沙瓤，顿时水流了出来，又是一刀，两大半成了四小半，三刀，四刀，无数瓣西瓜落在了桌面上。

人们笑着开始吃瓜。

院内响起了脚步声，是参谋长陈漫远回来了。

周士第笑着说：“参谋长回来了，我们正在等你开会呢。”

陈漫远抬起手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珠，说：“还是我腿长，又赶上吃瓜了……”

徐向前拿了一大块瓜递过去，问：“八纵的情况怎么样？”

“很好，士气很高，干部们都纷纷要求早打。”

“急什么，有的是仗打。”

“纵队司令王新亭希望我们北上晋中后，不要搞运动战，这样会消耗兵力多。”

“大决战当然要搞，但运动战也不能放弃。”

“他的建议还是有道理的。”

“是的，但目前条件还不是很成熟，说老实话，我们兵团人少，硬拼不行。”

“那么晋中决战还搞不搞？”

“当然要搞。”

徐向前坐下，会议继续进行，他让参谋长先通报了几个纵队的布防情况，然后对大家说：

“我军在临汾战役之后，能否迅速北上晋中，歼敌保粮，彻底粉碎敌人的抢粮守城计划，是关系到全山西解放进程的关键。现在我们各战区刚刚转入反攻，华北方面要求我们协助打傅作义，西北方面要求我们协助打胡宗南，党中央和毛主席均未批准。明确指示我兵团的任务是：固定在晋中打阎，直至攻克太原为止。”周士第说：“中央的决定是符合山西战场实际的，我们应该坚决执行。”

陈漫远没有明确表态，徐向前说：“你是参谋长，讲讲看法吧。”

陈漫远考虑问题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的，他查看了一会儿地图，讲道：

“中央的决定我拥护，但我们兵团要北上晋中继续追击敌人，将会遇到一定困难，其一是敌人兵力多，装备好，工事坚固，机动力强，占优势地位。其二是我军经过两个多月临汾攻坚战的消耗，相当疲劳。部队新，干部缺额大，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也是明显的弱点。其三是平原地区，烧柴极缺。我们初步计划了一下，北上晋中作战，如出动部队、民工十万人，每日做饭烧水，至少需耗柴三十万斤。平原不同于山地，老百姓烧柴困难得很，哪有这么多的柴禾供给我们。”

周士第说：“是啊，这些问题我们得考虑进去。”

徐向前说：“关于困难嘛，中央和华北局考虑到我们的实际情况，只要求我兵团首先在晋中歼敌一至两个师，然后再扩大战果。”

陈漫远合上地图，说道：“我担心一旦将兵力投到晋中，千里大平原对我军作战很不利，先吃掉敌一二个师可以，再向前推进就得慎重了。”

徐向前摆手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晋中战役很重要，我们应该放开手脚，大胆研究作战方案，要尽可能将歼敌目标定得高一点。”

周士第问：“那么究竟定多高呢？”

徐向前一挥手，说：“最起码得先在晋中平原吃掉阎锡山一个军。”

陈漫远还是有点担心，他问：“还没有到大决战的时候，这个计划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徐向前很严肃地解释说：“不高，我是反复做了考虑的，认为很有必要。”

“那你再给大家讲讲设想吧。”

徐向前站起来，年轻的作战参谋将一张一米多高的长方形地图挂在身后的土墙上，徐向前拿着一根光滑的细木棒指点着讲：

“晋中一带小城镇较多，是太原的外围，我们的目的很明确，这次北上组织晋中战役的目的，是为解放太原创造条件。应尽可能利用野战的机会，诱敌决战，消灭敌之有生力量。歼敌愈多，解放太原便愈加顺利。根据敌人的布置来看，他们以总兵力五分之四分散在晋中，抢粮运粮，正给我们可乘之隙。我以六万之师北上，运动作战，分两次吃掉敌人四至六个师，完全有可能。部队虽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但士气旺盛，能吃苦，听指挥，守纪律。关键在于计划周密，指挥得当。另外，山区群众经过土改，支前积极性甚高。地方党组织一二十万民工支前，运送粮食、弹药、烧柴，问题不大。晋中群众对阎军恨之入骨，也容易发动起来，保卫麦收，配合我军作战。”

周士第接着说：“徐司令的这个作战方针可以考虑，但我担心主动出击，会给我军造成巨大伤亡，对日后攻打太原不利。”

徐向前很坚定地说：“伤亡会有，但不可能会很大。我们打野战，好比吃肉；攻城，好比啃骨头。现在敌人为了抢粮，四面出动，肥肉送上门来，我们不妨狠咬几口，吃他几个师，免得将来费时费力去攻坚城池，啃硬骨头。”

陈漫远对这个方案仍抱怀疑态度，他站在那里没有发言。

此时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徐向前说：“还是请参谋长谈谈意见。”

陈漫远望着徐向前说：“我们的兵团没有打过什么大规模的运动战，半年多来，不停厮杀，战士们确实都很疲劳了，如果晋中战役战线拉得太大，吃不掉敌人反被敌人吃掉怎么办？我还是主张先打敌一至两个师。”

徐向前说：“战前有争议，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可以帮助我们指挥员更缜密地去判断情况，权衡利弊，定下决心。但我认为晋中战役意义很大，非同一般，应从全盘出发，抓住战机，按歼敌四至六个师的目标进行战役部署，错了由我负责。”

总指挥已下了决心，大家不好再争论，于是就研究通过了晋中战役的部署：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北上晋中，割裂阎军防御体系，斩断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清剿地主土匪，确保晋中麦收。

第二步相机攻取敌要点，诱敌主力与我决战，在野战中求得灭敌一部，削弱敌军实力，缩小敌占区，为攻取太原创造条件。

战役重心：以求消灭敌有生力量，力争给敌致命打击。

几天后，总前委又召集各纵队指挥员，进一步明确这个战略部署的作战原则。此时，8纵司令员王新亭，太岳军区(后改编为第15纵队)司令员刘忠又提到了战前的供给困难，徐向前对他们讲：

“这次战役当然不会像临汾战役那样轻松，但我们的有利条件还是有的，这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近日解放区已掀起了参军支前热，这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山西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愿望。我们兵团所属各部队要深入地进行一次战前教育，思想认识要提高，目的要明确，要做好一切准备。一定要把士气鼓起来，根据一年多来的情况来看，我们指战员是有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的。关于大家反映的烧柴问题，可以依靠地方党组织，组织人民群众支援”。

从此，晋中平原又出现了大战前的忙碌景象。

华北野战军所属第一兵团开始向预定地点集结。

太岳、太行、吕梁等山区的庄稼汉们跟随在大部队后面，运送着各种物资。车轮滚滚向前，人流宛如黄河朝前涌动，这种惊心动魄的场景表现出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几十年后，当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尤其是未经过战火洗礼的年轻人渐渐对战争这个词淡忘，当年曾推着独轮车在战火中跋涉过的吕梁老区的许多革命老人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心情仍相当激动。望着他们那饱经沧桑的脸颊，聆听着那种带有浓重乡音的讲述，你会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催人奋进的东西，也可以说这种东西是属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范畴，或者具体地讲是革命英雄主义。

言归正传，还是接着给读者朋友介绍徐向前兵团晋中决战的事。

1948年6月9日。

华北第一兵团以徐向前司令员的名义发布了如下作战命令：

以晋绥二、六分区部队归彭绍辉、罗贵波指挥，本月13日进至太原以北，切断忻县至太原间铁路，并向太原逼近，保卫忻县至太原两侧地段之麦收。

以吕梁集团，本月19日进至文水、交城地区，切断太原至汾阳交通，拔除该地区外围的必要据点，压缩敌于少数孤立据点之内，确实控制文水、交城、汾阳、孝义及清源之平川地区，保卫麦收。

以太岳集团，本月13日逼近介休、灵石地区，寻机拔除该地区外围若干据点，相机攻取灵石，并切断平遥至灵石间铁路。

以晋中集团（太原二分区和北岳二分区组成），由肖文玖指挥，本月19日逼近榆次至太原、榆次至太谷间的交通线，破坏铁路、公路及桥梁，确保太原之敌不能向祁县，太谷增援，并派零散小部队插入徐沟、榆次、太谷三角地区，保卫麦收。

以第13纵队，本月19日拔掉子洪地区敌据点，而后攻歼东观地区，机动待战。

以第8纵队，本月19日拔掉平遥以东以南外围据点，另以一部切断祁县至平遥间铁路线，主力集结于平遥以东地区，机动待命。

战役发起时间预定为6月20日。

所有参战部队接到这个命令后，立即进入临战状态。

在一个小村里，身体虚弱的徐向前对他的副司令周士第交待：

“作战命令已发，事不宜迟，我得将指挥所的人员带到长治去安营扎寨，还得麻烦你去一趟西柏坡，将我们的作战计划报告党中央，看他们还有什么指示。”周士第望着徐向前疲倦不堪的面容，心中多少有点不安，他深知徐向前是拖着病身子在坚持工作，虽说年初曾在后方医院休养了数月，但因他长年征战四方，积劳成疾，是难以很快恢复过来的。

夕阳西下，周士第站在窗前，对徐向前说：

“你是总指挥，身体不好，请暂时不要去长治，可以让参谋长带人先去，等我从西柏坡回来，你再去前线吧。”

坐在木椅上的徐向前摇头：“我不去怎么行？请你们不要为我担心了。”

周士第说：“我们的硬仗恶仗是太原，你近日还是不要过多地动脑为好，要不然头痛病犯了怎么办？”

“我这头痛也实在太顽固，只要一看文件就痛，等拿下太原，我再去好好治疗，现在不行啊，是节骨眼上嘛！”

“还是不要去前线了。”

“我已下决心，不好再改，你还是尽快去西柏坡吧。”

“我这次去是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还是先去向华北局汇报？”

“华北局先去一下，他们都是我们的直接上司，要向刘少奇、薄一波、聂老总、肖克将我们的情况讲一下，然后再去向主席报告。”

“是否再向中央要一点援兵来？”

“可以，但要讲明，晋中战役我们完全有把握取胜，日后攻打太原有一定难度，我们有减员，希望中央能派援兵来帮我们一把。”

“好，我一定将这个意思报告主席。”

“代我向主席和中央首长问好，请他们不要担心我的身体，前一段主席还写信询问我的病情，你就说没问题了。”

“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主席也许不会相信。”

“那你就看着办吧，总之不能让中央对我们这次发动晋中战役有所顾虑。”

“我想中央会同意我们的计划。”

“你再向肖克同志讲，我们的战士水土不服，体质下降太厉害，医药又太紧缺，请他给想想办法。”

第二天清晨，周士第走后不久，徐向前就带着兵团指挥所的参谋人员朝长治走去，他骑着一匹黑色大马往前走，瞅去相当威武，尽管他的体质很不好。

周士第来到西柏坡向党中央和华北局汇报了晋中战役计划。

中央完全同意徐向前等人的作战方案。

毛泽东问：“现在阎锡山的兵力部署情况怎么样？”

周士第答：“阎军的5个军都在同蒲路灵石至忻县一带防守，其中第34军、61军、33军、19军、43军的主力计有9个师分布在榆次至灵石铁路沿线及太原至孝义分路一线的各城镇，准备麦收时抢粮。”

“听说阎锡山为了对付你们还组织了一个什么叫‘闪击兵团’？”

“是的。这是由步兵、炮兵混合编成的部队，主要任务是机动应援。”

“有多少人马？”

“共计13个团。”

“看样子阎锡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们的部队已将他们围起来了，他仍死抱着晋中不放，那就让这两个五台同乡再较量一下吧！”

“我们的兵力现在对付阎锡山还可以，晋中决战后，如果攻打太原也许还需要兄弟部队援助。”

“阎锡山从他老子手里起，就开始经营山西了，他不会轻易丢手，太原必有一场硬仗，这个问题我们中央已考虑到了，到时会给你们派援兵的，关键是晋中战役，如果打好了，就对日后攻克太原减轻负担，向前同志的身体怎么样了？”

“还可以，就是工作时间长了头痛。”

“可以就好，你们要多照顾他呀！”

“他有时工作起来，根本不听我们的劝阻。”

“你就说是我毛泽东说的，让他保重身体，他现在在哪里？”

“已带着指挥所的人进驻到长治了。”

“向前同志是个老实人啊！他身体不好可以留在后方，找一个比较安静的村子指挥，不去前线可以嘛。”

“我劝过他，但他还是去了。”

“去了也好。”

坐在毛泽东身旁的朱德插话：“晋中一战，对解决山西乃至华北都十分重要，你们一定要发扬攻打临汾的精神，争取吃掉阎锡山的一个军，为攻打太原创造条件。”

周士第说：“请中央放心，我们一定会出色地完成任务。”

毛泽东笑着说：“你不是要攻打太原的援兵吗，朱老总可以做主，有什么条件可以给他讲嘛！”

朱德连忙摆手：“还是请主席定夺吧。”

“调动兵力，还是由你定。”

朱德望着周士第讲：“你们有何要求？”

周士第说：“要求不高，向前同志讲过，最好是能打硬仗的部队。”

“那好，我先许愿，只要你们消灭了晋中的敌人，我将派杨得志兵团去帮助你们解决太原。”

“那太好了。”

朱德面对毛泽东问：“不知主席同意不同意？”

“我完全赞同，这个杨得志可是个很能打仗的人哩。”

周士第说：“不知主席对我们晋中战役还有何指示？”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几口烟，然后用坚定的语气讲道：

“你们在这次战役中提出的‘保卫麦收’的口号很好，战前可以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晋中人民要收麦子，阎锡山要抢，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你们战役的重心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只有消灭了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卫麦收。敌人要抢粮，就得出动，便于你们在运动中消灭。现在阎锡山还有十几座县城，只要打掉它一两个，敌人就慌了，下面文章就好做了。”

周士第离开西柏坡回到前线，各纵队已基本上进入了进攻阵地。

6月11日，吕梁军区部队首先进入汾阳，孝义地区与敌遭遇，一举攻占了高阳镇。

6月12日，太岳军区部队攻占了灵石。

阎锡山大惊，慌忙命令“闪击兵团”由平遥、介休、汾阳三路向高阳推进，企图合击吕梁军区部队，正式交手后，战火越演越烈，吕梁部队因立足未稳，加之敌人来势凶猛，伤亡很大。

徐向前立即命令隐蔽在平遥一带的第8纵队、第13纵队向介休、祁县一带出击，回援吕梁部队，诱歼“闪击兵团”。

徐向前离开长治火速前往子洪口。

他对参谋长说：“子洪是从东面进入晋中平原的门户，距祁县仅十多公里，13纵应设法从这里攻开一条路，减轻吕梁部队的压力。”

周士第问：“现在我军已过早地暴露目标与敌人交战，我主力部队进攻的时间是否可以提前。”

徐向前让参谋铺开一张放大了的地图，查看了一会儿，回头对大家说：

“现在看来，我们原定的19日发起总攻已有点晚了，应该改为18日，我军主力应直下平川，将敌人打开，争取在平、介地区将敌第34军歼灭。”

周士第说：“这个方针很好，我军主力一动，敌军一定会向我们扑来，只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与之决战，战机就对我们有利。”

天气很热，指挥所的几名年轻军官汗流满面，有人干脆脱了上衣，光着膀子来回穿梭，摩尔斯电码声从这座破烂的三间瓦房里传出来，回荡在干燥的天空。徐向前瞅着一名正在译电的作战参谋，讲：“请你们还是把衣服穿整齐，我们不是国民党部队，这个样子像什么话。”

参谋们很不情愿地穿上了衣服。

徐向前在一份签发的电报中做了这样的批示：

我主力部队出动后，所有参战部队应注意集中兵力，形成拳头，保持战斗中的优势地位，要以袭击之势围攻敌人，务求初战能取得胜利。另外各纵队要密切配合，打响后相机组织游击兵团，担负破坏交通任务。

第六章、“土皇帝”落魄而逃 二、晋中之战吃掉敌军十多万人

6月18日。

晋中战役正式打响了。

徐向前兵团的第8纵队，第13纵队先后在介休至祁县间向敌人发起了攻击，连续攻占了菩萨村、元台、东西泉等十几个村镇，迫近同蒲铁路，切断了敌军北逃退路，致使敌军乱了阵脚。

吕梁部队摆脱敌人围困后，以两个团的兵力将敌第70师围在一个山沟里，激战一天，敌军损失过半，师长侯福俊当场毙命。

在太原坐阵的阎锡山得知徐向前的主力已进入晋中腹地，命令“闪击兵团”向榆次、太谷开进，拉开了与解放军决战的架势。

两军激战五天，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所谓“铁军”和亲训师几乎全部被歼，敌军援兵闻风而逃。

阎锡山坐卧不安，不到一个星期，他已损失了一万余人。

尤其那支“铁军”被歼灭后，他悲痛不已。

他的“铁军”也是有近十年历史了。其主要创始人就是他的忠实心腹王靖国，那时此人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治军很有办法。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吧。

他与徐向前是同乡，1893年生于五台新河村，早年丧父，自幼与寡母相依为命。在村里人的帮助下读完私塾后考入太原陆军小学。辛亥革命后随山西新军起义，后来又转入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科，与傅作义是同学。

1918年毕业回山西任混成旅连长。

1924年任营长。

1927年升任师长。

1930年升任军长。

他发迹后曾为家乡做了一些好事，个人出资在村里办了一所小学，每次回乡都要资助学校一笔奖学金。据有关资料记载，他曾资助过许多在北平、天津、太原等地上大学的贫民子弟。

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全军参加了雁门关、平型关大战。

1939年9月，王靖国按照阎锡山的旨意，召集了预先选好的十几个军、师级军官到阎的公馆举行秘密会议。

阎锡山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形象极为可怕，王靖国小心翼翼地回过头对他说：“总司令，人员到齐了，请你老人家训话。”

阎锡山盯着大家看了一眼，用那只笨拙的大手掌拍着桌子讲道：“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请大家来这里吗？”

人们互相看了几眼，没有人敢带头说话。

两名留着大辫子的风流女子，略有点胖，摆晃着丰满的屁股从里屋走出来给阎锡山捶背、捏腿。姿态娇作，面露风情。

阎锡山被捶捏舒服，发出了哼唧声。

他身边的这两名女子听到这声音后，似乎得到某种安慰，工作得更加卖力了。阎锡山直了一下腰，抬起右手往后挥动几下，有点像撵苍蝇或蚊子。

两名女子心领神会，自动离去。

屋内仍寂寞无声，阎锡山深深地出了一口长气，望着大家讲：“你们好多人都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我对你们寄予厚望，但你们都太不争气了，处处惹事，时时吃亏，让我失望啊！”

他的语气带有明显的责备成分，这些所谓的精英们个个低头，如同霜打了的茄子，蔫不拉塌，毫无军人气质。

接着阎锡山又用沉痛的腔调继续讲道：

“你们不争气，不会组织，不会和共产党、‘同盟会’斗争，这几十个年头跟我算是白学了……”

王靖国有点坐不住了，他很虔诚地说：“我们的失误，请司令训导。”

阎锡山挥手说：“大家都讲讲嘛！”

坐在王靖国身后的骑兵军参谋长温怀光瞅了一眼大家，说：

“我们是军人，是绝对服从司令的。司令让我们组织，我们一定能组织得更好，和司令同生死、共患难。”

阎锡山的面部表情有了好转。

于是，大家接着表决心，言词之间充满慷慨之气，阎锡山越听越高兴。

最后，他对大家说：“我相信你们有能力对付共产党之流的各种与我们作对的组织，希望你们在一起研究一下，想出对策来。”

王靖国又变得活跃了，他对阎锡山说：“我们是否也建立一个什么组织，只有这样动作起来才方便。”

阎锡山笑着讲：“这个主意很好，这个组织应该是有军事性质的，成员最好全由军人组成。”

“还是司令高见。”

“那就这样定，靖国老弟，此事由你操持如何？”

“坚决服从命令。”

几天后，王靖国就将组织方案送交阎锡山核定。

阎锡山看完后，说：“古人常用二十八宿论事，我们就采取二十八宿之义，精心选拔高级军官包括已参加筹备的十数人共二十八人为发起人搞一个组织。”

王靖国说：“还是司令高明。”

“不要奉承了，这都是从书本上学来的。”

“能活学活用就是伟人哩。”

“伟人这个词可不能随便用啊……”

尽管他是这么说的，听来带有谦虚之意，但从他的神情上来看，他当然还是十分喜欢听这种话的。

王靖国深感这个马屁已经拍响了，又装出一副小学生的样子问：“关于这个组织的人选问题，还请你指示。”

“入选人员的确定我认为应该照顾晋绥军各派的代表人物，这个比例怎样掌握，具体由你酌定好了。”

阎锡山的铁军组织开始组建。

王靖国并没有完全按照阎锡山的旨意办，在人选方面，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作为阎锡山的代理，不在二十八人之内，这更突出了他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铁军组织的发展形式规定一人介绍三个人，递层发展。横分为层，二十八人为第一层。按公约“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共生死利害，同子女财产”二十字各为一层。第一层即为“铁”层。纵分为系，按二十八人宿为二十八系。铁军组织因其发展形式定名为“三三铁血团”，兼涵阎锡山统治山西的“山山”之义。但这一名称绝对保密，一般只称铁军组织。

那年冬天的一个月夜，铁军组织举行成立仪式。

王靖国请阎锡山讲话，他就特意站起来对人们说：

“本军从今日起，就要担负起振兴山西重任，我个人安危与我们的军队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与大家系在一起的。从十几万晋军中挑选出你们这些精英，组建铁军，意义是很大的。这表明你们是人物中的人物，是我晋军的骨干。我相信你们不会使我失望，一定能搞出成绩……”

响亮的巴掌声淹没了阎锡山那粗犷的声音。

这是一个宽大的院子，几十名军人如同木橛子，纹丝不动。

头顶的月亮不动，似乎带有一种湿气，不是那么明亮，光线暗淡，洒落在院里，无形中增添了许多诡秘色彩。

阎锡山讲话完毕，王靖国带着大家突然跪在地上，一起向阎锡山表忠心。

然后又歃血为盟，各自刺破手指，在一方备好的白绢上血书守约，接着举行发起人宣誓。

宣誓人王靖国跪倒在阎锡山面前，宣誓以生命付之组织，与组织共存亡，绝对效忠阎锡山。并宣读以下几项组织纪律：

犯下列各条之一者处死：

1.脱离组织，背叛组织者；2.阴谋破坏组织者；3.不服从组织决议及指示者；4.泄过组织秘密者；5.诬蔑阎司令言论和行动者；6.诬蔑同志破坏亲爱团结者；7.不积极努力组织工作，致组织受重大损害者；8.犯烟、赌、赃、欺之一者。

铁军组织自成立起，即由王靖国直接掌握。对外的公开名称，起初叫整军会。1940年夏，王靖国随阎锡山东渡黄河。后又在太原绥靖公署的整训处增设督训科，由他的亲信王凤山任科长，受王直接领导，专办铁军组织工作。1941年，阎锡山为缓和诸将领对王独揽铁军组织大权的不满情绪，指令杨爱源、孙楚、赵承绶、王靖国、楚溪春、郭宗汾、杨澄源、彭毓斌等组成整军委员会，主管铁军组织工作。于是在王靖国以外的杨爱源等人也都进入了铁军组织，成为二十八人以上的超高层。阎锡山给它取名为特团，以杨爱源为主任特委，其余均为特委。1943年，整军会改为建军会，但不论机构和形式如何变易，都未改变王靖国一人掌握铁军组织的实质，全军人事调遣任免均经铁军组织提出，王靖国权势盛极一时，引起孙楚、赵承绶的不满。

当然，像王靖国这样的人也是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他工于心计，善于揣摸阎锡山的意向，及时提出建议，以便博得阎的器重，如左右手。孙楚、赵承绶不满王的言行，王有所察觉。

据说他常对身边的心腹这样说：

“满招损、谦受益，应善于自处处人。孙、赵长于我，我以长者事之。偕行尾后，不敢前趋，受宠不骄，权倾不跋，乃能自全。”

1941年，阎锡山图谋利用社会秘密组织青洪帮，在敌占区进行活动。并自称为民众同山主，令王靖国化名王梦飞为副山主。

1943年，阎锡山为加强其军队的建设，命王靖国依据其建军先建连，建连先建组织，建组织先建干部的思想，拟订建军训练方案。同年秋，阎锡山移驻吉县小河畔亲自进行建军试点训练。王靖国以委员兼办公室主任负全面之责。吉县建军至1944年春季结束后，总结经验，并为照顾各军防务，分区就近进行。王靖国又先后到吉县桑峨镇和隍县建军。期间又兼任北区领导组驻区高干，兼管该地区各专区、县组、政、经、教工作。

1945年4月，阎锡山看到日本的失败已为期不远。为早日准备接收太原，遂由吉县开进，从各部门调集干部千余人，举行“解救训练”。主要目的是培训干部利用青洪帮秘密组织关系，深入敌占区潜滋暗植，建立地下政权。等待日军投降，组织力量迎接阎军。王靖国是洪帮民众山的副山主，受阎命与同志会负责人梁化之，青帮负责人傅存怀和兵农合一负责人薄毓相共同主持这次训练。日本投降后，王靖国奉阎命驻守临汾，相机向解放区扩展政权。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重庆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通报阎锡山，暗示山西应在1月13日夜12时停战以前取得有利地位。为打通南同蒲铁路交通线，阎锡山密令王靖国亲自指挥所属第61军及一部分挺进纵队向解放区侯马进攻，限令于13日午夜前攻占侯马车站。王令部队于午夜出动，利用铁路交通便利条件，行动迅速，并有曲沃和新绛阎军的应援，志在必得。不料却遭到八路军有准备的迎头痛击，王部只好退回临汾。

王靖国在当时出尽了风头，胡宗南曾派人前来密见，传达蒋介石旨意，拟调他到河南负一方重任，征询他的意见。王将此事报告阎锡山，阎即电王速归太原。临汾军事交第61军军长梁培璜负责，并升王为第13集团军副总司令。

王靖国从此更加为阎锡山卖命。

这时解放战争已全面展开，临汾至太原的铁路交通线已断，王奉令向太原转进。王靖国以主任的身份亲往寿阳、忻、定等地督征夏粮。事毕，向阎提出组织奋斗团，深入解放区活动。并着重介绍了第49师第1团团长赵俊义发动从解放区逃亡出来的地主富农分子组织起来，配给武器，让他们回乡复仇的经验。阎锡山听了大加赞赏，并经与王靖国等讨论加以完善，成为所谓“自清、自卫、自治”三步骤向解放区扩展的方法，令全军各部门仿效实行。

1947年冬天。

山西大地似乎比哪一年都要寒冷，可是人民群众却如同沉浸在春天的季节里，这是因为他们已盼来了光明，人民解放军已发起了攻打阎锡山的战役。

此时，心里最难过的就是阎锡山了。

他痛定思过，在高级军官面前检讨了自己战略上的失误，并提出了保卫山西的口号。那时王靖国依照阎锡山要把军队建成有基础有团结力的铁军，必须从基层着手，在班排里发展铁军组织的指示，提出巩固军队基层组织的“组训铁军基干”方案。经高干会议决定，指定由王靖国负责。王受命后组成由他任主任委员的铁军基干训练委员会。训练对象是从各部队以团为单位挑选出来的“忠贞可靠”的班长和战士，经过训练考察吸收到铁军组织中。训练中要求学员做到在战场上要死不退，不做俘虏，当场打死倡议缴械投降的人；在班排里团结战士，发现伪装（指共产党），学员回到部队当班长和副班长，阎锡山把他们叫做“铁大梁”和“铁二梁”，不当班长的叫做“铁柱子”，指望他们同他同生死共患难，做其军队的铁基础。在训练中，王靖国大声疾呼：“同生共死有两个涵义。一个是你们参加了组织，就是和阎司令和我结成了生死弟兄，我们要同生死共患难，忠贞组织；一个是‘同生共死’这四个字已是天命决定，就是老天爷已经指示我们同志会必生，共产党必死。你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可是，他的铁军还是被徐向前的队伍打散了。当时王靖国横遭指责，只好带着残兵躲开人民解放军的追击。晋中战役，阎军损失惨重，蒋介石急令阎锡山，一定要将徐向前的部队压在晋中全部歼灭。

在蒋介石的策动下，阎锡山下了与人民解放军在晋中举行大规模决战的决心。他对其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说：

“王靖国指挥不力，致使徐向前的部队直入晋中平原，我已经将一个军的人马搭进去了，你知道，19军的参谋长李又唐也被他们俘去，蒋委员长对这次我军暂时失利极为不满，命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晋中。我想派你去南线指挥，你有意见没有？”

赵承绶是尝过徐向前兵团厉害的人，从内心来讲他是不愿意将自己的集团军开到前线，眼看着让解放军吃掉的，但他还是表态愿意当这个南线总指挥。

他对阎锡山说；“晋中战线太长，我请求其余几个军也向晋中靠拢，如能形成集团优势，将共军主力引到平遥一带，方可将其全部围歼。”

正在眯缝着眼睛吸烟的阎锡山，放下那个足有二斤多重的纯铜水烟锅，望着赵承绶讲道：“你放心去吧，我会派援兵来。”

赵承绶将他的部队开到南线后，阎锡山又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

急令34军两个师，由平遥北上。

沈瑞率33军两个师，由祁县南下。

日本军官晋树德率第10总队，由榆次开抵东观，企图在祁县、平遥以东地区，与我决战。

徐向前得知阎锡山调整了战略部署后，也对战略部署作了如下调整：

（一）13纵位于中梁监视东观之敌。

（二）太岳部队插洪善、平遥间，监视平遥之敌。

（三）8纵一部插洪善、祁县间堵溃打援，主力则从平遥东山北依涧正南出击。

（四）吕梁部队位于汾河东岸控制长寿及徐家桥，背水出击，协同8纵主力割歼敌人。

（五）肖文玖所部在榆次以南地区积极活动，配合作战。

从26日起，敌军两个师向祁县、洪善一线发起了猛攻，另外敌33军也尽力向34军靠拢。我吕梁部队渡过汾河后，担负切断两军并拢的任务，以便配合主力部队消灭34军。

可敌人33军的三个团及34军一部从三面对我吕梁部队发起猛攻，我军只好自动撤出阵地，退回河西。

当时徐向前兵团第8纵动作迟缓，未及时出击，致使敌两个军靠到一起，筑起工事。徐向前原来打算诱歼敌34军深入包围，实现各个击破战术，但是这个计划很难实现了，敌军的实力越来越大，如果强行攻击势必要造成很大伤亡，徐向前在指挥所考虑再三，还是下令让部队暂时撤出阵地。

至此，晋中战役第一阶段暂告结束。

我军先后共歼敌17000余人，自身伤亡4000余人。

晋中的夏季酷热难当。

这是一场敌我双方最后较量的战役。

经过几天交战之后，双方虽都暂时停火了，但是决战的硝烟并未退去。这时战局仍相当复杂，徐向前兵团与阎锡山的第33军、第34军已在平、祁地区，形成对峙状态，如果不重新调整部署短期内结束这次战役是不可能的。

徐向前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

在一间如同窝棚似的前线指挥所，几个身穿破旧军衣的年轻军官正在一张地图上标点，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等人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徐向前望着大家讲：“晋中战役已进入关键时刻了，现在敌方对我形成了一定威胁，我们过去定的作战方针得变一下，我认为，就目前敌我双方态势来看，为了一举歼灭敌人，尽快结束晋中战役，应设法调动敌人，采取各个击破方针。”

周士第说：“我同意徐总指挥的意见。”

徐向前讲：“现在北面的榆次、太谷、徐沟、祁县地区，敌人守备薄弱，战场较宽，麦收正在进行。我们的主力应北上，在该地区保卫麦收，断敌粮源，诱敌出动。”

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参谋长陈漫远宣布具体作战部署：

（一）以太岳部队并肖文玖集团围歼太谷守敌，破袭榆太铁路；（二）吕梁部队袭取徐沟；（三）8纵主力控制祁太铁路以南地区，以一部攻歼东观守敌；（四）13纵主力集结东观以南地区，以一部破袭祁太铁路；（五）孙超群、张达志集团切断黄寨至太原的铁路，威胁太原，牵制阎军第68、49师南援；（六）如赵承绶集团由平、祁向太谷增援或回窜太原，我则集中8纵、13纵、吕梁部队及太岳部队一部共九个旅的兵力，在祁太铁路南北地区消灭之；（七）作战时间，定于七月一日黄昏开始。

六月的天气，烈日高照，战地如火。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朝指定地点开进。当时战士们一边行军一边作战，挥汗如雨，体力消耗很大，减员甚多，作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对此事是十分清楚的。他也很爱护自己的部下，也希望大家好好休整几天，攒足了劲再作战，可是这是行军打仗。他对年轻的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说：

“眼下各部队都存在体力消耗过大，减员多的实际问题，从内心来讲，我是多么想让我们的前线指战员好好休养一下，但为了创造战机，还得争取时间，这个你懂吗？”

胡耀邦说：“我明白，时间就是胜利嘛！”

“你讲得对，现在各部队的士气如何，就看你的了，政治工作一定要跟上啊！”

“请总指挥放心。”

“你们政治部门在这个关头要发挥作用，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号召各部队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按既定部署行动。”

于是，一场有声有色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各部队迅速展开了。

三天后的一个黄昏。

徐向前正坐在指挥所院内的一棵核桃树下闭目养神，一个作战参谋突然从屋里跑出来对他说：“总指挥，请你接电话。”

他回过头问：“是哪儿来的？”

“是8纵王新亭司令员打来的。”

徐向前站起来走进室内，拿起话筒说：“我是徐向前，请讲吧。”

“总指挥好，我是王新亭。”

“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报告总指挥，气温太高，非战斗减员太大，大家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休息两天，缓一缓劲再走？”

徐向前用十分严厉的语气讲：“这坚决不行，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位置，延误战机，我拿你是问！”

王新亭似乎还要作什么解释，徐向前却接着讲：

“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在和敌人抢时间，迟一步就会让敌人溜之大吉。”

“时间就是胜利。如果慢慢腾腾，瞻前顾后，哪有战机可捉，胜利可言？”

关于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兵团作战情况，徐帅后来在回忆录中曾做了叙述：

“断敌交通是迟滞敌人、防敌北窜的有效手段，也是我军争取时间、创造战场的重要一环。晋中平原，地势狭长，中间有同蒲铁路直贯南北，敌人占据一系列县城和铁路沿线据点，既可坚工固守，又利运动集结。打不赢我们，一昼夜之间，便能逃之夭夭，窜回太原去。在这种情况下，大力破袭铁路，控制沿线重要据点，便成了关系整个战局中的一个决定性环节。7月2日，我太岳部队以一昼夜急行军，插入太谷、榆次间，配合肖文玖集团，展开大规模的铁路破袭战，这对阻击敌人北窜，逼敌进入我预设战场，起了重要作用。

“赵承绶发现我主力向北运动，6月30日，即令所部停止在洪善地区的攻势，准备回师北窜。7月2日，敌33军主力进至太谷地区，34军及10总队亦向祁县集结。平遥、介休两县城，仅留一些新兵团及土顽部队防守。汾河以西的交城、文水、汾阳、孝义地区，尚有守敌第69、70两个师。

“我们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歼敌主力，而后回师横扫汾河东西两岸之敌。当即令8纵紧紧咬住祁县敌34军，并以一部攻占徐沟；太岳部队及肖集团顶住太谷之敌的进攻；13纵袭占东观镇，力争将敌人逼入徐沟、太谷、榆次之间的三角地带，予以包围全歼。吕梁部队置于河西，阻敌第69、70师渡河东援。

“7月3日至6日，战役最吃紧的地方，在前线的太岳部队和肖集团那边。他们在榆次、太谷间，连续破袭铁路、桥梁、据点，迅速控制了北起东阳镇、南至董村的地段，斩断敌人逃往太原的通道。同时，兵团获悉忻州一部敌人企图窜回太原，即令孙、张集团在太原以北伏击，将该敌歼灭。敌人极为震恐，从7月3日起，先后以9总队、71师全部、46师1个团及10总队等9个团的兵力，配属装甲车3辆、山炮30余门、轻重迫击炮40余门，在数架飞机掩护下，轮番向董村猛轰，敌赵承绶33军军长沈瑞亲自坐镇指挥。榆次守敌亦出动两个步兵团和一个机炮团，南下东阳镇，向我肖集团阵地猛攻。这是一场十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敌攻我防，打了三天三夜。敌人火力强，拼上死命，要突破我军阵地，逃往太原。我给刘忠和肖文玖下了死命令，不管多么疲劳，伤亡多大，也要‘钉’在那里，坚守到底，绝不能让敌人跑掉！部队真是好样的，以一当十，以百当千，人在阵地在，同敌人反复拼搏，白刃格斗。坚守董村的太岳第41团，打退优势敌人的多次进攻，毙伤敌千人以上。有个连打得只剩下9个人，阵地屹立不动。该团战后荣获‘稳如泰山’的光荣称号。

“我军守如礁石，粉碎了赵承绶沿铁路北逃的梦想。7月6日夜，敌被迫离开铁路，企图从榆次、徐沟间夺路北窜。这就进入了我军的预设战场。我以13纵及8纵一部，追击敌34军，抢先一步插入徐沟以东、子牙河以南、尧城镇以东地区，断敌归路；以太岳部队及肖文玖集团西向接通13纵；以吕梁主力跨河东进榆次西南永康地区，堵溃打援；令8纵主力7日攻占祁县，歼敌37师师部及两个团，8日北上徐沟东南地区，合围敌人。至此，3万多敌人完全陷入我包围圈中。

“我和周士第的兵团指挥所设在徐沟以南的张家庄，我因身体不好，坐着担架去的。我们最伤脑筋的是兵力不足，生怕敌人突围而逃。那时，我军冒着酷暑烈日，连续行军作战，疲惫至极，且减员甚大。抓来的俘虏，来不及训练教育，就补充到部队里，开小差的不少。8纵一个主力团，每连不足70人，最少者仅27人。13纵36旅为人数最多的部队，每营只剩两个连，每连两个排，每排两个班。我们的火力武器，又远远不及敌人。如果敌人集中兵力，猛攻一点，组织突围，我们就很难达到全歼他们的目的。”

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当时之所以能取得胜利，这与敌军长赵承缓指挥失误有关，此人当时用兵不当。

一是兵力分散。

那是一个炎热的晚上，阎锡山的一个军正在几个小镇上休息。

军长赵承绶带着几个师长、团长与几名花枝招展的妓女跳舞，他们没有想到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在夜幕中向他们的阵地扑来，东方破晓，敌军仍在酣睡，赵承绶回到前方，一个值班参谋才向他报告说：

“共军已对我们形成了包围之势。”

“你说什么？”

“据侦察兵报告，徐向前的主力已开到了我军北线阵地的外围了。”

这时赵承绶才有点慌张了。他鼓着眼珠说：“为什么不早报告？”

站在他面前的高个子参谋胆战心惊地说：“这个消息是天亮后才报上来的，我当时很着急，但又找不到你……”

“不要讲了，统统的都是饭桶。”赵承绶惊恐不安。

参谋转身要走，赵承绶挥手讲：“立即通知，让各师师长跑步来开会。”

因为他的一个军拉的战线太长，尽管各师长是骑着马奉命往军指挥所赶的，但太阳落山后，大家才到齐。

眼看着战火已燃烧到屁股上了，赵承绶一改过去拖拉作风，只好长话短说，直接给各部队分配任务。

二是犹豫迟疑。

赵承绶这个人，昏庸无能，决断力差。他虽感到处境岌岌可危，但拿不定主意，全凭原泉福摆布。原泉福是个日本人，骄傲得很，瞧不起“土八路”，认为突围不必要，决心在现地“同共军决一死战”。这样，敌人先是兵分三路，攻了一下，攻不动便收兵防御，企图依托优势火力和野战工事，与我决一雌雄。我们乘机调整部署，以13纵位于北及西北，8纵位于西南，肖集团位于东北，太岳部队位于东及东南，紧缩包围圈困敌于东西20里、南北不足10里的几个村庄内。

赵承绶集团完全陷于我包围圈中了。这时的战机是速战速决，一鼓作气，将敌干净、全部、彻底消灭。徐向前决定，立即发起总攻，自西而东，逐村夺取，分割歼敌。8纵因重炮火尚未调上来，要求推迟总攻时间，徐向前没有同意。

7月10日拂晓，总攻的号角吹响。

我8纵、13纵一马当先，分别从西南、西北两个主突方向，向敌发起猛烈进攻。位于东南和东北方向的太岳部队及肖集团，担任助攻任务。晋中平原的村落，周围均筑有坚固围墙，房屋密集，多砖瓦结构，敌顽固据守，垂死挣扎。我军以山炮、野炮为骨干，配以平射迫炮，猛摧敌村沿火力点，开辟突破口，掩护步兵突入，横冲直撞，破垒灭敌。经两天一夜激战，“三李青”及东西贾村、大常镇、南庄等地均被我攻克，敌34军大部被歼，敌人伤亡过半，残敌逃至西范。在此期间，赵承绶令34军一部向我辋村阵地猛突。肖集团指战员顽强阻击，与敌拼搏，十日一天即打退敌七次冲锋；敌一度突入村内，我与敌展开农屋争夺战多个小时，敌毫无战果可言，反而损失了300多名士兵。

士气越来越低落了，赵承绶这时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只好改变计划，将兵力暂收回来。

士兵们包括一些中下级军官对赵承绶指挥失误很有怨气。

他却扬言：“一时失利，说明不了什么。我们暂时退回来可以依托优势火力和野战工事，在这里与共军决一雌雄，徐向前的部队都是土八路，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大家多坚持几天，将他们拖住，太原就会派飞机来援助我们，到那时他徐向前有三头六臂，也逃不脱我们的手心……”

阎锡山曾给赵承绶许愿派飞机来助战，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赵承绶集团3万兵马已完全陷于徐向前兵团的包围之中。

又是一天过去了。

前线无战事。

赵承绶没有敢轻易动手，没有粮吃，许多士兵进村抢粮。

徐向前对指挥所的人说：“现在是时机，赵承绶不动，我们就动。贵在速战速决，一鼓作气，我们应利用敌喘息之时发起进攻，将他们干净、全部、彻底消灭。给晋中战役画一个漂亮句号。”

此时参谋长说：“8纵王新亭来电说，他们的重火炮还没有调上来，请求推迟总攻时间。”

徐向前用强硬的语气讲：“应立即发起总攻，自西而东，逐村夺取，分割歼敌。至于8纵因重炮火尚未调上来问题，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总攻时间不能推迟。”

此时远在太原的阎锡山惊慌不安。

他没有想到徐向前会吃掉自己的一个军。

他坐在公馆里咒骂了一会儿徐向前后，就慌慌张张地发布了一道命令：

命令第45师、49师及40师一部组成“南援兵团”，从太原向榆次西南开进，接应赵承授部突围；命令晋中各县兵力，向太原集中。

12日夜。

徐向前在前线指挥所当机立断调整了战略部署。

各部队的部署情况是这样的：

以13纵及太岳部队主力继续围歼赵承绶残部外，各部队均用于追击和堵截企图北窜之敌。

以8纵23旅及太岳两个团、吕梁7旅1团东向，堵歼逃离太谷的敌9总队；以8纵24旅及吕梁部队组成“汾西集团”，西渡汾河堵击河西逃敌；以肖文玖集团由辋村开抵王香、内白村一线，堵溃并打敌“南援兵团”；……13日，我东路部队于朱村地区全歼敌9总队，进而占领太谷县城。

14日，我“汾西集团”将河西两万多敌人截于太原、交城，一举歼敌8000余人。

16日，赵承绶集团的最后据点小常村被我攻破，万余敌人全部被歼。

21日，参战部队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

至此晋中战役胜利结束。

被俘的敌主要将官有：

第7集团军中将司令官赵承绶、中将参谋处长杨城。

33军中将军长沈瑞、少将参谋长曹近谦。

徐向前得知赵承绶被俘后十分高兴。

他笑着对周士第说：“此人也是我五台同乡，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小时候我们在一起上过学哩。”

周士第说：“同学相见在战场，是很有意思的，你想不想见他一面？”

“一定要见，此人留下，对我们日后解放太原有用。”

“那我就让人把他送到这里来吧。”

“送来，我要见见这几个人，将我军的政策向他们讲清楚，可以利用他们去做做工作，争取在攻打太原时少流血。”

徐向前说的这个老同学赵承绶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

他生于五台县槐阴村。18岁考入太原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时曾参加过山西新军起义。后来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骑兵科。曾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骑兵司令、军长等职。

当他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后，心情很不平静。他担心徐向前会杀了他。有一天，徐向前突然会见他时，望着他问：

“你还认识我吗？”

“你是子敬（徐向前的字）吧！”

“老同学的眼力还是不错嘛！分手这么多年，你发福了。”

“说来惭愧啊！”

“哈，有点‘英雄’气概嘛，是不是还想为蒋介石、阎锡山不成功，则成仁呢？”

“不是这个意思。我对不起你哩。”

“晋中决战，你我双方伤亡几万人，已经不是老同学之间谁对不起谁的问题了……”

“我有罪。”

“知道这一点就好，我们共产党是讲政策的，只要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我们就欢迎。”

“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有这个想法更好，你有何打算？”

“我是历史的罪人，准备学习反省。”

“我们下一步就要向太原进攻，你愿不愿意为我们做点事情？”

“只要用得上，我会尽力。”

“那好，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和与你一起来的那几个将官组成一个军事工作组，向阎锡山等人做工作，希望我们能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太原问题。你的旧部很多，有不少人都在带兵，也许他们还会听你的话哩。”

“我一定努力去做。”

被俘的高级将领赵承绶等人被留了下来。

在这次战役中，我人民解放军共歼敌正规军7万余人，另俘虏2万余人，总计歼敌10万余人。俘敌赵承绶以下将官16人，毙敌师以上军官9人，阎军主力第七集团军总部及5个军部、9个整师、2个总队全部就歼，击落敌机3架，缴获各种炮3704门、步机枪3万余支、火车头15个、车皮207节，其他军用物资及粮食无数。晋中的灵石、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汾阳、孝义、文水、交城、清源、晋源、徐沟、忻县等14座县城，全部解放。

党中央为此发来贺电，祝贺晋中大捷：

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肖克、贺龙、李井泉、周士第诸同志及华北和晋绥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一座县城（按：至中央发电时，榆次、晋源、忻县三座县城尚未解放）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地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第六章、“土皇帝”落魄而逃 三、是老乡更是对手

1949年的春天。

中国战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就拿华北战场来说，主要的攻击对象就是山西的阎锡山集团，这个国民党军事集团占据着太原，这个地方是他们的老窝，几十年苦心经营，长期以来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带有浓厚的独立王国色彩。晋中战事失败，虽说阎锡山元气大伤，但他退回太原后仍拥有10万大军。

当时徐向前兵团还不足9万人。

很明显在这个时候解放太原，徐向前所部并不占什么优势。

但是，太原外围的残敌已经解决，攻打山西的最后一战刻不容缓。

此时摆在徐向前兵团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休整队伍，厉兵秣马，做好准备攻克阎锡山最后一座城市的战前准备，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力争在短期内完全、彻底摧毁这位“土皇帝”的反动统治。

1948年7月21日。

晋中战役结束之后，徐向前兵团就向中央军委和华北局、军区作了如下的报告：

（一）我收复榆次、太原县城及控制南机场后，太原市外围的作战业已基本结束。我主力现已到达太原郊外筑垒地带，今后则将进入攻取太原外围据点的阵地攻坚战。总之，晋中保卫麦收战役已结束，太原战役的准备阶段已开始。

（二）阎匪太原外围据点工事，南起王村、亲贤村、狄村、椿树园，北至韩寨、西庄、新城、凤阁梁、后沟，东起孟家井，西至石千峰、白家庄、西铭，长宽各二十公里左右。据点棋布，堡垒林立，且多系洋灰作成，一般颇为坚固。

（三）阎匪主力除我此次歼灭约五万五千余人外，其余兵力计四十九师、四十五师、六十九师全部，六十八师、四十师、八总队残部及三十八师一部或全部（正空运中），阎匪直属部队以及十二个保安团，至少在六万人以上。此外，由外县带到太原民卫军约万余人，在太原市组织者不详。另由西安空运太原之三十师一部及由忻县南下之三十九师尚不在内。另阎匪兵农合一执行后，每师都有一个新兵团，故补充及时，各师兵员数量充实。

（四）现我各纵最大问题为兵员不充实。八纵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八、七十、七十二等团战士只八百人左右，每团步兵只百余人；十五纵一二九团三个连，每连只六个步枪班。全兵团一千人以上的团只有两个。干部伤亡甚大，八纵二十三旅六十七团，全团连级军政干部只剩三人，营级干部只剩一人；六十八团团干部全部负伤；六十九团连干只剩四人；必须补充休整后方能继续战斗。

（五）根据上述情况，在攻取太原作战以前，必须经过一个适当休整准备阶段，完成下述工作：补充兵员（争取俘虏，我方伤员归队），整顿组织，调整装备，后方准备，弹药准备，及攻坚战术技术训练等工作。同时抽派一部继续完成控制机场，攻取东山、西山某些据点及工矿任务。

（六）攻取太原之作战原则拟定如下：切实完成对太原市之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补给，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以造成攻城有利条件，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

那时党中央还在西柏坡的一个小村里办公。

接到徐向前兵团的来电后，中央领导非常高兴。在一个夕阳如血的黄昏，毛泽东亲自召开军委会议，研究攻打太原的战略。

毛泽东坐在一个长条凳上，对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讲：“华北徐向前兵团采用机动战，一举攻占了晋中平原，扫清了攻打太原的障碍，近日又发来了攻打太原的请示电。请大家传阅一下，意见统一了给他们回电。”

毛泽东边说边将电文交给了朱老总。

于是大家开始传阅。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问：“你们认为怎么样啊？”

朱德说：“这个作战方案可行。”

周恩来说：“晋中战役时，徐向前的兵团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也还需要好好休整补充一下，太原战役，会是一场恶战，战前准备工作应做充分一点。”

毛泽东点点头。

刘少奇放下手中的茶杯，讲道：“徐向前的身体不好，这个重担压在他肩上，我担心他支撑不了啊！”

周恩来接着说：“向前是个实在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向中央提要求，我们要考虑他的身体。”

毛泽东说：“这场战役不能太着急，可以放在明年开春以后动手，向前同志是不能离开兵团的，可以先请他回到后方先休养一个阶段嘛，他们对太原战役的作战方针和计划我是完全同意的。”

朱德望着毛泽东问：“是否加强一下徐向前兵团进攻太原的实力？”

“要加强，我建议成立前敌委员会，徐向前任书记，副书记可由周士第担任，由他们统一指挥华北一兵团。”

朱德说：“攻城开始，应将晋西北七纵队、晋中军区部队全给他们。”周恩来没有表态，他坐在那里在细读徐向前发来的那份电报。

毛泽东放下烟，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然后侧身望着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有什么意见，请说嘛。”

周恩来将电报顺手放在身边的小桌上，说：“我同意主席和朱总的意见，徐向前也提到了攻城的援兵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要解决，太原城防体系很坚强，是否再增派一个炮兵部队配合他们作战呢？”

毛泽东说：“这个建议很好，那就将华北炮一旅给他们吧。”

周恩来又说：“是否再增派一个兵团配合他们？”

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他拿起半截香烟，轻轻地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烟。

朱德望着他说：“恩来的想法有道理，阎锡山不会轻易放弃他经营了几十年的老窝，太原城也是易守难攻，战火一起，我军的伤亡会更大，光靠现在徐向前的9万人马，也许有一定困难，可以考虑派一个兵团去。”

“那么你看派谁去呢？”

“当然还是华北的部队了。”

“那好，攻城之前，就派杨得志兵团去配合，你们看怎么样啊？”

朱德笑了。他说：“还是主席考虑得周全，攻打太原是一场硬仗，杨得志是打硬仗出了名的将领，派他去打阎锡山又多了一个对手。”

经过一番研究，意见统一了。最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讲：

“你立即给徐向前兵团复电，就说我们同意他们的作战方案，现在他们兵团应进入休整及补充兵员阶段，暂定休整一月，情况许可再延长，在进行攻打太原战役中，应该采用围困、瓦解、军事打击的作战方针，何时发起攻击，等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再定。”

周恩来已经走到了院子里。毛泽东又追出来对他交代：“告诉向前同志，太原战役不能着急，先让他回到石家庄来养病，另外我还有事要同他谈。”

徐向前接到中央的电报，立即召开前委会，着手做战前准备。

太原战役一触即发。

阎锡山在蒋介石的许诺下，做好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的架势。

这时他过去的部下，已投向光明的傅作义将军在北平给他去信，希望他能识时务，放下武器，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站在人民一边。

阎锡山读完信，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这个没有党国军人之气的傅胖子，自己变了节，还有脸来动员我，真是不知廉耻！”

他的一个年轻情妇，也就是他的那个叫五姑娘的表妹闷闷不乐地对他说：“现在太原已成了一座孤城，你跟随蒋介石几十年，把咱们的老本都赔进去，前景又是如何呢？依我看傅先生的话可以考虑。”

“你这是妇人之见。”

“怎么能这么说呢？难道我讲的不对？”

她开始趴在阎锡山的怀里哭泣。

阎锡山被这种泪水感染了，他轻轻地抚摸着情人的那根麻绳似的大辫子，说：“我这一生在政治上已嫁了好几次人，最后跟了蒋先生，这是命中注定，现在再去改嫁并非是件好事啊……”

五姑娘抬起头，用力睁大那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喃喃地说：

“那你也得替我着想，我这一辈子没有出嫁，还不是为了你吗，你万一远走高飞，我怎么办？”

“请放心，我的心肝，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太原如守不住，我也不会把你扔下不管。”

“这很难说呢！”

“我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

“山西是咱们的故土，徐向前与我们又是同乡，我还是希望你能与他谈判，只要能保全这个地盘将来也有退路。”

“你太天真了啊！”

“为什么？”

“你不想想，这几十年，我阎锡山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他们能轻易放过我。”

“我想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不会算旧账。”

“没有的事，他们的话不可轻信。”

阎锡山是很顽固的，这个时候，他怎么能放下武器呢！

当解放军已兵临太原城下，将其困住时，他却在公馆里望着一批记者，大骂了徐向前一顿后，将几个毒药瓶子放在桌子上表态说：

“我们虽然遭到了共军的围困，但我们太原城的防御体系是不容易攻破的，他徐向前再有本事，也不可能长上翅膀。”

一记者问：“万一共军突破城防怎么办？”

阎锡山很自信地说：“这个可能性不大，蒋委员长已表态，太原战役如果打响，他会派一个飞行中队来，徐向前的那点土炮还能经得住轰炸吗？”

记者又问：“晋中一战，你的一个军被共军吃掉了，这做何解释？”

“不是共军太强大，而是赵承绶这个草包指挥失误，让共军钻了空子。”

“请问，现在你能投入战争的兵力有多少？”

“10多万，还不包括我的地方武装和市民。”

又有一个记者追问：“假如太原不保，你本人有何打算？”

“作为党国军人，我将与太原共存亡。”

记者对他的回答持怀疑态度。

这时阎锡山又指着桌子上的几个药瓶，拍打着胸脯说：“如果太原守不住，我阎某人将与这些东西同归于尽！”

送走记者，阎锡山又将他的几个干将召来，重新制定城防计划。

这时候太原城里却兵荒马乱，许多市民收拾家产，准备逃亡，但阎锡山的守城部队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阻止他们出城。

士兵们在大街上公开抢劫财物，市民怨声载道，那些被强行抓去构筑城防工事的民工，在夜色中纷纷出逃，太原城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

这时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的徐向前接到周恩来要他回后方休养的电报后犹豫不定，大战在即，说什么他也不愿意离开前线。

他的得力搭档，兵团副司令周士第对他说：

“你还是走吧，你近来胸部经常疼痛，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只能勉强支撑工作，这样下去怎么行？”

徐向前望着他说：“我曾对中央打过保票，山西不解放，我是不会回后方的，现在太原决战进入准备阶段，任务很重，我走了担子都丢给你们怎么行？”

“你还是得走，何时发起进攻，中央还没有最后定，你先把身体养好了，还可回来指挥攻城嘛！”

“我的身体还能支撑嘛！”

“这次让你回后方，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的关心，主席不是说还有事情找你谈。”

“那好，我服从中央决定。”

在人们的劝说下，面黄肌瘦的徐向前离开了前线。

经过十天的长途跋涉，他来到石家庄住进了从延安迁到这里的和平医院。医生检查的结果是：旧病有发展，消化和吸收能力极差，体质虚弱，需静养两三个月。但他只住了二十多天，就坚决要求出院来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他本来想尽快回到前线去，当时毛泽东不让他走，他只好暂时留下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是解放战争三年以来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会议。

徐向前同志后来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做了这样的描述：

这次会议从九月八日开始，至十三日结束，共开了六天。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及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这是自日本投降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共有三十一人。解放战争期间，大家分别在各地作战，重新聚首，自有一番欣喜、热闹的景象。会议主要是根据解放战争进入总反攻的新形势，规定党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要求将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到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建军五百万，大约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轨道上来。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大家进行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作了重要发言，最后由毛泽东同志讲了结论性的意见。

具体说来，会议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能不能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毛泽东同志在报告和结论中，详细论证了中央作出这一战略预想的依据，充分肯定了能够实现它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存在着有利的国际条件。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蒋介石希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世界大战的危险确实存在，但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准备好，制止战争的进步力量还在发展；世界人民有可能争取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制止战争的爆发，消除世界大战的危险。另一方面，是有利的国内形势。解放战争打了两年，我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共消灭敌人正规军近二百个旅，占蒋介石总兵力五百个旅的五分之二。今后按每年消灭一百个旅左右计算，再有三年，歼敌三百个旅，打倒国民党，没有理由说不可能。毛主席指出，困难也要充分估计，好有精神准备。一是大战爆发；二是天灾，即“七大”说的，大旱三年，赤地千里；三是军事发展不顺利，战争延长，明年打不过长江去只能在江北打；四是李宗仁、李济深等人出来“组阁”，另成立政府，搞个曲折。对于这些，我们有了准备就不怕，立脚点放在打上，放在应付各种困难上。“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提法，有一个“大约”，有一个“左右”，还有个“根本上”，就是从最谨慎的估计出发的，充分考虑了实现的可能性，也考虑了出现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

第二，打倒国民党，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毛主席说，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构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的政权根本不同。

毛主席还强调指出：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要打倒，我们就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第三，如何加强纪律性，实现从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过渡？

过去，我党我军长期处在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各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保持很大的自主权，发挥了积极性、主动性，但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及地方主义、游击主义。新的形势要求建军五百万，从游击化向正规化过渡，党的工作重心也将从乡村逐步转变到城市，因而必须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以保持全党全军的高度统一。早在一月间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

四月间，又强调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据我们所知各地和各部分的内部对于受中央委托的机关存在着极大的极不正常的和极有害的不统一状态）。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电）这次会上，毛主席批评了那种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不执行中央政策等无纪律无政府倾向，大家也都作了检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以保证迅速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保证党和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

第四，如何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战争的胜利？随着战局的发展，战争需要和人民负担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出来。一个是军队向五百万发展，需要大量补充兵员，但过多动员解放区农民参军，势必影响恢复和发展生产。因此，中央曾多次指示要大量留用俘虏，解决兵员补充问题。会议认为，我军现有二百八十万人，“为着执行歼敌任务，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参军外，必须大量利用俘虏。”(《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要求今后三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一百七十万人，动员农民参军二百万人，除去作战消耗，达到建军五百万的目标。另一个是作战物资的供应问题，既要保证战争需要，又不能使人民负担过重，以造成新的危险，影响战争的持久进行。会议认为，一方面要取之于敌，另方面要靠大力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来解决。同时，大家还提出了一切缴获要归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尽力减少机关开支等措施。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训练和准备大批新区工作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以及加强工会、青年、妇女工作等问题。

党中央计划解放战争第三年，歼敌一百二十八个旅左右。根据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先解决东北、华北、山东之敌，以便抽出半数以上的兵力向南推进，渡江作战。规定我华北一兵团歼敌十四个旅（包括七月已歼敌八个旅在内），并攻克太原；二、三兵团歼敌十二个旅，配合东北部队作战。会议期间，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们攻打太原的设想。

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我的身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都一再叮嘱我注意休息和调养。我当时的自我感觉很不好，感觉支持不了几个月的时间，中途倒下，完不成攻打太原的作战任务。盘算来盘算去，最后找刘少奇同志谈了谈。他说：你的身体状况中央很清楚，但现在实在抽不出人来，去顶替你。你先回石家庄住院，休息一下，争取把太原打下来，再好好养病。

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我们商定，由他先回兵团，传达和贯彻九月会议的精神，我暂去石家庄和平医院休息些日子，再返前线。有重要情况，及时向我通报……

晋中战役之后华北徐向前兵团遵照中央指示开始着手进行休整补充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操作，部队的整体情况已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时出现在太原周围的这支人民军队成了阎锡山最伤脑筋的武装团体。

阎锡山十分狡猾，他在加紧布防同时利用各种手段获取军事情报以谋对策。那时他信任的人就是他那专门从事特务工作的外甥梁化之。有一天，阎锡山突然将外甥叫到办公室了解徐向前兵团的活动情报。

青春荡漾的阎慧卿，也就是人称“五姑娘”的阎锡山的堂妹将梁化之引进屋时，他发现阎锡山正在喝一杯牛奶，一股浓烈的奶味扑面而来。五姑娘将同样一杯牛奶送到梁化之手里时，妩媚一笑，顿时勾起了梁化之的一种不健康的欲望，他觉着昔日高傲无比的这个风流女子变得温柔可人。

当然，他明白她毕竟是舅舅的情人，尽管他曾有许多想法，但实现起来是有相当大的难度。他正在思考眼前的这个女人，阎锡山却说：“化之，近来徐向前兵团有什么新动向？”

梁化之说：“活动相当频繁，几乎每天都在整训部队。”

“这个我知道，听说现有部队也做了调整？”

“是的。”

“看样子徐向前跟我们要大干一场了！”

“也许最近还不可能向我们发起进攻。”

“有可能，据说徐向前离开山西了？”

“他去了西柏坡。”

“你把他们兵团的这次整训详情给我讲讲。”

梁化之忍不住瞟了一眼坐在他对面的五姑娘，然后讲：

“据我们得知的情报，晋中战役后，徐向前的兵团做了很大补充，原太岳部队已改为15纵队，正式列入兵团建制。在太谷开办了一所晋中公学，主要是培养训练干部。对部分俘虏兵也进行了整训，扩充到了他们的部队。还动员了一批新区农民参军。”

阎锡山拿起一把丝绸扇子，五姑娘突然站起来夺过去开始为其扇动。

阎锡山将一只胖手放在脑门上询问：

“他们的连队实际人员有多少？”

“最多的一百多一点。”

“那最少的呢？”

“有七八十人。”

“现在连队的武器装备是什么比例？”

“步兵连约有步枪八九十支，轻机枪五六挺。”

“有没有重火器？”

“有，每营大概有重机枪六挺，团队还配了几十门八二迫击炮，旅一级均配备数门山炮、迫击炮不等。”

“实力也不很强嘛！”

“从装备看是无法与我们相比，但这些共军都是亡命徒，打起仗来没有人怕死，这一点我们就不如人家。”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过去我们失利，主要问题在指挥官身上，赵承绶就是一例，他白白损失我一个军，真不是东西。”

“此人现在还在共军那里，对我们很不利，是否设法将他弄回来？”

“能弄回来？即使有可能他也不会回来了，心虚嘛！”

“徐向前迟早要攻城，我担心赵承绶啊！”

“由他好了，共产党我了解，也不会完全信任他的。”

“但他对我们太原的城防全知道啊！”

“没有关系，我就不相信，我几十年的心血会白费了，太原城的防御体系这么强固，他徐向前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攻进来。”

“我们的防御体系是很强，但这次徐向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我们拼命，他用于攻城的部队也不少，而且也很有战斗力。”

“不就是几个纵队嘛！你有没有他们的准确数字？”

“也弄清了。”

“8纵有多少人马？”

“有2.2万多人。”

“13纵？”

“2.2万多人。”

“那个新编的15纵呢？”

“大概有1.7万余人。”

“听说还正在调动炮兵？”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有可能将华北炮一旅调来，另外还可能调一个外援纵队，活跃在晋中的那几个独立旅也将会参加战斗。”

“那么徐向前能投入的兵力共有多少？”

“从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来说，摆在太原前线的部队将有10万多人了。”

“你要密切注意共军的活动情况，发现异情及时向我报告。”

“一定照办。”

“另外，如果在太原城里发现了共产党格杀勿论。化之啊，你是我看着长大的，这些年进步不小，舅舅我老了，日后光复山西的重任就看你的了。我身边有不少干将，但他们是靠不住的，这些天我常想，能靠住的还是外甥你啊……”

“请舅舅放心，只是现在我的权限……”

梁化之说到这里没有再说下去。

此时，五姑娘主动为他说情，望着阎锡山说：“化之这几年对你很忠心，工作成绩也很明显，但他的职务太小了，你手下的那些个军长、师长呀都穿上了将军服，可他还是个校官，日后怎么开展工作？”

阎锡山顺手捏了把放在他大腿上的那白皙的玉手，五姑娘故意往回一挪，站了起来。

阎锡山望着梁化之痛快地说道：

“你的职级问题我是考虑到了，论才干你当个师长、军长是可以的，但我为什么没有让你干，是因为我身边离不开你哩，别人我不放心。但你的资历太浅，军衔授得高了别人会有说法。”

梁化之有点不悦。

五姑娘问阎锡山：“现在是非常时期，难道化之不能委以重任吗？”

阎锡山笑着说：“我已有安排，不会亏待化之的。”

五姑娘问：“有什么打算就讲出来吧。”

“蒋委员长对我们太原的局势也很关心，化之杀刘胡兰出了名，委员长也知道，我准备让化之担任太原守城副司令，报请南京授予少将军衔。”

五姑娘笑了，很开心的样子。

梁化之直起腰，说：“感谢舅舅的器重。”

五姑娘说：“得庆贺一下，化之得请客了。”

阎锡山说：“此事不宜过早声张，慧卿，你去拿个西瓜咱们吃，这鬼天气，热死人了……”

五姑娘回到后厅打了个招呼，几分钟后，一名中年女佣人端了盘西瓜走了上来。

他们开始吃瓜。

阎锡山连续吃了几大块，望着他们两人说：

“从今天起，你们俩人在工作上要密切配合，慧卿可以跟化之出去活动活动，有什么情况，可由你来向我报告，你们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梁化之急切地说。

五姑娘反而有点羞涩，他红着脸对阎锡山说：“你身边需要人照顾，这怎么能行呢？”

“没有关系，你还是去吧。”

为什么阎锡山会在这个时候把这一对年轻人安排在一起配合工作，这是有意图的。他了解梁化之，此人好色，曾为女人耽误了不少大事，他也知道梁化之对五姑娘早就有意，只是因为碍于他才没有公开发展。自己已老了，在男女之事上已力不从心，此时，让自己的情人投放梁化之怀抱，一可以让她左右梁化之的行为，二可以让其为自己卖命，到了紧要关头让梁化之死守太原。

阎锡山在五姑娘的扶持下进了卧室。

五姑娘给他宽衣时娇嘀嘀地说：“看样子你是不想要我了。”

“不是的，化之很不安分，你左右他一下是对的。”

“你这个外甥，每次来看我时眼珠跟狼似的，你就不怕他把我吃了？”

“这正合你意啊。”

阎锡山望着五姑娘诡秘一笑。

五姑娘说：“这话是啥意思？”

“你不是老埋怨我不中用，这次给你一个中用的还不好吗？”

“你真大器。”

五姑娘服侍阎锡山睡下，就从里屋跑了出来。

梁化之站起来上前一大步，将她抱在了怀里，就在此时，过道里响起了脚步声，那个中年女佣人左手提着一个壶，右手提着一个壶，轻轻地走了进来。

五姑娘很生气，瞪了她一眼，没有说话，转身跟着梁化之走了。

后来，他们进了一座很阔气的公寓……梁化之的情报当然是比较准确的，但他对当时攻打太原的解放军的整训情况并不完全了解。那时徐向前兵团内部也存在不少问题，徐向前同志在回忆录中曾做过详细介绍。他回忆说，当时部队的状况并不很好，组织纪律性不是很强。因为有大量俘虏兵和新兵刚充实到连队，觉悟低，不适应我军的艰苦生活，怕苦、怕累，怕打太原。又因营以下干部多是新提拔起来的，缺乏管教经验，工作方法简单化，致使部队的逃亡现象一度相当严重。针对这种情况，政治工作从大力开展政治教育、阶级教育入手，搞诉苦运动，搞敌我形势对比、新旧对比，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树立为人民利益而战的观念，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心。同时，要求各级干部爱护和关心战士，发扬民主，改进管教方法，严禁体罚、辱骂、开斗争会等粗暴方式，从而大大减少了逃亡现象，有力巩固了部队，保证了整训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央关于反对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指示精神，组织团以上干部普遍检查，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兵团前委并制定了一系列加强纪律的措施，在部队贯彻执行。从兵团前委起，各级党委认真实行党委制，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军政首长及所属机关分工执行。部队党的观念、集体领导观念的进一步加强，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整训和作战计划的确实保证。

面对这种情况徐向前同志奉命去后方休养时很不放心，临行前他在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在每一次作战中干部的伤亡比例大，主要原因是有勇无谋，不讲战术。晋中南庄战斗中，7个营级干部负伤，有5个是不应该的。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的一条街道，第一个被打倒了，第二个、三个、四个仍继续通过，继续被打倒。有的干部在战场上，又当通讯员，又当观测员、战斗员，恰恰把指挥员的责任忘掉了。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打太原……”

经过研究讨论，后来兵团专门发布了《进攻太原的战术指示》，提出了十条战术原则：

1.充分准备，精心计划；2.进攻防御，都要精通；3.军事民主，服从命令；4.坚决顽强，果敢勇猛；5.隐蔽突然，敏捷机动；6.主要方向，力量集中；7.插入切断，连续进攻；8.发挥爆破，步炮协同；9.互相援助，一致行动；10.全歼敌人，建立战功。

徐向前对这个原则是满意的。

当周士第将他送到村口时，他站在一棵老槐树下，望着正在一个打麦场上走队列的兵团机关干部的背影，讲道：

“老周啊，中央对我们这支部队寄予了很大期望，太原战役不能再拖下去，我很快就会回来，部队训练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就由你来抓，光训练战士还不行，兵团要举办炮训队，争取轮训他一二千名干部；纵队或旅，也要分别集中营连干部或班长、组长轮训。”

周士第说：“干部的技术训练是应该抓一下了，晋中战役后我们提拔了不少营团干部，这些人打仗都很勇敢，但谋略差，对将来攻打太原不利，我与陈漫远参谋长商议一下，办几个干训班。”

徐向前说：“连队的技术训练，要把重点放在土工作业、射击、投弹、爆破等方面，太原战役一旦打响，就要强攻与智取相结合，靠过去拼刺刀不行，要力争使我们的战士掌握爆破技术。”

第六章、“土皇帝”落魄而逃 四、战役提前打响

攻打太原的准备工作开始了。

徐向前兵团与晋中军区支前司令部及地方党组织配合，共同筹集战役所需的各类物资，保障后勤供应。那时晋中人民积极支前。他们提出了“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的口号。

阎锡山也在谋划。

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作为山西省省会的太原，位于晋中平原北部，南为平川，北为丘陵，西濒汾河，东依罕山。该城共有人口约40多万，是阎锡山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老窝，易守难攻，防御体系相当坚固。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对太原城当时的防御情况曾做了这样的描述：

其防御体系为：以城内为中心区，以城外的东、西、南、北方向为四个守备区，构成北起黄寨、周家山，南抵武宿、小店，东起罕山，西至石千峰的“百里防线”。阎锡山自称：太原形势像人，东山好比人头，手是南北飞机场，两脚伸在临汾河，太原好比是心脏。

从头脑到四肢内脏，壕沟交错，碉堡林立，仅在“百里防线”内即有各式碉堡5000多个（包括班碉、排碉、群碉、炮碉、伏击碉，从一层至五层不等的砖碉、石碉、钢混凝土碉，有品字形、倒品字形、圆形、方形、菱形、半月形、梅花形等，大多数碉堡内均有存粮、存水和饮食、睡觉的设备，以利死守）。其堡垒之坚固，密度之大，连美国记者都“吃惊”。陈毅同志曾来太原前线看过工事，说：好厉害哟！阎锡山吹嘘他已将太原前线武装为“要塞城市”，足可抵抗150万共军的进攻。

除了这些防御工事外，阎锡山不惜血本，将全部兵力投到了前线。

兵力部署为：

第19军、第33军、第34军、第43军、第61军的11个正规师担任东、南、西、北4个守备区的防御任务，绥署直属部队防守城内中心区，以1个军6个师担负机动作战任务，其防御重点置于南、北两区。另外配属有各类火炮近600门。总兵力约10多万人。

1948年9月。

石家庄陆军医院。

身着病号服的华北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仍在惦记着太原前线的战事。一天下午，他刚刚散步归来，警卫秘书对他说：

“报告首长，毛主席来电了。”

“主席来电叫我？”

“是转来的太原前委的专电。”

“很好，看样子周副司令他们准备好了。”

“是的，内容是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中央说先征求你的意见。”

徐向前显得很激动，他坐在一个沙发上，望着秘书说：

“请你把兵团前委攻打太原的方案读给我听，实在对不起，我一看文件就头痛呀！”

于是秘书就站在他的对面，报告作战方案——

（一）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争取三个月内结束战役。

（二）进攻步骤分三步。第一步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以火力控制南北飞机场，断敌外援；第二步攻占必要的外围据点；第三步攻城。

（三）攻击方向预定于东南、东北两处，东南为主要方向。两个纵队用于东南，一个纵队用于东北。

（四）对于攻城妨碍不大之据点，尽量不打。战术上力求连续攻击，分割包围，结合政治瓦解，歼灭敌人。

预定攻击时间为10月19日。

徐向前站起来，对秘书说：“他这个方案可行，我同意。遗憾的是阎锡山这个人太顽固了，如他能与我们和谈，太原这座古城就可免受炮火，山西人民也会很快过上太平日子……”

秘书说：“据说争取和平的工作还在搞。”

“这是必要的，一场战役打响，无数生命就会断送啊！”

“阎锡山是你的同乡，过去就很熟，也许你再去封信，他会放下武器的。”

“这个可能很小，他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不会轻易服输。”

可以看出徐向前也是不希望战争这个恶魔在山西土地上继续蔓延的，作为身经百战的军人，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他热爱生养他的这片故土，爱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可是阎锡山不放下屠刀，红太阳怎么能在这里升起呢？

这将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

这也是一场将山西人民救出苦海的战争。

徐向前与秘书对完话，静坐了一会儿，然后说：“不将阎锡山的反动政权彻底摧毁，我这个山西人无颜见山西人民，请你拿笔墨，我给中央回信。”

徐向前提起笔，趴在眼前的茶几上——

<small>聂薄滕赵（尔陆）并请电话转毛主席：</small>

<small>一日信及转来主席指示和一兵团前委电均奉悉。</small>

<small>对攻取太原的计划，我因地形尚不熟悉，没有别的意见。前委九月二十八日电中计划，分三个步骤作战，很好，但主要精神是连续一直打下去，直到夺取城垣为止。假如情况允许的话，这样做是最好的，但假如第一步计划或第一、第二两步计划都完成了，而到实现第三步计划时那就比较好打了，但仍存在一个兵力对比问题。假如第一步计划完成后，实现第二步计划时即遇到较大障碍，不能按预期计划进行，即只有先围攻使敌更疲惫再猛攻之。总之，首先争取一直连续的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而下之即消耗较大是中策，下策即必须增加力量再攻下之，既影响别线作战，只是最后之一途。</small>

<small>关于兵力分配及使用上，我亦同意前委决定，时间于十八日开始亦可以。因时间已近迫，我亦无时间再休息，拟于七日夜赴前方，待太原攻下后再抽暇休息。关于弹药问题，前已谈过，我没别的意见，前方必须照顾后方生产与财力，亦属重要。其他一些详情待我到前方再报告。</small>

<small>我仍本着不急（急躁）不缓（紧张地工作着）的精神去工作，一定坚决的完成任务，请放心。</small>

攻城战尚未打响，阎锡山却提前出动了。

10月2日。

阎锡山出动了7个师，分三路向汾河以东推进。

3日清晨，他们已先后开到了我军阵地前沿。

阎锡山曾对师长们训话说：“你们这次行动，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要破除共军的攻城准备，二是设法在城郊农村抢些粮草来，我们太原有几十万人，一旦被徐向前兵团围住，这么多人一张口就需要吃饭，这个问题要解决。”

一个师长问：“如果遇到共军主力怎么办？”

“打，狠狠地打！”阎锡山鼓着眼睛说：“硬碰硬，我们不怕，他徐向前还不是我们的对手哩……”

阎锡山说这话也并不是吹牛皮。当时，从装备来说，硬打，徐向前的部队真有不少困难，何况阎锡山还占有地利这个因素。

攻城总指挥徐向前还没有回来，兵团前委当机立断下了提前发起攻击的决心。

周士第对陈漫远说：“敌人提前出动，来势凶猛，现在到什么位置了？”

兵团参谋长陈漫远转身提起指挥棒，指着挂在身后墙壁上的一张作战地图讲道：“现在敌第44师、45师及亲训师一部已推进到小店、南河村、巩家堡地区，敌第40师、49师、73师及10个总队已占领了南北王铭、西温庄一带要地。”

周士第皱着眉头说：“我们应利用敌人进出工事之机，采用运动战术，力争在这些地区围歼他们。”

陈漫远在地图上划了半个圆圈，讲道：

“我们应该出动4个纵队，力争在小店一带与敌人交战，我8纵、13纵围歼敌44师、45师和亲训师；7纵一部强渡汾河，插入小店以北，断敌退路并相机打援；15纵主力一部应向武宿以西攻击，包抄敌49师，断敌73师、40师、10总队退路；7纵一部和陕北警备二旅攻占李家山高地。”

周士第说：“我同意你的布置，另外火炮部队也可以派上去，尽量设法将太原城北的飞机场控制了。”

10月5日拂晓。

太原战役正式打响。

城郊顿时处于火海之中，当敌人发现时，解放军战士已将他们包围起来了。经一天一夜的激战，敌军节节败退，第二天清晨，敌44师、45师、73师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极为惨重。

战争还在继续，十几天过后，我军终于突破了太原外围的第一道防线。但接下来的仗就很难打了，敌人退回之后，利用城防工事与我军对抗。那时，徐向前早已回来了，他决定现有部队在控制阵地的同时，相机继续向前进攻。

可是，先后试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兵团前委只好开会重新研究进攻方案。徐向前胸膜炎又犯了，常常痛得连饭都吃不下去。周士第、胡耀邦都劝他暂时退到后方休养，不要再到前线奔波了。

徐向前却说：“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攻打太原的事，怎么能去休息哩，我还能坚持嘛。”

人们说服不了他，只好继续开会。

陈漫远报告了近期的战况后，徐向前站起来，一手抚着胸部，一手在空中比划，讲道：

“根据首战情况看，我们打得还是比较顺利的，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攻克太原的决心。但现在敌人缩回去了，以碉堡和工事为依托顽固抵抗，强攻是不行的，会造成很大损失。从现在敌我双方占据的地形来说，要攻克太原，首先得控制东山。这个长达八九公里的战线一定要突破，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占领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这四大要点，这些全是太原城的天然屏障，如果拿下这东山，就等于我们从阎锡山太原城防御体系的咽喉部砍了一刀，敌身首异处，就没有多少劲头动弹了。大家也许知道，这个太原城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李自成起义，日本侵略军进犯，也都先攻占太原城外的主峰东山，而后向西推进，继而突破城垣，我们得在这里下点功夫啊。”

陈漫远说：“攻占东山敌人四大要点，现在时机是否成熟得考虑，阎锡山自称这里足以抵精兵十万，现在牛驼寨的地势显要，工事相当坚固，由十几个主碉支撑着，是敌人东山防线的主要阵地，那个小窑头也不能小看，该地主峰狭窄，共有大小山头30多个，防御工事全是连环阵。淖马虽比较平坦，但地形也很复杂，周围有八九个主碉相连。山头虽位于城东只有3公里，但由主阵地山头与大脑山阵地连为一体，构成两大阵地，主阵地壁高达五六米，除有明碉暗堡之外，还挖有无数壕沟、暗道，纵横交错，易守难攻。”

大家就如何攻占这些高地展开了争论，最后徐向前解释说：“现在可以考虑攻打东山，经过前一阶段战斗，敌军已被我们引到南线来了，其东山守备力量相比之下比较薄弱，我们应抓住这机会。”

周士第问：“我军主力离东山还有一段距离，明目张胆地往那里开进，敌人发现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昨天东山沟的村支书赵炳玉来了，据他讲东北方向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插牛驼寨，只要我们部队隐蔽行进，敌人不易发现。东南方向的石嘴子已被我军占领了，继续向敌纵深突进是有可能的。”

“阎锡山每天都在窥视我军动向，我担心一动，他会将主力又调进去，凭借其城防工事与我军交战。”

一直沉默不语的胡耀邦突然接着说：“我们俘获的那些兵，现已都补充到各个纵队了，经过教育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为我们出力的，他们了解这些地方的地形和城防体系，我看可以利用他们做向导。总指挥准备攻打东山，我认为可以。”

参谋长陈漫远一直在那张地图上勾勾画画，他已在东山四大要点上标上明显的记号。徐向前望着他问：“我们的参谋长有何意见？”

“我们对太原光围不打不行，现在外围已没有多少问题，东山距城区仅四五公里，先拿下这里是上策，我们相机向太原城逼近时，东山问题不解决不行，冬季即将来临，我军应利用时机继续突进，先攻克东山。”

攻占东山的意见终于统一了，最后将攻击时间定在了10月16日凌晨。

当时的兵力布置为：

以西北7纵及晋中部队一部，由小店以北经榆次秘密向东北开进，插入东山纵深，袭击牛驼寨要点，并以炮火控制北部机场；另以一部袭击大北尖，与南部大窑头方向15纵连接，切断罕山孟家井之敌退路。

以15纵向石嘴子、淖马攻击，得手后继续向大东门推进，并以一部袭占大窑头，与西北7纵接应，断敌退路。

在13纵首先争夺南坪头、马庄，向双塔寺攻击，得手后向城东南角进攻。

晋中部队主力位于城南一线，攻占各要点，以一部在汾河西积极活动，牵制敌人。

8纵24旅为7纵预备队，另两旅为兵团总预备队。

10月16日。

东山争夺战开始了。

13纵第39旅直向敌人49师、73师发起攻击，战斗越打越激烈。先后占领了几个据点，敌人后退之后又开始反扑。

18日，7纵已秘密插入牛驼寨，接连攻克了几座碉堡，一举占据了这个要点。

19日，7纵另一部攻克了罕山，迫使敌一个团投诚。

与此同时，15纵也相继占领了石儿梁高地。

牛驼寨失守，阎锡山颇感震惊，于是他将这些已退下来的残兵重新组织起来实施反扑。

21日，敌34师向牛驼寨攻击时，其一个炮团接到阎锡山的密令，经强大的火力掩护步兵推进。

敌人扑上来，被打下去，再扑上来，又被打下去，相持了整整一天一夜，炮火震耳欲聋，火光映红了天空，杀喊声在空旷的山谷里回荡。

猖狂的敌人退下来后，步兵停止攻击，又以密集火炮攻击，那一天敌人共向这个阵地发射各类炮弹约一万余发，几乎将我军占领了的牛驼寨原有工事全部摧毁了，战斗在这里的我军一个团伤亡了多一半，但他们仍英勇地抵抗着。

这种拉锯似的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徐向前不得不重新调整布置。他下了最大决心，将27个团全部调上来了，投入战斗的部队占总兵力的五分之四。

东山如果全部失守，太原的防御体系就削弱了一半，阎锡山当然明白这个利害。他心急如焚，除将两个师留在太原城的西部外，将所有主力全部调了上来，做了与徐向前拼个鱼死网破的最坏打算。

一场恶战仍在继续，当时敌我双方参战的火炮达800多门，几乎创了华北战场上的最高记录。

尽管阎锡山投入了这么大的本钱，但他还是失败了。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血战，阎锡山眼看着自己的队伍一步步被解放军吃掉，他只好将那些残兵从阵地上撤下来朝太原城里溃退。

11月13日。

太原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场争夺四大要点的战斗终于以徐向前兵团胜利而告终。共歼敌2万多人，但我军也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伤亡人数接近9000人。

11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第一兵团前委，为了配合平津战役作战，决定缓攻太原。并指示太原前线我军：

“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包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

总前委遵照中央这一指示，一边小规模地攻打太原城外围的小据点，一边休整补充队伍。就在这时徐向前的身体却更加不行了。

一天晚上，徐向前与周士第带着几个作战参谋视察完前沿阵地回到指挥所，脸色苍白如纸，突然晕倒地上。周士第急忙将他扶起来，抱到床上，急切地问：“徐总，徐总，你怎么了？”

他拉着徐向前的手连续叫了几遍，徐向前睁开眼睛，吃力地说：“老周，我的左胸部突然感到剧烈疼痛……”

他说这话时，额头挂了一层汗珠，脸上的气色很不好看。

胡耀邦带着一名身着白大褂的人走了进来。周士第仍很着急，他对来人说：“钱信忠同志，你来了就好，徐总刚才倒在了地上，感到胸部剧疼，你快给看看吧。”

徐向前握着钱信忠的手，说：“没有关系，老毛病又犯了。”

华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并不是兵团的医生，他是奉命来太原前线指导和帮助工作的，当时兵团的医疗条件很差，医务人员也极其缺乏，他的医术无疑是最好的了。

他十分认真地给徐向前做了检查，最后确诊为胸部大量积水，患肋膜炎。

兵团的其他几个领导都劝他回后方休息，可是他却说：

“太原没有拿下，哪有心情休息啊，我不能离开前线……”

他们知道徐向前是个很固执的人，没有中央的命令他是不会离开这里的，只好私下将他的病情向中央做了报告。

第六章、“土皇帝”落魄而逃 五、毛泽东派人接来赵承绶的女儿

中央对阎锡山的争取设想可以追溯到晋中战役之后，那时华北第一兵团在对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中讲道：

阎锡山如能降服，减少我方伤亡，保存太原军工及各种建设，其人力、物力统为我用，利益甚大。拟命赵承绶劝降，其内容及条件如何，请速指示。以便遵办。

当时中央对和平解放太原的问题也有考虑，在给徐向前兵团的回电中指示说：“据薄一波电话说，阎锡山在我兵临城下控制机场的情况下，逃走之望即绝，自杀又非其所愿，故投降的可能是有的。阎及其部下，最顾虑的是他们的家产，别的不容易打动他们的心。最击中要害的是如能保存他们的私人财产，则阎的部下会纷纷劝阎投降，即使阎不同意，也可能发生内变，或者在我军攻入城之后，愿以保护公共财产自赎。而与阎系军官私有财产最有关系者，莫过于西北实业公司及保晋公司。故你们与赵承绶及杨澄源谈话时，可告以阎及其部下，任何人肯早日自拔，将功赎罪，我们不但保证本人及其家属生命安全，即其私人财产，只要不是以特权掠夺的官僚资本，我们亦将予以保护，其在西北实业公司的私人股份，只要查明确属私股，亦当用私人资本对待，保证不予没收。”

徐向前在西柏坡开会时，将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的设想对毛泽东做了汇报。

他说：“太原城里的许多工厂、企业将来都可以为我们服务，如能争取过来是很有益处的，但阎锡山太顽固，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毛泽东说：“我的主张是尽量减少损失，仗一打起来，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如果有可能，山西的问题你们还是要尽力争取，阎锡山如同意和平解决，你们请他把队伍开到汾孝一带去，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摇头：“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啊！”

“难度很大？”

“是的。”

“我看未必吧。”

“主席有所不知，我们曾做过一些工作，但收效甚微。”

“是吗？纵观阎锡山一生，他也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

“前一阶段，阎锡山的一位恩师，年近古稀的老秀才自告奋勇要去太原劝阎锡山与我们讲和，临行前我特意写了一封信，请他带去，没想到阎锡山六亲不认，将这个老人痛骂了一顿之后，派人将他暗害了。”

毛泽东为这个老人的死深表歉意：

“这个老秀才的确是值得怀念，你们要照顾好他的家庭啊！”

徐向前为毛泽东点了一支烟，望着他说：“我们还可再想想办法，阎的部下也不是都愿意为他卖命，有许多人我过去相识，只要能促成局部起义，也对我们将来攻城有利。”

“要争取晋中战役时俘虏的那几个高级将领，如赵承绶等人可以利用。”

“我与赵承绶谈过，他表示可以站在我们一边，为争取太原和平出力，但他也有顾虑啊。”

“什么顾虑？”

“他的女儿还在上海读书，他怕南京方面加害她。”

“这个好办，可以让恩来设法派人将她接出来，送到太原前线与父重新团聚嘛！这个赵承绶我是听说过，没见过，抗战时期表现也不错。”

徐向前走后，毛泽东就派人将赵承绶的女儿和女婿从上海接来，并派黄杰将他们护送到太原前线。

有一天徐向前突然点名要会见赵承绶。

在一间简易的农家小院，徐向前笑着对赵承绶说：“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请你来这里吗？”

赵承绶有点迷惑，面部表情也有点紧张，特别是看到院内站着的那几名荷枪实弹的卫兵时，腿有点哆嗦。他很小心地坐下后，回答说：“总指挥是不是想要了解太原城防的事？”

“你只说对了一半，等一会儿我还要请你见两个人哩。”

赵承绶仍很茫然，显得很不安。瞅着徐向前说：“我愿意立功赎罪，随时听候你发落。”

“不能这样讲嘛！你现在站在人民一边，我们是欢迎的，还想请你为我们帮忙哩。”

“请问，你说等一会儿让我见两个人，他们是何许人也？”

“这个暂时保密，你见了就会知道。”

赵承绶不好再问，默坐在那里不动，八月的天气，酷热难当，小院的大门敞开着，风不停地从外面吹进来，但却是热风，本来就很胖的赵承绶穿了一件米黄色的短袖衫，宽阔的额头爬了一层汗珠。

徐向前给他递去一条毛巾，他摆手：“不用了。”

“擦擦，胖人怕热啊。”赵承绶接过毛巾小心翼翼地擦汗，可是他擦完后却顺手将毛巾扔在了地上。徐向前笑了，赵承绶这时才反应过来，转身弯腰将毛巾捡起来，很难为情地解释说：

“很对不起，这是我多年在战场上养成的恶习，擦完就顺手扔了。”

“还是你们国民党奢侈啊！我一条毛巾要用二三年哩。”

“这正是你们能取得胜利的地方啊！”

“我看你这几十年在国民党那里养成了许多不好的习性，这与我们五台人本性是不一样的，记得你的父母也是种过田的人，日后你得向人民学习。”

赵承绶的脸一下红了。

徐向前特意让警卫员给赵承绶准备了一包烟。

坐立不安的赵承绶拿起烟抽。

徐向前望着他说：“我们下一步将要攻城，你对我们攻打太原有何建议？”

“攻打太原这座老城是有一定难度，你们得在战术上下点功夫，前一阶段我们双方交战，你们以运动战取胜了，但解决太原恐怕不行。”

“你认为怎么个打法好呢？”

“太原好比一个人，东山是头，城池是腹，南北飞机场是两条胳膊，西部矿区是腿脚，攻打太原我认为得先头部动手，先割了阎锡山这个头，问题就好解决了。”

“你的意思是先从东山打起？”

“对，正面攻击代价太大，应采用割头战术。”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东山东区的李佩膺团可以争取，此人对阎锡山很有意见。”

“这个重任就由你负责了。”

“可以，如果打起来，我可以去前线给他们喊话，让他们起义。”

“阎锡山曾扬言要与太原共存亡，你认为他会死守吗？”

“让他放下武器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也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所谓要与太原共存亡，那是说给记者和南京方面听的。只要你们猛攻，将他围困在城里，他就有可能溜走。”

“如果他逃走了，会把指挥权交给谁？”

“孙楚和王靖国，还有他的外甥梁化之。”

“听说这个梁化之也很不简单哩？”

“他凭独特关系在太原胡作非为，也没有什么真本事。”

“阎锡山一定很器重这个外甥了。”

“是的，现在他的权力很大，和那个五姑娘在一起左右着阎锡山。”

“五姑娘是不是人们传说中的阎锡山那个堂妹？”

“是，这个女子也不能小看，这几年他公开与阎锡山同居，许多高级军官见了她也得让三分，最近阎锡山表现得很大度，特意让这个女子与梁化之搞在一起，屠杀太原的共产党，监督军队中可能动摇军官的行动。”

“看样子他们将成为阎锡山的牺牲品了。”

一个年轻军人走进来对徐向前报告说客人已经来了，说话间一个留着披肩发的摩登女子在一个老军人带领下走了进来，这个年轻女子大眼睛，弯弯眉，很有姿色，从打扮来看也是属于大城市先锋派女性的那一种，她的身后还紧跟着一个白面书生。

赵承绶如在梦中，他没有想到女儿会来这里看他。

那女子喊了一声爹，扑在了赵承绶怀里。

徐向前握着黄杰的手说：“你远道而来，路上辛苦了。”

黄杰笑着说：“徐总，我的任务完成了，人就交给你了。”

赵承绶望着徐向前，流着热泪说：“感谢你想得这么周到呀！这几天我一直担心我远在上海的女儿，怕阎锡山派人暗害他们。”

“不要感谢我，这得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是他们派人去接的。”

父女团聚，更加坚定了赵承绶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连续几天，他主动找徐向前，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太原布防详情。

他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你们共产党却这么宽大我，我愿意与你们一起奔赴前线，愿意立功赎罪。”

徐向前说：“我现在是不是先放你回去，做做阎锡山的工作，将我们的政策讲清楚，希望和平解决太原。”

“这个时候让阎锡山投降，也许不行，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

“你可告诉他，继续顽抗只有死路一条，要打的话，我徐向前奉陪到底，我们是为了山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着想的。”

“我去……”

“不要怕，我们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共产党说话历来算数。”

“晋中一战，我损失了阎锡山那么多军队，我如果回去，他一定不会放过，非杀我不可啊……”

徐向前没有再劝他，将他送到门口时说：

“你讲的有一定道理，阎锡山是个杀人魔王，你回去是有风险的，这样吧，你可给你的旧部写写信，劝他们放下武器。”

“好，我一定照办。”

送走赵承绶，徐向前背着手在院内踱步，他在思考着下一步如何解决太原问题。他的身后是一颗火红的落日，天空到处飘着彩云，没有了一丝风，远处传来了牧羊声，牛群、羊群缓慢地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朝村里走来。

他眺望着如诗如画的山村风景，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童年。

这位横戈马上的军人，对乡土充满了深情，可是为了让红太阳早日照耀故土，他只能选择这场即将在家乡爆发的战争了……大战在即，但徐向前并没有放弃和平工作。

这时华北军区派来了一个工作组，其成员之一王世英同志自告奋勇要进太原去面见阎锡山。他对徐向前说：

“请批准我去太原说服阎锡山吧。”

徐向前摇头：“你是军区派来的人，去了万一回不来，我怎么向薄一波他们交待呢？”

“问题不大吧。”

“这很难说呀！”

“我是黄埔四期毕业的，现在太原城里有我的同学，他们会提供方便。”

“阎锡山很狡猾啊，我还是不放心你去。”

“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抗战时我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当过几天处长，与阎锡山打过交道，他也许不会对我下手。”

“你利用一些关系潜入太原城里与阎锡山谈判，这想法不错，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样做危险很大，阎锡山已下了与我们决战的死心，而且蒋介石也许愿，只要他坚持一个时期，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他有这种幻想是不现实的，我军已将他们围住了，他有可能回心转意。”

“我还是不同意你去，风险太大。”

后来经过兵团研究暂派了一位阎锡山的老师进城，但阎锡山还是把这个人杀了。

接着徐向前又将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勋请来，让他帮助做点工作。高树勋欣然同意。阎锡山的部下有不少是原西北军的人，高树勋也曾在西北军呆过，让他出面，局部和平还是有希望的。

高树勋接受任务时对徐向前说：

“阎锡山的第30军是可以争取的，该军军长黄樵松原是杨虎城的部下，与我共事多年，曾极力拥护过抗日，为人正派，很有头脑，可以派人去试一下。”

兵团开会研究组织黄樵松部起义的大事。

徐向前说：“现在第30军黄樵松部准备与我们合作，这是大事，一定要计划好，将其争取过来。”

周士第说：“如果他们能起义，我们就可里应外合，很快攻克太原了。”

徐向前说：“一个军起义，需要做的事很多，我担心组织不好会被阎锡山发觉，你们看是否可以派人去帮助他们做组织工作呢？”

陈漫远说：“应该派人进去。”

派什么人去有了争议，此时电话铃响了。

作战参谋拿起话筒对徐向前说：

“徐总，是胡主任从前线打来的，他说有事向你汇报。”

徐向前接过电话说：“我是徐向前，你是耀邦同志吗？”

“是的，我是胡耀邦。”

当徐向前将正在开会的内容告诉胡耀邦后，胡耀邦却说：

“这是一件好事嘛，组织工作不能马虎，就让我进城去吧！”

“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

“你是兵团政治部主任，打仗我也需要你呀！”

“请你与士第、漫远商量一下，还是派我去做黄部的起义工作。”

“你不能去，再说那边情况我们还没有摸清。”

徐向前电话里有点激动，他说：“你们看看，耀邦同志就是太性急，我刚将黄部准备起义的事告诉他，他就请战，要进城做工作，这怎么能行。”

周士第也摇头：“他去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陈漫远一开会就手不离地图，他将摆在眼前桌面上的一张小型地图合起来，一手搭在明亮的脑门上，瞅着他们说：

“听说黄樵松是河南人？”

周士第回答：“河南尉氏。”

“我倒想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不知你们同不同意？”

徐向前揉着左胸，说：“参谋长有何高见，讲出来嘛。”

陈漫远转身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说：

“我们8纵的晋夫，不知总指挥认不认识？”

“是那个参谋处长晋夫？”

“正是。”

“这个人我了解不多。”

“我了解他，是河南洛阳人，抗战初期入伍，是从士兵一级一级干上来的，当过指导员、教导员、参谋。精明能干，可以说是文武全才。是王新亭的得力助手，让他去执行这次任务，比较合适。”

徐向前说：“河南人老乡观念最强，让他去与黄樵松联络可以，我同意。”

周士第说：“我也没有意见，只是我担心8纵的王司令不会放他呀！”

徐向前说：“我给王新亭打电话……”

晋夫带着参谋翟许友化装进城，来到黄樵松的军部门前时，觉着不对劲，没人按事先约定的暗号来接他们，反而被几个宪兵围住抓上了一辆敞篷车。

原来黄樵松准备起义的事被梁化之知道了，告密者不是别人正是黄部27旅旅长戴炳南。

阎锡山一把将桌子上的一碗牛奶打翻在地，对梁化之和五姑娘说：

“没想到大敌当前我们内部还有人谋反，这个黄樵松这么不讲仁义，当初从西北军投到我门上时，一幅落难相，是我把他提拔起来的，可他却想当内奸，这还得了。”

梁化之说：“请舅舅下令，我立马将他收拾了。”

“你的动作要快，不能独闯他的军部，找个借口将他叫出来收拾。”

“万一他反抗怎么办？”

“这难道还用我教你吗？你与慧卿商议一下，带几个便衣宪兵，记住！我一定要活的。”

梁化之走出来坐上车说：“老舅这个人，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不给我交生杀权，想要活人哩？”

阎慧卿故意在他腿上捏了一把，说：“你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黄是南京任命的军长，得交由南京军法处置，你先杀了他怎么行？”

在梁化之与阎慧卿的秘密策划下，黄樵松被宪兵抓走了。

起义失败，太原城里变得更加恐怖。

梁化之带宪兵四处搜捕，许多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倒在了他们的屠刀下。

那么阎锡山对黄樵松和晋夫、翟许友当时是怎么处置的呢？

关于这件事有史料记载的，据说那时阎锡山派梁化之组织人员对黄樵松严刑拷打了三天三夜，黄樵松始终不低头认罪，阎锡山只好向南京作了报告，并派专机将黄樵松和晋夫等人押到了南京。

最后黄樵松和晋夫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翟许友被南京政府判处无期徒刑关押起来……

第六章、“土皇帝”落魄而逃 六、最后攻城毛泽东点将彭德怀

1949年2月。

围攻太原的原华北第1兵团，奉中央军委之命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

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

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王新亭。

副司令兼参谋长陈漫远。

政治部主任胡耀邦。

与此同时将兵团的原有各纵队全改为军。其编制为：

第8纵为第60军，军长张祖谅，政治委员袁子钦。辖178师、179师、180师，共9个团。

第13纵为第61军，军长韦杰，政治委员徐子荣。辖181师、182师、183师，共9个团。

第15纵为第62军，军长刘忠、政治委员鲁瑞林。辖184师、185师、186师，共9个团。

这时平津战役已经结束，中国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央军委决定将华野第19兵团、第20兵团开到山西，与徐向前兵团一起完成解放太原的任务。

3月17日各参战兵团陆续入晋。

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了总前委，其委员为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

总前委书记：徐向前。副书记：罗瑞卿、周士第。攻城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这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闭幕了。

太原前线总指挥徐向前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他十分着急，这时他又想起了即将奔赴大西北前线的彭德怀将军。

这是一个雨后的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温柔的金光大把大把地洒在了村道上，路边的野草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早起的村民们已肩扛镢头朝田里走去。

早春三月，气温已明显地回升了，但是当你置身于北方这个小村时，晨光中的寒风仍很强烈，人们仍穿着相当臃肿的棉衣。

毛泽东背着手来到村口的一片小树林旁散步，周恩来和彭德怀也一前一后朝这里走了过来。

“你们二位早啊！”毛泽东挥起手在空中活动了几下说。

“还是主席早。”周恩来微笑着来到了一棵小树下双手插腰来回运动。彭德怀没有做任何动作迈开大步朝前走，这也许是将军在战场上养成的习惯。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那张大圆脸老是紧绷绷的，总是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他来到毛泽东身边，说：

“今年的春天来得早啊！前面山头上的枯树已开始泛青了。”

周恩来笑着说：“这就叫枯木逢春嘛。”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形势喜人啊！我们的人民将要沐浴在这春光无限好的环境之中了！”毛泽东背着手凝望着远山感慨万千。

他回过头来给彭德怀递烟，彭德怀接过来，低头划火柴。

吸了一口烟的彭德怀抬头问：

“主席眼圈这么红，昨晚又没休息好？”

“我哪里睡得着呀！我们现在还背着两个大包袱哩。”

“主席的意思……”

“一个是绥远，一个是太原，这两个包袱不丢掉不行啊！”

周恩来接着说：“依我看绥远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太原问题得很快解决了，大西北的情况也很吃紧，我们不能再分散兵力了。”

彭德怀说：“有向前同志在那里对付阎锡山，依我看太原很快就会攻克了。”毛泽东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的彭大将军，你知道这一年来徐向前一直带病指挥作战，现在又接到报告，说他的身体很糟糕了，恐怕坚持不住了哇！”

周恩来望着彭德怀说：“你得替主席解除后顾之忧，我们大家好轻装进驻北平。”

彭德怀说：“中央给我的任务是进军大西北，歼胡打马……”

毛泽东扔掉烟头，望着彭德怀讲道：

“太原战役已进入最后攻城阶段，我想请你去大西北之前去太原前线，接替向前同志实施后期攻城指挥，你同意吗？”

“我去可以，但得先提个条件。”

“好，你说吧！”

“向前同志仍是前线总指挥，我只是去协助他，发布一切命令还是用他的名义。”

“可以，彭大将军不争功，向前同志不居功，我看这个条件可以答应。”

毛泽东又接着说：“等太原解放后，周士第第18兵团、杨得志第19兵团归一野指挥，你就把他们带到大西北去吧。”

毛泽东突然问彭德怀：“你还记得我在陕北给你送的那首诗吗？”

彭德怀说：“记得。”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十分动情地吟起了那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望着彭德怀说：“我还是送你这首诗，到了太原前线遇到特殊情况要当机立断，力争早日率部奔赴西北战场。”

彭德怀笑着说：“请主席放心，我会全力以赴，但你这首诗得改一下啊！”

“你说怎么改呀？”

“惟我彭大将军，这一句过火了，前方打了胜仗，那是我们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功劳嘛！”

毛泽东又笑了……杨得志、杨成武率领的第19兵团、第20兵团已奉中央军委命令开到了太原近郊的黄水一带集结。

太原前线的总指挥徐向前对杨得志来说是一位很敬重的革命前辈，长征结束他们在延安就相识了。杨得志得知徐向前正在榆次一个小山村休养时，便催马扬鞭来到这里看望老首长。

徐向前坐在土炕上看报，听到门外的马蹄声，警卫走进来说：

“报告总指挥有客人来看你了。”

他放下报纸，溜下炕问：“是哪一位呀，快请进来吧！”

杨得志已走了进来。

徐向前笑着伸出手说：“哎哟！是得志同志啊，欢迎你们19兵团的到来呀，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杨得志问：“徐总的病怎么样了？”

“没多大问题，还是老毛病。”

“你消瘦很多了哇。”

“我这个人，天生不发胖，又加这个倒霉身体。”

“还是得多保重。”

“感谢你对我的关心，这里条件很艰苦，没有什么招待你这个远道来的客人，只有清茶一杯，我们坐在火炕上谈。”

杨得志接过一杯茶。

徐向前望着他讲：“我是一个山西人，阎锡山也是山西人，还是地道的五台老乡哩，可我这个人就是不讲地方观念，咱们一起来打这个山西人，而且一定要打好，将他彻底打垮。”

杨得志说：“我是有这个决心的，不过我们19兵团过去打大仗不多，攻坚更少，缺乏打大城市的经验，希望你多指示。”

徐向前挥手说：“你过谦了，你们那个石家庄打得不错嘛！总司令讲了话，说是一个‘创例’嘛，还有新保安，也打得很好嘛。当然石家庄和太原完全不同，打石家庄的时候，我们在整个华北取得完全的优势。现在呢？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胜利结束了，伯承、小平、陈毅、粟裕同志就要率大军渡江。蒋介石先是‘求和’，后又‘引退’，总的形势大变了。这是一个不同吧！另外一个不一样就是石家庄是‘城下城’，太原是‘城上城’，也可以说是‘城中城’哩！它的防御体系经过阎锡山、日本人多次的反复修整，应该说是相当坚固的。阎锡山曾说太原城有‘百里防线’。我们有的同志说这是吹牛皮。依我看，阎锡山在这一点上并不完全是吹牛。”

“我也听说太原防御体系非同一般。”

“你们兵团有炮兵吗？”

“有一个炮团。”

“装备怎么样？”

“都是蒋介石‘送’来的，炮型号不统一，不过总的来看还可以。”

“那就好，攻太原这样的城市，还有我们今后的作战，只靠炸药包是不行的。要有大炮，还得有坦克，要有杀伤力很强的武器才行啊！”

这时一名卫兵送来几片药，让徐向前吃。

杨得志又问：“究竟是什么病？”

“医生说是什么肋膜炎，不过问题不大。”

“你还得注意啊！”

“没事，能坚持。”

“听说彭总要路过太原？”

“是的，中央已来了电报，他来了可以帮我一把，主席说‘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他来了，我们就有胜利的把握了。”

“还请你对我们兵团多指示。”

“你和成武来了，这很好，我们华北的18兵团、19兵团、20兵团，三兄弟走到一起了，只要精诚团结，就会战无不胜，勇往直前。”

1949年3月。

我人民解放军已将太原老城层层围住，眼看着一场大战就要爆发了。

在一间十分简陋的小平房里，总前委正在开会。

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罗瑞卿、陈漫远、李天焕均已到场，因为这是两军相会后的第一次会议，大家过去在不同战场作战，很少见面，今天机会来了，正式开会之前，这三个兵团的最高将领聚在一起问寒问暖，共叙友情，气氛很好。

徐向前身体不好，还在旁边的一间小屋里休养。

胡耀邦怀里夹着个文件包，迈着小碎步走进来，对徐向前说：

“徐总，人都到齐了，请你主持会议。”

徐向前站起来，问：“我们这是三个兵团在一起作战，与兄弟部队的关系一定要处好，这是大事哩，我曾让你搞一个成文的东西发给我们兵团，办了没有？”

胡耀邦急忙打开文件包，将一份文件拿出来，说：“我已经起草了一个八大守则，准备很快下达各部队，请你批示。”

徐向前接过文件粗略地看了一眼，讲道：“还是请你念，我听。”

于是胡耀邦就站在那里读：

1.随时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

2.协同作战时要积极主动，不争夺战功。

3.行军相遇，要主动让路；驻军一起时，要主动让房子，不争借家具，不争购物品。

4.兄弟部队有困难时，要尽力帮助。

5.说话时要态度和蔼，礼节周到，在任何情况下不许与兄弟部队争吵。

6.不许私自动用兄弟部队的武器弹药器材及其他物资。

7.兄弟部队的规劝和建议，要虚心接受。

8.兄弟部队有违犯政策纪律时，要经过组织提意见，不许背地议论。

徐向前听完后点头说：“这个八大守则是可行的。你是我们兵团的政治部主任，担子也不轻呀。在当前的形势下，各部队团结尤为重要，你要向大家讲清楚，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做好，这是我军的法宝。”

胡耀邦陪同徐向前来到了会议室。

正在谈笑的将军们突然站起来鼓掌。

徐向前摆手：“请大家坐下吧，你们都辛苦了。”

大家仍在鼓掌。

徐向前走过去与杨得志、杨成武、罗瑞卿等人一一握手。

几名年轻战士提着铁茶壶给首长们倒水。

会议正式开始。

脸色苍白如纸的徐向前强打着精神主持会议。他一手抚着左胸，望着大家说：

“首先，我代表18兵团欢迎19兵团、20兵团的到来。从今天起我们将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一起并肩合作完成解放太原的任务。军委让我当总指挥，这仗还得你们大家去打。今天请大家来，一是欢迎，互相见见面，二是共同研究攻城的方案。下面就请周士第同志先介绍一下阎锡山在太原的布防情况，完了，我们再商讨进攻计划。”

周士第站起来，往后退了一大步，转身走到身边正面墙壁下，操起一根一米多长的细桃木棍，指点着悬挂在墙上的太原战役要图讲道：

“晋中战役后，阎锡山的兵力布置发生了很大变化，全部守军几乎都摆在了太原城一线。现在他共有6个军，计17个师，总兵力约7.2万余人。其防御部署的情况主要以城垣外围为阵地，在东7里、西20里、南10里、北30里的范围内，划为5个防区，布有13个主力师。北区总指挥为韩步洲，辖3个师8个团；东北区总指挥温怀光，辖2个师8个团；东南区总指挥刘效增，辖2个师6个团；南区总指挥高卓之，辖2个师6个团；西区总指挥赵恭，辖4个师11个团。另外以两个师及绥署直属部队共2万余人防守城内；以30军及83师共7个团约1万余人为机动部队；以亲训炮团、榴弹炮团及4个独立营共900门炮，分为10个炮队，分布于城外各防区。”

听完他的讲解，大家开始议论。

徐向前说：“最后攻克太原我军现投入的部队有第18兵团、19兵团、20兵团及晋中部队、一野7军、四野炮师，共计20多万人，从实力上看我军是占绝对优势的，如何打请大家发表意见。”

因为18兵团对太原守军情况很熟悉，周士第、陈漫远等人发表意见最踊跃，谈了许多具体的打法。杨得志、杨成武因初来乍到，询问了一下太原地形，没有说过多的话，只是表态服从总前委的指挥，精诚团结，并肩作战，坚决完成任务。

一个小时过后，总前委初步决定这次战役仍采用插入分割战术，首先扫清外围残敌，而后集中兵力攻城。确定各部队的具体部署是：

以第20兵团及第7军1个师、四野炮师一部，从东北及西北方向突破，设法插入丈子头新城，切断北区守敌退路而歼之，如得手可由北面工厂区攻城。

以第19兵团及晋中军区3个旅、四野炮师一部，分路突击，一路由城南突破杨家堡，进而向东发展，配合18兵团攻击阎家坟守敌一个师，切断东南防区双塔寺及大营盘以南之敌；另一路由汾河西岸突破大小王村，配合20兵团沿汾河南下部队，围歼西区守敌，得手后从城南首义门两侧攻城。以18兵团及7军两？个师、四野炮师两个团，分成左右两个集团，在城东的杨家峪、淖马、松压地区佯攻，策应南北两面突破，待19兵团、20兵团发起攻击后，即攻取仓库区、郝家沟，得手后由大门南北攻城。

总攻时间为4月15日。

就在这时彭德怀来了。

太原城外两军对峙，剑拔弩张，敌我双方都在加紧构筑工事。

因为双方离得很近，18兵团的战士大部分都是晋中地区的人，夜间喊话时，对方阵地一听都是乡音，这就对我军瓦解敌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减轻损失，大战前夕，我军又向敌军展开了政治攻势。

徐向前同志在回忆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当时敌我双方多为山西人，新补充的兵员几乎都是晋中各县的。我们瓦解敌军的工作，就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阵前喊话、对话，先听对方口音，弄清他们是哪里人氏，再派与其同县、同乡的战士、民工，向对方作宣传。双方阵地靠得很近，对话听得一清二楚。有的说来说去，竟然是亲戚、朋友、邻居，那就更热乎，更容易打动心弦，收到效果。”

据说夜间常有人扛着枪从对面阵地跑来，加入了人民解放军行列。

彭德怀到太原后特意到一个叫峪壁村的地方来看望徐向前。

老战友重逢，两人都很激动。徐向前拉着彭德怀的手说：

“你来了就好哇！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彭德怀关切地问：“你的身体最近怎么样，主席和党中央很关心啊，这次我去西北奉主席之命顺便来看看你。”

“我已经知道了，太原拿下后，18兵团、19兵团将归你指挥，到西北作战，我是完全同意的。现在我的肋膜炎又犯了，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去前线了，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

“可以，但总指挥还是你，仍以你的名义发命令、布告。”

“这怎么行啊！”

“主席也同意这样办。”

“前线的情况你可以找周士第了解一下，不必亲自到前线去了。”

“我得到前沿阵地摸摸情况，不打无把握之仗嘛。”

“这样做太危险了。”

“没有问题。”

满身尘土的彭德怀又冒着炮火来到了前线。

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将军。当周士第、杨得志等人汇报完布防情况后，他却坚持让他们带他到最前沿观察阵地。

他们只好陪着彭总往前走，来到一个山坡刚铺开地图，就听到飞弹声，杨得志猛一转身将半蹲半跪的彭总按倒，只听一声巨响，一枚冷弹落到他们身后30多米处，气浪将眼前的小树掀得东倒西歪。

彭总从地上爬起来，若无其事地拍打身上的尘土。

杨得志出了一身冷汗，说：“彭总这里太危险了，你不能再往前走了。”

“没关系嘛。”

周士第说：“万一你出点问题，我们怎么向徐总和党中央交代，还是请你后撤吧。”

“你们呀，就是为我一个人担心。不到前沿去，光靠地图电话怎么打胜仗？一打起来，几十万人的生命就握在我们手里，如指挥失误，就会造成多少人流血啊！”

彭德怀又往前走了一个山头，最后指着浓雾蒙蒙的太原城说：

“要想攻克这座城，得先拿下附近的这几个山头。”

彭德怀回到指挥所，立即向中央军委发报，报告了24日攻城的最后方案。19日，太原的外围战就已经打响了。

三天之后，我18兵团、19兵团、20兵团已按计划完成了包抄敌人的任务，阎军乱作一团。兵临城下，阎锡山才真的害怕了。

他口口声声说要与太原共存亡，甚至在一月前还派人从他的家乡运来了一副棺材，但这都是做给人看的。为了逃生，在前一个星期他就给自己找台阶下，派人到南京让代总统李宗仁向他发一份邀请电，好找借口逃出太原。

这时李宗仁真发来了一份电报，说有要事商谈，于是阎锡山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来得及拿就仓皇而逃。

临行前他将所有的高级将领召集起来训话：

“李代总统电请我到南京共商国是，我只好暂时离开这里了，希望你们顶住共军的攻击。只要能坚持一个星期，我会带飞行大队来，到那时我要将徐向前的部队炸成肉饼。”

他将守卫太原的大权交给了他的外甥梁化之及孙楚和王靖国。

他的情人五姑娘红肿着眼将他送到一个军用小飞机场，哭着说：

“你不能扔下我不管啊，我要跟你一起走……”

“你哭什么，是给我哭丧吗？我又没有死，两三天之内就回来。”

“你这话骗人。”

“胡说，你跟我走了，军心就会大乱，懂吗？我谁也不带，独自而去，有化之照顾你，不要担心。”

五姑娘突然扑嗵一下跪倒在地，抱住阎锡山的大腿，哀求：

“还是让我们一起走吧！”

飞机的发动机已经转动起来。

阎锡山对送他的梁化之使了一个眼色：

“快把她弄开，她这是疯了。”

梁化之弯腰将五姑娘抱住，阎锡山使劲一迈腿，离身上了飞机。

倒在梁化之怀里的五姑娘，泪流满面，披头散发地挣扎，看着飞机穿入云彩中……1949年4月24日凌晨5点30分。

前委发出了总攻击的命令。

刹那间太原城火光冲天，炮声隆隆，喊杀声此起彼伏。我军1000多门大炮同时开火，敌军抱头鼠窜。

这时又传来了我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消息，彭德怀坐在指挥所里脸上露出了微笑。

仅用了四个半小时，阎锡山苦心经营38年之久的太原城就被人民解放军攻克了。

守城司令王靖国和孙楚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抓获。

第二天中午，杨得志等人进城打扫战场时却没有发现梁化之和五姑娘的踪影。彭德怀说：“给我搜，他们是跑不掉的。”

富有戏剧性的是后来却在绥署花园的地下室里找到了被火烧焦了的两具死尸，一男一女，赤身裸体，可以看出这两个人在离开人世之前还是没有放弃不纯洁的享乐思想，苟合一番之后紧抱在一起自尽。他们就是特务头子梁化之和山西美女阎慧卿。

又一座城市回到了人民手中。

彭德怀在庆功会上对大家说：“我来太原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将带18兵团、19兵团西渡黄河去解放大西北了……”

身患重病的徐向前拉着彭德怀的手笑着说：

“彭老总，太原这个包袱在你的帮助下总算甩掉了，我已向主席请假，将去青岛休养，19兵团就交给你了！”

两个将军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接着彭德怀就带着周士第第18兵团、杨得志第19兵团踏上了新的征途……

第七章、西征之路 一、彭老总率一野大军向大西北挺进

1949年初夏。

彭德怀同志率领第一野战军30余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大西北开进，开始了彻底解放大西北的进军……这时他们歼灭的主要目标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和盘踞甘肃、宁夏、青海的回族地方军阀马步芳部和马鸿逵部。

这三个集团的总兵力达38万多人。

与我一野相比兵力大体相当，但是西北地形复杂，战线太长，要想彻底消灭他们也并非容易。

彭德怀出征前曾与毛泽东交换过意见。

毛泽东指示说：“你们一野的担子也不轻啊，不能轻敌，特别是不能小看二马，他们长期盘踞大西北，苦心经营了几十年，虽说是地方军阀，但现在又有蒋介石给鼓劲，必定会与我们硬拼一场。”

彭德怀说：“胡宗南也不能不考虑啊！”

“这个人问题倒不大，将他从西安赶出去，赶进秦岭深山，让他退守汉中，做往成都逃跑的准备就行了，先不忙追击他，要将主要精力放在马家军上。”

“现在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都有矛盾，他们联合起来应战的可能性很小。”

“条件对我们有利，他们勾心斗角，都想保存实力嘛。”

“那我们是先对付谁呢？”

“还是钳胡打马，胡宗南的主力遭到打击后已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西北战场的关键是歼灭青、宁二马，只要消灭了他们，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我也是这个想法。”

“战争的第一阶段，你有何打算？”

“执行主席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准备将第1、第2、第18兵团先集中在扶风、眉县地区，围歼胡宗南及二马残部。”

“第19兵团干什么？”

“主要用于钳制二马援兵。”

“很好，如果胡宗南逃到汉中，就达到了我们首战的目的了。”

彭德怀来到陕西古城咸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布置作战计划。

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赶到西安时，大战在即，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彭德怀对他们说：“你们兵团长途行军，很辛苦，最好给你们一个月时间休整。可现在不行了，马上要打仗了，连准备的时间也很少了。”

杨得志说：“彭总，没有准备不行啊，我们对这里的情况还不熟悉呀！”

“当然啦，充分准备是胜利的关键，但失掉战机，纵有充分准备也不能歼灭敌人啊！”

李志民没有讲话。

杨得志问：“其他部队的情况怎么样了？”

“主力部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请你们放心。”

“那我们的任务？”

“你们兵团主要是钳制二马，但也不能轻敌，马家军惯用突然袭击，你们要防备他这一手，这是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们的。”

彭德怀将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交给杨得志过目。

“杨兵团应立即西进，迫近二马，担负钳制二马任务，并严防二马回击。此点应严肃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二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二马是没有经验的。”

“怎么样？理解主席的意图了吗？”彭德怀望着他问。

“主席的指示太重要了！”杨得志说。

“这二马的情况你不了解？长征时与他们的部队也接触过嘛！”

“那时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团，而现在是一个兵团，他们实力也强大了。”

“做好防备他们突然袭击的准备，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杨得志点头，他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十几年前。

长征途中，红军步入茫茫戈壁后，因供给相当困难，加之环境恶劣，遭到了马家军的围攻。这也是蒋介石惯用的借刀杀人的手段。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马步芳的态度比较消极，但他地方主义思想极其严重，怕别的部队进入西北削弱了他的势力，就积极布防，拉开了与红军决战的架势。当时他曾在青、川交界处屠杀红军伤病员1000多人，对被俘红军也残酷杀害。红军突破他的防线，进入河西走廊的古浪、永昌、临泽、高台、张掖后，马步芳更加猖狂，自己任前线总指挥，极力效忠蒋介石，叫嚣：“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据有关资料统计，马步芳在张掖就杀害西路军俘虏3600多人，其中活埋2000多人，枪杀570多人，用火烧死56人，其他扒心、割舌者27人。他的弟弟马步瀛，还把30多名红军的胆汁取出来做了眼药。他们还对被俘女红军进行惨无人道的强奸，然后分给他们的部下当老婆。高台战斗中，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由于叛徒出卖，被马步芳杀害。

马步芳就在这次河西战役中渐渐扩大了实力。

1937年，蒋介石将马步芳的新编第2军扩编为第82军，下辖一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旅，任命马步芳为该军军长。

一年后，马步芳又登上了青海省主席的宝座。

马步芳也是一个四处投机钻营的地方军阀。抗战时，困难当头，蒋介石让他派一个骑兵师出征，他表面答应，背后却捣鬼，只从骑5军抽了一个旅的人马，然后补充了大量民团，才组成了8000人的骑兵师。这支队伍没有什么战斗力不说，武器装备也残缺不全。马步芳曾私下对人说：“我们这次虽然派了一个师的人马入关抗战，但我们的主力并未变动，这段时间我是费了心思的啊！”

为了保存实力，马步芳还对这个师的师长马彪交代，要随机应变，言下之意就是不能与日本人正面交手，马彪心领神会，回答：

“中央是中央，我们是我们。不管将来怎样变化，我们对军长的命令是永远服从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增兵中国，蒋介石来到西宁视察时，马步芳极力讨好他。

事前做了周密的欢迎准备，所有礼节均由他亲自安排，劳民伤财，粉刷市容，悬旗结彩。蒋介石到达后，马步芳一改平时多着便装的习惯，每日军服挺括，马靴铮亮，亲自充当蒋的警卫，装出一副憨厚姿态。最后还给蒋送了3000多匹骏马和大量土特产。

这种礼物当然不能与金银相比，有人曾说太薄气了，马步芳却说：

“现在不是表现富贵的时候哩，礼当越简略越实用越好，穷了人家不注意，军马、羔皮都是我们的土产，送这些东西既本分又实在。”

马步芳又一次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

1943年，蒋介石将马步芳的所有部队编为第40集团军，任命马步芳为总司令，其兄马步青为副总司令。

这时他的欲望越来越大，他想独掌青海军权，就开始打马步青的主意。当时马步青兼任骑5军军长，两人貌合神离，有时马步青根本不听他的指挥。

有一次马步芳说：“兄弟啊，咱俩正副司令，担子够重的了，我看还是把事情交给年轻人去办省事。”

马步青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你当军长，我的儿子也是军长，叔侄处于同一个位置不好看嘛。”

“你让我交出骑5军？”

“不是交出，让年轻人去冲锋陷阵。”

“那也没合适的人哩。”

“有，就在身边。”

“你指谁？”

“你的女婿马呈祥聪明能干，还是让他当这个军长吧！”

“那好，我同意。”

马步青上当后，手中没有军权，马步芳露出了真实面目，不断对其进行打击排挤，马步青只好向蒋介石告状，没有成功，西宁呆不下去，一气之下带着一个营的退役老兵到一个叫察汉的地方去开垦土地，从此兄弟两人成了死对头。

内战爆发后，马步芳的儿子率第82军进驻甘陕交界处平凉与人民解放军作战。随着这支回族军队的开进，当地老百姓深感不安，有的闻风而逃，有的将粮食埋藏起来。马步芳心生一计，对他的儿子说：

“我们的队伍入关作战，站稳脚跟最重要，平凉一带地方群众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受到了共产党的反面宣传而惧怕我们，你要记住，这次行动军事治标，政治治本。”马继援问：“说实在话，我们的队伍在高原呆习惯了，匪气十足，纪律很不好，不少人都想乘机发财呢，这怎么处理？”

马步芳将怀里的水烟锅放下，瞅着儿子讲：

“你要向所有中下级军官讲清楚，要发财有的是机会，跟着我们干能亏待他们？现在还不是时候哩，如果你们形象不好，就谈不上有人支持，更不可能打胜仗，不打胜仗，我怎么向蒋委员长交待。”

“现在的共军也不好对付啊！”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要发挥骑兵快速机动的优势，要正面进攻共军，稳扎稳打才能长驱直入。”

“老爸爸还有什么指示？”

“到了那里，要灵活一点，不能光听胡宗南的，有事先向我报告。”

“一定遵命”

为了骗取民心，马继援到达陇东后，在军中制定了八不准方针。这方针有很大的蒙蔽性，尽管很好，但老百姓仍在躲避他们。

其内容为：

1.不占民房：2.不入私宅；3.不接近女人；4.不拿民财；5.不组织还乡团；6.不过问土地；7.不问民事；8.不找基层干部。

事实证明，这些规定全是欺骗人的把戏，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中级军官，一到那里就开始搜刮民财，欺压百姓，士兵强奸妇女的丑闻时有发生。

等待马步芳的将是死亡前的最后挣扎。

扶眉战役即将拉开帷幕，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他的任务是配合主力部队，钳制二马，马步芳的情况他了解一点，而对马鸿逵就知之甚少了。

还是让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西北二号人物的发迹史吧。

严格地说马鸿逵的资历要比马步芳老。此人是世袭的军阀家庭出身，与马步芳同族，都是甘肃临夏人。

他的祖父马千龄在清朝同治年间，与左宗棠一起联手镇压过甘陕回民起义，为清政府立过功，后来就一直效忠朝廷，颇得信任。

他的父亲马福祥也是一员战将，当时是甘军的主要头目，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奉命率部入京参战，失利后马福祥率众护驾慈禧、光绪逃亡西安。

他先后就任清政府西宁府镇总兵。

清朝灭亡，又投靠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北平政治分会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青岛市市长、安徽省主席等要职。

马鸿逵就是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

他8岁那年，父亲将他带进西安行宫，见过光绪、慈禧、李莲英等人。因他聪明伶俐，颇得慈禧喜欢。

后入兰州陆军小学学堂学习。

毕业后，在其父的部队任营长。

因为父亲的关系，后来入京给袁世凯、黎元洪当过侍从武官，对统治阶级上层官场的内幕十分了解。

他的升级与父亲有着密切的联系。

1933年他就任宁夏省主席。

从此开始经营他的地盘，成了西北高原的土皇帝。

第七章、西征之路 二、马步芳手捧委任状得意地说，先人没办到的事我办到了

这二马之间也有明显的矛盾。

自从张治中参加和谈留京，西北军政长官的交椅就成了他们争夺的主要目标。第一野战军就是在这个时刻进攻西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人相争，在客观上对解放军是有利的。

本来蒋介石对西北二马并不赏识，可是到了这个地步，为了让他们为其反动政府卖命，还是打算将西北的大权交给他们掌管。

究竟让谁当军政长官，蒋介石犹豫不决，二马闻风而动，到处托人打关节。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论，各有千秋，马鸿逵资格老，善于官场交际，很有人缘。马步芳却是一匹烈马，为人狡猾，军事实力比马鸿逵强大。

蒋介石考虑再三，还是将这军政长官给了马步芳，为了稳住马鸿逵，便任命他为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长官公署在兰州，这样安排的用意也是为了二马互相牵制。

马步芳击败马鸿逵傲气十足地来到兰州三爱堂宣誓就职时，手捧委任状得意地对人们说：“先人没有办到的事情，我办到了啊！”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可是马鸿逵却没有来给他捧场，马鸿逵清楚甘肃省主席也不过是一个虚职而已，一切事情仍操在马步芳手里。

马步芳对他的儿子说：“要记住，咱们的官级是从血里捞出来的哩！”

扶眉战役开始了。

彭德怀指挥的各路大军向胡宗南和马家军发起了全线攻击。杨得志兵团在乾县、礼泉一带佯攻，摆出了进攻马家军的态势，马步芳为了保存实力，向儿子交代说：

“要防止共军向兰州进攻，不能与他们硬拼，还是把胡宗南推到主战场去，你们要保存实力，如是坚持不住就往回撤退，保卫老家重要啊！”

马继援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们的实力也太弱了，马鸿逵的援兵何时能到？”

“他妈的，这个老家伙，很保守，我多次打电报催他，才答应将卢忠良部调出来增援，行动很迟缓，依我看还是不要靠他了。”

“那怎么行？”

“你们不是长着腿吗？”

马继援完全明白了老子的用意。

胡宗南也在加紧谋略。

但为时已晚，许光达兵团已迂回到了他的侧面。

周士第兵团已沿陇海铁路的咸阳一线直插过来。

王震兵团已沿渭河边挥师西进。

这次进攻的主要目标是胡宗南，可是他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战火点燃后，才明白了彭德怀的真实意图，可是已经来不及调整兵力了。

坐镇汉中的胡宗南给第5兵团司令裴昌会下达命令：

“无论如何，阵地不能丢，要死守关中。”

裴昌会握着电话在轰轰的炮声中，发出了哭腔。他对胡宗南报告说：

“我军现已陷入共军重重包围之中，突围都很困难啊！”

“彭德怀的动作能有这么快？”胡宗南问。

“这是真的，我也没有想到……”

“你立即指挥部队突围，不能都送给彭德怀。”

“难呀！”

“为什么？”

“我军与彭德怀交战，只要处于包围境地，没有多少人能逃出来呀！”

“不要胡说，你要设法突围。”

“我怎么突？如果有人接应我一下还可以，可是现在没有用！”

“马家军呢？”

“马继援放了几枪，就带着队伍跑了。”

“去了哪里？”

“退回平凉了。”

“这个马步芳真不是东西。”

胡宗南放下电话神色很紧张。他对身边的参谋说：“以我的名义给委员长发报，请他严令马步芳第82军、马鸿逵第128军火速向扶眉地区开进，援助裴昌会部突围。”

马步芳仍坐山观虎斗，胡宗南在汉中遥控，裴昌会成了牺牲品。

扶眉战役结束，胡宗南的4个军被彭德怀吃掉了。

1949年7月北平城里骄阳似火。

彭德怀指挥的扶眉战役大获全胜。

二野、四野渡江成功，国民党政府已面临着全面崩溃的悲惨处境。

毛泽东与周恩来正在研究作战计划。

7月的北平，格外闷热。

这时朱总司令摇着扇子走了进来。

周恩来拿着一份电报说：“总司令，彭总进入西北后的第一个战役已经结束了。”

朱德笑着说：“是扶眉战役吗？”

“是的。”

“很好，这说明，胡、马已钻进我们的口袋里了。”

毛泽东将一个大桃子递给朱德，自己也拿了一个咬了一口，讲道：“近日接连收到彭总捷报，很是高兴，胡宗南西逃秦岭，正合我们的意啊！”

周恩来问：“主席，胡宗南的几个军遭到重创后，部分到达秦岭一带的凤县、双石铺，还有那个陇南兵团也还在天水一线，彭总请示是否追击。”

毛泽东指着朱德说：“你先问我们的总司令嘛，部队行动都听他的调遣哩。”

毛泽东说完望着朱德笑了。

“还是主席与恩来定夺。”

周恩来又问：“总司令的意思？”

“我认为还是执行过去的计划，应该集中兵力先歼二马。”

“对，就这样办。”毛泽东又开始吸烟，“现在将胡马分开，是大好时机啊”。

周恩来说：“是否给彭总回电？”

“要发，还是我口授，你来执笔，朱老总把关。”

周恩来拿起笔，望着主席记录——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天热，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好的。

周恩来将电文交给主席签字。

毛泽东拿起笔，又转身问朱德：“总司令还有何意见？”

“没有，完全同意。”

“那好，立即发出去。”

这时候蒋介石心急如焚。

这个已隐退的人再也坐不住了，急忙钻出来跑到重庆重新指挥军队。

自从南京解放，李宗仁代总统已跑回广西不再露面，蒋介石将陈诚、白崇禧、阎锡山叫到一起大发脾气：

“李德邻无能，将我们的南京都送给了共产党，自己却一走了之，我们愧对总理啊！”

白崇禧解释：“德邻也有难处。”

“难处何在，他是民国政府的代总统嘛！”

“总裁明白，这连续半年以来，我们国军处处吃败仗，不是解放军强大，我们国军无能，而是李代总统调动不了军队，各路集团自行其是。”

蒋介石很不高兴：“你们几个也无能，有责任。”

气氛突然变得紧张了，人们面面相觑，不敢言声，低头吸烟。

蒋介石又说：“胡宗南也无能，几十万大军对付不了彭德怀三个兵团。”

阎锡山说：“胡宗南失利与二马有关，他们很保守，见死不救嘛。”

“听说马步芳还可以，他儿子那个军还在平凉前线，但马鸿逵不够意思，老奸巨猾，竟敢命令卢忠良的那个军退回去，这简直是目无军法嘛！”蒋介石仍在骂人，他的脸色越变越难看。

白崇禧站出来替马鸿逵说话：“马步芳也很霸道，想独揽西北大权，对马鸿逵很不尊重，当然不会听他调遣了。”

蒋介石没有说话。阎锡山说：“我早讲过，一槽难拴两马。”

陈诚接着说：“现在是关系党国生死存亡之时，对西北二马还要尽量利用，什么军法处置，可以不提，总裁还是设法将他两人拢住，江南大部分河山都输掉了，能保全住西北，也是我们的希望啊！”

“这个我心里有数。”蒋介石说：“现在能拉出来与共军拼一下，也只有这二马了，只要他们同心协力，共军想攻进兰州、西宁、银川等地就很困难。”

阎锡山提问：“胡宗南怎么办？”

“他的主力现在哪里？”

“已退至宝鸡一线了。”

“告诉他不能再退了，要设法与马继援配合，争取在平凉给杨得志兵团以重创，如果他们一退，马步芳必定后撤，共军就会穷追不舍。”蒋介石对胡宗南作战失利很不满意。

他虽是黄埔一期的高才生，几十年来他的名气一直在他的同学之上，但却连吃败仗，用蒋介石的话说：他辜负了我的期望。

胡宗南遭到指责后很不服气，立即从汉中赶到秦岭山中的双石铺将突围出来的几十名高级败将召集起来开会。

这次会议仍由裴昌会主持。

当人们看到胡宗南时，都很担心，毕竟是丢了军队的人。

他走到属于自己坐的那个位子上，扫了大家一眼，而后示意大家坐下。

裴昌会胆战心惊地说：“现在正式开会，请胡主任讲话，大家欢迎。”

掌声刚起来便被胡宗南打断了。

他拍打着桌子说：“让我讲什么？扶眉一战，你们把我的人丢尽了，白白损失了四五万人，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人们不敢说话。会场里充满杀机，尤其是刚从前线退出来的几个光杆军长和师长，腿肚子打颤，虚汗满脸。

裴昌会作为兵团司令，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承担责任。

胡宗南训斥道：“你们都是饭桶，共军真有这么厉害吗？我看未必。我们的士兵临阵脱逃，各级军官指挥不力，贪生怕死，才造成了失败局面。”

裴昌会说：“是我失职。”

“你那几个军长都不战而退，应该军法论处。”

胡宗南虽这样讲，但他并没有对部下做任何处理，大发一通脾气后，命令部分残兵向陇南撤退，部分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原地防守，阻止解放军进入汉中。

胡宗南遭到重创之后，当上西北军政长官的马步芳自然要表现一番。他为了阻止解放大军向兰州挺进，于7月24日在甘肃静宁召开所谓的军事联席会议，企图与彭德怀的部队举行正面决战。

马鸿逵自然不买他的账。

他的儿子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拿着马步芳的电报对父亲说：

“老爸，他们准备在平凉与共军决战，请我们去参加军事会议哩。”

正在吸大烟的马鸿逵将多半个肥胖的身子从床上挪出来，接过四姨太递过来的海绵垫子往背部一搁，侧身对儿子说：

“他子香（马步芳字号）又逞能了，人全让他耍尽了，还请我干什么？”

“那我们怎么办？”

“我不去，你也不要去。”

“这样怕不好……”

“子香父子根本没有把我们看在眼里，死抱着委员长的大腿不放，想立功就自己干去，他有日天的本事嘛。依我看这个彭德怀也不是好惹的，现在的共军也不是十几年前的红军了，麻烦还在后头哩！”

“我们如不去人，他又在蒋委员长面前说坏话怎么办？”

四姨太刘慕侠不但年轻漂亮，而且也很有头脑，深受马鸿逵宠爱。这时她停止捶背，将一双青笋般的小手搭在马鸿逵浑圆的肩膀上，喃喃地说：

“依我看呀，咱们还得去。”

马鸿逵很伤感地说：“子香实在不像话，长官公署的位子本是我的，让他捞去了，也就算了，可现在却在背地里活动，想让他的儿子马继援当甘肃省主席，想把我挤掉，手伸得太长了。”

刘慕侠安慰说：“那个烂长官也没有什么稀罕的，就让他当去好了。”

“我气不过呀！”

马敦静说：“还是派我去吧？”

马鸿逵摆手：“他们父子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我不能去，你也不能去，去了回不来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他想给我设圈套，没有那么容易。”

“老爸的意思是？”

“与共军决战有那么轻巧？我们两人去了，他很有可能将我们留在兰州，逼我们宁夏兵团出兵打头阵。”

“对，很有这种可能。”

“你与他们打交道要做到心中有数才行，否则会吃大亏。”

“那我们去不去开会？”

马鸿逵眯缝着眼睛，吸了一个烟泡，讲道：“去，就派卢忠良军长代表我们去，看他们有什么说法。”

第128军军长卢忠良奉命赶到静宁。

会议开得很特别，马步芳没有到场，一切大事全由他儿子操纵。

马继援很得意地说：“现在开会，先请刘副长官讲话。”

在掌声中刘任站起来很严肃地对大家说：“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决定发给马继援将军的驻陕部队阵亡师长马得胜抚恤金大洋3万元。”

人们都不敢相信，但刘任又补充说是3万。

应该说这是国民党政府自抗战以来，开出的一笔数目最大的抚恤金。蒋介石的用意何在，一清二楚呀，这时候他表现得很大方，企图用金钱拉拢马步芳为其效忠。

刘任说：“这笔钱将由总统府发来，过几天就到，请马军长转交马得胜家眷。这是政府对你的部队的优待，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总裁的期望，同心协力，将彭德怀的部队赶出西北去。”

马继援站起来，很骄傲地说：“请刘将军转告中央，我们青海兵团誓死保卫党国，决心与共军决一死战，为党国效忠。”

刘任接着说：“论功行赏是政府的决策，希望大家人人立功，人人发财。”

人们开始鼓掌。

刘任又说：“总裁对你们前一阶段战场失利很不满意，让我来追查责任，马军长说问题在哪里？”

马继援开始推脱责任。他说：“我们的部队损失不大，但问题不少，主要是宁夏兵团不听指挥，没有打几下就跑了，这个责任得由卢忠良军长承担，他是军长嘛！”

卢忠良站起来说：“我是照命令行事，你们让我向平凉一线靠近，我就将队伍往前开，可是共军杨得志兵团已堵住了去路，你们又不猛打，我怎么前进？”

“你为何行动迟缓？”

“一个军的人马，行动怎么能快？何况我们的供给没有人管，总不能让我们回银川补充吧？”

一提起部队给养，马继援自然心虚，政府拨来的那笔作战费，全让他们父子独吞了，马鸿逵的部队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当然不会在战场上卖劲了。

两个军长争吵起来。

会场出现僵局，刘任很不耐烦地挥手说：“你们不要吵了，总的来说你们作战还是勇敢的，没有丢失多少阵地，有的人几乎把一个军丢了，第111军副军长蒋云台站起来！”

没有人站起来。

该军军长王治歧站起来说：“他到徽县、两当一带收容部队去了。”

刘任问：“通知他开会没有？”

马继援说：“通知过了，他就是不来呀！”

“大敌当前，作为副军长却不执行命令，太不像话。”

王治歧说：“我回去一定批评他。”

刘任说：“你们这个军扶眉一战，丢了那么多部队，蒋云台跑得最快，应该军法查办的。”

王治歧又站起来承担责任：“我有责任。”

刘任说：“你转告蒋云台，我是奉总裁之命前来召开军事会议，他却不到会，你就说是我问他长了几个脑袋？”

人们再也不敢吭声了。

刘任望着大家说：“现在胡宗南主力已退至汉中，西北战场上的重任只有你们挑起来了，诸位对今后作战有何高见？”

马继援站起来说：“西北战局对我们还是有利的，虽说西安已失守，但兰州以上全是咱们的地盘，共军想在这里活动很不容易，如果在时间和援助上能帮我们一把，将彭德怀的大军拒在兰州以外是没有问题的，想保兰州，只能在平凉一带与共军决战，否则后患无穷。”

刘任同意他的看法：“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共军并不可怕，现在共军有可能将主要精力放在胡宗南身上，为什么？很简单。胡将退守成都，这是天府之国，共军也想占据这个地方，所以说，他们不可能向兰州以上攻击，我们只有在陇东一线给共军一点颜色，他们才会完全退却，这样就不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只要赢得时间，政府空军会来增援，西北可保。”

马继援很得意，他说：“刘长官高见，我们陇东兵团愿在平凉再与杨得志较量一番。”

接着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因刘任和马继援坚持，还是制定了在兰州以下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计划，决定：

宁夏兵团置重点于海原、固原一带；陇东兵团保持主力于静宁、庄浪地区；陇南兵团控制清水、天水附近；如果解放军主力由西兰公路平凉方面入甘，宁夏、陇东两兵团协力乘其通过隘路，在三关附近与之决战；若解放军主力循南路陇县方面西进，则陇东、陇南西兵团协力乘其通过险路，于固关、马鹿镇与之决战。

马鸿逵虽说不愿参加这次军事会议，但他对会议内容还是很关心的。

马步芳在背后遥控他的副长官刘任和儿子，自然不会亲临会场，这样一来马鸿逵不来，派卢忠良代表，马继援也就不好说什么，只是他对马敦静不来很有意见，但只能私下发发牢骚罢了。

话说卢忠良回到银川时，是一个暑气逼人的中午，他没有顾上回家吃饭就直奔马鸿逵公馆。

当时一个所谓的未婚女秘书正给马鸿逵讲南方报纸的新闻。

这个女秘书桃子脸，弯弯眉，颇有几分姿色。她与马鸿逵对面而坐，很近，瞅上去相当近乎。引人注目的一根大辫子甩在马鸿逵的大腿上，盘了几圈。

据说她还是一个大学生，不是本地人，金陵人氏，还是一个大家闺秀，一年前马鸿逵奉命在南京公干，在一个投机商人的招待饭桌与其相识，谈话投机，均有知音之感。

在色彩斑斓的灯光下，马鸿逵被这个知音拉到屁股般大小的舞池里，随着一曲江南民乐，轻歌漫舞了一个时辰，尔后这个美丽大辫子就跟着马鸿逵走进了一家有名气的饭店。

最后她又来到了西北高原。

“你在干什么呀？”大辫子秘书突然将大辫子从马鸿逵腿上收回来，往后一甩望着卢忠良，“我刚开始给长官讲新闻，你来做什么？”

甩辫子的动作，似乎甩醒了马鸿逵，他睁开眼望着已走进来的卢忠良，说：“卢军长回来了，坐下说话吧。”

卢忠良还在回味刚才女秘书的那个甩辫子动作。

的确，她的动作远看很优美，会让人联想起许多东西。

女秘书娇滴滴地问：“那我先退下吧？”

马鸿逵一把捏住她的那双细嫩的小手，讲：“都是自己人，退下去干啥，你就坐在这里吧。”

卢忠良坐下。

女秘书起来又坐下。

马鸿逵问：“会议开得怎么样，子香对我没有到会有啥反应？”

卢忠良接过女秘书递来的一块热毛巾，擦抹了一把额头的汗，说：“他没有露面，是由他儿子和刘任开的。”

“这个刘任又出风头了。”

“是的，马继援也很狂妄。”

“这是他的特性嘛！”

“依我看此人会笑在前头，哭在后头。”

“咋了？”

“他叫嚣要与共军决战哩。”

“好吗！就让他这个光棍吃吃眼前亏吧。”

“刘任认为共军有可能追击胡宗南，所以让我们在陇东一带与共军打一仗。”

“定方案没有？”

“通过了一个关山会战指导计划，共有三个议案。”

卢忠良从皮包里掏出一份文件交给马鸿逵。

“去，给卢军长弄一碗冷奶子。”

女秘书服从马鸿逵的指示站起来扭着水蛇腰走了。

户外是一颗耀眼的太阳。

没风。窗户敞开，仍有点热。

卢忠良索性将军上衣脱去，只穿了一件很旧的灰白衬衣。

马鸿逵很随意地翻了一下文件，又交给他说：“我的眼力不好，还是你念给我听吧。”

卢忠良接过文件开始读会战方案——

第1案：集中优势兵力，以陇南兵团在天水、秦安占领阵地。

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扼守六盘山。马敦静指挥的宁夏兵团借固原一带有利地形阻止敌人西犯。各部为了保持主动，避免决战，采取逐次抵抗手段，诱敌深入，消耗敌人，把握战机，相机转守为攻，夹击取胜。

第2案：为了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必要时向临夏、定西、同心一带转进。以华家岭为轴，在该线占领阵地，以逸待劳，轮番夹击，歼灭敌人。

第3案：如果敌人冒险西进，对我不利时，我军为诱敌深入，继续向兰州转进，占皋兰山一带的阵地，控制强大预备队，配合友军，围歼敌军，确保兰州。

马鸿逵对这个方案不屑一顾。

他笑着说：“笑话，他们又在唱高调了。”

女秘书不端盘子光端碗，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来，先喝一口。”马鸿逵说。

女秘书又坐在了马鸿逵的身边。

卢忠良问：“长官的意见？”

“我们宁夏兵团不能乱动，让他们先打吧！”

“长官，马继援对我的128军前一次从平凉后撤很不满意。”

“他小子逞啥能哩？不要理他们，有我哩。”

“马继援我倒不怕，我担心马步芳日后会整治咱们。”

“子香这个人啊，真不是东西！”

马鸿逵对马步芳很痛恨，卢忠良这么一提，他不由得想起了前几个月发生的争夺西北军政长官的内幕……还得从张治中参加和谈说起。那时西北的军政大权暂时交给甘肃省主席郭寄峤掌管，但时局变幻莫测，几个月后，南京政府逃亡广州，解放大军穷追不舍，蒋介石再次从幕后站出来指手画脚，将挽救反动政府的希望寄托在了大西北，可是郭寄峤根本指挥不了西北二马，一场权力之争开始。

马步芳和马鸿逵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不希望别人染指西北，早就想把南京政府派来的要员挤出去，只是时机尚未成熟。胡宗南在西安告急，二马，特别是马步芳格外欣喜，认为时机到了，于是就将他的儿子调到陇东配合胡宗南作战，以图控制西北大权。马鸿逵远在宁夏，虽有此意，却表现得比较谨慎，不像马步芳那么狂热。

胡宗南吃了败仗与二马保存实力有关，此时，蒋介石授意已当了行政院长的阎锡山：“西北的局面不好控制，还是利用二马的实力，郭寄峤左右不了他们，将西北的事交给二马吧！”

阎锡山说：“也只能这样了。不过这二马也难以控制啊！”

“不要怕，我了解，他们地方主义观念很重，共军进入他们的老家，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只是他们想掌管大权，只能利用他们。”

“这二马各有千秋，西北军政长官交给谁合适？”

“从资历来说，当然是马鸿逵，此人办事很有办法。不过他的军事实力比不了马步芳，还是由马步芳主政合适。”

“总裁的意思是？”

“先不要表态，可以发电报过去，征求二马意见，最好是由他们自己推荐人选，由中央任命，这是非常时期，如还由我们政府包办，不论是让二人中的谁出任长官，都有一方有意见，事情就不好处理了。不过我们得做到心中有数，走走过场嘛。”

阎锡山分别向二马发报，让他们推荐最高长官。

马步芳格外高兴，一面派人到广州暗中活动，一面做出积极姿态，将儿子的一个军开到最前线，摆出一副与共军决战的架势。

让马鸿逵出任西北军政长官是蒋介石的原意，他曾召马鸿逵赴溪口面谈，只因当时解放大军已南下，时局不稳马鸿逵没有去。

李宗仁和白崇禧却支持马步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

马鸿逵得知马步芳已活动成功，只好放弃了争夺计划，决定与马步芳和好。他将马步芳请到享堂驻军司令部会谈。

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军政长官一职。

胸有成竹的马步芳这次装得很老实，对马鸿逵格外敬重。马鸿逵直截了当地说：“子香啊，现在我们得替自己着想了。”

马步芳故意问：“咋了？”

“我们甘青宁本是一家人，我们又都是家乡人，彼此不是亲戚便是故旧，关系是很深的，你说是不是？”

“对的。”

“现如今，家乡的事，我们都不管，让谁来管呢？”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能让外人插手我们西北了。”

“很好，我们应该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保卫西北。”

“您老高见。”

“唉！我老了，你正当有为之时，我愿作一个参谋从旁帮助你，希望你把西北的事担当起来。”

“这样不好，还是你来领导我们，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还是你来当长官吧。”

“我恐怕不行。”

“你不要推辞了，阎院长来电征求我的意见，我准备保荐你哩，如果你再推辞就把事情耽搁了。”

“那你怎么办？”

“我当副长官兼甘省主席，就近可以帮忙，得尽快把那个姓郭的赶走。”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我来保荐你当甘省主席，日后我们一起联手大干一番，要把咱河州先人的基业发扬光大，把旗杆举得高高的。”

二人按照伊斯兰教的规程，分别怀抱古兰经起誓。

马鸿逵说话算数，回到银川立即向阎锡山发电推荐马步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政府任命很快就下来了。

马步芳当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当了副长官，因郭寄峤没有免职，所以马鸿逵想当甘省主席的愿望还没有实现。

可是马步芳一反常态，到兰州就任后再也不提马鸿逵任甘省主席一事，反而暗中活动打算将这个职务交给他的儿子马继援担任。

马鸿逵很愤怒，一直不到兰州来当这个副长官，一个月过后，他对马步芳的所作所为更加不满，跑到兰州来时马步芳却对他很冷淡，他伤感极了。可是又左右不了他，只好生闷气。

他曾给马元海说：“这个子香目不识丁，当初是我保荐的，可现在却整天跟剧团的女娃子鬼混，把大事丢在脑后了，这怎么行！”

马鸿逵在兰州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处处受马步芳的气，住了一段时间又回到了银川。二马关系越来越僵，李宗仁只好授意阎锡山颁发了马鸿逵任甘省主席的委任状，可是已水火不相容的二马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马鸿逵当然不可能再去兰州受气。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率部打过来，远在宁夏的马鸿逵怎么会将自己的部队开到陇东去听从马步芳父子的指挥呢？

卢忠良离去时，马鸿逵再三交代说，让他们在前面去风光吧，我们不急，咱宁夏兵团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动。

彭德怀对敌人在静宁召开军事会议的事了如指掌。

自从扶眉战役后，第一野战军就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暂不占领汉中的指示，决定集中兵力先歼二马。在陕西宝鸡，彭德怀在军以上高级干部会上讲：

“大家现在想一举围歼胡宗南于汉中，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央的命令就得执行。目前我们的兵力占优势，如果能抓住战机，在平凉一带与马家军决战，对我们很有利，只要摧毁了他们的主力，将来进攻兰州就不费力气。”

他喝了一口水，望着大家继续说：“扶眉战役大家打得不错，但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西北战场的二马，尤其是马步芳父子是一块硬骨头，我们要将目标放在他们身上，力争一口气打进兰州，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这些残匪，解放大西北。”

王震将军问：“听说二马已准备在平凉一线与我军决战？”

彭德怀点点头：“是的。他们已制定了作战计划，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来，大家有没有信心？”

与会者都说：“有！一定将二马主力在平凉前线消灭掉。”

人们很少看到彭德怀笑。可是这次他却笑了，他说：“我也是信心百倍啊！”

杨得志年轻气盛，忙问：“我们兵团与马家军最近如何行动请总指挥早下决心！”

彭德怀说：“平凉决战一定要打好，你们都不要着急嘛，现在胡宗南已对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了，他虽说还有10万人马，但都是残兵败将，而且主要分散在秦岭以东的江口、佛坪以西的徽县、两当、成县等地区。陇东的二马兵团气焰嚣张，也很有战斗力，是我们今后继续向西北挺进的最大障碍，一定将其歼灭。”

第18兵团司令员周士第站起来说：“太原解放后，我们兵团跟随彭老总来到大西北战场与老大哥部队合作歼胡打马，战士们情绪很高，我请求将我们兵团派到正面战场上去与二马交战吧。”

这时王震、杨得志、许光达也纷纷请战。

彭德怀对他们说：“有的是大仗让大家打，今天我们在一起主要研究怎么在陇东对付二马反攻的计划，请同志们各抒己见吧！”

各兵团司令和军长都提出了对付二马的作战计划。

有人主张二马并举，全线出击。

有人建议先马步芳，后马鸿逵，继而向青、宁、新三省推进。

彭德怀不急于表态，他对参谋长阎揆要说：“解放大西北，主席有具体指示，还是请你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野战军参谋长阎揆要讲：“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我们解放大西北最近来电指示说，首先要攻击马步芳，然后再对付马鸿逵，马步芳反共成性，军事实力也很强大，如果先将其主力歼灭，西北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王震问：“马鸿逵的部队也来参战了，我们怎么办？”

阎参谋长说：“这二马矛盾很深，马鸿逵派兵来陇东参战是为了应付时局，他不可能很卖力地去打，此人作战向来很谨慎，用兵小心翼翼，逃跑速度最快，扶眉战役就是例子。另外主席还明确指示，对付马鸿逵要利用与马步芳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在军事打击的前提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解决。”

杨得志说：“此人是老牌军阀，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想让他投奔光明恐怕也不容易。”

彭德怀解释说：“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实际行动打他，可从长计议。”

会议开了3个多小时，最后通过了在平凉与二马决战的作战计划：

以周士第18兵团之两个军钳制胡宗南部队，保障解放军主力后方安全。

以王震第1兵团、许光达第2兵团、杨得志第19兵团及第18兵团一个军共10个军主力集结向陇东开进，力争将二马主力全歼在平凉一带。

周恩来拿着彭德怀的来电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

毛泽东看完这个作战方案，愉快地说：

“我同意彭总的意见，如能在兰州之外的平凉将二马主力引过来狠狠打击一下，西北战局就会对我们有利，马步芳的那几个军一丢，往后我们彭大将军就只是走着去接管甘、宁、青、新了。”

周恩来说：“西北关键是马步芳，他的实力最大，只要将他重创一下，马鸿逵就会保存实力退回银川，剩下一马孤军应战，将不攻自破。”

“听说傅作义派人去做马鸿逵的工作了，有何进展？”

“报告主席，傅先生秘密派到宁夏的人已回来了，据说马鸿逵举棋不定，有和平的意向，但因绥远与他们接近，他说看看董其武的行动再说。”

“是这样？就是说他的态度还不明确嘛。”

“是的。此人与蒋介石很亲近，想让他下这个决心，也许还有一定难度。”

“先不忙嘛，允许人家观望。”

“是否现在就给彭总回电？”

“回，现将要进入雨季了，西北的天气虽说比江南好，但下起雨来对我们大军行动也不利，要让他们抓紧准备，争取早日打响。”

“主席还有何指示？”

“你再告诉德怀，这次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代价。千万不可轻敌啊！”

党中央和彭德怀为什么在当时要把打马的地点选在平凉呢？

当年参加过这次战役的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在回忆录中曾这样解释说：

“毛主席和彭总把打马战役的地点选在了平凉地区。平凉是扼制甘、宁的咽喉，我能占领，即可形成大军直捣兰州、银川之势。平凉一线深壑峭壁，关山险要，人烟稀少，气候多变，攻打平凉对我来说，远离后方，供应较为困难。而敌人后有兰州、银川为依托，补给相当方便。青、宁二马尚未受到严重打击。必将凭借平凉一带的天险进行抵抗。因此，彭总决心以18兵团两个军钳制胡宗南，保障我后方安全，集中1、2、19兵团和18兵团的一个军。追击二马，力争歼其主力于平凉地区。……”

可以看出这次战役在今后西北整个战役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马继援在前线蠢蠢欲动。

马步芳不停地向宁夏的马鸿逵发电，指示他出兵。

他们没有想到已进了彭总设下的圈套。

7月的西北高原，烈日当空。

杨得志兵团迅速从乾县一带朝平凉开进，其余各部也都进入了指定位置。大兵压境，陇东高原已响起了零星的枪声，大军在群众的帮助下，已将马家军赶到了山沟里。

此时，马继援才如梦初醒，深感他们不是彭德怀的对手。

当马家军眼瞅着杨得志兵团的开道队在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前推进时，他们心惊胆战，抱着长枪往后退缩。

这些军队虽说有一定的作战能力，但长期闲守塞外，对这些机动性很强的坦克和装甲车根本没有见过，一听到轰轰巨响，就害怕，认为是神兵来了。

小规模战斗打响了。

山沟里顿时一片混乱，马继援接到前线的告急电报后，一边命令各师团顶住，不能后撤，一边拍着桌子大骂宁夏兵团的总指挥卢忠良。

卢忠良是马鸿逵的亲信，虽说勉强将部队开下六盘山，摆出了配合马继援的姿态，但他仍听命于马鸿逵，不可能很痛快地将队伍拉上去。

出发前马鸿逵就对这个所谓的会战计划不屑一顾。

这时他与马步芳父子的矛盾已相当尖锐。他对卢忠良说：“解放军不好惹，要好对付，我们国民党在江西那块巴掌大的地方就将他们消灭干净了，何必留到现在呢？”

他的儿子马敦静是一个好战分子，反共非常积极。他说：“依我看共军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宁夏兵团这次还是动一下为好。”

马鸿逵不高兴：“你懂个屁！子香父子想让我们宁夏兵团打头阵，借共军的手削弱我们的实力，你们得小心才是。”

卢忠良问：“长官，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会战我们支持，如能将共军堵在兰州以下，我们宁夏也就平安无事了，可是现在不能硬拼，你带一个军去，但要灵活机动。”

卢忠良的部队没有与解放军正面交手，还没有进入平凉战区，马鸿逵就向他们发来了密电，命令要保守实力，立即退守宁夏。

马继援的两个团被解放军打散了。

马步芳只好电令卢忠良出击，可是卢忠良却公开违抗，反而利用晚上时间偷偷将宁夏兵团从平凉撤出来，开到了固原东南部的山区，做出了向宁夏退逃的准备。杨得志兵团的一个师乘胜追击，卢忠良象征性地抵抗了几下，又继续朝后撤退。此时，马继援的几个步兵团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他在报话机里向老子求救。

“我们已被彭德怀堵住了，请你再派一个军来。”

马步芳问：“卢忠良的宁夏兵团在哪里？”

“兔崽子从平凉退回去了。”

“没想到这个马少云真不讲信用。破坏了我们平凉会战的全盘计划，共军现在一共来了多少人？”

“估计有30多万。”

“这仗不能再打了，你不能硬打，应立即朝兰州一带撤退。”

“怕什么？没有卢忠良，我们照打不误。”

“你靠什么打？难道还想给共军送礼？两个团都赔进去了啊！”

马继援刚愎自用，根本不听老子劝告，仍不愿后退一步。

报话机里又传来了马步芳沙哑的声音：

“我的冷娃！彭德怀这次来者不善，我们还是保存实力，先退回来再说。”

“退下来怎么办？彭德怀会追上来的。”

“先退，如何打根据情况变化再说。”

枪声四起。马家军不战而退，丢失的战马在山沟里奔跑，马继援拿着望远镜，望着这种场面，只好命令部队突围。

第七章、西征之路 三、毛泽东指出：我们千万不能轻视二马

1949年7月28日。

人民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平凉。

好战分子马继援当然不会就这样服输，他执行老子的命令并不彻底，而是将主力从平凉撤出来，又布置在了静宁地区。

敌人主动放弃平凉决战之后，整个战局对我军有利。

在一个酷热难当的下午，第一野战军各兵团首长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调整兵团布置。

彭德怀对大家说：“二马不战而退，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宁青二马的矛盾日益深化，都抱着保存实力的态度与我们交战，我们的作战计划得变一下了。”

杨得志说：“宁马已跑，我们应追击青马，如能在兰州外围将马继援狠狠打击一下最好。”

王震说：“二马分裂对我们有利，还是集中力量先打马步芳。”

人们争论一番之后，会议通过了以下作战布置：

杨得志第19兵团继续追击宁马。

王震第1兵团、许光达第2兵团，分两路追击青马。

杨、王、许三兵团应不分昼夜，穷追撤退二马，利用一切机会歼灭敌人。

这时宁夏兵团卢忠良部已奉马鸿逵命令撤到了六盘山下。

二马被分割，兰州、银川危在旦夕。

阎锡山只好将二马召到广州调解矛盾。

马鸿逵早有离开西北之意，没想到时机来了，而且名正言顺。

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将马步芳和马鸿逵叫到一起各自批评了一顿，最后又眉开眼笑，说了一大堆恭维话，让他们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死守大西北。

表面上看二马的关系有所缓和。

已逃到台湾去的蒋介石又来电让马鸿逵去台湾面谈。

马鸿逵一会儿飞台湾，一会儿飞香港。

短短几天，他活动相当频繁，而且不惜重金在这两个地方分别购置了家产，做了准备逃跑的打算。

至于蒋介石当时在台湾向他说了些什么，没有资料记载，我们可以猜想，当国民党军队处于全线崩溃的境况时，蒋介石不外乎命令他要与马步芳合作，与人民为敌到底。

可是，有一点还须解释，马鸿逵与蒋介石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这种特殊情况来源于他的父亲，因此蒋介石与他的关系就非同一般。

马鸿逵曾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他在广州时曾得蒋介石密令，让他不要与阎锡山、李宗仁等合作。此事是否可信很值得怀疑，根据后来马鸿逵逃到台湾的处境来看，蒋介石对他反共不力，没有与马步芳配合保住西北很有意见。

就在这次阎锡山对马鸿逵说：“总裁也打过招呼，准备让你到甘肃去坐镇。”

马鸿逵对甘肃省主席一职已没有多少兴趣，他明白马步芳到时又要打击他。

本来两人当着阎锡山的面言归于好，发誓与西北共存亡，还说什么二马本是一个团体，大敌当前要拧成一股绳，但后来还是变卦了。

原计划二马同机飞往兰州。

当天晚上，马鸿逵从爱群饭店回来，对他的随员马精若和苏连元说：

“蒋公现在想起我了，让我到兰州去，早干什么去了？”

马精若问：“郭寄峤还在甘省的位子上，我们去了怎么办？”

“是的，子香的为人你们知道，他为了扩大势力，打击我本人，背地里与郭打得火热，郭投其所好，利用手中权力大发横财，我去做什么？”

“主席的意思……”

“我们不去兰州，明天一早就改飞宁夏。”

苏连元说：“主席，我们已答应人家了，突然变卦不好。”

马鸿逵摇头说：“我为什么不想飞回兰州哩？但不能去呀。我去了马步芳必定会将我扣起来，逼迫宁夏出兵。必要时他还有杀害我的可能呢，此人心狠手辣，我们如果去了，不送命于共产党，便送命于马步芳。你们赶快收拾，天一亮我们就走，此地也不可久留。”

第二天清晨，马步芳正在酣睡，马鸿逵的飞机已离开广州直向宁夏飞去。

至此，西北二马彻底决裂。

这也是他们最后一面，后来虽说都逃到台湾，又辗转流亡外国，但至死两人没有往来，而且马步芳还将丢失西北的责任全部推到了马鸿逵身上。

其实马鸿逵在飞回银川后的头一天，对解放军的作战还是积极的，不过这种积极除了他的反动立场外，还与个人名利有关。

那时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兰州一线发起了攻击，马继援的部队根本阻挡不了彭德怀的大军。他对老子马步芳说：

“现在光我们的部队是抵抗不了共军的，得命令宁夏兵团在六盘山下钳制一下共军主力。”

马步芳询问：“宁夏兵团现在退到哪里了？”

“已退到大湾地区了。”

“那好，我亲自给他们打电话，你也不能硬拼，退回兰州来，要在这里与共军决战，地形对我们有利。”

“我们不能再退了。”

“为什么？”

“已退到家门口了。”

“兰州易守难攻，共军不可能突破。”

马继援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表示要与解放军在兰州外围决战。

老谋深算的马步芳着急了，他只好命令自己的一个高参亲临前线，劝马继援西撤。

马鸿逵问他的儿子：“我们的兵团现在布置在哪里？”

“卢忠良已将所有参战部队撤到了固原附近。”

“说具体一点。”

“第128军主力在固原与开城一带，以第256师第2团纵深配备在三关口至瓦亭间。”

“他将主阵地放在何处？”

“大湾。”

“可以，忠良很有战略头脑嘛！”

“爸，说真话我们宁夏的年轻将领，也只有忠良会用兵了。”

“这个人是忠于我们的，将部队交给他我放心。他的兵团人马很多，别的队伍情况如何？”

“全从平凉撤出来了。除留了一个骑兵师担任警戒外，其余各部正在向宁夏运动。”

“前方战况有什么变化？”

“共军在继续追击，马继援部遭到重创，我们的队伍损失不大。”

“很好，我就不相信共军把他马步芳放不倒。”

“杨得志对我们逼得很紧，不抵抗一下不行了。”

“可以让忠良打几下，我早说过，我们这次出兵弄不好会把共军引进来，果不其然吧！”

卢忠良本不想再战，可是杨得志兵团穷追不舍，马步芳亲自给他打电话说：

“卢总指挥呀！你们宁夏兵团不能再往后退却了，你们的主席将出任甘省主席了，现在要好好打，千万不能再退了。”

卢忠良放下电话，仍命令部队继续后退。

没有马鸿逵的命令他是不敢与共军决战的。

宁夏兵团不动，马继援处处受到围攻，马步芳为了拉拢他们便从兰州派出一个庞大的慰问团来到了卢忠良的驻地，除送来一些慰问品外，还特意给团以上军官每人颁发了一枚镀金奖章。

马鸿逵的态度也改变了。

他立即派他的儿子马敦静协同第81军来到开城，对卢忠良传令：

“老长官有令，这里的宁夏兵团所有部队全归你指挥，要在这个山沟沟里好好打一仗，不能将共军再朝家门口引进了。”

卢忠良说：“兵团这么多人马，还是请你指挥吧。”

“我有事得回银川，老长官对你很信任哩。”

“怎么个打法？”

“这个地区很重要，是我们宁夏的门户，如果被共军突破，我们宁夏就全完蛋了，你一定要死守。”

“马步芳让我派两个师去援助青海兵团哩。”

“不能去，你的任务是守住这块阵地。”

卢忠良开始抵抗。

杨得志的先头部队已与宁夏兵团的骑兵师交火了。

敌人败退后，将所有主力全布置在六盘山下的三关口，企图利用这个古战场，凭借险要关隘与我军决战。马鸿逵在宁夏坐立不安，他只能将赌注压在这里了。

六盘山是西通兰州，北去宁夏的咽喉。

绵延起伏数百里，山峰陡峭，地势险要。海拔高达2800米。

1936年红军长征来到这里时，毛泽东站在六盘山上诗兴大发，写下了着名的诗篇——

<small>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small>

<small>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small>

<small>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small>

从此六盘山因此诗而扬名天下。

传说这里曾是宋朝杨家将征战的地方。

当时杨家将长途跋涉，士兵精疲力尽，加之粮草不足，与少数民族军队激战数日，损失极为惨重。后来朝廷派来了援兵，才反败为胜，击退了敌人。

现在三关口北峰有一巨石，传说就是杨家将的点将台。

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马鸿逵与解放军的血战又在这里拉开了。

解放大军向前推进。

卢忠良将骑兵第37团布置在三关南口，另将一个先锋团摆在北部高山上与我军抵抗，主力部队全集结在固瓦一带准备与杨得志兵团主力厮杀。

杨得志将第65军副军长叫到前线指挥所讲：“现在马鸿逵已下令让卢忠良与其军在固瓦一带决战，这里将有一场硬仗，你们军打头阵，有没有问题？”

肖应棠副军长回答：“请杨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你们的军长有病不能到前线去，这个军就由你指挥。你对进攻这个地方有何打算啊？”

肖应棠趴在桌子上看了一会儿地图，最后站起来说：“我打算用两个师强攻三关口，如能攻开，敌人的瓦亭阵地就会突破。另派两个团扫清敌人的雷区，这样我们的大部队就可以向六盘山方向突进了。”

“我同意这种打法，不过攻击开始后，你们要将主要精力放在追击卢忠良骑兵师的目标上。”

尽管卢忠良叫嚣要与阵地共存亡，但大炮一响他还是跑了。

7月31日清晨。

就在第65军向三关口发起攻击的同时，第64军已在白杨城外围歼灭了镇原县的一个自卫大队。

与此同时，三关口已失守。卢忠良派了一个团长在前面死守，他自己却带着人马朝宁夏退去。

8月1日。

杨得志兵团顺利翻过了六盘山。

马家军全线崩溃，马继援只好遵照马步芳的指示，将所有队伍退到兰州外围，准备在这里与彭德怀决一死战。

马鸿逵却躲在银川看马步芳的笑话。

蒋介石授意阎锡山将二马叫到广州密谋对策。

参加会议的还有胡宗南。

在一间明亮的大厅里，阎锡山望着他们打起了官腔：

“今天我受总裁委托，将诸位请到这里来召开西北联防会议，现在兰州已兵临城下，这种战局是我们谁都不愿看到的，可是已经如此了，请各位不要再互相埋怨了，共同商讨对付共军的策略，可以畅所欲言嘛！”

天气越来越热。

这三个西北汉子各自心怀鬼胎，都不想先发表言论。

几个落地电风扇不停地转动着，两名漂亮女子端着水果走了进来，马步芳却说：“阎院长，能不能弄点解渴的东西来？”

阁锡山说：“马长官想吃什么？”

“有西瓜最好啊。”

阎锡山向那两名侍女挥手，让她们尽快将西瓜送上来。

一名女子迈着碎步，从马鸿逵眼前走过，很得体地向他微笑，那个大屁股扭得很有节拍，瞅去让人浮想联翩。

马鸿逵两眼盯着远去的女子背影发呆。

阎锡山笑着说：“少云兄真是有心人哩，如有兴趣，会后我让她们陪你去大富豪跳舞怎么样？”

马鸿逵说：“我哪有这种用心啊！大敌当前，我吃饭都不香了。”

马步芳说风凉话：“大敌当前，我们有的人还在寻欢作乐哩！”

“你这是什么意思？”马鸿逵反问。

“什么意思自己清楚嘛！”

二马争吵，胡宗南幸灾乐祸。

阎锡山挥手说：“你们两个要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斤斤计较了。”

马步芳站起来说：“今天我们开会，有些话就得讲到明处。”

正在吃瓜的胡宗南，瞅着马步芳说：“请马长官不要乱争了，我们是研究作战计划，不是来说谁的不是，如果说过去西北战场作战不利，我认为大家都有责任嘛。”

会议的气氛变了。

马步芳的反共立场是很坚决的。近半年来，他的部队处处受解放军打击，其他人又不主动配合，他有一肚子气要出，今天终于找到了机会。

他望着别人说：“我们为什么在平凉战役和三关口战役中败退下来，主要问题不是说共军多么强大，都长着三头六臂，而是我们内部不团结，有人在紧要关头置党国利益而不顾，躲在一边看大河水涨，保存实力。”

马鸿逵自然心虚，他觉着马步芳说此话并非指胡宗南一个人，在这两次战斗中胡宗南的中央军基本上没有执行马步芳的命令，而他的宁夏兵团也是尽量与共军打外围战，在关键时刻还秘密撤出了战场，为此马步芳父子一直怀恨在心。

马鸿逵坐在那里低头抽烟。

胡宗南的脸色也很难看。他对马步芳也很有意见，咸阳、西安战役失利时马步芳根本没有援助过他，反而在蒋介石面前说他的坏话。

可是这个败将却与蒋的关系很深，虽说吃了那么多败仗，蒋仍在重用他。这时他又表现出了中央军的高傲神态，望着马步芳讲：

“刚才马长官的一席话，听起来是以党国利益为重，但我认为就目前西北战场失利的原因来说，是有人不顾党国利益，处处保存实力，光想扩大自己地盘哩！”马步芳明白此话的含义，他望着马鸿逵希望他能站出来也攻击胡宗南一番，可是马鸿逵就是不吭声，马步芳无可奈何，只好反问胡宗南：

“你说这话是何用意？”

胡宗南斜视着他说：“什么意思？我与共军在陕北苦战了一年多，部队损失了那么多，你们青宁部队为何不出兵增援我，没有你们我胡宗南也照样打胜仗，最后不是将共产党的老窝给端了，将毛泽东等人赶出了延安嘛！”

马步芳冷笑一声，说道：“胡主任真是健忘了，如果没有说错的话，你后来占领的延安只是一座空城啊！”

“胡说，延安为何是空城，我的主力是打进去的，还俘虏了那么多共军哩。”

阎锡山站起来打圆场，让他们以团结为重，不要计较过去恩怨。

胡宗南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将领，在西北几年与解放军周旋，出了不少洋相。

1947年春天。

他升任第一战区长官，屯兵西安，开始与解放军短兵相接，但几仗下来吃了不少亏，蒋介石对他这个黄埔嫡系很有意见，认为他作战不利，给校长丢了脸。

几天后，胡宗南纠集一个军的兵力准备向延安进攻。

事前他曾向蒋介石表态说：“这次出兵，要在三日内拿下延安，向校长、向全国人民报捷！”

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他所派的部队不但没有向前推进，反受到解放军的包抄。大话已经说出去了，他只好调整布置，增加了进攻兵力。他对第一军军长董钊说：“你们要好好打，首先进入延安的部队，赏法币一千万元。”

中共中央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一边奋起抗击，一边组织各机关的群众转移。

10天过后，当中共中央已全部撤出延安时，胡宗南的先头部队才开进了这个空城。当时走在前面的是陈武的第90师，可是胡宗南得知延安已是空城后，又命令该部停止前进，将在晋南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的第一师的一个旅调上来，号称天下第一王牌旅放空枪先进入延安。

已经开到城郊的第90师师长很有意见，他对部下说：“这时眼看延安唾手可得了，胡司令却让一师来立头功，真是岂有此理啊！”

第90师给第1师让道。

那条蜿蜒曲折的小道上，一片混乱。陈武望着这场面很生气地说：“过去曾有人出胡长官的洋相，说他不会打仗，只配当个排长。今天他又这样用兵，如果后方有一支共军的部队反击，他非出洋相不可。”

部队进入延安。

城内空无一人，老百姓将所有的东西都运走了。

胡宗南骑马在空旷的大街上走了一个来回，给他的作战参谋说：“立即给校长报喜。”

那参谋是个老实人，他有点为难，翻开本子问：“没有放一枪一炮，这电报怎么写？”

胡宗南很生气：“饭桶！你就说我军苦战七个昼夜，第一旅终于于19日拂晓占领延安，是役共俘获共军500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不明真相的蒋介石闻讯欣喜若狂，立即给中外记者说，共军老窝已被胡宗南部捣毁。一些热心记者立即来到延安现场采访。

胡宗南坐怀不乱，又开始演戏，派心腹布置了所谓的战绩陈列室。

为防止记者提出要与被俘共军接触，他又心生一计，指派一个师的人马充当俘虏，一律着解放军的衣服，为防万一，连对话都做了训练。另给这些假战俘每人每天赏大洋十元。

于是，在记者的煽动下，胡宗南很神气地站在“战俘”中的照片遍布全国大小报端，他成了蒋介石的大红人。并晋升为上将军衔。

这种闹剧是古今中外少有的。

当然啦！同在一个战区，马步芳不可能不知道他的这种笑话。

提起胡宗南，笑话很多，现不妨再讲二则。

1935年，红军长征北上。胡宗南率部队堵截，结果吃了败仗，后来他却依靠蒋介石的关系当上了军长，当时移防徐州。有一天他的父亲从老家孝丰前来看他，费尽周折才找到了他的司令部大门口。

卫兵望着这个老头问：“你在这里干什么，赶快离开。”

他父亲说：“我找我儿子。”

“你儿子叫什么？”

“叫胡宗南，是你们的军长，快去通报一声。”

卫兵急忙跑进去对胡宗南说：“报告军长，外面有一个老人自称是你父亲要见你。”

胡宗南起来，趴在窗口望了一眼父亲，却转身对卫兵说：

“此人我不认识，快轰他走。”

卫兵出来说：“我们的长官说不认识你，让你离开这里。”

老人坚持说：“不可能，我的儿子怎么能不认识我呢？你是不是听错了啊？”

“绝对没有听错，你还是离开吧。”

卫兵操起枪托，吓唬老人，双方争吵起来。

老人将卫兵踢了一脚，一屁股坐在地上说：“兔崽子，当官才几天，就不认我了，你再去说，让狗日的琴斋出来见老子。”

卫兵一听老人在叫胡宗南的小名，觉着他真是胡军长的父亲，于是又跑进去向胡宗南报告。

但是，胡宗南仍说：“哪来的这个混账老头，这样无赖，快把他给我撵走！”

老人骂骂咧咧离开了。

胡宗南望着他父亲的背影，又指示副官跟踪他。

晚上，他才化装成一个书生偷偷跑进了他父亲下榻的旅店。

他父亲很生气，站起来打了他一个耳光。

胡宗南一边摸脸，一边对父亲说：“以后你不要来司令部找我了，现在给你三百个大洋快回家去吧。”

他老子将大洋甩在地上，骂：“忘恩负义的小子，你富贵了竟不认自己父亲，我自己会回去，谁要你的臭钱。”

老人一怒之下，连夜离开了徐州……胡宗南与戴笠关系很要好，有一次他回杭州时，戴笠将自己的情人叶霞小姐介绍给他，希望他们能结秦晋之好。当时胡宗南对叶小姐也颇有意，只是后来抗战爆发，他便与叶失去了联系，仍在军营过着独身生活。

后来，陈立夫出面做媒，又将孔祥熙的二小姐介绍给他。

胡宗南心有所动，只是公务在身没有时间回南京去会面。孔二小姐本是风流女子，他对胡宗南很崇拜，自己独自来到西安与胡宗南见面。

戴笠极力反对此事，多次给他打电话说，孔二小姐本是风月场上的女子，说话浪漫，品行不正，在南京很有名气。

是真是假，胡宗南心中无数。他只好化装成一个医生，来到孔二小姐下榻的饭店窥探情况，不料这个孔二小姐果然名不虚传，并不了解眼前的这个医生就是胡宗南，竟在饭店与他调情，说话骄傲，举止粗俗，与胡宗南心目中的人相差甚远。从饭店回来，他完全相信戴笠所说的话，证实这个孔二小姐人品不好，只好以公务在身写信回绝了孔二小姐提出见面的要求。

孔二小姐很不愉快地离开了西安。

后来，她知道那次在饭店与他打交道的那个医生就是胡宗南时，十分伤心，到处大骂胡宗南，此事传开之后，又成了胡宗南的一大笑话。

以上此事，二马是完全清楚的，每逢相聚，当胡宗南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时，难免要重提此事，给胡宗南难堪。

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了。

马步芳说胡宗南的不是，马鸿逵在一旁看笑话。

阎锡山解围，可是他们却不听，又将话题转到了作战失利的责任问题上。

马步芳说：“我保存实力，你胡长官最卖力？我问你打过几次胜仗？”

胡宗南鼓着眼睛说：“你不就是在河西打败过红军嘛，他们当时所处的是什么情况，谁不明白，有什么资本可言。”

双方骂了起来。

阎锡山站起来说：“大敌当前，你们都是党国长官，这样争吵有何意义？还是一起共商对付彭德怀的大事吧！”

马步芳很自信地说：“我们目前虽说在西北吃了一点小亏，但我们是有决心对付共军的。”

会议不欢而散。

最后勉强通过了兰州决战的计划：

以马步芳部依托兰州坚固城防和黄河天险，吸引消耗共军主力；以集结在中卫、中宁地区的马鸿逵部和集结在陇南徽县、成县、两当地区的胡宗南部4个军，分别夹击共军侧背；三路夹击，挫败共军于兰州外围。

彭德怀30万大军在烈日下乘胜追击，已开到了西北重镇兰州附近。

在什么地方与二马决战也是彭德怀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前委会上，他对大家说：“现在总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很有利，宁、青二马已被我们分割开了，我们应争取在兰州决战，将主要目标放在马步芳身上，他在西北占主要统治地位，军事上也比马鸿逵强大，歼灭了他，等于基本解决了西北问题。”

周士第翻看几张不同比例的地图，接着说：“我完全同意彭老总的观点。现在青马对我们继续进军威胁很大，马继援年轻气盛，在与我们交锋中也的确表现出了马家军能打硬仗的特点，他们投入一个旅，我们投入几个旅才将他们打败，事实证明毛主席曾指示我们要小心青马是正确的。如何打，怎么才能取胜，还得研究。我们已将他们追到家门口了，俗话说，狗急跳墙，马步芳父子一定会将老本全拿出来与我们拼的。”

彭德怀吸完烟，望着最年轻的兵团司令杨得志说：“你也谈点看法嘛。”

杨得志说：“我认为应在兰州与马步芳决战。”

彭德怀问：“为什么？”

“兰州虽是西北重镇，依山傍河，从军事上来说是易守难攻，但我们的兵力多于他们，还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让其退回青海，势必造成我们作战上的许多困难，也将会延长我们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时间。”

王震放下茶杯，说：“在兰州决战，对我们来说将是我军进军西北以来的第一场大仗，也将是一场很艰苦的战役。兰州城国民党经营了几十年，有抗战时构筑的工事，后来马步芳也不惜本钱在城防工事上花了许多功夫，究竟如何攻，还值得研究，不能太盲目了。”

杨得志说：“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在这里决战比青海有利。”

许光达望着彭德怀说：“据说平凉战役后，马继援很不服气，连他老子的话都不听，已将其所属的第82军、第129军和骑兵部队全调到定西一带布防，企图在这里阻止我们前进。”

彭德怀说：“当初他是有这个打算，但还是被他老子调回去了。”

王震笑着说：“看样子还是他老子狡猾呀！定西决战对我当然有利了，马鸿逵不可能出一兵一卒，马步芳将成为孤家寡人。”

彭德怀将扇子放在桌上，对大家说：“敌人正在退却，将死守兰州，我们就在这里决战。各兵团回去准备一下，等中央同意后我们再定总攻日期。”

彭德怀将进攻兰州的作战方案立即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各兵团继续前进，马继援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只好将所有部队撤回兰州布防。

马步芳从广州飞回兰州也下了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决心。

可是他的儿子却不主张在这里决战。

马步芳写了手令派人到前线传马继援带兵西进，暂时将彭德怀的大军放进来再说，但他也有顾虑。兰州决战虽说对他有利，但宁夏的马鸿逵和陇南的中央军不可能完全听他调遣，他在公馆思考了一上午，认为中央军靠不住，只能去向马鸿逵求援了。他派的特使来到银川时，马鸿逵却一反常态，相当客气。他说：

“子香长官打算在兰州与彭德怀决战，此事我们在广州商议过，阎院长和胡宗南也同意，我们宁青两军本是一个血脉，利益是一致的，请你转告他，只要他一打响，我们的宁夏兵团随后就到。”

特使说：“马主席现在是甘省的父母官了，我们的长官希望你这次跟我一起回兰州坐镇哩。”

马鸿逵说：“按理说我是应该去的，但近日身体不好，动弹不了啊！”

“那我就等主席几天吧。”

“不必了，你公务在身还是先返回去。”

那个特使自然不会离开，马步芳见马鸿逵的部队并没有开进的意思，又指示特使去争取。可是马鸿逵却态度大变。

他说：“我们出动一个军可以，但怎么动？困难很多，你们的长官不给经费我们就动不了，我现在是一穷二白，一没有钱，二没有车，很难行动。”

特使说：“经费问题可以争取，但运输工具不好解决，我们青海部队出兵陇东全靠双腿，汽车很有限。”

“那我们就快不了。”

“还是请主席看在宁青老关系的份上，尽快决定出兵吧。”

“你还是先回去，我让卢忠良带部队去就是了。”

特使离开后，马鸿逵的那个掌管机要文书的风流女秘书问：

“你真的让忠良去兰州？”

马鸿逵说：“我是糊弄他们哩，宁夏平安都难保，我怎么能有这个高风格？”

女秘书一头扎在他的怀里说：“你刚从广州开会回来，对马步芳只能应付，我们也不说不出兵，只强调客观困难，想法拖延下去就是了。”

马鸿逵一把将她搂在怀里，笑着说：“还是你聪明啊……”

两人抱成一团，在沙发上打滚。

这个女秘书本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女子，无论从文化或长相都在其他几个姨太太之上，也备受马鸿逵宠爱。可是时间一长，她也就成了众人攻击的目标，尤其是刘慕侠女士对她怀恨在心，常纠集其他几个姨太太找女秘书的麻烦。

尽管女秘书受到马鸿逵的偏爱，但她毕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有时受了气也不好发作。她正在马鸿逵怀里撒娇，刘慕侠却突然走了进来。

马鸿逵只好将她从怀里推开，问：“你来有什么事？”

刘慕侠气呼呼地说：“解放大军已打到咱家门口了，你还有闲心与这个妖精鬼混？”

“放屁！”马鸿逵站起来打了刘慕侠一个耳光。

刘慕侠哭泣着说：“她会做什么？不就是能陪你跳舞，陪你睡觉嘛，我们几个整天为你这个家操劳，你却不管不问，从来不关心。”

女秘书也哭了起来。

马鸿逵说：“老子心烦，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这两个女人都没有走的意思。

马鸿逵脸色很难看，坐下来抽烟。

刘慕侠走过来帮他划火柴。

马鸿逵一手端着水烟锅，一手拉住刘慕侠的手，说：“你最辛苦，也懂道理，我怎么能亏待你哩，在我的心目中，你们几个都是有功劳的人，秘书也有她的功劳嘛，她能帮我读书看报，学习英文。”

“我知道，你这次去广州，也去过香港，依我看国民党算是完蛋了，我建议你将所有财产转移到香港去，那边我有熟人，可以先去办理一下。”

“可以，此事就由你来办，越快越好。”

“依我看如果兰州失守，咱们宁夏也就难保了，你要早做准备，不少党国要员都逃到台湾去了。”

“我会考虑的。兰州决战本是好事，但我始终认为马步芳太骄傲，还没有看清共军的强大，再说其他人不可能将队伍开进去，白白葬送在他的手里。”

“我们见机行事就是了。”

“你可以先走，但我有一个要求。”

“你是主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用得着向我说吗？”

“此事非同一般，得先征求你的意见。”

“是这样吗？”

“嗯。”

“那就明说吧。”

“我的女秘书从大城市来到这里，也吃了不少苦，很有才干，我想将她纳为六姨太哩。”

“只要你能受得住她的折腾就纳吧。”

这时坐在后面的女秘书突然眉开眼笑，走过来拉住刘慕侠的手说：

“以后还请刘大姐多关照。”

三人重归于好，马鸿逵格外高兴，立即吩咐人去请客，按照传统礼节张罗他纳妾的事。

此事很快就传到了马步芳那里。

眼看着彭德怀的大军已经扑了过来，马步芳将马鸿逵发来的纳妾请柬甩在地上，说道：

“这个少云，也太荒唐了，彭德怀都找上门来了，他还有心情搞女人”。

站在他身旁的马继援，恶狠狠地说：“他不出兵算了，还发这个破玩意来糟蹋我们。”

马步芳说：“我们不去理他。”

“不理也许不好，如果要在兰州决战，他不出兵，我们就很难顶住了。”

“你也太天真了。他不可能行动，此人向来老奸巨猾，用兵保守。”

“我们没有必要给共军退让，将他们引到兰州来。我们还是在定西一带与他们决战好。”

“怎么决战？就凭你手下的两个军和骑兵师，彭德怀三路大军，不下30万人马，而且还配有装甲部队，来势这么凶猛，你能打过他们？”

“彭德怀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还可以调动陇西的黄祖勋第91军、周嘉彬第120军来参战助威嘛。”

“你说得轻巧，这两个中央军受胡宗南左右，他们能调动？”

“这也不一定。”

“我再问你，定西决战，如果共军的三大兵团攻上来，你怎么打？这个地方一无天险，二无工事，供给又没有着落，一旦被包围，只能眼看着等死啊。”

“我们节节败退，如果不在定西打一下，会助长共军威风。”

“你还怕没有仗打吗？对付共军也要灵活机动。退回兰州，对我们有利。”

“还是不能退。”

“那你怎么打？”

“我准备在定西一带充分发挥骑兵优势，与共军打运动战。”

“共军是打运动战起家的，如果能打，胡宗南在陕西围了几年，为何没有吃掉共军。反而被人家打得焦头烂额，退到汉中去了。你不能意气用事，应立即将主力全撤到兰州来。”

马继援说服不了老子，只好命令所有部队全部退守兰州。

马继援率领两个军匆忙退回兰州时，兰州城里人心惶惶，许多有钱人已开始向外逃跑。

马继援在他老子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受到批评，他的心情很不好，流着泪对马步芳说：

“我们就这么退回来了，难道是走投无路了吗？”

马步芳拍着桌子说：“你太固执了，我与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仗，难道没有你经验丰富？现在兵无斗志，如不退下来休整，你会把先人的老本全赔进去。”

马继援不再与马步芳争执，坐在那里低头抽烟。

出席会议的除副长官刘任外，其余全是青海兵团师以上军官。

本来马步芳曾想让中央军第91军、第120军来参加兰州会战，可是已逃到临洮地区的黄祖勋和周嘉彬这两个军长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表面上答应配合，其实并没有行动。

这次会议马步芳同他的儿子确定了如下作战方案：

1.以国民党原陇东兵团的第82军、第129军及炮兵一营，在北部狗娃山、皋兰山、东岗坡一带设防。该部骑兵配置在兰州、河口一线的黄河北岸。

2.以国民党原陇南兵团的第91军、第120军，配置在兰州至靖远一带，为策应兰州的左翼部队。

3.韩起功的骑兵军防守洮河，为兰州右翼部队。

这只是一个大致的作战方案，后来马步芳又将其细化为4大军事要点，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名义下发各部队，其具体内容为：

1.置有力骑兵部队于榆中、甘草店一带，迟滞共军前进，以赢得防御准备时间。

2.如果共军主力直扑兰州时，兰州守军借坚固工事，予以杀伤，待敌我兵力接近平衡时，断然转移攻势。此时，北岸骑兵部队应支援骑兵军，努力击破当面之敌，向内官营、定西开进；兰州左翼部队即向榆中方向运动。

3.如果共军主力向临洮方面发起攻击，兰州及其东北部地区的守军应断然出击，向共军主力侧背攻击。

4.假如共军主力将主攻方向转到靖远方面，该方面的守军应极力阻止其渡河。同时兰州及同心城部队应构成钳形攻势，乘共军半渡歼灭之。

第七章、西征之路 四、兰州城动荡不安

马步芳将一切大权交给了儿子。

时值8月，兰州城里更加动荡不安。败退下来的马家军在城里到处抓壮丁构筑城防工事，军人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抢劫民财事件时有发生。

大战来临之际，马步芳要维持这个残局是相当费劲的。

由于长期以来受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听说解放大军要来，许多市民都很害怕，按照马步芳的宣传，共军杀人如麻，六亲不认，而且还要共产共妻。

一些有资产的地方绅士，都找到马步芳的公馆请求保护。

马步芳对这些人是不敢得罪的，他们都代表着一种地方恶势力，或长期以来垄断着甘肃省的经济命脉。打仗当然需要钱，国民政府已名存实亡，这些人正是马步芳依靠的对象。他明白，如果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几十万马家军将在兰州处于走投无路的地步。

于是马步芳对他们说：“彭德怀找上门来了，为保卫家乡安全，我有义务抵抗，兰州城的防御工事是很坚固的，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共军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攻进城，我们至少可以在这里坚持半年，到那时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美国就会派兵来支援我们。”

这些绅士对马步芳这种大话不感兴趣。

有人曾问：“共军如果打进来，我们的财产不就全完了？你应该对我们的安全负责啊！”

马步芳大手一挥，对他们讲：“本官与大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你们如不放心，我只能派兵将你们护送到青海去，所有财产也就朝那里转移。”

又有人问：“去香港行不行？”

“香港路途遥远，没有飞机是不好动的，何况共军已封锁了西北上空的航线，青海最安全，请你们不要担忧。”

他将这些人打发走之后，马步芳又在儿子的带领下在兰州城外的几座山头视察地形，此时黄河两岸的所有高山上到处都是修筑工事的军人和劳工。

可以说马步芳已经下了与解放军在兰州决一死战的最后决心。

各个山头上的环形防御工事星罗棋布，民工们不分昼夜地干着，手提马鞭的军官如发现有人偷工就鞭打脚踢，有不少劳工忍受不了这非人的虐待，乘着深夜纷纷外逃，部分人被抓回来当场枪毙。

用马继援的话说：“这些人，全是咱甘肃人的败类，大敌当前不为家乡安全出力，却想通匪，留下来还有何用。”

这就是他们残杀无辜人民的强盗逻辑。

后来当解放军攻进城，兰州就有人说，马家军之所以失败，问题出在自身，主要是所作所为不得人心。

马步芳在大战的前几天就做好了逃跑的打算。他离开兰州时对他的儿子说：

“我得回青海去料理一下事务了，兰州决战的重任就由你负责，在紧要关头凡事都要谨慎，要同刘任多商量，出兵时也不可意气用事啊。”

“老爸放心，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彭德怀来钻哩。不是我自吹，兰州依山傍河，防御体系是十分坚固的。不要说共军的30万大军，就是再来30万也不一定能攻克。”

“你还是要小心，彭德怀用兵神出鬼没，你不是此人的对手，万一守不住就往青海撤吧！”

马步芳已经意识到这场战役将是他的末日了。

离开兰州时父子俩人竟哭了起来。

刘任前来给他送行，马步芳拉着他的手说：“刘副长官，我只有一个儿子，现在就交给你了。他性格刚强，处理问题不太冷静，你要多关照他。我回青海处理完事情，一定赶回来与你们共赴国难，陇南的两个中央军你要设法调上来，光我们的青海兵团是不够的。”

刘任也是一个顽固反共的人，马步芳上任后，他为了保住官位，极力讨好他，常常装出一副谦虚姿态，成了马步芳手下的忠实干将。

这时他对马步芳说：“请长官放心，这两个中央军我一定控制住，就是宁夏方面不好对付，马鸿逵曾答应出兵，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动静，我担心一旦打起来，他们不配合啊！”

“想让宁夏出兵是困难的，马鸿逵心胸狭窄，自从我当上这个长官他就不服气。不过他不可能不动，如果共军突破兰州，势必向宁夏进军，他那点部队还不是共军的对手。”

“还是请你再派人去宁夏催一下吧！”

“我一定派人去。”

马步芳乘坐专机离开了兰州。

与此同时，他又命令兰州城里的几个大型工厂将物资全往青海转移。

马步芳一走，他的儿子根本压不了阵，解放军的进攻准备放慢了。马继援几乎天天都在几个心腹的陪伴下，在前沿阵地检查布防情况。

兰州城里越来越乱了。

许多大户人家都举家往外逃，留下的人也全是无产阶级。

军队在行动，老百姓也在行动。当时要出兰州城，惟一的通道便是黄河上的那座铁索桥，军民混杂一起，铁桥拥挤不堪。马继援眼看着运送弹药的车辆无法前进，火冒三丈，下令让所有百姓停止行动，主动给军队让道。可是却没有多少人听，军民之间事端迭起，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那些有脸面的士绅，理直气壮地说：“马长官让我们往青海转移，你们却不许我们动，这里究竟是谁说了算数啊！”

士兵们将详情报告给马继援，马继援摇头说：“我老爸真是糊涂啊！共军并没有打进来嘛，让这些乡绅转移什么？这会动摇军心、民心。”

刘任解释说：“老长官这样做也自有道理。”

“我不管有什么道理，从现在起，将铁桥实行军事管制，没有我的手令，老百姓统统不许放行，如有人敢违抗，就是破坏决战计划，格杀勿论！”

马继援是兰州决战的总指挥，他的命令没有人敢不执行，铁桥很快就被军管了。可是老百姓自有办法，他们又利用羊皮筏子过河。士兵们看到有机可乘，便以各种理由掠夺百姓钱财，枪声四起，因分赃不均，内部的下级军官之间常动刀动枪。至此，马家军的土匪特点已完全暴露出来，军民关系仍在恶化。

马继援站在狗娃山上，望着这情景雷霆大发。

刘任说：“你都看见了，共军还没有来，我们正在备战，他们却先逃跑了，局面这么混乱，如果共军的便衣队乘机混进城，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马继援说：“这好办，派兵将兰州城区的黄河岸口全封锁了。可以动员老百姓回去，如有人不听，凡见了羊皮筏子就打，我就不相信这帮狗日的不怕枪子。”

在短短的十几天里，马继援已将全部兵力布置在了兰州城外围的各个山头上。

8月的西北暑气蒸人。

8月的黄土高原，到处弥漫着战争气味。

眼看着一场大战将要爆发了。

马继援返回长官公署，很自信地对高级军官说：

“我们兰州的工事这么坚固，我们不出兵，让他彭德怀派兵来攻，没有两三个月也不一定能拿下，何况我们还有这么多精兵强将，为党国立功的机会到了……”

这帮杂牌军无恶不作，解放大军还没有到，马继援将军以上军官召到公馆每人配备一至两名风流妓女寻欢作乐。

可是，驻守在山头上的士兵却惶惶不安，人人都怕在这场战役中命归黄泉。

彭德怀的三路大军经过休整之后火速向兰州扑来。

在这种恶劣天气下急行军，困难很多，西北黄土高原人烟稀少，大部队行进中最难解决的是喝水问题。从天水以上，当地老百姓吃水都相当困难，可是我们的解放大军仍继续前进着。最动人的是从彭德怀本人到兵团司令都和战士一起走着，这次行军的艰难程度好比第二次长征。

时间就是胜利，彭德怀是个急性子，他向各部队下达每天行军一百里的硬指标，当时的行军路线尽是荒草地或山地，人只能靠一双腿前进。

8月的西北，天气炎热无比。在烈日下，我们的指战员身背武器，肩扛弹药艰难地跋涉着。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晕倒了，他们重新爬起来，相互搀扶再往前走。

人们脸色苍白如纸，由于严重缺水，从将军到士兵，几乎人人嘴角上都结着一层血痂。

走在队伍当中的彭德怀手拄一根桃木棍，在一个沙包前停下来，望着身后的战士招手，战士们汗流浃背，挂在腰际的水葫芦荡来荡去，这说明葫芦里的水早已没有了。

彭德怀很心痛地说：“战友们加把劲，翻过前面这座山，就有水喝了。”

有些战士摇晃着葫芦说：“总司令，我们的葫芦早就空了啊。”

“葫芦空了，说明我们快到兰州了。”

听到兰州二字，大家的情绪又高涨起来，行军速度明显地快了。

又走了一会儿，许多干渴的战士终于掉了队，坐在地上不愿起来。走在后面的连排干部催他们快走，掉队的战士有意见，说：

“都快一天了，连一口水都没有喝，怎么走得动？”

这时彭德怀走了上来，让他的警卫员将水壶拿过来让这几个战士喝。

警卫员很不乐意，摇晃着水壶说：“就这一点了，让他们喝光了，你喝什么？”

彭德怀笑着说：“喝光了再说嘛！”

战士拿着他的水壶喝。

彭德怀望着他们笑。

警卫员对他说：“你也多半天没有喝水了，嘴唇都肿了啊！”

彭德怀却笑着说：“你整天跟我在一起，难道没有发现我本来就长着厚嘴唇吗，怎么能说是肿了呢？”

警卫员忍不住笑了。

喝光彭德怀那壶水的几个战士从地上爬起来，说说笑笑往前走了。

此时，杨得志和李志民率领的第19兵团已放弃了追击马鸿逵的打算，翻过六盘山向兰州东部奔来。

望着巍峨的六盘山杨得志思绪万千。

他对兵团政委李志民说：“记得14年前我们红军路过这里时也是这个季节，但那时我们是被追赶者，许多朝夕相处的战友因体力不好都掉了队，最后被马家军杀害了。今天我这个老兵登上六盘山心情很难平静，记得当时我们有人说：我们是要打回来的！而今我们终于打回来了。”

李志民说：“是的，我们回来了，是胜利地回来了。”

“只可惜，我们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是看不到了，记得我们红一团有一个姓黄的测绘员，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了。他是江西吉安人，就是在这一带失踪的，才只有17岁，是我们团的秀才，当时我军打仗的地图都是他绘的，尽管很粗糙，但对我们行军打仗帮助很大。”

“我们过去牺牲了许许多多同志，现在革命总算将要成功了，细想起来他们的血也没有白流。我们只有在兰州打个漂亮仗，来告慰长眠在这里的英灵了。”

8月20日，杨得志兵团终于和许光达兵团在兰州城外会师了。

马继援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立即命令所有部队做好应战准备。

彭德怀的心情也很复杂，他明白兰州这块骨头不好啃，青马已将所有赌注都下在了这里，他观察完马继援的防御阵地后，立即将杨得志和许光达叫到指挥所研究作战方案。

他让参谋人员将地图挂在墙上，反复研究了一会儿，对他们说：“看样子兰州外围的敌军阵地工事是很坚固的，要突破马继援防线，首先得拿下东、南、西三面的高山上的一个阵地。”

杨得志说：“我调查过了，马继援的主力全在南山上，这里层层设防，不易攻破，但不先攻击这里，我们的主力就无法接近兰州城，我认为还是要设法将兵力用在先攻击南山阵地上。”

彭德怀说：“兰州战役能否在短期内结束，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要尽快拿下南山阵地，二是要抢占黄河铁桥，切断敌人退路。敌人最怕失去这两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先向这里开刀，在总攻发起之前，第19兵团可以集中几个团试攻一下。”

杨得志表态：“好，我们准备试攻。”

彭德怀用兵也是很谨慎的，最后他终于对这两个兵团作出了如下布置：

许光达第2兵团的任务是：进攻营盘岭、沈家岭和七里河，然后向兰州城西关和南关发动进攻，并以一部沿黄河南岸东进夺取黄河铁桥，一部从七里河地区相机北渡黄河，歼灭北岸之敌。

杨得志第19兵团的任务是：沿西兰公路首先攻占路南之马架山、古城岭、豆家山的路北之十里山，然后向兰州东关发动进攻。

两个兵团进攻兰州从兵力上来看是弱了一点，但彭德怀是从整个西北的战局布置兵力的。胡宗南虽说退到了汉中，但他还有一个军的兵力分布在天水以下的凤县、徽县、武都、成县等地，随时都有可能向西开进策应马步芳，因此，周士第兵团没有开进兰州，而是留在天水附近牵制胡部。

这时王震兵团的主力已顺利进入临夏，总攻发起之前，彭德怀又给第1兵团的王震将军做了具体指示，其电文的内容为：

青马匪军现决心固守兰州，我左兵团进占临夏后，可能动摇其固守决心，但也可能促其不顾一切决心死守，甚至放弃西宁，撤守大通河东岸及享堂、新城、湟水北岸，保障向河西的退路。在我军攻占兰州六七天不得手时，宁马主力就可能乘机增援兰州。青、宁二马有汽车2000辆以上，要充分估计到宁马主力车运兰州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第1兵团即可迂回兰州北部，我军将集中3个兵团于兰州会战。王震兵团应有此种作战之充分准备。

如何攻打兰州，彭德怀考虑得十分周密，他在对各部队做动员时，强调指出：

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须有足够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情绪。

各部在进攻时需要仔细侦察，精密计划，充分准备。……须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技术，一个一个山头、房屋、阵地，逐次地歼灭敌人。不攻则已，攻必奏效。

进攻中，须充分歼灭敌人反冲锋部队，组织消灭反冲锋火力。构筑抗击反冲锋的工事。

密切步炮协同。炮兵须反复精确地侦察敌人火力、火力的配备，组织良好的战场观察，切忌盲目的射击。须知优势的炮火，在顽强的敌人面前，并不是万能的。

对敌人外壕、陡壁的克服，须用挖沟，改造地形来接近，用炸药破坏。因弹药运输困难，炮击只能是辅助的。

由此可见彭德怀在兰州战役发起前大脑处于高度运转状态，他连续几天没有合眼了，其他的各兵种指挥员也是这样。面对分布在各个山头上的马继援部队，我军三路进攻也并非容易。

8月21日。

第一次试攻开始了。我军这次共用了9个团的兵力，攻击路线为：

第63军和第65军共以5个团攻击豆家山、古城岭和十里山一线阵地。

第4军以两个团攻击沈家岭。

第6军以两个团攻击皋兰山主峰营盘岭阵地。

总攻发起后，敌人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顽固抵抗，在十多里的攻击战线，炮声震天，喊杀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进展却很迟缓，敌人用交叉火力射击，硝烟滚滚，眼看着冲上去的解放军战士如麦捆一样一个个倒了下去。

马继援的部队已红了眼，表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

马继援将其3个精锐师摆在了主阵地上。

防守豆家山、古城岭和十里山一线的是第100师。

防守营盘岭的是第248师。

沈家岭及狗娃山由第190师把守。

另外将2个师作为预备队摆在了兰州西关一带。

马继援用于决战的总兵力约5万多人。

按理说彭德怀两个兵团对付这5万人是很轻松的，但因敌人处于防守位置，工事坚固，给攻城部队造成了很大威胁。

敌我双方激战了整整一天，已形成两军对峙的局面。

当彭德怀得知9个团全线攻击均未成功时，心情非常难受，各部队伤亡这么大，继续攻下去，损失将更大。

这时他只好对各部队下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撤回原地休整。

这次试攻也充分说明了兰州决战的严酷性。

一位曾参加过这次攻击的老战士后来回忆说：

那次试攻可激烈呀！敌人火力太猛了，各个山头上，暗堡比耗子洞还多，防不胜防。他们各阵地互相呼应，火力交叉使用，子弹密密麻麻的，不要说是人，就是苍蝇也飞不过去。我们的炮兵火力只摧毁了他们暴露在前沿的目标，而那些暗堡才是最厉害的哩。

我们的爆破队根本靠不上去，无法接近。记得那一天光爆破手就牺牲了不少啊！弟兄们真够顽强的了，明知道冲不上去咬牙往上冲，被敌人打退了。我们后退，敌人又从工事里钻出来，组织反扑。

这次试攻失利，各级指挥员压力都很大。

远在北平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对兰州的进展情况一直很关心。彭德怀考虑再三还是如实将部队试攻受挫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

军委作战室将电报转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正在查看西北作战要图，机要参谋轻轻地报告说：“主席，兰州来电。”

毛泽东急忙放下手中的半截烟，回头问：“是吗，彭总那里战况如何啊？我可是等他的捷报哩。”

参谋不好说什么，他心里很清楚，自从第一野战军开进西北后，毛泽东就对他们说：“西北战役事关重大，如彭总来电，均要及时报我，不得延误。”

毛泽东主席是想得到好消息，可是首攻兰州却很不如意，他将彭德怀的电报看了几遍，最后对工作人员说：“看样子敌人是在死守兰州了，这样也好，一次攻不破，再来一次，直至攻克，我就不信他马步芳的兰州固若金汤！”

当天晚上他就给彭德怀回电指示：

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3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道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道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须有一个星期或更多的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舞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第19兵团对进攻受阻很不服气，杨得志在军以上干部会上总结教训时说：

“这次我们兵团投入了5个团参加攻击，不但没有攻开一个缺口，反而损失了这么多同志，问题在哪里？依我看除了我们准备不足外，还存在轻敌思想。”

李志民与杨得志的心情是一样的，他站起来说：“试攻两天，没有夺下一个阵地，这是历次战役中少有的，这说明马步芳的部队确实有一定战斗力，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够，但战士们还是英勇顽强的，大家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攻……”

前指会议正在进行，彭德怀却突然来了。

李志民望着彭德怀惊讶地说：“彭总，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里距敌人火炮最近，太危险了。”

彭德怀大笑，说：“你们不都是在这里嘛，我彭德怀的命与大家是一样的，作为总指挥不到前沿阵地掌握敌情，怎么指挥大家哩，再说马继援不是成天叫嚣要捉拿我吗……”

杨得志说：“彭老总亲自到我们兵团指挥所作指示是对我们兵团指挥员的鼓舞，但你是兰州战役的总指挥，不宜太深入前沿阵地了，万一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毛主席交待呢？”

“我彭德怀感谢你们兵团的关心，我转一圈就回去。”

杨得志将彭德怀让进指挥所的坑道里，还没有开口，彭德怀却先说：

“这次试攻失利了，大家有什么想法？”

杨得志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说：“彭老总啊，我们19兵团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军、师、团干部都很憋气，迫切要求继续攻打，非出这口气不可！”

彭德怀没有表态，站在一旁的李志民接着说：“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千万不可轻视二马，否则必致吃亏。我们虽然经常给自己敲警钟，也一再教育部队，但这个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果然吃了轻敌的亏。仗没有打好，责任主要在兵团领导。”

彭德怀望着他们讲：“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不过，受阻的主要原因我看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人顽强，工事坚固。青马匪军是当今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之一。我们通过这次试攻了解了敌人，这是最大的收获。告诉部队要沉住气，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仔细地研究敌人的防御特点，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发起总攻。”

杨得志问：“何时总攻？”

彭德怀回答：“就在近日。”

杨得志说：“现在我们与马步芳投入防守的兵力很接近，总攻发起后，我们的兵力显得薄弱了一点。”

彭德怀告诉他说：“这个问题我也考虑到了，如攻守兵力相当，攻方困难就较多，我会调别的兵团来增援。现在王震兵团已先后占领了接近青海的临夏，斩断了兰州和西宁的联系，宁夏一带除一军外我还准备再派几个团去阻击宁马，使其不能来兰州增援马步芳，马步芳失去外援是坚持不了几天的。”

彭德怀离开兵团指挥所朝其他几个军、师前沿阵地走去。

这就是他的作风，每次指挥作战都要到最前沿阵地去观察地形，了解指战员的思想情况。

兰州决战将是一场相当严酷的战役。

就当时我军的实际情况来说，5个军，十多万人马经过长途行军都很疲劳，没有恢复就开始投入战斗，加之准备不足，首攻受阻，彭德怀思想压力很大，各部队的意见也很多，有人说兰州外围人烟稀少，来了这么多军队要吃要喝，粮草供给面临困难，还是先休整一下，待一切工作准备好了再发起攻击。

彭德怀从部队前沿阵地视察回来，反复研究，认为还是应抓住战机，立即发起总攻，如拖下去，马鸿逵援军一到，要攻克兰州就不是几天的功夫了。

塞外高原兰州是通向新、宁、青各省的交通要道，从古至今战略位置就很重要，这里曾经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爆发时，国民党政府曾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兰州城外的三面高山上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后来内战爆发，西北各路军阀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不断地加强其城防体系，使其基本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防御态势，在这种特殊的三面环山，一面傍河的地理条件下，兰州城具备了很强的防守优势，三大战役结束之后，蒋介石的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以风卷残云之势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政府将最后挣扎的法宝押在了大西北，用蒋介石的话说，只要西北能坚持半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到那时他们就会借助美国人的支持光复大陆所有失地。西北地域广阔，长期以来是地方各路军阀的天下，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只能利用他们统治西北，以求社会安宁。

太原解放，胡宗南惨败，彭德怀30万大军挥师西进，战略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只能将西北大权交给马步芳和马鸿逵等地方军阀。

马步芳当上了西北最高长官，又将十几万军民强行开到兰州城外的各个山上，不分昼夜修筑各种防御工事，3个月下来，所有山头上明碉暗堡纵横交错，几乎将光秃秃的山上打通了，大洞小洞相连，各种形状的工事全是钢筋混凝土浇灌而成，其火力配置十分坚强。马继援站在狗娃山上，很自信地宣称就此一地，可以抵挡十万雄兵。

首次试攻受挫后，彭德怀思想上的压力很大，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兰州不同于太原，也不同于西安，要想很快得手，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是不可能的。

他多次向指战员说，现在的二马不但顽固，而且战斗力也是最强的，兰州战役将是一场严酷、艰巨的决战。

从攻城部队的前沿阵地回来，彭德怀浓眉紧锁，站在作战地图前沉思不语。

8月的兰州，太阳依旧炎热无比。

天高云淡，没有多少风，按理说这正是雨季到来的季节了，却没有下雨的迹象，许多战士对这里的气候都不太适应，是否接着攻城成了他难下的最后决心。

他整整在这间临时搭起来的指挥所思考了一个下午，最后还是决定继续攻打，而且就从明天开始。

他是一个很深沉的高级指挥员，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关键时刻，还是在轻松的行军途中，他那张脸始终是紧绷绷的，很难看到笑容，但他对下级却是相当关心的，每逢作战不利，他都将责任归到自己身上，从不责备他人，为人正直，性格刚强，深受官兵爱戴。

8月24日清晨，他将自己准备总攻兰州的计划电告了中央军委，他在电报中说：

决以3个兵团打兰州，王震兵团从兰州上游迂回兰北。宁马出动3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两马集结兰州，加上周嘉彬、黄祖勋两部，共有13万兵据守坚城，我军即使集中3个兵团短期内也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弹药都不能得到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现第2兵团和第19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匪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看，攻城已有七八成的把握，故决定在25日晨开始攻击。如果未解决青马，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4个军围困兰州，集结5个军打宁马。

电报发出后，彭德怀心里很不平静，他担心中央军委可能不同意他的全线攻击。有这种想法是合理的，因为前两天首攻失利，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很不满意，认为他们有准备不足的原因。

可是彭德怀自有想法，他认为虽没有攻占，但也了解了敌人防御阵地的兵力分布情况和火力配备规模，对总攻提供了宝贵情况。

毛泽东接到电报有点拿不定主意。

他对坐在对面的朱德和周恩来说：“彭老总要求明天全线攻击兰州，是不是太仓促了啊？”

朱德说：“兰州守军是顽敌，彭老总在来电中说过了，早动手比晚动手好，依我看他是有把握取胜的。”

毛泽东在室内来回踱步，他不停地吸烟。

兰州战役试攻受阻后对他震动很大，大西北仍没有拿下来，开国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如果不尽快将西北四省解放，将会给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带来影响。

他又转向周恩来说：“恩来，你说说吧！”

周恩来望着他，讲：“现在兰州的情况对我军不利，彭总讲了，如长期围困，二马将连手死守。明天发起总攻，我是同意的，但敌我双方兵力相当，打起来将很艰苦。”

毛泽东点头：“是啊，5个军对付5个军，实力相当嘛，我看应将王震兵团调回来，也投入攻城吧。”

周恩来说：“这个建议很好。”

毛泽东又点了一支烟，坐下对朱德说：

“明天就总攻兰州，我仍担心准备不足啊！”

朱德说：“这是彭老总下的决心，这说明有取胜的把握嘛。”

“那么你是同意了。”

“我同意。”

“恩来也同意，那就立即给德怀回电，此人脾气很大，如果复电晚了他会骂娘啊……”

他们三人都笑了起来。

接着他们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彭德怀回电说：

集中兵力，充分准备，继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

第七章、西征之路 五、血染五泉山

总攻时间已经决定，彭德怀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

从前几天试攻的情况来看，自命不凡的马继援的确不是草包、软蛋，他年轻气盛，死守兰州的决心已下，要对付他这种顽固分子只有刀枪相见，他与其父亲马步芳一样，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一点小小的胜利使马继援沾沾自喜。

8月23日，我军攻击受阻后立即撤出了战斗。

马继援向蒋介石报了功后，又站在前线指挥所里拿起电话，对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说：

“刘副长官，我军在狗娃山一带打退了共军几十次冲锋，阵地安然无恙，打了大胜仗了，你快组织人宣传，另外还要搞些犒劳活动。”

刘任在长官公署坐镇，一切听命于总指挥马继援的。

这时宁夏兵团还没有出动，他只好根据马步芳的安排派人去找马鸿逵交涉。马鸿逵对来人说：

“我们不是不想出兵，而是实际困难太多了。”

说客马骥与马鸿逵是同辈，因此语言也比较投机，他笑着说：

“少云兄！子香让我来劝你火速向兰州发兵，这是大事，有话直说嘛。”

“子香躲在青海，将兰州决战的大事交给他的儿子折腾，让我们出兵，没有钱，部队不好动。”

马骥飞回兰州，马鸿逵来电说：

我部已在吴忠堡集结，因无鞋袜，不能行动，请拨鞋袜费大洋10万元。

马骥找到刘任问怎么办。刘任摇头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你到财务处去交涉一下，如能弄到钱更好，马鸿逵就有可能出兵了。

马骥找到财务处，人们告诉他说没有钱，他无可奈何，心灰意冷地走了。

刘任对马继援很效忠，一边组织人赶写新闻，一边搜罗白洋带着一个庞大的慰问团朝山上开来。

这个慰问团非同一般，全是兰州城的青楼妓女。

马继援很满意，他站在一个大石头上，对这些心惊胆战的妓女说：

“姐妹们，你们发财的机会到了，山头阵地上官兵，人人身上都装满了大洋，连干粮袋里都是，他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女人哩，你们可不要错过发财的机会啊。只要你们能耐大，一晚上就能发大财，等打了胜仗，你们都成了百万富翁。”

这批妓女情愿或不情愿地朝山头上走去。

马继援来到狗娃山，对死守这里的第190师师长马振武说：

“弟兄们辛苦了，你们要把这给我守好了。”

马振武说：“请长官放心，我们这里很牢靠，共军想来进攻，没有那么容易哩，前几次都被我们打退了。”

“很好，也不能轻视共军，发现情况要及时向我报告。”

妓女们被分开留在了各个山头上。

这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平静而已。

这已经是8月24日。

兰州决战即将全面展开。

马步芳父子深感前景不妙。两个星期前他们在广州制定的兰州会战成了一纸空文，战火点燃后，马步芳父子处在了孤军困守兰州城的境地，马鸿逵的宁夏兵团没有动，胡宗南没有动，就连已撤退至河西的国民党两个正规军也不听他们的指挥，迟迟不动。

马步芳只好给国民党政府发电请求支援。他在电文中强调说：

“窜洮河西岸临夏附近之共军第1军、第2军正向永靖、循化进犯，情况万急！如陕署、宁夏友军及空军不迅速行动协歼，深恐兰州、西宁均将震动。千钧一发，迫不及待！务请火速分催，不再迟延……”

8月25日拂晓。

彭德怀的大军已全线出击，兰州城外围的马家军阵地一片混乱，沈家岭、营盘岭、马架山、豆家山、十里山、古城岭一线炮声隆隆。

炮击半小时后，步兵攻击开始。

一场肉搏战又上演了。

攻占兰州西南面沈家岭和狗娃山主阵地的是第4军第31团。

该团团长叫王学礼，他是一名年轻的指挥员，这次任务还是他在师长郭炳坤那里争来的。

总攻发起前，王学礼对郭师长说：“我们团劲头很大，还是把主攻沈家岭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郭师长说：“攻克沈家岭，就等于立了大功。我让32团和33团从左右两侧助攻，你们团一定要拿下高地。”

王学礼说：“请师长放心，只要攻占了沈家岭，见了马克思也光荣……”

来到前沿阵地，王学礼对指战员们说：“我们这个团可是立过大功的部队，每个营、每个连都好几面大锦旗，这都是大家的光荣，沈家岭就在眼前，立功的机会到了。”

炮火一停，冲锋号就响了。

王学礼大手一挥跳出了战壕，带头朝敌人阵地冲去。

跟在他身后的战士们高喊：“攻克沈家岭，解放兰州城！”

第一批突击队冲上去了，几分钟功夫，就被敌人打散。

把守第一道防线的马家军都是亡命徒，他们从防线冲出来，骑着马，挥着刀，与攻上阵地的解放军展开白刃战。

喊杀声在山头上回荡，敌人如同苍蝇不停地从暗堡中钻出来，好不容易冲上一个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被打退了。

王学礼举着望远镜站在离敌人不到百米的坑道里说：“怎么回事？敌人怎么越出来越多，重机枪掩护，第二预备队准备突击，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前面那个山头给我拿下来！”

又一批突击队冲出去了。

我军进攻，敌人阻击。我军后撤，敌人反扑。

双方争夺半天，阵地上血流成河，因为马继援曾对他们说：“你们都信奉真主，活着是真主的人，死后真主会让你们的灵魂升天，到天国去享乐。”

这些来自甘、青、陕的回族青年，长期受这种宣传，有不少人已经麻痹了，乃至于战炮一响，他们就成了神经质，带头往前冲，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又爬出来，都成了马步芳父子的牺牲品。

我军伤亡惨重，王学礼团长眼睛都打红了。副团长段忠宪对他说：“老王，这样打下去恐怕不行啊！我们牺牲太大了。”

王学礼说：“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将沈家岭拿下来，这是彭老总的命令，我也向军长、师长表了态。”

“强攻不行啊，敌人多如牛毛。”

“现在一营有多少人？”

“营、连干部大部分牺牲了，全营剩下的人还不到一半了。”

“那二营呢？”

“二营也不行了，能投入战斗的很有限。”

“传我的命令，让这个营先退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说，你在这里指挥，我带三营上去。”

王学礼说完就站起来往外走。

副团长急了，他跟上来说：“这不行，你是一团之长，这仗还没有进行到团长非冲锋不可的地步，还是让我去吧！”

段忠宪副团长从壕沟跳出来，挥着手冲了出去，三营的两个连队跟了上去。在敌人强大重火力反攻下，战士们立即组织几个梯队，成水波形向前推进，但还是没有拿下山头，跑在最前面那个段副团长一口气打倒几个敌人骑兵后，被一名大个子敌人从身后砍了一刀，终于倒在地上。

几名战士急忙将身负重伤的副团长抬下来，他满脸都是血迹。王学礼一把拉住他的手说：“老段，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三营已上去两个连了，但敌人很顽固，不停组织反扑……”

这时报话机里又传来了师长的呼叫声，他没有去，而是将一把冲锋枪提在手里，对报务员说：“你告诉师长，说我已带弟兄冲上去了，沈家岭过一会儿就能攻破，让他们放心。”

王学礼冲上来了。

战士们深受鼓舞，都从阵地上坚持爬起来重新冲击。

已挂了花的王团长，将阵地上仅有的一百多人组织起来说：“战友们，为牺牲的同志报仇啊，都给我往前冲！”

战士们往前冲，敌人也从战壕里爬起来高喊：“我的真主啊，保佑我们吧！”真主没有保佑他们，枪声一响，子弹一落，该倒的还是倒了。

眼看着沈家岭就要攻破了，这时前来增援的第30团的一个营冲了上来。

该团团长武志升对王学礼说：“老王，你的伤不轻啊，还是先退下去包扎，这里交给我好了。”

“不行，沈家岭攻不下，我怎么能下去？”

王学礼坚持不退下去，仍留下来指挥战斗。

激战一夜，先后打退敌人30多次反扑，摧毁敌人各种明碉、暗堡200多处，第二天日落西山时，沈家岭终于被攻占。

可是王学礼团长却牺牲了。

这次战斗敌我双方损失都惨重，几十年后，曾指挥战斗的原第4军政委张仲良撰文说：

1949年8月25日，从拂晓发起冲锋到攻占沈家岭，战斗历时13小时。守敌第190师，先后增援的第100师骑兵团和第129军的一个团，连同狗娃山的敌人，总计9000余人，被我军毙伤3800余人。我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达3000人，其中团级干部13人。在攻占沈家岭的战斗中牺牲的3个团级干部是：第11师第31团团长王学礼，第10师第30团政委李锡贵，第11师第31团副团长马克忠……他们和许多同志一起为解放兰州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攻打营盘岭的是第6军第50团。

这场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炮声一响，阵地上到处都是火海。

在这火海中敌人凭借各种工事拼命抵抗，冲锋与反冲锋不断进行。

第50团突击连是第七连。

一开始伤亡就很大，战士们冲过敌人第一道防线，主要任务是摧毁敌人的明碉暗堡，爆破队一批一批迂回上去，通路打开了，但是一个连最后却只剩下了20多人。

大部队上来了。

山头上的敌人仍在反扑，还有许多暗碉没有炸掉，连长陈全奎将所有能战斗的人集合起来，然后对指导员曹德荣说：

“老曹，眼下我们一连就剩这么多人了，炸药包和手榴弹也有限，正面阵地这么宽，打开一个小口子不行，这次冲锋我在前头，你在后头，要节省弹药，要保存兵力啊。”

曹指导员望着陈连长说：“在后头组织指挥事关重大，你经验丰富，还是留下来吧，这次我带一个小组冲锋。”

“不行，还是我上去，留下的人分几个战斗小组，根据情况冲击。”

“你已负伤了，还是由我去。”

陈连长一个鹞子翻身，翻出战壕，带着5个爆破队员冲出去了。

在敌人火力中往前冲时，他还对指导员说：“你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啊……”

冲上去的2名怀抱炸药包的战士眼看到了敌人的一个火力点下面，却先后倒下了。

这时左右两侧的敌人又开始交叉射击。

子弹如同雨点般落了下来。

这支爆破小组伤亡越来越惨重，剩余的一名战士和连长只好从敌人火力点的右侧靠上去，用几颗手榴弹炸掉了眼前高地上的一个敌人重火力点。

第二小组、第三小组也先后在指导员的组织下冲了出来。

阵地上炮弹不停地响着。

又打开了一缺口，这时全连已剩下十几个人了。

团长刘光汉从报话机里呼叫7连。

连长陈全奎满脸鲜血，他接过话筒说：“刘团长，我们伤亡很大啊，请求增援。”

刘团长问：“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人？”

“12个。”

“请你们再坚持一会儿，第二突击队马上就上来。”

“怎么坚持？这个阵地拿下来很不容易，目前我们急需要人来呀！”

“不要死守那个阵地了，先后撤吧！”

“不能撤啊！再攻将难度很大。”

“那你们能坚持多少时间？”

“半小时左右？”

“那就坚持吧，增援部队马上就冲上来了。”

“是，请团长放心！”

报话机还没有放下，敌人的重机枪又响了起来。

陈连长的身后落了一颗手榴弹，他猛一转身将冒烟的手榴弹从地上捡起朝敌人阵地甩去。

十几名敌人的骑兵队出来了，他们拿枪向他们冲来，还不停地喊叫：

“抓活的，团长说了，抓一个共军赏大洋100。”

骑兵出动也有其弱点，目标过大，便于被消灭。陈连长对战士们说：“不要乱打，让他们靠近了再开枪，先打马，再打人。”

他们先后打翻了几名骑兵。

敌人的气焰被打下去了，肉搏战仍在继续，阵地上乱成一片，死尸如山。

这时第二批突击队上来了。

陈连长已经满身血迹倒在了一个山包前。阵地依然在手。他拉着增援连连长的手说：“你们来了就好，一定要将这个阵地守住，我们攻上来很不容易啊！”

在营盘岭一线攻击的第50团、第51团、第46团经过一天激战，终于攻克了这个阵地，敌人仓皇而逃。

当主峰阵地上飘扬着我军军旗，太阳已落在对面山后，阵地仍响着零星枪声，硝烟还未退去，第6军军长罗元发和政委张贤约来到这个阵地上，心情也很沉重，因为在这里牺牲的人太多了啊。

从拂晓发起总攻，激战十几个小时，歼敌1700多人。我军伤亡1500余人，敌人不到两个团的兵力，却使我军投入了近一个师的兵力强攻，第50团损失近千人，担负突击任务的7连，最后全连没有剩下几个人。

敌人的主阵地已攻克两个了。

总指挥彭德怀整整一天都站在指挥所里没有动弹，总攻发起前，他已向毛泽东主席和朱总司令立了军令状，能否如期结束兰州战役他当时心里也不是完全有把握。根据当天各个战场的进展情况来看，兰州战役已可稳操胜券了。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豆家山阵地看一下情况吧。

这里的战斗也与其他山头一样进行得相当激烈。具体攻打这里的是第63军，军长郑维山和政委王宗槐将指挥所设在了离敌人主力不到500米的一处山沟里。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主攻部队566团的进展详情。

总攻发起还不到10分种，战士们就攻到了敌人的眼皮底下，两军很快形成了对峙局面。捷报传来，他们都很高兴，手拿望远镜的郑军长对报务员说：

“告诉他们团长，势头很好，要保持下去，只要打开一个突破口，我们的大部队就能顺利前进了。”

王政委转身说：“我们的突击队伤亡也很大，是否可让后方炮兵再打几下？”

郑军长说：“可以，时间不能太长，最多5分钟，还要告诉他要设法向前延伸二至五百米，不能影响我们的主攻部队行动。”

参谋长立即向炮兵下达了继续攻击的命令。

对面山头硝烟滚滚，敌人很快缩进了壕沟。

郑军长回头问：“对面山上的突击队是哪个连？”

作战参谋回答：“是566团第3连。”

“连长叫什么？”

“周万顺。”

“是在太原立了大功的这个连队？”

“正是。”

“这个周万顺可是个很能打硬仗的老战士了，我了解他，每次执行任务他都冲在最前面。告诉他，只要他这次将红旗插在豆家山主峰上，我老郑亲自给他戴大红花。”

两个小时后，这个突击连杀开了一条血路，全连伤亡过半，最后终于控制了制高点。

过了一会儿敌人又从左右两侧实施反击，突击队立足未稳只能死守，接连几个回合，阵地依然在手。

有一个叫李小虎的战士从阵地上爬来，手握爆破筒朝左前方刚冒出来的一个敌人火力点冲去，没跑多远他就倒下了。

敌人暗火力点突然又冒出了几个，疯狂地射击，突击队无法接近，眼看着到手的阵地即将丢失。

指导员急了，他从战壕冲出来，说：“三排长，你留下指挥，二班长，你带几个人跟我一起上！”

二班长将5个战士集中起来，分炸药包和爆破筒。

苏排长拉住指导员的手说：“现在连长、副连长都牺牲了，你是最高指挥官了，不能离开这里，还是我带他们冲上去。”

话音一落，苏排长就冲了出去。

指导员只好留下指挥，这次冲上去的几名爆破手，在后方机枪的掩护下，分头出击，先后爆掉了敌人的3个暗堡。

当天下午第565团、第566团就攻占了豆家山的主要阵地。

马继援这时才感到末日来临了，兰州外围三面主阵地基本上被彭德怀的部队攻破了，不怕死的马家军都丢枪而逃，阵地上一片混乱，马继援打电话询问留在兰州城里的刘任：

“空军何时到？”

兵败如山倒，马继援曾对部下许愿只要再坚持一会儿，胡宗南就会派一个中队的飞机来增援，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飞机的影子，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面前，残兵四处溃逃。

刘任回答说：“马总指挥，胡宗南根本不听我们的调遣，政府多次去电催他，他却以天气不好为由，不许飞机出动。”

马继援骂：“胡宗南这个兔崽子，真是狗娘养的。宁夏方面动了没有？”

刘任说：“卢忠良带了一个军开到半路就不见了，听说是受到了王震兵团的阻击。”

“这不可能，王震兵团已经撤到兰州一线来了，马鸿逵不想与我们配合，这是明摆着的事哩，没有他们我马继援照样能守住兰州城。”

“当然，没有他们我们也不会将兰州丢给共军。”

已逃到青海的马步芳得知兰州告急后坐卧不宁。他将电话打到兰州长官公署，接电话的是刘任。

马步芳问：“继援在哪里？”

刘任说：“他到五泉山看阵地去了。”

“听说共军已突破了几道防线？”

“是的，长官，三面山上的主阵地已基本被共军攻破了。”

“胡宗南、马鸿逵都不是东西，按兵不动，一点党国的利益都不考虑，你告诉继援，事到如今，还是应保存实力，不要硬拼了，撤出来朝青海靠拢吧！”

刘任本是一个很无能的高级将领，作战没有决心，贪生怕死。

让马继援这个刚晋升的中将指挥兰州战役，他虽不服气，但也仍装出一副很卖力的样子。

听到马步芳说要撤退，他却说：“马长官，现在就让大家后撤，恐怕不好。”

“为什么？”

“首先你的儿子就不会执行，他刚才还同我通话说，一定要坚持到底，与兰州共存亡，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啊！”

“你是老长官了，你要劝劝他。”

“我可试一下，再说了如果中央知道我们放弃兰州会怪罪下来的。”

“不要再提中央了，我们对得起中央，中央对不起我们，决战前阎锡山代表政府向我的许诺一件都没有落实，我们坚持到这个时候已尽了努力。”

“那我们长官公署怎么办？”

“同部队一起撤退。”

“撤到哪里？”

“机关很庞大，动起来很不方便，先朝河西的张掖方向退。”

“好，我一定服从你的命令。”

马步芳最后又对刘任说：“兰州的各级军政官员一定都要动员起来，一起撤退，能运走的东西都运走，不能留给共军，那几个大型工厂必要时要派人炸掉。”

“现在人走都很不容易了，要运输大批物资就更不可能了。”

“不能运就算了，人先撤出来。”

刘任说：“我可以负责长官公署，但你的儿子我负责不了。”

“你告诉他，部队后撤是我的命令，我就一个儿子，就交给你了啊……”

马步芳放下电话，带着家眷乘坐美国飞虎队陈纳德的飞机朝重庆逃去。

他的儿子却不想执行他的命令，仍坚持死守兰州残局。

刘任对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要将实力保存下来，就是胜利，这是你老子交代的。”

马继援哭丧着脸说：“我们当初由几十个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如今又回到几十个人了，失败是注定了，我不服啊，不是我们打不过彭德怀，而是我们内部不团结，各自为政。如若宁夏兵团调一个军来与我们共守兰州，胡宗南在天水附近策应一下，我们也不至于输得这么快呀！”

他说完大哭起来。

兰州城内外的国民党部队开始全面撤退。

至此，兰州南山上的所有阵地已全部被解放军占领。

敌人连夜退到黄河岸边准备逃跑，兰州城里也混乱不堪，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在大兵后面朝黄河铁桥上跑去……敌人要逃走这是意料中的事情。

彭德怀将阻击敌人西逃的任务交给了第二兵团第三军。

他在给第三军打电话时说：“你部应立即配合第四军首先收拾狗娃山一带残敌，然后迅速向城内西七里河方向攻击，夺取黄河铁桥，断敌后路，不能让他们从这里逃走。”

在敌人败退时，争夺黄河铁桥之战也将是一场很艰巨的任务。俗话说狗急跳墙，铁桥作为敌人惟一的一条退路，自然会不惜一切代价重兵防守，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轻易丢手的。

刘任奉马步芳的命令让部队撤退时，已是25日深夜，此时马步芳已到了重庆，逃到这里的国民党政府要员纷纷责怪他丢掉了兰州，蒋介石更是生气，他对马步芳说：

“西北本可以成为我们的反共基地，你不在那里坐镇指挥，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马步芳有苦难言，他说：“不是我的部队抵抗不力，而是自从兰州决战以来，友邻部队根本没有人支援我们，彭德怀30万大军节节逼近，我的十几万人已损失了一半还多，实在没有办法打下去了，中央曾说将派飞机增援，可是至今没有出动，这怎么解释呢？”

蒋介石对一些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他从老家先是逃到台湾，而后又跑到重庆企图亲自出马，指挥残兵败将在这里与解放军决战。

李宗仁四面楚歌，他的亲信白崇禧已将部队拉到广西一带，与他分道扬镳了，他只好逃到香港去了。用他的话说，蒋公又出面了，我留下还有何用？要不是他在背后指手画脚，我们的政府不至于这么快就完蛋。

蒋介石左右不了马鸿逵和胡宗南，马步芳的军队一败涂地，他原想保全大西北的梦幻破灭了。他对马步芳说：

“李宗仁和阎锡山也有责任，兰州决战的计划是他们与你们一起定的，你也不要生气，兰州丢了不要紧，还可以将部队拉到青海去与宁夏、新疆连成一片嘛，那里的地理优势，共军不可能打进去的。”

马步芳说：“我从兰州路过时，发现城里一片混乱，到处都是共军，如果现在政府派飞机去轰炸，我的队伍还可以抵抗一下。”

蒋介石点头说：“我马上派飞机去，你不要在这里呆了，尽快回青海去，设法与新疆的陶峙岳联系上，在河西的酒泉、嘉峪关一带阻止共军前进。”

马步芳心里仍不痛快，他离开蒋介石后，又打电话与刘任联系，询问兰州方面的情况，已逃到永登县的刘任带着长官公署的几十个人深感前途无望，他对马步芳说：

“兰州已送给共军了，实在顶不住啊！”

“我的儿子呢？”

“当初他不主张队伍撤退，我派人再三催促，他才从白塔山指挥所撤了下来，现在正在路上，估计等一会就会到这里了。”

“你一定要派人去接应啊！”

“我已派骑兵队去找他了。”

“新疆方面的马呈祥骑兵来了没有？”

“没有。”

“重庆将派飞机到兰州来轰炸，城郊那个机场是否还在我们手里？”

“还在，但指挥人员基本撤完了。”

“你要设法派人去机场，接应飞机，要将兰州给我炸平。”

“我会打电话让人接应，你何时回来，我们大家都等着你哩。”

“我马上回来，请你转告大家，要尽快往青海退，那里是我的家乡，我不可能丢下大家不管呀！”

马步芳在电话里讲得很认真，可是当他得知蒋介石只派了一架小飞机去兰州时，他的心完全凉了，大势已去，他回去也只能送死。

从蒋介石公馆出来，他找到陈纳德，用重金租了一架飞机去了香港，接着又飞到了台湾。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8月25日深夜的兰州黄河岸边铁桥上吧。

这又是一场严酷的战斗。

兰州铁桥是清朝后期英国专家设计建造的，全用钢铁造成，是连接黄河两岸的惟一交通要道。它位于兰州古城的西北角，北连白塔山，南接兰州城。

马继援让部队逃跑时对刘任说：“还是晚上行动吧，如在白天，共军追击，就会造成更大损失。”

刘任说：“这么多军政人员要从这条道上退，共军一定会追击，还是派一个师来做掩护为好。”

于是马继援又派了一师去把守铁桥。

彭德怀将攻打铁桥的重任交给第2兵团第3军后，该军军长黄新廷的政委朱明从狗娃山前线指挥所出来，对第7师师长张开基说：

“现在兰州各个高地已全被我军占领了，马继援走投无路，已下令残兵退却，他们将通过黄河铁桥，彭总指示我们去阻击，现在我们决定：你部调两个团为第一梯队，配合第4军扫清狗娃山一线残敌，尔后向七里河、兰州城迅速攻击，要将黄河铁桥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你部另1个团为第二梯队，向兰州城南的五泉山方向发起攻击，要将坚守在那里的所有敌人全部消灭掉。”

张开基师长说：“请军长放心，我现在就组织兵力。”

第19团为第一梯队，他们从狗娃山将近千名残敌追下了山。

这时已是深夜了，兰州城里乱作一团。

跑在最前面的一连残敌来到门下，用枪托撞击城门。

城头的守兵问：“干什么？”

城下的逃兵喊：“老子是从对面山上撤退下来的，共军已追过来了，快打开城门让我们进去。”

城门开了，士兵们蜂拥而上，力气大的挤进去，士兵被推倒在地，士兵们大喊大叫，守城的敌人听到解放军追击的杀喊声后，也弃枪而逃。

负责追击的第19团4连已逼到了城门下。

山上，山下，敌人溃不成军。

已进了城的敌人又开始抢劫民财，枪声四起，惨叫声不绝于耳。

4连三班长跑到连长贾秋忠面前说：“报告连长，敌人已大批朝城内逃去，我们请求进城追击。”

贾连长说：“好吧，你们去追，不能让他们跑掉，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是战场，一定要打出尖刀连的威风来。”

几十名战士追几百名逃敌，敌人只顾逃命，根本顾不上还击，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攻进了城。

敌人发现解放军已杀上来，纷纷逃跑……第19团的9连、7连先后打到了兰州城。

敌人又朝黄河铁桥逃去。

副团长申文范对三营副营长杨文贵说：“敌人正想从铁桥上溜掉，你们立即向那里迂回，一定要夺回铁桥。”

杨副营长带领第七连直向铁桥奔来。

守桥敌人开始抵抗，双方交战了几分钟，因敌工事坚固，很难接近，眼看着大批逃兵从桥上挤了过去。

杨副营长对这个连的副连长说：“你带一个突击队从右翼打进去，我组织重机枪掩护，一定要将桥头上的那几个暗碉爆掉。”

副连长带了一个加强班冲出去了。敌人的火力越来越强，冲上去的人几乎全倒下了。

这时桥上已出现了敌人的汽车。

本来就不太宽敞的桥面更显得拥挤不堪，人人争相逃命。杨副营长又转过身对刚赶上来的第8连副连长张金生说：

“前面的情况很紧急，你立即组织小炮增援，不能让敌人跑了。”

几门小炮开始向桥上射击，有个战士问：“这么乱，我们先打什么呀！”

“先打汽车！”

炮声响了，已开上桥的敌人汽车被打翻了。突击队已接近了桥头，守桥敌军见势不妙，有逃跑的意思，暗碉里的机关枪已停止射击。

9连和7连已即将占领桥东头的制高点。

一个敌军中校从暗堡里抬起大半个脑袋，对准备逃跑的士兵们喊：

“弟兄们，不能放下武器啊！共军杀人不眨眼，如被他们抓住，会统统杀掉的，不能当俘虏，都给我顶住，不能后退。”

枪声四起，火光映红了汹涌澎湃的黄河，桥头的敌人已乱了阵脚，根本没多少人敢抵抗。

有的撂下枪，为了逃命跳进了黄河。

马继援这时仍在白塔山上指挥残敌作战，铁桥吃紧，他又命令刘任将兰州城内的保安大队调了上来。

争夺铁桥战进行了整整一夜。东方破晓，残敌基本消灭。

黄河铁桥已掌握在了解放军手中。

马继援带着第100师残部逃到黄河岸边时，已无法上桥了，他对师长谭志祥说：“现在我们已没有退路了，共军在桥头的兵力不到一个团，你负责攻击，我要过去。”

“那我们怎么办”

“你们可从水中过去嘛！”

双方又开始厮杀，马继援在一个营的掩护下混乱之中逃过了黄河。

因为城内的战斗已全面展开，所有残敌都朝铁桥涌来。桥上死尸如山，水中残兵如同落汤鸡拼命挣扎，许多不会水的人都被波涛卷走了……8月26日清晨。

总指挥彭德怀在城郊指挥所收听各个战场的捷报。

他一夜没有合眼，那双大眼睛布满了血丝。

简易的作战室内，显得很热闹，电码声和话务员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回荡。

他的脸部仍没有笑容，作战参谋将战报整理好，准备交给他看。他却没有伸手，反问：“前方的战况如何？”

参谋说：“很好，进展很快啊！”

“我不看这些东西，我要与前线指挥所通话。”

报务员很快就将各军、师前线指挥员呼叫出来了。

彭德怀背着手说：“给我找第3军第7师张师长。”

话筒里传来了张开基师长的声音：“彭总，我是张开基。”

“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报告彭总，我们师占领了黄河铁桥。已有一个团攻进了甘肃省政府大会堂了。”

“是吗？有这么快？”

“是的，我们的先头部队已进城了。”

“很好，城内残敌好打，你们一定要把黄河守住。”

其他部队都报告说兰州城外三面山上的阵地均已攻破了。

这时彭总的脸上才露了笑容。

他对大家说：“马步芳父子也不堪一击嘛！才一天功夫，我们就攻占兰州城，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啊！”

有人问：“彭总，是否给中央发报？”

“快发，毛主席和朱老总正等着我们胜利的喜讯哩。”

他又向指挥所的人说：“快让炊事员弄一锅面条，吃完了我们进城去！”

上午十时，兰州城宣告解放。

古城兰州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彭德怀从指挥所出来，望着硝烟弥漫的兰州城说：我们胜利了，人民盼望我们，得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入城式啊……26日中午。

彭德怀从城郊的一个小村里骑马出来，没有直接进城，而是来到了南山。

这里停放着上千名烈士的遗体。

硝烟还没有完全退去，风不停地吹着，光秃秃的山顶上到处都弥漫着血腥气味，彭德怀来到草丛旁凝望着已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他的那双大眼湿润了。

这场战斗虽将马步芳的十几万残敌打垮了，但我军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彭德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黄河可以作证，兰州，是我们无数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

这些烈士彭总是熟悉的。

他认识突击队员李小虎。

他认识英雄团长王学礼。

还有许许多多连排干部……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能叫出这么多基层战士的名字，这说明了彭德怀平时的工作作风和长者风范。

他对人们说：“要在这儿建一个烈士陵园，让我们的英雄在这里安息吧，要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了大西北的解放而牺牲的！”

一个年轻的女兵带着孩子来了。

他就是王学礼的妻子苏维仁。

她怀中的这个小婴儿是兰州战役打响之前出生的，那时王学礼正率部队朝兰州开进，他顾不上看一眼孩子，只在行军作战中，坐在马背上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苏维仁没有想到这竟是永别呀……彭总当然也认识她。他还清楚地记得他俩结合的新闻，那时在抗战刚刚结束之时，内战已经爆发了，离家十几年的王学礼已是一个营长了，他本想回家探望父母，可是战事紧张，他离不开部队。

后来他的父亲，一个标准的中国农民，却来到部队，让他回家成亲。

父亲说：“你这么大年龄了，还是光棍一条，再不说个亲事，就不好办了。”

王学礼说：“现在正在打仗，我怎么能回去成亲呢？”

“打仗咋了？打仗就不能成亲了？”

他父亲很固执，告诉他说已经在村里用一头毛驴订了亲，万事俱备，只等他回去了。

父亲不走，他实在没有办法，就让别的参谋带着一个短发女军人来见老人。这个女军人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苏维仁。她当时与王学礼只见过一面，这次是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临时充当他的女朋友来劝老人回家的。

没有想到老人一见到这个漂亮女军人，就笑着对儿子说：

“你呀！已经有了嘛，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呀？”

老人对她很满意，第二天就离开了部队。

王学礼带着部队上前线时，又找到苏维仁说：

“你为我背了一次黑锅啊，实在对不起。”

“没有关系，你放心去前线吧！”

就这么简单，一点浪漫情调都没有，他们就分手了。后来见面，别人提议，他俩就结了婚。

彭德怀很赞成这种婚姻，他曾说，“战争年代没有那么多礼节，只要双方同意就是好事，这样对革命有利嘛！”

今天在这种场合，他见了苏维仁却感慨颇多，他走过去抱起那个孩子说：

“跟伯伯回去吧。你的父亲是我们的英雄啊……”

彭德怀一行从山上下来，入城式已准备就绪。

兰州人民笑容满面，举着标语，呼着口号，列队欢迎子弟兵进城。

这是一个喜庆的时刻。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3个兵团浩浩荡荡进了兰州城。

走在队伍中间的彭德怀司令和张宗逊副司令，向人群挥手致意。

当天下午，党中央就向他们发来了贺电。

兰州仍很混乱，青海、宁夏、新疆尚未解放，彭德怀当即下令成立了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着手管理这个城市。

第八章、银川一片苍茫 一、马继援逃到青海老家失声痛哭

兰州胜利解放正如毛泽东曾说过的，以后我们大军就会走路接收别的城市了。

马步芳父子苦心经营的西北彻底完蛋了。

马继援后来逃到了老家青海。

这时马鸿逵正在家里与那个秘书跳舞，自从他前几天正式将这个小女子纳为姨太太后，他对战事已不太关心，将军中一切大权交给了儿子和卢忠良，自己成天与风流女子享乐，并且装出一副随时都要隐退的样子。

副官急忙推开门，望着他说：“报告老长官，解放大军已进了兰州城。”

马鸿逵深感惊讶：“你说什么？没有听错？”

“没有，马步芳父子已经跑了，兰州已被彭德怀占领了。”

“没有想到，才一天功夫，彭德怀就将马步芳父子给放倒了呀！真是天意啊，子香这个西北军政长官屁股还没有坐热哩，就完蛋了，大快人心。”

副官心里清楚二马翻脸之后，马鸿逵一直对马步芳怀恨在心，私下也常咒骂马步芳。

马鸿逵内心充满矛盾，虽说与马步芳不合，但当解放军真的占领了兰州之后，已对他们宁夏的安全带来了影响，他还是很害怕。

副官问：“我们怎么办？”

马鸿逵坐下来，叹息说：“还能怎么办，现在共军很强大了，我们打是打不过的。”

这时他的儿子马敦静走了进来。

他说：“老爸，兰州完了。”

“我晓得了。”

“我们咋办？”

“卢忠良部队在哪里？”

“在吴中一带。”

“让他退到银川来，要设法防守，共军有可能近期就攻过来了。”

“硬打不行了啊！”

“我心中有数，到时再说嘛。”

宁夏又进入战备状态，听说解放军很快就要来了，银川城内传说很多，有钱人已开始向新疆转移了。

马继援从兰州逃出来，本想在武威一带将残兵收拾起来，与解放军顽抗，这时兵败如山倒，他们都弃枪而逃，他根本左右不了这些残兵了。

马步芳早已逃到重庆去了，西宁群龙无首，省府大院已没有人来办公了，这时马继援才与青海取得了联系，省政府的人告诉他说，王震的部队已开过来了，大家希望他回去。

马继援率残部朝西宁逃去，一路上到处都是退下来的青海籍残兵，他们四处抢劫民财，还造谣说，汉人勾结共产党造反了，想活命的快跑呀！

许多不明真相的牧民也弃家而逃，马继援望着这种景象，伤心无比，他一路很少说话，也不再让人收集残兵了。

这时西宁城里更加不安，该市市长马学融突然对人们说：

“不得了啦！汉人已与共产党勾结起来了，几百名共军密探已混进西宁城。”

他是这个城市的最高长官，他的话没有人不相信。于是一大批军政官员又逃出了城，到远郊门源去了。

兰州的情况究竟如何，这些人并不清楚。

高文远、冶成荣、马全义、马禄等政府要员刚逃到大通河畔，恰好遇到了刚从临夏逃回来的骑兵军军长韩起功。

此人在这次战役中节节败退，马步芳临走时还在骂他作战不力。此时他回来了，这些官员自然要找他的麻烦。

高文远瞪着眼睛问：“韩军长怎么回来了呢？兰州战事怎么样了？”

韩起功说：“兰州已经失守了啊！”

“马继援军长呢？”

“不清楚。”

“军长没来，你却先逃回来了。”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老长官有手令，说你在临夏作战不力，不战而退，这怎么解释？”

韩起功接过马步芳的手令，哭诉：“冤枉啊……”

“何冤之有？”

“你们有所不知，骑兵军是临时凑合起来的新兵，根本没有时间训练，老长官说我一枪未放，这我有责任，但这一军人马都不会打仗，我怎么能负全部责任呢？”

“骑兵军的军饷已发黄金二百两，据我所知，你并没有下发，应立即交出来，以免罪上加罪！”

韩起功有点害怕，慌忙说：“这笔款项是由军需处经手的，我一定命令他们上交。”

“好，明天你就来交。”

这时他们才得知共产党并没有到西宁，才都相继朝回返。

马继援还没有下落，人们更加不安。

当他们回到西宁时，局势越来越乱了。在湟中实业公司的院子里，马禄手提一支冲锋枪，站在高高的屋檐下，瞪着眼睛对冶成荣大喊大叫：

“你跑到哪里去了？老长官走时吩咐你是专管飞机的，现在我们的军长（马继援）尚无消息，已来不及找寻了，此事你要负责呢！”

冶成荣不知如何对付，眼看着马禄已将枪口对准了他，他双腿哆索，脸色苍白。此时，站在他身后的随从副官也从腰里拔出了手枪。

马禄没有敢开枪，双方仍互相对视，气氛很紧张。省政府秘书长陈秉渊急忙上前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有话好说嘛，军长没有到还不派人去接应，这样吵吵闹闹成何体统。”

双方都不说话。马禄独身一人，怕遭暗算，只好放下了枪。

冶成荣说：“我去联络飞机，听说军长已到互助了，你们派人去接吧。”

他脱身后去了航空站，打电话到重庆叫陈纳德的飞机。

这时享堂和循化方面的军队已逃散了，马成贤拿起电话机指挥他们与解放军顽抗，可是接电话的人却说：

“军队早散伙了，能让谁去对付共军哩？”

马成贤不再说话，情绪越来越低落了。

西宁的局面很不好，从前线退下来的残兵乘机武装抢劫民财，已能听到城门的大炮声了。省政府的几个要员又开始逃跑。

马全义全家朝韵家口逃去，他说，那里地势偏僻，共军一时半会儿到不了，比较安全，可是别人却不想去，陈秉渊带着一些人去了河西。

这些人都不是马继援的亲信，对个人前途没有过多的考虑，认为逃到哪里算哪里，到时再说。

马步銮和马成贤等人没有走，他们说一定要等马继援回来再说。

8月30日晚上，马继援从互助突然打来电话探询西宁动静。冶成荣急忙说：

“军长，这边还安全，大家盼你快回来。”

“共军来了没有啊？”

“还没有哩。”

“你派车来接我吧！”

“你等着，我来接。”

当天深夜，马继援回到西宁。他来到自己家里，此时已是人去楼空，他父亲已带着全家老小逃到重庆去了。

在这个空空荡荡的大院子里，马继援在月光下流着眼泪走了一圈，然后神情十分沮丧地对冶成荣和马成贤说：

“没有想到，先人创下的业绩，让我们这些后人给断送了，这真是天意啊！”

马成贤故意说：“军长，我们还没有完，可以退到牧区去与共军打游击呀！”

马继援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转身问冶成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听军长的。”

“我在问你哩。”

“依我看退到牧区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还是顾全性命吧。”

马成贤反对：“这怎么能行？难道就这样完蛋了，不能逃跑呀！”

冶成荣说：“这是现实嘛，国民政府都完了，我们还能有何作为？”

马继援挥手说：“不要吵了，我们由几十万人又变成几十个人，这是天意。我们失败，问题不在我们，在国民政府，还是都走吧。”

他们从花园出来，又进了省政府办公室。这里一片狼藉，人们逃跑时，将家具掀翻，各种纸片丢了一地。

更奇怪的是不知何人还在对面的墙上写着：哀哉青海，往哪里逃。

马继援望了一会儿这八个大字，没有说什么。

他问冶成荣：“飞机何时到？”

“明天清晨。”

“那好，你们也回去收拾一下，我们一起走吧。”

第二天早晨10时。

陈纳德派的小型客机降落在了乐家湾机场。

马继援带着冶成荣、高文远、马步銮、马继融、马全义、马步康等亲信来到了机场。

这时赵珑也赶来准备上飞机，马继援却不让他上，对他恶狠狠地说：

“你还是留下来吧，坐不了这么多人。”

赵珑扑通一声，跪在地下抱住马继援的双腿哭泣说：“请军长开恩，带上我吧！”

马继援面无表情，推开他登上了飞机。

飞机已起动了，螺旋桨已转动，赵珑仍跪在地上说：“军长，我做下的事，你不知道吗？如不让我走，我愿死在你面前，也决不留下来，成为共产党的刀下鬼。”

飞机动不了，马继援很不情愿地让赵珑坐上去了。

此时，麻烦又来了，原来在马步芳手下干过的2名少将高参也带着家眷跑来要上飞机，因为马继援带了几大箱黄金，本来已超重了，飞机起飞就很困难了，又来了这几个人，马继援自然不会让他们上来。

那个高个子少将哭着说：“我跟随老长官几十年，他临走时交待，让我与你们一起去重庆的，怎么能不让我走呢？”

马继援从窗口伸出头说：“你叫什么？让开道，不然我要开枪了。”

那少将跳起来骂：“你小子敢动我一根汗毛，试试看？”

马继援盯着他，一边命令起飞，一边举枪对准那个老少将说：“我让你叫！”

枪响人倒，飞机腾空。没有搭上飞机的人跳起来，望着飞机屁股咒骂。

那名少将的家属，哭了一会儿，从她丈夫身上掏走所有大洋，然后跟着其他人跑了。这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后来又跟着一名土匪跑到了牧区。

马继援飞到重庆，后来又去了台湾。

第八章、银川一片苍茫 二、彭德怀指挥三个兵团追击残敌

兰州决战胜利结束，一举歼灭了大西北最有实力、最顽固、最反动的马步芳军队。从此盘踞在其他几个城市的国民党军队犹如秋风扫落叶，已丧失了进行大规模决战的能力，而彭德怀的大军却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各个地区挺进。这时的大西北已没有什么炮火了，我军在继续完成解放西北全境的任务中，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只是走路接管的问题了。

第一野战军30多万大军，在兰州城里休整了几天，便开始挥师前进，继续围歼各个地区的国民党残匪。

彭德怀在各兵团会议上发布了向青海、宁夏和新疆进军的战斗命令。

王震第1兵团向青海进军。

许光达第2兵团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

杨得志第19兵团向宁夏进军。

第1兵团首先进入西宁城的是第1军。该军军长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从兰州出发，风雨兼程，直向马步芳的老窝奔去。当时部分残匪仍在顽抗，与我军遭遇后，受到了解放军的打击，大部分放下了武器。

这时已是秋天，西北高原风寒月冷，给长途行军造成了很大困难，可是我们的战士却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一路歌声。

说句真心话，我们的指战员太辛苦了，半年多来，他们都是在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度过的，他们很需要休息，但是共和国即将成立，他们哪里能坐下来休息呢。

9月6日拂晓。

西宁城里寂静无声。

王震兵团的先头部队第1军已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郊区。随军走在后面的王震将军接到前方报告，得知这座城市已没有敌人守兵了。

他笑着对政委廖汉生说：“敌人是不是玩什么阴谋？”

“不可能，马步芳父子已经逃走了，留下的残兵谁还想再去卖命。”

“难道说这是座空城？”

“完全可能。”

“还是让部队做战斗准备，不能掉以轻心啊！”

“侦察分队已进城了，其他各师团正在城外构筑工事。”

“很好，我们天亮进城。”

又走了一个时辰，天已放亮，王震将军又一次接到报告说，城内没有敌人，人民群众正准备夹道欢迎。

就这样没有放一枪一炮，青海就宣告解放了。

在中国共产党英明政策的感召下，马步芳的第82军、第129军及新编骑兵军约有三四千人自动投诚，从各个牧区撤回来，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自从兰州战役结束后，原西北行政公署和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军均乘机逃到了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准备顽抗。

后来这帮人又逃到了武威一带，这时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已成了一个空架子，副长官刘任，他当时只有原陇南兵团的三个中央军，兰州决战时，马步芳曾调动已开到临夏附近的黄祖勋第91军和周嘉彬第120军投入决战，但是因为刘任从中作梗，这两个军根本没有参战就朝河西走廊逃去。

此时，陇南兵团王治歧第119军逃到武都去了。

可是眼前的这两个军刘任也很难掌握，解放军许光达兵团和王震兵团的一个军已向他们开过来了。

先头部队小规模打了几次小仗，解放军主动放慢了进军速度，国民党军队内部出现了矛盾，有不少人极力主张起义。

可是黄祖勋军长却坚决反对，他对周嘉彬军长说：“现在我们落到这个地步，虽说前途不光明了，但我姓黄的身为党国军人，是绝对不会主动放下武器的。”

周嘉彬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他说：“大局已定，共产党得了天下，国民政府有谁来管我们呢？半年多来，我们来到这大漠深处，生存这么艰难，他们没有给我们一分钱的军费，这仗还怎么打？这么多人要吃饭，不投降，不起义，大家还有什么出路？”

“出路还是有的嘛，我们可以在这里坚持一阵，如新疆安全，就去那里。”

“新疆怎么能安全呢？彭德怀的部队能坐在兰州城里不动？”

这时刘任也走了进来，他是一个极力主战的人，只是成了光杆司令，副长官虚设，只能依靠这两个军长。

他坐下说：“不要怕，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嘛！”

周嘉彬反问：“你不是讲过，马步芳父子可以在兰州坚持3个月左右吗！怎么样？还不到两天就完蛋了。”

“如果青、宁二马齐心协力，兰州也不至于这么快就丢失，关键是他们有矛盾嘛。”

“那我们怎么办？”

“现在共军拿下兰州，不可能再挥师西进了，宁夏、新疆还在我们手里。”

“据我所知，彭德怀这次带三个兵团来，就是要解决大西北问题。”

“共军过去在河西走廊吃过亏，要进军新疆、宁夏，得穿越大漠戈壁，实际困难很多，他们不会冒这个险。”

“那你认为他们下一步会……”

“下一步将南下追击胡宗南，进而向四川进军。”

黄祖勋接着说：“刘副长官讲得对，共军不可能追击我们了，即使来点小部队。我们可以在河西走廊坚持下来。”

刘任似乎动了感情，他给他们两人递烟，然后自己吸了一大口，语重心长地讲：“你们二位都是党国栋梁，兰州决战时，马步芳本想让你们打头阵，借机消灭你们，我从中做了不少工作才使你们没有与共军正面交手，马继援临走时还在咒骂你们哩，我当初就留了一手，考虑兰州失利后，我们一起到这里来再打地盘，这个机会终于到了啊！”

黄祖勋当场表态：“就是嘛，我们不能向共军投降。”

周嘉彬没有明确表态，静坐在那里低头吸烟。

这时他们已听说新疆将走和平起义之路，周嘉彬随即派人到新疆向陶峙岳司令报告他们在河西的情况，并表示支持他起义，当然此事是背着刘任和黄祖勋的。

过了几天，王震兵团的一个团已从西宁直逼下来，眼看就到武威了，许光达的先头部队也开过来了。

黄祖勋第91军直属骑兵团和第246师骑兵团已在前线宣布起义了。

黄祖勋惊恐万分，刘任指着他骂，他也不敢言语了。

刘任对他说：“现在共军又追来了，你们军又出了乱子，影响军心，你说我们怎么办？”

“我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团会投靠共军。”

“不住在一起，责任也不全在我身上，我们还是商议一下行动吧！”

“共军分二路向我们进攻，抵抗不了，还是继续往后撤，到临泽、高台一带再说吧。”

“也只能这样了。”

两个军急忙撤到高台县，刘任又下令布防，企图在这里与解放军决战。

第120军军长周嘉彬原是张治中将军的女婿，很有和平诚意，曾与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商议过率部队起义的事，只因他胆小怕事，又与刘任和黄祖勋不和，当天晚上逃到酒泉去了。

到了那里，他才私下打电话给彭铭鼎。

彭铭鼎感到很意外，他拿起电话问：“你在哪里？”

“我已到酒泉机场了。”

“什么？”

“对不起，我不想干了，准备走。”

“你走了，我们商量过的大事怎么办？”

“你一个人干吧。”

“你还是回来吧。”

“不行，我得上飞机了。”电话断了，彭铭鼎很生气，周嘉彬走了，刘任和黄祖勋已抱了与解放军对抗到底的打算，自己一个人率部队起义困难将会更多。

许光达的部队和王震的部队已向他们攻来。

刘任和黄祖勋发觉情况不妙，连夜逃到了酒泉，并将在高台的指挥权交给了彭铭鼎。

双方还没有交火，王震司令就派人给彭铭鼎送来一封信，希望尽快起义。

彭铭鼎看完信，立即对使者说：“我现在就下令让部队撤出战斗，开到酒泉去，接受起义，请你告诉王司令，让他们快来酒泉。”

第二天，这些残部就从高台撤出来，向酒泉退去。

刘任在逃往酒泉的路上因车祸受伤了。

酒泉的守城司令贺义夫是彭铭鼎的心腹，他是完全赞同起义的，这里一切布防都是他亲自安排的，彭铭鼎不动声色，与贺义夫见面后，就说：“现在情况复杂了，你还是带我去看一下布防情况吧。”

贺义夫说：“请你放心，我以一个营兵力负责城内设防，以一个营布置在嘉峪关城楼上，已封锁了残部逃到玉门破坏油田的去路，另外酒泉东、西两个城门各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还留了一个连作为预备队。”

“你考虑得很周到，还是带我到各个城门去看一下，我对这里不熟悉。”

看完城防工事和兵力布置，彭铭鼎问贺义夫：“刘任和黄祖勋有什么活动？”

贺义夫说：“刘任这个老家伙，被车撞了，已负伤，住在家里休息，黄祖勋我只见了一面，不知住到哪里去了。”

“刘任和黄祖勋是反对我们起义的，现在问题在刘任身上，黄祖勋已升为副长官兼河西警备司令了，手中没有兵权，他的那个军的几个师长不归他指挥了，这对我们有利。”

“还是设法将这两人干掉吧。”

“不行，时机还不成熟。”

当天晚上，彭铭鼎就到刘任家里去看望他。

刘任在床上躺着，他正与一名特务商议秘密杀害彭铭鼎的事，没想到他却来了。刘任假惺惺地说：

“彭副参谋长辛苦了，刚从高台回来，就来看我，现在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大家怨气很大，没有什么作战能力了，人心不稳啊！”

“共军逼得我们走投无路了，但不要怕。”

“我是不怕，但这么多人，很难弄到一起了。”

“你个人有何打算？”

“刚到这里，还没有考虑好。”

“这样吧，我们一起回重庆去，明天有一架飞机。”

“那好，我回去收拾一下，跟你一起走。你的伤势怎么样？如果不方便，可以治疗几天再走。”

“不要紧，问题不大。”

第二天，刘任一人偷偷走了，当他来到飞机场时，已经失踪了的黄祖勋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从飞机底下爬出来，抱住刘任的腿说：

“刘长官还是带我一起走吧。”

刘任很生气，说：“你是这个地区的总司令了，不能走，我回去汇报完情况就回来。”

黄仍抱着他的大腿不放，刘任笑着说：“这样吧，你去打电话让人把你的东西送来，我等你一会儿。”

黄祖勋急忙跑到机场指挥所打电话，这时刘任却命令飞机起飞了。

眼看着飞机已飞离了跑道，黄祖勋举起手枪在空中比划了几下，没有开枪，骂骂咧咧走出机场，又回到了城里。

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反动军官，进城后他已掌握不了军队，又不死心，便教唆部队散兵游勇在城内制造混乱，到处开枪，还派人暗中焚烧了第91军的仓库。

新疆方面已做了和平起义的准备。

大兵压境，撤退到酒泉的国民党残兵，在彭铭鼎的努力下也开始与解放军代表接触，做起义的打算。

当然仍有一小部分顽固分子是坚决反对起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彭铭鼎挺身而出，站出来做工作。他曾在军人大会上讲话说：

“现在我们已到了这个地步，国民政府的大员都逃了，还有谁来管我们，弟兄们前途何在，我不能不考虑了，这几十年，大家亲眼看到了，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几百万军队，被共产党打败？究其原因是国民党腐败无能，只能自取灭亡。我们酒泉的所有部队必须与共产党合作才有出路，起义是不动摇的事，大家必须服从，从现在起各部队原地不动，要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如发现有破坏人民财产者，一定军法严惩。”

这次会议作用很大，绝大多数人都赞成起义。可是仍有部分人反对，行政公署副长官彭月翔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刘任的亲信，刘任逃走了，他仍不改初衷，打算与人民继续为敌。

这么多人要全部起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彭铭鼎很着急。9月22日晚上，他又通知几名高级军官来到曾震五家里开会。

参加会议的都是当时能左右军队的人物。他们是：

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第246师师长沈芝生；第173师师长李焕南；第81军参谋长郑壮怀；第120军参谋长来耀华；宪兵第2团团长曹叔希。

因为黄祖勋和第245师师长刘漫天反对开会，没有参加。

彭铭鼎是最高长官，他主持会议说：“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商谈起义的大事，可以各抒己见嘛，大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我不想多说了，还是请你们谈。”

会场气氛一开始就很不好，虽说他们的末日将要来到，但这些人跟随蒋介石多年，觉着投降共产党是丢人的事，很不服气。

李焕南首先说：“你们都不想说话，我先讲，事到如今大家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要往一起想才对。我们与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仗，我们每个都杀了他们许多人，现在与他们合作，将来前程如何，很难说啊！”

曾震五解释说：“我与共产党打过交道，他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这些人与北平的傅作义相比算老几？他率部队起义了，共产党对他那么优待，还让他继续带兵，这是事实，不应该有顾虑了。”

李焕南转身说：“这只是眼前，反正我不主张起义。”

彭铭鼎问：“李师长不赞成起义，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手里还有军队，应打到底，拼光了再说。”

“这怎么行啊。”

李焕南垂头丧气，不停地吸烟。

再没有人说话了，彭铭鼎指着坐在他对面的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说：

“老汤，你有什么打算？”

汤祖坛抬起头，望着他说：“我们可以继续向西撤，新疆那么大，共军不可能全顾上，到那里可以发展。”

话音一落，坐在旁边的沈芝生师长突然站起来，将拳头举起比划说：

“我反对这种意见。”

人们都望着他，气氛顿时紧张了，前来送水的两名大脸盘女子，急忙退了下去，其中留披肩发的胖子转身时，不小心将摆在李焕南眼前的一个茶杯打翻在地，水溅了李焕南一身，他鼓着眼珠，骂：

“真是个丧门星！”

那女子弯下腰，捡起地上的碎玻璃片，红着脸出去了。

发了火的沈芝生接着说：“我们不能变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前几天已委派曾震五老兄与共军的头面人物交换过意见了，双方已基本达成了和平条款，我们所提的几项要求，人家都口头答应了，为什么还要再打下去？”

李焕南又说：“不是打，而是避开共军往新疆方面撤退。”

“到那里去干什么？陶峙岳司令已同意起义。”

“是否起义，还没有下文嘛。”

“那也不能后撤了，要投降，我们就在这里投降，谁也不能再走了，前途何在，你们要考虑好，反正我们的部队不走，如果有人要走可以，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惹急我会乱杀一气，大家一起完蛋算了。”

曾震五劝他：“沈师长也不能意气用事，有话好商量，我们大家在一起生死患难几十年，到这个时候还是要讲团结。”

不同意起义的人也不再说话了。

最后彭铭鼎站起来说：“争吵一下好，思想转变有个过程嘛。我们只走和平道路，大家要往一起想，要相信共产党。当然如果有人不愿与我们一起干，也可以离开部队，路费我管，但有一条，不能带走部队。”

第二天早晨，王震兵团的先头部队已开进了酒泉城。国民党残兵的起义工作已基本就绪了，黄祖勋匆忙带着一个副师长和几个随从化装成商人逃走了。

他翻过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后来逃到云南丽江被我南下部队活捉。

起义通电已经拟好，师团以上军官都签了名，惟独第235师师长刘漫天拒绝起义，他带了一个团的人马跑到玉门，准备继续逃跑，彭铭鼎对驻守在那里的贺新民打电话，让他设法阻止刘漫天逃跑，并劝他服从大局。

贺新民将他所带的团堵住，先说服了团长，而后找到刘漫天说：“刘师长，你不能再走了，彭长官请你回去，与大家一起起义。”

刘漫天吊着脸说：“回去干什么？我不想投降。”

“那你就自己走吧，你所带的那个团没有人愿意跟你走了，已被我收编了。”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

“不信，就问问你的团长吧。”

与贺新民一起来的团长叫郑广旃，他一直没有开口，站在那里吸烟。因为是在刘漫天的临时家里，他没有坐，这个团长当然站着。

刘漫天瞅着他问：“郑团长，这是真的？”

“是的，现在没有什么前途了，我们团只有三四百人，根本没有战斗力，士兵们都不愿走了。”

刘漫天这时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已被贺新民围困了。他瞪着眼睛骂郑团长：“是你出卖了我，将来蒋委员长要杀头，你也跑不掉。”

郑团长笑着说：“刘师长，哪里还有将来，蒋委员长已跑了！”

“你们这些人啊！是逼我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哩。”

贺新民解释说：“是逼你投奔光明啊！”

刘漫天再没有说什么，默坐在椅子上沉思了一会儿，最后说：“已到了这个地步，我只好同意起义，你们告诉彭长官，我这就回酒泉去。”

当天下午，国民党河西残兵3万余人正式通电起义。

从此，古老的嘉峪关长城脚下，不再有战火。

王震和许光达将军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红光满面地率大部队进了酒泉城。至此，甘肃全境解放，各族人民群众回到了共产党的怀抱。

第八章、银川一片苍茫 三、杨得志奉命率部队进军宁夏

在兰州城里，当彭德怀得知王震兵团和许光达兵团已顺利解决了西宁和甘肃河西走廊的问题后欣喜不已。有一天，他将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叫到办公室，说：“现在是形势大好，新政协筹备会已在北平开过了，毛主席的讲话你们看过了吗？”

杨得志说：“从报纸上看到了。”

李志民接着说：“毛主席说将要成立新中国了。”

彭德怀点头说：“是的，我们将要成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而且毛主席还喊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哩，这个口号可不是随便提的呀，意义重大啊！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可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新疆和宁夏没有解放，我们肩上的担子仍不轻，你们已休息了几天，我准备将解放宁夏的任务交给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杨得志说：“我们坚决完成任务，现在部队的情绪很好，人人都盼着打仗哩。”

“这就好。”

李志民问：“彭总，是我们一个兵团去吗？”

“对，是你们单独行动。”

杨得志说：“听说宁夏这二马也不和气？”

“一槽难拴二马嘛，他们之间矛盾很深，你们要利用这个矛盾。”

“我们一定力争。”

“你们可要加把劲，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拿下这个地方，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你们看怎么样啊！”

“请彭总放心，我们兵团将全力以赴。”

“那就看你们的了。”

警卫员送来几杯清茶，彭德怀笑着说：“我也很贫穷，只能用这清茶为你们饯行，等拿下宁夏我再用茅台酒为你们开庆功会。”

他们边喝茶，边研究进军宁夏的作战方针。

彭德怀对他们说：“现在盘踞宁夏的马鸿宾和马鸿逵虽是亲堂兄弟，但他们的关系向来很紧张，明争暗斗，水火不容。宁夏部队共有两支，一是马鸿逵儿子马敦静为司令的宁夏兵团；另一个是马鸿宾儿子马悼靖任军长的第81军。这两个部队相比，马鸿逵的强大一点，也很有作战能力。”

杨得志说：“据说马鸿宾比较开明，我们可以争取他。”

“应该争取，马鸿逵很顽固，他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前一段飞到重庆接受了数百万元的经费，准备在宁夏与我们决战，如果马鸿宾不与他合作，你们的担子就轻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对宁夏二马要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并用的方针。”

李志民说：“这个方针英明，打仗损失太大了。”

彭德怀点了一支烟，问：“那个马鸿宾你们有没有把握争取？”

杨得志回答：“此人很有爱国精神，抗战时表现也不错。三年前我在平凉抓了他一个团长，后来放回去了，他不但没有刁难他，还奖了他一匹马。南京方面让他把这个团长送去接受审查，他以种种借口，没有送他去。当时我还让这个团长给马鸿宾带去了一封信，劝他不要与我们为敌。事实证明，他再没有派兵参加过战斗，表现还可以。”

彭德怀放下茶杯，说：“此人在宁夏生存也不顺心，马鸿逵处处与他作对，他的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我们的大兵压境，只要你们的工作做上去，他就有可能和平起义。”

杨得志说：“完全有可能，只是我们的人不便于直接去找他。”

彭德怀说：“可以想想办法嘛。”

李志民站起来，讲道：“我们是不是利用兰州伊斯兰教上层有威望的人士出面，去做做马鸿宾父子的工作。”

彭德怀笑着讲：“还是志民同志的办法好，这个方法可取，你们先试一下。”

杨得志兵团向宁夏进军的时间定在了9月。

从城里出来，杨得志对李志民说：“还有两天时间我们就得出发了，我们先找几个回教的上层人士商量一下，请他们给我们带路当向导，同时去做马鸿宾的工作怎么样？”

“我同意。”

当天下午，李志民出面请来了几个居住在兰州的回教上层人士，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可是最后这几个人都以种种理由，不愿意去宁夏。

杨得志很着急，他说：“这怎么办，他们都不想跟我们去，有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担心人身安全，到了宁夏的确有风险，马鸿逵的为人他们害怕呀！”

李志民说：“有一个人，可以去请他。”

“何人？”

“郭南浦老先生，你记得吗？”

“是那个老中医。”

“对，前几天我们不是到他家里看望过他吗，此人在西北回教界是很有威望的，而且与马鸿宾、马鸿逵关系不错，他也表示愿意为我们出力。”

“这个人可以考虑，是个开明人士。”

“那我们就去请他。”

“行，现在就进城。”

杨得志和李志民驱车来到郭南浦家里，这位已年近古稀的老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当杨得志把想法告诉他后，老人笑着说：“为和平奔走，是我的心愿哩，我虽与宁夏二马不是同姓，却是同族同教，过去曾有往来，我愿将解放军对回家的情谊和为国为民的宗旨转告他们。”

李志民高兴地说：“老先生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你年纪大了，同我们一起行军方便吗？”

郭南浦拍着胸部，笑着说：“古人云：丈夫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从郭老先生家里出来，他们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彭德怀。

彭德怀有点担心，他说：“郭老先生已70多岁了，北上银川路途遥远，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千万不能出问题，你们应派专人保护他。”

杨得志表示：“请彭总放心，我将派联络部长甄华同志带人与郭先生一起走，不会出问题的。”

“还是要小心啊。”

9月2日，杨得志兵团分左、中、右三路向宁夏进军。

这次进军共分三路，左路从甘肃景泰出发，北渡黄河向宁夏中卫挺进；中路沿黄河而行向中卫集结；右路军从思原出发，途经海原，向中宁开进。

秋天的西北高原，一片荒凉景象，我军沿途看到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多年受反动政府的压榨，过着民不聊生的惨淡日子。他们见了解放军格外激动，许多人自愿充当挑夫和向导，那种从前在解放区出现过的拥军热又在这里悄然兴起。

这片土地是贫穷的，气候条件相当恶劣，当太阳出来的时候，烈日高照，格外灼热，可是到了晚上却是寒风依旧。我们的战士在每人负载七八十斤物资的情况下，在一望无际的高原上艰难地跋涉着。

在这里，他们体验到了人们常说的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奇特高原气候。

他们边走边战，紧张地前进着……下面还是让我们了解一下宁夏二马的真实情况吧。

先从他们的先人说起。

他们二人都是马千龄的子孙，祖籍甘肃临夏，回族。

马千龄共有四个儿子，长子马福财，次子马福禄，三子马福寿，四子马福祥。马鸿宾和马鸿逵分别是马福禄和马福祥的长子。

这是一个封建家庭，当时在临夏与马步芳家族同属大户人家，也是本地头人。光绪21年，即公元1895年，甘肃河州（即现在的临夏）、循化一带发生“河湟事变”时，马福禄和马福祥兄弟二人自发组织了安宁军镇压回族、东乡族起义军。后因他们“剿回”有功，受到清政府赏识，所有军队被马福祥编入“简练军”。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马福禄、马福祥率部队入京作战。他们与八国联军交手后，双方难解难分，马福禄战死于京城正阳门，尽管从西北调来的马家回族军队作战勇敢，但因寡不敌众，武器装备落后，还是败退下来，之后马福祥率部保护慈禧和光绪逃亡西安。

在这一阶段，马福祥对清政府十分忠诚，颇得慈禧赏识。……

1906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西宁镇总兵。

清政府被推翻之后，马福祥先投靠袁世凯，后来还与孙中山先生会面表示拥护其三民主义，在军阀混战中他又投向了蒋介石。

1924年出任青岛市市长。

1930年调任安徽省主席，后改任国民党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1932年在北平病逝。

马福祥病逝后，马鸿宾和马鸿逵兄弟二人为了个人利益争斗，后来还是马鸿逵占了上风，成了宁夏的土皇帝。

这二人相比，马鸿宾办事稳健，在军中很有威信，但他书生气十足，缺乏勇气，又不善于交际。他的短处正好是马鸿逵的长处。

马福祥在世时，马鸿宾因是孤儿自幼跟随叔父在军中生活，颇得马福祥喜爱，但这些却引起了马鸿逵的不满。

1932年马福祥在蒋介石面前活动，终于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

当时马鸿宾的军队仍在宁夏，他到甘肃就任后办事不力，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后来被他人赶出来，回到宁夏又遭到马鸿逵排挤，手里只能掌握一个军。

后来他就将第81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马悼靖管理。

他虽挂西北军政副长官一职，却从来没有过问过任何事情。

甘肃全境解放后，马鸿逵如坐针毡，可是马鸿宾却并不害怕，拒绝与马鸿逵合作，私下跑到绥远试探董其武的口气，当他得知董其武的打算后，也曾表示愿意考虑起义。

这时的马鸿逵却下了与解放军在宁夏决战的决心。

兰州解放后，马鸿逵急忙调兵遣将，亲自布置死守银川的作战计划。

他认为手下原第128军和第11军实力不够，又收集了马步芳的一些兵临时成立了一个军起名贺兰军。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在成立大会上对大家说：

“这是取岳飞将军《满江红》一词中‘踏破贺兰山阙’之意，很有历史意义。这就是说我们将来一旦失败，还可以到贺兰山打游击。”

杨得志兵团已向他们逼近，马鸿逵集结军队准备与杨得志兵团作战，他将一切指挥权交给了儿子马敦静，其兵力部署情况为：

以第128军全部防守河东一线。

以第11军防守银川城内。

以贺兰军防守河西和宁朔一带。

尽管他已下了与人民为敌的决心，但他又是一个很怕死的人，将儿子推举为宁夏兵团司令，他已做了逃离宁夏的打算。

离开时他将省政府高级官员和军队团以上干部召集到省政府会议室训话时说：

“我们宁夏将要效法太原阎锡山的做法，抵抗到底，就是损失光了，也在所不惜，阎锡山怎么样，最后还是当了行政院长嘛！”

这时有人问：“听说北平起义的傅作义将军已到了绥远？”

马鸿逵挥着大手说：“这不可能，他叫什么起义，早已被共产党看管起来了，哪有这种自由？”

人们不再说话。他又接着讲：“我们宁夏要采取打光、烧光、放水的方法与共军对抗到底。”

这时又有人私下议论，会场纪律很不好。

马鸿逵用手敲打着桌子，很威严地说：“不要对共产党抱任何幻想，他们六亲不认，何况你们跟我这几十年，他们能放过吗？绝对不。杨得志的部队来了就打，没有商量余地。我们应将要放弃的所有地方，一面放水，一面烧仓库，节节抵抗。直至军队打完为止。要控制好飞机场，以便日后派飞机将你们都接出去。银川城内放火时，先从我的公馆烧起，绝不能给共军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让他们占烂摊子。”

马鸿逵提到的傅作义的确已到了绥远，而且就在他开会之前还与他通过电话，他之所以说谎是怕动摇军心。

当时傅作义在电话里对他说：“我这次来绥远是受毛泽东委托组织大家起义的，你应该考虑好了，现在打是不行了，国民政府已经完了，希望你能高举义旗。”

马鸿逵说：“这不可能，我将与共军打到底。”

傅作义问：“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你要明智一点。”

“我明智不了。”

“那么蒋先生能给你什么好处？”

“我是军人，军人守土有责。我只是尽一个军人的本分，非打下去不可。”

“真要打啊？”

“对，有一枪放一枪，有一炮放一炮。”

“打不了怎么办？”

“走呀！”

“走不脱呢？”

“死呀！”

傅作义很生气。马鸿逵却笑了，他对身边的卢忠良军长说：“你们看傅作义自己投降了共军，还想勾引我也上当，我才不干呢！平心而论，我做下的事，共产党绝对不会放过的，投降了也还是一死。”

马鸿逵对军队的事仍不放心，有一天，他又将第128军军长卢忠良，第11军军长马光宗、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及马宝琳和马英才等心腹叫到家里交待说：

“你们跟我多年，这次还得再出一把力，如果共军来了，就要抵抗到底，绝对不能投降，你们的家眷我会尽快派人送到四川去，不能有什么忧虑，关键时候我会派飞机来接你们。”

他的儿子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卢忠良问：“老长官是不是准备先走一步？”

马鸿逵说：“蒋委员长已来了几次电报，催我到重庆去共商国是，我一直不愿去，可是现在不去不好，过几天我打算带几个人去，你们都留下，与敦静一起对付共军，我很快就回来。”

马敦静站起来，对大家说：“我们得制定个作战计划，要不到时就忙乱了。”

于是他们争相发言，都表示要与银川共存亡。

最后在马敦静的提议下通过了四条决议：

（一）破坏青铜峡公路，并占领牛头山阵地。

（二）必要时执行马鸿逵的放火计划。

（三）各守防线，坚决抵抗。

（四）重新调整各军建制，即将贺兰军王有禄带的两个团归128军卢忠良指挥，原11军马全义师归贺兰军指挥，骑兵师第1旅归贺兰军指挥，第2旅归128军指挥。

其实受共产党指派的原马鸿逵的交通处长孟宝山早已来到银川做马鸿逵父子的工作了，此人在抗战时离开马鸿逵流落西安一带谋生，对共产党很有感情，他独自一人来到宁夏时兰州决战还没有打响，西北前途何在，马鸿逵父子还没有主意，只是明确表态不愿意与马步芳合作。

至于和平的事他们也不可能有所考虑，当时是8月中下旬。马鸿逵飞到广州去了，宁夏的事临时由他的二子马敦静负责。

孟宝山一路艰辛来到银川时形同乞丐，当天晚上他就来到马鸿逵家里探望。马敦静对他不是很友好，冷冰冰地说：“你现在来干什么，这里也不太平，你不是在西安城里当了老板吗？”

孟宝山说：“军长有所不知，这几年我过得很不好。”

“那你来做什么？”

“讨口饭吃。”

“那就先住下来吧，依我看你不单是要饭？”

“军长说对了，不瞒你说我是为你们的前程而来的。”

“是受共军指使？”

“没错。”

“能和平当然好，但我做不了主，老掌柜的去广州了，等他回来再说。”

“可以。”

“我得给你提个要求。”

“请讲。”

“你为我们出过不少力，我的父亲一直记挂着你，你来我们欢迎，不论是何种身份，但我们将来与共军是否和谈，你一定要坚守秘密，绝不能让外人知道。你在这里熟人较多，但我劝你不要乱走动，以免生出是非来不好收场。”

“我一定照办。”

孟宝山回到旅馆住了好几天，仍没有马鸿逵的消息。

又等了两天，马鸿逵终于回来了，可是却闭门谢客，不接见任何人。他的儿子马敦静将孟宝山来的事告诉他，他说：“这个时候他来干啥？我不想见他。”

“还是抽空见一下好。”

“过几天再说吧。”

当天晚上宁夏省政府参议赵晋熙来到旅馆看望孟宝山，他们是老朋友，无话不谈，孟宝山说：“赵兄，马主席已回来了，我很想见他一面，你能不能帮一下忙？”

“不行啊，我说不上话，还是让我儿子去说吧。”

“最近他们有什么动静没有？”

“今天早上马主席将三个军长叫到家里开会去了。”

“是研究什么？”

“这不清楚。”

“一定是防务的事。”

第二天，宁夏政府交际处长杨振武来通知孟宝山，说马主席要见他。孟宝山跟着他来到了马鸿逵公馆的一个密室里，马鸿逵已在这里坐着了。

孟宝山走上来与马鸿逵握手：“老长官近来好？”

马鸿逵说：“我的身体不好呀，感谢你来看我。”

孟宝山看到马鸿逵不像有病的样子，他脸庞红润，形体臃肿，明显地发胖了，只是两鬓又染白霜，昔日的风采依旧。

马鸿逵坐下后问：“我们几年没有见了，你怎么变得又黑又瘦了。”

“我为生计奔波嘛。”

“战乱嘛，大家都不易。”

“赵丕廉同志托我带了一封信给你。”

“是吗？他现在何处？”

“在西安。”

“他就是闲不住，共产党给他评价很高，说什么是爱国的民主人士，此人与我过去私交很深，这二年没有什么来往了。”

孟宝山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皮纸信封交给马鸿逵。

这封信当然是代表了共产党立场的，还对马鸿逵的是非有评价。马鸿逵反复看了几遍，脸色渐渐变了，他望着孟宝山说：

“你看这事弄的，共产党对我很有成见嘛，我怎么能是一个战犯呢？还有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内容也太苛刻了，南京政府都不签字，我怎么好表态，这也不是我个人的事哩。”

“共产党内定的战犯很多，不止你一个人，据我所知大凡是政府和军队的高级要员都在其中。”

“你是清楚的，民国25年，共产党的前锋逼近了盐池、预旺，我就退守金、灵，没有和他们搞正面冲突。”

“但后来你还是与他们交手了。”

“究竟挑衅者是谁？我不想多说了。”

“胡宗南在陕西与共军作战，你就不应该去参加。”

“不能这么说，从援助包头、榆林、西安，我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我不是主动者。有些事情，你也是知道的，我还能和别人一样列为战犯吗？”

“马主席，不要把‘战犯’二字看得太重，傅作义也是战犯，可是他现在不仅不是战犯，而且还成了共产党的朋友。最近起义的程潜将军，原来也是战犯，现在共产党也与他做了朋友。主席在西北的地位和在回族中的特殊影响都是傅、程二人不能相比的，论主席你反对共产党的言行，也没有傅、程二人那么积极，所以，只要主席今天有一个起义的表示，共产党对主席的评价一定在傅、程二人之上，还谈得上什么战犯？”

马鸿逵若有所思，他默默地坐在那里，一手抚摸着前额，一手夹着香烟，不再往下说了。

过了一会儿，他望着孟宝山说：“关于和谈的事，还是让我们慢慢地商量吧，你先住着。”

“主席，最近兰州告急，外传你将派兵去援助？”

“还不是那么回事嘛，双方都在打。”

马鸿逵已站起来了，孟宝山不好再坐下去，也站起来，又问：“主席，赵丕廉的信作何处理？”

“我给他回信答复。”

“他现在已去了天津。”

“不好联系了？”

“也行，但我认为你不如给解放军19兵团司令杨得志写封信，这比赵丕廉要好些。”

“我考虑一下，写信是可以的。”

他将孟宝山从室内送出来，又说：“你先住着，有什么事会与你谈的。”

孟宝山从马鸿逵的公馆出来，又顺路去看老朋友杨干卿。此人是马鸿逵的少将参议，也算是一个元老了。

走进杨参议家里，恰好马敦静和马敦厚兄弟二人也在这里。他们坐在一起相对说了几句客气话，便谈起了兰州方面的情况。

孟宝山问：“听说兰州打响后，你们将率部去支援？”

马敦静说：“目前还没有这个考虑。”

“那么日后有没有可能出兵啊！”

“不知道。”

杨干卿插话：“现在兰州城里的兵力也不少了，马步芳父子是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的。”

没过几天，孟宝山得知马鸿逵已准备派部队入兰州作战，而且已有一个军开到了海原县一带。孟宝山很着急，他认为如果马鸿逵的部队开到兰州参加决战，战事会不断扩大，和谈的事就不可能了，于是他又急忙跑进了马鸿逵公馆去劝说：

“主席三思啊！现在解放大军进攻的目标是马步芳父子，你去不好呀！”

马鸿逵说：“没有办法，这是中央的命令。”

“马步芳不好惹哩，他会乘机将你的部队送给共军的。”

“我也不是瓜娃嘛！是否继续开进，还是看看再说。”

“你的部队最好不要去。”

“为什么？”

“如果兰州告急，宁夏兵团去也只能缓和一下局面，这是暂时的。”

“如果马步芳守住了兰州呢？”

“这不可能，如他守住了，也不可能挽救整个西北战场的局面。太原怎么样？那么坚固，最后还是被解放军攻占了。”

马鸿逵坐在那里不说话了。

孟宝山继续说：“你想过没有，一旦共军从平凉、固原挺进，切断了我们宁夏与兰州的联系，损失将会更大，主席的力量已被分散了。”

“中央多次来电逼我出兵，很难办呀！”

“可以拖下去。你支援兰州的后果不好，一无兵丁补充，二会削弱自己的实力，三得罪了共军，四你失去了与共军和谈的时机，到那时你想向绥远看齐，恐怕也晚了。”

“此事日后再说吧。”

“主席，现在援兰部队到了什么地方？”

“正在途中。”

“是这样？”

“你不要为我操心了，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马鸿逵说完后，望着孟宝山笑了起来。孟宝山明白过来，知道他将命部队停止前进。

部队没有开进，但马鸿逵对和平仍持观望态度。

马步芳父子将兰州失掉了，而且双双逃跑，这对马鸿逵震动很大，他也产生了逃离宁夏的想法，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派徐永昌和秦德纯突然来到银川，接他回重庆去。

此时杨得志兵团的一个军已进入宁夏，许多人呼吁和平，马鸿逵却板着面孔说：

“你们不要怕，共产党来硬的，我也不怕，来软的我也有办法对付，你们要安心，我会与大家一起对付时局。”

他的四姨太刘慕侠也从香港飞回来了。她是在一个月前马鸿逵派到香港转移财产的人，据她说在香港那里已办妥了一切，房屋买好了。

马鸿逵决心离开银川，他对儿子马敦静说：“我要走了，你暂留下支持几天吧，过几天你大哥敦厚再走。”

“那我呢？”

“最后再走，现在我们都走了人心会大乱，蒋委员长那里也不好交待。”

“共党仍有和谈之意哩。”

“不能投降，要拼到最后。”

“现在马鸿宾与共产党接触频繁，你走了，他会站出来拉拢军队。”

“我会向各部队军官打招呼，宁夏兵团的事由你和卢忠良负责，他人不能干涉。至于他的那个军由他去吧。”

“如能将他动员走也好，留下会生事。”

“蒋委员长也是这个意思，你派人告诉他，就说我要走了，请他一起走。”

过了一会儿马鸿宾的儿子来了。马鸿逵说：“现在时局不稳，我想请你父亲与我一起离开这里，不知他是什么意见。”

“父亲不愿走啊！”

“咋了？”

“他说自己年纪大了，再加上家口重，离开宁夏到外地去，日后生活不好办。”

“怕什么，有我哩。”

“他还是不想走，他说到了香港或台湾也不会有人欢迎。”

“我们兄弟一场，过去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了，他不走我很伤心，我怎么能把你们丢在这里不管呢？你回去再劝劝他，还是走了好哇。”

“你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也不能走，走了怎么办？”

“给共军送全礼嘛，我不主张和谈，但也不想再打下去了。”

9月1日早晨。

马鸿逵公馆来了一大批军政要员。孟宝山听说他要走便来为他送行，这里来人很多，马鸿逵准备带年轻美丽的六姨太走，其他的几个姨太太很不高兴，在家里哭哭啼啼，都想走。

马鸿逵发火了，他说：“乱哭什么，我是去开会，过几天就回来了，你们都跟我去干什么？”

这些女人都比较单纯，相信了这话，都不再乱闹。

孟宝山从人群中挤进去，想与马鸿逵说话，可是人很多，他根本过不去。只好退出来，与站在门口的杨干卿说话：

“马主席怎么能走呢？”

杨干卿说：“你不了解情况，蒋委员长听说他正在与共产党和谈，怕他与绥远联合起来起义，就派徐永昌和秦德纯来监视他，今天突然飞来一架飞机，接他们回去，他不得不走。”

这时马鸿逵已从室内出来，准备上车，孟宝山忙赶过去说：“马主席，你这……”

马鸿逵挥手打断他的话：“一切和敦静商量去。”

汽车直向机场开去。

临上飞机时，马鸿逵亲自点验行李，突然对他的侄儿马振宇说：“快和司机回去，将你婆留下的那个尿盆取来。”

马振宇不想去，说：“一个烂尿盆子有啥稀罕的。”

“混蛋！快去给我取来。”

马振宇只好坐车去拿，人们都上了飞机，只能等待了。

为什么马鸿逵逃跑时还要带上母亲留下的那个尿盆子呢？人们或许会说，他是一个大孝子，想留个纪念。其实不然，这个尿盆非同一般，是马鸿逵母亲过65岁生日时，省政府财政厅花了65两黄金特意制作的寿盆。当然是很有价值的，马鸿逵怎么能不要它呢。

人们眼看着飞机起飞，渐渐离开宁夏，朝重庆方向飞去。

马鸿逵这个统治了宁夏几十年的军阀就这样狼狈不堪结束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统治。飞机穿过云层，马鸿逵从窗口看到他的老家宁夏已被解放，他突然老泪纵横，对坐在他身边的年仅18岁的六姨太说：

“我已是黄土埋在半身子上的人，眼看着把我们先人创下的基业给丢了。河州是我的老家，现在已回不去了，宁夏这块地方也不可能回来了啊……”

马鸿逵走后，为和平奔走的孟宝山先生又找到马敦静说：“主席临走时说，让我找你谈。”

马敦静态度大变，说：“还谈什么？国民党特务已知道你在这里，还准备将你押到重庆去呢，我劝你尽快离开这里，回解放区去，免得特务加害于我。”

“我不离开，事情没有办妥哩。”

“那这样吧，你去找马晓云谈吧，我没有空。”

第八章、银川一片苍茫 四、和平老人郭南浦前往宁夏劝马鸿宾起义

先头部队一个军已经进入了宁夏地界。

郭南浦先生已做好了动身的准备，原计划这次前去做二马工作的共有四个人，除郭老先生外，还有马锡武、王延翰、裴建淮。他们过去与二马都有深交，又是西北地区有一定影响的回教上层人物，可是后三个人都不愿去。最后只能让马守礼和马宏道等人陪同郭老先生先行一步。

临行前第19兵团的甄华同志对他们说：“你们这次去，主要是做马鸿宾的工作，如果他们能立即表示和则更好，即使他们现在不愿意和，经我们解放军一打，他们会和的，无论如何要争取他们。马守礼同志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我们解放军的见闻给他们宣传一下，效果会更好。”

马守礼原是国民党中宁县县长，是1949年4月彭德怀部队刚进入西北就率本县自卫队起义的。后来积极参加工作当上了共产党的干部。他与宁夏二马也有私交。

他表态说：“请首长放心，我这回去凭三寸不烂之舌要说通他们。”

“很好，到了宁夏，你们可以以郭老先生的名义给彭总写信，报告工作情况，另外还要与我们的部队加强联系。”

他们在解放军的护送下乘汽车朝宁夏驶去……此时杨得志正在随同部队徒步行走在黄土高原上，进入一个小县城时，天已经黑了。杨得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原地休息，但不能占住民宅，我们同几个兵团负责人也不进城，就住在城郊的这座破庙里吧。”

杨得志走进庙里，铺开一张地图看，一个警卫员跑进来报告：“首长，外面有一个国民党军官要见你。”

杨得志感到惊奇，问：“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没说，只说你认识他。”

“那就请他进来吧。”

一名40多岁的汉子，身穿破军装，没有佩带任何武器，蓬头垢面，跟在警卫员身后进来，见到杨得志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说：“你是杨长官吗？我的恩人啦！”

杨得志望着他，觉着面熟，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此人。他上前一步，扶着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你给我下跪干什么，起来说嘛。”

那人站起来双腿仍在打颤，说：“你真是杨长官啊。不记得我了？”

“你是……”

“我叫马奠邦，是81师179团的团长，前年在陇东被你们抓住，后来又放我回来了。”

杨得志想起来了。

这个人原是马鸿宾部队的，被俘后彭德怀亲自接见他，他深受感动，彭德怀对他说：“我们准备释放马鸿宾部所有军官，你先走一步。”后来给马鸿宾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回去了。

马奠邦只担心共产党会杀他，没有想到却对他很好，还要放他回去，他只好说：“长官，让我留下来吧。”

“你回去好，等兰州解放了你可以率部队起义嘛。”

“我一定起义。”

“另外你告诉马鸿宾，你们中宁县还关押着我们十几个人，让他放回来吧。”

“我一定设法放他们。”

彭德怀将他送到门口，又说：“你们的长官马鸿宾是个好人，我们长征时在同心县，听当地老百姓说他是个好人。”

习仲勋从外面回来，对马奠邦说：“回去代我向马鸿宾问好，我们过去还是有交情的嘛。”

他拿着解放军发的路费回到宁夏，马鸿宾没有责备他，没过几天就将关押的十几名共产党员放了。

他对共产党的了解当然是真切的，他听说彭德怀的部队已进入宁夏，于是独自一人离开军营，偷偷来见杨得志。

杨得志将他让在木板床上坐下，问：“马团长现在干什么？”

“还在队伍里。”

“是哪个部队？”

“还是马鸿宾的那个军。”

“任何职？”

“在35师当师长。”

“现在住在哪里？”

“在固原一带。”

“那我们又要交手了啊！”

“不敢，我是绝对不打你们的，我准备起义哩。”

“很好嘛，但现在你先不要动，到时我们再联系。”

“我一定听你们的。”

马奠邦又向杨得志谈了一些宁夏守军的情况，就骑着高头大马走了。

从西安来做马鸿逵父子工作的孟宝山因特务加害而离开宁夏。

他来到宁夏保安司令部，找到副司令马晓云说：“老长官走了，他主张我与马敦静谈，可他不想谈了，你说怎么办啊？”

马晓云将他带到一间小屋说：“你啊！长了几个脑壳，现在风声很不好，蒋介石安插在这里的特务正在抓你哩，还来找我干什么？我们是老交情了，政见不合没有关系，你快离开这里。”

“我不想走了，和谈不是没有结果吗？”

“这样吧，现在共军已大兵压境了，老长官还没有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虽说到了重庆，但马敦静仍担心他的安全呢，国民党那一帮人，还有你们共产党在那里的地下工作者，谁敢保证不去找马鸿逵的麻烦，这都难说呀！”

“那你说怎么办？”

“我们可以先签个秘密协定，不要张扬出去，让共军先不要向宁夏开进了，等马鸿逵那里有了消息，一切都好说。”

“可能不好说呀！”

“为什么？”

“你不是说马鸿逵是蒋介石派人弄到重庆去的吗，他在那里，怎么敢向他儿子下起义的命令？”

“是呀！”

“解放军不可能不进入宁夏，你们不和谈，双方打起来，还谈什么？”

“那我们也不怕，俗话说狗急跳墙，我们会来一个焦土抵抗，开放各渠的水，使宁夏变成一片汪洋，部队化整为零去打游击，此时，共军即使占了宁夏也是一片废墟。”

“这样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这是老掌柜走时交待的。”

孟宝山非常生气，又去找马敦静了。

马敦静的态度很不好，他说：“还谈什么？我是不愿意发动战争的，可是现在我们同心县一带的部队节节后退，共军先头部队步步紧逼，这不是诚意和谈，是政治阴谋。”

“现在你态度不明确，共军怎么能不动？”

“和谈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了。”

“不对，和谈对你的部队和宁夏人民都有好处。”

“是这样吗？”

“我们可以分析形势嘛，现在共军已打到了南方，西北也只有宁夏这块地方了，不走和平道路还有什么出路。难道你愿意让宁夏被战争毁灭？”

马敦静的情绪反复无常，他不停地吸烟，可以看出他也是很矛盾的。一个涂着口红的美貌女人走了进来，年纪很轻，她送来了两杯清茶，没有走的意思。马敦静使眼色，她才离开了。

“还是让我再考虑一下吧。”马敦静喝茶。

“不能再拖了。”孟宝山望着他说：“如果我们暂拟定一个具体办法，解放军军事进逼自会停止的。”

“你有何良策？”

“我可以先去向杨得志的第64军军长曾思玉说明，宁夏兵团过去和现在都不愿和人民解放军作战，目前双方暂停军事行动，彼此互不侵犯，一旦马主席回宁夏，再研究双方签字。”

“能行，将来解放军与宁夏方面的联系就由你和马晓云负责。”

“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你明天就去，到同心一带与共军接洽。”

9月13日。

孟宝山一人搭车向同心县走去，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不堪，车开得很慢，大约走了3个小时，进入马家河湾时已听到了枪声，过了一会儿，马敦静的几个骑兵团从前面撤回来了。

一个军官说：“车不能再前进了，共军已打过来了。”

司机掉头就跑，孟宝山只好下车，徒步往前走。过了一会儿，后面来了一辆汽车，被他拦住，上前一问是马鸿宾父子派的几个和谈代表准备与解放军接触。

孟宝山认识他们，就又坐上车一起往前走。

一个小时后，已遇上了解放军的先锋团。

于是他们停止前进，进了一个小村，在这里等候第64军首长。此时从兰州来的郭南浦先生一行也到了这里。他们都是为和平而来，有几个人过去就相识，坐在一起都很激动。

孟宝山问郭南浦先生：“你老人家中宁去过了？”

“刚从那里回来，准备向解放军首长报告情况呢。”

“马鸿宾的态度如何？”

“已同意起义了。你那边呢？”

“一言难尽啊！”

“怎么了？”

“马鸿逵已跑了，马敦静态度模棱两可啊！”

“思想转变有个过程嘛，马鸿宾父子当时也有顾虑，我见到他时，他对我说，还谈什么，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把我的一个团打散了，这怎么解释，我们本来就不想打呀。”

“看样子他也有怨气嘛。”

“是的。”

“最后他怎么说？”

“他当然和平了。你也许不知道，他前一阶段为了和平的事飞到绥远找董其武去了。”

“他们是老关系了嘛。”

第64军首长还没有到，他们又在一起谈了马鸿宾和董其武的交情。

原来在郭南浦到中宁的第二天，马鸿宾就飞到绥远去同傅作义和董其武、邓宝珊商谈起义的事。

他说：“你们在这里起义，我也准备带我的那个军起义，近日共产党派的代表郭南浦老先生和我谈了，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没有什么指望了。”

董其武说：“很好啊，投奔光明，才有出路，当时我也有顾虑，现在就想通了。”

“我已想好了。”

“你不但要带你的那个军起义，还要做做马敦静的工作，他是你的侄儿，可能会听的。”

“娃娃大了，他听不听我的难说哩。我已经与他父子没有什么来往了。”

“还是做做工作吧。”

“我回去试试。”

马鸿宾回来派人去找马敦静，可是马敦静却说：“我们的部队我自己会管，不要他多操心了。”

马鸿宾只好摇头说：“他不听我的，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那点兵能抵挡住共军？真不知深浅哩，都是他老子把娃娃的前途害了……”

又响了一阵枪声，第64军的首长来了。

曾思玉军长、傅崇碧副政委接待了他们。

曾军长笑着对郭南浦说：“我早已得知你来了，真是辛苦了。”

郭南浦说：“为和平奔走是老夫的心愿，谈不上什么辛苦。”

“马鸿宾那边有何动静？”

“他已经同意和谈了。”

“同意和谈为什么还派兵阻止我军前进？还想争取时间？”

“不是的，他们说他的部队绝不打解放军，他的那个81军由他儿子指挥，已下令原地待命。”

“他们为什么不来与我们签订协议？”

“正在准备呢。”

“那还得请你再去一次中宁，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起义，我会保证81军官兵及其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说话算数，我的部队可以暂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回话。”

曾思玉转向孟宝山说：“你也很辛苦，听说马鸿逵已经逃跑了，马敦静的态度有什么变化没有？”

孟宝山说：“至今仍不明朗，但他同意暂不与你们交战，让你们不要再前进了，可以坐下来谈。”

“还在耍花招嘛！我们也不怕。”

孟宝山接着说：“他有故意拖的意思。我曾与马鸿逵谈过，他也表示可以和谈，但最后走了。马敦静一直坚持让你们停止前进，等马鸿逵到了一个安全地方，就与你们签协定。”

“宁夏各界的态度怎么样？”

“多数人赞成和平起义，有几个高层军官也被说通了，但就是马敦静态度不明确。”

“他让我们与他签一个互不侵犯的协定是阴谋，如果拖下去后果就由他负责好了。”

“是的，他也曾给我讲，要放水抵抗，将宁夏烧成焦土，将部队化整为零，流窜打游击的打算，此话前几天还说过。”

“我们不怕，你再去与他谈。”

傅崇碧说：“老孟，你和郭先生一起去中宁县，同国民党宁夏当局联系和谈问题，我们部队今天就住在大红沟、马家湾一带。”

马养斋突然站起来说：“请你们千万不要再前进了，马敦静的部队还是很有作战能力的，前一段他不是把你们的一个师在兰州围住了吗。”

他讲这话一下激怒了曾思玉军长，他相当生气，站起来说：“老孟，你与这个代表回到中宁，要马上通知宁夏当局，告诉他们一声，我们64军今天晚上就要进入中宁县，他们不出来，我们一定要打进去。”

气氛变紧张了，曾思玉也年轻气盛，对和谈已显得不耐烦了。

孟宝山吃惊地说：“请曾军长不要生气，还是给和谈留一点时间吧，今天就不要进城了。”

曾军长吊着脸吸烟。郭南浦老先生转身对同道来的马养斋说：“你就是多嘴，乱说什么，难道解放军还怕马敦静吗？他们不得已推迟前进，全是为了和平。”

马养斋不言语了。可是曾思玉仍不表态，坐在他旁边的傅崇碧接着说：“还是郭老讲得好，我们要打，他马敦静还能撑住？我们是为了整个宁夏人民的利益。这样吧，你们还是走，原计划不变，我们暂时不动，等你们的消息。”

他又转身望着曾思玉说：“怎么样？老曾，就这样办吧。”

曾思玉点头：“可以。”

吃完饭，他们就坐着汽车走了，解放军所有部队都停止了前进。

马鸿宾的部队已离开中宁开到黄河北岸的卫县城去了。

下午他们来到中宁县时已是一座空城了，原来马鸿宾的骑兵部队在马鸿宾的第81军撤走之后，也慌忙退出了县城。

孟宝山问郭南浦先生：“郭老，他们都跑光了，这可怎么办？找谁去联络呢。”

郭南浦问：“电话破坏了没有？”

“不清楚。”

“你快派人去看一下，我们只能直接去银川了，马鸿宾的部队当然没有问题，关键是马敦静那边。”

一个没有逃跑的连长将孟宝山带进县政府机关大院，费了半天劲，电话总算接通了。他问：“找银川的哪一个？”

孟宝山说：“先要警备司令部，我要与马晓云司令说话。”

电话通了，马晓云对和谈一事根本做不了主，他说：“此事军长虽交待过，但他没有讲明，我怎么能做主？”

“那你叫一下马敦静，告诉他兰州方面的郭南浦先生一行也来了，希望他能高举起义大旗哩。”

没有几分钟，就把马敦静找来了。他在电话里问：“谈得怎么样，他们现在何处，是否还在动？”

孟宝山说：“我与64军的曾军长谈过了，他们同意暂时缓进，现在部队全在大红沟一带，没有动，他们希望你能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听说郭老先生也来了？”

“对，就在这里呢。”

“这样吧，你和他一起来银川，咱们再说吧。”

“解放军还等回话呢。”

“派人去告诉曾军长，希望他们暂时住在大红沟一带。如果没有吃的，我们可以送粮食去。近日不能再前进了，否则我留在中宁的那两个团会抵抗的。”

马敦静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孟宝山对郭南浦说：“情况不妙啊！他还是那么固执，还说什么这里的两个团会抵抗，他还在做梦，他的部队早已弃城而逃了，抵抗什么。”

“你应当把话讲明了，让他快派和谈代表来，我们等他们。”

“这不可能，他一时不会派人来。”

“我们只好去银川了。”

“只能这样。”

“那你给曾军长写封信，派人立即送去，就告诉他，中宁已无守兵，我们决定明天去银川了。”

天黑之前，孟宝山派人开车去大红沟给解放军送信。郭南浦对他说：“明天我们天一亮就动身，路上全是马敦静的守兵，你最好与银川的马晓云沟通一下，让他通知沿途守兵不要拦我们的车。”

孟宝山又与银川的马晓云取得联系，双方约定所坐汽车上插小白旗一面，作为记号，可以顺利通过关卡。

第二天清晨，他们又出发了，小雨又下了起来，路仍不好走，日近黄昏，他们才到达银川。

出面接待他们的是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

他们被安排在省招待所，再没有人来看他们，其实马敦静已将他们软禁起来了。孟宝山要求见马晓云，但他也躲起来了，郭老先生更是着急，不停地发牢骚，让他去找马敦静，可是他往哪里去找呢？他们连大院都出不了，大门口全站着卫兵。

正在他们着急之时，中午马鸿宾来看他们了。

马鸿宾身着便服，戴着眼镜，很像一个学者。他笑着说：“你们一路辛苦，和谈的事好说，我与郭老已谈了，我儿子的那个军起义是没有问题的，已退出战场了，何时双方签协定，由解放军定。”

郭南浦说：“你的意见已转告解放军了，他们也同意，现在就是马敦静的宁夏兵团问题多，你说怎么办？”

马鸿宾说：“我与他们父子没有往来，老孟不是一直在与他们打交道吗，敦静的态度究竟如何？”

孟宝山将马敦静向解放军提的要求向他说了一遍。

马鸿宾说：“还是有进展嘛！”

郭南浦说：“我特意为和平而来，他这个年轻人却不露面，依我看是没有诚意，将会误了大事。解放军的作风我是了解的，他们根本不把宁夏兵团这点兵力放在眼里。那个姓曾的军长我见过，也是火暴脾气，弄不好真会打起来的。还是请你出面，去做做马敦静的工作，你毕竟是他的长辈嘛。”

马鸿宾摇摇头说：“我与他老子这几年矛盾很深，没有什么来往，可他临走时仍担心我会吞并他的军队，叫我与他一起走。我这么大年纪了，走什么，国民党政府的那帮人脸色也不好看哩，我才不会去受那个气。”

郭南浦笑着说：“你老人家是明智的，不去是对的，共产党也讲信用嘛。”

三个人都笑了，马鸿宾似乎很健谈，他向孟宝山讲了一会儿自己的历史，最后说：“我可以去做敦静的工作，郭老年纪大了，先在这里休息，你明天再到中宁走一趟，去告诉解放军，让他们停止进兵，我的和谈代表随后就到。”

当天下午，马鸿宾就和郭南浦进了马敦静的公馆。

虽说二马之间不和，但马敦静对马鸿宾还是比较客气的。他从屋里出来，在大门口与他们俩人握手时说：“老伯伯来看我，真不敢当，我本应早去看你，只因公务缠身，实在走不开呀！”

马鸿宾说：“你现在是宁夏的大人物了，哪里还有空去看我这个老汉哩。”

“哪里的话，老伯伯才是我们的长官哩。”

“这位我不介绍你也能认出来，他就是从兰州来的郭先生，他与你大大交情深哩，他可是为了你们的前程而来的。”

马敦静假惺惺地向郭南浦鞠了一躬，说：“欢迎老先生来，我也常听父亲提起过你，你是兰州城里有名的中医。”

“虚名而已，你这个中将长官才是有名。”

马敦静将他们带进自己的会客室，忙让人去弄瓜果，他的那个小妇人从后屋走出来，礼节性地向马鸿宾问好。

这个房屋已变得很乱了，马鸿宾已看出马敦静也做了随时逃跑的准备，他边喝茶边对他说：

“静儿，你大大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现在到重庆去干什么，你们在兰州会战时，没有出兵，蒋委员长很生气，能放过他？再说那个马步芳也不会说他的好话，兰州丢失，责任大家都有。蒋介石能在大陆坚持多久，能算出来了，他将逃到台湾去，你大大也有可能去。他会后悔的。我们马家先人对党国可以说是很效力的，为了国民政府，把我们先人从血堆中创下的基业全赔进去了，到头来能有什么结果？我们是地方武装，不是蒋先生的嫡系，他经常打击我们，你父亲在政府那边和我一样，也没有什么要好的人说话，只能受气。他如果到了台湾，那帮家伙能容他安身？你还是果断一点才对。”

马敦静解释说：“我也不愿意看着宁夏再起战火，但解放军步步紧逼，我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还和谈什么，如果他们有诚意，就暂住原地，我们双方可互不侵犯嘛！”

郭南浦说：“马军长的意思我明白，但现在解放军已进来了，你得快下决心，万一再打下去，还有什么好处？我这么大年纪了，在兰州亲眼看到共产党的为人办事，很敬佩。他们对我们回家很有情谊，希望你早下决心啊！”

马鸿宾说：“双方军队暂时都不要动，当然可以，但要让解放军长期不动就难了，我们是败兵之将，条件不能太高啊！”

马敦静仍坚持说：“我还是那句话，让他们停止前进，等我老头子有了可靠消息我自然会下决心的。”

马鸿宾摇头：“你娃娃是不知深浅，解放军又不是没打过你，为什么要听你的呢？你会误事啊！”

“我什么都不怕，现在解放军已将我的一个师打垮了，如果他们继续前进我就抵抗到底，你可以先向他们投降，人各有志，我不想这样做！”

“你靠什么抵抗？是那点军队吗？”

“军队打散了不要紧，我们可能退到牧区或沙漠里去打游击嘛！”

“你小子真是硬种啊！”

马敦静不说话了，坐在那里抱起他父亲留下的那个铜制水烟锅子划火柴吸烟，他本是吸大烟的，看样烟瘾的确很大，连续吸了十锅，仍抱着烟锅不放。

马鸿宾脸色苍白，坐在那里不停地喝茶。这时郭南浦开口了，他对马敦静说：

“马长官的话我是不赞成的。你父亲走了，他要在，也不会这么讲。你准备将部队拉到大沙漠里去打游击，那好嘛，人民解放军可是打游击出身，这一点你不清楚？你们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到后来总会被他们消灭，这是事实。至于你想掘堤放水，那将是罪上加罪，也根本不可能阻止解放军前进。”

马敦静有点烦了，他站起来说：“谁让你这个老头子来教训我？我们宁夏的事，不要你来管，给我滚回兰州去吧！”

郭先生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人，他怎能受这屈辱呢？只见他脸色突然大变，望着马敦静咬牙切齿，说：“你想干什么？我就是不走，要眼看着你小子在这里走投无路！”

马鸿宾站起来，也骂：“你这个小子，不要把事情做绝了，郭老是我们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界的领袖哩，你这么无理。”

争吵声惊动了马敦静的夫人，那个年轻女人忙从里屋跑出来，骂了马敦静几句，然后向马鸿宾说：“他说话没有机关，请老伯伯不要生气，我已做好饭了，请你们先吃饭，有事再说吧。”

郭南浦已走了，马鸿宾也接着站起来往外走。

马敦静和夫人跟出来，挽留他们吃饭。郭老先生没有理他们，仍往外走，马鸿宾收住脚步，望着他们说：

“我们享用不起哩！”

说毕就和郭南浦一起上了自己的小汽车，离开了马敦静的公馆……随后马鸿宾果然派出自己的和谈代表正式与解放军和谈起义的事。

这是9月19日上午。

国民党第81军军长马惇靖一行4人乘坐羊皮筏子来到中宁县附近黄河上游的一个沙滩上，准备与解放军第64军副政委傅崇碧签字。

在这片荒沙上会谈很不方便，傅崇碧对马？靖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相会很有意义啊！”

马悼靖说：“毛主席共产党比蒋介石好，我们就跟他干。”

“我们欢迎你们。”

“起义是我和父亲的心愿，能实现我很高兴，只是前几天我们没有派人来，还是有点顾虑呢！”

“有顾虑可以理解，但你们早就应该放下武器，前几天的交手我们就不该发生。”

“我们决没有与解放军为敌的意思。”

“那就好。”

“我来只代表我们81军，咱们可以在这里签一个和平协定。”

“你有诚意谈，不如到岸上去，进中宁县城，我们可以详谈嘛，这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怎么签协定。”

马？靖的顾虑没有了，他说：“那我就跟你们进城。”

“这就好嘛，我们双方都应信任才对。”

于是他们乘坐傅崇碧的车进了中宁县城。

来到解放军第64军军部，曾思玉军长也很高兴，当他看到身着国民党将军服的马？靖只带了两个不是军人的亲戚，他自己也没佩带任何武器时，笑着握手说：

“马军长来我双手欢迎，你不带一个卫兵来，这说明你是相信我们的啊。”

“感谢曾军长给我们这个机会。”

“和平起义是为国为民做好事嘛，北平的傅作义将军、还有绥远的董其武将军他们都带了好头，我们也不会亏待他们。”

“这我相信，但我们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起义就有人有顾虑呀！”

“我们解放军进驻也是暂时的，起义后这里仍交给你们来管理，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我们军队有约法八章，我们的指战员一定会遵守。另外我们共产党也有民族政策，请你放心。”

“我放心。”

“你们是回民，我们尊重你们的风俗习惯。我们中国是由许多民族组成的，每个民族都有义务建设好这个国家。”

“我们回汉本是一家人。”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

“上年纪了，但精神还可以。”

“他是一个好人，很开明，这里的人民都说他的好话哩。你们的部队起义了，我向你和你父亲保证，你们全家所有的财产是不会受任何侵犯的，也一定安全。”

“感谢你们了，这也是我父亲最关心的问题。前不久有人还来阻止我们起义，说什么共产党说话不可靠，今天与曾军长一见面，我们完全打消了顾虑。你们之所以能获胜，就是说话算数，为人民着想，有人支持。”

会谈气氛很友好，马惇靖是一个很直率的军人，他开明，很有思想。一个多小时后，经双方反复协商，就达成了协定。

最后他们正式在协定上签了字，至此国民党第81军通电起义。

协定的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兵团与？国民党第81军和平解决协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保存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颁布的和平解放八项原则，经双方代表数度协商做出如下协定：

（一）国民党第81军遵照指定地点集结，听候按民主制度的原则整编军队，并由人民解放军派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人员进行工作。

（二）国民党第81军应保护一切武器、物资仓房，不得破坏、转移、隐藏、盗卖，应准备点交。

（三）国民党第81军应将莫家楼船只于20日22时移交申家滩解放军，石空渡船只21日7时移交解放军。

（四）国民党第81军应即停止中（卫）、银（川）公路之运输。

为了以上四项条款保障迅速执行，特作以下具体规定：

（一）第81军应立即将部队集结在中卫以东至李家营子，中卫以西至张家营子城北，王家营子以北地区给解放军驻防。

（二）第81军应立即让出人民解放军东进宁夏——经中卫镇乐堡以北通道。

（三）在国民党第81军确实履行上项条件后，人民解放军保证该军全体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允许部队不放下武器。但第81军不得有任何损害人民利益的破坏交通的行为。

本协定于9月19日19时签字生效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全权代表曾思玉（签字）。

国民党陆军第81军全权代表马惇靖（签字）。

中华民国38年9月19日双方签字，并合影留念。

最后曾思玉和傅崇碧还设宴款待了马靖一行。

当天，马惇靖就返回部队集合全体官兵宣布了与解放军正式签字的情况。

全体官兵听后欢欣鼓舞，当天晚上会餐庆贺。这些本土官兵本来就反对打仗，这几十年他们离开家人，在战场上奔波，都盼过太平日子，今天他们的美好愿望终于实现了。

几天之后，解放军就派了一批政治干部来帮助改编这支起义部队。

接着就将其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2军，并举行了授旗仪式。

中央军委任命马惇靖为该军军长，甄华为政委，杨遇春为参谋长。

同时还任命了师、团两级军官。这些人大都是马惇靖的原班人马，此事对马鸿宾父子和官兵影响很大，他们都很激动，认为跟共产党走是对的。

同年12月，宁夏军区成立，王道帮任司令。

一年之后，因马惇靖工作出色，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宁夏军区司令员。

1954年该军区撤销，马惇靖（马鸿宾第三子）脱下军装，来到兰州就任了甘肃省政协副主席。

第八章、银川一片苍茫 五、一败涂地的宁夏兵团

马鸿宾的部队起义后，这个老人仍和郭南浦先生为和平奔走，可是马敦静却执迷不悟，仍与解放军用武力对抗。

9月19日马鸿宾父子通电起义，宁夏兵团内部首先乱了，许多官兵不想再打，可是马敦静仍坚决反对起义，这时他的父亲马鸿逵也在以电报指示他抵抗到底。

蒋介石找到马鸿逵说：“你要告诉你儿子，坚决不能走马鸿宾父子的路了，他们是上了共产党的当，能放过他们？一定要抵抗。”

马鸿逵说：“我的部队是绝对不会投降的，但是现在打仗没有经费啊！”

“这个好说，我让人给你们拨800两黄金，已经带来了，你要派人快用飞机送过去，慰劳一下将士。”

“我一定派我的大儿子回去参战。”

“我们是老交情了，你要为党国着想，宁夏不能丢。”

“请总裁放心，我们宁夏要与共军对抗到底，我已经给他们去电，就是坚持到最后，哪怕是剩一个人，一支枪，也要打到底的。”

“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军人啊！”

蒋介石坐车走后，马鸿逵清点着800两黄金笑了。

他的大儿子马敦厚说：“怎么能说要让我回去呢？好不容易才出来，又去送命，我不去！”

“瓜娃呀！我那是说给他们听的，怎么能让你回去！”

“那这些黄金谁去送？”

“还送它干什么，你快派人转移到香港去存起来。”

没有派人来宁夏，马鸿逵却立即给宁夏兵团发电，命令他们坚决抵抗。

这时解放军第64军已向驻扎在黄河东岸金积、灵武一带的所有马鸿逵部队发起了攻击。

马敦静将三个军长叫到一起说：“共军来势凶猛，我们不能后退，一定要顶住啊！”

马全良和卢忠良说：“恐怕打不过了。”

“没有交手怎么能这样说。”

马全良说：“军长，现在兵无斗志，尤其是得知第81军已起义后，不少人跑了。”

“都是些败类，软蛋！”

卢忠良说：“解放军的炮火很厉害，我们不好还手。”

“金积那边怎么样？”

“不瞒你说，一个师已被共军打散了。”

马敦静举起拳头在桌子上恶狠狠地砸了一下，瞪着眼睛说：“快命令部队炸堤、放水，我要将这些共军淹死在这块土地上。”

前方的部队接到命令后，真把千年老秦渠、当渠的水库给炸开了，顿时洪水滚滚而下，群众纷纷逃命，造成上万亩良田被淹，600多座房屋被洪水冲走，附近几个县城成了汪洋，人民群众，包括当地的绅士都在咒骂马敦静。

他们的头先跑了，洪水并没有阻止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他们继续追击这些残匪，眼看就打到了银川郊区。

这时马敦静乱了阵脚，他惊慌失措，在轰轰的大炮声中，带着自己的老婆坐飞机逃跑了。

这时宁夏兵团已溃不成军，指挥权落在了军长卢忠良手里。

当天下午，卢忠良和马全义十多名高级将领汇集在一起共商对策。

卢忠良说：“现在当家的全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发表意见吧。”

贺兰军军长马全良摇头说：“早不和谈，现在看晚了吧？我们的人被共军打成这个样子了，真痛心，这些兵跟我们多年，真是难过哩。”

别人都不说话，情绪很不好。

过了一会儿，一个师长站起来说：“老掌柜和小掌柜都跑了，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了，还怎么打，去送死呀！”

卢忠良说：“是啊，把这个烂摊子丢给我们，怎么好收场？”

马全良又站起来讲：“马鸿宾父子起义是明智之举，他们就没有受一点损失，还成为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到了这个地步，何不向他们学习？你们都不要装聋作哑了，现在咱们还有啥气候？我已跟郭南浦和孟宝山表态了，我准备放下武器，共军一个兵团人马才来了一个军多一点，就把我们围住了，还能打下去？银川是保不住的，我们只有与共军讲和，否则别无出路。”

他这么一说，本来不想讲话的几个师长都发起了牢骚，埋怨马鸿逵父子不讲情谊，将他们逼到了绝路了。

可是卢忠良的态度却不明确了，他对大家说：“你们都赞同起义，我当然不反对，这也是好事，但我们的部队成分复杂，不是一句话就能起义的，这还需要时间去做工作，我跟随马主席几十年，他对我不薄，全良可以先带头起义，我的那个军还想再坚持几天，打仗我是不怕的。”

马全良很生气，他说：“我们本该一起行动，可你却变卦了，你与共军继续打几天吧，反正明天我的那个军就宣布起义，别的部队怎么行动，我不管了，弟兄们，我先走了。”

马全良回去后就立即派代表去与解放军接洽，协商起义的事。

第二天，他就宣布起义了。在通电中这样说：

“国民党秉国以来，领导无方，纲纪不振，民生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于沟壑。又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心地方70万军民遭受涂炭，爰于本月20日停战。至于军事如何改编，政治如何革新，听候协商，一致服从。”

卢忠良仍下令让第128军抵抗。

又打了一天一夜，到9月21日清晨，解放军已攻占了卢忠良部占领的吴忠堡，接着又抢占了最后一道防线涝河桥。少数残敌被俘，多数向银川逃去。

卢忠良见大势已去，派副军长何晓庭出面和谈。

9月22日。

银川一片混乱，逃回来的士兵到处抢劫民财，人心惶惶。马鸿宾忙给彭德怀发电报告银川动态。他在电报中说：“宁夏部队已形成崩溃像，请令杨得志司令派兵进驻银川，以安定人心。”

卢忠良这时也找到马鸿宾请他出面联络与解放军和谈的事。

马鸿宾立即召集人员开会，研究决定派第128军军长卢忠良和宁夏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天光和宁夏政府秘书长马廷秀前往中宁与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杨得志会谈。

当天晚上，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和副军长王伯祥连夜乘车来到吴忠堡对解放军第64军军长曾思玉说：“现在银川乱了，散兵游勇到处鸣枪抢劫，我们还扣留了一架马鸿逵派来接人的飞机，请你们尽快进城维持秩序。”

曾军长说：“我先派一个团去，你们要协助工作。”

马全良说：“我一定帮助。”

天很黑，又在下雨，曾思玉命第191师第572团火速朝银川开进。

9月23日，卢忠良一行来到了中宁。

中宁城内全是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杨得志已到了这里，显然他对宁夏兵团的抵抗是很有意见的，当卢忠良一行到来后，杨得志出面了，他对卢忠良说：

“你们要早来也不至于有这么大损失了，为什么要拖呢？”

这种语气带有明显的责备之意，他在昨天就让宁夏兵团的人带话说，签字和谈限定在本月24日之前，否则将其彻底消灭。卢忠良听到口信，只能硬着头皮赶来了。

他怎么回答呢？他面带愧色，说：“杨司令，前几天我做不了主啊！”

杨得志招呼他们坐下谈，卢忠良的紧张感渐渐消失了。解放军对他们没有另眼看待，而是很热情，兵团首长给他们亲自敬烟倒茶。

杨得志望着他们讲：“当然啦！我们共产党人讲革命是不分先后的，只要能站在人民一边，我们就欢迎，包括你们。”

卢忠良放下茶杯说：“这都是人民解放军对我们最深厚的爱呀！”

“我们完全是从宁夏人民的利益出发办事。前十几天，我从兰州出发前就请了郭南浦老先生来做你们的工作，他已经70多岁了，仍为和平奔走，精神是可佳的，但是你却不听劝说，仍与马敦静一条心，怎么样？他逃走了，把你甩下不管了。”

卢忠良解释说：“当时他也做不了主，是他老子在重庆指挥。”

杨得志边吸烟边说：“你们还是有责任嘛，我也听说你还准备将队伍拉到大沙漠里去，与我们打游击，你们能打过我们？不行的。掘堤放水，罪恶极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了多么大的损失啊！我们解放军是什么都不怕的，那点洪水能阻止我们前进？”

卢忠良低下头，不再吱声了，炸渠的事虽是马敦静指挥的，但他没有阻止，还是一个间接指挥者。

杨得志是一个很坦率的人，同时又平易近人，不摆架子，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气宁夏兵团的问题，卢忠良全部接受了，最后他主动说：

“宁夏兵团没有与马鸿宾的部队一起起义，我有责任，愿意接受解放军的批判。”

谈话结束，双方开始商谈和平解决的事。

没有争执，一会儿就谈成了。双方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其内容是：

为了宁夏人民的利益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双方同意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协议如下：

（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

（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得杀害，应全数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得放走。

（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责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3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9人组成，解放军方面5人，并指定1人任主任；宁夏方面4人，并指定1人任副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签名）政治委员李志民（签名）

宁夏方面军政代表卢忠良（签名）马天光（签名）马廷秀（签名）

签字结束，杨得志和李志民特意设宴招待卢忠良等人。

当天晚上第19兵团主力已全部向银川开去。

9月26日，杨得志和李志民率兵团司令部朝银川市走去，杨得志很高兴，他对李志民说：“宁夏终于又回到了人民怀抱，这是大喜讯哪！”

李志民笑着说：“宁夏获得了新生，彭老总还等我们的消息哩，快向他发电报告喜讯吧！”

“我同意，现在就发。”

道路很不好走，他们乘坐的吉普车不停地颠簸，沿途群众望着他们都露出了笑容。杨得志很感慨地说：“这里的人民多么善良，他们生活并不好哇！马鸿逵统治了大半辈子宁夏，连道路都没有修好，还能办什么好事呢……”

当他们进入银川时，马鸿宾率原宁夏国民党要员及各界代表100多人冒雨赶到南门外迎接，气氛热烈，场面感人。

当天，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友参为副主任。

共产党不会忘记每一个为和平作出贡献的人，郭南浦准备离开宁夏回兰州时，杨得志亲自设宴饯行，并将李志民政委书写的“和平老人”锦旗送给了他。

这位老先生激动不已，拉着杨得志的手说：“老夫活了70多岁，今天总算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还是你们共产党伟大，毛主席英明啊……”

是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是深得人心的，蒋介石之所以失败了，究其原因是失去了人心，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当然啦！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马鸿宾起义有功，建国后被委以重任，历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副主席、甘肃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0年，他因病在兰州逝世，当时周恩来总理还送了花圈。那么紧紧追随蒋介石国民党的马鸿逵后来情景如何呢？可以说相当惨淡，他几乎是在忧郁之中度过了后半生。

还是让我们看一下他的末日吧……马鸿逵当初逃到重庆就住在了歌乐山下的一个花园，这是他早年在这里建造的别墅，也是他的亲信在这里做生意的场所。

他飞到重庆的第二天就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上，蒋介石又准备让马鸿逵将他的部队从宁夏空运来一个军配合胡宗南在四川作战，可是他没有表态，回家后徐永昌就带了几个人来看他，一见面就说：“少云兄，这回辛苦你了！”

“我说过不行啊！”马鸿逵知道徐永昌说的还是调兵的事。

“报效党国勉为其难嘛！”徐永昌边说边往屋里走。

来到大厅，刚坐下，两名少将就将一张陕、甘、宁、川四省军用地图铺开让马鸿逵看。

马鸿逵看了一眼铺在桌上的地图，然后叹气说：“我的部队我知道，都是宁夏娃娃，宁夏人恋家，如果调出来，马上就垮了！”

徐永昌不高兴，坐在那里板着面孔不说话。

马鸿逵瞅了他一眼勉强说：“那好吧，照总裁的意思办，我们先在汉中与胡宗南会师，再下四川。”

徐永昌说：“这样很好。”

马鸿逵站起来说：“你们有所不知，我的部队从宁夏出来到汉中长途跋涉很不容易哩。”

徐永昌笑了笑说：“有什么困难请讲吧，我们一起研究解决。”

马鸿逵背着手讲：“从宁夏出来，穿过黄河天险，过大漠，越戈壁，再翻秦岭山，一路艰险，我们的汽车不多，又没有钱征马匹，我担心走不出来。”

“这个好说嘛”，徐永昌望着他说：“我可以派飞机先接一部分，其余的徒步行进，经费问题我向总裁说，让他给你一些。”

“那就好了。”

马鸿逵坚持出动一个军，徐永昌不乐意，双方争执了一会儿，总算定了两个军的兵力。

徐永昌临走时在大门口说：“行动要快啊！”

“一定。”马鸿逵表态。

他们走后，马鸿逵的参谋长请示如何安排时，马鸿逵却摆手说：“不能着急，再等等看吧。”

没过几天，解放军已进入宁夏，将马鸿逵的部队围住了，就这样原定的计划全部落空。

马敦厚从宁夏逃出来，马鸿逵问：“局势如何？”

“很不好了，现在是将无斗志，将士离心，局势已无法收拾了。”

马鸿逵没有吭声，坐在沙发上双眼发呆。

9月19日，解放军直向银川扑来，马敦静见势不妙慌忙逃跑。他来到重庆见到马鸿逵没有说话，父子二人便痛哭起来。

当天晚上，马鸿逵仍不死心，费了好大劲要通了宁夏电话。他问：“局势有何发展？”

接电话的是一个少将处长，他哭着报告：“主席啊，阿訇们都来着哩！满拉都散了。”

他说的阿訇指军官，满拉指士兵。马鸿逵听到这话全身开始发抖，他说：“你叫他们来听电话。”

没有人来听，过了好大一会儿，马鸿逵挂了电话，哈哈大笑，令人毛骨悚然，他的神经失常了，没有人敢去劝他。

四姨太刘慕侠听到笑声急忙从后屋跑来，拉住马鸿逵的手，说：“不要伤心了，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一家都回来就好……”

宁夏解放了，马鸿逵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他一直住在家里，沉思寡言，一反常态，心情相当悲观。这时他已没有什么自由了，花园里到处都是蒋介石派来的便衣监视他的行动，而且各个山头上都布有岗哨，他更加伤心，对儿子说：“没有想到我们会是这个下场啊……”

其他大员都纷纷逃离重庆，可他却出逃无门。

一个星期后，蒋介石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通知他说：“委员长马上要来看你，车随后就到。”

马鸿逵刚从屋里出来，蒋介石和阎锡山已下车了。

马鸿逵来到蒋介石面前，突然跪下双手抱住蒋介石的大腿哭泣着说：“我对不起总裁，对不起党国啊……”

身着长袍马褂的蒋介石冷冰冰地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也有责任。”

站在后面的阎锡山接着说：“没啥，从头再来嘛！”

大家都簇拥着蒋介石进了屋，蒋经国也来了，却没有进去，在院里乱转。

因为马鸿逵说有病，蒋介石才特意带着几个要员来看他的，没有说什么要紧话，蒋介石只是简单地询问了他的病后，就告辞了，前后不到10分钟。

这是蒋介石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为什么要看他，很难说清。

蒋介石临上车时才对马鸿逵说：“你可以去台湾，与两航公司接洽，但不能去找陈纳德的飞虎队了。”

回到家里后马鸿逵很伤感地说：“不相信我了，败军之将，鸡犬不如！”

马敦静很有意见，他说：“不让我们坐陈纳德的飞机，让去联系航空公司，太不讲理了。”

刘慕侠接着说：“没有想到委员长会对我们这样，两航飞机租金那么昂贵，我们怎么能承受得了呀！”

马鸿逵说：“不要再说了，静儿去联系飞机，其他人准备行李，咱们明天就动身。”

马敦静花重金包租了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准备往台湾逃跑。

起飞前马鸿逵听说原宁夏财政厅的一个科长前来领了一笔钱一直没有回宁夏，便派人将其找来，臭骂了一顿，将1700两黄金全部要来，带上了飞机。

随同他出逃的有长子马敦厚，次子马敦静，四姨太刘慕侠，五姨太邹德一，六姨太赵兰香，及他的几个心腹。

飞到湖南上空时，地下有解放军打炮，飞机只好爬高，马鸿逵一直心惊胆战，生怕出事，飞了一会儿快到柳州，飞机要加油，马鸿逵对驾驶员说：“下面是白崇禧的部队，可以与他联系，请求降落。”

可是地面却说：“这里已被共军占领了，不能来。”

马鸿逵忙问：“这怎么办？”

驾驶员说：“不要怕，还可以坚持一会儿，现在只能到广州的白云机场加油了。”

降到白云机场，情况很不好，这里停了100余架飞机，大多是军用的，指挥塔不放行，等了一个多小时仍没有希望。马鸿逵急了，他对飞行员说：“不要管他们，能飞就走。”

驾驶员与马敦静又去联系，指挥所说：“现在是战斗机先起飞，其余的都等着。”

马敦静问：“等多久？”

“不知道！”

驾驶员解释：“这是宁夏马主席的包机。”

“什么牛主席马主席，这是命令！”

马敦静火了，与指挥官吵闹起来，驾驶员忙拉着他走：“你不能胡来，这些人是想要买路钱哩！”

马敦静说：“老子哪有钱给他们，不给！”

上飞机后，马鸿逵又催驾驶员起飞。飞机动了，指挥塔呼叫说不能起飞，但他们还是强行起飞了。

马鸿逵放心了，说：“这回好了，一会儿就到台湾了。”

刚说完，驾驶员告诉他说：“据悉台湾海峡气候恶劣，不能穿行了，现在怎么办？”

马鸿逵说：“还有办法没有？”

“没有了，只能先去汕头了。”

“那就这样吧。”

这时后面来了两架战斗机，一直尾随其后。马鸿逵摇头说：“这是他们派人监视我们的，现在只好听天由命了。”

他们的心情都紧张起来。

过了一会儿，飞行员说：“没有事，这两架飞机罗盘失灵，才跟我们飞呢！”

马鸿逵忙问：“是真的？”

“对，我们已联络过了，他们也去台湾。”

又飞了一会儿，天渐渐晴了，日近黄昏时才到达汕头。

机场离市区较远，马鸿逵全家暂住在一家旅馆。后半夜，大街上响起了汽车、坦克的声音，这里的国民党已乱了，纷纷逃退。

一个少将带了几个兵来到旅馆问：“是哪一部分的？”

马敦静自报家门，这个少将比较客气，说：“原来是马主席一家，我们已奉命撤退了，你们要在拂晓前离开，否则出了问题我们不管。”

马鸿逵从被窝爬起来，他的左边是四姨太，右边是六姨太，这两个女人比较友好，已习惯三人同床了。

马鸿逵被儿子叫醒，他又叫身边的两个女人，四姨太立即起来穿衣，正酣睡的年仅18岁的六姨太翻了一个身，闭着眼睛说：“干什么，刚折腾完，又想了，去抱左边那个胖的去。”

她又睡了。

马鸿逵很生气地说：“×上挂镰刀哩，这么危险了，我哪有闲心日弄你？快起来，共军来了啊！”

他一把掀开了被子，赤身裸体的六姨太赵兰香被冻醒，睁开眼睛才知道又要走，她很不情愿地开始穿衣服。

已经穿好衣服的刘慕侠嫌赵兰香磨蹭，说了一句，反而惹得赵兰香骂了起来。

刘慕侠只好对马鸿逵发火：“我说早睡，你就是不睡，要和这个妖精干那事，这下好了，要耽误大事了，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这么大劲头。”

马鸿逵瞪眼说：“你少说几句，没有人把你当哑巴！”

“我就是要说，我是为你好，你迟早会让这个妖精折腾死的。”

赵兰香得意了，瞅着她说：“你想折腾他，已没有那个本钱了，双腿都夹不住了哇！”

“屁话，就你那两下，谁还不会，你以为老娘我真不行了？告诉你本事大着哩！”

两个女人骂起了床上黑话。

马鸿逵不愿意理他们，自己出去了。

马敦静已等了一会儿，很不乐意，对马鸿逵说：“这是外逃，不是度蜜月，还惹她们干什么？”

“你别管老子的事！”

马敦静说：“共军快过来了，我们得在天亮前起飞。”

“就走吧。”

“一个飞行员不见了。”

“去哪了？”

“副驾驶说进城跳舞去了。”

“和谁去的？”

“和敦厚。”

“这兔崽子，我就知道他贪耍，快派人去找他们呀！”

马敦静和另一个飞行员借来一辆车进城找人。

虽说是战时，但汕头的夜生活仍很繁华，几条大街上红灯闪烁，乐声不绝于耳，妓女们仍三三两两在街头拉客，到处可见国民党兵与妓女拥抱。

他们先后跑了好几家，才在一个地下舞厅找到了飞行员。没有马敦厚的影子，马敦静急了，对飞行员发火。

又在城里转了一个时辰，天渐渐亮了，最后才在一家妓院包厢找到了马敦厚。

他们赶回来，马鸿逵暴跳如雷，骂飞行员，骂自己的儿子。当他得知是为了找马敦厚耽搁了这么多时间后，他瞅着马敦厚骂：“你这个兔崽子，不要命了，搞女人，谁不想搞？就你胆大！这个地方你熟悉吗？”

马敦厚不敢吱声，忙提着行李往飞机上跑。

5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了台湾。

这时马步芳已飞走了，临走时还告了马鸿逵一状，说他贻误战机才造成兰州失守，西北失守。

这时也有人提出政府应对丢失西北的马步芳和马鸿逵撤职查办。

他们要被撤职查办，这个弹劾案在台湾议论哗然。有人说应追究责任，也有人说不少国民党嫡系高级军官同样也丢失了防地，为何没有人过问，何况二马是地方杂牌部队。

弹劾案当然没有下文了，马步芳已走了。马鸿逵留在台湾备受歧视，那么他后来的境况如何？不妨照录一段他的回忆录吧……

9月底我到台湾，郭寄峤受命为国防部次长，我去郭公馆道贺。正值郭迁移新居，布置家具中，郭见我即拍桌破口大骂，其凶狠程度，亦近疯狂，毫无风度。当时他是陈辞修主席属下红人，仗势欺人，我为避免冲突，即忍气退出。晚间宪兵来北投招待所我之寓处，说是奉命要我迁离招待所，将我行李搬到招待所门外，我征求宪兵可否延至次日迁出，宪兵摇头示意不允，迫不得已只好连夜迁至市区旅社居住。

次日，我在台北市区购买一处小房，不数日，又有命令将我电话拆除，这种种遭遇，想必都是郭寄峤的迫害，叫我不能在台北安居，我数年忠爱党国，出生入死，汗马辛勤，拥护领袖，今为宵小所迫，竟无安身之地，怎不令人悲痛、心灰。因此乃决定出国赴港医病。

陈主席系多年战友，我到陈处请示入境及护照，只字未提，以免再招惹是非。

在香港遇陈纳德将军，陈建议我去美国医病，我告诉陈说我无护照，何能赴美。陈当即向外交部驻澳门办事处为我领得中华民国护照六份，再电美国务院给予签证……

从以上可以看出当时马鸿逵的真实处境了，有了护照还得向蒋介石请假才能走，他先后托人给蒋介石捎去两封信才被批准，并指示说，不能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

1970年病逝于美国洛杉矶。

第九章、西北最后一战 一、老将军的选择

解放大军挥师酒泉，已经叩响了新疆的门户，此时毛泽东却不想再用武力方式解决新疆问题了，有一天他将张治中请到香山双清别墅，对他讲：

“今天特意请你来，想告诉你我解放大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了。我不希望这场战争再继续下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疆外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内受大小军阀的残酷统治，各族人民备受灾难，战争毁坏了他们的美好生活。我们希望新疆军政负责人走和平之路，你以为如何啊？”

张治中很愉快地说：“用和平方式解决新疆问题是英明之举，于国于民都有利，我也早有此意。”

毛泽东微笑着说：“据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文白先生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

张治中听到这话很兴奋，说：“我愿意为和平奔走，不过我在五月份曾接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问候我的情况以后，音讯就断绝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样和他们取得联系。”

毛泽东说：“请放心，我们已在伊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

“那就很好哇，我尽快给他们去电。”

“那就有劳你了。”

“请主席不必客气，这也是我应尽的义务。”

“我相信你能做好，新疆的情况你最熟悉嘛。”

“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对蒋介石的统治早已不满，他们都是爱国人士，在那里很有威望，只要他们同意，就没有多少问题了。”

“新疆是个少数民族地区，想让他们走和平之路，军队的将领固然重要，但还得做好包尔汉的工作，此人怎么样啊？”

“是可以信赖的，他出身于贫苦牧民家庭，早年到俄国求学，后来回新疆替俄国人经商，因思想进步后来坐过盛世才的监狱。他的确是一个爱国人士，在少数民族中很有威望，1944年他出狱后，我去新疆处理工作与他相识，就推荐他当了乌鲁木齐地区的专员。”

“他是何时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

“今年年初。”

“他是最后一个国民党政府的省主席了。”

“是的。”

“将来和平了，还让他当这个主席。”

张治中原是西北军政长官，他对新疆的情况了如指掌，与陶峙岳等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当然是做新疆和平起义工作的最合适人选。

那天他从香山回到城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向新疆发了电报，其内容如下：

<small>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包主席尔汉兄：</small>

<small>自接辰真电后，以西北人事更动，又因时机未至，故未再通讯。治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由北平新华社播出，谅已接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政协会议，并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听吩咐。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文电，使皆了解接受。绍周、孟纯、经文诸同志均致意。兄意如何？盼即电复。</small>

这份电报发出后张治中每天都在盼望新疆方面的回音，但因当时新疆局势动荡不安，陶峙岳迟迟没有表态。于是他又单独给陶峙岳发报：

<small>申灰电计达。兹治思及下列各点，特再电商：</small>

<small>（一）马子香父子及其残余部队现在何处？其与黄祖勋、周嘉彬两军之关系位置如何？</small>

<small>（二）马呈祥态度如何？子香对其有所提示否？如其形迹可疑，兄将如何应付？治意能予以开导说明最好，否则可调移该部驻焉耆、轮台，而以钟祖荫师调吐、鄯、托一带，令其安心以待，从长计议，不使其违命反抗为宜。</small>

<small>（三）现知黄、周两军在河西，王治歧军是否亦西撤？兄已否派员前往联络？必要时可以治名义代拟电文，即令该三军今后行动应悉听兄之命令。如其已与青海马部隔离，最好以掩护东疆、阻止马部入新之目的控置于张掖、酒泉、玉门一带如何？</small>

<small>（四）在驻新将领中，过去受片面宣传之蒙蔽，难免有不明大势，执迷不悟或囿于派系感情作用者，兄曾加考察并予开导否？盼告以治与大家患难相共，如能接受命令，治愿负道义上责任，绝不使大家再走错路，蒙受牺牲。但倘有一、二顽固到底、无法挽救者，似宜先予调换，以免优容偾事。</small>

<small>（五）省内保守一派，数年来虽多方控制，并加教育疏导，但其潜在势力，仍不可忽视。尤其维、哈两族中，惧苏惧共之心理时有流露，可否以治与兄名义发表文告，说明中共现所奉行者，既非共产主义，亦非社会主义，而为新民主主义，亦即与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旨相符合。特别对少数民族采取平等团结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政策，新省对中央关系虽转变，而新省施政纲领所揭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既定政策，绝无改变，以祛其疑惧之心。并盼与包主席邀约色以提、乌迈尔、尧乐博士、麦斯武德、伊敏、贾里木汉等到迪，分别予以开导，期共了解，藉免障碍。</small>

<small>（六）对伊方之联络，此时似不可少，不知已进行否？最好仍请苏领事居间保持接触。</small>

<small>（七)此事对英、美外交人员，事先应极端秘密，事后可予以保护，维护适当国际惯例之待遇。</small>

<small>（八）军粮及饷项经费筹备如何？为念！盼与包主席洽商，暂时只有在省内设法，一俟东西交通恢复，必有解决之方。在过渡期间，困难在所难免，此当时予关注者。</small>

<small>（九）据悉中苏在新省贸易及经济协定双方业已同意，但广州政府不允签订，固可遗憾，不过新的中央政府在下月即可成立，预料苏联将首先承认，而此项协定，当可继续商谈签订，经济状况，将必改观。以上各项，均治思虑所及，举以商询。深信兄对此一适应时代保全军民之革命行动，必已考虑周到，部署严密，使能稳健地顺利地完成也。临电驰系，伫候佳音。</small>

过了几天，张治中终于接到了陶峙岳、包尔汉的复电，他们表示已对和平转变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无谓牺牲的原则下，采取行动，即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small>九月十日戌平电奉悉。新局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自全国和局未成，钧座留平不返，职等在此，半年来，与绍周、孟纯、经文诸兄，无时不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经长时间之努力，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除少数法西斯，如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基于个人之立场，决定率少数干部，最近趁机飞离迪化外，其余南北疆全数部队，均将就原驻地，继续维护地方秩序。于马等离开后，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至政府方面，在策略转变时，即同时根据钧座与三区代表所订之和平条款，邀请三区原有参加省府委员返迪，恢复合作，遵循已定之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及本省施政纲领，在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以前，暂行维持地方政务，听候中央命令，组织本省临时人民政府。预计上项工作，在本月内，可以全部圆满完成。职等自信，深明革命大义与本身职责，个人对政治上绝无企求，只期全省和平获得保障，人民不受涂炭，军队不致牺牲，则对国家、对各族人民应尽之责任，即已达成，亦即有以副毛主席及钧座之期望也。除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意见，书面交邓力群先生转陈主席外，谨电奉闻，乞释廑注。此间人民，殷盼钧座早日莅临领导。何时命驾，恳先电示为祷。</small>

陶峙岳的内心仍很复杂，这是一个办事相当小心谨慎的军人。他对中共负责人邓力群说：“我是赞成和平的，文白将军连续来了两份电报，询问我新疆的情况，我再单独给他复电，报告几点情况，你能不能帮我再转一次？”

邓力群是中共在新疆的负责人，他当然乐意做这项工作。他说：“张将军是和平的楷模，希望陶将军与他加紧联系，需要我帮忙尽管说，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嘛。”

接着他又替陶峙岳向张治中转发了回电：

<small>申真电奉悉。此间基本决策，已与包主席联衔电呈，祈赐指示。兹谨就电询各项，分报如次：</small>

<small>（一）马子香父子，现又携眷出国朝汗。其残部，在青海大部溃散、消灭。各级将领，均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在甘省河西境内，已无青海军队。黄周两军，与马部早无联系。</small>

<small>（二）马子香，自西宁逃亡后，对马呈祥迄无指示。马呈祥经予说服，其个人，将率少数干部，离迪出国朝汗。所部，并交职领导转变。</small>

<small>（三）王治歧军，并未西撤。关于河西方面，现由曾震五兄来迪面商，已有部署。决于新省问题解决后，随即由职领导转变。希望最近能与兰州当局发生联系。乞设法转知与周直洽。</small>

<small>（四）驻新将领，除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将率领少数干部，离开部队东返外，其余均无问题。俟渠等离迪后，职当妥为晓喻。</small>

<small>（五）伊敏、艾沙等，决定率少数民族派，赴巴基斯坦。保守派头目，如贾里木汉、哈德万、乌斯满等，亦决定离新。职已与包主席详商，准许渠等个人安全离开，不加阻挠。至各族民众，则妥为宣慰，俾安居就范。</small>

<small>（六）对伊方联络，已由包主席办理。拟依据和平条款，施政纲领，恢复合作。但在军事方面，似应各守原防，听候中央处理，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误会。</small>

<small>（七）美领馆已撤退，只留副领事一人。英领事，在此无甚作用，必要时，当予以保护。</small>

<small>（八）此间最感困难者，为军费问题。从七月份后，军饷即未发放，军心殊不安定。经数月来向广州极力交涉，以全军东调为理由，催索各项费用。最近包机运款前来。如全数(约一百八十万银元)能运抵迪化，则目前勉可维持。数月来所以始终未敢明确表示态度者，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至省府方面，亦复库空如洗，包主席实无能为力也。</small>

<small>（九）中苏亲善关系，在新日有增进。贸易及经济合作协定之迄未签定，责在广州政府，苏方完全谅解。</small>

<small>新省情况特殊，一切不能与内地等量齐观。除将来补给方面，应请中央妥为筹济外，暂时可度过严冬，职当负完全责任，决无任何顾虑。今后新省问题，似宜着眼于民族、经济、政治各方面。顾应人心，执行钧座已定之政策，由毛主席慎考虑，加以领导。为国家奠定百年大计，实为当前急务也，敬乞随时指示。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small>

张治中看到这份回电后，立即将其转给毛泽东。毛泽东指示说，彭德怀已到了酒泉，可以让新疆方面派人前去谈判，争取早日促成和平起义。于是他又向陶峙岳发电，希望他早下决心，回到人民的怀抱中来。

第九章、西北最后一战 二、大军压境之时

胡宗南来电大骂陶峙岳向共产党投降是愚蠢之举，陶峙岳左右周旋，他对马呈祥等人说：你们要走我不阻拦，但一动就得要车要钱，我怎么能看着把你们扔在戈壁滩上不管呢？十万人的生死问题啊，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在我解放军压境之时，新疆出路已定，但是宣布起义仍有一番曲折过程。

当时军队中的顽固分子叶成、罗恕人、马呈祥等人，几经动摇，心存反复，随时都有发生流血事件的可能。

早在年初，南京来电命令驻在迪化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只留下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其余部队全数调进关内参加内战。那时陶峙岳是反对部队进关的，驻在南疆喀什的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师长赵锡光同意他的观点，惟独驻在迪化的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旅长罗恕人力主进关。

眼看着彭德怀的部队已挥师西北，陶却没有动的迹象，李宗仁来电，让陶峙岳到南京去，说有要事相商。

陶峙岳拿着电报犹豫不定。

屈武对他说：“南京你千万不能去呀，如果去了恐怕就不好回来了，蒋先生的为人你心里清楚，不能自投罗网。”

陶峙岳说：“我当然不会去，但他们让我调动部队入关作战，我怎么办啊！”

“先拖住他们再说，办法还是有的嘛。”

“我现在还是党国司令，不服从命令，也得找个借口什么的才好。”

“你现在手下有多少人马？”

“十多万。”

“从新疆到内地，要经过哪些地段？”

“要翻山越岭，要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

“那么你现在手里有钱？”

“没有。”

“这就是理由呀！十万大军进关，很不容易，没有钱怎么动？”

“你说的对，现在马步芳是西北军政长官，他要再催我们，我就将这些情况讲明，看他怎么办。”

“南京不能去，兰州还是可以去的，我可以给你拟订一个十万大军入关所需经费和车辆的计划，你可将其呈给马步芳，再让他转给李宗仁就是了。”

“这个办法很好，请你速办吧。”

两天过后，陶峙岳怀揣一份索取大量汽车、汽油和现洋的计划飞到了兰州。马步芳看了这个报告，沉默不语，他明白陶峙岳是向政府示威，他的这个计划都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办不到的。于是两人不欢而散，陶峙岳又将报告交给郭寄峤副长官带给了李宗仁。

陶峙岳返回新疆后，就和正在暗中积极进行和平运动工作的刘孟纯、刘泽荣商谈对新疆局势的看法。

陶峙岳坚持说：“我们新疆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军事问题。”

刘孟纯说：“军队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我想过，关键就是如何能转变过来，这是个大问题。”

“你不愿入关与共产党作战，这是明智的。”

“现在需要审时度势嘛！”

“李宗仁再催你怎么办？”

“他不可能再催了。”

“为什么？”

“没有开拔费，我们怎么动，我已开了全军进关的庞大计划交郭寄峤带去。”

“政府能答应要求？”

“不答应正好哇。”

“如果答应了呢？”

“李宗仁现在一掌握不了军队，二手中没钱，还是蒋先生背后当家，我给他们的那份计划，政府是很难办到的啊……”

刘孟纯已猜出几分，发觉陶峙岳有静观局势的打算，就抓住时机，做和平工作，希望他能顾全大局，走光明大道。

这时候陶峙岳的思想在不停地转变着。

之后包尔汉主席邀陶峙岳等人，也邀了苏联友人去南山住了几天，就新疆局势非正式地交换了意见。包尔汉作为省政府的最高官员，他认为新疆只有走和平之路，大家的出路才有希望，陶峙岳赞同他的意见，但没有明确表态。这次谈话虽未涉及具体，但却比较明朗了。

进入8月份，西北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时陶峙岳才下了率部起义的决心，当时新疆的情况仍很复杂，马呈祥、罗恕人等掌有兵权的人很顽固，他们是主战派，不同意部队起义。马呈祥曾公开说：

“现在我们跟着共军走，将来他们不会放过我们，会一个个地设法宰掉，我的家眷都在内地，是死是活没有音讯。实在不行，我就将队伍拉到敦煌一带，与共产党打游击去。”

陶峙岳劝他：“你不能意气用事，共产党可是打游击出身呀。”

“那也不怕，我有地利优势嘛。”

“你是我的部下，我不能不关心你的前途，请你不要乱动。”

“那我的家眷？”

“我会派人去打听下落的。”

马呈祥、罗恕人是实力派，他们手中都有军队，陶峙岳虽说是新疆警备总司令，但他很难掌管军队。怎么办？新疆何去何从？陶峙岳左右权衡，认为还是去争取一下南疆的军队要人赵锡光为好。于是他就以视察为名来到了南疆。

赵锡光赞成部队起义，他表示只要陶峙岳领头，他愿呼应。

他们两人密谈了三天，达成了协议，同意南疆由赵负责，北疆由陶负责，先做初步准备工作，同时还决定了以下两条：

（一）待与解放军部队靠近时才接头，陶、赵两人站开，将部队交出来；（二）部队由解放军无条件改编。

这次南疆之行，陶峙岳深感收获很大。回到乌鲁木齐，他却不露神色，仍在应付局面。他是聪明的，南京解放后，国民政府迁到广州，他提出部队入关作战的计划，因要求苛刻，广州政府根本无法答复，他提出要800万银元，广州方面只给100万元，可是当这笔钱到兰州时，马步芳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名义又扣下20万，最后转到新疆的才只有80万。陶峙岳整天发牢骚，说政府已不管他们的死活了。说实在话，80万元要维持新疆几十万人的生计很困难，但部队不能乱。陶峙岳是个公道正派的人，他将20万元按人头交给了南疆的赵锡光，剩余的60万元存在哈密，以后又支付了七八两月的军饷开支。

经费不足，部队当然不能开进，李宗仁自身难保，也就不再提说新疆部队入关的事。西北战场烽烟四起，解放军势如破竹，胡宗南进入陕南，西安解放，兰州告急。新疆军队骚动不安，陶峙岳的压力很大，军队内部分成两派：即旅长罗恕人和骑五军军长马呈祥要进关，师长叶成却态度不明确。

第九章、西北最后一战 三、不同背景的三个将领

这三个人的情况是复杂的。

叶成曾是胡宗南的部下，他当然希望进关向胡宗南靠拢，谋求个人前程。

马呈祥原是马步芳的部下，又是叔侄关系，他奉命入新疆后，家眷仍留在青海，现在解放大军来了，他当然想向马步芳接近。

罗恕人虽说没有后顾之忧，但他是直接受广州政府操纵的人，实际上是军统在新疆地区的负责人之一。他老奸巨猾，善于投机钻营，与马呈祥是拜把兄弟，私交很深，关系非同一般。

这三个人是和平的最大障碍，他们坚持要率部入关与共产党作战，陶峙岳只好苦口婆心做说服工作。有时他将这三人请到自己家里，推心置腹谈判。

但他们还是坚持要走，陶峙岳只好说：“没有车辆、汽油、现款怎能开动？你们坚持要进关，我不反对，但我是不能走的，还有这许多军政部属，不下十万人，我不能把他们扔在戈壁滩上。”

随着局势的变化，罗、马、叶三人对陶峙岳极为不满。

马呈祥将他们二人叫到军部开会，密谋对策。

在这座有着欧洲古典风情的办公室内，几名风月女子将奶油茶送进来，还想同往常一样，卖弄一番风情，但却被马呈祥轰走了。

马呈祥吊着脸对她们说：“现在火燃屁股门，我们哪有闲心行乐，你们通通给我退下去，如果需要我会请你们来。”

那几名女子扭着丰满的臀部，很不乐意地从他们眼前晃了出去。

马呈祥又招手将一名贴身卫兵叫到身边吩咐：“你在门口把着，任何人不得进来，我们三人要谈事。”

卫兵敬了一个很不标准的军礼，转身离去。

室内寂静无声，到处都弥散着浓浓的羊奶气味。

三人不约而同，端起了奶碗。

马呈祥先开口，说：“现在局势变得快，我们怎么办？请你们出出主意吧。”

罗恕人沮丧地说：“我早就同意你带我们走，但陶司令不允许，现在晚了啊……”

马呈祥说：“我们走也确实存在困难嘛，政府不给开拔费，这么多人动弹不了，单靠我们的双腿是不行的。”

叶成接着说：“部队入关困难也不小，但我们不能坐等给共产党当俘虏。”

罗恕人挥手讲：“事到如今都是陶司令误了我们的前程，他优柔寡断，一点都不利索。”

马呈祥转身抱起水烟锅，眯缝着那对山羊眼，吸了几口，对他们说：“现在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时候了，陶峙岳故意拖延时间，依我看他有向共军投降的意思了，你们说怎么办。”

罗恕人说：“我也觉察到了，但陶司令可能还没有下决心，我们还有办法可想，他是上级，得先拢住他才行。”

叶成没有发表意见，低头吸烟，瞅上去情绪很低落。

“叶师长有何意见？”马呈祥问。

“我同意罗兄的说法，陶司令的工作还是要做。”

“罗兄有何妙计？”马呈祥又问。

罗恕人突然站起来，讲道：“解决问题要先抓住根本，依我看陶司令的工作不难做，关键是我们要能横下心。”

马呈祥说：“请讲具体一点。”

“你们也许知道吧，陶之所以迟疑不决，是受了刘孟纯、屈武和刘泽荣的包围，他们三人的身份很特别，鼓动陶司令起义投诚，影响很大呀！”

“这三人我早就注意到了，是否设法将他们扣起来？”

“不但要先扣，而且还得找机会干掉。”

马呈祥发现叶成仍沉默不语，便回过头说：“你认为这样做怎么样？”

叶成抬起头说：“这是个办法，我是赞同的，不过得谨慎从事，他们三人都是有身份的，还是陶司令的座上客，如果我们草率抓人，恐怕陶司令不干。”

罗恕人解释说：“陶司令与我们的关系向来是很好的，我们可以事前给他打招呼，这样他就不会为难咱们了。”

马呈祥笑了。他说：“还是罗兄考虑周全，可以这样去办，叶兄去向陶司令打招呼，抓人的事由我和罗兄办。”

第二天早晨，叶成就急急忙忙地来到了陶峙岳的家里。

陶峙岳的卫兵将叶成领到客厅，陶峙岳起身与他握手说：“欢迎你来呀，请坐。”

叶成坐在对面一个沙发上，接过烟就抽。

“你想通了没有？”陶峙岳问。

“没有想通哩。”叶成很不高兴。

“你要认清形势啊！”

“陶司令，不瞒你说我刚从马军长那里来，大家对你有意见。”

“有意见可以提嘛。”

“那我问你，这几年我们的关系如何？”

“不错，你们都是我的得力干将。”

“话是这样说，你过去和我们都有感情，但近来你对罗、马就仿佛没有感情了，这都是刘孟纯、屈武、刘泽荣三人搞的，我们现在决定把他们扣起来！”

“你说什么？”

“我们准备将他们扣起来。”

“这是谁的主意？”

“是我们三个人的。”

“那么你是代表他们来了。”

“正是。”

“你们想过后果没有？”

叶成不再说话，静坐在那里低头抽烟。

陶峙岳转身抓起电话，要通了马呈祥，让他和罗恕人一起来见他。

叶成深感不安，汗珠顺着额头直往下淌。陶峙岳又给他递去一支烟，然后很生气地讲：“你这个叶大头啊，没有主见，马、罗二人的话不一定都正确，你不能不为自己将来的出路考虑。”

这时马呈祥和罗恕人走了进来。

室内的气氛有点紧张，陶峙岳指着对面的沙发让他们坐下。

马、罗二人一落坐，陶峙岳就相当生气地问：“听说你们准备扣人？”

马呈祥回答：“总司令，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啊！”

“什么安全不安全，现在的情况这么复杂，你们要抓人，第二步怎么办？”

没有人正面回答，室内寂静无声。风将窗帘布吹得鼓鼓的，微微晃动。

陶峙岳接着说：“我没有阻拦你们进关，但是我不能不为你们分析利害。你们既然决定要扣留他们，扣了以后怎么办？怎样圆场？”

马呈祥说：“陶司令，他们老在你身边活动，我们有看法。”

陶峙岳的情绪也渐渐安静下来了。

他看着他们三人，心平气和地讲：“现在是大家的生死关头，有什么话不能说的？我是为你们大家着想，不要收不了场。”

罗恕人擦了一把头上的汗，问：“我们究竟怎么办？现在的情况很不好。”

陶峙岳站起来，背着手说：“我们今天不能作楚囚对泣，唉声叹气，一定要把事情谈清楚。”

马呈祥的表现很傲慢，他也站起来说：“谈清楚也好。”

“你们说我没有感情，感情还是有的，丢开长官部属的关系不说，我们还是多年的朋友，这是大家的生死关头，怎么会没有感情？”

“那我们内心有痛苦，你为何无动于衷？”

“马军长此言差也！”

“我们每次找你，你都讲大道理，考虑过我们的处境吗？”

“我身为你们的总司令，不是不关心大家的处境，我还要关心全体官兵和全疆人民，你们知道，一个人基于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是非，那是很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该让我以冷静的头脑为你们思考问题，还用大家长吁短叹，甚至与你们相对而泣呢？”

“那你说怎么行动？”

“今天的事情可以从爱憎、是非和利害三方面看，爱憎和是非不必说了，但是利害不能不谈。你们既要进关，我从来没有阻拦过你们，而且愿意尽可能筹措车辆、汽油和现款，但是人还这么多，连军政人员不下十万，你们想，我怎能把他们扔在戈壁滩上不管？我怎能忍心！”

“马长官让我回去哩。”

“我知道你的心思不在这里了，但我还得劝你。你们要走我怎么办？你们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但有一点，我不能跟你们走！”

“你不走可以，我们自己行动。”

“我得把话说在前头，仗是不能打的，一定要和三区妥协，我只能生死置之度外，以性命担保大家，绝不是我有什么政治作用！”

他们三人相互看了一眼，没人说话。

又是沉默。

马呈祥突然抬头问：“你是不是想拿我们做政治资本？”

陶峙岳解释说：“关于个人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了，我所想的是全疆官兵及人民的安危。”

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

从此，马呈祥没有再提带部队入关的事。

但是这三人的关系仍很密切。一致反对部队起义。陶峙岳思前想后，觉着马呈祥和罗恕人顽固不化，是和平的最大障碍，叶成还是可以争取的，于是他又单独找他谈话：

“你要想清楚了，马军长是青海人，本乡本土，到时化整为零，也许能打一阵游击，你又不是青海人，你现在和马的感情虽好，到那时候就不是个人感情所能维系的，应该很好地考虑。”

叶成流着泪说：“我还是怕共产党啊……”

经过数十天的风波之后，局面仍不乐观。

有一天，马呈祥突然接到他父亲来电，说家人已平安到了香港，这时马呈祥才松了一口气。国民党大势已去，特别是马步芳逃跑时截走了马呈祥骑5军的几个月军费，颇使马呈祥伤心。

他对罗恕人说：“现在到了这个地步，马长官一点情面都不讲，将我们丢在这里不管了，我也没有心思在部队里呆了。”

马呈祥已明显地开始动摇了。

这时罗、叶二人也没有主意。

原来当时在迪化一带的部队就是马呈祥的两个骑兵旅和罗恕人的步兵旅，马已动摇，叶无主见，罗如能打通，问题就可以解决。

陶峙岳分析完情况，认为警察局长刘汉东和罗、马关系密切，就让他出面再做罗、马的工作。

这一招果然见效。刘汉东回来后对陶峙岳说：“马呈祥想把军队交出来，自己愿意走。”

“罗的意思？”

“罗恕人也大致同意了。”

“很好，你转告他们，要走我同意，希望好来好去，把一切事情安排好吧。”

就在这时，胡宗南却突然分别给马、叶、罗来电，说据报，兄已率河西新疆部队投降共匪，真太胡涂！究竟情形如何？应速来电报告！并指示他们将部队撤到南疆去，并说以后可以空援接济。

叶、罗接电后犹豫不定，去问马呈祥：“我们应该怎么办？”

马呈祥说：“大势已去，我对此不感兴趣，打算去香港了，你们自己决定吧。”

在这种情况下，马呈祥、罗恕人和叶成交出部队后，先后离开了迪化，经南疆去巴基斯坦。

就这样，在陶峙岳等人的努力下，才把新疆和平起义的障碍除去了。

于是，陶峙岳于9月25日领衔宣布起义。

26日上午，包尔汉主席通过省府紧急会议，也立即发表了起义的通电。

第九章、西北最后一战 四、王震率部入新疆

香山双清别墅。

这是一个天高云淡的上午，周恩来陪同张治中又一次走进这个小院。

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着灰色中山装站在门口的一棵红叶树下迎接他们，红日映照着红叶，红叶映衬着毛泽东，当他们三人站在这里互相握手时，富有诗情画意。

毛泽东笑着说：“今天请你来，一是谈论新疆的问题，二是观赏红叶，你看这里的红叶多么壮观啊！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张治中说：“主席不愧是大诗人啊！”

“什么诗人，与大家比还差得很远呀。”

他们三人说说笑笑进了那间书屋。

毛泽东侧身对张治中说：“新疆和平解放，是你帮了我们的大忙。”

张治中摆手说：“主席过奖了，我只不过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情。”

周恩来接着说：“文白先生功不可没，我们共产党永远忘不了你。”

“这么大一个地方，没有放枪炮就解决了问题，没有你文白先生的努力是不行的。”毛泽东开始抽烟：“事实证明，新疆各族人民是拥护我们共产党的嘛。”

“这都是你们的政策英明，离开这一条，就不行。”张治中接过警卫送来的茶说道。

毛泽东将烟从嘴角拿下来，夹在手指上，讲道：

“你对新疆的情况很熟悉，我们共产党要经营好这块地方，就得听取各方面意见，今天咱们三个人就谈新疆问题好不好？你有没有什么设想，我想是有的。”

张治中放下茶杯，望着毛泽东说：“想法是有，但不一定合适。”

“没有关系，我们是谈嘛。你先讲，我和恩来听。”

“还是主席先提一个问题，我顺着你的思路谈。”

“还是请恩来提问题，我们一起商谈。”

张治中回忆说，在这次谈话中，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民族自治问题。我认为最好先组设民族自治筹委会，至于筹备工作需要的时日和具备什么成熟条件就实行自治，可由改组后的新疆省政府妥商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定。

毛主席表示可以这样做，原则上一切根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去处理。

第二是关于改组省政府问题。我建议由陶峙岳、包尔汉和伊宁三方面会商提出新名单，由中央核定发表。毛主席表示这件事由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我到新疆去研究再提名单，现在不必着急。又说，新疆要设置军委委员会，综理军政事务。我说似可不必。关于省主席一职，毛主席周总理已和我谈过几次，仍定以包尔汉继任，我说很好，很妥当。

第三是关于军队改编问题。我建议，驻新官兵服役多年，大多思归心切，最好资遣返乡从事生产。毛主席不同意，他笑着说：最好由政府把他们的家眷送去或多动员些妇女去，就使他们在新疆成家，从事生产，永远扎根下去。

第四是关于财政问题。我陈述了新省财政、军队粮饷、被服、经费的困难，建议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同政务院迅即派员前往实地调查，分别处理。毛主席表示就是请彭副总司令和我到那边去解决。

第五是关于经济建设问题。我建议还是由中央派遣建设辅导团到新疆去，大量供应人才和经费，至于西北民生实业公司和西北文化建设协会是否继续存在，还请考虑。毛主席对这一点没有明白具体的表示。这是要等待稍后一步来决定吧？

第六是关于对苏条约问题。我先提问：中苏在新疆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是否继续商谈签订？中苏航约是否可以修订把航线延长到兰州或西安或至北京？抑或等将来整个中苏新的条约中包括进去？毛主席表示也许包括在整个中苏条约里头，现在还不能作决定。 开饭时间已到，毛泽东笑着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先解决我们的肚子问题，文白先生如有时间，就新疆问题，可以写些书面东西给我看。”

张治中当场表示：“我一定照主席的意见去写。”

毛泽东又交待：“可以写些带有历史资料性的，也可以写你对新疆将来建设的想法，总之可不拘一格嘛。”

后来，张治中就新疆问题连续给毛泽东主席写了几份报告。

其中他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成立和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与外交政策确定之后，新疆过去问题所有主要的基本的矛盾已不存在了，其他一切当然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了，不过目前还有若干现实性或事务性的问题，亟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解决，特分述意见如下：

1.民族自治问题。(略)

2.省政府改组问题。过去的省政府，虽然是民族的联合政府，不过内部还容纳了若干保守分子。在这次解放后，其中一部分已出走，其余的也要有淘汰。不过改组时对委员名额、人选等项，可否事先征询伊方代表和陶峙岳、包尔汉的意见，由中央人民政府斟酌批准。当然中央人民政府也必须派人参加。

3.军队改编问题。政府驻新军队，在今年三月前，原有两个整编师，每师三个旅，每旅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整骑兵师，下辖两旅，连师直属部队共五个团。另有两个骑兵旅，每旅二团。又四个独立骑兵团（蒙、哈、回、汉）及炮、工、辎重、通信等部队若干。但各部队都有缺额。伊方三区的民族部队原规定六个团，但现在确数不详。新疆解放后，改编工作亟待进行。我看，对政府驻新部队方面：（甲）原属本地民族组成，改为地方公安部队。（乙）其余由内地调去的，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至于改编办法、部队数额和如何改造思想和技术，由陶峙岳秉承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妥商。（丙）官兵中有戍边多年的，思归心切，情绪不安，如其家乡已经解放，准予志愿退役，并资遣回家，分给田地，从事生产工作。（丁）改编后的部队，由中央资助，就地从事水利开垦，增加生产，以减少军粮筹运的困难。（戊）今后戍边部队，应规定一种轮调的办法，以免日久思归，影响士气。至对三区的民族部队，原则上仍应依照解放军的制度加以改编，或改为地方公安部队，似可一询伊方代表的意见。

4.财政（包括军队粮服经费）问题。这是一个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新疆是一个贫瘠的省份，清代就由内地十八行省协饷，过去均赖独立的发行制度（自发省币）维持，目前财政似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了。……军粮方面，每年例由中央政府拨款在新疆、甘肃采购接济，现秋收已毕，亦应早日着手进行。可否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同政务院迅即派员前往作实地调查，就近分别处理，使这些问题都得到切实的、顺利的解决。

5.经济建设问题。新疆是一个落后的省份，广大人民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生活的改善。新疆资源虽然丰富，物资却极缺乏。例如有广大的土地而缺乏水利交通，有丰富的羊毛（也有相当产量的棉花）而缺乏纺织业，有兴盛的畜牧而缺乏皮革工业……省内粮食（特别是北疆）既不够吃，轻重工业毫无基础，日用品和一切工业用品，几乎完全靠苏联和内地供应。物价既高，人民生活之苦，自不难想象。如何加紧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确是当前之急务。不过，本省的人才、技术、设备、经费都办不到，连一个普通的工程师都可以说没有，最好由中央政务院组织一个建设辅导团，大量指派专家和经费，到新疆去辅助促进经济建设。这一切当然要配合全国性的经济建设计划，不过在新疆现在来说，首要的是水利、交通（特别是铁路）、农林、畜牧、医药卫生、民生工业、市政等。这个辅导团也可以聘苏联专家工程师参加，不过仍应以做老大哥的汉人专家工程师为主，因为这对少数民族的观感来说，是具有恒久的政治意义的……

6.对苏条约问题。新疆和苏联具有极密切的关系。在历史上，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帝俄曾在伊犁驻兵十年，并且有过伊犁条约。在地理上，苏新接壤达三千公里，而且从新省到内地的交通，远不如到苏境的方便。在民族上，新省的七个突厥语系民族，苏联都有，而且有五个组成了共和国。在经济上，新省的日用品和工业品，大多来自苏联。在文化上，省内各民族受苏联文化的影响，受过苏联教育的也较多。这种种因素构成了新疆和苏联的特殊关系，我们对新疆问题的处理，如果忽略了这点，那是很不妥当的。在过去，中苏有关新省的条约里，第一个中苏航空条约，航线由苏境阿拉木图经迪化到哈密。到去年九月期满，经双方协议延长五年，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航线延长到兰州或西安，或径达北京，要请中央决定。另外一个重要的条约，是中苏在新省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双方代表在迪化已获协议，惟最后广州政府忽然不肯签订，这是很可遗憾的一件事……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重视，看完后立即批给有关部门参考。

这时候张治中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与彭德怀取得联系后，辞别家人，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奉命去了大西北……

这时候的张治中已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了，但党中央考虑到他在西北的影响，特别是在新疆方面的作用，于是又给他加封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头衔。

临行前毛泽东主席又将他叫到香山双清别墅谈话。

当时周恩来也在场，毛泽东对他说：“这次请你去西北任重道远，彭德怀将军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你来协助他，这有点委屈你了，不过请你不要多心。”

张治中说：“主席啊，彭老总是我敬佩的将军，我早就想与他一起工作了，哪会觉着委屈呢。”

“这就好。文白先生高风亮节，值得称道嘛！”

“主席又过奖了。”

“你也是老资格了嘛，你到了那里，可以先陪同彭老总去一趟新疆，将那里的事情处理一下。希望你今后多在西北做事，也可以往来西北与北京之间。有事可以给我讲，也可以给恩来讲。”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尽力去做。”

“到了西北，如有事要多与恩来同志联系。”

“我一定向周副主席报告情况。”

毛泽东将张治中送走后，对周恩来交代：“文白先生也是很讲究的人，你要尽快安排专机送他起程，早去有好处。”

周恩来说：“这事我亲自落实，近日即可让他动身。”

“要事先给兰州方面通气，做好欢迎工作。”

“规格如何定？”

“他现在是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要让彭总、贺总等人出面多组织一些军政高级人员到机场迎接，这件事有政治意义哩！”

张治中的专机起飞，周恩来就给兰州打了电话。

三小时后，飞机徐徐降临兰州机场，彭老总、贺老总、习仲勋等几十名高级将领迎了上去。

此情此景，使张治中深受感动，他没有想到会用这么高的规格来欢迎他，当彭总拉着他的手，解释说：“我们正在开会，听说来了，就全都来接你了，我们欢迎你来啊！”

张治中的手有点颤动。他望着彭总说：“哎呀，我影响你们开会了，来个人带路就行，你们都来，我很不安啊！”

贺老总笑着说：“理应都来，张将军现在是我们的副主席了嘛！”

“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我们初到西北，对这里还不是很熟悉，日后请张副主席多指教。”

“贺老总也太谦虚了，你的大名如雷贯耳呀！”

“你是西北问题的专家嘛！”

在彭老总的介绍下，张治中与大家一一握手。

一大批新闻记者前呼后拥，围住张治中，有的照相，有的即兴采访。张治中精神抖擞，从容自如地回答记者的提问。

他在兰州住了三天，参加了几次会，就陪同彭德怀去了新疆。

他们两人此行的目的是以西北最高领导者身份视察，筹备改组新疆省人民政府，拟订新疆省的施政方针。

看了几个地区之后，彭德怀对张治中说：“你来新疆反响强烈，意义非同一般，光参加小会，接见高级官员还不行，我建议让陶峙岳司令召集所有起义军官，让你出面给大家讲讲话怎么样？”

“讲可以，但我现在的心情很激动，觉着要说的话太多，不知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

“有什么说什么嘛！”

“新疆部队面临的是改造问题，我就以怎样改造为主题，谈几点看法，你看如何？”

“很好。不过主要谈大家关心的话题，比如说你参加和谈没有回南京去，留下来了，这其间有什么感受，可以将所闻所见也谈一谈，这对我们改造军队有利。”

“这个提议好。”经过一个晚上的准备，张治中就自己写好了讲话稿。第二天上午，当陶峙岳将近千名起义军官集合起来后，张治中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家作了题为《怎样改造？》的讲话，长达四个小时，在军官中及后来在全新疆所有官兵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篇讲话的内容在张治中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可以查到。现摘引如下：

怎样改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对驻迪化起义部队机关干部讲话）

陶峙岳将军、各位官长同志们：

今天我来到迪化，和驻新疆的在陶将军领导下参加起义的部队同志们有见面的机会，这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这次我陪同彭副总司令到迪化来，不过是来看望同志们的。我知道，同志们常常在关怀着我，而我也同样的常常在关怀同志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见面，尤其在这个时代转变之后来和大家见面，这真是一个很难得的幸运的机会，所以我今天首先要向同志们表示慰问之意。

（一）我留平八月的经过

今天和大家见面，话从哪里说起呢？我想，首先把我这几个月来的经过，就是今年四月一日从南京飞到北平和中共举行和谈，以至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的将近八个月来的经过报告大家。当然，从报纸上，从广州、台湾中央社发出的消息里，他们都报道了不少说我留在北平这样那样的话，大家大概都看到，这都是一派的胡言诳语。今天在大家面前，我应该做一个真实扼要的报告。这当然是大家所最关怀的问题之一。

大家知道，我从今年一月底回到兰州以后，就决心不再到南京去，并且决心不参加国内和平商谈的问题了。但是：南京方面两次派飞机来接我，天天来电报和长途电话，非要我到南京去不可，而且非要我参加和平商谈不可。到南京后，经过相当时间的研商，我以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名义于四月一日由南京飞到了北平。经过二十天的商谈，最后终于破裂了。其中经过，大家从报章上、传说上已经看到听到一些。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时候，南京方面负责人对代表团所表示的态度，对全国人民所表示的态度是什么？就是真正的谋取和平，并且正式发表了给毛主席的信件，承认以毛主席所提八项为商谈基础；但是反复折冲的结果，我们所争持的很多，中共方面所让步的也很多，代表团经过多次郑重的研讨之后，决定接受中共最后所提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派黄绍？代表和屈武顾问回到南京，建议政府接受。可是他们回到南京后，南京政府方面的态度和从前对我们所表示的真诚谋取和平的态度完全两样，他们拒绝接受。同时有些顽固派对代表团，特别是对我个人大肆攻击。因此我才看出来，他们过去要我们到北平来参加和谈不是真诚的，根本是一种欺骗——不但对代表团是一种欺骗，对全国人民更是欺骗。今天，人民解放军全国性的胜利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代表团的意见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所希望和要求的；就拿这次新疆和平解放的事实来看，也可以证明我们主张和平，主张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是正确的。

和谈破裂以后，代表团当然要回到南京复命，南京方面也派飞机来接我们回去，但是，我们又接到南京的指示，要我们飞到上海——那时候他们已经决定放弃南京了。当时中共朋友对我们说：

“代表团不必回去，请你们还是留在北平。现在南京政府虽然没有接受和平协定，不过随着情势的推移，等到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只要他们愿意签订协定的话，我们还是随时可以签订。”

同时还有些朋友另有一种看法，就是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和反动分子，不见得不加害于我们，危险性很大。对于这一点，在代表团，特别是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但是如果真的随着情势的推移，还能恢复和谈签订和平协定的话，当然是我们代表团同人所愿意的。这样，我们就在北平留下来了。

在留平期间，我自己常常在想，在考虑一些问题。当然，和谈一停止，我就变得很悠闲了。最少三十年来我没有这样休息过。家里的人还和我说笑话：“老天爷看你这许多年来太辛苦了，所以才特别给你这一个休息的机会。”不久，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为我准备了一所在北平是相当讲究的西式平房，有花园，有草地，有新式设备，比这里的新大楼还要好。这房子过去是一个德国人盖的，后来给一个当交通总裁的日本人住，抗战以后成为孙连仲的公馆。在那里，我住了六个多月，直到上月二十二日我方由北京飞到兰州。二十六日陪同彭副总司令由兰州飞酒泉，二十七日飞到这里。

在留平几个月的生活，本来不足报告。大致地说，在最初三个月里，北平的风景名胜都一一逛过，北平的大鼓，我是常听，京剧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我也领教过。有一段时期，差不多每天晚上去听大鼓。（在这时候，驻新的同志们正在用心思，考虑问题，研究做法了吧？）中共朋友们也常常到我家里谈天，像周恩来先生，林伯渠先生诸位，特别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他们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来看望我。他们常常表示，惟恐我在北平有什么不方便，有什么招待不到之处。这种友谊，这种热情，实在令我感动！

往后的两三个月，就不是那么悠闲了。中国人民政协开会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跟着成立，各方面来的朋友也多了。会议多了，应酬也多了，那几个月里大鼓就很少听到，只有偶尔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两三回晚会罢了。

以上这些生活片断的报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现在要特别报告的，就是我留平的四、五、六三个月内，心情陷于极度的苦闷中，脑海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法解答，思想上找不到出路，很自然想到的问题。比方第一个问题，我是为和谈来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怎么一回事？难道在北平天天听大鼓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成吗？这些问题天天在想。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来先生，我们是二十多年的朋友，无话不谈，我的苦闷他当然也早看出来。我们两个人常常抬起杠来。

他批评我说：“你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像这类话他说得很多，我们抬杠也很多。

我说：“革命道理我也知道，不过革命也要做人的。”

后来我多次向周先生提出：“我久住北平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到苏联去吧？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我早就想去都没有去成，现在机会正好。”

他说：现在苏联和我们还没有建立邦交，你以什么立场去？人家不便接待你的，你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此外，他还说了好些理由，说明一时还不能让我去苏联的原因。好吧，既然去不成就住下去吧！想下去吧！吃饭在想，睡觉在想，一天到晚在想，非常的苦闷！

经过整整三个月之久的苦闷，光是想，光是苦闷不是办法。一天到晚想也不是办法，于是看看书吧。《毛泽东选集》看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看了，干部必读的书也看了几本了，但是脑子里的具体问题并不见得解决。直到六月十五日广州中央社发出一个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二十、二十二两日又发出两个电讯，说是我在北平又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对我开始攻击了。不久在广州的国民党党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他们分成两派：一派说张某人是叛党，应该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一派说张某人在北平已失掉自由，可以暂时等一等再说（直到十月初正式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并通缉）。这些地方，给我的启发不少。我在中央社发出了三个电讯之后，不得已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一个对时局的声明，原文大概大家在报上都看到了。当然，这篇声明主要部分的意思，我不是在北平才讲的，在南京很早就讲过，在重庆抗战时也讲过，而且不仅随便和朋友们讲，更是多次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讲，和政府的负责人讲，是我多年来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党，还不应该失败吗？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是为革命的，是为实行三民主义的，远在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里就通过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可是国民党执政以后怎样？执行革命政策了吗？不，不革命！反革命！实行了三民主义了吗？政府哪一个部门是在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策？完全违反了三民主义！

抛弃了三民主义！一个以革命做号召的党，后来变成不革命反革命，“挂羊头卖狗肉”，不失败还有天理吗？他们说张某人叛了党，究竟谁在叛党？谁在背叛革命？谁在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革命主义？这些话过去我很少机会和一般同志们说过，对高级干部同志们是说过的，今天在座的同志也不少听过了。在南京重庆的党的会议上，我也曾率直而委婉地说过，并且很多次用书面提供给党的领导人，将来有机会，我预备把这些文件摘要发表出来。

我在北平所看到的中共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再回看看我们国民党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惭愧！我是国民党的一个负责干部，看到人家是怎样地为国家为人民而艰苦奋斗，而我们过去是在干的什么？还不够我们由反省而深深地感到惭愧吗？大家知道，我一贯的主张和平，对国共两党问题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反对打内战，但是我的主张不是站在中共立场提出来的，我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提出来的。我很早就认为国民党这样腐化下去，反革命下去，这不仅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利害问题，也是国民党本身的利害问题，都值得我们注意了。所以我的很早的意见，是主张恢复联共政策，由国共两党的合作来刺激国民党本身的改造，来影响国民党的进步；在两党合作之下，来把国家搞好，把革命完成。到了今天，我们彻底地失败了，但是仍然有人看做只是国民党军事的失败所造成。他们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或者半面，而没有理解问题的症结。其实，国民党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军事的失败，国民党自广东和中共合作誓师北伐，取得全国政权，假使贯彻革命推行三民主义的话，假使坚持第一次全代大会所通过的政策的话，中苏两国的亲善，国共两党的合作，不是很自然的吗？

国家的进步不是很自然的吗？中国革命事业的完成不是很自然的吗？到了今天我们国民党的失败，绝不能怨天尤人！这是我们自取之咎，自食其果！一个以革命为号召的党，而变成不革命，假革命，当然要被人民所唾弃；当然要被历史所淘汰！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在北平虽然有三个月的极度苦闷，幸而我最后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地反省检讨之后，终于在思想上初步搞通，在精神上得到解放。最初，中共朋友们希望我能够参加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都多次对我说过。对于他们的好意，我心里当然很感谢。不过我自己一再在想，在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当然我这个人也就成为过去了；过去的责任是我们负的，我们失败了，今后的责任是他们负的，我希望他们成功，拥护他们成功；但是要我再来做事负责，我没有这个志趣了。有一天，我在毛主席那边，有朱总司令和几位中共高级干部在座，毛主席又提到这个问题，我把上面的话回答了他。他笑着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以后还要从大年初一过起！”他的话很幽默，他的态度很使我感动。以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的毛主席，把我这个渺小的张治中看得这样重，这样开导我，安慰我，鼓励我，我实在没有话说。还有其他朋友也来劝我：“张某人是不是革命的？”我当然不能说不革命！别的可以放弃，革命是不能放弃的。

他又问：“好吧，中共是不是革命的？”我能说中共领导的政权是不革命的吗？不能，我当然承认他们是革命的，他又说：“好了，你承认是革命的，也承认中共是革命的，承认新政权是革命的，你为什么不参加？”对于这一类的话，我当然没有什么可说，最后我接受了。

好，参加吧！以后被选举为政协全国委员，又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后并被推为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三个委员会都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我以过去国民党政府干部之一的地位，应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引咎告休的，而中共和毛主席执行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加以推重，还要使我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事业。这使我感到惭愧，也使我感到荣幸！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我知道有若干同志将和我过去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苦闷，所以特别把我过去如何作自我思想斗争的经过告诉大家，作为大家的参考。大家不会说我这样想这样做是错误的吧？告诉大家，这是正确的，完全正确的！这是我思想斗争的结论。

在中国人民政协开会之前，毛主席表示将来还要我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做彭副总司令的“副手”。他对他的干部很亲切，一点没有虚文，而且常常流露出他的幽默感。他对高级干部常常当面喊名字。他当时很幽默地说：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我说：

“今天是你的领导，说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西北人民和部队常常怀念我，我也常常怀念他们，你如认为我有到西北去一趟的必要的话，我愿意去做彭老总的顾问”。

他说：你去做彭德怀的副手，委屈了吧？你过去是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现在是副手，委屈了吧？

他这么一说，弄得我很窘。我们革命者是向来不会也不应该计较地位的。

他还说：我已邀请程颂云先生来做林彪的副手，我是觉得他有点委屈。林彪这样年轻，程颂云先生资格那么老，怎能做他的副手？但是你知道，林彪现在指挥一百万大军，程颂云先生能够指挥吗？但是程先生已经满口答应了。

他这样一说，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有诚意接受，表示听命令，听吩咐。我这次陪同彭副总司令到新疆来看望大家，算是了却了我在道义上的心愿，不久就回兰州去。今后我们虽然天各一方，希望大家好好地努力，奔向远大的革命前程吧！

（二）国内外大势概略

其次，我要说一说国际国内的情势。在国内，现在人民解放军全国范围的胜利是必然的，肯定了的。继贵阳、重庆、南宁解放之后，整个西南是没有问题的。在兰州我送贺龙将军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什么时候到成都，他说：“到成都过年吧！”成都解放以后，昆明连西康都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西藏和台湾，今后解决的方式，我们还不必作过早的估计，不过都是时间的问题，不管是用军事的或者政治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全国范围的胜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了。这就等于说，今天中国的问题，军事上已经没有问题。

至于政治上，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今天谁不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谁不拥护毛主席的领导？谁不拥护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什么？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两者的基本要点是相符合的。关于这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得很清楚，不过他认为这是中共的最低纲领。今后新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拿我们的眼光看，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至于今后新民主主义推行到什么时候才到社会主义，现在还很难估计。毛主席有一天和我们说：我们五十多岁的人，也许看不见社会主义的中国了。意思就是说，也许是几十年，是三十年？还是二十年？不敢说。在北京时，有人说是预定十五年。到兰州，彭副总司令说：“也许二十年，还要中间不发生错误。”当然啦，像我个人今年六十岁了，要再过二十年，就是八十岁了，我能活到八十岁？我的一生，前期约四十年是奉行三民主义的，今后的二十年，奉行新民主主义，对于我的革命思想和信仰也并没有多大差别吧？今天全中国人民所信仰的、所拥护的是新民主主义，这是没有问题的。老实说，中共所倡导的所推行的政策，就我看来，实在是很稳健、很温和，甚至带有妥协性的地方。（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召开的时候，我曾经提了一个政治纲领的案子，当时中共在重庆的朋友问我：“通过了没有？”我说：“修正通过了。”他又问：“是不是兑现的？”我说：“希望能兑现。”他说：“假使其能兑现，那国民党就是左派，而共产党反变成右派了！”虽然提案是修正通过了，结果我们提的政治纲领，又等于对人民说了一次诳话了！）但是，今日新政权所推行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完全适合现阶段中国国情和需要的，所以从政治上说，也是没有问题的。

军事没有问题，政治没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财政经济问题。在目前，我们并不讳言，财政经济是有问题的。现在全国物价都有波动。拿迪化来说，过去银元券一元换现洋一元，现在要二三十元换一元，人民生活当然受到影响，部队也是一样。怎么办？我从北京来的时候，政府正在缜密地研究这个问题。在明年这一年，也许还是一个不能完全解决的困难。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种困难和过去国民党政府时代的困难本质上是不同的。过去的法币、金圆券把人民拖苦了，这种困难是走下坡路的困难，失败的困难；今天的困难是胜利的困难，是多年内战所遗留下来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失败的困难就没有办法，胜利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当前的困难，明年度也许还不能完全克服，后年开始相信就没有问题了。在中央的财经负责人也说：没有什么，还是有办法解决的。譬如交通方面，几条大铁路津浦、陇海、京汉、粤汉都通了，南北东西的物资都可以交流无阻，生产工作，不管是工厂或农村，都在推行民主管理，工农生产的情绪都大大地提高。再加上明年的军队生产，更可补助军队本身的消耗了。所以说，财经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的。

此外就是国际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首先得到伟大友邦苏联的承认。跟着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还在观望中，还暂时抱着一种讨价还价的态度。有人说过：“他们要承认就是无条件的承认，要不承认就拉倒！”在目前看，英国可能先承认，其余跟在英国后面的各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英国的承认与否，对我们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如果他们愿意无条件的承认，我们当然也并不拒绝。当前的国际问题还不在此，是在现在世界上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英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的集团，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的集团。这两大集团的对立，在世界人类中造成一种印象，就是战争，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终不免出之一战。反动派方面就持这种看法，认为三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中国问题等到那时候就会解决，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世界战争上面，以为到那时还可以获得便宜，还可以卷土重来。这种看法不仅是幻想，并且是含有罪恶性的幻想，也是愚妄的、欺骗人民的拙劣宣传！对于三次世界大战问题，当有人问我的时候，我一贯的答复是：

靠不住，我们希望也许永远不会有；即使有，亦不是最近期间的事。现在国际的大势，不但不是趋向战争的道路，相反的，是走向和平的道路。换言之，世界情势的发展不是主张走向战争之路的人的胜利，而是主张和平的人的胜利。尤其是现在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巨大无比的力量投到和平民主阵营来了。这一因素，足以促进和保障世界的和平，是值得全世界和平民主人士重视的，亦是当人们估计世界大战问题所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军事没有问题，政治没有问题，财经没有多大问题，国际问题也是没有什么严重和破裂动向的。所以就国内外情势来看，我们都是乐观的。但是不管情势如何，我们最要紧的要有准备，要有充分的准备，就是和平建设。我们太落后了，我们要经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先使中国从农业的国家推进到工业化的国家。今后在全国来说，就是在西北、在新疆来说，我们都需要和平建设，长时期的和平建设：把新疆和整个西北变成大工业区，把全中国变成大工业国，我们一切才有办法，才能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阶段。我们相信，我们新中国是具有这样各种基本条件的，一定可以稳步有计划地达到我们全国人民所共同希望的目的。

（三）新疆和平解放的感想

再次，讲到新疆和平解放的感想。这次新疆所以能够避免流血牺牲和平解放，原因很多。首先当然是人民解放军全国性胜利的影响。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以新疆部队的情形和解放前后的某些文武高级干部以及地方或民族领袖的人们的思想与观点来说，如果没有解放军全国性的胜利，具体地说，要不是解放大军解放兰州后直逼张掖、酒泉，要说是靠了陶峙岳将军及少数高级干部的策动就可以得到和平解放，当然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全省人民一致要求和平渴望和平的普遍心理。

第九章、西北最后一战 五、毛泽东告诉陶峙岳要过好三关

1949年12月17日。

新疆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这次改组后的新疆省人民政府领导人的名单是经彭德怀和张治中提出，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前的。其组成人员有：

主席：包尔汉

副主席：高锦纯、赛福鼎

委员：王恩茂、王震、陶峙岳等

秘书长：刘孟纯兼

当时中央十分关心新疆的情况，新的省政府成立后，他们研讨制定了如下十条施政方案：

1.确保本省和平，肃清特务土匪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人民爱护解放军，解放军爱护人民，并协助建立人民地方政府；

2.坚决执行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大土耳其主义，禁止一切民族间的歧视、压迫、报复、仇杀、分裂的行为；

3.建立各族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4.依照民主原则改造政权，废除保甲，实行土改，准备召开各级人民会议；

5.保证人民的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婚姻等自由，宗教不得干涉司法；

6.根据共同纲领中经济政策的方针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进行新疆经济建设；

7.统一币制，管理贸易，整理税收，稳定金融，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生产建设；

8.经过肃匪、反霸、减租减息等步骤后，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达到耕者有其田，合理支配水利；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团体，使成为协助各项建设的支柱；

9.改革教育制度，提倡民族文化，发展卫生保健，根绝烟赌恶习，树立新的国民公德；

10.发展中苏友谊，学习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这个方针是在庆祝大会上通过的。

当时宣布就职的包尔汉主席心情很好，他即兴讲话说：“新疆省人民政府的成立和省府第一次通过施政方针为全疆人民期待已久的福音，这是新疆有史以来空前的人民胜利。中央人民政府和全疆人民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是我们的最大荣幸。相信在执行这个施政纲领的里程上，在中央政府毛泽东主席，西北军政领导者彭德怀主席、张治中副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同志能百分之百地克服一切困难，能圆满地、胜利地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的共同纲领和新疆省的施政纲领全部实施。”

坐在主席台上的赛福鼎副主席也激动地说：“从今天开始新疆要走上新的光明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重大而艰巨的，但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照耀与鼓舞我们，把落后的新疆建成先进的新疆，我们大家是有着充分胜利的信心的……”

这的确是一个热烈壮观的场面。

彭德怀和张治中望着人民群众那一张张翻身解放的笑脸，觉着新疆的各族人民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也是有能力建设好这个地方的。

张治中最容易激动，政策方针通过后，他对彭德怀说：

“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着新疆人民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真正进入和平建设新疆这一历史性的阶段。”

彭德怀说：“还是人民伟大，没有人民的支持，新疆不可能有今天这个场面，我们也不可能很安心地坐在这里。”

“是的，像我这样和新疆人民过去具有相当关系的人，看到这种情形是多么兴奋啊！”

包尔汉请彭德怀讲话，彭德怀挥手说：“还是请你们的老长官文白副主席讲，他能代表我。”

张治中没有推辞，他望着大家讲：

新疆这次的和平解放，首先应该归功于人民解放军全国性胜利的影响，其次应该归功于全省人民（当然包括伊塔阿三区人民和部队在内）希望和平要求和平的普遍心理的影响；同时，驻在新疆的军事负责当局领导全体官兵能克服困难，排除障碍，毅然决然地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当然其功也是不可埋没的。还有伟大的苏联友邦驻在新疆的外交代表们给新疆军政当局的鼓励和帮助，也应该特别提出的。总之，新疆这次的避免流血牺牲，和平解放，是符合了国家的利益，也符合了全省人员的利益的。所以，我今天愿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地位，首先向人民解放军，向全省人民，向驻新起义部队表示祝贺和敬意！向苏联外交代表先生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但是，在和平解放之后，竟有许多地方如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轮台、库车等处驻军，受了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的策动主使，发生了严重地危害人民的不幸事件，真是罪恶万状！除已由陶峙岳将军及赵锡光将军详切调查，从严处办外，我以过去的旧日长官地位，今天也应该向全省人民尤其被灾难的人民家属们，表示最大的歉疚和恳切的慰问！

过去三年多，我主持西北四省的军政，特别是对于新疆的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事业，固然也曾尽了一些心力，但无可讳言的，有很多地方没有完全做到，也有很多地方没有完全做好，而各族同胞们据说很少责备我（我想当然不会没有人责备我的），而且时常表示怀念我，这实在使我觉得既感谢而又惭愧。

新疆的和平解放，在全国范围的人民革命事业中，特别是对新疆人民前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此以后，新疆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成为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强有力的一环，并且由于政权本质的变更，所以过去的基本矛盾已经不存在了，所有一切政治的、军事的、民族的、外交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人民的福利获得了永久的保证了。今后的问题是建设，如兴修水利、发展农林畜牧、兴修铁道公路、开采所有矿产、兴办各种工厂、改良土产手工业等等，以增进一切生产，来减除人民的痛苦，来改善人民的生活，造成繁荣的、康乐的、幸福的新新疆。我坚决地相信，在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之下，在卓越的统一西北五省责任的彭德怀将军领导之下，再加上有组织的驻新各部队二十万人的劳动力量，再加上勤劳的全省各族人民的努力奋斗，再加上伟大的友邦苏联的协助合作，新疆一定可以迅速地顺利地进入到和平建设的大道，从而开辟了远大光明的前途！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我们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在民族政策一章中，像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的行为。”这是异常正确的。特别是在新省，我们应该坚决地、真诚地拥护它，贯彻它。这样才可以做到“团结互助”、“友爱合作”，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共同一致的努力奋斗！各族同胞和领导者们，必须认识这一项真理，就是任何人怀着大民族主义的思想，任何人怀着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把这种思想反映到行为上去就是错误的反动的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的。

由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好亲善更加奠定了长久不拔的基础。毛主席告诉我们：中国一定要参加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民主的阵营，才能保障世界持久的和平。在新疆，中苏两国在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经济的各方面，都有异常密切的关系，也都需要苏联的帮助，我们更加需要和苏联保持永久的友好亲善。在省内，也许还有极少数人没有认识这个道理，仍然还存有恐惧、怀疑、观望的心理，希望人们能够冷静地而又理智地想一想，来接受这一新时代的客观的历史的发展的教训，摒弃过去一切顽固的旧观念、旧意识。过去我在新疆所至诚至敬地执行的政策，不外两句话：“和平！亲苏！”当然，由于种种关系，有很多地方还没能够完全做到，这是我所最感遗憾的。现在和平已完全实现了，今后的新疆省人民政府更要保持亲苏的政策。

我极诚恳地希望全省同胞们不分民族、宗教派别，必须一起来认识、来拥护、来推行这完全正确的亲苏政策！

这次陪同彭德怀将军来迪化看大家，很快要和大家告别了。

我是热爱新疆各族人民的一个人，今天说了这一番话，虽嫌直率，实出至诚，不过聊以答谢新疆人民对我的厚意，并且今后随时随地凡是有利于新疆各族同胞的事业，我一定竭诚从旁赞助的。

最后我们高呼：

新疆和平解放就是人民的永久胜利！

新疆各民族必须平等地团结互助、友爱合作！

新疆各族人民应该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共同努力奋斗！

中苏两国永久的友好亲善万岁！

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新疆人民和平民主幸福万岁！

新疆出现了繁荣景象。

紧接着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

司令员陶峙岳，政治委员王震。

同年12月28日，彭德怀和张治中完成使命飞回兰州，随即去西安，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开始领导陕、甘、宁、青、新五省的新的领导工作。

从此，改造新疆起义部队的具体重担就落在了王震和陶峙岳等人的肩上。

后来当陶峙岳来到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时，毛泽东亲自接见他，并对他说：“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中央是满意的。”

陶峙岳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你们的做法是可行的，我再提三点意见。一是改造起义部队，使他们成为人民的军队；二是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区来说，必须清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加强民族团结；三是要教育大家积极建设祖国边疆和保卫边疆。”

“主席这三点指示很重要，我回去一定执行。”

“要改造好你们这支部队还得从高级军官做起，要给下级树立榜样，不能忘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从自身做起。”

“你要好好学习，自我改造。不改造就跟不上形势了，要过好三关。”

陶峙岳没有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他坐在那里望着。

抽了一口烟的毛泽东笑着说：“我来告诉你，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已过去，改得很好嘛；第二关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关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

“我现在觉着只要紧跟共产党走，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听主席的话，什么难关都能过去。”

“我希望你有所作为。”

对新疆部队改造最关注的张治中，认为王震将军对起义部队的鼓励、帮助、爱护、照顾无微不至。1950年10月他又给王震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

<small>前几天在十月四日的西安《群众日报》看到您那篇《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我兴奋极了！我觉得需要写一封信给您来诉述我的意见和感想。</small>

<small>您那篇文章是很朴实的，但又是极其生动的；几乎可以说不是用笔墨写的，而是用驻在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全军将士的血汗所写成的。如您所说，“在新疆的三个不同的历史条件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都以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气概出现在劳动战线上”，这样春秋两季垦荒共超过一百万亩，已收庄稼折合麦子超过一亿斤，修建水渠共长一百二十余万公尺；在积累财富方面，也从每一官兵十元的预计提高到二十银元左右，其他手工劳动生产方面也都有了极显着的成果。应该说，在这一年中，驻新战士所表现的忘我的献身精神，发挥的高度的军队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所鼓舞起的漫溢天山南北的生产热潮，在新疆的现实里已经创造了惊人的变革。这变革几乎是以奇迹的姿态出现的——至少在我是这样想。</small>

<small>本年国庆日我曾应北京《光明日报》和西安《群众日报》之请，撰文纪念，我就曾提到这一难忘的印象。只根据不完全的材料，我把新疆生产战线上的惊人的成果和全国财经工作上伟大的胜利，并举为现实里的奇迹之两大证明。就全国规模的成就来说，那是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分不开；而就新疆局部的奇迹来说，显然那是与彭主席与您的领导也是分不开的。您把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披荆斩棘的英雄及其光辉的生产传统带到了天山南北，因而才创造了这些奇迹，并使“荒野变为良田”、“戈壁变为绿洲”有了可能。一想到这里，我真不知如何的兴奋！我在北京和朋友们常常谈起的是这一件事，这次彭主席来京我和他谈起的也还有这一件事。而这一件事应该首先归功于您的直接领导的。我相信这不是我个人在兴奋中的见解，而确确实实是新疆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所公认的。为了您这一伟大初步的成功，我应该向您和更美丽的将来致诚挚的祝贺与期望。</small>

<small>此外，有一个问题始终放在我的心里，我相信那也同样是放在彭主席和您和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军区各位主管同志的心里，那就是指战员的安家问题。我以为这一问题是应该开始好好研究，逐步求其实现。这次在京曾和彭主席谈起，他说您今年已在湖南招聘了妇女几百人前往，并且继续在做；对于官兵眷属也准备由公家供给交通工具，无偿输送。同时，他又说，他分发干部去新疆也尽先多派女同志，这都是很好的。我说目前能计划每年输送几千妇女去为好，彭主席还说希望至少每年能号召一万妇女去参加新新疆建设工作最好。当然，要做好这项工作是需要有步骤、有计划，最好是等到新疆工业经济已经建立之后，那时生活资料和劳动都绝对没有了问题，才不至于使这一工作仅仅只有消极的意义。但我以为尽速布置这一工作，发动并组织妇女前往边疆，在现在就可以而且也应该着手了。在三五年以后，现在的指战员都将转为工农业的基干人员，而且都可以成家立业，在我们那广阔的处女地上进行自然的改革，而将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保卫人民祖国边防的任务交给第二批新征的战士，这无论对国家来说，对战士生活来说，都是有利的。我想您和大家同志一定已经计划到了，我着重说明这一愿望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体谅那些远戍边疆的“单身汉”指战员们心理上和生理上的要求吧？</small>

<small>由于您一年来的直接领导，已经以极大的规模部分地填充了新疆的地图，初步地改造了新疆的地理，再有十年、二十年的努力，新疆无疑将成为工农业、牧畜业高度发展的高度现代化的乐园，这美丽的远景实在令人羡慕。我回想起我在新疆的那些日子，我也曾有若干的思想的，但一切理想终究只是一种空想。我的心里永是眺望着西方，眺望着那和我们新疆地壤相接、在斯大林旗帜下的几个原先和新疆一样落后的共和国，它们经过二十年的建设，工业到了草原上，野性河流的旁边有着“沙漠荷兰”和无数的棉花岛，文化也到了帕米尔高原，我是全心向往着，但我今天可不须越过国境看西方了！在我们的国境以内，就是在您领导下的新疆，就将给我们以活泼生动的蓝图。苏联最近土尔克曼大运河的开掘，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大水电工程的建设，以及伴随而来的征服自然的大计雄图，更提供了我们最新鲜和最具体的范例——在未来的新疆也一定有此可能。整个塔里木大沙漠都将如您所说成为良田沃野。对于您，我衷心希望您和诸位负责同志决心为新新疆建设的伟大事业，贡献毕生心血，将作三五十年的长期努力，使天山南北全面现代化美化起来——从猩猩峡到帕米尔高原，从阿尔泰山区到昆仑山麓，那样的广阔无边，那样的雄奇瑰丽。</small>

<small>若干年来蓄积在我心头的宿愿，今天已看到具体实现的萌芽，心情的喜悦实在是无言可喻，就写下这封信来，祝贺您的努力，您的成功。并致？革命的敬礼！</small>

十几天过后，他就收到了王震的复信：

<small>来示敬悉。我公手示，充满对人民解放军的热爱及对我个人奖誉，谨受并转达新疆全体军人。你的关怀和慰忱，定会使全军同志在得到您的鼓励安慰之余，更高度发扬爱国主义与人民英雄主义的精神，奋发地去完成人民祖国和毛主席所给的一切任务。您对于我的赞誉，当兢兢业业，归功于群众。自己当虚心学习，把今后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谨表谢忱！</small>

<small>最近我曾去焉耆、库尔勒一次。那里的第六师及第二十七师，相居一地垦屯。紧接着秋收后，全体动员兴修水渠，补修公路。全体官兵由于得到劳动成果，一切生活资料——饭菜肉食瓜果，均称满意，如每兵士每月可吃三斤牛、羊、猪肉，一、二斤鱼，蔬菜极为丰富，西瓜哈密瓜每人平均吃到六十个以上，加上愉快的劳作，同志们都又红又黑，显得结实健壮。</small>

<small>当我告诉他们，祖国受到美帝侵略战争的威胁时，战士们愤怒巨吼——“歼灭美国匪军！”伟大中国人民和伟大中国军队是一定能够击败任何侵略军队的。远戍边疆的军人，对于祖国安全，极其机警——这是全军的主导情绪。现在紧张局势下，新疆军队当集中力量，在三年内完成兴修五百万亩水利灌溉工程，组织建筑工程队，援助国家在新疆的工业建设（工厂建筑），同时集中年壮力强的军官专攻军事文化，准备献身爱国战争。</small>

<small>我与各领导同志共事将逾一年，已趋互相熟悉，分工、合作、专责，将进入新的和谐阶段，故拟将主要精力集中办军官教育，力争自己学习、整理战争经验，学习新的军事科学，为此拟将军队生产建设交由陶将军主持。我虽无术，但尚年壮力健。新疆军区准备万余军官，此意已向张宗逊将军陈述，请您便中代陈公任主席。尔后新疆军政，尚祈多费精力，不时教导。</small>

<small>新疆中苏合股公司及经济援助各厂均正开办，急需建筑、土木、机械、电气、化工、地质等等科学人员，军队尤需农艺、水利人员，请中央各部委及西北军政委员会从速遣送。</small>

王震将军是实干家，新疆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得很顺利，这时他又将目光投向了辽阔的南疆。

这块土地虽不富饶，但却有开垦价值，当陶峙岳流露出想把部队交出来，自己解甲归田回老家湖南当一个庄稼汉的想法时，他笑着说：“陶将军想回老家种田，但只能得到巴掌大的一块，要种，就种新疆这块大田，新疆的地我王震一个人可种不了，还是让我们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轰轰烈烈大干一番吧！”

从此，十几万部队就开进了南疆，以实际行动书写大生产新篇……

第十章、钟山风雨 一、军事也要过江

1949年1月。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残存的国民党军退守江南。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渡江，不能形成一个“南北朝”。

为此，军委于1月12日电示中原、华东野战军领导人，规定两野战军从15日起至3月底，分期休整，完成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随后，军委拟定了渡江战役的作战方针，决定成立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的渡江战役总前委。

这份密电很快传到了五位总前委的手里，当时他们都十分高兴。他们明白大军渡江已意味着全国解放的日子也不再遥远了。

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

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

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下辖3个兵团，总兵力达28万人。

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辖第10军，军长杜义德(兼)，政委王维纲；第11军，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先志；第12军，军长兼政委王近山。

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辖第13军，军长周希汉，政委刘有光；第14军，军长李成芳，政委雷荣天；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

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辖第16军，军长尹先炳，政委王辉球。第17军，军长王秉璋，政委赵健民；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

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

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谭震林任第一副政委，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兵团，共计有58万人。

第7兵团由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委。辖第21军，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第22军，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第23军，军长陶勇，政委卢胜；第35军，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

第8兵团由陈士榘任司令员，政委袁仲贤。辖第24军，军长王必成，政委廖海光；第25军，军长成钧，政委黄火星；第26军军长张仁初，政委王一平；第34军，军长何基沣，政委赵启民。

第9兵团由宋时轮任司令员，政委郭化若。辖第20军，军长刘飞，政委陈时夫；第27军，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第30军，军长谢振华，政委李干辉；第33军，军长张克侠，政委韩念龙。

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辖第28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第29军，军长胡炳云，政委张藩；第31军，军长周志坚，政委陈华堂。

那么当时长江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

粟裕大将曾在战争回忆录中做过这样的描绘——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江，下游江面宽达十余公里，历来被称为天堑。对我来说，长江并不陌生，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率部往返三次渡江，当时敌强我弱，我们只能采取趋敌所不意，避实就虚的战法，选择敌人薄弱部位偷渡。这一次渡江形势已大为不同，我们可以采用大部队公开地、宽正面地以强渡的方式渡江，可以说是以实击实。我们选择这样的战法，是建立在我军强大优势下的，我军的炮火已空前强大，可以压制对岸敌人的火力，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兵舰和空军。而敌人兵力、火力不足，防守空隙甚大。我军宽正面渡江，敌防不胜防，使我渡江有绝对成功之把握。但是，水战不同于陆战，除了陆战所必须的准备外，还必须对沿岸的地形、水情、天候等进行仔细的调查；对渡江器材进行周密的计划；对部队和船工进行有力的政治动员和训练，把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充分、更扎实、更科学、更严密。

粟裕是我军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很谦虚很善于团结人的人。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河北阜平的城南庄听取粟裕汇报后说，中央决定调陈毅到中原工作，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粟裕说：“我们华野离不开陈老总啊！”

毛泽东笑着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他走后由你指挥全军。”

“陈老总离开我们可以，但我得提个要求。”

“你说吧。”

“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要继续保留。”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笑着对他说：“你是一个不争名利的人，我就依你，团结是我军战胜敌人的一块法宝，你很能团结四方哩。”

后来，陈毅到中原工作去了，华野的指挥权由粟裕这个代理司令员兼代政委掌握着。

1949年1月26日，陈毅同志在徐州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即赶到商丘与别的几位渡江战役前委会面，研究如何渡江的战事。

在一个叫张菜园的小村里，几个前委正坐在一起召开作战会议。

身材瘦小的粟裕站起来对大家说：“我已做了战前动员，士气很好，我认为在3月中旬亦可实施渡江。”

邓小平吸着烟说：“有何高见，请讲详细一点。”

粟裕望着大家讲：“3月份渡江，是好的时间。从政治上来说，敌人内部还没有求得一致，在战与和上意见有分歧。从军事上来看，敌人对长江的防御的部署还没有完成，他们还在制定各种方案，江防体系也不完善。从季节看，3月底4月初的雨水较少，便于我军作战。过了四月，南方的汛期就会到来，阴雨绵绵不断，到那时长江会陡涨，水面宽，水流急，会给我们渡江造成许多困难。”

陈毅进入情况的时间晚，因此他很少表态。当他听了粟裕的分析之后，点点头说：

“3月中旬渡江，从时间上来说，我们是否有点仓促，准备工作可能做不完善。”

谭震林接着说：“陈老总的看法是对的，我们的准备时间是仓促了一点，这个不利因素要考虑进去。”

邓小平是支持粟裕观点的人。他说：“3月中下旬渡江对我们很有利，时间可以争取嘛，我看可以将这想法电告中央。”

陈毅说：“可以先把时间定下来，如何进行还再研究。”

邓小平说：“如何渡江，这就涉及到了怎样作战和具体问题了。据我们侦察得知，敌人在长江防御上曾有个三线配备战略。”

陈毅放下烟袋，忙问：“是哪三线啊？”

邓小平说，“按伯承所说就是：前进配备、直接配备和后退配备。蒋介石说，长江防线如同常山之蛇，击尾则首至，击首则尾至，击其中间则首尾俱至。”

正在吸烟的谭震林说：“国民党的前进配备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过去曾强调‘守江必固滩’，可是淮海战役一败，他们已没有能力实现前进配备。据侦察部队报告，敌人设在江北滁县指挥所已被取消了。”

粟裕说：“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占有优势，我们的炮兵完全可以压制长江对岸敌人的火力，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军舰和空军。而敌人则兵力不足，防守空隙大。”

陈毅说：“蒋介石这次是顾头顾不了屁股，1800多公里的长江防线，我看他没有法子守了。”

邓小平把手中的铅笔使劲往桌子上一拍，说：“我们就来他一个全线突破，在宽大正面上，使用大部队强渡长江，让蒋介石的长江防线首尾不能相顾，这样蒋介石的‘长蛇阵’就要成‘死蛇阵’了。”

3月21日起，总前委、三野前指和华东局的人员便分批乘火车南下，进驻蚌埠南郊的孙家圩子。

孙家圩子是个不大的小村子，大约有几十户人家，大半是土墙茅舍，四周的地势基本平坦，只有一座很小的叫做陶山的山，山上生长着一些稀疏的松柏，裸露着灰褐色的岩石。

总前委在此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议作出了渡江作战的部署：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于4月15日开始渡江。

二野的第3、4、5兵团为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湖口至枞阳之间渡江；三野的第7、9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枞阳以东至和县金河口之间渡江；三野的第8、10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在金河口至江阴之间渡江。

渡江成功后，中、东两路统归粟裕指挥。

这次战役的关键在于，中、东两路大军渡江后迅速东西对进，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大量守敌进行钳形合围。

会议还强调，也要考虑到敌人固守江防，或在我渡江收缩集结兵力时攻击我一路的可能，作发生严重战斗的准备。渡江影响国际视听及动向，力求稳健是必要的。

长江的地势是很复杂的，港湾多，而且到处分叉，当时第三野战军正面的京浦以东，泰州至海门段，两岸附近有很多内河可以直通长江，入江的出口较多。虽说国民党军队对北岸港口实行堵塞，但仍有许多港汊可以利用，惟因长江两岸水网多，非架设及增修桥梁，部队不易登岸，对部队形成了很多障碍。因此渡江作战，对向江边运动及登陆作战，必须具体详尽地组织侦察，便于部队行动。

由于天然的水流冲击，和人为的为了增加土地面积等方面影响，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常常迁移。五万分之一地图上的某些地段的江岸，实际上已经移动较大。如南通狼山原距江岸数里，当时则江水已冲至山麓。

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长江内有许多沙洲，面积大小不等，大者上面均有许多居民，筑有房屋，有林木，此等沙洲可利用作为渡江作战的跳板，但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不得不进行两次渡江。此外，长江两岸土壤比较松软，不便于炮兵阵地的设置，因此，大炮发射中因土质所造成的困难（如因土质松软，发射后影响炮位变动等），必须在战前训练中研究克服解决，便于提高作战技能。

虽说二野、三野过去都进行过渡黄河作战，但黄河是“面恶心善”，长江则是“面善心恶”。南京以东，江水的流速大，同时江水因月亮对地球的吸引关系，每天一次涨落。

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不利于大规模部队作战。

这里也的确是个神密的地方，长江沿岸有许多古老习俗。例如，船帆不得叫帆，而要叫船篷；吃饭后不得将筷子放于饭碗上，而应另放桌上；乘船发生危险时不得胡乱说，不得丝毫紊乱，以免影响人心；长江中有“江猪”，大的可将小船撞翻，船员们禁止枪打，不得惹祸；盛饭不能叫盛饭，而要称装饭；舵手要叫老大或掌柜的。

渡江战役的总前委研究作战方案时对这些也是考虑的。

邓小平对大家说：“长江有长江的特点啊，我们这一回碰上了许多新问题。”

粟裕放下茶杯，讲道：“看样子我们这次渡江不是很简单的事了。过去我几次渡过江，但都是在有敌情顾虑下的小规模偷渡，与这次大规模强渡不同。敌人在长江南岸构筑了许多工事，有些要塞还相当坚固，如吴淞、江阴、江宁等要塞，都是不易突破的。”

邓小平的烟瘾很大，他几乎没有停止吸烟，他将烟放下，说：“渡江作战的重点就在于能不能登上对岸，首先可以不进攻这些设防坚固的要塞。历史上的渡江作战，对南京的进攻一般都将渡江点选在南京西南或以东地区，而且侧面渡江者多，正面渡江者少，通常南京西南以采石矶至当涂间为宜。”

正在看电报的陈毅接着说：“小平同志刚才说的好，我完全同意。渡江作战关键在于首先突破长江防线。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将部队开到南岸，问题就解决了。”

邓小平又拿起烟讲：“1947年，我们大军南下，在强渡黄河前，伯承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可是，这几天刘老总正在组织部队向江北岸开进，没有来参加这次会议，不过他对长江渡江作战是很有研究的，他曾写了一个方案。”

陈毅笑着说：“刘老总可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的，他对军事理论很有研究。小平同志，他那份方案你手头有没有啊？”

“我带来了。”

“那好，你给我们大家读读吧。”

“那我就照本宣科了。”

“要读慢一点，我们几个的脑子反应不是很快了，都太累了啊。”

于是，邓小平用浓重的川音读起了刘伯承设想的方案……“根据我们了解，长江上是不能架浮桥的，只能曹渡，主要的渡河工具是木船如风篷；其次，我们的渡江行动，敌人已有准备，不易奇袭偷渡；第三，长江很宽，对岸上的敌人有海、空配合，对我们渡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一、敌人会估计到我们一路从西安直取重庆，一路沿平汉路取武汉，一路沿津浦路攻南京，一路沿运河攫取京沪之线，因此，他们必须从四川防到上海，数千里江防，守备必然困难，只能作重点主要线的防御。果如此，则空隙甚大，利于我们主要方向作佯渡，吸引敌人，主渡正面选择于甲乙重点之间的薄弱地段，抗战时期偷渡长江就常用此法。我们的基本战法是采取宽大正面的、数百公里的、同一时间的分夜横渡。这样就能打乱敌人的防御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些部队受阻碍，但大部分，如组织周密，准备充分，可以强渡成功。

“二、敌人为节约兵力，必然加强辅助防御，可能在薄弱处和估计渡江地段，设水雷，加强对河岸的封锁，采用日伪军时期的做法，在沿江做竹篱笆，每距数里设筑碉堡、高坝、缩小交通港口、封锁消息、隔绝南北交通，岸上可能埋设地雷，所有船只紧靠南岸行驶。为此，我们必须要学会破障的方法。

“三、关于渡江工具问题。先头部队必须大部使用摩托工具，以求迅速登岸，估计敌人可能将北岸市镇港口摩托渡河器材搬走，我们数个兵团同时渡江，此项工具必然不够，因此除有者须积极加以修配，组织技术人员训练外，还须作第二种准备，即须注意缴获收集控制，即使是商人贸易船只，亦不准走开，或拆卸埋藏，应进行登记听候调用。同时准备一批装备附件，于必要时即拆卸部分汽车及其他可用的引擎备用。大量工具主要依靠于北岸支流、湖泊、港口，加强对渡船、生意船、渔船等的征用，其次是第一队登陆胜利后，南岸船只放过来，这个工具问题成为强渡准备之中的主要工作，必须立即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进行调查统计及做使用上的思想准备。

“四、敌必将使用仅存的飞机活跃于长江的上空，这个问题亦不可忽视。但敌人的矛盾不能克服的是飞机太少，长江太长了，将置重点于哪一段呢？为此我们仍有很多可利用的条件：一个是夜间渡河，使飞机减低效能；一个是我们控制了整个北岸，很多支流港湾均可靠停工具与隐蔽部队，采取一切消极手段减少损害，但另一种办法是所有高射武器及轻重机枪，有组织地进行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这主要是使用于白天以保卫我之渡河工具及码头与部队集结地区（据了解敌人飞机已不多，且已过时，原在徐州的三大队只有18架飞机，现已去南昌）。部队于准备过程中均可作专门演习。

“五、如何对付敌人的舰艇？敌人可能会将商轮征作战艇及巡逻之用，加上海军的军舰，如此则数量当不是少数，但是商船缺少作战装置，对我影响不大。因此，我们必须做好调查、鉴别，并对部队进行教育。敌人的防线太长，力量必然分散，如不分散，我们就专钻空子，这是敌人无法弥补的困难。我们以夜间渡河可使敌人此种武器大半失效，夜间视界困难，我们的渡河工具下水以后如水鸥样浮游目标，故炮火命中困难。另外我还有几种手段对付之，我以无数炮兵分队（可用不过江的部队所属炮兵）分置于一、二地程之处，在我一翼或两翼行警戒，测好距离，不论日夜只要发现敌之舰队即行射击。以钳制威胁作第一线掩护。”

读到这里邓小平突然止住，摆手说：“不念了！不念了！等我征求刘老总意见后，干脆给你们印一份材料，省得你们手忙脚乱地记得丢三落四。”

陈毅笑了，他说：“书到精彩处，往往要且听下回分解。小平同志有说书人的风格，那就给大家印一份吧。”

邓小平吸着烟说：“我下来就办，请各位等着。”

人们都笑着合上笔记本，站起来到室外休息去了。

这次总前委会一共开了五天，最后参谋处将会议纪要整理成《京沪杭作战纲要》，经邓、陈审阅，最后由邓小平改定后电告中央军委并告第二野战军。

其内容是：

军委并告刘、李、张：

兹电呈“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请军委批示。总前委。附：《京沪杭作战纲要》

中央军委很快就批准了总前委的建议。

同时还决定派第四野战军2个军南下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配合渡江。

这时邓小平率新组成前指来到了合肥东南瑶岗村。

与此同时粟裕和张震也于同日，冒着春雨率三野机关从蚌埠出发，于4月5日到达泰州以南的白马庙。

谭震林也如期返回驻在安徽庐江的第7兵团指挥部。

春天的皖西小城六安变得热闹起来了。

人民解放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欢迎大军的热情高涨，城里城外红旗如海，歌声如潮。

大街上到处都张贴着“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巨幅标语。

正当城北小学的师生拥到大街上欢迎大军进城之时，县长将校长找回学校，对他说：

“解放军需要房子住，你们放假几天，支援渡江大军！”

校长说：“我们应该全力支持解放军过江，如果学校房子不够，我还可以动员师生让出自己家的住房。”

“根据情况再说吧。”

校长立即将师生集合起来作了动员。

决定除留一个教室作女教师的临时宿舍外，把其余的房间全部让了出来。

傍晚，一阵喇叭声传来，校门前开来两三辆吉普车。从一辆车里走出一位身材魁梧，戴着眼镜的人。

经介绍他们才知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承司令。

刘伯承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了，他在校长的带领下来到临时腾出的办公室，就坐下休息。

三名警卫员把他的行李搬进隔壁一间刚腾出来的教师宿舍，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就住在这里。

汪荣华回到自己家乡了，她的心情是格外激动的。人民盼望已久的翻身之日终于来到了。她是六安赫家集人，早在六合起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的，她这次回来许多战友、亲属都来看她。

虽然刘伯承没有去蚌埠参加前委扩大会，但他却一点也不轻松，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一直都在思考着如何渡江的事。

刘伯承不仅是一个非常善战的高级指挥员，而且是一位军事理论家。所以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没让他当太长时间的南京市市长，而是命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的一所高等院校——南京军事学院院长。

在六安休息时，刘伯承还在继续研究渡江战术问题。

他整天伏案工作，在短短几天之内写出了渡江战术事项。

人们可以看出，他当时不仅对渡江作战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些预想，并且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渡江战术注意事项《渡江作战之研究》与《敌前渡河战术指导》前已发作教材，兹据最近情况特提出以下战术注意事项：

其一，敌人在长江北岸以桥头堡、要塞及江心洲支点等构成的掩护阵地，其企图是及早察明我渡江部署，堵我渡江出口，配合其舰队、飞机迟阻我渡江行动，以掩护江南主阵地的防御实施。

其二，我们从事于渡江的战术训练，船筏及其他器材的搜集，特别是侦察实施等，首先要把敌人的江北掩护阵地扫除，直达江边，才能进一步作切实的准备。此时各部队应派出干部观察，以望远镜（夜间则听音响）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作为判断、决心的基础。

这种观察的侦察与战斗的侦察结合起来，作用更大。渡江的步、炮、工兵等协同动作的组织，也应由相关干部在实地侦察中实施之。

其三，在扫除敌人江北桥头堡支撑点时，特别对妨害我主要渡江点之敌，力求截断其退路，割裂其部署，予以速歼，不使其退守江南，增加以后的抵抗力。如敌人所守备的地点，不妨碍我主要的渡江作战，或其重兵固守难攻之时，则暂以一部兵力封锁之。

其四，在夺取与控制江北桥头堡后，即应开始组织我渡江的突击部队与掩护部队，并在实地侦察、训练。同时组织防空，并以炮兵射击敌舰，封锁江面。

其五，对敌人堵塞我船筏出口的障碍物，或直接排除之，或另辟水沟驶出船筏，或推船筏翻过坝头出江，均须依据具体情况而决定之。但船筏应排列于隐蔽的船坞，以便防空而又容易出航。

其六，因长江及其两岸地形经常变迁，故不能专靠地图，必须实地侦察，进行判断，而善于利用之。

（一）江幅狭窄部容易漕渡，且便于我岸火力掩护，但一般流速大。

（二）江幅过宽，则与上项相反。如江中有浅底，特别是有错综罗列的江洲，则敌人舰队受到一定航路的限制，易遭我炮击，故只能以小艇游击。这些江洲我应分别夺取之，而以火力互相掩护，逐步跃渡长江，或仅据江洲作为掩护渡江的阵地。

（三）江身弯曲部向我岸突出者，可以组织交叉火力，掩护渡江。

（四）南岸常有淤泥，特别在敌短兵火力下不易登岸，这要我们善于组织战斗，并铺上芦苇或木板通过之。

（五）南岸湖沼限制我登陆机动，我只能用之作为掩护阵地。我在登陆后，必须向无障碍地带机动。

（六）如登岸处急峻，则先头部队须带绳子、梯子攀登之，尔后即修筑码头与通路。

其七，当我占领南岸掩护阵地时，我炮兵应先以一部转移到南岸阵地，支援部队向前进展，压制坦克活动，拦阻敌人逆袭；或炮击敌舰，掩护渡江。此时两岸的对空射击，应能确实掩护渡江。

其八，各路渡江军队应以宽正面而有重点地（对敌弱点）同时渡江。一达南岸，即控制要点，首先以足够的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其主力接着（即主要地）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歼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部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各部队在挺进攻击中，应有随伴炮兵并大量发扬飞雷（作者注：即以迫击炮或抛射筒发射炸药包，炸毁敌工事）与爆炸的威力。

其九，我军一达南岸，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复道路。

其十，在渡江作战向江南进军中，对敌人的政治攻势必须与战斗密切配合实施，以达到从政治上瓦解敌人之目的。

离开六安的那天晚上，刘伯承将这份指示交给李达参谋长，并对他说：“将它印一些，下发到团一级指挥员。我们要让每一个指挥员打明白仗，要让他们在战斗之前就知道如何去战斗，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牺牲。”

3月31日。

刘伯承正在查看军用地图，这时李达参谋长拿着一份电报走进了办公室。

“有什么好消息？”刘伯承望着他问。

李达将一份电报递给他说：“司令员，总前委来电了，让我们在枞阳至望江段之间渡江，渡江后以一个兵团向浙赣线挺进，其余部队往东向三野靠拢，接替三野留下的任务，准备攻取南京。”

刘伯承听完后，笑着说：“好啊！我们该往前转移了。通知部队，明天出发，进驻舒城！”

第十章、钟山风雨 二、“御林军”倒戈内幕

1949年3月24日。

解放军主力还没有渡江，驻守在长江防线上的国民党第97师师长王宴清毅然率部起义，投向了人民的怀抱。

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大战未起，这支“御林军”却倒戈了，对此国民党朝野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支队伍是有其特殊历史的。

该支部队原是国民党政府“首都警卫师”，准确地说就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内卫部队，该师第289团，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第290团是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时的警卫团；第291团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警卫团。三个团共13000余人，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

1948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推进，国民党军队频频失利，此时前方兵员枯竭。为了加强南京的防务，蒋介石才将这支“御林军”与第102师合编为第45军，名义上其是野战部队，实际上仍然负责南京城内的警备任务，归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指挥。

王宴清于1948年9月就任97师师长。

同年秋天，97师奉命调往沿江一带布防，3个团分别在板桥、江宁和铜井三镇，师司令部设在居于三镇之中的江宁要塞，与289团毗邻。因此，王宴清同该团团长杨镇洲、副团长邓健中，见面的机会很多。在一阶段的接触中，王宴清发现，杨镇洲粗犷豪爽，邓健中沉着稳健，二人为人都很正派，很讲朋友义气。

就这样三人成了知己，谈话很是投机。每当谈起国民党与共产党问题时，观点总是不谋而合，都感慨蒋介石指挥无能，才导致了今天的失败局面。

在一个雨后的中午，他们在南京城内的一个酒馆里喝完酒相约走进了风光秀丽的中山陵，当他们来到无梁殿北伐烈士祠前，面对四壁镌刻的北伐阵亡将士名单时，感慨万端。

王宴清望着墙壁上的说明，很感慨地说：“人生百年，终难免于黄土。一个人死后，能在这里占有方寸之地供后人瞻仰怀念，应该说是不虚此生了。”

杨镇洲说：“年兄此话有理，但等我们这些人死后，怕享受不了这种待遇。”

王宴清对国民党早有意见，他忙说：“那就该好好地反躬自省。当前，共军已占领东北，百万大军入关，平津陷入重围，听说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看来华东战局不日可见分晓，共军挥师南下，饮马长江，恐怕也不是天方夜谭吧？像我们这般下去，将成为千古罪人。”

王宴清说出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的话，杨镇洲装作没有听见。

邓健中却无所顾忌地说：“我记得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样一句话，‘夫当识义，智者必怀仁’。作为军人，决不能不明正义地一味盲从，一味愚忠。历史上岳飞的悲剧，不能在我等身上重演。”

杨镇洲点头，王宴清心中暗喜。其实对王宴清的思想情况，南京地下党早有掌握，他们派《大公报》记者、地下党员陆平同志利用机会来到王宴清家说：“在这伟大的变革时代，你们能分清善恶，明辨是非，甘愿冒生命危险作一番壮举，精神实在可贵。我们表示极大的感谢。”

家里没有外人，王宴清也就说出了心里话：“我们是有起义打算的，为什么这样做？这完全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希望为人民作一点贡献。如果计较个人得失，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望能理解并向地下党和党中央转达我们的衷曲。”

共产党完全理解他的心情，不停地派人去做工作。

后来，曾派了一名交通员正式通知他说：“王师长弃暗投明我们很是欢迎，今后你部的行动归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指挥。”

王宴清问：“怎么联络？”

“到时候，会通过电台指挥你们行动。”

“这种办法能行？”

“没有问题，你们师部不是有电台吗？”

“有两部。”

“请把电台的呼号和频率告诉我。”

“我们使用的是密码。”

“我们也使用密码。”

“那你也得把密码告诉我。”

“一定告诉，只是现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各种电台都有监听，我们得自己商定暗语。”

“这个办法好。我的电台也在他们的监听之下。”

王宴清将他的电台呼号告诉了交通员。

交通员又问：“在唐诗里面，你哪一首最熟？”

王宴清说：“葡萄美酒夜光杯”。

“就用它作密码，今天定下来，我立即通知三野电台。”

“我何时行动？”

交通员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正是春雷动地时，城头已闻战马嘶。”

这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暗示。

王宴清的心情很激动，表示要尽早起义。

这本来是一种很良好的愿望，但后来由于他考虑不周，没有把握住时机，结果一下子办了三件欠考虑的事。

第一件事是在全师连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时，他为了做起义部队的思想工作，竟过早地说出心里话。当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望着大家说：

“抗日战争打了8年，接着又打内战，真是无意义。老百姓不愿打仗，纵然有长江天险，打下去也无必胜把握。”

当时部队成分复杂，差一点引起了动乱。

第二件事是起义骨干赵昌然，自告奋勇去做守卫机场的宪兵队的工作时，对他说：

“那里有我一个同乡同学，可以去试试，争取他采取一致行动。”

王宴清说：“控制机场有价值，你去试一下。”

赵昌然因有事没有去，如果去了一定会出事，这个机场到处都是蒋介石的亲信。

第三件事是他同共产党的交通员陆平有了三野同师部的电台联系方法后，他在返回师部的当天，发觉自己还不知道三野电台的频率，于是竟很贸然地用电话同舅父联系，想找陆平问个清楚。

没有想到接电话的正是陆平。

王宴清一开口就问：“你们的电台频率是多少？”

陆平没有说，“啊”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

王宴清是个粗心大意的人，电台都有人窃听，难道这个从军部转出去的电话，就没有人监听？他也许是忘了。

王宴清这种作风哪有不出事的呢？

3月23日那天，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上午9时，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召集45军营长以上军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一开始，张耀明就突然宣布撤销赵霞的职务，遗缺由副司令陈沛兼任。他声色俱厉地说：

“我们卫戍部队中有人意志消沉，在军官集会上散布失败情绪，瓦解军心，这实际上是为共匪张目。如果他不愿意为党国效忠，他可以立刻滚蛋！我决不允许有人在我们内部搞鬼！”

坐在台下的王宴清出了一头冷汗。他明白张耀明讲话含义。就在他忐忑不安，准备迎接灾难临头的时候，张耀明却望着他恶狠狠地说：

“王师长，你今晚到我家里去，我有话同你谈。”

散会后，王宴清有点害怕。他感到起义的事已经被人知道了，那么自己去不去张耀明的家里呢？他有点犹豫不定。事情变化这么快，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吃饭时他故意坐在军长赵霞身旁说：“张司令今天这么凶，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了？”

赵霞说：“有人想谋反哩。”

“有这种事。”

“听说有。”

“不知何人这么大胆。”

“听说赵参谋在外边乱说乱讲，引起了上头的注意。”

“不会吧。”

王宴清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他回想起张耀明所说的“谈话”二字仍有担心，但又一想谈话的地点是在他自己的家里，他所做的一切他也许并不清楚，事情也还没有发展到最坏的地步。

可是当他吃完饭时，张耀明又派人传话，说原约定晚上的“谈话”，改到24日上午8时，地点在卫戍司令部。

他又紧张了，一人坐办公室沉思了一会儿，他打算晚上派人把家属转移出去，并同地下党联系，商量一下对策，他又担心有特务跟踪，弄得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误了大事。所以他没有动，准备静观事态的发展再说。

24日，王宴清按时来到位于在长江路上的卫戍总司令部。

这里的气氛果然非同一般。抬头望去，道路两旁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卫。就连总司令办公室的门口也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

他迈着大步往前走，心想既然如此，只有冒险往前走，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张耀明的脸色很难看，正坐在那里吸烟。身边还立着两个高个子卫兵。

他挥手让王宴清坐在对面。

王宴清望着他问：“司令叫我来有什么任务要交待？”

张耀明凝视着他说：“难道你还不明白？”

“不清楚啊！”

“我问你，我对你怎么样？”

“很关心呀！”

“是的，我过去是把你当作小老弟来看的，但现在看来，你不是人！”

王宴清虽然感到事情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但他觉得，既然用谈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说明自己还有辩解的余地。于是，他故意问：

“我做错了什么事？”

“你看看吧。”

张耀明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条丢给王宴清说：“你做的好事，自己看！”

王宴清接过纸条，只见上面写道：“王匪宴清被共产党金条收买，拉拢部下，密谋叛变，该匪在军中散布流言，扰乱军心，并派参谋赵昌然发动宪兵队参加叛乱，欲占机场，逮捕我高级将领。”

看样子他的起义计划已暴露了啊！

怎么办？他放下纸条，掏出一支烟吸。

张耀明盯着他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王宴清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地说：“总司令，如果这张纸条上说的是事实，就请拿出证据，既然共产党用金条收买了我，我请求，现在就派人到我家去搜查，搜出金条，我甘受军法制裁。”

王宴清说这话时的口气很强硬，张耀明明白他家里也许不可能有金条。是否与共产党有联系还很难确定，他又接着说：“那么，你集合全师连以上军官讲话，说这个仗打得没有意义？”

“那我是说气话。”

“这么说是真有此事了？”

“我说过。”

“你身为师长，怎么能对部下讲这种混账话？”

“那天，我心情不好，又喝了酒，发了几句牢骚，事后自己懊悔了好几天。总司令明鉴，如果我真的图谋不轨，会集合大家公开宣传吗？我当真蠢到这种地步？”

“那么有人告密，说你的那个赵参谋有背叛之心，是受了你的指使，这又作何解释？”

“根本没有这事。”

“你敢肯定？”

“反正我不清楚。”

“那你打电话，让赵参谋到这里来一趟。”

没有想到张耀明要当面对质，王宴清怎敢违抗，只好拨打电话，叫赵昌然立即赶到总司令部。

张耀明等了一会儿，站起来对王宴清说：“我有事出去一会儿，你在这里等候，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离开！”

“服从命令。”

张耀明背手来到门口，低头向卫兵嘀咕了几句就出去了。

王宴清已被软禁起来。

赵参谋还没有到。过了一会儿，副总司令覃异之突然进来了。

王宴清望着他说：“覃司令，你要为我做主，现在有人陷害我了。”

覃异之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

“那么有没有？”

“我怎么能办这事？你是知道的，我是黄埔军校和陆大毕业的，历史清白，而且校长亲自召见，委以重任。眼下却蒙不白之冤，希望你能主持公道。”

覃异之没有说话，这时赵昌然来了。他站起来说：“你跟我来。”

他将赵参谋领到隔壁小屋盘问去了。

王宴清更加不安，没有张耀明的命令不能走，当然也不可能走出去。

两个小时过去了。就在王宴清焦虑之时覃异之出来了。

王宴清弄不清赵参谋说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问：“司令，我可以走了吗？”

覃异之说：“你回家去等着，随传随到，快走吧。”

王宴清急忙离开了卫戍总部。

回到家里只停留了5分钟，除了对夫人曹恬说了几句宽心话，关于起义的事情连一点暗示也没有。

一场冒险起义工作开始了。

就在张耀明责怪覃异之不该放走王宴清的时候，王宴清已经召集杨镇洲、邓健中、政治部主任萧汉杰、警卫营长叶宏昌、中校参谋黄克等骨干，商量起义的事情了。

王宴清说：“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了，再同地下党联系，和等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再开放江面，迎接大军，那是不可能了，只能孤注一掷。”

杨镇洲说：“王师长的意思现在就起义？”

“是的，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必须提前行动。”

有人对提前起义有意见，人们开始讨论。

王宴清说：“起义的事不能动摇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快说出来，我们一起商讨对策，事不宜迟啊！”

叶宏昌站起来说：“起义我同意，但江面控制很严，我们不宜过江。”

黄克说：“所有大船均已强行集中在下关，几叶扁舟怎能抵挡封江的第一舰队？而且总部早有明文：凡未经批准夜间过江的船只，一律击沉勿论。这该怎么办？”

邓健中说：“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

“有什么良策？”

“江边渔民还隐蔽有部分船只，只是小一点，等下我就派人去搜集。守卫江边的290团1营营长易文超是我多年老部下，他一定会协助，一般说来，二三十条不成问题。”对于炮舰封江问题，邓健中胸有成竹地说：“封江军舰的位置，在我们重迫击炮的射程之内，它如敢对我们开炮，我们就用重迫击炮的密集炮火还击，完全可以将其击沉。”

王宴清站起来命令说：“就这么办。邓副团长，你马上就走，负责搜集船只，并在南岸设置迫击炮阵地。”

王宴清指着墙壁上的那张作战地图讲道：“根据我们所知，在芜湖以东、丹阳以西沿江地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抽调一个师兵力来进攻我们，即使他强纠集一些部队，最快也得在明天拂晓以后才能到达我们的防区。因此，只要今晚渡江，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稍停，王宴清又说：“我们不是走投无路才决定起义的，目的是想大家共同走上光明之路。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想过于勉强你们，自己决定吧。”

这时几个参谋走了进来。王宴清开门见山地说：“我准备率部队起义了，事先没有给你们打招呼，如果愿意干就跟我行动，如不愿意我也不勉强。”

参谋们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跟师长走，决无反悔！”

289团和直属部队的起义问题总算解决了，但其余两个团该如何办？王宴清不能不作一番缜密思索。290团一个营在江北七坝，离起义渡江的地方较近，部队过江之后，可以亲自下命令给黄子安团长，要他们随师行动，谅他不敢不从，至于291团，一来距离甚远，二来团长王义鸾政治上保守，即使骗过江，也不易取得一致行动，反而招来一些麻烦。

起义的事布置完了，这时王宴清才想到了家里人。

派谁去照料他们呢？他望了一眼神色异常的萧汉杰，心想：此人胆小怕事，带他走也起不了大的作用。倒不如让他回去通知妻子尽快转移，对他来说，等于是个顺水人情。

于是，他说：“萧汉杰，我的家人还在南京，我起义后，他们会有危险，我想派你去通知他们转移，你愿意吗？”

萧汉杰求之不得，忙说：“只要师长看得起我，我一定回去用生命照顾他们安全转移。”

萧汉杰走了，王宴清才放心了。

3月24日，夜幕降临之后，人们都根据王师长的安排，忙着各自的工作。

这时电话铃响了。王宴清拿起话筒，听出是副司令兼45军军长陈沛的声音：“王师长，刚才张总司令叫我通知你，明天他请你吃早饭，你可一定要来。”

张耀明突然要“邀请”，王宴清自然是心中有数的。

杨镇洲挥手示意他不要去。王宴清也感到上午还骂我“不是人”，禁若囚徒，而今却以客相待，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笑着对陈军长说：“我来，我来，张司令这样看得起我，我一定赶早来。”

放下话筒，杨镇洲又说：“千万不能去啊！”

“我凭什么去送死？再见了，南京！”

晚8点30分。

起义部队开始行动了。江面灰蒙蒙的，能见度很差，风不停地吹着。二十多条小船聚集码头上，首尾碰撞。部队上船的动作静肃而迅速，井然有序。每条船坐30人，篷帆升起了，凭借着东南风，向江北驶去。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行动，这支起义部队终于脱险了。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王宴清后来到南京终于合家团聚了。

他很兴奋地拉住刘伯承的手说：“我的路总算走对了哇……”

各部队到达预定地点，正在抓紧作渡江的准备工作。这时遇到的很大难题是船只，几十万人要过江，没有足够的渡船是不行的。

其实早在年初，各野战军就开始做这项工作了，他们先后派了大批人员，以先遣队的名义，在长江沿岸动员群众帮助造船。

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筹备船只指挥部。

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国民党部队早有预谋，在加强长江防御工事的同时，破坏了一大批船只，剩余的部分船只也被他们隐藏起来了。他们还在老百姓中做反动宣传，说：

“共产党的军队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如果让他们在长江两岸站稳脚跟，你们的日子就没法过了，要共妻哇。”

因此，有许多百姓对解放军并不了解，有恐惧心理。

后来解放军的言行感动了当地群众，他们觉着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可怕，而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于是通过做工作，很快就将船只筹集起来了。

大战之前，第二野战军共筹船1228只，第三野战军共筹船8000多只，同时还动员群众造了一些竹排、木筏、担架船、机帆船等渡江工具。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每个军用于渡江的船只达到了500多只，一次可载一万多人。

有了工具，不了解敌人的布防情况，渡江还是有难度的。

第十章、钟山风雨 三、神奇的侦察兵

于是，一场渡江侦察活动又开始了。人们看到的电影《渡江侦察记》讲述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故事。

原27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在回忆文章中说，渡江战役前夕，全军各部队共组织了10次偷渡，其中有8次是成功了，而且在4月6日在渡江过去的渡江先遣营，在敌后开展了游击活动，胜利的意义更大。在这10次偷渡中，共抓获了30多名俘虏，一个营插到敌人背后了解了敌情；一方面则用事实证明，长江是可以过去的，几个人划个木船就可以过去……面对敌人，派部队过去搞侦察，27军军长聂凤智是下了决心的。

他之所以萌发这个念头还得从一件小事说起。一天中午，聂凤智来到一个连队检查训练情况时，炊事员端来了一盘韭菜炒鸡蛋。

他望着炊事员问：“这种青菜是从哪里弄来的呀？”

“是我们连的两个侦察兵到江对面侦察时，没有抓到‘舌头’，回来时顺手捎回来的。”

“你们有人过去了？”

“每天晚上都派人过去，只是人不多。”

“这种做法很好嘛！”

回到指挥所，他对其他人说：“既然能过去几个人，就能过去一个连，一个营，我们有可能先派一个营过去侦察敌情嘛！”

这时总前委也向各部队下达了渡江侦察的命令。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后来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第81师242团参谋长章尘的肩上。

聂凤智将章尘叫到指挥部说：“现在总前委有指示，为了进一步了解沿江及纵深敌情、地形、水情及居民情况等，军决定派一个侦察分队过去，开展侦探活动，我和刘浩天政委研究过了，准备从你们团抽调部分人员，让你和慕思荣率领他们过江，执行这次先遣侦察任务，你有什么意见？”

章尘说：“没有意见，我一定完成任务。”

聂凤智接着说：“人员组成上你有什么考虑，今天我们就定下来。”

“我听从军长命令。”

“这次任务比较特殊，人员要从全军抽调。”

“可以，但要有侦察连的人。”

三个侦察班很快组织起来了。

章尘被任命为先遣渡江大队大队长兼临时党委书记，化名亚冰。慕思荣为副大队长。准备工作开始了，化装时三分之二的人穿上了淮海战役时缴获的国民党士兵的服装，三分之一穿便衣，同时还筹集了大量银元和干粮，并配有电台一部。

4月6日晚上，这支特殊的队伍乘坐木筏出发了。

他们过去后的情况如何，章尘同志后来回忆说：“晚上11时50分我们在十里场江堤登陆，经果敢勇猛的动作，抢占堤埂，扑向长堡，经过二十分钟的激战，打垮了守敌，部队迅速通过了江边前沿防线。这一夜，我们绕过碉堡和封锁线，一口气行军六十多里，清晨到了狮子山麓，一鼓气登上了山顶，进了清凉寺。

“我起草电报，通过电台向江北军首长报告了登陆的情况和我们所在的位置。哨兵来报告，东西北三面的山头发现敌人活动，显然敌人已经找上门来了。

“接着，我们就和敌人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稳如泰山，不露声色，把排哨放在了半山区的山门外，横着枪大模大样的摇来晃去。敌人对我们有怀疑，但又怕触犯了‘正规军’担待不起，只是在山头上咋呼。他们一咋呼，机灵的哨兵操着四川口音和他们对骂，毫不饶人。敌人看咋呼不起作用，偶尔也放空枪，我们的哨兵照样站在显眼的地方不撤，并假装生气，盛气凌人地训斥敌人：老子是81军搜索队的，你兔崽子开枪要是碰俺一点皮，咱就没有完！就这样磨蹭到下午两点多钟，部队起床吃饭。不到5点钟，敌人撤走了。

“我们运用游击战术的法宝，展开与敌周旋，斗智斗勇。我们白天隐蔽休息，夜间展开活动，走走停停，忽而东忽而西，机智灵活多变，或避免与敌人直接接触，或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如被迫而战，不打则已，要打则集中一切火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4月10日，我们终于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与游击队的会师，使我们如虎添翼，如鱼得水。

“我们派人侦察江防敌军部署、兵力调动、编制装备、作战能力、指挥系统、炮兵阵地、舰艇活动以及地形交通、内河粮站、内情民俗等。这些情报，有的绘成图表，有的通过电台，源源不断地传到江北，为主力部队制定渡江登陆作战方案和首长及时、正确下定渡江决心，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慕思荣当时是这个军的侦察科长，他和章尘分别带领部队随后也到了对岸，所有人员到达敌据点，破坏通信，捣毁敌指挥所。

据当年参加过这次行动的一位老战士回忆，当他们切断了敌88军前方指挥所通往各师和电话重线后，敌人的指挥完全中断了，乱作一团，误认为我军主力已经过江了，吓得魂不附体，纷纷弃阵逃窜。

据一个俘虏供称，当他看到连长向营长打电话不通了就乱喊乱叫说，弟兄们，快逃命吧！共军过江了，营部都跑了。士兵一听都害怕了，放弃阵地，撒腿就跑了，个个争相逃命……敌88军长听到指挥所附近有枪战声时，已要不通一部电话，他慌忙派了个班去查线，可都没有回来，他感到事态不妙，便坐着车跑了。

侦察英雄齐进虎带了四个战友到敌前沿阵地抓舌头时，敌人布防很严密，难以接近。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他让一个战友在江边守船，自己和宋协义、王林芳走进了敌碉堡群，大约往前走了有33米多，江边传来了枪声。

他说：“出事了，敌人发现我们的船了。”

跟在他后边的王林芳问：“我们怎么办？”

“得快到江边去。”

他们三个人在黑夜中乱跑，枪声越来越激烈，已听到了敌人的喊叫声。

齐进虎从一个山坡上跳下来，往前跑时将一个人撞翻了。他以为是宋协义，就伸手去拉：“老宋，快起来！”

那个黑影骂：“混蛋！什么老宋，连你们的连长都不认识了？快到江边去，共军过江了啊！”

齐进虎从容不迫，朝江边跑去。

到江边后，送他们来的那只小木船已经不见了。他们三个人先后来到这里站在雨中共商对策。齐进虎说：“不要怕，现在是回不去了，但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只能暂留在这个小岛上了。”

宋协义说：“齐排长，这个小岛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我们留下来是对的，但这里太小了，我们得尽快找一个安全地方隐蔽起来。”

于是他们三人又往前走。拐了一个大弯，走在前面的王林芳突然说：

“你们看，前面的一个小房子，还亮着灯。”

宋协义说：“不能去，也许里面有敌人。”

齐进虎打手势让他们不要说话，又往前走了一会儿，快到跟前时，齐进虎抬头观察了一会儿地形说：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估计没有敌人。”

宋协义说：“那可不一定，还是得小心一点。”

“这是一个独房子，目标很明显，四周没有什么防护，敌人不敢在这里住。”

“我们过去看一看。”

他们走过去围着小屋转了一圈，弄清这是一座民房后，才上去敲门。

来开门的是一个白发老人，他望着这三个被雨水淋湿的人，什么都没有说就让进了门。此时他才发现他们没有穿国民党军装，坐在床上的老伴瞅着他们问：

“你们是什么人？”

齐进虎说：“老大娘，不瞒你们说我们是解放军。”

老人望着他们发愣。

齐进虎又解释：“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是共产党的队伍？”

“是的。”

“刚才有人打枪，是不是你们？”

“对，我们刚从江边过来。”

“共产党的军队比国民党的好呀！”

他们就这样暂时住在这里。可是白天根本无法活动，敌人搜查很严，他们只能夜间侦察。

过了几天，敌人将这两个老人赶到南岸修造工事去了。他们无法藏身，又躲到一尺多高的麦田里，没有吃的东西了。

又过了几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江边，划着一个大木盆向对岸漂去……

第十章、钟山风雨 四、南下大军惊醒蒋介石的美梦

蒋介石在1949年假装下野时就对南中国的防守情况作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布置。那时他已经对外宣布正式退位了，却仍在背后操纵着军队。

他在南京将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召到公馆布置防御方针。这时的他已没有一点军人气概，风光的时候业已过去了，可仍不改多年的老毛病，爱在部下面前指手画脚，显示自己的威风。

时值冬天，室外风声正紧，他身着黑色长袍如同乡下一个土财主一样，围坐在火炉旁取暖，他说：

“按理说我已是一个平民百姓了，但我们的二百多万军队是党国的基石，不能垮掉，一定要爱护好。现在共匪要与我们和谈，就让李宗仁去谈吧，但你们都是军人，要记住，不能轻信和平，还是应当加紧备战。”

肥头大耳的何应钦将大半个身子朝前一挪，望着蒋介石问：“现在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如能和平当然更好，不知总裁对和谈有什么考虑？”

蒋介石似乎睡着了，他背靠在躺椅上说：“有那么好谈？共产党的要价一定很高，不能抱什么希望。”

顾祝同放下烟，说：“现在共军已占了上风，和谈当然不容易，但他们要过江是不容易的，我们还有强大的陆军、空军、海军嘛。”

蒋介石说：“你说得对，我们的南中国不能让给他们，和谈要以此为基础，如能这样，我们就可以喘一口气，寻求美国帮助，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爆发，还有共产党的戏？没有的，我们就可以光复北方的失地。”

“总裁认为共军会不会南下渡江呢？”顾祝同问。

“这个嘛，”蒋介石将手伸展开来，放在火炉上“和谈不成，他们就要渡江南下，这是毛泽东的立场嘛。这是迟早的事，因此，你们要把长江守好。”

汤恩伯往前凑了一下，说：“请总裁放心，我们绝不会让共军过江。”

蒋介石微微一笑，说：“很好，很好。我想长江沿岸的防线应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由白崇禧负责指挥，湖口以东由你指挥，怎么样啊？”

汤恩伯点头：“好，我一定守好这里。”

“你手上的兵力也不少了，在作战方针上有何考虑？”

“有。”

“你说说看。”

“总裁，长江天险利于防御，不利于进攻，我打算将陆军摆在长江沿岸，打阵地战，另外让海军加强江面防守，如共军来犯，以快速战与之决战。”

“这样可以，但不宜用快速战法，你应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战事一起，要采取持久防御战方针，坚守这些地区，与台湾相呼应。切记，一旦共军突破长江，采取快速战是不行的。”

“是，我明白了。”

顾祝同说：“总裁英明，守淞沪比守整个长江容易，我们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共产党想在长江站稳脚跟并不容易。”

汤恩伯仍有顾虑，他知道这个江防并不好守，白崇禧能否与自己配合还很难说。何应钦看出了他的心思，打气说：“汤司令不要有顾虑嘛，只要你守住淞沪，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有可能打起来了，到那时，美国一定要支持我们，我们再组织反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汤恩伯问蒋介石：“到那时，美国真会支持我们吗？”

蒋介石喝了一口清茶说：“一定会，现在美国政府正在做动员工作，麦克阿瑟曾表示说，只要我们从现在起坚持一年，他们就一定会来帮助我们的。”

这次会议是短暂的，蒋介石还有别的活动，听说要与一个美国朋友会面，所以就让他们回去，临走时蒋介石又对他们说：

“你们三个再研究一下，有什么好想法可随时告诉我。我建议你们召开一次高级军官会议，把江防任务布置下去。”

当时因为李宗仁和白崇禧打出了与共产党和谈的招牌，蒋介石的这次训话没有得到及时落实。两个月后，也就是李宗仁派出的和谈代表到达北平之后。蒋介石仍在背后指挥军队，解放军已有了南下渡江的动作，汤恩伯和何应钦、顾祝同一起在南京召开了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汤恩伯望着大家说：“共军已开始南下了，渡江只是早晚的事。今天将诸位请来，共同研究江防情况，下面请何部长讲话。”

尽管欢迎的人不是很多，但何应钦仍精神饱满地站起来讲：“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意义是很重大的。大家知道，现在蒋委员长虽隐退了，但他还是我们党国的总裁嘛，他很惦念大家，托我向你们问好，他希望你们积极备战，坚守长江防线，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顾祝同带头拍起了巴掌，但响应者寥寥无几，不知是什么原因，在这个部队里，许多人对何应钦出任国防部长有意见，包括汤恩伯本人。

汤恩伯还没有开口，参谋总长顾祝同就说：“只要我们守住长江，问题就好解决了，共军要过长江是不容易的，他们在南方打仗根本不行。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共产党的那点军队来了根本用不着害怕嘛！”

一个高级干部问：“现在政府不是派人去和谈了吗，难道这仗还会打下去？”

何应钦说：“是的，但和谈还没有结果，我们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求共军不要过江，如果共军非要过江，这就意味着战争，所以我们不能轻信和平嘛。”

台下的人开始议论和谈与共军过江的事。

汤恩伯敲着桌子，讲道：“外界传说和平是不可信的，我们是军人，决不能轻信和平，应加强备战。长江自古就是天险，共军能飞过来？不能，我们要有坚强的决心与共军决战，据说他们准备4月份渡江，我们要做好反攻准备。但是我们的江防问题也很多，各位有何良策，请尽管讲，我们一起研究作战方针。”

会场里吸烟者越来越多，没有几个人主动发表见解。

何应钦将目光停在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的身上，说：“丁司令说说吧，你长期在这里守防，很有经验嘛！”

丁治磐说：“我本人是有信心在这里与共军决战的，也有把握打败共军。”

汤恩伯接着说：“请你讲具体一点。”

“好，我讲。共军如敢强渡长江，也将会葬身于鱼腹。我认为共军来二三十万人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可以断其后路，并在战斗发生后的一小时内集结摩托部队将其完全消灭。”

顾祝同对他的发言很满意，他笑着说：“丁司令不愧是党国军人，很有气概，我们与共军作战就需要这种气概，不能被敌人吓倒，没有放几枪就逃跑，这种人怎么能打胜仗哩？”

汤恩伯说：“我的部队不会这样，但我认为长江虽说是天险，但没有善于指挥的人再精干的部队也是不行的。口马善走，蒙古马性烈，要没有善于骑术的人，就不能发挥这些马的长处。长江江面再宽，水流再急，如无精兵把守，也不行。今天对我们大家来说是生死关头了，守江各部队绝不能麻痹大意了，你们要做到心中有数才行，总之，我对大家是放心的。”

这时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站起来说：“我完全赞同汤总司令的观点，我们的军队之所以在北方打败仗，究其原因，是指挥官无能，难道说是共军强大吗？不是的。我们在座的各位，哪一个不比共军的指挥官见多识广？他们大都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几个人上过正规军校，据说那个兵团司令杨得志就认识不了几个字，但他却能打胜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啊！”

何应钦没有打过什么胜仗，他很不愿听这些话，此时他却说：“在前方打仗，指挥官固然重要，但我们的下级军官有时也很不争气，跑得比我们还快。”

张耀明接着说：“我记得总裁曾训示我们说：我们官兵之所以老吃败仗，是太不注意军容风纪，部队作风不整，从前线退下来的人都跟叫化子一样，没有一点军人之气，换防的部队在南京大街上挑着稻草乱走，到处拉的是马粪，这样叫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以后换防的部队，不许通过大街。我们的官兵太不争气了，我担心要是这样下去，不说打过共产党，将来自己也许会灭亡。”

他一下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了。

一个军长挥手说：“张司令说得对，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呢，共军的地下人员也混进我们队伍里了。”

另一个军长也挥手说：“不要多说了，这些问题也只是个别现象嘛，我们今后要设法解决的，还是请诸位谈江防的事。”

于是大家又研究江防，坐在何应钦左侧的那个装甲兵司令，抽着烟说：“我向大家报告一个消息，我的老家在江那边，大家也许知道的，前几天我的一个小舅子来看我说，共军已进了村了，正在做渡江的准备工作，他们在民间已收集了许多夜壶，说是放在船上准备照明用的。”

人们大笑起来。

海军司令桂永清望着大家说：“我们海军是不怕他们的灯，就怕他们偷渡，共军诡计多端啊。”

何应钦说：“不是怕，长江自古天险，曹操都过不来，共军又不是天兵天将。”

顾祝同说：“现在我们长江沿线的兵力布置要调整，汤司令的这些部队每个师也不过三五千人，可以将三分之一作直接配备，布在前沿阵地用重火力阻止共军渡过，将其余的作预备队。”

汤恩伯说：“我就是这个打算。”

何应钦摇头说：“这样布防不妥当啊。”

汤恩伯问：“为什么？”

他说：“把大批兵力布在最前沿，真正用来防守江边各口岸、码头的能有多少，我担心守不住。”

“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在非重点方向采取直接配备，因为这些地方兵力少，而这些地方防御面宽。”

“那么重点方向如南京等地如何配备？”

“可以间接配备，留一部分预备队待命。我们得把共军的主攻方向弄清，兵力配备好说。”

国防部的几个厅长都在场，于是顾祝同说：“共军在哪里主攻，有没有情报。”

蔡文治厅长说：“根据情报判断，共军主力进攻方向可能在荻港，而不是瓜州。也就是说在南京上游，而不是在下游。”

汤恩伯问：“何以见得？”

“因为荻港渡江容易，而渡江之后可经从繁昌、宣城直下长兴、嘉兴，将我军主力推到常、嘉、沪三角地带。这样于敌人有利，对我们则就不利了。如果是这样，我军主力被围困，江西、浙江一带就失去了防守能力，共军可长驱直入。我建议我军将主力控制在芜湖、宣城一带，尔后随战况退守浙赣铁路沿线，阻止共军深入。”

汤恩伯的手下共有21个军，两个舰队，三个空军大队，另外还有保安部队，总兵力达70多万。自认为自己实力强大，没有把南下的解放军放在眼里。

最后还是以他个人的主张分配了各部队的防区。

刘汝明第8兵团，辖第55军、第68军、第96军，其任务是担负贵池至九江、湖口段的防御；张世希第7绥靖区，辖第20军、第66军、第88军，其任务是担负铜井至铜陵地区的防御；张耀明首都卫戍总部，辖第45军、第28军，其任务是担负南京和协同其他部队作战；石觉的淞沪防卫司令部，辖第37军、第52军、第75军，其任务是守备上海；机动兵团，辖第54军、第99军，由汤恩伯指挥；空军部队在长江沿线3个基地，南京驻防4个大队，共有飞机161架，上海驻防2个大队，共有飞机86架，汉口驻防1个大队，有飞机38架，主要配合陆军担负江防任务；海军分布在长江线上，共有兵舰45艘，艇81艘，组成江防的海防舰队，共同担负海上防御。

第十章、钟山风雨 五、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命令

和谈还没有什么结果，南下各部队渡江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敌我双方形成了军事对峙局面，一触即发，箭在弦上，随时都有血染长江的可能。

这时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已等得有点心急了，在中央军委的指示未到达之前，为了控制内河各个出入口，扫清各种渡江障碍，分别向其所辖4个兵团下达了具体任务：

陈士榘率第8兵团主力向两浦攻击，第25军由江浦向浦镇攻击。第26军，由全椒、傅家营、鲍庄线及以南地区向浦镇攻击，35军由乌衣镇沿津浦路南北向浦镇攻击，34军沿放六清路于江边向浦镇攻击，力求迅速肃清外围，分割敌96军与28军之间的联系，包围浦口，切断敌人退路，分割分批歼灭之。并配合兵团炮兵于江浦以东或东南，选择适当阵地炮击东南。

另以华中旅为主，分别包围攻歼三江营、口岸、仪征、瓜州等地敌人。

叶飞、韦国清所率第10兵团，除统一指挥20军，配合华中警备旅作战外，以31军4个团，攻歼八圩港之敌，以23军侦察营或1个团，配合一分区主力，攻歼龙稍港之敌，并应组织炮火于镇江附近，选择适当阵地，封锁江面，截击敌舰西去，保障第8兵团作战安全，具体部署由叶依实况决定。

宋时轮、郭化若所率第9兵团负责攻歼金河口、驻马河口、西梁山、裕溪口、刘家渡之敌，扫清沿线各小据点之敌，并应组织一部炮火于当涂对岸以北，选择适当阵地，截击敌舰东去，保障第8兵团作战安全，具体部署由宋、郭依实况决定之。

王建安、谭启龙所率7兵团负责歼灭枞阳镇、王家套、土桥之敌，并扫清沿江各小据点之敌，具体部署由王、谭、吉（吉洛，即姬鹏飞，时任兵团政治部主任）依实况决定之。

各兵团均应按指定地点，于3月20日前完成战斗准备，待命统一发起攻击。

这个任务下达后，粟裕又向陈毅请示说：“现在渡江战役的序幕已经拉开了，各部队的行动很迅速，是否可再提点要求呢？”

陈毅笑着说：“这个主意很好，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要求就由你来拟定吧。”

于是，粟裕就制定了5点渡江战役注意事项下发各部队：

（一）力求采取突然袭击手段，切断敌人入江退路，包围歼灭之，不使其钻空逃往江南，增加南岸守备兵力。对于下一步渡江作战所须之内河出口、桥头堡，则坚决攻歼并控制之。其他一般桥头堡，敌人游击警戒少数兵力或对我入江无大影响者，仅派少数部队扫清或监视之，以求有重点使用力量。但为求得保持下一步作战力量，一般应使用第二梯队执行此一任务。在战斗组织上，要注意组织步炮协同动作，组织炮火压制对岸敌人炮兵，截留各桥头堡附近的船只，以保障攻击部队安全，并搜集船只。

（二）严格注意防空，战斗中除组织一定火器，指定专任部队对空射击外，战斗结束后，除留必要兵力控制要点及内河出口外，主力应向纵深疏散，免受敌空中力量对付我沿江部队，尤其船只应适当疏散，并组织对空射击部队掩护船只安全。

（三）对于北岸土杂部队，开展政治攻势，已有把握搞好关系向我投降，订好条件，可乘机伪装其过江，以便下一步渡江作内应，如无把握，则一般应令其投降，协助我军掌握船只，不宜将其驱散。扫清江北桥头堡后，则应乘机向南岸之敌开展政治攻势，建立我主力渡江的有利条件。

（四）估计我扫清敌江北桥头堡后，会促使江防之敌迅速变化，其海军兵舰失去屏障，可能分数个海军基点（如芜湖、南京、当涂、靖江等）集结或逃走。如此，各兵团应组织一部分炮兵，分别封锁江面，瞰制敌舰，迫其固结极少数基点，利于我下一步作战，同时亦可更助长敌海陆军之矛盾，应抓紧机会，开展政治攻势，迫其海军投降。

（五）在扫清桥头堡后，各部应选择准备下一步作战炮兵阵地，实施各项准备工作，并应具体组织下一步作战侦察工作，掌握江南情况变化，进一步开展渡江作战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各兵团第一梯队之军，则应于4月8日迫近江边，4月10日实施突破江防作战。

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已行动起来了。

陈毅沉不住气了，他又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告部队在江北对桥头堡的攻击情况，请示早日发起总攻。

和谈正在进行，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香山显得格外繁忙、热闹。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几乎每天都在接待着各方面的人士。

朱德收到三野的来电，十分高兴，便穿过那条林荫小道来到了毛泽东的书屋。

毛泽东放下书，笑着问：“有什么好消息啊？总司令。”

朱德将手里的电报一挥，说：“主席，陈老总来电了。”

“是吗，我说这个陈毅就是急性子嘛，天天都来电，请求渡江，我们不是和人家谈吗，不能着急哎。”

“他来电说渡江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做好了，攻击南京总统府的大炮都架好了，就等我们的命令。”

“还是不能急呀，江一定要过，但时机还没有成熟。”

“主席，依我看，现在部队都耐不住了，从战略角度来说，还是早过江有利，但从政治角度考虑还是晚一点打过去好。”

虽是春天，但这里依然很冷，毛泽东向来很节俭，客人一走，就让警卫战士将炭火熄灭了，自己身穿肥大的棉衣坐在屋内读书，批阅文件，已成了习惯。但朱老总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屋内温度很低，他受不了，坐在那里紧裹着棉衣不停地抽烟。

毛泽东望着他说：“今年的春天来得早，但我们住在这个山上，还是有点冷。”

朱德说：“还好，比陕北的干冷强多了。”

毛泽东说：“银桥，你把火盆端上来吧。”

朱德说：“不用了，我已习惯了。”

“不能让你在我这里受冻啊！”

李银桥很快就将火盆端了上来。

毛泽东抽着烟说：“渡江前委请示先攻占两浦，依我看此举要根据谈判的情况来定，我还是老主张，如和谈有希望，我们可以暂不攻占两浦，以和平方式解决接收南京的问题，如和谈没有希望，则要看军事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对我们整个渡江作战有利，则可攻占，如利益不大，可暂置之不理。”

朱德说：“这次来电是以总前委名义，他们提出4月6日前后攻占两浦，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不要过早暴露目标，是否攻击待谈判情况而定。”

“可以，此事过几天再说吧，小规模的清扫桥头堡战斗还是让他去搞，总攻由我们掌握。”

4月10日。

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军委主管作战的负责人李涛等人一起研究渡江战役的总攻时间。

毛泽东仍穿着那件补丁棉衣，吸着烟说：“总前委近来每天都来电请示渡江的事，大家发表看法吧！”

刘少奇转身望着周恩来问：“你那边谈的怎么样了？”

周恩来翻开那个牛皮纸笔记本，说：“总的形势还是很乐观的，已有了明显进展。”

毛泽东轻轻地弹着烟灰说：“有进展就好，但我们原则不能变，和谈是否成功，我们都要过江，不但军事要过江，而且政治也要过江。”

任弼时瞅着周恩来说：“有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

“有希望，估计在本月15日左右双方可以达成协议。”

“李宗仁能否代表政府签字？”

“还没有把握。”

毛泽东摇头说：“我们不能对和谈持过于乐观态度，蒋介石在背后捣鬼，李宗仁不当家，他们也许会用拖的办法来对付我们，争取时间备战哩。”

朱德接着说：“我同意主席的看法，蒋介石不会认输，我们应该按原计划行动，让部队做好4月15日之前渡江的准备，和谈不成即可过江。”

毛泽东又续了一支烟，问：“长江水位在一个月内有没有大的变化？”

朱德说：“我们前两天打电报询问过，他们说正在派部队调查。”

“我考虑的是汛期啊！如果再拖下去，会受影响的。”

这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刘少奇放下茶杯说：“总前委曾在电报中讲，曾希圣在长江边生活过几年，他说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涨水，而且5月的水比六七月份大，两岸农田常被淹没，长江水面又宽，到那时对作战很有影响，会造成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

周恩来说：“这个情况我们不能不考虑，但现在谈判还没有结束，不宜过早的下渡江的命令。”

没有人说话了。几乎都把目光落在了正在吸烟的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讲道：“恩来的意见要考虑，我们和南京政府的代表和谈已有了进展，有可能签一个和平协议。这几天我与南京方面的张治中等人谈过，他们也不希望这个仗继续打下去了。如果和谈成功，李宗仁能签字，这更好，我们便可能和平过江，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前景并不很乐观，我们的渡江时间还得往后推迟半个月及至一个月。”

朱德说：“如能签个和平协议当然更好，但总前委正在等待我们的答复。”

毛泽东问：“他们对推迟过江有何意见？”

“他们不大赞成推迟时间，如推迟必须是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前提下，否则敌人翻脸不认账，那时江水暴涨，会增加渡江的困难。据陈老总讲，现在几十万大军拥挤在江边，供给很成问题了，如过久推迟，部队必须后撤。”

“那你的意思呢？”

“我还是主张按原计划准备，可给南京方面限一个时间，如到时他们不在协定上签字，我们就立即打过去，争取军事主动。”

“说老实话，我是不希望打过去的，如能和平接收更好，这些年战争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刘少奇站起来围绕毛泽东的书屋走了一圈，说：“渡江的时间不能往后推了，迟一两天可以，再迟了，我们的牺牲将会更大。”

毛泽东望着周恩来问：“你有何见解？”

“现在从和谈情况来看，和平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们很难代表南京政府，允许人家有个考虑过程，我认为可以推迟5至8天的过江时间。”

“打算让他们何时签字”。

“4月22日。”

“我们还是有时间嘛，这样吧，请告诉总前委，让他们将渡江的时间再往后推一个礼拜。你们各位有没有意见呀？”

他这样说别人也就同意了。

他们又在一起研究了一会儿，即向总前委回电。

这份电报原文如下：

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10日3时电悉。

（一）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二）按照总前委10日3时电，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即由4月15日至5月初，尚有半个月至二十天未发大水。我军从4月22日至5月5日十四天内渡江完毕，似乎并无不利情况。是否如此，请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即日电告自己的意见，以凭决策。

（三）现南京主和派（李宗仁、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于右任、居正、重冠贤及行政、立法、监察三院大多数）正在团结自己，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共同反对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准备于15日或16日签字，签字后两天（即18日）公布，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

（四）和平协定签字并公布后，李宗仁、何应钦须有数天时间（即17日至21日），说服汤恩伯及江岸敌军向后撤退若干里，或让出某几个地段给我军。

（五）我们方面，则协定公布后尚有数天时间，即18日至21日未渡江（协定规定签字后立即开始实行），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

（六）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七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

（七）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七天时间，即23日至29日，但此刻不作此决定。

（八）你们下达推迟渡江至22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九）总之，4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

（十）每日联络，随时电告你们意见。

两个野战军距离较大，这份电报发过去后，总前委的几个人也没有机会在一起研究了。当时陈毅、邓小平在合肥的总前委指挥部坐镇，粟裕、张震在江苏泰州以南的白马庙三野指挥部，统帅东集团作战，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在安徽一个小县城二野指挥部，指挥西集团作战。谭震林的第7兵团在安徽庐江为中路集团。

陈毅看完电报后，让作战参谋送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也很着急，他反复研究了好几遍电文，然后问陈毅：“陈老总，中央的这份电报很重要，还让我们回电，你看怎么办？”

陈毅抬手取下眼镜，说：“可先将电报内容转告其他几位，让他们照此执行就是了。”

“我担心他们想不通哟。”

“这是必然的嘛，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推迟一个星期问题不大，但我担心各部队的粮草问题。”

“中央要求我们推迟渡江，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和谈结果难说，我们也只好服从命令了。”

“南京方面和谈的目的是想拖时间，准备防御我们进攻，我们推迟过江，会上他们的当。依我看和平过去的希望很小啊。”

“我担心到了22日，他们又将渡江日期往后推迟哩。”

“不能再拖下去了，现在我们各部队已进入情况了，长江边上的部分影响我们渡江的小股敌人已被扫清了，总攻时间最多推迟一个星期，要将这个情况向中央说清楚。”

“这个都好办，我担心下面的工作不好做，我们怎么向部队说呢？中央让我们不能说这是为了和谈而推迟过江，不好讲呀！大家心里都清楚友邻部队没有作好准备是不可能的事。”

“就按中央军委的指示传达，中央怕影响士气是有道理的。”

“我认为还是应该如实向部队讲好，我们不能回避因为和谈而推迟渡江时间，工作要靠底下去做嘛。”

“也可以，我们要相信各级指战员的觉悟。”

“是的，只要向大家讲清楚了，下一步工作就好作了。”

“除将中央电转告各部外，还要另发一份电报给他们，把原因说明一下。”

“好，我立即去办。”

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也许是因为他还年轻，虽说彻夜工作，精力仍很充沛，他的思路很活跃，很快就拟好了电文，陈毅看后很满意。

于是，他就将电报发了出去：

二野、三野前委，各兵团党委并报军委：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以下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近期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即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将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将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间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四)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个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凭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这份电报也完全体现了陈毅和邓小平处理问题的作风。实事求是，干脆利索，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好评。

粟裕和张震接到电报后，认为不能再推迟渡江时间了。

之后，经与其他同志通气，认为原定22日也晚了，最好是在20日晚上开始渡江为好。这个意见反映到北平，经毛泽东、朱德等人反复研究过同意了。

中央军委在收到总前委电报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8日又向前委回电说：

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和谈已接近尾声，南京代表带着协定回南京找李宗仁签字去了。

正如人们所料，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时间已到，大战终于爆发了，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从4月20日晚上起，先后在长江各线向敌人发起了攻击。

这次渡江战役党中央考虑到了美帝国主义也许会插手，估计美国可能会行动，可是出头露面的却是英国。

4月20日上午，英国海军舰只“紫石英”号、“黑天鹅”号、“伴侣”号、“伦敦”号与国民党军舰相伴，由东向西驶进了我东集团第23军防区游弋进行武装挑衅。21日下午，当东集团第10兵团渡江的时候，“紫石英”号和“黑天鹅”号突然又公开出现在江面上。

23军军长陶勇立即将情况电话报给了兵团司令员叶飞。

电话一响，叶飞就抓起了话筒：“我是叶飞，你是……”

陶勇急忙说：“我们这里出了情况，在我渡江地段江面两公里处发现有两艘军舰游弋不走，怎么办？”

“挂的是什么旗号？”

“花花绿绿的，看样子是外国的。”

“有没有走的意思？”

“没有，有点不怀好意，对我们渡江很有影响啊！”

“你命令前沿阵地升起信号警告他们离开。”

“如不走呢？”

“就开炮轰呀！”

可是英国军舰却对我方的警告置若罔闻，将炮口对准我军阵地继续前进。

英舰公然炮击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第3团阵地。炮兵第3团奋起还击。

陶勇一声令下：“开炮！”

几十门大炮同时发出了怒吼，英军舰也开炮了，顿时长江水面上水柱冲天，浓烟滚滚，那两艘军舰陷入我军重火力围攻之中，冒着浓烟逃跑了。

江面上硝烟尚未散去，野司就来电话询问：“你们怎么跟英国军舰干上了，是谁先开的炮？”

叶飞毫不犹豫地说：“英国军舰先开的炮。”

对方说这件事闹大了，要马上派人来调查，让他们做好准备。

叶飞急忙要通了陶勇：“江面上的军舰是英国的，我们把它打伤了，上面要派人来调查。”

陶勇怒气冲冲地说：“还调查什么，我最好的团长邓若波都被他们打死了啊！文武双全的人才哩……”

“我已经告诉他们，说是英国人先开的炮，你一定要记住，不能说别的。”

“是，我一定记住了。”

这件事很快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美国纽约的一家报纸报道说：

共军在扬子江炮轰4艘英国军舰，在美国引起轰动。美国权威方面对英国海军伤亡之惨重感到震惊……法国新闻媒介很快报道了此事。

据英国说这次炮击事件，他们共亡23人，伤66人，其中包括舰长卡格列，远东舰队第二指挥官、英国皇家海军中将马登的军服被弹片撕破，差点受伤。

当时解放军的伤亡达252人，其中团长邓若波当场牺牲，政委身负重伤。

4月24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公然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命令，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

更为可笑的是，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叫嚣说英国政府将要派一艘航空母舰到上海找共产党进行武力报复。

他们当然是不敢来的，说说而已。

4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指出：“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先生的狂妄声明。……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达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虽说发表了声明，但这件事还没有处理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只能由第三野战军出面与英国远东舰队谈判。

当时我军提出英国海军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承认英国军舰上述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道歉；（二）赔偿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当地人民所受之损失；（三）我方准备在英方履行上述责任后，即与英方讨论肇事英舰及其人员撤离长江的方法；（四）本备忘录所列各项即转报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

英国海军的态度很蛮横，谈判很难进行下去。我军只好决定将被击伤的“紫石英”号扣留在江面不允其离开。三个月后，这艘军舰才偷偷地离开了长江。

炮击英国军舰是陶勇指挥的，毛泽东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对他大加赞赏，说：“此人既然那么喜欢打军舰，以后就让他干海军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果然点名让陶勇出任海军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并授予中将军衔。

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商定4月20日双方签字，但南京国民政府却拒绝签字。

和谈破裂，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百万雄师突破江防，英国军舰出面干涉。丘吉尔究竟想干什么？英国“紫石英”号军舰被击伤，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要求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必须立即撤离中国。

总前委已经发起了攻击，情形如何是党中央一直都在关注的问题。

4月20日的中国夜晚非同寻常。南中国炮声响了，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在长江防线向国民党军队拉开了讨伐之势。

这标志着国共双方已彻底决裂了。

香山，军委作战部大厅，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正在等待从南方传来的消息。

21日3时许，他们终于盼来了喜讯，总前委来电报告：

我7、9兵团自昨（20）20时，由石矶头至鲁港段发起渡江作战……截至马（21日）6时止，我已过江者计有24军全部，27军全部(4个师)，25军7个团，共有28个团。24军3个团正渡三官庙至夹江口段夹口，迫近铜陵。其余各部，均向纵深挺进中。渡时，风浪平静，遇敌抵抗不强，详情后报。

毛泽东有夜晚工作的习惯，这份电报他最先看到。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笑着对作战参谋讲：“快把朱老总和周副主席叫来吧，好消息啊！”

他从上衣口袋摸出一支烟，转身对卫士长李银桥说：“搞什么和谈，我们来真的，他们来假的。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振军队，卷土重来。他以为我们共产党是傻瓜呢，他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时间调动军队，修船造船哩。他在那边拖延时间，背上破坏和平的恶名，什么便宜也没有占上，我们利用夜色，利用炮火掩护，一下子就过去了几十个团。看谁划算，我们的军队将要打到总统府去了，这是蒋介石没有料到的哩……”

毛泽东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伟人，前方打了胜仗，他在后方高兴不已。

朱德和周恩来等进来了，毛泽东笑着说：“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已被我军突破了，过去了几十个团呢，你们看看。”

朱德从毛泽东手中接过电报，看毕，笑了。他用浓重的川音说：“蒋先生要流泪了，长江天险的神话被打破了嘛。”

周恩来对这么快就过去了，感到意外，他望着毛泽东说：“几个小时就过去了28个团，这是奇迹啊！”

“没有什么，”毛泽东手里夹多半截纸烟，“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得力于全国人民的支持，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嘛。”

朱德说：“恩来，南京方面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有何进展？”

“派去的代表还没有回来，据说希望不大。”

“他们不要和平，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

毛泽东大手一挥，讲：“朱总司令，现在我们该向全体人民解放军下达进军的命令了吧！”

“是时候了。”

他们三人研究了一会儿，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电报终于从军委作战室里传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small>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罗荣桓诸同志，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诸同志，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small>

<small>（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small>

<small>（二）奋勇进行，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small>

<small>（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意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small>

<small>（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small>

<small class="right">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small>

这个消息很快震惊了世界。

这表明红太阳将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升起。

当周恩来将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的消息告诉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时，张治中痛苦地摇头说：

“这是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事实，可是没有办法，南京方面不在协定上签字。和谈已破裂，我已经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代表团是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理应回去复命，我准备走了。”

周恩来说：“形势还是有变化的，还仍有局部和平的可能，你们留下来是有用的。”

“不回去复命于心不安啊！”

“现在无论你回到南京还是上海广州，国民党特务都不会放过你，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呀！”

4月21日深夜。

二野司令部作战室。

刘伯承没有合眼，在电话机旁不停地向各部队询问渡江的进展情况。

当时各兵团的主攻阵地是西起马当，东至枞阳镇，战线长达200公里。主要任务是先突破敌人长江防线，然后迅速切断汤恩伯和白崇禧集团的联系。

在发起攻击之前他反复考虑，进一步明确了各兵团的作战任务，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杨勇、苏振华指挥的第5兵团与秦基伟第15军，发起攻击后，由望江到安庆城西地区渡江，主要围歼南岸之敌。15军渡江后随即在彭泽、至德地区掩护第4兵团主力过江。

陈赓的第4兵团，由望江与宿松之间渡江，成功后与15军会合，协同第3兵团进攻芜湖、南京。

陈锡联、谢富治第3兵团的两个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石矾头渡江，攻击南岸之敌，成功后除经一部分向东西横扫接应7兵团、5兵团渡江外，其主力应速取捷径，经泾县、南陵直趋芜湖，先接替9兵团监视芜湖之敌，并协同4兵团攻占芜湖，准备进攻南京。

当时他们对面的守敌是刘汝明部。

出乎刘伯承的预料，不到一个小时，就有6个团渡江成功，而且伤亡很小。

我军炮火凶猛，敌人已无招架之力，刘汝明部一触即溃。他的兵团只有两个军，战斗力不是很强。淮海战役时就被刘伯承打得落花流水，蒋介石对他这个光杆司令横加指责，但他还是哭诉着让老蒋保留他这个部队的番号。

现在用于作战的刘汝珍第55军、曹福林第68军全是他南下之后凑合起来的人马。后来汤恩伯又将第96军临时调上来归他指挥。

敌55军军长刘汝珍与刘汝明是胞兄弟，他曾有起义之心，也私下派人与解放军代表联络过，但没有他大哥的许可，行动仍有困难。

他是一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这几年在国民党军队里已养成许多不良习性，共产党的官没有什么福可享，他的确下不了决心呢。

他的副军长王志远是赞成起义的，解放军还没发起攻击，他就对刘汝珍说：

“军长，现在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咱们还是将那几门炮从阵地上撤下来吧？”

“为什么？”

“保存一点实力，好做起义本钱。”

“不能撤啊！”

“咋了，你不说……”

“我还是有决心的，只是老大没有表态。”

“起义的事你与他谈过了？”

“提过，我们从前与刘伯承交过手，那时我们国军还很强大，但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局势成了这个样子，难道我们还能打过人家？”

“那我们怎么办？”

“打几下再说。”

他没有想到再打几下却被解放军打得几乎没有退路了。

当天晚上，他的一个师就被解放军打跑了，他在指挥所操起电话询问：

“怎么回事，你部为何有这么多人后退？”

话筒里传来那个师长的急促声音：“不好了，共军渡江了，炮火很厉害，我手下的一个团有人跑到人家那边去了，我们不撤不行啊！”

“不要惊慌，你们再顶一会儿吧！”

枪炮声在江面上回荡，解放军乘坐的一艘艘木船，船头架着重机枪边打边前进，水花飞溅，照明灯宛若繁星，布满江中，情景相当悲壮。

第二天，枪炮声在响，只是稀少了一点。

刘汝明不敢再正面与解放军对抗，才向各军下令撤退：

“共军现正在铜陵以东大举渡江，我决定放弃江防阵地立即向东南方向撤退。兵团总部、绥区司令部及55军即于本日上午8时开始行动，96军、68军也全部后撤。”

刘汝明已被刘伯承打怕了，他在率残部逃到青阳县附近一个山沟时，遭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袭击，因兵团只有一个警卫营，而且多是手枪，不是他跑得快，差一点丢了性命。

没有跑多远，还能听到游击队的枪声，这时兵团的电台却叫了起来，来电者是汤恩伯，他对刘汝明不战而逃很恼火，命令他“务必坚守江防阵地，阻止共军渡江。”

刘汝明根本不买汤恩伯的账，他对部下说：“到这个时候了还让我们去白白送命，说得倒轻巧……”

他仍在逃跑。其他各军也先后朝不同方向逃去。

后来该部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刘汝明和刘汝珍跑到了台湾。

第十章、钟山风雨 六、百万雄师过大江

渡江之前，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就是我军重点攻击的目标，当时曾估计在这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没有想到这个堪称长江天险的阵地却不攻而克，国民党守军唐氏兄弟的起义，对解放军顺利过江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然这是值得用浓笔重墨大写一番的，但后来人们在评价这阶段历史时争议颇多，意见很难统一，有一种说法叫投诚，不承认是起义，另一种说法却称，如果当初没有江阴要塞起义，解放军第10兵团就无法渡过长江。

叶飞将军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

评价历史，应该实事求是，江阴要塞起义是历史事实，不能否认。但也不能说，没有江阴要塞起义，我军就不能从江阴渡过长江……江阴要塞起义，使我军能顺利渡江，迅速登陆，并夺取了江阴要塞，打开了国民党长江下游防线的重大缺口。

不管人们怎么评说这段历史，还是让我们回到1949年4月的江阴要塞，去回顾一下当时的真实情景吧！

这里是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方，仅有1500米宽，有江防门户之称。从历史上看，宋朝军队南下后，在这里安营扎寨，派重兵把守；明代时这里又是围剿倭寇的主要战场，抗战时日本军队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了此地。

解放大军南下后，蒋介石理所当然会派重兵把守这里，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国民党军队对这里的防御也花了很大力气，主要兵力配置为：

1.火炮阵地：有炮兵总队、游击炮兵团，共有各种火炮一百多门，由唐秉琳负责指挥。

2.步兵防御阵地：一个守备总队，由工兵、通信、雷达、测绘等合成部队组成，大约有一千多人，总指挥是吴广文。

3.要塞总指挥所，有几个直属分队，司令为戴戎光。

可以看出这里的防守是很严密的，工事坚固，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渡江，原因是如果选在东面，江面太宽，部队不易于拂晓前登陆建立滩头阵地，如果选西边，距南京太近。从地理位置来说，最理想的是江阴。一旦我军掌握了这个要塞，对我军的整个作战都有积极作用。

叶飞将军只是从战术上讲了理由，还有一个原因他没有说清楚，那就是当时这个阵地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实权已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了。

除戴戎光外，总台长唐秉琳、炮团团长王德容、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全是共产党员。

其实我党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从1947年春天就开始了。

那时华中工委派苏北唐坚华带着全家以逃亡地主的身份来到了江阴县从事地下工作。唐坚华是江阴要塞总台长唐秉琳和工兵营长唐秉煜的侄子，到那去显然好站住脚根，外加这唐家五兄弟也有几个在解放区工作。唐秉温就是我党早期派到国民党内的地下党员，只是后来失去了联系。

自从唐坚华来到这里后，党组织很快恢复起来，而且还发展了十多名党员，吴广文就是这个时候发展的，他的入党当然与唐秉琳两兄弟有关，因为他与他们是姨表兄关系。

渡江之前，叶飞就派了几名干部通过共产党地下关系，秘密来到要塞，分别以各种身份到这里负责起义准备工作。

叶飞交代说：“你们去了告诉要塞党支部任务不变，不打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准备起义。”

派去的人很快就与唐秉琳等人接上了头。

4月20日深夜，当叶飞的部队从正面渡江时，唐秉琳没有打一炮。

这时江阴沿岸的国民党21军145师在八圩港桥头堡与解放军火力遭遇损失惨重，该师师长用报话机向总台指挥唐秉琳请求火力支援：

“唐总，现在共军已在江北向我阵地开炮了，请你们开炮支援我们啊！”

唐秉琳说：“现在情况不明，向哪里打目标不准，不能盲目开炮。”

“炮兵有支援我们的义务，岂能不动？”

“不是我不动，而是夜间射击不准啊！”

“那也得打！”

“你们掌握了共军渡江的什么情况？”

“还是不很清楚。”

“情况不明，我怎么打炮？”

“情况不明也要打几下，应帮我们助助威呀！”

“好，我们支援，目标由你们提供。”

唐秉琳根本没有参照他们提供的数值，而是故意让各炮减少400公尺，向前方连继发射了二十多发，这些炮弹恰好落在了该师指挥所阵地上。

这时师长又用报话机对唐秉琳破口大骂：

“混蛋！你们不要再打了，全打在我们阵地上了呀！这是怎么搞的？”

“是这样吗？我说过不能开炮，你不干，指示目标又不准确，造成伤亡你有责任，应由你们负责。”

此事传到总司令戴戎光那里，他电话询问唐秉琳：“怎么回事？他们告状了。”

唐秉琳灵机一动，解释说：“他们自己把目标指示错了，落了几发炮弹，却骂我们，这仗还怎么打，我们究竟听谁的？”

“炮弹散布是常有的事，他们步兵不懂，你不能再打了，得听我的指挥。”

“有你做主就行了。”

戴戎光这时只不过是光杆司令而已，要塞部队已被共产党掌握了，他仍蒙在鼓里，对唐秉琳等人仍很相信。

此人黄埔军校炮兵科出身，打仗没有什么能耐，可是却很有发财之道。自从他当上这个要塞司令后，便利用职权四处搜刮民财，成了这里少有的暴发户。据说他主要靠以下手段发财：

一是要黄田港口设置检查站，利用长江南北货物交流，强行征收发财；二是将江阴沿岸的芦苇全部归自己所有；三是开办各种矿山；四是把江边数百亩良田归自己所有；五是利用职权与投机商勾搭，在江阴开办沙厂分红；六是利用政府拨来的军费在上海做投机生意；七是吃士兵空额。

当时共产党和地下人员之所以能在他眼皮底下站稳脚跟，是利用他这种好财的特性，唐秉琳等人对他表面是极力拥护，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他的私欲。结果他对军事基本不过问，而是交给了他的手下几个人，这些人全是共产党员。

解放军打过来了，戴戎光仍在家里怀抱情人睡大觉。

当唐秉温来到他的家里时，他还在与那个年轻情人做爱，此时解放军已有四五个团过江了。

第二天清晨，他又一次被21军145师的电话铃吵醒，披着风衣到要塞总指挥所时，又发现在蒙蒙江面到处都是解放军渡江的船只，他被这种阵势吓坏了。

放下望远镜，对参谋人员说：“他奶奶的，唐秉琳到哪里去了？共军已过江了，他为何还不开炮？”

参谋回答说：“总司令，你不是说过没有你的命令不能开炮吗？”

“现在是时候了啊！”

“现在能见度不行，还是等天亮一点再打吧。”

“不行，你快去传命，让唐秉琳向江面开炮吧！”

报话机里传来了唐秉琳的声音，他说第二炮台立即开炮。

几十发炮弹打过去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江面波浪滚滚，水柱冲天，可是却听不到爆炸声。原来唐秉琳事先已派人对发射的炮弹做了手脚，根本没有装引信，所以不会爆炸。

这时戴戎光似乎有所察觉，他跺脚大骂：“真全是混蛋！怎么还没有装引信哩？打的是什么炮，让唐秉琳出来与我通话。”

这时的唐秉琳已不再与他通话，而是将要塞炮台炮口全对准第21军阵地，开始打炮。

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到了炮台底下。

一个炮长跑来向唐秉琳说：“总台长，共军已攻到我们脚下了，让兄弟们拿枪与他们拼？”

“混蛋！拼什么，去送死呀？”

他派出的人已与解放军联络上了。天已大亮，唐秉琳与解放军代表商量了一会儿，说：“是时候了，我们现在可以起义了。”

解放军代表李干说：“我们已将戴戎光的指挥所包围了，还是你派人劝说他投降吧。”

“可是，还是让吴铭现场代表共产党与戴戎光谈，这里由我负责。”

吴铭和李干等人都是在渡江之前叶飞派来的人。他们在唐秉琳等几个共产党员的陪同下走进了戴戎光的指挥所。

所有枪口全对准了坐在那里发呆的戴戎光。他说：“怎么回事？你们想干什么？”

唐秉琳一手持枪对着他，一手指着站在他身旁的吴铭，说：“对不起，戴司令，他是共产党派来劝你投降的人。”

戴感到有点莫明其妙，双腿直打哆嗦。吴铭说：“现在江阴要塞的所有国民党部队已宣布起义了，你如不投降我们就不客气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从来没有与贵军作过战，对你们向来是友好的啊！”

“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要将你带到一个地方去。”

“那好吧，我投降。”

他交出了手枪后被吴铭带走了。

这时江阴要塞7000多人全部起义了。

这些起义的官兵又开始追赶国民党21军残部，所有大炮全掉转方向，成了解放军的力量。

解放军已全面渡江了，国民党第二舰队面对如此强大的阵势不敢抵抗，在大兵压境，江阴失守的情况下，这个舰队在少将司令林遵率领下，也宣布起义。

这时江阴沿岸已全是解放军的天下了。

汤恩伯与白崇禧的联系已被解放军切断了。4月22日下午，他只好下令让所有江防部队向上海和杭州方向撤退。

南京成了解放军进攻的主要目标，李宗仁匆忙坐飞机逃跑了。

南京作为国民党政府首都，已有14年的历史了。早在1948年，蒋介石就开始制定了城防作战计划。当时的布防情况大致分两道防线，一是将重兵置于南京外围即浦口、浦镇、江浦这个三角地带，配有28军一个军的兵力把守。这时的防御工事当然是很坚固的，多次修筑，明碉暗堡纵横交错，火力配置很强。二是在南京城里设置重点防区，并派有重兵把守。

这个城市的防御体系与太原、兰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攻打任务是由第8兵团执行的。该兵团司令员陈士榘给部队下达任务时明确指示：

“我军夺取南京应分两步走。第一步由吴化文第35军，何基沣第34军首先攻破‘三浦’，钳制敌人，保证大部队过江；第二步是当我主力过江成功后，34军仍在仪征一带佯攻，其余部队重点攻打‘三浦’，继而攻占南京。”

这个作战计划是成功的。

不到一天功夫，各部队就完成了预攻打的目标。23日晚他们就攻进南京城，打开了总统府的红色大门。

这又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喜讯。

4月24日上午，毛泽东从军委作战室出来，回到双清别墅时，李银桥笑着将一张《人民日报》交给他说：

“主席，我军已占领南京了！”

毛泽东接过报纸，坐在院子的那把木椅上，点燃多半截纸烟，十分认真地看了起来。

南京政府垮台了，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候。

这时摄影师悄悄走过来，咔嚓一下，按下快门，留下这个珍贵的镜头。

毛泽东笑着对李银桥说：“解放南京了，不要我一个人高兴，大家都高兴嘛，来，照相也要一起照。”

说毕，他又与几名工作人员合了影。当天晚上，毛泽东难以入眠，在香山双清别墅挥笔写下了辉煌的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军已取得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在整个渡江过程中先后共歼国民党守兵十多万人马，但我军却损失极少，完全出乎毛泽东预料。

党中央立即向总委发电，祝贺胜利，在电文中说：

“我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奋勇前进，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4月27日，总前委机关已从合肥顺利迁至南京。接着成立了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

其他几个总委都来了，刘伯承还正在赶路。他坐着渡轮来到南京城外时，高兴地说：“国民党政府终于被我们打垮了啊！”

刘伯承入城没有向其他人事先通知，司机将他拉到大街上，望着人群不知向哪里开，他问：“这么大一个南京城，车子应该往哪里开呢？”

坐在他身后的刘伯承扶了一下眼镜，笑着说：“你这个小鬼，到了家门口，反而找不着家门了！”

车子还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开着，刘伯承又笑着说：“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他们都在等我们哩。”

高大的总统府红门被打开了，刘伯承进来后，就遇上陈毅，两人握手言欢。陈老总笑着说：“想不到你这个南京市长是坐着汽车上任呀……”

刘伯承说：“乱走一气才找到这里来。”

“对不起，对不起呀！”

新任南京市长刘伯承在二野军人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现在国民党的代总统李宗仁已跑了，蒋介石也不见了。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终于被我们共产党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已久的日子到来了！这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功夫，花气力，建设人民的新南京。”

南京的接管、建设工作开始了。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人民解放军又在毛泽东所提倡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鼓舞下，向长江沿岸的其他城市开进，枪炮声在南中国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仍在回响……

第十一章、走进大上海 一、大上海成为孤岛

南京解放的喜讯传到中央军委，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人十分高兴，坐在一起研究今后的作战方针。

朱德拿着电报，笑着说：“没有想到渡江作战这么顺利，我军已将红旗插到南京总统府的大楼上了。看样子下一步就得解放上海了。”

周恩来点头说：“是的，上海是我们中国革命的摇篮，又是我党的诞生地，应该早日回到人民怀抱才是。”

朱德说：“上海的问题也复杂，是蒋家王朝的根据地，也是美帝国主义立足的场所。”

毛泽东将烟放下，讲：“上海是个大城市，战火一起会造成许多损失，大家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

周恩来说：“和谈的希望很小啊，蒋介石不会答应。”

朱德说：“总前委来电，请示攻打上海的时间。”

毛泽东又将烟拿起来说：“我们想拿下上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强攻就打成烂摊子了，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现在解决上海，主要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上、经济上的，甚至国际上的问题，何时发起攻击，需要慎重考虑，要把准备工作做好才行。”

周恩来接着说：“上海目前已成为孤岛了，可以先占领杭州再说。”

毛泽东说：“先占领上海外围是对的。我认为要解决上海问题需考虑三点：其一是攻打它会不会引起美帝国主义介入，实行直接武装干涉。这个危险是存在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据点。蒋介石又出台了，他会把赌注下在那里，联合美国人。其二是我们解放上海，必须完整保存这个城市，不致使上海受到破坏。我们占上海，不仅要军事进城，而且也要政治进城。其三是我们必须有接管好这个南方大城市的准备，不能让人家说我们只会打仗。”

朱德说：“主席考虑得很周全，我们可以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利用这个时间培训一批接管城市的干部。”

周恩来说：“干部问题很重要，上海如攻下，我建议交陈毅管理。”

毛泽东笑着说：“就是他，别人都不合适嘛。”

朱德又问：“主席，总前委还要求回电呢。”

“就发，我们商议一下吧。”

经过反复研究之后，意见统一了。最后中央军委向总前委发了复电，其内容为：

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

（一）总前委30日7时电悉。

（二）谭震林、王建安、姬鹏飞已迫近杭州，不知来得及停止否？杭州城内除周率少数人为后卫尚未退走外，军队、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宁波撤退，城内治安由临时组织的民警维持。在此种情形下，谭王姬似可以不即去占领杭州，暂时由原来已经成立的治安委员会（以救济委员会名义出现）、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以待我方干部之到达。是否可以如此，请粟张决定。

（三）上海在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在5月10日以后，则应作两方面的计划：

（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十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地应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过去你们在三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一个月时间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作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

（乙）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我们前已电告你们，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张注意。

为什么当时中央军委要求粟裕、张震先不打上海呢？

原因有三：一是怕过早惊动汤恩伯，把他从上海吓跑，沿海路可去福建、台湾，打起来就麻烦；二是我们的军队现在还只会打城市，不会治理、管理城市。许多战士从山沟里出来的，没见过大世面，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闹不好会出问题。在渡江以后就出现过这样的笑话，甚至引出了国际性的麻烦，因此，毛泽东要三野用十天时间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三是还有一个秘密原因。就是共产党一直在做汤恩伯的策反工作，鼓动其起义。

在当时那种特殊环境下，争取这个老牌军人也只能走地下路线。共产党一直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上海问题。如果把汤恩伯争取过来，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关于做争取工作的事还得从汤恩伯的老师陈仪说起。

陈仪字公侠，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后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政务长兼兵工署长等职。1948年6月，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在我党地下工作者和国民党爱国人士的鼓动下，陈仪决心仿效傅作义将军，作傅作义第二。

可是，陈仪和傅作义将军不同，他手中既无可调之兵，又无可遣之将。于是，他想到了汤恩伯。

许多年前，汤恩伯在家吃了官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陈仪却收留他当了一名排长。

然后又送他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再度推荐他在军队中做官。后来默默无闻的汤恩伯能够在军队中平步青云，也多依赖于他这位恩师的帮助。

1947年5月，汤恩伯在山东与解放军作战，他的王牌整编第74师全军覆没于孟良崮，汤被撤职，被蒋介石冷在一边。又是陈仪等从中周旋，使汤恩伯能东山再起，最后升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执掌江浙两省统兵大权。

汤恩伯对于陈仪，亦“感恩不尽”，一口一个老师，恩师。

在别人的眼里，陈仪与汤恩伯的私人情谊，真是“亲如父子”。

当解放军渡江之后，陈仪就决定劝汤恩伯悬崖勒马，高举义旗。

当时，陈仪派出自己的外甥去上海与汤恩伯联系，建议汤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保护上海一切公物不遭破坏。

汤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口头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说，至于起义时机，因蒋介石的耳目甚多，恐尚未成熟，须宽限几日，并答应日内亲赴杭州面商。

在暗地里，汤恩伯却出卖了自己的老师，向在溪口的蒋介石告了密。

2月26日，行政院在广州举行第44次会议，根据蒋介石从溪口发出的密电，免去陈仪的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三天后，陈仪移交了省政府工作，回到上海自己的家里，即遭国民党军统局头目毛森率领的特务逮捕。

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又把陈仪押赴台湾看管。1950年6月，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杀害。

共产党一直没有停止对汤恩伯做争取的工作。如果上海也能像北平那样和平解放，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中央对于杭州是否立即攻克，也在犹豫之中。后来，粟裕、张震决定，先攻打杭州。

中路大军第七兵团，在谭震林、王建安、姬鹏飞的指挥下，取道泾县、宁国，直下杭州，兵临城下，国民党军队已闻风丧胆。

不到半天功夫，汤恩伯集团的七个军被包围，他们立马乱了阵脚。他们在分围合击中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建制混乱，指挥失灵，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不少军官在农村抢了老百姓的衣服，化装成农民、商人，其妻子或小老婆，化装成农村妇女，提着竹篮，扮成难民，准备逃跑。

只有部分的敌人企图突围，龟缩进杭州城内。

这时，钱塘江大桥已被解放军先头部队占领，制止了敌人试图破坏这座当时中国最长的现代化大桥的企图。

4月29日下午，打扫战场的解放军在泗安镇北山的一座名字叫迎风寺的寺庙里，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拜佛者。

此人身穿农民的破衣烂衫，但是身上却是细皮白肉。头发凌乱，却可以看出原先分头的模样。他跪在大殿的蒲团上，喃喃地祈祷着什么。身边站着焚香的和尚，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他。

战士们走进去看到此人神色异常，就把他从蒲团上拎起来，押回部队。

经俘虏指认，原来是敌66军军长罗贤达。

5月2日，敌人正规部队已纷纷撤出杭州，浙江省府迁往宁波。因此，杭州事实上已是一座空城。

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张震果断指挥第7兵团占领了杭州。

此时，前线又传来消息：国民党110师在师长廖运升的率领下，于5月4日，在浙江义乌成功地举行了武装起义。

廖运升是安徽凤台县廖家湾人。大哥廖运泽、弟弟廖运周都是国民党的将军。

当时都说廖家的风水好，因为廖家湾出了三个将军，是不算小的大官儿。

廖运泽是黄埔一期学生，他的堂弟廖运升是黄埔四期，堂弟廖运周是黄埔五期。在抗日战争时期，率兵浴血奋战，三人中有两人官至师长，廖运周是黄维兵团第110师师长，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1948年11月27日，廖运周在淮海战场上率部起义。

廖氏三兄弟虽然都是黄埔生，但却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为蒋所重视。廖运周起义后，本来就疑心很重的蒋介石，对廖家的另两个兄弟更是放心不下。国防部保密局派出特务组长刘惠生随军行动，负责监察廖氏二兄弟的行踪。

蒋介石没想到，刘惠生与廖氏兄弟原有私交，情谊很深，为了公私两全，他将密电交廖运泽看了。

廖运泽看过后，感到很寒心，加速了他们俩弃暗投明的决心。

1949年3月，蒋又恢复了110师的番号，并且把这个番号送给了廖运升的师。

1949年3月下旬，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见到廖运泽，嘱其给廖运升写信并派人去做工作。

陈赓与廖运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在较长时间仍保持较密切联系，他深知廖的为人。

就这样，几经周折，廖氏兄弟终于与共产党取得了联系。他们决心已定，接下来是选择时机的问题。

1949年4月23日晨，110师奉命由浙江临安经杭州、肖山向义乌进发。此时，南京部队已经溃败，汤恩伯要抽兵保杭州、上海。

5月2日凌晨，廖运升率领司令部及直属队乘火车最后到达义乌。司令部驻地设在义乌图书馆。

刚安排妥当，廖运升的顶头上司、85军军长吴求剑，派出两名高参、一个连的工兵，押着火车来到义乌站。

他们来是为了把110师的全部家属接上火车，运往福建，企图以全师随军家属作人质。廖运升心里明白上司的用心，就以无钱、无粮、无法安置，需作准备等种种理由为借口，坚持不让家属上车。

军长吴求剑多次来电话催廖，廖运升始终不松口。

双方一直僵持到当日中午，接家属的火车撤走。

但是下午，第6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从金华发来电报，命令110师迅速开往金华，归他直接指挥。

廖运升感到事态严重，他认为若去金华，必入陷阱。不去吗，那对抗就明显化了，必须马上起义。

经与陈赓派去的敌工科长杨振海同志研究，认为时机已到，决定立即行动。

5月2日晚上，廖运升在义乌图书馆后院的一个僻静处，召开各团团长及高参等6人参加的秘密会议。

廖运升说：“陈赓司令员派人民解放军42师敌工科长杨振海同志，携带廖运周给廖运泽和我的密函来我师，动员我们起义，以策应大军南下。只有起义，弟兄们才有生路。”

然后他宣布：“5月4日是历史上弃旧近新的日子，我们起义了！”

廖运升讲完后，就得到了330团团长张普庆的响应，接着，其余的人也当场表示，愿与师长同生死、共患难，拥护起义。

5月3日天明后，国民党飞机不断在义乌上空盘旋。

当时的形势是复杂的：85军司令部及直属队在金华；该军35师在东阳，另一个师在诸暨；318师彭怀霖部正尾随110师之后。

兵团司令官李延年虽已南窜，但他下属的96军却也在距义乌不远。

为此，廖运升决定当天晚上，把部队拉进义乌西北的黄宅一带山区，将副师长刘希文和参谋长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对不起，事先没有告知你们，部队已决定起义了。”

两个人没有明显的变化。

夜幕降临，在游击队向导的带领下，部队向山区进发。

廖运升义正辞严地宣布：“我们决定起义了，投向人民解放军，走向光明大道。”

廖运升的话得到了广大官兵的支持。有人当场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

毕竟兵多人杂。就在廖运升宣布起义时，在会场的一角，330团有个连长突然站起来，掏出手枪，要向廖射击。

会后，廖运升向全国发了起义通电。

起义誓师大会刚结束，土匪出身的副团长路家云，提着手枪，一路叫骂着，要找廖运升算账。见廖不在，便一把揪住赵继武的衣领大骂：“你敢把部队带走，我就枪毙你。”

参谋长盛燮勤也乘机而起，掏出手枪，装上子弹，怒目而视。幸好在团长陆亚夫等几个军官的阻拦下，他们也同时掏出手枪，指着两个闹事者的脑袋，他们才都收起枪。

5月11日，解放军师长李德生率三兵团第35师开进义乌城，这支起义师也重返义乌。几天后，110师的3个团8000余人，分别拨给12军的3个团，正式跨进了解放军的行列。

在110师起义的同时，解放军各战场继续以破竹之势，杀向国民党军腹地。

5月4日至7日，第二野战军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县等地，控制了江浙赣线，切断了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

在此期间，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进武汉地区，完成了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渡江作战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5月6日，中央军委下达了《为即行部署占领吴淞、嘉兴以断沪敌逃路的命令》：

粟裕、张震转谭震林、王建安、姬鹏飞并告陈毅、饶漱石、刘伯承、邓小平：

（一）陈、饶5日电悉。

（二）请粟裕、张震即行部署于5月10日以后、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据上海吴克文义次报告，汤恩伯正在运走物资），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裕、张震以具体部署电告。

（三）为着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三城，恐不能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如果可以不占，暂时不要去占。

（四）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暂时不要去占。

（五）此外，谭震林、王建安、姬鹏飞集团在杭州地区休息数日后，应派一个军至两个军迅速向东，占领杭州、宁波一线及该线以南之奉化、嵊县、新昌、诸暨、义乌等县，然后展开工作。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

（六）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

（七）请粟裕、张震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

（八)……

第十一章、走进大上海 二、蒋介石秘密来到上海：指示毛人凤捕杀进步人士

1949年清明节。

浙江溪口蒋介石家乡。

细雨霏霏，烟雾朦胧，没风，一切都显得宁静如水。此时身着黑色长袍的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和儿媳蒋方良及小孙子来到祖坟扫墓。

光头蒋介石跪在父母坟前，很伤感地说：“不孝子孙要离开你们了，请父母大人安息吧……”

他的这种举动似乎相当悲壮，可是立在他身后的儿子和儿媳却没有表情。他回过头，说：“你们今天要多磕几个头。”

语音一落，蒋经国带着两个儿子跪在了地下。他的那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夫人却站在那里没动。蒋介石望着她很气愤地说了一句：“俄国佬，真没有礼节。”

回到家后，蒋介石的情绪越变越坏，不时对侍从人员发脾气。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打进了杭州，上海的局势变得更加动乱。

第二天清晨，蒋介石起床，没有洗脸，就将儿子叫到室内说：“你把那只太康号船准备好，明天我们就走。”

蒋经国忙问：“去哪里？”

蒋介石面无表情：“明天再说。”

蒋经国不敢再问，他知道自从解放军渡江南下之后，父亲变得古怪了，坐卧不宁，大骂各战区将领指挥不力，还骂李宗仁葬送了国民政府的命运。

蒋经国只好电令太康号做好准备。

太康号奉命抵达象山港，舰长黎玉玺驱车赶到蒋经国的别墅请示任务。

他问蒋经国：“主任，知不知道领袖明天准备去什么地方？”

蒋经国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水道的情形看来，目的地不外是两个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厦门。”

第二天，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登上“太康”号后，仍不说话。

舰长黎玉玺问：“委座，我们的目的地是……”

“上海。”

听到蒋介石的回答站在身后的随行人员大吃一惊。同时也使他们十分敬佩。在上海战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去那里，表现了蒋介石作为领袖的胆略和勇气。

蒋介石虽已下野，已经辞去了总统之职，但他依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总裁。就从军队来说，他的威望远远超过李宗仁。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说，他也从来没觉得自己不是总统。他觉得，南中国此时风雨飘摇的那半壁江山，仍然是他蒋介石的。

他这么重视上海是有原因的。其一是他对汤恩伯不是很放心；其二这里是他起家发迹的地方；其三是上海还有大量黄金白银没有运走，准备开往台湾的军队也尚未运完；其四是这里与别的地方不同，有美国人军事支持。

他希望上海能坚守六个月。那时候，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

蒋介石初到上海住在复兴岛一座陈设独特的西式平房内。在这里，蒋介石连续多次召集军队团以上干部讲话，主要是给他们打气鼓劲。

他在巡视上海时对大家说：“余誓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当有人问起有关共产党的问题时，他解释说：

“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一国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国际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准备时间，这个时间当然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上海打6个月，就算完成了任务。”

有人开始鼓掌，他脸色一变，突然说：“戴戎光这个混蛋一炮未放就投降敌人，让敌人轻易渡过长江，使得许多部队没有打就溃败了，打破了我原来的计划。现在我们在战略上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这只是暂时的，你们应当闻胜不骄、闻败不馁。你们应当相信我，从广东北伐以来，在战略上我没有错过，我们都做对了。”

上海作战，从作战装备到战役进行，主要还是蒋介石亲自主持。在蒋介石“引退”期间，有关上海战备的重要问题，汤恩伯经常飞往溪口，当面请示。

以至于把当时正在上海作战的参谋总长顾祝同也搁在一边。

顾在4月份南京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强调要判断解放军渡江的主要方向在哪里，然后再作部署。

当时，多数人主张，应重点防守南京至芜湖和南京至江阴之间，而汤恩伯却置重点于上海。

顾祝同要汤恩伯考虑这些意见，汤恩伯则理直气壮地说：“守上海是总裁的命令”。接着当众出示了蒋介石给他签发的命令。并说总长也要服从这个。

顾祝同当时面红耳赤，但还是按命令办了，决定据守上海。

南京失守，与蒋介石作战指导思想有关。他是一个善于在国民党军内制造互相牵制局面的人。

这一次，蒋介石坐镇复兴岛之后，又故伎重演。

有天深夜，蒋介石把37军军长罗泽单独找到他的住处，面谕：“你要把全军切实掌握，保持高度机动性，要能在4小时内把全军调用。”

老蒋的潜台词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赶快撤走。罗军长自然是心领神会。

但是，这个情况汤恩伯就不了解。蒋介石的想法是不能让他知道。如果让他这个警备总司令知道了，他还不是那边枪一响，这边就走人。所以当时部队流传着一句话：汤总司令不过是给老头子当个大传令兵。

特务头子毛人凤仗着老头子的威风，也不把汤恩伯放在眼里，经常在他这个“太岁”头上动动土。

蒋介石到上海，保卫工作主要由毛人凤来做。他使出了所有特务高招，跟踪、搜身、抄家、监视、监听，什么都干。甚至电话也窃听到汤恩伯的家里。

其时，汤恩伯虽然向他的部下叫嚷要“坚守六个月”，但他自己也在做着逃跑的准备，她的老婆黄竞白正在张罗着卖掉他们所住的豪华住宅。

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汤恩伯的策反工作，希望他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弃暗投明，国民党少将高参陆久之（他是蒋介石与陈洁如所生女儿的丈夫）受共产党的影响，多次拜访汤府，要做汤恩伯反戈的说客。因为陆和汤私交很深。汤呢，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态度暧昧，他也看到老头子大势已去，但却又不敢轻举妄动，对共产党放心不下。所以在回答陆久之的问话时，总是说得极为含混。

这情况当然全被毛人凤掌握了。

有一次，毛人凤当着汤恩伯的面说：“不是我夸海口，全上海军政要员，任何人的脑袋都在我毛某人掌握之中。总座，你想要谁的脑袋？”

汤恩伯听了他的这句话，冷笑一声，说：“敝人只想要自己的脑袋。”

“那也未尝不可。”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信不信，明天早上八点，你的脑袋就在我的控制之下。”汤恩伯决定姑且看看他毛人凤有多大能耐。随后吩咐自己的副官从此不离左右。

次日，刚好蒋介石要从复兴岛上搬到市区去住。他嫌复兴岛离市区太远，办公不够方便。蒋经国立即对父亲说：

“时局已这样严重和紧张，市区内危险分子太多，怎么还可以搬进去住呢？”

蒋介石严厉地说：“危险？难道我还不知道？”

蒋介石从复兴岛迁至市区。这件事都是毛人凤一手去办的。汤恩伯得知这一消息后很不满意地抄起电话，询问：

“毛处长，老头子转移的事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毛人凤把电话听筒夹在脖子下，手里翻着桌上的文件，答非所问地说：“总座十分守时嘛！”

“我的头还长在我的脖子上，可时间已经是8点……”

“差两分。现在请总座回头看看就明白了。”

汤恩伯回过头来，发现他的副官手中握着一支左轮，正对着自己脑袋，不足5公分。

汤恩伯惊得目瞪口呆。

毛人凤在电话那头说：“总座，中午在梅白克大酒店恭候大驾！”说着便挂上电话。

汤恩伯的副官也迅速将枪收入枪套，换上一副微笑的面孔，说：“总座，毛处长跟您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在梅白克大酒店里，毛人凤举杯向汤恩伯敬酒，并且作了一番开导。毛人凤提醒汤恩伯，共产党搞策反，想动他的点子。并且用一番大道理，开导他只有死心塌地跟着老头子，才能落个忠孝两全的圆满结局。

蒋介石上海之行，主要就是为督战打气，鼓舞军心，也是将他手中的网，把部下罩得更紧些，控制得更严实一些。还有一个不算小的插曲。在国民党军队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差点造成了第二个“西安事变”。

蒋介石和李宗仁的争斗仍在继续升级。

李宗仁于4月23日下午飞离南京之后，并没有飞赴新的临时首都广州。因为广州是蒋介石发家的地方，有保蒋的强硬派，李宗仁决定不去广州。

李宗仁于23日下午飞抵桂林，住在杉湖南岸自建的文明路130号宅邸。又派程思远飞汉口接白崇禧返桂，共商大计。4月28日，程思远飞赴汉口，只见白崇禧正忙于与此时正在上海的蒋介石通电话。

此时白崇禧的想法是，让蒋介石命令从长江南岸撤退的中央军向浙赣铁路线布防，而不要向福建沿海地区转移。

这时蒋介石的溃败大军如李延年兵团，正忙着向福建撤退。

上海的败兵也不是直接撤向台湾，而是先在福建作了象征性的布防。“小诸葛”白崇禧认为这种布防无疑是一堵假墙，不堪一击。

4月29日，程思远偕白崇禧乘专机飞往桂林。临行时，汉口第4路空军司令罗机告诉白崇禧，说桂林正在下雨，能见度低，能否降落，尚不可知。到桂林上空时，果见乌云迷漫，而柳州也是一样，只得改飞广州，到时已是万家灯火，即在天河机场降落。

当天晚上，白崇禧去拜访何应钦。何应钦对白崇禧大发牢骚，说李宗仁作为国家元首，目前不到广州，却偏偏躲到桂林去，简直不成体统。两人一致同意派司法院长居正、阎锡山、李文范赴桂林劝驾。

5月2日，白崇禧与中央劝驾大员一起飞至桂林。李宗仁对他说：“已准备好一份书面材料，意思是蒋介石既然不愿复职，则应将台湾所存国家财富和美援军火运到广州，交由政府支配，并请他出国考察，本政府才得以行使应有的权力。”

白崇禧说：“这本来也是我的意思，还应该将此文件交由来桂的中央大员去广州转交给蒋介石。”

5月3日，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看了李宗仁提出的书面材料后，对它的内容完全同意。居正还要求把它改写成《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的谈话记录》。

当天下午4时，居正等一行三人飞返广州。4日上午，何应钦派专机把这份《谈话记录》送给蒋先生。

5月5日，蒋介石写封信给何应钦，派专机送到广州。这封信是蒋氏对李宗仁所提要求的总答复。蒋介石说：“对库存金银，谓在职时，已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到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与闻。”

“对储美械，调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核。”

对于李宗仁要他出国，更是大动肝火。他在信中写道：“若谓中正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加重商榷之必要。中正许身革命40余年，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兄（按：即吴忠信）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逼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之境遇’今日所怀，亦复如此。”

蒋介石对李宗仁用专机送来《谈话记录》难以接受。但是受到内外夹击的蒋介石，心里自然很不好受。后来，他在给何应钦的信中又写道：

“今日国难亦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掣政府，故中正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5月6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推举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等“迎李专使”，将蒋介石致何应钦的信带到桂林给李宗仁。白崇禧看到蒋函中所说的“遁世远行”一语，感到值得推用。

便对李宗仁说：“蒋介石并非不想出山，他所以愿意下野，是想争取时间，卷土重来。德公早日去广州负责，就可防止蒋委员长东山再起。”

李宗仁频频点头。

5月8日上午10时，李宗仁偕阎锡山等迎李专使一行，分乘“追云”、“自强”两架专机飞往广州，行使代总统之职。

自蒋介石4月24日到达上海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便开始制定了活捉蒋介石，和平解放上海、和平解放南中国的计划。

该计划通过情报员送到城外，送交丹阳的总前委前沿指挥部，获得了批准。

在执行这个计划中，国民党中将高参，中共的老朋友张权将军参与了具体的实施工作。因为他的身份，便于开展工作。早在徐蚌会战、芜湖江防，张将军都亲临阵地，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解放军逼近上海之后，他一直在积极地做国民党军官的策反工作，而且富有成效。

这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人。抗战时期，他率领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战车防御炮部队，在缅甸作战，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打内战，张权在南京，在老头子面前直陈己见，结果惹恼了蒋介石，解散了张权的部队，夺了兵权，挂名高参。此时，他对蒋介石心灰意冷，萌发了靠拢中共的打算。

当时，活捉蒋介石父子也不是容易的事。

张权受领任务后首先物色的对象是驻浦东的青年军230师的师长方懋楷。他是张权的学生。

青年军又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方懋楷师长与蒋经国的私交很好，也不易引起怀疑。

张权做通了方师长的工作，方懋楷决定效仿张学良，来个第二个“西安事变”。

时机终于来了。

有一天，蒋经国约请方懋楷到他的励志社别墅叙旧，时间定在晚上。

张权将军指着地图对方师长说：“这是蒋介石的卧室，这是蒋经国的卧房。蒋经国会客都在这一间。对面，是一间盥洗室。在澡缸下面的小门里，有两支盒子枪，一把给你，一把给你的贴身警卫。你上楼之前，楼下门卫室里坐着一个上校，他会出来说：师座，主任亲自召见，前途无量啊！这人就是接应你的人。

“你还必须在准备好之后，首先用枪击碎窗玻璃，接应人就冲到蒋介石房间里，说：‘有刺客，总裁快走。’

“楼下宪兵就会冲上来，一名上尉连长把你们和蒋氏父子，拥上中吉普，直开复兴岛。然后你把驻西体育会路的一个团调到复兴岛，这个时候，我也会在西体育会路装甲团，我就出来和你会师。”

最后，张权又补充说：“我们的行动不是孤立的，海军也会协同行动。”

方师长很自信地说：“张公，就这么定了。不成功，则成仁！”

后来，在5月1日中午，上海驻军的军官家属第一批撤离上海，乘船去台湾。由于蒋经国的特别关照，方懋楷的家人也都跟着这批船走了。

在黄浦军港码头，方师长挥泪与自己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四女一男）依依惜别。

事已至此，就给方师长捉蒋行动造成了重大心理障碍。他认为自己成仁倒没什么，但妻子和五个孩子的生命难保。

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什么要下令上海的团以上干部家眷全部撤出上海去台湾？原因很简单，扣下人质，那些军官自然都要誓死效命，无法三心二意了。

在晚上如期而至的会见中，方师长虽然从浴缸底下取出了手枪，但犹豫了很久，还是十分痛苦地把枪放了回去。

这次筹划周密的捉蒋行动，就这样流产了。

第二次的捉蒋行动定在海军军舰勇进号上。

这时上海的地下党经过总前委的批准，已正式成立了上海起义军，由张权担任起义军总司令。准备大军攻打上海的时候，相机策应起义，同时决定由起义军负责第二次捉蒋行动。

根据可靠情报，勇进号将于5月5日由复兴岛码头送蒋介石去定海。

起义军司令部决定这一天在蒋介石上船后，炸舰堵塞航道，然后首先由海军率先宣布起义，扣押蒋介石。

这时候，海军参谋长周应聪已被地下党争取过来了。

海军参谋长周应聪又做通了勇进号军舰舰长陈广一的工作，由陈广一负责炸舰，并交给他一枚定时炸弹。

但后来问题又出在陈广一的儿子陈大国身上。

陈大国也在勇进号上服役，是一名海军上尉。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两天前，他的女朋友，一名漂亮而进步的女大学生，离开上海，去了解放区，与他不告而别。

陈大国暗下决心，准备劫持勇进号北上连云港，投奔解放军。

他还不知道这艘军舰所担负的特殊使命。他官阶太小，无权知道。

5月4日深夜。

勇进号停泊于复兴岛码头。

两名持枪的水兵冲进舰长室，将陈广一双手反剪，嘴里塞上了毛巾。

陈大国宣布：“勇进号起义了。”

勇进号驶离了码头，并用信号骗过了吴淞港。

这下子急坏了岸上的人。正在筹划炸舰捉蒋的周应聪，一看情况发生突变，一时又找不到地下党，只得先躲起来。

汤恩伯派出两架飞机，海军司令桂永清派出两艘驱逐舰，一齐追截勇进号。一时空中海上，枪炮齐鸣。

待陈广一向儿子陈大国说出了事情的原委以后，已经晚了。

最后，陈大国战死，陈广一抱着儿子的尸体，跳入大海。

蒋介石又逃过一劫。

汤恩伯、毛人凤在恼怒中进行了疯狂的大搜查。

由于叛徒的告密，张权将军等一些起义军领导被逮捕，他们在上海解放前夕被暗杀。

1949年5月13日，浦东。

青年军230师师长把部队交给他的副参谋长，让他率部投降。

方师长说：“我们只能选择投降。青年军是蒋主任经营多年的精锐部队，起义，对不起党国，对不起蒋主任；拼死，对不起全师一万名兄弟。所以，给共产党让路，给弟兄们谋生。”

接着他安排了副参谋长去和解放军联系，并令工兵部队给雷区插上标志，让解放军安全通过。然后，他自己从容地走进雷区，触雷身亡。

1949年5月12日，蒋介石安全离开上海。

他站立在甲板上，绵绵细雨打湿了他的长袍，海风抽打着他清瘦的面颊。

蒋经国轻声对父亲说：“父亲，上海陷入如此重围，非您一人所能挽回。如您所说：‘尽心力而为吧’。”

蒋介石神情呆滞，雨水迷住了双眼，但他仍费力地看着远方。

他对儿子说：

“还有毛人凤哩，他会对付共产党的。”

原来蒋介石离开上海时向特务头子毛人凤交待了五项任务：

1.协助汤恩伯、陈良筹抢运物资；2.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木船；3.集中沪杭一带的交警部队，以6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归汤恩伯指挥，以2个总队担任护运物资的工作；4.监视上海的资本家，勿让他们将物资偷运往香港等地；5.发给应变费金元券1亿元。

当时毛人凤将他的几个心腹叫到家里开会时，有人对能否执行这个计划有疑义，毛人凤却解释说：

“南京现在已被共军占领了，上海也很危险了。估计共军很快就会打过来。长江天险都被共军突破了，我们这点兵力还能守住上海吗？是不行的啊。所以总裁才指示我们要争取将金银运到台湾去。”

根据蒋介石的有关指示，毛人凤命令毛森等人到处制造恐怖活动，追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毛人凤曾对他们说：“总裁指示，凡是有嫌疑的即予以逮捕，要对张澜、罗隆基等人予以监视。”

张澜等人在共产党的掩护下秘密离开了上海，杀人不眨眼的警察局长毛森遗憾地说：

“我本来是要将张澜、罗隆基干掉的，可惜只晚了一刻钟啊！”

毛人凤说：“按照总裁当初的意思是准备干掉他们的，后来总裁又同意不杀他们了，杀了民主人士，会引来是非。”

第十一章、走进大上海 三、汤恩伯的疯狂备战活动

1949年5月的上海，已出现了混乱不堪的局面。

人们可以看到汤恩伯的警备司令部，更是一片繁忙景象。在蒋介石“保卫大上海”的口号下，汤恩伯展开了疯狂的备战活动。

蒋介石认为，只要在上海打6个月到1年，等国际形势的变化，然后化内战为国际战争，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捞本钱。

蒋介石在复兴岛连续三次召开团长以上军官讲话，给浙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将军鼓励很大。

汤恩伯对自己的下属信心十足地说：“总裁指示我们要决心坚守上海6个月。上海是国际都市，非常重要，只要我们能把上海保住半年，美国就会来援助我们，那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就可整个解决共产国际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就可以一起解决了。”

在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也不止蒋介石一人，就连蒋介石的老对头、代总统李宗仁也在1949年4月的作战训练班讲话时说：“美国决不会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失败。”

解放军逼近上海之时，蒋介石还有动用日军的可耻念头。

1949年1月，国民政府宣判冈村宁茨无罪释放。就连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大刽子手自己也感到意外。他原先想，只要不被砍头，能判无期，就算万幸。

4月间，国民政府又将430余名日本战犯遣送回国。

其用意据蒋介石在复兴岛讲话时的解释是：

“这一次把一批日本战犯送交东京盟军总部管理，是因为上海要作战了。你们有些人不明大体，有些议论。这件事你们应有远大眼光。要知道，对反共抗俄来说，日本将来还是我们的盟军。”

蒋介石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他是决心要学吴三桂，引日本来华帮助打内战。

这是有事实为证的。

他讲话不久，国防部下令派京沪杭警备总部参谋长曹士澄，作为驻日军代表团团员前去东京。

曹士澄在临行前对国防部第5视察组组长贺铖芳说：“我这次去日本，是为了搞点日本兵来。”

我军渡江之前，即由所谓“海上闻人”、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出面，与上海的绅商各界搞了一个上海“国际化”运动。这个运动的主旨，是要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地方秩序则由外国军队来维持。

因此，党中央在解放上海的问题上慎而又慎是有道理的。的确存在着美帝国主义介入的危险。

毛泽东也告诫蒋介石：“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疼的。”

汤恩伯对蒋介石相当忠诚，他曾对部下讲：“总裁让我们好好打一下，只要坚持半年美国人就会来了。”

汤恩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自1949年1月间决定在淞沪地区构筑坚固的现代化防御工事。

工事设计系以阎锡山在太原所筑阵地为蓝本，应该说，这个工事设计还是颇具匠心的。

至5月上旬上海作战前，工事已基本构建完毕。他在上海周围构筑了大量的钢筋混凝土碉堡，各暗碉之间相连，组成强大的火力网。

整个上海的守备阵地由主阵地带，外围阵地及市区核心阵地三部分构成。

主阵地：浦西方面，北起狮子林，向南经罗店、虹桥、龙华镇至黄浦江边；浦东方面，北起高桥向南经高行、庆宁寺、杨思镇至黄浦江边。

主阵地带前沿一般距市区3公里至6公里，在纵深内密布子母碉堡群，每碉堡群至少半个班或一个班。各主要碉堡群之间有交通壕连接；另以一些建筑物为抵抗点。有许多是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

外围阵地：浦西方面为浏河、嘉定、七宝镇、华泾镇之线；浦东方面为川沙、北蔡镇之线。

市区核心阵地：是利用高大坚固建筑，结合街道碉堡工事，分别构成抵抗据点。

当时选定的有：苏州河南面的国际饭店、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梅白克路天主教堂、巴克公寓、兰心大戏院、贝当公寓、市府大楼、十六铺德国仓库、百乐门舞厅、皇后大戏院、大沪饭店、哈同公寓；苏州河北面的百老汇、北站大街、国防医院、原警备司令部大厦；邮政工人公寓、大陆银行、四行仓库、提篮桥监狱等共32处。

国际饭店和百老汇分别作为苏州河南北两个指挥中心。

汤恩伯对于这样的工事阵地编成是满意的，他大肆吹嘘：

“他在上海建成的工事是攻不破、摧不毁的钢铁阵地，他要使上海成为‘斯大林格勒第二’。”

他甚至还十分精确地表示：“上海比斯大林格勒要坚固33.3％”。

正当汤恩伯在上海高叫“上海比斯大林格勒坚固33.3％”的时候，第三野战军副司令粟裕将军正在古城苏州和参谋长张震研究如何攻打上海的作战计划。

情报人员把这些话汇报给粟裕，粟裕微微一笑，淡淡地说了句：“不知这位汤将军是否记得他化装成伙夫出逃的事呢？”

张震参谋长接着说：“那一次，汤将军陈兵50万，对日本人12万，结果不到半个月，被打得落花流水。”

粟裕说：“真是‘汤’将军了。这个‘中原王’变成稀汤，顺着他的那些‘国防工事’溜之大吉了。”

粟裕提到的这事发生在1944年，那时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占了上风的时候。

汤恩伯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但是却在与司令长官蒋鼎文的争权斗争中占了上风，坐镇鲁苏豫皖地区，自称“中原王”。

那年月，兵灾严重，天灾迭见，弄得中原大地十室九空。而且路旁常有饿殍尸体，被野狗争食，无人收殓。可是为阻挡日军战车前进，他别出心裁，挖沟挡车。北起郑州附近，南至周家口，东至开封，挖掘了两道复线深沟，蜿蜒千里。

这些工事，均是驱赶深沟所在地百里内的群众，自带干粮工具，夜以继日地开掘的。沿途祠堂、庙宇甚至民房，均被拆之一尽。

他还奉行残杀立威的办法。他在写字台玻璃板下，亲笔写着前人的两句话：“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作为座右铭。

1944年4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茨，实行大规模的“一号”作战计划，发动了豫、湘、桂大战。中原大战是这次作战的第一阶段。

日军以郑州、洛阳为重点，其兵力约有五至六个师团，附一装甲旅团，总兵力不到12万人；而汤恩伯和蒋鼎文此时却拥有部队计50万人，四倍于日军。

汤部却一触即溃。当时，豫西的一些地方武装与汤结下冤仇，也趁机袭击汤部，致使官兵闻枪丧胆。有一次，汤恩伯的卫队被地方武装包围，很快缴械，指挥部电台丢失，汤本人化装成伙夫，脸上抹锅灰，穿着满身油腻的衣服才逃了出来。

日军攻占临汝县的时候，仅派了六七辆坦克，用照明灯搜索和一部兵力截击，汤部此时有两个军的兵力在握，并且都配有反坦克炮，但却一炮没放，望灯而逃。他的千里“国防工事”，竟毫无用处。整个中原战役，汤部以全军溃败而告终。

这次汤恩伯为保卫大上海却下了很大功夫。

淞沪地区的军队，在江防战役发生前，有52军、75军、37军，共3个军。同时还有交警总队，保警2个大队，宪兵一个团，装甲兵2～3个团，炮兵3个团以上，工兵4个团，海军一个舰队，空军4个大队。

南京被攻克后，江防部队撤至上海的有54军、21军、51军、123军，共4个军，99师、204师等2个师。

3月间，汤恩伯又新成立了第12军，4月份，成立了暂一军。

这样，汤恩伯在上海共有9个军。汤恩伯对外号称30万大军，实际上大约在20万人左右。

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一流的。54军完全是美械装备，是上海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52军、75军、37军、21军、99师，也都是半美械装备，具有相当的战斗力。

其中，37军有半数以上是“青年军”，这些人早被教育为忠诚党国，思想顽固的军人，他们誓死效命，因此比较难打。

交警、宪兵、保警部队，装备多为短射程自动武器，战斗力较强，虽然不适于野战，但对于巷战却很有威胁。

除此以外，还有特种兵的配合。首先是炮兵的配合。连同撤回的炮团，汤部有5个炮团，总计大小口径各种火炮约500余门，其中榴野炮以上的重炮130余门。

阵地前面平均每一公里正面配备5门炮。这就构成了第一道火力网。

其次是空军。空军由原来的2个大队增加到4个大队，飞机由86架，增加到140余架。

这些飞机每天分成三批，昼夜不停地轮番轰炸，协同地面部队作战。还配有大量的照明弹，防止我军夜袭。还有装甲车和战车各100余辆，作为预备队使用。

汤恩伯把“杀”作为惩戒官兵、树立军威的主要手段，为挽救局面他制定了一系列杀人政策，当时最为厉害的就是他下达了他的《十大战令》：

（一）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者，杀；（二）意志不坚、通敌卖国者，杀；（三）未经许可、擅离职守者，杀；（四）放弃阵地、不能收复者，杀；（五）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杀；（六）不重保密、泄露军机者，杀；（七）坐观成败、不相救援者，杀；（八）贻误通讯、致失联络者，杀；（九）不爱惜武器弹药及克扣军饷者，杀；（十）破坏军纪及懈怠疏忽者，杀。

这是汤恩伯的高招。另外，在大战在即之时，他又别出心裁在各部队设立了“军妓营”，用以激发官兵斗志。总之他想尽一切绝招想死守上海，为其主子蒋介石效忠。

士兵在流血，聂凤智军长却奉命不许炮火轰击大楼。有人拍着桌子问：“聂军长，我们是在打仗，不是演戏，为何不准开炮，是战士的生命重要？还是资产阶级的洋房重要？”

第十一章、走进大上海 四、攻打上海要讲策划

1949年5月7日。

古城苏州第三野战军前敌指挥部。这时张震和粟裕正在制定攻占上海的作战计划。张震望着粟裕说：“近日各部都打电话询问总攻时间，看样子准备工作均已做好了。”

粟裕笑着说：“不要急嘛！军委和总前委考虑，接管上海的工作还没有做好，不能惊动敌人，不然会把他们吓跑。”

他们两人在地图前反复研究攻占上海的几种作战方案。最后定了三种办法：

一是对上海守军实施长围久困的战法。但是上海有500多万人口，粮食和燃料全靠外地运入，长围久困势必使市民生活陷于绝境，敌军有可能利用海上通道逃走，而且还会拖延全国解放时间。

二是攻其防御薄弱之点，从苏州河南实施突击。但是，这一方案势必吸引守军主力于市区，使市区成为主战场，这样，城市设施将会受到致命的摧毁，这一战法自然不可取。

三是从上海的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封锁其海上退路，暂不攻击市区，诱歼其主力于市郊。这一方案既可不使其从海上运走更多的物资，又可保全市区的完整。但是，考虑到汤恩伯为确保其海上退路，势必集中兵力在吴淞口两侧拼命顽抗，我军将要付出很大代价。

张震拿着铅笔在地图上指点了一会儿，回头问粟裕：“你倾向于哪种方案？”

粟裕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说：“第三种。”

“这种方案我军是要付出代价的啊！”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保存一个完整的上海，只能这样了。”

“我也赞同。”

粟裕抽着烟讲：“这将是一场硬仗、恶仗，部队要付出较大的代价。”

张震说：“但是，这更符合中央军委5月6日电示的精神，断绝敌人海上退路。”

粟裕点头：“是的。请立即向军委和总前委报告我们的第三方案。”

5月8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这一方案，指示请即照此执行。军委认为：“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很必要的。”

5月10日，粟裕、张震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具体部署是：

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指挥第26军、28军、29军、33军，配属特种兵纵队炮兵第5、6团和一个工兵营。首先以主力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阻截敌之船舰运输。其余部队分割歼灭昆山、安亭、太仓、嘉定地区之敌，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第9兵团会攻上海。

第29军、第28军主力应于5月12日晚，策应28军主力作战，掩护其侧背安全。尔后待命沿京沪路、苏州河左岸，向上海进攻。第33军集结常熟地区，准备接替担任太仓、嘉定、宝山、吴淞警备任务，以便29军、28军集中兵力攻击上海。

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指挥第20军、27军、30军、31军、配合特种兵纵队炮兵第4团，首先以一部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沿线阵地，断敌由上海向东南逃窜的退路。主力视机控制青浦、松江以西地区，尔后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第10兵团会攻上海。

第27军应于5月14日晚，集结嘉善，控制大东浜铁桥，监视松江、青浦之敌。如该敌撤时，应即进至青浦以东、泗泾镇以西地区，待命沿苏州河以南攻占上海。

第20军应于5月14日，攻歼平湖、金山卫之敌，并以一部控制该地待交31军接替，尔后集结于松江以南，黄浦江右岸。如松江之敌逃走，则控制松江，待命沿路向老法租界及南市区攻击。

第31军应于5月15日，接替20军之平湖、金山卫地区防务，封闭上海守敌南逃退路。其主力应适时尾30军之后，加入浦东作战。

第30军应沿嘉兴、金山卫以北，黄浦江右岸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歼灭该地区之敌，截断上海守敌东南方向之海上逃路。其先头部队，力求于5月16日晚占领川沙。

这种布置是得力的。10兵团从西路，9兵团从东路，像个钳子似的，紧紧地把吴淞钳住，截住汤恩伯的退路。然后再打开几个口子，由缺口渗透。应该说，解放上海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如何接管好这个城市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

5月10日，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叶飞率第10兵团的第28、29两个军为西路军，从常熟出发限14日拂晓前挺进吴淞口，进入战斗状态。

第10兵团叶飞司令员是个急性子人，看了野战军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后很有意见，接着就抄起电话，接通了野司。

电话是由司令部的一个作战参谋接的。叶飞不客气地说：“10兵团只有28、29两个军打西路，却要求两天到达，你知道从常熟到吴淞口有多远吗？”

参谋回答道：“120多公里。”

叶飞说：“120多公里，其中需要经过太仓，渡过济河，经过嘉定、月浦、杨行、刘行等多处永久性要塞设防地，才是吴淞口，就是不打仗，强行军一天也只能走六七十公里。只给我两天，难道仗不打啦？”

参谋说：“不会有多大阻力的。我上海的地下党正在做汤恩伯部队策反工作哩。”

叶飞说：“那好，既然没有什么仗打，那就不必我亲自指挥了，指定28军朱绍清军长统一指挥就行啦。”

叶飞正准备放电话，突然听见电话那头响起粟裕的声音：“怎么，叶司令，有什么想不通的吗？这样吧，你下午到这里来一趟，我们好好谈谈。”

常熟距苏州不远，叶飞坐上吉普，很快就来到了三野指挥部。

粟裕的脸上总是挂着那副浅浅的和善的微笑，这使他的下属们对他总是有一种亲切感。

粟裕笑着问：“你有什么意见就说吧。”

叶飞坐下说：“我们两个军两天内完成布防任务，还不算走路，我有点担心。”

粟裕说：“情况有变化了，对你们有利。”

叶飞望着他说：“怎么了？”

粟裕说：“上海地下党的策反工作有成效了，有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表示，只要解放军打过来，他们就在城里策动起义，所以说你一路上不会有什么仗可打。”

此时，粟裕还不知道张权将军的身份已经暴露，已被抓起来了，他对和平解放上海依然是很乐观的。

叶飞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不会这么轻松啊！”

粟裕说：“你是担心29军吧？”

叶飞轻轻摇摇头。粟裕说：“正是因为29军以前打大仗的机会不是很多，这个机会才不能错过，好好锻炼锻炼嘛。”

叶飞没有再发表不同意见。

粟裕又说：“这一仗虽然没什么大问题，比较有把握。但上海是个国际性都市，成败影响很大，还是你亲自指挥吧。”

叶飞不好再说什么，于是，他就敬了个军礼走了。

5月12日，进攻大上海的战幕拉开了。

第一天的战事正如预料的那样很顺利。

第10、9两兵团第一梯队各军统一发起外围战斗。

第10兵团的第29军主力当日占浏河，歼守军52军一个多营。

第28军的83、84师挥师直趋吴淞。于12日、13日占领太仓、嘉定，共歼守军第123军2000余人。

第26军12日占昆山、14日进占南翔，追歼守军123军182师一部，俘1000人。然后进至安亭地区待命。

第9兵团第20军于12日至14日，先后占平湖、金山卫、奉贤，歼守军暂8师一部。

第30军在20军的掩护下，向浦东高桥追进，于14日占领南汇、进逼川沙。

第27军于12日至14日占嘉兴、松江、青浦等县城，待命攻击市区。

但是，实施钳形攻势的东、西两路各两个军在清扫了外围，进入敌人第二道外围防守线之后，即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

13日清晨，第29军87师并85师的一个团，对月浦镇形成三面包围，黄昏发起攻击。

敌军第52军第2师5团在舰炮、要塞炮火支援下，封锁攻击解放军部队的前进道路。守军隐蔽在树林、草堆、坟包中的地堡，组成密集交叉的火力网，顽强抵抗。攻击部队经多次冲击，占领了月浦镇前沿。经过近40小时的激战，方于15日拂晓攻占月浦街区。

敌军撤至镇外小高地，反复冲锋，海空军协同轰炸，月浦镇成一片废墟。87师以较大的伤亡牢牢坚守已得阵地。

与此同时，第28军在刘行镇国际电台阵地受挫。

该地守军仅为第52军25师的一个营，但由于阵地密布钢骨水泥的子母地堡群，每座碉堡周围还有电网、竹签、地雷和水沟等，碉堡四面有枪眼，胸、背墙厚达1米多，另外再加上进攻部队的战场侦察、准备不足，激战一夜，才拿下4个地堡群。

叶飞也来到阵地前沿，十分着急。这时他想起日本人两次打上海的时候，也都是在月浦、刘行一带受阻碰壁，曾经三次换将，后来都是从侧翼登陆包抄才得手的。

于是调两个营从刘行两侧包抄，还是没有成功。

第29军、28军在前三天的激战中，部队伤亡过大。

16日晚叶飞给粟裕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粟副司令，我没能完成任务，没能按指定时间到达吴淞口。”

粟裕说：“这不怪你，怪我们，情报不准。打得很好，战士们打得很好，很勇敢。”

停了一下，粟裕又问：“部队伤亡很大吗？”

叶飞说：“牺牲太大了。29军的攻击部队，已牺牲了一个团长，一个政治处主任。连长死了营长上，营长死了，他团长不上怎么办？28军的攻击部队占领4个地堡群，就死伤80多人，昨天晚上，从国际电台侧门穿插的248团，占了一个地堡群，天亮后，被敌人的炮火覆盖，伤亡300多人。”

叶飞又说：“粟副司令，再也不能这么蛮干了。代价太大啦。”

粟裕说：“是啊，不能这么蛮干了，得想想办法。我们已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总前委，陈毅司令代表总前委电示我们，攻沪作战，不要性急。要大量使用炸药，配合炮兵及坑道作业，克服敌人的钢筋水泥碉堡……”

叶飞突然说：“对啊，我们可以用炸药进行坑道作业。我们可以采用近迫作业攻坚战术，逐段、逐点攻击！”

粟裕很高兴，说：“叶司令，你的想法很好。我马上从26军、33军各调一个师给你，协同攻坚。”

粟裕很理解叶飞的心情，他又问：“要不要再增加兵力给你们呀？”

叶飞说：“不用了，我们又不是打人海战术嘛！请你放心。”

粟裕放下电话后心情也很沉重，坐在那里抽起烟来。

张震对他说：“这次攻坚战与以往不同了，看样子我们得改变战法了。”

粟裕抬起头，说：“是的，进攻上海与打太原、打济南不同，将希望寄托在国民党部队起义上是不太可能的。”

张震说：“济南出了吴化文，上海的汤恩伯很顽固，不可能成为吴化文第二了。”

“我们立即改变作战方针，不能再出现失误了。”

“兵力部署也要调整。”

“可以，但大动不行，小动可以。”

他们两人待在一起反复研究了半天，最后向各部队下达了五点新的作战方针：

1.肃清敌外围之后，对主阵地攻击应绵密侦察，选择敌突出部或接合部与较弱之敌攻击，楔入敌之纵深，尔后由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来撕破敌之防御体系。太原战役此种方法收效很大。

2.集中兵力（而应是小群动作，群群攻击），尤应集中火力（实行压制射击与破坏射击）与发射筒相结合轰击一点，以炸药来软化敌钢骨水泥工事，轮番不停的攻击，这样使敌不易重新组织防御，更可避免敌已测量好之火力封锁。

3.交通壕作业，迫近敌人。可采用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时钳形作业交替攻击，力求歼敌于阵地内。

4.发挥孤胆攻击与守备精神，发挥爆破威力，以炸药开辟冲锋道路与歼灭敌之反击部队和进行打战车、装甲车之教育，纠正集团攻击与集团守备方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5.指定对空射击部队。

这个指示下达后，各部队立即结合实际改变了战术，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各战场节节推进，敌军已有难以抵挡的感觉。

22日，29军将月浦外围之敌全部肃清。

东路军的初始战斗相对于西路方面要较为顺利一些。第9兵团担负东路进攻的30军直逼浦东，攻势迅猛，使汤恩伯原先想炸毁奉贤县海堤水淹大军的计划都没能实现。16日晚，第30军在白龙港将汤部51军、暂8师全部、37军一部围歼，俘51军军长王秉璋以下8000余人。

第31军与第30军并肩战斗。于16日围攻周浦镇，激战10小时，全歼守军，俘海防支队司令耿子仁以下2500余人。

19日，第31军、30军会攻高桥。至23日，攻下高桥及外围阵地。

东、西两路军通过10天的战斗，完全突破了汤恩伯在淞沪外围的防御体系，部分突破其主阵地，生俘2万余人。迫使汤恩伯将主力集中于吴淞口两侧地区，使市区兵力空虚，为攻城部队发起全面总攻击创造了条件。

攻战上海的第一阶段至此结束。

上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总攻上海市区，拟从5月24日开始。

22日，侦知守军拟从海上撤走。其第54军已从真如地区撤走。苏州河以南市区，仅有交警部队守备。

粟裕当即命令各部同时实施攻击，迅速全歼上海市区守军。并决定提前于23日夜发起总攻。

参加总攻市区有4个军：

第27军24日占领虹桥镇，进至苏州河以南的市区边缘。

第20军24日拂晓，占领浦东市区。

第23军24日进至漕河泾、龙华地区。

第26军24日在占领沈家桥等地后，向绿杨桥、塘桥攻击前进。

5月24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进一步查明，汤恩伯等敌军首脑已乘舰出海，在吴淞口外指挥撤退。

粟裕当即命令各部立即发起追击，楔入守军纵深，截歼溃军。

汤恩伯惟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将他的第75军从高桥回调，以增强吴淞的防御，掩护大部队登舰撤逃。

这时汤恩伯已经感到前景不妙了。

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那个比“斯大林格勒还坚固33.3％”的上海钢铁工事，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当5月24日蒋介石电令汤恩伯撤离上海的时候，他跑得比谁都快。最后，躲在海上的军舰里指挥部队作战。

25日，29军及33军的99师，向吴淞、宝山猛插猛打，26日占宝山城，同时攻抵吴淞，与兄弟部队会合。

26日拂晓，25军占领吴淞要塞。

28日11时，28军亦攻抵吴淞，于26日克杨行后，继续向东追击，直扑吴淞，于上午11时与兄弟部队会师。

与此同时，东路第30军、31军合攻高桥。于15日夜，占领镇中心的桥头堡。尔后向北、向东继续攻击前进。

26日上午，30军占领三岔港，吴淞口东岸封锁江面；中午12时，第31军全歼江心洲之敌。浦东地区完全被占领。

至此，解放军钳击吴淞的攻势已经完成，汤恩伯部没来得及跑的难兄难弟们，呆在上海城里，出路只有两条：挨打，或者投降。

围歼市区守军的各路大军进展均比较顺利，没有遇到更大的抵抗，因为这时守敌群龙无首，处于极度混乱之中。

如果说打仗真有运气的话，那么在众多同样资历的将军中，聂凤智是运气最好的一位。

打孟良崮，是他率领9纵从山下打到山上，最先把红旗插到山顶；打济南，是他的9纵第一个突进城内，把助攻变成主攻；打淮海，是他指挥的9纵攻克碾庄，为淮海大战立了头功；渡江战役，是他率27军，首先突破长江天险，享有“渡江第一船”之美称。

现在解放大上海，又是这个聂凤智的部队，最先攻进了市区。

5月24日晚，聂凤智在指挥部里，听到市区内枪战激烈，于是他拿起电话，接通了79师指挥所，找到了师长肖镜海。

“你们进去了！”

肖镜海师长高兴得嗓音都变了：“我们正顺着南京路、林森路向市中心追击。马路上的电灯还给我们照着亮呢！”

各师先后来电话，报告进入市区情况。27军指挥所的作战地图上，多支粗壮的红色箭头，飞快插向市区中心。

25日上午8时，仅仅经过十多个小时，苏州河以南地区全部获得解放。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一条窄窄的苏州河，却把部队的攻势挡住了。

这时，聂凤智带着军部的几个军政人员，来到前敌的一个团指挥所，仔细观察了一个多小时。

苏州河宽约30米，横穿上海市区。守军凭着北岸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物，居高临下，交织成稠密的火力网，封锁住整个河面和南岸的一条宽阔马路。

攻击部队一波一波往上冲，又一批一批倒下来。在他们中，有创造“济南第一团”荣誉的干部、战士，有最先突破长江天堑的“长江第一船”战斗骨干。

火炮部队已做好了准备，此时聂凤智跑到前沿指挥所，却下命令停止炮击。

这时有个左臂负了伤的爆破组长，鲜红的血浸透了白绷带。他一见到聂凤智，就说：“军长，下命令吧！三包炸药，管保把对面那座楼炸飞！”

“不行！”聂军长决然说。

“为什么？”

“你们都知道，为了把一个繁华的大上海完好地交还给上海人民，总前委和野战军首长早就下过禁令：市区内的战斗，只准用轻武器，一律禁止使用火炮和炸药。”

一个连长提着枪说：“我们是在打仗，哪有不准使用炮火的道理？”

聂凤智无法回答，他望着这一张张充满怒火的眼睛也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仍有人在询问他：“部队已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了，不能再作不必要的牺牲了。”

“军长，只要批准打两发炮弹就行了。”

他仍不吭声，坐在指挥所抽起烟来。

一位连长抱着一个长着一副娃娃脸的小战士流血不止的躯体，愤怒地责问军长：“是资产阶级官老爷的楼房重要，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生命重要？”

这个问题太尖锐了。

此时，只要允许开一炮，接着必然会有千炮、万炮，苏州河北岸有上百万群众，一炮打过去，将伤亡多少人？

他望着战士们说：“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战士和洋房我都爱，一开炮那边就成废墟了，我们接管它还有何用，再坚持几小时吧！”

聂凤智将军决定改变战术：在苏州河面佯攻，将一部分主力，在天黑后从侧面涉过河去，抄敌人的后路。

据有关资料记载，27军攻下苏州河，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是立了大功的。当时他和另一名战士跳下水，从河边的下水道钻进去，爬进了大楼内敌军指挥部。他双手提枪，走进去时，敌人望着这位已成泥人的解放军，吓得哆嗦起来，没来得及反抗就被解决了。

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也起了很大作用。

京沪杭警备司令刘昌义的及时起义，是解放上海的一件大事。

刘昌义的戎马生涯几经沉浮，其人生道路非常曲折。

刘昌义从17岁开始投身军队，曾进西北军洛阳军官学校受训，以后追随冯玉祥，参加反蒋战争，并随冯玉祥的失败而沉沦。

抗日战争开始后，刘昌义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以后改编为第一战区豫北游击队。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曾委派他的第二厅厅长王翼之和日寇头目冈村派人去点验，刘昌义率部反戈，歼日伪军600余人，并把敌伪头目押去重庆处理，曾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部队改编为暂编第15军，刘昌义晋升为中将军长。

1944年春，在中原战场上，汤恩伯的50万大军不战而溃，而刘昌义的暂编第15军却在中牟——许昌的防线上作了拼死抵抗。鏖战半个月，付出了两个师的代价。

由于对日作战有功，刘昌义受到老蒋的接见，并授予一枚“三级云麾勋章”。

但是，刘昌义作为一名抗日英雄，在老蒋那里，随着抗战的胜利，他的使命便结束了，因为他不是黄埔生，不是嫡系。

1945年1月，蒋介石给刘昌义来个明升暗降，撤掉他的军长职务，挂了两个副司令的空衔。旧部属随后被整编遣散。

刘昌义一时心灰意冷。这时，中国民革在香港成立，领导人是李济深、蔡廷锴，背后有共产党的支持。经人介绍，刘昌义于1948年底加入民革。

1949年4月大军渡江以后，刘昌义随部队由常州迁至上海崇明岛。因为刘昌义没有实际兵权，就以养病为由，不愿呆在崇明岛，而住上海的新亚饭店。

正当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忙于保卫大上海的时候，这位中将副司令却是比较清闲的一个。

因此，他总是找机会去看看汤恩伯，到淞沪防卫司令石觉等人家中玩玩牌儿，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时候，却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蒋介石在复兴岛连续三次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就没有叫他。

有一次，在石觉家中，刘昌义碰到蒋纬国，这位蒋二公子说：“副座，我从当连长时起，就同你认识了，你是西北军名将，抗日功臣。现在，我父亲有困难，你要为作战多出力啊。”

这让刘昌义很感动，说明党国还用得着自己。但是自己没有兵权啊。

5月16日，国民党第51军在浦东白龙港被解放军歼灭，军长王秉璋被俘。消息传来，刘昌义心里为之一动。他赶到上海浦石路汤恩伯家里，对汤说：“51军没有军长了，部队很乱，应当有一个人去招呼。”

汤恩伯当即同意他兼任51军军长。

5月22日，刘昌义走马上任，收编了总共还不足两个团的51军残部，布防在苏州河北岸造币厂桥以西一线。

当天晚上，汤恩伯把苏州河南的75军、54军、浦东的37军全部撤至苏州河北。同时，由51军、21军、123军组成北兵团，由刘昌义兼任北兵团司令，并兼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

正是这样一再加官封爵，反倒使刘昌义清醒过来。

看样子，汤将军要跑了。自己不过是升为汤恩伯逃跑的“替死司令”罢了。

正当聂凤智军在河南岸受阻，焦急万分的时候，刘昌义也已拿定了主意，决定不再给汤恩伯当替死鬼了，起义反抗。

由地下党在中间牵线，刘昌义和27军81师取得联系。

刘昌义在和81师政委罗维道的谈判中，最热切的要求就是，保留部队建制、番号。他能谋到这样一个官、拥有这么多兵已是很不容易了，所以，他要求保留。他说：“我的兵虽不多，但还有几个团。”

罗维道笑了笑，说：“刘将军，恕我直言，你们如果还要继续抵抗的话，我军在一小时内就可以把你们消灭掉。”

败兵之将无以谈勇，刘昌义此时只得连连点头，说：“那是！那是！”

在签订起义协议书上，刘昌义自己又写上“起义以后保留部队建制、番号”一句，但被罗维道毫不客气地划掉了。尔后，双方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刘昌义被带到27军军部指挥所，受到聂凤智的热情接待。聂军长把此事向粟裕作了汇报，粟裕当即口授了命令，限刘部于26日中午在江湾附近待命；所撤地区由解放军接防；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之。

5月26日，27军打过苏州河，边打边用广播喊话，刘部21军、123军大部在阵地前放下武器。

但是，国民党第37军及交警总队还在造币厂桥以东至外向桥一带继续阻击，负隅顽抗。

解放军27军会同23军、20军一部，从正面及侧翼予以猛击，至26日中午解决战斗。同时，解放军26军攻占大场、江湾；第25军、29军攻占吴淞、宝山；第28军、33军攻占杨行等地。

5月27日凌晨以后，上海市以及吴淞口方向的枪声渐停。这时一直停泊在吴淞口处，以极大的兴趣看热闹的英、美军舰，此时也拖着长长的黑烟，消失在茫茫的大海。

蒋介石严令坚守“六个月”，英美将会援助的预言、希望，像一个气球，被解放军用手一捅，就破灭了。

上海解放了。

5月27日，天亮了，数十万人民走上街头，欢庆解放。

第十一章、走进大上海 五、陈老总走进大上海

5月27日早晨，上海解放，聂凤智将军却在他的军指挥部睡着了。

前委和三野指挥部的首长分别从丹阳和苏州赶到上海市。

陈毅走进门望着正在熟睡的聂凤智，他回头对身边的人说：“他太累了啊！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不要惊动他。”

聂凤智军长靠在椅背上，打着轻微的鼾，他突然惊醒了，发现陈老总正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自己的睡相呢。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立正报告：“27军军长聂凤智报告……”

陈毅笑着摆摆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算喽，算喽。”

陈毅听取了27军首长的汇报。当说到杨树浦发电厂还未及攻克时，陈司令员的眉头渐渐锁紧了。他问：“他们属于哪一部分？”

聂凤智报了守军的部队番号。

陈毅略一思索，脱口而出：“他们的副师长叫……许照。对！你们赶快查找蒋子英的下落。他一直住在上海，过去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过教授，许照是他很得意的学生。”

在陈老总指示下，聂凤智派人去做工作，最后的难题迎刃而解。27军通过蒋子英的关系，顺利地说服了发电厂守敌放弃固守的阵地，全部缴械投诚。

喜讯不断传来，天渐渐黑了。27军留陈老总吃饭，他痛快地答应了：“噢，你们拿什么饭菜招待我？我可真是饿了。”

聂凤智笑着打了包票。

“好菜”端上桌，是一盘辣椒炒鳝丝。陈老总吃得满头满脸冒热汗，连连大声说：“好吃，好吃！”

不一会儿，盘底朝天了。陈毅指指空盘子，说：“就要这个，再来一盘！”

这下子可急坏了聂凤智。他知道，这几条黄鳝，还是他们炊事班的同志从郊外田埂边顺手捉来的。

正在他左右为难之时，炊事员却又飞快地端上了一盘。没想到炊事员还留了一条。陈老总高兴得直嚷嚷：“好啊！菜不够，辣椒凑。就这个好！”

正在吃饭的陈老总突然抬头问聂凤智：“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聂凤智笑着说：“我想坐车在城里转一圈，然后睡上两天。”

陈毅说：“这个想法很好嘛，但办不到。”

“为什么？”

“城市刚打下，你还要负责保护。”

“是，一定照办。”

陈毅吃得心满意足回去了。第二天，陈老总一个电话，又把聂凤智叫了过来。

聂凤智一进门就问：“陈老总，有什么任务？”

陈毅说：“去向宋庆龄赔礼，她告状来了。”

陈毅让他去给宋庆龄赔礼道歉。

把聂凤智吓一跳：怎么得罪了宋庆龄？

原来，进入市区之后，27军还负责寻找并保护住在上海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知名爱国人士。但由于指战员刚从战场下来，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思想教育又没跟上，因此也出现了一些误会。

“国母”宋庆龄，就是他们重点保护的名人之一。

当时，她住在淮海中路西端的一处西式小洋楼里。在住宅的四周，岗哨密布，昼夜巡逻，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这引起了宋庆龄的不快。

加上在布置任务时，上级指示要严格审查进入住宅的人员，防止坏人混进去。层层下达，三传两传，变成了不通情理的一句话：“只准出，不准进。”

一天，宋庆龄外出有事，乘车回家时，被战士们挡在门口。

宋庆龄的随员下车作了解释。战士们说：“我们不认识她，先不能进去，我们要请示上级。”

宋庆龄很生气，叫司机掉转车头，直接开到三野司令部，当面找陈毅司令员告了一状。

宋庆龄一走，陈毅就把聂凤智叫了过去。交待说：“你要去登门赔礼，以后要教育战士注意方法。”

解放军攻克上海却仍遵守纪律睡大街两旁，这种情景，许多上了年纪的上海老人想起来至今仍然感动不已：

枪声平息的街道上是宁静的。路面上因为长时间的绵绵春雨显得泥泞而潮湿。

浑身脏污不堪，甚至沾着血迹的战士们就这样席地而卧，睡在屋檐下、人行道上。身上盖着麻袋片，身下垫着的也是麻袋片。

饿了，就啃随身带的干粮；渴了，喝一口随身带的凉水。

有的贫民出于真诚的敬意，给他们递一碗热饭抑或一碗热水，都被他们谢绝了。

当时有的富人出于试探，递上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也被他们拒绝了。

这正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不同之处。

他们是人民的军队。尽管他们很累，很渴，脚上在急行军中打满了血泡，在汗水和雨水的浸泡中浑身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甚至还挂着彩，却依然睡在大街上。

尽管上海很好玩，很好看，他们很想玩，很想看。他们大都来自山沟，没见过大城市。

但是，不能。

他们解放了上海，并把它完整地交给了上海人民。

这一天是5月27日。

到6月2日，崇明全岛解放，上海战役经过了16个昼夜的激战，共歼敌约15.3万人（包括刘昌义的起义军约4.3万人），缴获各种火炮1370门、各种枪8万余支（挺），坦克、装甲车119辆，汽车1161辆，舰艇11艘，以及大量的装备物资。

汤恩伯只带了5万余败兵南逃。

但是，我军付出了血的代价。

可以查到的，在上海战役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连以上干部，就有433人。

现在，上海解放了，但是他们还有新的任务。

他们将继续南下，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

1949年5月28日。

经中央批准，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了。

陈毅任市长。

曾山、韦悫、潘汉年任副市长。

就在这一天，上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庆情景。当陈毅等人来到上海市政府大厦就职时，原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率部下前来欢迎。

赵祖康上前一步，拉着陈毅的手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共产党管理这个城市。”

陈毅说：“管理城市是大家的事，希望你能帮助我们。”

“一定效力。”

“不是效力，大家在一起是朋友了，都是为人民办事。”

“还是你们共产党英明啊！”

“我们心里装着人民嘛！”

“正是，正是。”

来到市长办公室，陈毅请赵祖康坐下介绍情况。

听完汇报，陈毅给他点了一支烟说：“你没有听蒋介石的话，留下是对的。陈大庆和陈良等人跑到台湾去了，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不会有好结果，蒋介石只是利用他们而已。”

赵祖康说：“是这样，所以我决心留下了。”

“留下是英明的，我们共产党人讲五湖四海，凡是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我们会团结，会让他们继续工作。”

“我这个人恐怕跟不上形势，思想陈旧了。”

“这不要紧，要多学习嘛。”

“感谢共产党的厚爱，我手下还有一千多人，他们都是公务人员，希望你能考虑他们的生计。”

“这些人我们仍留用，个别反动的当然要审查了。”

“我拥护。”

“听说汤恩伯将上海的金银都运走了？”

“是的，蒋经国还派人来过一次，银行所存黄金全弄走了。”

“这不要紧，蒋介石以为有钱就能办成大事，我看未必，我们共产党人就是靠白手起家。”

“你们是顺应民心啊！”

“你说得对，蒋介石之所以失败了，主要原因是他失了民心。”

陈毅谈笑风生，赵祖康接着说：“陈老总，我的职员都想见见你哩。”

“可以，要见，能集合起来吗？”

“大家都来了。”

“好，我就在前厅大会议室和他们见面。”

在赵祖康的召集下，一千多名原市政府职员都走进了会议室。陈毅坐在主席台上，望着大家讲：

“刚才听赵祖康先生说，大家想见见我，这也是我的愿望，诸位朋友没有去台湾，我们表示欢迎。这次解放军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与过去改朝换代不同。大家心里清楚，国民党统治22年来，搞得民不聊生嘛！”

台下响起了掌声。

陈毅转身指着斜对面墙上悬挂的孙中山画像，讲道：

“蒋介石对不起孙总理呀！今天上海的解放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国民党统治了几十年的上海，已变成人民的城市了。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掌声又响了起来。

陈毅有点激动，站起来说：“我希望你们不要为生计问题担心，我会考虑你们的工作。目前上海还存在许多困难，希望你们和我们共产党一起共渡难关。诸位要各安职守，加强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为新上海多作贡献。”

上海虽然解放了，但这个城市的情况是复杂的，到处都暗藏着国民党特务及各种黑社会组织，局势仍不是很好。

曾有人对刚接管城市的工作人员进行围攻。有一天，军管会收到一封恐吓信，里面装有2粒子弹。

陈毅接到报告后，对大家说：“特务写恐吓信，寄2粒子弹来，是很可笑的，难道我们会害怕吗？三大战役时，上百万敌人，还有飞机大炮，我们都不怕嘛！”

当时有些旧职员心里仍有顾虑，怕共产党以后不管他们。陈毅又做解释工作，他说：“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人人都有饭吃，不计前嫌，除个别罪大恶极的人外，一律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方针，使大家都有生活出路，绝不会一脚踢开不管的。”

上海出现了新气象。

5月29日，新华社发表社论说：“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这是因为，第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5月30日，中央向第三野战军和全国各地发出贺电：“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已于27日解放。我人民解放军在此作战中俘敌十余万众，纪律良好。上海各界人民积极与我军合作，使蒋匪破坏计划大部失败，全市秩序迅速恢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上海前线人民解放军、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和上海全市人民致热烈的祝贺，向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致热烈的祝贺。上海解放以后，上海的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一致，与进步的产业界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克服困难，恢复生产，恢复城乡联系和内外贸易，并与反动势力的残余作继续斗争而取得胜利。我们相信，有长久革命传统和高度政治觉悟的上海人民，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之下，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此时，上海市内一片欢腾，到处都张贴着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标语。

上海人民来到大街上欢迎人民解放军时高呼：“上海人民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人民领袖毛主席万岁！人民救星中国共产党万岁！”

上海终于回到人民怀抱！

第十二章、走向新世纪 一、毛泽东与爱国人士

毛泽东和党中央驻进香山没有几天，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各个战场捷报频传。毛泽东在指挥作战的同时仍关心着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事。

有一天，他对周恩来说：“我们要尽快实现诺言，记得去年5月在西柏坡我就向全国人民说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我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我们希望四个月或五个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现在看来时机已成熟了。”

周恩来有个习惯，和主席单独谈话时，喜欢站着，今天毛泽东没有坐，而是站在书屋里说话。毛泽东转身指着沙发说：“来，我们坐下谈吧。”

周恩来坐下说：“主席，已经有一大批各党派民主人士陆续到了。”

“是吗？”

“是。自从我们发了邀请后，在海外的基本上都回来了。”

“有这么顺利？”

“比较顺利。”

“我也曾讲过，要争取把在香港、上海和海外的民主人士都安全地接到解放区来，共同商讨建国大计，他们来的路线可以有三条：一是从香港坐船到大连转哈尔滨，由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接待；二是从上海秘密到苏北或山东然后转石家庄；三是北平、天津的经华北局城工部秘密交通站转石家庄。现在情况变化很大了，同志们来了就好哇。”

周恩来将从香港和上海来的李济深、马叙伦、郭沫若、胡愈之、茅盾、叶圣陶、张澜、沈钧儒等人已来的消息讲了一遍。

毛泽东听后格外高兴，他说：“各路诸侯都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

“已到北平的几个人都想来看你呢。”

“还是我抽空去看他们吧，怎么能让人家来找我呢！”

“他们都想见你。”

“好，此事由你安排，不过我还是要挤时间去先会几位。”

过了两天，周恩来将张澜要来看他的事告诉毛泽东，问他何时有空。毛泽东连忙说：“张老先生来访不能推辞，他是一个布衣宰相哩，我们是老朋友了，你安排今天就会面。”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将卫士长李银桥叫到书房说：“快去给我找一件像样的衣服来吧！”

李银桥望着身穿补丁中山装的毛泽东问：“主席要出门？”

“哪里是出门，是会一个朋友。”

“不出门穿好衣服干什么？”

“这你就不懂了，四川的张澜你听说过没有？”

“没有。”

“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

李银桥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打开那个破皮箱，捣腾了半天，没有找出一件没有补丁的好衣服。

毛泽东高声喊：“我说银桥啊！找到了没有，人快到了呀。”

李银桥从毛泽东的卧室里出来，望着他说：“主席，这些衣服都有补丁怎么办？”

“那就不要找了。”

“主席，我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笑了，他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志事也，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李银桥说：“现在做来不及了，要不我去找人借一件？”

“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张澜，字表方，可以说是奔波于中国政坛的一位元老了。他是四川南充人，早年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亲自创办了几所学校，在当时很有影响，后来还当过四川省主席，蒋介石上台后，因政见不合而辞职，专门从事民主工作。毛泽东对几年前去重庆谈判时，他们相会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那是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张澜亲自到机场迎接。

毛泽东望着满头银发的张澜，笑着握手说：“你是张表老，你好哇！”

张澜笑着说：“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

毛泽东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讲：“天这么热，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

“我应该来嘛。”

“你是一个杰出人物呀！”

“润之先生过奖了。”

“不，你早年在四川领导的保川护路运动，闻名全国，至今仍在奋斗，可歌可泣啊！”

“我对你也是很敬佩，前些年我在北平听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先生介绍过你，是天才哩。”

谈判没有开始，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我要去特园拜会张澜先生，你安排一下。”

周恩来说：“主席，虽说是蒋先生请我们来和谈，但我仍担心你的安全，你看是否……”

“没有什么嘛！到了虎穴反而更安全了。”

“这地方很乱呀。”

“不用怕，蒋先生请我来的，连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

周恩来立即驱车来到张澜先生家里将这一消息告诉他。

张澜很激动，他对家里人说：“毛润之来看我是好事，但我仍为他的安全担心，蒋介石阴险得很，你们暂时要保密，千万不能将这一喜讯传出去，我们全家都要为他的安全负责。”

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进了特园。

鲜英同志将他们领进卧室，张澜解释说：“欢迎你们来，我没有出门迎接是怕让外人知道你们来了，现在有的人消息灵通得很。”

“我应登门造访。”毛泽东坐下说。

张澜说：“你休息得怎么样，重庆这地方潮湿。”

“很好，我习惯。”

“习惯就好。”

“朱德同志特意让我代他向你这个老师问好。”

“感谢他，我这个学生很有出息了。”

“这也有你培养的功劳。”

“关键是他自己气度不凡。”

周恩来说：“我们来时还有一个朋友托我问候你。”

“是哪一个呀！”

“你的战友。”

“是那个吴玉章呀！他也很能干的。”

张澜的家人送来了米酒。张澜端起来递给毛泽东：“来喝杯米酒吧。”

“好哇，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喝到这个东西了。”毛泽东接过来说。

当张澜给周恩来让酒时，周恩来站起来说：“我不喝了，留在以后，我现在还有事要办，先告辞了。”

张澜知道周恩来是和谈的主要人物，肩上的任务很重，没有挽留他，将他送到了门口，说：“有空来呀！”

这时卧室里只剩下张澜、毛泽东、鲜英三个人。张澜望着毛泽东说：“我建议你不要走动，安全第一。”

“没有什么危险吧。”

“不能这样认为，这个蒋介石请你来是在摆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

“有这么严重？”

“前几年我告诉他要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你猜他怎么说？”

“我猜不出来。”

“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你如今也喊起‘民主’来了，真是可笑。”

“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了，他要演民主假戏，我们便来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便有价值了呀！”

“他不会怕，此人没有信义可言。”

毛泽东吸着烟说：“我们与国民党合作是真诚的，前一阶段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六项紧急措施，其中包括公平的改编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自由权等等，总之我们已做了很大的让步。”

张澜连声说：“很公道，很公道！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施行。看起来，这场戏倒是真有看头了。”

“是的，我这次来了，看他蒋先生怎么答复？”

“恐怕不会乐观。”

“没有什么，关键是我们来了，这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来这里影响很大，这说明人们对共产党已有了认识。”

毛泽东与张澜先生谈了一个下午，感情融洽，语言投机，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的重庆，细雨绵绵，气候潮湿闷热。

张澜先生居住在这个多树多山的花园里，关心着天下大事，但是他的生活相当清贫，书生出身，虽做过几天政府的官，但确是两袖清风，他觉着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毛泽东，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他将毛泽东送到院子里，说：“感谢你来看我，没有啥东西招待，改日我专门设宴款待。”

“表老太客气了，俗话说，君子之交，清淡如水。我们之间不讲排场了。”

几天后，张澜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几个中共代表。

这次请客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张澜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他便以民盟身份出现，来作陪的沈钧儒、黄炎培、鲜英、张申府、左舜生等都是民盟会员。

张澜将毛泽东领进一间精巧的小屋，说：“润之先生，这就是我们的‘民主之家’。”

毛泽东抬头，门框上方果然挂着一块楷体书写的“民主之家”金匾。

毛泽东一手抚摸着长发，一手叉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了啊！”

大家听后都笑了起来。

入席后，毛泽东答谢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沈钧儒笑着说：“共产党这次来和谈，是大手笔改写中国历史，将永载史册，光照后人啊！”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嘛，叫和为贵，和了对人民有利。”

毛泽东谈笑风生，与沈钧儒谈健身运动，与黄炎培谈职业教育，与张申府谈“五四”运动的往事……这时特园的主人鲜英送来了枣酒。

香气宜人，一股清香顿时在室内弥漫，令人心旷神怡。

大家都夸赞鲜英的手艺，鲜英粲然一笑，对毛泽东说：“请毛先生笑纳，这是我自己酿造的。”

毛泽东端起杯子，放在鼻子底下闻。

周恩来转身望着他做介绍：“主席，这种酒我品尝过，浓度不高，味道香而醇厚，很好喝。”

毛泽东说：“你是真酒仙啊！”

大家又笑了。

毛泽东举杯一饮而尽。放下杯子说：“名不虚传啊！”

张澜又站起来，拿起放在毛泽东眼前的那个酒杯。斟满，对他说：“会须一饮三百杯！”

思路敏捷、博学多才的毛泽东接过杯，引用陶靖节的《饮酒》诗相邀：“且共欢此饮！”

离开这里时，特园主人鲜英拿出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留念。

毛泽东欣然挥笔，写下了“光明在望”四个大字。

张澜看后高兴地说：“是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啊！”

9月15日早晨。

毛泽东又来到特园看望张澜。

走进那间卧室后，毛泽东刚坐下，张澜就急切地问：“润之，和谈进展如何？”

毛泽东说：“还是有收获的。”

“真是这样？”

“是的，我们提出的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召开政治会议，以及有关国民大会，联合政府等都有眉目，蒋先生答应考虑呢。”

“这些也许都好说，重要问题可能不那么好谈！”

“正是，属于关键性的如解放区的人民政权、人民军队问题，国民党则说，我们根本与国家政令之统一是背道而驰的。”

“他们还是想搞一党专政嘛，依我看和谈希望不大了。”

“蒋介石这个人狡猾得很哪！在这边与我们搞和谈，却在那边不停地运兵布防，准备进行内战，哪有和谈诚意。”

张澜给毛泽东又递了一支烟，望着他讲道：“记得在‘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人民能够过问政事，我曾和吴玉章一起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队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你们应当坚持才对，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

毛泽东点头：“我们不会向他们妥协的，没有了解放区，没有军队，我们共产党人还用什么为人民谋利益。”

张澜说：“这个立场是对的。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

毛泽东说：“你的提议很好，我们想法实施。”

“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和推动。”

“可以，表老真是老成谋国哩。”

张澜没有食言，后来将这封信公开送给几个大报发表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

秋色已到重庆，国共和谈还在继续，很难达成一致。毛泽东没有离开这里，而是每天奔走四方，会见各方人士。

就在这时，蒋介石却突然对不愿打内战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大骂一气，用武力解除了他的职务。

南方的气氛也不对了，北方有战火，在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交界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蒋介石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已摆开了与共产党决战的架势。

张澜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他对鲜英说：“现在蒋介石要翻脸了，龙云是我们民盟的秘密会员，蒋介石要拿他开刀了，你尽快去告诉周恩来，让毛润之先生离开这里，不能久留了。”

毛泽东仍没有走，而是等到10月10日签字后才走的。

他和周恩来来到机场，推开大群记者，来到张澜面前，笑着说：“感谢你们的盛情款待啊！”

张澜握着毛泽东的手，说：“事后中国实现了民主，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你们哟！”

“欢迎，欢迎。你来了我要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你哩。”

望着飞机腾空而去，张澜才放心了……四年后的今天，共产党所提倡的民主将要实现了，毛泽东怎么能忘记他与张澜的这段交情呢！

毛泽东换了一件干净衣服，补丁十分显眼，他站在大门口向小径眺望，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激动的。

小车很快开上了山，停在了双清别墅大门口。

张澜刚一下车，毛泽东就迎上去，搀扶着他说：“张表老呀，你辛苦了！”

他们两人往前走，亲切交谈。张澜老人笑着说：“润之先生，我是来喝你们喜酒的，你们成功了啊！”

“这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老夫只是尽了一点义务，不敢说有功。”

“多年不见，你的身体很好。”

“贵在运动嘛！”

毛泽东将老人扶进了书屋。

张澜喝了一口茶，望着毛泽东说：“成立新中国将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我早就说过，蒋介石丧尽党心民心，一定要灭亡。”

老人已不吸烟了，毛泽东自己抽着烟，说：“你老可要保重身体，我们要共同合作，建设真正民主的新中国。”

“我年纪大了，但还能活几年的，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我将多做点工作。”

“你老人家德高望重，欢迎你为我们贡献智慧。”

“我这人喜欢提意见，请你理解才是。”

“我们共产党人欢迎直言直谏。”

“新中国成立，你们在外交政策上有何打算？”

“这个问题我记得你们民主同盟从前也提过建议，现在你有什么想法？”

张澜解释说：“这都是从前的事了，我们曾向国民党中央提过建议，让他们实行美苏并重的政策，现在时代变了，这个提法显然过时了啊。”

毛泽东说：“你们民盟关心大事很好嘛，现在你老人家觉得如何办？”

张澜放下茶杯，捋了一下漂亮胡须，讲：“从现在格局来看，美国不可能放弃支持国民党的立场和政策，你们没有办法改善与他们的关系，你们共产党执政只能与苏联合作，外交政策一边倒是正确的。”

“其实我们也希望朋友越多越好呀！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还支离破碎，医治战争创伤得花很大气力，要发展就得靠世界和朋友帮助，但是只要美国不放弃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我们的关系就无法改善，我们曾向美国方面提出过政治经济分开的政策，但那个代言人司徒雷登不答应。”

“你们攻克上海后，司徒雷登曾对罗隆基说，如果中共能放弃一边倒的政策，他们美国将给中国几十亿美元援助。”

“此事我知道，这个司徒雷登还让陈铭枢将军向我们转达过此意。他们美国人以为只要有钱就可以左右一切，这是办不到的。我们共产党不可能跟在他们身后转的，没有骨气不行，嗟来之食不可食，吃不下去哩！”

“我们民盟在解散之前，是执行走第三条路线的。”

“民盟解散了可惜啊。”

“这是逼迫的，也使人们明白在中国走第三条路线是行不通的。1948年我在香港召开的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反美政策，留在上海的中委是赞同的。”

“这是你们民盟的一次大转变哟！从走第三条路线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派了。”

“正是，我们现在来了一部分人，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

“你老人家讲得好，我看可以讲明确一点，民主党不是在野党，而是在朝党，我们早就设想过了，将来的联合政府，你们民主党将占有一定位置。我们要实行联合执政嘛，大家都有事情做才对。”

“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拥护共产党领导。”

“有今天这个局面，是我们大家一起奋斗的结果，民盟也有功劳。”

“我们的功劳很小啊！”

“不能这样认为，民盟有民盟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我们起不到的。”

“我们民盟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共产党英明伟大，我们都有亲身体会。”

毛泽东边给张澜倒茶边说：“确切地讲，我们共产党人也是人嘛，我们只不过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全国人民拥护才取得了胜利。”

张澜点点头：“这已经了不起了，同样的事情，国民党没有做到，而你们做到了。”

毛泽东向他询问一起来的人的情况时，问：“那个叶笃义为何没有来？”

张澜解释说：“此人目前仍在香港，由于国民党封锁了交通，他才没有来，日后会来的，他在上海同美国人接触，都是代表我去的，我对此事负责。”

很明显，毛泽东对叶笃义在上海同美官方接触频繁是有意见的。他深深地吸了几口烟，讲道：“民盟是一个大党，对外进行一些活动也是自然的。”

“主席能理解就好。”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美国人说我们是苏联的代理人等等，国内也有人担心，认为我们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会使中国丧失独立，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须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奋斗了几十年，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也不可能受外国人操纵，这一点请你们放心。”

张澜有点兴奋，将屁股挪动了一下，望着毛泽东说：“不瞒你说，我也是有这种担忧的，现在听你这么说我放心多了。”

他们两人整整谈了一下午，张澜离开香山时，心情很好，他对毛泽东讲：“我将跟随你们共产党奋斗终身。”

后来毛泽东在这里还会见了一大批各党派人士，交换了成立新中国的意见。

第十二章、走向新世纪 二、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共商共事

毛泽东对宋庆龄很关心。

那时她住在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已将要取得政权的时候，她是表态拥护共产党领导的。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其他各党派人士都来了代表，政协会议可如期召开了，但还有一个人没有来，我们得去请。”

周恩来问：“主席指的何人？”

“此人你认识啊，就是我们的国母宋庆龄先生。”

“我担心她不会来。”

“没有去请，怎么能下结论。”

“那我一定照办。”

“我写一封信，你安排人带给她，将她请到北平来共商国是。”

“派谁去合适呢？”

“由你决定，我建议你的夫人算一个。”

周恩来拿着毛泽东写给宋庆龄的信回到家后，就派邓颖超和廖梦醒前往上海接她进北平。

其实早在年初，党中央还在西柏坡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就电请宋庆龄北上参政，毛泽东在电文中说：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当时因种种原因，她没有动身，国民党特务对她盯得很紧，而且蒋介石曾有杀害她的打算。

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上海解放后陈毅同志还亲临公馆慰问，并派警卫部队保护她，这些举动都是毛泽东的安排。

这次为什么要派廖梦醒去，周恩来是通过认真考虑的，她的身份特殊，是廖仲恺先生、何香凝女士之女，过去曾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让她去当然要方便多了。

邓颖超和廖梦醒来到上海，走进宋庆龄公馆。

宋庆龄身穿灰色旗袍，笑着说：“好久不见，欢迎你们专程来看我。”

邓颖超说：“我们是特意来请你的。”

说毕让廖梦醒将信交给了宋庆龄。

宋庆龄打开阅读，表情庄重认真。

<small>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small><u>ｗｗ</u>

宋庆龄看完信，面部表情变得更加庄重。她似乎在思考什么，邓颖超说：“大家都盼你早点北上哩。”

宋庆龄叹了一口气，说：“北平是我最伤心的地方，1925年，中山先生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受邀北上，因病逝世，我当时就发过誓，不再进北平了……”

她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廖梦醒望着她问：“北平将成为红色中国首都。邓颖超是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特来欢迎你的，你有什么打算？”

宋庆龄慢慢地说：“梦醒，此事容我考虑一下，想好了再通知你们。”

离开公馆时，邓颖超对宋庆龄说：“宋先生，共产党对你的诚意你也知道了，我等你的回音。”

“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答复。”

宋庆龄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情很复杂。

过了两天，她邀请邓颖超在家里吃饭，席间举杯说：“感谢毛泽东和共产党对我的关心，我决定跟你们北上。咱们干杯！”

北上准备工作开始了，宋庆龄显得格外忙碌。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纪念日。

宋庆龄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庆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林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这个讲话在当时影响很大。远在北平的毛泽东获悉，极表赞赏，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宋庆龄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是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在全国全世界都很出名，她早年就追随孙中山革命生涯，后来与背叛了孙中山先生事业的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了。”

当毛泽东得知宋庆龄将到来后，十分高兴，已做了亲自到车站迎接的准备。

这是1949年8月28日。

毛泽东吃完早饭就对李银桥说：“银桥啊，你给我准备一件好衣服，我今天要出去一下。”

李银桥说：“是会客，还是接人？”

“接人，是接宋庆龄先生。”

李银桥拿出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帮他穿上，此时周恩来进来了，他说：“主席，前门站很远，这条路又不好走，你是否不要去了，我去接就行了。”

“不行，我必须去。”

周恩来简单地向他汇报了接待工作，毛泽东问：“是几点的火车？”

“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到站。”

“现在几点钟？”

周恩来从上衣口袋掏出那块老式怀表，望了一眼，说：“还不到两点。”

“咱们得早点动身，不能晚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到前门车站等了一会儿，火车就进站了。

前来迎接的大约有五六十人。

车一停稳，毛泽东大步跨上火车。

宋庆龄笑容满面，精神很好。毛泽东老远就伸出那双大手，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辛苦了。”

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

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宋庆龄说：“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毛泽东陪同宋庆龄走下车，人们看到了这位伟大女性的风采。

她身着黑色格绸旗袍，白皙的脖子上系一条白色围巾，风韵犹存，光彩依然。人群中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她向大家点头致意。

周恩来接着向她介绍了前来欢迎的同志。

之后，宋庆龄在何香凝、邓颖超、周恩来陪同下朝住所走去……

第十二章、走向新世纪 三、一份特殊的“圣贤榜”

1949年秋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和华南战场已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伟大胜利。

这时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毛泽东在香山分别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研究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之后就让周恩来和林伯渠等人抓紧召开新政协预备会。

在这次会上，制定了筹备会要做的五项工作和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名额。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

会议通过的六项工作为：

1.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和各单位代表名额。

2.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

3.起草共同纲领。

4.拟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方案。

5.起草大会宣言。

6.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

通过的各单位代表名额数如下：

（甲）党派代表14个单位，142人。

（乙）区域代表9个单位，102人。

（丙）军队代表6个单位，60人。

（丁）团体代表16个单位，206人。

另设一个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人数及人选由常务委员会商定。

通过一阶段的工作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了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及常委会。

党组干事会由21人组成。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任干事会常委。当时具体分工为：

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燕铭负责党派方面。

陈云、薄一波负责财经方面。

董必武、陈绍禹（王明）负责政法方面。

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负责军事方面。

胡乔木、徐冰、周扬、钱俊瑞、廖承志负责文教方面。

李立三、蔡畅、冯文彬负责工青妇方面。

连贯、杨静仁负责农民和民族方面。

周恩来是政协筹备会的主要负责人物。

有一天，他将参加政协的单位人选名单送到了毛泽东案头。

毛泽东翻看着这么多人的名单笑了。他对周恩来说：“可以看出你们拉这个单子是费了一番苦心的啊！”

周恩来说：“我们要考虑到各种因素，也要照顾方方面面，总之要利于成立联合政府。”

“是的。我们请人家来参政，就是要让人家有事可做，我们共产党不搞一党专制，要让世人看见。”

“这只是个初定稿，请主席审定。”

毛泽东笑着说：“这是一份‘圣贤榜’，也是一部‘天书’哩，各方面的力量都包纳进来了，很好，很好！”

第十二章、走向新世纪 四、建国的有关细节问题

1949年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怀仁堂是清朝慈禧太后的寝宫，又称仪銮殿。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西安，此地便成了联军统帅部。有一天晚上，这里突然起了大火，所有建筑全部被毁。

慈禧回来后，又花了500万两白银重建了此殿。该殿富丽堂皇，不但有中国建筑物的特点，而且还配有西式洋楼，起名叫佛照楼。慈禧死后，更名为怀仁堂。

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办公后，许多大型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经过筹备政协会议同志辛勤工作，这里又出现了新的气象。室内粉刷一新，室外彩旗招展，各种吊灯相映成辉，光彩夺目。

当人们走进来时，就首先看到了悬挂在主席台上方的巨幅会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后幕上悬挂着政治协商会议会徽。

会徽下面悬挂着毛泽东和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旁插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在掌声中走上主席台。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首先解释说：“出席今天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46个单位和地区，共有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人士75人，共计662人。另外还有来自许多友好国家的新闻记者。”

场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这样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

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成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度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的讲话在会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9月27日，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方案。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国徽的确定工作也是相当复杂的。

在9月25日的小组会上，大家将意见提交出来一起商讨时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关于国歌，他说：“你们都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坐在他对面的马叙伦说：“我们第六小组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完全赞同主席意见，但有个别人要求改某些歌词。”

周恩来望着他说：“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动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

毛泽东也接着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来的歌词好。”

大家不再争论，鼓掌同意了。

关于国旗，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特征，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可在国徽上表现出来，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国旗图案。”

大家一致鼓掌。

关于国都大家都同意建都北平，改名北京。

在讨论纪年问题时又发生了争议。有人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元；有人主张从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开始；还有人主张从几千年前黄帝即位时开始。

毛泽东笑着讲：“还是我来说几句吧，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们。过去用中华民国，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还是用了。但是，我们政府还是要有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

黄炎培接着说：“没有个年号规定不行，主席讲得对，我们得定一个。我查阅过了，世界各国采用本国纪元的只是少数国家，绝大多数都采用公元纪元。当然也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降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许多不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很麻烦的。”

周恩来望着毛泽东问：“主席有何意见？”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风趣地说：“就是那个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动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最后，大家还是同意采用公元纪年。

关于国徽，大家都对当时所设计的图案不满意。最后毛泽东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没有合适的嘛！”

当时没有征集到合适的国徽图案，所以没有确定。在后来举行的开国大典中也没有悬挂国徽。

现在我们看到的国徽是1950年在中南海召开的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决定的，后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准。

当时对国徽图案的解释为：

（一）形式和色彩符合“国徽须庄严而富丽”的规定。

（二）新国徽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徽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也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以来人民的政治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合乎条例“中国特征”的规定。

（三）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亦寓地广物博的意义，以绶带紧结麦稻象征工农联盟，此两项与条例甲乙两项规定亦相符合。

同年9月，毛泽东主席正式颁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

9月29日，大会通过了《共同纲领》。

9月30日，政治协商会议继续在中南海进行。

大会选举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180人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了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纪念碑奠基仪式。

会议闭幕的当天下午，人们就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参加者达3000多人。

林伯渠主持仪式，周恩来代表政协会议主席团致辞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林伯渠宣布为死难的人民英雄致哀。

之后，他又宣布请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的碑文。

毛泽东走到话筒前，用浓重的湖南话宣读：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接着毛泽东和大家一起挥锨铲土奠基。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举行了第一次盛大国宴。

在会上毛泽东举杯与各方代表干杯。气氛热烈，场面感人，从此，中国共产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十二章、走向新世纪 五、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开国大典有一个重要的仪式就是阅兵。

担负这项任务的是杨成武第20兵团。早在6月份，周恩来就对这个兵团的首长讲了开国大典的主要内容。当时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拟定开国大典主要的三大项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

（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阅兵作为开国大典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军历史上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虽说当时工作头绪很多，但党中央对此仍十分重视，立即决定朱德总司令任阅兵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任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唐永健、刘仁、肖明、肖松等同志为副总指挥。

进入实际训练后，又成立了阅兵指挥所，由杨成武任指挥所主任。

杨成武和唐延杰立即着手起草了《阅兵典礼方案》。方案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

当时确定的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两个部分。

所谓的检阅式是指受阅部队在静止状态下，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则是指部队在行进状态下，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民代表检阅。

这个方案经毛泽东圈阅后，杨成武等人根据军委首长指示，就开始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有关部队抽调人员。

参加阅兵式的部队共计1.64万人。其序列为：

（一）海军代表部队：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各一个排编成。

（二）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各一个，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团各一个。

（三）空军部队：飞机17架。

1949年9月30日晚上。

所有受阅部队已按规定时间进入天安门广场附近集结。

10月1日下午3时。

30万身着节日盛装的人民群众手持彩练、鲜花会聚在天安门广场。

这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李济深、宋庆龄、张澜等沿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梯往上走去。

毛泽东主席登上这一百个台阶时，感慨万千，心潮澎湃。

这是一个历史巨人。

一个伟人。

也是一个农家子弟。

这个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小村的人，在家乡种过地，放过牛，砍过柴，读过私塾。17岁之前没有离开过家乡半步。

后来他夹着一把雨伞走出这个小山村，进入了社会这个大舞台，开始求索救国真理。

在湖南长沙师范读书时，他就露出了“造反”之气。被他的老师称为奇才，一个姓袁的国文教师曾对别人介绍毛泽东时说：“挽救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

三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果然被老师言中，成了中国人民的领袖。

如果说他与蒋介石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除了他有超人的智慧外，还在于他赢得了中国人民群众的支持。

这就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登上城楼，望着高呼口号的人民群众，心情仍难以平静。

庆祝大会主持人林伯渠宣布开会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站在城楼上。

毛泽东站在话筒前，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个伟大的声音震动了整个世界。

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天安门广场前面的五星红旗在微风中徐徐升起。

此时，54门礼炮齐放28响，犹如春雷在空中回荡。

天地为之动摇。

人们为之欢腾。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

升旗之后，毛泽东又面向话筒，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最后，毛泽东又说：“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

热烈的掌声一停，林伯渠宣布：“阅兵式开始。”

这时身着军装的朱德总司令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来到广场。迎候在桥边的聂荣臻向他致军礼报告：“受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声中，朱总司令在聂荣臻的陪同下乘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部队。

每到一个方队，朱老总挥手向大家问好：“同志们好！”

“朱总司令健康！”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半个小时后，朱德总司令又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

“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接着分列式阅兵开始了。

走在队伍前面的是海军代表部队。

这些英勇战士随着《八路军进行曲》，迈着矫健的步伐，身着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做前导，沿着广场，从东向西前进。

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笑了。他对朱老总说：“我们的海岛也有保卫者了！”

紧接着是多兵种合成的陆军代表部队。

步兵过后，炮兵、战车、坦克隆隆地开过来了。

在雄壮的《军队进行曲》中步兵和各种战车滚滚向前，气势磅礴，雄伟壮观。站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鼓掌欢迎。

毛泽东说：“这是我们的钢铁部队！”

此时，人们头顶响起了隆隆轰鸣声。

空军代表队也来了。飞机分成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

飞机刚刚消失，随着激越的《骑兵进行曲》，三个骑兵团，900多匹战马分成六个纵队走过来了。

只见这些纵队色彩斑斓，引人注目。有红色纵队，有白色纵队，也有黑色纵队。骑兵战士全副武装，腰里挂着大刀，怀里端着钢枪，威风无比。

阅兵式前后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它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姿，也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漫长的战斗历程。

之后，数万名人民群众的游行和歌舞活动开始了。

天色向晚。广场上人山人海，火树银花，载歌载舞。到处是歌的海洋，到处是幸福的笑容。是啊，中国人民用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终于换来了光明，盼来了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日子，他们怎么能不激动呢！

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城楼上，一直不停地挥动着手臂向群众致意。

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游行队伍仍潮水般地向天安门广场涌动。

在人们的劝说下，毛泽东和朱老总等来到城楼上休息。程潜拿起摆在茶几上的香烟让毛泽东吸。

“这是什么牌子的。”毛泽东吸了一口问。

“没有牌子，但却是云烟哩。”程潜说。

“很好啊。”毛泽东说。

这时，周恩来走过来说：“主席，人民群众的激情很高啊！他们都聚在城楼下不走了啊！”

毛泽东站起来高兴地说：“是这样吗？”

“是的。”

“看来我在这坐不住了，得站出去了。”

“主席这么疲劳了……”

“疲劳也得下去见见人民群众嘛。”

毛泽东高大的身形又出现了，人民群众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挥动着大手说：“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这种呼喊，喊出了人民群众和毛泽东主席的共同心声。

群众渐渐离去时，毛泽东才和其他领导人走下了城楼。

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就得到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

他拿着斯大林签发的贺电高兴地说：“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啊！很高兴，很高兴，我们肩上的任务还很艰巨……”

第十三章、名将归来 一、“小诸葛”与李宗仁分道扬镳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汤恩伯退守上海，李宗仁无可奈何只好在炮声中逃到广州，从此南中国白、汤两大军事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完全切断他们的联系。

这时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了。

4月21日解放军渡江之时，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李宗仁曾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人召到总统府开紧急军事会议，只是当时他们各自心怀鬼胎，已无心打下去了。

这是个微风轻拂的夜晚。

坐在室内已隐约可闻城外的大炮声了，李宗仁脸色苍白，望着他们说：“时局变化很快，共产党给我们限定的签字日期已到，他们明确讲，如不签就要打过江来，这不是吓唬我们，他们是做得出来的。当然这个协定对我们很不利，他们坚持要过江，这怎么能同意呢？委员长不会同意，大家说怎么办？”

何应钦摇头说：“不签字，就意味着战争，将战火引到江南来没有什么好处，这对我们不利呀！”

顾祝同抚摸着自己那个光亮的前额，讲道：“我们是不能在这个投降书上签字的，如果他们暂不过江，我们江南的半壁江山就可以保全，东山再起之日总是有的，天无绝人之路，长江沿线还是要加强防守，用武力阻止共军渡江才是。”

白崇禧的心情是很复杂的，自从李宗仁上台后，局势突变，蒋仍在背后左右军政，他早已不满，可是李宗仁又太软弱，根本没有能力扭转这个局面。此时，他已对李宗仁失去了信心，打算将自己的队伍拉回广西老家，在那里与解放军对抗。

他坐在那里不停地低头抽烟，面部毫无什么表情，李宗仁问：“健生贤弟，你发表一下看法嘛！”

白崇禧将多半截香烟夹在手上，说：“还让我讲什么？你们都太无能，这几个月以来，要不是蒋先生在暗中捣鬼，局势能变成这个样子吗？”

李宗仁解释说：“不要管这些了，我们要顾眼前利益嘛！”

“怎么顾啊？”

“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共军来势这么凶猛，如果我们能守住长江，坚持几个月，美国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就会大变，南中国还是我们的嘛。”

“德邻兄说得不错，但我们能不让共军过江吗？不能，硬打也不是不行的，蒋先生早就想让我们垮台了，现在他不停地派人将上海的金银和物资偷运台湾，这仗还能打下去？你手里有多少钱，多少武器？”

这一问弄得李宗仁哑口无言，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已完全超出了一个引退总统的权限，但这一切又有谁能阻止？

人们的情绪都不是很高，顾祝同站起来说：“南京已处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依我看是不好守的啊！”

白崇禧接着说：“南京守不住，就没有必要死守，得提前考虑对策才是。”

何应钦问：“你有何高见？”

“我认为共军渡江是阻拦不住的，我们可以放弃京、沪两地，可以让汤恩伯主力撤退到浙赣一线，与我华中部队形成犄角，以固守湘、赣，如能这样，共军就不可能继续向南入侵。”

“若能如此，当然很好，可保留我们抗战时的局面。”

李宗仁对白崇禧的设想很感兴趣，他说：“能保一方，也是我们的胜利嘛，这个建议我同意。此事何部长和顾参谋长去办吧。”

何应钦没有表态，顾祝同却摇头说：“此事很难办呀！”

李宗仁问：“你是参谋总长，可以调动军队嘛。”

“代总统讲得不错，可是现在谁能调动汤司令的部队呢？没有总裁的命令，他不可能动一兵一卒。”

白崇禧插话：“若这样下去，你这个代总统还有什么权力？”

李宗仁也很痛苦，他坐在那里接着吸了两支烟后，讲：“这样吧，现在总裁在杭州，我们明天一起去见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他，如果他不支持，我就摊牌，一走了之。”

杭州沿线已不太平，解放军的先锋队已开始小批渡江。

菜花黄了，香飘万里，江南已明显的有了热气，到处都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这正是人们向往的旅游时节，可是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却面临着人类最残酷的东西——战争。

蒋介石能顾人民的死活吗？

他离职了，从表面看已向世人宣布他已放下了屠刀，可是这只是一个很虚假的行动而已，他不要和平，这时他又从老家来到杭州，在幕后指挥这场战争。

在解放军大举过江的当天上午，李宗仁和几个同党赶到这里与蒋介石会面，共商对付解放军渡江的大事。

当他们来到指定的会客室时，这时的气氛却很冷淡，没有什么人来接待他们，这时蒋介石的一个年轻侍从秘书出现了。

李宗仁坐了一会儿，很有怨气，对那个秘书说：“总裁叫我们来的，可是看样子他在这里也很忙嘛，我们还得赶回去哩。”

秘书说：“请再等一会儿吧。”

他们几个人坐在沙发上喝茶吸烟，这个秘书与白崇禧似乎很熟悉，当他询问起南京的事时，白崇禧双手朝胸前一摊，说：“共军之所以有今天，这个问题就出在我们总裁身上，他喜欢坐在家里指挥军队打仗，可是胜了几次呢？他太固执了，根本不听别人意见，现在共军大兵压境，我们国民党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长江天险，眼看就完了，有什么办法？”

秘书笑而不答，看上去很谨慎。这时蒋介石走进来了，他向人们挥挥手，没有与李宗仁等人握手，而是坐在了那个大木椅上，给人的感觉依然是从前那种神气样子。

他望着大家，有气无力地说：“感谢你们来看我，现在共军要渡江，你们各位肩上的担子也将很重呀。”

李宗仁说：“我们今天来见你，有事要与你协商哩。”

“是的，没有事，你们也不可能都来找我了。”

“你当初让我上台，是为了和谈。现在和谈不可能了，共军已开始渡江，南京将会失守，这个局面我收拾不了，还是你上台好了。”

“不能，还是由你继续领导下去。”

“我怎么领导，现在军队里还有谁服从我哩？”

“你不能有想法，我会支持的，共军有什么可怕的，长江天险他们能突破？我看未必，只要你们齐心协力作战，问题就好解决嘛。”

“这很难办，我们得实际一点，共军是不好抵抗的。”

“那你们有什么良策？”

“我同健生他们探讨过，现在我们与共军硬拼不行，如将这点家底都赔进去，日后更难办，还是应该放弃南京，将所有队伍都拉到浙江一带，借助那里的地理优势，再与共军决战。”

“不行，岂能将首都送给共产党！”

李宗仁不再说话了。蒋介石喘着粗气瞅着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问：“你们都同意这个方案？”

他们都点头，蒋介石说：“你们都是党国栋梁，怎么能有这种想法，总之我不同意这样做。”

李宗仁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继续领导下去，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现在这种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让我如何领导？”

“不要有怨气嘛，我总归是支持你的。”

这次谈话很不成功，当天晚上他们就离开杭州各奔东西。白崇禧对李宗仁失望了，没有向蒋介石摊牌，他仍在背后指挥军队，这个仗还能打下去，他怒气冲冲地去了武汉。

何应钦也跑回了上海，李宗仁成了孤家寡人返回了南京，这时南京更加混乱，解放军已开始渡江了。许多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在大街上乱窜，社会秩序很不好。

李宗仁伤心落泪，最后坐着飞机跑了。

解放军下一步的目标便是武汉。

这时白崇禧也做了逃跑的准备。南京丢失，李宗仁跑了，他还能有多少本钱与解放军硬拼。

负责围剿白崇禧集团的是第四野战军肖劲光兵团。他们的行动与正面渡江的二野和三野是同步进行的。中央军委曾向林彪发电指示：

“为配合华东中原两个野战军3月半出动，3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12万人左右，于3月20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地区，于3月底夺信阳、武胜关，4月15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邓夺取南京。”

当时林彪的四野还在北京附近，为了更快落实中央军委指示，他们立刻决定由12兵团司令肖劲光率两个军12万余人，急速向河南开去，准备继而进攻武汉。

大军出发后很快就到了河南，白崇禧集团第7军仍在信阳、驻马店地区设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

肖劲光当机立断，命令洪学智率第43军向敌军逼近，这时白崇禧慌了手脚，部队还没有放几枪，就下令让他们退回湖北。

3月底，四野肖劲光兵团的先头部队已入湖北。一路小仗不断，白崇禧的部队仍损失不小。

此时李宗仁飞回桂林，国民政府撤到广州支撑残局，一个政府没有总统还能有什么作为？蒋介石当然仍不死心，还是派人去请李宗仁到广州去当那个没有一点实权的代总统。

他为什么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是怕他和白崇禧联手将桂系军队拉回去在那里甩开他自己打天下，或与共产党合作对付他。

其实他这些担心是多余的，此时李、白二人已根本不可能合作了，白崇禧反共立场十分坚定，对李宗仁的一些做法不会赞同。

不能否认，南京失守后，白崇禧另有打算，他准备将自己的那点军队拉到广西自谋生路，这个“小诸葛”聪明才智还是有的，只可惜他已被解放军切断了退路，面对他的将是一场逃脱不了的硬仗。

第十三章、名将归来 二、蒋介石用一万五千两黄金与白崇禧言归于好

武汉的4月已有了炎热之感。

长江边上的这座城市已能闻到战争的气味了。

自从李白联手倒蒋成功之后，蒋、白二人的矛盾就日趋恶化了，但是白崇禧是一个好战分子，个人英雄主义相当严重，考虑问题没有李宗仁全面，而是时时处处为个人利益打算，原计划扶植李宗仁与共产党和谈，维持江南半壁江山，成为他们桂系生存的一个特殊天地，可是随着和谈破裂和解放军渡江南下，他的梦幻完全破灭。

蒋介石又来拉他了。这两个人有着极其特殊的关系，早在北伐时，他们便一起联过手，白崇禧还当过蒋介石的参谋长，当时也确实打了不少胜仗，声誉就是此时提高的，被蒋介石吹捧得很高，那个神机妙算的“小诸葛”美称当时没有人不知道，乃至后来当上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也得力于这段光辉历史。

后来他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日渐不满，两人的关系才出现了危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他出了不少力。蒋介石虽然有不同意见，但也很难左右他，国民党就这样，谁手里有兵权，谁就腰杆子硬。白崇禧有桂系军队，蒋介石也拿他没有办法了。

眼看着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这时蒋介石又想起了白崇禧。

他的一番诉说又将白崇禧带到了遥远的过去，白崇禧的心终于被他打动了，于是蒋介石派人将一万五千两黄金送到武汉，两人重归于好。

从此，白崇禧摇身一变，从反蒋又变成了拥蒋。

但是，这个人也很狡猾，百万大军过江，他们桂系才五六万人马，怎么会决战的呢？他准备后退，退到沿海一带再说。

就在他准备下令全线撤退之时，他已经走不了了。

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已从他背后迂回过来。

第四野战军肖劲光兵团的先遣部队已直逼长江北岸。

这时在他的内部，许多中下级军官已失去了斗志，到处散布有关和平言论。白崇禧为之一震，他将团以上军官召集起来训话：“共产党能对我们讲和平？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从今天起，不能再谈论和平的事，如果发现有人散布这种消极言论，就抓起来……”

此话只能吓唬那些胆小的人，后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长官张轸还是率部队投奔了光明。

张轸也算是一个老资格的军人了。他是河南罗山人，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好打抱不平，因为祖上曾读过书，所以尽管家境贫寒，但他的父母还是尽了最大努力供他读书，以图日后光宗耀祖。

走出小村考入河南省陆军学校。因有造反举动，被学校开除，受到政府通缉，不能回家，在外流浪达三年之久。

1918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年又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1923年学成回国，到陕西刘镇华部任少校团副。

1924年脱离该部来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任参谋处长。

1926年率部北伐，相继与孙传芳部作战来到南昌。

第二年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程潜重建第六军，他出任第18师师长，当时才33岁。同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他又率部打到长沙，任长沙警备司令。

后来又脱离军队回到家乡。抗战爆发后，他重新回到部队，在程潜部任师长，参加过台儿庄大战。因他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军长。

抗战胜利，他就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五战区司令，与白崇禧联手对付共产党，后来兼任河南省主席。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他只好率部退到湖南生存。

这时解放军已经渡江，张轸对国民党已失去了信心，决心站到人民一边。当时他与共产党地下人员有联系，曾被人告密，但白崇禧不大相信，他公开说：

“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他会造反？如真是这样我会先杀了他。”

白崇禧还是晚了一步，四野先头部队过江后，张轸就与解放军代表保持着秘密联系，只是白崇禧未发现而已。

其实他的起义之心早年就有，北伐时他曾与共产党人接触，受启发不少，后来还和周恩来等人有过交往，只是他下不了决心。三大战役之后，共产党又多次派人去做他的工作，连他的几个子女也劝他率部起义，但他还是跟着白崇禧走了。

他的心情并不好，因为他是程潜的部下，蒋介石与白崇禧只是利用他罢了。

他曾派人与驻守长沙的老长官程潜联络过，程潜已有起义打算，这样就增强他的信心，他对程表态，打算同时起义。

只是共产党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让他暂不要暴露行动。中原野战军负责人曾派人对他说：“张将军起义地点最好在武汉，起义的作用要大一些。”

他也多次对部下说：“我们不能跟着白崇禧跑了，他的部队全是南方人，南撤后不愁生存问题，我们大都是北方人，去了怎么办？”

他的老部下，128军军长辛少亭是坚决反对部队南撤的人，他说：“我们撤到湖北是上策，现在应该在长江防线网开一面，让解放军过江，配合他们解放武汉。”

他的侄儿和外甥都在这个军当师长，也是极力主张起义的人之一。

白崇禧的那个死守武汉的作战计划已难以实施了，这个老奸巨猾的人只好向所有部队下达撤退命令。

肖劲光已追过来，大部队陷入包围之中，行动没有那么容易了。

起义的时机到了，在撤退之前张轸将两个军长和几个师长叫到家里说：“我们要打乱白崇禧的撤退计划，立即起义，其余部队暂可不动，涂建堂的第309师要动起来，与肖劲光的先头部队从两面对鲁道源第58军进行夹击，配合解放军攻占武汉。”

之后张轸又派女婿张尹人与江汉军区的解放军联系起义的事。双方约定张轸部起义代号为“55555”部队，左臂缠上白毛巾，在武汉江边配合大军过江。

5月14日清晨，肖劲光兵团主力开始大举过江。这时白崇禧却在武昌打电话让张轸去开军事会议。

看样子起义行动还没有暴露，武汉城里还有白崇禧的部队，去不去呢？他拿不定主意。辛少亭军长对他说：“白司令此时叫你去开会，危险很大，你不能去。”

张轸考虑了一会儿说：“我们行动的时机还不很成熟，一切行动都得听解放军的，我还是去，看他有什么打算没有。”

“你还是不能去呀！”

“不去反而引起怀疑了，他不敢把我怎么样的。”

张轸提心吊胆来到白崇禧指挥部。

这里局面很乱，许多人都开始收拾东西准备逃跑，办公室的地上到处都是丢弃的文件、破纸。

白崇禧一见到他就板着面孔问：“怎么搞的，听说你的江防上已有共军渡江了，为什么不抵抗？”

张轸故作镇静，用手巾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说：“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清楚，共军能有这么快嘛！”

“据有人说，你准备通匪？”

“我的老婆都被你送到广西去了，我怎么会与共产党合作，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你看看这个再说吧。”

白崇禧将一份电报交给他。这是参谋总长顾祝同发给白崇禧的密报，报文为：“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反叛，请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法办，所部就地解散。”

张轸看完后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白崇禧问：“这做何解释？”

张轸说：“没有什么好说的，前一段，也就是在国共和谈期间，我与共产党是有接触，但这全是执行你的命令呀！难道你不相信我了？”

“让你与共产党私下接触，当时是和谈的需要，但不知道你究竟背着我干了些什么？”

“我连全家人都送走了，难道不为他们着想？请总司令放心，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这份电报分明是有人挑拨我们的关系，认为我们事办大了，不服气嘛，将师以上军官押去法办，为什么还要将部队解散了呢？这是在借机削弱你的势力哩。”

他讲得认真，白崇禧突然笑了。他说：“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如是这样我还能将这份密报交给你看？我们准备恢复河南省，你把师以上军官找来，看谁愿意回去就任，我还可以委任他兼豫皖地区的指挥官。”

“都来不成，得留个看门的人。”

白崇禧原形毕露，已准备将张轸的部下在这里一网打尽，关于张轸起义的事他已有明显的感觉了。他脸色一变，说：“不行，你就在这里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他们明天一早都来开会，你留在这里，不要回去了。”

“可以，但我们兵团的人都知道我今天到这里来了，许多人还等我回去处理事情，我们兵团办事处也有电话，我到那里可通知他们，最多一个小时就回来了，说真话我也很想与你谈谈哩。”

白崇禧没有表态，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们是患难之交了，我相信你，快去快回呀！”

张轸终于逃了出来。

当他逃回金口时，得知第19兵团司令部及直属营被白崇禧第7军包围了。

一场激战之后，他毅然率部起义。

接着肖劲光兵团很快解放了武汉，白崇禧匆忙率残部南逃。

5月22日，南昌解放。

白崇禧逃跑的速度当然很快，5月底四野大部队渡江之时，陈赓又命令第15军向福建、江西等地挺进。

国民党在长江沿岸的防御阵地全线崩溃，白崇禧无路可逃，便将部分残敌带到了战火尚未燃烧起来的湖南，作最后挣扎。

第十三章、名将归来 三、长沙街头的亮丽风景

长沙本来是很平静的。

可以说自从程潜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被李宗仁击败，回到湖南主政以来，出现了日新月异的繁荣景象，这种现状在当时是很独特的。

可是当白崇禧丢掉武汉来到长沙之后，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很快就被打乱了，出现了气氛越来越浓烈的战争。

白崇禧与程潜、陈明仁之间的矛盾日渐恶化。

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的程潜当然不会轻易屈服于这个败兵之将领导。还是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特殊而又开明的国民党元老的历史吧！

程潜，字颂云，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县一个耕读传家的农民家庭。1904年被政府选送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后与黄兴、宋教仁等同学组织了革命同志会，走上了反对清朝政府的道路，后来又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

回国后追随孙中山革命，先后在四川陆军中供职，主要负责军事训练。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已任湖南军事厅厅长，毅然率部讨伐袁世凯。被推举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

孙中山出任国民政府总理，他又被委任为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校长。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战将都是他的学生。

在北伐大战中他又率部驰骋沙场，先后出任军长、方面军指挥等要职。后因与蒋介石不和，离开了军队。日本侵略东北时，他重返军界，就任国民党军队总参谋长。

1938年，他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统率十多万人马到郑州一线指挥抗日。还因为与蒋介石的关系，职务数次变更，很不得志。

但他手下始终有自己的队伍。对于他这种老资格的人，蒋介石也不敢太过分，将他排挤出中央，当一方诸侯了事。

可是程潜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1948年春天，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大会，蒋介石效仿美国，要全国公开竞选总统、副总统。当然，他必然会选为总统，但什么人充任副总统，也是按照他的意愿竞选的。

于是，程潜又和李宗仁、孙科三人参加副总统竞选。因蒋介石在后面捣鬼，他虽在第一轮选举中得票最多，但还是落选了，结果也出乎蒋介石预料，他支持的孙科又被桂系当权派李宗仁击败了。

程潜落选后回到老家当上了父母官。他是一个很开明的老牌军阀，早年就和共产党有过接触，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兵。当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程潜还特意赶去看过他，毛泽东的伟人风范当时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没有想到已成了共产党头号人物的毛泽东对他是那么尊敬，后来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时，他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是支持他竞选的。

他虽说失败而归，并没有中断与共产党的联系，但不能否认，他还没有背叛国民党的意思，只是从心里佩服共产党罢了。他就任湖南省主席没有几天，湖南地下党就开始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站到共产党一边。当时人们认为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北伐时期曾和林伯渠合作，受过共产党较多的影响，抗战时曾率部参战，是拥护国共合作的人。他与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白崇禧都有矛盾，这次回湘蒋介石又委任了忠于他的湘籍黄埔亲信李默庵为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署司令，驻常德，黄杰为绥署主任兼第四编练司令，驻衡阳，刘嘉树为绥署参谋长，这其实是对他的监视，白崇禧拥兵武汉，对他施加了不少压力。在我军挥师南下，国民党政府岌岌可危之时，程潜处境也艰难，只要争取就有可能率部起义。

于是，共产党对程潜的统战工作开始了。

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周里决定让共产党员、湖南师大老师余志宏来担任这项重要使命。当时公开出面做工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方叔章，他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顾问，同程潜私交很深，他本人也同地下党早有联系。另一个就是程星龄。此人身份也很特殊，担任过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秘书长，与共产党有过接触，后来遭到国民党拘禁，还是由程潜出面保释出来的，当他来到湖南后，程潜先委任他为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后又任命他为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兼政务组长。

可以说这两个人对程潜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有一次，方叔章来到省府与程潜会面，他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时局不稳，国民党大势已去，颂公你准备走哪条路，是和共党合作，走和平道路？还是去香港、台湾？”

程潜笑而不答，方叔章又说：“你的家口很大，到香港或美国去生活怎么办？很难维持生活。”

“不去那里的。”

“是去台湾？当然你不能去，你又和李宗仁、白崇禧搞不来，怎么办？大军已过江了，你去打游击吧？”

“打游击？我已年近古稀，不行啊！”

“出路倒有一条。”

“出路何在？总不能投降呀！”

“不投降，跟共产党拼你有多大本钱？”

“投降我是不干的。”

“你不投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日本天皇还无条件投降呢。”

“是啊！我和天皇比，有多大能耐？”

“你应该与共产党合作嘛。”

“是的，看样子要投降，就得找共产党啊……”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节节败退，程潜已开始动摇，他深感国民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就在这时蒋介石声称愿与中共商谈“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

毛泽东主席对蒋介石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很不满意，认为这个求和声明是虚伪的，所提出的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结束战争，争取真和平的八项条件。

毛泽东的声明很快在全国引起反响。三天之后，蒋介石只好宣布“引退”。

1月24日，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从表面看桂系倒蒋是成功了。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主席，愿意以八条为基础和共产党进行和谈。

程潜面对湖南人民的和平呼声，产生过脱离南京反动政府的意念，有投向光明的决心。

但是，他深感处境艰难，无军事实力，惟恐力不从心。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八项声明，弄得他很不安。因为其中有“惩办战争罪犯”一条，而且去年12月25日中共新华社在陕北发表消息，公布了全国各阶层人士根据事实共同拟定的中国内战罪犯名单，列出了43名首要战犯，其中就有他。

中共发表和谈条件之后，有一个记者采访程潜，让他谈点看法，他却回答说：“此为共产党故作之难题，足见其无悔过自新与和谈的诚意。”

记者说：“不管怎么说，和平还是有希望的嘛。”

他说：“和平既无今日全体人民的希望者，惟个人所见，共党所提条件，索价过高，意即原价不过一元者，今叫价数以亿兆共计之，如此交易势难接近。”

“程主席对共产党有何看法？”

“对他们我是了解的，共产党一贯做法，今见诸所提条件，益排其绝不止于所标榜之经济革命，而谋根本否灭我国5000年历史，来一个总清算，倘今日为渴求和平，不异根本否灭我国5000年的重大代价，此则否以人民之公意如何以为定，吾人此际似不宜多作主张，不过个人之意，深认今日社会上并存的不好的事，无疑地力予改革。例如共党条件所提清官僚豪门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应为吾人所赞同，但历史上文化上所应保存的东西，仍应予以保留。总之，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厚的国际背景，其自身殆无独立的性格与意志，故根本无国家无民族的观念，其最后目的无非藉武力的威力以夺取政权，以送其毁灭我国历史的企图，至所提和平条件，不过是继续拥兵倡乱而已。”

为什么他当时对记者说这些话呢？也许他不愿过早暴露自己准备起义的立场。

后来，行政院长孙科来电询问他对和谈八项的意见。程潜立即召集绥署和省府大员进行研究，主和主战两派各持己见。以刘嘉树、杨继荣等为首的主战派认为中共八条要价太高，坚决主张与共产党打到底，他们说：

“是和是战，事关重大，我们决不背叛党，不背叛总理。”

以肖作霖、邓介松、邓飞黄等为首的主和派则认为：“总理生前告诫我们要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我们和共产党讲和，使三湘人民免遭战火涂炭，正是继承了总理的遗志，也是民心所向。况且和共军作战，我们也无实力。”这时刘嘉树突然站起来说：“如果抵抗不住，我就上山去打游击。”

程潜笑了，他对刘嘉树说：“打什么游击嘛！你这么大的尸坯子，四个人抬都抬不动，吸烟要吸‘三五’牌，还讲打游击，真是寻死。”

没有人再说话了。

程潜大手一挥：“你们不必争了，和谈是大势所趋。共党所提条件中，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吾人自甚赞同。但是，如果惩办战争罪犯系指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无从谈起。其他七条，我们也是可以磋商的。”

程潜将他对和谈看法电告了孙科，其电文内容还公开登在了湖南《中央日报》上：“中共所提条件，其所谓战犯如果系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将无从谈起。二、三两项是合二为一者，宪法非修改不可，所谓废除亦不过修改宪法之极至。改编军队之事，如果有必要，吾人不如进一步要求废除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三项，可以全部接受。至于召开政务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此为和谈之必然结果，惟程序与技术问题仍当应先商讨。”

有人对他的举动不理解，因为他向来是一个提倡和平的人。可他却解释说：“我都成了战犯了，还谈什么和平？况且，我们一表示接受中共八条，蒋介石肯定会先拿我们开刀。”

邓介松不同意他的看法，说道：“依我看也不见得，只要颂公愿意接受八条，当然就不能算是战犯了。至于蒋介石，他现在自顾不暇，不但奈何不得共产党，而且奈何不得桂系。对于我们，量他也不敢开刀的了！反正我们豁出去了。”

此时，程星龄找上门对他说：“颂公，各界对你23日所发电文反映不一啊。”

程潜沉思一会儿，说：“你有所知，我就是被中共方面列为首要战犯之一啊！惩办就意味着算老账，我可是负债深重的人啊！”

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内心是相当矛盾的。

余志宏代表地下党对程潜说：“只要颂公坚决站到人民方面，共产党不会算旧账，而且还会优待你。”

程潜还是没有明确表态。他将余志宏送到门口说：“我当然是有疑虑的，我考虑假若和谈破裂之后，湖南独树一帜可以，但军事力量极为单薄，况且我担心执掌兵权的人，到时能否跟我们一致行动。”

“颂公的想法是对的，所虑极是，不能再受人左右了，应设法把陈明仁调到湖南来，他手下有2个军，又是你的学生，在四平街与共军打过硬仗，蒋介石和白崇禧都不会怀疑他的反共决心。”

“子良这个人是可靠的，就怕调不来呀！”

后经刘斐出面说情，白崇禧才同意他调陈明仁到湖南来。

这是1949年2月的事。陈明仁以华中“剿总”副司令兼一兵团司令官的身份，亲率二十九军和七十一军全体官兵开进湖南。

陈明仁对程潜很敬重，到长沙后，便来拜见这位老上司。

程潜很高兴，他的计划实现了。当他见到这个学生已是赫赫有名的兵团司令时，双手紧握，真是悲喜交加，他握着陈明仁的手深情地说：

“子良啊，你很有出息，我们是同乡，你来了我们在一起可以干一番事业了！”

陈明仁笑着说：“您是我的知遇恩人，尽管人事沧桑，时过境迁，我不会忘记师生之情，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陈明仁说这番话是有由来的。那是1924年的春天，担任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的程潜，派教育长李明灏到湖南招生，因报名者很多，没过几天就满员了。

有一天，李明灏向程潜报告：“又来了一个湖南青年报名，一定要上学。”

程潜挥挥手，很不客气地说：“名额满了，不要！”

李明灏忙说：“他叫陈明仁，是你醴陵的老乡。”

程潜说：“醴陵的更不能收，收了有些人会说我家乡观念严重。”

“颂公，他带有陈周的信。”

程潜语气略有缓和。他说：“你把陈明仁带来吧。”

陈明仁英俊威武，善于谈吐，程潜笑着说：“是将才，先收下啊！”

他破格录取了陈明仁。

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学生果然是成了一员战将。

光荫荏冉，岁月如梭，20多年过去了，两人重逢，感慨颇多。

程潜为陈明仁洗尘之后，陈明仁把蒋介石令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他。程潜接过密令，那张苍老的方脸上明显地显出愠怒。

他苦笑说：“子良，你意如何？你兵权在握，要杀要抓听便。”

陈明仁笑了，他说：“颂公哪里话？我陈明仁绝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

“那就好。”

吃过饭，平日本不胜酒力的程潜，露出满意的笑容，但在性格深沉的陈明仁面前，他的谈话还是留有余地的，那天晚上，他们两人谈论的话题主要是政治上，分析了蒋介石下台后的政局，也谈到湖南的情况变化。

程潜说：“湖南是我们的家乡，地处中南腹地，是华东沟通西南的捷径之一，又是由南通向两广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我回湖南时就讲过，‘吾湘面临危机，应以加强自己和安定民生为两大中心工作。我已两次主湘，要为桑梓父老干一番事业。’”

陈明仁点头说：“颂公不愧为湖南家长，德高望重。我是一个军人，曾听到一位文人的名言：‘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尽管各自的人生道路不同，处世哲学不同，甚至政治信仰不同，但热爱满目疮痍的国土，忠诚多灾多难的民族，则是中国人的起码道德。否则，应当受到长江的冲刷，遭到人民的唾骂。’我俩是湖南人，应该为湖南人民造福，才不愧对家乡父老。”

陈明仁来到湖南后，局势也在变，形势每况愈下，国民党政权覆灭已成定局，湖南和平运动的空气日益浓厚，他倾向和平的心理也与日俱增。他觉着只要能够救人民，救湖南而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是心甘情愿的。

于是，他也下了与程潜共同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他登门拜见程潜。他来到程潜卧室，两人密谈。陈明仁不苟言笑，性格内向，心里想的事情，从不轻易外露，有点神情莫测。

程潜当然理解他的用意，只好直截了当地说：“子良，我已思谋良久，打算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的道路。”

陈明仁没有马上表态。程潜继续说：“我这样做，可以缩短战争进程，影响大西南，保存国家元气。尤其可以使家乡人民避免再受战火涂炭之苦，不知您意如何？”

陈明仁望着他兴奋地说：“颂公，我俩想到一块来了，决心投向共产党，和你一道走和平的道路，不过……”

“不过什么？”

陈明仁沉思了一会儿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既要对付白崇禧，又要对付蒋介石，军、警、特盘根错节，人物面孔千姿百态，我们也得有应变措施，不能书生气。这件事，我只和你颂公保持联系，不得和任何人发生关系，在公开场合，我还要以反共的面貌出现，这样可以取得蒋、白的信任，减轻武汉方面的压力。”

“是的，此举非同小可，千万不能泄露。”

陈明仁也是经过了思想斗争的。当时他回到湖南后，国共正在和谈，程潜与陈明仁共同附和李、白所倡导的和平，湖南各界更是广泛响应，陈明仁应付自如。但是，和谈破裂后，李、白出尔反尔，不仅他们自己主战，并且不让别人再谈和平。原来，白崇禧之主张和谈，不过是“借以摆脱困境，创造新机”，企图延缓时间，伺机再起。当4月15日中共代表团把经过各方面商定的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交给南京和谈代表团时，虽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和谈代表同意这个协定，但李宗仁拒绝签字，白崇禧是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签字的人。

南京政府拒绝签字。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过江。

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

蒋介石又出面指挥战争。白崇禧积极拥护，把“和平”的假面具撕得粉碎。

在这种局势下，程潜表面上不公开反对李、白，暗中却支持社会人士，继续呼吁和平，并把促进和平改名为自救运动，积极倡导湖南人民搞局部和平。

解放军主力过江之后，南中国战局越来越紧张，程潜公开发表言论：“本省应变最高原则，端在避免炮火。”4月初，当记者就湖南应变态度叩询程潜答复时，邓介松以坚定爽朗的语调转告程潜的表态说：“无论大局如何变化，本人（程自称）基于行政长官之立场，决心至诚至正，力求湖南人民免于炮火之灾害，地方免于流血与糜烂。本此最高原则，克尽个人力量，排除万难，悉力以赴，所有外间揣测之词，诸不足信。”

邓介松也声称：“根据程主席此番言论，其以3000万人民福利为依归决定其安定应变之怀抱与坚定立场，如此可见一斑。”

接着，程潜又在《湖南日报》、《中央日报》、《中央社讯》上发表了一些赞成和平的文章。3月29日，他又亲自主持青年纪念会，发表演说：“……在以往指挥一般青年从事政治和从事军事，总不做基层的实际的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使青年不能走出一条正当的出路，只在政治与军事中钻，政治与军事本身发生毛病，对国家没有贡献。现在，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不是从政治和军事去进行，而必须要向农工进行，从农工学习，我们要以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努力的目标，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国家谋福利。我们从农工学习，这就是彻底实行民生主义，从事最基本最实际的工作，革命才能完成。我们要认清国家的需要，认识人民的需要，个人与环境的需要，走到农村，走入工厂，学习农工，我们今后要开辟一个新境域，从农业、工业、商业去努力进行，这才是真正的革命。”

陈明仁兵权在握，从表面上看，他摆出一副坚决反共面孔，表示服从南京政府，暗地里却和程潜准备起义。

程潜在湖南党政军首脑会议上曾说：“现在和谈破裂了，共军已打过来，我们湖南处境不好，大家说怎么办？”

这时有人对长沙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不满。程潜望着他说：“子良将军对现在的时局有何看法？”

陈明仁本想大发感慨，又觉得长沙绥靖参谋长刘嘉树，高参杨继荣等在座，他们都是蒋介石安排在颂公身边的坐探，便灵机一动，大声说：“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时至今日，只有听从中央指示，南京说打就打，说和就和，至于我个人，还没有什么打算。”

说毕他立即离开会场，当晚驱车回到老家醴陵去了。

程潜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认为他变了。

第二天早晨，程潜派程星龄、张严佛来找李君九，问陈明仁是不是变卦了？他们对李君九说：“从昨晚陈明仁在会上的发言来看，很成问题呀。颂公把陈明仁看作湖南和平起义的一张王牌，现在担心这张王牌难以打出去了。”

李君九说：“不会变得这样快吧，其中必有别的原因，等我找他问一下，再告诉你。”

他们有点不放心，只好驱车赶到醴陵。

陈明仁见到他们三人，很生气地说：“你们都没有头脑，昨天晚上开会的什么人都有。我一看到刘嘉树、杨继荣这些军统、坐探在场，心里就烦躁。开会也不看场合，丢了性命还不知道如何死的！我能说什么呢？”

三人默不作声。

陈明仁接着解释：“我说的话，对于‘和’和‘打’的界限，我认为还是明确的。蒋介石要打，但他已经下台，住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代理总统，表面倡导和平。我说是听命于南京，不是听命溪口。”

至此，他们三人才放心了。

第二天，陈明仁独自来见程潜。他说：“颂公，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处境，有些话我只能说给别人听。”

程潜笑着说：“当时我有点担心，还以为你不干了。”

“起义之事关系到大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不会不干。”

“这就好了。”

“前几次我同您商谈的事，向您所讲的话，始终是算数的。但只要有任何第三者在场，即使是您的太太在旁，我都会表示不承认。你应该理解！”

“理解，你是我们湖南人，我老了，希望就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了，我想法将你调回来用意也是如此。”

程潜对白崇禧的做法越来越不满了。

他进入湖南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惜用一切手段搜刮和抢夺民财。他一张口就要300万银元，程潜当然不会给他，可是他却劫走了湖南中央银行的700多万两黄金。

他手里有军队，程潜只能忍气吞声。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直接插手省政府，合并非蒋、桂系军队，派大批特务打进湖南的各级组织、地方部队和土匪中，使之变为自己的爪牙。为了更方便地吸吮湖南人民的膏血，他们提出了所谓“军政一元化”，以师长兼行政专员，团长兼县长。

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程潜与陈明仁配合默契，巧与周旋。程潜表面对白崇禧惟命是听，巧妙应付，暗地里却通过程星龄与湖南地下党联系，并通过黄雍掩护的秘密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陈明仁则大唱花脸，跟着白崇禧大声疾呼要“剿匪”、反共到底。

白崇禧却得寸进尺，于4月29日接替肖作霖兼长沙警备司令；5月16日接邓介松兼省府委员；最后于7月21日代理省主席。

程潜针对白崇禧让华中长官公署交通处强迫湖南省船舶总队派民船200只、小火轮4艘，运送搜刮来的财物去衡阳的指令，立即宣布没有他的命令一切船舶不得乱动，还宣布由白崇禧任命的临武、耒阳、江华、湘潭、靖县、会同、通道、东安、平江9县县长，立即更调或罢免。

从此，程、白矛盾公开化了。

第十三章、名将归来 四、是谁在毛泽东的家乡造反

1949年春天。

在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家乡湖南。

这时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因为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不断对他们做工作，已决心投奔光明。

湖南人民富有造反精神。自从白崇禧逃入长沙后，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召集湖南工会、农会、妇女会、商会、总工会等11个单位的扩大会，成立了“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提出湖南“不设防、不备战、湖南人民大团结”等口号。顿时一股呼吁和平的清风吹遍了湘江两岸。

白崇禧坐镇长沙对程潜苦心经营的几万部队很不放心。他准备着手整编程潜的部队。他曾探听到：驻在宁乡至岳麓山一带的102军的314师是程潜的嫡系，目前正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不可不防。

这个师是程潜请准国民党中央在湖南成立的5个师之一，全师一色的湖南子弟。他的族侄孙程杰在该师当团长，程潜视其为基本部队，而于4月份调到长沙市亲自冒雨校阅，阅后对营以上军官当面嘉勉，又将自己珍藏的一部分手枪赠给该部，并从省政府经费中，拨出二万银洋给该师。

白崇禧首先想到的是想解决这个师。他打算将湖南部队（程潜扩编的5个师，陈明仁从武汉带的两个军）整编成3个军9个师，统归一兵团指挥。

接着白崇禧逼走了唐生智，改组了省政府，改编了湖南军队，攫夺了军政大权，使得原来一派和平气氛的湘江两岸，立刻充满战争恐怖。

与此同时，他还在湖南境内和边界地区增设了不少军事机构。

在芷江，设立了“湘西绥署司令部”，刘嘉树当了司令官；在湘鄂赣边界，增设“湘鄂赣边区绥靖总司令部”，霍揆章任司令官；在长沙，他召开各级将领会议，部署在长沙、株洲采取守势作战，以江西的方天兵团为右翼，以宜昌、沙市至常德一线的宋希濂兵团为左翼，吸引解放军在长、株之间进行决战的作战方针。

程潜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加有起义之心，但他又顾虑重重，担心程星龄找到的地下党这条线与人民解放军取不上联系，便要求程星龄告诉地下党的负责人，他要亲自和地下党负责人见面。

地下党负责人立即对余志宏说：“你代表地下党去见程潜。”

程星龄将余志宏秘密带到省政府办公室。

余志宏，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书生意气。程潜见到这个年轻的白面书生时，心中不以为然，疑惑地说：“我看不像是地下党的负责人。”

“我是共产党派来的。”

“我要搞就搞明的，做人应该光明磊落嘛。”

余志宏感到程潜对自己不信任，就对他说：“颂公一生光明磊落，尽人皆知，我们完全放心，不过目前蒋介石特务横行，颂公又无法完全控制，一旦他们搞暗杀、绑架，嫁祸于颂公，就会混淆视听，贻误和平大计。基于这一考虑，地下党负责人亲自指定我作为他的代表，来与颂公商榷，一切可由我负责转达。”

程潜听着余志宏的家乡口音，觉得非常亲切，深感这位书生确有水平，讲得入情入理，态度变得友好起来。

余志宏接着说：“颂公可能以为我年轻，缺乏见识，可您当年留学日本，年方22岁。颂公在我这样的年纪，早已担当重任，叱咤风云。据我所知，您33岁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34岁就担任了湖南省长，真是有志不在年高呀！我已是30出头了，这次受党的委托前来也不过是照话转话，颂公尽管放心。”

程潜终于笑了。

他望着这个年轻人说：“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还懂得我不少经历呀，哪里哪里，你完全可以代表地下党负责人和我说话。”

余志宏说：“白崇禧负隅顽抗不会长久，颂公不必多虑。我们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既往不咎，论功行赏，而以颂公的德望和以往对革命的贡献，只要这次能高举义旗，自然会受到优厚礼遇。”

“余先生的话很对，我们又是家乡人，有什么讲什么，不知当今形势之下，贵方对我有些什么具体要求？”

“颂公提得正好，我正要告诉你此事。”

余志宏喝了一口水，望着程潜说：“这次地下党负责人派我来，除了对颂公走和平道路之举表示赞赏外，也委托我向您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希望颂公以书面的形式向党表明态度；第二，停止捕人杀人；第三，继续释放政治犯；第四，扣留作恶多端的国民党特务；第五，所有档案要保存，不能转移或销毁，桥梁铁路要保持畅通，不能破坏。”

程潜表态：“特务捕人杀人的事，正如刚才余先生所言，我也不能完全控制，至于第一条，容我考虑再说。其余各条都可以照办不误。”

余志宏又问：“不知颂公对地下党有何要求？”

程潜点燃一支香烟，沉思了好大一会儿，提出了下列几点意见：

（一）我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对特务虽不能指挥，但可以设法控制；（四）个人只要不列为战犯，起义后能够保全首领，就如愿以偿了。

余志宏说：“我可以向你担保，只要起义了，共产党会尊重你的意愿。”

程潜让人给余志宏送来一盘水果，然后又说：“我与共产党的要员打过交道，毛泽东主席与我也是老朋友了，我完全相信你们。我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求把上海的房子留给我用就行了，其余一律充公。”

“此事日后再说吧。”

过了几天，湖南的文化名人李达打算去北平，程潜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带到自己家里，说：“你去北平是好事，投奔光明，我支持，如有什么困难请说出来。”

“我是一个穷书生，盘缠很有限啊。”

“这个好说，我可以给你。”

“咱们说好是借，日后我还。”

“不用还了，算我赞助，怎么样，500块光洋够不够？”

“太多了啊。”

“不多。这是我的心意。”

“颂公有什么事，请尽管讲。”

“你去了，要想法见到毛泽东，我写一封信给他。”

“一定照办。”

5月14日，李达来到北平很快就在香山见到了毛泽东。他将程潜的密信交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很高兴，说：“颂公是我们家乡的父母官哩，他起义我欢迎，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利嘛，湖南人民可以免受战争之苦了。”

这时程潜的内心是极其复杂的。起义不是儿戏，在白崇禧眼皮底下，弄不好会有生命危险。地下党又给他出谋划策，还动员他和陈明仁写了“起义备忘录”，向党中央、毛主席正式表明态度。其全文如下：

<small>潜自参加同盟会迄国民党，从事革命凡40余年，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近十余年，坚决反对蒋系独裁统治。去年返湘以后，便站在人民利益立场，坚决反对战争，力主和平。祗以自身力量尚弱，既不能明揭主张，更难于放手措施。数月以来，处心积虑，应付环境，凡实际是以打击反动力量以及解除人民痛苦之处，无不悉力以赴。例如二五减租，停止征兵征粮，停止使用金元券，皆自本省始。至于暗中保障革命分子活动，相当开放舆论与群众运动，皆荦荦大端；所给予反动势力军事上、经济上之打击至为重大。而潜亦以是遭受压力更为强。忻所幸讯已获得全省人民一致热烈拥护，虽反动分子多方阻挠，多方逼胁，卒难动摇。此次桂系大军退压湘境，白崇禧即极端疾恶本省一切和平措施，遂不惜越权要挟，改组本省政府，态度横暴，而后果必然一反本省过去措施，势将完全违犯人民利益，致引起全省人民公愤，迫使白亦放弃原定计划，此即人民力量积极支持进步措施最为显着之例。本省军政机构，原由蒋所一手安排，而军政干部更多系蒋历年所卵翼之人物。兼之本省封建色彩亦颇浓厚，自十六七年以来，一直培养反共环境，一旦谋予转移，诚非易事。</small>

<small>曾深思焦虑，认为调整人事，健全机构，在蒋系束缚与桂系压迫之下决不可能。如贸然行动，势必引起狂澜，决非潜所能抵抗。计惟努力直接为有利于人民之措施，期以转移风气，藉人民自觉造成力量，反而影响政治干部。数月以来，确已略收效果。当前咸感大势所趋，莫能阻抑。潜对于军政干部潜移默化，尤未稍懈。除少数极顽固分子仍不惜自趋绝境而外，大都追随革命潮流，不致阻抑。论者或指摘本省军政机构散弱无能，自是事实，无可讳言。惟以本省过去环境，如其果有健全机构与人事，则不出两种形态：一为蒋系之工具，一为封建性的团结。此两者皆属反革命之壁垒，如其坚强，则潜所遭阻力以更大或至一筹莫展。兹幸其散弱无能，乃得乘隙增强人民力量。凡潜有所措施，多获得社会人士密切联系与直接赞助（甚至往日担任特务工作之张严佛、肖作霖、李肖白、王永康、任建冰等，近数月来亦协助和平措施甚力）。除极少数参与机要人员外，军政机构几于置身事外。此种现象，近一两月来日益显着，亦即证明进步力量之日益强大。数月以来派员与贵方不断接触，至于融洽。惟以环境逼胁，每或事与愿违。至于维持治安，沟通人民情感与理解，藉以获得今日局势，多荷贵方协助，衷心感谢，匪可宣言。既受本省人民之重托，又值烽火迫近本省之际，如何避免战祸，如何减少人民痛苦，如何保存本省元气，实属当前惟一任务。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议8条24款之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分所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驻长沙者仅约一团）。本省军队数量虽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系，一俟时机成熟，潜当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8条24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在潜揭明主张以前，如何配合行动，全权由军事小组商决。</small>

<small>在潜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关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方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未揭明主张以前，实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甚望贵方予以彻底整编。惟数月以来，官兵待遇极其菲薄，尚能协力维持地方治安，而干部中更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着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又本省反共历史垂20年，思想落后，固由局促山地，昧于大势，亦由蒋某多方欺骗，多方利诱威迫，造成积重难返之势。兹以贵方大军逼近，或多惶惑，经潜直接间接多方解释安慰，除少数顽固分子或已逃亡外，大都明了贵方宽大作风，尚能镇定以俟。甚望贵方大军抵达之日，更能予以事实上之证明，则全省人民甚幸。此亦潜职所关，思虑所及，合并提备参考。</small>

6月30日，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就发电给四野讲明了原则。

毛泽东在给四野和华中局的电文中指出：“我们认为程潜的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

毛泽东还派人将自己的亲笔信送给程潜。

这个任务是由在武汉的四野首长通过李明灏找汉口经营电池的陈大寰去完成的。

李明灏为什么要找陈大寰呢？这是有背景的。早年陈大寰的父亲曾任第6军军需处长，是程潜的旧部，与李明灏是姑表兄弟。

他本人与程潜、陈明仁左右亲情相识甚多，又在汉口开办大公电池厂，国民党反动派不会怀疑资本家会通共产党。

李明灏把毛主席写给程潜的密信交给陈大寰说：“这是一封极机密而又意义重大的信，必须保证安全送到程潜手里。”

陈大寰说：“请放心，不论有什么危险，我也把信交给程先生。”

7月5日晚上，陈大寰以商人装束，带着密信，同中共某部特派的刘梦夕一道乘专轮向新堤出发。次日上午到达新堤，改乘专驶岳阳的小筏子。船行约20华里，只见沿江南岸密布国民党军岗哨，与北岸布防的解放军遥相对峙，形势极为紧张。

8日傍晚，江心停泊的国民党兵舰鸣枪示威，叫所有船只驶到兵舰旁边接受检查。陈大寰乘坐的船只靠近兵舰，一个士兵伸手说：“把你的手电筒借我用一下。”

信就装在这个电筒里，陈大寰不慌不忙，灵机一动，说：“这个开关有点毛病，你不会用。”

他从提包内拿出一支新电筒给他。

这个兵占了这点小便宜，没有对他盘查，顺利地闯过了水上封锁。

过了城陵矾，时值洞庭湖水上涨，波浪滔滔，茫无边际，看不清航线，船上的人为了避免航行途中的检查麻烦，商请船夫绕道行驶。船抵岳阳东门，已是深夜。刚一靠岸。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马上登船检查。随之叫他们把行李全部搬上岸复查。陈大寰估计他们又会打手电筒的主意，便在提包内取出新的电筒放在外衣口袋里。上岸后，果然不出所料，检查的士兵拿到新手电筒后就走了。

陈大寰于7月11日上午来到长沙。

他很快就将毛泽东的亲笔信面交程潜。

<small>“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small>

程潜读完信，心情很激动，他说：“这下就好了，湖南的和平运动，我从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搞得太张扬，顾虑很多，现在有了他的复信，我也放心了。”

陈大寰说：“程先生是英明。”

“不是我英明，是共产党伟大呀，还得感谢你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不仅我个人的出路用不着顾虑，而且整个湖南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

同道来的刘梦夕问：“陈明仁将军的态度如何？”

“他是拥护起义的，态度也很明朗，对当前的局势看得很清楚。但他的处境和部属的情况相当复杂，蒋介石、白崇禧又多拉拢他，所以对他做工作，务必慎重，稍有差错，会影响全局。”

“这不得不靠你了。”

“虽说问题复杂，但我相信经过真诚的努力，湖南和平解放一定会实现。”

“我们一定把您的决心和陈明仁将军的态度报告在汉口四野的首长，转呈毛主席。”

离开程潜时，陈大寰又对他说：“李明灏将军已到汉口，他托我问候您老人家，还有信给您和陈明仁将军。”

白崇禧退驻长沙后，到处捕人杀人。

为了急于要求解放军直逼湖南，程潜曾派他的心腹唐鸿烈飞抵香港面见乔冠华。同时希望能弄一点经费来暂时维持局面，乔冠华立即将程潜的处境报告了中央。

唐鸿烈离开香港又遵程潜指示来到广州拜见阎锡山。

当他走进行政院时，李宗仁却盘问起程潜的情况：“听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反映，外界传说颂公不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阎锡山说：“你照直说吧，这与你没关系的呀！”

唐鸿烈连忙说：“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历来忠诚党国，已被中共列为‘战犯’，有人散布谣言，这是别有用心。现在湖南军政经费困难，灾情又重，特代表前来请求补助、救济。若有怀疑，请阎院长亲自到湖南调查。”

李宗仁说：“我只是随便问问，不必多心。”

阎锡山说：“我抽不出时间，调查就不必了。”

后来，阎锡山派贾景德（行政院秘书长）与唐鸿烈同行，一道回湖南。

贾景德对唐鸿烈说：“阎院长与程颂公系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没有不帮忙的。除临时拨款补助外，先以银元一万随机带往长沙救济灾情。”

7月14日，当唐、贾两人飞抵长沙，白崇禧于晚上约见唐鸿烈时突然说：“你背叛党国，勾结‘共匪’，在湖南图谋不轨。你必须即日离开湖南！”

白崇禧挥手说：“我们不提这个了，总之你要多长心眼，回去告诉程颂公，要他放明智一点，自动辞去省主席。”

当天晚上，唐鸿烈就将白崇禧的话传给了程潜：“现在白崇禧对我们有怀疑了，但拿不出证据来。如陈明仁不可靠，你就不要辞职。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程潜说：“为章（即刘斐，醴陵人，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已由北平回来了，请他接任省主席职务，借以‘金蝉脱壳’，缓和我与白崇禧的矛盾”。

后来白崇禧的总参议唐星征得白崇禧的同意后，便派程星龄、刘岳厚带着他给刘斐的亲笔信立即飞港，请刘斐入湘。

程潜在信中写道：“白崇禧已胁迫我……希刘兄不负重托，速回湘任主席……”

程星龄等抵达香港，刘斐看完信说：“我与白健生的关系，你是知道的。颂公配合子良共同欺骗白健生，我怎能扮演颂公这样的角色呢？请你转告颂公，有子良掌握兵权，白健生深信子良是坚决反共的，颂公不必过虑。”

“你不回来，颂公无法摆脱困境。”

“我回去不好，你告诉颂公，请他不要辞职。事情仍照我们以前所谈的相机办理：一面和白崇禧虚与委蛇；一面避居湘西，以便相机起义。”

“白崇禧很霸道，想独揽一切军权。”

“此人就是这个样子。他在兵力布置上采取什么方针？”

“自从他于5月16日退驻长沙，其总部迁衡阳，指挥所则设于长沙藩正街，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唐星去看他，他对唐星表示，湖南省主席必须换人，仍要唐劝程潜到广州去当考试院长。程潜已成了他的眼中钉。唐只好赞成他的主张，并对他说：最好请刘斐回来当主席。白崇禧回答说：‘为章好是好，但他到香港去了，怎么办呢？’唐星说：‘我们可以派人乘飞机去请他回来。’”

“还是让颂公暂忍一下吧。”

十几天后，程星龄、刘岳厚回到长沙，将刘斐托带的信交给程潜。

程星龄还将刘斐不愿回湘的意思告诉了白崇禧。

白崇禧说：“你们还是多劝劝为章，要他回来，这对湘、桂双方都好，对他本人也有好处嘛！”

程星龄请示程潜后，又派刘岳厚赴港，劝刘斐回湘，但刘仍坚持不来。

白崇禧见两次请刘斐都不来，便打算另找人选，接替程潜主席之职。

他对程星龄说：“目前湖南要找一个当家的人，湘籍的最好，当然没有实力也不行。但实力又都在黄埔学生手里，只好在他们当中物色一个。”

这时他又想起了陈明仁。决定以陈明仁代替程潜出任湖南省主席。

程星龄在香港碰到了章士钊。章士钊是李大钊的好朋友，很有影响的进步民主人士，程星龄对章士钊讲了此行的使命和经过。

章士钊说：“刘斐不愿去湖南是有道理的。我看桂军在湖南呆不了多久，颂公可在湖南呆一段时间，毛泽东对他的起义，期望很大，据我所知，中共对陈明仁决不追究他四平街的问题，毛主席有一次跟我说，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哩，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程星龄高兴地说：“如果颂公和子良都知道这些情况，一定深受鼓励。”

章士钊说：“那就托你带封信给颂公，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他吧？”

“好，我一定去做他的工作。”

程星龄带着章士钊的信回到长沙，向程潜汇报香港之行的情况，陈明仁得知毛泽东主席对他的谈话后，心情激动不已。回想几十年来替蒋介石冲锋打仗，作了许多不利于人民的事情，特别是四平一战更是百身莫赎之罪。没有想到共产党却是这么宽宏大量。后来，他决心见地下党负责人，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君九。李君九将陈明仁的意见报告了余志宏。

省工委经过研究，决定派早已与程潜打过多次交道的余志宏去做陈明仁的工作。

一月过去了。湖南的形势仍没有多大变化，白崇禧极力主张在长沙与解放军决战。

7月初的一个晚上，程潜把程星龄和唐星找去商谈，决定派代表刘纯正前往武汉，请四野首长尽快派兵进军长沙。

刘纯正的人际关系很广，过去在汉口担任过第9兵站总监部视察组长，1948年回长沙后，经拜把兄弟、宪兵第10团团长姜和瀛介绍，参加了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这是一个与地下党关系密切的策反组织，后来程星龄又将此人介绍给程潜。

见面时程潜坦诚地说：“我在南京竞选副总统的时候，被李宗仁出卖，受了他的骗。现在又受白崇禧的压迫、控制，我实在无法应付啦！请你把我的意思向他们（指解放军四野领导）好好转达，希望他们快点把部队开进来。”

刘纯正说：“只要程主席信任，我就跑一趟吧。”

程潜望着程星龄说：“天闲，我的事你很清楚，请你同他详细谈谈。”

他突然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地图，打开摊在刘纯正面前，指着说：“这是福建汀州，这是广东韶关，这是……”

程星龄笑着说：“颂公，他是黄埔四期的，看地图他是拿手的，交给他就是了。”

“你怎么不早说哩。”

三人都笑了。

程潜将地图交给刘纯正，并当即写了送300元旅费的条子交他，叫他到程星龄处去取款。

刘纯正问：“颂公，有什么条件向他们提吗？”

程潜回答：“有什么条件，他们来了再说。”

7月10日，刘纯正带着三名退役士兵，以做生意为名，从长沙搭乘运载水灾难民的敞篷车出发，下午到达汨罗站，后改乘木船，闯关过卡，于15日晚到达武汉。

7月16日。

他们来到解放军司令部里。

出面接待他们的是王首道。王首道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他问：“刘先生这次来是全权代表，还是非全权代表？”

刘纯正回答：“临行前我曾问程主席有什么条件，他说不提什么条件，等你们到了再说。我认为他的起义是无条件的。我这次来是传达程主席的意图，希望解放军早日入湘。关于以后的一切问题，他并没有授权给我，所以谈不上什么全权代表。”

王首道又问：“程颂公已有‘备忘录’给我们，刘先生知不知道？”

刘纯正说：“不知道。”

后来刘纯正又见到了肖劲光司令员。

肖劲光拉着他的手说：“你来得正好，再迟3天不来，我就要下总攻命令打长沙了。枪声一响，程颂公的起义就晚了。”

几天后，刘纯正随王首道、唐天际、金明、谭余保等人驱车来到平江。王首道对他说：

“我们已组成了一个和平代表团，由金明同志任首席代表。刘先生回长沙后转告程潜主任，请他也组织一个代表团，谈判的地点，由程主席决定，平江、春华山、黄花市，城内城外都可以。”

刘纯正回答：“很好！”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这时四野一面兵分3路进军湖南，向白崇禧部发起进攻；一面派出干部刘梦夕从汉口秘密来长沙，直接与程潜晤谈。

7月17日晚，四野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并请示：程潜、陈明仁起义后，他们要求给所部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或国民党人民自卫军名义出现，究以何种名义为宜，请中央考虑答复。

7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四野复电：

在程潜、陈明仁等在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你们应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商谈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行。如程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

根据上述指示，四野立即组成了包括李明灏在内的5人代表团（金明、袁任远、唐天际、解沛然），准备与程潜、陈明仁商谈湖南和平解放之事。

7月14日，湖南省政府会议厅里，坐满了文武官员。他们正在恭候广州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派来的特使贾景德。

程潜致欢迎词：“正当我省黎民遭受水旱灾害之苦，面陷战祸之际，阎院长派来特使慰问灾民，我代表湖南民众，向阎锡山院长，以及不辞辛苦、长途跋涉的特使贾秘书长表示谢意！”

他的话被人们的掌声打断了。

他接着说：“民乃国之本，民不聊生，国岂能存焉？目前，湖南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天灾人祸，苦不堪言。国民政府理应竭诚解民倒悬，救民于水火之中，以不负及孙总理在天之灵，民众之所托，现在请阎院长的代表贾秘书长训示！”

贾景德说：“本人此次奉阎公之命，一是慰问灾民，二为敦请颂公速赴广州就任考试院长。颂公乃党国元老，德高望重，才学过人，久负盛名，众望所归。李代总统、阎院长均盼望颂公早日就任。”

台下一阵哗然。

程潜挥挥手似乎有点激动，说：“刚才，特使转达了广州政府对我省的关怀和期望，我代表湖南军民表示感谢。请转告李代总统、阎院长，我们一定组织自救，共度荒年。过去，我们当中确有人希望别人来救济，靠菩萨保佑。现在他们应当明白，只有自己救自己！”

他将话题一转，义正词严地讲道：“现在我们湖南面临着天灾人祸，我身为湖南的行政长官，理应与大家和湖南的父老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决不能在危难之际弃民而走，到广州就任新职。程某愿与湖南3000万同胞共患难以度残年。拳拳此心，请上达广州诸公谅解。”

掌声又响起来了。

对于白崇禧的倒行逆施，程潜明察秋毫，断然拒绝就任考试院长，但白崇禧不会善罢甘休，程潜当时也很担心，他认为白崇禧有可能对自己采取行动，一是派特务暗杀；二是胁持他去广西，这种可能性最大。他觉着如果去了广西，不仅自己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整个起义计划也会遭到破坏。

于是，他又给唐星打电话，请他来共商对策。

唐星很快就来到了他的办公室。程潜把自己的分析告诉他：“你到那里（指白崇禧处）看看有什么动静？如要我去广西，务必设法开脱。”

唐星负命来到白公馆。当时白崇禧正在批阅文件，他很随和地说：“天闲，你来得正好。长沙的事要子良（即陈明仁）负责，颂公（即程潜）和他的保安部队，撤入广西境内，烦你向颂公禀报一声。”

唐星不露声色地说：“共军指日南下，颂公老迈，后撤广西境内，是安全的，白公（即白崇禧）考虑得很周到呀！不过……”

“不过什么？”

“你如把湖南这几万保安部队弄到广西去，一则造成后方交通拥挤，二则增加广西给养负担，三则万一闹起事来，酿成内乱，后方不稳，此三者乃兵家之大忌也。”

“你有何高见？”

“邵阳地处交通要道，有公路通衡阳和川、黔边界，又尽在白公控制之下，如果把程潜和长沙绥靖署移往邵阳，谅他跑不出你的手心，万一情况有变，还可让他退入川黔边界，与白公会合，这样既可稳住湖南民众之心，又可制约程潜，此乃万全之策！”

“这个想法可行，我想让你去指挥长沙绥署，颂公嘛，还是到广西为妥。”

“总司令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感谢，但颂公若不去邵阳，我难以从命。”

“为什么？”

“没有他这块招牌，我怎么能服众？”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

唐星将白崇禧的打算如实向程潜做了汇报。

程潜长叹了一口气，紧握唐星的手，说：“多亏你呀，你为我们湖南和平事业立了一功啊！”

第十三章、名将归来 五、两位将军的起义经历

程潜是一个办事很沉着的人。

尽管起义工作已基本准备就绪，但他在白崇禧前面仍装出一副要与共产党对抗到底的姿态。这时湖南地下党仍在加紧做他的工作，他们有种错觉，认为程潜说话反复无常，有可能跟着白崇禧走。

一天晚上，当浓重的夜幕笼罩在长沙街头的时候，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张立武同志秘密来到他家里。

程潜说：“长沙绥署已迁往邵阳，我准备21日离长去邵，等白崇禧离开长沙后再回来。”

张立武急忙问：“起义通电何时发出？颂公去邵阳后，长沙方面作何安排？鉴于解放军已进入湖南境内，白崇禧主力部队已向衡阳撤退，在长沙只留少数警卫部队，是否考虑一方面组织武装力量，从衡宝线向衡阳出击；另一方面在长沙采取强力措施扣留白崇禧？”

程潜说：“起义通电问题，如果张先生能去邵阳，可以到那里再商量。我去邵阳后，长沙方面由子良负责，他是靠得住的。关于组织武装力量的问题，我们已在长沙、湘潭、邵阳及衡宝线，作了一些部署，至于扣留白崇禧的问题，我与他相处数十年，虽不是很融洽，但我还是不愿这样做。我走我的阳关道，他过他的独木桥，最好互不相犯，我已年近暮年，只求保住湖南就行了。”

就在这时华中局又派洪德铭来湖南传达了中央、华中关于程潜起义和湖南迎接解放的指示。主要有下面三点：

1.中央已同意程潜的要求，并已指示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准备组织代表团和程潜谈判，李明灏将参加谈判工作。希望程不要着急，特别是陈明仁要不动声色，不能有任何暴露。

2.立即停止到处武装袭击白军和军警机关的行动。

3.要进一步加强统战、策反工作……根据华中局的指示，省工委决定张立武随程潜去邵阳，促使程潜尽早发表起义通电。

7月21日上午，省府大院门前停放着20多辆汽车。

跟随程潜前往邵阳的有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建设厅长王恢先、长沙市长陈迪光、机要秘书、绥署高参及各处处长刘邱厚、朱明章、杨敏先、潘培学等。

当程潜到达南门时，程星龄已等候在这里了。

程星龄上车与程潜坐在一起，两人相视而笑。

在烈日下，车队沿长宝公路向邵阳驶去，路过青树坪，又把邓介松带上，直到下午太阳落山时才到达邵阳。

因为程潜身份特殊，又在湖南一带影响很大，一到这里就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场面很隆重，程潜站在车上向人们挥手致意。

此时，邵阳地区的大土匪、前623师师长从人群中挤出来，对程潜说：“程主席，敝处僻静安全，宽敞明亮，配有家兵日夜巡护，请颂公就在敝舍下榻，万保无虞。”

程潜笑着说：“好，我们就住在你家里。”

于是他就和随行人员来到了陈光中宅院。

紧接着白崇禧也到了衡阳。虽说程潜已离开长沙，但白仍不是很放心，急忙给邵阳专员兼保安司令魏镇原打电话，询问程潜的情况。

魏镇原是白崇禧的老部下，双方关系很亲近，但他后来还是向程潜靠拢。所以当白崇禧问及程潜的行踪，魏镇原回答时没有说实话。

白崇禧问：“程潜什么时候到的邵阳？”

魏镇说：“下午四点。”

“在哪里吃中饭？到过邓介松家吗？”

“他在湘潭吃中饭，他没有去青树坪邓介松家。”

“他住在何处？”

“被陈光中接到家里去了。”

“他如果有什么异常行动，要立即向我报告。”

“好。”

程潜很沉着，没有留下任何把柄。

当白崇禧得知他住在反共分子陈光中家后，也就对他放松了防范，以为程潜已上了他的当。可他哪里知道，程潜到邵阳以后，立即召集各方面人士开会密商起义。

第二天，程潜又派李觉到东安请唐生智来邵阳共商起义大计。

与此同时，他又秘密会见了省工委派到邵阳联络起义的张立武等共产党人。

24日，程潜叫省府高参程博能发一个特急密电给广州政府李宗仁，请委任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从此他装出一副不问政治自愿退职的样子。

许多国民党大员都认为湖南已被白崇禧驾驭了。

其实并非如此。陈明仁坐镇长沙是程潜的主意。他也有意停止做起义工作，只是白崇禧发觉不了罢了。

程潜派往汉口催促解放军尽快入湘的刘纯正回来了。他对陈明仁说：“王首道同志说，我方已组成和谈代表团，解放军到达平江已停止前进，希望长沙方面也组织一个代表团，谈判地点可由双方协商。”

陈明仁马上表态：“我是支持起义的。但解放军的话是否真实可靠，我还是有点担心。”

“如你不信，可派人去了解嘛。”

“当然要派人去，这么大的事情，不能麻痹啊。”

“得早下决心。”

“明天我就派我的恩师李明灏入长沙，以探听解放军的态度再说。”

同时他又电告在邵阳的程星龄速回长沙，有要事相商。

26日，程星龄回到长沙，陈明仁对他说：“我想请你和李君九明天去平江，迎仲坚（即李明灏）先生来长沙。”

起义的事已有了眉目，但陈明仁要左右长沙还是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他又秘密通知程潜，请他速回长沙。

28日晚上，程潜将几个心腹叫到一起，商议密返长沙的方案。

最后决定仍由长宝路取捷径回长沙，连夜布置长宝沿线警戒，并由负责警卫的朱明章选派警卫。

29日凌晨，天还没有大亮，程潜装作外出散步上路了。

临行时他对随身副官范少立说：“你留在这里专守电话机，外面来电话，你就说我到外面散步去了。”

车到湘阳时，突然发现国民党飞机沿线侦察，飞机在空中盘旋，似乎时刻准备着俯冲投弹。程潜一行躲避了一会儿，等敌机飞走后继续行进。

上午10时左右，程潜到湘潭改乘汽轮继续行进。事先准备好的汽轮已靠近河岸，只等待发。这时，程潜嘱咐汽车司机徐贵轩计算时间，估计程乘坐的汽轮已到达长沙时，即将其原坐的日本造避弹车开过湘潭渡口。

这时哨兵认出了他的车，立即向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健钧作了报告。

毛健钧用电话向陈明仁报告：“程潜已经潜返长沙了。”

“有这回事？哪来的情报？”

“程潜坐车下午3时通过了黄土岭回长沙。”

“车内坐些什么人？”

“还不清楚。”

“混蛋！程潜的车就只坐程潜吗？快给我查明”。

29日下午，程潜又安全返回长沙，住在水陆洲音乐专科学校。

吃饭时他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今天吃的解放饭哩！”

人们都会心一笑。他又说“小诸葛这次被我玩弄了，竟无觉察，这次多亏子良通力合作啊！”

第二天，李明灏来到水陆洲与程潜密谈。

李明灏说：“这次到长沙是毛主席点的将。毛主席曾和我说，颂公是位杰出的人才，不仅军事上是科班出身，仗也打得不错，北伐时攻克芜湖，首克南京，都是您与林伯渠通力合作的杰作，而且能诗善文，工于书法，作诗沿袭汉魏古风，古朴苍劲，气魄恢宏，不愧为一代元老。”

程潜摆手说：“主席过奖了！我愿为和平解放湖南奔走。”

广州政府正式免除程潜本兼各职，任命陈明仁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随即又宣布撤销长沙绥署，成立湖南绥署总司令部，陈明仁任总司令，程潜任广州考试院长。

白崇禧密电陈明仁：“程潜率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应立即解除武装，实行兵谏，迫使程去广州任考试院长。”

陈明仁即将电文交给了程潜。

程潜笑着说：“我们不理睬他，立即行动。”

8月1日，蒋介石派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均为陈明仁黄埔一期同学，邓是醴陵人）充当说客，携带银洋20万和重机枪50挺，由广州乘飞机抵达长沙，劝说陈明仁死守长沙，挟持程潜去广州，并随身携带蒋介石给陈明仁的亲笔信。

黄杰、邓文仪来到省府大院，发现这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卫兵。

陈明仁站在楼梯口迎接这两位特殊使者。他们三人都是黄埔一期同学。战友重逢，气氛应该是热烈的，可是黄、邓却明显地感到陈明仁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

来到会客室，黄杰说：“中央已任命程潜为考试院长，弟此行肩负迎请程院长就职之使命。”

陈明仁双眉紧锁，沉思了一会儿说：“颂公到邵阳去了，与我没有联系，我对他的行踪无法了解啊！”

邓文仪忙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份情报交给陈明仁。这是蒋介石写给他的：“吾弟为党国中坚，一生光荣史迹，当自珍惜，为中正所深信也……对卖身投靠分子，应羞与为伍，必要时，不惜大义灭亲，将之明正典刑，然后退守湘西，吾即来四川为尔后盾，余由雪冰面告。”

陈明仁读完信对他们说：“现在局势很不好，共军已向我们逼来了，我们都是蒋校长的学生，只能见机行事嘛！”

当天晚上，陈明仁独自开车来看程潜。他将蒋介石亲笔信交给程潜。

程潜勃然大怒，骂道：“蒋介石想谋害我，这个大流氓会死无葬身之地！”

陈明仁安慰他：“颂公，我不会听蒋介石的，一定和你一起走和平之路。”

他们两人密谈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将起义方案定了下来。

起义通电也拟定好了。

8月3日，程潜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宣读了自己8月1日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写的起义通电。之后，他便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及四野负责人拟了电报：

<small>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汉口林司令员、邓政委：</small>

<small>潜等即将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日来说服各部队长，默察军心，知骤予转变，殊非易事，必须略俟时日，乃可潜移默化。此时配合行动，在如何争取军心，如何安定军心，敬拟权宜之计，暂设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其原每一兵团暂改称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临时军政委员会为空洞名义，不设机关，亦无职权可行使，仅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由委员会推定派出，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多则一月，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潜与子良兄已令所属军队，一切行动，均按贵方指示办理，绝不阻碍接管最关紧要之军事行动。至于上项权宜设置，为时甚暂，但期减少刺激，安定湘境军政干部心情，并进图争西南各省。对于改革大计，实无阻碍。管见所及，提请鉴谅之。希俱赐同意，毋任感祷，并明复电。</small>

8月3日，四野和谈代表团正式与程潜、陈明仁的代表进行协商。双方就接管长沙市的问题上达成下述协议：

1.长沙市一切军事要点均由解放军接管；2.市区治安由解放军维持；3.解放军负责维护程、陈两位将军的安全，内卫可由程、陈两将军的警卫员负责；4.其他任何人、任何部队不得破坏治安；5.在未成立联合机构前，程、陈两将军所属军、警、宪各部队统归新成立的警备司令部指挥；6.岳麓山由解放军派出部队加以控制。

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接到程潜所发的起义通电后，十分高兴，立即向他复电，表示祝贺。

颂云先生勋鉴：

未江电示敬悉。为对抗广州伪府，为维持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弟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着，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8月4日下午，由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3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签署的“起义通电”正式发表——

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广州李代总统、阎院长，重庆张主任，衡阳白长官，兰州马长官、马主席，广州薛主席，昆明卢主席，成都王主席，西康刘主席，贵阳谷主席，福州朱主席，赣州方主席，宁夏马主席，桂林黄主席，青海马主席，新疆鲍主席，长沙陈主席，广东省参议会，四川省参议会，云南省参议会，贵州省参议会，福建省参议会，江西省参议会，甘肃省参议会，西康省参议会，宁夏省参议会，青海省参议会，新疆省参议会，湖南省参议会：

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独揽政权，背叛孙中山先生遗教，以致主义不行，外患踵至。八年抗战，民力已尽，方期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讵料蒋与好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启内战。外则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厉。豪门聚敛，贪污横行，结果经济崩溃，军民离心。蒋即被迫让位，李宗仁代为主政，和谈重开，举国喁喁。湘人在抗战期间，出兵达300万人，输粮逾5000万石。敌骑蹂躏，遍及沅湘50余县，兵燹之酷，甲于他省。痛定思痛，期望和平最殷，于和平运动赞助亦最力。孰知言和实所以备战，阴谋欺骗，恬不知耻。故南京政府不旋踵即告倾覆，流亡广州，生意早绝，残骸仅存。白崇禧主战之论，荒谬绝伦，放弃武汉，窜扰湘赣，诡言空室清野，攫取公私资财；一若假反共之名，即可内钳百姓之口，外邀强国之欢。至其狃于抗战之后，妄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从中苟延残喘，卑劣愚昧，尤属令人齿冷。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而蒋与李、白执迷不悟，仍欲以我西南西北各省为最后之孤注。用是忍无可忍，爰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之中国而奋斗。所望我西南西北各省同志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旨为意旨，以人民之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全湘军民，誓为后盾。特此布闻，诸维察照。

长沙绥署主任程潜，副主任唐星、李默庵，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副司令官傅正模、刘进、张际鹏、熊新民，军长谷炳奎、彭锷、杜鼎，副军长李精一、方定凡、汤季楠、鲍志鸿、杨馨、文于一、刘光宇，师长张用斌、夏日长、杨文榜、刘埙浩、康朴、卫轩青、曾京、张诚文，湖南全省绥靖副总司令刘兴、李觉、王劲修、成刚，保安副司令彭杰如，保安师长何元鼎、王笃恭、张际泰、丁廉、颜梧，宪兵团长姜和瀛同扣支未即。

8月6日，毛泽东电告华中局和湖南省委：

“请你们考虑，物色若干程潜系统中的开明分子，在程潜及本人同意的条件下任命他们为长沙军管会的顾问。”“程潜的临时机构，不忙很快取消，省政府接交可推延一个月左右，使程潜有时间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工作，利于将来的改编和改造。”“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

8月16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电程潜、陈明仁将军及全体起义将士，对程、陈两将军的义举表示欢迎和祝贺。

<small>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暨全体起义将士们：</small>

<small>接读8月5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失败，尚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着，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small>

白崇禧获悉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后，脸色苍白，立即从衡阳派出飞机数架轮番飞临长沙上空盘旋轰炸。

四野肖劲光兵团很快开了过来，白崇禧犹如惊弓之鸟又率残部南逃。

1949年8月31日。由一辆黑色小轿车和几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从长沙向平江方向奔驰而去。轿车上坐着程潜、李明灏、程星龄和方叔章，同行的还有朱明章、杨敏先以及程潜的长子程博洪。解放军第12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特派警卫部队专程护送。他们是受毛泽东主席之邀到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的。

9月9日下午10时，列车徐徐抵达北平车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林伯渠秘书长等到车站迎接。

程潜紧握毛泽东的双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笑着说：“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康健，洪福不小，这次接您这位老上司来，请您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

程潜激动地说：“托福，托福，我已近古稀之年，为党为民定献余力。”

19日上午，毛泽东来到北京饭店看望程潜，并邀请程潜同游天坛。

毛主席和程潜一行来到祈年殿前时，毛主席忽然停步。对站在他身后的陈明仁说，“子良将军，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吧。”

“这……”陈明仁感到有点意外。

“你和主席都是湖南老乡，主席请你，你装啥子斯文嘛！”陈毅幽默地说。

照完相后，毛主席拍着陈明仁的肩膀，说：“子良将军啊，现在外面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在香港等地有些国民党的反动分子说你已被软禁在长沙做寓公了。我想请你这次开会之后，把情况各处宣传解释一下，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友，不仅谣言可以不攻自破，还可促进他们及早觉醒，早日归来。”

“我一定照办。”

“你可以把我们两个的合照分送你的黄埔同学和其他亲友，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估计要洗多少？”

“洗10打（1打12张）行了。”

“洗50打吧。”

毛泽东对程潜的安排是有考虑的。政协开会之前，他接见程星龄时说：“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对颂公怎样安排好？中央决定成立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第四野战区，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我想让颂公屈就副主席，你和颂公婉商一下如何？”

程星龄回答说：“颂公这次来北平，承蒙主席如此优待，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形容。关于工作安排，他一定会欣然从命，请主席放心。”

“还是请你同颂公先商量一下，明天回我的话。”

“颂公搞了几十年，戎马倥偬，宦海浮沉，几起几落，但始终没有被打倒，不简单。我看他没有意见。”

后来当程星龄把毛泽东的话告诉程潜时，这位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你就告诉毛主席，这样安排，本已过分了……”

23日晚，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宴请程潜、陈明仁、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李书城、刘斐、李明灏、程星龄等26人。

毛泽东主席几次举杯庆祝到会诸将领起义的功绩。他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毛主席还为程潜在北京准备了房子，让他随意在北京、长沙两地居住，安度晚年。实行工资制后，程潜每月的工资定为高干三级，政府还照例发给他特别费。

程潜起义后，受到党和毛主席的殷切关怀和高度信任，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中苏友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

第十四章、风卷西南 一、蒋介石重新布防

1949年10月是红色的10月。

红太阳已经在多半个中国的高空冉冉升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南中国连连失守，已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仍不死心，飞到四川妄图用这片巴掌大的地方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

汤恩伯集团被解放军打得四处逃窜。

白崇禧被解放军赶出武汉。此时，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军委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兵分五路向大西南扑来。这五路为：

大西北解放之后，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由贺龙率领翻过秦岭，向川北开进。

第二野战军分三路，一路由湘西入川东南，一路由湘西南入贵州和川南，一路由鄂西入川东。

另一路陈赓兵团，由广西入云南，尔后待命入川。

就在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气数已尽之时，仍欲利用四川的险要地势与解放军决战。这时蒋介石想到了三个人。

一个是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他手下约有16万残兵布防于秦岭、汉中、川北一带，是阻止解放军贺龙兵团入川的主力。

一个是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此人有3个军，约30万人，盘踞在巴东一带。

另一个便是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他手下约有20万人，布防于巴东、恩施、咸丰一线，是防守西南的主力部队。

还有一个是孙震，虽说他只有4万余人，但该部仍有一定战斗力，把守着万县一带的主要阵地。

作为蒋介石爱将的胡宗南自从被彭德怀赶出西安，退到汉中后心情很悲观，他一方面考虑到国民党已快完了，自己前途渺茫，有与共产党合作的意思，另一方面又在感情上无法与蒋介石决裂，他是黄埔一期学生，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毕业后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偏爱，即使吃了败仗，也没有受过责怪。1947年3月，占领了空城延安，出了不少风头，曾风光一时，名声远扬。

兰州解放之后，中共多次派人潜入汉中做胡宗南的工作，希望他能易旗，站在人民一边。

当时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与中共代表会谈时也流露出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懑，但他又是一个重个人感情的人，很难做到当机立断，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有一次他竟当着众人的面哭着说：“士为知己者亡！我不能不想想校长，不能对不起、对不起校长哇……”

宋希濂也是黄埔毕业的，与胡宗南是同学。

他秘密来到汉中对胡宗南说：“时局变化很快，你有何打算呢？”

胡宗南笑而不答。

宋希濂又说：“我们的部队现在打仗是不行了，兵败如山倒嘛，将没信心，兵无斗志，真打起来，你我不当杜聿明，就当邱清泉，要么做人家的俘虏，要么被一枪崩了。”

胡宗南说：“你有何打算？”

“反正我不想当俘虏，也不会与共军合作。”

“老兄真是标准的党国军人。”

“听说你有退往缅甸的打算？”

“有这个考虑。”

“我劝你慎重，问题很多呀！”

胡宗南开始抽烟，他顺手拉开秘室的地图，指点着讲：“我们的意见也不统一，大家有顾虑，一是我的部队长期在西北大漠作战，北方人多，对滇缅边境的气候、生活均不适应；部队行动困难，校长也不会批准。”

宋希濂哈哈大笑。

“你笑什么？”胡宗南有点茫然。

“你怕什么，”宋希濂翘起二郎腿，“咱俩只要想法一致，困难就能克服。”

“你也有此打算？”

“正是。”

“你说该如何行动？”

“如果你我合作，在那里生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你难道忘了，抗战时我率11集团军在滇缅生活了三年多，对那里的地形很熟。”

“如果校长批准，我们就将队伍开过去。”

宋希濂临走时又问：“听说你与共产党的人有接触？”

胡宗南说：“西安方面来了几个代表劝我起义。”

“你不能这样干，要对得起校长。”

“是的，我不会听他们的。”

“他们走了吗？”

“没有。”

“赶快关起来，不能放走。”

这时美国政府的一个官员来到汉中也劝胡宗南：

“只要你手下有三个兵团在大陆保存下来，中华民国反共复兴大业就有希望。我可以建议杜鲁门总统，直接向你提供军事援助。”

胡宗南心有所动，一边与美国联系，一边向蒋介石请求将队伍拉到滇缅打游击。

1949年8月的一天。

胡宗南和宋希濂一起冒雨来到重庆去拜见蒋介石。

他们把逃到滇缅的计划告诉蒋介石，蒋介石很不高兴，他漫不经心地说：“到那里去干什么？局面还没有坏到这个地步嘛！”

胡宗南解释说：“我们主要是想保存一点实力，将来再与共军决战。”

蒋介石突然站起来，掉着脸反问：“你们要走，这不是把大西南的半壁江山拱手送给共产党吗？”

“不是的，”宋希濂说，“现在共军已将四川包围起来了，此地不比台湾，是不好死守的呀！”

“那也不能白白丢了，你们绝对不能走。”

“不走恐怕会损失更大。”

蒋介石又坐下，望着他们讲：“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要为党国利益着想。只要你们在四川坚持半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了，光复失地的机会还是有的嘛。”

从蒋介石的林园公馆出来，胡宗南便埋怨说：“我说过，老头子不会同意，你硬要叫我来。”

宋希濂无可奈何，讲：“校长真是老糊涂了，又要将几十万大军葬送在四川了，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

“也好，让他看到结局再说。”

8月29日。

重庆林园戒备森严，雨还在下，雾茫茫一片。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西南军政长官开会，商讨应付局面的对策。

参加会议的大都是这个地区的主官，约有十多人，分别为：

蒋介石的儿子兼联络员蒋经国蒋介石侍从秘书黄少谷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副长官钱大钧、邓锡侯川东绥靖公署司令孙震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贵州省主席谷正伦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第七编练司令部司令兼108军军长罗广文重庆市市长兼20军军长杨森蒋介石发现云南省主席卢汉没有来。大发脾气：

“娘稀匹，龙云造反，卢汉不到会成何体统，马上发电去催，一定要让他来。”

蒋介石担心云南是有道理的。

龙云原是云南省主席，但他长期以来受蒋介石的打击，于1945年秋天被撤职，换上了卢汉。

这两人是姑表兄弟，都对蒋不满，曾有割据一方的打算，但却处处受蒋介石限制。1948年冬天，龙云逃到香港后就发表演说，公开鼓动云南所有部队起义。

龙云多次指示卢汉说：“如解放军渡江成功，云南就起义，不能再为蒋介石卖命。”

卢汉自有打算，他说：“起义的事可以考虑，但不能操之过急，现在蒋介石在西南还有几十万人马，咱们5万多人不是他们的对手。”

正在卢汉犹豫之时，蒋介石却派张群来叫他到重庆开会。卢汉称病推辞，张群在电话里劝说：“卢主席不要担心，我们两人的感情是不薄的，你来了我会为你负责，总裁已生气了，若你再不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话已说到这个分上，卢汉只好动身赴渝。上飞机时他对部下交代：“万一我这次被蒋介石扣留，你们就打电报要求释放，如果不准，就通电起义。”

他的参谋长问：“你怎么办？”

“不要管我了！”

出乎卢汉意料，他一到重庆蒋介石却亲自为他接风，而且很是友好。

席间卢汉将早已写好的辞职报告交给蒋介石说：

“总裁恩准，我近来身体不好，负不了云南的责了。”

蒋介石笑着拍打卢汉的肩膀：“永衡贤弟，国难当头，你这是干什么，快收起来，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嘛。”

卢汉说：“我们云南的守军有限啊。”

“好说，你可将那两个保安团扩充为军，所需经费和装备我出。”

卢汉满意了。

蒋介石布置完大西南的防守计划后，最后又给大家打气：“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第十四章、风卷西南 二、宋希濂兵败被俘

蒋介石还没有离开川北，解放军二野第5兵团已从江西上饶出发，秘密由湖南向贵州进军。

10月13日，第四野战军转来了二野前委的命令，令5兵团待广州解放之后，即直出贵州，速占贵阳，切断敌退路。

部队行动后，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当即命令各军电台一律停止工作，不得暴露部队行踪，通信联络可通过四野部队的电台转达。这样敌人根本无法知道他们的活动情况。

贵州是胡宗南、白崇禧部队防线的接合部，是敌防线上的一个薄弱环节，由何绍周之19兵团驻守，其所属49军、89军分散配置于湘黔公路和贵阳至盘县一带。

何应钦的侄儿何绍周也是一员年轻虎将，早年随叔父参与贵州的军阀混战，颇有建树，这次奉命重返贵州，雄心勃发，很想重振昔日雄风。

杨勇在湖南邵阳集结后，根据刘邓首长的川黔作战命令，于11月4日，以16、17两个军向何绍周部发起进攻。

何绍周慑于解放军的节节逼近，没放几枪便于13日撤离贵阳，向盘县、毕节方向逃跑。

11月14日，贵阳解放。

11月11日，刘、邓电示杨勇、苏振华：5兵团在占领贵阳市后，部队休息不宜超过3天，应以主力直出毕节，向西推进。

刘、邓还强调：“当前战役的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4个军、罗广文3个军向云南退却，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

部队连日冒雨行军，艰苦跋涉于大山险峰之间，相当艰辛，为此刘、邓又指示说：“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现洋，保障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要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4钱油盐和1斤蔬菜绝不可少。至要，至要。”

14日，他俩电令16军军长尹先炳，占领贵阳后，立即移师向清镇及其以西地区，准备继续西进；令张国华率18军加快赶至贵阳，协同16军入川作战；17军留驻贵阳。

11月30日，杨勇率领5兵团前线指挥所，从贵阳市出发，入川作战。

晚8点，指挥所进驻毕节。

12月2日，杨勇根据二野首长指示，令16军向乐山方向进击，负责攻占乐山、峨眉、夹江三角地带。

令18军由宜宾向乐山进击。

12月7日，16军全部渡过长江，并沿途歼敌2500余人。

18军亦沿镇雄、洛表、珙县向宜宾疾进。12月10日，宜宾守敌72军在郭汝槐将军的率领下宣布起义，18军以一部接管，主力迅速渡过长江。

此时，宋希濂已在川东遭到重创，遇上杨勇兵团时跑得更快了，但是杨勇兵团在北上的进击途中，还是将宋希濂所率的7000残部消灭了。

此时，宋希濂狼狈不堪，已不穿中将军服，而是赤脚穿着草鞋，浑身透湿，披头散发。

与此同时，二野3兵团也向川东南宋希濂部发起进攻。时间是11月1日。

各路大军奋起直追，在北起巴东，南到天柱，宽约1000公里的地段上，多路攻击，完全打乱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西南防线。

这时候，宋希濂所拥有的部队只有钟彬指挥的第14兵团和陈克非指挥的第20兵团，绝大多数是几个月前才组建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惟有陈克非兵团第2军是美械装备，历史较久，实力较强。

硬拼是不行了，怎么办，宋希濂已被解放军追得走投无路，他对部下说：“决不能与共军决战，如若决战，一定会被消灭。”

万般无奈，他只好采取单纯防御性作战方针。

因此，当三兵团及四野配属的第42军、47军和50军，由鄂西和湘西对宋部发起钳形合击时，宋部几乎是一触即溃。

到11月15日，解放军就差不多吃掉了宋希濂集团的4个师。

眼看大势已去，宋希濂埋怨了一番蒋介石，又将第20兵团主力第2军、第14兵团的第15军，以及宋绥靖公署直属部队第118军残部，从鄂西退至川东的黔江、彭水一带。

彭水县城位于乌江东岸，四面皆山，是川东货物的集散地，曾经繁华过。自古以来，也是兵家常争之地，国军残兵退到这里，受苦难的仍是老百姓。

人民群众对宋希濂的部队有畏惧心理，枪声未响，许多人就钻进山林里了。这里从前生意兴隆，来往的轮渡和木船是很多的。

但是，当宋希濂抵达彭水时，才发现江面已经没有一条民船了。

他站在江面看到一条专用拖运汽车的小汽轮，一只摆渡的小木船，在江面上缓缓移动。

没有船的原因一是群众逃跑了，二是他自己的绥署后勤机构，已将几十条民船全部征用，载着行李、物资，开往下游去了。

雨仍在下，江面雾气腾腾，他立在岸边颇感失望，瞅着江水发呆。

溃退下来的部队不断涌来，整个彭水县城已是溃兵世界了，老百姓逃避一空。

宋希濂把指挥所设在彭水东面的一个古庙里，每天呆头呆脑地望着部队乱哄哄地渡过，心中焦灼万分。

17日上午，宋希濂和兵团司令陈克非才渡过江。

过完江后，宋、陈两人坐在一条长凳上，无可奈何地欣赏部队继续渡江。

宋希濂呆若木鸡地静坐着，他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支烟，点燃吸了几口，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30年完蛋了。我看我们校长为首的黄埔系统，也是快30年了，看来也该完蛋了。30年一轮回，这是天命，也是气数。”

陈克非也是黄埔毕业的，他点头说：“是啊，这也是改朝换代的一劫啊！”

可以想象他们都是这种心理，还怎么能打胜仗呢？

11月14日，蒋氏父子风尘仆仆地再由台湾飞到重庆。

17日，蒋介石派蒋经国带秘书、副官各一人，由宪兵6名护卫，分乘两辆吉普车，奔赴川东前方，传送蒋介石写给前线将领的信。

宋希濂的司令部设在武隆县的江口镇。

蒋经国的到来使宋希濂受宠若惊，此人对蒋介石是十分忠心的，明知道残局无法挽救，但仍带着陈克非，第124军军长顾葆裕来会见蒋经国。

蒋经国没有说什么，只是将老头子的信交给他们看。信是蒋介石写给宋部以下钟彬、陈克非、顾葆裕等6名黄埔系的将官的。

内容无非是鼓励他们发扬黄埔精神，禀承总理遗训，坚持到底，打败共匪之类的指示。

毕竟是老头子的亲笔信，他们看了表现出很受鼓舞的样子。

纷纷表示：誓死都要做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

蒋经国听了十分高兴，急忙返回重庆复命。

解放军已将他们团团围住，逃生都很困难，光有决心又有什么用？

当天晚上，解放军就攻克彭水县城。

19日至22日，二野3兵团主力和四野第47军，在咸丰东北地区歼灭宋部第14兵团。

兵团司令钟彬在乘民船顺江而下的途中被解放军活捉。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宋希濂正沿着白马山逃跑，山对面解放军的枪声清晰可闻。

生死关头，宋希濂的吉普车轮胎被炸坏一个，又无备胎，急得宋希濂绕着吉普车，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对司机挥拳头说：“限你10分钟之内修好，否则老子枪毙你！”

陈克非从后面赶过来，把备用轮胎扔给宋的司机，自己先跑了。

11月23日中午，宋希濂离开了白马场，黄昏时分到达南川。

这时解放军就在距南川不远处。

宋希濂面临的只有一条路逃跑。这时，他的身边只有两个军了。宋希濂跟他的两个军长及几个幕僚密商的结果是，第一步先到西昌；第二步退到滇缅边界的腾冲一带。

为了秘密逃命，他规定，自行动之日起，禁止无线电台和国防部及其他电台联系。

后来几天，蒋介石再也不知道宋希濂打到哪里了。当他在台湾怀着焦急的心情，打听大西南战况的时候，宋将军已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11月25日，南川解放。

至28日，解放军以钳击攻势，将宋希濂的残部及108军罗广文部约3万余人，歼灭于南川以北地区。

12月15日，侥幸逃出解放军包围圈的宋希濂，率领7000余人，向犍为方向逃窜。

不幸的是，这个消息恰巧被正在向北进攻的杨勇兵团18军115团团长阴法唐获悉，当即率部迂回包抄，于15日将其包围。

经几小时激战，歼宋部4000余人。

还有3400多人。宋希濂再带着这些残兵败将向龙三池方向溃逃。

结果在12月19日，又被日夜兼程的18军139团截住去路。

他们刚渡过大渡河，就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宋希濂眼看着解放军叫喊着向自己冲来，此时他十分狼狈。身上的衣服在连日的雨水中被冲得透湿；从前总是梳得一丝不乱的头发现在也披散开来，滴着雨水；一双皮鞋早在几天前就跑丢了，赤脚穿着一双草鞋，沾满了污泥……没有任何退路了。但是他不愿做共军的俘虏。他抽出手枪，把枪口对准自己。他的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抓住，哀叫：“长官，你不能这样！”正在这时，一个解放军战士冲过来，用枪指着他们：“不许动！”

宋希濂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被关进战俘营后仍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当时共产党对这些高级战俘还是优待的，生活方面仍有自由。宋希濂随着俘虏队伍从乐山到达重庆磁器口白公馆，他经常与同时送到这里的好友，他的14兵团司令官钟彬、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一起下棋，常为一步棋、一个子的得失而计较、争执。

王陵基为两人的认真劲儿捧腹大笑，戏谑宋说：“想年初你当了绥署主任，你便把兵团司令的位子让给钟彬，为什么现在连一盘棋也不肯相让呢？”

宋希濂不高兴：“这完全是两回事嘛，你别往一块儿扯。”

真可笑他们这些败兵之将，只有在棋盘上重圆战争之梦了。

陈赓专程从昆明到重庆来看他们，陈、宋是黄埔一期的老同学，好友。当陈赓站在他们棋盘旁边的时候，宋希濂正用一只卒堵住了钟彬的象眼。

陈赓不禁脱口而出：“好棋！”

宋希濂抬起头，看见陈赓，不禁大吃一惊。他完全没有想到陈赓会来看他。

老友重逢，虽说双手紧握在一起，但他是败兵之将，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他还能说什么。

宋希濂很不好意思地说：“陈兄，你怎么不打仗啦，还有时间来看我？”

陈赓笑着说：“已经没仗打啦！你们都坐在这里了，老蒋跑了。”

宋希濂问：“云南呢？”

陈赓说：“卢汉也起义了。”

宋希濂红着脸说：“惭愧得很。我没能易旗。”

第十四章、风卷西南 三、卢汉自有打算

广西战役之后，陈赓兵团就奉命归建二野，参加大西南战役。陈赓负责对付卢汉这一摊子。

卢汉早有起义之心，自从返回云南后四处托人历尽周折，终于自己找到了共产党，与叶剑英派出的人员接上了头。叶当时是驻广州的华南分局书记。

这件事的确曲折，当时他起义心切还找错了一次人。

有一天，一个叫张铿的小学教员，自己带了一些翻印的毛泽东讲话的小册子，找到卢汉的部下，说他是共产党，是中共华南局派来的人。

卢汉知道后，如见救星，立即派人频频去向张铿讨教，张铿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

卢汉想到自己一个人起义势单力薄，不如派人去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等人联络，大家一齐反了，互相策应，这样蒋介石就没办法了。

所以，当张铿提到成都还有个中共大官，要把他接到昆明来开展工作的时候，卢汉欣然应允，立即派人与张铿去成都。

不过，卢汉还留了一手。到成都的时候，张铿去找“中共的大官”，而卢汉派去的卓立，则去找西康省主席刘文辉。

盘踞西康的刘文辉听说卢汉要反，就满口答应，并答应联络邓锡侯、潘文华。

卢汉弄假成真，做通了刘、邓、潘的工作，可那个叫张铿的人却没有从成都请来共产党的大官。

张铿独自返回后，说话漏洞百出，此时卢汉才对他的来历产生了怀疑，调查发现张铿原是沈醉手下的特务。卢汉大吃一惊，急忙把张铿及有关人员全部逮捕，秘密关押起来。

事后，卢汉对带来张铿的那个部下说：“你这个书呆子呀，差点害了我们。”

后来，叶剑英派出的策反代表周体仁先生到达昆明，与卢汉具体洽谈了起义事宜。

卢汉与其他起义将领不同，他当时只是急着要倒戈反蒋，没有提出更多的要官要兵的条件。

话又说回来这也是形势所逼，他没有多少时间过多的考虑自己的事情。共产党的形势已是不容许他们讨价还价了。

这时，陈赓派出的代表也与国民党驻滇部队26军军长余程万接上了关系。陈赓的这位黄埔兄弟余军长连声表态：

“好，太好了。我正苦于无法与解放军联络呢，我一定等候迎接陈赓将军。”

关于卢汉准备起义的事蒋介石早有阻止准备，但还是没有拦住，早在11月中旬，卢汉突然宣布休假半个月，不再到五华山办公，闭门居家治病断烟。

这一招让蒋介石吃了一惊。蒋的分析是，卢汉断烟，无非是两条：要么出逃国外，那时候，他没有大烟抽；要么起义跟上中共，那也是没有大烟抽的。

于是他便派张群、萧毅肃飞往昆明，要卢汉把云南省政府、绥署等地方军政机关迁往滇西，腾出昆明，让国民党中央和军事指挥机关及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移驻进去，作为反共基地。

蒋介石还在作垂死挣扎，他一方面调集空军运输机关，并借助于陈纳德的美国民航大队昼夜兼程，将国民党中央机关和高级军官的眷属，从成都经昆明、海南岛撤往台湾；一面整饬其残余部队，沿着川滇公路、滇黔公路和滇康大道，三路蜂拥进入云南。

当时南迁风潮席卷滇境。

闭门治病戒烟的卢汉固然是为了今后大烟来源着想，更主要的是形势发展已刻不容缓，得率部起义。

这一点，对于一贯沉稳谨慎的卢汉来说，心里是明白的。

他称病在家期间，一边对于由蒋介石派来建立“反共基地”的劝说大员们来个死拖硬磨的战术；一边把自己的心腹部队93军、74军集结到昆明及市区附近；把国民党嫡系第8、第26军调防到滇东、滇西地区。

蒋氏父子对卢汉也有防范，曾打算在必要时干掉他。

执行监视任务的特务头子沈醉在卢汉家附近的翠湖东路8号租下一幢房子，楼上布置了一挺机枪，可以向卢汉的卧室、会客室、餐厅等处扫射。并在街角安设伏击点，可在卢汉汽车进出拐弯的时候从容动手。

大西南已面临全面崩溃，昆明已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候。

12月7日，周体仁飞回广州，向叶剑英将军汇报昆明起义的准备情况。

12月8日，在昆明的中共地下党通知卢汉准备起义。

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当天上午就下令扣留了33架抢运中央高级人员来昆明转运海南岛的飞机，封锁机场。

下午4点，张群飞抵昆明，住在卢汉的新公馆。张群得知飞机被扣之后，去找卢汉，他却拒绝见面，张群也失去了自由。

晚6点，卢汉在他的原公馆里大宴宾客，应邀前来的有美、英、法各国驻滇领事馆的领事及其夫人。

晚上9点，在昆明的国民党要人李弥、余程万、沈醉、沈延世、李楚藩、童鹤龄、石补天等7人被召集至卢公馆开会，随后被扣押起来，分七次送往五华山。

深夜，卢汉下令用预约的密码，向西康的刘文辉、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处发了电文。

第二天清晨，当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的时候，警卫营长徐振芳请示卢汉：“卢主席，升旗的时候到了，该升什么旗？”

卢汉哈哈大笑，说道：“当然是升新国旗罗！”

“主席，咱们没有啊！”

“快照北京的样子做一面。”

于是他们赶忙按照北京的样子定做新国旗。

上午10点，五华山下，集合起部队和军乐队，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卢汉和警卫营长一人拉一条绳子，将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在昆明的上空。

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庄严时刻，卢汉和他的那些在国民党政府备受冷落的官员们热烈握手，紧紧拥抱，相互祝贺：“我们起义了！”

接着，卢汉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云南省全体军民发表了起义通电，宣告云南于1949年12月9日正式起义。

被扣留的部分国民党政府要员不拥护起义，在劝说无望的情况下，卢汉只好亲自出马对李弥等人进行传讯，劝说他们拥护起义，在通电上签名，并下令部属放下武器。

余程万二话没说在通电上签了名。

沈醉叹息了半天还是在通电上签上姓名，卢汉让他劝云南所有特务团体起义，沈醉提出自己起草一份按特务书写方式的手令，劝说部属不要抵抗。

李弥比较顽固，后来他勉强在通电上签名时，嘴里还嘟哝着：“他妈的，要起义老子自己不会搞，何必等别人牵着鼻子走！”

12月1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给卢汉发来嘉勉电，并指示，卢汉问题由刘、邓直接处理，无须再经华南局叶剑英、方方等派人接洽。

刘、邓接到命令，当即让二野4兵团乘汽车，经独山、贵阳或取道百色、安龙入滇。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卢汉准备起义的时候，西康省主席兼24军军长刘文辉和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的行动已经不自由了。

此时，他们都被蒋介石召到了成都。

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于5日称病去了灌县。

尽管卢汉当初劝刘、邓、潘起义时，所找的“共产党”是假的，但是却弄假成真，使他们三人铁了心要反蒋。

成都危在旦夕，解放军已逼到城郊，蒋介石心慌意乱，经常把部下叫去训话，发一通脾气。

12月7日下午4时，当刘文辉、邓锡侯听说老头子又要训话了，赶忙按商量好的办法离家出走。

要让特务不注意自己是很困难的。邓锡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向家人做了一番暗示后，自己身着便衣手持一支双筒猎枪，叫上两名副官，坐上吉普出成都北门，在城隍庙的后坝上，单腿跪地，手持猎枪，做出打鸟的姿势。

认识他的人都说：“邓公好安闲，还有空闲时间出来打鸟哩！”

这一招果然没有引起别人怀疑。

当他对着没有鸟的树上瞄准时，刘文辉汗流满面地赶到坝上。

原来刘文辉年纪大了，在城门口遇到宪兵盘查，从城墙缺口翻过去才逃了出来，弄得哮喘病发作，只得由两个随从扶着。

两人商谈了一会儿，立即驱车朝彭县走去。此事已被蒋介石知道了，他暴跳如雷，大骂特务无能，大骂刘文辉、邓锡侯二人背信弃义，之后又派人去追。当他俩赶到龙桥的时候，蒋介石派的王缵绪追来了。

王缵绪喘着粗气说：“总裁请你们回去，如不回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刘文辉说：“他不信任我们，还回去干什么？”

王缵绪说：“总裁说了，以前大家都有误会，回去就没事了。他可以用经国作人质，保证你们的安全。”

两人坚决不回去。

12月8日，中共川西、川康、川东地下党，第二野战军派遣人员，以及川、康的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已先后到了彭县的龙兴寺。

刘文辉、邓锡侯担心在龙桥遭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也连夜赶到彭县龙兴寺。

12月11日，各方人士聚集龙兴寺，召开会议，商量起义后的对策。

是夜，刘、邓、潘联名发表了起义通电。

为了表明他们不比卢汉落后，于是便将发报日期填为12月9日。

蒋介石在大西南的地盘越来越小了。

第十四章、风卷西南 四、贺老总率部入四川

1949年11月10日。

古城西安军管会办公室。贺龙一手握着烟斗，一手拿着报纸阅读，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喂了一声，电话是18兵团司令周士第从前线打来的。

周士第说：“贺老总，刘邓大军在南线打得很热闹啦。我们接到一线部队报告，敌人已经开始撤退了。”

贺龙放下报纸，笑着说：“怎么，着急啦？毛主席给我们确定的方针是先慢后快。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如何使敌人逃得慢一点。你急着追，胡宗南岂不是向南撤得更快？老周，先憋足劲，到时候有你打的仗哩！”

中央军委决定这一次打胡宗南，让一野18兵团担负最后追击的任务，由贺龙统一指挥。

时间是在二野各兵团完成大迂回、大包抄之后，翻超秦岭，会师成都。

18兵团下辖第60军、61军、62军，兵团司令兼政委周士第、副司令兼副政委王新亭、副司令兼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

胡耀邦不仅能做思想政治工作，而且也会打仗。他的表兄杨勇，此时正指挥二野第5兵团，从汀黔线上包抄胡宗南的后路。

二野捷报尚未传来，进军四川的机会还没到，贺龙只好在西安耐心等待。

11月15日，贵阳解放。

11月19日，蒋介石急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一线南撤入川，并空运第1军到重庆。

11月28日，宋希濂、罗广文集团主力被歼。

11月30日，重庆解放。

追击逃敌的时机终于来了。

“立即出动，猛打穷追！”贺老总下达追击令。

12月3日，18兵团分成三路，开始南进追击作战。

右路：第62军经碧口、摩天岭、江油南追；中路：第60军沿川陕公路南追；左路：第61军由固城以南翻越大巴山南追；第7军由天水地区分两路南进：一路向成都方向，协同右路62军作战；一路向徽县、洛阳方向，配合中路60军作战。

三路大军日夜兼程，日行百里，飞越大巴山，突破剑门关，横渡嘉陵江，一路艰辛终于提前10天，于12月21日到达合围成都的集结地域。

各路大军开进四川，把胡宗南集团和川境残部，团团包围在成都盆地里，已动弹不了。

12月15日，解放军4兵团110团占领布衣透、黑龙潭两村，歼敌578团两个营。

当解放军先头营长安玉峰带着通信员闯入敌人的炮兵阵地时，敌人问：“口令？”

安营长大声说：“自己人，乱叫什么。”

走近后才大声喊：“我们是解放军！”

敌军炮兵吓得连声回答：“解放军更好，我们早就想找解放军了。”

说着，就带四门火炮投降了。

他们还帮着解放军喊：“解放军到了！”

整个炮兵营都投降了。

等敌营长发现才来了两个解放军，后悔已晚，小声埋怨带头投降的部下：“谎报军情，真他妈的胆小。”

接着，安营长率部用同样的办法，使另一个步兵营也缴了械。

12月25日，18兵团第180师539团二营陈营长率四连二排的3个班和团的一个侦察班，共4个班的官兵，乘汽车由德阳前往广汉，去执行受降敌军一个炮兵营的任务。

汽车驶到连山镇时，情况有了变化，只见镇里镇外，公路两旁，到处都是敌人，大约有近万人。这就是我们的受降对象吗？陈营长一想，感到不对，一个营不可能这么多嘛。

无法后退，他又命令继续前进。当汽车开至只有二三十米的时候，这些国军部队还是坐着，躺着，没有动静。从他们疲惫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经过长途行军的。

一个传令兵跑过来，立正，向陈克非报告：“报告长官，我们军长派我与你们联络，我们是刚从湖北开来的暂8军，请问你们……”

在敌人没有弄清时，需要下果断决心，陈营长挥手说：“打！”

战士们跳下汽车，扑向敌人。敌军如梦初醒，抱头鼠窜，已无招架之力。

陈营长一边放枪，一边把4个班的兵力分成三路：

一路直向敌军长所在地冲击；一路冲进镇内；一路向镇外的一大片敌人扑去。

战士们都机警地几乎全部把敌人的机关枪抓到手，一边扫射一边高喊：“我们是解放军，缴枪不杀，宽待俘虏，不要跑，乖乖地站到一边去！”

山谷里到处都是解放军的喊声。这一喊果然奏效，敌人以为是共军主力来了，便纷纷缴械投降。

陈营长真可谓艺高人胆大，4个班的兵力对付一个军的兵力，不说放枪，就是迎面跑过来，他们这四五十人也都顶不住。

关键是，他们不知道解放军到底来了多少。只感觉子弹从许多方向向自己射来。

六班战士刘英孩，一人冲进一座院子，五分钟后，缴了一个营的枪，押着300多名俘虏走出来。

陈营长把俘虏分军官和士兵，在两处看押起来。

这时候，没缴械的敌人开始有所警醒，从几个方向反扑过来。

向西边高地反扑的敌人正冲到六班高地，有一个家伙爬上六班阵地，刚直起腰，就吃了刘英孩的一刺刀，滚下土坡。

许多敌人见状趴在地上光喊不动。

刘英孩冲着下面的敌人喊：“爬起来投降吧，别客气啦。”

趴在地下面的一个连长说：“行啊，你别开枪就行。”

说着在枪刺上挑着个白毛巾，领着一队低头耷脑的国军，举手投降了。

暂8军的军长十分狡猾，他化装成农民在他的亲信随从簇拥下，带着一帮残兵败将逃跑了。

出乎意料，解放军的四个班，打垮了敌人的一个军，生俘2200余人。这在世界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贺龙率部追击敌人的战绩是辉煌的。

该兵团180师552团智歼胡宗南王牌38军堪称解放大西南战役的佳话。

那是1950年1月，西南战役已近尾声。

众多国民党军队不是投降，就是起义，38军军长李振西却是一个顽固分子，对于贺龙的劝降信置之不理，率残部逃至茂汶地区，想顺着深山密林，溜至国外。

38军是胡宗南集团的王牌，曾作为主力，跟着胡将军打到陕北。

李振西率残部逃跑，180师请示了上级，速派正在抢修都江堰的552团部侦察连，穿插茂县，堵截胡部38军。

1月中旬，552团自灌县沿岷江北上，向茂汶地区急进。

19日晨，部队进至茂县县城附近，得知38军主力已逃到茂县城东的回龙山。

全团及骡马分队，在黎明时分浩浩荡荡地开进县城。

他们在大街上来回走了几圈，人喊马叫，造成了一种假象，给人的感觉好像有千军万马进驻城内。

20日黄昏，团主力向回龙山发起进攻。

解放军的电台在联络时，对团部称“茂县前进指挥部”，师直侦察连、各营称“××师”，六个配合作战的少数民族支队（每支队一二百人），称“独立一团……六团”。

进攻部队在山下高声呼叫上述部队和指挥员的职称，使在山上的李振西从电台中听得心惊肉跳，闹不清解放军究竟来了多少人马。

双方对峙到22日拂晓，有几个敌人打着白旗，从山上下来。

二营哨兵厉声喝道：“站住，干什么的？”

“不，不要开枪，请解放军长官对话，我们军长有话。”

“来的什么人？”

“副师长，李军长派的代表。”

“过来两个人，其余不准动。”

敌副师长带一个副官走过来，团里派两名机关干部以指挥部处长身份与他们洽谈。

副师长说：“我们李军长对贺司令宽大政策非常感激，请求双方先停火，李军长愿率部起义。”

解放军“处长”哈哈大笑，说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来谈起义？回去告诉李振西，只准投降，不准起义，要打我们奉陪到底。”

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投降事宜和条件。那位副师长一面说：“请不要开火，千万不要开火，兄弟回去向李军长报告。”

那个副师长跑回山中，李振西忙问：“怎么样？”

他说：“到处都是共军，不投降不行了啊！”

李振西没有表态，又坚持了一个多小时，中午才派副军长和先前的那个副师长下山签署投降书。

团长江岗和政委张敏以茂县前线总司令和政委的身份接待了他们。好在那时的解放军没有军衔标志。

来到团指挥所时李振西等人仍没有弄清解放军有多少人，他们亲眼看到该部驻地周围拉了许多电线，房上竖了许多竹竿，架了许多“天线”，以示指挥部有若干电台在工作，许多出出进进的军人都大声叫着某部长、某处长。

至此，胡宗南集团38军，共5000多名官兵，从山谷中走出口，把一支支装备精良的美式武器、装备，全部放在地上。

李振西手拄拐杖，对解放军的“司令”、“政委”行鞠躬礼，然后长叹一声说：“我们失败了。”

江岗团长说：“如果你再晚一步，我们就要发起总攻了。”

李振西说：“是！是！胜败乃兵家常事，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降！不过我李振西也总算对得起蒋介石了。连起义也起不成，害得我只能做降将了。”

此人形象狼狈，讲话幽默，把大家都惹笑了。

一个团看管一个军，哗变之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为以防万一，该团参谋人员精心标制了一份有趣的行军路线图，发到敌军师司令部，按行军序列把师侦察连和各营标为××师，将李振西军各师插在中间行进，把少数民族支队标为六个独立团，行进在左右山梁上，担任侧卫“警戒”。直到部队回到灌县驻地。

李振西才知道，他堂堂的王牌38军，栽在解放军一个团的手里。

他说：“该死，该死！兵不厌诈，我真糊涂！”

团政委张敏说：“怎么，李军长不服气啊？我们可以再拉回到回龙山上，陪你李军长再练一把嘛！”

李振西忙挥手说：“不，不，兄弟对贵军佩服，佩服，佩服啊……”

第十四章、风卷西南 五、蒋介石的另一种表演

1949年12月3日。

成都市内兵慌马乱，景色十分惨淡。这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岁月。

已能听到枪炮声了，蒋介石一天一夜没合眼，在他的住处的羊肠小道不停地踱步，他完全没想到还不到三年，毛泽东却将他逼到了绝路上，大陆没有他的立锥之地了，怎么办，到了黄河他仍不死心，将希望寄托在其主子美国人身上，只好先退到孤岛台湾，以图东山再起。

这真是自欺欺人的笑话。

第二天，他一反常态，静坐在卧室里关起门来，不接见任何来访者，似乎不再关心天下大事了。

毛人凤担心他会自杀。

蒋经国冒雨在门口等了半天，他仍不许人开门。

毛人凤很担心，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却说：“总裁有大家风范，还没有承认自己输给毛泽东哩，为何会自杀？”

其实蒋介石最怕死，他怎么会自杀呢。离开大陆之前他还要办一件事，这就是关于潜伏特务分子的任务问题。

日近黄昏，他才从室内走了出来。

蒋经国望着神色憔悴的父亲，说：“专机已准备好，随时可以起飞，请父亲下决心，此地不可久留了。”

蒋介石挥手：“急什么？我的事还没有办完呢？”

“父亲还有何吩咐？”

“我们走了，留下这些人怎么办？得有个交待嘛！”

“你去把毛局长给我叫来。”

几分钟后毛人凤就来到蒋介石的卧室。

蒋介石铁青着脸，对毛人凤说：“你去通知王陵基等人，我要见他们。”

这也是蒋介石在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参加会议的除毛人凤外，还有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成都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官李迪，军统成都地区主要负责人周迅宇，成都警察局保安大队长于明辉。

这些人打算逃到台湾和香港去，却被蒋介石截住了。这次虽说他们都来了，但心情大不一样，国民党已彻底完了，谁还愿意留在大陆呢？

因此，当他们走进大厅时心里仍忐忑不安。蒋介石从沙发上起来，对人们招手：“都请坐下吧。”

他接着说：“今天请你们来。主要是想同大家见见面，谈谈心，可以随便谈嘛。”

侍从秘书将几杯茶送了上来。

喝茶的低头喝茶，抽烟的低头抽烟，瞅上去情绪都很恶劣，没有人带头说话，室内显得很静。

蒋介石望着大家，心平气和地说：“你们跟随我几十年，为党国的事业，恪尽职守，出了不少力，党国永远会记着你们的功绩，我个人代表政府感谢你们。”

有人带头鼓掌，掌声稀哩哗啦，很没有气势。蒋介石摆摆手接着讲：“目前的形势相当严峻，共军声势很大，这是出乎我预料的，我们守军没有斗志，有些军官没有气节，投靠了共军。但这也没有什么，我们还没有输，手下还有几十万人马，希望诸位不要惊慌，更不要轻信谣言，要尽心尽职，坚持下来。”

王陵基插话：“现在共军已将我们逼到死路上了，恐怕很难坚持了，我建议都撤到台湾去，保存实力是上策呀！”

蒋介石说：“我还没有讲完，让你们坚持不是硬打，而是改变策略，迅速转入地下与共产党作对。”

毛人凤接着说：“总裁的主意是正确的，我们有开展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如时机成熟还可以将队伍拉出来上山与共军打游击。”

大家对这个建议很冷淡，都明白到时候毛人凤也会溜走，还有谁会陪葬，没有人了，凡是有点脸面的大人物都会逃走。

蒋介石很平静，他破例给大家递了一支美国香烟，说道：“你们都有顾虑，可以理解，可以先将家属送到台湾去，我会照顾的。现在从表面上看，共产党是胜利了，但中国这个烂摊子也不好收拾，他们都是土包子，能平平稳稳地管理好这个国家吗？我看不行。我们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创造机会，准备继续在地下与共产党进行斗争，光复大陆的时机一定会到来。”

会见完毕，蒋介石破例将他们送上车，这些人的情绪仍不是很高。

蒋经国望着小车渐渐消失在丛林中后，转身说：“父亲，这些人留下来恐怕也不会有所作为。”

“那也得留，台湾屁股大一块地方，大家都去还行？”

1949年12月10日中午。

蒋介石离开大陆的前一个小时，他又向毛人凤授意，一定要坚持下来，组织游击战。

毛人凤个子小，身穿棉衣显得更渺小了。他将事先草拟好的一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战武装的应变计划》交给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看完之后说：“很好，立即用电台秘密发往全国各地的特务组织。”

毛人凤所写的这个计划将大陆分为五个战区，这全是蒋介石的意思。

各战区主要负责人为何应钦、马步芳、李玉莹、郑介民、薛岳。

全国戡乱工作委员会总部暂设在台北，一切工作由中央行政院领导。

同时，还划分了十五个“重点游击根据地”，分别为：

苏南太湖游击根据地，辖“太湖游击纵队”四个师，并“曲线救国新编第一军”，纵队司令胡伯龙，参谋长季家振。

湖北大别山游击根据地，辖“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一个军，军长汪宪，参谋长袁成英。

浙皖区游击根据地，辖“浙皖边区游击挺进纵队”一个军，并“浙边支队”，“皖边支队”各一个师，纵队司令徐振东，副司令徐建中。

豫西游击队根据地，辖“豫西剿共总指挥部”两个军，并“黄河”、“绥远”两个特工大队，总指挥卢民。

赣南井冈山游击根据地，辖“井冈山游击挺进军总指挥部”一个军，并“翠微峰独立支队”，司令黄镇中。

湘西根据地，辖“湘西反共救国军”暂编第一军，并“新一师”、“新二师”，军长陈子贤。“新一师”师长师兴周，“新二师”师长余适。

湘鄂川边龙山游击根据地，辖“湘鄂川边反共游击军”暂编第二军，并五个直属支队总司令瞿波平。

广西瑶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游击联军”暂编第四军，并两个交警大队，军长黄品琼。

广西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一个军，及九个县自卫大队，总司令苟正康。

黔东北游击根据地，辖“黔东北人民自卫军”暂编第9军，军长肇周，副军长关登云。

川黔湘鄂边游击根据地，辖“边区人民反共自卫联军”四个师，及11个自卫团，总司令陈全，副总司令陈长捷。

川南游击根据地，辖“西南剿共救国纵队”两个军，并新编第7师，第1军军长乜占武，第2军军长欧阳祥林，新7师师长吕振华。

滇北昭通游击根据地，辖“云南人民救国义勇纵队”一个师，并三个大队，师长杨康寿，大队长王跃云、龙绳曾、李云聪。

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辖“三边靖绥反共司令部”四个师，总司令周迅宗，副总司令刘野樵、傅秉勋。

武当山游击根据地，辖“鄂陕边人民自卫军”一个军，并新编第5军、第8军，总指挥王凌云。

以上计划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全国解放后大江南北匪患成群；人民解放军先后用了三年时间才完全剿灭。

12月10日蒋介石离开大陆的日子。

侍从官对他说：“请委员长早点动身，附近大街上有不少可疑人员。”

蒋介石却装得很从容，他摆手说：“不要着急嘛！”

蒋介石仍是一身长袍，不同的是披了一件呢子大衣，瞅上去脸上的气色很不好。

在蒋经国的陪同下，他拄着一根拐杖下楼，望着楼房发呆，似乎又勾起许多感慨。

侍卫官上前一步，说：“委员长，咱们是不是走后门？”

蒋介石很生气地讲：“忙什么，走大门！我是从大门走进来的，现在还要从大门出去。”

没有几个人送行。

他走上飞机，回头望着灰蒙蒙的大地，咬着牙说：“我还要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

其实，他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第十五章、乘胜追击 一、执行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的内幕

1949年8月。

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经过一番残酷的较量之后，全国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固守南中国的美梦即将破灭，各路国民党将领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从保全自己集团的利益出发，作最后的挣扎。

此时，盘踞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实力情况为：

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约20万人；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集团约15万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约10万人，退守湘鄂西山区，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

广东、广西是粤系、桂系军阀的老巢，有他们几十年经营的封建统治基础。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白崇禧的桂系部队装备较好，擅长山地、水网地带作战，行动狡猾诡诈，有较强的战斗力。解放军渡江之后，白崇禧并没有将全部兵力投入正面交战，而是在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解放军正面交锋。在防御战中，白崇禧将非嫡系部队配置在第一线，把嫡系主力则布置在后方二线。因此，在宜沙、湘赣战役中，桂系部队并没有受到重创，建制完整，战斗力仍很强。退守华南的余汉谋粤系集团，成分比较复杂，人员多为从正面战中逃跑的残兵，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

自4月21日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国民党军队如惊弓之鸟，四处逃窜，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为：

第二野战军经过休整后，即将由南京、芜湖、上饶出发，取道湘西、鄂西，向西南进军，以求歼灭云、贵、川、康地区的国民党军。

第三野战军解放福州后，又攻占了南日、平潭等岛屿，即将发起漳(州)厦(门)战役。

根据当时的战况来看，人民解放军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挺进，直逼南中国的国民党残军。当然，国民党统治集团是不甘心失败的，退到湘桂地区的白崇禧集团凭借该地区地形险要、人口稠密、有兵源粮源、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阻止解放军进军，企图割踞中南，伺机卷土重来。他们的计划一旦破产，白崇禧集团还作了撤至广西一带的最坏打算。

国民党军队垂死挣扎，尽管白崇禧等人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但白崇禧仍按照国民党统帅部的指令，制定了“以维护粤、桂、川、黔之安全，并相机打击匪军之目的，即以主力于湘江两岸地区，采取持久，力求创机歼敌，各以一部在湘西及鄂西方面，利用山岳地障，拒匪进犯，并相机策应湘江方面之作战方针。”

白崇禧和他的高参经过一番争论后，将其所辖的第1、第3、第10、第11、第17兵团，共12个军，摆在了湘南的衡宝公路(衡阳——宝庆)两侧和粤汉铁路的衡山至乐昌一线。企图依托湘江、资水、永乐江，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以衡宝地区为中心，东起粤北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接，西到湘西芷江与宋希濂部相呼应的“湘粤联合防线”，阻止解放军进军两广。为了更有效地组成这道防线，他们将兵力进行了重新调整，其布置如下：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第3、第10、第11兵团部均位于衡阳，第46军驻守粤北乐昌，第97军位于郴县、汝城，第48军驻耒阳，第7军位于衡阳的泉溪市，第58军防守衡山，第103军位于湘乡西南的永丰，第71军位于宝庆东北的界岭、青树坪，第1兵团部及第14军驻守宝庆及其以北的新化，第125军防守洪桥，第17兵团部及第100军位于芷江、安江(今黔阳市)，第126、第56军分别位于零陵、桂林。宋希濂部的第122军驻防大庸、桑植，主力布防湖北建始、恩施地区，扼守川东门户。

白崇禧等集团是狡猾的，他们为保存实力，力避与解放军决战，边打边跑，朝边远省份逃窜，企图负隅顽抗。

此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结束了在马背上指挥战争的艰辛岁月，住进了古都北平。他们在解决与中南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问题上，审时度势，制定出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

方针已定，但如何落实，这正是第四野战军必须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四野的林彪等首长心里是清楚的，当时中央军委十分关注四野。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早在宜沙、湘赣战役前，中央军委于6月2日就致电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

同意你们各军到齐休整一短时期，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惟13兵团应先数日攻歼江北之敌)，此种计划可以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为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像刘邓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在宜沙、湘赣战役中，第四野战军采用诱敌深入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术，对白崇禧集团发起进攻，但效果并不理想，使白崇禧集团得以逃脱。

上述问题的出现，才促使中央军委提出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

7月16日，中央军委又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

“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

“陈赓四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犹、崇义，分数路前进……专门担任经营江西的两个军，不应担任其他任务。专门担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应取道江西、大庾岭前进，而不走湘南，因湘南敌我屯兵太多，粮食必感困难。……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八个军(四野五个军，陈赓三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四野五个军取道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三个军则经全州南进。或者以陈赓三个军协同四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五个军，走大庾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四野五个军(其中包括五十军)由全州出桂林……”

7月17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陈毅、饶漱石、粟裕：

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

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9月9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邓子恢：

（一）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

（二）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

（三）另以二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做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

（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不要派部出郴、宜。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作攻歼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建立根据地。估计白匪三个军(第七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八军)及鲁道源之五十八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道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三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

（五）以上三路我军(共八个军)在进入广西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部队(桂南、桂北均有)。第二步，再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

（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这一作战方针及部署，是针对国民党一触即退和白崇禧用兵的特点制定的，以大迂回的动作插至白崇禧部侧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力求在广西境内全歼白崇禧集团；对广东余汉谋集团，则采用多路突击、分割围歼的战术。

战火在燃烧，白崇禧集团不停地运动。

中央军委的指示再一次坚定了四野歼敌的决心，林彪等人完全理解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之后，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了作战部署：

除第42、第48军分别留置河南、江西，担任工作队任务外，以第12、第13、第15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分三路向中南进军。

以第13兵团的第38、第39军为西路军，在司令员程子华指挥下，担负右翼战略迂回任务，从常德取道沅陵、芷江，直插柳州，切断白崇禧集团西逃贵州的道路。

以第4兵团的第13、第14、第15军和第15兵团的第43、第44军及两广纵队为东路军，在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统一指挥下，从赣州经南雄、始兴南进，在华南游击队的配合下，分三路合围广州，切断余汉谋集团由海上逃跑的退路。

以第15兵团和两广纵队经营广东，第4兵团继续西进，经阳江向桂南挺进，成为合围白部的南路军，切断白崇禧集团南退雷州半岛、海南岛的道路，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钳形包围。

以第12兵团的第40、第41、第45、第46军和第13兵团第49军为中路军，在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指挥下，于湘南地区寻机歼灭白崇禧集团部分主力，尔后，第46、第49军留置湖南执行工作队的任务，第40、第41、第45军沿湘桂路两侧入桂，协同西路军、东路军全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第47军主力集结于湘西永顺、大庸地区，协同湖北军区部队监视位于湘鄂西地区的宋希濂部，保障西路军翼侧安全，并掩护第二野战军主力入川前的集结。第5兵团的第18军暂归第12兵团指挥，进至安仁以西，以保障中路军左翼安全。

第十五章、乘胜追击 二、衡宝之战白崇禧丢了3个军

9月10日之后，四野三路大军挥师前进。

南中国炮火连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北平胸有成竹地等待着捷报。这时，已退居幕后的蒋介石又跳出来了，他怎么能沉住气呢？眼看着大半壁江山已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万般无奈之际，他又重新遥控他的那些残兵败将。他没有想到白崇禧集团这么软弱，在人民解放军的喊杀声中，白崇禧部节节败退，阵地连连失守。

9月13日，四野西路军程子华兵团从常德、桃源等地发出，直扑湘桂黔三省门户芷江。18日占领沅陵，19日占领溆浦，21日攻克泸溪、辰溪。

不到一个星期，白崇禧苦心部署的“湘粤联合防线”已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确保芷江和湘西公路畅通，他将第103军自永丰以西地区调到芷江北面的怀化一带。

为了挽回失利局面，白崇禧又将桂系三个军摆在粤汉铁路线上。其中第7军位于衡阳，第48军位于永兴至耒阳，第46军在乐昌。

正当战局对白崇禧不利时，蒋介石突然来到广州，电邀白崇禧会商国是。

9月22日，白崇禧从衡阳飞抵广州会见蒋介石。

蒋介石变得十分的谦虚了，他和白崇禧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之后，突然泪如雨下，他那悲伤、苍老的声音一下子就搞得白崇禧心绪不宁。他说：“回想当年北伐出师，你当了我的参谋长，我们两人精诚团结，合作无间，所以能够取得全国统一。其后我们两个分道扬镳，以致同室操戈。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们两人又携手合作，终于获得抗战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使我个人深信，今后局势无论如何困难，只要我们同心同德，真诚合作，则事尚有可为。”

蒋介石的真情打动了白崇禧，他决心捐弃前嫌，与蒋介石再次携手合作。

他们两人交换完意见之后，蒋介石提出了防守西南的战略：

以陕西胡宗南部保卫川北；鄂西宋希濂部屏障川东；华中白崇禧节制的黄杰兵团(重新组建的第一兵团)增援贵州，使川黔能与两广连为一体，张淦兵团、徐启明兵团和鲁道源兵团则兼顾湘南粤北；海南岛的刘安祺兵团调两个军到广州驻防。

白崇禧返回衡阳后，四野中路大军已分头南下，于是他命令分布在广东边境的桂系两个军沿粤汉路北上，集结于衡阳到宝庆(邵阳)一线。

白崇禧变了，他认为只有与解放军决战到底，才有出路，他想寻找对手的弱点，抓住孤军冒进的一路，然后突下杀手攻歼一路，迫使其他各路停止追击，形成在衡宝一线对峙的局面。其实，四野三路大军正在向白崇禧逼近，大迂回大包围的态势已形成。

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就在这一天，四野西路军第38军第113师与防守花桥的第103军第700团遭遇，激战3小时，毙俘其团长以下1300余人，并攻克怀化。第17兵团司令官刘嘉树慌忙率第100军主力及先期西逃芷江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官员从芷江南逃。

10月2日，第38军第112师进占芷江。同日，第39军第117师占领溆浦西南的江口。

10月3日，第38军第113师进占黔阳县城，歼第103军第702团一部，第112师占领会同。

10月4日，第39军第116师占领安江。

此时，中路早已完成了在湘潭、湘乡等地集结，衡宝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1949年10月4日的晚上，林彪和萧克制定出了战役计划：

“令已攻占芷江的西路军程子华兵团向东迂回衡宝之敌左侧背；令第十八军由东向西迂回至敌背后，断敌南逃退路。正面之中路军暂勿南进，原地集结，待其他各路大军迂回至指定位置之后，四面包围衡宝之敌，一举而聚歼之。”

野司根据上述指示，即令中路军萧劲光兵团：“现地停止待命，严整备战，以俟我兵力之集中。”

10月5日上午，野司电令西路程子华兵团和中路萧劲光兵团：

目前敌之企图不是撤退，而是与我决战……在此情况下，我军应集结兵力进行充分的攻击准备，然后待命攻击。……以四十一、四十五两军及四十、四十九军之各一部首先围歼水东江、宋家塘地区之敌……两军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10月5日这一天，四野中路军已推进了20多公里，控制了渣江至界岭一线的阵地。

白崇禧为争取主动，采取以进为退策略，摆开决战架势，企图乘中路军立足未稳，组织反击他。急令第7军沿衡宝公路向界岭攻击前进；另调乐昌的第46军、郴县的第97军和耒阳的第48军一部乘火车北上，会同原在衡宝线的第1兵团等部迟滞解放军南进。4日，白崇禧集团主力13个师全部集中衡宝一线。

5日，白崇禧先以第48军第176师和第71军第87、第88师为第一梯队，第7军主力为第二梯队，向界岭、金仙铺一线的解放军第41军实施反击，之后白崇禧又将主力东调，令第48军第138师和第7军第172师进至渣江以南，阻止中路军南进；令第46军第188师、第97军第33师、第7军第224师、第58军第183师和第126军第304师共5个师，由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指挥，从东西两面向渣江的解放军第40军夹击；令第46军第174、第236师集结于衡阳，作预备队；令第126军第305师和第97军暂编第1师西调武冈、新宁，以保障其左安全，企图阻止西路军东进。

四野前委得知上述情况后，于10月5日10时30分电令第12、第13兵团及其所属各军：

目前敌之企图不是撤退，而是与我决战……在此情况下，我军应集结兵力进行充分的攻击准备，然后待命攻击。……作战部署是：以41、45两军及40、49军之各一部首先围歼水东江、宋家塘地区之敌……

5日12时，四野完成了兵力部署之后，又致电中央军委：

（一）自我向衡宝线开始前进暴露以后，白崇禧即迅速将驻乐昌之四十六军、驻郴州之九十七军、驻耒阳之四十八军以火车陆续调至衡宝之间，配合原在该地之七军、七十一军及一二六军之一个师，五十八军之一部企图与我决战。敌之力量相当强大。

（二）我三十八、三十九两军已占芷江、黔阳，黄杰不战而退。

（三）我集结优势兵力而歼敌，本日已令三十八、三十九两军向宝庆、祁阳间前进，准备参加衡宝线决战，届时如敌改变与我决战计划时，该两军即中途向全州前进。

（四）今后向广西进军，我以5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作战，如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如我兵力太分散，则遇作战情况会反而不能作战，而遇敌退时，由于各路兵力不足，亦无法堵住敌人。

（五）桂军行动狡猾迅速，长于山地作战，我部队已有多次吃过其小亏。

……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了四野作战部署。

10月5日，中路军主力按照四野前委的指令，停止于衡宝线以北地区待命。第45军第135师由于在急行军中，因为没有收到四野前委关于停止前进的命令，全师只好按原定部署行动，当天晚上在衡阳西北的金兰（今金兰寺）乘隙越过衡宝公路，其前卫进至佘田桥正南的沙坪灵官殿行动。第135师这一行动，好像一把尖刀直插白崇禧集团的心脏，使白崇禧大为震惊。

6日拂晓，白以第176师攻击荷公殿的第135师第405团。该团指战员利用有利地形，英勇抗击，激战两小时，将第176师击退。

白崇禧吃了亏之后，决定全线撤退，于6日黄昏电令所属各部收缩兵力，退守新宁、东安、零陵、道县一线；并以一部进击荷公殿、灵官殿地区的解放军第135师，之后西进武冈、洞口，堵击东进的西路军，担负掩护主力撤退任务。

6日下午，第135师由灵官殿向石珠桥、赤壁岭、龙井江开进。白崇禧以第7、第48军部的5个师主力向第135师发起猛烈攻击。

林彪、邓子恢电令第135师：中路军主力正在追击逃敌，你们应坚守阵地，抗击、截击敌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处置各种情况……10月8日拂晓，解放军第403团主力经过一夜穿插，与师主力会合了。这天清晨又下起了小雨，双方再次发生激战，桂系的王牌第7军已陷入重围之中。

9日夜，白崇禧命令被围的4个师全力突围。其中第172师和第138师一部数次向黄土铺的解放军第135师阵地猛攻，妄图向西突围，均被击退。白部第171师向南突围，先后18次攻击铁栏桥、茅草岭的解放军第119师阵地，激战26个小时，均被击退。

10日拂晓，四野中路大军向白崇禧部发起总攻，桂军4个师只能进行垂死挣扎。

铁栏桥、茅草岭一带的战斗尤为激烈。敌军先后发起18次大规模攻势，均被击退。到黄昏时，四野大军主力纷纷杀向阵地，桂军各部被分割、穿插，顿时建制大乱，官兵乱纷纷。

10日夜，四野中路大军以大峰山为中心，布下天罗地网，在地方群众的配合下拉网搜俘。

11日上午，密林中的搜剿战遂告结束，衡宝战区的枪炮声渐渐少了起来。

就在四野中路大军解放衡阳等地的同时，西路第38、第39军由芷江地区向东推进，一路势如破竹。

10月9日，第39军攻克武冈县城，歼敌2700人。

10月11日，第49军第145师攻占宝庆。

10月13日，第38军与第49军等部在竹篙塘一带，歼灭弃守宝庆的敌第62师5000余人。

10月14日，第41军第122师攻克儒林，第39军攻克高沙，迫使守敌新编第8军独立第1师1000余人投降。

至此，衡宝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人民解放军四野中、西两路大军在湘南、湘西两个战场，取得了南下以来最大的胜利，歼灭敌3个军、5个师，共4.7万余人，其中生俘3.8万人。缴获火炮402门，枪13071支，汽车176辆，马1116匹，解放县城24座。

第十五章、乘胜追击 三、陈赓与余汉谋在羊城的较量

衡宝战役尚未结束，四野的东路大军已拉开了进军广东的战幕。

广东北与湖南、江西接壤，东北与福建相邻，西靠广西，南濒南海，与越南为邻，与马来西亚、菲律宾隔海相望。境内地势北高南低，河川纵横交错，水陆交通比较发达，对大兵团作战，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因素。

正因为广东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多年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这里十分重视。早在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时，就任命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陆军总司令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余汉谋上任之后，大力扩充兵力，重建第62、第63、第64军，又把全省的15个保安团扩编为5个保安师（辖20个保安团），用意是为了加强据守广东的兵力。2月至4月，国民党政府陆续由南京撤至广州，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等军政要员云集广州。

8月31日，国民党政府又将广州绥靖公署改为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命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统一指挥广东境内陆海空三军，从7月到9月，蒋介石也先后3次飞往广州，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制定《扭转时局方案》，企图全力保卫广州。

9月8日，蒋介石致电顾祝同：

应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为目前剿共军事革命战略之最高指导原则，如有余力，则可扩大范围，以期保卫华南……故对现驻粤中之第五十、第三十九、第六十三、第一零九军之建制，切莫再分割使用，以免陷于被动，为匪各个击破。今后一切部署，均应准此原则实施，切莫举棋不定，俾确保革命基地。

当时，盘踞在广东境内的国民党军共有3个兵团11个军，约12万人，另有地方武装2万余人，总兵力约15万人。余汉谋遵照国防部的指令，将其主力置于粤汉铁路的广州至曲江（今韶关市）一线，形成三道防线，控制湘赣入粤的铁路、公路及水路，企图阻止解放军进军。其兵力部署如下：

以第39、第63军防守曲江、始兴、南雄、乐昌，构成第一道防线；由赣逃粤的沈发藻第4兵团（辖第23、第70军）布防英德、翁源地区，构成第二道防线；由青岛南撤的刘安琪第21兵团（辖第32、第50军）防守花县、从化，构成第三道防线；第109军及警卫团等防守广州市。另以胡琏第12兵团（辖第10、第18军）位于潮安、汕头，策应广州方面作战。第62、第64军分别位于湛江、海南岛，保障其通往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退路。

大战一触即发，广州城里乱作一团，敌我双方的将领都在调兵遣将。

此时，在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指导下，四野前委决定：

以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第13、第14、第15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第43、第44军和两广纵队共22万人组成东路军直逼广州。

7月17日，四野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打广东的作战计划：

邓华兵团准备以两个军经赣州、桂东，准备出仁化、乐昌，到桂东后，如见攸县、茶陵国民党军不退，则直向郴州、永兴前进，准备由南向北切断国民党军退路；到桂东后，如国民党军已撤退，即经汝城向仁化、乐昌前进，其另一个军经崇义、上犹、始兴前进……

7月21日，中央军委复电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及华南分局：

（一）同意你们七月十七日电（二十一日才收阅）整个部署方针。

（二）陈赓与邓华分两路入粤是对的，但请注意桂东桂阳道路、粮食情况。如有困难，则陈赓之重武器及大行李可循邓华道路南进，而邓华则除南始大道外，可在东侧找一条辅助路。

（三）陈、邓入粤后，准备以陈兵团从北江、邓兵团从东江（可能须先占惠州）两路攻广州，而在攻广州之前，两兵团各须在北江、东江休整一短期（例如半个月至一个月），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接管广州及全省的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以上请转知陈、邓注意。

（四）陈邓两兵团速与华南分局方方电台沟通联络，并与军委通电。

（五）华南分局迅即由梅县移至南雄，迎接陈、邓，会商一切。

（六）此间当令叶剑英同志提早赴粤。

为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8月1日，中央任命叶剑英、张云逸、方方分别为华南分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9月7日叶剑英在赣州召开作战会议。到会的有方方、陈赓、郭天民、刘志坚、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萧向荣、曾生、雷经天等人。这次会议明确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并于第二天电报中共中央军委和林彪、邓子恢：

（一）解放广东问题，我们依照军委意图，先行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

（二）集结，因四兵团与十五兵团相隔过远，为求得同时展开齐头并进，突然实行钳形合围，必须先行集结。集结地区，十五兵团南康、信丰地区，四兵团除十五军先行集结南雄地区外，主力待十五兵团通过，集结于仁化、汝城之线。两广纵队集结于兴国以南地区。以上于九月底可集结完毕。

（三）作战方案：1.如敌扼守曲江、英德之线顽抗时，四兵团除以一部由铁道西迂回敌之左侧外；主力沿粤汉路及东西两侧并进。十五兵团由三南插至英德或以北断敌归路，求得歼灭敌之四个军。以两广纵队经惠阳向南迂回，并相机占领惠州。视情况必要时，以一个军加强之。华南分局主力则积极向潮汕方向佯攻，牵制与迷惑敌人。2.如敌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时，我决以四兵团可沿粤汉路南下，进至广州以北、以西，十五兵团进至广州以东，两广纵队则插至广州以南，截断广州、虎门间之联系，合力聚歼广州之敌。华南分局部队仍监视与钳制潮汕之敌。3.由赣州经曲江、翁源、从化至广州及由南康经龙南、和平、河源至广州之两条公路干线，由四、十五兵团工兵部队分工抢修，以利交通。

（四）建议叶飞兵团攻占厦门后，指挥一部出汕头、梅南作战，最好同时动作，并向东佯动，以资配合。接到中央军委复电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四野前委将第4、第15兵团的指挥大权交给了陈赓，解放广东的重任从此就落在了陈赓肩上。

陈赓是一位雷厉风行的战将，他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兵分三路进军广东的作战计划：

（一）以四兵团为右路军。于九月三十日起，先后自桂东、上犹、南雄、始兴地区分路出发，顺路扫歼汝城、乐昌、仁化之敌。如敌扼守曲江、英德、翁源地区，除十四军主力沿北江西岸，经英德、清远地区直插三水，截断广州敌西退道路外，兵团主力于十月九日拂晓开始从东西南三面攻歼曲江之敌，然后迅速南下，协同十五兵团（缺四八军）歼灭英、翁地区之敌，尔后直迫广州。如敌不守曲、英、翁地区，则迅速协同十五兵团，于十月二十日进至三水、高塘圩、归龙市之线，形成对广州西北面之包围。

（二）以十五兵团为左路军。于十月一日自南康、信丰地区出发，十月八日进至翁源以东地区，依情况出英德南北之线。如英德敌坚守，则协同右路军合歼之。如敌南撤，则协同右路军迅速南下，于十月二十日进至龙眼洞、车陂之线，形成对广州东北及东面之包围。

（三）以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由曾、雷、林统一指挥。两广纵队于十月十日自和平地区出发，粤赣湘边纵队自龙川和粤中纵队自高明地区出发，两广纵队于十月二十日前进至东莞，冲破顺德、佛山之线，截断广州敌南退道路，等待主力部队歼灭之。

自从四野主力直扑湘南后，白崇禧将桂系部队收缩到衡宝一线，广东的防御全靠余汉谋集团负责。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之前，将陆军总司令余汉谋调往广东任绥靖公署主任。那时，蒋军精锐已丧失殆尽，编练新军为当务之急。余汉谋属粤籍将领，原为粤系军阀陈济棠旧部，后倒陈附蒋，他在粤军中颇有影响。

余汉谋将三道防线部署完之后，下了最大决心准备与陈赓决战。

10月2日，陈赓的先头部队以日行150里的速度向南挺进。粤军纷纷弃阵南逃，第一道防线被攻破。

10月6日，右路第14军占领东昌，第13军占领仁化。同日，粤军又放弃曲江，继续南逃。

10月7日，第15军占领曲江。

10月9日，第14军占领英德。

这时，第127师侦察连抓到两个俘虏，经审讯得知佛冈地区有个美械装备的团，约2000余人，倚仗坚固工事准备顽抗到底。

127师师长王东保当即将此情况上报军部，接着又命令部队跑步向佛冈前进。

经过140里的冒雨行军，10日黄昏，该师赶到佛冈，发现敌人的确没有撤退的迹象。

王师长来到前地，观察敌军阵地之后，当即下令：“379团直插城西南，切断敌人向花县、广州的退路。381团主力向南穿插，协同379团包围敌人。380团正面进攻敌防御阵地。师警卫营为预备队。各团迅速行动，连夜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敌包围分割。”

第二天清晨，各团已到达指定位置，在夜间运动中，379团歼敌1个加强连，381团占领了老城，380团歼敌1个排。

就在第127师攻打佛冈的同时，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明令第128师绕过佛冈，进攻花县。

12日拂晓，第128师攻占花县，俘敌保安队200余人。

解放军逼近广州的消息传遍羊城。

10月11日，李宗仁召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行政院长阎锡山、参谋总长顾祝同以及广东、广西的余汉谋、薛岳等要员。李宗仁对余汉谋说：

“目前局势严重，广州沦陷在即，我们要加速实行分地办公计划，总统府和行政院暂迁重庆，中枢各院迁海南岛。请你指挥刘安琪兵团掩护政府机关撤退。机关人员两天之内撤退完毕，为安抚人心，我和阎院长坚持到20号。”

广州又要乱了，蒋介石得知李宗仁又要迁都的消息后，于12日飞抵广州，给李宗仁难看。他指示阎锡山不要去重庆，而飞往台湾。阎锡山言听计从，果然去了台湾。李宗仁又成了光杆司令，次日，他顾不得“安抚人心”的承诺，就离开了广州。

12日晚上，余汉谋组织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准备将部队拉往海南岛去，这时参谋总长顾祝同来了。

余汉谋说：“总长来得好，我们没办法，残破不全的部队如何抵挡虎狼之师，我看广州保不住啊。”

顾祝同说：“用不着守啦！总裁上飞机前批示广州部队全部撤往海南岛。你们快行动吧！军用物资能带走的尽量带走，带不走的一律毁掉，一粒子弹也不能留给共军！”

顾祝同又拿出一份文件，说：“总裁命令，必须炸掉白云、天河机场，石井、石牌、黄埔等地的军用仓库，以及市内主要公路、铁路桥梁必须炸毁。重要工厂和高等院校设备运不走的要加以破坏！”

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都跑了。

第二天，广州一片混乱，粤军从营房中拥出，到处掠夺公用财物，打砸厂矿、学校设备，烧仓库，炸桥梁，一片白色恐怖。

此时离广州最近的是第43军第128师，已占领花县，夺取了公路大桥。

14日拂晓，该师接到军长李作鹏的电报，说龙眼洞一带有大量坑道工事，是抗战期间日本人构筑的，现有蒋军2个师据守，指示该师要谨慎行动，不可轻敌冒进。

14日下午2时，侦察人员报告，从化一带的敌军正向广州逃窜。第128师先头第382团在团长张实杰的率领下，沿花县至广州的公路迅速追击。

没有打几个回合，敌军就溃逃了。

广东战役从10月2日开始至11月4日结束，历时34天，共歼余汉谋部6.2万余人，其中生俘4.1万人，将级军官17人。缴获各种炮714门，各种枪3万余支（挺），汽车150余辆，各种枪弹260万发，解放县城38座。

第十五章、乘胜追击 四、白崇禧被解放军赶出老家

广东战役胜利结束之后，白崇禧的残兵败军不得不缩回他的老窝——广西。这时，中央军委又向四野前委致电：

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此次被歼是出乎白崇禧意料的）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匪不能向贵州退却。

四野前委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便做出了如下决定：

以第12兵团、第13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第4兵团及桂滇黔边纵队、粤桂边纵队，共9个军30个师40万余人，分西、北、南三路向广西进军。

已退回广西桂林的白崇禧心情很不好，他深感末日已经到来，眼看着解放军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已突破了粤桂联合防线，广州已丢失，广西怎么还能保住？他心里是明白的，作为一个战将，广西是自己的老家，又是辛苦经营了大半生的大本营，如果不下决心与解放军决一死战就拱手让给共产党，脸面上是过不去的。然而，决战也非易事，军心不稳，士气低落，作战能力已大打折扣了啊！

当白崇禧伤心之时，四野前委已作出了进军广西的作战计划，其具体兵力部署如下：

（一）十三兵团两个军首先歼灭通道、靖县之一零零军、一零三军，尔后迅速向思恩、河池地区前进，并继续向百色、果德之线前进，第一步争取切断敌退云南的道路。

（二）陈赓部第一步先头军十号左右出发，进至郁林、博白之线，防敌退雷州半岛。尔后，则依情况向南宁前进。如敌有退钦州、北海动向时，则向钦州或廉州前进，其余两个军在后策应。……

（三）我四十、四十一、四十五三个军，待程子华部及陈赓部先头军超出后，再行出动。拟以一个军经道州、永明、恭城、平乐、荔浦前进；以一个军沿湘桂路前进，以一个军沿湘桂路以北地区前进。四十九军三个师则准备放在第二线，沿湘桂路两侧摆开，担任剿匪和掩护交通与筹粮。

白崇禧没有什么招数了，他是拿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广西防御计划的。这时，李宗仁突然从重庆来电报，邀请他去共谋大计。

飞抵重庆的第二天，白崇禧向李宗仁讲：“今晚我们在这里开个会，议一议德公和蒋的进退问题。”

当晚，李宗仁在上清寺官邸召集李汉魂、刘士毅、邱昌渭等桂系人士开会。这时程思远从香港飞抵重庆，便参加了会议。

李宗仁问：“香港方面有什么新情况？”

程思远说：“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最近给顾孟余写信，邀顾共同组建中国民主党。”

白崇禧插话：“美国政策有什么变化吗？”

“华府上月开了一个圆桌会议，讨论对华政策，由那个负责起草《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吉赛普主持会议，会上有两种意见，一为承认中共新政权，以罗申格和吉赛普为代表；二为不急于承认中共政权，静观时态再说，以史塔生为代表。关于台湾问题，国务卿奇艾逊曾征询司徒雷登的意见。司徒雷登建议，继续维持不援蒋的方针，由吴国祯替代陈诚主政，美援吴，不援蒋、陈。这就是蒋延黻要组建民主党的背景，他是希望以民主党取代国民党。”

李宗仁生气地说：“美国对蒋总裁把持的党失去了信心，所以才有人想建新党。但是，从目前形势而看，美国这座靠山也是靠不住的。”

程思远说：“还有一个情况，最近蒋总裁想复职，他将胡适邀请到台北，揣测美国对他复职可能产生的反响。”

李宗仁说：“蒋介石复职随他的便，我坚持不‘劝进’的立场。”

白崇禧说：“蒋下野以来，名义上是德公主政，实际上政出多头，局面越搞越糟。蒋终究不会放权，这样僵持下去，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共军打到广西门上来了，为了三桂父老，蒋、桂之争至此应该了结了。”

会后白崇禧与吴忠信在白公馆达成了一项协议：

（一） 蒋介石复职；（二）李宗仁出国；（三）白崇禧取代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11月4日，吴忠信携协议文书飞台北复命。

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方案，骂道：“白健生想当行政院长可以嘛，但是不能作为一项条件写进协议。李宗仁也不能出国，在国外搞阴谋的人已经够多了，就是他们败坏了我蒋某人的名声。”

11月5日，白崇禧在桂林召集军事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和夏威、参谋长徐祖贻、副参谋长赖光大、第1兵团司令黄杰、第3兵团司令徐启明、第11兵团司令鲁道源等。

李品仙、黄杰主张将部队集结于龙州、百色，向西转入云南，而大多数将领则主张由雷州半岛到海南岛，双方争论了很长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白崇禧讲道：

“共军刘伯承部已经入川，西南早晚不保。最近共军陈毅部进攻金门岛损失惨重，说明他们不具备渡海登陆作战的技术条件。在大陆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了，所以我决定采纳守退海南岛的方案。蒋总裁经营台湾岛，我们也可以经营海南岛，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很快就能打回广西老家。”

11月5日，白崇禧确定了南逃海南岛的方案。为实行这一作战目标，他又制定了首先进攻陈赓兵团的方针。令第3、第11兵团秘密南移，准备发动所谓“南路攻势”。

海南岛当时是一个几近荒蛮的岛屿，物资匮乏，粤军残部逃上该岛之后，使缺粮形势进一步加剧。白崇禧部当时有20万正规军和10万地方部队，他要率部上岛，首先遭到了余汉谋、薛岳的反对。

蒋介石也不同意桂系去经营海南岛。否则，广西门户洞开，黔、滇两省就保不住了。

11月6日，四野西路军开始南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使白崇禧焦头烂额，他的军事战略虽已定案，却因粤系将领的阻挠根本实行不了。粤系的背后有蒋介石撑腰，白崇禧不得不集中精力解决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

11日，李宗仁从昆明飞抵桂林。

12日，桂系文武大员会商李代总统的进退问题。

白崇禧提出了两个方案：

甲、桂滇黔和海南岛连成一片，自成一个局面，与蒋介石对立。

乙、李宗仁出洋，西南局面交白崇禧妥筹善后。

参加会议的人就上述两个方案议论了很长时间，认为均非良策。“小诸葛”拿不出好办法，其他人就更没办法了。

13日，继续开会讨论，李宗仁表态说：

“局势如此紧急，不容我们在此消磨时光，别议啦！西南人心士气已经崩溃，部队数量、质量远非共军敌手。所谓‘自力更生’是不足恃的，因而甲案是不现实的。我本人决心赴美治病，广西就由健生独力支撑。”

李宗仁准备走了。白崇禧说：“德公要出国，我们不反对，惟请求赴港前先飞海口与陈济棠、余汉谋、薛岳话别。他们本来反对我们去海南岛，现在退了一步，让我们守雷州半岛。”

万万没有想到，14日蒋介石又从台北抵重庆，并致电白崇禧：

“昨闻贵阳垂危，川东吃紧，已于本日飞渝，甚望德邻即日飞渝，策划全局，请兄力促命驾。”李宗仁正在南宁，与旧属话别。

白崇禧从桂林打来电话，说：“蒋总裁到了重庆，来电请德公即日赴渝会商国是。”

李宗仁说：“我不想再见到他！”

16日，李宗仁再飞海口与余汉谋、薛岳等告别。同日，蒋介石将黄杰召到重庆，令其率第1兵团驰援贵州。黄杰急电白崇禧：“总裁令职部策应贵州方面友军之作战，先以有力一部取捷径向宜山、南丹急进。”

19日，白崇禧到南宁要求李宗仁暂缓出国，他说：“你还是代总统，中枢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然后再行出国？”

“没有这个必要。”李宗仁说，“依照宪法总统离职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我到香港后当将此意电告阎百川。”

20日，李宗仁登机离开了广西。

送走李宗仁的当天，白崇禧飞赴重庆向蒋介石报告。

当天晚上，白崇禧通过广播电台发表讲话：

本人于前（18日）奉总裁电令飞南宁，慰问李代总统病况，并促驾返渝，共商国是。奉电后，遵于昨（19日）自桂林飞抵南宁，晋谒李代总统，面报总裁意旨，代总统对总裁之慰勉，及各方人士之电促，至表感谢。惟突因胃溃疡宿疾日渐加剧，十二指肠仍不时出血，体力难支。原拟派李主任品仙飞渝晋谒总裁，面陈一切。适本人抵邕后，李主任品仙始中止此行，由本人来渝复命……代总统已于今（20日）晨飞港就医，临行面嘱本人代陈总裁，谓当兹艰危时会，以抱病之身，未能返渝与总裁及政府同人全体军民共挽当前危局，殊感歉疚。

李宗仁突然出走引起人们舆论，国内外人士认为此事与蒋介石有关。蒋介石决定派居正、朱家骅等赴港“挽留”，李宗仁却根本不买账。

眼看着解放军已逼近广西了。

11月12日，林彪电令陈赓等：4兵团之14、15两军应立即迅速向高州前进，以配合13军首先歼灭博白地区之敌，尔后依情况向南宁西南前进或在博白地区以4兵团全力堵击南下之桂敌……15兵团即派一个或两个师进至德庆，归你们指挥，配合作战。

白崇禧的部队正在向南运动，四野前委根据敌情变化，立即调整了作战部署：

西路军一部继续沿黔桂边向果德、百色挺进，以切断白部西窜云南之路；一部向东直插广西心脏地区，攻取柳州。

北路军迅速南下，主力沿湘桂铁路直取桂林，第40军直趋梧州，策应南路军作战。

南路军第4兵团主力立即向信宜、茂名地区集结，以第13军1个师在廉江构筑工事担任阻击；第15兵团第43军星夜兼程秘密西进，至信宜东北集结。

桂军主力南移，西路和北路主要是追击战，而南面将会在粤桂边形成决战。

西路军于11月10日占领靖县、通道，守军第17兵团弃阵南逃。

13日克榕江、从化，歼敌保安部队一部。随后，第38军继续前进，追歼第17兵团；第39军转向东南，直逼柳州。

北路军第40军于11月15日南下，长途奔袭梧州，以加入南路军围歼桂军主力的战斗。第41、第45军于11月18日出发，沿湘桂路兼程南下。

第41军先头部队第123师以日行120里的速度向南推进。次日，该师一举突破兴安以北防线。桂北敌军第14、第46、第71、第97军等部仓皇逃窜。

解放军长驱直入，迅猛追击。

桂林失守。

柳州失守。

白崇禧的得力干将张淦当了俘虏。

白崇禧望着家乡的山山水水失声痛哭，之后便率领残部继续逃命。

12月14日，广西战役结束。

此役历时39天，共歼敌17.29万人，其中生俘15.69万人，击毙将官4人，俘将官78人，缴获火炮1258门，枪5.3万支，飞机1架，汽车1176辆，舰艇3艘。

第十六章、大海作证 一、追到天涯海角

两广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残余势力朝海南岛逃去。拿下这个海岛，是四野挥师南下之后的最后一战，这也是非啃不可的一块硬骨头。

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海，四野的指战员们犯难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渡海作战的经验啊！

四野前委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以第40、第43军并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1个团与工兵一部，共10余万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集结于雷州半岛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统一指挥，在琼崖纵队配合下，发起海南岛登陆战役，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位于南海西北部，面积33920平方公里，人口300万，是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

北与琼州海峡、雷州半岛相望；西临北部湾，与越南隔海相邻；东与菲律宾、南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隔海相峙，是中国南部海上屏障，为粤桂两省之重要门户和中国国防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由于该岛环海有秀英港、清澜港、三亚港、榆林港、八所港、乌石港，都可停泊中、小型舰艇，既便于国民党军建立海军基地，封锁琼州海峡，又便于国民党军在情况不利时从这些港口撤逃。这种环境给渡海作战的解放军官兵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当时，这个岛上是有解放军的，这就是琼崖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1、第3、第5总队，共10个团，约2.5万人。

驻守海南岛的国民党军，主要是广东战役溃逃的余汉谋集团第32、第50、第39、第62军残部，连同岛上原有特种兵和第64军等部，总兵力约10万人。

该岛守军司令薛岳根据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关于“应速加强整备，以现有兵力积极肃清内共，并严密海防，拒止外共之入侵”的指示，制定了“把握当前外共与内共尚呈分离之有利态势，依各个击破要领，一面以海、空军协力巩固海防；一面以陆军有力之一部，尽速歼灭本岛内共，彻底消灭内在之威胁，安定内部，再举全力，歼灭来攻之外共”的海防作战方针。

其具体部署：

琼东防区：由李玉堂任司令，指挥第32军之第252、第255、第256师，海南警备第1师，琼北要塞司令部，共2.3万人，编为第1路军，分驻于琼山、文昌、琼东、乐会、万宁、琼中等县，担任琼东自木栏港起至南部乌石港止342公里地段的守备任务。军部驻嘉积。

琼北防区：由李铁军任司令，指挥第62军之第151、第153、第163师，暂编第13师，教导师，共1.4万人，编为第2路军，分驻于海口、澄迈、定安等市、县，担任琼北自木栏港起至林诗港止158公里地段的守备任务。军部驻澄迈。

琼西防区：由容有略任司令，指挥第4军之第59、第90、第286师和第64军之第131、第156、第159师，海南警备第2师，共1.3万人，编为第3路军，分驻于儋县、临高、澄迈等县，担任琼西自林诗港起至领头湾止396公里地段的守备任务。第4军军部驻那大镇，第64军军部驻加来镇。

琼南防区：由陈骥任司令，指挥第63军之第152、第186、第321师，海南警备第3师，琼南要塞司令部，海南防卫总司令部特务团，通信兵团，干部训练团等共1.7万人，编为第4路军，分驻于陵水、崖县、保亭等县，担任琼南自乌石港起至领头湾西南303公里地段的守备任务。军部驻榆林。除四路军分别担负4个防区的守备任务外，还从各防区抽调5个师作为预备队，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将海空军置于琼北地区，并在海口成立了海军和空军指挥部，由薛岳统一指挥海军第3舰队和空军第1、第3、第10、第20大队，担负巡逻、封锁琼州海峡的任务。

第十六章、大海作证 二、冯白驹和琼崖纵队

这场海战怎么打？林彪绞尽脑汁。

从海岛正面大规模发起攻击是不可取的，此时他想起了冯白驹。他所领导的琼崖纵队，是海南人民的一面旗帜，先后在这里坚持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长达二十多年，而且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在国民党眼里是一个奇迹。

薛岳曾对蒋介石说：“冯白驹的琼崖纵队是插在我们腹部的一把利剑，此人不除，我们在海南就不得安宁啊。”

蒋介石说：“不是让你派人围剿吗？”

“围剿了几次，但他的实力很大，很难找到决战机会。”

“不要怕，他有多少人马？”

“2万多人。”

“你的10万人，难道还怕这些土匪吗？”

“他的兵力虽说不多，但他在海南人民中很有地位，能拥有几万民兵。”

“不必忧虑，你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林彪大军的偷渡上，共军主力才是我们的心头之患啊。”

当时蒋介石并没有把这个2万多人的游击纵队放在眼里，可是后来他们还是吃了这个纵队的大亏。

林彪正是借助这股力量，将部队偷渡过去在敌人背后展开决战的。

里应外合，内外夹击，是渡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冯白驹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

他生于1903年海南岛琼山县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在上海读大学，在这里他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他回到家乡参加组建中共琼山县委，出任书记。后来由于叛徒出卖，中共琼山县委遭到国民党破坏，许多领导被杀害。

1930年他化装成商人来到香港，后又辗转上海见到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和李立三。周恩来听取完汇报，指示他仍回海南工作，并说：“你们琼崖党抓住红军，抓住农村革命根据地，抓住苏维埃政权，这三件大事很好，今后只要紧紧依靠群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他回到海南很快就组织起了武装。1937年被捕，后经周恩来多方营救，国民党当局才放了他。

回到家乡，他又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与日本人作战。

在6年多的斗争中，这只队伍在海南先后歼灭日军500多人，解放了100多个城镇。日本投降后，一名美国联络官会见琼崖纵队司令冯白驹时问：“你们纵队究竟有多少人？”

冯白驹将这一问题推给了他的副司令庄田。庄田眉头一皱，笑着说：“有3万多人。”

陪同美国联络官的一个日本参谋长竖着大拇指说：“真了不起啊，我们皇军5万人，竟对付不了你们3万多人。”

其实庄田是夸大了实力，当时他们并没有那么多人。

美国联络官也感到很惊讶，说：“你们这支游击队很有名气，我以最诚挚的心情，向领导海南军民长期坚持斗争的冯司令致意。”

内战爆发后，蒋介石不停地派军队对冯白驹的游击队进行围剿，当时他们的处境相当艰险，中共南方局指示琼崖特委，让他们将部队撤到越南去保存实力。

接到这个指示后，冯白驹想不通，他不愿离开这里。他说：“我不能执行这个指示，我们琼崖纵队这几年发展起来很不容易，现在撤到越南去，就等于将地盘让给了国民党。”

南方局负责人问：“你们不撤，怎么生存？”

冯白驹回答说：“我自有办法，经过这十几年的斗争证明，敌人要消灭我们是办不到的，只要有人民群众，我们就能生存，就能发展。如果我们撤到越南去，会全军覆没，在那里生存更困难。我们一走，海南人民怎么办？我们今后怎么回来？”

南方局做不了主，只好请示中央。毛泽东回电说：“你们的意见很对，你们应当坚持斗争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学会集中主力打运动战，争取再次歼灭敌军一个营一个团，同时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你们应以占领整个海南岛为目标，将来再向大陆发展，你们‘坚持自卫反击再决战’是正确的。”

就这样冯白驹的队伍又在海南坚持下来，而且相继歼灭了3000多敌人。后来国民党6个军先后退到这个岛上，冯白驹将队伍拉进山林，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海作战。

这支敌后武装理所当然是林彪依靠的力量。

林彪派了一小部分人偷渡成功，立即下达了大部队渡海的命令。

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为渡海兵团最高指挥官。下辖韩先楚第40军和李作鹏第43军。

第十六章、大海作证 三、林彪下达作战令

1949年12月7日。

林彪向这两个军发出了作战命令：

“第40军向钦州、防城、合浦地区集结休整，尔后准备协同第43军攻取琼崖作战。第43军除目前参加追击的一个师继续作战外，其余两个师应向廉江、合浦集结，配合40军攻打海南。”

几天之后，他们就解放了雷州半岛。

攻占海南岛的确不容易，面对茫茫沧海，水天一片。40军军长韩先楚顾虑颇多，木船能否穿过海峡，他没有一点把握。

这时琼崖纵队冯白驹却派人送情报来了，为了配合大军渡海，他已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他曾在一次干部会上对大家说：“现在我军南下，如风卷残云，中央指示我们要尽快接应四野主力部队渡海作战，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近日派几名干部偷渡过去，引导大军渡海。你们谁愿意过去？”

他将目光落在坐在身边的符振中身上，说：“我准备派你过去找韩先楚军长，有什么意见吗？”

符振中说：“坚决服从命令。”

“很好，只有你去合适呀。”

“何时出发？”

“明天就动身，事不宜迟。”

“不知他们准备好了没有？”

“听说正在准备，你是我们纵队派去的干部，见了渡海兵团的邓华同志，请告诉他两点：一是要乘敌人防线还不太严密之机，先偷渡一部分人来，加强我们琼崖纵队的力量；二是如果这样不行，就派一批干部和技术人员，运一部分枪支弹药过来，充实我们的实力。”

“我一定转达，如果我们一时不能回来怎么办？”

“日后再说吧。”

符振中挑选几个人去选择登陆地点。

面对敌人的封锁，渡海登陆并非容易。要想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海岸线长，利于登陆部队展开活动；二是要找敌人防御薄弱之地；三是还要离山区近，便于登陆部队迅速转移。

他先后选了几个地方都不合适，只好来到澄迈准备从这里进入琼州海峡。

这时冯白驹又派纵队司令部的作战科长符致东传话说：“四野的部队已到了雷州半岛，冯司令让你就从这里立即登陆。”

“这与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这就好，我已通知澄迈县委，他们决定再派几个有经验的人送你过海。”

“感谢你，我对这里的地形也不是很熟啊。”

“没有关系，我送你一样东西。”

“是什么？”

符振中将一个小包袱交给他说：“这里有地图和电台密码，是冯司令让我交给你的。”

“有了这些东西就好了。”

符振中根据他提供的情况当天晚上就找到护送他的张光兴。

他们两人在一个渔村的小屋里密谈。

张光兴拉着他的手说：“我已接到县委指示了，请你放心，我一定安全送你过海。”

符振中问：“这里的敌情有何变化？”

“海边的敌人正在构筑工事，人马很多。”

“海军有什么动向？”

“几乎都在海面上巡逻，有时还打炮哩。”

“看样子此地的敌情也很严重嘛。”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敌人是虚张声势。”

“这我也担心啊，我们在他们眼皮底下能过去吗？”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哩，我自有办法。”

“你打算派什么人和我一起过去？”

“有三个人，一个是马村支书马建台，此人水性很好，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一个叫吴正贵，也是党员，过去是红军，还当过排长哩，枪法很好。”

“还有一个呢？”

“是个女的，姓孙名玉梅，是个能言善辩的人。”

“派个女的不合适呀。”

“你有所不知，听我细说，她也是党员，经常从这里渡海，从事商务活动，很有办法。”

“何时出发？”

“你不能着急，我们村的人与这里的国民党守军都很熟悉，我先派人去与他拉一下关系，要不你们不好走脱。”

“附近驻了多少敌人。”

“有一个营。”

“好，那你想办法吧。”

第二天中午，马建台在自己家里摆了一桌酒席，将敌营长请来。

这个营长满脸落腮胡子，匪气十足，很贪财。几杯酒下肚，马建台对他说：“你们将海封了，我们村的老百姓没有油盐吃了，这年还怎么过呀。”

敌营长说：“封海是上头的命令，我也是迫不得已，不过……”

这时孙玉梅女士忙将二十多块光洋递给他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你批准我们过去做笔生意，等见了钱，不会忘记你的。”

孙玉梅璨然一笑，敌营长见钱眼开，直勾勾地瞅着她说：“你在这一带做生意很有名气，赚的大都是我们军人的钱，这次出去想做点啥子生意？”

“还不是倒腾些水产品。”

“共军想从那边渡过来争这个岛，危险很多啊。”

“我们平民百姓做生意，还有什么怕的呢？”

“放你们过去我本人是要担风险的。”

马建台是这个村的保长，从表面上看这个头人是站在国民党利益上的一个最小行政单位的官吏，当他说自己也要去时，敌营长才松了口。

他说：“马保长和他们一起出海，我是放心的，你们准备去哪里？”

“去临高。”

“何时走。”

“明天早上。”

“行，只能批一条出海，多了不行。”

“一条就行了。”

“晚上我给你开通行证。”

敌营长喝得东倒西歪，离开马建台家时天色向晚，一抹彩霞披挂在小村上，他语无伦次地说：“孙玉梅，梅……梅，生意做成，不要忘了我，我……”

当天晚上，马建台就将琼崖纵队的参谋长符振中用木船送走了。

后半夜木船穿过琼州海峡，进入解放军管区徐闻县。

符振中终于见到了40军军长韩先楚。

韩先楚说：“老符同志，你来得正好，我们正为渡海的事发愁哩，听说你是坐木船来的？”

“是的，我们海南人民盼望你们早日打过去。”

“快了，解放海南的日期不远了。”

“现在来看，用木帆船渡海作战是可能的。”

“但是帆船很难筹集呀！我们一个军直至今天才弄了一百多条。”

“一起想办法，我们琼崖纵队希望你们先偷渡一部分人过去，加强我们的力量，将来好做迎接主力渡海的工作。”

“这个想法很好。”

后来符振中又和韩先楚来到广州。

叶剑英当时是华南分局书记兼广州军政委员会主席。

他拉着符振中的手说：“我代表广州军政委员会和所有即将参加渡海的部队欢送你这个海南人的特殊使者！”

在场的有第15兵团首长邓华、赖传珠、洪学智。

符振中格外高兴，他笑着讲：“冯白驹同志要我代表他及海南人民向各位首长问好，欢迎我军早日打过去。”

邓华说：“那边的情况我们不是很了解，你来就好。”

“来，”叶剑英挥手“大家坐下来谈吧。”

海是一定要渡的，何时行动还得继续搞调查研究，准备工作做不好，这场海战就没有把握，为此四野的领导肩上压力很大。

听完符振中的详细报告，他们都充满了信心。

邓华站起来说：“不能犹疑，冯白驹同志建议我军先派小部队偷渡过去，我看是可行的，如能过去，我们大部队就好办了。”

叶剑英也赞同小部队偷渡，四野的主要领导人林彪也是主张小批偷渡，只是时机还没有成熟。 后来洪学智来到北京向主持总参工作的聂荣臻汇报了渡海部队的准备情况和作战计划。

聂荣臻问：“你们打算先偷渡两个团过去当然好，但能不能在十几万敌人眼皮底下站稳脚跟呢？”

“请总长放心，两个团过去可以和琼崖纵队会合进行游击战，利于我们后续主力登陆。”

“两个团偷渡，如准备工作没有问题是可以行动，但你回去要向大家讲明，千万不能麻痹哟！”

海南岛战事牵动着中央军委首长的心。

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还在莫斯科访问，他也没想让林彪在春节之前拿下海南，但根据准备情况来看，时间有点紧张。他连续看完几份有关海战的请示报告，便向国内复了指示电：

<small>（一）一月六日电及邓、赖、洪一月五日电均悉。</small>

<small>（二）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small>

<small>（三）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small>

<small>（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small>

<small>（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small>

<small>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small>

毛泽东的电报指示很快转到了叶剑英手里。

叶剑英召集会议。林彪坐镇武汉，没有来。叶剑英先让邓华传达毛泽东的电报，然后讲道：

“主席在苏联访问，但仍关注着我们这场海战，作了许多指示，我们应尽快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当然我们没有渡海作战的经验，但有琼崖纵队在那里，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邓华说：“派两个团偷渡的计划不能变。”

叶剑英问得很具体，他问：“那么何时出发最好？”

符振中解释：“还是天黑之后。”

“木帆船没有照明怎么办？”

“问题不大，关键是要选一批老船工，晚上入海，天亮时登陆，出其不意，敌人发觉时，我们已经到眼皮底下了。”

“很好，就这么定了，何时入海，再同林彪商定。”

渡海前的准备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可是派到香港去的人却空手而归，弄不到快艇，只带了一些救生圈回来。

第十六章、大海作证 四、两支钢铁部队面对大海

大战在即，40军军长韩先楚显得格外忙碌。

让他的部队打头阵是他自己请的愿，可是问题跟着来了。面对大海，这位身材不高的虎将却犯难了。

征集船只的工作完全出人预料，进展相当缓慢。

原来国民党军队逃到海南岛之前将所有船只都运过去了，许多会造木船的老百姓也被他们抓走了，留在大海边的破木船很有限，根本完成不了一次运送一万人的要求。

虽说兵团从广州等地调来了一些船只，但性能不好，有些还没有开到前方就坏在半道上，有的马力太小，基本派不上什么用场。

没有别的办法，40军、43军只能自力更生，自造木帆船。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造船、征船工作，在两支钢铁军中展开了。

还是韩先楚动作迅速。他在40军党委会上几乎向各师下了死命令，他说：“现在我们弄的船只能供一个营左右的人训练用，这怎么行？得想办法，野司有指示，让我们自己解决渡海工具，我们得成立一个收集船只和船工的组织，从军到师到团，各级都要建立相应的机构，如果搞不到船，我就拿你们师长们是问。”

韩军长脸本来就黑，说这话时更黑，人们有点害怕。站起来表态的人不多，过了一会儿，一个师长说：“现在海岸边的群众有怕死心理，我们派去的人一进村他们就躲起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

“他们怕把船借给我们，日后国军回来收拾他们。”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只要我军打过去，国民党军队当然没有机会过来了。这个问题要向群众讲清。”

“船工也是一个大问题呀。”

“找多少算多少，当然啦，越多越好嘛。”

“他们怕白送命。”

“要制定一个政策，让他们放心，万一牺牲了，我们党的政府会照顾他的遗属，还要向他们保证，凡是参加工作的，每人每天发给工钱。”

“发多少，请军长给我们一个明确数目。”

“暂定每个船工每天一个大洋怎么样？”

人们举手同意。

韩先楚接着说：“这个数目可不小哩，我们还得请示兵团。”

一个师长挥手：“请示什么？这里的老百姓不是咱们打辽沈时的老百姓，不可能推着车轮，一家老少无代价支援我们，再说一个光洋与命连在一起，想挣这钱的人不多，应该立即兑现。”

“是啊，这就需要我们去作工作了，听说你们派去的人，有些态度不好，方法简单，怎么能有成绩，要注意军民关系，这是我们的生命线。”

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环视了大家一眼，继续讲：“各师团要送派一些得力干部到群众中去，进行政治动员，向他们宣讲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部队也要搞一次教育，现在我们就有人讲怪话嘛，思想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打胜仗了。”

43军遇到的问题和40军基本一样。

这个军的光荣历史更为悠久，在战火中诞生，在战火中成长，英名远扬，战功赫赫。它的前身是由南昌起义部队发展起来的新四军第3师7旅，山东军区第7师，渤海军区3个团和冀热辽第19旅等部组编而成。

43军前身各部抗战胜利后，奉命开到东北编入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0月，新四军第3师第7旅与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辽沈战役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

这是四野的一支主力部队，从东北的松花江一直打到雷州半岛，经历主要战役上百次，先后歼敌近20万人。

该军军长李作鹏也是一个善打硬仗的年轻战将。他率领全军和第40军组成渡江部队来到华南时，情绪很高，解放两广之时广大指战员的斗志还是很高涨，可是当解放海南岛的任务下来之后，部队里就有人讲起怪话。

有的师团干部也说：“革命，革命，革了二三十年的命，这次算是真正革命到底了，到海底了嘛。”

这些人从东北一口气打过来，在枪林弹雨中没有怕过死，但面对大海，他们却害怕了。

有人公开说：“今天我吃鱼，明天鱼吃我。”

当他们向广州进军时，在部队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个把月，一千里，打到广州就是底。”

拿下广州，党中央又将解放海南的任务交给他们了。

因此，又有人说：“底漏了，革命到底，沉入海底。”

他们在过去的战争中也许没有过多的考虑过此事，但形势变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在中国除了这个岛屿外，其他地方已听不到枪炮声，看到的是建设新国家的人民。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经过战争洗礼的人向往美好生活，向往和平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战争不是儿戏，参战人员思想不统一，怎么能打胜仗呢？

接下来，43军和40军都根据实际情况，在部队中展开了政治思想教育。

韩先楚先后深入到各团向大家讲革命道理。

从各部队战前训练情况来看，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如有人一上船就头晕等，在短期内让大家适应大海是不行的，韩先楚发现许多部队将重点放在海上救生上时，他对一个团长说：“不能老把目光盯在救生上，我们要创造在木帆船上打敌人军舰和飞机的奇迹。”

团长说：“我们没有飞机、军舰，有人担心打不过去哩。”

韩先楚讲道：“你作为一团之长应该将海战的有利情况给大家讲清楚，要把战士的气鼓一下。”

“我接受批评，请军长给大家讲几句话吧。”

“要讲，你将大家集中起来。”

这个团长将两个正在海滩训练的营集合在一个港湾，请军长讲话。

韩先楚站在一个简易的土台子上，挥着手说：“我是来检查你们练兵的，没有打算讲话，但我看了一会儿很有感想，就说几句。”

战士们开始鼓掌，夕阳西下，海滩上撒着万道霞光，光芒万丈。

韩先楚挥手讲：“中央军委号召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底在哪里呢？不是广东，也不是海南，只有将全中国的敌人完全彻底干净的消灭了，那才能说是底。你们当中有人担心渡海作战，依我看是信心不足嘛。敌军没有什么可怕的，最可怕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没有勇气，这场海战，勇气很重要，我们要敢于用木帆船和敌人的军舰挑战，这才是革命英雄主义哩。”

战士们激动了。

韩先楚接着讲：“我相信你们能出色地完成渡海作战的任务，全国人民都看着咱们哩，同志们，不能松劲呀，齐心协力打到海南，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

第十六章、大海作证 五、海南岛上红旗、飘

1950年春天。

林彪对40军和43军迟迟不偷渡颇为不满，他将15兵团的邓华和赖传珠叫到作战室过问此事。

南下之后他很少与各兵团领导单独谈过话，工作头绪太多了。

当邓华走进这间很熟悉的作战室时，发现林彪很憔悴，坐在沙发上低头吸烟。他一见到邓华就问：“小批量的实施偷渡是否可行？”

“主要是船只少。”

“那就派一个班、一个排，偷渡过去找冯白驹的琼崖纵队。”

“我马上传达你的指示。”

韩先楚的确准备好了。

他打算偷渡一个先锋营在海南建立滩头阵地，迎接主力上岸。

让部队在哪里登陆呢？他在指挥所里查看了半天地图，最后他将目光盯在了白马井。

渡海作战选择登陆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敌人势力弱便容易成功，如敌人力量很强将会造成很大损失，也难在岸上站稳脚跟。

韩先楚和冯白驹想到一起了。

冯白驹在准备接应偷渡部队时选择的也是白马井。

其实白马井只是海边的一个小村。传说东汉一个名将在此地征战时人困马乏，到处派兵找水，可是却没有，正在他着急的时候，他的坐骑高昂着头叫了一声，双蹄在地上一点，顿时一股清水喷出地面，马身全成了水柱。

因此，这个地方就叫白马井了。

冯白驹派人给40军送来了情报，这个小村只有敌两个排的兵力，相比之下兵力是薄弱的，而且岸边地形比较复杂，便于偷渡部队登陆。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指战员们终于盼来了出发的日子。

这一天是1950年3月5日。

兵团首长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在广州城里的一间宽大的作战室里双眼盯着钟表，晚上19时35分，两个营的偷渡行动开始了。

第40军先锋营迎着海浪入水，自此，海战的帷幕正式拉开。

船借风势而走。

在水天一色的黑夜中，战士们挥动着各种工具在水中划行，一只只木帆船在琼州海峡前进。

经过一夜水中搏击，天亮时还没有到达登陆地点。

这个先锋营的最高指挥官叫苟在松，是一个很会打仗的年轻人。

因为晚上风向不顺，致使船队行进的速度相当缓慢，尽管战士们使了不少绝招，但时间还是延误了。

几十条木船在大海上前进，目标太大，很容易让敌人发现。

怎么办，苟在松瞅着茫茫大海，对战友们说：“还有70里了，大家再加把油，白马井快到了，不要怕，千万不能怕，有什么事我担着……”

又朝前行驶了大约几公里，天已大亮了。

突然在他们上空出现了几架敌机。

敌机超低空飞行了几圈，投了几枚侦察性炸弹，发现海面上的这支部队并没有什么反映，认为是自己人便飞走了。

真正的危险还在后头。

当他们转过一个大弯时，发现前方海面有十几只敌人的木帆船。

苟在松命令：“开过去，准备战斗。”

几十条木船直向敌船逼近。他们事先有规定，如在海上突然遇到敌人时，敌不主动攻击，我方则不开火。

敌人很狡猾，他们没有开火，而是紧紧尾随在先锋营的后面前进。

敌我双方的船只混在一起，给敌机轰炸造成了困难。尽管飞机飞得很低，但仍无法分辨，所有船上的解放军战士都脱了军帽、军衣，远瞅很像渔民。

敌船跟进了一会儿，还是认出了他们，但他们兵力有限，不敢轻举妄动。

后来，他们又将这里出现共军船只的情况通报给了飞机。

四架战斗机在海面盘旋，根本区分不了哪只船上是共军，哪只船上是国军。飞了几个来回，终于走了。

敌人并没有查明这些船只运载的的确是解放军，他们只是怀疑而已，后来便采取海上尾随监视的办法。

先锋营继续前进了一个多小时，抵达白马井。

这时敌人才完全明白了，但为时已晚，解放军已全部登陆，白马井守军开始和我军交战。

没有放几枪，在琼崖纵队游击队员的配合下，先锋营很快就攻占了白马井。

关于这次登陆的情况文字记载并不多，当年曾参加过战斗的部分幸存者有过零星回忆，伍向华同志叙述说——海滩上一片胜利的欢呼声。渡海先锋营的指战员们，挥舞着鲜红的战旗，冲上崖来，和我琼崖战士们热烈拥抱着，狂欢着。

突然，新地村无名高地方向传来了枪声。从滩头阵地向王五方向逃窜的敌人和二营接上了火。

我立即带领三营猛扑过去增援二营。经过十几分钟激战，全歼了敌人一个排，俘敌26人，缴获敌美式卡宾枪16支。

正当我们打扫战场之际，由10多人组成的一支穿黄军装的小分队，一边射击，一边向无名高地冲来，我们立即进入简易工事，进行还击。

这股小分队人数不多，但战斗力很强。他们编成“三三制”战斗队形，向我无名高地前沿发起猛烈冲锋，我们集中所有火力，实行反冲锋。双方经过十几分钟激烈争夺，都无法制服对方。

为了使这支小分队放下武器，我命令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几个俘虏下山，向对方交待我军的俘虏政策。几分钟后，对方阵地上一个指挥员高呼：“琼崖纵队的战友们，咱们误会了，我们是先锋营的先头分队。”

为了消除我们的疑虑，他们退下了枪膛里的子弹，倒背着枪向无名高地走来。经过翻译同志介绍，才知道这支小分队是渡海先锋营的一个班，登上滩头后，由一个指导员带着追击被我军追击的那股敌人。

我看到他们和蔼可亲的笑脸，看着他们的“八一”帽徽，一股惭愧而喜悦的泪水涌上心头……盼望已久的战友会师了。

据伍向华回忆，他们与先锋队发生误会的主要原因是衣服颜色问题，他们琼崖纵队穿的是红军时的衣服，没有想到却被误认为是国民党军队。

40军先锋营偷渡成功，损失很小，这在渡战中是个奇迹。

当然这与琼崖纵队的接应配合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回忆这段战史就得实事求是，在这里还是让我们看看原琼崖纵队一位老同志的回忆吧——当时敌机还在上空盘旋扫射，但渡海的战士们一看到琼崖纵队的兄弟战士立刻就欢呼着蜂拥上来，紧紧地把琼崖纵队的兄弟们抱起来，他们宽大的躯干，搂着矮小的战士，好像哥哥搂着弟弟一样地亲热，双方语言不通，战士只有用激动欢乐的眼泪、表情和手势，高声叫喊表达他们的感情。

琼崖纵队有的战士一面用毛巾擦干渡海战士脸上的热汗，动情地说：“你们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岛，辛苦了哇，你们是我们的老大哥了……”

渡海战士们伸出热情的手拉着琼崖纵队战士坐在他们的背包上，把香烟饼干塞在琼崖纵队战士手里说：“你们坚持海南岛作战二十多年辛苦啊！”

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际，一边高声地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渡过海洋……”

另一边激昂地唱着：“敌人逃到哪里就消灭它在哪里，我们一定要解放琼崖……”

两军会师为后来的接应大部队全面渡海时起了很大作用。

这一点人们是无法忘记的。

当时华南分局给先锋营发来嘉奖令称：

你们以大无畏的勇敢坚决精神，战胜了天险的海洋，并在敌前强行登陆，取得了大军与琼崖人民武装第一次的胜利会师，开创了我军渡海登陆的首次光荣范例……此时，43军军长李作鹏坐不住了，他制定的几种偷渡方案兵团首长并不满意。

李作鹏原定派一个团偷渡，兵团首长担心一个团登陆，风险太大。

邓华坐在作战室的长条凳上低头吸烟。

洪学智又看了一遍43军的偷渡方案，瞅着对面的赖传珠说：“李作鹏他们准备用一个团去冒险？”

赖传珠说：“他们对一线情况了解，定这个方案应该说是有一定把握的嘛。”

洪学智说：“现在40军登陆了，敌人会加强对海面的封锁，我们的部队没有海战经验，一个团出动目标太大，我认为应改为一个营。”

邓华站起来，对他们说：“一个团渡海，而且是偷渡，目标太大，最容易暴露，需要的时间也太长，还是改为一个营吧。”

李作鹏接到命令后，没有讲什么条件，立即组织了一个先锋营开始偷渡。

这个营是3月10日晚上行动的。

前线指挥官叫徐芳春，他站在船头上注视着大海。船工对他说：“老刘同志，现在的风向很好，看样子天亮之前到达指定地点没有问题。”

“很好，但愿我们能一路顺风。”

他们在黑夜中前进。

经过一夜搏斗，他们在赤水港至铜鼓巅一带登陆成功。

于是，枪炮声四起，敌我双方又交火了。

琼崖纵队的同志很快就出现了，他们用火力掩护我军登陆。这个岛上敌人只有一个连左右，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

大部分部队都登陆了，徐芳春让通信兵在沙滩上架起电台，向军部发出了：“我已登陆，详情待报”的电报。

他们这次登陆比40军先锋营的损失还要小，仅伤亡了几十个人。

李作鹏接电报后很激动，他挥手说：“他们这么快就登陆了，这证明我们这支部队是能适应海战的嘛，快给他们发贺电……”

机要参谋很快拟好了电文，他大笔一画签上名字，说：“快发出去！”

贺电内容为：

顷悉你们奋勇当先，排除万难，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实行远距离航海奇袭，一举冲破四百里狂风大浪，击破沿海守敌之一切抵抗，胜利登陆，并迅速取得与琼崖人民武装会师。

捷报传来，全军上下鼓舞振奋！……由于你们登陆胜利意义重大，特电祝贺！除向全体参战单位与同志慰问外，军党委决定，以“渡海先锋营”之荣誉称号及锦旗一面授予全营……两个军先锋营偷渡成功更加坚定了我军解放海南岛的决心。

一个营能过去，一个团，一个师乃至一个军当然也能过去。

这需要充分的准备。15兵团的首长在充分考虑到各种困难之后，又着手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渡海。这时，海南岛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敌人又调集海、空军加强海面防守，企图阻止我军渡海。

邓华驻进雷州半岛，海战打响，薛岳乱了阵脚，蒋介石在台湾拍桌子骂娘。

两个营偷渡过去后，15兵团司令员邓华将前指从广州移到了雷州半岛，准备组织这次引人注目的海战。到了关键时刻，邓华在前线怎么也睡不着觉了，他已向中央军委立了军令状，准备在短期内拿下海南，但面对海峡，面对敌人的飞机、军舰，接下来的偷渡将不是那么容易了。

3月23日。

雷州半岛15兵团指挥所。

兵团有关人员又在开会。

主要议题是海战问题，邓华说：“第二批偷渡要尽快组织，解放海南的任务不能再后拖了，你们两个军长都来了，今天我们坐在一起将方案定下来，有什么想法可以先提出来。”

他将目光移在韩先楚身上了。

韩先楚的身份是比较特殊的。他是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虽说不是一个兵团的，但全是在四野，过去在一起配合作战都比较愉快，但在这次作战中韩先楚却对兵团提出的渡海作战方案很不赞同。

他瞅着邓华说：“我先说几句，现在你们都提出继续组织部队偷渡，我认为这不可取，情况变了，我们应尽快组织大部队强渡登陆。”

邓华说：“大部队登陆还需往后推一下，条件不完全成熟嘛。”

“从表面看，大部队登陆推迟是对的，但也有不利因素。他们只能用木帆船了，登陆艇和机械船何时才能弄到呢？实践证明，木帆船是可以横渡海峡的。”

邓华说：“老韩的建议是对的，但目前我军大规模进攻海南的条件还不具备，一万多人一次渡海，运输工具没法解决，只能采取小批偷渡的办法。”

韩先楚说：“敌人正在围攻琼崖纵队和我们登陆的部队，我认为两军各派一个团偷渡合适，规模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李作鹏发言说：“我们军准备工作很有限，派一团偷渡，几乎将我们收集的船全开出去了，以后怎么办，我建议各派一个营偷渡。”

经过反复论证，他们将第二次偷渡的兵力定为各军一个加强团。

登陆地点定在了守敌薄弱的琼北正面东、西两侧。

3月26日下午7时35分，40军加强团出发了。

这次渡海的主要指挥是刘振华和马白山。说实话，一个团出现在海面上，而且乘坐的全是木帆船，危险自然是很大的。

5个小时过后，一个连队与敌遭遇，战斗异常激烈。我们的战士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用木帆船与敌人军舰对抗。

夜间一片漆黑，全团81只船分散在40多公里的海面上，指挥船很难发挥作用，旗语和信号根本不管用了。

枪炮声在海面上回响，因为雾大，船队已偏离了原定航向，在这狂风大作、火光冲天、炮声不断的海面上，刘振华当机立断，命令船队向海南岛方向攻击。

一个团3000多人很难步调一致了，船队分散，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战斗攻势，登陆能否成功很难说。但返航已不可能，刘振华问马白山：“我们无法到原定地点登陆了，怎么办？”

马白山说：“现在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全团没法组织到一起，我建议各船队就近登陆。”

“琼崖纵队接应部队不在这里，登陆后怎么办？”

“只能这样，这一带我熟悉，我们分散对付敌人。”

于是，刘振华只能向各船队发出信号，各自就近登陆。各个方向的战斗仍在进行，上崖后的战斗更加激烈。

当时的战况如何呢？若干年后刘振华同志在回忆文章中对这次偷渡作了比较详细地讲述，据他说当时全团先后在三个港湾登陆，玉包港的情况是这样的：天亮时他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没有退路，只能强行登陆，战士们边打边下水，敌机又来轰炸，几个团领导负伤，战士和船工负伤者也很多，最后他们还是上崖了，跟随他的报话员牺牲，报话机被打坏，指挥部只能在崖边点火，指示各登陆人员向他们靠拢。在红牌港方向上，最先靠岸的是五连，他们遭到敌人的火力封锁，激战2小时，击退敌人数次进攻，后来才登陆了。在林诗港一线，因有海崖部队接应，登陆比较顺利，在一个多小时内基本扫除了岸边敌人的防御工事。

这只是刘振华同志讲到的一部分战况，据有关战史资料记载，在这次登陆战中，战斗最激烈、最残酷的要数雷公岛。该岛地处海岸突出部位，有一个加强营的敌人防守，还配有各种火炮二十多门，对我军威胁相当大。当时先锋团二营冲上雷公岛后与敌人展开血战，一批倒下去，又一批从水上冲过来，又倒下去……但我军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一个营，最后只剩下一个班多一点人马了，战伤率高达90%多，这在我军战史上也是少有的。

第43军1个加强团共3700余人，分乘88只木帆船，于3月31日22时从雷州半岛东南侧博赊港起渡，航程22海里，冲破国民党军海上封锁，4月1日5时在北创港登陆成功，与琼崖纵队会师。

两批四次偷渡成功，我军登陆部队已达8000余人，大大增强了接应力量，为主力部队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4月1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四野15兵团向全军发出了渡海命令：

以40军6个团、43军两个团组成第三批渡海的第一梯队，于4月13日前集结完毕，待风向、潮水有利我航渡时，即不失时机地起渡（具体时间临时下达）。两军起渡分界线为徐闻西南的鲤鱼港，登陆分界为海南岛临高角袅港口，以西属40军，以东属43军。登陆后各部队应迅速占领并巩固滩头阵地，歼灭反扑和来援之敌，保障后续部队渡海登陆。以43军主力为渡海第二梯队，在第一梯队突破后，即迅速登陆，协同第一梯队聚歼守岛之敌。

与此同时，为了接应大部队渡海，四野还向冯白驹的琼崖纵队下达了如下命令：

以琼崖纵队第1总队、第40军两批偷渡部队，进至临高以北接应西路军登陆；第3总队配合43军127师活动，另一个团及独立团进至海口东南地区牵制迷惑敌人；第5总队向海头地区活动，钳制琼西之敌北援。

里应外合，大军长驱直入，彻底解放海南的大战正式开始了。1950年4月16日，第一梯队40军、43军共8个团分乘350只木帆船向海南岛发起了进攻。

蒋介石将守岛总指挥薛岳召到台湾面授机宜，但为时已晚，薛岳深感这场海战他们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于是向蒋介石提了过高的要求，让他派战舰和飞机参战，但蒋介石很狡猾，海南告急，金门和台湾也面临着很大威胁，他不可能完全满足薛岳的要求，将家底全端出来与解放军在海南决战，他表面上答应了薛岳的请求，其实并没有派援兵去参战。

4月17日下午。

两军渡海部队顺利登陆，向敌人发起了全面攻击。

22日上午，敌人已基本失去了抵抗能力，薛岳脸色苍白，向守军下达了往后撤退的命令。

国民党军队正在按照薛岳的部署撤下来集结时，这个曾叫嚣要与海南共存亡的将军已乘着专机秘密逃到台北去了。

薛岳在飞机上拿着报话机哭着说：“请总裁处分我吧，共军大举登陆，我军实在守不住哇！”

“现在那里的情况究竟如何？”

“共军15兵团已全部过来了，我军损失惨重啊。”

“剩余部队有没有希望撤出来？”

“只要派飞机去，是可以的。”

“海南的主力一定要设法撤到台湾来，你去找国防部落实吧。”

我渡海大军已开始追击各路敌人。

4月25日，冯白驹、海南党政机关人员进入海口，与邓华率领的15兵团指挥部会合。

5月1日，海南战役宣告结束，此役共歼敌3万多人，俘获2万余人。

5月5日，新华社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十分醒目的大字发表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贺电，庆贺海南岛全部解放。贺电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及广东前线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冯白驹同志和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军民同志们：

我广东前线人民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军的抵抗，在我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协助下，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歼敌，完成全岛的解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支援这一战役的广东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奋斗的琼崖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积极准备，为解放台湾、西藏，彻底消灭全部残匪而奋斗。

我军首次创造了战争史上用木帆船渡海作战的奇迹。

随后，我军又相继攻克了舟山群岛，蒋介石迫不得已，只能将所有边防军力量全部撤退到台湾海峡，惨淡经营这个孤岛。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中南海笑了，这时中国除台湾和西藏之外已全部解放。

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辉煌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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