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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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

序言原著第一版序言

经济状况是经常地起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来观察它自己的问题。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经济学的研究现在都比以前更为努力进行；但这一切活动只是更为清楚地表明，经济学是——而且必然是——一种缓慢和不断发展的科学。在当代最好的著作中，有些初看起来的确似乎与前人的著作有矛盾；但当这些著作日久成熟，粗糙的地方已经修正时，我们就可知道，它们实在并没有违反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新的学说补充了旧的学说，并扩大和发展了、有时还修正了旧的学说，而且因着重点的不同往往使旧的学说具有新的解释；但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

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第一篇说明了本书总的范围和目的；在第一篇之末对于经济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与经济研究有关的主要实际问题，也有简短的叙述。依照英国的传统见解，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观察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而且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规律是以直述语气表达的倾向之叙述，而不是以命令语气表达的道德上的告成。经济规律和推论事实上不过是良心和常识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和树立可以指导生活的那些法则的资料之一部分而已。

但是，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的确，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以一个“经济人”的活动为内容，建立一种抽象的经济学，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但是，这种打算却没有获得成功，甚至也没有彻底实行过。因为，它们从没有把经济人真正当作是完全利己的：一个怀有利人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是最能信任的，他的正常的动机常被默认为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但是，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起作用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任何等级的人之中都是如此地一律，以致能被变为一般法则——在内呢？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在本书中把正常的活动看作是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条件下会有的活动；而对于任何动机——起作用是有规律的——的影响不加考虑，只是因为这种动机是利人的，在本书中却没有这样的打算。本书如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话，那可说是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

这个原理不但应用到动机之道德上的特性——一个人在选择他的目的时会受到这种特性的影响，而且应用到他追求他的目的时所有的聪明、努力和进取心。这样，我们就着重以下的事实：从“城里人”①的活动——这种活动基于精明和有远见的计算，并以努力和才能来实行，到既无力量又无意志以营业性的方法来做事的普通人的活动，其中具有连续的程度上的差别。正常的甘愿节省、正常的甘愿为某种金钱报酬而努力，或者找寻买卖的最好市场或是为自己或子弟找寻最有利的职业之正常的留心——诸如此类的话必须是与在一定地点和时间的某一阶级的成员有关：但是，一旦知道了这一点，则正常价值的理论就可同样地应用于非营业性的阶级之活动，虽然在细节问题上没有像应用于商人或银行家的活动那样准确。

正像在正常的行为与暂时看作是不正常的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一样，正常价值与“现行的”或“市场的”或“偶然的”价值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后者是一时的偶然事件占优势的价值；而正常价值是考虑中的经济条件如有时间毫无阻碍地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终能获得的价值。但是，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由于连续的程度上的差别而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想到商品交易所中时时刻刻的变化，我们也许认为是正常的价值，但从一年的历史来看，这种价值不过是表明现行的变化而已：从一年的历史来看的正常价值，如从一个世纪的历史来看，也不过是现行的价值而已。因为，时间的因素——这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本身是绝对连续的：大自然没有把时间绝对地分为长期和短期；但由于不知不觉的程度上的差别，这两者是互相结合的，对一个问题来说是短期，而对另一个问题却是长期了。

这样，例如地租和资本的利息的区别，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要看我们心目中的时期的长短而定。一样东西被当作是“自由的”或“流动的”资本或新的投资的利息是适当的，但被当作是旧的投资的一种地租——以后称为准地租——则更为适当。流动资本与已被“固定”于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新的投资与旧的投资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每种资本与另一种资本逐渐结合在一起了。即使土地的地租，不是被看作一样孤立的东西，而是被看作一个大类中主要的一种东西；虽然地租的确具有它自己的特征，从理论和实际的观点来看，这种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人的本身与他使用的工具虽有显著的区别；人类努力和牺牲的供给和需求虽然各有特征，而与有形货物的供求不同，但是，毕竟这种货物本身通常是人类努力和牺牲的结果。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产品价值理论是不能分开的：它们是一个大的整体中的两个部分；即使在细节问题上两者之间存在差别，但经研究后可以知道，大部分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正像鸟类和兽类虽然形状上大不相同，但在它们的躯体中都有一个基本观念一样，供求平衡的一般理论也是贯通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之各部分结构的一个基本观念。

连续原理还可应用到名词的使用上去。常有这样一种尝试：将经济货物分为规定明确的种类——关于这种货物能作出许多简明的命题，以满足学者对逻辑上的准确之欲望，和一般人对貌似深奥而实易了解的教条之爱好。但是，由于进行了这种尝试，和在大自然没有划分界限的地方划出广泛的人为分界线，似乎已经发生很大的弊端。一种经济学说愈是简单和绝对，倘使它所指的分界线在实际生活中不能找到的话，则在把它应用到实际时它带来的混乱就愈大。在实际生活中，在算作资本与不算作资本的东西之间、必需品与非必需品之间，或生产的与非生产的劳动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区别。

关于发展的连续之概念，对一切近代经济思想的派别都是共同的，不论对这些派别所发生的主要影响是生物学的影响——如赫伯特·斯班塞的著作所代表的；还是历史和哲学的影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和欧洲大陆及其他地方新近发生的伦理历史研究所代表的。这两种影响左右本书所表明的观点之实质，比其他任何影响为大；但是这些观点在形式上却最受连续性的数学观念之影响——如古尔诺的《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所代表的。古尔诺告诉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困难：一个经济问题的各种因素不是被看作以联锁的因果关系逐一决定的，如甲决定乙、乙决定丙，等等，而是将它们看作互相决定的。大自然的作用是复杂的：如果把这种作用说成是简单的，并设法以一系列的基本命题来阐明它，毕竟没有什么好处。

在古尔诺和屠能的启发下（后者的影响较小），使我对以下的事实大为重视：在精神和物质世界中，我们的对自然的观察，与总数量的关系没有与增加量的关系那样大；特别是，对一物的需要是一个连续的函数，这物的“边际”加量在稳定的平衡下，为它的生产费用的相应增加所抵消了。如果没有数学符号或图表的帮助，我们要完全明了这一方面的连续性是不容易的。使用图表并不需要特殊知识，而且图表比数学符号往往更能正确地和容易地表明经济生活的情况。在本书的脚注中应用图表作为补充说明。正文中的论断从不使用符号和图表，它们是可以省掉的。但是，经验似乎表明：借助于它们，我们对许多重要的原理就能得到更为明确的理解；

而且对于许多属于纯理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一旦知道应用图表的方法，就不愿再用其他方法去解决了。

纯数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用途，似乎在于帮助一个人将他的思想的一部分迅速地、简短地并正确地记下来供他自己之用：并使他确信他对他的结论已有足够的——仅仅是足够的——前提（这就是说，他的方程式与他的未知数在数字上恰好相等）。但是，当我们必须使用许多符号时，除了作者自己之外，任何人都觉得非常麻烦。古尔诺的天才虽对于得到他的启发的人必然给予一种新的智力活动，才能与他相似的数学家们虽可使用他们得意的方法为他们自己扫清道路，以达到经济理论中那些只是外表才被提到的困难问题的一部分之中心；但是，经济学说改成冗长的数学符号之后，是否有人会细心阅读不是由他自己改写的这种数学符号，似乎还有疑问。然而，在数学语言的应用中已经证明对我自己的目的最为有用的一些范例，已被合在一起作为本书的一个附录。

1890年9月

序言原著第八版序言

本版是第七版的再版，仅在细小的问题上有些更改，而第七版差不多是第六版的再版。本版的序言与第七版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本书的第一版中，含有在适当时间内出版第二卷以完成本书的诺言，到现在已有三十年了。但是，我订出的计划规模太大了，由于现代的工业革命在发展的速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纪之前的变化，这个计划的范围——尤其是现实的方面——就随着它的推动而日益扩大了。所以，不久我只得放弃以两卷完成本书的希望。我的随后的计划曾经不止一次地进行更改；一部分因为形势的发展，一部分因为我有其他工作要做以及精力的衰颓。

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工业与贸易》实际上是本书的继续。

第三本（关于贸易、金融和工业的将来）则高深得多了。我打算尽我力之所及，在这三卷书中研究经济学的一切主要问题。

所以，本书仍然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入门的书；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一切方面——类似研究经济学的基础的作品——罗雪尔及其他经济学家把这类作品放在他们所写的关于经济学的几卷书籍中的最前面。本书不涉及通货、市场组织这一类的特殊论题，至于工业组织、就业和工资问题这一类论题则主要是研究它们的正常状态。

经济进化是渐进的。它的进步有时由于政治上的事变而停顿或倒退，但是，它的前进运动决不是突然的；因为，即在西方和日本，它也是以部分自觉与部分不自觉的习惯为基础。天才的发明家、组织者或财政家虽然似乎可以一举而改变一个民族的经济组织，但是，他的不纯然是表面的和暂时的那一部分影响，一经研究就可知道，也不外乎是使得久已在准备中的广泛的建设性的发展达到成熟而已。在大自然的表现中，那些最常发生的、而且是如此井井有条以致能被仔细观察和精密研究的表现，是其他大多数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经济研究的基础，同时，那些时作时辍的、罕见的和难以观察的表现，则常留到以后阶段再进行特殊的研究。“自然不能飞跃”这句格言，对于研究经济学的基础之书尤为适合。

上述两类不同的表现之对比，可从大企业的研究之分配于本书和《工业与贸易》中得到例证。如果任何产业部门对新的企业提供了公开的机会，这种企业发展成为第一流的企业，而过了相当时期也许又衰落了，这个产业部门中的正常生产费用就能根据“一个代表性企业”的情况来估计，所谓代表性企业就是享有很大一部分的内部经济——这种经济属于组织良好的个别企业所有——，和由于整个区域的共同组织而产生的一般或外部经济。这种企业的研究属于研究基础之书的范围是适当的。基础稳固的在政府部门或大铁路公司手中之独占事业，调整它的价格所依据的原理，诚然主要是为它自己的收入打算，但多少也考虑它的顾客的利益，这种原理的研究属于研究基础之书的范围也是适当的。

但是，当托辣斯正力图控制一个广大市场时，当利害相共的团体正在建立和解散时，尤其当任何特定的企业之政策方针不光是受着眼于它自己营业的成功的思想的支配，而是服从大的股票市场的操纵或某种控制市场的运动时，正常的活动就退避三舍了。这种问题在研究基础的书中是不能适当地研究的，它属于研究上层建筑的某一部分之书的范围。

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

但是，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这个事实以及本书中特别注意的近代生活的正常状态，都含有本书的中心概念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之意。但是，事实上本书始终是研究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然而，我们要研究的力量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作出若干局部的解答，以辅助我们主要的研究。这样，我们首先单独研究某一特殊商品的供求和价格的初步关系。我们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这种科学的方法早在科学发生之前就已存在了，自古以来明达的人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困难问题，就有意或无意地采用这个方法了。

到了第二阶段，在原来被假定不起作用的那些力量中，有较多的力量发生作用：特殊种类的商品之需求和供给的条件之变化开始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开始对这些条件之复杂的相互作用加以观察。渐渐地，动态问题之范围扩大了，而暂时的静态的假定之范围缩小了；最后就接触到国民收益分配于许多不同的生产要素这一重大的中心问题。同时，动态的“替代”原理经常发生作用，使任何一类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间接地受到其他要素的供求发展的影响，即使这些要素是属于毫无关联的产业部门。

这样，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不论为好为坏都不得不要求变化和进步的人类。片断的静态假定，是被用来暂时辅助动态的——或不如说是生物学的——概念。但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必须是关于活力和运动的概念，即使只在研究它的基础时也是这样。

在社会历史中曾有各个阶段，而在这些阶段中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收入之特点，支配了人类的关系；这些特点也许会重点占优势。但在现代，新土地的开发，加上水路运费的低廉，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这是按照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使用报酬递减这个名词的意义而说的，那时英国劳动者每星期的工资往往低于半蒲式耳上等小麦的价格。但是，如果人口的增长即使按现在增长率的四分之一长久继续下去的话，则从土地的一切用途（假定和现在一样不受当局的限制）上所得的总地租价值，也许会超过从其他一切形式的物质财产所获得的总收入；即使到那时这些财产也许会体现等于现在二十倍的劳动，仍是如此。

在本书的历次再版中（一直到第八版）日益注重上述的事实；并日益注重以下这个有相互关系的事实：在每个生产和贸易部门中，都有一个边际，在那边际之内，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使用量的增加，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有利的；但是，超过了这个边际，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再有增加，就会产生递减的报酬，除非需要有增加，同时要与某一生产要素合用的其他生产要素随着也有适当的增加。对于以下这个补充的事实也同样地日益注重：这个关于边际的概念不是一律的和绝对的：它是随着所研究的问题的条件而变化的，特别是随着与它有关的时间之长短而变化。关于它的法则是普遍的，即：

（1）边际成本并不决定价格；（2）决定价格的力量之作用，只有在边际上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3）必须依据长期以及持久的结果来研究的边际，与必须依据短期以及一时的波动来研究的边际，在性质和范围上都是不同的。

边际成本的性质之不同，的确造成了以下人所共知的事实：在一个经济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中，那些不易探知的结果比那些表面的、引起粗心的观察者注意的结果，往往更为重要，而且处于相反的方向。这是在过去的经济分析上所存在的和感到麻烦的主要困难之一；这种困难的全部重要性，恐怕还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而在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之前，我们也许要做比现在多得多的工作。

在经济学的材料之极其不同的性质所容许的范围内，这一新的分析法逐步地和尝试地力图把小量增加科学（通常称为微分学）的方法用之于经济学。近代我们之所以已能对自然的性质加以控制，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得力于这种方法。这种新的分析法仍然是幼稚的；它没有独断之见，也没有正统的标准。它还没有经历充分的时间以获得一套完全确定的术语；所以关于名词的最适当使用和其他附属问题的意见分歧，正是正常发展的标志。可是，事实上，在用这个新方法积极地从事研究的人之中，尤其是在曾经学习过物理学上较为单纯和明确、因而较为高深的问题的人之中，对于这个方法的基本原理表现了显著的和谐与一致。这个方法对于经济研究上它所适合的虽不多，但重要的部分，居于支配地位，不必等到下一代，大概就不会再有争论了。

在本书历次再版的各阶段中，我妻都给我帮助和提示。每版都极其得力于她的建议、关心和见解。凯恩斯博士和普赖斯先生校阅了第一版，对我帮助很大；福拉克斯先生也为我出力不少。在各版中的某些地方，在特殊问题上给我帮助的许多人之中，我要特别感谢艾希利、凯南、埃杰沃斯、哈佛菲耳德、庇古与陶西格诸位教授；以及贝里博士、法伊先生和已故西季威克教授。

1920年10月于剑桥曼第诺莱路六号寓所

第一篇导言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的力量所形成的。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

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因为人的性格是由他的日常工作，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物质资源所形成的，任何其他影响，除了他的宗教理想的影响以外，都不能形成他的性格。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尚武或艺术精神的热情虽然在各处曾经盛行一时，但宗教和经济的影响无时无地不是居于前列；它们差不多一直是比其他一切影响合在一起还要重要。宗教的动机比经济的动机更为强烈，但是它的直接作用，却不像经济动机那样普遍地影响人类生活。因为一个人心情最好的时候，他的思想中大部分时间总是充满了关于谋生的事情；在那个时间里，他的性格就由于他在工作中运用他的才能的方式、他的工作所引起的思想和感情以及他与他的同事、雇主或雇工之间的关系而逐渐形成起来了。

而且一个人收入的多寡，对他的性格所发生的影响，常常不弱于（即使稍差一些）获得收入的方法所发生的影响。一个家庭每年收入是一千镑还是五千镑，对于这个家庭的生活富裕情况也许关系不大；但是如果收入是三十镑还是一百五十镑，那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因为有一百五十镑，这个家庭就可以获得维持美满生活的物质条件，而有三十镑却不能获得这些条件。的确，在宗教、家庭情感和友谊方面，就是穷人也可以找到发挥许多才能的机会，这些才能是无上快乐的源泉。但是，极端贫困的环境，尤其是在环境拥挤不堪的地方，总会削弱较高的才能。那些被称为我们大城市中的贱民的人，很少有寻求友谊的机会；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文雅和宁静，甚至对家庭生活的和谐也很少理解；而且宗教力量也常常达不到他们那里。毫无疑问，他们身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不健康，虽然部分是由于贫困以外的其他原因，但贫困却是主要原因。

并且除了这些贱民之外，在城市和乡村中，还有许多人是在缺乏衣、食、住所的情况下长成的；他们幼年就失学，以便出去工作，挣工钱度日；此后他们就以营养不足的身体长时间地做使人疲劳的工作，因此没有机会发展他们较高的智力。他们的生活一定是不健康或不愉快的。他们以爱上帝和人类为乐事，他们甚至还许有某种自然的情感方面的修养，所以他们所过的生活可能比许多有较多物质财富的人的生活更为充实。不过，话虽如此，他们的贫困对他们总是一种巨大的而且差不多是纯粹的祸患。即使当他们健康的时候，他们的疲劳往往等于痛苦，而他们的欢乐又是很少的；到了生病的时候，贫困所造成的痛苦就要加重十倍。虽然一种知足常乐的精神或可使他们安于这些苦难，但是还有许多别的苦难，这种精神却无法使他们甘心忍受。过度工作和教育不足、疲乏和忧郁、没有安静和没有空闲，他们就没有尽量发挥他们智力的机会。

虽则有些常常与贫困同来的苦难，并不是贫困的必然结果；然而，大概说来，“穷人的祸根是他们的贫困”，所以研究贫困的原因，就是研究大部分人类堕落的原因。

第二节贫困是否必然的问题给予经济学以最大的关心。

奴隶制度被亚里斯多德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古代的奴隶大概自己也是这样想。人类的尊严是由基督教加以宣扬的，近百年来它受到日益热烈的拥护：但是，只是由于最近教育的普及，我们才开始了解这句话的完全意义。现在，我们终于要认真地来研究：所谓“下等阶级”的存在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就是说，是否必然有许多人生来就注定要做苦工，为别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们自己却因贫困和劳苦一点不能分享到这种生活。

贫困和愚昧可以逐渐被消灭的希望，的确从十九世纪工人阶级的不断进步的事实中得到很大的支持。蒸汽机减轻了他们许多费力和有害身体的工作；工资提高了；教育已经改良而且已经比较普及；铁道和印刷机使国内各地同一行业的人能易于联系，并且使他们能够从事和实行远大的政策方针；

同时，对智力工作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使技术工人迅速增加，现在他们的人数已超过了那些完全不熟练的工人了。以“下等阶级”这个名词的最初意义来说，大部分技术工人已经不再属于这个阶级了，其中有些人所过的生活，已经比即使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大多数上等阶级所过的生活更为美好和高尚。

这种进步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人对下一问题加以实际的关心：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应有过文明生活的公平机会，不受贫困的痛苦和过度机械的劳动的呆板影响，这真是不可能的吗？这个问题正被当代的日益热烈的要求推居前列。

这个问题不能完全由经济学来解答。因为这个答案部分要依靠人类本性的道德和政治的才能，经济学家并没有了解这些事情的特别方法：他也必须像别人一样地做，尽他所能去推测。但是，这个答案大部分有赖于经济学范围之内的事实和推论；给予经济研究以主要的和最大的关心，也就是这一点。

第三节经济学大体上是新近才有发展的。

我们也许曾经这样期望：一门研究与人类福利有关的这样重要问题的科学，已经引起历代许多最有能力的思想家的注意，到现在已发展到接近成熟了。但事实却是这样：科学的经济学家的人数，与要做的工作的困难相比，总是较少的；

因此这门科学差不多仍在幼稚时代。这个事实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与人类的较大福利的关系被忽视了。的确，一门以财富为主题的科学，许多学者初看起来常是可厌的；因为那些尽力扩大知识范围的人，对于为占有财富而占有财富，是不大关心的。

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近代经济学所研究的产业生活状况，以及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方法中，有许多只是新近才发生的。诚然，实质上的变化在某些方面确是没有外形上的变化那样大；近代经济理论比初出现时，有更多的部分能适用于落后民族的状况。但是，作为许多形式变化的基础之实质上的统一性，是不容易看出来的；而且形式上的变化已经有了这样的结果：各时代的作家从他们前辈的著作中所得的益处较少，否则他们或可获益较多。

近代生活的经济状况，虽较前代复杂，但在许多方面却比前代的经济状况明确。营业与其他事情分得较为清楚；个人对别人对社会的权利，也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而最重要的是，摆脱了风俗的束缚，以及自由活动、不断的未雨绸缪和不休的进取心的发展，使决定各种东西和各种劳动的相对价值的种种原因，具有新的正确性和新的重要性。

第四节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即当建设性的时候，竞争也没有合作那样有利。但是，近代营业的基本特征是产业和企业的自由、自力更生和未雨绸缪。

我们往往这样说：近代产业生活的方式与过去的区别在于它是较有竞争性的。但这样说法是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竞争的严格意义，似乎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人的比赛，特别是关于物品买卖出价方面的比赛。这种比赛无疑地是比过去更为激烈和更为广泛：但这只是近代产业生活的基本特征之次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偶然的结果。

没有一个名词能适当地表明这些特征。如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它们是：自己选择方向的某种独立自主和习惯；自力更生；谨慎而敏捷的选择和判断；未雨绸缪和向遥远的目标前进的习惯。这些特征可以而且往往的确使人互相竞争；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使人走上，而且现在的确正在使人走上合作以及各种好的和坏的联合的道路。但是，这种趋于共同所有和共同活动的倾向与前代的大不相同，因为它不是风俗习惯的结果，也不是任何被动地与邻人联合的结果，而是每个人自由选择某种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经过他仔细考虑之后，似乎最适合于达到他的目的，不论这些目的是否为了利己。

“竞争”这个名词已经充满了罪恶的意味，而且还包含某种利己心和对别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意思。诚然，前代的产业形式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识的利己心，但也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识的利人心。所以，近代的特色是精明而不是自私。

例如，当原始社会的风俗扩大了家庭范围，并规定了一个人对他的邻居的某些义务时——这种义务到后代已废除了，它也规定了对陌生人的敌视态度。在近代社会里，出自家庭情感的义务，虽然集中于较为狭小的范围，却变得更为强烈；而对于邻居和陌生人差不多一视同仁。近代的人民平常对待这两种人时，公平和诚实的标准，比原始人民对待他们的邻人的某些方面为低：但比原始人民对待陌生人却高得多了。这样，只有邻居关系是松懈了，而家庭关系在许多方面比从前加强了，家庭情感所引起的自我牺牲和热诚比过去大得多：对陌生人的同情心，是近代以前从未有过的一种有意识的利人心的日见增长的源泉。为近代竞争发源地的那个国家，以它的收入用之于慈善事业，其数额比其他任何用途为大，而且化了两千万元去购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的自由。

历代的诗人和社会改良家，都用关于古代英雄的美德的动人故事，要想鼓舞他们自己时代的人民达到较为高尚的生活。但是，历史记载和当代对于落后民族的观察，一经仔细研究，都不能证实这样的说法：现在的人比从前的人大体上更为苛刻和冷酷；或者说，在风俗和法律任人自由选择方向的时候，从前的人比现在的人往往更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利他人。有些民族的智力似乎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得到发展，也没有近代商人的独创能力，其中有许多人即使与邻居在交易上也斤斤较量，表现了一种有害的聪明。最肆无忌惮地乘人之危的商人，无过于东方的谷物商人和放债者了。

再者，无疑地，近代使贸易上的欺诈行为有了新的机会。

知识的进步发现了新的鱼目混珠的方法，并使许多新的搀假的方法成为可能。生产者现在与最后的消费者相距很远；他的错误行为不会立即受到严厉的处罚，如果一个人必须生活乃至于老死在他的故乡，当他欺骗了他的邻人时，就要受到这样的处罚。现在欺诈的机会的确是比过去多了；但也没有理由认为，人们比过去会更多地利用这种机会。相反的，近代的贸易方法一方面包含信任他人的习惯，另一方面包含抵抗欺诈行为的引诱的力量，这两点在落后民族之中是不存在的。在一切社会条件之下，虽不乏单纯的真理和个人的忠诚的事例：但是那些曾经要在落后国家建立新式营业的人，感到他们常不能对当地的人委以重要的职位。需要坚强德性的工作比需要优良技能和智力的工作，甚至更不能没有外来的帮助。贸易上的搀假和欺诈行为盛行于中世纪，达到惊人的程度，而我们现在却考虑当时这种错误行为很难不被人发觉。

在金钱力量占优势的各个文明阶段中，在没有感觉到仅仅是有形的黄金的压力之前，诗人们在诗文中喜欢描写一个过去的真正“黄金时代”。他们的诗歌描写是美丽的，激发了高尚的憧憬和决心；但这些描写却很少有历史的真实性。许多小地方的居民，欲望单纯，大自然的恩惠对这些欲望的满足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确有时对物质需要几乎毫不关心，而且也不会引起卑鄙的野心。但是，每当我们能洞悉在我们时代中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拥挤不堪的人民的内部生活时，我们就看到比在远处看起来更大的贫困、狭隘和艰难：我们从未看到比今天西方世界所存在的更为普遍和痛苦较少的舒适。所以，我们不应当对构成近代文明的力量加上一个含有恶意的名称。

这一含意也加到“竞争”这个名词里去，恐怕是不合理的，但事实上却是如此。其实，当竞争受到非难时，它的反社会的形式变为突出；人们对它是否还有其他的形式则不注意研究，而这些形式对于维持活动力和自发性是如此重要，以致缺少它们恐怕对社会福利是比较有害的。商人或生产者当发觉竞争者以低于使他们能获得很大利润的价格出售货物时，他们对他的这种扰乱行为，便勃然大怒，抱怨受到损失；

即使那些购买廉价货物的人，也许确是比他们穷困，他们的竞争者的精力和智谋也许确是有利于社会，他们也不顾了。在许多情况下，“限制竞争”是一个令人误解的名词，它掩盖了生产者的特权阶级的形成，这种生产者往往利用他们的联合力量，阻挠一个有能力的人从低于他们的阶级中力求上进的企图。在遏制反社会的竞争的借口下，他们剥夺了他自创新事业的自由，如果创立了新事业，他对商品消费者所作的贡献，会大于他加于反对他的竞争的那一小群人的损害。

如将竞争与为了公众利益而无私工作的有力的合作对比的话，那末，即使是最好形式的竞争也是相对地有害的；至于它的较为苛刻和卑鄙的形式简直是可恨了。在一个人人都十分善良的世界里，竞争就不会存在，不过，私有财产与各种形式的私人权利也都不会存在了。人们只会想到他们的义务，没有人会希望比他的邻人享受较大的生活上的舒适和奢侈。强大的生产者能够易于忍受一点困难，因此他们就会希望他们较为弱小的邻人，虽生产较少而消费较多。他们以这样想法为乐事，就会以他们所有的一切精力、创造力和热烈的进取心，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就会无往不利了。这就是诗人和梦想家所想像的黄金时代了。但是，在负责任地处理事务时，忽视仍然附于人类本性上的种种缺点，实属愚蠢之至。

一般的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冒险事业的历史，表明普通的人不能接连长时间地实行纯粹的和理想的利人主义；只有当少数笃信宗教的人的有力的热诚，使得物质上的关心与崇高的信仰相比变为无足轻重时，才有例外。

无疑的，即使现在，人们也能作出利人的贡献，比他们通常所做的大得多：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发现，这种潜在的社会资产如何才能最快地得到发展，如何才能最明智地加以利用。但是，他决不应不加分析地对一般竞争加以诋毁：他对竞争的任何特殊表现必须保持中立态度，直到他相信人类本性确是现在这样，遏制竞争比竞争本身决不会发生更为反社会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竞争”这个名词用来说明近代产业生活的特征是不甚恰当的。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名词，它不含有任何好的还是坏的道德品质的意味，而只是说明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近代企业和产业的特征是较能自力更生的习惯、较有远见和较为审慎和自由的选择。没有一个名词能适合于这个目的：但“产业与企业的自由”，或简言之，“经济自由”，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没有较好的名词之前，它是可以被采用的。当然，当合作或联合似乎是达到一定的目的之最好的途径时，这种审慎和自由的选择也许会导致与个人自由的某种背道而驰。至于这些审慎的联合形式会破坏个人自由到怎样程度——它们也是起源于这种自由的，以及会有助于公共福利到怎样程度的问题，已在本书的范围之外了。

第五节关于这些特征和经济学发展的概述，已从本篇移至附录一和附录二。

在本书的前几版中，这一章绪论之后还有两篇短文：一篇是关于自由企业的发展，以及一般地说明经济自由的发展的，另一起是关于经济学的发展。它们虽然经过紧缩，也不足称为有系统的历史；它们只想说明经济结构与经济思想发展到现在地位的过程中某些重大事件而已。现在这两篇短文已被移到本书末的第一和第二附录中去了，一部分因为它们的全部意义要到对经济学的主题有了相当认识之后才能彻底明了；一部分因为自从它们最初写成后的二十年来，对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在高等教育中应占的地位，公众的意见已经大有发展了。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需要强调这样的说法：现代经济问题的主题，有许多是取自近日的技术和社会的变化，这些问题的形式和紧要性无一不与大多数人的有效的经济自由有关。

许多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与他们家奴的关系是真诚的和合于人道的。但是，即在阿迪卡，大多数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的福利，并不被看作是市民的主要目的。生活的理想虽然高尚，但只与少数人有关：价值学说在近代是极其复杂的，那时这种学说也能想得出来，像现在所能想出来的一样，只要当时一切手工的工作差不多都能为自动的机器所代替就行了，这种机器只需要使用一定数量的蒸汽力和原料，而与一种美满的市民生活的要求是无关的。近代经济学的许多内容，在中世纪的城市里或许的确已被预先见到，在那里，一种聪明和敢为的精神首先与坚忍的勤劳结合起来。但是，中世纪的城市却不能安静地创立它们的事业；世界必须等待新的经济纪元的到来，直到全国人民都准备接受经济自由的考验。

尤其英国是逐渐准备做好这一工作的；但是，将近十八世纪之末，向来是缓慢和渐进的变化突然变为迅速和强烈了。

机械的发明、工业的集中，以及为远地市场大规模生产的制度，打破了旧的工业传统，使每个人能尽量自由地论价；同时，它们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但在工厂和作坊里的仅可立足之地以外，并没有为增加的人口准备安身之处。这样，自由竞争，或不如说是工业和企业的自由，便如巨大不驯的怪物，横行无忌了。那些能干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商人，滥用他们的新力量，引起了各方面的罪恶；它使母亲们担任对她们不适合的职务。它加重了孩子们的过度工作和疾病，而且在许多地方使民族堕落了。同时，救贫法（poorla）的善意的草率比工业纪律的残忍的草率，甚至更足以降低英国人的道德和身体的力量：因为救贫法剥夺了人们的使他们能适合事物的新秩序的那些能力，它便增加了因自由企业的到来所造成的害处，并减少了它所造成的好处。

但是，当自由企业表现为一种反常地冷酷的形式的时候，却正是经济学家们对它最加颂扬的时候。这是一部分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而我们这一代却大都忘记了，已为自由企业所代替的风俗和严厉法令的束缚的那种残酷；一部分因为当时英国人的一般倾向，都认为除了丧失安全之外，以任何代价享有一切自由——政治的和社会的，都是值得的。但是，一部分也因为自由企业给予英国的生产力量，是它抵抗拿破仑获得胜利的唯一手段。所以，经济学家们的确不是将自由企业当作是一件纯粹的好事，而只认为比当时所能实行的限制较少流弊而已。

自由企业的思想主要是中世纪的商人所首倡的，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英法哲学家继续加以发扬，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便依据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自由企业的作用的理论（或如他们自己所说，自由竞争的理论），这种理论包含许多真理，其重要性或将永存于世。他们的著作在它所涉及的狭隘范围内是极其完美的。但它的精华大部分包括关于地租和谷物价值的问题——当时英国的命运似乎正有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但李嘉图以特殊方式所解决的其中许多问题，对于现在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在他们其余的著作中，有许多因过于注意当时英国的特殊情况，而变为范围狭窄了；这种狭窄性已经引起了一种反应。所以，现在当较多的经验、较多的空闲和较大的物质资源，已使我们能够对自由企业稍加控制，并能减少它的为害的力量和增大它的为善的力量的时候，在许多经济学家之中，反产生了一种对它的厌恶之心。有些人甚至喜欢夸大它的害处，并将愚昧和痛苦的原因也归之于它，其实，愚昧和痛苦是已往年代暴政和压迫的结果，或是对经济自由的误解和误用的结果。

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他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同时进行研究，他们对他们的研究抱着探求真理的不偏不倚的愿望，甘愿经历长期和繁重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科学结果。意志、性情、训练和机会的不同，使他们的工作方法各不相同，并使他们对于问题各部分的着重点也各不相同。他们都或多或少要收集和整理关于过去和现在的事实以及统计数字；他们都要根据手中的事实或多或少地进行分析和推论：不过有些人对前一工作较有兴趣，有些人觉得后一工作较有吸引力。然而，这样的分工在目的上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他们的工作都丰富了那种使我们能够了解谋生之道和生计的性质对于人类生活的特性和旨趣发生种种影响的知识。

第一篇导言第二章经济学的实质

第一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对活动的动力和对活动的阻力，这种动力和阻力的数量能用货币来约略地衡量。这种衡量仅指它们的数量而言。动机的质量，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在性质上是无法衡量的。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每个稍有可取之处的人，在从事营业时都具有较为高尚的性格；在营业方面，像在别处一样，他也受到个人情感、责任观念和对高尚理想的崇拜的影响。的确，最有能力的发明家，和进步的方法与工具的组织者之所以发挥他们最好的精力，是因为受到高尚的好胜心的鼓舞，并非完全因为爱好财富的缘故。不过，话虽如此，日常营业工作的最坚定的动机，是获得工资的欲望，工资是工作的物质报酬。工资在它的使用上可以是利己地或利人地用掉了，也可以是为了高尚的目的或卑鄙的目的用掉了，在这一点上，人类本性的变化就发生作用了。但是，这个动机是为一定数额的货币所引起的，正是对营业生活中最坚定的动机的这种明确和正确的货币衡量，才使经济学远胜于其他各门研究人的学问。正像化学家的精良天秤使得化学比其他大多数自然科学更为精确一样，经济学家的这种天秤，虽然现在还很粗糙和不完善，也使得经济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更为精确。但是，经济学当然不能和精密的自然科学相比：因为它是研究人类本性的不断变化和细微的力量。

经济学比别门社会科学有利之处，似乎是由下一事实产生的：它的特殊的工作范围，使它比其他任何一门学问具有采用精密方法的较大的机会。它主要是研究那些欲望、憧憬和人类本性的其他情感，它们的外部表现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成为活动的种种动力，以致这些动力的力量或数量能够相当正确地加以估计和衡量；因此，对这些动力就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了。当一个人的动机的力量——不是动机的本身——能用他为了得到某种满足正要放弃的货币额，或者用刚好使他忍受某种疲劳所需要的货币额，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

指出以下一点是重要的：经济学家并不能衡量心中任何情感的本身，即不能直接地来衡量，而只能间接地通过它的结果来衡量。即使一个人自己在不同时间的心情，他也不能准确地互相比较和衡量。至于别人的心情，除了间接地和推测地从它的结果来衡量外，是没有人能够衡量的。当然，有些情感属于人类的较高本性，而有些则属于较低的本性，因此种类不同。但是，即使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仅仅是同一种类的物质愉快和痛苦，我们感到也只能从它们的结果来间接地比较。其实，除非这种愉快和痛苦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否则，即使这种比较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是推测的。

例如，两个人从吸烟中所得到的愉快是不能直接比较的；

既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从吸烟中所得到的愉快，也是不能直接比较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对他有的几个便士用于买一支雪茄烟，还是买一杯茶喝，还是坐车回家，犹豫不决，我们便可按照常例说，他从这三件事上能得到同样的愉快。

因此，如果我们要想比较即使是物质的满足，我们也不能直接比较，而必须间接地从这种满足对活动所提供的动力来比较。如果要得到两种愉快之中任何一种愉快的欲望，会诱使环境相同的人各去做刚好是一小时的额外工作，或是诱使身份相同和财产相同的人各为这一小时工作付出一个先令的话，则我们可以说，为了我们研究的目的，这两种愉快是相等的，因为要得到愉快的欲望，对于情况相同的人而言，是激发活动的同样强有力的动力。

这样，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那样，我们用激发活动的原动力或刺激物来衡量一种心情，虽然在我们所要考虑的动机中，有些属于人类的较高本性，有些属于人类的较低本性，但也不会引起新的困难。

因为，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几种小的满足之间犹豫不决，过了一会他忽又想到在他的归家途中会遇到一个贫穷的病人；他花了一些时间才决定究竟是为自己选择一种物质满足，还是去做一件善事，以他人之乐为乐。因为他的欲望时而这样，时而那样，他的心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哲学家必须研究这种变化的性质。

但是，经济学家研究各种心情，是通过心情的表现，而不是心情的本身；如果他觉得不同的心情对活动提供相等的动力的话，则他为了研究的目的便把这些心情当作表面上是相等的。其实，他所用的方法，和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常做的一样，不过较有耐心和思想，较为谨慎小心而已。他不打算去衡量人类本性的高级情感与低级情感的真正价值，也不去比较对美德的爱好与对美味食物的欲望。他从结果来估计激发活动的动力，正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样。他遵循平常谈话所采取的途径，所不同的只是在于：在他进行研究时，在弄清楚他的知识的范围方面更为谨慎小心而已。他从在一定情况下对一般人的观察中，得出他的暂时性的结论，并不打算探求个人的心理和精神的特征。但是，他也不忽视生活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相反的，即使在经济研究的较狭的用途方面，了解占有优势的欲望是否有助于形成一种坚强和正直的性格，也是重要的。在经济研究的较广的用途方面，当这种研究被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的时候，经济学家也像别人一样，必须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并考虑各种满足的实际价值的差异，这些满足是对活动的同样有力的动力，因为具有相等的经济价值。这些价值的研究只是经济学的起点。但这种研究确是一个起点。

第二节同一先令所衡量的动力对穷人比对富人为大的计算：但经济学通常寻求不受个人特性影响的广泛结果。

用货币来衡量动机，还有几种其他的限制要加以研究的。

第一种限制的发生，是因为必须考虑同额货币所代表的愉快或其他满足，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之下多寡不同。

即使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或其他满足），也许在一个时候比另一时候为大；这因为他所有的金钱，也许时多时少，或者因为他的感觉可以发生变化的缘故①。同样的事件，对于经历相同、外表相似的人所发生的影响，也常有不同。例如，当一群城市里的小学生到乡村里去度一天假日的时候，恐怕他们之中不会有两个人由此获得种类相同、强度相等的愉快。同样的，外科手术施于不同的人，造成不同程度的痛苦。父母对于子女，就我们所能说的，当然是同样慈爱的，但对爱子的夭折，父母的悲痛也大有不同。

有些人一般是不很敏感的，但却特别容易感到特殊种类的愉快和痛苦；同时，本性与教育的不同，可使一个人对苦乐的全部感受力比别人大得多。

所以，如果说任何有相同收入的两个人，都能从它的使用上得到同样的利益，或者说收入同样减少，他们就会受到同样的痛苦，都是不妥当的。从每年收入都是三百镑的两个人中各征一镑税的时候，虽然每人都要放弃一镑价值的愉快（或其他满足），这是他能最容易放弃的，也就是说，每人将要放弃刚好是一镑对他所衡量的东西；但是，每人所放弃的满足的强度，却不一定是相等的。

虽然如此，如果我们所取的平均数非常广泛的话，足使各人的个人特性互相抵消，则有相同收入的人，为了得到一种利益或避免一种损害将要付出的货币，确是这种利益或损害的良好的衡量。假如有一千个人住在设斐尔德城，另有一千人住在利兹城，每人每年约有一百镑收入，对他们都征一镑的税；我们可以相信，这一镑的税在设斐尔德城将造成的愉快的丧失或其他损害，与它在利兹城将要造成的具有大约相同的重要性：如使他们的收入都增加一镑的话，则这两个地方就会得到相等的愉快或其他利益。如果他们都是成年男子，从事同一行业，因为可以推测在他们的感觉和性情上、兴趣和教育上也大致相同，则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并对这两个地方的每年有一百镑收入的一千个家庭中每个家庭因减少一镑的收入所引起的愉快的丧失，加以比较的话，则这种可能性也毫不减少。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下一事实：使一个穷人对任何东西付出一定的代价，比使一个富人需要有较强的动力。对于一个富人而言，一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或任何满足，比一个穷人为小。一个富人对是否花一个先令只买一支雪茄烟犹豫不决时，他所考虑的种种愉快较一个穷人为小，而这个穷人却在考虑是否花一个先令去买可供他一月之需的烟草。每年有三百镑收入的职员下雨时坐车去上班，而每年只有一百镑收入的职员，在雨下得更大的时候，仍是步行上班；因为，乘电车或公共汽车的费用所衡量的利益，对穷人比对富人较大。穷人如果用掉了那笔车费，以后他将因缺少这笔钱而受到较之富人的感受为大的痛苦。在穷人的心目中，车费所衡量的利益，比在富人的心目中所衡量的为大。

但是，我们如能考虑大多数人的活动和动机时，造成这种差错的来源也会减少的。例如，如果我们知道，一家银行的倒闭使利兹城的居民损失二十万镑，使设斐尔德城的居民损失十万镑，我们就很可相信，在利兹城所造成的损失，比在设斐尔德城大一倍；除非我们确有某种特别理由，相信一城的银行股东比另一城的股东是一个较为富有的阶级；或者相信银行倒闭对两个城市的工人阶级所造成的失业的比重不同，情况才不是这样。

在经济学所研究的事件中，绝大多数是以大约相同的比例影响社会上一切不同的阶级；因此，如果两件事情所造成的愉快的货币衡量相等的话，则认为这两件事情的愉快多寡相同是合理的，也是合于平常习惯的。更进一步说，如从西方世界的任何两个地方，毫无偏见地抽出两大群人，他们会将金钱以大约相等的比例，作为生活的较为高尚的用途，因此甚至就有这样一种表面上的可能性：他们的物质资源如有相等的增加，他们生活的美满和人类的真正进步也将有大约相等的增大。

第三节习惯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识的选择。

再说到另外一点，当我们以活动来衡量欲望，而欲望成为激发活动的动力时，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的，而且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在这一点上，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经济学把人看作正像他在日常生活中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预先考虑每一活动的结果，不管它的推动力是出自人们较高的还是较低的本性。

现在，经济学特别关心的生活的一面，就是人的行为的最深思熟虑、且在他未做一事之前总是先考虑它的利害得失的一面。而且，在他的生活的这一面上，当他确是遵照风俗习惯，暂时对一事不加考虑就去做的时候，风俗习惯的本身差不多一定是精密和细心地观察不同行为过程中的利害得失的产物。一般不会有像资产负债表上借贷两方的任何正式的计算：但在人们一天工作完毕回家的时候，或者是在社交场合便会互相谈说：“这样做不合适，那样做就好了”，等等。使一件事比另一件事做得较为适合，不一定是为了自私的利益，也不一定是为了物质的利益；而且常会这样辩解说：“这个或那个办法虽然省了一点麻烦或一点钱，但对别人是不公平的”，以及“它使人看起来卑鄙”或“它使人感到卑鄙”。

的确，在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习惯或风俗，当它在别种情况下影响活动时，在努力与因努力而达到的目的之间，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关系。在落后国家里，仍有许多风俗习惯，类似使禁闭中的海獭自己筑堤的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历史家看来是充满深意的，而且立法者必须加以考虑。但在近世的营业事务中，这种习惯很快就消失了。

这样，人们生活中最有系统的部分，通常就是他们谋生的那一部分了。凡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一切人的工作，都能被仔细观察；因而对这种工作就能作出一般的说明，并能用与其他的观察的结果作比较，来检验这种说明是否真实可靠；

关于对这些人提供足够的动机所需的货币或一般购买力的多寡，也能作出数字的估计。

不愿延迟享乐，以留作将来之用的这种心理，是用积累的财富所生的利息来衡量的，而利息正是为留作将来之用提供了足够的动力。然而，这种衡量却有某些特殊的困难，必须等到以后再加研究。

第四节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绑斥金钱以外的影响，这种欲望本身也许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人的活动在内。

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我们必须记住：赚钱的欲望本身并不一定是出于低等的动机，即使赚来的钱是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如此。金钱是达到目的之一种手段，如果目的是高尚的话，则对这种手段的欲望也不是卑鄙的。假如一个青年努力工作，并尽量节省，为了以后能自己负担进大学读书的费用，他是渴望获得金钱的；但这种渴望之心是并不卑鄙的。简言之，金钱是一般购买力，且被奉为是一种达到各种目的——高等的和低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的手段。

这样，“货币”或“一般购买力”或“物质财富的掌握”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虽属确实，但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货币或物质财富是被当作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的缘故，甚至也不是因为它被当作对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主要课题的缘故，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它是大规模地衡量人类动机的唯一便利的方法。如果已往的经济学家弄清楚了这一点的话，则他们就会避免许多可悲的误解；卡莱尔和拉斯金两人关于人类努力的正确目标和财富的正当使用之明训，就不会因为其中对经济学的痛加攻击而有所减色了，而这种攻击却是基于错误的意见：相信经济学除了研究对财富的利己欲望之外，与任何动机无关，甚至认为经济学强调了一种卑鄙的利己政策。

再者，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的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因为，即使生活中最纯粹的营业关系也是讲诚实与信用的；其中有许多关系即使不讲慷慨，至少也没有卑鄙之心，并且具有每个诚实的人为了洁身自好所具有的自尊心。其次，人们借以谋生的工作有许多本身是愉快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使人对更多的工作感到愉快，是有道理的。的确，即使初看起来似乎是索然无味的营业工作，由于它对发挥人们的才能和争胜与争权的本能，提供了机会，也往往产生很大的愉快。因为，正像一匹比赛中的马或一个运动员，竭尽全力胜过他的竞争者，并对这种紧张感到愉快一样；一个制造商或一个商人，受到胜过他的竞争者的希望的鼓舞，比受到增大他的财产的欲望的激励，也往往是大得多。

第五节续前。

经济学家的工作的确总是要仔细考虑，吸引人们去谋求某种职业的一切利益，不论这些利益是否表现为货币的形态。

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的话，则人们将会喜欢一种不必弄脏双手、享有良好的社会地位等等的职业；这些利益对每一个人的影响的确不完全一样，但影响大多数人，却差不多是一样的，因此，这些利益的吸引力就能用货币工资来估计和衡量，而它们是被当作与货币工资相等的。

其次，要得到周围的人的赞美、避免这些人的藐视的欲望，也是对活动的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对于任何一类人，往往发生大致相同的作用；虽然局部和暂时的情况不但对这种求誉欲望的强度大有影响，而且对赞美别人的那些人的种类，也大有影响。例如，一个自由职业的人或一个技术工人，对于来自同一行业的人的毁誉，会是非常敏感的，而对于其他的人的毁誉，则不甚介意了；如果我们不注意观察这一类动机的方向，并精密估计它的力量的话，则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就会变为完全不真实了。

在一个人要做似乎会有利于他的同事的事情的欲望中，也许会有一点利己的念头在内，因此，在他希望他的家庭在他生前和身后都能兴旺发达的欲望中，也会包含个人的自尊心的因素在内。但是，家庭情感一般仍是利人主义的一种纯粹的形式，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关系本身是有一致性的话，则家庭情感的作用恐怕就表现不出什么规律性来。事实上，家庭情感的作用是相当有规律的；经济学家总是充分考虑这种作用，尤其是关于家庭收入在家人之间的分配、为孩子们准备将来事业的费用以及积累他所赚来的财富留作身后之用等问题。

因此，这不是缺乏意志而是缺乏力量，使得经济学家不能考虑这类动机的作用，如果采取很广泛的平均数的话，则某些种类的慈善活动就能用统计表来说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被归纳为规律，经济学家对此是很欢迎的。因为，像这样变化无常和不规则的动机，的确是很少的，不过，借助于广泛和耐心的观察，关于这种动机的某种规律是能被发现的。

即使现在，相当准确地预言家道小康的十万英国居民将会捐助给医院和教堂及传道会的捐款之数，也许是可能的；只要能这样做，对于医院护士、传教士及牧师的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作经济上的研究，就有基础了。然而，以下一点恐怕常是确实的：责任感和对邻人之爱所激起的那些活动，大多是不能分类、被归纳为规律和加以衡量的；因为这个理由——并非因为这些活动不是基于利己心的缘故——经济学的方法才不能用之于这些活动。

第六节共同活动的动机对于经济学家具有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以往的英国经济学家也许过于注重个人活动的动机。但事实上，像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经济学家研究个人，主要是将他当作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正像一所教堂不光是等于建成它的那些石头、一个人不光是等于一系列的思想和感情一样，社会的生活也不光是它的各个成员的生活的总和。全部的活动诚然是由它的构成部分所组成的；在研究大多数的经济问题时，最好的出发点诚然是在于影响个人的那些动机，个人并非被当作是一个孤立的分子，而是被当作某一特殊行业或产业团体的一员；但是，正如德国学者所极力主张的那样，经济学对于有关财产共同所有，与共同追求重要目的的动机，加以重大的和日见增长的注意，也是确实的。当代日益增长的热诚、大多数人的日益增长的智慧以及电报、印刷物和其他交通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威力，不断地扩大为公众利益的共同活动的范围；这些变化以及合作运动的推广和其他各种自愿组织的团体，正在金钱利益影响以外的各种动机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它们常为经济学家不断地开辟衡量种种动机的新机会，而这些动机的作用似乎不能被归纳为任何规律的。

但事实上，动机的多种多样，衡量这些动机的困难和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是本书内我们将要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差不多本章所提到的每一点，在以后讲到与它有关的经济学的某些主要问题时，都需要加以较为详细的讨论。

第七节经济学家主要是研究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生活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的生活。参看附录三。

我们暂作结论如下：经济学家研究个人的活动，但是，他是从个人活动与社会生活而不是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来研究这些活动的；因此他不大注意个人性情和性格上的特点。经济学家仔细观察整个一类人的行为，有时是全国的人的行为，有时只是住在某一区域的人的行为，更多的则是在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人的行为：靠了统计学的帮助，或用其他方法，经济学家就可知道他所观察的某一集团的成员正好愿意平均付出多少钱，作为他们所要的某一物品的价格，或者必须付给这一集团的成员多少钱，才能使他们作一种他们所不愿做的努力或牺牲。这样得到的关于动机的衡量，诚然不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若是十分正确的话，经济学早就与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并列；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与最不先进的并列了。

但是，这种衡量还是准确的，足以使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与这类动机有主要关系的各种变化所引起的结果的大小。例如，在任何一个地方准备开办一种新的行业，如要获得任何等级的劳动者的供给——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劳动者，需要付给多少工资，他们就能很准确地估计出来。当他们参观一个工厂时，这个工厂是他们以前从未看见过的，只要观察某种工人的职业需要技术的程度如何，以及这一职业所包含的对于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能力的紧张程度如何，他们就能说出这种工人每星期可挣多少工钱，与实际只相差一两个先令。而且，他们能够相当正确地预言，某一物品的供给减少多少，将会造成价格上涨多少，以及价格上涨将对供给发生怎样的作用。

从这种简单的研究出发，经济学家就可进一步分析决定各种工业的地区分布的原因、住在遥远地方的人互相交换货物的条件，等等：他们能够解释和预言信贷的变动将如何影响对外贸易；或者，一种捐税的负担将从原来被征收的人转嫁到直接消费者的身上的大小，等等。

在这一切方面，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

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他们所研究的人，在他的营业生活中大大受到利己的动机的影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动机有关；但这个人既不是没有虚荣心和草率的作风，也不是不喜欢为做好工作而做好工作，或是不愿为他的家庭、邻人或国家而牺牲自己；总之，他是一个为喜爱善良生活而喜爱善良生活的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但主要是研究生活的某些方面，在这些方面，动机的作用是如此地有规律，以致能够加以预测，对动力的估计，也能用结果来证实，这样，经济学家已将他们的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

因为，第一点，他们所研究的事实是能被观察的，他们所研究的数量是能被衡量和记录的；因此，关于这种事实和数量在意见上发生分歧时，这种分歧就能用公开的和可靠的记录来判明是非；这样，经济学就能在坚固的基础上继续工作了。第二点，列入经济学的问题，构成了一类性质颇为相似的问题，因为这类问题与在能用货币价格衡量的动机的影响下的人类行为特别有关。当然，这类问题具有许多相同的主题：在性质上这一点是很显然的。但是，以下两点在演绎上虽不那样显然，但也是确实的：第一，有一种形式上的基本统一性贯通这类问题中的一切主要问题；第二，因此将这些问题放在一起研究，就能省事，正像派一个邮差在一条街上递送一切信件，而不是每个人将他的信件交给每个邮差那样能够省事一样。因为，任何一类问题所需要的分析和经过组织的推论方法，对于别类问题一般也是有用的。

所以，我们越少从事于某一问题是否属于经济学的范围这种学究式的研究，那就越好。如果事情是重要的，那就让我们尽可能地加以研究。如果是一个存在不同意见的问题，还不能由正确和可靠的知识来解决；如果是一个经济分析和推论的一般方法还不能解决的问题，那末，在我们纯粹的经济研究之中，就将它搁在一旁好了。但是，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如果要将这种问题包括在我们的研究之内，反会减少我们经济知识的正确性和精密性而一无所获；我们要常记住：我们必须用我们的伦理本能和常识来研究这种问题，这种本能和常识作为最后的公断人，将把从经济学和其他科学所得来的与经过整理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

第一篇导言第三章经济概括即经济规律

第一节经济学需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不同。

差不多像其他一切科学一样，经济学的工作是收集事实，整理和解释事实，并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观察和说明、定义和分类都是准备工作。但是，我们所希望由此得到的是，经济现象的互相依赖的知识。……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想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正如左右两足是走路所不可缺少的一样。”这种双重的工作需要采用的方法，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而是一切科学的共同特性。研究科学方法的论文所说到的寻求因果关系的一切方法，经济学家也都必须采用一下——没有一种研究的方法能够很恰当地称为经济学的方法；但是，每种方法必须用得适当，或是单独采用或是与别种方法合用。正像下棋一样，棋盘上所能出现的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致恐怕从来没有出现过完全相同的两局棋；在学者向大自然探索它的隐藏的真理的斗争中——这种斗争是值得进行的，也从来没有两次都采用完全相同的方法。

但是，在经济研究的某些部门中，以及为了某些目的，研究新的事实比探讨我们已有的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解释，更为紧要。而在其他的部门中，任何事件的那些表面上的和最先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不是它的真正的原因和唯一的原因，仍然很难确定，因此，对我们已知的事实的推论加以仔细考查，比寻求更多的事实，就更为迫切需要了。

由于上述的和其他种种理由，同时存在具有不同才能和抱有不同目的的学者，过去常有必要，将来恐怕也是常有必要的，其中有些人致力于事实的研究，有些人致力于科学的分析；就是说，将复杂的事实分为许多部分，和研究各部分相互之间以及与相关的事实的关系。我们希望这两派——分析派和历史派——永远存在；每派彻底地进行自己的工作，每派都利用另一派的工作。这样，我们就最可获得关于过去的正确的概括，并从其中得到对于未来的可靠指导。

第二节规律的性质：自然科学的各种规律的准确性是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的规律相当于较为复杂和较不精确的自然科学的规律。

超出希腊人的光辉天才所获得的成就之上的那些最进步的自然科学，严格地说来，并不都是“精确的科学”。但是它们都以精确为目的。就是说，它们全都以把许多观察的结果归纳为暂时性的叙述为目的，这种叙述的精确性足以经得起其他对自然的观察的考验。这些叙述在初发表的时候，极少具有很高的权威。但是，在它们受到了许多独立的观察的考验之后，尤其是在它们已被成功地用来预测未来的事件或新试验的结果之后，它们就成为规律了。科学因以下的原因而得到进步：它的规律的数目的增加和精确性的提高；这些规律经得起日益严格的考验；扩大了这些规律的范围，直到一个广泛的规律包括和代替了许多较狭的规律，而这些较狭的规律已被证明为这一广泛的规律的许多特殊例证。

任何科学既都是这样做，因为研究科学的学者在某些情况下，就能很有权威地——比他自己所有的权威更大（也许比任何虽然有能力但只靠自己的才能、忽视前代学者所获得的结果的思想家的权威更大）——说明某种情况会有什么结果，或者某一已知的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对于某些进步的自然科学的主题，虽不能加以十分正确的衡量，至少现在是这样，但这些科学的进步依靠许多学者的广泛合作。他们尽可能正确地衡量他们的事实和解释他们的叙述：因此每个研究者就能从最靠近以往的学者所停止的地方开始研究。经济学希望在这一类科学中占有一个地位：因为，它的衡量虽很少精确，而且这种衡量也从来不是最后的；

但它不断地努力使这种衡量较为精确，从而扩大个别的学者在他研究的这门科学中能很有权威地说明的种种事情的范围。

第三节续前。

那末，就让我们较为详细地考虑经济规律的性质及其限制。如果没有阻碍的话，每个原因都有产生某种明确的结果的倾向。这样，引力会使东西落到地上：但当一个气球内充满比空气更轻的气体时，虽有引力使它下落的倾向，但空气的压力却使它上升。引力律说明两样东西如何互相吸引；它们如何相向运动，如果没有阻碍的话，它们就会相向运动。所以，引力律是一种关于倾向的叙述。

这种叙述是一种非常精确的叙述——精确到使数学家能计算航海历，这种航海历能表明木星的每个卫星将落在木星之后的时刻。数学家在许多年之前就作出这种计算；航海者将航海历带到海上，就可用来找出他们所在的地点。现在没有一种经济的倾向能像引力那样不变地发生作用，以及像引力那样被精确地衡量：因此没有一种经济学的规律能与引力律相比的。

但是，让我们研究一种没有天文学那样精密的科学。研究潮汐的科学解释潮汐在太阳和月亮的作用下，如何每天涨落两次：如何在月半时潮汐大；如何在一月的上下弦时潮汐小；当潮水涌进一个狭窄的海峡时，像塞佛恩那样，如何会涨得很高；等等。这样，在研究了不列颠群岛四周的水陆地位情况之后，人们就能预先计算任何一天在伦敦桥或格罗赛斯脱潮水大概什么时候会涨得最高；在那里将有多高。他们必须使用大概这个字，而天文学家在说到木星的卫星被蚀时却不必使用这个字。因为，虽有许多因素对木星及其卫星发生作用，但每一种因素都以能被预先测知的一定方式发生作用的：但是，没有人对天气有足够的了解，而能预先知道天气将发生怎样的作用。泰晤士河上游的一场大雨，或是日耳曼海一阵猛烈的东北风，可使伦敦桥的潮汐与预料的大不相同。

经济学的规律可与潮汐的规律相比，却不能和简单与精密的引力律相比。因为，人们的活动是如此多种多样和不确定，以致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中，我们所能作的关于倾向的最好的叙述，必然是不精确的和有缺点的。这一点也许会被当作对人类行为不能作出任何叙述的一个理由；但那差不多等于是放弃我们的生活。生活就是人类的行为，以及在行为中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因为人类本性的基本的冲动的缘故，我们大家——高等的和低等的、有学问的和没有学问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不断地力求了解人类活动的方向，并使这种方向适合于我们的目的，不论是利己或利人、高尚或卑鄙的目的。因为我们必须对自己形成关于人类活动的倾向的某些概念，我们就要在草率地形成这些概念和小心地形成这些概念之间作一选择。这种工作越困难，对以下各点的需要就越大：不断的耐心研究；利用较为进步的自然科学所获得的经验；尽我们所能作出关于人类活动的倾向的深思熟虑的估计或暂时性的规律。

第四节正常的这一用语的相对性。

因此，“规律”这个名词的意义，不过是一种多少是可靠的和明确的一般命题或倾向的叙述而已。在每种科学之中，都有许多这样的叙述：但我们对这些叙述并不都给予一种形式上的性质，称它们为规律，其实我们也不能这样做。我们必须加以选择；这种选择决定于实际的便利较多，而决定于纯粹的科学研究较少。如果有任何的一般叙述，为我们常常要引用的，以致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详细引用它的麻烦，比在讨论时加上一种形式上的叙述，和加上一个新的名称的麻烦更大，那末，就给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否则，就不必如此①。

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的规律，即社会规律，是一种社会倾向的叙述；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期待的某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情况下所有的某种活动的趋向的叙述。

经济规律，即经济倾向的叙述，就是与某种行为有关的社会规律，而与这种行为有主要关系的动机的力量能用货币价格来衡量。

这样，在被当作是经济规律的社会规律，与不是被当作经济规律的社会规律之间，并没有严格和明显的区别。因为，从差不多完全能用价格来衡量的动机的社会规律，到这种动机不大重要的社会规律，其中的等级是不断划分的，所以，后一种社会规律远不及经济规律那样精密和正确，正像经济规律远不及较为精确的自然科学规律一样。

相当于“规律”这个名词的形容词是“合法的”。但这个形容词的使用，只有在把规律解释为政府命令的意义时才与它有关，而在把规律解释为因果关系的叙述时是与它无关的。

用于后一目的的形容词源出于“典范”这个字，这是一个差不多与“规律”相等的名词，在科学讨论中用它来代替规律这个字也许是有利的。按照我们的经济规律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期待的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的条件下所有的某种活动，是与那种条件有关的那个集团的成员的正常活动。

正常的这个字的这样用法，曾被误解；说一点关于贯通这个字的各种不同用法的统一性，也许是有好处的。当我们说到一个善良的人或一个强壮的人时，我们是指上下文中所说的那些特殊的身体、精精和道德的特性的优越或力量。一个强壮的法官很少具有与一个强壮的船夫相同的特性；一个好的骑师并不常有极好的道德。同样的，正常的这个字的每种用法，含有某些在作用上好像多少是固定和持久的倾向，比那些较为例外和间断的倾向占有优势之意。疾病是人类的不正常的状态：但在漫长的一生中从不生病也是不正常的。在积雪融化的时候，莱因河的水高出它的正常水平：但在寒冷而干燥的春天，河水不像平常那样高出正常的水平，我们可以说河水是不正常地低（以一年中的那个时候而论）。在这一切的事例上，正常的结果就是上下文所指的那些倾向的可以期待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与适合于上下文的那些“倾向的叙述”、那些规律或典范相符合的结果。

根据上述这个观点，我们说正常的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假定这些条件是持久的），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终于会发生的经济活动。英国大多数地方的瓦匠，愿意工作一小时拿十个便士，如果一小时七个便士的话，他就不肯工作了，这是正常的情况。约翰内斯堡地方的瓦匠，如果一天比一镑少得多才不肯工作，这也许是正常的情况。真正新鲜的鸡蛋的正常价格，如果不管是一年中的哪一季节的话，也许是一便士一个，但在正月里城市中鸡蛋的正常价格也许是三便士一个；如果那时的天气是“不合时令”地温暖，则两便士一个也许是一种不正常的低价。

另一种要加防止的误解，是由于下一概念发生的：认为只有那些由于自由竞争的作用没有受到阻碍而发生的经济结果才是正常的。但是，正常的这一用语往往必须应用于完全自由的竞争并不存在、甚至不能假定它存在的情况；即使在自由竞争最占优势的地方，每一事实和倾向的正常状况也包含并非竞争的一部分、甚至与竞争无关的重要因素在内。这样，例如零售和批发贸易以及证券和棉花交易所的许多交易的正常进行，是根据没有证人的口头契约将会公正地履行的这个假定；在不能合法地作出这种假定的国家里，西方的正常价值的学说有些部分就不适用了。其次，各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价格，是“正常地”受到不但是普通的买主而且是经纪人自己的爱国情绪的影响，等等。

最后，有时有些人误将经济学中的正常活动当作道德上公正的活动。但是，只有当上下文含有从伦理的观点来判断活动之意的时候，才能这样理解。当我们考虑世界上种种事实，是从它们现在这样，而不是从它们应当怎样来考虑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应当尽力阻止的许多活动，当作对于我们所研究的情况是“正常的”。例如，一个大城市中的那些最穷困的居民的正常情况是缺乏进取心和不愿利用在别处可以得到较为健康和较少肮脏的生活之机会；他们没有摆脱悲惨的环境所必需的身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力量。愿意以很低的工资去做火柴盒的劳动有大量的供给，是正常的情况，正像四肢歪曲是服马钱素（Strye）的正常结果一样。

这就是我们必须研究其规律的那些倾向的一种结果——一种可悲的结果。这说明了经济学与其他几种科学所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资料的性质能由人类的努力来改变。科学可以提示一种道德或实际的教训来改变那种性质，从而改变自然规律的作用。例如，经济学可以提出以有能力的工人代替那些只会做火柴盒的工人的实际方法；正像生理学可以提示改良牛种的方法，使牛可以早日长大和骨轻肉多一样。信用和价格变动的规律，已经因为预测能力的提高而大有改变了。

再者，当“正常的”价格与暂时的或市场的价格相比时，“正常的”这一用语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倾向终于占有优势而言。但这一点引起了一些困难问题，留待以后再来讨论。

第五节一切科学的学说无不暗含地采用条件的：但这种假设的因素在经济规律中特别显著。参看附录四。

有时说到经济学的规律是“假设的”。当然，像其他各种科学一样，经济学从事研究某些原因将产生哪些结果，但这种因果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以下两个条件的限制：第一，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第二，这些原因能够不受阻碍地产生某些结果。差不多每种科学的学说，当它被仔细地和正式地说明的时候，无不包括某种附带条件在内，说明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假定所说的原因的作用是孤立的；这些原因会产生某些结果，但必先假设除了清楚说明的原因之外，别的原因是不能加进去的。然而，原因产生结果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这个条件，的确是经济学中重大困难的根源。因为，如果时间太长，原因所依据的材料，甚至原因的本身，都可发生变化；时间太短，则所说的倾向就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以充分发挥作用。这种困难以后我们再加研究。

一个规律所包含的假设的语句，并不是不断地重复说明，但读者的常识叫他自己注意这种假设的语句。在经济学中，比在别处需要更多重复说明这种语句，因为，经济学说比其他任何科学的学说，更容易为那些没有科学训练和也许只是间接听到而断章取义的人所引用。日常谈话在形式上较一篇科学论文为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谈话中我们能放心地省掉假设的语句，因为，如果听的人自己没有注意这种语句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发觉有了误会，而加以更正。亚当·斯密和许多往代的经济学作家，依照谈话的习惯，省掉了假设的语句，因而获得表面上的简捷。但这样却使他们不断地为人误解，并在无益的争论中引起了许多时间上的浪费和麻烦；他们获得了表面上的安心，却是得不偿失。

经济分析和一般推论虽然应用很广，但每一时代和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问题；社会情况每有变化，经济学说就需要有新的发展。

第一篇导言第四章经济研究的次序与目的

第一节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大意。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学家必须贪求事实，而事实本身并不说明问题。历史是叙述继续发生和同时发生的事件；但只有推理才能解释这些事件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如此多种多样，以致有很多工作必须用专门的常识来研究，这种常识是每个实际问题的最后仲裁者。经济学不过是常识的运用，并助以有组织的分析和一般推理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收集和整理特殊事实以及从中得出结论的工作易于进行。经济学的范围虽然总是有限制的，它的工作如果没有常识的帮助虽是徒然的，但它却使常识能被用来进一步说明困难问题，否则，就不能这样。

经济规律是关于在一定条件下人类活动的倾向的叙述。

经济规律之为假设的，正与自然科学的规律之为假设的意义一样：因为自然科学的规律也包括或暗含种种条件的。可是，要弄清楚这些条件，在经济学中比在物理学中，困难较大，而且，如果不弄清楚的话，危险也较大。人类活动的规律，的确不像引力律那样简单、明确或者能被清楚地探知；但其中有许多规律可以与那些研究复杂主题的自然科学的规律并列。

经济学之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主要是研究人类活动中最为可衡量的动机所支配的那一部分；因而这一部分的活动就比其他部分较能接受有系统的推理和分析。我们诚然不能衡量任何种类动机的本身，不论是高尚的还是低下的动机：我们所能衡量的只是动机的动力。货币从来不是衡量这种动力的完美的尺度，除非我们仔细考虑动力发生作用时的一般情况，尤其是他们的活动正在研究中的那些人的贫富情况，否则，货币甚至不是一种相当好的尺度。但是，如果谨慎小心的话，货币便可成为形成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动机的动力之相当好的尺度。

理论的研究必须与事实的研究同时进行：对于大多数近代问题的研究，近代的事实是最有用处的。因为，古代的经济记载在有些方面是无关重要和不可靠的；古代的经济情况，与近代的自由企业、普通教育、真正的民主、蒸汽和廉价的印刷物及电报的经济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节科学的研究不是按照它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来排列，而是按照它所研究的课题的性质来排列的。

因此，经济学的目的，第一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第二是解释实际问题。我们在进行任何研究之前，虽然必须仔细考虑这种研究的种种用途，但我们却不应当直接根据这些用途来计划我们的工作。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当某种思想与我们当时心目中的特殊目的没有直接关系时，我们就会打断这种思想：直接追求实际目的，会使我们将各种知识的点滴集合在一起，这些知识除为了当时研究的目的集合在一起外，彼此并无关系；它们也很少说明相互间的关系。我们的心力就消耗于从一种知识到另一种知识上面，没有彻底想出什么东西来，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进步。

所以，为了科学的目的，最好的分类法就是把一切性质上相类似的事实和推论收集在一起的方法：这样，研究一种东西就可以明了与它有关的东西。对于某一类问题长期地这样研究，我们就逐渐了解被称为自然规律的那些基本统一性：

我们首先探索这些规律单独发生的作用，然后探索它们合在一起发生的作用；这样，我们就慢慢地但确实地获得进步了。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研究的实际用途，绝不应当不加注意，但是他的特殊工作是研究和解释种种事实，以及找出不同的原因单独地和合在一起地发生作用时的结果怎样。

第三节经济研究的主要课题。

列举一些经济学家自己所说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明这一点。他问道：

是什么原因，尤其是在近代，影响了财富的消费和生产、分配和交换；工业和贸易的组织，金融市场，批发和零售商业，对外贸易，以及雇主和雇工的关系？这一切行动如何互相影响和互相反应？它们最终的倾向与目前的倾向有何不同？

任何东西的价格作为要得到这样东西的愿望的尺度，受到哪些限制？社会上任何一类人所有的财富如有一定的增加，表面上会造成福利的增加到怎样程度？任何一类人的收入不足，它的产业效率所受到的损害到怎样程度？任何一类人的收入的增加，如果一旦实现的话，因为提高他们的效率和赚钱能力的结果，这种增加会保持到怎样程度？

在任何地方、对社会上任何一等人、或是在任何特殊的工业部门，经济自由的影响实际上达到如何程度（或在某一时其它已达到如何程度）？此外，还有哪些影响最为有力；这一切影响合在一起的作用如何？尤其是，经济自由因它自己的作用，趋于建成联合和垄断的组织到如何程度，这种组织的结果怎样？社会上各种的人受到经济自由的作用的影响到底会怎样？当经济自由的最终结果正在实现时，它的中间的结果将是怎样？如果考虑这些结果将蔓延的时间，最终的和中间的这两种结果的相对重要性是什么？各种制度的赋税将归谁负担？赋税制度加于社会大众的负担怎样，以及它将为国家提供多少收入？

第四节鼓励现在的英国经济学家进行研究的实际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不是完全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以上所述是经济学必须直接研究的主要问题，经济学的主要工作——收集事实、分析事实和加以推论——应当根据上述主要问题来安排。实际问题虽然大部分是在经济学的范围之外，但对经济学家的工作却暗中提供一种主要的推动力。

实际问题随时间和地点而不同，甚至比作为经济学家的研究的材料之经济事实和经济情况的变化更大。下列问题现在在我们国家里似乎具有特别的紧要性：

我们应当如何行动，以增加经济自由在它的最终结果上在它进行的过程中的好的影响，并减少它的坏的影响？如果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而中间的结果是坏的话，但那些受到害处的人却未得到好处，他们应为别人的利益而受苦，如果是正确的话，正确到如何程度？

姑且认为财富的较为平均的分配是适当的，那末，这一点就可证明改变财产制度或是限制自由企业是合理的，即使财富的总数因而会得减少也在所不顾，究竟合理到怎样程度？

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以增加穷人的收入和减少他们的工作为目的，即使这样会减少国家的物质财富也在所不顾，则达到这个目的究应到怎样程度？如果不会不公平，也不会松懈进步的领导者的努力，这样做究能达到怎样程度？赋税的负担应当如何分配于社会上不同阶级的人？

我们是否应当满足于现有的分工形式？大部分的人专门从事于没有升级机会的工作，是否必要？逐渐培养大多数工人从事较高级的工作的新能力，尤其是培养他们合作地担任他们自己被雇用的企业中管理工作的新能力，是否可能？

在像我们这样的文明阶段里，个人的和共同的活动间的适当关系怎样？应听任各种形式的自愿组织的团体——新的和旧的，为了共同活动具有特别利益起见，进行共同活动到怎样程度？哪些营业事务应由社会本身——通过它的中央或地方政府——来进行？例如，我们对空地、艺术品、教育和娱乐的手段、以及必须采取联合行动才能供给文明生活以物质必需品，如煤气、自来水和铁路等等，实行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的计划，是否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做的程度？

当政府自己不直接参与的时候，政府应容许个人和团体随他们之意去办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到怎样程度？政府应当限制铁路以及其他有点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的经营到怎样程度？以及应当限制土地与其他在数量上人类不能增加的东西的经营到怎样程度？完全保留一切现行的财产权利，是否必要：或者是对于这种权利的原来的需要现在已经有点不存在了呢？

现在流行的使用财富的方法是否完全正当呢？在有些经济关系上，政府对个人活动的干涉如果严厉和猛烈，会害多于利，于是就由社会舆论的道德上的压力来约束和指导个人的活动，但这种压力的范围又如何呢？在哪一方面，一国在经济事务上对别国所负的责任，不同于一国之内人民相互之间所负的责任？

这样，经济学是指对于人类的政治、社会和私人生活的经济方面和经济情况的研究；但尤其着重的是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并且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尤其是社会生活上的实际行为的指导。对这种指导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下一代的人也许会有比我们现在更多的空闲从事研究工作，以说明在抽象的思考中或往代历史中的模糊之点，但对于现在的困难却不能马上有所帮助。

但是，经济学虽是这样大大地受到实际需要的影响，但它却尽可能避免讨论党派组织的紧急问题，与对内对外的政治上的策略问题，这种策略问题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然后才能决定提出何种办法，使他最容易达到他要为他的国家所达到的目的。诚然，经济学目的在于帮助他决定，不但是应抱何种目的，而且是达到那个目的所采取的广泛政策的最好方法。但是，经济学却避免讨论有实际经验的人所不能忽视的许多政治问题：所以，它是一种纯粹的和实用的科学，而不是一种科学和方法。所以，用“经济学”这个有广泛意义的名词来说明它，比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意义较狭的名词更好。

第五节经济学家必须训练他的知觉、想像、推理、同情和谨慎的能力。

经济学家需要有三种重大的智力：就是知觉、想像和推理：其中他最需要的是想像力，使他可以探索可见的事件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原因，与可见的原因之不显著即处于表面之下的那些结果。

自然科学，尤其是其中的物理学，比一切研究人类活动的学问，作为一种锻炼，具有这种很大的优点：就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结论能由以后的观察或实验来证实。他如果满足于表面上的那些原因和结果，或者他忽视自然的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作用中，每一运动改变了它周围的一切因素，同时也为这一切因素所改变，那末，他的过失不久就会被发觉的。物理学的一丝不苟的学者也不是满足于仅仅是一般的分析；他不断地努力使这种分析成为定量的分析；并且对他的问题中的每一因素给予适当的比重。

在与人类有关的科学中，精确性是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获得的。阻力最少的途径有时是唯一的公开道路，这条道路总是具有引诱力的，虽然它也总是不可靠的，即在能以坚决的工作打出一条较为彻底的途径时，要走这条道路的引诱力还是很大的。科学的历史学者因不能进行实验而受到妨碍，并且因为缺少估计历史事件的相对重要性所依据的客观标准，甚至受到更大的妨碍。这种估计差不多在他的论断的每一阶段中都是存在的：他不能得出结论说，一个原因或一类原因，已为另一个或另一类原因所胜过，如果他对这些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没有作出某种暗示的估计的话。但是，只有通过巨大的努力，他才能了解他是怎样依赖他自己的主观印象。经济学家也受到这种困难的妨碍，不过在程度上比其他研究人类活动的学者较小而已；因为，给予物理学家的工作以准确性和客观性的那些优点，经济学家的确也享有一部分。至少，只要他是研究现行的和新近的事件，他的事实有许多就可归成不同的种类，关于这些种类能作出明确的叙述，这种叙述过去在数字上往往近于正确的：这样，他寻求在表面之下的和不易被看见的原因和结果，把复杂的情况分析成为各个因素，和把许多因素重新建成一个整体，就较为便利了。

对于较小的事情，简单的经验的确会把不显明的因果关系提示出来。例如，经验会使人们知道，对浪费成性的人的不加考虑的帮助，即使表面上所看到的差不多是完全有利，但对性格的坚强和家庭生活实有害处。但是，比方说，要探索提高就业的稳定性的许多似是而非的计划的真正结果，我们就要有较大的努力、较远的眼光和较为有力地运用想像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了解，信贷、对内贸易、对外贸易竞争、农作物收获和价格等各种变化怎样密切相关；以及这一切变化对就业稳定性的好的和坏的影响如何。我们必须观察西方世界任何一地的差不多每一重大经济事件，怎样影响差不多其他各地的至少某些行业的就业情况。如果我们只研究目前的失业原因，我们恐怕就不能治好我们所看到的害处，反会造成我们所看不到的害处。我们如果寻求那些不显著的原因，并权衡其轻重，则当前的工作对我们的心力，实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其次，当任何行业的工资由于“标准规则”或其他方法保持得特别高的时候，在运用中的想像力就要探求因为这种标准规则而不能做他们能做的工作、获得人们愿意为这项工作所付的工资的那些人的生活情况。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提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呢？如果有些人的生活提高了，有些人的生活降低了，如平常所发生的那样，是不是多数人的生活提高了，少数人的生活降低了，还是适得其反呢？我们如果注意表面的结果，我们也许认为生活提高的是多数人。但是，如果我们科学地运用了想像力，想出一切禁止的方法——不论是得到工会还是其他方面的许可，而这些方法使人们不能尽其最大的力量和获得最多的收入，我们将往往得出结论说，生活已经降低的是多数人，而已经提高的却是少数人。一部分由于受到英国的影响，有些澳洲的殖民地正在进行大胆的冒险事业，这种事业使工人们具有较大的眼前舒适和安乐的似是而非的希望。澳洲在它的广大地产中的确蓄有巨大的借款力：如果这提出来的捷径会造成工业衰落的话，这种衰落也许是轻微的和暂时的。但是，现正有人主张英国也应当像澳洲殖民地那样做：英国如遇到这种衰落，就会较为严重了。在最近的将来我们所需要的，和我们可望出现的，就是对于这类计划有较为广博的研究，我们所用的心力要像用于判断一条兵舰的新设计在恶劣气候中是否坚固那样的周密。

研究像这类的问题时，最需要的就是纯粹智力的、有时甚至是批判的能力。但是，经济研究需要和发展同情心的能力，尤其是使人们不但能为他们的同伴而且能为其他阶级的人设身处地着想的同情心。例如，这种阶级同情心因对以下各个问题的研究而强烈地发展起来——这种研究正变为日益紧要：性格和收入、就业方法和用钱的习惯彼此所发生的相互影响怎样；一个国家的效率为结合每一经济集团的成员——家人、同一行业中的雇主和雇工、一国的公民——的信任和情感所加强、同时它也加强了这种信任和情感的方法怎样；职业上的规则和工会的惯例中的个人的利人心和阶级的利己心所兼有的利弊怎样；以及尽量利用我们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机会来增进现代和后代的福利的行动怎样等问题的研究。

第六节续前。

经济学家为了可以发展他的理想起见，尤其需要想像力。

但是，为了使他对理想的提倡不会超过他对未来的理解，他最需要的是谨慎和含蓄。

经过世世代代之后，我们现在的理想和方法也许似乎是属于人类幼稚时期而不是成年时期所有的。一种明确的进步现在已被获得了。我们已经知道，除非已被证明为极其懦弱或卑鄙的人之外，每一个人都值得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但我们却不能断言这种已经开端的进步最终将达到什么目的。

在中世纪后期，对于被看作包括全人类的产业组织的研究，已略见端倪了。以后各代都看到这种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但从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广大的发展。研究这种组织的热诚也随着它的发展而增大；前代对它的研究的努力从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近来研究的主要结果，是使我们比前代更为充分地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形成进步的原因是很少的，和我们所能预测的产业组织的最终命运也是很少的。

在前一世纪之初，有些冷酷的雇主和政客为独有的阶级特权辩护，他们觉得要使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袒护他们是很容易的；而且他们往往自称为“经济学家”。即使在我们自己时代里，那些反对把大量费用化在大多数人的教育上面的人，也以这个头衔自称，虽然当代的经济学家一致主张这种费用是真正的节约，从国家观点来看，不这样做是错误的和不好的事情。但是，卡莱尔和拉斯金，以及其他许多没有他们两人那样辉煌和高尚的诗意的作家，不加研究就认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们要对他们实在是反对的那些言行负责，因此，就产生了对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的普遍误解。

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他们很少关心为自己谋取财富；他们却很关心财富在大多数人之中的广泛的分布情况。反社会的垄断，虽然是强有力的，但他们也是反对的。

在几代之中，他们都支持反对阶级立法的运动，这种立法不许工会享有雇主团体所享有的那些特权；或者他们设法医治旧的救贫法灌输到农业及其他劳动对心中和他们的家庭的毒素；或者他们拥护工厂法案，而不顾有些政客和雇主假借他们的名义竭力反对。他们毫无例外地致力于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

但是，在勇气和谨慎方面他们是坚强的，他们看起来是冷静的，因为他们不愿担负提倡向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急速前进的责任，而对这种道路的安全的唯一保证就是人们的具有信心的希望，他们的想像力是丰富的，但既不受知识的限制，也不受艰苦思想的训练。

他们的谨慎也许有点过度：因为，即使当时伟大的有先见之明的人的眼界，在某些方面也比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狭窄；现在，一部分由于生物学研究的启发，环境对于形成人的性格的影响，一般被认为是社会科学中的重要事实。因此，经济学家现在对于人类进步的可能性，已经知道采取一种较为远大和较有希望的观点了。他们已经相信，人类的意志如用细心的思想来指导的话，能够改变环境，以至大大地改变性格；从而实现更有利于性格、因而也就更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经济和道德的福利的新的生活状况。现在和过去一样，他们的责任是反对达到这一伟大目的之一切似是而非的捷径，因为这种捷径会毁坏人类的精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像现在这样的财产权利，并没有为建立经济学的那些大家所尊重；但是，有些硬把既得的权利说成是作为极端的和反社会之用的人，却是错误地以经济学的权威自居。所以，我们应当注意：细心的经济研究的倾向，并不是以任何抽象的原则作为私有财产权的根据，而是以这样的观察作为根据的：

在过去私有财产权与切实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因此，谨慎地和尝试地进行废除或改变即使对社会生活的理想情况似乎是不适当的那些权利，是负责的人应做的事。

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第一章绪论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帮助人类，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所赠与的物质和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用手的还是用脑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货物，和为了获取通常被算作收入一部分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设备。资本是财富的主要资料，与其将它看作是满足欲望的直接源泉，不如将它看作是生产的一个要素。

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私人所有，而其他部分则不是私人所有。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组织则有助于知识，它有许多形式，例如单一企业的组织，同一行业中各种企业的组织，相互有关的各种行业的组织，以及对公众保障安全和对许多人提供帮助的国家组织。

知识和组织的公有和私有的区别，具有很大的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有形东西的公有和私有的区别更为重要；一部分为了这个理由，有时把组织分开来算作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似乎最为妥当。要到我们研究的很后的阶段，我们才能对组织这个要素加以仔细研究，但在本篇中也必须说到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生产要素只有两个，就是自然与人类。资本与组织是人类在自然的帮助下，在人类预测将来的能力和甘愿为将来作准备的心理之指导下，进行工作的结果。倘使自然和人类的本性和力量是固定不变的话，则财富、知识和组织的成长就随之发生，正如原因产生结果一样。但是，另一方面，人类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QI2环境形成的，而在环境中自然发生很大的作用：因而不论从哪一个观点来看，人类是生产问题的中心，也是消费问题的中心；而且进一步又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称为分配与交换的问题——之中心。

人类在数目上，在健康和强壮上，在知识和能力上，以及在性格丰富上的发展，是我们一切研究的目的：但对这个目的，经济学所能研究的不外是贡献一些重要的因素而已。所以，从经济学的广泛方面来看，这种发展的研究如果属于经济学著作的一部分，应当放在最后：不过即使放在最后也是不适当的。同时，我们不能不考虑人类在生产上的直接作用，和决定人类——作为生产者——的效率之各种条件。因此，大体上把关于人类在数目和性格上发展的一些说明，包括在关于生产的一般研究之内作为它的一部分，恐怕是最便利的办法，而且确是最符合英国经济学传统的办法。

第二节边际反效用。工作有时虽然就是它自己的报酬，但在某些假定下，我们可以认为，工作的供给是受对工作所能获得的价格之支配。供给价格。

在目前这个阶段中，我们只能略为说明需求与供给的一般关系和消费与生产的一般关系。但是，当效用和价值的研究在我们心目中记忆犹新时，略为说一下价值与反效用或负商品的关系，也未尝无益。为了得到具有价值的货物——这种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因为既是需要的又是不易得到的，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反效用或负商品。现在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必然是暂时性的；甚至似乎是引起困难而不是解决困难：但在我们面前，能有一个研究范围的轮廓——即使是不充分和不完全的——也有好处。

需要是基于获得商品的欲望，而供给主要是决定于克服不愿遭受“负商品”的心理。这种负商品通常可分为两类：劳动和展缓消费所引起的牺牲。这里只要大概说明普通劳动在供给方面所发生的作用就够了。关于经营管理工作和由于积累生产资料所造成的等待而引起的牺牲（有时如此但不总是这样），以后也会加以类似的——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论述。

劳动的负商品之发生也许由于身体或精神的疲劳，或是由于在有碍健康的环境中继续劳动，或是由于与不受欢迎的同事一同工作，或是由于占用了娱乐、社会或智力活动所需的时间。但是，不论这种负商品的形态如何，它的强度差不多总是随着劳动的紧张和持续而增大的。

当然，有很多努力是为了工作的本身而进行的，例如登山、竞赛以及从事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活动就是如此；但有很多艰难的工作是在使别人获益的欲望之影响下进行的①。

但是，以我们使用劳动这个名词而言，大部分劳动的主要动机都是要得到某种物质利益的欲望；这种利益在世界的现状下一般表现为获得一定数额的货币。即使一个人是受雇佣而工作时，他也往往从工作中得到愉快，这是确实的：但是，在做完工作之前他通常感到如此贫乏，以致停工时他就觉得高兴了。也许他失业了一些时候之后，以他直接的舒适而论，他宁愿工作而无报酬，不愿没有工作；不过，恐怕他还是不愿以比正常价格低得多的价格出卖力气，以破坏他的市场，正像一个制造商所做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在另一册书中将加详述。

以学术用语来说，这可称为劳动的边际反效用。因为一样商品的数量每有增加，QI2边际效用随之下降；需要每有减少，不光是对这商品的最后部分而且对QI2全部所能得到的价格就随之下跌；同样地，劳动的边际反效用总是随着劳动量的增加而增大。

任何已经有了职业的人不愿更加努力的心理，在一般情况下要看关于人类本性的基本原理而定，经济学家必须承认这种原理是最终的事实。像杰文斯所说的那样①，在开始工作前，往往有一些阻力要加以克服。开始工作时往往要作一点令人感到痛苦的努力，但这种令人痛苦的努力逐渐减少到零，而且继之以愉快；这种愉快在短时间是增加的，直至达到某种低的最大限度；然后又减少到零，而且继之以日见增大的疲劳和对休息与变化的渴望。然而，在智力工作方面，愉快和兴奋一旦产生之后，往往不断增大，直到必要时或因为谨慎之故才会停止。每个健康的人都储有一定的精力可以使用出来，但只有经过休息之后精力才能得到恢复；因此；如果他长期地用力多休息少，他的健康就要破产了。雇主往往知道，在有很大的需要时，暂时增加工资会使工人多做工作，但不论报酬多少，工人也不能长久保持做这样多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理由是：超过一定限度的劳动时间每有增加，对休息的需要就随之更为迫切。对工作增加部分的厌恶之所以加大，一部分因为，当留作休息与其他活动的时间减少时，对空间时间的增加部分之喜爱就增大了。

由于上述及其他一些限制，无论哪一类工人所作的努力，是随着给他的报酬之增减而增减，这一点大体上是确实的。正像吸引购买者去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所需的价格，称为那个数量在一年成一定的时期中的需要价格一样，对生产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必需作出的努力所需的价格，可称为在同一时期中对那个数量的供给价格。如果我们暂时假定，生产完全依靠已经存在的和经过训练的一定数目的工人之努力，则我们就可得到一张供给价格表，相当于我们以前考虑过的需要价格表。在理论上，供给价格表在一面的数字栏内表明各种工作量，也就是生产量，而在另一面的数字栏内表明诱使可用的工人供给各种工作量所必须支付的各种价格。①但是，这种研究任何一种工作之供给，并从而研究由这种工作所制成的货物之供给的简单方法，是假定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数是固定的；但这个假定只能在短期内采用。因为人口总数在许多原因的影响下是有变化的。在这些原因中只有一部分是经济原因，而在经济原因中平均劳动收入占有突出的地位；虽然它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是不固定和不规则的。

但是，人口在各种行业间的分布，却更加受到经济原因的影响。任何行业的劳动供给毕竟或多或少是密切适应劳动的需要：深谋远虑的父母培养子弟能得到最有利的职业，这就是说，使他们得到劳动在数量和性质上不太剧烈、所需的技能不太难学、而在工资及其他利益上都有最好报酬的职业。

然而，劳动的供求之间的适应是决不会这样完美的；需要的变动可使这种报酬暂时——甚至许多年——比刚足以使父母为子弟选择某一行业而不选择同类的其他行业的那种报酬高得多或低得多。所以，任何时间中任何一种工作可得的报酬，虽与学到必需的技能之难易，以及工作本身所包含的强度、乏味、缺少空间等问题的确有一些关系；但这种适应容易受到很大的妨碍。这种妨碍的研究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在我们研究的以后阶段中对这个问题将再详述。但本篇是以叙述为主，并没有提出什么困难的问题。

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第二章土地的肥力

第一节土地是大自然的赠与，而土地的产物是人类工作的结果，这个概念是不完全正确的，但却含有真理在内。

我们通常说生产要素有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凡依靠人类劳动而成为有用的有形之物归入资本一类，不依靠人类劳动而成为有用的有形之物则归入土地一类。这个区别显然是不精确的：因为，砖头不过是略为加工的泥土而已；而久已有人居住的地方之土壤大部分经过人类多次的耕作，其现在的状态实归功于人类劳动。可是，这个区别却包含科学的原理在内。人类没有创造物质的力量，只是把东西变为有用的形态而创造了效用；如果这种效用的需要有了增加，人类所创造的效用在供给上也能增加：这种效用就有了供给价格。

但是，还有别的效用，QI2供给是人类不能控制的；这种效用是由自然以固定的数量供给的，因此就没有供给价格。“土地”这个名词已由经济学家加以扩大使用，以包括这种效用的永久源泉在内②，不论它是发生于土地——按照普通使用这个名词的意义——还是发生于海洋与河流、日光与雨水以及风力和瀑布。

如果我们研究了什么是土地与我们看作是土地产物的那些有形的东西的区别，我们就可知道，土地的基本属性就是它的广袤性。使用一块土地的权利就是对一定的空间——地面的某一部分——之支配权。地球的面积是固定的：地球上任何一个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几何学的关系也是固定的。人类无法控制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丝毫不受需要的影响，它没有生产费用，也没有能够生产它的供给价格。

使用地球上的一定面积，是人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之初步条件；这种使用使他有了他自己活动的场所，享受自然给与这个场所的热和光、空气和雨水，并决定了他与其他东西和其他人的距离，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与其他东西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将会知道，土地的这一特性，虽还没有受到十分重视，但它却是所有经济学的作家对于土地与其他东西不得不加以区别的最后原因。这个特性是经济学中许多最有兴趣和最为困难的问题之基础。

地面上某些部分之有助于生产，主要是由于对航海者所提供的服务；某些部分则对开矿者具有主要价值，还有一部分——虽然这种选择是人类而不是自然作出的——对建筑者具有主要价值。但是，说到土地之有生产力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在农业上的用途。

第二节土地肥力之机械的和化学的条件。

在农业家看来，一定面积的土地是维持一定数量的植物生命——也许最终是动物生命——的手段。为了这个目的，土壤必须具有某些机械的和化学的性质。

以机械的条件而论，土壤必须如此松软，以致植物的细根能在土中自由伸展；但它又必须坚实，足以很好地支撑植物。它不可失之太松，像砂土那样，会使水在土中流得太快，因为这样土壤往往就会干燥，而植物的养料在土中一经形成或是被投入土中，差不多马上就随着水流去了。土壤又不可失之太硬，像坚硬的黏土那样，会使水在土中不能相当自由地延伸。因为，新鲜的水之不断流入土中，以及因水在土中的延伸而不断注入的空气，都是不可缺少的：水和空气把矿物和气体变为植物的养料，否则它们就会变为无用，甚至有毒。新鲜空气、水和霜的作用，是大自然对土地的耕作；即使没有其他帮助，它们也可及时使地面的任何部分相当肥沃，只要它们所形成的土壤能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而不是一经形成马上就被大雨和洪水向下冲掉。但是，对于土壤的这种机械的形成，人类给予很大的帮助。人类耕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自然使土壤能够松软地而又坚实地支持植物根部，并使空气和水能在土中自由地延伸。绿肥使黏性土壤分化而变为松软，对于砂性土壤，绿肥给它一种构造上非常需要的坚实性，并从机械和化学上帮助它保持作为植物养料的物质，否则这种物质就会迅速地从土中流出。

以化学的条件而论，土壤必须具有植物需要的、并处于适合它吸收状态的无机成分；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只要花一点劳动就能使土壤发生很大变化。因为，人类只要加进一点正是它需要的东西，就可使不毛之地变为非常肥沃的土壤；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或是使用石灰的许多形态中的某些形态的石灰，或是使用近代化学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人造肥料，也可使不毛之地变为肥沃：人类现在还利用细菌来帮助农业工作。

第三节人类改变土壤性质的力量。

靠了所有这些方法，就能把土壤的肥力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靠了充分的劳动，人类能使差不多任何土地生长大量作物。人类能从机械上和化学上使土壤适合于下一次要种植的任何作物。人类也能使作物适应土壤的性质，并使作物互相适应；选择这样一种轮种的方法：每次耕作会使土地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和这样一个季节，以致土地能被容易地耕作成为下一作物的适宜的苗床。人类甚至采用排水的方法，或是混合两种土壤以补充成分不足的方法，就能永远改变土壤的性质。迄今为止，这不过是小规模地进行；白垩和石灰、黏土和泥灰石只是薄薄地撒在田地上；除了园圃和其他得到优待的地方之外，完全新的土壤是很少做成的。但是，大规模地应用建造铁道和其他大的土木工程所用的机械动作，以混合两种具有相反缺点的贫瘠土壤来制造肥沃的土壤，到将来是可能的，甚至有些人认为这是会实现的。

这一切变革到将来可能比过去更为普遍地和彻底地实行。但是，即在现在，古老国家里大部分土壤的性质非常得力于人类的活动；刚好在地面之下的一切土壤，其中有很大的资本因素——人类过去劳动的产物。被李嘉图归入土壤之“固有的”和“不灭的”特性一类中的那些自然的赠与，已经大有改变了；一部分由于人类世世代代的操作而荒瘠，一部分则因而肥沃了。

但是，地面上的东西却不相同。自然对每亩土地的地面每年给予热和光、空气和湿气，而人类对于它们却没有什么控制的办法。诚然，人类可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的方法，或是植林，或是森林采伐的方法略为改变气候。但是，大体上，太阳和风雨的活动是由自然每年对每块土地确定的。土地所有权就是每年给予土地以这种活动，并对植物和动物的生活和活动提供了所需要的场所；这场所的价值很受它的地理位置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继续采用土地从自然界所获得的原来或固有的特性，与土地得力于人类活动的人为特性之间的这种普通的区别，只要我们记住以下一点：第一种特性包括所论的地方之空间关系，和自然每年给它的日光、空气和雨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东西是土地固有特性中的主要特性。田地所有权之具有它的特殊意义和地租理论之具有它的特征，主要就是从这些东西中得来的。

第四节在任何情况下，因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增加的报酬，迟早是要递减的。

关于任何土壤的肥力由于自然所赋与的固有特性的缘故到怎样程度，和由于人类对土壤所加的改变的缘故到怎样程度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从土地所获得的是哪一种产物，就不能加以充分研究。人力对于促进某些作物的生长所能做的，比对于另些作物大得多。人类最无能为力的是对于长成森林的树木；橡树如果种植得法，地位宽敞，它从人力的帮助中得不到什么好处：要对它使用劳动以获得巨大的收获，是没有办法的。有些肥沃的河边低地具有丰饶的土壤和良好的天然排水之利，那里所长的草差不多也是同样情况；野兽以这种没有人照管的草作为饲料，并且照管这种草几乎与人照管得一样好；英国最肥沃的田地（一英亩付给六镑及六镑以上的地租）中，有很多使得没有人力帮助的土地特性所产生的报酬，差不多与现在从这种田地所得的报酬一样大。其次，就是虽不完全像上述那样肥沃，但仍可作为永久牧场的土地。再次，就是耕地，对这种土地人类并不依赖自然的播种，而是为各种作物准备苗床以适合它的特殊需要，人类自己播种并除去对种子有害的东西。人类所播的种子经过选择，以使这些种子具有迅速成熟和充分发育对人类最为有用部分的性质。这种仔细选种的习惯，虽然不过是近代才有的，即使现在尚不普遍，但是，几千年的不断操作已给与人类以与原始野生植物不大相同的植物了。最后，最得力于人类劳动和照管的那种产物，就是优良品种的水果、鲜花、蔬菜和牲畜，特别是作为改良品种用的那种产物。因为，如果人类不加过问的话，自然就会选择最能照管自己及其产物的那些品种，而人类则选择能最快地大量供给人类最需要的东西的那些品种；在最优良的产物中，有许多如没有人类的照管本身是完全不能生存的。

因此，人类在帮助自然种植各种农产物上所起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在各种情况下，人类继续操作，直到资本和劳动之增加所产生的报酬之增加变为递减，再增加资本和劳动不会再增加报酬为止。在这个限度很快达到的地方，人类几乎把一切工作都委之于自然；而在有些地方则对生产出力很大，那是因为人类能够长久工作而不会达到这个限度。因此，我们就要进一步研究报酬递减律了。

注意以下一点是重要的：现在我们所研究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是以所获的产物之数量来衡量的，而与同时可能发生的产物在交换价值或价格上的任何变化无关；例如，如果在附近的地方筑成了一条新的铁路，或是一个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而农产品却不易输入时，就会发生这种变化。当我们根据报酬递减律来推论时，尤其是当我们研究人口增加对生活资料的压力时，这种变化就将非常重要了。但是，这种变化与报酬递减律本身并无关系，因为报酬递减律与所得的产物之价值无关，而只是与它的数量有关。

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第三章土地的肥力（续前）报酬递减的倾向

第三章土地的肥力（续前）报酬递减的倾向

第一节土地也许耕种不足，因此由于资本和劳动之增加而产生的报酬就会递增，直至达到最大的报酬率为止；达到了最大的报酬率之后，报酬就重新递减了。耕作方法的改良可使较多的资本和劳动能被有利地应用。报酬递减律是关于生产物的数量，而不是关于它的价值。

报酬递减律或报酬递减倾向的叙述可暂时说明如下：

用于耕种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之增加，一般地使所获的农产物数量之增加在比例上是较低的，除非可巧同时发生农业技术的改良。

我们从历史和观察中知道：各时代和各地方的每个农民都希望使用大量土地；当他不能无代价地获得土地时，他如有财产，就会出钱购买土地。倘使他认为，把他所有的资本和劳动都用于一块很小的土地，也可得到与使用大量土地同样良好的结果，则除了这一块很小的土地外，他就不会再出钱去买其他土地了。

当不需要开垦的土地能无代价地获得时，每人使用土地的大小，只是他认为会给他的资本和劳动以最大报酬的数量。

他的耕作是“广耕”而不是“精耕”。他的目的不在于从一英亩的土地上得到大量谷物，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只要耕种几英亩土地就行了。他的目的是要以花费一定数量的种子和劳动而得到尽可能多的全部收获；所以，只要在粗耕下他能管理，他就在许多英亩的土地上播种。当然，他也许会做得过头：他所耕作的面积也许太大了，以致把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较小的面积反而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能支配较多的资本和劳动，以便对每一英亩的土地多用一些，则土地就会给他以递减的报酬；这就是说，报酬的增加在比例上大于土地对他现在的费用所给与的报酬。但是，如果他的计算是正确的，他正好使用了那么多的土地，使他有最大的报酬；如果他把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较小的面积反要受到损失了。如果他能支配较多的资本和劳动而对现有的土地多用一些，他所得的利益就会小于他耕种较多的土地所能获得的报酬，他就会得到递减的报酬；这就是说，报酬的增加在比例上小于他现在最后使用的资本和劳动所能获得的报酬，当然，这是假定同时在他的农业技术上并无显著的改良。等到他的儿辈长大起来，他们会有较多的资本和劳动用于土地；为了避免获得递减的报酬起见，他们就要耕种较多的土地。但是，也许到那时所有邻近的土地都已有人耕种了，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他们就必须购买土地，或租用土地而付给地租，或迁居到不出代价而能得到土地的地方去。

报酬递减的倾向是亚伯兰与罗得分手的原因，也是历史上所说的大多数移民的原因。凡是在极其需要耕种权利的地方，我们可以相信，报酬递减的倾向是充分发挥作用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倾向的缘故，每个农民除了他的一小块土地之外，放弃所有的租地并把他一切的资本和劳动用于这一小块土地，就能节省差不多全部地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用于这一小块土地的一切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与他现在用于这块土地的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在比例上是一样多，则他从这一小块土地所获得的产物，就可与他现在从全部田地所获得的产物一样多；那末，除了他保留的一小块土地的地租外，原来付出的地租都可变为他的纯利了。

农民的奢望往往使他们耕种的土地超过了他们能够适当管理的数量，这一点是可以承认的：诚然，杨格以后的差不多每一个关于农业的权威学者都对这一错误加以痛斥。但是，当他们告诉农民说，把资本和劳动用于较小的面积是有利的，他们的意思不一定是说，这样就会得到较多的总产物。地租的节省如果能抵过农民从土地所得的全部报酬之可能发生的减少而有余，这一点足以成为他们的论据。倘使一个农民以他的产物的四分之一付作地租，假定他用于每英亩土地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使他所获得的报酬比他从以前的费用所获得的报酬，在比例上至少超过四分之三，那末，他把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较少的土地会是有利的。

其次，即在像英国这样进步的国家里，仍有很多土地在耕作上是如此地不熟练，以致如果以现在的资本和劳动的两倍熟练地用于土地，则这些土地所生产的总产物可达两倍以上，这一点也是可以承认的。有些人主张：如果所有的英国农民都像最优秀的农民那样能干、聪明和精力充沛，他们就可有利地使用现在的资本和劳动的两倍，这些人很可能是对的。假定地租占现在产物的四分之一，他们现在所得的产物之每四英担，就会增加到七英担：可以设想，如果采用更加进步的耕作方法，他们就会得到八英担，甚至更多。但是，以现状而论，这一点并不证明多用资本和劳动就能从土地得到递增的报酬。事实是这样的：我们以现在那样的农民和他们实际所有的技能与精力而论，我们普遍观察的结果，觉得即使他们放弃大部分土地，而把一切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剩下的土地，除了这一部分土地的地租外，省下来的地租都归他们自己所有，对他们也没有一条致富的捷径。他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的理由，就是因为有报酬递减律的缘故，如前所说，这种报酬是以它的数量来衡量，而不是以它的交换价值来衡量的。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说明以上在关于报酬递减律的暂时说明中的“一般地”这句话所包含的限制了。报酬递减律是一种倾向的叙述，这种倾向诚然可因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展土壤全力的时作时辍的过程而暂时受到阻碍；但是，倘使对产物的需要无限制地增加，则这种倾向最终必然成为不可抗阻的。我们对这种倾向的叙述可分为以下两部分：

尽管农业技术的改良可以提高土地通常对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所提供的报酬率；尽管已经用于任何一块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也许远不足以发展它的全力，以致对这块土地增加费用，即在现有的农业技术下，也可得到超过按照比例的报酬；但是，这种情况在一个古老国家里是罕见的：除了存在这种情况之外，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之增加，使所获得的产物数量的增加在比例上是较低的，除非个别耕作者的技能同时也有提高。第二，不论农业技术的将来发展怎样，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之不断增加，最终必然造成因增加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所能获得的产物增加量之递减。

第二节一剂资本和劳动。边际剂，边际报酬，耕作边际。边际剂不一定是时间上最后的一剂。剩余生产物；它与地租的关系。李嘉图所注意的只限于一个古老国家的情况。

如果采用詹姆士·穆勒提出的一个名词，我们可以认为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是由等量的陆续使用的各剂构成的。我们已经知道，最初使用几剂所产生的报酬也许是小的，而以后的许多剂就可产生大于按照比例的报酬；在例外的情况下，陆续使用的各剂所产生的报酬，甚至会交替地时增时减。但是，根据报酬递减律所说，早迟（总是假定同时在耕作技术上没有变化）总要达到某一点，过了这一点，一切增加的各剂所产生的报酬，在比例上就会小于以前各剂所产生的报酬。这剂总是指劳动和资本合在一起的一剂，不论它是由独力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自耕农所使用，还是用来代表自己不从事耕作的农业资本家的费用。但是，在后一情况，费用的主体表现为货币形态；在研究与英国情况有关的农业经营的经济时，按照市场价值把劳动折为货币等价物来考虑，只说各剂资本而不说各剂劳动和资本，往往是便利的。

刚刚正好抵偿耕作者的费用的一剂，可以称为边际剂，它所产生的报酬可称为边际报酬。如果在近处可巧有已经耕种的土地，但这土地只是刚能抵偿它的费用，而没有剩余作为地租之用，我们就可认为，用于这土地的就是边际剂。这样，我们可以说，用于这土地的这剂，就是用于在耕作边际上的土地，这样讲法具有简明的好处。但是，这一论断并不需要假定存在这样的土地：我们所要注意的只是边际剂所产生的报酬，不论它是用于贫瘠之地还是肥沃之地，都没关系；必要的只是：它应当是能被有利地用于在耕作边际上的土地之最后一剂。

当我们说到用于土地的边际或“最后”剂时，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时间上的最后一剂，而是说在有利的支出的边际上的那一剂，这就是说，使用这一剂刚好使耕作者的资本和劳动获得一般的报酬而没有剩余。以具体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假定：一个农民想到再一次派些刈草的人到田地里去除草，踌躇一下之后，他决定这是上算的，不过这样做只是上算而已。因此，花在这上面的一剂资本和劳动，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后一剂，虽然在以后收割时还要使用很多剂。当然，这最后一剂所产生的报酬，与其他的报酬是分不开的；但是，如果他决定不增加这次刈草，我们相信，生产物中就不会多出这一部分来，因此，我们就把这一部分产物全都作为最后一剂所产生的。

用在耕作边际上的这一剂所产生的报酬，既然是仅可抵偿耕作者的费用，那末，他使用各剂的总数所产生的各边际报酬的总和，也仅可抵偿他的全部资本和劳动。他所得的报酬如超过这个数额，这超过的部分就是土地的剩余生产物。如果土地是耕作者自己所有的，则这剩余生产物也归他所有。

注意以下一点是重要的：以上关于剩余生产物的性质之叙述，不是地租理论：我们要到很后的阶段才会说到地租理论。这里所能说的只是：这剩余生产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地租，而地租是土地所有者为了使用他的土地能向佃户强行索取的。但是，以后我们将会知道，一个古老国家之田地的完全的地租，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第一是由于自然所创造的土壤的价值；第二是由于人类对土地所作的改良；第三——这往往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由于稠密和富裕的人口之增长，以及公路、铁道等交通之便利。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一个古老国家里，要知道土地在最早耕种之前的原来状态怎样，是不可能的。某些人类工作的结果，不论为好为坏，已经固定于土地之中，而与自然工作的结果无法区别：两者的分界线是模糊的，只能多少是武断地加以划分。但是，为了大多数的目的，最好是把对抗自然的最初的困难，看作是在我们考虑农民的耕作之前已经完全克服了。这样，我们当作是最初使用的各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一般是一切报酬中最大的，而报酬递减的倾向立即就表现出来了。我们主要是考虑英国的农业，我们就可像李嘉图那样把英国的农业作为典型的事例。

第三节凡对土地肥力的衡量必然与地点和时间相关。

其次，让我们来研究陆续使用的各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之递减或递增的比率，是怎样决定的。我们已经知道，对于生产物中的一部分，人类也许看作是人类增加自己的工作，超过了单独由自然所能生产的产物之结果，但在这一部分生产物上，却有很大的差别；这一部分生产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哪些作物、土壤和耕作方法而定。大体说来，从森林到牧地、从牧地到耕地、从犁耕地到锄耕地，这部分生产物是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报酬递减率通常在森林最大，在牧地较小，在耕地更小，而在锄耕地最小的缘故。

土地的丰饶或肥沃没有绝对的尺度。即使农业技术上没有变化，仅仅是生产物需要的增加，也可颠倒两块邻近的土地在肥力上的等级。当两块土地都未耕种时，或者都是同样地加以粗耕时，其中一块土地的生产物较少，但当两块地都是同样地精耕时，这一块土地就会超过另一块，而公平地列为较为肥沃的土地。换句话说，有许多土地在仅仅是广耕时，是最不肥沃的，而在精耕时，就变为最肥沃的了。例如，本身能排水的牧地，只要花费很少的资本和劳动，在比例上却可得到较大的报酬，但再投下费用，报酬就迅速递减了：等到人口增加，开垦一部分牧地，采用根菜、谷物和牧草混合耕种的办法，就会逐渐变为有利；因此，增加使用各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迅速递减了。

有些土地当作牧地用是贫瘠的，但对用于这种土地的耕作和施肥的大量资本和劳动，却能产生多少是丰富的报酬；这种土地对于最初使用的各剂所产生的报酬并不很大，但报酬却是缓慢地递减。

再者，有些土地是低湿的。这种土地，像英国东部的沼泽地那样，除了柳条和野禽外，不生产什么东西。或者，像许多热带地区的情况那样，这种土地也许草木繁盛，但瘴气密布，人要在那里生活是困难的，工作就更为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报酬起初是小的，但因排水的进步，报酬就增加了；而此后或许又下降了。

但当这种改良已经一旦实现时，投于土壤中的资本就不能移动了；耕种的初期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因增加使用资本和劳动所得的生产物，就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

已经种得很好的土地，也会发生类似的、但不像这样显著的变化。例如，土地虽不低湿，也许需要一点排水工作，以排出积水并使新鲜的水和空气能够畅通。或者，下层的土壤也许可巧是比地面的土壤天然地较为肥沃：或是下层的土壤虽不肥沃，但也许刚好具有地面的土壤所缺少的那些特质，因此，彻底的用蒸汽犁深耕的方法，就可永久改变土地的性质。

这样，当增加的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开始递减时，我们就不必认为报酬常会不断地递减。生产技术的改良——我们总是这样理解——通常可以提高任何数额的资本和劳动所能产生的报酬；但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意思是这样：农民的知识之增进姑且不论，他只使用他早已熟悉的那些方法，在他支配下的资本和劳动如能增加，即使在他耕作的后一阶段，有时他也可获得递增的报酬。②像一条链索的力量是它最弱一环的力量一样，土地的肥力也是为它最缺少的成分所限制，这样说是很对的。那些匆忙的人不要使用一条有一两个环节是很弱的链索，不论其余的环节是怎样坚固：宁愿使用比它细得多、而没有毛病的链索。但是，如果要做繁重的工作，而他们有时间进行修理，他们就会修好那条较大的链索，于是它的力量就会超过另一条链索的力量。这个事实可以用来解释农业史上许多似乎是奇怪的事情。

一个新的国家中最初的移民，通常都不要不宜立即耕种的土地。如果天生的植物可巧不是他们所要的那一种，则他们往往对这种植物的茂盛感到厌恶。不论经过细耕会变为怎样肥沃的土地，如果难耕的话，他们也不愿耕种。他们更不去耕种积水很多的土地。他们通常选择容易耕种的土地，这种土地只要用两把犁就能容易地耕作了，然后他们广泛地播种，所以，作物在生长时就可得到丰富的阳光和空气，并可从广阔的面积中吸收养料。

当美洲最初为人定居时，许多现在用马力机械做的农业工作，仍用手工去做；现在农民虽然非常喜欢平坦的草原，没有断树和石块，机器能容易操作而没有危险，但那时的农民也不大嫌恶山地。他们的收获在与耕作面积的比例上是小的，但在与种植作物所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上却是大的。

因此，直到我们知道一些关于耕作者的技能和进取心，和他能动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多寡，并且知道对生产物的需要使他以他现有的资源进行精耕是否是有利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一块土地比另一块土地肥沃。如果对生产物的需要使精耕有利，则给与大量资本和劳动以最大的平均报酬的土地，就是最肥沃的土地；否则，给与最初使用几剂资本和劳动以最好的报酬之土地，就是最肥沃的土地。肥力这个名词，除了与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情况有关外，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即使有这样的限制，这个名词的用法还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有时，注意力主要是在于土地对精耕产生充分报酬，和对每亩土地生产很大的全部生产物的力量；而有时则在于土地的生产很大的剩余生产物或地租的力量，虽然它的总生产物是不很大的：例如，按照前一意义来说，英国现在的丰饶的耕地是很肥沃的，而按照后一意义来说，牧地是肥沃的。为了许多目的，这个名词不论理解为哪一种意义，是没有关系的：但在少数情况下确有关系，因此在上下文中必须要有解释的语句。

第四节因为人口压力的增加，贫瘠土地的价值通常比肥沃土地相对地增大。

但是，再进一步说，各种土壤的肥力大小之等级，是易于因耕作方法及各种作物的相对价值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当上世纪之末，科克先生说明怎样用先种三叶草的办法，使小麦在轻松的土地上生长良好，因此，轻松土地的价值就比黏性土地相对地增大了；现在，这种土地有时虽然仍照旧习惯称为“瘠”地，但其中有一部分，即使听其自然，也比许多曾经细耕的土地具有较高的价值，而且实在较为肥沃。

其次，在中欧对于用作燃料和建筑材料的木材的需要之增加，已经使得有松树的山坡地的价值，比差不多其他各种土地的价值相对地增高。但在英国，由于煤代替了木材作为燃料，铁代替了木材作为造船材料，以及因为英国输入木材特别便利的缘故，山坡地价值的增高就受到阻碍了。又如，稻和黄麻的种植，往往使那种积水太多以致不能生长其他大多数作物的土地具有很高价值。再如，自从谷物条例废除以来，英国的肉类和乳品的价格，比谷物的价格相对地上涨了。如与谷物轮种就可盛产饲料作物的耕地的价值，比冷的黏性土地相对地增大了；永久牧地的价值比耕地相对地大大下降，但因人口的增加，这下降的价值已有一部分回升了。

对于普遍种植的作物和耕作方法之适合于特殊土壤的任何变化，姑且不论，也有一种不断的使各种土地的价值趋于均等的倾向。如果没有任何相反的特殊原因，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会使贫瘠地达到肥沃地的价值。一度完全为人忽视的土地，由于投下了很多劳动，就可种植丰饶的作物；它在一年中所吸收的阳光、热和空气，大概与肥沃地一样多：而它的缺点能用劳动加以大大减少。

正像土地的肥力没有绝对的标准一样，良好的耕作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例如，海峡群岛的最肥沃地方之最好的耕作，对每英亩土地也要花费极大的资本和劳动：因为这些地方靠近大的市场，而且在气候的没有变化和早熟方面得天独厚。如果听其自然的话，那里的土地就不会非常肥沃，因为，它虽有许多优点，但也有两个薄弱环节（缺少磷酸和碳酸钾）。但是，一部分依靠它的海岸上丰富海草的帮助，这两个薄弱环节就能加强了，因而这条链索就变为非常坚固。因此，精耕——或是像在英国通常称为“良好的”耕作——会使每英亩土地生产值一百镑的早熟的马铃薯。但是，美洲西部的农民如对每英亩土地也花费同样的支出，就会使他破产了；以他的情况而论，精耕不是良好的，而是不好的耕作。

第五节李嘉图曾说，最肥沃的土地最先耕种；以他说这句话的意思而言，这是对的。但是，他低估了稠密的人口对农业所提供的间接利益。

李嘉图对报酬递减律的讲法是不精确的。然而，这种不精确大概不是由于思想的疏忽，而只是由于措辞的疏忽。无论如何，以他写作时英国的特殊情况而论，以及为了他心目中某些实际问题的特殊目的，他都认为报酬递减的情况并不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一点大概已不成问题了。当然，他不会料到有很多的发明，而这些发明准备开辟新的供给源泉，并且依靠自由贸易的帮助，还可以革新英国的农业；但是，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农业史，也许曾经使他特别着重某种变化的可能性。

他说过，一个新国家中最初的移民必然选择最肥沃的土地，因为人口的增加，逐渐地就对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也加以耕种了，他这样随便一说，好像土地的肥力有了绝对的标准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在不花代价可以得到土地的地方，各人选择最适合他自己的目的之土地，以及在考虑了一切事情之后会给他的资本和劳动以最好的报酬之土地。所以，他找寻立即能够耕种的土地，而忽略在肥力因素链索上有任何薄弱环节——不论其他环节怎样坚固——的土地。但是，除了必须避免瘴气之外，他必须考虑他与市场和资源基地的交通情况，而在某些情况下，对敌人和野兽的袭击的保障之需要，比其他一切问题更为重要。所以，我们不能期望最初选择的土地，常会成为最后被看作是最肥沃的土地。李嘉图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而受到凯雷和其他人的攻击，这种攻击虽然大部分由于误解了李嘉图的见解，但其中也有一些确实的东西。

在新的国家中，会被英国农民看作是贫瘠的土地，有时反而比他认为是肥沃的邻近土地先被耕种，这个事实，不像某些外国作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与李嘉图学说的要旨相矛盾的。这个事实的实际重要性是与这样的条件有关：在这种条件下，人口的增长势将造成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之增加；这种重要性使研究兴趣的中心从仅仅是农民生产物的数量移转到它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是以农民邻近的工业人口所提供的与农产物交换的东西来表示的。

第六节续前。

李嘉图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从报酬递减律中推出以上这个推论，一般都过于草率；他们没有充分考虑来自组织方面的力量之增大。但事实上，每个农民都因为有了邻人——

不论是农民还是镇市居民——而得到帮助。即使大多数邻人都和他一样从事农业，他们也逐渐供给他以良好的道路和其他交通工具：他们并使他有一个市场，在这市场上他能以合理的条件购买他所要的东西，供他自己和家庭用的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以及农业上各种必需的用品。他们使他获得知识：给他以医疗、教育和娱乐的便利；他的胸襟日益开阔了，他的效率在许多方面都提高了。如果附近的市镇扩充为一个大的工业中心，他的利益就更大了。他的一切生产物更值钱了；有些他一向丢掉的东西也可得到善价出售。在牧场经营和园艺经营方面，他得到新的机会，因为生产物的范围渐广，他就采用轮种的方法，使他的土地一直可以利用，而不会丧失土地的肥力所需要的任何一种成分。

还有一层，我们以后就会知道，人口的增加势将发展贸易和工业的组织；所以，报酬递减律之适用于花在一个区域的全部资本和劳动，就不像适用于花在一块田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那样明确。即使耕作已经达到了某一阶段，在这阶段之后，用于田地的接连每剂资本和劳动，都会比前一剂产生较少的报酬，但人口的增加也许可能使生活资料有超过比例的增加。诚然，不祥的日子不过是推迟而已：但它确是推迟了。人口的增长，如没有受到其他原因的阻碍，最终必然为获得农产物的困难所阻碍，但是，虽然报酬递减律发生作用，但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在很长时期内，仍可为开辟新的供给范围、铁路和轮船交通的低廉与组织和知识的进步所遏制。

与上述相反的，必然是在人口稠密的地方，获得新鲜空气和阳光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新鲜的水的困难日见增加。名胜之地的天然美具有不能忽视的直接货币价值；但是，为了实现男女和儿童能游玩各种美丽风景的真正价值，却要作一些努力。

第七节渔场、矿山和建筑用地的报酬规律。

如前所述，经济学用语中的土地包括江河与海洋在内。在江河捕鱼方面，增加使用资本和劳动所增加的报酬，表现出急剧的递减。至于在海洋捕鱼方面，则是意见分歧。海洋的容积很大，鱼类非常丰富；有些人认为，人类能从海洋中得到实际上是无限的供给，而不会显著地影响海洋中剩下的鱼类数量；或换句话说，报酬递减律对于海洋捕鱼差不多是不适用的：同时，另些人认为，凡是竭力捕捉、尤其是用蒸汽拖网渔船捕捉的渔场，其生产力是下降的。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将来的世界人口，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将会显著地受到可有的鱼类供给的影响。

矿山的生产物——石矿和制砖场也可算在矿山之内——

据说也是依照报酬递减律的；但这样讲法是令人误解的。除了只有依靠矿业技术的改良，以及关于地壳含有物的知识之进步，我们才能获得对自然蕴藏的更大的控制能力外，在获得矿产的进一步的供给上，我们会遇到不断增加的困难，这一点是确实的；而且毫无疑问，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对矿山不断使用资本和劳动结果会造成生产物的递减率。不过，这生产物不是像我们在报酬递减律中所说的报酬那样的纯产物。那种报酬是不断循环发生的收入之一部分，而矿山的生产物不过是从它蕴藏的财富中所取出的一部分而已。田地的生产物是土地以外的东西；因为，田地如被适当地耕作，仍然保持它的肥力。但矿山的生产物却是矿山本身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另外一番话来说明。农产物和鱼类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河流，而矿产则好像是天然的蓄水池。蓄水池越接近乾涸，则从池中抽水所花的劳动就越大；但是，如果一个人十天能抽完池中的水，则十个人一天也能抽完：一旦抽完，蓄水池中就不再有水了。所以，今年正在开采的矿山，如在许多年前开采也许同样地容易：如果事先适当地订好计划，并准备好开采工作所需的专门资本和技能，则供十年用的煤，就可在一年中开采出来，而不会增加任何困难；但矿藏一旦开完，它就不能再有出产了。这种区别还可用下一事实来说明：矿山的地租与田地的地租是以不同的原理来计算的。佃农在契约上可以订明归还与原来同样肥沃的土地：但矿山公司则不能这样做；佃农的地租是以一年计算的，而矿山的地租主要是由“租用费”构成的，这种租用费是按照从自然的蕴藏中所取出的物品之比例征收的。

另一方面，土地在给人类以空间、阳光和空气方面——

有了它们人类可以生活和工作——所提供的服务，确是严格地依照报酬递减律。对于具有位置上的特殊利益——自然的或人为的——的土地所用的资本不断增加，是有利的。建筑物高耸入云；自然的光线和通风就以人为的方法来补充，而且电梯减少了房屋最高层的不便；对于这种支出，方便的报酬有了增加，但它是递减的报酬。建筑用地的地租不论怎样高，最后总要达到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与其再一层一层地造上去，还不如支付较多地租以使用较大的面积来得上算；正像农民知道最后总要达到一个阶段，超过这个阶段，进一步精耕也不能抵偿支出，与其对原有的土地使用更多资本和劳动而得到递减的报酬，还不如支付较多地租以使用较大的土地来得上算一样。由此可知，地皮地租的理论与田地地租的理论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个和类似的事实现在就使我们能够简化和发展李嘉图与穆勒所提出的价值理论。

建筑用地是如此，其他许多东西也是如此。倘使一个制造商有（比方说）三台刨床，他就不难从它们得到一定数量的作业。如果他要从它们得到更多的作业，他就必须在平常工作时间内努力节省它们的操作时间，一分钟也不浪费，或许还要加班工作。这样，它们一旦被充分利用之后，接连每次对它们用力，都给他以递减的报酬。最后，纯报酬是如此之小，以致他觉得与其硬要他的旧机器做很多工作，还不如购买第四台机起来得上算：正像一个农民已经充分耕种了他的土地，觉得与其硬要现有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生产物，还不如购买更多的土地来得上算一样。诚然，从某些观点来看，从机械所得到的收入多少带有一点地租的性质：在第五篇中再加说明。

第八节报酬递减律和一剂资本和劳动的注释。

在这里我们不能充分考虑报酬递减概念的伸缩性；因为，这个概念不过是在投资方面关于资源之经济的分配之大的一般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的细节而已，而这一问题是第五篇的主要论述之中心，实在也是全书大部分的中心。但是，关于这个概念，现在在这里似乎需要略加说明，因为在卡尔教授的有力和有启发性的倡导下，近来对这个概念极为重视。

如果一个制造商将他的资本用于机械方面为数过大，以致有很大一部分机械经常空着不用；或者用于建筑物方面为数过大，以致有很大一部分的地方没有充分使用；或者用于雇用职员方面为数过大，以致所用的职员中一定有一部分人的工作抵不过付给他们的工资；因此，在这一方面他的过度的支出，就不像以前的支出那样有利可图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支出对他产生了“递减的报酬”。但是，这个名词这样的用法，虽然极其正确，但除非谨慎使用，否则就容易令人误解。因为，当用于土地的劳动和资本的增加所产生的报酬递减倾向，是被看作任何生产要素，在与其他要素的比例上用得过多时所产生的一般报酬递减倾向的一个特殊的例证时，人们就易于认为，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是能够增加的。这就是说，人们易于否认在一个古老国家中现有的全部可耕土地的固定性这个条件的存在，而这个条件是我们刚才考虑的关于报酬递减律之重要的古典研究之主要基础。即使当个别农民要在靠近他自己田地的地方增加十英亩或五十英亩土地时，除了能出高到令人不敢过问的价格，否则恐怕总不能得到它们。即使从个人观点来看，在这方面土地也是与其他大多数生产要素不同的。这种差别对于个别农民，诚然可看作是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从社会的观点，从以下关于人口各章的观点来看，这种差别却是重要的。让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任何生产部门的每个方面，都要将资财分配于各种支出，而某种分配的办法能比其他任何分配办法产生较好的结果。管理企业的人越能干，他就越接近十分完美的分配；正像管理一个家庭所有的羊毛之原始社会的主妇越能干，她就越接近羊毛在家庭的各种需要之间的理想的分配一样。

如果他的营业扩大了，他就要以适当的比例来增大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但不是像有时所说的那样，按照比例来增大。例如，手工操作与机器操作的比例，在一家小的家具厂里也许是适当的，而在一家大的家具厂里，这一比例恐怕就不适当了。如果他对他的资财的分配做到尽可能的适当，他就从他的各种生产资料中得到他的企业所能得到的最大（边际）报酬。如果他使用任何一种生产资料过多，他就从这种生产资料中得到递减的报酬；因为其他生产资料与它不能适当配合。这种递减报酬与农民所得到的递减报酬是相同的，如果农民对土地如此地精耕，以致从土地获得递减的报酬。倘使农民能以与付给原来土地的相同的地租而获得更多的土地，他就会租用更多土地，否则，他就会受到责难，被看作是一个无能的经营者；这就说明了以下的事实：从个别耕作者的观点来看，土地不过是资本的一种形态而已。

但是，前代的经济学家说到报酬递减律时，他们不但从个别耕作者的观点，而且从整个国家的观点来研究农业问题。

现在，如果整个国家发觉它现有的刨床或耕犁为数过多或是过少，它就能重新分配它的资源。它能增加它所缺少的东西，同时逐步减少过多的东西：但对土地它却不能这样做。它对土地可以更加精耕细作，但却不能获得更多的土地。由于这个理由，前代的经济学家力言以下一点是对的：从社会观点来看，土地的地位与其他人类可以无限制地增加的生产资料的地位，不是完全相同的。

毫无疑问，在一个新的国家中，还有大量的肥沃土地未加耕种，因此，现有的全部土地之固定性是不起作用的。美国经济学家说到土地的价值或地租时，往往认为它是随着土地与良好市场的距离而不同的，而不是随着土地的肥力而不同；因为，即使现在，在美国还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未被充分耕作。同样地，他们不大重视下一事实：在像英国那样的国家里，谨慎的农民用于土地的劳动和资本一般所产生的递减报酬，与不谨慎的农民或制造商对数量过多的耕犁或刨床不适当的投资所产生的递减报酬，不是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

当报酬递减倾向变为普遍时，报酬易于以价值，而不是以数量来表示，这是确实的。然而，必须承认这一点：用数量来衡量报酬的老方法，往往碰到没有货币衡量的帮助就不能正确解释一剂劳动和资本的困难；而且，这个方法虽有助于广泛的初步衡量，但不能供深入研究之用。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往昔的或远处的土地之生产力都纳入一个共同的标准，即使采用货币衡量的方法也无济于事。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采用概略的、多少是武断的测量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以数字的标准为目的，但仍足供广泛的历史研究之用。我们必须考虑以下这些事实：一剂中的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数额有很大不同；资本利息这个项目，通常远不及在农业的进步阶段那样重要，虽然利率在后一阶段一般是低得多了。为了大多数的目的，以具有一定效率的一天的不熟练劳动作为共同标准，大概最为妥当：这样，我们认为一剂是由一定数量的各种劳动，和资本的使用及偿还的一定费用所构成的，而合在一起就等于十天（比如说）这样的劳动之价值；

这些因素的相对比例，和以这样的劳动表示的它们个别的价值，是按照每个问题的特殊情况来确定的。

对于在不同情况下使用劳动和资本所得到的报酬加以比较，也有类似的困难。只要作物属于同一种类，一种报酬的数量就能与另一种报酬的数量比较：但是，如果作物属于不同的种类，则要把它们化为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之后，才能比较。例如，当我们说到土地对某种作物或某种作物轮种，比对另种作物或另种轮种，能使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产生较好的报酬时，我们必须理解，这样讲法只是以当时的价格为基础才是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整个轮种时期合在一起计算，并假定在轮种之初与轮种之末土地的状况是相同的，一方面计算在整个轮种时期所用的一切资本和劳动，另一方面计算一切作物的总收获。

我们必须记住，一剂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报酬，在这里不是被当作包括资本本身的价值在内。例如，如果用于田地的资本的一部分是由两岁的牡牛若干头构成的，则一年的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报酬，并不是包括年终这些牡牛的全部重量在内，而只包括这一年内所增加的重量。又如，当我们说到一个农民耕种土地的资本是十镑时，这十镑包括他的田地所有的一切东西的价值在内；但是，一年（比如说）之中用于田地的各剂劳动和资本的总数，并不包括像机械和马达这样的固定资本的全部价值在内，而只包括扣除了利息、折旧和修理费用之后的它们的使用价值，虽然这一总数的确包括像种子这样的流通资本的全部价值在内。

以上所述是一般所采用的衡量资本的方法，如果没有相反的意见，这个方法可以看作没有问题了；但是，另一种方法有时更为适当。有时对所用的一切资本说成好像都是一年之初或一年之中所用的流通资本，是便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年终时凡是田地上的东西都是生产物的一部分。这样，幼小的家畜可以当作是一种原料，而经过一定时间将它加工成为肥壮的家畜，以供屠宰。对于农具甚至也可同样处理，年初时农具的价值当作是用于田地的一定数额的流通资本，到年终时就当作一定数额的生产物。这个办法使我们能够避免一再重复使用关于折旧等方面的假定语句，并在许多方面能省去许多话。对于具有抽象性质的一般推论——尤其这种推论是以数学方式来表达时——这个办法往往是最妥当的。

在每个人口稠密的国家里，有思想的人都必须研究报酬递减律。正如凯南教授所说，报酬递减律最初是由杜阁加以清楚说明的（见他所著《生存》第420—421页），而它的主要应用则是由李嘉图加以发展的。

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第四章人口的增长

第一节人口学说史。

财富的生产不过是为了人类的生活，满足人类的欲望，和身体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活动之发展的一种手段。但是，人类本身就是那种以人类为最终目的之财富生产的主要手段①。本章及以下两章对劳动的供给——就是人口在数目上、体力上、知识上和性格上的发展——将作一些研究。

①参看第4篇第1章第1节。

在动物和植物界中，动植物的繁殖一方面受个体繁殖其族类的倾向之支配，另方面又受生存竞争的支配，这种竞争使初生之物在达到成熟之前就遭淘汰了。只有在人类之中，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冲突，因其他的影响而变为复杂了。一方面，对将来的顾虑使许多人控制他们的自然冲动：有时这是为了克尽父母之责的目的；有时则是由于卑鄙的动机，例如在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就是这样情况。另一方面，社会以宗教的、道德的和法律的制裁，对个人施加压力，以达到有时加速、有时阻碍人口增长的目的。

人口增长的研究，往往被说成好像是近代的研究。但是，具有多少是模糊形式的人口研究，早已受到世界上一切时代的有思想的人的注意了。在东方和西方世界中，由立法者、道德家和那些无名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具有远见的智慧已对国民的习惯发生影响——所制订的法规、风俗和礼仪，对于其中的大部分，我们能溯源于人口研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未被承认，有时甚至未被清楚地认识到。在强盛的民族中，和在重大的军事冲突时期，他们力求增加能负荷武器的男子之供给；而在进步的高级阶段，他们谆谆教导对人类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要有很大的尊重；但在进步的低级阶段，他们又鼓励，甚至强迫对老弱的人有时对一部分的女孩，加以残忍的屠杀。

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为了保持开拓殖民地的力量，并且因为战争的不断发生，市民人数的增加，是被看作一种公共力量的源泉；舆论鼓励结婚，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由法律加以鼓励：虽然，连那时有思想的人也觉得，如果要减轻父母的责任，相反的行动也许是必要的①。在往后的时代里，正像罗雪尔所说的那样①，国家应当鼓励人口增长的意见，就时盛时衰了。在英国都铎尔王朝最初两王的统治下，这种意见最为盛行；但在十六世纪期间，这种意见就减弱和改变了；当废除了僧职的独身生活，和国家情况的稳定已对人口给与显著的刺激时，而同时牧羊场的增加，以及工业体系中僧院所建立的那一部分工业的瓦解，都减少了对劳动的有效需求，这种意见就开始衰落了。往后，人口的增长因生活舒适标准的提高而受到遏制，这种提高的效果就是在十八世纪上半期英国人民普遍采用小麦作为主要食物。在那时，甚至还有恐惧，认为人口实在是减少了，以后的研究证明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凯雷和威克斐尔德关于人口稠密的利益之论断，已为潘提②预先说出一些了。蔡尔德也说：“凡是可以使一国人口减少的事物，都可以使一国贫穷”，又说：“世界上文明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的贫富，多少是与人口的多寡成正比的，而不是与土地的肥瘠成正比的③。”在对法国的世界斗争达到顶点时，日益需要越来越多的军队，而制造商也需要更多的人来使用新机械，统治阶级的偏见就非常赞成人口增加。这种意见的流行是如此普遍，以致皮特在1796年宣布，凡是以几个孩子报效国家的人，享有国家补助的权利。在1806年军事紧急中所通过的一项条例，规定凡有嫡出的孩子两人以上的父亲，可以享受免税的权利，但一当拿破仑被安稳地幽禁在圣赫勒拿岛上，这个条例就被废除了。①

①好像亚里士多德《见他所著《政治学》第2篇第6章）反对柏拉图的平分财产和消灭贫困的办法，理由是，除非国家对人口增长加以坚决的控制，否则，这个办法是不能实行的。正如周维特所指出的，柏拉图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见他所著《法律》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7篇第16章）。以前认为：希腊的人口是从纪元前七世纪减少的，罗马的人口是从纪元前三世纪减少的，这种意见近来已经成为问题了。参看《社会科学大辞典》中麦耶所著的《古代人口》一文。

①见罗雪尔所著《政治经济学》第254节。

②他辩论说，荷兰如与法国相比则似乎更为富裕，因为荷兰人所获得的许多利益，是住在贫瘠的土地、因而是较为分散的人们所不能得到的。“肥沃的土地比产生同样地租的劣等土地更好。”见他所著《政治数学论》第1章。

③见蔡尔德所著《贸易论》第10章。海里士在他著的《货币论》中也有类似的议论，并且建议“对有孩子的人给予某些特权，以鼓励在下层阶级中的婚姻，”等等。

①皮特说：“在有许多孩子的情况下，让我们使救济成为权利和荣誉的问题，而不是耻辱和藐视的理由。这将使大家庭成为幸福，而不是祸患，而且在能以劳动来自己维持生活的人，与以几个孩子报效国家之后有权要求国家帮助以维持生活的人之间，就可加以适当的区别了。”当然，他希望“在不需要救济的地方，就不鼓励救济。”拿破仑一世曾经愿意以他自己的费用来抚养任何有七个男孩的家庭中的一人；在屠杀人民方面是拿破仑前辈的路易十四，对于凡在二十岁之前结婚的人，或凡是有十个以上嫡出的孩子的人，都豁免一切公税。德国人口的迅速增加与法国人口的比较，是法国国会在1885年颁布一项法令的主要动力，这项法令规定由公费供给穷困家庭的第七个孩子的教育费和膳宿费；在1913年又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大家庭的父母给予津贴。1909年的英国预算法案，也略为减少家庭中父亲的所得税。

第二节续前。

在整个这一时代里，在那些最认真地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之中，日益感到人口过度增加，不论是否已使国家强大，都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困苦：而且国家的统治者无权以牺牲个人的幸福来扩大国家的。我们已经知道，特别是在法国，宫廷及其随从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奢侈和军事上的光荣而牺牲人民幸福的这种冷酷的自私心，曾经引起了反抗。倘使重农主义者的仁慈的同情心，当时能够克服法国特权阶级的轻浮与苛刻，十八世纪大概就不会以骚乱和流血告终，在英国自由的进程就不会受到阻止，而进步的指针就会比现在向前推进至少一代了。实际上，当时对于魁奈的慎重而有力的抗议，差不多未加注意，他抗议说：“一个人应当志在增加国民收入，而不应求人口的增加，因为，从优厚的收入中所得到的较大的舒适之情况，比人口超过收入而经常处于迫切需要生活资料的情况，是可取的。”①

①重农学派关于人口有增加到生活资料的边际之倾向的学说，可用杜阁的话来说明：雇主“因为总有大量工人供他选择，就选择肯最廉价地工作的工人。于是，工人因为互相竞争而不得不减低他们的价格；无论哪一种劳动，必然会达到——而且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以下的结果：工人的工资被限制在获得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工资额上。”（见杜阁所著《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研究》，第6章）。

同样地，詹姆士·斯图亚特爵士也说（见他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第1篇第3章）：“生殖力像是载有重量的弹簧，它的伸张总是与阻力的减少成反比的。当食物暂时没有增减时，生殖数就会尽可能增高；如果以后食物变为减少了，弹簧被压得过重；生殖力就降到零点以下，人口至少将按照超重的比例减少。另一方面，如果食物增加了，在零点的弹簧，就会开始随着阻力的减少而伸张；人们开始吃得较好；人口就会增加，食物就会按照人口增加的比例重新变为不足。”斯图亚特很受重农学派的影响，而在某些方面，确是受到欧洲大陆的政治观念，而不是英国的政治观念之熏陶：他的人为的节制人口的办法，似乎现在对于我们很不适合。参看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第1篇第12章：“为了增加人口，把易于理解的理论和关于事实的完善知识，与政府的实际职能结合起来的巨大利益。”

亚当·斯密对人口问题说得很少，因为，他著作的时代，确是英国工人阶级最繁荣的时代之一；但他所说的确是明智的、不偏不倚的，而在论调上是现代的。他接受重农学说作为他的根据，而加以这样的修正：他力言生活必需品不是一个固定的和确定的数量，而是随时随地变化的，并且会有更大的变化。②但是他却没有充分说明这个暗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使他会预料到重农学说的第二个大限制，到了我们的时代，由于小麦从美洲的中心运到利物浦的运费，比它过去在美国国内的运费还少，这个限制就变为突出了。

②参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8章和第5篇第2章。并参看其第2篇第4章。

十八世纪渐渐过去，直到终了，下一世纪开始了；年复一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变得更为凄惨。惊人的一连串的歉收①，精疲力尽的战争②，以及在工业方法上打破旧日束缚的变化，再加上不妥当的救贫法，就使得工人阶级陷于空前的最大困苦——至少是英国社会史上自有可靠记载以来的最大困苦③。尤其是，善意的热心者，主要是在法国的影响下，提倡共产主义的办法，使人们能把抚养孩子的全部责任归之于社会。④

①在亚当·斯密著作时的1771至1780年的十年间，小麦的平均价格是三十四先令七便士；1781至1790年是三十七先令一便士；1791至1800年是六十三先令；1801至1810年是八十三先令十一便士，1811至1820年是八十七先令六便士。

②在上一世纪之初，帝国税——大部分是战争税——数达国家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一，但现在只占二十分之一多一点，而且其中有大部分用于那时政府不供给的教育及其他利益。

③参看以下第7节和以上第1篇第3章第5和第6节。

④特别是葛德文在他所著的《政治正义之研究》（1792年）中有这样主张。把马尔萨斯对于这书的批评（《人口论》第3篇第2章），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的的批评（特别参看亚里士多德所著的《政治学》第2篇第6章），作一比较，是很有趣味的。

这样，当募兵的军曹和劳动者的雇主需要会使人口增长的措施时，较有远见的人开始研究民族是否能够避免堕落的问题，如果人口像当时那样长久不断增加的话。在这些研究的人之中，主要的是马尔萨斯，他所著的《人口论》是关于这个问题一切近代理论的起点。

第三节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推论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而这三个部分必须区别开来。第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供给。依靠对事实的细心研究，他证明了以下一点：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的民族，都是如此生育繁多，以致如果不是由于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或其他原因——就是疾病、战争、杀婴儿，最后是自愿的节制——的遏制，则人口的增长就会是迅速和继续的。

他的第二个论点是关于劳动的需要。像第一部分一样，它也是以事实为依据，不过是用一类不同的事实来证明。他证明，到他著作的时候为止，没有一个国家（与罗马或威尼斯那样的城市是不同的），在它的领土上人口变为非常稠密之后，而能得到生活必需品的丰富供给。自然对人类工作所酬予的生产物，就是它对人口的有效需求：他又证明，到那时为止，已经稠密的人口之迅速增加，还没有引起这种需求的按比例的增加。①

①但是，批评马尔萨斯的人之中，有许多认为他说明他的论点远不如他所做的来得直爽；他们忘记了像以下这样一段话了：“回顾了前代的社会状态，并与现代的社会状态比较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人口原理所发生的灾害，即使在差不多完全不知这种灾害之真正原因的不利情况下，也已减少，而未增加。如果我们能怀有这种无知将会逐渐消灭的希望，则我们希望这种灾害仍会进一步减少，似乎也不是不合理的。人口绝对数的增加，当然是会发生的，但这种增加显然不会削弱这种期望，因为，一切都决定于人口与食物的相对比例，而不是决定于人口的绝对数。从本书的前半部来看，人口最少的国家，似乎往往受人口原理的结果之害处最大。”见《人口原理》第4篇第12章。

第三，他得出以下的结论：过去发生的事情，将来也可能发生；人口的增长会受到贫困或某种其他困苦的遏制，除非用自愿的节制来阻止它。所以，他力劝人们采用这种自愿的节制，并且要过道德上纯洁的生活，力戒早婚。①

①马尔萨斯在1798年《人口原理》第1版中，对于他的论断没有给以任何关于事实的详细叙述，虽然他开头就认为必须把他的论断与事实的研究直接联系起来；他对普来姆（后来他成为剑桥大学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所说的话就可证明这一点。他说：“在与他的父亲辩论其他某些国家的情况时，他最初想出了他的理论。”（见普来姆所著《回忆录》第66页）美国的经验表明，人口如不加以遏制，每二十五年至少会增加一倍。他辩论说，即使在像有七百万居民的英国那样人口稠密的国家里，人口的加倍会使英国的土地所生产的生活资料也加倍，是可以想像的，而不是可能的：但是，劳动再加倍也不足以使生产物再加倍。“那末，让我们以这一点作为我们的法则，虽然很不切合实际；假定每二十五年（即每次随着人口的加倍），英国的全部生产物所增加的数量，可以等于现在它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或换句话说，就是以算术级数增加。正像瓦格纳在他对人口研究的卓越的绪论中所说的（见他所著第3版，第453页）那样，马尔萨斯要使自己被人清楚理解的愿望，“使他对他的学说加上了过于尖锐的论点，并且以公式表明他的学说过于绝对了。”这样，他说到生产能以算术比率增加，就成为习惯了：许多作家认为他着重这句话的本身；其实这不过是他说明他认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要求他承认的极端之一个简捷的方法而已。如以现代的话来说，他的意思就是：他的论断中所始终采用的报酬递减倾向，在英国的生产物加倍之后，就开始充分发挥作用了。加倍的劳动也许会产生加倍的生产物：但四倍的劳动不会使生产物增加三倍，八倍的劳动不会使生产物增加四倍。

在1803年《人口原理》第2版中，他所依据的事实之叙述是如此广博和谨慎，以致使他在历史派经济学的创始者之中可以占一地位；他虽然没有放弃（如本书的前几版所暗示的）使用“算术比率”这句话，但已缓和与解释了他的旧学说中许多“尖锐的论点”。尤其是，他对于人类的未来，已不采取从前那样失望的观点了；并抱有以下的希望：道德的遏制可以阻止人口的增加，旧的遏制，即“罪恶与困苦”，因而就可停止了。佛兰西斯·普雷斯并非不知道马尔萨斯的许多缺点，但在1823年写了为马尔萨斯辩护的文章，论调与判断都极好。关于马尔萨斯作品的良好说明，见于波拿所著的《马尔萨斯及其著作》、凯南所著的《1776—1848年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生产与分配学说史》和尼科尔森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第1篇第12章。

他的关于人口供给的论点实质上仍然是有效的，在本章中只有这一部分与我们直接有关。形势的发展使人口学说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关于他的推论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我们已经知道，上一世纪前半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对于人口增加对生活资料所发生的压力之倾向，估计过高了；马尔萨斯不能预料到海陆运输使用蒸汽的巨大进步，这不是他的过失，这种进步使现代的英国人能以比较小的费用，得到世界上最肥沃土地的生产物。

但是，他没有预料到这种变化的事实，却使他的论断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在形式上过时了；虽然实质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有效的。的确，除非在十九世纪末所实行的对人口增加的遏制大体上得到增大（在尚未完全变为文明的地方，这种遏制必然要改变形式），否则，盛行于西欧的舒适习惯，要推广于全世界，并维持好几百年，将是不可能的。但是，关于这一点，以后再加详论。①

①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如以十五亿计算，假定人口现在的增加率（每年一千人中大约增加八人，参看腊芬斯泰恩1890年在英国协会所宣读的论文）仍然继续下去的话，则可知道在不到二百年内，世界人口将达到六十亿；或者说，人口是以相当肥沃的土地每一平方哩大约二百人的比率增加（照腊芬斯泰恩计算，相当肥沃的土地有二千八百万平方哩，贫瘠草地有一千四百万平方哩。许多人以为第一个估计太高；但是，考虑到这一点：如把较不肥沃土地的价值也计算在内，则结果将如以上所假定的约为三千万平方哩）。同时，在农业技术上大概会有很大的改良；如果是这样，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可被遏制为时大约二百年，但不会再长了。

第四节结婚率与人口出生率。

一个民族的人口增长，首先决定于自然增加，就是人口出生超过人口死亡之数；第二决定于移民。

人口出生数主要是看关于结婚的习惯而定，这种习惯的古代历史之中是充满经验教训的；但这里我们所研究的，不得不限于文明国家的结婚状况。

结婚的年龄随着气候而不同。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生育很早开始，也很早停止，而在气候寒冷的地方，生育开始较迟，也较迟停止①；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结婚延迟到这个地方的自然结婚年龄以上的时间愈长，人口出生率就愈低；当然，妻子的年龄在这方面比丈夫的年龄重要得多。②假定气候没有变化，则平均结婚年龄主要是看年轻人能够自立和按照他们的朋友与相识的人之中所通行的舒适标准以维持家庭的难易而定，所以，平均结婚年龄对于身分不同的人也就不同了。

①当然，一代的长短本身对于人口的增长也有一些影响。在一个地方，如果一代是二十五年，而在另一个地方，如果是二十年；假定两地的人口在一千年中每两代增加一倍，则第一个地方的人口增加将为一百万倍，而在第二个地方为三千万倍。

②据奥格尔博士计算（见《统计杂志》第53期），倘使英国女子的平均结婚年龄延迟五年，则每一婚姻所生产的孩子数，就会从现在的四点二降低到三点一。科勒西根据布达佩斯的气候比较温暖的事实，认为十八至二十岁是女子生育最多的年龄，二十四至二十六岁是男子生殖力最强的年龄。但是，他得出结论说，结婚比以上年龄略为延迟，是适宜的，主要理由是：二十岁以下的女子所生的孩子的生命力一般是小的。参看1892年在伦敦发表的《卫生学与人口学会议记录》和《统计杂志》第57期。

在中等阶级中，一个人的收入在他四十或五十岁之前，很少达到最大限度；抚养孩子的费用很大，而且要持续许多年。

技术工人除非升到负责的地位，否则，在二十一岁时他的收入差不多是最大的了，但在二十一岁之前，他却赚得不多：他的孩子在大约十五岁之前，对他可能是很大的负担；除非他将孩子送入工厂做工，使他们在很年幼时就能自己谋生；最后，不熟练的劳动者在十八岁时差不多就赚到最大的工资；同时，他的孩子在很年幼时就开始自己维持生活了。结果，平均结婚年龄在中等阶级中最高，在技术工人中次之，而在不熟练的劳动者之中最低。①

①正文中婚姻这个名词必须作广义的解释，以包括不但是合法的婚姻，而且是所有那些非正式的结合——这种结合在性质上是永久的，足以包含至少是几年结婚生活的实际责任在内。这种非正式的结合往往在早年就发生，而经过若干年之后成为合法的婚姻，也是常有的事。由于这个理由，广义的婚姻——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只是这种婚姻——的平均年龄，是低于合法婚姻的平均年龄的。在这一方面为整个工人阶级所作的考虑恐怕是很大的；但对于不熟练的劳动者，这种考虑比对其他任何阶级大得多。以下的统计必须按照这种意见和下一事实来解释：所有英国的工业统计因在官方报告中对于工人阶级的分类并不十分注意，而变为不完全可靠。据户籍局长的第四十九次年报所载，在某些经过选择的区域里，研究了1884—1885年的结婚报告，得到以下的结果；每种职业后的数字是该职业中未婚男子结婚时的平均年龄，括弧内的数字，则是与从事该职业的男子结婚的未婚女子的平均年龄：矿工24．06（22．46）；纺织工人24．38（23．43）；鞋匠与裁缝24．92（24．31）；技术工人25．35（23．70）；不熟练的劳动者25．56（23．66）；商业职员26．25（24．43）；店主与店伙26．67（24．22）；农民及其子29．23（26．91）；自由职业和独立阶级31．22（26．40）。

奥格尔博士在前面说到的论文中表明，在英国，十五至二十岁的女子在工厂中做工所占的百分比最大的地方，通常就是结婚率最高的地方。这无疑地一部分是由于——如他听提示的——男子想以妻子的货币收入来补充自己的货币收入；但这或许一部分还由于在这些区域内已届结婚年龄的女子太多的缘故。

不熟练的劳动者，如果不是穷到无以为生，以及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原因的抑制，具有在三十年内增加一倍的能力；这就是在六百年中增加一百万倍，在一千二百年中增加一万亿倍，他们表现出来的低于这种能力的增加，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所以，可从演绎上推知，不熟练的劳动者之增加，从来没有不加遏制地长时间继续下去。这一推论被一切历史的教训所证实。在中世纪的整个欧洲，甚至在现在欧洲某些地方，未婚的不熟练的劳动者通常住宿在田舍内，或与父母住在一起；而已婚的夫妇通常需要自己住的房屋：当一个乡村能雇用尽可能多的工人时，房屋之数却没有增加，年轻人不得不尽可能地等待了。

即使现在，在欧洲许多地方，风俗还具有法律的力量，不许一家中有一个以上的儿子结婚；结婚的儿子通常是长子，但在有些地方是最小的儿子：如果有另外的儿子结婚，他必须离开这个乡村。在旧大陆的旧式乡村里，如果出现了很大的物质繁荣，并消灭了一切极端的贫困，一般就用像这种有害和残忍的风俗来解释。①的确，这种风俗的严酷可由移民的力量来调和；但在中世纪，人们的自由来往为严厉的法规所阻碍。自由的镇市诚然往往鼓励乡村人民的移入；但是，行会的规矩对于要从故乡逃出去的人，在某些方面与封建地主所实行的法规差不多是同样残酷。①

①例如，大约在1880年曾到德国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中吉刻诺山谷游历的人，看到这种风俗依然盛行。当地的居民曾经采取有远见的关于森林的政策，由于近来他们的森林的价值大涨，他们繁荣地住在很大的房屋里，年轻的兄弟姊妹们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或别的地方做仆人的工作。他们与邻近山谷中的劳动者属于不同的种族，后者过的生活是穷苦和艰难的，但似乎认为吉刻诺居民获得物质繁荣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①参看——例如——罗杰斯所著的《六个世纪的工作和工资》第106—107页。

第五节续前。

在这方面，被雇用的农业劳动者的地位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城市现在对他和他的孩子总是开放的；如果他到新大陆去，他就可能比其他任何种类的移民获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土地价值的逐渐上涨，以及土地的日见稀少，在某些盛行自耕农制度的区域里，势将遏制人口的增加，而在这些区域里，创办新的贸易或向外移民的进取心是不大的，父母感觉到他们孩子的社会地位将决定于他们的土地之多寡。他们喜欢人为地限制家庭人数的增多，对待婚姻很像是商业合同，总是设法使他们的儿子与有继承权的女子结婚。佛兰西士.高尔顿曾经指出，英国贵族的家庭虽然一般是很大的，但是，使长子与似乎是生育不多的家族的女继承人结婚的习惯，以及有时劝阻幼子结婚的习惯，已经使得许多贵族的家系断绝了。在法国农民中也有类似的习惯，再加上他们喜欢小家庭，使得他们的人口数差不多没有变化。

另一方面，以人口迅速增长的条件而论；似乎没有比新的国家中农业区域的条件更为有利了。土地很多，铁路和轮船运出土地的生产物，运回新式工具以及许多生活舒适品和奢侈品作为交换。所以，“农民”——在美国这是对自耕农的称呼——觉得大家庭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对他的帮助。他和家人过着健康的户外生活，没有东西会遏制人口的增长，而一切都是刺激人口的增长。外来的移民帮助了自然增加；这样，虽然美国大城市的居民中某些阶级的人，据说是不愿有很多孩子，但是，美国的人口在近百年中已增加了十六倍。①

①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自耕农的极端谨慎，已为马尔萨斯看出来了；参看他的关于瑞士的说明（见《人口原理》第2篇第5章）。亚当·斯密说，苏格兰高地的贫穷妇女常常生产二十个孩子，其中达于成年的不到两个（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8章）；贫穷刺激生育的概念是道布尔台所坚决主张的，见他所著的《人口的真正法则》。并参看赛德勒所著的《人口的法则》。斯班塞似乎认为，文明的进步自然就会完全遏制人口的增长。但是，马尔萨斯认为野蛮民族的生殖力比文明民族低，这个意见已由达尔文一般地应用到动物和植物界了。

查尔斯·布思先生（见1893年的《统计杂志》）把伦敦分为二十七个区（主要是登记区）；按照贫穷、人口过多、高的出生率和高的死亡率的顺序加以排列。他发觉这四种先后的次序一般是相同的。在很富和很穷的区域里，出生率超过死亡率都是最低的。

英国和威尔士的出生率，在城市和乡村中名义上都是以大约相同的比率降低。但是，年轻人不断从农村移入工业区域，使农村中年轻的已婚女子的人数大为减少，如果考虑了这个事实，我们就知道，在乡村中达到生育年龄的女子的生育百分比，比城市中高得多了，1907年户籍局长所发表的下面这张表就表明了这一点。

法国人口的变动已被非常细心地研究了：勒瓦瑟关于这个问题的伟大作品《法国的人口》，不但是关于法国而且是关于其他国家的宝贵资料的源泉。孟德斯鸠或许是从演绎上来推论，因而谴责当时法国所实行的长子继承法，这种法律使家庭中孩子的人数减少了；娄帕雷对于强制分产法也有同样的指责。（见勒瓦瑟：《法国的人口》第3卷第171—177页）则叫人注意相反的方面：并说马尔萨斯对于民法对人口影响的期望，符合于孟德斯鸠的判断，而不符合娄帕雷的判断。但是，事实上，法国各地的出生率是大有不同的。在大部分居民都有土地的地方，出生率比不是这样的地方为低。然而，如果法国的各县依照遗产由少到多的次序分类排列，则相应的出生率差不多是一律下降的，在有遗产48—57法郎的十县，在十五岁至五十岁的已婚女子中，每百人的生育率是23；而在尚县，遗产是四百一十二法郎，而生育率却是十三点二。而且在巴黎本身，在富人居住的各区，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所占的百分比，比贫民居住的各区为小。勒瓦瑟对于经济状况与出生率的关系所作的细心的分析，非常有趣；他的总的结论说，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是通过它们两者对于生活方式和习惯的相互影响而发生的。他似乎认为，法国的人口与邻近国家相比纵有很大减少，从政治和军事观点来看也许引以为憾，但人口减少对于物质的舒适，甚至社会的进步之影响却是利多而害少。

大体上，以下一点似已得到证明了：人口出生率在富裕的人之中，比在那些为自己和家庭的将来不作过多的准备与过着忙碌生活的人之中，一般是较低的，而且奢侈的生活习惯使生殖力减低了。剧烈的精神紧张恐怕也会使生殖力减低，这就是说，假定父母的固有的体力没有变化，他们对于有一个大家庭的期望，就会因精神紧张的大大增加而减少。当然，那些从事高度智力工作的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具有平均以上的体质和神经的力量；高尔顿曾经说明，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论不是不富于生殖力的。但是，他们通常都是晚婚的。

第六节英国人口史。

英国人口增长的历史，比联合王国人口增长的历史更为清楚，对于研究它的主要变动，我们会觉得颇有趣味。

在中世纪中，对人口增加的遏制，在英国与在别国是一样的。在英国，也像在别国一样，僧职是无力成家立业的人的避难所；宗教上的独身主义无疑地在某种程度上对人口的增长期了一种独立的遏制作用，但就大体而言，独身主义是被看作那些势将遏制人口增加的广泛的自然力量表现出来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被看作一种新的自然力量。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疾病——风土病和传染病——是由不讲卫生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这种习惯在英国比在欧洲南部甚至更坏；农业歉收和交通困难造成了饥荒，虽然这种灾害在英国还不像在别国那样大。

乡村生活，像在别国一样，在习惯上是刻板的；年轻人在已婚的夫妇死去，因而在他们自己的教区内有了空缺之前，很难成家立业；因为，在平常的情况下，一个农业劳动者很少会想到迁往另一个教区的。因此，当疫疠、战争或饥荒使人口减少时，总有许多人等着结婚，他们填补了这些空缺；他们也许比平常的新婚夫妇更为年轻和强壮，因而有了较大的家庭。①

①例如，我们听说，1349年黑死病之后，大多数的婚姻都是生育很多的（见罗杰斯所著的《农业与价格史》第1卷第301页）。

然而，即使农业劳动者，也有向受疫疠、饥荒或战争的破坏较邻近地方严重的区域迁移的。而且，技术工人往往多少是各处流动的，那些从事建筑业、五金业和木材业的人，尤其是如此；虽然，毫无疑问，“漫游年”主要是青年人的事，过了漫游年之后，漫游者就会在他生长的地方住下来了。其次，在乡绅——尤其是在国内几处地方有住宅的大贵族——的家臣方面，似乎有很大的流动。最后，行会的利己的排外性虽然与日俱增，但是，英国的城市，也像别国一样，变成了许多人的避难所——他们在故乡不能获得工作和结婚的好机会。由于这种种情况，呆板的中世纪的经济制度就有了一些伸缩性。由于知识的进步、法律和秩序的建立以及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劳动的需要就逐渐增加，而在某种程度上劳动需要的增加对人口是有利的。②

②关于十八世纪以前英国人口的密度，无从确实知道；但是，下面从斯特芬（见他所著的《英国工资劳动者的历史》第1编第463及以后各页）的作品中所转载的估计，恐怕是现有的最好的了。据《土地测量簿》所载，1086年英国的人口是在二百万至二百五十万之间。刚在黑死病（1348年）之前，英国的人口大概是在三百五十万和四百五十万之间；黑死病刚刚过去的时候，大概是二百五十万。此后英国的人口开始迅速恢复；但在1400年至1550年之间只有缓慢的增长；而在其后的一百年之中增加颇快，至1700年达到五百五十万。

如果我们相信哈里逊（见他所著的《描写英国》第2编第16章）所说的话，574年英国能服兵役的男子总数达到一百一十七万二千六百七十四人。

黑死病是英国唯一的大灾难。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没有遭受像三十年战争那样的战争糜烂，这场战争毁灭了德国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个损失需要整整一个世纪才能恢复。（参看申贝尔格编的《手册》中吕梅林所著的《人口论》，这是一篇有益的论文。）

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和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央政府尽力以关于居住的法律来阻止国内各地人口的供给与其需要相适应，这种法律规定，任何人如在某一教区居住了四十天，就归该教区管辖，但在这四十天内随时可被强制遣回原来所属的教区。①地主与佃农竭力防止外来的人在他们的教区内获得“居住权”，因此就对建造茅屋加以很大的留难，有时甚至将茅屋完全毁坏。因此，英国的农业人口，在到1760年为止的百年之中没有变化；同时，工业还未十分发达，因而不能吸收大量的人口。这时人口增长的缓慢，一部分是由生活水平的提高所造成的，同时一部分也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普通人民大多用小麦代替次等谷物作为食物。②

①亚当·斯密对这种法律甚为愤慨是对的（参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10章第2部分和第4篇第2章）。居住条例规定：“由于法律上的某些缺点，穷人在各教区之间来往是无从禁止的，因而他们总是力图居住在财源最大、有最大的荒地或公地可建造茅屋和有最多的森林可供他们作燃料及采伐的教区，等等。”所以，就有以下这样的命令：“任何这样的人或人们照以上所说的那样居住在任何年值十镑以下的出租房屋后四十天内……如有人控告，负责治安的任何两名法官……将这样的人或人们遣回他或他们最近居住的教区，法律上认为是许可的。”在亚当·斯密的时代以前，曾经通过几个条例，意在缓和这种法律的严酷性；但都没有效力。然而，到了1795年，又有以下的命令：在一个人实际上未被控告之前，他不应被遣回原来的教区去。

②伊登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有趣的论述，见他所著《穷人的历史》第560—564页。

自1760年以后，在故乡不能谋生的人，到新的工业区域或矿业区域去找职业没有什么困难，在这些区域里，对工人的需要往往使地方当局不能执行居住条例中遣回原籍的规定。年轻的人自由地到这些区域去，因而那里的人口出生率就变为特别高了，但死亡率也是特别高，其纯结果则是人口相当迅速地增加。在十八世纪之末，当马尔萨斯著作时，救贫法重新开始影响结婚的年龄；但这时却使结婚年龄趋于不适当地早了。连年的饥荒和对法国的战争所造成的工人阶级的痛苦，使得某种救济措施成为必要；而大量补充海陆军兵员的需要，更使慈悲为怀的人觉得应对大家庭略为增加补助，而实际的结果，使得有许多孩子的父亲往往不必工作而能得到很多好处，如果他没有结婚或只有一个小家庭，即使辛苦工作也不能得到这么多的好处。最会利用这种补助的人，当然是最懒惰和最卑鄙、最没有自尊心和进取心的人。所以，在工业城市中虽有可怕的死亡率，尤其是婴儿的死亡率，但人数还是增加很快；但在1834年通过新救贫法之前，人的品质即有改进也是很少的。自从那年以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知道——就趋于增大死亡率，但这一点已为节欲、医学知识、卫生和一般清洁的进步所抵消了。向外移民增多了，结婚的年龄略为提高，而且在全部人口中已婚的人所占的比例也略有下降；但是，另一方面，生育对结婚的比率却提高了；①结果人口差不多是稳步地日见增长。①以下就让我们稍稍详细地研究新近变化的过程。

①但是，这种提高照数字所表明的，一部分是由于人口出生登记的改进。（见法尔所著的《生死统计》第97页）。

①下表说明自十人世纪之初以来英国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1801年之前的数字，是从出生和死亡登记簿以及人头税和炉税的报告中计算出来的；1801年以后的数字，是从人口调查报告中计算出来的。从表中可以看出，1760年以后的二十年中人口数的增加，与1760年以前六十年中所增加的几乎一样多。拿破仑战争与高昂的谷物价格的压力，表现在1790与1801年之间人口的缓慢增长：一视同仁的救贫补助的结果，尽管那压力更大，表现在其后十年之中人口的迅速增加。而自1811至1821年的十年间，当那压力已经消除时，人口增长就更大了。第三栏表明每十年之初的人口，比前十年人口增加的百分比。

由于在近年中向国外移民有很大的增长，修正表中最后三十年的数字，以表明“自然增加”，即人口出生超过死亡之数，是重要的。1871至1881的十年中，和1881至1891的十年中，从联合王国向国外移民的净人数，各为一百四十八万人和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

第七节续前。

在十九世纪之初，当工资低小麦贵的时候，工人阶级花于面包的费用通常占到他们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小麦价格的上涨大大减少了他们之中的结婚数，这就是说，大大减少了在教堂中举行结婚预告的次数。但是，小麦价格的上涨却提高了富裕阶级中许多人的收入，所以往往增加了正式结婚的次数。①然而，这些人不过是全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净的结果却是降低了结婚率。②但是，时过境迁，麦价跌了，而工资涨了，到了现在，工人阶级花于面包的费用平均还不到他们收入的四分之一；因此，商业繁荣的变动必然对结婚率发生压倒一切的影响。③

①参看法尔任户籍局长时所提出的1854年第十七次年度报告，或是他所著的《生死统计》中（第72—75页）这个报告的摘要。

②例如，小麦的价格以先令来表示，英国和威尔士的结婚数以千来表示，1801年小麦是一一九，结婚数是六七；1803年小麦是五九，结婚数是九四；1805年两数是九○与八○：1807年是七五与八四；1812年是一二六与八二；1815年是六六与一○○；1817年是九七与八八；1822年是四五与九九。

③自1820年以来，小麦的平均价格很少超过六十先令，而且从未超过七十五先令；接连的商业膨胀，在1826、1836—1839、1848、1856、1866和1873各年达于顶点而后下降，对于结婚率所发生的影响，与谷物价格变化的影响大约相同。当这两个原因一同发生作用时，其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如在1829年与1834年之间，由于小麦价格的逐步下跌，繁荣恢复，结婚数就从十万四千增加到十二万一千。1842年至1845年之间，当小麦价格比前几年稍低，全国的商业复兴时，结婚率再度迅速提高；而在1847年与1853年之间，以及1862年与1866年之间，在类似的情况下结婚率又有提高。

罗森爵士在1885年12月份《统计杂志》中，对1749年至1883年瑞典的结婚率与农业收获作了一个比较。农业收获的丰歉，等到一年的结婚总数的一部分决定之后才会知道；而且收获的不平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储藏的谷物来补足的；所以，个别的收获数字与结婚率不是十分符合的。但是，当几次丰收或歉收接连发生时，它对于提高或降低结婚率的影响就非常显著了。

自1873年以来，英国居民的平均实际收入虽然确有增加，但它的增加率却低于前几年，同时物价不断地下跌，因此社会上许多阶级的货币收入就不断地减少。这时，当人们考虑是否能结得起婚的时候，他们不是为货币收入的购买力之变动的细密考虑所支配，而是为他们期望能够得到的货币收入所支配。所以，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也许比英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代更为迅速：他们的家庭费用如以货币计算大致没有变动，而以物品计算则增加很快。同时，小麦的价格也大大下跌，全国结婚率的显著降低往往随着小麦价格的显著下跌而发生。现在结婚率是根据以下的办法来计算的：每次结婚包括两个人，因此应当以两个人计算。英国的结婚率在1873年是千分之一七点六，到1886年降低到千分之一四点二。1899年又上升到千分之一六点五；1907年是千分之一五点八，但在1908年只有千分之一四点九。①

①输出品的统计是商业信用和工业活动的变动之最便利的标志之一。奥格尔在前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中，说明了结婚率与每人所占输出额的符合。参照勒瓦瑟的《法国的人口》第2卷第12页的图表，以及威尔科克斯在《政治学季刊》第8期第76—82页所写的关于马萨诸塞州的文章。奥格尔的研究，已为胡克1898年1月在曼彻斯特统计学会所宣读的一篇论文所扩大和修正了；胡克指出，如果结婚率有变动的话，则在结婚率处于上升时期的出生率，不是与处于上升时期的结婚率相适应，而是易于与以前处于下降时期的结婚率相适应；反之亦然。“所以，当结婚率上升时，出生对结婚的比率就下降，当结婚率下降时，出生对结婚的比率就上升。表示出生对结婚比率的曲线的移动，是与结婚率相反的。”他又指出，出生对结婚的比率的下降是不大的，这是因为私生子迅速减少的缘故。合法的出生对结婚的比率并未显著下降。

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口史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苏格兰低地，高度的教育水平，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及与富裕的英国邻居密切接触等因素合在一起，就使迅速增加的人口之平均收入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爱尔兰在1874年马铃薯荒以前，人口的过度增长，以及那年之后的逐步减少，将永远是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

比较了各国的习惯之后①，我们知道：在中欧和北欧的条顿民族国家中，结婚年龄是迟的，一部分因为男子在壮年初期要服兵役；但在俄国，结婚年龄是很早的；在俄国，至少是在旧政权之下，家庭方面力主儿子尽早娶妻以帮助家务工作，即使儿子必须暂时离开妻子出外谋生，也要早婚。在联合王国和美国没有强制兵役，男子是早婚的。在法国，正与一般的意见相反，男子的早婚不是罕见的；而女子的早婚，除了最盛行早婚的斯拉夫民族各国外，比任何有统计的国家更为常见。

①以下的说明主要是根据已故博迪奥、勒瓦瑟（见他的《法国的人口》）和英国户籍局长（见他的1907年的报告）所编的统计。

结婚率、出生率和死亡率差不多在各国都在降低。但是，在出生率高的地方，一般死亡率也是高的。例如，在斯拉夫民族各国中，两者都是高的，而在北欧，两者都是低的。在澳洲死亡率是低的，而“自然的”增加相当高，虽然出生率是低的而且下降很快。事实上，在1881年至1901年期间，澳洲各州出生率的降低从百分之二十三至三十。②

②与本章主题有关的许多有益的和可供参考的资料，包括在1909年地方政治局所出版的《关于公共健康和社会状况的统计记录与图表》一书之中。

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第五章人口的健康与强壮

第一节健康与强壮的一般条件。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身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健康与强壮所依靠的种种条件。这些条件是工业效率的基础，而物质财富的生产要看工业效率而定；同时，相反地，物质财富的最大重要性在于下一事实：物质财富如被明智地使用，就可增进人类身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健康与强壮。

在许多职业中，工业效率，除了身体的活力——这就是筋肉的强壮、健全的体格和奋发有为的习惯——之外，不需要什么其他东西。在估计筋肉力量或其他任何种类的为工业目的的力量时，我们必须考虑这种筋力在一日之中能够用出来的小时数、一年之中的日数和一生之中的年数。有了这种考虑，我们就能测量一个人的筋力了，如果他的筋力是直接用于举重，我们就能以他的工作举起一磅重量所达到的呎数来测量；或换句话说，就是以他所做的工作的“呎磅”数来测量他的筋力。

维持大的体力操作的力量，虽然似乎有赖于体力和其他身体的条件，但是，它也依靠意志的力量和性格的坚强。这一类的精力——也许可看作是人的坚强，而与他的身体的强壮不同——是属于道德的，而不是身体的；但是，它仍然依靠神经强健的身体条件。这种人的坚强、这种决心、精力和自制力，简言之，这种“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它在伟大的事业中，伟大的思想中，以及对于真正的宗教情感的能力中表现出来。

活力发挥作用有许多形式，因此要对它简单的测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大家都在不断地估计活力，以为某人比另一人较为“坚强”，较多“优良品质”或是“一个较为强有力的人”。即使从事不同行业的商人，与从事不同研究的学者，也着手估计彼此的力量。如果一种研究要得到“头等”比另一种研究所需要的力量较少，则不久就会为人知道的。

第二节续前。

在研究人口增长时，曾经附带地略为说到决定生命长短的各种原因。但是，大体上，它们与决定体力和活力的各种原因是相同的，在本章中我们将再来研究。

这些原因中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气候。在温暖的国家里，我们看到早婚和高的出生率，因此就对人类的生命重视不够：这恐怕是大部分高的死亡率的原因，而高的死亡率一般是被归咎于气候的不利于健康。

活力一部分要看人种的特性而定：但是，这些特性——

就其能被解释的而论——似乎主要是由于气候的缘故。

第三节生活必需品。

气候对于决定生活必需品也有很大的作用，生活必需品的第一样就是食物。食物的调制是否适当关系很大；精明的主妇一星期有十先令用于食物，比一星期有二十先令的不精明的主妇，往往更能增进家人的健康和强壮。穷人中婴儿的高度死亡率，大多由于在食物强制上缺乏注意和判断；那些完全缺乏这种母亲的照顾而没有死亡的婴儿，长大之后也往往体质孱弱。

除了现在的时代以外，在世界上一切时代中，食物的缺乏曾使人们大批灭亡。即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伦敦，死亡率在谷贵的年份比谷贱的年份高8％。但是，逐渐地，财富增加和交通工具改良的影响，差不多在全世界都感觉到了，即使在像印度那样的国家里，饥荒的惨酷也减轻了；而在欧洲和新大陆已不知道有饥荒了。现在，在英国，食物的缺乏差不多已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是，食物的缺乏常是身体普遍衰弱的原因，而使身体不能抵抗疾病；也是工业没有效率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已经知道，维持效率的必需品是随着要做的工作的性质而不同的，但现在我们必须略为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

一个人所有的食物供给与他可用的力气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而在体力操作方面尤譬如此。如果工作是间歇的，像有些码头工人的工作那样，则价廉而有营养的谷类食物就够了。

但是，对于非常繁重的连续紧张的工作，像炼铁工人和最艰苦的铁路工人的工作所包含的紧张那样，则需要即使在身体疲劳时也能消化和吸收的食物。高级劳动者工作包含很大的神经紧张，他们的食物就更需要具有这种质量，虽然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数量一般是小的。

次于食物的生活和劳动的必需品，就是衣着、住屋和燃料。当这些东西缺乏时，精神就变为迟钝，终于体质也受到损害。当衣着非常缺乏时，通常衣服日夜穿在身上；皮肤就会受到污秽东西的侵入。住屋或燃料的缺乏，使人们生活在有害于健康和活力的污浊空气之中；英国人民从煤的便宜之中得到了好处，但即使在冷天也要使房间有良好通风的英国人所特有的习惯，却是这些好处当中很不小的一件。建筑很坏的房屋，排水也不完善，造成了疾病，这些疾病即使较轻，对生命力的削弱也是惊人的；居住的过度拥挤，导致道德的败坏，因而减少人口和降低人们的品质。

休息与食物、衣着及其他属于物质的必需品，同样是强壮人口的增长所必需的。各种过度的工作都要减低生命力；同时，忧虑、烦恼和过度的精神紧张，对于损害体质、损伤生殖力和减少民族的活力，都有极大的影响。

第四节希望、自由和变化。

其次就是关于活力的三个密切相关的条件，即希望、自由和变化。一切的历史都充满了关于在不同程度上由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一般的和政治的压制与迫害所造成的无效率的记载。

在一切时代中，殖民地人民在活力和精力方面易于胜过母国。这是一部分由于土地很多和在他们支配下的必需品价廉的缘故；一部分由于对适合冒险生活的有最坚强性格的人的自然选择的缘故，和一部分由于与人种混合有关的生理原因；但是，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生活上的希望、自由和变化。

以上所说的自由是被看作不受外界束缚的自由。但是，由自制力而来的较高的自由，对于最高级的工作甚至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这种自由有赖于生活理想的高尚，而生活理想的高尚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和宗教的影响，其中幼年时代母亲的影响是最大的。

第五节职业的影响。

身体的和精神的健康与强壮受职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本世纪之初，工厂工作的条件对所有的人，尤其是幼童，是不必要地不健康和难受的。但是，·工·厂和·教·育·的·法·令，已把这些弊端中最坏的从工厂中清除出去了，虽然其中许多弊端在家庭工业和较小的工厂中仍然存在。

城市居民的工资较高，知识较多，医疗较为便利，这些条件应当使城市中婴儿死亡率比乡村中低得多。但是，它却一般地较高，尤其在许多母亲为了获得货币工资而忽视家务的地方，更是如此。

第六节城市生活的影响。

差不多在一切国家中，都是不断地向城市迁移。各大城市，尤其是伦敦，从英国其他一切地方吸收最优良血统的人；

最有进取心的人、天才最高的人、有最健全的体格和最坚强性格的人，都到大城市去找寻发展能力的机会。在那些最能干和性格最坚强的人之中，住在郊外的人数日见增加，郊外有优良的排水、供水和灯光设备，还有优良的学校和户外游戏的好机会，这些条件之能增进活力，至少与乡村中所有的条件一样。虽然现在仍有许多城市区域，其有害于生命力比若干年前的大城市只是略为减少，但大体上，人口密度的增大之成为危险的源泉，以目前而论似乎减少了。近来为了向在远离工商业主要中心的地方去居住所提供的种种便利的迅速发展，迟早的确一定会缓慢的。但是，工业向郊外迁移，甚至向新的田园都市迁移，以找寻和招用强壮工人的运动，似乎没有任何缓慢的迹象。

统计的平均数之诚然是非常有利于城市的情况，一部分因为在降低活力的城市的影响之中，有许多影响死亡率是不大的；一部分因为向城市移居的人，大多数是年富力强的青年，具有一般人以上的精力和勇气；同时，年轻人的父母住在乡村，当他们有重病时，通常就回到故乡去。

公私资金用于以下的用途是最好的：在大都市中设立公园和运动场，与铁路方面订约增加工人列车由工人们开行的次数，帮助工人阶级中那些愿意离开大城市的人成行，并帮助他们与企业一同迁走。

第七节如不加过问则大自然就会淘汰弱者。但很多善意的人类活动遏制强者的增加，并使弱者能够生存。实际的结论。

此外，尚有其他值得忧虑的理由。因为，关于斗争和竞争的淘汰的影响，在文明的较早阶段中，使最强壮和最有力的人留下的子孙最多；人类的进步之由于这种影响，比其他任何一个原因为大，但这种影响现已部分消失了。在文明的较后阶段中，上层阶级结婚很迟，因而他们的孩子就比工人阶级少，的确早已成为常规了：但这一点为在工人阶级本身间仍然保持的旧规所弥补；因此，在上层阶级中趋于熄灭的国民活力，就为不断从下面涌出的新生力量的源流所补足。但是，在法国，工人阶级人口中有些较为能干和较有知识的人，早已显出不愿家庭庞大的迹象，近来在美国和英国也有这种迹象；这是一种危险的根源。

因此，有以下这样的恐惧，理由就日见增加了：当医学和卫生的进步把身体和精神衰弱的人的孩子，从死亡中救出来的人数不断增加时，最有思想和最富有精力、进取心和自制力的人，却要延迟结婚，并以其他方法来限制他们留下的孩子的人数。这个动机有时是自私的，而苛刻和轻浮的人留下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子孙很少，也许是最好的事。但是，更多的时候它是出于为自己的孩子获得良好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种愿望包括许多不能称为人生目的之最高理想的因素在内，而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一些显然是卑鄙的因素在内；

但它毕竟是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为这种愿望所影响的那些人之中，有许多人的孩子大概会列入最优良和最强壮的种族之中。

我们必须记住：大家庭中的成员互相教育，他们通常在各方面都比小家庭中的成员聪明、活泼，而且往往较为强壮。

无疑地，一部分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具有非常的活力之故，由于同样的理由，轮到他们自己也会有强壮的大家庭。人种的进步，在比初看起来大得多的程度上，归功于几个非常大的和强壮的家庭的子孙。

但是，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父母对于一个小家庭，比对一个大家庭往往在许多方面能照顾得较好。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则所生的孩子数的增加，就使婴儿的死亡数也增加；这纯然是一种害处。孩子因缺乏照顾和充分的收入而死亡，这种生育对其母亲是一种无益的紧张，而对家庭中其他的人，则是一种损害。

第八节续前。

除以上所说的之外，还有其他应当加以考虑的理由；但是，就本章所论的各点而言，以下的结论表面上似乎是可取的：人们在能有把握给予孩子至少与他们自己所受的同样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的教育之前，不应生养孩子；如果自制力足以使家庭保持在必要的限度内，而不违犯道德上的规律，则适当地早婚是最好的事。一般采取这些行动的原则，再加上为城市人口充分供给的新鲜空气和健康的娱乐，则人种的强壮和活力就不会没有增进。现在我们就可有理由相信：如果人种的强壮和活力增进了，则人口的增加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就不会减少人们的平均实际收入。

因此，知识的进步，特别是医学的进步，政府在关于保健的一切工作上不断增长的活动和明智，以及物质财富的增加——这些因素都会减少死亡、增进健康和延长寿命。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迅速增加，以及人口中门第较高比较低的人结婚迟和孩子少的倾向，却使生命力降低，并使死亡率上升。如果只是前一类原因发生作用，但加以调节以避免人口过多的危险，则人类大概很快就会达到前所未有的身心上的优美；但如后一类原因发生作用而不加以遏制的话，则人类就会很快地退化。

事实上，这两类原因的作用差不多不相上下，而前一类原因略占优势。当英国的人口差不多与过去一样地迅速增长时，身体上或精神上不健康的人在全部人口中确是没有增加：

其余的人的衣食都好得多了，而且，除了人口过于拥挤的工业区域外，他们在强壮上一般也是日见增加的。男女的平均寿命许多年来已经稳步地提高了。

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第六章工业训练

第一节不熟练的劳动者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对于我们所熟悉的技能，我们往往不当作是技能。单纯的手工技能与一般智慧和活力相比，日见失去重要性。一般能力与专门技能。

在研究了支配众多和强壮的人口之增长的原因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考虑发展人口的工业效率所需要的训练。

使一个人在某一事业上能获得很大成就之天生的活力，差不多在其他任何事业上一般对他也是有用的。但是也有例外。例如，有些人似乎生来就适合于艺术事业，而不适合于其他工作；有时一个富有实际天才的人，几乎完全缺乏艺术的感受。但是，神经非常强健的种族，在有利的条件下，一般似乎能够在几代之内，发展它所特别重视的差不多任何种类的能力。一个在战争中或在工业的较为简陋的形态中获得活力的种族，有时很快地获得高级的智力和艺术能力；古代和中世纪中差不多每一文学和艺术的新纪元，都是归功于神经非常强健的民族，他们在养成对舒适品和奢侈品的很大的嗜好之前，曾与高尚的思想有过接触。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这种嗜好的成长，使我们不能充分利用我们的大有增加的资源所给与我们的机会，把种族的最高能力用于最高尚的目的。但是，也许当代的知识上的活力，由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看起来比实际所有的为少。因为，在艺术和文学方面，当天才还保持青春的诱人外貌时，往往已有成就；但在近代科学方面，需要如此多的知识才能有所创造，以致一个学者在成名之前，他的精神的奋发就往往失去初有的旺盛；而且他的工作的真正价值，不像一幅画或一首诗的价值那样，常为大家所共知的。同样地，近代管理机器的技术工人的坚实品质，被看得比中世纪手工工人的微不足道的美德还低。这是一部分因为我们易于把我们自己时代中所常见的长处，看作是平凡的；并且易于忽视“不熟练的劳动者”这个名词的意义是不断变更的事实。

第二节续前。

非常落后的种族不能长时间地持续进行任何种类的工作；即使我们认为是不需要技能的工作中最简单的工作，对于他们也相对地是需要技能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孜孜不倦的精神，只有经过长期的训练，他们才能养成这种精神。但是，在教育普及的地方，即使需要懂得阅读和写作的职业，也可列入不需要技能的工作一类。其次，在一向是工业所在地的区域，负责任的习惯，和在处理高价的机械和原料上的谨慎和敏捷的习惯，已成为大家共同的特性了；因此，在管理机械的工作中，有许多据说是完全机械的和不需要技能的，并且不需要值得重视的人类才能。但是，事实上，现在世界的人口中，具有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智力和道德的才能、智慧和自制力的人，恐怕不到十分之一：经过两代切实训练之后而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恐怕不到一半。即在工业人口之中，能够担任许多初看起来好像是完全单调的工作的人，也只有一小部分。例如，机器织布的工作似乎是很简单的，但分为高级和低级的工作，在担任低级工作的那些人之中，大多数都没有织几种颜色的布所需要的那种“本质”。在从事坚固材料、木材、金属或陶器的工业中，这种差别甚至更大。

有若干种的手工作业，在某一类动作上需要持久的练习，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很常有的，而且日渐少见了：因为，机械不断地代替这种需要手工技能的工作。对于手指的一般运用自如，是工业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诚然是对的；

但这主要是神经强健和自制力的结果。当然，它是由训练所发展的，但其大部分也许是属于一般的性质，而不是某一特殊职业所特有的；正像一个打棍球的人很快学会打网球那样，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往往能转到别种行业，而效率即使丧失也不会很大和长久的。

手工技能是如此地专门以致完全不能从一种职业转用到另一种职业，因而逐步变成生产上越来越不重要的因素了。对艺术感受和艺术创造的才能暂且不论，则我们可以说，一种职业之所以高于另一种职业，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工人之所以比另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工人富有效率，主要是由于不是为某种职业所特有的一般聪敏和精力上的优越。

能一下子记住许多事情，需要什么东西时就准备好什么东西，无论什么事一有差错时行动敏捷并表现出机智，对于所做的工作在细节上发生变化时能迅速适应、坚定和可靠，总是养精蓄锐以便应付紧急之事——这些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民族的特性。这些特性不是某一职业所专有的，而是为一切职业所需要的；倘使它们常不能容易地从一种行业转到其他同类的行业，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们要由对原料的一些知识和对特殊方法的熟悉来补充。

因此，我们可用一般能力这个名词来表示在不同程度上作为一切高级工业的共同特性的那种才能以及一般知识和智慧；同时，为个别行业的特殊目的所需要的那种手工技能和对特殊精神及方法的熟悉，则可归入专门能力一类。

第三节普通教育与工业教育。学徒制度。

一般能力大都要看幼年和少年时代的环境而定。在这方面，最早和最有力的影响是母亲的影响。其次是父亲和其他孩子的影响，而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仆人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工人的孩子从他周围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中学到很多东西；当我们研究富裕阶级的孩子比技术工人的孩子，以及技术工人的孩子比不熟练的劳动者的孩子，在开始独立生活时所有的种种利益时，我们就必须较为详细地考虑这些家庭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转而考虑较为一般的学校教育的影响。

关于普通教育，我们不需要说什么了；虽然即使普通教育对于工业效率的影响，也比表面上为大。工人阶级的孩子只学习了读书、写字、算术和图画的初步知识之后，往往就不得不失学了，这是确实的；有时且有人认为，花在这些课程上的这一点时间的一部分，还是用于实际工作来得好。但是，在学校中得到的进步之所以重要，除了由于它本身的缘故之外，更多的是因为学校教育所给与的将来进步的能力之故。因为，真正高级的普通教育，使人能在业务上使用最好的才能，并能使用业务本身作为增进教育的一种手段；虽然普通教育与特殊行业的细节无关：那是属于工业教育的范围。

第四节续前。

近年来工业教育同样地提高了它的目的。过去工业教育的意义，不外乎是传授一个聪明的人在开始他的工作时很快自己学会的那种手工的技巧和关于机械及方法的初步知识；

虽然，如果他事先学会了这种工作，则在开始时他也许能比完全不懂的人多赚几个先令。但是，这样的所谓教育没有发展才能，而是有点妨碍才能的发展。一个青年自己学到了知识，他这样做就已教育了自己；他比一个在这种旧式学校读书的人将来会有较好的进步。然而，工业教育的发展已可纠正它的缺点；其目的在于：第一，使人对两眼和手指能一般的运用自如（虽然已有迹象表明，普通教育正在接管这种工作，而它属于普通教育是适当的）；第二，传授对特殊职业有用的、而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很少适当地学到的工艺技能和知识以及研究的方法。可是，还要记住：自动机械的精密和用途每有进步，就越缩小极其注重手和眼的运用的手工操作的范围；由最好形式的普通教育所训练出来的那些才能的重要性正日见增大。

按照英国最好的意见，为高级工业而设的工业教育，应像普通教育那样，不断以发展才能为目的。它应当与完善的普通教育建立在同一的基础上，但应进一步详细订出特殊的学科，以利于特殊的行业。我们的目的应当是把科学训练——在这方面西欧各国已走在我们前面了——加到敢为和顽强的精力与实践的本能中去，如果青年时代不是在工厂中度过，则这种精力和本能是很少旺盛的；我们常要记住：一个青年在管理完善的工厂中，自己从直接的经验所学到的东西，比在工业学校中教师以标准方法所教给他的，对他更为有用，并更能刺激他的智力活动。

旧的学徒制度不完全适合近代的情况，已经废除了；但却需要一种代替的制度。在最近几年中，许多最能干的制造商已经开始树立这样一种风气：使他们的子弟在企业中各个部分相继地工作，而这企业是他们的子弟终要管理的；但这种巧妙的教育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任何大的近代工业的部门是如此众多和不同，以致雇主们要像过去那样，保证他们所照顾的每个青年能学会一切，是不可能的；而且一个能力平常的青年会为这种尝试所迷惑。但是，恢复学徒制度而在形式上加以改良，似乎不是不能实行的。

工业上重大的划时代的发明，至新近为止，差不多完全是发生在英国的。但是，现在其他各国也参与发明的竞争了。

美国人的普通学校的优良，他们生活的丰富多彩，他们之中不同民族的思想交流，以及他们的农业之独有的条件，已经表现出一种顽强的研究精神；同时，工业教育现在也正在极其有力的推进之中。另一方面，在德国的中等阶级，甚至在工人阶级之中，科学知识的普及，加上他们通晓近代语文，以及他们的求学旅行的习惯，使他们在机械学方面能与英美并驾齐驱，而在把化学应用到企业的许多方面，他们是领先的。

第五节续前。

的确，有许多种类的工作，能为没有知识的工人所做好，而与有知识的工人所做的同样有效：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优良的教育，即使对于普通工人也予以很大的间接利益。它刺激他的智力活动；使他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使他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时间外它提高他的生活的风格；因此，它是物质财富生产上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即使它被看作是为了本身的目的，它也不比物质财富的生产所能助成的任何事情为低劣。

然而，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来探求国家从许多人的普通教育和工业教育的改良上所得到的直接经济利益的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我们要重视原来属于工人阶级的那些人，但更要重视出身低微而升到高级熟练的技术工人、成为工头或雇主、扩大科学的范围、或者可能在艺术和文学上增加国家财富的那些人。

支配天才诞生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工人阶级的孩子之具有最高级的天赋的才能所占的百分比，恐怕没有在社会上已经获得或承袭高位的人的孩子之具有这种才能所占的百分比那样大。但是，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四五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他们；而其中一大部分因为缺少机会而未获得结果。对于可巧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

有助于物质财富之迅速增加的变化，无过于我们的学校的改良，尤其是中等学校的改良，如果这种改良能与普遍的奖学金制度相结合的话；这种制度使工人的聪明的儿子能逐步升学，直到他受到当代所能给与的最好的理论和实际的教育为止。

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和近代苏格兰的成就，大部分可归功于工人阶级的孩子的才能。即在英国内部，也可得到同类的教训：在英国进步最快的地方，就是工业领导者是工人的子弟所占比重最大的地方。例如，在工业时代之初，社会地位的悬殊，在英国南部比北部更为显著和更为牢固。在英国南部，有一种略似世袭社会阶级的精神，使工人及其子弟不能升到领导地位；而古老的家庭缺乏只是天赋的、而不是社会利益所能供给的那种灵活和清新的精神。这种世袭社会阶级的精神，与工业领导者之中缺乏新的血液互相支持；英国南部城市的衰落，以活人所能记忆的而论，有不少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这个原因。

第六节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与艰苦思考的教育之地位稍有不同：因为后者常使性格坚强，而前者往往做不到这一点。然而，人们的美术才能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并成为工业效率的一个主要因素。

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差不多完全是取决于眼光的美术学科。因为，文学和音乐虽与这种学科同样有助于生活的美满，并有过之，但是，它们的发展却不直接影响、也不依靠经营的方法、制造的方法和技术工人的技能。

中世纪欧洲的和现在东方各国的技术工人，素以富有创造力见称于世，实在恐怕不如所传之甚。例如，东方的地毯充满了宏伟的想像：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任何一地的美术品的许多样品——也许是从几个世纪前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我们往往发现，在它们的基本概念上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但是，在有种种迅速变化——有些是由风尚所造成的，有些是由工业和社会进步的有利运动所造成的——的近代，每个人都可自由创造新的局面，各人大体上必须依靠他自己的才力；因为没有缓慢成熟的公众的批评来指导他。

然而，这不是我们时代中的美术设计所受到的唯一的或主要的不利。没有好的理由使我们相信：中世纪的普通工人的孩子，比现在普通的乡村木匠或铁匠的孩子具有较大的美术创造力；但是，如果那时一万人中可巧有一个人是天才，则在他的作品中天才就表现出来，而为行会及其他方面的竞争所鼓励。但是，近代的技术工人易于从事机械的管理；虽然他所发展的各种才能，比他的中世纪的前辈的审美力和想像力会更为坚实，毕竟会更为有助于人类的最大进步，但这些才能却不直接有助于美术的进步。倘使他觉得自己比他的同事具有较高的能力，他恐怕会力图在工会或其他组织的管理上取得领导的地位，或者集中小量资本，从他所学的那个行业中发展起来。这些都不是卑鄙的目的；但是，如果他仍干他的本行，而努力创造不朽的美术作品，则他的志向也许会更为高尚，对世界会更为有利。

但是，必须承认：他要这样做会有很大的困难。现在我们所容许的装饰方法的变化在时间上是短暂的，时间短暂的害处与这种变化遍于世界面积的广阔不相上下；因为，这样就迫使设计师一直注意美术品的供给和需要在世界上的变动，他的草率和匆促的努力就更为分散了。这是一种对于以自己的双手操作的技术工人不甚适合的工作；因此，现在普通的技术工人觉得最好跟在后面而不领先。即使里昂的织工的卓越技能，现在也表现为差不多完全是继承精致的手工的能力和色彩的优秀的感觉力，因而使他能完美地实现专门的设计师的理想。

财富的增长使人们能购买各种物品以适合嗜好，而对于这些物品是否耐用却看作次要的事；所以，在各种衣着和家具上，东西的销售决定于式样，越来越风行了。已故威廉摩里斯和其他人的影响，加上许多英国的设计师从东方——

特别是波斯和印度的研究色彩的好手——所获得的指导，使法国人自己承认，某些种类的英国织物和装饰品已达到第一流了。但在其他方面，法国还是首屈一指的。据说，有些在世界上保持自己地位的英国制造商，如果还是依靠英国的式样，就要被赶出市场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巴黎在时尚方面居于领导地位，这是它对妇女服装一向具有敏锐而细致的审美力的结果。巴黎的设计会与即将到来的时尚相合，而比来自其他地方的具有同等真实价值的设计有较好的销路。

因此，工业教育虽不能直接大大增加美术上天才的供给，比它在科学和企业方面所能增加的更多，但它却能使许多天生的美术天才不改变为无用；因为旧式的手工业所实行的训练，决不能大规模地恢复，工业教育的这种目的就更为需要了。

第七节教育作为国家的投资。

因此，我们可得出以下的结论：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单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因为，像白塞麦的主要发明那样的一种新思想之能增加英国的生产力，等于十万人的劳动那样多。医学上的发明——像吉纳或巴士特的发明那样——能增进我们的健康和工作能力，以及像数学上或生物学上的科学研究工作，即使也许要经过许多代以后才能显出增大物资福利的功效，它们对生产所给予的帮助，虽没有前者那样直接，但重要性是一样的。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

经济学家对于实际问题中具有直接关心的，无过于关于在国家与父母之间应当怎样分配儿童教育费用的原理的问题了。但是，不论父母负担多少费用，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决定父母负担这种费用一部分的力量和意志的各种条件。

大多数父母极愿以他们自己的父母对待他们的，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发现邻人中可巧有标准较高的，则他们对待孩子也许甚至更好一点。但是，要父母对待孩子比这再进一步，则除了无私的道德品质和热烈的情感——这两点也许不是罕见的——之外，还需要某种精神上的习惯——这一点还不是很普通的。它要有清楚地预料未来和把遥远的事件看作像与眼前的事件差不多有同样重要性（就是以低的利率对未来加以折扣）的习惯；这种习惯是文明的主要产物，也是文明的主要原因，除了在较为文明的国家的中等和上层阶级中之外，它是很少得到发展的。

第八节流动性在职业的等级之间和等级之内日见增大。

父母通常培养自己的孩子，使他们从事自己等级的职业，所以，在一代中任何等级的劳动者的全部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为前一代中该等级中的人数所决定，但在该等级本身之内，却有较大的流动性。如果该等级内任何一种职业的利益超过平均的利益，则青年人就从同等级内其他职业迅速转入这一职业。从一个等级到另一等级的垂直的流动，不是很迅速的或大规模的；但是，当一个等级的利益比它所需的工作上的困难相对地增加时，则青年和成年的劳动者很多就会三三两两地开始流入这一等级；虽然流入的人数也许是不很多的，但合起来人数就多了，不久足以满足这个等级的劳动者之增长的需要。

我们要到以后的阶段才对以下两点加以较为详细的研究：第一，任何地点和时间的各种条件对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所加的障碍；第二，这些条件对任何人所提供的引诱以改变他的职业或培养妻子从事与他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以我们已经知道的而论，足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则由劳动所得的收入之增加，提高劳动的增长率；或换句话说，劳动的需要价格的上涨，增加劳动的供给。假定知识的情况，伦理的、社会的和家庭的习惯的情况固定不变，则全体人民的活力——即使不是他们的人数——和特别是任何行业的人数和活力，在以下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供给价格：

需要价格的某种水平使上述的人数和活力保持不变；需要价格较高会使它们增加；需要价格较低会使它们减少。因此，经济原因在支配整个人口的增长和任何特殊等级内劳动的供给上就发生作用了。但是，经济原因对于整个人口多寡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是通过生活上伦理的、社会的和家庭的习惯而发生的。因为，这些习惯本身受经济原因的影响虽然很慢，但是很深，而在方式上有些是难以探索的，而且是不可能预测的。

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第七章财富的增长

第一节在近代之前没有使用什么高价形态的辅助资本；但现在它正迅速增加，积累的能力也迅速增加。

在本章中，不需要区别把财富看作是消费对象的观点与把它看作是生产要素的观点；我们只是研究财富的增长，并不需要注重财富作为资本的各种用途。

财富的最早的形态，恐怕是渔猎的工具和个人装饰品；而在气候寒冷的国家中，则为衣着和茅屋。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开始养驯动物；但是，最初动物之为人所爱护，恐怕主要是为了动物本身的缘故，因为它们形状美丽，养驯它们是愉快的事；像个人装饰品一样，动物之为人所要获得，并不是为了准备应付将来的需要，而是因为占有它们可得到直接的满足。逐渐地，成群的养驯的动物增多了；而在畜牧时代中，动物既成为它们的所有者得到愉快和引以为豪的东西，又成为社会地位的表面象征，以及作为准备应付将来的需要而积累的财富之最重要的储备。

因为人口渐密，人们定居下来从事农业，耕地就在财富的目录中占了第一位；而在土地的价值中，由于各种改良（其中井占有显著的地位）而得到的那一部分价值，变为狭义的资本之主要因素。属于次要的是：房屋、家畜，而在有些地方是小舟和船只；但是，生产工具——不论是供农业还是家庭工业之用——在长时间内一直没有什么价值。然而，在有些地方，各种宝石和贵金属早已成为欲望的主要对象和公认的储藏财富的手段；同时，帝王的宫殿固不必说，即在许多比较幼稚的文明阶段中的社会财富，大部分表现为公共建筑物——主要是供宗教之用、道路和桥梁、运河和灌溉工程的形态。

上述这些东西之为积累的财富之主要形态，已有几千年了。在城市中，房屋和家具诚然是占第一位，高价原料的储备也非常重要；但是，城市居民每人所有的财富，虽然往往比乡村居民为多，但城市居民的全部人数不多，因而他们的财富总额比乡村的财富总额少得多了。在整个这时代中，唯一的使用高价工具的行业，是海上运输业；织工的织机、农民的耕犁、铁匠的铁砧都是构造简单的东西，与商人的船只相比差不多是无足轻重的。但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开始了使用高价工具的时代。

英国农民的工具的价值在长时间中上涨很慢；但到十八世纪进步得到加快了。不久，首先利用水力，然后利用蒸汽力，使生产部门相继地以高价的机械迅速代替廉价的手工用具。正如以往最高价的工具是船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是供航行和灌溉用的运河一样，现在最高价的工具也是一般的交通工具——铁路和电车、运河、码头和船舶、电报和电话系统以及自来水厂：即使煤气厂差不多也可归入这类，因为它的设备大部分是用于分配煤气的。其次为矿山、铁厂和化工厂、造船厂、印刷厂以及其他有很多高价机械的大工厂。

不论我们看哪一方面，我们都觉得：知识的进步和普及不断地导致新方法和新机械的采用，如果在人类努力尚未达到最终目的以前很长时间内花费一番努力的话，则这种新方法和新机械就可节省人力。要正确衡量这种进步是不容易的，因为在古代是没有与许多近代工业相同的工业的。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产品的一般性质没有改变的四种大产业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它们是农业、建筑业、织布业和运输业。在前两种产业之中，手工操作仍占重要地位：但即在它们之中，高价的机械也有很大发展。例如，可把即使现在的印度农民的简陋工具与进步的苏格兰低地的农民的设备比较一下；

并可考虑一下近代建筑业者的制砖机、制灰泥机、锯木机、刨木机、嵌线机、凿孔机以及蒸汽起重机和电灯。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纺织业，或者至少是制造较为简单产品的纺织业的情况，我们看到过去每个工人对工具是感到满意的，这些工具的成本不过相当于他的几个月的劳动，而在近代，单是工厂设备所占的资本，以雇用的每个男工、女工和童工来估计，各占二百镑以上，即相当于每人五年的劳动。又如一条汽船的成本，也许相当于驾驶这船的那些人的十五年或更多的劳动；

同时，投于英国和威尔士的铁路之资本约为十万万镑，相当于铁路所雇用的三十万工资劳动者二十年以上的工作。

第二节续前。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常发展新的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较为高价的新方法。进步的速度有时是缓慢的，而且偶尔甚至也有很大的退步；但是，现在我们正以一年比一年迅速的快步前进；我们无法推测将在何处停下来。在各方面，进一步的机会一定会发生的，这些机会都会改变我们的社会和工业的生活之性质，使我们能利用巨额储存的资本来提供新的满足，并将它用于预料遥远的欲望来提供节省人力的新方法。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使人相信：我们已接近静止的状态，在这状态下，不会有新的重要欲望要得到满足，把现在的努力有利地投于防备将来不会再有机会了，而且财富的积累也不再会有任何报酬了。人类的全部历史表明，人的欲望是随着他的财富和知识的增长而扩大的。

随着投资机会的增多，生产物超过生活必需品的剩余也不断增加，这种剩余产生了储蓄的能力。当生产技术落后时，剩余是很少的，只是在强大的统治民族以最低的生活必需品迫使臣服的民族艰苦工作的地方，以及在气候温和因而生活必需品很少并且容易获得的地方，才有例外。但是，在生产技术方面，以及在为了帮助和支援将来生产的劳动而积累的资本方面每有增进，就会增加剩余，从这剩余中就能积累较多的财富。不久，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甚至在寒冷的地方，文明就成为可能了；而物质财富的增加，在不折磨工人因而也没有破坏它所依靠的基础之条件下，也成为可能了。这样，财富和知识就一步一步地增长了，而储蓄财富和普及知识的力量也随着一步一步地增大。

第三节续前。

清楚地预想将来和防备将来的习惯，在人类历史的过程中发展得很慢而且时作时辍。旅行家告诉我们，如果有些部落只要预先应用一点他们的力量和知识所能及的手段，例如，将他们的小菜园围起篱笆以防野兽的侵入，他们就可使他们的资源和享乐倍增，而不必增加他们的全部劳动。

但是，即使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如与现在我们自己国家中所见到的某些阶级的浪费相比，恐怕是不足为奇的。人们时而一星期赚两三镑，时而濒于饥饿，这种情况不是罕见的：当他们有职业时，一先令对于他们的效用，比他们失业时一便士的效用还小，但他们从不打算作万一之备。在相反的极端方面，就是守财奴，其中有些人的爱财近于疯狂的地步；另一方面，即在自耕农和其他某些阶级中，我们也常看到有些人是如此节省，连必需品也省掉了，以致损害他们将来工作的能力。这样，他们就处处吃亏：他们从未真正享受生活的乐趣；同时，他们从他们所储存的财富所得到的收入，比从他们的赚钱能力的增加所能得到的收入还少，如果他们把以物质形态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之于他们自己身上，则他们从赚钱能力的增加所得到的收入恐怕会较多的。

在印度，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确节制目前的享乐，以极大的自我牺牲节省了巨额款项，但却把他们的全部的储蓄都用于婚丧的奢费的排场上，在爱尔兰也有这样的人，不过在程度上不及印度。他们只是为不久的将来作间歇的准备，而对遥远的将来，却不作任何永久的准备：巨大的公共工程使他们的生产资源有很大的增加，但这些工程主要是由克己力差得多的英国人的资本来举办的。

这样，支配财富积累的各种原因，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中也大不相同。在任何两个民族之中，这些原因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即在同一民族的任何两个社会阶级中，恐怕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很有赖于社会和宗教的制裁；当风俗的约束力稍有松懈时，个人性格上的差异，怎样会使得在相同条件下长大的邻人，在他们的奢侈或节俭的习惯方面各不相同，比在差不多其他任何方面的不同更为普遍和更为常见，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四节保障是储蓄的一个条件。

往代的不事节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保障的缘故，因为那些为将来作准备的人是要享有保障的：只有那些已经富有的人，才有力量保持他们所积蓄的东西；勤劳和克己的农民积蓄了一点财富，却眼看它被强有力者夺去，这种情况对他的邻人不断提出警告，叫他们在能享受时就享受快乐和安逸。在英国和苏格兰的边境，只要抢劫一天不停止，就不会有什么进步：在十八世纪中法国农民的储蓄是很少的，当时他们只有被人看作贫穷，才能逃避税吏的强取豪夺，爱尔兰许多田地的佃户们，即在四十年前，为了避免地主对地租的过高要求，也不得不照样行事。

这种没有保障在文明世界差不多已成过去了。但是，在英国，我们仍然受到救贫法的影响之害，救贫法盛行于上一世纪之初，为工人阶级带来了一种新形式的危险。因为，它规定：工人阶级的工资的一部分，要以贫穷救济金的方式拿出来；而这种救济金在他们之中的分配，是与他们勤劳、节俭和远见成反比例的，因此许多人认为，为将来作准备是愚蠢的事。由这种有害的经验所养成的传统和本能，即到现在，仍是对于工人阶级的进步之一大障碍；而且，至少名义上作为现在的救贫法的基础之原理，即国家只考虑贫穷而完全不考虑功绩，也发生同样的作用，虽然力量较小。

这种没有保障也正在减少：国家和私人对贫民的义务的开明观点之发展，足使以下一点日益明确：自力更生和努力为自己的将来作准备的人，比懒惰和不动脑筋的人，将得到社会的较好照顾。但是，这方面的进步仍是缓慢的，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第五节货币经济的发展给与奢费以新的诱惑；但它使没有经营能力的人能得到储蓄的好处。

货币经济与近代经营习惯的发展，的确因对于爱过奢侈生活的人产生新的诱惑，而妨碍了财富的积累。在古代，一个人如果要住一所好的房屋，他必须自己动手建造；而现在出租的好房子很多，只要付房租就能租到。从前他要喝好的啤酒，他要有好的酿造场，而现在他能买到比自己酿造的更好和更廉的啤酒。现在，他能向图书馆借阅书籍，而不必自己购买；在他准备购买家具之前，他也能以家具布置他的房屋。这样，近代的买卖制度、借贷制度以及新欲望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引起新的奢费，并将现在的利益置于将来的利益之上。

但是，另一方面，货币经济增加了用途的多样化，在这些用途之间，一个人能够分配他的将来的支出。在原始社会状态下，一个人储存了一些东西以备将来的需要，他也许觉得他对他所储存的那些东西的需要，毕竟没有像对他所没有储存的东西那样大：有许多未来的欲望，是不可能以储存货物来直接满足的。但是，如果他积蓄了资本，并从资本中获得货币收入，他却能需要什么就购买什么。

其次，近代的经营方法，带来了安全投资的机会，使得没有好机会从事任何经营——甚至没有经营农业的机会，在农业中土地在某些条件下具有一个可靠的储蓄银行的作用——的人也能获得收入。这些新的机会已使有些人积蓄若干东西以供老年之用，如果没有这些机会，他们恐怕不会这样做的。财富的增长还有一个比这大得多的结果，就是它使一个人准备死后供给妻子儿女以可靠的收入容易得多了：因为，家庭情感毕竟是储蓄的主要动机。

第六节家庭情感是储蓄的主要动机。

的确有一些人看见他们所积蓄的财富在自己手下增多而感到强烈的愉快，但差不多没有想到由他们自己或别人从财富的使用中所能得到的幸福。他们之所以如此，一部分是由于追求的本能、胜过竞争者的愿望以及表现获得财富的能力和因富有而取得势力与社会地位的雄心。有时，在他们真正需要货币时所发生的习惯的力量，由于一种反射作用，在为积聚财富而积聚财富方面，使他们有一种人为的和不合理的愉快。但是，如果不是为了家庭情感，现在许多艰苦工作和小心储蓄的人，只要能获得供他们自己生活之用的舒适的年金，就不会更努力了；他们或是向保险公司购买年金，或是安排好他们退职后每年花费他们的资本和其他一切收入的一部分。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身后就一无所有了：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只留下从他们所希望的高寿中因早死而多余的那一部分储蓄。人们工作和储蓄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家庭，可由以下的事实来证明：在他们退职之后，他们的费用很少超过从他们的储蓄中所得的收入，而宁愿把他们的储存的财富原封不动地留给他们的家庭；单单在英国，每年就有二千万镑以保险单的形式储蓄起来，而且只有在储蓄的人死后才能动用。

最能刺激一个人的精力和进取心的，无过于在生活中提高地位的希望，以及使他家里的人从比他创业时为高的社会地位开始的希望。这种希望甚至给他以一种压倒一切的热情，而这种热情使他对求得安逸和一切普通的愉快的愿望都毫不足道了，有时甚至破坏了他内在的优美感觉和高尚憧憬。但是，像现代美国的财富之惊人的增长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希望使他成为一个有力的生产者和财富积累者；的确，如果他不是急于攫取财富所能给他的社会地位，则他的雄心就会使他走上巨大的奢费之途，正像不顾将来和放纵自己的脾气所能引起的那样。

以下这种人才会有最大的储蓄：他们出身清寒，长大后从事苛刻而艰苦的工作，他们虽在企业上获得成就，但仍保持朴素的习惯，他们对挥霍加以鄙视，并抱有死后他们会比为人所预料的更为富有的希望。这种性格在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国家中较为闲静的地方是常见的，而受到重大的对法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重税的压迫之后，历时一代以上，在英国乡村区域的中等阶级之中，这种性格也是很普遍的。

第七节积累的源泉。公共积累。合作事业。

其次是关于积累的源泉。储蓄的能力要看收入超过必需的支出的部分而定；在富人之中，这个部分是最大的。在英国，大部分的巨额收入主要是从资本中得到的，但小额收入中只有一小部分主要是从资本中得到的。在本世纪之初，英国的商人阶级具有比乡村绅士或工人阶级都多得多的储蓄习惯。这些原因合在一起，就使得上一代的经济学家把储蓄看作差不多完全是从资本的利润中得来的。

但是，即在近代英国，地租与自由职业者及雇佣劳动者的收入，都是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而在一切初期文明阶段中，它们是积累的主要源泉。而且，中等阶级，尤其是自由职业阶级，为了把资本投于他们孩子的教育，自己总是非常刻苦；同时，工人阶级的工资的大部分，是用于他们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强壮。以往的经济学家太不考虑下一事实：人类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与他们相反，我们可得出以下的结论：财富分配上的任何变化，只要是给工资劳动者多些，给资本家少些，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就会加速物质生产的增大，而不会显著地延迟物质财富的储存。当然，如果这种变化是以暴力的手段来实行，而使公共安全发生动摇，则其他情况就不会没有变化了。但是，对物质财富积累的轻微和暂时的遏制，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如果这种遏制是平静地实行而没有引起骚扰，并对大多数人提供较好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效率，在他们内心养成自尊的习惯，以便在下一代产生效率高得多的生产者。如果这样，这种遏制比大量增加我们现有的工厂和蒸汽机，毕竟更能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

财富分配得很好和有高尚志向的民族，就会积累巨额的公共财产；有些富裕的民主政体单以这种形式所作的储蓄，构成了我们自己的时代从前代所继承的最好的财产之大部分。

各种形式的合作运动的发展，建筑协会、友谊会、职工会、工人储蓄银行等等的发展，都表明了以下一点：即以物质财富的直接积累而论，国家的资源用于支付工资也不是完全损失的，像过去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

第八节现在的满足与延缓的满足之间的选择。财富的积累一般含有满足的某种等待或延期之意。利息是它的报酬。

在研究了储蓄方法和财富积累的发展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现在的满足与延缓的满足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上去，在以前研究需求时，我们是从另一观点开始这种分析的。

在研究需求时我们知道：任何人如存有可作几种用途的商品，他就力图把它分配于一切用途以使他得到最大的满足。

如果他认为把这商品的一部分从一种用途转到另一种用途，而能得到更大的满足，他就会这样做。所以，如果他所作的分配是适当的，他就停止在把这商品用于各种不同用途的某一点，在这一点上刚好使他从把这商品用于各种不同用途上得到多寡相同的好处（换句话说，就是他把这商品分配于各种不同用途，使它在每种用途上都有同一的边际效用）。

我们并且知道：不论一切用途都是现在的，还是有些是现在的，有些是延缓的，上述原理都同样有效；但在后一情况下，却有一些新的考虑，其中主要的是：第一，满足的延缓必然引起关于将来获得满足是否可靠的问题；第二，照人类本性来看，现在的满足一般地——虽然不是常常地——比可望与它相同的、而在人类生活中是同样可靠的满足更为可取。

一个谨慎的人如果认为在他生活的一切阶段中，他会从相同的财产中获得相同的满足，他也许会力图把他的财产平均地分配于他的一生：如果他认为他的赚钱能力在将来会有减少的危险，他就一定会储蓄一些资财作为将来之用。不但在他认为他的储蓄在他手中会增加时，他会这样做，即在他认为他的储蓄会减少时，他也会这样做。他会储藏一些水果和鸡蛋以备冬令之需，因为到了冬天这些东西就会缺乏，尽管它们不会由于保藏而变得更好。如果他不知道怎样把他的收入投于贸易或放款以获得利息或利润，他也会学我们有些祖先的榜样：他们积累了少数金币，当他们从忙碌的生活退休时，就把这些金币带到乡村中去。他们认为，在收入多的时候多用几个金币所增加的满足，对他们的帮助没有像老年时那些金币所能供给他们的舒适那样大。保管这些金币使他们有很多麻烦；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能为他们免除这种麻烦，而不使他们遇到任何风险，他们就会愿意给他一点酬劳的。

所以，我们能想像这样一种情况：储存的财富差不多不能作很好的使用；许多人要为将来作准备；而要借入财货的人很少能提出可靠的担保，将来仍归还这种货物或等价的货物。在这种情况下，享乐的延期或等待，与其说是一种获得报酬的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受罚的行动；一个人把他的财产交给别人保管，而只能期望得到这样一种可靠的诺言：归还的东西是少于而不是多于他所借出的东西，因此利率就会变成负数了。

这样一种情况是可以设想的。但是，人们也许如此渴望工作，以致宁愿受一些惩罚作为准许他们工作的条件，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而且差不多同样是可有的事。因为，正像延缓一部分财产的消费，是一个谨慎的人为了他本身的缘故而愿意做的事一样，做一些工作也是一个健康的人为了他本身的缘故而愿意做的事。例如，政治犯如被准许做一点工作，他一般认为这是一种恩惠。照人类本性的现状来看，我们有理由说，资本的利息是享受物质资源的等待所含有的牺牲之报酬，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很少人会大量储蓄；正像我们说工资是劳动的报酬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很少人会努力工作。

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的愉快，对这种牺牲经济学家称为节欲。但是，这个名词是被误解了：因为，财富的最大积累者是非常富有的人，其中有些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当然不会按照这个名词的同义语节俭的意义实行节欲的。经济学家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节制在他消费能力以内的任何东西的消费，目的在于增加他的将来的资源时，他对这一特殊消费行为的节制，就增加了财富的积累。这个名词既易为人误解，我们还是不用的好，我们说，财富积累一般是享乐的延期或等待的结果。或是，再换句话说，财富的积累依赖于人的先见，就是他的想像将来的能力。

财富积累的“需求价格”——就是环境使人从他的工作和对将来的等待所能得到的未来的愉快——表现为许多形态：但其实质总是一样的。一个农民建造了一所可防风雨的茅屋，而他的邻人们在建造他们的茅屋时却没有花像他那样多的劳动，因此，当风雪吹入他们的茅屋时，这个农民从他的茅屋的好处上所获得的愉快之增加，就是他的工作和等待所赚得的价格。这种愉快的增加，如与因一时冲动而攫取眼前的满足所能获得的愉快相比，是代表明智地用于防备遥远的祸患、或是准备满足将来的欲望的种种努力之生产力的增大。退休的医师把资本借给工厂或矿山，使它能够改良机械，而他从资本中获得利息，上述愉快的增加在一切基本方面都与利息相似；因为利息具有数字上明确性的形式，我们可以认为利息是从财富中所得到的其他形态的利益之典型，并代表这种利益。

一个人等待享乐的能力，是由他直接从劳动中得到的——劳动差不多是一切享乐的最初的源泉，还是由他以交换或继承、合法的贸易或毫无顾忌的形式之投机、抢劫或欺诈的方法从别人处得到的，对于我们眼前的目的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唯一问题只是：财富的增长一般是包含一个人在目前有（正当地或不正当地）力量支配的愉快之有意识的等待在内，和他愿意这样等待的心理依赖于他的生动地想像将来和为将来作准备的习惯。

第九节报酬额愈大，储蓄率通常就愈高。但也有例外。

但是，让我们较为详细地研究以下的叙述：正像人类本性所生成的那样，由于现在一定的牺牲所能获得的将来的愉快之增加，一般就会增大人们所作的现在的牺牲量。例如，乡村居民如果必须到森林中取得木材来建造他们的茅屋，则森林愈远，从每天取得木材的工作上所获得的未来的舒适之报酬就愈小，恐怕由每天的工作所积累的财富而产生的未来的利益也愈少：由于一定的现在的牺牲所获得的未来愉快的报酬这样小，就会使他们不扩大他们的茅屋，而大体上也许会减少他们用于取得木材的劳动量。但是，这一法则也不是没有例外的。因为，如果风俗使他们只熟悉一种式样的茅屋，他们离森林愈远，从一天工作的产物中所得到的利益愈小，则他们花在工作上的日子就愈多了。

同样地，如果一个人不希望自己使用他的财富，而期望放款取得利息，则利率愈高，他的储蓄的报酬额就愈大。倘使稳当的投资的利率是4％，他放弃现在值一百镑的享乐，他每年可得值四镑的享乐；但如利率是3％，他只能得到值三镑的享乐。利率的下降一般会降低这一边际：在这边际上，一个人觉得为了以储蓄一部分财产所能获得的那些将来的愉快而放弃现在的愉快，刚好是不值得的。所以，利率的下降一般是使人们略为增加现在的消费，而为将来的享乐所作的准备就较少了。但是，这一法则也不是没有例外的。

贾尔德爵士在二个多世纪前曾说，在利率高的国家中，商人“当已积有巨资时就脱离贸易”，而放款取得利息，“由此而得到的利益是如此容易、可靠和巨大。但在利率较低的国家中，他们世世代代继续做商人，使他们自己和国家变为富有。”有许多人，当他们还在壮年时，当他们待人接物的知识使他们能比以前更为有效地经营企业时，却退职不干了，过去有这种情况，现在也同样有这种情况。其次，正像沙更脱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如已决定继续他的工作和储蓄，直到他准备了一定的收入作为老年或死后他的家庭之用为止，他将感觉到，利率如低，他必须比利率高时储蓄更多。例如，假定他希望每年有四百镑的收入才能退职，或是每年保四百镑的险作为他死后妻孥之用；如果现行的利率是5％，他只要储蓄八千镑，或保八千镑的寿险；但是，如果利率是4％，他就必须储蓄一万镑，或保一万镑的寿险。

因此，利率的继续下降，世界资本每年增加额的继续增大就会随之而来，这是可能的事。但是，由一定量的工作和对将来的等待所得到的遥远的利益之下降，大体上会减少人们为将来所作的准备；或用较为近代的话来说，利率的下降势将遏制财富的积累，这也是同样确实的事。因为，虽然人类对天然资源的支配力日见增大，即在利率低时人们也许继续大量储蓄，但是，只要人类本性和现在一样，利率每有下降，就会使更多的人比利率高时储蓄较少、而不是较多。

第十节续前。

支配财富积累和它与利率的关系的各种原因，与经济学的各部分都有许多相关的地方，因此，这些原因的研究就不易于完全包括在我们的研究的一个部分之内。在本篇中，虽然我们所研究的主要是在于供给的方面；但在这里略为说明资本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般关系，似乎也是必要的。

我们已经知道，财富的积累是为种种原因所支配的：风俗、自制和想像将来的习惯、尤其是家庭情感的力量。保障是财富积累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而知识和智力的进步在许多方面促进财富的积累。

对资本所提供的利率——即储蓄的需求价格——之上升，势将增加储蓄额。因为，虽然有少数人决定为他自己或家庭要获得某一固定数额的收入，在利率高时比在利率低时会少储蓄一点，但利率的上升增大储蓄的愿望，差不多是普遍的法则；而且利率的上升往往增大储蓄的能力，或不如说，它往往是我们的生产资源的效率增加的一种征象；但是，以往的经济学家认为利息（或利润）的上升而以工资为牺牲，总是增大储蓄的能力，未免过甚其词了：他们忘记，从国家观点来看，财富用于劳动者的子弟，与用于马匹或机械同样是生产的。

然而，必须记住：每年的投资不过是已有的资本额的一小部分，所以，每年的储蓄率即有颇大的提高，资本额在任何一年中的增加也不会觉得的。

第十一节财富增长统计的注释。

财富增长的统计史，是非常贫乏和令人误解的。这一部分是由于要进行适用于不同的地点和时间的财富之数字的衡量之任何打算所固有的困难，一部分由于缺少收集必要的事实之有系统的打算。美国政府确是征求每个人的财产报告，由此而得的结果虽不令人满意，但恐怕是我们所有的最好的结果了。

其他各国的财富之估计，差不多完全是以收入的估计为根据，而收入的估计是按照各种收入的年数化为资本计算的；

这个年数的选择是参照：（i）当时通行的一般利率，（ii）从任何特殊形态的财富使用所获得的收入达到怎样程度：（a）由于财富本身的永久产生收入的能力，（b）由于使用财富所费的劳动或是资本本身的耗用。最后这个项目，对于折旧费很大的铁厂特别重要，而对于会很快开完的矿山更为重要；两者必须只以几年的收入作为资本。另一方面，土地之产生收入的能力是会增大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从土地所得的收入，必须以许多年的收入数作为资本（这些收入在（ii）（b）项目下可看作是负数）。

土地、房屋和牲畜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是头等重要的财富之三种形态。但是，土地与其他东西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地价值的增大，往往主要是由于土地稀少的增大；因此，土地价值的增大，与其说是满足欲望手段的增加之尺度，不如说是欲望增加的尺度。例如，1880年美国土地的价值，算起来与联合王国土地的价值大约相等，而大约是法国土地价值的一半。土地的货币价值在一百年前是毫不重要的；倘使二三百年后美国的人口密度与联合王国大约相同，则前者的土地的价值，将比后者至少大二十倍。

在中世纪之初，英国土地的全部价值，比冬天饿死在土地上的少数骨瘦如柴的动物的价值还低得多；现在，虽然最优良的土地有许多已列入房屋、铁道等项目之下；虽然现在牲畜总的重量也许增加十倍以上，而且质量较好；虽然现在有各种为中世纪所不知道的大量农业资本；但是，现在农业土地的价值比农业资本大三倍以上。几年拿破仑战争的压力，使英国土地的名义上的价值差不多增加一倍。自那时以来，自由贸易、运输的改良、新国家的开发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使用于农业的土地的名义上的价值下降了。这些原因使得以货物计算的货币一般购买力，在英国比在欧洲大陆相对地提高。

在上一世纪之初，在法国和德国，二十五个法郎能买到比在英国一镑所能买到的东西——尤其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更多。但是，现在这种利益却在英国方面：这就使法国和德国近来的财富增长，如与英国相比，似乎较大，而实际上则不如此。

如果我们考虑这类事实和以下的事实：利率的下降增加收入的年数，而在这年数中任何收入必须被化为资本，因而就增大产生一定收入的财产的价值；我们就可知道，即使国民财富的估计所根据的收入统计是正确的话，这种估计也会是很令人误解的。但是，这样的估计仍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吉芬爵士所著的《资本的增长》和莫耐先生所著的《财富与贫困》两书包括关于下表中许多数字的可供参考的研究。

但是，他们的意见分歧表明一切这样的估计都很不确实。莫耐先生对于土地——即农业土地——及农业建筑物的价值之估计，恐怕是太低了。吉芬爵士估计公共财产的价值是五亿镑：他省略了国内所持有的公债数，理由是在公共财产的项目下记入借方的数额与在私有财产项目下记入贷方的数额相等，把公债数记入帐内就会互相抵消。但是，莫耐先生把公路、公园、建筑物、桥梁、阴沟、灯水设备、电车等的总价值算为十六亿五千万镑：从其中减去公债十二亿镑，则公共财产的净值是四亿五千万镑；这样，他就可在私有财产的项目下计算国内所持有的公债数了。他估计联合王国所持有的外国股票证券及其他外国财产的价值是十八亿二千一百万镑。财富的这些估计数主要是根据收入的估计数：关于收入的统计，我们可以注意包莱在他所著的《1882年以来的国民进步》之中，以及在1904年9月份《经济杂志》中所作的有益的分析。

吉芬爵士估计1903年英帝国的财富（见《统计杂志》第66篇，第584页）如下：

联合王国15，000百万镑加拿大1，350百万镑澳大利亚1，100百万镑印度3，000百万镑南非600百万镑帝国的其余部分1，200百万镑关于英国各部分的相对财富的变化之尝试性的历史，已由罗杰斯为了征税的目的从各郡的课税额中推算出来。戴维纳尔子爵的名著《1200—1800年的财产经济史》包括关于法国的丰富资料；而勒瓦瑟、波流、南马克和福维勒则作了关于法国与其他国家的财富增长的比较研究。

克莱蒙先生1919年3月在银行学会的演讲中，估计联合王国的国民财富为二百四十亿镑，国民收入为三十六亿镑。照他计算，联合王国的国外投资之净值已降到十六亿镑，它近来卖出的证券数达十六亿镑；另又借入十四亿镑。收支对照，联合王国似乎是有二十四亿镑的债权人：但这个数额的大部分都不能算为有充分的担保。

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第八章工业组织

第一节组织增大效率的学说是旧有的，但亚当·斯密给它以新的生命。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曾经共同研究生存竞争对于组织的影响；这种竞争的最残酷的特征已为遗传性所缓和了。

从柏拉图时代以来的社会科学作家，都喜欢研究劳动从组织中所得到的效率之增大。但是，在这方面，像在其他情况上一样，亚当·斯密以他解释一个旧有的学说所用的哲学上的透彻，和他说明这个学说时所用的实际知识，使它具有新的和更大的意义。在力言分工的各种利益和指出这些利益这样的论断：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会淘汰那些由于缺乏组织或其他原因而不能尽量利用他们所住的地方的利益的种族。

在亚当·斯密的著作还没有获得许多读者之前，生物学家对于区分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的组织上的种种差别的实质之理解，已开始有了很大进步；而在两代多之前，马尔萨斯所作的人类生存竞争的历史的叙述，使达尔文着手关于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生存竞争之结果的研究，这个研究终于使他发现了生存竞争不断起着淘汰的作用。自那时以来，生物学尽了它应尽之责而有余；经济学家因在社会组织——特别是工业组织——与高等动物的身体组织之间所发现的许多奥妙的相似点，而得益不浅。诚然，在有些情况下，表面上的相似点经过较为仔细的研究之后就消失了：但是，在初看起来似乎是最空想的那些相似点之中，有许多逐渐为其他的相似点所补充，而最后足可解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各种自然法则之间的作用之基本统一性。这个中心的统一性可由以下的一般原理来说明：有机体——不论是社会的有机体还是自然的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它的各部分之间的机能的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个原理是没有很多例外的。每一部分的自给自足越来越少，而为了它的福利却越来越多地依靠其他部分，因此，一个高度发达的有机体的任何部分出了毛病，就会影响其他各部分。

这种机能的再分之增加，或称为“微分法”，在工业上表现为分工、专门技能、知识和机械的发展等形式：而“积分法”——就是工业有机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密切性和稳固性的增加——表现为商业信用的保障之增大，海上和陆路、铁道和电报、邮政和印刷机等交通工具和习惯的增加等形式。

最高度发达的——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意义——的有机体，就是在生存竞争中最会生存的有机体的学说，本身还在发展过程之中。它与生物学或经济学的关系，都还没有完全思索出来。但是，我们可转而考虑下一法则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意义：生存竞争使最适合于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

这个法则需要仔细解释：因为，一物之有利于它的环境的事实本身不能保证它在物质世界或精神中的生存。“适者生存”的法则是说，那些最适合于利用环境为了它们自己的目的之有机体趋于生存。最能利用环境的那些有机体，往往是最有利于周围的东西的有机体；但有时它们却是有害的。

相反地，生存竞争也许不能使得会成为非常有利的有机体生存：在经济界中，对于任何工业设施的需求，不一定会引起供给，除非它不光是对这种设施的一种愿望或必要而已。

它必须是一种有效的需求，就是说，它必须对供给的人提供充分的报酬或其他某种利益，才会有效。光是雇工们要参与他们工作的工厂之经营和赚钱的愿望，或是聪明的青年对于优良的工业教育所感到的需要，如果照我们使用需求这个名词的意义——就是说供给自然地和必然地随着需求而来——

来说，都不是一种需求。这似乎是一个苛刻的真理；但是，这个法则的最残酷的特征因下一事实而缓和了：其成员不强索报酬而互相帮助的那些种族，不但在当时最可能兴旺，而且最可能抚养许多继承他们的有益的习惯的子孙。

第二节续前。

即使在植物界中，不顾自己的种子的利害的那种植物，不论其生长怎样茂盛，不久就会从地球上灭亡。在动物界中，家庭和种族的义务的标准往往是很高的；即使那些被我们看作是残忍的典型、凶暴地利用环境而不给任何报酬捕食生物的猛兽，作为个体来看，也必然是愿意为它们子孙的利益而努力的。从家庭的狭隘的利害到种族的利害，我们看到，在像蜜蜂和蚂蚁那样的所谓社会动物之中，生存下来的种族就是其个体最努力为社会尽各种义务而不是为它自己的直接利益的种族。

但是，当我们说到赋有理性和语言的人类时，民族的责任感对加强民族的影响，是有各种形式的。的确，在人类生活的野蛮阶段中，个人对别人所提供的服务，有许多几乎像蜜蜂和蚂蚁那样，完全是出于遗传的习惯和没有理性的冲动。

但是，有意识的、因而是道德上的自我牺牲不久就出现了；这种自我牺牲是由预言家、僧侣和立法者的具有远见的指导所养成的，并为寓言和传说所谆谆教导。逐渐地，起源于下等动物的没有理性的同情心，扩大其范围，并为人有意识地所采取作为活动的基础；民族情感，其出发点也不比在一群狼或一群盗匪之中占优势的出发点为高，民族情感逐渐发展成为高尚的爱国心了，而宗教的理想也得到提高和纯洁了。凡是这些特性得到最高度发达的民族，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在战争以及与饥饿和疾病的斗争中，必然比其他民族坚强；最终必占优势。因此，生有竞争终于使人类中这样的民族获得生存：个人为了他周围的人的利益最愿牺牲自己，因而是最适合于共同利用环境的民族。

然而，不幸的是，使一个民族能胜过另一民族的一切特性，并不是都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好战的习惯曾经常使半野蛮的民族能够征服在各种和平美德上胜过他们的民族，但过于着重这个事实，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征服已经逐渐增大了人类的体力和创立伟大事业的力量，而最终恐怕是利多于害。但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一道或凌驾这个民族之上繁荣兴旺，如果仅仅因为这个事实就说它不足以有功于世界，则对这个说法是不必加以上述的附带条件。因为，生物学和社会科学虽都表明，寄生的民族有时也意外地有利于他们所赖以繁盛的民族，但在许多情况下，寄生的民族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充分利用那个民族的特性而不给以任何好的报答。在东欧和亚洲，对于犹太人和阿米尼亚人银钱商的服务，有经济上的需要，或是在加里福尼亚州，对于中国人的劳动，也有经济上的需要，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并不是一个证据、甚至也不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这样的办法会提高整个人类生活的品质。因为，虽然一个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的民族，如果不是相当具有最重要的社会美德，就不能兴盛；但是，没有这些美德、不能独立创造伟大事业的民族，也会能依靠与另一民族的关系而繁荣。不过，大体上——可有重大的例外——在获得生存和占有优势的那些民族中，最优良的品质是最高度发展的。

第三节古代的社会阶级与近代的阶级。

这种遗传性的影响在社会组织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因为，社会组织必然是发展缓慢的，而且是许多代的产物：它必须根据大多数人的不能迅速变化的风俗和癖好。在古代，当宗教的、礼仪的、政治的、军事的和产业的组织密切相关，而且的确不过是一物的不同方面时，为世界进步先躯的一切国家，差不多都采取多少是严格的社会阶级制度；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社会阶级的区分是非常适合于它的环境，而大体上它加强了采取阶级制度的民族或国家。因为，它既是生活的一个支配的因素，如果它所发生的影响大体上是不利的，则采取阶级制度的国家一般就不能胜过别的国家了。这些国家的卓越成就并不是证明阶级制度没有缺点，而是证明它的优越性——与那个进步的特定阶级相比——超过它的缺点。

其次，我们知道，一种动物或植物会以具有两种特性而与它的竞争者不同，一种特性是对它非常有利的；而另一种则是不重要的，甚至或许是略为有害的；虽然有后者存在，前者仍会使这种动物或植物获得成功：后者的存在因此就不能证明它是有利的。同样地，生存竞争使许多特性和习惯存在于人类之中，它们本身不是有利的，但却与成为力量的巨大源泉的其他特性和习惯为一条多少是永久的纽带联结在一起。在进步主要是归功于军事胜利的国家中，对于坚忍的勤劳有压制行为和蔑视的倾向；其次，在商业国家中，有偏重财富和使用财富作为炫耀的倾向，在这两种倾向中都可找到以上这样的例子。但是，最显著的例子还是见于有关组织的问题之中；阶级制度虽有很大的缺点，其主要缺点是它的严厉性，和它的为社会利益——或不如说是为社会的某些特殊的紧急之事——而牺牲个人，但是，阶级制度与它所必须做的特殊工作非常适应，因而使它能够盛行不衰。

越过中间的阶级而立即说到西方的近代组织，我们看到，近代组织与社会阶级制度构成了显著的对照，而且具有显著的相似之处。一方面，严厉性已为变通性所代替：过去固定不变的工业方法，现在是以令人昏乱的速度而变化了；阶级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在他的阶级内的地位，过去是为传统的规则所明确地规定，而现在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并且随着当代的变化情况而改变它们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个人在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上为社会紧急之事的牺牲，在有些方面，似乎是一种隔代遗传的情况，又回到古代在阶级制度统治下所盛行的状况了。因为，不同工业等级之间的分工，以及同一等级内个人之间的分工，是如此彻底与不能调和，以致生产者的真正利益，为了加大他的工作对物质财富的总生产所作的增加起见，有时反有遭受牺牲的危险。

第四节亚当·斯密是谨慎的，但在他的追随者之中，有许多人夸大了自然组织的经济。才能因使用而得到发展；才能的承袭则靠早年的训练或其他方法。

亚当·斯密力言他的时代中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的精细分工和精密的工业组织的一般利益，但同时他也仔细说明，这个制度在许多方面是失败的，以及它所包含的许多附带的害处。但是，在他的追随者之中，有许多人因为哲学的见解较差，而在有些情况下，关于世界的实际知识也较差，大胆地辩解说，现有的一切都是对的。例如，他们说，如果一个人有经营企业的才能，他就必然会利用这种才能为人类谋福利；

同时，同样的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会使别人以他能尽量利用的资本供他使用；而且他自己的利益会使他如此安排他所雇用的人，以致各人都能做他所能做的最高工作，而不做其他事情；而且他自己的利益会使他购买和应用一切机械以及其他有助于生产的东西，在他的手中这些东西所作出的贡献，就能超过它们本身满足世界的欲望的费用的等价物。

这种自然组织的学说，差不多比其他任何同样会为讨论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不作充分研究的人所无从理解的学说，包含更多的对人性具有最大重要性的真理：对于诚挚和深思的人，它具有非常的魅力。但是，夸大这个学说，却有很大害处，对于最爱好这个学说的人尤譬如此。因为，在他们的周围所发生的变化之中，有利也有害，这个学说会使他们不能看见和消除其中的害处。它也妨碍他们研究这样的问题：即使在近代工业的广泛的特点中，有许多是否也会是过渡的，当时它们诚然产生良好的效果，像阶级制度当时所有的效果一样；但是，也像阶级制度一样，它们主要是有利于引向对一个较为幸福时代的较好的安排。而且这个学说因易于引起对它的夸大的反应，而造成了害处。

第五节续前。

此外，这个学说没有考虑到器官因使用而得到加强的情况。斯班塞曾经竭力主张以下的法则：如果任何身体或精神的运用产生了愉快，因而习以为常，则用于这种运用的身体或精神的器官就会迅速发达。诚然，在低等动物中，这个法则的作用与“适者生存”的作用是如此密切地合在一起，以致两者的区别往往不必着重说明了。因为，生存竞争会使低等动物在运用无助于它们的福利的机能上，不能得到很大的愉快，这一点可从演绎上来推测，而且似乎可为观察所证明。

但是，人类具有坚强的个性，因而有较大的自由。人类喜欢因使用才能而使用才能；有时是高尚地使用才能，不论是纵情于伟大的希腊生活的发扬，还是处于为了重要目的而作的审慎和坚定的努力的支配之下；有时是卑鄙地使用才能，好像是饮酒嗜好的病态发展。工业进步所依赖的宗教的、道德的、智力的和艺术的才能，不是完全为了这些才能所可获得的东西起见而养成的，而是为了它们本身所带来的愉快和幸福因运用而发展起来的；同样地，经济繁荣的那个较为重要的因素——井井有条的国家的组织——是无数动机的产物：其中有许多动机与追求国民财富没有直接关系。

父母在一生中所养成的身体上的特点，即使遗传给他们的子孙，也是很少的，这一点无疑是确实的。但是，断言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过健康生活的那些人的儿童，倘使其父母是在不健康的影响下长大的，而这些影响使父母的精神和身体的本质衰弱，则生下来就不会有较为坚实的体质，似乎没有确实的事例。而以下一点是可靠的：在前一情况下，儿童生下后比在后一情况下，会有较好的营养，较好的教育；会养成较为健全的本能，并且具有较多的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原因的对别人的关怀和自尊心。

因此，需要尽力研究一下：改变现在的工业组织，以增加机会，使低级工业得以使用潜在的智力，从这种使用中获得愉快，并因使用而加强这些智力，究竟是否有利？因为，对以下的论断必须斥为不当：如果这样的改变是有利的话，则它早已为生存竞争所实现了。人类的特权，因对未来的预测和对下一步的准备，而扩大了对自然发展的有限而有效的控制。

这样，思想和工作、应用优生学的原理以高等的血统而不是以低等的血统来充实人种、对男女两性的才能的适当教育，都会加速进步；但不论怎样加速，进步必然是渐进的和相对地缓慢的。进步与人类对技术和自然力量的支配力的增长相比，必然是缓慢的；这种支配力不断地日益需要勇气和谨慎、智谋和坚定、深透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而进步必然是过于缓慢，因而不能与在新的基础上立即改造社会的各种建议的迅速出现齐头并进。事实上，我们对大自然的新的支配力，一方面使我们能作出甚至比不久前实际上所能做到的大得多的工业组织的计划，另一方面也把更大的责任加在那些提倡社会和工业结构之新发展的人的身上。因为，制度虽可迅速发生变化；但如要持久的话，制度必须适合人类：如果制度的变化比人类的变化快得多，就不能保持它的稳定性。

因此，进步的本身就增大了以下警告的迫切性：在经济界中，自然是不能飞跃的。

进步必然是缓慢的；但是，即使不过是从物质的观点来看，也要记住：只是增加一点生产的直接效率的变化，如果能使人类准备和适合一种在财富生产上较为有效和在财富分配上较为平均的组织，也是值得有的；以及凡对低级工业中的高级才能任其变为无用的制度，是极易受人怀疑的。

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第九章工业组织（续前）。分工。机械的影响

第一节熟能生巧。

有效的工业组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应使每个被雇用的人担任他的能力和教育使他胜任的工作，并且应当为他备有最好的机械和他的工作上所需的其他工具。一方面是做生产细节工作的人，另一方面是管理生产一般工作并担当风险的人，关于他们之间的分工问题，我们暂不研究；

而只研究不同等级的工人之间的分工问题，特别是关于机械的影响。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考虑分工与决定工业地点之间的相互影响；再下一章中，我们将研究，分工的好处依靠大量资本集中于个人或个别企业的手中——即通常所说的大规模生产——到怎样程度；最后，我们将研究企业管理工作的专门化的发达。

人人都熟悉这样的事实：“熟能生巧”，它使起初似乎是困难的工作，不久之后做起来就能比较省力，而且比以前好得多。生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个事实。因为，生理学举出理由使人相信：这种变化是因为多少是有“反射的”或自动的作用的新习惯之逐渐的发展而引起的，与被认为是存在于大脑中的思考力的最高中央机关毫无关系。但是，一切有意识的举动，都要主要的中央机关加以注意：它从神经中枢或局部机关——在某些情况下也许直接从感觉神经——收到消息后，就对地方机关，或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对筋肉神经，发回详细复杂的指示，它们的行动非常调和，因此就能实现所要求的结果。

纯粹脑力工作的生理学的根据，还没有被很好地了解；但是，我们所确实知道的关于头脑构造发展的很少的知识，似乎说明了以下一点：任何种类的思考的练习，发展了头脑各部分之间的新的关系。无论如何，我们确实知道：练习能使一个人迅速解决在不久之前即以最大的努力他也应付得很不好的问题，而不费什么很大的力气。商人、律师、医师和科学家的心中，逐渐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直觉的能力，除了以一个强有力的思想家接连许多年对多少是狭隘的一类问题不断地作最大的努力外，是无法获得这种知识和能力的。当然，人的精神在一天的许多小时中不能在某一方面过度使用：一个勤劳的人有时对不属于他的业务的工作会感到乐趣，但是终日必须做这种工作，就足以使人疲劳。

诚然，有些社会改良家曾经主张：做最重要的脑力工作的人，也可适当地做一些手工工作，而不会减少他们获得知识和解决困难问题的能力。但是，经验似乎表明：减轻过度疲劳的最好办法，在于从事情绪一来就开始、情绪过去就停止的工作，就是做普遍的本能当作“消遣”一类的事情。任何工作如果如此具有营业性质，以致一个人有时必须以意志的力量迫使自己继续去做，则这种工作就要消耗他的神经力，而不是完全消遣了：所以，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它是不经济的，除非它的价值足以补偿他的主要工作所受到的很大的损害而有余。

第二节在低级工作上，极端专门化能增大效率，而在高级工作上，则不尽然。

在最高级的工作部门中应当实行专门化到怎样程度，是一个困难而未解决的问题。在科学研究中以下一点似乎是一个正确的法则：研究的范围在青年时代应当广泛，而随着年事日增，就应当逐渐缩小。比如一个医师总是专门研究某一种疾病，而另一个医师靠了较广的经验来研究这种疾病与一般健康的关系，然后逐渐越来越多地集中于这种疾病的研究，因而积累了丰富的专门经验和精细的本能，在这种情况下，前者即使对他的专门问题的意见，恐怕会不及后者那样高明。但是，在光是对手工技能有很大需要的职业中，效率能因分工而大大提高，是毫无疑问的。

亚当·斯密曾经指出：一生中不做别的事情而只制钉的少年，在制钉的速度上，能比只是偶尔制钉的第一流铁匠快两倍。任何人如对形状完全相同的东西，必须一天一天地做一类完全相同的工作，靠了差不多是自动的行动，并且具有比每一行动要等待意志的有意识的指示所能达到的更大的速度，他就逐渐学会对手指完全运用自如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例子，就是纱厂中童工所做的绕线工作。又如在一个衣服厂或制靴厂中，一个工人每日每时对一块大小完全相同的皮或布，用手工或机械缝完全相同的接缝，他做这种工作比一个眼光和手工敏捷得多、而且具有高得多的一般技能、惯于制成一件完全的衣服或一双完全的皮靴的工人，能远为省力、迅速。

其次，在木材业和金属业中，如果一个人对同一块材料必须反复地做完全同样的工作，则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拿住材料正如它所需要的那样，把工具及其他要用的东西放在适当地位，便于取用，而时间和他自己身体运动的力气的损失都是最少的。他的双手习惯于在同一位置、并按照同一次序取用这些东西，因而就能互相和谐地工作，差不多变成自动了：经过不断的练习，他的神经力的消耗，比体力的消耗甚至更为迅速减少。

但是，当动作因此已成为例行的工作时，它就几乎已达到能由机械来代替的阶段了。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就是使机械能把材料牢牢地固定在适当的位置，恰使机械工具能顺利地对它操作，而在紧握这材料上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但是，如果对这种机械花费一些劳动和费用是值得的话，则这种困难一般是能设法解决的；然后全部工作就往往能由一个工人来管理了，他坐在机器前面，用左手从一堆材料中取出一块木材或金属，将它放在机器上的凹进的地方，同时用右手拉下开关或以其他方法开动机械工具，最后，用左手把恰好按照一定式样切好或凿好、钻好或刨好的材料投放到另一堆材料中去。特别是在这些工业中，我们看到近代工会的报告中有很多这样的怨言：过去需要训练有素的技师的技能和判断才能做的工作，已经因为机械的改良和再分工的精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变为单纯的例行工作了，因此，不熟练的劳动者，甚至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被用来做这种工作。

第三节机械对人类生活的品质所发生的影响，一部分是好的，而一部分是坏的。

因此，我们就得出一个一般的法则，其作用在某些工业部门比另些工业部门更为显著，但它对一切工业部门都是适用的。这法则就是：任何工业上的操作如能变为一律，因而完全同样的事情必须一再地以同一方法来做，则这种操作迟早一定要为机械所代替。耽搁和困难是会有的；但是，如果要由机械来做的工作具有足够规模的话，则金钱和发明的能力将被毫不吝惜地用于这种任务，直到成功为止。

这样，机械的改良与分工的日益精细这两个运动，是同时并进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关联的。但这种关系并不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密切。引起进一步再分工的原因是：市场的扩大，以及对于同一种类的大量物品——在有些情况下是对于制造极其精密的东西——的需要之增加；机械改良的主要结果，在于使得无论如何是要进一步分工的工作价钱便宜和更为精密。例如，“波尔顿和瓦特在沙河设立工厂时，觉得分工必须达到所能实行的最大限度。那时还没有像现在那样使构造上机械的精密成为差不多没有问题的滑动车床、刨床或钻孔工具。那时一切都依靠个别技师的眼和手的精确；但那时的技师一般是远不及现在的技师那样熟练。波尔顿和瓦特设法部分地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就是限定工人做特殊种类的工作，使他们尽可能成为这种工作的能手。由于在使用同一工具和制造同样东西上不断的练习，他们因此获得很大的个人熟练。”这样，机械就不断地代替那种完全手工的技能，并使它变为不需要了；即到亚当·斯密的时代，分工的主要利益，就是在于获得这种完全手工的技能。但是，机械使工业规模扩大、并使工业更为复杂因而增加各种分工——

尤其是企业经营上的分工——的机会之倾向，已抵消上述的影响而有余。

第四节用机器制造机械开辟了零件配换制度的新时代。

需要很大精密性的工作不能用手工来做，而机械做这种工作的能力，在零件配换制度迅速发展的金属工业的某些部门中，恐怕是最清楚的。只有经过长期训练，并以很大的细心和劳动，手工才能把一片金属做成与另一片金属精密地相似或互相适合，但这种精密毕竟是不完美的。但是，这正是优良的机械能最容易和最完美地来做的工作。例如，如果播种机和收割机必须用手工来做的话，则它们的最初费用就会很高；当它们的任何部分发生损坏时，只有把机器送回制造厂，或是请来高度熟练的技师花了很大费用才能调换修好。但是，实际上，制造厂备有许多由同一机械制成的、与损坏的部分相同的机械，因而就能配换上去使用。美国西北部的农民，离开优良的机械商店也许有百哩之遥，但能放心使用复杂的机械；因为他知道，用电报通知机械的号码，和他所损坏的机械上任何部分的号码，下一班火车就可带来一件新的机械，他自己就能装上。这种零件配换原理的重要性，只到最近才被了解；可是，有许多迹象表明：在把机器制造的机械的使用推广到各生产部门，甚至包括家务工作和农业工作在内，这个原理比其他任何东西更为有用。

机械对于近代工业的性质所发生的影响，从制表业中得到很好的例证。若干年之前，这种企业的主要中心，是在瑞士靠近法国的地方；那里分工的精细达到很高程度，虽然大部分的工作是由多少是分散的人口来做的。这个行业大约有五十个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担任工作的一小部分。这些部门差不多都需要高度专门的手工技能，但却不需要什么判断力；工资一般是低的，因为这行业成立已久，从事这行业的人没有什么可垄断的地方，而且培养具有普通智力的儿童从事这个行业，也没有困难。但是，这个工业现在正为以机械制表的美国方法所压倒，这种方法是不需要什么专门的手工技能。事实上，机械日益自动化，越来越不需要人的手的帮助了。但是，机器的力量越精细，管理机器的人就要有越大的判断力和细心。现以一种精美的机器为例，它从一端自己吸入钢材，而从另一端送出精美的小螺丝；它代替了许许多多的工人，而这些工人的确已经养成了一种高度的和专门的手工技能，但他们过着久坐不动的生活，从显微镜中用力细看，觉得他们的工作除了只是运用手指之外，没有什么发挥才能的机会。但是，这机器是复杂的和昂贵的，管理它的人必须具有智力和强烈的责任感，而这种智力和责任感对于养成优良的性格大为有用；虽比过去普遍，但具有智力和责任感的人仍是很少，因而能赚很高的工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在制表厂的工作中，大部分是简单得多了。但是，其中许多工作比旧的方法却需要较高的才能，而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所得的工资平均较高；同时，这种工作已经降低了准确可靠的表的价格，使社会上最贫穷的阶级也可购买，而且它正表明，不久就能完成那种最高等的工作。

那些完成一个表的各部分并把它们装配在一起的工人，必须具有高度的专门技能；但在制表厂中所用的机器，大部分与其他任何轻金属工业所用的机器，在一般性质上并无不同；

事实上，其中有许多不过是一切机械行业中所常见的车床、凿削机、打洞机、钻孔机、刨床、成形机、旋力精削机及其他一些机器的改装而已。这是以下事实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当分工的精细不断增大时，名义不同的各种行业之间的分界线，有许多正在缩小，而且不难越过。在往昔，制表匠可巧苦于对表的需要之减少，听到制造枪炮业需要增加人手的消息，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安慰；但是，现在制表厂中的工人，如果转入兵工厂或缝纫机制造厂或纺织机械制造厂工作的话，就会看到许多机器与他们所熟悉的机器非常相像。一个制表厂连同在厂中工作的工人能改成缝纫机厂，而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唯一的条件差不多就是：在新工厂中，对原来做惯某种工作的工人，不应当叫他去做需要较高的一般智力的工作。

第五节以印刷业作为例证。

关于机械的改良和产量的增大所造成的精细的进一步分工的情况，印刷业提供了另一个例证。人人都熟悉美国新开拓区域的报纸编辑的创办情况，他在写文章时一面就排活字；靠了一个男童的帮助，他印出报纸，并分派给分散的邻人。然而，当印刷的秘密尚未公开时，印刷业者必须自己做一切事情，此外，还要制造他自己的一切工具。现在，这些工具已由单独的“辅助”行业供给他了，即在边陲森林地的印刷业者，也能从这些行业得到他要用的一切东西。但是，虽然它从而可从外面得到帮助，一个大印刷厂必须在自己厂内备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工人。即使不说那些组织和监督企业的人、办公和管理物料的人、改正“校样”上可能有误排的熟练的“校对”、工程师和机械修理工人、铸造铅版和改正及配合铅版的人、管理仓库的人以及帮助他们的男女童工，和其他一些次要等级的工人，还有排活字的排字工和担任印刷的机器工人与印刷工人两大类。这两大类各分为许多小类，而在印刷业的大中心尤譬如此。例如，在伦敦，惯于管理一种机器的工人，或惯于一种作业的排字工，如果失业的话，不会愿意放弃他的专门技能的好处，而依靠他的关于这行业的一般知识去寻找使用另一种机器的工作，或另一种作业。一个行业中的精细的再分工之间的这些分界线，在对工业专门化的许多种类的近代倾向上，有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因为，这些分界线虽然有许多是如此微细，以致一个人如在一个小的部门中失了业，就能转到与它邻近的小部门中去工作，而不会有很大的效率损失，但是，他仍设法要在他的本行中工作，经过一些时候没有成功，他才会这样做；所以，就每星期的行业中的细小变动而论，这些分界线与较强的分界线是同样有效的。但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者是以深而且广的分界线来分类的，这种分界线使手织工人在失业时终生受苦，上述的分界线与这种分界线属于完全不同的种类。

在印刷业中，像在制表业那样，我们看见机械和科学的工具获得了没有它们就不可能获得的各种结果；同时，它们不断地代替一向需要手工技能和熟练而不需要很多判断力的工作；另一方面，它们把的确需要运用判断力的那些部分让人类的手去做，而且造成了非常需要判断力的各种新职工。印刷业者的工具每有改良和跌价，对校对者的判断力、鉴别力和文学知识的需要，以及对那些知道怎样排成优美的内封面，或怎样在纸上印刷雕刻物，以适当地配合色彩明暗的人的技能和审美力的需要，就愈增加。它又增加对于在木、石或金属上面绘画或雕刻的有天才的和高度训练的美术家的需要，并增加对于知道怎样在十行文字之内，作出十分钟演说的内容的正确报告——这是一种智力的技巧，其困难为我们所低估了，因为常常是这样做的——的人的需要。其次，它会增加摄影师、电版工人、铅版工人、印刷机械制造工人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这些人比过去堆放和取出纸张的工人，以及折叠报纸的工人——他们的工作已为机器所代替了——从工作中得到较高的训练和较大的收入。

第六节机械减轻了人类筋力的紧张，因而使工作的单调不会引起生活的单调。

现在我们可转而考虑机械减轻过度的筋力紧张的效果，在几代之前，即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这种紧张是一半以上的工人之共同命运。机械力的最为惊人的例子，在于大的铁厂，尤其是制造钢板的工厂，那里所用的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人的筋力是无足轻重的，一切动作，不论是横的还是直的，必须用水压力或蒸汽力来做，人只是站在旁边管理机器，清除灰烬，或做一些这样的次要工作。

这类机械虽然增加我们对自然的支配力，但却没有直接地大大改变人类工作的性质；因为，这类机械所做的工作，如果没有它的话，人就不能做了。但是，在其他行业中，机械减轻了人类的劳动。例如，建造房屋的木匠，制造与我们祖先所用的同样的东西，但省力得多了。他们现在主要是做工作中最为愉快和最有兴趣的那些部分；同时，在每个乡镇，甚至在每个村落，都有为锯、刨和造形而设的蒸汽厂，这些厂减轻了不久以前使他们未老先衰的那种极度的疲劳。

新的机械在刚发明时，通常需要很大的爱护和注意。但是，管理这种机器的工人的工作常被划分出来：凡是动作一律和单调的作业，逐渐由机起来接替，因此，机器就变为越来越自动和自己操作了；到最后，除了按时加料和取出成品之外，人的手简直无事可做了。人仍要负责注意机械是否良好，运转是否正常；但是，连这种工作也往往因采用自动的机件而减轻了，这种自动机件能使机器一有故障立即停止运转。

在往昔，素色布匹的织工之职业是最为狭小和单调的。但现在一个女工就可管理四架或更多的织机，一天中每架织机所做的工作，比旧式手织机提高许多倍；而她的工作远不像从前那样单调，而需要大得多的判断力。因此，在所织的每一百码的布之中，人类所做的完全单调的工作，恐怕不到过去的二十分之一。

这种事实在许多行业的近来的历史中都可找到：当我们考虑近代工业组织如何会缩小各人的工作范围，因而使工作单调时，这种事实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分工最细的行业，就是主要的筋力紧张必然最为机器所接替的行业；因而单调工作的主要害处就大大地减少了。正如罗雪尔所说，生活的单调比工作的单调可怕得多：工作的单调，只是在引起生活的单调时，才是最可怕的害处。现在，当一个人的职业需要很大的体力操作时，他在工作后就不能做什么事了；除非他的智力在他的工作中用得着，它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但是，在工厂的日常工作中，神经力的消耗是不很多的，至少在不太嘈杂和工作时间不太长的工厂中是这样。工厂生活的社会环境，在工作时间的内外都刺激智力活动；在职业似乎是单调的工人之中，许多人具有很大的智力和智谋。

的确，美国的农民是能干的，他的子弟的地位也迅速提高。但是，一部分因为土地丰富，而且他所耕种的土地一般是自有的，他就比英国的农民具有较好的社会条件；他必须常常为自己打算，而且早已使用和修理复杂的机器了。英国的农民要应付很大的不利情况。在最近之前，英国的农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半封建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虽不是没有好处，但却抑制了进取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自尊心。这些不利的原因已经消除了。现在英国的农民在青年时代就受相当良好的教育。他学习使用各种机械，他依靠某个乡绅或某一群农民的好意也不像以前那样多了；因为他的工作比最低级的城市工作更为多样化，并更能培养智力，他的地位就趋于绝对地和相对地提高了。

第七节专门技能与专门机械的比较。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

现在我们要进而考虑，在什么条件下最能获得分工所造成的生产上的经济。显然，专门机械或专门技能之效率如何，不过是它的经济的使用之一个条件；而另一个条件，就是应有足够的工作使它得到充分利用。正如拜比吉所指出的，在一家大工厂中，“厂主把要做的工作分为不同的工序，每一工序所需要的技能或力气的程度是不同的，这样，他就能获得每一工序所需要的技能和力气的正确数量；同时，如果全部工作是由一个工人来做的话，则这个人必须具有足够的技能，才能做这个工作所分成的各种作业中最困难的作业，必须具有足够的力气，才能做其中最艰苦的作业。”生产上的经济，不但需要各人在狭小的工作范围内不断地操作，而且在需要各人担任不同的工作时，每种工作都应当使他的技能和能力尽量地用出来。正是同样地，当特别为了某种工作而设置一架强有力的车床时，机械上的经济就需要这架车床尽可能长久地用于这种工作；如果要将它用于别种工作，则那种工作应当是值得使用这车床的工作，而不是用比它小得多的机器也能做得同样好的工作。

所以，这里以生产上的经济而论，人和机器是处于非常相同的地位：但是，机械不过是生产的工具，而人类的福利又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我们已经研究过这样的问题：职务的专门化使一切最困难的工作由少数人来做，这种专门化如果达到极点的话，是否整个人类都有好处；但现在我们必须特别从企业管理工作方面来更为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以下三章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哪些原因使企业管理的各种方式最适合于从它们的环境中得到好处，和最能胜过其他方式；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这样的问题：这些方式各自适合于对环境有利达到怎样程度。

在通常被认为是只有很大的工厂才能获得的专门的技能与机械之使用上的那些经济之中，有许多并不决定于个别工厂的大小。有些决定于种类相近的生产的总量；而有些——尤其是与知识的发展和艺术的进步有关的那些经济——主要是决定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生产总量。在这里，我们可提出两个术语。

我们可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

我们可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在本章中，我们主要是研究了内部经济；但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非常重要的外部经济，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

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第十章工业组织（续前）。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

第一节地方性工业：它的原始形态。

在早期文明阶段中，各地对于它所消费的笨重货品的大部分，必须依靠它自己的资源，除非它可以有特别的水运便利。但是，欲望和风俗慢慢地发生变化了；这就使得生产者易于满足即使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消费者之欲望；并使比较穷的人也能购买来自远地的少数高价货品，因为他们深信这些货品会增加一生中——甚至两三代中——的节日和假日的愉快。因此，衣服和个人装饰平等较为轻巧和高价的物品，与一切阶级的人所用的香料和某些种类的金属工具，以及其他许多富人特别使用的东西，往往来自极远的地方。其中有些东西只产于几处地方，甚至只产于一处地方；它们之所以行销于整个欧洲，一部分是由于定期集市和专门的商贩的媒介，一部分则依靠生产者自己，这些生产者徒步旅行好几千里以出售他们的货物并观光世界，来变更他们的工作。这些顽强的旅行家自己担当他们小买卖的风险，他们使某些种类货物的生产能保持正常，以满足远地购买者的需要，而且他们在集市中或自己的铺子里，陈列了来自远地的新货品，从而在消费者之中创造新的欲望。集中于某些地方的工业通常——虽然也许不是十分确切地——称为地方性工业。

这种初步的工业地区分布，逐渐为机械技术和企业管理分工方面近代的许多进步铺平了道路。即在现在，我们还看到原始形态的工业，集中在中欧的一些平静的村落中，将它们所生产的简单货品甚至送到近代工业最热闹的地方去。在俄国，家族集团之扩大成为村落，往往是地方性工业的原因；

在俄国有许许多多的村落，每个村落只经营一个生产部门，甚至只经营一个生产部门中的一个部分。

第二节地方性工业的各种起源。

许多不同的原因引起了工业的地区分布；但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的性质，在附近地方的矿山和石坑，或是水陆交通的便利。因此，金属工业一般是在矿山附近或是在燃料便宜的地方。英国的炼铁工业最初寻求木炭丰富的区域，以后又迁到煤矿的附近。斯塔福德郡生产各种陶器，一切原料都由远地输入；但该地有廉价的煤和制造重型的“火泥箱”——即烧制陶器用的箱子——所需的优良黏土。制草帽用的麦秆的主要产地是贝德弗德郡，该地的麦秆含有适当的二氧化矽，强靭而不脆；白金汉郡的椈树作为威科姆制造椅子所需的原料。设斐尔德的利企业，主要是因为该地生产利企业做磨刀石用的优良砂石。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宫廷的奖掖。聚集在宫廷的那群富人，需要特别高级品质的货物，这就吸引了熟练的工人从远道而来，而且培养了当地的工人。当东方的君主迁都的时候——

一部分因为卫生的理由，迁都是不断进行的——旧都往往要依靠起源于宫廷的存在的专门工业的发展。但是，统治者有意识地邀约远方的技术工人，并使他们住在一起，也是常有的事。这样，兰开夏人的机械的才能，据说是归功于威廉第一时为卢普斯所定居在沃临顿的诺尔曼人的铁匠的影响。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到来之前，英国制造业的大部分，是受法兰德斯人和其他技术工人居住的地方的支配；在这些地方中，有许多是在起来他格耐脱和都铎尔王朝诸王的直接指挥下所确定的。这些外来的移民教我们怎样编织羊毛和绒线的东西，虽然在很长时期中我们还是把布送到荷兰去上浆和染色。他们又教我们怎样腌鱼，怎样制丝，怎样制造花边、玻璃和纸张，并满足我们其他许多的欲望。

但是，这些外来的移民怎样学到他们的技能呢？他们的祖先无疑地因为地中海沿岸一带和远东的古代文明的传统技术而得到好处：因为，差不多一切重要的知识都有深远的根源，可追溯到遥远的时代；这些根源分布很广，随时可发出蓬勃生命的嫩芽，因此，如果民族的性格和他们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有利于精美和高度熟练的工业之发展，则在旧大陆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在很久之前就会有许多这种工业的繁荣了。这种或那种偶然事件，也许会决定某种工业是否在某一城市繁荣起来；甚至整个国家的工业性质，也会为它的土壤和矿山的富饶以及商业的便利所大大地影响。这样的自然利益本身就会刺激自由的工业和企业：但是，具有商业的便利——不论它是为什么方法所增进的——才是生活艺术的高尚形态的发展之最高条件。在略述自由的工业和企业之历史时，我们已经附带地研究过使世界的工业领导权时而在这国时而在那国的原因的梗概了。我们已经知道，自然的性质怎样对人的精力发生作用，人是怎样为富有生气的气候所刺激，和怎样为对他的工作开辟丰富的机会所鼓励而去做大胆的冒险事业：但是，我们也知道，人对这些利益的利用，怎样有赖于他的生活理想，因而我们又知道，世界历史上宗教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线索怎样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同时，这些线索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和个人的坚强性格所影响。

决定各国经济进步的原因，属于国际贸易的研究，因而不在我们目前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必须暂不研究这种工业地区分布的广泛运动，而来研究聚集在一个工业城市或人口稠密的工业区域的狭小范围内熟练工人集团的命运。

第三节地方性工业的利益；祖传的技能；辅助行业的发展；高度专门机械的使用；专门技能在本地有市场。

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地方时，它是会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互相从邻近的地方所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地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因此，它就成为更新的思想之源泉。不久，辅助的行业就在附近的地方产生了，供给上述工业以工具和原料，为它组织运输，而在许多方面有助于它的原料的经济。

其次，在同一种类的生产的总量很大的区域里，即使用于这个行业的个别的资本不很大，高价机械的经济使用，有时也能达到很高的程度。因为，辅助工业从事于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小的部门，为许多邻近的工业进行工作，这些辅助工业就能不断地使用具有高度专门性质的机械，虽然这种机械的原价也许很高，折旧率也许很大，但也能够本。

再次，除了最早的阶段之外，在一切经济发展的阶段中，地方性工业因不断的对技能提供市场而得到很大的利益。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有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的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有良好的市场，一个孤立的工厂之厂主，即使他能得到一般劳动的大量供给，也往往因缺少某种专门技能的劳动而束手无策；而熟练的工人如被解雇，也不易有别的办法。在这里，社会力量与经济力量合作；在雇主与雇工之间往往有强烈的友谊；但是，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了任何不愉快的事件，双方都不愿感到他们必须继续互相摩擦；如果他们的旧关系变为讨厌了，双方都愿意能容易地中断这种关系。这些困难对于任何企业——它需要专门技能，但在附近地方却没有与它相同的其他企业——的成功，仍然是一大障碍：可是，这些困难正为铁道、印刷机和电报所减少。

另一方面，在地方性工业中所做的工作，如果主要只有一种，例如只有强壮的男子才能做的工作，则它在作为劳动的市场方面就有一些不利之外了。在没有纺织厂或其他可以雇用女工与童工的炼铁业的区域里，工资是高的，对于雇主来说劳动成本是贵的，而每个家庭的平均货币收入却是低的。

但是，这种流弊的补救办法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具有补充性质的工业在附近地方建立起来就行了。因此，纺织工业常是聚集在矿山和机械工业的附近，而在有些情况下，它是为不知不觉的步骤所吸引到那里去的；在另些地方，它是被有意识地大规模建立起来，以使原来对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没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具有职业的多样化，例如，在巴罗就是这样。

在我们的某些工业城市，职业多样化的利益与地方性工业的利益兼而有之，这是它们不断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大城市的中心地带所有的用于贸易的目的之价值，使它能有比用作工厂的厂址所值的高得多的地皮租金，即把上述兼有的两种利益考虑在内，也是如此：在商店职工与工厂工人之间，对于住宅地位也有类似的竞争。结果是：现在工厂集中在大城市的郊外及其附近的工业区域，而不是集中在大城市之中。

主要是依靠一种工业的区域，如果对这种工业的生产品的需要减少，或是它所用的原料的供应减少，则它就易于遭到极度的萧条。有几种不同工业高度发展的大城市或大工业区，在很大程度上就可避免这种害处。如果其中有一种工业一时失败了，其他的工业就能间接地支持它；并使本地的店主能对这个工业中的工人继续与以帮助。

以上我们从生产经济的观点研究了地区分布问题。但是对于顾客的便利也要加以考虑。顾客为了购买零碎东西会到最近的商店；但要购买重要的东西，他就会不怕麻烦，到他所认为对他的目的特别好的商店去。因此，经营高价和上等物品的商店，就会集中在一起；而供应日常家庭必需品的商店则不如此。

第四节交通工具的改良对于工业的地理分布的影响。

以英国近代史作为例证。

每当交通工具跌价，和远地之间的思想自由交流每有新的便利，会使工业分布于某地的种种因素的作用就随着变化。

一般地说，我们必然这样说：货运的运费和关税的减低，会使每个地方从远处更多地购买它所需要的东西；因而就会使特殊的工业集中在特殊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凡是增加人们从一处迁往别处的便利的事情，会使熟练的技术工人接近购买他们的货物的消费者，而竭力使用他们的技能。这两种相反的倾向，从英国人的近代史中得到良好的例证。

一方面，运费的逐步降低，从美国和印度的农业区域到海岸的铁路的开通，以及英国所采取的自由贸易政策，已使英国输入的农产品大大增加。但另一方面，国外旅行的日益低廉、迅速和舒适，诱使英国的训练有素的商人和熟练的技术工人，到别的国家去创办新的工业，帮助这些国家制造一向从英国购入的货物，以供它们自己使用。英国的机械工人教会差不多世界各地的人怎样使用英国的机械，甚至怎样制造类似的机械；英国的矿工在国外开发了矿藏，因而减少了外国对于英国的许多产品的需要。

根据历史的记载，一国的工业趋于专门化的最显著的运动之一，就是近代英国的非农业人口的迅速增加。然而，这种变化的正确性质容易为人误解；为了这种变化的本身，而且因为它对前章和本章所讨论的一般原理提供了例证，它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以致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对这种变化略加考虑，也许是有好处的。

第一点，英国农业的实际减少，没有初看起来那样多。的确，在中世纪时，四分之三的人民算作是农民的；据最近人口调查的报告，九个人中只有一个人从事农业，而在下一次人口调查的报告中，从事农业的，十二个人中恐怕不会超过一个人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中世纪的所谓农业人口，不是专门从事农业的；他们自己做了现在的酿酒工人与烘面包工人、纺织工人、泥水匠和木匠、男女成衣匠和其他许多行业的工人所做的工作的大部分。这些自给自足的习惯慢慢地消灭了，而其中大多数到十九世纪之初几乎绝迹了，恐怕那时用于土地的劳动，在英国全部产业中所占的部分，比中世纪并没有多大的减少；因为，虽然英国停止输出羊毛和小麦，但用人力从土地中所得的产物之增加是如此之大，以致英国农民在技术上的迅速改良，几不足以遏制报酬递减律的作用。

但是，大部分的劳动逐渐从田地转向制造供农业用的高价机械。这种变化对于那些被算作农民的人数，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只要机械是用马起来拖动，这些人总是算作农民的：因为，照管马匹和喂料工作是算作农业工作的。但是，在近年中，在田地上使用蒸汽力的迅速发展，与农产品输入的增加同时发生。以燃料供给这些蒸汽机的煤矿工人，以及制造这些蒸汽机和在田地上掌握它们的机械工人，都不算作从事农业的人，虽然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土地的耕作。因此，英国农业的实际减少，就没有初看起来那样大了；但在农业的分布上发生了一种变化。一度为农业劳动者所做的许多工作，现在是由专门的工人来做了，而这些工人则属于建筑业或筑路业、搬运业等类。一部分因为这个理由，从事农业的人数即有迅速的减少，而居住在完全农业区域的人数，却未迅速减少，反而常有增加。

农产品的输入对于改变各种土地的相对价值所发生的影响，我们已经加以注意了：其中主要是依靠小麦收获的土地之价值下跌最大，虽然用高价的耕作方法也能使这种土地产出相当好的收获，但不是天然肥沃的土地。这种土地很多的区域，对于迁到大城市的大多数农业劳动者格外有益；因此，国内工业的地理上的分布，就进一步改变了。关于新运输工具的影响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在于联合王国的偏僻地方的畜牧区域，这些区域以特别快车把乳品送到伦敦及其他大城市，同时从大西洋甚至太平洋沿岸远道运回它们所需要的小麦。

但是，其次，近年中的种种变化，不是像初看起来所可能的那样，会增加从事工业的英国人的比重。现在英国工业的产量，比十九世纪中叶确是增加了许多倍；但是，虽然制造机械和工具的那些工人——这些机械和工具担任英国农业工作的大部分——使工人的人数有所增加，但从事各种工业的人数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在1851年和1901年是一样的。

这种结果的主要解释，在于近年中机械力量之惊人的增大。这使我们能够生产日益增加的各种工业品，以供自己使用和输出，而不必大量增加管理机器的人数。所以，我们就能把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主要用于满足那些从改良机械中没有得到什么帮助之欲望：机械的效率已使英国的地方性工业，不会变为像这些工业在相反的情况下那样的完全机械的。自1851年以来，在英国的以农业为牺牲而迅速增加的职业之中突出的职业，除了矿业、建筑业、贸易和公路铁路运输业之外，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务；各级教育事业；医疗业务，音乐、戏剧和其他娱乐业。这些职业都没有从新发明中得到很直接的帮助；在这些职业之中，现在人类劳动的效率，比一个世纪以前，提高不了多少；所以，如果由这些职业来满足的欲望之增加，是与一般财富的增加成正比的话，则这些职业所吸收的工业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大，自是意料中事。家庭仆人的人数急剧增加，已有若干年了；一向由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总量，现在比以前增加更快。但是，这种工作的很大部分，往往靠了机械的帮助，现在是由各种衣服商人、旅店老板、糖果商人所雇用的那些人来做了，甚至由杂货商、鱼商以及其他如果不是电话购货则上门接受定货的商人所派出的各种售货员来做。这些变化已经趋于增进工业的专门化和地方性。

讲过近代的种种因素对于工业的地理分布的作用之上述例证后，我们重新来研究：把大量种类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同一地方，所能获得的分工上充分的经济，达到怎样程度；

和只把国家的大部分歧业集中在比较少数的富有和强大的公司手中——即通常所说的大规模生产——所能得到的分工上的经济，达到怎样程度；换句话说，就是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必然是内部的，达到怎样程度，和它能够是外部的，又达到怎样程度。

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第十一章工业组织（续前）大规模生产

第一节为我们现在的目的，典型的产业是工业。原料的经济。

大规模生产的利益，在工业上表现得最为清楚；我们可以把从事于原料的加工，使它成为各种成品，以适合在远地市场出售的一切企业包括在工业这个项目之内。工业之通常成为大规模生产的利益之最好的例证的特点，就是工业具有自由选择它进行工作的地点之能力。工业一方面不同于农业及其他在地理分布上由大自然所决定的天然产品的产业（如矿业、石坑业、渔业等）；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制造或修理适合个别消费者之特殊需要的东西的产业，这种产业不能远离这些消费者，即能远离，至少要不会有很大的损失。

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利益，是技术的经济、机械的经济和原料的经济：但最后一项与其他两项相比，正在迅速失去重要性。的确，一个孤立的工人往往丢弃一些零碎的东西，而在工厂里，这些东西则会为人收集起来，加以很好的利用；

但是，这种浪费在地方性工业中——即使它是在小制造商手中——是不会发生的；在近代英国的任何工业部门中，除了农业和家庭烹饪之外，这种浪费也是不多的。毫无疑问，在近年的最重要的进步之中，有许多是因为利用废物而得到的；

但这一般是由于化学上或机械上的特殊发明，这种发明的使用诚然是由精细的再分工所促进的，但并不是直接依靠这种分工。

其次，当一百套家具或衣服必须按照完全相同的式样来开料的时候，花费很大的心思来计划把木板或衣料裁开，因此只浪费了少数碎料，这诚然是值得的。但是，这应当属于技术的经济；一种计划如可用于许多工作，它就能被良好地和仔细地实行。我们就可转而研究机械的经济。

第二节大工厂的利益在于：专门机械的使用与改良、采购与销售、专门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划分。小制造商在监督上的利益。近代知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小制造商。

在属于同一生产部门的许多小型工业所集中的邻近地方，虽然辅助工业给予它们以帮助，但由于机械的日新月异和价格昂贵，这些小型工业仍然处于极大的不利地位。因为，在一家大工厂中，往往有许多为一样小用途而专门制造的高价的机器，每种机器都需要光线充足的地位，因而就使工厂的地租和一般费用增加颇大；即使不算利息和机器修理费用，由于机器恐怕不久就要加以改良的缘故，必须摊提很大的折旧费用。所以，一个小制造商必然要用手工或不完善的机械来做许多东西，虽然他知道使用专门机械，就能使这些东西做得较好和较廉，如果他能不断使用这种机械的话。

但是，其次，一个小制造商也许未必熟悉适合他的目的之最精良的机械。的确，如果他所从事的那种工业，早已实行大规模生产，只要他能有力购买市场上最精良的机械，他的机械就可完全达到标准。例如，在农业和棉纺业，机械的改良差不多专门由机器制造商来设计的；这种经过改良的机械人人可以买到，顶多不过是付给专利权使用费。但是，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的工业，或是正在迅速改变形态的工业，如化学工业、制表工业和麻织及丝织工业的若干部门；以及为了满足某种新的欲望或使用某种新的原料而不断产生的许多行业，都不是这样情况。

在上述这些行业之中，新的机械和新的制造方法大部分是制造商为了他们自己的用途而设计出来的。每种新的改变都是一种可能失败的新试验；那些取得成功的试验必须负担它们自己和其他试验的失败的费用；虽然一个小制造商会认为他知道怎样改良，但他必须考虑，只能尝试地实行这种改良，风险和费用都很大，而且对他别的工作也很有妨碍：即使他能完成这种改良，他也不一定就能尽量加以利用。例如，他也许发明了一种新的特别的东西，如果他能使它受到公众的注意，就会有很大的销路：但要这样做，恐怕要花费好几千镑；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恐怕只能放弃了。因为，对他而言，要履行罗雪尔称为是近代工业家的特殊任务，差不多是不可能的，这个任务就是以人们以前从未想到的东西给他们看，从而创造新的欲望；但对人们提示了一种概念，他们马上就要得到这种东西：例如，在陶企业中，小制造商除了只是尝试一下之外，甚至无力进行新的式样和花样的试验。关于已有很好销路的东西之制造上的改良，他的机会则是较好的。但是，即使如此，他对他的发明也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益，除非他得到发明的专利权；或卖出它的使用权；或借入若干资本来扩充他的营业；最后或是改变他的营业的性质，并将他的资本用于应用他的改良之那个特殊的制造阶段。但是，这些情况毕竟都是例外的：机械的日益多样化和价格昂贵，处处对小制造商有很重的压力。这种情况已将他从某些行业中完全排挤出去，而在另一些行业中，也正在很快地将他排挤出去。

然而，在某些行业中，大工厂从机械的经济所获得的各种利益，一当工厂达到中等的规模时，差不多就消失了。例如，在棉纺业和花布织造业中，比较小的工厂可以保持它自己的地位，且可使每种生产程序不断使用最著名的机器：因此，一家大工厂不过是一所房屋内几个平行的小厂而已；的确，有些棉纺业者，在扩充他们的工厂时，觉得最好还是增加织造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很少得到或没有得到机械的经济；不过，在建筑上，特别是烟囱的建筑上，蒸汽力的经济上，引擎和机械的管理和修理上，它一般也有一些节省。大的轻工业工厂自己有木匠和技师的部门，因而减少修理费用，并在设备发生故障时不会耽误修理。

大工厂——其实差不多任何种类的大企业都是这样——

几乎总有许多与上述最后的利益相似的利益，而为小厂所没有的。大企业大量采购，因而价格低廉；它的运费支出是低的，而在运输上有许多方面也是节省的——特别是它如有铁路侧线直通厂中的话。它往往大量销售，因而免掉麻烦；同时还可有很好的售价，因为它的存货很多，对顾客很方便，顾客能从这些存货中选择，并配齐各种定货；同时，大企业的声誉使顾客对它有信心。它能以雇用旅行各地招徕生意的人和其他方法来花巨额的广告费用；它的经销店供给它远地的贸易和私人事情的可靠消息，而它自己的货物也互相宣传。

极有组织的采购和销售的经济，是现在同一工业或行业中许多企业合并成为一个大的联合组织的倾向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包括德国的卡特尔和集中的合作组织在内的各种同业联合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经济还常常引起营业风险集中在把工作分给小资本家去做的大资本家的身上。

第三节续前。

其次，是关于技术的经济。大工厂因有力购买专门机械而具有各种利益，关于这些利益所说过的一切，同样适用于高度专门的技术。大工厂能够设法使它所雇用的每一个人，不断地从事他能胜任的最困难的工作，并且把他的工作范围缩小得使它能够获得由于长久不断的实践而产生的那种熟练和优良。但是，关于分工的利益，已经说得很多了，我们可转而研究，制造商因雇用许多人而得到的虽间接但重要的利益。

大制造商在得到非常有天才的人，担任他的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方面——他的企业的声誉主要是依靠这部分工作——具有比小制造商好得多的机会。单是关于需要很大的审美力和独创力的行业——如房屋装饰业——和需要非常精良的做工的行业——如精细的机械构造的制造业——的手工方面，这一点有时是重要的。但在大多数企业中，它的主要的重要性，在于使雇主具有以下的便利：选择能干而可靠的人，担任工头或各部分的首脑，这些人是他所信任的，而他们也信任他。因此，我们就要研究近代工业组织的中心问题——

即关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划分之利弊问题。

第四节续前。

大企业的首脑能保留他的一切力量，以应付他的企业的最广泛和最基本的问题：他诚然必须考察他的经理、职员和工头是否称职，工作是否良好；但除此之外，他不必为细节问题而过于操劳。因此，他能使他的精神保持清新开朗，以便解决他的企业的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以便研究市场的较广泛性运动和国内外时事的尚未发生的结果；以便设法改进他的企业之对内和对外关系的组织。

对于大部分这种工作，小雇主即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去做；他对他的行业不能加以那样广泛的观察，或是看得那样远；他往往不得不以步别人之后尘为满足。而且他必须花很多时间去做他应做的工作；因为，他如要获得成功的话，他的精神在某些方面必须具有高级的品质，而且必须具有很大的创造和组织的力量；但是，他仍须做许多日常例行的工作。

另一方面，小雇主也有他自己的利益。他处处都可亲眼看到，工头或工人不会偷懒，也不会责任不清，含糊的话也不会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传来传去。他省去许多记帐工作，在大企业中，麻烦的核对制度是必要的，他则几乎都可省掉；从这个来源所得的利益，在使用贵金属和其他高价材料的行业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虽然在获得消息和进行试验方面，小制造商必然总是处于极大的不利地位，但是，在这方面，进步的大势对他仍是有利的。因为，在关于营业知识的一切事情上，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相比，正不断增大其重要性：报纸以及一切种类的行业和专门的出版物，不断地为他探听消息，并供给他许多他所需要的知识——不久以前，任何人如无力在许多遥远的地方雇用报酬很高的代理人，是不会得到这种知识的。其次，营业秘密大体上是减少了，方法上最重要的改良，经过试验的阶段之后，很难长久保守秘密，这都是对小制造商有利的。

工业上的变化光依赖实际经验已较少了，而依靠科学原理的广泛进步较多；在这些进步之中，有许多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的学者所作出的，并且为了公众的利益，很快加以发表，这也都是对他有利的。因此，小制造商在进步的竞赛中虽然不能领先，但他如有时间和能力来利用近代各种便利以获得知识的话，则他也不一定是很落后的。但是，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而不忽略企业中细小而必要的细节问题，他的确必然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第五节在对大规模生产提供很大经济的行业中，倘使一个企业能容易地销售货品，则可迅速发达，但它往往不能做到这一点。

在农业和其他行业中，经营的人不会因扩大他的生产规模而得到很大的新的经济，因此，其中的企业往往许多年——

如果不是许多代的话——保持大约相同的规模。但是，在大企业能得到各种很重要的利益——这些利益是小企业所没有的——的行业中，情况就不是如此了。一个新经营企业的人，如要在这样的行业中谋发展的话，就必须以他的精力和适应的能力、勤劳和对细小问题的关心，来对付具有较大资本、专门化程度较高的机械和劳动与较大的营业联系的他的竞争者之较广的经济。如果以后他能使他的生产加倍，并能以与旧价相差不远的价格出售货品的话，则他所得的利润会在一倍以上。这将提高他对银行家和其他精明的贷款者的信用，使他能进一步扩大他的营业，获得更大的经济，和更大的利润：

这又将扩大他的营业，如此循环不已。起初似乎看不出哪里是他必须停止的地方。的确，当他的营业扩大时，如果他的才能适应较大的范围，与它以前适应较小的范围一样，如果他接连许多年保持他的创造性、多才多艺和创始力、毅力、机警和好运气，则他也许会把在他的区域内的这个行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量集中到他的手中。如果他的货品的运输不很困难，销路也不很困难的话，他也许可从这个区域扩充到很远，达到好像是一种有限的垄断；所谓有限的垄断，就是受到以下原因的限制的垄断：很高的价格会引起竞争的生产者的出现。

但是，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很久，他的进步就会因他对努力工作的爱好之衰退——即使不是才能的衰退——而停止。如果他能把他的企业，交给差不多与他同样有能力的继承者去经营的话，则他的企业的兴盛就可历久不衰。但是，他的企业之持续的很迅速的发展，必须具有难得在同一工业内同时存在的两个条件。在许多行业中，个别生产者能够以生产量的大大增加来获得很大的“内部”经济；而在其他许多行业中，个别生产者能够容易地销售那种产品；但对这两件事他都能做到的只有在很少的行业中。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而差不多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因为，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那些行业中，大多数行业的销路是困难的。毫无疑问，重要的例外是有的。例如，对于单纯和一律因而能大量批发的货品，生产者就可获得很大的销路。但是，大多数这种货物是农产品，其余的几乎都是单纯和普通的东西，如钢轨或花布之类，正因为它们是单纯和普通的东西，它们的生产就能成为例行工作。

所以，在生产这些东西的工业中，没有企业能保持它自己的地位，除非在主要工作上它具有最新式的高价的设备；同时，一切附属的作业，能由辅助工业来做；总而言之，在大企业与很大的企业可得的各种经济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而大企业排挤小企业的倾向，已经走得太远，以致用尽了最初促进这种倾向的各种因素的力量。

但是，报酬递增的倾向对之发生强烈作用的许多商品，大体上总是特殊的货品：其中有些东西目的在于创造新欲望，或是在于以新方法来满足旧欲望。其中有些货品是为了适应特殊的嗜好，因而绝不会有很大的销路；有些则具有不易为人觉察的优点，只能慢慢地博得公众的欢迎。在所有这种情况下，各企业的销路——大体上要看情况而定——是以企业花了很大费用逐渐得到的特殊市场为限；虽然生产本身也许会经济地增加很快，但销路却不能这样。

最后，使一个新企业能迅速获得新的生产上经济的那种工业的条件，也就是使那个企业迅速地为使用更新的方法之更新的工厂所取而代之的条件。尤其是在大规模生产的强有力的经济，与新机械和新方法的使用相结合的情况下，一个企业如失去使它能发达的非凡的精力，则不久就会很快衰落；

大企业的全部生命能维持很久是极少的。

第六节大商店与小商店。

大企业胜过小企业的各种利益，在工业上是明显的，因为，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大企业具有把许多工作集中在小面积之内的特殊便利。但是，在其他许多行业中，也有大企业排挤小企业的强烈倾向。特别是零售业正在变化之中，小店主日见失势。

让我们看一下大的零售商店在与其邻近较小零售商店的竞争上所有的利益。首先，显然它能以较好的条件购货，它能使货物的运费较为低廉，且能提供较多的花色品种，以迎合顾客的嗜好。其次，它具有很大的技术的经济：小店主与小制造商一样，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去做不需要判断力的例行工作；而大商店的首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他的主要助手——把他们的全部时间花在使用他们的判断力上。直到最近，这些利益一般已为小店主所具有的以下较大的便利所胜过：

小店主能把货物送到顾客门上；能适应顾客的不同嗜好；对顾客个别地非常熟悉因能以赊欠的方式放心地把资本借给他们。

但是，近年中所发生的许多变化，都是有利于大商店的。

赊欠买卖的习惯正在消灭；店主与顾客之间的私人关系日渐疏远。前一种变化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而后一种变化在某些方面是可惜的，但也不完全如此；因为一部分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在富裕阶级中真正自尊心的增大，使他们不再介意他们过去所需要的那种阿谀的殷勤。其次，时间的日益宝贵，使人们不愿像从前那样，花几个钟点去买东西；他们现在往往宁愿花几分钟从各种详细的价目表中，写出一张很长的定货单；由于函购和邮寄包裹以及其他方法的日益便利，他们就能很容易地这样做了。当他们确是上街买东西的时候，电车和本埠火车往往就在附近，他们能方便地和便宜地坐车到附近城市的大中心商店去。一切这些变化，即在食企业和其他不必有很多种存货的行业中，也使小店主比过去更难保持他自己的地位。

但是，在许多行业中，商品的多样化不断增加，和时新式样的急剧变化的有害影响（现在达到社会上差不多各种等级的人），都对小商人甚至更为不利，因为他不能备有足够的各式各样的存货，以供顾客的选择，如果他要紧密地跟随时式的任何变动，则他的存货因过时而销不出去所占的比例，比大商店为大。其次，在服装业、家具业和其他行业的某些部门中，机制货品的日益低廉，使人们到大商店去购买现成的东西，而不到他们附近的小制造商或小商人那里去定做了。再次，大店主不以招待制造商所派来的招徕生意的旅行者为满足，他自己或派代理人到国内外最重要的工业区域去旅行；因而他就往往不需要他与制造商之间的中间人了。有中等资本的成衣匠，把好几百种的最新衣料的样品拿给顾客看，或许还用电报定购顾客所选定的衣料，由邮包寄来。妇女们往往直接向制造商购买衣料，然后交给没有资本的成衣匠去做。小店主似乎在小的修理行业中还常可保持一些地位：在易坏食品的销售上——尤其是卖给工人阶级的时候——他们保持相当好的营业，一部分因为他们能以赊欠方式销售货物，并能收取小额债款。然而，在许多行业中，有巨额资本的企业，宁愿设立许多小商店，而不愿设立一个大商店。采购——凡生产上有需要时也是如此——集中于总店的管理之下，额外的需要由总店的存货来供应，因此各分店备有大量货物，而不须保持大量存货的费用。分店的经理就可专心招待顾客；如果他是一个有活动能力的人，对他的分店之成就具有直接的关心，则他可成为小店主的一个可畏的劲敌；在许多与服装和食品有关的行业中，已有这样的情况了。

第七节运输业。矿山与石坑。

接下来我们可考虑地理的位置是由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那些行业。

乡村的搬运夫和少数马夫，差不多是运输业中小行业的仅有的残存形式。铁路和电车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营它们所需的资本，甚至增加得更大。一个大的商船队，在统一的经营管理之下，从它的迅速地和负责地在许多港口装卸货物的能力中，得到种种利益，而商业的日益复杂和多样化更增加了这些利益；以船舶的本身而论，时代是有利于大船的，在客运业尤譬如此。因此，在运输业的某些部门中，赞成企业由国家经营的议论，除了在运出垃圾、自来水、煤气及其他类似的企业之外，比在其他任何行业中都更强烈。

大矿山与小矿山、大石坑与小石坑之间的竞争，没有那样清楚地表现出一种倾向。在矿山国营的历史中，有很多非常黑暗的不幸之事；因为，矿业的经营有赖于主持人的正直和对于细节问题及一般原则的判断太多，以致国家官吏不能经营得好：由于同一理由，我们颇可期望小矿山或小石坑在与大矿山或大石坑竞争上，保持它自己的地位，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的话。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深的竖坑和购买机械及交通工具的费用太大，不是很大的企业是负担不起的。

在农业方面，没有很多的分工，也没有大规模生产；因为，所谓“大农场”所雇用的劳动，还不到集中在一个中等规模工厂的劳动的十分之一。这一部分是由于自然的原因，季节的变化和在一个地方集中大量劳动者的困难；但一部分也由于与各种租地法有关的原因。对于这一切问题，等到我们在第六篇中研究与土地有关的需求与供给时，再加以讨论，最为妥当。

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第十二章工业组织（续前）。企业管理

第一节原始的手工业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现在，博学的职业通常也是如此。

以上我们已经考虑了主要是关于工业或其他雇用许多手工劳动者的企业之经营管理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较为仔细地考虑商人所履行的各种职能；以及这些职能在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人之间，和在有关的生产和销售部门中进行协作的各种企业之间怎样分配的问题。我们还要附带研究下一问题：至少在工业方面，虽然差不多每个企业——只要经营得好——规模愈大就会愈为兴隆；虽然我们因此表面上可以预料，大企业会把它的小竞争者从许多工业部门中完全排挤出去，这是什么缘故？

这里所说的“营业”，是作广义的解释，凡是满足别人的欲望，以其从那些受到益处的人那里，得到直接或间接报酬的一切事情都包括在内。因此，它与各人为了自己而满足他的欲望的事情大大不同，也与出自友谊和家庭情感的善意帮助大大不同。

原始的手工业者，自己管理他的全部营业；但是，因为他的顾客都是他的近邻，只有少数是例外，他只需要很少的资本，生产的计划是由风俗为他安排的，除了他的家属之外，他不必管理劳动者，所以，对这些工作，并不要花很大的心思。他不能享受持续的繁荣；战争和饥荒不断地对他和他的邻人施加压力，妨碍他的工作，并使他的邻人对他的商品的需要也停止了。但是，他偏认为好运和坏运——像晴天和雨天一样——是他力所不及的：他的十指虽不停地工作，但他的脑子却很少疲劳。

即在近代英国，我们有时也看到乡村中的技术工人，还是墨守原始的方法，制造东西卖给邻人，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他自己管理他的营业和担当一切风险。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了。博学的职业提供了墨守旧式经营方法的最显著的例子；因为，一个医生或律师通常自己管理他的营业、进行一切工作。这种办法不是没有缺点的：有些具有头等本领的自由职业者，因为没有招徕生意所需的特殊才能，而使得许多宝贵的活动变为无用，或者只获得很小的效果；如果他们的工作能由某种中间人为他们安排的话，则他们会得到较好的报酬，过较为幸福的生活，而且对于世界也会作出较大的贡献。但是，大体上，现在那样的情况恐怕是最好的了：需要最高级和最精细的才能的那些服务，只有在对个人具有完全信心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它们的全部价值，在这种服务的供给上，人们的心理对于中间人的参与，是不信任的，而在这种心理之中，是有正当理由的。

然而，英国的律师，如不充当雇主或企业家，也担任最高级和最费心思的法律事务的顾问。其次，许多最好的青年教师，不是直接向消费者出卖他们的服务，而是卖给一个大学或学校的管理机构，或是卖给安排购买他们的服务的校长：

雇主供给教师以出卖他的劳动的市场；而对购买者——他自己也许不是很好的判断者——则给以关于所供给的教课工作质量的某种保证。

其次，各种艺术家，不论如何著名，往往觉得雇用别人为他应付顾客，对他是有利的；同时，声誉较低的艺术家，有时则依靠商业资本家为生，他们自己并不是艺术家，但知道怎样最有利地出卖艺术作品。

第二节但是，在大多数营业中，都有企业家这个特殊阶级参与其事。

但是，在近世的大部分营业中，能够如此地指导生产以致一定程度的努力能最有效地用来满足人类欲望的任务，不得不分裂开来，而转入专门的雇主手中，或用较为普通的名词来说，转入商人们的手中。他们“冒着”或“担当”营业的风险；他们收集了工作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他们安排或“计划”营业的一般打算，并监督它的细小事情。从一种观点来看，我们可将商人看作是一个高度熟练的产业阶级，而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则可看作是介于手工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

有某些种类的商人，担当很大的风险，对于他所经营的商品之生产者和消费者，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劳动的直接雇主。这些商人的极端典型，就是证券交易所和商品市场的商人，他们每天买卖的数额很大，但他们既无工厂也无仓库，顶多只有一个写字间和几个职员而已。然而，像这种投机者的活动的结果之好坏，是很复杂的；现在我们可注意那些最注重经营管理、而最不注重巧妙的投机方式的企业形态。因此，让我们以较为普通的企业形态作为例证，并注意担当风险与商人的其余工作之关系。

第三节在建筑业和其他一些行业中，营业的主要风险，有时与经营管理的细节工作无关。企业家不是雇主。

建筑业会很适合我们的目的，一部分因为它在某些方面仍是墨守原始的经营方法。在中世纪后期，私人不靠营造师自己建造房屋，已是极其普通的事了；这种习惯即使在现在还没有完全消灭。自己造房的人，必须分别雇用一切工人，他必须注意他们，核对他们的工资要求；他必须向许多方面购买材料，而且他必须租用高价的机械，否则只能省去不用。他所付的工资，恐怕比现行的工资为高；但在这里，他有所损失别人则有所得。然而，在同工人讲价上，在以其不完全的知识来考察和指导工人的工作上，他所花的时间有很大的浪费；其次，在了解他所要的各种材料的种类和数量上，以及到哪里去买最为上算等等问题上，他所花的时间，也有很大的浪费。这种浪费可由以下的分工来避免：监督细节工作的任务由专门的建筑业者来担任，设计的任务由专门的建筑师来担任。

当房屋不是由要住进去的人出资建造，而是作为建筑的投机事业来建造的时候，分工往往更为精细。如果大规模这样做的话，例如，开辟一个新的郊区，可能获得的利益是如此之大，以致对强有力的资本家提供了有吸引力的机会，这些资本家具有很高的一般经营能力，但恐怕没有很多关于建筑业的专门知识。他们依靠自己的判断作出关于各种房屋将来的供求关系会是怎样的决定，但对于细节工作，他们则委托别人管理。他们雇用了建筑师和测量员，根据他们的一般指示进行设计；然后与专门的建筑业者订立合同，按照设计进行施工。但他们自己担当营业的主要风险，并掌握营业的一般方针。

第四节续前。

如所周知，在大工厂时代刚开始之前，在羊毛业中盛行下述的责任划分：采购和销售上的较有投机性的工作和较大的风险，由企业家担当，而企业家本身并不是劳动的雇主；同时，管理上的细节工作和履行一定的合同之较小的风险，则由小包工者担当。在纺织业的某些部门中——尤其是在对于未来的预测有很大困难的那些部门中——仍然广泛地实行这个办法。曼彻斯特的批发商人，专心研究时式的变动，原料的销路，贸易、金融市场和政治的一般情况，以及其他会影响将临的季节中各种货品的价格之种种原因；如果需要的话，他们雇用了熟练的设计师来实行他们的计划之后（正像前例中建筑业的投机者雇用建筑师那样）；他们就与世界各地的制造商订立制造货物的合同，而对于这些货物，他们决定冒投资的风险。

尤其是在服装业中，我们看到所谓“家庭工业”的复兴，这种工业很久以前盛行于纺织业：这是一种大企业家把工作分给单独操作的人，或有几个家属帮助的人，或者也许雇用两三个助手的人，到小屋和很小的工场中去做的制度。在英国差不多各郡的偏远的乡村中，大企业家的代理人往来其间，把各种货物——尤其是像衬衫、衣领和手套这些衣着——的半制成的材料，分给乡村里的人，并取回制成品。然而，在世界各大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尤其是在古老的城市，那里有很多体质和德性颇差的不熟练和无组织的劳动者，这种制度却最为发达，而在服装业——单在伦敦一地这个行业就雇用了二十万人——和廉价的家具业中，尤譬如此。在工厂和家庭工业之间有不断的竞争，时而前者得势，时而后者得势；

例如，现在由蒸汽力运输的缝纫机的使用日见增多，加强了制靴业工厂的地位；同时，工厂和工场在成衣业中的地位也更为巩固。另一方面，制袜业则因手织机近来的改良而引回到家庭工业；煤气、煤油及电力发动机所引起的动力分配的新方法，对于其他许多行业发生同样的影响，也是可能的。

或者会发生趋于折衷办法的运动，类似设斐尔德的利器业所普遍实行的那些办法。例如，许多制造利器的企业，把碾磨和其他部分的工作，以计件的价格分给工人去做，这些工人向与他们订立合同的工厂或其他的人，租用他们所需的动力：他们有时也雇用别人来帮助他们操作，有时则单独操作。

再如，外国商人往往自己没有船只，但专心研究贸易的趋势，自己承担贸易的主要风险；同时，他使运输工作由别人替他来做，虽然这些人要有较好的经营能力，但不必有像他那样的预测贸易之细微变动的能力，虽然作为船只的购买者，他们的确具有他们自己的重大和困难的营业风险。又如，书籍出版的较大的风险，是由出版商——也许与作者一道——来承担的；而印刷业者是劳动的雇主，供给这种营业所需的高价的活字和机械。在金属业和家具、服装等行业的许多部门中，也都采用略为类似的办法。

这样，承担采购和销售的主要风险的人，有许多方法可以避免为他们工作的那些人的住宿和监督的麻烦。这些方法都有它们的优点；如果工人具有坚强的性格，像设斐尔德的工人那样，则其结果大体上不是不满意的。但不幸的是，流入这种工作的那些人，往往是工人中最弱的，而且智谋和自制力都是最差的。这种制度之所以为企业家所采用，是因为它具有伸缩性，而这种伸缩性实在是使他能——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对为他工作的那些人施加不适宜的压力之一种手段。

因为，一个工厂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一班坚持工作的工人，但把工作分给工人到家里去做的资本家，在他的名单上保留许多人是有利的；他就可对其中每个人偶尔给以一点工作，挑拨他们互相竞争；他这样做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并不互相认识，也不能采取一致的行动。

第五节理想的工业家所需的才能。

当讨论营业的利润时，在人们心目中利润总是与劳动的雇主有关的：“雇主”往往被当作是与实际上获得营业利润者同义的一个名词。但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些例子，足以说明以下的道理：劳动的监督不过是管理工作的一方面，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担当营业全部风险的雇主，实在是为社会履行两种完全不同的职务，而且要有双重的能力。

让我们回到已经说过的那一类原因（见本篇第十一章第

四和第五节），制造商生产货物，不是为了应付特殊的定货，

而是为了一般市场。第一，以他作为商人和生产组织者的作用而论，他必须具有他自己行业中的物的透彻的知识。他必须具有预测生产和消费的广泛变动的能力，以及具有知道哪里有供给一种新商品以满足实际欲望的机会、或是哪里有改进旧商品的生产计划的机会之能力。他必须能谨慎地判断，大胆地承担风险；他当然必须具有了解他的行业中所用的原料和机械。

但是，第二，以他作为雇主的作用而论，他必须是一个人的天生的领导者。他必须具有首先适当地选择他的助手、然后充分信任他们的能力；而且必须具有使他们关心营业和信任他的能力，以发挥他们内在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同时，他自己对一切事务实行总的掌握，并保持营业主要计划的井井有条和前后一致。

成为一个理想的雇主所需的能力，是如此之大和如此之多，以致很少人能在很大程度上兼有这些能力。然而，这些能力的相对重要性，是随着工业的性质和营业的大小而不同的；一个雇主在某些才能方面擅长，另一个雇主则在别的才能方面优越；而很少有两个雇主的成功，是由于完全相同的一套长处。有些人的成就全靠他的高尚品质，而有些人的兴隆，则是由于除了机警和意志坚强之外，没有什么令人钦佩的才能。

以上所述是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一般性质，接下来我们必须研究一下：各种阶级的人有什么机会来发展经营能力；以及他们获得机会之后，他们又有什么机会来支配发挥经营能力所需的资本。这样，我们就可稍为接近本章开头所说的问题，并且可以研究一个企业在接连几代中发展的过程了。这一研究可以方便地与企业经营的各种形态结合起来。以上我们所考虑的，差不多完全是全部责任和经营集于单独一个人手中的那种组织形式。但是，这种形式正为其他各种组织形式所压倒，在这些形式中，最高的权力是分散于几个合伙人的手中，或者甚至分散于大多数的股东手中。私人企业与股份公司，合作社和公共企业在企业经营中所占的地位，正在不断增大；这件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对具有优秀的经营能力、但没有承袭任何巨大的经营机会的那些人，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机会。

第六节商人之子开头就有很多利益，以致人们也许期望商人会形成一个世袭的阶级；这种结果之所以没有发生的理由。

已经在营业上有成就的人的儿子，开头就具有很大超出别人的利益，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有获得知识和发展才能的特殊便利，而这种知识和才能都是他父亲的企业的经营管理上所需要的：他安心地而且差不多是不知不觉地获悉他父亲的行业以及与之有买卖关系的行业中的人物和情况；他日渐知道他父亲所思索的各种问题和忧虑的相对重要性与真正的意义：他获得了关于这个行业的制造方法和机械的专门知识。他所学到的东西，有些只适用于他父亲的行业；但大部分对于与这个行业稍有联系的行业，都是有用的；同时，由于与任何一个行业掌握大计方针的人的接触，所养成的判断力和智谋、进取心和谨慎、毅力和谦虚等一般才能，对于使他适合经营差不多其他任何行业，都会大有用处。

而且，成功的商人之子，除了在天性和教育上似乎不喜欢和不适合经营企业的人之外，在开头就具有差不多比其他任何人为多的物质资本：他们如果继承父业的话，他们就具有稳固的营业关系的有利地位。

所以，初看起来商人们似乎会成为一种世袭的阶级，会把管理上的主要位置分给他的儿子们去担任，建立世袭的王朝，而接连许多代统治某些商业部门。但是，实际情况却大不相同。因为，当一个人建成了一个大企业时，他的子孙虽有很大的利益，但往往不能发展同样成功地经营这个企业所需的高级才能和特殊的意志及气质。他自己也许是由具有坚强和诚恳的性格之父母所抚养长大的；并为父母的个人影响和幼年时与困难的斗争所教育。但是，他的儿子们——至少在他富有后所生的儿子们和在任何情况下他的孙子们——恐怕大多是由家内仆人们照顾的，这些仆人却没有像他的父母那样的坚强性格，而他自己是为他的父母的影响所教育的。他的最大的志向也许是营业上的成功，而他的子孙对于社会或学术的名望，至少会是同样渴望的。

诚然，一切事情也许一时都很顺利。他的儿子们有了稳固的营业关系和——甚至也许更为重要——许多对营业极其关心的胜任的下属。只要勤勉和谨慎，并利用企业的传统，他们就可长久地维持。但是，经过整整一代之后，旧的传统已不再是可靠的指南，维系老职员的纽带也已消灭，这时，这个企业的瓦解差不多是不能避免的，除非有新人在企业中参加合伙，同时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也实际上交给新人担任。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子孙是以一条捷径来达到这种结果。他们宁愿自己不努力而得到丰富的收入，而不要以不断的辛苦和操劳才能得到的两倍的收入；他们把企业卖给私人或股份公司；或者他们变成企业的隐名合伙人；就是，分担企业的风险和利润，但不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资本的实际支配权，主要是落于新人之手了。

第七节私人合伙组织。

恢复一个企业的力量之最老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它的最能干的雇工中提拔若干人参加合伙的办法。大工厂或大商店的专制的老板和经理，因为年事日增，觉得必须把责任越来越多地托付给他的主要下属；这一部分因为要做的工作日益繁重，一部分因为他自己的精力较前衰弱。他仍然掌握最高的管理权，但许多事情却不得不依靠他的下属之精力和正直；因此，如果他的儿子们还未长大，或是因为别的理由，还不能为他分担责任，则他就决定从他的可靠助手中提拔一人参加合伙：这样，他就减轻了他自己的工作，同时他可放心，他自己一生的事业也由那些人——这些人的习惯是他所养成的，他对他们也许具有父亲般的情感——所继续下去了。但是，现在有——曾经也常有——条件较为相等的私人合伙组织，两个或更多的具有大约相同的财产和能力的人，把他们的资财合在一起以举办困难的大事业。在这种情况下，经营管理工作往往有明确的划分：例如，在工业中，一个合伙人有时差不多专门担任采购原料和销售成品的工作，而另一个合伙人负责工厂的管理；在一个商店中，一个合伙人管理批发部门，而另一个合伙人管理零售部门。使用这些和其他一些办法，私人合伙组织就能适应许多不同的问题：它是非常有力和非常有伸缩性的；它在过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现在它也富有生命力。

第八节股份公司组织。国营事业。

但是，从中世纪之末到现在，在某几种行业中，已有公开的股份公司代替私人企业的变动，前者的股票能在公开市场上卖给任何人，而后者的股譬如未得一切有关的人的许可，是不能转让的。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使得许多没有特殊营业知识的人，把他们的资本交给他们所雇用的人去运用：企业管理上各部分工作之新的划分就因此发生了。

股份公司所遭到的风险之最终承担者是股东；但是，股东通常并不积极参加企业的擘划经营和支配它的一般方针；

而完全不参加管理上的细节工作。如果企业一旦脱离了它的创办人的手之后，它的管理权主要是入于董事们的手中；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董事也许只占有很小的股份，而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关于管理工作的专门知识。通常并不要他们在公司中全天办公；但他们被认为是以广博的一般知识和正确的判断，来解决公司方针上的较大问题；同时，他们要确信公司的“经理”克尽厥职。经理从其助手们担任大部分擘划经营的工作和全部管理工作：但不需要他们拿出资本；而且他们被认为是根据他们的热心和能力从低级升到高级地位的。因为在联合王国中，股份公司组织在国内所经营的各种企业中占到很大部分，它对于具有经营管理的天才、而没有继承任何物质资本或营业关系的人，提供了很大的机会。

第九节续前。

股份公司有很大的伸缩性，如果它所从事的业务提供广大的活动范围，它就能无限制地扩充；而且差不多在一切方面它都占着优势。但是由于承担主要风险的股东，对于企业缺乏充分了解，股份公司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的确，大的私人企业的首脑，承担营业的主要风险，他把企业的许多细节工作委托别人去做；但是，因为他具有对他的下属是否忠实地和谨慎地为他的利益服务，作出直接判断的权力，他的地位是稳固的。如果他所委托为他经营货物的采购和销售的人，从与他们交易的人那里收受佣金，他就能发觉和处罚这种欺诈行为。如果他们徇私和提拔他们无能的亲友，或者他们自己敷衍塞责，甚至他们没有表现出使他们最初被提升的那种非凡的能力，他就能发觉错误之所在，并加以纠正。

但是，在上述这些事情上，股份公司的大多数股东——

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况外——差不多是无能为力的；虽然有少数大股东，往往竭力要知道工作的情况；因而就能对企业的一般经营管理加以有效和明智的控制。大股份公司的领导人员因受到他们工作上所遇到的很大的引诱而去做欺诈之事，是很少的，这有力地证明商业事务上的诚实和公正的精神在近代有惊人发展。如果他们蓄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去营私舞弊，类似早期文明的商业史中的情况，则他们误用对他们的信任，就会达到很大规模，以致阻碍这种民主的全业组织形式的发展。我们很有理由希望：商业道德的进步将继续下去，将来——也像过去一样——商业秘密的减少和各种事情的不断公开，都有助于这种进步；因此，共同的和民主的企业组织形式，恐怕就能在以前它们所失败的许多方面稳妥地推广，并可大大超过它们对于没有荫庇的人在创业方面已经作出的巨大贡献。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国营事业，恐怕也是同样情况：它们也可有远大的前途，但是，直到现在，承担最终风险的纳税人，一般还未能对它们加以有效的控制，也还未能得到办事能力像私人企业中那样具有精力和进取心的官吏。

然而，大股份公司和国营事业的管理上的问题，都包含许多复杂的争论问题在内，在这里我们还不能加以研究。这些问题是紧急的，因为很大的企业近来已迅速增加，虽然也许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迅速。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没有大资本就不能经营的工业和矿业、运输业和银行业的程序与方法之进步；以及因为市场的范围和作用，与处理大量货物的技术上的便利之增大而造成的。民主的因素在国营事业中起初差不多是很有生气的：但经验表明，经营技术和企业组织上之创造性的思想和试验，在国营事业中是极其罕见的，在私人企业中也不很普遍，而私人企业因为年代久了和规模大了，就会陷入官僚的方法中去。因此，可使小企业努力发挥创造性的工业活动范围之缩小，就有引起新的危害之虞。

最大规模的生产，主要是见于美国，在那里，巨大企业之带有垄断色彩的，通常称为“托辣斯”。这些托辣斯之中，有些是从一个企业发展起来的。但是，大多数的托辣斯是由许多独立的企业之合并所发展起来的；走向这种合并的第一步，通常是一种颇为松弛的营业联合，或用一个德文名词来说，就是“卡特尔”。

第十节合作社。利润分配。

合作制度目的在于避免上述两种企业管理方法的弊端。

在许多人仍然寄以厚望、但实际上很少实现的理想形式之合作社中，承担营业风险的一部分或全体股东，本身也是企业所雇用的。凡是被雇用的人，不论是否拿出企业的物质资本，都可分到利润，在社员大会中也有某些选举权，社员大会制定营业方针的纲领，并且任命职员去实行这个方针。因此，他们是他们自己的经理和工头的雇主与主人；他们具有相当好的方法来判断擘划经营上的高级工作是否忠诚地和有效地执行，而且他们最有可能查出管理上细节工作的松懈和不称职。

最后，他们使得某些次要的管理工作不再需要，而这些工作在其他企业中是必要的；因为他们自己的金钱上的利益，和他们对自己的营业成就的骄傲，使他们每个人对他自己或他的同事工作不力都感到厌恶。

但不幸的是，这种制度有它本身的很大困难。因为，以人类本性的现状而论，被雇用者本身往往不是他们自己的工头和经理的最好的主人；斥责所引起的妨忌和愤怒，易于发生像复杂的大机器的轴承中与油混合的沙的作用。企业管理中最困难的工作，通常是表面上最看不出来的工作；用手操作的人，易于低估擘划经营的最高级的工作中所包含的工作强度，而且因为这种工作的报酬与其他地方所能得到的差不多一样高，他们也容易感到怨恨。事实上，合作社的经理很少具有，生存竞争所挑选出来的人、与私人企业的自由和没有拘束的责任所训练出来的最能干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机警、创造性和多才多艺。一部分因为这些理由，合作制度很少得以全部实行；而它的部分应用，除了用于工人所消费的商品之零售方面外，当未获得显著的成功。但是，在最近几年中，真诚的生产联合——即“合股经营”——的成功，已经显示出较有希望的迹象。

诚然，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性格、和思想完全集中在自己的事情的那些工人，达到物质成功的最快和最适宜的途径，恐怕常是作为独立的小“企业家”来创办企业，或是在私人企业或股份公司中力求上进。但是，有些工人的性格中社会因素较强，不愿离开他们的老伙伴，而要作为领导者同他们一同工作，对于这种工人，合作制度具有特殊的能力。合作制度的理想，在某些方面也许比它的实践更为高尚；但无疑地，它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道德的动机。真正的合作社员，兼有敏锐的经营才能和充满热烈信心的精神；有些合作社为智力上和道德上都具有天才的人经营得非常好——这些人为了他们内在的对合作社的信心，十分公正地尽心竭力工作，他们的报酬比他们自己经营，或在私人企业中担任经理所能得到的为低，但他们始终感到满足。这种类型的人，在合作社的职员中比在其他职业中较为常见；虽然即在合作社的职员中，这种人也不是十分常见的，但我们可以希望，真正的合作社原理的更好的了解之传播，以及普通教育的提高，会使大多数的合作社员日益适合于解决企业管理上的复杂问题。

同时，合作原理的许多部分的应用，正在各种条件下尝试，每种应用都表现在企业管理的新气象。例如，在利润分配的办法下，私人企业保持经营管理上的自由权，但付给被雇用的人之工资，全部按照市场标准，不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此外，还同意分给他们企业所能获得的在规定的最低数以上的任何利润之一部分；因此，企业就可希望从以下这些方面得到物质的和精神的酬报：摩擦的减少，被雇用的人格外愿意多做比较对企业也许大为有利的种种小事情，并且最后吸引具有中等以上的能力和勤劳的工人到企业来工作。

另外一种部分合作的办法，就是奥耳德姆的某些纺织厂所实行的办法。这些工厂实际是股份公司；而在股东之中，有许多是具有这个行业的专门知识的工人，虽然他们往往不愿为他们自己有股份的工厂所雇用。还有一种部分合作的办法，是消费合作社的本部通过它的代理者——批发合作社——创办生产事业的办法。在苏格兰的批发合作社中，工人们以工人的身分参与工厂的管理和利润分配，但英国的批发合作社，却不是这样。

到以后的阶段中，我们要较为详细地研究各种不同的合作和半合作的经营形式，并研究在批发和零售、农业、工业、商业等各种营业上它们的成功和失败之原因。但是，我们现在不必进一步研究了。上面所说的已足以表明：世界不过刚刚开始着手于合作运动的高级工作，因此我们有理由可以期望，合作运动之许多不同的形式，在将来比在过去会获得更大的成功，并对工人们在企业管理工作中锻炼自己、得到别人的推重和信任和逐步提高到可发挥他们的经营能力之地位，会提供极好的机会。

第十一节工人地位提高的机会。工人因缺乏资本所受到的妨碍没有初看起来那样大；因为贷出资本正迅速增加。但是，经营管理的日益复杂是对他不利的。

在说到工人升到可充分发挥他的经营能力的地位之困难时，主要的着重点通常是放在他缺乏资本方面；但这一点常不是他的主要困难。例如，分配合作社积累了大量资本，而它觉得这项资本难以得到很大的利率；它很愿意把这资本借给任何一类能处理困难的经营管理的问题的人。如果合作者第一具有高级经营能力和正直，第二具有在他的同事中对于这些品质享有很大声誉的“个人资本”，则他在创办大企业所需的足够的物质资本上，就不会有困难：真正的困难倒是在于使他周围的许多人，相信他具有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如果一个人力图从平常的来源中得到创办企业所需的资本之贷款，情况也是差不多的。

的确，差不多在一切营业之中，顺利创办企业所需的资本数额，是不断地增大；但是，自己不要使用资本的人所拥有的资本数额，却有快得多的增大，这些人如此急于要贷出资本，所以他们愿意接受日渐下降的利率。这种资本的大部分入于银行家之手，而银行家很快地就把它借给他们认为经营能力和信用都很可靠的人。在许多营业之中，能从供给必需的原料和商品的人那里得到赊欠，固不必说了，就是直接借款的机会，现在也是如此之多，以致对于一度克服获得善于运用资本之声誉的最初困难的人而言，创办企业所需的资本额之适度的增大，并不是很大的障碍。

但是，对于工人的地位提高之虽没有那样明显、也许较为重大的障碍，就是企业经营的日益复杂。企业的首脑现在必须考虑许多从前他从未感到麻烦的事情；而这类困难正是工厂的训练所最没有准备的困难。要克服这种困难，必须迅速改良工人的教育，不但改良学校中的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用报纸、合作社和工会的工作，以及其他方法来改良以后生活中的教育。

英国全部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三，都是依靠工资为生的阶级；至少当他们丰衣足食，居住情况和所受的教育也很好的时候，他们具有成为经营能力源泉的神经强健。如果没有误入歧途的话，他们都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企业领导地位的竞争者。普通工人如有能力，一般就可变为工头，由工头就可升为经理，并可与他的雇主合伙经营。或者，积蓄了一点钱之后，他会开设一家在工人区域内仍能维持的小店，店中的货品主要是靠赊欠购进的，白天让他的妻子来照管，晚上由他自己来管理。用这些或其他方法，他会增加他的资本，直到他能开设一家小的工场或工厂。一旦有了良好的开端之后，银行就会渴望给他慷慨的信用贷款。他必须要有时间才能这样做，因为要到中年之后他才会创办企业，他必须活得很长久而且很强壮，但是，如果他有了这个，而又有“耐心、天才和好运气”，则在他死去之前，他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资本。在工厂中用手操作的人，比会计员和其他许多在社会传统上看作是地位较高的人，具有升到领导地位的较好机会。但在商店中却不是这样；商店中所做的手工工作，一般没有训练的性质，而事务工作的经验对于使人准备经营商业，比经营工业较为适合。

因此，大体上有一种自下向上的广泛变动。从工人的地位一跃而为雇主的人，也许没有以前那样多了；但是，地位提高到足以使子弟能有达到最高地位的良好机会的人，却比以前多了。完全的地位提高在一代之中完成的，往往很少；而在两代中完成的较多；但地位提高运动的整个规模之大，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对整个社会而言，地位提高分为两代完成，也许较好。在上一世纪之初，工人升到雇主的地位，人数很多，但适合于领导地位的人却很少：他们往往很粗暴专横；他们丧失了自制力，既不是真正高尚，也不是真正幸福；他们的子弟往往是骄傲、挥霍和放纵，把他们的财富滥用于低级和粗俗的娱乐，具有从前贵族的最坏的缺点，而没有他们的那些美德。工头和监工仍然要服从、又要发号施令，他们的地位正在提高，而且看到他的子弟会升到更高的地位，在某些方面使人对他比对小雇主更为艳羡。他的成功虽没有那样显著，但他的工作往往是较为高级，且对世界较为重要，同时，他的性格较为温和与文雅，而且像以前一样地坚强。他的子弟们有很好的训练；如果他们获得财富，他们就会加以相当好的利用。

然而，必须承认：在许多工业部门中巨大的企业——尤其是股份公司——的迅速扩充，会使对儿子们抱有希望的能干和节俭的工人，为妻子谋求事务工作。在事务工作中，他们就有失去用手做的建设性工作所固有的体力和性格上的力量的危险，而变为较低的中等阶级中平凡的人。但是，如果他们能够保持这种力量，使它不受损害，他们就会变成世界上的领袖人物，虽然一般并不是在他们父亲的行业中，因而就得不到特别适当的传统和才能的益处。

第十二节一个能干的商人迅速增加他所掌握的资本；

而对于无能的人，营业愈大，他通常损失资本就愈快。这两种力量会使资本适应善于运用资本所需的才能。运用资本的经营才能，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中，具有相当明确的供给价格。

当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不论采取什么办法，一旦居于一个独立企业的领导地位时，如有相当好的运气，不久就可证明他具有善于运用资本的才能，因此使他能有办法借入他所需要的差不多任何数额的款项。他如获得厚利，就可增加他自己的资本，而自己资本的这个增加部分，是以后借款的物质保证；他自己赚钱的事实，往往会使贷款者对于坚持贷款的全部担保不像从前那样小心了。当然，运气在经营中很有关系：一个很能干的人也许觉得事情的发展对他不利；他亏本的事实会减少他的借款能力。如果他是一部分依靠借入的资本来经营的话，这甚至会使贷款者拒绝继续贷款，这样，如果他只使用自己的资本，不过是一时的不幸就会使他垮台：

如要竭力恢复，他就会过一种充满忧虑甚至不幸之盛衰无常的生活。但是，他在患难中也能像在成功中那样表现出他的能力：人类本性是乐观的；人们极愿把资本借给那些曾经度过商业上的灾难而未丧失营业声誉的人，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虽然盛衰无常，能干的商人一般觉得，他所掌握的资本毕竟是与他的才能成正比例地增长。

同时，我们已经知道，能力薄弱而掌握大资本的人，很快地损失资本；他也许是一个能够和会要很好地经营一个小企业的人，这企业在他离开时比他初去时资本较为雄厚；但是，如果他没有处理重大问题的才能，则企业愈大，他搞糟企业就愈快。因为，大企业的交易，在考虑了平常的风险之后，只剩下很小一部分利润，而大企业通常只有依靠这种交易才能维持。从迅速成交的很大营业额中所得的微薄利润，对于能干的商人却可产生丰富的收入：有些营业的性质能使巨大资本有活动的余地，在这些营业中，竞争通常将营业的利润率压得很低。一个乡村中的商人，能比他的较为能干的竞争者从他的营业中少赚5％的利润，但仍能维持，不会破产。

但是，在获得利润很快、而纯然是例行工作的大工厂或大商店中，营业的全部利润，往往是如此之少，以致一个人如比他的竞争者即使少赚一点，在每次营业上就有很大损失；而那些经营困难和不是依靠例行工作的大企业，对于真正有经营才能的人，可提供很大的营业利润，但只有普通能力的人，要想经营这种企业，绝不会获得利润的。

这两种力量——一种是使能干的商人所掌握的资本增加的力量，另一种是使能力较差的商人手中的资本损失的力量——产生以下的结果：在商人们的才能之大小与他们所经营的企业之大小之间的一致性，比初看起来所认为可能的密切得多了。一个有天生的经营才能的人，在私人企业和股份公司中能够步步高升的许多途径，我们已经说过了，如把上述结果与这许多途径加在一起来考虑，我们就可得出如下的结论：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凡是进行大规模工作的地方，它所需要的才能和资本必然很快就会出现的。

而且，正像工业技术和能力日益越来越多地有赖于判断、敏捷、智谋、细心和毅力等广泛的才能一样——这些才能不是某一行业所特有的，而是对一切行业多少是有用的——经营才能也是如此。事实上，经营才能比低级的工业技术和能力，包括更多的这些非专门的才能：经营才能的等级愈高，它的应用就愈多种多样。

于是，因为运用资本的经营才能从这种才能过多的行业，向为它提供良好机会的行业作横的移动非常容易；而它作直的移动也非常容易，就是较为能干的人在他自己的行业中升到较好的地位，所以，即在我们的研究的这个初期阶段中，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在近代英国，运用资本的经营才能之供给，通常能适应对它的需求；因而就有相当明确的供给价格。

最后，我们可认为这种运用资本的经营才能之供给价格，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第一是资本之供给价格；第二是经营才能和精力之供给价格；第三是把适当的经营才能与必需的资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组织之供给价格。我们对这三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之价格已称为利息；对单独第二个因素之价格可称为纯经营收入，而对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合在一起的价格可称为总经营收入。

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第十三章结论。报酬递增倾向与报酬递减倾向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本篇后面几章的摘要。

在本篇的开头，我们知道，自然界对资本和劳动的使用之增加所产生的农产物收获之增加，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终于怎样趋于递减。在本篇其余各章中——特别是最后四章中——我们研究了问题的另外一面，知道人类的生产工作的能力，怎样随着人类所做的工作之数量而递增。首先，在考虑了支配劳动供给的种种原因之后，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身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力量每有增加，如果其他情况不变，怎样使他们较能把大多数的强壮儿童抚养长大。其次，说到财富的增长，我们看到，财富每有增长，怎样在许多方面趋于使财富的更大增长比以前容易。最后，我们知道，财富每有增加，以及人口和人们的智力每有增长，怎样增加高度发展的工业组织的便利，而工业组织又转过来大大增进资本和劳动的共同效率。

在较为仔细地研究了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所产生的经济之后，我们知道，这种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赖于工业的一般发展，一类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及其经营管理的效率；就是说，分为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两类。

我们知道，如以任何个别企业而论，内部经济怎样易于发生不断的变动。一个能干的人，也许忽然由于好运气的帮助，在他的行业中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他辛勤地工作，而生活则很节俭，他自己的资本就很快增大，而使他能够借入较多资本的信用增大得更快；他所罗致的下属，都有超过普通人的热诚和能力；因为他的营业扩大了，他们的地位也与他一同提高，他们信任他，他也信任他们，他们每个人都是全力从事于刚好是他们特别适合的工作，因此，高级的才能就不会浪费于简易的工作，困难的工作也不会委托不熟练的人去做了。随着这种技术的经济之逐步增大，他的营业的增加，也带来了专门的机器和各种设备的类似的经济；很快地采用每种改良的制造方法，而且使它成为进一步改良的基础；成功带来了信用，信用又带来了成功；信用和成功有助于保留老顾客和招徕新顾客；他的营业的增加，使他在采购上有很大好处；他的货物互相宣传；因而减少了为货物找寻销路的困难。他的营业规模的扩大，使他的胜过竞争者的利益也很快地增大，并且使价格降低，他能按照这个价格出售货物而不会亏本。只要他的精力和进取心、他的创造性和组织力，保持充分的力量和旺盛，只要营业上不可避免的风险不会使他遭到特别的损失，上述的情况就会继续下去；如果这种情况能维持一百年的话，则他和其他一两个像他这样的人，就可瓜分他所经营的那个工业部门的全部营业了。他们的大规模生产，会使他们得到很大的经济；如果他们竭力互相竞争的话，则公众就会得到这种经济的主要利益，商品的价格就会跌得很低。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从森林中新生的树木，从老树的浓荫中用力向上挣扎的情况得到教训。许多新生的树木中途夭折了，只有少数得以生存；这些少数生存的树木一年比一年壮大，它们的高度每有增加，就可多得一些阳光和空气，终能耸然高出邻近的树木之上，似乎它们会永远这样生长下去，随着它们这样生长，似乎永远壮大下去。但是，它们却不是这样。一株树比另一株树能维持活力较久和较为茂盛；但是，迟早年龄对它们是有影响的。较高的树木比它的竞争者，虽能得到较多的阳光和空气，但它也逐渐失去生命力，相继地让位于物质力量虽较小、而青春的活力却较强的其他树木。

树木的生长是这样，在大股份公司的近代巨大发展之前，企业的发展原理上也是这样，而大股份公司往往是营业不振，不是遽然倒闭。现在，这个原理已不普遍了，但在许多工业和商业中，它仍然是有效的。大自然以限制私人企业的创办人的寿命，甚至以对他的生命中最能发挥他的才能的那一部分限制得更严，来压制私人企业。因此，不久之后，企业的管理权就落到即使对企业的繁荣同样积极关心、但精力和创造的天才都较差的那些人手中了。如果这企业变为股份公司组织，则它可保持分工以及专门的技术和机械上的利益：如果再增加资本的话，它甚至可以增大这些利益；并且在有利的条件下，它在生产工作上就可保持永久和突出的地位。但是，它恐怕已丧失它的伸缩性和进步的力量如此之多，以致在与新兴的较小对手竞争时，它不再完全处于有利地位了。

所以，当我们考虑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对生产上的经济所发生的广泛结果时，我们的结论之一般性质受到以下两个事实的影响是不很大的：第一，这些经济中有许多直接要看从事生产的个别企业的大小而定；第二，差不多在每个行业中，大企业是不断地兴盛和衰落，在任何时间中，有些企业正在兴盛，有些企业正在衰落。因为，在一般繁荣的时代，一方面的衰败必然为另一方面的发达所抵消而有余。

同时，总的生产规模之扩大，当然增加那种不是直接有赖于个别企业大小的经济。这些经济中最重要的，是由于相关的工业部门的发达而产生的，这些部门互相帮助，也许集中在同一地方，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利用轮船、火车、电报、印刷机等所提供的近代交通便利。像这种来源所产生的各种经济，是任何生产部门都可获得的，而不是完全依靠它自己的发达：但是，这些经济必然是随着它自己的发达而迅速地和稳步地增大；如果它衰败的话，这些经济在某些方面——

虽然不是在一切方面——必然是缩小的。

第二节生产费用应当以一个代表性企业来说明，这个企业能正常地获得属于一定的总生产量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报酬不变与报酬递增。

当我们研究支配一种商品的供给价格之各种原因时，这些结果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仔细分析生产一种商品与一定的总生产量有关的正常费用；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要研究在那个总生产量之下一个代表性生产者的费用。一方面，我们不要选择某一刚刚竭力投身营业的新生产者为代表，他在许多不利的条件下经营，一时不得不满足于很少的利润或没有利润，但他对以下的事实是满意的；他正在建立营业关系，对于建立成功的营业正有头绪；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采取这样一个企业为代表：由于非常持久的能力和好运气，它已经有了很大的营业和井井有条的大工场，而这些大工场使它比它的一切竞争者都占有优势。但是，我们的代表性企业必须是这样一个企业：它已具有相当的历史和相当的成功，它是由正常的能力来经营的，它能正常地获得属于那个总生产量的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而对于它所生产的货物之种类，货物之销售情况以及一般经济环境，也是要加以考虑的。

这样，一个代表性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普通的企业。但是，营业上所说的“普通的”这个用语，却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而一个代表性企业是特殊种类的普通企业，为了要了解大规模生产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在所说的工业与国家中，一般地已经达到怎样程度，我们需要研究这种普通企业。如果我们随便拿一两个企业来研究的话，我们就不能了解这一点：但是，经过广泛的调查之后，选择一个企业来研究，不论它是私人经营还是股份经营（或者一种以上更好），以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论，它能代表这种特殊的普通企业，我们就能相当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本篇的一般论断表明以下两点：第一，任何货物的总生产量之增加，一般会增大这样一个代表性企业的规模，因而就会增加它所有的内部经济；第二，总生产量的增加，常会增加它所获得的外部经济，因而使它能花费在比例上较以前为少的劳动和代价来制造货物。

换言之，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报酬递减律可说明如下：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导致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增大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

所以，在那些不是从事于农产品生产的产业里，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使得报酬有超过比例的增加；而且，这种组织的改进，趋于减少甚至超过自然对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所能增大的任何阻力。如果报酬递增律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互相抵消的话，我们就有报酬不变律，劳动和牺牲的增加，使产品刚好有同比例的增加。

因为，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这两种倾向，不断地互相压制。例如，以小麦和羊毛的生产而论，报酬递减倾向在不能自由进口的古老国家里，差不多完全占有优势。如把小麦制成面粉，或是把羊毛制成毛毯，则总生产量的增加，就带来若干新的经济，但是不多；因为面粉业和毛毯业的规模已经如此之大，以致它们所能获得的新的经济，恐怕是新发明的结果，而不会是组织改进的结果。然而，在毛毯业不过稍有发展的国家里，组织的改进也许是重要的；于是，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毛毯总产量的增加所减少的制造上的困难，与它所增大的原料生产上的困难，在比例上恰好相等。在这种情况下，报酬递增律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就会恰好互相抵消；

毛毯生产就会符合报酬不变的规律。但是，在大多数原料费用无足轻重的较为精致的工业部门中，以及在大多数近代运输业中，报酬递增律所起的作用，差不多是无法抵抗的。

报酬递增说明一方面是努力和牺牲的数量，与另一方面是产品的数量之间的关系。这些数量不能正确计算出来，因为生产方法的改变，需要机械，和需要各种新的以及与以前不同的比例之不熟练和熟练的劳动。但是，从大体上来看，我们或可含糊地说：工业中一定数量的劳动和资本所获得的生产量，在近二十年中增加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用货币来衡量费用和产量，是一种诱人而危险的方法：因为，货币支出与货币收入的比较，易于变成一种对资本利润率的估计。

第三节人口如有增加，共同效率一般就随着有超过比例的增加。

我们现在可暂时总结一下工业扩充与社会福利的关系。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而发生的，往往是人口拥挤的城市中之不健康和损人精力的生活习惯。有时，人口增长开头就很不好，它超过了人们的物质资源，使他们用不完善的工具向土地作过度的要求；因而引起报酬递减律在农产品方面的强烈作用，却没有把这规律的结果缩小到最低限度的能力。这样，开头就发生贫困，人口增加就会继续对性格上的那种弱点发生极为常见的后果，这种弱点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组织完善的工业，是不适宜的。

上述这些是人口增长的严重危险：但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的个人力量和精力的民族，其共同效率之增加，在比例上可以超过他们的人口增加，这一点仍是确实的。如果他们能以容易的条件输入食物及其他农产品，暂时避免报酬递减律的压力；如果他们的财富没有消耗于重大的战争，而财富增长的速度至少与人口增加相同；如果他们避免会使他们身体衰弱的生活习惯，则他们的人口每有增加，使他们获得物质货品的力量就会暂时随着有超过比例的增加。因为，人口的增加使他们能获得专门技能和专门机械、地方性工业和大规模生产的许多不同的经济：它使他们能增加一切种类的交通便利；同时，他们相距很近，他们之间的各种交易所费的时间和努力因而就减少了，而且使他们有获得各种形式的社会享乐和文化生活的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新机会。无疑地，对于获得幽寂和安静，甚至新鲜空气的日益困难，也要加以考虑：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利的一面较大。如果考虑到人口密度的增加一般带来新的社会享乐之事实，则我们对以上的叙述可稍扩大而这样说：人口增加和随之而来的相等的享乐之物质源泉以及对生产的帮助之增加，就会使一切种类的享乐之总收入有超过比例的增加；但是，这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能获得农产品的充分供给而没有很大困难；第二，人口过多不会使身体和道德的力量，因为缺乏新鲜空气和阳光，和缺乏对青年的健康和愉快的娱乐而受到损害。

文明国家所积累的财富，现在比人口增加得更快；如果人口的增加不是那样快的话，则每人所有的财富就会增加得快一点，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实际上，人口如有增加，对生产的物质帮助之超过比例的增加，就会继续随之而来：现在在英国，因为容易从外国得到原料的大量供应，随着人口增加而发生的，除了对阳光、新鲜空平等的需要外，就是满足人类欲望的手段有超过比例的增加。然而，这种增加的大部分，不是归功于工业效率的增进，而是归功于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财富增加；所以，人口增加就不一定有利于那些在财富增加中没有份的人。而且，英国从外国所得的农产品的供给，随时可因外国的贸易条例的变更而受到阻碍，也可因为发生大战而濒于断绝，同时，为了保障国家的相当安全，以防止战争危险所必需的海陆军费用，显然也会减少英国从报酬递增律的作用中所获得的利益。

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第一章引论。论市场

第一节生物学和机械学关于相反力量均衡的概念。本篇的范围。

一个企业成长、壮大，以后也许停滞、衰朽。在其转折点，存在着生命力与衰朽力之间的平衡或者均衡。第四篇的后几章讨论过的主要是使人口增减或工商业方法兴衰的那类力量的均衡。随着我们研究工作的逐渐深入，我们越来越有必要认为经济力量相似于那样一些力量，这些力量使青年人成长到壮年，此后，他逐渐僵硬，不爱活动，直到最后让位于其他生气勃勃的人。但是为了给这种高深的研究作好准备，首先我们就需要观察一下比较简单的力量均衡，这种均衡是和一条弹线所系的一块石子或一个盆中彼此相依的许多小球所保持的机械均衡大体上一致的。

现在我们必须研究需求和供给的一般关系；特别是和供求借以保持“均衡”的那种价格的调节相关的那些关系。均衡这个名词是一个通用的名词，而且现在可以不加特殊解释地来使用。但这个名词牵涉到许多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只能逐步地加以解决。事实上，本篇中的很大的篇幅就用在讨论这些困难了。

例证有时将取自某一类经济问题，而有时将取自另一类经济问题，但是主要的推理过程和任何特定种类所特有的那些假设无关。

这样，它既不是叙事的，也不积极地解决实际问题。它揭示了我们关于支配价值的因素的知识的主要理论根据，从而，为下篇行将建立的结构作好准备。它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获得知识，毋宁说是为了获得和整理关于迫使人类进行经济上的劳作和牺牲以及使他终止的那两组相反力量的知识的能力。

首先我们必须对市场加以简略的叙述：因为它是使本篇和下篇中的概念更加精确所必要的。但是市场的组织不论在原因或结果上都是和货币、信用与对外贸易密切地联系着的。

因此，对它的充分研究，就只好留待下一卷。在那里，市场将同工商业的变动结合起来，同生产者和商人的联盟与雇主和雇工的联盟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第二节市场的定义。

当谈到供求的相互关系时，它们所指的市场当然必须是同一个市场。如古尔诺所说，“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任何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与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致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又如杰文斯所说：

“起初，市场是城中出售粮食和其他物品的一个公共场所，但是这个字的意义曾被推广，从而指任何一群商业上有密切关系并进行大量交易的人。一个大城市有多少重要行业，就可以有多少个市场，而这些市场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固定场所。市场的中心是交易所，市集或售卖所，商人们都约定在那里相会和进行交易。伦敦的股票市场、小麦市场、煤炭市场，糖市场和许多其他市场都各有各的固定场所；曼彻斯特的棉布市场、废棉市场和其他的市场也是如此。但场所上的这种区分是不必要的，交易者虽散布于全城或郊区，但他们仍能形成一个市场，如果他们借助于市集、约会、已公布的价单、邮败和其他办法而彼此取得密切联系的话。

因此，一个市场越完全，则市场的各个部分在同一时间内对同种商品支付相同价格的趋势也越强。当然，如果市场很大，则把货物运给不同买主的费用也必须酌加在内；各个买主，除市场价格外，还一定得支付一宗特别的运费。

第三节市场在空间上的局限性。影响某物市场大小的一般条件；适于分等分级和选样；宜于运输。

把经济学的推理运用于实践时，往往很难确定某地供求变动在多大程度上受着他地供求变动的影响。很显然，电报、印刷机和蒸汽运输的一般趋势是扩大这些影响的作用范围，并加强它们的势力。整个西方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被看成是各种股票证券和贵生属的市场，小而言之，可以被看成是毛、棉、甚至小麦的市场；当然必须酌加运费，其中包括货物通过海关时所交纳的关税。因为在所有这些场合下，包括关税在内的运费不足以阻止西方世界各地的买主彼此竞购相同的供应品。

有许多的特殊原因，它们可以扩大或缩小某特定商品的市场。但是差不多所有那些拥有广大市场的商品都具有普遍的需求，且易为人所识别。例如，棉布、小麦和铁都是满足迫切的、几乎是普遍的需要的。它们易于识别，所以，它们能够由那些彼此相隔很远，以及和商品相隔也很远的人们来买卖。如有必要时，可以从这些商品中选取真正典型的样品：

它们甚至可以由一个专门家来“分级”，像美国对谷物所分的等级那样；因此，买主可以确保他所买的商品将达到一定的标准，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他所要买的商品的样本，而如果他见过样本，则他也许不能作出判断。

拥有广大市场的那些商品，也必须是经得起长途运输的商品：它们必须有相当的耐久性，同时它们的价值和体积相比要大得多。某商品是如此笨重，以致在离产地很远的地方销售时它的价格势必有所提高，这样的商品照例只有很狭隘的市场。例如，普通砖的市场实际上只限于砖窑附近的地区，它们几乎不堪通过陆路而运输到那些没有自己砖窑的地区。

但某些特种砖则在英国大部分地区拥有自己的市场。

第四节组织完善的市场。

让我们进一步考察那些东西的市场，这些东西是用特殊的方式来满足普遍的需求，具有易于识别和便于携带等条件的。它们，如我们所曾提到的，就是有价证券和贵金属。

某公司的任何一张股票或债券，某政府的任何一张公债票，同任何其他一张收益相同的股票或债券完全具有相同的价值。买主究竟购买哪一种，对他来说是没有区别的。有些证券主要是那些规模较小的煤业公司、轮船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证券，需要有关当地情况的知识，除了在附近城镇的交易所中是很难推销的。但是整个英国就是它的一个大铁路公司的股票和债券的市场。平时一个经纪人即使没有米德兰铁路的股票，他也会出售这种股票；因为他知道这种股票总是流入市场，并且确信他能买到它们。

但最有力的事例是那些证券的事例，这些证券叫做“国际”证券，因为世界各地都需要它们。它们是：一些主要国家的债券和大公司如苏伊士运河公司和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债券。对于这类债券来说，电报使全世界交易所中的价格保持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水平上。如果其中一种债券的价格在纽约、巴黎、伦敦或柏林有所上涨，则仅涨价的消息就有使其他市场的价格上涨的趋势；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价格上涨受到阻碍，则别的市场多半会立即将该特定种类的债券用电报预售的办法在价格高的市场上抛售，而头一个市场的经纪人将在别的市场进行电报预购。一方面卖，另一方面买，就加强价格到处趋于一致的倾向；除非有些市场处于非常状态，这种倾向就立刻成为不可抗拒的。

在交易所中，一般说来，商人也能确保按照同买价差不多相等的价格出售证券；他往往情愿以低于他在同一刹那所能卖的价格的1/2％，或1/4％，或1/8％，有时甚至1/16％的价格购买头等股票。如果有两种同样保险的证券，其中一种是发行额大的债券，而另一种是同一个政府发行额小的债券，从而，头一种债券不断流入市场，而后一种债券却很罕见，那末，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商人们所取的卖价和买价之差在后一场合要比前一场合大些。这正说明了这个伟大的法则：某种商品的市场愈大，一般说来，它的价格变动愈小，而商人在经营此商品中所取的周转利率也愈低。

可见，证券交易所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借以形成各种易于识别、便于携带和满足普遍需求的产品的市场的范例。但在最大程度上具有这些性质的商品是黄金与白银。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它们曾被选作货币使用，以代表其他东西的价值。

世界金银市场组织得十分完美，它可以提供我们所讨论的那些法则的作用的许多奇妙例证。

第五节即使一个小市场也往往受远处的间接影响。

在和国际证券与贵金属的市场相反的另一极端，首先是适合某些人的那些定做的东西，如合身的衣服；其次是那些容易腐烂而体积很大的东西，如新鲜蔬菜之类，这些东西不便于长途运输。前者很难说有一个批发市场，它们价格由以决定的那些条件是零买和零卖的条件，而对这些条件的研究可略而不论。

第二类商品的确拥有批发市场，但它们只限于很小的范围。我们可以在乡镇出售较普通的蔬菜中我到我们的典型事例。附近的菜商也许在双方几无外部干扰的条件下准备把菜卖给镇中居民。卖方和可向别处购买的买方对过高的价格可以有某些节制：但通常这种节制不起作用，而可能发生的是，在这种场合下，菜商们能够联合起来，从而规定一种人为的垄断价格；这就是说，这种价格与生产成本几无直接关系，而主要是由对市场的负担能力的考虑所决定的。

另方面，很可能，有些菜商和第二个乡镇的距离几乎一样远近，有时他们把菜送到这个镇，有时又送到那个镇；而有时在头一个镇买菜的人也同样可以到第二个镇去买；价格上极小的差异，将使他们愿意到较好的市场去，从而，使两个镇中的交易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依存起来。也很可能，第二个镇和伦敦或其他中心市场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它的价格是由中心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在这种场合下，第一个镇的价格也必定有很大的变动，以便和它们相一致。随着消息的一传十，十传百直到消息远散各处，因此，即使偏僻的市场也动辄为本市场未曾觉察的那些变动所影响，而这些变动是来自远方，逐渐波及各个市场的。

可见，在一个极端是世界市场，其中直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起着作用；而在另一个极端是那些偏僻的市场，其中没有来自远方的各种直接的竞争，虽然在这些市场上甚至也可以感受到间接的传来的竞争。而绝大多数的市场却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必须研究它们。

第六节市场在时间上的局限性。

此外，市场不但因地区而异，而且也因使供求力量彼此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时间的长短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时间因素比空间因素当前需要更加充分的注意。因为均衡本身和决定它的那些因素的性质都以市场所占用的时间的长短为转移。我们将知道，如果时期很短，则供给局限于现有的存货；

如果时期较长，则供给将或多或少受该商品生产成本的影响，而如果时期很长，则这种成本将又或多或少受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成本的影响。这三类当然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首先讨论第一类；并在下章中考察那些供给和需求的暂时均衡，其中供给实际上只指市场上可供出售的存货，因此，它不能直接受生产成本的影响。

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第二章需求和供给的暂时均衡

第一节欲望和劳作之间的均衡。在偶然的物物交换中一般不存在真正的均衡。

一个人用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一种需要时，就可以发现欲望和劳作之间的均衡的简单例证。当一个小孩采摘黑莓以供自己食用的时候，采摘工作本身也许暂时觉得有趣，时间稍长，吃的快乐除补偿采摘工作的辛苦外，而绰绰有余。但是当他大吃了一顿以后，就不愿多吃了。对采摘工作开始产生厌倦，它也许是一种单调的而不是疲劳的感觉。最后当他的玩兴和对采摘工作的厌恶与吃的欲望相抵销时，就达到了均衡。而他从采摘黑莓所能得到的满足达到了最高限度。因为，直到那时，每次采摘使他得到的满足多，而失去的满足少，那时以后，任何一次采摘都使他得到的满足少，而失去的满足多。

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偶然交换，例如在两个林中居民以枪交换小船的时候，所谓真正的供求均衡是极其罕见的。因为双方也许都有满足不足的情况，头一个人如果不能用别的方法得到船的时候，除枪外他也许愿意用某种东西交换小船；

而第二个人在必要的时候也许用船以外的其他东西来交换枪。

在物物交换制下出现真正的均衡，的确是可能的；虽然物物交换在历史上比买和卖早些，但在某些方面是更加复杂的；而在较高文明阶段的市场上，可以看到真正均衡价值最简单的事例。

我们可以把那类曾经引起许多讨论的交易撇开不谈，因为它们实际上并不重要。它们和名画、古钱与无法“分级”的其他东西有关。其中各种东西的售价将取决于欣赏它的富人是否在场，如不在场，它也许被那些指靠它牟利的商人买去。

同一张画在前后售卖时的价格差异虽然很大，但如果没有职业买主的稳定影响，也许还要大得多。

第二节在当地的谷物市场上一般可以建立真正的（虽然是暂时的）均衡。

那末，让我们来讨论现代生活中的日常交易并以某镇的谷物市场为例。为简单起见，让我们假定，市场上所有的谷物都是相同质量的。各个农户或别的卖主以任何价格所销售的数量，是由他需要现款和他对与自己有关的市场的目前情况和未来情况的估计所支配的。有些价格没有一个卖主会接受，而另外一些价格没有一个卖主会拒绝。此外，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中间的价格，按这些价格许多卖主或所有的卖主都愿出售较多或较少的数量。人人力图摸透市场情况，并以此来支配自己的行动。让我们假定，实际上谷物所有者愿以三十五先令的低价出售的谷物只有六百夸脱。但是三十六先令会使谷物所有者多卖一百夸脱，三十七先令会使他们再多卖三百夸脱。我们再假定，三十七先令这一价格诱引买主只买六百夸脱，按三十六先令可以多买一百夸脱，按三十五先令还可以多买二百夸脱。这些事实可用表说明如下：

价格卖主愿意卖的数量买主愿意买的数量三十七先令一千夸脱六百夸脱三十六先令七百夸脱七百夸脱三十五先令六百夸脱九百夸脱当然，在那些实际上情愿接受三十六先令而不愿一无所售就离开市场的人们中间，有些人并不会立即表示是乐于接受那个价格的。同样，买主们也将有所防备，假装不十分热中的模样。因此，价格就像一个毽子，随着一方或另一方在“讨价还价”上得势而摆来摆去。但是除非他们势力悬殊，例如，除非一方对对方的力量估计不足，或不幸而估计不中的话，则价格多半与三十六先令相去不远；几乎可以肯定，收市时价格大致接近三十六先令。因为如果某卖主认为买主们实际上将能以三十六先令买到他们按该价格所愿买的全部谷物，则他将不愿放弃比该价格相当高的任何机会。

买主方面也将作同样的估计；不论什么时候价格如大大超过三十六先令，则他们将认为在该价格下供给将比需求大得多。因此，甚至那些宁愿支付该价格而不愿空手回家的买主也有所等待；而由于等待，他们促进价格的下降。另一方面，如价格远在三十六先令之下，则甚至那些宁愿接受该价格而不愿一无所售就离开市场的卖主，也将认为在该价格下需求将超过供给。所以，他们将有所等待，而由于等待，他们促进价格的上涨。

可见，三十六先令这一价格堪称真正的均衡价格。因为如果开始时就选定了这个价格，并且始终保持不变，则它恰使供求相等（亦即买主们以该价格所愿买的数量恰等于卖主们以该价格所愿卖的数量）；因为各个掌握市场情况的交易者也希望有那样的价格。如果他所见到的价格与三十六先令相去很远，则他预期不久将有所变动，由于这种预期，他促进该价格的迅速实现。

对我们的论证来说，买主与卖主都必须完全掌握市场情况确实是不必要的。买主中有许多人也许对卖主们的出售意向作了过低的估计，从而，暂时价格保持在可以找到买主的最高水平上；因此，在价格没有降到三十七先令以下，就可以出售五百夸脱。但后来价格势必下降，结果很可能再出售二百夸脱，并以三十六先令左右的价格收市。因为在出售七百夸脱之后，除了按高于三十六先令的价格，没有一个卖主急于想多卖一些，除了按低于三十六先令的价格，也没有一个买主急于想多买一些。同样，如果卖主对买主出高价的意向作了过低的估计，他们中间的有些卖主也许按他们所愿索取的最低价格开始出售，而不愿使他们的谷物留在自己手中，在这种场合下，按三十五先令的价格就会销售很多的谷物；但市场也许将以三十六先令的价格和七百夸脱的销售总额而告结束。

第三节在谷物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对货币需要的强度通常没有显著的变化。但在劳动市场上确实有这种变化。参阅附录六。

上面的例证暗含着一个符合大多数市场实际情况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应当加以明辩，以便使它不致潜入那些不应有的场合。我们曾暗中假定，买主们购买第七百夸脱谷物所愿付的货币额和卖主们出售第七百夸脱谷物所愿收取的货币额，是不受以前按较高或较低的价格成交这一问题的影响的。我们考虑到买主们对谷物的需要（它对他们的边际效用）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减少，但我们未曾考虑在他们不愿出手货币（它的边际效用）方面有任何显著的变化；我们曾假定不论以前支付的款额是多是少，货币的边际效用实际上是不变的。

就我们实际上所涉及的大多数市场交易来说，这个假设是站得住脚的。当一个人为了自己消费而购买某种东西的时候，他用在那种东西上的钱只占他总资金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当他为了经商而购买的时候，他还要再卖它，因此，他的潜在资金并没有减少。无论在哪个场合下，在他出手货币的意向方面是没有显著的变化的。这对有些人来说也许并不适用。但肯定有一些拥有大量货币的人在场，他们的影响对市场起着稳定作用。

在商品市场上，这些例外很少，也不重要；但在劳动市场上，它们却屡见不鲜，而且也是重要的。如果一个工人有枵腹之虞，则他对货币的需要（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是很大的。如果开头他在议价方面处于劣势，并以低工资受雇于人，则他对货币的需要仍然是很大的，他也许继续按低工资出卖他的劳动。这种可能之所以越大，是由于在劳动市场上议价方面的优势往往处于买主方面，而不处于卖主方面，但在商品市场上买方和卖方多半都有分沾这种优势的机会。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另一个区别是由于各劳动卖主只有可出售的一个劳动单位这一事实。这是许多事实中的两件事实，我们在讨论过程中用它们将会大体说明工人阶级对经济学家特别是对雇主阶级把劳动看作是商品而把劳动市场看作是一般商品市场的那种做法的本能的反抗。其实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区别，虽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并不是根本的，但是十分显著的，而在实践中也往往是很重要的。

因此，当我们计及边际效用既取决于商品量又取决于货币量的时候，交易理论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这种考虑的实际重要性并不是很大的。但在附录六中我们曾把物物交换和在每次交换中一方总以一般购买力形式出现的交易加以对比。

在物物交换中，某人所交换之商品量必须密切适应他个人的需要。如果他的存量太多，他也许没有适当的用途。如果他的存量太少，他也许很难找到满足其所需而用其所余的那样一个人。但是不论什么人，只要他拥有一般的购买力，一旦遇到有多余东西的人，就能获得他所需要的那种东西：他无须找到一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人，他可以供其所需，而取其所有。因此，各个人特别是经商的人，能存得起大量的货币，从而，能大量购买，而不会用尽他的存款，或使它的边际价值有很大的变动。

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第三章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

第一节差不多所有不易毁坏的商品的交易都受对未来估计的影响。

其次我们必须研究的是，什么原因决定供给价格，亦即卖主们对各种不同数量所愿接受的那些价格，上章中我们只观察了一日的交易；并假定待售的谷物数量是已经存在了的。

当然，这些数量取决于头年所播种的谷物的数量，而这多半又以农户对他们在本年内所能得到的谷物价格的推测为转移。这就是我们在本章中所要讨论的重点。

甚至在市日的一个镇上的谷物交易所中，均衡价格也受着那些对生产和消费的未来关系的估计的影响。在欧美的主要谷物市场上，期货买卖已占优势，并且迅速地把全世界谷物贸易的主要路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期货”买卖中有些纯系投机；但它们大体上是由一方面对世界消费量的估计和另方面对现有数量与南北半球未来收获量的估计所决定的。商人们所考虑的是，各种谷物的播种面积，作物的早熟及其收成，充作谷物代用品的那些东西的供给，和谷物可以作为它们代用品的那些东西的供给。例如，在买卖大麦时，他们要考虑像糖这一类东西的供给，因为在酿造业中它可以充作大麦的代用品，同时也要考虑各种饲料的供给，因为饲料的缺乏会提高农场所用大麦的价值。如果世界某地某种谷物的种植者被认为一直是在亏本，并且该谷物的未来播种面积势必减少；则人们可以推断，一旦该谷物出现，价格势必上涨，因为它的缺乏是有目共睹的。价格上涨的预期对期货的预售发生影响，而这反过来又影响现价；因此这些价格间接地受着对未来供应品生产费用的估计的影响。

但在本章和以下几章中，我们特别要讨论的是在那些时期内的价格变动，而这些时期比最有远见的期货商人一般所能逆料的时期还要长些。我们必须考虑使自己和市场状况相适应的生产量和决定于正常需求与正常供给的稳定均衡位置的正常价格。

第二节生产的实际成本与货币成本生产费用。生产要素。

在这种讨论中，我们将不得不经常使用生产成本和生产费用这些名词；而在进一步展开讨论以前，我们必须对这些名词加以简略的叙述。

我们可以重申某种商品的供给价格和它的需求价格的类似点。在假定生产效率完全以工人的努力为转移时，我们曾看到，“引起生产任何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努力而需要的价格，可以叫做那一数量（当然指的是一定单位时间内的数量）的供给价格”。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生产一种商品一般都需要许多不同种类的劳动并以各种形式使用资本。直接或间接用于生产商品的各种不同的劳作，和节欲或储蓄商品生产中所用资本所需要的等待；所有这些劳作和牺牲加在一起，就叫做商品生产的实际成本，对这些劳作和牺牲所必须付出的货币额叫做商品生产的货币成本，或为简单起见，叫做商品的生产费用。生产费用就是为了引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劳作和牺牲的适当供给而必须付出的价格；换言之，生产费用就是商品的供给价格。

商品生产费用的分析可以追溯得很远，但这种做法是不值得的；例如，把用于任何生产中的各种不同原料的供给价格当作最后事实，而无须把这些供给价格分解成它们由以构成的几种成分，往往就够了。否则我们的分析也许永无止境。

我们可以把生产某商品所需要的东西划成某些种类，怎样方便就怎样划分，并把它们叫做商品的生产要素。这样，当生产任何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它的生产费用就是它的生产要素的相应数量的供物价格。而这些供给价格的总和就是该商品那一数量的供给价格。

第三节代用原则。

典型的现代市场往往被看成是那样一种市场，在这种市场上，厂商把货物按照其中几乎没有商业费用的价格售与批发商。但是从较广泛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一种商品的供给价格是行将售与我们所考察的需要该商品的那群人的价格，换言之，也就是我们所考察的市场上的价格。至于供给价格中有多少是商业费用，这要看那个市场的性质。例如，加拿大林区附近的木材的供给价格往往几乎完全是由伐木工人的劳动价格构成的。但伦敦批发市场上同一种木材的供给价格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运费；而它对英国一个镇上的零星买主的供给价格，有一半以上是铁路运费和把他所需要的东西送上门并存有该种木材以供他买的那些中间人所收的费用。此外，某种劳力的供给价格由于某种原因可以分成培养费，普通教育费和专门教育费。这种可能的结合是无数的；虽然各种结合都可以有它自己的枝节，而在彻底解决和它有关的任何问题时对这些枝节都需要加以分别对待，但所有这些枝节，就本篇的一般推理而论，是可以忽略的。

在计算某商品的生产费用时，我们必须考虑下述事实：即甚至在没有新发明的时候，产量的变动动辄引起商品的几种生产要素相对数量的变动。例如，如生产规模大，则多半要用马力或蒸汽机来代替手工劳动。原料多半从较远的地区大量地运来，从而，增加了生产费用，这些费用等于搬运工人的工资和各种中间人与商人所收取的费用。

就生产者的知识和经营能力所及，他们在每一场合下都会选择那些最适合他们用的生产要素。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的总和，一般都小于可以用来替代它们的任何其他一组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的总和；每当生产者发觉情况并不如此，一般说来，他们总会设法代以那种费用比较低一些的方法。以后我们将会看到，社会如何采取大同小异的办法，用一个企业主来代替另一个企业主，因为就后者向社会索取的代价而言其效率是比较低的。为了便于引证，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代用原则。

这个原理几乎可运用在经济研究的各个领域之中。

第四节一个代表性企业的生产成本。

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在它们最一般的形态上考察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我们撇开不谈经济科学中特殊部门所特有的那些特点，而把我们的注意集中在差不多全部经济科学所共有的那些一般关系上。因此，我们假定：需求和供给自由地起着作用；买方或卖方都没有密切的结合，每一方都是单独地行动着，存在着很大程度的自由竞争；这就是说，买主一般都是自由地同买主竞争，卖主一般都是自由地同卖主竞争。虽然人人都是单独地行动，但是我们假定他对于别人在做些什么，一般地都有足够的认识，使他不致比别人要较低的价格或出较高的价格。暂时假定这适用于各种成品及其生产要素，适用于劳动的雇佣和资本的借贷。这些假设和现实生活究竟吻合到什么程度，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所研究，并且将进一步加以研究。但在目前我们是就这一假设出发的；我们假定在同一个时间内市场上只有一个价格；这其间还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必要时，我们不要考虑到货物被运给市场各处的交易人的手里时运费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别；而如果它是一个零售市场的话，我们还须考虑到零售业务那些特殊费用。

在这个市场上，商品的各种数量都有一个需求价格，也就是说，有一个价格，按照这个价格该商品的每一特定数量在一日、一周或一年内都能找到买主。而支配该商品的任何一定数量的价格的那些情况，在性质上因问题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在各个场合下，一个市场上被提供出卖的东西愈多，行将找到买主的那种价格也就愈低；换句话说，每蒲式耳谷物或每码布的需求价格是随着被提供出卖的数量的每一增加而递减的。

时间单位可根据各个具体问题的情况加以选择：它也许是一日、一月、一年、甚或一个世代。但是不论在哪种场合，相对于所述市场的期间来说，它必然是短促的。我们将假定，在此期间市场的一般情况始终不变；例如，没有式样或趣味上的变动；没有影响需求的新的代用品，没有扰乱供给的新的发明。

正常供给的情况是比较不确定的；而对它们加以充分研究只好留待以后各章。它们因所述时期的长短不同而细节上也有所不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机器与厂房的物质资本和营业技能与组织的非物质资本都是慢慢地成长和慢慢地衰亡的。

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个“代表性企业”，它在生产上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取决于它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总量。暂时不谈这种依存性的所有进一步研究，让我们假定该商品的任何数量的正常供给价格可以看作是该厂对它的正常生产费（包括经营方面的毛利）。这就是说，我们假定它是这样一种价格，这种价格的预期恰足以维持现有的生产总量；这时有些企业正在兴起，产量不断增加，而有些企业则正在没落了而不断减少产量，但生产总量却仍旧不变。比它高的价格会促进正在兴盛企业的发展，缓和（但是不会挽回）正在衰落企业的瓦解，其净结果是生产总量的增加。反之，比它低的价格会加速正在衰落企业的瓦解，削弱正在兴盛企业的发展；

总的来说减少生产。价格的上涨或下降，对那些往往停滞不前而很少垮台的大股份公司也有相同的、虽然程度不等的影响。

第五节供给表。

为了使我们的概念明确，让我们以毛织业为例。我们假定，一个熟习毛织业的人想要查明年产数百万码某种毛布的正常供给价格是多少。他势必要计算（1）织造这种毛布时所用的羊毛、煤炭和其他原料的价格，（2）厂房、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磨损和折旧，（3）全部资本的利息和保险费，（4）工厂员工的工资，（5）承担风险、规划并监督业务的人们在经营上的毛利（其中包括损失保险费）。当然，他会根据所用的各种要素的数量来计算它们的供给价格，并假定供给情况是正常的；他把这些供给价格加在一起，就求出毛布的供给价格。

我们假定，供给价格表（或供给表）是用和我们的需求价格表相同的方法制定的。一年或任何其他单位时间内的商品的各种数量的供给价格，都要和该数量并列起来。随着商品年产量的增加，供给价格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甚至交替增减。因为如果自然对人向它索取更多原料的努力给予顽强的抵抗，同时在那个时期工业中又没有采用新的重要经济方法的余地，则供给价格将上升；但是如果生产量较大，大量采用机器以代替手工劳动也许有利可图，则生产量的增加势必降低我们这个代表性企业的生产费用。但是供给价格随产量增加而下降的情况，又必然给它们自己造成特殊困难；

这些困难当在本篇的第十二章中加以讨论。

第六节均衡产量与均衡价格。某商品的供给价格和它的实际生产成本并没有密切的关系。正常均衡情况的真正的含义。“长时期”一词的意义。

因此，如产量（在一个单位时间内）是使需求价格大于供给价格的产量，则卖主的所获不仅足以使他们认为值得把这样一个数量的货物运往市场去卖，而且会多拿出一些，这时就有一种倾向于增加出售数量的积极力量起着作用。反之，如产量是使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的产量，则卖主的所获就不足以使得他们认为值得把这样一个数量的货物运往市场；

因此，那些处在怀疑的边际，正在犹豫是否应当继续生产的人，就会决定停止生产，从而就有一种倾向于减少出售数量的积极力量起着作用。当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时，产量没有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它处于均衡状态之中。

当供求均衡时，一个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商品量可以叫做均衡产量，它的售价可以叫做均衡价格。

这种均衡是稳定的均衡；这就是说，如价格与它稍有背离，将有恢复的趋势，像钟摆沿着它的最低点来回摇摆一样。

我们将会看到，所有稳定均衡都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在均衡状态中，需求价格大于供给价格的那些数量，恰恰也就是小于均衡数量的那些数量，反之亦然。因为当需求价格大于供给价格时，产量有增加的趋势。因此，如果需求价格大于供给价格的那些数量恰恰是小于均衡产量的那些数量，这时如果生产规模暂时减至稍低于均衡产量，则它就有恢复的趋势；可见，就向着那个方向移动而论，均衡是稳定的。如果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的那些数量恰恰也就是小于均衡数量的那些数量，那么，大于均衡数量的那些数量的需求价格必然低于供给价格。因此，如果生产量多少扩大到均衡数量以上，则它将有恢复的趋势；而就向着那个方向发生的变动而论，这种均衡也将是稳定的。

当供求处于稳定均衡时，如有任何意外之事使得生产规模离开它的均衡位置，则将有某些力量立即发生作用，它们有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正如同一条线所悬着的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它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有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一样。生产数量围绕着它的均衡位置发生的种种动荡，具有相同的性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摆动很少像一条线任意悬着的石子的摆动那样有节奏。假如这条线是悬在水车沟的混水中，沟中的河水有时可以自由地流着，而有时却被部分割断，则这种比较也许是更加确切的。这种错综复杂也不足以说明纠缠经济学家和商人的那种种干扰。如果持线人用部分有节奏的和部分任意的动作摆动他的手，这个例证也不会克服有些真正实际价值问题上的困难。因为实际上需求表和供给表并不是长期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动着的；它们的每种变动都使均衡产量与均衡价格有所变动，从而，给了产量和价格借以摆动的一个新的中心。

上述考虑表明时间因素对于供求有着巨大的重要性，这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的。我们将逐渐发现下述原理的许多不同的限制：即一种东西可依以生产的价格代表它的实际生产成本，也就是说，代表那直接地和间接地用在它的生产方面的种种努力和牺牲。

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变化得很快的时代，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和从某商品消费中所得到的满足总量与生产它所用的努力与牺牲总量是不一致的。即使正常收入和利息——即付给这种努力和牺牲的货币报酬是努力和牺牲的精确尺度时，上面这两个东西也不会是完全一致的。经常被援引和经常被歪曲的亚当·斯密和其他经济学家的那个原理的真正含义是，商品的正常价值或“自然”价值是由于种种经济力量“在长时期内”倾向于使之产生的价值。那正是经济力量将会产生的那种平均价值，如果一般生活状况保持静态的时间长得足以使这些力量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的话。

但是我们不能完满地预测将来，料想不到的事是会发生的；现有的各种趋势，在它们来不及发挥现在看来似乎是它们的充分作用的时候，也是可以改变的。一般生活状况不是静态的这一事实，是把经济学原理运用于实际问题时所遇到的许多困难的源泉。

当然，正常并不意味着竞争。市场价格和正常价格同样是由许多影响所造成的，其中有些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面，有些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面，有些是竞争的，而有些却不是竞争的。当我们区别市场价格和正常价格以及区别正常价格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用法时，要注意的正是所考虑的那些影响的持久性及其发生作用所必需的时间。

第七节在短时期内，效用对价值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而在长时期内，生产成本对价值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

本书其余各章将主要讨论的是解释商品的价值在长时期内有等于它的生产成本的趋势这一原理，并对这个原理加以限制。特别是本章所曾初步讨论的均衡概念在本篇的第五章和第十二章中将加以更仔细的研究。关于“生产成本”或“效用”决定价值的争论将在附录一中加以讨论。但是关于最后这个问题，在这里略叙一二，也许不是无益的。

我们讨论价值是由效用所决定还是由生产成本所决定，和讨论一块纸是由剪刀的上边裁还是由剪刀的下边裁是同样合理的。的确，当剪刀的一边拿着不动时，纸的裁剪是通过另一边的移动来实现的，我们大致可以说，纸是由第二边裁剪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十分确切，只有把它当作对现象的一种通俗的解释，而不是当作一种精确的科学解释时，才可以那样说。

同样地，当一种成品必须销售时，人们对它所愿支付的价格将由他们要想得到它的那种愿望和他们对它所能花费的数量来决定。他们想要得到它的那种愿望部分地取决于这一机会，即如果他们不买这个东西，则他们将能按同样低廉的价格买到另外一种和它相似的东西。这种机会取决于支配着后面这一种东西供给的那些因素，而它的供给又取决于生产成本。但是待售的数量有时实际上是一个固定的数量，例如，鱼市场就是如此，在鱼市场上，当天的鱼价差不多完全是由鱼案上同需求比较起来的鱼的数量来决定的。如果某人姑且假定鱼的数量就是这么多，说价格是由需求支配的，那末，只要这种说法并不自命是一种严格的确切的说法，则他的这种简单说法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同样的，如认为克利斯蒂售卖行前后出售珍本书时所取的价格不同完全是由需求所决定的，这也是可以原谅的，但这说法决不是十分确切的。

举一个相反的极端的例证，我们看到有些商品是遵守收益不变规律的，这就是说，不论商品的产量是大是小，它们的平均成本大致相等，在这种场合下，市场价依以波动的正常水平将是这样明确的和固定的（以货币表现的）生产成本。

如果偶尔需求很大，则市场价格暂时将超过正常水平，但结果生产将有所增加，而市场价格将下降。如果需求在某一时间内降至它的正常水平以下，情况就会与此相反。

在这种场合下，如果某人情愿忽略市场的种种波动，姑认无论如何对某商品都会有足够的需求以保证该商品某一或多或少的数量可以在价格等于这种生产成本的情况下找到买主，那末，他虽然忽略需求的影响把（正常）价格说成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东西，也是可以原谅的，只要他不自命他在他的这一说法方面的措辞具有科学上的精确性并在适当的场合说明需求的影响的话。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就一般而论我们所考虑的时期愈短，我们就愈需要注意需求对价值的影响；时期愈长，生产成本对价值的影响将愈加重要。因为生产成本变动对于价值的影响与需求变动的影响比较起来，一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任何时候的实际价值，即一般所谓的市场价值，受那些一时的事件和一些间歇性和短期性的因素的影响往往比受那些持久性的因素的影响要大些，但在长时期内这些无常间歇性和不规则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抵消的；因此，在长时期内持久性因素完全支配着价值。但是即使持久性最强的那些因素也易于发生变动。因为整个生产结构是变动的，从这一代到另一代各种东西的相对生产成本都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当我们从资本家雇主的观点考察成本时，我们当然要用货币来衡量它们。因为他同工人为完成工作而必须作出的努力的直接关系，是在他必须付出的货币报酬方面。而他同他们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所必须有的训练的实际成本的关系只是间接的，虽然如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对某些问题来说，他用货币来衡量自己的劳动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我们从社会的观点考察成本，并研究达到一定结果的成本是不是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时，与我们有关系的则是各种不同性质的努力的实际成本和等待的实际成本了。如果用努力来计算的货币购买力大致不变，如果等待的报酬率也大致不变，则用货币衡量的成本和实际成本相一致：但我们永远都不应当轻易假定二者是相等的。这些考虑一般地也足够阐述下文中成本一词，虽然在上下文句里未予清楚指明。

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第四章资金的投放与分配

第一节在某人自己生产自己使用的场合下，决定投资的诸动机。未来满足与现在满足的均衡。

在我们研究正常价值时，必须阐明的头一个难题是关于支配那些为了未来的收益而投资的动机的性质。首先不妨来观察一下那样一个人的行为，这个人既不买他所需要的东西，也不卖他所生产的东西，而只是自己给自己劳动；因此，他所权衡的一方面是他的劳作和牺牲，另方面是他从这些劳作和牺牲中所能预期的满足，其间不参与任何的货币报酬。

那末，让我们就举这样一个事例罢：有一个人为自己建造房屋，他所用的土地和建筑材料都是自然界所恩赐的；动工时他自己制造工具，而制造工具的劳动被算作建造房屋的一部分劳动。他势必要计算按照某既定方案进行建筑所需要的劳作；并几乎本能地酌加一个各种劳作至房屋落成所经过的时间按几何比例（一种复利）增加的数量。落成以后，房屋对他的效用不但将补偿他的各种劳作，而且也将补偿他的等待。

如果两种动机（一个是望而生畏，另一个是迫不及待）似乎是势均力敌，那末，他就会处于踌躇不决之中。就房屋的某些部分来说，他所得的利益也许比他所用的“实际”成本大得多。但是当他愈来愈转向更加庞大的计划时，他最后就会发现任何扩大所带来的利益为它所需要的劳作与牺牲所抵消；而那种扩建就处于他投资的外限（outerlimit），或它的有利边际。

建造房屋的各个部分也许有几种方法；例如，有些部分既可以使用木料，又可以使用石块，而质量几乎相等。按照各种设计对房屋的各个部分进行投资要与它所提供的利益加以比较，并把各种投资一直推到它的外限或有利边际为止。从而，也许有很多的有利边际：其中每个边际是和提供各种房屋的各种设计一致的。

第二节过去收支的积累与未来收支的折扣。区分经常支出与资本支出的困难。

上述例证可以使我们懂得：作为某种东西的实际生产成本的劳作和牺牲是成为它的货币成本的那些费用的基础。但是如上所说，现代企业家不论对工资或原料一般都是用货币来支付的；从不过问这些货币报酬作为劳作和牺牲的尺度究竟精确到什么程度。他的经费一般都是一点一点支出的。对任何支出的收益期待的时间越长，此项收益就越多，以便对他有所补偿。而预期的收益未必是百发百中的；在这种场合下，他还须酌加损失风险。酌加之后，此项支出的收益预计必须超过支出本身，所超过之额不以他自己的报酬为转移，而是按复利比例于他等待的时间增加的。在这个项目下，还须加上各个企业在建立它的商业往来上所必须支出的直接或间接的巨额费用。

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加上复利的任何支出（包括企业家自己的报酬在内）要素叫做累积要素。如同我们用贴现一词来表示未来满足的现值一样。因而各种支出要素从它被使用到它获得收益的期间势必是累积的。而这些累积要素的总额就是企业的总支出。各种劳作和它们所产生的满足可以结算到我们认为相宜的任何一天。但不论选择的是哪一天，一个简单的准则是必须遵守的：从那天以前开始的每一要素，不论是劳作，或是满足，都必须给它加上这个时期的复利。而从那天以后开始的每一要素都必须具有这个期间从该要素折成的复利。如果那天是企业开张以前的一天，则各种要素都必须折成现值。但是如果那天，像这些场合所常见的，是劳作结束和房屋落成的一天，则劳作必须有直到那天的复利，而满足也必须都折成那天的现值。

等待是成本的一种要素，如同劳作是成本的要素一样真实，当累积起来以后，它就被列入成本：因此，它当然不是分别加以计算的。同样，相反地，不论任何时期的货币或对满足的支配的收益是该时期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那个时期是在结帐日以前，则它必须被累积到那一日；如果在结帐日以后，则它必须被折成那日的现值。如果它不是用于直接的享受，而是被存起来以便取得未来收入，则这种收入决不能当作投资的追加报酬。

如果这个企业比方承揽了开掘船坞的工程，一俟竣工即便付款；如果用于此项工程的厂房设备在施工过程中假定被用得破烂不堪，从而工程完毕时变得不值一文；那末，如果直到付款时期所积累的支出总额恰恰等于此项款额，则该企业恰恰够本。

但销售所得照例是逐渐进来的；我们必须拟作一个瞻前顾后的资产负债表。向后看，我们应当把各种纯支出加起来，并把各支出要素的累积复利加进去。向前看，我们应当把各种纯收入加起来，并从各个值中减去它延期的复利。这样折算的纯收入总额势必与累积支出的总额相等；如果二者恰相等，则企业恰恰够本。在计算支出时，企业负责人必须把自己劳动的价值计算进去。

第三节代用原则在其上发生作用的有利边际，并非任何路线上的一点，而是与所有路线相切的一线。

在创业的时候，和在以后的各个阶段，机警的企业家力图修改他的计划以便用一定的支出获得较大的成果，或用较少的支出获得相等的成果。换句话说，为了增加他的利润，他不断地运用着代用原则；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总会提高全部工作效率，增进人类用组织和知识控制自然界的能力。

各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该地所从事的各类商业的组织方法：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种职业中，追求同样目的的二个人所采取的方法也将不是完全相同的。差异的趋势是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任何行业中的企业家越能干，这种趋势就越强。在某些行业例如棉纺业中，可能的差异只限于很狭隘的范围；一个人如在各部分工作中不使用机器，和不使用差不多最新式的机器，他就无法立足。但在其他行业例如木业和五金业的某些部门以及农业与零售业中，就会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在从事于同业的二个厂商中，一个厂商也许将支付较多的工资总额，而另一个厂商却支付较大的机器用费；在二个零售商中，一个零售商积压在存货上的资本较大，而另一个零售商在广告和建立有利的商业往来的非物质资本上所用的钱却较多。至于细节上的差异，那是数不胜数的。

各人的行动既受着他的特殊机会和资金的影响，也受着他的个性和联想的影响；但是各人考虑着他自己的资金，将把资本投向他的企业中的各个方面，直到他认为似乎达到了外限或有利边际为止；也就是说，直到在他看来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在该特定方面进一步投资所带来的利益会补偿他的支出为止。有利边际，甚至就同一工业部门或分部来说，也不能被看作是任何可能投资的固定线上仅有的一点；而是被看作和各种可能投资线相切的一条不规则形的界线。

第四节家庭经济与企业经济中资源分配的对照。

这个替代原理是和那种根据一般经验在某方面过多地运用了资源或精力而引起的报酬递减率的趋势是密切地联系着的，而且部分地确实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从而它和古典经济学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那个在早开发国家的土地上不断增加投资而来的报酬递减这一普遍趋势连结起来。替代原理和因增加支出而一般地引起边际效用的递减这一原理是如此相似，以致这两个原理的某些运用几乎是相同的。前面已经讲过，新的生产方法创造新的商品，或降低旧商品的价格，以便使为数更多的消费者有能力来消费它们。另一方面，消费方法和消费量的变动使生产有新的发展，使生产资金有新的分配。虽然最有助于人类高尚生活的某些消费方法对物质财富的生产如有所促进，也微乎其微，但是生产和消费毕竟是密切相关的。但我们现在要仔细考虑的是，生产资金在各种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分配如何反映了消费者在各种不同种类商品之间的购买额的分配。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个原始的家庭妇女吧，她“从本年所剪的羊毛制成的毛线为数是有限的，她考虑家庭衣着方面的各种需要，并力求把毛线在这些需要上分配得尽可能有助于家庭的幸福。如果分配以后，她有理由来惋惜她没有用较多的毛线做短袜和较少的毛线做背心，那末，她将认为她是失败了。但相反，如果她用得恰到好处，则她恰恰做了这样多的短袜和背心，以致她从做短袜用的和做背心用的最后一束毛线中获得了相等的利益”。如果做一件背心适有两种方法，而这两种方法就其结果来说是同样令人满意的，但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方法所用的毛线稍多，而所引起的麻烦却稍少；那末，她的问题就会成为较大企业界的问题的典范。这些问题所包括的决定有三：第一，关于不同目的的相对重要性的决定；第二，关于达到各个目的所用的各种不同手段的相对优势的决定；第三，关于以这两组决定为基础的，她能最有利地把各种手段用于各种目的的那种边际的决定。

企业家必须在较大的规模上作出这三类决定，而在作出每一个决定之前，他要反复权衡和多方调整。试以建筑业为例。让我们看一看从正当意义理解的“投机建筑商”的工作吧：这就是说，他是一个预料到普遍需求而从事建造真正房屋的人；他的判断错误，他自食其不良后果，如果他的判断正确，则他和社会同受其利。假定他在考虑究竟建筑住宅，还是建筑货栈、工厂或商店。他对最宜于每类建筑的工作方法都能同时提出很好的意见，并能大致估计它的成本。他估计适合每类建筑的各种不同地基的成本：并且他把他对任何地基所必须支付的价格算作他的资本支出的一部分，正如他把奠基等费用列入这种支出一样。他把这种成本估计和他从该建筑物及其地基所能得到的价格的估计加以比较。如果他发现没有一种场合能使需求价格超过他的支出，足以给他提供合理的利润，并补偿风险，则他也许不会动工。或者为了留住他那些最可靠的工人并使他的厂房设备和助手有工可做，他也许可能冒着某些风险动工建筑：不过这点以后还要详细讨论。

假定他现在断定在他所能买的一块地基上建筑的某种式样的别墅可以给他提供适当的利润。这样，主要追求的目的既已决定，他就开始细心地研究这种目的借以达到的手段，与此同时，还要考虑他的设计细节方面各种可能的修改。

待建的房屋的一般性质既已确定，他将必须考虑的是，按照什么比例使用各种不同的建筑材料如砖、石头、钢、水泥、灰泥和木料等等，才能收到与其成本相较最能增进房屋在满足买主的艺术趣味和他们的舒适方面的效益。在这样决定把他的资金最妥善地分配在各种不同的商品之间时，他所处理的问题和那个原始的家庭妇女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个妇女必须考虑把她的毛线最经济地分配在全家各种不同的需要方面。

和她一样，他不得不想到的是，任何特定用途所产生的利益直到某一点是相对地大的，以后会逐渐有所减少。和她一样，他必须把他的资金分配得使它们在各种用途上都具有相同的边际效用：他必须把这里削减一点经费所受的损失和那里增加一点经费所得的利益加以比较。实际上他们所遵循的方针和指导农场主的那些方针相同，这些方针使得他把资本和劳动投于土地时既不会使土地在能提供丰富报酬的那种额外耕作上受到限制，亦不会因投资过多而引起报酬递减趋势在农业中发生强烈作用的危险。

因此，如上面所说，正是那机警的企业家，他“把资本投向他的企业中的各个方面，直到他认为似乎达到了外限或有利边际为止；也就是说，直到在他看来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在该特定方面进一步投资所带来的利益会补偿他的支出为止”。他从不认为迂回的方法终归是有利的。但是他总在寻找一些迂回的方法，这些方法比直接的方法能生产出更大的（相对于其成本而言）效果。他采用其中最好的方法，如果他力所能及的话。

第五节直接成本与补充成本的区分，因所述事业的时间长短不同而不同：这种差异是我们所以难以研究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主要原因。

这里可以讨论有关成本的几个术语。当企业家经营某种企业而进行投资的时候，他期待的是从该企业的各种产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他期求在正常情况下对其中每一种产品都能索取一个充分的价格；也就是说，这种价格将不仅补偿特殊成本、直接成本或主要成本，而且也将分担它所应分担的一部分歧业上的一般费用；而这些费用我们可以叫做它的一般成本或补充成本。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合起来就成为它的总成本。

企业上对主要成本一词的用法是极不一致的，但这里所指的是狭义的用法。补充成本包括大量企业资本所曾投入的那些机器厂房上的维修费用，以及高级职员的薪水。因为企业的这种薪水支出一般是不能迅速地适应他们工作量的变动的。此外只剩下生产商品时所用的原料的（货币）成本和所用的那部分劳动的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与机器设备的额外耗损的（货币）成本。这是厂商在他的工厂部分开工时和当商业清淡时他计算最低价格时他要考虑的特殊成本；这种最低价格使他觉得值得接受某种定货，而不顾他的行为对损害未来定货市场可能发生的任何影响。但实际上他通常一定得考虑这种影响；因为即使在商业清淡的时候，使他觉得值得生产的那种价格，实际上一般都比这种主要成本高得多，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那样。

第六节续前。

在短时期内，补充成本一般必须由售卖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加以补偿。而在长时期内就必须加以全部补偿；因为如果不这样，生产就会减少。补充成本具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其中有些和主要成本只有程度上的区别。例如，假使某机械厂正在犹疑是否按相当低的价格来承制一辆机车，那末，绝对的主要成本包括原料的价值和制造机车的技工和工人的工资。但关于领薪水的职员却没有明确的准则。因为如果工作不忙，则他们也许有一些空余的时间；因此他们的薪水普通都被列入一般或补充成本中。但是这种界限往往含糊不清。例如，工头和可靠的技工仅因工作暂时不多而被解雇者实不多见。因此，即使偶然定货的价格不能补偿他们的工资，为了使他们有事可做也会接受这种定货。这就是说，在这种场合下，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主要成本。但办公室的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可以和该厂工作的变动相调节，办法是在生产任务不忙的时候不增人，甚至精简一些不称职的人；而在生产任务繁忙的时候临时添人或把一部分工作委托给他厂。

如果我们从这些工作转向较大的需时较长的工作任务例如履行几年以内逐渐交出许多机车的合同时，那末，和定货相关的大部分行政工作必须被看作它所特有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接受这种定货而又没有别的定货来代替它，则行政人员薪水项下的这笔费用几乎会有相应的减少。

如我们考虑的是任何一种主要工业品在长时期内的一个相当稳定的市场，则上述例证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在那种场合下配备专门技能和设置组织以及长期的行政人员与车间耐久装备所需要的支出，都可以看成是生产过程所必要的成本部分。那种支出将一直被增加到某种边际，在该边际此工业部门对它的市场来说似乎有发展过快的危险。

下章将继续讨论第三章和本章的论点。要更加详细指出的是，对供给，从而对价格最有影响的那些成本在承制一部机车的场合下如何局限于狭隘而武断的范围；但在不断供应一个相当稳定的普通市场的场合下，它们的范围要大得多，而且和工业经济的一般特点也更加一致：生产成本对于价值的影响除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成本是就整个生产过程，而不是就某特定机车或某特定组的货物加以计算的。至于那些由生产工具的投资利息（或利润）构成的主要成本与补充成本的性质因所述市场期间的长短不同而有所不同，将在第八至第十章中加以类似的研究。

同时不妨指出，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的区别存在于各个文明阶段，虽然除在资本主义阶段它多半不会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鲁滨逊克罗索有关的只是实际成本和实际满足：不买不卖的旧式农家把现在的“劳作和等待”用于未来的收益时也采取几乎相同的方式。但是如果他们都正在怀疑出外采摘野果时是否值得使用一个梯子，那末，所要比较的就只是主要成本和所期待的利益了。除非它在许多细小工作的总量中所预期提供的服务足以补偿它的生产成本，那它是不会被制造的。在长时期内它必须补偿它的总成本，即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

即使现代的雇主也必须首先把他自己的劳动看成是实际成本。尽管他认为某种事业多半可以提供一种货币收入超过货币支出的剩余（适当地酌减风险与对未来意外的折现之后）；但是又认为这种剩余的数量将小于他在此项事业上所用的操劳的货币等价，而在这种场合他将回避这种事业。

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第五章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均衡（续），关于长期与短期

第一节正常一词作为日常用语和作为科学用语的差别。

第三章中曾指出，正常一词的范围因所述时期的长短不同而有所不同。现在我们要更加仔细地来研究它们。

在这个场合，像在其他场合一样，经济学家只揭示那些日常谈论中所潜伏的困难，以便通过正视这些困难，可以使它们得到彻底的克服。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惯于因时期的不同而对正常一词的用法也有所不同，而让语义来说明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过渡。经济学家遵循着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做法，但是在煞费苦心来指出这种过渡的同时，他有时似乎造成他实际上所揭示了的那种复杂性。

例如，当人们说，某日的羊毛价格高得不正常，虽然全年平均价格低得不正常，1872年矿工的工资高得不正常，而1879年却低得不正常，十四世纪末工人的（实际）工资高得不正常，而十六世纪中叶却低得不正常时，每个人都懂得，在这些不同的场合，正常一词的范围是不同的。

最能说明这点的是那些加工工业，在这些加工工业中机器设备的寿命很长，而产品的寿命却很短。当某种新的纺织品最初流行，并且适合于生产它的机器设备很少时，在几个月内，它的正常价格也许是那些生产上同样困难但有着大量适用的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其他纺织品的价格的两倍。考察长时期时，我们可以说，它的正常价格和其他纺织品的正常价格相等。但是，如果在头几个月有大量这种纺织品由破产者销售，即使它的售价为其他纺织品的一半，我们也会说，它的价格是低得不正常的。每个人都认为在各该场合下语意表明了正常一词的特殊用法，而正式的注释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日常谈话中误解是能够通过问答来立即消除的。但是让我们更慎重地考察这个问题吧。

我们已经知道，毛布生产者必须根据生产毛布所需要的各种不同要素的数量来计算这些要素的生产费用；并首先假定供给情况是正常的。但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应当根据他所预料的时间较远或较近，而给予正常一词以较广或较狭的范围。

例如，在计算那引出使用某类织机的适当的劳动供给所需要的工资时，他也许采用附近地区内同样工作的现时工资，或者他也许认为，附近地区该特定种类的劳动供给很缺，它的现时工资比英国其他地方高些，在展望未来几年以便酌加劳动者的流入时，他也许采用一种比当时当地现行工资略低的正常工资率，最后，或者他也许认为，由于五十年以前人们对于毛布的前途过分乐观，全国织工的工资比同级劳动的其他工人是低得不正常的。他也许认为，这个行业的人过多，父母们已开始替他们的子女选择那些纯利益较大、而又不很困难的职业；因此，几年以后织工的劳动供给将有所减少，所以，在展望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时，他势必采用一种比现行平均工资略高的正常工资率。

此外，在计算羊毛的正常价格时，他许会采用过去几年的平均价格。他会估计到多半能影响最近将来羊毛的供给的任何变动。他要考虑像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不时发生的干旱现象的后果；因为干旱是经常的现象，不能把它看成是不正常的。但是他在这里并不考虑我们卷入一次可能使澳大利亚羊毛的供应中断的大战的机遇；他认为任何这种筹算应当列入非常的企业风险项下，而在计算羊毛的正常供给价格中是无须计及的。

他也许同样对待那由于国内暴动或劳动市场上具有非常性质的任何激烈而长期的扰乱而引起的风险。但是在他计算在正常情况下从机平等所能攫取的工作量时，他很可能计及因劳资纠纷而引起的那些小小的中断，而这些纠纷经常出现，从而应看成是事物的常态，这就是说，不把它看作是不正常的。

在所有这些计算方面，他没有特别追究人类受自利或自尊的动机的专门影响有多大。他也许知道，愤怒与虚荣心和嫉妒与自尊心的伤害，像追逐金钱利得一样，差不多成为罢工和怠工的普通原因：但那并不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他所要知道的有关它们的一切，是它们的作用是否具有充分的规则性，以便使他能够适当地计及它们对于工作中断和提高产品正常供给价格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节正常价值这一复杂问题必须加以剖析。第一步静态的虚构；它的修正有可能使我们通过辅助性的静态假设来处理价值问题。

时间因素是经济研究中所遇到的那些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这些困难使能力有限的人循序渐进就成为必要；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成几部分，一次研究一部分，最后把他的局部解决综合而成整个问题或多或少的全面解决。在把问题分成几部分时，他把那些一出现就不方便的干扰因素暂时搁置在所谓其他条件不变的这一范围之内。某些趋势的研究是在其他条件不变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他趋势的存在并不否认，但它们的干扰作用是暂时予以忽略的。这样，问题搞得愈小，对它的处理就愈能精确，但是它和现实生活也就愈不符合。不过，每次精确地处理一个小问题，有助于处理包含它的那些大问题，而这种处理比在其他情况下要精确得多。逐步使更多的东西可以摆脱其他条件不变这一范围的限制；精确的讨论能比前一阶段进行得较不抽象，而现实的讨论也能进行得较为精确。

研究时间因素对生产成本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的影响，首先要考虑其中很少受上述影响的那个有名的“静态”假定；并把其中所发现的结果同现代世界中的结果加以比较。

静态一名的来源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这种状态下生产和消费以及分配和交换的一般条件是静止的；但它却充满着运动；因为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人口的平均年龄可以不变，虽然各个人都从青年成长到壮年，然后又到老年。许多世代，按人口平均的等量产品是由相同的阶级用同样的方法生产出来；因此，生产工具的供给有充分的时间来适应稳定的需求。

当然，我们可以假定，在我们的静态中，每个企业始终具有相同的规模，和相同的商业往来。但是我们无须那样做；

我们认为下述假设就够了：即有的企业在上升，有的企业在衰退，但是，像处女林中的典型树一样，“代表性企业”总是具有几乎相同的规模，因此，该企业资源所产生的经济不变，因为生产总额不变，附近辅助工业所引起的经济也不变等等（这就是说，“代表性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不变。其预期恰能引人加入该业的那种价格，在长时期内必须足以补偿建立商业往来的费用；其中一定的比例部分必须列入总生产成本）。

在静态下，那个显而易见的规律是：生产成本决定价值。

各种结果主要归于一个原因，因果之间不存在许多复杂的作用和反作用。各种成本要素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受着固定习惯的某种控制。需求的反作用是不存在的；在经济原因的直接结果和后来结果之间是没有根本的区别的；总之，如果我们假定在那个单调的世界中收获是一致的，就没有长期正常价值和短期正常价值的区别了：因为代表性企业的规模总是相同的，并且总是用同样的方法，在相同的程度上做着同类的交易，既没有旺季，也没有淡季，正常供给价格借以决定的它那正常费用总是相同的。需求价格表总是不变的，供给表也不变；从而正常价格永远不变。

但是，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这是不真实的。在现实世界中，每种经济力量在围绕着它起作用的其他经济力量的影响下，不断改变着自己的作用。在这里，生产量、生产方法和生产成本的变动始终是相互制约的；它们总是影响着需求的性质和程度，并且也为后者所影响。此外，所有这些影响都需要时间来表现自己，而一般说来，没有两种影响是齐头并进的。因此，在现实世界里，任何一种关于生产成本、需求和价值之间关系的简易学说是必然错误的：因巧妙叙述而使它的外观越易懂，则它的害处也越大。某人多半是一个较好的经济学家，如果他相信自己的常识和实际直观，而不自认为研究价值理论并坚决认为它是容易的话。

第三节续前。

上述静态是其中人口不变的静态。但是几乎所有它的那些显著特征都可以在这样的地方表露出来，那里人口和财富都在增长着，假定它们的增长率大致相等，同时土地也并不稀缺：再假定生产方法和商业状况很少有所改变，尤其是那里人的性格是一个不变的量。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生产和消费以及交换和分配的最重要条件仍具有相同的性质，它们彼此之间的一般关系也相同，虽然它们在量的方面都在增长着。

这样放宽纯静态的严格限制，就使我们同现实生活接近一步；放宽得愈多，我们也就愈加接近。这样，我们逐步解决那无数经济原因相互作用的困难问题。在静态下，生产和消费的一切条件都被化为静止状态，但我们可以用所谓静态方法（这种称呼虽不十分确切）作一些比较不严重的假设。用那种方法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中心点上：我们暂时假定把它纳入静态之中，进而研究和它相关的、影响它周围事物的那些力量以及使这些力量趋于均衡的任何趋势。许多这样的局部研究，可以解决那些困难得不能一举而加以解决的问题。

第四节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的研究，可以分为关于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研究。

我们可以把和渔业相关的问题大致分成几类，一类是因非常迅速的变化像天气变化无常而引起的问题，另一类是受时间相当长的变动的影响，例如牛瘟之后一二年内因肉类缺乏而造成的对鱼的需求的增加所引起的问题；或者最后，我们可以设想，由于需用脑力的工匠人口的迅速增长，可能造成在整个一个世代里对于鱼的需求的激增。

因天气的变化无常和其他相类似的原因而引起的鱼价的天天变动，在现代英国，像在我们所假定的静态中一样，受实际上相同的原因的支配。我们周围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是迅速的；但是它们快得还不足以显著地影响价格天天涨落所围绕的短期正常水平。在研究这种价格涨落的时候，它们是可以被忽略的（置于其他条件不变的范围内）。

让我们继续前进，并假定鱼的需求有很大的增加，比方说，由于发生家畜传染病而使肉类成为昂贵而危险的食物达几年之久，以致引起对鱼的一般需求的巨大增加。我们现在把那些天气所造成的变动置于其他条件不变的范围之内，暂时略而不论，因为这些变动是如此迅速，以致很快会彼此抵消，所以，就这类问题来说，它们是不重要的。由于相反的原因，我们也不管那些被培养成渔民的人数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动太慢，在肉类缺乏的一二年内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暂时不管这两类变化，我们便集中注意于这样一些影响：如给船员以适当的工资，以引诱他们在一二年内仍从事渔业，而不致去航船上另谋出路。我们认为，有些旧渔船，甚至那些不是特制的渔船是能够加以整修并用来捕一二年鱼的。我们所求的任何一日的鱼的供给的正常价格，是这样的价格，它迅速吸引到渔业中的劳动和资本足以在捕获量中常的一个捕鱼日内得到那种供给；鱼价对渔业中可用资本和劳动的影响是由像这样一些狭隘的原因决定的。在需求特大的这几年里，价格围绕着波动的那个新水平显然比以前要高。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几乎普遍的规律的例证，这个规律是，在正常一词是用以指短时期的条件下，需求量的增加提高正常的供给价格。

这个规律甚至对那些在长期内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工业来说也几乎是普遍有效的。

但是如果我们转而考察长期的正常供给价格，我们就会发觉这种价格是由不同的原因所支配，同时有着不同的结果。

因为假定不食肉使得人们永远厌弃肉类，并假定对鱼的已增加的需求持续的时间很长，足以使支配鱼的供给的力量得以充分发挥其作用（当然，逐日和逐年的波动会继续，但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边）。海中的鱼源也许有涸竭的迹象，而渔户可能必得到更远的海岸和更深的海洋去捕鱼，因为自然界对增加一定效率的劳动和资本，给予递减的报酬。在另一方面，那些人也许是正确的，他们认为人只对鱼的不断减少负极小的责任；在那种场合，一只装备有同样好的工具和同样效率的船员出发去捕鱼的船，似乎在渔业总规模扩大后，可以得到和以前差不多好的收获。无论如何，在渔业已确定为现在所增大的规模以后，以有能力的船只装备一只好船所用的正常成本一定不会比以前高，或许还会低些。因为既然渔民所需要的只是有训练的技能，而不需要任何特别的天赋，他们的人数用不到一代就几乎可以增加到适应需求所必要的任何程度；而和造船、织网等相关的工业现在的规模都比较大，可以比较彻底地和经济地组织起来。因此，如果海里的鱼源没有涸竭的象征，经过足以使经济原因的正常作用自行发挥的时间，便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产生出更多的供给。并且，如果正常这个名词是指长期而言，则鱼的正常供给价格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减少。

这样，我们可以强调所曾指出的平均价格和正常价格之间的区别：平均价格可以取自一日、一周、一年或任何其他时间内的任何一组销售额的价格。它可以是任何时候许多市场上的销售额的平均数，或者可以是许多这样的平均价格的平均数。但是对任何一类售卖是正常的条件，似乎未必就是对其他类售卖是正常的条件。所以，平均价格就是正常价格，只是偶然现象；这是某一组条件所促成的价格。如上所述，只有在静态下，正常一词的意义才始终一致。在这种状态中，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中，“平均价格”和“正常价格”才是同义语。

第五节续前。

现在从别的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市场价值是由需求和市场上现有商品的关系所决定；同时多少与“未来”的供给有关系，同行协议也不无某种影响。

但是现时的供给，它本身一部分是由于生产者过去的活动而产生的，而生产者是把他们的商品所可望得到的价格同他们为生产这些商品所花费的费用作了比较才决定进行这种生产活动的。他们所考虑的费用范围，取决于他们是仅仅考虑用他们现有设备来进行某种额外生产的额外费用，还是考虑为此目的而增建新设备。例如，在我们刚讨论过的那个定做一台机车的场合，调整设备以适应需求的问题几乎是不会产生的。主要问题是是否可以从现有设备做出较多的工作的问题。但是由订制许多机车，在几年中陆续交货来看，为这个目的而“特别”扩充一些设备，并因此确实把这种扩充看作是主要边际生产成本，几乎肯定应该仔细地加以考虑。

看起来有市场的新生产无论是大还是小，一般的规律是，除非预期的价格非常低，只用很少的直接生产成本便能够最容易地生产出来的那一部分供给将会被生产出来：这一部分生产大概不是在生产边际上的。当预期价格有所起色时，增加的那一部分生产将会得到盈余，大大超过其直接成本，而生产边际将向外伸延。原则上预期价格每有增加，都会引诱那些在其他条件下不生产任何东西的人，也来生产一点；并且使那些在价格较低时生产一些东西的人，在价格较高时多生产一点。按照这种价格对于他们是否值得生产，正处在这种怀疑边际的人的那一部分生产，应当与怀疑究竟是不是去生产的人们的那一部分生产，包括在一起；两者合起来便构成在那种价格时的边际生产。那些怀疑是否要生产一点的人，可以说是完全处在生产边际（或耕作边际，如果他们是农业经营者的话）上的。但是他们的人数通常不多，他们的行为没有那些在任何情况下总要生产一些东西的人们的行为那样重要。

不论所指的是短期还是长期，正常供给价格一词的一般含义总是不变；但就细微的地方来说，却有很大的差别。在每一种场合，都指一定的总生产率；亦即指每天或每年的一定生产总量。在每一种场合，价格都是预期足以并且适足以使那些竭力想去生产那个总量的人们得到补偿的那个价格。

在每一种场合，生产成本都是边际成本，亦即那些处于全然不生产的边际，以及如果预期从它们所得到的价格再低，便不会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成本。但是决定这个边际的原因，是随着所讨论的时期的长短而改变的。就短起来说，人们把现有的生产设备数量看作是实际上差不多是固定的。他们是受他们的预期需求的支配来考虑运用这些设备的活动程度。

就长起来说，人们竭力想去调节这些设备的数量，使适合它们所帮助生产的货物的预期需求。让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这种区别吧。

第六节就短期而论，现有生产设备的数量实际上是固定的，但它们的利用率是随着需求而变化的。

预期会涨价的直接结果是使人们积极运用他们全部的生产设备，在全部时间，甚或超过规定时间来运用它们。那时供给价格是那部分产品的货币生产成本，这部分产品的生产迫使雇主用如此高的工资雇用效率如此低的工人（也许由于加班加点而疲累不堪），并使他自己和别人如此紧张和不便，以致使他开始怀疑生产那部分产品是否值得。预期会跌价的直接结果是使许多生产设备闲置起来，同时也放松其他生产设备的工作；如果生产者不怕破坏他们的市场，那末，就是暂时以仅足以抵补其直接生产成本及足以报酬他们的烦劳的任何一种价格来进行生产，对于他们也是值得的。

但事实上他们一般都等待较高的价格；人人都怕妨碍他以后从自己的顾客那里获取较好的价格的机会，或者如果他是为一个大的和公开的市场而生产的话，那末，他多少害怕他如若不必要地按照一种损坏大家的共同市场的价格出卖，会引起其他生产者的怨恨。在这种场合，有一些人每当价格有一点下落，无论是由于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由于与其他生产者所订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总会暂时停止生产，以免进一步损坏市场；这些人的生产，便是在这种场合的边际生产。由于这些原因，生产者刚刚拒绝生产的那个境界的价格，便是真正的短期边际供给价格。这种价格差不多总是高于，而且一般地大大高于原料、劳动和设备的磨损（稍微增多使用那些没有充分利用的设备立刻直接引起的磨损）的专用成本即直接成本。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在一个使用价值很大的生产设备的行业里，商品的直接成本只不过是其总成本的一小部分。一宗远比正常价格为低的定货，还可以超过它们的直接成本，多出大量的盈余。但是如果生产者由于急切地想免除他们的设备被闲置而接受这种定货，那末，他们便使市场存货充斥，并且会妨碍价格的恢复。不过事实上他们很少经常地、无节制地采取这种政策的。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使该业中的许多人破产，说不定连他们自己也在内；在这种场合，需求的恢复很少在供给上有所反应，并会急剧提高该业产品的价格。这种极端剧烈的变动，归根到底，既不利于生产者，也不利于消费者；社会舆论并不全然反对这种商业道德惯例：即它谴责任何人由于轻易接受一种仅能抵偿他的货物直接成本，并且大大不足以抵补他的一般费用的价格因而“损坏市场”的那种行为。

例如，如果一捆布在某一个时候的直接成本（就其最狭义而论）为一百镑；如果该布应担的企业一般费用（包括企业主的正常利润）又需要一百镑，那末，在一般情况下，即使就短时起来说，实际上有效的供给价格或许不见得会降至一百五十镑以下；当然，在对一般市场没有多大的影响下，按较低的价格做几笔特别的生意还是可以的。

这样看来，虽然除了直接成本以外，再没有必然地直接构成短期供给价格的因素，但是补充成本确实也间接地发生一些影响。一个生产者往往不把他出产的每一个个别的小部分产量的成本分离开来；他往往把大部分产量，甚至在某些场合把全部产量，多少当作一个单位来对待。他研究是否值得在他现有的业务方面增加某种新的业务，是否值得采用新机器，等等。他预先多少是把从这种变动所提供的额外产量当作一个单位；后来他又多少参照被当作一个单位的额外产量的全部成本，提出他乐于接受的那种最低的价格。

换句话说，在他的大多数的交易中，他是把他的生产过程中的增加部分，而不是把他产品的个别部分当作一个单位的。如果分析经济学家密切联系实际，他一定得效法。上述考虑有使价值理论的轮廓模糊的趋势，但它们并不影响它的本质。

就短期而言，可总结如下：特殊的技能和才干、适用的机器与其他物质资本的供给和适当工业组织的供给，都来不及充分地适应需求；但是生产者必须利用他们现有的生产设备尽量来使他们的供给适应需求。一方面，如果生产设备的供给不足，由于时间太短，也来不及增加它们；另一方面，如果供给有余，它们也会有一部分只能被局部地利用着，因为时间太短，来不及使它们逐渐地耗损或改变它们的用途而大量地减少它们的供给。由这些设备而来的收入的种种变化，在短时间内对供给的影响还不显著，对它们所生产的那些商品的价格也没有直接的影响；这种收入是总收入超过直接成本的那部分剩余；（这就是说，它具有像第八章中所详述的租的某种性质）。但是，除非它在长期内足以补偿企业中一般成本的一个适当部分，则生产就会逐渐减少下去。这样，那些隐藏在长期中的因素，就会对短期价格的相对迅速的变动发生一种控制性的影响；而且害怕“损害市场”的心理往往也会使这些因素比在其他条件下更快地发生作用。

第七节但是在长期中，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的数量是根据对这些设备的产品的需求而加以调整的；生产单位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组商品。

另一方面，在长时期内，为了提供物质设备和商业组织，以及为了取得职业知识与专门技能而投入的全部资本和努力，都有足够时间来根据人们可望挣得的那些收入来予以调整。因此，对那些收入的估计就直接决定着它们的供给，形成了那些被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真正的长期供给价格。

投入某一企业的资本，有一大部分一般地是用于建立它的内部组织和外部的商业联系上的。如果这个企业不振，即使从他的物质设备的出售可以收回它的原有成本的一个相当部分，组织和联系上所花的那部分资本仍会全部化为乌有。不论谁打算在任何一业中创办一个新企业，都必须估计到这种损失的可能性。如果他本人于此类工作具有正常才干，他也许可以希望不久他的企业会成为一个有相当程度的大规模生产经济的代表性企业（就我们所用该词的意义而言）。如果据他看来，这样一个代表性企业的净收益让他在其他行业方面有机会投入同样资本所能获得的净收益要大一些的话，那么，他就会选择这个行业。由此可见，在某行业里在长期中左右着所产商品价格的投资，一方面是由对创办和经营一个代表性企业所需要的支出的估计来决定，另方面是由根据这一价格在一个长时期里所能获得的种种收入的估计来决定。

在任何一个时间里，有些企业是在上升着，而有些企业却在衰退着。但是当我们广泛地考察决定正常供给价格的因素时，我们无须过问巨潮表面的这些漩涡。生产的任何增加也许是由于有一个新的制造家与困难搏斗，以不足的资本，含辛茹苦，希望着逐步建立起一个兴旺的企业。也许是由于有一个富裕的工厂，扩大其不动产而获得了种种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从而在相对低廉的成本上增加了产量。同时，由于与这个行业的生产总量比较起来，这部分新增加的产量是相对的小，不会使价格跌落多少；所以，这个企业由于成功地适应它的环境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但是，当某些个别企业的命运发生种种变化时，作为生产总量的增加的直接后果，长期的正常价格是可以有稳步降低的趋势的。

第八节价值问题的简单分类。

当然，在“长期”和“短期”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的分界线。自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没有划出这种分界线；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也不需要它们。正如同我们把开化种族和未开化种族加以比较，虽然对于二者并不能作严密的区分，但可确立有关他们各自的许多一般命题一样，所以我们拿长期和短期加以比较，并不企图在二者之间作任何严格的界线。如果为了阐明一种特殊论点必须把某一事件截然分别开来的话，那末，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特别的解释语句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必须这样做的场合，既不常见，也不重要。

可以分为四类。在每一类中，价格都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来支配的。就市场价格而言，供给是指手里现有的，无论如何也是指“行将有的”某一商品的数量而言。就正常价格而言，如果我们把“正常的”这个词当作关系到几个月或一年这样的短起来看，那么，供给是指在所说的这种价格情况下，以现有的，包括人员在内的配备，在指定的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来的那个商品数量。再就正常价格而言，如果正常一词是指几年之长期的话，供给是指在这一时期内以其本身可以有利地被生产出来并投入生产的那些新的和旧的生产设备所能生产的那个商品数量。最后是那种处于逐渐性的或长久性运动中的正常价格，这种运动是由于一个世代到一个世代知识，人口和资本的逐渐增长以及需求和供给的变化而发生的。本书其余部分主要讨论的是上述第三类：即讨论在相当长时期内工资、利润和价格等的正常关系。但偶尔也涉及那些持续许多年的变动；有一章即第六篇的第十二章是用来探讨“进步对于价值的影响”，亦即用来研究价值的长期变动的。

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第六章连带需求与复合需求，连带供给与复合供给

第一节间接的派生需求。连带需求。建筑业中劳资纠纷的例解。派生需求规律。

面包直接满足人的需要。它的需求叫做直接需求。但是借以制造面包等的面粉机和烘炉间接满足人的需要，它们的需求叫做间接需求。一般说来：

原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需求是间接的，是从借助它们而生产出来的那些可以直接使用的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

面粉机和烘炉的服务共同连结在成品面包中，因此，它们的需求叫做连带需求。此外，蛇麻和麦芽是相互辅助的，是一道用来制造麦酒的……因此，在几种辅助品中，对每种辅助品的需求是来自它们生产某种成品，如一块面包或一桶麦酒所共同提供的那些服务的。换句话说，有一种对其中任何一种辅助品在生产某种直接满足需要、从而有直接需求的产品时所提供的服务的连带需求。成品的直接需求实际上可分成生产它所用的那些东西的许多派生需求。

试另举一例来说明。房屋的直接需求引起对各种不同的建筑劳动、砖、石料和木材等的连带需求。而这些都是各种建筑工作的，或为简单起见叫做新房屋的生产要素。其中对任何一种要素，例如像泥水匠的需求，只是一种间接或派生需求。

让我们把劳动市场经常发生的那类事件同上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劳资纠纷延续的时期是短期，我们所必须考虑的作为调节供求的那些因素只是在短期内起作用的因素。

这个事例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因此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既然指的是短期，所以，它是本章和以下几章中的一些场合我们选例准则的例外，在那些场合有足够的时间使供给力量发挥充分长期的作用。

让我们假定，房屋的供求处于均衡状态，一群工人，比方说，泥水匠举行罢工，或有某种其他障碍影响泥水匠劳动的供给。为了把对该要素的需求抽出来而加以单独研究，我们首先假定，新房屋需求的一般条件不变（这就是说，新房屋的需求表仍然适用），其次假定，其他要素的供给的一般条件不变，其中二者当然是营造商的营业能力和企业组织（亦即我们假定它们的供给价格表也有效）。那末，泥水匠劳动供给的暂时减少，将使建筑量有相应的减少：已减少的房数的需求价格将比以前高些，而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将不变。从而，那时新房屋所能出售的价格，除超过建造房屋所需其他要素的买价总额还有相当的剩余，此剩余就是泥水匠劳动价格可能增加的限界，假定泥水匠的劳动是不可缺少的话。这种和泥水匠劳动供给的不同程度的减少相适应的不同数量的剩余，是由这一准则来决定的：就某商品的各种不同数量来说，对用于生产该商品的任何要素所提供的价格是以那个价格的差额为限，此差额是该商品数量能找到买主的价格减去生产它所用的其他相应要素得以供给的那些价格的总和。

用专门术语来说，某商品的任何生产要素的需求表可以从该商品的需求表求出来，办法是从该商品的各种不同数量的需求价格减去其他要素相应数量的供给价格总额。

第二节供给的减少可以大大提高一个生产要素的价格的一些条件。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理论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重要的是记住这一事实：即如果一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受到扰乱，即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也多半要受到扰乱。特别是当供给受到扰乱的那种要素是同一种劳动像泥水匠的劳动时，则雇主的报酬一般地起着缓冲作用。这就是说，损失首先落在他们的肩上；但是通过解雇他们的一部分工人和降低其他工人的工资，他们最终把大部分损失分配给其他生产要素。实现这点的过程的细节是不同的，是取决于商业同盟的行动，取决于市场上的议价和其他的原因，而这些我们此刻不拟讨论。

让我们研究什么是那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种东西的需要不是为了直接使用，而是当作某商品的一种生产要素，这种东西的供给减少可以使它的价格急剧上升。第一个条件是这种要素是生产该商品所必要的，或几乎是必要的，因为按相宜的价格买不到适当的代用品。

第二个条件是，该商品（该要素是生产它所必需的一种要素）是需求弹性很小的商品，因此，它的供给减少将使消费者愿出更高的价格，而不愿空手回家；当然，这又包括这样一个条件：即该商品的适当代用品是不能以比它的均衡价格略高的价格来买到的：如果房屋建筑的减少大大提高房价，那末，急于要获取额外利润的营造商将彼此抬高价格以竞购市场上现有的泥水匠劳动。

第三个条件是，这种要素的价格只占该商品生产费用很小的一部分。既然泥水匠的工资只占一所房屋的建筑费用总额的一小部分，即使工资增加百分之五十，对该房的造价也只能增加一个很小的比例部分，从而对需求的节制极小。

第四个条件是，即使需求量略有减少，也会使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大大下降；因为这将增加用来给该要素支付高价的差额。例如，如果砖匠和其他工种的工人或雇主找不到别的工作，又赋闲不得，那末，他们也许情愿为比以前低得多的报酬工作，而这将增加用来给泥水匠支付较高工资的差额。这四个条件是独立的，而最后三个条件的结果是累积性的。

如果不用灰泥或以低廉价格雇用粉刷业以外的人家做这种工作是可能的，那末，泥水匠工资的上涨就会受到限制。在有些场合，某商品的一种生产要素通过派生需求的作用对其他要素的压迫，由于替代原理而得到缓和。

此外，在取得成品生产要素中的某要素方面遇到的严重困难，往往可以用改变成品的性质来克服。有些泥水匠的劳动也许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房中究竟值得使用多少粉刷工作，人们往往是犹疑不决的，如果它的价格上涨，则他们所用的粉刷将较少。他们因所用粉刷稍少而失去的那种满足的强度，就是它的边际效用；为了使用它而他们恰愿支付的价格是用到该使用量的泥水匠工作的真正需求价格。

在麦酒方面，麦芽和蛇麻的连带需求也是这样。但它们的比例是可以改变的。只因含有较多的蛇麻而和其他麦酒相区别的那种麦酒，能够得到较高的价格。这一差价代表蛇麻的需求。

泥水匠和砖匠等人之间的关系，在相近行业的职工会的联合和斗争的历史上，充分表现了那种既有教益又富于浪漫情调的现象。但是连带需求中的绝大多数的事例是对某原料和加工工人需求的事例；例如像棉、麻、铜或铁和使这几种原料得到加工的工人。此外，各种不同食品的相对价格因厨师熟练劳动供给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美国许多种肉和蔬菜的许多部分几乎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那里熟练的厨师很缺，而且工资很高，但在法国它们却具有适当的价值，因为那里炊事技术十分歧及。

第三节复合需求。

我们已经讨论过，任何商品的总需求是怎样由需要它的那些不同集团的需求所组成。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复合需求这一概念推广到几组生产者所需要的生产必需品上。

几乎各种原料和几乎各种劳动都被应用在许多不同的工业部门，生产出许多各式各样的商品。其中每种商品都有它自己的直接需求；从那种需求中可以求出它生产中所用的任何一种东西的派生需求，而这种东西照我们所曾述的方式“分配在它的各种不同的用途上”，这些不同的用途是彼此竞争的；相应的派生需求是彼此竞争的需求。但是在同产品供给的关系上，它们是相互合作的；“合成”那汲尽供给的总需求，如同几个社会阶级对成品的局部需求加在一起合成它的总需求一样。

第四节连带供给。派生供给价格。

现在我们可以考虑连带产品：这就是说，它们是不易独自生产的；是并存于同一来源的，因此，可以说具有一个连带供给，像牛肉与牛皮或小麦与麦草。这种场合是和有连带需求的那些东西的场合一致的，只要用“供给”代替“需求”，几乎可以用相同的词句加以讨论，反之亦然。如同那些共同使用在同一个目的上的东西有连带需求一样，具有同一来源的那些东西也有一个连带供给。出于同一来源的单一供给可以分成许多来自它的那些东西的派生供给。

例如，自从谷物条例废除以来，英国所消费的大部分小麦是从国外输入的，当然不带任何麦草。这就引起了麦草的缺乏，而麦草的价格因此上涨。种植小麦的农户指望从麦草得到这种作物的大部分价值。可见，在小麦输入国里，麦草的价值较高，而在小麦输出国里则较低。同样地，在澳大利亚的产毛区，羊肉的价格有一个时候是很低的。羊毛输出，羊肉只得留在本国消费；因为羊肉的需求不大，所以羊毛的价格不得不抵偿几乎全部肉与毛的共同生产费用。后来，低廉的肉价刺激了肉类加工出口工业的发展，现在澳大利亚的肉价比以前有所提高。

连带产品二者同时生产所用的成本和单独生产品中一个所用的成本完全相等的场合，是十分罕见的。如某企业的任何产品具有市场价值，则它上面曾用过特殊的操劳和费用几乎是肯定的，如果该产品的需求将急剧下降，则这种操劳和费用就会减少或省掉。例如，如果麦草不值钱，则农户比平常更加努力以便使麦穗尽可能大得和麦秆相称。又如外国羊毛的输入曾使英国羊用适当杂交和选种的方法加以改良，以便使它早期增加体重，甚至不惜以降低毛的质量为代价。只有当同一生产过程所生产的两种东西中的一种不值钱，卖不掉，而剔除又无须任何费用的时候，才没有改变它的数量的那种引诱。也只有在这些例外场合，我们才无法确定连带产其中各自的供给价格。因为如果改变这些产品的比例是可能的，那末，通过改变这些比例，使其中一种产品的数量略有减少而不致影响其他产品的数量，我们就能确定在生产过程的全部费用中有那部分被节省下来。这部分费用就是该产品边际因素的生产费用；它正是我们所求的供给价格。

但这些都是例外场合。一个企业，甚至一种工业往往认为尽量利用相同的设备、技术和企业组织来制造几类产品是有利的。在这些场合下，几种用途中所使用的任何一种东西的成本，必须由它在这些用途中所生产的成果来抵偿；但是很少有任何的自然规律来决定这些用途的相对重要性，或总成本借以分配的比例：许多都以市场的变迁特点为转移。

第五节复合供给。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类似于合成需求的复合供给问题。一种需求根据替代原理，往往可以通过几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来满足。这些不同的途径是彼此竞争的；从而相应的商品供给也是彼此竞争的供给。但它们在对需求的关系上是彼此合作的；“复合”成满足需求的总供给。

如果支配它们生产的原因大致相同，则在许多场合它们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商品。例如，在许多场合，牛肉和羊肉可以当作一种商品的变种；但是在其他场合，例如在讨论毛的供给问题时，它们就一定得分别对待；不过，竞争品往往不是制成品，而是生产要素，例如，用于制造普通印刷用纸的纤维就有许多种。如上所述，当需求由可以替代它的那种竞争品的竞争供给得到满足时，对几种辅助品供给中的一种像对泥水匠劳动供给的派生需求的强烈作用，是怎样易于受到削弱的。

第六节诸商品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所有本章所述的这四个主要问题和几乎决定每种商品的价值的那些因素都有某些关系。在各种商品价值之间最重要的交错关系中，许多关系都不是一望而知的。

例如，在炼铁方面一般使用木炭时，皮革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而Q之轨迹为满足所述需要的手段的供给曲因为它一旦暂时取得优势，增加了对它的使用就会降低它的供给价格，从而增加它的销售量，而它的供给价格继续下降，余此类推。这样，它对其他竞争品的优势继续增加，直至它把它们逐出这一领域而后止。的确，这个准则是有明显的例外的；

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那些商品有时在这一领域充作竞争品的时间似乎确实很长。如各种不同的缝纫机和电灯泡。取决于铁的价格；制革者曾请求不用外国铁，为的是英国炼铁者对橡制木炭的需求可使英国橡树生产继续维持，从而使橡树皮的价格不致腾贵。这个事例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这一情况，即：某种东西的过度需求可以使它的供给来源受到破坏，从而使它可以有的那些连带产品感到缺乏；因为英国炼铁者对木炭的需求导致英国许多森林的严重破坏。此外，对羊羔的过度需求被认为是几年以前普遍缺乏羊的一个原因。但有些人却持有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售与富人的春羔所得的价格越高，养羊就越有利，从而供应人民食用的羊肉也就越便宜。事实是，需求的增加可以产生相反的结果，这要看它所发生的作用快得是否阻止生产者使其生产与之相适应而定。

其次，对某业如美国某些地区的小麦种植业和其他地区银矿业有利的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具的发展，大大地降低了那些地区的几乎其他各种产品的主要生产费用。此外，苏打、漂白材料和食盐作为主要原料的其他工业品的价格，几乎因那些工业中所使用的生产方法的每次改进，而有相对的变动；而那些价格的每次变动又影响许多其他商品的价格，因为食盐工业的各种不同产品在许多加工工业部门中是多少带有重要性的生产要素。

再其次，棉花和棉籽油是连带产品，最近棉价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棉籽油加工的改进和使用。此外，如棉荒史所表明的，棉花的价格大都影响毛、麻、布和其他同类商品的价格；

而棉籽油也越来越受到同类商品中新的竞争。又如麦草在加工工业中已经找到许多新的用途，而这些发明使美国西部通常被焚毁的麦草获得价值，并有阻止小麦边际生产成本上升的趋势。

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第七章直接成本和总成本同连带产品的关系。销售成本。风险保险。再生产成本

第一节使混合企业的各部门适当分担生产费用特别是销售费用的困难。

现在我们再来考虑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特别着眼于把补充成本适当分配于企业的连带产品。

某企业的一个部门所生产的一种产品往往在另一个部门当作原料使用，从而两个部门的相对赢利只有用精密的复式簿记制度才能加以确定；但实际上靠主观猜测作出概算较为普遍。农业，特别是当同一个农场把永久牧场和长期轮种的耕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是说明这种困难的最好例证。

另一个说明这种困难的事例是船主必须把他船的费用分配给很重的货物和体积大但不很重的货物的事例。他尽量设法载运这两种混合船货；竞争港口生存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那些港口所处的劣势，它们只能提供体积大的船货，或只能提供很重的船货；而一个港口，它的主要出口品很重但是体积不大，把能从该港按低廉运费装运出口品的那些工业吸引到自己的周围。例如，斯塔福德郡各陶器厂成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按低廉运费把它们的货物由从默尔西河来的载有铁和其他重船货的船装运的缘故。

但是船业中却存在着自由竞争，关于船的大小和形状，以及航路和一般的经营方法，它具有很大的抉择权；因此，在许多方面可以应用下述一般原理，即：某企业的连带产品的相对比例，必须调节得使各产品的边际生产费等于它的边际需求价格。换句话说，每种船货的载运量有不断趋于均衡点的倾向，在该点该数量的需求价格在正常商业状态下恰够补偿它的运费，这种运费的计算不仅要包括它的直接成本（货币），而且要包括企业在长期内因运输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全部补充成本。在加工工业的某些部门中，任何一类商品的总生产成本的初步计算，通常是用假定它们所负担的企业补充成本的份额和它们的直接成本或生产它们所用的特别工资额成化例的方法进行的。然后再对那些比平均额需要较多或较少的场所，照明或贵重机器的使用的产品加以酌算；余类推。

第二节绩前。

。企业补充成本的两个因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需要加以特别注意。它们是推销成本和风险保险费。

有几种商品是易于推销的；它们拥有稳定的需求，为储备而生产往往是安全的。但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竞争使它们的价格锐减，除生产它们的直接成本，不能提供大量剩余。有时候生产和销售这些商品的工作几乎可以成为自动的，以便使它们不致负担多少管理和推销费用。但是实际上往往使这些商品甚至负担少于它们所应担的很小份额，并把它们用于建立和保持商业往来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往来将便于推销那些在生产上不易变成为正规化的他类商品；因为就这些商品而论，是没有如此剧烈的竞争的。厂商特别是从事家具业和服装业的厂商以及差不多所有各行业的零售商，经常引为上策的是，利用他们商品中的某一种当作宣传其他商品的手段，并且使第一类商品所负担的补充成本比它们的比例份额少些，使第二类商品所负担的比它们的比例份额多些。他们把那些性质如此一致、消费如此普遍，以致几乎所有买主都熟知它们的价值的商品列作第一类；列入第二类的是这些商品，关于它们，买主在投其所好方面想得多，而在按最低可能的价格购买方面却想得少。

所有这种性质的困难由于供给价格的不稳定而有所加剧，这种不稳定只要在报酬递加的趋势强烈地发生作用时就会出现。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些场合寻找正常供给价格时，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代表性的企业，它是按正常能力经营的，从而获得工业组织所产生的平均的内部和外部经济，而这些经济虽然随着特定企业的成败而变动不居，但是当生产总量增加时，它们一般地也有所增加。很显然，如果一个厂商生产一种商品，而这种商品增产又会使他得到更多的内部经济，那末，为了在一个新市场努力销售这种商品而有很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如果他拥有雄厚的资本，商品又是大量需求的商品，这种推销费用也许是很大的，甚至超过它的直接生产费用。事实上很可能，如果他同时推销着几种别的商品，那末，关于这种费用的分配，有多少是本年它们中间每种销量所应当负担的，有多少是努力为它们建立的未来商业往来所应当负担的，只能作一种大致的估计而已。

实际上，如果某种商品的生产遵守着报酬递加规律，从而给予大生产者以很大的优势，那末，这种生产很容易为少数几家大厂所操纵；而正常边际供给价格是不能用上述方法求出来，因为那个方法是假定有许多具有各种规模的企业的竞争者，其中有些企业是新的，有些是旧的，有些处于上升阶段，有些处于下降阶段。而少数几家大厂的这种商品生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垄断的性质；它的价格多半取决于那些争取扩大势力范围的竞争对手之间的斗争，很难有一种真正的正常水平。

经济上的进步为在远处推销商品不断提供着新的便利，它不仅降低运费，而且往往更重要的是，它使远处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彼此挂钩。尽管如此，住在当地的生产者在许多行业中都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些优势使他能够同生产方法比较经济的远方竞争者相抗衡。他在他的附近地区能够卖得和他们一样便宜，因为他的商品生产费用虽然高于他们，但是他却省下商品的大部分推销成本。不过，时间是在生产方法更加经济的一边；如果他或某些新厂商不采用他们的先进生产方法，他的远方竞争者将逐渐插足于该地。

尚待仔细研究的是，企业风险保险费和该企业所生产的任何特定商品的供给价格的关系。

第三节风险保险。

厂商和商人通常都保火险和海上损失险；他们所付的保险费属于补充成本，其中一部分必须加在直接成本上，以便决定他们货物的总成本。但是没有一种保险是能够防止大多数企业风险的。

即使就火灾损失和海上损失而论，保险公司也必须估计到可能的不慎和欺骗；因此，除计算它们自己的费用和正常利润以外，不必须收取一笔保险费，这笔保险费比那些管理妥善的建筑物或经营有方的船只所冒风险的实际等价要大得多。但火灾或海上事故所引起的损失（如果发生）多半是如此严重，以致支付这笔额外费用大多是值得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特殊的企业理由，而主要原因是由于增加着的财富的总效用不能和它的数量成比例的增加。但是大部分歧业风险和该企业的一般管理有着如此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致承担它们的保险公司实际上是为该企业负责。因此，就这些风险而论，每个厂都必须充作它自己的保险事务所。在这个项目下所支出的费用是它的一部分补充成本，其中一部分必须加在它的各种产品的直接成本上面。

但是这里有两种困难，在某些场合，风险保险费动辄被忽略，而在另一些场合，又动辄被计算两次。例如，一个大船主有时不愿向海上保险者保他的船险；并至少把他保险时所要缴的一部分保险费放在一边，以便建立他自己的保险基金。但是当计算经营一只船的总成本时，他仍须把保险费加在它的直接成本上。关于那些他无法按合理价格买到保险单来保的风险（即使他想买的话，他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作同样的处理。例如，有时候他的某些船只将在港中闲起来，或只将赚取名义上的运费，而为了使他的企业在长期内有利可图，他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他那些顺利航行收取一笔保险费，以补偿那些不顺利航行所带来的损失。

但是这样做时，他所用的方法一般不是在他的账上正式记一笔保险费，而是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即：求出顺利航行和不顺利航行的平均数；一俟求出平均数之后，这些风险的保险费就不能当作一个单独项目而列入生产成本，否则就会把保险费计算重复了。在决定自冒风险之后，他用于预防风险的费用比他的竞争者所用的平均费用似稍多一些；而这种额外费用按照普通的方法被列入他的资产负债表。实际上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保险费；因此，他决不应该单独计算这部分风险的保险费，因为那样他就会计算两次。

当某厂商算出他在长期内所卖衣料的平均销售额，并从过去的经验作为他未来行动的借鉴时，他已经就计算了那些因新发明而使机器近于陈旧所产生的机器跌价的风险，和因式样改变而使他的商品贬值的风险。如果他再单独计算这些风险的保险费，他就会把它计算重复了。

第四节续前。

由此可见，当我们计算一个风险性企业的平均收入时，虽然要计算由于不稳定而来的费用，但是我们决不要再单独计算风险保险费。的确，一种冒险职业如金矿业对于某些人是具有特殊的吸引力的：其中损失风险的阻力小于致富机会的吸引力，即使按保险公司估计员的原则计算的后者之值远不及前者；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具有一种传奇因素的风险性行业往往有人满之患，以致它的平均报酬比无险可冒时还要低些。但在大多数场合下，风险的影响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准付四厘的一张铁路股票的售价比同样可能支付一分，七厘或任何中间额的股票的价格高些。

各业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不稳定的祸害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是总有些关系；在某些场合，引诱一定支出所需要的平均价格（如系悬殊很大和不稳定的结果的平均数），要略高于那种和该平均数相差极小的该冒险者自信获得的收益。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不稳定（如果它是非常大的）的报酬加在平均价格上；即使我们加上风险保险费，我们也应该把它的较大部分计算两次。

第五节再生产成本。本篇某些其余章节可暂时略而不论。

关于企业风险的讨论再一次给我们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东西的价值虽然有和它的生产成本（货币）相等的趋势，但是除偶然外，并不是在任何特定时间都与其相一致。

凯雷看到这点时，曾建议我们应该说价值和再生产成本（货币）的关系，而不应该说价值和生产成本的关系。

但是就正常价值而论，这种建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正常生产成本和正常再生产成本是同义异语；一种东西的价值有等于它的正常再生产成本（货币），而不是它的正常生产成本的趋势，这种说法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再生产成本一词不如生产成本一词简单，但指的却是一回事。

要求改变的这种论点，即使根据那个易于被接受的事实，也是站不住脚的，即：在某些少数场合下，一种东西的市场价值与其再生产成本的距离小，而与生产那个特定东西实际所用成本的距离大。例如，在炼铁业近来有很大改进以前所造的一只船的现时价格和它的再生产成本（即用现代方法生产同样另一只船的成本）的差距，也许比它和过去生产那只船所用成本的差距小些。但是旧船的价格也许小于船的再生产成本，因为船的设计技术取得了像炼铁方法那样快的进步；

此外，钢已经作为造船材料而代替了铁。仍然可以断言，船的价格等于一只按现代设计和用现代方法生产的同样适用的船的成本。但是那和说船的价值等于它的再生产成本并不是一回事，其实，如往往发生的，当料想不到的船的缺乏使运费急剧增加时，那些急于想获取有利生意中的厚利的人，对一只可以航行的船行将支付的价格大大超过造船厂承造另一只同样适用但在以后交货的船所取的价格。除买主能方便地等待新供应品的生产之外，再生产成本对价值的直接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此外，在下述场合下再生产成本和价格是没有联系的；例如，被围困的城市中的粮食，在疟疾流行的岛上供给缺乏的奎宁，拉菲耳的画，无人喜爱的书籍，过时的装甲船，市场供应过剩的鱼，市场几乎没有的鱼，哑钟，不时行的衣料，或废矿区中的房屋。

建议在经济分析上还没有经验的读者最好删去以下七章，直接读第十五章，其中含有本篇的一个简短的结论。的确，讨论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那四章，特别是第八章和第九章都和“劳动纯产品”一词所含的某些难处有关；而这个名词是在第六篇中使用的。但是那里所作的一般解释暂时足以满足大多数场合的需要；而和它相关的一些复杂情况留待经济研究的高级阶段再加以讨论。

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第八章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一般原理

第一节本章和以下三章特别就时间因素的影响进一步研究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同产品价值的关系，以及诸产品的派生需求对其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的价值的影响。

本章和以下三章一方面是研究产品的边际成本及其价值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研究边际成本和生产它们时使用的土地、机器与其他生产工具的价值的关系。这种研究同正常条件和长期结果有关。必须时刻记住这个事实。任何东西的市场价值可以大大高于或低于它的正常生产成本：某特定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和正常条件下的边际成本毫不相干。

在第六章末曾经指出，问题的一部分是不能和其余部分分开的。相对地说，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的，它的需求不受使它有用的其他东西的需求的巨大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商品的需求不是直接的，而是从它们（作为原料或工具）助成品生产的那些商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由于这种需求是这样派生的，这种需求又多半取决于和它们共同生产那些商品的其他商品的供给。此外，可用来制造任何商品的任何东西的供给，往往受着那种东西的需求的巨大影响，而这种需求又是从生产品他商品的用途中分出来的等等。在迅速而通俗的有关世界商业的讨论中，可以而且必须忽略这些相互关系。但是任何称得起彻底的研究，对于这些关系的周密考察，是不能避而不谈的。这就要求我们同时记住许多事情，正因为如此，经济学永远不能成为一种简单的科学。

这几章所要作出的贡献包括的范围很小，但那个范围是困难的。我们需要谨慎从事，并且不能只从一个方面来看。因为其中满是陷阱和绊脚石。它主要讨论的是土地、机器和其他物质生产工具的报酬。它的基本论点对人的报酬也是适用的；但这些报酬是受不影响物质生产工具的报酬的某些因素的影响的；即使不再因枝节问题，而使其错综复杂，我们所讨论的东西也已经是够难的了。

第二节替代原则的又一例解。

让我们首先回忆一下替代原理的作用。在现代世界中，差不多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经过那些专门从事于组织居民经济力量的雇主和其他企业家之手。他们每人随时随地都选择那些似乎最适合他用的那些生产要素。他对他所用的那些生产要素所支付的价格总额，照例是小于他对那些可用来替代它们的别组要素所必须支付的价格总额。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事情并非如此，则他将着手用比较廉价的措施或过程加以替代。

上述论点和日常生活中的俗语相合，如“凡事都有找到自己归宿的趋势”，“大多数人之所得，几等于他们之所值”，又如“假使某人比另一个人多赚一倍，这说明他的工作也多值一倍”，又如“机器将代替手工劳动，只要它能提供廉价的劳务”。这个原理起作用时确实不是没有受到障碍的。它也许受到习惯或法律的限制，也许受到门户之见或工会章程的限制。它也许因企业心的缺乏而减弱，也许因不忍拆伙而缓和。

但它总是起着作用，并贯穿在现代世界的全部经济措施之中。

例如，有几种田间作业，用马力显然比用汽力更为相宜，或用汽力显然比用马力更为相宜。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假定，在马拉农具或动力机器方面没有新的长足进步；因此，假定过去的经验曾使农场主逐渐学会运用替代规律；那末，根据这个假定，汽力的应用势必被扩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再多使用任何一点汽力以代替马力也不会带来纯利益。不过，将留有一个边际，在那个边际，它们都能无差异地加以使用（如杰文斯也许会说的那样）；在那个边际，汽力或马力对总产值的纯增益将比例于使用它的成本。

同样地，如果有取得同样结果的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熟练劳动，而另一种是用非熟练劳动，那末，效率比成本高的那种方法将得到采用。将有一个边际，在那个边际，每种方法都将被无差异地加以使用。在那条线上，每种方法的效率和对它所支付的价格成比例，当然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各种不同工厂的特殊情况是要计及的。换句话说，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比例等于它们在无差异边际上的效率比例。

此外，手工劳动和机器劳动之间的竞争类似于不同种类的手工劳动或不同种类的机器劳动之间的竞争。手工劳动对于某些操作例如对于锄去生长不规则的那些贵重作物的杂草，具有优势，而马力对于锄去一块普通芜菁地的杂草也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每一种在各自领域中的应用将被扩大到再用就不会带来纯利益的程度为止。在手工劳动和马力之间的无差异边际上，它们的价格必须和它们的效率成比例；可见，替代的影响有在劳动工资和对马力所必须支付的价格之间确立一种直接关系的趋势。

第三节纯产品的定义。

各种不同的劳动、原料、机器和其他设备以及内部和外部企业组织，照例都是用来生产商品的。经济自由的优越性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即：一个有天才的企业家自冒风险进行试验，以观察某种新方法或各种旧方法的结合是否比旧方法的效率更大。的确，每个企业家都根据他的精力和才能不断地力图了解他所使用的每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效率，和可能用来代替它们中间某些要素的其他要素的相对效率。他尽量估计额外使用任何一种要素将带来多少纯产品（即他的总产值的纯增益）；所谓纯是指减去由于这种变动而可以间接引起的任何额外费用，再加上随之而来的任何节约。他力图把各种要素使用到那个边际，在这个边际，它的纯产品不再超过他对它所必须支付的价格。他的估计一般是靠久经训练的本能，而不是靠正式计算；但是他的方法和我们在研究派生需求时所指出的方法大致相同；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这些方法可以被描述为用一种复杂而精密的复式簿记制度所能办到的方法。我们曾经作过某些这类简单的计算。例如，我们曾看到麦酒中的蛇麻和麦芽的比例是怎样可以改变，由于增加蛇麻的分量而麦酒所能得到的额外价格是怎样成为决定蛇麻需求价格的一种典型因素。假定增加使用蛇麻并不引起额外的操劳或任何费用，并假定使用这个额外数量的利害得失值得考虑，这样麦酒所具有的额外价值就是我们所求的蛇麻的边际纯产品。在这个场合，像在大多数其他场合一样，纯产品是产品质量的提高，或产品价值的一般增益。它并不是可以和其余产品分开的一个确定的部分，但在例外场合它是可以分开的。

第四节任何要素的过分使用会引起报酬递减。这一事实和下述事实类似，但不尽相同，即：投于土地的资本和各种劳动的相应的增加，会引起报酬递减。

任何生产要素的边际使用这一概念，意味着由于它的使用递加而有报酬递减的可能趋势。

在企业的各个部门中，甚至可以说，在一切日常生活事务中，为达到任何目的而过度使用任何手段势必要引起报酬递减。我们可以再举一些例子来说明那个曾被论证过的原理。在制造缝纫机方面，有些部件用铸铁就可以做得很好，其他部件用普通钢就成了；还有的部件需要特别昂贵的合金钢，而且所有的部件都应该配合得平滑，以便机器运转灵活。

如果任何人把不适当的操劳和费用用于选择原料，以满足次要用途的需要，那末，确实可以断言，此项支出提供急剧的报酬递减；把其中一部分用来使机器运转灵活，甚或用来制造更多的机器，对他也许更加有利一些。如果他把过多的支出只是用于涂皮上光，并使用低级金属来代替必要的高级金属，则事情甚至会更糟一些。

这种考虑乍看似乎使经济问题有所简化；恰恰相反，它却是困难和混乱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所有这些不同的报酬递减趋势虽有某些类似之处，但它们毕竟是不同的。例如，由于在特定工作上所应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当面产生的报酬递减，和因人口增加而加于生活资料的压力这一明显趋势毫无共同之处。古典学派那个伟大的报酬递减规律的主要应用，并不在任何一种特定的作物上，而是在所有的主要粮食作物上。它认为农场主通常一定是种植那些他们的土地和资源最宜于种植的作物，同时考虑到这些作物的相对需求；此外，它认为他们必然把他们的资源适当地分配给各种不同的用途。它并没有认为他们具有无限的聪明智慧，但是它假定在分配这些资源方面他们显示了相当的慎重和明智。它所指的国家是，它的全部土地已经操纵在现实企业家的手中，他们可以从银行贷款来补充自己的资本，只要他们证明贷款的用途正当，这个规律断言，该国农业总投资的增加将引起一般农产品的报酬递减。这个论点是和下述论点相似，但却截然有所区别，即：如果任何农场主把自己的资源不适当地分配在各种不同的耕作计划方面，那末，他从那些用得过多的支出部分将得到显著的报酬递减。

例如，在某既定场合下，在可以最有利地用于耕地、耙地或施肥上的支出额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有某些意见分歧，但是分歧不大。一个没有经验的人把一块已经以机械处理相当好的土地耕过许多遍，而对它所急需的肥料施得很少，甚或没有施肥，他一般地会受到指责，因为他耕的次数过多，以致使它引起急剧的报酬递减。但这种误用资源的结果是和一个早开发国家的农业由于耕作中运用适当的那些资源的一般增加而引起的报酬递减趋势毫不相干。的确可以找到十分类似的场合，即：甚至在那些增加的资本和劳动如加以适当的分配就产生报酬递加的工业中，特定的资源如按不适当的比例运用，就会产生递减的报酬。

干。的确可以找到十分类似的场合，即：甚至在那些增加的资本和劳动如加以适当的分配就产生报酬递加的工业中，特定的资源如按不适当的比例运用，就会产生递减的报酬。

如果经营上的报酬也计算在内的话）外，尚绰绰有余，那末，汽门敞开，新的供给进来。如果报酬低于此数，则汽门闭而不动。总之，因现有的供给由于使用和时间的消逝而在逐渐毁灭，所以，当汽门在关闭的时候，供给总是在减少着。汽门是供给和需求的一般关系借以决定价值的那部分机器。但是边际使用并不决定价值；因为边际使用和价值一道是由供求的一般关系决定的。

第六节利息和利润二词直接适用于流动资本，而根据将定假设只间接适用于生产资本。这几章的中心理论。

可见，如果生产者个人的资源采取一般购买力的形式，即他将把每种投资推广到那一边际，在该边际，他从它所期待的纯报酬不再高于他从某种别的材料、机器、广告或增雇某些劳动的投资中所能取得的纯报酬。每种投资仿佛将被推到一个汽门，该汽门所给予它的阻力等于它的扩张力。如果他投资于材料或劳动，而这又很快地体现在某种可卖的产品上，那末，产品的销售补充着他的流动资本，而这种资本又被投资到那一边际，在该边际，任何追加投资所带来的报酬小得无利可图。

但是如果他投资于土地，或耐久的建筑物或机器，那末，他从他的投资所得到的报酬可以和他的预期悬殊很大，这将由他的产品的市场来决定。在机器存在的时期，市场的性质多半由于新的发明或时样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更不用说土地永存的时期了。这样他从土地和机器的投资中所得到的收入，从他个人的观点来看，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在于土地具有较长的寿命。但是从一般生产来看，这两种收入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一事实，即：土地的供给是固定不变的（虽然在新开发的国家，用来为人们服务的那种土地的供给可以增加）；而机器的供给却可以无限增加。这种区别对于生产者个人是有作用的。因为如果没有巨大的新发明使他的机器作废，而那些机器所生产的东西又有一种稳定的需求，那末，他们将不断地按着大约等于它们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而他的机器大抵将给他提供那宗生产成本的正常利润（减去机器的折旧费）。

这样，利息率是一种比率，它所联结的两种东西是两宗货币额。如果资本是“自由”资本，而这宗货币额或它所支配的一般购买力又已知，则它的预期纯货币收入可以立即同那宗货币用一定的比率（四厘、五厘或一分）表示出来。但是当自由资本已经投在某特定东西上面，它的货币价值，除把它将提供的纯收入资本还原，照例是无法确定的。因此，支配它的原因是和支配地租的原因在不同程度上相似的。

我们已经面临着这部分经济学的中心理论了，即：“凡被正确地看成是‘自由’资本或‘流动’资本或新投资的利息的东西，被当作旧投资的一种租（即准租）是更加正确些。不过，在流动资本和在某特殊生产部门中所‘沉淀的’资本之间，在新旧投资之间，不存在着严格的界限。每组投资可以逐渐变成另一组投资。即使地租也不是当作一种自在的东西，而是当作一大类中的一个主要的种看待的；虽然它的确有它自己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不论从实际或理论的观点来看都是极其重要的”。

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第九章边际成本和价值的关系。一般原理（续）

第一节借租税转嫁说明价值问题的种种理由。

地租现象是如此复杂，和它们有关的曾引起价值问题中的一些枝节问题的争论的实际问题又是如此之多，以致有必要来补充我们以前用土地所作的例证。我们可以用想像的商品再来论证一遍，这种商品要选择得使它在问题的各个阶段都具有自己的显著特征，而不致引起在地主和佃户的现实关系中不存在这些特点的非难。

但是在我们讨论这点之前，我们可以借租税的归宿从旁说明价值问题。因为大部分经济科学确实是从事于研究主要影响某特定生产或消费部门的那些经济变动在全社会的普及的；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原理不能用某种租税“向前”即离开原料和生产工具的生产者而向最后消费者转嫁、或按相反方向而“向后”转嫁的讨论加以适当的说明。而这对于现在所讨论的那类问题是特别适用的。

有一个普遍原理，即：如果一种税加于某些人用来生产售与其他人的商品或服务的任何一种东西上。那末，这种税有使生产缩减的趋势。这将使大部分租税负担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小部分向后转嫁给供应这组生产者以生产必需品的那些人身上。同样，任何一种东西的消费税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向后转嫁给它的生产者。

例如，对印刷业所征的那种料想不到的重税，会使从事该业的人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如果他们力图大大提高价格，即需求势必急剧下降。但从事该业的各阶层所受的打击是不同的。因为印刷机和排字工人在印刷业外不容易得到雇用，所以，印刷机的价格和排字工人的工资一时降得很低。相反地，厂房和动力设备，以及杂勤人员、工程师与雇员是不会等待通过自然毁灭的缓慢过程使其数量与已减少的需求相适应的；其中有些会很快地在其他行业中找到出路，而长期由仍操该业者所负担的部分极少。此外，很大一部分租税势必由辅助工业如造纸业和铸型业来负担，因为它们产品的销路有所减少。作者和出版商也会受到一些损失；因为他们不是被迫提高书价，从而销数减少，就是让成本汲尽他们的大部分总收入而后已。最后，书商的总销数减少，从而他们也会受到一些损失。

上面曾假定税的分布范围很广，并涉及所述印刷业易于迁入的各个地区。但是如果它只是一种地方税，则排字工人势必迁出租税所及之范围；同时印刷厂主，所负担的税额也许多于，而不是少于那些厂主，他们的资金更加专用，但易于调动。如果这种地方税不能由有吸引人口趋势的任何结果得到补偿，则部分负担将落在当地面包商和杂货商等人的肩上，因为他们的销售量将有所减少。

其次假定所课的税是印刷机税，而不是印刷品税。在这种场合下，如果印刷业者没有他们情愿毁坏或弃而不用的半旧机器，那末，这种税不会打击边际生产。它不会立即影响印刷量，从而不会影响它的价格。它只会中途截取印刷机所有者行将获得的一部分报酬，并降低印刷机的准租。但是它不会影响过去引诱人们把流动资本投于印刷机所必要的纯利润率。因此，当印刷机被用坏之后，这种税会增加边际生产费，亦即会增加使生产者感到犹疑不决而可以自由抉择的那种费用。从而，印刷供给减少，它的价格上涨。而新印刷机的引用只会到达那一边际，在该边际，根据一般印刷业者的判断，它们除能支付租税外，还能给那种支出提供正常利润。

当达到这个阶段以后，印刷机税的负担分配和印刷税大致相同，只除去一点，即：从每台印刷机攫取巨大工作量的引诱更为加大。例如，较多的印刷机可以实行双班制，尽管夜班会引起特殊费用。

现在我们就把租税转嫁的这些原理应用到我们的主要例证中去。

第二节上节所讨论的租和准租与价值的关系之例解。

让我们假定，有几千块比钻石硬的大陨石落在一个地方，因此，人们立刻把它们拣起来，再拣就没有了。这些陨石能切削各种东西，势必使许多工业部门发生革命；而陨石的所有者在生产上占有特殊优势，它会提供巨大的生产者剩余。这种剩余一方面完全是由对它们服务的需求的迫切性和大小，另方面是由陨石的数量来决定的。它不会受取得更多供给所用成本的影响，因为按任何价格也不能再生产出一块来。生产成本确实可以间接地影响它们的价值，但那是用硬钢和其他材料制成的工具的成本，而这些工具的供给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如果聪明的生产者惯于用任何一块陨石来完成用这种工具同样可以完成的工作，则那块陨石的价值不会大大超过在这些次要用途上和它同样有效的那些工具的生产成本（减去折旧）。

因为陨石是如此坚硬，以致不会受磨擦的影响，所以，它们也许在全部工作日内都在被使用着。如果它们的服务是很有价值的，那末，为了使它们提供最大的服务，加班加点，甚或实行二班或三班制也是值得的。但是它们被用得越厉害，它们每次追加的服务所提供的纯报酬也就越少；从而就说明这一规律，即：不仅土地，而且也有其他各种生产工具，如果被用得过于厉害，势必产生报酬递减。

陨石的总供给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当然任何特定厂商要买多少就几乎可以买多少。在长时期内，他预其他用在陨石上的支出提供利息（或利润，如果他自己工作的报酬也包括在内），正如同仿佛他购买的是一架机器，它的供给可以无限增加，因此，它的价格同它的生产成本几乎一致那样。

但是当他一旦购买陨石之后，诸生产过程或借助于它们所生产的那些东西的需求的变动，也许使它们所提供的收入成为他的预期收入的两倍，或只是二分之一。在后一场合，它类似于从那样一架机器所得到的收入，这架机器没有最新的改良，只能赚取一架成本相等的新机器所能赚取的二分之一。

陨石和机器的价值同样都是它们所能赚取的收入的资本还原，而这种收入又是由它们所提供的服务的纯价值决定的。收入获得力，从而各自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它的生产成本，而取决于它的产品的一般供求关系。但是在机器的场合下，那种供给是由和它效率相同的新机器的供给成本所制约，而在陨石的场合下，却没有这种限制，只要现有的陨石是用来做任何其他东西所不能做的工作的话。

试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因为不论谁购买陨石，都是从其他生产者那里买的，他的购买实质上并不影响陨石所提供的服务的一般供求关系。因此，它不影响陨石的价格；而这种价格仍然是陨石在那些需要最不迫切的用途上所提供的服务之价值的资本还原。断言买主从代表服务价值的资本还原的价格上预期正常利息，等于断言陨石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是由那些服务的价值所决定，这是一种循环论。

其次让我们假定，这些陨石并不是立即都被发现，而是散落在公共土地的地面上，只要大力搜寻，还可以在这里或那里找着一块。那末，人们的搜寻陨石只会到达那一点（或边际），在该点，寻找陨石的可能利益，在长时期内恰够补偿所用劳动和资本的支出；在长时期内，陨石的正常价值就是使供求保持均衡的那种价值，而每年所找到的陨石的数量，在长时期内恰是正常需求价格等于正常供给价格的那一数量。

最后，让我们把陨石这一场合和通常用在加工工业中的轻型机器和其他设备的那一场合加以等同对待，办法是假定陨石是易碎的，而且很快就会磨坏；并假定有一种取之不竭的源泉，从它可以按几乎不变的成本迅速而有把握地得到追加的供应。在这个场合，陨石的价值总是和该成本大致相等；

需求的变动对它们价格的影响极小，因为价格稍有变动，就会很快地使市场上的陨石存量发生巨大的变动。在这种场合下，从一块陨石所得到的收入（减去折旧）总是和它的生产成本的利息十分接近的。

第三节续前。

上面的许多假设是不断地从一个极端伸向另一个极端的，在一个极端，取自陨石的收入是从严格意义上说的地租，而在另一个极端，它宁可同自由资本或流动资本的利息列入一类。在第一个极端场合下，陨石是不能用坏或毁灭的，而且它的数量也是一成不变的。当然它们有被分配于各种不同用途的趋势，而在这些用途上它们是这样应用的，以致增加陨石的供给以适应某种用途的需要，如不取自它们所提供的纯服务至少具有同样价值的其他用途是不行的。可见，几种用途的应用边际是由陨石的固定数量和在不同用途方面对它们的需求总额的关系来决定的。这些边际一旦如此决定，对其使用行将支付的价格，是由它们在其中任何一个边际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来表示的。

加于陨石而征自使用者的等一税，将减少陨石在各种用途上的纯服务，所减之数等于税额。这种税将不影响陨石在几种用途上的分配；也许在由于重新调整的磨擦阻力而引起某些延缓之后，它将全部落在陨石所有者的肩上。

在我们假设链条上的另一个极端，陨石的毁坏是如此之快，按几乎不变的成本得以再生产又是如此之快，以致陨石所能承担的各种用途的迫切性和数量的变动，将迅速引起可用陨石数量的变动，因此，那些服务永不能提供一种大大高于或低于取得追加陨石所用货币成本的正常利息。在这种场合下，当一个企业家计算行将使用陨石的任何定货的成本时，他在行将使用（和耗损）陨石的时期可以把利息（或利润，如果把他自己的工作也计算在内）列入，作为该定货的一部分主要成本或直接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对陨石所课的税，会全部落在那个人身上，他甚至在实行这种税不久之后接受了借陨石来生产的一批定货。

假定陨石的寿命和新陨石得以供应的速度处于中间阶段；我们发觉，陨石借用者所必须支付的费用和陨石所有者在任何时候从它们所能取得的收入也许与其成本利息（或利润）暂时有所差异。因为陨石所能承担的各种用途的迫切性和数量的变动，会使它们在它们的边际使用上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有很大的提高或下降，即使在生产它们的困难方面没有巨大的变化。如果由于需求的变动，而非由于陨石成本的变动的这种上升或下降，在讨论任何特定企业或任何特定价值问题期间多半是大的，那末，对那种讨论来说，陨石所提供的收入与其说近似于陨石生产成本的利息，而不如说近似于地租。在这种场合下对陨石所课的税有减少用户所付租金，从而有减少取得追加供应的投资引诱的趋势。因此，它减少供给，并迫使那些需要用陨石的人把租金逐渐增加到一点，在该点，租金和陨石的生产成本完全相抵。但是这种调节所需要的时间也许是很长的。在这个期间，大部分税会落在陨石所有者的肩上。

如果陨石的寿命和我们所述的使用陨石的那种生产过程比较起来是长的，那末，陨石的存量也许超过它们特别宜于做的各种工作所需要的数量。其中有些几乎是闲而不用，这些陨石的所有者计算他恰愿生产的那种边际价格时并不列入陨石价值的利息。这就是说，有些成本就持续长时期的合同或其他事件来说被划成直接成本，可是就仅仅短时期的某特定事件来说却被划成补充成本，而这种成本在商业清淡时是要加以考虑的。

当然，在长时期内，所索价格应当抵偿补充成本和应当抵偿直接成本是同样重要的。一种工业由于甚至不能对投于发动机的资本提供低廉的利息，和由于不能补偿逐日消耗的煤和原料的价格一样，在长期内势必破产。正如同一个人由于得不到食物或由于带上镣铐而势必停止工作一样。但是人不吃饭也能继续工作一日，而如果他带上镣铐，他就立即不能工作。同样，一种工业在整个一年甚或一年以上的期间也许而且往往相当活跃，虽然在那个期间除主要成本外所赚无几，而固定设备也不得不“白白地使用”。但是如果价格跌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不能支付当年用现金所购买的原料、工资、煤和照明等费用，那末，生产势必立刻停顿。

这是生产要素所提供的被视作地租或准租的那些收入和被视作当前投资的利息（或利润）的那些收入（减去折旧和维修费用）之间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虽说是根本差别，但它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生物学有趋势证明，动物界和植物界具有共同的来源。可是，在哺乳动物和树木之间仍存在着根本差别；而从较狭隘的意义上说，橡树和苹果树之间的差别是根本差别；同样，从更狭隘的意义上说，苹果和蔷薇之间的差别也是根本差别，虽然它们都属于蔷薇科。这样，我们的中心理论是，自由资本的利息和旧投资的准租逐渐地融合在一起，即使地租不是自在的东西，而是一大类中一个主要的种。

第四节续前。

此外，不论在精神世界或物质世界中，自然界从来没有把纯粹因素和其他因素分割开来，从严格意义上说的纯粹地租是极其罕见的。差不多所有的土地收入都多少含有某些重要成分，而这些成分是从投在建筑房屋、棚舍和排水等方面的劳动产生的。但是经济学家学会了识别日常所说的地租、利润和工资等这些名词所指的那些混合物的各种性质。他们知道在日常叫做工资的这一混合物中含有真正地租的成分，在日常所谓的地租中含有真正的劳动报酬等等。总之，他们懂得把化学家作为自己的榜样，他探求各种元素的本性，因以处理商业上普通的氧与苏打，虽然它们含有其他元素的杂质。

他们知道差不多所有实际使用的土地都含有资本的要素；由于人为了生产而投于土地的劳作所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和不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产生的价值是需要加以分别论证的；

在讨论普通所谓“地租”，其实从较狭隘的意义上来说并非全都是地租的那种收入的任何特定场合下，必须把这些论证的结果加以综合。论证综合的方式取决于问题的性质。有时只用机械的“力的合成”就够了；较多的是必须酌计各种力量之间类似化学的交互作用；而在差不多所有那些范围很广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对生物学上的增长概念势必要加以注意。

第五节稀有地租和级差地租。

最后，简单谈一下“稀有地租”和“级差地租”的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地租都是稀有地租，所有的地租也都是级差地租。但在某些场合下，把用适当工具同样使用的某特定生产要素和劣等要素（也许是边际要素）所提供的收益加以比较来计算该特定要素的地租，是方便的。而在另一些场合，最好是直接考察需求和用该要素来生产那些商品所需要的资料的稀缺或丰裕的基本关系。

例如，假定现有的陨石都是同样坚硬，同样不易毁坏的；

假定这些陨石都操于某个别人之手。再假定他决定不利用垄断权来限制生产，以便人为地提高它的服务价格，而是把每块陨石充分使用到它能被有利使用的程度（这就是说，使用到强度这样大的边际，以致产品只能以一种价格出售，这种价格刚够它的费用和利润，而对陨石的使用不提供任何剩余）。这样，陨石所提供的服务的价格势必由它们服务总量的自然稀缺性和对那些服务的需求的关系所决定；而剩余总额或地租最容易被看成是这种稀有价格和陨石使用费总额之差。因此，它一般地被视作稀有地租。但是相反地，它可以被看作是陨石纯服务的总价值超过假如它们所有用途像它们边际用途那样无利时所达到的总价值的级差差额。如果陨石为不同的生产者所有，而他们又由于互相竞争而不得不把每块陨石使用到再用就无利可图的边际，那末，上述论点也完全是适用的。

上例之所以这样选择是为阐明这一事实，即：用“级差”和“稀有”的方法来计算地租是不以劣等生产要素的存在为转移的：因为按优等陨石的边际使用和按在完全不值得使用的边际上的那些劣等陨石的使用，都同样可以清楚地作出有利于陨石在各种较有利的用途方面的级差比较。

由此可见，劣等土地或其他生产要素的存在有提高优等要素地租的趋势这一见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却是真理的反面。因为如果劣等土地被淹并且完全不能生产任何东西，那末，其他土地的耕作势必更加集约化；所以，较之该地提供少数产量时，产品的价格较高，而地租一般也有所增加。

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第十章边际成本和农产品价值的关系

第十章边际成本和农产品价值的关系

第一节从一般农产品和新开发国家出现的地租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时间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

现在我们就从一般的讨论转向土地，并且首先讨论一个老国家的农业土地。

假定一种预料不会持续很久的战争，使英国的一部分粮食供应中断。英国人一定会用收效很快的那种额外的资本和劳动来增加农业生产。他们也许会考虑施用人工肥料、碎土机的结果等等；这些结果愈有利，则来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就愈少，而这种价格是他们认为使他们值得在这方面追加投资所必要的。但是，战争对于他们在战时收不到成效的那些改良的决策的影响极小。从而，在任何关于决定短期谷物价格的那些原因的研究中，土地从逐渐改良而来的那种肥力，必须当作当时的既成事实，仿佛和自然所提供的肥力一样。这样，得自这些永久性改良的收入，提供一种超过增产所需要的主要成本（或特殊成本）的剩余。但这种剩余不是和地租本身等同的真正剩余，这就是说，它不是超过产品总成本的剩余；它需要用来补偿企业的一般成本。

说得更确切些：如果得自土地所有者个人对土地所曾作的那些改良的额外收入，被算得不包括任何利益，而这种利益是由社会的一般进步所赐与土地的，不是取决于他的劳作和牺牲的，那末，全部额外收入照例是用来补偿他的那些劳作和牺牲所需要的。他对这些额外收入的估计，可能偏低，但同样也可能偏高，如果他估计得正确，则一旦投资出现了有利可图的迹象，他的利益就迫使他来进行这种投资。如没有相反的任何特殊原因，我们就可以假定他是这样作了的。在长期内，投于土地的资本的纯收益，按好坏收益平均计算，不超过这种投资所要求的适当收益，如果预期收益低于人们所实际依以计算的收益，则改良就会少些。

这就是说：对于和进行任何改良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时间比较起来是长的时起来说，得自改良的纯收入，只是用来支付改良者的劳作和牺牲所需要的价格。从而，进行改良的费用直接列入边际生产费用，并直接参与长期供给价格的决定。但在短期内，也就是说，在相对于进行所述那类改良并使之充分产生效果所需要的时间来说是短的时期内，这些改良在长期内所产生的纯收入足以提供改良费用的正常利润这种必要性，并不直接影响供给价格。因此，如我们所讨论的是短期，则这些收入可以被看成是取决于产品价格的准租。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农业产量，从而和耕作边际的位置（亦即在优等和劣等土地上资本和劳动都得到有利运用的边际），都是由供求的一般情况来决定的。它们一方面是由需求，也就是说，由消费农产品的人口数目，他们的需求强度和支付能力来决定；而另方面是由供给，也就是说，由可用土地的面积和肥力，以及准备耕种的人数和他们的资金来决定。从而生产成本、需求强度、生产边际和农产品的价格都是相互制约着，说其中任何一种部分地是由他种所决定，并不导致循环论。（2）作为地租的那部分产品，当然也在市场上出售，它对价格所起的作用和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完全一样。但是供求的一般情况，或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不受产品之分割成地租部分和使农户的支出有利可图所需要的部分的影响的。地租数量不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它本身是由土地的肥度、农产品的价格和耕作边际来决定的。它是投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所得的总收益超过它们在和耕作边际一样不利的条件下所得的总收益的差价。（3）如果计算不属于边际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当然，地租费必须加以计算；而如果这种计算是用来说明决定农产品价格的原因，那末，推理就成为循环的了。因为完全是一种结果的东西被算作造成这种结果的那些东西的部分原因。（4）边际产品的生产成本可以加以确定，而不致引起循环推理，产品其余部分的生产成本即不然。在资本和劳动有利应用的边际上的生产成本，在供求一般情况的支配下，是全部农产品的价格有和它一致趋势的那种成本：它并不决定价格，但是它集中了决定价格的那些原因。

第二节续前。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所有的土地都具有相同的便利，并且都被占用，那末，土地所提供的收入就具有垄断地租的性质。当然，土地所有者，不论土地是否具有相同的肥度，都尽可以联合起来，以便限制生产。通过这种办法，农产品所得到那种提高了的价格是垄断价格；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垄断收入，而不是地租。但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得自土地的收入是地租，不论是在土地质量完全相同的国家，还是在优等土地和劣等土地相交错的国家，它都是由相同的原因和相同的方式所决定的。

的确，如果有肥度大致相同的土地，除足以能使每人获得他准备充分投资所需要的以外，尚绰绰有余，那末，它就不会提供地租。但是这只说明一个旧有的矛盾，即水如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便没有市场价值，虽然水的某些分量有维持生命的功能，但是人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达到满足的边际，在该边际任何更多的供应对他毫无用处。如果每个村民都有一眼井，他用多少水就可以从自己井中抽多少水，同时所需要的劳动并不多于他从邻家井中抽水所用的劳动，那末，井中的水就没有市场价值。但是假使旱象已成，因此浅井水竭，甚至深井也有缺水的危险，则那些有井的人就能向任何一个用水户每桶索水费若干。人口越密，收费的机会就越多（在假定没有开掘新井的条件下），最后，每个有井的人也许认为井是一个永久的收入源泉。

同样，在一个新开发的国家里，渐渐出现了土地的稀有价值。早先的移民所行使的并不是一种专有权，他只能做任何其他人也同样可以做的事。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如果不是人身危险的话，他也许冒了某些风险，如土地竟然不佳，他也许不得不放弃他的改良。相反地，他的冒险也许成功，成群结队的人都接踵而至，而他的土地的价值很快会提供一种超过他用在土地上的开支的正常报酬的剩余，像一个满载而归的渔户所捕的鱼所提供的一样。但其中除了他的冒险的所需要报酬外是没有剩余的。他所曾从事的是一种有风险的事业，而这也是大家所共有的，他的精力和运气曾给他带来格外高的报酬，任何别的人也许像他一样，得到了同样的命运。

这样，他所预期的土地将来提供的收入，列入他的计算之中，并且当他的事业究竟进行到什么程度，还在犹疑不决时，增加了决定他的行为的动机。如他的改良是用自己的双手进行的，则他把那种收入的折现值看成是他的资本的利润和他自己劳动的报酬。

一个移民占有土地时往往料到的是，在他占有的时期，土地所提供的产品将不足以适当地报酬他的艰苦，他的劳动和他的支出。他把对他的部分报酬寄托在土地本身的价值上，这土地他也许不久就可以售与那没有机会过垦荒生活的后来者。这个新农户，有时甚至像英国农场主受到损失以后才知道的那样，把他所生产的小麦几乎看成是一种副产品；他所期求的主要是一个农场，是由他对土地所进行的改良而行将得到的农场所有权。他认为土地的价值将节节上涨，这种上涨与其说是由于他自己的劳作，而不如说是由于那种与日俱增的社会繁荣所造成的安乐的增进，资源的增长和市场的发达。

用另一种方式来说，人们一般不愿经受垦荒的艰苦和孤独，除非他们有把握得到一种比他们在本国所能得到的报酬（用生活必需品计算）要高得多。矿工们除非用一种高工资是不能被吸引到一个与文明的其他便利和各种社会活动机会相隔绝的富矿来工作的，而在这些矿场监督他们自己投资的那些人也期待着高额利润。由于同样的理由，垦荒者需要有由出售他们农产品的收入所构成的高额总收益和取得有价值的产权来报酬他们的劳动和艰苦。当免费使用土地时，移民就进行到这一点，在该点，土地恰能提供这种收益，而不留有支付地租的任何剩余。如收取费用时，则移民只进行到这一点，在该点，收益除报酬垦荒者的艰苦外，将留有一种地租性质的剩余，以补偿这种费用。

第三节对生产者个人来说，土地不过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尽管如此，还须记住，土地从生产者个人的观点来看，只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一个农户所耕作的某特定地段是否达到他所能达到的那种有利程度，他是否应该力图尽量利用这块土地，或另种一块土地这样的问题的性质，和他是否应该购买一架新犁，或者设法使其现有各犁多做出一些工作（有时在土壤处于不很有利的条件下也使用它们），并给他的马多喂草料这一问题，具有相同的性质。他把以下两种情况加以比较。一种是多用一些土地所得到的纯产品。一种是把这笔资本用在其他用途的情况（这笔资本是为了取得这纯产品所必须花费的）。同样地，他把在不利条件下使用他的犁所得的纯产品，同增加他的犁数，从而在更有利的条件下使用它们所得的纯产品加以比较。他不知道究竟通过额外使用他的现有各犁，还是通过使用一个新犁而生产的那部分产品，可以说是由犁的边际使用而来。这种使用对犁所提供的纯收入毫无增益（也就是说，除了实际的耗损费，一无所剩）。

又如一个拥有土地和建筑物的厂商或商人，把二者看作是同他的企业有类似的关系。最初土地和建筑物都将给他提供充分的助力和便利，后来随着他力图从它们取得越来越多的助力和便利而出现了报酬递减现象，直到最后他将怀疑究竟他的车间或货库的拥挤现象是否如此不便，以致只有增加空间才适合他的目的。而当他决定是否通过增加一块土地或把他的工厂多盖一层以扩大空间时，他要把增加一块土地和多建一层楼的投资所得的纯收入加以比较。他刚好从现有设备挤出的那部分生产（他不知道是否增加那些设备比提高现有设备的利用率较为值得），对那些设备所提供的纯收入并无增益。这个论点没有提到设备究竟是人造的，或一部分是自然所赐与的。它同样适用于地租和准租。

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却有这样的区别。如果一个人占有一个农场，则供别人使用的土地有所减少，他之使用农场不是增加了别人对它的使用，而是代替了这种使用。而如果他投资放良土地，或建筑房屋，则他不会显著地减少别人进行同样投资的机会。可见，在土地和人造设备之间有其相同的一面，也有其不同的一面。其所以不同，是由于在一个早开发的国家里土地总额大约是（在某种意义上说，绝对是）永久而固定不变的；而人造的设备，不论是土地的改良、建筑物，还是机平等等，都能按照借助于它们所生产的产品的有效需求的变动而不断地增加或减少。这就是它的不同方面。而相反地，也有它的相同方面，因为其中有些设备不能被迅速地生产出来，就短起来说，它们实际上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量。就短期而论，得自它们的收入和借它们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的关系，同真正的地租和这些价值的关系一样。

第四节对所有农产品和对单一农作物征收特别税的说明。准租和单一农作物的关系。

让我们把这些考虑应用在对“谷物”（从古典经济学家为简单起见用它来代表一切农产品的意义上说）征收一种永久性租税的假设上。很显然，农户力求使消费者至少负担一部分租税。但是向消费者所索价格的任何上涨，势必减少需求，从而对农户又起着反作用。为了决定究竟有多少税转嫁给消费者，我们就必须研究有利支出的边际，不论它是运用于劣等土地或远离有利市场的土地的少量支出的边际，还是运用于优等土地和靠近人口稠密的工业区的土地的大量支出的边际。

如果靠近边际所曾生产的只是少量的谷物，那末，农户所得纯价格的些许下降，不会使谷物的供给锐减。因此，消费者所付的谷物价格不会急剧上升；而消费者所负担的税实属有限。但是谷物的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势必有很大的下降。如果农户所耕种的土地是自己的土地，他就负担较大一部分租税，而如果是租来的土地，他可以要求大大减少地租。

相反地，如果靠近耕作边际所曾生产的是大量的谷物，则租税有使生产大大缩减的趋势，由此而引起的价格的上涨会阻止这种缩减，从而农户进行和以前几乎一样的集约经营，而地主在地租上所受的损失极小。

可见，一方面，一种税要是课得使土地的耕作或建立农场用房受到节制，它就有转嫁于农产品消费者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对来自土地的位置、广袤、及其阳光、热、雨和空气的那部分（年）价值所课的税，只能由地主负担，当然，租地人在短时期内就是地主。土地的这种（年）价值普通叫做土地的“原始价值”，或“内在价值”。但是其中大都是人为的结果，虽然不是它的持有者造成的结果。例如，灌木林地由于附近工业人口的增长而可以立即具有很高的价值；虽然它的所有者把它原封未动地搁在一边。因此，也许更加正确的是，把土地的这部分年价值叫做“公有价值”，把由土地持有者的劳作和支出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叫做“私有价值”。但“原始价值”和“内在价值”这些旧名词，仍然可以保留，以供一般使用，不过要指出它们的部分不确切性。在使用比它好的以前使用过的另一个名词时，我们可以把土地的年公有价值叫做“真正地租”。

对土地公有价值所课的税，不会大大减低精耕土地的引诱，也不会减少建筑农场用房的引诱。因此，这种税不会大大减少商品粮的供给，也不会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所以它不能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转嫁出去。

这假定对真正地租所课的税是按照土地的一般能力，而不是按照土地所有者对它的特殊使用来规定税额的。土地的纯产品被假定为一个具有正常能力和企业心，并按自己力所能及的判断而善于使用土地的耕户所能得到的那种纯产品。

如果有一种先进的耕作方法发掘了土壤的潜力，以致使收益增加，除报酬支出和正常利润所需要的以外，尚有很大的剩余，那末，纯收益和正常利润的这个差额应属于真正地租的范围。但是如果人们知道，或甚至料到，对真正地租所课的那种很重的特别税将应用于这个收入差额，那末这种预料就可以使土地所有者因畏重税而放弃改良。

第五节续前。

我们曾经偶尔提到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对相同的原料或生产工具的竞争。但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不同农业部门对同一块土地的竞争。这种场合比城市土地的那种场合简单，因为农业，就主要作物而论，是单一的企业，虽然栽培果树（包括葡萄树在内）、花草和蔬菜之类提供了发挥各种专业能力的机会。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姑且假定所有各种农产品都可以被看成是等于一定量的谷物，假定除占全部土地一个有限而几乎固定的部分作为建筑地基外，所有的土地都将被用于农业，这是有理由的。但是当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一种农产品，例如蛇麻上的时候，似乎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原理，其实不然。让我们来考察它吧。

蛇麻是和其他作物轮种的，农户往往举棋不定的是，究竟他用自己的某块土地来种蛇麻，还是来种另一种作物。于是各种作物都彼此争用这块土地；如果任何一种作物比其他作物有提供较大利益的迹象，那末，农户将把自己更多的土地和资金用于这种作物。这种变动也许由于习惯、缺乏信心、固执或农户的知识有限，而受到阻碍，但这大体上仍是真的，即各农户（再一次重复其支配作用的代用原则）“在估计到他自己的资金时，将把资本投在他企业的各个方面，直到他认为似乎达到有利的边际为止；也就是说，直到在他看来似乎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在某特定方面任何进一步投资的收益会补偿他的支出为止”。

可见，在均衡时，燕麦和蛇麻或另一种作物对恰好引诱农户运用的那种资本和劳动将提供相等的纯收益，否则他势必作了错误的计算；而不能得到他的支出得以提供的最大限度报酬。他仍然可以通过重新分配他的作物，通过增加或减少他的燕麦或某种别的作物的种植来增加他的收入。

这就使我们要考虑和各种不同作物对同一块土地的竞争相关的那种租税了。让我们假定，不论什么地方种植蛇麻都要纳税，它并不只是一种地方税。农户可以用降低他对蛇麻地的集约经营程度来逃避一部分税，而用他所曾计划种植蛇麻的土地种植另一种作物来逃避另一部分税。倘他认为种植无税的另一种作物比种植有税的蛇麻收入要多，则他将采取第二种计划。在这种场合下，当他决定限制蛇麻生产的程度时，他所考虑的是他从种植比方说是燕麦的那块土地所能得到的剩余。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在种植燕麦的土地所提供的剩余或地租和蛇麻价格所必须补偿的边际成本之间也不存在简单的数的关系。某农户的土地过去生产优质蛇麻，并且当时恰适合种植蛇麻，他会毫不犹疑地认为最好是用它来种植蛇麻，虽然由于租税的原因，他也许决定稍微控制在这方面的支出。

同时，一般限制蛇麻供给的倾向，有使它的价格上涨的趋势。如果蛇麻的需求没有弹性，而质量相宜的蛇麻又不易从没有这种特别税的地区输入，那末，价格的上涨几等于全部税额。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限制蛇麻供给的倾向就会受到节制，而所种植的蛇麻几乎和没有征税以前一样多。在这里像在以前所述印刷品税的场合一样，地方税的结果和一般税是截然相反的。因为除非这种地方税普及到全国可以种植优质蛇麻的绝大部分地区，则它的结果势必把蛇麻驱逐到无税的地区，税收会减少，当地农户所受的损失会很大，而群众购买蛇麻所付的价格也会稍高一些。

第六节续前。

就短期而论，上节的论点对农场建筑物的获利的能力和其他准租都是适用的。当可以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现有农场建筑物或其他设备，由于另一种商品的需求能使它们在它的生产上取得较高收入而转用于这种商品的生产时，则在短时间内第一种商品的供给将减少，而它的价格比这些设备不能用另一种用途取得较高收入时要高些。例如，如果生产设备可用于一个以上的农业部门，则各部门的边际成本所受的影响，要看这些设备转用于其他部门的程度而定。尽管报酬递减，其他生产要素在第一个部门中的利用强度将更加提高；而它的产品的价值将上升，因为只有在较高的价值下价格才将处于均衡状态。由于外部需求而增加了的设备的获利能力，似乎成为这种价值增加的原因，因为它将使那个部门的生产设备相对缺乏，从而提高它们的边际成本。从这种论断表面上似乎可以简单地过渡到另一种论断，即增加了的设备的获利能力列入决定价值的那些成本之中。但是这种过渡是不合理的。因为第一种商品的价格的增加和设备转用于第二个产业部门所能得到的收入之间，将没有直接的或数的关系。

同样地，如果对某工业所用的工厂课税，则其中有些工厂将转用于其他工业，因此那些工业的边际成本，从而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将下降。同时各种工厂的纯租价也暂时下降。

但是这些下降在量上将有所不同，因此，在产品价格的下降和地租（或更确切些说，准租）的下降之间将没有数的关系。

这些原理不论对短期或长期来说都不适用于矿山。矿山使用费虽然往往被叫做地租，但不是一种地租。因为除矿山或石场等实际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外，它们的收入超过它们直接支出的差额，必须至少有一部分被视作出售储藏品（的确为自然界所储藏，而现在被当作私有财产）所得的价格；因此，矿石的边际供给价格除采矿的边际费用外，还包括矿山使用费。当然，矿山所有者希望按时取得矿山使用费。而他和租用者所订的合同，部分地由于这种原因，往往载明既要支付使用费也要支付地租。但是对一吨煤所收的矿山使用费本身，如加以正确的调节，说明那被视作未来财富源泉的矿山的价值已有所减少，而这种减少是由自然藏量中取出那吨煤所造成的。

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第十一章边际成本和城市土地价值的关系

第一节位置对城乡土地价值的影响。地基价值。

前三章考察了生产成本和来自土地“原始力”与其他自然恩赐品的占有的收入的关系，也考察了生产成本和直接来自私人投资的收入的关系。介于二者之间有一个第三类，其中包括那些收入，或者不如说收入的那些部分，这些收入是社会一般进步的间接结果，而不是私人为获利所投资本和劳动的直接结果。现在我们应该研究这一类，特别是关于城市地基的价值。

我们已经知道，虽然自然界所给予的报酬，如用农产量计算，差不多总是不能和投于农业中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成比例的增加；但是另方面，如果高度的集约经营是附近地区非农业人口增长的结果，那末，人口的密集多半有提高农产品价值的趋势。我们已经知道，当产品按其对生产者的价值，而不按其数量计算时，这种影响是怎样地同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对立，并且往往超过后者的作用；农户既可以得到他借以销售农产品的好市场，又可以得到供给他必需品的好市场，他买贱卖贵，社会生活的种种便利和享受也越来越处于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此外，我们也曾知道，高度工业组织所产生的经济，是怎样往往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别厂的资源。各业为自己所必须安排的那些内部经济和工业环境的普遍进步所产生的那些外部经济相比，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企业的位置在决定企业利用外部经济的程度上，几乎经常起着重大的作用；由于附近勤劳富裕的居民的增多，或者铁路和通向现有市场的其他交通工具的开辟而产生某地基的位置价值，是工业环境的变动对生产成本所起的最显著的影响。

假设任何一业（不论是否农业）中的二个生产者在各方面都具有相等的便利，但第一个企业比第二个企业所占的位置较为便利，因此在相同市场上买卖所需运费较少，那末，他的位置所给予他的差别利益等于他的对方所多出的运费总额。我们可以假定，位置上的其他便利，例如靠近特别适合他的行业的劳动市场，同样可以变成货币价值。如把这换算成货币价值并加在一起，我们就得出第一个企业比第二个企业在位置的便利上所具有的货币价值；而如果第二个企业没有位置价值，它的地基只是按农业土地的价值计算，那末，这种价值就成为它的特殊位置价值。较有利地基上所能获取的额外收入提供一种所谓特殊位置地租；任何一块建筑土地的总地基价值是拆除建筑物后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时所具有的价值。“年地基价值”——用一种方便的，虽不十分确切的说法——就是那种价格按当前利息率所提供的收入。它显然超过特殊位置价值，所超过之数仅等于农业土地的价值，相较之下，它往往是一个几乎可以不计的数量。

第二节通过个人或集体的有意行动而创造的位置价值的一些例外场合。

很显然，大部分位置价值是“公有价值”（见以上第117页）。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例外场合。有时全城甚或一个地区的住宅是按商业原则设计的，而且是单独由一个人或一个公司负担风险投资来完成的。后者的行动部分原因也许是由于慈善或宗教的动机，但是不论在任何场合，它的财政基础将见之于这一事实，即：居民稠密本身就是经济效率增进的一个原因。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效率所产生的主要利得归那些已经占有该地的人所有。但那些从事于开拓一个新地区或建设一座新城市的人把自己的主要希望通常是建立在获得商业成功的基础上面。

例如，当萨尔特和蒲耳曼决定把他们的工厂移到乡下并建立萨尔特和蒲耳曼城的时候，他们都预料到他们按农业用地的价值所能购买的土地会取得城市地产由于周围人口稠密而产生的那种特殊位置价值。同样的动机也曾支配了那些人，他们选定一块本来就适合成为避暑胜地的地基，然后购买了这块土地并且用了大批经费来开发它的资源。他们情愿长期等待他们投资的任何纯收入，以其他们的土地最后会因周围人烟稠密而获得很高的位置价值。

在所有这些场合下，得自土地的年收入（无论如何，超过农业地租的那部分收入）对许多场合来说应被看成利润，而不应被看成地租。不论建筑萨尔特城或蒲耳曼城工厂所用的土地，或充作某店铺或商店的地基（它的位置将使它有可能和工厂工人做好买卖）而提供“高额地租”的土地，上述论点都同样适用。因为在这些场合，势必冒很大的风险；而在有巨大损失风险的各种事业中，也必须有获重利的希望。一种商品的正常生产费用必须包括对生产它所需要的那种冒险的报酬，而这种报酬要足以使那些从事冒险与否尚在犹疑不决的人认为他们可能得到的利益净额（也就是说，除去他们可能受到的损失额后）是对他们辛勤和支出的报酬。这种冒险所提供的利益除足以供这种目的而用之外，是没有多大剩余的。这可以由它们仍然不是很常有的这一事实来说明。但在势力很大的公司所操纵的那些工业里，它们多半是比较常见的。例如，某大铁路公司可以建立一个克鲁或一个新斯温顿来制造铁路设备而不冒任何巨大的风险。

类似的例子有：一群土地所有者联合起来建筑一条铁路，并不指望铁路运输的纯收入支付投在建筑铁路上的资本以任何巨额利息；但是它将大大提高他们土地的价值。在这种场合，在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增加中，有一部分应当看成是改良他们土地所投下的资本的利润，虽然这种资本曾用于建筑铁路，而不是直接用于他们自己的土地。

具有相同性质的其他事例有：主要的排水工程和改善农业或城市土地一般状况的其他计划，倘这些计划是由土地所有者用自己的费用来实现的，不论这些费用是通过他们私下协议，还是向他们征收特捐得来的。此外，如一个国家在建立它自己的社会政治组织，普及国民教育和开发自然资源方面的投资，也属于这类事例。

这样看来，增加土地和其他自然恩赐品的价值的那种环境的改善，在许多场合部分地是由于土地所有者为提高土地的价值而故意投资造成的；因此，由此而增加的收入，其中一部分可以看成是利润，如我们考察长时期的话。但在很多场合下却不然；自然恩赐品所提供的纯收入的任何增加并不是由于土地所有者的特殊支出，而且也不提供使用这种支出的直接动机，这种增加对各种场合来说应当看作是地租。

当在某新兴城市的郊区拥有数十英亩土地的人为了建筑而“开发”它们的时候，就出现类似上面所说的那些场合。他也许设计了马路，决定那里房舍应当相连，那里应当分开；并拟定了一般的建筑式样，也许还规定了每种房屋所用的最低建筑费；因为每种房屋的美观增加所有房屋的一般价值。他这样所创造的集体价值具有公有价值的性质；它大半取决于潜在的公有价值，而这种价值是整个地基得自它附近的繁荣城市的兴起的。但是他的预见，组织能力和支出所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应当看成是企业的报酬，而不应当看成是私人对公有价值的占用。

这些例外场合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但一般准则是，每块土地上所建房屋的数量和性质大体上（在当地建筑法的许可下）是最有利的结果得以预期的那种数量和性质，很少或不考虑它对周围地区位置价值的作用。换句话说，那块地的地基价值是由那些因素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多半不能为决定建筑什么房屋的那些人所左右；他根据它上面各种房屋所提供的收入的估计来调节他的建筑经费。

第三节决定永租地租的一些原因。

建筑土地的所有者有时用自己的土地建筑房屋，有时索性把它出售。最常见的是，他按固定的地租出租他的土地，租期九十九年，期满之后，土地与其建筑物（根据契约，建筑物必须妥为修缮）归其遗产继承人所有。让我们考察决定他出售土地所得地价和他出租土地所取地租的那些原因。

任何一块土地的资本还原价值是其可能提供的所有纯收入的簿记折现值，所谓纯是指一方面减去包括收租费在内的各种意外费用，另方面加上它的矿藏，发展各种企业的能力和用于住宅时所具有的那些物质的、社会的与美观的有利条件。土地所有权所提供的那种社会地位和其他个人满足的货币等价并不表现为土地的货币收益，但列入它的资本货币价值。

其次，我们考察什么决定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例如，租期九十九年）所能得到的“地租”。全部固定租金折成现值有等于土地当前资本价值的趋势；但是必须酌减两项，一项是当租期终结时把土地和它上面的建筑物一并交还本主遗产继承人的义务；另一项是租约对土地使用的任何限制所引起的可能不便。由于这两项酌减，地租略小于该地的“年地基价值”，如果该地基价值被认为始终保持不变；但事实上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其他原因，地基价值看涨，因此，在租期开始时，地租一般地略高于年地基价值，而在租期终结时，则远低于年地基价值。

在决定在任何一块既定土地上的建筑权利的价值之前，必须从建筑物的估计毛收益中减去预计建筑费用，在这些费用中还有租税（中央税或地方税），而这些税也许是向地产征收并由地产所有者交纳。但这就引起一些困难的枝节问题，只好留在附录七中加以讨论。

第四节报酬递减和建筑土地的关系。

让我们重申这个事实，即报酬递减规律适用于各业中为了生活和工作而进行的对土地的使用。当然，在建筑业，像在农业中一样，资本运用得过少是可能的。如某宅地所有者认为，只须耕种分给他的一百六十英亩土地的一半他就能生产出比耕种全部土地时更多的农产品，同样，即使当土地几无任何价值时，一幢很矮的住宅也可以昂贵得和它所提供的便利不相称。在农业中，一英亩土地运用一定的资本和劳动可以提供最高的报酬、超过这点追加资本和劳动报酬就减少，建筑业亦复如此。在农业中，提供最大报酬的每英亩的资本量，是随作物的性质、生产技术状态和所供应的市场的性质而变化的。同样，在建筑业中，可能提供最大报酬的每平方英尺的资本，如果地基没有稀有价值，也是随着建筑物所要求的用途而变化的。但是如果该地基具有稀有价值，则超过这个最大报酬点继续使用资本而不支付扩大地基所需土地的额外成本是值得的。在土地价值高的地方，使每平方英尺土地提供二倍的便利，所用成本多于比在土地价值低的地方在同样场合所用成本的二倍。

我们可以把建筑边际这一名词应用到那种便利上，这种便利是仅仅值得从某既定地基取得的，如果土地的稀有性减少，就不从它取得这种便利。为确定概念起见，我们可以假定，这种便利是建筑物的顶层所提供的。

土地成本的节省是用建筑顶层，而不用较多地面扩大建筑来实现的，这种节省适能补偿该计划所用的额外费用和不便。顶层楼所提供的便利，如酌减它的偶然不便外，刚够值它的成本，而不留有任何剩余，以供地租之用。在顶层楼上（如系工厂的一部分）所制造的那些东西的生产费用，仅仅和它们的价格相抵，没有支付地租的剩余。因此，工业品的生产费用可以看成是建筑边际上制造的商品的生产费用，从而不支付地租。这就是说，地租不列入边际上的那组生产费用，在该边际，供求力量在决定价值方面的作用可以看得最清楚不过了。

例如，假定某人在计划修建一个旅馆或工厂；为此并考虑用多少土地。如果土地便宜，他将用大量土地，如果土地很贵，则他将用较少的土地，而把房屋建筑得高些。假定他计算建造并维持各自带有一百英尺，和一百一十英尺前廊的两所铺面所需的费用，并使它们在各方面对他和他的顾主与雇员都有相等的便利，从而对他也有相等的利益。设他认为，这两种计划的区别，如把未来支出加以资本还原之后，表明较大的面积有五百镑的利益，如果前廊每英尺可按少于五十镑的价格取得，则他将情愿用大面积的土地，而不用小面积的土地；五十镑将等于土地对他的边际价值。计算用同样的支出在较大地基上比在较小地基上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所增加的价值，或用较便宜的土地，而不用位置较差的土地进行建筑，他也许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但是无论他采用哪种计算方法，它的性质和他决定是否值得购买任何其他企业设备的性质是相同的：他把他从每种投资所能预期的纯收入（减去折旧）看作和他的企业保有相同的一般关系；如果位置的优势是，处于该位置的全部可用土地都能得到各种不同的雇用，其中它的边际使用以前廊每英尺五十镑的资本价值表示，那末，它将等于该土地的当前价值。

第五节各种建筑物对同一土地的竞争。

这假定各种不同用途的争用土地将把各处的建筑和各种用房一直扩大到那一边际，在该边际，对同一地基运用任何较多的资本，不再是有利的。随着一个地区对住宅和商业用房的需求的增加，为了避免在同一地面上增建房屋所引起的费用和不便，以越来越高的价格购买土地也是值得的。

例如，假使比方说里兹的地价因店铺、货栈和铁工厂等争用土地而上涨，那末，某毛织商发觉他的生产费用有所增加，也许迁到另一个城市或乡下；从而把他过去使用的土地留下，以便建筑店铺和货栈，城市的位置对于它们比对于工厂更为有利。因为他也许认为，迁到乡下所节省的土地成本和迁移所带来的其他利益，除抵销其不利外，尚绰绰有余。在讨论这样做是否值得时，他的工厂地基的租值会算作毛织品的生产费用，而且也应当如此。

但是我们必须探求事实的真相、供求的一般关系把生产推到那一边际，在该边际，生产费用（不列入任何地租）是如此之高，以致人们情愿支付高价增加土地，以便避免在狭小地基上因工作拥挤而造成的不便和费用。这些原因决定着地基价值；因此，地基价值不应当看成是决定边际成本的。

由此可见，工业和农业对土地的需求在各方面都如出一辙。燕麦生产费用的增加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可以丰收燕麦的土地为使它能提供较高地租的其他作物所急需；同样，在伦敦可以看到离地面六十英尺高的印刷机在工作，如果其他用途对土地的需求没有把建筑边际扩展到这样的高度，则印刷机所提供的工作就会便宜一点。又如某蛇麻种植者也许认为，由于他支付很高的地租，他的蛇麻的价格将不能抵偿他那里的生产费用，他也许不种蛇麻，或另找土地来种它；而他所留下的土地也许租给一个菜商，不久，附近的土地需求又有增加，以致该菜商所得的菜价总额将不能抵偿菜的生产费用（包括地租在内）；因而他又把它出让，比方说，让给一个建筑公司。

在每个场合，日益增加的土地需求改变着集约使用土地的有利边际。该边际上的成本表明决定土地价值的那些基本因素的作用。同时这些成本又是供求的一般条件迫使价值与之相一致的成本；因此，直接研究它们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是正确的；虽然这种研究和私人资产负债表的目的毫不相干。

第六节企业家的租金和他们所索价格的关系。

对特别有价值的城市土地的需求，来自各种批发商和零售者多，而来自厂商者少；对他们所特有的那种需求的有趣特点，在这里是值得一谈的。

如果同一企业部门中的两个工厂的产量相等，则它们一定占有几乎相等的车间面积。但是商店建筑的大小和它们的周转却没有密切的关系。空间很大对它们来说是一件方便的事情，同时也是额外利润的一个源泉。它不是物质上不可或缺的。但是它们的空间愈大，它们手头所能保有的存货愈多，从而，用以陈列样品的便利也愈大。在受趣味和式样变动支配的那些商业里，尤其是这样。这些部门的商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大力收集各种时髦商品，尤其是那些眼看就要时行的商品；他们的地基租值愈高，他们也就必须愈快地出售那些稍微过时和可有可无的商品，甚至亏本也在所不惜。如果商店的位置是，顾客受精选货品的诱惑大，而受廉价的诱惑小，则商人将索取周转次数较少而利润率很高的价格；但位置如不是这样，他们将索取低廉的价格，并力图多做生意，以与他们的资本和营业所的规模相称；正如同在某些附近地区，菜商认为在豌豆角很香嫩的时候来摘是最相宜的，而在另一些地区却等它们长得十分饱满时再说。不论商人采取哪种计划，将有某些便利，而这些便利他们怀疑是否值得提供给大众；因为他们预料到由于这些便利而增销的商品只能偿其所负，并不能对地租提供任何剩余。他们因这些便利而出售的商品，是地租不列入其推销费用的那些商品，如同地租不列入菜商认为刚值得生产的那些豌豆的生产费用一样。

有些租金很高的商店取价低廉，因为它们门前的许多过客付不起高价来满足自己的所好。店主知道，他一定得贱卖，否则就完全卖不了。他不得不满足于他的资本每次周转所带来的低利润率。但是，因为他的顾客的需要很简单，他无须积存大量商品；他的资本一年可以周转许多次，因此，他每年的纯利润量是很大的，他情愿为可以取得这种利润的位置而付出很高的租金。反之，在伦敦上流社会的某些静寂的街道上和在许多乡村里，价格是很高的；因为在前一场合必须要用高级商起来吸引顾客，而这种商品只能卖得很慢，在后一场合，总周转的确是很小的。没有一个地方，商人所能赚取的利润将使他有可能支付像伦敦东端某些廉价的、顾客盈门的商店商人支付那样高的租金。

但是的确，如果不增辟任何交通，以广招徕，则位置变得更加适合于其他用途，而不适合于开设店铺；只有那些有办法招引大批顾客（和他们所索的价格与所经营的商业种类相较）的店主，才将能偿其所负。因此，在对各业店主的需求不变时，店主的人数将减少；所余店主将能索取一种比以前高的价格，而对顾客不提供较大的便利和引诱。可见，这个地区土地价值的上涨，将表明位置的稀有，而这种稀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提高零售商品的价格；正如同任何地区农业地租的上涨表明土地的稀有，而这种稀有将提高边际生产费用，从而提高任何特定作物的价格一样。

第七节城市地产的混合租金。参阅附录七。

房（或其他建筑物）租是一种混合租，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地基，而另一部分是属于建筑物本身，二者的关系相当复杂，可留待本书附录七加以讨论。但是关于混合租的一般性质不妨在这里说几句。乍看，在一种东西同时产生二租这一命题里，似乎是有些矛盾；因为它的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扣除经营费用以后的一种剩余收入；而就同一经营过程和由此而来的同一收入而言，是不能有两种剩余的。但是如果那种东西是一种混合品，则它的各部分都可以被经营得使它提供一种超过经营费用的剩余收入。相应的租在理论上总是可以区分的，有时它们在商业上也是可以分开的。

例如，水力发动的面粉厂的租，是由二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它的建筑用地的租，另一部分是它利用的水力的租。假定要想在一个地方建立面粉厂，那里在许多地基的任何一处可以同样利用的水力是有限的。那末，水力和所选地基一道的租就是这二种租的和；它们各自都是级差利益的等价，其中一种级差利益是占用该地基以从事任何生产所提供的，另一种是水力的占有对在其中任何地基上经营面粉厂所产生的。这两种租，不论是否恰为同一个人所有，都可以分别清楚，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可以分别计算。

但是如果没有可以建立面粉厂的其他地基，就另当别论。

在那种场合下，如果水力和地基归不同的人所有，那末，它们的价值超过该地基用于其他场合时所具有的价值的差额，其中有多少归地主所有，只能用“协议”的办法加以解决。

假使有可以利用水力的其他地基，但是效率不等，仍无法决定地基和水力的所有者如何来分割生产者的剩余差额，这种差额是它们共同提供的生产者的剩余，超过该地基用于其他场合和水力用于别处所提供的总剩余的差额。除非就水力供给的一定年限达成协议，该面粉厂也许不会建立；但当期限终了时，关于分割水力和有面粉厂的地基所提供的总剩余，又会引起同样的困难。

局部垄断者如铁路、煤气、自来水和电力公司，对曾使其企业设备适于利用它们的服务，和也许为此目的而自己出资装置了费用浩大的设备的那个消费者企图加价，就经常产生类似的困难。例如，当匹茨堡的厂商刚刚建立起一些用自然煤气而不用煤的高炉时，煤气的价格就立即增加了一倍。矿业史也提供了类似困难的许多事例，如和附近地主关于路权等方面的争执，以及与附近村舍、铁路和码头的所有者的纠纷。

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第十二章从报酬递加规律来看的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的均衡

第一节报酬递加趋势发生作用的一些方式。使用供给弹性一词的危险。整个工业和单一厂的种种经济的差异。参阅附录八。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第三章和第五章的研究；并考察在生产上有报酬递加趋势的那些商品的供求关系有关的某些困难。

我们曾指出，报酬递加趋势是很少紧跟着需求的增加出现的。例如，表形气压计突然时髦的最初结果，是价格的暂时上涨，尽管它们除了一个小柄外不含有任何材料。因为对这种工作没有特殊训练的那些工资优厚的工人势必是从其他行业吸引进来的；大量劳作会遭到浪费，在短时间内实际生产成本和货币生产成本会有所增加。

但是如果这种时髦持续得时间很久，那末，即使没有任何新的发明，气压计的生产费用也会逐渐下降。因为会培养大量的专门技术人才来分担各种不同的工作。由于大量使用部件互易法，专门化机器所做的工作比现在手工所做的更好更便宜；从而，表形气压计年产量的持续增长；会大大降低它们的价格。

这里要注意的是需求和供给的重要区别。一种商品出售价格的下降，对需求总是向着一个方向起作用的。商品需求量增加得多少要看需求有无弹性而定。价格下降使商品有可能获得新的或扩大的用途，也许需要或长或短的时间。但是（除因价格下跌而使该商品被逐出流通范围的那些例外场合不计外）价格对需求的影响对一切商起来说在性质上是相同的。此外，在长时期内表现出弹性很高的那些需求，差不多当时就显出很高的弹性；因此，除少数例外，我们可以说某商品的需求弹性是高的或低的，而无须表明我们所指时间的长短。

至于供给就没有这样简单的准则。买主所出价格的增加，的确总是使供给增加的。如果我们所考虑的只是短期，特别是一个市场的交易，那末，的确存在着和需求弹性相似的“供给弹性”。这就是说，价格的某种上涨，使卖主所愿增售数量的大小，要看他们背后储备的多寡和他们对另一个市场价格水平估计的高低而定。这个准则对长期内有报酬递减趋势的那些产品和有报酬递加趋势的那些产品几乎是同样适用的。事实上，如果一个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大型设备得到充分利用而无法迅速扩大，那末，对它的产品所出价格的增加，在很长的时间内对产量的增加也许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对手工制品需求的类似增加，也许会迅速引起供给的巨大增加，虽然在长期内它的供给遵守着报酬不变甚或报酬递减规律。

在同长期有关的那些较根本的问题上，情况甚至更加复杂。因为相应于甚至根据当前价格的那种无条件需求的最后产量，在理论上是无限大的，因此，遵守报酬递加甚或报酬不变规律的那种商品的供给弹性，对长起来说在理论上是无限大的。

第二节续前。

应当考虑的第二点是，因生产某商品的那个工业的逐渐发展而使它的价格下降这一趋势，和个别厂因扩大它的企业而迅速引用新的大规模经济的趋势截然不同。

我们已经知道，在一个能干而有进取心的厂商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步是如何使得下一步更加容易，更加迅速。因此，倘其运气颇佳，并保持充沛的精力，而不辞劳苦，即他的发展多半会继续下去。但这些是不能永续的：一旦它们消失之后，他的企业多半通过使它发达的那些因素的作用而破灭，除非他把它交给另一个像他过去那样坚强的人。可见，个别厂的兴衰可以是经常的，而一个巨大的工业却经历着长期波动，甚或不断地向前发展着；如同树叶子（重述以前的例证）进行着大量的新陈代谢，而树本身却年复一年不断地成长一样。

这样看来，决定个别厂所支配的那些生产便利的因素和决定某业全部产量的因素，遵循着截然不同的规律。如我们考虑到销售上的困难，这种区别也许就更加显著。例如，满足特殊趣味的某些工业，多半进行着小规模的生产；它们一般都具有这样的性质，以致其他行业中业已采用的机器和组织方式很容易为它们所使用；因此，它们生产规模的扩大肯定会同时引出许多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但这正是那样一些工业，其中各厂多半或多或少地固守它自己的特定市场；如果它限于这种范围，则它的生产的任何急剧增长多半会使该市场的需求价格下降，且下降得和它行将获得的新的大规模生产经济不相称；即使它的生产相对于那个广大市场（从较一般的意义上说是它为之生产的市场）只占有极小的部分。

实际上，当商业清淡时，一个生产者往往力图在他自己的特定市场外按略多于商品主要成本的价格出售他的剩余商品，而在他的市场他仍然力求按几乎抵偿补充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其中大部分是对投于建立他的企业外部组织的资本的预期报酬。

此外，补充成本相对于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那些商品的直接成本说来照例要比其他商品大些；因为它们的生产需要在物质设备和建立商业往来方面投下大量资本。这就使他格外害怕破坏他自己的特定市场，或害怕因破坏共同市场而引起其他生产者的不满。而这些，如我们所知，是在生产设备未得到充分利用时当作决定商品短期供给价格的因素。

因此，我们不能把个别生产者的供给条件当作决定一个市场的一般供给条件的范例。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即在商业进展上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厂寥寥无几，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即个别生产者和他的特定市场的关系在许多重要方面不同于全体生产者和共同市场的关系。

第三节续前。

个别厂的历史不能算作一个工业的历史，如同个人的历史不能算作人类的历史一样。但人类的历史是个人历史的结果；而为一个共同市场提供的生产总量，是引诱各个生产者扩大或缩小他们生产的那些动机的结果。正在这里，我们那个代表性厂的方法对我们提供了帮助。我们假想不论任何时候该厂都享有所属工业生产总规模所具有的那些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平均份额。我们认识，这样一个厂的规模，虽部分地取决于技术和运输成本的变动，但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是由工业的一般扩展所决定。我们认为它的经理考虑他是否值得增加某项新业务，是否值得引用某种新机平等等。我们认为他把这种变动所造成的产量或多或少地当作一个单位，并权衡其利害得失。

这就是我们所注意的那种边际成本。我们并不期待它因需求的突然增加而立即下降，相反地，我们期待短期供给价格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我们也料到需求的逐渐增加使典型厂的规模渐渐扩大并提高它的效率；增加它所拥有的那些内部和外部经济。

这就是说，当作这些工业的长期供给价格表的时候，我们要写出已减少的供给价格和与其相对的已增加的商品数量，借以表明，那种已增加的数量将按较低的价格及时得到供应，以满足那相当稳定的相应需求。我们不计那些新的重大发明可以产生的任何经济，但是我们却包括那些运用现有观念可能获得的经济；我们期待那种兴衰力量之间的均衡位置，而这种均衡，如果所述条件假定在长期内一致发生作用，是会达到的。但是必须要广泛地来理解这些概念。设法使这些概念精确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在讨论中几乎包括全部现实生活条件，那末，问题就难得不能加以解决；如果我们只选择几个条件，那末，关于它们的那些繁琐而微妙的推理，将变成科学游戏，而不是指导实际工作的工具。

正常供求的稳定均衡理论，的确有助于我们概念的具体化；在起初级阶段，它与现实生活相去不远，从而对那些最强而经常出现的经济力量作用的主要方法提供了一副相当逼真的图景。但是如果把它推到悠远复杂的逻辑结果，它就与现实生活隔绝了。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接近经济发展的主题；因此，在这里特别需要记住的是，经济问题，如它们被当作静态均衡而不当作有机发展的问题时，是表述得不完全的。因为虽然只有静态讨论能给予我们以明确的思想，从而，是把社会较达观地看作一个有机体的必由之路，但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

静态均衡理论只是经济研究的入门；它甚至也只是对那些有报酬递加趋势的工业的进步和发展的研究的入门。它的限界经常为那些特别是从抽象观点来研究它的人所忽略，以致有使这种理论完全定型的危险。但是有了这种警惕，就不妨冒险尝试一番；这个问题将在附录八中略加讨论。

经济学原理--第十三章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变动的理论同最大限度满足原理的关系

第十三章正常需求和正常供给变动的理论同最大限度满足原理的关系

第一节引论。

在本篇前几章，特别是在第十二章，我们考察了供求适应中的渐变。但是任何时尚的重大而持久的改变；任何重大的新发明，人口因战争或瘟疫而发生的任何减少，所述商品，或其中所使用的某种原料，或充作它的竞争品和可能代替品的另一种商品的货源的增加或减少，其中任何一种变动都可以使该商品年（或日）生产和消费量的价格不再等于该生产和消费量的正常需求价格与正常供给价格；换句话说，它们会使作出新的需求表，或新的供给表，或新的需求和供给表成为必要。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研究这些问题。

一种商品正常需求的增加，是指各种数量都能找到买主的那种价格的增加，或在任何价格下都能找到买主的那种数量的增加，二者指的都是同一回事。造成这种需求增加的原因很多，其中有的也许是由于该商品日益时新，有的也许是由于它有了新的用途或为它开辟了新的市场，有的也许是由于可以充作它的代替品的那种商品的供给长期减少，或社会财富和一般购买力的长期增长等等。相反的变动将使需求减少，从而使需求价格下降。同样地，正常供给的增加，是指按各种价格可以供给的那些数量的增加，或各种不同的数量依以供给的价格的减少。造成这种变动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因改进交通或用其他方式而开辟了新的供给来源，也许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如新的制造方法或新机器的发明；此外，也许是由于获得生产补贴。相反地，正常供给的减少（或供给表的上升），也许是由于新的供给来源的阻塞或纳税。

第二节正常需求增加的结果。

我们必须从三种观点即从所述商品遵守报酬不变规律，或报酬递减规律，或报酬递加规律来考察正常需求的增加的结果。这就是说，该商品的供给价格对各种产量来说实际不变，或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或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减少。

在第一种场合下，需求的增加只增加产量，而不改变它的价格；因为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的正常价格完全是由它的生产费用所决定：需求超出下述范围在这方面不起作用，即除非按固定价格对该商品有某种需求，则它根本不会被生产。

。如果商品遵守着报酬递减规律，那末，该商品需求的增加将使其价格上升，并使产量增加，但增加得没有在报酬不变规律下那样多。

反之，如果商品遵守着报酬递加规律，那末，需求的增加将使产量增加（比在报酬不变规律下增加得多些）同时并降低商品的价格。例如，如果每周有一千件东西被生产出来并按十先令的价格卖掉，而每周生产两千件东西的供给价格也许只是九先令，那末，很小的正常需求增加率可以逐渐使这个价格变成正常价格；因为我们所考察的时间长得足以使决定供给的那些因素充分发挥它们的正常作用。不论在哪种场合，如果正常需求减少，而不是增加，则价格将上升。

本节论证曾被某些著作家用来维护这一主张：即对进口工业品征收保护税一般能扩大那些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并且借助于报酬递加规律的作用，最后降低它们对本国消费者的价格。的确，在一个新兴的国家里，如果“保护幼稚工业”制度选择得恰当，最后是可以取得这种结果的；在这个国家里，工业，像儿童一样，是能够迅速成长的。但是即使在那里，为了特定利益者的发财致富，保护政策也动辄为人所误用。因为占绝对优势的工业是那些工业，这些始工业的规模已经是如此之大，以致进一步的扩大只会带来少量新的经济。当然在早已采用机器的国家，像在英国，工业一般都超过借保护获得巨大利益的阶段，而对任何一种工业的保护差不多总是有缩小其他工业的市场，特别是国外市场的趋势。这几点意见只表明这个问题是复杂的，除此之外，别无所图。

第三节正常供给增加的结果。

我们已经知道，正常需求的增加，在各种场合都导致产量增加的同时，在某些场合将使价格上涨，而在另一些场合将使价格下降。但是我们现在就要知道，供给的各种便利的增进（使供给表下降），在它导致产量增加的同时，总会降低正常价格。因为倘正常需求保持不变，则增加了的供给，只能减价出售；但是由于供给的某种增加而引起的跌价，在某些场合比在另一些场合将是大得多的。如果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规律，则价格下落得很少；因为那时伴随着生产增加的种种困难将有抵销供给的新便利的趋势。反之，如果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加规律，则生产增加将会带来更多的便利，而这些便利将与那些因供给的一般条件的变动而产生的便利相辅而行；二者一道将能使生产有很大的增加从而使价格下降（在需求价格下跌赶上供给价格下跌之前）。如果需求恰巧是很有弹性的，那末，正常供给的种种便利略有增加，如某种新的发明、机器的引用、新的廉价货源的开辟、租税的撤销、或补贴的获得，可以使生产大量增加和价格下降。

如果我们考虑到第六章中所述的复合供求与连带供求的种种情况，我们就给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繁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用这两章中所用的方法来解决。

第四节报酬不变、报酬递减和报酬递加的事例。

我们现在可以考虑供给条件的变动对于消费者的剩余或租的影响。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用一种税代表使商品各种不同数量的正常供给价格普遍增加的那些变动，用补贴代表使这些不同数量的正常供给价格普遍下降的那些变动。

首先，如果商品是生产中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一种商品，从而，它的各种不同数量的供给价格都相同，那末，生产者剩余的减少将多于对生产者报酬的增加；因此，在征收某种税的特殊场合下，将超过国家的总收入。因为就商品消费继续保存的那部分来说，消费者之所失等于国家之所得；而就因价格上涨而被毁的那个消费部分来说，消费者的剩余被毁灭了；当然，生产者或国家都没有因此而得到补偿。反之，由对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的补贴所引起的消费者剩余的增益小于补贴。因为在补贴以前所存在的那部分消费方面，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恰等于补贴量，而在补贴所引起的新的消费方面，消费者剩余的增益小于补贴。

但是如果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减规律，某税通过提高它的价格并减少它的消费，将降低它的生产费用（除税外）：结果将是供给价格的增加，所增之数小于全部税额。在这个场合，税的总收入也许大于由此而来的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如果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是如此强烈，以致消费稍有减少就使生产费用（除税外）大大减少，那末，税的总收入将大于消费者剩余的损失。

另一方面，对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的补贴，将导致生产增加，并将使耕作边际扩大到生产费用（不包括补贴）比从前多的那些地方和条件。因此，它将降低对消费者的价格，并增加消费者的剩余，所增之数比商品在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条件下要少些。在那个场合，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小于补贴对国家的直接成本；因此，在这个场合，它是小得多的。

根据同样的推理可以证明，征自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品的税比征自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的税对消费者更为有害。因为它减少需求，从而，降低产量。这样它也许使生产费用略有所增。它使价格提高得超过税额；并且最后减少消费者的剩余，所减之数大大超过该税给国库带来的总收入。反之，对这种商品的补贴使它对消费者的价格如此暴跌，以致由此而来的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也许超过国家对生产者的补贴总额；倘报酬递加规律的作用十分强烈，即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一定将超过国家对生产者的补贴总额。

如有必要考虑租税征收费和补贴管理费以及租税或补贴可能产生的许多间接的经济和道德的效果时，上述结果对研究财政政策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某些租税原理是有参考价值的。但是这些部分结果可以使我们进一步阐明下述一般理论，即供求的（稳定）均衡位置也是最大满足的位置：有一种抽象而尖锐的理论，这种理论特别是自从巴师夏的经济调和论以来曾风靡一时，而它是我们此刻所要讨论的。

第五节最大限度满足的抽象原理的说明及其局限性。

这种理论的确有一种解释，根据这种解释，供求的每个均衡位置大致可以看作最大满足的位置。因为倘需求价格超过供给价格，的确可以按那些价格实行交易，而这些交易对买主，或卖主，或买卖双方都提供剩余满足。至少对双方中的某一方，他所收受的东西的边际效用大于他所让与的东西的边际效用；而另一方即使不因交易而有所获，但也不因交易而有所失。这样每进行一次交易就使双方的总满足有所增加。但是当均衡出现，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时，就没有取得任何这种剩余的机会；各方所收受的东西的边际效用不再超过他在交易中所让与的东西的边际效用。而当生产增加得超过均衡产量，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时，买主可以接受而卖主又不遭致损失的那种交易条件是无法达成的。

的确，供求的均衡位置在下述限制的意义上说是最大满足的位置，即有关双方的总满足一直增加到该位置的确立而后止；而超过均衡产量的任何生产，如买主与卖主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各行其是，就无法长期维持。

但是有时有，而且往往也暗含着这样一种论断，即供求的均衡位置是在此词充分意义上说的最大总满足的位置。这就是说，生产增加得超过均衡水平会直接（亦即不以增产的困难和它可能引起的任何间接的祸害为转移）减少当事双方的总满足。这个理论，如作这样的解释，就不是普遍真实的。

首先，它假定各当事人之间在财富上的一切差别可加以忽略，其中任何一方用一先令测定的满足可以看成是等于任何另一方用一先令测定的满足。事实很明显，如果生产者作为一个阶级比消费者要穷得多，那末，通过限制供给，从而使需求价格激增（亦即当需求没有弹性时），就会增加总满足；而如果消费者作为一个阶级比生产者要穷得多，那末，通过扩大生产使之超过均衡产量，并亏本出售商品，就会增加总满足。

但这点可留待以后讨论。实际上它只是下述一般命题的一个特殊事例，即自愿地或被迫地把富人的某些财产分配给穷人在表面上似乎可以使总满足有所增加；而在研究现存经济条件的初级阶段，不去探究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合理的。因此，只要我们留意，是可以作这样的假设的。

但其次，最大满足理论假定生产者对商品所取价格的每次下降使他们遭受相应的损失；而这对于工业组织上的改善所造成的价格下降是不适用的。如商品遵守的是报酬递加规律，则商品生产增加得超过均衡点可以使供给价格暴跌；虽然对于增加了的数量的需求价格甚至减得更多，从而，那种生产会对生产者造成某些损失，但是这种损失比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所代表的对消费者的利益的货币价值是小得多的。

因此，在那些报酬递加规律的作用十分强烈或随着产量的增加而正常供给价格锐减的商品的场合下，足以引出按低得多的价格大大增加供给的补贴所用的直接费用，比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是少得多的。如果消费者能够达成一致的协议，就会实现那些条件，而这些条件会使这种行为既大大有利于生产者，同时又给消费者留有巨大的利益差额。

第六节续前。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社会对他们自己的收入或对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生产征税，并把它用来当作报酬递加规律起强烈作用的那些商品生产的补贴。但是在采取这种方针之前，他们务必有种种考虑，而这些考虑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一般理论的范围，但是仍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他们势必要考虑到：征收租税和实行补贴的直接与间接费用；使租税负担和补贴利益公平分配的困难；营私舞弊；以及在过去获得补贴的行业和希望获得补贴的其他行业中人们有把经营自己企业的精力转向拉拢管理补贴者的危险。

除开这些半伦理性质的问题，还有具有严格经济性质的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和任何特定租税或补贴对占有生产所述商品的土地的城乡地主的利益的影响有关。这是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细节上是如此不同，以致不便在这里加以讨论。

第七节续前。

关于必须加在下述理论中的第二个大限制的性质，说的已经够多了，这个理论是，鼓励每一个人按照他最相宜的方式来使用自己的资金，一般地将获得最大的满足。很显然，如果他把他的收入用得增加了对穷人服务的需求，从而增加了他们的收入，那末，他使总满足得到的增加比他使富人增加等量收入时还要多些，因为一个先令给穷人带来的满足比给富人带来的满足要大得多；也很明显，他购买那些生产中能增进生产者品质的东西比那些生产中能降低生产者品质的东西对社会更为有益。此外，即使我们假定，值一先令的满足不论对谁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每先令的消费者剩余不论来自何种商品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那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人使用自己收入的方式对社会有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因为倘他把收入用于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那些商品，则他使那些商品更不易为他的邻人所得，从而，降低他们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如他把收入用于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那些商品，则他使别的人更易于获得这些商品，从而，增加他们收入的实际购买力。

此外，一般认为，对各种经济商品（有形的和无形的）按价值征收相等的税，或征收支出税似乎是最好的税；因为它不能使个人的支出脱离常轨：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即使暂时忽略这一事实，即一种税或补贴的直接经济效果并不能构成实行它以前所必须权衡的全部考虑，而且往往甚至也不是主要的考虑部分，我们也知道：第一，支出税对消费者剩余的毁灭通常比专门对那些很少有大规模生产经济的可能并且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的税要大些；第二，政府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征税，并把部分所得用来补贴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品，对社会是更加有利的。

要知道，这些结论本身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的适当理由。

但是它们表明，有许多工作留待我们去做，即通过慎重的搜集供求统计资料，并科学地解释它们的结果，以便发现什么是社会力所能及地把各个人的经济活动纳入最能增进总满足的那些途径的工作范围。

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第十四章垄断理论

第一节我们现在将比较垄断者从高价格所得到的收益和低价格对公众的利益。

从未有人认为，垄断者在追逐其本身利益时，是自然而然地走向最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的途径的，因为我们没有把他看得比社会任何其他成员更加重要。最大满足理论从来没有应用于垄断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但是，研究了垄断者与其余社会成员的利害关系，研究了比垄断者只考虑自己利益时对整个社会更为有利的那些可能措施的一般条件，可以了解许多东西。为此目的，我们现在要寻求一种方法来比较垄断者采取不同方针时给公众和垄断者所带来的相对利益。

在下卷中我们将研究现代企业同盟和垄断组织的各种不同形式，其中某些最重要的垄断组织形式，如“托拉斯”，只是新近的产物。现在我们只考虑决定垄断价值的那些一般因素，而这些因素在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权规定所销商品的数量或销售价格的各个场合下是可以多少明白地加以确定的。

第二节显然垄断者所关注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纯收入。

垄断者的利益显然不是在于把供给和需求调节得使他出售商品所能取得的售价恰够补偿它的生产费用，而是在于把它们调节得能够给他提供最大可能的纯收入总额。

但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关于纯收入一词意义的困难。因为在自由竞争下所生产的商品的供给价格包括正常利润；它的全部，或无论如何在扣除所用资本的利息和损失保险费后的余额，往往被不加区别地算作纯收入。当某人所经营的是自己的企业时，他往往不把实际上属于他自己的管理报酬的那部分利润同因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垄断性质这一事实而来的额外利益区别开来。

如果是一个公共公司的话，这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那里全部，几乎全部管理费用都作为确定的数额而列入帐中，并且在宣布公司的纯收入以前，要从它的总收入中加以扣除。

分给股东的纯收入包括所投资本的利息和风险损失的保险费，很少包括或者说，不包括管理报酬；因此，红利超过所谓利息与保险费的那个差额，就是我们所求的垄断收入。

由于在公共公司比一个私厂实行垄断时更易于准确说明这种纯收入额，我们就以举出拥有对某城煤气供应的垄断的某煤气公司为例。为简单起见，假定该公司把它自己的全部资本已经投于固定设备，而扩大企业所需要的任何更多的资本可以按固定的利息率发行债券取得。

第三节垄断收入表。

煤气的需求表和在非垄断条件下的需求表相同；它载明每千呎（立方呎，下同）的价格，城市消费者将据此使用其若干呎。但供给表必须表明各种不同供给量的正常生产费用；而这些费用包括它全部资本（不论是属于股东的资本，还是按固定利息率发行债券借来的资本）的利息；也包括公司董事和长期职员的工薪，而这些工薪多少以对其工作的需要为准，因此，随着煤气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垄断收入表的作法可以说明如下：针对商品的各种不同数量列出它的需求价格与按上述方式计算的供给价格，再从相应的需求价格中减去各种供给价格，并针对该商品的相应数量把这差额列入垄断收入栏中。

例如，如果每年按每千呎三先令的价格可以出售十亿呎煤气，而这个数量的供给价格为每千呎二先令又九便士，那末，在垄断收入表中的这个数量后面为三先令；它表明出售这个数量以后就有三百万便士或一万二千五百镑的纯收入总额。公司只注意自己当前的红利，它的目的在于把煤气价格规定在赚取最大可能纯收入总额的水平上。

第四节对垄断征收总额不变的税，不会使生产减少，和垄断纯收入成比例的税也不会使生产减少；但是如果根据产量征税，就会使生产减少。

假定供给条件发生了变化；有些新的费用势必开支，或有些旧的费用可以节省；或者也许交纳新税，或者得到了补贴。

首先假定这种费用的增加或减少等于一个固定的数额，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该业负担，并不因商品产量的变动而变动。那末，不论所索价格和所销商品数量如何，垄断收入将有所增加或减少，而增加或减少之数等于这个数额；因此，变动以前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那种销售价格在变动以后也将提供这种收入；因此，这种变动将不会引诱垄断者来改变他的生产方针。例如，假定每年按每千呎三十便士的价格出售十二亿立方呎的煤气获得最大垄断收入：假定这个数量的生产费用等于每千呎二十六便士，并留有四便士作为每千呎的垄断收入，亦即垄断收入总额为二万镑。这是它的最大值：如果公司的定价较高，比方说，每千呎三十一便士，而只能出售十一亿立方呎的煤气，则他们也许每千呎获得四点二便士的垄断收入，亦即总数为一万九千二百五十镑；而为了销售十三亿立方呎的煤气，他们也许不得不把价格降低至比方说二十八便士，并且也许每千呎获得三点六便士的垄断收入，亦即总数为一万九千五百镑。可见，他们定价三十便士比定价三十一便士能多得七百五十镑，比定价二十八便士能多得五百镑。现在假定不论销售量如何每年向煤气公司征收一万镑的固定税额。那末，他们的垄断收入，如定价三十便士，将为一万镑，如定价三十一便士，将为九千二百五十镑，如定价二十八便士，将为九千五百镑。因此，他们将继续定价三十便士。

这对那种不与该业的总收入成比例而与它的垄断收入成比例的税或补贴是同样适用的。因为假定所征的税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额，而是占垄断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比方说占它的百分之五十，则公司的垄断收入，如定价三十便士，将为一万镑，如定价三十一便士，将为九千六百二十五镑，如定价二十八便士，将为九千七百五十镑。因此，他们将仍然继续定价三十便士。

相反地，与产量成比例的税将诱使垄断者减少他的产量并提高价格。因为这样做就可以减少他的费用。因此，总收入超过总支出的差额因产量减少而增加，虽然在征税以前它也许有所下降。此外，如果征税前的纯收入只是略大于那些小得多的售额所提供的纯收入，那末，垄断者会因大大缩减生产而获利；因此，在这样的场合下，这种变动多半会使生产锐减与价格暴涨。从经营垄断的费用中减少一个与垄断产量成比例的数额的这种变动将会造成相反的结果。

例如，在最后一例中，如果公司定价为每千呎三十一便士，从而销售十一亿呎煤气，则每售一千呎纳税二便士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一万零八十三镑，如果定价为三十便士，从而销售十二亿呎煤气，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一万镑，如果定价为二十八便士，从而销售十三亿呎煤气，就会使垄断收入降至八千六百六十六镑。因此，这种税势必诱使煤气公司把价格提高到三十便士以上，他们也许提高到三十一便士；也许提得比三十一便士还要高些；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数字不能精确地指明究竟提高到什么程度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而相反地，如果每售一千呎煤气有补贴二便士，如果煤气公司的定价为三十一便士，则垄断收入会上升到二万八千四百一十六镑；如果定价为三十便士，会上升到三万镑；如果定价为二十八便士，会上升到三万零三百三十三镑。因此，补贴会使他们减价。当然，因煤气生产方法的改进，而使垄断公司的生产成本每千呎降低二便士，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第五节垄断者往往能够保持企业上的节约。

如果垄断者所生产的销售量是如此之大，以致它的供给价格（如上面所说的）等于它的需求价格，则他会失掉他所有的垄断收入。提供最大垄断收入的产量总是大大小于这一数量。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仿佛垄断产量总是小于竞争产量，它对消费者的价格总是大于竞争价格。但事实却不然。

因为如生产操于一个人或一个公司之手，则所引起的总费用一般地比同样的生产总量被分配给许多较小的生产对手时要小些。他们势必彼此竞争，以广招徕，从而用于各种广告的费用总额必然要比一个厂大得多；他们不善于利用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各种经济。特别是他们拿不起像单独一个大厂那样多的钱来改进生产方法和生产中所用的机器，这个厂知道它势必获得任何改进所带来的全部利益。

这个论点的确假定该厂经营有方，并拥有无限的资本支配权。这是一个不能轻意作的假设。但是如能作这样的假设，则我们一般可以得出结论：非垄断产品的供给表所表示的供给价格比我们的垄断供给表要高些；因此，在自由竞争下所生产的商品的均衡产量小于需求价格等于垄断供给价格的那一产量。

垄断理论最有趣而极其困难的应用之一是这个问题：把不同的地区划归各大铁路，以便排除那里的竞争，是否最能促进公众的利益？这种建议的主张是，一条铁路载运二百万旅客或二百万吨货物比载运一百万能够来得便宜。把公众需求分配给两条铁路将不能使它们各自提供廉价的服务。必须承认，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一条铁路所规定的“垄断收入价格”将因其服务需求的每次增加而下降。反之则反是。但是如人性所趋，经验证明，因竞争路线的开辟而对垄断的破坏加速了而不是阻碍了原有路线的这一发现，即它能够按较低的运价进行运输。此外，还有一种建议，即不久两条铁路行将合并，并使公众负担用于双重服务的那些费用。但这又只能引起新的争论。垄断理论提出了而不是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好置而不论。

第六节垄断者为了他的企业的未来发展，或出于对消费者福利的直接关心，可以降低他的价格。

上面我们假定了垄断者规定他的商品价格只是从他从垄断中所能获得的当前纯收入着眼。但事实上即使他不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他也多半会想到，一种东西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习惯；如果他用略低于给他提供最大纯收入的那种价格可以增加他的销量，那末，他的商品的畅销不久就会补偿他现在的损失。煤气的价格愈低，人们装置煤气的倾向就愈大；一旦装置之后，即使有电或石油与之暗中竞争，人们也多半会继续使用一些煤气。更明显的事例是，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拥有运输旅客和货物到某港口或建筑星稀的郊区的垄断；这个铁路公司从商业观点看也许认为值得收取一种远低于提供最大纯收入的运费，以便使商人们惯于使用这个港口，并鼓励当地的居民来建立船坞和货栈；或帮助郊区的投机营造商建筑便宜的住宅，并迅速地接纳房客，从而给郊区带来一种早期繁荣的气氛，而这对保证它的长期成功是大有裨益的。垄断者为了发展未来生意而所受的目前部分利益的牺牲，和一个新厂为了建立商业往来而一般所受的牺牲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异。

在像上面所说的场合下，一个铁路公司虽然不敢说有任何利他动机，但是发觉它自己的利益和它的顾客的利益是如此密切相关，以致暂时牺牲一些纯收入以增加消费者的剩余对它是有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在下述场合下就更加密切，即某地区的一些土地所有者共同建筑一条通过该地区的铁路支线，并不过分指望这条铁路对他们的投资将提供当前的利息率（这就是说，并不过分指望像我们所说的那种铁路垄断收入将不是一个负数），而是希望这条铁路使他们的地产价值增加得使他们的全部冒险成为有利的冒险。当某市从事供应煤气，自来水，或通过修路，建桥，设立电车而提供运输便利时，往往发生一个问题，是否收费标准应该高些，以便提供适当的纯收入，并减轻市政税的负担，还是应该低些，以便增加消费者的剩余。

第七节总利益，调和利益。

很显然，需要研究一个垄断者在下述假设基础上借以支配自己行动的那些考虑，这个假设是，他认为增加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是同样合乎他的需要的，即使他的垄断收入没有相等的增加，而只是增加比方说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话。

如果把按任何价格出售该商品所产生的消费者的剩余加于由此而来的垄断收入，则二者之和就等于因出售该商品而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带来的纯利益的货币尺度，或如我们所说的那种销售的总利益。如果垄断者把对消费者的利益看作是和对自己的相等利益具有相等的重要性，那末，他将力求生产使这种总利益成为最大的那一商品产量。

但是垄断者往往很少把一镑的消费者剩余看得和一镑的垄断收入同样地合乎需要。即使是把自己的利益看作是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政府也不得不考虑这一事实，即如果它放弃了一种收入来源，它一般地必须指靠本身具有不利的另一些来源。因为它们将势必引起征收上的磨擦和费用，以及对公众的某种损害，像我们所曾提到的那种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它们从来不能调节得十分公平，当计及社会不同阶层将因建议政府放弃它的某些收入而获得的利益份额不等时，更是如此。假定垄断者折衷一下，把一镑的消费者剩余算作比方说等于十先令的垄断收入。假定他计算按任何既定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所得的垄断收入，并且假定他把相应的消费者剩余的二分之一加于这种收入，则二者之和可以叫做折衷利益；他将力求规定一种使这种利益尽可能大的价格。

下面的一般结果是可以加以精确的证明的；但是略加思索，它们的真实性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致几乎无须加以证明。

首先，在垄断者多少有意增进消费者的利益比在他的唯一目的是攫取最大可能的垄断收入时，他行将出售的数量要大些（而出售该数量的价格要低些）；其次，垄断者增进消费者利益的念头愈大，亦即他依以计算消费者的剩余和他自己收入的实际价值的百分比愈大，则产量也就愈大（销售价格就愈低）。

第八节需求规律和消费者剩余规律的统计研究对社会的重要性。

若干年前，人们常说：“一个把自己看作属民的代理者的英国国王应该留意的是，不要把人民的精力消耗在不值得它本身所用劳动的那种工作上，或译成普通话来说，他不从事那种收入不足以支付其成本利息的工作”。这些话有时也许只不过是说，消费者不愿以高价大规模地购买的某种利益，多半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那些在所述工作中有私人利益的人的巧辩之中；但是他们更经常的也许是表明一种低估消费者在低价格下所拥有的利益（即我们所谓的消费者剩余）的倾向。

私人企业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权衡任何方针的得失和鉴别它们真正相对重要性的那种能力。由于实践和天才而学会使各种因素各得其所的人，业已获得致富之道；我们生产力的效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许多能干的人，他们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获得这种企业才能。但遗憾的是，这种利害得失的权衡差不多都是从一个观点即生产者的观点出发的；而权衡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各种不同行为中所拥有的相对利益的人却是不多的。因为的确只有很少数的人的直接经验才能取得这种必要的材料，而甚至在这些少数人的场合下，所获得的材料也是有限而不完全的。此外，当一个大行政官，像能干的商人意识到他们的商业一样，意识到公众的利益时，他多半也不能自由地实行他的计划。无论如何，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一个宏伟的计划是很难保证按一致的方针进行的，除非把它的利益不仅向那些少数具有公共事业的直接经验的人讲清楚，而且也向那些许多没有这种经验而只凭别人所提供的材料加以判断的人讲清楚。

这种判断总不及那能干的商人借助于自己长期企业经验的直观所作的判断。但是如果能够根据各种不同的公共行为对社会各阶级可能引起的相对利害的统计作出判断，那末，这种判断要比现在可靠得多。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败和不公许多是由于缺乏统计。坚持一方面利益的少数人不断地大声疾呼；

而在相反方面具有自己利益的大多数群众却默不作声；因为即使这件事情曾多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也没有人愿意为对本身无足轻重的那种事业而努力。因此，少数人获得胜利，即便可用的利益统计表明，这少数人的总利益只占许多沉默者的总利益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无疑地，统计是很容易加以曲解的；而且最初用于新问题时也往往会引起错误。但是误用统计的许多弊病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有人甚至对一般听众演说时也不厌其烦地重复它们。

就一般而论，可以归纳成统计形式（虽仍处于落后状态）的论证，比任何其他形式愈益迅速地获得那些曾研究它们所讨论的问题的人的一致承认。集体利益的急剧增长，和集体行动在经济上的趋之若鹜，就使得这些事实成为当务之急：即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最需要的公共利益的数量尺度，什么是它们所需要的统计，而且我们应该着手来获得这些统计。

这种希望也许是不无理由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统计将组织得使需求表充分可靠，在目力所及的图解中表明各种不同的公私行为行将引起的消费者剩余的数量。通过对这些图解的研究，人们也许逐渐能正确地识别社会在各种不同的公私企业计划中所获得的相对利益数量；健全的理论可以代替以往那些传统的理论，而这些理论虽然在当时也许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由于对不计货币利得的各种公共事业计划的怀疑而冷却了社会的热忱。我们以上所从事的许多抽象推理的实际意义，不到本书完结时，是不会充分表现出来的。但是提前介绍它们，似乎是有种种方便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同供求均衡的主要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从旁说明决定我们即将研究的分配的因素这一探讨的性质与目的。

第九节相互补充的二种垄断问题是得不到一般解决的。

上面假定的是，垄断者可以自由买卖。但实际上一个工业部门的垄断同盟可以助长与该业有往来的那些部门的垄断同盟的发展。而垄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联合在现代经济学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一般性的抽象推理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两种绝对的垄断相辅相成，因此，其中一种垄断如不借助于另一种垄断就不能善于利用它的产品，那末，就无法决定成品的价格将定于何处。例如，如果我们仿效古尔诺假定，铜与锌除非混合制成铜器都无用处，如果我们假定，某甲拥有铜的一切供给来源，而某乙拥有锌的一切供给来源。那末，就无法事先决定究竟生产铜器若干，从而，也无法决定它的销售价格。各人都力求在交易中占对方的便宜；虽然斗争的结果对买主们也许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买主们将不能左右这种结果。

在所假定的条件下，甲不能指望从由于在锌价不是由战略上的讨价还价而是由自然原因所决定的那个市场上降低铜价而增加的销量中获得全部利益，甚至完全得不到任何利益。

因为如果他减低他的价格，乙也许认为这种行动是商运不佳的象征，并提高锌的价格；从而使甲在价格和销量上都有所失。因此，各人都力求恫吓对方；消费者也许发觉上市的铜器较少，从而，所能索取的价格比在单独一个垄断者拥有铜和锌的全部供给时要高些。因为他也许认为在长期内通过刺激消费的低价格可以获利。但是甲和乙都无法预计自己行动的后果，除非二个人在一起商定一个共同的政策，这就是说，除非他们把他们的垄断部分地，也许暂时地加以合并。由于这点以及由于几种垄断多半会扰乱有关的工业，也许有理由主张，公共利益一般需要相互辅助的垄断应操于单独一个人之手。

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一些其他考虑，也许更加重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像上面所说的那种永久的绝对垄断几乎是不存在的。相反地，在现代世界中，新东西和新方法不断地趋于代替那些不为消费者的利益着想的旧东西和旧方法；直接和间接的竞争多半会使相互辅助的二种垄断中的一种在地位上比另一种更加削弱。例如，如果在一个闭塞的小乡村中只有一个纺纱厂和一个织布厂，那末，为了公众的利益这两个厂在短时期内也许应该操于同一个人之手。但是动摇这样建立起来的垄断比动摇它们各自分立的垄断将要困难得多。因为一个新的冒险者也许会插足于纺纱业，并与旧纱厂争夺旧布厂的主顾。

此外，再看一看两个大工业中心之间部分用铁路，部分用水路的全部路程。如果铁路或水路方面的竞争是永不可能的，那末，为了公众的利益，铁路线和航线也许应该操于同一个人之手。但实际上这种一般论断是不可能予以作出的。在某些条件下，铁路和航线操于一个人之手，更符合于公众的利益；

而在另一些也许是经常出现的条件下，它们操于不同的人之手，在长期内是符合于公众的利益的。

同样地，赞成把相互辅助的工业部门中的卡特尔或其他垄断组织合并的那些论点，虽然从表面上看往往振振有词，甚至具有说服力，但仔细考察以后，一般是靠不住的。它们的目的在于消除显著的社会工业上的不协调；但是那也许是以未来更大而更持久的不协调为代价的。

第五篇需求，供给与争值的一般关系第十五章供求均衡的一般理论均摘要

第一节第五篇摘要。参阅附录九。

本章并不包括新的内容，它只是概括出第五篇讨论的结果。对于略而未读上述最后几章的读者，本章的后半部也许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可以指出其中的大意，虽然未能作何解释。

在第五篇中，我们研究了关于供求的最一般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尽可能地不考虑那些具体运用这种理论的特殊情况，并把这个一般理论同几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的具体特点的关系留给第六篇加以研究。

问题的困难主要地都依场所范围和所述市场持续的时间的不同而改变；而时间的影响比空间的影响更加重要。

甚至在一个为期很短的市场，例如，在一个乡村谷物交易的集市上，“讲价还价”也许围绕着一个均点摆动，而这个均点多少有权被叫做均衡价格。但是交易者在出一种价格或拒绝另一种价格时，几乎不考虑到生产成本。他们的主要照顾方面是现有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商品的现有存量。的确，他们也多少注意一些最近将来会露苗头的生产变动；但是在易腐品的场合下，他们不会料得很远：例如，生产成本对鱼市场上一日的交易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严格的静态下，其中供给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完全与需求相适应，正常生产费用，边际费用和平均费用（租也计算在内），对于长期和短期都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职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在把正常一词用于决定价值的那些原因时，对这个词的使用却有很大的伸缩性。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一种相当明确的分界线。

这种界线的一端是长时期，在这个期间，各种经济力量有时间充分发挥它们的正常作用；因此，在这个期间，熟练劳动或任何其他生产要素的暂时稀缺可以得到补救；并且在这个期间，因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正常地产生的那些经济（所谓正常，即不借助于任何重大的新发明）有时间来显现自己。用正常能力经营，并拥有大规模生产的内部与外部节约的正常门路的一个代表性厂的费用，可以当作计算正常生产费用的标准。如所考察的时期长得足以使投资能建成新企业，并且卓见功效，则边际供给价格就是这种价格，它的预期在长时期内恰足以引诱资本家和各级工人把他们的物质资本与人身资本投于该业。

分界线的另一端是这样的时期，这种时期长得足以使生产者有可能针对需求的变动来调节他们的生产，如这种调节利用现有的专门技巧，专业化资本，和工业组织是可能的话；

但是它长得不足以使他们有可能在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进行任何重大的变动。就这种时起来说，物质生产工具和劳动的数量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现成的；而边际供给增加额是由生产者就用现有的生产设备值得他们生产的数量的估计来决定的。如果生意活跃，则使一切能力都尽量紧张，加班加点，从而，生产并不是由于缺乏更多或更快生产的意志，而是由于缺乏力量而受到了限制。但是如果生意清淡，则各个生产者都必须打定主意，怎样才值得接近直接成本地承受新定货。这里是没有确定的规律的，起作用的主要力量是害怕破坏市场；而它对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工业集团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起作用的。因为不论雇主或雇工之间的各种公开结社和各种非正式的“习惯上”的默约的主要动机，是在于使各个人不致以那种只顾目前利益而不顾该业更大总损失的行动来破坏共同市场。

第二节续前。

其次我们又讨论了那些为满足连带需求而必须被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的供求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事例是必须在某业中共同起作用的专业化物质资本与个人专门技术的事例。因为在消费者方面不是对它们各自，而只是对它们共同制成的产品有着直接的需求；对它们各自的需求是派生需求。这种需求，在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下，随着共同产品需求的每次增加和连带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的每次减少而增加。同样地，有连带供给关系的商品，如煤气与焦炭，或牛肉与牛皮，它们各自只能有一种派生供给价格，而这种价格是一方面由整个生产过程的费用，和另一方面由其余共同产品的需求来决定的。

因某物被用于几种不同场合而对它引起的合成需求和出于几个生产来源的某物的复合供给，并不产生很大的困难；因为为不同目的而需要的几种数量，或来自不同来源的供给的几种数量都可以用第三篇中所用的同一方法加在一起，以合成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对同一种商品的需求。

其次我们研究了企业补充成本（特别是同建立商业往来、推销和保险有关的那些成本）在其各种不同产品之间的分配。

第三节续前。

在研究那些同时间因素有关的正常供求均衡的主要困难时，我们对某种生产工具的价值及其所制产品价值的关系，作了较充分的探讨。

如不同的生产者在生产某物上具有不同的便利，则它的价格必须足以补偿那些没有特殊额外便利的生产者的生产费用；否则他们将停止或缩减他们的生产，而相对于需求而言，供给量的稀缺，将使价格上涨。当市场处于均衡状态，而该物正在按足敷开支这些生产费用的价格出售时，除了他们的费用，对那些拥有任何额外便利的人还留有剩余。如果这些便利源于对自然恩赐品的占有，这种剩余就叫做生产者的剩余，或生产者的租。总之是有剩余的，如果自然恩赐品的所有者把它租给其他的人，因其使用他一般能获得相当于这种剩余的货币收入。

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上（亦即在不提供租的不利条件下）

生产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成本，这部分产品成本的计算，不会陷入循环推理，而其他部分的成本却不然。

如果过去用于种植蛇麻的土地现在用作菜地而能提供较高的地租，则种植蛇麻的土地面积无疑地将有所减少；而这将提高它们的边际生产成本，因此，也提高它们的价格。土地对某种产品行将提供的地租，要求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即对用于该产品的土地的需求，增加了其他产品供给的困难，虽然它不直接列入那些生产费用。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城市土地的地基价值和建筑物成本之间的关系。

这样，当我们一般地考察正常价值时，当我们研究那些决定“长期”正常价值的原因时，当我们探讨经济原因的“最后”结果时，则得自这些形式的资本的收入列入必须用以补偿所述商品的生产费用的报酬之中；而关于那种收入的可能数量的估计直接地支配着生产者的行动，他们关于究竟是否值得增加生产资料，尚在犹疑不定。但是，在另一方面，当我们考虑决定短期正常价格的原因时（所谓短期是相对于大量增加那些生产工具所需要的时间而言），则生产工具对于价值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多少近似于自然恩赐品所起的影响。我们所考察的时期愈短，那些工具的生产过程愈慢，它们所提供的收入的变动在节制或增加它们所制商品的供给上，从而在提高或降低产品的供给价格上，所起的作用也就愈小。

第四节续前。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考虑那些和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某种商品的边际生产费用相关的技术性困难。这些困难源于一种企图，即认为供给价格取决于产量，而不考虑各个别企业在扩大它的内部组织，尤其是外部组织方面所必须占用的时间的长短；因此，它们在价值理论的数学和准数学的讨论中是最突出的。因为如供给价格与产量的变动被看作是完全相互依存，而不涉及逐渐的增长，则似乎有理由认为，各个别生产者的边际供给价格等于因生产他的最后一单位而增加的生产费用总额；这种边际价格在许多场合下多半会因他的产量的增加而减少，且比需求价格在共同市场上由于同样的原因要减少得多些。

因此，静态均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品。但是应该看到，在许多工业中，各个生产者都有一个特殊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他是人所共知的，同时他又不能迅速扩大这个市场，因此，虽然他迅速增加他的产量也许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是他会冒有这样的风险：要么急剧降低自己市场上的需求价格，要么被迫按较不利的价格在别处出售他的剩余产品。虽然有些工业，其中各个生产者都有机会出入整个的大市场，可是在这些工业中，如现有设备业已得到适当利用，则因增加产量而获得的内部经济却微乎其微。无疑地也有一些工业，就它们而论，这些论断都不适用——它们处于过渡阶段，必须承认，正常供求的静态均衡理论运用于它们是勉强而无益的。但这些场合是不多见的；而就大多数加工工业而言，供给价格和产量的关系对于长期和短期却显出根本不同的性质。

对短起来说，使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组织和产量的迅速变动相适应的困难是如此之重，以致供给价格一般必须被认为随着产量的增减而升降。

但在长期内，大规模生产的内部与外部节约有时间来显现自己。边际供给价格不是任何特定产品组的生产费用，而是整个生产和推销过程中的边际增加额的全部费用（包括保险费用和管理总报酬在内）。

第五节续前。

对于被视作供求的一般条件变动方面的一个特殊场合的税的影响之研究指出，如适当地计及消费者的利益，所谓“最大满足”的一般理论的论据是抽象的，而不是像以往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样一望而知。这个理论是，各人自由追求各自的当前利益，将使生产者把他们的资本与劳动，并使消费者把他们的支出纳入那些最有助于共同利益的途径。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因只限于最一般性的分析，我们不去讨论这一重要问题：在像当前人性的条件下，集体行动在能力与弹性方面，以及在意志的果断与创造性方面，究竟比个人行动差多少；因此，由于实际上缺乏效率而造成的浪费是否未必多于因计及任何方针所涉及的各种利益而引起的节约。但是即使不去考虑财富分配的不均所引起的那些灾难，似乎有理由相信，与最大限度相去很远的总满足，可以通过促进那些报酬递加规律起特殊作用的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的集体行动而得到很大的增加。

这个论点是通过对垄断理论的研究而加以证实的。垄断者当前所关注的是把他商品的产销调节得使他获得最大的纯收入，而他所采取的方针多半不是提供最大总满足的方针。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减规律的商品比对那些遵守报酬递加规律的商起来说，似乎是较不重要的。

但是在后一种场合，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府干预往往对社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因为大量增产使消费者的剩余增加得多，而使产品的总生产费用增加得少。对供求关系（尤其是用图解的形式表示时）的较确切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统计应该加以搜集，以及它们应该怎样用于计算各种相互冲突的公私经济利益之中。

李嘉图关于生产成本和价值的关系的理论在经济学史上所占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对这一理论的实际性质的任何误解必然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有一种广泛流行的信念，即这种理论有必要为当代经济学家加以改造。在附录九中指出了不能接受这种意见的理由，同时也指出了主张下述相反意见的理由，即认为李嘉图所留下的这个理论的基础仍然原封未动；加于其中者很多，建立于其上者也很多，但取于其中者却极少。那里有一种论点，这种论点认为他知道需求在决定价值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把它的作用看得比生产成本要明显些，因此，他就在给他的朋友和自己用的笔记中把它略去；因为他从来不打算写一本正式的论著。这种论点也认为，他把生产成本看作是取决于（而不是仅仅取决于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量，像马克思说他那样）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再加上辅助劳动所需要的蓄积资本量和这种辅助所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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