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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德游记》


刚果之行 第一章 中途站——布拉柴维尔

第二天，一位陪审法官×先生来访。

在逮不知名的昆虫时，我找回了童年的欢乐。我还在懊恼，因为一只漂亮的草绿色天牛逃掉了。它鞘翅上镶嵌着金丝和条纹，身上弯弯曲曲的虫纹深浅不一；个头和吉丁相仿，头很大，长着钳子般的大颚。我是从不近的地方把它捉住，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它的前胸一路带回来；就在要把它放进小氰化瓶的当口，它从我手里挣脱，随即飞走了。

我做这些笔记都太“为自己”了，我发觉自己没有描述一下布拉柴维尔。开始，这里的一切都令人着迷： 气候、光线、枝叶、芳香、鸟语，还有置身其间的我，都那么新鲜，那么令人惊叹，惊叹得不知说什么好了。什么我都叫不出名来，什么我都赞叹不已。人醉意正酣时写不出好文字。我当时是醉了。

<h3>布拉柴维尔</h3>

白人越不聪明，黑人显得越愚蠢。

从这场官司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似乎尤其是缺乏监管。往偏远的荒漠丛林地区应该只派遣那些才能已经得到公认的人员。只要一个年轻的行政长官还没有经受过考验，就要受到严密监控。

我们俩步行走向森林。一条林荫小径伸进林中。奇特。林中空地上散落着几间芦苇茅屋。行政长官坐着轿子来看我们，并且一番好意给我们带来两乘轿子。我们本来已经往回走了，他又带我们重新进入森林。二十岁时，我的快乐也不会更加强烈。轿夫们吆喝着，颠着轿子。我们从海边回来。海滩上，成群的螃蟹仓皇逃窜，它们的爪子高高撑起身体，活像巨大的蜘蛛。

塔布——一座低矮的灯塔，像汽轮的烟囱。零星几座屋顶隐没在大片葱绿之中。船距海岸两公里停下来。时间太短，不能上岸；从岸边却来了两条很大的船，载满克鲁人。“亚洲号”从中招募了七十人扩充船员队伍——返航时再把他们带回来。他们大都身体健美，但再露面时，都穿上了衣服。

<h3>八月九日，晚五点</h3>

难以名状的委顿。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既无内容亦无轮廓。

我迫不及待地投入这次旅行，俨然库尔提乌斯纵身投入深渊。好像已经不再是我自己想踏上这次行程（尽管几个月来，我一心想着这次旅行），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让我非去不可——就像我生命中的所有重要事件一样。我甚至几乎忘了这只是“成年后实现的一个年轻时的计划”。去刚果旅行，还不满二十岁，我便有此打算，到如今已整整三十六年了。

“这座城市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处在航道的终点和铁路的起点。它在岩石丛中间、在最恶劣的卫生条件下仓促建起，尽管比利时铁路官员殷勤客气，被迫逗留此地的法国人对此地的印象仍然非常糟糕。”

<h3>七月二十一日—渡海第三日</h3>

海上的旅伴有行政官员和商人。我相信唯有我们是“出于兴趣”而旅行的。

快乐也许一样强烈，但没有以前那么深入我心，在心中激起的反响没那么大。啊，倘若可以无视我前面的生命之路在缩短……我的心和二十岁时跳动得同样剧烈。

二十九日，对面就是科纳克里。本来九点就该下船；但天一亮就大雾弥漫，船走错了路，失去了航位，只能摸索着前进，水砣一次又一次伸到海底。水很浅；珊瑚礁和沙滩之间空间很少。雨下得太大，我们都不想下船了，但船长请我们上他的小汽艇。

早上我们又来到离布拉柴维尔大约六公里的刚果河与朱埃河交汇处（昨天日落时我们到过这里）。一个小渔村。奇怪的干涸的河床，莫名其妙地堆积着近乎黑色的“巨形卵石”，仿佛一个冰川的冰碛，在河床中开出一条路。我们从这些浑圆的巨石上一块块跳过，一直来到刚果河岸边。一条小路，几乎就在河边。绿荫下的小河湾，里面停泊着一条大独木舟。大量蝴蝶，各种各样；但我只有一个没柄的网，最漂亮的都跑掉了。我们走到一段树更多的地带，就在支流岸边，此处的河水明显更加清澈。一棵巨大的吉贝树，根部树干大得惊人，大家都绕着走；从树干下面喷出一股泉水。吉贝旁边，一朵紫红色魔芋花，开在一米多高带刺的茎上。我将花撕开，在雌蕊底部，发现一堆蠕动的蛆。有几棵树，被土著点着了，火从底部慢慢吞噬着树干。

<h3>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h3>

次日过斯坦利湖。星期五14日早九点到达布拉柴维尔。

接着，最初的惊叹过后，就再提不起任何兴致去谈我已经想要告别的东西了。这座极度松散的城市，仅仅由于气候和临河的地理位置才具有魅力。对面的金沙萨显得丑陋。但金沙萨在紧张的生活中生机勃勃，布拉柴维尔则仿佛在沉睡。相对于城里那一点点活动来说，布拉柴维尔显得太大了。其魅力就在其懒散之中。特别是，我发觉在这里，不可能跟任何东西有真正接触；并非一切都是做作的，而是中间隔着一道文明的屏壁，一切都筛过了才能进入。

我们有幸雇了两个男役和一个厨师。这个厨师名字很可笑，叫泽泽，长得很丑，是克朗佩尔堡人。两个仆役，阿杜姆和乌特曼，是瓦达伊地区的阿拉伯人，这次旅行往北走，他们将离自己的故乡越来越近。

我觉得一切像是布娃娃海难中的玩具鲨鱼和玩具沉船。赤裸的黑人叫着，笑着，争吵着，露出吃人生番的牙齿。小船浮在茶色海面上，海水被红绿色鸭掌形的小桨抓挠翻搅着，就像在马戏团水上节目表演见到的场面一样。有人从“亚洲号”甲板上朝潜水的人扔硬币，潜水者一下咬住，含到口中。大家等着小船坐满人，等着大巴萨姆的医生来发搞不清是什么的证明；等的时间太长了，结果，过早下到划艇上的前几位乘客和过于殷勤地前来迎接他们的巴萨姆的官员在摇摆、晃动、哄闹中都晕了船。只见一个个不是向左就是向右俯下身去呕吐。

迟钝，可能是衰退。视力下降，耳朵不灵，以至于不能把也许也在减弱的欲望带得那么远了。重要的是这个等式在灵魂的冲动与肉体的服从之间仍能成立。即使这样渐渐老去，也愿我能在自身保持和谐。我不喜欢禁欲主义者高傲的顽强；但憎恶死亡、衰老以及不可避免的一切在我看来就是亵渎。不管发生什么，我要交给上帝一颗感恩和欣悦的灵魂。

不过我挺住了。我极力驯服眩晕，而且发现，真的，自己比很多乘客要强。想起前六次渡海的经历（摩洛哥，科西嘉，突尼斯），我就放下心来。

一条小巧的独木舟上，一个黑人只身排出涌入的海水，小腿拍打船身啪啪作响。

<h3>九月二日</h3>

需要指出的是两个翻译很不称职，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法官提的问题，却还一直在翻译，翻得很快，很随便，不时搞错，闹出笑话。让他们宣誓，他们愚蠢地跟着说“说： 我宣誓”，引得全场哄堂大笑。转达证人的证词时，他们含糊其辞，搞得人一头雾水。

逮到了几只漂亮的大尾蝶，淡黄色，带黑色斑纹，很常见；还有一只不那么常见，像金凤蝶，但更大，黄黑相间条纹（我在达喀尔的实验植物园见过）。

在这场官司三审也是最后一次庭审期间，一只非常漂亮的蝴蝶飞进法庭，大厅所有的窗户都开着。蝴蝶盘旋了无数圈后，出乎意料地落到我面前的斜面桌上，我逮住了它，但并没有弄伤它。

<small>宁做莽撞行走客，不当谨慎定居人。</small>

比属刚果。——乘车去利奥波德维尔。拜访总督恩格尔斯。他建议我们继续前进，直到科基拉维尔（赤道城），并主动提出给我们提供一艘小艇，送我们到利兰加。我们原打算直接去那里的。

十二日早六点出发，晚六点半抵达蒂斯维尔。

<h3>八月一日</h3>

乘客间交谈。

<h3>八月十日</h3>

出了个荒唐的意外，结果经过博马（比属刚果）时，没能去拜见总督。我还没有完全明白自己身负使命，代表着官方，现在就是一个官方人物了。要挺胸昂首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实在太难了。

桑布里诉讼案。

早七点再次上路，天全黑了才到金沙萨。

一天都在下雨。大海波涛汹涌。很多人病了。一些老殖民抱怨：“这一天太难受了；没这么差的天。”……总的说来，我还受得住。天又热，又闷，又潮湿；但我觉得在巴黎遇见过更糟糕的天；很奇怪没有出更多汗。

我们进入刚果河。乘船长的快艇到达巴纳纳。每逢上岸的机会我们都上去走走。黄昏时分返回。

昨日看到飞鱼。今天则见成群海豚。船长从甲板一侧的过道上冲它们开枪。其中一只海豚白肚上翻，流出一股鲜血。

栈桥码头上，黑人麇集攒动，推着小翻斗车。码头尽处是一些库房；再前面，左右两边树木成行，树中间夹杂着低矮、扁平的房子，屋顶铺着红瓦。城市挤在大海和潟湖之间。如何想象，就在附近，一过潟湖，便是辽阔的原始森林，真正的原始森林……

<h3>八月三十日</h3>

六点我们就返回“亚洲号”取相机。一辆马车将我们送往市场。马都瘦骨嶙峋，肋部蹭破了，流着血，伤口涂着普蓝。我们离开这凄惨的车马，换乘汽车，去离城六公里的地方，途中穿过几片成群兀鹫出没的荒地。有一些兀鹫蹲踞于房顶，像巨大的秃头鸽子。

被告仅仅被判一年徒刑并受益于贝朗瑞法缓期执行。

醒来时，天空似乎要降下倾盆大雨。但没有，太阳升起来了；整个灰色淡下去，直到只剩下一片乳白色、淡蓝色的水汽；任何言语也无法形容这番银色景象之柔和。那笼着轻纱的天空透出无边光明，恰似一个宏大的管弦乐队极轻地奏出的乐段。

横向的街道从大海通到潟湖；此处的湖面不宽，上面横跨一座好像日式风格的桥。对岸繁茂的植被吸引着我们，可惜时间不够。街的另一端隐没在沙丘似的沙子下。一丛油棕树；再过去就是大海，虽然望不到，但一艘大船的桅杆昭示了它的存在。

三游刚果河急流。但这回，我们有备而来，而且，还有肖梅尔夫妇为我们和其他几个人做向导。我们乘独木舟穿越朱埃河的一条支流，抵达河岸边。那里，波浪之高、水流之湍急格外明显。阳光灿烂的天空为这场面定下祥和的调子。壮丽胜过浪漫。时而一个漩涡划出一道深深的沟壑，一束浪花飞溅而起。毫无节奏性；无法解释水流这些不规则运动。

达喀尔之夜。街道笔直，阒无一人。沉睡的城市暗淡无光。想不出还有比这里更无异国情调、更丑陋的地方了。旅馆前面还热闹一点。露天咖啡座照得明晃晃的。笑声粗俗。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大道走，很快离开了法国区。置身黑人中间很兴奋。一条横街上，有座小露天影院，我们走进去。银幕后面，一些黑孩子躺在一棵参天大树下，大概是吉贝吧。我们在二等座的第一排坐下。我身后，一个高个黑人高声朗读字幕。我们就出来了。在街上又逛了很久；累得只想睡觉。但在我们下榻的“大都市旅馆”，窗下有人在开晚会，喧闹嘈杂之声吵得人好久睡不着。

行政机构各部门的运作方面有很多需要学习，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但是要弄明白这种运作，也要了解这个地区。我开始渐渐看出来，殖民地问题极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布拉柴维尔到黑角的铁路问题研究起来可能特别有趣；但我只能了解别人给我讲述的东西，听到的各种叙述又互相矛盾，叫我谁都不能轻信。人们说得多的是混乱、缺乏远见和粗枝大叶……只有我能亲眼见到的或者充分掌控的我才愿确信无疑。没有翻译，怎么询问我遇到的“萨拉人”？这些从乍得被招来修铁路的高大强悍的萨拉人？他们还什么也不知道呢： 他们来了。一大群，站在市政府前，点到名便应声，等着发一份木薯，那是其他土著用大篮子拿来的。据说他们之前去施工的人中间，死亡率令人瞠目结舌，如何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呢？……我初来乍到，太不了解这里了。

带我们上岸的客务主管提醒我们只有半小时的时间，船不会等我们。我们跳上一辆人力车，拉车的是个“身材修长四肢强健”<span class="" data-note="出自波德莱尔的第22首《异域的芳香》。——译注"></span>的黑人小伙子。树很美，光着上身的孩子很美，很爱笑，眼神恹恹的。天低低的，空气异常宁静温和。这里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幸福、快活、忘掉烦恼与忧愁。

辩护律师借此案件对整个管理层进行谴责，他慷慨激昂，还夹杂着杜米埃式的手势，这种肤浅的雄辩术我还以为早不时兴了。总督办公室主任普鲁托先生料到会有这场攻击，勇敢地面对攻击，站在了公共部一边；有人免不了认为这一态度“不合时宜”。

是否真的在法国卖35苏<span class="" data-note="法国大革命至1959年的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译注"></span>的玉米只值……诸如此类。

大巴萨姆——一条宽阔的大道，中间铺着水泥；两边的房子低矮，彼此间隔一段距离。许多灰色大蜥蜴，我们一走近，它们便四散奔逃，爬到最近的大树干上，就像在做“四角”游戏。各种各样不知名的树，树叶宽大，令游客惊叹。一种很小的母山羊，腿短；公山羊比捕捉穴居动物的猎犬大不了多少，简直像是小羊羔，但已长角，并不时长出长长的泛紫的刺来。

我们想到一个海边沙地中的土著村庄去，但一个无法逾越的潟湖将我们与村子隔开。

<h3>七月二十五日</h3>

<h3>七月二十六日</h3>

奇怪的地区，并不怎么热却出汗。

连着两天坏天气过后，天变蓝了，大海平静了，空气不那么热了。一群燕子随船翻飞。

<h3>七月三十一日</h3>

实验植物园。道不出名的树。丛丛正开花的木槿。我们钻进窄窄的小路，想提前感受一下热带森林的滋味。几只漂亮的蝴蝶，颇似大金凤蝶，但翅膀背面有一大块珠光斑。不知什么鸟在鸣唱，我在茂密的枝叶间搜寻了半天，却看不到它们。一条很细的还算长的黑蛇倏地钻过，一溜烟逃走了。

洛梅（八月二日）

我无法知道目睹辩论并听到判决的众多土著作何看法。对桑布里的判决能满足他们讨个公道的想法吗？……

<h3>八月九日，早七点</h3>

“这些龙卷风极端凶猛，我认为是赤道自然景观中最美的场面。结束此文时，我要遗憾地说，在移民中竟没有出这么一位音乐家，用音乐将之传达出来。”这种遗憾，我们却一点也没有。

天灰蒙蒙的一片；有种特别的柔和。船一直缓缓南下，今晚将把我们送至达喀尔。

是否真的有一家设在大巴萨姆的美国公司，在那里购买桃花心木，然后当作“洪都拉斯的桃花心木”卖给我们？

昨天清晨清洗甲板时，我的舱中发了水灾。一泡脏水上可怜巴巴地飘着那本漂亮的皮面小本歌德，是凯斯勒伯爵送我的（我在里面重读《亲和力》）。

夜里缓缓溯流而上。河左岸，远处，几点灯光；天边的荆棘林闪着火光；脚下河水深不可测。

审判的是一个倒霉的行政长官，太年轻，没有经过足够的训练，被派到一个偏远的岗位。这职位本来需要有的性格力量、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平他并不具备。既然没有这些，要让土著敬服，便求助于不稳固的、痉挛式的、不加节制的力量。害怕，慌乱，缺乏天生的权威，便试图通过恐怖方式服众。结果失去控制，很快什么也遏制不住土著日益增长的不满，他们平常十分温和，但不公、虐待、暴行逼得他们忍无可忍，奋起反抗

“您能想到吗，这样的场面还在等着来画它的人呢！”同行的一个客人看着我大声说。对这样的劝诱我是不会作出任何回应的。艺术讲究分寸，讨厌过度渲染。十倍的描述不见得比轻轻一笔更加感动人心。有人指责康拉德在《台风》中隐去了风暴的最高潮。我则恰恰欣赏他在一直引领读者走向恐怖之后，却在就要跨入可怕之门时收笔，让读者去自由发挥想像。然而，认为刻画的卓越之处在于主题宏大，这却是一个普遍的误区。在《刚果研究协会公报》（第二期）上我读到这段话：

“你们到那儿去干什么？”

黑角——萌芽状态的城市，俨然仍处在地下。

<h3>七月二十七日</h3>

马云巴——渡险滩时，船夫们激情大发。他们的歌唱富有节奏，各段与副歌交织重叠。每次把桨插入水中，船夫就将桨头撑在赤裸的大腿上。歌曲略带伤感，有种野性之美；肌肉的欢悦；顽强的热情。有三次，小船竖起来，一半船身都离开水面；落下时，溅起的大片水花将你打湿，不过，风吹日晒，不久就干了。

代理总督阿尔法萨派给我们非常舒服的棚舍，我就是在这座棚舍的花园里写下这些文字的。夜晚很温和；一丝风也没有。蟋蟀不停地合奏，还伴以青蛙的鸣唱作为背景。

蜥蜴与蛇的厮杀。蛇一米长，黑白交织，极细而灵活，它完全专注于搏斗，我们得以凑到跟前观察它。蜥蜴挣扎着，终于脱了身，但丢下了自己的尾巴，好长时间还在那儿瞎扭个不停。

<h3>八月二十三日</h3>

孩子幼年时期，再怎么摇他们也不为过。我甚至赞成用可以大幅度摇晃的装置让他们安静，哄他们入睡。而我呢，是用理性的方法养大的，奉母亲之命，我只睡过固定的床。当初这种幸运令我今日特别容易晕船。

非洲海岸在望。早上一只海燕落在栏杆上。我喜爱它那小巧的蹼爪和怪怪的嘴。我抓它，它也不挣扎。它在我张开的手掌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展翅飞起，消失在船的另一头。

在利伯维尔，这迷人的地方，“大自然赋予奇特的树木，美味的水果”<span class="" data-note="波德莱尔中《异域的芳香》的诗句。——译注"></span>，人却在饿死。人们不知如何应对饥荒。有人告诉我们，饥荒肆虐，在内地情况更严重。

我们房前廊下摆满了箱子和包裹。行李必须分成二十到二十五公斤的担子。四十三个小箱子、袋子和旅行箱，装着我们此行第二阶段的物资，将要直接寄往阿尚博堡。我们已经跟马塞尔·德·科佩说好，圣诞节时到那里。而在比属刚果这段弯路，我们随身只带“最基本的必需品”，其余则将由“拉尔若号”十天后送到利兰加。布拉柴维尔已经不能给我们什么新鲜感了，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前往更远的地方。

我想像《日报》上那样在我的笔记本上开辟一个专栏，《是否真的……》。

我津津有味地从第一篇起重读了拉封丹的所有寓言。我真看不出哪种优点他在书中没有表现出来。会看的能在其中捕捉到一切。但是要有内行的眼光，它轻描淡写的笔触往往太不易察觉。这是一个文化奇迹。如蒙田般睿智，如莫扎特般敏感。

“这要等到了那儿才知道。”

<h3>八月八日</h3>

从前的《景致》周刊上的画面： 大巴萨姆浅滩。风景尽呈长条状延伸。茶色的海面上拖着长长的带状泛黄的陈旧泡沫。海面基本上很平静，但一个大浪打来，在海边沙滩上铺开一大片泡沫。接下来的背景是树，锯齿形轮廓非常清晰，线条非常简单，好像是一个孩子画出来的。天空多云。

“亚洲号”的吊车用网眼很大的网将舱底的箱子提起，然后倒入平底驳船。土著接着箱子，忙乎着，高叫着。箱子经过挤压磕碰、抛来抛去，要能完整送到地方真是奇迹。只见有些箱子像豆荚一样爆裂开来，里面装的罐头豆子一样四处滚落。我抓住其中一个罐头，给一家食品公司的总代理F看。他认出了罐头的牌子，很肯定地对我说，这是一批在波尔多市场找不到买主的变质食品。

刚果之行 第二章 缓缓地溯流而上

<h3>九月五日</h3>

早上，天一亮，就从布拉柴维尔启程。我们横渡斯坦利湖去金沙萨，然后要在那里登上“布拉邦特”号。巴斯德研究所派来的德·特雷维斯公爵夫人和我们同行，直到班吉，那里有公务等着她。

横渡斯坦利湖。灰色的天空。要是刮风会觉得冷。湖中布满小岛，有的与河岸连成一片。有些岛上覆盖着灌木和矮树；有些小岛则地势低，多沙，只稀稀落落长了点芦苇。有的地方，巨大的漩涡使原本灰暗的水面闪闪发光。水流湍急，但流向似乎并不固定。有逆流，有奇怪的涡漩，还有回流，这些从它们卷起的一丛丛水草便可以看出来。这些草有的是很大一丛，移民戏称之为“葡萄牙租界”。有人告诉我们，而且一再说，沿刚果河上行，这一路没完没了，别提有多单调。我们却不愿承认这一点。有那么多东西要去发现，那么多风景要一点点细细读出。但我们也不断感到这只是旅行的序幕，只有当我们与这个地方更直接地接触，旅行才真正开始。只要我们仍从船上观望，这个地方对于我们就仍像一个远远的不够真实的布景。

我们贴近比属刚果河岸航行。对岸，远远的，只能依稀辨出法属刚果河岸。水面广阔平静，长满芦苇，我的目光在上面徒劳地搜寻河马的踪影。河边有时植被茂盛起来；灌木、乔木取代芦苇。但树也罢，芦苇也罢，植被总是侵占河的地盘，不然就是河侵占岸边植被的地盘，涨水时就会这样（但据说，过一个月，河水水位还会更高）。枝叶浸泡在水中，漂浮着，船经过时激起的漩涡像间接的抚摸轻轻将它们托起。

甲板上二十来个客人坐在一张公用餐桌周围。另一张与之平行的桌子上摆了我们三人的餐具。

湖的尽头一座高山挡住去路，湖面在山前开阔了。漩涡更强劲，波及范围更大；接着，“布拉邦特”号驶进“走廊”。两岸变得陡峭，河道也狭窄起来。刚果河从此就在一座座断断续续的山岭间流淌。山坡上长着树，山顶上则光秃秃的，或者至少好像只生着浅草，颇似孚日山区没有树木的山顶牧场；有牧场，我们便期待着牛羊出现。

两点左右（我的表昨晚让我摔坏了）停在一个木材供应站前。芒果树成荫，十分宜人。几间茅屋草舍，土著在屋前，懒洋洋的。第一次看见正开花的菠萝树。令人惊叹的蝴蝶，我用一个没把儿的网扑了半天也没逮到一只蝴蝶，网柄在金沙萨弄丢了。阳光灿烂；但并不太热。

船在黄昏时分在法属刚果一边靠岸，停在一座破村前： 二十个茅草房稀稀落落散布在一座木材供应站四周，“布拉邦特”号在这座供应站补充了给养。每当船要靠岸，便有四个黑人彪形大汉，两个在前，两个在后，跳入水中，游到岸边去固定缆绳。跳板放下了，但不够长，便用长长的木板接上去。我们来到村里，一个和我们同行的卖项链的小孩给我们带路。一件蓝白条纹相间的奇怪的网遮着上身，耷拉在米黄色土布短裤上。他一句法语不懂，但一看他，他就笑，笑得那么甜，我忍不住常常看他。借着最后一点亮光，我们把村子转了一圈。土著全都生着疥疮、头癣或者疥癣，不知叫什么；没有一个皮肤干净健康。首次见到奇异的“barbadines”（西番莲）果。

月几乎还是满月，月光透过薄雾，洒在船的正前方，船径直朝着月亮那片倒影开去。微风不断从后面袭来，把烟囱里冒出的烟吹向前方，吹出一片美妙的星雨；宛如一大群萤火虫。观望良久，之后还是不得不回舱，憋在蚊帐里冒汗。空气慢慢凉爽下来，睡意袭来……奇怪的叫声将我吵醒： 我起来下到一层甲板上，那里有烤炉的微光勉强照亮，厨师们正一边烤面包，一边大声笑着、唱着。不知道别人，就是躺在旁边的那些人怎么睡得着。一堆箱子掩护下，借着一盏防雨灯的光，三个高大的黑人围在桌前投骰子赌博；他们是偷偷地玩，因为禁止赌钱。

<h3>九月五日、六日</h3>

重读致法国的亨利埃特的悼词。除了对克伦威尔的精彩刻画以及开头谈到上帝给宗教改革规定界限的某句话，我看不出有多么出彩之处，至少不合我的口味。不过我还是注意到这句话“……即使在最致命的痛苦中，人也能找到欢乐”；但也有这句“……大事，……似必胜无疑，全部计划尽合于义”，净是虚华空泛之词。

紧接着又读了致英国的亨利埃特的悼词，觉得这一篇优美得多，而且贯穿始终。读这篇悼词，我再次对作者感到无比钦佩。但是，文中的推理何等似是而非！设想有人这样对旅行者说：“不要去看窗外飞逝的风景，还是观看车厢内壁吧，至少它不会改变。”老天！我会反驳说，既然您向我断言我的灵魂不死，我就有全部的时间凝望不变之物；容我赶快去爱那瞬间即将消失的东西吧。

又过了有些单调的一天后，我们在朱姆比里村美国传教士驻地前过夜。船六点就在那儿停泊了（前一夜“布拉邦特”号未停）。经过村子时，太阳正落下山；大片棕榈、香蕉树，都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最美的，还有菠萝，以及那些根茎能食的大海芋（芋头）。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传教士不在。一大群土著在岸上等待船上的人下来；因为此前，我们沿途经过很多较大的村子。

吃过晚饭，天全黑下来了，我们再次上岸，身边簇拥着一群嬉笑的撩人的孩子。岸边低洼处，数不清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点缀着草地，但刚想捉，光就熄灭。我又上船，在一层甲板上待了半天，周围是黑人船员。我坐在一张桌旁，挨着卖项链的小孩，他打着瞌睡，手放在我手里，头靠着我的肩。

<h3>九月七日，星期一早晨</h3>

一觉醒来，眼前景象无比壮丽。我们驶入博隆博湖时太阳正好升起。湖面浩淼无际，没有一点波纹，甚至连一丝可能稍稍降低水面光泽的涟漪也没有；这是块完好无损的鳞片，倒映着纯净天空的纯净笑脸。东方，太阳染红了几片长云。西边，湖天珠玑一色，那灰中含着千娇百媚，精美的螺钿，各种糅在一起的色调依然沉睡着，但已经隐隐昭示着白日的华彩与斑斓。远处，几座低低的小岛仿佛失去重力一般漂浮在流动的物质上……这神秘景象的魔力仅持续了片刻；很快，轮廓鲜明了，线条清晰了；我又回到人间。

风有时这般轻，这般曼妙，这般温柔，使人浑身畅快，简直以为自己呼吸的是惬意。

一整天都在岛屿间穿行；有些岛上树木繁茂，有些则长着纸莎草和芦苇。树枝纠结缠绕，非常奇特，密密匝匝浸入黑水中。有时出现个村庄，茅屋依稀难辨，但棕榈和香蕉树的存在通报了茅屋的存在。景色单调但也在变化，始终吸引着我，不忍离开去小憩一下。

奇美的日落，映在光滑无瑕的水面上倍加迷人。厚厚的云团已将天际遮暗；但天边的一角却开了，真是难以言状，露出一颗不知名的星星。

<h3>九月八日</h3>

讲道者恰恰由于他最世俗的品质也是在他看来最虚妄的品质而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想到这个，真觉得好笑。

本以为植被会让人有种压迫感。眼前的植物确实很浓密，但不太高，而且，既未壅塞水面，也未遮天蔽日。今晨，平滑如镜的刚果河上，一座座岛屿分布得那般和谐，我们仿佛穿行在一座水上公园中。

岸上有的地方，某棵奇怪的树压倒整片浓密的矮树林，在纷杂的植物交响曲中表演独奏。没有一朵花，除了绿没有别的色调，无差别的绿，很深，赋予此景一种凝重静谧，很像单色调的绿洲那种凝重静谧，那种高贵，是我们北方色调多样的风景无法企及的。

昨晚，在恩昆达法属河岸停靠。奇特美丽的村子，在这样漆黑的夜里，想象之中就愈发美丽。我们走上一条沙子铺成的小路，路面微微闪着点光亮。茅屋稀稀落落；不过我们来到了一条街上，要不就是一个长长的广场；远处是洼地，大概有沼泽或河流，几棵参天大树遮着洼地，不知是什么树种；猛然间，就在离这片隐藏的水边不远处，出现一个围起来的小园子，里面三个木十字架依稀可辨。我们划着一根火柴，看上面的铭文。是三名法国官员的墓。园圃旁一棵高大的烛架状大戟颇有柏树之风。

殖民者“莱奥纳尔”大骂不止。这是个大块头，五短身材，黑发平贴在头皮上，巴尔扎克式的，有几绺耷拉到扁脸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上了“布拉邦特”号的甲板，先是为了一个男仆吵得天翻地覆。一个乘客刚刚雇了这个男仆，他硬要收回去。真要那样，我们都替那男仆不寒而栗。接下来他又和不知哪个葡萄牙人过不去，向他发出污秽的诅咒。我们在黑暗中跟着他到岸上，一直尾随到一条小船对面，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是他所说的那葡萄牙人向他买了这条船，但还没付钱。

“他欠我八万六千法郎，这个混蛋，这个垃圾，这个葡……葡……萄牙人。他哪算得上真正的葡萄牙人。真正的葡萄牙人，人家待在家里。葡萄牙人有三种，真正的葡萄牙人，然后是狗屎的葡萄牙人，然后是葡萄牙人的狗屎。他呢，他就是葡萄牙人的狗屎。混蛋！垃圾！你欠我八万六千法郎……”他反反复复、扯着嗓子叫着同样的话，按着同样的顺序，分毫不差，不厌其烦。一个黑女人拉着他胳膊，大概是他的“家庭主妇”吧。他猛地将她推开，大家以为他要动手了。感觉他有大力士般的力气。

一小时后，他又跑到“布拉邦特”号甲板上来，想和船长干杯；但船长很坚决，不肯给他要的香槟，理由是船上规定，九点后禁止卖酒，对方火了，对他恶语谩骂。最后他终于下船了，但在岸上还大骂不休，而那可怜的船长呢，我去陪他，他躲在甲板的另一头，浑身发抖，眼里噙着泪，一声不吭地吞咽着耻辱。他是俄国人，沙皇的属下，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在比利时找到差事，妻子和女儿撇在列宁格勒。

莱奥纳尔终于离开，消失在夜色中，这可怜的潦倒之人才抗议道：“海军上将，他把我当海军上将……可我从来没当过海军上将……”他害怕德·特雷维斯公爵夫人会相信莱奥纳尔的恶毒指控。第二天，他告诉我们，他一夜没有睡着。乘客们原本一直只是叫他“船长”，这天早上，出于抗议，出于同情，都争相称他“指挥员”。

景色开始接近我原来的预想，变得十分相像。繁茂的参天大树，不再形成一道密不透光的帷幕遮挡视线，而是稍微拉开些距离，露出深深的青葱翠绿的海湾，形成神秘的内室，这里，即使藤缠绕着大树，那弧线也是软软的，藤的拥抱显得情意绵绵，不是要让树窒息，而是出于爱。

然而这种欢醉并没有持续多久。今晨，我在写下这几行字句时，正穿行其中的岛屿呈现的只是千篇一律的树丛了。

昨天我们航行了一整夜。今天黄昏时分，我们在河中间抛锚了，等天一放亮就要启程。

昨天，在卢克莱拉中途靠岸，格外动人。趁停船当口，我们仨赶紧爬上那段漂亮的木楼梯，楼梯连接岸边的大锯木厂和俯瞰锯木厂的村子。接着，我们顺着面前的小路进入森林，几乎有些焦急地钻进“布罗塞利昂德”魔法森林。这虽然还不是阴森森的大森林，但已很肃穆凝重，布满各种形状、气味和不知名的声响。

我带回几只非常漂亮的蝴蝶。它们在我们走的小路上飞舞，但飞得太快又太随意，抓起来很费劲。有些蝴蝶天蓝色，闪着珠光，像morphos，但翅膀是锯齿形的，长着长尾巴，就像法国的黄色黑斑大蝴蝶。

有的地方，枝枝叶叶下面有狭长的水道，很深，让人很想乘着独木舟前去探险；什么能比它的神秘幽暗更吸引人呢？最常见的藤本植物是那种柔软的攀缘棕榈，沿着它弯曲的茎，交错分布着巨大的环生棕榈叶，虽很优雅，但有点矫揉造作。

<h3>九月十二日</h3>

九号抵科基拉维尔。没有连续记日记。担心自己如果不逐日记录，会对这本日记失去兴趣。总督派给我们一辆车，国王的检察官，可爱的雅多先生陪我们走遍这座地域辽阔尚未成形的城市的各个街区。我们赞叹的不是现在的这座城市，而是人们希望中的十年后的这座城市。相当不错的当地医院，尚未建完，但已经或几乎已经什么都不缺了。

这家医院的院长是法国人，一个看着精力充沛的阿尔及利亚人，听说医术很高。很遗憾，微薄的薪水未能将他留在法属刚果，那里是那么缺乏医疗救助。

十一日，参观埃阿拉实验植物园，这是这次绕道比属刚果的真正目的。园长古桑斯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他最有意思的苗木，令我们叹为观止： 可可树，咖啡树，做面包的树，出奶汁的树，做蜡烛的树，做缠腰布的树，还有这种奇特的马达加斯加香蕉树，称作“旅人蕉”，在它们叶柄底部划一刀，就能在那硕大的叶子下接上一杯清纯的水来，供旅人解渴。我们前一天已经在埃阿拉度过美妙的几小时。古桑斯先生的学识真是渊博，而且不厌其烦地殷勤满足我们如饥似渴的好奇心。

<h3>九月十三日</h3>

最有趣的日子恰恰是那些无暇做任何记录的日子。昨天便被一大早来接我们去埃阿拉的车打断，在那里，我们登上篷船。夜里刮了一场龙卷风，让空气稍稍凉爽了一点，不过，仍然热得很。我们上溯布吉拉河，在隶属于埃阿拉的博隆博对面的芦苇丛中下船，古桑斯先生在博隆博建了他最大的苗圃和油棕园。在我请求之下，有人带我们在森林中走了两小时。我们沿着一条几乎看不出来的小路走，前面一个土著拿着大砍刀开道。在不知名的植物间这样穿行虽很有趣，还是得承认，这座森林令我失望。希望在别处见到更好的。这里树不够高，我本来期望见到更幽暗、更神秘、更奇异的森林。没有花，也没有乔木状的蕨类植物；当我提出来，就像要求上演漏演的节目单上的节目一样，回答是“这地方不长那些”。

快到晚上时，乘独木舟上溯，要一直到×地，有车在那里等我们。大片芦苇在河岸边铺开它温柔的绿色。独木舟像在乌木板上，穿行于一片白色睡莲间，然后钻进一块被水淹了的林中空地的枝叶下面；树干向它的倒影俯下身，光线斜射下来，照得枝叶上斑斑驳驳。一条绿色长蛇在树枝间溜过，我们的仆人想追它，它却消失在浓密的树丛中。

<h3>九月十四日</h3>

早八点离开科基拉维尔，乘上一条运棕榈油的小船，本来要去通巴湖；但我们必须在十七号赶到利兰加乘“拉尔若”号，时间很紧。通巴湖很“险”，我们可能遭遇龙卷风而被耽搁。我们将在伊莱布离开“卢比”号，十五号就在那里过，然后从那儿乘篷船去利兰加。天空阴云密布。昨夜，可怕的三叉闪电照亮夜空；这里的闪电好像比欧洲的大得多，但没有声，或者离得太远听不到雷声。在科基拉维尔，我们简直被蚊子吞噬了。夜里，蚊帐里闷得透不过气，浑身是汗。个头巨大的蟑螂在我们的洗漱用品上玩耍。

昨天，市场上，有人叫卖河马肉，臭味难闻。人群拥挤喧闹，讨价还价，争吵不休，尤其是女人之间，但最后都以笑告终。

“卢比”号两侧有两条和它一般长的篷船相随，载着木柴、箱子和黑人。天气凉爽，潮湿，暴雨欲来。“卢比”号一上路，三个黑人便开始在一个葫芦和一只木鼓上敲起来，咚咚声震耳欲聋，鼓像一种轻型长炮那么长，雕刻粗糙，涂得花里胡哨。

重读致奥地利的玛丽-泰莱丝的祭文。精彩的篇章。我想比起给两个亨利埃特的祭文，我更喜欢这篇。

<h3>九月十五日</h3>

“卢比”号黄昏时将我们送到伊莱布。受到马梅特将军接待，他领导的军营是比属刚果最早的营地之一。沿河（或者至少是流向通巴湖的一条支流）一条美丽的棕榈大道，棕榈已长了三十年，路一直通往为我们预留的茅舍。在将军家吃晚餐。被蚊子围攻。

今天上午，乘篷船去游通巴湖。船夫们的歌唱令人叫绝。船尾的金属箱做鼓，一个黑人拿一根大木柴在上面不知疲倦地敲；全金属的篷船都在震颤，仿佛活塞有规则的升降节奏，协调着船夫们奋力撑船的动作。敲大鼓的黑人身后，一个更年轻的土著手执一根小棒，在音乐间歇处，以规则的切分音，打破一成不变的节奏。

在马可可（博洛可）停船。这个小村位于连接刚果河和通巴湖的宽宽的航道上。时间不够，不能开到通巴湖了。天气炎热。正午骄阳似火。我在岸上追逐黑色带天蓝色亮纹的大蝴蝶。接着，趁做午饭的时候，我和两个同伴钻进村边的森林。不知名的大蝴蝶出现在我们脚步前，在我们前面蜿蜒的小路上随意飞舞，然后消失在纠结缠绕的藤蔓中，我的网够不到它们了。有的蝴蝶特别大，抓不到让我非常恼火。（我还是捕到几只，但最出奇的却逃脱了。）这小小的森林一隅在我们看来比在埃阿拉附近长途散步时见到的一切都美。我们走到一处水漫过的洼地，黑水更衬出穹隆树顶的高深，一棵粗壮的大树主干奇形怪状，根部向四处蔓延。我们正走近大树，树影深处迸出一声鸟鸣，远远的，承载着幽暗，整个森林的幽暗。它悠长的啼鸣自高向低划过音阶的每个音，十分奇特。

<h3>九月十六日</h3>

从伊莱布乘篷船启程。利兰加几乎就在对面，下游方向不远处，但刚果河此处河面极宽，遍布岛屿，渡过去花了四个多小时。船夫们懒洋洋地摇橹。渡过一些宽阔水域，水好像静止不动；然后，有些地方，特别是岛屿边上，水流猛然变得非常湍急，船夫们奋力摇橹也很难上去。因为不知为什么，我们划到太低的地方了；船夫们好像认识路，越往上游行船可能越不安全。

一个葡萄牙人，住在利兰加唯一的一个白人，接到布拉柴维尔发来的电报知道我们要来，来接我们。领导利兰加大传教会的神甫病了，上月不得不离开岗位去布拉柴维尔治病，还带了十个病得最厉害的孩子，这个地区昏睡病肆虐。我们要住的传教士驻地离上岸的地方一公里多远，仍然是河边，但河岸岩石很多，一定吨位的轮船不能靠近，至少在低水位期。村子沿河铺开，并有果园相间其中。

过了一条美丽的棕榈大道，我们来到一座砖砌教堂前，旁边是一座很大的低矮建筑，我们就要住在那里。一个“讲授教理”的黑人给我们开了门，所有房间都给我们使用，所以我们将非常自在。天又热又潮，憋着一场暴雨。透不过气。餐厅幸好很通风。吃过饭，午睡；起来时浑身是汗。沿一条小路散步，穿过一些大香蕉园，香蕉树树叶非常宽大，和我迄今为止见过的都不同，非常美；过了香蕉园，小路变窄，接着深入森林。每隔二十步就有一个新的意外吸引你去看，这样可以走上几小时。但夜幕降临了，可怕的暴雨正在酝酿，陶醉让位于恐惧。

一天三次，一小时的教理问答课，用当地语言讲授。五十七个女人和几个小男孩机械地反复回答着讲授教理的老师单调重复的问题。有时可以听出没能翻译过去的几个词：“圣体；临终涂油礼；圣体圣事……”

<h3>九月十八日</h3>

气温不太高（不超过32℃），但空气中充满电、潮湿、翠翠蝇、蚊子。蚊子攻击的目标尤其是小腿，还有脚踝，那里低帮皮鞋保护不着；它们也冒险钻进裤腿，进攻腿肚；甚至隔着布料，膝盖都被叮得一塌糊涂。午觉根本睡不成。再说这也是捕蝴蝶的最佳时刻。我渐渐大致将它们认全了；一出现一个新种类，就倍加兴奋。

<h3>九月十九日</h3>

空等了两天的“拉尔若”号一大早来了。我们在传教士驻地前面悬挂起一面白旗；“拉尔若”号停靠在小码头，这样我们就省了吃力地拖着大箱子上独木舟的麻烦了。蚊子和翠翠蝇的不断骚扰让我们毫不留恋地离开利兰加。

“拉尔若”号是艘五十吨位的轮船；相当舒适，船舱很好，前面有客厅，餐厅很大，处处有电灯。按当地习俗，大船两侧各有一条平底篷船。除了船长加藏热尔，我们是船上仅有的几位白人。但与我们同行的有“小梅莱兹”，是黑白混血儿，相貌举止都很令人愉快。他父亲是“峡谷走廊”一带最有名的殖民者之一。

我们离开刚果河驶入乌班吉河。夹带淤泥的河水变成牛奶咖啡色。

两点左右，一场龙卷风迫使我们在一座岛前停靠了一小时。景色有种史前风味。三个健美的黑人游到岸上。他们穿行在纠结缠绕、泡在水中的密林间，想砍下些长枝测水深用。

快晚上时，一条窄窄的独木舟向我们划过来。那是下一个木材供应站主人，他想知道我们是否给他带来邮件。他去科基拉维尔治病，他说，他“结结实实挨了五六闷棍”，这是此地对发热的俗称。

在布班吉停船过夜。赶来的村民既不漂亮，也不友善，且毫无奇特之处。有人证实了小梅莱兹对我们说的话： 这个村的茅舍在汛期有一个半月都泡在水中。水一直漫到大腿中部。因此床都支在桩子上。人们在小土堆顶上做饭。出行只能坐独木舟。由于茅舍是用混着干草的黏土盖的，水把墙根都泡烂了。船长对我们说有些村子在水中要泡上三个月。

<h3>九月二十日</h3>

此地景色单调，让人工作兴致倍增。读完了克莱松的一本小书《哲学问题的当代观点》。他对柏格森哲学的阐述让我相信我早就是个柏格森派却浑然不知。倘若出版时间吻合，也许有人会在我的《安德烈·瓦尔特笔记》里发现几页像是直接受到《创造的进化》的启发。一种体系的出现正好可以满足一个时代的口味，而其成功部分便由于它迎合时代，对这样的体系我很怀疑。

<h3>九月二十一日</h3>

《论欲念》。没什么值得记住的东西，除了恰恰是博絮埃认为最无益的品质，以至于他自己便走向自己立论的反面。

无论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还是我们的个体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不能拿来做神秘的、目的论之类的阐释的，而且，只要人一定要这样做，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看出上帝和魔鬼的共同作用。我深知这一点，因为我也常常试图做这样的阐释；这种阐释甚至还可能显得最令人满意，仅仅因为它最形象。如今，我的整个精神都对这种迎合人心理的把戏感到厌恶，因为我觉得它不太诚实。尽管如此，这篇《论欲念》的语言却非常美，博絮埃从未在任何其他作品中表现出他如此高超的作家和伟大的艺术家才华。

<h3>九月二十二日</h3>

两天来雨几乎下个不停。“拉尔若”号昨夜停在比属河岸上的博博洛村前。木材供应站和砖厂。

今天早上八点到安普封多。沿河一条美丽的长街扩建成了公共花园。上游和下游是土著的村子；茅屋寒酸破烂；但至少这里整个法属地区整齐悦目，一片繁荣景象。这让人看到聪明而持续的治理可以收到的效果。行政官员奥吉亚先生正在巡视途中，明天才到。安普封多附近很美。河边一些小河湾，独木舟在那儿休憩。陆地与水的博弈呈现出人意料的景色。紧接着，森林的气势恢宏起来。但必须承认，上溯乌班吉河实在单调极了。

天很阴，但并不低。三天来频频下雨；细雨随风飘洒，有时又是一阵浓密的骤雨。没有什么比在这样的阴雨天起床更难过的了。“拉尔若”号缓缓前行，慢得让人灰心丧气。我们本应在贝图过夜，但由于木柴质量太差，我们可能只能明天中午左右到那儿了。木材供应站没人监管，给我们的都是腐烂的木柴。到处都能感到人员不够。需要更多下属职员，需要更多劳动力，需要更多医生，首先需要更多钱给这些人开工资。到处都缺药，到处都让人深切感到可悲的匮乏，使本来可以轻易战胜的疾病获胜甚至蔓延。一索要药品，健康部门往往拖很长时间，寄来的也只是碘酒、硫酸钠和……硼酸！

沿河村子里遇见的人，很少有谁皮肤没有受损、溃疡、带着丑陋的瘢痕（往往是雅司病所致）。而整个这逆来顺受的民族仍笑着，闹着，安于现状，可能根本想象不出更好的状态，尽管他们那种快乐很不牢靠。

在东固停靠过夜。安普封多的行政机构正是被搬到东固。我们黄昏时下船。欧洲人的住宅面对面分布，住宅前面，公园般的林荫道既将各家分开又不彻底隔离。林荫道上的橙子树被绿色的橙子压弯了腰（这里就连橙子、柠檬也失去本来的颜色、光泽，和整齐划一的深绿融为一体）。树还年轻，再过几年，这个公园将会变得非常美丽。对着码头，有块牌子上写着：“安普封多，45公里”。通往那里的公路朝相反方向延伸，一直通到我们夜里去的土著的村子。

<h3>九月二十三日</h3>

森林的面目有些改观，树更美，摆脱了藤蔓的缠绕，树干更加清晰；树枝上垂满嫩绿色地衣，就像在恩加丁的落叶松上见到的那样。这些树有的高大无比，远远超过法国的树。但一旦离得远点，河面又那么辽阔，就无法对树的大小做出判断。省藤属植物前几天还那么常见，现在却消失了。

向晚时分，天终于放晴了。重见蓝天真是欣喜若狂，不是在夕阳方向，而是东边空旷的水面镀上一层美丽无比的金色，中间还混合着柔和的紫红色。

在拉恩扎村前过夜。黄昏时我们去这个平平常常的小村里走了一圈，没什么兴致。在一间茅舍里，一个女人刚刚分娩。孩子还没哭第一声。他还连在胎盘上。当着我们的面，接生婆仔细地把脐带拉到小孩头上，再绕回到脖子处，然后用一把木刀砍断剩下的脐带。胎盘则用一张香蕉树叶包起来；也许要按某种仪式将它埋起来。门口挤着好奇的人，门太低，必须把腰弯得很低才能进来。我们给了一“帕塔”（五法郎）庆祝小维罗尼克来到人世，然后返回到船上，没过多久，遭到一群可爱的绿色小蝉的进攻。“拉尔若”号凌晨两点又出发了。正近上弦月，天空澄澈无比，空气温和。

<h3>九月二十四日</h3>

重读《愤世嫉俗者》前三幕。这远不是我最喜欢的莫里哀的剧本。每次重读，我的判断都更明确。将情节推向高潮的情感，莫里哀所讽刺的荒唐可笑的东西，本来可以刻画得更细腻，更微妙，却不太能承受这样的夸大和在《贵人迷》、《没病找病》或《悭吝人》中我那样激赏的“轮廓的磨蚀”。阿尔塞斯特的性格有点斧凿之痕，而且恰恰因为作者加入了自己的成分，才显得不那么自如。常常搞不清他在嘲笑什么，嘲笑谁。这个主题更适于小说而不是戏剧，戏剧要过于外化；阿尔塞斯特的情感便表达得过了头，给他的性格带上一种质量不高的表面的滑稽。最好的场面也许是他本人不出场的时候。总之，看不出来，除了他的直率（往往也只是难以忍受的粗暴），他有什么超群的品质，像剧中暗示的那样，让他本来堪任要职。

十点船停在贝图村前。当地土著属莫让博族，比起其他土著更健康，更强壮，更漂亮；他们显得更自由，更直爽。我的两个同伴沿着河岸去村里，我则走向森林公司驻地。一帮非常年轻的姑娘正忙着给驻地前的土地除草。她们边干活边唱歌；身上穿着一种棕榈叶纤维编的短裙；好多姑娘脚踝上套着铜环。脸很丑，但胸脯健美。独自漫步了很久，穿过木薯地，追逐奇特的蝴蝶。

接着去了村里，村子非常大，但没有魅力。远处，灌木丛中隐约露出座教堂，已经荒废弃置两年了，因为这个民族从来不想接受传教士的教育，也不想服从他们的道德。教堂门窗开着，已经长满荒草。沿河一大群孩子正在从河岸顶上跳水。

两点左右，小梅莱兹离开我们，乘独木舟去比属河岸的博马—马塘盖，带着他的“家庭主妇”和一个十二岁的小仆人，小仆人负责窥探那女人，并充当报事的。

<h3>九月二十五日</h3>

我们在比属河岸一棵巨树下靠岸，准备过夜。十一点左右到蒙古姆巴村。高高的木台阶，两边种着芒果树，一直通往驻地。河岸高十五米左右。

乌班吉河水流速度大大加快，“拉尔若”号的行程便更加延误。有一些树虽然很美，却不能打破沿岸森林的单调。我们看见树枝间四只黑白相间的猴子，我想就是人们叫做“嘉布道会修士”的那种。

重读《巴伦特雷的少爷》。

每天一点到四点，这几小时比较难熬。但我们在船长借我们的一叠报纸上读到，七月底时，巴黎气温竟达到36摄氏度。

半圆的皎月如酒杯悬在河上，向河水洒下它的清辉。我们已经在一座岛的侧面靠岸，轮船的探照灯将丛林奇幻般照亮。整座林子仿佛都在颤动，回响着一种尖利而持续的啾唧。空气温和。但不久，“拉尔若”号所有的灯都熄了。一切都进入梦乡。

<h3>九月二十六日</h3>

我们靠近班吉。重见摆脱河水的地区十分欢喜。今天上午沿河的几个村子看着不那么凄凉破烂。树不再有任何矮树丛遮住根部，显得更加高大。一小时前就远远望见班吉，它逐级上升，直升到半山腰，这座高高的山矗立在河前面，迫使河水折向东流。房屋半掩在绿荫中，十分悦目。但下起雨来，而且不久将大雨滂沱。东西都收拾好了，旅行箱也盖上了。一刻钟后，我们将离开“拉尔若”号。

刚果之行 第三章 在车上

<h3>十点</h3>

总督办公室主任布维先生受总督之托上船来看我们，总督等着我们共进午餐。我们把行李交给仆人阿杜姆照管，然后坐进两辆车里。雨还一直在下，车将我们拉到为我们准备好的两间茅舍。德·特雷维斯夫人的那间很迷人，我们那间非常舒服，宽敞通风。我在这里写下这几行文字，马克则去管行李的事。挨着一扇敞开的窗子，我坐在一把灯芯草编的大扶手椅里观望大雨滂沱的景象；然后又一头扎进《巴伦特雷的少爷》里。

<h3>九月二十八日</h3>

和朗布兰总督的交谈非常令人鼓舞，他每顿饭都请我们和他一起吃。我多么喜欢这个谦逊的人，他令人钦佩的政绩显示了聪明而不懈的管理可以收到怎样的成效。

参观班吉上游沿河的村庄。观看了很久棕榈油制作，这是从木质果肉提取的初榨油。另一种油将稍后在压碎果核后从核仁里提取出来。但首先要将核与包着核的果肉分开，为此要先煮种子，然后在研钵里用捣锤柄捣碎，捣锤的接触面积很小，硬壳滚到旁边，而压皱的果肉同时脱开，很快就成了一堆橘黄色的麻皮样的东西，在指尖碾压便渗出油来。干这活儿的女人给自己的犒劳就是嚼嚼榨油剩下的饼渣。这一切看着相当有趣，讲起来却没多大意思，剩下的就留给课本去讲吧。

今天上午九点驱车前往姆巴利瀑布。一辆小卡车陪同，载着我们的全套卧具，因为我们次日才能返回。德·特雷维斯夫人本来要到班巴里执行任务，为了陪我们，获准推迟出发两天。一路美不胜收，这句话常常见于笔端，特别是在睡了一宿好觉之后。我觉得心情和精神都很轻松，不那样迷迷糊糊了，看到什么都欣喜不已。大路钻入一片高高的广阔的乔木林下。树干不再有矮树丛的壅塞，显出它全部的高贵。这些树比我们欧洲的树实在高多了。很多树在枝桠分叉处——因为树身直冲而上，没有旁枝，一下冲到绿色树冠——长着巨大的淡绿色附生蕨，颇似大象耳朵。沿途一直有成群结队的土著，男男女女，赶往城里，头上顶着他们遥远村子里的产品： 是木薯还是黄米面，不知道，装在盖着叶子的大篮子里。所有这些人，我们经过时，都摆出持枪站立姿势行军礼，只要稍微向他们做出回应，他们就会大叫大笑；穿过众多村庄中的某一座，我要是向孩子们挥挥手，就会掀起一阵狂热，疯狂地顿足，既是激动又是欢喜。须知，出了森林，我们便走上一个农耕区，一切显得欣欣向荣，老百姓看着很幸福。

我们在一座大村子一头的过路人草屋停下来，吃午饭，不一会儿，沿着草屋周围的栅栏聚集起一大群孩子；我数着不下四十个。他们待在那儿看我们吃饭，就像在驯化外国动物的动物园人们争先恐后围观海狮进餐一样。随后，渐渐地，在我们鼓励下，他们胆子大起来，拥进栅栏，过来聚集到我们身边。其中一个，跪在我的椅子前，像莫希干人那样，头顶戴着一根大羽毛。

午饭前，我们顶着烈日一直到了另一个村子，它附属于前面这个村，几乎与之相连，位于一片林中空地： 它是那么美，那么奇特，我们好像找到了此行的理由，进入到此行主题的核心。

中途休息之前不久，还有一次惊心动魄的渡河经历。一群黑人在岸上，对岸也有一群在等待。三条独木舟连在一起组成渡轮；在连接几条独木舟的木板上，两辆车安置下来。一条金属缆绳从此岸拉到彼岸，摆渡者抓住它，这样可以顶得住急流。

姆巴利瀑布，要是在瑞士，周围就会大旅馆林立。这里，却是荒僻寂静；我们将要在里面过夜的一两间茅舍，稻草房顶，不会破坏这里的野性和壮丽。距离我写字的桌子五十米就是瀑布，那雾气蒸腾的巨大帷幕在透过大树枝桠的月光照耀下银光闪闪。

<h3>布阿里，九月二十九日</h3>

第一宿在行军床上睡，睡得比在任何其他床上都香。太阳升起时，阳光斜照，镀上金色的瀑布格外美丽。一大片青枝绿叶将水流分开，形成两道瀑布，使人无法同时观看它们。当弄明白我们欣赏的这道瀑布的壮丽和气势才仅仅源自一半的河水，真是不胜惊奇。走到岩石边，我们发现的那道瀑布一直被岩石的褶皱遮挡，藏在暗处，一半埋在茂盛的植物中。灌木和花草，说实话，看着毫无异国情调，若没有位于瀑布上游不远处一堆长着气生根的奇特的露兜树，这里没有什么能提醒你几乎身在非洲的心脏。

<h3>当天晚上，班吉</h3>

返程无事，除了遇上一场龙卷风。但幸好，当时我们刚在昨天同一个宿营站同样愉快地吃完午饭。狂风刮倒了我们身旁的一棵小树。滂沱大雨下了近一小时，我们就趁这段时间组织围着我们的一帮孩子做游戏。做操，唱歌，跳舞。最后排成长长的一列纵队。刚才忘了说，开始，从房顶上流下的雨把孩子们都淋了个透，所以最初的活动目的是让洗了雨水浴后有些冻僵的孩子们热热身。

<h3>班吉，九月三十日</h3>

德·特雷维斯夫人和博塞尔医生走了。他们要在格里马里地区进行预防昏睡病的“309炉”实验行动。朗布兰总督提议我们驱车在当地转两周。那个农耕区，我们打算之后步行再去，他希望我们收获前看到那个地区，这样可以更好地感受其繁荣兴旺。他不能亲自陪我们，但他的办公室主任布维先生将为我们一路介绍当地情况。

<h3>十月一日</h3>

我们要坐的那辆车从锡布堡回来时状况很差，需要修理，我们因此在班吉一直待到六点。跟随我们的小卡车行李装得太满了，两个男仆只好像兔子一样蜷缩在我们的车里。夜幕很快降临，我们又没有车灯；但不久，一轮满月升上纯净的夜空，我们可以继续赶路了。真佩服我们的司机的耐力，这个忠厚的莫巴伊是朗布兰一手培养出来的土著。他刚刚从非常疲劳的旅行中回来，就马不停蹄地又出发了。好几回，我们问他是否愿意到下一个宿营站停下来，在路上过夜。他摇头表示不用，他能“挺住”。我们直到将近午夜才停下来，在月光下，公路中央，迅速支起桌子，匆匆吞下点鸡肉，佐以葡萄酒，但并没吃饱。凌晨三点到锡布堡，筋疲力尽。累得睡不着觉。

<h3>十月二日</h3>

十分凑巧，我们到锡布堡正赶上每月的集日。土著纷至沓来，他们用大篮子带来收获的橡胶（是从叫“塞阿拉”的橡胶树上提取的，在朗布兰总督倡导下，公路沿线地区新近种满了这种植物）。这些橡胶呈暗黄色长条状，和燕窝或干藻类相仿。五个商人乘车赶来，等着开市。该地区尚未被承包，还是自由贸易，拍卖开始了。但非常奇怪，拍卖刚开始便停止了。我们很快明白这些先生是“一伙的”。其中一人以每公斤七法郎五十生丁的价格收购了全部橡胶。这价格在土著看来已经够合理了，就在最近，还只卖三法郎；然而在金沙萨，商人们一段时间以来转手出售橡胶的价格保持在三十到四十法郎之间，差价非常可观。这些先生将去干什么呢？跟土著一成交，他们便聚集到一间密室，开始新的拍卖，他们之间分摊利润，土著就没份了。行政长官面对这种地下拍卖始终无能为力，地下拍卖尽管看上去违法，但听说却不受法律制约。

这些小贩大都很年轻，没有自己的货栈，因此没有总务费，常常只是过着充满风险的生活，很不稳定。他们来到这里，抱着一个念头，就是要发财，迅速发财。在损害土著和这个地区利益的基础上，他们达到了这个目的。

从锡布堡到格里马里风景有些单调，路旁几乎都是塞阿拉种植园；四年以上的橡胶树已经浓荫蔽日；只有达到这个树龄才能定期割取胶液。这种做法会很快耗尽树的汁液，沿着树干留下长长的斜疤。

有时一条小河将平原一分为二；于是，便会在窄窄的河谷里，重现一小片森林，那里的凉爽美妙宜人。美丽的蝴蝶在阳光明媚的河岸边翩翩飞舞。

<h3>班巴里，十月三日</h3>

班巴里坐落于一块高地上，俯瞰离宿营站三百米的瓦卡河以外的整个地区。昨晚，我们乘渡轮过的瓦卡河。今天早上，参观学校和医务所。今天还是每月的集日，我们又去了，很想看看昨天那些先生到不到这儿来，会不会重演同样的勾当。但今天只是过秤，明天拍卖。有人说，上月这里的橡胶卖十六点五法郎。

<h3>班巴里集市，十月五日</h3>

前一天见到的卖七点五法郎的那种橡胶，这里拍卖到了十八法郎，质量完全相同。库安格公司代表布罗谢先生是班巴里的重要商人，他和那些不法商贩针锋相对。其中一个小贩知道布罗谢意欲收购全部橡胶，想至少让他花大价钱，便抬高报价。但布罗谢突然放弃，那人十分狼狈，因为他出的价钱超出了自己的财力，结果只好把橡胶全数卖给布罗谢。

<h3>班加苏，十月八日</h3>

这几天没腾出时间做任何记录。风景发生改观。非常奇特的乳头状突起使平原不再单调。这是些低矮的小丘，很规则的圆形穹丘，布维先生说是由以前的白蚁巢形成的。我也的确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原因能解释这种地面的隆起。但奇怪的是这一带看不到一处新近的大型白蚁巢。而形成这些坟头的巨大白蚁巢应是早就没了白蚁，很有可能达几个世纪之久了。雨水仅仅极为缓慢地侵蚀这些堡垒或教堂，它们几乎垂直的墙壁像砖头一样坚硬。我在埃阿拉附近的森林便对这种堡垒或教堂赞叹不已。也或许这是另一种白蚁的作品？这些白蚁巢始终是圆形的吗？不过，所有的蚁巢好像都很久不住白蚁了，为什么？好像另一种建造小型蚁巢的白蚁来这儿取代那些巨型白蚁占据了此地。稍后我看到，为了让公路通过，其中有些小丘被切开，露出内部的秘密： 走廊，厅堂，等等。坐在车上，来不及更仔细地观察这一切，我不由得咒骂起汽车来。

一路上，五十公里沿线几乎都是连续不断的村庄和各种各样的作物： 塞阿拉，水稻，黍，玉米，蓖麻，木薯，棉花，芝麻，咖啡，芋（根茎可食），油棕，香蕉树。两边长着亚香茅的公路像公园里的林荫道。每隔三十米左右，便有一座尖顶头盔状的芦苇草屋半掩在枝叶丛中。这些花园新村沿公路铺开，形成没有厚度的布景。在此居住的民族人口过度稠密，长得不太漂亮；他们以前生活在灌木丛林里，归顺才两年。老人仍然带着野性，像猕猴一样蹲着，汽车经过几乎看都不看；一点招呼也不打。相反，女人们跑过来，胸前的乳房随着一颠一颠的；阴毛剃光了，有时用一束叶子遮着，叶茎夹在屁股中间，绕到后面，再系在腰带上，然后耷拉下来或竖起来，形成一种可笑的尾巴。一大堆孩子，看见汽车开近了，跑到马路中间坐着或躺下。是游戏？是挑战？布维认为是好奇：“他们想看看车是怎么跑的。”

六号我们在距莫巴伊二十公里处过夜，我们不想夜里到莫巴伊。在穆萨勒宿营站前，令人瞠目结舌的达姆达姆鼓，开始是在我们的男仆举着的玻璃烛灯下敲，后来在一轮明月下敲。精彩的轮唱赋予人们的情绪以节奏，既支撑也缓和着这群魔殿的热情与疯狂。从未见过这样令人困惑、这样充满野性的场面。渐渐地像一种交响乐构建起来；孩子的合唱和独唱此起彼伏；独唱的每句末尾都融入再起的合唱中。唉，可惜我们时间有限，得在天亮前出发。

七号清晨，离开这一站，心中只盼着几个月后从阿尚博堡返回时再重游此地。黎明的银色曙光与月光交织在一起。地形变得高低起伏。岩石堆积成一百到一百五十米高的小山丘，公路环山而建。十点左右到达莫巴伊。

宿营站高踞于河岸边上，位置绝佳。上游就是乌班吉的激流，在比属河岸那边，大水几乎淹没一座棕榈树掩映下的迷人的小渔村。

卡卡维利医生带我们参观他的诊所医院。病人有时从很远的村子来，手术治疗生殖部位的象皮病。这是本地常见病。他给我看了几个他准备给动手术的可怕的病例；我们愣住了，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土著身子下面拖着的大囊肿是什么东西。由于我们大为惊讶，卡卡维利医生说，我们这里看到的象皮病大概重不过三四十公斤，他给病人摘除的肥大的结缔组织块有时重达七十公斤，反正他是这么说的。他甚至还做过一个八十二公斤的病例。“而且，”他补充道，“这些人竟然还能走十五到二十公里来治病。”我表示同意他的话，但是不可能搞明白了。

今天上午的一个病人还很年轻，想自己手术，结果把自己割得一塌糊涂。他以为这可恶的囊里都是脓，就用刀乱割，希望把脓挤出来。

“里面有什么？你们想看看吗？”

卡卡维利带我们到手术台边一个木桶前，里面几乎装满了一种带血的发白的凝块，这是他今天的工作成果。手术成功了，他说，尊重保留了病人的生殖器官，它埋在过度生长的结缔组织里，但丝毫没有受损。就这样，三年来，他已让二百三十六个废人恢复了生育能力。

“好了，第二百三十七个。请走近点……”

我们想留点胃口，很快离开了。

一吃完午饭，立即出发去佛鲁姆巴拉。地形高低起伏，但景色并不太吸引人。所过的村子居民丑陋。汽车吓跑了几只珠鸡。可怕的暴风雨大有欲来之势，但在最后一刻却掉头而去了。大约五点到佛鲁姆巴拉。驻地空着，这儿地处科托河畔，位置甚佳；几棵大树非常漂亮。宿营站前，浓荫下的广场上，一群学校的孩子，由于在上纺织课，人人手里都拿着个小纺纱杆，杆上吊着个线轴，就像蜘蛛悬在线的尽头，拇指一拨，轴就旋转。他们站成一排，嘴上挂着微笑，仿佛要唱起一首古诺的合唱曲。接着，做体操，一个土著老师指导。接着，非常快乐的足球赛，我们也参加进去： 一只橙子当球。这些孩子都说点法语。

晚饭后又见到他们，在稻草点起的篝火映照下跳舞，外出不在家的民兵的妻子也来了。其中一个孩子样子非常可怜，躲在暗中，离其他人远远的；夜晚有点冷，他好像在发抖，我便叫他靠近篝火。但其他人马上躲开了。他是个麻风病人。他的村子距此地走路要三天，他被赶出来，在这儿谁也不认识。马克过来告诉我，他已见过这个孩子，还给了他吃的。甚至还给一个当地女人一些钱，保证这个被排斥的小孩一星期有饭吃；那女人答应下来。我们得重新经过此地，那时就会知道她是否守约。但是，唉！如果孩子的病好不了，延长他凄惨的生命又有何益……

八号，一出佛鲁姆巴拉，便乘船渡过泛滥的科托河。广阔的棉花地和木薯地相间，四四方方，齐整规则，和法国的农田一样。有的地方，地上堆满溜圆的葫芦，状似药西瓜，有鸵鸟蛋那么大；这东西是一种瓜，听说，土著吃里面的籽。

接近班加苏后，便开始遇见一些发型异常奇怪的人： 头的一边都剃光了，另一边则扎满小辫儿，小辫飘在头上，又梳到前面。他们是恩扎卡拉人，苏丹国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部落。

<h3>班加苏，十月八日</h3>

我在我们的茅舍游廊下写这几行文字。班加苏有点让我失望。整个城市也许受到军事占领的影响，大大失去了自己的特色。糟糕的一天。先是弄断了一颗牙，接着艰难地剔出一个巨大的跳蚤，弄得我的脚疼痛无比。头痛，布维先生又带我去参观美国传教士驻地，搞得我筋疲力尽。在埃布尔先生处的午餐没完没了。分区行政长官埃布尔先生来自圭亚那（他写了一本薄薄的桑戈语语法书，我已研读了一个星期），是个了不起的人，又讨人喜欢……头越来越痛，身上发抖，是发热了。我回去躺下，让马克独自去看达姆达姆鼓伴奏下的舞会，但不久，一场猛烈的龙卷风席卷而来，驱散了跳舞的人。

<h3>十月九日</h3>

我睡了一觉，早上感觉还有精力陪我的同伴去乌安戈。驻地优美地坐落在一个高地上，俯瞰姆博穆河（乌班吉河在上游地区的名称）的一个拐弯。这里的行政官员伊藏贝尔先生，刚刚皈依新教，仅有的一点空闲时间都用于研究《圣经》注解和神学。不幸我太累了，不能和他像我原来希望的那样交谈。而且，任何交谈都越来越让我筋疲力尽。我做出交谈的样子。我们只在最平常的问题上，或者说在“事实”方面意见一致，那也得看是什么事实。我说出完整的一句话很困难，因为我太担心那些表达了我真实想法的话得不到什么反响。

这里来跳达姆达姆舞的女人都穿着鲜艳合身的棉织短上衣和短裙子。个个都很干净，喜笑颜开，洋溢着幸福的神情。是否该得出结论，黑人民族只等着有一点点钱就能穿上衣服

<h3>十月十日</h3>

我感觉很好，可以做去拉法伊这样的长途旅行，本来我还很遗憾，以为得放弃此行呢。拉法伊是乌班吉—沙里地区仍有苏丹的最后一个苏丹国。埃特曼（1909年掌权）之后这种制度将彻底消亡。现在给埃特曼留了一个面子上的宫廷和权力。他与世无争，微笑着接受了现实，也不为他的任何一个儿子索要权力。法属赤道非洲政府为他特制了一套行头，他好像挺乐意穿。他的前三个儿子在达喀尔对面的戈雷岛学习了一年（土著首领和显贵的子弟在那里接受法国教育，以备将来担当领导职务）；现在一个在班吉，一个在拉密堡服兵役，老三还不到二十，回到拉法伊，待在父亲身边。这是个腼腆的高个男孩，过来和我们握手，然后就退下了。苏丹的官邸位于一个山丘上，对着驻地所在的高地。我们到达两小时后乘车前往苏丹官邸。（但之前苏丹已先到了，在我们的平台上坐了一阵。）高地上，先是一段长长的空地，人群列队在路的一侧向我们欢呼。然后我们进入一座清真寺式的建筑，苏丹的亲信都在那里。

<h3>十月十一日</h3>

苏丹由他的家人和日常的随从陪同来向我们道别。一幅没落宫廷的可怜光景。它曾经的显赫的最后幸存者，几个吹笛子的，仿佛是从一个假面舞会里出来的。竖笛上绕着两圈长毛饰物，笛子一吹，它们便盛开成花冠。

拉法伊驻地由于人员不够，已弃置半年，破破烂烂。房间看着肮脏不堪，虽然宽敞，格局也很舒适，但满是别提多令人恶心的垃圾，损坏的工具，被虫蛀了的破家具，所有这一切上面都盖着厚厚的灰尘。要不是有豹子，我们就睡在游廊下面了。据说，豹子敢到村子里来，最近还在离驻地五十米的草屋里吞吃了一个土著。

不过，要离开拉法伊我们还是很依依不舍。驻地花园所在的平台高踞于壮丽的欣科河上，美极了。我甚至认为比起乌安戈的平台，我更喜欢这里。

<h3>十月十二日</h3>

从拉法伊返回。在班加苏停车，今早从那里出发。又在佛鲁姆巴拉过夜，汽车需要清洗。宿营站很舒适，但村民疥疮生得非常厉害。我的脚痛得穿不上鞋，只能坐着，继续读《巴伦特雷的少爷》。

那患麻风病的孤儿，被所有人抛弃，马克本来给了钱，够他吃一星期的木薯（但应该给他食物的女人没有守信）……一生中没见过这样悲惨的生灵。

<h3>班巴里，十月十三日</h3>

脑海里不断浮现那个小麻风病人，响起他微弱的声音，仿佛已经远去的声音——从佛鲁姆巴拉到阿林道，在阿林道午餐，又到班巴里，已是黄昏（即开了十小时的福特），一路上接二连三的意外小事故；各种各样的故障；一座桥在我们车下裂了，我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没栽到河里。

<h3>班巴里，十月十四日</h3>

早晨一醒来，就是达克帕人的舞蹈。二十八个八至十三岁的小孩从头到脚涂上白色，头戴一种竖着四十来支黑红色芒刺的帽盔，额头饰有小金属环做的流苏。人人手里拿着一条和绳子编在一起的灯芯草做的鞭子。有的眼睛周围画了一圈黑红格花纹。一条酒椰纤维短裙给这奇异的装扮更添怪异。他们一个跟一个站成一列，表情严肃，在二十三个长短不一（三十厘米到一米五）的土制或木制喇叭伴奏下跳舞，每个喇叭只能吹出一个音符。另一组达克帕人，十二个，年龄大点，一身黑，向前一列舞者的相反方向舞动。十二个女人不久也加入舞蹈行列。每个舞者都有节奏地迈着小步向前移，脚踝上的脚环随之叮当作响。吹喇叭的围成圆圈，中间一个老妇人用一簇黑色鬃毛打拍子。她的脚下有个块头很大的黑魔在尘埃中扭动，假作受痉挛折磨状，同时还不停地吹手中的喇叭。嘈杂声震耳欲聋，因为在喇叭刺耳的声音之上，除了那群白色的小舞者，所有人都不知疲倦地扯着嗓子唱着、吼着一首奇特的曲子（我还记录了下来）。

两点左右出发去莫鲁巴。晴天。非常漂亮的村民；终于有干净健康的皮肤。村子很美。要不是外面的装饰画，那些圆形茅舍便都差不多；那是些粗略的三色壁画，黑、红、白，简单勾勒出人、动物和汽车，有的画得很优雅。这些装饰画有屋檐遮风挡雨，宽大的屋檐也遮着环绕茅舍的一圈走廊。

路两侧非常漂亮的禾本科植物，好似巨型燕麦，发黄的旧银币色。

灌木丛林中遇上朗布兰总督，激动不已。

一小时后，离我们要过夜的莫鲁巴二十公里，见到德·特雷维斯夫人和博塞尔医生，正统计他们刚给接种过疫苗的人数，忙得不可开交。

<h3>十月十五日</h3>

在莫鲁巴过夜<span class="" data-note="我在1925年10月的一份行政报告中看到关于莫鲁巴地区（160公里×100公里）人口状况的几个数字。

男子…………………………1990

女子…………………………2091

男孩…………………………756

女孩…………………………596

老人…………………………62

昏睡病患者…………………46

三年出生人数………………263

死亡人数：

儿童0—5岁………146

儿童5—12岁……74

成人………………377

仅在莫鲁巴地区的一个村（塔科邦达），114个妇女中有48人没有生过孩子，其余66人生过99个孩子，其中63个夭折（死于肠病或肺病，还有梅毒）。——原注"></span>。

朗布兰昨天建议我们到克朗佩尔堡看看，而不要直接去锡布堡。

这一带景观发生变化： 森林稀稀疏疏；树木不比我们的高，树荫遮蔽着高高的禾本科植物，还有一种新的蕨类植物。姆布雷用午餐。风景非常秀丽，岩石环绕；简直以为身在枫丹白露。我一枪便击落一只栖身在一棵枯树顶端的大秃鹫。我从未打过猎，获得这样的成功，真是又惊讶又得意。

在姆布雷和克朗佩尔堡之间，遇见一群狒狒；它们任人靠得很近，有几只个头巨大。

村庄还算漂亮，但很穷。其中一座村子里，六十几个妇女正一边唱歌一边捣能出橡胶的根茎；没完没了地干，报酬低得可怜。

在克朗佩尔堡，黄昏时分，突然刮起一场骇人的龙卷风，宿营站周围，特别是我们的住处和行政官员格里沃先生家之间，大量柔弱的塞阿拉树被刮倒，有些树枝飞到远处。我们到格里沃先生家吃晚饭，就在回来的路上意外遇上龙卷风。风太猛了，我们几乎要被刮跑，加上闪电暴雨，什么也看不清，我和马克两人走散了，就像格里菲斯的电影中的情景，狂风大雨中晕头转向，直到宿营站才又见面。

阿杜姆和乌特曼在这儿见到了阿贝歇的朋友，我们一回来，便向我们请假，去纳纳河对岸的阿拉伯村玩一宿。我们没指望他们回来，但天刚亮，他们已经在干活了，烤面包，熨衣服……

<h3>锡布堡，十月十六日</h3>

半路刮起强劲的龙卷风。风景（我指的是这里的地貌）少有变化；除非在有一点水的地方和洼地、斜坡地带，才会突然又出现树干底部变粗像爪形、有气生根的高大树木，还有藤本植物纠结缠绕以及林下灌木的全部潮湿的秘密。两座“森林长廊”之间，长长的一段空间里，不高的树木，矮树丛，全都盖满攀缘植物，以至于只能看出一种连续的软垫似的隆起。这种绿色的隆起只有在让位给玉米地和稻田时才中断，作物中间树仍然很多，树干终于摆脱了攀缘植物。许多树枯了，但好像并不总是死于大火。即使在干枯的支流，大批枯树仍然令我惊讶。树皮往往全脱落了，树好像成了秃鹫的栖息之所。不知道几年之后，这种持续、经常、有意或是偶然的林木毁坏是否会导致降雨状况的巨变。

穿过村庄时，总有妇女孩童热情行礼致意。他们奔跑过来，孩子们到路沟边猛然刹住脚，向我们行的类似军礼；大一些的，像在音乐厅里谢幕一样，向前躬身，上身微微偏向一侧，左腿向后蹬，笑得嘴咧得大大的，牙齿全露出来。我想还礼，抬起手，一开始他们害怕了，纷纷逃走，但一明白我的手势的意思（我把手臂抬得更高，伴之以最灿烂的笑容），便是一片叫喊，欢呼，顿足，尤其是妇女，这种狂热既出于惊讶，也出于欢喜，因为白人旅行者能在意他们的主动亲近，并真诚作答。

<h3>十月十七日</h3>

四点起床。但要等天光稍稍放亮才能动身。我多么喜欢这些日出前的启程！不过在这个地区的出发没有沙漠中的粗粝高贵之美，也没有我在沙漠中体验过的那种既粗犷又绝望的喜悦。

十一点返回班吉。

刚果之行 附录一

乌班吉—沙里公路网全长4200公里，是朗布兰总督1917年担当殖民地领导职务以来建起来的。

加蓬的总督一届又一届，都没能让这个殖民地（可以行车）的公路超过十二公里。因此我们看到那个地区仍在实行搬运劳役，百姓饱受其苦。

我很清楚朗布兰总督占了地利，土质好，地势起伏小。但是人不管做什么大事，一旦成功，总有人觉得他占了什么有利条件。这一巨大工程最令人瞩目的是它是在没有工程师、技术员等的帮助下完成的。殖民地极为有限的财政预算无法应付技术人员的咨询和领导开支。我钦佩朗布兰总督，他能信任土著并坚信他们可以独立承担交给他们的艰巨工程。他组建培训的团队经受住了考验；他们表明黑人的聪明灵巧完全能胜任一项他们懂得其目的和益处的工作。虽然有时超过了原定的服劳役的天数，但这不要紧；土著自己并不反对一项他最先获益的工作。（相反，在那些定期发大水的地区，他知道，公路要不断重修，他的辛苦将永远得不到回报，他就不愿意去干这活儿了。而恰恰是这些地区，河运可以行得通。）

要想明白乌班吉—沙里公路网结束了什么样的危难，只要看看搬运劳役制使土著处于何种境况。

我们在1902年的一份报告中读到：

一年多来，形势日益艰难。筋疲力尽的曼贾人再也受不了，再也不想干了。他们现在做其他什么都愿意，哪怕是死，就是不愿去搬运……

一年多来，各部落开始解散。村庄瓦解，家庭离散，人人为了躲避抓壮丁的人，抛弃自己的部落、村子、家庭和庄稼，到灌木丛林中去，像被围捕的野兽一样生活。没有了作物，也就没有了粮食……饥荒接踵而来，近几个月，曼贾人成百成百地死于饥饿和赤贫……我们自己也尝到苦果；克朗佩尔堡受到前所未有的断粮威胁；它是由姆布雷高地和巴坦加福供应站供给食物的，两地的挑夫要走五天的路送来面粉和黄米，因此对于每个运粮挑夫来说，就是每月平均要走十到十二天路。

招募人员为了找到挑夫，要穿过空荡荡的村子和被抛弃的田地进行真正的围猎。为我们服务的做地方卫兵、甚至临时帮手的曼贾人，被派到自己家乡去征募挑夫，他们当中没有哪个月没有人受到攻击、伤害，还常常被杀和吃掉。

为了阻止大批出走的人口过法法河和瓦姆河，我们的小行政驻地“采用军事方式”，东南西北，曼贾人四面受到驱赶，像被围捕的孤独的困兽，或藏在丛林中的某个角落，或躲进某个一般人到不了的岩洞里，变成穴居人，悲惨地以草根为生，直到饿死，也不愿来挑担。

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必须这样（着重号是我加的）。给养超过其他任何考虑。武器、军需品、交换的商品需要运输。安抚，鼓励，威胁，暴力，镇压，犒赏，报酬，今天面对曼贾人可怕的恐慌，这一切都不灵了，而几年前，几个月前，这个民族还是那么富裕、人丁兴旺，聚居在广阔的大村子里。

再有几个月，包括整个格里宾吉河流域范围内，东至格里宾吉河，西至法法河，南至温古拉，北至克朗佩尔，都将成为一片荒漠，破败的村子和废弃的农田散落其间。没有粮食和劳动力，这个地区就完了。

如果在近期之内不彻底取消搬运劳役，格里宾吉河流域，至少在纳纳和克朗佩尔堡之间的地区，将无可挽回地消亡，没有人手和粮食，我们到时候能做的唯有撤离一个荒凉、破败的地区了……

在《行政长官助理博比雄先生关于1904年七八月政治形势的报告》中，也有：

在纳纳地区，搬运问题变得日益尖锐。纳纳的曼贾人筋疲力尽了。他们一次又一次想尽一切办法逃避服搬运劳役，他们再也不想干了。他们现在做其他什么都可以，哪怕是死，都不愿去搬运……

聚居区一个接一个解体，任何办法都不能制止这些迁移，这个地区已变得一片荒凉，而过去它曾经作物丰富，人口众多。

今年，和之前做的承诺相反，要求这些居民完成的任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额外的苦役，首先是招募大量劳工去修公路，运送换班人员及修路器械，一车队弹药需要一次性卸走，最后还有运送“于泽斯”号。这之外再加上粮食需求更大更频繁，而土著连自己起码的生活需求尚不能满足。而且就在雨季、土著最需要照管他们的庄稼的时候要他们做出所有这些努力。

查阅前几任的报告，我们发现，1901、1902、1903这三年，每年都给曼贾人两个月休假，让他们可以照看庄稼。今年，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假期。这些不幸的人死于饥饿和劳累；他们从来不在家里，无法种地。

在本地指挥官、行政长官布吕埃尔的报告及我的前几任托马赛、罗尔和托克的报告中，都多次陈述这种状况。

要想走出这种困境，只有积极推动公路建设，并且刻不容缓地在法国订购运输用的必要器材，取消搬运劳役。

“必须这样……”，我在上文给这富于悲剧意味的话语下面加了着重号。

必须这样，为了维持非洲内陆行政机构驻地的存在。必须这样，否则已开始的大业就要濒临破产，就要眼睁睁看着巨大努力的成果化为乌有。有了定期汽车运输服务，今天搬运劳役变得没有用了，但正是这种搬运劳役，也只有搬运劳役使汽车运输成为可能；因为这些汽车必须运到那里，只有轮船能把它们运到目的地，必须由人把拆卸了的汽车扛着运到船上或船下，先是在过了刚果河最初几段急流的斯坦利湖，然后是在乍得流域。这种可怕但临时的制度，能得到许可，是为了更大的利益，正如修建铁路必然带来痛苦和死亡一样。整个地区，说到底是土著自己最终从中获益。

特许开发公司强加在土著头上的可恶的制度却另当别论。我们一路之上有机会见到这个或那个特许开发大公司使被称为“橡胶放血者”的土著所处的境地并不比上文描述的情况强多少；而这仅仅为了几个股东的利益，仅仅为了他们发财致富。

那些大公司，作为回报，给当地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授予这些公司特许开发权，是希望他们“开发”当地，而他们却“利用”了当地，这不是一回事。这里的血被吸干，像橘子一样被榨干，不久只剩下空空的橘子皮被一扔了之。

“他们对待这里的做法就像我们不该留下这个地方似的。”一位传教士对我说。

这里就不再有什么必须这样站得住脚了。这种恶没有用处，决不能这样。

通过种植塞阿拉，土著就不受特许开发公司的制约（因为这些公司无权经营种植的橡胶，而只能经营丛林橡胶），朗布兰总督的这一举措为土著从而也为殖民地带来的好处和他建的公路网一样大。

我刚刚读了上奥果韦公司董事会（1926年十一月九日的常务董事会）董事长D. R.先生的报告。我没有到过加蓬，只是从传闻得知那里的惨状。我对上奥果韦公司一无所知，很愿意相信它与各种指责、各种怀疑无关。但我承认无法理解报告中的这几句话：

市场的暂时复兴使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业务，我们十分高兴，因为没有了这些地区存在的唯一这项经济活动，我们不禁要担忧土著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你们公司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们的命运。对那些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我们很容易用官方数字来回答，并表明上奥果韦公司的特许开发过去是加蓬土著居民的保护者，今天是加蓬土著居民的蓄水池。

真是太好了！如此说来这个公司与众不同，他把土著的命运挂在心上。不过，竟然说： 没有我们，土著将会变成什么样？在我看来还是显得有点缺乏想象力。

刚果之行 第四章 班吉与诺拉之间的大森林

<h3>十月十八日</h3>

一上午雾蒙蒙的。不下雨，但是阴天，灰蒙蒙的一片。马克说：“并不比法国的阴天更愁惨。”但在法国，这样的天就会让人进入沉思、阅读、研究之中。在这里，则转向回忆。

我之前对这个地区的想象太鲜明了（我想说的是我那样强烈地想象它的模样），以至于怀疑以后这种错误的形象会不会和回忆作对，比如，回想到班吉时，究竟浮现出的是真正的班吉还是起初心目中想象的班吉。

思想怎么努力也不能重新产生那种惊奇和激动，惊奇会为事物的魅力增添一种奇特与迷人。外界的美依旧，但那新鲜的目光却已丧失了。

五天后我们就要最终离开班吉。从那时起旅行才真正开始。马塞尔·德·科佩在阿尚博堡等我们。如果走一条近得多尤其好走得多的路，去那里很容易；那就是邮包和急着赶路的人走的路： 坐两天汽车到巴坦加福，再坐四五天船。离开乌班吉河流域，在巴坦加福就接上流入乍得湖的河流；只要顺流而下就是了。但这对我们没什么吸引力，我们又不急着赶路。我们想做的，恰恰是离开通常走的路，去看平常看不到的东西，深入地、贴近地进入这个地区的内部。理性有时告诉我，我也许已经有点老，不宜扎进灌木丛林里冒险；但我不这样认为。

<h3>十月二十日</h3>

昨天日暮时，我独自一人重新走上那条深入林中的路，这条路一出班吉就抵达小山顶上。那巨大的树干令人目眩地直冲云天，又突然间分出枝桠，我怎么看也看不够。最后几缕阳光依然照亮树梢。先是一片寂静；然后，随着黑暗逐渐蔓延，森林里便充满各种令人不安的奇怪声响，鸟儿的啼叫与歌唱，不知名的动物的呼唤，树叶摩挲的簌簌声。想必一群猴子在不远处这样晃动着树枝，但我看不见它们。我已到了山顶。空气温热，我大汗淋漓。

今天我提前一小时又来到同一地点。终于靠近一群猴子并长时间观察它们跳跃的绝技。逮住几只非常漂亮的蝴蝶。

<h3>十月二十一日</h3>

乘车直到姆拜基，穿越森林，沿途非常迷人。车过得太快。这段路真值得步行，过几天我们有幸还会重新经过这里。毗邻姆拜基的森林里，树高耸入云。有一些，那些吉贝树，近根部的树干粗壮无比，仿佛长裙的褶皱。仿佛树在行走。

掀开一棵倒下的吉贝半腐的树皮，我发现一大堆鞘翅目昆虫的肥大幼虫。听说，这些虫晾干熏过后，可作土著的食物。

在姆拜基拜访森林公司代表B先生。看到在他的廊檐下坐着两个传教士，面前摆着开胃酒。

这些大公司代理人太会讨人喜欢了！对他们过分的热情没有防范的行政长官，之后如何能站在与他们对立的立场？之后如何能在他们的小过错面前不施以援手，或者起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接着在那些重大的滥用职权行为面前又如何呢？

姆拜基附近村庄土著的茅屋和苏丹地区见到的很不一样；远不如那里的漂亮干净，甚至常常肮脏不堪。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我们已经不在乌班吉—沙里地区，因为那里朗布兰总督责令按照当地政府采用的几乎统一的样式翻修土著的茅舍。有些人反对这样不够慎重的要求，想任凭黑人按自己的爱好建房；但这样盖的房子看来证明朗布兰总督是对的。它们一座挨一座连成一长排，也许是为了省工吧；直的土墙用横的竹子支撑；房顶低矮。不过，没准这些丑陋的聚居区也是奉命修建的。（之后，我们在哪儿也没见到这么缺乏异国情调、这么丑陋的村子。）

<h3>班吉，十月二十六日</h3>

准备出发。我们将三十四只箱子直接发往阿尚博堡。我们要随身携带的包裹放到了两个小卡车上。阿杜姆跟我们上了福特车。三点从班吉出发。正行在森林中，夜突然来临。虽有月光，路还是几乎辨不清。

在姆拜基分区区长贝尔戈斯先生家非常令人愉快的晚餐。

<h3>十月二十七日</h3>

在博达进午餐，同席的有阴森森的帕夏（见下文）和卡诺的行政官员布洛先生，布洛先生要回法国了。帕夏没有一丝笑容。他一定是个病人。

三点左右从博达出发。所经村庄只见到老人、儿童和妇女。

路缓缓上升。突然地势下斜；我们居高临下，俯瞰一大片广阔的森林。到达恩戈托时天全黑下来了。

恩戈托地势较高；这不过是地面褶皱而已，但可以俯瞰一片相当开阔的地区。森林公司在此有个驻地；房子没人住，公司代表曾告诉我们可以在那儿小住。我们对这里的景观却略感失望。另外，我们也不想欠森林公司的情。只想重新启程。但车汽油不够了。贝尔戈斯向我们担保说路上能加润滑油和燃料，我们信以为真。博达什么也没有；恩戈托也没有。只能将两辆车丢在这儿了。已经陪我们去过拉法伊的朗布兰的司机莫巴伊将开卡车送我们一直到终点，带着厨师泽泽和卧具，然后自己回姆拜基找油和燃料，再给那两辆抛锚的汽车送来。我们的男仆六点左右和六十名派给我们的挑夫往前走了。我们后来在汽车公路终点“大涝洼”和其中一部分会合，又在班比奥见到另一部分，他们走了一夜后于中午前后到达那里。从那儿起，旅行才真正开始。

应加隆先生之邀吃晚饭。他是个经验丰富的猎人，到恩戈托已经四个月，不过他打算离开了，因为这里打猎的收益不大，而且他在这里无聊极了。

早早回到旅客茅舍，我们俩躲在蚊帐下，都睡得很沉。凌晨两点左右，脚步声和说话声将我们吵醒。有人想进来。我们用桑戈语喊道：“Zo nié?”（谁在那儿？）是一个重要的土著首领，我们吃晚饭时他已经来过。他打算和我们谈谈，但担心影响我们，本来想把谈话推迟到明天；但博达的行政官员帕夏派来追踪他的一个信使刚刚向他转达命令，叫他立即回自己村子。他只能遵命。但是看到和我们谈话的希望要落空，他觉得非常遗憾，便自作主张在这样不适当的时刻来见我们。他一口气说了很多话，我们一个词也听不懂。便请他让我们睡觉。等有了翻译时，他再来。我们为他的延误负责，答应在可怕的帕夏面前保护他。帕夏出于什么目的阻止这个首领桑巴·恩戈托跟我们透信，早上，通过翻译莫巴伊，我们从桑巴·恩戈托那里得知下面的情况后就毫不费力地明白了：

十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六天前）杨巴中士被博达行政长官派到博当贝雷去对该村（博达和恩戈托之间）居民施行惩罚。因为这些村民拒绝服从命令，不想放弃他们的庄稼，所以不肯把家搬到卡诺公路边上。他们还有一个理由是在卡诺公路边上定居的是巴亚人，而他们是博菲人。

杨巴中士带着三个卫兵（我们仔细记下了他们的名字）离开博达。和这支小分队同行的有头领巴乌尔和他手下的两个人。一路之上，杨巴在所过的每个村里抓两三个人，锁上带走。到了博当贝雷，惩罚开始了： 十二个人被绑在树上，而名叫柯布雷的村长逃走了。杨巴中士和卫兵邦若向被绑的十二个人开枪杀死了他们。接着又对妇女进行屠杀，杨巴挥动大砍刀砍她们。然后他又抢了五个年幼的孩子，将他们关进一间草房，然后点上一把火。桑巴·恩戈托告诉我们，总共有三十二个受害者。

这之外还要加上姆比利的头领，他逃离了自己的村子（布巴卡拉，恩戈托附近），杨巴在恩戈托北边的第一个村子博苏埃抓到他。

我们也得知桑巴·恩戈托正要回他住的博达，已经快到了，在路上遇上朗布兰总督的汽车，车正拉我们去恩戈托。他以为遇见的是总督本人，想求助于他，便原路折回来。他肯定走得飞快，因为我们到恩戈托没多长时间，他就到了。这个能向白人长官申诉的意外机会，他不想错过。

<h3>十月二十八日</h3>

桑巴·恩戈托陈述了两个多小时。天下着雨。这可不是龙卷风过境时的阵雨。天空遮着厚厚的乌云；雨要下很久了。不过我们十点还是出发了。我坐在莫巴伊旁边；马克和泽泽在卡车里，勉勉强强挤在睡袋上，篷布下面有些憋闷。公路被雨浇得泥泞不堪，车开得慢得让人泄气。稍微有点坡的地方以及沙子太多的路段，我们就得下车，在雨里推陷在泥沙里的卡车。

听过桑巴·恩戈托的证言和加隆的叙述，我们的心情异常沉重，连路上遇见一群在整修公路的妇女时都冲她们笑不出来了。这群可怜的牛马在雨里浑身淌着水。其中很多人边干活边喂奶。每隔二十米左右，路边便有一个大坑，往往有三米深。就是从那里，没有合适的工具，这些可怜的女工挖出沙土来铺路堤。不止一次，不结实的土地塌陷，将在坑底干活的妇女和孩子埋在下面。好几个人都和我们这么说。这些妇女的村子往往离干活的地方很远，晚上不能回家，就在森林里让人盖起临时的窝棚，用树枝芦苇搭成，四处透风。我们听说看她们干活的民兵让她们干了一整夜，就为修复这次暴雨破坏的路面，好让我们通过。

到达汽车公路的终点“大涝洼”。大部分挑夫在这儿等着我们。男仆跟剩下的挑夫走到前面去了，要到班比奥才能见到他们。两点。雨停了。我们匆匆吞下冷鸡肉就又上路了。离班比奥只有十公里。我们毫不费力就能走完。总的来说我们很少用轿子，既是因为喜欢走路，也免得我们可怜的轿夫太吃力。

“大涝洼”令人惊叹；这一带还没见过如此奇特如此美丽的景色。这是片大沼泽，将一片不太高的森林分开，穿过沼泽要从藤本植物和树枝搭的窄桥上走；沼泽地里长满水生植物，大部分都说不出名。巨大的海芋擎着微微张开的小号角，露出一个白色的秘密，茎是深紫红色，茎上的条沟带刺。五百米过后就到河边了。一片神秘的寂静中不时响起几声看不见的鸟儿的啼鸣。大量矮矮的棕榈树俯下身躯将棕榈叶浸入流水中。乘独木舟到了姆巴埃雷河对岸。这里森林将你团团包围，变得更加迷人。水从四处漫进来，桩排上的路不断被小木桥截断。终于有几种花了： 淡紫色的凤仙花，以及其他一些让人联想起诺曼底的柳叶菜的花；我往前走着，处于一种说不出的陶醉与兴奋之中（没有想到，唉！之后再也见不到这么美的景色了）。啊！要能在这里停下来，要能没有这些挑夫跟随重返此地，他们把猎物都吓跑了……有时这群不离左右的陪同让我觉得很烦，很恼火。我渴望体味自己的孤独，体味被森林紧紧包围的感觉，我加快脚步，跑着逃开，试图与挑夫拉开距离。但他们立即全小跑着跟上来。我不耐烦了，停下来，拦住他们，在地上划了一道线，只有听到我走远了吹的口哨才能迈过这道线。但一刻钟后又得返回头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整个队伍停在那儿不动了。

快到班比奥时，森林到头了，或者至少是敞开一片林间空地。叫喊声、歌声通知我们，村庄就在附近。一群妇女儿童跑来迎接我们。我们和列队以持枪姿势立正的几个首领握手——甚至出于热情也是由于搞错了，和几个普通士兵握了手。我们扮演白人高级长官的角色，昂首挺胸，像部长检阅一样微笑着频频挥手致意。一个披着兽皮的结实的大个儿敲打着挂在颈上的巨大的木琴，指挥着女人们的舞蹈。女人们唱着，发出野性的大叫，扫我们前面的路，挥动木薯的茎秆，或者哗哗抽打我们脚下的地，把茎秆都折断了；真是极度亢奋。孩子们又蹦又跳，跺脚踏步。穿越村子这一路真是十分风光。欢迎的队伍带我们到了行路人住的茅舍，在那里终于见到我们忠厚的男仆和第一队挑夫。

<h3>十月二十九日</h3>

上午去见昨天来迎接我们的一个当地首领。晚上他来回访。长时间交谈。阿杜姆作翻译，坐在我和首领中间的地上。

班比奥的首领的叙述证实了桑巴·恩戈托告诉我的一切。他特别给我们讲了博达上次集市的“舞会”。我在此将从加隆的私人笔记上就此事的记述抄录如下。

九月八日，在班比奥，为森林公司干活的古安迪队十名采胶人（其他消息说是二十名）被判罚在烈日下扛着非常沉重的木梁围着代理商行转，因为上月没有送来橡胶（但这个月他们送来了双倍的收成，四十到五十公斤）。如果有谁倒下，就有卫兵用皮鞭抽打他们，叫他们起来。

“舞会”从八点开始，持续了一整天，就在帕夏和森林公司代理人莫迪里耶先生眼皮底下进行。十一点左右，一个叫马兰格的巴古马人，摔倒后再没起来。有人禀告帕夏先生，他只说了句：“我才不在乎呢……”命令继续开“舞会”。这些都是当着聚集来的班比奥居民和邻村来赶集的所有村长的面发生的

首领还向我们讲了博达的监狱制度，讲了土著的困境，讲了他们逃向不那么可恶的地区的成批出走……我当然对帕夏深感愤慨，但森林公司起的作用更加隐秘，在我看来更为严重。因为毕竟它什么都知道（我想说的是公司的代表）。正是公司（或公司的代理人）从这样的事态中获益。公司代理人赞成帕夏，鼓动帕夏的做法，和帕夏相互勾结。就是在他们的请求下，帕夏将上交数量不足的土著随意投入监狱；如此等等……

我想把致总督的信写好，决定将出发时间推到后天。在法属赤道非洲的短短数月已经告诉我，要提防那些“真实叙述”，提防那些对一点点事件的夸大与歪曲。唉！倘若相信我一一问过的直接证人的话，恐怕“舞会”那场戏并不是什么特例。帕夏令他们恐惧，他们求我千万不要说出他们的名字。也许他们之后会“溜”，会否认看见过什么。总督巡视当地时，下属会在场，而且会在报告中，介绍那些他们认为最能取悦于总督的情况。我担心，我要向总督汇报的情况可能是他调查中了解不到的，有人会小心地扼杀可能让总督了解真相的声音。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旅行，我相信有时会耳闻目睹那些最底层的难以被了解到的东西。

接受交给我的使命时，我一开始并不太清楚我该干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我能起什么作用。现在我知道了，而且开始认为自己不会白来一趟。

自从来到殖民地，我就意识到问题多么错综复杂，这些问题不是由我来解决的。我绝不想就我能力不及而且需要深入研究的方面提高嗓门大发议论。但这里涉及的是一些具体的事实，完全与一般意义上的困难无关。可能地区长官通过其他途径得知了这些情况。按土著所说，他似乎不知情。一个行政区太辽阔了；一个人，没有快捷的交通工具，事事都监督根本做不过来。像在法属赤道非洲各处一样，这里又碰到了那两大令人忧虑的状况： 人员不足，财力不足。

从恩戈托（大约四十八公里）来了两个人，给我送来我在那里弄丢的剥树皮工具。我给他们“matabiche”时，他们显得很惊愕。

月光下，在宿营站后面巨大的空场上，召集所有挑夫查核人数。马克点数；让他们十人一组站成行，教他们报数。听懂了的人见另一些人不明白，放声大笑。我们分给每人一勺盐；他们又是感激又是推辞，非常激动。

<h3>十月三十日</h3>

无法入睡。班比奥的“舞会”的阴影整宿不断出现。对自己说，法国人占领之前土著更加不幸，人们也常常这样自慰，但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们对他们承担了责任，我们无权逃避这种责任。从此一大片哀怨之声时时响在我心头，我了解一些事，绝不能容忍的事。是什么鬼使神差促使我来非洲？我本来要在这个地方寻找什么？我当时很安心。现在我知道了；我要开口讲话。

但是如何让人听我讲话？迄今为止，我一直在讲，却毫不考虑是否有人会听；我一直在写，为明天的读者而写，唯一的渴望就是经久不衰。我羡慕那些声音立即远播的记者，哪怕那声音随即便消失了。迄今为止，我是否只是行走在谎言的屏壁内；我想走进幕后，到布景的后面去，看看后面究竟藏着什么，哪怕那很丑恶。我觉察到的就是这“丑恶”，我想看的就是这“丑恶”。

一整天都在写信。

<h3>十月三十一日</h3>

五点前起床。简单的早茶。收拾行李准备动身。房后的空场上，我们的挑夫集合起来（六十名挑夫，加上一个民兵，一个当地向导，我们的两名男仆和厨师；还有三名妇女，是陪民兵和向导的）。首领来与我们道别。月光朦胧。在黎明前微弱的光亮下，我们出发了，我们和男仆、轿夫、向导、卫兵和为我们背包的挑夫走在大队人马前面。

无边无际的森林对我们永不枯竭的耐心是个考验。昨天我没能写完给总督的信。唉！不可能在轿上写东西，连简单记上两笔或阅读也不行。走了五小时之后我才不得不上轿： 走得很累人，因为地面先是有很多沙子，到后来几公里变得又黏又滑。在轿上短暂休息之后，又走了五公里。中途没有宿营站。这一站再长也得走完，因为我们不能在森林里过夜，让挑夫没有住处，没有食物。森林异常单调，缺乏异国风光。要不是时而有某棵参天大树，比欧洲任何树都高一倍，真像是某座意大利森林，比如阿尔巴诺的森林，或内米的森林。巨树的树尖在其他树之上铺展开来，蔓延得很远，相形之下，其他树仿佛缩成矮树林了。这些树的树干上一半覆盖着苔藓，像圣栎或月桂的树干。路旁矮小的绿色植物让人想起我们的欧洲越橘；另一些则像“喀耳刻之草”；这和在前天的洼地里的情形一样，一些水生植物让人想起我们北方的柳叶菜和凤仙花。我们的栗子和这里的种子比起来毫不逊色，一样奇特，一样漂亮，我们只看到这些种子在地上的毛茸茸的荚壳。没有花。为什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一带森林特别有趣，特别美呢？

一路走来路都很平坦，到尽头时，缓缓下降，一直通到一条树荫遮蔽的浅浅的小河。清澈的水在白沙质的河床上流淌。挑夫下水了。

听说这地方在河里洗澡很危险。我怎么也不相信这话，又没有鳄鱼，又没有日射病。不是这些，有些医生说（马克也跟着他们对我说）是肝充血，发热，丝虫病……昨天我已经下过水了。结果怎么样？舒服极了。今天，我更不能抗拒水的召唤，美美地投入它清凉透明的怀抱。从没洗过这样美的河水浴。

一些首领来迎接我们，还有两只达姆达姆鼓，由孩子带着。两大“巴孔戈”（人们这样不加区分地称呼为森林公司干活的人）村。旁边一个很小的村子，恩代雷，今天只住了五名精壮男子（正在森林里采橡胶），五名活动不便的人照看庄稼。不用说这些在森林里的人，没人看着，都尽可能少干这份报酬那么低的活。于是便招来惩罚，通过这些惩罚，森林公司的代表试图唤起他们的“责任”感。

和巴孔戈村两名村长长谈。但是先和我们单独讲话的那个人，见另一个走过来便立即不说话了。他再也不说什么了；当我们问及他自己被关过的博达监狱犯下的暴行时，没有什么比他的沉默和怕受牵连的恐惧更让人揪心的了。后来等他重新单独和我们在一起时，告诉我们，他在监狱见过一天里有十个人受虐待致死。他自己身上还留着鞭痕，他把伤疤给我们看。他证实别人已经对我们说过的情况，囚犯每天一次全部的食物是一个木薯团，就像（他比画了一下自己的拳头）那么大。

他谈到森林公司经常对土著施行罚款（我差点说： 从土著那儿先取走的），因为他们交来的橡胶数量不够——罚款四十法郎，也就是他们一个月能指望拿到的全部报酬。他还说，要是那不幸的人没有钱交罚金，只有向比他钱多点的人借才能免于进监狱，如果他能找到这样的人的话——甚至交了罚金有时仍会被投入监狱。一片恐怖，周围的村子人都跑光了。后来，我们和别的村长谈话。问到他们“你们村有多少男人”时，他们会指名道姓，并扳着手指头一一数出来。极少有超过十人的。阿杜姆担任翻译。

阿杜姆很聪明，但法语不太好。我们在森林里停下来时，他说，我们找到了“un palace”（要说的是： une place一个地方）。他说“un nomme”。但当我们通过他问某个村长“你们村有多少人逃走或多少人被关进监狱”时，阿杜姆回答：“这儿有十个nommes； 那儿六个nommes，再远点，八个nommes。”

很多人来找我们。这个要张证件证明他是许多村子的大巫师，那个要张证件允许他去远点的地方“自己建个小村子”。每当了解博达监狱关了多少囚犯时，不管问谁，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很多；很多；太多了；数不过来。”被关的可能还有很多妇女和儿童。

<h3>十一月一日</h3>

挂念的事太多睡不着觉。不到五点就出发。二十五到二十八公里一站路，没有一刻用轿子。没有路标，只能通过花的时间来估计路程的长度。我们平均每小时大概走五六公里。最后几公里是在沙地上顶着烈日走的，特别累人。森林又变得非常单调，起初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后突然间，半路上，出现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水清得令人赞叹；可以看到，在约莫有五米多深处，大量水草在一座弯弯曲曲的靠不住的桥下摆动，桥看着很不结实，是用圆树枝搭的，用藤捆在一起，但捆得不紧，几乎贴着水面架在大木桩上。简直就像过水洼时不让脚弄湿走的那种树枝和劈柴搭的小窄道。而且在令人心悸的深水上一低头就难免感到晕眩。过了河（博丹格河？），有一两公里的森林重又特别奇异美丽。我在这个笔记本上很愿意将这两个形容词连用，因为景色一旦变得不再奇异，就立即让人想到欧洲的某处风景，它勾起的回忆总是对它不利。也许，要是我见到过爪哇或巴西，对这长满附生蕨和大海芋的林下灌木丛也一样会不利；但是，由于它勾不起任何回忆，我就会觉得它美妙无比。

我们在多坤加—比塔宿营。到这儿之前，经过三个可怜的小村子。只有女人。照例男人都去采橡胶了。首领们从很远赶来迎接我们，带着三只达姆达姆鼓，由一个干不动活的老头和几个孩子敲。然后，快到多坤加时，受到女人和娃娃的欢迎： 尖声大叫、歌唱、疯狂扭动。越老的越疯狂；这种成熟女子可笑的乱舞看着让人受不了。人人手里都拿着棕榈叶和大树枝，或者给我们扇风，或者扫我们将要踩上去的地面。俨然“进入耶路撒冷”一般。女人没有什么衣服，只有一片遮羞的叶子（或一块破布），叶茎从屁股下绕过，在后面连到缠腰的细绳上。有些女人后面拴着厚厚的新鲜树叶或干树叶，不过也并不比1880年前后时兴的支撑裙褶垫高臀部的东西更滑稽。但到了最后一个村子，除了这些，女人个个还缠上藤枝做饰物。

一个信使从班比奥跑步出发，比我们提前两天到，通知我们的到来。在村子入口和出口，几百米的路上，有时（有时就是在森林中或小灌木丛中，不知为什么）杂草被拔除或割掉了，撒上了沙子。有的地方，贴着沙子，开着漂亮的淡紫色花，让人联想起卡特来兰（在埃阿拉附近的森林中散步时我已经见过这种花）。莫不是就是这种花结那种珊瑚红色的大果子，状如蒜瓣，土著吃里面的白色果肉，味似茴香。就在旁边，像小棕榈叶的叶子，一米五左右高。这些花是清扫路面以后开的吗？还是有意把它们留下来的？我乐意相信是后者。我赞叹这条沙径，什么都除掉了，唯独花没有。

每到一个村子歇脚，我们都与村长交谈，劝说他们只有森林公司同意每公斤按应付的两法郎收购橡胶才给他们。因为我们听说公司常常只付一点五法郎，二十公斤以上才付两法郎。而且，我们想说服土著学会自己称橡胶重量，他们只知道体积的度量单位（他们以篮为单位计算），这就给森林公司代理人可乘之机，可以在分量上欺骗他们，只要他不够诚实，而行政官员又不在场表示反对。

我们一停下来，便有一堆人赶来求助于我们，解决纠纷，治病，等等（不一而足）。有个人，由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陪着，来求我们罚他的邻居，他说，那人和他怀着三个月身孕的妻子睡觉，结果他妻子流产了。他要求五十法郎赔偿金，补偿孩子之死，诸如此类。

<h3>十一月二日</h3>

到达卡塔库奥时十二点多了；我们是五点从多坤加—比塔出发的，七个小时马不停蹄地走，其中半小时坐轿。只有一处美景，就在渡河一段。走在由藤扎在一起的茎秆上面，一条布满蚂蚁的细藤充当扶手。其他地方全都单调极了。大片高高的禾本科植物，其间散布着一些矮树，像栓皮槠，树带有时位于森林边缘，也许树下有条河流，我们看不见。

大片尚未收割的木薯地，已成了矮林，再往前的蓖麻地同样没有收割，所有的男人，不是去采橡胶了，就是进监狱了，要不就是死了，或逃走了。离开这个可恶的博达行政分区的最后一个村子后，一个魁梧结实的大汉突然宣布他再也不回去了，不回村去继续干采橡胶的活，他从上一个村子村口起就一直陪着我们，走在我身边，和我手拉手（我还以为那是个首领）。他声称再也不离开我们了。但他当头的兄弟（同父同母的兄弟，他强调说，因为这个地区人们常常管一个普通朋友也叫“兄弟”）极力反对他出走。争论了半天。“这事的责任要落到他头上。会把他下到监狱”，诸如此类。给了他小费后，他便平静下来并决定自己回去了。

卡塔库奥（有些地图上标的是卡塔波）。重又见到人了，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已不在博达行政分区了。村长赶紧给我们看他的政绩簿，上面写道：“该村长没有能力；毫无活力；无替换人选；村中没有能力更强的土著。”

卡塔库奥是个长约一公里的大村子。只有一条街，倘若可以把那座走不完的长方形广场称为街的话。广场两边所有的茅舍一字排开。

向晚时分，我来到一条树荫遮蔽的小河边，从一棵枯木的大树干上滑到白沙为底的清澈的水中洗澡。一只小松鼠跑来看着我，很像我们那儿的松鼠，但皮毛颜色深得多。

<h3>十一月三日</h3>

黎明前早早便从卡塔库奥出发；在森林里摸索着走了很长时间，太黑了，要不是有向导前面引路，我们都辨不出那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天亮得很晚，灰暗无光，说不出的愁惨。单调的森林；几处还算美的乔木林（但很多树干已枯），周围环绕着木薯田——木薯又没有收割，虽然我们已不在博达地区。我试图询问我们歇脚的村子的村长，这是个呆头呆脑的人（和上一个村子及下一个村子的村长一样），他递给我政绩簿，上面又写道：“该村长没有能力；对村民没有任何权威。”这也看得出来。我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及时收割木薯”就是得不到回答。通常，土著都理解不了“为什么”；我甚至怀疑在他们大部分的方言中是否存在对应的词。在布拉柴维尔的那场诉讼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对“为什么这些人背井离乡”的问题，回答总是“怎么样，什么方式……”。这些人的大脑似乎无法建立起因果关系（而在下面的旅途中我又屡屡观察到这一点）。

每个村口都有妇女跳舞。上了一定年纪的肥胖女人的扭动看着极为难以忍受。最老的总是跳得最欢。有的简直扭得像疯子一样。

我们的一个挑夫病了。吃了一片Dower后，他感觉好多了；但走不了路，就用吊床抬着他；马克给另一个挑夫医脚。我们根本没用轿子；乌特曼的脚割破了，伤口很深，他在一顶轿子上坐了较长时间。没什么可记的，除了傍晚去下河（我们中午前后已到孔古鲁）。好几枪没打中，让我信心大减。最初几次成功之后，我骄傲极了。之后已经不瞄准了。

<h3>十一月四日</h3>

三点左右抵诺拉，途经尼埃梅拉站没有停留，四十多公里路，其中三十多公里全是步行。出发时，皓月当空，像阿杜姆说的，“正当午”（那时尚不到四点）。没有什么比后来取代月亮的灰暗抽象的光亮更愁惨、更暗淡了。一上午雾蒙蒙的。一连几个小时都在穿越长着树的大草原，大片轻盈高大的禾本科植物被雾气蒙上一层露水，一时间为草原平添几分优雅。这些高高的野草向路中央倾斜过来，沾湿了行人的前额和裸露的胳膊。很快人就像淋了一场雨一样浑身湿漉漉的了。沙路上满是脚印（母鹿，野猪，水牛），但看不到任何猎物的影子。我们一行人发出的声音，或许还有气味把它们吓跑了。我们冲鸟开了几枪，都没打中，它们离得太远。渡过一条河时，一群蝉发出震耳欲聋的聒噪。民兵抄起跟我们走了两天的那个小男役（和他的主人即首领雅莫鲁的信使一起）的长标枪，将其中一只钉在了树干上，这大昆虫长着虎纹翅膀，带着绿宝石的光泽（下面的翅膀紫红色）。昨晚，天完全黑了才到我们不得不露营的村子；那儿离宿营站所在的孔古鲁三公里，但宿营站刚刚住下一个商客，把原本留给挑夫的木薯全抢光了。我们干等等不来说好给我们的口粮，到孔古鲁村长那儿得知这一情况，为此又额外多赶了六公里的路。这个村长出来迎接我们，一身阿拉伯人打扮，非常和善。他解释说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先招待先到的人，这我们也很容易接受；但挑夫得吃饭。我们便举着火把，挨家挨户，在村长帮助下，终于凑够了木薯，然后筋疲力尽地回来。

离诺拉还差几公里，小路一出茂密的森林，便猛然到了埃克拉河边（再往前就是桑加河）。河边建了一座小渔村。我们下了轿，在一座茅舍的阴凉下，坐在一棵树头榈的树干上，看了一阵六个可怜女人跳舞；出于礼貌，她们实在又老又丑。又走了三公里，经过草原、香蕉及几株可可种植园，便来到奇特的诺拉对面，可以依稀看到河对岸诺拉的几座房顶。我们乘独木舟过河。到目的地了。总算到了。我们全都精疲力竭。但总的说来，这五天一路走过来，没有出什么大麻烦。（昨天，谨慎起见，我们又招了五个轿夫，原来这些轿夫看着让人可怜。）

（班比奥的）雅莫鲁首领借给我们一个小头目带路，他还有个任务是要把被一个民兵拐走的雅莫鲁的一个妻子从诺拉带回去。到了诺拉，我们得知那民兵和女人前一天离开去卡诺了。

刚果之行 第五章 从诺拉到博祖姆

<h3>十一月五日</h3>

挑夫危机。挑夫们都想走了，至少是那六十个由政府招募的挑夫。昨天给他们拿来了很多香蕉，但木薯很少，这一下招来极大不满。政府每天付给挑担的人1.25法郎，不挑担的人75生丁。但这笔钱往往全数交给首领，以致有时相关的人什么也拿不到。我们的挑夫说，到时候肯定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一来我们非常为难，这里没有任何法国政府代表，极难找到替换的人；另一方面，我们也觉得把这些人拖到离村太远的地方很不人道。我们开始以为可以乘独木舟沿河上行直到诺拉，但埃克拉河由于下雨涨水，水势汹涌，只有往下游走还能行船；急流十分危险。迫不得已就要原路返回到孔古鲁，然后从左岸赴诺拉，因为据说另一条路已被弃。路一旦没有养护，植物丛生，就几乎没法走了。

我们的挑夫用一根一端开叉的竹竿极为熟练地叉下悬在我们遮住游廊的房檐小梁上的“筑巢蜂”的巢，这是一个小小群落，有二十来个巢房；手下人告诉我们，幼虫或蛹还是乳白色时十分美味。我们也见过他们扑向被手提灯吸引来的成群白蚁，也不拔掉白蚁的大翅膀就立即塞到嘴里大嚼。

<h3>十一月六日</h3>

为手下人找木薯十分困难。最后总算送来了，但未经捣碎，挑夫们不悦。为了新招募一批挑夫，我们决定后天再出发。不过我们还不敢即刻遣散这些挑夫，尽管他们情绪低落，互相鼓动着不听话。

傍晚乘独木舟过埃克拉河。参观森林公司代表处，它由两个十分热情年纪很轻的代理人管理。他们看着很诚实。我们在他们的“店铺”买了各种用品，然后到了河边一座大村子。这里卡代伊河与埃克拉河交汇，形成桑加河。村子对面有座坡势很陡的山，山坡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据说林中各种猿猴出没，特别是很多个头巨大的大猩猩，人用网猎捕它们。村民给我们看挂在茅舍门上的这些结实的大网，网眼很大。村口有个猎豹的陷阱。

挑夫危机突然有了转机。有人来告诉我们可以乘篷船上溯埃克拉河，直到巴尼亚。这样走不会超过四天时间。

<h3>十一月七日</h3>

两个土著刚刚用大砍刀砍死了一条一米五长的蛇，相对其长度，这蛇非常粗。遗憾的是蛇皮被砍坏了。这皮很美，背部的花纹不呈菱形而是十分规则的浅灰色矩形，周围镶着黑边，黑边外两道浅一些的括号般的花纹，是蟒蛇的一种，在别处再没见到。

午饭时同席的还有B医生和维雅尔公司的一个代理，该公司做皮革生意。两人都从巴尼亚回来。医生向我们详细讲了森林公司的事，说公司竟然有办法逃避明智的医疗规章制度，一个村一个村地招土著组成“巴孔戈”给他们干活，却不进行体检，不管这些人有没有健康证明，结果导致昏睡病蔓延，无法控制。他认为森林公司在劫掠、在毁掉这个地区，他就此事给总督发过秘密报告，但他肯定这些报告仍积压在卡诺（由于人员不够，诺拉暂时隶属卡诺）寄不出去，以至于总督仍对此事不知情。

昨夜，一场龙卷风似乎要来却未来；闷得透不过气；徒然指望降一场暴雨，好带来些许凉爽。天空乌云密布。一道道闪电，但它们所在的地方过于高远，一点雷声也听不到；闪电划破云层，霍然现出层层叠叠的乌云。我半夜起来，在茅舍前静坐良久，观看这壮观的场面。

一连两夜，一只大猴（？）都来我们的茅舍上跳舞，简直要把我们的屋顶跳漏了。

人想象不出还有比热带灰色天空下的上午更阴沉、更暗淡、更愁惨的了。中午前天空没有一丝光线，没有一点笑容。

昨天在B医生家吃晚饭，同席还有那位维雅尔公司的代理。饭吃到一半，听到吹起“紧急集合”号。着火了吗？这里火灾时有发生，因为土著点着丛林，也不考虑火苗可能会殃及茅舍。嘈杂的人声越来越近，突然，我们就座的游廊下冲进附近代理商行的那个葡萄牙人，我们上午在他那儿给挑夫买过烟草。他只穿了长裤。情绪异常激动，不能控制。他说民兵想“打破他的头”，因为他的厨子拐走了一个卫兵的女人，等等等等。医生非常坚定地对他讲了一番话，讲得真的很好，把他打发走了。经过核查发现，这个女的正是卫兵从雅莫鲁那儿拐走的女人，陪我们一路的小头目博博利的任务正是要将她带回去，但听人说那女人和卫兵已去卡诺，博博利昨天已经一个人回去了。

今天上午我们把人犯叫来审问。引诱那女人的卫兵，我们的随从中一个一讲话就止不住结巴的卫兵兼翻译，葡萄牙人的厨子，最后是那个当了他四天情妇的女人。这女人全部的衣服就是一小把树叶，用一条珍珠腰带系住。真是个夏娃，“永恒的女性”；如果不在意耷拉的乳房，她很美；胯骨、骨盆至小腿连成非常纯净的弧线。她立在我们面前，双臂抬起撑在遮挡游廊的竹屋顶上。审问没完没了。所有土著都咕噜着一口法语，滔滔不绝，不知所云。不过，有一点清楚了，和几乎总是发生的情况一样，整个故事只是一个钱的问题。雅莫鲁想讨回的并不是这女人，而是当初为得到她付给她父母的150法郎。还有10法郎的女人税，那卫兵付过，厨子又偿还了卫兵……真把人搞糊涂了。我们决定让女人回到雅莫鲁那里，因为卫兵和厨子都不愿付给雅莫鲁那150法郎。那女人听着她最近的两个丈夫对她说她太放荡不值得设法留下她，那任人摆布的神情真是难以名状。卫兵甚至说：“她变得太婊子了。”我们还是让他还了她离开雅莫鲁时戴的缠腰布，加上5法郎——卫兵和厨子各出一半——保证她一路的口粮。这一切花了无穷无尽的时间。

之后仔细观察蚁狮的漏斗形陷阱，我们还让小蚂蚁滚下去给它们当食物。

昨晚算是能非常愉悦地阅读了几页《巴伦特雷的少爷》。

<h3>十一月八日</h3>

最终我们放弃乘篷船，但这一来也放弃了巴尼亚；我们取道贝贝拉蒂去卡诺。解雇了六十五名挑夫；有人答应我们另雇四十名，这应该足够了。几乎全部时间都用于准备各种具体事宜以及复校、打出给总督的长信。一个徒步信使昨晚给我送来马塞尔·德·科佩的信，这封信在蒙古姆巴等了我两个多月了。这个信使昨晚给一个卫兵讲桑巴·恩戈托被关监狱的事，这我早就料到了。但今天上午，问到这个信使，他却矢口否认，甚至不承认讲过话。他从地上抓起沙子触碰额头，发誓说桑巴·恩戈托是自由的。可以感觉得出，他想到可能遭到报复而异常恐惧。

明天出发。

<h3>十一月九日</h3>

加玛，位于埃克拉这条大河边上。对面是莫克洛，在大河对岸；须知我不敢把一条能让塞纳河自惭形秽的河流仅仅称为“河”。一块坡地上几间茅屋，我们住在其中非常宽敞的那一间。极小的苍蝇，大概是“俘虏蝇”，成群嗡嗡袭来，弄得人痒得很不舒服。茅屋里面、竹子和屋顶的茅草全都磨得发亮，熏得漆黑；倒让这间破屋显得光亮干净。我们一到就开始下雨，夜幕几乎随即降临。这一站比别人告诉我们的长得多，我们八点出发，晚上才到加玛。有的挑夫累得筋疲力尽；特别是一个可怜的老头，他给我们看他腹股沟的淋巴结，肿得跟鸡蛋一般大。我们只招到了四十个挑夫，以至于有些担子一直都是两个人挑的，现在要一个人承担。行李挑运问题，甚至还有轿夫问题，影响了我旅行的兴致；一路上我都在不停地想这件事。

这回穿越的森林比诺拉之前的森林有趣得多，因为不断有小溪从中间穿过。林中小径向着小溪陡然下降。森林本身更奇特；一棵不知名的高大植物，叶子宽大美丽，使矮树林呈现异国风光。几株令人赞叹的树，近根部的树干粗大。气温难以忍受，倒不是多热，而是气压太低，雾气弥漫，让人大汗淋漓。坎肩脱了，全湿透了；衬衫也脱了，能拧出水来。我把它们挂在轿子上，但一整天都没晾干。天空很低，灰蒙蒙一片；一切暗淡无光；恍如行走在一场令人感到压抑的梦里，一场噩梦。声声鸟鸣，怪怪的，令人不安，倘若停下来，会让人心悸——如我这般，一个人，走在大部队前面，迷失在这无边无际的世界中。

我想在此记上几笔昨晚那诡异的情景。我们在B……医生家吃晚饭，同席的还有维雅尔公司的年轻代理A……（他才二十二岁）和刚从布拉柴维尔来的河运船长L……。我们很快便发现医生的状态不太正常；除了他讲话很激动，我还注意到，他给我倒酒时，我很难把酒杯对准他伸过来的瓶口，他总想把瓶颈伸过头。有好几次，他从盘子里叉起食物，不是送到嘴里，而是把叉子连食物放到桌布上。他只是渐渐兴奋起来，不过并没喝多少酒；也许为了庆祝轮船的到来，他已经喝了很多。但我怀疑他兴奋并不是由于酒而是另有原因。前一天，我让他看了写给总督阿尔法萨的信，其中有对帕夏严重罪行的指控；他显得很愤慨，接着，当我不慎说到要将此信的副本寄给部长时，他害怕了，也许出于某种利害关系，今晚他便开始辩解说，很多行政长官和公务人员都是诚实、尽职、认真、出色的。我反驳说我并不怀疑这一点，而且我也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正因为如此，不让有些糟糕的例外（我特意补充说，在我见到的大量各级官吏中，我只见到一个这样的例外）毁了所有其他人的形象才尤为重要。

“但您阻止不了，”他叫道，“公众的注意力主要被例外吸引过去；而且舆论就将建立在这个例外上面。这就糟糕了。”

他这番话里有很多真实成分，我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我也觉得他担心前一天读完我的信后赞同得过了头，现在反驳的正是这种赞同。因为他随即跌入赞同对黑人实行暴政的怪圈，声称要想从他们那里得到点什么，只能通过暴力、通过杀鸡骇猴，哪怕这些办法很血腥。他竟然说自己有一天还杀了个黑人；然后赶紧补充说是出于正当防卫，不是自卫，而是为了一个朋友，否则那朋友肯定要送命了。然后说只有让黑人畏惧才能得到尊重，并说到一个同行，×医生，也就是他在诺拉的前任，好端端地穿过卡塔库奥（或卡塔波）村（我们前一天还穿过这个村），却被抓住，捆了起来，扒光衣服，从头到脚被乱涂一气，然后被逼着一连两天，伴着达姆达姆鼓跳舞。直到诺拉派去一个班，他才被放了……这一切，越来越离奇，越来越自相矛盾，越来越兴奋。我们都不说话了，只有B……医生在讲。要不是我们要准备次日的行李，起身告辞，他大概会说得更多。他差一点就要赞成帕夏了；至少他讲这一切，背后的意图就是辩解，就是和我分道扬镳。他还对我们说（话是千真万确，十分重要），村中得到政府承认的首领往往在他应该领导的黑人中间没有任何威望，这些从前的奴隶，是些挡箭牌，被选出来承担责任，遭受惩罚，“处分”，他们被下狱时所有村民都很高兴。真正的首领是一个秘密领袖，法国政府往往无法知道是谁。

我这里仅能大致记下这些话；我无法写出当晚那种不安、诡异的气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多技巧；而我是信笔写来。还有一点，医生是晚饭一开始便冷不丁单刀直入进入话题的，显然是事先想好的，他问我：“您去参观过诺拉墓地吗？”待我做出否定回答后，他说：“知道吗，那里已经有十六个白人的墓了。”诸如此类。

<h3>十一月十日</h3>

当地豹子很多，而且据说时常会造访人家。但茅舍里闷得透不过气，我们宁愿把椅子支起来横在门口，也不愿关上树皮门，不通风。

没有表，神经绷得太紧，过早起床，而且就我一个人起来。夜还太深，需要等待。重新躺下。

黎明启程，仍睡意正酣。这站路程据说很短，我们却觉得怎么也走不完。四点左右才到姆班戈住处，途中只有中午稍事休息。步行走了大约十五公里，付出了极大的艰辛。但我越来越讨厌坐轿，轿上颠得很不舒服，而且我心中没有一刻不在想轿夫的辛苦。我们每天都向奇异世界推进得更远。今天一整天我处在一种昏沉和无意识状态，

“仿佛饮下了毒芹”，

失去了时间、空间和自我观念。

傍晚时天空有些放晴了，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夜幕升上晴空。我们终于摆脱了逼人的森林。有时，森林很美，参天大树越来越多，树的底部仿佛患上了象皮病似的。但是没有阳光时，森林仿佛完全沉睡过去，万分凄凉。树叶全都结实而有光泽，与月桂和冬青槲的叶子一样；却不像，比方说，榛树叶，软软的茸茸的，仿佛能吸光的海绵，令透过树叶的光线带上一种绿绿的金色，让诺曼底的荆棘丛有种神秘感。空气太潮湿，直到中午，树枝都在淌水，小路上的黏土很不保险，走在上面异常艰难。轿夫有三次滑倒了。渡河时，有时我们很想多逗留些时光。姆班戈和加玛一样，建在旷野上，这片空地是向森林夺来的，四面森林环绕。这突然出现的稀树草原上长着高高的禾本科植物，人走进去便会消失不见。有些怪鸟，我很想离近点看看，开了三枪都没打中。

我们的男仆表现出的殷勤、周到和热情如何赞誉都不过分，而厨师给我们做的饭菜是在当地尝到的最香的饭菜。我仍然相信而且越来越相信，我们听到的对当地仆人不绝于耳的种种指责，错主要不在仆人而在对待他们的方式，对他们讲话的方式。对我们的仆人，我们有的只是满意——我们对他们讲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对他们我们无话不谈，当着他们的面，我们什么东西都随便摆放，而他们至今为止都表现出绝对的诚实。我甚至可以说，当着所有挑夫的面，当着所有不认识的村民的面，我们随便摆放那些对他们来说非常让人动心的小东西，这些东西若被偷了极难查出来——在法国我们当然绝不敢这么随意——然而至今什么东西也没丢失。在我们和手下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和友情，所有人，无一例外，迄今为止都像我们对他们表现出的关切一样对我们体贴备至。

我继续给阿杜姆上阅读课，他表现出的专心令人感动，而且他日有进益；我对他的喜爱也与日俱增。白人对黑人的愚蠢发脾气时，表现得多么愚蠢啊！不过我认为黑人只能有很小的发展，他们僵硬的大脑往往在浓浓的黑夜里停滞不前，可是，多少次，白人似乎一心要让他们在黑夜里陷得更深！

<h3>十一月十一日</h3>

终于有一站较短的路程了。六点左右出发，两个半小时后到达萨普阿，中间穿过一片较美的森林。再次出现省藤属植物。

一路步行。萨普阿，是一般村子的三四倍，长一公里多，位于一大片稀树草原上，原野上散布着高大的糖棕。远处，森林环绕。很多孩子，有的很漂亮，我们叫他们待在身边。有一个演奏一种奇怪的乐器： 一个葫芦，人用腿夹住，中间一根竹子，像一张拉在六根（？）弦上的弓。他的歌唱非常微妙甜美、细腻多姿，我们的翻译译道：“我的脚上寄生了那么多跳蚤，不能走路了。”

傍晚，我在四个孩子陪伴下穿过稀树草原，来到森林边上。人们都在一条茶色的河里洗澡，河水清澈，河底是白沙。别的孩子给我拿来一大堆漂亮的小金龟。尽管种类性别都一样，我却惊叹它们彼此差别何其巨大。在自然博物馆，已经有人向我展示了这种多样性的各种例子，似乎只有雄性才有这样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热带地区特有的吗？

热得透不过气。

给挑夫的木薯送来了。二十四只小篮子，由二十四个小姑娘用头顶着。每个木薯饼上有一把炸毛虫，还有几个甘蔗。“这些给五法郎吧，”下士说。我给了双倍的价钱，因为昨天我才明白，让白人支付的价格比实际的价值低很多。鸡就是这样，白人给一法郎，土著却要付三法郎。我们的一个挑夫，昨天求我们替他买只鸡，他自己买就要花三倍的价钱。

有人给我们送来河虾。个头儿非常大，和“瘦虾”相仿，只是前爪特别长，爪端还有很小的钳子。做熟后，肉依然软软的黏糊糊的。

<h3>十一月十二日</h3>

昨夜，平庸的达姆达姆舞会，是应我们的要求开的；我很快便离开了，马克却被留在那儿直到很晚。平庸无比的夜；茅舍周围山羊咩咩叫个不停。五点半起来，纯净的黎明，天空如洗，弯弯的月牙几乎挂在头顶。许多粗大的糖棕（树干中央鼓起，叶呈扇形；串串橘红色硕大的果子）给大草原平添一分高贵与奇异。一丝风都没有，高草纹丝不动。我们要走的是一条白沙小径。出发有些困难，昨晚我们让姆班戈借给我们的四个人回去了，因为首领保证说萨普阿可以找到替换的人。点卯时，等的那四个人未到。必须出发。我们把卫兵留在后面。直到第一站（我指的是穿过离萨普阿十公里的第一个村子），我们才发现新来的四个挑夫是女的，卫兵告诉我们，所有健壮男子在最后一刻溜到丛林里去逃避征调。令我们更为气愤的是，别的挑夫留给这些女人的是那些最重的担子。经常是最结实的家伙抢去最轻的担子迅速跑到队伍前面，以避开检查。我们给每个女人一张一百苏<span class="" data-note="苏是法国大革命至1959年间的辅币名，1苏相当于1/20法郎。——译注"></span>的钞票，希望以我们的慷慨让男人后悔——这希望很徒劳，因为女人一回村就要把这些钱交给男人。

今天上午的行军颇似凯旋。从第一个村子起，便受到盛情迎接；歌唱、欢叫，有板有眼；人们看上去干净健壮。我们下来走，我的轿夫走到前面去了。这不再是走路，简直是在赛跑，达姆达姆鼓相随，一群笑逐颜开的孩子簇拥着，好几个自荐要做男仆。从这个村开始一直到巴科里，都有一队随从相送，我们十一点到巴科里宿营；轿夫、村里人的歌声（轮唱）不断。巴科里之前经过四五个村子，一个比一个奇特，村民情绪也越来越激动。这一切，我恐怕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太奇特了。我们总算走出了森林的噩梦。草原上出现稀疏的树林；树不太高，像栓皮槠，时常还有一种漂亮的攀缘植物，仿佛葡萄藤，覆盖在树身上。有人告诉我们有很多珠鸡，但狂热的村民的欢叫把什么都吓跑了。这里的居民，我说了，看上去幸福健壮；男人几乎个个刺着奇怪的面纹，从额头直到鼻子底下划了一条中轴线，线条隆起十分突出。

我们的队伍（四十名挑夫加上八名挑夫的妻子，其中三个体侧还吊着吃奶的孩子）极度壮大。都认不清谁是谁了。俨然“我们出发时五百人……”连首领们都要跟我们走，起码是直到下一个村子。我们停下来握手以示道别。但是几公里之后还看到那些我们以为早已别过的人。

巴科里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最美的村子，我们在这儿停下来。村里孩子的数量多得难以想象。我试图数数有多少，数到一百八十，不数了，我头都晕了；孩子实在太多了。这群人将你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兴奋上前握住你伸过去的手；而且全都又叫又笑，这是表示爱的一种情绪抒发。简直像场食人盛宴。

巴科里，晚上。这座大村美妙极了。有风格，有气派；村民显得很幸福。宽阔的街道兼广场（俨然延长了的纳沃纳广场）颇似细沙铺成的竞技场。茅舍不再是姆拜基附近那种既不卫生又一律丑陋不堪的破草房，它们宽敞、漂亮、外观各异。有的更大些，我们住的就是。这些大房子要登六级台阶进去，它们建在一些小丘上，小丘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很像莫巴伊和班巴里之间的平原上我们认为是从前的白蚁巢的那些鼓包。和阿尚博堡的中士护士谈了很久，他得到六个月的假（假期从1906年起未经允许一直放下来，其中十年是在乌奇奥医生手下工作）。我们得知，这里和附近所有地区（我想在整个卡诺行政分区都是这样），土著缴清税款，即在森林采完足够纳税的橡胶后——大约要花一个月时间，便可以忙他们的农活。他们这里只种植木薯、芝麻、甘薯和一点蓖麻。

护士告诉我们，白人买山羊和鸡的价钱的确比土著买便宜得多，土著其实也不花钱，因为他们从来不买这些东西，或者至少不吃这些东西，或者几乎不吃（同样，土著也从不吃鸡蛋。顶多把坏鸡蛋给孩子吃——其他的蛋，没孵小鸡的，就留起来给过路的白人）。山羊和鸡是用来交换的东西。货币就在最近，就在今天，仍是矛尖，是土著自己铸造的，约五法郎一个。山羊值四到八矛尖。买女人不加区别地用矛尖或山羊（十到五十矛尖，即五十到两百五十法郎）。白人无须花钱买呈给他的山羊，那是黑人首领送他的，白人原则上什么也不欠，他给一点显然与实际价值不对等的小费，而首领还总要感激地接受。不过有个基本定价： 一只鸡一法郎，一只山羊四到五法郎。白人认为确凿无疑的是，土著不知道任何东西的实际价值。整个地区，没有一个集市，没有任何供求。整个村子从头至尾，没有一个土著除了自己的妻妾、畜群以及或许几个手镯或矛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没有任何物品、任何服装、任何布料、任何家具——即便土著有钱，也没有任何可买的东西唤起他们的任何欲望。

<h3>十一月十三日</h3>

十一点左右到达贝贝拉蒂。全然不同的地区，连天空都变了样，空气质量真好。终于能畅快地呼吸了。穿过美丽的荒野，长着三米高的禾本科植物的草原，不时中间又出现森林。此地冈峦起伏很大；放眼望去看到很远。我们住宿的政府驻地，即行政官员的房子（由于人员缺乏已无人管理），位置甚佳，坐落于高地的背面，可以俯瞰一片广阔的区域。但在这个大得无边的地方总是如此，没有任何中心；所有线条没头没脑地向四处逃逸，什么都无边无际。只有村庄有时还有些组合排列，它们不再仅仅建在路旁，而有了各种各样可能的前景；茅舍不再成行排列，而是形成各样的小村落，有的颇为迷人。

过了巴科里之后的第一个村子扎奥罗杨加的村长送给我一个奇怪的小动物，关在此地当鸡笼用的一种棕榈编的篮子里。我想这是个“树懒”。它的前爪只有四个指头，食指萎缩；后爪抓缚性很强，拇指与其他指头明显分开。颈椎有尖尖的骨突，将皮肤顶起。它有猫那么大，尾巴极短，耳朵像切开一样。动作非常缓慢。在地上行走很笨拙，样子很不优雅，但极善攀缘和大头朝下倒挂在任何载体上。它很愿意吃我们喂它的东西，果酱，面包，蜂蜜，尤其显得爱吃炼乳。

有人给我送来一只特大的“巨花金龟”，我费了好大力气把它放进氰化瓶，虽然瓶口那么大。

参观传教士驻地，神甫们友好地接待我们，请我们喝上好的奶。

回到驻地，我们长时间观察筑巢蜂干的了不起的活儿（这一只蜂腹部狭窄，呈金丝雀般的淡黄色，而不是最常见的那种黑色）。它把一只蜘蛛逼进泥巢，仅仅几分钟，就将它完全封在里面。我一刀戳破它的巢，发现在大蜘蛛旁边还有几只小的。不一会儿，破坏的地方就被修复了。晚上，我颇为费力地把整个巢从一片竹子上剥离下来，这巢就紧紧地附着在竹片上。这东西如鸽子蛋那么大，由四个长条形蜂房组成，是用泥做的，硬得像砖或几乎像砖。我弄破这些小间，每间里面都有四五只蜘蛛，比较小，但都胖乎乎的；蜘蛛还都很新鲜，好像没有死而是睡着了；其中只有一只虫，从样子和大小看，像条蛆。显然，这是幼虫的食品储藏室，我想筑巢蜂（是不是泥蜂？）在蜘蛛旁边，或者在蜘蛛腹中产了个卵，这条虫就是从卵变来的。不幸我的视力下降很厉害，不能“聚焦”那些有些精微的东西。

马克对驻地的一个“卫兵”大发雷霆，因为他竟然打了我们的厨师耳光。

<h3>十一月十四日</h3>

传教团的神甫盛情挽留，我们决定在贝贝拉蒂多待一天。我们的“树懒”竟然在夜里解开拴住它的爪子的绳子逃跑了。经过一番寻找，我们发现它栖息在游廊的顶檐下。传教士驻地派来两匹马，我们要去那里吃午饭。

今天上午不得不遣散我们的四十名挑夫。其中有些人非常朴实善良，和他们道别时，眼泪涌入眼眶。他们从诺拉陪我们到这里。特别是其中一个，大高个，像个莫希干人，一个耳朵眼里插着我们射死的一只隼的羽毛，动作有些不协调，有点活宝，爱说笑话，他本想陪我们一直到卡诺，要离开我们他也很依依不舍。当指给他看猎物留在沙路上的脚印时，他说：“很小，它的肉……”

和传教团的高级神甫饶有兴致地谈话。午饭前，他带我们去看两公里外的一大群瘤牛，是从恩冈代雷运来的。我们晚上才离开传教团驻地。

<h3>十一月十六日</h3>

昨天没能记日记，傍晚到巴菲奥驻地时太累了。这段路三十五公里，不过几乎全坐轿子。如果轿夫抬轿技术不佳，乘坐这种运输工具可真累人。颠簸摇晃，像骑在小跑的劣马上。无法看书。沿途景观发生了变化。地势起伏加剧。高原广阔。从贝贝拉蒂起，见不到翠翠蝇，也见不到昏睡病了；这才有了传教团的牛群和村庄首领的马匹。村子不再沿路笔直排开；茅舍也不再是方的，而是圆的，土墙，尖顶，房顶是茅草和芦苇做的。已经开始感觉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首领终于有了自己的服装，而不再滑稽地裹着欧洲人抛弃的破衣裳。他们穿的是博尔努人或豪萨人那种长袍，有蓝有白，绣着花边。令人有些困惑的是，我们经过那些村庄时，村民就为我们组织达姆达姆舞会，但却围着首领跳；村民哪儿是欢迎我们，分明是向首领致敬。首领往往骑在马上，并且很乐于策马疾驰、扬蹄蹬地，近乎阿拉伯骑兵的马术表演了。他们颇有气派，高贵，可能还有不可一世的骄矜。其中一个，给我们的挑夫送来木薯，给我们送来鸡和鸡蛋，我付了钱后，又递给他一张五法郎的钞票，他傲慢地接过去，随即不屑一顾地递给他的一个随从。另一个首领没有马，是由手下人用肩扛着，像凯旋的英雄一样；所有的欢呼都是冲他而发的。巴菲奥的两个儿子，骑着马前来迎接我们，他们十分英俊，干净（表面看上去），庄重。到了跟前，他们口渴，要喝水。我看错了吗？其中一个画了个十字后才把葫芦放到唇边。我大为惊讶，便询问，难道他“皈依基督教”了？……没有。他没有放弃伊斯兰教，画十字是个多余的动作。两个人都还很年轻，彬彬有礼，十分可爱。他们的父亲的下巴包在来发里；据说这是为了遮住胡子，像豪萨人那样（？）。

每过一条河都看见非常漂亮的蝴蝶。它们全都“成群结队”。昨天，头一次看见一群金凤蝶，大多黑底带天蓝色斑纹；有一只我头一回见到，黑底上交织大量绿色条纹，翅膀背面有一条金色曲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翼上有金道的蝴蝶，不是黄色，而是金色。这群蝴蝶落在地上，大概那儿有粪便的痕迹，它们一个挨一个，翅膀尽管合拢还是彼此相碰；它们一动不动，专心致志，仿佛没有知觉了，人用拇指和食指一捏，就能抓住它们，当然决不能抓翅膀，会碰坏的，而要捏前胸。我就这样抓了十来只，全都色彩鲜艳，美不胜收。

真让人瞠目结舌： 一大群蜜蜂在蝴蝶翅膀边沿上来回爬着，忙个不停；开始我以为蜜蜂要咬这些蝴蝶翅膀，将其折断，其实不是，它们顶多是在上面吮吸什么……我猜想。蝴蝶听之任之，这一切真够费解的。

马克可能中了暑，很难受。空气闷得令人窒息；天并不太热，但空气似乎带了电，还是怎么，呼吸起来异常困难。我们决定在这里休息一整天。

今天上午花了很长时间驯化我的树懒。它对抚摸显得特别敏感，而且一蜷到我的膝上，就别想再把它撵走。

昨天，在离巴菲奥约十公里的丛林中，遇到了从卡诺紧急派来的信使，他给我们送来了法国寄来的最意想不到的信件。

<h3>卡诺，十一月十九日</h3>

卡诺和我的想象毫无相似之处。

镇子坐落于小山肩膀上，从山上，隔着曼贝雷河可以俯瞰这个地区。但风景依然没有定型，无边无际的辽阔土地上覆盖着森林，甚至不能确定总的地势和走向，河流似乎很难选择自己的分布。

十七日（前天）的一件大事是和行政官员布洛的相遇。他是刚被突然召回到这里进行一场行政调查的（我们已得知此事），因为森林公司领导层向他发起起诉。布洛是个壮汉，肌肉丰满，气色很好，一脸喜气；他是博凯尔的一个药剂师的儿子，自称有四十二岁，但看着并不像。我们之前经过博达时见过他，我前面说过。他在博达逗留结束后，回法国了，他的妻子和六岁的女儿在那儿等着他。我们和阴森的帕夏同桌吃那顿午饭时，布洛告诉我们他要起诉森林公司严重违反规定与协议条令的行为。一得知他的起诉，森林公司便抢先下手，和巴黎的领导层通了几次电报后，便决定让布洛信誉扫地。办法很简单： 强烈指控他和自由商人勾结，并收受他们贿赂。要不然，他怎么会挑森林公司的毛病呢？所以，我们得知他突然被召回到卡诺（班吉市长马舍苏要在那儿调查他供职期间的行为表现），然后要返回诺拉，就知道应该见见他，便设法在半路上和他见面，而且在午饭时，希望能共进午餐。但离开巴菲奥点卯时，有些挑夫未到，一片混乱，耽搁了将近一小时。十一点左右，在道路的一个拐弯处，我们的轿夫和他的轿夫突然撞个正着。这正是在稀树草原上，那几棵生长不良的树只能提供可怜的一点阴凉……布洛比我们还想聊聊，他建议回到渡河处，人们习惯在那里歇脚吃饭。于是就这样做了。这地方选得太好了，树木高大，树下河水流淌，水流湍急，水量很大，而且那么清澈，很难抵御下去泡一泡的诱惑。仿佛这样我就可以与自然更亲密地融为一体了……总之，我只是泡了泡脚。布洛的大桌子支了起来，摆上三副餐具，那边准备着午饭，这边布洛把所有指控材料都拿了出来。森林公司对布洛的种种指控，我一无所知，而经过一路所见所闻，我却毫不怀疑他对森林公司代理人的指控。所以，我强烈希望他自己没有给人留下反击的把柄。但就这一点，我不能做任何保证。布洛似乎极度烦乱不安，这的确是有原因的，这些大公司的势力和手腕绝非等闲。布洛顺带告诉我们，内阁发生变化，安托内蒂延长在巴黎逗留的时间。

<h3>十一月二十一日</h3>

我们在这儿又见到朗布兰的司机，就是开车带我们去班比奥的那个，他是来送马舍苏先生的。他告诉我们经过博达时，听说了桑巴·恩戈多和他的儿子入狱的事。而帕夏在巡视途中，杨巴中士陪着他。

另外，马舍苏先生已不在卡诺，他在诺拉调查，布洛要去那儿见他。

和拉巴布先生长谈。他是补此地行政长官的空缺。这是个大块头，胸腔共鸣很好，嗓音热情、激动，声若洪钟；他尚年轻，人很聪明，对自己想要产生的效果以及自己产生的效果清清楚楚。有时他把左手食指抬起指着自己的眼睛，表示“他清楚着呢”，“别人骗不了他”。仿佛是要证实他的姓氏，一把浓密的黑髯遮住了脸的下部。他只有一个助手，温和的尚博先生，此人因患贫血，请求返回波尔多与妻子和两岁的小女儿团聚，他还没见过自己的女儿呢。拉巴布本人也声称自己受够了，再也受不了了……他白白地请求援助。他的前任斯托先生，已经调走，借口说自己的妻子“会打字”，便辞退了该行政分区的“笔杆子”，那人本该作行政长官的秘书。现在好，怎么也找不回来了，他，拉巴布，不得不什么都自己干。而安托内蒂经过时，还谈什么“扫地出门”！本来就没人了，他还想解雇人！不过这也好办： 他，拉巴布，已经下了决心，让文件在桌上堆着去吧，看看最后什么结果；既然不派人来帮他。他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都留在巴布阿了，他是从那儿刚刚突然被召到卡诺来接替布洛的，他明天就要走，去取他的东西。又要有个职位没人管了。这地方简直溃不成军。没有医生，没有官员。剩下的那点人忙得不亦乐乎，只想走。没错，一个个都跑了： 真是乱了营了。在这个谁也不愿来的该死的上桑加地区，什么也买不到，一丁点物件都没有，食物也没有；海关税执行严格，一丁点食品都要卖到让人不敢问津的高价。还有多少烦恼，多少麻烦事！……他最近一次回来时，海关没收了他的双筒望远镜，这个望远镜到处跟着他，谁都见过……因为他弄丢了之前交税的收据，无法出示能看出购买价的发票。总不能老保存着所有单据吧，见鬼！……再说他们就留着他的望远镜好了；他离开的时候都不会去要回来的……

昨天我们坐轿——那是在一场猛烈的龙卷风之后（雷鸣电闪，加上随之而来的一切），我们在午休的睡梦中隐隐听到这场风暴——去离卡诺半小时路的萨拉古纳（渡过一条十分美丽的河，桥晃晃悠悠，都快坍塌了，又有趣又有点惊险）。起初，我们怀疑普西沙里的真实性，据说这“绿洲”离卡诺三天路程。但听说这村子和其他许多村子一样搬走了；村民抛下他们的草舍，到离那里有几天路的地方重新盖房——为什么？——因为有几个人死了，他们便认为原来的村址受到诅咒，闹鬼，谁知道……一无所有的人，没什么可割舍的人，他们要走，从来没多大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一走近，村中的妇女都突然冲过去拔草。

今天早上比希望的晚很多离开卡诺，因为不得不等了一个多小时新挑夫。出城坐渡轮时，八点已过。三拨人，我们是最后那拨里的，有些提心吊胆，因为水流太急。在单调的草原（草原上稀疏的森林，树比草高不了多少，那些高大漂亮的禾本科植物将树包围，淹没，它们无所不在的厚厚的屏障不断挡住我们的视线）上走了一小时后，遇上一大堆挑夫，然后是十五个女的，两个男的，前后连成一串，脖颈上捆着同一条绳子，由手执五股皮鞭的卫兵押着。一个女人怀里还抱着孩子。这些是从当戈洛村掳来的“人质”。卫兵奉政府部门的命令去那个村征调挑夫，所有男人一见他们来都逃到丛林离去了……马克拍下了这痛苦的队伍。这一站路比拉巴布告诉我们的长得多。不得不在我们原打算午休的地方过夜，我们四点过后才到，这是在巴基萨—布干杜伊村，和班比奥地区的村子以及卡诺之前穿过的所有村子都很不一样。圆形茅舍，土墙很低，尖尖的茅草屋顶，这些茅舍或散开或集中，纯任偶然，十分优雅，既没有一字排开，也没有环抱任何广场，毫无规划，没有街道。我们位于一座光秃秃的高原的最高处。四周，至少是东、北、西三面，放眼望去，可望到很远，灰暗得令人绝望的天空下，阴沉广袤的大地上覆盖着清一色深绿的森林。

我应该不失公允地说，中午前后天是晴的，很晴。但所有早晨，所有的，无一例外，都是灰色、黯淡、阴霾，透出难以言状、无可比拟的愁惨。今天早上，至少出发时，浓雾倒让那大片绿树的色调变得柔和，而且，限制了视野，这样正好，不然，一起来，目光所及尽是无望的天空下暗淡的、死气沉沉的绿色，那里面似乎没有居住任何神明，任何仙女，任何牧神，那景象毫无神秘色彩，毫无诗情画意，却避不开，移不走。

坐在轿上无法看书，脑子里重温了中会背的所有诗篇，又学了几首新的。

晚上，离我不远处，开起了达姆达姆舞会，但我一直坐在支起的小桌前，就着防雨灯昏暗的光亮，和《亲和力》待在一起，那本《巴伦特雷的少爷》重读完了。一弯新月几乎就悬在我桌子上方。感觉自己被诡异无边的夜团团包围。

稍后，我还是去看跳舞了。一个大圆圈中央，荆棘生起很小一堆篝火。为圆圈舞活跃气氛的是两只鼓和三只发声的葫芦，葫芦里装满了坚硬的种子，安在一个短柄上，这样就可以有节奏地摇晃葫芦了。节奏讲究，奇数节拍；十拍一组（五拍加五拍），几组之后，在相同的时间间隔里，一组四拍音——同时伴有两声铃铛或金属响板。奏乐的人在圈子中央，他们旁边有一组四个舞者，两两相对。围着跳圆舞的人按个子大小排列，从最高的开始，接着是孩子，直到最小的，才四五岁吧。接下去是妇女。个个都不停扭动，抖肩晃臂，极其缓慢地从左边挪到右边，既沉闷又疯狂。我把手搭到一个小孩的肩上，他便离开圆圈，过来紧挨着我。一些在看跳舞的男人见此情景便叫另一个孩子到我的另一侧来。舞会暂停时，他们俩便拉我走。后来我们吃饭时，他们就在我的椅子旁席地而坐。他们希望成为我们的仆人。又有一些孩子也过来了。黑夜将他们吸进去，只能辨清的是他们紧盯着我们的双眼，还有一笑时露出的白牙。我的手一空着，他们便握住，贴在胸口或脸上，吻个不停。在我身边，椅子上，小“树懒”在打瞌睡；我感觉到它在我腰边散发的温热。我现在叫它“丹迪基”，是土著给他取的名。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刚到时，这个村子（以及上一个村子）表现出一种不情愿，甚至近乎敌意。这敌意不久在我们的主动接近面前雪释冰消，取而代之的是极度友好的热情流露和表示。村长本人也是，一开始躲避推诿，声称找不到给我们的鸡蛋，给挑夫的木薯，现在也十分殷勤，主动提供的食物比我们开始要的还多。

<h3>十一月二十二日</h3>

六点前离开了巴基萨—布干杜伊村（真像郊区的名字！），所有孩子都跑来送我们，一直送到村口。我们钻进浓雾中。风景开阔起来，地面褶皱变得更开阔。沿着“山脊线”走了很久，然后下到深谷里。整个上午，几乎一直到中午，都在走（中间停了一小时），毫无倦意；就这样大概走了近二十五公里。倾盆大雨下起来，我们才被迫上了轿，这时还没到站。这之前，我们都躲过了龙卷风，它都是在夜里或吃饭时爆发。但眼下，这不是场雷阵雨，天灰蒙蒙一片，感觉雨要下很久了。到第一个村子时，雨变本加厉下得更大，但这既不影响敲达姆达姆鼓，也不妨碍叫喊和歌唱。但现在不再有酒神女祭司的合唱，特别是每个村子都要见到的那样一个被我们称为“疯婆”的老妇人，这回不在场。

经过一小时有点沉闷的等待，雨停了，我们又上路了。我把丹迪基放到了轿子上，所以又上轿坐了一阵。一个半小时后，到了塞萨纳，村子很大（格局和巴基萨—布干杜伊村一样，也和本地区所有村子一样），我们在这里停下吃午饭。一吃完饭，又是长长的一站路，不过这回是坐轿。四点左右到达阿博—布瓦雅菲，筋疲力尽。行政长官告诉我们第一天可以过夜的就是这个村子。欧洲人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最后发现几乎总是错的。

<h3>十一月二十三日</h3>

由于担心言过其实，我低估了昨天走的路程。我们这天走了十小时路——中间休息两小时，还有一个半小时坐轿。即步行六个半小时，时速约六公里。须知我们走得很快。疲劳过度，几乎睡不着觉了。天接近凉爽却又很闷。有人告诉我们次日的路很短。但不得不指出，这个信息，尽管来自土著，却和之前的信息一样不准确。本来中午该到阿巴，实际四点才到，虽然我们不到六点就出发，而且紧赶慢赶。得承认这无边无际的路程太令人失望了。接连几小时，几十公里，一成不变的稀树草原在我们面前伸展。高大的禾本科植物变成了芦苇。比它们高点的总是那些纤细的小树，同样的生长不良、歪斜、疲乏，想必是周期性的火灾搞的，这些小树形成一种稀疏的矮林。一天里唯一的乐趣是过一条藤桥（我们走过的第一座藤桥），藤桥架在一条又宽又深水流湍急的河——“走人”河——上，代替坍塌的木桥。没有什么比这个像蛛网一样轻薄的网更优雅的了，它显得那么柔弱，人走上去胆战心惊。不远处，一棵巨大的露兜树扎入河里，为这幅画面更添了一分异国情调。在整个这段将我们可怕地分隔万里的旅程中，我神思恍惚，想着法国的事情： 忧心忡忡地想着玛……唉！起码能知道她情况好不好，知道她能不能忍受我不在也好……我想象自己在台尔特马丁·杜伽尔身边，在卡尔卡松阿利贝尔身边……

村长没有诚意。到达尼科。我们派一个人先跑去，想给挑夫弄到做好的木薯，我们可以立即继续赶路。没有木薯。不得不到村民茅舍里去搜。还是给了这个愚蠢顽固的家伙报酬，但同时让他明白，如果他亲自心甘情愿地送来挑夫需要的食物，我们本来会给他是现在双倍的报酬，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立即从地里收来那些食物的。这是头一次我们不得不显示权威。

太阳刚冲破浓雾，就变得酷热难当。大大增加轿子的使用率，因为刚走一小会儿就大汗淋漓，简直难以置信。向晚时分，霞光绚丽辉煌。接近阿巴。离村两公里，一个前来迎接我们的使者，敲响钟铃通报我们的到来。他走在前面，轿夫们跑起来。首领骑马出现了。他下马，我们也下轿。一群人立在一块高地上。气势不小，我们庄重地向前行进。村里的茅舍宽大漂亮，和前面村子的相仿，只是尖屋顶顶端放个黑陶做的大圆罐，细颈朝天。茅舍分布无序，但由于地表起伏，形成和谐的群落。这里俯瞰一片广袤的区域。太阳辉煌地落山了，随即，轻轻的蓝色薄雾，其中还夹杂着村里升起的炊烟，水平地拉开了帷幕，似乎使附近森林的边缘向后退去。天上没有一片云。当空悬着半个月亮；远远的，两颗星熠熠放光。村里生起一堆堆火。一开始，万籁俱寂，接着空中充满蛐蛐尖利的合奏。

迟迟未到的挑夫一个个艰难地走来了，好几个一瘸一拐，显得疲惫不堪。我们让其中几个服用了奎宁。木薯发下去了，他们聚集在一大堆篝火周围。满天星斗。

我没把丹迪基放回到笼中。它一天（昨天也是）都在轿子上，要么死死抓住支撑做顶篷的席子的竹茎，要么蜷缩在我身边。真想不出有更轻信的动物。喂它什么，它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不论面包、木薯、奶油、果酱还是水果，它不加区分地吃下。只有一件事它受不了，就是强迫它快走，或试图叫它离开它的支撑物。那样它就会大发雷霆，发出尖叫并拼命咬。根本没法让它松口，倒会把它弄散架。然后，一将它抱到怀里，它就安静下来，舔着你。哪只狗，哪只猫也没这么喜欢得到爱抚。我在村里散步时，它就或钩在我的腰带上，或吊在我衣领上，耳朵上，脖子上。

入迷地读了几页《亲和力》。我每晚都给阿杜姆上一堂阅读课。

<h3>十一月二十五日</h3>

昨天待在阿巴，休息了一天。马克去茅舍室内参观一番后，拉我去欣赏一些屋里的土屏风墙，厚厚的，略微凹陷，成了放在门对面的低矮长凳的加高的靠背。屏风后面，正好掩藏一个“客来夸”，换句话说即床席。宽大的屏风上简朴地绘着大大的几何装饰图案，有亮黑色和红土色（专用），煞是好看。旁边，靠着圆屋的墙堆着些大号上釉陶土瓮，绘着凸起的花纹，犹如纹身一般。瓮中或盛水，或放木薯。它们和“客来夸”（即床席）便是屋里仅有的物件或者说家具了。和往常一样，一群孩子簇拥着我们，大都蓬头垢面，我们羞他们，叫他们感到不好意思，各回家去，不多时，又出现了，个个都洗得油亮亮的。

马克在广场组织孩子们赛跑，大概有六十多个孩子参加，他们的父母兴致勃勃地观看比赛。村长十分友好，想是因为我们礼貌客气，出手大方。挑夫们组织了达姆达姆舞会；有一个跳单人舞的，舞蹈动作极具风格，模仿母鸡、发情的牝马，还有不知是什么动物，简约传神，观众情绪被激发起来，尤其是孩子们，纷纷效仿。

好几个挑夫来找我们包扎脚上的伤口，我们不得不辞退其中四人。还有一个步履蹒跚，我们觉得他是想揩点油。果然，次日，他又跟我们走了，明白了不挑担就得不到工钱，便再不喊痛了。

清晨，不到六点出发。

中午，在一个十分秀丽的大村落（巴尔巴扎）停下来。房屋样式相同，布局一样，均分成一片一片的，没有明显的顺序，依地势而建。房屋间慢慢踏出些小路来，几乎可算街道了，路两旁时有栅栏，分隔出一个个茅舍群。屋顶上仍都摆着那种黑釉大陶罐。

又是一站长路，比班比奥到诺拉之间的几站路长得多（只有头一站除外，即班比奥到恩代雷）。我们不到六点从阿巴启程，下午四点才到阿博—布格里马，中间只停了一小时吃午饭。视野越来越开阔，河谷更宽更深，地面褶皱益发明显。在过了阿巴的头一个村庄（这是否已是巴尔巴扎？），我们停下来打尖。村子很大，人口很多，刚才描述过了。有歌声吸引了我们。那是挽歌。我们走进一个大院，里面聚集了五六间茅舍，是大村的一个小分区。原来一个老太太去世了，她的儿女亲朋在那里，唱着一种类似圣歌的曲子，很有节奏，抒发心中的悲痛。有人向我们介绍死者的儿子，高高的，已上了年纪；他的脸上老泪纵横；我们向他问好，他继续边哭边唱，抑或是边唱边哭，单调的旋律不时被呜咽打断。人人脸上都淌满泪水。我们走近哭声最密的茅屋，没敢进去，探身向门口张望，那门和鸽笼或蜂房的入口差不多。这时，歌声戛然而止。屋内一阵骚动，几个人走出来，给我们让出路进去看看遗体。她安然横卧地上，和睡着的人一样。昏暗中可以辨出一大堆人，他们马上又继续丧仪。有几个人走到老太太尸体跟前，俯身扑上去，似乎要将她唤醒，他们抚摸她，抬起她的胳膊。我们能依稀看见的脸上都闪着晶莹的泪光。大院里，离茅屋不远，两个土著在挖坑，坑很深，但不宽，料想他们要将死者立着下葬。我们继续绕村巡视，见到茅屋附近散布一些小方块地，上面撒满白色碎石，四周围着树枝做的矮篱。有人告诉我们，这些是坟茔。我们也早猜到了。然而我们听人说过无数次，中非土著根本不把死人放在心上，随处一埋了事。至少这儿的人例外。

抵达阿博—布格里马时，我们真有些精疲力竭了。泡过澡，喝过茶，我别无他念，只想继续埋进那本《亲和力》里。没有字典，真遗憾，尽管如此，很多都理解了，这远远超出我的期望。黄昏时分，马克和乌特曼一道出去，想打几只珠鸡。我便沿客舍后面一条被高草半掩的小径信步而行，不多时便来到布格里马一个荒废的小区。宽阔的坡地上，许多被抛弃的草屋，房盖都没了，草屋间的空地形成一片广场。圆舍和圆舍间均隔着段距离，颓垣断壁，露出内墙，凹陷如壁龛，又当矮凳的靠背，我前面提到过。尽管红日将沉，壁上的彩绘仍被照得清清楚楚，我可以尽情欣赏。最初我以为只有黑色，后来发现用了三种颜色，那两种是砖红和赭石。花纹都上了釉，砑了光，虽经风吹日晒，也没怎么损坏或褪色。旁边（好像都在右侧），一些奇形怪状的柱座是用来摞大瓮的。这些废墟显得整洁干净，想必房顶被掀掉后便被烧毁或重新利用了，一丝草屑、木片也没有剩下。

这荒村遗址上荆棘横生，颓败的屏风上时而附着一种妩媚的阔叶攀缘植物，它倒垂下来，成了那奇特的断壁的画框或花彩，衬得壁上的色调益发丰富明亮。这俨然一座黑人的庞贝古城；可惜马克不在，时间又太晚，不能拍下几张照片。孤独宁静。夜幕降临。自从踏上这片土地，很少有什么场面让我如此心潮澎湃。

<h3>十一月二十六日</h3>

终于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好久以来头一个明朗的早晨——我甚至觉得，自从来到法属赤道非洲，我只见过雾蒙蒙的灰色上午。哦！天空并非纯净如洗，但火热的阳光比任何时候都充足。是否仅仅由于这灿烂的阳光，这里显得分外美丽？我不这样想。有时刚有点裸露于地面的岩石为整幅画面勾勒出更明显的线条，也有些巨大的花岗岩“卵石”。树不比我们那里的高，但在草原上形成连绵不断的稀疏的森林。时现几棵树头榈。天空蔚蓝，深邃柔和。空气干燥轻盈。我畅快地呼吸，一想到要长途行军，要穿越面前伸展到远方的广袤土地，整个人都兴奋不已。

不过，除了河边午餐和之后烈日下横渡曼贝雷河之外没什么可记的。轿夫们到河里去泡了一阵，我也想下河，马克拦着不让，我嘟哝着作罢了。

离巴布阿还很远，两个新首领来迎接我们。他们是法国政府承认的村长的两个兄弟，那位村长最近逃往喀麦隆了，携带着行政长官交给他支付村民编的席子的七百法郎。两位首领骑着马，立在我们面前，长矛高高指向我们的轿子，发出的喊叫那么粗暴，我们开始还以为他们要阻止我们前进。一匹马尥蹶子，踩破了一只达姆达姆鼓，撞翻了马克的轿子。我下了轿，微笑着走上前。一番解释，一片骚乱之后，我们组成了先头部队，重新上路，前面五名骑士开道。其中那两个未被承认的首领，身着阿拉伯服装，纵马疾驰中带起的风将衣裳鼓起，在周身飘动，英姿勃勃。我们把仆人和挑夫甩得太远了，在记这篇日记时，我们已经刮过脸，洗去风尘凉快下来，品尝了橘子和香蕉，而他们还没到。

<h3>巴布阿，十一月二十七日</h3>

昨晚，别人到了很久之后，阿杜姆才到，一瘸一拐地，显然承受着淋巴结炎的病痛。我担心他得上蜂窝组织炎，不知怎么办，除了用湿料敷。我还让他服了奎宁和罗啡因。他在黑暗中躺下睡着了。在路上，他因为呕吐，不得不停下两次。天热得可怕。

“司令”（行政长官）的房子和我们下榻的客舍离村几百米。日落前，在翻译和两个新首领陪同下，我们去了村子。惊讶地发现村里荒无一人。真正的村长逃走时也引得村民离乡背井，这些人要以此表示对首领的忠诚。听说，三十个男人（带着家小）陪他到了邻近的行政分区，属于喀麦隆地界。另有两百个左右分散到远远的丛林里，已经在那儿生活了几个月。我们走进被弃的村长家，是从泥墙和芦苇障组成的迷宫进去的，迷宫是为了便于埋伏和防守而建。房子后面，是女眷的草舍，半圆形，门朝向一个院子，——到处空空如也。

晴朗之夜。晚上，达姆达姆鼓响起来，开始很遥远，接着，声音越来越近。读完一大段《亲和力》，给阿杜姆上完阅读课，我们去看舞会。尽管村里人都跑光了，竟然还有六十来个人，男女老少都有。想不出有比这舞蹈更沉闷更愚蠢的了，其中抒发的激情没有任何精神成分使之升华。伴着鼓点以及不厌其烦地反复合唱的一个乐句，所有人，一个接一个，组成一个大大的圆圈，转着圈子，速度极为缓慢，同时全身有节奏地扭动，仿佛抽去了骨头，身子向前倾俯，双臂摆动，脑袋径自一前一后地点着，像饲养场里的家禽。他们就是这样表达自己的陶醉，表现自己的快乐。月光下，这昏暗的仪式好似不知什么地狱的秘密庆典，我观望良久，就像在俯身观看一个深渊，就像安东尼注目愚蠢的垂头长颈怪兽：“它的愚蠢吸引着我。”<span class="" data-note="出自福楼拜的作品。——译注"></span>

今天上午，天空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明净、最晴朗的天空。空气轻盈，阳光四射；从天的一边到另一边，灿烂炫目，铺展开来。估计巴布阿海拔近1100米。昨夜几乎算得上冷了。拉巴布快中午时到的，太疲劳了，没能接受我们的邀请共进午餐。他要了结一些紧迫事务，主持公道之后才能吃饭——也许就根本不吃了。我们决定三点左右再去见他，并带着越来越难受的阿杜姆。这可怜的男孩睡不着觉，连躺着都不行，几乎整宿就在“客来夸”上蜷缩着身子。拉巴布学过医，我焦急地等着他提些建议，或许还能采取治疗。他告诉我们，他得刺破脓包，将纱布条放进伤口引流脓血。阿杜姆不肯让人抬，硬是自己挨着走到不远处的司令宅邸。让他脱衣服时，他好像特别窘迫。我开始还以为他是怕难为情。唉，短裤脱下后露出大腿根上一大堆化脓的大包。从阿杜姆一开始的迟疑，拉巴布便已明白究竟，因此他又是冷笑又是对阿杜姆大加挖苦。那不是一般的淋巴结炎，而是性病，必须采取不同的治疗。另外，那些脓包也快破了，拉巴布首先也只是用热水敷。他开着玩笑询问病因。原来是在经过克朗佩尔堡时，这可怜的男孩被传染上了，离现在刚好四十天，就是那个对我们始终是个谜的狂欢之夜。真是惨不忍睹，这漂亮的身躯，还那么年轻，线条那么纯净，却被那些丑陋的伤疤完全玷污、破坏、糟蹋了。拉巴布倒是声称土著知道某些草能根治梅毒。他还说，梅毒在他们这里根本不像在欧洲那么严重。他觉得没见过哪个土著幸免于此病——也没见过谁死于此病。

<h3>巴布阿，十一月二十八日</h3>

仍是同样碧蓝的晴空。我们又带阿杜姆到拉巴布处。昨夜脓包破了，让病人的痛苦大为减轻，终于能睡着了。他躺在席子上，我握着他的手，拉巴布按压肿块，挤出一大堆多得难以置信的脓。病人痛得蜷缩起来，而把蘸了碘酒的纱布条深深插入脓疮里时，病人痛得就更厉害了。

休息和阅读的一天。感觉头脑似天空一样清新澄澈。四点左右，逃跑的桑巴骑马来了，另一个骑马的人跟随着他。他知道等待他的是监禁。但他也知道已经下发四张逮捕证通缉他，他无处可逃了。他身着亮闪闪的类似锁子甲的东西，由许多穿透的五十生丁的硬币直接缝在一种黑色紧身上衣上做成。他纵马疾驰，长矛举在前面，向我们冲过来，非常英俊，高贵，甚至还有点凶悍。然后，当拉巴布出现时，他下了马。拉巴布非常庄重、威严，像大法官一样，抬起手，落下来，当胸轻轻推了桑巴一下，将他交给两名卫兵押送他去监狱。桑巴虽然伏法，走向监狱，却将他们甩在后面几米远。他被指控并认定犯有一大堆罪行，贩卖奴隶，谋杀和暴行，窝藏武器、弹药等等。在场的村民看着他走远，没有一声抗议，连惊讶的表示都没有。发生的一切尽在预料之中。不过，晚上又去村里时（白天酷热难当），村中基本上又住上人了。这村子很大，总能发现新聚居区，新茅舍群落，集中着十座、十二座、十五座或二十座茅屋——它们位于地面起伏的凹处，或者一开始被荆棘丛高大的禾本科植物遮住了。太阳，鲜红的火球，落到一层紫色的薄雾后面。随即一轮满月升上天空，开始皎皎发光。

<h3>十一月二十九日</h3>

黎明从巴布阿启程。新挑夫队伍；分行李时便出现犹豫和争执。而且，还要准备一张吊床抬阿杜姆，他不能走路。我让马克去处理一行人的安排事宜，自己先出发了。我精神焕发，几乎整段路都步行，走在队伍前面。晴空万里。路没有清扫过，高草也没有像前面走过的一路那样被砍倒，方便我们通行。我也丝毫没想过草会成为障碍，因为路很宽（两米五至三米），但草太高了，弯下头来，将路完全覆住，影响走路；草上还积满露水，而我必须从这些草中间开出路来，不一会儿便浑身湿透了。接近一片洼地时就更糟了，路在繁茂的植物覆盖下消失不见了。

走了大约六个小时，我们来到一条横穿道路的小溪前。这回不像往常，小溪上面没有高大的树木成廊，而是暴露于太阳下。这条小溪既不格外清澈，也不太深，水量也不太大；但它在那么洁净、那么光滑的花岗岩石间欢腾跳跃，稍远处，溪上又有个小树丛为它遮阴，那是一棵矮树，它那般美妙地散发着芳香，我于是听从了水的劝诱。

自从岩石不时出现，景色变得明确、突出，地面起伏似乎更加分明。人烟稀少。将近十点，到冈布戈村，很贫困——村长很殷勤——未停留。一点过了之后，到洛克蒂，吃午饭。村子要迁址。已经可见新屋的骨架，尚未加房顶。新址离旧村几百米，旧村被施了魔法。无法夜里过纳纳河，尽管我们很想在月光下继续赶路；只能在迪巴停下。这是个贫苦的村子，宿营站更加寒酸，只能凑合了；让人用稻草把门洞掩上一部分，又让人烧毁了一个蚁巢，那群蚂蚁着实吓人。

<h3>十一月三十日</h3>

空荡荡的广场上，三棵树，其中一棵很粗大。广场四周散落着一些草房。月光皎洁。温热而无边的夜。清晨十分凉爽，露水充沛，仿佛降了场骤雨。我们出发时，黎明迫近，月亮的光芒开始暗淡下来；这是奇幻的时刻，是女巫离开巫魔夜会归去的时刻。路一直向下通往纳纳河谷；天空呈斑鸠色，太阳在上面划出一个深红的伤口。我们浑然不觉在上行，猛然间惊讶地发现竟来到那么高的所在，脚下是一片浩茫的大地；迟迟未散的雾在远处形成座座大湖、条条河流。

一直步行到纳纳河。行李堆在一条窄窄的独木舟上缓缓地过河。河对岸大树丛生；河岸的坡度比较陡峭，树在上面错落分布，更显高大。天空之前充满升腾起来的雾霭，现在放晴了；又是近日那阳光明媚的好天气。独木舟离开河对岸，出了遮蔽它的浓荫，艄公使劲撑着长篙推动船行，长篙撑到河底，看着这一幕，从那撑船人的渺小和那叶扁舟的柔弱，方知周围树木的伟岸。

没到纳纳河之前，离河半小时远，有个村子，我们如果知道就在那里过夜了。所有这些村子，隶属巴布阿的卡加马，几乎都荒无人烟，既是由于桑巴的逃走和害怕随之而来的惩罚和镇压——也是因为担心（唉！可惜，这太容易理解了）我们这些白人，后面跟着司令，到这里来是想抓壮丁修铁路，千方百计地抓到他们。对他们表示得再友好，他们也不信，原因自不必说了。

不过，过了纳纳河，邻近的村子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在那儿，在一棵叫不上名的参天大树的树根天然的台阶上，错落有致地上下列开，里面有村长，达姆达姆鼓手，村长的随从；随从中有村长的儿子，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干净漂亮，脸上奇怪地刻出一条条黑道，前胸斜挎着一长条灰色毛皮。在他身旁，有三个人，有点怪的美，十四五岁左右，戴着蓝白两色的珍珠项链和腰带；手腕、前臂、胳膊肘、脚踝、腿肚上方都套着铜镯。我一只手搭在其中一个肩上，另一只手搭在村长儿子肩上，拉着他们走在队伍的前面。后来，这些孩子主动帮我们背包，一直送到村里，离刚才的地方有半个小时的路。他们跟我们一起进了外乡人茅舍，我们让人打开折叠椅，他们先是在我旁边席地而坐，接着，当我和村长聊天时，他的儿子就蜷缩到我的膝间，像个家养的小宠物。

景色壮丽；这个词可能有点太重了，因为风景并没有什么特别迷人之处——甚至让人想起法国的景色——但这是我喜悦心情的写照，终于走出了不定型的地貌，重见清晰的冈峦，确定的山坡，和谐分布的树丛……终于，从早上起，景色便在我们面前展开、呈现，要知道自从离开班比奥，除了极个别情况，我们都是走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内，无论森林还是草原，我们都被一片高高的植被包围着，高得看不到五十米以外——甚至常常十米以外都看不到。攀上耸立于德卡前面并将其半包围的高地，看到那高高的禾本科植物终于消失，让位于一种浅浅的草地，嫩绿嫩绿的，心中何等欢畅！目光越过草地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很远，草地也让那散落分布的不高的树木露出整个身躯，而这之前，树木仿佛都被高草淹没、窒息了。（我说过，草太高了，人骑在马上都不会高过它们；人行在草间如同小猫走在燕麦地里。）终于，我觉得自己身体处于一种无比惬意欢畅的状态，即使是最不稀奇的景色，也能让自己发现快乐、高贵与美。我走了很多路，但当我终于准备坐轿时，固定轿子的绳子却随即砰的一声断了，我一下摔倒在地；只好接着走。烈日当头，又赶上艰难的上坡路。这些山丘不会超过五百米，人们之所以称之为山，只因为整个地区没有更高的地势。在高地上待得久了，看山下地势下沉尤为剧烈，仿佛又一次居于比登上的高度高得多的地方。稍后一个荒唐可笑的意外事故迫使我不得不等着修好我的轿子。烈日下没完没了地爬了半天之后，我汗流浃背（那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刻），热切盼望有条河可以泡一泡。我们来到一片近乎泥潭的水洼；没办法——我得设法一下跳过去——因为没有小桥；溪水很宽；因此，一脚踩住一个小踏板，我纵身跃起；但脚下一滑，整个身体躺到泥潭里。我从里面出来，浑身是散发着恶臭的烂泥，赶紧坐在一块滚烫的石头上，想立即换衣服。我在背包里找到内衣，在旅行箱里找到裤子，却怎么也找不着鞋，那双备用鞋已经随着第一批挑夫走到前面去了。我只能穿拖鞋，根本不适合走路——但我竟然穿着拖鞋又走了几公里，胸中流动的诗情勃发，身体舒服得像是醉了，景色正因此被冠以我刚才用的那个形容词“壮丽”。

我晚饭后写下这些文字——在我们过夜的达伊村上空，一轮满月洒下无边的清辉；东边，透过薄薄的蓝雾，依稀看到我们明天将要攀登的布阿尔高地。地上没有一丝风，满天没有一丝云，夜空并不显得漆黑一片，而像海一样湛蓝，月光那般皎洁。离我们不远，是男仆和挑夫们的篝火，再远点，是村民的篝火。村民没有逃跑。我们一到，便有一百来个人围上来，那时夜幕已经降临，他们紧紧簇拥着我们，像吃人生番一样表达热情，挤得我们简直要透不过气来。

<h3>布阿尔，十二月二日</h3>

几天来，丛林着起大火。从远处就听到毕毕剥剥的声音，夜里，从更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火光。大火向天空吐出滚滚浓烟。昨天一点左右到达布阿尔。虽然十分炎热，空气却很清新。好像并没有登多高，但离布阿尔这个大村很远、海拔近千米的布阿尔驻地却俯瞰辽阔广袤的地区： 西边，伸展着我们这两天里走过的地方，天边横着我们前天过夜的高地。南边，卡诺方向，投向纳纳河谷的目光可以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昨天太阳落山时紫红的霞光铺满天空。今晨，我在写下这些话时，天空呈现难以形容的纯净；但空气里饱含太多的水汽，显得不那么清澈透明，在森林的墨绿和稀树草原的青绿之上，又淡淡地抹上一层天蓝的珍珠色。茅舍前，近景是干燥的平地，东一处，西一处，被巨大的圆滑的花岗岩顶破；几座卫兵的茅舍，是村里最边远的房子了，村子在驻地右后方伸展开去；几棵树，很像法国的栗子树——紧接着，树之外，便是斑斓夺目的浩茫空间，眼睛已注意不到地势突然的下沉。树就在五十米外，树和之后的平原中间并无他物，而平原却显得异常遥远。

<h3>布阿尔，十二月三日</h3>

参观了一公里外的德国驻地旧址；已经被一场龙卷风毁了一半；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地区，视野甚佳。残存的芒果树大道，还有那种芦荟，在其花梗上部，有时沿着花梗，长着新的一代；以至于，当你摇动花梗，纷纷落下的不是种子，而是完全成形的小芦荟，叶子已经很壮，还有根。贴着驻地中的一座房子，长着几株西红柿秧；我带着它们的果实回来。

茉莉、铃兰、丁香、玫瑰，都没有我前天下水的地方旁边那棵灌木的花那样浓郁醉人的芬芳。伞房花序，小花白里透着粉红，四片花瓣围着一个细细的管口。这株灌木的形态、叶和花像荚蒾。香味： 浓缩了忍冬的全部芳香。

<h3>十二月四日</h3>

早上很晚离开布阿尔，因为要等新挑夫；拉巴布昨晚到，又得和我们一起走，但他去卡诺，我们去博祖姆。昨天和挑夫结了账，好让他们离去；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事先已经得到行政当局发的一法郎伙食费，所以本来该只给他们三法郎而不是四法郎。而且，拉巴布告诉我们，不用付木薯钱，我估计每人每天大约需要五十生丁。拉巴布声称他们每天花的伙食费不会超过二十五生丁。我这会儿和不久前确实相距甚远了，在让蒂尔港，得知国家只给每个囚犯每天七个苏，我快义愤填膺了。政府每天付给挑夫一法郎（而不是像我开始以为的一法郎二十五生丁），不走路时每天给五十生丁，返程每天二十五生丁。一般返程时间比去程少算一半。

有时挑夫们腰上系一条皮带或绳子，在黑皮肤上划出一个简单的线条，正好与腹股沟的皱褶吻合；一片棕色或红色的树皮，或者一块破布片窄窄地裹住生殖器，然后从大腿间穿过，再在骶骨上方与腰带连接。这一切的线条简洁利落，令人叫绝。有时那块树皮的色调很美，在后面像花冠般盛开。

昨晚，小型达姆达姆舞会在昏暗的夜色中举行，月亮尚未升起。十二个年轻小伙子聚起来，跳些不痛不痒的小舞蹈。卫兵营地，茅舍前，生着露天篝火。舞会跳到很晚。我们逗留在火堆旁这段时间，泽泽和阿杜姆却在赌博，并被卫兵掠走了刚给他们的这个月的全部工钱。阿杜姆连上个月的工钱也输掉了，那是他小心翼翼地留下，真心实意（我相信这一点）想要不久后交给他在阿贝歇的母亲的。他离开母亲已经四年了。

这些卫兵专门等到最后一晚来这一手，料到我们今天早上太忙，不会有时间过问此事。其实，等我看到阿杜姆闷闷不乐，询问他，他才说出来，而那时我们离布阿尔已经很远了。我尽量让他明白，他做得像个傻瓜，让不老实的赌徒给耍了，这些卫兵暗中搞鬼。阿杜姆听到“搞鬼”这个词很开心，他之前还不知道这个词呢。

<h3>十二月五日</h3>

今天早上，浓雾弥漫；在没有开好的小路上湿漉漉的高草间前行。十点过后，太阳才终于驱散云雾，重现一片纯净无瑕的天空。没多大意趣的地区。昨天，离开布阿尔一小时后，每隔大约两公里就有一个村庄。这个地区不太服从政府，我们对冷遇早有准备。的确，一些村子的人走了一半。见我们来，许多胆小的土著都四散逃到灌木丛林里去了。但当留下来的人明白我们来这儿不是要损害他们，他们又是多么容易被笼络住啊。消息传得很快，所过的一个村又一个村，出现的村民越来越多，接待也越来越热情。为法国重新赢得这里的民心的感觉很好。

应该把这么多天以来穿过的草原上的树木稀稀落落的分布和诺曼底果园的树木分布相比，和农家院的苹果树相比，和意大利锡耶纳地区支撑葡萄藤的榆树相比；高大的禾本科植物淹没了这些树的树干。我惊叹这些树的顽强，竟能顶得住周期性的野火。今天，风景单调得令人绝望，只有间隔更大的树木才带来点变化。今晚我们停宿的村子是通往博祖姆路上的第二站，除了光照充足别无他美。和往常一样，在迎接我们进村的队伍中，我选一个最喜欢的，手搭在他的肩上倚着他，或者让他拉着我的手走在旁边。选中的往往是村长的儿子，这样产生的效果最好。这回这个孩子格外英俊，修长，优雅，让人联想起波德莱尔笔下的西西娜。晚上，他告诉我，他和他的两个伙伴，三人都想一直送我们到博祖姆。

中午泡得真舒服！那河水多清澈！今晚的夜真晴啊！我甚至不知道我们住宿的村子叫什么。我们走的这条路极少有人走（当然，指的是白人）。浩茫的未知世界从四面包围着我们。

这边，我愉快地读《罗密欧与朱丽叶》，那边，马克在照顾伤口，发药，然后“主持公道”，这一切花了无穷无尽的时间。

<h3>十二月六日</h3>

在巴塔拉停下来。我们十一点左右到这个大村庄，周围幼小的塞阿拉通报我们回到了朗布兰的属地——博祖姆行政分区。

在蛮荒的、萌芽状态的、了无生息的地区穿行了这么久，重新看到一座整洁、干净、欣欣向荣的村子无比欢喜；一个得体的村长，穿着一点不显滑稽的欧式服装，戴着洗涤一新的帽盔，说着过得去的法语；一面旗升起来向我们致敬： 这一切令我感动到了荒谬的程度，竟呜咽起来。

想到在上一站对村长表现得不够慷慨，心中十分不安，我们便把两张一百苏的钞票放到信封里，让巴塔拉的信使送去。今早他在接过我给的六法郎小费时惊愕的神情在我心中挥之不去。食物没有价格，无法知道对人家提供的服务你的报酬给得合适、太多还是太少，这的确是在这个地区旅行的一大麻烦。在这里，什么都没有法定的价格，在这里，语言中没有什么词表示谢谢，在这里……

<h3>十二月八日</h3>

昨晚到达博祖姆，又回到可通车的公路上。就此我们旅行的这一长篇章节便告一段落。朗布兰的车就是要在这里接我们，送我们去阿尚博堡。三周前，按总督的意思，我从卡诺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我们到博祖姆的日期；我们早到了一天。我们应该分两站走完最后这段路；但清晨四点就从巴塔拉出发，一点就到了奎格雷，天黑前还有时间走完距目的地的二十公里，我们便决定三点左右又出发了。心中急不可待，下了轿，我们几乎小跑着赶了一段路。一上午，景色单调之极。结籽的铁线莲属植物——毛茛或侧金盏花（尚未到花期）及含苞待放的芍药（像在哈德良堡附近）。从奎格雷起，非常漂亮的花岗岩石，甚至形成高高的隆起，有时和枫丹白露森林里的隆起一样。每当风景有了形，有了轮廓界限，趋于一定的格局，就会让我想起法国的某个角落；不过法国的风景总是构建得更精致，更清晰，具有一种更为特别的优雅。于是，快到奎格雷时，渡过的一条河，之后大树下流淌的河水，阻挡水流的岩石，河边延伸的一段路，这一切让我们喜不自禁地笑着说： 简直以为身在法国！

到达博祖姆感觉非常美好。分区区长伊夫·莫雷尔在等待我们。他不听别人对他说什么，只顾自己连着重复了六遍同样的话——不过他一点不蠢，我觉得他的判断常常很准确，而且，尽管语速太慢，讲的东西却颇有意思。

在他借给我们的一期《巴黎评论》（还有各种花花绿绿的报纸杂志）上，有篇苏代的文章（八月一日号），肆意抨击《布里塔尼居斯》。这一出色的剧作，他却认为“既无诗情，也无思想”，这位不能容忍对雨果甚至戈蒂耶稍有微词的人，却如此诋毁拉辛真有点令人恼火（见本书末尾附录）。

刚果之行 第六章 从博祖姆到阿尚博堡

<h3>博祖姆，十二月九日</h3>

此行一开始，自马塔迪起，面对那群全都一模一样的孩子，可爱得毫无差别的孩子，……在最初几座村庄，面对千篇一律的茅舍，里面装着相貌、喜好、习俗、可能性毫无二致的牛马一样的人，……不存在个性，不存在个体化，无法进行区分，这令我多么郁闷，而这一点也是这里的风景令人感到痛苦的地方。博祖姆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整个地区，我站在这偏红的赭石色红土铺的平台上，出神地凝望阳光普照的灿烂美丽。这个地区高低起伏，地面褶皱很大，如此等等——但何必一定要到此处而不是别处？什么都千篇一律——没有一处景点，没有一个可能偏爱的去处。昨天一整天，我一点都不想动。遥望天际，从一端到另一端，视线无论投向哪里，都没有那么一个地方，我特别想去。但空气又是多么纯净！阳光多么明媚！何等融融暖意包围周身，浸入你的身体，让你浑身舒畅！呼吸多么痛快！这里生活多舒服……

我在这里获得的这种区别的观念，精致与稀罕都依赖产生于它，这种观念太重要了，在我看来这是该从这里带回去的最重要的启示。

伊夫·莫雷尔躺下，解开衣扣——他年纪尚轻，却已一副老卡拉马佐夫模样。风湿病发作有时痛得他龇牙咧嘴，发出轻微的呻吟。尽管如此，他是个出色的小伙子。我们谈政治、道德、经济，等等等等。他对土著的看法证实了我自己观察的结果，因而更显公正。他和我都认为，人们通常既过分夸大了黑人的好色和性早熟，也过分夸大了黑人舞蹈的猥亵意义。

他跟我谈起黑人种族对包含迷信成分的一切的超级敏感，黑人对神秘的恐惧，等等，这种敏感与恐惧特别不同一般，尤其因为，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个民族的神经系统的敏感度远远不及我们——所以才更能忍耐痛苦，等等……在他曾任行政长官的中部刚果行政分区，有个习俗，病人在康复后要改名字以示他病好了，那个生病的人已经死了。当莫雷尔到一个好长时间没去的村子统计人口时，由于不知情——某某女人，听到叫她原来的名字，由于恐惧或震惊，陷入近乎僵住症的神经病发作状态，像死人一般，有时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恢复知觉。

路上捡到一条小变色龙，带回客栈，观察它近一小时。这真算得上造化生出的最惊人的一种动物。我在写这几行文字时，在我身旁，有只可爱的小猕猴，是今天上午有人给我送来的，这只小猴一见我这张白面孔就害怕，跳着往黑人怀里躲，不管他是谁，只要正好经过，它能够得到。

在灌木丛点火，这快乐有点暴虐无道。只消一根火柴，不一会儿便燃起可怕的大火。黑人跑过来，扑向被火源处的热量烤得四散奔逃的大蚱蜢。我捡起一只非常小的螳螂，就像是枯叶做的，比那些到处都是的长长的麦秆虫更匪夷所思。伊夫·莫雷尔病了。是昨天风湿发作的结果；他整宿不停呕吐，快中午时，我们去他那里吃午饭，他躺在暗处的床上，还在吐，我们就在隔壁房间吃饭。我们让他服下氧化镁和碳酸氢盐，让他觉得好一点。驻地除了奎宁什么药也没有。

什么也无法形容博祖姆这些夜晚的美丽。

<h3>十二月十日</h3>

莫雷尔的呕吐仍在继续。我们一度琢磨他的不适是否还加上醉酒的因素： 昨晚为我们开的一瓶苦酒，我们当时几乎没怎么动，现在空了一半，还有一瓶威士忌也是；好像他身上有酒气……总之，我最后直截了当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的否认显然是真诚的，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他的男仆趁主人生病和我们在场，指望让我们替他们担纵酒的名。

朗布兰答应派给我们的车没有到。

<h3>十二月十一日</h3>

丛林大火，蔚为壮观——黄昏时分，平原上，近近远远，天边四面八方——甚至还有那边，看不见的大火，从地平线以外，奇特地映红天边，宛如“晨曦初现”。高草往往仍充满汁液，任凭火在下面蔓延自己却烧不尽，于是透过黑黑的茎秆网络可见火苗在蹿。

<h3>博祖姆，十二月十二日</h3>

天空难以形容的纯净。好像任何地方都从未这样晴朗过。清晨非常凉爽。阳光镀上了银色，简直以为身在苏格兰。一层轻轻的薄雾笼罩了平原最低的部分。空气甘美，清风微拂，抚摸你的面颊。我让马克自去拍摄丛林野火的片子，自己则安然静坐，与歌德为伴。

<h3>十二月十三日</h3>

仍旧没有朗布兰的汽车和消息。怎么办？等待。艳阳高照；天空不可能更纯净，更深邃；阳光不可能更灿烂；空气不可能更温暖更清新……读完《亲和力》第一部分，浏览了大量《巴黎评论》。莫雷尔好些了。昨晚我们给他打了一针吗啡后，他的呕吐终于止住了。

<h3>十二月十四日</h3>

重读完了整部拉封丹的。还有哪部文学作品曾给人更精致、更智慧、更完美的东西？

<h3>十二月十六日</h3>

仍然困在博祖姆。这已不再是休息，而是焦躁不安。没有活动，睡眠差多了。莫雷尔劝说我们，这里有豹子出没，夜里敞着门窗很不谨慎。于是什么都关上，结果憋得不透气。是该启程了，哪怕是步行。

莫雷尔借给我们的一堆报纸杂志（邮差刚给他送来的）中有篇克雷芒·沃泰尔的文章，读来够惬意的，我在里面和“兰波、普鲁斯特、阿波利奈尔、絮阿雷斯、瓦雷里、科克托”一道受到指责，成了法国“无论如何”也不想要的“晦涩费解”作家的样板。——我读到歌德的一句话：“没有什么比一个人觉得可笑的东西更能说明他的性格的。”

十一月十九日发来的一份无线电报通告： 瓦雷里入选法兰西学士院。

<h3>恩加纳莫，十二月十七日</h3>

真得下决心走了，不再等政府的汽车了。我们已经后悔等了这么久，计算着浪费的时间，我们都可能到阿尚博堡了……又征调了一个四十八人的挑夫队伍，其中十六个轿夫。这是第七批了。再没有比这条路更没情调的了；骄阳酷热之下，我们品尝它十足的单调，不怎么下轿。颠簸得太厉害，看不了书。但一到站，我立刻一头扎进《亲和力》里。晴朗的傍晚，和最近几天一样。太阳还高悬在地平线上，如莫雷尔形容的，“很像橘子”。它的热度与光芒已退去，只是橘红色的一团，望着它看毫不晃眼。这是美妙的时刻，帽盔用不着了。就在依旧被残阳染红的地平线上那一点的正上方，初升的细细的月牙现出来，像阿拉伯语中的“noun”。我一直往下走，到了一条不远的小河边，在林荫小径上，顺着小河的水流徜徉了一段时间。多么安静！鸟儿啁啾；之后，太阳刚落山，蚱蜢的音乐会便开始了。暮色中，我看到一只令人目瞪口呆的鸟几乎就在我们茅舍顶上飞。它比乌鸫大一点，两根羽毛长极了，在身体两侧像杂技演员的平衡棒一样，鸟似乎靠着这平衡棒在空中表演飞行杂技。

稍后，夜幕降临时，我陪马克到他刚刚去过的小村；大块砂岩乱石堆后面，一片破破烂烂的茅屋群，在篝火微光映照下，俨然一幅史前景象。

<h3>博萨，十二月十八日</h3>

二十五公里的一段路（和昨天一样），五点半就出发，由于路上停留长达一个小时，将近一点才到站。从博祖姆起，轿夫们不再唱歌。草原上树木更加稀疏，甚至完全消失，露出大片草地。这也不再是那种和我们的果树一般高的灌木，而是和欧洲最高的树一样高的美丽的大树，但还没有达到大森林里参天大树那么高。我真想看看春天里的这些大草地，当草还不高，颜色嫩绿之时；但我也怀疑，也许，新草之上，是否依然充塞野火没有烧尽而只是熏黑的茎秆，丑陋不堪。大片大片烧过的土地；极度萧瑟荒芜，也许超过了任何一个冬天。树没有落叶，但所有树叶都变成单调的古铜色，烈日下，这颜色和地面的黑色组成的和声是那样令人愁闷而无法逃避。仿佛这片烧焦了的土地上再不会出现任何新的生命，而那大火过后已冒出三天的细草嫩嫩的绿色几乎像是一个错音。俨然一个嘴巴不严的知情者过快透露一个可以让不安的观众放下心来的秘密，影响了戏剧效果。

路上之所以耽搁，是因为太阳升起一小时后，遇上了一队囚犯，由邻村的头头押送着。囚犯共十一人，脖子上套着绳索——所谓绳索，其实只是一条细绳，将他们拴在一起。他们的样子太惨了，看到他们的可怜样，真是揪心。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份木薯，肯定很沉，不过对一个身体健康的男子并不过分；但他们看上去连自己都几乎撑不住了。其中只有一个什么也没顶；一个十到十二岁左右的孩子，瘦得不成样，困苦、饥饿、疲劳已经压垮了他；有时他四肢战栗，肚皮一阵阵抽搐抖动。他的头顶像被锉过一样，有些地方的头皮不像头皮，而像伤口或身体表面烫伤后长成的皮肤。他仿佛永远都不会笑。而且，他那些苦难的同伴都那么悲惨，眼里几乎找不到一星半点智力之光。我们一边询问那个头头，一边把布挎包里的东西都倒到孩子手里，可惜运气不好，包里只有三块干面包。我们确信很早就能到站，让挑夫走到前面去了，自己没带什么路上吃用的东西。孩子像饿狼一样吞下这几块硬面包，一句话也没说，连个感激的眼神都没有。他的同伴，虽没有他那么虚弱，饥饿程度却似乎不亚于他。经过一番追问，我们得知他们好像已经五天没吃东西了。那个头头说这是些逃跑的村民，在丛林里生活了三个月，我猜想他们在那里活得就像被围捕的野兽。但是接下来，我们询问下令抓住他们的邻村村长科特，晚上又问这些人的村子也是我们过夜的村子的几个首领，得到的说法互相矛盾。我们不知道他们跑到丛林里究竟是去看村子里生病的山羊，还是要躲避害死了他们好几个孩子的厄运，还是在村长要求下，为行政当局把花生“装袋”，还是仅仅是违抗命令，不肯种庄稼。（值得一提的是邻村的作物非常多，我们好久没见过这样的景象了。）听说他们在丛林定居一年了，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村。按他们自己的陈述，他们受到科特和科特村里人的粗暴虐待，把他们捆到木桩上之后，往他们身上泼满垃圾秽物。真是好难弄清什么，好难明白什么。而且，应当承认，这些人的瘦弱，这些人一望而知的困苦，好像与我们沿途经过的村子里的居民的瘦弱与困苦没什么两样。没有什么比这些村民生活居住的棚屋更悲惨的了，他们乱糟糟地挤在里面（这个里面装十一个人，那个装十三个）。我们经过时，没有一丝微笑，没有一声招呼。这与我们进入诺拉地区的热烈隆重场面反差多么大啊！……我本来应该在讲这次路遇之前谈到莫雷尔说的联合“行动”，行动从我们离开博祖姆的前一天开始，为这次行动，莫雷尔派了五个民兵（每人配二十五发子弹，命他们只有紧急关头才能开枪），这些人要和另外三个行政长官指挥的其他民兵在指定地点会合。四路纵队互相向对方挺进，不能放跑那些拒不服从的反抗者，他们生活在四个行政区的边界地带，每当其中一个行政区的长官追捕他们，他们就跑到另一个行政区——这种情况已持续很久，直到朗布兰总督决定结束这种抵抗的那一天。是否该把今早那一队人看成是这一命令的间接结果呢？

<h3>十二月十九日</h3>

和往常一样，黎明出发。昨晚，经过的那些村庄有不少病人，瘦得不像样——是昏睡病？那么，两天来布满轿子并专等我们不注意时便下口叮人的牛虻是否就是翠翠蝇呢？

风景发生改观。草地广阔；树木更稀疏更高大。一个挑夫指给我们看一群羚羊。离公路两百米，依稀可以辨出草丛里金黄的斑点，有二十来头……乌特曼和一个挑夫抓起卡宾枪和毛瑟枪，我从一个斜坡高处观看狩猎。一枪射去，整群羚羊落荒而逃，包括我们看见的所有羚羊和许多被高草遮住的其他羚羊。我赞叹它们跳跃的英姿。突然间，它们全都停住了，仿佛是听到了号令。但它们已经跑得太远了，没有时间追。

天很热，但空气非常干燥，我们走路也不出汗。

终于面对瓦姆河了；风景并没有改变多少；究竟这里有什么，还是我的内心有什么变化，让此地显得非常美？一个缓得察觉不出的斜坡路通到河边，岸边一大片草地。河对岸稍高些；左边不远处是小山丘，在这样平坦的地区，真要称这些山丘为大山了。瓦姆河和马恩河一样宽，也许和塞纳河一样宽……这些大小问题和树的高度问题一样……比例发生变化。我来到河边本想钓鱼，但河边的草太高，我的钓竿太短，我的金属鱼刚好能碰到水面。下游一些非常漂亮的岩石阻断水流。太阳落在布满沼泽的草地上方，那片草地刚被放火烧过；到处都是猎物的踪迹。急流上游，瓦姆河展开一大片平静的水面……看来，它起码……和塞纳河一样宽。河水里裹挟着淤泥；布阿尔以来的所有河流都是如此。

<h3>十二月二十日</h3>

起得太早。在玻璃烛灯微弱的光亮下读书，等候天明。天很冷，手指冻得发麻。挑夫们之前燃起了一大堆篝火，现在很不情愿地离开；每人拿了一根没燃尽的柴火举在胸前，几乎贴在胸口了。横渡瓦姆河；河水水流上面，有条雾之河，流得更缓慢，轻舒漫卷，又渐渐散开。初升的太阳给薄雾染上淡淡的红色。

很多不起眼的小村——倘若可以把聚在一块的几座破草房称为村子的话，住在草屋里的人对着一小堆火，或者待在门口，我们走过，不和我们打招呼，连回头来看一眼都很难得。这些草房让人想起法国森林里烧炭人的临时简陋小屋。再差点，就像是兽窝了。我们到来没有迎接，我们经过没有微笑和问候，我觉得这并不表示敌意，而是最深度的麻木、愚笨迟钝。你走近他们，他们和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一样不怎么动弹；你递给某个孩子一枚新硬币，他很惊恐，不解你想要干什么。他根本想不到别人会给他什么东西，当某个年长点的人，或我们的挑夫试图给他们解释我们的善意，他露出惊异的神情，然后伸出双手，合成一个碗的样子。

我们宿营的村子的困苦、肮脏、一无所有、污秽不堪丝毫不亚于路上经过的村子。茅屋里面，一股难以形容的臭味。我怀疑孩子们是否洗过澡。水也许用来做饭，之后就没有用于个人卫生的了。水取自一个浅浅的水沟，是从离村二百多米远的一个沼泽流出来的，然后又消失在一个坑洼里。

然而，从今天上午起，一路有很多农作物；黍（有取代木薯的趋势）、芝麻，尤其是塞阿拉，真正的塞阿拉种植园。植株还太幼小，还不能采橡胶。几片棉花地。

收获的黍和芝麻装在椭圆形大筐子里，挂在村周围的树枝上。

<h3>十二月二十一日</h3>

六点半出发，十一点左右到博桑戈阿。很多队修路民工，路正要完工，我们的车应该是第一批从路上经过的。大量农作物（特别是黍）；但村庄和村民比昨晚的还让人难过。有时，稍微离开公路一段距离，几座草草搭成的简陋的草房，带叶的树枝做门。没有招呼，没有微笑，走过时，几乎一眼也不看我们。

在博桑戈阿，民事助理马丁先生迎接了我们，他暂时代替去巡察的行政长官马西拉西先生行使职务。很大的政府驻地；芦荟大道。鸟儿众多，其中一群群那种非常漂亮的白色涉禽，人称“啄牛鸟”；几只驯化了的疣猪。

午睡后，酷热难当。

<h3>博桑戈阿，十二月二十三日</h3>

夜里非常凉；快到早晨时甚至冷了。这一宿刚开始只盖了一条被单，到最后盖了两条毯子、两件毛衣、两件睡衣、一件大衣都不嫌多。我昨晚由于重感冒很疲乏，一吃过晚饭就躺下了。

不过马克还是去营地周围转了，这是他的好习惯，要看看没有暴露在明面上的东西。他很晚回来，情绪非常激动，因为他刚刚意外发现了一件事情： 离宿营站不远，在卫兵营地里，一大帮孩子，有男有女，九岁到十三岁，在寒夜里，畜群般挤在用草生起的微弱的火堆旁边。马克想问问这些孩子，便叫来阿杜姆，但阿杜姆不懂巴亚语。一个土著自告奋勇做翻译，他译成桑戈语，阿杜姆再译成法语。原来这些孩子可能是人用绳子套住脖子把他们从村里弄来的；已经让他们干了六天活，不给工钱，还什么吃的也不给，指望他们的父母、兄弟、朋友给他们送吃的，因为村子离这儿没多远；没人来，那就算他们倒霉。

这些问答经两次转达难免有模糊之处；但事实仍很清楚……清楚到马克前脚刚走，那个好心的翻译就被一个卫兵抓起来，投入监狱……这是阿杜姆在我们一早起来时告诉我们的。

今天上午，马克和我想去再见那些孩子时，有人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回自己的村子去了。至于翻译，在监狱过了一宿后，天刚亮就被两个卫兵带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干活，他们说不出，或者是不想说出走了哪条路。

看来，这里确有什么事情怕让我们看到。想和我们玩捉迷藏吗？我们当即决定，那就玩到底。首先要让他们放了翻译。不能容忍的是，他因为和我们讲话便受惩罚，就像桑巴·恩戈托一样。我们询问他的名字，但人人都避而不答，声称不知道。顶多给我们指出一两公里外的一群茅舍，那里住着个土著，可能认识那个翻译。顶着炎炎烈日，我们到那个小村里去，但没有打听到那个人的名字，却得到早上将他带走的两个执勤兵的名字。就在我们询问之时，那头一个卫兵，即昨晚抓翻译的那个却来了，心神不安，一脸狐疑。他手里拿着一张纸；那是我们的挑夫的名单，他请我们签字，这事我们完全可以之后再做；显然是来找我们的借口。他想知道谁跟我们讲话，跟我们讲什么。但我们担心连累别的人，中断了查问。由于这个奸细似乎决心不离我们左右，我们便和他一起去了马丁先生那里，把整个事件一五一十给他讲了。唉！他也躲躲闪闪；好像不把我们的叙述当回事。不过，在我们坚持之下，他终于决定装模作样地调查一下，稍后我们再去见他，他向我们宣布，一切正常，我们是在瞎担心。那个翻译被关监狱并不是由于我们以为的原因，而是因为偷了一头小山羊，那是个惯犯，根本不值得我们关心。他还言之凿凿地说那些孩子都吃得好好的，我们的同情也是多余的。让他们回家仅仅是因为他们已经干完活了，很轻的除草的活。这中间纯属偶然的巧合，没什么可疑的。你们满意了吗？——还没有。

<h3>十二月二十三日</h3>

我们的执著是否能最终解开这错综复杂的迷局？我们对那个“一等兵”摆出威严的姿态，他慌了神，在我们追问之下，答话自相矛盾，破绽百出，最后终于承认，他对马丁说的偷山羊的并不是翻译，这么说只是要麻痹马丁。那个翻译刚和马克讲完话就被关进监狱。两个执勤兵今早将他带走，在去往博祖姆的路上（我们就从这条路来的，他们可以肯定我们不会再经过那里），把他交到了卫兵多诺手里，此人负责“让他干活”。这么说，阿杜姆的叙述是确凿无误的。

这令我受到鼓舞，我的信心也开始影响了土著。一些人决定开口讲话。我们派人去找多诺，不顾那“一等兵”的抗议，我们单独审问多诺。经确认，那些孩子今早都回村了，一些跟孩子一块被拉来的妇女也回村了，他们并不是自己逃走的，而是有人急急忙忙把他们打发走的，因为那“一等兵”无视任何规定让他们干活，还什么吃的也不给。陪同马西拉西去巡查的中士的妻子，一个聪明的苏丹女人（我们稍后去拜访了她），出于同情，把其中几个孩子保护起来，叫他们到她家旁边的大院里，让他们取暖，给他们吃的。“一等兵”可能还让服劳役的养路工挨饿，他本该负责提供他们食物；还有那些被招募来运黄米供给黑角的铁路员工的挑夫也一样，他六天没给人家吃的。也不知道挑夫们在拿什么东西果腹，野草，树根，还是偷来的东西。

这些审问一直持续到晚上。我们本来次日一大早就得出发，已经和马丁先生辞过行了。但我们不能不让他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一切，我们刚刚知道的事情。借口有封信要交给马西拉西，我们去了政府驻地。已经九点，灯全熄了。那也顾不得了。马丁已经躺下，只好又起来。

“现在这里有个人，是他们企图蒙骗的对象，”我对他说，“不是您就是我。卫兵告诉您的情况和我们刚得到的情况不一致。我不愿意撇下一件没有澄清的事情就走，所以决定晚走几小时；明天就用这些时间把一切搞个水落石出。”

今天早上，我们让那两个带走翻译的执勤兵到庭。昨晚找不到他们，但我责令“一等兵”把他们带来。此外，这个一等兵慑于我的坚决态度，让那个翻译本人也来了。现在案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中士跟行政长官走了，趁他不在，这十天来，“一等兵”滥用权力，违反规定，任意征调民夫，把本来该给服劳役的人和挑夫的食物留给自己。而且，中士这时回来了；这是个苏丹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法语讲得还过得去，给我们的印象极好。我们把事情告诉了他，把那个不幸的翻译托付给他，翻译因为跟我们讲话而受刁难，他得保护他，不要遭到怀恨在心的卫兵的报复。我们把一切告知了马丁，这样让他不能不介入。保护和助长这样的滥用职权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哪怕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这里面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卫兵不会这样费尽心机掩盖真相。

离开博桑戈阿前我们又来到营地。一切恢复了正常： 那里只有成年人，围在火堆旁，用来生火的不仅有草，也有树枝。不过他们那样胆怯，那样恐惧，假装完全不懂桑戈语，好不用和我们答话（稍后我们发现他们桑戈语讲得非常好）。他们不敢接我递给他们的烟，至少是经过一刻钟的接近和慢慢的驯化才接过去。想象不出更惨的像牛马一样生活的人。

两点左右离开博桑戈阿，之前参观了朗布兰新近创办的农业学校，由年轻的M领导，看上去管理得井井有条。

过了离驻地五百米的瓦姆河；这边的人似乎不那么麻木；有几个和我们打招呼，几乎带点微笑了；所过的许多村子的茅舍又有了墙壁；居民也干净些。有几个女人还算漂亮，有几个男人身材相当匀称。我们停下歇脚时，五点了。太阳虽算不上炙热，势头却好像很凶。而后，突然间，它变红了，熄了火焰。到站前，先经过一座漂亮的大村子。宿营站所在的村杨达卡拉也相当漂亮，我们在这里停下来，在一片开阔的平地前吃晚饭。宿营站附近，大块灰色花岗岩石板刚刚露出地面，很漂亮。

<h3>十二月二十四日</h3>

吃完饭从杨达卡拉出发。月光皎洁。天太冷，不能长时间坐在轿子上，但我竟能在上面昏昏欲睡。将近十一点到达一个不知道名字的村庄；清晨又在严寒中出发了。气温不会超过6℃。一路很单调；有些农作物。

猛然间，奇迹发生了： 我们已经不再抱希望的汽车出现了。它没走博祖姆，而是迎面而来。朗布兰已经料到，车迟迟不到，我们可能不等车就上路了。我在卡诺写的那封信，通知他我们到博祖姆的日期，尚博不知为什么没有直接寄往班吉，而是发往蒙古姆巴，结果这封信要在那儿等“拉尔若”号经过，结果车便迟到了十五天。要是有人生病，或者求助，这样笨拙的行为可能是致命的。

一辆卡车跟在轿车后面，载着三箱盐，是送往博桑戈阿的。箱子太大，不能交给挑夫运，我们便决定挑夫一直跟我们到下一站，空卡车从博桑戈阿回来，再在下一站和我们会合。

宿营站位于一个不知其名的小村的尽头；不远处流淌着一条河，博博河，我们的公路将跨过这条河。桥附近，河拐了个弯，形成一个深水池，很清澈，一些孩子在水里玩；再往前，这条河又将满涨的河水掩藏在倾斜下来的高大树木的环抱中。

多亏有车，这一程不怎么累。吃完午饭，我们放弃午休，立即来到博博河边。高草中间有条几乎看不出来的羊肠小道，顺着它可以向河的上游走。树木不甘心待在岸上，它们倾斜下来，在水面上蔓延伸展，侵占领地，像是要渡河一样，向河对岸抛下桩子，那是一张气根大网，齐着水面，成了联结两岸的座座小桥。再往前，出现一片较为开阔的空地，上面粗壮的树枝铺陈伸展： 枝叶的浓荫有种宗教气氛；一座座小土包，间隔很规则，将黑色地面顶起来，像坟头似的。这是墓地吗？不，是实验咖啡种植园，——实验失败了，和此地几乎所有其他咖啡种植实验一样。

有了车，我们今晚就能到布卡。结完账，我们遣返了挑夫，将近两点又出发了。一个仆人上了我们的车，泽泽、另一个仆人和从卡诺起跟着我们的小帮厨很不舒服地挤在卡车里那一大堆行李上面。从布阿尔跟着我们的另两个小帮厨不想离开我们，他们离不开我们就像丹迪基离不开它的栖息处一样。车上没有地方了，那也不妨，他们走着去。的确，我们次日在布卡见到他们，他们走了整整一宿才到，而之前已经走了几乎一整天。他们想跟我们一直到阿尚博堡（至少是在那儿和我们再见）。如此的忠心耿耿令我感动，即使这其中困苦的成分居多，还有那种要牢牢抓住某种有营养的东西的需要，不管是什么东西，这在所有寄生生物上都能看到。这两个小帮厨，说起来，很难看，一句法语也不懂，从布阿尔起，我跟他们总共说不上两次话。但有人不粗暴对待他们，这对他们而言已经够好了。我已经给过每人一张五法郎的钞票，但在布卡，早上，看他们一心要走到阿尚博堡，我又给每人几个五十生丁的硬币，因为我知道，没有零钱，兜里有五十法郎都能饿死——要知道，在所过的任何一个村子，都找不到换零钱的。这是此行的一大困难；事先知道这种情况，我们从布拉柴维尔带了几袋五生丁、五十生丁和一法郎的硬币。

<h3>十二月二十五日</h3>

巴坦加福，我们停下来吃午饭。坐车走这段路，反而显得更长了。要求过高；景色更显单调，因为从细节上看还没有从整体上看那么明显；风景飞逝而去，让感觉模糊起来，只见灰灰的一片。

我们争取今晚赶到阿尚博堡，因为答应过科佩，到那儿过圣诞。

车在夜色中飞驰。树木渐疏，景色变得高贵起来；又出现了树头榈。在一片林间空地，一头大马羚就在我们身边，车子停下来也不逃走；俨然圣于贝尔的奇迹。大涉禽；黑夜里依稀看到萨拉人的大村庄。公路边有篱笆墙。

卡车没有跟上来，需要等它。

我们在路边一堆篝火旁停车，在那里烤火的萨拉人一下都跑了；然后，又一个一个回来，接过我们的香烟。一块小山羊皮仅仅遮住后屁股；但他们把生殖器夹在两腿间，也算找到了遮羞的办法。

子夜刚过到了阿尚博堡。叫醒科佩，他做了夜宵，与他一直聊到早晨。

刚果之行 第七章 阿尚博堡，拉密堡

一早就被灿烂、强烈的阳光照得眼花缭乱。这是地狱的另一边。阿尚博堡位于伊斯兰地区的边界。越过未开化地带，我们接触到另一种文明，另一种文化。这文化也许还很初级，但已经带来文雅细腻，带来高贵和等级意识，带来一种尚无目标的精神生活和对非物质的兴趣。

我们所过地区，只有被践踏的民族，他们也许并非卑贱，而是受人轻贱、奴役，对生活条件只怀有最起码的向往；那群人是没有牧羊人的可怜的羊群。而这里我们终于又见到真正的住宅，终于有了个人财产，终于有了专业分工。

<h3>阿尚博堡</h3>

土著人城区。芦苇编的篱笆墙围成长方形大院，里面是萨拉人的茅舍群，各家单独居住。篱笆的高度恰好叫一个中等个头的人看不到院里。骑马经过，便居高临下，目光越过篱笆，看到里面奇特的私生活景象。这是异国情调的精髓。茅舍的房顶藤枝编成，稻草镶边，好似马赛克，煞是漂亮。简直像昆虫的作品。围墙内，那几棵大树，在年年发生的大火中保存下来，已长得非常美丽。地面是白色沙砾。座座悬空的谷仓，架在柱基上，山羊够不到，使这特别的微型城俨然一座利立浦特王国<span class="" data-note="斯威夫特的中的小人国。——译注"></span>。攀援植物，类似牵牛花或弯弯曲曲的阔叶葫芦科植物，更让人感觉到时间的铺展和缓慢，感觉慵懒、迟钝而舒服。难以言说的祥和、忘忧和幸福氛围。人们都面带微笑，是的，连残疾人、病人也微笑着。（我想起博祖姆分区的第一个村里那个患癫痫的孩子，他曾经掉到火里，漂亮的脸半边全都烧伤了，可另外半边却在微笑，天使般的微笑。）

我不再记录日期。这里，日子一天天流逝，没有分别。我们黎明即起，我一直跑到沙里河边看日出。天气凉爽；河边鸟儿众多；不怕人，因为从未受到射猎和追赶；鱼鹰，兀鹫，鸢（？），翠绿夺目的蜂虎，脑袋像角豆树的小燕子，还有好多灰白两色的小鸟，和刚果河边的那些鸟很像。河对岸，一群群大涉禽。回去吃早饭，麦片粥、茶、奶酪或冷肉，或者鸡蛋。阅读。访客。去马塞尔·德·科佩处吃午饭。午休。工作。科佩处喝茶并修改他翻译的本涅特的《老妇谈》。骑马兜风。

很奇怪，这个对节奏如此敏感的民族，却把我们的军号声漫画式地变形了。音符还是那些音符，但节奏变得让人认不出整个曲调了。

阿尚博堡小学。一个愚蠢、无知透顶、简直有点神经不正常的土著老师让孩子们一再重复： 有四个方位基点： 东、阿西、南、南。

一个苏在这儿值八颗蓝珍珠。一个孩子买了一把花生，找给他四颗珍珠。

我们留在布卡的那两个小帮厨一月一日晚在这里找到我们。

接触到伊斯兰文化后，这个民族振作起来，有了精神生活。而基督教呢，因为他们接受的往往是迷信和对地狱的恐惧，往往造就懦夫和阴险之徒。

布拉柴维尔—大洋铁路是个吞噬生命的可怕家伙。阿尚博堡这不又要派去一千萨拉人。这里是法属赤道非洲地域最广阔、人口最密集的行政区，成为土著劳动力的特别输出地。派去的第一批征夫吃尽了苦： 在路上，运送他们的船装备很差，在工地上，居住问题尤其给养问题似乎事先都未经充分研究。死亡率超过了最悲观的预期。为了换来殖民地未来的舒适生活，还要付出多少条生命？在行政长官的所有职责中，招收“志愿兵”无疑是最艰难的责任。但马塞尔·德·科佩在这些黑人民众中赢得的信任正表现于此，他们觉得科佩爱他们。元月一号的庆祝活动公告引来了一大群人。然而，正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负责征募劳工的民兵结束了在本区各村的征工，带回一千五百人。这些人要进行体检，米拉兹医生要留下其中的一千人。这些人被安置在卫兵营地专门腾出的地方，受到卫兵严密监视。马塞尔·德·科佩清楚这些人不能参加节日庆祝的遗憾，便取消两天禁令，允许他们自由行动，他对他们说：“我信任你们，并希望你们在第三天点名时都能到场。”

由于很多人死亡，铁路工程臭名昭著（阿尚博堡的土著对他们“兄弟”的悲惨命运一清二楚），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人开小差。

这也许令人钦佩。但这些不幸的人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否真的采取了更好的预防措施维持他们的生存？否则，这种对他们的信任的滥用从道义上是不能接受的。科佩大概也这么想。但一个行政官员能做什么？他得服从领导。不过他也提醒上司：“这次征调还行得通……下一次我可不能保证了。”

<h3>阿尚博堡</h3>

拜访两个主要村长： 贝佐和他的表兄弟博朗加尔，是萨拉族中的马津加人。他们都把自己的长子送到拉密堡学校。两个孩子刚回到阿尚博堡。奇怪的是，他们做了个交换；我问起贝佐：

“现在，你们俩要领回自己的儿子了吧？”

“不，”他说，“我带他的，他带我的。”

“为什么？”

他向我们解释，两个父亲都怕对自己的儿子表现得太宽容太软弱。

沙里河下游河岸风光绮丽。长时间独自漫步（这样做很不慎重，科佩说）。岛屿；大片沙地；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鸟。

重读《西拿》，非常入迷，重新品味开头部分。

我们的文学在多么奇迹般地迅速走向反自然！我希望看看那些《公民进步周刊》的读者和克雷芒·沃泰尔面对本剧开始时埃米莉的独白的表现。

卓越复仇的焦灼渴望

萌生于我父亲的死亡，

仇恨生下的狂躁孩童

被引诱的痛苦盲目拥抱……

抽象、典雅、浮夸、反现实主义（我不用“矫揉造作”这个词）都被推向极致。我没见过更精彩的诗句。这是艺术对自然的胜利。对于事先没有准备、不熟悉高乃伊的观众，马拉美最艰深的十四行诗也没有这交错纠结考究晦涩的文字难懂。

随后立即重读《伊菲革涅亚》。要有高乃伊这样的反自然，人们才谈得上拉辛的“现实主义”！

<h3>阿尚博堡，一月十日</h3>

马塞尔·德·科佩被任命为乍得临时总督，要在五天后赶到拉密堡。我们将陪他去。三天来非常热。太热了。傍晚有些发烧。夜里过得很糟糕。尽管我在窗上挂了席子，门上堵了报纸，蝙蝠还是钻进房间，很烦人。

刚重读完《伊菲革涅亚》，我又重新读。今天将它读完了，赞叹之情仍在增长，还想再捧起来。今天我觉得这部剧作和拉辛其他任何一部作品一样完美，比那些姐妹篇毫不逊色；但也许没有比这出戏剧更难演的了。其中任何一个角色都不能被留在暗处，都不能被牺牲掉。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主角，我们希望看到伊菲革涅亚、阿伽门农、克吕泰涅斯特拉、阿喀琉斯、厄里费勒依次得到最好的演绎。

拉辛极为出色地理解和表现了阿伽门农的性格。当阿耳卡斯担心阿伽门农那样滥用阿喀琉斯的名字，总之，借他的名义作假，阿喀琉斯会表示抗议，阿伽门农惭愧地回答：

“……阿喀琉斯不在。”

直至细节表现，这种迟疑不决，这种反复无常：

“去吧，我说，把她从我自己的软弱中解救出来。

但千万别……”等等。

以及这种怯懦，

“……别让我听到一个愤怒母亲的叫喊。”

<h3>一月十七日</h3>

沿沙里河顺流而下（我差点说溯流而上）——这条奇特的河，转身背向大海。我们离开阿尚博堡时，岸上聚集了一群人。

“于泽斯”号两边跟着四条篷船，我和马克占了右舷的两条。三点时，酷热高温下上船。

<h3>五点</h3>

大片大片的金色沙岸，灼热纯净，隔上一段距离便缀上块草地，是河马和水牛的牧场。

<h3>一月十八日</h3>

“于泽斯”号停下来。不远处，巍然耸立着一些花岗岩巨石。布勒托内的队伍就是在那儿全军覆没。太阳要落山了，但我忍不住要走近这些奇特的大岩石（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砂岩）。我拉着同伴急行军，先穿过一块非常累人的沙地，然后又过了些泥沼。最后爬上其中一块高高的岩石——但同伴们在等我，天也已黑下来。

<h3>一月十九日</h3>

“适宜狮子”的风光。矮小的埃及姜果棕；大火烧过的丛林。粗犷野性之美。

猎捕羚羊。科佩打死三只大的。

鳄鱼的美丽斑纹。

既无时间也无愿望记录什么。完全沉浸在静观之中。

<h3>一月二十日</h3>

景色没有明显改观，只是开阔起来，植被慢慢稀疏，趋于荒凉。不过树木还是不少，都不是棕榈；有时它们离河岸很近，这时地势较高，树不会受到汛期洪水泛滥的威胁。这些树我不认识，它们颇似大金合欢和耨笃香。

接着出现了低矮的埃及姜果棕，形态似龙血树，几公里之内，都将是这种树的天下。

不过，动物经常比植物更添景中意趣。沙汀不时缀满五颜六色的涉禽，大小野鸭，成群飞鸟，种类各异，着实可爱，让人目不暇接。岸上时而有只庞大的凯门鳄，我们一经过，它醒了一半，倏地堕入碧蓝的水中。

岸渐渐远了，眼前一片蔚蓝。景色空灵。河水伸展如镜。

我得扔掉那盒为博物馆收集的鞘翅目昆虫了。原以为把它们在太阳下晒干有好处，结果它们都变脆了，没有一只剩下完整的腿儿和触角。

船常常陷入流沙；船员们都下到齐腰深的水里，像推车一样推船。有时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摆脱困境。不过，面对这样辽阔舒缓的景致，人倒并不希望匆匆而过。

一条巨大的鳄鱼离大船很近。砰砰两枪，它在河里扑腾。我们停下来，将小船开回现场，却找不到它。被这样打死的动物会立刻沉下去，直到若干小时以后才会浮到水面上。

黄昏，夜色将近，我们又一次见到那种怪鸟在沙汀上飞翔，没到布卡时，我就提过它。科佩放了一枪，鸟掉进河里，阿杜姆把它捞上来。它的翼端伸出两支长长的羽箭，没有羽毛，只有中轴，和其他羽毛几乎垂直，差不多是鸟身长的两倍，远离身体的羽箭末梢十分反常地长着两簇不小的羽毛，呈圆盘形，好像能活动和抬高，用不着动翅膀。科佩把鸟给我作博物馆收藏，他叫它“飞机鸟”，并断定有些博物学家肯出六千法郎，倒不是它异常稀罕，而是它只在夜幕降临时出现，那怪诞的飞翔又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h3>博安加尔</h3>

这是座小村庄，有很多织机，大多由孩子操作。马克给其中一个孩子拍了段电影，他年纪虽小，动作却非常娴熟。织出的布条只有几厘米宽，像包扎用的绷带。把这些布条一一拼起来，就成了一块布料。做一条齐腰高的裤子要四十八块这样的布条。织机再简单不过： 两个踏板交叉缠着纬纱；梭子每过一回，横悬在布条上的机杼便打一下经纱。纬纱由放在远处地上的一只平底小篮拽着，里面压着石子，使篮子贴住地面。“加巴克”布条越织越长，男孩边织边将它缠在两腿间，小篮也越拉越近。他一边劳作一边哼着小调，伴着梭子的穿行，唱出它的韵律。

更远些，一个芦苇编的篱笆墙内，并排放着七台织机。大概当局要求本村生产相当数量的加巴克。有人说，这活常常交给俘虏干，种地和放牧才是“体面”的工作。

织布过程之优美，当地原料之艳丽，这一切未经任何篡改，我们从头至尾观看了生产过程，一人操作，没有他人参与。有人要改革，何必改呢？也许赶赶时髦，这种“手工织造”会在市场上走俏。

河中央有只鱼鹰，被它的猎物拖住，这个猎物过于肥大了，鱼鹰奋力挣脱出来，扇着翅膀仓皇飞向岸边。

拉密堡。丑陋不堪，俗不可耐。

该城位于沙里河与洛贡河三角洲，堤岸上种了不少树，除此两点外，和阿尚博堡一比，它实在是太狭窄了！一出城，便见河的上游两座令人瞠目的塔楼耸立，高度一般无二；这样庞大的砖质建筑，可想而知，当初耗资惊人，而今又无人知道有什么用处。

土著的城区位于法国人区的对岸，沿河伸展开去，实实在在形成了两座城。两城都肮脏不堪，尘土飞扬，有点像撒哈拉沙漠城市，让人想起阿尔及利亚南部绿洲，可那里比这儿美多少倍！房屋墙壁用的黏土颗粒粗糙，灰不溜秋，掺了许多沙子和麦草。居民看上去都诚惶诚恐，心怀叵测。

听说由于回归热和人口外流，这座沉闷的城市居民人口锐减，十分萧条。土著没有自由，不准聚会跳舞，甚至不准在自己的村中走动，天一黑就百无聊赖，于是逃奔他乡去了。白人因工作滞留此地，无可消遣，只好咬紧牙关忍耐。

我带阿杜姆去拉密堡医院，请×大夫用显微镜给他验血，我急待弄清这个小伙子是否真像拉巴布说的，染上了梅毒。

化验结果竟是阴性，那么在布阿尔的淋巴结肿大是怎么回事？——只不过是科罗病，我和马克也得过。到他那儿，由于淋巴结肿大，情况就复杂了。阿杜姆没有病毒，他听了这个结果，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我早就知道我没有梅毒，我哪能得这病呀？”

“可能在克朗佩尔堡啊，那天晚上你不去寻欢作乐了嘛。”拉巴布曾计算过，从那天起，恰好过了足够的时间，淋巴结炎会发作。

“我根本没寻欢作乐。我一开始就跟你们说了。”

“可后来，你自己跟我们说，那天晚上，你和一个女的在一起。”

“我这么说是因为你们好像坚持这么想。大家老说我肯定去花天酒地了。我没法说我没有，说了你们也不信。”

这段小插曲不会说服任何人，只是让我更加深信不疑： 怀疑过头和信任过头一样常常会出错。

<h3>一月二十八日</h3>

我们决定丢下马塞尔·德·科佩在这儿履行他的新职能，沿沙里河下行一直到乍得湖。明天乘“于泽斯”号启程，半个月后就能返回拉密堡。

<h3>一月三十日</h3>

景色缺少气势。我料到会有沙岸，正想着，荒凉的沙漠已在眼前了。噢，不对，还有许多树，不高不矮，枝叶繁茂，形状浑圆，勉强装点着河岸。

刚刚还奇怪怎么没有见到更多的鳄鱼，突然间就出现了一大群，多得难以置信。我数了数，在这么一个五十米长的小沙滩上，就有三十七条。大小不一，有的刚有手杖那么长，有的大得吓人。有的长着条纹，有的一身灰。船一走近，在沙坡上的大都重重地掉进水里，离河远点的，直起身来逃跑。它们入水动作有些慵懒之态。有的过于懒惰或睡着了，动也不动。一小时里，我们见到的鳄鱼不下百只。

到达古尔费依（属喀麦隆）时，天太晚了，不过，要是在大白天拜访苏丹，也许不会留下那么奇特的回忆。城的四周城墙环绕。我们跨进城门时，天已全黑了。前面横着一面笔直的长墙，只露出一个黑黑的墙洞，我们随着苏丹的几个大臣穿过洞口。神秘莫测的黑暗中，两道不低的土墙之间，有一条狭窄的街道，像走廊一样，曲曲折折，不时突然拐弯。有时见一黑影侧身站到门洞里，把手举至头部，轻声致意。过了一会儿，街道变宽了；枝枝叶叶围成的篱笆遮蔽下，一座类似前厅的院落，里面坐着一些人。白天酷热时刻，那里肯定舒服极了！再往前，墙敞开了，到了一个空场。一棵大树荫蔽着宫殿的入口。

在窄街上，我们已见过苏丹，但彼此看不清对方。到的太晚，我们已表示歉意。想等返程时再去拜望。（那位穆斯林领袖器宇轩昂，举手投足都令我肃然起敬，胜过一切华而不实的头衔。在他面前我不能不表现得谦恭之极，甚至有些低声下气。）但苏丹坚持请我们参观，好奇心驱使，我们便随他一路穿行小厅和走廊。至此一直在暗中行进。终于，有个侍从拿来一盏灯笼，我们才看见走过的小厅墙面都是有光泽的，仿佛涂了仿大理石的涂料，上面挂着图画及饰物，虽嫌简陋，倒也漂亮。我们到了一间客厅，比其他的只稍大一点。屋里有几把椅子。苏丹请我们落座，自己也坐下。在我左侧，靠门附近蹲着个英俊的男孩，有十五六岁，是苏丹的儿子。“于泽斯”号的船长给我们翻译。我们依阿拉伯习俗互相客套几句，便向主人告辞，打算回到村里，这时，即将月上中天了。

怎样描述这次夜间漫步呢？再没有比这座城市更奇特、更神秘的了。广场上，街角处，遍布着奇妙的树林，它们可能受到顶礼膜拜，至少是得到保护。围墙里有一条巡逻道，道旁是斜坡，尽管很陡，仍可以爬上去。一大片广场，半废的工事。月光皎洁，这一切那么怪诞离奇。住宅上面，依稀可见穹隆状屋顶。在一家门口，我们和四个少年攀谈起来，原来他们是苏丹的另外几个儿子。他们陪我们走了很久。不知不觉，我们肯定拐了弯，因为走了一刻钟后，又回到他们宅前，于是就此分手。

<h3>一月三十一日</h3>

风很冷。今天上午，几只大乌龟从轮船经过留下的波痕里探出头来，追随大船走了一阵。河岸绿多了，布满矮小带刺的荆棘丛。

我没有说到，昨天，船停下来的四个小时里（需要去打点柴火，因为没有现成的了），我们去丛林里打猎。珠鸡多得难以置信。我们带回了七只，丢了三只，它们虽然受伤了，我们还是没能追回来。丛林里树很少，广大的空间一半是裸露的，光秃秃的地上点缀着金合欢。成群大羚羊。

打鱼船样子很奇怪： 大独木舟，但是由很多块用藤和细绳连起来的木板拼成，因为当地再没有足够大的树可以拿来凿制小舟。这些船的船尾翘得很高，可以做支点，支撑拉在两个长长的斜桁之间的大渔网；一种平衡系统让人可以将网不费劲地沉入水里再拖上来。

<h3>二月一日或二日</h3>

昨天下午两点船停靠在河边一座村旁（右岸）。岸上有一群孩子，但一见我们走近便都跑开了。村子很破。很多人干制作靛蓝颜料染布的行当（像前几个村一样）。

妇女用棒子敲打埃及姜果棕的果实，使木质果肉变软，再像嚼烟叶一样嚼。黍的收成不好；可以预感到会闹饥荒。

酷热难当，特别是光线太强，受不了。我等到傍晚才去周围转转。马克和乌特曼去拍照片了，阿杜姆和一个卫兵去打猎。我不顾叮嘱，一个人走的。橘黄色的迷人光线斜斜地洒在这片广阔的天然果园上。我信步前行，乐在其中。牛群走的小路在地上织成一个网络。牛是当地的财富。好多鸟儿陶醉于暮色中。我想象着这些眼下大多干枯的树丛，到了春天，叶绿花发，挂满鸟巢，蜜蜂飞舞，嫩草遍地，蝴蝶翩跹……

夜里又启程了——凌晨两三点左右，船长想借着月光赶点路。进入乍得湖时，我们睡得正沉；即便起来了，光线这么弱，我也无法随心所欲地看清植被的变化。但起风了，迫使我们停下，不久，我们赶出来的时间又失去了。其实这样赶也毫无意义，唯一的效果是隐去了我特别希望看到的东西。风卷急浪向我们抛来，浪夹在篷船和大船之间，激起大股水柱，横扫甲板。转眼间，什么东西都打湿了。我们赶紧收起所有零散的东西，叠起床铺。小轮船摇摆得太厉害，一张桌子四脚朝天地翻倒。一片惊慌，如遭遇海难。而这里的水深不过一米五而已。旁边的篷船摇摆得非常可怕，剧烈地撞击“于泽斯”号的船身。我们急忙在两大丛纸莎草和一种高大的苔草丛之间找到一个临时避风港。

我就是在这个暂时的避风港写下这些。面前，碧蓝一色的天空下，一片浩渺的水面，像北海一样青绿。身边，一丛高大的纸莎草冒出水面，非常漂亮，尽管大部分枯萎了——颇似“水棕榈”；身后，能够想象出的草与水最奇异的交融；又是那种浩大，那种无形，那种模糊，没有打定主意，没有轮廓，没有整治，在第一阶段的旅行中令我难过之极的一切，正是此地最大的特点。但这里这种自然的交织暧昧，这种不同元素的结合与渗透，这种青灰绿与蓝、草与水的交融那么奇异，想不起我国的任何景观与它相像（要不也许就是卡马尔格地区或艾格莫尔特附近的某些水塘），我简直无法把视线移开。

从太阳升起便停在半路前进不得，我们躲在纸莎草丛中，一直等到将近中午，风才平息一点。其实风也不是太强，要是和西洛哥风及密史脱拉风比起来，也就刚刚算得上正常的海风。纸莎草丛的色调介于迷人的绿与红棕色之间；乍得湖则青灰绿中泛着金黄。船两侧的篷船被解下拴到船后面拖着……

经过三小时左右的横渡，眼前是对岸的岛。纸莎草和一种开黄花的灌木及高大的芦苇相间。开黄花的灌木比纸莎草刚高一点（好像是蝶形花科？），上面有时攀爬着淡紫色的喇叭花。芦苇和我们称“蒲苇”的相仿，上面顶着大麻灰的大羽毛饰，美丽极了。

我赞叹赤道地区那么多植物努力趋于对称形状，像晶体似的，这形状在我们这些北方国家是根本想不到的，所以波德莱尔才会说到“不规则的植物”<span class="" data-note="诗集中的诗《巴黎的梦》的诗句。——译注"></span>。

纸莎草、棕榈、仙人掌、烛架形大戟，都围着一个中轴按明确的节奏生长。

我们在一座无人居住的岛前抛锚，船长原来指望走的通往博尔的通道阻塞住了。夜晚降临。我们登上陆地，但没走出多远，因为不一会儿我们的腿上便满是扎人的小种子，甚至要拔除它们都不能不冒着被针刺扎进手指的危险，很痛，针刺在手指里会折断，引发脓肿。再者，风景毫无意趣，除了我们走的那片广阔的干草地上的一种奇怪植物，长成灌木，叶子非常宽大，泛绿的灰色非常柔和，厚厚的，被绒毛（我是想说叶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绒毛）。花是漂亮的绛紫色，但很小。

夜里不太冷。但有蚊子，全体船员都要在大堆篝火边睡觉。停靠在一座岛上，岛上满是白山羊。真不明白它们能找到什么吃，因为地面只是干涸的粗沙砾，精打细算地点缀着那种奇异的灌木植物，我刚刚描述过，灰绿的树叶和山羊的白色相得益彰，十分和谐。很多山羊一只蹄拴在一根插进沙里的桩子上。我想这是要挤奶的羊，不想让小羊羔吃它们的奶。不远处，几座茅舍，但更像临时避难所；几个土著样子贫苦又没好气，船长费了很大劲才有一个人肯为我们在这些岛屿间领航。不过他们还是给我们拿来四个鸡蛋和一大碗奶。船长买了只小山羊，几乎可以说是强抢来的，不过作为交换，他留下一百苏，但卖主还要两法郎，船长只好给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土著捍卫自己的价格，甚至可以说“定”价格。有人的确告诉过我们博尔地区的居民很“犟”。在别处，你给得再少，他们也毫无异议地接受。前天，我们的一个步兵（中士）在我们停船的一个小村花五十生丁买了一只鸡。我对他说这是战前的价格，现在他一只鸡该付一法郎了。他被说服了，和我回去又补付了枚硬币。因为他很乐于这样做，我主动提出承担这份开销，可他不要我递过去的五十生丁，但我坚持给他，他便把钱送给了路过的一个男孩。一只鸡只付五十生丁，很自然，土著见到这样的白人上岸便很恐慌，根本不设法发展回报如此低的买卖。

我们遇上“莱昂·布洛特”号，它停靠在一座小岛旁。船上，我们见到那位曾给让蒂尔引航通过乍得湖的老引航员。马克给他拍了照片，而且，我们特别兴奋，给了他一大笔小费。这让他嘴角露出微笑，眼里涌出泪花。

那个我们强行带走给我们引航的老人显然没指望得到任何回报，因为当我把小费塞到他手里时，他一直拉着的脸舒展了。我拿他阴沉的脸色跟他打趣，他笑起来，抓住我的一只手，握在两手间，紧紧握了又握，真挚之情令人感动。多么淳朴的人！多么快就能征服他们！得用什么样的魔鬼般的手段、以什么样的执拗不肯理解人家、什么样仇恨与敌对的政策才会得到那些能为粗暴、勒索和虐待行为辩护的借口。

风一起，大团水花便打湿甲板，不知何处立足。

我放弃翻译《马克·鲁瑟福德》。我此中的兴致仍然有点过于特别。

我非常愉快地扎进《浮士德》第二部。得承认我还从未完整地读过该作的剧本。

岛屿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地露出水面。出现了沙子并微微耸起成沙丘。除了纸莎草、芦苇和岸上的类似鱼鳔槐的植物，又见到金合欢和埃及姜果棕。但为什么很多埃及姜果棕死了呢，特别是在一座岛上？是自然死亡吗？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也许因为埃及姜果棕底部盖满枯叶，土著够不到果实，放火焚烧底部的树叶，结果把树给烧了？

大批树死亡了或快要死亡，从旅行一开始，这现象就令我十分惊讶。

将近日中时分抵达博尔。

驻地的小围墙样子很奇特，筑有雉堞，边边角角都软化、钝化了。墙都不超过一人高，人几乎可以从墙外把头探进雉堞中间。墙是玉米饼色。尽右头有个带拱顶的小碉堡，左侧什么也没有。

村子在右边不远处；几间破茅舍。居民很少。男男女女，差不多都穿着衣服。沙子；几乎仅仅装饰着那种奇异的灰绿色植物，我终于能看见它的果实了： 状似一个大炸糕，对称的两瓣组成，果实里面，一种嵌着丝线的绒毡质地的东西中间，悬着一团种子。种子像锁子甲一样包住一些绒毛，绒毛则像种子的帽子一样，并使种子能飞起来。再没有比这更巧妙、更奇怪的了。种子那么紧紧地一个挨着一个，像屋顶的瓦片一样，人根本想不到里面还掩藏着茸毛；开始看见的只是一个硬壳，外观和荔枝壳一样。一压壳，壳就破裂，种子便散开，露出丝一般的宝藏，相形之下，蒲公英的冠毛黯然失色。这奇妙的银色宝藏获得解放，立即鼓起、膨胀，随时准备一有风吹来便随风而去。

布尔奈中士（特别友善）一个人领导博尔分区。我们请他到船上进晚餐。他来这里七个月了，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他却烦闷得要死。他说让他干、要求他干的活超出他的能力。他一个人不够用；他没有准备干这样的工作。他也就刚能看书写字，而现在却完全扎在复杂的公文和账目里。“一个比我文化水平高的人二十分钟干的活，我得花一上午，”他说，“想想看，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士。博尔需要的是一个军官。我真受不了了。”总之，他不多的几句话里透着坦率和诚实。此外我还记下他告诉我们的饥荒威胁的情况、食品价格，特别是黍的价格。博尔的土著必须上交十吨，他们没有这么多，被迫要走三天的路（或更远）以每桶（二十公斤）三四法郎的价格向博尔努人买，而行政当局只会付给他们一点五法郎。

他也跟我们谈到人口统计，是四年前做的，已经过期。但村子按这个统计数字纳税，居民继续为死者（由于回归热死亡率很高）和逃走的人纳税，逃走的人数年年上升，用不了多久，村里就会只剩下老弱病残、痴傻呆苶，他们要承受由于死亡和外逃造成的三倍甚至四倍的税务负担，给死人和不在的人纳税。（牲畜的存栏数也是一样。）

“如果重新清查人口，”他说，“如果每个村子都按当前真实的人数交税，收起来就再容易不过了，因为税额一点不过分，每个土著都会心甘情愿地缴纳，也就没人再想逃走了。”

那大片大片的纸莎草丛漂浮不定，一起风，便开始移动，只见草一簇接一簇地离开原地，顺水漂流，在远处重新形成凌乱的草地。就这样，只需几个小时，湖上的通道就能被堵塞了。

<h3>亚库阿</h3>

自图古尔特起，我没见过这么多苍蝇。

没有做独木舟的木头。人们用厚厚的纸莎草垫子制成一种漂浮的平板样的东西，长条形，前头像威尼斯的贡多拉高高翘起的尖嘴。再想不出更奇特的东西了。这玩意靠长篙推动行于水上，篙是从很远的地方弄来的。

其实水边生长着那种黄花灌木，我提到过。它的木材孔隙极多，轻得可以漂在云端。我们非常惊讶地看见一个很小的孩子扛着这种木头做的一根粗大的梁。他要骑上去，靠它渡水。他趴在上面，手脚划动，有风相助时，没多长时间就能渡过较宽的湖汊。

据说这一带湖面鳄鱼很多，但奇怪的是它们从不袭击人类——也许是鱼到处都是，鳄鱼喂得饱饱的。它们毁掉土著撒下的渔网。再加上漂流的纸莎草碍事，土著几乎彻底放弃了打鱼。

沿着湖岸向东望，纸莎草和芦苇形成厚厚的屏障，望不到水，也不能通行。纸莎草和芦苇下面掩藏着沼泽，人会陷到膝盖深，齐腰深，人也会整个陷进去。有时，这层大幕中断，独木舟和艄公可以进去，来饮水的牲口也可以进去。我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牲口。开始是在一群女人旁边的一头牛，淡黄色，和我之前见过的所有牛都迥然不同；也许很像某座埃及浮雕。牛角刚刚有点向内弯曲，外部的线条是额骨线条的延伸，形成头饰，像埃及法老的双冠。线条是无法形容的，但我可以说，这曲线是那般高贵，我立即想到了阿庇斯神牛。

往前一点，我停下来： 遇上一群另一品种的牛；由一些奶牛和一头公牛组成；公牛是淡淡的灰色，接近白色；牛角巨大，大得不仅超过我见过的所有牛角，也超出任何可能的想象。和前面遇见的那种牛正相反，牛角完全弯成弓形，顶在额上，构成可怕的威胁，我不了解这动物（那可是公牛）的脾气，觉得还是后退为好。后来，和马克及乌特曼一起再次经过时，我发觉这可怕的家伙是拴着的。

很多美得惊人的鸟儿。其中一只，天蓝色，闪着虹彩，太迷人了，我都狠不下心来射它。但好奇心和想近距离看它的渴望还是占了上风。它的头是棕色的，背部羽毛是淡雅柔和的浅蓝色；整个腹部是浅蓝色。翅膀的色调从这种淡蓝到最深的深蓝。尾巴深蓝，很长，尾稍很尖。再往前一点，我看到竟然有七只黑黄两色的鸟，和椋鸟一样大，落在一头驴背上。

我向前走，周围云雾缭绕，俨然一个神；但那云非他，而是一群苍蝇。金合欢上面，大量槲寄生，和我们那里的很接近。很健壮，枝条繁茂，叶长，灰不溜秋，暗红色的种子，长条形。

沿着湖岸走，顺着岸的方向自然拐弯，我们一直走到岛的另一边： 再穿过小岛回来。有趣的是看到从沙子里冒出那种列当草，当年在比斯克拉南部沙丘很欣赏这种草。但当时的列当草是柔和的淡紫色，而今只像是一个个干火把，近乎黑色。

土著不断在岛屿间往来，湖汊有时宽达五百多米，渡湖用的是那种木质超轻的田皂角树做的小木梁。他们趴在上面，脑袋和后背露在水面上，但湿淋淋的，颇似海豚上的阿里翁。

二月……

我们今早乘篷船一直来到邻近岛上的亚库阿村。中途，在头一座岛上停靠了一下。非常漂亮的牛群，马克拍了照片。人赶着牛群游过湖汊，大大的空心牛角像浮筒一样漂在水面，牛头靠着牛角浮起。

土著非常殷勤，不失尊严。好像越往北走，居民越文雅，越有精神生活。一个很老的首领骑马来迎接我们；他下马，请我上他的坐骑，其实他比我们更需要它；再说村子也不远。在沙地上艰难行走。到了地方，首领下马，简短的接待仪式；在一种库棚下面彼此客套一番。老首领面部神情优雅高贵。双手瘦骨嶙峋，皮肤上生了白斑。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或孙子）代他陪我们在村子里转，须知他已筋疲力尽。马克试图拍些“纪录片”场面，但拍出来的很一般。他要拍的是成群的游泳者，主要是游泳的女子。挑了半天，挑出来的还是不太漂亮。没法拍出一个群泳镜头。有人告诉我们，男人女人同时游泳不成体统。男的要在女的十分钟之前游。由于女的待在岸上，男的突然难为情起来，都遮住身体，系上腰带，套上长裤。马克跟我解释说，他们将在入水时脱掉衣服，顶在头上，不让水沾湿衣裳，他指望着这场面能产生些效果。但羞耻心盖过了一切，男人们宁愿衣服湿了，因为太阳一晒，衣服很快就干。如果一定要他们脱衣服，他们就甩手不干了，跑到埃及姜果棕下赌气。马克很恼火，的确不是没有理由。轮到女人下水了。她们也是，必须穿着衣服才肯下水。尽管这样，她们还要求，除了我们，男人、所有观众都走开，退到远处。这一切，由于装模作样，拍出来的场面很失败。正午了，骄阳似火。重新登上篷船，但是逆风。没有桨，只有长篙推动，没想到，这里水又很深，人几乎胳膊都伸直了，长篙才刚刚触到水底。船不往前走。我们没办法，只好沿着湖岸奋力划，最后终于到了博尔（“于泽斯”号上，午饭等着我们），这时快两点了。

另一条篷船去另一座岛上“打柴”，还没回来。我们只能明天出发。

昨天傍晚我又扛着猎枪出去了，但什么也没打。鸟儿太不怕人了，就在你枪口前面，你不忍心射它们。辉煌的日暮景象。沙丘一点不高，但站在上面，宽宽的湖汊一览无遗，夕阳的金晖倒映在湖上。壮丽安详，漠然而缺乏柔情。

清晨五点起锚。天空有种撒哈拉的纯净。昨夜又非常寒冷，但没风，还能忍受。

七点左右在中途站停下来，这是一座较大的村子，人都跑光了。有些茅屋被仔细关好，像设了路障一样，表明居民有回来的意思。我们终于在一座茅舍后面，找到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太太，蹲在那儿，衣衫褴褛，满身泥土。她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解释说，她没跟着大批人出走，因为她太虚弱，已经半瘫痪。这时，我们看到，另一座茅舍前，还有一个老太太，说是留下来照顾她的。我们轮流询问这两人，但两人的说法不一致，阿杜姆把我们的问题和她们的回答转达得很糟糕。我们问其他村民走了多久，回答是村长的姓名和到他们所去的岛屿需要经过多少个水汊。这两个被遗弃的老太太的饶舌简直让人做噩梦。她们啰里啰唆，翻来覆去地讲个没完。她们之所以没跟别人走，也是因为她们不会（或不能再）游泳。其他人走了二十一天了。残疾得更厉害的那个老太太在沙地上用食指画出二十一个道道表示数目。不管问她什么，她都要神经质地用手指画线去统计计算，随即再用手掌一下抹去。人们离开是去设法挣纳税的钱或者逃避纳税；搞不清楚。倘若人口统计能够及时更新，倘若每人不用根据四年前的人口统计为有时三到四个不在的人纳税，这些人也许纳税毫无困难，因为税额并不过分。

将近正午，到了一座大岛。靠岸十分困难，岸边布满纸莎草、芦苇和一丛丛田皂角。我在水中发现好几种能游水的鞘翅目昆虫，还有一种小巧精致的植物漂在水面，使水面泛着淡红色。像我们的浮萍一样，它只有一片叶子；叶子三角形，叶片分叉，像蕨的叶子。我们把两条篷船首尾相接，还是够不到岸，还剩下一段沼泽，我们要让人背过去。向岛内走了半小时（植被始终很单调： 金合欢，特别是那种渗出白色汁液的鱼鳔槐），可以看到村子了。我们走过去，所有茅舍里都空无一人。不过我们隐隐看到一间茅舍前有群人。三个男子看见我们走近便逃到丛林里去了。通过两个翻译——一个是阿杜姆，一个是船员中的一个家伙，长着赫丘利斯一样的肌肉，面孔清秀，名叫伊德里萨，我们叫他辛巴德——我们和留下的人讲话，那是五个妇女和三个男孩。马克拍了照片，我们给他们发了几个五十生丁的小硬币，他们不知道这些硬币的价值，我们只好给他们解释。和我们说话的最大的男孩的面孔多么优雅，多么温柔，多么高贵！马克让人问他是不是村长的儿子。并不是，他父亲只是个普通的庄稼汉，和村里所有人一起走了。三个男孩开始显得很胆怯，但慢慢不怕了。他们告诉我们，有的父母要交三十甚至三十五法郎的税，他们自己要交七法郎，尽管两个小点的肯定不超过十三岁。他们请我们吃装在灯芯草编的瓶子里的凝乳，当我给每人五法郎时，他们显得异常惊讶，几乎是激动。他们讲，四天前，他们再次受到区长卡亚拉·克拉米的手下刁难，他们抢走了小山羊，把一个人“拴住”，用皮鞭抽打。

（这落在一人头上的三十或三十五法郎的税，也许把他们拥有的牲口也算进去了，每头牛要缴纳一法郎。）

另有两件事也记下来了，一是销往尼日利亚的牛的关税问题（必须到马霍缴纳关税，大约要走二十天），一是行政当局征调牲口，只支付价值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我们继续在岛屿间航行。岛屿全都一模一样。不知道船长怎么认得出来。现在，船上的货物都卸掉了（运往法达和法雅的无线电报、葡萄酒、面粉和各种供给），我们可以自由支配轮船，也不用赶时间，我们便要人带我们去有人居住的岛屿。“于泽斯”号再次停在纸莎草和灌木丛中间。五点了，我们走向岛的中心。很多羊粪和牛粪。牛粪不太新。走了一刻钟，有一个较大的村子，但空无一人。连像今天上午那个村子里看到的被弃的残疾人都没有。但我们看到远处一群山羊的白色斑点，便朝它们走去。植被突然变了。山羊在一片茂盛的金合欢树林边缘。夕阳透过交错的树枝斜照下来，山羊在其间形成移动的浅色斑点。羊群散布在很大一片空间里，半座林子都有它们的身影，总共也许有四五百只。它们都朝一个方向走，我们也跟着它们朝前走。不一会儿，丛林中间出现两间孤零零的茅屋。我刚打了一只珠鸡，一个土著闻声出现了；他举着双手向我们走过来。跟着他还有一个穿着十分得体的蓝长袍的高个少年，一个女人和两个很小的孩子。穿长袍的少年答应带我们过湖汊一直到一座岛上去，分散在四处的各村村民临时聚集到那里，区长（更准确地说是他的儿子）来收税。天已晚了。太阳落山。一丝风也没有，水面平滑。抛锚时，天已黑下来半天了。村子不远，我们带着阿杜姆和伊德里萨—辛巴德前往，我们的领航员提着防雨灯走在前面。区长过来了（或者至少是他儿子——就是他被指控犯下虐待和勒索行为）。他一副讨厌相，鹰钩鼻，长在黑脸上尤其令人生厌，眼神放肆，嘴唇紧闭。他礼貌得过分，几乎是卑躬屈膝。我们很快离开他，答应第二天再来。这次夜间侦查主要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接近村民，特别是孩子。我们给孩子们分发了一大堆硬币。乍得附近的这些孩子不再有乌班吉孩子的大肚子，但手脚常常丑陋地变了形，手掌变得像海绵一样，手背布满鳞屑。

回到船上，吃完饭，我们已经准备休息了，阿杜姆来告诉我们，五个土著刚才来过了，很想向我们“叫喊”（申诉），船长刚刚叫他们明天再来。想起桑巴·恩戈托，想到这些夜间要吐露的心声一旦错过，很可能再也听不到了，我们让辛巴德火速去追赶申诉者，请他们回来。然后，我们一边等着，一边就着玻璃烛灯微弱的光亮读起书来（《马克·鲁瑟福德》和《浮士德》第二部）。很长时间过去了，我越来越懊恼，想象辛巴德被迫一直追到村里，才找到那五个人，泄露他们的活动，连累他们，毁了他们。半小时后，阿杜姆通报来了一个新的喊冤的。他从附近一座岛来。一看见汽船经过，他就跳上独木舟，指望能碰上个白人，可以向他申诉。他弯下身，露出脖颈上一大块新近留下的非常明显的伤疤；掀开长袍，他又给我们看肩膀之间的另一道伤。这是区长的追随者（？）用鞭子抽的。那个人先是抢走他在茅屋前放养的四只奶羊中的三只，那些羊是用来养活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因为那人好像又要去抢第四只，他不干了，于是这个卡亚拉·克拉米区长的手下便打了他。

稍后（和第一个申诉者的交谈刚刚结束），另外四个就来了。其中一个说卡亚拉·克拉米把本该由他继承的他父亲的兄弟死后留下的八头奶牛据为己有。第二个讲他为了被任命为村长给了卡亚拉·克拉米二百五十法郎，但卡亚拉·克拉米还要勒索那么多钱，对方说他没那么富裕，拿不出那些钱，克拉米便威胁说要杀了他——先给的那二百五十法郎也不还给他了。最后两个受到卡亚拉·克拉米的恐吓，被迫生活在丛林里，只有夜里出来到村子附近去见给他们送来食物的父母或朋友。

我描述不出的，是这些土著美丽的眼神、动情的声调、举止的稳重与尊严、手势的高贵优雅。相形之下，多少白人就像粗人。他们感谢和道别时，神情多么庄重严肃，微笑中带着忧伤；对终于愿意倾听他们的申诉的人，他们怀着怎样绝望的感激。

今天早上，天刚破晓，就有新的申诉者到了，等着我们的善意相助。其中有个村长，我们让他先说。我说过的昨晚那些人的所有特点，在他身上都更加明显。他治下的一个人陪着他，我们请他坐下，他却蹲在村长的脚边，蜷缩在他长袍的褶皱间，像小狗一样，不时把头放到村长膝上或靠在上面，以示尊敬，甚至是忠诚，但仿佛也含有温情。

村长给我们看那人后背的伤疤和被打的痕迹。他给我们讲克拉米的勒索行为，村民感到恐惧，都逃往邻近的行政分区了。法国行政当局采取新措施之前，村长们不归区长管，一切都很好……不，不，他要指控的不是法国当局，啊！要是当地有更多的白人就好了，或者哪怕白人更了解情况也好！只要他们，那些白人统治者，知道克拉米干的坏事的四分之一，就肯定不会不管的。但是，是克拉米本人向白人汇报情况，或者是被吓坏了的人，受到恐吓的人。唉！克拉米家人口众多；就算他死了，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兄弟会接替他，一切只会越来越糟。我们问他，除了克拉米家族，他是否认识什么土著能取代这可憎的区长；于是，他说自己可以，看上去非常谦逊，老老实实，十分自然。马克记下来他的名字，像之前记下其他申诉者的名字一样。再说他自己没有什么要申诉的，他是以村民的名义讲话。——他正在讲话时，克拉米本人向这边来了，跟着他的亲信、卫兵以及所有随从。克拉米来向我们致意，但同时也看看是否有人来揭发他的恶行。我问村长是否害怕克拉米恨他来跟我们讲话。他扬起头，微微耸耸肩，让翻译告诉我们他不怕。

我们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能不连累其他申诉者。我们怎么想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吓住克拉米，阻止他在我们走后刁难他们。我们决定先接待他——并立即跟他说我们要赶紧去他村里拍照片。我们很快吃了早餐出发了，左右簇拥着这帮人。不过，背着克拉米，我们让人告诉申诉者，要他们中午前后再来就是。

村子在沙地上。芦苇盖的草房，彼此间隔一段距离。遍地是山羊，成群结队，大多是白色的。产奶的羊的羊蹄被拴在木桩上，木桩是树枝剥掉皮插入沙地里做成的。

出村时，我们向克拉米告辞，实在不想让他跟我们一直到船上，申诉的人会到那儿找我们。但不一会儿，好奇心驱使，他还是又来见我们了。重新道别。他走了，但留下三个卫兵。这些人执意待在岸上，等着我们的船离开，而且，他们显然负责向克拉米汇报所有要来告状的人都有谁（这些卫兵正是那些打了土著的人）；我们叫他们过来，问他们是否有话要跟我们说，如果没有，为什么要待在那儿？他们回答说这是习俗，为了向有地位的白人表示敬意。我给他们看我已经记下他们的名字，问他们是否知道来了新总督，告诉他们我特地来这里是因为我知道这里“有些不好的事”，但所有的恶行都将受到惩罚，他们可以转告他们的首领。他们于是很巧妙地回答说，他们的首领和他们都是按照白人首领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

（当然，如果博尔的中士更强有力，不是忙不过来，本来该由他来全盘监督，防止勒索行为发生。）

还有一群孩子，可能是间谍，也要打发走。开始，岸上足足有六十来人，然后陆续走光了。我们同昨晚和今天早上来申诉的四个人上了船。他们请我给他们亲笔写一张字条，可以让他们免受克拉米的报复。他们向我告状，这家伙是不会放过他们的！他们以为，我的一张纸条就能使他们不致挨打。最后我给他们留下一封写给科佩的信，放在信封里，如果有人难为他们，就可以把信寄往拉密堡。他们显然对我为他们做的这一点小事感激不尽。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握了好久，眼里充满泪花，嘴唇颤动。这份难以言传的感动令我心潮起伏。他肯定看出我也多么动情，目光中带上了感激与爱。这可怜人多么悲伤，多么高贵，我真想将他紧紧搂在怀中！……我们起航了。

结束了。我们已抵达此行的终点。现在已经是返航了。我有些依依不舍地向整个乍得以外的地方道别，或许是永别。（也许这是说出是什么如此吸引我到沙漠的时机。）我从未感觉自己如此勇敢坚强。

至善肯定存在

必能在某处找到。

船靠着一座小岛躲在纸莎草丛间过夜。算是能避点风，但整宿船还是喧嚣不止，链条的吱嘎声、尖头船碰撞的咣当声、门的乓乓声，让人完全无法入睡。

很早起锚，却接二连三地搁浅。水扫过后甲板，我们不知何处立足，也不知怎么能不把床和东西弄湿。我想这勇敢的船长可能有点晕头转向。要不是一开始他试图走沙里河的一个支流，很快又发现那里不能行船……反正我们又朝北航行了。

终于来到流动水域了。开始只有高大的芦苇丛，地面缓缓上升。巨大的白蚁巢。

我们沿着左岸（属喀麦隆）航行，几乎是突然间，岸上覆满了森林，并不太高，但异常茂盛。大树向四外蔓延铺展，拱形树冠密密匝匝地覆满藤本植物。这和我们之前见过的景象迥然不同。我可以不惜一切钻到那神秘的浓荫下面——而且只要跟船长说一声，叫他停下来就行，因为已经约好船按我们的意愿行驶。确实经过好几处没有芦苇的地方，下船本来再容易不过，是什么阻止我下命令呢？担心打乱计划，担心不知道什么，但主要是特别厌恶自己的愿望高于一切，特别反感显示权威，发号施令。我错过了最佳时刻，等我终于征求船长意见时，森林已经远去，越来越厚的芦苇丛将森林与岸边隔开。船长本来也要去找木柴，说前面还有一片森林。说话就在眼前了。我们靠岸。黏土质的河岸形成峭壁，不过还不太高，借助几个树根我们还能攀上去。马克带上他的“holland and holland”，那是阿贝尔·谢瓦莱甘愿借给我们的上等枪；我则拿上猎枪，以及一大堆各种直径的子弹。阿杜姆跟着我们。这座森林远没有刚才的浓密幽暗，唉！不再有，或者几乎不再有藤本植物，树不那么老，林下灌木丛也不那么神秘。在这里看到的景象更让我遗憾我们刚才错过的东西。很多不知名的树，有些粗大无比，没有一棵比欧洲的树明显高出多少，但枝杈多么遒劲！铺展蔓延得多远！有些树的气根纠结盘曲，需要从中间钻过去。大量藤本悬钩子属植物，长着刺，带着锋利的钩。有一片奇怪的矮树，树枝大多干枯了，树叶也掉光了，因为是冬天。人能在这密林中穿行，多亏了多得难以置信的羊肠小道，都是猎物踏出来的。都是什么猎物？我们细细察看足迹，俯身观察粪便。这堆粪便是白色的，像高岭土一样，是鬣狗的粪便。这是豺的，那是罗伯特羚羊的，那是疣猪的……我们像围猎的人一样几乎是匍匐前进，神经和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我在前面开道，觉得回到儿时在拉罗克树林里探险的时光；同伴们紧紧跟着我，因为这样只带一把上了子弹的猎枪冒险是不太谨慎的。有时有股很冲的动物园味。阿杜姆很内行，给我们看一片沙地上狮子的痕迹，还是刚刚留下的；看得出来，那野兽在那儿躺过；那些半圆是它的尾巴扫出的。但远处，另外那些痕迹显然是豹子的。我们来到一个枯树干下，面前一个好大的坑，通到一个地洞口，洞口很大，阿杜姆半身都能钻进去。当然不用说，他进去时是加着小心的，因为他一开始就跟我们说那是豹子窝，而且的确有股冲鼻的野兽味。近旁很多豹子吞吃的各种鸟的羽毛。不过豹子居然有洞穴，我还是很惊讶。但是，突然。阿杜姆大叫起来： 不！不是豹子，那是他不知道叫什么的一种动物。他极度兴奋。他在地上找来找去，终于，得意地指着一根豪猪的长刺给我们看。但总不是这只豪猪吞下这些鸟呀……稍远一点，我惊动了一头红棕色的大母鹿，长着白色斑点。接着有很多珠鸡，我却很不光彩地都没打中。我真想知道我在枝下追了一段时间的这些鸟是什么，它们和山鹑一般大，动起来的样子也像。但枝叶太密，没法射击。一只灰色大猴冒冒失失地过来在树枝间荡来荡去，然后在离我们头顶几米远处突然害怕了。一阵咯吱咯吱响，只见树枝晃动，它一跃而逃，转眼已到远处，又冲我们回过头来，一张小灰脸，双目闪着光。有时树枝散开；有些林间空地，不久之后，便会充满迷人的春色。啊！我多想停下脚步，坐在这儿，在巨大的白蚁巢的斜坡上，这棵粗大的金合欢的浓荫下，观看猴子的腾跃，赞叹不已，乐而忘返。要射中的想法，这打猎要达到的目标，减少了我的快乐。我只要一动不动地待上几分钟，大自然必定会把我团团围住，一切将仿佛我不存在一样，连我自己都会忘记自己的存在，仅仅成为一个幻象。啊，难以言表的沉醉！很少有什么时刻比现在更强烈地渴望再活一次。当我走向这未曾感受过的战栗时，我忘记了那已经逼近的阴影： 这一切，你现在还在做，但也许就是最后一次。

树林稀疏起来，猎物踏出的小道越来越多，不久又见到稀树草原，很像最近到乍得前穿过的草原。

重新登船，只打到一只珠鸡。

船的前面，黏土峭壁上有很多马蜂窝的窟窿，可以看到它们双脚抓挠过的痕迹。

日落前一小时，在一座很大的村庄（法国河岸）——马尼村——停下来，又见到来时混熟了的孩子。苏丹，那个傲慢无礼没有笑模样的家伙，大概看我们对下人不拘礼节，认为我们无足轻重，不屑于露面。但他的小儿子来到我身边，我让人把扶手椅搬到陆地上，他坐在我膝上——他的亲热表示抵消了他父亲的傲慢。

弄不清日子了。权且写： 次日。黎明启程。天空纯净一色。很冷。这些天早上我都是五点半起床，裹在三条长裤（其中两条是睡裤）和两件毛衣里，一直待到九点半或十点。

昨天打的珠鸡鲜美可口。

我乐此不疲地观看沙滩上那些大鳄鱼，船经过时，它们慵懒地起身，有时在沙子上滑动，一直滑到水里，有时靠四足直立起来，颇有远古大洪水前的景象，又犹如置身自然史博物馆。

一条小独木舟，上面有两个人，追上我们的大船。我没有看到它靠近，但轮船停了片刻，一个土著跳上甲板，尽管身上穿的长袍很破，但不失尊严。他替昨天的苏丹带来四只鸡，并代他表示歉意。他声称昨晚我们在村里散步时他就追我们。苏丹昨晚已经送来这些鸡，但来得太晚，阿杜姆（十分机灵地）拒绝叫醒我们。“总督在睡觉。”苏丹的态度的确有失礼数，但我想幸好，阿杜姆的拒绝让他感到羞愧，立即派使者追我们。这位使者曾经当过村长。他从陆路走，少绕了一个河湾，终于赶上“于泽斯”号，弥补过错。我们表现得既有尊严，又通情达理，慷慨大方。之后，我重新埋头读起《浮士德》第二部。

十点左右，船停下来去“打柴”。我们上了岸（属喀麦隆）。这个地界又同以往风格迥异。时而大树参天，时而枯草遍地，两者交替出现，十分奇特。猎物很多，到处踏出羊肠小道，人可以不费力气地沿着小路前进。天气好极了。开始我们顺着河岸走，我打死了一只野鸭，一只珠鸡。后来我们像昨天一样钻进灌木丛，惊起了一头肥硕的疣猪，它藏在一丛人钻不进去的矮树枝下睡觉。树枝低垂，下面可能曾是沼泽，而今只剩一层变硬的泥。我们追了一阵疣猪，却没能再看到它。但这时我们又被一小群am'ra?s分了神。总之，若没有开始打的野鸭和珠鸡，我们就得空手而归了，但心情却十分舒畅。我不会忘记那棵双干大树，金合欢属，枝桠低矮，伸展得很开，浓荫遮蔽着一大片空地，四周环绕着一圈小些的金合欢树；俨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寿星被子孙们簇拥着。这棵大树比法国的所有橡树都“强壮魁梧”。树上一群猴子跳来跳去，我们一走近便一哄而散。整棵树上依附着一种古怪肥硕的攀缘植物，像仙人掌似的，四面射出藤条，全都一般粗细；它们像蛇一样在金合欢的枝桠间盘旋缠绕，在树顶端交织成一张大网，又围绕大树向四外垂下，宛然一张毯子垂下的流苏。

泥滩上鳄鱼不计其数。它们紧紧贴在地面上，扁扁的，一动不动，颜色跟烂泥和臭虫一样，简直像由淤泥直接生出来的。一枪放出去，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化了，溶入河水中了。

返回古尔费依。天黑方到，苏丹仍然来看望我们，但我们说次日再去拜见。入夜时，莫名其妙地感觉不适。天气并不太热，近乎凉爽，但却很闷。焦虑不安，不用点药别想睡着。我头一次试用了索内里尔（“滑石粉和淀粉”，马克看着说明书念道），不多时便见了效。可篷船摇晃，篷布摩擦我的蚊帐，就在我耳边。这莎莎声很轻微，但持续不断，实在难以忍受。我起来三回，吃力地拖床，直到听不见这种声音为止。离天明还有很久，一阵鸟的嘈杂声将我吵醒。我分辨出有珠鸡的呼唤，野鸭的聒噪，声音近在咫尺。终于，我忍不住了，摸索着穿上衣服。正在这时，阿杜姆来取猎枪和子弹，原来他也被喧闹声吵醒。我们俩蹑手蹑脚走出去。三枪打死五只野鸭。最后这枪几乎在黑暗中放的，结果惊讶地发现，和野鸭一道，竟有三只小鸟也落在地上不动了。第二只被打中的野鸭向前又飞了一段才掉到河里；其余的都飞走了——此时我目睹了一个奇特的场面： 一只跑掉的野鸭又飞到落水同伴的附近，停在水上，开始离得稍远些，缩头缩脑的，后来便游到近前；我又放了一枪，它毫不在意，这一枪没打中；放到第三枪，它才逃去，仿佛仍不情愿，又到同伴上空盘旋，直到独木船去打捞亡者，它才义无反顾地飞去了。马克也来了，我把枪递给他。他又伤了四条命，太阳才升起来。

我们想回去梳洗吃早点，可苏丹及其朝臣们已经到了。我们放下篷布，换衣服，穿戴整齐。一个白人也来了，虽说是白人，皮肤颜色却很深，因为他是马提尼克人。这是让-巴蒂斯特中士，洛贡河防疫站的。据他说，有时每天能打六百针。本地昏睡病肆虐。

我们再度走进这座城，前番夜里路过时，它显得那样奇特。白天风格依然不减，我们原来的看法果然不错。古尔费依的确令人叫绝。苏丹引我们到了他的府邸。一连串很小的厅堂十分低矮，用坚硬的泥土筑成，走进去要经过迷宫般的走廊、过道，还要穿越跨院。房屋院落都很小，但颇具气派，仿佛一座十分原始的宅院。墙壁异常厚实。这一切令人尤其想到奥尔维耶托或丘西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坟墓。参观沿途，每到走廊拐弯处或步入庭院时，便有一群妇女儿童慌忙回避，躲到更隐秘的所在。酷似拉福格<span class="" data-note="拉福格（1860—1887），法国诗人，自由体诗的开创者之一。他的中篇小说被收入作品集《传说的寓意》中，下面紧接着的引文便出自这篇。——译注"></span>的中场面，一见使节，“淡黄底黑点薄纱裙衫”倏然消逝。一些台阶宽大的楼梯通往平台。参观结束后，马克上去拍了几段片子。之前，苏丹让我们在一间小客厅稍候片刻，有人打开折叠椅，生起火，接待我们。他去换上华丽的长袍，回来时，光彩照人。尽管如此，此人十分纯朴，快活，带着天真的微笑。他不在时，让他的叔叔（已故苏丹的弟弟）和儿子留下陪我们。这少年一表人才，矜持、腼腆得像个小姑娘。两人都衣着华贵，尤其是孩子，穿一条宽大的灰绸裤，绣着深蓝色花边，据说这是的黎波里塔尼亚货。二人都戴着灯芯草编的圆帽，点缀着五色绒线。他们彬彬有礼，善意迎人，精致细腻。

中午，我们又上路了。

三点左右，船在另一座喀麦隆村庄停下。

我们一靠岸，人们便四散奔逃。小姑娘、小男孩像猎物一样逃命躲藏。先追回来的帮着接近其他孩子，不多时，全村人都被征服了。其中一些孩子很可爱，很快便吊在我们胳膊上，和我们百般亲热，简直是温情大发。可我们刚走近大船，他们赶紧道别，原来是心有余悸，怕被我们带走。

我们表示渴望更清楚地观看鳄鱼。他们便在“于泽斯”号船尾拖挂了一条独木舟，船上有两个村民。四点左右，船停在法属河岸。我们迅速下到独木舟上，渡过宽宽的沙里河，到达对面广阔的沙滩上。然而为时已晚，看不到鳄鱼了。我们便和阿杜姆及那两个撑船人钻进灌木丛。走了不到三百米，马克打死了一头白斑大母鹿。又前进一百米，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洞穴，听那两个土著的描述，我们以为里面住的是个食蚁兽，可如今让位给另一个肥胖家伙了。隐约可见洞底那家伙的鼻尖。我站的位置看不见它，马克能看到，举枪瞄准，第一枪没放出去。一头疣猪，没错，就是疣猪，蹿出洞来，后面跟着两个大的和一窝小的。它们从我们腿边一溜而过。不明白怎么谁也没被撞倒。第二枪打倒了其中一头大的。阿杜姆笑得直不起腰来，原来一个艄公害怕了，想往后退，结果被一个树桩绊倒在地。虽然一头野猪也向我直冲过来，就差两米远，我却片刻也不曾想过会有危险。至少，我的意思是，显而易见，野猪想要逃跑而非进攻。不过，我以为会被撞倒，那家伙腰肥体壮，比马克刚打死的那头还大，但在最后一刻，它从旁边一跃而过。我们继续四处搜寻，兴奋异常，可只打到一只珠鸡。清晰地听到狮子的吼叫，土著说这里狮子很多，这头可能就在附近。太阳已经落山，视线开始模糊，虽不甘心，却只能怀着万分遗憾回去。地面上动物的足迹和粪便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一些看来是刚刚留下的，有疣猪的，有各类大小不一的羚羊的，也有猛兽和猴子的。不过，我们不想放弃那个战利品，刚才把它远远留在后面，由一人看守，负责驱赶鬣狗或豺。这头疣猪重得要命，两个艄公将猪蹄两两系住，用一根长长的树枝穿着，费了好大劲才抬到独木舟上。阿杜姆扛的那头母鹿，分量和他的体重差不多。而疣猪呢，肯定顶上一个贝罗了。

乘独木舟返回，黑暗中渡河，船吃水很深，几乎贴着水面，摇摇晃晃，很不平稳。

十三日到达拉密堡。博尔之行历时十一天。

男仆随我们到丛林区以来，天天都有肉吃。乌特曼声称：“我们吃得好就幸福，因为吃好就不想了。”我们问：“想什么呀？”他避而不谈自己，却说他的同伴：“阿杜姆吃不好，就想阿贝歇，想老娘。吃好时，就什么也不想。”

法国邮件到了，但没有信。

我从《笑》里，挑出附在一幅平庸漫画下的精彩题词：

“喂，小伙子，我早就对您说过： 您要是不喝酒，就能成为下士了。”

“不错，上尉；可事实上，我喝了酒，就觉得自己是上校了。”

丹迪基扑向一群蜉蝣，抓了满满一把，狂咬大嚼。

我研究了丹迪基的伦理观和美学观，它特殊的移动、抵抗、自卫方式。每种动物都会找到“自己”的手段，否则，恐怕就没有一点得救的机会了。

<h3>拉密堡，二月十六日</h3>

昨天，阿杜姆在土著的一座茅舍里安静地睡觉。两个白人来了： 一个中士、一个下士。他们要找一个女的，认为有人把她藏起来了，或者不肯交给他们。阿杜姆开始没吭声，假装睡觉，但当他看到这些士官点燃稻草放火烧房时，他挺身而出。“这黑鬼管什么闲事？敢跟我们多嘴让你去坐大牢。”“是吗，”阿杜姆说，“放火的是你们，坐牢的却是我。”刚说到这儿，那中士揪住阿杜姆，狠狠抽了一鞭子，今天上午，他的后背上还留着那道斜斜的鞭痕。房子起火，招来很多人，其中有检察官太太扎拉和科佩的男仆阿尔发，他们恳求阿杜姆不要抗议。

我今晚获悉此事有了下文。一份长长的报告交给了科佩，市长在报告中强烈要求军方处分肇事者。

1923年订购了一批无线电收音机，为满足1924年一些部门的工作需要，但我们离开时订货还没到拉密堡，甚至连消息都没有……据解释，这些延误主要是由于各环节的错综复杂。政府订单先要集中到殖民部一个专门办公室，有专门的经办人负责和供货商洽谈。这些经办人从未来过殖民地，随意按照他们个人的判断修改订单，往往根本不考虑特殊的要求。

拜访兽医佩科，待了很久。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告诉我在卡诺森林好几次放跑的红蝴蝶是一种异常稀有的品种，很多人想要。我好自责！我相信我见过（五六次）的红蝴蝶是两个品种，起码是两个不同的变种。个头不太大，颜色非常漂亮，偏深的铅红色。

我们两天后出发。

我们将乘坐瓦姆和纳纳河运公司的篷船到普斯，在那里征调八十名挑夫。

为了把行李分得更合理，也检查一下物资，马克打开所有箱子。结果发现，从布拉柴维尔带的那十二铁皮箱面粉（每箱十公斤），没有一箱没被包装箱子的钉子扎出洞的。这些白铁皮箱焊接得很严实，但象虫从那些窟窿进去了，而且一部分面粉也潮湿变质了。

<h3>二月二十日，清早</h3>

我们乘三条篷船离开拉密堡。返航了。从现在起，每一天都离居维尔维尔越来越近。

刚果之行 附录二

我要感谢普瓦延-贝利勒热心为我提供下面的情况。

Ⅰ

征服乍得以后，法国军人除了后勤部发的口粮，只能拿到四十到五十法郎月薪。这种措施一举多得： 在转账十分困难的当时，免除了这一麻烦；迫使军人攒钱，他们要在回国时，到布拉柴维尔领取补发的整个乍得服役期间的军饷，但同时也迫使他们不按土著当地产品实际价值付钱。

一开始，这些产品的行市没有货币定价，甚至根本就没有定市价，也没带来多大不便。但自从买卖的收入变得很有把握，进口产品被投入乍得市场并且不再仅仅是首领才能购买这些外国产品，不公现象便开始了。即使在战前，法郎贬值前，土著被迫购买或自己想购买的进口产品的价格与强加给这同一个土著的农产品或自己制造的产品的价格之间就已经没有可比性了。不公于是产生。买便宜货是法国人最重视的生活习惯，正因为他们又有能力把这变成一条准则，便更加在意。自1918年进口产品不断涨价，直到1926年，没有人想过（或者即使想过也会把它当成不愉快的想法而赶走）付给土著的价格应该提高。十几年前，拉密堡地区当地产品的价格大约是这样： 一头牛25—50法郎；羊1.50—2.50法郎；肉，零售每公斤0.20到0.25法郎；蛋，一个甚至两个，0.05法郎；鸡0.25到0.5法郎；黍每公斤0.05法郎；奶每升0.10法郎；花生油和黄油每升0.70法郎。那时，虽然生活费用明显对于欧洲人非常低，但不生产而必须在市场上购买必需品的土著的物质生活也还是容易的。上述比较仅限于当地产品。可是，法郎在贬值，不公也在增长。以最常见的进口商品为例，1925年末，一码粗布十法郎，而1918年顶多0.75法郎。其他进口产品的价格都以同样比例上涨。

由于欧洲人一意压低当地产品的市价，土著也可以便宜地买到食品。主要食物黍每公斤0.05法郎，每百升4法郎，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生产者受到损害，但本地消费者却从欧洲人强加的定价中获益。欧洲人想要的就是省钱地生活，这种意愿不讲任何道理和公平。

1925年底，一个新因素的出现使问题复杂化： 黍到处都歉收，许多地区颗粒无收。十二月，几吨运到拉密堡市场上的黍，按照政府命令，要以比邻近的喀麦隆市场低很多的价格出售，拉密堡于是出现一粒黍都买不到的局面。直到正式宣布彻底自由买卖，黍才在拉密堡市场上重新出现。每个市场上投放的数量都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但价格很快涨了上去，一连数月保持每公斤1.5法郎。土著的生活指数陡然从1升至20，甚至更高。这之前，供给拉密堡的欧洲人的产品价格已经略有提高，而在丛林里，却仍保持1918年的价格。在拉密堡，黍涨价后，一只鸡0.75到1法郎，肉店的肉每公斤1法郎，一个鸡蛋0.10法郎。生活费用和1918年相比，对于欧洲人平均上涨了150％，而对于土著，用货币计算，黍的消费翻了二十倍，而进口产品则涨了1500％。换句话说，1918年，只要三只鸡就能买二十公斤黍，或一码多粗布；而1926年初，要卖三四只鸡才能得到两公斤黍，十只鸡才能买一码粗布。例子不胜枚举，结果将会完全一样，无懈可击。

德·科佩总督的到来可以说阻止了一场灾难，因为之前当地政府有个既简单又实施不了的想法： 对黍征税。当时，如果采取了这个措施，黍就会从所有市场上消失；如果村子里还有储备，就得要手持武器去征收了。但由于村里没有储备，这样一项旨在获得实际收效的措施就将毫无效果，而且，还带来不利方面，就是中间商不愿到喀麦隆和尼日利亚去进货。要知道自由交易激发很多人经商，可以这么说，多亏那些中间商，饥荒没有在拉密堡地区肆虐。他们以五法郎银币购买黍，同时考虑到当地银价的波动性（二十到三十法郎纸币值一银币），黍大约是以每公斤一法郎纸币卖给他们的。这个价格之外，要加上船、牛、人的运输费，还有途中产生的开支，拉密堡市场上每公斤1.50法郎的价格并不过分。

当地产品面向欧洲人涨价已成定局，不是德·科佩，换了谁要想反对都必然有失公正。应该指出的是土著一般并未滥用给他们的自由。1926年12月，拉密堡每公斤牛羊肉卖2法郎，一个鸡蛋0.25法郎，一只鸡2.50至4法郎，黄油和花生油每升5到6法郎，奶每升0.50法郎。和1918年相比，所有产品物价平均增长百分之六七百，如果考虑到1918年，价格由政府制定，生产者没有发言权，在官方价格与产品的市场售价之间存在相当差异，这一增长就很正常。

贸易自由带来的生活费用的上涨引起可谓普遍的不满，不满的另一原因则是工资待遇没有以同样比例提高。事实不错，但（除了政府为了竞选目的而优待的公务员，比如小学教师）同样的不平等在法国也存在。殖民地单身一级行政官员，1917年在巴黎领八千法郎薪金，今天领两万四千六百法郎。只要这个制度给他的办事人员报酬低——而且永远都将如此，因为人实在太多——这些人一旦有可能，就会忍不住对土著不够慷慨。

支持乍得自由贸易还能提出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所有殖民地，这一自由取代了欧洲人一开始想付多少就付多少的自由。别的地方是逐步实施的；在乍得，情况所迫，收成不好，必须让土著搞到收入可以购买昂贵起来的黍，不得不有些粗暴行事。必须这样做，而且这样也很好，人们会很快习惯新体制，批评它的理由只能是个人利益，丝毫没有最基本的公道考虑。

唯一的障碍是土著离开了他的村子、他的临时居所、他日常生活的点滴习惯，便缺乏尺度和判断力。一直习惯于忍受首领专制的他，很可能由于商业领域得到的与白人平等相待的权利而不知所措。也许，通过可调整的市场价目表，规定合适的价格，并强制实行，会更好地保护当地生产者。

在黑人地区，尤其是伊斯兰化的地区，权威，即使有失公正，也比那些在我们的臣民看来有些软弱、放弃权力的最好的措施可取。权威必不可少，正因为几年来白人在乍得的威信大为下降，尤其是在下沙里河一带，我们的统治只是徒有其名。如果我们不尽快恢复在首领们和他们辖下的村民正在失去的记忆，我们就将迅速走向无政府状态，不愉快的事件将会发生。诚然，需要关心土著，爱护他们，但如果他们感觉到领导他们的人软弱无力（过于明显的善意总会被他们视为缺乏力量），首领在他们眼里很快便不再是首领。

Ⅱ

我正要授权将这本书付印，有人给我拿来一期《巴黎评论》（1927年5月1日号）。很荣幸，苏代先生在这期上对我这部游记第五章末尾的几行文字做出反驳。

没必要回应。但读者可能忘记我当时指的是哪些文字了，请苏代先生允许我在此转引：

“……您痴迷《布里塔尼居斯》？当然，剧情构建得很好，写得不错，但是用泰纳明确定义的那种演说式的学院派的风格写的。剧中情感是最基本的情感。纳喀索斯让尼禄彻底改变态度的那有名的大段台词大受吹捧，说到底就像随便哪个小媳妇挑拨丈夫诋毁婆婆的话：‘她在你背后嘲笑你呢！她夸口说牵着你的鼻子走！’诸如此类……这有什么难的……‘内行人的悲剧’在我看来远不如高乃伊的历史悲剧，不如《西拿》，甚至连《尼科麦德》都不如。拉辛主要是个刻画爱情的大师： 他的杰作是《安德洛玛刻》、《巴雅泽》、《费德尔》。他身上还有一种诗情，在宗教热情作用下，例外地在《阿达莉》中得到了发展。但《布里塔尼居斯》中既无诗情，也无思想。”

乍得归来 第一章 洛贡河上

<h3>二月二十日</h3>

我们乘三艘篷船离开拉密堡。现在是往回走了。沿洛贡河缓缓而上；河面宽度看上去和塞纳河大抵相同。水位很低，当地人宁愿用长篙撑船而不用桨。他们四人在前，四人在后，有节奏地俯身，直立： 这一来我们便失去了听他们唱歌的机会，那些歌专配短桨更有规律的节奏；不过这几乎无声的前进倒可少惊跑猎物，让我们得以与云集岸上的鸟儿靠得更近。

在小船席篷（shimbeck）形成的狭窄隧洞里，并不太热，船行得这么慢，却维持着美妙的穿堂风。躺在一张躺椅里——白天，它占了折叠起来的行军床的位置——我重读《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诙谐有余而深刻的智慧不足。像点缀在织物上的闪光片。谐中缺少庄重。

<h3>二月二十一日</h3>

晨曦未现我们便上路了。薄雾蒙蒙，将洛贡河两岸染成银灰。这里不像沙里河两岸那般辽阔无边，因而更有人情味。河岸沙子很多，朴素庄重又蔼然可亲；但无一丝软绵绵的感觉。岸上许多灰绿色灌木，和法国的柳树柳条相仿。依此类推，还有些伪水田芥，假柳叶菜，勿忘草的仿作，车前草的替身，仿佛角色和戏码都没有改变，只是换了演员。哪位将扮演玄参一角儿呢？……有时，出现一种植物，和法国的同科，同族近亲，凤仙花便是这种情况。是故我几乎感觉不到身处异国他乡，尽管有时我们国土上的名角儿在这儿沦为龙套。一处风光若要显出异国情调，必得有某种躯干挺直、形状规则的植物的身姿，诸如棕榈、仙人掌或烛架形大戟之类，因为在我们所处的北国，除了某些针叶树，就没有能和它们相提并论的树种了。

经过周密安排的旅行有个缺陷，便是没有留下多少冒险的余地。然而，我们的仆役乌特曼的第一位主人（可能是行政官员努米拉？）竟然被河马撞上，丧了性命。我们现在正接近出事地点。有人指给我们看，就在距此不远处，一群这种庞然大物，有三十来只，挡住洛贡河的去路，当地的独木舟都不敢再往上游去。不管怎样，继续前进，走着瞧。

自从离开拉密堡，我们便以猎物为食，不是野鸭便是珠鸡。我有个习惯，爱在想象中邀请一个朋友，有时是个陌生人，来分享我的快乐，今天早晨，我便和佩斯基杜一起打猎。当然，他不大会想到我算得上是最先钟情于他的创作的人。这些人中还有马塞尔·德·科佩；在阿尚博堡，作为消遣，我们一道重温他过去的文章，那时，还无人或几乎无人注意这些作品，——对，我就邀佩斯基杜和我们一起品尝这道“鲁昂风味”的野鸭，要他告诉我，可曾吃过更香的美味。

高草遮住了骤陷的河岸。树丛益发苍翠，其间猿猴云集，我们一靠近便一哄而散。大树向水面俯下身躯，在河流冲刷下，树根裸露，形成洞穴。河水缓缓向前，这慵懒令人沉醉。波光粼粼，轻轻摇漾……珠鸡呼唤啼鸣，远处一群卡唐堡……我们上了岸，顺着人踩出的小道往前走，很快便被如许新景奇观吸引过去，全然忘了打猎。

有些树大得让人瞠目结舌，不过不像赤道森林中的巨树，一眼望不到树尖。这敦实粗壮的大树，树干四周有一大片浓荫遮蔽的空地，树摊开巨人般的枝干，在空地上面延伸，将它团团围住，仿佛要撵走所有的植物。这些枝杈弯曲成弓形、穹拱形，远处枝端垂下来，触到地面。在这些赏心悦目绿荫庇护的空地上，我们小憩了片时；可是，一走出来，立刻陷入杂乱无章的枝叶之间；我们时而弓腰，时而以膝当足，时而干脆匍匐而行；爬了一刻钟之后，便完全迷失了方向，又没有方位标，若不是从不迷路的当地人陪着，我们永远也回不到船上了。

以为热带地区的虫鸟总是披着鲜艳的盛装，这真是天大的谬误。就连这儿的翠鸟都是黑白色的，只有形状让人忆起昔日诺曼底的翠鸟，那蔚蓝的清音从拉罗克小溪不时传向碧空，每每听到这鸣叫，我的心中总要迸发一声赞叹。

舌蝇总是纠缠不休。这东西，既消灭不了，也赶不走。刚看见它们，它们就飞了。舌蝇叮人并不太痛，可时间一长，却叫人心烦意乱。

四点左右，河马登场了。它们的大鼻头划破水面。我们数了数，有七只，可能还要多。它们差不多同时喘气。我们的船停下来。马克先朝它们开了两枪，然后让人把船划到对岸，希望靠近它们。我在河边一个树干上坐下来，几乎正对着他。一只来喝水的大猴向我走近。

我拉着乌特曼到原野上去。数不清的蝈蝈盖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木；我们走近矮灌木旁，它们便一齐飞走，密密麻麻的，大声叫着。而栖身大树上的就不怕我，树底下，椭圆形的细小弹雨连绵不绝，那都是蝈蝈的粪便。

高高的衰草，小径纵横。多刺的灌木，各种动物的足迹，尤其是狮子的脚印；但我们却只见到猴子或珠鸡。噢，不对： 一群卡唐堡，远看像小马，到河边去饮水。壮观的落日，衰草、天空、河流都镀上金色。我们所在之地正是洛贡河大转弯处；面前展开一片沙滩，我们要在那儿过夜。太阳刚落山，天立刻暗下来： 原来是蝈蝈部落又向东方转移。它们过境足足用了五分钟。

景色不那么空旷、模糊了，而趋于协调，整饬。

<h3>二月二十二日</h3>

河岸有些陡峭。岸（乍得这边）上，一些戽斗水车吸引了我们——不然给这些升降仪取什么名儿呢，简易天平梁，一头提只容器，一头吊平衡锤，抵消从河中取的水的重量，并且不费劲地将水升至需要灌溉的田地那么高。这种初级机器再原始不过，再精巧不过，具有维吉尔式的优雅。一只大葫芦充当容器。

一个土著忙着提水。另一个忙着分水，他一锄下去依次掘开、关闭一个个小泥闸。水先从葫芦中倒在筛子上，这样田地不至被落水冲塌下去，而能保留原来的坡度。整块地略微倾斜。地里种的是茄子。这么一块不太大的地，就有六部戽斗水车，每部之间相隔二十来米。我详尽地记录这些是因为在任何乍得纪行中也未见提及这些机器。

在洛贡比尔尼（过去的卡尔纳克）停歇。苏丹乘独木舟前来迎接。蓝袍，蓝眼镜： 手执涂了靛蓝的牛尾，作为蝇拂。四种乐器齐鸣，欢迎我们： 两只鼓，一种类似单簧管的乐器，一只可以拆卸、极长而细的小号： 它发出响亮而充满泛音的声音。

一所医院，现有六十个病人，医生兼预防保健科主任不在，医院现由三名土著管理。据他们称，就连到了第三间歇期的锥虫病他们也能给治愈了。印象极佳： 井井有条，整洁体面；四台显微镜；记载明晰详尽的登记簿。显而易见，他们想要达标，想要一应俱全、满足需要。

沿河各种各样宿营站。徒然搜寻河马。我们在一座开阔的小沙洲上过夜，不会受到狮子侵袭。据说在邻近的荆棘丛林里狮子为数甚众。

<h3>二月二十三日</h3>

咄咄怪事： 我们溯流而上，洛贡河变宽了，可表面看去河水并没变浅，流速也没减慢。两岸分开，地势下降，周围地带仿佛陷了下去。我多想看看洛贡河涨水时的情形，据说，那时它变成一片汪洋，其间散落一块块小绿岛，相隔都很远，各种动物都逃到岛上去。将近正午，我们停在洛贡加纳（东岸上）。我下了篷船步行前往。村子很大，位于河边阶地上，四周环绕着带雉堞的墙，有一定高度。我们经过一道小门洞走进村子。雉堞上落着秃鹳，俨然哨兵一般。连着七个雉堞上就有七只秃鹳。它们一动不动，身材高大，真会以为是草扎的。据说涨水时，河水会涌上来冲击墙根。房屋较高，时而是圆的，时而是方的，乱七八糟堆在一起；曲曲折折的小巷，不规则的小广场，忽地冒出一棵大树，下面荫蔽着一个小市场。整座村子都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鱼腥味。贩鱼是本地主要生意，每家小院里都可见到大大小小半干的鱼晾在柳条编的筛子上。

我买了一马克（值三枚五十生丁的硬币）；本地还有些马克在流通——可当地人不太看重马克，因为不能拿去纳税。

忘写遇上一群鹈鹕了——先遇上的那群。我数了数有十五只。它们像天鹅一样安静地划行，待我们一靠近，便飞起来，不过飞出五十来米便又落下来。它们不如我在植物园（哪国的？）见过的漂亮，也不及拉封丹提到的漂亮，拉封丹描述得那样好。这里的鹈鹕或灰或白（我想灰的是幼鸟），但翅膀镶着黑边。我好像记得别的鹈鹕通身是白，色调偏肉色和淡黄色。

而今天下午，午睡后，就在河中央一块方寸大小的沙洲上，见到整整一大群鹈鹕，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只。我们登上岸好从那里拍摄它们。这些鸟真是不太怕人，打跑又回来。马克一刻钟前打死了一只。真不应该。这种动物太友善，太缺少戒心。手下人今晚将把它切碎，用它的皮连带羽毛做成软帽。

晚上停靠在另一座村子。杜布尔（德国地图上标的是迪韦尔）。

村子浮在大片封闭地带中间，墙外环绕着一片树头榈。秀丽如画，洛贡河一条浅浅的支流淌至村边。沼泽，热病，蚊子。

<h3>二月二十四日</h3>

几乎一夜未眠。不时突发啪啪的击水声。仿佛就在我的篷船旁边有人在洗澡，或是有猎鸟在劫掠河中猎物。终于我不胜好奇，起了床。天又潮又冷。岸上篝火几乎熄灭了。有时某个萨拉人咳嗽几声，直起身吹一吹将熄的木柴，而后复又睡去。半圆的月亮悬在空中。我说过吗，我们的篷船已经深入洛贡河一条浅浅的支流。再往前点，在村子围墙下，河便到头了，成了沼泽。搅得我不能成眠的声音是鱼儿的蹦跳嬉戏声。它们为数之多，有时有些地方的水仿佛沸腾了；月光下依稀可见它们半露出水面，互相追逐或猎捕昆虫，纵身跃起又啪地落下，激得水花飞溅。紧贴水面，一些奇怪的大鸟来来回回，飞行无声而诡谲，我怎么也没认出是什么鸟。四只大涉禽，是巨鹤、秃鹳还是大喙巨鹳，从空中飞过，伸着脖儿，蹬直脚，发出嘶哑的长鸣。我猛然醒悟，那些贴水面飞的是蝙蝠。

今天早晨，洛贡河基本与我心目中的形象相吻合。晨曦将喀麦隆一侧岸上的沙子和黏土镀成金色，形成一块不大的峭壁悬崖，崖顶长满芦苇。不时冒出几株树头榈；天水湛蓝一色。东岸地势低些，岸上一株绿草，篷船擦着它驶过时，发出轻轻的丝般柔滑的声音。

在一大块落满凤头麦鸡（？）的河滩上，砰砰两枪，打死打伤十一只，随从中一个黑人追赶上去把它们捡回来；余者密密麻麻地飞起，逃之夭夭。

我们停在一群渔夫旁边。两个驾独木舟的孩子去田野上取回几堆钓钩，那是他们怕给抢走，见我们靠近，去藏起来的。在洛贡河对岸，遇上另一群渔夫。他们殷勤友善极了，送给我们一条大肥鱼，我递给他们一张一百苏的钞票，他们又感激，又感动。

一座一贫如洗的村子（喀麦隆），捕鱼季节，村里偶尔住些雇来的人或从莫斯古姆来的人。所有女人，连最年轻的，双唇和双耳上都戴着薄片——不是木质的，而是银的（或许是白金的）。这些薄片尽管还不及瓶底大，样子还是丑陋不堪。

三点左右到达科莱姆。为何地图上标得那么大？实际还赶不上昨晚的村子。风景异常别致。村中有四处腐水塘；一座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绿糊，还漂着木头。有一大片水半环着城市，不过是在城墙里面，雨季里肯定会与洛贡河连接上。这片宽阔的水塘，与洛贡河平行，流进城里，过了水塘，又是城市，就像马尔蒂格情形一样；再远点，过了池塘和池塘那边的城市，又可见洛贡河，然后是河对岸。从古尔费依到这里，我们还没见过比这更令人称奇的景致。

不过我仍坚决主张不住在科莱姆。毗邻这些腐水，我害怕。日落时我们重新上路，后来在月光下航行。很快，沙洲在望，我们就可以在那儿吃饭，扎营了——回到篷船床上之前，我在沙洲上写下这些文字。

沙洲上，我们的艄公们为过夜安排起来，各种迹象显示，夜里将会很冷。昼夜温差二十摄氏度。我说的还是阴凉处的温度，而他们就在大太阳底下干活卖苦力，又总是一丝不挂。真弄不清他们是怎么扛住的（但有些人扛不住）。一堆堆火生起来，他们围在火周围。有的四仰八叉躺着，有的蜷缩成一团，腹部冲着火焰。一张席子盖两人，背靠背，各自面向一堆篝火。他们事先在沙子里挖个坑，躺进去后，用席子盖住周边，这样可以更好地避风——幸好风还不算很大。要是刮起风来，他们就会着凉病倒。我怎么也不信，如果某家“商店”卖被子，这些“什么需要也没有”的人会不买。我找了找，看有什么可借给他们的，结果给他们送去我的粗布床单（在阿尚博堡，我们让人用皮的取代了它）。其中一人赶紧接过去。可是他们有二十七人，我只能满足一个。

尽力用寥寥数语让人“感觉”到这座小小的金色沙洲之夜超凡脱俗之美，小洲水天环抱，四处孤独奇特。有时一群大涉禽呼啸而过，像夜班快车一样： 它们翅膀扇动之声可闻。

<h3>二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h3>

一连数十里地不见一棵树；河岸刚刚露出水面。日益呈现出沼泽地风光，如同我在《乌连之旅》第二部分中描绘的一样。一些沙滩上野鸭成群，很难靠近。有时有整整一大群。朝鸭群中开了数枪，打落十二只。有些仅仅受点伤，飞回水中，船一靠近便潜入水里。尤其有一只，我们开了五枪，它扎进水中，身体一起一伏地游，到远处又露出来。我们想结果它。最后它已失魂落魄，可还往水里扎，三个黑人游水追过去，费了好大劲才在芦苇里找到它。每发一枪，只要打中了，他们就从船中跳下，跑着、游着，赶紧冲向猎物。多么善良的人！我多想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也许他们在嘲笑我们，笑我们没打中。可他们的兴奋很迷人，他们的笑声那么爽朗，那么清脆；他们的微笑中一天比一天多些信任、亲热，我差点要说： 温柔。我也越来越依恋他们。马克在一片被火烧过的荒原上追踪一群am'ra?s，追了半天才打死了两头。比另一天打的罗贝尔羚羊大些，但形状和皮毛都不及那头羚羊可爱。本来一头就够我们全船人吃了，可他们一块肉也不会剩下，还能把今天打的十八只鸭子消灭光。这些鸭子并不全是一种，有的和鹅一样大，嘴上方有个黑肉冠。它们的肉全都味道鲜美，我甚至说不出可曾吃过更香的美味。

我也打死一只飞行中的灰色怪鸟，头顶羽毛细而白，嘴很长，红宝石的大眼睛，黄色的腿几乎和涉禽一样长；大小与小嘴乌鸦一样。

卡泽雷；村子也许不太穷，但脏得无法形容。有些地方的土就是垃圾粉末。居民看上去却健康幸福。没有雅司病，没有疥疮；总之皮肤很干净。

庭院中和一些小广场上，有棵树煞是好看——尤其一些巨大的埃及姜果棕，分枝繁多，外观具有强烈异国情调。两三天来，看不到舌蝇了，从而也没有了锥虫病（那为何没有牲畜？），作物极少。居民靠捕鱼为生，马鲁阿人拿来黄米作为交换买他们的鱼。我们扎营的河边有许多蚊子。这只是洛贡河的一条支流。今天上午我们离开另一条更大的支流，到明晚才会又航行到那条河上。那条支流，水太深，无法用篙撑船。反常的是，越往上游走，洛贡河的水量似乎越大。

马泽拉；最后一座科托科人的村庄。今晚，马克往机器里装胶片时，我走近一群正随鼓点跳舞的孩子。艰难地驯服几个小家伙。不过，由于掺进了钱的问题，母亲们硬拖着她们的小鬼来，希望得到一枚十苏的硬币。大部分情况，小家伙们拼命嗥叫。必须接下来慢慢地重新赢得他们的好感。

<h3>二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h3>

五点三十分便起床；而七点左右，多么丰盛的早餐！麦片粥，冷鸭，am'ra?s腰花，牛奶鸡蛋烘饼，奶酪，还就着一杯上好的香茶。

阿杜姆仍步履艰难，脚上方的伤口没有愈合，好像反倒恶化了。自从听法国医生说自己染上梅毒而其实并没有，他便不信任法国医生了，只想求助于土著医生。一个黑人老头（还挺友好，真的）从一个小药袋中掏出一种草做的粉剂，以两法郎的价钱卖给他。阿杜姆将这肮脏的粉末撒在伤口痛处。次日脚并未见好，昨晚，我们登陆后，看见这可怜的小伙子坐在沙地上，那条病腿埋在厚厚一层烂泥和粪便下。今天上午，护送我们的那个土著步兵批准阿杜姆用他极力推荐的某种植物汁。那是一种黏稠的浆汁，那个步兵用石头盛上几滴拿来。阿杜姆将它们涂抹到伤口上，结果感到钻心的灼痛。

所过之地变得越来越萧索。干旱之外又添大火的蹂躏。放眼望去，只见枯黄和黑色。一侧河岸边上有一点绿，另一侧则露出一线沙滩的金边。天之蓝近乎浅淡，水兼有绿、蓝和金黄，呈现一种优美柔和的色调。

正在形成中的小村，在任何一张地图上都还没有名字。五十来个土著，面带微笑，殷勤好客，一看见我们，就在正午的烈日底下敲着达姆达姆鼓跳起舞。女人们若没有那些将嘴唇拉得松弛了的可怕的唇盘，本来不会难看的。这真算得上最令人困惑、匪夷所思的做法，什么也解释不了，辩白不了——为此拿出的理论（使女人贬值，以免遭强人袭击）站不住脚。这些可怜的女人唇边总是流着口水，样子蠢蠢的，却无丝毫惨相；她们笑着，唱着，扭着，好像没料到别人会觉得她们不迷人。没有一个十四五岁以上的女子不这样毁了面容的。

傍晚我们来到加姆西最外面的炮弹状茅舍前。这是过了洛贡河两支流交汇点后马萨族的一个小小的村落。太阳即将落山；一切都是粉的或蓝的，朦胧缥缈，如梦如幻。村前一片沙滩。

河中央有座奇怪的长条形小岛，一带狭长的灌木丛。不久，树丛上面落了数不清的涉禽，白的、黑的、灰的。不时又有新客来到，开始它们犹豫不决： 哪儿都“客满”。唔！挤一挤，最后总能找到地方。

往下游去点，一座大岛尽头呈钝角，一大群鸭、野鸭、鹤将在那里寄宿过夜。

天边一线火光，那是正遭受火灾的草原，熊熊大火映红了一边的夜空。辽阔的平原上，相隔很远才有稀疏的灌木，这种匮乏更衬出村里三棵大树的伟岸。众多圆形茅舍中，最先见到的那些炮弹形茅舍美得超出我的想象。形状完美无缺，让人想到某种昆虫的作品或一种水果。针叶树的果实或菠萝。圆形茅舍内部睡着牲畜、家禽和人，但一点也不乱套，各有各的老地方；一切井然有序，一切干干净净。屋顶有时由三四根大树干或树枝支撑，它们斜放着，像卷进一个漩涡中一样；几乎就在这些树干或树枝底部，是火炉，既能供暖，又能提供必要的光亮，让人分辨出靠着圆墙的奶牛群或山羊群。畜群与茅屋的其余部分之间用一垛低矮的短墙隔开，很像石井栏，这样厩中的粪尿就不致来污染茅屋整洁干净的地面。旁边一块小角落住着母鸡。这一切那么精确，布置那么得当，比例那么协调，那么整洁，那么“温暖舒适”，以至于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舒适感。

<h3>莫斯古姆</h3>

曾有寥寥几位旅行者谈及这个地区，这些村庄及茅舍，他们竟觉得只需指出它们的“奇特”，着实令我惊讶。马萨的茅舍与众不同，这不假；但它何止“奇特”，而是优美： 尤其震撼我的，不在于它的奇特，而在于它的美，堪称白璧无瑕，完美无缺，浑然天成。毫无装饰，毫无多余物，那纯净的弧线，自房基至屋脊，没有丝毫中断，仿佛经过精密计算，抑或纯属必然；观者凭直觉可准确推算出材料的阻力。再往北或往南去点儿，那里的黏土里沙子掺得太多，便造就不出这般柔和耸起的线条。弧线终止于圆形开口，那是茅舍唯一的采光点，像阿格里帕的万神殿一样。屋子外壁规则分布着许多凹槽，赋予几何形状以韵律和活力；它们可做踏脚蹬，使人可达屋顶；房子通常七八米高，有了这些凹槽，盖房时就无须脚手架了；房子是手工做的，如制作一只陶罐一样，这可不是泥瓦匠干的活儿，而是出自制陶人的手艺。泥土的本色便是房子的颜色，灰中透粉，与古老的比斯克拉的墙色相仿。常有鸟粪将凹槽顶端染白，无意间更衬出凹槽的立体感。

屋内凉气袭人，人从骄阳似火的外面进来顿觉神清气爽。门的上方，像个巨大的锁眼，算是陈列架吧，摆着些盆盆罐罐、家什器具。墙壁平滑光亮，上了釉。对着门口，有些东西，状如大鼓，用泥土做的，上面饰有各色凸起凹陷的几何图形，有白，有红，有黑，十分精致： 这些是米箱。箱盖用黏土封固；上面光滑极了，和鼓面一样。渔具、绳索和工具挂在钩子上；有的还有一束标枪，一块灯芯草编的盾牌。白天最热的时刻，全家人便在那如墓穴般朦胧的光线中生息；夜里一干家畜家禽： 牛、羊和鸡也回到家来，它们各有各的专门的一角，都各就各位，干干净净，秩序井然。门一关，便与外界不再有任何交流，完全是在自己家里。“我的确身处幽冥，捎不了任何口信。”<span class="" data-note="出自兰波的诗集《灵光篇》中的。——译注"></span>

除了人和家畜家禽，茅舍还容纳着一群特殊的生灵；尾巴半白的燕子在穹隆顶部筑了巢；蝙蝠绕着那唯一一束光线盘旋，翅膀隐约可见；小蜥蜴顺着墙飞快地爬行；墙上还散落着肉赘似的突起，那都是筑巢蜂的窝。

想想一头奶牛钻进这样一个“炮弹”里睡觉的情形吧。它低下头刚好能过去，门和它的体形正好般配，这倒解释了门半腰加宽的原因。门框凸出，往往刻有花纹。唯独此处的墙很厚，门洞几乎形成个走廊，宛如海螺的开口。不用说，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弧线、尖脊、门墙斜削一如既往。是的，这一切真的很美，如同天造地设一般。啊，但愿不要有哪位过于热心的行政长官，以保健原则为名，来凿通这些墙壁，开上几扇窗户，将这些纯净的质数化为不知哪个公约数。

这些“炮弹”，大小不等，分成一个个小群体。往往房基互相接触，但并没有彼此贯通，因为弧线总是从地面升起，若画张平面图，相切的圆弧天衣无缝。连接房屋的通道形成露台。偶有一座圆形塔楼，打破这千篇一律的整体面目。一垛矮墙环绕在一座座茅舍周围，将同一族群的所有建筑联在一起。

有些茅舍前敞开一片踩实了的平坦的空地，马萨人在上面浇灌黄米，等它萌芽、发酵了，就可以酿制“皮皮”（类似啤酒）。就连这块平地，也和属于马萨人的一切一样，轮廓分明，形状完美。

除了当地人及其畜群居住的“炮弹”和圆形塔楼，围墙内还可见到另外一些“炮弹”，明显小得多，没有立体凹槽，但时而刻有虫迹饰和方格饰。这些小号炮弹不直接坐落于地面，而建在交叉叠放的树枝堆上。这是贮藏黄米的谷仓，必须避开老鼠、虫子，还要防潮。用草编扎的双层环带助人攀至细长的顶部，舀取存粮。

值得一提的还有，住宅左近，地面上，东一处西一处，隆起些圆包包，跟光滑的灯泡似的，那都是坟冢。

我们到的这一天，村里几乎阒无一人，全在田里干活。我们决定赶往普斯，征调来的挑夫正在那里等候，不久要陪我们去马鲁阿。

普斯驻地位于洛贡河对岸（属喀麦隆）。日暮时分，我们抵达驻地，但却令人大失所望，周围十分萧瑟，远离当地人的村舍，此外，还比较肮脏。我们便调头，去马拉投宿。

由于很想选择最佳场地拍片，我们打算比较一下莫斯古姆和下一个最重要的村子（途中经过许多不大的聚居点），小船随即载着我们驶向马拉。区长骑马来迎接我们。我们靠岸向他致意。他块头很大，大腹便便。不过十分和气，笑容可掬，恭恭敬敬，显然很想向我们表达善意。他身着白色长袍，系一条黑腰带。他身边那个维齐尔，还是什么显贵，我闹不清，长袍外面还套件角豆树色的类似突尼斯坎肩的东西。苏丹的四匹马及随从不耐烦了。彼此寒暄已毕，我们便又登程上路了。

马拉从河上望去十分优美。附近地区，村子四周，村子里面，总有几棵树；这些树硕大无朋，尤其是遮住我们靠岸地点的那一棵，大得出奇，这可能是棵榕属植物。树干像一束纷乱纠结的藤，怪得不能再怪，错综复杂，仿佛存心如此。

马萨人是中非最漂亮的一个种族。在附近的其他刚果地区，几乎所有土著都患有丑陋不堪的皮肤病，而本地的土著身上却根本见不到。这儿的人不仅强壮、健美、苗条，而且干净，这得归功于比邻大河，他们每天要到河里泡上数次。男人通常只披张山羊皮，任其在身后飘荡，前身则暴露无遗。不过他们有时也裹块布，那是从游牧者手中买来的，他们自己不会织布，也可能是缺乏纺织原料。女人不论长幼，都一丝不挂，总不能把她们戴的珍珠项链称作衣服吧。她们没有一人的嘴唇不被金属盘恐怖地拉大。几乎所有老太太都叼根烟袋，烟袋只能搁在没有盘的地方，即嘴角。再者，戴那些金属盘导致口水常流不断。

<h3>马拉</h3>

一个白胡子老头，身体赤裸，只有肩上遮块布，手里拄根棍儿，俨然古希腊的游吟诗人，他通过翻译，给我们讲述了第一个来当地的白人（探险家让蒂尔）的故事。他说：

“那个白人一到，全村人都渡过洛贡河逃到丛林中去了，就头人敢留下来，接受了白人送的项链。晚上大家回来，可还是被这样一个神奇人物的到来吓得胆战心惊，他是驾着一只孤零零的小船来的，第二天一早就又不知去向了……”

我们在前面提过的大树下，听着这个故事。树荫一直蔓至水上，树荫下，坐了一百来号人，其中有四十五个是我们刚从村里挑选来组建我们的剧组的。所有人都聚在我们周围，形成同心圆。三个老巫婆，三个老头，已经毫无羞耻之心。他们和萨拉人一样赤身露体，但却不像他们，还做个既体面又滑稽的动作，去捂大腿间的性器官。有几个年轻人十分可爱，其中一个披着山羊皮，他们过来坐到我们旁边，靠着我们的扶手椅。

昨晚，在我们要求下，举行了一场大型达姆达姆舞会。人数不断增加。开始只有些孩子，后来没多久，什么人都加入进来。我们刚从普斯回来，舞蹈就开始了，一看他们跳的舞步，便知坚持不了多久。他们的舞蹈与有些殖民者声称见过的缓慢、沉闷的单列舞或轮舞毫无共同之处，那些人说只见他们模仿性行为，并断言，舞蹈总以狂欢告终。眼前的动作干净利落，富于节奏感，就像他们的住所一样，就像我所了解的马萨人的一切，而且富于变化。先是十分有力的踏步，一只脚，而后另一只脚，脚跟短促击打地面，震得系在女人腿肚上的响板叮当直响，没有一点软绵绵的感觉。女孩、男孩分成两行，变换着队形，互为映衬。

我说“响板”是简单的说法，其实那是灯芯草编的号角，草尖用绳穿上，封住，底部连在一个发声的薄片上。号的大小合体，正好能贴在腿肚上。它做工可爱，与日本编织一样干净利索。

舞曲换调，欢快起来。月光下，这种情感抒发变得疯狂、鬼魅。有些女人仿佛魔鬼附体，一个老妪径自独唱。随着达姆达姆鼓的节奏，她东奔西突，手舞足蹈；一会儿，加入轮舞圈中，然后又突然亢奋起来，跑到一块空地上，摔倒了又继续跪着舞动。几乎同时，一个年轻少女如石子从弹弓中弹出一般离开群舞圈子，倒着向后跳了三下，像口袋一样滚落尘埃。我以为会看到抽搐，歇斯底里地发作，但并未如此： 她只是毫无知觉地瘫在地上，我探身望去，怀疑她的心脏是否还跳动，因为已看不到她呼吸了。一小圈人围拢来，两个老人俯下身去，在她身上比比划划，同时大声吼叫，也不知叫些什么，姑娘毫无反应。但仿佛达姆达姆鼓将她唤醒，她猛地又有了活气儿，然而没有劲儿，步履艰难，边舞边踉跄，最终又侧着倒下去，两臂张开，双腿半屈，姿势优雅——再也没有什么能将她从这种状态中拉回来。我在途中随笔里曾记述比斯克拉犹太人的驱魔法场，除了那次之外，我还没见过如此怪异恐怖的场面。

<h3>二月二十八日</h3>

我目睹了制作一只昨天谈及的号角的过程。一个男子将灯芯草尖固定，把号角尖端封在一个线编织物中。他用一根锥子轻轻挑起别的线，好让一根线穿进去，由它结紧整个号角。这条线穿在一根长针上。

我没有想过会有好几种穿针方式。可这根针没有针眼。它不过是一种非常结实的具有可纺纤维的植物的一个裂片，极细且长。与针尖相对的另一头给弄软了，分解成许多细丝，和那根线编在一起，拖着线随针走。

整宿都有鸟儿飞翔啼叫，嘈杂异常。我们的艄公睡在“炮弹”里，终于睡在温暖之所了。我们则在三米高的小崖下我们的篷船中过夜，崖上坐落着城镇。在我们停泊的地方，崖壁不过是个舒缓的斜坡，因为坡上堆着垃圾，垃圾丢在这里保证了城里的清洁。

从河中央放的枪声、人的叫喊声撞到岸边短崖上，发出悠长的回声，从河这边传回到河那边，绵延至河上游或下游很远的地方，喧声经久不绝，惊起成群飞鸟。

日落时乘独木舟猎鸭。白日难挨的酷热和耀眼的阳光过后，何等安然，何等宁静！通红的太阳消失在一层薄雾轻纱后面。天空变成金黄色，它的光辉倒映在水中。洛贡河估计有三百米宽吧，我们从容不迫地横渡。不见一点缺憾，一道划痕，一丝涟漪，唯有我们的轻舟压出的柔和的波纹。登上这叶小舟的还有乌特曼和一名卫兵，驾舟的是两个黑人，撑着长篙，一人在船首，一人在船尾。

上午记录剧组中群众角色名字时，我们很惊讶，有那么多男孩、女孩都叫齐格拉。这也是一个经常出没于丛林中的鬼的名字；求子不得的女人会去祈求它（并向它祭献一头母山羊）。如果她们终于怀孕了，便许愿给孩子取鬼的名字。

大量种植烟草，其花白，叶宽大美丽。许多面积很小的田地，但也因此养护得更好，四周环绕着篱笆或矮矮的土墙，马萨人将地里的收获卖给在此地往来做推销员的尼日利亚的博尔努人或豪萨人。

一个乐群十二拍，第一个音符唱两拍，其余的音符节拍相等：

第一个5音唱得极强，几乎是喊出来的。

另一支舞曲中，6被降7取代，仅此便使这个旋律别有一番特色。唯独高音5是纯正的。

另一乐群：

此处，在舞曲第二部分，降7再次来取代6，——此时1本身则被一个模糊的中间音或是降7和5的复合音代替了。

<h3>三月一日</h3>

昨晚，达姆达姆舞重新开场。没有前天晚上人多，舞蹈却同样惊人。持续两小时后，顷刻间广场便走空了，人人都去就寝。仿佛一场律动体操。

夜里重新琢磨，觉得昨天那支曲子记录得不好，他们的间隔比我们的调式宽，因此在1和位于下面的属音间只有一个音符。这一点我竟拿不准，可真够奇怪的了。但想想这支曲子，由一百人扯着嗓子喊出来，又无一人唱出准确的音符。就像人在许多小线条中竭力识别的一条主线。效果奇妙非凡，给人一种复调感，如和声般瑰丽多姿。同样的需要促使他们往他们的小“钢琴”的金属爪上套上珠环： 讨厌清晰的声音，需要打乱它，使它轮廓模糊。

在此地界内散步，没走多远，出乎意料地来到一条宽阔的大路前，以前我不知道它的存在。一回到莫斯古姆，我便向人打听。这条路本可一直通到拉依。但一年中有三个月都被大片水面淹没覆盖，年年如此，低洼处水深可达四米，高处也有五十厘米，只恐这条路永远无法通行，每年大水退去后，当地人必须要填土除草。所有精壮男子都被征调去服此劳役，时间不少于一个月。他们得到合理的报酬，这不假。劳动强度毫不过分，也不用远离自己的村子，因此每晚都可以回家睡觉。他们并无怨言。然而，这条路和一条足以使陆路运输无用武之地的大河平行，要理解这么一条靠不住的路的必要性……

上面的情况是我从一个身材魁梧的苏丹口中得知的。他身穿深蓝色长袍，头戴白色头帕；体侧挂着多得难以置信的护身符，吊在一条皮带上（一些小红皮袋里装着的经文）；他从邻村来，带着一干仆从和一个翻译，向我们表示敬意。他亲切谦恭，笑容可掬，举止文雅，他表示非常满意，并说从未与任何法国白人有过不快。

在（马拉）垃圾堆脚下睡腻了，那是全村的垃圾场（我早向马克预言，我们会得病的——今天早晨他起床时便发烧了，嗓子痛得厉害），我决定返回十分舒服的米尔布迪恩驻地。我们的两名艄公染上一种胸部炎症。这一点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有人竟能抵得住这样的温度跳跃；今天早晨空气稍有回暖，而昨天，日出后，我先前找到的温度计显示才十度。之前肯定一直降到六度。后来，十点左右，气温从十五度一跃而至二十五度或三十度，稍后达到三十五度，甚至三十七度（冬天的气温）。据说在炎热季节，气温可直达五十度。

午饭后立刻出发。

我们的艄公往滚烫的金属船板上洒水，因为他们要赤脚踏在上面。他们竞相咳嗽、吐痰。有几个上午去普斯集市了，马拉的几名少年代替了他们。

我们两点左右抵达米尔布迪恩驻地（距莫斯古姆两公里）。马克一到就躺下了。他烧到三十九度多。小睡片刻后，我向邻近的“炮弹”进行了深入的勘查，它们盖得特别好。其中一个主要院落里（人从一个门洞进去），一个巨大的罐状谷仓让人联想起《尚特克莱尔》的某个布景。

我把篷船布置一番，好让丹迪基能留在这里过夜。它整天像块膏药似的贴在我肚皮上，不然就紧紧吊在我脖子上，我要想赶走它，它就没命地嘶叫。我早就不再系住它的脚了，它总是绕那么多圈，有时早上发现它都快被绳子勒死了。我曾把它关到盒子里、鸡笼里、袋子里，可它在里面太可怜了。要是夜里不关它，让它待在我的篷船——它出不去的岛屿——里，就别想睡觉了，因为它最喜玩耍的地方就是我的蚊帐，它拿这个有弹性的跳板取乐，欢跳雀跃，翻筋斗，闹得不亦乐乎。在拉密堡，从我的卧室它可以跑到后面一个没有出口的露台上。在那儿它的空间可大了；但它总是返回到我的床这边来，对床发起进攻，想方设法从蚊帐底下钻进来，一旦得手，便向我摆出千般媚态，变着法地迫使我和它玩。我实在烦了，只好起来打发它到马克房中，于是，它又开始对他纠缠不休。一夜，马克没有关门，丹迪基便脚底下抹油。它下了楼，可能是顺着楼梯扶手下的。一楼办公室的仆役们早晨在很远的一棵小树枝杈间找到了它。最近几宿，我将它遣送到泽泽的船上，并用一支篙将他的船与我的隔开；谁知丹迪基竟把这篙当天桥，接连三次跑来找我；我懒得继续抵抗，干脆把它关到脏内衣袋里了事。早晨，我来释放它时，多么欣喜若狂！终于盼到了！！！它紧紧抱住我的手、我的胳膊，再也不想松开，即便我在梳洗，即便我在浴盆里。

<h3>三月二日</h3>

昨晚马克烧到四十度。焦虑万分。怎么也赶不走在周围肆虐的回归热的阴影。我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一旦情形恶化可以迅速赶到洛贡比尔尼的医院。为艄公们储备大量米团。另外我还准备了两个船队，以便可以马不停蹄地快速前进，夜里也不停船。我早提醒过马克在这座垃圾山脚下露宿有多不慎，还有像他那样哪座茅舍都进（可我多么喜欢他的好奇心），谁的手都握，毫不吝惜亲热的表示，晚上又在舞蹈扬起的滚滚尘土中间待上好半天。不过咽峡炎好像基本缓和了。我让他服用了乌头。这一夜还不坏（但仍受到一大群聒噪的蝙蝠的打扰），今天早晨他只有三十八点六度了。他依旧卧床，但盼着明天能重新开始工作。

艄公们在驻地前面的大院里，这一夜咳嗽并没怎么止歇。天不太冷，但起风了。感到他们很不舒服而自己就是间接的罪魁祸首，我便难以成眠。我多么庆幸在拉密堡给每个男仆额外买了一条羊毛毯。然而旁边这些可怜的人，全都赤身露体，后背被寒风吹得冰凉，腹部却被火苗烘烤着，劳碌了一整天却不敢放心睡觉，害怕醒来时被烤得半熟（其中一个今天早晨让我们看他腹部的皮肤，全给烤黄了，还布满水疱），这实在太残酷了。

在洛贡河洗浴，离驻地不近。沙滩上，有两只白鹭、一只鱼鹰和一些小凤头麦鸡（？）为伴。若不是必须戴着帽盔就十全十美了。之后惬意无限。

那高贵躯体娇艳的生命火焰

冷却在柔软的波浪的水晶中。

马克的体温降不到三十八点五度以下。如果今晚还往上升，我们就动身去洛贡比尔尼。他的头重又痛得厉害。

<h3>三月三日</h3>

昨天十一点左右，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感到不适。当时我正在游廊下读《浮士德》，突然觉得昏昏欲睡。我回到床上想躺一会儿，刚躺下，只觉天旋地转，冷汗淋淋，阵阵恶心。不多时，呕吐起来。不适一直持续到夜里。没发烧。

马克却又烧到快四十度。大量出汗，头痛得很厉害。

有时我踉跄在恐惧的深渊中。甚至认为，为马克忧心如焚引起了自己的不适……除非今天早晨的河水浴？……

我躺在篷船里写下这些，回到船上费了我很大劲，须知稍动一动我就恶心。我重又能体验到呕吐的间歇几乎是巨大的享受。昏厥咫尺之遥，身体可以近乎美妙地品味存在。两次焦虑之间的绿洲有时令人陶醉。

我们派了一艘更快的独木舟去通知洛贡医院。阿杜姆的照料和忠诚无可挑剔。

我觉得好些了。虽然还头晕，但能吃点东西了。就在马克榻前，和他一起喝了麦片粥和水饭，佐以美妙的杏子酱（我们从旅行箱里拿出了最好的食品），浇上维希矿泉水和莫埃矿泉水。

很快吃过饭，我又躺下了。正试图睡去，后面的船夫唱了起来，那是六个萨拉人，来时就随着我们了（前面的五个船夫则是莫斯古姆人）。阿杜姆把歌词给我译成法语：

这是我在这个国家听到的最奇特的歌声。啊！多希望斯特拉文斯基能听到它！这是一个长长的乐句，高声开始，几乎以最弱音结束，但是像用卡农形式唱出，因此一些人的最强音恰与另一些人的弱音重叠，弱音仿佛喁喁倾诉的低音部。他们的音符总唱得不精确，就像英语没有纯正的元音一样，因此很难记下曲调。我们北方人的耳朵实在难理解这一点，我们那么重视音准，而这里的音从来不准。而且，一个唱“1”“2”，另一个唱“2”“1”。有些人还做些改动。六个人，各自唱的都略有不同，却没有确切的“声部”。这样倒形成一种极为独特的和谐厚度。同一乐句——几乎是同一乐句（有时稍加改动，像贝玑的风格），不厌其烦地反复唱上一刻钟，半小时。有时，他们仿佛陶醉于乐曲，拼命地唱，发疯般地划。（我们这回走的是洛贡河一条很深的支流），我怎么会说他们萨拉人不唱歌的？（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用篙撑船时从不歌唱，而只是伴随双桨有规律地划动才一展歌喉。）

相形之下，我们的民歌就显得粗俗、拙劣、简单和初级了。今天上午，在马克的船上，我听到他的萨拉艄公的合唱，与昨日我的艄公唱的迥然不同。与以往听过的音乐毫无共同之处。它和俄国船夫曲一样震撼人心，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从极弱开始，轻声吟唱，似乎在练声，尤其是独唱，好半天，他们都只是小声唱。在法属赤道非洲，合唱总是不等独唱的乐句结束，而在最后一个音符，有时甚至是倒数第二个音符上响起，他们便是这样。效果十分强烈。渐渐地，他们似乎有了信心，兴奋起来。独唱有副美妙的歌喉，和音乐学院要求的音质截然不同；他的歌声时而仿佛被泪水哽住，时而更近于呜咽而非歌唱，夹杂着嘶哑和不谐和的重音。接着，突然间，一连几个甜美柔和的音符，让人不知所措。

合唱的歌词如下（阿杜姆译）：

<small>白人统治国家，他们善良仁慈。</small>

其余部分是独唱即兴陆续编唱的。

节奏和旋律创作妙不可言，浑然天成，而和声又当做何评论呢！须知尤其这一点令我惊讶。我原以为这些歌曲都是单声部的。人们一直给他们的音乐冠以这样的名声，因为从来没有“三度或六度音程的曲子”。可这种通过音的拓宽和压缩形成的复调音乐，我们北方人听起来真是晕头转向，恐怕无法用我们的线谱如实记录下来。

副歌同时于好几个音符上响起。一些音升高，另一些降低。宛如藤绕主干，随之蜿蜒盘曲，却并不完全吻合。宛如榕属植物的树干。

<h3>三月四日</h3>

马克的烧退了；昨晚他虽觉得很不舒服，但确实好多了。是否仍要继续走这回头路呢？

我们决定起码要碰到护士长，他应该接到独木舟的通知，知道我们来，带着药来接我们。马克四五天内肯定走不了路，抑或重新开始拍电影；这样利用这些天也好；必要时一直挺进到医务室化验一下血。病情好转几乎觉得羞惭。其中有顾忌舆论的成分；不想在当地人眼里看着像没有准谱的人一样。

阴凉处三十八度。若没有席篷下的穿堂风，人得热死了。我这艘篷船舵丢了，而我这些艄公极为笨手笨脚，保持不好航向。重新找到航向尤其费劲。小舟冲着岸边的芦苇撞进去，滴溜溜地打转，就这样浪费了大量时间。不过在这第二天将近午时我们还是到了洛贡加纳。

离这座村子还有十余公里，我们遇上凄惨的一幕，耽搁了一段时间。一个丛林地区的阿拉伯人几乎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淹死了。他是和另外几个人要去阿尚博堡工作，正在去往那里的路上。这条河许多地方都可以涉水而过。就在他的同伴刚刚走过的地方，不知道他怎么就失了足。有鳄鱼吗？他们断然否定。仅仅是“他不会游泳”。我们三次见他将胳膊举出水面，发出呼叫——而阿杜姆从船上望见他，竟能以为他是在打鱼。“快来看，有个渔夫，”他冲我喊道。我找了一阵眼镜，因为我正专心读书。而后阿杜姆又告诉我：“不对，这是什么人在开玩笑。”这是有人溺水。等过了一会儿，我们想去援救时，已为时太晚。可以想象面对船上这班人的笨拙我的急躁之情，他们弄得船逆着水流摇来摆去，就算原本还有一线希望，也让他们夺走了。那些阿拉伯人，他的同伴们，站在岸上，滔滔不绝地说着，评论着这一事故，尽管如此却并不显得怎么难过。我犹豫了一阵，是否让人寻找尸体……可又有何益？他们不会埋葬他的——那么在凯门鳄与鬣狗之间……

一条很肥的鱼跃出水面，就在我那些艄公的桨中间，而后落到船上。

群群鹈鹕。布吕诺·德·拉博里说：“有些鹈鹕群肯定有上千只。”我闲暇解闷，数了数，最多的一群有一百六十只。这已经很多了。布吕诺·德·拉博里认为有两种，灰的和白的，而我没弄错的话，灰的是幼鹈鹕——和天鹅的情形一样。

难忘的时光。监禁在篷船上。我如醉如痴地读着《浮士德》第二部。重读和半人马怪的对话，耳边怎能不再次响起皮埃尔·路易第一次为我读它的声音。（我们刚刚上完修辞班。）不知是不是他自己发现的这些奇妙诗句，我倒更相信先是他兄长乔治·路易给他看的。不过这都无关紧要。

福楼拜在那部<span class="" data-note="福楼拜的剧作。——译注"></span>中写道：

“这里，怪物；停下来吧……”

“不，决不。”

那时他是否知道这些诗句呢？

皮埃尔和我带着何等神圣的颤栗听查仑回答：

……你站在这岸边

我愿把你背过河去。

而谈及海伦娜时，皮埃尔满心虔敬，嘴唇和声音都颤抖着，和浮士德一起喊出：

她是我唯一的渴望……

这话定然决定了他的一生。就是这样我想再见到他，如今距离抹去了许多污点和某些不尽完美的地方；就是这样我可以爱他。

给阿杜姆上了很长时间的阅读课。我好些了，天热得要命。

夜晚，宁静。正是丹迪基醒来之时。夜行动物感觉到痛快。

……愉快的时刻来到了。

凉爽、静谧……<span class="" data-note="这两句为英文：“... No time,/ t ...”，出自英国诗人弥尔顿的。——译注"></span>

<h3>三月五日</h3>

昨天在来时第三天露营的地方扎营。数不清的各种昆虫（但没有蚊子）来围攻我们的晚餐。那些小小的东西贴在蜡烛杯的玻璃罩上，像层毛毡；它们钻进耳朵里、眼睛里，贴在前额上，汗涔涔的头顶上，掉到炒鸡蛋里、杯子里。人让它们烦得忍无可忍。其中最大的有长翅膀的球螋，瓢虫，一只小蝼蛄，一只大螳螂。我往氰化瓶中塞进了一大堆。

我们早晨三点左右又启程了。我的身体有种异样的不适。八点左右遇上从洛贡比尔尼来迎我们的护士的独木舟；他当即采了我们的血。半小时后我们到了门诊所和医生房前，医生不在，我们就住到他房中。

马克的血里什么也没发现，我的也一样。没有病得更厉害，我们都有点尴尬，立刻写信给马塞尔·德·科佩，请他放心，由一名邮差骑马送去。

天气很难受。天空晦暗，天际好像堵住了。狂风扬起一团团沙子；空气中仿佛都载满了沙子。

首领来看我们，非常殷勤。自从我们经过比尔尼后他便失去了母亲。

我很高兴地又见那三位周到、热忱、殷勤备至的护士；要求再见见那个小昏睡病患者，他当时已到了第三个间歇期，但他们仍希望救活他；然而我们得知就在我们离开的第二天，他便死了。

试用过牛粪敷料后，阿杜姆又往伤口上敷刚杀死的母山羊胃里提取的尚温的草浆。他后来说这是头一样确实对他有益的东西。我只好信以为真。今天上午，他的伤口（一处在腿中央，一处在脚踝）外观的确好些了。母山羊咀嚼过的食物团结了痂，使伤口不会接触有害物。我建议他去诊室包扎一下，他却根本听不进去，对我们白人的医学没有丝毫信任。他从手帕中取出保留的散发着恶臭的粉末（咀嚼过的食物团干了以后就成了这样），在我们的卫兵和一个老阿拉伯人四目之下，用热水洗过伤口将粉末撒在上面，这都是那两人的建议。

我们的两名艄公病倒了。

<h3>洛贡比尔尼</h3>

河边这座村子很大，环绕着卫生站。肮脏不堪。大量房屋倒塌，这些坍塌房舍的院中堆满了各种垃圾，街道污秽不堪。

和这一地区所有村庄一样。洛贡比尔尼四周环绕着围墙（现在有些部分已坍塌，尤其是河边那侧的墙），但奇怪的是在墙与村子中间有大片空地。村子仿佛漂浮在围墙里面。一些大鸟，兀鹫、秃鹳、鹰落在围墙顶上；空场上时有洼地和大树。

<h3>三月六日</h3>

昨天无事可记。等待的一天，情绪消沉。马克和我都非常虚弱。听说回归热重新在我们即将穿过的马鲁阿地区所有村落肆虐。卫生助理建议我们带着一名护士走，他正好被召，去这些地区巡视，必要时，他可以做静脉注射，抵抗回归热。我给库塞里的行政长官写信通报他并请求他的批准。

很想了解马萨人的风俗，便询问那个十分聪明的齐格拉，他从莫斯古姆便跟随我们。但我们从来不能肯定真正理解了一个当地土著的话，他或者想让你能理解，或者完全相反，想让你抓不住要领，总是按照你的习惯说话，顺着你问题的意图，哪怕问题提得多么谨慎、灵活、委婉。

我越来越确信这些原始部落的人没有我们的思维方式；故此他们在我们眼里常常显得愚蠢。他们的行为不受逻辑制约，而我们从幼年起便养成习惯，根本离不开逻辑，我们的语言本身便体现这种逻辑。

昨晚，苏丹再度拜望，身着礼服。出众的挖花白丝长袍，缀满爱德华七世的肖像。肩披一条深红大丝巾，交织着黑线。白袍里面一件厚厚的金黄色丝外套。头戴一顶类似希腊帽的软帽，略呈圆锥形，绣着花，花样颇像亨利·莫尼埃时代的绒绣帽，用五色毛织成。卫生助理给我们送来一只鸭和一大块牛肉，苏丹则让人带来从巢中抓的雏鸽、一头母山羊，以及给所有挑夫的食粮。他显得一心要取悦我们（估计我也让他有同感）。我们彼此都找出最令人愉快的话说给对方。阿杜姆做翻译，他转达的某句话特别打动了苏丹，为了表达他的满意和感动，他轻轻地无声地拍了拍手。有时随从他的两名护卫也模仿这个手势。就这样，到后来，留了影后，我对他说，只给他寄张照片我还不满足，很想自己保存一张，以纪念他的良好接待和洛贡比尔尼所有人的盛情，此时，只见他们三双手有节奏地从下至上又从上至下，张开复合上，一连五六次。

洛贡比尔尼曾经长期是当地最重要的城市，如今受到昏睡病的蹂躏，十分荒凉。加之一九一五年，尤其一九一七年对德开战期间，居民成批外逃到迪韦尔和戈发。大量房屋被弃坍塌还另有缘由，那便是科托科人将死者埋在茅舍院中，然后又害怕厄运，便弃房而走。让他们接受公共墓地实在非常困难。

他们的问题往往出在“马萨斯”身上，即食死人者——好像这半为传说，半为实事，因为有坟地遭破坏的例子，若非真有食死人的，便无法理解了。

所有这些情况都是从年轻的中尉h……口中得知的，他今晚刚刚骑马到来，他是告别库塞里转到另一个分区去。

<h3>三月七日</h3>

启程，十分艰难的撤离。另外四名艄公（除了先前两人外）病倒了（肺充血），其中三人还很严重，我们被迫将他们丢下了。我给马塞尔·德·科佩写了张便条，交给他们，他们一回到拉密堡，这便条可帮助他们领取报酬。多亏有我们在莫斯古姆额外招的十二个马萨人，但愿不要因这些变故受太多的罪。

为数不少的舌蝇。乌特曼消灭它们及普通苍蝇之熟练令人叫绝，他拿把刀片小心翼翼地靠近它们，仿佛剃须一般，割断或卡住蝇腿。

乍得归来 第三章 二上洛贡河

<h3>三月七日</h3>

早晨离开洛贡比尔尼，随行带着助理护士加布里埃尔·洛科。他是德国混血儿，年轻，聪明，十分友好，这次恰逢公务召他去南部。空气重又纯净轻盈，阳光灿烂。天不太热。可我的篷船再次失了舵，本应指挥那十名艄公的头儿蠢得没边；我们往前挪着，速度慢得叫人灰心丧气，不是歪到河这岸，就是歪到河那岸，那些人竟然也不设法纠正错误的航向。估计我们的时速不会超过三公里。另两条篷船已走得很远了，他们肯定等我等得不耐烦。我忍气吞声了，但以这种速度，我们怎么也得一星期才能到莫斯古姆。

阅读契诃夫的，是夏尔·杜·博寄来的译本，至少是读这个优美的故事后面的短篇，这个故事我已读过英文版的。有些篇很精彩。

艄公们重新集合。将船队打乱，罢免那个无能的艄公头儿，如此等等。总之，收到些效果。

午饭后，在蚊帐里读书，突然一连串奇怪的声音将我的注意力从《力士参孙》中拉出来。船停了。我从席篷下走出。这啪啪的如水拍岸声其实是风吹动我们头顶四棵大树头榈的扇面般的叶片发出的。马克的船也停了。这时阿杜姆告诉我说望见了河马。马克比我们先到一会儿，一直窥伺着它们，我们的到来稍稍打断了他的潜伏。但不久那些巨大的鼻吻在下游重新露出来。就在我们附近有四头，河面在此处的确不宽。我们爬到陡峭的岸上，狙击这些可怜的动物，它们每隔五分钟便探出鼻端来呼吸。虽有几枪似乎打中了，却无明显结果。然而忽地上游距我们五十米远露出一个新的鼻吻，比任何一个都大，而且就在旁边，有头小河马的鼻尖，阿杜姆断定它是在母亲背上。猎人真太残忍了！马克开枪了，这次看见河水剧烈振荡。河马肯定栽倒了，它的一只脚而不再是鼻吻露出来，激得水花飞溅。又是一枪，又一个跟斗；所有艄公，无论岸上还是船上的，都兴奋地跺着脚。而后，什么也没有了。大家等待着。

我们一直等到晚上，因为随从们让我们确信那庞然大物被打死了，过几小时，它就会肚皮朝天重新出现，而它不再返上来喘气足以证明它死了。奇怪的是其他河马，另外那四只仍固执地待在原地，离我们咫尺之遥，尽管又挨了几枪，却仿佛对危险浑然不知，也或许和am'ra?s及鸭子一样，根本不想丢下受伤的同伴。

我想知道，河马何时正经睡觉？它们整夜吃草，白天生活在水中，每隔五分钟不得不露出头来呼吸。

夜幕降临。需要找个地方让艄公们过夜。但这次坚决不想打退堂鼓，我们便要去下游宿营，希望水流将河马尸首冲下来。这样，我们又一次打乱了路线。

沿着乍得一侧的河岸走了还不到五百米，加布里埃尔突然冲过来，极其兴奋地叫：“狮子，狮子！”

我一跃到了前面，可什么也没看见。

“在那儿，离我们很近。躺在草地上，睡觉呢。”他的手指着二十来米远处，我却怎么也看不到，弄得他很着急。如果那猛兽真像他说的那么近，我很惊讶，它怎么根本不动窝，须知我为了爬到船的行李箱上碰翻了一只旅行箱，发出很大声响。马克的篷船就在附近。带上“荷兰式”，他攀到席篷上，开始也什么都没发现；但突然间，的确近在咫尺，一头狮子，看上去身材优美，挺起身来。三枪齐发，一枪也未中。我正目送狮子在转瞬间消失，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因为随即看见四个、五个、十个人从篷船上跳进洛贡河，争先恐后地潜入水底。连加布里埃尔穿着衣服都扎进水中，一时间我担心发生了什么不测，有人溺水……过了一会才明白，原来，马克很不牢靠地居于席篷顶上，在“荷兰式”的反冲力下，失去平衡，他只有撒手扔枪才能拼命抓住篷顶，枪消失在洛贡河里，所以大家才纷纷投入水中。

在水底搜寻了五分钟，“荷兰式”找回来了。

我们现在露宿在喀麦隆岸上，正好面对发现狮子的地方。这是小岛狭窄的尽头，大家几乎浸到水里了。我担心夜里会冷。几乎所有艄公都咳嗽起来。他们找来生火的树枝够用吗？怎么办呢？如果有月亮，我们几乎立即就会上路，然而那弯残月要很晚才会升起。再者他们在船上还会更冷，即使划着船也不行——而且他们说宁愿早晨再离开那点微弱的篝火。没有一人抱怨，没有一人反对……相反，就是那样嘶哑着喉咙剧烈咳嗽着，他们依然露着微笑。我真的理解科佩为何对这些善良的萨拉人依依不舍！

<h3>三月八日</h3>

今天早上气温计显示八度。那些萨拉人咳嗽、吐痰、声音嘶哑地喘息到深夜。耳上虽塞了“安宁球”，我还是听到他们嘘嘘嘘、咕噜噜的喘气声。再这样两宿他们就全完了。必须设法在村子里过夜，他们可以在那儿找个遮风避寒之所。

早晨，作为恶劣的一宿的补偿，一大乐事： 死河马在望。它就像一堆草，一团土块，在陡峭的河岸附近形成个小岛。我们派了一艘篷船去察看。就是它！人们兴奋得又是跺脚又是大叫。

我们放下正吃的早餐上另一艘篷船去与那庞然大物会合。它被冲到一块低洼处，要将它搬走极其费力。大家用篙推，但动作一点也不一致；用力分散，所有手下人又同时讲话。这些土著离自然如此近，别人会以为他们干这样简单的活儿肯定十分灵巧，可一碰上要想出新动作，他们就笨拙愚蠢得出奇。大家都从一侧拉那动物，有一人却偏偏从船上横着把篙插进来，妨碍其他人的努力。不幸的是我们当中那几个本可以指挥他们的人，却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不过，河马的爪子锁了链子，终于让泽泽的船拖动了。我们又登上另一条船准备好拍电影。唉！光线又不好。离岸还很远，河马再次搁浅。到此时我才看见它的头，方明白它整个身躯有多庞大，他们用了二十人，让它翻过身来，依次露出后背，胁部，接着是暗玫瑰色的肚皮，那短短的爪娇巧地收拢到肚子上。

它终于到岸上了，大家开始将它肢解。三十四个人兴高釆烈地一齐动手，挥动三把大砍刀和几把大菜刀，然而干这样的活儿，这些工具实在显得小得可怜。其他人或抓四肢，或用力拉割破的皮。所有人叫喊着，跑来跑去，指手画脚；却无丝毫争执。人人都很开心地笑着。将这大块头慢慢切成块，逐步剁碎了，足足花了两小时。一块一块，什么都被摘下来。倒空的肠和剖开的胃散发出恶臭。幸好风很强劲，将臭味吹散了。拽肺的时候，凝结的血从腔静脉溢出，犹如一条紫红色长蛇；我觉得就要恶心了。什么也没扔掉，什么也没忽略，在我们头顶盘旋的秃鹫和鹰将要大失所望了。它们的胆子越来越大，有些猛地俯冲下来，翅膀一扇几乎触到我们，但也是枉然。我回到船上喝口白兰地，好让胃恢复原位，它恶心得直翻个儿。

这家伙那么大，齐格拉却对我说还见过更大的。我很想知道它的年龄，也许查看它的牙可以推测出来，我去捡回了它的牙。我很想看看它的脑髓。我会忍住恶心去察看里面有没有那种可怕的双盘吸虫，吕泰尔曾告诉我，他在阿比西尼亚的河马颅骨中见过。

我们到底不能什么都带走，将河马的头颅留在岸上，放弃了打开它的念头，还有一只前爪，一只后爪和骨盆。不过，有些科托科人驾独木舟过来，他们将十分高兴与秃鹫争夺这些菜肴。

午饭吃的河马肉排，确实很香！吃完了，我们坐着挂满肉的船又出发了。臭味难闻，过几天还会更臭。我跨过一只脚，越过一块颌骨和一大卷比任何地毯都厚的皮才回到床上。席篷上面，一堆带血的残渣、内脏，叫不上名的臭烘烘的碎块，太阳肩负着熏制它们的使命；而船的两侧棕榈编的长绳子悬垂着淡紫色长条花彩。真讨厌！透过篷顶下起了血雨。甚至不是血，而是血脓。我像卡纽特王一样，注视着红的、暗黄的斑点布满地板、旅行箱、我的背包、我躲藏其下的蚊帐顶上。不过，比起萨拉人的欢乐、笑声和感激来，这些又算什么？

傍晚，刮起陆龙卷，无雨，几乎没有风，太阳蒙上层雾帐，天空发白、灰暗下来；周围闷得透不过气，仿佛要让人窒息。

<h3>洛贡加纳，三月九日</h3>

在洛贡河边的沙滩露营对我们来说再怎么惬意，对艄公们却太过可怕，我们只好将就在加纳过夜。我们将把驻地让给随从，自己睡在变成藏肉室的篷船上，尽管阿杜姆已想到让人拿掉我船上最令人作呕的肉。地板上粘着血，更准确地说是带血的液体，那不是从哪块肉上流出的，而是从覆盖在席篷上的几块皮上流下来的。脱衣服几乎都得鼓足勇气才行，到处散发着难闻而冲鼻的气味，有时借助风力，还掺进并不神秘的酸臭，因为，在这些村子，这是常会发生的情况，我们在驻地旁抛锚，正好位于各色垃圾粪便堆成的小山脚下。这是村子的垃圾场和藏污纳垢之所。真不知登陆该在何处落足。天亮时还可以选择，而这一夜没有月亮，我们最后一盏玻璃烛灯刚刚爆裂。手提灯过于完善，不适合丛林地区，早就不用了；泽泽做饭，需要那盏防雨灯。故此，稍后我想下船时，噗地一脚踩进肮脏的泥坑里，被迫换了鞋、裤子和袜子。这一切都是在黑暗中摸索进行的。

虽有这么多让人恶心的东西，我真佩服我们竟还有点胃口去津津有味地吃在与那些异味稍微隔段距离的岸上等着我们的晚餐。一吃完饭，我们就在护士帮助下，让随从的两个病得最重的萨拉人接受了划痕拔火罐的强效治疗。这些可怜人对我们之信赖着实令人感动。没有更好的，我们只好用餐用平底大口杯权当火罐。包扎之后，离开驻地时，我竟笨得一下从平台上面跌下去，因为我没看见前面无路，还往前走，结果一脚踏空。然而垃圾形成软软的一层。我不敢多想，但嗅出了……我安然无恙。

非常困难地得到几葫芦黄米给随从们做晚饭。“没有，”村长答道，这是个呆头呆脑的老家伙。我们打算派个人骑马到下一个村子通知，让他们明晚做好黄米糕。“那坐独木舟去了？”村长解释，独木舟不会比我们先到——对此我不大相信。等那老头走远，陪同的卫兵告诉我们，和我们打交道的是个对手下人没有任何权威的首领，怕被人瞧不起，什么也不敢向他们要。由于他也怕惹恼我们，后来又来了，带来三只鸡和几个鸡蛋，我们付了钱自不必说，而且应该说付得太多了。拿来的黄米显然不够，不过这样随从们便会吃更多的肉了。但总能剩下足够的肉散发恶臭。

我没有说到达村庄前不久曾登过陆。单调的田野，从前是黄米地，现在散布着埃及姜果棕，每个扇形棕榈枝上都载着只秃鹫或秃鹳。有时棕榈树只剩下个骨架，就在它上面，干枯的棕榈枝上还有几只笨手笨脚的大秃鹳从头到脚好奇地斜眼打量你。

刚下船，我便发现被打捞到岸上的那天那个可怜的溺水者的尸首，面无血色，身体浮肿，有几处皮肤破裂了。

我若不提布朗宁和弥尔顿就没有如实总结这一天。欣喜若狂不能自已地重读了几首十四行诗，《力士参孙》的开篇以及大段；而曾给我留下更美好记忆的布朗宁的《阳台里》，重读时却激情有减。不完全理解往往有好处。我的想象有助于生出幻景，把我犹疑之处慷慨地装点得五彩缤纷。而今我看得清楚了，不免有些失望。

躺在蚊帐里，我近乎痴迷地阅读（结果引起剧烈的头痛）。不记得我曾以更敏锐、更贪婪、更颤抖的目光读一篇文字，也不曾带着更强烈的渴望。

大概弥尔顿就是给于勒·罗曼写的这几句：

<small>要局限在眼睛这样柔弱的球体里？</small>

有种要走走的强烈欲望；据此意识到自己身体好转了。篷船把我和阿杜姆、翻译齐格拉和一个卫兵带到迪韦尔村前。我们要在戈发前会合。和船走得一样快，又省去河的拐弯，我们很可能比船先到。十点。天已热起来，但空气并不沉闷，近乎清新。我拿了自己的猎枪；卫兵带着支毛瑟。出了村，几只褐色的小鸭子，是最好的——我都没打中，不幸得很。不过有一只我先打伤了，可二扣扳机撞动子弹，子弹却没发出去。鸭子借机逃之夭夭了。开枪不响着实令人恼火。过一会儿，那支毛瑟也将白扣六次扳机；不过至少当初在布拉柴维尔买枪时，人家已事先告诉我们这商品的质量不好，是德国的存货底儿。那是对一群am'ra?s表现出我们的无能。我们沿着狭窄的小道前行，双手向前拨开茎秆，只能看见下一步落脚的地方，走出这没完没了的高草地，眼前一大片开阔的空间，曾被一年一度的大火烧得一片荒芜，现在，在烧焦的草秆下面已经又生出绿草。直起身时大家发现在两百米远的地方，am'ra?s觉出我们的到来，已经全部都抬起头。开始，我只辨出两只；卫兵一走近，它们便逃跑，全都依次一个接一个，像当地人一样，我再一数，有四十八到五十只。它们跑出几米，便停下来，回转身；好奇心仿佛胜过恐惧。一枪放出去；它们全向前跃去，一丝混乱，打破了队伍的布局。有几只高高跃起，跃过茎秆，或许是想控制局势。然而它们跑不多远，又重新都转过身来。它们仿佛在等待，邀你前去追赶。我们远远目睹这一把戏重演了好几回——如果我们不大声喊回卫兵，还会再重复下去。太阳开始烤得很厉害了，我们也不想冒错过篷船的危险。

往前走一点，又见两只黑色肥鸭，因前次失败而惭愧，我把步枪递给翻译；但他并不比我走运。没等到枪的射程内，鸭子便飞了。

稍后，又一群am'ra?s，这次只有十二只左右，但近在咫尺。这回轮到阿杜姆放跑它们了。

途中我们在灌木丛下捡了些小果子，颜色、形状、大小和干椰枣一样。一层薄而脆的壳保护着果核，核外裹着一毫米厚的干果肉，甜美可口得都发涩了。牙咬得很不舒服，因为果肉紧贴着核。这让我们愉快地忘记了口渴。

就在马克当初给钓鱼的孩子拍照的沙滩上，我耐心地等着篷船。肉味现在可真大，大家几乎先闻到味才看见船。这才明白刚才为何那样渴望步行。

齐格拉离开一段时间去和戈发的村长交涉，争取获得些黄米，现在回来了，没要到米团，还把我的枪摔断了。我一个劲自责，怎么会把枪托付给他！阿杜姆之前忘记告诉我，系枪背带的扣断了，用一个不中用的木销代替了钢箍。未经提醒，我们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斜挎枪必须小心翼翼才行；它突然从齐格拉肩头脱落。然而我怎么也不相信一杆步枪托从这么一点高度掉下竟会摔断。“可以用绳子捆住修理上，”齐格拉向我保证说。我觉得他本应更觉愧疚些。然而，一无所有，当地人……

现在我船上的艄公头儿——他开始指挥马克的船，后来让他到我船上来替换那个不称职的头儿——也病倒了。他在我床边烧得直发抖，身旁是那个小萨拉人，我们给他拔过火罐。两人很快都睡着了，我读了点弥尔顿，也在蚊帐里睡着了。

四点，停在卡尔塞村（喀麦隆）。我登上马克的船去喝茶。就是在这座村子我们首次见到唇上镶盘的女人。据说，她们是从前逃离村子以躲避修莫斯古姆公路的那些马萨人的妻子。他们准备回来了，有人告诉我们说。

据齐格拉（他是我们遇见的最聪明的黑人之一）说，当地人如今可以有更多的妻子，因为在争执和休妻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得到白人法官的支持讨回彩礼；另一方面他们无须再惧怕强盗洗劫村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纳税时，如果村长找到某个土著对他说： 你有好几头牛；那人就要卖掉一头以凑足人头税，对一个女人村长就不能如此行事了。因此，与其买头牛不如买个女人（另外，当地人让女人劳动却不让牛干活）。

科托科人告状，说上次经过时，我们的艄公抢走了两支篙。艄公承认了。我们提出每支篙出两法郎。科托科人耸耸肩： 他们需要这些篙，要求还给他们。在这个地区，没有什么比五米左右长的树干更难找的了。

<h3>三月十日</h3>

科莱姆，我们为随从们做出很大牺牲，在此过了夜。他们可以在遮风避寒之所睡觉。另外这一夜并不太冷。然而再想象不出更龌龊的村子了。除了庭院房屋街道脏得难以形容，池塘（我想我提到过），这些空场中央停滞不动的水洼，这些村里人倾倒粪便和垃圾的年深日久的垃圾场，赋予科莱姆以别致的风景，也构成它特有的丑陋。

为了不过早叫起病号，我们同意明天才抵莫斯古姆。我们将在马泽拉过夜。我容忍了这种缓慢。多走一天又何妨？我从没有这样痛快地读书，也从没有这么衷情。单调的风景摇荡着思想但并未分散它。不过有时，有人指给我们看一群羚羊；船便靠岸，大家爬上陡峭的河岸；广袤的平原（啊！我多想看一看大水覆盖下的这个地区！）在烈日骄阳下旋转颤动，我任由马克去追踪am'ra?s，自己凝望着碧蓝的河水和长满芦苇的河岸。

我已学会提防这些芦苇了。这个地区，草能割伤人，树能抓伤人，藤能划破人。我曾想借助于芦苇攀上河岸，便用手抓住一绺，结果，两个星期了，右手中指上有两处瘭疽，就是不好，开始是些芦苇留在手指上的几乎看不见的细绒毛。这些丝般的芒刺必须赶紧拔掉，否则就会看到形成一小块脓肿，渐渐变大，出脓，变成瘭疽，发炎，不知什么荒唐讨厌的东西，害得人只能笨拙地使用刀叉和钢笔——拿枪就更困难了。

马克在马吉埃尔（马泽拉）和我会合。我是走到这里的；他追踪am'ra?s追了很远，在烈日下这样奔跑很疲惫，回来在岸上等了很久他的篷船。不过起码他还打死了一头比较漂亮的公am'ra?s。至于鸭子，正面朝它们射击，几乎伤不着它们；它们的羽毛形成护身甲，小铅弹打上便滑落了。

四面八方，数不清的一群群am'ra?s。就在我的船附近，我见到三只下到河中喝水。加布里埃尔，那名护士，前去追捕它们。

我船上的十三个人中有四个病人。他们不停地咳嗽，咳的声音极其嘶哑，还不停吐痰。

据本村村长（非常友好）说，好像本区区长（就是我们第一次路过时乘独木舟来问候我们的那个人，明天上午要来讨税： 每人十一法郎），要求全部税款用“白币”（即用马克）支付。

我知道，马克已不流通了，政府致力于“将它收回”；据我了解，要求税款的一半用白币支付——村长说那还支付得起。全部……他说，那是不可能的。根本凑不够——他弄到的那一点点，在此地已是以黄币的两倍价格兑换的——也就是两法郎（硬币）买一马克。人头税就这样翻了一倍。

我记下这个区长的名字，极想知道他这么做是为行政分区长官所知并得其首肯的——我将通知分区长官——还是令人担忧的，将增税的利润据为己有。

我们决定明天等着这位区长到来，并派人通知他，以免他迟迟不到。他滞留的村子距此地有一小时路程，但送信人明天清晨才出发，因为有狮子，夜间来往是不谨慎的。

<h3>三月十一日</h3>

由于恶臭熏天，篷船上过夜是场严峻考验。令人恼火的是，我们给随从们睡在离此百米远村子茅舍中躲避风寒的机会，他们却不利用，起码不是所有人都利用。半夜，我重新穿上衣服去看那些咳嗽声搅得我不能入睡的人为何宁愿在河边露营；那里总共有十人，围在三堆篝火周围。第一堆火前面，一名卫兵、泽泽和我们的厨房小学徒在取暖。“村子太远了，”卫兵说。第二堆火周围三个萨拉人在打瞌睡。第三堆火周围，加布里埃尔、阿杜姆、乌特曼和齐格拉正昏昏沉沉。最后这几个至少还有被子。我想他们不喜欢营地，害怕那里的虱子，但更讨厌科托科人的茅屋，从前那里回归热猖獗。果然，加布里埃尔最后向我承认这一点。回归热是通过虱子传播的，他知道——而这些虱子是那些受过感染的虱子所生，它们不需要自己接触过病人也能传播疾病。这一切令人很不放心，而这一夜，身上奇痒难挨，我服用了罗啡因以便睡觉。还有我的床失去了平衡，薄薄的床垫一直拖到席篷边上；床不再是座小岛，我觉得不再有安全感。

人能想象得出在篷船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吗？置身小木桶、行李箱囊、洗漱用品、火枪、炉子、食粮等等中间，我的船上白天十三人（包括我），其中四个病号。倘若偶尔什么东西掉了，滑进活动地板条中间，人都要犹豫是否到那船底部汩汩作响发出恶臭的汁水中去找它——由于缺少排水，只能艰难地清洗船板。

是的，在船上的沉思和阅读再完美，我还是非常乐于下船。直到有那河马前一切都很好，可自从艄公们在我们四周吊起这堆臭烘烘的花彩，我就只敢勉强呼吸了。

天不亮便起床，在人还瑟瑟发抖的清晨（席篷下八度，外面六度），只见我们希望会见的区长向我们赶来。七个人陪同；全骑在马上；全穿得很好；他则尤其衣着华丽。渡河的景象十分优美；马总能踩到水底，只是水一直没到前胸。

我们加快了一点会谈速度，马克还想去打am'ra?s。可为什么有这么多争议呢？区长几句话说完，我们便放心了。肯定出了误会。从来也没提过要求全部用马克缴税，连一半都没有。能缴多少马克就缴多少。余下的缴硬币。

恰好村长来了，我让那人当他面重复了这番令人安心的保证，便出发去打猎了，希望事端就此了结。

然而，空手而归，离开马泽拉，继续上溯洛贡河，两个小时后，马泽拉的村长追上我们（至少是他派来的村中的头面人物），原来，我们刚刚启程，区长便重申他的要求： 他只收马克。

我立刻让人将他送我的一小束白鹭羽毛带回去（他原送我一大堆，我觉得全拒绝会得罪人，但特意选了最小的一束“作为我们相遇的美好纪念”，我让翻译对他说），“不想留下一个爱说谎的人的礼物”。此外，我立即给库塞里分区（这些村子都属该分区管辖）的行政长官蒂埃博写信通报此事。

我很想知道这场纠纷的下文，这是又一章瞒上欺下的故事。划了问号后，却总不能立刻得到回答。这是此次旅行的一个烦恼。

我重新埋头于《公爵夫人出逃》，它比初读时还要逗乐，还让我入迷，那时我没有理解得这么透。

我船上的可怜的艄公头儿病得很重。肺炎，护士说。我没想到他病得这么重，有段时间没有注意他。现在，就在烈日下，他浑身冰凉，冷汗淋淋，呼吸困难，脉搏十分微弱。加布里埃尔让他服用了吐根。呕吐也许能减轻痛苦，但也会耗费体力，也许需要给他注射一针咖啡因。因此我告诉马克的船跟在我们船后，准备好一发信号便作回应，因为药箱在那里。

有人费了很大劲挪开了几只旅行箱、两袋我刚向过路商贩购买的黄米、河马的颌骨、席子、篙、两箱胶片、脏衣包、断桨以及燃烧了一半的木柴，随从们带上它们（须知木头稀少）以备下次露营用——就为在船头能打开一张椅子，安置病人。他只有三十八点七度。我们希望今晚到达莫斯古姆，在那儿就可以洗船了，我便告诉他可以吐在面前的地上，要知道他连侧身俯过船舷的力气都没有。这些可怜的黑人，多么信任人，多么顺从而毫无保留！然而从没有一句感谢话，或一丝感谢的表示。我经常问在这种或那种土著方言中如何说“谢谢”：“没有这种词。”

每天都有新病人。最年轻的艄公患上耳炎，我往他耳里塞进浸透石炭酸甘油的纱布条（总算我们的药箱还有点用），几天前我自己也用过。而且，别来说什么“泡病号”，因为这小艄公并没少干活，而且很勇敢。

从我们第一次经过后，水位肯定降低了许多（从洛贡比尔尼回来，我们“取道”洛贡河的深水支流）。每小时有两三回，篷船要陷进流沙，所有艄公便跳进河中，连拉带推很长一段路。只听金属摩擦在流沙上的吱嘎声。奇怪的运输方式。

泥泞的沙地上放缓了它的速度。

<h3>三月十二日</h3>

艄公们虽尽了力，我们今天却不能走过盖姆西了。先是给库塞里行政长官写信，有关非法获取马克利润一事，而后船不断陷入流沙，耽误了我们很多时间。马克也许有些过于轻易地放弃当晚到达莫斯古姆的计划，放松了监督，而最有能力在沙洲间指挥小舟的艄公头儿恰恰正是生病的那个。我说过任他在我船上吐个够，因为我确信将不需要再睡在船上了。被迫停船令我很沮丧；可没有办法： 手下人愿望虽好（米尔布迪恩的马萨人原本非常兴奋，可以当晚到家了），却都筋疲力尽了。天已完全黑下来；只得就在两周前露宿的地点停船，邻近那个荆棘丛生、白鹭出没的小岛（我提到过），在一座巨大而难看的牡蛎壳堆成的小丘脚下。那些牡蛎（我从未提过）是从河岸上采集的。

我们赶到村中以求为手下人谋得住所。一间茅舍一间茅舍地走，让几个老妇腾出来，我们给予补偿。那艄公头儿，步履十分蹒跚，由一个同伴搀着，要走到其中最好的一间茅舍。他目光失神，像垂危之人。

我们在高高的岸上，在星光和身旁点起的篝火的光亮下吃了晚餐。今天晚上，我确实有些心慌意乱。日暮时分，炎热让我受到不小的考验，我感到头痛得很厉害。不过泽泽做了一只乌特曼打的鸭子，煮得恰到好处，足以让人忘记一切。

船上的景象和气味实在不堪，我不禁犹豫片刻，是否让人把我的床搭在地上（其他所有令人作呕的东西之外还有一样： 确信我们将在米尔布迪恩过夜，我让便秘的丹迪基服了泻药！）；然而，起风了……认命吧。至少我服了索内里尔，它给我带来有益健康的遗忘。

那个艄公头儿这天夜里死了。凌晨三点左右，加布里埃尔来报告死讯。没有再试一针的必要了： 他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昨天我便感到在他那样虚弱的情况下，我们让他服的那点镇静剂（剂量很小）有可能让他永远睡过去；但至少他临终时可以更平静。据守候他的弟弟说，他好像没有太难受，而且清楚意识到自己将要离世。打针只会刺激他。只有精心照顾，才有可能救活他，而我们做不到。

清晨，我们到这可怜人最后休息的茅舍去。他的生活将会何等悲惨啊！他在那里，一张席子上，挨着一小堆火，全身包着，裹在一件蓝长袍里，那双赤脚露出一点儿。身旁有他同村的四个“博阿”，靠火蹲着。走出茅屋时（屋门太低，必须使劲躬身）太阳升起来了。他弟弟在离村不远处选了一小块地修坟。卡拉四十岁上下。是一大家子的长子。他留下个妻子，但无子女。他没什么希望地离开人世，一生中也许从未指望过一天能挣一点五法郎以上。大概就是他带着英国猎手鲍威尔·科顿去乍得的。他曾让我们看一份证明此事的文件。

那些萨拉人和几位博阿终于挖好了坑。地十分坚硬，而他们的工具只有两把小锄头，是将一个太薄的金属薄片安到一个分叉的树枝上做成，形成锐角。

尸体不久被四人抬来，临时放在坑旁。他被完全包裹捆扎在一块粗布里。大家去找树枝，据说尸体必须安放在树枝上，使他与土壤稍微隔开，避免直接接触。

八点左右离开盖姆西。整段路上一直专心阅读。

到了莫斯古姆，我们下船去重睹这座村庄，并要步行走完它与米尔布迪恩驻地之间的两公里。

周围物资匮乏，沿洛贡河溯流而上这么长时间，米尔布迪恩在我们眼里简直如同一个天赐的避风港湾。艄公中又一例肺炎发作。这次至少我们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力图控制病情，然而那可怜的小伙子，看着那样健壮而且年纪轻轻，发起高烧，好像感染得很严重。加布里埃尔在他皮肤上划痕，我们给他拔火罐，但火罐扣不住；又采用涂碘酒的办法。

从病人口中我们得知，前天夜里，在马泽拉，那样寒冷——即我起床去看执意睡在露天的人那一夜——刚刚死去的艄公头儿感觉太虚弱乏力，实在走不到村里（相距将近百米），便待在一堆火旁哆嗦了一整宿。而他，这个新病人，不肯离开朋友，着了凉。本来事情非常简单，让人把艄公头儿一直抬到村里也就是了，要是我们能知情就好了；要是他当时说句话就好了。然而这些可怜人要等到生命垂危才会呻吟。对困苦无所谓、麻木、逆来顺受、习以为常，也许还怕受到粗暴对待，被当作老爱诉苦的人、娇气鬼或“泡病号”。还有这种对友谊忠诚不贰的例子，如此单纯、朴实，而这可怜的男孩可能会为之付出生命……

美美的午觉，最终让我恢复了体力。我刚刚起床，马拉的苏丹带着一大队随从便到了。苏丹块头巨大，出租马车是进不去的。想到要给他个座位便不寒而栗。躺椅，英国扶手椅，他一坐肯定会塌。见到他的一名仆人向他挪来一件他专用的结实的家具，我才松了口气。

通过两重翻译，我们寒暄完毕后，我向他打听此地马克的价值和数量的多少。这是在乍得领土上。他回答说，马克和黄币一样流通，但并不更值钱，付钱不加区别，或用白币或用硬币。但在费拉塔人（喀麦隆）那里马克便比票面价值高，他们去河对岸作生意时，一马克费拉塔人多要十生丁。那些费拉塔人肯定在做着什么非法买卖！这种马克，此地值一点一法郎，而距此步行两天的地方，便值两法郎。

我很想看看自己能否给苏丹嘴上带来一丝微笑，便让阿杜姆讲如何猎捕河马，而后将它剁碎，以及变成熏肉铺的篷船上可怕的气味。故事大获成功。苏丹的全体随从（十五人）都附和着他大笑起来。

他让人对我说：“由此可见你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大官。小官从来也不会为他的手下人忍受这些的。”

我注意到他手执一根鞭子，便让人问他是否会喜欢几条河马皮。听了我的提议，他好像非常高兴。我又补充说道，我向他这样提议是因为我确信，他不会用这些鞭子来打他的手下人，听了这话，全体随从又大笑起来。于是有人从船上的箱子里拿出一大块皮来（我都不知道那里有），从上面取下一部分满足苏丹。

<h3>三月十三日</h3>

当地人之冒失，也许可以用他们的不得体来解释： 给他们一支烟，他们把整盒都拿去，给他们盘上的一块蛋糕，他们把整个盘子都端走。

已有点晚了，我们才想起让人把船腾空。搬运工把行李草草置于阳台下面，没多少条理： 货物箱在左，旅行箱在右，小木桶居中。在碎了大半的玻璃烛灯内的蜡烛摇曳不停的微光下，驻地大有“沉船之后”的景象。

病人情况好转；夜里体温从四十度降到三十六度，但还远没有痊愈。

一辆开往拉密堡的邮车带走了我给瓦姆和纳纳公司写的一封信，通报卡拉的死讯，以便解决他的后事。我也给科佩写了信确保此事顺利解决。之后，我们决定乘一艘篷船赶到马拉。招收船夫异常困难。大部分都躲起来了。平常那样殷勤的人们突然间（而且也是暂时的）都逃跑了，我想是下面的原因。瓦姆和纳纳河运公司习惯于按旅程而不按天数支付报酬。从拉密堡到莫斯古姆一段他们应得一定数额，然后到邦戈尔。我们要求他们的是加班，将不受到考虑。解释几句就可能避免上午溃逃造成的延误；然而我们直到后来才能想起这一切。我给科佩的信也写到此事，以求这些可怜人的权益不被剥夺；而且还将有些小费，奖赏诚心干活的人。

乍得归来 第四章 二宿马萨人聚居区

重见马拉我兴奋不已。这确是这次旅行中最令人称奇的地方之一，甚至是我曾见过的最美的地方之一。马拉的居民亲切可爱；又见到我们，他们看来由衷地欢喜（必须说的是，我们曾向他们抛掷过大大小小的硬币）。

形状之庄重，色彩之细腻柔和，令人想起柯罗的一些意大利风景画（我尤其想到一幅古罗马广场风景）。这个村子能让他着迷。色调及各主体之比例，天空浅淡的蓝色，房屋墙壁的粉灰色，广场上几棵向四处伸展的魁梧大树的一点点绿，透过坍塌的“卡尔纳克”望见的洛贡河宽宽的水面呈现的绿灰蓝色，一切都令人陶醉。

最近几天下午强光与高温让人难以忍受。而上午，几天来，太阳要到十点、十一点左右才从黑暗中走出来。

晚间，夜里，远处辽阔的天际横着一道火光。对面的天边，东一块，西一块，血红的大片斑痕表明更远处还有大火。

<h3>三月十四日</h3>

停机了。太阳无光，大地无影；光线不亮，苏格兰常见的那种银白色光，完全不适合拍电影。马克失望已极，我陪着他叹气。

病人们明显好转。

一些孩子（尤其有一个，很得马克宠爱，十二岁左右，结实得惊人，身材相当匀称，尽管腰周围的皮肤如公山羊皮，还是不及幼年赫拉克勒斯那样像农牧神），拿来些小额硬币来和我换。一法郎十分珍贵；至少，他们是用两法郎硬币和五十生丁的小币来换一法郎的硬币。他们两颊鼓鼓的，嘴通常成了小钱包、储钱罐，那点点浸满唾液的微薄积蓄就从那里提取出来。

我们在马拉征募了十名群众演员，按照事先约好的，他们今天上午乘独木舟来了。可是光线实在糟糕，只能进行排练。我们是在齐格拉（我们的翻译）的父亲即米尔布迪恩村长的院中让他们表演各种日常生活场面。有些场面极为成功。小赫拉克勒斯一级一级一直爬到“炮弹”顶上的表演令人叫绝。有点碍事的是有六十来个本地有头脸的人和好奇者纷纷赶到院中来，挤在我们周围，装出很卖力的样子，大声喧哗，指手画脚，尤其是随地吐痰。有些演员显得胜任不了角色，就得将他们换掉，马克征集志愿者，要从中挑选。有人给他带来三十二个男孩、女孩。一个真正的征兵资质检查委员会就在驻地后面阳台之下组织起来。一股干鱼味从所有这些涂了油的赤裸身体上散发出来，几乎无法忍受。

不要来对我说什么穿唇的习俗将要消亡。除了齐格拉的妹妹，当地所有姑娘，刚到婚嫁年龄便戴上那些唇盘。齐格拉的父亲不让人穿破女儿的嘴唇，然而这却让这姑娘伤心万分，宣称自己嘴唇“和男孩的”一样肯定是嫁不出去了，她要趁哪次父亲不在时，将父亲的指示丢到一边。

这些鹈鹕群真是太美了！每天晚上，在纯净的天底下，它们飞回沙洲去，将要在那里过夜。那是一条长长的波纹状曲线，弯曲而柔和，一只跟着一只，距离相同。每一分钟都能见到新的一群在夕阳的金辉中铺展开来。作为消遣，我数了数。有一次数出八十六只，另一次有一百多只。

<h3>三月十五日</h3>

醒来时光线好了一点。一些雨云形成了，破坏了妨碍光线的那层模糊的帷幕。

得知我们那个主要的病人又不好了，十分伤心；他又发烧了。昨天，大家还以为他已基本痊愈了。

今天早晨所有病人都躲到烧饭的火堆周围；他们尽情吐痰。这让人有些倒胃口。话说回来，又不能让他们没火烤。我们打算派那些闲散的艄公去荆棘林中“打柴”，但他们声称须到十公里外去找。而我们看见周围原野上有不少树；也许是禁忌吧。当地人只烧干牛粪和黍秆。

我已将《浮士德》搁置了一星期去读弥尔顿和布朗宁，现在争取重新再来阅读《浮士德》。

天放晴了。马克今晚能拍得不错了。热得厉害。午睡后出来，三点左右，游廊上，强光、温度加上那样特别的空气，让你一阵晕眩，颈背上晒得有种灼痛感。看看气温计，只有三十六度。想到它会一直升到四十五度，（科佩曾说甚至到四十九度）真觉得恐怖。心想过了四十度，人就得热死。空气太干燥了。《简明牛津词典》那柔软的精装书皮都开始打卷了。

日落时，我去打山鹑，昨晚马克指给我看附近的一大群。我带回来两只，但都是乌特曼打死的。看不太清楚，只好把枪递给他。

齐格拉已非常漂亮地修好了被他摔断的枪托，将它紧紧包在小山羊皮做的环套内。

一种奇怪的蜻蜓在我们脚步前盘旋，罗纱般透明的翅膀顶端有个黑色或酱紫色斑痕（就我所能辨认的，好像是这样）。令我意外的是见它们在这薄暮时分开始飞行，要知道我原来以为没有任何一种蜻蜓是在黄昏时活动的。

<h3>三月十六日</h3>

昨天，我们的随从中出现了点不愉快。有的是拒绝去找给病人生火用的黍秆，因为得走好远，这儿没有树林。有个艄公头儿声称他说什么也不碰村里送来的黄米团；做米团的戴唇盘的女人们在上面流了口水，让他恶心（我能理解）。他宁愿自己磨米，自己蒸，做成什么样是什么样。最后是一个艄公求我们为泽泽想办法并催他尽快还他十九法郎，他昨天赌博时赢了泽泽三十四法郎。还欠十九法郎。这种赌博类似掷硬币猜正反面，不过用的是小贝壳。不知其中是否能作弊，可这艄公好像总是赢。我怀疑其中有鬼。但是泽泽输掉兜儿里的十五法郎（他刚刚要求我们从他月酬金中预支的）就该罢手。那个艄公借给他十五法郎，接着又赢了回去；后来又是四法郎，只是口头交易。不管怎么说，赌博是禁止的，我又向他们重申了这一点，要是在拉密堡，就会全部没收他们的赌金，把他们关进大牢。他们明知故犯。从今以后，严禁我们的艄公和仆役赌博（阿杜姆上过当，一直忍着没赌）。泽泽呢，再给人家一百苏，我再从他的月薪里提支，那个人呢，已经赢得够多的了，该满足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那个艄公在我们面前演戏，痛哭流涕，不肯拿那张钞票，如此等等……

土著性格的一个主要特点便是缺少“储备”意识。手里有点儿钱，立刻便花出去，不是喝了、吃了，便是赌了。我曾和朗布兰总督谈起，是否能在他辖下的殖民地引进储蓄所，他说：“我想到的首先该有的最重要的进步，这就是，或者应该是其中之一；但我担心，当地人还不成熟，不能帮我实现它。”大概，最好是让他们可以买些东西，而不是随便地挥霍。

今天早晨，天气好极了。马克费了好大劲儿，想拍摄到当地人起床、牛羊出门的场面，可是一个喊吁，另一个喊驾，各行其是；等进展顺当些了，太阳已升得太高，影子太短，阳光太晒；清早的气氛荡然无存。

总之，我觉得所拍镜头中最好的（肯定会有出色之作）倒会是碰巧拍下的，一些不期而至的动作、姿态。预先定好的东西恐怕终有些僵硬、拘谨、做作，要是我，我就不这样进行，我会放弃画面、布景，而把摄影机准备好，出其不意，在当地人不知不觉中摄下他们埋头干活或游戏的镜头；须知，让他们重做某些动作时，动作原有的优雅就完全丧失了。往往是在马克停机后，有时是刚刚停机，一个自然、优雅、意想不到又不能重复的动作出现了。让这位母亲给孩子喂水，她做了，十分一般。让她把葫芦放在孩子饥渴的嘴边，一会儿向左倾点，一会儿向右倾点，而孩子已口渴难耐了。刚做完这一切，只见她把葫芦往地上一搁，撩起一捧水，顺着像奶头一样伸出的拇指流进娃娃的嘴里。真是太可爱了，我们法国的母亲们，不管多土气的人，想必也没见过这样的动作。然而可惜！马克已停机了。他想重来，孩子已不渴了，又哭又闹，死活不肯听话……女人冲着娃娃的小脸挥起拳头；大家糊涂了，不解其中之意；一切都面目全非了。哎！他要知道出其不意地捕捉这一切就好了！凡是规定的东西都是不自然的。

我刚在卡斯伯特·克里斯蒂那本精彩的《大小猎物》第240页找到述及我的小丹迪基的段落。

“树熊猴，动作非常缓慢，从容。”

“从容”一词用得妙！“它比较稀少。”

我不是说过吗，在阿尚博堡曾派一个信使去卡诺，任务便是带回一对树熊猴，结果他空手而归。

在同一本书第281页，我又读到：

“非洲土生森林动物中充满细小的观察项目，可令博物学界兴奋不已。”

由此看来，当地人讲的丹迪基的情况所言不虚，即它有扼死猴子的习性，那些猴子往往比它大好几倍；这可以解释，猴子睡觉的时间，正是丹迪基游荡之时。它搂抱的力量之大，什么也别想让它松开。猴子在树枝上，被突如其来的丹迪基从后面掐住脖子，自然无力反抗……很想知道，丹迪基究竟吸不吸猴子的血？……

今天下午，正当马克在米尔布迪恩的村长即齐格拉父亲的院中拍片，一个信使从马拉赶来告诉我们，一个翻译的父亲病了六天后去世了。听到这个噩耗，那个翻译和另外几个群众角色赶了回去。我们了解了疾病的症状，毋庸置疑，是回归热。我们经过马拉时，他们为什么不通知我们？护士可以给病人打一针，很可能救他一命。

另外我们获悉回归热正在马鲁阿肆虐。但要改变我们的路线是不大可能了。

有时，仿佛有个烈焰腾腾的深渊隔在我和M之间，那便是地狱，我感到绝望，觉得永远也越不过去。

<h3>三月十七日</h3>

昨日，夜幕降临后，一阵达姆达姆鼓的声音从离驻地约一百米处传来。我循声走去，那时马克正在一间临时安排的暗室里，给暗盒装上新胶片。新月不明，但我走的小路，土都踩实了，在未来黍田新翻的土块之间，微微闪着亮光。

我对那里并不怎么好奇。假如玻璃烛灯照得好点儿，我就留下看书了，可玻璃罩破了，稍有风吹来，蜡烛火苗便发疯似的摇晃。我便给自己想出一个观察家的职责来……

现在，村里每个人都认识我，所以我走近时鼓声丝毫没有中断。几个孩子殷勤地围上来，但光线太暗，我谁也认不出来。能在黑暗中辨认出这群舞动的黑人已经勉为其难了。他们也就四十几个人，唱得很难听，在唯一一张鼓的伴奏下，扭来扭去，有点杂乱无章。这是个小型家庭舞会。这么一般的刺激，怎么会在我观看的短短的时间里引起五个人的痉挛、癫狂、歇斯底里的发作呢？啊，好个凄惨可憎的场面。那个孱弱幼小的身躯，在尘埃中打着滚，呻吟着，如受伤的野兽，从其腰间闪烁的珍珠可以断定这是个小女孩。她气喘吁吁，双腿痉挛般抖动；后来声息全无了。有人向我解释，这是“鬼”在她体内作怪。我探身看去，连喘气时胸脯的轻微起伏都看不出了，仿佛只剩一张躯壳，魔鬼已经离去。一个老头跪在她身边，为她驱邪祓魔。过了好长时间，女孩才又站起来，好像从一场梦中走出。可没多久，一直没有停止的舞蹈又将她摄住；就在半个小时里，我见她又有两次倒在地上。显然，这是个顽固的恶魔，不肯罢手。别的恶魔正在旁边另外几个女人身上兴风作浪，大施淫威。一个老太太从舞蹈队伍中跑出来，小步向后倒着蹦，引起看客们极大兴致，他们使劲叫嚷着，起着哄。老太太终于摔倒了，在地上扭作一团。再远点儿，又有一个；那儿还有一个。接着是一个男人。好像他们有意迎合这种状态，好像魔鬼附体正是他们梦寐以求、刻意激发的状态。因而此地（以及马拉）的舞蹈根本没有别处舞蹈的特点。它像一种保健锻炼，一种抵抗魔鬼附体的锻炼。怎么，这些人难道都病了不成？还是确信自己疯癫便果真疯癫起来？难道只要信鬼、信上帝，鬼和上帝就果真存在了？这种信仰似乎在马萨人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时而在原野，时而在村庄周围，或者就在村子里，东一处，西一处，树根下，随便什么地方，我们都会惊讶地发现一个小土包，往往涂白了，大小形状与蜂窝相仿。我们跟人打听，得到的回答是“那是鬼”。而我始终未弄清，那是他们认为伊布力斯<span class="" data-note="伊布力斯是伊斯兰教中的魔王。但中也有称他为巨灵的说法。——译注"></span>给关在里面，还是个赎罪的祭坛，或者什么防鬼、驱鬼、挡鬼之物……反正，只要见到这种小纪念物，就和鬼分不开。

看来，在这些可怜人的头脑里，根本不存在对某种佑护力量的信仰来与这种对有害力量的信仰抗衡。他们所能企望的，顶多是不出现敌意……但我可能会搞错。一个既不会讲他们的语言又仅仅是过客的人，要想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的潜层心理几乎不可能，虽然他们热情、坦诚。这是指他们的好客而言。我觉得昨晚他们不愿看见我在场，出席这种神秘仪式。我刚离开舞蹈的人群，喊叫声立刻密集起来，仿佛由于我的在场，舞蹈多少受到限制，癫狂也有所节制。另外，我待在他们身边迟迟不去，有三次被投来的弹丸打中。扔来的不过是小土块，扔的又那么无力，以致开始我都弄错了，以为是一个发疯的舞者的胳膊无意中碰到了我的腹部；但是并非如此，五分钟以后，又抛来一个土块，我才醒悟前者是怎么回事。第三块打在我背部，几乎把我打痛了。我并没有马上转身，宁愿不作出反应，因而无法知道它从哪儿打来。再说，这几日来他们那样友好亲近，所以和马克一讲此事，他便说我可能误会了，投来的土块肯定不含任何恶意，甚至可能相反，是怂恿、呼唤也未可知……而我除了把它理解为不便明言的暗示“走开”之外，想不出别的含义，其中没有任何伤害、冒犯我或不怀好意的企图。我并未立刻离去，又目睹了最后三次疯狂的发作。我很不乐意走开。后来心想，好吧，也许只身前来，又孤零零地回去，在这漆黑的旷野里，可能不太谨慎，一旦好像有鬼作祟，友善便不复存在。人会草木皆兵……按说我本该害怕，但我做不到。我一走，两个身强体壮的大汉便紧随身后。最好是结为同伴。我向他们伸出手，握着他们的手走了一段时间。你若与鬼怪打交道，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其驯服。马西斯知道我精谙此道。

和阿杜姆长谈。他又肩负译员之职，让齐格拉开口。一切证实我前面的推想。本地人相信鬼，各种鬼，而且只信鬼。没有任何超自然力助人抵御鬼怪。顶多可以说有的物件，有些手势动作具备恐吓鬼和阻挠鬼作祟的作用，但这种有益的属性并非借自任何最高原则，也没有任何能指导人的品行举止的规范，而那些规范的全部智慧正在于认识什么会损害自己，什么会保护自己。

同样，人死之后什么都不存在了。“他们认为人死之后就像风吹过去一样，”阿杜姆向我转述道，而他自己则是个穆斯林，很想升入天堂。

我想弄清楚，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不把死人埋葬而只是扔到河里。

一上午都在冒着酷暑拍镜头，极端辛苦。

我们很想把这样稀奇的茅舍内部照亮，好便于拍摄，便花了五十法郎，获准将一间茅舍打穿。三个人动手，几大步爬到“炮弹”顶端，用两把大砍刀和一个杵，不一会儿，顶棚塌陷了，房子被掀了盖。一束阳光涌进室内，马克等灰尘落下去一些，便叫演员们工作起来。

将近下午一时返回驻地，简直热死了，游廊最暗、通风最好的地方有三十八度。阳光灿烂辉煌，令人目眩，令人生畏。

午睡后，三点左右，我们乘船抵达马拉，其中有阿杜姆、齐格拉、护士加布里埃尔、他的助手以及剧组中五个群众角色，还不算十二名艄公和一名艄公头儿。那几个群众角色在船上躺在我们脚边，散发出干鱼油的芳香，让人几乎怀念河马肉香了。

晚上明亮的月光下，马拉显得分外动人、壮丽。但是加布里埃尔护士在村中巡视一圈回来后，神情沮丧，竟有这么多种病： 肺炎、结核、回归热。他坚决反对我们照原来的打算明晚睡在马拉。就是在此村中逗留亦非慎重之举。然而这里正是我们想拍摄的地方。就我们所知，马拉比其他任何马萨人的村子都不知美多少倍。

回来时，放了一枪很走运，我才不再生自己的气了。一梭2号铅弹射出，击落了四只野鸭，有幸的是我能从背面进攻，也就是戗着羽毛射过去。这些肥鸭翅膀油绿，嘴巴黑黑的，头上顶个突起。说是“击落”，但回回是如此，等一个艄公到近前去捡时，才发觉它们并没完全死掉。它们扎进水底，到远处才又浮出来，或者干脆无影无踪了。还有的，尽管受了伤，仍然扑拉着翅膀逃遁，躲进芦苇丛中咽气。我的几个艄公前去追赶，结果只找到三只。

又往前行了一段，遇到两具尸首（其中一个来时已经提过）。是淹死的？不，是死了被扔到河里，带着全副“行囊”，裹在树头榈叶子里。

我弃舟登岸，步行走完这段路，走一走十分愉快，尤其是可以摆脱船上的恶臭。

<h3>三月十八日</h3>

奎宁和罗啡因。不错的一宿。我原来还担心昨天那样厉害的晕眩会招来麻烦。今天早晨，空气显得温煦清新，呼吸起来很美妙。我们将近八点离开米尔布迪恩驻地。

“无论在森林还是在荆棘丛林，我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到，要研究或者仅仅关注旅行者眼前如电影镜头般流逝的景象的四分之一，白天都不够长。人们专心于一个对象，而错过了其余，指望将来有机会再说，然而，可惜！这样的机会再也不出现了。”（克里斯蒂，44页）

我标出了克里斯蒂书中值得翻译的段落，榕属植物的生长（29、30页）——原始森林的逐渐减少（30、31页）。

今天下午在马拉拍摄的那场戏十分一般。我们的要求一样也没有准备好。那些人在我们需要时都溜了；那些命令他们不是听不懂便是错误地执行。骄阳似火。两点左右，游廊下四十一度。可从四点起，光线便微弱、暗淡下来，太阳蒙上了阴影，我们被迫将这场戏后面的部分推迟到明天拍。

回去时，行至中途，在喀麦隆岸上，一些骑马的人显然在等我们。我们向他们划去，原来是区长派来的，正守候我们返回普斯，告诉我们他们的主人正在驻地等候。果然，远远地我们便看见岸上——一个巨大的华盖、和旋转木马顶上伸展的篷幕相仿的巨大伞盖下——一个非常胖大的男子，周围簇拥着众多随从。我们下船时，他起身迎上来。行过东方式的问候礼后，他做手势请我们先行，于是我们在前走进驻地；一些椅子被搬到游廊下；幸好他有自己的座椅，像对岸的苏丹一样，我们的扶手椅一把也承受不住他的分量。

六十名亲信或“清客”及仆人随他拥进我们的游廊，团团围在我们周围，或席地而坐或仰靠在栏杆上，场面美观，但令人窒息。“这些人是谁？”我们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什么也不干，他们是受苏丹保护的门客，生活在他身边，经常是一旦有把握在他宫中可获得食宿及其他，他们便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似乎在此地每个大首领都这样拥有一批食客——支持者，首领赐予食客特权及恩宠，他们报之以奉承并防止他与下层百姓有过于直接的接触。我想这种情况在所有宫廷都依然存在，而在这个缩小的模型中，非常露骨而典型地显现出来。没有人拥戴的君主，这是人所不愿、不可思议的事。有什么样的君主便有什么样的廷臣。

×病情再次恶化，他直叫头痛得厉害，体温也再次升高。这两天的缓解欺骗了我们。加布里埃尔说想将他送回洛贡比尔尼。我担心他的身体状态承受不了坐三天小船，而且和谁去？怎么照顾？怎么吃饭？在哪儿睡觉？可是留在这里，无医无助……处于这种几乎不可能救这可怜人的境地，我生气、愤怒、火冒三丈。去看过病人，我又叫来加布里埃尔，和他谈了很久。他向我保证，这里的苏丹（就是我们刚刚接待来访的那一位）非常好（据传推荐他荣获“勋章”！？），找个卫士一直护送病人到洛贡比尔尼并不断照料病人，他不会感到为难的。

<h3>普斯，三月十九日</h3>

我们早早乘船赶到马拉。但，果不出我昨天所料，光线暗淡，天空蒙着一层帷幕。不过开始拍得很好。后来渐渐变糟了。我们选的有些演员，一让他们越出常规便显得很笨，手足无措，任意胡来。我又要重提昨天的话： 凡是规定的和希望得到的东西都是不自然的。往往最好还是撷取机缘偶得。然而那就需要拥有更多时间可支配，并放弃任何连贯、连续性。

一条活的小鳄鱼，是今天早晨有人送来的，我们本想在片中展示，它却装死，仿佛一堆破布片。一条活鱼，本以为可以看到鳄鱼捕它的场面，尽管经常换水，鱼还是死在做蓄水池的小船上了。天变得酷热难当。

一大麻烦来自双重翻译，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命令。我们很少能确信第一位翻译阿杜姆是否已正确理解了这个命令，而他要再用阿拉伯语转告齐格拉，齐格拉再用马萨语转述。命令传到目的地已面目全非。阿杜姆总能译出来，常常不知他译的是什么，因为有时他完全领会错了，但他从没有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有时见到一个简短的命令变成长长一句话，整整一段演说，和那位想当贵族的富商正相反，我们真是目瞪口呆。

游廊下四十三度，房间里四十度。马拉村的庭院内一定有四十五度，今天下午我们就在那里工作。我险些中暑。真不知道结果能否补偿我们的献身精神。

我们决定，如果可能便明天上午启程，而不按开始定好的下午出发。我们让人通知了“拉米多”。我想给那个病人买条毯子，却枉费力气，我们要用小舟将他送回洛贡比尔尼。幸亏夜里暖和些了。他病情好转，我给负责护送他并在路上照顾他的护卫足够满足基本需要的盘费。

要出发可真复杂！支付驻地站长米团钱，给卫兵开证明，给艄公小费。有几个艄公，离开他们我真的很伤感；尤其是博依博苏姆，是其中最年轻的，他很想跟我们走，向我们道别时笑得十分凄楚。别以为我不明真相，随从中曾遇上几个不老实的家伙——我甚至认为给我们当翻译的那个可爱而又非常聪明的齐格拉是个靠不住的轻浮鬼。我并不怎么怪他拿了我准备给男仆的三只肥鸭中的一只，紧接着却矢口否认。有什么关系；除了少数例外，我敢说无论从英国、法国、德国还是意大利，想找一个四十人的团队，对人如此和蔼、亲切而又信任，得找很长时间，还可能白找。

我们将离开此地，见不到某某巫师，他现在住在邻村。别人向我们谈起他，我们竭力请他前来。好几个人见过这位巫师一刺刀将一只活母鸡劈为两半，又见到，亲眼得见，巫师往横陈地上的鸡的两半洒了点水，两半突然又活过来，聚到一处，重新缝合，然后，这再次成形的母鸡跑到远处啄食去了。不过这只是雕虫小技，在公共广场上，大家见他在手里将一些树叶揉皱，撕碎，将碎屑抛到地上，众目睽睽之下，让这些碎屑变成一些真的小孩来，活蹦乱跳，要男有男，要女有女。我们答应出高价来一睹这奇迹。但也许那巫师不信任我们，害怕泄露机关，影响声望。关于他那些戏法，我们只好满足于人们的传说了。

乍得归来 第五章 穿越丛林。马鲁阿，阿杜姆离去

<h3>三月二十日</h3>

短暂的一宿。昨晚我们没打完包。人真想象不出没有了照明工具多不方便。天刚发白便起床。

八十名挑夫——四匹马。

穿过一片寸草不生的辽阔荒原。一些巨鹤，或孤影独行，或三五一群或成群结队（颇似蓬蒂尼的景象）。前几公里，零星散落几棵树头榈。据说，苏丹因让人种下这些树将荣获勋章。他本来可以再多种些。树种远没有班加苏的好看。有些树干上穿了些窟窿，想是非洲地松鼠所为。一只大蜘蛛在树中央织了张网，不可思议，在这张垂直而紧绷的网上，却看不到任何支撑。

走到约十四公里处停下来。几棵孤零零的树立在烧焦的土地上（类似陶器、陶土色）。十一点左右，骄阳似火。在最大一棵树的树荫下落脚。风吹过来烤人的皮肤。这是一种奇怪的风，像发辫一样交替、混合，一股可能来自河上，有三十七度，显得凉爽；另一股是火炉里的风，是地狱的气息。不论什么东西，摸上去，如果不湿，便烫手。

昨天忘记提到从普斯回来时马拉村上空的那场完美的龙卷风，那是一个圆气柱或沙柱，形状均匀，和一棵树头榈的巨大树干相仿，完全垂直，从地下到天上，既无凸起也无缺陷。它持续了可能有十分钟（肯定五分钟以上）方才慢慢散开。

今天的后半天算得上是最难熬的。我相信是整个旅行中最令人厌倦的一天。天空阴云笼罩，承载着不知道什么东西，唉，却知道不会是雨。骑马行走在这片广阔的平原上，没有魅力，没有笑容，完全烧焦了；地上覆盖着低矮的枯草，难看的暗黄色，让人倒快要喜欢大火完全烧焦的大片空地了。

吉尔布迪克驻地远在天边，永远也到不了。疲惫不堪，我们下了马，希望走走能稍事休息。大家精疲力竭。

今天晚上，在阴凉、黑夜中休息了三个小时，好像仍未驱除过度的阳光。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贴墙种的一排果树，太阳落山以后，热量仍久久不散。到达时口干舌燥，唾液都没了，只剩下一种苦涩的黏涎，三个小时以来，我喝了好多水，简直可以淹死一个布兰维里埃了。咄咄怪事，不喝凉水我竟然能接受，竟可以喝那温暾暾的水；幸好今天出发时让人烧的水没有最近几天河水里那种难喝的凯门鳄的味道。

苏丹不在，他的儿子们显得十分殷勤。和新挑夫们仍无接触。我们几次向他们微笑都没有回应。他们没能与我们辞去的艄公们联系，我们便不能受益于自己友善的名声，否则艄公们不会忘记称颂我们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那样美观的炮弹形茅屋不见了；第一座只有茅草作房顶的丑陋茅屋却依然是在马萨人的村子，我们询问了原因，这里的土掺杂的沙子太多；一座炮弹形茅屋，下两场雨就会倒塌。

<h3>金格雷依，三月二十一日</h3>

露宿在堡的宽敞庭院里，五时出发。可惜，太晚了！宽大的车路，和凡尔赛的皇家大道一样宽，有什么用？——用科佩的大长条椅做成一顶轿子。一种奇特的新型白蚁巢，在离地面五十厘米（左右）处到头，尽头是一连串通道开口，均为喇叭口形状，白蚁在那毫无遮拦地劳作。难道它们不害怕蚂蚁吗？还是这些习性迥异的白蚁拥有什么别的防御手段？——我多希望能长时间地观察它们！

开始并不太热，还不过三十五度，但在金格雷依的宿营地我写这些时则已四十三度。热得要命。而且多强的光线！像利刃一样刺痛人眼。

遇上许多次小牝鹿，两三只、三四只一群。并不比山羊更害怕人。咖啡奶色，腹部乳白。两胁有宽宽的巧克力色的横道儿。

水极稀少。村子附近有些井，供家庭日常所需。有些水眼，人带畜群来饮水，一个可怜的老妇独自一人守着这些随时会干涸的蓄水池中的一个，不准饥渴的挑夫们喝。

昨天，两次渡过有名无实的河，周围有小堤坝以阻挡洪水或让洪水改道。

一棵风姿优美的金合欢树，开着白花。

垂满“香肠”的树： 紫葳（？）；大花或淡紫色总状花序。

系在马鞍旁的手枪皮套里放着军用水壶。壶中有温茶水。只剩下一口，我还咽呛了……

最挨不过酷热的是我的小丹迪基，它习惯了赤道森林常年潮湿的环境。它喘息不停，不知道在哪儿也不知怎样待着；它不再进食。催泻灌肠都无济于事。当然在森林里时，它知道咬那些树皮，啃那些水果，等等。我围着它的笼子包上湿毛巾，笼顶放了块湿淋淋的海绵。但它不耐烦了，逃了出去，跑到最高点来，因而也是最热的茅屋尖顶上躲起来，我们刚刚在屋里吃过午饭，它从上面弄得小树枝、干草、一堆积满灰尘的碎片纷纷落下。

金格雷依，一座丑陋的大村庄，破烂肮脏的草房随意堆在一起。毗邻的田野上，东一处西一处，一些树木，还算好看——有的是常绿树——它们从单调却还繁茂的灌木丛中耸起。一个炎热的冬天。

我们要重新登程，乌特曼爬到茅屋的中央大梁上去逮回丹迪基。我们曾看见它越过错综杂乱的小梁、细枝、褥草一点点攀上去。乌特曼从顶上拿下来的只是可怜的一小堆瘫软无力、形容憔悴的东西。也许像在它出生的森林中一样，它希望往高爬可以更风凉（而顶上得有五十多度）；也可能某只蝎子、蜘蛛螫了它？……对哪条狗我也没有像对这小动物这么依恋过；这忠贞的伙伴。它的心脏仍在微弱地跳动。爪和嘴滚烫。我把它抱到膝上，就像人对溺水者那样……人工呼吸，按摩，同时将它毛皮润湿。一小时后，我兴奋地见它非常微弱地重新开始呼吸。马克一直帮着我。我们已让阿杜姆去追已经出发的挑夫，赶上四号旅行箱，药箱就在里面，加布里埃尔给它注射了三滴咖啡因。丹迪基稍稍恢复了生气，我们才出发。它呕吐了。我又生出希望。给它洗干净，放到帽盔里，带它坐上轿子。

奇特的轿子，临时搭就，一把大长椅绑在两根长长的横梁上，四名彪形大汉将横梁顶在头上，我被悬在离地面两米多高的空中。日暮时，我们才到达临时营地。

苏丹前来迎接，奏着乐，带着十二名骑兵。按照习俗，他们向你猛冲过来，伸直手臂，标枪和火枪对着你，像进攻一样，卷起滚滚烟尘。老苏丹极其热情，让人为挑夫宰了头牛，挑夫们立即将牛撕成碎块在大火堆前烤起来。我们在露天搭起自己的床，挨着驻地院中央的参天大树。丹迪基喝了点茶。头一次，我说泽泽是笨蛋，我让他给丹迪基煮些李子干，而他一连两次都愚蠢地给煮坏了。

驻地的水有奶油咖啡的颜色，却不幸没有其他的味道！我们睡了两三个小时，便下令出发。

半轮月亮尚未落下，还要一个小时，大概是凌晨一两点。（半夜时二十八度，美妙的凉爽感。）

<h3>三月二十三日</h3>

惊人的夜行军；首先穿过博戈村，好像大极了；然后是模糊不清的平原；固定在长椅上，我只望着天；太颠簸了，我便把装在笼里的丹迪基托付给做饭的小学徒。马克和其他所有人先行，他骑一匹烈马飞奔而去，直到黎明前在第一站巴拉萨——也是马鲁阿之前最后一个休息点——才又见到他。我们已派人通报分区行政长官马克·夏杜尔内，他颇富盛情，派他的两轮轻便马车载着午餐用的蔬菜来接我们，因为他要到午饭后才能接待我们。我们登上马车，让拉车的小马尽情驰骋，眼前便是城墙了。需要给拉米多留出组织传统的欢迎仪式的时间。只要还没见过莱依布巴的迎接仪式，我便想不出有更好的来。三十几名骑兵。丽鞍华服。但我们终于到了，高兴得都没怎么观看。还不到九点。夏杜尔内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咖啡奶、鸡蛋、果酱、番木瓜、香蕉。饭后沉沉的小睡。

我们把丹迪基安置在一个三角形的小碗橱顶上，旁边放块湿毛巾，头上有个巨大的葫芦，这是房中最凉快的地方——只有三十七度。

<h3>马鲁阿</h3>

三天来连续酷热。莫名其妙的流行病。不是回归热，因而为此病大力推荐的治疗没有效果。人们，尤其是妇女，跌倒，突觉不适，几乎随即便死掉。这种情况已持续一个月，现在似乎逐渐减少；但死亡人数巨大，我都不敢报出数字来。

<h3>三月二十四日</h3>

我们登上了驻地，没有回头看过，直到稍后，到了平台上，至少是环绕房子的游廊上，我们才发现伸展在眼前的辽阔土地。夏杜尔内让人把驻地布置得不仅富于情趣，而且富有智慧；了解什么适合当地环境。中央大房间四壁赭石色，天棚是玉米叶编的席子，用角豆树色的类似的席子为它镶着宽宽的边框，在搭小梁的地方，两种席子则被分开。一面墙上，挂一种莱依布巴的席毯，用灯芯草做的拼花图案，有黑、赭石和白色三种颜色。对面，墙角有个书架，至少是一格书架，上面摆着当地藤柳和草编制品；接着又是一张席子，颜色更深，同样来自莱依布巴。灯芯草做的长沙发、几件家具，所有这一切的比例和色彩完美无缺。两扇高大门板和四个宽宽的窗洞相对。全都被细心地关严，以免外面地狱般燃烧的热浪进来。但等日头西沉，便门窗大开。绕房（至少有三面）的环形走廊边缘为一连串高大美观的尖拱，俨然修道院的回廊；墙和廊柱都涂了石灰浆。夏杜尔内让人推倒了栏杆，这样一来，沿着立陡而多岩的斜坡极目眺望，可立即一直望见大河。说大河，其实是河床，一条宽阔的金沙河，它绕过驻地的岩石。当地人的茅屋群夹在河与山之间，被驻地的岩石推开，越过金河，而后再次越过河，在更远的地方重又出现。一座童山俯瞰驻地，其色灰，煞是好看。每隔很远一段距离，便有一些躁动的土地；旷野里突然的惊跳。能够见到的最庄重的一处风景，也是最雄辩，最荒凉的一处。

<h3>三月二十五日</h3>

昨天，我竭力描绘这里的景色，却十分荒唐，没有道出一点比例感。驻地上面的山大概有埃斯特莱尔山那么高。驻地所在的小丘一点不高，连埃菲尔铁塔第二层都不到，但它俯瞰的空间却辽阔无边。

天真热。别的什么也不可能去想……只想离开。

为了节约时间，我们放弃走山路，虽然夏杜尔内这样建议。所剩的全部才智、力量都用在归去上。

丹迪基不进任何食物。真奇怪，它怎么还能活着。

我们露宿在平台上。过了午夜，气温有所降低，变得美妙起来。我感觉到了三十度以下，人都会着凉。床单躺在上面显得烫人，仿佛刚用暖床炉暖过似的。人接触的一切，外套、内衣，坐的枕的靠垫，一切都是热的。夏杜尔内自己也热得很难受，一段时间以来，还能挺得住，全仗着注射卡可基酸盐。

我第四次重读《黑暗的心》。只有在见过书里讲述的国家之后，我才完全体会到它的精彩。

我们必须与阿杜姆分手了。继续拉他随我们往远走是不近人情的。他事出偶然，无意间到了布拉柴维尔，当时我们带上他，是要带他回他的家乡瓦达伊，而如今，自从我们重新南下，却让他离乡日远一日。他需要返回拉密堡，在那里，科佩将为他提供各种便利让他去和在阿贝歇的老母团聚，老人已两年多没见到他了。加布里埃尔·洛科，陪同我们的混血护士，也需要返回自己的岗位，他将与他一直同行至洛贡比尔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错，一段时间来，我每天对自己这样说，也反复对他讲，他很清楚。但一想到离开这善良的小伙子，我便缺了勇气，他会乐意一直陪我们到恩冈代雷，到杜阿拉，到法国，因为我感觉得出，从此他在世间没有什么比我们对他表示的这种信任、这份友情更弥足珍贵的，而我从自己的哀伤估量出这情意的深度。

那般忠诚不已，谦恭而高尚，孩子般地想要把事做好，那么多爱的可能，遇上的却往往是粗暴无礼的对待……阿杜姆肯定与其兄弟们没多大区别，没有哪个特点是他独有的。透过他，我感觉到整个一群隐忍的人，一个受压迫的可怜种族，我们以前不懂得理解他们的美、他们的价值……我多希望能不再离开他们。一个朋友的死也不会令我更悲伤，因为我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了。

他在我身旁跪下，以更好地表示尊敬，而且背过脸，不想让我看到他哭泣，我也一样，向他掩饰着自己的泪水。我把手搭到他肩上，他全身冰凉，颤抖着。我对他说已给总督写信，请总督告诉我他回拉密堡的消息，并帮他返回阿贝歇，我已以他的名义给他的老母寄了点钱，听到这些，他不知用什么言语表达悲哀或感激，只是仿佛呜咽一般地说：“谢谢……谢谢。”

某某对我说：“过不了几天，他就不再想你了。”当然喽！我巴不得这样，因离愁让此生抑郁寡欢，太有意义了！然而，有多少黑人忠诚的事例，马塞尔·德·科佩还有别人给我讲过，有的男仆走上二十天的路（比如科佩的男仆）就为再看看给他留下美好回忆的主人。

我曾做过这个实验： 交给他十一张叠成一沓的五法郎钞票，对他说：“这是五十法郎。”让他去买点东西。这样做是要说服一个疑神疑鬼的人，因为就我而言，我片刻也不曾怀疑阿杜姆——数了钞票，就会告诉我钱数有误。他到第二天才告诉我。

“我买了十法郎的烟草，”他告诉我。

“那你还剩四十法郎喽。”

“不，四十五，因为昨天你多给了我五法郎，”这话说得再简单不过。

我在他身上只看到童稚、高尚、纯洁和诚实。那些居然能将这些人变成无赖的白人，不是自己是更恶的无赖，便是些十分蹩脚的笨蛋。我不怀疑阿杜姆为了保护我会迎着子弹冲上去，哪怕这一枪是致命的。我从未怀疑过他；他的感激也正主要源于此。

然而到处，人们谈的总是黑人的愚蠢。至于“白人”自己的糊涂，“白人”怎么会意识得到呢？我并不想把黑人说得多聪明，言过其实；但黑人的愚蠢，和动物的愚蠢一样时，便纯属自然。白人对待黑人的愚蠢，白人越是优越于他，越带上某种残酷性。

<h3>三月二十六日</h3>

不眠之夜，虽服了塞多布罗尔和索内里尔。忧心忡忡，担心没有必要的耐力穿越这仍将我们与恩冈代雷隔开三星期的火场。昨天，试图整理旅行箱时感到晕眩；只好放弃，留给马克来管。丹迪基仍不进食。

人能想到的只有热。

我还没见过比这可怜的小伙子的悲伤更凄婉动人的。也许他见到我自己如此伤心很惊讶。他的额上、脸上满是汗水，却又冰凉。他如同肌肉瘫软的人一样，全身软弱无力。我抓住他胳膊的情形，就像那天从房顶捡回完全昏迷不醒的丹迪基一样。

我想描绘他的品质，向人表明，确切而论，这些品质没有什么是他个人特有的。我可以肯定阿杜姆不是个特别的人，相反，我觉得他完全能代表他的民族、他的种族——因此，他朴实的感激之情如此强烈地震撼了我。

这可恶的罪，拒绝、阻止爱。

他是那样恭敬，我给他上每日阅读课时，他从不坐在我旁边，坐在椅子上，就连货物箱也不坐。他觉得那样“不得体”，再说我也没有力图改正这想法——他只是拿着书或跪着，或席地而坐。

白天里的任何时刻，他拿着课本或那本习字簿离开众人，躲到一边，每天我在那簿上誊些短句，他背诵下来——他想学习并以此与我们接近的愿望那样强烈。

乍得归来 第六章 莱雷，宾得，比贝密

<h3>明迪夫，三月二十七日</h3>

走出大火炉。早晨五点，空气轻柔甘美。天刚蒙蒙亮时，我能穿住两件厚线衫。只有二十四度。大家重新萌生了希望。丹迪基的情况好像也在好转。

昨晚乘车离开马鲁阿，走出二十五公里。日落前不久出发，夜深才到。苏丹的兄弟，而后苏丹年龄尚幼的儿子（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孩子，受到众星捧月般的奉承），接着是苏丹本人（拉米多）前来迎接我们，先后间隔时间很长。苏丹带着大批随从——他在一把大阳伞保护下，那伞和在多维尔海滩见到的阳伞一样，装在一根极长的柄上，须知苏丹骑在马上，而打伞的步行跟在身后——圆月之下，产生一种异样的效果。

明迪夫横卧在三处极其出人意料的地面隆起之间。一处高大得多，颇似里约热内卢的厚重山峰，显得十分巍峨。这是一整块陡峭的山体，看上去难于攀登；这突然出现的地质构造，既不能解释成火山隆起，也不能说是地面褶皱作用，也不能说是侵蚀。周围的土是清一色的沙土。另两处是花岗岩隆起。像巨大的独石疣。

渡过几条马尤。河床在这个季节只是条干涸的沙道。刮刮土，水立即冒出来。

马克鼻子流血。他把手绢交人去洗。一只秃鹫从脸盆上方飞过，掠走了沾满血的手绢。

我攀上了俯瞰营地的巨大砾石，发现此地，东一处，西一处，还有许多砾石，（每隔三公里左右，）大大小小。我攀上的这块可算最出众的，是一整块纹理很粗的花岗岩，颜色微微发紫，够难看的。石基和侧面，有些巨大的裂片和碎屑，边边棱棱很锋利，一些旱獭之类的动物在下面嬉戏藏身。

岩缝里，大群的蜜蜂。

拉米多派人送来牛奶、米饭、椰枣、蜂蜜。

马克早晚有规律地流鼻血。

<h3>三月二十八日</h3>

晚上十点左右，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地到了拉腊。热得可怕，热得人心惶惶。真想躲到什么遮拦下。空气干得人眼皮、太阳穴涩瘪无光。我们在月光下吃晚饭，心里已只想着睡觉。床就搭在旁边；可没等我们睡着，狂风大作，简直要刮破我们的蚊帐。只得回去，闷在营地里。

拉腊（这里肯定有座村子，但我们看不到）掩蔽在半环的小山里，就是我谈过的那种骤然升起的高地。这些小山积攒了一天的热，热浪向我们袭来。驻地是一个茅屋群；前面有片空场；正房前，有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令我赞不绝口。索来依芒，我们的新翻译，恳切地请求我们千万不要走远，担心为害此地的众多的蛇。“是大蛇吗？”“不，是极小的，但有剧毒。”

风势凶猛起来，我起来两次，以为刮龙卷风了。风好像就地而起，也不远走。房顶都要掀掉了。地狱之风。人能想象得出比身体还热的狂风是什么样吗？风势越猛，灼伤得越深；它烫裂了土地，吹得万物枯萎。

这一路异常累人。也许从明迪夫出发得太早了，夏杜尔内送我们到那里（一吃过早餐便又启程返回马鲁阿了）。太阳就像永远也不落山似的。我让人往遮在轿子上的篷布上洒水，尽管如此，我还是闷得透不过气，以致以为自己要昏厥了。步行、骑马走完最后一段路。夜来临了，却没带来丝毫凉意。

早晨四点左右从拉腊出发。

酷热降临前到达多姆卢。六点开始，人便气喘吁吁。我不安、几乎是忧心忡忡地寻思： 我能挺住吗？大家没精打采地住在营地里，在搭起的床铺毯子上洒了水，立即形成些河流湖泊，丹迪基跑来饮水，亏了洒水，才把温度降回到四十度；但由于潮湿，人汗流浃背。我又出去到大火炉样的游廊下烘干。我胆战心惊地想，也许还没达到最高值。可不能说： 人已适应了。恰恰相反，人一天比一天虚弱，一天比一天衰竭。

不过我还是细斟慢品《贝拉》连载的第三部分，写作手法不太讲究，但在每个迂回曲折处蓦地冒出些可爱的东西。

“他每天下午带着马扎来到摇篮旁坐下，面对着它，仿佛面对一条河。”

<h3>宾得，三月二十九日</h3>

不累的一段路，没费更多的劲儿便抵达了目的地，大家几乎觉得奇怪了。路很单调，但地势起伏却更厉害。绵延的矮树林，没什么异域情调。看着会以为是一片法国的小树林。时而有棵大树。有几棵叶没有落，但极罕见。有一种甚至开着花——大串的那种，金丝雀颜色——（外观）像金雀花——但并不是蝶形花。

月光下吃晚饭。嗓子痛。睡在堡的院中。气温终于下降了。早晨几乎有些凉（十六度）。难以形容的安宁。

拉米多极为殷勤——也十分纯朴——今天早晨组织了一场狂欢，随从骑兵（我本想说骑士）的马都披上了镶有黑白（或红白）菱形图案的莫列顿呢的奇特毯子（好像有绗缝的棉被）。俨然伟大的锡耶纳的西莫内·马丁尼的作品——叫我想起斯宾塞的高贵的骑士驰骋在旷野……

然而，我已不会关注任何事。

不过我还是放下正读的书，去看了一阵达姆达姆舞，希望在那儿找到马克。没有更平常、更沉闷的舞蹈了。

女人们突然莫名其妙地害羞起来，她们裹在一直遮到脚面的拖地长袍里仍不满足，还要背过身去，像兔子一样藏起来，头扎进一个角落，一个洞里。

<h3>三月三十日</h3>

晚九点或十点到。早四点出发，以尽力避开炎热。别的什么也想不了。勉强写这几句不成形的话。

一株娇弱的灌木开了几朵管状大花，栀子白，散发着香气。

<h3>莱雷，三月三十一日</h3>

地势略有凹陷起伏，我们沿着一个缓坡上行，空气不那么闷热。

神奇的时刻，挑夫们有了两个影子——月亮从右边照而左侧又受到熹微的晨光照耀。一切都蒙上了银灰色。

挑夫们的不情愿敌不住几丝微笑、几句好言语。昨晚，他们拒绝再往前走。如今热情高涨，宣称准备一直送我们到杜阿拉。一个老头，负责扛沉重的摄像机箱，激情大发，东奔西跑，穿过荆棘丛，一边又笑又叫；他原地旋转，看见了一棵树干，便冲过去，威胁着，用手中的标枪打了树身三下。他疯了吗？不，他只是在抒发情绪而已。我们小时候称之为“撒欢”。轿夫们则不时感谢我，或分别称谢，或异口同声，可能是在要求小费。称我“总督”他们都觉得不够，他们喊道：“谢谢政府，谢谢。”

这些可怜人！政府实在没什么可感谢的。乍得政府将只同意按每挑一天一点二五法郎支付报酬，不考虑返回的天数。三十公里一点二五法郎，头上顶着二十五公斤重的行李，还没有饭吃。也就是说，他们将从这微薄的钱数中支付伙食费。而且听清楚： 返回的路程不算在内。回到家，想想他们还剩什么。

喀麦隆显然比乍得慷慨。每挑一天一点七五法郎，空手返回每天五十生丁。规定要求（驻地的备忘录有详细说明）挑夫从这上面支付饭钱；我知道并非只有我们不理这些规定。可以肯定的是，挑夫的诚意大大取决于给他们的食物——而且，考虑到他们身为异乡人，往往不受欢迎，他们不如白人容易从村民那里获得米团和一点点蘸米团用的“沙司”。没有打来的野味时，如果米团之外再给这些人几只小山羊，他们便欣喜若狂了：“谢谢，政府！谢谢。”

不过我们觉得这种报酬太菲薄，认为这些喀麦隆人理应享受喀麦隆的价格，至少在喀麦隆领土上走的（五天中的）三天。我们便向贝尼朗先生（莱雷分区行政长官）提议，他只支付在乍得的两天工钱（按乍得的价格），而多出的三天我们承担：

即2天按1.25算2.50

3天按1.75算5.25

加3天返程按0.50算1.50

——

9.25

我们再添七十五生丁小费凑个整数，便可以付给他们两张一百苏的钞票。他们得到小费显得很高兴——但见到钞票却大失所望，因为他们将不知到哪儿去兑换——以致我怀疑，如果按乍得低微的工价支付他们，但给他们小额硬币，是否会让他们更高兴。

莱雷之前是地势最高的地区，植被的种类变了。仿佛几乎转瞬间季节发生了改变。不再是炎热荒凉的冬天，不再是秃树干枝，枯黄或烧焦的茎秆。刹那间几乎全部新树种都长着树叶。何止如此？有一些，最大最美的，开着花，浓密的聚伞圆锥花序，在绯红的曙光中鲜艳夺目。地形微微起伏，俨然一座英国乡下大公园。这树荫望去多么舒适而凉爽！树叶不再是近乎黑色的深绿，像刚果森林的绿那样，而是一种尖锐、欢快、颤动的绿，像在突尼斯，没有沙丘时，猛然间遇到的那些大麦田一样，那是经过好几里黄沙后的情形。巨人般的大树，形态威武挺拔，毗邻着如龙血树一样分支众多的埃及姜果棕。

这种景象没坚持多久。沿途又变成干旱、炙热、深棕色。莱雷不在湖边。雨季它或许位于河边，但连接莱雷湖和特莱内湖的卡比河局部已干涸。

很大的村落，由一个博尔努人区（描述那些崭新的赛科）一个古布雷阿（？）人区和一个蒙丹人区组成。

到莱雷一两小时前，我们看了第一座蒙丹人村落。它距大路二百米，但我们停下来去参观。建筑异常奇怪——也异常丑陋——首先由于所用原料，一种极粗的黏土，掺进砾石。墙一点不高，中间被些类似小型城堡主塔或墙角塔的东西切断；整垛墙形成个镯子。人从镯子搭扣进去，便到了一座微型内院，一家人便一丝不挂地生活在这里。不过有些男人或少年系着缠腰布，其他人阴茎裹在草套里。女人只在腰间围一根细绳或一排珍珠。

大量这种小塔是贮藏黄米的谷仓。它们状如抻长的顶针，在上面及侧面开口，整个谷仓很像筑巢蜂的建筑。这个开口刚刚够一个人钻进去，远看是块黑斑；除非它被一个草编封盖严严封住，如贝壳一样。其他的小建筑，圆塔似的，是作茅屋用的。围墙、茅屋、凡不是谷仓的一切，都盖着茅草（或芦苇）和烂泥做的房顶，厚极了，一点也不雅观。院内一些很奇特的梯子，用一根斜Y字形树干做成，凿出些槽口可以踏脚。日用品堆积着，灰尘，杂乱。大大小小的蜥蜴数量可观。有些女人形体丰满，颇具马约尔风格。

昨晚异常死气沉沉的达姆达姆舞。

今天早晨让马克去参观村子。疲惫、没兴趣。

三十八度都觉得空气清爽，到了这种地步！

<h3>四月一日</h3>

有人说，天还会“热得多”。随它去吧，我倒希望达到最高点。怎么？我也要屈从于最高纪录这个魔鬼？——整整一天什么也做不了。最热的时辰我是在黑暗中行军床上度过的，只放进细细一缕阳光，稍稍照亮克里斯蒂那本书，而我只读了几页。

<h3>四月二日</h3>

将近日暮时从莱雷又上路了；走得太迟了。但从来拔营没这么困难过。马克不得不操办一切，仅仅看着他跑来跑去，我便大滴大滴地流汗。在猎人卢梭那里午饭过于丰盛，烈日下回来，错过了午睡，感觉虚弱不适。不能费一点力，做任何决定。

我们辞退了马鲁阿和宾得的挑夫，除了十二人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我们。另外七十五人是在莱雷征调的，显得很不乐意出发。不过可以理解，这些可怜的家伙，刚刚偿清赋税。现在他们一身轻了。收成很好，他们可以休息了……不行！你们要每天走三十来公里，头上顶着二十或二十五公斤，在斋月期间（他们不全守斋）难熬的酷热下——要远离老家，徒步走十二天多的路——每天一点二五法郎，饮食费你们自理——返程一分钱也没有！临时的苦役，但愿如此；但毕竟是苦役。

我们是否该带做饭的小帮工走呢？这个善良的男孩自愿应征，从卡诺就陪着我们——出于一腔热情——两天来很难受。最初那些天他骨瘦如柴，给我们做饭，他大大“获益”，变得很结实，像集市上的摔跤手；他极有耐力，情绪总那么好；大家甚至会以为他能经得住任何考验。过度的炎热摧垮了他。他叫头痛得厉害，呕吐，在宾得和莱雷之间从马上跌下（之前有点像患淋巴结炎，因此我们让他骑马）。心跳得像要冲破胸膛。三十九度。让他服了奎宁和斯托瓦索。于是，又一次： 黑人自己觉得完蛋了，完全泄了气。不再说一句话，不再笑一笑。不过，昨天他有所好转，但我们认为将他托付给莱雷的护士更为谨慎，同时交给护士五十来法郎，请求待他病一好便送他回转阿尚博堡，遗憾的是他只说桑戈语，这里谁也不懂。

就连卢梭，在此地已七年——具有充分的耐力，及其他（每天跑八十公里追捕大象，他说），也表示“天热得要命”。天空布满厚厚的云层，不像在马拉那种薄雾。莱雷分区行政长官贝尼朗，身体不适，写信要求归国。

卢梭很像克洛岱尔： 低低的前额，粗壮的脖子。都兰人，独生子。战争期间在此地服兵役，从此再没离开（他也打算五月十三日在杜阿拉登舟），希望九月回国。他从贝努埃河回去；他说起这条路线的方式令我们大为困惑。但等我们再见到他时，他告诉我们从加鲁阿获得的最新消息： 担心在加鲁阿找不到大独木舟能沿贝努埃河而下直到贝努埃桥（在二十天内），在那儿就有铁路了。总之形势不太妙，即使肯定能找到独木舟。

一心思归。

一上午，尽管天很不作美，马克还是拍了蒙丹人身着极其怪异的盛装舞蹈的场面： 绣着黑色和茶褐色花的大罩衫；肥大无比的裙子（想坐下时，他们便旋转身体使裙子离身）。总是左右扭动，没什么好看，但有时有十分优美的大步前跨的动作；而后踮脚尖原地旋转，昏厥；仰面倒地。

也要说说那些巨大的怪诞面孔，完全蒙着黑藻（不知哪是前面，哪是后面），头顶着箭猪状的突起，声似木偶。女人孩子惊恐万状。我也凑趣儿，参与到每个人的狂欢中，当见到最矮的一个，据说是最可怕的，靠近时，我跑到村长臂弯里寻求保护；那人手擎一把小木斧，像昆虫的动作一样一刻不停地上下左右挥舞着。我让人交给他五法郎小费，叫他和别人分享，可他非常清楚自己作为愚比老头的角色，声称想“自己一个人”留下这张钞票。凶狠神秘。非常成功。斯特拉文斯基或科克托见了会为之倾倒。

一只筑巢蜂，最大的一种，开始在莱雷驻地我那张床（下午搭在室内，须知夜里我睡在院中）旁边的门框上筑巢。

我们到的那天晚上，我饶有兴味地看它运来一条很肥的灰褐色幼虫，而后将它关进巢中（我打碎了眼镜，辨不真切）。我打算之后拆开它的作品取出毛虫（或幼虫），它很可能在虫上面、在虫里面产了卵。暂且让它干它的。它将巢房完全封锁，把运来的黏土拌和树脂和唾液，紧紧堵住它拖进猎物时走的小门。这活儿干净、光滑、完美，简直像制陶工匠的作品，有橄榄核那么大。令我大为开心的是见它随即又在旁边开始同样的工程。第二天晚上，四五座巢和第一座连起来。整个形成一块整体，分不出各部分了。土已变硬，刀很难割开，一用劲便碎了；要走时我设法摘下巢想再看看那条被关的毛虫，结果惊愕地发现，代替它的，是条很肥的灰白色幼虫，没有眼睛，充满生机，后部极细，前部很宽，换句话说： 呈圆锥形。难道在不到两天时间里，它真来得及生出来，吞掉毛虫，靠它来这样长大吗？有待证实。

从贝尼朗借我的一期《画报》中获知布瓦莱斯弗的死讯，悲痛不已。我想我对他来说有点代表“他不敢犯的罪恶”（说的是文学）。从中可见他始终对我表示的敬重和友爱。我想他督促我竞选学士院是搞错了，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也错了，但他不顾我的退缩坚持这么做，那种坚决着实可爱，我最后都差点动摇。

某日，仔细读了《有教养的少女》，很喜欢，出于消遣，我琢磨起这本书的创作机制。“您大概就是如此这般地写成这本书的，”我在给他的一封较长的信中，由衷地称赞一番后，这样写道，“祖母这个人物（按我的记忆），您说您是不是觉得不得不在最后时刻再加进来，牺牲另一个人来塑造她，开始那个人物更丰满，而您用那个人物的养分滋养了祖母这个人物。”

碰巧确实如此。布瓦莱斯弗对我的洞察力甚感欢喜，这封信以后，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不过，一直仅限于文学方面。他并不像开始表现的那样平庸，但在他身上，一切都那么不起眼，他的敏感反倒愈显精微。

蒙丹族女人通常一丝不挂，不过有些在两腿间带块绷紧的窄布片，拴到围在腰间串珍珠的绳上。其他人，尤其是苏丹的女儿们，前面戴一个绣花珍珠小围裙，一直垂到大腿中部，图案均为几何图形（菱形和三角形）。有几位十分美貌。

夜间赶路，以避开酷热。有人告诉我们： 有十到十二公里，可恐怕还要长。开始坐轿，但我在轿上颠得实在受不了，轿夫们没有良好的训练，走得那样缓慢，又试过一阵一匹不听话的倔马后，我宁愿步行。马克继我之后坐上轿子，我和卡比到了半小时后他才赶到。驻地十分舒服，我们喝到上好的牛奶。夜漆黑一团，天空阴云密布。但没有一点暴雨的威胁，我们便在露天粗糙的河沙地毯上搭起床铺。

四野许多树，没有太好看的。从村子和驻地隐约看见莱雷湖十分阴郁的湖岸，原来我们从昨天起就沿湖岸走却不知道，现在又要将它甩在身后了。

我们觉得太累，不能按原先打算的，天不亮就上路，而且，今天上午是赶集的日子。

大批一丝不挂的女人麇集攒动，男人身着肥裤长袍，一直垂到脚面。许多年轻人长袍里戴着项链，从长袍在胸前的半圆形缺口露出来。脚有脚镯、手有手镯，有的连手背上也缀满贝壳和珍珠，都拴在腕部的手镯上。不过长袍不是非穿不可。有的便只扎块缠腰布或穿条三角裤，不过，他们穿得这么少，也还是比女人穿得多。有些游记告诉我们，蒙丹人可能是在打败富尔贝人后养成富尔贝人穿衣的习惯，他们开始是和女人一样一丝不挂地生活的，顶多披块母山羊皮，甩在身后，像萨拉人那样，生殖器护在草套内。

只有女人干担水（在“布尔马”里）的差使。水既稀罕，水质又差。不能好好洗澡，是这段旅行中最坏的一项考验。脏得难以言状，尤其在走过大火烧毁的草地之后。

太阳落山前到了比巴雷。短短一程，骑马。天越来越阴。远处传来隆隆雷声。萌生出令人振奋的希望；很快就要抵达雷雨地区和雷雨季节了。

游牧民族博罗罗人的首领，具有鲜明的闪米特人特征，从莱雷陪我们一直到比巴雷。他来到驻地，住下来；向他道别，他也不走。

暴雨将至。节节逼近。气温已经温和些了。您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一年中的第一场雨。”我们料想会大雨倾盆——唉！只有几滴，从墨黑的空中精打细算地掉下来。一阵长风将营地的灰尘一扫而光。

我们穿过小村子一直推进到宾得河；凯比河在远方山脚下，我们正向那座山挺近。

一道道巨大的闪电——是我从未见过的： 有色闪电——大部分金黄色，有些玫瑰色，更确切点：浅红宝石色。

<h3>四月三日</h3>

早晨四点离开比巴雷。昨日的暴雨彻底改观了空气质量。电释放掉了。可以喘口气了。天空湛蓝。凯比河绕过一座橙黄黝黑的山，山色秀丽，幽谷深深（此山兀立于整个风景中；但天边好几处还可见别的山，绵延起伏，只是规模很小）。河岸多沙。又见流水，欣喜万分，不过，河水有时消失在沙滩中。死水塘中优雅的白莲。两头大羚羊，成群鸭子，很难靠近。我却打死了一只（个儿大那种，长有黑盔突）。

天阴了。六个小时比较轻松地走完一程（徒步，骑马，坐轿）。

戈隆贝，足够大的宿营地，紧挨一棵结木棉的大树（伪吉贝树），挑夫们将其果实打下来——果实和极粗的香蕉一样粗细，形状相同，皮很薄却极硬——果实里面包着丝一般的茸毛，每个挑夫都用它们塞满挑担用的垫子。

我们趁着阴天两点左右又上路了。不过宿营地阴凉处仍三十八度，午睡时，由于昨天那场雨，我大汗淋淋。

过渡地区，起伏不平；岩石。有时小路（有的地方人迹罕见，真需要向导）穿行于含羞草丛中，蜿蜒、踌躇于耸立的岩石间。若在春天，这该有多美！再过去是高大的香肠树；再过去有些地面骤然下陷，宽阔空间没有树，草还绿，有时大堆牛群在远处吃草。别的地方到处是高高的禾本科植物，比骑马的人高出一米，废麻色。阳光照耀下它们在紫得发黑的天空下镀上灿烂的金黄色。

夜幕降临我们到了代奥。马一路小跑，将挑夫远远落在后面。我们让人在高地上用草生起一大堆篝火，好给他们鼓劲。终于，他们到了。尽管走了两程： 上午六小时，晚上将近六小时，他们却情绪高昂，又唱又笑。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吃得好。我今天早晚各给他们一头羊（给八十人吃是很少，可再也弄不到第二头了）。加上大量米团和沙司、鱼，等等。我答应下一站给他们弄头牛。

有几个脖子上吊个哨子，用小山羊角穿两个孔做成。他们乐此不疲地吹着，就像那些讨厌的孩子吹不值钱的小哨一样；它发出一种细长、尖利的声音；一种三个音符的恼人的小调，时间长了，真能把人逼疯了。他们没有别的歌，别的音乐。

自从阿杜姆离开我们，乌特曼地位上升。他听不懂多少，说的又是模糊不清莫名其妙的话；可是接替阿杜姆的马杜阿，听得说得更差。而且，恐怕他有点蠢。以前每次我们都找阿杜姆，如今则轮到乌特曼了。他每句话都用第三人称，不管说的是他，是我们，还是随便什么人。好像“我”让他害怕似的。

<h3>四月四日</h3>

昨晚在代奥村露宿，睡在一个小广场一堆堆垃圾中间。挑夫们不经意点燃了其中一堆，从里面发出一股恶臭。燃烧在暗中缓慢进行，没有火苗，但冒出大量呛人且令人作呕的烟，被轻风执拗地吹向我们。大家浇了那么多水，烟还是又冒出来；今天早晨，我想就是这令人窒息的烟把我们呛醒，比原计划早了两个小时。我们原想天亮再离开代奥；可刚四点，我们又上路了。我实在太疲乏了，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轿子，乌特曼刚把轿子布置了一番，我的头有了依托——很快，我失去了知觉。到达一座小湖边时，夜空开始泛白，挑夫们去湖边喝水，饮马，稍事休息。

快到湖心处，一片漩涡，继而传来那种潮湿的鼓风机声，就是顺沙里河而下或逆洛贡河而上时令我们心跳的那种声响。光滑的水面被扯破了，月光下只见离我们二十五米远露出一个庞然大物的鼻尖。在这样亲密的小景里，这河马太不相称，小湖简直就像动物园的鱼缸或池塘。不幸挑夫们此时正和我们的厨师泽泽争执不休，威胁说要打死他，不知何故。他们的喧哗惊动了另一头巨兽，它在不远的岸边芦苇中发出巨大的鼻息声，随即扎入水中。

岗峦起伏，间有洼地，如摆放苏格兰小湖的首饰盒。又遇凯比河，再次渡过去。继之一大片稀树草原。再远处，天边一座小村庄，属比贝密管辖，我们决定在那儿停下来吃午饭、睡一觉。埃及姜果棕，猴面包树，烛架状大戟。离村不远，又一座湖。比贝密的苏丹前来相迎。十分英俊： 跟往常一样块头巨大。脸的上部和下部都藏在头巾又黑又光亮的“来发”里。几名衣着奢华的奴仆簇拥着他。他引我们走进他府邸的门洞，有人拿来椅子、牛奶、两种椰枣，一种淡紫色（角豆树果实的色调）无核，花生仁、小麦。我很欣赏他的一个随从穿的用皮编织出拼花图案的长统靴，苏丹便让人找来一种相同式样的拖鞋送给我，送马克一张狮子皮。有人砍下许多树枝，征用一些赛科，在门洞前修成一条宽敞阴凉的走廊。

<h3>四月五日</h3>

比贝密的拉米多一直在和邻居莱依布巴的苏丹竞争，他一定要向我们显示他也会待客。他先进了苏丹国都，现在又返回来迎接我们，由一百来名五颜六色的骑兵护卫着。只有他一人身着素装，头裹黑巾。十二名贵人或奴仆陪同并不停大声叫嚷，听那语气，真会以为是在骂人。有人翻译道：“他多么健康！”（我想这多半是祈愿式，类似“上帝保佑国王”而非直陈式，类似“浪涛拍击但不沉没”。）“他举世无双。没有哪位领袖像他这么伟大。”“他仁慈、慷慨，让万民共享他的财富。”（无疑他们身为知情人讲话。）轮到王储，像昨天一样，当他先行一步走到父亲前面，“一望便知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领袖的儿子”。

这一切千篇一律；但说出来可有好几种方式：

1. 出于一腔热情；不吐不快，我不能再把这憋在自己心里了。那种：“您读过巴录书吗？”

2. 出于深信不疑；声音不高，语气仿佛怒不可遏。类似“然而它是在转动”，好像谁说了与之相反的话。

3. 最后有那种“无可争辩的事实”。我还有什么可说？

4. 还有都不想劳神好好表演的。那种： 你的钱就值这些。

这些阿谀奉承像投石一样射出，或如出殡时雇用的哭丧妇之大放悲声。拉米多的耳朵真的会觉得舒服吗？但同样，上帝是否会从强装的祈祷，从数念珠背诵的连祷文中得到乐趣呢？

拉米多昨晚拜访了我们，今天上午我们去回访。过了门洞，一大堆低矮的茅屋形成一座内城，曲折萦迂，这样布置显然让擅闯府中成为很困难的事。这些大致相同的茅屋中躲着拉米多的众妻子和孩子。他送了我一双非常漂亮、制作精细的皮长统靴，一些彩色烙花葫芦，虽仅值几个苏，却不失可爱，还有一些皮钱夹，做工和长统靴一样精细。我们却不知该给他留下什么作为交换。我们通过马赫马都，我们的翻译（从宾得开始陪伴我们），表达了我们的遗憾，没有带什么配送给这样伟大的领袖的东西，并许诺从巴黎寄给他们一些能令他欢心的物件。他先谢过我们。还答应寄来马克给他、他儿子及朝臣拍的照片。我不敢提报酬二字，就连送给挑夫的牛也不敢，起码不敢直接提出。拉米多的全体随从肯定对我们的路过留下美好回忆。我递上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拉米多边转达我的大部分祝愿，边给随从人等看那钞票，这立即激起一片异口同声几乎吓人的叫嚷。有些奴仆朝臣相貌颇具特色，尤其有一个，颇似阿科马特，鹰钩鼻，马克给他拍了照。比巴雷的年轻头人曾长期给比贝密作“奴仆”，他说，待他一直如自己的亲儿子。

我们两点又启程了，以便睡在坚巴蒂。

<h3>四月六日</h3>

昨天，从比贝密到坚巴蒂，天空煞白；光线散漫暗淡。忘记提挑夫们所谓的叛乱了。需要说明的是，如今我们的旅行队由莱雷征调的七十名蒙丹人和从马鲁阿一直跟随我们的十名富尔贝人组成。然而，正当我们在苏丹家中时，有人来报说蒙丹人拒绝再跟我们往前走了，他们想立即返回莱雷，其中一帮已经往回走了，不得不强行把他们带回来……

一回去我就叫来他们的领队，通过翻译向他们说明，我不想用武力让他们干任何事，我来到这里就是要捍卫土著的权益。如果他们愿意，我随时准备放他们走。（这话可说大了，须知，如果今天他们丢下我，我将非常窘迫，苏丹曾特意告诉我，他刚刚遵照政府要求，将村中能支配的全部精壮男子派往加鲁阿。）但我担心他们拿报酬的方式，因为，要是他们现在离开我，我就不能为他们向莱雷政府要求和乍得不同的工价，他们肯定知道乍得的工价明显低于喀麦隆，我原打算如果他们跟我一直到莱依布巴，便对他们实行喀麦隆的工价。这番蒂托·李维式的演说产生了奇迹，要不是随即得知他们从来没想过逃跑，我真以为说得手下人回心转意了；原来被当做逃兵的人不过是去河里取水罢了。我记述这些只是将它作为误会的样板，只要我稍稍想动用某些人极力主张的强硬手段，这场误会的结局就可能很糟糕。而一切都在微笑和欢呼中圆满地结束。

路——不过是条几乎看不见的小道，没有向导引路，我们真就辨不出来——进入一个高低不平近乎群山起伏的地区；高高的花岗岩巨石；酷似枫丹白露。

遇上几只身材魁梧的猴（狒狒？），四爪着地缓缓而去，我们策马走向它们，它们才稍稍加快步伐。

离罩着赛科的茅屋群，那些一贫如洗的村子中的一座不远，两只魁梧的大鸟（这里什么都大），比鹈鹕稍大点，通体黑色，但翅膀有白边，这是它们张开翅膀时看到的。它们走起路来像鹅，昂首仰脖；我们骑马追赶它们时，它们好像起飞相当吃力。有人说雨季它们就失去羽毛，所以村民很容易逮住它们。我想它和大喙巨鹳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鸟。

催马略微加速，我们日落前到了宿营站，将挑夫远远落在后面。这一程很长，我们料定他们到时会筋疲力尽。我让人点起一堆火为他们指路，也为他们鼓劲。天完全黑下来很久了。我们支持不住，躺在灯芯草编织的席子上等他们。他们终于到了，拥进院子，真让我们目瞪口呆，刚卸下重担，他们便围着我们跳起狂乱怪诞的舞蹈，一边叫着“谢谢政府”要我转达。

唉！可见这些善良的人在社会要求方面多不成熟！

天亮前不久，从坚巴蒂出发。走过褶皱的花岗岩地面，穿越单调乏味的地区；毫无特色。稀疏的小树林；真会以为身在阿谢尔周围，一连多少里都是这种景象。有时一处浅浅的没有流水的洼地，龟裂的地面标志此处雨季为沼泽。出乎意料地飘来几滴雨，稍稍压住尘土，使空气变得清新湿润。经过数月干旱，真希望来阵强劲喜人的龙卷风，畅快地滋润土地，让沉睡的植被重新焕发生机。然而没有，那点雨也就刚刚够让人感到意外的；那雨滴好像不往下落，仿佛悬在半空中。

渡过一条干涸的小河床。对岸一个骑兵正等着欢迎我们： 我们到了莱依布巴。

宿营站，一队使者四名，由十五名挑夫陪同，挑夫们担着十篓米，十罐蜜，六罐黄油，五葫芦蜂蜜糕，外加一头牛，但牛刚刚逃脱，有人追到村里去了。

这些使者告诉我们，不清楚我们会走哪条路，莱依布巴在另一条路上派送了同样的礼物。他还没收到比贝密的文书昨天代我们写的信，而只收到夏杜尔内的信，从加鲁阿转寄来的，因为原以为莱依布巴之前去加鲁阿了。

穿越没完没了的平原；每隔三公里有一棵秀树……说不定还没有。几个猎物的足迹；但挑夫们那讨厌的小哨和他们的喊叫把什么都吓跑了。

是否因为这种单调，来到奇纳河面前才显得如此美好？有水——远望蓝蓝的——有大片沙砾。小路随河床延伸了一段，而后在我们露宿的村子对面终于下决心穿河而过。我们原打算明晚抵莱依布巴，但有人通知说，苏丹更愿意晚一天见我们，这样接待可以准备得更充分。

乍得归来 第七章 莱依布巴

<h3>四月七日</h3>

今天早晨我们几点出发的？肯定不到四点，也许刚三点……借口闹钟（它心血来潮又开始走了）走得慢要纠正，马克把指针拨到“快速”一边；矫枉过正。

黎明时布巴的又一名使者遇上我。他是苏丹的私人翻译。他用法文表达，相当像样。就我判断，从教出的学生来看，眼前就是一位，加鲁阿学校远远优于我在法属赤道非洲能见到的所有学校。他送来科斯特上尉一封很有意思的长信，上尉指挥加鲁阿分区。翻译开始也到另一条路上去接我们，据说那条路好得多（但明显要长）。又一批苏丹的礼物。

在宿营站，送了我们拴着的三头牛，给挑夫们吃的（我们只接受了一头）；几大碗上好的牛奶，我竟喝了那么多，真难以置信；还有名不副实的烤开心果——说得简单点，就是花生。

我坐轿比马克先行很久；恰好在大路与莱依河的切点他飞快地赶上我。眼前是水，清澈流动的水。我抓起件浴衣奔向河边一块细花岗岩岩石。唉！水底淤泥太多……几只巨大的牡蛎像帽贝一样贴在岩石上。

灌木丛黯淡阴郁的外观从昨日起装点上了鲜花，并不显眼，管状，肉质，乳白色——并无十分姿色，但甜美的芳香让人想起橙花香；从今早起又添上一种优雅的植物，外观像天门冬属植物，但是能攀援，有时给一棵小灌木罩上一层又软又薄的白色布幔；花极娇巧，像绣线菊的花。梗上带几个小钩，鳞茎，有的很肥大。气味十分特别，很冲，一点不难闻。

到乔鲁姆前一段时间，道路钻进莱依河与一座还算宽的湖之间，只见几头河马的鼻尖和一条鳄鱼脊背冲破水面。

我们八点到达乔鲁姆。

驻地十分干净，铺沙地面，布置得很好——挨着一座极其贫穷肮脏的村子。

我和乌特曼去打了两只山鹑（还是他打死的）。马克和我受到严密保护，被奉为上宾，严加看护，谁走一步，都少不了翻译和两名卫兵紧随左右。

自从到了苏丹身边，便不可能和下层百姓接触。

晚饭时，一大堆极小的飞虫，受到玻璃烛灯的吸引，蜂拥而入。它们贴到赤裸的胳膊上，汗涔涔的额头上，钻进衬衫领口，并不叮人，但弄得人奇痒难耐，简直要发疯，赶紧钻进蚊帐里。

“莱依布巴苏丹是所有人、所有财产的主人。国都是个大中心，聚居着显贵中的精英和苏丹国各民族众多基尔迪。他们是前几任苏丹的老兵，在保卫了自己的主人后，定居在主人府邸周围。他们为主子效劳，主子供他们衣食。

“……本区其他拉米多都曾多少依赖过约拉，对他来说都是从前的‘奴仆’。他称他们为他的孩子，用其奢华压倒他们以示优越，一有机会便送他们礼物，他们都接受。给予对于他便是优越的标志。

“莱依布巴苏丹善于观察并做出判断。他认为没有一个白人胜过他；但他将对赢得他信任的白人忠诚不二。”（摘自科斯特上尉的信。）

<h3>四月八日</h3>

清晨四点三十分便离开乔鲁姆。

我们要在九点赶到莱依，事先已经通报给他们了。从这儿到莱依有四个小时的路，每隔一小时便有一名新的使者到来，重申苏丹欢迎期盼之厚意及欲见我们的迫不及待的心情，而且一次比一次夸张。

在翻译指定的地点，我们叫住所有挑夫；下了马，好等候一切就绪，既不到得过早，也不过迟，准时进行那充满戏剧性的入场式，同时也是为了系好靴子带，换件干净衣裳，就像在玩小孩玩的“狼，准备好了吗”的游戏一样。

终于，有人通知我们，时辰到了。

话音未落，但见二十五名骑兵迎面而来，看上去古怪、暗淡、俭朴，直等他们来到近前方才恍然醒悟，他们身着褐色钢质锁子甲，头顶帽盔，上插怪异不经的顶饰。马匹汗流浃背，扬起前蹄直立，掀起滚滚尘埃，然后一个急转弯，在我们面前引路，形成一个帷帐。行了一里地后，帷帐洞开，给六十名威武的执矛骑兵让出路来，他们的装束如同要去圣战远征的十字军，座下马披着铠甲，就像西莫内·马丁尼画的那样，转瞬间，仿佛洪水冲击之下，堤坝决口一般，他们也倏地散开，冲进一百五十名骑兵，头裹包巾，一身阿拉伯人装束，均手握长矛。

新的人流接踵而至，一股比一股匆促，推动他们向前的是一堵厚厚的人墙： 那是弓箭手，他们一个挨一个，队列整齐。在他们身后，不知是什么东西，刚开始令人迷惑不解——却原来是一大片河马皮制成的盾牌，近于黑色，由后面的演员伸直手臂举着。眼前一切仿佛都汇成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连我自己也被卷进这异乎寻常的芭蕾舞剧中；我已看不到细节，但见： 这最后裂开的人帐后面，城墙前，距我们即将通过的城门一箭之地，一个不大的斜坡下，一丛参天大树荫护中，众星捧月簇拥下的苏丹。我们走近，他迈步走下车辇，他的车类似轿子，由一些赤身弓背的男人拉着。两柄阳伞，其一紫红色，正遮住他的头顶；另一柄大得多，黑色镶银边，罩住前者。我们下马，昂首挺胸、缓慢而庄严地迎着苏丹伸出的手走去，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法国、文明和白种人，绝不能辱没形象；两边有两名翻译保驾，一个从宾得就跟随我们，一个是昨天来迎接我们的苏丹的翻译。

苏丹身材高大，不过没有我按传说想象的那么高。他眼神优美，深深地打动了我。想必他力求让人爱戴而非令人生畏。他声音不高，说话时手臂搭在翻译肩上，慈父一般，好像很亲切。彼此寒暄已毕，我们重新上马，在他前面进了城。六只号不断地吹响（一只长长的羚羊角，由鳄鱼皮制的套子连到一个象牙吹口上做成）。百姓三五成群，协调地分布在墙根下，半山坡下。

我们再度上马，来到临时驻地，那里极为整洁、干净。随从住的茅舍是用全新的稻草盖成的，金光闪闪，门缲了边儿，像英国旅行箱套一样。我们的住所沿袭了各处大多采用的模式，两座圆形茅舍，比较宽敞，两门相对，由一条十二至十五米长的有棚柱廊相连，房檐下垂，大大盖过矮墙……没必要再介绍下去了，这些描述只能是管中窥豹。在两间茅舍中的一间里摆放着莱依布巴赠送的礼物。

一小时后，按预先通知，前往拜谒苏丹。在六米高的泥围墙根下，背靠墙站着一百多名奴仆，身着盛大礼服，标枪掷于脚下。又宽又长的门洞。越过这道门时，侍者们都脱下衣服，只有袒胸露怀方允许他们觐见苏丹。房顶由大柱支撑，顶端做成柱头模样，令人想起絮兹宫殿的柱顶。厚实的木门。三个人在我们前面引路，身体弓得极低，简直像在匍匐前进，摆动的手臂都触到了地面。我们到了一个长方形院落，地上铺着河里的粗沙，迎面一个小土丘，丘顶大树下端坐着苏丹。我们一来，他便起身走下土台，握住我们的手，重致欢迎辞。我们随他走进一间狭窄的长方形房间，跟走廊似的，他请我们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自己则躺在一张更低的长沙发上，不是面对我们，而是在我们旁边。那两名翻译蹲在门前，苏丹的私人翻译在我们拜谒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俯首参拜的姿势。谈话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苏丹订购的雪铁龙汽车，它可能已停在拉各斯，只等雨季来临好沿贝努埃河溯流而上。马克下午将拟就所有必需的信函，以便领回汽车。

七十名莱雷的挑夫想回去了，我们跟他们结了账，每人得到十二法郎，因为我们愿意让他们享受喀麦隆的酬金标准，我已经说过，这对他们大大有利。

在茅舍门前游廊檐下，我叫他们一个个轮流过来，给他们每人一张法属赤道非洲的钞票，一张法国钞票，加上四枚五十生丁的硬币。但这些可怜人既不知道人家欠他们多少，也不清楚人家给他们多少。好像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十分惊愕，怎么会得到这么多，而且对四枚小硬币比对两张钞票更倾心，几乎可以肯定，若让他们在二者之间选择，他们宁肯要小额硬币。我试了三次，只给某个挑夫一张钞票，两枚硬币，他拿着六法郎，微笑着满意地离去，表面看去几乎和我又叫他回来再给他那么多钱一样满意。这足以证明这些善良的可怜人可以任人剥削，假如政府不维护他们，他们将无力对诈骗他们钱财的商人作出丝毫反抗，那些商人总能对你说：“他们这样就挺高兴了。您还想怎么样？”

我通过领队和翻译打听他们将用钱做什么，担心他们在路上都给大吃大喝了。但他们保证说，这两张钞票，他们将留一张交税。

“他们不是刚交了税么？”

“交是交了，留着交明年的呗。”

我们去村里巡行。道路曲折萦迂，两旁是赛科做的屏风。果园里种着番木瓜树。人们劳作不息。长长的行列，是去汲水或汲水回来的女人。我们一走近，街上就变得空荡荡的，孩子们藏起来，妇女绕道而行，没逃跑的站起身，垂下目光。两个翻译对我们殷勤备至，毕恭毕敬，不离左右。

在莱依，马克准备拍片时，翻译问我们，法国是否真的有长着翅膀的人从天而降？（这竟是有人觉得适合给加鲁阿居民看的一场电影中的镜头。）我转述这个，是想以此为愚蠢的范例，当然不是当地人愚蠢，愚蠢的是选了会招来这样问题的影片的那个人。

<h3>四月九日</h3>

再次拜访苏丹，带去几件小东西，希望他能喜欢： 本地地图，橡胶热水袋，放大镜，孟加拉烟火，几包成卷棉絮。我们答应从巴黎给他寄块手表和一张新地图。也答应采取必要行动，在杜阿拉取回待领的一台缝纫机。我们这般殷勤可能长了他的志气，我告辞时，他微笑着伸出手，却不起身。要不是有人曾提醒过，让他过于狂傲自大会有危险，我就不会把这当回事。同样的遭遇已经在布吕诺·德·拉博里身上发生过；我是否要像他那样做，将礼物退给莱依布巴苏丹？不管怎样我不会那样做；但再见到翻译（阿芒乔达）时，我向他暗示，我不是不知道那天发生的事；稍后，马克说服他，苏丹来回访我才合礼仪。

苏丹又来看望。十分谦逊、真诚，我们给他看什么，对他讲什么，他都显得很感兴趣。大概刚才出我意料的端坐不动没有什么存心如何的意思。在我们要求下，他为我们起程发下命令。他从不提高嗓门，连这些命令也是耳语般地小声说给一直弓身立在身旁的侍者的；命令随即被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

我们在住所前广场上一棵参天大榕树的树阴下搭起床铺。这一晚，空气时而仿佛变浓变密了，难以忍受地温暾憋闷。极度疲乏。榕树上的斑鸠不作声后，万籁俱寂的夜里，可以听见一阵阵咳嗽，像公鸡啼叫一样嘶哑，在茅屋间相互应和。

<h3>四月十日</h3>

尽管天不亮就起来，我们却很晚才离开莱依，要知道我们和新挑夫打交道，分配货担总是非常复杂。

出了城，大路穿过宽宽的黄米地，眼下这个季节地里空空荡荡。这些田是用铲耕的。据说苏丹认为在一个劳动力丰富又不花钱的地方没有必要引进犁。须知所有人、所有田地都属于他。

大路两旁。树越来越茂盛，终于已经开了些花： 天蓝色的大刺芹，高高的婆婆纳，金丝桃和待放的芍药。

布巴很照顾我们： 我们从未有过这样轻快矫健的队伍。每个挑夫都表现出满腔热情，仿佛一心想证明自己的才干，如果觉得他肩负的担子太重，他会立即否认。一个十四岁的孩子，韦尔高，夺过马克的箱子，以将它一直挑到底为荣。马拉，年纪轻轻的弓箭手，体型完美，穿件工作罩衣似的衣服，一条皮带从侧面将衣服从光着的大腿上稍稍提起来；胳膊裸露，头戴一顶小小的无边圆帽，弓挎在臂上，箭袋扛在肩上，一只葫芦垂在一边；他活像博诺佐·戈佐利画笔下的人物。这哪是挑夫，分明是伴君的年轻侍从；奢侈的旅伴，我们将装丹迪基的背篓托付给了他。

离山越近森林越茂密，太阳落到山后了；绕过山去，山脚下露出了乔利雷，莱依布巴的属地。

暮色从巍峨的群山降临。

我们在营地外，八棵繁茂的大榕树奇特的包围里搭起床。在住所茅屋前，这几棵树浓荫遮地，环抱一块铺着细沙的平台。茅屋对面矗立着大山，巨大的花岗岩砾石从那里一直铺展到榕树下。我们的随从三五一堆坐在这些石上。夜幕降临。刚刚给手下人宰了头牛，那是苏丹所赠；他们吃着，聊着，不时发出十分清脆的笑声，宛然鸟儿的啼鸣。我走到他们身边，他们微笑着，手举到头部，像是行军礼的姿势：“谢谢，总督。”多么善良的人！——不久前，在晒得人昏头昏脑的太阳底下我步行走在轿子旁，一个轿夫真向我说了一大段话，马赫马都翻译：“天太热，你不能在路上走。总督大人要是不上轿会生病的。”

但蒸笼般的篷布下面简直就是地狱。

今晚，躺在椅子上，累得什么也干不了，只读了点弥尔顿。

美好的夜晚。榕树间，可是只雨蛙不知疲倦地掷出同一个清亮的小音符？也许。我问乌特曼，他说那不是鸟。

<h3>四月十一日</h3>

我们本来希望晚上能到这里；但有人说这一程特别长。果然，七点左右出发，十三点才到半路；精疲力竭。天真热！单调的地区，没完没了的森林，没多少异国情调（伪乳油木像栗树），却越来越茂密，越来越广阔。一些大猴；一只羚羊。泽泽的帮厨都不走运；新帮厨（从莱雷起代替另一位）身体不适已有两天，不太像能跟上我们了。我不知道他什么病；和所有黑人一样，一生病，他就变得萎靡不振。他好像心痛。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再苛求他做这么大努力很荒唐。我尽力劝他（马克甚至想强迫他）留下来。但一想到被抛在此地，又不懂这里的语言，他便惊恐不已。他并没强烈反对，但急得大滴大滴汗珠冒出来。他大概害怕布巴扣下他做俘虏，宁愿死在我们身边。这些不幸的人像壁虱一样死死贴着旅行队；让人想到士兵，在敌国，无论生病还是受伤，宁可请求结束他的性命，也不愿被抛弃忍受煎熬。

我让小帮厨上了马赫马都的马，马赫马都骑我的。反正我乐于走路。可真是漫长！我们精疲力竭地走到一处宿营站，可以休息几小时。这是在一座烧秃了的小丘顶上，大火把山丘熏得黑乎乎的，一堆沉闷的土房，稻草为顶，又丑又破，其中一间有两个入口，可以形成一丝穿堂风，几乎察觉不到，却有益健康；我们在这屋里支起桌子和床铺，好休息一小时，启开半瓶可利克戈香槟的瓶塞。

下午四点三十分又上路。

小路深入到山里（平淡无奇的山峰）。伪金合欢，伪栗树，伪塞文山脉。太阳落山时到达杰特十分秀丽的小营地，营地坐落于多石的山坡顶上，两棵大树荫蔽着它，如果其中一棵没被雷电击倒或大火烧倒，营地会更秀丽如画。那棵树不偏不倚，正倒在留下的一棵上，破坏了它最美的枝条。丛林的这些大火早晚要将这块土地整个变成新的沙漠。

<h3>四月十二日</h3>

很早便出发，希望能一直推进到察察。而且一开始，挑夫们生的篝火骗了我，子夜刚过一小时，我就起身准备。但这一夜没有月亮，天黑得像在一口棺材里。又累又困，身不由己，我又躺下了，但睡得不好，不等闹钟响就下令出发。

小路十分恶劣： 石多，坡陡，布满立着的石子，黑暗中，落脚时忐忑不安。只能小步往前挪，神经绷紧了，不断地趔趄打滑。我又佩服又同情我们可怜的挑夫，他们个个借助于自己的标枪。终于到了谷底，太阳刚刚升起；这是条水量丰富、水势汹涌而清澈的河。马克和我坐在一块露出水面的花岗岩石上，看着我们的队伍过河。有的地方水很深： 水流湍急，水底深浅不定。所有人都过去后，我们骑上马也涉过河去。一整天我一直在想往怀念这清澈的河水。

一小时后遇上科斯特上尉的姐姐，她和护送她的挑夫队伍要去加鲁阿与弟弟会合，她在那里领导一所职业学校。

渐渐深入到山里。依旧是塞文山脉，不过是高的塞文山脉。地势起伏加剧，小路完全失去直线的奢望。整段路我们几乎都步行，到曼恩的小营地时尚早，那里人告诉我们当天一直赶到察察是不慎之举，因为天黑前到不了；路恶劣难行，黑暗中根本走不了。起那么个大早可真值得！有时觉得疲惫不堪，再也受不了了；真想打退堂鼓，像小孩要暂时退出游戏一样叫“告假”。然而这次旅行最了不起的，也许就是这种必须前进的义务，往往不允许考虑天气状况、疲劳……有人告诉我一条水量丰富的河就在附近。唉！在岩石中间，我只找到几处混水塘，塘底是淤泥和落叶。须知我们身在密林深处（如今简直要诅咒橡树了）。漫山坡上，四面八方，都是一望无际的森林。

我沿激流河床而下，但激流已干涸。一连上百米左右，河床形成一条小小的森林走廊（也就是说那里的植被有些差异；在一些硕果仅存的池塘上又见到倾斜的大树，巨大的藤本植物和鸣禽）。

而后我返回营地，马克正在那里一边等候我们的大部队，一边组织一场轿夫和年轻侍从间的标枪和弓箭比赛。烈日当头，不堪忍受了。我到一块巨石脚下乘凉。大火将一切烧枯、熏黑、弄脏，使一切魅力全消。树脚下，烧焦的地面上，一层厚薄不均的落叶、灰烬、炭黑铺成的地毯。再没有一株草，再没有一点新鲜、柔嫩或绿色的东西。可这些落叶怎么没有烧焦呢？这些落叶原本未落，是大火突然间烧枯的。曾长着这些树叶的树能不能经得住这烘烤和暂时的窒息呢？大部分恢复不过来了。树干最终干枯，下一年，便将整个被大火吞噬——这是周围一片荒凉中见到的一棵这样的树干，大火熄灭后几天、几星期还冒着烟，慢慢燃烧，最终化为灰烬。大火往往从底部攻击它们，像伐木人一样，将它们掀倒。如果没有风，可以在地面上顺其灰烬追寻每根枝条的轮廓。有时树中间是空心的，它立着燃烧，犹如烟囱。夜里看仿佛是工厂的管道，火星、火苗从树顶喷射而出。甚至有时，途中一些洞，仿佛通风管，既像巨大的红眼睛，又像难以理解的信号。常常这种浩劫延伸到地表以下，顺根系深入……

在这片荒凉中，贴着地面，东一簇，西一簇，开着那种和卡特来兰相仿的淡紫色大花——我想，就是它们结出当地人吃的那种珊瑚红的种子。

由于这些无休无止的火灾，由于种族村落的迁移，由于古老的森林为更近的植被取代，总是新国度，没有过去，风华正茂，生生不息，至少在我看来，这种印象依然压倒先祖的、史前的、前人类的印象，尽管到这儿来的旅行者更对后者津津乐道。赤道森林最繁茂的参天大树大概也没有法国的某些橡树、意大利的某些橄榄树显得那样古老。

村民送来给挑夫吃的米团，我们送给他们一碟盐，他们好像十分欢喜，甚至比收到钞票更高兴。有人告诉我们，因为钞票将如数上交布巴，哪怕一点点小费也是一样；他们自己只能留下盐，那是即时消费品。

光携带足够的罐头还不够。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太节省，总是把它们留给更糟糕的日子。是否到了打开糖水梨的时候呢？……今天，第二顿有美味的奥利达肘子的早餐。

<h3>四月十三日</h3>

晨五点出发，中间两次暂停二十分钟，一点左右疲惫不堪地到了宿营站。想到挑夫们我不胜感动。马克和我，不仅什么也不拿，还有马相助，需要时还有轿子（尽管不大用它），想要凉快有加柠檬皮的烧酒和凉茶。而且知道到了营地将有躺椅可以瘫倒在上面，有床可以小睡，有摆好饭菜的餐桌。而他们要头顶二十来公斤走完全程。以为会见他们精疲力竭地赶到吗？——他们唱着歌。——嘟嘟哝哝发牢骚吗？——他们说：“谢谢，总督。”——没有一句非难，一句抱怨。我们走到他们身边，一丝友善的微笑回应我们几句亲切的话语。这些人太好了。

一些先行者已通知了那座看不见的村子，它不知隐蔽在离驻地不远的什么地方。旅行队到了必须能吃上做好的米团，和一份美味的“沙司”，我们再装点上一把盐。今天的沙司将由大白蘑菇做成，和食用伞菌相仿，但味儿太难闻，我们一点尝它的好奇心也没有。

天空阴霾。夜没有带来一丝凉意。从一段坡到另一段坡，我们终于升得相当高了。甚至，环顾周围，基本看不到更高的地方；没有再高的位置了。地面几乎到处一样干燥，但最近肯定下过雨，因为长出些新枝嫩条，绿草……我把今天做一总结：

对植物格外关注。一些山谷地势形成泥炭沼，那里常年湿润，故而草木常在。许多不知名的花。其他的花知道它们的亲代。溪边有凤仙花——花色淡紫，花张得很开，几乎是平的；不及热拉梅周围开黄花的小凤仙花漂亮。一条小溪干涸的河床里，一些大孤挺花，开着白花，叶脉酒红色，很出人意料。不远处，一株迷人的红门兰，高高的花梃上开着不起眼的花，暗绿，下边的花瓣夹杂着石榴红的斑痕。许多植物还结着种子——尤其乌头（？）和另一种毛茛科植物，亮出无数簇毛茸茸的种子，和我们的铁线莲属植物的种子一样。一棵小小的石榴红紫菀。又一种刺芹。但最令人惊诧的，还是贴着地面，而且常常是烧得最厉害、岩石最多的地方，那种发白的淡紫色漂亮的大花，我昨天说的那种。越往上走，它的数量越多。奇怪的是有些气味芬芳，大部分则什么味儿也没有。我在这里发现一个变种，稍稍小一点，暗紫红色。两种的龙骨瓣底部均为淡淡的藏红花色。这种花无梗（梗在地里，一个梗上长好几朵花，朵朵都贴地皮儿开放），无叶，像秋水仙一样冒出地面，它也几乎有着秋水仙的颜色和娇弱。这是此地最美的花之一。又出现几只蝴蝶。

曾有一段美妙的时刻，想起它便会忘却疲劳。那便是沐浴时刻。自从……到博祖姆之前，我们没再见过清水。浓浓地流淌，凉爽、透明……和给我拿浴衣的乌特曼离开小路，来到一处较深的水塘，扎进去，头顶拱形的浓荫。

在旅队歇脚的一站，沿一条小河而上，大为惊讶地发现几棵棕榈。而更惊人的是一些香蕉树（极不常见——我只见过四棵），甚至是香蕉树的骨架、木乃伊，没有叶也没有串串果实，只呈现出一根可怜的烧剩下的树干。看来是野香蕉树——离人宅极远——在到察察前的高原之巅。

不再想当晚赶到阿尔都，尽管有人说近在眼前，可我们全都力尽精疲了。

说不出的放松： 雨，一场未竟的暴雨。尽管雨下得不很大，整个自然界却仿佛立刻被洗净了，清新，油亮。经过数月的干旱和等待，在第一场骤雨滋润下，生长之迅速必令人瞠目。

晚上乌特曼跑来指给我看一只摇摆的鸟，他刚刚看见，他说像科佩打死的那只。

我向当地人打听途中遇见的香蕉树的情况。他们说，那的确是野生香蕉树。高原上潮湿的地方附近可以找到一些。它们像这样变干枯，雨后又从根部生出来。只结些没什么价值的果实。

<h3>四月十四日</h3>

雨，柔和无声舒缓的细雨；根本不是我等待甚至希望的痛快淋漓的疾风骤雨。这场雨也一样极少异国情调。它让神经得到美妙的放松。路在高原上兜了一大圈——实在莫名其妙，因为它通向一处异常陡峭的下坡。植被变化极少，没再见到香蕉树。一处潮湿的褶皱地带，火红的树；苞片红里透着橘黄，美不胜收；花很小，貌不惊人，管状，黄色，让人想起九重葛的花来，甚至怀疑这是否一个很近的品种，虽说形态迥异。

到处总是大火的痕迹，距今有近有远。即使在又生出绿草的地方也能辨出草下常在的黑垢，大片大片疆域内，炭黑的土地呈现出的只有那些箭猪的芒刺，即禾本科植物的茎秆。没有一棵树干不把碰它的手沾满烟炱。风景整个都被损毁了，玷污了。

看来经过此次旅行，再没有哪个国家会显得更单调；再没有哪段旅程更缓慢了。昨天，没完没了地攀登之后（尽管如此，还算有趣；再说又见到了水），以为快到了，结果还不到一半。

十一点左右到达阿尔都。神经极度疲劳。对挑夫们十分恼火，他们的聊天妨碍了我们睡觉。他们并无恶意，只是不能理解这么一点点声响怎么会打搅我们。通常，稍一示意他们便相应地做出回应，我喊：“安静！”他们便记住了。然而这里营地的格局搞得人一个个挨得太近。我三次起身；让人把一匹马牵远点，制止擦洗碗碟，打断一种莫名其妙的游戏……最后我气得干脆放弃了午睡。

五点左右，稍稍放松一些，甚至是振作了一些，我和带着猎枪的乌特曼又出发了，因为今天上午，在离营地二百米远的一条小河边寻找下水地方时（白费力，河边都被一层芦苇障护住），我惊起了一只山鹑。我们一出营地立即向偏左方向走，到了小河一处还算优美的所在，河水在大块花岗岩石板上流淌。跨过河去，走在小山坡上，穿过从前的黄米田。往前一点重新越过河去，到了一座烧毁的村落。除了两间茅屋奇迹般却又徒然地免于劫难，一切全部烧毁了： 我指的是所有房盖、木头和茅草。只剩下弃屋的泥墙。

村子不算小；茅舍不全是破烂不堪。其中许多都有两个门；房子布置得几乎都一样，用放矮隔板的巧妙方法分隔成几块。

这里的人去哪里了呢？在这悄然无声的夜晚，在这偏僻的地方，这被弃的荒村景象有种说不出的凄凉。诺曼底那种愁惨的天空。

<h3>阿尔都，四月十五日</h3>

太累了，服了罗啡因，还是快到早晨才睡着。睡得正香，马克来摇我的蚊帐。下雨了。必须赶快把搭在露天的床搬回去。下一站路相当长。我们原打算五点出发。不得不推迟一点儿了。天黑漆漆的，我们却并未因此多睡。我疲乏已极。也许视力一模糊，我便最能体察出劳累的程度……如果有人觉得我太能叫苦，我会说我不明白为何要少叫苦。出于自尊吗？我没有多少自尊，而且宁可把它用到别处，而不用在闭嘴上。这斯多葛主义的沉默是人们赞美维尼的地方，也让他将我们的语言中最糟糕最荒唐的诗句之一归到狼身上：

而后，和它一样，忍痛死去却不发一语。

（好像是斯多葛主义拦着狼讲话而不拦着鲤鱼似的！）我对这种沉默却一点也不称道，只要我认为这很荒谬可笑而且如莫里哀会说的，是“十足的装腔作势”。至于我，痛苦时，我习惯发出浪漫派的重重的叹息，我是说： 比病痛还重，这样痛苦相形之下就显得微乎其微。

不过路上我的精神焕发了一点光彩、活力，甚至有些兴奋。绵延的森林更密更美了。连地面也很快发生了变化。大片大片想是红土层开始覆盖有时是光秃秃的地面。若出现岩石，比如在小河床里，也不再是花岗岩，而是极硬的石头，有略像玻璃状的断口，靴子皮色。

一名挑夫给我们拿来些丛林里找到的野香蕉；还是青的，但和市场上的一样大，他们还向我们保证说可以吃，和昨天说的截然相反。这里总是这样。

马赫马都和乌特曼上午从树上采了些小果子，颜色、大小、形状皆如黄香李；有点甜但涩得几乎受不了。和此地几乎所有水果一样，肉不离核，因此只能吮吸吮吸便吐了。

我使用了轿子，好久没有用过了；这下轿夫们欣喜若狂，这几天他们净让别人等了，现在一路小跑走在前面，唱着，笑着，发出叫声，说着不知道什么事，其中可以辨出“小费”和“总督”的字眼一再出现。如果我把手塞到轿椅背后，耷拉着，吉达立刻一把抓住；简直是发疯：“谢谢，总督，谢谢。”

除了极个别例外，这些人真是极少偷懒！尤其最年轻的，以挑最重的担子为荣。

和轿子、马及卫兵走在前面（挑夫们远远地散落在后面），我们不期遇上一群大羚羊。它们就在眼前，估计有十来只，款步穿过小路，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场。我们在那儿观察了半天。它们走了。我鼓动马克，前去追赶，但枪不在身边。派马赫马都到后面旅行队去找，马克等在这里。我则独自步行往前走，走出很远。身处未知、遥远之地，和人失去一切联系，听不到任何声响，只有鸟的鸣唱，以及其他，不禁陶醉了。大片空地，希望出其不意地遇上猎物。这片单调的森林里，不时出现些令人吃惊的低矮的大叶棕榈。

一点左右到达曼都库。莱依布巴领土的极限，一条河构成边界。河夹在峭壁之间，像这国家常有的情形一样。像博凯尔和塔拉斯孔一样，河两侧陡峭的河岸上各有一座宿营站。我们住到莱依这边的宿营站，为了不受声音打扰，派挑夫们到恩冈代雷领土上的宿营站去，到了那里，他们立即兴奋地又唱又跳起来。

今晚又见到一只长着平衡器的夜鹰。但肯定有好几种，因为这只看上去和沙里河岸边的那只不完全一样，那只和瓦姆河附近见到的已经不同了。飞行迅疾而变化多端，极难打中。

晚间的蜻蜓。中午洗澡时，看见河边有只珊瑚红的蜻蜓。夜蜻蜓。

重读《贺拉斯》——一出最令我恼火的剧作，剧中的情感显得极为生硬，而且极其简单化的生硬，因为这些情感始终是抽象的。不过我深感意外，冗长的开端无谓的争论过后，高乃依很快升华到最高境界；库里阿斯的性格刻画得令人叫绝；他与贺拉斯性格之对照鲜明。这一切值得仔仔细细地重新玩味。整个第二幕都很精彩，算得上高乃依的最佳手笔，没有见过比这更伟大的了。老贺拉斯向库里阿斯的诀别表达出最细微最强烈的情感。

<h3>四月十六日</h3>

下面部分的阅读又把我挤回到最初的感受中。第三幕一开始，萨宾娜的独白首先便是虚假、做作心理的典型，平淡、毫无美感的格式化的样板。以下部分又作何评论呢！尤其第四场，姑嫂两个争论失去情人是否比失去丈夫更痛苦等等，而且用的什么论据！这里没有一点合乎人情、发自肺腑、真实自然的东西。整个第三幕不是最差，也是最平庸之作。

第四幕卡米耶的独白同样很荒唐，独白中酝酿着即将爆发的诅咒。这对形势的概述，对事态急转直下及偏差的回顾，哪位演员能演出来，能弥补它的缺陷？

但第五幕从各方面讲都很精彩。我多么高兴在情节之后由一场辩护圆满结束悲剧，画了个完满的句号。

四点便醒了。极度疲劳，在森林激起的好奇和兴趣下，疲劳才稍稍减轻。森林如今更密更高。不过从来没这么茂密过，以至于不能骑马随处通行而不考虑道路。我的马痛快地驰骋起来，我借机和马克，由乌特曼、翻译马赫马都及卫兵们簇拥着，远远跑到挑夫前面，而开始他们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地面不断出现骤然倾斜和小河，小河往往依然干涸。不过到处可闻到雨后的气息。美丽的兰花亭亭玉立；天鹅绒般的紫花让人想起雄蜂似的红门兰的花来。离开小路片刻，我惊动了一只几乎就在我马蹄下的娇巧可爱的母鹿。它正蜷着身儿躲在茅草丛里。它跳跃着跑走了，姿态优雅轻盈极了。

又往前一点，马克仍在后面，和我走在前面的乌特曼指给我看一只狒狒。“K'bir，K'bir”。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了，它走得很慢，我便催马穿过高大的树群向它驶去。这猴的确身材魁梧，几乎和一个男人一样胖。我的马向它赶来，它也不加快步伐，甚至不久之后，竟然站住了，威然立在一块岩石上，我继续走近，它也转过来，直起身，亮出牙并开始发出一连串叫声，像狗一样短促的尖叫，好像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呼唤。“它在招呼比它大的狒狒，”乌特曼说，劝我不要再往前去。人常对我说所有动物无一例外见人便避开，我因而怎么也不相信这只猴会攻击我们。——它不会；但也许会反抗……的确，它向我们走了两步。我们离它几乎只有二十米。我觉得还是慎重一些调转马头为好。但看见马克远远向这条路走来，我叫他。见到这个援兵走近，狒狒逃之夭夭了。

优美的峡谷；大树，花岗岩巨石。流水；但不是洗澡的时候。

森林中断了，继之以一片光秃秃的高原。幅员辽阔。离大路一两公里，四处散落着一小堆一小堆茅舍，每堆五六间房子。十点左右到了一座较大的村子（第一座“德鲁人”的村子），我们以为宿营站在那里。这是我到非洲以来见到的最干净整洁的村子。所有的赛科都是新的。不幸我们还未到达目的地，它在冈戛扫。还得接着走。有人告诉我们宿营站“很近”——也就是说： 烈日下走四公里，比一上午的路还累人。我们原来希望找到牛奶。但畜群属于富尔贝人，我们是在德鲁人居住区——他们拒不与富尔贝人来往。（我们派去一个使团，终于还是弄来满满一大碗，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冈戛扫。村子走空了一半。许多烧毁的茅舍。居民逃离他们不喜欢的村长到我们先前经过的那座非常干净的新村定居已有两年。无法恢复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我们觉得弄清楚的是村长总竭力站在有权的一边，不能充分捍卫手下人的权益，对抗恩冈代雷拉米多的苛刻要求。无法从土著嘴里得到明确的回答——哪怕是只需回答是或不是的问题。

马克要求挑夫们全到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扎营，我们终于睡了个安静舒适的好觉，之后又出发了。挑夫们先走了；这一程不太长，直到姆邦，一座富尔贝人的小村，我们才与他们会合，虽然一路马不停蹄飞驰了八到十公里，也是受到了山雨欲来的天色的驱使。在这空旷辽阔的高原上，动荡不安的天底下，策马飞奔真是刺激，一时间竟战胜了疲劳。

在驻地又吃上极好的香蕉很高兴。整个村子一片青翠。该地区结束了旱季。我们在茅舍前广场上吃晚饭，广场干净极了，铺着平整的沙子。但刚上桌，“博博”蜂拥而上——类似蜉蝣，长着长长的翅膀，几乎随即这昆虫便让翅膀脱落下来。桌上转眼间盖满翅膀。要想弄明白昆虫们变成什么样……

<h3>四月十八日</h3>

恩冈代雷。拉米多到离城很远的地方来迎接我们，照例只有他一人穿白，周围排开一大片骑兵，他在最高的山丘顶上等候，那是到恩冈代雷前倒数第三座山丘；因此马队的行进接着变成缓步慢走——礼仪这么要求的——仿佛没完没了。约有五百名代表；许多面法国国旗。欢呼、吼叫，这一切很好看，但没有秩序，而且烟尘滚滚。

昨天什么也没写成。景色缺少异国情调，但显得太空旷，一个法国都容纳不下。灰色的天空。一路无话。空气新鲜近乎凉爽。我们大概已在近千米高处。

乍得归来 第八章 恩冈代雷

行政官员L和N先生那么殷勤还是叫我们住得很痛苦。本来希望要给我们住的唯一的茅舍刚刚着了火。万般无奈只得将就住到一座劣等建筑里，有两间屋，刚刚盖好，石膏、涂料、嵌玻璃窗的油灰尚白，须知窗上安了玻璃；地上沾了一层砖、土、石灰渣的粉末，风一吹，尘土飞扬。没有桌椅。但医院在旁边。

恩冈代雷那么重要，政府办公室却又丑陋又不舒适，这同样令我惊愕不已。缲边的铁皮房顶架在兵营式的墙上，这些办公室大煞风景，大大损害了这座位于当地人城市对面的小丘之美。本来可以十分好看，却弄得丑不堪言。

傍晚，马克突然表示自己一点劲儿也没了。我立刻对自己的疲劳和叫苦不迭感到羞愧。十天来（先前已经开始）我养成一切都推给他的习惯。全部重担落在他身上，麻烦、布置、安排、指挥运输。我乐意听信他说一个人负责后勤部有好处，而这个部门能累得人筋疲力尽。

昨晚马克去见拉米多时，我突然发烧，被迫上床睡觉。不过我们仍决定星期一（即十九号，我们十七号到的）出发，力争在杜阿拉乘坐五月十三号的船。我们想拍几封电报，一是在约科弄到一辆车，一是预定“亚洲”号的舱位，并通知巴黎，让人保存我的邮件，不幸这些电报都发不了，由于龙卷风，电线暂时中断。

我们结清了挑夫们的账，无论马鲁阿还是莱依布巴的挑夫。不过，莱依布巴这队中的六个人将一直陪我们到杜阿拉；我们将帮助他们从行李寄存处提出“待取”的某架缝纫机，是苏丹订购的，这六名挑夫奉命带回去。和其他人告辞我们真的很伤心，我相信离开我们，他们也同样难过。在这些善良人与我们之间很快便生出了一种相互依恋的感情……人们老是说想从这里的土著那里得到什么，都只有通过武力和强制手段。人只要试一试另一种方法便会看到结果。不管人们怎么说，当地人完全懂得区分善意与软弱，并不需要你采用恐怖手段才怕你。最好还是让人爱戴。我想这便是莱依布巴苏丹的方式。也是我们的方式。不出几天，我们便能看到在这些纯朴的人心中生出一种忠诚，它很快又转变成狂热。

我说过莱依布巴的所有臣民自己一无所有，甚至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人身。他必须将得到的一切上交给苏丹，无论工钱还是小费。这种风俗开始可能显得过分、侵害人权，当我们得知下面的情况，我们便明白了它的理由，所有自由挑夫（马鲁阿那些）在我们给他们报酬的当天晚上便在赌博中让狡猾而无所顾忌的民兵抢走了全部报酬；相反莱依布巴的臣民则克制自己，不拿该上缴主人的工钱到赌博中冒险。

<h3>阿马那，四月二十日</h3>

每次更换挑夫，后勤部都尤为困难。

昨天很晚离开恩冈代雷。遗憾大部分路不得不在夜间走，在半圆的月亮昏暗的月光下，这段路显得很美，看上去很新。也许并非是森林发生了变化，而是季节变了。我们步入了春天。森林中道道沟壑，夹在陡坡间。日落很久后，我们穿越其中一条，听到沟中一种奇特的蛙鸣，从叫声之大判断，蛙个头巨大。不认识的发光昆虫，比刚果的萤火虫大得多，好像樗鸡。逮不住它们。地势起伏过大。

晚九点左右抵阿马那。

恩冈代雷我没写什么；几乎没看；疲劳，没兴趣。不过清早，薄雾之中，从驻地所在的山丘对面的小山望去，这座城市显得非常美丽。傍晚决定逛逛街道——大而干净；——人卑躬屈膝——一走近他们，所有人都站起来一躬到地——女人们逃走躲起来。集市广场上热闹非凡；但天晚了；大家收摊了。大街小巷人们来往于泥墙间；墙内是尖顶茅舍，茅草和以前屋顶上的茅草截然不同（我们曾扯下一把扎火把用），这里的茅草更细更软，像蓬乱不齐的头发，流苏状垂下房檐（颇有印度支那景象）——茅草呈圆锥形盖住房顶。

<h3>纳库鲁，四月二十一日</h3>

又越过一程。指示牌上又写着二十九公里。还算优美的地区。还是同一片森林（尤其是伪乳油木），但变化更多。冲沟里，一些新树种。

虽然负担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却从没有过这么多人。我们把科佩送的两把大躺椅留在恩冈代雷，它们没有机会再为我们服务了——还有各种多余的储备品。但我们带上了两乘轿子及十六名挑夫。轿子用得极少。它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备用品”。但步行两三小时、骑马两三小时后疲惫情况下，我很高兴坐轿。再者，从蒂巴蒂开始，由于舌蝇及随之而来的昏睡病，我们将必须把马遣回恩冈代雷。

<h3>凯依加马特凯尔，四月二十二日</h3>

我们到了凯依加马特凯尔，恰好位于恩冈代雷和蒂巴蒂中间。一夜睡得很香，这最长的一程没有太累便走过来了。打发挑夫走后，我们快到六点出发。头一小时步行，其余时间骑马。沟壑中植物越来越密，几乎已经成了森林走廊。植物越来越属热带特有。又出现斑鸠菊属植物。密林深处又见两棵香蕉树；老干已干枯，但新干又从旁边生出，鲜红鲜红的。

有几次过河惊险刺激。干树枝做的桁架桥常常被白蚁啃蚀过，让人没多少安全感，宁可冒险表演绝技，驱马走桥旁的陡坡，马胆战心惊地下坡，蹚水过河，再几纵几跃攀到坡上。

在这样一处洼地停下来吃饭，煮鸡蛋，柴郡干酪加凉茶；这是在一棵参天大树下，根系环抱，在水上形成了个穹隆。熟透的小果子，十分可口；其他的和我们的黑刺李一模一样，但果肉奶白色，有黏性，包在淡紫色的核周围；特别有收敛性，味如松脂。

遇上两名白人及陪同的车队。他们是： 拉密，派往马鲁阿的“特派员”，t·莫诺，博物馆助理，鱼类室，派去研究乍得的鱼类。

我几乎感到意外，自己情况好转了。仿佛有些内分泌腺重新开始起作用： 即胆量分泌腺与好奇分泌腺。

香甜的午睡被吵醒，龙卷风将至，天色着实吓人。墨黑，北边一律阴沉沉的。狂风卷着这威胁向我们逼来。它扬起滚滚烟尘，掀翻轿子，卷走一大块屋顶。我们坐到高原（驻地建在高原上，俯瞰广阔无边起伏剧烈的林区）边上看大难逼近。色彩瑰丽；一块阳光照射的眼状斑环；浅绿色，迅速移到附近森林的暗绿中，远方，背景中紫色的群山，正经受雨的洗刷。雨在远处似乎倾盆而下。有时天边划过道道厉闪。紧随第一道闪电再射出三四道，和我们在科基拉维尔见到的一样。这一切迅速向我们而来，说话间已落了几滴雨。我们赶紧回去……然而没有，这是一场虚惊。暴风雨似乎尊重驻地。四处都在下，我们却只遭受一场不大的骤雨；刚刚能润湿地面，压压灰尘。

<h3>尼亚发耶尔，四月二十三日</h3>

马克昨晚牙剧烈疼痛起来，几乎痛了一宿，服了双倍的索内里尔和罗啡因，快到早上疼痛才消失。上午在荆棘丛林，平息了一阵的牙痛又变本加厉地发作起来。

出发很晚（七点三十分），但这程路短些。所过地区越来越引人入胜，洼地周围鲜花遍地；尤其在离开驻地后的第一处洼地周围，有数不清的孤挺花，和于泽斯草地上的诗人水仙一样多。花大，有时一个梗上竟同时开七朵，但闻着有点漂白水味。

在另一处洼地河床里发现另一种孤挺花，更大，全白。

一块草地（洼地边一小块空地形成的草地）上开一种黄得耀眼的花，很怪，不知该归到哪一科；贴着地面，长在无脚圆杯状的圆形叶片中。

河中，或者说一半被水覆盖的沙滩上，第三种孤挺花，六片长长的花瓣（或者三片花萼，三片花瓣）。白色。

然而，最令人称奇的花，是马克在到驻地前不久从“山”上下来时发现的——没有叶——从扎得不深的鳞茎上冒出；宛如一粒巨大的珊瑚红的蒲公英种子（文殊兰属？）。

高原的下山坡美极了。路极陡。顺着林木茂密的峡谷而行。树越来越高。

马克休息时，我穿过稀树草原，来到距驻地一公里远山坡下一条河（依然干涸）的河床。对白蚁巢深感兴趣。掀翻二十来个，发现有六七种；不可思议；有的有蚂蚁出没；有的和蚂蚁同居（？）。黑色小白蚁。其他的巢则住着成年白蚁，长着长长的翅膀；奇怪它们将如何从地下出来，好像所有出口都堵死了。那天晚上，成群跑上饭桌来的就是这些长翅膀的昆虫，让丹迪基给吃了，并且失去了翅膀；转瞬间桌上便盖满了翅膀；但我们没能看到失去翅膀后这些昆虫成了什么样。我把丹迪基弓身放到一个推翻的白蚁巢上，它立即扑上去，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塞了满嘴的白蚁和泥土。

<h3>冈拉卡，四月二十四日</h3>

每天都有新花。一朵小小的橘黄色番红花。一朵色状如紫红的岩蔷薇的大花。再次出现前天那种鹅黄色的花，为数不少，长在无脚圆杯状厚厚的叶子里，叶肉质，和景天或石莲花的叶一样（形状亦如后者），边缘精致地镶着胭脂红边。叶长在一个极脆的根茎上，我无法从石子很多的地里把它完好无损地拔出来。

亏了塞多布罗尔，睡得很好。这一程据正式介绍是最长的一段之一，却并没累着我。五点出发，十一点三十分便到了冈拉卡。如果必须今晚上路，我也会准备好的。我们早知道此路途经一座湖附近（据说，湖在从前的火山口里……我觉得这说法并不确切）。起初大家会把一块没有树的洼地上的大团浓雾当成一座湖泊。不错，确实，透过树枝，看去是像水。而更远处，在雾散开处的下面，真的发现了水；仿佛一座苏格兰湖，局部由树木环抱，接着是高高的灯芯草，黑黑的岩石；路与湖中间一块宽宽的地带像泥炭沼，但是完全干涸了，我们驱马走过去。雾气仍飘浮在水上；太阳升起才一小时。我们向湖水走近时，三头大母鹿顺着湖岸逃跑了。许许多多的鱼，有的很肥，像鲈鱼一样身有条纹；其他的小些，乌特曼和泽泽下到水里，想捉住几条，但枉费心力。我本有心给博物馆带回一些，因为昨天听说莫诺还是鱼类学家呢，却没在此停留。聊以自慰的是逮住了两只虎甲。没有想到它们好斗的禀性，我把两只放到同一个小盒子里，等斗完之后放到氰化瓶中。等我再打开这羁押的囚室，只发现些残骸了。

成群蜻蜓（有两种： 一些带石榴红或黑色斑，另一些翅膀完全透明）贴地面追随着我，围着我的脚，亦步亦趋。

离湖一两公里，在一块树木茂盛、绿荫覆盖、看去有些潮湿的地方，有许多野香蕉树。什么也无法形容那些嫩绿大叶之美，它们依然完好无损，在清晨的影与清新的阳光里形同白菜。在其中一棵树上，我发现一只通体黄色的小雨蛙；爪尖有些粉色吸盘。

<h3>四月二十五日</h3>

蒂巴蒂前最后一站路，标明是最长的一程。四点三十分就出发，挑夫则四点就启程了。十一点左右到，不太累。开始步行，比马先走，马让人牵到村里睡的觉。黎明时，一个人渡过一块洼地，在岸边坐下等马克；不多时，隐约听到脚下落叶中间有种十分异样的响动。好像劈啪的降水声，但不是雨水或冰雹，而是霰。声音不连贯；像波浪一样席卷地面，蔓延、消失，经过一定的间隔又卷土重来。仔细观察才恍然，原来是一大堆昆虫搞的鬼，显然它们在树叶下面。林下太暗无法看清。乌特曼这时走来，立即听出这有节奏的声音像艄公的合唱： 这是白蚁。他划着一根火柴，掀开那层落叶；吞噬大军暴露出来。

渡过两条重要河流；第一条骑马涉过浅水区，水没到马肚子，过了河，在岸边树阴下歇脚。与河平行且相隔不远，有道德国堑壕。第二条河乘舟渡过。离蒂巴蒂已很近。两队使节来迎接我们（还不说昨天在宿营站等候我们的人，他们送的黄油哈喇得厉害）。不久拉米多本人及一干随从也赶到，随从身着红军装。互相致意，而后各自上马，缓步走完最后三公里。

重要村落。萨雷住宅群，照样缠绕着长长的草席。广场上常设集市。大量肉案。卖两种盐： 灰的和白的。葫芦里装木薯粉，惹来蜜蜂采蜜；涂黑眼影用的粉（？），珍珠，几个芒果；各种香料： 丁香花蕾；零售烟卷。

但就我这方面，越来越缺少好奇心。宜人的驻地。不远处定居着一位挪威传教士。

两天来，又出现讨厌的跳蚤；今天早晨，极其费力地剔除跳蚤，而后喷上碘酒灼烧伤口。

昨天，有四十二名挑夫要求立即返回恩冈代雷。原来说好他们一直陪我们到约科——甚至，更确切地说一直到约科下一站马特萨，那里能通汽车，车要来接我们，带我们到雅温得。问题是： 是否真像这些人说的，需要他们去种地——真要那样就放他们走，此地的拉米多保证为我们提供别的挑夫。就为一个白人的方便，让一村人有挨饿的危险，这的确不能容忍；我们把这些人领到离家十二天路的地方，即大约有二十二到二十四天不在家。之所以必须这样，是因为在喀麦隆这条路上，没有行政驻地，在约科和恩冈代雷之间无法换班。左右为难，我们和翻译讨论起来；他反驳说，耕种还没真正开始，这些人如今和我们说的话走的时候就可以说；当时根本没搞突然袭击。我向他们讲明蒂巴蒂没有行政机构，所以正常支付报酬只能在约科进行；再说他们的报酬不错，明显好于刚果。而且，如果我对他们满意，还会给他们一份不薄的小费。总之，我估计出他们抵制的理由；在我们条条论据面前，阻力终于动摇，并很快不留一丝痕迹了。况且，还没有一队挑夫分别时我不是依依不舍的。头一次，这六天里，他们和我们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友好往来。这是些职业挑夫，已经形成一定的职业和团体意识。他们屈从于政府（或拉米多）这一艰巨要求，很不情愿却又别无选择。

蒂巴蒂的土著比以往都难以掌握、难以接近。一看见你，孩子逃、女人躲。我已没有耐心，尤其没有必要的好奇从事接近及驯服工程。何况这些城里人都堕落了——我是说没有丛林里的人单纯，从而没有他们有吸引力。

<h3>四月二十六日</h3>

昨晚，应邀到挪威传教士处喝茶。我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怎么也看不出这个纯朴天真的人身上哪儿像个间谍。茶喝得有些单调、漫长、无精打采，和每周日一样，之后应进行露天讲道。这个善良的人是在丹麦学的豪萨人的语言。他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听从劝诫，皈依教门。这种“读经”不知得多么费力。

他说，“他们继续谈他们的，可话说回来，还是来听我讲道了，这样，耶稣的真理慢慢地就会渗透到他们心里去。”马克打算拍下这个场面。一场暴风雨打消了这计划。这是头一次龙卷风。大雨倾盆，雷声动地惊天。

傍晚，马克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牙痛，说时已痛得满脸大汗，直不起腰来。不一会儿，痛得愈发厉害，我们便决定给他打一针。但是可真烦人！吗啡和注射器都在药箱里，药箱放在1号旅行箱中，卡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零碎儿之间。我最后还是够着了它，马克则在一旁一口一口含白兰地，接着是博多矿泉水，以减轻痛苦。我叫醒了泽泽，他生起火，先得煮注射器，前面用它给丹迪基注射了咖啡因后，我们疏忽了，没有清洗；现在水晶玻璃柱塞粘住了，我想拔开，白费了半天力气，结果是把针打碎了，刺破了自己的手指。幸好那双倍剂量的索内里尔开始奏效，这一夜终于安然睡去了。

今天上午很晚才离开蒂巴蒂。昨日那场雨使空气十分清新。我徒步上路，比挑夫们走得晚，但比马克和马匹早，后队过一小时才赶上来。我现在身体良好，不用催眠药就能入睡。能走走，呼吸，生活，心中十分畅快。草木生机盎然，强烈吸引着我。这一地区见不到火灾的痕迹，或许是让春天蓬勃萌发生长的植物盖住了。不过昆虫比植物更让我着迷。这一上午最好的时光便用在逮虎甲上了。这几天我已找到七个品种。有的极难逮，不仅动作敏捷，跳跃迅疾，而且机灵，它们有个特别的习惯，不向敌人前面逃跑，而是绕过敌人，躲开其视线。人猛地转身，可再想辨出它们落在何处势比登天。我们几个人一起找，沿着小道匍匐前进。乌特曼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显得特别灵活狡猾。每当发现一个新品种（常常是在马上），我便求助于他，因为我怕自己抓不到，我的视力近几个月来明显减退。最小的一种我过去一直没见过，还没有苍蝇大，浑身上下灰不溜秋，显得异常警觉。但我们还是逮到几只，我把它们卷到纸筒里，留待以后放到酒精管中。

灌木丛中，花梗上，大朵紫色兰花，如艺术家纤纤细指。

从恩冈代雷起，沿途的电话线断了，无疑是昨日的龙卷风给刮断的。这种事故常常发生。我们往回走，试图修电话线。然而没有工具根本修不了。我很惊讶，线怎么没有固定在一个个绝缘体上，而仅仅是挂在那儿，一直飘飘悠悠，看样子，一来暴风雨，很容易就折断。

午后到达尼昂吉达驻地。驻地附近又出现几株菠萝秧（可只有叶）。一种高高的茄科植物，花色暗紫，果实如白蛋闪着光泽，近日来已见过。

一到地方，每个人都忙着检查自己的脚。刚果的跳蚤实在不算什么，这里跳蚤简直泛滥成灾。它们对我们这些白人的脚和挑夫的脚还尊重一点儿，想必是他们的脚结满老茧，而那些仆役们的脚尽管穿着鞋，上面却盖满了跳蚤。迄今为止，我只见过作壳休眠中的跳蚤，然而泽泽叫我们去看，他的脚上爬着四只、五只、六只跳蚤，正在寻找有裂口或者是柔嫩的部位。

午睡后，沿着一条小径，走到附近一个洼地。我们越往南下，这种小溪周围的植被越具热带特色。顺森林走廊，进入沼泽深处。我饶有兴致地又看见电线那边的那株绕藤棕榈。怎么，那并不是它，虽然远看长得一模一样。走到近前： 大叶从干上萌发，树干布满芒刺，相反，棕榈叶倒不带钩，不像那株那样恐怖。

<h3>弗吉里，四月二十七日</h3>

最后这几程有趣得多。仿佛这个国家极力要给我们留下些离愁。我满心焦虑地询问它，并非希望从它那里获得什么“教诲”，而是需要和它单独谈谈，像和即将离别的朋友一样。夜尽时，不等大队人马，我先出发了。天亮时到了一条水势浩大的支流边。河对岸声声短促的尖叫，我听出是狒狒的声音；晨光熹微，森林走廊中很昏暗，我看不见它们，只见一群极小的猴子在最高的树木的树杈间悠来荡去，它们的尖叫声暴露了自己。

我离开小路到跟前去观察一幕植物惨剧，一棵榕树正要慢慢扼死一棵参天大树。大树的树干倾斜。榕树从是它十倍粗的大树的一个枝上垂直落下，当腰抱住大树；它的侧根转而成为树干，像章鱼腕一样紧紧搂住大树。大树完蛋了。

返回小路。路上站着五名土著，其中一个挑了一担准备要扦插的香蕉树的根蘖。五人很快钻进森林走廊，只能辨出一条窄窄的足迹，循迹跟踪了一阵，见他们从一根砍倒的巨大树干上过河。

又一种红门兰，从远看，我把它当成了菖兰。柠檬黄的花上精致地装饰着浅红的条纹。

又一处洼地，掩藏在照例日益具有异国情调的植被下。在森林走廊的大树中，一棵大得出奇的露兜树，和那些最高的树几乎不相上下，枝杈多得异乎寻常。但因何在洼地的一个拐弯处有那么多枯死的树？死亡不像是由于烧荒所致，因为沼泽地不适合种任何作物。

路上，我寻找虎甲时，观察了好半天一只筑巢蜂，它倒退着拖一只个头不小的蜘蛛。它要把蜘蛛弄到哪去？可能是弄到一个洞穴里，就像昨晚我们看的洞穴一样，一只同样的筑巢蜂钻进洞，每进去一次，都退着拖出一块土来，在外面将它弄平了，再推到离洞较远的地方，以免土再落进洞穴。

又发现在朱埃河瀑布欣赏的那种令人惊奇的天南星，单叶构成；好像就是科斯坦丁在他那本关于热带植物的书中提到的那种。

一名挑夫给我们拿来一朵花，可算是我见过的最稀奇的一种。二十来个五棱小尖塔，分布在一个中央点周围（像大蒜的花），充分张开，花柄柔软，有点下垂。其特别、奇妙之处在于此花的质地和颜色。它简直是用天鹅绒裁成：灰色，花中没有见过的颜色；灰如瑞典轻丧手套的颜色（而且几乎就是手套的原料）。稍后，在灌木丛里，我看见了这种植物： 四十到五十厘米高；形态如印加百合；种子与花相仿，我记得不错的话（须证实）也是五边形。让人挖出植株，弄出一个像烘饼一样扁平的不小的鳞茎——我将把它带回去，但对它重新生长并不抱多大希望。

遇到帕斯卡莱先生北上去加鲁阿研究棉花种植。得知我的姓氏后，他告诉我：“我正好在读您的一本书。”然而，和往常一样，搞错了人。他轿子里的是我叔叔的《论政治经济学》。

小路顺着两道林木繁茂的深谷间一个人字形山脊延伸。这是自普斯以来最美最富吸引力的路段。

一株粗大鲜红的海芋，花很低，极大。

森林走廊边缘，许多开花的小灌木；有些花苞洁白；有些花苞鲜红，格外妖娆。接着，在灌木区，又有些孤立的灌木，花呈浑圆的球状，和栗子一样大，质若灯芯绒，橘黄的底色，乳白的条纹。许多小树果实满枝。草在最近几场雨滋润下已长到近一米高。我们的确身处更南的地方，一切都来得更早。

离开人字形山脊，下山美妙无比。依稀望见一座小村；圆形茅舍，尖尖的稻草房顶，那是在一片峭壁夹岸的洼地弯曲处，但我们的路将村子甩在右侧继续延伸，爬上与村子相反方向的山坡。

一路虽美不胜收，路程却嫌太长。过了中午到达弗吉里，筋疲力尽。

村子被遗弃了，迁到远处。午睡后，我们赶到那片很大的洼地（据说鳄鱼很盛）。满是淤泥的河水，在大树俯垂的枝桠下缓缓流淌。下游一条几乎看不见的小径随着水流的方向延伸，直到急流处。草木茂盛。宝石红和翡翠绿的大臭虫，镶着黄红方格子，但可惜！放到酒精里就会变成黑色。

<h3>萨梅，四月二十八日</h3>

这一夜几乎无法入睡。重又非常疲惫。像是体内的酸痛；右肋下剧痛；在床上不能翻身。被迫放弃骑马，改成步行。没吃早饭，不等挑夫，我便在黑暗中出发了，由一个蒂巴蒂人陪着，步行来到一座依然沉睡着的村子。叫醒村长；这是个魁梧的黑人，满面喜色，正在睡梦中有人突然来访，觉得很开心；他让人拿来香蕉。轿子来了，我筋疲力尽。

丹迪基开了顿虎甲餐，冲着它们猛扑上去。又有两个新品种，总共九种：

1. 一只黑色，带四对浅黄斑，斑点分布的和法国虎甲一样，象牙白的大颚。

2. 一只黑色镶粉红边。

3. 一只更大，飞行不那么迅捷（也许连鞘翅都粘在一起）。这会是步行虫吗？我觉得那双后爪短，也不适合跳跃。黑色，体侧鞘翅中央，有一暗黄发白的斑点。

4. 很多个儿小，圆圆的，翡翠绿色，在酒精里变成蓝或紫色。

5. 黑色带浅棕色横条纹。

6. 一只小小的，黑色，像苍蝇。

7. 个头如法国虎甲，淡褐色，中央一道粗条纹，黑丝绒色。

8. 一只大个、暗绿的；明显比其他品种大。

9. 黑色，体侧有个小血斑。

见它们在酒精中一律发暗变黑很懊恼，我试图将逮到的最后几种放到小氰化瓶中几只，再放到火柴盒里。

虎甲那钳子般的大颚如食肉动物的一样有力，却不能在我监禁它的纸上穿孔，而有些杏黄色鞘翅目小昆虫（叶甲虫）的小颚看着根本不会伤人，竟能把纸微微润湿，极其迅速地钻出孔来。

倒数第三站。萨梅，我们要把马留在这里。驻地收拾得很干净；住处十分宽敞（和往常一样三个房间——中央那间空气非常畅通——外有游廊）。在前一个驻地我们告别了伊斯兰国家及其影响。村长（我想萨梅是他的名字）来迎接我们，他身穿又长又皱的礼服，头戴土黄色帽盔，下身土黄色短裤，黑色绑腿，足下一双钉了钉子的大鞋。整个打扮说不出的难看和滑稽。那张胖脸一副憨样，留着威廉二世式的髭须；但鼻子下面刮过了，只留了两端。稍后又见到他；依然穿着那件礼服，但赤脚从蓝白的睡裤里露出来。他送我们一个菠萝。

洼地附近，重又出现美丽的大蝴蝶，但可惜！逮它们的工具一样都没有了。

<h3>邦盖雷，四月二十九日</h3>

又少了整整一程。旅程中最长也最没意思的一段；不过，半路上，穿过一带狭窄的大森林，十分愉快。奇怪的是： 这并非一条森林走廊。至少，森林从谷底一直延伸至山丘顶上。植物茂密极了。不见了虎甲，仅最小的一种除外，极难逮的那种；而且我也不敢肯定就是那种。几种新奇植物；尤其一种小灌木上开着小绿花，聚伞圆锥花序，花形似尖尖的小号角，还有一种好看的百合，红色和黄色，有点“俗”，像近日见的孤挺花一样，没什么“品味”。大小形态如头巾百合。

<h3>约科，四月三十日</h3>

短短的一程。快六点时出发，十一点到。一路没什么新鲜事物。一棵开大黄花的树类似紫葳；叶若槐树叶。上面栖息着一只小象虫；我从圣餐杯似的果肉里采到它的幼虫。

宿营站破败不堪；房顶裂了——而且，房子一半给一个土著商人做橡胶（刚果黑橡胶）干燥室。散发着茅坑的恶臭。挑夫们的草房都塌了。同样感到惊讶的是，行政官员、分区长官贝里埃先生竟没来迎接我们。但过了一阵，他来了，嘴里叼着烟斗。一切得到解释。现在是月末，超负荷的行政事务。真正的驻地三星期前着了火。只好撤回到先前出让给商人的房子。至于挑夫，他们可以住村里的茅舍。恭候我们吃午饭，和某某神甫一起，比利时人，要去恩冈代雷。

<h3>五月一日</h3>

一切都因我的小丹迪基之死变得阴暗惨伤。今天早晨，打开夜夜放它的篮子，我惊讶地发现它头一次待在昨晚放的原位，姿势也一模一样。这个昼伏夜出的小动物夜里一动没动是很反常的。我想像往常一样抱起它来，但它根本不能容忍别人碰它，用尽全力狠命地咬，这是平常从未有过的事。明显焦虑不安。它肯定在找什么东西（而且已有好几天），树皮、草或水果，我却给不了它，真是懊恼。严重便秘，十三天来它越来越挑食；尝试新东西；最近几天几乎干脆不吃了；而后突然间，昨晚，狼吞虎咽吃了一大堆米饭，显然，我不该听之任之。它肚子胀得鼓鼓的；双眼凹陷，那张小“脸”的表情，这“脸”我多么熟悉，我能清楚地看出各种表现，快活、欲望、不满，甚至还有诙谐、玩笑……一见那眼神，我便断定它没救了。我看出它一定很难受。把它放到地上，它侧身艰难地爬，几乎倒下。我担心极了；但到站前，无法给它用油灌肠，我本该早点给它灌肠，但即便那样，也未必能救活它。荒唐的是我不清楚给它吃的东西，罐头、果酱、树胶、虎甲能起到轻泻的效果还是反而导致便秘。我本来需要有人指教的。在一处歇脚，发现小溪旁有棵受伤的大树，从树干里流出硬脂一样的树浆，仿佛树在流泪，我把丹迪基抱到树跟前，开始丹迪基跳上去，接着迅速转回身来，好像突然觉得恶心似的。马克把它抱上自己的轿子；也就是说，丹迪基上轿后，就说什么也不肯下来，谁想撵它走，它就使劲用牙咬，它从来也没这样过。马克不多时告诉我它情况更糟了。一到站，我们便用温热的油给它灌肠。而后我把它安置在莱依布巴的篮子里，外面包上毛巾。不久我们登上从雅温得派来接我们的车。过了一段时间，等我再打开带在身边的篮子，丹迪基的心脏不再跳动了。

几乎整整一小时，我试图像在金格雷依那样，恢复它的呼吸节律，我以为能行。但又有何益？……就算我做到了这点，我也无法消除病因。看到我这形影不离的伙伴这样离我而去我既极其愕然痛心又极度愤慨。尽管这想法可能显得很可怕，但我好像理解了，先前我从未领会，一个幼小的孩子的夭折对一位母亲意味着什么。那是整个计划设想的大厦突然坍塌，是肉体接触的感觉顷刻间中断。其中甚至还加进了近乎迷信的东西；这是我亲密的守护神。

这最后一天，这个如此多情，至少对爱抚如此敏感的小家伙，开始讨厌我了。我体会到这费解的智力无意识的活动，它知道什么应该可以治病。每当丹迪基去寻找草或者有益健康的树皮，总是不断被我阻止，它对此很反感。不过，就在最后时刻，它还做了个笨拙可爱的动作，将它的小胳膊举过头顶，让人抚摸它的腋窝。

上一程可算最长的一程，但也最美。还不到马特萨，突遇大雨。驻地紧挨着一块灰色花岗岩巨石，石头外观异常奇特。我们到后不久车便来了。因此我们刚好来得及照料丹迪基、支付挑夫工钱、做顿粗劣的饭菜，之后便又上路了。

今晚我们将在恩吉拉过夜，马特萨直到恩吉拉的路在我看来是最美的一段。它穿过一片森林，让我忆起班吉地区森林中最美的地方。如此繁茂的林木令我陶醉，甚至比我初见热带森林时还要着迷。

这段路必须十分优美，才能让我分分心，不去看从雅温得送来的邮件。

大量报纸杂志上面，展开这场既奇特又很无谓的“纯诗”之争。幸好不在巴黎，否则不知我能否克制住自己，不去表态，哪怕只是表示完全赞同苏代，他把这一切说得最恰切不过。布勒蒙神甫想要干什么？教人做诗？……品诗？……他的“诗如音乐”的说法对于诗歌和贺拉斯的“如绘画”一样是灾难性的，难道他不明白，节律与音韵铿锵足以使诗从本质上不能翻译，却不能就此说有了节律和音韵的铿锵就够了。

是“法语中最美的诗句”，尽管有些人说他说过。他断言“拉辛这个自命不凡的庸才”从未写出别的还过得去的诗句；可这并不是一回事。

与立体派的“纯画”相对应，就该料到会见到这些无谓的要求产生出来。

但是诗中存在一种难以分析的元素，那种微妙的音调和谐，谁会否认这一点？有些没有文学艺术修养的人感觉不到这种和谐，就像那位名小说家（《画报》发表了他最近的作品）以为在引用波德莱尔的诗，写道：

Là tout est ordre et beauté.却没意识到tout est ordre这种不和谐音的组合……

不过，要欣赏一个无神论者的诗，苏代的情况十分有利；在俗神甫则必须耍花招；我觉得，整个这番圆通的理论产生出来不过是为了让他自己心安理得： 这首诗的意思不重要；光听听它的歌声吧，这是真正的祈祷呀！

布勒蒙神甫虔诚地把诗歌非理智化，拒绝赋予诗以含义，而音乐不幸却正相反，有加上这沉重的累赘之趋势。交响诗，人们可以边听边从节目单上看到解说；故此我避开音乐会。体裁的混淆。

几篇对《伪币制造者》的尖刻批评告诉我，书终于出版了。

<h3>五月二日</h3>

早早起来，应好天气的召唤来到外面，还没看见天空的光彩，我便确乎感到天气晴好。碧空宁静如洗，一轮将满的月亮，依然是天上的主宰，但在黎明中渐渐失去光泽。空气质量异常好，无比宜人，不热不冷，温柔，轻盈……大树附近飘着不知名的芳香，浸在薄雾中，太阳很快就将驱散雾气。植物虬曲、柔软，充满藏而不露的力量。成片树木那么美丽，那么高大、那么庄重，不禁心中暗想： 这正是我来此要看的东西。鸟儿歌唱，虫儿低吟。一种模糊强烈的爱洋溢在心中。但我赞叹的果真是异域植被吗？……难道不更是春天？

我们八点左右离开恩吉拉。不多时，穿过茂密葱郁的森林。树叶慵懒地伸展；藤优雅，树庄严，高耸入云。单是那缕阳光便美不胜收。我本想先行，但马克上的那辆卡车（贝里埃），开到我前面了。我们已定好在萨纳加河上的驻地过夜，迟一天到雅温得，以便在森林中盘桓盘桓。一个土著像兔子一样蹲坐在头一辆车的踏板上，肩负不断向后张望的使命，看我们是否跟着，并且一有信号就要叫停汽车。而且，小皮埃尔（那个笨蛋马杜阿的弟弟，马杜阿从马鲁阿开始接替了阿杜姆的位置）在卡车里，和我们面对面，看着后面，负责保证娇气的东西、摄像机的脚架等等不颠坏。

经过一片特别迷人的洼地时，我发出约好的停车信号。可惜白费劲！我们按喇叭，喊叫，甚至接着上坡时，坐在我的汽车踏板上的那名土著冲上去追那辆车；可那个小笨蛋，看见我们绝望的努力，笑着就是不动弹；结果那辆车继续朝前开。直到驻地我们才会合。马克听信哨兵谎报，以为我的车跟在后面，一直等着我该发出的信号……而我那时则独自钻进一片迷人的林下灌木丛。

静谧，时而掠过神秘的鸟鸣。巨人般的大树开着花；有一棵浑身上下长满茸毛，更确切地说，是布满芒刺，树上结着串串橘黄色的果实，像密匝匝的大葡萄。看着这一切却没有马克在身边，心中伤感。一个人我无法享受任何快乐。

在驻地，我见到马克，他火冒三丈，又遗憾不已。我们斥责了小皮埃尔和他哥哥，由于他们的疏慢和愚蠢，我们错过了向原始森林告别。当时带上他们纯粹是发善心，要把他们带回雅温得。我们不想再带他们走了。这两个大城市（雅温得）的可耻产物，偷盗、说谎、伪善，看了他们就可以明白某些殖民者恼恨黑人的理由。但恰恰他们不是此地的自然产物。就是在与我们的文明接触中，他们变质了。

这是最后一天。旅行结束了。也许我再也见不到原始森林了。它从没有如此美丽，我们却匆匆而过，像急于赶往目的地的旅客，然而目的地，就是它。哦！再看看它，哪怕只是片刻。我们离它才二十五公里。用不了一小时汽车就能把我们带回去……唉！车必须马上走。不过我们给雅温得发了电报，让明天来接我们的车早些到，好折回头去。

驻地四处的稀树草原让人想起阿尚博堡周围的景象。就在驻地重新见到文明。大批供给北方的商品经由一条养护极好的公路运到那里。我赶到萨纳加河边。湿漉漉的沙砾上，灰褐色的蝴蝶在飞舞，不计其数，我一走近，它们便飞起来，围着我盘旋。再往前，我又见到在卡诺曾逮到过的大蝴蝶，翅膀很长，如蜻蜓的翅膀，黑底上嵌着浅蓝色条纹，腹大腰圆，橘黄色。这是我在赤道非洲见到的大大超出一般的最大的蝴蝶。

驻地上游是瀑布急流。

<h3>五月三日</h3>

天空阴云密布。无法拍摄。没有必要往回走了。我们直接驶向雅温得。

今天早晨有人拿来几条鱼，拴在一根灯芯草末端，很像鲤鱼，长着河马嘴。

每天早晨都要一一剔除跳蚤。到第四只时，它已有一个米粒一般大，喝了杯白兰地，因为还以为自己眼花要昏倒了呢。有些跳蚤留下些深深的洞，便往上喷上碘酒。有些很小，身体还没变得沉重起来，在解剖刀或大头针前逃之夭夭，倘不手疾眼快，它们会一直往肉里钻。这些往往是最难剔除的。如果把它们留在那里，它们会变大；迅速繁殖，形成群落。不久便只能把脚趾截断了。

<h3>五月三日至六日</h3>

回到文明中。铁路线穿过的森林美不胜收。我们乘坐的是行李车，安顿得相当舒服，还有男仆们和全部物件。但我已无心记录任何事。

<h3>杜阿拉，五月七日</h3>

这是什么旅馆！最面目可憎的宿营站也比这儿强。什么样的白人！丑陋、愚蠢、庸俗……我这个人总是担心打扰别人，别人的思考，别人的休息，别人的祈祷，遇到这么多不管不顾的人，我起初惊愕，继而愤怒。但很快心想，如果说这些人打搅我们，他们却并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们自己不思考，不读书，不祈祷，睡时像头死猪，故而从来不受任何打扰。我真想写篇文雅赞。

必须遣返男仆归国了。从杜阿拉到马塔迪二百法郎。之后便不得而知了。另外欠他们近三个月的工钱。四百法郎，加上直到马塔迪的车票，但愿他们半路不会出问题。不过我怕他们被偷、被骗，或去赌博，我们讲妥，他们把财产委托给M先生，直到动身那天（十五日）。然而在“亚洲号”甲板上，我们将要上这条船，他们送我们到这里，我撞见他们正在每人给自己买把三十五法郎的雨伞。我恰好赶到，制止了他们。

<h3>五月十四日</h3>

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圆满走完了全程。轮船起锚，喀麦隆火山缓缓消失在雾霭中。

我把一只奇丑的小动物托付给食品贮藏室的主管，那是昨晚在杜阿拉买的： 想是一只麝猫。

今天早晨吃早餐时，雅温得的主教过来坐在我旁边，他也返回法国。我点了个火腿，没考虑到今天是星期五；结果，之后我都不敢再对主教讲话了。

几个孩子在船上，十一岁到十四岁；一副装模作样、矫揉造作的姿态。其中年长的，做作得最厉害，向一个小姑娘宣称，以后他要么当“文学批评家，要么就是捡烟头的。不是一切就是虚无。没有中间道路；这是我的信条”。躲在大厅一角，掩藏在一期《画报》后面，我坚持听着他们说话。在这个年龄，可真难保持自然本色，至少对白人是如此。人只想语惊四座，只想出风头。

稍后我又见他倚在船栏杆上，有个比他小点的伙伴陪着他；两人一起在和一个瑞典人聊天。

“我们法国人，我们讨厌其他民族。所有法国人……是吧，乔治？……不错；不能容忍其他民族，这是法国人特有的……除非我们承认他们有优点……啊！我们承认他们有优点的时候，那可是完全彻底的。”（最后这句话显然是考虑到谈话对象才说的，对方好像饶有兴趣。谈话里也确有能引人兴趣的东西。）

“我呀，”他还对那小姑娘说，“我把那种懂得自己演奏的东西的人叫音乐家。那种敲击钢琴就像人们用脚踹黑人的人，我不叫他音乐家。”他又不容置辩地补上一句，应该“消灭”后一种人，也许并不是消灭黑人，当然也不是打黑人的人，而是那些假音乐家，听了这话，小姑娘急了，叫道：

“那谁来奏乐让我们跳舞呢？”

乍得归来 附录 包括与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相关的材料

<h3>Ⅰ</h3>

致法属赤道非洲代理总督的信

诺拉，1925年11月6日

总督先生：

我要再次对您的接待表示衷心感谢。在我们一路所经各处，已经感受到您的作用，您所辖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奉您的指示，都尽其所能为我们的旅行提供方便。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我们已离开班吉，同日返回中部刚果。

我此信原本只应包含感谢的内容，但意外情况凑巧突然让我获知一个信息，因此我赶紧转告给您。

当地首领桑巴·恩戈托在返回他居住的博达路上，已经快要到博达的时候，遇上拉我们去恩戈托的朗布兰总督的汽车。他以为遇上的是您本人，便立即原路折回，天黑时到达恩戈托。那时马克·阿雷格莱和我已经坐到桌前，桑巴·恩戈托担心打搅我们，和我们很快打过招呼后，把原打算与您进行的谈话推到次日。但他半路折回的事情已经被人知道。一个送信的，由博达行政长官帕夏派来，在桑巴·恩戈托到达之后几个小时赶到恩戈托，向他传达返回博达的命令。

我完全明白，帕夏先生是害怕桑巴·恩戈托想要告诉您的悲惨事件被泄露出去。桑巴·恩戈托在行政长官的命令催促之下，不是听任这点希望之光熄灭，而是自己承担了责任，清晨两点叫醒我们。他讲了很长一段话，但因为没有翻译，我们一个词也没听懂。我们答应为他的延误负责，将为他作证，好让他在帕夏那里免受责罚，并将长谈推迟到次日。然而，下面就是博达地区所有博菲人村庄的首领桑巴·恩戈托要对您讲的事：

十月二十一日，杨巴中士被博达行政长官派到博当贝雷去对该村（博达和恩戈托之间，属于博苏埃）居民施行惩罚。因为这些村民拒绝服从命令，不想放弃他们的庄稼，所以不肯把家搬到卡诺公路边上。他们还有一个理由是在卡诺公路边上定居的是巴亚人，而他们是博菲人。

杨巴中士带着三个卫兵（邦若、恩丹加、恩加费奥）离开博达。和这支小分队同行的有头领巴乌尔和他手下的两个人。一路之上，杨巴在所过的每个村里抓两三个人，锁上带走。到了博当贝雷，惩罚开始了： 十二个人被绑在树上，而名叫柯布雷的村长逃走了。杨巴中士和卫兵邦若向被绑的十二个人开枪杀死了他们。接着又对妇女进行屠杀，杨巴挥动大砍刀砍她们。然后他又抢了五个年幼的孩子，将他们关进一间草房，然后点上一把火。总共有三十二个受害者。

这之外还要加上姆比利的头领，他逃离了自己的村子（布巴卡拉，恩戈托附近），杨巴在恩戈托东北的第一个村子博苏埃抓到他，在十月二十二日左右杀害他。这个日期我没能核实。

请相信，总督先生，我来到此地丝毫没有要展开一场调查的意图。而且重申一遍，桑巴·恩戈托本来打算的是和您讲话，一开始也以为是在和您讲话，而我们自不必说很快便让他知道他搞错了，不过我们答应他，会把他讲述的这些事写信告诉您，否则，他的陈述可能永远到不了您那里。我觉得事件严重，必然会令您警觉，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总督先生请细想一下，如果进行一场轻率的预审，可能要了桑巴·恩戈托的命，帕夏先生不会原谅他讲了话的。如果您询问帕夏，一切都让人相信他会把这些骇人听闻的行为的责任推到杨巴中士身上，说他误解了或没有正确执行他的命令。而我觉得杨巴不过是按其主子的意思行事，而他的主子，我途中见到时，看着像是个阴森病态的人，他丝毫不掩饰自己“仇视黑鬼”，并证明这一点。

九月八日是班比奥的集日，为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干活的十名采胶人被判罚在烈日下扛着异常沉重的木梁围着代理商行转，因为上月没有交来橡胶（但这个月他们交来了双倍的收成）。如果有谁倒下，就有卫兵用皮鞭抽打他们，叫他们起来。“舞会”从八点开始，持续了一整天，就在帕夏和莫迪里耶先生眼皮底下进行，他们二人坐在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驻地。十一点左右，一个叫马兰格的，巴古马人，摔倒后再没起来。有人将他的尸体抬到帕夏先生那里，他只说了句：“我才不在乎呢……”命令继续开“舞会”。这些都是当着来围观的班比奥居民和邻村来赶集的所有村长的面发生的。我从好几个渠道听说此事。

请相信，我本来天性就是怀疑论者，在法属赤道非洲度过的短短数月已经告诉我，要提防那些“真实叙述”，那些对一点点事件的夸大与歪曲。因此在叙述头一事件时我一定要明确说出名字和数字。至于另一事件，如果相信传言，恐怕并非特例，所以我采取各方印证法，只讲了从好几个地位、出身很不相同（因为那天不是只有黑人在场）的直接证人那里同时获知的情况。帕夏令他们恐惧，他们求我千万不要说出他们的名字。也许他们之后会“溜”，会否认看见过什么。安托内蒂先生或您本人巡视当地时，下属会在场，而且会在报告中介绍那些他们认为最能取悦于您的情况。我担心，我在这里向您汇报的情况可能是您调查中了解不到的，有人会小心地扼杀可能让您了解真相的声音。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旅行，我有时会耳闻目睹那些最底层的您难以了解到的东西。

接受交给我的使命时，我一开始并不太清楚我的角色是什么，我能起什么作用……如果这封信能对您有所帮助，我就没有白来一趟。

唉！总督先生，要不是担心叨扰您，我本来有很多话要对您讲，我的信也会长得多。自从来到殖民地，我就意识到困难重重，错综复杂，这些困难只有您的才智和热情能够解决。我绝不想就我能力不及而且需要深入研究的方面提高嗓门大发议论。但这里涉及的是一些具体事件，完全与一般意义上的困难无关。也许您从其他途径已得知这些事件——这样的话，我这封信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就请您原谅我这封信。

明天黎明时我将离开班比奥经森林赶赴诺拉，然后去卡诺，我打算从那里，经博祖姆，上巴坦加福的大路，然后抵达阿尚博堡。我将在阿尚博堡待一段时间。我叫人把信件都寄到那里。在那里如果收到您的一封短笺，告诉我您并没有觉得我的信有所叨扰，我会卸下重负。也许这封短笺甚至促使我向您谈更多的事：

——谈博达的监狱制度（由于遭受虐待，食物不足，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囚犯都死了。特别是一个村里的二十个土著中，最后回来的只有五人。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其中包括村长］被监禁是因为森林公司的一些代表认为他们交来的橡胶不够量，而这些代表是得到帕夏先生的支持的）；

——谈班比奥公路工程（这条路已经使那么多人丧命——您知道，是吧？——而它仅用来每月通一次汽车，拉着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的莫迪里耶先生去班比奥集市，行政官员帕夏陪同）；

——谈搬运劳役仅仅落到妇女和儿童头上，所有男子都忙着到离村相当远的地方去采橡胶，以应对森林公司的苛刻要求；由此，庄稼没人管（在博达行政分区我们经过的路上，木薯、蓖麻，等等，都没能收割）；

——谈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有时使用各种手段不按最新合同给的每公斤两法郎价格支付当地人——这是优质橡胶的价格（森林公司代理人贝鲁尔亲口承认这一点）；

——最后谈博达分区土著令人担忧的成批出走，逃往不那么受诅咒的地区。

这一切，我都做了精确的记录，随时可提供给您。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我觉得这种糟糕的状况是博达特有的；一离开这个行政区进入诺拉地区，就听不到怨声了，相反，当地人表示满意；他们可以忙庄稼，橡胶生产不再叫他们脱不开身。

<h3>Ⅱ</h3>

（1）

致布拉柴维尔森林公司总经理普瓦斯诺先生的信

卡诺，1925年11月19日

先生：

我是作为让·韦贝尔的朋友贸然给您写信的。同时也要对阿利博和贝鲁尔两位先生的一片盛情表示感激，在我出发到法属赤道非洲前，在拉罗什福科街，他们对我非常友好。

若非距离遥远，我会直接致信韦贝尔先生，因为我想非常友好地告知他，面对森林公司对B先生的起诉书，我将不得不使用我在沿途所做之笔记；这些笔记和B先生对森林公司的指控有关，可以显示这些指控中一些内容是有根据的。

我并不认识B先生，只是遇见他两次，指控他什么，我也全不清楚。相反，我知道对这个行政官员的起诉书出自巴黎，至少得到其批准。但韦贝尔先生从未来过法属赤道非洲，也许很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您看过此信后如能尽快将信寄给韦贝尔先生，我将不胜感激。顺致

敬意！

（2）

普瓦斯诺先生的回信

白鸽城，1926年1月13日

南方街85号

先生：

因为我去年十一月底放年假回法国，我在法国收到了您十一月十九日的来信。

按照您的要求，我随即将您的信转给韦贝尔先生。

我们的董事长非常仔细地了解了情况，肯定会在您回法国后与您谈论此事的。

祝您下面的旅行顺利，顺致

诚挚的敬意！

（3）

致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经理韦贝尔先生的信

不幸我只保留了这封信不完整的草稿，可能有些句子略有改动。

亲爱的韦贝尔先生：

我刚刚给普瓦斯诺先生发去一封信，请他转给您；其实，那封信本应直接寄给您，但由于您可以看出的原因，我希望您的代表顺便也能了解此信。我并不怀疑那封信会寄到您那里；但我还是给您又寄去副本。必须让您了解情况。您和阿利博先生的接待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促使我写那封信，我可以肯定您不会误解我的心意的。

您知道这里认识您和阿利博先生的人怎么说吗？他们说你们俩都被人“哄了”……我无法相信您了解情况……倘若您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您会那么盛情地为我参观此地提供建议吗？

这封信没有回音。

之后，在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的例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上，作为公司董事长的韦贝尔先生声称：“纪德先生利用他给我写的一封信没有得到回音大做文章，而他写信时已经在归途中，而且走的是乍得领土。”

韦贝尔先生搞错了。

我给总督写的信是从诺拉发出的；随即写给韦贝尔和普瓦斯诺两位先生的信是从卡诺发出的，那是过了诺拉之后我可以寄信的第一站。为了更加迅速，我通过特别信使把给韦贝尔先生的信发往喀麦隆（而我六个月后才深入喀麦隆），这样能大约节省六个星期。因此后来给我送来的收据上才有“1929.11.27约卡杜马—喀麦隆”的邮戳，我保留了这个收据是很明智的。也许是这个喀麦隆邮戳骗了韦贝尔先生，让他以为我“就要返回法国时”才给他写信。

我并不怪韦贝尔先生出这个错误，但只要稍稍核对一下我的游记中的日期便能避免出这个错。这表明他对这一严重事件并不重视。不管他的连襟爱德华·于利亚在《时代》上怎么说，“轻率”不在我这边。

<h3>Ⅲ</h3>

莱昂·布鲁姆在《人民报》上就我的《刚果之行》及此书中包含的对森林公司的指控发表了几篇文章，作为森林公司经理的韦贝尔先生作出回应，在给莱昂·布鲁姆的公开长信中写道：“……我相信纪德先生的真诚”。

我能向他提供的我的真诚的最好的保证就只有将他的长篇辩护全文复制如下。也请他允许我加入我的几点想法，大家可以在注释中读到：

韦贝尔先生致国民议会议员兼《人民报》社长莱昂·布鲁姆的信

巴黎，1927年7月12日

社长先生：

以《刚果之行》为标题，您七月五日和七日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包含对我荣幸代表的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的严重指控。请允许我就此向您做出礼貌但强烈的抗议，并请您秉持公正，将此回应予以刊登。

我不是不知道，您的文章仅仅是对安德烈·纪德先生的一本新书的概述。我不揣冒昧地请您在舆论面前预审此案时，秉持公正精神并考虑基本的司法程式，在我看来，这正是这本书的作者所缺乏的东西。

对于任何人，在没有听到他的辩护并没有给他辩护的手段的情况下不做出判决，这是所有正直的良知接受的原则。纪德先生却忘了这一点。他去非洲带着森林公司领导人的信，保证他可以非常方便地从森林公司代理人那里得到信息，因而更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在他自己授权自己进行的装模作样的调查过程中，他既没有想让他控告的人做出解释，也没有想让他们的领导做出解释，也没有让独立的值得信赖的第三方作证。

他将他的起诉状建立在不加核对的两个惯犯的说法上，一个是黑人，叫桑巴·恩戈托，一个欧洲人，×先生，这种轻率和轻信进一步使他的审判失去权威性。

请允许我进一步介绍一下这两个讨人喜欢的人物。

桑巴·恩戈托从前是土著步兵，依靠其聪明和诡计在一九零六年被任命为村长，二十年来，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当地所有军职或文职行政官员发生争执。一九一四年战争初期，他让人杀害我们的士兵。一九一八年被流放，重新启用，再次被革职，然后他又一次被置于其部落首领的位置，正是针对任命他的官员，他激起纪德先生的怒斥。这个经证实的食人生番，奴隶贩子，抢劫犯和小偷，他罪行累累，倘若政府不是那么不可解释地宽大为怀，他应该被判的监禁徒刑要两生才能服完。

至于×先生，是个比属刚果的在逃骗子，那里的监狱正守候着他。纪德先生记录的唯一的欧洲人的证词就是他的。他逃到法国领土，利用毫无任何警力的当局的无力，以各种手段挣钱糊口。

我感到异常惊讶的是，竟然要轮到我来讨论纪德先生转述的事件，指出叙述中歪曲事实的错误和夸大之处。这个任务难道不应该只落到那些该受指责的人头上吗？而我断然否认森林公司在事件中直接或间接负有任何责任，我将证明这一点。

此外纪德先生没有给他的论断提供一点点证据作为支撑。要想声称我们公司在当地的存在就是那些由完全在公司之外的几个失去理智的人所犯的滥用权力行为的深层原因，像他做的那样，需要的不是假设、演绎、武断的推理和情绪成分超过逻辑的论证，而是别的东西。

我愤怒地拒绝这种以请愿、原则和无根据的断言做出的论证，此外还充斥着具体的错误。

我们比任何人都为我们不幸的刚果的不开化状态而痛惜。不是将那些在可怕的条件下试图做些有益的事情的人说成海盗就能医治病症的，那些疾病的病根首先是黑人没有能力自我提高，没有能力对抗自然，而疾病的持久不治只能由法国行政部门长期的软弱无能来解释。领导权力只由几个孤立的官员代表，各自负责这相当于几个省的广阔领土，而且还报酬很低，劳累过度，经常生病，只有几个土著步兵做助手，那些人随时会把最小的一丝权威与有权使用暴力甚至与残暴混为一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维持秩序，公平分配，促进一群几千年来生活在萎靡不振和饥荒状态中的居民的经济发展？

我相信安德烈·纪德先生的真诚。

但我们对遭受苦难的人类的慈善不应发展到把平静的风车当成凶恶的巨人的地步。

以如此大胆的想象，纪德先生把森林公司想象成一种资本主义怪物，缩在匿名的暗处，不知以什么看不见的力量操纵着行政机构的木偶，野蛮地剥削当地，将不幸的黑人的血泪转化成金子。

诗人的幻象——就像维克多·雨果的章鱼。

现实却没那么浪漫。

森林公司和其他所有公司一样，迄今为止并没有为它的六千股东带来什么幸福，他们都是法国的小储户，小人物，不是什么“财团”。

它不是一个宪章公司。

它甚至不是按照一八九九年分割刚果时的方式成立的那种享有特许权的公司。再说这一过时类型的企业只剩五个了。其他公司都已放弃了这种不正常的特权，那是政府方面的一个错误，对于公司则是个虚妄的海市蜃楼。森林公司自豪地作为第一个做出这一进步和明智举动的公司。

它没有任何领土权，任何商业垄断，对居民更没有任何权力。它只是个贸易公司，和当地其他所有公司一样；它唯一的特别之处在于有偿地购买了在明确限定的国有森林里采橡胶的权利。和在法国经营树木砍伐或国有产树脂的树木移植的开发商能签订的合同相比，它的合同毫无任何过分之处。

当然，公司借助土著劳动力采橡胶。我们从未在招收工人上感到过丝毫困难。聚集到这个团队里来的人都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得很满意。他们大部分还会再次被雇用。他们受到行政部门的控制，行政部门是土著的监护人。没有一份合同的签署、没有一份报酬的支付、没有一起争议的审理不是当着行政部门的面由行政部门来管的。公司没有任何权力粗暴对待或惩罚任何人。在极少数有损公司的不诚实行为情况下，公司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权力机关的代表起诉罪犯。

除了公司这样组织的采集，还有另一种（公司仅仅是容许而已），就是时不时的，特别是在征税时，各村土著的采胶活动。这些人采胶不受公司任何控制，公司只是给他们的收成支付和公司采胶队的收成一样的报酬。这种工作，主要是为了给黑人搞到足够纳税的钱，当然在黑人中不受欢迎。在法国，税单同样不受欢迎。各村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弄到必要的收入，生产其他产品，通过竞争找到买主。他们之所以不那样做，也许是因为间歇性的采胶更适合他们天生的懒散。

安德烈·纪德先生说，森林公司每公斤橡胶支付一法郎；一个采胶人要在森林里干一个月才能赚到十法郎。在没有特许开发的乌班吉河流域，橡胶是按每公斤十法郎向土著购买的。

安德烈·纪德先生经过当地时，公司按照与政府的正式协议，每公斤干橡胶付一点五法郎，再加上零点七五法郎的奖金。公司那时刚刚与当地政府达成新协定，将这二点二五法郎的工资总数提高到三法郎，这一价格随后立即实行了。另外还约定“在此价格之外还要提供食物配给”，这就相当于每公斤总共支出三点六法郎给土著。如果和乌班吉流域相比，应当说，除了这份工资，公司还欠国家的特许权使用费，总额将近每公斤三点五法郎；而乌班吉流域采集税刚刚升到五法郎，这样每十法郎的售价落到当地人手里的只有一半，五法郎。

再说，纪德先生提到的高市价只持续了几星期。行市的迅速上涨是由于欧洲涨价，一磅达到四、五先令。今天市价已落到这个价的三分之一，在乌班吉地区，每公斤橡胶没人再出十法郎。

我还要说的是，不慎重地将价格推到纪德先生指出的价位的商贸公司今天濒临破产。

在喀麦隆，采胶是自由的，森林与刚果森林完全相似，但运输的困难却要小，目前向当地人购买未经筛选的橡胶每公斤二点五法郎，这与每公斤干橡胶三点五法郎是一致的。

至于采十公斤橡胶需要花的努力，真相是这样的： 刚果森林一棵产橡胶的树funtumia，割一次可出一百克干橡胶。要生产十公斤干橡胶，采胶人就要处理一百棵树。远东地区的种植工一天就割三百到四百三叶橡胶树。

安德烈·纪德先生过度混淆森林公司的名字和他指责P先生的行为，当时他是当地担任行政官员的土著事务代理人。

此人曾不得不出庭作答，而诉讼期间，我们公司没有任何时候直接或间接受到指控。今天事实已通过法院得到证实，情况如下。

由于公务员匮乏，一九二四年洛巴伊行政分区政府管理放松了，不同部落发生叛乱，当地卫兵遭到攻击，其中五人被杀并被吃掉。

追查和逮捕罪犯引发各种事件，在某些部落和民兵间造成一种紧张状态。

一个首领，和民兵中的一些人合谋，认为这个机会正好可以洗劫邻村人，他和他们素有不和。就是在这次行动中，在没有任何欧洲人在场，没有任何分区长官的命令，而且分区长官也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了转述的暴行。那是一起黑人间的纠纷，让人可以想象，如果法国政府消失的话，这些不幸的人将生活在什么样的田园牧歌状态中。

要想把森林公司牵涉到这些事件中，需要有桑巴·恩戈托这个强盗的全部欺诈与恶意。声称受害者犯了拒绝“抛弃似乎妨碍了公司的住处和庄稼”的“罪”，像纪德先生那样轻率地写的，实在荒诞不经。公司在有关地方连下级代理处都没有，真纳闷这些可怜人怎么能、哪儿能妨碍了公司。

至于在驻地的囚徒，不给食物，其中一个还可能被民兵一枪托打到下巴上致死。这些囚徒根本不像文中错误地提出的那样，是森林公司的采胶人。他们都是因各种罪行被判刑或羁押的罪犯（纵火、破坏种植园、谋杀、同类相食等等）；看守这些人的民兵知道一些人吃了他们的同伴，便按照黑人的逻辑，在行政官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们实行报复，不给他们食物。至于死了的那个人，那是一个可耻的拜物教巫师，犯下杀人罪，做了数不清的坏事，而且是个人所共知的食人肉者。

我顺带简单说一下有关班比奥公路翻修的叙述。这类工程不是森林公司决定的，也不是森林公司安排执行的。如果缺乏工具，只能到政府的贫穷中找原因。说这条路只用于公司的汽车很可笑。公路是消除搬运役必不可少的工具；搬运役一般由妇女实际承担，而她们的丈夫却沉湎于游手好闲的魅力中，搬运役的辛苦远远超过修建和保养一条说得过去的道路花费的力气。

有了路，路首先用于手拉车运输，男人拉车，却也不放过将车扔到沟里，好免去一份比他们强加给他们的女人的活儿轻多了的活儿。

然后汽车来了，真得对事物有种奇怪的观念才会指责森林公司为其开发配备了现代交通工具，这些交通工具是对当地最切实有用最有益的一项改善，那里除了人没有其他驮重牲畜。

我终于要说到那唯一具体的事件了，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公司的名字刻意被提到而没有明显地冒犯最基本的真诚： 九月八日，在班比奥，十名采胶人被判罚的“舞会”，其间，一个人可能因受严重虐待致死。

我前面说过，我再重申一遍，公司无权惩罚它的土著雇工，它能做的一切就是向权力机关代表告发他们。

行政部门要求公司在派采胶队进森林时，要给这些人各种预支款项，尤其是食物配给的预支款。倘若他们在路上散开，沉湎于悠闲，而他们有了口粮没有任何食物之忧，这样的悠闲更加惬意，他们就对公司犯下真正的偷窃罪。在法国，这种事会受到惩罚。这种现象在殖民地特别常见。

与我们有关的这一案例，也许就是这类不诚实行为。小过失，有人会说；就算是吧，但小过失如果不惩处，很快就会由于坏样板被迁就了而使忠实的队伍士气低落。

行政官员宣布的惩罚本身是宽容的；那是我们的军团里受到蹲监狱或坐班房惩罚的人要做的事——背包和步枪被肩上扛的一块木头代替。这个惩罚的错误在于不合法。司法调查证实，那些人既没挨打也没挨骂；其中一个人的死亡是不幸的意外事故，使得这一不合法行为更加严重。如果P先生宣布一项合法惩罚，比如一天监禁，不管发生什么，他也不会为此受到追究。

再说，公司在这一事件中没有任何责任。它既没有决定也没有建议施行的刑罚。倘若您让人捉住一个不诚实的仆人，从而间接地使他可能会照俗语说的，被“胖揍一顿”，这也是一种非法惩罚，您不会因此受到责备，同样，公司也不该受到责备。

结束之时，社长先生，我请您相信森林公司和任何人一样渴望为改善刚果土著的命运做出贡献。归到森林公司头上的冷酷无情的手段不仅是极端残酷的事——想到这样的冷酷手段对公司都是不能容忍的，也是荒唐到家的事。公司知道，在我们的殖民地，只靠土著居民的协助任何有用的事都做不成，所有人，公务员和殖民，他们的第一责任是提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水平，使他们人口更多，更加繁荣幸福。

这样的事业，在没有经济手段、成套工具，行政部门甚至不能组建起最基本的干部的地区，遇上巨大的困难，其中，原住民天生的懒散和野蛮又是最糟糕的。不要忘记在这些原始人初级的语言中，“善良”一词也有“软弱”的意思，而“力量”同时表达“恶毒”的概念。

森林公司没有落在行政机构肩上那样沉重的责任和伟大的使命。但它竭力辅助行政机构，教给他的黑人雇员工作的好处，让他们赏识工作带来的物质满足。

一家公司在一九一年前就组织一项疫苗接种任务，为之出资，抑制了当时可怕的天花灾害，森林公司接替了这家公司。在它自己和国家签订的合同中，提议建一个医疗站，公司可以负担费用。这样提供的志愿补助金被资金短缺的行政部门仅仅用于维持先前已有的一个医疗站，这不是公司的错。最近，公司提议为它的团队配备土著护士，由公司来支付薪水；布拉柴维尔的各部门由于人员不足，至今没能满足公司，这仍然不是公司的错。今天，通过建种植园，公司希望使橡胶生产更规律化，使这一工作对雇工们变得更轻松，报酬更多。我还要补充的是，在公司存在的十七年间，一次没有接到过政府的通告，要求将这个或那个公司代理人解职，因为其有虐待或滥用职权行为，而按照合同，这种情况下，公司不得不宣布解除此人职务。

安德烈·纪德先生的指控是第一次对公司的指控。我认为已经证明了这些指控的脆弱和无效。此外对一个我想受到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感激励的作家，我也没有任何不满，但他没有充分控制他的信息，也没有进一步弄清真相，而只是停留于完全冲动的第一印象。森林公司在这一令人遗憾但让其领导人问心无愧的事件中，只是看到又多了一条理由需要它加倍警惕和努力，让其意图不要不为人知，让其作用如设想的那样，成为进步和繁荣的一个因素。

社长先生，请原谅此信的冗长，顺致崇高敬意。

<h3>Ⅳ</h3>

我国赤道非洲的困境

1

当我决定去刚果时，新总督特意提醒我，“您不如去科特迪瓦，”他对我说，“那里一切都很好，我们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绩。在刚果，几乎一切都有待去做。”法属赤道非洲一直被视为我国殖民地中的“灰姑娘”。这个词并非出自于我；它充分表明一个殖民地的状况，它本来可能成为最富庶、最繁荣的一个殖民地，但迄今为止仍是最贫困最被人瞧不起的一个殖民地；这种状况该停止了。在法国，人们开始关心它。是时候了。在加蓬，由于接二连三的疏忽，好像几乎输掉了比赛。在刚果，如果对某些组织错误、某些公认有害的、顶多是暂时可接受的方法进行补救，比赛还没输。无论对住在那里的被压迫民族，还是对法国本身，我希望同样能有帮助。两个民族，两个国家，我指的是殖民国和被殖民国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如果不联系在一起，殖民就很糟糕。

我知道有些不可避免的病症；比如由于气候原因造成的病症；有些克服起来非常缓慢和昂贵的困难，是由于地理条件和地形原因造成的（刚果的地理条件和地形尤其不利，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开发的缓慢，成为开发缓慢的借口）；最后还有某些残酷的牺牲，我指的是那些用人命来计算的牺牲，某些为了未来更大的福利而痛苦地接受的不幸——此处我特别想到的是修建大公路尤其是铁路引发的不幸。

在某些领域，没有人命的牺牲就不会实现任何进步。不论是强加的牺牲还是无私地接受的牺牲。如果这牺牲有利于团体，如果归根结底有进步，至少，还可以说这牺牲是有用的。我这里讲的弊病阻碍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进步；这种弊病为了几个人的利益毁了一个地区。我要赶紧说明，这是我们的赤道非洲特有的弊病，特别是在中部刚果和加蓬： 自从乌班吉—沙里地区享有特许开发权的公司自己放弃这种特权以来，这种弊病已经从这片殖民地消失了。

出于怎样可悲的软弱，尽管最精明能干的人表示反对，特许开发制度还是于一八九九年得到了同意，但这并非令我们惊讶之处。因为毕竟在当时这一制度可能显得有用。为了开发一个新地区，会拒绝送上门来的资金、力量、良好愿望吗？不会。令人惊讶的，是已经公认为有害，已经那么多次受到殖民地历届总督的揭露，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开发，而是一味地搜刮当地，是无耻的剥削，这可憎的制度却依然存在。

但当人们终于认识到这些公司隐匿的势力和如何善于周旋后，就不再惊讶了。毛病首先出在巴黎。我很愿意相信，倘若某些负责人能清楚地想象到他们有罪的通融造成的结果，他们会于心不忍。但刚果很遥远。何必要去知道人在不知情时觉得很轻松的事呢？就算想了解情况，要发现那么多人为了那么大的利益要隐藏的事又谈何容易。所以去看看吧！就是到了那里，还有多少伪装掩盖！人可能在这个国家一连走上几个月却完全不明白那里发生的事，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我一开始时就是如此。我在游记中讲述了是在什么样的偶然巧合之下我才睁开了眼睛。我会再讲到这件事的。

人们不会出于消遣去刚果。到那里冒险的人都是带着明确的目的上路的。那里只有商人，他们只讲他们想要讲的事；只有行政人员，他们只说他们能说的事，而且只有向其领导说的权利；只有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领导；只有保持沉默才能在那里待住的传教士。有时终于有几个尊贵的人物，像在荣光的汽车拉力赛中一样，从两列“法国万岁”的欢呼声中间穿过当地，只有时间看到想给他们看的东西。万一某个自由的行客冒险去那里，就像我自己做的那样，不关心别的，就想认识那个国度，他从旅行中带回的行记和我的没有明显差别，人们在里面会惊异地发现如奥古斯特·谢瓦利埃二十年前就揭露的同样的赤贫的描绘。什么也没改变。他的声音没有人听。没人听布拉扎本人的话，接近他的人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是何等悲哀地看到有人不断不遗余力地要让他的见证变得不可信，要扼杀他的声音。我的行记能否有更多的幸运让人听到，对此我并不抱多大希望。“我获得可靠消息，”×曾给我写信说，他所处的位置让他得到这个消息，“有人准备阴险地攻击您的书。”这情况免不了发生了。有人一看到我的证言有可能有人听了，便想方设法对其价值提出怀疑。我被说成是头脑轻率、凭空想象、“吹毛求疵的人”……如果这里只涉及我个人，我会毫不理会这些有倾向性的指控，但这里关乎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和一个地区的未来。还有对我不公正的指责，我拒绝接受。我在下面将提供的情况全是官方的。就连我增加的评论也往往只是从行政部门的报告中摘出的句子拼成的非个人的集锦。须知，和某些人说的正相反，我反对的根本不是行政部门，我只是遗憾它面对我指出的这些弊病无能为力，而我这篇文章没有别的目的，正是试图对它施以援手。

“请高级行政官员和大公司当心，不要想过快地定期搜刮一块我们尚不够了解而土著尚未懂得我们期望让他们做什么的属地，”萨沃尼昂·德·布拉扎在一八八六年写道，“我们的行动，主要目的应该是为将土著变成劳动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准备，直到有了新的命令。最要担心的是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因为在一项以耐心柔和方式准备的事业中介入武力可能一下前功尽弃。”

这些明智的劝告没有被听取。一八八七年起，加蓬成立了一家公司，上奥果韦公司，但该公司是在极不光彩的情况下成立的，议会决定让其解散了。作为赔偿，上奥果韦公司的经理们要求并得到了选择一块三四十万公顷土地的权利，全部所有权归属公司。两年后，议会同意成立了四十家公司，六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特许开发权给了这些公司。（别忘了法国的总面积是五十五万一千平方公里。）不过，这些公司大部分没有存在多长时间。有些转型了，有些合并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是几家公司，要谈的也只是这几家公司。

但在谈这些公司前，我想提醒读者不要混淆刚果特许权和普通特许权，比如殖民或大金融公司获得的种植一块土地或开采矿产资源的特许权。后一种特许既有助于殖民和公司致富，也有助于当地和居住当地的民族致富。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政党不赞成这种特许，这对我并不重要，我无意与这个党派联合反对法属赤道非洲特有的弊端。

刚果享有特许权者于是拥有大片几乎未开发地区的所有自然产品的独家所有权。将这些地区授予他们的政府和享有特许权者自己都一样不了解这些地区。那以前，狩猎和采摘的产品属于土著；但几乎不能说这些人被剥夺了所有权，因为其实他们自己连同土地一起被出让给了享有特许权者。享有特许权者于是可以出点工资迫使他们干活，且自己保留规定工资数额的自由。至于产品，享有特许权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用再付钱了。

另一方面，享有特许权者保证将其利润的百分之十五支付给殖民地政府，并遵守承包议定书条款。其中一些条款的确声称保护我们的原则承认的我国所有殖民地土著拥有的“按惯例享有的权利”。这些条款满足了公共舆论的公正精神，蒙蔽了公正精神，实际上却从未执行过。住在辽阔的出让土地上的居民其实沦落至一种状态，而我想请人告诉我，这种状态与奴隶状态有什么差别？

刚果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很乐于谈论他们对殖民地的帮助和他们的“教化作用”。请他们允许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两方面。

以上刚果法国公司为例，这是依然存在的最重要的一家公司。他们的特权于一九二九年到期，但尽管看上去如此难以置信且令人极度不安，似乎仍然即将续约特权。

上刚果法国公司覆盖二百六十万公顷的面积。而且，该公司控制着留下恶名的前阿利迈艾特许公司和前恩戈科—桑加特许公司的地区。因此上刚果法国公司拥有居住着十二万居民的五百六十万公顷土地的绝对商业垄断（我给出的是官方数字）。

这家公司以及一般说来那些大公司老在说他们通过缴纳开发税（即除了几项很轻的固定税，我刚才讲过的利润的百分之十五）给殖民地预算带来的间接援助。但看看销售额表，很容易算出如果大公司让位于自由贸易，殖民地在关税及其他方面又会赚回多少。我援引一个高级权威人士的说法，他估计，在自由贸易区，从一千万的交易产品中，殖民地可征收三百六十万法郎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此外还留给土著六百四十万零八百法郎）；而同样的产品在特许开发区，只给殖民地带来九十万法郎，给土著只有一百六十万法郎；自由贸易支付的价钱和大公司给的价格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

还要补充的是大公司们在向殖民地偿清欠款方面显得并不那么积极。现任总督不是要拼全力才将拖欠的一百万税款收缴入国库吗？而其中有些税款都拖欠十年了。这个数字很能说明地方政府在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面前是多么软弱。

一方面，享有特许权者支付自然产品的价格低廉导致土著拒绝合作或合作有限，另一方面，进口商品只有享有特许权者有权出售，价格高得出奇，从而限制、阻碍了购买。而且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往往不重视为其代理商行供应最必需的东西或土著最喜爱的东西。“土著面对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的这种欠缺和弄到欧洲进口商品的重重困难，很快泄气了，不再努力通过劳动增加产量，”我们在一份报告中读到。而另一份报告写道：“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出土著的精神状态，他们今天已经完全了解情况，知道每笔交易中占他们多少便宜，极其焦虑却又不抱多大希望地等待这种制度的结束。”

最后，上刚果法国公司尽管获得巨大利润，却从未为改善它剥削的土著的命运做过任何事情： 没有修公路，建学校，建医院；没有一点公共卫生机构。倘若该公司最终撤走，离开时，留下的将是一个搜刮干净的国家和比白人到来之前更悲惨的土著。

2

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盈利。这是该公司经理告诉我们的，而且公司已失去百分之四十五的资本。“十六个结算期中，”他说，“股民只有六次拿到五到二十法郎的股息。”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目前正致力于公司复兴，发行新股票，筹集新资金，让公司可以继续损耗殖民地。

但我们把财政问题放在一边。我步行穿过了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活动的地区，然后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谈到了它和行政部门的关系，和土著的关系，以及它的“教化作用”。我注意到，任何一个有思想准备的旅行者都会注意到，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经理（他从未去过刚果，只能信他的代理人的报告）所说的“种植园”微乎其微，他讲到的保健措施、预防措施、采胶人的营地，一句话，所有有利于土著的承包议定书规定的人道措施往往只存在于纸面上。

我不要在这里长篇大论地讲述特许给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地区所有男性土著被迫从事的艰苦劳动（须知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志愿雇工”和专门被公司招收的劳工，我们下面将会看到这一点）。这种制度使土著总要远离自己的村庄，其对家庭生活、出生率、农作物的影响以及从而对整个地区的普遍繁荣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人们可以充分理解，不用怎么强调。没有特许开发的地区，在朗布兰总督发起下，种在村子周围的塞阿拉的橡胶将逐渐取代所谓“采集”橡胶，“采集”橡胶是天然产品，享有特许权的公司只有这种橡胶的权利，而种植的橡胶，公司必须要购买，这就导致公司并不怎么鼓励种植。欲了解更多详情，只要参考我的游记即可。

我曾不得不挺身而出揭露几种暴行，在那部游记中讲述这些暴行，有人看后情绪很激动。我是否要吐露下面这一点呢？这些罪行再令人发指，在我看来也远不如一些表面看去并不严重的坏事重要，我马上就将这些坏事揭露出来。第一种罪行，骇人听闻但属于例外，只是由于一个不称职的行政官员缺乏监督造成的，此人之后在这点上被宣告无罪。第二种罪行，我要说，责任仍在同一个行政官员身上，则不再具有偶然性，其恒常性甚至令人极度不安。怎能不将之视为是这块殖民地实行的制度的自然的、注定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下面就是相关事件，我再说一遍，也许事情不那么重要，但特别说明问题，冒昧地说： 可为例证。

在行政官员和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代表的眼皮底下，为班比奥每月集市提供橡胶的土著就在公司代理商行的院子里受到刁难，直到其中一人因此死去。在行政官员的命令下，这些人是由于没有交来足够的橡胶而受到惩罚的。我不可能讲得过细，叙述这些人怎样根本没想要逃避劳动，而是森林的逐渐破坏迫使他们要走很长的距离（常常要走一个多星期才能找到藤本橡胶），他们在那里待了一个月没有回来，免得走双倍的路程，下一个月，交来了双倍的收成。我在给总督的一封信中指出了这些令人极度不安的事件。我的信引发了一场政府调查，调查证实了我的叙述，并导致对那个行政官员的指控。但是我觉得好像人们不认为应该在这一事件中强调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的角色，然而，从法属赤道非洲司法处长兼总检察官先生报告中的这些话清楚显示出该公司的同谋性：

“此人（当事人行政官员P先生）说，他接到命令，必须加大橡胶产量，便将其所有可用的惩戒权限都用在为森林公司的私人利益服务了，目的是促进该产品的收益，该产品是以每公斤两法郎的适中价格支付的……而他的惩罚，应当看到，是实施到那些跟这个公司没有任何集体或个人劳动合同关系的土著身上的。

“对那些在他看来没有在采胶工作中表现足够积极的人，他宣布罚金惩罚，吞掉他们全部所得，并作出最高的监禁惩罚。此外，他还对那些由于产量低而特别受到告发的人施行体罚： 扛着沉重的大梁，被迫在代理商行院中不停地转圈。这种考验，从早上八点开始，直到中午一个叫马兰格的人倒下以后才停止，他在当天夜里死去。”

我们不能将与博达监狱（位于行政官员住所）状况有关的报告其余部分全部引用，“在采胶工作中表现不够积极”的土著在这所监狱服刑，报告说，根据“可靠迹象”，可以认为惊人的死亡数字是由于“过于艰苦的劳动，虐待，食物不足”造成的……至于死亡数字，行政官员P先生“甚至没有履行其最基本的职责进行统计”。（原因不言自明……）

“我们无须为森林公司辩护，既然它受到我们的行政部门的严格控制，”最近巴黎一份大报的撰稿人就此这样写道。这些话暴露出他对此问题的无知。在整个森林地区，橡胶问题与一个行政分区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行政官员的角色是特别难当的。他有能力顶住自由商人，他们需要他，害怕他。大公司则很多次显示他们毫不惧怕下级行政人员，甚至对上级官员也一样。多少次，刚果历任总督，还有现任总督，他准许我说出来，他们不得不向压力让步，同意在特许开发地区安排受公司保护的行政人员，这些公司的“心腹”！总督本人不是刚刚明确透露反对与一家这样势力强大的公司续约特权的意愿就受到威胁？而且，说来说去，一个行政官员，小区甚至分区的首脑，报酬不够，管理着辽阔的土地，各方各面的职能、工作多得让人焦头烂额，他能做什么呢——我是说，面对这些公司的代表，一开始对你关怀备至的代理人，很讨人喜欢，过于讨人喜欢，而之后会变得很可怕，因为他拥有势力和靠山，行政官员的生涯往往就有赖于这些，面对这样的代理人，他能怎么样呢？

致命的遴选在进行： 最受赏识的并不总是最好的，唉！但他们却留了下来。我这样说一点没有不信任特许开发地区的任何一位行政官员的意思，甚至没有损害大公司代理人的声誉的意思。我要说的是，这种糟糕的制度，一方面诱使人滥用职权，一方面诱使人通融，甚至同谋，这种诱使力太强大了，要想抵御这种力量，在没有任何赞赏、任何鼓励、任何支持的情况下，只剩下诚实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道德英雄主义，而环境并不促人有这样的价值和英雄主义，即便在法国，这也是很少能指望一遇的。

最近两篇文章一心要降低我的见证的可信度，指控我打消殖民积极性。倘若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续签合同之事终于在议会上进行辩论，可以想见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的朋友将极力利用这种如此有利于他们的利益的混淆。因此怎么反复讲下面这一点也不多余： 殖民的努力和在我国殖民地积极贸易的存在与一种反而损害殖民地的不公的制度毫不相干。此外，我也不希望人们误解，不想有人试图将这一局部弊端极为特别的问题淹没在原则与理论的思辨讨论中。这一以我控告的形式出现的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问题，我再说一次，只存在于刚果（当有人试图让我们的达荷美殖民地遭受同样的制度时，这里的总督坚决有力地予以反对）。这个问题超出政治派别，值得团结起所有政党有良知的人。是时候了，该纠正错误，结束一种不仅愚蠢、极端昂贵而且不人道、有损法国名誉的制度了。

<h3>最后时刻</h3>

Ⅰ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那次议会会议上，康塔尔省议员丰塔尼耶先生就可耻的特许开发制度进行了长时间质询。他没有政府的报告，因为那始终是机密的，便不得不参考我提供的情况，参考我的书，他读了其中许多段落。殖民部部长莱昂·佩里耶先生对他作出答复。

我从刚果一回来，便去将我欠莱昂·佩里耶先生的报告交给他，他接见了我，和我的会谈让我感觉非常令人鼓舞。此外，一得知应征来修建布拉柴维尔—黑角铁路的土著中死亡率令人担忧，他立即派去一个调查委员会，表明他的人道主义热情是讲求实效的，而不是光说空话。他此日在议会上做的声明包含的绝不仅是许诺，声明宣布已经采取了最能让我们放心的措施：

“丰塔尼耶先生的提醒很有道理，殖民政府应该密切监督那些将土著劳工束缚于私人企业的合同。正如我们的同行议员所说，只有对合同的履行加以监管，合同才有价值。

“那是我最关心的事情之一，我要说，我刚刚敦促殖民地总督，尤其是赤道非洲的总督，仔细组织这种对劳动力的监督，我构想了监督的明确形式。我向总督指出，监督机构应由公务员群体组成，包括一名行政官员，一名医生和一名职员。

“这样，监督就可以不仅针对合同物质方面的履行： 工资、劳动时长等等，还针对被私人特许开发公司使用的土著的健康状况。”

我由衷地鼓掌喝彩。

莱昂·佩里耶先生接着宣布：

“……这种原来建立起来的特许开发制度要结束了。此外，所有特许开发合同都将于一九二九年到期。我向议院保证任何一份合同都不会续订或延长，至少是不会按原来给予的条件续订或延长。”

“这是个胜利，”您会说；令人惊讶的是： 报纸似乎极少提到一个不只是要让十二万黑奴摆脱奴役状态的承诺。

但是……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的特权在一九二年以稍微改动的形式续订了，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到期。

部长先生宣布所有特许开发区都将于一九二九年到期，那么就是他不认为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享有的特权可以使其属于特许开发大公司一类。

“至少是不会按原来给予的条件续订或延长”让人隐约预感到，这些表面上如此令人充满希望的承诺，倘若佩里耶先生不去抓（而且取决于他是否还在任负责抓此事），很可能只是预示着其他公司很快将和森林公司目前的制度相似。

别忘了森林公司统治波及的辽阔地区正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可憎的弊端发生的地区，我在我的《刚果之行》中揭露了这些弊端。

人们的关注一时间被我的书激起来，然后几乎随即放了心，相信了部长的声明，这种关注是否又要重新沉睡过去？……直到二十来年后某一天，另一个人像我一样在疯狂的念头驱使之下，想去那里看看那里在发生什么，发现新的滥用职权行为，揭露类似的暴行，让公众明白，这些弊端没有任何改变，除了换了标签，以包庇弊端。

但愿部长本人也不要过快地放下心来。他向我们通报的决定再出色，只有那些享有特权的大公司罢手了——只有让他们罢手了，病痛才会停止。

Ⅱ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韦贝尔先生极力要把我的指控归为个人问题：“纪德先生对显露出来的事实感到震惊……我们和有批判精神的人讨论，而不和信徒讨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他的股东大会上宣称。我因此不得不对他再说一遍，这里根本不是我的个人观点的事情。这既不是我的主观印象，甚至不是我反驳他提出的理由，这是殖民地高级公务员的官方报告，他既不能怀疑这些人的能力，也不能怀疑他们的权威。他是否想再看一份报告呢？

“这些人（森林采胶人）的生活和定居村中不出门的人的生活比起来很没吸引力。他们体验不到待在家庭中住在好茅舍中的滋味。他们出去采胶，一个月左右不在家，一个月里生产五到三十公斤橡胶。村子有时离采胶的地方两三天的路程。他们回村待上一天，然后去代理商行卖掉他们篮中的收成，再回村来，二十四小时后，又出发去森林了……

“这种无休止的游牧状态完全是强制性的。

“……一个采胶人‘去采胶’因为有人让他去。这个生产者纳的税总是大大超出其个人人头税和妻子的人头税。他是村子的财源，为所有人所接受，唯独除了他。

“而且，一般这是一个年轻人，或者由其家庭自己，或者由村长宣布可征徭役。其平均年龄只有十四到十六岁。很快他就会被这持续不断的林中生活搞得很疲惫，带着反感干活，所挣工资的大部分还不留给他……

“采胶人总是冒着被苍蝇叮的危险，一旦染上锥虫病，他在村中度过的少有的几天会对村子变得更危险，因为医生会例外地来给他检查，正由于他总不在家。”

接下来是个表格，概括如下：

“定居村民的锥虫病患者： 3.15％。

“采胶人锥虫病患者： 30.00％。

“定居村民的锥虫病疑似患者： 5.18％。

“采胶人锥虫病疑似患者： 85％。

“这些数字具有决定性。它们表明不强制同一个人持续待在森林里有多么重要，待在村中很少会有林中这些情况： 充满舌蝇的简陋住所，令人疲惫的劳动，必然很次的食物。”

我上面摘录的医疗报告是一九一九年的。之后情况有什么改善吗？我很愿意相信是这样；但我一点也不确信这一点。毕竟，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和在森林里待的时间仍然完全一样。当我经过此地时，与一九一九年最显著的差别是，不再仅仅征调村长指定的几个少年，而是征调所有健壮男子去采胶。

我再说一遍： 一种情况之所以在那里持续存在仅仅因为它不为公众所知——我也很愿意相信，也许韦贝尔先生本人也不知道。

Ⅲ

作为对我的指控的间接回答，《论战报》觉得有必要让它的读者放心。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那期报纸的头条发表了一篇署名爱德华·帕扬、题为《也谈一项指控》的文章：“无条件取消特许权”在帕扬先生看来，“是一种简单化的解决办法，可能大大延迟大片地区的开发，从而延迟土著福祉的提高”。

接着描绘了这些乐善好施的公司给土著创造的条件：

“公司维持两个月的储备粮供应。茅舍的修建受到监督。

“医疗服务由殖民部队的一名军医官负责，几名护士协助。他掌管一所一百七十张床位的医院，为土著治病。医院为砖房，房顶铺瓦，医院包括门诊室、病房、实验室、手术室、药房，里面甚至有最贵的药，公认为是治疗土著易患的地方病最好的药。另外，除了医院，还有一个医务室和几个急救站。

“大部分劳工来自内地，通过合同招收。他们一到就要进行体检，并根据他们的生理状况要求接受治疗，而且几乎一般都要接受排除寄生虫的治疗，寄生虫是很多严重的消化道疾病的根源。他们被指派干一些轻活： 除草、清洁、种植，直到医生诊断他们适宜从事正常的开采劳动为止。

“公司组建的一个职工小卖部按进价供应土著消费品： 布料、梳子、厨房用具、服装、彩色玻璃首饰，等等。酒的销售是绝对禁止的。

“还终于为劳工安排了一点消遣： 组织管弦乐队、放电影，等等。”

简直像在做梦：“黑人们很幸福嘛！还抱怨可不合适了，”《论战报》的善良读者必定这样想。

但这是哪家公司呢？这是《论战报》不肯让我们知道的事。殖民部和赤道非洲经济代表处都无法告诉我，我把这篇文章给那里的人看，他们看了都和我一样惊愕。这篇文章讲的一切除了存在于署名者过度的信任中之外是否还存在于别处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中没有一样在我旅行时的刚果存在，没有一样在总督宣布相关的大公司“完全没有为土著做过任何好事”的时候存在。我们是否该猜想某家受到威胁的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刚刚尝试做出突然的巨大努力，让帕扬先生可以描画出这样一幅鼓舞人心的图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迟到的布西科主义让人觉得是想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逃避殖民部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议会宣布的决定：“……这种原来建立起来的特许开发制度要结束了”等等。我想消除心中狐疑，便给《论战报》写信了解详情。德·纳莱什先生本人对我做出回答： 署名爱德华·帕扬的文章赞扬的是“森林海洋网络集团公司”。

啊，《论战报》，你何必不早说呢。这就是有人找出来反驳我的一切。

我给德·纳莱什先生写信道：

巴黎，1928年2月8日

先生：

谢谢您愿意给我提供《论战报》一月八日文章影射的公司的情况。有关公司不能被拿来和我在书中揭露的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混为一谈。这些公司能继续生存全靠不让公众知道他们的开发必然引发的不公。我所读到的所有政府部门的报告都让我意识到这一点。请您看看我引用的几段报告。

我的见证本来就那样难以让公众听到，为什么还要设法破坏它？像贵报这样的各家报纸对如此中肯的见证装聋作哑，歪曲其指向、意义、影响，这有什么奇怪呢？如果极端党派的报纸借题发挥又有什么奇怪呢？不肯承认有病（承认的同时严格明确危险所在，像我留意做的那样，防止任何不公正的一概而论，损害法国物质和精神利益），就是阻止一个患病的国家伤口愈合，而可能使病痛扩散。

您真的认为，为了法国的荣誉，最好掩盖一种情况？而照那些最能干的无私人士的说法，这种情况成了一个可怕的危险。

幸好在贵报一月二十八日那期上，阿·热罗先生的一篇文章把帕扬先生洗乱的牌又放回原位了。在该文鼓舞之下，我给您写信，还有其他热罗先生影射的文章也给我留下强烈记忆，也在贵报发表，标题为《人见人怜的非洲居民》。

我的游记第二卷附录中提供的关于特许公司问题的陈述，非常客观的陈述中，我尽可能不给极端党派提供武器。如果您把一件已经团结起殖民地行政官员、总督以及他们的上级领导的案子丢给极端党派单独去管，那就是您将帮他们的忙。请您相信这个案子值得团结起所有正直的人。

此致……

访苏归来 前言

假如某些默许没有照办，那么应当谴责什么呢？应当归咎于最初的指令呢，还是应当归咎于执行中的偏离、违背，归咎于无论多么有理由的妥协呢？……

一方面是苏联乐得并理应骄傲地展示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我所能看到的情况，对这两方面的个人思考，我都在这里和盘托出。苏联的成就，大多令人赞佩。她在全国范围内，展现了喜人的幸福图景。我在刚果曾离开总督的汽车，设法直接同所有人、同任何人接触，了解情况，而赞许我这种做法的那些人，是否会责备我把同样做法带到苏联，不受一点迷惑呢？

前往参观之前，近来的一些决策，似乎已经显示：　那里开始转向了。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我们的担心。

我一贯明确地表示，一个人始终坚持己见，这种愿望多半有丧失真诚的危险。我认为真诚之所以重要，正因为事关大多数人和我们本身的信仰。

然而，我的思想则不同：　对于自己希望能始终如一地拥护的人，我要求极为严格。仅限于颂扬，这样表达热爱实在糟糕，我认为毫无顾忌，直言不讳，就是极大地帮助了苏联，帮助了她所代表的事业。我要提出批评，正是由于我钦佩苏联，钦佩她已实现的奇迹，也由于我们还对她有所期待，尤其她还会让我们产生希望。

<small>我以这些文字、这些在他身边和他一起所做的体验和思考来纪念他</small>

还有一些比我在行的人会说，这种转向也许只是表象，而我们所见的前后不一，也许只是某些先前安排的必然结果。

即使失败了，那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还会感到同心同德呢？不过，失败的一闪念就无法接受。

我并不掩饰，敌对的党派——“热爱秩序可以和喜好专制暴君混为一谈”的那些人——想要从本书获取表面看来对他们有利的东西。假如我不是坚信不疑，这本书就不会发表，甚至不会写出来：　我坚信苏联最终能战胜我指出的特定错误，另一方面则更为重要，即：　一个国家的特定错误，不足以抹杀一项国际性的、全人类事业的真理。谎言，哪怕是默认的谎言，看上去倒可能显得很合时宜，坚持谎言也同样如此；但是，这正中敌人的下怀。而真话，讲出来再怎么令人痛心，刺伤也只能是为了治病。

苏联处于“建设中”，务必在心里不断重复这一点。由此产生异乎寻常的兴趣：　要去那片正在分娩的广袤大地盘桓数日，就仿佛亲临诞生未来的现场。

不过，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前，我仍固执地抱着这种信赖，宁愿怀疑自己的判断有问题。就在抵达莫斯科的四天后，在红场为高尔基举行葬礼时，我在演说中还表明：“在我们的头脑里，文化的命运同苏联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将捍卫苏联。”

也正是对苏联的这种愚蠢而无理的攻击，极大地促使我们今天执意捍卫她。他们，那些狂吠者，恰恰在我要停止赞许她时，就开始赞许她了，因为他们要赞许的，将是她的妥协、让步，即授人以柄的东西：“你们都瞧见了吧！”但她也将由此背离她当初追求的目标。但愿我们仍然盯着这个目标的目光，绝不会因此缘故而从苏联移开。

谁能说得明白，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不只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梦想的、几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终致力追求的却在那里发生了。由此可见，在一片土地上，乌托邦正在变成现实，而且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让我们心中充满渴求。最艰难的事似乎已经做到了，而我们以所有受苦受难的民族的名义，欢欣鼓舞地贸然投入她所进行的这场斗争。

难道一开始我就看错了吗？一年略多一点时间以来关注苏联的事态的人给我说一说，到底是我还是苏联变了。所谓苏联，我指的是苏联的领导人。

时讲述，这位伟大的女神为寻觅女儿到处奔波，一天来到刻勒俄斯宫。女神扮成老妪模样，宫中无人认得；王后墨塔涅拉派她照看刚出世的小王子得摩福翁，即后来开创农耕的特里普托勒摩斯。

（《新法兰西评论》1936年3月）

三年前我曾表明，我赞赏并热爱苏联。那里的尝试前所未有，让我们心中充满希望，期待那种尝试获得巨大进展，并带动全人类向前飞跃。当时我就想，为了领略这种新生，当然有必要活着，贡献一生助其成功。我们在心中和头脑里，毅然决然将文化的前途系于苏联的光辉命运。这一点我们再三重复，但愿还能够这样讲。

访苏归来 第一章

在工地，在工厂或疗养院，在公园，在文化园，能直接同劳动人民接触，我由衷地感到一阵阵喜悦。在这些新结识的同志之间，我觉得当即建立起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我也心花怒放，乐不可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那里拍下的照片总是面带笑容，甚至喜笑颜开，而我在法国的照片则少有这种表情。多少回啊，我在那里欣喜过度而涌出眼泪，涌出温情和友爱的泪水。例如，去索契附近顿巴斯矿工疗养院那次……不，不！事先根本没有约定，完全是自然的。一天晚上，我没有通报一声就突然造访，但是我很快觉出，和他们在一起的信任感。

还有那次临时去博尔若米附近那座儿童营地参观，营地虽然很简朴，几乎是简陋的，但是孩子们却洋溢着幸福而健康的神采，仿佛要把他们的欢乐献给我。叙述什么呢？言语无力表达如此深切、如此纯朴的一种动情……然而，为什么提这些人，还有那么多别的人呢？格鲁吉亚的诗人、知识分子、大学生，尤其是工人，我对他们当中许多人产生了炽烈的友爱之情，而且不断地叹息，自己一点也不懂他们的语言。不过，他们深厚的情意已经由笑容、由眼神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我真怀疑话语还能补充什么。应当说，我在那里所到之处，是作为朋友介绍给大家的：　众人的眼神里还流露出一种感激。我希望更加对得住这份感激，这也推动我把话讲出来。

他们最乐意向人展示的，则是最出色的成绩；自不待言，这完全在情理之中。然而也有许多次，我们随意走进一些农村学校、幼儿园、俱乐部，这些他们根本没有想让我们看，当然跟其他许多地方毫无差别，而我恰恰最欣赏这些地方，就因为不是摆样子给人看的。

在所有我参观的少年先锋营中，孩子们都很漂亮、营养良好（每日五餐），受到极好的照料，甚至备受宠爱，一个个非常快活，目光明亮，充满信心；他们的笑容也没有狡黠与恶意，而我们作为外国人，在他们看来很可能显得有点可笑。但是任何时候，无论在他们哪个人身上，我也没有捕捉到一丝一毫嘲笑的迹象。

同样幸福开朗的表情，我们也常常在成年人脸上看到了：　他们也同样漂亮，身体健壮。文化园无疑办得十分成功，尤其是莫斯科文化园，那是他们工作一天之后，晚上聚会的场所。

我常去莫斯科文化园，那是个游玩的地方，好似“月亮公园”，但是要大得多。一跨进大门，就觉得置身于异国他乡。那么多青年男女，处处举止端庄，十分得体；看不到一丝一毫愚蠢粗俗的玩笑、下流放纵的举动，甚至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打情骂俏。到处是热情洋溢的欢乐气氛。这里组织游戏，那里举行舞会；通常有一个男的或女的辅导员，安排并指导活动，一切活动都秩序井然。跳舞的人拉成很大的圆圈，谁都可以加入，但是围观者远远多于跳舞的人。再往前走，便是民间歌舞，通常只有一架手风琴为之伴奏。这块地方围起来，但是可以自由出入：　业余爱好者在里面练习各种杂技；一名教练在监视“危险的空翻”，不时地指点；稍远一点儿安放着体操器械，那些人耐心地等待，轮流上去练习动作。一大块场地专门辟为排球场，而我观赏不够那些排球队员健壮优美的身姿。再过去则是安静的游艺：　国际象棋、国际跳棋，各种各样锻炼智力和耐心的小棋类，有些我不知道，设计得极为巧妙；还有许多训练体能、训练动作灵活敏捷的游戏，在哪儿我也没有见过，难以描述，有些如能引入我国，肯定会大受欢迎。在那里待上几小时都会有事儿可干。成人有成人的消遣，孩子有孩子的游戏。就是幼儿，也有专门的场地：　他们能找到小房子、小火车、小船、小汽车，以及许许多多适于他们小身子的微型器具。安静的游艺场（爱好者总是那么多，要好久才能等上一张空桌）连着一条大通道，两侧木牌上挂着各种灯谜。这一切，我再说一遍，没有一点儿低级趣味；那么多人，衣着十分整洁，人人都显得那么正派、庄重，彬彬有礼，而且无拘无束，那么自然而随意。除了儿童之外，来的人几乎全是工人，他们来进行体育锻炼，休息娱乐，或者学习（须知还有阅览室、讲演厅、电影厅、图书馆，等等）。莫斯科河畔有游泳池。在这偌大的文化园中，小讲坛随处可见，有人临时充当教师，在上面高谈阔论，宣讲事件、历史或地理，还借助图表，甚至还讲解实用医学、生理学，也大量借助解剖图，等等。听讲的人极其认真。我说过，无论在哪儿，我都没有捕捉到一点讥笑的企图

不过，这里更可观：　一座露天小剧院，开放的大厅挤得满满的，约有五百听众（没有一个空座），他们都聚精会神听一名演员朗诵普希金的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一章）。靠门口一侧的角落是跳伞区。在那里，跳伞是人们特别喜爱的一项运动。跳伞塔四十米高，有三个跳伞架，每隔两分钟，就会放下一个业余爱好新手，落到地上未免重些。来呀！谁冒这个险？大家争先恐后，要排队，等着轮到自己。且不说那草坪大剧场，在那里演出，观众差不多能有两万人。

莫斯科文化园面积最大，各种游艺设施也最齐全；列宁格勒的文化园最美丽。苏联每座城市，除了幼儿园之外，现在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园。

自不待言，我也参观了好几座工厂。我知道，而且在心里也一再重复，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与欢乐，就取决于这些工厂的良好运转。但是这个问题，我拿不出行家之言。反正有别人谈论，我相信他们的赞扬。我能够谈的，唯有心理上的问题；我在这里最关注的，几乎只有这些问题。如果间接谈及社会问题，那我也还是站在心理的角度。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景物的兴趣减少了，锐减了，即便景物再美，而对人却兴趣渐浓。在苏联，人民值得赞美：　格鲁吉亚人、卡赫特人、阿布哈兹人、乌克兰人（我只谈我见过的），而依我的好恶，列宁格勒人和克里米亚人尤其值得赞美。

我在红场参加了莫斯科青年节。克里姆林宫对面建筑的丑陋，由横幅标语和青枝绿叶遮掩了。一切都显得那么华美壮观，甚至（我得赶紧在这里讲出来，因为往后我不能总这么讲了）达到高品位。从东南西北各地汇聚来的青年，意气风发，接受检阅，游行队列通过要几小时。场面如此壮观，我绝没有想到。这些完美的人，显然是挑选出来的，经过训练和准备；但是，怎么能不钦佩造就出这些人的国家和制度呢？

几天前，高尔基的葬礼举行时，我曾见过红场，也见过同样的民众，同样的民众却完全不同，照我想来，更像沙皇时代的俄国民众；他们在圆柱大厅列队，缓慢地从灵柩台前走过，总也走不完。参加葬礼的人，不是苏维埃人民中最俊美、最强壮、最欢乐的代表，而是“自发汇聚的”痛苦的队伍，包括妇女，尤其是儿童，还有老人，几乎所有人都衣衫褴褛，有的看样子十分贫苦。这支静默的、沉郁而凝思的队伍，仿佛来自旧时代，排列十分整齐，持续的时间，肯定要比另一支队伍、比那支光荣的队伍要长得多。我本人也注视了很长时间。对所有这些人，高尔基意味什么呢？一位大师？一个同志？一个兄弟？……我不大了解。不管怎样，是一个逝世的人物。每个人的脸上，甚至儿童的脸上，都显示出创巨痛深，但是更显示出一种光芒四射的感应的力量。这一队列谈不上形体美，不过，大批穷苦人走过时，他们的目光向我投来比美还值得赞赏的东西，而他们当中多少人，我真想紧紧地搂在胸口！

此外，世界上无论何处也不像在苏联这样，无论同谁接触，都能一见如故，立刻建立起深挚而亲热的关系。往往一个眼神，就足以沟通，当即连起相见恨晚的纽带。不错，我认为无论何处也不像在苏联这样，能如此深切、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人道的情感。尽管语言不通，我还从未在任何地方感受到如此浓厚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为此我可以舍弃世间最美的景物。

景物，我还是要谈的，不过，我首先要谈谈我们同一帮共青团员的初次接触。

当时，我们乘坐火车，从莫斯科去奥尔忠尼启则（旧称弗拉季高加索），旅程很长。米哈依尔·柯罗佐夫以苏联作家协会的名义，给我们包了一节非常舒服的专门车厢。安置得这样好，实在出乎意料；我们共有六人：　杰夫·拉斯特、吉尤、埃巴尔、希弗兰、达比和我，还有我们的翻译兼陪同，忠诚的波拉同志。我们除了卧铺包厢，还有一间客厅，到时候就在客厅给我们上菜用餐。好得不能再好了。但是有一点不大如意，就是不能与列车的其他车厢联系。头几站停车时，我们下车到站台，看清了隔壁车厢乘坐着一帮特别讨人喜欢的旅伴。那是一群度假的共青团员，要去高加索攀登卡兹别克峰。我们终于征得同意，将车厢之间的门打开，而车门一开，我们就立刻同可爱的邻居相接触。我从巴黎带来许多智力小游戏，和苏联人会玩的游戏完全不同。这些小玩意儿倒有了意外的用处，帮我与这些语言不通的人建立起联系。这些小玩意儿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小伙子和姑娘们练习玩，不克服所有困难绝不罢休，好玩极了。“一名共青团员从不认输。”他们笑着对我们说道。他们的车厢非常狭窄，那天又特别热，大家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简直透不过气来。

我应当补充一句，在他们许多人看来，我并不陌生。有些人看过我的书（通常是《刚果之行》），而且，在红场为高尔基举行的葬礼上，我发表演说之后，所有报纸都刊登了我的肖像照。他们很快就认出我来，深深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关注，而我也同样领会了他们友善的表示。很快就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杰夫·拉斯特听得懂，又能讲俄语，他向我们解释说，我带来的小玩意儿，他们觉得很有趣，但是有些疑问，安德烈·纪德先生本人也玩这些东西是否适当。杰夫·拉斯特不得不争辩，这种小消遣，纪德先生是用来休息脑子的。要知道，一名真正的共青团员，念念不忘服务，判断任何事物，都看其是否有用。哈！这种争论，没有一点卖弄的成分，还时时被笑声打断，这本身就是一种娱乐。但是，他们车厢的空气不大流通，我们便请十来个人到我们的车厢，于是晚上的聚会在歌声中继续，甚至还尽量利用客厅的空间，跳起民间舞蹈。这个夜晚，将给我与同伴留下此行最美好的一个回忆。我们怀疑在别的一个国家邂逅，能否这样一见如故，自然而热诚地交往，在任何别的国家，青年是否也这样可爱

我说过我对景色兴趣减少……然而，我很想描述一下高加索壮美的大森林：　卡赫山口的森林、巴统周围的森林，尤其是博尔若米上方的巴库里阿尼森林。我没有见识过，也想象不出还会有更美的森林：　那些参天大树，树干没有被任何矮树林遮掩，林间空地给人一种神秘感，未等太阳落山，夜幕便在那里降临，让人想象小普塞在那林中迷路的情景。我们穿过这片奇妙的森林，去欣赏一片山间湖泊，主人还特意强调说，这里还从未来过一个外国人。要让我觉得湖光山色如画，根本无须给予这种殊荣。在没长树的湖边，有一个奇特的小村庄（塔巴茨库里），一年中有九个月覆盖着白雪，把它描绘一番，真是一大乐趣……唉！我若是仅仅以游客的身份来观光，那该有多好！或者作为博物学家，在这里发现许多新植物，在高原上认出自家园子长的那种“高加索山萝卜”，不禁欢喜雀跃……然而，我到苏联来绝不是寻找这些东西。我主要关注的是人，芸芸众生，关注能把人变成什么样子，已经把人变成了什么样子。吸引我到这里来的森林，惊人地茂密，让我辨不清方向，那便是社会问题的森林。在苏联，社会问题从四面八方找上你，催逼你，挤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访苏归来 第二章

列宁格勒的新街区，我参观得很少。我在列宁格勒所欣赏的，是当初的圣彼得堡。我没见过更美的城市，也未见过石头、金属和水更和谐的结合。真好像到了普希金或波德莱尔的梦幻之城。有时，它令人想起基里科的绘画。城中建筑物比例完美匀称，好似莫扎特一支交响曲的主题。“那里一切，只体现秩序和美。”在那里，神思可以惬意地游荡。

美妙绝伦的隐修院博物馆，我没有什么心思谈论，觉得能说的都不足以表达。然而，我还是要顺笔称赞一句那种聪明的热忱：　一有可能，便围绕一幅绘画，收集这位大师的习作、草图、速写，收集一切对我们有教益的材料，以便说明形成的缓慢过程。

从列宁格勒返回，再看莫斯科，就更不堪入目了，粗俗得压抑和削弱人的精神。房屋建筑除极少例外，都非常丑陋（不仅仅是最现代的建筑），相互之间极不协调。我完全清楚，莫斯科日新月异，正在改观。这是一座建设中的城市，一切都表明这一点，到处都显示变化。但是我担心第一步没有走好。人们一味大砍大伐，拆毁清除，再重新建造，一切都好像随心所欲。莫斯科尽管丑陋，但仍然是一座最引人注目的城市：　它生机勃勃。不要再看那房屋了，这里令我感兴趣的是民众。

夏季自始至终，几乎所有人都一身白色，每人都与众相同。社会平均化的现象，哪里也不像莫斯科街头这样明显：　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每个成员似乎都有相同的需求。我未免夸张，但只是一点点。人们的衣着打扮，异乎寻常的清一色，大概头脑也同样如此，假如能够见得到的话。正因为清一色，每人都高高兴兴，显得很快活。（长时间物质匮乏，有一点东西就很好。只要看见旁人也不多什么，自己也就知足了。）只有经过细致的考察，差别才显露出来。到这里乍一看，个人完全融入群体里，一点儿个性也没有，因此说到人们时，似乎应当使用部分冠词，决不能说des hommes（一些人），而是de l'homme（人的部分）。

我投入这里的人海中，洗了个人浴。

这些人站在这家商店门前在干什么？他们在排队，而且队伍拉到另一条街。总有两三百人吧。他们在那里等待，非常平静而又耐心。时间尚早，商店没有开门。三刻钟之后，我又从那里经过。还是那群人，在原地耐心地等待。我不免纳罕：　何必提早到来？早等着有什么好处？

“什么，有什么好处？……只有先来的才能买到东西。”

有人向我解释说，报上发表消息，到了一大批……不知是什么货（那天想必是坐垫）。货可能进了四五百件，可是想买的人足有八百人，一千甚或一千五百人。不到傍晚便卖得一件不剩。需求量太大，人也太多，供不应求，而且相差太远，这情况还要持续很久。现在还不能满足需求。

几小时后，我走进商店。这家商店大极了，里边拥挤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售货员倒也不慌不忙，因为周围的顾客没有一点不耐烦的表示：　他们或坐着或站立，有的还抱着孩子，每人都等着轮到自己，没有编号，秩序却一点也不乱。如有必要，他们会等一上午，甚至一整天；刚从外面进去的人，立刻觉得里面空气令人窒息，但过一会儿就适应了，人就是这样，什么都能适应。我差点儿写上：　什么都能顺应。不过，苏联人远远胜过逆来顺受，他们似乎乐意等待，也乐得让你等待。

我时而闯过人群，时而被人流裹卷，从上到下，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将这家商店看了个遍。几乎所有商品都那么令人厌恶，真让人以为，那些布匹、物品等，尽量做得倒人胃口，这样就可以节制人的欲望，不到特别需要谁也不购买，绝不会因喜爱而买东西。我本想给朋友带回些纪念品，可是全都不像样。不过，我也听说几个月来，他们已经作出很大努力，力求提高质量，而且只要肯花时间注意寻找，说不上在哪儿还真能发现相当喜人的、令人对未来放心的新产品。然而，先必须满足数量，再考虑质量；长期以来数量不足，现在终于能满足需求了，但也只是勉勉强强。况且，无论推荐什么新产品，哪怕是在西方人看来十分丑陋的东西，苏联人民也好像无不喜爱。但愿大幅度提高产量，不久就能让人挑选择优购买，并且坚持生产优质产品，逐步淘汰劣质产品。

努力提高质量的重点放在食品上。这一领域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有时我们抱怨某些食品质量低劣，可是第四次来苏联访问的杰夫·拉斯特则相反，惊叹近来取得的巨大进步，这距他上次访问仅有两年时间。尤其蔬菜与水果，除了极少品种之外，质量即使不算低劣，至多也只能算很一般。这个方面和各个方面都一样，重一般而轻精品，即追求最大产量。香瓜西瓜产量惊人，可惜淡而无味。波斯有句粗俗的谚语，我听人用英文引用过，我也只想用英文在此援引：“女子生为尽职责，男儿生为寻欢乐，西瓜生为供口福”，而这里却用错了地方。葡萄酒往往很好喝（卡赫特地区茨南达利的新酿味儿很美，尤其令我难忘），啤酒就马马虎虎了。有些熏鱼（在列宁格勒）味道极佳，只是不宜长途运输。

只要生活必需品还供不应求，多余的东西，就理所当然不予考虑。在苏联，温饱还大成问题，也就没有为吃好多做或早做努力。

再说，有了比较，口味才能提高，而当时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不存在“某种服装穿着更好看”。在这里，供应什么就得喜欢什么，要不要就是这东西。既然国家兼为厂家、买主与卖主，质量便只能随文化而进步了。

于是我想到（尽管我反对资本主义），我们国家从大企业家到小商贩，无不煞费苦心，绞尽脑汁：　造出点什么新颖东西，才能投大众所好？他们每个人无不精心策划，要以何等精品挤掉竞争对手。国家没有对手，对此并不在乎。那么质量呢？——“何必呢，反正也没有竞争。”有人就这么对我们讲。在苏联，产品质量何以都那么低劣，大众何以缺乏鉴赏力，这样解释也未免太容易了。大众即便有“鉴赏力”，也不可能得到满足。不，在这里，推动进步的不再是竞争，而是由文化逐步带动发展起来的对未来的需求。换了法国，这一切无疑会发展得更快，因为这种需求已经存在了。

然而，还要指出一点：　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民间艺术，这种艺术状况如何呢？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长期作祟，这种艺术不受重视，但是如今重又受人喜爱，他们予以保护，力求恢复，仿佛明白了这种艺术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譬如印花布吧，重新采用一些旧的花色式样，推给大众，至少供其选择，这恐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取向吧。如今的产品市民化、小市民化，庸俗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莫斯科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的商品实在倒人胃口。从前用模板印染的花布特别美丽。不过那是民间艺术，要用手工操作。

话题再回到莫斯科人上来。他们给人头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异乎寻常的懒散。说懒散也许太过分……不过，斯达汉诺夫运动巧妙地创造出来，就是对付（从前是用鞭子）懒散作风的。在所有工人都有活儿干的一个国家里，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无济于事的。要知道在那里，一旦放任自流，大部分工人就会松懈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还都能运转，这真是奇迹。领导者们究竟付出多大努力，可就说不清楚了。为了弄清付出努力之巨大，必须先做到准确评估俄罗斯人民极低的自然“效益”。

我们参观的工厂中，有一家运转得很出色（我是一点儿不懂，听说机器好就赞赏，看到食堂、工人俱乐部、工人住宅，以及为他们的福利、教育和娱乐所做的一切，我都由衷地赞叹一番），他们向我介绍一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我已经看到他那贴在墙上的大幅招贴肖像。据说，他五小时能干完八天活儿（还是八小时干完五天活儿，我记不清了）。我贸然问一句，这是否等于说，起初五小时的活儿他要干八天？我的问题提得不好，人家干脆不回答。

我听人叙述过，一组法国矿工到苏联旅行，参观一座矿山，他们出于同志的情谊，请求替班，换下一组苏维埃矿工，而他们也没有特别卖劲儿，无意中个个达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指标。

人们不禁要问，苏维埃制度加上法国人的性格，加上我国劳动者的热情、觉悟和所受的教育，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

不过，还应当说句公道话，在这片灰暗的背景上，除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有整整一代热情洋溢的青年，他们是“劳动的先锋”、快乐的酵母，能将死面发起来。

广大群众精神不振，在我看来，这是斯大林过去要解决，现在仍要解决的最重要、最严峻的一个问题。因此产生了“突击手”（Udarniks），因此产生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同样，恢复工资的不均等，也就有了理由。

我们到苏呼米附近，参观了一座模范集体农庄。它建立已有六年，度过了初创的艰难时期，如今成为最兴旺的农庄之一，有“百万富翁”之称。这座农庄面积极大，到处呈现幸福的景象。这里的气候也适宜，草木庄稼欣欣向荣。每户住宅都是木质结构、吊脚悬空小楼，如画一般秀美可爱，周围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园子，种满了果树、蔬菜和鲜花。去年农庄收益惊人，便有了大量的储备，劳动日的工钱就能提高到十六卢布五十戈比。这个数目是怎么确定的呢？结算的方式，跟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完全一样，是按股分红的。须知这一点是确定无疑了：　苏联再也不存在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现象了。这是巨大的成就。这里再也没有股东，而工人本身（当然指的是农庄工人）共同分享收益，还无须向国家交纳税金。这当然再好不过，只是还有别的农庄，那些穷困的农庄，每年总要青黄不接。因为，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每座农庄都是独立经营的，根本谈不上相互帮助。也许我弄错了吧？但愿是我弄错了。

我在这座十分兴旺的农庄，参观了好几座住宅……我想表述一下，从每户的“内部”得到奇特而伤心的印象，一种完全丧失个性的印象。每户室内，全是同样的难看家具，挂着同样的斯大林像，再也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一件私人物品，没有一样私人纪念物。每座住宅都可以互换，一户户庄员似乎也可以互换，搬进另一座住宅甚至都不会有所察觉。这样一来，幸福当然更容易得到。会有人对我说，这也是因为庄员无不共同欢乐，房间仅仅是睡觉的小窝，而生活的全部情趣转向俱乐部、文化公园、集会的各种场所去了。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期望吗？全体的幸福，只有在损害个性的前提下才能获得。要想生活幸福，那就随大溜吧。

访苏归来 第三章

在苏联，所有事务，不管什么问题，只能有一种观点，这是事先就确定了的，永远也不能改变。况且，人的思想已经塑造成型，对他们而言，随大溜变得很容易，很自然，不知不觉就做到了。因此我认为，这里面并没有掺进去虚伪的成分。真是这些人搞的革命吗？不是，这些人是革命的受益者。每天上午，《真理报》都教导他们应该了解什么，想什么，相信什么。绝不能出格！因此，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就好像同所有人交谈了似的。倒不是每个人丝毫不差地服从一句口号，而是一切都定了格，谁也不能别出心裁。想想吧，这种思想塑造，从幼儿就开始了……这就有了往往令外国人惊奇的这种异乎寻常的接受力，有了更令人咋舌的可能流露的幸福感。

你同情那些排队等候几个小时的人，然而他们却认为等待是自然的事。面包、蔬菜、水果，你觉得质量低劣，然而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别的。提供给你的这些布料、这些物品，你觉得难看，然而别无选择。任何可比之处都清除了，唯有无可留恋的过去，你就会高高兴兴地满足于提供给你的东西。在这里，关键是让人相信，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幸福，以后会更好；还让人相信任何地方都不如他们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防范同外界（我是指国界之外）的一切交流。正是借助于这种做法，哪怕生活在同样水准，甚至水准明显低的情况下，俄罗斯工人也自认为很幸福，比法国工人还幸福，而且幸福得多。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

这种种思考，我极难理出头绪，这里的问题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我不是技术专家，对经济问题有兴趣，也是因其引起的心理反响。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我很理解，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为什么至关重要：　在建立新秩序之前，只要情况还没有好转，将这种幸福保护起来，对苏联居民则至关重要。

我们赞赏苏联推动教育、文化的非凡努力。然而，这种教育只教授能引导思想满足于现状的东西，只教人这样思考：“苏联……阿门！我唯一的希望！”这种文化也完全指着同一方向，根本不是毫无功利的；它沿此方向不断积累，几乎完全缺乏批评精神（尽管讲马克思主义）。我很清楚，那里极为重视所谓的“自我批评”。当初遥隔万里，我也曾十分赞赏，心想如能认真彻底地贯彻，一定会产生奇特的效果。然而我很快就明白，除了揭发和指责（诸如食堂的菜汤烧得不好，俱乐部阅览室没有打扫干净），这种批评只限于弄清楚，这事或那事“符合路线”，还是不符合路线。大家讨论的不是路线本身。他们讨论就是要弄清楚，某部著作、某种行为或某种理论，是否符合这条神圣的路线。谁企图再往前推进一步，谁就要倒霉！在界线之内随便怎么批评。出线的批评可不允许。历史上已有先例。

危害文化的，莫过于这种精神状态了。这一点，下文我要进一步说明。

苏联公民对国外一无所知。更有甚者，他们还都确信，外国各个领域都远远不如苏联。这种幻象始终巧妙地维系着，这的确很重要，每个人即使不太满意，也还是庆幸受这种制度保护，会免遭更大的苦难。

由此产生某种优越感，在此举几个例子。

每个大学生规定学一门外语。法语完全被抛弃了。他们要学的是英语，尤其是德语。听他们讲得很糟糕，我很惊讶，我国高一学生也要比他们强多了。

我们问起他们当中一个人，得到这样的回答（讲的是俄语，由杰夫·拉斯特给我们翻译）：“几年前，我们还能向德国和美国学点什么，而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可向外国人学习的了。因此，讲他们的语言还有什么必要呢？”

再者，如果说他们还关心外国发生什么情况的话，可他们更关切外国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了解我们对他们是否充分赞赏。他们唯恐我们对他们的成就了解得不够，而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不是告诉他们什么情况，而是恭维他们。

在这所幼儿园（园中一切都令人称赞，在苏联为青年所做的一切均如此），可爱的小姑娘们簇拥在我周围，纷纷向我提出问题。她们想知道的，并不是法国有没有幼儿园，而是我们在法国时，是否了解苏联有这么美的幼儿园。

苏联人提出的问题，往往令我们瞠目结舌，就是转述出来我也大费周章，别让人以为是我编造的：　听我说巴黎也有地铁，对方怀疑地微微一笑。难道我们只有有轨电车？只有老式公共汽车吗？……有一个人问道（对方已不是孩子，而是受过教育的工人），法国是否也有学校。另一个人情况了解多点，耸了耸肩膀：　学校嘛，是的，法国人也有，但是那里的学校孩子要挨打的。他这一情况来源很可靠。自不待言，我们国家的工人生活非常不幸，只因我们还没有“闹革命”。在他们看来，苏联之外漆黑一片。除了几个无耻的资本家，世界上其他所有人都在黑暗中挣扎。

阿尔特克营地只接受优秀学生，那里一些挺有知识又十分出色的少女，在谈起俄国电影时，听我说《夏伯阳》和《我们喀琅施塔得人》在巴黎放映非常成功，她们显得十分惊讶。她们早就听人很肯定地说过，法国禁止放映所有俄国电影。向她们讲这话的人，是她们的老师，我就看得出来，她们怀疑的是我的说法。法国人呀，这么爱开玩笑！

登上一艘让我赞赏的装甲舰（“这艘军舰，完全是苏联造”），在一群海军军官中间，我贸然说道：“苏联人对法国情况的了解，恐怕不如法国人对苏联的了解。”当即响起一阵不赞成的议论声：　“一切事务，《真理报》都有充分报道。”忽然，有一位走出人堆，满怀激情地高声说：“要介绍在苏联发生的崭新的、美好而伟大的事情，全世界的纸张全用上也还不够。”

再说说阿尔特克模范营地，那座为模范儿童、小天才、荣获奖章和文凭的少年建造的天堂——正因为如此，我更喜欢其他许多更普通的、少些贵族气的少年先锋营——一个十三岁的儿童给我做向导，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他来自德国，已经被塑造成为苏联型，他带我穿过营地大花园时，指出景致多么美，像背书似的说道：

“您瞧，这里不久之前还什么也没有……这条梯道，一下子就建起来了。苏联到处都是这样：　昨天还什么也没有，明天就全建起来了。瞧瞧那边的工人，他们干得多带劲儿！苏联到处都有这种学校和营地。当然不全像这么美丽，要知道，这座阿尔特克营地举世无双，斯大林同志特别关心。所有来这儿的孩子都非常出色。

“等一会儿，您就会听到一个十三岁少年的演奏，将来他能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他的才华在我国已经得到高度评价，因此有人送给他一件礼物：　一把古提琴，那是从前一个非常著名的琴师制作的。

“还有这儿：　您瞧瞧这道墙！十天就建起来，谁能想得到呢？”

孩子的满腔热情显得十分真挚，我不忍心指给他看这面挡土墙建得太仓促，已经出现了裂缝。他只肯看，也只能看到他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还兴冲冲地补充一句：

“就连孩子们也都非常惊讶！”

孩子讲的这些话（也许是教他们记住的），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当晚就记录下来，并且全部在这里引述。

但是，我并不想让人以为，我从阿尔特克没有带回别的记忆。这座少年先锋营的确呱呱叫。此地风光秀丽，又经过精心布局整治，修成阶梯形，一直伸延至海边。为了孩子们的生活舒适、保健卫生、体育锻炼、娱乐活动，凡是能想得到的，全有了设施，都井然有序地布列在沿坡的平台上。所有少年儿童都焕发着健康、幸福的光彩。他们为了欢迎我们，已经准备了传统的篝火晚会，坡下花园的树木也都装饰了彩旗标语，可是听我们说不能待到夜晚，他们就大失所望。唱歌跳舞等各种文艺节目，本来定在晚会上演出，我请求都安排在五点钟之前。返程路很远，我坚持天黑之前回到塞瓦斯托波尔。我幸而这样决定，因为当天晚上，陪我前去的欧仁·达比病倒了。事先一点征兆也没有，他还看了孩子们给我们演出的全部节目，尤其欣赏塔吉克斯坦小姑娘的美妙舞蹈。她好像名叫塔玛尔，正是我们看到的斯大林拥抱的那个小姑娘，而这种巨幅招贴画挂满了莫斯科城的墙壁。真是难以描摹那曼妙的舞蹈和可爱的孩子。“这是苏联给我留下的一个最美妙的回忆。”达比这样对我说，而我也有同感。这是他幸福的最后一天。

索契宾馆是最可心的住处，周围的花园非常美丽，海滩也十分宜人，然而，那些洗海水浴的人立刻就想让我们承认，法国根本没有这样好的浴场。我们出于礼貌，还是忍住没有对他们说，我们法国有更好的、好得多的海滨浴场。

不必较真：　这里令人赞赏的，则是这种半奢侈的设施，这种舒适的场所供人民享用——但愿来这里住的人，别又是清一色享有特权者。一般说来，成绩最优秀的人才有资格，但也必须是“紧跟路线”听话的人，唯独这类人方能享受这种待遇。

在索契，令人赞赏的是，城市周围这么多疗养院、修养院，设施全这么好。如果全是为劳动者建造的，那就尽善尽美了。然而就在附近，正在建造新剧院的工人，拿的报酬那么可怜，住在拥挤不堪而肮脏的工棚里，叫人看着心里尤为难受。

在索契，令人赞赏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

既已称赞了索契的宾馆，那么苏呼米附近更为高级的西诺普饭店，我又该怎么说呢？这家饭店比得上国外最好的、最华美又最舒适的海滨饭店。它这令人赞叹的花园始建于旧时代，而饭店大楼则建成不久，新旧搭配得十分巧妙，无论内部还是外观，都达到完美的效果；每间客房都设有浴室和独立的阳台，室内陈设十分高雅；餐食极为可口，是我们在苏联吃过的最好的菜肴。人到了西诺普饭店这种地方，幸福就仿佛近在咫尺了。

饭店旁边建了一座国营农场，作为食品供应基地。我很欣赏农场的一座模范牲口棚、一座模范猪场，尤其欣赏一座大型的新式鸡场。每只鸡爪上都套着标号环，下的蛋都细心记录，而且各有各的生蛋的小笼，关进去之后，生完蛋才能放出来。（我不解的是：　这样精心照料，供给饭店的鸡蛋也不比别处好吃。）还要补充一点：　进入这些饲养场，必须先踏一踏浸了消毒剂的地毯，给鞋消毒。而牲口则不然，就从旁边走过去，活该倒霉吧！

过了农场边界的一条小溪，便是一排简陋的小房。每间两点五米长，两米宽。要住四个人，每人每月两卢布租金。农场餐厅每餐两卢布，这是月薪只有七十五卢布的人不敢光顾的一种奢侈。他们除了面包，再吃点儿鱼干就满足了。

我并不反对工资不均等，也同意当初不均等是必要的。然而现在，本来有办法弥合这种差别，我却担心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了。我担心时过不久，又会形成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利益得到满足的工人阶层（从而变成保守派，当然啦！），酷似我们那里的小资产阶级。

到处我都看见这种苗头。唉！我们怎能怀疑，无论进行了什么革命，资产阶级的本性，如意志薄弱、追求享乐、不关心他人，还照旧潜伏在许多人的心中（只因人的改造不可能仅仅从外表完成），我自然极为不安地看到，在如今的苏联，这种资产阶级的本性，受到近来一些决策的间接迎合和鼓励，而这些决策，在我国恰恰得到令人警觉的赞同。随着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以及遗产和遗赠的恢复，熏心的利欲、私人占有欲重又抬头，压倒同志的情谊，压倒同甘共苦和公共生活的需要。当然不是表现在所有人身上，但很多人是这样。大家看到正在形成一种贵族，即使还未成为阶级，但已成为社会阶层。这里所讲的贵族，不是指个人勇武绝伦、战功卓著的贵族，而是思想正统、循规蹈矩者，下一代就变为拜金的贵族。

我的担心难道夸大了吗？但愿如此。再者，苏联已经向我们表明，它能猛然掉头转向。但是，为了制止如今当权者赞同并推进的这种资产阶级化，怕只怕很快就要来个急刹车，很可能就像结束新经济政策那样突如其来。

那些“高人一等”，或者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对待“下属”、用人、重体力劳动者、打短工的男男女女，我差一点儿说，对那些穷人，所流露出来的轻蔑，至少是冷漠，叫人看了怎不反感呢！不错，在苏联，再也没有阶级了。但是有穷人，有很多，而且多得很。前来访问之前，我多么希望再也见不到穷人，或者说得明确些：　正是为了再也见不到穷人，我才来到苏联访问。

还要补充一点：　博爱，乃至单纯的行善，已经不再时兴了。这由国家承担。国家包揽一切，大家自然无须救助别人。因此，尽管有同志的情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出现几分冷漠。这里当然不是指地位相当的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面对我所说的这些“下属”，“高人一等的情结”才大行其道。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那里恐有膨胀的趋势，而在我看来，它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思想意识。

然而在苏联，人们今天所说的“反革命”，根本不是指这种思想意识，倒是几乎指其反面了。

今天被视为“反革命”的思想，正是当初那种革命精神，使半腐朽的沙皇旧世界彻底崩溃的那种力量。人们希望能这样考虑，人心充满仁爱，至少充满对正义的强烈需求。然而，革命一旦成功，一旦胜利了，生活安定下来，当初的思想就免谈了，当初激励头一批革命者的那些情感，就变得碍手碍脚，令人厌弃了，就像用过之后再也用不上的东西。那些情感，我比作撑木：　多亏了撑木才能建起拱顶，可是一安放拱顶石就要撤掉撑木。革命既已胜利，既已稳定下来，也就变得温和，开始妥协了。有些人会说：　明智起来，那么还受这种革命冲动激励的人，认为妥协就是步步退让的人，这些人反而成了绊脚石，就要蒙受侮辱，就要被清除掉。事既如此，何必再玩弄辞藻，干脆承认革命精神（甚至连批评精神）都不合时宜了，再也用不着了，这岂不是更好吗？如今要求的是唯命是从，是循规蹈矩；如今要求的是赞同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如今千方百计争取的是，这种赞同不是迫不得已的，而是发自内心，并且欢欣鼓舞。最令人称奇的是：　一方面，他们做到了；另一方面，哪怕表示一丝一毫的异议，提出一丁一点的批评，都要招致最严厉的惩罚，而且当即就压下去。我不免怀疑，如今在任何别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还能看到更不自由、更低三下四、更战战兢兢（惊恐万状）、更俯首帖耳的思想了。

访苏归来 第四章

离苏呼米不远的这座炼油厂，一切都显得十分出色：　食堂、工人住宅、工人俱乐部（工厂我一窍不通，只有赞赏的份儿）。在俱乐部的一间活动室，照例贴着“墙报”，我们走近前瞧一瞧。我们没有时间看所有文章，在“红色救援”的专栏里通常有关于国外的报道。而我们奇怪没有看到一篇有关西班牙的消息，但是近几天来那里来的消息令我们担心。我们掩饰不住掺杂几分伤心的诧异。随后气氛有点尴尬。主人感谢我们指出这一点，表示一定予以考虑。

当天晚上的宴会上，照例频频举杯祝酒。为宴会的所有人和每一位客人健康干杯之后，杰夫·拉斯特站起来，用俄语提议，为西班牙红色阵线的胜利干杯。大家热烈鼓掌，但是我们觉得仍有点不自然。随即作为应答：　为斯大林干杯。我也举起酒杯，为德国、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的政治犯干杯。这回，大家都很坦然，满怀激情地鼓掌。然后，紧接着又为斯大林干杯。由此也可看出，大家都知道，对德国和其他国家法西斯的受害者该持什么态度，而对西班牙的动乱和斗争，全国舆论和个人见解，都在等待尚未表态的《真理报》的指示，在了解其如何看待之前，谁也不敢贸然发表意见。直到过了几天（我们已经到了塞瓦斯托波尔），一阵巨大的声援浪潮，才从红场掀起，席卷各个报刊，到处组织签名声援和志愿捐助西班牙政府。

在这座工厂的办公室，一张具有象征意义的巨幅画，给我们极深的印象，只见斯大林居中，正在讲话，政府成员分列两侧正在鼓掌。

斯大林的肖像到处可见，斯大林的名字挂在所有人的嘴边，对他的颂扬，也无一遗漏地纳入所有讲话中。尤其在格鲁吉亚，只要走进一户人家，不管房屋多么简陋，多么肮脏，都能见到挂在墙上的斯大林像，也许原先那正是放圣像的地方。是崇拜、爱戴还是惧怕，我不清楚，反正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我们从第比利斯去巴统，途经戈里小镇，斯大林的出生地，我想给斯大林发一封感谢电，无疑很合礼貌，感谢我们在苏联处处受到热情欢迎，受到宴请和款待。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了。到了邮局门前，我让车停下，递进去电文稿，大致内容是：“在我们美妙的旅行中，途经戈里，我由衷地感到需要向您……”可是到此处，翻译停住，他说：　我绝不能这样讲话。如果“您”是指斯大林，仅仅称呼“您”根本不够。这样一点儿也不尊重，必须加点儿什么话。由于我迷惑不解，他们就商议一下，然后向我建议：“您，劳动者的首领”，或者“人民的导师”，或者……记不清还有什么了。我觉得这种做法实在荒唐，争辩说阿谀奉承反而贬低了斯大林。我争也白争，毫无办法。我只有同意加上这些话，他们才肯接受我的电报。由于这是译文，我根本无法核对，也就懒得争了，但同时推卸一切责任，不免伤心地想道，这种种现象，更加拉大了斯大林和人民之间巨大的、难以逾越的距离。我在苏联应邀发表的各种讲话致辞，也已看到翻译中有类似的修改与“更正”，于是不久我就声明，在苏联逗留期间，任何用俄文发表的我的讲话，我一概不予承认，到时我会讲出原话的。这便成就了本书。

唔！这类细微之处的篡改，往往是不由自主的，我当然不会认为有任何恶意，倒是相信他们渴望帮助一个不懂当地习俗的人，而他也巴不得入乡随俗，言论和思想合乎人家的规矩。

在制订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斯大林认为有必要进行一系列调整，表现出极大的智慧、极为聪明的灵活性，以至有人不免产生想法：　能不能更大程度地保持连贯性；这种逐步脱离最初的路线，背离列宁主义的做法，是不是有必要；如果更加恪守原来的路线，人民是不是就不必付出超人的努力了。总而言之，大失所望。让人失望的，如果不是斯大林，那就是人，是芸芸众生了。经过多少斗争，洒了多少鲜血和泪水，人们企图争取的，想要得到的，并且以为就要得到的东西，难道真就是“人力所不及”吗？究竟是还得继续等待，还得忍耐，还是必须将希望推得远一些呢？这就是在苏联，人们忧心忡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闪过脑海，就已经叫人万难承受了。

经过多少月、多少年的艰苦奋斗，人们有权发出疑问：　他们到底能不能稍微抬起头呢？——人的额头从未垂得这么低。

与最初的理想相去甚远，这一点无可怀疑。但是我们能够就此怀疑，人们当初想得到的不可能马上实现吗？究竟是理想破产，还是碰到意外的困难适时进行无可争辩的调整呢？

从“狂热信念”到“讲究策略”的过渡，势必会导致一种“蜕变”吗？须知这里所涉及的，不再是理论问题，而是进入实践领域了；必须考虑menschiliches，allzumenschiliches——也必须考虑敌人。

斯大林的大量决定，近期的几乎所有决定，都是根据德国，根据恐德作出来的。逐渐恢复家庭、恢复私有财产和遗产，也就找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了：　务必让苏维埃公民感到有点个人财产要保卫。不过这样一来，最初的追求就逐渐减弱，进而消失，目光不再向前看了。有人会对我说，这样做是必要的、紧迫的，因为，来自侧翼的袭击，很可能就要毁掉他们的事业。然而，从妥协走向妥协，事业也必定受损害。

另一种惧怕，就是怕“托洛茨基主义”，以及那里如今所谓的“反革命思想”。有些人就是不同意这种让步是必要的，认为所有这些妥协就是一次次失败。偏离当初的指令，可能找到一些解释和理由，但是在他们看来，这种偏离才是首要的问题。而今天对人的要求，则是服从的精神，跟随潮流。谁公开表示不满，谁就要被看成“托洛茨基分子”。因此，有人不禁要问，假如列宁本人今天重返人间……

说斯大林永远正确，就等于说斯大林什么都正确。

“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当初对我们的许诺，而如今却相去甚远。专政，对，显而易见；但那是一个人的专政，不再是团结一致的无产者、苏维埃的专政。万勿自欺欺人，必须明明白白地承认：　这绝非人心所愿。再进一步，我们甚至要说：　这恰恰是人心所不愿。

在一个国家消除反对派，哪怕只是阻止反对派表达见解，形成力量，也是极为严重的事情：　这要走向恐怖主义。一个国家全体公民思想一致，当权者执政当然更加方便。然而，面对这种思想贫穷化，谁还敢谈论“文化”？没了平衡的力量，思想怎能不完全倒向一边呢？我认为，倾听反对派别的声音，必要时甚至予以照顾，同时谨防其危害；与之斗争，而不是将其取消，这才是大智大勇。取消反对派……幸好斯大林没有得逞。

我于1910年就写过：“人类并不单纯，必须接受这一点；凡是简单化、一体化的企图，凡是要从外部挤压成形的企图，无论何时都是可憎的，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会滑稽到令人发指的地步。须知亚他利雅最为气恼的是，始终有个约阿施；大希律王最为气恼的是，始终有个逃脱的神圣家族。”

访苏归来 第五章

去苏联之前我就写道：

我认为，作家的价值同激励他的革命力量相关联，更确切地说（我毕竟不是那么狂热，仅仅认同左派作家的艺术价值），同他的对立力量相关联。这种对立的力量，既存在于博絮埃、夏多布里昂身上，或者今天的克洛岱尔身上，也存在于莫里哀、伏尔泰、雨果，以及许多作家身上。在我们这种社会形态中，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艺术家，基本上是不安分的，总要逆潮流而动。但丁、塞万提斯、易卜生、果戈理……无不如此。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似乎情况不同了，关于这一点，约翰·阿丁顿·塞蒙德讲得精彩：“那个时代的戏剧艺术之所以达到那样高度……恰恰是因为他们（作者）的生活和写作，同全体人民心心相印。”索福克勒斯恐怕也不是这样，荷马则肯定不是，我们觉得，希腊是通过他的口在歌唱。也许再也不逆潮流而动了，有朝一日……恰恰是这种前景，将我们充满疑虑的目光引向苏联：　革命的胜利，就要促使其艺术家随波逐流了吗？因为，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消除了艺术家抗议的一切动因，又该是什么局面呢？艺术家不必再起而抗争，那么除了随波逐流，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当然，只要还有斗争，只要还没有完全确保胜利，艺术家就可以描绘这种斗争，就可以参加战斗，为胜利贡献力量。但是，胜利之后……

我前往苏联之前，就思考这样的问题。

“您要明白，”X向我解释说，“这绝不再是公众所要求的，绝不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他写过一出芭蕾舞剧，非常出色，也非常引人注目。（‘他’，是指肖斯塔科维奇，有些人向我谈起他时，那种溢美之词纯粹是给予天才的。）可是，民众听完一出歌剧，出了剧院连一支曲调都哼不上来，还要那歌剧干什么呢？（什么！他们居然到了那种地步！其实，X本人也是艺术家，艺术造诣很高，此前他向我讲的话一直很有见解。）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人人都能理解，并且当即理解的作品。这一点，如果肖斯塔科维奇自己感觉不到，那么别人干脆不再听他的作品，就会让他感觉到了。”

我则反驳说，最美妙的作品，甚至后来能成为大众最喜闻乐见的作品，有时起先只能得到极少数人的赏识；就连贝多芬……当时我恰巧带着一本书，便递给他：“喏，您看看这段。‘数年前，我（讲话者是贝多芬）在柏林举行一场音乐会。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想必真达到了某种境界，期望是一次真正的成功。然而您瞧：　我拿出了灵感的最佳创作，台下却毫无赞许的表示。’

X也向我承认，像贝多芬那样一个艺术家，遭受这样一次失败，就很难东山再起了。“您应当明白，”他继续说道，“我国的一位艺术家，首先必须路线正确。否则的话，多高天赋的作品，也要看成‘形式主义’。对，这正是我们找到的词儿，用来指我们不愿意看或不愿意听的一切。我们要创造出一种新艺术，无愧于我们这样伟大人民的艺术。艺术，今天必须是大众的，否则就称不上艺术。”

“你们这就是要迫使所有艺术家随大溜儿，”我对他说道，“而那些最优秀的，不会同意玷污他们的艺术，哪怕让艺术屈从也不干，你们就要迫使他们沉默。你们口口声声说，要为文化服务，要发扬光大和捍卫文化，将来肯定要成为文化的耻辱。”

于是，他就反驳说，我这是资产阶级思维方式，而他却坚信，马克思主义既已在许多领域硕果累累，那么也会创造出艺术品。他还补充说，新作品之所以尚未出来，就是因为人们太看重旧时期的作品。

他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简直像讲课或者背课文。这场谈话是在索契宾馆大厅。我不再答话，干脆走开。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到我的客房来，这次却压低声音说：

“咳！我当然清楚了……可是刚才，有人在听我们谈……而我的画展很快就要开幕了。”

X是画家，要展出他近期创作的油画。

我们抵达苏联时，关于形式主义的大论战，还没有清理干净。我试图弄明白他们用这个词要表达的意思，觉得抓住这样一点：　但凡艺术家对“内容”的兴趣少于对“形式”的兴趣，就被指控为形式主义。还要马上补充一句：　作品的“内容”，只有遵循某种方向，才被认为值得关注（更确切地说，才能被容忍）。艺术作品一旦丧失方向，因而丧失“意义”（我这里玩起文字游戏），就将定性为形式主义。我得承认，一写下“形式”和“内容”这些词，就不免觉得好笑。然而，看到这种荒谬的划分将决定文学艺术批评，就不是笑而应当哭了。这种做法，从政治角度上看，可能是有用的，但是文化也就免谈了。一旦不能自由批评了，文化也就陷入危机。

在苏联，一部作品再怎么优美，只要背离路线，就要遭到鄙弃。美，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种价值观。一个艺术家再怎么有天才，只要不遵循路线创作，公众的注意力便转移，离他而去；对艺术家、作家的要求，就是合时宜，合了时宜，其余的一切就会随之而来。

在第比利斯，我有机会看了一个现代画展，只字不提也许会显得大度些。但是，归根结底，这些艺术家达到了目的，即（通过图像）教育人，说服人，团结人（这些图像的主题，取材于斯大林的生活片段）。唔！这些人，当然不是“形式主义者”！只可惜，他们也不是画家。我从而联想到，阿波罗为帮助阿德墨托斯，不得不熄灭自己的全部光辉，结果再也没有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至少让我们看得上眼的东西。不过，无论革命之前还是之后，苏联造型艺术从未有过上乘之作，最好还是谈文学吧。

“我年轻那时候，”X对我说，“有人向我们推荐某些书，建议不要看某些书，而我们的注意力，就自然而然转向后一部分书。今天就大不一样了，青年人只看推荐给他们的书，其他的书，连看的愿望都没有。”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他也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读者了，谁也说不准究竟是青年离开他，还是有人将青年的目光从他身上引走——人的头脑经过了深加工。

如果是必须响应某种号令，那么思想至少还能感到不自由。然而这样事先就加工定型了，不待号令就先行响应，思想就连受奴役的意识也丧失了。如果有人来对苏联青年说他们思想不自由，我认为他们许多人会感到惊讶，会予以反驳。

有些利益总是在丧失之后才认识其价值，要体会这一点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去苏联（或者去德国，自不待言）逗留一段时间，这有助于我们珍视在法国还享有的、有时也被我们滥用的无比宝贵的思想自由。

在列宁格勒，要参加文人和大学生的一次集会，他们让我准备一篇简短的演说。当时我到苏联仅仅一周，还尽量保持和谐的声调。我把讲稿交给X和Y。他们随即让我明白，讲稿既不合路线，也不合基调，我准备讲的话显得极不妥当。哦，当然啦！后来，我自己也豁然开朗了。而且，这篇讲稿，我也没有机会发表，便收录如下：

经常有人问我对苏联当前的文学有什么看法。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拒绝表态，也可以借此机会，说明高尔基隆重葬礼那天，我在红场上宣读的讲话中的某些观点。我谈到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本身提出的“新问题”，还说这些问题能在历史上产生，并且引起我们思考，是苏联的一项不小的光荣。我认为文化的未来，同这些问题可能解决的方式紧密相关，因此重新谈一谈，再作几点说明，看来是不无必要的。

……

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最优秀分子，从不欣赏一部作品中崭新的、潜在的、令人困惑的因素，他们只欢迎已经熟悉的东西，即平庸的东西。当初有资产阶级的平庸，同样，现在有革命的平庸，确信这一点很重要。必须坚信作品中附和一种学说，哪怕附和最健全的、颠扑不破的一种学说的东西，从来不能赋予艺术作品以深层价值，并使其流传下去。作品具有深层价值并能流传下去的原因，恰恰在于它提出新的疑问，超前提出疑问，以及超前回答尚未提出的问题。我十分担心，充满纯马克思主义精神，并借此今天获得成功的大量作品，过不了多久，就会让来接触的人闻到无法忍受的诊所味；而我认为，作品只有摆脱这种顾忌，才最有价值。

自从革命胜利，建立政权并巩固之后艺术便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危险，即正统的危险，就跟艺术在法西斯高压下所经受的危险一样大。艺术屈从一种正统观念也就完蛋了，即使那是最健全学说的正统观念。艺术要陷入故步自封。获胜的革命能够也应当向艺术家提供的，首先就是自由。没有自由，艺术也就失去意义和价值了。

沃尔特·惠特曼在林肯总统遇害之际，写出他最美的一首诗歌。然而，这自由之歌如果是勉强写出来的，惠特曼如果是被迫接受指令，按照既定的格式写作，那么这首“挽歌”就可能丧失其品质与美感，甚或惠特曼就根本写不出来。

大多数人的认同、掌声、赞扬与喜爱，自然而然趋向公众能一看就懂、就认可的作品，即趋向因循守旧，因此我颇为担忧，在今天光荣的苏联，是否有某个波德莱尔、某个济慈，或者某个兰波不为人所知，默默地生活，正因为有其价值，很难被世人理解。然而，我最看重的人，正是兰波们、济慈们、波德莱尔们，甚至司汤达们，因为他们起初受人蔑视，而明天就将成为最伟大的艺术家。

访苏归来 第六章

塞瓦斯托波尔，此行的最后一站。毫无疑问，苏联还有更可观、更美丽的城市，但是哪里也没有令我如此强烈地感到恋恋不舍。在塞瓦斯托波尔，我重又看到这个社会、俄罗斯生活的全景，不像在苏呼米或索契那样遮遮掩掩，给人看挑选出来的东西；在这里，我看到苏联的胜利，它的成就，能让人憧憬更大幸福的胜利和成就，唉！我同时也看到它的匮乏、缺陷和苦难。随着岁月的推移，光明冲淡了阴影，或者反而使阴影更浓。然而，无论最光明灿烂的，还是最黑暗的，我在这里所能看到的一切，无不使我留恋，往往怀着痛苦的心情，留恋这片土地，留恋团结起来的各族人民，也留恋这种有利于未来、可能诞生意想不到的事物的新气候……我惜别的正是这一切。

一种尚感陌生的惶恐，已经开始压抑我：　回到巴黎，我能讲些什么呢？如何回答我预感会提出的问题呢？人们肯定期待我作出全面的判断。如何解释在苏联，我（在精神上）时而感到特别温暖，时而又特别寒冷呢？在重申我热爱的同时，我应当隐藏起保留意见，向世人谎称赞赏一切吗？不行。我十分明显地感到，这样做势必损害苏联，也损害她在我们心目中所代表的事业。不过，将苏联和这项事业联系得过紧，也许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会让人以为，我们在苏联所感到的种种遗憾，可能要由这项事业承担责任了。

苏联刚刚向西班牙提供的援助向我们表明，她还能实现多么可喜的改进。

苏联并未到此为止，还在给我们教育，令我们惊喜。

访苏归来 附录一

<h3>一、反宗教斗争</h3>

在莫斯科，我没有看那些反宗教博物馆。到了列宁格勒，我参观了设在圣以撒大教堂的反宗教博物馆，那金圆顶闪闪发亮，矗立在城中十分壮观。大教堂外观很美，内部却不堪入目。大幅宗教壁画保存下来，但是可以充当亵渎神灵的跳板：　那些壁画的确丑陋不堪。博物馆本身远不如我担心的那样恣意妄为，主要还是用科学来反对宗教的神秘。导游们负责帮助那些思想懒惰的人，只因各种光学仪器、天文图以及自然史或解剖图表，或者统计数据等还不足以说服他们。整个安排还算得体，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展示的主要是雷克吕斯、弗拉马里翁之作，而不是莱恩·塔克西尔的作品。例如，东正教神甫受到沉重打击。不过，几天前，我在列宁格勒郊区通往彼得宫城的大道上，碰见一个神甫，一个地地道道的东正教神甫。只要看一眼他那副尊容，就比苏联所有反宗教博物馆都有说服力。我并不想描绘他那形象。真是一个怪物，又卑琐又可笑，仿佛是由布尔什维克扎的一个可怕的稻草人，要将农民的虔诚情感永远吓跑。

反之，我们快要到达X城参观那座极美的教堂，看门人那副令人赞叹的面孔，则让我难以忘怀。他那神态多么庄严！面颊的线条多么高贵！忧伤而无奈的神情又多么目无下尘！他对我们没讲一句话，没有一点表示，彼此甚至没有看一眼。我在他觉察不出的情况下端详他，想到《福音》中的“tradebat autem”，当年博絮埃正是受此激发，演说便有个飞跃。

塞瓦斯托波尔郊区的刻松考古博物馆，也同样设在一座教堂里。里面的壁画没有动，无疑是由于丑陋得刺眼。壁画配有说明牌。在一幅耶稣像下面，只见写了这样一句话：“根本不存在的传说人物。”

我怀疑苏联这场反宗教战争的做法是否精明。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随意得很，可以只谈历史，否定耶稣的神性，甚至随便否定他的存在，鄙弃教义，诋毁神的启示，完全以世俗的批评态度，对待一条神谕，尽管这种神谕给人世带来新的希望，并且是当时所能产生的最非凡的革命因素。可以信口开河，说教会本身如何违背了这种教导，说《福音》这种解放的学说，唉！如何同教会沆瀣一气，导致最为卑劣的滥用职权。最好全部否定，什么也不提。大家只能闭眼无视其存在，让苏联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处于无知的状态，也就是碰到危难不能自卫，没有打预防针，无法防范始终威胁着的神秘主义流行病。

不过，我首先批评了它最狭隘的一面，即宗教实践。更有甚者，对《福音》及其衍生的一切的无知与无视，势必导致人类和文化贫乏化，而且方式也极为可悲。我绝不希望别人在这方面对我产生怀疑，嗅到最初的教育和信仰的某种气味。我也会以同样的态度谈论希腊神话，认为希腊神话也具有深刻的、长久的教益。相信这些神话，在我看来，是荒谬的；但是，丝毫也不承认其中蕴含的真理成分，可以耸耸肩膀，一笑置之，同样也是荒谬的。至于宗教可能阻止思想发展，至于信仰会给思想打上烙印，这些我都了解，也认为新社会的人应当从中解放出来。我也承认，由东正教推波助澜的迷信，在乡村，在各地（我参观过女沙皇的宫室），保持一层极厚的精神污垢，我也理解，大家感到有必要彻底清除这污垢；然而……德国人有句话形象特别鲜明，我怎么也想不出法语相应的表达方式：“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不分青红皂白，也是操之过急。洗澡水很脏，气味难闻了，这是可能的，我毫不费劲就确信这一点；而且脏极了，连孩子都不予考虑，看也不看就干脆全部倒掉……

假如现在我听说，他们出于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又重新铸造大钟，我就十分担心这是个开头，等澡盆又装满了脏水……孩子又该倒掉了。

<h3>二、奥斯特洛夫斯基</h3>

我只能怀着最诚挚的敬意，来谈论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我们不是在苏联，我就会说：　他是个圣徒。宗教没有培养出来更为杰出的形象。并不是唯有宗教才能塑造出类似的人，他便是明证。一种火热的信念就足够了，不求将来的回报；除了完成庄严职责的这种满足感，再也不求别的回报。

一次事故之后，奥斯特洛夫斯基便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了……他与外界的接触几乎断绝，找不见施展身手的地盘，而他的灵魂似乎升华，达到崇高的境界。

我们赶紧走到他久卧的床铺跟前，我坐到床头，伸出手给他抓住，我应当说：　他紧紧抓住，就像抓住生命似的；而且，他那枯瘦的手指，在我们拜访的自始至终，就没有停止过抚摸我的手指，同我的手指绞在一起，向我传递动人心弦的情义。

奥斯特洛夫斯基看不见了，但是他能说话，也听得见。也许除了肉体上的痛苦，再也没有什么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了，因而他的思想尤为活跃，尤为凝神专注。然而，他并不抱怨，尽管这样缓慢地走向死亡，他那清癯而漂亮的脸上，还能绽开笑容。

他休息的房间很敞亮，从开着的窗户传进鸟儿的欢唱、花园的花香。这里多安静啊！他母亲、他妹妹、他的朋友和来访的客人，都坐在离病床不远的地方，不出一点声音；有的人在记录我们的谈话。我对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看到他这样坚忍不拔，我感到极大的欣慰。可是，他听了这种赞颂，似乎很难为情。他认为应当称赞的是苏联，是苏联作出的非凡努力。他关注的仅仅是这一方面，而不是他自身。我三次向他告别，怕累着他，因为这样持续地施放激情，我想只能有伤身体；然而，他一再挽留我，让人感到他需要说话。就是等我们走了之后，他还会继续讲下去；对他而言，讲话，就是口授。他叙述自己生平的这本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让人代笔写下来的）。他告诉我，现在他正口述另一本书。他从早到晚工作，直到深夜。他不停地口述。

我终于站起来要告辞了。他请求我吻他一下。我的嘴唇放到他的额上时，简直要忍不住流下眼泪：　我忽然觉得同他相识已久，我要离开一个朋友；我也觉得是他离开我们，而我是在同一个垂死的人告别……可是，有人告诉我，他就是这样，好像马上就要死去，过了几个月，又过了几个月，唯有一腔热忱，在维系这虚弱的躯体将熄的火焰。

<h3>三、集体农庄</h3>

劳动日报酬十六点五法郎，说起来并不高。趁同伴们去游泳（这座农庄濒临大海），我同一个生产队长交谈了许久，他向我解释说，所谓“劳动日”，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计酬标准，而一名好工人一天干下来，能达到两个，有时甚至三个劳动日。他拿给我看个人工分册和工资表，这些全由他掌握。记分不仅要看活儿的数量，还要看活儿的质量。他听取生产组长汇报，然后根据汇报的情况做工资表。这种账目相当复杂，他也不掩饰有点力不从心；不过，他挺满足的，从年初以来（参观这天是8月3日），他个人已经积累了（相当于）三百个劳动日。这名队长管五十六人，手下有几名生产组长。可见，这也是一种等级制，不过，“劳动日”的基本标准，对每人都是一样的。此外，每人在农庄干完活儿，还可以照料自家园地，享用自家园地的产物。

在自家园地干活儿，没有准时候和规定时间，如果农庄没有急活儿，每个人怎么干都成。

他的话引起我发问，有没有人完不成标准的“劳动日”。他回答我说，没有，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这种“劳动日”不是一个平均值，而是取最低标准，很容易完成。再说，那些大懒蛋，很快就会被开除，集体农庄有那么多好处，大家都争着加入，要成为一员。可是争也没用：　庄员的名额有限。

这些幸运的集体农庄庄员，每月大约收入六百卢布。熟练工人的收入往往高出许多。但绝大多数人都是非熟练工，每天挣五六卢布。简单劳动挣得还要少。

国家似乎还可以给他们开更高的工资。但是，商品供不应求，涨工资势必引起物价上涨。至少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眼下，工资有差距，能鼓励人提高技能。普通劳动力过剩，缺乏专门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我在苏联最赞赏的，也许莫过于教育措施：　几乎到处都采取了措施，让最普通的劳动者接受教育，（这只取决于他们自己）提高素质。

四、博洛霍沃

我参观了博洛霍沃市。先前这里不过是个村庄，应命突然从地里冒出来，我想那是六年前，由高尔基提议建起来的。如今村庄发展成一座相当大的城市了。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所有居民从前都是罪犯，如窃贼，甚至杀人凶手。……这种思想主导此城的建设：　罪犯本身也是受害者，误入歧途，经过合理的再教育，他们就能改造成为优秀的苏维埃公民。博洛霍沃就证实了这一点。城市繁荣起来，建了不少工厂，而且很快就变成模范城市。

博洛霍沃的全体居民都是改恶从善的人，他们只认准一个方向，自己的方向，从此以后安分守己，做个奋发图强的劳动者，尤其养成良好作风，孜孜不倦地学习知识；为此向他们提供了各种设施。他们请我去观赏的地方，不仅有他们的工厂，还有他们的会场、俱乐部、图书馆。的确，他们所有的设施无可挑剔。从这些从前罪犯的脸上、外表和谈吐上，找不出一点过去生活的痕迹。这次参观，比什么都更有教益，更令人放心和令人鼓舞。它会让人想到，所有罪恶都是有根源的，不能归咎于犯罪者本人，而应归咎于促使人犯罪的社会。他们当中一个人，接着另一个人，应邀谈谈，讲述他们从前犯的罪过，后来又如何改悔，如何认识到新制度的优越，能生活在这种制度中该有多么满足。说来也怪，这令我想起两年前，牛津运动信徒在图恩大集会，我所听到的一系列忏悔：“我是罪人，我不幸，我做了坏事；可是，现在我明白了：　我得救了，我幸福了。”这些话未免粗略，未免简单化，还是让心理学家去过瘾吧。博洛霍沃城，总归是苏维埃新国家引以骄傲的一种非凡的成功。我不知道在别的国家，人是否也具有这样的可塑性。

<h3>五、弃儿</h3>

我多么希望再也看不见besprizornis。在塞瓦斯托波尔，流浪儿数不胜数。据说在敖德萨人数还要多。如今的流浪儿，同建国初期的不完全一样了。今天的流浪儿，父母也许还活在世上；这些孩子逃离家乡，有时是渴望冒险，更常见的原因是他们想象别的地方，无论哪里，也不会像家乡这样贫穷和饥饿。有些孩子还不到十岁。识别他们很容易：　他们比一般孩子穿的衣服多（我没有讲他们穿得更好）。这不难理解：　他们的衣服全穿在身上了。一般孩子，往往只穿一条游泳裤（时值夏季，非常炎热）。他们光着臂膀，光着双脚，在街头溜达。不要总把这看成是穷困的标志。他们游完泳，又往家里走。他们有家，其他衣服都放在家里，逢下雨，或者到了冬天就穿上。流浪儿则不同，他们无家可归，身上除了游泳裤，通常还穿一件破毛衣。

不知道流浪儿靠什么活着，只知道他们若是有点钱买一块面包，就狼吞虎咽吃下去。不管怎么样，大多数流浪儿还很快活；不过，有一些看样子快要倒下了。我们同好几个流浪儿交谈过，并且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还肯带我们看了坏天气不能露宿时睡觉的地方：　就在矗立着列宁像的广场附近，码头那座高高的美观的柱廊下面。沿左侧朝海边走下去，只见柱廊一处隐蔽角落有一扇小木门，推不开，但是可以拉开——有一天早上我就拉开过，也是趁行人稀少，就是怕暴露他们藏身之所，引来人把他们带走——我面前一间小屋，有凹室一般大小，别无通口，里边活像只猫蜷缩在一条口袋上，那正是一个饥饿的孩子。我没有惊动他睡觉，又轻轻把小门关上。

一天早晨，我认识的那几个流浪儿都不见了（通常，他们在一座大公园周围转悠）。过了一会儿，我们找见一个；他告诉我们说，警察抄了他们的窝，其他孩子全给关起来，我的两个伙伴也都看见了这次行动。他们向一个民兵打听，人家回答说，要把他们送交一个国家机构。次日，所有孩子又在老地方露面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人家不要我们。”孩子们说道。恐怕还是他们受不了一点点纪律的约束吧？他们重又逃出来了吧？警察要抓他们易如反掌。看到自己被人从这种苦难境地解救出去，他们应当高兴才是。难道他们不愿接受安排的生活，还要在这种苦难中保持自由吗？

我瞧见一个很小的孩子，还不到八岁，被两个便衣警察带走了。那孩子像个猎物，拼命挣扎，只好两个人上手抓他；他又哭又叫，两脚乱踢，还要咬人……过了将近一小时，我差不多又从原来的地方经过，又见到那个孩子：　他安静地坐在人行道，旁边只站着那两名警察中的一个，正跟他说话呢。那孩子不想逃了，还冲警察笑呢。一辆大卡车开到，停下来，警察扶那孩子上了车。要把他送到哪儿去呢？我不得不叙述这件小事，就是因为在苏联令我感动的，还很少有警察如此对待孩子的这种事：　他那令人信服的温和声调（啊！我真想听明白他对孩子讲的话），他那笑容所善于表达的至爱，他抱起孩子时的那种深情的爱抚……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Moujik Mare?——值得来苏联看一看。

访苏归来 补正

（1937年6月）

<h3>一</h3>

我的《访苏归来》一发表，就给我招来许多谩骂。罗曼·罗兰的责难令我难过。我从未仔细品味过他的作品，但是至少我十分敬重他的精神人格。我的忧伤来源于此：　在竭尽表现其伟大之前生命便完结的人何其寥寥。我相信《超然于混战之上》的作者，肯定要严厉评价老迈的罗兰。这只老鹰筑好了巢，就在巢中安歇了。

除开谩骂者，也有一些善意的批评。我写此书是为回答善意批评者。

在所有人中，平常极为聪明的保尔·尼赞<span class="" data-note="保尔·尼赞（1905—1940），法国随笔作家和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1939年8月23日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他同共产党决裂了。——译注"></span>，却对我作出一个极特殊的指责：“把苏联描绘成一个不再变化的世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看到这一点。我已然说过，苏联月月都在变。正是这种情况令我害怕。苏联的状况逐月恶化，越来越远离我们期望于她的当时和将来的样子。

自不待言，我赞赏你们信任和爱戴的一贯性（我这样讲并无讥讽之意）；然而，同志们啊，你们开始不安了，承认这一点吧。你们越来越惶恐地发出疑问（比如说面对莫斯科审判的问题）：　我们要一直赞同到什么地步？你们的眼睛，迟早会睁开，而且不得不睁开。到那时，你们这些正派人就会问自己：　我们怎么可能这么久闭着眼睛？

再说，最了解情况的那些正派人，也不大反对我的论点，他们只是寻找并提出一些解释的理由。是的，解释，同时也是辩解，为糟糕的事态辩解。须知对他们而言，仅仅说明如何走到这步田地还不够（归根结底，这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还必须证明走到这步田地是对的，至少先经过这一步再求更好是对的；还要证明，沿着同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理想背道而驰的这条路走下去，照样能通向共产主义，舍此没有别的路可走，唯独我一点也不得要领。

有人说我这本书观察太肤浅，匆匆下判语。就好像苏联令我们着迷的不正是第一层表面！就好像不是更加深入观察，目光就不能碰到最糟的情况。

恰恰在果实的深处隐藏着蛀虫。然而，当我对你们说：　这个苹果虫蛀了，你们却指责我没有看清楚——或者指责我不喜爱苹果。

假如我只停留在赞赏上，你们绝不会指责我（肤浅）了，可是那样一来，我就名副其实肤浅了。

你们这类批评，我早已领教过。我的《刚果之行》和《乍得归来》，也差不多招来类似的批评。当时有人驳斥我：

1．我所指出的滥施淫威是个别现象，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我所指出的事实，他们毕竟否认不了）。

2．要找出足够的理由赞赏现状，只需比较原先的状况，（殖民地）被征服前（我差点说：　革命前）的状况。

3．我感到痛心的种种现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我却不解其故：　这是为了更好前景的阵痛。

那时对我的批评、抨击和谩骂，全来自右派势力；而你们这些左派人士，那时就不大考虑我明显是“外行”，抓住我那些声明如获至宝，认为正符合你们的方向，可以为你们所用。同样，到了今天，假如我只赞扬苏联，说那里万事如意，你们也就绝不会指责我这么外行了。

不管怎样（只有这一点对我很重要），后来，调查委员会在刚果证实了我指出的一切。同样，我收到的大量见证、我所能看到的报告、公正的观察家（不管他们现在是，或者去苏联参观之前曾经是多么伟大的“苏联的朋友”）的记述材料，纷纷来证实我对苏联现状的看法，同时也增加了我的担忧。

我的《刚果之行》一大弱点，我的见证极脆弱之处，就是我不能讲出资料的来源，不能点出他们的名字而使他们受罚；他们相信我谨慎而向我提供了情况，或者给我看了通常不宜公开、我也不便引用的文件。

<h3>二</h3>

有人指责我根据极少的事例，作出极大的判断，看到几个孤立现象，就匆忙得出轻率的结论。我观察并列举出来的事实，也许一点不错，但那是极个别的，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我只讲了我观察到的最典型事例（下文中，我还要举出一些事例）。本书刚写的时候，我就认为没有必要堆砌那么多报告、数字和统计数据。首先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只采用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情况；其次，也因为我不十分相信官方数据。特别是这类数据这类“图表”（况且我也研究过），在别处也能见到。

不过，既然有人向我提出来，我就举出几个实例说明。

菲尔南德·格列尼埃、让·彭斯和阿莱桑德里教授，我想是集体去苏联旅行的，另外大约还有159人，同他们一样是“苏联的朋友”。这三位指控者（被告就是我）所做的见证，如果有些混同，那丝毫也不奇怪。他们为了证明我错了，引用了同样的数据，即他们不经核实就接受提供给他们的数据。

我力求解释他们的数据，为何同其他见证人举出的数据不相符合：　其他见证人长期在苏联工作，有时间深入“下层”，当然更加了解情况——而那162位游人仅仅走个过场：　他们的行程前后二十天，从8月14日至8月28日，在俄罗斯总共逗留十四天。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能看到许多，但仅仅是别人安排他们看的东西。他们谁也不会讲俄语（我指的是三个指责我的人）。我希望，这回他们也允许我认为，他们的声明未免肤浅。

我已经说过，在法属赤道非洲，只要有人“陪同”旅行，我就觉得几乎一切都很美好。我一旦离开总督的轿车，决定独自徒步走遍整个地区，以便同土著人直接打交道，历时六个月，我才开始看清楚了。

唔！在苏联，我当然也参加过那些模范工厂、那些俱乐部、那些学校、那些文化园、那些托儿所，也同样令我欣喜；我完全同格列尼埃、彭斯和阿莱桑德里一样，巴不得自己被迷住，再以此去迷住别人。自迷和迷人该有多痛快呀，真希望我点了名字的这些人要确信，我一定有极大的理由，才能抵制这种迷惑，而我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轻率地”下了结论。

让·彭斯的诚意令人敬佩，他那深信不疑的态度也令人感动，就像一切天真幼稚的举动那样。别人说什么他信什么，不去考察，当然也不作批评，一如我本人初到时的表现。

看到他举出的（或者阿莱桑德里和格列尼埃举出的）某些数字，例如一座工厂的产量，我也承认非常了不起。不过，我也请这些同志考虑一下《真理报》透露的情况，以下便是我从1936年11月12日那期摘录的：

“第二季度，雅罗斯拉夫工厂提供的汽车零件总量（这是大肆宣扬的官方统计看重的唯一数字）中，计有4000件废品，而第三季度，废品则达到27270件。”

在12月14日一期上，《真理报》谈到某些工厂生产的钢时，写道：

“2—3月份，就淘汰了4.6%的废钢，而9—10月份，则淘汰了16.20％。”

“有人破坏。”会有这种说法。近来审理的几件大案，就好像为这种说法提供依据（而且互为佐证）。然而，由此仍旧可以看出，这些废品正是人为的生产冒进所付出的代价。

计划固然非常美妙，但是，鉴于现有的“文化”水平，要超过一定的产量，只有巨耗才可能。

依杰夫斯克工厂生产的损耗，从4—8月份为416000卢布，而仅仅11月份，就高达176000卢布。

运输卡车频繁出车祸，既有司机疲劳驾驶的缘故，也有汽车质量差的原因。1936年经过检验的9992辆汽车中，就有1958辆不合格。某个运输部门24辆货车，23辆不能运行；另一个运输部门52辆车，则有44辆不能运行。（《真理报》1936年8月8日）

1935年计划公布的唱片产量为50000000张，其中很大部分要由诺金斯克工厂生产，即4000000张；然而，这家工厂只生产了1992000张，次品却高达309800张。（《真理报》1936年11月18日）1936年第一季度产量，只达到计划指标的49.8%；第二季度产量，则达到32.8%，而第三季度，就只有26%了。

一方面产量逐渐下降，而另一方面，废品数量却飙升：

第一季度……156200件废品，

第二季度……259400件废品，

第三季度……614000件废品。

至于第四季度，完整的结果还没有公布，但是有理由预料情况还要糟，因为仅10月份，就出了607600件废品！由此可以判断出，每件合格品的“成本价”会有多高。

“劳动英雄”厂供应给莫斯科小学生的2000000册练习本，99%无法使用。（《消息报》1936年11月4日）在罗斯托斯，不得不扔掉8000000册练习本。（《真理报》1936年12月12日）

一家合作社售出的150张椅子，就有46张一坐就断裂了。供应的2345张椅子，就有1300张不能使用。（《真理报》1936年9月23日）

外科医疗器械质量也同样低劣。苏联著名外科医生布尔杰恩卡教授就特别抱怨，精密外科手术器具质量非常糟糕，在手术中，缝针经常弯曲或者折断了。（《真理报》1936年11月15日）

部分列举的这些资料，应该让那些捧场的人收敛一些了。不过，宣传机构是不会考虑的。

我们还应当看到，延误交货和质量低劣，必然引起抗议，有时甚至打官司，结果严厉惩罚厂家，而报纸披露出来，也旨在改进生产。

自我批评，在理论和原则问题上极端缺乏，但是一涉及实施所通过的计划，就会充分发挥作用。我们从《消息报》（1936年6月3日）了解到，莫斯科一些区，现在每65000居民才有一家药店；在另一些区，每79000居民才有一家药店；而全市的药店也不过102家。

在1937年1月15日的《消息报》上，我们还能看到：

“禁止人工流产的法令颁布之后，每月出生的婴儿，在莫斯科达到10000名，比法令颁布之前增长65%。比较出生率的这种增长，妇产医院的床位仅增长了13%。”

托儿所和幼儿园一般都很出色。然而，根据瓦尔特·西特赖尼<span class="" data-note="“……如果每个孩子都入托的话，那就需要2000000个位置。然而……入托的孩子仅有1/8。那么到了1937年，工人数目要达到28000000,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仍然只拿城市托儿所为例，鉴于所有孩子入托就需要解决2800000个位置，而实际只能解决700000孩子的食宿。因此，这个计划即使完全实现，也只有1／4的孩子能入托。”——瓦尔特·西特赖尼先生：　《我在苏联寻找真理》第296页。（原作这段引文为英文。）——原注"></span>的评估，1932年，有1/8的儿童进入托儿所和幼儿园……新计划如果完全实现的话，这种比例能翻一番，即2/8的儿童可以入托或入园。有改善，但还是满足不了需求。不过，工人住房的形势，恐怕越来越严峻。新的建房计划远远低于人口增长的需求。本来住三人的房间，不久就要住进四个、五个人了。还要补充一点：　近期完工的工人住宅，相当数量建造得很仓促，确切地说，施工极为马虎，并且使用质量低劣的材料，可以预料要不了多久，就不能住人了。

瓦尔特·西特赖尼最关切的，还是住房这一可悲的问题。在巴库附近的油田，尽管官方向导竭力转移他的注意力，他还是参观了工人的家居。“这个国家不乏肮脏的住房，可是我在这里看到的几个样板，就更惨不忍睹了。”他说道，“处处看着都肮脏不堪。”向导还极力解释，应当把这看成是“沙皇政权遗留的问题”，但无法让他信服。西特赖尼反驳道：“今天，不再是百万富翁来开采石油……革命胜利都十八年了，怎么还忍心让你们的劳动者住这种破房子！……十八年来，就让几十万工人住这些‘工棚’，不闻不问，想想不是叫人伤心吗？”

伊翁先生在他的《俄国革命变成了什么》小册子中，也列举出这种物质匮乏的事例，而且补充说：“住房这样紧张的原因，是革命政权热衷于‘超过资本主义’，一味建大工厂，组织人力搞生产，而不去关心他们的福利。远远一望，这一切看似非常宏伟……走到近前，这景象真令人痛心。”

<h3>三</h3>

对我的《访苏归来》最有价值的指责，有一条就是认为过分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只要其他更为急迫的问题尚未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就应当搁置后面。这种指责还有一层来由，就是我认为有必要收录几篇我在那里所作的，并且引起争议的讲

演。在如此薄的一本书中，那些讲演占的比重太大，不免引人注意。此外，几篇讲演都是我此行初期所作，那时我还相信（是的，当时我就是这样天真），在苏联，大家能够认真地谈谈，坦率地讨论文化；那时我还不知道，社会问题多么落后，多么悲惨。

但是，我还要申辩，不能把我所讲的话，只看作是一个文学家的要求。我讲思想自由的时候，所指的是另一回事。科学也同样跟着随声附和。

某位著名学者主张的理论，只要显得不大符合正统，就不得不自我否定。某位科学院院士也承认“他以前的研究是谬误的”，“可能被法西斯所利用”。他自己就这样公开声明。（《消息报》1936年12月28日）他迫不得已，承认《消息报》奉命对他的指控是准确的，即怀疑他的研究工作中有“反革命妄想”的凶兆。［见附录（二）中的《1936年10月在医学院所作的一份报告的摘录》］

爱森斯坦停止了工作。他必须认“错”，承认自己失误了。他拍摄了两年、耗资两百万卢布的新电影，不符合官方学说的要求，因此遭禁是理所当然的。

还有司法啊！谁想得到呢？正是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亚近来的审判，促使我遗憾地写出这样一句令你们气愤的话：“我不免怀疑，如今在任何别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还能看到更不自由、更低三下四、更战战兢兢（惊恐万状）、更俯首帖耳的思想了。”

人们总抓住“取得的成果”，谁也不愿意那么快就放手，于是乎，失业没有了，卖淫没有了，男女平等了，人有尊严了，教育普及了……然而仔细审视一下，就会看到这些美好的成果，每一样都缩水了。

我仅就教育问题，讲一点具体情况；其他问题，我们在旅途中所见就足够了。

不错，到苏联旅行的人，会遇见大量渴求知识和文化的青年。他们的热忱，比什么都令人感动。我们所到之处，都应邀参观了青年所拥有的设施。我们由衷地赞赏苏联政府1936年2月颁布的法令，“要在1936至1937年度，完全扫除文盲，其中包括读写全不会的4000000劳动者，以及2000000半文盲”。然而……

“扫除文盲”的问题，早在1923年就已经提出。完成扫盲的这项“历史”（他们的说法）任务，要赶上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1927）。讵料，1924年，卢那察尔斯基已经提到“灾难”了：　创办的小学不到50000所，而在旧制度下，全国人口少得多，尚有62000所小学。

总之，既然有人不断要求我们拿苏联的现状同革命前作比较，我们就不能不指出，受苦阶级的状况，在许多领域都远远没有得到改善。不过，话题还是回到学校问题上来。

卢那察尔斯基指出（1924），农村小学教师的工资往往要拖欠六个月，有时根本不发。他们的工资每月还不到10卢布（!）。这个时期，卢布值固然高些。但是，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对我们说：“面包涨价了，现在，小学教师月工资10—12卢布，买不到从前4卢布买的面包（1923年11月之前，小学教师月工资为4卢布）。”

到了1927年完成扫盲任务的规定日期，文盲还照样存在，《真理报》1928年9月2日就指出，扫盲处于“停顿状态”。

然而，从那以后，总归取得一些进展吧？

我们在1936年11月16日的《消息报》上看到：“新学年头几天，许多学校就向我们打来报告，说明学生的文盲状况十分惊人。”

在新建的学校里，不适应学习的学生比例特别高，可能达到75%（仍然根据《消息报》的报道）。仅莫斯科一座城市，就有64000名学生不得不留级。在列宁格勒，留级的学生有52000名，还有1500名学生留两级。在巴库，成绩不及格的学生，25000名俄罗斯学生中占20000名，而21000名土库曼学生则有7000名（《巴库工人报》1937年1月15日）。此外，还有大量学生逃学。“近三年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所技术学校，逃学者的数量高达80000人次。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教育学院，逃学者占24%，楚瓦什教育学院退学率则高达30%。”报纸还补充道：“教育学院在校生也显示出令人极度惊愕的文盲状况。”

再者，这些学院招收的合格学生，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占54%，在白俄罗斯只占42%，在塔吉克斯坦则占48%，在阿塞拜疆能占40%至62%，等等。

1936年12月26日的《真理报》也告诉我们，高尔基的家乡有5000名孩子根本不去上学。此外，退学的学生，第一学年末会有5984名，第二学年末有2362名，第三学年末则有3020名。显而易见，坚持学下来的全是优秀的学生。

为了阻止中途辍学，一所技工预科学校的校长想以每人罚款400卢布的办法，打击那些退学者！（《东方真理报》1936年12月23日）。报道没有讲这笔罚款是否一次付清；看来一次付清很难，因为受处罚的学生家长每月才挣100—150卢布。

教科书严重缺乏。至于要使用的课本，简直错误百出。1937年1月11日的《真理报》十分气愤地提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官方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无法使用。教育出版社刊印的一份欧洲地图，爱尔兰浸在咸海中，苏格兰的一些岛屿漂到里海上，而萨拉托夫城则离开伏尔加河，移到北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小学生练习本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张乘法表：

8×3＝18，7×6＝72，8×6＝78，5×9＝43，等等。（《真理报》1936年9月17日）

现在大家明白了，在苏联，会计们为什么经常使用珠算。

备受赞扬的扫除文盲的著名计划，久拖不能完成，这也是因为那些不幸的小学教师，孤立的劳动者，常常拿不到微薄的工资，不得不另谋生路。1936年3月1日的《消息报》把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归咎于官僚主义的拖拉（或者资金被挪用），仅在古比雪夫地区，国家拖欠教师的工资就高达50多万卢布。在哈尔科夫地区，国家欠资竟然达到724000卢布，等等。因此，人们不禁发出疑问，小学教师还怎么生活呢，恐怕文盲还未扫光，教师就先走光了。

但愿不要产生误解：　我很遗憾援引这些残酷的数字。形势如此可悲，只能令人痛心。但是，我反对你们出于盲目，或者昧着良心，将明显可怜巴巴的结果，当作辉煌的成就介绍给我们。

<h3>四</h3>

正是你们吹嘘得太高，我的信赖、激赏和快乐，才痛心得一落千丈。我并不指责苏联没有取得更好的成就（他们现在向我解释说，苏联若取得更好的成绩不可能再快了，这一点我应当理解；他们强调她起步极低，是我绝对料想不到的；现在成千上万的工人生活的贫困状况，还是旧制度下受压迫的民众所不能企望的。我甚至认为，这样讲未免夸张了一点）。不，我特别要指责苏联的，是大肆宣扬那里的工人境况多么美好，多么令人羡慕。而我要指责我国共产党人的（唔！我不是指那些上当受骗的同志们，而是指明明知道，或者至少应当了解真相的），是有意或无意向工人说了谎——如果有意，则是出于政治需要。

苏联工人依附于工厂，如同农村劳动者依附于集体农庄或村苏维埃，如同伊克西翁依附于转轮。一名工人，不管有什么理由，希望改善点处境（生活减少点困苦），他如果要变动一下，那就得当心：　他是入了编的，归了类的，上了套的，无论去哪儿都可能碰壁。即使不换城市，只离开原来的工厂，那么他凭劳动而难得分到的住房（而且并不免费），也要被收回去。工人离开工厂，大部分工资就要扣除；同样，庄员离开集体农庄，就要失掉他参加集体劳动的全部收益。反之，如果是组织调动，他就不能不服从。劳动者没有去留的自由，既不能喜欢留在哪儿就留在哪儿，也不能去爱情或友谊呼唤他去的地方。<span class="" data-note="“国家既绝对掌握经济运转的物资要素，也同样专断人的要素。劳动者不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在苏联的国土上，他们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需国内通行证）；罢工权利被取缔，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稍有抵触情绪，就要遭受极严厉的惩处。”（吕西安·罗拉：　《苏联经济一瞥》，载于38期，1937年2月）——原注"></span>

如果他没有入党，那么党员同志们就会骑到他的头上。要想出人头地，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入党，被党接纳（这并不容易，除了要掌握特殊的知识，还必须具备完善的正统观念和献殷勤的灵巧手段）。

一旦入党，就再也不能退出，如退党就随即失去地位和职务，也失去此前努力所赢得的全部优惠，同时还会面临所有人的猜疑和报复。因为，人们不禁要问，在党里好处多多，为什么要退出呢？党给了你多少实惠啊！作为交换条件，只要事事拥护，不再独立思考就行了。既然承认一片大好，还有什么必要考虑（还是独立思考！）那么多呢？一旦独立思考，随即就变成“反革命”。思想成熟了，就该打发到西伯利亚去。

晋升的一种极好途径，就是告发他人。这样，你就能同警察局建立起关系，立即受到保护，但同时也受人利用。须知一旦入这个道，就再也不能顾忌荣誉或友谊了，必须走下去。再说，这种训练很容易，而密探又受到庇护。

在法国，一家党报出于政治原因，要诋毁某个人的名誉，就得找此人的政敌去干这种卑劣的勾当；而在苏联，则要去找此人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并不去请求，而是要求。最有力的打击，是由背弃加力量的打击。想要毁掉一个人，让朋友背离他也同样重要，让他朋友提供证据。（例如，把昨日的同志皮亚达科夫和拉狄克煽动起来，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然后再毁掉他们两人的名誉，也把他们拉出去枪决了。）如果拒绝卖友，不肯干这种卑鄙的勾当，想救朋友，那他就要成为他朋友的陪葬品。

结果大家对任何事、任何人都疑虑重重。小孩子的天真话，也可能把你葬送掉。大人不再敢在孩子面前说什么了。每个人都监视别人，监视自己，又被别人监视。再也没人敢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了，也许只有在床上，如果信得过妻子，还能说说体己话。X就开玩笑似的断言，这就足以说明结婚率为什么那么高。不结婚而同居的人，心里就没有那么踏实了。想想看：　有的人十多年前说过话被人翻出来，就受到了惩罚！整天这样，天天这样谨小慎微，实在叫人受不了，回到家里，总是越来越急切地在枕边倾诉心里话。

为免遭人揭发，最合适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况且，听见怪话而不立即汇报，就要被关起来或者流放。告密是公民的一种道德规范。从小就抓起，经常“汇报”的孩子就受到表扬。

为了让博洛霍沃模范城这个小小的天堂接纳，一个强盗痛改前非还不够，还必须供出同伙。给告密者这种奖赏，正是格伯乌惯用的调查手段。

基洛夫被暗杀之后，警察机构便加紧收网。年轻人将请愿书交给埃米尔·维尔哈伦之举，韦德拉克很赞赏，还绘声绘色地讲述，而这种事，今天肯定不可能发生了；同样，（高尔基非常出色的书中的）母亲及其儿子的革命活动（请读成：　反革命活动）：　昨天，在自己的周围，能够找到帮助、支持、保护与合作，而如今只能遇到监视和告密。

重新形成的社会阶梯，从上到下，最为得意的，就是那些最驯顺、最怯懦、最屈从、最卑劣的人。凡是扬起额头的人，一个一个不是被削掉脑袋，就是流放了。红军也许稍微幸免一点儿吧？但愿如此。若是同样处理，那么要不了多久，当时深受我们爱戴的这支令人敬佩的英雄部队，就会只剩下刽子手、唯利是图者和牺牲品了。

苏联工人变成了不幸的困兽，一旦失宠，就要挨饿，就要受挤压而被碾碎，甚至不敢抗议一声，甚至不敢高声发发牢骚，他们又制造出一个上帝，要在祈祷中求生路，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向人间能求助什么呢？……

我们读到新闻：　圣诞节的几场弥撒，教堂都爆满了，这没有什么令我们感到惊讶的。“鸦片”就是给被剥夺精光的人预备的。

三个月来，我在这里（在库沃维尔）喂养了从巢里掉下来的一只斑鸠，现在刚刚发现，在鸟笼角落的饮水盂旁，有两颗喂鸟的麦粒发了芽：　两颗麦粒滚落到笼边连底的夹缝中，从时而外溢的饮水盂中得到必要的水分，就突然一下子（也就是说我突然一下子瞧见）冒出嫩绿的细芽，已有四五厘米高了。这种极其自然的现象，我见了却万分惊叹，很久不想别的事情。不错，人们数麦粒，掂掂分量，眼前的麦粒乖乖地滚动，可以随意摆弄，好似椭圆形的坚硬的小东西。突然间，其中一粒要表明：　它毕竟是一件活物！让养鸟人目瞪口呆。他俯身看着笼子，早就不想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家，依我看就特别缺乏能使种子软化而发芽的这种心情。当然，这里不是感情问题，必须伸张正义的事，求助于怜悯之心就等于缘木求鱼。见着不幸就心生怜悯，洒下泪水，本来应当阻止不幸，却用眼泪去浇灌并维系。（绝不让革命所需要的炸药受潮，也同样非常重要。）

人们所说的心，不用就要“衰竭”。由此可见，要达到一定程度的枯竭，就未免太容易了：　由于（或者为了）总体的改善，个人就要一定程度贫困化……这种种考虑，会把我拉得太远，还是留待以后吧。

<h3>五</h3>

费尔南德·格列尼埃先生引用并赞成我在《访苏归来》中的这句话：“至少有这样一项成就： 在苏联，大多数人不再受剥削，而让少数人得利。这很了不起。”格列尼埃还补充道：“的确，同志们，这很了不起！”于是赢得听众的掌声。

的确，这很了不起，曾经很了不起。但是，这种说法不再准确了。这一点很重要，因而我要强调。伊翁说得完全正确：“资本主义的消失，并不一定带来劳动者的解放。”法国无产者最好理解这一点。进而言之。最好已经理解了这一点。至于苏联无产者，他们开始丧失最终为自己劳动，从而赢得尊严的这种梦想。毫无疑问，剥削他们劳动的，不再是股东资本家了。然而，他们还照样受剥削，而且剥削的方式还特别狡诈，特别巧妙，特别迂回，弄得冤无头债无主，劳动者不知该向谁算账了。正是他们的超低工资，保证别人拿超出比例的工资。享受劳动成果，享受“超额劳动”成果的，不是劳动者自己，而是那些受优待的人，那些红人，那些俯首帖耳、脑满肠肥的人；他们用从劳动者微薄的工资盘剥下来的钱，凑足他们每月10000卢布或更高的收入。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就在这里抄录伊翁先生列的有说服力的工资表。谁也不敢怀疑此表的准确性：

</tr><tr><td>高级负责人，专家，高级官员，某些教授、 艺术家、作家</td><td>1500～10000卢布，甚至更多；有些人每月收入高达20000～30000卢布</td>

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对比表，说服力也并不逊色。

工人养老金：　每月25—80卢布，没有任何其他补助。

高级官员和著名专家的遗孀抚养费：　每月250—1000卢布，还拥有终身享用的别墅或公寓，领取子女教育费，有时甚至领取孙子的教育费。

下面还有扣除工资的规定（月工资不足150卢布者，部分减免）：　约占收入的15%—20%。我不能列举整个章节，但是整个小册子都值得一读。

工资每天5卢布，往往还要少。可以同我国的工资相比较，甚至同我们的失业救济金相比较。不错，他们那儿的面包比法国便宜（1936年，黑面包每公斤0.85卢布，白面包每公斤1.70卢布），然而，最普通的服装、生活必需品却是“天价”。卢布在“调整汇率”之前，购买力略低于法郎。他们不大爱谈工人在工资之外，还享受哪些待遇，只因工资越高，待遇往往越高。

人们不禁要问：　加工制品，甚至农副产品（牛奶、黄油、鸡蛋、肉类等），既然由国家统售，价格为什么还那么高呢？只要商品还不充裕，只要供应还极其低下，满足不了需求，那么压抑需求也不算是下策。货物只供给付得起高价的人。而广大群众缺衣少食就只好忍受了。

广大群众很可能不赞成这种制度，因此，就根本不让他们讲话。

让·彭斯先生激赏平均工资的逐渐上升：

1934年：　180卢布（平均）

1935年：　260卢布（平均）

1936年：　360卢布（平均）

我却要提请他注意，普通工人的低工资还是原封未动，这平均工资的上升，是大部分红人及其涨高的工资给拉起来的。

再说，平均工资的提高，也赶不上生活总费用的提高，但愿卢布别丧失其购买力。

于是产生了这种荒谬的情况：　每日工资五卢布，甚或更少，将绝大多数劳动者置于近乎悲惨的境地，以便保证一些特权人物享受更高的待遇——也为了提供经费加强宣传，让我国工人相信，苏联工人生活很幸福。还不如知道他们并不那么幸福，也好让法国工人觉得更加幸福一点。

<h3>六</h3>

不再感到受剥削，这很了不起。然而，明知道还受剥削，却弄不清受谁的剥削了；自己生活穷困，又不知道该怪谁，该指控谁了！……在这种怨恨无处发泄的环境中，恐怕塞利纳<span class="" data-note="路易-费尔迪南·塞利纳（1894—1961），法国作家，发表有等著名长篇小说。1936年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写了批评的小册子《我的罪过》（1937）。——译注"></span>有理由看出恐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话掷地有声：

我们这里，还在寻欢作乐！没人迫使我们有什么奢求！大家还是“被压迫者”！我们可以把命运的全部魔法，都算到吸血鬼的账上！算到“剥削者”这个毒瘤的账上！然后，就像婊子那样做人。不让人见，也不为人所知！……怎么，从什么时候起，人再也无权摧毁什么啦？甚至连咕哝几声都不行啦？生活变得叫人无法容忍了！……（《我的罪过》）

今天上午（1937年2月8日），X得意扬扬地拿来昨晚一期的《时报》念给我听：

“‘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乌克兰的预算增加了七倍多。新的预算大部分费用，都投在社会与文化设施上，其中2527000000卢布拨给公共教育，1227000000卢布拨给公共保健卫生事业。’——嗯，这您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打开路易·费舍尔这本特别为苏联说好话的书，翻到196页，作为回答也念给X听：

“我得出的印象，当政的无产阶级正让位给一些竞争者。须知正在建设中的十六所新疗养院（在基斯洛沃茨克，要建成‘世界最大的温泉疗养院’），几乎全是由政府机构出资兴建的，如国家银行、重工业委员会、邮电委员会、《真理报》等。这些机构也雇用工人，但是我想象得出，比起工人来，官员更容易进入温泉疗养院。”

路易·费舍尔谈到“工会的无所作为”时，语气非常温和。照他的说法，工会完全可以阻止官员、工程师以及其他“战略上举足轻重的集团”占据最好的住房，超比例拥进温泉疗养院，等等。不对，不对，在官僚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工会根本无能为力。有人对我们说过，那是无产阶级专政。离这种说法越来越远了，越来越像“官僚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因为，无产阶级要选一个能维护受损害的利益的代表，甚至都不可能了。民众投票，无论公开还是秘密的，都成为一种讽刺，一种走过场：　所有任命，都是自上而下决定的、产生的。人民仅仅有权选举那些内定的人。无产阶级被玩弄了，嘴塞住说不了话，全身捆住动弹不得，几乎不可能反抗了。哼！斯大林运筹帷幄，稳操胜券了，还赢得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热烈掌声。这些共产党人还相信，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会相信，他们至少在苏联取得了胜利，而且认为凡是不鼓掌的人，全是敌人和叛徒。

自从新经济政策结束之后，官僚阶级势力大增，根须甚至插进了村苏维埃和集体农庄。1936年9月16日的《真理报》，经过调查估计，以农机站的编制人员为例，人浮于事的职员占14%以上。

这个官僚阶级，初创时作为管理工具，后来成为统治工具；而有些人声称，连斯大林都成为这个官僚阶级的奴隶。一些毫无能力的废物，若想把他们从闲职裁减下来，简直比登天还难。1929年，奥尔忠尼启则就惊呼，“无用之人数目如此庞大”，他们根本不想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起阻止社会主义成功的作用。“真不知道如何安置这些人，哪儿都用不着，只好把他们放在监督委员会。”他这样说道。然而，这些人越无能，斯大林越能依靠他们俯首帖耳的忠诚：　因为，他们的优越地位，完全得之于受宠。自不待言，他们是这种制度的热烈拥护者。他们为斯大林的利益效劳，也就保护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为避免官员变成官僚，列宁认为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　第一，不断调动和随时改选；第二，官员与中级工人的工资持平；第三，他强调，所有人都参与监督，以便随时撤换不合格的官员，不允许任何人变成“官僚”。这三个条件无一履行。

从苏联归来，重读列宁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不能不感到痛心。因为在苏联，今天比昨天离目标还要远，我不仅仅指远离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指远离了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

在列宁的这本小册子中，我们还读到：

“考茨基大致这样说：　将来，只要有当选的职员，就还会有官员，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官僚阶层还将继续存在！大错特错了。马克思以巴黎公社为例，指出社会主义制度里，担任公职的人，不再是‘官僚’，官员了，因为，除了选举制度，还要逐渐建立起随时撤换的机制，逐步把官员的收入缩减到工人的平均水平，并且以劳动法规取代议会法规，即制定各种法律，依法办事。”

人们不禁要问，考茨基今天是不是该反击了？考茨基和列宁这两个人中，今天斯大林会把谁关起来或枪决呢？

<h3>七</h3>

新宪法不只在一点上，着重事先回答批评，防备它完全清楚该受到的攻击。领导阶层也完全了解，国家机器的领导脱离了人民，在人民和宣称代表人民的人之间，一切真正的联系都断了。这正是他们所希求的。因此，要让人相信这种联系空前地紧密，就尤其重要了。要让人相信，“群众对苏维埃机构的监督加强了，苏维埃各机构也增强了对群众的责任感”。1936年3月13日的《人道报》这样写道。它还补充一句：“新的选举制度，又将加强人民选出的代表和广大选民的联系。”好极了！这话讲得多漂亮，因而这篇文章往下可以毫不掩饰，他们就是打算“指导选举”，“批评坏的候选人，不待那些人在秘密投票中惨败就公开反对他们”。这种如临大敌的设防，实在不能叫人称赞。想想啊！再出现1934年10月19日那种失误，那就太叫人难堪了。那天，竟然任由人民选举了（例如基辅地区委员会的全会上）“今天揭露出来的党的敌人”。因此在选举前，必须迅速“清除发展党的积极核心的一切障碍”。只有在这方面万无一失之后，才能进行“自由”选举。

正因为如此，我不讲出一位撰稿人的名字，深恐给他招来指责，给他惹起麻烦——尽管他完全拥护斯大林的苏联和新宪法，他在赞扬中，还是贸然讲出这一稍许保留的看法：

“我们恰恰担心，在现行制度下，国家机构不再像苏维埃体制时那样，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而是相反，逐渐拉大了差别。”

“为什么？……”

“因为，选举者之间就有差异，选举者和他们选出的代表之间就有差异。”

这位失慎的批评者还敢提醒说，“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六十个公民中，就有一个是某一级苏维埃代表”，而且“不管哪一级苏维埃，都是金字塔上的一块石头，对国家的总政策施加了影响”。殊不知，这恰恰成为妨碍，这恰恰需要整顿：“基层的常设政治支部已不复存在。”

我们只能完全赞同瓦尔特·西特里尼先生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表示：“确信苏联一如其他专政国家，是受一小撮人统治，在治理国家方面，人民大众根本没份儿，有份儿也微乎其微。”

总而言之，迄今为止，付出代价的总是老百姓，不管是以多么间接的方式。无论是以这种还是那种方式——例如，出口老百姓最需要的食品，或者保持农产品收购和销售之间的惊人差价，或者直接征收几成——必不可少的公积基金一直欠缺，每积累一笔总是损害工农阶级，损害他们的消费基金。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情况就是如此，而且还在持续下去。这种公积金，除了维系整个政府机器的运转之外，如果还用于具体的、实用的、慈善的项目，那还说得过去。如建立医院、休养所、文化馆等，人们还可以相信，老百姓能享用，或者希望老百姓会享受得到。然而，在如此穷困的时期，还要用公积金，建造一座令让·彭斯同志瞠目结舌的苏维埃（苏维埃亡灵）宫殿，又该让人怎么想呢！想一想吧！415米高的一座纪念碑（“纽约人脸都要气白了。”他说道。），上面还有一尊七八十米高不锈钢的列宁雕像，仅一根手指就十米长。好啦！工人至少会明白，他们为什么饿得要死。他们甚至还会想：　这样也值得。虽然缺乏面包，还是有所充实（能够充实的，恐怕主要还是其他人）。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还能让工人们投这宫殿的票，您就等着瞧吧，而且还一致通过！问一问俄国人民，提高福利和这座宫殿，他们究竟喜欢哪一个？没有一个人不会回答，不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首先要宫殿。

“我在首都每看见建立一座宫殿，就恍若看见全体国人都塞进破房子里。”（《社会契约》Ⅲ，13）苏维埃工人“塞进破房子里”？哼！斯大林喜出望外！他们全给关进又脏又破的小屋里。

我访问苏联时，并未了解所有这些情况；同样，我在刚果旅行时，也不了解殖民大公司的运作情况。在这里也如同在那里一样，我观察到一些惨不忍睹的实况，还弄不清楚前因后果。直到写完关于苏联的这本书，我才把情况了解清楚。西特林、托洛茨基、梅尔西尔、伊翁、维克托·谢尔盖、勒盖、鲁道夫，还有许多别人，他们把资料提供给我。他们告诉我的，以及我仅仅产生怀疑的这一切，都证实并加剧了我的担心。法国共产党到了该睁开眼睛的时候了，也到了该停止向它说谎的时候了。否则的话，劳动人民就该明白，他们被共产党人欺骗了，正如今天，共产党人被莫斯科欺骗了一样。

<h3>八</h3>

三年来，我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过分浸润，结果到了苏联，反倒十分迷惘了。此外，游记、满怀激情的描述、赞扬的文章，我看得也太多了。我的很大过错，就是过于相信那些颂扬。这也是因为，本可以对我起警示作用的那一切，说得语气又太刻毒……我情愿相信爱而不相信恨。是啊，我总是信赖、认同。因此，在那边令我不自在的，既不是那么不完善，也不是马上又发现我要逃避的款待、我希望取消的特权。毫无疑问，尽地主之谊，很好地招待一位客人，处处向他介绍最好的东西，这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令我惊诧的是，最好的和普通的之间，相差十万八千里，天壤之别：　特权无比美妙，而普通生活却那么低劣，或者那么糟糕。

也许是我的思想因接受新教的教育，形成一种怪癖：　我总戒备有所图的想法和“悦耳”的见解。我是想说：　讲这话的人可能有利可图。

真的，苏联政府给予艺术家、文学家，给予所有歌颂它的人一种极大的优惠，它能从中得到什么益处，我看得一清二楚。同样，文学家拥护政府，拥护如此优待他们的一种政体，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也看得太明白了。于是，我随即警觉起来，唯恐自己也受不住诱惑。那里对我毫无限度的款待，真叫我害怕。我去苏联，不是要重又享受特权。在那里等待我享用的特权，实在是明目张胆。

这一点，为什么我不能讲出来呢？

莫斯科的报刊曾经刊登消息，说是短短几个月，我的几种书就卖了四十多万册。我让大家估计一下我的版税率。还有文章，付的稿酬简直太慷慨了！关于苏联和斯大林，我若是写篇颂扬文章，那会发多大的财啊！……

这种种考虑，既不可能约束住我的赞扬，也阻止不了我的批评。不过，我要承认，给所有摇笔杆子撰文说好话的人特殊的优厚的待遇（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给了我不小的警示。在苏联，比起所有工人和手工艺人，文学家是许多人中最受宠的。我的两位旅伴（各有一本俄文版书付梓），净跑古董店、古玩店、旧货店，刚拿到的几千卢布的预付款不知如何花掉，而他们知道这些是不能带出境的。至于我，巨额稿酬放那儿用不着，只能动一点点，因为那里一切都是免费奉送。对，一切奉送：　从旅行本身，一直到一包包香烟。我每次掏钱要付餐费或旅馆费，要买邮票、报纸，我们的陪同就粲然一笑，断然阻止我：“您开玩笑！您，还有您的五位旅伴，都是我们的客人啊。”

毫无疑问，我在苏联旅行访问的全过程，没有一丝一毫可抱怨的，而那些为贬低我的批评而杜撰出来的各种恶意诠释，最荒谬的莫过于企图把我的批评说成私欲不满足的发泄。我历次旅行，条件从未如此优越过。乘坐专列，乘坐最高级的汽车，住最高级饭店的最豪华客房，给我享用的东西是最丰富、最昂贵、最精挑细选的。多好的接待！无微不至的照顾！一切安排得多么周到！无处不热烈欢迎，不大肆吹捧。百般笼络，优礼有加。供应给我的物品，似乎总嫌还不够太好，还不够太精。我受之有愧，却之不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心中十分感激。然而，这种种款待本身，就不断提醒我这是特权，是差别，而我到那里原以为能找见平等。

有时，我好不容易摆脱了官方的应酬，摆脱了监视，去接触一些每天只挣四五卢布的力工，要我怎么想每天为我举行的、我不得不参加的宴会呢？几乎天天宴请，冷盘就那么丰盛，还未等上主菜，一个人有三个肚子也塞饱了；主菜有六道佳肴，要吃上两个多小时，把人搞得精疲力竭。多么靡费啊！一张账单我也未能见到，说不出准确的数目。不过，我的一位旅伴非常了解物价，他估计每次宴请，包括酒水，每个人头要花费300多卢布。我们一行六人，加上陪同共七人，陪坐的主人往往同客人一样多，有时还大大超过客人。

旅行访问的全过程，确切说来，我们并不是政府的客人，而是经费充裕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客人。我一想到作协接待我们的花费，就怀疑我的稿酬哪怕是一座金矿，全丢给他们也恐难抵偿。

显而易见，他们如此慷慨投资，是另有希图。《真理报》让我感觉出来的这种气恼，我想有几分就是这种缘故：　接待我不大“划算”。

我明确告诉你们，我贸然去苏联旅行，具有一定的悲剧性。我确信无疑，满怀激情，去那里要赞赏一个新世界，不料他们为了把我笼络住，竟然向我展示我在旧世界深恶痛绝的所有特权。

“您根本没弄明白，”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我说道，“马克思主义仅仅反对一人剥削众人；这一点，还要人向您重复多少遍呢？理解这一点之后，您就可以跟阿历克赛·托尔斯泰，或者跟大歌剧院的一名演唱家一样富有，何况您的财富是靠个人劳动挣来的。我从您对金钱的蔑视和仇恨中，遗憾地看到您早年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痕迹。”

“这有可能。”

“要承认，基督教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

“唉！……”

我清楚，别人也一再对我说，他们有时极其可爱的一些性格特点，就比方一见如故，能当即引起我好感的无比慷慨，以及损害他们成就的明确缺点，都应当归因于俄罗斯人半东方型的气质，而不应当归咎于新制度；哪怕是在沙皇统治时代，我也会遇见差不多同样的优缺点。因此，仅仅期待社会状态的改变，促使人性的深刻变化，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请理解我的意思：　这种变化，社会状态能提供可能性，这很重要，也已经足够了；这就很了不起了。然而，社会状态的改变未必会引起他们的变化。须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点机械的成分，我们看到资产阶级社会改变了，而“旧人”重又出现，重又发展起来，但每个人内心并没有得到改造。

人只要还受压抑，只要还受社会不公的宰制，就有权希望释放出自身蕴藏的巨大潜能。这跟人们往往希望孩子成为神童是同样道理，结果长大之后非常普通。大家也往往抱着这种幻想：　这国人民的组成，要优于令人失望的人类其他部分。我只是认为他们“变坏”的程度轻些，但也会像其他人那样，被金钱所腐蚀。请看看苏联的情况吧：　正在形成的这一新资产阶级，具备我国资产阶级的所有缺点。这些新资产者，前脚刚迈出贫困，回头就瞧不起穷人了。他们穷日子过得太久了，渴望得到所有财富；他们也知道如何得到，及如何保住财富。

“真是这些人闹了革命吗？不对，他们是受益者。”我在《访苏归来》中这样写道。他们完全可以登记入党，但是他们内心，就连共产主义者的一点气味也没有了。

<h3>九</h3>

不过，这一点还存在：　看样子俄国人民挺幸福。我完全同意韦德拉克、让·彭斯在这方面的见证，而我每次捧读他们的游记，都不免怀念那段日子。要知道，我也说过：　哪里也不像苏联那样，人民本身，无论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人（至少青年）、我们参观的工厂工人，还是拥进疗养院、文化宫或者娱乐场的人，都是那么喜气洋洋。我们现在了解了，广大百姓还陷于极度穷困的境地，但是如何调解这种表象和这种困境呢？

在苏联走过很多地方的人明确对我说，韦德拉克、彭斯和我本人，我们如果离开大城市，离开旅游路线，就准会大失所望了。他们谈到一整片一整片地区，穷困景象一目了然。还有……

在苏联，穷困是让人瞧不起的，要掩饰起来，就好像是一种罪过。贫穷给人看见，引不起怜悯，引不起善心的接济，只能招来蔑视。那些显山露水的人，是侵害了这些穷苦百姓的利益，才攫取了那份安逸生活。

然而，另外不少人，他们甚至忍饥挨饿，见着人还是笑呵呵的，而我说过，构成他们幸福的因素，就是“信赖、愚昧无知和希望”。

如果说我们在苏联看到的情景，都显得那么快活，那也是因为凡是不快活的就要引起怀疑，因为愁眉苦脸，或者至少显出伤心的样子，是要冒极大的危险。表现愁怨的地方不是俄罗斯，而是西伯利亚。

苏联人有相当繁衍力，似乎不会在人类中产生阴暗的断代。他们麻木不仁，因而贫困化尤其可悲。那些消失的人，被除掉的人，都是最有价值的人；也许并不像物质生产效益那样，但是他们与众不同，总标新立异，而芸芸众生，仅仅在越来越低下的平庸中，确保他们的统一和一致。

在苏联，所谓的“反对派”，就是自由批评，就是思想自由。斯大林只容忍赞同，凡是不鼓掌的人他都视为对头。有时，他听到某种改革建议，随后也接受了；但是这种见解，他为了更好地据为己有，就首先除掉提出这种见解的人。这是他表明有理的方式。照此下去，过不了多久，他身边就只剩下已毫无思想、不会揪他过错的人了。这正是专制主义的特点：　簇拥在周围的人没有英才，只有奴才。

不管是什么案件，将哪些劳动者传到哪个法庭上，只要是领导要判处他们，那么他们再怎么有理，敢于站起来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也必然遭殃。

流放犯，成千上万……他们不懂，或者不愿意完全按照要求那样低下头。

我根本不必产生M那种想法：　有一天他就说：“见鬼！有朝一日，也要轮到我的头上……”这些受害者，我看见了，听见他们，感到他们就在我周围。昨天夜里，正是他们窒息的喊声把我唤醒；今天，是他们的沉默授意我写下这些文字。我是想着这些殉难者，才写出遭你们反对的这些文字，因为在我看来，我的书如能到达他们的视听，得到他们的默认，要比《真理报》的赞扬和诅咒更重要。

谁也不会为那些人伸张正义。右派报纸顶多利用那些人，打击他们憎恨的一种制度。而那些心里装着正义和自由的人，为台尔曼战斗的人，那些巴比塞、罗曼·罗兰们，他们都住了口，现在还一声不吭；而他们周围则聚集着庞大的、盲目的无产阶级群众。

然而，在我表示愤慨的时候，你们却向我解释（还以马克思的名义！），说这种弊病确实存在，无可否认（我不仅仅谈流放，还谈工人的贫困、工资的不足或过高，还谈重又攫取的特权、阶级重又暗暗分化、苏维埃的消失、1917年取得的所有成果的逐步丧失），你们巧妙地向我解释说，这种弊病是必然产生的，你们作为知识分子，熟谙论证，辩证法的论证，你们接受这种弊病，认为它是暂时的，要通向更大的幸福。你们是聪明的共产主义者，愿意了解这种弊病，但是你们认为，最好不要告诉不如你们聪明的人，怕他们可能要怒火冲天……

别人怎么利用我写的东西，我管不了，能管我也不想管。但是，为政党写些什么东西好让人利用，绝不，这种事儿找别人去。我一同我那些共产主义新朋友建立关系，就把话说在前头：　我永远也不会是个安分的新战士，一个省事的新战士。

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说法：“知识分子”投身共产主义，党可以利用，但是必须把他们当作“不稳定分子”，要时时刻刻提防他们。啊！千真万确！当时，我对瓦扬-古久里一再讲，他就是听不进去。

没有一个政党能掌握——我是说能笼络住我——能阻止我把真理放在党之前。一掺进谎言，我就极不自在；我的作用就是揭穿谎言。我拥抱的是真理，假如党离开真理，我当即就离开党。

我完全明白（你们对我讲得也够多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存在；至少不存在绝对中，只有相对的真理。这里讲的恰恰是相对真理，是被你们歪曲的。我认为，在如此严重的问题上，要欺人先就已经自欺了。须知在此处，你们所欺骗的，正是你们口口声声要为之服务的人民。蒙上人民的眼睛，就根本服务不好。

看事物，关键是看，而不是看人们所希望的样子。

苏联并不是我们当初希望它的那样，并不是它当初保证要成为的那样，也不是它还竭力装出的样子：　它背叛了我们的所有希望。如果不让我们的希望陨落，那我们就必须另找寄托。

然而，我们的目光不会移开不看你哟，光荣而痛苦的俄罗斯。如果说当初，你首先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么现在，唉！你却让我们目睹一场革命会陷入怎样的泥潭。

访苏归来 附录二

<h3>旅伴（一）</h3>

我十分担心一双眼睛根本不够用，就特意找了五位旅伴。那也是渴望同他们共享这次异常方便的旅行的乐趣。大家启程前就兴高采烈，他们也同我一样狂热，折服于苏联及其可预见的全部未来，都是那种制度的积极信徒。不过，他们比我年轻得多，气质、教养和出身，都同我有很大差异；他们之间也相差很大。尽管如此，我们十分投契。是的，为了多看看多听听，我想六双眼睛和六对耳朵并不嫌多，势必不同的反应也好相互印证。

这五位旅伴，你们也认识，正是杰夫·拉斯特、希弗兰、欧仁·达比、皮埃尔·埃巴尔、路易·吉尤。

五位旅伴中，两位已入党多年，是非常活跃的忠诚党员。两位会讲俄语。此外，杰夫·拉斯特是第四次去苏联了；皮埃尔·埃巴尔住在莫斯科已有半年多了。他在那里主持一种宣传性的杂志《国际文学》，同时用四种语言出版，因而他消息非常灵通，特别了解情况。而且，他天生具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肯定在许多问题上，都给了我提示和帮助，我是说：　帮助我认清不少我独自肯定不明白的事情。在此举个小例子：

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次日（皮埃尔·埃巴尔回国待了三天，同我乘飞机从巴黎出发，先行到达莫斯科，其他人要乘坐苏联一艘轮船，十天后才到达列宁格勒），我接待布哈林来访。那时，布哈林还很受群众的欢迎。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不知是参加什么集会，还受到群众的热烈欢呼。不过，他失势的一些迹象，已经暗暗表露出来。皮埃尔·埃巴尔要在他的杂志上刊登布哈林的一篇非常出色的文章，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这种种情况都应当了解，我是在见面之后才听说的。布哈林独自前来，但是，他前脚刚迈进安排我住的大都会饭店豪华套间的客厅，后脚就不请自来了一个自称记者的人，参与谈话，也就搅了我们的谈话。布哈林几乎马上起身告辞，他趁我送他到前厅，就对我说希望还能再见面。

三天之后，我又在高尔基的葬礼上见到他，确切说来，是在葬礼的前一天，高尔基的遗体还没有火化，停放在摆满鲜花的高大灵台上，供人瞻仰。吊唁的群众列队从灵台前走过，持续了多少个小时。隔壁一个厅小得多，聚集了各方面“负责人”，其中有季米特洛夫，我上前打招呼却还不认识。布哈林就在旁边，我离开季米特洛夫之后，他就拉住我的胳臂，俯过身对我说：

“过一小时，我能再去大都会看您吗？我希望同您谈谈。”

陪同我的皮埃尔·埃巴尔听见了这话，随即悄声对我说：

“我敢打赌他来不了。”

实际上，柯罗佐夫看见布哈林凑到我跟前，就立刻把他拉到一边。我不知道柯罗佐夫能对他说什么，但是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再也没有见到布哈林。

没有这一小小警示，我就很可能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会以为对方态度冷淡，说完了也没在意，心想归根结底，布哈林也不是非想见我不可，绝难料想。

皮埃尔·埃巴尔和我去列宁格勒，迎接乘船来的吉尤、希弗兰、拉斯特和达比，然后我们上火车包厢一同回到莫斯科。几天之后，还是这节包厢，将我们拉到奥尔忠尼启则市；我们再换乘三辆舒适的轿车，穿过高加索，第三天到达第比利斯。我们抵达格鲁吉亚的首府，比原定的日程晚到了一天，因此，格鲁吉亚的那些诗人极其热情地迎接我们，在山区边境站等候了二十四小时。借此机会我要讲一句，他们那样盛情的接待，那样彬彬有礼，那样无微不至的殷勤照顾，真让我铭感五内。如果能发生什么奇迹，这本书到了他们手里，那么不管别人对他们说了什么，但愿他们知晓，我对他们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h3>旅伴（二）</h3>

我们初到第比利斯，未免大失所望，后来日益受这城市吸引，便逗留了两周。我们又从第比利斯到卡奇列季游玩了四天，非常惬意，从各种角度看都算得上最有趣的旅行，但是也相当劳顿，希弗兰和吉尤就不大适应，回来时就声明他们看得够多了，也有了各种感受，想回法国去了。

同他们一道旅行确实开心，分手却很遗憾，但后来天气日益炎热，旅途越发劳累，我们还是庆幸他们没有再吃苦。

不过，我们旅行的第二阶段则最有教益。安排比先前松了，假象少了，我们同老百姓接触也更为直接；从第比利斯开始，我们才算真正睁开了眼睛。

这种高温天气，有人说二十年未遇，还有人说五十年未遇。可是，我们并没有感到疲惫不堪，也没有看到一点迹象，不料突然一场病，三周后就夺走了达比的生命。关于他的病，我不能不愤怒地驳斥一些含沙射影的攻击。恶意最少的说法：　误诊。在苏联可能称为“猩红热”，并将各种链球菌引起的一系列类似的炎症，都归到这个名称下。达比并没有呕吐，而我认为呕吐是真正猩红热初发的症状。回到巴黎后，我在一本医学杂志的疾病统计表上看到，比较其他国家和其他疾病，猩红热在苏联发病率很高，我感到吃惊，不免推想在苏联，这个术语比在我国更有弹性，更好用（这样讲并不牵涉误诊——况且误诊在巴黎也会出现，我就有两个痛心的例子：　夏尔-路易·菲利浦和雅克·里维埃尔，起初两人都诊断为普通感冒，等发现是伤寒就太迟了）。这一点交代之后，我要明确地讲，达比接受了最精心、最切实的治疗，主治大夫是塞瓦斯托波尔的三位最好的医生，女同志波拉在这种时候也尽心尽意，表现出了完美的忠诚。

还有，关于达比的，我也必须驳斥另一种含沙射影的攻击。他的几本笔记，以及属于他的所有文件，全由我转交给了他的家人；不错，是存放了一段时间之后转交的。况且，他所写的东西，丝毫也没有能引起审查警觉的成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指望我站出来讲话，而他特别想安静和写作，决不肯让争论来搅扰自己。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几乎一心考虑写作，考虑这部小说；他对我谈了不少，说他现在看得更清楚想写成什么样子，就打算再拾起来，完全重写；他动身之前已经写了上百页，依我看没有保留什么。

“一回去我就重新动手。”他一再对我们这样说。他写作的欲望十分迫切，甚至说要马上独自回国，假如我们在回程的路上，还要在敖德萨，再到基辅延长逗留的时间。

尽管有许多欢欣鼓舞的事，达比也和我，和我们大家一样，看到不少事情深感痛心，因为他和我们一样，到苏联只希望看见欢欣鼓舞的事。达比出身平民，从感情上和思想上，都紧紧同无产阶级事业连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面，他天生缺乏战斗性，说他接近堂吉诃德，不如说他更接近桑丘·潘沙；他信奉蒙田式的明智，主张生活远远重于任何理想，而任何理想也不值得人为之献出生命。他十分忧虑西班牙的事态，而他的忧虑甚至表现在这样一点上：　他不能容忍别人对共和政府的胜利产生片刻怀疑。这种胜利，仅仅希望和相信还不够，他还需要持续不断地确保这种信念。然而，一听杰夫·拉斯特说要去西班牙参加共和国民兵（不久之后，他果如所言），他就激烈地反对。那是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塞瓦斯托波尔逗留的最后一天的前夕，我看见平时那么文雅的人，真的冲动起来了，只因杰夫·拉斯特刚刚宣称，他宁肯自己的孩子死去，也不愿意眼看他们落进法西斯统治的魔掌。

“你说这种话，简直惨无人道（我是头一回听见他用这种声调讲话）。”我们刚吃完晚饭，他用拳头捶着餐桌，吼道：“你无权为了一种思想牺牲别人的性命，甚至无权牺牲你自己的性命。生命比什么都宝贵。”

他还讲了许多话，突然变得口若悬河。当然，杰夫也不甘示弱：　我则在一旁听着，根据各人所讲的话，时而赞同这个，时而赞同那个；更确切地说，我固然更赞赏杰夫及其激情，但主要还是赞成达比及其具有反抗性的良知。当时我尤其在想，人类中最好两者都有，最好彼此相制约。但是，我突然听见杰夫用“懦夫”的字眼反驳达比，就马上干预，表明反对在我们之间用这一字眼，如果说投身战斗往往需要很大勇气，那么宣布不参加战斗，有时需要的勇气也不见得小。

写到此处，我猛然想到齐奥诺及其《拒绝服从》。达比十分喜爱齐奥诺，有些方面也像他。两个人过去乃至现在，在很高的程度上，都有品位和“汤的感觉”（唯独同样具有这种感觉的人，才能理解这话的含义）。我们在格鲁吉亚的时候，经常谈论齐奥诺，心想这个草木繁盛的蛮荒国度，是特意造出来讨他喜欢的，也想到有时他一定很痛苦，是的，“汤的感觉”，到处都淡薄了。

这次旅行参观，倒不是达比不感兴趣，但是比起我们来，他毕竟参与活动少了，不那么投入了，越来越抽身独自行动，去看书或写东西，或者向女士献殷勤。当时他在看我带去的蒙戈尔的译本《死魂灵》，有时还让我欣赏某一段。尤其果戈理放在他《诗歌》第二卷卷首的四封信，我在《访苏归来》中引用了几行。这些文字及其他文字让我们产生怀疑，是不是真像有人常说的那样，沙皇时代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为人民做任何事情，至少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

将近150年前，彼得大帝就打开我们的眼界，教我们汲取欧洲文化，让我们掌握了行动的所有手段……

从那以后，“政府就没有停止过行动，证据就是一卷卷的规章、诏书、通令，还有建造起来的许多宫殿大厦、出版的各类书籍、创建的各种机构：　学校、慈善会、救济院，还不算外国政府机构中没有的类似机构”。

虽说吹得挺玄，大家还是看得见，这些不是始自今天。

<h3>摘自一本旅行笔记</h3>

柯罗佐夫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显得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我很清楚，他只会对我讲他认为该讲的话，但是他做得煞有介事，让我感到深得他的信赖而飘飘然。他摆出那副样子：　对您，我什么也不隐瞒，便开口说道：

“您都想象不出来，我们每走一步，面前出现什么奇怪的新问题，必须琢磨出新的解决办法。您想想看吧，最优秀的工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现在都大批脱离工厂。”

“这种情况您怎么解释呢？”

“哦！很简单。他们领的工资很高，想花也花不出去，因为市场上可买的东西还太少。这很严重，还真是一个让我们头疼的问题。他们只好把钱攒起来，等攒到了几千卢布，就成群结伙前往我国的里维埃拉，大大地享受幸福生活。我们不可能拉住他们。而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工人，知道厂方总会重新录用他们。过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总之等钱花光的时候，他们就回来。不得不再用他们：　离开他们就是不行。”

“这事你们一定很为难。他们人数多吗？”

“有好几千人。要知道，每个工人都有权带薪度假。但是这种假期，总安排在合适的时间，分割开来，不用说，这样做以免影响工厂的生产。然而，这里根本不同。这里，是他们自己花钱，就随自己的便，想走就走，而且呼啦一下全去度假了。”

他轻声笑起来。我忍住没有讲什么，但是忍不住心中暗道：　如果问题很严重，他就不会以这种口吻谈论了。其实，紧接着就显示出来，他是要强调斯大林的一项别出心裁的措施。斯大林不是想重新提倡妇女打扮得漂漂亮亮，戴上首饰，哪怕妖艳一点儿吗。

“行动吧，同志们，好好照顾你们的女人！把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钱花在她们身上吧。”

近来一段时间，新开了大量的商店，在苏联，在这么多“修指甲店”，到处能遇见（当然主要是在迷人的海滨）涂脂抹粉、指甲染得红红的女人，这些都是令我吃惊不小的现象。

“您每月挣多少钱？”女同志h问X饭店“美容厅”的职员。

“150卢布。”

“包住吗？”

“既不包吃，也不包住。房费至少要付20卢布。”

“看来，您只剩下130卢布了。吃饭呢？”

“哦，至少要200卢布。”

“那么，您是怎么对付的？”

她苦笑了一下：

“唉，太太！……总有办法对付。”

在塞瓦斯托波尔，杰夫交上一名大学生朋友。那名大学生一点儿也不出众，不过，正因为他跟许许多多大学生没什么差别，杰夫才对他感兴趣，能从他那儿了解不少情况，然后再告诉我们。

X热烈拥护苏维埃制度，他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上大学一年级，助学金每月领60卢布，想到第二年能领取70卢布，第三年能领取80卢布，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他可以住进大学宿舍，每餐一两个卢布，但是他不愿意离开老母亲：　每月只挣90卢布的一个帮厨。母子俩同住一间屋子，每月付10卢布房租；他们每餐几乎只吃黑面包，还填不饱肚子（每天400克）。不过，这种“食品营养全面”，他就这样讲，一句怨言也没有。他有个女友，很想住进已经住了两个人的这间屋里。他母亲也这样劝他，希望看到他结婚，然而，新的禁止流产法把他吓坏了。

“您想想，我们的日子已经这么艰难了！假如再养一个孩子……嗯！我知道您要对我说什么。可是，避孕药很难搞到，搞来的质量也太差，没法让人放心。要说小心谨慎一些，像我们这种住房条件，也不容易做到。”

继而，他的乐观精神又占了上风，他高兴地得出结论：　像他这样吃得很差，总比节制饮食要好。

据那边的某一位大夫讲：　苏联是手淫最盛行的国家。

正在设计新的住宅。建筑师N拿出了套房的设计方案。

“这个空间做什么用？”

“女仆的卧室。”

“女仆？……可您完全了解，已经没有女仆了。”

在理论上，再也没有女仆了，这是一条极好的理由，就让女仆睡在过道或者厨房，或者随便什么地方。

给女仆设计一间卧室，多明显的招认啊！不管怎样，苏联如果还存在仆人的话，那他们就认倒霉吧。

到莫斯科帮佣的，差不多都是穷人家的姑娘，每月只挣50卢布。她们从乡村跑到城里来，就是希望在工厂或者别的单位找到工作。她们做帮佣是等待机会，这也是排队的一种方式。我的朋友h家同楼层邻居的女佣有了身孕。邻家出于极大的怜悯雇用了她。她睡觉的隔间伸不开腿，至于吃的……

她来恳求我的朋友一家：

“请太太不要把吃剩下的东西扔掉。”

她将扔掉的食物从垃圾箱里捡回去。

噢，当然啦！我绝没有断言，这些官方的观点、这种制造舆论的做法，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牵着每个人的鼻子走。有些名字，尤其叶赛宁，只能悄声提起来了，不过总还是提到。我应当这么讲：　还提及这些名字，但是压低声音。我很不了解叶赛宁的诗歌，但是一次小小的冒险行为，给了我读他诗歌的强烈渴望，下面就谈谈这件小事。叶赛宁自杀了，跟马雅可夫斯基一样。据说，是由于感情纠葛。有这种可能。我们也可以放开想象一下，自杀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

那是在索契，一天晚上，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我们特别想谈谈心里话，也是乘着红酒和伏特加的酒兴。尤其是X，像个酒漏子，喝了很多，诗兴大发起来。我们的陪同不免流露出不安的神色。恐怕X言多有失……他不是刚才还讲，要给我们背诵叶赛宁的诗吗？女陪同马上接口说道：

“您完全喝醉了，不知所云了，还是住口吧……”

X虽然喝醉了，意识还很清楚，能够控制住自己，于是他暂时不讲了；继而倚醉卖醉，请陪同赏面子去给他买一包香烟。等女陪同一走，X马上就背诵一首奇诗：　自从拒绝印叶赛宁的诗作之后，这首诗就在口头流传。叶赛宁写这首诗，是回敬谩骂他的一篇文章。

“你起来反对神甫的时候，我们就赞成你，”叶赛宁在诗中对那篇文章的作者大致这样说道，“你嘲笑天堂和地狱，嘲笑圣母和仁慈上帝的时候，我们站在你的一边。然而，你谈论基督时，千万当心。你别忘了，为人类献出生命的基督，不是同人间的大人物站在一起，而是同穷苦人与卑贱者站在一起的，他虽被称为上帝之子，但他的最大光荣，是让人叫他‘人之子’。”

X背诵这首诗时，并不仅仅因为喝醉了酒声音才发抖，背诵完了还泪流满面。可是在此之前，整个晚上，我们只讲些毫无意义的话……其实也不然；我写这话的时候，就感到错怪了X，也错怪了我们自己。X已经逐渐激发起我们的情绪，他讲述在中国的奇遇，如何连续被捕，又如何一次次逃脱，听得我们连声赞叹。他的相貌谈不上英俊，但是五官生动，有一种粗犷不羁的神采；他的声音沙哑而炽热，给我们背诵这些诗句时，变得异常柔和，跟他先前说话的那种厚颜无耻、粗鲁生硬，形成了极为奇特的鲜明对照。他内心隐秘的温情区域，似乎袒露出来，完全没有探察的一个区域，在我面前显现，是最真实的，而其余所有表现，厚颜无耻也好，粗鲁生硬也罢，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包装，用来保护他内心最美好的情感。这种冒失的显形仅仅持续片刻。女陪同回来，我们的交谈又恢复旧观，喧闹而空泛了。

我的朋友h是个女同志，她告诉我说，在一节硬席车厢里，一个俄罗斯青年坐在她对面，过了七小时才肯开口同她讲话，而刚一上车，那人就引起了她的注意和同情。

“他大概也就三十来岁，但是让人感到他已经饱受生活的磨难。我特别想攀谈，问他一些事情，结果只得到几句闪烁其词的回答！我还特意告诉他，我不过是个外国人，他用不着担心，他讲的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跟他一起乘车的有他妻子和一个三岁的儿子。他告诉我说，另外两个孩子撂在X，一是为了省钱，二是到莫斯科会怎样心里也没谱。

“这个女人从前一定很漂亮，不过好像大病初愈。我看着特别惊讶，她好几次给早该断奶的孩子喂奶。她的乳房像空羊皮袋耷拉着，不知孩子能吮吸出什么来，但是一路上，自始至终没有给他别的食物。看样子他父母比他还饥饿。那男人终于开口讲话了，而少妇却显露出一种难以描摹的不安。她左瞧瞧右看看，生怕邻座听见，其实我们的车厢里只有一个打瞌睡的老醉鬼、一个痴呆的农妇。她仿佛抱歉似的，对我说道：

“‘他的话总是太多，我们也就总倒霉。’

“于是，他向我讲述了他们的生活：　在基洛夫被暗杀之前，日子过得好好的。后来，不知谁告了密，他成了怀疑对象。幸亏他是个非常棒的工人，又没有任何毛病好指责的，也就没有立刻把他开除出工厂。然而他逐渐看到，他的伙伴们、朋友们都纷纷疏远了。谁都害怕同他说话被牵连进去。最后，厂长叫他去，他到别处找工作，没有明说开除，因为毫无理由。从那天起，他就从一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从一座城市游荡到另一座城市，越来越受到怀疑，走投无路，处处碰壁，处处遭人拒绝，被剥夺一切依靠和救助，就连自己的孩子都得不到一点儿救济，完全陷入了穷苦的绝境。

“‘这种状况有一年多了，’少妇说道，‘我们忍受不下去了。这一年多来，无论在哪儿，都不让我们待上两周。’

“‘让我知道到底指责我们什么也好啊，’那男子又说道，‘肯定有人说了我坏话。我也不知道是谁，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我只知道一件事：　别人没有什么可指责我的。’

“于是，他向我解释说决定去莫斯科上访，如有可能就申辩，或者抗议无端受怀疑，大不了彻底完蛋。”

有的香烟一包只卖80戈比，甚至60戈比，质量低劣，叫作“无产者牌”。我们抽的是“纸莎草纸的卷烟”，专供给外国人抽的（有的品牌称为“旅游商品”），20支一包装的，售价五六卢布，还有更贵的。

我们不知道哪儿有香烟店（我们在哥里停留几小时），皮埃尔·埃巴尔在河边求跟他交谈的一名工人，去给他买一包纸莎草纸的香烟。

“要多少钱一包的？”

“5卢布。”

那工人的情绪极佳，笑着说：

“一天的工资啊。”

X夫人由一位负责人（这种称呼是指那里的当局领导）陪同，去莫斯科乡下兜一圈。那位负责人对所有他遇见的工人，都装出一副十分亲热的态度：“我就喜欢他们感到同我平起平坐。我跟他们讲话，就像对待同志，对待兄弟一样；他们呢，也绝不害怕跟我说话。”

我们遇见一个挖土工人，那位负责人要证实他刚才讲的话，他就对那个工人说：

“喂，朋友，还好吗？您还满意吗？”

于是，那人就说：

“同志，能允许向您提一个问题吗？”

“提吧，朋友。我来这儿就是要回答你们的问题。”

“事情您都了解，一定能告诉我。什么时候我们凭自己力气干活，能够吃饱肚子呢？”

“那位负责人是怎么回答的？”轮到我问X夫人了。

“他给那名工人上了一堂学说理论课。”

乘小轿车前往巴统。我的旅伴们观赏大路两边新栽的树木：　再长几年就成荫了。我为什么要向他们指出，这些树没有一棵不死的呢？毫无疑问，栽植不合时节，我是说：　不是有利于再生的季节；估计是为了服从上面下达的一道命令，执行命令免遭批评最为重要。不管是树木还是人，必须让天性屈从。

这里（苏库米）饲养大量猴子，用来按照沃罗诺法进行杂交和多种试验。我想了解这些动物来自何地，可是，在这里也像在非洲殖民地那样，所得的答复五花八门，相互矛盾。大部分人的头脑耽于空泛而多余的信息，尤其是我们这位翻译兼陪同，可爱的女同志。再说，什么也难不倒她，问什么都能答上来，越不知道越敢断言；不过，她并不知道自己无知，并且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白这样一点：　不自觉的无知往往武断。这类人满脑子似是而非、虚假的情况，满脑子人云亦云的东西……

“能不能问问，这里养的猴子来自什么地方吗？”

“当然可以。这太容易回答了。”

（她又问陪我们参观的人。）

“大部分猴子都是在这当地出生的。对，差不多全是在这里出生的。”

“可是，有人对我们说过，从前这里并没有猴子。起初，一定是从别的地方弄来的。”

“当然啦。”

“那么，是哪儿弄来的呢？”

这回，她也不问那人了，斩钉截铁地回答：

“从哪儿都弄来点儿。”

我们这位可爱的女陪同尽心尽力，人好极了。但是有这样一点让人吃不消：　她提供的确切情况，只会把我们引入歧途。

<h3>返回巴黎</h3>

“见鬼，那些伟大的领袖享有那么大特权，您是在哪儿看到的？”杰出的C刚从苏联归来，他赞叹不已，对我说道。“我经常去看K，他特别和蔼可亲，特别简朴。他带我看了他那套住房，我觉得一点也不豪华，一点也不奢侈；他介绍我认识他妻子，她很可爱，同他一样简朴……”

“哪一个？”

“什么，哪一个，就是他妻子……”

“哦！对，那个合法的……您不知道，他有三个女人。另外还有两套房子，还不算去海滨或乡间度假的各种待遇。他有三辆小轿车，您见到的那一辆是最普通的，那是用作处理日常家务事的……”

“这怎么可能？”

“不仅可能，还是事实。”

“可是，党怎么能容忍呢？斯大林怎么……”

“您不要这么天真了。斯大林害怕的，是那些廉正的人，那些清贫的人。”

<h3>见证</h3>

阿·德尼埃博士

1936年12月4日

松塔（伊泽尔）

先生：

高尔基葬礼那天，我在莫斯科，听到了您的演说，当时真感到难过，因为我知道您是真诚的，担心您的整个访问期间，完全成为漫长的上当受骗的过程。我刚刚读了您的《访苏归来》，这才松了一口气。我去苏联，是为了研究生物物理学方面的问题。我完全不受官方控制，也不用翻译，自由地和同行们生活在一起，同他们坦诚相见——但我很痛心。您表述得极好：　生活中排除了不肯循规蹈矩的人；我那些同仁，全是“肚子里有货”的人，深藏不露，决不表达或者写出自己的见解。就是一举一动，也必须时时刻刻约束自己，我那些有主见的朋友，包括开业医生、著名教授，他们都迫不得已，具备双重人格：　一种是外在的，别人看得见的，能公开讲出来，公开表现出来的；另一种则深深地隐藏，只有亲密无间，相处一段之后，他们才会让人了解。

顺致敬礼

<h3>1936年10月在医学院所作的一份报告的摘录</h3>

在苏联，谁可以当医生？那些业余到医学院学习的工人，还有每月领取110卢布奖学金的医科大学生。他们住在一间10—15人的宿舍里。

他们的奖学金随着成绩增减。毕业之后，他们就分配到农村，替代医生助理或护士。苏联现有100000名医生，实际似乎需要40000名。

截至两年前，医生每月工资110卢布，实在入不敷出，有些医生就干脆改行，去当收入高一点的技术工人。招聘医务人员很难，妇女占绝大部分。他们终于明白，医生虽然什么也不生产，却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于是把工资提高到400卢布。接着，又提高学历，而原先只达到医生助理的水平。

1930年、1931年、1932年、1933年毕业生当了医生，所学都不够用，他们不得不回炉，到医学院再进修半年。

这段时间，工作似乎很有利，但是我刚才讲的只是理论，实际上很少有人工作六小时。每月工资，通常只有400卢布，维持不了生活。一名医生要兼两三个职务，才能挣到800—1200卢布，这要弄明白卢布的购买力：　一件极普通的衣服卖800卢布；一双好一点儿的皮鞋两三百卢布，一公斤面包1卢布90戈比，一米床单100卢布。此外，截至1936年，每年必须拿一个月的工资买国债。医生全家只住一间房子，既是卧室又作餐室，既当书房又是厨房，等等，每月租金50卢布。没有孩子，那就算幸运的了。

我的同行们物质生活条件本已很艰苦，而最深恶痛绝的是思想的束缚。他们必须提防：　看门人往往是格伯乌成员；他们有什么想法，也不能全告诉医院里的伙伴。战争期间，我们这里墙上贴的格言：“莫讲话，谨防隔墙有耳。”在那里完全具有现实性。

……一位很了不起的同行，是科学院院士，坐了两年牢刚放出来，他们对外国人说他病了。还有一位，由于发表了不合共产主义理论框框的科学见解，就被赶下了讲坛，还被取消了实验室；为免遭流放，他不得不像当年伽利略那样，写了一封认错的公开信。还有一位有自主见解的同行，还在原地，我本该见到，为什么见不到了呢？我给他发的电报，在我经过那里之后一个月才交到他手中。我去看望他时，明明他人在，得到的回答却是他外出了。

1936年11月29日，巴黎

先生：

我在索契看见您时，极为担心您会上当，真怕您受党派观念——这是进步的死敌——的影响，去歌颂那个新政体；读了您的《访苏归来》，我由衷地高兴。

我的俄语很好，您的所见所闻，也正是我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郑重其事地签名同意，并且感谢您敢于讲出来。

请允许我把在那里做的笔记寄给您，权当微薄的谢意。

上帝保佑我们的法兰西，愿她稳妥而明智地开辟自己的新路。

X

事隔三年，我第三次从俄国回来。

那个政权充斥着十分粗暴的底层人，创建之初，就让人践踏了艺术、文化和情感。

那是野蛮人入侵的现代形式。

革命二十年之后，还始终存在二等和三等车厢。俄罗斯最新建造的大客轮，旅客75%坐三等舱，20%坐二等舱，5%坐一等舱。在食品、服装、旅馆方面也是如此。付得起钱的人总占据最优越的地位。

工人每六天工作五天，干40小时活。他们每年有五天假日，按照官方规定的，比起工作40小时的法国工人，每年多干出400小时。但是，他们的工资极低，因而经常一天干一天半，甚至干两天，即在两个地方干活，每天干12—16小时。

计件制越发普遍了。能干的工人比同伴挣得多，同伴就眼红，就因为不够灵巧。

有时没有生产任务，工人没活儿干，就拿不着工资。国家不会感情用事，有活儿就给工人干，要干得又快又好，没活儿就让工人自己想办法，另谋生路。

心胸狭窄，眼红嫉妒，到处都是一样。有觉悟而聪明的工人，称作“突击队员”，挣得比同伴多，他们带工资休假，就可以达到一个月，而不是两周。

一般说来，努力工作得到支持和酬偿，但是偏袒并未失势，在远离注意的中心，许多有成绩的普通劳动者，就完全默默无闻。

有的人又狡猾又有野心，或者非常聪明，或者依仗亲戚关系，能爬到极为优越的地位。每月工资从150—5000卢布不等。有些人挣得少得可怜，另一些人则挣得很多。

体力劳动者，年满六十五岁，有二十五年工龄，每月可拿37卢布退休金。

有些人到了退休年龄，原先未能或者不善于攒钱，又不愿意增加子女的负担，就继续劳动：　绝大多数人情况都如此。

国家重建时期，同我们战后一样，百废俱兴；然而，百废俱兴，尤其在俄罗斯，并不一定意味改善生活，发家致富。

到处都在加班，因为物价高得让人难以置信。

至于队长和组长，他们接到指令，限期完成某项工程。手下的工人或职员如果不够努力，他们就得亲自加班，如有必要每天就干18小时，因为手下人的劳动态度与效果，要由他们承担责任。

事情不总是那么好办，他们夹在中央政权和干活马虎的工人之间，处境有时是非常困难的。

工人受了三次警告，就可能随时被开除，不打招呼，也不给一点补偿。

在我参观的一家工厂里，有一条横幅警告工人：　从9月1日开始，凡是不能完成定额的工人，不容分说全部辞退。

队长或者组长干活超额，也不拿加班费。不过，他们有望假期加倍，得一笔奖金。常有这种情况，但是国家没有死规定，完全是随意性的。

国家财政有困难，就提高税收，而且从工资中直接收取；或者强行摊派公债，也是从工资直接扣除，谁也不能作弊。

国家为了弥补总支出，就提高物价。最普通的丝绸，每米165法郎。这个商人成了新富，对于他挥霍财富，谁也不敢稍有怨言。

8月8日，政府一道法令，从每人工资扣除一部分，支援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西班牙人。这是国家的权力，谁也无话可说，个人入不敷出，出现空洞也无所谓。

国家也相应地创建学校、工厂、医院、幼儿园、疗养院、休养所。那些休养院所，从外观看令人赞叹，是一些劳动者度假的场所，然而，所有度假者都住在大寝室。盗窃或其他犯罪行为，要受到严厉惩罚，要判处死刑或者流放。国家也不断让人振奋精神，鼓励生育，到处都铲除卖淫，另外还普及教育，但是普及率至今不得而知。80%的俄罗斯人，现在穿上了皮鞋或便鞋，而在沙皇俄国时期，80%的人走路则赤脚。

但是，新闻自由完全废止。危害公共权利的犯罪分子，根本没有申辩的权利。反之，审判政治罪行，报纸所有版面就连篇累牍，刊登消息，持续多少天，将舆论高度调动起来。

苏联那些著名人物，像飞行员、科学家、政治家，稍有一点成就，就可能在报刊上宣扬，都处于一种催眠状态，而斯大林就是他们的上帝。

民众在相当程度上受了益，以表明1917年的流血斗争是值得的吗？尽管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全国也明显作出非凡的努力，而实际上又达到了怎样的平等呢？

新的水平差别，在各地已经在取代旧的差别，而且不会停歇，取代之势日益加剧，就像后浪推前浪那样确凿无疑。

依我看不出十年，所有旧的社会差别又会重新出现。

1936年12月2日

亲爱的纪德先生：

我刚刚读完《访苏归来》。而我从那个国家归来，正值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而引发的镇压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归来后就大量阅读有关苏俄的所有新见闻。几周前，我读了维克多·塞尔日给您的信、伊尼亚齐奥·西洛讷在莫斯科写的信，现在又看了您的书，既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您的书再次向我肯定了这一根本论题：　只有一个真理，而这对我来说，正是生活意义的基础。我是一个老共产主义战士，苏维埃干部，在苏联工作了三年多，在新闻宣传机构，视察各企业。我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经过一生最激烈的内心冲突，得出的结论，同来自另一个国家，另一个阶层的您是一样的。和我们见解相同的还有塞尔日，还有西洛讷，人类中还有这么一部分，不接受您书中揭示的那种“因循守旧”。

我写的关于苏联的书，也许您会感兴趣。我同时给您寄去我的小书：　《欧洲的再发现》、一本小册子：　《莫斯科审判》。此外，我还请我的出版商，瑞士苏黎世斯皮戈尔出版社，给您邮去我一年前出版的著作：　《告别苏联》。

请允许在放下笔之前，向您提出我始终放不下的一个问题：　就是您书的结尾，说革命事业能为苏联发生的种种遗憾事负责，这种说法危险，在我看来危险性极大，是因为苏联的宣传不会像您要求的那样，有勇气不再搞文字游戏（第67页——指此信作者所见版本——译注），老实承认“革命精神不再时兴了”。正是缺乏这种态度，无数真诚的革命者，还将继续把苏联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更为公正的一个社会秩序的基础混为一谈。我应当说，这种谬误将麻痹并毁了人类进步的最优秀力量。怎么办才有助于避免可悲的结果呢？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最近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审判，怎么看大批被枪毙的人，怎么看白海、西伯利亚、突厥斯坦那里集中营里成千上万名“反革命”的问题。集中营里除了俄罗斯和外国同志，还有共和保卫同盟成员，而两年前，他们为了争取好一点的未来，参加过渥塔克林街垒战。那里还关着沙皇时期的囚犯，他们曾被投进彼得保罗要塞在涅瓦河水位以下的地牢。苏维埃监狱里关押着岑茨·穆萨姆（多么可悲而令人深思的巧合），她丈夫已经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那里还有许多人，也许已经死去，也许成了还有一口气的尸体，他们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是共产主义社会党人和所有阵营进步的朋友熟悉的革命者。

然而，公共舆论、“人的良心”，似乎都不存在了。莫斯科审判的悲剧的重演，新西伯利亚的审判，所引起的反响多么微弱啊！六条人命，只审理两天，也没有旁证，仅凭“严刑招供”，作为可笑的依据，就全枪毙啦！

死者再也救不活了。但是可以阻止再有人以同样的方式死去。可以让还有口气的流放者生还；他们被流放到冰海边，西伯利亚辽阔的冻土带，关在臭名昭著的卢比扬斯卡格伯乌的地窟里。

我本人，竭尽全力进行斗争。但是我的力量有限。我的呼吁只能传到有限的人耳中，不足以摧毁监狱的高墙。

然而您，您是公众熟知的人物，您发出的呼吁，那些假借人类最伟大思想的名义，却制造这种不义的惨剧的人不敢充耳不闻。

希特勒的受害者奥西茨基获释了。

请您促使释放斯大林的受害者！

请允许我握您的手。

1936年11月5日

先生：

我刚刚读完您在《星期五》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心里又激动又感激，遂冒昧给您写信。您有权接受那些认为革命首先就是争取社会公正，争取所有人尊严的人的谢意。作家踏上他们等同于革命的这片陌生大地，还敢继续正视真相，并且看到真相还敢于高声讲出来，我知道这该有多难。然而我也知道，“保持始终如一的渴望”，只有以完全的真诚，才能真正得到满足。而这种真诚，纪德先生，从来就不会损害工人事业；损害这种事业的，则是迁就和妥协。

我又重读您的文章，心想现在您一定能够明白，保卫过十月革命的人所能产生的感触：　他们从一开始就认同，因为十月革命是他们反战斗争的继续，他们为这场革命付出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逐渐看到（不是近几个月来，而是从列宁逝世之后）革命受到旧世界的传染，长此下去，它真正的存在理由也许大大削弱……

巴黎 1936年11月25日

批评苏联是否适宜的问题，我予以肯定的回答。必须分析俄国革命的经验，如有必要还得批评，列宁本人就是请求别国共产党人这样做。然而，这种时间在哪儿呢？一个共产党人不能拒绝分析现实，拒绝分析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正因为代表工人运动的未来，就无权向无产阶级掩饰一次革命实践的错误，哪怕借口以免使无产阶级丧失勇气。反之，他的职责，他们的任务，就是分析俄罗斯革命所走过的道路，尤其在法国，工人阶级政治成熟，能够理解别人的失误，但是不能理解别人来误导他们。这种分析将表明，社会主义并没有在苏联实现，但同时也表明，苏联的斗争、取得的成就及其革命的条件，对无产阶级将来的斗争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教益和鼓舞。这样一种态度，绝非为资产阶级煽风点火，而是继续纯洁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性，并且排除危险的幻想，让无产阶级提防过分的乐观主义。

比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苏联经济代表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也不应无视它所包含的资本主义的幼芽：　自由市场、工资的不平等及其各种后果。

放弃旅行 阿尔及尔（国家要塞）

<h3>十月十五日 星期四</h3>

到达阿尔及尔格鲁贝酒馆。——从我用晚餐的这间闷热餐厅，过分明亮的餐厅，能看见露天座上贪杯的人在擦汗，再就是人行道、一道栏杆，然后就是夜的深渊： 大海。

<h3>星期六</h3>

阴凉下气温三十九度。半年未下雨。

不可理解、令人疲惫不堪的是，夜晚比白天还要热。白天虽有太阳，但也有阴凉，时而吹来一阵风，送来点儿凉爽。然而，一过晚上六点钟，风就停了，黑暗中到处都一样热。万物都干渴。大家都想泡在水里，喝点什么。大家心里都嘀咕： 这一夜睡不了啦。于是，大家都游荡。天空也不纯净，但毫无骤雨的征兆，那是暑气熏蒸的污浊，令人联想到条件好的萨赫勒以远的地方，联想到火炉一般的大陆。

我喝，我喝！我喝不够！！

出汗，出汗！汗出不完！！

我想到退化的绿洲……我要去那里！——哦！那里棕榈树上朦胧而晦暗的暮色！

我还未能发现从哪儿升起或落下的檀香木味儿；这股香味在街心公园的树枝间飘浮，将人围住，沁人心脾。

日落前一小时；隐而不见的鸟儿在街心公园无花果树间鸣叫，声音十分尖利，树木都为之陶醉。

<h3>国家要塞 星期日</h3>

今天早晨醒来，浓雾弥漫，一如去年。烈日落下之后，这雾气多令人舒畅！我浑身浸透了，痛快淋漓！

邻居的声响一止息，我就听见远村的呼叫。我立刻去那里，一看真以为住着一群羊。村子坐落在岩石上，沿着岩脊只有一条街；从房屋的门窗望出去，过了院子便是虚空。墙壁刷了白灰，房顶是葡萄干色。男子丑陋，女人美极了。一大群孩子跟随我。——今晚儿空气多凉爽！生活多美啊！蓝蓝的天空多么迷人！眼睛看得见的湿润，令人神清气爽。一切都冲什么微笑呢？今天晚上，为什么一切都显得同我一样快乐呢？

这些大树并不是等到秋后才脱尽叶子。牲口没草吃了，一片片树叶就接续上。这里的奶牛、山羊、驴和耕牛，现在吃的就是树叶，卡比尔人的手将这天空的牧草摇落，给牲口吃。

还记得在坎塔拉园子里，那个敏捷的牧人爬上高大的杏树，给他的羊群下一场树叶雨。树叶已经染上秋色，一摇树枝便纷纷飘落。真像一场黄金雨，一时覆盖地面，但很快被羊群吃得一干二净。

我很想在这地方再逗留一两天；然而，我在这里即使生活三十年，也找不到什么可讲的；风景奇异，是惊险小说理想的场所，却又不好描绘，只能描写或叙述。我写出的东西也许偏向精神方面，而作为艺术家，我是一钱不值的。

<h3>阿尔及尔 星期二</h3>

天气多好，一丝云彩也没有！大海风平浪静，邀人出游。西罗科风戛然而止，气温也随之降下来。热还是热，但不是那么热气灼人了。阴凉处蓝幽幽的，非常清爽；空气也仿佛负载着光亮，美妙而沁人心脾，几乎是活泼的，就好像在欢笑。——我想到绿洲……我明天动身。今天夜晚，棕榈枝叶的摇曳会有多美啊！我也不再回忆过去了……

葡萄的颜色难以描摹，特别吸引我；不由得我不买，花三苏钱就买了一大串。

说不准葡萄是什么色调，紫色里透出金黄，既透明又好像不透明；颗粒之间并不拥挤，表皮覆有厚厚的果霜，手指触上发黏，入口又很脆，嚼起来声音响亮，几乎有点硬实——而且甜极了，我仅仅吃了四粒，余下的分给孩子们吃了。

放弃旅行 布萨达

<h3>星期三 十月二十一日 车上</h3>

我随身带了几本书，想看又看不下去。这地方吸住我的目光。这是潜在的悲剧景象，尤其在慧眼看来，天然的物质和生活之间充满了惶恐，已经根本谈不上文化，完全是生存问题了。这里，一切都引向死亡。

生长植物的土层，像手掌一样薄。

再往前走，地面变成片状，到处起皮了，不再像岩石，而酷似薄饼了。那边长着耐旱的松树，越来越稠密了。

呼呼刮着南风，天空壅塞大片大片乌云，现在恰如片状灰色地面的持续映象。毫无疑问，很快就要下雨了……

哦！变成植物，以便了解经过几个月燥热之后，有点水润泽时的快感。

<h3>车上</h3>

松林又截止了，地势起伏不平，一片荒芜，只有隐蔽的沟壑庇护一些夹竹桃。突然出现几簇黄色和绿色细毛状植物，便有几只山羊在吃草。

那个卡比尔牧童卷起无袖长衫，露出赤条条的光身子，就算对着经过的火车致敬。他在羊群里就像一只羊，一点也分辨不出来。

<h3>莫西拉</h3>

八年前，我看见阿拉伯人祈祷时，因为不能置身于他们和麦加城之间，心中颇不自在，唯恐插进去把导线割断了。

莫西拉芳香四溢的花园啊！如能及时见到你们，我早就赞颂啦！你们灌溉渠的流水，冲着醉醺醺的乌龟翻滚……果实沉甸甸的，将石榴树细枝压弯……一株盛开的夹竹桃！上前去看看。

记得那天晚上，在凯鲁昂的唯一小花园里，我的朋友阿特赫曼教我说阿拉伯语，“花园”讲DJ'nan，如果花草茂盛的话，就讲Boustan，那情景犹在眼前，怎么可能已经过去了八年！

……在这晚祷之前的时刻，鸟儿鸣唱得正欢，我真想再来，再来感受我满身的懒散。

<h3>驶向布萨达 星期五</h3>

上空一大片乌云，我们行驶两小时才越过去。

然而，太阳刚升起来，就被云彩遮住，很长时间就像戴着护眼罩，过了八点钟，才从上面透出点视线。刚透出的阳光冷若寒冰，非但毫无暖意，反而令人冷彻骨髓。

<h3>九时</h3>

乌云啊！今天早晨，你像大团下脚麻，从天边升起，逐渐扩展，现在好似以利亚的风云，侵占天空，难道真是你吗？——唉！唉！你要将大量的水运往远方，一点也不浇灌这片土地，这里焦渴的草木和牲口，将近中午只能得到你一点点儿阴凉。

<h3>十一时</h3>

在无比强烈的阳光下，此刻幻景开始展现： 一条条溪流、一座座幽深的花园、一座座宫殿；无能的沙漠，也像才尽的诗人，正对着不存在的现实幻想。

<h3>下午一时</h3>

马拉着旅行车，吃力地走在沙漠里，至少有两小时了；布萨达绿洲，从启程就望见了，似乎还没有怎么变大。

驿车行驶第二个小时，从康斯坦丁到南方办事的一位肥胖的犹太人，由手提箱里取出利希滕贝格的《尼采传》，转向我这精疲力竭的人，说道：“先生，现在我明白了，人可以为一种思想献身。”

<h3>给M的信 星期六</h3>

“……大失所望： 布萨达在山这边，而不是在山的那边，北临沙漠，不过是霍德纳内平原，没有什么特色的盐沼。我既感到也看到，真正的沙漠和我之间，还隔着厚实而模糊的高岭，坎塔拉山脉的余脉。绿洲位于山的缺口，坐南面北，思潮流向已知的地带。这里既没有沙漠商旅的归来，也没有冒死向沙漠的进发。这片绿洲同坎塔拉的绿洲一样，景色迷人，但是没有许多别的绿洲仿佛踏着死亡前进的那种悲壮。

“……今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我受到不可抗拒的吸引，不由自主地沿山谷朝南边走去。这地方越来越荒凉，道路越来越崎岖了，飕飕刮着冷风，好似河流一样持续不断。太阳隐蔽在山后。然后，我一翻过山顶，太阳下就灼热难忍，一心想往回走了。我脚步不停，朝前走了一个多小时，已经走出很远了。——我真想为你折这些夹竹桃，花已不多，快要凋谢，但是有几朵还非常美；我想象一定散发桃花的清香；可是一闻却很失望： 根本就没有香味儿。周围一片寂静，我的脚步声音十分慌乱；我一停下，就只听见一只鸟儿的啁啾。那鸟儿真怪，总跟随我，它的羽毛棕红，和岩石同色。我可以继续往前走，但是干什么呢？然而我还想继续……惶恐纯粹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反之，这地方倒是非常平静。不过，一个问题却萦绕我们心头： 究竟是在生命之前还是之后呢？我们的大地究竟原本如此，还是将来变的呢？一个乱石堆。——在阳光照耀下岩石多美啊！

“必须领略荒野大漠，才能明白什么叫作： 耕种……”

<h3>布萨达 星期日</h3>

……他回答：“我守着水。”——孩子坐在灌溉渠边上，监视着一个小闸门，他有权往自己园子放涓涓细流，到下午三点钟为止。

到了三点钟，他就放开水流，要带我进他园子里。他父亲打开园门，让我们进去。灌溉完了，园中就笼罩着一种有害健康的凉爽。然而，我们还是坐下来。他的小弟弟我还不认识，却给我无花果和椰枣吃。我真希望能给孩子讲点儿故事，还什么也没有讲，他那双感兴趣的大眼睛就已经在倾听了。——无花果汁液跟糖浆一样，弄得我手指黏糊糊的；我想在水洼里洗一洗，可是杏树和无花果树下面灌溉网十分精密，空隙不到一鞋底宽，脚踏上去，不是踩坏一道小堤坝，就是碰到一棵蔬菜。我这一趟踩得乱七八糟，才重又坐下，坐了很久，吮吸着阴凉，品尝着清爽，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了。

<h3>莫西拉 星期一</h3>

我们北国的天空从未积聚这么厚的乌云。在这巨大的焦渴上，需要多么巨大分量的雨水倾泻下来！——以便立刻将这焦渴化为沉醉，将黏土平原化为沼泽地。

<h3>星期二</h3>

毫无疑问，我在哪里都能看见一头奶牛喝水，流涎的吻端朝前探去——可是，这一带根本见不到，我就比在别处看得时间长些。这头奶牛瘦骨嶙峋，由一个孩子牵着，喝完水还在原地傻待着，等待孩子把它牵走。它走到哪里也没有绿色草地，饿了一天，直到傍晚才能吃到几根干瘪的玉米秸，可怜的牲口！还是由这穷得可怜的孩子一点一点递给它。

放弃旅行 阿尔及尔（卜利达）

<h3>阿尔及尔 星期三 十月二十八日</h3>

天空愁惨，掉雨点儿了，但是一丝风也没有。从平台上眺望大海，极目所见，也没有一点波浪。你要从那里来；我的目光臆造出航线和轮船荡起的波纹；这目光怎么不能一直望到马赛呢？啊！但愿大海宽厚地负载你，但愿波涛对你温和！我梦想这样的天气： 让微风吹起你的风帆！……

对死亡缺乏恐惧感，导致阿拉伯人缺乏艺术。他们面对死亡并不退却。而艺术恰恰产生于对死亡的恐惧。希腊人民直到坟墓的门槛，还矢口否认死亡，他们的艺术正是得力于奋力对死亡的抗议。如果基督教能贯彻到底，那么确信永生就是否认艺术（我说： 艺术，而不是艺术家——阿拉伯人有一大批艺术家）。艺术既不会从书本中，也不会从大教堂里孵出，弗朗索瓦·达西斯也许思考过、歌唱过他的《星辰赞歌》，但是他不会写成文字，因为他无意恒定任何能死灭的东西。

<h3>星期五</h3>

昨天夜晚，剧院有若望·科克兰的演出。我是闲得无聊，倒不是多么想去看他演的《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他把这个人物演成一个自命不凡又自以为是的傻瓜。我想，儒尔丹这个人物表面夸张，其实最大的特点是不安——一个人气质与他承担的角色差得太远而惴惴不安： 他总怕行为举止不合身份。演员应当表现这一特点。——还思考这种事，就好像我不在非洲似的。在此之前演出的《多情恼》，虽然演技相当差，却深合我意。

<h3>星期一</h3>

俄罗斯海员气急败坏——他们迷失在阿尔及尔的街巷里，法语和阿拉伯语一句也不会讲，他们示意让人带路，一连三次被人带回码头，带向他们的轮船。俄罗斯海员气急败坏，逢人就递过去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一名邮差经过，我就对他说：“您倒是给他们写上一家妓院的地址呀！”但我有预感，他们还会第四次被人带回码头。

有些日子就琢磨，究竟是肉太硬，还是餐刀不快。反正结果是一样： 没有胃口了。

<h3>星期三</h3>

我绝不朝海上寻觅；我的目光逃避一阵风就会赶向北方的那些惊云。阿波罗已经光芒万丈，天空在高城上方喜不自胜。欢笑的房舍啊！深邃的蓝天啊！那上边，暮晚一降临，我就爬上去——对，一直爬到那面粉红墙壁的脚下；那面墙最高，也笑得最欢，和天空毫无隔阂，中间只有那根游弋的桉树枝。然而，那同我们渴望之物一样，到了近前还会那么美吗？幸运的树枝哟，树叶今天由阳光冲洗，比昨天雨水冲洗得更干净。

不行，无济于事。同一个地方，可以一见再见多少回——永远不会再有新鲜感。越瞧所见越少。也许领会更深……可是没有惊喜了。

<h3>卜利达 星期六 十一月七日</h3>

我既已许诺，就去马赛和阿尔及尔之间，到卜利达那里的船上探望X。他在医务室服役，刚干几天就发起高烧。

他穿着狙击兵的军服，气色很不好，他那眼神更加明亮，却从未有那么不安。

“我原以为在这里大不一样，”他说道，“我若是早知道该有多好！……我感到烦闷，就因为这个病，我感到烦闷。”

“那您当初有什么期待呢？”

“期待每天不干同一件事的生活。我呀，您瞧见了，活不了多久了；我希望……怎么说呢？……在很短时间里尽量生活。这话，恐怕您不明白吧？”

“嗳！嗳！”我支吾道。

“喏！您能做一件令我非常高兴的事儿吗？让人给我弄到这里……一点儿大麻。他们说那很刺激，我特别想尝一尝！可是，那些黑鬼谁也不肯往这儿带（他下意识地把阿拉伯人叫作‘黑鬼’）。您从未抽过吗？”

“没有。”我回答。

“您能给我带来，对不对？”

“您会被麻醉的。”

“我不会被麻醉……再说，也无所谓。像我这样的人，活在世上也毫无用处……对，我还记得您在船上对我说的话；不要重复了，让我听了心烦。请您给我带点儿大麻。”

“没有卖的了。禁止买卖。”

“嗳！您总能设法弄到的……”

“弄来您也不会抽……”

“不会就学嘛。”

在库卢格利街，我遇见卡比什。尽管三年未见面了，我们彼此还是立刻就认出来。啊！在山上的漫步啊！花园里单调的歌声、月光如昼的圣林中的絮语、非法经营的小咖啡馆的舞蹈啊！何等怀恋，掺杂着何等渴望，将构成你的回忆啊！

“卡比什，哪儿能弄到大麻？”我问他。

我乖乖地跟随他去了三个阿拉伯人家；须知第一个卖家往他无袖长袍里塞了一个小绿包，他再偷偷塞进我的大衣里，这还不够；还必须到第二个卖家，精心挑选土陶小烟袋锅；再到第三个卖家，挑选烟袋杆儿。我为X挑好，也为自己买了一套。

大麻交易明令禁止——也可以说在黑市进行。凡能嗅到大麻气味的咖啡馆，警察全部查封，他们认为大麻有一种犯罪的味道；因此，瘾君子只好秘密抽大麻，又由于大麻香味郁烈，容易暴露，他们就尽量少抽点儿。跟您说吧，有一个时期，卜利达全城都弥漫着这种麻醉的香味。可是，离别几年之后的那个人，现在又来了，不禁诧异，询问卜利达怎么解除了魔法呢？库卢格利街闻不见这种香味了。

<h3>卜利达兵营</h3>

“……当我问这气味是从哪儿来的？他们却对我说什么也没有闻到，不明白我要说什么。然而，我非常清楚，这气味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注意！又飘起来了，您没有感觉到吗？不对，不是花儿散发的香味。我管这叫泥土香。”

我的确感到一股醉人的气息冉冉升起，朝我们飘落，只是一股幽香，好似春天臭椿散发的气味。

“唉，真的！”X又含混地补充说，“这气味，晚上我闻到，就控制不住自己： 无论如何要去一个隐蔽的角落，以便……”

<h3>十一月十日</h3>

进头一家咖啡馆，给我端上辛辣的姜茶，说是从混乱而不正常的东方运来的。我很想说说，但又不知从何讲起，这里光秃秃的。究竟有什么魅力把我吸引住。墙上没有图像，没有招贴画，也没有广告；白灰墙壁；不远处闹哄哄的，乌拉德街人声喧喧，隔墙还听得见，更显得这里寂静又难得又惬意；没有座椅，只有草席；三个阿拉伯青年躺在草席上。

这间陋室向他们提供什么呢？是什么让他们喜欢这里，而不去别处娱乐，不去逗女人欢笑，不去跳舞，这一切都不顾……只为抽点儿大麻。小烟袋锅相互传递，每人轮流吸几口。我不敢冒险，倒不是怕吸了会醉，而是怕引起头痛。不过，我卷烟时，还是像阿卜德勒·卡代那样往烟叶里掺了点大麻。也许是少许这点烟帮我实现了这种舒服感。所谓舒服，绝非满足了欲望，而是消除了欲望，放弃了一切。临街的门关着，挡住外面的喧闹。唔！在这里流连……时间不早了……阿卜德勒·卡代朝我俯过身来，指给我看挂在白墙正中唯一的装饰物，一个幼稚地涂成五颜六色的丑陋而畸形的布娃娃，他小声说道：“魔鬼。”时间流逝。我们走了。

到第二家咖啡馆喝茶，甜得令人恶心，有一股甘草味儿。

到第三家咖啡馆，只见一个戴眼镜的阿拉伯老人在给一堆人读故事。我怕打断故事情节，就没有进去，坐到门外的一条板凳上，在夜色中待了很久……

<h3>十一月十一日</h3>

大地让骤雨灌醉，便梦想春天突然而至。只见没有叶子而紧贴着地面、散发奇香的白色矮水仙、我以为是麝香兰的细小的淡紫色花葶、颇像秋水仙的粉红星状花的石蒜，全都极小极小，战战兢兢，匍匐在地面上。这就是一场温雨能从这不善的土地提取的全部恩惠！

今天早晨天清气朗，阳光灿烂，一切都显得那么绚丽。天空湛蓝湛蓝，仿佛焕然一新，令我感到自身充满健康和活力。我要爬山，去那边，上那山顶，没有目的，没有向导，也没有道路。

<h3>阿尔及尔 星期六 十四日</h3>

致敬！处处微笑的早晨，一天的欢笑可能来到： 我已准备好。

大海与朝阳齐平，仿佛一道光的峭壁，陡立在我面前；又像一面红色珠光玻璃，由山峦淡淡的细线框住，并与天空隔开，而那山峦雾气缭绕，远远望去犹如海绵。港口还弥漫着巨轮的黑烟，小船抖动着四散飞走，飞向光灿灿的大海，桨叶恍若划在光流中，有时就像在滑行翱翔。这座城市立在大地，面向太阳，在繁忙的码头和天空之间欢笑。

这十天来，我的眼睛斋戒，不见阳光，现在由太阳唤醒，便开始展望，如饥似渴地观赏。

一个柑橘蹦跳着，沿着卡斯巴街滚下来，随后追来一个小姑娘，柑橘在奔逃……如果不是一条法国大街阻拦，柑橘和小姑娘就要冲进大海。

<h3>星期日 十一时</h3>

沿着墙壁，阴影只剩下窄窄一条空间。还由太阳逐渐压缩，刚好够我的思想躲避。而我的残余思想，也刚好能填满这窄窄的空间，还不断地缩减。无须多久，整个一面墙就只有炎热，只有强光了，而我也就只有感觉和热忱了。

<h3>星期一</h3>

我们在集市广场上看见特别红的石榴、特别绿的青椒、特别紫又特别亮的甜洋葱；然而，在突然缩进去的小巷里，在那阴影中，每种果品都发出崭新的亮光。

我赞赏阿拉伯人有微薄之利就能满足的心态。我贸然同卖水果的讨价还价。一个卖水果的男孩，在小摊中间坐在自己脚跟上。花几法郎就能把整个摊子买下来；再加几苏钱，连摆摊的小贩也搭上。

有的日子，我希望自己饥肠辘辘，以便有胃口吃这种鹰嘴豆——商贩会从大碗里满满抓一把，放进会滴上盐水的麦秸色羊角纸袋里——

……也希望口干唇焦，以便对着铜瓶细颈口喝水；我看不到面孔的那位女子，将放在她胯上的铜瓶倾向我发烫的嘴唇——

……还希望疲惫不堪，以便等到晚上，混在夜晚相聚的人中间，难以分辨，只是一些人中间的一员——

……哦！以便知道这扇厚实的黑门给这个阿拉伯人打开，门里迎候他的是什么……

我希望是这个阿拉伯人，希望等待他的是在等我。

<h3>绿洲饭店 星期五</h3>

餐具架中央一个托盘里放着香芹，上面躺着一个巨大的甲壳怪物。

“我旅行到过许多地方，”大厨说道，“也只是在阿尔及尔见过这东西。对了，在西贡，能见到的龙虾个头儿像……（他扫视餐厅，却没有找到比较物），没见识过这样的。即使在这里也很少见。三年来，这不过是我见到的第二只……‘海蝉’，先生……是因为脑袋的形状；喏，您从侧面瞧瞧： 真像蝉的脑袋……哪里的话，哪里的话，先生，非常鲜美，有点像龙虾，但鲜嫩得多。今天晚上就做了；先生明天早晨若是还来，就可以品尝一块儿。”

六个人围着这个海物谈论起来，它却一声不吭，也一动不动，一副严肃而丑陋的样子，眼睛无神，全身脉石色，就像一块淤泥石。

“怎么！是不是还活着？”

大厨用拇指一下子将海物的一只眼按进去，海蝉尾巴立刻猛然一摆，将托盘里的香芹全打飞了，然后又趴下不动了。

整整一顿饭，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它。

<h3>星期六</h3>

今天早晨，它还在那里，盘踞在托盘上的香芹中间。

“昨天晚上没有做，”大厨说道，“那时它还活着，我觉得怪可惜的。”

<h3>阿尔及尔郊区</h3>

对，就是这样，我想到，唯有经受严冬的玫瑰，才能开出最美的玫瑰花。在丰美炎热的非洲这块土地上，我们看到玫瑰花很小，起初不禁诧异，后来才明白，这里的玫瑰长得粗壮，一年四季开花，因而花朵就小，美姿也受到抑制。每朵花开毫无冲动，既没有酝酿，也没有期待……

同样，人要先经历一段混沌状态，才能展现最出色的才华。巨著不自觉的构思，将艺术家投入一种迟钝愚拙的状态；而不甘寂寞，失魂落魄，为自己的冬天感到羞愧，想急于求成，要开放更多的花朵，这就是每朵花还未发育起来便过早开放的缘故。

十一月二十七日

三周前，我若离开阿尔及尔就容易得多，现在住惯了，扎下小根须，再过些时日，我就不能自拔了。

已经有多少年了，每年我都下个决心不再来了……

然而，怀恋这花园，夜晚……怀恋我天天晚上光顾的这座夜花园……噢！我怎么受得了呢？

放弃旅行 比斯克拉

<h3>比斯克拉 十一月三十日</h3>

我回到我青春时代的腹心，又踩到我从前的脚印。这就是我初愈的头一天走过的小径，路边的景物还那么迷人；想当初，我刚摆脱了死亡的恐惧，身体还很虚弱，单为活在世上而惊诧，为生存而喜不自胜，不禁沉醉了，激动得痛哭流涕。啊！在我还倦怠的眼中，棕榈树荫多么宜人！明媚的树影那么温馨，花园絮语，芬芳四溢，树木、景物，我全认出来……唯一认不出来的，就是我自己。

<h3>星期六</h3>

不对，诡辩家莫拉，这里面根本谈不上切断根或“拔根”的问题。值得赞叹的是，英国人恰恰跟罗马人做法一样，带着自己的根云游四方。

在夫人的房间里，丝毫没有在旅馆的感觉。她旅行随身携带着亲朋好友的画像，桌子上铺了台布，壁炉上摆了花瓶……就在这间普通的客房里，她过着自己的生活，舒舒服服的，善于把每件物品变成家用东西。不过，最令人吃惊的是，她能拉起一个小小的交际圈。

我们法国人有四对夫妇，生活彼此隔绝，每对夫妇都很审慎、客气，住在旅馆如同苦修。英国人有十二对夫妇，原本素不相识，却好像彼此等待，相约聚到一起。早晨抽着烟斗，悠闲自在地聊天，或者忙于各种事务；晚上穿着锃亮的皮鞋，身穿礼服，一副整齐的“绅士”打扮。他们轻而易举就夺取了旅馆客厅，他们的占有，给人的感觉极其正常，而企图同他们争夺，不但自不量力，而且徒劳无益： 他们善于利用客厅，而我们则不然。

况且我也说过，他们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交际圈，而我们根本做不到。

我在旅途中，只遇见两种法国人（大多时间根本遇不见同胞）： 一种是，他们落落寡合，无论到哪儿都不会丧失的意识；另一种人喜欢扎堆，大嚷大叫，既粗俗又令人讨厌。——讨厌吗，那些英国人？——当然不讨厌！——嘿！正相反，极富魅力；尤其那三位年轻艺术家，有点像小团体中的小团体；是画家？是文学家？无所谓——他们阅读史蒂文森和乔治·穆尔的著作。我很想同他们说话，只是一想心就跳得特别厉害。况且，我们谈什么呢？——再者，我面对他们明显感到自己处于劣势，如果说作为个人，我充分意识自己的价值，自尊心也相当强，这种状况绝难容忍，那么作为法国人，就更不堪忍受了。

在这里，我要重提我最蒙羞的一件往事吗？我同热拉尔一道旅行，那是乘夜车，天亮才能到达。我们想夜晚尽量舒服一点儿，怕旅客上多了太挤，就多订了位置，可以放我们的旅行袋、大衣和毛毯。两位英国女郎坐在里端两个角落，她们看着我们，却没有说什么。不料来了一个英国男士，他询问有无空座位，就占了一个，坐下来。火车开了之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两位英国女郎和那男士缓慢地，不可抗拒地扩大地盘，最终还是他们占用了我们预订的座位。首先因为这些座位我们不知道派什么用场；其次因为我们法国男士若是往外扩展，势必阻碍这两位女郎，就会显得很不文雅。我们不大懂英语，而我们的英国旅伴很快就看出这一点，便乘机议论我们。然而，我们的英语水平，还足以听懂那个英国男士对两位女郎说的话：

“真令人吃惊，这些法国人！他们开始总是多占地方，可是又守不住……”他嘿嘿一笑，又补充一句，“这样，英国人就从中渔利了。”

这只是切题，一场谈话的开端，而谈话的声音长时间阻碍我们入睡。

<h3>星期日</h3>

西迪·塔伊卜是个隐士，他的法力能保护这座城市。——人们常见他同姑娘在一起，而且神情特别快活，因此，我就试图让阿特赫曼解释一下，他的法力表现在什么方面。然而，阿特赫曼容不得拿这事开玩笑；我不想开玩笑也是徒然，我这么一问，就等于怀疑……西迪·塔伊卜就是信条。

西迪·塔伊卜受到极大的尊敬，这表现在馈赠上。西迪·塔伊卜生活简朴，他鄙视金钱，只喜爱衣衫。信徒若想在这里组织一场弥撒，就得给西迪·塔伊卜买一件无袖长袍。

这样一来，西迪·塔伊卜就有许多长袍，但是他从来不替换，而是等身上这件穿脏了，便套上另一件。这样一件一件往上套，身上足有二十来件，想象不出有多厚了。

据阿特赫曼说，有些晚上，西迪·塔伊卜对着广场的熊熊篝火，干脆从那些长袍的中心里赤条条钻出来；很可能虱子太多，他痒得受不了。于是，几个虔诚的门徒从长袍里掏出三四件最旧的，扔进火堆，只听烧死的虱子噼啪直响。继而，西迪·塔伊卜重又穿上，而新的长袍又从天上掉下来。

长袍套多了很重，他走不了路，就只好滚动。有一天，我见他向前进的样子，就像愚伯上战场。——还有一天，他由两个无疑受过他的圣化、穿着礼裙的奥拉德姑娘搀扶，跟随鼓乐和人声喧闹的欢快的队列，朝西迪·萨尔珠尔墓走去，他一路哈哈大笑，步履蹒跚，活像喝得醉醺醺的西勒诺斯。

他这种样子再怎么可爱，我也还是喜欢他静止不动的状态。是跪着，坐着，蹲着……谁也说不准，只见那圆滚滚的一堆左右摇摆着。他就这样在广场中间待到深夜。我管他叫： 圣油瓶；他那形状绝似乳房。

一天晚上，我将众人和我那些沉闷的伙伴丢到一边，同阿特赫曼一道去一家更小的咖啡馆，坐到门前，我们称为露天座： 只有一张木条凳、一张灯光昏暗的桌子。西迪·姆也来凑热闹，他是图古尔的阿拉伯人，留着整齐的小胡子，穿戴考究，能言善辩。他熟悉从摩洛哥边境到的黎波里塔尼亚边界的沙漠。他娓娓谈起因萨拉赫、图阿雷格，声音十分悦耳，每个字发音都十分清晰，有时我真以为听懂了。阿特赫曼担任翻译。

西迪·姆很博学，也就是说，他谈什么都要引经据典；引语越古老，越受人尊重。他相信每一则阿拉伯寓言，根本不听那些鲁米人的。

我在阿尔及利亚遇见的所有学者都是这样；当阿特赫曼要“学习”，我就知道这意味什么： 不是想弄清问题，而是匆忙搜集一大堆传统的答案。他们有了这些答案，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中世纪所谓的科学，也就是这种货色。

“《天方夜谭》中女学究王妃的故事，你读过吧？”阿特赫曼问我，“怎么样，你应当明白那里面有沿海有科学！”

我问西迪·姆，阿拉伯人和图阿雷格人关系如何。他就隔着阿特赫曼对我说：“图阿雷格人根本不喜欢阿拉伯人，经常袭击他们，阿拉伯人也非常怕他们。”

“然而，在苏夫绿洲的城镇里，能看到图阿雷格人吧？”

“他们承认阿米舍的隐士，”他又说道，“因为他对他们显灵了。他独自一个骑马出战，同骑着八十匹单峰驼的图阿雷格人对阵。图阿雷格人一齐朝他射箭，可是，你要明白，箭射到马身上，箭头仿佛变软，全部落地。而他绝不想伤害人，只射了一箭，就射杀六十五匹骆驼。”

他还说道：“在那里，图阿雷格人认识一个地方，在山里，地方很大，很大，一直往前能走上十天；只有一条路通进去；而且只能单人行走。等所有人都回去了，最后那个人就滚动一块石头，将路堵死……喏，就像桌子这么大块；这样，任何人也看不出路了。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怕法国人。”接着，他又补充一句，“这些情况，是一个图阿雷格人在因萨拉赫对我讲的。”

<h3>星期二</h3>

我若是说了夜色芬芳、皎洁，那么我本希望一直延续到拂晓的昨夜，我在这里还能记住什么呢？——照耀在中天的新缺月轮。前天夜晚还是圆月，并不显得那么姣好。昨天下过雨，窑子门前只见寥寥几个阿拉伯人，他们不怕肮脏的街道和泥泞的道路，还是从老村子赶来。夜晚绵软而惬意，残留的雨水，刚好使地面保持柔软；空中不见往常的灰尘，而是每件物品散发出来的幽蓝淡淡的烟雾。一群走动的人，在这种夜晚氛围中，显得十分和谐。

那么多朦胧的白影，那么多幽幽黑影，我本身便是其中一个黑影，不饮而醉，爱无所施的对象，我信步走去，时而任由月光爱抚，时而听凭暗影抚弄，掩饰盈眶的泪水，我满身夜色，又渴望消失在夜色中。——遇合也很随意，我时而同阿特赫曼，时而同阿里一道漫步，同他们一起品尝月亮的清辉，就像吃果汁冰淇淋一样，我时而感伤，时而艳羡他们虽然不年轻了，粗犷的精神却保存了可爱和稚气。

闻声知女人，听她们招呼，我微微一笑，或者停下脚步；在突然射来的灯光和咖啡馆的喧闹声中，只见游荡的神秘影子定了形，一时间显出形体，停了下来，继而重又投入并隐没在夜色中，而我也要乘夜色同他们一起消失。

啊！即使夜晚更加喧响，夜色更加朦胧，夜香更加多情，到了今天早晨，我还会留下什么呢？只有一点儿记忆的灰烬，搜集在我的心窝，而一阵风就会吹散，只能给原地留下灼痛。

<h3>星期四</h3>

如果说白天还难判定，那么夜晚却十分美好——比留下的记忆还美好。明明知道户外空气温馨，月光依然皎洁，明明知道在我离开这地方之前，为我照亮这座城市的月亮，每天夜晚就要迟一点儿，亮度也减一分，那么我怎么能够回房间，怎么能够睡觉呢？

<h3>星期日</h3>

不，这么灿烂的一天，我不能消磨在工作中，要出去逗留到夜晚。天朗气清……今天早晨，我要信奉撒哈拉的阿波罗，想象他满头金发，四肢黝黑，眼睛跟瓷人一般。今天早晨，我的快乐完美无缺。

我的朋友，穷苦的巴奇尔，白天饿着肚子等待夜晚，他在剥小小的大麻叶，准备晚上抽。他在穷困的生活中，就是这样等待夜晚降临，准备进入他的天堂。

我向他提起他的穷苦的时候，他却回答：

“有什么办法呀，纪德先生，总会过去的。”

他这话的意思不是盼望有朝一日能富有，而是他这一辈子会过去的。

<h3>热泉</h3>

我又到这儿来寻求什么呢？——也许就像光着发烫的躯体扎进冷水里痛快一下似的，我的空空如也的头脑，也将热情浸到冰冷的沙漠中。

地面上的石子儿很好看。盐碱亮晶晶的。在死亡上方飘浮着一场梦。

我拾起一块石子儿，托在手中；然而，它一离开地面，就失去光泽，失去美丽了。

四孔小笛子，用来表述沙漠的寂寞。笛子啊，我把你比作这个国度，夜晚听你不停地吹奏。啊！在这里，组成我们声响和沉默的因素少得可怜！稍一变动就能从笛声显示出来。——水、天空、大地和棕榈树……令我赞叹，小小的乐器，在你的单调中，我根据手指灵活的孩子吹得声声急促，还是优美徐缓，就能品味出你具有多么微妙的多样性。

我一页一页展示流转的四个声调，但愿我在这里写下的语句对你来说，就像这只笛子当时给我的那种感觉，我所感觉到的多样性单调的沙漠。

<h3>星期日</h3>

昨天夜晚封斋期结束。民众疲惫不堪，今天早晨就要一扫愁容，不料又下雨了。这天本来应当快活，却一副凄惨的样子。我们登上老要塞的废墟，居民要在那里露天祈祷。

路上烂泥挺深，直粘鞋子；阿拉伯人的虔诚犹豫起来；他们肯跪在泥地上吗？

有些人前往附近的清真寺，我们也跟了去。将近九点钟，天空略微放晴，宣布开始祈祷。我们又登上老要塞。那里约有一百五十名阿拉伯人，都好歹跪在席子上。一位年事已高的神父，由人扶着登上他们左边的简陋土讲坛。他祷告几句，众人跟着齐声重复一遍；接着，他就开始一种半礼拜式的预言，那朗朗声音虽带几分倦意，但十分优美。预言快要结束时，又下起雨来了。

我们只有几个人，恭恭敬敬地退避在左侧后面，我还不得不躲开一点儿，不让别人看见我流了泪。阴沉沉的老天似乎不接受这战败的人民的虔敬。在这种虔敬中，在这种对别的事物绝望的信念中，在这种呼吁中，冉冉升起沙漠的哀伤。

“他对他们讲些悲伤的话。”阿特赫曼回答我的同伴的询问。

这群排列整齐的人，仿佛在祈祷的风中偃伏，先后三次朝麦加方向膜拜，前额叩到地面。

在他们对面的祈祷线内，离预言师约二十米远的一个土台上，站着男男女女的旅游者，还有一组白袍修女，他们全都拿着照相机，对着礼拜的人照相；他们还嘲笑并模仿那位圣徒的声音。他们崇拜另一个上帝，就觉得高人几等。

我做梦又旧地重游——已是二十年后。我经过这里，谁也不认得我了，陌生的孩子也不冲我笑了；我不敢打听我从前认识的人情况如何，唯恐认出就是活得太累而弯腰驼背的这些人。

<h3>十二月二十一日</h3>

昨天是阿拉伯人的节日，雨几乎未停，下了一整天。街道烂泥一塌糊涂，没人愿走，都溜着墙根。山峦顶峰下了雪，在橙黄色的景物上面涂了一片抽象的白色。阿特赫曼走路，把泥点溅到我身上，他对我说：

“今天，有个人恭维了我一句，听着真舒服。他对我说：‘阿特赫曼，小伙子，你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价值。’”

他扎一根奇特的腰带，虚荣心就能得到满足的时期，已经离去多远啦？

<h3>星期一</h3>

开酒馆的犹太人巴布的妹妹结婚。按习俗，喜庆持续三个夜晚。谁都可以进去。头一天夜晚专门接待奥拉德人；第二天夜晚留给亲戚和有身份的妇女；第三天夜晚则不拘什么人。我出于好奇，更因为无事可干，就是在第三天夜晚进去的。

这是家大众酒馆，外观很丑陋，里面挺冷；我走进的第一间餐室灯光昏暗，但不是婚庆的地方。

我们走进了私宅。我身边有个法国装束的犹太人，大腹便便，满脸堆笑，长相十分粗俗。再远一点儿，同样靠墙，则是新娘，倒有几分姿色；挨着新娘影影绰绰有个人丑陋不堪，眼睛无神，睡眼惺忪，不是睡着就是醉了： 正是新郎。

一个女人在跳舞，布阿泽的尖利笛声使我的脑袋发胀。每人都装作很开心。我和阿特赫曼却不过酒店老板的盛情，喝了薄荷绿酒。我找不到放杯子的地方，就把酒喝掉；然而，老板一见我杯子空了，就立刻给我斟满；最后几杯，我只好倒在地毯上。我们出去时下雨了。我离开阿特赫曼，离开所有人，独自在黑夜里淋了一通雨。

<h3>星期日</h3>

天空纯净如洗，但是冷风凛冽；我需要更高的温度以便开放。

我们在岩石坡上采了些小花，但味不香，色不艳，质却不弱，连花冠都是木质，一见太阳就闭合。没有花茎，匍匐在地面上，就像圆锥头的木钉子，又好似附在岩石上的帽贝。对，主根紧接着花朵。这种花长在干燥的沙地上，极不显眼，就伏在那里等待，只要下一阵雨就开放，而花开却看似腐烂。

沙漠的空旷教人喜爱细小的东西。

我寻找个花园避身写东西；飕飕刮着寒风，在户外到哪儿都冻得瑟瑟发抖。

我们决定明天早晨动身。我做得到吗？极小的一点快感，有时会突然唤醒一种十分隐秘的余味，致使我立刻丧失同这里割舍的勇气。

<h3>星期日夜晚</h3>

在路上看不见这座小花园，要穿行酒店才能进去；我们坐在这小花园里，暮色渐渐降临。

园中有点流水，有几株花渐渐凋谢。

两棵干瘦的枣树在我们两侧，正好框住如血的残阳隐没的那方瑟瑟天空。布阿泽到园中来找我；园中便升起他那芦笛的歌声，如同暮色中鸟儿的鸣唱。这笛音，已不是我在这里常听见的那种含混的呼啸，而是特别清亮、高亢、激越，撕破暮色，有时还带几分痛苦。阿特赫曼则同笛声对歌。

他唱一句，笛子就应答，再加点儿颤音重复旋律。歌中唱道：

青春蹉跎在流亡……

他唱了他第一首诗，第二首诗套的歌曲：

月亮还是窄窄一叶小舟，在如水的天空行驶。月光只是微微照见布阿泽的俊俏面孔；我赞叹他那灵巧的手指抚弄暗如夜色的芦笛。

<h3>星期一夜晚</h3>

我的手伸进水中，思忖道： 你再也见不到了，永远也见不到了，就是这眼泉，夜晚你来坐到泉边。

这里一股静静的流水，我的双手悄无声息地探进去。

我听见周围事物游荡的声响……还记得哟……一天月光皎洁的夜晚，我来到这里。在蓝莹莹的月光下，棕榈树影朦胧，俯在水面上……

永远哟，永远也见不到了，我心中又暗道，然而这静静的流水，此刻还在这儿……

放弃旅行 回回返

<h3>那不勒斯</h3>

旅馆餐厅灯火辉煌，显得有几分豪华，尤其喝下的几杯法莱尔纳葡萄酒上了头之后，隔着窗帘，又听见从敞开的窗户传来的传统小夜曲。这种音乐在阿拉伯人听来，会觉得多么肯定而直接啊！意大利人心灵里的平庸、浮夸、多愁善感，都在这种便宜的旋律中神气活现。然而眼下，这旋律却搔人弱点，只要有两分春意撩逗，我就不觉沉迷其中了。

<h3>罗马 平奇奥山上 一月末</h3>

屋顶很美。太阳偏西了，一时间被一条窄云遮住，但阳光还照耀屋顶。下过一阵雨，从深巷升起雾霭；从雅尼古拉山则降下一片雾气。我就像波吕许尼亚似的凭栏，那姿态就像对行人说：“这是个梦幻者。”我绝未做梦，而是在观赏。平屋顶由阵雨上了光泽，闪闪发亮。杂陈的房舍，在暮晚潮气中融为一体了；街道恍若河流，广场好似湖泊。高建筑的圆顶和钟楼，纷纷矗立在残照中……不，我没有做梦。况且，我要梦见什么呢？面对这种现实，我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做梦呢？

<h3>巴黎 二月</h3>

我又同别人见面，并不那么欣喜，我觉出他们都明显感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在t面前，不由自主地谈起旅行？毫无疑问，我从远方带回来的全部感受，他都理解……

他没有去领略的欲望。

<h3>库沃维尔 八月</h3>

我喜爱完美的盛夏、烈日的宁静。我喜爱这正午时分： 这时，平原上难熬的灼热取代了早晨清亮的歌声，收割完了的田地上空气震颤，老斑鸫则在滚烫的垄沟里伸展翅膀。我在闷热的树林中行走，呼吸着蕨草的气味，一直走到树林边缘，一直走到傍晚。

我喜爱迷人暮晚的气味、麦垛的阴影、海上升起的雾气。在我们国家，这种雾气往往在日落时分升起，扩散开来，润泽平原，一入夜就骤然变得清爽，往空气中倾注了怡悦之感。

苛求的心啊，永不倦怠的心啊，还渴望什么呢？

……在这种暑热的日子，我想到游牧者的奋进： 啊！既停留在此处，同时又能远去他乡！啊！化为云烟，分解消散，只要一阵清风，我就无影无踪，乘风而去……

一旦夜色又弥漫我的房间，我就从敞开的窗户听见不远处收割工的喊声： 他们收割完毕，又回到村子。女人和孩子半躺在一辆大车的草堆里，男人则在两边步行。他们全醉醺醺的，粗声大气地唱歌，纯粹是牛群吼叫。有时，一种吼叫更显响亮，那是他们会吹奏的唯一的乐器海螺的声音。往年，有多少回啊，我听见平原上这种喊叫，觉得声声是对我的呼唤，我跑出去……多少回啊！这些人形貌丑陋，他们的神灵也奇形怪状。噢！多少回我跑向他们，又厌恶地掉头回来，几欲垂泪……

今天夜晚，这些歌声再次吸引我。

<h3>九月末</h3>

河水特别温暖，跳进去沐浴十分惬意。乍进水觉得不如空气灼人，但是水温均衡，很快就给人以暖意；继而从水中出来，湿漉漉的肌肤，又觉得空气凉爽了。然后，我们再跳进水里，接着躺下晒太阳，继而再到树荫下，就觉得像夜晚一般凉爽。——阿拉伯人张开的衣衫啊！——

伙伴啊！伙伴啊！——朋友！在诺曼底的秋季，我梦想沙漠的春天。

棕榈在风中的絮语！蜜蜂嗡鸣的杏树！热风！空气甜丝丝的味道！……

北风击打我的玻璃窗。雨下了三天了。——噢！沙漠旅队多美啊，正值黄昏时分，在图古尔特，太阳落入盐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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