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吴仁宝 - xp1024.com
《精彩吴仁宝》


正文 引言

被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头人”的吴仁宝及其带领华西村致富的先进事迹已为不少人所熟知。在吴仁宝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员为民造福、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员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政治品格,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作家何建明不久前随中央新闻采访团再次到了华西村采访吴仁宝,以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写出了报告文学,展现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共产党员风采。目前全党正在进行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相信何建明的这部新作能够成为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动鲜活的教材。

有些人物,总是像一块引力巨大的磁石,魅力无限、光芒四射,叫你无法拒绝。吴仁宝属于这样的人。

自1928年出生以来的漫长岁月里,他是一个从没有离开过家乡那块土地的农民,但他的睿智、他的深刻,使认识他的人都会由衷地称他是一位带着泥土芳芬味的政治家、思想家、语言学家,当然更是精明的经济学家。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总是风尘仆仆,每天仍然四五点钟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他思维清晰敏捷,面对上百名新闻记者轰炸式的提问,能一丝不乱、谈笑风生地回答任何问题,并时常爆引满场欢笑……这就是吴仁宝的形象。

有人问:你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吴仁宝说:老百姓幸福就是社会主义。

有人问:老百姓的概念很大,是不是人人幸福了才叫社会主义?

吴仁宝说:应该是。我们华西村的100人中至少有98个人感到幸福美满,所以我敢说华西村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有人问:华西村的幸福标准是什么?

吴仁宝说:我们有三个土标准: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我和华西村的干部认为要让老百姓真正幸福,这三个标准一个都不能少。什么叫生活富裕?我们华西农民现阶段的标准,就是家家户户能住上好的楼房和别墅,大的面积可达五六百平方米,小的也不低于四百来平方米。每家有汽车,每户有存款,少的百万元,多的几千万。村民吃饭看病和小孩子读书基本不用花自己的钱。如果你家的孩子能上大学和出国留学后回华西,你得到村里的奖励非常丰厚,足可以抵娶媳妇、找对象的开销。你家子女要是孝敬老人,家里出了个百岁老寿星,全家所有人都能得到每人10000元的奖励。前年村上陈珍妹老人百岁时,她全家五代同堂共37人,得了37万元“忠孝奖”。精神愉快,就是家庭和睦,邻里相亲,干群团结,上下齐心。在华西,基本听不到家庭成员和邻里之间的吵架拌嘴,因为大家的日子好过了,没什么发愁和值得计较的事。干部说话办事想的是群众,群众也拥戴干部,一声号响,十几分钟内全村人就能集中到一起。啥叫身体健康?我们华西村民们平时吃的是绿色食品,喝的是干净自来水,日常里大家讲究营养保健。村里有80多个旅游景点,有书场、球场、体育馆、健身房,有歌舞厅、影剧院,每年几百人还有分批出国旅游的机会……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外的客人看了我们华西村农民的生活后,感慨地说:华西了不起,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要!

有人问:华西村的百姓家家都住上了“洋房”、别墅,可你老书记吴仁宝为啥还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盖的两间旧房子呢?

吴仁宝说:华西村刚迈入富裕村时,我就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取全村最高奖金。华西村这二三十年的变化巨大,村民的房子有的已经搬了四五次,越搬越好。我看了心里高兴,可我自己不想搬,一是对老房子有感情,二来我和老伴年岁大了,不用为上楼下楼花力气。(吴仁宝笑着悄悄告诉笔者:这是他最得意的事之一,教育了其他干部,也有益了自己身心健康。)

有人问:听说你老书记把应该得到的五六千万元奖金全部留给了村里搞发展,百姓们人人敬佩。

吴仁宝说:这事我不是做得最好。我的五个儿女都在华西村工农业一线挑着重担,按规定他们每年可以拿超额完成任务的奖金。因为我不拿,他们也不拿,可他们每年完成任务的效益奖金比我多不少(笔者问过村办财务,如吴仁宝的大儿子、二儿子这四五年中,照规定每年可拿二三千万元的定额超产奖金,但他们受父亲影响,只拿零头,大头全都留在村里的集体账上,总金额超过亿元。)

华西村2005年的经济生产总值达到305亿元。全村现在固定资产已近40亿元。村民的人均资产超过130万元,去年全村农民的人均收入达65000元人民币,可全国首富村的老书记吴仁宝,每月仍然只拿950元的工资。

有人问:老书记你真的就对钱那么不感兴趣?

吴仁宝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啥?能看到村民们家家户户过上幸福生活,比自己拿几百万、几千万不知要开心多少倍!

有人因此问他:华西村的农民们夸你是“华西村的邓小平”,你本人如何看这种说法?

吴仁宝说:我和邓小平除了个头差不多外,无其他可比之处。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仅仅是他的理论实践者之一。邓小平自己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深深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我吴仁宝是华西村的一个农民,我也深深爱着我的华西村和华西的村民们。

有人问:都说你吴仁宝了不起,连国家主席、政府总理都当过你的翻译?

吴仁宝说:这是我最惭愧的事。我当过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发言大家听不懂我的方言。一次李鹏总理参加我们的小组会,我发言,有人说听不懂。总理说我听得懂,我来给吴仁宝同志当翻译。另一次是江泽民同志来华西视察,有人要为我翻译。江泽民同志说我听得懂吴仁宝的话,不用翻译,结果有好几次谈话中江泽民同志为我做起了翻译。有人因此说我了不起,可这哪是我吴仁宝了不起的地方嘛?是我感到特别惭愧的事!你想,华西村是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我作为这个村的书记,连国语都说不好,我吴仁宝还有什么了不起?我离党和人民的要求、离时代发展的需要,差距还远着呢!

中国农民吴仁宝,你如此精彩!

共产党员吴仁宝,你精彩如此!

十余年前,苏北盐城一个只读过高中的农村小伙子,在面对终日汗洒黄土不能抒怀青春理想的痛苦时刻,偶然从父亲丢下的一张包裹粮食种子的旧报上看到了介绍吴仁宝如何领导华西村走向富裕的一篇报道,于是带着300元盘缠,只身来到华西村,期待有份能吃饱饭同时还能余出几个钱的工作。这位小伙子被吴仁宝留了下来,若干年后小伙子干得出色,吴仁宝让他把户口从苏北迁到了这儿。这小伙子在华西村越干越觉得前景好,最后又把自己的父母、对象以及对象的父母、父母的兄弟姐妹等亲属全都迁到了华西村,达57人之多!

“B29号”,这是小伙子现在华西村的新家,一座两层的欧式别墅,面积达500多平米,室内全套的豪华家什和精美装饰。主人介绍,这是村里分配他的住宅,当地的“村价”为200余万元(折合中等城市的价格将在500万元左右)。“我还有一栋前年搬入的别墅,面积也有400多平米。”小伙子非常自然地告诉我,并没有丝毫的显耀。他告诉我:在这个村子里,像他这样的一户农民家庭里有两幢洋气十足的别墅并不为少数。

“那你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可以公开吗?”如此富有的村庄,于是便有了我心底早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没什么不可以公开的!在我们村里没有灰色收入,大伙的收入村里都有账。”小伙子坦诚道:“拿去年说吧,除了日常的工资,去年村上一共给了我大约150多万元!”

“150多万?!”我无法不惊叹!一个农民的年收入竟然有这么多!不是天方夜谭,这就是吴仁宝一手缔造的今日华西村农民的真实写照。小伙子的名字叫孙海燕,十几年前来华西村的打工仔,现今已是村党委副书记了。

吴仁宝的精彩,就是这样“不可理喻”,但却是发生在中国华西村上的真实事情。

正文 一、精彩求实路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华西村有党支部开始,吴仁宝就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时过半个世纪,吴仁宝已年近80,可村上的百姓总在议论:老书记也是土生土长的华西人,可几十年来他的思想咋就是比别人超前一步?

省、地市、乡镇的干部也如此议论:吴仁宝这个人确实了不得,几十年风风雨雨,别的先进典型一个个褪色了,无声无踪影了,惟独他吴仁宝是个“不倒翁”。

那年江泽民同志视察华西问到这个问题。吴仁宝回答:我注意“两头”。一头与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头是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

“嗯嗯,细细说来。”党的总书记颇有兴趣地请他解释。

“我认为,做一名干部,只要跟‘两头’保持一致,即既同上面保持一致,又跟下面保持一致,就是一个不太差的干部。在下面做干部的,不要说做最好的干部,能做不太差的就不错了。如果专门想做最好的干部,就会容易只看自己好的一面,看不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一面,最后这样的干部就要变成坏干部。”

听吴仁宝这话,容易让人想到另一位曾经风云一时的农村干部典型。他就是天津大邱庄“庄主”禹作敏。

吴仁宝曾经与禹作敏交往和交情很深,但由于各自的精神境界不同,两位“农民领袖”最终成了不同道的人。吴仁宝闻名远在禹作敏之前,可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始,随着陈永贵的大寨大队失去光彩后,天津的大邱庄异军崛起,一夜间成了“华夏第一村”。早有“南大寨”之称的华西村支书吴仁宝听自己的助手赵毛妹、吴协德从南昌的“中国农村‘群雄会’会议”上回来介绍大邱庄后,心情极不平静。在此次会上,禹作敏的代表向外界亮出他们“华夏第一村”的实底:1983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3002万元,人均过万元。其实当时吴仁宝他们的华西村人均产值比大邱庄高出2012元,为12012元。

“可我们与大邱庄比有差距,他们的村级经济总量比我们强,我们得迎头赶上,夺回‘天下第一村’!”已坐全国农村“经济老大”多年的吴仁宝不甘心,在秋收秋种尚未完时,便急匆匆地带领20多名村干部直奔天津大邱庄。

吴仁宝见禹作敏后,一副江南农民的谦和与诚恳之情,远远伸出双手握着对方说:“早就耳闻大邱庄的事迹,我这次和村上的干部专门来取你们的真经,你可不能保密啊!”

禹作敏一副新霸主的气度,当着吴仁宝的面直拍胸脯:“北方我老大,南方数华西。我大邱庄哪里不帮,你华西我要帮。”

握手那一瞬,吴仁宝笑眯眯间已知晓了这位新对手的三分深浅。可那一次吴仁宝不露声色地沉下心来学习对方在开发市场、体制管理和用人等方面的道道。回华西后,吴仁宝一连开了几次干部会和骨干会,把大邱庄如何壮大集体经济的经验反反复复琢磨了个透底,随后又派几位精明之人再度北上到大邱庄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摸底。

之后,吴仁宝与禹作敏也因都是南北“第一村”的缘故而数度交往交手。日子一长,吴仁宝对小他两岁的“禹庄主”有了入骨三分的了解。以自己用血和泪水换的挫折教训,他对日益惟我独尊的禹作敏语重心长地说道:“禹老弟啊,你这一辈子不怕出小事,因为出小事谁也不想动你,可你将来要是出事就可能会出大事上。”吴仁宝久经政治风云,他跟禹作敏说完“我们靠改革开放政策,作出了一点成绩,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荣誉和地位够多、够高的了。所以我们更要头脑清醒、更要有自知之明,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段话后,以其老练的农民政治家的涵养,特意加了一句:“我说这些话,也是和你共勉的。”

不出所料,弹指一挥仅是十年,曾经耀眼无比、不可一世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因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天下第一村”的光荣头衔仍然稳稳当当地回到了吴仁宝的华西村。

禹作敏的下场,在社会上对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领袖”引发了不小震荡。因为在这之前,新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农民形象陈永贵的政治末途和他“说没就没”(郭凤莲语)的去世,及其他几位“农业标杆”的纷纷落马,使得人们对“农民革命”的成功者产生了一定怀疑态度:他们能不能代表真正的农民利益,能不能成为永不倒的共产党旗帜?

这一时刻,在农业战线依然站着的似乎只有吴仁宝这杆旗帜了!此刻的吴仁宝在做什么?想什么呢?此刻的吴仁宝做了三件很经典的事:

一是他不顾重重阻力,带着华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远千里,到了山西的大寨大队。在虎头山上,他率领华西干部和村民代表向“最值得佩服的当代中国农民英雄”陈永贵墓庄严地鞠了三个躬。同时向郭凤莲送去了华西村与大寨大队的几个合作支援项目。

第二件事是他亲自为华西村编了一首“村歌”。歌词这样写:“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华西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进,锦绣‘三化三园’社会主义的新华西。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华西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实践检验华西,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这是一首套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词的村歌,朴实无华,光“社会主义”一词就用了好几回,可当这首由共产党的农民红色旗手吴仁宝填写、华西村村民们齐声合唱的村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令无数老共产党人和新共产党员激动得流泪。他们说:“这样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歌已经好几年没有听到了!”那时,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换朝易旗,中国国内外嘲讽和怀疑社会主义的阴风也吹得玄乎。吴仁宝带领华西人高吟这样一首社会主义赞歌,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是: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风起云涌,曾经缔造了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神话的苏南乡镇经济“模式”,在此时又面临近乎彻底解体的末途,似乎谁言“集体经济”,谁就是“改革倒退派”。吴仁宝才没管这一套,他对共产主义和建设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自己的信仰和认识。而正是他的这份不可动摇的信仰和认识,才敢理直气壮高吟“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这豪迈的歌声。

此时吴仁宝做的第三件事——也是最漂亮的一件事:他在报端见到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后,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迅速作出了一个后来使华西村突飞猛进在中国农村乃至其他各行各业前头的决策——集中和动员华西村所有血本,以其雷鸣闪电之势,奋力抢占市场的举措。

这一幕值得细叙——

“喂,总机吗?请通知村党委委员和正副村长,还有各厂厂长,让他们凌晨三点上南院宾馆403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墙上的闹钟时针已指向午夜两点多了,吴仁宝则一手拿着《深圳特区报》和《人民日报》,一手操起电话哇哇直喊着。

“老书记,半夜三更开会是啥急事呀?”不到三点,该来的村干部们全部到齐。他们弄不明白吴仁宝要干什么。

“急事!天大的急事!”吴仁宝连扫一眼会场的功夫都没顾上,便直奔主题:“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出来说话了!我看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华西村如果不抓住这一次机遇,就会痛失一百次的腾飞机会!为此,我提出当前我们华西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四个字……”

“啥四个字?”会场上的几十双眼睛聚集在这位华西村领航人身上。

“借——钱——吃——足!”一向说话苏吴语软绵的吴仁宝此刻仿佛使尽全身力气,从心底蹦出这四个惊天动地的字来。

“借钱吃足?”会场上,片刻的寂静后,立即爆出此起彼伏的询问声、议论声。

“对,我们华西村过去当了几十年先进,一向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豪。这回我们要打破老思路,来个借别人钱,生自己的财了!你们听我说……”吴仁宝站起身,然后又示意与会者都跟着他站起身,之后轻轻一挥手,以其特有的笑眯眯姿态向村干部们如此这般一通言说……

“太好了!老支书,就照你说的,我们干!甩开胳膊干!”村干部们的脸庞开始是不解和疑惑,继而是聚精会神的紧张,进而是激动振奋的欢呼和大战前的摩拳擦掌!

“好,那我们就拼出血本大干它一场!”谁也不会相信此时的吴仁宝已是年届65岁、任职村支书近40年的老人了。

他依然如20多岁时初任华西村领头人那会儿健步如风地顶着晨曦向东方走去……

“老吴,你这么早找我有啥事啊?”无锡市市长走出办公室的第一眼,就十分意外地看到了默默等候在一旁的吴仁宝。

“我来向市长你借钱的。2000万,我要2000万!”吴仁宝像背书似的一张嘴就是虎口。

“嘿,怪了啊。你华西村吴书记借钱,可是头回听说!说,什么用?”市长又意外又兴奋地询问。

“嘿……商业机密,不可泄露。”

“好你个老吴同志呀!连我都不透露一点?”

“不透露!”吴仁宝一双眯成细缝的笑眼里透着几分狡黠。

“好,你不说我也不问了。你吴仁宝和华西村借钱,我一万个放心!2000万就2000万!”

“谢谢市长,华西村百姓会永远记着你恩的!”

吴仁宝这回张大嘴乐了。他用借得的贷款和村上的自有资金及村民集资的几千万元,一下“吃”进后来翻了数倍价格的万余吨钢坯和千吨铝锭及数百吨电解铜,又将这些原材料投入到之后上马的村办新企业生产中,而等别人还在细学慢嚼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时候,他吴仁宝和华西村早已甩开四蹄扬鞭在经济大发展的快速道上——10亿村、20亿村……50亿村、60亿村……之后是100亿村、200亿村……天下第一,无人能敌!

呵,此后的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不再仅仅是全国产粮标杆、农民艰苦奋斗建设新农村的形象了,她已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奋勇前进的巨轮——跃居全国百强企业行列;她已成为农工商全面现代化的旗舰——称雄华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战场;她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导和成功实践的经验产地——闪耀在中国共产党时代丰碑上一颗贴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相结合标签的五彩金星!

第一次采访吴仁宝时,他一路陪我参观华西村风貌,曾非常自信地对我说: “三年。再过三年你来华西村看看,就更不一样了!”

“三年后的华西会是什么样呢?”我在眼花缭乱的“人间天堂”中参观时,尽力去想像明天的华西与现在的华西之间的差异,但我自感想像力的匮乏。明天的华西村有更多的“金塔”(华西村现在有三座十五层的金塔)?明天的华西实现一千亿的年产?明天的华西是一个田野里的现代化都市?

吴仁宝笑了,细言细语地告诉我:这些都不难。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真的是这样?我站在华西金塔顶端,眺望足下成群连片的农民别墅和生机盎然的绿色田野,倾听着这位农民老书记的诉说——

吴仁宝所在的华西村并非古来就是天堂福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吴仁宝出任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时,正值“大跃进”年代。那时天天有人在放“卫星”。先进分子吴仁宝自然跑不了被上面点名:“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的稻子长势比别人家的好,你能报报多少亩产?”

“哪——人家报了多少?”吴仁宝问。

“最少的也有一万斤了。”

“一万?”吴仁宝两眼发直,心里打算了半天怎么也高不上去。最后他狠狠心,鼓足勇气报了3700斤。

“保守,太保守了!仁宝同志你应该认识到,产量报的高低是个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要好好考虑考虑。”

吴仁宝打小在田野里打滚,他清楚每一块田里到底能打多少粮出来。面对无数双咄咄逼人的眼睛,这回他不想再说违心话了:“这样吧,等收割时,公社派人到我们大队监收,如果地里能多收一斤稻谷,我们全大队宁愿挨饿也要倒贴十斤指标卖给国家;可如果亩产每少收一斤,你们也得给我们补上啊!”

这个吴仁宝!他的话一出,从此再没人朝他要亩产数字了。

“那时我不满人家报万斤粮的,其实我报3700斤也说了假话。从那以后,我再不想玩虚的了。那虚假的东西,当干部的可能还沾些光,但吃亏的肯定是老百姓。我是从泥土中走出来的共产党员,至今双腿仍沾着庄稼人的泥土,所以我不忍做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吴仁宝如此深情和执着地对我说。

1961年,华西村正式组建,当时称大队,下辖10个生产队,人口667个,可耕面积841亩,人均欠债15000元。12个小自然村落,破破烂烂,茅草房、泥垛墙,羊肠小道弯弯曲曲,七高八低的田地落差数米……“高的像斗笠帽,洼的像浴锅塘。半月不雨苗枯黄,一场大雨白茫茫。”这是旧华西村的真实写照。

面对贫穷,吴仁宝最真切的感受和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让自己的兄弟姐妹不再面黄肌瘦,就是要把那些背井离乡的孩子和老婆婆们找回来,暖和他们的手和脚……

那时吴仁宝想做到这两点,惟一的办法就是带领乡亲们改天换地。

改天换地的战斗,是靠每一滴汗水冲刷和垒起的一种艰与苦的实干。实干的农村干部不少,但吴仁宝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注重实干的同时,还格外注重从实际出发,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创造。

在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热潮中,吴仁宝带领华西走的是一条既求艰苦奋斗又讲规划目标之路,他在当时就提出了“十五年将华西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吴仁宝身先士卒,带领全村干部群众苦干实干拼命干,提前8年实现了奋斗目标。“做煞大队”换来的是土地平整、道路宽畅、白墙青瓦的新农村和闻名全国的“亩产超吨粮”先进典型。

现在我们到华西村参观早已看不到昔日吴仁宝他们改天换地留下的那些旧景了,其实当时他们干得相当悲壮。有一首民谣曾在华西村四周流传了很久:“做煞大队无搭头,干起活来累死人。有女不嫁华西去,宁愿扔在河浜里。”吴仁宝和他的农民兄弟姐妹们的拼劲,是华西精神最初的核心内容。那会儿华西人的苦干确实吓退了不少本来已联姻给华西村小伙子的外村姑娘们。

一时间,退婚的女子把华西村搅得人心惶惶。这是一向笑眯眯的吴仁宝所不曾料到的。别出心裁的“寻开心”青年社员大会上,吴仁宝高扬起嗓门说:“同志们,我不相信华西村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今天我们干得确实比别人苦出几倍,可明天我们华西村就会比别人好出几倍。那时候,我们华西村就会有成群送上门的好姑娘!你们说是不是啊?”“是——”小伙子们被吴仁宝说得眉飞色舞。“那现在我想鼓舞一下我们华西村的姑娘们,你们干活个个冲锋陷阵,不甘落后,现在你们要拿出干活的劲头去跟我们村上的好小伙子们去恋爱、去结婚!”吴仁宝的这句话可把“寻开心”会引向了高潮。当下,“铁姑娘队”队长赵毛妹“噌”地站起身,响亮表态道:“别村的姑娘不要华西村的小伙子,我就要嫁给别村姑娘不要的那个……”说完,她涨红着脸,瞄了一眼坐在旮旯的那位被外村姑娘退了婚的小伙子赵福元。赵毛妹后来真的与赵福元结为百年之好,证婚人自然是吴仁宝。赵毛妹非常了不起,她不仅以自己的行动为“做煞大队”的关键时刻稳定了军心,后来还成长为吴仁宝的得力助手,人称“华西村的郭凤莲”。

华西村靠一根扁担两个肩膀威震神州大地。那年许世友将军率领江苏省干部们在华西村开现场会,见身边站着一位衣冠楚楚的农村大队书记后,一把将其揪到吴仁宝面前,说:“你这个书记我看不要当了。瞧瞧人家吴仁宝:捋胳膊,光双脚,手上的老茧铜钱厚。这样的书记才能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嘛!”

华西出名的时候正值“文革”时期。靠实干和抓生产争出的典型,在那会儿并不吃香。倒是一个由林彪老婆叶群抓的“学毛选”积极分子一夜间像神话般地传遍了大江南北,因为这位种田的老阿婆能画各种符号来谈“学毛选”的体会。一时间,这位家离华西村并不远的老阿婆成了万众瞻仰的人物,人们上她那儿学到的却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种田出身的吴仁宝一看那些玩艺就忿忿地甩袖回到华西村,对村民们说:“‘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出不了一棵好苗好秧。我们把生产搞上去,就是用实际行动向毛主席献忠心。”

就这样,东边的“学毛选积极分子”老阿婆那里书声琅琅,生产却连连下降;西边的华西村脚步咚咚,生产却大丰收。于是不多久,来自全国各地参观“学毛选”的人纷纷转道上了华西村。这还了得!吃政治饭的人赶紧派队伍拦堵通往华西村的人群,哪知根本不起作用。

“吴仁宝,你这么搞是什么用意?想用生产压革命啊?”帽子满天飞的年代,有人举着这样的高帽来压吴仁宝。

“我……”吴仁宝想当面顶撞那“领导”,可灵机一动,他又恢复了平时一脸笑眯眯的神情,说道:“毛主席不是说了‘抓革命,促生产’吗?我们华西就是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再说我们的生产上去了,也是学习‘毛选’后的结果呀!”

“老吴,你要这么说就对了!华西村的生产上去了,就是靠的学政治嘛!”那“领导”这回对吴仁宝笑脸相迎。

“我现在经常对人说,自己为什么七八十岁了还没有完全退休,就是因为过去犯过三个错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个主义在我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里经常有人犯,我也不例外。所以总想在自己身体允许和有能力改正错误的时间里多补点回来,多干点有利于老百姓的事。”2005年的“五一”长假期间,已从华西村“一把手”退位至“总办”主任的吴仁宝,在华西接受我采访时说到此处,又一转话锋道:“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实事求是的最大敌人,我为什么总说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就是因为我们在基层要想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时,不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在社会上到处刮着‘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时,我们华西村为了改善和增强集体经济,偷偷摸摸搞了个‘小五金’厂。那时华西已经是全国有名的农村先进典型了,我们办‘小五金’厂在当时是绝不允许的事,属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范围。但我们为了让百姓过得日子好一点,就把办‘小五金’厂当作头等重要的副业来抓,后来每年为村上创利几十万元,那时候一个生产大队有几十万元收入,绝对算富裕了。可这么好的事,我们只能领导来了赶紧关门,参观的人一走就机器隆隆响……后来露了马脚,我们就只好跟领导汇报这是‘响应上级指示精神,搞两条腿走路’这一类的话。上面的人信这呀!他一信我们就可以继续干,这样华西村就慢慢有了较强的集体经济。”

有人说吴仁宝之所以成为中国农业战线上的“不倒翁”,就是他有一套能对付上面的手段。吴仁宝听我口出此言时,爽朗地笑道:“我尽管很痛恨形式主义,但有时觉得形式主义还有点用。比如我们要干成自己想干的一件事,可当时的政策和形势可能就不让你干,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就玩点‘形式主义’了。这形式主义能对付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比较喜欢形式主义。”吴仁宝说到此处,笑眯眯地把嘴凑到我耳边说,给你讲个故事:你就住在我们华西的金塔宾馆吗?华西的金塔现在有三座,我们还要造十几座金塔。你们大城市来的人看了金塔一定会说这塔怎么不土不洋呀!吴仁宝怎么就这农民水平呀!我告诉你为什么要造这不土不洋的东西:华西村发展现在这规模,按照一般思路就得有行政大楼、业务大楼、综合大楼什么的。可我不搞那些。因为我们华西还是农民的华西,要有农村特色。农民对塔建筑容易接受,一句话:喜欢塔。所以我就主张建塔,以塔代各种大楼。现在的金塔全是我设计的。造好后,大家的感觉就是有些不土不洋。我心里偷偷笑,华西和我吴仁宝要的就是这不土不洋。而且这不土不洋就是一个形式,专门对付那些官僚主义的。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当初我把塔建得特别洋气,就会有领导指着我鼻子说我搞那些洋气干什么?华西是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那么洋气就是脱离农民呗!反过来同样道理:我把塔建得太土了,人家领导又会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吴仁宝和华西村再富也是农民,就是土。难办哪!所以我干脆来个不土不洋——正好,哈哈……吴仁宝说到这儿,自个儿先笑起来。真是个典型的农民风格的智者。

“话得说回来:一般情况下,领导们到下面来总是爱看点好的、听点好听的,于是下面就有人专门搞这些名堂了。所以说到底,除掉形式主义的根子还要靠下面,靠实事求是。”吴仁宝如此结论。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华西村依靠一个“小五金”厂和一台小磨坊,便积累了100多万元固定资产和100多万元现金存款。而此时的华西村村民们也全部搬进了大队统一盖建的新瓦房,并且家家有存款。从这时候起,外村姑娘嫁华西村甚至小伙子“倒插门”来华西的风潮就一直延至今日。

吴仁宝通过华西村第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深切地体会到:将一名共产党人的使命和责任落到为百姓谋幸福之上是多么的重要,而人民群众对这种重要性的呼应,又使吴仁宝更加坚定了走实事求是和创新创造的发展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句名言: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怕农民群众弄不太懂,就改成两句话,叫做‘有条件不发展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才是真道理’。我们华西就是靠这个精神,一步步地发展起来的。所以我总结了十八个字: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现在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我的看法是:发展最科学,不发展最不科学。”这位农民政治家话语朴实,却总是涵含着哲学思想的深刻。

“让百姓幸福就是社会主义。让百姓幸福就必须大发展。”这是吴仁宝担任华西村支部书记几十年来总结和遵循的一个“真道理”。

为了把这个“真道理”转化为农民们人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觉,吴仁宝带领华西人走过了“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厂”、“九十年代造城”的三次革命性征程。

“七十年代造田”完成的是农民们实现温饱的革命。就是在这样的一场农民们人人都明白的革命中,吴仁宝也创造过许多“特色”。“造田”初始,吴仁宝就放言说:“这些年,干部一动员大干快上就说要让大伙儿脱几层皮掉几斤肉。我看哪,叫群众脱皮掉肉的干部一定不是好干部。从今起,我们华西人搞大干快上时,不仅不能脱皮掉肉,而且还要长肉增膘!”

天底下能有这等事?当然有。这就是现今老一代华西人给后代们经常讲的一则百听不厌的“老支书办食堂”的故事。

农忙来临,支书吴仁宝忙着张罗的不是农田里的播种与收割,而是那个“大食堂”。“你们听着:主食供应要放开,小菜副食多花样,荤素搭配得合理,茶水点心送田头……”吴仁宝拉长着嗓门在食堂里外不停吩咐道。农忙战斗打响前,吴仁宝特地指定58位姑娘称了称体重,大忙一过,竟然出现奇迹:有38位姑娘增了体重。现今姑娘增体重是件愁事,可那个年代绝对是喜笑颜开的美事,更何况是出力流汗的农忙季节!这就是吴仁宝为百姓创造幸福的细节之一。“办食堂”曾经被当作一种极“左”行为。可吴仁宝不这么看,他看到的是农民们为了集体生产出大力流大汗,如果不能把身体搞好,哪来的冲天干劲?于是他力排众议,办起“农忙大食堂”。农民们高兴呀!说干活有人管饭,自然心情舒畅。这心情一舒畅,啥苦啥累就都不在话下,身体也跟着长膘!华西村的“农忙大食堂”一直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来“大食堂”就变成了大饭店、大宾馆和无数小餐厅。现今村民不管男女老少,每人每年有3000多元补贴,可任意上村办的各个饭店、餐馆甚至是大宾馆内吃免费餐,这是后话。

华西人有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口头语。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行“造田”运动的同时,吴仁宝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建设社会主义富裕新农村的经验,即单一的农业很难使农民们真正富裕起来,只有彻底解放农村生产力,走农村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才有出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在跨越30年的土地集体耕作之后,农民重新获得了种地的自由——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成为那个时期“三农”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改革标志。面对全国性的农村改革形势,以集体经济壮大起来的华西村的路怎么走,吴仁宝必须回答。

“分?!当然分有分的好处。可分与不分仅仅是个形式。中央政策的意图很清楚,分田到户口为主要改革内容的承包责任制的最终目的,是让中国的农民富裕起来。这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并不重要,根本的一条,就是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们能不能过上富裕日子。我们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农民们都开始过好日子了,为什么一定要分呢?因此华西村的头等任务是要大力解放生产力,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吴仁宝回答得异常响亮。

南京。雨花台。细雨氵蒙氵蒙中,一百多位神情肃穆、列队整齐的农民,紧握拳头,面对革命先烈纪念碑,一个个异常庄严地宣誓:“苍天在上,大地作证,我们华西人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决心苦战3年,目标1亿……”尽管雨水打湿了每一个宣誓人的脸,但人们还是认出了领头宣誓的那个年长者就是吴仁宝。

这个日子是1985年8月19日。这一年吴仁宝58岁,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共产党员。在雨花台的那次雨中宣誓,细心的人会发现:流淌在这位带领华西村高高扬起中国农村先进旗帜的老共产党员脸上的不尽是飞扬的雨水,其中有两行是他的滚烫泪水……

外界人一提起吴仁宝,只知道他是华西村的党支部书记。其实吴仁宝还当过乡官、县官,只是他在当乡官、县官时从没有丢过华西村支部书记这个职务。吴仁宝一生中最大的官职,是他在1975年4月至1980年5月这段时间里出任江阴县委书记一职。

“不行不行,我是一个农民,文化水平低,怎么能抓得了一个县的工作嘛?”在上级领导告诉吴仁宝已经决定让他出任县委书记时,吴仁宝再三真诚地推辞。

“我们认为你行。你事业心强,魄力大,干劲足。再说你也兼任多年县委副书记,在负责一方面工作中抓得很好。组织上考察的结果,大家都觉得你能挑起新的担子。再说,陈永贵不也是从一个农民、一个村支部书记,一直现在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嘛!”领导举例说。

“我的水平哪能同陈永贵同志比?再说,我也离不开华西……”

“这个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你当江阴县委书记,仍兼任华西村支部书记。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不也还兼任昔阳县委书记嘛!”瞧,又拿陈永贵说事。

组织决定,没辙。于是吴仁宝就从专职村支书,一跃成为专职县委书记兼华西村支书。之后的五年零一个月里,吴仁宝以抓华西村的干劲和经验,依然坚持从实际出发和抱着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在复出的邓小平向全党提出的“全面整顿”的精神影响下,以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上任县委书记的第一年就提出要把江阴“一年建成大寨县”,并用他特有的形象语言把几项奋斗目标编成一首诗:“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会人人喜洋洋。”

我们可以想像一下:1975年,虽然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使各条战线如久旱中迎来一阵春雨一样,但“文革”形成的只讲“阶级斗争”、不抓生产和发展的政治空气就是在农业战线也还极其严重。吴仁宝那颗“誓改江阴面貌”的火热之心多么不易!“建设新面貌,县委是关键;不怕群众不愿干,就怕县委不敢干;不怕农业上不去,就怕领导干部下不去;不怕基层干部不团结,就怕县委班子思想不统一。”面对重重压力,吴仁宝在县委常委会上用这朴实而炽热的语言,感动和激励着他的县委一班人。为了实现“干社会主义,就要拿出真变化”的雄心壮志,吴仁宝结合江阴实际,提出三项“大跨步”。在这一系列措施中,其中有一项最能体现吴仁宝作为基层共产党干部的实干精神。他要求县机关干部改变以往坐办公室的作风,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人员到基层或农村,三分之一人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三分之一人员留守机关处理日常事务。如此一来,整个江阴县机关和基层单位的干部精神面貌和工作干劲为之一新,全县各项工作呈现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景象,江阴的各项发展由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阶段。从1975年至1980年吴仁宝任县委书记的5年里,江阴县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整整翻了一番多。

“农民标杆”吴仁宝干出如此一番“英雄业绩”,却在当时的某种不和谐政治气候中,被一些人利用了起来——我们都曾记得,随着陈永贵为代表的一批农民典型和大寨旗帜纷纷失色,红了几十年的吴仁宝这位老典型似乎也让个别喜欢在某种政治气候中捞稻草的人看到了机会,他们到处写黑信、整材料说“华西是假典型”——华西假了,吴仁宝还能真吗?这种逻辑的推断所产生的结论,自然让一般的人容易相信。而吴仁宝坦荡无私的工作作风,又使一些“讲实际”的干部党员也一时找到了“出出恶气”的借口……

1980年5月中旬的一天,县直机关召开党员大会选举出席即将召开的县委第五届代表大会代表时,身为县委书记和省委委员的全国老典型吴仁宝竟然落选了!

这是吴仁宝一生从未有过的一次大起大落,并且是在他入党整40年、官职最大、为党的事业干得火热朝天、功绩最大的时候出现的政治命运,刚毅的吴仁宝此刻想流泪都没有可能……

无奈中的上级组织考虑到这种尴尬局面,决定调吴仁宝任地委农工部负责人,但吴仁宝却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来自华西,我还是回华西。我是党员,我一生惟一愿望就是想为百姓多干点实事,坐机关不太适合我。”面对一位不计名利的老共产党员的诚恳请求,组织上答应了他。

吴仁宝从“县官”的宝座上又回到华西村当起了农民。

从县委书记岗位上正常卸任,以后的日子颐养天年也属情理之中。然而非正常“下台”的吴仁宝,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重新回到了生他养他并与村民用汗水改变了旧貌的华西村。

他的身份依然是农民。他的党内职务是村支部书记(这一职务在任县委书记时一直保留着)。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甘心自觉自愿去接受这样的命运选择,但吴仁宝做到了。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立志“为民造福”的宽阔胸怀和崇高追求,完成了从一个普通农民到时代先锋的人格升华和心路转变。

之后的20年里,吴仁宝这位老先进、老劳模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踩踏的每一个脚印,都体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而他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对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方向的真知灼见与成功探索,都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八十年代造厂”,是他这种不断追求完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亿元村”——这是吴仁宝领着他一百多名华西村人在南京雨花台前发出的誓言。选择雨花台,这就意味着吴仁宝下了“誓死不休”的决心。

今天的华西村每年产值以100个亿的速度在递增。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亿元村”对中国农民们来说,是如梦里的天堂一般。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之所以牛气冲天,就因为那会儿他村里的产值已达3002万元(1983年),比在全国早出名的华西村高出一倍多的年产值。可吴仁宝他们即便到了在雨花台革命先烈前宣誓的1985年,其村上的年产值也还不足2000万元。“亿元村”的目标,对一个仅有千把人的小村子而言,那是一座近似高不可攀的泰山。

吴仁宝不愧是一头永不知倦的拓荒牛,他的每一次发力都让人惊骇。三年实现“亿元村”,而且是“三化三园”的“亿元村”,即绿化、美化、净化和远看华西像林园、近看华西像公园、细看华西农民生活在幸福乐园——这都是吴仁宝描绘的华西村的形象蓝图,它浸渗着这位悟透农民意识和追求的老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作风:不仅要有物质文明,更求精神文明;既要好看,又要实惠。而这正是农民们拥护又欢迎的理想家园。

“搞建设,就得拿出革命先烈那种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从今起,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以身家性命来押保华西三年内实现‘三化三园亿元村’的目标。拿笔来——”南京雨花台宣誓回村后,吴仁宝第一个在干部责任保证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签名,党员干部们知道,责任保证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在“亿元村”的奋斗中如果目标没有实现,你的家产将全部归公!

如此悲壮的农民革命呵!

“从那年起,我们华西村党员干部每年都得在村民面前‘签字画押’一次,并且延续至今。正是这种豁出去的拼命精神,我们党员干部的责任心、事业心才获得极大发挥与激励,华西因此也有了一年更比一年好的直线上进的局面。”吴仁宝说这话时,一腔慷慨和激情。因为他始终是“军令状”上的第一个签字画押者,随后他要求自己的儿女也同样行为。

华西村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便在这般悲壮的号角中吹响了战斗的进行曲。

田野上的工厂该是个什么样?显然吴仁宝想的绝不是那些在生产队仓库内乒乓乱响的作坊式小厂,这回他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厂梦!

从田埂到工厂,中国农民梦求了几千年的路程,现在吴仁宝欲一步跨过。

“攀远亲”、“搞联营”、“借他力”、“寻远航”……那岁月,吴仁宝既像乐队的总指挥,又如亲自上阵演奏的大提琴手,忽儿掀动百舸争流的奔腾旋律,忽儿谱奏绿色田野的春天童话,那情那曲,令人目不暇接,陶醉又迷恋——跳出“村门”进“城门”,闯出“国门”富“村门”,借脑袋生财,租梯子上楼,绑大船远航……这一招一式,无不显示着吴仁宝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胆识与气度。这期间,由华西村引出的诸如“星期天工程师”、“教授下乡走亲戚”等媒体新名词也不断在人们的耳边响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吴仁宝这位农民改革家一手谱写的“造厂”乐章中闪动着创新光芒的精彩音符……

现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教授村民”程先敏走过的人生经历,无疑是吴仁宝所谱写的精彩乐章中格外夺目的“音符”。

那年程先敏39岁。这位因不甘“囊中羞涩”而独自辞别西安交通大学的年轻教授,有一天怀着好奇心走进华西村。

“你是大学教授?”

“是。我家在陕西商洛地区,农民出身。因为家里穷,所以上学后特别用功,从小学到大学读书一直是跳级的。十几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可真当了大学教授后,又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能力改变家族的穷困,所以只身来到苏南想寻求生路。”

“你学的什么专业?”

“机械制造专业。”

“听说你在我们华西村附近的地方有过三年的办厂经历,现在为什么又要走了?”

“是,那个厂我去后效益翻了好几倍。因为我是个外地人,他们在许多关键决策时不听我的,最后工厂每况愈下,我也不得不走了。”

“那你愿意上我们华西村吗?”

“如果我来了,你们能发挥我的专业特长并按照我的建议办企业,而且不把我当成外人吗?”

“完全可以!只要你是对的,只要你真心把自己当作华西村的人,华西村会真心诚意对待你的。”

“那我愿意留在华西。”

“好!”一双长满老茧的手热情地伸向年轻的教授。程先敏认出了站在他面前一直笑眯眯的老人就是华西村老支书吴仁宝。

“说说你这位教授留在华西村的条件吧。”吴仁宝喜欢直截了当。

“没什么条件。”程先敏回答得也很直截了当。

“真没啥条件?”

“没有。”程先敏肯定地摇摇头。见老支书的眼睛盯住自己不放,于是只好说:“工资可以低一点,300来块就行了。”

吴仁宝再一次伸出双手,握住年轻教授的手,十分欣慰地笑道:“你是个跟我合得来的人!好好干吧,华西村有你的用武之地!”

程先敏就这样成了第一个到华西村工作的教授。他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令人敬佩的工作干劲,为华西村“造厂”事业贡献着才智和本领。年末,程先敏要回陕西回家探亲,吴仁宝给他3000元钱,并说:“你一个月拿300块工资是亏的。”老支书的一句话,让年轻教授十分感动。程先敏其实知道,那时华西村一般的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也就一个月拿100多元工资。

又到第二年回家探亲时,程先敏正在收拾行李,村上的会计扛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进门对他说:“老支书让我把这些给你。”

程先敏打开麻袋一看,惊得嘴巴半天没合拢:妈呀,尽是一捆捆崭新的十元钞票!不多不少,50000元整!那时的50000元,对多数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的巨额财富。程先敏面对老支书吴仁宝和华西人的一片灼热心意,他哭了。从老家再回华西村时,程先敏把放在自己口袋里5年的组织关系和全家人的户口簿一起交给了吴仁宝:“老支书,如果你同意收留我们,从今起我们就是华西村的村民了。”

吴仁宝听此话后,转身扬起嗓门,朝正在“造厂”工地上热火朝天干活的人们大声嚷道:“有教授来华西当村民,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这时,环绕全村四周的高音喇叭齐声响起农民们熟悉而高亢的那首《华西村歌》。

3年,1000多个日子,转眼间的事。吴仁宝却像变戏法似的让华西村的田野里矗立起一座座既绿化又环保的大型工厂,并且连片成气势雄伟的苏南农村土地上的第一工业园区。时至1988年,华西村的经济已呈现以第二产业为主体,一、三产业为两翼的多元化格局,年产值超过预期,达10106万元。

华西再度成为全国农业战线最光彩夺目的旗帜!

这年吴仁宝整60岁。可他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谁也无法将“老人”两字贴在他身上。吴仁宝说自己正当年,“因为我的党龄才34岁”。34岁的人干什么事业?当然是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是一个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情操。

他这样说:“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员代表着党的形象。一个党员干了好事,老百姓就会念共产党好。”

他这样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职责。要为人民服务好,最根本的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就得发展经济。”

吴仁宝就是以其不甘平庸、抢立潮头和求新务实地一心扑在发展经济上的雄心与干劲,带领华西村农民以“十年跨越一个时代”的速度,创造了“天下第一村”的神话。

“不土不洋,亦城亦乡,把华西建成富足的社会主义农民乐园。”这是吴仁宝在完成对华西村“造田”、“造厂”之后,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基础上,开始引领农民们走向全面小康和向“中康”迈进的又一次历史性的登高。这期间,在吴仁宝“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思想意识里,又加进了“科学发展、超前规划”的理论内容。

吴仁宝构筑的“不土”,并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华西村那一幢幢一排排现代大都市里才能找到的那些中式和欧式农民别墅或是象征华西形象的金塔建筑那些外观形态上的浅层感知意义。他的“不土”,其实是当代中国农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以励精图治的创业精神和敢为天下之先的英雄才智,在完成从拿锄头到拿钅郎头,从与庄稼土地打交道到与机器、市场拥抱,从种田汉到厂长经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自我革命”,开始全面进入脱胎换骨的“基因革命”过程。这既是终结传统农业文明、抬脚跨入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辞旧意义,又是一种开创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业城市化的创新探索。“土”是农民的本质,吴仁宝在领导建设富足的华西村时,之所以被世人所称道和不失为中国农民的榜样标杆,就是他始终没有脱离农民的“土”的本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华西在取得农村工业化巨大物质积累后,开始了惊世骇俗的“造城”即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在传统意义上,“造城”总会破坏原有的农村自然格局。可华西村在吴仁宝的一手规划下,没有将城市的概念简单地搬到村子里,他们追求的是那种在外建筑和内装修上“一百年不落后”的超前设计和投入,在规划与选址上则坚持现代化的都市建筑与农村古朴的自然风景和谐地结合为一体,因而这样的“华西城”让人百看不厌、百住不旧,独具魅力。

“规划和质量上的一百年不落后,实际上本身就包含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过去农民日子好过了,第一个任务是翻盖房屋,几乎把所积累的财富都用在一次次的建房上。华西村在发展初期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我们改变了思路,在再规划和盖房时尽可能地超前,这样做从长远看,既达到了一百年‘不土’的目的,又因优美的硬件建设,为吸引投资和聚集人才起了很好作用。”吴仁宝指着那些让美国人、欧洲人都羡慕的造价在几百万元的农民别墅,如此为我解读其中的奥秘。

与那些豪华的欧式别墅相毗邻,我信步参观了代表华西村文化概念的“农民公园”,“不洋”在这里很有代表性。走进公园,绿荫和花丛间是小桥流水、扁舟穿梭,鸟语莺啼间是柳杨吹拂的阵阵欢歌……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中国人熟识的“桃园结义亭”、“三顾茅庐”和“二十四孝”长亭等景致。许多到华西参观的中外学者和旅游者,总会在此对吴仁宝这位“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老支书为什么要搞这些名堂颇为费解。

“这正是我们老支书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一向坚持倡导的一种农民传统文化。”村精神文明办的小赵为我介绍说:老支书比谁都了解村民们的思想和意识。他认为教育富裕了的农民,既要向他们不断灌输现代文明思想,同时也绝对不能放弃传统文化教育。老支书常说,做人就得讲求“仁义忠孝”,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老人和父母必须忠孝。为此,老支书还在村里倡导设立了一项特别奖:凡哪家有90岁高寿的老人,直系亲属每人每年可获得“忠孝奖”1000元;凡哪家有老人活到100岁高龄的,直系亲属每人每年可获10000元“忠孝奖”。有人问老支书,说是不是奖金太多了?我们老支书说:“一点不多。华西村的老人都能活到百岁,那就证明我们华西人民不仅生活富足、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而且后代敬孝老人做得出色,这样的奖励物有所值。”瞧吴仁宝,他想的就是比别人高一筹!这样的“不洋”里包含着深刻的中国特色和农民特色。

走出“农民公园”,我被一座绵延起伏的山峦所吸引。此山虽说不上高,但它因矗立于一马平川的田野上,故而显得特别气势壮威,形状又极如一条活脱的巨龙,这使我心头顿升一种联想:华西村好风水,原来此处真有“龙”也!

说话间,我的双脚跨进了一座飞檐斗拱、气势恢宏的牌坊,上面有四个金灿灿的大字——华西公园。嘿!在这峰回路转、依山傍水的公园里,我终于领略到了华西村的“洋”景:“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古城堡”、“巴黎的凯旋门”、“德国的天文台”、“捷克的乡村别墅”……这里真的“洋”透了!“农民们出国过去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可在华西,我们的村民可以天天‘出国’,而且免了任何手续,早饭可在‘印度’吃、晚上住宿在‘日本’,一天可以走十几个‘国家’,保证享受的是一流服务……”搞宣传的小赵绘声绘色地向我介绍,并不时领我身临“出国”其境。真的喔,在这华西“万国园”内,有各种外语的服务,有各色饮食的享用,更有各种文化的欣赏。总之,这里是十足的“洋”。

“不土不洋”,又“土”又“洋”,在华西村无时不在这种传统与现代、历史和现实的中西文化大交融中感受着、激动着、陶醉着、回味着……

是的,所有这些,都渗透了吴仁宝这位农民思想家的精心创意和深刻理念。读懂它,既要穿透辩证法的哲学境界,又要领悟实事求是的现实根基。我这样讲解吴仁宝的“不土不洋”——在这里的“不土”中,“不”,其实是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一种创新、一种与时俱进;而“土”则正是实事求是、中国特色或者说是具有中国农村与农民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不”与“土”在这里是一对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充分活力的革命的辩证关系。同样,在这里的“不洋”中,“不”,其实是摒弃一种早被毛泽东同志批判的那些盲目崇洋思想和教条主义;而这里所追求的“洋”,却代表着吴仁宝和华西人善于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乐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先进意识。

吴仁宝的另一个建设新华西的“亦城亦乡”理念,则是与“不土不洋”同样涵义。它让我们有梳理不完的哲学境界和可借鉴的实质内容。这也许就是华西村这面中国农业战线上的红旗几十年不倒的根本所在。

面对笔者的发问,吴仁宝老书记显得有些激动地说:“其实,华西这面旗帜几十年不倒也很不易。我们能做到,是因为我们始终做到了‘三不倒’,即‘难不倒’、‘吓不倒’和‘夸不倒’。”

他这样解释:“难不倒”,通常是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决心和办法;“吓不到”,通常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下,我们在基层干实际工作的同志有没有较强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谋略的问题。吴仁宝进而举例说,华西村和他本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风风雨雨中曾经遇到一次又一次的“黑典型”和“红典型”之争。比如在“文革”中,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抬高他们树起的那些极“左”的假典型,曾多次对华西村打压、污蔑,甚至采取极端的手段企图毁掉华西村这面坚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在那些岁月里,华西人民始终不移地坚持“搞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的信仰,他们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和为国家多作贡献为己任,使华西村的旗帜永远迎风飘扬。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已在全国全面铺开,而且当时的上上下下几乎只有同一声调:“包”字万能、一包就灵。似乎谁不包,谁就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一时间,这样的帽子从四面八方打向一直坚持“不分不包”的华西村,主要打在了领头人吴仁宝头上。面对全国风云变幻的形势和重重压力,吴仁宝镇静自若,他对村里的干部群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是我们党总结了历史上犯“左”的错误教训后,根据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所作出的政策,它的中心意思是对一切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做法和责任制都应予支持,中央并没有说要搞一刀切、搞一种模式,而搞一刀切、搞单一的模式,正是中央并不提倡的。针对外面有人说“我们那儿分田到户后农民如久旱逢甘霖,你们华西不分田不怕上压下反吗?”吴仁宝坦然置之,说:“三中全会精神讲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各自的情况不同。你们分,是实事求是,是三中全会精神;我们不分也是实事求是。虽然我们搞的是与你们不同的责任制,可我们奔的都是三中全会指引的富民路。”吴仁宝还将华西村“产业结构有生命力、集体经济有吸引力”等比较优势介绍给那些真心爱护华西的领导和友人。尤其当吴仁宝介绍到华西村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开始把那些便于个人操作的农活包户包人以及企业实行厂长责任制的做法时,那些怀疑华西村、劝说吴仁宝的人都十分惊诧地说:搞了半天,你们华西村在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方面又走在了我们前头!

谈起华西村和个人曾经亲历的一幕幕跌宕起伏的往事,吴仁宝坦言:共产党人的一大本事,就是在各种考验面前不被人吓倒。而要做到不被人吓倒,你心里就得有本执政为民、造福为民的账。有了这本账,你做事就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动摇,更不用说被什么政治形势吓倒了。

在华西村,无论是那些当年与吴仁宝一起艰苦创业的老一代,还是改革后成长起来的或者是近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儿的年轻一代,他们在谈起老书记的政策水平和处事能力时,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意,甚至到了某种崇拜的地步:“老书记说对的就肯定没错,因为他对政策的理解能力都比我们高、都比我们准确。”这是实话。

党的十五大后,中央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作出了“抓大放小”的战略调整。一时间,上上下下、各条战线立马“忽悠”起一阵针对那些丧失活力和效益乏力的小单位、小企业的“转制风”,在苏南地区更是刮起了将曾有“半壁江山”之称的乡镇企业“全盘转制”的风潮。当时华西也有一些效益并不太好的企业,有人进言吴仁宝:干脆借机把这些企业“放”了算啦!吴仁宝摇头,说:华西村的每一个企业、每一块砖瓦,都是全村村民的,我们没有这种权力。我们能有的只是责任,是把这些效益差的企业扶植好的责任。在吴仁宝的这一思想指导下,华西村借十五大东风,在村企业集团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旨在调整产业结构、狠抓企业效益为目标的“抓大扶小”举措,很快使得全村工业效益呈现“大向强走、小向优走”的全面健康发展的态势。至2000年,华西人在吴仁宝的领导下,在仅有0.96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创造了50亿的工业销售额和5亿元的利税效益。党的十六大后,吴仁宝又对华西提出“科学发展、有效发展、创新发展、统筹发展”的新目标。具体落实在全村工业生产指标上,他和干部们制定的目标是:2002年完成60亿、2003年完成80亿、2004年完成100亿,结果由于大抓了“科学、有效、创新和统筹”发展的四大措施,生产效益不仅全面完成,而且出现了连年100亿元的递增速度!

在一片欣欣向荣的形势下,吴仁宝出人意料地提前两年将华西村的领航大权交给了年轻一代——过去他多次表示要干到80岁。交权的那天,他深情地对村民们说:“没有吴仁宝,华西的明天定会更美好。”事实也是如此,新华西村党委班子以老书记为榜样,紧紧抓住执政为民和科学发展两大主题,他们提出了从今年起,要“努力一千天,创造一千亿”的新目标,即在今后三年内,每天全村要创造一个亿的产值,三年一千个亿!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数据。而他们仅是一群中国农民,一群由老共产党人吴仁宝一手培育起来的中国农民!

正文 二、精彩为官道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向往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大人们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就是共产主义。如今我们长大后,这些都有了,可是发现共产主义其实离我们还很远很远。即便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我们还仅仅刚刚跨入。于是我们有了许多疑惑,但我们仍然那么渴望共产主义,因为渴望共产主义,所以我们一心想建设好社会主义。这是所有共产党人共同的理想和事业。

但社会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样?我们同样有许多疑惑,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在排除许多疑惑之后,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社会主义必须让人民富裕起来,富裕了的人民才有幸福可言。人民真正富裕、幸福了,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

走进华西村,我们最强烈的感受是:这里的农民真的是天下最幸福富裕的人!他们住最宽敞、豪华的房,家家停放着一至三辆的轿车,吃基本不用花钱,穿自创的“仁宝”、“华西”名牌服装,老人有丰厚的退休养老金,孩子上学全免费,每家每户还几百万、几千万元的存款……这日子让美国、欧洲来的客人都异口同声:华西村的农民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如果允许,我宁愿上这儿当一个村民”——这话新加坡的客人说过,美国的国会议员说过,德国的政府部长说过。

2004年时,我国政府曾经宣布中国人均收入达到了1000美元,这一数据的诞生将召示着中国从一个落后的贫困国家,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而当我来到华西村,才知道今天的华西村农民的人均收入其实已经过了8000美元,如果再算上村里的各种福利补贴,他们的人均收入实际已超过10000美元。我们因此毫不奇怪在华西村随时可以听到建设“中康”奔“大康”的话语。

说这话最多的,还是老支书吴仁宝。

可以这样认为:而今的华西村已经基本全面“中康”。但明天的华西村的“大康”究竟是个什么样呢?或者说五十年、一百年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样,我希望能在已经走在别人前面几十年的华西村得到某种感受和体验,并期望从吴仁宝的嘴里得到答案。可是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没有直面回答,却把我带到一排在绿荫花丛和小桥流水间巍然矗起的新建筑面前,兴致勃勃地介绍说,这8栋年底前竣工的“总统别墅”,是以后让村里80岁以上的老年人轮流享用的。

“让村民享用‘总统别墅’?”我有些不解。

吴仁宝似乎看出我的心思,笑眯眯地解释:“建‘总统别墅’,一则是为了迎接更多的外国贵宾,二呢?也想让华西村民们享受享受‘我们所能想得到的’世界上最好的物质文明”。

听其一言,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吴仁宝的一句名言:有福民享,有难官当。

华西村的农民福气太大,大到他们能享用就连我们一直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也难得享受的“总统”待遇!真正的总统生活其实并非一定是享受,而具有总统物质待遇的农民才是真正的享受者。吴仁宝一生都在追求一种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他要让自己的农民兄弟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富裕的人。而为了实现这一境界,他把一个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智慧全部贡献给了他的百姓……

“华西398号”,这是吴仁宝的家。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绝不会相信在农民们享受天堂般生活的光景中,这位缔造富甲中国神话的“村主”,竟然自己与老伴两口依然住在华西村七十年代的旧楼里——听华西村民说,这样的楼现今多数租给那些外地来的“打工者”。

吴仁宝在“作秀”?一个大大的问号跃入我的脑海,但很快被否定了。

“老支书有名言,叫做‘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几十年来,他心里装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事,所以我们华西村的农民生活会越过越好。”村民黄永高——一个残疾的农民,边说着这话,边拐着双腿将我领进他正在装修的新别墅。

黄永高告诉我,他先前不是华西村的,是邻旁华明村人。他在两岁时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腿,因为家贫没有钱治病,结果落了个终身残疾。1982年冬日的一天,靠修鞋维持生活的黄永高蹲在华西村一个厂子的门口给人修鞋,当时天下着雪,黄永高蜷曲着双腿,蹲在地上干活,那双缝鞋的手裂着一道道血口……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啦?”

黄永高一看是华西村的老支书吴仁宝,赶忙如实回话。

“那你愿意到华西村来工作吗?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宾馆……”

“我?能行吗?”

“我看行,你能吃苦。”

黄永高看着吴仁宝慈祥真诚的目光,不禁热泪滚滚而下……从此这位残疾青年落户华西村。几年后,黄永高不仅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而且还在38岁时与一位比自己年龄小一半、同在宾馆工作的四川籍姑娘产生了爱情。要结婚了,黄永高将喜讯告诉吴仁宝,老支书欣喜若狂,特别亲自为黄永高操办了五桌酒席。之后,又给黄永高分了一套三层楼房。

“老支书对村民太好了!去年我退休时,他考虑到我儿子也上中学了,又给我调了这套450多平方米的别墅……”黄永高为了让我感受一下老支书给予他的关怀,楼上楼下地带我好好参观了一番:好气派!地面是铮亮的大理石和进口木地板,铝合金钢窗闪闪发亮,全套红 木家具和应有尽有的电器家什……你怎么也想像不出这是华西村一户收入相对属于中低水平的残疾农民家庭的样子。

“老黄,你可比老支书家的房子气派多了!”我一句随口而出的话,竟让黄永高泪水满面、泣不成声:“是啊,老支书家的条件有我这三分之一水平就不错了,我一想到这,就觉得特别过意不去。”

黄永高说的是实话。在这几小时之前,我进过吴仁宝的家,在那栋二层旧楼里,我印象中最深的有三样东西:一是满屋子的照片,那是主人在各个时期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地方领导人及外国朋友在一起的合影;二是四周破落的墙皮;三是那张如今很少有人家再用的南方旧式木床。不用刻意描述,就这三件东西,便概括主人吴仁宝的基本生活状态:朴实无华,落后旧式,普普通通,与华西村民目前的生活水平差三个时代。

在常人眼里,吴仁宝是华西这个“天下第一村”的“皇上”,有盖世的权力,有盖天的财富,可吴仁宝没有当“皇上”,他只做了一名为民造福的公仆。

“人活着为什么?活着的时候是得有点钱、享点福。可不能仅仅是为了钱才活着,为了享福才掌权。为国家、为人民多作点贡献,这才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我的最大幸福和满足,就是想看到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在华西采访时,吴仁宝与我有过三次直面接触,而其中有两次他说过这样的话,这使我印象特别深。

在华西村,我们随便问一位农民,他们一谈起老书记,都可以给你讲一段关于老书记如何关心、关怀他们的感人故事,而且谈到动情处总会热泪盈眶。村民们对吴仁宝如此有感情,那么吴仁宝心目中的老百姓是个什么样子呢?这是我非常想知道的事。

“给你讲件事吧。”一向笑眯眯的吴仁宝在我的提问后,神情一下变得凝重起来:“那年组织上让我当江阴县委书记,我思想上没准备,感情上也不愿离开华西村。可这是组织决定,我得上任去。那几天村上的人都想,我这一走可能就永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天天跟大伙儿在一起了。他们以各种方式来向我送别,其中一个叫吴荷英的姑娘在给我送一双她亲手纳的布鞋时说了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这孩子说:‘吴书记,是你的恩情给了我工作、给了我家,我们当百姓的什么都不盼,就盼你这样的干部不要离开我们,要不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的……’当时我接过她送的鞋,又品着她的话,眼泪一下掉了出来。这孩子的情况我一清二楚,她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走路只能靠拐杖,15岁了还只能在家吃闲饭。在农村,这么大的姑娘摊上个残疾身子,如果不能自立,就一辈子只能过苦日子了。孩子的父母着急,我看着也难过,心想一定得让孩子有份事做做。后来我到镇上的一家皮带厂,请厂里的领导帮吴荷英找个皮匠师傅。人家答应了,我就摇船把小荷英送去了。一年后,我又把小荷英接回华西,让她进了村上的服务组,专为村民做鞋、修鞋、钉掌和补补缝缝。这孩子心灵手巧,不仅村上的人喜欢她,连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也看中了她,后来俩人产生了爱情。小荷英结婚时,村上分了她一套新房,我还特意批准她的新郎贡祥兴到我们华西落户。现在吴荷英一家过着幸福生活,一儿一女都非常健康,上完中专、大学后又在华西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一家美美满满。小荷英的变化和她送我一双鞋时说的话,对我触动很深,所以有时我常常在想:老百姓生活在最底层,他们的冷暖甘苦,如果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党员、干部再不去过问、再不去帮他们一把,那他们还会有啥好日子过嘛!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又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啥用?所以说,是党员的、是干部的,你的全部责任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就是怎么让自己的人民和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吴仁宝的话,并不深奥,但却折射出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核心的和本质的内容,即:共产党人的全部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幸福。

华西村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的今天,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之所以始终走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前列,这里的老百姓能够过上今天最幸福富裕的生活,归根到底的一点,就是领头人吴仁宝始终如一地把共产党人的这份责任扛在肩上,并以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情感倾注在这份责任之中。

至此,我相信读者和我一样终于明白了吴仁宝为什么在全村人都早已住上第四代、第五代别墅后,他仍然不肯搬出上世纪七十年代盖建的旧房子,也明白了他为什么把明明可以放进自己口袋里的5000多万奖金一分不剩地全部留给了集体。

这是因为,他内心认为的百姓们的幸福生活还要继续提高,即便是“中康”、“大康”后,我们还有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我们去建设创造;

这是因为,他内心认为的共产党人和当干部的这份为人民谋幸福的责任永无止境,即使是自己的生命结束之后还有一个留给后代什么样的精神遗产这样的问题;

这是因为,他这样做可以为后一代全面富裕后的华西村的党员、干部们树立榜样,让他们明白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丢失的本色。

有人作过不完全的统计,仅吴仁宝一家,在这近5年中,光应得的个人效益奖金归给了集体的数额至少有二三亿元之多!华西村民知道,凭吴仁宝的能力和知名度,他完全可以将自己祖孙三代整个家族迁移到深圳、上海或“漂洋过海”,但吴家26口人至今没一人不是留在村里的,而且现在连吴仁宝的外孙女婿也从日本留学回到了华西。

吴仁宝为了告诫党员干部们(包括富裕了的村民)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把自己一句常说的话刻在村头最醒目的地方。这句话如今不仅是村里党员干部们的座右铭,就连普通村民也能熟记熟背:“家里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能占一个床位。”

他要求党员得有“党心”、“公心”和“良心”。这“党心”就是党的先进性和原则性,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在“为官之道”上,吴仁宝以“办事认真、处事公正、经营廉政、百姓信任”为原则,给自己的日常生活约法“三章”:一不沾酒、二不陪客、三不上群众家饭桌。

在华西村采访时,有一位地方领导曾经对我说了这样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吴仁宝能把华西带成今天这个样,有两大原因:一是他从未离开过华西村,二是他的心全部留给了这里的百姓。

在这句朴实的话背后有着丰富的内容。作为一个全国闻名的村支部书记,用吴仁宝自己的话说,他是“大代表、中代表、小代表”都当过,“小劳模、中劳模、全国大劳模”也都当过。可就是一样他没做过,那便是无论在任何时候他没有离开过华西村。即便是在当县委书记的5年里,除了继续兼任村支部书记外,每年他给自己规定的不少于100天的劳动时间里,多半是在华西。至于村里有事,起早摸黑赶回华西处理更是家常便饭。这也就是那年他被意外原因落选党代表,从县委书记的职务上能够很自然地重新回到华西村,甘心情愿做一个农民的原因。

吴仁宝而今已是年近80岁的老人了,可华西村许多人跟我说:老支书的精神状态和工作干劲却始终像小伙子一样。他每天依旧四五点钟起床,然后开始“走村串厂”。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家。如果遇事开会时间就更晚。老伴怕他年岁大了,起早摸黑会出意外,所以总想跟在他后面“盯”住他,可最后准是连个人影都找不见。村里后来派一位年轻人“盯”他,结果被甩掉的还是那位年轻人。

“老书记的脚步,谁也赶不上。后来我们只好随他而去。”村办公室的秘书告诉我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吴仁宝管理的华西村如今早已是个庞大的工农商政文一体的联合体,用“日理万机”来形容当家人的工作一点不夸张,可这位秘书告诉我:吴仁宝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办公室。“工厂的车间、农村的田埂、托儿所的小板凳和农民的家里,就是他的办公室。老支书处事都是在现场,几十年如一日,养成了他从不要固定办公室的习惯。”

“那保镖、秘书呢?”似乎现今的一些“老大”都缺不了这些。于是我悄悄问。

“嘘!那是更不可能有的事。”华西人嘲笑这样的问话。

我仍不死心,希望找到些“真实”的吴仁宝。机会有了,主人要请我和几位陪同的当地领导同志吃饭,老支书说好是要来的。宴席比较丰盛,老支书吴仁宝真的到场了,可他笑眯眯地拿着装白水的杯子过来跟我们一个个碰杯,然后抱歉地说:“我不能破规矩,你们自己丰衣足食吧!”见老人淡出宴席,感动之余我仍悄声问站在一旁的服务小姐:“老支书在隔壁吃什么?”

“一碗清汤面。他最喜欢吃的。”服务小姐脱口而出,然后示意我到那边的门缝往里瞧一下。我凑过去迅速扫了一眼:可不,老人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的“清汤面”,桌上再没有其它任何碗盆。

吴仁宝的心全用在了村子和村民身上!他风风火火的脚步,是华西村追赶时代的战鼓;他起伏不息的呼吸,是华西村民晨醒晚眠的乐章;他笑眯眯的神情,是华西村新一天的幸福前奏……

华西村民在自编的一个文艺节目里唱出了他们对共产党和这位共产党的老支书的心声:“老书记,是你让我们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天大恩情,是你让我们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

“仁宝仁宝,国之瑰宝。风风雨雨,红旗不倒。”“年近八十,日夜操劳。健康长寿,人民需要。”一位领导在参观华西村、听得村民们讲述老书记吴仁宝几十年来一心爱民为民的故事后,感慨万分地欣然挥毫写下这样的话。

而我在华西村的日子里,从百姓嘴里听到的有关“老书记”的一则则“有福民享”的故事,更是催人泪下——

那是30年前的事。村民孙良庆一家遇上了天灾,12岁的儿子不幸溺水而亡。孙良庆夫妇哭得死去活来,怎么劝也不行。眼看着好端端的孙家要垮下了,村上人着急,吴仁宝更是苦思冥想。俗话说:堆山的黄金换不了一个儿子。孙家的事怎么处理,也让吴仁宝一时感到为难。怎么办?那些天,吴仁宝辗转难眠了好几夜。有一天早晨,他把准备上学的自家儿子送出家门后突然叫喊了一声:“有了!”“阿爹,有啥事?”小儿子阿四奇怪地回头问父亲。吴仁宝挥挥手,说:“快上学去吧,回来再说!”小儿子阿四走了,吴仁宝的眼眶里却潮湿了……这天,吴仁宝来到孙良庆家,对孙家夫妇说:“水流走了不能收回,人死了不能复生。你们别再难过了,你们不是缺儿子嘛!我把我的儿子给你们。你们看哪个合适就挑哪个!”孙良庆夫妇一听惊异万分,说这哪成!吴仁宝拉住孙家夫妇的手深情地说:“不要客气了。我家阿四跟你们的儿子年岁差不多,你们看成不成?”“你要把阿四给我们呀?”这是孙家夫妇更是没有想到的事,华西村的人都知道,吴仁宝最疼爱的就是小儿子阿四。“就这么定了!从今天起,阿四就是你们孙家的儿子。我吴仁宝是诚心诚意的,阿四也会跟亲儿子一样地待你们,直到给你们养老送终。”

“阿四”名叫吴协恩,后来真做了孙家的儿子,并且十多年后又跟孙家的小女儿结成夫妻,成了孙家亲上加亲的儿婿。吴协恩现在是华西村的“一把手”,吴仁宝在两年前把华西村的党政大印全部交给了这位“倒插门”的孙家儿婿。华西村“新掌门人”对当年的事记忆犹新:“从我记事起,父亲总是出力流汗在一线。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做官就应该想着百姓’。几十年来,我真正在他身边只有十个年头,那年他把我送给孙家当儿子时,也是父亲一生中陪我时间最长的一天。至今我仍记得当时他再三叮嘱我,说你从现在起,就有两个阿爹姆妈,你首先要孝敬和照顾好的是孙家的阿爹姆妈。”吴协恩后来做得非常好,所以当他被推荐接替吴仁宝出任华西村“新掌门人”时,得到的是村民的全票赞成。

不了解内情的外界曾对吴仁宝“交班”给自己的儿子有过微词。可笔者在华西村先后问过十余个不同层面的村民,他们慷慨激昂地说讲了几条理由:

一、老书记“交班”没动用自己的权威,相反在儿子阿四获得村民全票推荐为华西村新的“掌门人”时,他把小儿子叫到身边当面教训道:“你自己投了自己的票,虽然说明你很自信,但你应该谦虚点嘛!”

二、阿四年轻有为,肯吃苦,善经营,懂管理,又私心少,性情温和善良待人好。他靠自己的闯劲和能力,在短短几年里为村上创下了几十亿元效益的数个“华西”名牌;

三、在村上执掌重要岗位的五个儿女,他们在继承父亲“有福民享,有难官当”、一心一意为百姓谋幸福的事业中贡献最大,而在利益面前退让却最多。

我们再来说吴仁宝,再来说他的“有福民享,有难官当”。

吴仁宝是这样一个人,在几十年的“村官”生涯里,他把自己的人生追求锁定在“让百姓幸福,是我最大的满足”的目标上。而为了实现这一“满足”,他认为必须把“有难官当”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这里的“难”,我理解可能是创业的艰辛,也可能是创业的风险,还可能是创业成功后所要面临和处理各种非积极因素的局面。在所有的中国农民“精英”中,吴仁宝或许可以成为这种“难”的最多承受者——因为他主政的时间最长;他也是化解这种“难”的最智慧和最聪明者——几乎没有一个“典型”和“精英”能像他几十年不倒,红旗一直迎风飘扬;当然他也是在这种“难”面前取得最大成功和收获者——他创造了无可争议的“天下第一村”。

今天的华西村,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前去参观的普通百姓,或者是外国元首与贵宾,人们异口同声地赞美它。这赞美的焦点自然而然会归结到创造这奇迹的掌舵人吴仁宝身上。然而人们并不都十分了解吴仁宝为之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曾经历的一桩桩“难”事……

——创业初期,他的“做煞大队”名声差点让华西的一代年轻人断了姻缘,是他用一双坚定的脚板和一副“誓死改变旧貌”的肩膀,换得了“金凤凰”飞回新华西;

——“亩产吨粮田”的雄心壮志,却被人画成漫画,“吹牛大队”和“吹牛书记”的大字报贴满了村里村外。是他和群众用汗水与泪水堆积成金色的谷山麦堆,才把阵阵“妖风”吹散;

——“文革”那会儿,刮起了把本来很有地方特色的地名非得改换成如“东方”、“红旗”、“胜利”等政治色彩的地名的风气。有人找到吴仁宝,说你华西是老典型,也得把大队的名称改一改,更何况你的华西大队的名字里还带着一个“西”字。那时代,“西”就是西方,就是资本主义色彩,必须改。吴仁宝摇头说,我不改,华西的名字是我起的没错,可这与西方资本主义不搭界。我们华西的西是指我们村地处华士镇的西边,所以叫华西。“现在华西的品牌无形资产至少值几个亿、几十个亿。要是当年听他们把村名改了,今天华西村的品牌不会那么值钱!”吴仁宝说。

——5年县委书记,他呕心沥血,把江阴带向全国百强县之“老二”时,却因那股“农民政治明星们纷纷落马风”的惯性,使他的政治仕途坠入低谷,重新做起一介农夫。对此吴仁宝淡然一笑,正好他离不开华西,华西也离不开他。

吴仁宝还有一件不平事。1999年,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就因为他在外省贫困地区支持建立了多个“华西村”而得罪了本省某些地区本位主义的干部们,他又一次失去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誉——这一回吴仁宝更是淡然一笑:我已年届70余,将有生之年全部奉献给华西百姓,才是我吴仁宝的最大光荣。

古今中外,能成为一代伟大人物的精英们,莫不都有超然的境界和坚定的信仰。作为农民政治家、思想家和实践家的吴仁宝,他的超然境界,来自于他为人民创造幸福和富裕后所获得的精神力量;他的坚定信仰,来自于他对中国农村情况深刻的了解和对中国农民所期望的美好前景的理解:一切当政者的基石,是建立在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上,而这才是最可贵与最可靠的。

吴仁宝无愧为国宝。他以自己的人生沧桑经历所总结出的执政理念——“有福民享,有难官当”,折射的正是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胸怀。

华西今日富甲天下,但华西的成功绝非上帝的恩赐,更非一帆风顺。如果说华西之所以没有像大寨、大邱庄那样的农业典型一样,出现大起大落,一个不可动摇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华西村的掌舵人吴仁宝,比上面那两个典型的主要领导者除了具有更高的政治智谋外,那就是他的心底世界里比别人更深刻地懂得“官”与民的位置如何摆放——吴仁宝的眼里在任何时候都是以民为主。

他因此立于不败。他因此成为从田埂上走来的带着泥土味的伟人。

华西村的“难”并不比别人少。媒体和公众中人们常见的吴仁宝很潇洒,其实耐心走入吴仁宝的世界,你会发现他的“难”比谁都多——他脸上的道道皱纹就是见证,只是他的这些皱纹最终是以灿烂的笑容绽放给了人们……

60岁前的吴仁宝每天工作时间在十六七个小时以上,如今年近80岁的他每天仍然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很难活到100岁,但却能为百姓干100年的工作时间。”有人给吴仁宝算过,他每天8小时外的工作时间,加上从无节假休息日,实际上吴仁宝已经干了100多年的活了。

华西人对老书记的这份奉献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敬佩,但他们更多由衷敬佩的是他在华西有难时所表现出的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

老村民们都还记得:与苏州某羊毛衫厂联营的企业多年亏损,一时成了华西人的“心头病”,似乎谁也无计可施。村民和干部们眼盯着老支书。“这事还是我来料理吧!”近70岁的老人担起这份千斤重担后,天天起早摸黑。有时为化解一个难题,半夜起床的吴仁宝竟会一连抽烟几小时,急得老伴不知如何是好。

“闷声大发财”,这是苏南人致富的巧术之一。而吴仁宝坦言:这“闷声”中常有惊涛骇浪。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华西村的发展如日中天。一个更大的宏伟设想在华西村的年轻一代管理者中间开始酝酿起来——

“老书记,我们华西村应该集中优势企业,争取上市!”向吴仁宝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当时主政华西工业生产的吴协东,他是老书记的大儿子。

吴仁宝瞪大了眼睛,目光里带着少有的疑问,盯着大儿子,也盯着其他村干部:“你们论证了?”

“论证了。凭我们华西村目前的企业现状和未来的发展,上市是一条必经之路。”

“噢?必经之路?可我们是村办企业,许多方面与现代化大型企业还有距离。”

“而通过上市,正好能促进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得到完善。”

吴仁宝抬头扫了一眼自己的部下,他们都比自己年轻。“我——考虑考虑。”吴仁宝紧锁眉头,神情凝重地起身离开了众村干部。

“坏了,老支书反对我们搞上市呀!”有人着急起来。

“不用怕,我们把上市的论证和理由再准备充足一些,到时我们正式讨论时可以向他再进一步说明嘛!”说这话的是吴协东。

几天后,关于上市决策的表决开始。当时在家的共12人,“一把手”吴仁宝如期到会。会场非常严肃,因为事先村干部们知道一向定乾坤的老支书态度依旧。

表决结果:11人举手赞成,1人反对——反对者正是吴仁宝。

少数服从多数。华西村历来如此。可老支书的这一张反对票分量很重,众干部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考虑,他们还是特别想听取他的反对意见到底是什么。

“华西村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地位,我们上市必须做到三点:股民满意,村民满意,华西村的牌子不能砸。现在你们说,我听着……”吴仁宝点上烟,一脸严肃地盯着众干部。

会场一时沉默。半晌,有人终于带头发言:“好吧,我们就说说上市的好处和理由。”

于是,这一言那一言,一场“上市”的争辩在华西村的金塔会议室热火朝天地“烘”了起来,一直延至数小时。

“老书记,该听听你的意见了!”末了,干部们的目光一齐投向吴仁宝。

此刻的吴仁宝,一改方才的严肃神情,又重新恢复了他平时那笑眯眯的神态:“首先我想说明一下:这几天我一直对上市持反对意见,其实并非我原本心意。我的真实心思是:华西的企业是我们农民办的工业,到底能不能与那些上市的大型企业融入一条轨道,并且有更大的发展,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在决策上市这样的大事时,我想听到大家的真实意见,所以我用了投反对票的方式来争取获得你们更多方面对上市的论证,现在我的目的已达到。我宣布:华西企业,要真正走出田野——上市啦!”

呵,瞧这吴仁宝,他的“反对意见”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赞成理由哟!

1999年8月10日,这个日子对华西村来说具有历史意义。当掌声和钟声响彻深圳交易所的那一刻,世界金融市场上迎来了一个令10亿中国农民感到自豪的新客人。代码为“000936”的华西村股票上市成功,3500万股的挂牌价8.3元,当日收盘时涨至21元!

上市是喜事而非难事,但上市弄不好可能就是最大的难事。吴仁宝日后坦言:面对一些风险大的难事,做领导的就得有勇气去担当,这是一个共产党人能否为人民谋幸福富裕的起码素质。

2003年对华西村来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七一”建党日那天,华西村召开了第六届村党代会,经吴仁宝本人提议,他把当了48年华西村“一把手”的岗位留给了39岁的年轻人,自己则退居到了村党委副书记和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二把手”位置。

一个中国级别最小的官儿——村支书的退位,却引发了国内外几百家媒体的报道,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当口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官员一般只升不降,尤其是“一把手”极少主动退至“二把手”位置。吴仁宝自己说:“这也是又一种‘有难官当’。我早先说过,干到80岁,可2003年华西村当时的形势非常好,我来了个激流勇退。一则是希望我不在糊涂的时候交权,二则是想破一破‘一把手’不能退当‘二把手’的先例。我在华西村干了48年,不用自己树碑,群众也会有眼睛的。通常情况下,只要我本人不言退,也许可以在‘一把手’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闭眼那一刻。但这实际上是给后人和整个华西村的事业留下一个很大的难事。对一个可能是功绩无量的人来说,他能不能自觉地、真心实意地把这样的难事由自己去解决好,其实也是考验我们共产党人彻底的无私精神。”

吴仁宝在晚年的时候,又一次以自己的行动,让人们体味到一位老共产党人的崇高胸襟。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全退”时,吴仁宝再一次申明:“我身体好,经验也多一些,华西村现在正处在一步几个台阶的高速发展期。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与华西村共命运同呼吸的老村民,我仍然想为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这就是吴仁宝。78周岁的一个老人,村子里能揽的事他照样事无巨细地负责到底。

“二把手”的吴仁宝,在村党委新班子上任后做了两件事。

一是建议“一把手”带领全体新班子人员借上京城开会之际,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革命烈士宣誓。“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事业,头可断,血可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更美好的新华西,就要而今迈步从头越……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奋力冲刺今年100亿,夺取明年200亿!苦战三年,拿下可用资金50亿!”阳光明媚的天安门广场上,吴仁宝又一次站在华西村众干部的最前面,高高地举起右拳,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引领华西村的年轻一代领导者,吹响了新的时代战斗号角。

细心的读者应该不会忘记前文讲述过的当年吴仁宝从县委书记位子上下来后,带领百名村干部在南京雨花台上那一幕雨中宣誓的悲壮情景。如今这一回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宣誓,与18年前的那次宣誓已非可比。此时的华西用一位中央领导的话说,就是“好得不得了”,可吴仁宝并不这么认为,就在别人都在高唱“大华西”时,他提出了“现在华西要小”的理念。

这便是他当“二把手”后所做的第二件“难”事。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我们要想抓住机会再上台阶,眼下最要紧的是掌握‘三车原则’。”班子会上,年轻的新成员们围聚在老书记跟前,听他的神机妙算:“这‘三车’是:现有的企业要开稳车——开足马力,狠抓效益;已投的新项目要开快车,早投产;未上的项目赶快急刹车。”

“有这么严重?”

“听老书记的没错。哪回他的决策出现过岔子?”

吴仁宝摆摆手:“错了,哪回都不是我的英明,是中央政策的英明。你们看着吧,不出几个月,中央的宏观调整就会出台。”

果不其然,在华西按照吴仁宝的建议,迅速对集团企业进行“三车战术”大调整之后,这年11月,中央的宏观调整政策出台,不少盲目追求规模的企业和地区因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出现了全面衰退的被动局面。可华西村的工业企业由于下手早,丝毫未因中央的宏观调整产生消极作用,相反,他们借着此次宏观调整的有利时机,瞄准那些与市场对路的产品,加足企业马力,使集团当年的经济效益飞速上升,大大超过了年初确定的2003年全村工业总产值60亿的目标,首次达到100亿元。而正是吴仁宝能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见难勇当,智谋除难,使得华西村近两年的发展速度均以年增长100亿元在递增。

1985年,吴仁宝带领百名村民骨干在南京雨花台前宣誓“苦战三年,目标亿元”。而今,华西村一年的经济效益就是当年的二三百倍!也就是说,如今的华西村,每年都在创造100个以上的新华西!

正是这样的积累,华西村才有今天令世人都感到羡慕的幸福与富有。也正是华西村百姓的如此幸福与富有,吴仁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能坦然地直面关于华西村是否有他吴氏“家族制”的问题时,并这样回答:“确实,在华西村的25个正副书记中有我吴仁宝家5个子女。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他们能当书记不是我的指定,他们都是通过数十年的工作,是在取得群众公认基础上,又经过党代会选举和上级组织考察批准后才当上书记的。不错,我吴仁宝家的子女确实在华西村都是官,但他们不是为我吴仁宝家做官,而是为华西村百姓在做官。有人曾经怀疑华西村那么大的家底,是不是都掌在我吴家的手里,恰恰相反,在华西村的历史上先后有6个人当过主办会计,但没有一个是我吴仁宝家的。华西村从1961年到现在的45年账目,都可以公开给世人看。可以这么说,如果在华西村有我吴仁宝这个家族的概念,那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吴仁宝家的人都在为华西村的百姓做事,他们以自己的党员身份,在不断实践共产党员先进性中为自己的乡亲们贡献着每一天、创造着每一份财富。华西村有今天,与我家的这些子女们的心血和汗水分不开。我想,假如中国有更多的像我吴仁宝这样愿意而且能够给百姓带来幸福和富裕的家族的话,我们全中国的百姓日子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我也因此会感到无比欣慰。”

吴仁宝的这段话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中说的,他能面对13亿中国人这样不加掩饰地袒露心声,没有共产党人那种光明磊落、无私坦荡的足够底气是绝对做不到的。

有一位参观华西村的外地农村干部在惊叹这儿的百姓与干部那么融洽团结奔富裕的景象后,找到吴仁宝,问他“为什么你这儿这么好,我们那里就搞不好”时,吴仁宝反问:“你当了几年村支书?”对方回答:“3年。”吴仁宝笑,说:“如果你当满跟我一样48年的书记,你那儿也一定很不错的。”

是啊,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天下,假如一个领导者能在岗位上像吴仁宝一样执政近半个世纪,如果无所作为,如果不能为百姓谋幸福,相信他无法主政如此长久的时间。吴仁宝说得好:“我们华西村的党员、干部数年来坚持‘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其实体现的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党员干部能够做到战胜困难和艰苦奋斗于人民群众之前、享受和享福于人民群众之后,老百姓就会和我们站在一起,同心同德挑担子,那么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有可能创造。”

看一看华西村今天如天堂般的农民乐园,我们就会真切地感受到创造这个人间奇迹的原动力是什么了。

正文 三、精彩和谐发展篇

每一位到华西村参观的中外人士,都会发出一声惊叹:当今世界上没有比这儿的农民更富裕和幸福的了!

华西人民确实太幸福了。这种幸福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是洋溢在每一个华西村民们的脸上和心头的,是光照在我们这个时代和民族的。同时也让当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人士敬佩与羡慕。

在华西采访时,巧遇一群美国游客,他们兴奋地告诉我:“华西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要!”

而我知道,近年有本美国人写的书叫《重新发现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书中写到华西村时有这样一句评语:“华西村是中国的新加坡”,并称吴仁宝是“中国的李光耀。”我还知道,五年前就有一个日本访问团到华西村参观后这样说:“华西农民的住房面积、拥有的车辆、家用电器等都已超过美国、新加坡和日本了。”

村党委分管宣传的孙海燕给我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前年中国民间组织了一个百对金婚老人“韩国观光团”,吴仁宝夫妇作为特约嘉宾应邀参加。这消息被韩国总理得知后,非要见一见吴仁宝。可按照日程安排,吴仁宝他们第二天就要离开韩国。“不行,我的国务会议可以停一下,但中国的吴仁宝先生我一定要见一见!”韩国总理知道自己预约的会见时间与吴仁宝他们回国的时间发生冲突时如此说。于是,惟一可能的会见时间只能是在第二天一早吴仁宝他们离开韩国前的那一个来小时。为此,韩国总理真的特意停下正在主持的国务会议,专门将吴仁宝接到总理府。韩国总理把能与“中国奇人”吴仁宝见一见视为不可多得的机会,最后他满意而开心地与吴仁宝进行了长达几十分钟的亲切会面。

正如一位德国政要所言:“华西村的富裕,让我们亲眼所见了马克思早在一百年前所畅想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富裕。”

关于富裕,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不过,所有到过华西村的人通过观光和认识后所产生的富裕概念,通常能得出共同的意见,那就是华西人的富裕确实是真正的富裕,因为它包含了物质和精神的两个层面的全部内容。概括起来,华西村的富裕是建立在和谐与科学的发展基础之上的。

这是吴仁宝这位老共产党员精彩人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在华西,你可以在许多地方听到那些牙牙学语的孩子或者是鹤发童颜的老人不时地在琅琅有声地背诵着《十富赞歌》:

吴仁宝一生没有离开过农民,没有离开过庄稼地,他本人至今仍然是个地道的农民,所以他最了解农民们的所思所想。中国的农民最讲求实际了,过上好日子是他们的全部梦想。吴仁宝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的前半生致力于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使华西村人人过上了富裕生活。然而他也清楚,物质的富有并不能真正改变农民的根本,只有“口袋和脑袋都富了,才是真正的富”。为了告诫他的村民富而不败,他在一边抓经济发展的同时,从来就不忘抓村民们的思想教育。他为此自编了许多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顺口溜和“三字经”。比如与《十富赞歌》相配的还有《十穷戒词》:

不难看出,今日之华西村的富裕,它是建立在吴仁宝按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的原则指导下,独创的一套具有明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特色的思想理念之上的。

早在华西村脱贫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时,吴仁宝就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目光和唯物主义者的胸怀告诫他那些日趋富裕的农民兄弟姐妹们:人早晚要死,生前积累再多的物质财富对死者来说毫无意义。因此人活着的时候,我们人人都有权利争取生活得更好些,但再好的生活也总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在创富和享福的同时要有“三不忘精神”,即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正是在这种富裕理念下,吴仁宝才把他心中期望的中国农民的幸福富裕人生观——“一人富了不算富,全村富了才算富”的思想深深地印烙在每一个华西人的心目中。华西人也因此有了靠艰苦创业、靠勤劳俭用、靠知识才能、靠诚信守法获得富裕的基本行为准则。

每每参观者看到华西人拥有巨大财富、又过着无比幸福富裕且太平的好日子时,总有些解不开的谜要讨教吴仁宝:为什么也有个别地方、个别人的财富比华西人更多,可那儿的社会风气异常恶劣,有钱人也不能过安稳的日子?这时的吴仁宝,总会笑眯眯地坦言告诉友人一个“秘密”:“因为华西村没有暴发户、没有贫困户,只有家家户户富。”

这个“秘密”听来简单,折射的内容则十分丰富。这也是吴仁宝一生追求“为民造福”的基点,即社会主义的真正富裕必定是共同的富裕,共产党人要实现执政为民的最终目标,必须让所有的人民都富裕起来。而人民要实现自身的富裕与幸福,需要建立在两个基本点上:领导人民的党员干部们的人生价值观和民众百姓自身的人生价值观。

华西村之所以了不起,恰恰是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实现了统一与和谐。在我看来,吴仁宝用近50年时间所创造的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天下第一村”,其最有价值的并非是村民们人人都在享受的洋别墅、百万年薪、绿水青山、金塔景观,而是他精心培育和推行的华西人的人生价值观,亦可称其为华西人的幸福富裕及不断发展的科学理念。

这是吴仁宝最具魅力的地方,也可称为吴仁宝作为一个当代农民政治家最闪耀光芒的地方。

吴仁宝能够使自己的这一整套科学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理念见于成效,是建立在他几十年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农民们进行务实而不懈的思想教育之中。

比如他首创的“华西村精神文明开发公司”,专司全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职责,将教育农民的“精神活动”与抓经济中心工作齐头并进,在村委工作中建立和形成了“两个拳头”都硬的长效机制;

比如他亲自担任艺术指导的“华西村艺术团”,几十名队员全是专业演员,每年在华西村演出场次达300场以上。党的方针政策和村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这里就是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吹拉弹唱形式和生动活泼的表演,被灌输到了百姓脑海里和日常的生活中……

曾经有位研究中国农民历史的学者说过:中国的农民可以创造历史的辉煌,但中国的农民却很难创造长时间的辉煌历史;中国农民可以依靠智慧和勤奋获得财富,却难于让财富变成永远的幸福与富裕。吴仁宝也许没有读过这位历史学家的著作,但吴仁宝却同样懂得中国农民的优点和弱点。因此他认为:要让富裕了的农民能够保持长久的幸福富裕和安定的生活,最关键的是让他们不仅“口袋富”,更重要的是要“脑袋富”。

“口袋富”和“脑袋富”,是吴仁宝创造的中国农民“两富理论”,也是他把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的具体化、形象化。

“口袋不富”,就别谈“脑袋富”。“口袋富”才有“脑袋富”的基础,而“脑袋富”了,“口袋”才能永远的富。“口袋”和“脑袋”一齐富,中国农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不断朝着小康、“中康”和“大康”的目标步步登高。

“脑袋富”,构建的其实就是精神世界。吴仁宝构建的华西农民的精神世界,是以“六爱”为准绳的。这“六爱”是: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这“六爱”看则平常,但细细品味,内涵深刻而精粹。同时它又包含了吴仁宝这位老共产党人多少的思想与智慧的冶炼过程!

“华西村的农民不是天生比别地方的农民崇高,他们也有一切农民头脑和传统里的陈规陋习。当经过艰苦创业后华西村富裕起来时,村里就有人曾经公开称我是‘华西的太阳’、‘华西的救星’。我发现后立即严肃地批评和告诫大家:我吴仁宝算什么?我吴仁宝仅仅是干了党教育我应该做的那一点事情而已!华西的一切,包括我吴仁宝的一切,都是靠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我反复告诉村民们:没有共产党,我吴仁宝这几十年只会改一个字,那就是当年我是放牛娃,现在我是放牛翁。我之所以这样告诉村民,是让大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华西村所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积累的任何一点财富,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和成功的。新中国的农民要实现真正的永远的幸福和富裕,就必须把爱党放在首位,它也是我们所倡导的‘六爱’的灵魂与核心。”吴仁宝坚定而有力地挥动着拳头,我看到在他身后是一面闪闪发光的红色党旗。那党旗,在这位老共产党人心目中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仰;这信仰,在日久天长的一次次雨露滋润下成为了华西村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的信仰!

爱国,也就变得自然了。任何一个民族的百姓如果不爱国,就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幸福和富裕,因为华西人最明白:他们创造的所有财富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始终关联在一起的。没有“大家”的安宁与环境,何来“小家”的欢笑与歌声?

不用说,“爱华西”是华西人自己的责任,一个不爱华西的人怎能成为华西人?华西村从吴仁宝这一代起,爱华西是每一个村民们凝聚团结战斗的力量源泉和同心同德奔富裕幸福生活的精神支撑。吴仁宝告诉我,他如今快80岁了,他现在最满意的一件事,就是村上走出去上大学、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无一例外的全都回到了华西。“我们华西村赚得最多的‘买卖’是我们培养了自己的大学生、留学生,结果他们现在学业完成后不仅自己回到了村里,而且大多数人还多带回了一个。”吴仁宝说的是这些华西村年轻人,他们在回到村子时,也将同样高学历的未婚妻、未婚夫或者已经是爱人的“另一半”也一起带了回来。“你说是不是我们赚大了?”吴仁宝对此实在喜形于色。

是赚大了。我还知道,正是这种充满感情和希望的“爱华西”教育的深入人心和广为传播,如今从全国各地飞来华西村的“金凤凰”(大学生)达2000余人,而且每天每月仍有数不清的“金凤凰”在飞往这里……华西正是依靠这些本地长大的和外面飞来的“金凤凰”,在充满希望和活力的致富路上朝着多元的、现代的、健康的、科学的发展方向越走越快,实力提升得越来越快。

“外国人弄不懂我们华西村的农民为什么有那么高的水平,掌握那么多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管理本领。他们哪里知道,我们今天的华西村民早已不是那些只会挑担锄草、只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他们中有北大、清华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有留学日本、德国回来的硕士专家。拿我们的外贸公司来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人员都是大学以上的文化程度,别看他们人在我们田野里的村庄,可他们每天的工作通过网络和电讯与世界各地联在一起呢!”观光走在一排“总统别墅”的路上,吴仁宝指着从他身边走过的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对我说。就在这时,我遇见了“华西村的郭凤莲”——赵毛妹。这位曾经与吴仁宝并肩叱咤风云的“铁姑娘队”队长,现在已经到了华西村民退休的年龄(女50岁),可赵毛妹说她身体好,所以还在村里的旅游公司“帮忙”。“老书记对我们这些参加创业的老一代村民特别照顾,退休发一份全工资;你如果身体好,还可以反聘到村集团公司哪个单位做点事。我在任时抓过旅游公司,所以现在还在那儿干点事。你是北京来的,听听我的外语怎么样?”快言快语的赵毛妹立即从口中叽哩咕噜吐出一串旅游用语,那娴熟的程度绝对够得上专业导游水平。

赵毛妹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从没有离开过华西村,可如果不是她在我面前开口表演,谁也不会相信这样一个至今仍留有当年“铁姑娘”痕迹的农家妇女竟会一口流利的简易旅游英语。

“比起村上的人,我算差的呢!”赵毛妹说。

我相信她的话,因为吴仁宝对村民的文化教育和素质提高,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刚当村支书那会儿就已经十分重视。而当华西村富裕后,他把抓村民知识教育的提高纳入到了“爱华西”的重要内容。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实行的是全免费教育,村民和老人可以参加各种培训班和业余学校。所以现在的华西村民能说外语、冷不丁拿出个留学毕业证书给你看看,是很自然的事。

我还知道,吴仁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有第一位“外来工”进入华西村后,他把“爱华西”的教育扩展到凡是在华西村工作的人。“我们华西村没有‘打工仔’、‘打工妹’一说,我们有句话很流行:到了华西村,就是华西人。”当年怀揣300元盘缠来华西打工的小青年,如今已经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年薪和奖金能拿150多万元的孙海燕谈起这一方面的事,显得格外激动。“在我们华西的外地务工者,可能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因为老书记从来不把他们看作是外人,他也要求华西村所有的村民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这些外来务工者。每年在我们华西最热闹的一次活动,是由老书记主持的‘千张桌、万人宴’。顾名思义,就是摆上一千张桌、由一两万在我们这儿的外地务工者参加的大宴会。那场面确实气派、确实热闹,也确实感人。想想看,国家总理所主持的国宴才有多少人嘛!”孙海燕说,你何作家要是有机会参加一下华西村的“万人宴”,一定会产生不同反响的灵感。后来我看到了纪录“万人宴”的照片,其场面确实壮观。

有个数据告诉我,现在华西村工作的外地人达两万多人,他们同样以“爱华西”的精神创造更加富裕的新华西,同时也每年从华西这儿赚回了3个多亿的工钱。

在吴仁宝口中,经常能听到他讲一则非常有趣的“华西村买官”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杨永昌的人,原来不是华西村的,干个体户,脑子灵活,经营能力和经营效益都不错。到华西村前,已经能每年盈利100多万元了,在当地也算有点儿名气的小老板。1997年杨永昌到华西投资办个体企业,三四年后他的年收益已达到四五百万元。可是钱越赚多,杨永昌想当“华西人”的念头越强烈。2002年他以参股的形式,把自己几百万元的资产全部奉献给了华西村,也终于实现了当华西人的夙愿。杨永昌成为华西人后,由于他勤奋工作,又在经营上有一套,很快被吴仁宝和华西村党委看中,让他担任了目前占华西工业集团总资产三分之一的华钢厂总经理。杨永昌不负众望,使这个钢厂的效益直线上升,每天都能为华西村实现可用利润3000多万元。杨永昌从一名“外来个体户”到现今名副其实的华西人,而且成为执掌“天下第一村”最大企业的华钢“一把手”,还身兼华西村党委副书记等重职,吴仁宝因此笑言杨永昌的“官”是买来的:“他用自己几百万的个人企业资产和每年对华西创造几个亿利润的贡献‘买’来的村官!”采访杨永昌时,我才发现这位“买官”者确实非常有才气和悟性,更令我意外的是农民出身、干过十几年个体户的杨永昌还有很让人敬佩的思想境界,他说:“我当时花10万元买个华西户口,绝对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就是觉得当华西人自豪、提气。后来我又把个人企业转制给村里时,又有亲戚说我傻,说人家公的都转私了,你倒好,将私的转公了!我可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过去干个体户就像划着一只在风浪里飘流不停的小船,华西村则好比是只大船,它在吴仁宝老书记的掌舵下,行驶得快速又稳当。我个人的价值要想更好的体现,就必须跟着这只大船走。特别是到华西几年里,我亲眼目睹老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无私行为,所以我想自己是个年轻人,要向老书记学习,也应该像他那样多为社会担点责任。”

像杨永昌这样的能人,后来成了华西的主人,为数并不少,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因为被“华西”和老书记吴仁宝的魅力所吸引。

曾有人对吴仁宝说:有了爱党爱国爱华西就可以保证华西长富了,又何必再要添“爱亲爱友爱自己”呢?吴仁宝对此认为,如果光讲爱党爱国爱华西的“大道理”,不讲“爱亲爱友爱自己”的“小道理”,那华西的农民就无法实现和保证“共同富、健康富、长久富”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最终目的。“我们华西村不培养那样不讲良心、没有亲情的人。对普通农民、平常百姓来说,树立他们的自尊自立自强自爱意识,有时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华西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周围都是农村。我们华西村的农民能不能保证富了以后不去触犯法律、不被社会上的那些歪风邪气和社会旧习气沾染,这是谁也说不准的事。而农民一旦沾上那种毛病,再富又能富得了几天?所以‘爱亲爱友爱自己’,尤其是‘爱自己’这一条特别的重要,它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健康富裕、长久富裕的基础,像金塔的塔基,一定要夯实!”吴仁宝给我讲起了村上一笔一直没有发出去的“特别奖励金”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始,销声匿迹的赌风又开始到处横行。华西村民中也有人“小弄弄”(搓麻将搞小赌),还出现过一位创业功臣孙某某到外村赌博的事。吴仁宝最担心富裕起来的村民沾染黄赌毒,一旦沾染上了就等于患了瘟疫,再富的天堂也会被穷光。为此,吴仁宝挥泪斩马谡,重罚了与自己并肩创业的孙某人4个月退休金。同时多次登门做思想教育工作,帮助他认识赌博的危害,直到孙某自己彻底省悟为止。

可没些日子,在华西村邻乡又传出“华西村不赌是假的,吴仁宝也在赌”的话。“说我赌你们信吗?”吴仁宝在村民大会上反问大家。后来调查证实,有人为了自己想赌,就放言“吴仁宝也在赌”的话,目的是想在公众中造成“吴仁宝能赌,我们也能赌”的谣言。

这天,吴仁宝悄悄找来副村长,对其如此这般一番耳语。“好喽!”副村长欣然接令。于是第二天早晨,在华西村邻近的几个村子和市镇上贴着一张张醒目的《通告》,落款是“中共华西村党委、华西村民委员会”。《通告》内容这样写着:

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经村党委和村民委员会研究决定,请兄弟单位对华西人监督,凡发现华西人在本村或外村赌博者,均要举报。举报准确者,一人一次奖励1000元,当场兑现,并给举报者保密。凡发现华西人搞迷信活动者,也适用于上述规定,举报一人次,奖励500元。

此通告自公布之日生效。

“嘿,华西村就是不一样!悬赏捉拿自己村的丑事,这吴仁宝抓经济有套套,你瞧他抓精神文明更有新招术!”《通告》激起周围乡村对华西村和吴仁宝的一片赞赏和议论。

一星期、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个举报人出现。一年后,人们发现又一份出自华西村的《通告》贴在外面,上面这样写:

<small class="ter">关于检举华西人参赌得奖的补充通知</small>

<small>过去,华西为禁止赌博,曾在四周村镇贴过通告:凡发现华西人参与赌博,一经核实,奖励举报人1000元,至今未有人领过这份奖金。为防止今后可能有个别华西人参与赌博(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退休老人娱乐性活动除外),自即日起,凡检举揭发华西人参与赌博,一经查实,奖励举报者人民币10000元,并为举报人保密。</small>

“这份《通告》而且后来还堂而皇之地登在了《江阴日报》的报眼上呢!”孙海燕告诉我。

“后来有人领过这10000元的奖励吗?”我问。

“没有。老书记提议专设的这个奖已经十余年了,一直没发出一分钱。”孙海燕似乎有些“遗憾”地笑着冲我说。“10000元奖金当时真吸引了不少外村人,据说有人专门整天在四处寻找看看有没有我们华西人参加赌博的,结果他们很失望。”

“我想肯定又是吴仁宝书记的一个招术,他让外人给华西人当义务监督员!”

“对对!”孙海燕和我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吴仁宝就是用“口袋富,脑袋更要富”的“两富论”,成功地教育华西人避免了农民们易犯的“小富即安、不思进取、财大气粗、目无法纪”等陋习和毛病,家家户户都成为“口袋越鼓,脑袋越求进取”的新型农民家庭。这也正是吴仁宝能使华西村几十年红旗不倒的最大贡献。

但吴仁宝心里明白,农民的素质和农民教育问题能否得到提高,关键是领导和影响这些农民的村干部。几乎可以这样作出结论:自中国有农民史以来,其成者和败者,无不因为都是这些农民的领导者的问题决定着这种结果。吴仁宝因此在狠抓村民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始终把强化村干部的教育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他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也颇为特殊。

比如在华西村我看到两件事影响特别深。

一是现行的华西村党委组织结构。通常一个党委会,有书记和副书记,下面就是几个委员组成。书记作为一个班子的“班长”负有全责,权力自然也很大。然而在华西村情况不是如此。村党委书记、副书记之上,还有一个“常委会”。

“我们在书记、副书记同级还设立了一个人数超过书记副书记人数的常委会,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和监督正副书记工作。在农村基层组织,一些地方容易出现什么事都是书记、副书记说了算,有的更是书记一人说了算。在我们华西不行,重大问题必须由党委或党委常委集体研究决定。这样可以避免那些在群众中威望越来越高的主要领导人居功自傲、专横跋扈,最后把好端端的旗帜给掀倒了……”吴仁宝对这一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做法颇为满意:“华西村几十年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主要领导也没有出现‘禹作敏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与这样的组织机制有关。”

第二件事是在“富得流油”的华西村,有一个旧窑洞。这个窑洞与华西村同龄,也许是今天惟一还能见得着的老华西村的一个旧物。华西人称它为“创业窑”,干部们还喜欢将它誉为“华西工业的发源地”和“华西精神的铸造地”。那天我特意走进这个每年能吸引百万外地游客的“华西革命圣地”,看到狭窄的窑洞内有十几张木凳,窑壁四周挂着《延安窑洞放光芒》《吕蒙正破窑攻读》《薛平贵破窑接宝钏》《包龙图破窑迎国太》等6幅与窑洞典故相关的“农民图”。村干部告诉我,华西发展几十年来,许多重要的决策、规划,几乎都是吴仁宝带领干部们在这里作出的。

“老书记十分敬佩延安窑洞精神,他把华西的这一创业窑洞当作教育干部时刻牢记艰苦奋斗、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场所。从某种意义讲,华西村之所以在富甲天下时干部和群众还能保持旺盛的向上精神,与这窑洞精神有着密切关系。每当村里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时,老书记就会带我们走进窑洞。而每当我们一走进这里,再静静坐下来想一想、议一议,心态和处理的方式方法就很不一样了,就会有饮水不忘掘井人和不断奋发进取、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的精神与心态。”一位村干部这样说。

片刻的窑洞感受,使我也相信了这位干部说的话。

那一刻,我的耳边突然回响起吴仁宝常说的一句话:“华西村坚定不移地发展集体经济,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让已经富裕起来的人能够长久地、健康地、越来越好地富裕下去。这就是我吴仁宝一生的追求和愿望。”

有道是,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做一次先进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是先进。当代共产党人的先进之处就在于始终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心里装着群众,胜不骄,败不馁,带领人民群众走上富裕,让已经富裕的人不忘本的同时,一方面朝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实现更美好的幸福富裕生活,另一方面去力所能及地为实现“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是富”的社会主义大目标贡献力量。吴仁宝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很好地诠释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这一崇高信仰,同时带领华西人民在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努力无私地奉献着。

过去的华西村面积只有0.96平方公里,如今华西村的版图已经达到34平方公里。人口也由过去的1600来人,发展到现在的30000多人。“建设大华西,发展富华西”,这是吴仁宝“创富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提升和发展,也是他毕生追求“共同富裕”的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的可贵探索。

一位长期在华西村进行社会调查的学者有过一段很精彩的概括:

共同富裕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美好理想。可沧桑变,乾坤转,一次次社会形态嬗变,一次次生产关系变革,都未能使这一美好的理想变为现实。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欧文的“新协和公社”和“皇后林新村”,无论理论的还是实践的,都在无可奈何中坍塌了!于是恩格斯大声疾呼:“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历史将实现共同富裕的大任降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身上!吴仁宝高擎共同富裕的旗帜,从华西走向邻村,从东部走向西部。他用行动在这面旗帜下写下了共同富先要集体富,共同富必须家家富,共同富更需精神富,共同富要先富帮后富,共同富就得讲求和谐科学富等鲜明的观点,将其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华西村已经开始富裕起来时,吴仁宝就教育自己的干部和村民时刻不要忘记把幸福的阳光与温暖播洒到周边的左邻右舍,而这也是他在近十年间忠实履行“执政为民”和追求“共同富裕”的一种新境界、新视野的实践过程。

吴蕴芳,现今的大华西村民,以前她是紧挨华西的前进村村民。“我们村上的人有句流行语,叫做‘儿好女好,不如华西好。’前进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与华西村同属一个大队,那时吴仁宝也是我们的书记,后来行政分家,我们就成为独立的前进村。可前进村不‘前进’,1988年时华西已成‘亿元村’了,我们村到年底时村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还倒欠村民6万元。记得那天外面下着雨雪,刮着寒风,我们村上的干部在村委办公室里愁着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华西村的吴仁宝书记来了,他带着10万元现金对我们说:先把欠村民的债还了,再把年过了。当时我们前进村的干部们真的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是好。更让我们感到意想不到的是,老书记吴仁宝当场拍板,说要帮我们建厂。‘我们华西出500万元投资款,赔了是我们华西的,赚了是你们前进村的!怎么样?干不干?’老书记拍着我们村的支书这样说。这么好的事不等于天上掉馅饼嘛!再不干、再不好好干,我们还有什么脸面挨着华西村?就这样,我们前进村在吴仁宝老书记和华西村的无私支持下,化工厂于翌年元月正式投产,当年就净赚50多万元,三四年后利税已能达到四五百万元,也开始渐渐走向富裕。”

与前进村情况相近,华明、三余巷村也在那些年里得到吴仁宝和华西村的全力支持,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摆脱贫困,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老书记吴仁宝对我们周边村的帮助是无私的。那年他主动找我商量说要帮我们村办一个法蓝厂和一个化工厂。工厂建起后,我们村的农民收入一下得到改善,大家喜洋洋的。可天有不测风云,1994年5月份,一场火灾把我们村的‘摇钱树’——化工厂全烧了。就在我们全村痛苦不堪的时候,吴仁宝老书记带来280多万元重建资金,说要在原址上再帮我们建起一个规模更大的化工厂。当时我们村的村民和干部全都掉下了眼泪,大伙儿说:啥叫社会主义好?啥叫共产党好?华西人的风格和吴仁宝书记的为人,让我们一下全明白了!”原三余巷村支部书记孙大龙感触万分地说。

然而,让前进、华明和三余巷、泾浜等周边村发生根本变化的,还是2001年在吴仁宝创造性地提出“一分五统”的大华西概念后。

何谓“一分五统”?“一分五统”是吴仁宝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践中的一个发明,曾被中央领导和学界称为“吴仁宝新模式”。提出这一构建模式的初始,是吴仁宝在期望以“富华西带周边穷兄弟”时碰到的。1988年后,华西主动伸手出资帮扶周边几个村办厂后,虽然也给这些村的日子改变了一些,但由于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等影响,周边这几个村的好日子并没有节节上升、有的甚至在下滑。这让吴仁宝对帮扶问题有了重新思考。过去总讲“船小好调头”,其实在经济越来越全球化的市场条件下,只有“大船才好抗风浪”。华西村之所以能够乘风破浪,效益越来越好,正是因为它的企业集团有着较强的竞争能力。于是一个打破中国50余年农村行政格局的大胆设想在他脑海里形成,随即吴仁宝把自己的想法专门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

“好啊!吴仁宝同志的设想和思考符合邓小平的理论,也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条嘛!我们认为这‘一分五统’行!有创新,也有可操作性!这也说明吴仁宝一生追求的共同富裕理想,已经开始从华西走向社会,我们全力支持!”上级部门的态度,给了吴仁宝极大鼓舞。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这些年大家都看到了,华西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村民们吃的、用的、穿的,还有银行里存的,都比别的村好一大截!我要说的是,华西村富了,我吴仁宝高兴。可如果你们这些乡里乡亲的邻居们都好了,我吴仁宝就更高兴啦!现在,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愿不愿意跟着华西一起上路、一起走华西特色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那是一个阳光明媚、春风和煦的日子,吴仁宝来到华明、泾浜、三余巷和前进村的村头田间,他一边挽着裤腿帮人家干活,一边这样常问大伙儿。

“愿意!我们做梦都想做华西人呐!”邻村众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围着吴仁宝久久不愿离开。

“好,过些日子,你们都将是华西人了!让我们一起共同富裕奔小康、迎‘中康’吧!”吴仁宝那天也很激动。当下他请来华明、泾浜、前进和三余巷四村的干部,然后又将自己的“一分五统”的设想征求意见。

“一分,就是村与企业分开,我们与华西合并后的原村委会还是由本村村民自治、选举;五统,即联合起来的五个村统一由华西集团实行经济上的统一管理、干部使用上的统一、人员统一使用、村民的福利也统一、五个村的村建也统一规划是不是?”邻村干部问吴仁宝。

吴仁宝笑:“是这意思。你领会得蛮快。”

“华西效益与我们天壤之别,这一统你们不是亏大了?”

“华西村这几十年发展的是集体经济,走的是共同富裕。你们加入大华西后,就是华西的人了。华西人不讲谁亏谁赚,只讲贡献和能力。再说,华西还要向前大发展,你们加入进来后,在人力和自然资源上也给华西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前景,我们彼此谁都不吃亏嘛!”

“好,就这么说定了!我们心甘情愿当华西人!”

“我们也愿意!”

“愿意——”

呵,当华西人,这对周边的农民来说,那是一种梦想!农民们是最讲求实惠的,现在吴仁宝把已经散发香味的“肥肉”送来了,谁还不愿意?不愿意的是傻子,种地人才不是傻子呢!

吴仁宝推出的“一分五统”第一年就吸引了华明、泾浜、前进和三余巷四个村。第二年,西巷、北缪家、水池、陈塘、朱蒋巷等村又几乎以百姓百分之百的签字率(吴仁宝要求:凡想加入大华西的周边村子,村干部必须征求村民的自愿签字)请求“并入华西”。

华西在“一分五统”的引领下,短短几年时间里,一下“扩容”到了今天方圆3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下辖16个村级单位,人口也增至30000多人。当我们今天走进到处欣欣向荣、和和美美的大华西,你所能看到的那些井然有序的“工业区”、“生活区”、“休闲娱乐区”、“生态农业区”、“旅游风景区”等规模和气势都十分壮观与美丽的现代化景象时,仿佛置身于一个别样的都市之中,而这在“一分五统”之前的华西村是不易做到的。

在请吴仁宝描绘“一分五统”后大华西前景时,老人举目窗外,然后深情地告诉我:“到我80岁时,所有大华西的村民都要搬进别墅、新房,让他们人人都能享受到‘中康’的幸福生活……”

“中康”是什么概念?“中康”应是人均收入在6000美元以上的水平吧!事实上,华西村今天的人均实际收入已经超过10000美元的水平。但在吴仁宝的心目中,“中康”何止是一个人均收入10000美元的概念,它还有更多生活的质量、精神的内容,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和与周边村、与全国广大农村之间的关系。

“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是富”,这口号和理念,在十几年前吴仁宝就早已提出。而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多少年来他们始终如一,尽其所能地在为“老边少穷”地区帮困扶穷,立下汗马之功。

早在1991年,吴仁宝与陕西省领导签订建立第一个外省“华西村”后,就带领本村的骨干专程到千里之外的黄土高原的陕西汉中的高潮村考察落实扶贫与建厂事宜,并且从那时开始,每在外省建一个“华西村”,吴仁宝都要亲自前往考察落实具体项目,有的地方还要一年去几次。有一年,华西村的帮扶技术考察队在前往山西途中,车子发生意外事故,67岁的吴仁宝不顾流血伤痛,坚持要到目的地。当他带伤下车到大寨看望帮扶项目时,大寨的郭凤莲握着老人的手感动得热泪直流:“华西有您这样的老书记是福气,我们大寨有您这样的好亲人感到光荣呵。”

1994年,国务院作出了力争用7年时间解决中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早已走在西部扶贫征程上的吴仁宝在返程途中,专门上北京向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表示:华西村愿意投巨资,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培训干部,采取一带十、百带千的方式,在2000年前帮助西部地区10万人脱贫、1万人奔小康!

“了不起!华西了不起!吴仁宝了不起!”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在敬佩吴仁宝的同时,又称他的培训和扶贫构思是“中国扶贫工程中的伟大创举。”

从那一年开始,华西村在吴仁宝的主持下,每年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培训任务,多则一次几百人、少则几十人,时间也有两三个月的,也有一年两年的。所有到这里培训的干部全部由华西提供生活和学习的全套优质的免费服务。吴仁宝不仅担任培训的领导小组组长,而且每期必亲自要上几堂课。来自穷困地区的学员在华西和吴仁宝那里,既学到了小康的致富经验,也深深地被吴仁宝这位基层老支书的那份对百姓、对集体、对国家和对党的浓厚感情所感染。而吴仁宝则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穷苦地方的老百姓最关心两件事:能不能吃饱穿暖,能不能让孩子上学。可每当我到西部那些穷地方走一走时,心里就特别的沉重,就特别想帮他们一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华西今天能够富甲天下,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华西帮一把穷兄弟,也是自己坚定走共同富裕信仰的一种体现、一份感情。”

十多年来,在吴仁宝倾心努力下,华西在外省建立的“华西村”已经不下十个,帮助西部10万人脱贫和1万人奔小康的目标也早已实现。然而吴仁宝和华西人帮扶的脚步从未停止,一个个具有“吴仁宝模式”的“华西村”在甘肃、宁夏、黑龙江、江西等地遍地开花,而吴仁宝在帮助这些兄弟省区建设“华西村”时,掏的不仅是钱口袋,更多的是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念和意识。他甚至每一次关键时刻除了自己亲自蹲点扶植外,总要派出华西村最好的技术骨干和管理能手到那些地方扎根,而这些骨干和能手中必有他的亲生儿子在内。1995年,村党委决定为黑龙江肇东的一个山村屯建“东北华西村”,那儿条件十分艰苦,社情也复杂。吴仁宝挑了自己最心疼、也是最小的儿子阿四,临别时他对阿四说:“你上那儿一定要像孝敬我和你母亲一样孝敬那儿的百姓,也一定要像建设华西一样建设好‘东北华西村’。”阿四不负父望,带领当地村民苦干一个秋冬春夏,既平地又办厂,一年就使这个原来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的贫困小村庄一跃到了人均收入4000元的当地富裕村。

2006年新年的钟声响起时,吴仁宝的继任者、华西村的新掌门人吴协恩宣布:在“十一五”期间,华西村要实现五个“五”:工业年销售产值达500亿元,让大华西的5万人全部实现“中康”水平,到华西来的旅游人数要达500万人次,新建5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免费为全国交流培训5万名村干部……我看到坐在台下的吴仁宝听着继任者的这一串豪迈壮言,会心地笑了。

我悄悄问身旁的吴仁宝:“老书记对此有何感慨?”

“我还是那句老话: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干部就要有吃苦精神、求实精神,还得有创新精神。让百姓人人都过上了好日子,我们才算建设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50余年党龄、79岁年龄的吴仁宝如此说。继而又向我补了一句话:接下去我吴仁宝自己的任务是,争取活到100岁,再为党和人民做点事。

我们祝愿这位老人革命青春永葆,身体健康长寿,也祝愿他亲手举起的华西这面旗帜永远高高飘扬……

正文 四、吴仁宝的仁特色语言

吴仁宝的话,不知您听过没听过。如果您是一个机关干部,最好要听一听;如果您是一个共产党员,也应该听一听;如果您是一个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主任,就更需要听一听。

素有“天下第一村”美誉的江阴市华西村,处处体现其自身的特色,也正因为其特色,而蜚声中外,饮誉全球。而“天下第一村的带头人”、“中国的李光耀”、“中国农民的领袖”——全国著名劳模吴仁宝的特色语言,更具特色。不仅立足自身,而且放眼世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无不给人以教育和启迪。他无论是在中科院、清华、北大,还是在其他地方演讲,总能引起共鸣,总能博得满堂喝彩。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听了吴仁宝的汇报后异常兴奋地说:“这位农村基层干部的话,言语通俗,道理深刻,给人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信心和力量!”笔者认为,吴仁宝的特色语言,不应该仅仅是华西的宝贵财富,而应该成为9亿农民的共同财富。现摘其要,以期给人们以借鉴和启迪。

<h3>治村篇</h3>

△现在,大华西已经实现了“基本生活包,老残有依靠,就业促勤劳,小康步步高”。最多人家资产1000万,最少的人家100万;住房最少的人家450平方米,最多600平方米;汽车最少人家1辆,最多人家3辆。我们村民的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多劳多得,工资平时发50%,年终一次结清,奖金中的80%作为资本参股,厂在股金在。实际上就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二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每个村民各项福利加在一起,每年至少2800元;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 “少分配多积累,少拿现金多入股”的分配机制,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并促使村民更快地走上富裕的道路。每年奖金的80%入股,厂在股金在,是风险抵押金,合情、合理、合法。我认为这是很有效的管理方式。这里面包括制约机制。“三害”:嫖、赌、毒,华西都没有,制约得现在都很好嘛!

△什么叫社会主义?一句话,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100个人里面有98个人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剩下的那两个人是自己不要幸福,没办法。什么叫共产主义?全人类幸福就是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人,既要有富裕的生活、健康的身体,还要有愉快的精神状态。华西幸福的三条土标准是: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这三条一条也不能缺。什么叫生活富裕?楼上铺地毯,楼下铺地砖,吃水用开关(自来水),雨天村里走路不打伞。什么叫精神愉快?家庭和睦、邻里相亲、干群团结、上下齐心;什么叫身体健康?日常增加营养,年老集体保养,孩子精心培养,业余文体形式多样。 我们华西人家家都有人出过国,包括到华西新吸收进来的600多名新村民,每年都要到国外旅游。不管是请长假,还是短假,都可以。村内有80多个旅游景点,有书场、有球场、有溜冰场,歌舞厅、影剧院,各种文化娱乐设施配套齐全。

△华西的发展,没有靠国家扶持,从来没有向国家伸手要钱,而是积极为国家做贡献。“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我们富了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帮带左邻右舍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民。在宁夏和黑龙江建立了两个“省外华西村”,还为中西部地区培训1万多名各类技术人员。自2001年6月以来,五次通过“一分五统”的方式,带动周边16个村共同致富。在淮安租赁土地2500亩发展意杨产业。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8家企业,固定资产40个亿的大型一档乡镇企业。总结华西的发展有“八要诀”:政治上要安定;用人要人尽其才;搞计划要切实可行;完成计划要有信心;经营门路要广阔;管理形式要多样;制度要坚决执行;人员要相对稳定。

△现有企业“五个创新”:一是质量要创新;二是数量要创新;三是品种要创新;四是进货要创新;五是营销要创新。

△新办企业“三个领先”:一是质量一定要领先;二是时间一定要领先;三是造价一定要领先(投资相对要少)。

△我们华西搞的是“一村两制”,即村民可以搞集体,也可以搞个体。但干部不能搞“一家两制”,更不允许“一人两制”。否则,丈夫在企业当厂长,妻子开饭馆,丈夫厂里经济交往的客户都引到这个饭馆吃饭,吃一百,付一千,甚至不吃也付钱,集体的“肥水”就不声不响地流进个人的“田”;父亲在厂里搞供销,儿子却搞个体加工,父亲联系到好的业务,很可能给儿子做,结果是“富了和尚穷了庙”。江泽民同志称赞我:“这是正确 处理权与钱的关系!”华西既不是纯粹的“公”,也不是纯粹的“私”,公也有,私也有。我认为,不怕公有、私有,就怕公也没有,私也没有。

△我们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要发展经济,走共同富裕之路。共同富先要集体富,共同富必须家家富,共同富更需精神富,共同富必须先富带后富。

△一个单位要健康长寿,应抓住三条:一要有自主权;二要有自知之明;三要有高度的事业心。我们华西人既不埋怨上一代,也不光靠下一代,我们要相信下一代,一定能一代胜一代,但主要责任在我们这一代。我工作这么多年,人家问我成功的秘诀是啥?我说,实事求是。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遇到任何困难,只要实事求是对待,就能大难变小难,小难变不难。华西是靠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始终走自己的特色之路。华西在发展过程中,坚持自力更生,发扬“艰苦奋斗,团结归口,服从分配,实绩到位”的华西精神。我们讲“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我想的和别人不一样。邓小平的理论“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我呢,因为单讲“硬道理”老百姓听不懂,我就加了两点,叫“有条件不发展是没道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发展才是真道理。”我们华西就是创造条件发展的,所以,我真没遇到什么困难,实事求是。

△华西村村歌: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华西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进,锦绣“三化”、“三园”社会主义的新华西,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

△减少产品库存,加速资金周转,防止“三角债”的形成是企业经营管理中供销实现良性循环的重要保证,是提高资本利用率的重要条件。我们华西市场营销“四要诀”是:薄利多销现钞,厚利欠款不要,勤进多跑快销,库存积压减少。

△有统有分,大的管住,小的放开放活,这是现代大型企业内部管理的特点。华西集团内部管理实行“八统一”:资金统一使用、人员统一安排、项目统一论证、原料统一采购供应、费用统一支出、设备添置与大修统一调度、食宿统一安排。比较合理地处理了集团公司与下属企业的责权关系,体现了“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科学思想。

△“天下第一村”不是我们自封的,而是中央给我们的鼓励,也是社会一致公认的。建党80周年,国务院、中宣部、中组部在“肩负人民希望”大型图片展中,称华西是“天下第一村”,称我吴仁宝是“天下第一村的带头人”。“天下第一村”中央没有具体标准,我把它归纳为“美丽的华西村,幸福的华西人”。美丽,定位“五容”(山容、河容、田容、厂容、村容);幸福,定位“五子”(票子、房子、车子、孩子、面子)

<h3>持家篇</h3>

△华西31个正副书记,其中,有5个是我子女。这个书记,他们是通过数十年的工作,是群众当中公认的,上级党委对这些同志信得过。现在社会上的舆论,我吴仁宝搞家族制,子女全是“官”。但在华西的历史上到现在,有过6任主办会计,我们一家没有谁担任过主办会计。华西的帐,从1961年开始的,都可以翻出来查。可以这么说,我这个家族,都是为了老百姓,不是为个人牟私利的。要求老百姓做到的,我一家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我一家首先不做。如果都象我吴仁宝一家,这样的家庭还是多搞的好。如果像我的这一家多一点,中国会更好。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家这5个书记,现在解决了3万人就业,有的人还比我们富。这也反映了社会上还有一种旧观念,也就是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前的那一套思想还在脑子里。所以,我不在乎人家讲,而且不是哪个讲了,我就改变。如果哪个讲了,我就改变了,那就改变了我的意志,也就改变了华西走的这条路。

△建设全面小康的社会,要实现物质精神“双富有”,也就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具体标准有三条:一是物质生活不断富足;二是人的素质不断提高;三是民主法制不断加强。只有这样,才能既建好“小家”,又奉献“大家”。凡是能勤劳守法的人,都能建好“小家”;凡是能建好“大家”的人,也都能建好“小家”。如果连“小家”都建不好,“大家”也无从谈起。

△十富赞歌:智能富——学文练艺成才富;勤劳富——爱岗敬业辛勤富;节俭富——精打细算聚财富;守法富——遵纪守法健康富;守信富——恪守信用客多富;团结富——家庭和睦同心富;帮带富——邻里相亲互助富;育才富——育好后代子孙富;集体富——巩固集体共同富;爱国富——国家强盛安定富。

△十穷戒词:逐渐穷——多因放荡不经营;容易穷——家有钱财手头松;懒惰穷——朝朝睡到日头红;无才穷——不学无术人无用;心散穷——家庭不和常内讧;受骗穷——不识良朋钱骗空;违法穷——违法贪财进牢笼;无度穷——浪吃浪用山要空;失算穷——算计不好一世穷;三害穷——嫖赌吸毒彻底穷。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幸福。原来农民夏天草鞋赤脚,现在凉鞋还穿袜;原来冬天穿蒲鞋,现在穿保暖鞋。服装原来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是穿三套,藏三套,一年四季穿时髦。以前吃饭是填饱肚皮长力气,现在吃讲营养,讲膳食结构,是为了开发智力,健康长寿,价格高点,也舍得买。过去饭量大,“薄肚皮”,现在饭量小,“大肚皮”。吃的,荤素结合讲营养;穿的,中西结合求漂亮;用的,家具新老结合讲高档,已经引进红木家具;住的,土洋结合讲宽敞;行的,空中长廊上走人,下行车,上下结合更通畅。真正达到了“三化三园”:“三化”是美化、绿化、净化;“三园”是远看像林园,近看像公园,细看是农民生活在幸福的乐园。

<h3>为官篇</h3>

△我们华西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权威建树问题。什么叫权?什么叫威?现在,有些单位的干部,威信不高。为什么不高?没有教育好。啥叫有权?廉洁才有权;啥叫威?懂行内行才有威。我的体会,干部要有权威,一是廉洁;二是懂行。华西的干部有权威。村里发一个通知,可以把所有村民职工集中起来。 现在,社会上一些企业为什么办不好?主要是干部不廉洁。群众反映这些企业的问题是“技术科里卖图纸,供销科里暗进帐,保卫科里打麻将,人事科里看对象,班组长们骂骂娘,上级没有办法想,只有经常换厂长。”三个厂长一换,这个企业就不行了。现在,有的厂是灯笼壳子糊在那里,灯笼壳子戳穿了,就破产了。所以,要加强对干部进行教育,干部一定要廉洁奉公。

△叫群众脱皮掉肉,是干部没本事。共产党员就应该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见到荣誉就让,见到困难就上,只要明富,不要暗富;明的少拿,暗的不拿。我始终做到“三不”: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近几年,上级政府奖励的4000多万元,分文没拿,用于发展集体事业)、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当官没有终身制,为人民服务有终身制。我要生命不息,服务不止,为群众所想而想,为群众所干而干,进一步实践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好地代表更多数老百姓的根本利益!

△我们要始终做到“两手抓”,一手抓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要同各级组织保持一致,一手抓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也就是同各族人民保持一致;做一名干部,只要“两头”保持一致,就是一个不太差的干部。我们做干部,不要做最好的干部,做不太差的就行了。这个“两头”一致,华西就可以健康长寿了,如果同上面不保持一致,单单同老百姓保持一致,实际上你最终不能同老百姓保持一致,如果你不同上面保持一致,上面不要你了,把你撤掉了,你没有办法为老百姓服务。如果“两头”都不保持一致,这是一个危险的干部,迟早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一个共产党员,为民利益的一面旗帜。过去,人们常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是对的,但还不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观念,也要与时俱进。古往今来,很多人往往是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而我们不同,提倡的是“有福民享,有难官当”,既能共患难,又能同富贵;既能见困难就上,又能见荣誉就让。少数地方是“有福官享,有难民当”。当今社会,有少数单位为什么搞不好?为什么人心涣散?为什么难以改变面貌,难以发展呢?实践证明,凡是一个单位“有福官享,有难民当”的,就难以有向心力、凝聚力,就难以发展。凡是一个单位,能够做到“有福民享,有难官当”的,组织就有战斗力,干部就有权威,经济就能发展,老百姓就能得到真正实惠。说到底,就是党员干部要淡泊名利,要有奉献精神,真正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事实上,只要我们做到“有福民享”的,老百姓也不会让我们做干部的穷到哪里去。只要我们“有难官当”的,当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老百姓也一定会支持我们,共同挑起担子,共同克服困难。40多年来,为带领全村奔向共同富裕,我们自觉坚持做好“三头”:一是吃透上头,正确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掌握工作动向;二是熟悉下头,不坐办公室,深入第一线,做到厂情、村情、民情心里有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三是晚上碰头,汇报情况,及时研究解决问题。

△我们华西在分配管理上确保“三足”:国家一头,依法交足;集体一头,积累留足;村民一头,保持富足。

△为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调动全村上下的积极性,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制度管人”。我们实施了“村企改革方案”,对企业实行“四个制”(企业合作制、经理负责制、董事监督制、工代议事制);对员工实行“三个制”(首位高工资、末位淘汰制、违章辞退制)。重点深化“企业合作制”、“经理负责制”。“企业合作要做大,集体资本壮大,个人资本增大”。把个人实现的效益,转化为个人资本。这样,谁的效益好,谁的贡献就大,谁的资本就大,分配就多。

△目标是方向,精神是力量,班子要建强,班长要过硬。

△头脑清醒,一定要清醒;难得糊涂,一定要糊涂。

△我现在退了,不是退得太早,而是太晚,我实际干了48年“一把手”。我过去的“不退”和现在的“退”,都是为了华西的进。像我这次退居二线,可以说是退一步,进两步。而且,可以更好地、全身心地为大华西万名百姓造福。我是有一条,不管是做乡官,还是县官,我华西村的官也是不肯放。我舍不得放,因为我同老百姓有感情。干到80岁的确是我讲过的。我现在退下来,可以这样说,是要当个副手。有句话叫“能正能副”,我也要体会体会。一般来说,正的做了就不好做副的,可是我要做副的,这也是干部的一个创新。同时,我也可以再真心实意地扶持新班子5年,使华西实现一代胜一代、一代强一代、一代精一代!

<h3>做人篇</h3>

△华西交友做到“三要三个一”:要有一个立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有一个前提——爱党爱国爱华西的人,才是真的朋友;要有一个宗旨——亲友间要相互鼓励,为国家和集体多作贡献,坚持共同勤劳合法富。

△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有明确的工作指导方针,才能方向明确、工作到位、事半功倍,华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经验之一,就是长期贯彻“九靠”方针:老三靠,靠思想教育、靠党的政策、靠干部带头;新三靠,靠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靠自己有错误就改;再三靠,靠正确决策,靠科学管理,靠帮带提高。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想通。如果一个人活在世上,有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而另一个人只有几百块、几千块、几万块,但到了马列主义那里报到,都是一样。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信誉经济。“质量有价,信誉无价”。我们华西“以诚待人,以信为本,三守三真”:“三守”就 是守法、守约、守信誉。“三真”就是说真话、售真货、定真价。

△做干部要有“三心”:讲党性、讲公心、讲良心。还要“三跌”、“三掼”、“三不倒”:再大的困难“难不倒”,再多的表扬“夸不倒”,有人威胁、恐吓“吓不倒”。

△我是农民,忘本的农民。我搞工业了。什么叫农民,种粮食吃的叫农民,不种粮食了,这不是农民了,搞工业、商业了。刚改革开放时,有位领导提醒我,你是农业的先进,你是农业出身,现在搞工业了,你忘本了。我笑着说,我想彻底忘本。我不怕忘本,我保留还是要保留的是农民的一种普通本色,要实事求是,要讲真话,这是农民的本色。

△我的工作到底有什么缺点?实际上犯了“三个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我把它概括为4个字,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到80年代才“醒”,这也是思想路线从不实事求是,走向实事求是的过程。50年代“听”,实际上是犯了“教条主义”。对于“教条主义”,在这个方面,我改得比较好了。比如:中央讲“一国两制”,我们讲“一村两制”;中央讲“抓大放小”,我们讲“抓大扶小”;中央讲“实现小康”,我们讲“实现中康”;邓小平理论讲“初级阶段”,我们讲“中级阶段”。60年代的“顶”,实际上是形式主义。对于形式主义,我已经改了不少了,但还舍不得完全改掉。因为,形式主义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也比较喜欢形式主义。当然,形式主义也不能完全怪上面,往往领导来了,向领导介绍好的,让领导看好的。领导要你锦上添花。所以,主要的根源还来源于下面。70年代的“拼”,实际上是官僚主义。对于“官僚主义”,我也改进了,凡事讲民主,依法办事,有事坚持与群众商量,群众满意的,要马上办,而且一定要办好,群众暂时不理解的,加强教育、疏导,等群众思想觉悟了,再去办。这样既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可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80年代“醒”。80年代,我清醒地认识到,在过去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于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什么事情都从实际出发,对的坚持,错的改正。因此,华西从80年代开始,加快了发展步伐,变化越来越大。华西村 40多年,我是这样总结的:60年代打基础,70年代小发展,80年代中发展,90年代快发展,21世纪新发展。正因为发展了,60年代老百姓是温饱,70年代是吃好,80年代是小康有余,90年代是中康,21世纪是大康!

△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自己说错话;不怕群众不听干部话,就怕干部不听群众话,怎样才能尽可能不说错话,一是勤奋学习;二是深入群众,注意倾听老百姓呼声。

△人活着为什么?人死后留下什么?一个人活着,需要钱,但不能仅为了钱,应为国家、为人民多作贡献。一个人死了,死即了了,但了的是物质的东西,精神形象不会了,多留一点好的精神、好的形象给子孙后代,比留给子孙财产更重要。

△在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农村有些人对党的观念淡薄了,认为中国不如外国好;有些人对华西成就不太珍惜了,尤其是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农民教育问题日益显得重要。华西对村民开展“六爱”教育。就是“爱党爱国爱集体,爱亲爱友爱自己。”“六爱”是新时期华西精神的进一步具体化。通过“六爱”,带来了党风廉政、村民淳朴、民风纯真。真正达到了“老三无”:无赌博、无重大刑事犯罪、无封建迷信活动;“新三无”:无上访告状、无暗斗闹事、无“法轮功”练习者,形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村风民风。

△发展经济办企业要坚持“四千四万”:历经千难万险多创业,而不是千难万险装门面;说尽千言万语求效益,而不是千言万语去欺骗;走遍千山万水找市场,而不是千山万水去白相(玩);吃尽千辛万苦争实绩,而不是千辛万苦付高息。否则,很可能是“辛辛苦苦挑重担,认认真真搞破产。”“四千四万”精神,也是华西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具体化。

△作为一个单位的头头,头脑要清醒,要常思索,多考虑问题。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倾向,不该愁的愁,该愁的不愁:第一种,愁资本主义,不愁自己无资本;愁两极分化,不愁自己小富即安,观念老化。第二种,愁自己借不到债,不愁自己资不抵债;第三种,愁下面的不听话,不愁自己不听下面的话;愁上面官僚主义,不愁自己搞形式主义。第四种,愁人家超过我,当不上先进,不愁自己水平跟不上,落后别人。第五种,愁政策变,不愁自己没把现有政策兑现;愁原料紧张,物价上涨,不愁自己没市场。

△改革是大势所趋,只有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只有做改革的实践者、维护者,最终才是改革的受益者。

<h3>用人篇</h3>

我们华西坚持举贤不避亲,举亲不避嫌。用人少疑,疑人少用;小才大用,基本有用;大才小用,基本没用;外才我用,关键在用;量才录用,育才待用。小才大用是激励机制,信任和重用可以激发人的工作热情,催人奋发,作出成绩;而大才小用,如果不是完全自愿条件下,人的积极性会受到压抑,“出工不出力”;量才录用:有经济头脑原则性强的人,搞管理工作;能工巧匠,负责技术工作;神算能手,承包工地;擅长交际的人,从事销售。外才我用:从外地引进高级工程师、大学、中专毕业生。育才待用:村里盖起教学大楼,建起了村党校举办工业大专班、外语培训班、经营管理大专班。在文凭和水平的关系上,注重水平,兼顾文凭。不论文凭、水平,最终要能解决问题才行。

△华西的干部能够做到“三正三平”:“三正”,办事认真、处事公正、经营廉政。“三平”,政策水平、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三正”是德,“三平”是才。有德无才,有才无德都不能当干部,用人可用一技之长,选干部必须德才兼备,还要有“三才”:口才、文才、理才(财),缺一不可。

△只要经济发展起来,人才就有用武之地;经济不发展,有了人才,也没有用武之地。企业里没有人才,像庙里没有和尚一样,什么也干不成;用人对了头,一步一层楼。解决人才的办法,一是聘请外地的“大财神”;二是发挥“土财神”的作用;三是培养好第二代的“小财神”。

△用人要“不计过去,不怕将来,注重现在。”过去再有能力而现在不适应工作,对事业无补;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表现好的,对事业有益;因此,用人不计过去。同样,也不能担心人未来会犯错误,而不敢使用。

△每个人身上都有才,但要看才用在啥地方。养猪内行,是才;种田内行,是才;经营内行,更是才。会养猪的人不能叫他养马,否则就不叫人尽其才。同一个人,你用其所长,他就事无不举,是人才;你用其所短,他就笨手笨脚,把事情搞糟,变成蠢才。用人不当,就会浪费人才,而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华西的经济发展快,干部水平跟不上,大才小才有才的年轻人统统用起来,还是不够用,我是废物利用,废物利用也有用,总比废而不用要好,只要华西人选我,需要我,我就可以干。

△从现在来看,刘、关、张没有“文凭”,诸葛亮有“文凭”,为了谋大业,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草庐请诸葛亮。玄德待孔明为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共论天下事,体现了一腔求才之诚,爱才之心,用才之尊。人才是企业最根本的资源,我们竭诚欢迎天下人才来华西献计献策。

吴仁宝的特色语言,闪耀着他思想的光辉、人生的光环,人格的魅力,也是华西健康长寿、长盛不衰、红旗不倒的源泉和动力。正因为如此,今天,华西被誉为“天下第一村”,拥有40多项“全国第一”,全村固定资产40亿,村民家家住450—600平方米的别墅,有100—1000万元的存款,1—3辆汽车。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一面旗帜”!现在,77岁高龄的吴仁宝退了,但他的本色没“退”,特色没“退”。

吴仁宝的特色语言,是华西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农民智慧的结晶。这个曾多次被胡锦涛、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给予高度评价的当代杰出农民代表,一定能做到他的誓言“生命不息、服务不止”,他的特色语言也一定会更加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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