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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是一种冒险的游戏》


正文 第一章.1

思想着和阅读着是同样美好的时光。

读而不必非是经典，想而不必执求深刻一一于是使在享受着了。

此种享受的“高级”在于只需花很少的钱，甚或根本不花钱。

那么，何不乐而为之呢？

初恋所以令人难忘，盖因纯情耳！

纯情原本与青春为伴。青春已逝，纯情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今人们都说我成熟了。自己也常这么觉得。

近读青年评论家吴亮的《冥想与独自》，有一段话使我震慑——“大概我们已痛感成熟的衰老和污秽……事实上纯真早已不可复得，惟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还未混灭向往纯真的天性。我们丢失的何止纯真一项？我们大大地亵渎了纯真，还感慨纯真的丧失，怕的是遭受天谴——我们想得如此周到，足见我们将永远地远离纯真了。”

“嚎啕大哭吧，不再纯真又渴望纯真的人！”

他正是写的我这类人。

全因有了家，活着才是有些情趣的事。当然，这一点于小青年们也许恰恰相反。但于已届中年和中年以后的男人女人们，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动物受了伤，还要回到自己的洞穴卧下舔舔伤口呢。中年人是人生最常受伤也最需要一声不哼的毅忍精神的年龄阶段。倘没家，则连个足可以卧下舔伤口的所在都没有了。同样是一声不哼地舔伤口，比较起来，有个家和没有个家那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这里说的其实是潘美辰歌中唱的那种家，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大不小的地方”。

即使旧巢倾毁了，燕子也要在那地方盘旋几团才飞向别处——这是本能。即使家庭就要分化解体了，儿女也要回到家里看看，再考虑自己去向何方——这是人性。恰恰相反的是，动物和禽类几乎从不在毁坏了巢穴的地方又筑新窝，而人几乎一定要在那样的地方重建家院……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予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伟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十几年、几十年地，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和坚固性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冠环之功。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尚能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之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

一个好人的去世，定给我们留下许多怀念。有如心灵的营养，滋润着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的情感更趋于良好与美好的挂牵。这实在是好人辞世前对我们的最后贻赠啊！

即使你的思想真比他人深刻，也绝不应因这一点而忽略了他人的存在。这首先便是浅薄的。人对人的尊重，是世上首先的起码的文明。也是至高的人际原则……

心灵，亦即我所言内心世界，是与人的身体健康同样重要的。故保健专家和学者们开口常言的一句话，不仅仅是“身体健康”，而是“身心健康”。

世上，是真有一些人的人心，只能用地狱比喻的。否认这一点是虚伪。害怕这一点是懦弱。祈祷地狱般的心从善，是迂腐。好比一个人愚蠢到祈祷这世上不要有苍蝇、蚊子、跳蚤、蛆、毛毛虫、毒蛇和蝎子之类。世界之所以叫世界，正因为它绝不可能干净到如人所愿的地步。世界是处在干净与肮脏之间的永恒的现实。人心也可以这样大致去加以分析。

若让小偷选总统的话，他们非常可能选扒手。并且，他们非常希望，每位受尊敬的人，其实都曾有过溜门撬锁的劣迹。更非常希望，能从人类知识中，寻找到偷窃行为属人类正当行为的根据。因而无数名人的偏激言论，被败类奉为座右铭，是丝毫也不奇怪的事。连真理有时也不能幸免遭到褒滨。

地狱并不在别处，正在每一个人内心里。所谓“圣界”也不在别处，也正在每一个人内心里。

我们常常被告诫，要防备坏人。面这个世界，即使糟糕到极点，令人沮丧到极点，也起码是一个好人和坏人一样多的世界。故“他人皆地狱”，起码在一半意义上不是真理。而是心理变态者的呓语。纵然这句话最先是尼采说的，也完全可以这样认为。

人间自有温情在。人间永远自有温情在。人内心里如果没有的东西，走遍世界无法找到。善善恶恶，善恶迭现，世界从来就是这个样子。

信奉“他人皆地狱”的人，是很可怜的人。因为他的心，像木碳。吸收一切世间美好的温馨的情感，却体会不到那一种温馨那一种美好，仍像木碳。

这样的人，我认为，是不值得给予他们什么关怀和帮助的。即使他们在请求于你甚至乞求于你的时候，内心里也是阴暗的，也是对他人怀有敌意的。

尤其是，对那些张口切口“他人皆地狱”的人，万勿引以为友。避开他们，要像避开毒虫一样。因为，真的可能对他人构成地狱之险恶的人，正是出在他们那些人里。

女性自白

我的原名叫夏娃，

男人们也叫我女人。

当他们爱我的时候，

又把我比作星辰。

这世界怂恿我的天真，

还欣赏我的泪痕。

男人们想方设法使我美丽，

说我是他们的一部分。

做错了什么？

是我常对自己的审问。

当男人厌倦了我的时候，

我就被抛给了怨恨。

那时我像扬帆的小船。

在失落的浪涛中浮沉。

有一天我忽然觉醒，

开始做自己的守护神。

当我在女人的宣言上接下手印，

忽然明白了曾是弱者的原因。

当我的爱也向自己内心里延伸，

我终于成为了自己的星辰……

男孩儿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时候，或他们自以为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时候，总想要离开家。

女孩儿成长为一个女人的时候，或她们自以为成长为一个女人的时候，总想要建立一个家。

就许多男人而言，他们的人生观的主体乃所谓他们的事业。

就许多女人而言，她们的人生观的主体乃所谓她们的爱情。

男人也重视爱情，但为爱情而牺牲事业之时，常犹豫不决甚至牢骚满腹。

女人也重视事业，但为事业而牺牲爱情之时，常忧郁寡欢甚至痛不欲生。

男人和女人共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却自古以来就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化背景。

男人的文化广博而芜杂，其核心意义是——这世界是男人的，包括女人。男人一向拥抱的是世界最表浅的那一部分——权力和名望，然后拥抱女人。

女人的文化局限而单纯。其核心意义是——这世界太超出她们需要，得到爱情足够了。女人一向拥抱的是世界最温馨的那一部分。她们首先渴望拥抱住一个男人，然后才觊觎事业。有时似乎把后者看得更重，其实仍是为了拥有优秀的前者才那样。

在全部人类的文化史中，男人以他们的文化轻蔑和排斥女人的文化。

在全部人类的文化史中，女人固守她们的文化如同战士固守最后的堡垒。却仅仅是固守而已。这种固守非常之顽强。但越顽强，越作茧自缚。

古今中外，企图从女人文化中突围的女性，既遭到男人的歼灭，也遭到女人的围剿，这是女人的历史性悲哀。男人文化的统治，女人对女人文化的自我欣赏。漫长世纪以来，使她们处于男人的奴婢地位而不自觉。

女人乃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镜子。

女人对男人的影响与男人对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巨大而且重要。

女人从来不是残缺不全的男人。

女人一旦觉悟到她们不是残缺不全的男人，则她们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可能比男人们表现得更为出色。

本身残缺不全的男人，要比本身残缺不全的女人多得多。

残缺不全的男人太多了，一个民族就不振，一个国家就衰败。

中华民族之女性们的觉悟，预示着不管怎样我们民族明天的历史将比昨天和今天书写得更多彩。

“服官政”其实是正当的“行业”。能当官也是“一技之长”。但中国的问题在于，“只能”当官的男人太多了。这是男人的退化。也是男人的悲哀。同时是中国女性面临的悲哀现实之一种。

将专门的人才异变为庸官，是中国的弊端之一。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退化，其实也是时代的退化现象。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悲哀，其实也是国家的悲哀。

或说爱是纯粹的“自我”感情的投人和证明，乍听似乎不无道理，咀而嚼之，便会觉得相当片面了。因任何所谓纯粹的“自我”，只不过是纯粹的本能。爱并不纯粹是“性”，故不纯粹是本能。“做爱”和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殊不知连蛔虫也“做爱”，否则小蛔虫从何自来？但外科医生倘从人腹剖出两条绞缠在一起的雌雄蛔虫，是不大会叹曰：“好一对恩爱夫妻”的……

“自我”难以“纯粹”，逞论爱耶？

好女人是这样的女人——当她们的丈夫因受着权力欲和名利欲的诱惑，开始朝恶劣方面变的时候，能够并且善于，更加起到一所特殊的学校的作用，能够并且善于，从品行、德性、节操、人格诸方面，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老师的责任，重识并且重塑她们的丈夫。努力使他们恢复当初她们所爱的“那一个”男人的本色。

世人认为嫉妒是女人的本能。

我认为多数的男人，甚至更多的男人，也都是非常有嫉妒之心的。都曾被嫉妒啮疼过灵魂。事实上，摆脱不了嫉妒心的男人，一点儿不比摆脱不了嫉妒心的女人少。男人之嫉妒，一点儿也不比女人之嫉妒微小。嫉妒在通常情况下，使大多数女人们自己备受心理折磨，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使男人们比坏女人们更坏。

嫉妒一旦在男人的心内萌芽，则往往迅速长成巨大的毒藤。女人的嫉妒通常情况下导致女人的自卑。男人嫉妒通常情况下导致男人的隐恨。如果绝对没有泄恨的契机，他们便会铤而走险，以报复现实来平衡倾斜的心理。

如果说女人的嫉妒之陪衬物常常是眼泪，那么男人的嫉妒之陪衬物却极可能是鲜血。

女人没有参与社会事务没有成为社会人以前的漫长世纪，她们的嫉妒通常不过表现在情感方面。而男人们却早就开始为权力、为荣誉，甚至仅仅为了争凶斗狠而互相残杀。女人不太会由于嫉妒男人的权力和荣誉而杀人。但男人却会。而且会因此产生杀女人的念头。这比因情感缘故而杀她们更为丑恶。现代社会使女人开始向一切原先仅只属于男人的事业进军。她们的成功系数一点几也不比男人少。实际上正在比男人多起来。男人们在她们尚未成功的时候，往往虚伪地鼓舞她们，怂恿她们，更乐于支持和协助她们。在她们成功之后，她们便注定成了男人嫉妒的对象。除非她们的成功也标志着某些男人们自己的成功。足以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分享她们的喜悦、骄傲和荣誉。

成功的女人不但处在女人们的嫉妒半径以内，往往也处在男人们嫉妒的阴霾之下。现代社会里，男人们开始认为女人对他们不无危险。而事实上，男人们对于女人们才更危险。他们可能由于她们的容貌而诱猎她们，也可能由于她们的成功而企图毁灭她们的事业，乃至她们的肉体。

人类生活中最温馨最富有诗意的，能使人类情感得到净化、趋向美好的部分，源于女性。所以我说，男人创造世界，而女人创造了男人。

由我的母亲，可以想到千千万万几乎一代人的母亲，尤其是那些平凡的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的，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对于她的儿子，该都是些高贵的母亲吧？一个个说来，该都是充满了苦涩的温馨的坚忍精神的故事吧？

女人都喜欢照镜子，自我感觉良好。而男人对着镜子，却如同凝视着一个陌生人，他往往需要通过女人来证实自己，因为女人比男人更希望男人是男人。

女人和男人是不同的。男人属于物质世界，男人的人生寄托于建功立业。女人属于情感世界，没有含苞欲放，享受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凋谢了，只能结出干涩的苦果。这对女人是十分残忍的。

灵魂无处安置，男人女人都有这种感受。女人更甚，因为她们负担重。也因为她们刚刚被抛入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心理承受能力，多重角色的压力，顾此失彼的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说，女人的苦闷，实际上也是时代的苦闷，女人开始和时代共命运了。

牧羊犬天天和羊在一起，对羊相当忠诚。倘若狼来了，它又最肯于奋勇向前，自我牺牲。但雄牧羊犬求欢于母羊，母羊调头默默离去，寻找公羊。并不计较和谁在一起更有“共同语言”，也不认为应对牧羊犬破碎了的心负什么道义的责任。

爱情首先源于爱悦，其次才产生所谓“爱情”的“情”。中国人一向颠倒过来，以为其更合乎逻辑。然而在爱的情绪之中，逻辑学是最不起作用的。

没有学问，没有技巧，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规定程序，没有纪律，没有至高原则——便是爱之本质。

亚当和夏娃之爱固然不受任何习俗所指使，那乃是因为他们赤身裸体。不知除了爱还需要什么，也不忌讳丢掉什么荣誉、权力、地位和财产。更重要的是，伊甸园里只有他们一男一女。后来上帝将他们逐出伊甸园，他们便都哭泣起来。显然因为付出了代价——这一点后来成了制约人类的理性力量。亚当和夏娃当时各自心中怎样？圣经上没讲，我们也就无以考证。谁知他们是否都有点后悔呢？

如今，亚当和夏娃式的爱情是没有的。

世界上有些事，确乎是互为悼论的。从这一端去思想，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那一端去思想，得出那样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有道理，那样的结论也不无根据。两方面的结论，好比人的左脸和右脸，组合在一起，就是世界的面孔了。世界的面孔是经不起细端详的。有时倒是不去也不必去认真思想的好。

如果说生生死死是人类故事的基本情节之一，那么生产和消费也是人类故事的基本情节之一。男人女人，归根结底，都是夹在这两大周而复始的循环情节中存活着的，不同仅仅在于角色的区别。大角色小角色，都要由生到死，从本质而论，首先都是一个消费着的人，其次才是一个生产和创造着的人……

断臂维纳斯的缺残，最使我们产生艺术的感动。她好像只能是那样的，只能是缺残的。因缺残而留下千古之谜，造成永恒的因不完美才具有的美轮美灸的魅力。“她”使我们对其想象无穷。

生活本身也像那些雕塑品，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也都是缺残的。也都必然是缺残的——你不能希望好东西都属于你……

一代人的真诚，若受时代之摆布，必归于时代的某种宗教情绪方面去。而宗教情绪的极至便是崇拜意识的狂热顶峰，接下来便会发展向崇拜的“反动”——被污染的真诚檀变为狼藉破碎的理想主义的残骸……

一代人的坚毅，必是艰难的时代所铸造的。当时代从艰难中挣扎出来，它挣扎的痕迹便留在了一代人身上。每一个时代都付于那一时代的青年人以不同的徽章。我们这一代已不再是青年。我们的徽章已经褪新。戴着这样的徽章的一代中年人，对于个人命运、时代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坎坷，无疑会表现出与别代人不同的反应——而我希望它体现出特有的镇定。

痛苦，是各式各样的。是最自我的体会。倘议一代人之痛苦，很难一言以蔽之。我看我们这一代人，就大多数来说，是太定型的一代人了。我们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而时代维护自己原本形象的可能性也已经很小。时代的烙印像种在我们身上的牛痘。我们又似时代种在它自己身上的牛痘。时代剜剔不掉我们。我们挣脱不开时代。本质上难变的我们，与各方各面迅变着的时代之间，将弥漫开来互不信任互不适应互难调和的云翳。是追随这个过分任性的时代，往自己身上涂抹流行色？亦或像战士固守最后的堡垒一样，与这时代拉开更大的距离摆开对峙的姿态？哪一种选择都未必会是情愿的……

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其实也不过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尴尬。

这一种尴尬将伴随这一代人走完人生之途程。可能越在将来其尴尬越甚。

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在对与不对之间进行判断。并且直至目前仍习惯于此。

我们的下一代人却总是在利于己或者不利于己之间进行判断。并且将这种判断过程越来越简化。

当然，这是非常岁月两代人之间的区别，并且是总体上的区别。

非常岁月却不仅两代人，几代人都有可能走在一起。

非常岁月绝不是对一代，而是对具体的每一个人的检阅。

非常岁月人人都有可能超越代沟，人人都“那一个”人或“某一个”人。

所以非常岁月才作用于历史这一非常意义。

我们这一代人总受一种塑造自己趋于完美的意识所纠缠！而完美不要说根本就不存在，连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概念，有时也混淆不清。

我们的无限的尴尬正在于此。产生这尴尬的精神、心理、思想、观念之难言苦衷正在于此。

我看我们这一代，太习惯于将我们的灵魂交付给谁或什么了。

其实我们的灵魂首先应属于我们自己。它的主宰不应是别人而正是我们自己。没有比自己做自己灵魂的主宰最正当也最必须的了！

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我们是独特的一代。无论别人怎样评价我们，独特本身，便是不容被忽视也不容被轻视的。

而首先是，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要轻视和嘲笑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代也不要欣赏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任何轻视和嘲笑自己的理由或根据。我们也没有任何欣赏我们自己的理由或根据。

我们就独特地生活着存在着吧！不必和别人一样。也不必任性地和别人太不一样。

在独特之中，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与别人同样的权力生活得更宽松些。万勿放弃这一权力——生命对人毕竟只有一次……

女人们，如果——你们的丈夫已接近四十岁，或超过了四十岁，那么——我劝你们，重新认识他们。

对于许多中国男人，“四十而不惑”，其实是四十而始“惑”——功名利禄，样样都要获得到，仿佛才不枉当一回男人。“不惑”是假，是口头掸，是让别人相信的。“惑”是真，是内心所想，梦寐以求的。是目标、是目的。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而志于学”过，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学而优”的，那些因此被社会所垂青，分配到或自己钻营到了权力场名利场上的男人，他们在三十七八四十来岁“要啥没啥”的年龄，内心会发生大冲击，大动荡，大倾斜，大紊乱，甚至——大恶变。由于“要啥有啥”的现实生生动动富于诱惑富于刺激地摆在他们面前，于是他们有的人真正看透了，不屑于与那些坏思想坏作风同流合污，而另一些人却照样学样，毫不顾借自己的品行、德性、节操、人格，运用被正派人所不耻的手段——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曲意奉迎，馅权媚势，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拉大旗作虎皮，弃节图利等等，以求“面仕”、“而服官政”、由被指使而“指使”。

女人们，重新认识你们的丈夫总之是必要的。即不但要考察他们在你们面前在家庭中的表现如何，也要考察他们在别人眼中在家庭以外究竟是怎样的，正在变成怎样的人。在他们学坏样还没到“舐糠及米”的程度时，也许还来得及扯他们一把，使他们不至于像熊舔掌似的，将自己作为男人的更为宝贵的东西都自行舔光了……

低收入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尤其不要经不起高消费鼓噪的煽动。你经不起煽动，你明明达不到高消费的收入水平，却倔要挤进高消费者们的队伍，结果乃是你扩大了它，你中了牟取暴利的商业的诡计，它反过来有理由继续高抬一切商品的物价，并将这一灾难转嫁于老百姓，其中当然也包括你自己，你的家人……

老百姓如果不为高消费的种种煽动所蛊，某些商品价格的不道德的拾高，则只能是牟取暴利的商业利润追求者们的巡地。商业也是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的。一种商品如果其利润高达几十倍、近百倍、乃至几百倍时，无疑是人类社会最不道德的丑陋现象之一。

如果我们当代人，总是习惯了面对当代的当前社会的矛盾、问题和忧患，回过头去从沉重的文化包袱中抖落出现成的什么原则和经验，那么，许多人便保不定犯教条经验主义的错误，而许多人也便会随手就从那包袱中商兴扯出多少“名言”就扯出多少“名言”，运用得很机智，招架得很潇洒——但是我们也就不能留给后人什么有意义的经验了。

如果以为一个社会跨人了“商业时代”，社会话题便只有“剩余价值”可盲了，那是非常浅薄的。也许恰恰相反，正是“社会再分配的时代”，人文环境之优劣，尤其能载舟，或者覆舟……

正如人有左脸又有右脸，社会和时代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比喻总是有缺陷的)。人不能捂着半边肢体面地在社交场合周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这样子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充分的尊严……

对“人文”环境的敏感忧患，可称之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有责任感的一切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的本能。具有这一种本能，既不该被社会认为是可笑的或可恶的，也不该被自己觉得是害羞的或幼稚的。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和以文化为职业的人士们，只有将这一种本能自觉地转化为责任和义务时，才不至于成为有知识有文化而又“多余的人”。当我们被认为或感觉到是“多余的人”时，仅仅向社会和时代提出“为什么”并不能获得答案的全部，也还确实有同时向自己提出“为什么”的必要性……

我觉得，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文环境的劣变，真善美从社会生活中的大面积流失、人道和人性的沦丧现象，真可谓咄咄逼人，我用我的《浮城》“报警”。它传递出的声音显然是刺耳的、尖厉的。而且是不样的。有时“深刻”针对麻木反而无可奈何，倒是扬颈一啸还起码能使人一体……

我的一切充满理想主义和人性温留的小说，未免常使我自觉像“撒花仙子”……

而我的《浮城》使我像猫头鹰、乌鸦，其它种叫声惊耸的粟鸟。像道出可怖危害的巫婆。倘我的叫声真的不无一点儿警诫的意义，我则欣然于我是枭鸟，欣然于我是巫婆……

其实，细细想来，堂·吉诃德身上的可笑性，与他身上的可悲性相比照，要逊色得多……

谁自诩是怎样的人，这是一回事；推实际上是怎样的人，这是另一回事。谁在别人看来是怎样的人，这是一回事；谁在自己看来是怎样的人，这也是另一回事。两回事相一致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接近于一个真实的人。两回事相反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远离了真实，而与虚伪接近……

不难发现，我们最通常的人生心态，往往游移在真实和虚伪之间……

归根结底，我们设法一生真实。有人对此深感沮丧又无可奈何；有人索性拥抱虚伪，逢场作戏，习以为常。于是社会的舞台上才有“情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我们的生命行将结束，曾为真实地活着而努力过的人，对其一生的遗憾，会比一生拥抱虚伪不放的人少一些……

虚伪——表象上看是欺骗别人，本质上是欺骗自己；表象上看是对不起别人，本质上看是对不起自己。因为对于人自己的心灵而言，真实意昧着自由和自然，虚伪则意味着心灵对自由和自然的主动放弃……

当我们以正在说真话的样子说假话的时候，当我们摆出似乎虔诚的嘴脸逢场作戏的时候，当我们以不屑的腔调谈论责任感实则是企图以优雅的姿态逃避现实的时候，当我们熟操小痞子的语言炮制散播游戏人生的灰色“哲学”的时候，当我们因某些小得意而得意，因某些小失意而失意的时候，当我们故作淡泊之状，谈佛、谈道、谈经、谈禅、谈老庄什么的时候——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时候，我们一个个真如我们的先人同行们笔下的“小市民”——所现“小市民心态”种种，真是丑陋得很呢……

幽默并不就是调侃。

幽默更是一种教养。而调佩只不过是促狭。幽默更是一种需要“节约”运用的语言智慧，它的魅力也往往正体现在这一点上。而调佩者一味儿调佩的时候，对语言是非常之铺张浪费的，所以人们往往反感地斥他们“耍贫嘴”。幽默一般不对他人具有伤害性。幽默往往更是一种柔性的“自卫”。幽默是化解人们之间心理冲撞的最好良方。而调佩之词若非针对自己，并且过分尖酸刻薄，其实就同攻汗与攻击没什么两样子。

一句幽默之语，更往往体现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亲情，一种温馨，一种体恤了。真的。而幽默的至高原则，首先是平等。幽默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分什么高低尊卑——这乃是幽默的品格……穷人是贫困的最直接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贫困恰恰是剩余价值的产物，正如富有是剩余价值的产物一样。当剩余价值造就了第一个富人的时候，同时也便造就了第一个穷人。穷人永远是使富人不安的影子，进而使社会和时代不安……

改革像一切事物一样也是自有其负面的。一个值得政治家们关注的事实是——最有能力和最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往往是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最没有能力和最不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则往往是最直接承受贫困摆布的人。对中国而言，他们是比先富起来的人多得多的人。在国家不能替他们分招压力的那些地方和那些方面，将从他们中产生出对改革的怀疑、动摇，乃至积怨和愤愤不平。而他们恰恰又是曾对改革寄与最大希望的人。

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之于文学，犹如人的左脸和右脸。理论上贬低其一或创作上割取其一，是半面脸的文学理论家或作家。文坛上一个时期内贬低文学的认识价值同时将文学的美学价值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予以鼓噪，证明着文坛的幼稚和浅薄。

似乎曾有着一种清高的论调诉诸文坛——“超脱派”。如专指对名利及其它与名利相关的种种而言，则我以为应该。倘还包含着对一切世事都超然度外的意思，则我以为是虚伪之极的论调。鼓噪或推崇这种论调的，我以为本身必患着一种“软体文人”的不治之症。丧失了批判之勇气的中国当代作家，必辜负当代。所谓“超脱”也意味着对自己的可耻的怯懦的开脱。别无什么高明在这论调之中。我讨厌这种论调。不管这种论调出自谁人的或冠冕堂皇或闪烁其词的主张。并且我总怀疑他们是心领神会了什么人的暗示又来蛊惑更多的人，以完成着近于奴仆的使命！我不信那会成为有点出息的作家。莫“超世”之作，也未必竞真能流传百世……

请理论家们和评论家们不要贬低作家们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今天，这种贬低恰恰证明理论和评论的轻挑。作家们更不要自己贬低自己的忧患意识，永远不要。这乃是作家们的极可贵的意识。

不善于舞剑而只善于耍刀的人说——舞剑不过是花架子，耍刀才真本领。

不善于耍刀而只善于舞剑的人说——耍刀算什么！舞剑才真本领。

所以目前中国文坛喧喧嚷嚷的不过是剑客的理论和刀客的理论。

说真话之难，难在你明明知道说假话是一大缺点，却因这一大缺点对你起到铠甲的作用，便常常宽怨自己了。只要你的假话不造成殃及别人的后果，说得又挺有分寸，人们非但不轻蔑你，反而会抱着充分理解充分体谅的态度对待你。因此你不但说了假话，连羞耻感也跟着丧失了。于是你很难改正说假话的缺点。甚至渐渐麻木了改正它的愿望。最终像某些人一样，渐渐习惯了说假话。你须不断告诫自己或被别人告诫的，倒是说假话的技巧如何？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选择倒变得毫无意义了似的。

说假话的技巧一旦被某些人当成经验，真话的意义便死亡了。真话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是需要适合的“生存环境”的。倘没有这一“生存环境”为前提，说真话的人则显得愚不可及，而说假话则必显得聪明可爱了。如此一来，即使社会的良知和文明一再呼吁、要求、鼓励说真话，真话也会像埋人深士不会发芽的种子一样沉默着，而假话却能处处招摇过市畅通无阻。

这也真是一种可悲。

我们已然有了三亿多儿童和少年，却还有那么多的男青年和女青年硬要往这三亿之众的一部分末成年的中国小人儿里边挤。甚至三十来岁了，仍嗲声嗲气对社会喋喋不休地宣称自己不过是“男孩儿”和“女孩儿”。那种故作儿童状的心态，证明他们和她们是多么乞求伶爱、溺爱、宠爱……

这其中不乏当代之中国大学生。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男孩儿”、“女孩儿”这一种自幻心理是多么可笑的心理疾病，问题更在于——它还导致一种似乎可以命名为“男孩儿文化”和“女孩儿文化”的“文化疟疾”。这“文化疟疾”，首先在大众文化中蔓延，进而侵蚀一切文化领域。于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中国之当代文化，不经意间就变得这样了——娇滴滴，嗲兮兮，甜丝丝，轻飘飘，黏黏糊糊的一团。

人对人的爱心应是高于一切的，是社会起码的也是必要的原则。当这一原则遭到歪曲时，人不应驯服为时代的奴隶。获得这一种很平凡的思想，我们当年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

当时代发展的利益还不能平等地具体到一切人身上的时候，当时代发展的负面强烈地固扰某些人的时候，人便企图同时代保持某种距离。于是人与社会的中介关系便产生。中国式的“社团”是中国人和中国目前时代的“扬长避短”的选择。既是被动的，亦是主动的。普遍的中国人，希望通过它的产生，感受社会发展的利益，削弱社会发展的负面的固扰。并且，希望它是“小而全”的。希望三十六行七十二业都囊括其中。那么换煤气、孩子入托、转学、生病、住院、往火葬场送葬，似乎一切都有了受“关照”的可能了。我常想，一位主治医生，一位外科或内科以及其它医科的专家，在一切人际圈子中，其特殊地位大概不蕾是一位“教父”吧？

贵族——我以为，更应作这样的解释——人类中心灵很高贵的那一部分人，或曰那一“族”人。他们和她们的心灵之光，普照着我们，使我们在自私、惟利是图，相互嫉妒、相互倾轧、相互坑骗、相互侵犯的时候，还能受着羞耻感的最后约制……

几年来我自己的心灵受着种种的诱惑和侵蚀，它疤疤痢痢的，已越来越不堪自视了。亏我还没彻底泯灭了自省的本能，所以才从不屑于去冒充“贵族”。更不敢自溺是什么“精神贵族”……

愿别的中国人比我幸运，不但皆渐渐的“贵族”起来，而且也还有那么一点儿精神可盲……

人的生存，依赖于两大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文环境是相当复杂的命题，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有着太密切的关系，并非每个人出于良好的愿望便能作积极有益的奉献。自然环境的问题，虽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但相对于人文环境而言，毕竟单纯得多。爱护花草总比关心他人是更容易号召的事，愿意义务植树的人总比愿意义务输血的人多。美好的自然环境需要爱护。不美好的自然环境更需要治理，需要改造。自然环境其实也是宇宙生命总体的概念。当代人尊重生命美化生活的文明意识和文明愿望，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含意将会、也应该会更为宽泛……

尤其令从事环境保护事业和环境文学研究的朋友们欣慰的，则肯定将是这样一个值得乐观的事实，那便是——自然环境的绿化和美化，无疑会促进人文环境的“绿化”和优化。这一点早巳被人类的科学态度和文明观念证明是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了。经过绿化和美化的自然环境，可以向人们提供享受一片劳菲幽静之地方，赏心悦目时，呼吸些新鲜空气，化解胸中块垒，重新鼓足热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热爱生活之情，促美化环境之事，为之，不亦悦乎？人人为之，人人悦乎矣！

有一个真实承认起来未免使我们当代人又沮丧又无奈，而且难为情，那就是——当代的人类越来越儿童心理了。儿童心理趋向显然的当代人，需要嬉戏、需要游戏、需要玩耍什么。正如儿童在需要泡泡糖、雪糕、“娃哈哈”之外，还需要电子游戏机。

历史学家认为人类还很年轻。其实人类已经老了。

在文化艺术方面——娱乐的心理毫无疑问地是普遍压倒了欣赏的愿望。就具体说影视吧，全地球似乎只有美国生产电影就够了。因为美国的电影是最具娱乐性的。人类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将电影从“杂耍”上升为艺术，现在又开始将它从艺术回归到“杂耍”，只不过技术更高级了。

柿树的叶子，那一抹金边儿，黄得更深，更烂漫了。实际上，每一片叶子，其主体基本已是金黄色了。仅剩与叶柄相近的那一部分还是墨绿的。倘形容一个月前的叶子，如碧玉，被精工巧匠镶了色彩对比赏心悦目的金黄，那么此时的叶子，仿佛每一片都是用金铂百砸千锤而成，并且嵌上了一颗墨绿的珠宝。这样的万千美丽的叶子，无风时刻，在晴朗天空的衬托下，在阳光的照耀下，如一幅足以使人凝佐目光的油画。一幅出自大师之手的点彩派油画。有风抚过，万千叶子抖瑟不止，金黄墨绿闪耀生辉，涌动成一片奇妙的半空彩波，令人产生诗的情思。而雨天里，乳雾笼罩之中，则更是另一番幽寂清郁了……

真正的作家从来都是与人民的心相通的。

真正的作家的灵魂之中永远保留着人民的位置。

“人民”二字对真正的作家从来不是抽象的名词或概念。

这一点事实不由他们的笔是否只写人民来判定，而由他们的情感幅度来证实。在这一前提之下，他们的笔为识字的人尤其为有阅读习惯的人们而创作，他们却用心去关注那些可能不识字的在贫穷的泥淖中匍匐的人们。也许有人轻蔑这一种情愫，说这不过是同情。但如果没有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同情，也便没有了一些人希望能为另一些人做些什么的冲动。那么世界上大概就只剩下了人为自己做什么的冲动。而世界真到了这种地步，是连仁慈的上帝也会产生厌恶的。

我们已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口处——它似乎将一切法则都归结到了金钱本身的法则上。于是它使一切人的头脑都变得极端简单化了。于是它使它本身的特点也变得极端简单化了。简单得直截了当而且粗鄙……

近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传统在台湾，法制在香港，腐败在大陆。

这当然是很偏激的说法。我相信台湾和香港也自有他们的腐败。并且进一步相信，腐败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但一个事实是——大陆，也就是我们共和国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的确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几乎使我们大多数国民，在每一个月里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侵蚀。正因为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老百姓才祈祷反腐败能够对我们共和国的肌体，从真正意义上起到一次清除作用。

而另一个事实是——的确，腐败已然侵蚀到了公检法部门。即使不能说非常之严重，也可以说是相当之严重了。

这就难免会使普遍的者百姓，对我们共和国的前景感到沮丧和悲观了。

因为，普遍的老百姓，对于所谓权钱交易，耳濡目染的，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了。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姻，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古久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宇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历史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那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抵触和冲撞。并且，毫无疑问地，虽然民主程度已较宽松(我感觉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但愿我的感觉是对的)，但在冲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场大为不妙的也肯定是作家本人。

“百姓”这个词，过去本是对皇帝、皇族、朝廷命官以及他们的阶层而言的。在京都，过去是对每天上金銮殿持侯朝的人、大商人、大员外之类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在地方，比如在一个县，则便是对除了县官、县官周围的人，以及县内名流和富绅们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了。

我曾从内心里惧怕那一种“汪洋大海”。

因为，毕竟的，我是一个虞诚地拥护改革开放的人。而且，曾自认为是一个够乐观的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为“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我确曾尽我的全力呐喊过。但是，那也不行。一旦我被那一种“汪洋大海”所氛围，我这个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便前仰后合起来。我感到，它——那“汪洋大海”，要同化我，要改变我自信的对中国现实的总体看法，要把我变成它的一小簇泡沫，竟是那么简单那么的轻而易举的事。问题还在于，这写出来都够令我自己对自己感到沮丧感到悲观的——它根本就不打算同化你。它根本就不屑于同化你。你是无可选择地，别无它法地，甚至是理所当然地就被同化了。

我以为，在全中国，大概顶数北京人的道听途说最不容作轻挑的讽刺了。因为我所闻知的事情，十之六七后来成为事实。

比如首钢那位因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被判了死刑的副局级干部的事，比如长城债券的事，比如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事……早在由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之前，民间传媒就已经将内幕“报道”得极尽其详了。就连中央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们的某一次人事变动，民间传媒也往往是拖在新闻报道之前的。其准确率绝不亚于什么所谓权威人士的预见。

皇城根下的子民们几乎可以说差不多想要知道什么事就可以知道个大概。

作为执政者们，应从此中惕引出一种警告，那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什么腐败是能够被任何一种铁幕所彻底遮掩永远遮掩的。除非你没有参与。除非你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也和你一样没有参与。只要你参与了，只要你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参与了，老百姓就会知道。首先是北京的老百姓们会知道。接着全国的老百姓就会知道。他们一旦看在眼里，也就同时记在心里了。你不能怪他们眼睛像长了钩子，专门盯在你身上。因为这在老百姓，叫作监督的本能。

领袖和政治家这绝对是两个档次上的概念。你素质上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政治家，只能是一个政治家，你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命中注定地摆那儿了。不管有多少鼓吹者替你怎么鼓吹，你还是一个政治家。你必须得承认素质决定论。领袖则不同了。领袖这一词本身就带有伟大的人民性。领袖之对人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人民感觉到了人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别的什么所不可取替的，人民就信赖于他了，就崇拜于他了。哪怕他犯了最严重的错误，人民都最大程度地原谅他。上帝也犯错误。《圣经》里记载着上帝犯的错误。可上帝拥有的信徒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今天不会再有一个中国人坚持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除非是疯子。

正文 第一章.2

如果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你难免会这么认为——比起毛泽东的武装夺取政权，甘地的和平争取独立，简直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可印度人民将他视为了领袖，靠了这种领袖的魅力，印度的和平争取独立成功了。说句老百姓的话吧——老百姓原谅领袖的错误，好比是原谅“自己人”的错误。谁真能使者百姓感到是“自己人”了，谁就可能由政治家上升到领袖的档次。否则，您就在政治家的档次那儿呆着吧！全世界政治家多了。一茬一茬的跟歌星似的。领袖可不是这么产生的。中国目前太需要领袖了啊！……

首先足够伟大，有丰功伟业摆在历史之中，其次是绝对的平民形象，俭朴，拒斥奢华，永远倡导廉政，再加上最后的一点——闻知老百姓受苦受难了，就难过，真难过而不是假难过。就会落泪，真落泪而不是假落泪，这些方面加在一起，则就构成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上帝。起码是仅次于上帝的人。起码在中国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们没有死绝之前会是这样——

一颗领袖心一一老百姓要的是最朴素的东西，也是在这个充满了商业气息的时代里更难得可贵的东西啊！

权威和威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权威的基础乃是权。权可盖国，自然同时也便有了盖国之威。但那基础一朝坍塌，其威也就烟消云散了。

比如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不可谓不威，死了，也不过就被定论为一个党魁。

又比如勃列日涅夫，下场怎样？

而奠定威望的乃是普遍的敬仰。它要比权威长久得多。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她说——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去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是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一个时期内，某些被赋予资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领神会地对腐败二字避而不谈的。仿佛一谈，就不是真诚的改革派了。其实是怕谈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资格被剥夺了。

“文化大革命”越到后期也越是一场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一场腐败的集中表现。其特点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说假话，用假话哄骗毛泽东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文革”十年只有两次真话是值得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一次是几位老帅拍案而起说了真话，反了党内的政治腐败。结果被定为“二月逆流”。还有一次是由纪念周总理而引发的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并被定了“反革命事件”……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对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

“权钱交易”这句话最先就是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斥诸文章。于是今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位桥牌打的好，从国外打到中国，进而打进中南海的，据说挺有点儿魅力的女士写的。大至的内容是，批评我们国内的新闻媒介，揭露阴暗面儿太多了。照她看来，似乎也是煞风景的。并且她主张，应多登一些关于我们的一些有权威的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写照的文章。让我们的人民了解他们实际上是一些多么可爱的人。

我想这也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主张。报刊也需要这样一些健康的花边点缀。这总比登一些胡编乱造的耸人听闻的伪纪实的色情案件好些。但她对于我们国内新闻媒介揭露阴暗面太多了的批评，我却不敢苟同。尽管我完全相信她是出于良好的目的。首先我不敢断定她所言之“阴暗面”是否包括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揭露的腐败现象在内。我以为腐败是我们这个国家目前最凶险的阴暗面。如果也包括在该女士所言的“阴暗面”里，则我想说，幸而我们的某些还对这国家对老百姓责任感未泯的新闻工作者，并没有都放弃了揭露的勇气和良知。否则，一方面是蔓延的腐败，一方面是歌舞升平，岂不是等于在主张，连良知也腐败了算吗？

据我所知，我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居世界第七十几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九十几位，生活质量总指标在全世界排的也很靠后，且不说还有那么多文盲，还有那么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的人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生活水平高于普通老百姓是无可厚非的。这同样符合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不管哪一部分吧，反正都是十二亿五千多万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戴那么贵重的金链子，并不能显示国力的富强。只能使娶不上媳妇的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而且使想为之解释的人无法解释。当然你也可以说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活该，那是他们嫉妒，是他们自己的心理承受问题。那么撇开这一层姑且不谈，仅就对我们中国人教育下一代的传统而论，也不会起什么良好的正面的引导作用吧？即使我们全中国十几岁的女孩儿脖子胸前上都能戴上金链子了，也还是需要有人的子女能作出拒奢华的表率吧？老百姓为什么如今非常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他们大多数具有拒奢华永不沾的品质。而且他们对子女的要求和教育也是如此。在他们写给子女们的信件和诗词中，几乎都留下了这种要求和教育的佐证。这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和生活水平很低的中国人民来说，当然是幸事。当然也是他们自身的美德。今天，这样的美德，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难道真的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了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家教传统来说，难道也是时过境迁之事，没有什么意义了吗？

据我所知，即使世界上的一些王室家族，在其子女和后代还是孩子的年龄，也是很注重教导他们拒奢避华的。孩子就是孩子，戴金饰银不就没了孩子样儿吗？……

分明的，北京人越来越和全国的人难以寻找到共同语言了。北京人轻蔑广州人，像西方那些老牌帝国轻蔑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一样。北京人瞧不大起上海人，认为上海人太精明，太油滑，太利己，为人处事，太赌局心理。北京人跟天津人也不大能谈得拢，觉得天津人似乎天生的有股“中二”劲儿。北京人似乎独钟东北人。从北京人口中，常能听到夸奖东北人实在、义气鲍好话。可最近一二年，我却经常听到东北人对北京人的抱怨之词——说北京人也开始变奸了，变滑了，变得不那么够朋友了，变得凡事太利已了，变得令人从内心里讨厌地越来越痞了。从前东北人是很有些尊祟北京人的，感到他们普遍地有“政治觉悟”。后来感到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不见得多高，但还是普遍地有“政治头脑”的。再后来感到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政治头脑”，只不过是“政治情结”或曰“政治嗅觉”。现在终于感到能从北京人那儿讨教的，只不过是零七八碎的“政治信息”。而且只剩下了极少数在商业时代里仍不得不继续吃“政治饭”的人才感兴趣。也就不那么像从前一样尊崇北京人了。

北京人的头脑的“转型”，说明我们国家“转型”时期的过渡迅速。当政治更是政治家们之间的事，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有望了。

而问题在于——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如鱼得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活得很困惑，很迷悯。他们的确是需要一个近目标，需要一个紧跑几步伸长了胳膊也许就能一把够得着的近目标，需要有一个足以信赖之人很负责任地告诉他们—一明年会怎么样？后年会怎么样？三五年内会怎么样？还会有工厂继续倒闭吗？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开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资还是干脆失业？失业肯定会领取到社会保障金和医疗费吗？那会是多少呢？……

却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如此这般的十分具体的近半径生活内容里的问题，更没有人敢向他们保证什么和许诺什么。他们的命运仿佛是被掌握他们命运的人们决定着，可又仿佛没有一个人敢负责任地对他们说——相信我吧，我完全有这个能力。尤其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自己分明的仍无法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我便想起了有位朋友对我衷告——大事上须糊涂些，小事上须清楚些。

记得当时我说：“这话我并不陌生，是林彪说过的话，不过你说反了——他说大事上清楚，小事上湖涂。”

朋友道：“我没说反，是林彪说反了。所以他自以为是个明白的人，其实并非是个明白人。”

我问他此话怎讲？

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地启发我——这世上的大事，原本是时过境迁，是非频变的。许多当年似乎绝对正确，绝对不会改变结论的事，不是一桩桩一件件随着时代的嬗变而被予以否定了吗？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横看成岭侧成峰。惟许多小原则，从古至今，仍被普遍的人们俗守着。比如你借了人家的钱，你总是该还的吧？你欠了人家的情，你也总是该铭记着的吧？你过马路，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吧？倘你违犯了交通规则，被汽车撞死了，责任首先在自己吧？……

记得我第一次从报上读到关于某些大款华宴一席几千几万的文章，独自在家生气地走来走去，觉得中国人怎么如此的不可救药？一旦暴富了起来，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知自己姓什么？少吃那么一顿，省下钱捐给穷苦地区的失学儿童，不是也多少地向社会施与了一份同胞间的温情，体现了一点儿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对仍在贫穷之中生活着的中国人的同情心吗？

然而即使像我这种动辄感想万端的人，当你第十几次从报上读到这类文章时，你还会有初读时那些感想吗？你还会独自在家生气地走来走去吗？你还会唱叹什么吗？

所以，以至我从报上读到南方的大款们吃掉了百万元一席的“黄金宴”时，甚至只觉得是有意思的事了，好玩的事了。

我想，对于普遍之中国人，某些原本振聋发聩，具有社会警醒性的事，大概正是这么样，最终竟无奈地成了和报上花边内容一样供人看看知道而矣的闲适性文章了吧？

倘说自己毫无感想，也不实事求是。感想终归还是有些的。比如对于某些大款和金钱的关系，据我思忖，很像性心理不正常的男人，和被其绝对占有的女人的关系。你不妨想象他巴望占有一个女人巴望了很久很久，那么他一旦占有了她，他蹂躏她，合理合法地强奸她，其快感与正常男人相比，肯定是巨大十倍以上的。

某些暴富的大款们穷奢极欲挥霍金钱的心理，我敢肯定地说，绝非某些文章一言以蔽之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摆阔，为了显气派。而也是，甚至根本上就是——一种病态的性心理的症状。对于这些男人，金钱和女人是一样的东西。甚至是比女人更性感的东西。强奸女人法律难容。既或对于妻子，肆意蹂躏和性虐待之丑行，倘妻子不是同样病态的心甘情愿，难免也是要诉诸法律的。而强奸、蹂躏、虐待在他们看来即使不比女人更性感，也和女人一样性感的金钱，却绝对是不必有丝毫顾忌的。因为金钱是不会控告它的占有者的。与女人相比，金钱，只要一个人占有了它，它是绝对百依百顺的。而且，强奸金钱，对某些暴富的大款们来说，肯定有种仿佛对世上的全体女人都强奸了似的特殊的性体验。无疑的，在他们看来，金钱不但是和女人一样的东西，而且意昧着几乎是一切女人的主宰。他连一切女人的主宰都强奸了，世上还有哪一个女人是他不可以强奸的吗？这就好比旧中国某些有钱的嫖客，当他们嫖到后来，指一个嫖一个嫖得够了的时候，他们的性欲望居然会令人匪夷所恩地转念到老钨的肉体上去。对他们，那似乎意味着最后的一次性的统统强奸。往往的，在那之后，他们也就阳痿了。

在商品时代，在一个正在走向极端商品化的时代，某些女人，尤其某些天生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无论情愿或者不情愿，或者内心里情愿表面装得扭捏，在某些暴富而质劣的男人眼里，皆难幸免地不过是不标价的商品。是消费品。

他们中的一个忽然问我——“你对当代青少年中的‘追星族’怎么看？”

我说：“那是群体化了的普遍的性心理现象。”

我的话使人们面面相觑起来。

那一时刻，我倒真的候忽间感到特别的不自在，特别的尴尬。

我可能是一个显得太缺少“容纳”性的人吧？我的话是否太不客气太一针见血了呢？他们会不会认为我对当代青少年太尖刻了呢？

“可当年你们也追过‘星’。毛主席也是‘星’，‘大救星’，这你又怎么解释？”

我说：“那是全民化了的普遍的宗教心理现象。”

“这么说你们当年是源于信仰，而今天的‘追星族’是性冲动使然？”

我说：“我的话没有褒耶贬耶的含意。当年的一代，普遍营养不良，导致身体的生理发育成熟太晚。比今天的青少年普遍要晚二三年，甚至三四年。当年的一代，普遍的‘思想营养’过剩。‘思想营养’是提供给精神的热能。精神的热能只能推动精神的行为。它不同于从食物营养中吸收的物质性的雄性或雌性激素，所以当年的一代和现在的一代，在表面的同一现象上，有着性心理现象和宗教心理现象的本质区别。”

“追星族”中为什么少女多于少男？又为什么很漂亮的少女多于不那么漂亮的少女？进而为什么二十二三岁了她便自动退出那一“族”了？为什么二十五六岁了你逼着她追她也不去追了？……

原因是那么的简单——一个少年的最初的性心理的觉醒，肯定首先是由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某一个女同学所诱发的。结果是他要么压抑自己，要么手淫，要么干脆去取锐或骚扰她。在一位异性的“星”和一个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女同学之间，男人的似乎与生惧来的切乎现实的思维方法，必说服他何必舍近求远。尤其在性方面，男比女普遍具有侵略性。“侵略”一位女歌星，尤其一位远征港台的女歌星，即使一个少年的头脑也会告诉他，那等于异想天开。他可以梦幽她，但他醒来后，睁开眼睛还是要去盯着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女同学。他们也装出很“追星”的样子，表现出很“追星”的行为，实在是给那一族中的少女们看的。兴许他所暗恋的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女同学便在其中。少女们则不然。不那么漂亮的少女们当然不足以吸引同龄之少年们的目光。她们渴望的大抵不过就是一个吻，一个吻最能令她们自己将自己的渴望诗化。而她们大多数，宁肯在待化了的层面获得渴望的满足。并不做进一步的奢想。她们尤其害怕已视某种现象的赤裸裸的本质。特别是当她们自身构成了某种现象的时候。倘她们连一个吻的满足都获得不到，她们就会由渴望被吻而伺机去吻别人。这一心理嬗变过程，包含有潜意识的，对自己太被漠视这一现状的报复。当她们哭着，喊着，叫着，流着泪，守候在某大宾馆的外面似乎只求某某歌星赐见一面的时候，明明白白的一个事实是——那实在与常言的“崇拜”无甚关系，那实在是她们被自己的性渴望(与性饥渴还有些阶段上的区别)折磨得太可怜的惨状。而当她们中的勇敢又有幸者，疯猫似的冲上台去，搂抱住哪一位男歌星的头就亲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相当于少年们的一次泄精。不同在于更是心理方面的。而后，她们或许逢人便兴奋得脸上充血地讲——“我吻了某某”，或许将这句话写在日记里。而这句话原本的正确意思，其实更应被读解为“某某吻了我！”——于是她们的一次心理的性行为似乎得以实践，似乎得以满足了……

至于那些漂亮的少女们，她们在现实中的存在态势，就可能是被“追”的态势。这已够她们满足的了。甚至够她们厌烦的了。虽然她们不是“星”。她们也参与“追星”之“族”，也许更是“赶时髦”，“追”虚荣。一吻对于她们是垂手可得，易如反掌的。只要她们乐于获得或给予。她们比任何别人都更加清楚自己具有这方面的实力，机会也是多面又多的。“时髦”和虚荣，会使她们的实力更强，在她们看来多多宜善。所以倒成了第一位的需求和渴望了……

的的确确，若在中产阶级某人的无忧无虑，心旷神逸的“闹适活法”和一个平民中某人的不甘庸常，奋斗不止，一心攀升为中产阶级乃到资产者的“野心活法”之间，谁都很难分析出一个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孰好孰不好的区别。又比如在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吧，同是文人，你似乎也很难说是林语堂的“士大夫”式的“活法”更符合中国之标准的文人的“活法”，还是鲁迅的“时代斗士”的“活法”更符合。只能因人面易。鲁迅曾斥“士大夫”式旧中国文人的“括法”，是一种“因有资格有资本有闭，而专以将闲话作成闹来无事之文章”的“活法”。林语堂，亦指名道姓地如此评说过鲁迅——“于其说是战士，莫如谓之斗士。斗士者，一旦失了所斗之目标，投石向犬，即中亦快。”

成熟对浅薄媚俗，思考对时髦媚俗，文化品格对市侩哲学媚俗，文化的责任和使命对玩世不恭的街头痞子的“理论”媚俗，一言以蔽之，文化人的总体的文化心态，以令人害羞的媚俗之姿同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美丑不分的浑噩世相“倒挂”。并且就目前看来，似乎惟恐挂不上，似乎惟恐挂得不紧。于是，教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变得圆通、变得圆滑，进而变得狡猾狡诈，变得“厚黑”起来的书成系列地堂而皇之地占领文化园林。

有位青年评论家曾著文，专门研究和探讨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笔底下的女性形象，发现他们(当然包括我)倾注感情着力刻画的年轻女性，尽管千差万别，但大抵是温柔拥静的女性。我认为这是表现在一代人的情爱史上惨淡的文化现象和倾向。开朗活泼的性格，对于年轻的女性，当年太容易成为指责与批评的目标。在和时代的对抗中，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自己。

文章又进一步论证，纵观大多数男性作家笔下缱绻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结论——在情爱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大致正确的。

我们似乎谁也不会主动接近谁。我的存在，不过是为她壮胆，好比一条警觉的野狗——仅仅是为她壮胆。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使我们不得接近，亦不敢贸然接近。但正是这种主要由我们双方拘谨心理营造成的并不自然的情况，反倒使我们彼此暗暗产生了最初的好感。因为那种拘谨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种荒谬的道德原则规范了的行为。如果我对她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她则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对我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我则大有可能视她为一个轻浮的姑娘。其实我们都想接近、想交谈、想彼此了解。

世上之事，常属是非。人心倾向，便有善恶。善恶既分，则心有爱憎。爱憎分明之于人而言，实乃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之品格。

爱憎分明实在不是我们人类行为和观念的高级标准。只不过是低级的最起码的标准。但一切高尚包括一切所谓正义，难道不是构建在我们人类德行和品格的这第一奠基石上吗？否则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将再无真诚可言。我们的词典中将无“敬”字。

我们当代的有些人，似乎早把老祖宗“道不同，不相与谋”之“遗嘱”彻底忘记了。似乎早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凭以自爱的起码的也差不多是最后的品格界线擦掉了，仅只倍守起“中庸之道”来。并且浅薄地将“中庸之道”嬗变为一团和气。于是中庸之士渐多。并经由他们，将自己的中庸推行为一种时髦，仿佛倡导了什么新生活运动，开创了什么新文明似的。于是我们不难不看到这样的情形——原来应被“人以群分”的正常格局孤立起来的流氓、痞子、阴险小人、奸诈之徒以及一切行为不端品德不良居心匣测者，居然得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招摇而来招摇而去，败坏和毒害我们的生活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所到之处定有一群群的中庸之士与他乘兴周旋、逢场作戏、握手拍肩、一团和气。

更可悲的是，爱憎分明的人一旦表现出分明的爱憎，中庸之士们便会摆出中庸的嘴脸进行调和。我们缺乏勇气光明磊落同时敢爱敢憎，却很善于在这种时候作乖学嗲。

以敢憎而与可憎较量，以敢爱而捍卫可爱，以与可憎之较量而镇压可憎之现象，以爱可爱之勇气而捍卫着可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扬光大。让我们的生活中真善美多起来再多起来！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范围内，作一块盾，抵挡假丑恶对我们自己以及对生活的侵袭。同时作一支矛。

让我们共同体验爱憎分明之为人的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吧！

其后，才是我们能否更多地领略人心之种种崇高和美好的问题……

难道我们不是常借着“今天”发誓吗？

有时我们以誓言作为自己的明天和后天的严格的规范。有时我们公开对别人发誓并希望获得监督。

许多事情正是这样做成功了的。

许多心灵正是这样变美好了的。

许多愿望正是这样实现了的。

生活中的温馨已然流失，像自然界的水土流失一样令人忧虑。如果我们本身从来不曾向生活之中投入温馨，那我们有什么权力抱怨生活太冷漠了呢？

窃其实就是偷的意思。老百姓说同一行径是偷，而文人雅士说成是窃。溜门撬锁谓之盗，探囊取物于他人的衣袋儿谓之扒，这些事在文人雅士们做了则谓之为窃。比如偷了别人的文章或构思，我们说是“剽窃”。比如偷情在文人雅士们的文章里又常被写成“窃玉”之类。我常想这乃是我们的小小的狡猾，为了被指斥的时候以一个“窃”字企图强调与偷的行为有所区别……

赚别人的钱原来竟是如此愉悦的事，以欺骗的手段赚别人的钱，你甚至还会觉得对方是很值得你暗加嘲笑的。我想起我不久前就在这市场上买了三斤菱角粉，吃着感到那一种黏稠可疑，请朋友找了个单位一化验，不过是淀粉渗了骨胶粉而已。我想卖它的人的快感中不但有骗人成功的愉悦，也还有报复了谁的解恨的成分。

活在好人边儿上的人，大抵内心会发生这种一时的小善良，并且总克制不了这一种自我表现的冲动。表现了，自信自己仍立足在好人边上，便获得一种自慰。和证明了什么的心里安泰感和满足感——我便是时有此类自我表现欲的人啊！

人心的尊贵，一旦近乎本能，我们也就只有为之肃然了。我觉得我的雷同施舍的行径，于那老妪，实在是很猥琐的……

文学是一条河流，从它存在那一天流到如今。一切产生过的文学现象都是必然的，一切湮没了的文学现象也都是必然的。不断地产生，不断地理没。而人类的文学之流却永不会干枯，它靠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养育它，它也反过来在精神方面养育着我们。如果说文学有什么恒久不变的定律，那么我以为，就是它始终与人类的精神宇宙联系着。

也许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谁能够对我们施与终生的影响，根本没有谁能够对我们负起长久的责任，连对我们最具责任感的父母都不能够。正如我们做了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也不能够一样，倘说确曾存在过能够对我们的心灵品质和人格品质的形成施与终生影响负起长久责任的某先生和某女士，那么他或她绝不会是别人。肯定的，乃是我们自己。

在我们是儿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教育自己了。只不过教义不同……

我们每个人生来都被赋予了一根具有威严性的“教鞭”。它是我们人类天性之中的羞耻感。它使我们区别于一切兽类和禽类。我们惟有靠了它才能够有效地对自己实施心灵和人格方面的教育。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处院落。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许多人将会教给我们许多谋生的技艺和与人周旋的技巧。但为我们的心灵充当园丁的人，将很少很少。

如果二战的胜负是反过来的，我以为日本将难以成为今天的经济强国。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殖民统治，反而会使日本精疲力竭，自顾不暇。最终黔驴技穷，殖民统治无招数，本土发展无作为，骑虎难下，自缚于双重矛盾的挤压之下穷途末路。

同情如果在基本倾向性上搞错了，那就同虚伪和强词夺理一样令人讨厌了。

日本这个民族，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但是，历史就是历史，罪恶就是罪恶。当我们谈日本当年的侵华罪恶这个话题时，在我这方面，是将其视为人类侵略战争之罪恶的一部分来思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日本有所反省，有所仟悔，乃是希望人类的一部分，对侵略战争绘人类的另一部分造成的苦难有起码的反省和起码的仟侮。一个没有自我反省的主动性和虞诚的仟侮意识的民族，将会被全世界各国所警惕。我希望日本在这一点上以实际行动打消世界各国对它的警惕。否则，它将很可能是一个在国际关系中没有真挚朋友的国家！

人非鸟，没翅膀。在空中运行久了，心里总不那么踏实。哪怕是一片沙漠我也愿先降落一下，定定心。

一个女人，如果能将自己“好不容易攒的六千元钱”，给予一个才认识了没几天，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了解的男人，那么他进而把她弄到床上去，也就是既顺理成章又顺便儿的事了。

我以为，“中日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实际上是“中日经济关系”。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日本在亚洲，乃至在世界的经济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而“中美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美国人而言，则很可能更主要地是“中美的政治关系”了。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美国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美国佬是靠了在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际政治的一翼和国家经济的一翼，都是羽毛丰满，齐飞共翔的。

日本则是靠了在全世界的经济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家经济的一翼，虽每可与美国匹比，但国际政治的一翼，却退化得极其短小。这只怪鸟是靠了单翼的不停的扇动，才得以腾旋在世界的天空之上的。

日本是那么在乎它对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力无穷的“市场”的占有率。

而美国佬似乎相当不在乎，即使内心里挺看重，表面上也要装出不屑于的样子。

美国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寻思——现在哪一个国家还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

日本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考虑——现在哪一个国家还可开辟为日本的经济市场？

建筑是一座城市的“固定艺术”；女人是它的“移动艺术”。巴黎之所以著名于世，也是由于它的女人们的风采。

这地球上的每一座城市，无论其大其小，只要男人留心，总会发现几个漂亮的女人。到处的城市都是这样的，几个漂亮的女人，其实证明不了一座城市的品质如何如何。有意义的，倒是普遍的女人们的风景。那一种寻常自然的，与普遍公众的生活形态熨帖在一起的女人们的风景。恰如巴黎也并非真的满目佳丽，美女如云。

最使我感到讶然的是，最年轻的日本女人脸上那一种“宁静”和“澄净”。那一种“宁静”，仿佛内心里毫无值得烦恼的心事，也没什么需要琢磨来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种“澄净”，仿佛欲念世界里“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事会搅动她们的思想激起她们的不平似的。

我问翻译，日本女人的脸，怎么会“修炼”出那么一种神态？

翻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于某大公司，是临时翻译。

我的问题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顺水推舟地说：“日本女人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女人不一样，脸上没那么多生活污染，没那么多复杂。我刚到日本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日本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典型的“男权中心”主宰国家之一。当然，迄今为止，地球上还没有一个什么“女权中心”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无一不是“男权中心”主宰国家。

我说日本“最典型”乃是想指出，从传统上看，日本妇女在“男权中心”主宰的悠久历史阴影下，几乎处于一种类乎姆女的地位。从家庭到社会，从劳役义务到性义务，都类乎婶女。或者进一步地，更准确地说，在漫长的日本社会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男人渐渐将他们的女人“调教”得类乎他们的婶女了。而她们并不，也许从来不觉得，从家庭到社会对她们的要求和定位，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不好。甚至早已一代代地习惯了，反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

拜伦对于女人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晚她们进来！于是她们出现为我服务(当然包括性服务)；让她们出去！于是她们悄悄从我面前消失……”

我想，拜伦也许说了绝大多数男人想说而不好意思坦率说出口的话。绝大多数日本男人未见得知道拜伦曾说过那样的话。但他们是凭着男人潜意识里的本能，那样“调教”他们的女人。而且可以说达到了目的。

日本的色情文化，日本的色情业，正在潜移默化地消弭着日本女人的羞耻感。正在使她们习惯于接受一种观念——性是微不足道的，性是有利可图的。对于一心想赚钱的男人们是这样的，对于一心想赚钱的女人们也是这样。

女人消弭着性羞耻感，要么接近天使，要么，的确的接近“二百五”和“十三点”。女人接近天使，脸上必是“宁静”的和“澄净”的。接近“二百五”和“十三点”，也往往会是那样子。

日本女人是日本的温而顺的婢女。

如果说生育是女人的第一天职，那么害羞便是女人的第一本能。

生活中不限量的东西，便不再是人们贪婪没够儿的东西了。

我顿有所悟——为什么日本青年男女中“发烧友”多，“追星族”多。当色情文化裹携在大众文化之中，泛滥地包剿着他们和她们，而他们和她们又厌倦了，腻歪了，相比而言，做“发烧友”和“追星族”，倒意昧着是心理“卫生”、心理健康的选择了。否则，他们和她们又用什么去充填精神呢？希望他们和她们，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体，都变成所谓“精英文化”和“学者文化”的追随者鉴赏家，不是有点儿过于浪漫了吗？

我在国内时，曾听到有同胞说：“一个中国男人，最好是拥有美国的绿卡和房产，拥有日本的汽车和老婆。拿这个国家任何一国的工资，但是一定要在中国上班。”

美国“绿卡”身价高，美国住房宽敞有花园，而且买房优惠条件多；日本汽车便宜实用，日本老婆温而顺对丈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采取无为而治的夫人政策；美元和日元都是坚挺的硬通货；而在中国上班最可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吊儿郎当……

“二战”的结束，对于意大利，有点儿“自己解放自己”的意味儿；对于德国，有点儿被从法西斯统治之下“解放”的意味儿；对于日本，却是彻底的无条件的投降。仅仅意昧着是投降，再什么都不意味。

一方面，日本是“二战”的祸首国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地球上惟一的原子弹受害国。二十余万日本人死于顷刻！

侵略战争，使日本遭到的灾难，比它带给别国，首先是中国的灾难，似乎更具有恐怖性。

而且，半个世纪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找不出一条哪怕是相对成立的理由对日本表示较由衷的同情。

日本只能长久以来暗暗怜悯自己。

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系——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恩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似“义父”式的“监护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儿终究是要长大的，那小孩儿必然地也就长大了。轻功硬功内功外功都具备了，甚至足以和他“过招”了，眼见着一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这时他的“监护人”角色便有些尴尬起来。

日本人对美国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视美国为“义父”。另一方面，他们又怎甘永远处于“义子”的地位？何尝不愿摆脱美国的“监护”？

也许，中国，和我们自己，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习惯的太多了。也许，过不了多久，也就再没有什么事情和事件，值得我们稍微的震惊了。而居然仍保持着震惊本能的人，则理所当然地显得少见多怪，显得滑稽可笑，甚至愚不可及。

这真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现实——当代之中国女性，一旦知识化了，很多一部分，也便同时“准贵族化”了，变成了些个“包法利夫人”式的女人。

“知识女性”和女“知识分子”，显然是极不相同的两个概念。

每年都从全国的大学里派生出前者们，却只能从众多的前者们之中派生出极少的后者们。

前者们往往更加对一切与女性的时髦相关的事物发生浓厚兴趣。因为她们往往自以为有了“知识”，便拥有了尤其要享受时髦的特权。

看来仅仅“知识化”未必就会使女性在精神品格上自立自强；正如仅仅富起来未必就会使男人成为文明人。

中国当代并不缺少男文化人和女文化人，并不缺少“知识女性”或“知识男性”，起码不像缺少起码的社会良知、社会道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么紧迫地缺少。但却十分紧迫非常紧迫地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尤其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女“知识分子”。至于形形色色的所谓“知识女性”，从来都只不过是时代的闪烁发光的边角料，正如玻璃厂里的玻璃渣子也闪烁发光一样……

刘晓庆是名气大大的女演员，但非是演技最高的女演员。名气高于演技，乃中外演艺界寻常现象，因素往往在“戏”外。

爱是文学艺术中老得不能再老的主题。却永远的老而不死。真真是一个“老不死的东西。”我想这大撅由于读者们总是一代一代老得很快，总是一代一代相继死去的原因吧？

大多数当代人既不愿执勤地生活在传统观念中，其实也不愿非常激进地生活在种种时代的“先锋”观念中。往往习惯于生活在传统与“先锋”之间的“过渡带”。

当代人不但要读关于爱的故事，更要读当代人创作的，尤其要该当代人反映当代人的。

老故事和畅销书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意昧着当代人和爱、和性、和家庭观念之间的尴尬——不求全新，亦不甘守旧。全新太耗精力，守旧太委屈自己。

近年，情形似乎有了很大变化。物质生活水准提高了，五十多岁的男人不再各个都像小老头儿了。四十多岁的女人也普遍都非常在意地减肥、健美，想方设法使自己年轻化了。事实上，她们也真比五六十年代的女人们年轻得多。人既年轻，心也就俏少。半老不老的女人们的内心里，其实是和少女们一样喜欢读爱情小说的，只不过不喜欢读爱情一方主角是少女的小说罢了。

半老不老的女人们和半老不老的男人们内心里所幻想的。直接的就是婚外恋。

对于婚外浪漫恋情的幻想，一个只有小学三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女人，绝不比一个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女人或女硕士女博士什么的稍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初级教育教给人幻想的能力，高等教育教给人思想的能力。婚外恋幻想是中产阶层妇女传统的意识游戏之一。

，它在每段赤裸裸的情欲和性的描写之后，总是“有诗为证”。而那些“诗”，几乎全部的拙劣到了极点，后来就干脆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同样的字、词、句，一而再，再丽三地使用，好比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不时插入同一条广告。

笑笑生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间接淫癖的男人。他从他的写作中也获得着间接性心理的和性生理的快感。可以想象，那一种快感，于笑笑生显然的形同手淫。后人将“批判”和“谴责”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在意昧着一种暖昧。

性爱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只剩下了官能的壳。这壳里也几乎只剩下了人欲的流动。

没有温情的爱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没有氧的空气根本不是空气一样。

爱着的男女之间的温情都是有几分“肉麻”的，只不过“肉麻”的程度不同罢了。这一点一切爱过的男女——痴爱也罢，逢场作戏也罢，都是心中有数的。而且都是有切身体会的。

读过许多关于爱情的小说之后，我已经变得不大容易被爱情故事所感动了。

最感动当代人的爱情故事，必是发生在当代的爱情故事。

哪怕极平庸的当代爱情故事，也会至少吸引当代人中的一部分。

这种感动就像嫉妒一样。当代人不会嫉妒古人，不会嫉妒神话中的人和传说中的人。但一定要深深地嫉妒他或她周围的人。

一切的爱情小说，包括神话中的爱情故事和民间的爱情故事，都是有“性别”的。有的可归为“男性”类，有的可归为“女性”类，有的可归为“中性类”。《白蛇传》，则是“男性”类的爱情故事。这故事通过许仙这男人，去感受千年蛇精的自娘子。这故事明显不是为女人们讲述的，而是为男人们讲述的。尽管它赚取了女人们的眼泪，但是真正深入的是男人们的心。哪一个男人不曾幻想和一条白娘子那样的大蛇精发生一段恋情呢？可是许仙却不会进人多少女人们的梦里，由于他对真爱的不信任。白娘子却世世代代满足着一切中国男人们的爱情幻想。

在西方人的爱情观念中，性则往往是摆在第一位的。性生活的美满，才是幸福夫妻关系的大前提。我们不知道安娜·卡列尼娜决心要与她的丈夫离婚而不惜做花花公子渥伦斯基的情妇，除了对方风流倜傥的外表，是否也有着她的丈夫性疲软的因素。

饥渴之人，一旦有机会“暴食狂饮”，可算是一种上帝赐予的补偿。

康司丹斯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勇敢选择，具有女性个体的积极意义。弗朗西丝卡的选择，则顺应了社会的暗示。前者将被女人所叹服，后者将被社会所叹服。前者征服女人，后者征服男人。不乏深刻，但毫无感人之处。《廊桥遗梦》毫无深刻，但不乏感人之处。它感动我们的，不是十四年前的男女婚外恋，而是罗伯特的格守诺言。以及他对弗朗西丝卡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专情。这一种专情，确乎足以使当代男人们无地自容。也确乎足以令任何一个当代女人打算涌泉相报……

我认为，《廊桥遗梦》好比是一个气象气球。它飘到中国上空，使我们经由它的出现，足以观测到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气象”。“气象”二宇所指，当然是爱情观念和家庭观念。如若劳伦斯依然活着，他将会震惊地看到，使他当年痛心疾首斥以厉言的那类青年，七十年后在中国竟比比皆是。

如若罗伯特·沃勒到中国来与他们和她们坦率交谈，将会震惊地明白——他的《廊桥遗梦》却是在与他的愿望相反的方面感动中国的“新生代”，以及新生的中产阶层男亥们。

中国人所面临的家庭和爱情的矛盾，将在下一个世纪像地球上的能源污染一般空前严重。

对美的女性的裸体之欣赏，或对女性的裸体美的欣赏，应是人类最起码具有的、最由衷的、最自然的、最愉悦的欣赏意识。这一种欣赏意识，应与我们对大自然中的美景的欣赏互有最直接的共鸣。

皆云“钱财乃身外之物”，怎么的一来，从哪一天开始，中国人仿佛都活到了另一种境界？一种“钱财之外本无物”的境界？

我所由衷赞美的是进化之后的人体之美。是那些健康的、年轻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体之美。我尤其毫不害羞地由衷地赞美这样一些女人的人体之美。这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任何事物，竟能与她们的人体之美相提并论。一只孔雀无疑也是美的，可是若将它们的漂亮焙目的羽毛技光了，它们顿时会变得多么丑陋啊！一匹骏马，一只豹，一头鹿或羚羊，无疑也是美的。可它们如果站立起来，那样子又将是多么可笑啊！面一个健康的，年轻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体态优美的女人，无论她穿上什么衣服，都是美的。衣服的款式与色彩不同，她身上焕发出的美感也便不同。而她什么都不穿的时候，赤裸地，安详地站着、坐着或卧着的时候，那么她的美更加无与伦比倘一群又一群裸体的男人进入我的视野，我也将确不知会对我的心理造成什么感受。因为据我想来、男人还是容衣服更体面一些。不穿衣服的男人连所谓气质都谈不大上了。以前我每星期都在公共浴室洗一次澡。我承认那种地方其实是我最讨厌去的地方之一。

当我们谈论人体美的时候，其实主要是指女性人体而言。虽都是人，一裸，男人和女人的结果，则就不能用同一“语言体系”去说了。雕塑大师米开朗其罗的“大卫”，与断臂的维纳斯相比，简直就算不上是什么艺术品了。罗丹的“思想者”，据我看来，罩上一袭亚里士多德穿的那种长袍，同样是坐在那儿做冥思冕想之状，艺术效果反而要好得多。男人的肌肉感其实不具有怎么高的审美价值。有的生命形体需要皮和羽毛的“包装”，去掉这一种“包装”使不值得欣赏。有的生命形体“包装”与不“包装”都是美的。优美的女人形体就是这样。这是造物主决定的。一个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

人体是最美的。人脸乃最美中之美。人眼乃最美中之至美精美的。

我常觉人眼美得不可思议。大不抵一瓣桔，色不外蓝黑褐．不发声而善表达，不遣词而语汇丰富，乃至于连文字都甘拜下风。一睁则与灵性相通，一闭则与梦境同游。远眺则山川江河，尽收眼底。近观则纤尘之微，也看得个一清二楚。喜怒哀乐优，仁义礼志信，一双眼睛，统统的都包括了去。美目流盼中是美人眼。视死如归是志士眼。无所畏惧是猛士的眼。天真烂漫是儿童的眼。纯洁无理是少女的眼。睿智深邃是哲人的眼。谈然视之是隐士的眼。善良祥和是君子的眼。所以老百姓有一句话道是“画脸容易圆眼难”。文词中有一句话道是“画龙点睛”之笔。一张报的关键版块叫“报眼文章”。一首诗的藏妙处叫“诗眼”。政治家大商人的高明举措被形容为“独具慧眼”……

我常常为许多小小年纪就戴上了近视眼镜的少男少女们的眼睛而难过。

一上中学，分数这条疯狂的猎狗，就将他们和她们追逐得像些可怜的小野兔似的无处逃命。从初一到高三，从十二三岁到十七八岁，整整六年里，他们和她们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心理最紧张的人。为了分数首先牺牲的是欢乐，接着的代价是眼睛。某重点中学的高二班中，三分之一学生是近视眼。另外三分之一视力明显下降。最后三分之一也都不同程度地感到视力不佳……

我为许多年轻女郎们的眼睛而难过。她们本都有一双好看的眼睛，可是却步要用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化妆品污染在自己的眼睛周围。使她们看去像熊猫，像火鸡。她们这样做往往是为了引起男人们的注意，吸引男人们的目光。可是却似乎不懂，男人们欣赏的，最是女人们未被污染过的眼睛。

我也常为许多男人们的眼睛而难过。我发现许多男人们的眼睛，观看猥亵的、邪狞的、丑恶的、残忍的情形的欲望，是远远强大于观看美好的、优雅的、艺术化了的事物的。“赏心悦目”这个词的含意，对他们的眼睛而言，恰拾反了过来。看书一定要看“黄”的，看电影一定要看“黄”的，看录像更要看“黄”的。“色情”二字已不过瘾，要看床上的“一招一式”的真功夫的操练。当然，最好再佐以血腥的恐怖之刺激……

男婚女嫁，关乎一辈子。质量的前提，首先该是“性”和“情”。

好丈夫是各式各样的。除了吸烟我没有别的坏毛病。我非是“登徒子”式的男人。也从不“拈花惹草”、“招蜂惹蝶”。事实上。在男女情感关系中我很虚伪。如果我不想，既或与女性经年相处，同行十万八千里，她们也是难以判断我究竟喜爱不喜爱她们的。我自认为，我在这一方面常显得冷漠无情。并且，我不认为这多么好。虚伪怎么会反而好呢？其实我内心里对女性是充满温爱的。一个女性如果认为我的友爱对她在某一时期某种情况之下极为重要，我今后将不再虚伪。

最重要的，我的妻子赞同我对友爱与情爱的理解。在这一前提中，我才能学作一个坦荡男人。

我对妻子坦坦荡荡毫无隐私。我想这正是她爱我的主要之点。我对她的坦荡理应获得她对我的婚外情感的尊重。实际上她也做到了。她对我“无为而治”，而我从她的“家庭政策”中领悟到了一个已婚男人怎样自重和自爱……

我给未婚男人们的忠告是——如果你选择妻子，最适合你的那一个，才是和你最有“缘”的那一个。好的并不都适合。适合的大抵便是对你最好的了……

在吃这一方面，中国人的嘴其实是很丢中国人的脸的。

中国人的嘴之第二个不争的方面，是说假话。

遗憾的是，有些假话只许帮着去说，不许一语戳穿。有些假话，仍被铁幕罩着，暂且还分辨不出究竟是真是假。有些假话是人人都乐意说的。正应了林彪那句“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比如北京市那位畏罪自杀了的副市长王宝森，倘不是一朝马脚败露，被揭发了出来，恐怕至今仍是个言必爱党、爱国、爱民、爱社会主义的好干部呐！

中国人的嘴之第三个不争的方面，用老百姓的话讲，甚至是“缺德”的方面，便是惯善贬低别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美化自己，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得意。

中国人的嘴，又是这世界上最凶恶的嘴。

我总在想，什么时候，中国人的嘴不那么喜宴贪吃，不那么一张嘴便一套套的假话，不总在打击和贬低别人，不总在抬高和美化自己，什么时候，中国人学得不将“口福”当成一种幸福去追求，学得少说多做．以说假话为大耻，以制造和参与流言蜚语为丑恶，什么时候——那时候，中国才真的有些什么希望可言！

爱憎分明于一个人是多么重要的品质。

与我的中学时代相比，现在的中学生，似乎太被学业所压迫了。我的中学时代，是苦于无书可读。买书是买不起的，尽管那时书价比现在便宜得多。几个同学凑了七八分钱，到小人书铺去看小人书，就是永远值得回忆的往事了。现在的中学生们，可看的太多了，却又陷入选择的迷惘，并且失去了本该拥有的时间。生活也真是太苛刻了。

我挺怜悯现在的中学生的。

我真同情我的中学生朋友们。

贫困是人类最大的丑恶现象。

如果我们已知人类有百种丑恶，那么三分之二盖源于贫困，三分之一盖源于贪婪……

贫困是可以消灭的。穷人却是永远都存在的。

“心理贫穷症”将是商品时代的一种“绝症”。

正文 第二章.1

如果已没人和你玩平等的游戏，那么你何不培养起自己和自己玩的习惯？——独自沉思便是绝对可以一个人“玩”的游戏。哪怕所思无聊，也不必嘲笑自己。

打麻将一打半宿就不无聊了吗？

装出悠闲的样子专去往人最多的地方凑热闹也挺无聊的啊……

狡猾是一种冒险。

现代的动物学家们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动物们不但有习性，而且有种类性格。野牛是种类性格非常高傲的动物，用形容人的词比喻它们可以说是“刚恒自用”。进攻死了的东西，是违反它的种类性格的。人常常可以做违反自己性格的事，而动物却不能。动物的种类性格，决定了它们的行为模式，或曰“行为原则”也未尝不可。改变之，起码需要百代以上的过程。在它们的种类性格尚未改变前，它们是死也不会违反“行为原则”的。而人正是狡猾地利用了它们呆板的种类性格。现代的动物学家们认为，野中之所以绝不践踏或抵触死尸，还因为它们的“心理卫生”习惯。它们极其厌恶死了的东西。视死了的东西为肮脏透顶的东西。惟恐那肮脏沾污了它们的蹄和角。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发挥武器的威力——发情期与同类争夺配偶的时候，和与狮子遭遇的时候。它的“回马枪”也可算作一种狡猾的。但它再狡猾，也料想不到，狡猾的人为了谋杀它，宁肯佯装成它视为肮脏透顶的“死尸”……

狡猾往往是弱类被生存环境逼迫出来的心计。而人却不同。人将狡猾的能力用以对付自己的同类，显然是在人比一切动物都强大了之后。当一切动物都不再可以严重地威胁人类生存的时候，一部分人类便直接构成了另一部分人类的敌人。

在一部分人对付另一部分人，成千上万的人对付成千上万的人的情况下，人类的狡猾就更狡猾了。于是心计变成了诡计。

智慧，乃是人类克服狡猾劣习的良方。智慧是一种力求避免冒险的思想方法。

一个人过于狡猾，在人际关系中，同样是一种冒险。其代价是，倘被公认为一个狡猾的人了，那么也就等于被公认为是一个卑劣的人一样了。谁要是被公认为是一个卑劣的人了，几乎一辈子都难以扭转人们对他或她的普遍看法。而且，只怕是没谁再愿与之交往了。这对一个人来说，可是多么大的一种冒险，多么大的一种代价啊！

一个人过于狡猾，就怎么样也不能成其为一个可爱可敬之人了。对于处在同一人文环境中的人，将注定了是危险的。对于有他或她存在的那一人文环境，将注定了是有害的。因为狡猾是一种无形的武器。因其无形，拥有这一武器的人，总是会为了达到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之，直到为自己的狡猾付出惨重的代价。但那时，他人，周边的人文环境，已被伤害得很严重了。

一个人过于狡猾，无论他或她多么有学识，受过多么高的教育，身上总难免留有土著人的痕迹。也就是我们的祖先们未开化时的那些行为痕迹。现代人类即使对付动物们，也大抵不采取我们祖先们那种种又狡猾又冒险的古老方式方法。狡猾实在是人类种的性格的退化。使人类降低到仅仅比动物的智商高级一点点的阶段。比如吉尔伯特岛人用啃咬的方式猎杀章鱼，谁能说不狡猾得带有了动物性呢？

人啊，为了我们自己不承担狡猾的后果不为过分的狡猾付出代价，还是不要冒狡猾这一种险吧。试着做一个不那么狡猾的人，也许会感到活的并不差劲儿。

当然，若能做一个智慧之人，常以智慧之人的眼光看待生活，看待他人，看待名利纷争，看待人际磨擦，则就更值得学习了……

现代人受到困扰的方面是越来越多了，现代人需要散心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旅游业得以发展。旅游业证明着人类对自身的体恤。

于中国而言，所谓“名牌”正在多起来。一旦“名牌”了，便价格飞扬。另一种“名牌”却越来越少了——在同等质量的前提之下，价廉物美的名牌。

所以，为了暴利，商标大战的硝烟烽火，远甚于质量优劣的激烈竞争。所谓“名牌”过剩之日，便是“名牌”柬之高阁，成了商店里的摆设和仓库里的积货之时了。待“名牌”不得不急待处理，“名牌”也就掉价得很了。

在一个充满贪欲的时代，骗人有时是极其简单的，不受诱惑不被骗不上当，反而需要更高的理性了……

对于某一个人而言，有些时候，仅仅有钱就够了。

对于某一个民族而言，许多时候，仅仅有钱是不够的。

对于某一国家而言，一切时候，钱都不过是这样一种东西——你可以说它很主要，你可以说它太主要，你可以说它非常非常重要，但你永远都不能说，永远都不能真的认为，它是惟一重要的东西。

放眼隔洋望去，物质发达国家的许多人们，包括他们的许多富人，并非都满面样和与安泰，并不都像吃饱了饮足了睡够了无忧无虑了的猩猩。“世纪末心态”这个词是他们概括出来的，便是一个明证。相对于我们，他们是地球上先富起来了的一部分人类。这一部分人类似乎仍被什么所困扰着。似乎仍陷于某种忧郁之中。似乎心存着种种的惶惑……

那仍困扰着他们使他们忧郁使他们惶惑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正羡慕着他们的这一个时代，他们却访佛觉得是处在“世纪末”？

那便是对我们人类自身的惶惑。我们人类的心灵之中某种宝贵东西的沙化现象混灭现象正固扰着我们。

那宝贵的东西便是人类对自己同类的爱心，便是人们对自己同胞的爱心。爱心混灭的人类、只能是这地球上一切动物中最为凶恶可怕的动物。

我们不可能指望中国暴发了的那些个所谓富豪去爱我们穷困的同胞们。这种指望是迂腐的。暴富者无爱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他们作出的样子，那也必定搀杂了太多的其他目的。他们首先要保留住的，是他们的金钱和财富。他们要在爱和善方面进化，并从这两方面对待我们的普遍之同胞，将注定了要比我们期待的时间长久得多。甚至只能指望他们的下一代。上一辈为富不仁，下一代或下下一代，才进化为有良知的富人，这也几乎是一条规律。

人在地上更觉得作为一个人的重要。一旦升入万米以上的高空，升人云层，当地上的一切在你眼前不复存在了，你不禁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渺小得如同一粒宇宙的尘埃。于是。倘若你曾以为自己是一个掌握权势者，一个具有某方面才华者、一个奠定了某种社会地位者而亦骄亦种过的话，那么你就不但会感到自己的渺小，甚至会感到自己的卑俗。

当代人日渐地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满世界寻找美丽，一种满世界建筑繁华。

人类的普遍心理恰恰是在满足了对繁华的向往之后才开始寻求和建设美丽的。

游览故宫，更使人感到的是王权的威仪。参观巴黎的皇家宫闱，给人留下难忘印象的，却是艺术的光辉。中国的历史，是王权的历史。法兰西的历史上，记载过极辉煌的举鼎艺术的世纪。

有一个法国家庭，为父母者都是有身份的人，惟一的儿子却成了“朋客”。父母苦口婆心，想尽…切方式，无法教育过来。最后父母有一天对儿子说：“既然你认为是‘朋窖’那么好，爸爸妈妈也陪你当‘朋客’！”于是双双辞退了工作，也改装成儿子那种衣不遮体的样子，也剃了奇形怪状的发式。跟随儿子到处流浪、乞讨。久而久之，儿子终于忍受不了，哀求父母：“爸爸妈妈你们别这样了嘛！”父母问：“做‘朋客’不是很好吗？我们已习惯了这样生活，要和你共同这样生活下去！”儿子说：“你们这样失去了一个人应有的自尊，太令我伤心难过了！”父母说：“我们就你一个孩子，你怎么没想到我们是多么替你感到伤心难过啊？与荣惧荣，与损俱损。你要是继续做‘朋客’，我们一家三口永远都做‘朋客’好啦！”

久而久之，儿子终于回心转意。

真堪称西方为父母者之“黑色幽默”一例也！

西方的人际准则因为是礼貌的，所以并不导致，人人都失去了朋友。因为是有距离的，所以“反友为敌”的现象不多。

人的心灵之靡看来在相对敞开的同时也应该是相对关闭的。大多数人努力而严肃地维护着自己心灵的独立性。人人如此，形成社会公德，形成交友准则，不但维护了自己心灵的独立性，同时也维护了他人心灵的独立性。人人的心灵深处都有隐私或隐情。人人的心灵深处都必然需要珍藏某种隐私或隐情。珍藏而不示人，表明着一种自重。以诚相待而不长驱直人，亦表明着一种修养。

有人将自己的心灵当成“公共场所”，也希望他人将自己的心灵当成“公共场所”。这之间就派生出第三种心态的人——一方面将自己的心灵严密封闭起来，另一方面像贼似的时时企图溜人别人的心灵，要发现点什么。中国有句话——“以心换心”，体现在一般人际交往之中，则被曲解为以自己的隐私换他人的隐私，以自己的隐情换他人的隐情。而中国又有句话——“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不好了的时候，换了出去换了进来的，便成了肆意作践或者肆意践踏的双方的“抵押品”。有几多中国人临死的时候，心灵中仍为自己保存着一点什么并且不曾被践踏过？

一种历史造成一种文化。一种文化造成一种文明。一种文明造成一种民族。一种民族造成一部分人类。一部分人类总要寻找到更能表现他们自己安慰他们自己的艺术，包括文学。

一不留神，你生活的周围，就会有一两个你熟悉的人说变就变成深圳人了。

亲情加上友情，据我想来，便该是所谓家乡观念或曰家乡情结的最主要的内涵了吧？

作家的创作激情，有时是要靠文学的氛围去激励和鞭策的……

单有文化的历史，而没有经济发展的腾飞伴舞，无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座城市而言，其实是可悲的。单有经济发展的腾飞，而没有文化的陪衬，无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座城市而畜，也同样是可悲的。“大款”们的钱不能自行地变成文化，这是他们自身的悲哀。

“能人”的意思，在北方，意味着社会关系多，别人办不成的事，“能人”出马，马到成功，一办就成。比“能人”低一个档次的人，北方称之为“社会哥儿”，大概相当南方的什么什么“仔儿”。“社会哥儿”是能人的外围社会关系，他们与“能人”相互依存。“能人”办事有时是要靠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才能把别人办不成的事办成。他们很乐于帮“能人”忙活，鞍前马后，在所不辞。为的是自己通过为“能人”帮忙的机会，显示社会存在价值，编织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进而跃上一个社会档次，由“社会哥儿”而“能人”，比“能人”高一个档次的人，北方称之为“能爷”。一位“能爷”，往往统领着许多“能人”。

他们非是由于“一不小心”成了名人，而是很合乎必然逻辑地成了名人。所以他们的知名度不会被公众轻易从头脑中抹去。

人贵有自知之明。

名人尤其贵有自知之明。

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某些名人及所谓名人，其实是很缺乏自知之明的。有时简直到了太缺乏自知之明的地步。

一切名人都如同三维绘画，甚至五维绘画。你表面看到的也许根本不是那绘画的真本。真本隐藏在表面的色彩、线条和图案的后面。那真本需要首先将目光散视开来再凝视起来，需要将绘画贴近了移远了再贴近了才能看到。表面的赏心悦目的风景的后面，兴许豁然凸现的是别的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

我们了解一位著名的普通人或普通的名人的可靠方式，大抵还是读一读他们记载自己成长经历和对世事人生发表自己感想、感受以及种种感慨的书。大抵在这一点上，“文如其人”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有一定根据的。在这一点上，文人可以借其小说粉饰自己包装包藏自己。但是散文、随笔、杂感这些文章，却堪称文人们自己的心灵的镜子。好比给你一把斧子一把锯，你拿了可以摆出某种惟妙惟肖的架式冒充木匠，但是你一旦拿起刨子，拿起凿子，被人以研究的目光注视着刨一个平面凿几个孔时，你究竟是不是木匠，是几级木匠，则就原形毕露了。

陈水贵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不是他选择了政治，而是政治选择了他。当年的悲剧还在于，政治一旦选择了谁，谁的命运都难逃摆布。好比棉铃虫在哪一棉栋上产卵，哪一棉株就必遭殃。

我们因他人悲伤落泪，更多的时候，更经常的情况之下，只为着对我们的情感具有影响的人们的不幸和死亡，并不与他们自身的伟大与平凡相关。

每一种个人情感之所以能在我们心灵中被悟到价值，盖因它有其不可取代性。我哭怀皑老师，亦是在哭自己的一份情感损失，还是在哭情感在生活中大面积流失的现象。这一现象早已使我变成了一个以忧郁的日光看生活看现实的中年人了。当生活当现实从我自己身边又夺走了我很看重的东西的时候，我的眼泪便会像—个孩子似的抑制不住了。

我以为，情感是每一个人的“不动产”。它应该随着社会的文明而“升值”。它是精神的“琉璃”。说到底，人类精神自我完善的终极目的，乃是为了使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感更丰富，更细腻，更符合人性的自然。货币升值情感贬值的时代，无论工业怎样的发达，商业怎样的繁荣，其实都是令人悲哀而沮丧的。这不但会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了百万富翁之后依然觉得无奈的贫穷，而且会使我们每个人都陷入空前的孤独。

在今天这么一个物欲横流，对物质的占有愿望极端膨胀，到处可见贪婪和经商野心嚣噪不安的年月，我是很重视对于我的儿子的情感教育的。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将不能留给他什么所谓的遗产。我对他的情感教育，乃是我对他的为父者的责任之一啊！

一个人的名气，和一个人究竟可敬不可敬，有很多时候恰恰是成反比的。你往最普通最平凡的人里去想想，他们的名字不大容易见报，他们几乎一辈子根本没可能在电视里露面，他们的好品格才最是本质的，才最是无杂念的，才最是值得我们由衷去尊敬的！

人作为人，虽在一切物质之中，却应同时在一切物质之上。归根结底，清贫者和大富豪的生活都同样是有缺陷的。后者的缺陷里填的是金钱。

人和植物、动物的区别，重要的一点恰恰在于人会设计自己的愿望，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冲动。理想使人高出宇宙万物，理想使人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因而当人实现这一愿望的冲动受挫，理想便使人痛苦。

理想，说到底，无非是对某一种活法的主观的选择。客观的限制通常是强大干主观的努力的。只有极少数人的主观努力，最终突破了客观的限制，达到了理想的实现，这便使人对“主观努力”往往崇拜起来，以为只要进行了百折不挠的努力，客观的限制总有一天将被“突破”。其实不然。

所以我认为，有理想是一种正确的生活态度，放弃理想也是一种正确的生活态度。有时，后一种态度，作为一种活着的艺术，乃是更明智的。有理想有追求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活法，不被某一不切实际的理想或追求所折磨，调整选择的方位，更是积极主动的活法。

一种活法，只要是最适合自己的，便是最好的，最美的。当然，这活法，首先该是正常的正派的活法。

一位作家培养另一个人成为作家这种事，古今中外实在不多。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作家，关键恐怕不在培养，而在自身潜质。

其实有些距离，是终生不能跨过的。

一切生活都是生活，无论主观选择的还是客观安排的，只要不是穷困的、悲惨的、不幸接踵不幸的，只要是正常的生活，便都是值得好好生活的。须知任何一种生活都是有正面和负面的。帝王的权威不是农夫所能企盼得到的，但农夫却不必担心被杀身篡位。一切名流的生活之负面的付出，都是和他们所获得的正面成比例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想法永远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但首先应是从最实际处开始改变。

荀子说过一句话——“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字面看来有点儿听天由命的样子，其实强调的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没有乐观的生活态度，哪还谈得上什么积极进取呢？机遇可能随时会向你招手，只要你是有所准备的。

三十岁至四十岁得到的，绝不会是你最后得到的。同样三十岁至四十岁未得到的，并不意昧着你一生不能实现。你的一生也许将几次经历得到、失去，再得到、再失去，有时你的人生轨迹竟被完全彻底地改变，迫使你一切从头开始。谁准备的方面多，谁应变的能力强，谁就越能把握住一份儿属于自己的生活。当代社会越向前发展，则越将任何一种事业与人的关系，变成为不离不即，离离即即，偶尔合一，偶尔互弃的关系。

生活里的邪狞多了，人也不由变得有戒心了。坦诚已是这样子日渐变成虚伪，良善已是这样子日渐变成怀疑，进而觉得日渐变成了生活里的一种负担。一个正日渐地变得虚伪起来的人，大抵是奉献不出多少真情抚慰别人的心灵的。连自己都对自己看透了，都对自己很不屑的人，还是以不走近他为好。

但当年那份深切的理解和了解，似乎竞能延伸至今。依旧成为我们内心里的一份情怀。

到处都有花儿开放。从石缝般的生存环境中，如果竟有花儿长出来了，开放了，我觉得，这一过程，孕含着人对“命运”二宇的不平凡的注释啊！人类精神之高贵和可歌可泣，由此亦可见一斑矣！

心上的悔如牛痘结了疯，其下生长出了一层新嫩的思想——人对人的爱心应是高于一切的，是社会起码的也是必要的原则。当这一原则遭到歪曲时，人不应驯服为时代的奴隶。获得这一种很平凡的思想，我们当年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

为爱情而死，也许是高雅的错误。

只有那些明知自己做不到的人，才往往喋喋不休地证明自己……

彼此产生了爱情的年轻人们，是无法掩饰他们默默相看时那种含情脉脉的目光的。受到表扬有时对一个人不是好事。

对于人，怀疑乃是接近天性的。人有时用一辈子想去相信什么，但往往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就形成了某种怀疑，并且像推倒多米诺骨脾一样影响他人……

怀疑是一种心理喷嚏，一旦开始便难以中止。其过程对人具有某种快感。尤其当事关重大，当怀疑和责任感什么的混杂在一起，它往往极迅速地擅变为远离客观的结论，一切推理都会朝一个主观的方向滑行……

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之下，倘对出于高尚冲动而死的人，哪怕他们死得并不其所一—一表现出即使一点点儿轻挑，也是有讳人心的。是的，你可以为之遗憾和叹息，但请别趁机讥嘲……

某些时候，众人被一种互相影响的心态所驱使而做的事，大抵很难停止在最初的愿望。好比许多厨子合做一道菜，结果做出来的肯定和他们原先商议想要做成的不是一回事。在此种情况下，理性往往受到嘲笑和轻蔑。而激情和冲动，甚至盲动，往往成为最具凝聚力和感召力的精神号角。人人似乎都有机会可能像三军统帅一样一呼百应千应万应一一那正是人人平时企盼过的。因而这样的时候对于年轻的心是近乎神圣的。那种冲动和激情冲荡起的漩涡，仿佛是异常辉煌的，魅力无穷的，港被吸住了就会沉人蛮顽之底……

追悼更是活人对死的一种现实的体验，它使生和死似乎不再是两件根本不同的事，而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说法了，它使虏诚的人倍加心怀虏诚，使并不怎么虏诚的人暗暗感到罪过。这种庭诚乃是人类最为奇特的虏诚，肯定高于人对人产生崇拜时那种虐诚。相比之下，前者即便超乎寻常也被视为正常，而后者即便寻常也会显得做作……

即使神话或童话以一种心潮澎湃的激越之情和——种高亢昂奋的自己首先坚信不移的腔调讲述。也会使人觉得像一位多血质的国家元首的就职演说。故而，多血质的人可以做将军，但不适于出任国家元首。因为他们往往会把现实中的百姓带往神话或童话涅磐……

普遍的人们，无论男人抑或女人，年轻的抑或年老的．就潜意识而言，无不有一种渴望生活戏剧化的心理倾向。因为生活不是戏剧，人类才创造了戏剧以弥补生活持久情况之下的平常。许多人的许多行为，可归结到企图摆脱平常这一心理命题。大抵，越戏剧化越引人入胜……

虐诚于今天的年轻人，并非——种值得保持的可贵的东西。不错，即使他们之中说得上虏诚的男孩儿和女孩儿，那虐诚亦如同蝴蝶对花的虏诚。而蝴蝶的虏诚是从不属于某一朵花的。他们的虐诚——如果确有的话，是既广泛又芜杂的。并且，一般不能用年来计算其持久性．而只能用月、日甚至时……

一种权威，如果充分证明了那的确是—种权威的话，如果首先依恃它的人一点儿不怀疑它的存在的话，那么看来，无论在何时何地，它就不但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可以驾驭任何人任何一种局面的。在似乎最无权威可言的时候和情况下，普通的人，其本质上，都在盼望着有人重新管理他们的理性，并限制他们的冲动。人，原来天生是对绝对的自由忍耐不了多久的。我们恐惧自己行为的任性和放纵，与我们有时逆反和逃避权威的心理是一样的。我们逃避权威永远是一时的，如同幼儿园的儿童逃避阿姨是一时的。我们本质上离不开一切权威，这几乎是我们一切人的终生的习惯。无论我们自己愿意或不愿意承认，事实如此……

希望是某种要付出很高代价的东西。希望本身无疑是精神的享受，也许还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精神的享受。但是，像其它所有不适当地享受着的快乐一样，希望过分奢求，定会受到绝望之痛苦的惩罚。某种危险的希望，是非理性的，所期待产生的乃是不合乎规律的事件，乃是希望者的过分要求罢了。危险的希望改变了正常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是只能破坏实现什么的普遍规则的……

行动总是比无动于衷更具影响力。任何一种行动本身便是一种影响。任何一种行动本身都能起到一种带动性。不过有时这种带动性是心理的、精神的、情绪的、潜意识的、内在的、不易被判断的，而另一些时候则是趋之若鸷的从众现象……

爱是一种病。每一种病都有它的领域：疯狂发生于脑；腰痛来自椎骨；爱的痛苦则源于自由神经系统，由结膜纤维构成的神经网。情欲的根本奥秘，就隐藏在那看不见的网状组织里。这个神经系统发生故障或有缺陷就必然导致爱的痛苦，呈现的全是化学物质的冲击和波浪式的冲动。那里织着渴望和热情，自尊和嫉恨。直觉在那里主宰一切，完全信赖于肉体。因为它将人的生命的原始本能老老实实地表达出来。理性在那里不过是闯人的“第三者”……

我时常觉得，一根联系自己和某种旧东西的韧性很强的脐带断了。我原是很习惯于从那旧东西吸收什么的，尽管它使我贫皿，使我营养不良。而它如今什么也不能再输导给我了。它本身稀释了，谈化了，像冰溶为一汪水一样。脐带一断，婴儿落在接生婆血淋游的双手中。我却感到，自己那根脐带不是被剪断的，它分明是被极扯断的，是被拽断的，是打了个死结被磨断的。我感到自己仿佛是由万米高空坠下，没有地面，甚至也没有水面，只有一双血淋淋的接生婆的手……

而我已不是一个婴儿，是一个男人，一个长成了男人的当代物种，一个自由落体……

我只有重新成长一次。

我虽已长成一个男人，可还不善于吸收和消化生活提供给我的新“食物”。我的牙齿习惯于咬碎一切坚硬的带壳的东西，而生活提供给我的新“食物”，既不坚硬也不带壳。它是软的、黏的，还粘牙，容易消化却难以吸收……

我必须换一个胃吗？

我必须大换血吗？

我更常常觉得我并没有被一双手真正托住。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并没有踏在地上，而不过是站在一双手上……

大人们，不是常常让婴儿那么被他们的双手托着的吗？……

骆驼有时会气冲中斗，突然发狂。阿拉伯牧人看情形不对，就把上衣扔给骆驼，让它践踏，让它噬咬得粉碎，等它把气出完，它便跪主人和好如初，又温温顺顺的了……

聪明的独裁者们也懂得这一招。

当代人变得过分复杂的一个佐记，便是通俗歌曲的歌词越来越简单明了……友情与所谓“哥儿们义气”是有本质区别的。“哥儿们义气”连流氓身上也具有，是维系流氓无产者之间普遍利害关系的链条；而友情是从人心通向人心的虹桥……

尽管现实之人际正变得虚伪险诈、但并非已到了“他人皆地狱”的程度。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便不难观察到，常言“他人皆地狱”者，其实大抵活得相当快意，—点儿也不像在地狱之中受煎熬——人们，千万要和他们保持距离啊！

宽忍而无原则，其实是另一种怯儒……

中国许多方面的问题，或曰许多方面的毛病，不在于做着的人们，而在于不做或什么也做不了或根本就什么也不想做甚至连看着别人做都来气的人。做着的人，即使也有怨气怒气，大抵是一时的。他们规定给自己的使命不是宣泄，而是做。不做或什么也做不了或根本就什么也不想做甚至连看着别人做都气不打一处来的人，才有太多的功夫宣泄。因为他们气不打一处来，所以他们总处在生气的状态。所以他们总需要宣泄。宣泄一次后．很快就又憋足了另一股气。这股气那股气无尽的怨气怒气邪气，沆瀣一气，氤氲一体，抑而久之，泄而浩之，便成人文方面的灾难……

我常和人们争论——我以为做人之基中原则是，你根本不必学怎样做人。所谓做人的人．和一个本色的人，完全两码事。再会做人的人．归根到底，也不过就是“会作人”而已。一个“会”字，恰说明他或她是在“作”而不是“做”。

我绝不与“会作人”的人深交。这样的人使我不信任。因为他或她在接受我的信任或希望获得我的信任时，我怎知他或她那不是夜“作”？想想吧，一个人，尤其一个男人，“会作人”地活着而不是作为…个人地活着，不使人反感吗？倘我是一个女人，无论那样的男人多么风流碉搅，多么英俊潇洒，我也是爱不起来的。除非我和他一样，都是“作”人的行家。我简直无法想象一个女人和一个善于“作”人的男人睡觉的那一种古怪感觉，那，斯其时做爱便是“作”爱……

事实上，一个男人永远也无法了解一个女人。他无论怎样努力，都是深入不到女人的心灵内部去的。女人的心灵是一个宇宙，男人的心灵不过是一个星球而已。站在任何一个星球上观察宇宙，即使借助望远镜，你又能知道多少、了解多少呢？……

女人无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人，都有希望被某个男人充分理解的渴望——女人对女人的理解无论多么全面而且深刻，都是不能使她们获得慰藉的。这好比守在泉眼边而渴望一钵水。她们要的不仅是水，还有那个盛水的钵子……它是一颗男人打算信赖她托负给她的心。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女人，不是一个成熟的女人。有些女人，在她们刚刚踏人生活不久，便明白了这个道理，她们是幸运的；有些女人，在她们向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也许还——直役弄明白这个道理。她们真是不幸得很……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

一个好男人通过一个好女人走向良好的人生……

一个男人的—百个男朋友，也没有一个好女人好；一个男人的一百个男朋友，也不能替代一个好女人。好女人是一种教育。好女人身上散发着一种清丽的春风化雨般的妙不可言的气息，她是好男人寻找自己，走向自己，然后又豪迈地走向人生的百折不饶的力量……

好女人使人向上。事情往往是这样：男人很疲惫，男人很迷恫，男人很痛苦，男人很狂躁；而好女人温和，好女人冷静，好女人有耐心，好女人最肯牺牲。好女人暖化了男人，同时弥补了男人的不完整和幼稚……

人道乃是人类尊重生命的道德；人性乃是人类尊重人的悟性。而爱证明，人不但和动物一样有心脏，还有动物没有的心灵……

没有一个女人，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完整的家庭。人类首先创造了“女人”二字，其后才创造了“家庭”一词。女人，对于男人们来说，意昧着温暖、柔情、抚慰、欢乐和幸福。有男人的刚强，有男人的坚忍，有男人的自信，有男人的勇敢，甚至也有男人的爱好和兴趣……但是男人们没有过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是的，从来没有过。而只有女人们带给男人们，并为他们不断设计，不断完善，不断增加，不断美化的幸福。“幸福”是一个女性化的词。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几个年龄界线，使人对生命产生一种紧迫感，一种惶惑。二十五岁、三十岁、三十五岁……二十五岁之前我们总以为我们的生活还没开始，而青春正从我们身旁一天天悄然逝去。当我们不经意地就跨过了这人生的第一个界线后，我们才往往大吃一惊，但那被诗人们赞美为“黄金岁月”的年华却已永不属于我们。我们不免对前头两个界线望而却步，幻想着能逗留在二十五岁和三十岁之间。这之间的年华，如同阳光映在壁上的亮影，你看不出它的移动。你一旦发现它确是移动了，白天已然接近黄昏，它暗了，马上就要消失。于是你懵懵懂懂地跨过了人生的第二个界线，仿佛被谁从后猛推一掌，跌入一个本不想进入的门坎……

人除了自己的躯壳需要一个家而外，心灵也需要一个“家”的，至于那究竟是一处怎样的所在，却因人而异了……

心灵的“家”，乃是心灵得以休憩的地方，休想的代词当然是“请勿打扰”。

是的，任何人的心灵都是需要休想的——所以心灵有时候不得不从人的家里出走，找寻自己的“家”……

遗憾的是，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而我们疲惫的心灵却似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谎言是有惯性的。当它刹住，甩出的是真实……

男人宁愿一面拥着女人的娇体，吻着她的香唇，同时听着她娓娓动听的关于爱的谎言，而不愿女人庄重地声明她内心里的真话——“我根本不爱你”——故我们简直设法说男人在这种时候究竟是幻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由此可见，幻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特殊情况之下是可以统一的。拥吻着现实而做超现实的幻想，睁大眼睛看看，我们差不多都在这么活着……

因为在生活中没有所谓“乎等”可言乃是大的前提，所以人在游戏的时候力求定下诸多“平等”的原则……

几乎每一个人都极言自己的活法并不轻松，可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不肯轻意改变自己的活法，足见每一个人都具有仿佛本能的明智——告诉他或她，属于他或她的活法，也许最是目前的话法……

言论自由的妙处在于——当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似乎便无话可说了……

当护士在你的臀部打针的时候，你若联想到你敬畏而又轻蔑的某些大人物的屁股上，也必留下过针眼儿，你定会暗自一笑，心里乎和许多……

人：给我公平！

时代：那是什么？

人；和别人一样的一切！

时代：你和哪些别人一样？

朋友，你一定也留意过秋天的落叶吧？一些半黄半绿的叶子，浮在平静的水面上，向我们预示着秋天的最初的迹象。秋天的树叶是比夏天的树叶更美丽的。阳光和秋风给它们涂上了金黄色的边儿。金黄色的边儿略略向内卷着，仿佛是被巧手细致地做成那样的，仿佛是要将中间的绿包裹起来似的。那绿，也与夏天的绿不同了。少了些翠嫩，多了些釉青。叶子的经络，也显得格外的分明了，像血管，看去仍有生命力在呼吸……它们的时柄居然都高翘着，一致地朝向前方，像一艘艘古阿拉伯的海船……树是一种生命，叶亦是一种生命。当明年树上长出新叶时，眼前这些落叶早已腐烂了。它们一旦从树上落下，除了拾标本的女孩儿，谁还关注它们呢？而这恰恰是它们两种色彩集于一身，变得最美丽的时候。而使它们变得美丽的，竟是死亡的色彩……

人也是绝不能第二次重度自己的某一个季节的。故古人诗曰一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人啊，钟爱自己的每一个人生季节吧！也许这世界上只有钱这种东西才是越贬值越重要的东西。生活的的确确是张着大口要每一个人不停地用钱喂它。而每一个人又都不得不如此。随处可见那样一些人，他们用钱饲喂生活，如同小孩儿用糖果饲喂杂技团铁笼子里的熊一般慷慨大方。而不把生活当成那头熊的人，则经常最感缺少的竟是钱……

在人欲横流的社会，善良和性行为同样都应有所节制。无节制的前者导致愚蠢，无节制的后者——我们都已知道，导致艾滋病……

我的大多数同代人是这样的一些人——如同大潮退后被遗留在沙滩上的鱼群，在生活中啪啪嗒嗒地蹦跳着，大张着他们干渴的嘴巴，大裂着他们鲜红的腮，挣扎而落下一片片鳞，遍体伤痕却呈现出令人触目惊心的活下去的生命力。正是那样一种久经磨顾的生命力，仿佛向世人宣言，只要再一次大潮将他们送回水中，他们虽然遍体伤痕但都不会死去。他们都不是娇贵的鱼。他们将在水中冲洗掉磨进了他们躯体的尖锐的沙粒……

然而时代作用于他们的悲剧性在于——属于他们的大潮已过……

对于一个男人，任何一个有魅力的女人，要取代一个死去了的女人在他心灵中的位置的话，绝不比用石块砸开一个核桃难。不管她生前他曾多么爱她。而反过来则不一样……

大多数女人天生比男人的心灵更忠于情爱……

人生有三种关系是值得特别珍惜的——初恋之情，患难之交，中学同学之间的友谊。中学同学是有别于大学同学的。大学同学，因为“大”了，则普遍是理性所围的关系，难免掺杂世故的成分。但在中学同学之间，则可能保持一种少男少女纯正的真诚。在中学同学之间，即使后来学得很世故的人，往往也会羞于施展、就算当上了总统的人，见了中学时代的好朋友，也愿暂时忘记自己是总统的。而见了大学同学，却会不由自主地时常提醒自己，别忘了我已经是总统……

宁静的正确含义是这样的——它时时提醒我们这世界是不宁静的……

我们通常所说作为“灵魂”的东西，恐怕原本未必是那么不喜欢孤独的东西，恐怕原本未必是那么耐不住寂寞的。也许恰恰相反，不喜欢孤独的是人自身，耐不住寂寞的也是人自身。而“灵魂”，其实是个时时刻刻伺机寻求独立时时刻刻企图背叛人却又无法彻底实现独立的东西……

看电影是娱乐，办丧事也容易导向娱乐。而且是可以身心投入的娱乐。是可以充当主角、配角、有名次的群众演员和一般性无名次的群众演员的娱乐。大办便意味着有大场面，有大情节，有大高潮……

能够给心灵以安宁的爱情，无论于男人亦或女人，都不啻是一件幸事。安宁之中的亲呢才适合氤氲出温馨。而温馨将会长久地营养爱情。

爱情的真谛可以理解为如下的过程——第一，是爱上一个人；第二，是被一个人所爱；第三，至关重要的是，祈求上帝赐助两者同时发生……

中国的贫穷家庭的主妇们，对生活的承受力和忍耐力是极可敬的，她们凭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撞撮，虽然这憧憬是朦胧的，盲目的，带有虚构的主观色彩的。她们的孩子，是她们这种憧憬中的“佛光”……

九十年代的姑娘有九十年代的她们的特点。或者毫无思想。毫无思想而又“彻底解放”，也便谈不上有多少实在的感情。或者仿佛是女哲人，自以为是女哲人。年纪轻轻的便很“哲”起来，似乎至少已经活了一百多岁，已经将人间世界看得毕透一般。男人便觉得那不是姑娘，而是尤物。即令美得如花似玉，也不过就是如花似玉的尤物。这两类，都叫我替她们的青春惋惜。又有九十年代的心理艾滋病传染着她们——玩世不恭。真正的玩世不恭，也算是一种玩到家了的境界。装摸作样的玩世不恭，那是病态。九十年代的姑娘装摸作样的玩世不恭，和封建社会思春不禁的公主小姐们装模作样的假正经是一码事。

爱情方面的幸福，不过是人心的一种纯粹自我的感觉。心灵是复杂而微妙的东西。幸福并不靠别人的判断才得出结论。一个人倘真的认为自己是幸福的，那么他或她便无疑是幸福的……

我们曾经从自诩自恃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所嗷嗷指斥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认为实实在在的是人类非常普遍的富有诗意的情调。我们的生活中如果断然没有了这一种情调，那真不知少男少女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恋爱中的年轻人怎么彼此相爱？而我们的生活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两种人对孤独最缺少耐受力。一种是内心极其空旷的人，一种是内心极其丰富的人。空旷，便渴望从外界获得充实。丰富，则希图向外界施加影响。而渴望从外界获得充实的孤独比希图向外界施加影响的孤独可怕得多，它不是使人的心灵变得麻木，而是使人的心灵变得狂躁。

空旷的心灵极易被幽暗笼罩。人类情感的诗意和崇高的冲动会在这样的心灵中消退，低下的欲念和潜意识层的邪恶会在这样的心灵萌生。像野草茂长在乱石之间。

在昆虫方面，毛毛虫变成美丽的蝴蝶。而在人，为什么常常反过来？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长久，这么长久地容忍这…种丑恶的嬗变？我们每个人都根本无法预测，将会有怎样的悲剧突然降临在我们头上。等你从某种祸事或不幸中惊醒，你或许已经失去了原先的生活，以及一切维系那种生活的条件。你面临着另…种从前绝不曾想到过的严峻生活，整个世界仿佛在你面前倾斜了。在这种情况下——人能忍受自己，便能忍受一切。

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的……

怀念，这是人作为人的最本质的、最单纯的、最自己的、最顽固的权利，它为人心所拥有。当人心连这种任什么人的什么威慑也无法剥夺的权利都主动放弃了，人心就不过是血的泵罢了……

富有者的空虚与贫穷者的空虚是同样深刻的，前者有时甚至比后者更咄咄逼人。抵御后者不过靠本能，而抵御前者却靠窖智的自觉。对贫穷的人来说，富人的空虚是“矫情”；对富人来说，穷人的空虚是“破罐子破摔”一一两种人都无法深人对方的心灵里去体验。这种互相无法体验的心理状态只能产生一种情绪，那就是彼此的敌意……

中国人尊崇“伯乐”，西方人相信自己。

“伯乐”是一种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国粹。故中国人总在那儿祈祷被别人发现的幸运。而西方人更靠自己发现自己。十位“伯乐”的价值永远也不如一匹真正的千里马。如果“伯乐”只会相马，马种的进化便会导致“伯乐”们的失业。

对马，“伯乐”是“伯乐”；对人，“伯乐”今天包含有“靠山”和“保护人”的意思……

所谓“正统”的思想之对于我的某些同代人们，诚如旧童装之对于长大了的少女，她们有时容忍不了别人将它们贬为“过时货”，乃是因为她们穿着它们确曾可爱过。时代之所以是延续的，正由于只能在一代人的内心里结束。而历史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比葡萄晒成干儿的时间要长得多……

大多数人在学会了与生活“和平共处”的时候，往往最能原谅自己变成了滑头，但却并不允许自己变成恶棍。我们可以做到职听滑头哲学保持沉默，但毕竟很难修行到容忍恶棍理论冒充新道德经的地步……

而人类的希望也许正体现在这一点上。

对于三十多岁的女人，生日是沮丧的加法。

三十三岁的女人，即或漂亮，也是谈不上“水灵”的。她们是熟透了的果子。生活是果库，家庭是塑料袋儿，年龄是储存期。她们的一切美点，在二十三岁这一储存期达到了完善——如果确有美点的话，熟透了的果子是最不易储存的果子。需要储存的东西是难以保鲜的东西。三十三岁是女人生命链环中的—段牛皮筋，家庭生活既能神长它老化它又能保佐它的弹性。这就是某些女人为什么三十四岁了、三十五岁了、三十六岁了依然觉得自己逗留在三十二岁上，依然使别人觉得她们仍像二十三岁的缘故。也是某些女人为什么一过三十三岁就像秋末的园林没了色彩、没了生机一片萧瑟的缘故……

女人需要自己的家乃是女人的第二本能。在这一点上，她们像海狸。普通的女人尤其需要自己的家，哪怕像个小窝一样的家。嘲笑她们这一点的男人，自以为是在嘲笑平庸。他们那种“超凡脱俗”的心态不但虚伪而且肤浅。他们忘了他们成为男人之前无一不是在女人们构造的“窝”里长大的。不过人类筑窝营巢的技巧和本领比动物或虫鸟高明罢了……

喜欢照镜子的男人绝不少于喜欢照镜子的女人。女人常一边照镜子一边化妆和修饰自己。男人常对着镜子久久地凝视自己，如同凝视一个陌生者，如同在研究他们为什么是那个样子。女人既易接受自己，习惯自己，钟爱自己，也总想要改变自己。男人既苦于排斥自己，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也总想要认清自己……

大多数女人迷悯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个男人。大多数男人迷悯地寻找着自我。

男人寻找不到自我的时候，便像儿童一样投入女人的怀抱……

男人是永远的相对值。

女人是永远的绝对值。

女性被认为是一个女人之后，即或仍保留着某些孩子的天性，其灵魂却永不再是孩子。所以她们总是希望被当作纯洁烂漫的儿童。男性被认为是一个男人之后，即或刮鳞一样将孩子的某些天性从身上刮得一干二净，其灵魂仍趋向于孩子。所以他们总爱装“男子汉”。事实上哪一个男人都仅能寻找到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很小的一部分。正如哪一个女人都不能寻找到一个不使自己失望的“男子汉”一样……女人是男人的小数点，她标在他一生的哪一阶段，往往决定一个男人成为什么样的男人。

我们看到高大强壮伟岸挺拔的男人挽着娇小柔弱的女人信心中足地走着，万勿以为他必是她的“护花神”，她离了他难以生活；其实她对于他可能更重要，谁保护着谁很不一定……爱神、美神、命运之神、死神、战神、和平之神、胜利之神乃至艺术之神都被想象为女人塑造为女人，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勘查人类的心理历程，在最成熟的某一阶段，也不难发现儿童天性的某些特点，实乃因为人类永远有一半男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出息，不是因为女人在数量上太多，而是因为男人在质量上太劣……

一个苦于寻找不到自我才投入女人怀抱的男人，终将会使她意识到，他根本不是她要寻找的男人，而不过是延长断奶期的孩子。对于负数式的男人，女人这个小数点没有积极意义……

婚前与婚后，是男人和女人的爱之两个境界。无论他们为了做夫妻，曾怎样花前月下，曾怎样山盟海誓、如胶似漆、形影不离、耳鬓厮磨、卿卿我我，曾怎样同各自的命运挣扎拼斗、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不成功便成仁，一旦他们真正实现了终于睡在经法律批准的同一张床上的风愿，不久便会觉得他们那张床不过就是水库中的一张木筏而已。爱之狂风暴雨，闪电雷鸣过后，水库的平静既是宜人的也是庸常的……

没有一种人生不是残缺不全的……

任何人也休想抓住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的人生句号。我们只能抓毁它。抓到手一段大弧或小弧而已。那是句号的残骸。无论怎样认真书写，那仍像一个或大或小的逗号。越描越像逗号。人的生命在胚胎时期便酷似一个逗号，所以生命的形式便是一个逗号死亡本身才是个句号。

生活有时就像一个巨大的震荡器。它白天发动，夜晚停止。人像沙砾，在它开始震荡的时候，随之跳跃，互相磨擦。在互相磨擦中遍体鳞伤，在它停止之时随之停止。只有停止下来才真正感到疲惫，感到晕眩，感到迷惑，感到颓丧。产生怀疑，产生不满，产生忧怨，产生悲观。而当它又震荡起来的时候，又随之跳跃和摩擦。在跳跃和摩擦着的时候，认为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的，盲目地兴奋着和幸福着。白天——夜晚，失望——希望，自怜——自信，自抑——自扬，这乃是人的本质。日日夜夜，循环不已，这乃是生活的惯力满足是幸福的一种形式；比较是痛苦的一种形式；忘却是自由的一种形式……

男人需要某一个女人的时候，那个女人大抵总是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为了连男人自己也根本不相信的赞语，女人便常将自己作为回报……

成人有时想象死亡，正如儿童之有时想象长大……

四十岁以后的女人最易对悄然逝去、悄然来临的岁月产生恐惧、对生命之仿佛修然枯萎的现象产生惊悸。她们的老就像一栋老榴树，在她们内心里盘根错节，遮成不透风不透雨不透阳光暗幽幽闷郁郁阴凄凄的一个独立王国。她们的情感只能在它的缝隙中如同一只只萤火虫似的钻飞。那种奇妙的昆虫尾部发出的磷光在她们内心聚不到一起，形成不了哪怕是一小片明媚的照耀，只不过细细碎碎闪闪烁烁地存在而已。幸运的是，当她们过了五十岁以后，反而对皱纹和白发泰然处之了。如此看来，“老”是人尤其是女人很快便会习惯的某一过程……

在我们的生活中，自私自利和个性独立，像劣酒和酒精一样常被混为一谈，这真可耻。

“老”是丑的最高明的化妆师。因而人们仅以美和丑对男人和女人的外表进行评论，从不对老人们进行同样的评论。老人是人类的同一化的复归。普遍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对普遍的老人们的尊敬，乃是人类对自身的同一化的普遍认可。

今天，在城市，贫穷已不足以引起普遍的同情和怜悯。而富有，哪怕仅仅是富有，则足以使许多人刮目相看了。一个以富为荣的时代正咄咄地逼近着人们。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巨鳄，它是复苏的远古恐龙。人们闻到了它的潮腥气味儿。人们都感到了它强而猛健的呼吸。它可以任富人骑到它的背上，甚至愿意为他们表演节目，绝不过问他们是怎样富的。在它爬行过的路上，它会将贫穷的人践踏在脚爪之下，他们将在它巨大的身躯下变为泥土。于是连不富的人们，也惶惶地装出富者的样子，以迎合它嫌贫爱富的习性，并幻想着也能够爬到它的背上去。它笨拙地然而一往无前地爬将过来，用它那巨大的爪子拨拉着人。当它爬过之后，将他们分为穷的、较穷的、富的、较富的和极富的。它用它的爪子对人世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它将冷摸地吞吃一切阻碍它爬行的事物，包括人。它惟独不吞吃贫穷。它将贫穷留待人自己去对付……

人们宁肯彻底遗忘掉自己的天性，而不肯稍忘自己在别人的田里是怎样的人或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人们习惯了贴近别人看待我们的一成不变的眼光，惟恐自己一旦天性复归，破坏了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所以，和人忘乎所以玩一小时，胜过和人交往一年对人的认识……

是的，男人和女人构成人类的两大营垒。但他们和她们永远也不会冲突为两大敌对的营垒。女人做女人更适合做的。男人做男人更适合做的。

人类社会的文明不在于使男人和女人或者反过来使女人和男人都变得差不了多少。恰恰相反，它将越来越关心男人和女人的一切方面的差别，越来越重视这一差别。在社会分工方面，越来越细致地考虑到这一种差别。它的至高使命，是客观地、科学地重新研究和分析，不同的男人和不同的女人都更适合做什么。

男人是女人的镜子。通过她所爱的男人，可以判断她大抵属于哪一类女人。

男人是各式各样的。时代的文明使男人的行业多起来。若取一种笼统的划分法，无非也就这么几类：只能当官的，也能当官的，不能当官的，不愿当官的。都是女人的镜子。

这个时代“生产”出了太多太多除了文凭和学历其他一切方面太差太差的男人。科举时代早已过去，时代需要的是不但有文凭有学历而且有实际能力的男人。女人们也是。总有一天时代将宣布，它不需要太多太多的“书生”，他们过剩了。而女人们也将宣布，她们看重的不只是男人的文凭和学历。

男人是女人的镜子，女人是男人的学校。反过来不成立。女人并非男人的镜子。男人选择女人的内容要较女人选择男人的内容肤浅得多，不易全面映照出他的生活观念。男人也并非女人的学校。男人可以舍得花钱“包装”他所爱的女人，可以用他自己的生活观念改变女人的生活观念，可以用他的思想方法影响女人的思想方法。但他无法教导女人如何更女性化。因而男人对女人从本质上说没有塑造力。当代女人选择男人的困难比任何时代都大得多了。这个时代注定了是女性的大苦闷时代。

以一个凡夫俗子的人生观来看，世界本不是“空”的。人心也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空”。如果真能达到那一种“空”，连掸都是应从内心里空掉的。

我们纵观禅的历史，看到了朴素的唯物论和透彻的辩证法与意在哗众取宠的玄学，像两根藤一样扭缠在一起。

真与伪，有时简直就像一对一摸一样的孪生姐妹。你爱的是姐姐，很可能娶的是妹妹……

智慧不是知识。智慧根本不可能像知识一样互相传授。但智慧是可以互相启迪的。而一切过分熔耀出来的智慧，都是在不同程度上贬值了的智慧。焙耀一旦是目的，智慧也就在闪光的同时死灭了……

一方面，禅学的列祖列宗认为，禅宗是不可能靠语言和文字去发扬光大的。另一方面，他们十分清楚，离开了语言和文字，尤其若连语言都摈弃了，禅学的命脉也就会断了。

这是一个矛盾。

正文 第二章.2

语言是人类一切活动得以延续的最基本的方式。

禅学绝不是完美的，更非无懈可击的。

禅学给现代人的启示恰恰在于——人类倘执迷于追求一种完美，寻求所谓彻底的“超界”，便会走向谬误。

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几乎不可避免地经受着走向反面的考验。走向反面，几乎是世间一切事物兴衰的必然规律。好比果树上的一只果子，由青涩到成熟的过程，乃“兴”的过程；由成熟到落地的过程，乃“衰”的过程。谁也没有任何办法使一只成熟了的果子不腐烂。怀有这种幻想的人，必和成熟了的果子一样走向果子的反面。聪明的办法，是切开果，剔出种，栽培果树。改革是防止一切事物走向反面的惟一途径。而一切事物总是在不停顿地走向反面。一切事物中都隐含有使得自身走向反面的内因。一切事物中的这一种或几种内因，都具有在适应了改革，适应了内部条件结构发生逆转和变化之后，继续走向反面的趋向性。因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因为“生命”二宇的含义，简直就可以理解为走向反面。所以改革也只能是不可间断的“行动”。它伴随着“兴”走向“衰”。伴随着“衰”走向“兴”。兴兴衰衰，衰衰兴兴，自然规律也。

人的生命，本应是一个由务实到“虚空”的过程。每人都有义务为这社会作出一份或大或小的贡献。道理是那么简单，因这社会，每时每刻都在许多方面尽义务于每一个人。中青年，乃是为社会尽义务的最好年华。到了晚年，人的生命越接近终点，生命也就越应更充分地属于人自己，恢复生命原本的自然和庄严。一个合乎自然规律的社会，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吗？该“虚”的不肯“虚”，该“空”的不肯“空”。不该“虚”的一代，则很是“虚”了起来。不该“空”的—代，则似乎很是“空”了起来。

我敬仰禅之列祖列宗所倡导的那一种豁达乐观的生命风格。

因为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最起码的益处是——帮助我们解开心结，消除胸中种种块垒，透过自我的改善，净化我们灵魂中的一切有碍于我们生命良好状态的污染、束缚、浮躁、动乱、阴暗的念头和膨胀的欲望，使我们找到真实、本性、光明的自我。

生命对人毕竟只有一次。在它旺盛的时候，尽其所能发光发热才更符合生命的自然。若生命是一朵花就应自然地开放，散发一缕芬芳于人间；若生命是一棵草就应自然地生长，不固是一棵草丽自卑自叹；若生命不过是一阵风则便送爽；若生命好比一只蝶何不翩翩飞舞？……

如今开口闭口玄谈禅机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已经成了一种时髦。我自柑与掸或道或儒什么的是无缘的，而且不耻于永作凡夫俗子。凡夫俗子就该有点凡夫俗子的样子。弹机可无，灵犀当有——那就是对人的理解，对人间真诚的尊重。这一种真诚的确是在生活中随时随处可能存在的，它是人心中的一种“维他命”。有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社会越文明，人心对真诚的感受应当越细腻才是，为什么反而越来越麻木不仁了呢？那么一种普遍的巨大的麻木有时呈现出令人震惊的状态来。也许有人以为那一种真诚是琐碎的。

可是倘若琐碎人生里再无了“琐碎”的真诚，岂非只剩下了渣滓似的琐碎了吗？诚然几本书并不可能就使谁的人生真的变得不琐碎。

作如是想除了妄自尊大，还包含有自欺欺人……

虞诚是需要一点儿耐心去换取的。于我于读者于生活中一切人，该都是这样吧？今天——几乎是每一个人的最普遍的机会。因为每一个人都拥有许多许多今天。

我相信一个生活原则：如果你有可能帮助别人，哪怕是极小的帮助，而你不去实践，是不应该的。

与土地与人民贴近过的岁月，纵然艰苦，纵然沉重，也是值得重新认识的。穿透历史的思想，必能立足于现实。

不错，开拓精神乃人类的崇高冲动。赴艰蹈苦永远是可歌可泣的事迹。但，四十万之众，历时中年之久，我们付出的青春、汗水、热血乃至生命，与应该创建的实绩并不成正比。因而沉淀下来的，若仅仅是时过境迁的个人经历的自我欣赏，忽略了对我们自身的自省，以及对历史的批判责任和义务，则我们未免显得浅薄了……

我们曾像希腊神话中被巨人西西弗斯滚动的石头，我们曾像西西弗斯做过许许多多滚动石头般的无用功。

罗丹曾雕塑过不朽的“思想者”……

石头的“思想者”即或不朽也只不过是作思想状的石头而已。

民间的形形色色的幸福者们，都各有其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不幸的尾巴。林林种种的踌躇满志的人们，活在林林种种的人生阴影之中。那么多人的那么多欲望，那么多目的、目标、野心和雄心，因了那么多的人、事，变成那么多别人一眼便能看穿或别人一辈子也想象不到的心病……

人人都有一份儿快乐。区别仅仅在于大小和多少。

人人都向往所谓幸福，但人人都觉得它离自己越来越远，正如“宇宙”的边界离我们越来越远……

而快乐，也是一种不断消弭的感觉。成年人再也不会像孩子那股快乐了。六七十岁的人再也不会像二三十岁的人那般快乐了。结了婚的男女再也不会像恋爱时那般快乐了……

将人生的所谓“幸福”降低为对快乐的感受，将对快乐的感受降低为对愉悦的体会，对人生的质量作最寻常最朴素的认识，退而求其次——也许，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细想想，倒可以对自己说：我这一辈子，还行……

围观者，据我想来，是比那些流氓歹徒更可恨的。因为他们的围观，使暴行，使邪恶，似乎变成了游戏，变成了热闹，变成了好玩儿的现象，变成了值得“白相”的事。他们围观不发出愤怒的——尤其是男子汉们的愤怒的制止的呐喊，实际上等于对流氓歹徒们的暴行的默默怂恿。

如这种麻木不仁的病态的心理现象大面积地扩散着，弥漫着，大面积地传染我们中国人之人心，结果会怎样呢？麻木不仁的将更加麻木不仁，进而不再耻于助约为虐。而更多的人将变得麻木不仁起来，进而不觉其心的麻木不仁。流氓歹徒将更加猖狂，庆幸这时代这世界本该就是他们胡作非为的天下……

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不妨戏言曰小说家“失宠”。小说家“失宠”于两方面——在奥林匹斯山上，那个叫缪斯的女人呼前拥后的“艺术侍从”大大地增多了，小说家已不独幸青睬；在奥林匹斯山下，小说家的中国血统的大多数“上帝”，没情绪追随在小说家身后爬“山”，更匆言登“顶”了。何况中国当代小说家，自己尚且都在半山腰蹒跚。

新时期文学的确曾逐年“轰动”过，那既是文学现象，更是政治现象。或者，取一个中性词，更是时代现象。“轰动效应”的失却，实际上亦是普遍的人们政治情绪的淡化、变化、转化过程。与“新时期文学”同步，曾掀起一阵“文化热”，而现在“文化不知何处去。此地空留文化城”。文学裸露在突几到来的商品时代，犹如少女失贞于凶汉。文学的窘况并不能引起普遍的人们的怜悯。普遍的人们首先怜悯的是处在这样一个太缺乏思想和精神准备的时代的自己。

这个时代载负太多太重了，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理承受也太多太重了——对封建主义残余的憎恶，对野蛮资本主义现象的恐惧，对文明和发达资本主义模式的憧憬，对纷呈张扬的种种现代思潮的困惑、对已被挤扁在意识形态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道德规范的守而不固，弃而不舍的茫然、失落……天哦，安抚和慰藉包括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访惶浮躁的灵魂，小说是太力不从心了！“现代主义”不惟是形式是方法，更是内容是观念是普遍社会心态受现代文明异化而导致的透视结果。被物质文明和文化教养所宠的西方正脾中产阶层，一旦成为社会阶层的大多数，经由他们内心里滋生出来的委屈和痛苦，并不亚于上个世纪元产者饥寒交迫之中的悲戚和呜咽。富足之后的痛苦，也许因其富足了还痛苦，就更为深刻。然而不管多么深刻，毕竟难以打动尚苦于贫穷的普遍的中国人。在我们的同胞们想来，西方人必是太娇贵了。西方中产阶层的自怜与自责意昧着人类明天对自身的困惑吗？也许。但这明天与我们隔着世纪呢。

“现代主义”小说曾作了崛起式的努力，但在我们整个文坛如漂筏沉浮于时代湍流激浪中的今天，“现代主义”同现实主义一样，面临“阿里巴巴的山洞”般的迷律。并且没有谁告诉我们那句神秘的咒语——“芝麻芝麻开门”。公而论之，“现代主义”即使没有达到初衷，却毫无疑问地敲碎了现实主义一度相当坚硬的然而的确被教条所侄桔的外壳，令其“吐故纳新”，焕发了不小的生机。也同时涂抹了文学调色板上的色彩对比。但托起一轮文学夕阳的使命。实非“现代主义”所能胜任……

广告色彩太浓的评论，言过其实的评论，纵然写得漂漂亮亮，潇潇洒洒，既败坏评论的声誉，亦败坏小说的声誉。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也是社会消费者，请试想想，我们误信广告，选购了商品，发觉并不像广告“吹”的那样，不是会产生种上当了的逆反心理吗？我们的某些小说评论和某些小说，是不是已经被败坏了呢？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之间的关系，应是“中通外直”，不饰脂粉。不以恶其人而恶其技。不以好其人而好其技。下笔先无私，成文则磊落。

奥林匹斯有“黄昏”。奥林匹斯无黑夜。人类悟透了许多事物，然而却永不丢弃。诸如《圣经》便是这样。小说也是这样。小说是奥林匹斯山上的长明灯，有光耀辉煌之时，也有烛照甚微之刻。

但，人世不灭，此灯不熄。

时代的变化对当代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我们仿佛一步跨过了好几重门，横冲直撞地就进入了一个我们一点儿都不适应的房间。这使我们——当代人觉得哪儿哪儿什么什么都与过去不一样。我们毫无精神准备。我们困惑、我们迷悯。我们总希望相信点儿什么。可我们对一切变化都不由得不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于是我们内心里空前的浮躁了。即使在我们显得异常冷静的时刻。我们的内心里其实也是浮躁的。

这是一个浮躁的大时代。

杨(日方)一言不发，连目光也不旁视，瞅定一部分桌面。默默地吃饭。满口牙残缺不全，吃得极慢极慢。他那一张刀条脸。瘦得不能再瘦。两腮塌陷，颧骨高突，一双眼睛深深地隐蔽在眼窝里。面色青绿。每一嚼动，青绿的皱纹纵横的面皮便一紧一弛。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他的眉毛，左右眉首各有长长的两束，无羁地飞扬着，箭竖着。仿佛除了剪断，是别无它法使其倒顺的。

一缅怀起他，我对那过去了的历史充满悸怖——它使好人无端变成“罪人”，竟是那么随便！那么轻而易举！并且连同无罪之人的无罪的意识，都一块儿奸污了！“手抄本”恰恰是文化专制主义胎育出来的畸形儿。它在妊娠时期就往往宣布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叛逆和挑战！文化专制主义愈是横行霸道，“手抄本”往往越是大量地诞生并广泛地流传！其中自然难免糟粕，但往往杂有香花，甚至隐匿着奇葩异蕾。

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不同的人性，但无论哪一个阶级的人性，都是在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普遍人性的土壤上产生和演化而来的。因此，在各个阶级的人性中，都有一种“共同人性”的根苗。特定的社会状态下，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共同人性”的根苗可能会被泯灭，也可能摆脱了阶级性的羁绊和制约，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发展，使一种超脱了阶级观念的人性成为某一历史时期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其结果无非两种可能：或者完成“人性的人类”的“复归”，或者被重新激化的阶级矛盾所断裂。

与人交谈，是人的本能愿望。本能愿望被外界或被自我“封闭”，人便会转而与自己的心灵交谈。与自己的心灵交谈，这是一种特殊本领。这种本领，可能使人在任何逆境中保持佐心灵的平衡，也可能使人丧失掉最后一部分生活热忱。这取决于人经常与自己的心灵交谈些什么。人与自己的心灵交谈还要有所选择吗？这还算是人吗？我认为，一个真正明智的人，是会应该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与自己的心灵交谈些什么的。人与别人进行严肃交谈时不是应对别人抱有责任感吗？那么人在与自己的心灵进行严肃交谈时，不是也应对自己抱有责任感吗？有志于成为文学家的青年们，是要首先对文学确立一种社会责任感的。有无这种对社会的责任感，是作家同一般能够写作的人的根本区别。是否确立起这种责任感，是一个文学青年将来成为作家还是成为一般能够写作的人的分水岭。

人类创造了文学是为使生活变得更好。文学应该向人们提供高尚的、美好的、培养情操和净化心灵的精神食粮。

文学无论如何不应该成为销蚀人的生活意志和信念的自饮或诱惑别人共饮的“蚂酒”。

至于所谓“传世之作”呢？我想我的作品大抵是传不了世的。与命同存同亡，余愿足矣。况且，生前要耐得住寂寞，身后事，鬼才去争长逐短。像王勃似的，淹死了，鬼魂也要时时出现，吟咏自己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浪漫则浪漫得可以，终究有点鬼里鬼气。就算是千古名句吧，不是后来亦被老渔翁指出，倘欠精练，改为“落霞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更佳吗？足见千古名句也经不起千古“推敲”的。

文学青年们是完全不必羞于以“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老道……”的起点去写作的。须知不少作家都是这样开始的。须知第一个讲“那座山”、“那个老道”的，也许还可能曾被视为杰作呢！只是后人的重重复复，才使他成为“老生常谈”的。可以用别人的口吻去讲述，但不应去讲述别人讲述过的。只要你讲的“那座山”、“那个老道”，令别人听了之后说：“原来还有这样一座山，原来还有这样一个老道，听了千百遍，今天听到的和以往听到的不一样！”那你就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文学很风光的时候，便会有太多写小说的男人和女人；文学不风光的时候，从中滤下男作家和女作家……这乃是文学的规律。

普遍的社会观念的改变造成普遍的欣赏观念的改变。普遍的欣赏观念的改变，冲击着、动摇着部分作家传统的创作观念的基础，促使他们接受并探索新的文学观念。新文学观念指导下的新文学创作，无疑会进一步引导人们的更新的欣赏趋向，影响和作用于人们的欣赏心理。文学理论在这一文学阶段只能因势利导，无法强令统之、统而一之。否则，理论将架空于这一活跃的文学阶段。理论的难以统一，绝不意昧着文学观念的混乱。恰恰相反，它标志着创作实践的多样化和理论范围的开阔性。

欣赏观念与创作观念的改变，是文学现象的两个方面。欣赏本身也是艺术。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过程，同时是体验着连续心理变化的过程。读者通过自己的感受，既检验着也增强着作品的艺术力。因此我们可以说，作家不但创造文学，而且“创造”读者。

真正的文学或艺术，它所肩负的使命是更艰巨了，从现在至未来，它所要征服的，乃是人们心理上那种可能被社会进一步强化的，越来越趋就消遣的自然属性。它要掘动人们心理上可能被这种趋就消遣的自然属性所捂盖的欣赏愿望，它只有在更高的含意上更是文学，更是艺术，更具有区别于消遣的文学或艺术的欣赏价值……

过去和现在，如同夜晚和白天，边缘是混在一起的。而当觉得现实分外生动的时候，许多回忆则相应地更加清楚了。

归根结底，一切人的一切回忆，都是对人的回忆。没有回忆，等于没有记忆。没有记忆，等于是低级动物。回忆，有时是因忘却而有价值的。一切可耻之中，忘却也是一种。而且无论怎样分析和解释，都是市侩式的可耻。

回顾过去，乃为判断今天，思考将来。如果忘却是某种哲学，那么回忆便是一种责任。一切记住的，同时应是自省的。

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你能说谁比谁傻多少？生活改变我们是极其容易的。或许，我们每个人，迟早总是要被生活改变成它所乐于认同的样子吧？一个时代如果矛盾纷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学的一部分，必然是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感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领子孙在马路上散步，蹲在窗台上的家猫发现了，必然会很有责任感或使命感地蹿到街上去。

若一个时代，矛盾得以大面积地化解，国泰民安，老百姓心满意足，喜滋乐滋，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也就会像嫁人了阔家的劳作妇的手一样，开始退茧了。好比现如今人们养猫只是为了予宠。并不在乎它们逮不逮耗子。

在耗子太多的时代，能逮耗子的猫才是好猫。

在耗子不多的时代，不逮耗子的猫才是好猫，现在是一个最不必、认真讨沦文学的的代。

一个人二十多岁时认为非常好的姑娘，到了三十五六岁回忆起来还认为非常好，那就真是好姑娘了。在二十多岁的青年眼中，姑娘便是姑娘。在三十五六岁乃至更大年龄的男人眼中，姑娘是女人。这就很要命。但男人们都如此。所以大抵只有青年或年轻人，才能真正看出一个“姑娘”的美点。到了“男人”这个年龄，觉得一个姑娘很美，实在是觉得一个“女人”很美。这之间意念上的区别，有如看话剧与看电影的区别。

女人到了哲人的地步，不复再是女人，而是怪物。即令美到如花似玉，也不过就是如花似玉的怪物。真真地玩世不恭，那是一种境界。装模作样的玩世不恭，那是一种病态。

她们如此珍视友情，如同养蜂人珍惜蜂蜜。

哗众取宠，你就使自己正确的观点也变成孤立的观点了。在个性、气质、风度和其它一切方面，受人尊重的是质朴无华。

心灰意懒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政治摆布人，如同猫摆布老鼠。

会有多少人异常清醒地在装糊涂？想女人真是男人们心甘情愿的痛苦！

爱情加同情，使男人对女人的爱成为怜爱。

女子们的美丽是不同的，有的使男人想到性，有的使男人想到绞刑架，有的使男人想到诗，有的使男人想到画，还有的能使男人们产生忏悔的念头……

懦夫却只希望别人为真理拔出决斗之剑，而自己将胜利的小旗背在身后，连一声助战的呐喊也不敢发出。倘邪恶倒下了，他们便举起小旗，分享勇士的荣耀。倘勇士倒下了，他们便悄悄丢掉小旗，退隐到什么安全的角落，固守着卑下的沉默，期待着另一位勇士挺身而出……

更年期是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

女人天生是女人的对手。

我真希望，受青年尊敬的，有德高望重的人，能够很慷慨地对许多青年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即便这个青年本身并不怎么好，如我一样。但那句话，具有着某种使一个不怎么好的青年朝好的方面去努力，不朝坏的方面随意发展的约制力。

我的不善交往，实实在在是不愿交往。我的不愿交往，实实在在是对目前社会上的一种交际之风的“消极抵御”。

有些时候一味地温良恭俭让不行。该动肝火的事，还是得动动肝火。

所有的动物中，我最看不够的是犀牛。因为它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它，也从不作态。

我认为思考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严肃的时刻，神圣的时刻，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而干扰别人的思考，无论以什么方式，出于什么动机，良好的也罢，善意的也罢，都是讨嫌的。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

世上没有一个人敢声明自己从未说过谎。

多一份真诚，多一个朋友。少一份真诚，少一个朋友。没有朋友的人，是真正的赤贫者。谁想寻找到完全没有缺点的朋友，那么就连他自己都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一个人有许多长处，却不正直，这样的人不能引为朋友。一个人有许多缺点，但是正直，这样的人应该与之交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崇拜。这就是历史。历史有它自己的法则。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将来儿子长大了，当然会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但是会不会崇拜毛主席，那就很难说了。

没有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所谓社会文明，不过是写在布满灰尘的桌面上的词句，在擦桌子的时候便被抹布一块儿擦掉了。

当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才感到失落。当我们失落了，我们才感到愤怒。当我们愤怒了，我们才感到失望。当我们感到失望了，我们才觉醒。当我们觉醒了，我们才认为有权谴责！

崇敬若非出于自愿，定然适得其反。

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照“传统”去做什么事，人们大抵心安理得。但某些“传统”也往往是—种腐朽的力量。正是借助了这种力量，封建帝王的皇帝圣旨演变成为“最高指示”……

时间不等于金钱。“时间就是金钱”却等于说“金钱就是—切”。

某些姑娘的美貌在她们自己看来不过是“期货”、是“股票”。可悲的是不能存入什么银行，吃点“利息”。岁月无情，时间总使美貌贬值。不趁行情看涨换点什么是最大的浪费，而有时间有精力有不泯的兴趣在她们之中“采购”的，非纨绔子第们莫属。所以她们的归宿也就大抵只能有一个，成了他们的配偶。这个词比老婆、爱人或妻子更准确。“自古红颜多薄命”，一点不假。穷小于买不起。买得起的也便换得起。“红颜”们成命苦！

争夺者的胜利从来都是被争夺者的最终选择。因为倘不愿被争夺，争夺者们便无胜利可言。

见得多了，对美貌的评价就有点苛刻。

笑非表情，而属武器，女人身上可怕的意味就大大超过可爱的意味了。

某些女人是一元一次方程，你不必列式便能解出“根”。

女人的脾气永远和男人对她们的爱成正比。

小虹则显得那么矜持，矜持中流露出几分高傲。那种对于男人是武器的微笑，在妻面前又变为盾牌，遮掩着只有女人们之间才能敏感地看出的什么。

我们不但靠发展经济，也靠保持民族自尊，才能独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上个世纪是不少西方人到中国冒险，如今某些中国姑娘到西方冒险的世纪似乎开始了。

商品化了的女人的冒险精神，不过是“通货膨胀”现象。

作为一个将自身当成征服世界的武器的女人，她永远达不到“娜娜”那么“辉煌”的顶点。

所幸在父亲人生的最后时刻，我受心灵感应的促使，躺在父亲身边。握着父亲的一只手，等于是将父亲陪送到了另一个世界的门外。没有几个父亲，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能有儿子身体紧拥自己的身体，由儿子轻握着自己的一只手平静地逝去。上苍给了我尽孝心的机会，我亦每每因此而聊以自慰。

但人心真是怪异的东西啊，总会在特殊的时日，思念某些与自己有亲情关系的人。而较为普遍的我们的所恩所念，大抵又是由那些既与我们有深厚的亲情关系，命运又堕入到极不堪之境的人们引起的。此时思念实在是吸满了牵挂和惦念的成分呀，一般而论我不大会思念某些发达着的显贵着的人生正春风得意着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一方面他们已不在乎别人思念不思念他们，另一方面即使在某些并不特殊的日子，某些并不真的思念他们的人，出于某种可以被理解的意识，常会以最时髦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最亲爱的思念。发达着、显贵着、人生春风得意着的人们，几乎一向总是被似乎绵长的情感浓浓的思念喂养着。可想而知这一种思念常使他们备觉腻味。好比吃巧克力吃伤了的孩子，再一见了巧克力不禁地皱眉撇嘴。

当老板乃是他的一个梦。他迷幻在这个梦里已经十二三年之久了。十二三年来，我不止一次试图将他从他的梦里拖拽出，但我的努力全白费了。我的对手太强大。对手当然不是指他，而是时代。

这时代每天都通过各媒介向社会宣告，某些人摇身一变，奇迹般地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实例。有太多这样的实例，诱惑着他，他根本听不进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一次次地对我信誓旦旦描绘他的宏愿，一次次地严肃又逼真地向我表达他的美意，并不是为了使我能在他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敞开家门接纳他，便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开空头支票。他知道我的家永远不会拒绝他这位不速之客，他的老生常谈，依我想来，只不过是固守着一种初始的信念和自信。他的自信已是他的财产。个人财产。精神上的财产。升值、保值或贬值，全由他自己进行调控的财产，他一次次诉说它，就能使它保值，起码不使它贬值似的。

再有经验，行文水平再高，字写得再漂亮，与那些既能熟练地运用电脑又善解老板心意的女郎们竞争同一职业，十之八九遭淘汰的必是他老隋无疑。男的不如女的，老的不如少的，字写得漂亮不如脸儿漂亮，从业经验不如乖巧的做人经验。

一般而言，我从少年时期就被艰难的岁月磨炼出了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并非一个意志脆弱的可怜虫。惩罚性的命运抛掷，不那么容易征服我的性格。

诚然，当了作家并没什么了不起。作家很多，谁都活得很疲惫，但我若不是作家，如今的命运，肯定就不是活得疲惫不疲惫的问题了。共和国大批下岗待业的工人中，几乎毫无疑问将有一个叫梁晓声的了……

非常年代的人间真情中，那种丝毫也不沾有金钱臭味儿的心灵，那种丝毫也不带有利益关系的色彩，那种纯粹于男人对男人的相互友情，那种仅仅是被“文学”二宇紧紧编结在一起的彼此信赖的承诺——这诸种美好的因素在当年构成的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人间真情，难道竟是可以被淡忘的吗？不，我若忘了它，我则就腐败变质了啊！有一天我为他换床单，在枕下发现了他的一本日记。怀着好奇心翻开看，记的竟全是他们的换心私语。而且全是以日记方式对小时倾诉的私语，缠缠绵绵、凄凄婉婉、卿卿我我、淹淹漫漫。于是我窥见了一种顿时猛烈拨动我心弦的乞怜和恐慌。一种如他那样一个内心极其孤傲自负的男人，对一个和自己女儿年龄相同的女子的温爱的乞怜，以及惟怕失去她给予他的温爱的恐慌。这使我大为震愕。从此确信一切男人的心灵的本质，其实都是多么的纤嫩和脆弱。也从此明白了小时其人，对于迷馏的疲惫不堪的老隋原来是多么重要！与她给予他的钟爱相比，我对于他的带有报恩色彩的友情，又是多么的粗鄙多么的不足论道！原来男人的心一旦陷入对于自己人生前景的迷悯与沮丧，只有女人的柔情才是救治的良方啊！……

我第一次听人当面以简单而又运算正确的数学的方式，启示我对人生应有更实际的一种态度。那时刻隔街古墟上的阳光已开始暗了，一天正在不易令人觉察地过去。我不禁转脸看了一眼桌上的表，仿佛听到一种使我足可以心惊肉跳神经紧张的嗒嗒之声，而实际上那表是不发出弦声的。表被一个双膝跪着的，裸体的铜女姿势优美地当胸捧着。“她”是我的喜爱之一，以前我伏案写作。常习惯于欣赏着“她”凝思；听了老隋的话。我似乎觉得“她”是妖女变的，正是用那个双手捧着的带着指针的东西。——天天在我对不知不觉中，将我的生命一秒钟也不停止地吸入进去……

我的生活形态越来越变得这样了—一用信和电话处理现在面临的事，用心和回忆维系过去的那份儿情。都道是情比事重要，但实际上我们每天差不多都在为自己面临的种种事所忙所累。

对老隋和他的学校的疑惑，其实始终掩藏在我内心里。它一直没减少过，更没消除过。恰恰相反，它经常向我闪现某种危机四伏的预兆。而我的疑惑却不能对任何人说。如果在他终于从沦落人生中挣脱了出来，单枪匹马满怀憧憬地开创了他的事业之初，我却到处与人大谈对他和他的事业的疑惑，我总觉得我的人品则就近乎卑劣了。何况，对我自己心存的那份疑惑，我并不能以什么确凿的根据支持着，也不过就是本能的疑惑罢了，近些年，眼见身边的种种荣华富贵，不日里涡灭为虚无和促败。我已有些分不清世事的真伪了。也只能心中掩藏住疑惑，祈祝老隋的事业一帆风顺罢了。

但那疑惑既存在着，又不便对任何人说，常使我感到乎添了一份苦闷，仿佛内心里钻了一条毛毛虫……

世事改变了许多人。有时改变的是他们的命运。有时改变的是他们自身的质量。命运乖张，面自身超越不劣的有几个？时来运转，福星高照，而自身质量不随之腐败的又有几个？都道是，完善自身质量才会感受到活着的真谤，命运庸常也是幸福的。眼见的却是，许多人都在雾诡云谲的世事中东扑西抱，企图扑抱住什么命运的奇迹，直至将人生交付给了黄粱一梦而难以自拔！

其实，依我想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若干机会，或曰若干时期，证明自己是一个心灵方面、人格方面的导师和教育家。区别在于，好的，不好的，甚而坏的，邪恶的。

我们在我们是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怀疑甚至强烈排斥大人们对我们的教育了。处在那么一种年龄的我们，已经开始习惯于说：“不，我认为……”了。我们正是从开始第一次这么说，这么想那一天起，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导师和教育家的角色。于是我们收下了我们“教育生涯”的第一个学生——我们自己。于是我们“师道尊严”起来，朝“绝对服从”这一方面培养我们的本能。于是我们更加防范别人，有时几乎是一切人，包括我们所敬爱的人们对我们的影响。如同一位导师不能容忍另一位导师对自己最心爱的弟子耳提面命一样……

童年的我曾是一个口吃得非常厉害的孩子，往往一句话说不出来，“啊啊呀呀”半天，憋红了脸还是说不出来。我常想我长大了可不能这样。父母为我犯愁却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决定自己“拯救”我自己。这是一个漫长的“计划”，基本实现这一“计划”，我用了三十余年的时间。

少年时的我曾是一个爱撒谎的孩子，总企图靠谎话推掉我对某件错事的责任。青年时期的我曾受过种种虚荣的不可抗拒的诱惑，而且嫉妒之心十分强烈。我常常竭力将虚荣心和嫉妒心成功地掩饰起来。每每的，也确实掩饰得很成功。但这成功却是拿虚伪换来的。

幸亏上帝在我的天性中赋予了一种细敏的羞耻感，靠了这一种羞耻感我才能够常常嫌恶自己。而我自己对自己的劣点的嫌恶，则从心灵的人格的方面“拯救”了我自己。否则，我无法想象——一个少年时爱撒谎，青年时虚荣，嫉妒且虚伪的人，四十多岁的时候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男人？所以，我对“自己教育自己”这句话深有领悟。它是我的人生信条之一。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首位的人生信条。

我想，“自己教育自己”，体现着人对自己的最大爱心，对自己的最高责任感。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指望别人对我们比我们自己对自己更有义务。一个连这一种义务都丧失了的人，那么，便首先是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了。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那么，他或她对异性的爱，其质量都肯定是低劣的。

有人肯定会认为像我这样活着太累，其实我的体会恰恰相反。内心里多一份真善美，我对自己的满意便增加一层，这带给我的便是愉悦。内心里多一份假丑恶，我对自己的不满意，沮丧、嫌恶乃至厌恶也便增加一层。人连对自己都不满意的时候还能满意谁满意什么？人连对自己都很厌恶的话又哪有什么美好的人生时光可言？翻开历史一分析，心脑功能张冠李戴这一永远的错误，首先是与人类的灵魂逻辑有关，也跟我们的祖先曾互相残食的记载有关。

一个部落的人俘虏了另一个部落的人，于是如同猎到了猎物一样，兴高采烈围着火雄舞蹈狂欢。累了，就开始吃了。为着吃时的便当，自然的先须将同类们杀死。心是人体惟一滞后于生命才“死”的东西。当一个原始人从自己同类的胸腔里扒出一颗血琳琳的心，它居然还在呼呼跳动时，我们的那一个野蛮的祖先不但觉得惊愕，同时也是有几分恐惧的。于是心被想象成了所谓“灵魂”在体内的“居室”。被认为是在心彻底停止跳动之际才逸去的。“心灵”这一个词，便是从那时朦胧产生，后经文字的确定，文化的丰富沿用至今的。

正文 第二章.3

但是我观察到，在中国，在今天，在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其实是最不在乎心灵的质量问题的，越来越不在乎自己的，也越来越不在乎他人的了。这一种不在乎，和我们人类文化中一向的很在乎，太在乎，越来越形成着鲜明的，有时甚至是相悼的，对立程度的反差。人们真正在乎的，只剩下了心脏的问题，也许这因为，人们仿佛越来越明白了，心灵是莫须有的，主观臆想出来的东西。而心才是自己体内的要脏，才是自己体内的实在之物吧？中国文化中，对于所谓人的心灵问题，亦即对于人的德性问题。一向是喋喋不休充满教诲意味儿的。而如今的中国人，恐怕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德性方面最鄙俗不堪的了。人类对于自身文化的反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似乎进行得最为彻底。我们仿佛又被拎着双腿一下子扔回到千万年以前去了。扔回到和我们的原始祖先们同一文化水准的古年代去了。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在那一种远古年代，所谓人类文化，其实只有两个内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和对死的恐惧。

我们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一一—人心十窍。意思是心之十窍，各主七情六欲。当然有一窍是主贪欲的。当然这贪欲也包括对金钱的贪。所以，老百姓常说——某某心眼儿多，某某缺心眼儿，某某白长了心眼儿死不开窍。如今我们许多中国人之人心，差不多只剩下一窍了，那就是主贪欲那一窍。所贪的东西，差不多也只剩下了钱，外加上色点缀着。主着其他那些七情六欲的窍，似乎全都封塞着了。所以我前面说过，这样的人心。它又怎么能比人手的感觉更细微更细腻呢？它变成在“质”的方面很粗糙，很简陋，功能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岂不是必然的吗？

于是我日甚一日地觉得，与人手相比，我们的张冠李戴的错误，使人心这个我们体内的“泵”，不但越来越蒙受垢辱，而且越来越声名狼藉了，越来越变得丑陋了。当然，若将丑陋客观公正地归给脑，心是又会变得非常之可爱的，如同卡通画中画的那一颗鲜红的红樱桃般可爱。那么脑这个家伙，却将变得丑陋了。脑的形象本就不怎么美观，用盆扣出的一块冻豆腐似的，再经指出丑陋的本质，它就更令人厌弃了不是？

有些错误是只能将错就错的，也没有太大纠正的必要。认真纠正起来前景反而不美妙。反正我们已只能面对一个现实——心也罢，脑也罢，我们中国人身体中的一部分，在经过了五千多年的文化影响之后，居然并没有文明起来多少。从此我们将与它的丑陋共生共灭，并会渐渐没有了羞耻感。

我的宁静之享受，常在临睡前，或在旅途中。每天上床之后，枕旁无书，我便睡不着，肯定失眠。外出远足，什么都可能忘带，但书是不会忘带的。书是一个囊括一切的大概念。我最经常看的是人物传记、散文、随笔、杂文、文言小说之类。《读书》、《随笔》、《读者》、《人物》、《世界博览》、《奥秘》都是我喜欢的刊物，是我的人生之友。

通过阅读，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仿佛每天都有新朋友。我敬爱他们，甘愿以他们为人生的榜样。同时也仿佛看清了许多“敌人”，人类的一切公敌——人类自身派生出来的到自然环境中对人类起恶影响的事物，我都视为“敌人”。

读，实在是一种幸福。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

我是全班惟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昧着童中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人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爱富媚权的心态！

而嫌贫爱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为我小学毕业后，接着进入了中学、而后又进入过大学，所以我有理由这么认为。

我诅咒这种现象！鄙视这种现象！

青年永远是文学的最真挚的朋友。中学时代正是人的崭新的青年时代。他们通过拥抱文学拥抱生活，他们是最容易被文学作品感动的最广大的读者群。今天我们如果进行一次有意义的社会调查，结果肯定也是如此。

我在中学时代，是个中等生。对物理、化学、地理、政治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每次考试勉强对付及格。俄语韧一上学期考试得过—次最高分——九十五，以后再没及格过。我喜欢上的是语文、历史、代数、几何课。代数、几何所以也能引起我的学习兴趣，因为像旋转魔方。公式定理是死的，解题却需要灵活性。我觉得解代数或几何题也如同写小说。一篇同样内容的小说，要达到内容和形式的高度完美统一，必定也有一种最佳的创作选择。一般的多种多样，最佳的可能仅仅只有一种。重审我自己的作品，平庸的，恰是创作之前没有进行认真选择角度的。所谓粗制滥造，原因概出于此。

对较多数已经是作家的人来说，通往文学目标的道路用写满字迹的稿纸铺垫。这条道路不是百米赛跑，是漫长的“马拉松”，是必须步步进行的竞走。这也是一条时时充满了自然淘汰现象的道路。缺少耐力，缺少信心，缺少不断进取精神的人，缺少在某一时期内自甘寂寞的勇气的人，即使“一举成名”，声名鹊起，也可能“昙花一现”。始终“竞走”在文学道路上的大抵是些“苦行僧”。

谈到所谓“个人奋斗”，我认为我们北大荒知青中如今当了编辑、编剧、作家的朋友们，可以说人人都是“个人奋斗”过来的。但是，在我们走过来的路途上，的的确确有兵团对我们的扶植和培养起重要作用。的的确确有像杨防、崔干事这样的人的鼓励和鞭策起重要作用。如果为了将自己塑造得更像“个人奋斗”者而矢口不谈这一点，那也的的确确是忘恩负义了！切莫以为当今的大学生们多么关心时事，他们不过是依然的喜欢“佩”所谓“热门话题”罢了。否则还叫“大学生”吗？不是我这么认为的，我猜想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是这么认为的。和大学生们对话已经是我最厌烦的一件事了。他们的浅薄是常常令我讶然而且发怔的。特别是遇到了那种自以为思维方式特“形而上”的。他爸妈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尽在“形而下”地不能再“形而下”的现实之中活着，包括他自己，你说他装出一副特“形而上”的样子图的什么呢？装给谁看呢？跟谁学的呢？但一想他们的年龄，也就少了些“友邦惊诧”，多了点儿“理解万岁”。凡是有幸迈人大学校园的男女，谁不是从故作高深的岁数混过来的呢？何况他们或她们那“形”终究也升高不到多么“上”处去，一旦告别校园，走向社会，便将纷纷如自由落体，很可能掉到比自己的父母及兄弟姐妹更“下”的思维的地面上，无须别人告诉，他们或她们自己便会明白事实真相——原来满嘴“形而上”者流，在中国，在今天，有不少是卖“狗皮膏药”的……

世上有那么一种人，是见不得以强欺弱之事的，非常遗憾，我正是那么一种人中的一个。

人，尤其是男人，惧悍畏强而又同时欺虐弱小，的确是可以归人到王八蛋一块堆儿去的。

换了一种较为现实的看法说服自己——生活也许原本就是这样子的吧？在那一天，那一时刻，也许地球上的许多国家里，都同时发生着警察粗暴地对待公民的事吧？我们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又一点儿不比别的国家高多少。说三道四的，是否会显得自己眼睛长了钩子似的，专善于发现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现实中的阴暗面呢？是否倒显得自己太矫情、太少见多怪、太小题大作了呢？于是似乎也就顿悟了，释然了……

我看得出来，不少的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早已蜷伏着某种想要打某一个人的野蛮冲动了，只不过尚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或借口。而打一个小偷，这理由是相应充分的，这借口似乎也是正当的……

当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之所以特别规定出对犯人(包括死刑犯，当然也包括尚未被宣判罪名成立的疑犯)的人道原则，那实在也是因为，法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们对于蜷伏在不少人潜意识里的野蛮冲动早有敏感的觉察和透彻的分析，并希望成功地抑制它。这一种野蛮冲动的心理历史渊源极其悠久。它证明人类的确是有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娱的劣根性的。这一点是人有时候连动物也不如的。而人尤其卑劣处正在于还要为此制造理由和寻找借口。在一个普遍的人们的尊严缺少保障的社会里，普遍人们的潜意识里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蜷伏着想要将某一个打翻在地并践踏之的野蛮冲动。某些时期，某种情况之下一旦有人振臂一呼，他们会旋即扑向任何一个被指喝为小偷、流氓、无赖之类的人，哪怕他们明知被指喝的人并不是真的坏人。而且、当我们对此种现象予以特别的观察，我们定会发现，他们中某些家伙本身即小偷、即流氓、即无赖……

我在中学时读过一篇关于纪念“五卅”惨案的悼文。似乎是郁达夫写的，记忆是很模糊了。时隔几十年，只剩一行文字印在我脑中——陈尸街头的女学生们的裙被镣了上去，短裤被剥了下来，在她们有的人的阴户里，还被插入了树枝和棍棒……

不要仅仅按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我的记忆。我越长大成人，越对自己有了另外的解释——那就是，—个少年当时实在不能理解，除开对某些罪大恶极的人民的公敌，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另当别论，除开对某些人间恶魔，诸如对某些不但杀人累累而且在杀人前折磨人、杀人后又食之的两脚兽，何以人对人竟会那么的邪恶？……

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曾亲眼看到一些别的孩子怎么样残忍地虐待小猫小狗以肆娱……

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曾亲眼看到在松花江畔、一些少年怎么样随心所欲地摆布一具无人认领的溺尸乐不可支……

我在“文革”中，在外地“串联”时，曾亲眼看到一些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怎样将一个女人的上衣剥光，并将写上羞辱文字的牌子用细铁丝拧在她的奶头上……近年来我不止一次，也可以说是多次地从严肃的大报而非故意耸人听闻的地摊小报上，读到流氓歹徒怎样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少女，怎样毒打残杀弱者至死而围观者也就是“白相”者众多的报道……

那一时刻我也确实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遍布我的全身。不是胆怯而是恐怖。不是重重包围着我的那些嘴脸的凶恶样子使我感到了恐怖。而是从他们的眼里从他们的内心里似乎散发出某种东西，它氲氤一气，织成一种看不见的厚而密的氛围……

它使我氲氤感到窒息……

我的笔只有用来反映“老百姓”在现实中的生活或生存状态之时，才感到写作毕竟是有些意义的。而笔“绣”其它时，写作仅是个人享受。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未镭基湍流逆河，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以兑现之前，在接下来整肃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们豢养或被金钱所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自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了解得多客观，多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

在改革和腐败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误区，也可以干脆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黑洞”。一个时期内，一些帮阑文人和一些帮闲理论家，写出过许多帮闲式的文章。这类文章一言以蔽之地总在唱一个调子——要改革，腐败总是难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对腐败表示不满，这个调子总会唱起来。

一个时期内，老百姓的直接感觉是——分明的，有人是极不爱听关于腐败的话题，听了是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的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元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吗？那就表现出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即使在今天，者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要伴随着腐败一齐往前混……

时代变了，猫变了，狗变了，文学也变了，小说家和诗人，不变也得变。原先是斗士，或一心想成为斗士以成为斗士为荣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变成猖士，或者干脆由猖士变成隐士。作一个现代的隐士并不那么简单，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虽然“隐”而“士”也总归潇洒不起来。所以旁操它业或使自己的手稿与“市场需求接轨”，细恩付也是那么的情有可原。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来越悟明白了——小说本质上应该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寻常的。连哲学都开始变得普及的时代，小说的所谓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评论”这碗饭的人的无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这么一种假象——所谓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在今天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为自己是大众的启蒙者或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土，自然很一厢情愿，很堂·吉河德。但以为自己高超地脱离了这个时代，肩膀上业已长出了一双仿佛上帝赋与的翅膀，在一片没有尘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学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那也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感觉。

从此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机遇了。

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生活中，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没有机遇，便默默无闻。丽一旦有了机遇，谁又能断定走在大马路上的一个什么人，不会在一番什么事业中取得什么成功呢？让我说，人啊，为别人更多地创造机遇吧！果然人人如此，我们每个人的机遇也便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业而不成功，有时实在不是因为缺少才华，而是缺少机遇。进而言之，是缺少为他或她创造机遇的一些人们。我们为他人创造机遇，更多的时候并不损失我们自己的什么利益。何乐而不为呢？仅仅因为“我不能，你便也休想”这样一种心理，断送了别人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遇，那是多么该诅咒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生活中太多了。少一点，生活将会变得美好！

有一部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令我感动至深，永难忘记。

年轻的肖邦初到巴黎，无人赏识他的音乐才干。他偶识了乔治，桑——这也是机遇。乔治，桑引他进入自己的沙龙的第一天，邀请了许多音乐界名流，告诉他们，大音乐家李斯特将为他们演奏钢琴曲，但有一个条件，需熄烛听之。黑暗中，钢琴声将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声止，掌声起。乔治·桑挽着李斯特持蜡烛走至钢琴旁。这时人们才发现，演奏者原来并非李斯特，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持在法国女作家手中的蜡烛，照亮了未来的大音乐家的脸。

李斯特说：“这位年轻人演奏得好极了！我非常羡佩他的音乐天才！”

也许是虚构。但是真美好！美好的乔治·桑！美好的李斯特！当时眼望着银幕，我流泪了。从此喜爱乔治·桑的作品，喜爱李斯特的乐曲，尤胜喜爱别的作品和别的乐曲。乔治·桑与肖邦的爱情，对我来说，也成为容不得什么人的什么文字非议的爱情了……

到了年龄，小伙子们总希望某一个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任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间才有所谓纯粹的友谊。这是一条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律。伪君子们才企图证明这条定律是错误的。

谁动用过卑下的心术，淮就将得到等量的报应。动用没动用心术，这是该不该原谅的界线。

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正如不见雌孔雀，也末受什么鲜艳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懒得歼屏的。只有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头。反之，只有姑娘们在一起的时候，连最爱打扮的姑娘，也没多大兴致打扮自己。出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性情中的真我来。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爱出风头的年龄早已过去了，与多情的年龄一块儿过去了。从个人的教训中，从别的爱出风头者们的庸俗中，体会到了这种庸俗实实在在是对一个人自己的莫大损害，也就学会了一点自尊。人既从自己的教训中发现自己的劣点，也会从别人的庸俗中总结出自己应当如何做人的原则。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无限延长。那是怪不幸的。

试想这“坏人”的罪名，对于好人来说，是作践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测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无法向别人申冤的。

黑色幽默之戏剧之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蕴含着大量大量的素材与启示，却怎么在外国异军突起了呢？不是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的一大遗憾吗？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给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少块！但需要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文革”后期，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这样。

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气。

无所畏惧——其实是一种自我感觉。因为我深知、言行不慎、我是会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被“出卖”得更惨的。“出卖”——各种人们之间的各种“出卖”，已不复能用“品德”二宇解释，那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流行病”。如果放在特种显微镜下分析，每个最渺小的病毒，都带有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的特征。

我们中国人的心理真是不可琢磨。我想。把女人的腿画得那么修长、那么秀美、那么迷人，涂以肉色，而将女人们的脸都画得像七八岁的小女孩的脸似的。于是夹在书中，压在玻璃板下，时时“欣赏”，便心安理得了。仿佛“欣赏”的是小女孩，非属女人了。

都是女人的大腿，我想，倘将“白毛女”的头换成一个外国女郎的头，恐怕那一排年历卡就该属于“封资修”，被视为能毒害人的诲淫的东西了。这位工宣队员，更不会当着我的面饶有兴趣地“欣赏”那上面的几十条裸腿了。辩证法真是无处不在。

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专门为女人们创造了那么多文字，在形容女人方面有那么多细致学问。比如就说女人的笑吧，外国文学的形容，也不过就是大笑、微笑、冷笑、美好地一笑、天真地一笑、单纯地一笑等等。而中国文学中，则有嫣然一笑、婉然一笑、灿然一笑、媚然一笑，思量起来，果然各领风骚。外国人形容女性身材，也不过就高低胖瘦，充其量再加上“线条”怎样怎样，如何如何富有“性感”。而中国文字中，除“苗条”，还有“婀娜”。“婀娜”之外还有“窈宛”。“窈窥”之外还有“亭亭玉立”、“风姿鉴人”一类。还有“秀色可餐”，要吞吃下去的意思。想起前些时候偷读一本《香艳诗抄》，其中更不乏什么“软玉温香”、“被翻红波”、“蝶浪蜂狂”一类，外国人叫“做爱”，或者直言曰“睡觉”。就像阿Q对吴妈说的那么明白。可中国人却谓之曰“云雨”。怎么他妈的琢磨的呢！可见中国男人在女人身上动用的脑筋自古以来就很多。可见又自古以来都爱装正人君子，继而想到那位召见过我两次的工宣队员。他在欣赏“白毛女”年历片时，目光就很有几分猴褒。倘若那年历片上没有女人的大腿，印的是仿宋体或篆书体或“狂草”的“最高指示”，谁知那位革命的“沙子”会不会压在玻璃板底下，时不时就伏下头“欣赏”起来没够没了的？啤酒和五香鸡头代替不了女人。喝过了啤酒我更想女人，我感到我周围布着许多陷阱，防不胜防。我的心理时常处于戒备状态，它太累了。也许它太需要靠在一个女人的怀里，太需要一种女性给予的温情了……

二十六岁了，第一次明确地想女人，想得好苦哇！后悔早几年没将头往一个女人怀里靠过，想得就很朦胧。

产生得最快的勇气也消失得最快。任何冲动如果不能变成行为，不过就是一种心理本能而已。除了证明你有这种本能，再无其它意义。

我觉得身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们一样受命运的摆布，还要受生育之苦。还要受“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的捉弄。

便对那几位女工宣队员同情起来。

在这个小镇上，谁家里来一位外国人，可是件不寻常的事情。

不寻常的事情往往也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小镇上的人们肯定都忌讳这一点的。

做过什么亏心事吗？做过的。“批邓”的时候贴过一张大字报。写过三篇“反小生产者”的短篇“小说”。没发表。写过一部“反文艺战线‘走资派’的长篇”，没写完。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短篇也发表了，长篇也写完了。为了什么呢？为了获得。为了获得什么？为了获得我所憎恶的那种政治势力的青睬。憎恶是真的，想讨好也是真的。产生过愤起疾呼抗争的类乎勇士精神的冲动，更多的时候惟恐祸及自身，以懦夫的可鄙的沉默维护着一点点的人格。如果讨好成功呢？如果想获得的获得了呢？我会不会加入“另一类勇士”的行列，顺着政治的竹竿往上爬，越爬越起劲呢？……

《红旗》！难怪有士兵持枪保卫。积“文革”之成见，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别称。它是一个时期内代表“党中央”绘文化艺术定罪的权威刊物。批《海瑞罢官》，批《燕山夜语》，批《上海的早晨》，批《红日》，它都发表过大块文章。一切文化艺术，一切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物，经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动”的，便是成了“封建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这是一个在“文革”中专门罗织罪名，以推行“焚书坑儒”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给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定罪，还给外国的也定罪。比如就洋洋万言地批判过斯但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体系，批判过车尔尼夫斯基的《怎么办》，在一篇歌颂中国现代芭蕾舞的文章中，还批判过古典芭蕾舞。

巴老那年身体尚健，行走时步子也很稳。给我的印象是言词不多，平易近人，说话很慢，仿佛句句都须经过思考。虽然“文革”中遭受摧残，名誉还未得到公开恢复和平反，但毫不自轻。从那张“思想者”型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毅忍自尊。

她和茹志鹃老师一样，对青年是爱护和宽容的。不记仇。我认为名人对青年都应采取这种态度。这是一种人格方面的修养，是极可敬的品质。当然，对那类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内疚的事而不知仟侮的人，即使是青年，也当例外。其实呢，普通人之间，也应善于原谅善于宽容。记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它意味着有机会必将实行报复。

我不善交往，又惟恐打扰别人，就有点离群索居。然别人对自己的关怀、帮助、照顾，一次，一点儿，常系心头，不敢轻忘的。谁忘了，谁没人味。

如今的中国人，好像都成了“有闲阶级”，睁眼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际场上。又不像人家外国人，人家的交际，也就是纯粹的交际而已。眼睛再睁大点，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在交际之下，掩盖着种种个人的企图！过去说某某是“交际花”，专指女性而言。于今吾国男性“交际花”，如雨后春笋，参差而出。真可以说是各条战线，百花齐放。我们老祖宗主张的那种“谈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时代有点“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时髦起来。你交我，你得给予我这种好处。我交你，我将报答你那种好处。各种好处人人想占，十亿之众，哪来那么多好处得以平均分配！不够分，又不能印发优待券，可不就谁有本事谁捞呗！靠真本事兴许还捞不着，靠交际却往往得来全不费功夫。文坛应是块“净土”，但索来总与名利藕断丝连，斩不断的“情缘”，刨不尽的“俗根”，难免也有拉拉扯扯，蝇营狗苟之事，我看时下也受交际之风的熏扰。所以我常想，老老实实地写小说吧，能写出来便写，写不出来便罢。别今天拜访这个，明日“探望”那个的。成了习惯，堕入男性“交际花”者流，那可不怎么样了！

我的档案真是太简单了，简单得使我大大扫兴。小学的毕业鉴定、中学的毕业鉴定。都写得相当好。中学的毕业鉴定中，居然还有“责人宽，克己严”这样简直等于是赞美的话，不由得想，但愿这一条我死后，悼词上也写着。在北大荒七年中的各种鉴定也相当好，不乏赞美之词。我忽然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好，怎么不发展我入党呢？逐页逐条细看，看出了点名堂。有两条是：不尊重领导。政治上不成熟。带着这两条缺点可不是不大容易入党嘛！难怪难怪。不尊重领导这一条，是公正的。在老连队，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木材加工厂，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团机关时，顶撞过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谋长。我想这一条将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真得努力改正掉。

政治上不成熟这一点，我有点不认可。政治上不成熟，能仅写过一张表态性的“批邓”大字报吗？政治上不成熟，能“同‘四人帮’作过斗争”吗？从书包里掏出钢笔，就要由着性子将那个“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几下，觉得笔划实在是不好改，悼悼作罢。

倒是与我肉体同在的灵魂，因为自己的某些行动，某些没有变成行为的欲念，某些没有变成欲念的意识，某些连意识也没有变成的朦胧的不良的冲动，而时常感到羞愧。

这个灵魂可是永不安息。

母亲从小对我的一句教诲是“头三脚难踢”。意思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在新同志中间，尤其要谨言慎行，给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亲虽然是普通家庭妇女，目不识丁，但却很重视对我们的家教。希望我们几个子女长大成人后，都文质彬彬的，说话慢声细语的，办事稳稳重重的。她认为的好青年，是那种“像大姑娘”似的类型。我在十八岁前、身上这种家教的成绩特别显著。不但文质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岁后，这种家教的印痕开始模糊，开始退化。因为母亲已无暇再训导我。社会替母亲效劳了。社会的教育内容与家庭与学校大不一样，也比家庭比学校的教育具有说服力。它采取的另外一种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两种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潜在影响。平素我要求自己尽量文质彬彬，以礼待人。一旦反抗起来，则“怒发冲冠”，恨不得“尸横二具，血溅数尺”。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幸亏我身材瘦弱，毫无拳脚功夫。否则，大概早已闯出什么人命官司了。这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时体验一下情绪打斗。

然而我认为母亲那句教海不失为至理明言。“头三脚难踢”，便得“踢”好。一般说来，我每到一个新单位、新地方，“头三脚”总还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长日久，免不了来次“头球”或者“倒钩”。那“球”多半都是朝领导们射去的，结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脚“勾销”。谁有贰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温良恭让”？偶尔露一下“峥嵘”也是要得的。

对有才华的人、妒嫉是愚蠢的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滩小报记者评论三四流这个“星”那个“星”的语言说——正很“走红”。然而我也忧郁，我也压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凉。因为我不可能终生扮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我一旦也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说几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话，哪怕这话是真的，也便会与辛欣“站在同一地乎线上”了，而一个作家，不，一个人，某些时对某些事，大抵总难免要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也总难免要说些什么使某些人们不大受用的话的。达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超脱则超脱矣，悠然则悠然矣，而往往也便在这种“超脱”和“悠然”中，不复是作家了！文坛从来不是佛殿。要想“超脱”倒莫如抛弃纸笔去数念珠，遁人空门为好。

当时你我还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属“文学青年”一类。我“迂”得可怜，你“狂”的非凡。我和你一样，都急切地要早日显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种压制。

现今有种说法：一等智商者经商，二等智商者从政，三等智商者才从文。“文”的经济基础，在“倒爷”们之下；“文”的社会地位，在“政府官员”之下，因此某些干部子女，便经商，便从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么电影制片厂啦，电视台啦，以及其它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单位或部门挤。果有“文学艺术”才华的，自当别论。并无“文学艺术”细胞的，岂非授柄于人，传垢于世吗？且“文”假以权，权佐以“文”，结果必然是“文”腐蚀了权，权亵渎了“文”。那才是悲夫哉！我顶讨厌文学艺术领域内现今种种假权势而压“文”、而欺“文”的风气。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说一颗钮扣是一颗钻石，并欲使众人相信，就得编出一个专门经营此种“钻石”的珠宝店的牌号，就得进一步编出珠宝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经理的姓名……

我不是一个没有说过谎的人。但是，跨出复旦校门那一天，我在日记上曾写下过这样的话：“这些年，我认清了那么多虚伪的人，见过那么多虚伪的事，听过那么多谎话，自己也违心地说过那么多谎话。从此我要作一个诚实的人……”

我这“要作一个诚实的人”的人，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撤丁一次弥天大谎！

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青年，仅仅由于在某一个不正常的时期迈人了这所大学的校门，便如同私生子隐瞒自己的身世，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隐瞒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真是历史的悲哀！

就个人心理来说，这是十分可鄙的。

但这绝非我自己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心理。这种心理，像不可见的溃疡，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农兵学员”心中繁殖着有害的菌类。对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又多么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倒出了“山碴丸”。

正直与否，这是一个人品质中最重要的一点。你的朋友们是你的镜子。你交往一些什么样的朋友，能“照”出你自己的品质来。我们常常是通过与朋友的品质的对比，认清了我们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人……

正文 第三章.1

蜂儿酿蜜，燕子衔泥，走兽奔徙，乃因对它们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却为什么常煞费苦心地做铺张浪费又并不见得多么重要的事呢？人啊，我们为什么在此点上低于着它们？……

如今穿布衣的知识分子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人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少了。因为有了的确凉、的卡、混纺，其它什么什么的。共产党如果成了布衣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未免滑稽可笑。但共产党如果成了失掉“布衣精神”的党，那则不滑稽也不可笑了，而令人心中产生别的一番滋味了！

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因民族心理的积淀和种种历史渊源所至，一向是崇两极力的。而封建王权便是以这种崇尚为其社会基础的。这是我们民族愚昧的一面。人类不庞受王权的统治，而只庞受知识的统治。这叫人类文明。或曰“精神文明”。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社会似乎有一般崇尚知识的风气良好的开端，但很快又被对金钱的崇拜所涤荡了。

金钱，这个讨人喜爱的怪物，吞噬着某些中国人的灵魂，吞噬着某些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

不是说“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吗？应该是先使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富起来才对啊！倘若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们，都利用职权，着急忙慌地，争先恐后地先使自己富起来，还算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的一切财富，巨细无遗，都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任何侵吞、挥霍、浪费人民财产的行为，都不庞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的行为，都是丑行，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希望是这样。如今人民对党也只有希望而已。希望“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不变；希望党风彻底好转；希望党内有几位“包龙图”，铲除邪恶，辅佐“朝纲”；希望改革之举成绩更大，弯路更少。

而最大的希望则是——党内损公肥己、以权谋私者们不再继续下去。人民是既痛恨他们，又拿他们没办法。因为人民已将权力交给了他们，就像李尔王将王杖交给了对自己始而恭顺继而飞扬跋扈的女儿女婿们一样。

老百姓有句话——“再一再二不可再三”。这也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仁义最厚道的老百姓。他们很通情达理。江山是老共产党人打下的，打下了江山的人们有资格伸手向人民要好处。人民绘，而且人民已经给了。包括他们的子孙辈们伸手向人民要或者就是像拿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去拿，去捞种种特殊的好处，人民也能宽宏地沉默着。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仁义太厚道了。但是中国很穷啊！中国者百姓的生活普遍还很穷啊！要达到小康，还得努力奋斗不止啊！人民给不了那么多，人民负担不起。什么事情都得慢慢儿来，也得容人民慢慢儿给。别捞得太急。即便是再一再二又再三，老百姓也还是只有希望而已。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仁义更厚道呢？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善于忍耐，更善于在忍耐之中仍怀抱着不源的希望呢？以权谋私者，一心只想自己先富起来，全不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上，是应该感到羞愧的。

如今，一个中国人能称一位外国人为自己的朋友。倘若边外国人又是来自所谓西方世界，诸如瑞典这样一个“富庶国家”，并且还是一位年轻的博士，那么仿佛便是某些中国人的不寻常的荣耀了。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面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

先是贴“官”。

“某某局长啊？我认识！”“某某司令员啊？他儿子和我是哥儿们！”

“某某领导网？他女儿的同学的妹妹是我爱人的弟弟的小姨子！”

七拐八绕，十竿子搭不上的，也总能搭上。搭上了，便“贴”。

此真“贴”者。

还有假“贴”者，虽也想“贴”，却毫无机遇，难以接近目标，在人前做出“贴”者语而已，为表明自己是“贴”着什么的。

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巴结上某某首长，或某某首长的儿子女儿甚而秘书，极尽阿澳奉承，钻营献媚，讨好卖乖之能事吗？图的什么呢？其中不乏确有所图者。也有些人，谐之却并无所图，仅获得某种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贴”上了谁谁，自己也便非等闲之辈，身份抬高了似的。

“贴”者为男性，不过令人讨厌；“贴”者为女性，那就简直越发令人作呕了。男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技巧，女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色相。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是无耻一族。恰如馒头也罢，火烧也罢，总都少不了要用点“面引子”。

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金钱吗？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呢？在十多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

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队、瑞典人……

二等“贴”者，就“贴”黑人。

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

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又不首心永远沦为三等，有俗话说：“骑着马找马”。

我们这一代人，是唱着队歌长大的。红领巾是我们的骄傲。少先队队礼表达着我们对美好事物的祟高敬意。少先队队鼓使人们的童心激动无比。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幼年，童年乃至育少年时期不知巧克力为何物。五十个人的玩具加在一起也没有儿子的玩具多。一件新衣服会使我们欢欣雀跃。新衣服是爸爸或者妈妈买的，可我们都普遍地认为最应该感激的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衣服。时代一次次地在我们的心头脑中打上这种“胎记”。它推恐我们忘却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生存下去的意义只有一个——知思图报——这真可恶！新衣服是爸爸妈妈用李苦劳动所得的低徽工资为我们买的！我们只应感激爸爸妈妈！

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悲剧在于我们追求一种“革命思想”的热情，超过我们追求文化知识的热情。而任何“革命思想”如果汲有文化知识作为奠基石，与宗教教义相差无几。我们懂得这一点，社会也横得这一点。我们所接受仍“革命思想”的全部内涵。其实只用两旬因九就足以概括——热爱吧！感激吧！在中学政治课堂上，我们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了这样一条结论——领袖即党。

于是，我们的热爱之情，感激之情，集于一人一身。明白又明确。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一代的热爱、敬仰、崇拜、服从便达到了“无限”的“顶点”。这是整整一代人的狂热，整整一代人的迷乱。而整整一代青年的迷乱与狂热，对于社会来说。是闻风、是火、是大潮、是一泻千里的狂澜、是冲决一切的力量！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累了。当我们感到累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严峻地思考。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长大成人。

我们不再是历史的奴仆。我们拿历史来作我们的跟睛。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来作中国这一段历史的终结。它将不仅仅是用文字写在种种历史的或政治的教科书上。它是用我们昨天的和明天的社会行为写在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思想历程上。

人类有一种不良的心理，我们叫它作“报复”。历史有一种无情的规律，被历史学家们解释为“逆转”，被哲学家们解释为“走向反面”，被迷信者们解释为“轮回”。

迷信的瓦解是神抵的悲剧。权威的沦丧是伟人的不幸。“一句顶一万旬”实现不了共产主义。对金钱的贪婪却也必定迷乱一个民族的心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的反恩，但物质文明并非就是与精神文明天生连体的双胞胎。所以我最反感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种报纸上，宣扬“时间就是金钱”这种观念。

时间是历史，是生命，是无尽的永远接续的成功与失败的记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时间意昧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在。而后者存在的真正意义绝不是用金钱覆盖地球。

我认为爱情靠的是机遇，靠的是命运。

选择带有物质属性的东西便要讲求质量。只有漂亮的脸蛋和美好的身材那不过是“包装美”，算不上十分优秀。拿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就我所知的几例，不过是“输出”的“花瓶”而已。物质属性为主的东西。

我在想：金钱、金钱、金钱，它使多少中国姑娘，包括少女，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廉价地奉献给了某些外国人啊！或者一次性的“拍卖”，或者“零售”。她们在这种交易中显得那么匆匆忙忙，那么迫不及待，仿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们简直有点：“不借血本大牺牲”。在这种交易中，她们的青春和美貌是秤砣。爱情，如果有的话，不过是秤星。为了金钱，舞蹈演员嫁给浑身铜臭的鄙俗港商。为了金钱，电影明星甘作外国佬的“厨房夫人”。也许是一百比一，出了个小虹。像外国人玩弄中国姑娘一样，玩弄了一个外国人！是一报还一报吗？不过它落在我的外国朋友申·麦克头上，有欠公允，也不仁义。

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给中央党校研究生班讲点有关文学的什么。本不愿去，到中央党校，我算个什么人物嘛？配去讲吗？但那诚意实很难却。断然拒绝，又未免显得过于“高傲”。拖了几次，终拖不过，便去了。便讲了结果就生出是非来。有人写信至某中央领导同志，说是梁晓声大谈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永远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查查这个梁晓声平时表现如何？查查是谁“请”他到党校去的？果有其事，要严肃处理。于是就有调查人员到中央党校去调查。

安有其事？！

我们的党毕竟正在恢复着实事求是的作风。调查结果——“梁晓声的讲话基本上还是进步的”。一个非党作家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基本上”是“进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谁敢说自己的话句句都正确无比？

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保护了我。

被诅咒着的事情，人往往更会做到底。

《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径不足一米的圆饭桌上写完的。

《雪城》下部近六十万字，则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气片上写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气片，挺厚。幸而挺厚，垫块宽一尺半，长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亲在北京住时，从废料堆上捡的——便是我的“专桌”。

那时我已不能在圆饭桌上写作——写作时，它的边缘拾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长，我患了一种不多见的职业病，叫作什么“上胶静脉曲张”。持笔两刻，手背的血管便鼓凸起来。并且手指发麻，进而胀疼……

虽闭门索居，我仍本能地以小说家的特殊敏感，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浮躁而痛苦的进程。

城市在改革中体验着思考着优患着亢奋着焦躁着踌躇着碟蹬着喜悦着烦恼着痛苦着忍耐着失败着鼓舞着天折着诞生着……

《雪城》下部第一章中的这段长句，是我对当代中国之城市的感受。这感受使我日元宁刻。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中国，仿佛要在一九人六年最后的两三个月里，憋出点什么名堂……”——乃是我经过了几天的思考才确定不变的。

我对自己确定这样的尾句满意。

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在中国，必将以葬送下一代农民对土地的寄托意识为代价。并且，对于这一代价，在下半个世纪，中国是要付出高利贷的。下一代农民将不会再依恋土地，而越来越憎恶它。所谓种粮大户，可能在心理上也并不依恋土地。他们的选挥也许正是为了他们的子孙最终离弃土地。好比精心饲养一口猪，最终是为了卖掉它或宰了它。下半个世纪，中国的根本问题将更是农民问题，不是怎样种地的问题，而是谁还种地的问题。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这是理想。中国有八亿多农民——这是现实。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苍白啊！上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甘于务农。

下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很可能将不首于务农。

城市正大面积地蒸发掉人类精神中宝贵的养分，形成空前涌动和沸腾的物质欲望的气浪。像无色无味的肠，飘荡在城市的上空，被一切男人和女人天天吸人到肺里。那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因子，从生活的本体挥发了出来，改变着城市空气的结构成分，改变着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肺活量。使他们和她们在被改变的状态下，脸上都有着那么一种扑朔迷离的神情。在他们和她们那种神情中，包含着种种活泼的贪婪，种种生动之极的贪婪……

我认为人不能只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何况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想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也是做不了的。倘每人都能不失时机地给予别人某些小的帮助，小的支持，小的安慰，小的方便，小的满足，小的成全，用朋友们调侃我的话，一言以蔽之曰“小善良”，则我们的现实，当会好点儿。中国人目前所处的现实是太不宽松、太紧张、太无安全感了！互相的利用太多、互相的出卖太多、互相的倾轧太多、互相的心理压迫、太多互相的暗算太多了。这一种现象我称之为“(犭巛鼠)狗现象”。

安定是以安定本身为基础的，社会的安定以民众的安定为基础。

民众的安定以民众的心理安定和情绪安定为基础。

一九八八年，广大民众的心理和情绪早已处在极不安定、极其浮躁、极易发作的崩散状态。从南方刮来的普遍软绵绵的吟情叹爱的流行歌曲，如同企图抚慰人们心灵的商女。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源源地卷裹着金钱。相反方向刮来的强劲的“西北风”和“东北风”似乎大有扫荡软绵绵的南方熏风不唱狂人们不罢休之势。这股风和那股风最终卷裹走的都是金钱。霓虹滚灯为一代代新潮歌星制造红光紫气。演唱会广告和有奖储蓄广告争夺宣传地盘。当我们今天回首龙年的时候，是不是给了我们一种“长歌当哭”的虚假之感？在今天，追寻这一切，似乎全没了意义。但是，它的的确确应成为一九八九年在狂风嚣起的前期备忘录。物价上涨超过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层层结网超过了人们的容忍程度。腐败现象激起的似乎已不再是愤怒而是差不多麻木了的冷眼，睹博、卖淫、弃婴、少儿缀学、垃圾文化……一切的一切，官方的最终解释是“初级阶段”，民众的认同逻辑便只能是——“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中国人，中国人，我们好可怜啊！我们天天的月月的年年的不知忍了多少气，吞了多少声，多少次地隐瞒了自己，多少次地扭曲了自己I而当我们久忍一发之时，却常常难免地为了些许何足挂齿的小是小非，却往往为此付出后悔莫及的代价。中国人，中国人，也许只有我们每个人自己内心里才知道、才清楚、才明白我们究竟为什么生气？我们憋了一肚子的气难免会宣泄在别人身上，别人受了我们的气难免不又去气另外一些人。那另外一些人则很可能是卖肉的、收水电费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换煤气的、理发的、交通警察、公安民警，甚至很可能就是我们的上级、同仁、下属……于是他们的气又直接地或拐弯抹角地宣泄在我们自己身上，于是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一天里都莫名其妙地憋了一肚子气。

似乎每一部分中国人看着另一部分中国人都不顺眼，都来气。

轻蔑和憎恶，在中国人之间蔓延，以至于普遍的中国人都多少有那么一点儿轻蔑和憎恶我们自己。我们仿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玩着互相亵渎互相作践的心理游戏，我们不愿玩这种低劣的游戏，但我们已经患上了玩这一种游戏的“游戏症”。我们渴望受到良好的社会教养。

迷信，从农村包围城市。麻将，从党内搓到党外。足球，在国际赛中连遭败北，而在官场之上却“国脚”倍出。台球乃文明娱乐，一经“中国特色”之后，便成了街头巷尾小痞子们赌博的方式……中国，中国，新纪元之舟刚刚扬帆起锚，普遍的我们的同胞似乎都感染了“世纪末心态”的病菌。

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到孙中山到毛泽东，几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轰轰烈烈生生死死，中国之“下里巴人”们归根结底为的是一件事——等富贵，均田地。诚如毛主席诗词所写照——“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一纯粹农民的平等意识因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统治了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而现实似乎使人感到——平等越争越少，越争越眼见的成为不可能。普遍的老百姓觉得现实耍弄了他们。仅仅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出现在他们的家庭里，并不能使他们的失落感趋于平衡。“相对贫困”使不平等的裂缝分明地越来越深广。种种不平等现象呈现出咄咄逼人的狰狞。民心崩散宛如沙器成沙，但是我们早应明白这世界从来就没有真的平等过啊！关于所谓“文学的失落”之说，于今深入调查认真思考，恐怕未必。文学某一时期相对的沉寂。以“失落”二字形容已欠准确。文学是人类精神的维他命之一种。正如在意自己健康情况的人缺少了某种维他命无须乎别人建议就会进药铺一样，在意自己精神内容的人也无须乎别人建议就会去寻找文学。其次文学并不仅只等于小说。常见一些书摊，上面摆的是色情凶杀，正经书反而是放在摊床下的。要看出对方是位读正经书的人才推荐。好比古时候的兵器铺子，利刀宝剑是另有置处的，不展览。

我的虞诚在于，或者我的肤浅在于——我曾那么偏执地认为，当过知青的，尤其当过我们北大荒知青的，男人都是汉子，女人都是好女人。仿佛全社会都变得恶劣了。人人都开始互相欺诈了，北大荒知青之间，也仍会有一种温馨的感情维系，也仍会有一种特殊的可信赖性存在。

我大大的失落，正在于此。

现实生活改变人乃极自然的规律。恰如风将岩石风化成了千奇百怪的形态。坦率讲现实向我提出的告诫，又何止区区两件小事！在我与我周围“知青战友”们之间，那种陌生那种关系的嬗变，更加深刻更加狰狞亦更加咽础逼人。只不过在我没有受到过分卑鄙的攻击和陷害以前，我但愿，它美妙如初罢了。人偏执于某种虚假的虞诚涅磐时，自我感觉往往是良好的。

早熟是令人同情的，可怜的。

过分的成熟是讨厌的，可怕的，不堪信任的。

虔诚的根苗是天真。

天真很可爱，故我们用“烂漫”加以形容。但天真绝对肤浅，故虐诚绝对地几乎必然地导向偏执。

人啊，我们在虏诚与成熟之间选择，是多么的两难啊！你见过一个太成熟的人竟是虔诚的吗？

你见过一个拥抱虚诚的人竟能长久地拥抱下去吗？

但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是见过被虔诚所误所欺所害之人的下场的……

现今热衷于发起“同窗会”、“校友会”、“家乡会”、“知青会”的我们中国人，似乎更是希冀有个这“会”或那个“会”向自己伸出一只“提携”的手，需要或想要获得到什么的人太多太多了。肯于或甘于付出什么的人太少太少了。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社团形式，皆涂着极端功利的色彩。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会团，都不能持久，也都必将使抱着一份儿虞诚加人的人最终落个大的失望。我甚至怀疑连教会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都难以免俗。

故我以十二分的虏诚和坦率和衷心告诫我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们：

记住自己当年曾是一个北大荒知青，记住几乎整整一代人当年都曾是各地的知青——仅仅记住这一点就够了。因为这表明你永远记住你自己是谁。那一经历毕竟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一次洗礼。但是，不要寻找它——“北大荒知青”在今天城市的群众形式。

即使它存在着，也不要相信它。不要将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和可能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之实践与它联系起来，更不要将它视为你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蛇用身体行走。花用开谢行走。石头用坚损行走。东西用新旧行走。生用死行走。热用冷行走。冷用冰行走。有用无行走。动用静行走。阴用阳行走。火用燃烧行走。星球用引力行走。历史用过去行走。

而人，惟有人，用双脚行走。

除了你自己，没有第二个人能将你拉得很高——因为你会抓不牢绳索。

在一切集群动物中，只有象群是最高贵，最不失尊严，最和睦亦最和平的。

人除了大脑比象发达别的方面并不如象。

人太像猴子。

而猴群是最讨厌的动物群体。因为它们太像人了却又根本不是人。

一九八八年，我一步步走向男人的独立王国。我终于明白，在这种独立的王国里，只有在这种独立的王国里，我才有勇气摆脱一切市俗对我的压制，设计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男人，塑造男人的情操、男人的品格、男人的个性。

当你迈人你的独立的精神王国，你便真正在情操、品格和个性方面都是你自己的具有真正极威的国王了！你不会因独立而孤立。

你那时好比站立在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星球之上，你将发现另有一些人和你一样，也站立在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星球之上，他们将向你额首致意。那时，你，精神独立了的男人，和你，精神独立了的女人，才会深感自己不愧做人一场。那时，只有那时，你和人类的关系——亦即社会、所谓社交、所谓友谊、所谓道义和所谓良心等等方面，才是正常的。才是可贵的。

我对那些古代侠士侠女，比如白玉堂、吕四娘、萧英等，喜爱得要命。当然，也喜爱李小龙扮演的那些冷面中国硬汉。我不怎么喜爱成龙。因为我不喜爱贫嘴滑舌的人。更因为成龙在他主演的影片中从来也不曾死过。我很重视一个人，尤其一个男人对死的态度。我钦佩并且崇拜面临险恶视死如归的男人。

文明的当代社会，文明的当代人，以及当代人类的一切文明，必须扼死恶而强的势力的诞生，必须灭绝它的生长，必须捣毁它的形成，必须像预防癌一样地预防它。

否则，我们只有承受……

人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子孙免遭恶人的欺辱，免遭恶势力的压迫，免遭恶统治的操纵，我们都使自己强起来吧！盛强之善，乃至善。以盛强之至善，御悍强之极恶于我们的时代于我们的世纪于我们人类的文明以外！……

每个当代人都应有这一份责任感。

我对我的身体早巳不信任。

我顶不愿意的事，便是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或看病。

甚至可以说，我对我的身体怀有恶意——它不给我以健康，那我则干脆不把它当成怎么回事儿。所谓一报还一报。最大了不起，同归于尽而已。我吸烟是因为我根本戒不了烟。我写作像我吸烟一样。文字尼古丁早巳“毒害”了我，溶人我的血液，形成某种异常的体质平衡。某些人戒了烟反而促死。停止写作我也等于缓慢自杀。

对于小说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页永远写不满字的稿纸。故他们的生命只能了断在逗号或删节号上。大抵如此。这对他们都是没奈何的也几乎都是甘愿的选挥。

在中国，一切被谓之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将“自我”活生生扼杀了的人。更令人沮丧的问题在于，倘我们做一个绝顶的“怪人”、“恶人”，现实便肯还给我们好点儿的自我了吗？倘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情形便会好了一些吗？倘我们囚自己于方寸之中，个性的自由反而会更大了一些吗？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况下体验人生，默默地认同那一种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属于梁晓声名下的“自我”。

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你吃饭了吗？”

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里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

每个人最经常承担的负荷其实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负荷。

然而不被污染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不论男女迟早总是要被污染的，迟早而已，程度不同而已。我们逃脱不了，我们每一个人。人类的一切美好都是人类为之。人类的一切丑恶亦都是人类为之。物质世界仅只能污染我们的物质机体。我们自己为之的丑恶才污染我们的灵魂。事实上当我们向人世告别之时没有一个人的灵魂完美如韧。事实上所谓高尚的灵魂可能正是那些被污染最严重被侵蚀最严重的灵魂。区别在于它可以被污染可以被侵蚀但不可以被改变原本的形状。除非彻底打碎它。区别仅在于此，仅在于此……

上海人是很精明的。上海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亲亲昵昵的精明。这一种亲呢而精明的人际关系，使上海人在交往中互不吃亏又互利。上海的历史，训练上海人以这样一种精明。它并不讨嫌。然而它也不很可靠。上海人习惯于这一点，适应于这一点，甚可能都还有些自我欣赏。

广州人也是很精明的。广州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心照不宣的精明。在这一种关系中，他们检验自己是不是最精明的同时也似乎检验了别人是不是个大傻瓜。上海人因普遍的精明，可能就很尊重厚道。广州人因都太想成为最精明的人，可能就轻蔑厚道吧？广州人倘与老奸巨滑的外地人打交道，一旦吃亏，也许正在于轻蔑厚道这一点上。人一跋不太将自己轻蔑的对手视为对手。广州人，警惕老奸巨滑的外地人在这一点上钻你们的空子哇！

我真心希望文坛安定、团结、和睦。我认为维护这一点是每一位作家的己任之一。我本着这样的原则，在作家朋友们之间不止一次尽过自己的微小义务。有的人，总盼着文坛出点什么事儿，他们认为出了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们就高兴得要命。他们就幸灾乐祸之极。长期不出点什么事，他们就感到寂寞无聊，感到空虚，他们就勾勾搭搭的，搬弄些个是非，传播些个飞短流长。人为挑唆和制造些矛盾、纠纷。

他们大抵是些长期混迹于文坛而又并不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人。我对他们厌恶透了！

有些政治家好比是这样一类大书——一部部极其厚重的“经典”。

至于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些和电影有关的人。电影不是中国的大事。目前尤其显得不是。怎样强调都不是。怎样描绘它是，想象它是，归根到底它还是不是。某些情况之下，它甚至的，往往的，只不过是和我们这些人的名利相关之事。甚至，只不过是我们的“(口敢)饭之道”罢了。

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心理的深刻影响，是完全可以随着现实的改变而改变的。中国其实并非一个动不动就容易被煽起偏激的民族情绪的国家。

香港这个一百年前的“被拐儿童”，如今以一种长大成人的姿态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这个结果是中国人满意的。满意就能使人平和。平和就能使人宽厚。宽厚就能使一个民族懂得在国际关系中分寸的必要性。

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国不是现在的英国。

一百五十年后的中国不是从前的中国。

所以一百五十年前发生的必然发生。

所以一百五十年后终结的必然终结。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曾是一颗企图自行地从棋子盒里蹦上棋盘硬充马前卒的棋子。

如今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迈人了商业时代。它如同大潮过后，从海底渐渐隆起的又一块大陆。

我不认为只要带有商业色彩了，艺术便不再艺术。文学便不再文学了。

成熟的商业社会，需要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的保障。需要国内政治稳定的保障。

我凝眸注视商业时代，渐悟它的本质其实是寂寞的。是一种大寂寞。

商业时代的惊心动魄的大决策，几乎无一不与商业相关。

有钱的开始有闭，有闲最能生出寂寞之感。缺钱的疲于奔命地挣钱，也就顾不上寂寞。

商业时代的文学也将是寂寞的。因为成熟的商业时代将善于调解和处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给文学剩下的仅仅是“社会题材”的“边角料”。文学不屑于咀嚼这些“边角料”，因而归于人的心灵。但面对寂寞的人的心灵，文学还没形成文学以前，便先自备感寂寞了。成熟的商业时代是断难产生史诗性文学的时代……

对某一时代的优劣的评估，主要应以人民而非作家们的感觉来判断。相对于人民，时代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作家们的感觉不予理睬，而且不丧失它什么最基本的原则……

一个成熟的国家和民族，首先应是一个相信自己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国家和民族。

“老”也是一个令人意念沮丧心理栖惶的字。一种通身被什么毛茸茸的东西粘住，扯不开甩不掉的感觉。

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年龄不算最大也不算最小的一个。我们这一代，普遍的都开始记忆力明显减退了。尽管我们正处在所谓“年富力强”的年龄。我们过早地被“老”宇粘上了。我们自己有时不愿承认，但各个心里都明白。我们宁愿这“老”首先是从体魄上开始的。但它却偏偏首先从心智上向我们发起了频频的攻击。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营养不良造成的？还是十年“上山下乡”耗损太大造成的？亦或是目前上有者下有小自己责任多多，因而都过早地患了“中年综合疲劳症”的结果？

我们这一代聚在一起，比前十年前几年聚在一起时话都明显地少了。都大有一种欲说还体的意味儿了呢！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都有许多大小和二小这样的中国人。他们的数量，起码是比“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多的。他们——和她们，我们的许多大小和二小一样的同胞兄弟和姐妹们所朝朝日日进行的，顽强抵抗堕落和犯罪的“持久战”，谁说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战争”呢？起码，应算是中华民族战胜贫穷落后的“战争”的一役吧？这也是中国安定的前提之一叼！但当代人的问题是物质生活水平越提高了心情越忧郁。精神生活内容越丰富了精神越空虚。越没多少值得感伤的事儿了越空前地感伤。这是一种时尚。一种时髦。一种病。一种互相传染而且没什么特效药可治的病。人们都觉得自己也处在弥留之际了似的，包括正年轻着的男女。

许多种美的诞生是以另外许多种美的毁灭为代价的。

而在这过程和其后，便会有许多无聊的没意思的事情伴随着……

欲与欲望的区别，好比性与爱情的区别。更好比洗澡与水上芭蕾的区别。

人类停止在欲的满足方面，这世界的变化也就嘎然而止了。

一个家庭也有欲望。一个社团也有欲望。一个民族也有欲望。一个国家也有欲望。人类不可能没有欲望，因为具体的人都是有欲望的。人类不可以没有欲望，因为人类也是仰仗着自身的欲望进化、进步和文明起来的。一个家庭，一个杜团，只有依赖了成员们欲望的一致性而凝聚而各尽其能，才可实现追求之目标。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欲望当然有好坏之分。好的欲望其实便是理想。坏的欲望其实便是野心。一个人产生坏的欲望，极易滑向犯罪的道路。一个家庭由种种坏的欲望氤氲一片，极易使家庭这个温馨之所变成罪恶之窝。一个社团由坏的欲望所凝聚，将对社会造成危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坏的欲望统治，则必危害全人类的和平。

因而一个具体人的欲望，是须时时自觉地用理智进行审省、判断和控制的。一个产生了又坏又强烈的欲望的人，一个这样的人面不能够审省、判断自己欲望的好坏，并且不能够控制它，那么这个人对别人是危险的人。一个社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

每一种欲望的达到，几乎都是以放弃另一种或另几种欲望为代价的。

大多数儿童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企图实现成获得，一心所求往往是全部。所以儿童们常会陷入此种两难之境—一一当他们把手伸人细颈陶罐掏取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手几乎都贪婪地抓得满满的。结果他们连自己的手也被卡佐抽不出来了。他们要么会急得大哭起来，要么会发脾气将陶罐打破。哭是没用的。流再多的眼泪也不如放下去一点儿想得到的东西。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善于控制欲望的人。

大跃进是不理智的。是儿童式的欲望。

正文 第三章.2

商业时代的初期，人们的种种欲望皆被空前刺激起来。这一个时期的人类欲望，具有着极其贪婪的色彩。如何使剧烈膨胀着的个人欲望，凝聚为民族和国家的共同理想，是时代的艰难使命。时代完不成这一使命，时代将走向反面。

如果“精神家园”只不过就是文人的大小书斋，“精神追求”只不过就是读经，读史，读哲，读诸子，读圣贤，吟诗自说，行文自赏，自我尊崇，那么其实没谁进入文人的“精神家园”，作奋勇抵抗之状是可笑的。

文人尽可以惜守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若太过分的自我赞美了，则就不但矫情，而且有些讨嫌了。归根结底，文人的“家园”，也首先是物质组合的。其次才是精神质量的。这精神质量建筑在文人的“家园”的物质基础之上。

我从不就文人的“精神家园”四个宇写什么，实在是不愿置自己于被讨嫌的境地。

中国的农民们先天其实都是并不狡猾的。如果说他们现在有点儿狡猾了，那也是后天学的。

一个这样的时代正逼近我们中国人的面前——它的轮子只管隆隆向前、绝不为任何一个行动迟缓的人减慢速度或停下来稍等片刻。你要么坐在它的车厢里。它的车厢的等级是分得越来越细越多了。你要么跟着它的轮子飞跑疲于奔命，待它到哪一站“加水”时跃身上车。你要么具有根本不理睬它开到哪儿去的经济基础和心理素质，有资格并且自甘做一个时代发展的旁观者局外人。而最不幸的是你对它的多变性冷酷性预见不到估计不足，被碾在了它的轮下……

只要人留意关注时代，那么它将要甩掉某些人之前，总是会显出些迹象的。忽略了这些迹象的发生，不再是时代的过错，而只能承认自己对自己没尽到责任了。对于有所准备的人，从好的活法跌人糟的话法，其实并不意昧着处境绝望，也并不真的那么可怕。需要耐心和承受力，经得起摔掷的自尊和从头来过的自信罢了。

有所准备的人，必能从糟的活法重新过渡向另一种好的活法，避免被时代碾在它的轮下。

如果你要踏上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有一个兵为伴，你就会暗自庆幸的。因为你深信，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不会甩下你不管。如果有两个兵为伴，你就会无忧无虑。如果有三个兵为伴，你简直可以唱着歌儿上路。尽管他们才十八九二十来岁，尽管在年龄上你可作他们的长兄乃至父亲……

中国的兵，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子弟兵。

广告是什么？——一种广而告之的方式罢了。从国家政令到商业产品，无不需要借助广告的方式予以传播。

不要和李白比。李白醉了诗兴勃发，留给后人许多诗中瑰宝。而我们大多数后人，其实醉了只会吐，只会耍酒疯。只能使我们的儿女、父母和妻子伤心垂泪而又对我们绝望。

中国现在产生了不少“私营企业家”。国策给某些人提供了机遇。但在他们中，有些是名不副实的。有些是骗子。有些已被证明是骗子。有些将被证明是骗子。中国的中产者阶层和资产者阶层，加在一起数量也是极小的。

但是却具有人类历史上一切经济地位方面自感优越的新阶层的显著特征——比如强烈的消费虚荣心，比如拜金观念，比如毫无自律意识的姿情放纵的享乐比如与权贵阶层的相互攀附，比如对阑适文化的热衷，等等。

他们的质量是不高的。不可避免地时时显出暴发的得意和嫌贫爱富甚至为富不仁的心态。他们的社会形象往往是很糟的。甚至是很丑陋的。他们的优越感往往被最广大的中国民众所厌恶。

中国的新兴的资产者阶层太洋洋自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们的享受和享乐方式，也未免显得太奢靡。中国的新兴的中产者阶层太嗲，太挠首弄姿，太酸，太假摸假式。而且，太虚荣。

建国以来，北京已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一些院落权力影响圈。这是中国特色之一。

在我眼里，政治的内在逻辑和惯力是极其简单的。甚至可以说简单得没意思。我认为是世相时事中顶授意思的一种。所以我更多的时候，最喜欢的是放眼于芸芸众生。跻身于芸芸众生之间，这会给我许许多多的创作灵感，激起我许许多多的创作冲动。

政治越来越成熟，社会越来越稳定的状态之下，小说家的自由才会越来越大。人类的许多伟大之处，高贵之处，以及迄今为止的辉煌文明，也可以说是人类互比的结果。比不断地激发人类的赶超心理。比是极高级的思维活动。

人总是要比的。比的意识几乎伴随人的一生。人老了还是要比。人是括到老比到老的。比是人生的功课。能学好这门功课不容易。

我们的某些官员，每每不乏按照“原则”解决矛盾、难题和僵局的能力。在这方面，我党有很优良的传统理应发扬光大。但，他们往往太缺乏智慧地解决矛盾、难题和僵局的方法。

在方法问题上多一点经验，少一点儿教条，无论如何也总是好的……

现代社会，“求爱”的方式方法五花八门，古典意味儿却几乎丁点儿全无了。这是现代社会的遗憾，也是现代人的悲哀。

爱情中缺少了古典的因素。好比乐音中缺少柔情浪漫的音部一样……

丧失了羞涩本能的少女，其实是丧失了作为少女最美最美的年龄本色。

“爱心”是高尚又伟大的心境。“爱心”在人类的心灵里常驻不衰，人类才不至于退化回动物世界。

善良是“爱心”的基础。

“爱心”这个词，乃是“爱”这个字处在主语位置时，所能组成的最应该引起我们由衷敬意的词。这个词，被我们文人和知识者说道得最多，书写得最多，应用得最多，却不见得在我们心灵里也同样地多。

“爱心”之于百姓阶层，原来是用不着官僚阶层煞有介事地号召，文人虚头巴脑假模假式引经据典的论说，知识者高高在上的所谓启蒙的。究竟应该谁启蒙谁，是很值得商榷的。

但从一开始就排斥“婚姻”目的之“爱情”成分是可疑的。起码是暖昧的。甚至，可能从一开始本质上便是虚假的。

没有任何责任感前提的男女性关系，不是“爱情”。充其量是“爱”。甚至可能仅仅是“性”。

当今世界，“爱”在泛滥着。使“爱情”更需谨慎，更面临危机，也更值得以男人和女人共同的责任感加以维护了。

每一份获奖证书，每一次获奖，对我都是一种鞭策，一种勉励，还是一种欣慰。真的，我承认我是一个需要勉励和鞭策的人，我承认我是一个希望体会到欣慰是怎么一回事儿的人。

健康其实是人人都在失去着的。一年年的岁数增加着，反而一年比一年活得硬朗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人也是一台车床，运转便磨损。不运转着生产什么，便似废物。宁磨损着而生产什么，不似废物般的还天天进行保养，这乃是绝大多数人的活法。

也许调根乃是中年人的一种特权吧？这一特权常使中年人目光忧郁。既没了青年的朝气蓬勃，也达不到老者们活得泰然自若那一种睿智的境界。于是中年人体会到了中年的尴尬。

两个中年男人开杯大笑一阵之后，或两个中年女人正亲亲热热地交谈着的时候，忽然的目光彼此凝视住，忽然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那一种企图隐藏到自己的眸子后面而又没有办法做到的忧郁和惆怅，我觉得那一刻是生活中很感伤的情境之一种。

中年人的忧郁和惆怅，衬托着少女们更加显得纯洁烂漫，补托着少年们更加显得努力向上，补托着青年男女们更加生动多情，衬托着老人们更加显得清心寡欲，悠然谈泊。少女们和少年们，青年们和老者们的自得其乐，归根结底是中年人们用忧郁和惆怅换来的呀！

当爸的感觉在现代是越来越变得粗糙而暖昧了啊！

这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各种不同的生活水平线上，过着小百姓的生活。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我以为乃是温馨二宇。没了温馨的生活，那还叫是生活吗？温馨是某种舒适，但又不仅仅是舒适。许多种生活很舒适，但是并不温馨。温馨是一种远离大与奢的生活情境。一幢豪宅往往只能与富贵有关。

富贵不是温馨。

中国改革的痉挛，或者直接说是阵痛，正由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工人阶级俯腰承受着。这是改革所不希望的，又是改革所必须经历的一步。

作为国家，是一定要尽最大的能力关怀和体恤到它的普通子民的。国家不这样，掌握国家大命运的人们，便严重地失职了。

一个处在大转折关头的时代，无论是进步式地转折，还是后退式地转折，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有时所以惨重，乃因付出的往往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哪一代人哪几代人的命运被作为代价付出了，也就只有俯腰承受，别无它法。

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十分幸福，无忧无虑，被富裕的生活所宠爱着，固然是令人羡慕的。固然是一件幸事。我祝愿一切下一代人，都有这样的童年和少年。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不是这样，也不必看成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不必以为，自己便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更不必耽于自哀自怜。我的童年和少年，教我较早地懂了许多别的孩子尚不太懂的东西——对父母的体恤，对兄弟姐妹的爱心，对一切被穷困所纠缠的人们的同情，面不是歧视他们，对于生活负面施加给人的磨难的承受力，自己要求于自己的种种的责任感，以及对于生活里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能的向往，和对人世间一切美好情感的珍重……

可以认为，是生活将穷困施加在某人身上，同时赏赐于某人的补偿吧。倘人不用心灵去吸取这些，那么穷困除了是丑恶，便什么对人生多少有点儿促进的作用都没有了……

曾有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人中，哪些人的心理负荷最大？”

我不假思考地回答：“首先当然应是政治局的成员们。中国这个斯蒂芬斯给他们出的难题太多。”

她又问：“其次呢？”

我说：“那就要数我们这一代人的儿女们了。”

她顿时“友邦惊诧”起来，困惑不解：“你们不是总发议论，认为你们的下一代简直就如同‘小皇帝’，一个个幸福得都快溺死在蜜罐子里了吧？”

我说：“那样的孩子是有的，但属极少数。中国还有相当多的孩子穷困得根本上不起学，所以我们才有‘希望工程’。相比之下，大都市里的孩子们的命运要强得多。但他们都像野兔，已经很快被分数这条极其凶猛的猎犬撵咬得疲于奔命，倒毙升学途中了！”

初中升高中也罢，高中升大学也罢，题是一年比一年出得怪，出得刁，出得诈了！出题者们，分明的，是将某些已与考试宗旨相背离的题当成“杀死”考生正常智力的“凶器”，以考生的“伤亡惨重”为能事，为荣事，为快事。

因为，在中国，在目前，似乎只能以考生的“伤亡惨重”，来暂缓大学的“人满为患”。

这是很无奈的事。吾国人口也多，下一代也众。尽管都已是独生子女。

中国的这一教育窘况，据我看来，很快就会继“失业”问题之后，成为困扰中国的第二大问题。它直接就将体现为失业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将是潜在态势更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因为，下一代的谋职无路，是比他们的父母辈“下岗”，更令他们沮丧的。这一种沮丧，也许会在他们太年轻的心中，氤氲成一片对时代对社会的悲观、不信任，乃至敌意。

在目前的中国，对初考高考落榜的儿亥言语嗽嗽斥责辱骂的父母，是最没体恤心的父母，是最不人道的父母，是可憎的父母。

严密控制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意或无意的流失，流向国外，流向个人腰包，是对中国下几代人无赦的犯罪。

分配似乎越来越意昧着是“最后的一块蛋糕”，是相当棘手的。

社会情绪的大浮躁和社会心理的大动荡，相当主要的程度上盖源于此。于是政治家们所面临的一个当代的政治命题乃是——分配的政治。

我的头脑中，由于时代的教化，“共产主义”的思想信仰，原是较很深蒂固的。据我想来，“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似乎是最简单可行的，最容易体现公正的。我为国家尽职尽责，国家对我的个人利益进行一揽子的“包干”。似乎也不失为一种社会模式。当了一次分房委员，我感慨多多。终于彻底悟到——一个村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一个乡也可以。一个县，如果经济空前发达，物质极大丰富，同样可以的。但一个省还可以的吗？一个有近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那就根本休想了。

人类精神的可贵之点，体现在身残丽志坚，而心美，而追求不息者身上，可贵的便尤其可贵，坚毅的便尤其坚毅，美好的便尤其美好，感人的便尤其感人了！

一个毫无残疾的人，其实是很难体验残疾对于生命活力造成的巨大破坏性的。不错，我相信，几乎每一个人都曾像我一样，设想过自己假如也是一个残疾人。但也不过就是偶作设想罢了。在作那样的设想时，我们会感到自己好幸运。甚至会暂时地从头脑中排除许多健全人的烦恼，觉得自己生为一个健全的人，实在是一种幸福，仅此而已。是的，因为我们事实上并不残疾，我们是很难真正体会到残疾人的内心世界的。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自尊、自强、自信、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有时候是更加体现得令我们健全人自傀弗如肃然起敬的。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十分艰难的事情。是健全人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做成功的事情。这些事情由残疾人做成功了，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因为残疾人选择这些艰难的事情去做，往往与功利二字无关。往往更是出于对残疾的挑战。在挑战的过程中，人类战胜艰难的能力，以及必胜的恒心，恰是被残疾人，而不是被我们这些体魄健全的人弘扬到了至高境界。

在这个似乎金钱万能的时代，在这个到处充满了拜金主义思潮的时代，时时有健全的人，为了少花自己的钱，为了多嫌别人的钱，而视同胞的生命如儿戏。他们的贪婪的代价，往往是别的许多人的眼、耳、手、足、臂、腿，乃至生命。

在一个贪婪的时代，残疾人不但将是不幸的，而且将是孤独无援的。

面对所谓命运，我从少年时起，就是一个极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我对人生的撞撮，目标从来定得很近很近，很低很低，狠现实很现实。想象有时也是爱想象的，但那也只不过是一种早期的精神上的“创作活动”，一扭头就会面对现实，做好自己在现实中首先最该做好的事，哪怕是在别人看来最乏味儿最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

鲁迅先生当年曾经说过家道中落之人更能体会世态炎凉的话。我以为，于所谓的“逆境”而言，也似乎只有某些曾万般顺遂、仿佛前程锦绣之人，一朝突然跌落在厄运中，于懵懵后所深深体会的感受，以及所调整的人生态度，才更是经验吧？好比公子一旦落难，便有了戏有了书。而一个诞生于穷乡僻壤的人，于贫困之中吸吸坠地，直至于贫困之中死去，在他临死之前问他关于“逆境”的体会及思想，他倒极可能困惑不知所答呢！

我想到了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讲的一件事——他们在南方某小饭店吃饭时忽听一阵令人心悸的叫声。寻声查问到后厨，原来屉上正活蒸着大娃娃鱼。而点这一道莱的食客们，一个个在那令人心悸的声音中吞云吐雾，谈笑风生。

我的朋友却不能照常吃下去，他不忍再听，离开了那家小饭店。

我怀疑地问：“据我所知，娃娃鱼是不叫的吧？”

他说：“我不知道它究竟叫不叫。也许一般情况下是不叫的，但被活蒸时，就不是一般情况了。还能听到它在屉中蹦、挣扎、撞屉，发出很大的响声，所以屉上压着磅秤的重碗……”

我们北影的一位老摄影师对我讲——也是在南方，一位“大款”请他们吃饭。宴间有一只可爱又活泼的猴子，作出种种滑稽样子逗他们开心。但是一会儿它就被固定在桌子下面了，只将上脑壳露出桌洞。于是侍者执刃熟练地剥下它的头皮，还往它雪白的头骨上浇开水消毒，接着使小锤敲碎了它的头骨……

那就是享用活猴脑的方式。

老摄影师捂着嘴跑出了饭店。一出门就呕吐了。

他说他至今忘不了那猴子的眼睛。他说人要活吃它的脑子前，还要先拿它开一阵子心，“太罪过了！太罪过了！……”

他连说“罪过”不止。

中国人在吃的方面欲望太强烈了。一旦有了钱，这欲望则便无止境。所以我们中国所说的“龙肝风胆”，是古时有钱的男女最想吃到的。果而有龙有风，现如今的“大款”及他们的女人们，若不动辄就大吃一顿才怪呢！也许早被吃得所剩无几了。

吃得多么残忍。

人对钱的贪心和对吃的欲望，过分了是一样丑恶的。

旅游中的人性情趣是很有意思的——男人恋山，女人眷水。没有谁向我们的意识中灌输，我们却理所当然的觉得，山是阳刚的象征，水是阴柔的意化。山至秀则饶，水至湍则狂。男人抵至秀之山亦见阴柔，女人达至湍之水亦见阳刚。男人和女人，从山与水，不但见自身，且见自身之反面。人类是最欣赏自己形象的动物。大自然是人类的镜子。男人恋山实乃自恋，女人眷水实乃自誊。男人女人，都是从欣赏自己而开始爱异性的。山里的女人坚忍，水乡的男人多情。没有水的地方留不住女人，没有山的地方留不住男人。故旅游胜地必有山有水，山水相依，水绕山环。在这样的地方，男人才更像亚当，女人才更像夏娃。旅游业非是为旅游家而开发的，是为世俗男女而开发的。旅游家则是一些远避旅游业的人。

男人总是率先朝险峰登攀。倘有女伴瞻望其后，尤其精神抖擞。

女人总是率先扑向水边，弄湿自己的手帕。这时，她分明知道男人是在看着她的。

在旅游中，人的本来面目是极难伪装的。

在旅游中，男人觉得亥人显得更可爱了，女人觉得男人显得更多情了。

这，也许便是旅游的重要的内容吧——

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它们的赫刺克勒斯式的义无反顾的人物。他们不见得便是英雄。更不可能是天神或半神人物。但他们和她们，起码都是一些想要为国家解决或部分地解决某一方面难题的人物，都是一些怀着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彻底打开“奥格阿斯牛棚”圈门的人物。其执著的热忱和冲决重重阻碍的气概，当时可能不被公众理解，以后甚至很久以后才获得理解。或当时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公众普遍的理解，但“牛棚”里所有的“中”夺门而出，万蹄踏地横冲直撞的混乱情形，又必然会使他们和她们的初衷遭到扭曲，使他们和她们的作为大受怀疑。

几乎可以肯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接连不断涌现的赫刺克勒斯式的人物，是人类当代社会发展中按阶段计数最多的。

金钱大抵只能使人变成两类——因摆脱了贫穷，终于占有了大量的金钱而文明起来，并且积极热枕地参与对社会文明的高尚的建设；或者恰恰相反，比贫穷的时候更加丑陋。

据我看来，某些豪奢俗贵的“大款”们，所患乃“心理强奸综合症”。按民间的说法，可以解释为“意淫症”。放在中国这个大临床上加以分析，也可以定名为“中国综合症”。病理是由我分析出来的，定名为“梁氏中国综合症”，我觉得也不算贪天之功为已有……

某些“大款”们的豪奢俗贵，从心理本质上分析，意昧着是一种对金钱的强奸和蹂躏。众所不知，蹂躏金钱，强奸金钱，是可以获得与蹂躏女人强奸女人同样刺激的快感的。而区别在于，仅仅在于，强奸女人是罪行。而强好已然被自己所占有的金钱，金钱不但不会成为原台(抢来的偷来的骗来的受贿来的贪污来的例外)，而且连呻吟也不会发出一点点。

进一步分析，某些豪奢俗贵的“大款”们蹂躏金钱、强奸金钱的同时，不但足以获得常人所无法体验的强烈的具有刺激性的快感，而且，足以获得“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对总体上仍处于贫穷状态的社会的报复性快感。

某些豪奢俗贵的“大款”，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一些对别的男人具有践踏心理倾向，对一切女人具有强奸心理倾向，对全社会具有报复心理倾向的病人……

商业时代迅速地大面积地从世界上消弭着许多属于从前的事物。包括从人类的精神中消洱一些最可宝贵的质量。

但商业时代又是我们人类目前最理智的选择。一个和平的、安定的、经济繁荣的、成熟的商业时代，比一个战乱不断的、极端政治结构的、国与国间到处进行着政治冷战的时代何止好一百倍！尽管，“奥运”精神仍是最纯粹的体育精神，但我相信，我的儿子像我这种年纪了再看“奥运”实况转播时，他一定会承认，那乃是人类为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而代代保留的最具古典意味的“大剧”。它只是为了通过人类体能的竞技证明人类精神的豪迈。除此再不意昧着别的。除此再不意昧着任何其他。

我认为的好小说是平易近人的。能写得平易近人并非低标准，而是较高的标准。大师们是不同的，乔易斯也是大师，他的《尤里西斯》绝非大多数人都能读得懂的。乔易斯可能是别人膜拜的大师，但他和他的《尤里西斯》都不是我所喜欢的。他这一类的大师，永远不会对我的创作发生影响。

我的写字桌的玻璃板下，压着朋友用正楷为我抄写的李白的《将进酒》，那是我十分喜欢的。句句平实得几近于白话。最伟大最有才情的诗人，写出了最平易近人最豪情恣肆的待，个中三昧，够我领悟一生。

作家是很容易在心态上和精神上被新生的中产阶级阶层所吸纳的。一旦被吸纳了，作品便往往会很中产阶层气味儿起来。

我讨厌的地方，一是不干净的厕所，二是太精英萎苹的“抄龙”。

感受生活的方式很多，直接地掺和到别人们的烦愁、困境、无奈与命运中去，并非什么好方式。

经常的情况之下，我凭作家的“良知”写作。

有人会反问——“良知”是什么？

我也不能给它下一个定义。

但我坚信它的的确确是有的。对于作家，有一点儿，比一点儿都没有好……

商业时代使一切都打上了商业的烙印。文学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幸免。

小说家没法儿和一个已然商业化了的时代“老死不相往来”。

归根结底时代是强大的，小说家本人的意志是脆弱的。比如我不喜欢诸如签名售书、包装、自我推销、“炒作”等等创作以外之事，但我时常妥协，违心地去顺从。以前很为此恼火，现在依然不习惯。一旦被要求这样那样配合自己某一本书的发行，内心里的别扭简直没法儿说。但我已开始尽量满足出版社的要求。不过分，我就照办。

这没什么可感到羞耻的。

如果有什么所谓“文学殿堂”的话，或者竟有两个——一个是为所谓“精神贵族”而建，一个是为精神上几乎永远也“贵族”不起来的世俗大众而建，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走人后者。

男人到了四十多岁，其种种变化，绝不比女人到了四十多岁时少吧？我认为“笔调”同时也是作者本人内心情调的自然流露。违背自己内心的真实情调，掩藏起内心的“真实”，或者扭曲了内心的“真实”，甚至内心里本无所谓“情”，却要强迫自己的笔端流溢情愫千种，那行文必定矫揉造作。内心没有的，文字帮不了忙。更谈不到能在作品中形成一种“笔调”。

终生不失为作家的人，也许就是终生对生活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

忧虑是不必要的。就目前来看，足以预断，中国的旋转亡不了国。中国文坛的旋转也亡不了中国的文坛。非但亡不了，兴盛即在其中。

友善和厚爱抵消了他们自身的深刻性。

一个人总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他或她生活所熟悉的那一座城市，并且以为就是在谈论他或她的国家了。自然由衷得可爱，但是未免浅薄。

所谓“翻译文体”，当然是指有水平而又严肃认真的翻译家们之精神劳动，乃是一种人类文学语言的再创造。必自成美学品格。

它既有别于原著的母语文字，也不同于译者所运用的客体文字。它必是二者的结合。

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甚至终生求之若渴而又终生与自己喜欢的职业无缘。

许多时候，许多事情上，我仍以世俗的思想方法为准则。能以世俗的方式报答应该报答的人们，对我就够欣慰的了。

外国人曾向中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四人帮”仅仅四个人，而你们中国十亿之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何以竟会被专制了十年之久？

其中固有中国政治的特定原因，但也看出了我们国民素质的某种可悲可叹可憎可恶的方面。所以十亿之众的大多数其实都如美国“圣殿教”的教徒。所以张志新，我们复旦大学当时物理系的那位河南籍女学生很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秋瑾。

三十五岁以下的中国人，也许不太知道，中国当年曾进行过全民性的哲学普及教育，我记得有一本刊物就叫《大众哲学》。干部张口“哲学”，学生张口“哲学”，工也“哲学”，农也“哲学”，兵也“哲学”……营造过一个哲学的年代。归根结底，那是从前的时髦。和以后的，和现在的许多时髦，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一旦人人都颇似哲学家，哲学本身就尴尬了。

多少掌握点儿哲学，一切世事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技巧也罢，才情也罢，在我看来，永远不是第一位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是真。没这个“真”字，作家笔下的一切文学便没了魂。没魂的文学，也便谈不上朝什么境界提高。“为赋新词偏说愁”，该是作家一大忌，也是毛病。

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我们的际遇，而是我们对过去际遇的看法。

看一个人的品格如何，更要看这个人对于他无利的人取什么态度。

只要我们自己不俗，则人与人的交往便不至于被俗所染。

一门心思发财的那些“二道贩子”，连想要消遣时也是不看小说的，甚至不怎么看文字——掷保龄、玩电子、跳霹雷、得艾滋病、洗桑那浴，他们没工夫。他们有他们的话法——“骑着摩托背着秤，跟着老共干革命”——于是他们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我不会去走“背对生活，面向内心”的创作道路。我深知自己的内心并不那么丰富，那里面空旷得很。我想，知识丰富，生活积累丰富的作家，其内心世界也必然丰富。丰富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包容着丰富的生活“元素”的，作家借此才可以产生丰富的艺术想象。内心世界宏大而丰富的作家，是决不可能“背对生活”的。我觉得俄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特现象。在十二世纪以后，它几乎沉寂了五百年之久。至十九世纪，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高尔基之后或与高尔基同时代的作家，如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马雅柯夫斯基等，同样使我感到特别亲切。更不要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了——，几乎就是当年我这一代中国青年的人生教科书啊！

存在心里的，是不会丢掉的。

写作之于我有时不完全是为了写给别人看。有时亦更是为了通过写作，唤起记忆，重温我所经历的事，审悉我所熟识的人，从心灵中摈除某些事和某些人，或者在心灵中重新确定珍藏它们和他们的位置。这样，会因为自己能够从心灵中摈除什么而愉悦，而对自己感到满意，而信任自己。甚至，喜欢自己。

我所向往的美好爱情生活的背景，时至今日，几乎总在农村。

我并非一个城市文明的彻底的否定主义者。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连自己也解释不清自己。

回到家里遂想到——爱情是多么需要空间的一件事啊！城市太拥挤了，爱情没了躲人视野的去处。近年城市兴起了咖啡屋，光顾的大抵是钟情男女。咖啡屋替这些男女尽量营造有情调的气氛。

大天白日要低垂着窗慢，晚上不开灯而燃蜡烛。又有些电影院设了双人座，虽然不公开叫“情侣座”，实际上是——但我很怀疑是为真的情侣们提供的……

爱情，或反过来说情爱，如流浪汉，寻找到一处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并不那么容易。白天只有一处传统的地方是公园，或电影院；晚上是咖啡屋，或歌舞厅。再不然干脆臂挽着臂满大街闲逛。北方人又叫“压马路”，香港叫“轧马路”。都是谈情说爱的意思。

于是情侣们最无顾忌的选择还是家。但既曰情侣，非是夫妻，那家也就不单单是自己们的。要趁其他家庭成员都不在的时间占用，于是不兔的有些偷偷摸摸苟苟且且……

当然，如今有钱的中国人多了。他们从西方学来的方式是在大饭店里包房间。这方式高级了许多，但据我看来，仍有些类似偷情。姑且先不论那是婚前恋还是不怎么敢光明正大的婚外恋……

情爱放在农村的大背景里，似乎才多少恢复了点儿美感。似乎才有了诗意和画意。生活在农村里的青年男女当然永远也不会这么感觉。而认为如果男的穿得像绅士，女的穿得很新潮，往公园的长椅上双双一坐，耳鬓厮磨；或在咖啡屋里，在幽幽的勉光下眼睛凝视着眼睛，手握着手，那才有谈情说爱的滋味儿啊！

但一个事实却是——摄影、绘画、诗、文学、影视，其美化情爱的艺术功能，历来在农村，在有山有水有桥有林间小路有田野的自然的背景中和环境里，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魅力。

无论是，还是，还是几乎其他的一切西方经典小说，当它们的相爱着的男女主人公远离了城市去到乡间，或暂时隐居在他们的私人庄园里，差不多都会一改压抑着的情绪，情爱也只有在那些时候才显出了一些天然的美感。

麦秸垛后的农村青年男女的初吻，在我看来，的确要比楼梯拐角暗处搂抱着的一对儿“美观”些……

村子外，月光下，小河旁相依相惧的身影，在我看来，比大饭店包房里的幽会也要令人向往得多……

爱情或曰情爱乃是人类最古老的表现。我觉得它是那种一旦框在现代的框子里就会变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东西”。城市越来越是使它变得中伦不类似是而非的“框子”。它在越接近着大自然的地方才越与人性天然吻合。酒盛在金樽里起码仍是酒。衣服印上商标起码仍是衣服。而情爱一旦经过包装和标价，它天然古朴的美感就被污染了。城市杂乱的背景上终日流动着种种强烈的欲望，情爱有时需要能突出它为惟一意义的时空。需要十分单纯又恬静的背景。需要两个人橡树，像鸟，像河流，像云霞一样完全回归自然又享受自然之美的机会。对情爱城市不提供这样的时空、背景和机会。城市为情爱提供的惟一不滋扰的地方叫作“室内”。而我们都知道“室内”的门刚一关上，情爱往往迫不及待地进展为什么。

在城市里，对于许多相爱的青年男女而言，“室内”的价格，无论租或买，都是极其昂贵的。求“室内”而不可得，求“室外”而必远足，于是情爱颇似城市里的“盲流”。

人类的情爱不再动人了，还是由于情爱被“后工业”的现代性彻底地与劳动“离间”了。

几乎只有在农业的劳动中，男人女人之间还传达出某种动人的爱意。那爱意的确是美的。又寻常又美。

我在城市里一直企图发现男人女人之间那种又寻常又美的爱意的流露，却至今没发现过。

在中国，在当代，爱情或曰情爱之所以不动人了，也还因为我们常说的那种“缘”，也就是那种似乎在冥冥中引导两颗心彼此找寻的宿命般的因果消弭了。于是爱情不但变得简单、容易，而且变成了内容最浅薄、最无意昧儿可言的事情。有时浅薄得连“轻佻”的评价都够不上了。“轻佻”纵使不足取，毕竟还多少有点儿意味儿啊！

本质上相类同的“缘”，在中国比比皆是地涌现着。比随地乱扔的糖纸冰棒签子和四处乱弹的烟头多得多。可谓之曰“缘”的“泡沫”现象。

而我所言情爱之“缘”乃是那么一种男人和女人的命数的“规定”——一旦圆合了，不但从此了却男女于情于爱两个宇的种种调根和怨叹，而且意识到似乎有天意在成全着，于是满足得肃然，幸福得感激；即或末成眷属，也终生终世回忆着，永难忘怀，于是其情其爱刻骨铭心，上升为直至地老天荒的情愫的拥有，几十年如一日深深感动着你自己。美得哀婉。

这一种“缘”，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当代，是差不多绝灭了。

情爱之于现代人，越来越变得接近于生意。而生意是这世界上每天每时每刻每处都在忙忙碌碌地做着的。更像股票，像期货，像债券，像地摊儿交易，像拍卖行的拍卖，投机性，买卖性，速成性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司空见惯。而且，似乎也越来越等于情爱本身了。于是情爱中那一种动人的、感人的、美的、仿佛天意般的“缘”，也越来越被不少男人的心女人的心理解为和捡钱搭子、小头彩、一锨挖到了金脉同一种造化的事情了。

现代人的爱情或曰情爱中，早已缺了这分量，故早已端的是“爱情不能承受之轻”了。或反过来说“爱情不能承受之重”。其爱其情掺人了太多太多的即兑功利，当然也沉甸甸起来了。

依顺了现代的现实性，爱情或曰情爱的“缘”的美和“义”的美，也就只有在古典中安慰现代人叶公好龙的憧憬了。

故自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从全世界的范围看，除了为爱而弃王冠的温莎公爵一例，无论戏剧中影视文学中，关于爱情的真正感人至深的作品风毛麟角。

爱这个字，在语言中，有时处于谓语的位置。有时处于主语的位置。前面加“做”、加“求”、加“示”、加“乞”，“爱”就处在谓语的位置。“做爱”、“求爱”、“示爱”、“乞爱”，皆行为动词也。

“做爱”乃天伦之乐。乃上帝赐与一切男女的最普遍的权力。是男人和女人最赤裸裸的行为。那一时刻，尊卑贵贱，无有区分。行为本质，无有差别。很难说权大无限的国王，与他倾国倾城的王后，或总统与总统夫人的那一时刻，一定比一个年轻的强壮的农民，与他的年轻的健康的爱妻在他们的破屋土炕上发生的那一时刻更快活些。也许是一样的。也许恰恰反过来。

“求爱”乃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为了婚姻，有时为了一次或几次“做爱”的许可。传统上是为了婚姻。在反传统的男女们那儿，往往是为了做爱的许可。当然，那许可证，一般是由男人所求，是由女人“签发”的。无论为了婚姻之目的，还是为了一次或几次“做爱”之目的，这个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省略了，婚姻就是另外性质的事了。

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为抢婚。“做爱”也可能是另外性质的事了。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为强好。

对于成年男女，“示爱”已带有经验性，已无多少美感可言，只不过是相互的试探罢了。以含蓄为得体，以不失分寸为原则。含蓄也体现着一种自重，只有极少数的男人会对不自重的女人抱有好感。不失分寸才不使对方讨厌。反过来，男人对女人也一样。不管不顾，不达目的不罢休，一味儿的大献殷勤，其实等于是一种纠缠，一种滋扰，一种侵犯。不要误以为对方的冷淡反应是不明白，或是一种故作的姿态。这两种情况当然也是有的。但为数实在极少。与其推测对方不明白，莫如分析自己为什么装糊涂？与其怀疑对方故作姿态，莫如问问自己是否太一厢情愿强求缘分？

在所有一切“爱”这个宇处于谓语位置的行为中，依我看来——“乞爱”是最劣等的行为。于男人是下贱，于女人是卑贱。

在爱这个宇的后面，加上“情”、加上“心”、加上“意”，爱就处在主语的位置了。“爱意”是所有世间情意中最温馨的一种。使人感觉到，那乃是对方在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种情况下，所能给予自己的临界极限的情意。再多给予一点点，就超越了极限。超越了极限，便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因为在极限上，所以具有着相当特殊的令我们深为感动的意昧儿和意义。

充满“爱意”的目光，乃是从女人的极其善良的爱心中自然流露的。它具有母性的成分。误将此当作和“爱”或和“爱情”有关的表达去理解，不是女人们的错，是男人们的错。据此进一步产生非分之想的男人，则就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

我最尊祟的人，正是一个充满博爱之心的人。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会羞惭得什么话都不敢说了。我遇到过这样的人。非是在文人和知识者中，而是在普通百姓中。我常不禁地想象，这样的人，乃是“隐于市”的大隐者，或幻化了形貌的菩萨。

“爱心”是具有自然而然的影响力的。除非人拒绝它的影响，排斥它的影响，抵触它的影响。

我们只要愿意发现，就不难发现，并且不得不承认，往往是从最普通的某些人们身上，亦既寻常百姓中的某些人们身上，一再地闪耀出“爱心”的动人的光晕。在寻常百姓的阶层里，充满“爱心”的故事，产生得比其它一切阶层多得多。

“爱情”也如“爱心”一样，普遍地存在于寻常百姓阶层之中。某些文人和知识者最不能容忍我这一种观点。他们必认为我指的根本不是“爱情”，只不过是“婚姻”。

而我固执地认为，对于百姓而言，“爱情”若不走向“婚姻”，必不是完美的“爱情”。百姓是现实的。

当安娜坠人爱河以后，她毅然提出与自己的丈夫卡若林离婚。

不顾上流社会的谴责，毅然决定与渥伦斯基结婚。这时，“爱”在安娜心里，上升为“爱情”了。她期待着他为他们的“爱情”负起“婚姻”的责任。她自己能做的，她已做到了。但是渥伦斯基并不打算真的负起什么责任。他要的只不过就是“爱”，而且得到了。责任使他厌烦透顶，因而他们发生激烈的争吵，因而绝望的安娜只有卧轨自杀……

渥伦斯基“爱”安娜是真的。

安娜对他的“爱情”也是真的。

悲剧是由二人所要求的东西在本质上不同造成的——安娜要有责任感的“爱情”，它必然与“婚姻”连在一起，成为完整的要求。渥伦斯基仅要不附加任何责任前提的“爱”。他认为有爱已足够了。连安娜为他们的“爱”而毅然离婚，在他看来都是愚矗的，不明智的。

一个现象是——某些大谈“爱情”至上的男士们，其实本意要的仅仅是“爱”。

但另一个现象是——渐多起来的女人们，也开始为男人们预设圈套了。她们以自己为饵，钓男人们的钱财。

牛郎织女式的夫妻，在寻常百姓中一对儿一对儿的依然很多很多。他们的生活里离不开生儿育女，离不开萝卜白菜，离不开吵架拌嘴，但也离不开责任感。责任感是他们组成家庭之前的最神圣的相互承诺。谁主内，谁主外，大的开销究竟谁说了算，小的花费谁有自主权，诸如此类一切某些男士和女士嗤之以鼻的内容，在他们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但是据我看来，这些俗内容，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一对儿一对儿的夫妻恩爱着。

在没有婚姻为载体的“爱情”中，到头来，遍体鳞伤的几乎注定了是女人。她们获得过的某些欢乐、某些幸福，往往被最终的悲伤抵消得一干二净。

在没有婚礼为载体的“爱情”中，女人扮演的只能是“情妇”的角色。

而古今中外，这一角色，乃女人最不甘的角色。也是最不符合男女之间自然关系的角色。即或那些专以猎名流、傍权贵、傍“大款”为能事的女人，一旦觉得巩固了“情妇”的地位，也还是要产生颠覆“情夫”既有家庭取代对方妻子的野心的。这时的男人用他们“爱至上”那一套哄她们是根本没用的。所谓哄得了一时，哄不了一辈子。结果男人大抵只有三个选择——要么离婚，承认自己“爱至上”那一套论调的破产，面对既又“爱”了，就还是免不了结婚“至上”的现实。要么给她们以多多的钱财，多到她们终于满足了不打算“造反有理”为止。要么，被逼得走投无路，狗急跳墙，杀了她们，或反过来被她们所杀。

所以，据我想来，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情人节”永远不会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日子。这是一个暖昧的灰色的日子。这世界上没多少人会真正喜欢这个日子。真的处在正常的热恋关系的男女，每一个日子都可以是他们的“情人节”。他们在那一天的拥抱和亲吻，不见得比在别的日子更温存更热烈。而既是“情妇”或“情夫”，又是丈夫或妻子的男女，肯定的，恰恰是很避讳那一天的。

即使瞒天过海凑在一起了，各自心里的感受和感想也会很苦涩。

我觉得，事实上，一个作家是很难与他或她的读者“们”交往的。

我相信大多数的作家皆和我一样，内心里最真实的愿望恰恰是拥有充分的独处的时间。究竟能拥有多少这样的时间，对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种时间居然被情愿地或不情愿地压缩到了最少的程度，那么在我看来是值得同情的。

试问在中国，在目前，卓绝的评论家大名阿谁？差不多够个评论家的，我几乎都读过他们的文章，当场对面听过他们的发言。他们中有我极尊敬的人，但是我不觉得谁卓越。正如我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代作家，没谁招得起“卓越”二宇一样。

评论和创作一样，在我看首先是职业。职业者、“啖饭之道”。

从天性上，我喜欢静。喜欢独处。

独处对我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时光。

鲁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位受伤颇多的作家，所以才说那样激烈的话。鲁迅还说过——跟死神走那一天，“一个也不宽容”。鲁迅的话常使我身冷。我能理解一个人不得不“横着站”内心里那种感觉。

我基本上同意鲁迅的话。

但仅限于相对鲁迅而言。

过于追求虚荣而又毫无同情心的女人我不与之交往。

女人而毫无虚荣是为女神。

女神又是根本没有的。

我不会主动与任何女人交往。

在中国，在现实中，有林黛玉那一种“自我中心”的缺点中女人比比皆是；有林黛玉那一种“淡泊功利”的女人风毛麟角，我没遇见过。

在都市里，我认为也不太可能有了。

宝玉一向被中国文人们说成是“叛逆”的典型，实在是中国文人们的故意的误导。宝玉身上，寄托着仕途失意的中国封建文人的“情结归宿”。说穿了是，以小儿女情替士大夫心。嘴上赞着宝玉，骨子里还是想当官的。若当不了官，最好宝玉似的，身边有一大群尊尊卑卑的红颜相陪着打发寂寞。宝玉的生活，是封建旧文人们“服官政”以前的向往，也是服不成官政以后的美梦。

中国封建文人们的骨气，大抵是当不成官以后的表现。之前便有的极少。宝玉身上有的根本不是什么骨气，只不过是自小在女人堆儿里被宠坏了的“女气”。宝玉非是“叛逆”的典型，是颓废的典型。

男人们的心理上，不但有“恋母情绪”，还有“恋妹情结”。无妹可恋的男人心理上也有此情结纠缠。男人疲惫了，就想变成孩子，于是从“恋母情结”那儿找安慰；男人自我感觉稍好，就想充当“护花使者”，于是“恋妹情结”满足男人的关怀心。曹氏之伟大，在于塑造了林黛玉这一男人们的尤其男文人们的“世纪妹”形象。她美、病、是孤儿、寄人篱下、有才华、多愁善感、任性、爱耍小脾气，但是本质不坏，高兴或不高兴时，谈锋永远的机智尖酸却又不失俏皮……这一切都极符合男人们措香伶玉的条件。曹氏伟大还伟大在，虽没读过弗洛伊德，却也堪称男人们的心理分析大师。

一部，栩栩如生，细致人微的人物，自然首推宝玉、黛玉、宝钗。在我看来，宝镀是正常的；黛五是病态的，体质上那样，心理上其实也那样。生理上的病根糠令人怜悯，心理上的阴幽幽令人反感。作为少女当予体恤，作为女人需要批评。这人儿身上体现出“病态美”，中国传统文人们一向也喜欢这个。中国传统文人们对女性的赏悦心理，其实一向同样是有几分病态的。

至于宝玉，太让人腻歪了。他“脚踩两只船”的“爱情游戏”，丝毫也无打动我处。我的儿子将来若有半点儿像他，我一定用巴掌加皮鞭调教过来。

这个卡耐基纯粹是胡说八道。

正文 第三章.3

公关小姐、交际秘书、庸官、直销雇员以及一切专业上没有出息的人，才会拿出百分之八十五的时间和精力去搞人际关系。

每个人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尽量使自己的存在不令别人讨厌。依我看谁都不必刻意去获得别人的喜欢，不令别人讨厌也就足够了。

一个人不可能也没必要天天总在那儿按别人的好恶改变自己，还要做好另外的许多事。所以，达到起码的修养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做君子，面是首先避免做小人。

我不主张年轻人培养什么“交际”能力。年纪轻轻的，时间和精力不用在正地方，“交”的什么“际”？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点。得“一帮”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会”了。三五知己可也。

我只知世上有一种友情如陈酿——我珍重这一种友情。我对这—种友情的原则是——绝不利用了来将自己的困难强加于人。

商品化的人际关系，人还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权”。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可以不那样。你不愿别人那样滋扰你，你可以远避那样的人。

商业时代并不能将它的功利目的强加在任何人身上。

定睛细看，所谓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无不是人与人自愿的。

而在政治时代人没有丝毫的“自主权”。政治对人的强加带有不可抗性。每一个人都无法置其度外。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已触犯了政治。别人对你那样，也有政治要求作为正当的理由。

在商业时代，人起码拥有这样一种自由——自我隔绝的自由。

自己将自己像猴子似的关在笼中，冷眼相看外面的世界或精彩或无奈。

在政治时代，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关在笼中的猴子。笼中只有政治一种关系。政治又在笼外进行着最严厉的监管。

自行地关在笼中(如果谁真的对商业时代不堪忍受的话)总比被别人关在笼中强些。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总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

近年出国的大陆中国人，几乎皆有学识和专长，个体素质相当高。所以抛却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识，追求实现个人目标的惟我机会。从正面说，个体的中国人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普遍强了，显示出一种个体中国人的龙虎之气；从反面说，同胞间的相互排斥、掣肘、倾轧，又总还是民族遗传性的猴气十足的劣相……

中国底层百姓之间，当年那一种互谅互怒是多么可贵呢！

但这一种关系，似乎已由于他们当年的“二哥”成了一个写小说的人，而在质量上有所檀变了。我猜测大小的到来，一定又是像二小的到来一样有难事相求。并且估计到了可能是哪几方面的事。

也许，正因为有难事相求，大小二小，在我面前才一样的拘谨吧？同时想到，我除了说些体恤的话，肯定还是帮助不了什么的。而这，才正是我内心里多少有点儿难受的原因。

下岗失业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的情况下，我一个写小说的人，再恳切的一封信，又能指望真起什么作用呢？当时不过是自欺欺人地给二小带走了一些“泡沫希望”。好比给赶集的人带了一叠假钞。

现实生活，使他们确信不疑着一个颠扑不破的逻辑，那就是——只要某些官吏肯绘个面子，小百姓的一切困难便会迎刃而解。

大小和二小，从小便是穷困老百姓家的孩子。四十多岁了，一个已有了自己的小家，但那小家的生活质量，几乎每一天都在中国水准的贫困线上浮动着，几乎每一天都有沉沦在那贫困线以下的巨大可能。心理和思想意识，几乎每一天都承受着那巨大可能的压迫。一个至今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小家。甚至连一个起码的栖身之所一张属于自己的床也没有。而且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从自己命运的明天，暂时还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曙光。像这城市里的一个人人视而不见的孤魂似的。而城市本身，却在日新月异着。另外的一些人们，却在灯红酒绿着，狂歌劲舞着，追奢逐糜着，一掷千金地高消费着——你难以否定他们也会受到强烈的诱惑。但他们不偷、不抢、不肯索性变成酒鬼和赌徒，不肯堕落为歹人恶人。对社会和时代也不心怀着深仇大恨似的。他们的灵魂里，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到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会丧失的，对堕落和犯罪的抵抗。在这一种抵抗过程中，他们有时真是表现得像战士一样顽强啊！他们的希望，正体现在他们抵抗堕落和犯罪的顽强之中。

有一个事实是，从八十年代至今，我们举不出任何国产商品名牌是任何明星的功劳。而另一个事实是，我们也几乎举不出任何几位私营企事业家，动辄一抛几百万请什么明星做广告。私营者，自己的钱也。自己的钱，一抛几百万值不值，谁都会暗捻手指算个一清二楚的。第三个事实是，恰恰是某些国有企业的“老板”，慷慨极了，大方极了。争相以高价纷请明星大做广告的心劲儿，也足极了。

美国国家经济信息研究所，在一九九二年做过一项实验，安排一位明星、一位普通人和一只猴子同时作了一则商品广告，结果表明——猴子得票最多，超过明星一倍。其次是普通人。第三才是明星。

按说，中国的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正在经济困境里挣扎。经济效益好了的，即使无力援助同行业，也总可以给同行业做出某些好的表率吧？但我们仅仅从广告意识和行为中，也眼睁睁地看到了令人深感忧患的不良倾向。赠别墅、送车、几百万一掷若轻的现象，真好像要撅起“比、学、赶、超”的“大跃进”！

猴于也罢，明星也罢，普通人也罢，电脑也罢——谁新颖，谁诚信，谁刨意好，谁对产品的说明和介绍比较清楚明白，我们就信谁的。

否则，我倒宁愿受猴子做的广告的影响。

那时我并不能明了，“改革开放”最终要呼唤来的乃是一个商业时代。我想我的许多同代人也不能明了。其实我们当时呼唤的不是未来，面是过去。是建国以后“反右”之前那一段短暂的中国梦的片断。它在我们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乌托邦的美好光彩。

我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当时代宣布改变了以后，绝大多数人是只能也随着改变的。若时代变而入不变，那得有极其雄厚的资本和异乎寻常的资格。你如果企图超脱于商业时代之外，那你必得有祖传的产业足够养活你和你的家。果而有之，你消费祖业的方式，也必是商业时代的方式。你的消费倾向，也必受商业时代的影肉。你如果不得不以商业时代的规则谋职谋薪，不管伤思想上以多么激烈的姿态抵抗它，你实际上已经屈服于它了。

纵观世界，非商业色彩的艺术和文学已属凤毛麟角。我不想声明我一定加入风毛田角。因为我做不到，还因为我不认为只要带有商业色彩了，艺术便不再艺术，文学便不再文学了。清高如郑板桥者，也是为自己的画明码标价过的。更因为我开始意识到，一个商业时代的小说家，靠稿费尽家庭经济责任，而又能相对严肃地进行长久的创作，乃是很“诚实的劳动”之一种。比之不能这样，而不得不向国家伸手讨索，讨索不到就牢骚满腹怨天龙人强。

商业社会的特征，的的确确乃是金钱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命运的特征。它有时太令人厌恶。但细想想，又不见得比政治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的命运更不堪承受到哪儿去。全民政治化是庸俗的政治，全民商业化恰恰是成熟的商业时代的标志。

改革不惟是人改造时代的举动，亦是时代改造人的措施。对时代预言，人其实只分为四类——推动它的、顺应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弃的。推动它的不仅有普罗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们是时代巨乘的两排轮子。时代不是，从来不是独轨列车……

结束旧时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时代的是疯子。置身于二者之间的是理想主义者。时代派生出英雄和疯子的数量大至相等。而理相主义者的数量从不曾超过前两者的总和……

被时代所甩弃的却常常是将自己完全典当给了昨天，并且彻底丧失了赎回自己愿望的人。时代甩弃他们如同旅者毫不犹豫地丢掉穿烂了的鞋……

恰恰相反，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甩弃那些懂得最充分地利用它的人——哪怕他们是些极其贪婪的人。中层甩得再频也驱赶不尽企图叮住它噬血的牛蝇……

改革不是集体春游或观光，其过程中乐趣必然少于浮躁。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国话。在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国人，即使头脑再聪明，身体再健牡，也仿佛不是一个作为人的资格起码完备的人。几乎没有一对中国父母，心甘情愿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们择偶的条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据说被她们戏称为半残废。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于是一个半残废的男人。岂止是半残废而已！

当年中国在归类学方面的经验是足可以笑傲世界的。我们的先人曾说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话。建国以来的同胞发现自己并非面对那么多种可选择的职业。甚至缩小十倍——言三十六行也还绰绰有余。小学教师无一例外地在课堂上讲解——“三百六十行是一种夸张的比喻……”而与此同时，在世界上尤其在某些发达国家，现代人却面临着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密越来越丰富的选择的犹豫和困惑。一个外国人在其一生中可能至少变更过数种职业。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你若面对一个调动过工作的人，你则不禁地会对他刮目相视。因为那意味着他“很有门路”并且“很有能耐”。大概非是一个“等闲之辈”。

中国之传统经济体制，以它的理论的概念化、教条化和与全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亦即世界市场化形成的背逆性，以它的实践的简单化、意志化，令富有理解力的当代经济学家挠顶困惑。

除了农民，尽管每几百个中国人里只有一两个在“中国式”的人的价值观念的导向之下成功地或自认为成功地走完了他们的一生，但是谁也不能够反驳，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望着一位局长的身影或他坐的小车时，会认为那是最好的人生……

结果是目前我们的共和国已有三千四百余万行政人员。每年仅行政开支竞高达约一千四百亿元人民币……如果玩具之对于儿童，仅只是一样东西。那么儿童的最经常最活跃的冲动，只能是占有那一样东西的冲动。如果在儿童中号召起类似“革命”的大行为，那么他们首先认定的“革命”对象当然只能是占有着那一样东西的童伴。

如果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现实利益占有权之间架设桥梁，那么有如在教堂和国会之间铺展红地毯。人的价值观念取向的单一，无论精神的抑或物质的，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

无论任何人，当其作为人具有典型性的时候，归根结底，意味其“窃取”了时代的典型特征。乞乞科夫是沙俄时代农奴制产生的怪种。爱迪生是美国资本主义科技童年时代的儿子。雅科卡则是当代西方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的骄予。所以雅科卡才会说：“都是这个国家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而伊索的不幸恰拾在于，时代不曾给予他渴望的自由……

我们稍对时代加以研究，便会发现时代原来具有这样的禀性——它一向只欣赏两类人——甘愿按照它的要求去活的人和违逆它的愿望并且最终成为它的挑战者的人。它因欣赏前者而奖赏他们，它奖赏他们为的是使他们更符合它的要求，对它的圈限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它对质者照例是不予奖赏的。非但不予，且每以惩剑悬其头上。它欣赏他们大抵在它确感需要他们的时候。亦即我们叫作“转折”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的叛逆和挑战的勇气及其精神，是促它嬗变的催化剂和促它“转折”的推动力。正如蛇有时需将身体夹在树叉之间完成它的蜕皮一样。没有它的那些叛逆者和桃战者，一个时代是不能从它的旧的躯壳之中摆脱出来同时获得新生的。为此它才慷慨地奖赏他们。这种奖赏往往是一次性的，是无比丰厚的。其后它不再赐惠于他们，因为它已经奖赏给了他们对人而言至关重要的千载难逢的时机，而且一并加上了明天。事实也正如此，那些在时代的“转折”关头把握住了时机，并且由此获得到了成功的人，成功将具有令人信心十足的延续性，因为他们乃是和一个新时代同时诞生的，而一个新时代的寿数，通常是按世纪来计算的。新时代需要它的推动者陆伴同行。至于那些曾被它欣赏过、青睬过甚至恩宠过的人们。或者被它留在旧皮上，或者在它完成痛苦的“转折”的时候，分担它的痛苦并和它一起擅变。它最不欣赏的也许是那样一些人们——在昨天里既不曾被它当作过典范而重视，今天对它的“转折”又麻木不仁的人。它在今天里不暗示给他们任何机会，它也不在明天里留给他们什么。它对他们无辙亦无奈，正如他们对它也是那样……匪今斯今，恒古如兹！

我们传统的社会的综合教育，几乎可说是以限制人的“自我表现”、“自我证明”意识为己任的。溯望远久的中国历史链，可发现这一点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老子》中就一再地说些“自荐者不明”之类的话，意谓谁“自我表现”了，就不可敬也不聪明了。《礼记·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徽，故君于慎其独也。”意谓在最细小的事情方面，在独处无人的时候，也要行为规不越矩。做到怎样才算典范呢？——“天盖高，不敢不踞；地盖厚，不敢不趋。”意谓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个楷模人物站着不敢不弯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个希望获得别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缓行。而老子则干脆沾沾自喜地说“吾有三宝”——“三口不敢为天下先”。

于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惟一普遍获准的一次，可以理直气牡地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机会。其表现方式是演习“革命”。其证明内容是“无限忠于”。其理论基础是“造反有理”。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释放大宣泄。它耗掉了作为每一个单独的人来说，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进行储备的那一种“自我表现”的激情。同时严重挫伤了整整一代人将这一种激情化为自我实现的冲动，此后十年内他们只能听凭时代的摆布。

一个国家，尤其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若想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起来，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工应是这样的——每—千人中，最多有十个官员就够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面专家又是官员的人。应有二百名左右国家重点企业的工人。应有三百名左右非国家性质的中小企业的工人。应有四百名左右依靠个体职业能够丰衣足食的人。其他属于医生、律师、教育工作者……

今天的中国人毕竟都恢复了寻找时机的本能，但时机注定不属于以下两种人：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时代像宠爱自己的阿姨一样，将自己轻轻抱起来，让自己骑在时代的颈上招摇过商……

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以什么听来正当的名义，将原先和自己一样，而如今和自己不大一样的成功了的人打翻在地……

我的同代人啊，我的兄弟姐妹，我愿你我他她之中，第一种人少一些再少一些。我愿你我他她之中，第二种人少一些更少一些！

对于犯了过失罪的人，与那些流氓歹徒、杀人犯、强奸犯、以恐怖行径危害社会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区别对待的态度。而对于犯了经济罪的人，贪污、受贿、勒索、坑骗百姓钱财者，其中我尤憎的是坑骗百姓钱财者。

而我常想，留给我的那一截，是否被我过分浓重地温情化了呢？也许只不过就是一些谁都经历过的片片断断的仿佛小猫小狗间的友爱，被我这个小说家未免太理想化太诗化了。然而我又是那么的不愿轻论留绘我的这一截。因为我总感觉到我必须为自己保存某些哪怕是被自己理想化了诗化了的东西。现实已不怎么可能向我提供这些东西。我只能从过去找到，并倍加看重。我设法儿不以仁义对待之。然而我又非常清楚，这仁义万不可延伸人第三个阶段。否则，我自己也将走向反面了。那么所谓仁义也就该站在被告席上而同时走向它的反面了……

他家的马桶是几万元的那一种。用电控程序的。有烘干功能的。我想不通人为什么非需要那么昂贵的马桶。也想不通厂家有什么必要生产那么复杂的马桶。现在的中国人，虽然开始重视贫富贵贱之分了，但排便毕竟对谁都只不过是排便，无论多么讲究也够不上是仪式啊。就算真的讲究到接近仪式的地步，麻烦的还不是自己吗？……

是的，我认为，轮到我们这一代人犯错误——不，是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接二连三地犯罪了。

某类罪，要犯，先得有犯的条件和犯的资格。不是谁想犯就能犯的。比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之类。

今天，在我的大批同代人面临“下岗”和第二次失业的严峻人生考验的同时，时代也出于需要，将我们中的极少数人推上了官位。

我回答他——他的话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我说首先他应该明白，非是知青这一代人开始跻身中国的权力阶层了，乃是中国的中年人开始这样了。而这一般是时代的规律。古往今来，中老接替，历史一向如此。全世界一向如此。扫描国外的社会格局，权力阶层的平均年龄，大约比中国还要小十岁。时代迅进，事物更新，整个世界的权力阶层，正是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倘他在仕途上有抱负，来日方长，大可不必因眼前情形而苦闷。其次，由于他自己也在权力阶层，终日所见皆大官小官。仰而望之，重重叠叠，故才生出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倔张。但是，只消十余年后，使他备感最直接压迫他的，也就是他所言“知青一代”中的顶头上司们，将整代的屈身而退，尽数随着某页历史翻过，旷出大片空白。那时他只不过四十多岁，龙中虎中，大显作为，充分证明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就是了。和他的知青出身的顶头上司们明攀暗比，那是很没志气，也很没出息的。他们不过是时代所临时物色的一批过渡者。他们的优势是人生经历，他们的劣势是知识结构。他们从人生经历中总结出人生的经验，这是后天所得。而知识结构的普遍落伍，却是先天的严重缺憾。人生的经验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人生中总结。有了这一种经验的益处是，善于较自如地行使权力，也善于较圆熟地服从权力。知识结构却只能从知识中搭建，它比人生经验是更来之不易的。

请你以后不要再当着我的面动辄便你们“知青这一代”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这一代总体上目前仍是中国最值得同情相待的人。

中国近千万“下岗”失业的人中，他们占十之六七。这才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一批科长处长，一些副局级局级干部，在“知青一代”中其实少到没有什么代表性可盲……

权钱的交易好比手淫，最难始于一而止于一。

商业时代从无序到有序的过渡阶段，乃是利益二宇最为亢奋的“发情期”。就好比十六七的花季是人必经的青春躁动期。这一阶段，金钱发出更加骚态的荷尔蒙气味儿。每一项强制商业纳入规范法的出台，都预示着要钻时代的空子更难了，人对金钱的贪婪目的之实际更不容易了。受到这一种预示的刺激，形形色色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开展得更加频繁，建立得更加纯粹，交换得更加急迫而且更加赤裸裸了。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从上至下，从下至上，周密地控制着这一个近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执政党中如果出了一个坏干部，我们可以叫做“棍”，叫做“恶吏”。如果出了一批，我们可以叫做“帮”，叫做“官僚势力”或“腐败势力”。即使构成了势力，也还是可以看成是“一小撮”。

然而，这“一小撮”如果抗瀣一气，狐假虎威、由于什么利益攻守同盟，亲若一丘之貉，并且从上至下，从下至上控制了一方政权。比如一个村的，一个乡的，一个县的，一个市的，一个地区的，那么，一方政权的性质其实就演变了。或者发生了彻底演变的危险。“公仆”们一旦为所欲为，嘴脸也就和当年的“黄世仁”无二了。“主人”们倘偏不驯，下场也就都跟“杨白劳”差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把以江青为首的四条“党棍”叫做“四人帮”，而且进一步指出“你们搞‘四人帮’不得人心呢！”

现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官帮”、“吏帮”，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再多则几十人，上百人。有的已被揭发，受到了法办，有的尚未被揭发，仍遣遥法外。

稍加分析便可明白，这样一些权力“帮”那样一些权力“帮”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由于利益关系所决定的。

故我以为，反腐倡廉，首先要从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做起。大官大吏，起码要时刻告诫自己，万勿因为钱财，而轻易就上贪官污吏的贼船。那贼船是上得下不得的。因为一旦上去了，就只能与贪官污吏们同舟共济了。他们的尾巴一旦被揪住，就跟揪佐了你的尾巴一样。你不说情，不庇护，不解救，那是不行的……

民心可欺，民心不可辱。他们看在眼里，心中是自有一杆秤的。

贫穷的经历只有对人有以上的“教化”意义，它才算是一笔“财富”。否则，贫穷只能是罪恶。而且几乎只能滋生罪恶。

“政治是非凡的痛苦”这一句话，又如一条潜在水底的怪鱼，由于记忆的死搪受到剧烈的搅动，大张着可怕的嘴，吐着一串串混浊的水泡，(疒参)人地浮出水面了。

我又由“政治是非凡的痛苦”这句话，联想到刘少奇。堂堂国家主席，最后竟是被绑在一处神秘的土监中的一只条凳上苟活了许多日子。连用自己的真实名字死去的起码权利都被剥夺了……

当然，还联想到了彭德怀、贺龙，被摔断过一条腿的罗瑞聊，以及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物的可悲下场……

联想到了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大清洗。

联想到了美国历史上被刺杀的两位总统——林肯和肯尼迪。

的的确确，在人类历史演进的湍湍长河中，“政治”二字常伴有血腥之气。依我看来，其对人类的负面危害，是大于“战争”二字的。因为说到底，战争亦即“政治”的一种特殊手段。

只不过，不知为什么，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大谈特谈“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太多太久了，谈“改革开放”的最终原则太少太不够了。

谈方法多了，谈目的少了，方法就容易给人某种错觉，仿佛已经实际上成了目的本身。真正的目的，也就难以被深人人心地相信。当人们开始怀疑目的之时，方法的说服力也就随之丧失。

我认为，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就是一种思想上更为现实的，克服“乌托邦”倾向，但对社会进步又仍抱有理想追求，不满足于现状，尤其不向现实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妥协的思想者。

一个国家在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完全采取肆水自流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还是要多多少少注人一些理想的目标成分为好。而那理想的目标成分，说到底，又几乎可概括为一条——从广大民众的利益出发。

我这样的一个写小说的人，与某些政府官员之间，倘论友谊，那友谊也更是从前的某种特殊感情的延续。能延续到如今，已太具有例外性。这一种友谊在现实之中的基础，其实是较为薄脆的，因而尤需珍视。

妹妹，为了过好一种小百姓的生活而永远地打起精神来！小百姓的生活是近在眼前伸手就够得到的生活。正是这一种生活才是属于我们的。

一个时代的发展，体现于一座城市，往往是明显的。五六年内，多了几片楼区，几座立交桥，几瞳摩天大厦，人们就都会承认，发展了，变化了。但体现于小百姓的实际生活方面，则往往就不那么明显了。非与自己十年二十年前乃至父辈们的生活状况相比，是不大容易被自己承认的。

面临困难尤要保持乐观。重要的是，将我们的生活的追求标准，定位在小百姓这一广大的阶级层面上，即或眼前面临失业的窘况，也要较乐观较有信心地去为实现自己小百姓的小康日子孜孜奋斗。

杂文好比是文人自己选择了并且穿上的一件斗牛士才穿的服装，而散文却好比永不过时的休闲装。

我认为今天原本应该是一个杂文活跃的时代。而明摆着的道理，今天又根本不可能是一个杂文活跃的时代。一言以蔽之，杂文首先是写它的人，用它对社会各方面现象发表的一种“意见”。在诸文体中，杂文最像公开的“意见书”。而且往往是尖锐，甚至尖刻的那一类“意见书”。即或幽默，那幽默也常属黑的、冷的、辣的。所以在“原本应该”和“根本不可能”之间，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发现许多报上的杂文越来越少。杂文显然是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了。先是不讨眼睛长了钩子似的监察报纸的某些人们的喜欢，自然的也就不讨编报的人们喜欢了。或者他们只能心里暗暗喜欢，原则上却要敬而远之的。

杂文的作者，由于所观察的往往是社会的丑陋现象，由于常将杂文当了“巴首”和“投枪”，便又往往的会变成所谓愤世嫉俗之人。

这样的人，现在是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不合时宜”便孤独。孤独而仍要取一种“斗士”的姿态，便不免的常会心生出诸多悲慨来。而悲慨久之，是伤主智的。每每被讥为当代“唐·吉河德”时，那悲慨便尤甚，会直蚀进灵魂里去的。

在中国当代史上，毛泽东的伟人地位永远不可动摇。继孙中山之后，无人可与相提并论。进言之，在中国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上，毛泽东这个名字，使历代帝王将相以及历代杰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摄政权威超越于一切中国帝王；他的军事谋略堪称中国的另一部《孙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仍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头脑，尤其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头脑，发生着先人为主的，同时又依赖难舍的影响。

伟人既逝，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渐成“历史人物”。伟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历史化了，也就没有了现实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一概起码的“公民权”可言，往往被当作了“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谱”。

历史的“头脑”所记住的，永远是有缺点的，包括有污点和劣点的伟人和名人，而将“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

对历史而言，人最大的“缺点”是普通。

对普通人而言，伟人和名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完美”。

但在历史的专门词典里，从来不收入“完美”这一词条。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我，多么希望中国能出现一部关于毛泽东的，其认识价值如美国的麦克阿瑟晚年所著的关于“越战”问题的权威性的书啊！

我认为我的希望，也代表着许多中国人，尤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

同时我也明白，在近五六年内，希望只能是希望。

一个中国人，哪怕将“毛泽东现象”思考明白了一点点，对于中国之事，或许也就会看得稍微清楚了几分吧。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并不标榜自己是什么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地说，马克思本人并不是“暴力革命”的积极的倡导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并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发生的社会学者。

毛泽东是马克思学说中那一部分“革命”思想的最虏诚的信徒之一。也是最坚定的实践者之一。

现在，有些中国共产党入迷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最基本的观点上似乎错。因为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亡，反而空前地繁荣昌盛了起来。

其实马克思主义恰侩在这一点上并没有错。因为马克思的预见的前提是——如果资本主义并不能寻找到缓解阶级矛盾的有效方式，那么它将有可能被无产阶级纷纷兴起的“暴力革命”所埋葬。

资本主义寻找到了那一有效方式——民主十高速发展的经济。

错了的是某些中国共产党人自己。

阶级斗争对历史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阶级斗争也会对历史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和摧毁性。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恰恰在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发生的历史年代里，人类的生产力和文明更得以大踏步地迈进？毛泽东是带着“革命精神”的“兴趣”去研究中国历史的。他一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都没有摆脱那一种“兴趣”。更不曾超越过那一种“兴趣”。越到晚年，那一种“兴趣”在他身上体现得越强烈，越偏执。

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毛泽东是在他的革命同志中最具有演说天才，也最具有思辨能力的人。

有一个现象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举凡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领袖，大抵同时又是“革命理论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自不必说，铁托也是。

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历史以来领袖十“革命理论家”之惟一一人。面且，在他活着的时候，是“十”得最严丝合缝的一人。

国外一项经济政策或生产法令的出台，每每数百万字的调查研究为依据，每每经历几十次论证。“革命”的方式，尤其中国农民革命的方式，是根本不应该允许用来操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务的。而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其间农民“革命”式的，大哄大嗡的现象不胜枚举。

毛泽东的时代，除了他自己的革命哲学思想“一花独放”，中国再没了别的任何一类哲学。当然也没了任何意义上的哲学争鸣。从事哲学之学者、教授，或成了“阑而无用”之人，或成了“思想改造”的长期对象。大学里，就只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好比文学系只允许讲一种文学理论——“样板戏”创作的“三突出”原则。

我们只要重新认真读一下毛泽东那些关于民主的论述和讲话，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主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似乎主要是一种好的工作作风，一种团结大多数人的宝贵经验，一种保障和鼓励大多数人充分发表意见的传统。

在毛泽东关于民主的一切论述和讲话中，他一再强调，民主是相对于集中而言的。在民主与集中之间，毛泽东思想上最终捍卫的是集中。

集中是权威功能的充分体现。

而民主的特殊使命，是对个人权威的合法限制。

不受合法限制的个人权威，几乎不可能不演变成“绝对权威”。

“绝对权威”即帝王权威。或约等于帝王权威。

它是与“共和”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

据未德女儿未敏的回忆文章中写到——朱德作为全军总司令理所当然地被授予“十元帅”中的“首帅”军衔之后，回到家中显得特别愉快、兴奋和激动。

是毛泽东亲自授衔于他的。

又据有关回忆文章介绍——毛泽东在整个授衔过程中，脸上一次也没露出过往亲切和蔼的微笑。表情显得有些不同寻常的严肃。毛泽东回到任处后，曾独自陷人很久的沉思……

毛泽东当时头脑中想了些什么呢？除了毛泽东本人，没有任何人能告诉我们这一点。

在那一次庐山会议上，大获全胜的毛泽东的威望，究竟是提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呢？回答是肯定的——降低了。

因为权威和威望是不一样的。

权威是威摄力。

威望是综合魅力。包括权威，但远比权威内容丰富。

一个人的威望中如果仅剩下了权威在分明地突出着，那么他也就没什么魅力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显示了他的权威潜力的强大性，但却是以损害自己的威望为代价的。

当年已六十六岁的毛泽东却未必愿意这么想。他的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其实并不是“反右”和“大跃进”，而是他在六十六岁的年龄，仍那么不可置信地依恋他曾拥有过的，经历了无数次考验的，使他成为唱遍全中国的“大救星”式的个人权威。

每当思考毛泽东，便想到他那辉煌的五大本思想著作。以后的世纪里，不太可能产生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了。因为，一个现象已无可争议，政治家与思想理论家越来越是对社会作用不尽相同的两类人了。毛泽东的著作中，仍有相当不少的部分，包含着当代政治家们治国的经验。今天，即使仅仅从“文章欣赏”出发，毛泽东的著作仍有极大可读性……

毛泽东的的确确具有伟大性。

公正而论，美国是支持过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而且，这种支持在当时对于中国相当重要。

公正面论，美国的武器援助(不仅限于武器，还有军事专家和空军战斗队)，当然不可能直接送到“红军”手中。一则美国当时的议会不会通过那样的做法。那样的做法违反国际军事援助的惯例。

它只能以国对国的方式实行。

至于蒋介石用了那些武器来剿灭“红军”，完全是蒋介石的罪责，不是美国的罪责。

公正而论，当时罗斯福总统执政的美国，并无制造中国内战的动机。他所批准的军事援助，目的乃在于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公正面论，当时的毛泽东作为“红军”的领袖，对于以上诸点，是有着正确认识的。这种认识，包括对于美国的理解。

显然，毛泽东并未因自己是“共产党”的领袖，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便一定要反美，坚决要反美。

显然，毛泽东是愿意和美国对话，愿意自己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同美国保持正常的，甚至良好的国际关系的。

显然，毛泽东认为自己与罗斯福那样的美国总统之间，或者反过来说，认为像罗斯福那样的美国总统与自己之间，是绝对不至于成为剪不两立的国际政敌的。

显然，毛泽东的开始反美和后来的反美到底，是美国一步步紧逼紧迫的。

反美不是毛泽东的过错。

是美国自己的过错。

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当年对华政策的一意孤行势不两立，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也许会不顾苏联的干涉和反对，主动与美国保持外交接触的。

是美国政府当年使毛泽东头脑中对它所抱的种种期望彻底源灭和打消了。

是美国政府一步步逼迫毛泽东成了一九四九年后最坚决的反美政治家。

“抗美援朝”既不但是“见义勇为”，也是唇亡齿寒情况之下被逼的。

今天之中国人，大可不必对此反思什么。

值得深刻反思的，同样仍是美国。

当中国人坐在电影院内，从新闻记录片中看到赫鲁晓夫与尼克松相互拥抱的镜头，心理是极其复杂的。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曾如此想过——我们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的孤立无援啊！于是毛泽东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口号。

于是毛泽东向全世界发出呼吁：“亚非拉美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被迫的“反帝”，已然使中国和中国人民不得不面对美国这样强盛的敌人摆出“一决雌雄”的姿态了，附加了“反修”的国际使命以后，中国及中国人民简直等于左右受敌背水一战了。

亚非拉美某些国家当然是愿意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但他们首先向中国伸出双手要求援助。

中国及中国人民，不得不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里，勒紧腰带，过省吃俭用到极点的生活，履行援助的义务。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未必就半点儿没有敌我悬殊，势单力薄之感。

但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领袖，又必须在全世界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他是中国惟一必须如此的人。

他是中国惟一没有理由没有权力动摇信念的人。

因为他已经在充当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之父了。

因为他已经被亚非拉美不少国家和它们的人民尊祟为世界上立场最坚定不移的伟大的“反美斗士”了。

中国人今天可以从多方面指摘毛泽东，但却应该衷心感激他当年为中国和中国人民肩负世界性压力而坚挺不屈这一点。

中国有句话——“解铃还须系铃人。”

中美关系的凶铃，是美国系上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使那铃凶响不断；尼克松解松了系那“铃”的绳扣。他的名字中的那个“松”宇，似乎意昧着是中美关系中的吉字。

他是主动来叩中国大门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无论他被评价为一位怎样的总统，他对缓和中美关系的作用是巨大的。

苏共对毛泽东思想中“阶级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理论的批评是对的。

他们对中美关系中毛泽东那种极端强硬的仿佛一万年也不改变的理论的批评也是对的。

但这种批评似乎应该同时针对美国才公正。因为在中美关系中，在当年，首先是美国拒绝与中国“和平共处”。

中国人中，尤其中国共产党中，有一种看法目前依然存在——那就是认为苏联的解体，完全是由于当年开始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滑得太远了。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看法。因为首先，指斥苏联当年为“修正主义”，已经被证明是思想理论上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其次，苏联的解体是三十年以后的事，直接导因非是“极端民主化”，而是一次武力扣押总统的政变；不是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丽是民族矛盾趁政变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集结势力的结果。那政变恰恰是由认为自己最“布尔什维克”的人们干的。

在毛泽东的青年时期，一切从乡村走出来的小知识分子，如果其头脑中“危世救国”的思想真的很强烈，那么头脑中同时必然树立着某些大文人的榜样。因为中国的几乎一切“危世救国”的理论，盖总结于文人的思想。

中国历代文人，从古自青年毛泽东的时代，盖有“傲”与“忧”两类。“傲”类的文人们，一向备受中国青年文人和青年知识分子所尊崇。因为真优必得投出心去。多数的他们其实做不到。“傲”则不费什么事儿，对时代对社会对他人，既可为姿态上的矛，亦可做心理上的盾。而且，可形可状。

尽管毛泽东本人欣赏李白式的文人，或扩言之曰知识分子，但是在毛泽东成为中国人的伟大领袖以后，李白式的、傲气在骨的大小文人大小知识分子，便几乎没了生存的权力。因为在毛的时代，“傲骨”几乎就意味着“反骨”。

在中国，由于当年政治体制的先天缺陷，领袖即使非是毛泽东，是别的任何人，也将必历同样不幸。

正文 第四章.1

用一句话说出的思想也许接近着正确；用十句话说出则就意味着并不怎么自信了；反反复复说的话往往离正确甚远——这本书里充满了此类话。此类话提供给人们的惟一的意义是，惹起批判的冲动。

谁心里起了这种冲动，证明谁已在思想着了——我以我的片面和偏激，促使读者享受自己思想着的愉快……

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决定着经济基础的雄厚盈实。雄厚盈实的经济基础，是以商业的空前繁荣为标志的。空前繁荣的商业是冲压机床。它反作用于生产力，是使生产力成为一柄梳齿排列紧密的梳子。甚至可以说，已不再是一柄梳子，而仿佛是一柄——蓖子。

繁荣昌盛的经济时代，对人类社会而言，乃是效果最理想的“洗发剂”。阶级这一缕胶和在一起的头发，遇此而自然松散开来。经生产力这一柄蓖子反复梳理，板结消除，化粗为细。

于是阶级被时代“梳”为阶层。

于是原先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亦同时被时代“梳”为“阶层意识”。

人类社会由阶级化而阶层化，意味着是由粗赂的格局化而细致的布局化了。

格局是极易造成相互对立的存在态势。

布局是有望促成相互依托的存在态势。

而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一大幸事。

一批贪官污吏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在经济领域内依仗父辈权势与奸商勾结牟取暴利的子女们的存在，的的确确证明着“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日趋形成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夸大了予以评说会被斥为“左”，而轻描淡写地予以评说甚至态度暖昧地替之掩丑则等于遮掩了腐败现象。

站在这个两难之点上的一切大小官员、一切知识分子，乃至一切中国人，除非矢口不谈腐败二字，若谈，自己们首先就都难免地尴尬了。

且莫以为他们富起来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国人了。其实，除了在资产的占有方面和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方面他们足以高枕无忧而外，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是郁闷多多的。依然是些备感失落的中国人。老百姓的郁闷和烦恼是可以找个倾诉对象诉说的。

老百姓是有权力通过发牢骚甚至诅咒骂娘对现实宣泄不满的，他们却丧失了这种宣泄的权力。

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鸿沟，是再也没法儿填平了。起码在他们这一代是设法儿填乎了。面他们的上一代，亦即他们的父辈们，原本是些曾为拯救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出生人死，功勋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国老百姓爱戴的人物。这一种关系的失落，乃是他们于中国当代诸种失落之一种。最心有千千结之一种。最欲说还休之一种。最惴惴不安之一种。

“文革”粉碎了他们的理想，嘲弄了他们的志向，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正如硬性地、完全不可抗拒地改变了正在成长着的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人生轨迹一样。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文学和学术等等领域，中国的高于子女是很难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他们从小就距这些领域甚远，而离中国政治太近。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家族的观念中，从政才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高干之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们的思想意识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几十年中，这一点几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

他们最是中国一些处于“不可名状”之状态的人。

他们总担心中国哪一天又发生“文革”般的动乱。而他们多年来苦心聚敛的家财私产顷刻化为乌有。不管谁向他们保证这一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都不能彻底打消他们的忧虑。

好比孔乙己数茴香豆，觉得实在是“多乎哉？不多也！”

“他们”中的男人，是些缺少友情的男人。因为聚报于他们身穷的，十之七八是正图利用或攀附于他们的男女。他们必得提防那样一些男人的手趁他们不备伸人他们的衣袋。他们必得经常告诫自己，别一次又一次被亲爱于他们的女人颠覆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每一次夫妻关系的破裂，对别的男人们是多么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的过程，对他们其实也同样是。有钱人之离婚，有由于有钱而造成的别种样的麻烦。

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格独立精神较强的，不太容易为虚荣所惑的男人和女人，一般不会轻近他们的社交范围。他们也从内心里很轻蔑那样的男人和女人的高傲清贫。素质太差，文化层次太低的男人和女人，也根本没机会结识他们。追随于他们左右的，几乎永远是一些精明的、专善仰人鼻息的、推他们马首是瞻的、不耻于时时表达忠心的，介于有自尊和汲自尊，有身份和投身份，卑俗和斯文，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年轻的、漂亮的，介于单纯与不知廉耻，浪漫与放纵，多情与多智，现代与现实，天使与妖姬之间的女人。某类人们因具有太显明的被攀附的意义和被利用的价值，身旁也就大抵只能聚拢着些介于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作派现代目的现实的女人了。

这符合人类社会的寄生规律。像他们利用他们父辈的权力能量和影响一样，他们自己的能量和影响往往也被直接或间接地借助与利用。他们有时会对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心生厌恶，弃之如弃旧履。但有时也会遭到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的背叛——当他们身价跌落在特权阶层渐渐失宠之时……

其实他们内心都曾封闭着一般强烈的激情。那激情更适于通过慷慨激昂政治演说，运筹帷幄机智幽默的外交谈判，身临战争前沿麾下千军万马指挥若定来体现。然而在今天，这太是过去时的“童话英雄主义”式的向往了。他们也早巳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内心里的激情的火苗都渐渐熄灭了。

他们的“不可名状”的状态，说到底是这么一种感觉——既不甘心一辈子像他们现在那么活，一辈子做他们现在所做之事，又前瞻后顾两茫茫，找不到另一种或比现在更好的活法，以及比现在所做之事更能体会到满足感的事。

让我们来说说“他们”中的女人们。据我看来，作为女人，她们十之七八其实是不怎么幸福的。

她们的身份与其说是妻子、是母亲，莫如说更像是同事、老板秘书、经纪人、股东、“大内总管”或后台老板。

针对于她们，似乎反过来说更为恰当——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却都是相似的。

是的，由于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原因，相似的情况，她们婚姻上的失败以及家庭生活的不幸福，也都自然而然地带有了相似性。

她们是些当代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

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的，从爱情到一种思想到一个政党。而举凡有生命的事物，皆都是有生命的周期现象的。十二三年是普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周期。两个周期交替之际，人的健康与病弱状态显明。思想的生命要比人的生命长久得多。它是精神生命界中的银杏树。尽管如此，既没有不死的银杏树，也便没有所谓不朽的思想。

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某些堪称伟大却很古老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代人的头脑来说，其光耀已如遥远的银河系尽头的一颗垦一样暗淡了。

新的思想的芽，通常都是生长在古老思想的干上的。

腐败的严重，显然与它的生命周期有着一种内在的可能是必然的关系。

在成熟的商业时代，政治权力，尤其人亡而易的政治权力，根本不可能隔代产生将带来实际利益的神奇效应。

只要别太过分，只要别太肆无忌惮，只要别太贪，适可而止，只要今后不再那样了，只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了，能使咱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别弄得今天一批下岗的，明天一批失业的，人心惶惶，人人危机，对他们那点儿摆不上台面儿的破事儿，中国老百姓其实可以猫头鹰似的，睁只眼闭只眼，装成大傻帽，装成什么都没瞧在眼里的样子……

中国的“富豪”们究竟有多少？排在前十位或二十位的又究竟该是谁们？一个中国人又究竟拥有多少家业才算得上“富豪”？这其实不但是一个中国谜，而且似乎也是一件莫衷一是之事。

对于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我这里也可介绍一种简单的分类法——夸富型的或隐富型的。当然，这种分类法，仅适用于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于这某些人，也不是非此即被。但是只要留意观察，却都不难从他们身上看出以上两类的特征。

夸富型的——惟恐人们不承认他们是“富豪”。很在乎自己是第几“富豪”。被承认是，或不被承认是，又似乎意昧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全部尊严，得到或没得到普遍的公认。是第一或第二的区别，于他们，如同奥运会上的金牌或银牌或铜牌的区别。在常人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嘛还非要争个是第几呢？这在常人们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他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于嘛不争做第一呢？好比参赛的运动员一般都想竞争到金牌一样。常人们觉得那是梦。他们觉得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即或常人们也认为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但同时又不禁的会想，那是几级多么难以跨上的台阶啊！而他们的想法却是——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不能？

如果他们感到他们的“富豪”地位还没被公认，或虽被公认了，却没被排在座在的榜上，他们的心理就会特别的不平衡。好比一位影视演员或歌手，自认为自己的名字当在“十大”或“二十大”之列，却名落孙山一样。这时他们就会通过媒介弄出一些响动，以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哪怕实际上他们所获得的公认，并不像他们感到的那么有限，那么应该觉得委屈，他们也还是要煞费苦心地弄出些响动。他们从来不怕出名，弄出的响动越大越好，越引起社会注意越好，越出名越好。他们绝不是一些害怕为名所累的人。不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是不良的感觉，更不会感到别扭。

隐富型的——这些人惟恐自己被视为“富豪”，惟恐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什么“富豪”排行榜。他们例不是怕受名所累，也不是承受不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那分儿别扭。他们的隐富心理，主要基于对自己的同胞的防范意识，基于对时代的不信任，基于对中国前景的变幻莫澜的谨慎的看法，基于一种由中国近当代政治所传授给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他们的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

他们似乎没有成为中国的什么什么的雄心大志。但是他们的商业眼光比“夸富型”的人们更为准确，商业头脑的反应也更为缜密敏捷。后者们常处于什么都想做，但不知道先该做什么。看到别人成功自己晤然若失望洋兴叹后悔错过了机会。他们却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且果断地悄悄地去做。

“信赖”是一个有永远的恒定数限的词。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针对于任何具体之人，其数限都永不可能小于一。它只能等于一或大于一。它绝不至于等于零。“信赖”乃是体现为人心的一种近乎本能的需要。好比一个人要活着，他的肠胃最起码需要一个面包或一个馒头，外加起码一碗水。一个真的连一个人都不信赖的人，便会连活着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了。一个连活着都觉得汲多大意思了的人，对金钱也就缺乏积累的意识了。

而他们都是些觉得活着很有意思的人。甚至可以说都是些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

对于他们，能在这世界上还信赖着一个不是妻子不是女儿更不是母亲的女人，也就足够维持他们的心灵的需要了。

他们是中国当代最有活动能量，最策划组密，最胆大心细的一批“灰色收入”者。

在当今世界上，以往十几年来，中国也许是为“灰色收入”者们留有最多隙机可起的国家之一。目前可能仍是这样的国家之一。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这乃是中国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有些是合法不合理的。有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他们的存在，与腐败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腐败借助于他们的“有偿服务”更加腐败。而他们本身的存在即意味着是腐败的催发酵母。好比霉菌与脚气病的关系。

因而他们又常感自己们才是本时代的孤儿。

他们是一些不太需要教化也挺“爱国”的“爱国主义者”。

金钱在他们身上发挥了“功德圆满”的影响。

而这不能不说也算是金钱作用好的一面。

那些非是凭着权势背景，非是凭着稍纵即逝的机遇，更非是凭着“灰色潜能”聚敛起了“灰色财富”——而是顾顾所所，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坚忍挺进地加入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人们。

我对他们一向是怀有大的敬意的。

他们，只有他们才是，而且最应该是“改革开放”这巨大产床上接生下来的健美婴儿。他们中不少人，十余年间，已由婴儿成长为“英俊少年”了。

在我们中国，对于凭着权势背景“先富起来”的些个人，我一向是持批判态度的。只不过这一种批判态度，目前已变得由尖锐而温和，由激烈而含蓄，由毫不动摇而左摆右晃了。因为正如我前边谈到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爷父为官，儿孙得利，这是中国古往今来的规律。这规律产生的基础乃是封建法权的系统构架及其残余支柱。民主政体不至，此规律难破。某些共产党人的自我约制，虽堪称典范堪成楷模，毕竟的只不过是个人助道德完成。并不能改变规律仍以规律的惯力导致现象的存在。因而存在的从规律性上去认识，几乎是合理的。人不可能要求物体在自然光下没有影子。不可能要求海鱼没有海腥味儿。

他们最终成了中国资产者中的一员，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渐渐从小本生意发展壮大的曲折过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途穷末路的人。他们的成功非是“运交华盖”的结果，而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他们的产生和存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至于变得像是一部仅仅由式的喜剧和《钦差大臣》式的讽刺剧“编辑”成的，充满了“拍案惊奇”情节的通俗又肤浅的畅销小说，而具有了一些应该具有的凝重感、庄重性，以及令人欣慰的乐观。

否则，“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则便不过是对某些靠权势背景，靠“灰色潜能”，靠闪烁着戏剧色彩的“幸运的雨点儿”而发迹的人的陈旧故事的“内容提要”罢了。

他们的产生带有空前活跃的原发性。

他们的存在证明了时代即是他们的阳光，即是他们的水分，即是他们的土壤，只要归还这样的一个时代给他们，对于他们就足够了。他们并不需要比别人更多的、另外的，在他们看来是非分的东西。只要给了他们起码的条件，他们就能靠自己的奋斗获得成功。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许多乡镇，许多农村，他们发展个人财富的作为有声有色，方兴未艾。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缔造”了十个指头数两遍就数得过来的些个“富豪”，实在汲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时代在这一点上几乎都是相似的。一批穷人的命运的改变永远比几个富人的产生更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私营企业家，他们不但壮大了中国资产者阶层的行列，而且使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为然的成分有所改观。渐渐削减了中国人对它的嫌恶心态，渐渐修正了中国人对它的不太正确的看法，渐渐使中国的其它阶层能够与之和平相处了。

他们的资本，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几百万的，虽然也可放在中国资产者阶层的最低档次的一个群体加以评说，但我还是更愿将他们归人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去进行分析。因为资本的有限，分明的，使他们身上中产者阶层的特征更显著些。他使我联想到了爱迪生的一句名言——“如果富人们真的橡穷人们所经常以为的那么幸福，他们就果然算得上幸福了。”

我也只能以我特有的方式从道义上谴责他们的不道德，却丝毫也妨碍不了他们以他们不道德的方式，通过对自己同胞的严重剥削，和近乎奴役般的雇佣聚敛金钱。

在中国，在某些地方，我之所见，使我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产生了从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的相当大的飞跃。

哪一个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买了那一种美丽的被子的外国人，又能想到在中国，它们生产于如此简陋的“厂”里？是由每月挣一百五十元人民币的些个中国小女子一针针一线线用颜色对比鲜艳的绸布角儿拼缝成的？

当他们满意于那一种被子的美丽和便宜的时候，当他们掏出钱包悦然而购的时候，当他们对手工劳动的成果大加欣赏的时候，他们也肯定地想不到，某些中国乡下小女子们灵巧的双手，每天端碗拿筷子的时候，其实已是五指麻木的、僵硬的，手腕发抖的了。

文人“幸会”富人，或曰遭遇“大款”，照例免不了请客吃饭一项基本内容。而且，照例是“大款”热情做东，文人吃白食。文人的朋友和“大款”的朋友们凑趣沾光。通常，文人和“大款”坐在一起了，总是双方朋友们撮合的结果。好比有意“对象”的男女坐在一起了，大抵是媒婆们的成就。这种情况下，“大款”格外科持，越发摆出有钱的样子。文人往往特别谦虚，畜不由衷地说几句“一等智商从商，末等智商从文”之类不三不四的话。

按照道德规范的不成文法对世人的说教，传统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既不但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平常的男人，而且还很年轻，而他却甘愿成为一个老太婆的风烛残年的日子里的附庸，则我们世人即使不发问，内心里也一定会暗想——他所图者何？

倘那老太婆恰恰很有钱，则我们世人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注定了一致的结论——他图的是钱。

于是我们世人便会一致地不屑起来。认为在他和她之间，肯定达成了一种“不道德”的交易。于是我们看待他的思想目光，也无疑介入了近乎“审判”的成分。而他作为男人的“道德资格”，定然要被我们的观念的罚牌严重扣分。

但是，如果她非是老太婆呢？如果她与他年龄般配呢？

那么，毫无疑问地，我们世人的思想的目光，则将更多地包含有嫉妒的成分了。即使靠修养克服掉了嫉妒劣性的人，大概也会暗自承认那实在不失为一组“幸运结合”。

再如果，她乃名门望族之后呢？

于是“不道德”的“交易”，往往既不但会被公认为“幸运结合”，而且可能会被传为佳话。

如果她不但有钱，不但出身于名门望族，而且是艺术家，或者虽非艺术家，但却是热爱艺术的女人——这时情况会怎样呢？

几乎无一例外地，这时佳话会上升为逸事，会被记载于书，成为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创作素材。

在某些将对金钱的拥有作为人生至高追求的女人，以自己的青春美貌为赌码或为本钱，与有钱的男人或富商进行交易并且获利巨大的世相中，我们也是很难用非此即彼的对错人生观来加以区别的。这一种世相的越来越“普及”的存在，将使我们的评说越来越陷入迷悯和尴尬。

我们世人克服和战胜羞耻感的最传统也是最明智的“战术”，便是将羞耻感彻底公开化。彻底公开了的羞耻不复再能作用于人。它先变得似乎合情合理，在人判断世相的低级观念中获得认可；后变得习以为常，在人评论世相的高级逻辑中达到近于天衣无缝的、普遍世人的心理接受起来不太别扭的完善。

对于我们世人而言，那旬真理般的隽语也许大错特错了。它说人的“自我”和外界影响的关系是“我思故我在”。而实际情况却是“我欲故我在”。

原来人类那最隐秘的隐私是——丧失掉我们本能的羞耻心这一种企图由来已久。它蛰伏在我们古老的意识里，始终打算在寻找到最“正当的理由”以后进行最彻底的伦理原则方面的反叛。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一向在伺机发动对我们自身意识的“最后一役”。丽缺少的又只不过是“正当的理由”。在这一种理由没被寻找到以前，我们的一部分同类百千年来“孜孜不倦”地创造着它。

我们的一部分同类，似乎相信只有彻底弃拒了羞耻心，人类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而我们的另一部分同类，却由衷地呵护着自己羞耻心的存在。认为只有与之共存，才能更现代、更进步、更文明。人类的伦理原则，夹在这两种相互对峙，分歧越来越巨大的意识营垒之间，日渐显出依从两难的巡航性和危机性。

人类文化的艺术的成果，不像那位女士所轻蔑地谈论得那么没有价值。

如果有一天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省下我们的一部分面包，捐出我们的一部分积蓄，要么我们将失去我们继承着、欣赏着，精神得以享受到过的一切艺术，不，何须一切，只需一类，或音乐，或美术，或文学——我想，从老者到儿童，不分国际的千千万万的地球人，都会甘愿地奉献出我们的一部分面包，以及慷慨解囊。股市上任何一种迅涨的股票，都不可能吸引比那更多的人。

在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中，这样一些不可等闲视之的女人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的。她们一旦成了有钱的“富婆”或“富姐”、“款妹”，便社会能量尤其非凡起来。她们的通讯录上，大抵都有几位在必要之时足以庇护她们的官员的红线电话号码。她们提起某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官员们的秘书，口吻亲呢，像提起关系很“铁”的“哥们儿”。

我之所以对她们格外地评说了一番，并不因她们实际占有金钱的数量，甚至也不是她们聚敛个人资本的独特的方式方法。而是她们竟那么自以为豪地宣布为荣耀的“理论”与逻辑。对于我，她们的存在本是不太值得关注、分析和评说的。但她们的“理论”与逻辑，对我们社会的伦理原则的冲击和颠覆，以及对我们普遍人的意识质量和价格观念的影响、轻蔑，才是引起我郑重对待的原因。

当我们即将结束这第一章，亦即对中国资产者阶层的冗长的分析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提及那样一些人——他们是：

不但自己靠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和诚实可敬的脑体力劳动富起来了，而且带动一方人们脱贫的人。他们热心于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社会福利事业。并且，是怀着某种良知支持以上事业的。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是“中国特色”最值得称道的方面。

他们使他们所筋身于的这一个中国的新生阶层，在质量上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仁”的意味。

还有那些抓住了机遇，主要靠自己的知识成果或一技之长成为“老板”的知识分子。他们中不乏年轻有为者。他们不见得因自身是知识分子，便一定会从“仁”的方面“善”的方面提高中国新生资产者阶层的质量。而我们也根本不可以用那么高的质量标准对这一个阶层一概地强加要求与评说。但他们的后继，无疑会在“札”、“智”、“信”方面，大大提高这一个阶层的质量。使这一个阶层显而易见的劣点被抵消一些，并且也能渐渐向社会证明自身的优点。他们成功的意义还在于，对于普遍的中国知识分于是一种激励。

目前的中国，依我看，知识分子与其继续一味地向政治去要求自身的种种社会待遇，还真莫如悟悟经商之道，靠自己的知识，在“商海”里扑腾扑腾。“商海”里其实“淹”不死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先天胆小。“淹”毙在“商海”里的都是胆大妄为，蛮干违法之徒。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板”们的出现，新生资本家们的出现，对自己的同类是一种有益的教育。

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是一个良芜参杂的阶层。在这一个阶层中，又可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是较幸运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原始积累”阶段大量的、眼花缭乱的机会。那是一种带有明显混乱性的机会。其混乱性放纵了他们以不择手段的甚至野蛮的方式去紧紧攫住它。这种机会在时代进程中往往是百年不遇的。而且一般只发生在转折时代。他们凭本能瞥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发迹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卑污。他们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素质不佳。

第二代的素质要比他们高许多。准备要比他们充分许多。第二代从他们身上总结了不少经验，吸取了不少教训。但是第二代面对的机会却不那么多了。混乱已经过去。

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阶层的总体作为，也许只能施展在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富有程度的局限内。而除了这一点，它的存在，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作用和影响，将注定了是渺小的，徽不足道的。排除个别，就总体面言，这也将是一个自在的、无忧无虑的、置身于中国社会普遍的烦愁与苦恼之外的阶层。因而也几乎必定是一个最淡漠了社会问题参与意识，最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技起”，最善于明哲保身的阶层。

中国的贫者之所以贫，其实主要并非是由于他们变富了。换言之，“下岗”工人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下岗”的。失业者也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失业的。即使他们目前都不是富人，下岗者照样下岗，失业者照样失业，贫者照样贫。这一切时代的不幸，主要乃是由体制的更型转态造成的。此种严峻情况之下，命运遭受沉重打击的几乎一向是平民百姓。从表面看，他们大多数人似乎并未参与“体制内”的“蛋糕”的分配。他们大抵是在一份份“体制内”的“蛋糕”在“体制外”流通的过程中富起来的。一份“蛋糕”在流通的过程中，尤其在从“体制内”流通于“体制外”的过程中，是会翻倍增值的。这是商业的法术。他们受益于此过程。国家主宰我们大多数人在“体制内”的分配。转折主宰他们少数人在“体制外”的分配。国家只能就“蛋糕”分“蛋糕”。转折却分配机会。在商业时代，一个机会比一份“蛋糕”宝贵得多。而特权也是可以流通的。它流通于“体制外”也变成机会。有了那样的机会傻瓜都能富起来。

慈善源于仁爱之心。

公益义务的热忱源于社会责任感。

一个人在往钱柜里存放钱的同时，并不见得会将那两样可贵的东西也存放进去。富人的心，尤其中国的，较缺少宗教情感熏陶的富人的心，的确是和他们的钱柜的作用相似的。他们的钱柜里没有的，他们的心里也不大会有。有，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他们成为富人的过程要长得多。也许我们期望的东西，将在他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身上才有所体现。如果我们还相信进化论，我们就应该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富人在心性上也是终究会进化的。

我们当然会因一位每月只领取少得可怜的退休金的老人面对慈善或社会公益义务的虞诚之举而万分感动；却大可不太因一个富人表现得无比冷漠一毛不拔就愤世嫉俗起来。因为——仁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恰恰存在于最广大的最普通的公众意识里。世界一向如此。

中国的法律对于中国的富人们是不是像对中国的穷人们一样的严厉我不敢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常见到在一些早市或晚市上，收税人对于摆摊的小贩们真是如狼似虎。我也知道中国的富人们，怎样与中国的某些税务官员、公检法官员们称兄道弟，关系一团火热。而另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的某些媒介投向富人们的目光，往往并不是监督式的，而是诌媚式的。甚至，有时可以说是“卖春”式的。富人一出钱，它们就欣喜若狂地、忙不选地为富人们大肆鼓噪。不借辟出版面宣传富人的名车和他们的宠物，甚至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的哈欠他们的喷嚏他们的伤风感冒……

这个阶层一度是一个以高消费为自豪，并满足于此虚荣的阶层。他们的高消费狂热病，一度也确曾刺激某类商品跟着他们的感觉走，漫天涨价。广大的市民曾因此而身受其害。但现在，他们中某些人的狂热病已基本上发作过去了。那乃是暴富的阶层总是要染上的病症。他们有这个权力。商业现在也又明智地关照着广大市民的购买力了，而不一味地只跟着他们的感觉走了。他们的消费心理正常了，商业成熟了，中国的广大市民也不必仍记前嫌，耿耿于怀。

我认为，“买办”原本不应是一个名声狼藉的词。它起码应是一个中性的词。一个商业词典中的词。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任何一种必然性的存在，都可能因条件的截然不同，丽表现出作用的不同。

中国之从前的和现在的“买办”阶层的表现便是一例。

在经济次发达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中，只要这一活动由官方垄断部分地转移向民间渠道了，“买办”者们不但必然产生，而且必然逐渐形成阶层。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在沿海省份对外通商的繁荣时期，便有古代的中国“买办”者们存在着。只要国泰民安，他们并不危害民族利益。相反，他们却能发挥“买办”的积极的商业作用。进言之，即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只要那殖民统治是相对文明的，不是特别野蛮的，“买办”者们的作用，也仍需以两分法来客观分析。

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其实比某些社会学家们分析和估计的要快得多。

北京人对大小“买办”都缺乏由衷的敬意。

既“外”又“大”，不但“全权”而且“总”代理，在某些中国人心目中，是足以傲视中国的厅局长，甚至可与市长省长平起平坐，一比身份之高低的人物。真是这样的人物，感觉自然非凡。不是只冒充一把，片刻内的心理也很优越。一向不怎么能优越起来的人，难免经常幻想这一种优越附身。一有时机，那幻想便瘾发，于头脑中生出并没有这一种幻想之人绝难理解的古怪荒唐之念。

一方面，“买办”人物在中国的现实中似乎处处得宠。这是“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他们在现实中又似乎时时受到来自于同胞心理潜层的种种敌意的滋扰。这也是“中国特色”。普通的中国百姓，对“买办”式人物们，是不大能真地轻蔑得起来的。因为都清楚，“买办”式人物们在中国社会中的现实地位，乃是比自己高好几级一辈子也超越不了的等级的。何况也没什么机会表示轻蔑。尽管内心里都是非常的想要那样。而一旦真有机会面对一位名副其实的较大的“买办”人物，他们内心里原先想要表示轻蔑的念头，却又会如冰接近了火，顷刻溶化。代之而顿生的竞往往是一种相形见细似的自卑。由于这自卑的摆布，甚至进而会表现得仿佛三生有幸，攀附巴结，逢迎取悦椎恐不及。普遍的中国百姓，大抵只能对些小“买办”人物们投以轻蔑的目光。而小“买办”们又是最不在乎这一套的。他们显出见怪不怪，其怪必败的自信摸样，更加神气活现。使企图轻蔑他们一下以获快感的同胞，反倒自己被着实地轻蔑了似的。

一种“中国特色”，如同印花，印在“买办”式人物们一边的脸颊上；另一种“中国特色”，亦如同印花，印在“买办”式人物们另一边的脸颊上。

你从这一佣看“买办”式人物们的脸，会觉得那印花像是由“春风得意”四个中国字组成的；你从另一侧看“买办”式人物们的另一边脸，又会觉得那个印花像是由“冷暖自知”四个中国宇组成的。面你若从对面正视他们的脸，则会觉得他们的脸似乎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的两半边不太对称的脸拼成的——这一半边脸是专为他们的外国老板们而生的，表情也是专为他们的外国老板而现的。这一半边脸一般肌肉比较的灵活，表情也相应地比较的细致比较的丰富。这一半边脸往往是生动而又善解人意的脸，随时随地会作出诸如忠诚可靠、虚心谨慎、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名利、无私奉献之类的容状貌态，如同是半边中国“劳模”的脸；另半边脸是专为自己的同胞们而生的，表情也是专为自己的同胞们而现的。另半边脸的肌肉不知缘何比较的僵死，表情也相应地比较呆板缺少变化。

另一半脸在必要之时总是会呈现出一种暖昧的表情。那表情仿佛是一种无言的自白。那自白的逻辑意味儿又仿佛是这样的——“请尊重我。请勿冒犯我。尊重我也就是尊重……冒犯我也就是冒犯……”

夹在祖国和外国之间，中国当代的“买办”人物们，虽然身份较优越，却往往不得不于现实中横身而立。这一种存在的姿态，其实也是较累的。做到不偏不倚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出色的斡旋成事的能力。当祖国的，或祖国的某一地方的经济利益和他们所效劳的外国老板们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双方互不相让，他们的角色就不免的有些耀地了。

中国在经济发达国家，尤其难以物色到肯于长期为中国的经济利益甘心情愿鞍前马后大效其劳的“买办”人物。

外国的资本家，大抵是与中国政府，而非是某一位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做买卖。在这一种买卖关系中，他们“代理”的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大前提。他们在这个大前提上是绝不含糊的。没有他们自身的可观的经济利益可获，他们是不会“代理”的。其次是不损害他们本国的经济利益。这往往也是他们自觉俗守的一个原则。最后才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也相应地“代理”中国的经济利益。因为法的周密，一切照章办事即可，故“代理”二字，又意昧着公事公办，与在中国的含意相去甚远。

而中国的“买办”式人物们则往往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不是资本家，是纯粹的“买办”，故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仅能通过“代理”性服务而获取。所获多少，完全由替外国资本家所作的贡献大小而定。甚至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外国老板对他们的“代理”性服务满意不满意。若他们的外国老板不满意，则他们的“买办”身份将遭取缔。而那身份对他们意味着太多太多。并且，几乎是他们中大多数，在中国境内的最佳话法。所以，他们必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清楚这样一点——首先应该全力以赴做到的，是为自己的外国老板在中国谋取到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这样一点做到了，房子会有的，汽车会有的，高薪会有的。他们的外国老板在奖励他们的贡献时，往往是较慷慨大方的。如果他们确实卓有成绩，那奖励甚至可能是别墅和名车。受着这一种一般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利益的督促，他们的“代理”性服务往往自觉又积极，无须推动。有时，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他们中某些人，曾替他们的外国老板出谋划策，教他们的外国老板怎样在中国巧妙地避税，“合法”地逃税，以及如何贿赂中国的官员，如何收买和笼络中国的媒体替他们进行宣传。

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第一代“买办”者们“行头”仍在其身的，已寥无几人。有的激流勇退，安享“买办”成果，做阑适的富人去了。

或在人生途中另辟溪径，摇身一变，成了小资本家小业主公司老板什么的。有的被时代淘汰。毕竟，比之十几年前，中国商业相当秩序化了。目前仍是老资格“买办”人物的，那就真是“大浪淘沙”之后，受过种种考验式“洗礼”的佼佼者了。

从这一点评说，不能不承认，“买办”现象，不但改变了某些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素质。甚至也可以这样说，排除时代对人要求越来越多的“教诲”因素而外，外国老板比中国“领导”对他们的素质的“培养”和改造更其成功。因为雇佣关系对人的素质的考核标准是龙为严格尤为设情面可讲的。

第二代“买办”人物们的素质远胜第一代。他们普遍的文化程度较高，拥有国内名牌大学的文凭。其中为数不少的人留过学，拥有国外学位。他们的英语口语水平和笔译水平都较好。他们皆能熟练地操纵电脑。他们对于现代商企策划、宣传、广告包装和营销谋略，都有一套中西合璧的新思路新观念新方式方法。中国人经常挂在口头上那句“洋为中用”的话，体现在他们身上恰是“中为洋用”。

我在我的祖国，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在以中国人为大多数的场合，受着某种“种族歧视”似的。而那又主要是来自于我的同胞们。尽管他们和她们，绝对不是有意识的。

中国文学评论家们笔下口中最廉价的一个词儿是“深刻”。

被认为优等的事物，必定会成为中心事物。

人也是这样。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的进步之一，便是促使人认识到了自己合理的功利主义的权力。

在“硬”道理方面，个人抉择个人追求只要不违犯国法，不危害社会公利不损害他人私利；在“软”道理方面不沾污社会的普遍伦理原理，其实正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自由的。

一个他们中的男人和女人那种种个人得失方面的权衡，其实乃是几乎我们每个人日常所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扮演的不是他们或她们扮演的时代角色，我们不处在他们或她们的特殊境况中，我们不面临他们或她们所面临的矛盾，故我们从局外看，必然非常不宽大不容忍他们或她们权衡得未免过分矫情的功利主义。而在他们或她们，那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现实的。

商和文学对时代的不可或缺意义乃是相同的。不，此话差矣！文学可缺，商不可缺。作家可缺，“买办”亦不可缺。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商业，必然地也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买办”式人物。

中国当代的“买办”式人物们，好比是中国这只窝里的“买办蛋储”。他们在适合的条件和温度之下孵化出来了。促孵的先决条件是时代的条件。温度是跨国经济方兴未艾的作用。而带他们和她们练翅的，却主要是他们和她们的外国“洋教头”。

他们和她们心理上常受“恋窝情结”的纠缠，但所学既是洋式的飞翔本事，便都不免的很想成为一只“洋鸟”。

他们和她们对“洋教头”不无感激，所谓“师思难忘”。但又总不免的心怀叛念，因为不被视为一只彻底的“洋鸟”。

他们和她们关注各自“代理国”的政治的、经济的晴雨表，比对中国的关注尤其密切。因为那是他们和她们经常动心移民去的理想国。

他们和她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民俗文化、戏剧文化乃至民间艺术等等，却比以前的兴趣大多了。他们和她们如是想：多了解一些总是有益的。说不定将来到了国外，能使自己更具有“中国特色”。既然没法儿彻底的西化，显著的“中国特色”也会帮自己在外国是一个“可爱的中国移民”啊！而这种想法，又恰恰证明了他们和她们心理上永远无法拼合的分裂。

在当代中国，他们和她们，最是一些“身在中国，放眼世界”的中国男女。

中国当代“买办”者们，乃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一些人们的“走红”。现在，他们和她们的“星运”临终，今后不会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了。好比某类“特殊津贴”，颁发过一次，却并不沿袭地一直颁发下去。受益的也就受益了，不受益的再无相同待遇的指望。即使对于受益的，那也不过是往事如烟了。

中国当代“买办”者阶层，故而是一个小小的阶层。

一个时代夹页间速成的阶层。

一个曾野心勃勃但野心已被时代页码夹扁了的阶层。

一个“壮志末酬”然而已注定了不可能产生什么大作为的阶层。

一个后继乏人的阶层。

在未来的时代，这个速成的小阶层只会萎缩，不会扩大。

我在此，对中国当代之中产者阶层，也决定按照传统的阶层的分法来评说。亦即对私有财产的拥有现状为前提。

倘连自己所居住的房产都是“公”有的，而言自己是中“产”者，似乎太有些牵强。全世界各国的中产者，所居起码都是自己的房产，而且起码都同时拥有私家汽车。这乃是一个最低的标准。这一个最低的标准在世界范围内仍不过时。当然，还要加上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

但是中国的情况毕竟有些特殊。

中国当代之中产者阶层，按其收入高低，主要由以下几类人顺序组合：

一，二三流影视明星。

影虽在前，视虽在后，但中国电影业低迷不振，崛起甚难。

这势头不但使他们和她们免于“待业”甚至“失业”，而且成全他们和她们皆过上了富裕的中产者阶层的生活。

北京这座首都却另有所好。它对影视佳丽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所谓硬派小生们面对它的需求表现往往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这使“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名句在今天有了新注。

中国中产者阶层中实现“中产梦”最快的，个人经济特征最显明的一类人，乃是由中国当代电视连续剧生产流水线“制造”出来的。在电影业方面，毫无疑问，中国目前仍属“第三世界”。而论电视剧这一业，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超级大国”。这一业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不仅“制造”了中国中产者阶层中活得相当滋润相当有声有色的一批，也保证和提高了此业中其他从业人员的收入，激励着推动着他们加快向中产者阶层迈进的步伐。

社会体制演进的一种代价将必然是——所谓思索性意识形态从大众文化载体中逐渐消解到最低程度，谁也不再企图通过它们告诉大众一些什么，甚至制作者们逐渐变得再也没什么思索可传达，而大众变得似乎再也不需要接受什么。这时大众文化便几乎只剩下了一种单纯的功能——娱乐大众的功能。区别仅仅在于，健康的，或不健康的，或低级趣味的。

中国当代电视连续剧“生产”业，其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般的势头，既不但受经济利益一只大手的推动，也受业绩利益一只大手的推动。

两只大手共同推动，中国当代电视剧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般的情形，仍显示着一种“东方不败”之势。那么，已经受益而为中产者及其家庭了的，可将其阶层之经济基础夯垫得更坚实。倘未中“产”起来的，可望紧紧抓住机遇，及早有“产”并且中“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虽然方兴未艾，却不定哪一天就变强弩之末。从此江河日下，不复再能为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的壮大作什么贡献。因从世界的范围看，在一个国家非是电子业电器业电机业轻工业重工业或其它某业先孕和壮大了中产者阶层，而居然是电视剧“生产”业，前景总归有些不那么靠得住……

如果一个国家的歌星们的经济地位还达不到中产阶层的话，那么恐怕只能证明这个国家太令人沮丧了。

故我对歌星们在中国当代率先成为中“产”者们，一向是不嫉妒不眼红的。而且替他们和她们感到高兴。他们和她们中“产”者起来也不过就意味着摆脱了半无产者甚至无产者的生活窘况。如果他们和她们在三十五岁，最晚在四十岁以前还不能摆脱，那么将也许终生难以摆脱了。因为他们和她们除了唱，再就几乎没有其它任何特长。故我们眼见歌星们中“产”起来而不嫉妒不眼红，至少体现着一种应该提倡的善良的情怀。

但是，对他们和她们中某些动辄狮子张大口，很不得一口吞下一百万才满足的行径，我也的确是打心眼儿里鄙视和厌恶的。

中国歌坛的第二代第三代通俗歌曲传人，无论从艺术方面还是从艺德方面而论，普遍比第一代的素质好得多。教养的水平和文化的水平也高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游戏规则的逐年规范化在起影响和作用，一方面大概也与他们和她们涌现于中国歌星“走穴”大潮之后，所沾染俗习恶习较少。

对于中国歌坛的“后来人”，单要靠唱歌资产者起来，怕真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精神上的冰淇淋，想想罢了。

他们和她们，也只能通过唱而中产者了。

设赶上“时代大走穴”那一拨，无疑是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但投沾染上“走穴”的俗习恶习，却使他们和她们的名声都较清白，提名道姓时没成见，不至于让人皱眉头。

通俗歌曲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流行，乃是我们人类心灵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阶段。我们越现代，我们越想唱歌，或听别人们把我们的心绪唱给我们听。不是由于我们因现代而快乐成这样，是由于我们因现代而忧郁成这样，而无可奈何成这样。对于我们现代人的心，恰恰是通俗歌曲，而非别种风格的什么歌曲，具有着与在教堂里喃喃祈祷相类似的作用。演唱通俗歌曲的歌垦们，除了唱那些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歌时，通常情况下如同抚慰好我们心的《水晶乌》式的年轻神父，涅赫留道夫式的仟悔者，以及漂亮的善解人意的“修女妹妹”。他们和她们翻来覆去地、絮絮叨叨地唱出我们心里的一些小秘密、小感觉，和我们现代人情感世界里一些通俗的，介于有意思和没意思之间小故事。

而我们在许多情况下许多种时候，原来竟是无比地需要这个。

倘一味地抱怨通俗歌曲的歌词太直白太肤浅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他们和她们所唱，正是，基本上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的真实状态。那里已只有一些琐碎的小秘密小感觉，以及介于有意思和没有意思之间的庸常的小故事。

人类的心正史无前例地通俗着。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三状况的，大约就该属一些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书法家了。

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书法家们在经济方面属于中产者阶层。因为他们的收人的主要来源是画和字。

国画的“普及”，与流行歌曲的流行，其诉诸人们的意识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后者越流行，作词、作曲和演唱人的知名度越高。前者越“普及”，越在大众中泛化，其艺术魅力越减。

外交界有句名言是——“弱国无外交”。

在战争年代，尤其如此。

在商业时代，从那一句名言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品即商品”。

当然，前一句名言未免武断。后一种结论也未免偏颇。但基本如此。

名气半大不大，似有若无的一批画家们，对重大艺术拍卖活动常常只能望洋兴叹。他们的向往之心，犹如小镇上的穷儿望着马戏棚，咬着指头巴望得到一张门票。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经济地位处于第四状况的，是些个体独资小公司的法人。

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是较为斑驳芜杂的一族。实在难以概说。就好比老太太收零集碎的柳条箱里的东西和当今孩子们最新颖的一雄玩具扣在了一起，既有招人喜欢之物也有使人看了反感的。

世界车轮的转动，越来越依靠金钱“轴承”的耐损力。资产者阶层拥有其它一切阶层所不可与之抗衡的金钱实力。放他们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角。中产者阶层不具备那样一种金钱实力，故只有在阶层意识方面非常执着地扮演较保守的角色，以这一种姿态证明并强调自己的社会存在。同时势持面又体面地维护自己的阶层尊严。

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与中国当代资产者阶层相比，虽然都是新生的阶层，虽然后者的阶层规模比它要小许多，但意识发育却比它快得多。后者几乎是一个桀骜不驯而又狡黠的少年了。它常常摆出一副男子汉似的面孔。那面孔上有一种“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或那样”的神态。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心里想的并不说出来。

成熟的商业时代的经济杠杆，其中心支点永远偏在资产者阶层这一边。

成熟的商业社会恰恰不是怂恿人丧失掉理性，而是教诲人更加现实。

中国的商业时代还没经历过足够长久的成熟阶段，所谓中国的青少年们对人生是很缺乏现实思想的。好处是——青少年时期思想不浪漫，以后便难有机会浪漫起来了。坏处是——比之于较现实的思想，浪漫主义拥抱久了是会捉弄人生的。

我以手中一支廉价的笔为图钉，将自己按在稿纸上解脱了给以后这一本不伦不类的书的读者们看，心中当然并无半点儿中产阶层“末流族”一员的沾沾自喜。我只不过希望使人信服地明白这样一点——在“知青作家”中，即使勤奋似我者，其稿费总收入，也不过如我罢。

对作家，清贫绝对地不是什么烷濯灵魂，永葆创作青春的应验良方，面是大敌人。这敌人，以后将没有什么优越性助作家以克之了，将全靠作家们自己去对付去打倒了。都道是曹雪芹漫漫十余载，啃着冻高梁米饭团写出传世之作的。所以才不朽似的。所以曹氏才堪称伟大似的。这赞美至少故意避开了一点不谈——曹氏早逝于营养不良。说到底也是早逝于清贫。否则，我们当代人于今兴许还能看到另一部与一样伟大的传世之作。后来人们很有准备，很有勇气，也很有经验。并不需要“传帮带”。论值低价之时，开口殊不含溯。倘不满足，可能甩出一句毫不客气的话是——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自己写的东西究竟值多少钱，我懂！

中国作家有两大毛病。其一是由于历史积怨和政治摆布的原因，造成长期的山头对峙，党园伐异，团伙互攻。这一种精神的和精力的耗损，对中国作家们的危害相当之大。不但危害了创作，而且有时危害了身心。

作家们的第二个毛病是，即使笔下写着淡薄职位，“无官一身轻”之类的鸟话，心里边还是总惦记着怎样才得以为官一把。吟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眼角却总忍不住地一次次瞥向文坛，留意着是否腾出了一把交椅。

在世界当代的文明的雇佣关系中，向老板负责即敬业。而敬业即使在异国的雇佣关系中，也不失为美德。

传统的、守旧的，然而同时又可能是考虑全面的、正确的，甚至体现着人生的成熟和经验的观念，就是这样，时时处处，受到着新的，也许考虑得欠周全的，甚至根本就不屑于进行长远性考虑的，年轻一代的观念的挑战和冒犯。

在如此这般的种种新旧冲撞之中，其实已经不存在孰是孰非，谁对谁错的裁决准则。面仅仅存在着一种现象，一种事实——中国建国以后的主体观念，正由年轻一代的活法选择，造成着一大面积一大面积的松动，和一处又一处的塌方。

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们，本身大抵便是中产阶层的一员，他们眼中所能见到，心中所能想到，日常所能接触到的，大抵是各个“族类”的中产者罢了。于是中产阶层成了他们最为熟悉的“人民”。

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是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一种憧憬，一个似乎距离他们最近，而其实一辈子都难以达到的目标。于是大众文化的人民性，被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以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误会”地取代了。这在电视连续剧中表现得员为明显而且泛滥。其通病是全设了生活的负重感却多了因“牙疼脚痒”面授完没了的“连续”的哭哭闹闹。这一种煞有介事的哭哭闹闹使者百姓每每两眼干瞪着屏幕无动于衷。而电视中的许多专栏节目，采访者的话筒和摄像机镜头，似乎只在中产者阶层中变焦和移位，仿佛再也突破不了这个阶层的用粘糯而又甜滋滋的生活的丝结成的网，仿佛最广大的平民和贫民阶层早巳不存在了，从中国当代社会中消失了。

正文 第四章.2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令人最为不安的一种负面社会影响，乃因障碍了某些政治家及某些官员的耳目，使他们对国情和民情的了解自置局限。

营造中国当代大文化的“文化人”们，其实充当着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他们有时过分卖力地粉饰太平，装演盛世，将中国大感觉的种种优患滤去了，虚化了。更严肃地说，当优患成祸之时，这也是一种罪过。

综上所述，我们纵观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成分构成，必会感到，这一阶层似乎缺少某种至关重要的成分。此困惑没错。它缺少的乃是知识分子这一成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阶层成分构成合理的国家，知识分子都是中产阶层的主要成分。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似乎缺少某种历史的背景，这使它的总体阶层形象未免显得过分单薄，是一种平面的“纸板形象”，而非是一种雕塑般的立体形象。

中国当代中产阶层——好比大观园里的头等丫囊忙里偷闲为情人匆匆赶做的一只绣花枕头。

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如能加人“正宗”知识分子们这一种“茶叶后”就好了。

“科研”和工业落后主要由于教育内容和制度的畸形。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有识之士都深批痛伐过的。

“文人”当官，并不全为着“治国平天下”，也为着一生的荣华富贵。因为“书中自有颧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在他们想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力士拔靴、贵把研墨”之类，纯粹是“文人”们编出来的，是“文人”为“文人”镀金身。既满足着“文人”们一心想当官的精神寄托，又似乎雪洗了大多数“文人”们一向“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屈辱。

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一切知识分子，似乎皆不太情愿正视李白也是想当官的，当不成官了也是很失落很苦闷的这样一个事实。因为那么一来，偶像倾斜，自己们的形象也是会大受损害的。

至今，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乃至一切知识分子，总是齐心协力地、心照不宣地维护着李白不愿当官的高傲名声。而在这一点上真正高傲得起来的，却只见越少，不见增多。

中国古代“文人”一旦当不成官，终生布衣，并且家无祖业的话，其生活境况，也着实的可怜。

而在中国，国即党，党即国。

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心理，既不但余悸难消，而且感激椎恐不诚。有些人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获得“解放”的亢奋并不掺假。有些不过是做戏，心中其实耿耿于怀。耿耿于怀固然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做戏给人的印象却无论如何也是不舒服的。

我们这一个民族，即使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是非常善于由衷地呵护这一“惯例”的。不懂这一点的人将被视为蠢蛋。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往官职，热衷于追求官职的另一种心理逻辑倾向是——觉得是官了，才意味着获得了当局最大程度的器重，才意味着被信任到家了似的。

而这是极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钻文求官的心理特征。

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皆大同小异地有些“文人”化了。而“文人”们却并没怎么知识分子化。

因为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据我想来，在价值取向方面，哪怕是在关于个人之功利的价值取向方面，似乎应是将自己对知识成就的追求放在第一位的，而不太至于将做官误认为是对自己人生的“终极关怀”。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人们不以移民国外为幸运和幸福，那么证明这个国家的确是富强了。

对于知识分子，如果不以攀权做官为一等人生前途的选择，那么证明知识分子的确是开始凭着知识实力而自信而自立了。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不朽的名言，在商业时代，似乎具有，而且应该具有另外的意昧。

那就是——知识分子凭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实力，具体说是“科研”成果、文化成果、学术成果，概言之是一切“知识产权”——既不但对社会和时代作出应作出的贡献，亦应而且能够对提高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平负起责任。

如果一个国家的学者、教授、专家们居然连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准都达不到，那么，如我前边在分析中产阶层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的质量可想面知。

国家管理者们的责任乃在于，在挑战尚未成为咄咄逼人的事实的时候，预料到某一行业所定会受到的冲击，成功面又稳妥地疏导那一行业的从业者转向他业。好比在三映工程动工之前迁民，而不是在动工之后。

之前和之后的差别就是“下岗”、“待业”和失业。

但中国的转折太快。并且连力和连锁影响太巨大，使国家管理者们根本来不及调遣自如。又因中国人口太多，重工业队伍巨如蟒象。而方法又只不过是“曹聪称象”式的方法。除此古老的方法，中国人还没找到另外更好的方法。起码目前还没找到。于是重工业队伍中的一半以上人，从工人到科技知识分子，成了比重象体的一般“石头”。曹聪用一船石头称出了大象的体重以后，那船石头大约也就永远地留在河边了。

知识结构退化了知识能量减弱了的知识分子，理应受到比目前更好一些的关怀。正如一句名言说的：“曾经宝贵过的东西，即使不再宝贵了，仍应认真加以保藏。否则，你的损失将是人性情慷方面的。”

放眼世界，大概只有中国才“出产”这样的，每月仅拿几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的知识分子和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升华了“中国特色”这句话。

中国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物，是国家领导也罢，是“大腕”明星也罢，是“走红”作家也罢，是春风得意的新兴资本家也罢，在他们面前，你其实都没有什么值得自视甚高的资格。

除了中国的士兵，在“奉献”这面心镜前，没有其他的什么中国人，比这样一些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更无愧色！

处在中国中产阶层和平民阶层生活水准之间的知识分子构成的群体，好比一只包含着众多小球的大球——它的外表是脆薄而透明的，小球之间并没有什么黏合剂黏合着。它主要是由传统心理和历史影响推向一起的。

传统心理正在瓦解。

历史影响正在消弭。

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这外表薄脆而透明的大球，必在商业时代的剧烈外力作用下爆破崩散。小球们将随力滚向四面八方，被其它各个中国阶层分而纳之……

我祈祝“它们”更多地“滚”向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并掺人“养麦皮”中去，为中国之中产者阶层这只“枕头”起到“茶叶后”的良好作用。倘“它们”竟不幸统统“滚”向了中国平民阶层，那么既不会是平民阶层的荣耀，也不会是“它们”自身的情愿。而只意味着是中国的现代遗撼。

因为，中国之平民阶层太庞大，知识分子难以靠自身的素质影响一个庞大无比的阶层。其结果将必然是——庞大无比的平民阶层“消化”掉了它所吸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最终变成为曾经知识化过的平民，甚至贫民。

知识分子自身作为阶层的时代，在中国近当代历史上根本没有形成过。以后也难以再形成。

中国工人自建国以后，社会地位，或曰“政治地位”一直被奉捧于几乎至高无尚的地位——“领导阶级”的地位。

所谓“政治地位”一词，我认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是最该被夹人中国历史中不再重提的词。或者，将这一词抛还给政治家和政客仍罢。普遍的中国人，其实只要在公民权方面和法律方面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就足够了。而所谓“社会地位”，又当然是与经济地位发生密切联系的。财经济地位处于社会最低水准的一切人们来说，再高的所谓“政治地位”都意味着是幻田和幻得的荣耀。

在二十一世纪，不管任何国家，对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而言，以上观点都应是一种“思想进步”的共识。反之便是反进步的。于民众方面是不可救药的愚民意识。于执政阶层则意味着是愚民统治。

中国工人目前所面临的“下岗”问题失业问题，不但关乎他们本人之命运，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父母，亦即中国最早一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码质量，也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独生子女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长。

经济基础充当媒婆，比任何戏剧和小说里的媒婆，甚至比里那位聪明绝顶又古道衷肠的小红娘更有成功的把握。

平民的女儿们，几乎不可能有所谓爱情的自由。如果她们出落得美貌，则她们必意昧着是家庭惟一有希望中头彩的“黄金证券”。同时，有权势、有地位、经济基础较优越的男人们，也必跃跃逐色，从四面八方包围她们，取悦她们。十之八九的她们原本对爱的纯真，最终都将发生擅变，大量地掺人非爱的因素。

中国古时有这样—句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员”。“三百六十”尽管是一种形容，但足见中国在商业发达的世纪，确曾有过百业兴旺的局面。建国以后，渐渐的，百业之中除了工业，就只剩“八大员”了。多也多不到十几“大员”去。百业萎缩若此，不能不说是一种经济倒退。按照当年中国领导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再给中国一百年的时间，也是难以建立起雄厚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社会本身呈现出的逻辑几乎总是更富有人情味儿一些的——凡以平民阶层为主的地方，哪怕一个被打上了灰色政治印迹的中小知识分子，不久以后也会欣然自慰地发现，他们被政治所涂改所扭曲的命运，实际上受着大部分平民群众的同情。有时甚至受到暗中呵护。而凡有中小知识分子成分渗入的平民阶层，只要那一种中小知识分子的成分还能较正常地、多多少少地体现出其优点，那一部分平民群众的平民阶层的俗点甚至劣点，似乎便寻找到了克服的“样板”。

中小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的关系，就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几乎天然的，珠与蚌的关系。在目前地球上一切国家中，除了平民阶层，再无其它的任何阶层，更加适合中小知识分子能够充分自尊地生存着。

中小知识分子若自成一个群体，更是较难以其乐融融地长久相处。猴子和猴子在一起，各自体现得最充分的是猴性。而且往往是猴性狡劣的一面。当海滩上只有海豹的时候，互斗就会在海豹群中展开。只有当露出海面的鲨鱼的鳍向它们冲过去的时候，集体的恐惧才代替了激烈的互斗。

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

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

领导一批“高级”的、“大”的知识分子，只要权威加一丁丁点儿敬意就够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无需权威只要权力就够了。在中国尤其如此。

但若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则不但要有传统的权威和威力，不但要加上义气和恩惠，还要加上高明的艺术性。

领导一批中小知识分子，好比凝聚一个江湖马戏班子。江湖马戏班主们，通常自己便是一流的杂耍艺人。他们驯兽和斡旋于人的才干往往都是出色的。

中小知识分子的知识“等级”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大抵具有较为敏感的自尊。他们接近着“无产”，自尊似乎便成了他们较为主要的一宗“不动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等于将他们掠夺为赤贫者一样。谁若讥他们为“大知识分子”，是最严重的自尊方面的伤害。因为这就好比指着一名科长说：“看，一位大官来了1”此中所包含的尖酸刻薄，有时是会令科长们恼羞成怒的。当然也太超出中小知识分子的容忍程度。他们往往因一个“大”宇耿耿于怀相当长久的日子。但谁若辱骂他们“臭知识分子”，他们反面的比较能够忍受。因为“臭”乃是一种泛辱。在这种泛辱中，他们恰恰感到着与“高级”、“大”的知识分子同属一类的看待。而这不啻给予了他们一种“公认”。此种“公认”又是他们最想获得到的。

玩世不恭乃是中国一切阶层的一切“新生代”的法宝——在今天。

“新生代”们靠了此法宝与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相对抗。甚至，在相当多的一批仕途不畅的政府官员的内心深处，仿佛看破红尘的玩世不恭，往往也表现得琳漓尽致。

当代中国女人中，也极少有真“浪漫”者。女人的浪漫与男人的浪漫，是相互氤氲的“场”。好比水汽与雾的关系。水汽枯竭，则无雾生。男人不再缠绵，女人又何必浪漫？当代中国女人连“作秀”也不屑于“作”浪漫之“秀”了。而争相的改“作”现代之“秀”了。这乃因为中国当代男人在情感方面不仅不再有缠绵真挚可言，简直普遍堕落到了统统善于逢场作戏的程度。男人太善于逢场作戏，女人便以“现代”的姿态和面目虚与委蛇地周旋。而“现代”是女人之浪漫的文化“基因”的“杀灭剂”。

是的，除了她们，试问今天还有哪一些中国人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气息？还有哪一些中国人仍具有感动之心？

新兴的资产者阶层并不具有，这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他们即使在慷慨捐赠慈善之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替他们的姓名或他们的买卖做广告宣传，这一点难道不是我们早已看透了的吗？他们在支持某项艺术的时候实际上绝非出于对艺术的敬意；他们在买下一件贵的艺术品的时候，实际上认为自己买下的是有利可图的债券，这也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以上的行为，既与浪漫无关，也与感动之心无关。而仅仅的只与他们自己的名利相关。我们称赞他们以上的行为，实在只不过是因为那些行为不仅满足着他们的名利欲，同时毕竟也布施益处于社会。所以我们在用最热情的词句称赞他们的行为时，我们自己也是绝不感动的。试问，难道我们真的曾因一位大富豪捐蹭给穷孩子一所小学而感动过吗？但我们不是确曾因一名小学教师从他或她的几百元工资中抽出了二百元救助自己的穷学生而潸然泪下吗？

感动之心只与事情的善力和道义的实质相关，其结果倒往往位居第二了。尽管大多数世人看重的更是事情的结果。

新兴的中产者阶层也并不具有浪漫气息和感动之心。因为这个新兴的阶层和中国新兴的资产者阶层一样，没形成自己阶层的任何或可用良好二字评说的文化背景。它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急不可待地装扮成最“现代”的一部分中国人的企图，使我往往看在眼里厌恶在心。几乎一切知识分子一旦路身于这个阶层，知识分子的特征在最短的时间内便被彻底“腐蚀”掉了。这个阶层目前是一锅甜腻的粥。无论什么内容搅人此锅，都会变成粥的一种成分。都会使自己也甜腻起来。但粥仍只不过是粥。他们和她们有时也会装出感动于艺术的模样，但往往只感动于美化中产者阶层的艺术。而且，即使对这一种艺术的感动也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装得越“真”显得越矫情。这个阶层对于世事也无感动之心。他们和她们只感动于自己“中产”了以后的那一种精细又汲意思的小情调。同时希望别人们皆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感动于你的感动”。若将这个阶层人格化了，那么它太像中的袭人。袭人除了为自己的小情调所感动，另外还真的为大观园里别的任何人的命运感动过吗？即使她对宝玉的那一份儿情，若认为真，也终究还是真的由自身命运出发的。我对此阶层一向怀着谨慎保持距离。我认为那距离起码不应小于最后一排观众席和舞台之间的距离。我惟恐自己不慎栽人“锅”中，即使之后蹦出来了，浑身也接了一片淋漓的、甜腻而粘稠的、永远也刮不尽的粥浆。

平民们，亲和中小知识分子吧！如果不亲和于他们和她们，在中国，在当代，还有谁们值得平民们亲和？

政权的腐败并非是从商业时代开始的。

“吏”们虽然生活在乎民阶层中，但在许多主要的特征方面，与平民们并不类同，而更有些像官僚阶层。因为，他们毕竟是官僚这株大树的小校小时。并且，内心里最不情愿生活在平民阶层中。有朝一日摇身一变而成为官，从此脱离平民阶层，乃是他们“永远的梦”。

“吏”是官的“实习生”。

好“吏”们学好官，坏“吏”们学坏官。

官自“吏”出。所以，纠查“吏”风，其实也是整肃官纪。据我看来，中国之“吏”风，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平民阶层是中国当代的最基本公众。

在中国诸阶层中，平民阶层具有最本能的、最积极主动的、最有韧性的生存自救能力。他们的“上帝”一向只产生于他们本阶层。“官本位”的通病现象若体现于官僚阶层本身，我所待的批判态度往往相当激烈，嫉恶如仇。但若延益于平民人家，只要不过分，则我往往不忍指斥。

须知如今粗粮比细粮贵，平民吃不大起粗粮。

官员有责任不使平民沦为乞丐，这乃是官员对国家的最主要的责任之一种。

贫民多了，后果不言自明。

无平民阶层的生活稳定，无国家之长治久安。

无平民阶层的拥护，无政党的广泛权威。

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的资产者们的实际生活，越是比经济发达国家的资产者们的实际生活阔绰和奢侈。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资产者们也不例外。在经济落后和次发达国家，阔绰和奢侈也是廉价的。

资产者一旦成为资产者，就有经济实力超越于国家经济危机之外。这乃是全世界资产者最大的共同的自信。

中国的平民阶层的生活，才刚刚由温饱型转为消费型。与此相比，中国当代的城市贫民，仍是一些温饱型的人家而已。

贫民人数一旦形成了阶层化的比例，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堪忧的。贫民阶层化，便不可能像弃婴一样被扔掉。归根结底，还是将成为一个国家的负担。

中国城市贫民和正在加速加数贫民化的一部分平民们的命运出路究竟在哪里？

目前还没有谁敢大言不惭自以为是地声明，他已替他们指出了“方向”。

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最顽固难医的头疼症。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主要最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其主要性和重要性而言，不是之一，而是第一。

私有意识拒绝恐惧。最智慧的哲学都不能改变它在大多数人头脑中的根深蒂固。连上帝拿它也无可奈何。上帝为了抑制人类私有意识的膨胀而在《圣经》中作出的最严厉的警告，其实并不曾真正地影响过人类。私有意识既不但强大于图腾崇拜意识，而且往往以其强大主宰着两性关系——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发誓说“我爱你”这句话时，他的头脑中同时产生着一种明确的想法——那么你属于我。

农民们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愿望，是人类私有意识中最长久、最牢不可破，往往也最值得体恤，最令人同情并且最动人的一种意识。

农民对土地怀有的私有意识，兼有着图腾崇拜和性化了的意识成分。

将土地比作母亲的是诗人。

真的将土地看成母亲的却是农民。在农民心目中，土地不惟是母亲，还是妻子、情人和与自己有血脉关系的神圣事物。

“公社化”实际上使农民变成了农村的“无产者”。

农民不可能在耕种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时获得什么真正的劳动的偷快。

“公社化”以后农民们在田间相互比赛的劳动热忱，以及在地头休息时的愉快情形，其实都只不过是人为煽动的热忱和即兴一时的愉快。秋收以后，当大批的粮食被收缴，农民们仅仅剩下口粮时，他们的失落感是难以形容的。

而中国需要的是靠务农富起来的典型，靠务农富起来的样板。起码，需要一大批这样的农村的实践进行无可辩驳的说明——靠务农也同样是能够富起来的。

任何一种伤害性的“政府行为”，哪怕由最低一级的政府部门不负责任地干了，其对农民们的心理伤害和情绪伤害，都必将超出那一行为本身，降低中国农民对国家的信任程度。

工业总产值将越来越超过农业总产值，农业人口却将几乎永远占全国总人口半数以上，而且几乎寻找不到使农业人口大批地“变”为非农业人口的途径，这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都将成为前提注定了的“中国特色”。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进行权钱交易的最大市场。也是最容易将这一种遭世人普遍唾弃并深恶痛绝的勾当“变通”为“合法”行业的国家。

一个官员的腐败是腐败。

一些官员的合伙腐败是“集体腐败”。

如果共产党内的某些官员“资产阶级”化了，其实并不多么可怕。真的“资产阶级”化了，贪婪性反而小了。可怕的是，大多数官员，并不能因为是官员，便真的“资产阶级”化起来。不能不等于不想。想而企图实现，又畏于党纪国法，于是手段和方式，便转入暗中。既转入地下，便具有隐蔽性。隐蔽性蔓延，就结为权钱交易的种种关系网。

在中国，在当代，你有时“一不小心”就会面对一个“黑社会”气味几十足的人物。他们的共性是——第一极其有钱；第二与许多官员包括地方乃至北京的高官保持密切关系，他们提起官们的子女，惯称小名，如叫自己的弟弟妹妹；第三他们与当地司法官员情同手足，他们的私车甚至配有警牌警灯；第四他们有官方封赐的种种荣誉；第五他们甚至还有地方政治身份；第六，倘他们夸夸其谈他们的“成功之路”时，稍有头脑的人必能听出种种可疑之点……

世界正在越来越文明。越来越文明的世界认为——社会应该越来越透明，社会应该尽量公开化。社会对任何人，任何阶层来说，都应该是“这一个”。而且应该是惟一的“这一个”。因为一个政极不可以同时统治两种社会(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另当别论)。“这一个”社会若是平面的，则大家都应生存在乎面上；若是立体的，则大家都应生存在立体中。社会可以多元化，可以复杂化；但不可以明暗化，不可以表里不一。因为生存在明处的，不可能对暗处的勾当和关系形态永远一无所知；生存在表象中的，也不可能对生存在背面的，或曰表象之下的，亦即“第二社会”的内容永远不闻不见。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像一节弹簧——一节被以不均匀的力拉松的弹簧。那不均匀的力，对于某一国家而言，有时是世界的大经济背景，有时是本国的政治风云，有时甚至纯粹是全球性的自然灾难。于是弧旋变形。拉力越大，旋角越小，弧度越陡。

人类社会这一漫长“旋梯”，处处呈现此种变形现象。于是迈进越艰。有时人只靠双腿不行了，还须伸出双手攀抓。

中国的“翅膀”虽然张开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腾空而起追风逐云。

它只不过刚刚冲飞到了比电视塔高不了多少的高度。这个高度只不过是鸟的高度，而不是飞机的起码高度。

达到这个高度它用了十余年。

它正扶摇着滑翔。它还难以昂起头来。

双翼的每一次扇动都是吃力的……

这便是我们的国家现在时的留影。

将这实际情形描绘得过于绚丽，夸耀得过于美好，是一种“功绩想象症”。不符合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一再倡导过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当代女性，无论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其实仍比较在乎当代男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们的。的确，大多数当代女性，自我意识早已不受男人们的好恶所主宰，但有时候却依然希望从男人们对女性的评说中获得某种好感觉。而这意昧着，现代的其实并不像她们自我标榜的那么思想独立；传统的仍自甘地习惯于传统。

家庭妇女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当然是扮演好家务总管的角色，也是她们互比优劣的主要根据。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尤其平民阶层以及底层人家的女性，在社会上完全无地位可言。其家庭地位如何，自然的、往往的，就成了暗比高低的惟一方面。这一种互比，又往往构成女性之间的伤害。但属于只要心理承受能力强些，完全可以不当一回事儿的小伤害。不涉及直接利益冲突，企图造成更大的伤害也投可能性。但也有一方心理承受能力薄弱，或另一方尖刻得放肆，于是引起争吵之事。争吵起来，也无非由是街道组长的女人出面两厢批评一通，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如果相互关系处得都很亲近，聊天是五十年代家庭妇女们最美好的时光。在那一种美好时光里，不仅愉快地完成了她们分内的事，而且增强了感情。

家庭妇女们喜欢聊天和“串门儿”，实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项。除了这一项传统的交流方式，她们当年再没有另外的什么交流方式。她们的真性情，通过此方式呈现和舒展。如果连这一种方式也遭硬性的禁止，她们作为女人的生气也就迅速萎靡了。

因为所谓“公平”二宇，主要体现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别非是由后来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们那一种嫉妒之心，虽有，却并不强烈的。

五十年代，又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热发烧”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被宣传搞得弱智，真的以为“共产主义”是明后天就会实现之事。家庭妇女们尤其深信不疑，这一种迷信，大面积地稀释了她们的羡慕。

五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在人数上以中年亥性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妇女为最多。家庭妇女中，又以平民阶层的她们为最多。

我亲近她们甚于亲近以后任何时代的女性。因为她们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亲。我一向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敬意，因为她们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们，因为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付出太多，享获太少——更因为她们没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机会大有作为大展鸿图的时代。

知识女性，当年比知识男性们更善于摆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善于无冲突相处，更善于维护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她们积极的有益的社会作用，是今天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不充分肯定的。她们在五十年代的女性中虽是少数，但毕竟最能代表五十年代中国女性的时代风采。

她们的少女心怀，似乎很充实。那里边不曾为追星发烧过，也不曾为向往某种物质生活的强烈念头折磨过，更不曾为什么世事的平等与不平等冲击过。

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怀，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说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们心怀范围的有限。净静得当代人既不能说多么好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五十年代少女之间的此种友情，验证了一条人性的逻辑——对于心灵而言，有空旷，就有本能的添补。无非好坏之分。

打扮一个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极其简单的——一尺红或绿的毛线头绳儿；一件“布拉叽”——连衣裙；一双黑布鞋，足够了。只要“布拉叽”和黑布鞋是洗过了才穿上的，即使旧，也还是能使她们变得清清爽爽，灵灵秀秀的。有双白袜子穿更好，没有，也好。总之，当年那一种简朴到极点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极了美极了。

五十年代的少女，与今天的少女们相比较最主要的差别是——那一种心灵的自在，那一种心理的自然，那一种心事的简单，以及那一种日常心情的澄明透彻……它们并不太受普遍之清贫的影响。好比农人漫不经心地撤在土质不良的土地上的种子，竟也一片片长出秧苗，但是株茎细瘦，大多数难结饱满的穗……

于今我每一回忆，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岁时结为夫妻，与在三十来岁三十多岁时结为夫妻，恩爱和幸福的方式内容皆大为不同。今天的许多新婚夫妻，虽也常被称作“小两口”，其实从年龄上根本不能算为“小两口”，只不过是两夫妻而已。“小两口”之间的恩爱和幸福，绝非三十来岁三十多岁结为夫妻的男女们所能“温习”的。也是无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变意昧儿。故我理性上虽不主张早婚，感性上却更愿对“小两口”之间的恩恩爱爱投以审美生活之目光。

姻静使女性具有一种似乎古典的美的气质。所以，即使西方的封建贵族，在从小熏陶她们的公主们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的同时，也还要求她们用一定的时间实习“女红”。公主们一般不会自己做衣服织衣服穿，那纯粹是为了培养性情。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

腼腆乃汉文字中独有的词。除了中国，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字中都无此词。

腼腆一词的词意是较模糊的，不甚确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难以说得非常确切。

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在内，但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内在的心态，顾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

但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地，无缘无故地腼腆起来。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的腼腆，也许是因为那“大”字。这“大”字冠在“姑娘”二宇前边，富有了许多“姑娘”二字原本没有的意义和意味儿。或许那“大”字，使她们领会了太多有点儿担载不起又不能不撑住名分的尴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称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也难免的找不准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们处在一种找不准自我的状态。

于是她们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时，她们便不禁地心生出说不清道不白的尴尬。

而也许正是这一种自己说不清道不白的尴尬，使她们每每原发性地、无缘无故地腼腆吧？

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之处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条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从身上割下一条肉来给全家人炖汤。

六十年代初，城市里的人们开始无比崇尚起知识和学历来。既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知识和学历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区别。正如今天大学生硕士生多如牛毛甚至显出社会无法消化的过剩现象，那么在青年人中知识和学历已不足为奇的情况下，收入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区别。

这一崇尚知识和学历的社会“思潮”，尤其体现为六十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饥饿的黑翼虽然笼罩中国大地，虽然饿瘦了她们的身体，却“饿”不死她们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的种种新观念的细胞。

“文革”将六十年代力劈为两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后是天田地理的另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一九六六年以后是不可同日面语的一反常态。

因而，“文革”实际上也在中国改变了世界一贯通用的年代划分的常识。我们简直无法不承认，一九六六年虽是六十年代的中间一年，但同时又是另一个疯狂年代的开史元年。从一九六六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这由六十年代的后五年和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辑”组合成的十一年，自成一个时代。

正如我们所公认的——人的欲望层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级，乃是物质追求的欲望，包括本能的欲望。

当普遍人们的物质欲望相差无几时，或以为普遍相差无几时——建国后“文革”前十几年，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同龄人之间相差无几的收人，商品的极端团乏，决定了人们消费能力的接近一致。除了居住条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人者的多少所显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一部分中国人其它方面的物质占有率，其实较难奢侈地优越于另一部分中国人。

那么，普遍人们的欲望，是否就会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级，不再试图另有谋求了呢？

建国后“文革”前十几年的一页历史，似乎回答我们正是这样的。

但，我们今天认真分析，却会恍然大梧那结论的错误。发现那一页历史所记载的只不过是社会的表面假象。

人的欲望原来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样缩在壳里的。它的钳在壳里悄悄生长着，坚硬着，储备着力量，伺机出壳一搏。欲望在此时是极其暖昧的，动机不明确的。它不知所要何物。这一点与寄居蟹又颇不同。寄居蟹一搏为食，或同类比自己高级的壳。人的蜷缩蛰伏的欲望，此时处于朦胧阶段。虽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自己能感受到它对自己造成的内部骚扰。像少男少女体内的性荷尔蒙多达一定程度，会遗精或思春一样，人的寻找不到满足方式的欲望，期待着允许公开手淫的机会。那样的少男少女表面反而拘谨易羞；那样的成年男女表面反而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温良恭俭让”。

“文革”当年对中国人做了这样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满足它所依靠和青睬的人的许多欲望的。

于是在极短的日月里，千百万中国人都为政治而疯狂起来。

学习非常优秀的女生和相貌极为乎庸的女生中，父母“靠边儿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红得发紫的女生中，往往尤会爆发较恶的“革命”行为。

好比一向的储蓄突然被宣布过期作废了，而自己竟一点儿也没来得及潇洒地消费过，内心里是非常恼火的。

她们长期扭曲着的、不正常的、甚至病态的性心理，以“革命”的名义实习恶……

凶狠地“革”别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证明了自己仍配是响当当的“造反源”，又表现了与自己家庭划清界线的姿态，一举两得。

“文革”对中国青年实行了另一种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从那时开始懂得——许多人生的好处，可以通过投机政治而获得。达到目的之方式简单易学，快速便捷。这一种不良影响，在今日之中国仍阴魂不散，“大有作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政治几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变化的惟一途径，那么几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会从心理上应和这一种政治，投机这一种政治。也会从是中学生高中生的年龄起，向大人们学习种种取悦这一种政治的不良经验。甚至，肯定会污染孩子们纯洁的思想意识。

“文革”中，孩子们之间，孩子们对大人们的“揭发”行径，“告密”行径，以及利用政治罪名进行伤害甚至陷害的行径，于今想来，真是令人觉得丑陋又可悲。

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之间相互造成的伤害，其实并不比“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当年对他们和她们造成的伤害轻。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之下，罪证是他们和她们所提供的，罪名是别人定的，苦难的根源既来自于当年的政治，也来自于同类的卑劣……

画家们、雕塑家们，包括大师级的他们，目光一专注向女性的肉体，灵魂往往很容易地便被征服了。他们穷其技法和天才，仍惟恐不能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一种线条的美那一种肌肤的美。至于她们那一时刻的心灵内容，往往受到轻视和忽略。所以献给我们欣赏和赞美的，也往往只是女性的肉体的美。像花朵一样单纯的美感。

而实际上，女性的美要比花朵的美更美。

一幅画上的女性，竟使你不禁地猜测她那一时刻的“心灵”状态，则画上的她，当然便似乎一呵既活了。你会感到将活起来的不单纯是那拥韧如生的肉体，还有一种灵魂。

女性，尤其青年女性，与书一同入画、人摄影，“变为”雕塑——在我看来，其艺术的魅力，仿佛便具有了某种超凡脱俗的圣洁意味儿。

书在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中，并非阔适时光的衬托物，也并非女性娴静之态的衬托物——它完全不同于老妇人手中的编织。它是全中国人时代风愿的载体。也是当年很多很多中国女性共同凤愿的载体。那些绘画、摄影、雕塑，今天看来，也许全都称不上是杰作，也许根本不具有艺术的什么不朽性，但当年感动过激动过多少求知若渴的中国人啊！

当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识化的强烈冲动，远胜过今天时装、减肥、美容、出国旅游对她们的吸引。

中国女性力图通过知识化完善自身的可贵意识开始觉醒。

昨天的与钱无关也罢，今天的与钱密切相关也罢，只不过是时代特征下知识或学历价值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时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识内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贬之分。进言之，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特征显明的商业时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追求知识或学历以谋求高薪职业，既不但并不褒续知识或学历本身，而且完全附合着时代一贯的法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达到逆商业时代法则而进取的单纯知识追求的境界。

这样的人不但历来极少，而且将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们为榜样而刻评大多数人顺应时代法则的天经地义的现实态度的……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有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吗？那你用政治表现换取吧！

对人说：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吧？那你用政治表现来拯救自己吧！

这正是为什么，许多毫无政治素质可言的中国人，“文革”时期狂热无比地投身于政治表现大旋涡的原因。从这一人性的原因上认识“文革”，据我看来，远比从单纯的政治的观点上去认识要更直接些。

知识和学历相对于当年的中国男人，其优越感在金钱的耀眼光灿下一败涂地。

相对于女性，在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男人对于女人，爱悦之，每“戏”之，乃是普遍的男人之人性。反之，女人对男人往往也这样。比如中，七仙女便“戏”过董水。

少年“戏”少女，倘那少年非是恶少，其行程也不过就是纨终。倘那少女看着那少年顿生好感，心照不宣，“戏”又可视为两厢情愿，这不但是生活中的常态，有时还是生活中的妙态。

通过，我们比较地清楚明白了，中国传统文人们理想的自在无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一位人生务实的父亲或祖父，先很不能免俗地替他挣下一份家产，可供他终生无忧无虑，丰衣足食；可资助他能够自在无为地游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拥抱，以及享受诸多他所喜欢的女性的姿色……

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妻子应该是茎那样的女性——首先她须是丽人。其次她须有至少几分艺术的细胞。因为这是使她有风韵有情调的前提。她还须使他享受到姊姊或妹妹加情人加俊友加妻子的温柔细腻的性爱。她还须爱他所爱，比如与他谈诗论画陪他游山玩水并且爱他所爱的另外的女人半点儿妒意也没有地替他搭桥引线。最后，倘他们穷困了(这一般几乎总是要穷困下去的。连大观园都这么败落下去了，何况文人们的家！)，她须倍加温柔倍加细腻倍加体贴地呵护他关怀他，与他相依为命，绝不弃他而去……

具有了以上美点和美德的妻子，当然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妻子——但，在这一种中国传统文人型男人们关于女性的文化的熏陶，不，流毒的影响之下，中国女性倘温柔地一代代地接受着、实践着、完善着，以身作则着，除了是男人心目中的尤物，还可能是别种典型的女性吗？

在贫富悬殊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作为社会现象越演越烈的时代，女性的心最容易被物质所诱惑。而物质对她们的诱惑力，远远强大于文化束缚对她们的影响。她们拥抱住物质而反叛文化时，她们以为她们是拥抱住了女人的幸福。

今天，我们回顾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从中期开始，它对折为两页。而你不能说它是两页，因为它并末从中线那儿被裁剪开；你也不能说它是一页，因为两个半页上所记载的内容竟是那么的不同。

常规的历史进程中，一般不产生这样的时代现象。

此时代现象说明，历史的进程一旦加快，几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区别。而普遍的人们，也仿佛每差五岁便如隔代了。所谓道既变，人亦既变。道变速，人变亦速。八十年代的前半页，某些中国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强不息使中国男人们为之肃然。

八十年代的后半页，某些中国女性交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国男人们为之愕然。

尽管，这两类中国女性加起来，在数量上也还是少数。

但经由她们所体现的中国女性的时代意识的特征，毕竟使八十年代前后两页着上了极为浓重的色彩，以至于使其它的色彩显得淡化了，难以成为特征了。

“洋插队”一词便是概括这一现象而产生的。“洋”字与“插队”二字相结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麻。

经济的泡沫现象，在短期内向有头脑的人提供的发达之机反而尤其的多。许多人其实只需抓住一次机遇便可永久地改变自身命运。不管那机会是否在泡沫里。泡沫经济的游戏之所以对一个国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险，是针对大多数人的长久利益而言的。当泡沫灭落，大多数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两手湿，而且极可能连曾经拥有过的利益也丧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盖起“游戏”的猪种规则，使之变得似有似无，时隐时现，于是无规则的机会随着泡沫上下翻涌眼花缔乱，似乎比比皆是。而有头脑的人适时抓到它比在“游戏”规则极为分明的情况下抓到它更容易。

世界仍然是一个男权主宰的世界。中国也尤其是的。某些女人们尽管手眼触天能力广大神通非凡，但事业的成功，往往还是离不开某些权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广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护与关照。

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

时代不但是，而且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最后一位负责“结业”的导师。

在时代的教导之下，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的影响和要求，倘与时代冲突，那么大多数女性都会亲和向时代，并配合时代共同颠覆男性文化从前对女性之人性的强加。

九十年代许多年轻女性的直觉，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们的直觉，所接受的是时代中枢神经区发射的讯号。是大直觉。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的女性，几乎一概地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传统理念从她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远比从男人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

尽量表现她们的天真、纯情、柔弱，心无任何功利之念和头脑的极其简单。她们知道普遍的男人们喜欢她们这样。她们善于在某时暂且隐藏了目的投男人们之所好……

这样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

而我们要指出的仅仅是，九十年代有许多女性持此种人生观。这毕竟比九十年代以前争先恐后自售其容其身要争气得多。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大城市里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们中特别年轻特别漂亮的，其实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姓。

人与人之间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积大面积地从中国人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业虽然空前地多了，每个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助空间反而似乎越来越小越来越拥塞了。呈现在社会许多方面的竞争是那么的激烈，有时甚至是那么的世态炎凉冷酷无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们想做的事情。

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们，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反礼教反淑女型典范的时代倾向。这意味着是她们以“代”的整体姿态对一向由男人们“安排”社会秩序“安排”女性命运的现实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初级阶段的，是无数个体成功欲望的本能汇聚在一起所呈现的，其个体“战术”也是初级阶段的、简单的、相似的，无非以男人之道还治男人之身，反过来利用男人与女人打交道时的天性弱点罢了。她们中许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许多人也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价。那代价使她们年纪轻轻的心中便充满了沧桑感。使她们表面看来正朝气蓬勃着精神抖擞着姿态生动着，而实际上已陷入疲惫已经从心理上过早地老了……

说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昧儿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她们苦心营造的结果。

女性肉体的彻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为彻底，性的意昧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天折于全部的展现之前，面对其“性”反而没了太多所“感”。

正文 第四章.3

男人可以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较少的女人，却实难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

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据我看来，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

不露，但是极“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祟拜，对明星的崇拜，对文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阵阵浮华迷醉的绚丽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举将中国文化基本的朴素品质淹没掉的趋势。名车美女、豪宅美女、华服美女、珠宝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业加性感，性感助商业，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侵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视听神经。

而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之权利意识，则提高多了。普遍的她们，最初总想讨个公平的说法。她们开始懂得，即使和国家之间，也是可以大小猫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谁欠谁的。账是允许一笔勾销的，道理却非摆清楚不可。

有人会反对我的观点，认为这恰恰证明着她们的觉悟太低。

如果没有她们今天这种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国家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公仆”们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起码，公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国家及其“公仆”责任意识的加强，是有促进作用的。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不但权利意识提高了，体谅国家难境的理性程度，也普遍地大大地提高了。

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有时那牺牲意味着直接是数以千万计的人的起码社会保障。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时代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时代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房里的花，你可以指着一一细说端详。

因为指得过来。

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园里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绿肥红瘦梅傲菊灼尽收眼底。

因为你的视野即使不够宽阔，她们的烂漫也闹不到国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谓“浓绿万校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抛开那些消极面来看则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长区内的花木了。其千姿百态的劳菲，其散紫翻红之娇媚，其深开浅放之错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异彩，简直不复再是国人所能指能望得过来的，更不消说置喙妄论了。所谓“春风不解禁扬花，蒙蒙乱扑行人面”。

而这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一个时代的进步，首先从男人们都开始做什么显示着，其次从女人都打算怎么活显示着。

时代的进步常常带着野性。这野性体现在男人们头脑中每每是思想的冲撞；体现在女人们头脑中每每是观念的自由。

女性对婚姻质量的要求普遍提高了，不再甘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男人在家庭生活中是女人的“天”的历史地位，应该承认基本上被女人们颠覆塌了，并且绝对地不可能再重建起来了。

对于九十年代的女性，我有两点大的困惑：其一，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知识女性，以及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非常优越起来了的女性，对于大多数同性姐妹们的困境命运，几乎可以说是漠不关心的；其二，某些穷困山区的姐妹，为了与“买卖婚姻”抗争甚至能豁出性命，而在大都市里，一些知识化了的、经济绝对独立了的她们，却往往直销自己于男人不遗余力。

我凝视商业时代，常感到中国和它的关系，正如同一个“再婚”的男人和自己已娶进了家门，已由自己替“她”掀去了红盖头，看着又爱又心存种种疑虑，又陌生又受到着诱惑，又抱有莫大的希望又没法儿完全依赖的妇人的关系一样。

当时之中国内乱方息，百废待兴，不但需要做，而且的确需要刻不容缓“只争朝夕”地“赶快做”！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的希望其实只不过是——在他们的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一位或某几位自己最依赖的，对中国之命运最具主宰能力和权威的人物，高明地将保留在自己头脑中的那一段美好的回忆，直接剪辑在八十年代韧的“改革开放”的后面，从而那么着组成一部历史和现实巧妙连接天衣无缝的“中国故事”。

这个期望值似乎一点儿也不高，但是历史将注定了会重演一遍。

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尤其那些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比如改朝换代，比如战争，其实都只不过是人类史中最微少的章节罢了。相比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正如同“地球村”和整个宇宙的关系。

好比一个人所能记住的，往往是他或她生命历程中极特殊的日子和极特殊的事件。就时间概念而言，对于具体的某个人，那些日子和那些事件，可能意昧着便是他或她生命历程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内容。

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历史的真相其实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不是情节跌宕的章回小说，而是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极为寻常的状态。

正是这一点，既被一切形成文字了的历史所摈除和排斥，又最接近着人类的真的历史的真相。

人类几乎变成了地球上最凶猛的腔肠怪物，不停地耗费资源，不停地创造商品，不停地消费商品。

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生生死死，代代繁衍，事农，事工，操百业，行为最终都纳在“商”的“调控”之下。

“商”若非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起码也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以人类商业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梳理人类历史，阐述人类历史的沧桑进退，与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宗教的观点，以文化的观点，和以改朝换代的大事件演绎历史的方法相比，倒可能是更符合规律的。

当和平持久，商业时代自然孕成。当一个商业时代已经孕成，大多数世人的状态，除了按照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念去生活，去作为，还能够按照另外的什么状态去生活去作为呢？

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处的那个商品货币时代已相当发达的古希腊现实中，对于贫富悬殊现象的深深的忧虑，对于贵族和富人们豪奢极欲的生活的尖锐无情的批判，今天看来对于中国依然具有警醒的意义。

他说：“这就是富人——过度浪费，庸俗无节制，为了一件小小的事件而耗资巨大，安排阔绰乏味的场面。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熔耀他的富有，认为会被人羡慕……”

他说：“富人目空一切，拥有财富使他丧失了理智，似乎人间一切快乐都属于他所有，财富和金钱成了他衡量一切事物的惟一价值标准。而且还幻想金钱可以买到一切。总之，由富有而导致的典型特征是——富有的白痴。”

今天，在与商业时代拥抱亲吻的中国，我们不是也几乎随时随处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辛辣讽刺的富人吗？

商业这个资本主义文明的“配偶”，如今又的的确确在许多方面改邪归正，由当初那妖冶放荡，虚荣贪婪的“新娘”，修炼成了一个善于抚养资本主义文明，有不可轻视和低估的能力呵护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贤妻良母”。

正是“她”的这一种嬗变，使二十世纪的世界，开始以乐于接受的态度对待之了。

商业将更加紧密地贯穿于世界文明记录的未来……

科举制使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心理上重文轻理轻商轻百业。又由于他们的传统志向是“服官政”，所以中国历代君王的治国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受他们的种种“高见”的影响，不能向发展科学繁荣商业的“立体国策”方面去拓展。当然，科学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前提是国家大局的安定。中国是一个内战不息的国家，农业生产倘还能进行着，君王们也就很是高枕无忧了。

商正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只要自己头顶的天还没塌，只要自己脚下的地还没陷，只要抓紧时间还来得及，两个商人一定会为了各自的金钱利益争取做成最后一笔交易，而绝不让时机白自从身边错过。

一个国内无商，国际经济关系中只有“援外”几乎没有“外贸”可言的国家，物资不匮乏倒反而是奇怪的了。

然而商却还是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共和国的治理稍一松懈，就不甘寂寞地表现着自己。

商在中国，如同人行道上水泥方砖的缝隙间往外钻着长拱着长非长出来不可的小草。利润的驱动力真真是世上很难消弭掉的啊！

在南中国，商始终悄悄地休养生息。它的根子在人们的内心、在人们的头脑里，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始终和人们对生活的寄托与企盼编织在一起。而这是共和国的“铁帚”实难真正扫到的，是共和国鞭长莫及根本没法儿彻底铲除的。

商的行为和利润之目的，也就是和赚钱之目的，也仿佛壁虎的性相吸现象一样。在这种关系中，商的行为一向总是体现着雄性行为特征的。即使某一商的行为，是由女人采取的，仍明显地体现着雄性的行为特征。它一受到利润的触摸，甚至一嗅到利润的气味儿，它的“根”就会立刻坚挺地勃起。它冲动难抑，欲望强烈，永远无法满足。为了达到目的，它往往迫不及待，行为有时很俗劣、很粗鄙，甚至很粗暴、很卑鄙。没有法规约制的商几乎都这样。

而利润一向总是体现着雌性的特征的。它自身所扮演的，不可能不是“诱惑者”或直白曰“勾引者”的角色。它在商场上到处散发雌性荷尔蒙的气味儿。就像动物在自己的地盘内撒尿。它使商的行为不断地受到它的气味儿的刺激。它四处卖俏，永无休息地进行挑逗，因而商场上永无休止地演绎着扩展“地盘”，占领“地盘”的鏖战。

你就是将商业行为和利润目的碾成更细更细的粉末儿，烘干了再封存上一百年，卷入了它们的骨灰燃成的火苗，也还是要亲密相吸的。

商几乎是一种超肉体却能够达到“交媾”并能够达到快感高潮达到不宫而孕的“性行为”。

商的机会是分阶段的。在它无序的阶段，机会最多。最富有戏剧色彩。最乐于慷慨地将机会抛给某些智商并不怎么高的头脑。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某些出身于社会最低层，而又精于算计的人，才有暴发的可能性。这个阶段有时较长，有时很短。一旦结束，一旦作为一页翻过去了，那便永远翻过去了。从此它就只对很聪明而且立志投其门庭的极少数人微笑了。即使对很聪明的人，它往往也表现得相当吝啬了。

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恰恰非是慷慨大方的。而是惜金如命，极端小气的。

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状况更加令人堪忧，许许多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每况愈下，共和国面临的使命更加艰巨。

但客观公正的中国人，似乎也不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共识——此非“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共和国积重难返的长期隐患全面“发作”的结果。

商业这只玫瑰的刺，有时确实是含有毒索的。它蜇人之后，人的痛疼后果，比被马蜂蜜了一下严重得多。它的气味儿充满社会，社会仿佛就变成一个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了。而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并不甘愿生活在一个类似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的社会里。这的确也是商业时代令人厌恶的一面。

人为谋生而勇，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实是可敬的。

商业的利己原则往往是与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背道而驰的。它有时伤害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确实像流氓强奸少女一样。

在全世界，卖淫、走私、贩毒、色情业的方兴未艾，文化的色情化，贿路的丑闻，无不与商业瓜葛甚密。十之八九，是在合法经商的招牌之下进行的。

商业这支“玫瑰”，对于与之久违了的中国人预言，却未免太是光怪陆离、杂乱无章、浮华丽又浮躁了。它使人欲膨胀，人心贪婪。它使腐败现象如同倒片机将蝴蝶变成毛毛虫的令人厌恶的过程放映给人看。它使一小部分人那么不可思议地暴发。使他们中某些人暴发之后为富不仁……

谁若问普遍的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将商业时代这看起来总有点儿离经叛道的“新娘子”再一次逐出国门？

普遍的中国人寻思一下，大约会宽容地这样回答：让“她”留下吧！世上哪有没毛病的“媳妇”，我们日后慢慢调教“她”吧。

这么想和这么说，都无疑意昧着一个民族的成熟。

而这一种成熟，又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商业时代改变了太理想主义的期望。

中国是一个动辄容易陷人理想主义思维怪圈的民族。

而西方人却早就对商业时代的本质有所洞察了。

一切有关商业的法规、法令，都是为了更好地驾驭它，使它更大限度地造福于社会的“鞍蹬”和“缰辔”。同时也是不断激励它按照社会福利的总目标奋进的“马刺”。优秀的骑手和坐骑之间，常常达到一种“合二为一”似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国家和商业时代之间的最佳境界。

健康的、成熟的商业时代的基本特征应该是——普遍的人们为了挣到使自己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的钱其实并不太难；某些人企图挣比这更多的钱其实很不容易。

商业时代的一切负面弊端，只有通过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才能疗治。这一点是定过来了的国家向我们证实了的。好比一个在冰天雪地中决定何去何从的人，思考必须变得极为简单——哪里升起着炊烟哪里就是继续前行的方向。

而商业的炊烟，一向袅袅升起在时代的前面。

商业不在其后插路标。

它不但一向一往无前，而且总是随身带走火种。你需要火，那么就只有跟随它。

商业其实从来不仅是人类的表象活动，也不仅是由它影响着人类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最悠久的最实际的意识形态的变种。

它使政治像经济。

它使外交像外贸。

它使经济学像发财经。

它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

它使商人像马克·吐温说的那一种人——“如果金钱在向我招手，那么无论是《圣经》、地狱，还是我母亲，都决不可能使我转回身去。”

它使道德观念代代嬗变。

它使人文原则更弦易张。

它给一切艺术随心所欲地标价。不管是最古典的还是最现代的，最俗的还是最雅的。

它使法绕着它转。今天为它修正一款，明天为它增加一条。以至于法典最厚的美国，律师们唱叹当律师太难了。

它殷勤地为我们服务，甚至周到至于方百计净化我们每天所吸的空气和每天所饮的水的地步，但同时一点儿也不害躁地向我们伸手要钱。

你不需要几万元一套的马桶，但是有别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润，于是商便合法地生产之……

你不需要全金的水龙头，但是有别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润，于是商便合法地生产之……

它还制造格林童话里的国王才睡的黄金床……

它还在月球上开发墓地。

将来肯定也要在月球上开发旅游热线。

人觉得地球上的商品已经太多太多，但明天商业还会向人提供令人感到新奇的东西。

商业早已开发到了人的头脑里，人的心灵里。人的思想人的精神其实早已人股商业了。

人还敢嘴硬说人拒绝商业时代吗？

人有什么资格拒绝有什么资本拒绝？

人每天的心思一半左右与商业时代有关。它本身微微地摇摆一次，万亿之众的命运和生活就不复再是原先的状态了！

年龄是返城“知青”当年惟一的资本。令全社会不同程度所同情的整代“遭遇”，具有苦难色彩同时也便具有了沧桑色彩具有了坚忍色彩的经历，与上一代人相比磨而未圆似乎仍显得咄咄逼人的棱角，与下一代人并论不卑不亢似乎人生经验极为丰富的成熟，又使“知青”这惟一的资本成为“知青”惟一的傲。

城市喜欢在个人身上实验奇迹。

城市从不情有独钟地青睬一无所有的没落群体。

我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临届中年的人们，一般总是有些怀旧的。怀旧乃是人类较普遍的“中年恐惧症”的表现之一种。某些人只知“老年恐惧症”，而不太注意到大多数人临界中年也是会产生不可名状的心理恐惧的。这种恐惧甚至强烈于人对老年的恐惧。

老年人喜欢回忆童年往事；中年人喜欢回忆青年往事；青年人喜欢回忆少年往事。大抵如此，基本成规律。

也许只有少年是不怀旧的。

对于少年，昨天便是童年。昨天离“现在时”太近，近得难以剥隔。仿佛童年仍在延续着，还没完结，还在“现在时”演绎着相似的情节和故事。所以充分地占有着“现在时”，仿佛仍充分地直接地占有着昨天。所以用不着怀旧。

对于少年，明天似乎漫长而遥远，畅想时空广大无边。所以少年不是惯做“昨日梦”的年龄，而是惯做“明日梦”的“季节”。

青年是充满理想、撞像或欲望、野心的年龄。大多数老年人已完全丧失了对以上诸方面的追求能力和竞争能力。即使仍执迷其中，也毕竟的心有余力不足了。情愿或不情愿的，明智或无奈地进入了人生的“无为”境界。而除了大多数老年人，另外只有大多数儿童类此境界。所以大多数老年人乐于直接的回忆童年和少年。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他们皆从二十七八岁向三十七八岁匆匆地、毫无驻足稍停之机地疲于奔命地朝身后抛掷着他们的日子。

皆不曾从容地消遣过美好的青春。青春对于他们似有若无。青春是他们的昨天。这昨天那么迅速地远离了“现在时”。身在“广阔天地”，他们还不太感觉到那一种迅速。倒是常常觉得度日如年。恰恰是在返城以后，岁月仿佛开始压缩着流逝了。于是大有度年如日之感。几乎皆愕诧于怎么一眨眼就快是中年人了。于是“中年恐惧症”，作为中国的一种“代”的特征，从他们身上表现得格外显明。

将苦难和逆境中走过来的经历祝为人生资本，乃是古今中外人类比较共同的“毛病”。

我想，我的大多数同代人，经历了十年的农村“再教育”又经历了二十年的城市“再教育”，对于自己远逝了的昨天肯定早已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了。这后十年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与前十年的欲休还说欲说还休心理况味大为不同。并且，也该终于省悟，改写了各自命运的那件三十年前的大事，原来从任何方面都是无须以任何形式纪念的。不管是多少周年，其实对自己们的“现在时”，都已经毫无必要毫无意义了。

由别人们想着，达到的纯粹是别人们之目的。

自己念念不忘，继续蚀损的纯粹是自己的心智。

“文革”是知青的“受孕”时辰。

“广阔天地”是孕育知青的“子宫”。

红卫兵是知青的“胎记”。这胎记曾使知青们被上几代人和下几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视为共和国母亲教育彻底失败的“逆子”。

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只不过是身不由己地被“文革”所卷携的青少年男亥。他们和她们，既不但自己没打过人，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的家，而且，即使在当年，对于此类“革命行动”也是暗存怀疑的，起码是暗存困惑。

我将知青与红卫兵连在一起分析，乃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倘我们的次代人或我们的儿女们今后发问：“你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自作自受呢？”——返城二十年间，这难道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冷言冷语吗？

而我们可以毫不躲闪地、坦率地、心中无愧地迎佐他们的目光回答说：“我们大多数的本性一点儿也不凶恶。我们的心肠和你们今天的心肠毫无二至。我们这一代无法抗拒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仟悔。‘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未将此命运当成报应承受过！……”

曾说知青是“狼孩儿”的，显然说错了。

曾夸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的，显然过奖了。

断言知青是“垮掉的一代”的，太欠公道。因为几乎全体知青，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所尽的一切个人努力，可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有十条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对垮掉二宇集体说不。事实证明他们和她们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也许，只有“被耽误了的一代”，才是客观的评说。

面对时代的巨大压力，多数知青渐感自己是弱者。并且早巳悟到，自己们恰恰是，几乎惟独是——在知识方面缺乏力量。

他们和她们，本能地将自己人生经历中诺种宝贵的经验统统综合在一起，以图员大程度地添补知识的不足。即便这样，却仍无法替代知识意义的力量。好比某些乌疲惫之际运用滑翔的技能以图飞得更高更久，但滑翔实际上却是一种借助气流的下降式飞行。

最多，只能借助气流保持水平状态的飞行。

知识所具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本身来积累，并且只能由知识本身来发挥。

知识之不可替代，犹如专一的爱情。

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有没有过知青经历，主观性强些还是客观性强些，企图通过自己的几篇作品或几部作品反映几千万知青当年的命运全貌，都是不太可能的。

一切知青文学组合在一起，好比多棱镜，它所折射出的是七色光。最主要最优秀的知青作品，也只不过是多棱镜的一个侧面罢了。

知青经历应该产生史诗性的作品。

但是目前还没有产生。

也看不出将要产生的任何迹象。

就整代而言，返城知青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相当重要也相当主要的促进力。甚至，是推动力。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救亡求兴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知青返城当然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件大事。没有第一件大事的发生便没有第二件大事的发生。而第二件大事的发生直接改变了知青们本身的集体命运。所以，除了极少数当年成为“四人帮”社会基础的知青，大多数知青不可能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区别仅仅是，有人在较高的思想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有人在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本能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

当知青一代也在中国消亡了，中国近当代革命史，便会显得是离中国人十分遥远了。

知青一代，是现实与那革命史之间的自然过渡段。他们最虔诚地公认那革命史的非凡性。它自身从未间断的反复的宣讲，刻在他们思想中的痕迹也最深。它是刻在他们头脑中的第一行思想。它本身厚重的非凡性史诗性，非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任何大事件可相提并论。虽然，他们的头脑中后来也刻下了另外许多行思想，但都不及第一行那么深。史诗性的历史，必定造就出独具风采的民族精英。后继者不可能再历类似的史诗性历史，因而不可能具有同样的魅力与风采，也就不可能获得他们同样的崇敬。

这里当然不是要仅仅将北京红卫兵“极左”化，而将别省市的红卫兵正确化。事实上，“极左”之于当年的青少年，犹如流感，任由发展，传染不但是大面积的，而且是迅速的。我仅仅想指出它的传染是有阶段性的。并且想指出，即使当年，即使同是红卫兵，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也仍是暗怀在大多数人心中的。

以毕生之心血和精力维护中国完整统一的周总理，又怎么能以中国的最大前途冒险呢？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又是多么符合像他那么伟大的成熟的政治家的至高原则。当年他也只能更多地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权力。如果当年连他也最终丧失了这种权力，那么中国肯定陷人另一种不堪设想之境。

对于知青一代，中国的革命史，的的确确是一部充满英雄色彩的史诗性历史。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总之，它是史诗性的历史。总之它是充满英雄色彩英雄主义的历史。总之，谱写那一页历史的杰出人物们，起码像希腊神话中的俄底修斯们一般，若完全抽掉政治因果，也依然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不可重复性、不可比拟性，以及可歌可泣的传奇性……

许多种社会现象，最初可能会受到针贬，最终却会变为时尚，形形色色的人们仿之效之惟恐不及，惟恐落伍。中国如此，世界也差不多如此。

在今天，在城市，追随文化时尚，往往是比追随物质时尚还高的消费。

知青一代从前所逢之时代的文化固乏，以及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缺憾，与当代的文化品质雅俗掺半，芜杂泛滥，以及当代青年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抉择难境，和捧熊掌而顾鱼的两全心理，相映成趣，各有其“代”面对物质之时尚和文化之时尚的窘状。

于知青一代是人被时尚抛弃的窘。

于当代青年是被时尚玩于股掌的窘。

总体面言，知青一代的多数现在孜孜以求的是物质以及物质的时尚，心中殷殷向往的却大抵是文化的时尚。

与知青一代相比，当代青年之大多数，表面孜孜以求的是文化，内心里殷殷向往的是物质。

当代世界，几乎每天都在以商业的名义挖空心思地制造着如此这般的花样百出的文化时尚。中国也不例外。以满足当代青年在文化标榜之下对时尚快乐的吞食。并且，此类快乐越来越趋于平价。

至于物质，它所满足的不仅仅是人的快乐，而是享受的级别。高级别的物质享受皆是高消费。当代青年既还为青年，一般没有经济实力达到。所以权作向往，储存意愿中。通过对文化时尚快乐的追求，渐渐地迂回地接近那物质享受时尚的高级别的目标。

青年群体中，不期然地站起一位中年女士，她一身的物质时尚。

而参加影迷协会，充当影迷，又是何等文化的时尚啊！

两类时尚集于一身。

只不过以她的年龄，充当影迷未免迟了十几年；将自己的头发和脸搞到那么现代的程度，也未免缺少明智。知青一代与时尚的关系，在她身上最为典型地体现出喜剧性的悲剧意味儿……

整代而盲，知青们属于当今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

知青一代父母常企图这样教诲儿女：你们多么幸福！你们还可以更幸福一些！我们高兴使你们更幸福一些。但你们必须承认，你们幸福着。

而儿女们比照自己的同代们，也打算虚心体会一番幸福着的感觉，却总也不大能真切地体会到。因为幸福的感觉是越向优越比越少的东西。而他们正处在一个人人从小就被诱导着向优越比的时代。

因为他们中大多数实际上并不幻想儿女将来出人头地，一辈子名利双收荣华富贵。

他们的寄托专执一念地强烈地体现为这么一种思想——知识虽然不能使人富有，但足可使人不自卑。

这与自己们虽然具备许多长处甚至是宝贵的长处，却终因知识的憾缺常觉卑于人前有直接心理关系。

时代激变，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话法。只要不恶，每一种活法都有正面的道理。

知青父母们从前试图反争夺，但近年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注定的失败，也就只有放弃争夺，由之任之。反正，能明白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而且永远，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活法。凡明智的，不是必有积极的一面吗？将来，谁要发现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特征，那么只能从知青一代的儿女们的身上去发现了。据我想来，只有他们和她们身上，还有一两片鳞，模糊不清地具有着那一种特征。其余一概之中国人，除了性别姓名符号和外貌，头脑里和内心里的状况都会变得雷同化、类同化。就像一种基因的克隆人一样。

都将是同一时代的克隆的产物……

知青一代的结婚，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包办”的色彩。“包办”者当然非是父母，而是时代。当年的时代，像一只巨大的手，以不可抗力将许许多多男女青年的婚恋故事彻底改写了。好比一部旧戏的戏名——《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有的虽遭“包办”，但幸而般配。有的极不般配，但也只得顺从时代之命。

真爱不那么靠得住，海誓山盟才显得重要。连海誓山盟也靠不住了，相依为命的意义就突出了。既能相依为命，必有某种情愫为基础。

良心便是当今的爱中开始稀少的。

而良心是这样一种事物，格守也升值。以升值的良心为数合剂，当今大多数知青夫妻之间的关系，虽然阉陋但却很耐磨损。

“泰坦尼克”号海难书写了人类精神千古流芳的高贵，演绎了人类精神的“主旋律”。它重注了“贵族”二字。

我们中国人面对世界可以骄傲宣布的是——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过多次重大灾难，广大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私和高尚的精神，亦如“泰坦尼克”精神一样可歌可泣，感人事迹举不胜举。

“泰坦尼克”号精神，是人类高贵精神的碑。

“唐山”精神，以及中国人在种种灾难面前所表现的可贵精神，是中国人精神上的碑。

全人类真正的“贵族精神”万岁！

许多事，在中国都变得有点儿邪。

尽管如此，我觉得非虎的过错。对虎还是保持着三分敬意。

乃因——虎也是可以被驯来表演马戏的，但虎的表演不失起码的自尊。

对狗，我其实也是心怀敬意的。我敬军犬的忠诚，敬猎犬的勇敢，敬牧羊犬的“尽业”，敬“代目犬”对人的服务精神，敬看家犬的不卑不亢。甚至，敬野狗对自由的选择。我不喜欢的只有两类狗——宠物犬和马戏场上的表演犬。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大。前者表演给少数人看，后者表演给众多的人看。狗一表演，就不太像狗了，像猴了。

猴嘴里被塞了糖，马戏场上的表现尤其乖。

熊也那样。

海狮更不例外。一条小鱼足以使它表演起来乐此不疲。

但没见过驯兽员在虎表演之前或之后，往虎嘴里塞东西。这方式对虎不灵。驯兽员迫虎表演，靠的是电棍和长鞭。你看虎表演，总不难看出它是多么的不情愿。

狗、猴、熊、海狮，都会为得到一口吃的而反复表演。

在马戏场上，虎也不得不表演。但虎绝不肯反复表演。吃的、电棍和长鞭，都不可能迫虎反复表演。

虎为生存而表演。

虎不至于为取悦而表演。

虎宁肯在笼子里，其实不情愿上表演场。

狗、猴、熊、海狮，却宁肯在表演场上按驯兽员的口令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表演同一节目。那时它们嘴中有物嚼着，体会着区别于笼的快活。

而虎宁肯要笼中的自由。

我敬虎的不可彻底驯化的尊严。

据我想来，人与时代的关系，似也可将人与虎的关系来比。

时代也是不可被彻底驯化了像狗、像猴、像熊、像海狮那样完全按照人的示意反复为人进行表演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虎气。

人的猴气一重，时代就张扬它本身的虎气。时代的虎气一旦强大于人庞具备的虎气，人就反而陷入了被迫表演的误区。中国目前的表演太多了。

“猛虎啸于前面不色变，泰山崩于后而不心惊”——虎年之中国人，或该开始蓄备如此定力？

历史对于一座城市，只不过是它的今天的背景。这背景的文化气息再浓重，其实也只说明着它的过去。并不完全能代表它的今天，更难以证明它的将来。倘它今天的公民，不珍借那一种背景，不善于继承，不思发展，甚至反其道面破坏之，摧毁之，借那宝贵的背景资源以谋眼前之私，以图急切之利，则它的今天，岂不恰恰等于是对它的昨天的反动吗？也许不到明天，它就会变成一座没文化可言的城市了。它的文化背景资源，必将如被任意破坏的自然资源一样，挥霍尽净。结果是今人负罪于古人及后人。

一座新兴的城市，在二十世纪的末时，并不需要十代人百年史才形成所谓文化的积淀。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原来凡工商发达之城，几乎必是文化繁荣之邦。

文明不但是养育文化的基础，而且本身便是一道使人心情愉快的城市文化的风景。

不文明的城市不可亲，哪怕它有处处宙迹和悠久的历史背景。

文明的城市即使是座新城，也会促使种种崭新的良好的文化生机盎然地发展和繁荣。

文化首先是供人享受的，使人在享受中获益。一座城市的文化举措，应首先以这座城市的最广大公民的最实际的文化享受为出发点，为前提。至于上级关注不关注，外地人怎么评说，倒是可以不必太在意的。

“克隆”一只绵羊其实并不怎么的足以令人震惊；“克隆人”实验也并不怎么的足以令人震惊。圈是人类还保持着为什么事震惊一下的本能，这一点使我惊喜地震惊了一下。

“克隆”并非从一只绵羊开始。而是从许多方面，几乎是一切方面，早就悄悄地开始着了。

“克隆”一只绵羊的是科学。

“克隆”一个国家的也是科学。

人类的价值观念正在一部分又一部分地变得越来越相似。

科学的飞跃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剧着这种“克隆”现象。

经济和科学正在使世界越来越共性化。个性化的事物越来越成为遗迹和国粹。成为国粹和遗迹的事物千篇一律地将统统被纳入旅游业也就是商业经营之一种——世界“克隆”现象之一种……

在那个叫“大官”村的农村，两个农民所楔而不舍一争到底的，显然不仅仅是小小的村长之位吧？肯定还意味着更多些的什么吧？比如村人们对各自的信任程度，比如威望，比如面子，比如各自背后拥护者们的群体感奋或失落……

中国农民的大多数，进言之，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其实践民主方式的水平，远非某些人士所把人忧天倾地估计得那么低。恰恰相反，他们实际上已表现出了较成熟的民主意识。只要诚心诚意地将民主奉还给他们，并得体地协助他们而不是操纵他们，他们也是能够实践得较为出色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成熟已经不成其为任何问题，倒是某些人士的叶公好龙是成问题的，滞后的。

“公仆”者，乃由人民所选为人民服务之人。在中国社会的广大基层，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人民的识别力，远比上级的识别力要高。

人民之民主的权力越充分，人民越强大。人民强大了，伪“公仆”们就渺小了。人民强大了，人民就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主人了。

“公仆”们才能真正复归到为人民服务者的本位。

如血的夕阳沉到地平线以下了，当广裹而苍凉的大草原夜幕降临时分，他们乘军车离开了军马场。回望着在视野中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的营房和马厩，他想——它们也将成为这大草原上光荣与梦想的遗迹了。他想——他保存他“模范班长”的证书，一定要比大草原保存那遗迹更长久，更长久……

残阳西坠，秃穆的崖头仿佛渐濒渗出血来。无名的季节河不情愿地流着。河边一株枯树上，栖着几只寂寞的乌鸦。它们呆望远处，望着一条曲折婉蜒的野路的尽头。如果那可以勉强算作一条路，则是不常出岭的岭内人和他们的牲口年复一年从荒地上踏出的。

这一种宣传，背后往往是一次精心的纯粹商业营销性质的策划。

对于当代人，服装的魅力是传统中有当代性。没有就会使当代人敬而远之。对于当代人，小说的魅力也许恰恰反过来，恰恰需要在当代性中有传统。没有当代人也是会敬而远之的。大多数当代人既不愿执锄地生活在传统观念中，其实也不愿非常激进地生活在种种时代的“先锋”观念中。往往习惯于生活在传统与“先锋”之间的“过渡带”。所以“当代”一词之于当代人，细细想来，必然是一个含糊的、暖昧的，定义不甚明确的词。

老故事和畅销书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意味着当代人和爱、和性、和家庭观念之间的尴尬——不求全新，亦不甘守旧。全新太耗精力。守旧太委屈自己。

正文 第五章.1

女性的直觉是令我惊异的。

在一切形式的抢答或竞猜活动中，她们的成绩远优于男人。往往是，男人们刚开始想，她们却早巳冲口道出答案。而且，一半情况下是对的。

男人是凭了学识才聪明起来的。女人却是凭本能显得格外聪明的……

少女们从爱情小说中间接品咂爱情滋味儿。她们对浪漫爱情的幻想后边连着对美好婚姻的幻想。但是半老不老的女人们和半老不老的男人们内心里所幻想的，直接的就是婚外恋。因为她们和他们，大抵都是已婚者。尤其她们，恰似《廊桥遗梦》的女主角弗朗西丝卡是做了妻子的女人一样。这样的女人们的内心里，要么不再幻想爱情，要么幻想婚外恋。

高等教育教给人思想的能力。而思想是幻想的“天敌”。正如瓢虫是蚜虫的天敌。

爱、情欲和性，尤其在小说和电影中，越来越趋向于低俗、猥亵、丑陋、自然主义(下流的自然主义)，越来越不圣洁了，甚至谈不上起码的庄重了。仿佛原先由于某种锦缎价格昂贵虽心向往之却根本不敢问津，甚至经过布店都绕道而行，忽一日暴发了，闯人大小布店成匹地买。既不但买了做衣服，还做裤权做背心，做鞋垫做袜子，做床单做台布。而新鲜了几天就索兴做抹布做扼布了。几乎凡叫小说的书里都有爱都有情欲都有性，就是缺少丁关于爱的思想关于情欲的待意关于性的美感。

爱的主题并不一定只能或只许开出美的花朵，在现实中往往也能滋生出极丑和极恶。

性爱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只剩下了宫能的壳。这壳里已几乎毫无人欲的灵魂。

我对“肉麻的温情”五个字相当困惑。反复咀嚼，几经思考之后，困惑依然存在，丝毫未减。由我想来，温情乃是爱的相当重要的“元素”。

没有温情的爱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没有氧的空气根本不是空气一样。

他是一个相当理性的，相当谨慎的，力求不使读者感到倔执，力求不使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因偏执而遭到读者排斥引起读者逆反的作家。

读过许多关于爱情的小说之后，我已经变得不大容易被爱情故事所感动了。《廊桥遗梦》这个故事本身也没太感动我。它使我联想到我们中国的《白蛇传》和。后者在张扬爱的浪漫和咏叹爱的执着方面，实在不是《廓桥遗梦》所能婉美的。谈到“伟大”，无论故事本身想象魅力的伟大，还是男女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力(用沃勒的话叫做“激情”)的伟大，都远远地超过《廊桥遗梦》。简直不能同日而语。相爱男女的灵魂化为彩蝶这一种浪漫想象，从小就使我折服之极。而《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这一女性形象，我认为在人类艺术创造史上，更是前天古人，后无来者。蛇是多么可怕的东西！蛇而为精，一向意昧着邪恶与凶残。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中，蛇精蛇怪一再伴着毒辣之神出现。只有在我们中国的《白蛇传》中，成为爱、美、善、刚勇、柔情忠贞、视死如归的化身。白娘子那种对爱宁人负我，我绝不负人，那种为爱不借赴汤蹈火，不借以千年修炼之身相殉，那种虽被镇在塔下却爱心不悔的痴，真真是人间天上爱的绝唱！真真令世世代代的男人们永远的自愧弗如网！只不过《白蛇传》也罢，也罢，都因其神话性和传奇性，冲淡了当代性，不再能令我们当代人感动了。

是的，最感动当代人的爱情故事，必是发生在当代的爱情故事。

当代人看“三国”既不会掉眼泪也一点儿不替古人担忧。

当代人看《秦香莲》也不再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大动感情了。

可是哪怕极平庸的当代爱情故事，也会至少吸引当代人中的一部分。

我丝毫也不怀疑，将要拍成或已经拍成的电影《廊桥遗梦》，一旦在国内上映，将使我们的观众趋之劳驾。而翻译小说一旦印上“美国最畅销”一行字，在中国若不畅销便为咄咄怪事了。这一国与国的文学沟通现象，真是深含耐人寻味之处。婚外恋是一切中产阶级中年女人们最经常的幻想游戏。这几乎是她们世袭的意识特权。这一特权绝对地不属于处在社会物质生活底层的中年女人们。

我有时讨厌一个中产阶层特征显明的女人，甚于讨厌柳絮。在春季里，在柳树生长出嫩绿的新时之前，柳絮飘飞漫舞，落在人的身上和头发上，是很不快的事。尤其落满人家的纱窗，那纱窗若不彻底刷洗，就透气不畅，起不到纱窗的作用了。中产阶层的显明的特征，再加上显明的“中国特色”，你如果稍有社会学常识，那么你想象一下昭，会使女人变得多么酸呢？

中国的中产阶层女人们，头脑中的“新兴”阶层意识是相当强相当敏感的。正因为她们是“新兴”阶层的女人，她们随时随地都要刻意地显示这一点。这也是她们多少有点儿令人反感的地方。

《廊桥遗梦》这一美国式的当代爱情故事，带有似乎那么纯朴的泥土气息，好比刚从地垅拔出来的萝卜。

可是由弗朗西丝卡的中国姐妹们看来，却好比是一幅镶在金框子里的画。那无形的金框子是当代美国本身。她们是多么想纵身一跃，扑进那像框里，当一回弗朗西丝卡，足过一把婚外恋的瘾啊！但是这对于她们，是比获得一份美国绿卡还难上加难的……

在这种阅读心理下，她们的被感动其实是大打折扣的。

《廊桥遗梦》是我所读过的最纯粹的爱情小说。也是我所读过的最简单最肤浅的爱情小说。它在美国的畅销显然与它是最纯粹最简单最肤浅的爱情小说有关。在中国的畅销也显然是。

最纯粹最简单最肤浅的东西，往往使很全面很复杂很深刻的东西处于尴尬之境。时代正在向使一切事物皆朝纯粹简单和肤浅的方面发展。正如电脑研制的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乃是为了使我们的头脑变得越来越粗陋越来越简单。

在我读过的爱情小说听过的爱情故事看过的爱情影视中，十之八九都以情为爱的具有持久韧性的纽带和牢固基础。

任何事情，无论它与我们的生活的关系多么密不可分，无论它在我们的生命意义中占有多么至关重要的位置，以及它对我们的人性需求给予多么美好的享乐，当它一旦被夸张到至高无上的程度，它的本质也就被扭曲了。那夸张了的它的“断想”，也就同时显得幼稚可笑了。

在文学的老生常谈中，有时重复本身即意义。有时另一种“包装”即价值。这是一个文学躲闪不开的停论。

康司丹斯当年反叛了她所属的那个阶级，和它的一切虚伪道德。

弗朗西丝卡皈依了当代人对“家庭”的传统观念，使自己成了一个“好女人”的当代“样板”。这种颐依，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在一个家似乎可以任意摧毁的当代，弗朗西丝卡似乎是一个独树一帜的女性。

康司丹斯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勇敢选择，具有女性个体的积极意义。弗朗西丝卡的选择，则顺应了社会的暗示。前者将被女人所叹服，后者将被社会所叹服。前者征服女人，后者征服男人。

中，不乏深刻，但毫无感人之处。《廊桥遗梦》中，毫无深刻，但不乏感人之处。

在人类家庭和爱情的矛盾日益显现之际，在西方人力图从矛盾中寻找到可能缓解的药方的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家庭和爱情的矛盾，将在下一个世纪像地球上的能源污染一般空前严重。而且绝不是《廊桥遗梦》之类药方所能缓解的……

“腐败”在中国已不止是一个政治词。

它已开始蔓延到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今天是精神。

明天是性和爱。

《廊桥遗梦》，是在中国人之性和爱的准则大塌陷前，从美国飘来的一只好看的风筝。

我们其实正站在即将出现的塌陷巨坑的边沿上，望着那风筝，头脑中祷告着腐败的逻辑和“真理”，期待着在堕落中获得“新生”……

尽管我觉得自己正从高空向一片地球的“溃疡”降落，但我还是希望立刻就降落在那一片“溃疡”上。人非鸟，没翅膀，在空中运行久了，心里总不那么踏实。哪怕是一片沙漠我也愿先降落一下，定定心。何况我知道，真正迎接我的，将是一部分人类创造的大都市的繁华与文明……

某些日本人，对于日本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关系，是比普遍的中国人更在乎的。某些日本人非常明白，日本若想在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中获得好感，树立优良的国家形象，目前仍是相当难的。日本若想在亚洲的国际关系中获得好感，那么首先必须获得中国的好感。而这又必须从日本人能获得中国人的好感开始。舍此，日本不能在亚洲树立起优良的国家形象。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不能在全世界树立这一形象。

中国历史中出现过许许多多抵抗型的女人。她们的抵抗有时顽强刚烈到誓死如归的地步。在男人强迫缠足的历史年代，不少女人仅仅为了抵抗这一强迫而不措生命。

你从中国的文学和戏剧中，不难看到一个又一个对“男权中心”进行抵抗，奋起挑战，发动猛攻的中国女人的形象。

日本式的颓废。它的特点不是刺激，而是甜腻腻。

日本男人必须有日本女人那样的女人。

日本女人必须有日本男人那样的男人。

日本必须有日本男人那样的男人和必须有日本女人那样的女人。

这乃是一个国的基因。

性的自由和解放，使情反而在现实的“爱”中，成为至可宝贵的元素了；放他们和她们，对“情”，尤其对“纯情”，倒似乎更“情有独钟”了。

你若内心向往堕落，日本可使你堕落诱你堕落的方面太多太多；你若渴求自强和成功，只要你比周围的人付出的大，日本也会提供给你相应的机会。

物质相对丰富了，社会严密地秩序化了，社会矛盾大面积地消解了，性也最大限度地公开化了、自由化了，构成“人格”的含意大部分擅变了，人的精神冲动整体上减弱了……

一些日本人在日本当年的侵略罪恶和后来的原子弹苦难之间，尴尬地陷入了半个多世纪的沉默。对前者他们欲说还休。对后者他们也只能欲说还休。他们的巡航，是人类最矛盾的尴尬之一种。他们的沉默，是人类最不心甘情愿的沉默之一种……

我以为，他们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这个中国人能理解他们，也愿理解他们。

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系——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患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的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乎“义父”的“监护人”角色。

日本人对美国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但是矛盾而不复杂，仅仅矛盾面已。一方面，他们视美国为“义父”。因为目前仍在受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核菌庇，不得不依然的傍靠三分；另一方面，他们又怎甘永远处于“义子”的地位？何尝不愿摆脱美国的“监护”？何尝不想像美国佬似的，在世界舞台上过把颐指气使，动辄制裁这个制裁那个的“国际江湖”霸主的瘾？一方面，对美国几十年如一日的“监护”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对自己遭受过的原于灾难耿耿于怀。

将一个国比一个人，那类乎杀父之仇类乎奸母之仇！日本有对美国进行报复的企图吗？有也没有。有也自有。根本实现不了。起码根本不可能在军事方面付诸实现。日本真的对美国汲有进行过报复吗？日本汽车冲击美国市场，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之际，日本人心中的快感是可以想象的。

我是一个渺小的小说家，历来以职业的文学的眼光看社会和时代。

我是中国人，又是作家，正处这一时代，观而思之，极想留下一点儿力所能及的记载，为后人研究这一时代，提供哪怕百分之几的参考。

渐渐习惯了一只眼以小说家的文学的目光看世事，另一只眼寻觅点儿社会学心理学的感觉。我觉得许多世事，这样看，比以纯粹小说家的文学的目光看，视野更广些，视力更深远些，似乎也更明透些。

作家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实在没必要理解为被要求，被强加，变为主观能动真的那么有害，那么不好吗？中国作家尤其在思想方面，受压抑的历史实在太久了，于是思想的能动性渐渐萎缩了，丧失了。我主张自己恢复这种能力。我自己不是很得意于这些“东西”。

偏颇是相对于公允而盲的。但公允绝不等于中庸。我的偏颇，有时几乎是对中庸的故意的反动。

但是也不可一味地对中庸反动。偏颇到离公允极远的地步，也是和圆滑的中庸一样可鄙的。

过得去的物质生活，自由表达的独立意识。

中国一切现今的所谓“富豪”，十几年前皆寻常人。机遇加精明，是他们成功的条件。我书中由他们的成功重复了这样一个普通的道理——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看我的书，谁也不会从中看出对他的攻击。只不过文字不那么崇拜。他得允许我不崇拜他。

但是，在他那儿，看出了不以为然。(就算是不以为然，也得允许不以为然吧？)我是欢迎一切人对我本人的言行、创作及头脑进行批评的。有人对你的头脑予以特别的关注，那等于是抬举。批评只要稍有几分道理，我都是引以为省、引以为戒的。哪怕毫无道理，但只要影响不超出我自身创作和品性的是是非非，我一般也是不在意的。但若误导泛播，谬种流传，我也就不得不澄清之，驳斥之了。

人既然生活在社会中，那么谁都是一个社会人。一个社会人，不可能不考虑自身利益。它包括——保障一种相对体面的物质生活的收人，选择能发挥自己某项专长或才智的职业的充分自由，参与公平竞争的激情和冲动，便于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环境……

我，梁晓声，中国当代作家，现庄严声明——我就是要站在“特权”的对立面上，旗帜鲜明地、立场坚定地、毫不动摇地、义无反顾地反对“特权”现象！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

我所见识过的体力劳动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自卑自强，怨天咒命的话常挂在嘴边上：“我们，臭苦力！”一类盲目自尊，祟尚力气，对凡是不靠力气吃饭的人，都一言以蔽之曰：“吃轻巧饭的！”隐含着一种藐视。

人的回忆，是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焦距”的，好像照片随着时间改变颜色一样。

父亲，不再是从前那个身强力壮的父亲了，也不再是那个退休之年仍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的父亲了。父亲老了，他是完完全全地老了。生活将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老头子。他那很硬的黑发已经快脱落光了，没脱落的也白了。胡子却长得挺够等级，银灰间黄，所谓“老黄忠式”，飘飘逸逸的，留过第二颗衣扣。只有这一大把胡子，还给他增添些许老人的威仪。而他那一脸饱经风霜的皱纹，凝聚着某种不遂的风愿的残影……

生活，到底是很厉害的。

动摇过的事物，要恢复其原先的稳固性，需要比原先更稳固的基础。信仰不像小孩子玩积木，推倒一百次，还可以重搭一百次。信仰的恢复需要比原先更深刻的思想观和认识观。这比绘钟表上弦的时间长得多。

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无法欺骗自己。

因为正是他们，这在历史进程中享受不到文化教育而在创造着文明的千千万万人，如同水成岩一样，一层一层地积压着、凝固着，坚实地奠定了我们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有些事，在我，也渐渐地开始不很认真了。似乎认真首先是对自己很吃亏的事。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

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广厦之功。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的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之偷税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

就表演艺术而富，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锡“性格演员”……

我尊敬母亲及一切以坚忍捧抱住艰辛的生活，绝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我们依赖于母亲而活着。像蒜苗之依赖于一棵蒜。当我们到了被别人估价的时候，母亲她已被我们吸收空了。没有财富和知识。母亲是位一无所有的母亲。

联想到我们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一切曾在贫困之中和仍在贫困之中坚忍顽强地抚养子女的母亲们。她们一无所有。她们平凡、普通、默默无闻。最出色的品德可能乃是坚忍。除了她们自己的坚忍，她们无可傍靠。然而她们也许是最对得起她们儿女的母亲！因为她们奉献的是她们自己。想一想那种类乎本能的奉献真令我心酸。而在她们的生命之后不乏好男儿，这是人类最最持久的美好啊！倘我们富有，即使生活在腐朽的棺材里，也会有人高兴来做客，无论是节日抑或寻常的日子。

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

讨饭的人可怜，但不可耻。走投无路的时候，低三下四也没什么。

若有人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将我的老母亲老父亲接到我的身边来，让我为他们尽一点儿拳拳人子的孝心。然而我知道，这愿望几乎等于是一种幻想一个泡影。在我的老母亲和老父亲活着的时侯；大致是可以这样认为的。

我的哈尔滨我的母亲城，身为一个作家，我却没有也不能够为你作些什么实际的贡献！

这一内疚是为终生的疚惭。

梁晓声他本非衔恩不报之人！

对于那些读了我的小说《溃疡》给我写来由衷的倍，愿真诚地将他们的住房让出一间半间暂借我老母亲老父亲栖身的人们，我也永远地对你们怀着深深的感激。这类事情的重要的意义是，表明着我们的生活中毕竟还存在着善良。

母亲啊，您要好好儿地活着呀！您可要等啊！您千万要等啊！

求求您了，母亲！

由我的老母亲很想到千千万万的几乎一代人的母亲中，那些乎见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平庸的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对于她们的儿子，该都是些高贵的母亲啊？我的思想是相当唯物的。但受情感的左右，难免也会变得有点儿唯心起来。

正文 第五章.2

某些外国的人名，一经中文化，便仿佛是他们的文字的肖像了。从他们的中文化的名字，简直能欣赏到他们的气质、品格，甚至能传达出他们的形象的特征和魅力似的……

我想，人生也是可以比作一块画布的。有人的一生如巨幅的画布，其上历展现的情形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人的一生充满了泼墨式的、大写意式的浪漫，或充满了起伏跌窝的戏剧性。看他们的人生画布，好比看连环画。

但大多数人的人生画布是小幅的。我的人生画布就属于大多数人中的一例。我曾与朋友仍戏称之为“手帕人生”。是的，我也就是在这么大的尺寸中，以写实的，有时甚至是以工笔的画法，相当认真地一层层涂抹我的寻常人生。

童年是人生画布的底色。底色上即使勾勒出了影影绰绰的人形，却往往属于“点彩”源、“印象”源的那一种。远看或还辨得清轮廓，近看则就与底色摸溯成一片了。毕竟的，那轮廓的边缘，与底色融得太平贴，并不能从底色上凸现出来……

我觉得，少年是人生画布上关于人的首次白描。此时画布上一个少年的眉目略清。他的表情已能默默无言地预示着他未来的性情和品格。甚至，已有几分先天性的因素含蓄在他的眼里，预示着他未来的命运了……

生活在无优无虑环境之中的孩予是不会盼着自己快快长大的。他们本能地推迟对任何一种责任感的承担。而一个穷人家庭里的孩子，却会像盼着穿上一件衣服似的，盼着自己早一天长大。

他们或她们，本能地企望能早一天为家庭承担起某种责任。

穷孩子们的母亲，逢年过节时是尤其令人怜悯的。这时候，人与乌兽相比，便显出了人的无奈。鸟兽的生活是无年节之分的，故它们的母亲也就无须乎在某些日子将来临时，惶惶不安地日夜想着自己格外庞尽的什么义务。

亲情自然是以血缘纽带关系为基础的。但我认为——超出血缘关系的那一部分亲情，也同样非常值得保持……

我之所以频频回亿，实在是因为我内心里沥渐充满了感激。这感激是人间的温情从前摄在一个少年心田的种子。我由少年而青年面中年，那些种子就悄悄地如春草般在我心因上生长……

男人对女人的终生的态度，据我想来，取决于他能不能有幸在少年时代就得到种种非血缘甚至也非亲缘的女人那一种长姐般的有益于感情质地形成的呵护和关爱。以及从她们那儿获得怎样的潜移默化的教育。

当人明白自己有一个在任何情况之下都绝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的时候，他便会觉得自己有了一份特殊的财富。

我们天南地北走到一起，实在是一种人生的缘分。我们都要珍措这缘分。至于其他，那非我们自己探臀以求的，我们才不在乎！

我回头向自己的人生望过去，不禁讶然，继而肃然，继而内心里充满一大片感动！怎么，原来在我的人生中，竞有那么多那么多善良的好人帮助过我，关怀过我，给予过我持久的或终生难忘的世间友爱和温情吗？心有感激，心有感动，多好！因为这样一来，人生中的另外一面，比如嫌恶、僧怨、敌意、细碎芥蒂，就显得非常小气、浅薄和庸人自扰了……

活在好人边儿上的人，大抵内心会生发这种一时的小善良，并且总克制不了这一种自我表现的冲动。表现了，自信自己仍立足在好人边上，便获得一种自慰，和证明了什么的心量安泰感和满足感人心的尊贵，一旦近乎本能的，我们也就只有为之肃然了。

我认为崇商是人性内容狠重要也很主要的组成部分。我确信崇高也是人性本能之一方面。

若人性恶带有本性色彩，那么人性善也是带有中性色彩的。人性有企图堕落的不良倾向，堕落往往使人性快活。但人性也有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升华使人性放射魅力。长久处在堕落中的人其实并不会长久地感到快活。

人性虽然天生地有渴望升华的商贵倾向，人类的社会卸不可能为满足人性这一种自然张力面设计情境。这使人性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处于压抑。

像许多人一样，亲情正从我心中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失。我常对自己说，比之其他，亲情才是最可宝贵的。可当亲情妨碍其他之时，又往往无可救药地将其他看得比亲情重要。仿拂亲情是核桃，是可以长久地放置的东西。而其他是葡萄，摆在面前，必须及时吃光，否则隔夜便会烂了，而烂了又会使自己十分婉借。当代人的所重所要，往往是最实利的东西。

军装剥夺了他们逃避凶险躲避祟高的权利。面那正是我们不是兵的人本能和自授的特权……

倘若我们看生活的眼光是人徽的，我们当会发现，即或儿童和少年，也是每每难免要舒旧的呀！

野狐死前的预感是很强的。它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命限临终了，便尽可能地回到它们的第一处穴里。

不要相信那些宣布自己绝不怀旧的人的话。他们这样宣布的时候，恰恰道出——过去之对于他们，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

如果一个人真的根本不曾杯旧过——那么似乎足以证明，他或她的人性质量是相当可疑的。

大多数入的生命特点基本上是这样的——幼年时朝前看，青年时看眼前，中年时边在人生路上身不由己地走着边回头，而老年时既不回头也不仰头了。老年人习惯于低头沉思。怀旧是老年人的情愫慰藉。他已无需太多的东西了，所以他不目咄咄地引颈寻觅。该记住的都印在他心灵里了，所以他也就不必再频频回头去找所谓人生——不过是一些怀旧的片断组成的记忆……

“爱心”是高尚又伟大的心境。“爱心”在人类的心灵里常驻不衰，人类才不至于退化回动物世界。

“爱心”产生于博爱之心。

绝大多数的人心难以常达此境。我们只能在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种情况下某一件具体的事上，半麻木不麻木的“爱心”才被唤醒一次。我们一旦能以“爱心”对人对事，我们又将会对自己多么的备感欣慰啊！

善良是“爱心”的基础。

“爱心”是具有自然而然的影响力的，除非人拒绝它的影响，排斥它的影响，抵触它的影响。

我一向将我和他们之间的感情、友情，视为“不动产”，惟恐一运用，就贬值了。

哈尔滨人有一种太不可取的“长”处，那就是几乎将开口求人根本不当成一回事儿。

对方犯难自己也不在乎。遭到当面回绝还不在乎。总之伤佛是习惯，是传统。好比一边走路一边踢石头，碰巧踢着的不是石头，是一把打开什么钡的钥匙，则兴高采烈。一路踢不着一把钥匙，却也不懊恼，继续地一路走一路踢将下去。石头碰疼了脚，皱皱眉面已。今天你求我，明天我求你，非但不能活得轻松，我以为反面会活得很累。

我主张首先设想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没有任何人可求任何人也帮不上忙的，主张首先自己将自己置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丽这么一来，结果却很可能是——我们发现，某些困难，并非我估计的那么不可克服。某些办成什么事的目的，即使没有达到，也并非我们估计的那么损失严重。我们会发现，有些目的，放弃了也就放弃了。企望怎样而最终没有怎样，人不是照活吗？有些情况下，对于小百姓而盲，求人简直意味着是高息贷款。

我此话不是指求人要绘人好处，而是指付出的利息往往是入的志气。汲了这志气，人活着的状态，往往便自行地瘫软了。

温馨往往是属于一种小的生活情境。富人们其实并不能享受到多少温馨。他们因其富，注定要追求大追求奢追求华糜。而温馨甚至是可以在穷人的小破房里呈现着的生活情境。温馨乃是小百姓的体会和享受。

在物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绝对的胸无大志之人。

不要说小百姓只配过小日子的沮丧话，而要换一种思想方法，多体会小百姓的小日子的某些温馨。并且要像编织鸟一样，织一个小小的温馨的家，将小百姓的每一个日子，从容不迫地细细地品咂着过。

提前退体或干脆辞职，这就等于与自己所依赖做了的体制彻底解除“婚约”了。这需要很大的勇气，那体制不会像一个富有的丈夫似的，补偿你什么。

欢娱有时是需要金钱来营遗的。

如果没有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同情，也便没有了一些人希望能为另一些人做些什么的冲动。那么世界上大概就只剩下了人为自己傲什么的冲动。而世界真到了这种地步，是连仁慈的上帝也会产生厌恶的。

革命在最穷困的地区发生这当然是革命的规律。

可是为什么革命的老区，在解放四十中之后，往往仍是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穷的地方呢？

我们自身仅仅少了一点儿矫情是不够的。我们仅仅怀有某种感情也是不够的。

我们究竟还能为那些咄咄逼人的穷困所纠缠的人们做些什么呢？

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中国历代儿女们的孝心，才不至于泡在那么长久的悲怆和那么哀痛的眼泪里。

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亲情才有大的前提是温馨的天伦之乐；儿女们才能更理念地面对父母的生老病死；“孝”字才不那般沉重，才会是拿得起也放得下之事啊

家——最可靠的“合资单位”。

人生好比一时舟。毕竟，家是最有停靠权的一处港湾了。人过中年，没有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离婚者们，说到底是为了再寻找一处港湾。没了这一希望的支撑，离婚就只是不幸了……

稳定的家庭，像最可靠的“合资单位”。关系虚设的家庭，名存实亡的家庭关系，自然便像两个没有任何道义可讲的“合资”伙伴组成的“皮包公司”什么的了。一方有难，另一方不釜底抽薪才怪了呢！家庭的“合资”关系当然不仅仅是收入和支出的流水账簿子。双方的“投资”，还包括各自的情感，各自的责任感，各自那份儿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

我庆幸自己在一个可靠的“合资单位”里任职——任着丈夫之职，父亲之职，兼任儿子之职，兄弟之职。较累。全力以赴地任着。

但是并不曾产生过“跳糟”的念头。夫妻二人也都没有谁打算“炒”谁“扰鱼”的暗想……

祈祝许许多多“家”这样的“合资单位”经济效益好，精神效益也好，更加“共产主义”化而不是更加“股份”化，“私有”化……

经常希望在某一时间和某一空间内，变成一棵植物似的一个人——听到了，看见了，但是绝不走脑子，也不产生什么想法。只为自己有能听到和能看见的本能而愉说。好比一棵植物，在阳光下懒洋洋地垂卷它的叶子，而在雨季里舒展叶子的本能一样，倘叶子那一时也是愉快的。

上帝即使真的存在，他漠视生命权利的做法也是该诅咒的明！

人的出生本身即奇迹。

我做了父亲以后，一直视父亲的责任为我人生最主要的责任之一。

我曾以为自己是缺少父爱情感的男人。

结婚后，我很怕过早负起父亲的责任。因为我太恋爱安静了。

一想到我那十一平方米的家中，响起孩子的哭声，有个三四岁的男孩儿或女孩儿满地爬，我就觉得简直等于受折磨，有点儿毛骨慷然。

我常常想，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拉扯着我们父母的破衣襟，愿着共和国趟赵的步予走过来的。怎么，我们的下一代消费起任何东西时的那种似乎理所当然和毫不吝借助损弃之风，竟比西方富有之国富有之家的孩子们要甚得多呢？仿佛我们是他们的富有得不得了的爸爸妈妈似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荒诞到这么认为了吗？如果不，我们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一些他们应该知道的事呢？我的儿子当然可以用上等的复印纸习画，可以有许多彩色笔，可以不必背补过的书包，可以想吃“紫雪糕”时就咆一支……

但他必须明白，这一切的确便是所谓“幸福”之一种了！

我可不希望培养出一个从小似乎什么也不缺少，长大了却认为这世界什么什么都汲为他准备齐全，因而只会抱怨乃至僧恶的人。

无忧无虑和基本上无所或缺，即可向将来的社会提供一个起码身心健康的人，也可“造就”成一批少爷小姐。

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再也养不起那么多少爷小姐的。现有的已经够多的了！

难道不是吗？

少爷小姐型的一代，是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报应。而对一个穷国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则简直无异于是报复。

谁不希望拥有一个小小花园？田怕是一丈之地呢！若有，当代人定会以木栅围起。那木栅，我想也定会以各人的条件和意愿，摆弄得尽可能的美观。然后在春季撤下花种，或者移栽花秩。于是，企盼着自己喜爱的花几，日田地生长、吐营，在夏季里散紫圈红开成一片。虽在秋季里凋零却并不忧伤。仔细收下了花籽儿，待来年再种，相信花儿能开得更美……

真的，谁不曾怀有过这样的梦想呢？

都市寸土千金，地价炒得越来越高。今后将更高。拥有一个小小花园的希望，对寻常之辈不啻是一种奢望，一种梦想。某些围部级以上的干部，而且是老资格的，才可能希望成现实。于是令寻常之人羡眼乜斜。

我想，其实谁都有一个小小花园，谁都是有苗圃之地的，这便是我们的内心世界。人的智力需要开发，人的内心世界也是需要开发的。人和动物的区别，除了众所周知的诸多方面，恐怕还在于人有内心世界。心不过是人的一个重要脏器，而内心世界是一种景观，它是由外部世界不断地作用于内心渐渐形成的。每个人都无比关注自己及至亲至爱之人心脏的健损，以至于稍有檄疾便惶惶不可终日。但并非每个人都关注自己及至亲至爱之人的内心世界的阴晴。

我系俗人，仅能以俗人的观念和方式教于。至于撵家乃至禅祖们的某些玄言，我一向是抱大不恭的轻馒态度的。认为除了诡辩技巧的机智，投什么真的“深奥”。现代人中，我不曾结识过一个内心安全“虚空”的。满口“虚空”，实际上内心物欲充盈、名利不忘的，倒是大有人在。何况我又不想让我的儿子将来出家，做什么云游高僧。故我对儿子首先的教诲是——人的内心世界，或盲人的心灵，大概是最容易招惹尘埃、沾染污垢的，“时时勤拂拭”也无济于事。

心灵的清洁卫生只能是相对的，好比人的居处的清洁卫生只能是相对的。面根本不拂拭，甚至不高兴别人指出尘埃和污垢，则是大不可取的态度，好比病人讳疾忌医。

嫉妒人是没有办法的事。从伟大的人到普通的人，都有嫉妒之心。投产生过嫉妒心的人是根本没有的。

不可能一切所谓好事，好的机会，都会理所当然地降临在你自己头上。当降临在别人头上时，你应对自己说，我的机会和幸运可能在下一次。而且，有些事情并不重要。

这一切和人的内心世界有关的现象，将来必也和一个人的幸福与否有关。

我真从内心里替孩子们感到忧伤——缺乏友谊，缺少愉悦的时光，整天满脑子是分数、名次和来自于家长及学校双方的压力。

这样的少年阶段，将来伯是连点儿值得回亿的内容都没了吧？有一个多少具有点儿精神叛逆色彩的儿子，也好。这样的一个儿子，时刻提醒我明白，我只不过是一个韧二男生的父亲。除此之外，也许再什么都不是。更没有任何可得意的资本。儿子在家里教我夹起尾巴做人。

和你初二的儿子交朋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有时他似乎将你当做朋友了，其实在他内心里，你仍然只不过是他的父亲。

世界上的一切美，都首先是固女性的存在而被发现，面被创造，而被欣赏的。女性是美之树，不断地结出美的果实。毫无疑问，许多美的事物是男人发现、男人创造的。但倘若世界上没有女人，男人便不会产生发现美、创造美、向往美、欣赏美的冲动。于是便没有了一切艺术。而没有了艺术的人类，便只不过是特地球本身当成野生动物园的动物。而科技的想象也同样不会从男人的头脑中产生。

女性对于世界对于人类，首先的功绩不在于繁衍后代，面在于繁衍美。进一步说，人类可以忍受从此没了下一代，但绝无法忍受从此没有女人。

生为女性是值得自豪的。女性之美，是世界之美的质量前提。

女人，为了世界更美好，使自己更美吧！世界将因女人更美的形象而更美；也将因女人更美的心灵与性情而更美……

男人总希望娶漂亮的女人为妻。

女人总希望嫁或有社会地位或有钱财咸有权力或英俊潇洒风流倔傥的男人。

无论男人或女人，大多数都愿交“有用”的朋友。

所以豪杰有言——“大丈夫处世，当交四诲英雄”。

所以文人有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引以为荣。引以为傲。

所以“公门暇日少，穷巷故人稀”。

所以“人生当贵显，每谈布衣交。谁肯居台阁，犹能念草茅”——遂成人间感慨。

但母亲，却最怜爱她那个最“没用”的儿女。

于是我现在的妻子某一天走人了我的生活。她单纯得很有点儿发傻。二十六岁了决然地不请世故。说她是大姑娘未免“抬举”她，充其量只能说她是一个大女孩儿。也许与她在农村长到十四五岁不无关系……她是我们文学部当年的一位党支部副书记“推荐”给我的。

我觉得我以前真傻。“恋爱”不一定非要结婚不可嘛！既然我的单身汉生活里需要一些柔情和女性带绘我的温馨，何必非拒绝“恋爱”的机会不可呢！……

这一闪念其实很自私。甚至也可以说挺坏。

我向她讲我小时候是一个怎样的穷孩子，如今仍是一个怎样的穷光蛋，以及身体多么不好，有胃病、肝病、早期心脏病等等。并且，我的家庭包袱实在是重哇！而以为这样的一个男人也是将就着可以做丈夫的，意昧着在犯一种多么糟糕多么严重的大错误啊。一个女孩子在这种事上是绝对将就不得、凑合不得、马虎不得的。但是嘛，如果做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朋友，我还是很有情义的。当时的情形恰如一首歌里唱的——我向她讲起了我的童年／她瞪着大而黑的眼睛／痴痴地呆呆地望着我……

我曾以这种颇虚伪也颇狡猾的方式成功地吓退过几个我认为与我没“缘”的姑娘。

正文 第五章.3

然而事与愿违。她被深深地感动了，哭了。仿佛一个善良的始娘被一个穷牧羊人的命运感动了——就像童话里所常常描写的那样……

她说：“那你就更需要一个人爱护你了啊！……”

于是我明白——她正是从那一时刻开始真正爱上了我。

我一向期待的所谓“缘”，也正是从那一时刻显现了面目，促狭地向我眨眼的……

我偏执地认为，一个男人为买一件自己穿的衣服面逛商场是荒诞不经的。他的老婆为他穿的衣服逛商场也是不可原谅的毛病。

因为那时间从某种意义讲已不完全属于她，面属于他们。现代人的闲暇已极有限，为一件衣服值得吗！

如今，将公公当自己的父亲一样孝顺的儿媳，尤其年轻的儿媳们，不是很多的……

贫困在我身上留下的印痕太深，使我成为一个本能的毫无怨言的低消费者。

好丈夫是各式各样的。

我的妻子赞同我对友爱与情爱的理解。在这一前提下，我才能学傲一个坦荡男人。我不认为婚外恋是可耻之事，但我也不喜欢总在婚外恋情中游戏的一切男人和女人。

我对妻子坦坦荡荡毫无隐私。我想这正是她爱我的主要之点。

我对她的坦荡理应获得她对我的婚外情感的尊重。实际上她也傲到了。她对我“无为面治”，而我从她的“家庭政策”中领梧到了一个已婚男人怎样自重和自爱……

好妻子也是各式各样的。

如果你选择妻子，最适合你的那一个，才是和你最有“缘”的那一个。好的并不都适合。适合的大抵便是对你最好的了……

女人是残缺不全的男人。

两千多年前，有个男人这么说。

他是伟大的男人。

他的名字叫亚里士多德。

所以他的话被许多男人所信奉。而且尽是些有文化教养的男人。没有文化教养的男人不把亚里士多德当一回事。也就根本谈不上信奉他的话。

于是便有一个叫美狄亚的女人曾哀叹：“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女人是最不幸的。”

故女人在男人眼里，一直不过是他们的配偶。包括一切杰出的女人在内。

但上帝毕竟是男的。他对女人札赞的时候，他的逻辑也不能超出女人是男人的“配偶”这一纯粹男人的观点。

尽管上帝从来没这么说过——但有德性的女人一直在苦苦寻找有德性的男人们。找到了有穆性的男人们的女人们，远比找到了美貌的女人的男人们少。

这应该是男人们的很大悲哀。

上帝还说过——“让女人默默地，完全顾服地学习。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男人。只要她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然后才是夏娃。”

有一个男人不赞同上帝的话。

他说——“男人，有的平静，有的好斗，但是每个女人都是生活的女王。”

他的名字叫蒲伯。

现在对于女人公正评价的男人是越来越多了。

因为现在只能做女人的配偶的男人是越来越多了。

因为现在不甘于只能做男人的配偶的女人是越来越多了。

在男人们普遍“疲软”——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这一个时代，如果女人们仍甘于只能做男人的配偶，那我们民族的男人和女人，恐怕也只有叹息。

人类生活中最温馨最富有诗意的，能使人类情感得到净化、趋向美好的部分，源于女性。所以我说，男人创造世界，而女人创造了男人。

女人创造男人，除了情感还指教化。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任教师就是他的母亲。当观察一个成熟的男人，无论优点缺点，几乎总能找到女人教化的痕迹。而这种教化，能影响一生。

说我作品中有女性崇拜情绪。冷静思考之后，我承认这一点。

我从母亲身上更真切地体会到一个女人，特别是普通女人在生活中所承受的苦难和重荷。因此，我的小说对亥性怀有一种经常的敬意。我的性格，待人处事，许多地方随母亲。比如宽容、委屈自己来求得人际关系的平衡等等，虽然我还拿不准这样做好还是不好，也许有人认为迂腐。

女人相信镜子，男人相信女人的眼睛。

男人追求成功，女人则比较现实。

男人似乎总在寻找机会，就像寻找一辆车，急急开出，预先确认将来比现在好，因此男人常常困惑、焦虑，内心不平衡。女人就比较实际，就这个条件，这样的环境，着眼点是适应，适庞之下争取生活得更好。

妇人的苦闷，实际上也是时代的苦闷。

我常常想，我们这一代人是多灾多难的，十年动乱，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而女性就更惨，她们几乎没有恋爱，就匆匆走进了家庭。为了生存田。若干年后，这一代女人可能产生优秀的作家、专家和杰出人物，但翻开她们的情感史，一页一页很可能是苍白和空洞的。她们得到了，也失去了。到那时，她们厮守着命运抛给她的男人，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女人属于情感世界，没有含苞欲放，享受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凋谢了，只能结出于涩的苦果。这对女人是十分残忍的。

我承认，很久以来，女人在婚前，无论如何，还有憧憬，还有哪怕是一线的希望。一旦结婚，就注定了不会再有自我。

为什么这一代女性中事业型、强者型的人多？就商品时代本身而宫，它是不接受并且排斥传统女性的，只有反叛传统，接受挑战，才能顺应潮流。但是这种反叛注定了是无力的，商品时代最杰出的女性往往也是痛苦最多最深刻的女性，她们在发出短暂的欢呼之后，马上又会坠人一种内省的痛苦。

假如不漂亮，谈吐气质也是一种魅力；假如生就贫寒，聪明才智也是可观的财富。总之一句话，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是一个好女人。

我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当代女性，无论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其实仍比较在乎当代男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们的。的确，大多数当代女性，自我意识早巳不受男人们的好恶所主宰，但有时候却依然希望从男人们对女性的评说中获得某种好感觉。面这意味着，现代的其实并不像她们自我标榜的那么思想独立；传统的仍自首地习惯于传统。

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当代中年女性，似乎很希望从当代男人口中听到比当代青年女性更商的评说。

而当代青年女性也是。

对于五十年代的妻子们，侍奉好丈夫们似乎是第一位的责任。而抚育儿女反是第二位的责任了。

丈夫们上班后，家才是女人们的天下。她们的女主人的地位，才开始较充分地体现。丈夫们在家，就好比皇帝坐驾金蛮宝殿。哪怕他是“明主”，而她在他眼中的地位又颇高些，也不过就是近身待臣的角色罢了。一言一行，免不了总是要察颜观色的。更有卑顺者，椎夫之命是从。经济是基础，因她们的操劳并不直接体现于奠定家庭经济基础方面，故腰板怎么也挺不起来。实际家庭地位之低，虽解放以后，并无本质的改善。一半是妻，一半是仆妇。由于家庭文化背景的先天欠缺，以及夫妻二人文明意识的长期蒙昧，这一种情况，在平民之家和贫民之家，反而尤普通，尤甚。

一位家庭妇女究竟是怎样的女人，别人一迈人她的家门心中便有数了。持家有方的女人，无论她家的屋于大小，家具齐全或简陋，都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是清贫抵消不了的。丈夫、儿女、老人是她们的广告。

五十年代，在中国，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许恰格是家庭妇女。

更确切地说，恰恰是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这样说，并不意昧着宣扬她们似乎天生地最接近着女性的美德。面是强调——她们并不能直接参与到社会中去进行名利的竞争；同时值得女人嫉妒的现象又几乎皆存在于她们短窄的视野以外。无论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晓的现象生发出嫉妒之心。置身于她们那么一种群体封闭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她们对别的女人实在没什么可嫉妒的。

家庭妇女们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谁家的丈夫对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好。

少女们已不再跳格子跳皮筋。那被视为“小姑娘”玩的项目。她们尤其较少跳皮筋了。因为跳皮筋是夏季玩的项目。夏季她们多穿裙子。跳皮筋有时需撩起裙子。皮筋举多高，一条腿要踢到多高。

她们已自觉不雅。而母亲们倘见她们仍玩着，就会训斥。自己的母亲不训斥，别人家的母亲也会议论：“那么大个姑娘了，还撩裙子高踢腿的，真没羞。也不知她妈管过没有！”

我一直认为，跳皮筋对于少女们，是极有益于健康和健美的玩法。她们当年跳皮筋时灵敏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她们母亲当年训斥她们的情形，也一直是我回忆中有趣的片断。

归根结底，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是由任何其他的条件和因素历决定的，首先是由工业的发展所决定的。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广泛的城市就业机会。广泛的就业机会增加了许多家庭的收入。收入提高了的家庭有能力承狙儿女们的学费。面较普遍的文化教育，使普遍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受改变的过程和阶段是有区别的——它使男人开始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它使女人开始思想与自身相联系的事情。好比展开一幅画在男人们眼前，使男人知道世界比自己所了解的广大得多；面展开一田画在女人们的头脑中，使女人知道女人的命运比自己所以为的丰富得多。那幅画原先就存在于女人的头脑中。只不过它卷着，还拥着，非靠时代的咒语而不能展开。

只有极特殊的女性，能凭自己的觉醒先于时代的默许而展开它。她们在任何时代都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

我一直觉得——一位静静地看着书的女性，如果她本身是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的她，则就更美了。如果她本身是欠美的，毫无疑问，那样子会使她增添美感。

我一直觉得有四类女性形象是动人的——托腮凝思着的少女；读着书的青年女性；哺育着的成熟女性；编织着的老妇人。

人对于知识的追求，大致可归结为两类——一类由于兴趣；一类由于需要。

当年的中国女性，几乎皆是由于需要而追求知识。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文凭。文凭可以助她们较为顺利地谋到符合自己理想的职业。

知识和学历，成为时代抛给人的一种标志。

这标志甚至影响着当年嫁龄女性的择偶观。

“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昭，他可是位大学毕业生呢！”倘“他”其余条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嫁龄女性是乐于一见的。

正如今天有人对她们说：“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面她们中许多人眼神会为之顿亮一样。

大学毕业这三条，遂成为当年中国嫁龄女性最高择偶标准的项目之一。

认为自身条件优越的她们，甚至公开声明非大学毕业生不嫁。

当然，今天之中国的许多待嫁女性，择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人这一项标准的。

但在当年，那是最高的标准之一。

在今天，却差不多是最起码的、最低的标准了。

仅仅几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轻的男性的骗子，还一面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学毕业生骗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成想才几年后，他们却开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

某些拥有了高等学历但天生不怎么好看的女性，内心里当然更是愤愤不平于此一种时代现象的不良。岂止不良，在她们想来，简直丑陋！简直可僧！

当年我也是对此一种时代现象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中国男人之但是如今细细想来，此一种时代现象，实在是一种从古至今的极其正常的现象。

无论男人女人，总是希望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

女人要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只有三种，而且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那就是通过嫁给一个能给予她们那一种生活的男人的方式。

这方式虽古老，但绝对地并没有过时。目前仍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里被许多女性继续沿袭着。

容貌即资本。青春即股票。它并且暗示她们——二者之和，远远大于一个女人头脑中所可能容纳的全部知识的价值。就像三角形的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一样。

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女性，那时都渴望着同一种男人出现在她们的命运里——即能带她们离开中国大陆的男人。不管他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不管他是哪一国家的，有管他是年老的还是年轻人，不管要求烛以妻的身份妄的身份情人的身份女儿的身份或秘书或雇员的身份，包括女佣的身份——总之什么身份都不计较，只要能带她出去，她便如愿以偿。

于是形形色色的境外男人，成了“超度”她们的命中贵人。

有些女性甚至于今无国、无家、无夫、无予、无业、无产，除了跌价的容貌资本和贬值的青春股票，实际上几乎一无所获。证明她们当年的交易自身并不能算是成功之举。

女人通过嫁绘某类男人的古老方式达到改变命运过另外一种生活之目的，虽比较符合女性的人性特点，虽不必加以苛求地批判，但也不值得格外地予以肯定。

因为，那方式所符合的，乃是女性的人性中太古老的特点。无论以多么“现代”的盆子包装了，仍是古老的。它在女性的意识里越强烈，女住在现代中越现代不起来。

有知识的凭学历去闯，有才能的凭才能去闻，有技长的凭技长去闯；无知识无才能无技长可育的，则就仅凭容貌和青春资本去闻；连容貌和青春两项也够不上资本的，凭一往无前的盲目的勇气。

从普遍性的规律上讲，男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女性是影响男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第一位导师。

那么，谁是影响女性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导师？

是时代。

九十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们年轻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羡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阂种种，又是看不顾眼。

林语堂曾这样解释他为什么最喜欢同女子讲话——“她们能看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狠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所谓‘第六感’。在她们的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细理论。”

我之所以引用林语堂这段话，乃因其中有几点对女性的肯定，借以评说九十年代的一些女性，尤其“新生代”女性，也是相当准确的。

她们也自有另一套使她们变得仿佛依然可爱的方式方法——那就是引导男人们及时行乐。

数年前，在她们中许多人看来，“傍大款”便是最容易的接近最理想人生的捷径。而懂得女人如何受权贵或富有男人长期宠爱的经验，也就算懂得人生了。但是后来她们梧到了，那不过是杨贵纪式的女人的人生。有武则天一比，杨贵把只不过是一个可悲可怜的女性罢了。她们倒宁肯从男人那儿少要点儿宠爱，多讨些实惠。尤其，当她们与男人的关系无望成为夫妻时，她们给予男人的每一份温柔，都要求男人们加倍地偿还以实惠。

她们像一切时代的一切女性一样，有情感的需要，但是并不怎么在乎失去。渴望爱的抚慰，但是也颇善于玩昧无爱的寂寞。她们有寂寞之时但绝对的并不苦闷。她们有流泪之时但主要因为失意而很少由于内疚。她们为交际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往往多于恋爱。在她们那儿两者常常是这样掂量的——交际产生交情，而广泛的男女交情比专一的爱情更有助于自己事业的成功。所以使男人常常搞不大清他和她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交情。

面她们越是变得极端地信赖手段追求目的不重情感，则越在一些琐碎的、鸡毛蒜皮的细节方面夸张地表演出注重情感的摸样。

她们以上的种种行径又简直可以说都是身不由己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积地从中国人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业虽然空前地多了，每个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空间反而似乎越来越小越来越拥塞了。呈现在社会许多方面的竞争是那么的激烈，有时甚至是那么的世态炎凉冷酷无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们想做的事情。

九十年代的中国“新生代”女性，表面看来头脑似乎史无前例地简单了，而实际上史无前例地精明史无前例地富有心机了。

毫无家族权力背景的女性徒手打天下并且获得某种成功而又居然不曾受过伤，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这样的事是不多的。

女性一旦成熟为女人，独身肯定在实际上是不自然的，不美好的。

独身只在一种情况下可称之为理智的选择，那就是相对于形式上的糟糕的婚姻。

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女大学生们，第一崇拜财富；第二崇拜权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如果自己具有或自以为具有，极端地自我崇拜……因人而异，还可以列出另外的许多条。但前四条无疑已包含了她们最主要的崇拜内容，无非顺序的先后不尽相同。

九十年代的卖淫话题显示出了本时代的大的尴尬性。这是“中国综合症”的临床特征。

当然，许多国家都有妓女。妓女的存在，又似乎并不影响那些国家的强盛。

但，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妓女现象乃社会的疮疤。

中国曾一度没有。八十年代韧开始有了。至九十年代便多起来。

我对九十年代的卖淫女的全都印象，其实是从初识的或稔熟的，天南地北的，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口中获得的。

这印象最初使我惊讶的是她们只存在于某些城市、某些地区。

尤其惊讶的是，在一些偏远县镇也蔓延开来。

惊讶几次之后，也就不惊讶了。

后来惊讶于她们讨价的便宜。据说一二十元钱的“活儿”她们也接。

再后来惊讶于她们年龄的渐小。据说在有的城市，有的地区，还不到十八岁便开始走上卖淫的歧途。

再再后来，只剩下了一种惊讶。那就是——她们的卖淫，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多么多么的不情愿，多么多么的被逼无奈，因而多么多么的内心悲苦。

据说她们中不少人似乎活得很快活。由于卖淫是“最轻松”的“职业”。由于这“职业”使她们的收人数倍甚至数十倍地高于一般女工们的月工资。由于这“职业”的“计件”性质，现钞交易性质，永远无欠发“工资”或“打白条”一说。更由于这“职业”的传统方式与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密不可分。

我始终确信，任何一个年轻的女性或少女，当她第一次脱裸了身体卖淫于男人之际，无论他对于她是认识的或陌生的，她内心里肯定是感到羞耻的。起码有几分感到羞耻。因为以钱钞为前提所决定的两性关系的发生，在女性这一方面，根本是违背她们天生在陌生男人面前掩护自己肉体的本能的。

但随着卖淫的次数增多，这一种本能最终会从她们内心里被扫荡得一干二净无影无踪。以后她在任何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脱裸了自己的时候，便仿佛在公共浴池的脱衣间一样无所谓了。

于嫖客，分明像内急终于寻找到了茅厕。

于卖淫女，大概等于接受一次妇科男医生的身体检查。

中国存在着的嫖娼现象，真相大抵如此。

正文 第六章.1

如果想请教所谓人生意义，那么去找男人吧！

——遗憾的是，往往会使你更糊涂。

如果仅仅想活得快乐些，那么就拜女人为师吧！

——她们一般不会使你失望。因为大多数的她们，并不被“人生意义”所困扰。而这是人快乐的前提之一。

谁又敢说快乐的人生不证明着人生朴素的意义？

空中打击既是北约的军事行动，也是相当“美国特色”的军事行动。北约没有美国，北约傲居于联合国之上的气势不可能如此公然而又目空一切。北约员有美国，美国的态度倘不鲜明，倘不强硬，倘不主张轰炸没商量——所谓空中打击也很可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威慑罢了。

迄今为止，人类制止战争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以和平制止战争和以战争制止战争。

伊拉克最终从科威特退兵，就不是被思想工作说服的，而是被“飞毛腿”导弹炸服的。

战争制止战争的办法，虽然是不得已的办法，但往往又是非那样不可的办法。

只有以和平制止战争这软的一手，而没有，甚至从原则上根本排除以战争制止战争这硬的一手，每使联合国的和平官员和平使者，看法似一位位善良却没有权威的老婆婆。

前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事件，会否在二十一世纪在北约内部重演？

那么，在二十一世纪，谁来制止战争？谁来维护和平？

无论对于克林顿总统本人，亦或对于美国，克林顿总统的排闻，实际上巳全无了半点几所谓“桃色”，而被彻底涂上了“黄色”。

据我想来，古今中外的一切绯闻，十之八九总是包含有性的内容的。若将这一部分内容的细节一一道来，难免都是会带有“黄色”的意味的。

就像一本，直接露骨的性的描写，仅占二十分之一还不到的文字。几乎所有此书的推祟者张口首先都要谈它的社会认识价值，但又几乎所有的爱书人，并不爱内容上田除了那并不重要的二十分之一不到的文字的。尽管田节本的社会认识价值肯定不至于受任何影响……

克林顿——一个本世纪尾声中陷人“性丑闻”事件无法摆脱的男人；一个几乎将人的尊严丧失尽净的男人；一个本世纪尾声中最孤立无援的男人。

我因此而同情他。

当某些世人不禁赞赏希拉里作为女人，作为妻子难能可贵的心理承受力和非同寻常的第三当事人姿态时，我心中想到的却是他们的女儿。

是的，我也羡佩希拉里夫人的种种难能可贵。

但我心中还是在更多的时候想到他们的女儿。

她毕竟还算是一个少女。

她可能是本世纪尾声中心理遭到最严重伤害的少女。

美国从不在乎他们的总统怎么样了。他们抛弃总统像抛弃旧鞋子。

但是美国并未因此而一步步衰败下去。

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极为在乎他们的法律怎么样了。他们在乎这一点像每一位父母在乎他们的儿女怎么样了。

这也许正是美国之所以强盛不衰的条件之一。

坦诚——这是一种优秀的，有时甚至显示出一个人的商贵性的品质。它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是矛、使最放肆的敌人也不禁心生敬畏；它在某种情况之下又可以是盾，有效地抵挡住最歹毒的敌人发动的攻击。

但坦诚是有代价的。其代价是——公开承认自己的过失、缺点和错误。甚至，需要公开承认自己在道德和品行方面不是完人。非但不是完人，还是理应受到谴责的人。更甚至，需要公开承认任何人都绝不愿公开承认的属于隐私中的那一部分丑陋。

这需要极大极大的勇气。

在美国，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企图掩盖某一事实——比如婚外性关系，可能反倒容易些。而一位总统要成功地掩盖这一点，简直比用手掌完全掩盖住自己的脸还难。因为他的企图掩盖，必定刺激新闻界更大的窥隐癖——这一点在美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突出，可称之为“美国综合症”。也必定更加刺激起他的敌人攻击的能动性。同时必定激怒法律。而这时他要庞付的已不单单是新闻界的骚扰，要抵抗的也不单单是政敌们的进攻了。他的最坚决的敌人，已经是权威远在其上的法律了……

当金世界的媒体仿佛都对美国的现任总统的桃色事件表现出手舞足蹈般的亢奋和激动时，几乎没有媒体评说到莱温斯基的那位“亲密女友”。而我觉得，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总统，身边若有那样的一位朋友，实在也是很恐怖的。

莱温斯基也是一个颇值得分析的人。这二十一岁的其貌平平的白宫女实习生，如果非是自己主动地、卖弄风情地去“傍”总统，显然不至于在白宫那种特殊的时空内格外吸引总统的目光。我那两位美国朋友告诉我，她除了对她的女友，至少还对十余人熔耀过她与总统的性私情。这一点我倒是相信的。国外的媒体也报道过这一点。那么足见她是一个虚荣到何种程度的浅薄小女子了。按照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来分轿，她性心理的正常与否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克林顿总统因这样的一小女子而受辱于世，实在也是令人大跌眼镜的。

而另一方面，斯塔尔身上也分明体现出一种阴暗的、堂面皇之利用职权的报复快感。因为他所调查的，乃是排闻的确实与否，非是报告一校涉及总统的风流韵事的性情节。

于是斯塔尔给我的印象又仿佛是中的皇家警长秒威。沙威冷酷，但是并不低级庸俗。斯塔尔的报告，却有既低级又庸俗的成分。太像我们中国时下打着“法制文学”招牌的某些既低级又庸俗的所谓“纪实报道”。

民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实践的最进步的国家政体。但最进步的并不意味着是最完善的，更非最完美的。党同伐异的政治现象与炒作成瘾的新闻现象，每每也使良好的民主政体蒙上闹剧的轻浮色彩。

一只轮子从一辆行驶着的车上脱轴了——此种情况其实一般不常见，只不过是一种比喻。

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

让我们且先不谈论那辆车，而只说那只脱轴的轮子——结果会怎样呢？它受到着贯力不能如人所愿地一脱轴就自行翻倒。它向前滚去，带有冲撞性，费力大，它则滚的快，滚的远。在此过程中，可能有种种外作用成它的加速度。

想想吧，它可能带来多么严重的交通事故呢？——后面的车为了躲开它，司机也许就采取不明智的应急措施——猝刹车，于是一连串的追尾、急转弯，于是撞了别的车。于是脾气不好的司机相互指责。双方不冷静，或仅仅一方不冷静，于是由交通的事故演变为司机和司机的大矛盾……

而那只轮子可能还在滚……

有人追赶它，有人拦它，都是为了使它停止滚动，立刻停下。有人从车内探出头望它，冲追赶它和企图拦住它的人大加嘲讽——干嘛呀干嘛？！还嫌公路上不够热闹不够乱呀？！你们不是多此一举吗？于是也有人义愤了，像你们那样做壁上观就对啦！都和你们一样就不乱啦！这时候总是需要交警的。交警是有能力之区别的。有的交警的能力适时地表现出来了。而也许有的交警的能力差点儿，疏导不得法，指挥也不当……

于是公路上似乎更乱了……

这时候还常会有人充当义务交警，但也许招至一片嘘声和骂声。当然，也许相反，获得如此好评——瞧那些交警，无能之辈；再瞧人家，那位要是交警就好了……

但我想指出的是——那只轮子，它毕竟的、终究的会停止滚动。或是它自行停止的，或是被人追上被人拦住按倒的……

谁都不希望公路上发生一只轮子脱轴的现象。而一旦发生了又有什么办法呢？一旦发生了，其后的种种，也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了。

我的眼看威胁世界秩序的国际风云时，心里便每每产生以上联想。

这联想又渐渐形成了我一种总的理念，那就是——一只脱轴的轮子终究是不会滚出多远的。它从脱轴并向前滚去那一刻开始，其实正是越滚越接近着它的翻倒。无论那因倒是自行的还是人的措施的成功。它在公路上造成员大的秩序混乱的时候，恰恰是，而且几乎一向必然是它对公路秩序造成的破坏性接近结束的时候……

报载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香港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发表观点时说——“那不是地狱的开始”。

此话对南斯拉夫这一国家和它的人民分明有失公正。

毕竟，南斯拉夫这一国家和它的人民经历了七十余天的狂轰滥炸，许多平民家破人亡啊！但，倘我们平静地来思考老布什的话，那么他的话里是否包含这样的看法呢——一切终将结束，一切即将结束，一切必会过去我相信他的话肯定包含这一理念。肯定！

而南斯拉夫人民在那七十余天灾难性的日子里，也肯定是靠同样的理念支撑的——一切终将结束，一切即将结束，一切必会过去……

是的，真的——一只脱轴的轮子，是绝不可能一直接下去，一直不停地扩大着它的破坏力而不结束的。

区别是，仅仅是——世界以什么样的方式使它结束它的破坏力。

用这种理念来看世界——迄今为止发生过的一切灾难性的(指人为的，也指自然力造成的)大事件，都如同从一辆行驶的车上脱轴的“轮子”。

一次世界大战是这样一只“轮子”——它过去了。

二战是——也过去了。

中苏两国的冷战关系是——它过去了。

中印边境冲突、中越边境冲突，都是那样一只“轮子”，都曾对两国关系造成破坏牲，都过去了。

中美两国的冷战关系最长久——但恰恰在它“滚”到最大的加速度的时候，它结束。

“文革”时期的中国人反美情绪特别的高涨。

但尼克松恰在“文革”时期访问了中国，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中美联合公报》恰成“文革”年代产生的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最重要的国际关系文件。

目前的印巴边境冲突，也是一只“脱轴的轮子”，也会很快就结柬就过去的。

一辆行驶着的车的轮子为什么会脱轴呢？归根到底是人的责任——世界毕竟还没实现所谓“大同”，“利益”二宇也便不是“大同”的。在不是“大同”的世界上，一概的人，包括最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元首，都不可能按照所谓“大同”的理念参与处理国际事件和争端。即使有少数杰出者的主观理念是超前的、“大同”的，往往也无法左右客观。

那么，人类就只有一次次接受“轮子”脱轴的现象。

但是我深信，既然以前的“轮子”脱轴现象一次次结束了，以后也会一次次发生再一次次结束。

因为人类令那一只脱轴的“轮子”停止破坏性滚动的经验和能力，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更简单化了，而是更能动了……

故我对世界的总态度是极其乐观的。

在二十一世纪，又会有什么中美之间的冷战局面形成呢？

我深信是不会的。

在二十一世纪，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吗？

我深信是不会的。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轰炸了中国骏南使馆——这一件非常具体的“轮子”脱轴事件已经过去，已经结束。而且应该从中美双方的国家利益的理念上被认为过去，被认为结束。是中国人用抗议的方式阻止住了那一只“轮子”的滚动。美国人把它捡回去了，又安在自己的车上了。

确乎，在美国有某些一贯反华并继续反华的政治人士。

但我认为他们的作用和影响还算不上是美国这辆车的一只“轮子”，只不过是驱动轴的常规的性能质量问题。

确乎，在中国因而激起过较强烈的针对美国的民族情绪，但这种情绪也算不上是中国这辆车的一只“轮子”，只不过是应急反应。

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国际关系中严峻的大事件，都一件件地结束了，过去了。证明它们都不是“地狱的开始”。今后还要发生的，也将一件件地结束，一件件地过去。

人类的“地狱”还没形成呢，因而不会有它的开始。

中美关系，中国与北约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世界上一切其它国家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关系就好了——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就态度明朗地支持；违背的，就反对——而且，每一次支持和每一次反对，都只是针对非常之具体的“轮子”脱轴的国际危机现象。

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讨论和研究旨在针对任何一国的什么所谓长期对峙策略了。美国有某些政治人士长期在于这种旨在针对中国的事。

不知为什么他们不感觉累。

我们中国人其实大可不必这么的累。

国内的事难道还不够我们中国人累的吗？我们不反美，但我们不承诺不反对美国的任何一次国际行为。我们希望和美国友好，但不以诌媚为友好的前提。

我看中国对美国的策略，推而广之，对北约的策略，再推而广之，对世界上一切国家的策略——能一以贯之地遵循这么一条明朗的而不是暖昧的，积极的而不是巴结奉迎的原则，也就几乎足够我们这样，谁竞真的会以“冷战”对待我们？即使真的那样，又能夺中国之何呢？脱轴的轮子滚不远。

一个事件的开始正意味着一个事件的结束，不管那是怎样的事件——“轮于”翻倒，有价值的便是剩下的经验和教训……

来自美国的最新的一种说法是——连任总统的克林顿先生之心理很可能患有一种“病”。可爱的美国的心理学家们，替他们的饱尝公开受辱滋味的总统作出医学士的诊断——“孤独求败”。意思是站在人生成功的顶峰以后，对来之不易的辉煌油然心生出自我毁灭的倾向。心理学的结论经常是阴阳怪气的。

斯塔尔的“报告”一经输入因特网，美国便等于在无礼地冒犯全世界。

因为其中秽淫的内容，等于强加给了全世界的网上人类。

美国等于在向全世界公然贩“黄”。

正如克林顿因自己的不诚实而一失足成千古恨，斯塔尔也将因自己歪曲了司法的尊严，并因自己变相地向全世界贩“黄”而广受谴责。他报告中那些色情内容，在K级电影和小说中，不值一提。但在引起全世界睹目的法案中，只能也只有被视为垃圾。

“二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开始形成。考察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其共同的特色可归纳数条，其中最基本的一条是个人崇拜。

当忠诚与信仰发生矛盾时，人只有三种选择——要么履行忠诚的誓言，此时他的灵魂便背叛了信仰，死后难人天堂，除非他后来深刻仟侮，并获得宗教的宽怨；要么顾全信仰，也就是保持灵魂的原则，此时他必冒犯王权，并且必因而丧失王权赐给他的现实利益，甚至可能被王权视为叛逆砍掉脑袋；第三种选择是自杀。

诞生于半个世纪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一律限制，甚至根本取缔宗教。于是信仰只剩下了一种内容，那就是政治思想。强大的政治宣传使政治思想宗教化是很容易的。于是超越于民主制度之上的宗教化了的政治思想领袖，自然而然地带有宗教领袖的色彩。

政治人物一旦身处近乎宗教领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人类的近代个人崇拜现象不可避免地发生。

美国人当然并非没有信仰。他们的信仰就是民主和法律。他们信仰民主与法律的坚定超过对一切宗教的信仰。

美国总统在美国人心目中是这样一种人物——全美地位最高的“打工仔”，美国公众是他的老板。任何一个最最普通的美国人，都有义务评说和监督他身为总统的表现如何，都有权利指责他称职或不称职。以监督总统为义务，以指责总统为权利。美国的政治特色，使美国的公众特色也极为突出。大约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会这样认为——他的某一个同胞一旦当了总统以后，理历当然地便是美国人民的精神之父或思想之父了。美国历史上是很出现过几位可被尊为精神之父或思想之父的杰出人物的。但是他们都并投产生过做总统的念头，美国公众当然也就从汲选过他们。

据我看来，就“帅哥”风度面盲，克林顿是一位仅次于肯尼迪的总统。他所犯的“错误”，是一位“帅哥”式的总统需极难能可贵的自律定力才可避免的。他显然做的并不那么难能可贵。

全世界的新闻媒介及大文化“工业”，其实都明显地呈现着某种俗恶的倾向。这倾向又俗恶又现代。在它饲喂之下的当代人，似乎对许多事都已丧失了思考，一味地只要新闻，新闻，新闻！如同患了饥饿症的孩子张着大嘴不停地叫“还吃！还吃！”并且，越来越偏食于刺激性食物。

美国特色的政治，一向和美国的历届总统们玩“憋死中”。美国总统们的最佳成绩，只不过是和模。稍有差失，则身败名裂。他们永远都休想操纵美国特色的政治。他们永远是那一特色的政治操纵的对象。即使他们的杰出和伟大，也无不是在这一前提下发挥的。

正是基于这一良好愿望，在总统先生陷于空前性丑闻那些难堪的、狼狈的、屈辱的、羞耻的日子里，中国新闻界低调报道。正是基于这一良好愿望，在总统先生在全世界面前灰溜溜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的日子里，我们的江泽民总书记邀请总统先生访问中国。

我想，总统先生对于自己在那些日子里，在美国和中国的不同感受，一定记忆犹新吧？但是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悍然轰炸我驻南使馆，造成我使馆新闻工作者的死伤——这除了令我们中国人、令世界其他各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震惊外，是否也同时意味着更多的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感到，克林顿总统先生在性丑闻中夹起的尾巴，今天似乎竖得太高了。但是总统先生座谈有一些起码的自知之明，您的任期已经不久了。您个人的政治表现的尾巴在全世界竖得再高，能变成美利坚合众国永远飘扬的国旗吗？

我想告诉克林顿总统先生——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您陷人性丑闻的日子里，我曾写了不少文章表达对您及您夫人您女儿相当同情的文章。愿上密保佑，藏身上沾染的血腥之气，不会沾染到您的妻子及您的女儿身上。当您觉得她们活着对您是莫大的个人幸福的时候，也替那些在您参与导演的空前战祸中失去了妻子、丈夫、父母和儿女的人们想一想……

我祟尚理念，恰因我属性情中人。性情中人，一般是较难本能地内政自己对人对事的态度、立场、观点、好恶而又不理声色的。理念的定力是我身上所缺少的。这缺少每使我的言行不禁地冲动起来。一旦冲动，几乎无所顾虑，无所讳畏。四十岁以前的我，尤其如此。

依我想来，倘一个人，从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并无时代空白地活过来，思想却一直善于与各个阶段的“主流”政治思想一拍即合，被肯定为“成熟”，分析他那思想“成熟”的过程，我们是不是会不难发现那“成熟”的丑陋呢？我敢说，在全世界，自从“人性”二字被从人类的生活中归纳出来至今，从顽童到智奥，除了在当代中国人之间，在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仿佛那么严肃认真地、煞有介事地讨论过，更没有辩论过。

讨论和辩论发生在当代中国，是非常耐中国人寻味的。而这正是我们中国人抱怨人世变冷了的原因。

日本人曾被视为“理念的动物”。

依我想来，我们相当多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正变得极像日本人。现实得每每令同胞们相互之间备感周身发寒。

十五六年间，产生了不少冷冰冰的“中国特色”的理念思维之标本。

比如将“优胜劣汰”这一商业术语和竞赛原则推行到社会学科的思想领域中去。一件产品既劣，销毁便是。但视一个人为“劣”的标准由谁来定、由何而定呢？一个生存竞争能力相对较弱的人，则就该被视为一个“劣”的人吗？这种标准老板们定出来，他人自然无话可说，但是要变为国家意识是否可怕呢？接着的问题是，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里，究竟能采取多么商明的方式“汰”掉为数不少的“劣”的同胞呢？“汰”到国界以外去？“汰”到地球以外去？幸而我们的国家并没有听取某些人士的谏言，我们的大多数同胞也没有接受此类教诲。所以我们才有国家行为的“再就业工程”、“扶贫工程”，才有民间行为的“希望工程”……

一头象落入陷阱，许多象必围绕四周，不是看，而是各个竭尽全力，企图用鼻将同类拉出，直至牙断鼻伤而恋恋不忍散去。此兽性之本能。

人性高于它，恰在于人将本能的行为靠文明的营养上升为意识的主动。

倘某一理念是与此意识相反的，那么实际上也是与人性相背的，不但冷冰冰，而且丑陋的理念。

人性永远拒绝这一种理念的“合理”性。

我的同代人以及我的上代人上上一代人，大约都不得不承认——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性及人道主义教育是那么的薄弱，根本不曾形成为什么“环节”。一切文艺及文化载体中，稍涉对人性及人道主义的反映，便会被扣上种种政治性质的罪名，遭到口诛笔伐。而作者也往往从此厄运降临。纵观建国后十七年间文艺和文学的全貌，几乎没能向中国读者和我们的青少年，提供什么人性及人道主义的优良营养。与此相反，阶级斗争的哲学，上升为惟一正确的社会原则。乃至于连《雷锋日记》中，也有一句令今人谈来不寒面栗的话——“财阶级敌人，要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也是一种冰冷的理论。这一理念，一旦在育少年的头脑中被当成“真理”，当成至商的原则接受，在“文革”中冷酷地予以实践，便是符合规律的了……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两次关于人救人值得不值得的讨论之间，生命受各种各样危害最多的，乃是中国的许多老人、妇女、儿童和青少年！预见死不救的，又大抵是男人！而抱臂旁观的，也大抵是男人！而明明有能力教，却要等钱遇到了手里才肯一救的，还是男人！

成了作家，我在自己智力所及的前提之下，多少领路到了一些自由想象的快乐。

但我对于自由思想的极力的渴望，尤其是对公开表达我的思想的权力的渴望，也是何等之强烈啊！

想象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是不一样的。

在古今中外的战场上，战马舍生救战士的事多多。战士落难，往往还要杀了战马，饮它的血，食它的肉。

人善于分析人的心理，但目前还没有一篇文字，记录过战马将要被无奈的战士所杀前的心理。

连布封也没写到过。

倘我为战马，倘我也落此下场，倘我后来又有幸轮回为人，我一定将这一点当成我的文学使命写出来……

我相信战马那时是无怨无悔的。虽然，我同时相信，战马也会像人一样感到命运的无限悲怆。

倘我为战马，我也会凝视着战士向我举起的枪口，或刺向我颈脉的尖刀，宽宏又镇定。

因为战斗或战役的胜利，最后要靠战士，而不能指望战马。因为那胜利，乃战士和战马共同的任务。因为既是战马，我的眼一定见惯了战士的前仆后继，肝脑徐地，惨伤壮死。

战士已然如此，战马何惧死哉？

正如我不情愿做宠犬，我绝不做那样的一类马——“就是那些在奴役状况之下看似自我感觉最良好的马，那些只为着人摆阔绰、壮观瞻而喂着的马，供奉着的马，那些为着满足主人的虚荣而戴上金银饰物的马。它们额上覆着研丽的一撮毛，顶鬃编成了细辨，满身盖着丝绸和锦毡。这一切之侮辱马性，较之它们脚下的铁蹄还有过之无不及。”

是的，纵然我为马，我也还是要求一些马性的尊严的。故我宁肯充当役马，也绝不做以上那一种似乎很神气的马。因为我知道，役马还起码可以部分地保留自己的一点儿脾气。以上那一种马，却连一点儿脾气都不敢有。人宠它，是以它应绝对地没有脾气为前提的……

我也不做赛马。

我不喜欢参与竞争。不喜欢对抗式的活动。这也许正是我几乎不看任何体育赛事的主要原因……

“最是秋风管闹事，红他枫叶白人头”——人在节气变化之际所容易流露的感伤，说到底，证明人是多么容易悲观的闻！这悲观虽然不一定全是做作，但与那小草、小蝶相比，不是每每诉说了太多的自哀自怜吗？

在法国小说中，关于钉子的一段描写使我留下至今难以磨灭的记亿——暴动的市民在女首的率领之下夜袭监狱，见老更夫躺在监狱门前酣睡着。女首下令杀他，听命者殊不忍，说那老更夫乃是一位善良的好人。但在女首看来，善良的好人一旦醒来，必然呼喊，则必然破了“革命”的大事。于是亲自动手，用铁锤将一根大钉砸人老更夫的太阳穴——后者在浑然不觉中无痛苦地死去。尽管书中写的是“无痛苦”，但我谈到那一段时，仍不禁的局身血液滞流，一阵冷颤……

革命和反革命镇压革命的手段，每每具有同样的残酷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一句话，细思忖之，难免的令人不寒而栗……

故我确信，有些人类的内心里，也肯定包藏着一根钉子。当那根钉子从他们或她们内心里穿出来，人类的另一部分同胞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危害。

一个事实恐怕是——人类面临的许多灾难，十之五六是一部分人类带给另一部分人类的。而人类最险恶的天敌，似乎越来越是人类自己。

有些梦想，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而有些则完全不能实现，只能寄托于时代的国家的发展步伐的速度。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这样。比如家电工业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大多数中国人拥有电视机和冰箱的愿望，就不再是什么梦想。比如中国目前商品房的价格居高不下，对于大多数中国工薪阶层，买商品房依然属梦想。

现在，我就剩下一个梦想了。那是——在一处不太热闹也不太冷清的街角，开一间小饭店。面积不必太大，一百多平米足矣。装修不必太高档，过得去就行。不为赚钱，只为写作之余，能伏在柜台上，近距离地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倾听他们彼此的交谈。也不是为了收集什么写作的素材。我写作不靠这么收集素材。根本就与写作无关的一个梦想。

究竟图什么？

也许，仅仅企图变成一个毫无动机的听客和看客吧！既毫无动机，则对别人无害。

三十年前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他们和她们的人生愿望其实是很低的，比如只不过是想当中小学教员，甚至是当乡村的中小学教员，而且一定能当得很出色，却也被无情地剥夺了择业的资格和权利……

由那个像那英而命运和那英天上地下截然相反的妨娘，叫我怎能不想到当年那许许多多人生愿望其实很低，却一辈子被剥夺着资格和权利的中国人？……

我为他们和她们愀然。

在时代与人的这一种互应关系中，时代与人各得其所。时代以它宽容的姿态获得了它本身的丰富多彩和积极豁达，而人以胸中有数的自控尺度获得到了张扬天性的权利和益处。

在文学中，“羞涩”一词较多地用以形容少女。

在现实中，不禁地羞涩起来的却尤其是少年。

不信，你就观察……

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议的——少年在美女人面前候忽脸红的时候，其实比一位少女在她所暗恋的男人面前脸红的时候更多。

情形往往是这样的——性情原来羞涩的少女那时以热烈的目光直视男人；而即使桀骜不驯的少年，那时也会局促不安起来，在美女人面前犯了错误似的垂下他的睫毛。尽管他并没犯什么错误，行为规矩而得体……

少女在她所暗恋的男人面前(众所周知，大多数少女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此经验，面大多数少年却只不过有类似的体会)，往往表现得串真又愉快。她往往并不企图掩饰她的偷快。恰恰相反，她正希望自己内心里一阵阵汹涌着的愉快从眼里从脸上从话语中传达出来。她本能地悟解那一种愉快是美好的。而这便是少女纯洁的一面，也便是人性透彻的一面。

少女以愉快替代了羞涩。即使她天生容易羞涩，那一时刻她也会变得自然明朗。甚至会变得似乎长大了几岁。于是，这使她自己也变美了。尤其可爱了。

少年在陌生的美女人面前，则往往表现得失态又腼腆。

规律是这种的——一个男童变成了少年，他开始以少年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人们，包括周围的女人们。并以少年的情感和心智接近她们。有时是被动的，有时是主动的。然而他自己并不能分清究竟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如果她们呵护他，对他表示喜欢，则他必亲爱她们。反之本能地规避她们。甚至疏远她们。此时自尊已在少年的心里如嫩笋般成长着了。他极其害怕他脆弱的自尊受到任何方面的伤害，尤其害怕来自女性方面的伤害。而他对她们的亲爱，此时已不像儿童似的，仅为获得依倔的快意。他开始以小男人的眼光视她们，开始被她们不同的美点所吸引。那美点也许是容貌，也许是性情。这时他的心底，已朦胧地觉醒着对女人的倾慕了。

这时他变得模事，相当善解人意——尤其善解女人之意。甚至，会寻找机会表现自己的聪明和勇敢，以图得到她的夸奖……

少女在她所暗恋的男人面前，每每反少年之道而行之。她每每首先反对那男人的某项决定，每每首先反驳他的某些观点。她假装出很善于独立思考的样子。不是为了别的，仅仅是为了与他展开辩论。他越认真，她心里越暗自得意。其得意中有愉快。所以，被暗恋着的男人又每每浑然不觉。“友邦惊诧”——这少女可是怎么了？为什么处处专和自己做对？……

大多数少年却不是这样的。他在他所亲爱的女人面前，每每表现得拘谨又腼腆。当然，他也是愉快的。但他的意识中似乎总有一种声音悄悄告诉他——这愉快是不妥的，是应该感到羞耻的。所以他往往企图掩饰他的愉快。他惟恐这种愉快不经意间从心底泄露。

他认为那是他的一个不光彩的大秘密。于是他羞涩了。甚面栖煌，甚而不知所措。他的懂事，他的善解人意，他的聪明和勇敢，都往往是在以上那么一种心理状态下证明给某一个女人看的……

而这恰恰是少年纯洁的一面。

少女心里首先形成的是爱的热忱，其次才是自尊。少女是在爱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积累了自尊的经验的……

少年心里首先生长起来的是自尊，其次才形成爱的意识。他是在树立自尊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积累了爱的经验的……

少女希望她所暗恋的男人忽略她才是少女这一事实，以看待一个女人那一种眼光看待她……

少年则往往想象他所倾慕和亲爱的女性，某一日忽而变成了少女，甚至变成了比自己小几岁的少女。那么，他在她面前，不是再也不必感到拘谨和羞涩了吗？他反过来负起呵护她的责任，不是成了自然而然又理所当然的事了吗？

一个少年倘居然不曾在任何女人面前害羞过，那么他长大了对于女性将可能是危险的男人。并且，因为一个男人少年时连这一种本能的羞涩都不曾产生过的话，那么他以后也许对许多真的应该引以为羞引以为耻的事不觉羞耻。

请观察生活，必有足够的根据证明——某些小人、无耻之徒，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之男人，追溯他们的从前，几乎无一不是以上那一种少年。

可怕的是，这样的男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沥多了起来，而且正被另外一些类似的男人视为能人……

于是问题产生了——我们的下一代在由儿童而为少年时，对于吸引他们的女性，是否仍会保持着一份本能的羞涩？亦或丧失甚至彻底地丧失？我们因其显明的丧失值得高兴还是值得忧虑——我困惑……

但是我却多次地见到这样的情形——某种场合下，某类小小绅士般的少年，在年轻的众多的女性之间，应酬自如游刃有余，甚至洋洋自得地打情骂俏……

而男人和女人用笑声怂恿他们，鼓励他们……

如此这般的生活浮土绘现象常令我出冷汗，暗觉恐怖。

他们将来会是些能人吗？

会是些怎样的能人呢？……

某些自认为或被认为极“现代”的女性，对“女为悦己者容”一句话是很嗤之以鼻的。这当然是一种女性意识的“革命”。起码，是一种“革新”。具体我这一个男人，内心是很支持的。但这并不等于我十分赞同“女为已容”，而且我发现，她们在主张“女为己容”时，意识其实是相当暖昧的。倘美容伊始，同性姐妹们竟汲看出来，尤其男人们竟没看出来，尤其男友或丈夫竞设看出来，她们其实是很索然很扫兴的。倘他们明明看出来了却视而不见，连一句廉价的夸美的话都不说，则她们不但索然不但扫兴，甚至还会摔棒然起来快怏然起来有点儿自悲起来……

这说明，“女为己容”，不过是她们一反“女为悦己者容”之历史“潮流”的口号，呼喊似乎仅为引起注意。一旦被注意，尤其被男人们注意，便仿佛其容灿也其貌芳也了。

故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古代，“女为己容”实在是女性们大苦闷和大不幸之事啊！为“己容”之女性们的命运，比起为“悦己”者容之女性们的命运，又往往悲凉得很，甚至悲惨得很啊！

自建国以来，举凡同胞，无论男女，倘问其最理想的求职愿望，直言相告的也罢，讳莫如深的也罢，心里大抵是——进政府机关。

进政府机关于什么呢？愿望保守的当“机关”人员；争强好胜的非做“机关”干部而难酬生平之志。

正文 第六章.2

又男人总是比女人重仕途，放中国男人恨不能一脚迈人机关大门的尤其多。

既身在“机关”，多年过去，升或未升，就不但事关“机关”人的荣辱，而且最密切地关乎“机关”人的切身利益和心理状况。升或未升的原因，又往往是复杂的、多变的，有时也是欠公平的。“机关”人被不公平地对待了，“机关”人也往往不敢过分地表示不满。牢骚多多，也许会连下一次升的机会都提前断送了……

故中国的“机关”人们，身上都有一些普遍的共性。那共性也早已被中国人们熟知，此不赞述。

故中国的“机关”人们，身上的人际擦痕和伤痕，从来是中国人中最多的。

故在中国的“机关”人们之间，“背景”、“来头”、“靠山”、“溜须拍马”、“阳奉阴违”、“拉帮结派”、“上层路线”、“领导关系”等等话语，也是背地里说得最多的。尽管不见得都那么糟。

这使“机关”人们所在的机关，不是“机关”，也似“机关”了。

有许多人认为，人的精神的需要似乎是无限的。

这是不正确的结论。

有许多人认为，一个物质需求很低的人，其精神需求一定无限；一个物质需求太贪婪的人，其精神需求一定少得可怜可悲。

这也是不正确的结论。

事实上，物质需求很低的人，精神需求也往往体现出有限性。教授们在物质需求方面大抵是较容易满足的人，而他们的精神需求不外乎便是读书、音乐、旅游等等寻常之人喜欢的内容……

事实上，物质需求太贪婪的人，精神需求也相应地体现出膨胀的特征。

据统计，这世界目前至少向人们提供了四百余种满足精神需求的内容。

正常的人不会向往自己的精神都去遍那些内容里享受几次。

而物欲难足的人，往往精神需求上也显出贪婪性。

都说“文革”是“疯狂的运动”，此话国人说了二十余年了。

一个人的疯狂，往往是一辈子的事儿。十年是短的。十年后居然不疯狂了，是幸运。

但是哪有整整一个民族一疯狂就十年之事？

“改革开放”初年，对于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开放，立场上态度上确有“左”、“右”之分。

如今整整二十年过去了。

对于中国的事物，倘谁居然还动辄言“左”论“右”，他不是装傻充愣吗？

跟这种装傻充愣之人，你除了不屑于理睬他，还能怎样？

归根到底，“左”的原动力是不遗余力的自我标榜，所要达到的是个人目的，所要实现的是个人功利。

这么看问题，无论从当年拥护“大跃进”的人和今天自我标榜“改革派”的人身上，都同样可以看出“左”的马脚来。

近年我看的表演也实在太多了——从某些自我标榜的所谓“改革派”身上。

无论早期的东方文化还是早期的西方文化中，人类对于自己祖先的想象，其实是很相近的。思维的雷同，意味着愿望的比较一致——世界上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原来是兄妹或差不多等于是兄妹。人类乃这样一男一女的后代。

我们从这比较一致的愿望中，似可分析出早期人类对于“男女平等”的普遍认同。

我想，人类的潜意识里，大约一直存着一种本能的、代代袭承的、女性崇拜的古老意识吧？这与弗洛伊德总结的“恋母情结”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佛氏总结的“恋母情结”主要是男性的“情结”，而且与性意识关系密切。人类古老的女性崇拜意识，却基本上与性无关，或言关系甚徽。它主要还是体现为对女性的思与德的崇拜。即对“伴侣”的崇拜。不分男女，这一种崇拜都接近着本能。好比海龟一出壳便往海边爬，是先天的。

如此一想，“伴侣”二宇，岂非我们人类词典中最伟大的一词了吗？

男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伴侣。倘真的终生没有，又不是献身于宗教的男人，那么即使是国王，其实也是一个不幸的男人。

女人什么都可以要，但她要这要那，即使获得了许多许多，最后必定非要的，还是一个男人，一个伴侣。

少年变成了青年，于是他开始学着以男人的身份接触女人。如果他心中在少年时期深深印下过美好女人的情影，那么他必然会以她为标准，去欣赏另外一些女人的美点或者发现另外一些女人的缺点……

这青年后来自然变成了中年男人。

若问他亲爱哪一代女人，他往往困惑不能答；但若问他亲爱哪一类女人，那么几乎每一个中年男人都能畅所欲言媚据道来。结果，问他的人一定会听出，使他亲爱的那些女人的种种美点，又几乎总是缘生于他的记忆的印象，比较多地具有着过去时的某类女人的风情……

归根结底，男人眼里所欣赏的亥人，或多或少，总难免具有他少年时感情所亲近的女人的美点。

所以，男人在少年时被什么样的女人吸引，长大了便满世界去找相似的女人。如果一个少年经常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环境中亲近女人，那么他长大了以后仍会经常去那样的地方结识女人，并且往往会错误地认为，值得追求的女人当然最应该在那样的地方。

我知道，有一些少年，由于家庭的暴富，由于父母本身素质的俗劣，的确是经常光顾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地方的。

我替这些少年难过……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我知道，它是一天比一天糟了)，那么，这句话庞该是契河夫说的——一个正直的人，在狗的目光的注视下，内心往往会感到害羞的。

“他的眼睛告诉了我”或“她的眼睛在说”一类话，在人类大约是越来越靠不住了。在中国尤其靠不住。复杂的靠不住的绝不可轻信的目光，像假冒伪劣产品一样多。人与人“目光的交流”简直成为一旬荒唐可笑的话。几乎只有人与狗才可能进行值得信赖的“目光的交流”。

狗的忠乃至愚忠以及狗的种种责任感，种种做狗的原则，决定了狗是“人世”太深的动物。狗活得较累，实在是被人的“人世”连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有民间新解——曰：“以健康为中心，活得潇洒一点儿，想得开一点儿”。

我们对老鼠的讨厌，其实还由于它的尾。毛茸茸的尾巴毕竟比光溜溜的尾巴看着舒服些。干脆光溜溜的一毛不生的尾巴也还则罢了。偏偏鼠尾两种都不是。老鼠的尾巴长着非常稀疏的毛。尾上的毛同样是土灰色的。通常比体毛的土灰色浅。稀疏得有谁如果想数数，逮住了一只老鼠是一会儿就数得清的。比一条毛虫身上的毛要少得多。而后的本色，与干尸一色。

故我认为，人类的“文化”发展至今，既功不可没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掩盖了许多事实的真相。就如老鼠难看的毛色和它丑陋的尾巴影响了我们对老鼠眼睛的看法的客观性一样。我们仅仅对老鼠这样其实也大可不必有什么不安——但我们往往对人和对人间的某些事件也持相同的态度。

故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将留给后人的历史，包藏着种种的暖昧不明和种种的主观误区。

所以在今天，人的思想的独立性，应该格外地受到鼓励、提倡、支持和爱护……

现如今的中国男人，不是都互相起劲地批评甚至攻击“浮躁”吗？“浮躁”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也每每的有点几。“浮躁”起来了怎么办呢？喝个一醉方休？郊游？钓鱼？泡妞？服镇定药？到什么有色情消费的地方去堕落一夜？……我承认这都是抑制“浮躁”的方式。但之后呢？“浮躁”是灵魂的“皮肤病”，常犯的呀！

我自己克服轻微“浮躁”的方式是闭门谢客，关了电话，静静地在家里看书。而且，当然要躺着看。

如果我觉得自己染上了重症“浮躁”，那就去逛动物园。

我们连杀过一头牛，那是很残忍的场面。先将中拴牢在木桩上。起初中不知人要对它怎样，老老实实地被人拴。它们被拴惯了，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待到从人们的表情中看出不对劲儿了，晚了。于是牛预感到自己活不成了，牛眼中扑扑落下一串串泪来。牛此刻并不挣扎，只是悲哀而已。人举起八磅十磅的大铁锤，抡圆了，照准牛的脑门心就是一锤。于是牛发出“啤”的一声悲叫。一锤，牛的身子一抖；两锤，牛的身子又一抖。总要五六锤后，牛的两条前腿跪下了。它已不再叫，只默默流泪。某些男知青，为了显示他们的勇气，争夺铁锤，抢圆了朝中的脑门心砸。再接着就有人取来了钐刀头，也就是两尺多长的大镰刀头，锯木段似的，从牛的颈下往上“锯”，于是血如泉喷……

我一直想不明白，非是职业屠夫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对亲自参与血腥的宰杀之事，表现出那么大的亢奋那么大的兴趣那么大的快感呢？我们人类从古代就有屠夫这一职业，不正是为了大多数人可以远避血腥的刺激吗？连队里虽然没有专职的屠夫，可是出现些个知青争先恐后人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情形，也是多么的不正常呢？细一思想，那又是青年人心理中多么可怕的一面田？这可怕的一面，分明与“文革”中的红卫兵暴行有直接关系……

面遗憾的是，恰恰是在人和人之间，一部分人类和另一部分人类之间，一方将另一方逼上绝境之事比人对待动物，比动物对待动物的同现象多得多。古今中外，不胜枚举。而且阴谋种种，险恶种种，歹毒种种，幸灾乐祸旁观取娱的丑陋种种……

故人类将永远需要一种自我教育，那就是——人性的世世代代的自我教育……

我们发现了我们人类自己的意识特点——那就是，人是特别地习惯于将威猛作为“王”的资格。

凡人惧怕的，人便慑服之，视为“王”。

“王”这个宇，与“领袖”、“首脑”是有区别的。“领袖”和“首脑”，是因号召力和业绩而获拥戴的。但“王”非是这样，“王”的地位是征服的结果。凡为“王”者，必先称霸一方。故从前的中国，也将啸聚山林的强盗头子称为“山大王”。

帝王们或曰君王们，倘非世袭的，而是“打”来的江山，无一不是先为王，其后才是“帝”是“君”的。

一个童心不泯的人，纵有千般缺点，在我看来，也必是可交为朋友的。

不过，人世间，真正童心不涡之人，却是越来越少了。都市里尤其少。都市里，人“单位”化了，“行业”化了，为着各自利益，明争暗斗。仿佛被关在一个大笼子里，彼此难亲难和，躲又躲不开，人心里城府便深。仅只在个人爱好上，可能还有童趣的表现。在对待自己同类方面，比赛着圆滑。崇拜英雄的中国人似乎越来越少，膜拜奸雄理论的似乎越来越多。人人都成了“厚黑学”博士或专家的时候，那就不是熊要跟人玩，而是人只有到深山老林里去找熊作知交了……

“文革”中，一些男人便公然地、肆无忌惮地将别人“当猴耍”，尽显凌辱别人之能事。因为“文革”是空前的机会，条件不但“成熟”，而且“理由”符合“革命”。“文革”中人“耍”人的“程序”比当今一切事的程序都简单，首先以“革命”的名义宣布一部分人为“异类”，于是一部分人成了“中鬼”、成了“蛇神”，于是似乎比猴还低等。既不但可以“耍”，可以捉弄，也可以大打出手……

真的，我不喜欢特别喜欢猴子的男人。

但，心态上像猴的中国男人，或像耍猴者的中国男人，依我看，现在挺多挺多的……

一概地以富者为英雄，并且一概地不许问，反对问，甚至公开宣扬敢问者有罪，不许问有理，实乃浑账的逻辑。也是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逻辑。

同时，我也在此郑重地告诉牟其中——关于我的书中张冠李戴那一件事，我已公开在报上以及我的书中致歉了。如果你尚觉不够不满，那么你可以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或者买断什么报刊的版面，或者买断电台电视台的时间段，我将一定前去再一次公开致歉。仅仅再一次公开致歉，绝不言其它。甚至，致歉的词句可由你们自己拟定，我去大声地持稿照续。并且读罢三鞠其躬……

但是，若以你那一套生意经作为什么“改革开放”的主导声音，来批判我的书我的观点，那么你要三思而行！最起码，你要找些相对有点儿水平的人，真的能从我的书中挑出我自己的言论，而不是无中生有而不是断章取义地于I同时，要上升到国家立场国家利益的高度进行批判，而不能仅仅以你牟其中一个商人自己或一个公司的低级水平低级立场低级利益态度去批判。批判得有理有据，我公开表示向你的正确思想学习——倘还是水平如前贩卖些胡说八道的批判“文章”，我不但是绝不会接受的，而且是一定要反驳的。

尽管我现在颈椎病重，执笔已成苦事，但反驳吴越农之类人那种不三不四的“文章”——不谦虚地说，我一个人对付得了一群。

依我看来，替别人广而告之者，只要不是将劣的说成优的，将平庸的说成精彩的，只要不是肉麻的吹捧，所做便是大大的有益之事。既不但有益，而且丝毫无害。

对那被一笔小钱雇了，面以写文章的方式为他人实行报复的人，我是很鄙视的。起码，目前是很鄙视的。这足见我的迂腐。我的思想既不符合现实之经济规律，又不能超越于现实之上，而符合着理想主义的尴尬了。因为倘立足于现实，一千字一千元，或一万元由一个人承包了东一小篇西一大篇地可持续性地独自干，我不能不承认那钱挣的也较容易。较容易挣的钱当然是值得挣的钱。而倘立足于真理想主义的大境界，那么其纯洁的眼，是根本不该发现这种勾当的。丑陋之事，当不人理想之眼。既不人眼，鄙视又从何谈起呢？

“文痞”一词，可理解为文人与痞子“交媾”的“杂种”。“杂种”非指物种学方面的后代，乃指文人与痞子二者人格特征的合成。凡“文痞”，身上既有投机文人的见风使舵，火中取栗，又有痞子那一种天生的刁滑性和无赖性。只不过其“痞”由“文”包装了，后天“合成”为一种邪劣的假正经而已。

考察中国正野文史及历史，文人中少有很痞的典型。文人的劣点林林种种，但大多数文人，拒绝痞气的沾染。痞主要的心理成分非仅仅是玩世不恭。因大部分玩世不恭者，不过将玩世作心理的盾，将不恭作写在盾上的图腾式宣言，借以自卫。但痞不是这样。症主要的心理成分是自己层层捆扎的阴暗的恶毒。痞较普遍的心理私语是这样一句话——“统统×他妈的！”这是典型的痞看社会的心理。也是典型的文痞看文坛的心理。区别在于，痞并不需要借了文的包装掩盖此种心理，而文痞一定要最充分地利用文的包装。

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及其爪牙，获“文痞”丑名，乃因阴暗而恶毒的政治心理。“统统打倒”和“统统×他妈的”是同一种心理。但他们并不是用痞的技巧掩盖此种心理。而是靠政治的权术和专制。故我一向认为，他们非是典型的“文痞”，面是文人与反动政客交媾的“杂种”。他们的人格特征；是文人的劣点和反动政客的劣点的集大成。

文痞行径是文痞们假文学之名而公开手淫的现象。目的是要引起公众的注意。文痞是文学和“市场经济”关系中的派生物。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有时携手合作，各得其所；有时相鄙皆见，分道扬镳。这乃因为，文学毕竟是有个性的，而市场只有经济规律的共性。个性不被共性所左右，个性就要作出牺牲。

但文痞是没有个性的。

文痞存在的信条是——“有奶便是娘”。

金钱本身自然非是什么肮脏邪狞之物。即使在显微镜下观察，钞票上的细菌，并不比被公阅过的一张报上的细菌更多些，它只不过是交换商品的替代物。古时候人们也以贝壳、兽牙以及美丽的卵石为“币”——可见钱本身与那些东西没有什么不同的属性。

我的理想——要毁掉钞票的人，其实是想改变人类社会目前金钱分配方面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这想法本身无错。因不合理现象确实存在。但这又不是现实的想法，因为“毁掉钞票”并不能根除物质占有的不合理现象。

应该看到，全人类多少个世纪以来，都在进行着怎样使金钱分配合理性起来的努力，包括“革命”方式。并且，在许多国家，已经初见成效。“革命”的方式一般已被否定。因为人类的制度进步了，会找到比“革命”更好的方式。当然，合理性也是相对的。

人类的发展，再不会以消灭富人为社会道义平衡的尺度，面庞致力于消除贫困，扶持穷人。最终，使几乎一切人，都享受到物质文明的成果。如果不求一律乎均，完全平均，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正在经济发展中。一个时期商业规划混乱，出现了暴发户及穷富悬殊。这现象被同学们看在跟里，故产生愤愤不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应受指责的。

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是这样的——有人想挣大笔大笔的钱并不容易，面大多数人要想挣足够花的钱，又不那么难。这是人类的一个理想阶段。

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富豪们的金钱，不可能不汇人社会的商业大活动，成为变相的公有。比如香港巨富李嘉城、霍英东们。他们拥有的金钱，早巳超出了他们个人的消费，起积极作用于香港全社会了。

世界上有许多大企业家，其个人生活是俭朴的。他们拥有的金钱，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自己享用却并不奢侈。他们是可敬的，是当代英雄。

只不过中国的某些暴发户，一旦暴发就穷奢极欲。这是丑恶。要看到他们成为文明的资产者，需要时间啊！

我认为——花天酒地其实很没有意思的。试想，一个人那么生活一周，可以，那么生活一年呢？那么生活十年呢？在最好的年华那么生活十年呢？那真的是幸福吗？生命耗于那么一种生活，真的是值得吗？

这么一想，我们便有了自己对金钱的原则性态度：1。我们看别人花天酒地，我们会厌恶。2。我们自己清贫时，由于我们能本能地厌恶花天酒地的生活，则我们会珍借我们挣得的每一分钱。因我们自己挣的金钱，因我们拒奢糜堕落，我们不但保持了良好的人生精神状态，还能渐渐有点儿积蓄。3。我们积蓄多了，用于有限度地改善生活，赡养好老人，抚养好子女，使钱在我们身上体现最美好的价值。4。最后一点，应明白，我们只需使我们生活无忧无虑的钱就够了。不要太贪多，太羡多。

如果一个丰衣足食、生活无忧孟虑了的中国人还那么不挥手段地追求金钱，则就是拜金主义者了！……

时下新词很多，隔不久便冒出一个“系列”。

“跑官”一词属于一个小的“系列”。相应的就有了“亮话儿”与“潜颂”二词。又“跑官”一词，指的是一种现象。

“跑官”也就是四处托朋友，找关系，探后门儿，傍权势，为自己当官走捷径的勾当。还是某些人自身的经验总结？总之已成了人们都懂的一个词。

“跑官”的“跑”宇也用得好，活脱儿道出了那一种急促、忙碌和辛苦。时代毕竟进步了。处处有竞争。“跑”得不及时，别人“跑”在前头，捷足先登，岂不悔之晚矣！

科长向处长，或处长向局长提“意见”，霍地站起来，急赤白脸，朗朗大声曰：“我不怕穿小鞋！我不怕打击报复！这意见闷在我心里很久很久了！今天当着众人大家的面，我是非提不可！……我的上级你呀你……你为了工作，怎么可以全然不顾借自己的身体啊！……”

此乃“潜颁”之一例。似乎相声里用作过“包袱”的。也乃“跑官”者必备之技巧。

疲惫的人们不是不想潇洒，不是不愿潇洒，而是没起码的前提潇洒。

便只有疲惫下去。

前些日子唱红过一首流行歌曲。

“不忍”就意味着“心太软”。

“心太软”每每要付出代价。最沉重的代价是搭上自己的命。一种情况是始料不及，另一种情况是舍身取义。

联想回来，说口自们中国，从“文革”后至今，同样的逻辑，在某些“文革”中的小人、恶人、政治打手那儿，也仍被喋喋不休地嘟哝着——大的政治背景那样，我怎么能不服从？我的罪过，其实一桩也不是我的罪过，全是“文革”本身的罪过……

“文革”中狠心的事冷酷的事太多了。

“不忍”之人的“不忍”之心体现得太少了……

联想得再近些，说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是很有一些人肯当杀手的。雇佣金高低幅度较大。从几万十几万二十几万到几千几百元不等。而且，时兴“转包”。每一转再转，中间人层层剥皮。最终的杀人者，哪怕只获几百元也还是不借杀人，甚至不借杀数人，不借灭人满门。

他们丝毫也没了“不忍”之心。

而我也真希望——现实生活中喜剧多发生一些，甚或闹剧多发生一些。若人心不能在庄重的情况下兼容“不忍”二字的存在，于喜剧和闹剧的发生中出现“心太软”的奇迹，也是多么的好啊！

像世界上一切封建帝王统治史漫长的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个“官本位”影响深厚久远的国家。于今，其影响虽已缩敛，但仍强劲地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大小知识分子的命运状况。故中国人，以及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头脑中一再滋生出犬儒思想的陋芽，并玩世地将犬儒思想的方式，当成一种成熟、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一种潇洒似的活法，委实也是可以理解，甚至应予体恤的。在“官本位”的巨大投影之下，从献身于官体制的官们，到依存于官体制的大小知识分子们，到受治于官体制的庶民百姓们，谁想站直了，都非是容易之事。相反，千万别站直了，倒真的是一种有自知之明的表现。而且，只要习惯了，感觉也不是多么的不好。有时甚至会获得较好的很好的感觉。会获得比企图站直了还好的感觉。

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无论什么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价。

民主之所以对于人民毕竟是好事，就在于它彻底驱散了王权的巨大投影之后，使人人都有可能从心理上获得解放，弯腰与不弯腰，完全出于自愿，出于敬意的有无，而根本不必假装做戏。倒是反过来了，有权之人，每每在人民面前作秀，以获得人民的好感。因为人民几乎无时无刻都有资格以民主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说：“你的权力是我们给的，我们想收回给予别人，便可以那样做！”

对于中国当代大学生，多年以来，我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看待上的误区。这误区没被自己意识到以前，曾非常地使我困惑。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我自己这儿，还是只出在大学生们那儿。

真的，实话实说，我曾多么惊讶于他们的浅薄啊！

中国当代大学生——他们是这样一些人群；甚至，可以说是这样一些孩子——智商较高，思想较浅；自视较高，实际生存的社会能力较弱；被成人社会看待他们的误区宠得太“自我”，但他们的“自我”往往一遇具体的社会障碍就顿时粉碎……

说到底，我认为，我们成人社会应向他们传递的是这样的意识——学生还是应以学为主。不要分心，好好学习。至于谁该对国家更有责任感，结论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年人。责任，包括附带的那份误解和沉重……

“文革”对文化进行了空前的几乎是彻底的扫荡之后，在当年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发生了些什么现象呢？

首先是——“文革”的“旗手”江青自己，最耐不住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的空前寂寞了。

江青自己当年却要看美国电影。比如《冷酷的心》，比如，比如。在很秘密的地方看，拷贝是用美金从香港买的。

“文革”的文化及文化现象，说明了好几条接近着真理的社会事实。

比如——在任何时代，文化的享受都同样是分等级的。在政治时代是政治特权，在商业时代是金钱。

比如——文化艺术其实是根本扫荡不了的。想要实行“三光政策”的人，自己首先注定了比老百姓更耐不住文化艺术空间空白的寂寞。

比如——老百姓有一种天生的本能，那就是他们能够非常具有创造性地满足自己的娱乐。实在没了条件，连压制他们娱乐权利的政治本身，竟也可被他们以娱乐的方式去对待。

比如——政治一旦被娱乐化，政治就开始滑向庸俗了。而滑向庸俗的政治，其权威性也就开始瓦解……

曹雪芹一生只写了一部，而且后来几乎是在贫病交加，终日以冻高粱米饭团充饥的情况之下完成传世名作的。

在我看来，这是很值得同情的。我一向确信，倘雪芹的命运好一些，比如有条件讲究一点饮食营养的话，那么他也许会多活十年。那么也许除了，他还将为后世再多留下些文化遗产……

全世界一切与苦难有关的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优秀之点首先不在产生于苦难，而在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苦难。

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苦难，从来不是文化和艺术必须要求他们的。也和一切世人的苦难一样，首先是人类不幸的一部分。

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路，那么，“走向美国”的路，显然也是一条商路——“走向美国”的中国人，销售的已不再是丝绸，而首先是自己。这说起来有些通航，但几乎接近着事实。

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人，其艰辛(还往往一路险象环生)是在走着的时候；今天“走向美国”的中国人，其艰辛却主要是在走到了以后。

中国文字太丰富。有些字几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如“逸”宇。我总觉得是一个有仙气的宇。是的，不是指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神，而是指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仙。那么，神抵和仙人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也说不大明白。可能仅仅在于气质的不同吧？凡人遇到了神，不管是大神还是小神，心中都会生出敬畏吧？但仙一般都是不严厉的。仙是慈祥的。比如八仙中的任何一位，仅从形象上看，似乎也都是愿意和好人交朋友的。仙一般是不故意摆出神的架子的。所以神女和仙女，似乎也历来是传说中的两类不同的女性。神女往往以尊贵的形象而现于世。仙女则不同，仙女看去都是平易近人的。

无论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它在任何历史阶段或任何时代，它都根本不会陷入这样的误区——将美的事物判断为不美的，甚至丑的；或反过来，将丑的事物，判断为不丑的，甚至美的。

在某些土著部落中，女性一般是不涂面的。少女尤其不涂面。被认为尚未成年的少年一般也不涂面。几乎一向只有成年男人才涂面。而又几乎一向是在即将投入战斗的前夕。少年一旦开始涂面，他就从此被视为战士了。成年人们一旦开始涂面，则意味着他势必又出生人死一番的严峻时刻到了。涂面实非萌发于爱美之心，乃战事的讯号，乃战士的身份标志，乃肩负责任和义务决一死战的意志的传达。当然，在举行特殊的庆典时，女性甚至包括少女，往往也和男性们一样涂面狂欢。但那也与爱美之心无关，仅反映对某种仪式的虚诚。正如文明社会的男女在参加丧礼时佩戴黑纱和白花不是为了美观一样。至于以银环箍颈，实乃熔耀财富的方式，对于男人，女人是财富的理想载体。豆古如兹。颈长足尺，导致病态畸形，实乃熔耀的代价，而非追求美的结果，或者说主要不是由于追求美的结果。这与文明社会里的当代女人割双眼皮儿而不幸眼瞳发炎落疤，隆胸丰乳而不幸硅中毒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可怎么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占世界人口几分之一的人类成员中，在近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集体地一直沉涸于对女性的美的错乱感觉呢？以至于到了清朝，梁启超及按察史董遵宪曾联名在任职的当地发布公告劝止而不能止；以至于太平军克城踞县之后，罚劳役企图禁绝陋习面不能禁；以至于慈禧老太大从对江山社稷的忧患出发，下达懿旨劝禁也不能立竿见影；以至于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亲作“劝不缠足文”更是无济于事；以至于到了民国时期，则竟要靠罚款的方式来扼制蔓延了——而得银口八九十万两，年三万万两。足见在中国人的头脑中——钱是可以被罚的，女人的脚却是不能不缠的。

美女绝非某一个男子眼里的美女。通常她必然几乎是一切男子眼里的美女。他人的贬评不能使她不美。但她自身的内在缺陷——比如嫉妒、虚荣、无知、贪婪，却足以使她外在的、人人公认的客观美点大打折扣。

美是大的脸庞上的笑靥。因此需要有眼睛，以便看到它；需要有情绪，以便感觉到它。

在某时代和某社会阶段，体制弊端多多，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天上地下，社会财富的配置极不公正，一类知识分子看在眼里，心中明白，了解得特别清楚，于是发出批评乃至批判的声音，那是多么正当又正常的呢？倒是缄默显得很不正常了。难道不是这样吗？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本身并不可笑。倒是诱导知识分子改变这一角色的言论，无论多么的时髦，本质上是动机可疑的，有时甚至意味着是一种乔装了的反动。知识分子(当然指你所说的那一类)不需要那一种言论的诱导。

知识分子无非这么几类：一类由于长期的职业特点，几乎与世隔绝，埋头致力于专业，对社会丑恶现象知之甚少，也根本不想多知道；一类其实知道的并不少，亲历亲见的也很多，但吸取经验教训，明哲保身，避而不谈，保持大智若愚的沉默；一类看到了，知道了，相当清楚地了解了，于是就要说。别人认为自说，自己也还是要说，非说不可。有时甚至会拍案面起，大声发出呵斥……

这三类知识分子，所以这样，所以那样，乃是由于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个人经历，甚至不同的性情所决定的，都有各自的理由，那就随各自的意愿去做为好。

“文如其人”——此话于散文，更有普遍性。于小说，可能恰恰反过来。小说描摩外部世界，散文则如心泉流淌。想丝毫也不汇人其人的本色，须高超的文的技巧。我绘自己定的原则是——文章不妨泼辣，不妨激烈，不妨棱角鲜明，这汲什么不可，也不算大的毛病。但为人则须温良敦厚，宽忍谦和一些，这也不是“人格分裂”。即或是，这种“分裂”于人于已于社会，也不构成危害。但若反过来“分裂”，那就太可怕了……

一个自私、倔狭，特别嫉妒、虚伪面又心理阴险之人，他理智地活着，对别人是很可怕的事。他率性地活着，对别人也是危害极大的事。

第一，眼前的生活，尤其我们中国人眼前的生活，在我看来并不怎么诗意化。第二，真和美，可作判别自然物及一切人的身外之物的标准。但二者之间加进了一个“善”字，则就主要是评说人心的标准了。依我看来，人心中缺少“善”，则人言行必虚妄，则美人，也不美矣，对人类的心史而言，无善便无美。人类诸美德，皆是“善”这株万年大树上的果子。第三，生活对人的教训也往往非是你说的那样。往往好东西并不平均分配，往往坏东西太相对地集中在某些不幸的人身上了。比如贫穷则失学，则健康没有保障，则不能成为知识者，则就业机遇少，则承担不起意外灾祸……所以人类一直在干预生活，使人类的社会变得对更其广大的人都有幸福可盲……

美女有能力使自己的心灵也美。但一个心灵很美好的人，却无法使自己的外表也变得漂亮。有句歌词唱的好：“虽然我不美，但是我很温柔”。古人也有句话说的好——“桃花面，蛇蝎心”。外表和内心，都统一于美，固然好。不能统一，心灵自觉向美的方面完善，也好。

生命的含义，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本就包含着责任。对父母，对儿女，对友情，对爱情，对工作……林林总总的责任使生命充实，有本能的活力。完全没有责任内容的人还算生命吗？凭什么别人对你尽了责任，而你幻想逃避一切责任。我不认为责任是生命的苦役。但生命有时是相当脆弱的，一己的能力也往往是徽不足道的。种种的责任集于一身，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样的生命就太可悲了。

我怀疑现存的有关人类起源的教科书内容。

我确信人类的最终归宿是地球毁灭。

我认为科学在造福我们人类现时利益的同时，肯定也在加剧着地球的严重祸患。

很久以来，我总有一个疑问——我们人类在物质生活的水平和质量方面，要求是否越来越病态，越来越背离人性，越来越走向着反面了呢？……

外国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将蚂蚁放人杯中，哪一只往外爬，以烟头烫哪一只。三百次以后，皆不复爬也。而有的蚂蚁，其实并不曾往外爬过，故也不曾被烫。但别的蚂蚁的体伤似乎使它们明白——选择某一方向是不可取的，不明智的。外国科学家们断言——它们的下一代，也将不同程度地接受这种变聪明了的遗传。这在动物学界叫作本能退化。人是何等聪明的动物！人不需要三百次之多的教训。再愚矗的人都不需要这么多次的教训才能总结经验，人只需要几次教训就足够了。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的思想者，依然缺乏针对当代进行思想的勇气。或者，准确地说，依然在采取这样的方式迂回曲折地表达思想——即求助于对历史的澄清、分析、反思、再认识，间接地、缩头藏尾地体现对当代的思想认识。这使当代的思想者们的思想、技巧性远远高于实际上的思想价值。有时甚至将普遍的人们早巳达到了的思想认识，反复地靠技巧包装了不厌其烦地诉诸于世。故往往将思想淹没于技巧了。

我认为，在一切民主国家中，不再能产生所谓政治思想家了。民主使人类的全部政治思想画上了休止符。在目前还没有实行民主的国家中，也不再能产生什么政治思想家了。因为如果他拒绝之，他岂配妄称思想家？若表示接受，那么又将发现，许许多多的人比他更欢迎之。故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在没有民主的地方传播民主罢了。

民主不但结晶了人类几乎一切的政治思想成果，也解决了人类大部分的人文思想之探究。所剩的思想空间已相当有限。这也是近当代全世界都难以产生思想家的原因。科技依然在迅速发展，人类的思想却似乎处于半休眠状态。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思想的萎缩，更不意味着傲情。恰铬相反，而意味着一种难以再超越的成熟。

人类在教育制度方面，似乎目前还没想出比考试更公平的方式。考试的制度，显然有其自身存在的弊端，但恐怕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乃弊端最少的方式。

中国乃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历年的初中生高中生，因而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但中国却并不相应地是世界上大学最多的国家。这是一个残酷的前提。此前提决定了，每百名中国儿女中，仅二三名高中生最终能进人大学校门。主要不是他们和她们的智力问题，而是现有的大学最多只能吸纳百分之二三。

中国目前出高考题之首要的、最终的目的，捅破窗纸说亮话——乃为大面积地、有效地杀伤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中国儿女升学的可能性。排除许多省份的穷困地区教育质量确实普遍低下的因素，高考题所要杀伤的人数，估计仍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杀伤率每年不能低于这个比例。倘低于这个比例，则必出现有许多学生的考分虽过了高考分数线，但全国各大学人满为患的局面。

正文 第六章.第3

这个局面是万万不能出现的，万万不允许出现的。因一旦出现，简直无法解决。现盖大学是来不及的。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世纪末，它的显著的特点是——许许多多种从前由许许多多人从事的传统的工作正在消亡。而时代所派生出来的新行业其实只需要极少数人从事就迅速饱和了。这也就是说——社会并没那么许多工作提供给许许多多的人去干，这许许多多的懵懵不知所从所适之人，注定了首先是许许多多的高考落榜生。我认为，在中学，在高中，在“应试教育”的驱使之下，中国语文教育的教条化，似乎是尤其突出的。初中高中语文教师们的教学主观能动性，似乎被限制到了基本没有发扬余地的程度。教师不得不理循“应试”模式及考分标准而教，学生不得不为“应试”和考分而教条地理解，教条地死记硬背。学生学语文的主观能动性和兴趣，往往惨遭涤荡。现象乃是——考分高的文科初高中生，未必是语文实际应用能力强的学生；面对语文可能具有天性潜质的初高中生，其潜质往往也许备受压抑，并且难以通过语文考试得到充分的证明。

我认为——我们人类聚集限前财富的欲望是太贪婪了。某些科学的成果，太功利主义地被当成人类现阶段的摇钱树了。科学不是预田地球还有很久很久的生命吗？怎么我们人类目前占有地球财富，用科学的手段超前超量“透支”地球财富的贪婪性，例好像地球会随着我们当代人类的生命一同完结似的呢？

我们当代人类的这一种贪婪性，似乎意味着，我们染上了一种病，那就是——多多占有，及时行乐。而科学的某些发展，似乎成了帮助我们多多占有，及时行乐的手段……

一个时期以来，“崇高”二宇，在中国成了讳莫如深之词，甚至成了羞于言说之句。我们的同胞在许多公开场合眉飞色舞于性，或他人隐私。倘谁口中不合时宜地道出“崇高”二字，那么结果肯定地大遭白眼。

而我是非常敬仰崇高的。我是非常感动于崇高之事的。

我更愿将崇高与人性连在一起思考。

我确信人性是由善与恶两部分截然相反的基本内容组成的。若人性恶带有本性色彩，那么人性善也是带有本性色彩的。人性有企图堕落的不良倾向。堕落往往使人性快活。但人性也有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升华使人性放射魅力。长久处在堕落中的人其实并不会长久地感到快活。面只不过是对自己人性升华的可能性完全丧失信心，完全绝望，这样的人十之七八都曾产生过自己弄成自己的念头。产生此种念头面又缺乏此种勇气的堕落者往往是相当危险的。他们的灵魂无处突围便可能去伤害别人，以求一时的恶的宣泄。那些在堕落中一步步滑向人性毁灭的人的心路，无不有此过程。

但人性虽然天生地有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人类的社会却不可能为满足人性这一种自然张力而设计情境。这使人性褐望升华的高贵倾向处于压抑。于是便有了关于崇高的赞颂与表演。如诗，如戏剧，如文学和史和民间传说。人性以此种方式达到阁接的升华满足。

祟商是人性善的极至体现，以为他人为群体牺牲自我作前提。我之所以确信崇高是人性本能，乃因在许多灾难面前，检恰是一些最最普通的人，其人性的升华达到了最最感人的商度。

一个极端政治性的国家，一般不太可能“自然而然”地过渡向正常的经济时代。因为当国家一旦祝政治为灵魂，政治必不甘于其灵魂地位的被取代，必顽强地干预国家向其他原贝口的过渡。当然，这里指的是专制的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不幸的是，一九七八年前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国家。过渡既然难以顺利，“转型”就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某些与中国类似的国家的“转型”，说明了这一点。

所幸中国的“转型”较为乎稳。我们几乎果断地转了一个直角弯，但是中国没有因而折断。

我想——心有感激，心有感动，多好！因为这样一来，人生中的另外一面，比如嫌恶、僧怨、敌意、细碎介梗，就显得非常小气、浅薄和庸人自扰了……

美国式的幽默，是一种完全放松的，随随便便的，大大咧咧的，有时甚至故意显得粗俗的幽默。它的机智不是那种“专业”性的，而是“脑筋急转弯”式的。它的俏皮不是那种“秒龙”性的，而是“茶馆”式的。它有时故意粗俗，便仿佛是在间接地声明——别视我为什么人物。我和你一样，生气了也骂“他妈的！”

美国式的幽默，像中国的大碗茶，像中国的“二锅头”，像中国的大众小吃，像“t恤衫”，没派头，谁穿了都合身。

归根结底，美国式的幽默，更是平民式的幽默。中国是个平民阶层庞大的国家。美国式的幽默在中国业已占领了广阔的市场。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许许多多的事情都被幽默地甚至黑色幽默地对待了，真是要使中国人格外严肃起来倒是不太容易了。好比在马戏场上演出的熊，一旦它玩上瘾了，它就一味儿地那么玩，根本不将驯兽师的口令当成一回事了！

这种情形，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幽默……

我觉得，记忆仿佛棉花，人性却恰如丝棉。

归根结底，世间一切人的一切记忆，无论摄录于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亦或聚焦于千般百种的小情节，皆包含着人性质量伸缩张弛的活动片断。否则，它们不能成为记忆。大抵如些。基本如此。而区别在于，几乎仅仅在于，人性当时的状态，或体现为积极的介入，或体现为深刻的影响。甚至，体现为久难愈合的创伤。

这一种对于中国老百姓的好感，非与老百姓同甘共苦过的人，是不太能认识到的。宽敞而豪华的客厅里，往往容易产生的是对中国老百性所谓“劣根性”的痛心疾首和尖酸刻薄。甚至，容易从内心里滋生轻蔑。

它从反面给我们一种启示——人看待社会看待他人的目光，如果在需要温良之时从内心里输向限中一缕温良，倒或许会使目光中除成熟而外，再多了一份豁达。而深刻和犀利与豁达相结合，似乎更可能接近世事纷经的因果关系……

人性原本非是什么厚重的事物。

人生的本质是柔韧软暖的。

怀旧，其实便是人性本能的记亿。

好比年轮也意昧着是树木的记亿一样——想想吧，若树木亦有情燎，它们那一日田细密的年轮，该录下了它们所经历的多少故事呢？难道，它们会忘记曾是幼树时遭遇过的某一场大风暴吗？会忘记曾被折断过核檀时那一种瘫楚吗？会忘记育林人为它们流过的汗水对它们的保护之恩吗？……

怀旧，便是人性这样的一些记忆啊！它的本质就是缠绵于心灵中的一缕情愫，与思想和理念是并没有多少关系的。

怀旧的情馏是那么的丰富，我敢说，几乎包括了人性的全部内容和侧面。思乡、念友、缅亲、恋物、感时叹岁、回顾以往……人性在怀旧之际，总是显得那么的温良。

不要相信那些宣布自己绝不怀旧的人的话。他们这样宣布的时候，恰恰道出——过去之对于他们，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

据我想来，如果一个人真的根本不曾怀旧过——那么似乎足以证明，他或她的人性质量是相当可疑的。是的，是人性的质量可疑，而非是人生的。因为不管多么艰难的人生，并不意昧着同时便是绝无温馨情愫的人生。事实上恰恰相反，温馨情愫相对于艰难人生，更是值得珍视值得回忆的啊！

中国人从前的“怀旧”人性是很受压抑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人不太敢怀旧了，那可能会从政治上被斥为“怀念旧社会”。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人对怀旧二宇也是心理暖昧的，那可能被讽为对极左年代情有独钟……

没有老父亲老母亲的感觉，一点儿也不好。特别的不好！我宁愿要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沉重，而不愿以永失父子母子的天伦亲情，去换一份儿卸却沉重的轻松。于我，其实从未觉得真的是什么沉重，而觉得是人生的一种福分。现在，设法再享那一种福分了！我真羡慕父母健康长寿的儿女！

近来我总在想——大约人命弥留之际，十之八九的人，电影倒叙般回亿的，只怕汇总了便是人生所历的亲情、友情、爱情了吧？我相信，包括伟人也必如此。难道有谁临终前，抓紧人生最后一点儿时间回亿的竟是他的赫赫伟业吗？我改编之最大的收获便是——悟到每个人一生的二三万个日子压缩了，其纯粹属于人性真本的部分，无非值。当然，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大政治家例外。我们不是，不与之比。保尔说——“不因碌碌无为而忏悔……”此言其实大谬。劳劳众生所历皆可曰之“无为”的一生。“无为”的一生也免不了“碌碌”。现代社会，不“碌碌”面生“碌碌”而死者几许人？但其人生只要压缩了有总量可慰的亲情、友情、爱情，我想也就投什么仟悔的。故我让我笔下的保尔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庆幸，我也爱过……”

春节前我将独自回哈尔滨去，将我可怜的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出，陪他度过春节。五月份，春暖花开，我要陪他在国内旅游一次。之后与哥哥同回北京。我的打算是，待儿子上了大学。我在京郊买套小小农宅，与我的哥哥去生活。种花菜，事稼稻，读书，写童话，过我一直所向往的玄静谈泊，无所屈挠，保性存真的日子，了此余生……

那时，倘你们夫妻来北京，倘去郊区看我，我将策驴车以迎接，花径缘客扫，蓬门为君开，“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放心，倒不至于让你们吃小米饭。一顿乡间酒宴是必要的……

朋友，莫以为我因某种失意而心生消极遁世之念。非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我喜欢乡村生活，觉得乡村生活更符合我这个具体之人的人性拥抱罢了。由自己的意愿而打算自己的人生，只要不涉嫌罪恶，无论那人生是别人眼里怎样的，于自己其实都是积极的、乐观的、进取的一种态度吧？读罢雨果的小说再读福楼拜的，区别显明，有如摆脱了解说员参观展览。雨果的小说像博物馆，有他这位滔滔不绝的“解说员”比没有好；像画展，福楼拜识趣又明智地隐起来，一切印象全凭我们看后得出。尽管区别是如此的显明，但我并无褒贬之意，坚持认为各有千秋，各呈异彩。

就社会认识价值而言，现实主义对岁月的穿透力每高于浪漫主义；就审美意义而言，浪漫主义对人心的慰藉作用，也往往是现实主义有意无意地忽略的。二者的结合，依我想来，不一定非求一部作品的兼顾。文学的河脉总体上互补着，也就足够了。而且，排除文学潮流某一时期的弃彼扬此，我们得承认，它其实一直是自然而然地，无需引导地互补着。总体的文学本身，也其实一直具有着“内调”的功能……

哪一个人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哪一个家庭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家庭，处在到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不谤世妒人，不自卑自贱，不自暴自弃，一心确定一个不超出实际的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生活目标，全家人同舟共济，付出了一个七八年，并准备再付出一个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实现呢？

我清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这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很可敬吗？依我想来，“孝”这个字，的的确确，可能是中国独有的字。而且，可能也是最古老的字之一。也许，日本有相应的字，韩国有相应的字。倘果有，又依我想来，大约因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的渗透有关吧？西文中无“孝”字。“孝”首先是中国，其次是某些亚洲国家的一脉文化现象。但这并不等于强调只有中国人敬爱父母，西方人就不敬爱父母。

毫无疑问，全人类的大多数都是敬爱父母的。

这首先是人性的现象。

其次才是文化的现象。

再其次才是伦理的现象。

再再其次纳入人类的法律条文。

只不过，当“孝”体现为人性，是人类普遍的亲情现象；体现为文化，是相当“中国特色”的现象；体现为伦理，确乎掺杂了不少封建意识的糟粕；而体现为法律条文，则便是人类对自身人性原则的捍卫了。

一个具体的人，他或她一旦老了，便丧失了自食其力和生活自理的能力了。这时的他或她，就特别地需要照料、关怀和爱护了。当然，这种义务，这种从人性的最温馨的本能出发的义务和责任，首先最应由他或她的儿女们来完成。正如父母照料、关怀和爱护儿女一样，也是从人性的最温馨的本能出发的义务和责任。源于人性的自觉，便温馨；认为是拖累，那也就是一种无奈了。

人一旦处于需要照料、关怀和爱护的状况，人就刚强不起来了。再伟大、再杰出、再卓越的人，再一辈子切。强的人，也刚强不起来了。仅此一点而言，一切老人都是一样的。一切人都将面临这一状况。

故中国有“老小孩儿、小小孩儿”一句话。

这不单指老人的心态开始像小孩儿，还道出了老人的日常生活形态。

倘我们带着想象看这个“老”字，多么像一个跪姿的人呢？倘这个似乎在求助的人又进面使我们联想到了自己的老父老母，我们又怎么能不心生出大爱之情呢？

那么这一种超出于一般亲情之上的大爱，依我想来，便是“孝”的人性的根了吧？

由“者”字而“老”字而“孝”字——我们似乎能看出中国人创造文字的一种人性的和伦理的思维逻辑——一个人老了，他或她就特别需要关怀和爱护了，没有人给予关怀和爱护，就几乎只能以跪姿活着了。那么谁该给予呢？当然首先是儿子。儿子将跪姿的“老”字撑立起来了，通过“孝”。

“孝”一旦也是文化现象了，它就难免每每被“炒作”了，被夸张了，被异化了。便渐失原本源于人性的朴素了。甚至，难免被帝王们的统治文化所利用，因而，人性的温馨就与文化“化”了的糟粕掺杂并存了。

比如“君臣”、“父子”关系由“纲常”确立的尊卑从属之伦理原则。

比如《二十四孝》。

不论时代发展多么快，变化多么巨大，有一样事是人类永远不太会变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为父母者对儿女的爱心。操心即爱心的体现。哪怕被儿女认为琐细、讨嫌，依然是爱心的体现——虽然我从来也不主张父母们如此。

中国历代许许多多，尤其近当代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是从贫穷中脱胎出来的。他们谁不曾站在“孝”与知识追求的十字路口踟蹰不前过呢？

是他们的在贫穷中愁苦无助的父母从背后推他们踏上了知识追求的路。

他们的父母其实并不用“父母在，不远游”的“纲常”羁绊他们。

也不要他们那么多的“孝”。推愿他们是于国于民有作为的人。

否则，我们中国的近当代文化中，也就没了季先生和老舍先生们了。

中国的许多穷父母，为中国拉扯了几代知识者文化者精英。

这一点，乃是中国文化史以及历史的一大特色。

母爱是母亲的本能，这一点已经是人类公认的了。

这本能之无私，往往是惊心动魄的。

几年前我曾谈到过一篇国外的报导——在地震中，一位母亲和她三岁的女儿同被压在房舍的废墟之下，历时七天七夜。环抱着女儿，母亲心想——我死不足借，但是女儿当活下去！

由这一意念的支配，母亲咬破了自己手腕，吮自己的血，时时哺于女儿口中。七天七夜后，营救者们挖掘出这母女时，女儿仍面有血色，而母亲肤自如纸，奄奄待毙。

但她微笑了。

她说：“我的女儿有救了。”

这是她人生的最后一句话。她说完这句话，她就死了。

但母亲，却最怜爱她那个最“没用”的儿女。儿女或呆傻，或疯癫，或残疾，或瘫痪，或其丑无比，面目非人，人间许许多多的母亲，都是不嫌弃的。倘那是她惟一的儿女，那么她总在想的事几乎注定了是——“我死后我这可怜的儿子(或女儿)怎么办？谁还能如我一样地照料他，关爱他？”倘那非是她推一的儿女，她另外还有几个有出息的儿女，不管他们表示将多么的孝敬她，不管他们将为她安排下多么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她的心她的爱，仍会牢牢地拴在她那个最“没用”的儿女身上。她会为了那一个儿女，回绝另外的儿女的孝敬，向期待着她去过的幸福生活背转了身，甘愿继续守护和照料她那个最“没用”可能同时还最丑陋的儿女，直至奉献了她的一生，无怨无悔。

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的科技落伍，使我们虚弱的民族自尊心，只能引导我们的目光去看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古代，从祖先的智慧中获得安慰……

的确，我们落后得太久了！我们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许多项代表国家先进程度的指数表上名次靠后……

但，我们就真的没有什么当代性的骄傲，值得我们足以自豪地面对世界大声说——看，我们中国的！同时是世界一流的吗？！

我想说——中国人，别太自卑，我们有的啊！

那就是——我们的兵！中国的兵！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呀！

国内女作家们的文字，我个人认为，普遍而言，似优于男作家们。起码，给我个人的印象是，在文字上，比男作家更敏感，也更精心组合。比如池莉、方方、王安忆，以及残雪、陈染等，都是文字极有特点的女作家。

为什么中国产生金庸，英国产生克莉斯蒂，而不是反过来呢？

要知道，中国文学中，探案小说的渊源也很长久啊，要知道，英国的历史中，足以构成一部部侠士小说的素材也不少啊！

又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的中国人，几乎从小都爱读武侠小说，而那么多那么多的欧洲人，几乎从小都爱读侦探推理小说呢？——起码从前是这样的。

爱读武侠小说的中国人，于休闲的同时，亦获得另外别的什么心得呢？

爱读侦探推理小说的欧洲人(六十年代以后的日本人，也开始爱读此类休闲小说)，其兴趣又为什么会维持至今呢？

显然，武侠小说的“文学气质”是反对旧秩序而且张扬民间正义的。

显然，侦探推理小说的“文学气质”是一种法制前提之下形成的“气质”。是协助法制的，是反刑事罪恶，破坏刑事阴谋的。是称颂法制智慧的。

因而，我们从克莉斯蒂的小说，以及由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中，除了看到大智慧的波洛，同时几乎必看到代表国家司法的官方办案人员。只不过后者们在波洛面前往往显得经验不足罢了。

在旧时代，人心向往武侠，向往清官。有道是：“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金庸小说反映的旧时代，武侠代表了人们的向往，难免带有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

茶馆里，大侠一剑挥去，威而恶者人头落地，听书的人们往往一片齐声叫——“好！”

读克莉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则肯定不能是集体的休阑，则肯定是静悄悄的时光。克莉斯蒂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也完全不必要有什么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

我们的记忆竟是这么的对不起我们！它使我们忘记我们在每一年最特殊的日子里所体会的那些欢乐，那些因欢乐的不可求而产生的感伤，如同小学生忘记老师的每一次课堂提问一样……

中国人盼望春节，欢庆春节，是因为春节放假时日最长，除了能吃到平时汲精力下厨烹做的美食，除了能喝到平时舍不得花钱买的美酒，最主要的，更是在期盼平时难以体会得到的那一种温馨，以及那一种生活中难忘的甜呀！

那温馨，那甜，虽因贫富而有区别，却也因贫富而各得其乐……

于是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杨自劳在大年三十夜仅仅为喜儿买了一截红头绳，喜儿就高兴得眺起来，唱起来……

一个人，只要是中国人，无论他或她多么了不起，多么有作为，一旦到了晚年，一旦陷入对往事的回亿，春节必定会伴着流逝的心情带给自己某些欲说还休的惆怅。因为春节是温馨的，是欢悦的。

那惆怅即使绵绵，亦必包含着温馨，包含着欢悦啊！……

金庸代表文学的一种功能，雨果代表另一种，林语堂代表第三种，而鲁迅代表最特殊的一种。市场经济更适合文学的诸种功能共存。所以市场经济不是文学的末日。作家应有重视任何一种文学功能的绝对自由。这样才有利于“百花齐放”。

那一种有时很荒谬的多义性，使我自小对“机关”二字心存惕悸。对被指称“机关”的地方，往往避之推恐不及。

自小常从武侠小说中谈到“暗道机关”四个字。

“机关”二字此处又指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错损人利己的狡诈。

“机关”二字既有以上的含意，与“机关”二字连在一起的人和事物，不是就也荒谬起来了吗？

在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人的观念所反对和拒绝和排斥的，其实恰恰是人的娱乐要求人的官能所需要的。在这种时候，这种情况下，只要那娱乐的要求并不低俗，观念让步于官能，并非什么可耻的事。

官能渴望吸毒，观念抑制官能，在类似的情况下，观念的坚定才是可敬佩的。反之，观念的顽固是令人不偷挟的，甚而是令人讨厌的。

一个自然的社会，是允许多种观念存在的社会，同时，是尽量满足人的多种娱乐需要的社会。

而娱乐的本质是为官能效劳，不是为观念服务的。

人类社会毕竟需用观念制约某些事物——但受此制约的事物，非越多越好；相反，越少越好。

越少，人越活得自然。

承认自己们在“文革”中是清醒着的、丑陋的可鄙的行径，是在清醒着的状态下发生的，比承认是在疯狂的状态下发生的需要更大的勇气。

却也更接近着“文革”的真实……

“左”是什么？“左”是怎样形成的？“左”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其实说来简单。

当时代需要某些人士的某种表态时，某些人士举起了顺应时代的表态的旗帜，此时他不左也不右，他只是在支持他认为的正确而已。

但是他假如由此得到了一套大面积的住房，他手中的旗帜因此举得更高，宣言的声调更高，这时他的支持热忱其实已开始脱离当时的单纯。

如果他还想拥有一辆车，还想坐到一个什么官位上去，还企图获得来自于更上边的青陈，总之还要讨到更大的实惠——如果他内心里揣着如此这般的许多私心杂念而蹦起高儿挥舞他手中那表态的旗帜，而喊破了嗓子表明他的支持和拥护，而由表现变得表演起来……

那么是否也是一种“左”呢？归根到底，“左”的原动力是不遗余力的自我标榜，所要达到的是个人目的，所要实现的是个人功利。

这么看问题，无论从当年拥护“大跃进”的人和今天自我标榜“改革派”的人身上，都同样可以看出“左”的马脚来。

近年我看的表演也实在太多了——从某些自我标榜的所谓“改革派”身上。

他们是“左”还是“右”亦或别的什么呢？……

女人是时代的细节。

往往，在被男人们所根本忽视的时代的褶皱里，女人确切地诠释了时代的许多副主题……

如果，男人们已使时代越来越像戏剧了，那么，女人们作为“细节”，请使时代有些文学性，有些诗性吧！

起码，请使它像音乐MtV吧！……

北京的一切大学，当然也和首都北京一样都是有名的。这一点你跟外省的，尤其经济发展落后的省份的农民很难讲得清楚。毕竟，近十年农民的儿女考上大学的多起来了。但你若告知他们自己的女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他们则就不免的顿时对你肃然起敬刮目相看起来，仿佛你作为父母的身份，在他们面前立刻变得高大了。他们道贺的话语中，甚至肯定会流露难以掩饰的羡慕，甚至不无嫉妒的成分。似乎你和他们，已是不同的父母。似乎你和他们之间的父母身份、父母地位，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以后根本不可逾越的差别。在他们那儿，意识是这样的——全中国的大学只分为两类。北京的一切大学概属一类，其它省市的大学皆二类……

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们，除了嘲笑的权力，其它权力都是用得不好的。故他们每将嘲笑的权力当成椎自己们才配拥有的特权，而且一有机会就滥用一下。在嫉妒之后，公然嘲笑使自己们心里产生嫉妒的人，不仅对大学生们，对任何别的人也都是大大的快感呀！我们几乎对任何一个女人都是可以称女士的，而只对又年轻又靓丽的女人才称女郎。

她发现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不能彻底掩饰起自己对某人或某事的真实心理。因而在各种人的各种心理纷纷呈现的场合，她的第一个本能是立刻避开。她明白别人掩饰不了的，其实自己也掩饰不了。她十分害怕自己的心理暴露在自己的脸上，像一份张贴了的考卷一样公布给别人看。

她第一次开始意识到——上了大学也许并不像她是高中生时所想的那样，是什么人生的历史性的重大转折。

人一自信，本无气质也有气质了……

大学一年级，对于普遍的新生，似乎意味着是经历了高考“黑七月”之后的一次长期的休假。每一个同学的状态，都是自升人中学以后最放松的。好比非洲草原上的角马们，经过千李万苦的长途奔涉以后，来到了水草肥美的地方。

与其受诱惑，莫如远避诱惑，不接近它们，不去想它们的存在。

有些话，是不能实说的。

伊索的寓言也可以换一种讲法，狐狸终于吃到了那串表面看起来非常诱人的葡萄，但一吃到嘴里就立刻连连往地上吐，还说：“果然酸！果然酸！看来表面诱人的葡萄确实不见得一定是甜的！”

女人光凭点儿小姿小色聚敛一百万还行。一千万也有可能。一个亿可能性极小。

当厄运突降在朝夕相处的别人头上，除了是敌人和仇人，普遍的人性，都会显出善良的一面。因为生命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使每个人都由对别人的怜悯而想象自己战胜厄运的可能……

在情欲横流和物欲横流之间，他们若不趁着她们的心思设流向后者之前亲爱她们，更待何时？等她们到了社会上，等她们的前一种心思变得理性了，等她们的后一种心思变得炽烈了，还有他们亲爱她们的机会吗？他们又能以什么贵重的东西做亲爱她们的资格和资本呢？而女生们的想法则是——离开了大学校园，社会上哪儿还有地方向自己提供如许多的亚当供自己选择实习爱情呢？大学校园里的亚当们的优点是浪漫——他明知你并不真爱他，明知你只不过在通过他实习，但却宁愿想象你是真爱他，宁愿配合你实习之——他们要一个吻一次拥抱做回扣的现实态度，远比要什么真爱更迫切。

一对对的恋爱实习生中，十之七八也只不过是在排练爱情。

脱贫在中国特色的理论上有百种千般的办法。但是对于穷困的农民，那些办法又往往的那么远离实际。

什么办法能使自己的家庭每个月多三五百元收入？而且长久，而且无比可靠，而且无风险？

这样的办法就是支持自己的儿女上大学。

百万穷困大学生毕业以后，如果就业颇利的话，就几乎等于中国有百万个穷困人家从而脱贫呀！

哲学如果不能指导具体的人生，哲学有什么用？我的哲学头脑告诉我，哲学的母体不是别的，正是钱。亚里士多德和拍拉图那种不为钱而为人类贡献思想成果的人，据我看来在地球上早巳绝种了。克隆都克隆不出来了！因为根本没有那样的基因了！……

她希望有人支持她的人生决定。有人支持，她才能自信她的人生决定是正确的、合理的，值得一往无前去实践的。她心理上才没障碍。

在世纪的最末一页，似乎每个人除了自身的命运，以及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再也分不出心思，再也不愿分出点心思关注他人的命运他人之事了……

中国人之人心，空间是开始明显地变小了。正如患脑血管心血管阻塞的人越来越多。

拒绝善意也是一种娇气！

怕自己的心长久地被内疚咬住了不松口。

女人一旦因为自己的情意不被重视生一个男人的气，她也就等于端起了一碗爱的糖水，随时准备畅饮了。

她整个人都似乎焕发着能烘暖男人心的温柔，和足以使男人心猿意马想人非非的抚媚了。

普遍的男人，其实都不敢以欣赏一个女人的目光大胆地久视她。这使她自己也每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人。

中国之革命的成功，其实主要是依赖了千千万万他们那样的人的参与。他们理念的简单，使中国之革命付得起一次次惨重的代价；他们动机的纯洁，使中国之革命在历史上显得无与伦比的崇高伟大。他们简单又纯洁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使中国之革命的洪流不可阴挡浩浩荡荡一往无前。

她拒绝，乃因她不愿意；她不愿意，乃因她本能地需要一份完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对丈夫的回忆，乃因她觉得那样的一份回忆，意昧着是丈夫遗留给她的宝贵的私有财产。她怎么会愿将自己宝贵的私有财产公开于人呢？

那是崇拜英雄的年代。在那些热烈、真诚，又人心亢奋火燥的日子里，她独自地、默默地、难能可贵地清醒着。以一位妻子对丈夫的深情怀念而清醒着。

看来感激也是件很累的事儿呢？但是被感激显然更累啊！

荣誉和钱一样，虽然是好东西，但得受之无愧！

大多数人一过六十岁，尤其大多数女人一过六十岁，就都变得没太大区别了。

大概是由于他那种落魄名人所竭力自保的穷酸猖士的风度吧。还有几句颇口溜形容他——远看是个讨饭的，近看是个捡破烂儿的，细看才看出是个画画儿的。

人在行善之时，离菩萨就极近了。行善是菩萨给人的机会。菩萨不但给了你修好行善的机会，还暗中助你。

烟是女人自卫的武器之一。

好色的男人不太敢对会吸烟的女人轻举妄动。他们常觉得吸烟的女人不太好对付。

一般而言，一个未婚女子即使为一个未婚男人失身了，“恨死池了”这句话也只不过就是恼其薄情寡义罢了，是并不包含有“羞”的成分的。以未婚悦未婚，在女子们想来，前提似乎总归是“平等”的。倘若那男子若是已婚的、有家室的，则无论是他设法儿预先“声明”，还是她自己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在女子们想来，事情仿佛便有了本质的区别似的。这时“根死他了”这句话，则便肯定要包含有“羞”的成分了。以未婚悦已婚，哪怕是两情洋洋互悦，哪怕是她一心取悦，似乎就都是前提不“平等”，感情上很吃亏的事了。再开明的女子，都是免不了要这么和自己较劲儿和男人过不去的。这一不“平等”前提之下的一拥一吻，仿佛都证明了女子的单纯男人的卑劣似的。这时女子的羞恼，往往又显得那么的胡搅蛮缠无道理可讲……

豆荚里的豆子都是差不多的。但人心里的爱却是各式各样的。

“女孩儿”这一种模糊的说法，已经具有了黑色幽默的意味儿。

当年的女孩儿真不幸。她们是女孩儿的权力被剥夺得太早了呀！被时代的手掌一推，就狠糟里槽懂的，狠不情愿的，也狠有点儿不知所措地——直接从女孩儿变成了所谓“大姑娘”！她们如花季的少女阶段，被大人们颇不以为然地，像裁缝剪掉衣样多余的边角似的，胸有成竹地一剪刀就给剪去了……

谎话的“利息”是最高的。正如所谓“驴打滚儿”的利息。到后来那利息也就远远商出了前账本身。每一次新的谎话确实能把人从难堪之中“拯救”出来，但接下来你立刻便会陷入债台高筑的一筹莫展……

谁说人不应该嫉妒朋友呢？不应该的事这世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而嫉妒朋友的人也几乎在一切人群中都存在着。那一天我体会到了嫉妒自己最好的朋友是怎样的一种心理。我想它肯定比嫉妒敌人要强烈十倍，引起的痛苦也要剧烈十倍。

理性超前地在我少年的心里结霜。

那是自己对自己的明智，也是自己对自己的冷漠无情……

十八岁的我仅三次握过女生的手。那感觉后来沉淀在我的记忆里，变成了对一个姑娘的印象的化石……

我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泪流满面。

我的初恋穿插进别人的初恋中，好比鸽子错落在别人家的窗台外。我只有朝很远的地方飞去了，但我会记住那别人家的窗台。

人有按照自己的愿望靠自己的天赋选择职业的权力。

有些权力，后来的时代还可以重新还给人。

但是另一些权力，显然的，在人年轻时被剥夺了，也就等于终生被剥夺了。

自知是盾，赞美是矛。但若用赞美这柄矛刺自知这块盾，则几乎，不，不是几乎，则一概地没有不被刺穿的。从帝王到庶民，从圣人到小人，都同样地经不起赞美。相对于赞美这柄矛，自知这块盾往往都像是画了蒙人图案的纸板做的。

我被出卖了——这一种意识像误食了一大口芥荣的感觉。吐已经晚了，芥菜被唾液所稀释，大部分咽下去了，其辣直冲脑顶。

钱对一个家庭如果太重要了，这个家庭就设法儿不充满与钱有关的琐碎又庸俗的内容。

他觉得钱具有某种非常邪性的魔力，人一旦内心里开始总寻思它，那就会对别的任何东西丝毫也不感兴趣了。

即使出于好心，多事儿的下场也往往是落埋怨。

小人和好人的名字，后来渐渐的都忘却了，心中仅存着些永久的伤痕和不明所以的人生温馨罢了。那位校长是他近年又有幸逢识的好人。他和好人已经久违了，他常想对方可能是他此生所逢所识的最后一位好人了。他要求自己永远牢记住对方，到死那一天也要祈祷上苍保佑好人一生平安。但是他再也没去见过对方。

人长大了意昧着能够看穿某些事情的真相了，而人成熟了则意味着明明看穿了也不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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