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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溅血的武士刀·日军屠杀录》 正文 前言 《溅血的武士刀》（原名《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是一部记录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期间，主要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的八年间，在中国制造的大屠杀事件。这本书搜辑日军屠杀我国同胞的惨案史料共51篇，大多是各地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调查核实后整理编写的，作者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访问了今天还健在的惨案幸存者，翻阅了众多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并查证了当时的报刊通讯报道和历史文件、档案，因而本书的史料是真实可靠的。 不过要向读者说明一点，这本书仅仅是反映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屠杀暴行的部分事件，51篇中多数是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民千人左右的典型案例。所谓典型案例，是侵华日军对我们一个村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城，在一次、一个时期所制造的大屠杀惨案。在那个血洗中华大地的黑暗年代，侵华日军一次屠杀我国同胞几人、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甚至数万人的惨案，何止千万件！ 以中国敌后战场为例，在八年抗战中，日军屠杀敌后解放区人民过数百万人，据不完全统计：晋绥边区有15万人被杀，晋察冀边区有48万人被杀，冀热辽边区有35万人被杀，晋冀鲁豫边区有98万人被杀，山东区有90万人被杀，苏皖边区有24万人被杀，中原区有7万人被杀……如果加上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被屠杀的人数就更多了。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伤亡2100多万人，其中1000万人死亡，财产损失过600多亿美元。请读者注意，这个庞大的死亡数字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我国城乡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包括老弱妇孺在内，他们都是被侵华日军任意残暴屠杀而死的。 可见，这本书所刊载的惨案材料，只是侵华日军屠杀我国同胞的部分案例，就是本书附录《侵华日军主要暴行简记》，也不过是百人以上的部分案例。因为时隔四五十年，许多历史资料散失、惨案幸存者大多已经去世，加之当时侵华日军的屠杀暴行往往是秘密进行的，今天要把日军大屠杀真实情况全部记录在案，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中国近代历史来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上最光辉最壮烈的篇章。中华民族这一伟大历史史诗，是用中国人民的鲜血谱写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宏伟大厦，是我们无数先辈的尸骨奠基的。 侵华日军在中国到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已为中外人士包括日本人民所公认，也为大批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官兵所证实。 但是近些年来，日本却出现了那么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妄图篡改他们的侵华罪恶历史。曾经担任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茨大将，对自己所犯的战争罪行不是悔过，而是厚颜无耻地吹捧，在他的《回忆录》中，公然矢口否认他指挥的侵华日军实行“三光政策”，他吹捧自己始终是信守“戒烧、戒淫、戒杀”信条的。他说“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茨的可烧、可枪、可杀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纯属无稽之谈，毋庸置辩。”还有一个叫船引正之的，曾任侵华日军的师团长，他在1960年6月10日发行的《政界往来》一书中，撰写了《对皇军充满污辱的误解》一文，说“‘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生搬一方面的史料，并然有介事地予以发表，实为可笑。”“再说，这个三光政策与事实完全相反。”“这样轻率的史书长此泛滥下去，将给青少年带来何等影响。” 更有甚者，日本还有人著书立说。竭力否认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说日本在中国并没有制造屠杀惨案，日本战犯松井石根的幕僚中山明曾于1972年出版《日本无罪》一书，1984年出版了橘川学的《日本不是侵略国》，1935年出版了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否认日本侵略军血洗南京的事实。日本也有人说，日军在中国制造的惨案，都是虚构的“神话”，甚至说东京的审判是“冤狱”，被判死刑的日本战犯是“英雄”。日本的铃木明所著《南京大屠杀之虚幻》（文艺春秋，1972年日文版）一书，竟然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造谣”。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部替战犯开脱罪责的书，却得到了“大宅壮一奖”。当然，这股翻案风在日本不过是一小股逆流，但也从反面说明了出版《溅血的武士刀》一书是非常必要的。 今天，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及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巩固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加强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保卫世界和平，把那个不堪回首的历史真实情况，记录在案，传给后人，只有百利而无一害。 当然，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历史，反对记仇积怨，不让过去的不幸妨碍现在和今后的友好合作，但也决不容许歪曲历史，为侵略者翻案，特别是对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加以纵容和庇护。 中国古人有一句名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日两国人民都应该记取。中日两国人民要永远友好下去，要靠新的一代不断努力和发展，然而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战争，只能从历史书上看待历史，如果历史有了空白和谬误，那么，就容易被谎言所欺骗。战争的幸存者有责任有义务把历史的真实面貌留给后人。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任何笔墨都难以记录下来的。对日本人民来说，这场战争的灾难也是深重的，千千万万的日本孤儿寡母就是人证。正是日本战犯强迫他们的丈夫、儿子身亡异乡，家破人亡。因此，中日两国人民都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 中国抗日战争史，已有历史学家正在编著，我们编辑《溅血的武士刀》，只是给这样的历史书提供一些史科，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如果这个愿望得已实现，那么，本书的作者，编者将会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里要说明一点，我们收集的侵华日军暴行材料非常不全，书中史科可能还会有错漏和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正文 第一章 抚顺平顶山大惨案（1932.9.15-16）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称为“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从开始踏上我国国土的时候起，就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残酷的血腥屠杀，1932年9月16日，震惊中外的抚顺平顶山惨案，就是日军屠杀东北同胞的一例。 平顶山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南郊，西露天煤矿东部，距市区约4公里。这个地方原是一个小土山，由于西露天矿向东延伸开拓，这块荒地就被利用起来。日伪当局允许矿工在这里搭盖简易房屋居住，逐渐形成了一个村庄。起先大家对新的村庄叫不出名子，后来几位老人说，这里原是小土山，慢慢被挖平了，大家就把这个堡子叫平顶山了，平顶山由此得名。这个堡子里住有400多户人家，3500多人，大多数是矿工，还有钟表铺、当铺、杂货店和其他饮食业等店铺，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日军野蛮侵华行径和国民党不抵抗主义政策，激怒了东北爱国同胞，纷纷拿起武器，组成了抗日义勇军，称为东北抗日联军。1932年9月15日，即农历中秋之夜，一支辽东民众抗日自卫军（中路自卫军），路经平顶山村，袭击了日寇杨柏堡采炭所，并处死了日本杨柏堡采炭所所长渡边宽一，捣毁了日本侵略者用来掠夺抚顺地下宝藏的采矿机械，给日本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驻防日军气急败坏，大施淫威，为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抚顺日军守备队制定了血洗平顶山村的屠杀计划。 第二天（16日）清晨，日本宪兵队分遣队长小川一郎和日本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率领大群日本鬼子秘密进袭平顶山村。大约这天上午11时，日本宪兵队和守备队近200人全副武装包围了平顶山村。先是以照像为名哄骗群众，继而以刺刀相逼迫，将平顶山村400多户3000多无辜居民，全部驱赶到平顶山南端的一块草坪上。同时，纵火烧毁了全村民房。在熊熊烈火和冲天浓烟之中，人们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吞噬，预感到一场更大的灾难就要降临，大家不顾一切地往包围圈外冲去。突然，原来罩在6挺机枪上的黑布揭开了，刽子手们开始向人民群众疯狂扫射，步枪也从四面八方射来。在弹雨之中，赤手空拳的老弱妇孺纷纷倒毙，霎时血肉横飞，血流成河。不知是谁大声呼喊：“乡亲们，咱们不能等着死，跑啊！”愤怒的人群，又一次企图冲出重围。可是北面有铁刺线杖子，西侧是二、三丈高的陡崖峭壁，南面架着机枪，东边是持枪射击的日本兵，手无寸铁的人们，怎能摆脱日本鬼子事先布下的罗网！转瞬之间，一排一排的人群倒下去了，老弱妇孺的哭叫声和受伤者的惨叫声、咒骂声，连成一片，整个平顶山淹没在疯狂的大烧杀之中。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3000多赤手空拳的同胞的鲜血流成了河，整个屠场变成了一片血海。 枪声停止后，鬼子兵听到杀人场没有什么动静，以为群众全部死光了，蜂涌上车准备开走，当最后一辆车刚刚开动，突然发现死人堆里还有低微的呻吟声，于是，日本鬼子又重新开进屠场，进行了第二次屠杀。手持刺刀的鬼子们不管倒地的死人活人，都往腹部深刺一刀。有个兽兵以杀人取乐，专在妇女的阴部猛刺，把肠子都挑了出来，有的则专挑孕妇的肚皮，把腹内没有出生的婴儿挑出来，甩到半空中。尤其残忍的是，有些孩子呼爹唤娘，爬来爬去寻找自己死去的爸爸妈妈，日本鬼子走过去“哈哈……小红胡子，往那儿爬！”，一刀插进去，高高举枪往后一甩……。就这样，大屠杀直到傍晚才结束，历时3个多小时。 第二天一早，日伪汉奸雇了一帮人，用火钩子把全部同胞尸首钩到山崖底下垒起来，其中还有没死的重伤号，也同死人堆在一起，浇上汽油焚尸，之后用炸药把山崖炸崩，掩埋未烧尽的尸骨，以掩盖他们万恶的滔天罪行。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平顶山惨案的真相。这次惨案被枪杀的3000余人中，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400多户人家几乎被灭绝，800多间民房被烧毁，整个平顶山只有二、三十人死里逃生。 全国解放后在抚顺露天煤矿工作的方素荣同志，就是在平顶山惨案中死里逃生的一个。那时，方素荣是个不过7岁的女孩子。她究竟怎样逃出来的？请听听她向采访者的控诉： 一天夜晚，日军驻扎抚顺的兵营遭到袭击，日本军官恼羞成怒。当他们知道袭击日军的义勇军曾在郊区平顶山村子里住过，并在这里作了袭击前准备工作的时候，日军驻抚顺的守备队长大发雷霆：“土匪住在那里，为什么不报告？村民肯定都是通匪的，把他们通通杀掉！”他下了屠杀全村的命令。日军宪兵和守备队为使村民无一人逃跑，他们制定了狡猾的毒计： “全体到广场集合，给你们照像！” 日本鬼子兵包围了整个村子，宪兵们挨家挨户地搜查。人们刚刚吃完午饭，突然看到武装宪兵闯进家门，都吓坏了，有的想法逃跑，被当场打死了。 方素荣的父亲从窗户跳出来，想冲出去，不料鬼子已团团围住家门，没跑出几步就被枪弹打死了。她的妈妈伏在血泊中的爸爸身上痛哭失声。爷爷为了孙子、孙女的安全，左手领着方素荣，右手领着她的弟弟，跑到外面随乡亲奔逃，妈妈看到爷爷走了，也只好抱着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跟了出去。 全村男女老少一片哭喊声！男帮女，老拉幼，向广场走去。广场已被手持刺刀的日本兵严密地包围起来，看来连个蚂蚁也爬不出去。广场中央，立着用黑布蒙上的像是照像机似的东西，人们一个接一个来到包围圈内坐下来。 已经听不见村里野蛮的叫骂声，全村的人全部集合在广场了。随着队长的口令，蒙在“照像机”上的黑布被拿掉了，露出来的原来是一挺挺黑油油的机关枪。大家不约而同的“啊呀”一声！当大家意识到上当的时候，机枪的子弹已经不停地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倾泻，喷出一串一串火舌。人们发出悲惨的喊叫，在雨点般的枪弹下纷纷倒下。 方素荣的妈妈怀抱着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背对着机枪站着。她和婴儿的胸部都被无情的子弹打穿，倒了下去。爷爷拉着孙子、孙女正回头看时被打中，咚地一声倒在孙女身旁。枪弹打中了爷爷的腹部，但爷爷挣扎爬到方素荣身上，把她压在自己的肚子底下。爷爷的鲜血流在方素荣的脸上、手上。还有许多子弹穿过爷爷的尸体把方素荣打伤了7处，幸亏都是擦伤。方素荣幼小的心灵，是那样地恐怖，但她忍着疼痛，晕死过去，躺在那里。 在震耳的机枪声中，数千条生命在不长的时间内几乎全部死亡。广场变得宁静了，成了一片血海。又过了一会，广场里响起了痛苦的呻吟声。日军队长又下了一道命令，鬼子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尸体中挨个的捅。日本兵的皮鞋所到之处，又传来“啊！”的惨叫声。为了保存自己一息尚存的生命，装死倒在那里的人们，在被刺的一瞬间，忍不住又惨叫起来，这是无辜居民留在人间最后的声音。 一直抱着爷爷大腿的刚满三岁的弟弟，看见日本兵，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跑上来的鬼子兵用刺刀一下戳进弟弟的脑袋，把他从方素荣面前扔了出去。方素荣说： “从我弟弟头上喷出的是鲜红的血和豆腐脑儿似的血色脑浆汁。这惨景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不久日本兵的脚步声消失了，只听到没有完全断气的轻微的呻吟声。入夜后万籁俱寂。苏醒过来的方素荣，在爷爷冰冷的肚子底下哭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她从爷爷的肚子底下爬出来，顺着山坡下了山。为躲避日本鬼子，她踏上了荒僻的小路。她一步一步向前走着，感到分外悲伤和疼痛，又放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走，不知走了多少路，大约在上午10点钟左右，遇到一个赶马车的大叔。他看到浑身血迹的方素荣，马上就知道她是从平顶山上逃出来的，立即把她藏在马车的干草下面，带到家里。 从此，方素荣开始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大叔给他的伤口敷上药，还亲切地问了她爷爷的名子，然后说：“是方老的孙女吗？那就不要害怕，你伯父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当天晚上，方素荣被送到伯父家。但是，伯父是个很贫穷的佃户，没有一个孩子。如果突然增添一个小孩，怕被伪满人员怀疑，报告日本鬼子。因此，伯父在白天把方素荣藏在高粱地里，晚上再背回家。如果正巧家里来了人，就把她藏在贮藏室里，她连一声也不敢吭。7岁的孩子，就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持续了三年之久。方素荣的伯父家生了一个小孩，她才以被雇来看小孩的身份公开在人们面前露面。 另一位死里逃生者叫任成玉，请看她在全国解放后的1964年所写的“控诉书”： 我叫任成玉，今年64岁，平顶山惨案距今已有三十多个年头，当年我家住在平顶山村，家里有6口人，有孩子他爹，3个儿子和1个女儿。孩子爹有病在家，靠大儿子在日本岗楼当“小孩”，听电话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无恶不作，到处镇压中国人民，激起了中国人民不断的抗日斗争。农历八月十五日这天晚上，抚顺的抗日组织大刀会直奔永安台的日本住宅，路过平顶山村后，打死了值班鬼子，烧了鬼子的卖店和岗楼，给大伙出了气，可惹翻了鬼子，说：“平顶山人统统都是胡子！”第二天，灭绝人性的鬼子就开来了汽车，端着枪，对平顶山3000多人进行了血腥大屠杀。 俺家当时住村南头，农历八月十六这天上午10点多钟，我大儿子上村北头，就看见鬼子挨家挨户的赶人，说是叫搬家，堡子四周都给卡上了，里不出，外不进。我大儿子一看就急忙跑回家送信。我寻思让搬家就搬家呗，小鬼子啥名堂都干得出来，这会儿还是逃命要紧。我赶紧收拾眼前的东西，连鞋都没来得及提，抱着我三个多月的小儿子，领着孩子，一家人往外走，一直被赶到西山根底下牛奶房子跟前停下来。俺们一出村，堡子里的房子就被鬼子放火点着了。 我这才停下来喘气，正提鞋呢，眼瞅着一个30多岁的妇女，因为是小脚走得慢，鬼子就用枪把子使劲的往她身上打，我往东一看，日寇守备队端着枪，逼着人群一个挨一个站成排，把人都围在里边。这时人们预感到不好，鬼子要下毒手了，人群里孩子的哭声，大人的喊叫声连成一片，想跑也跑不出去呀！当时我公婆在大官屯住，听说八月十五晚上平顶山出了事，第二天领着外孙子和外孙女来看俺们；结果也同样没有逃脱这场不幸的灾难。 大伙一家一团的聚坐在一起，等待这场即将降临的祸殃。一会儿的功夫，四周的机枪就哒哒的向人群扫来，人们就一个压一个的倒下去。枪一响，俺们就趴在地上，当时我大儿子压在我的身底下，二儿子离我不远，头朝东，老伴和我女儿头朝南，我抱着三个月的小儿子头朝北，一动不敢动地趴着，枪打响之后，我睁眼一看，由于人太多，一个压一个，我们一家除了我大腿被枪子擦破一块皮以外，谁都没有受伤。这时孩子他爹睁开眼透过缝隙一看说：“这鬼子才狠哪，杀人了。”我怀抱的小儿子，连吓带饿哭叫起来，二儿子对我说：“妈，你给他吃奶吧。”我说：“吃什么，鬼子杀人了。”正说着，鬼子就过来了，一刺刀就挑死我的老伴，接着一刺刀挑在我大儿子身上，他没动弹，鬼子看了看说：苦力，又一刺刀下去，我大儿子哽哽两声就不行了。这些没有人性的畜性，就连三个月的小孩也不放过，他们把刺刀从我大儿子身上抽出，照我的小儿子，扑哧一声挑下去，挑了起来，嘴里说：“小孩！”把他甩到山上去，血流得我满脸满身都是，鬼子以为我死了，用力蹬了我一脚放过去。轮到我女儿，鬼子大概是捅累了，以为我女儿死了，就把枪把触在她的脊背上歇了一会，我当时又气又恨，恨不得一下子起来和鬼子拼命，可瞪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样鬼子一个多小时来回扎了两次，死的就更多了，直到下午，鬼子才走。 鬼子走后，我女儿和二儿子就爬起来吆喝我：“妈，咱们快走吧！”我答应着，由于脚不听使唤，挣扎着爬了起来，往南一瞅，人死的一大片呀，死尸直拌脚。这时断脚、折胳膊没死的，都挣着住外逃。有个姓冒的老头，两口子，一个10多岁的男孩，被刺的下半身不能动，渴的没办法，对他妈说：“妈，给我弄点水喝。”冒老太两只手腕都被刀刺伤，忍着痛，强挺着回去提了一壶水给儿子喝。这一壶水，就有20多个伤员喝着！老冒头已死了，老冒太又受伤，背不动她儿子，一直陪到天亮，一看她儿子活不成了，又怕鬼子再来，只好含着眼泪逃走。 我站起来踏着层层的尸首往前走，我看见有往山上爬的，我也朝山坡上爬，忙乱中和二儿子走了两岔，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逃出来后，就住在我姐姐家，每天给别人做饭，洗衣服干活，维持生计，直到全国解放后才过上了幸福生活。 惨痛的历史是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的。 解放后，党和人民为了悼念被日本帝国主义枪杀的3000多名平顶山同胞，于1951年修了纪念碑。1971年，中共抚顺市委决定兴修“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重修“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1972年9月16日，平顶山惨案40周年时，遗骨馆正式建成。在遗骨馆前，沿着平顶山的断崖，修筑了宽阔的石阶137级。顺石阶而上，满山碧绿，鲜花争艳。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矗立在开阔的平顶山上。碑身用白色花岗石修成，镶嵌着黑色大理石的碑文。碑高19.32米，象征着抚顺人民对1932年平顶山殉难同胞的沉痛悼念。1973年3月5日，正式对外展出。十多年来，已接待了国内外观众309万多人次。其中仅1977年以来的统计，就有日、英、法、美等12个国家及港、澳、台同胞7181人次。在国外观众中，大多数是日本人，其中一个日本友好代表团参观后曾说：“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参观遗骨馆，看到了侵略战争是怎样的残酷，我们要为争取和平作出努力，不能再使这类事件重演。”一位日本知名人士参观后留下了诗句： 白骨累累，盖地表。 母抱婴儿，壮扶叟。 勿忘邦人，昔年债。 惩前毖后，劝友好。 <hr /> 注释： 正文 第二章 阳高城惨案（1937.9.9-12）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向中国人民发动了野蛮的武装侵略。有多少无辜的男儿被屠杀，有多少妻女被蹂躏，有多少宝藏被掠夺，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今天，有志于振兴中华的人们，请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不要忘记我们民族的耻辱和仇恨。这里记述的是山西省阳高县城被侵华日军血腥屠杀的事件，它是千万个惨案中的一个。 战端一开，蒋、阎指挥下的什么李服膺、高桂滋、陈长捷等部队不断路经山西阳高，开向察哈尔柴沟堡、张家口方向，据说要依靠天镇县永嘉堡盘山地区构筑国防工事，据守抗战。全城老百姓看到他们荷枪实弹，一队一队地开了过去，虽然对他们的豪言壮语将信将疑，但出于抗战的热忱，觉得只要能抵挡一阵，也不失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因此，本县的商会动员米面店加快磨面，把一袋一袋的白面一车一车地送到他们驻地。但是，曾几何时，蒋军也罢，阎军也罢，在敌人面前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一个从前线退下来的李服膺师的医官说：“队伍还没到张家口，还没看见日本鬼子是什么样子，就叫撤退。过洋河时连电台都丢到了河里，真是好不狼狈。” 日寇长驱直入，横冲直撞，北平、天津、南口等地相继失守，正沿着平绥路进犯。人们亲眼看到蒋、阎败军纷纷溃退下来，涂有膏药旗的敌机几乎每天都来空袭，少时20多架次，多时60多架次，在空中嗡嗡地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向地面扫射、扔炸弹。可是时隔不久，县太爷、达官贵人带领员属们，借口防空下乡办公，溜之乎也。更令人不解的是，临近县城失守的前两天，警察局长也不见了。见此情形，老百姓无不愁肠满肚。但人们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说：“我们久居城市的人，下乡狗也要咬，只好呆在家里看看再说。”也有的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日寇入侵，烧杀抢掠，奴役人民，是他们的本性，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至少应下乡暂躲一时，避其锋芒，尔后再说。 这时，前线的战况频频传来，就在县城沦陷前二、三天，阎军72师的一个团从前线退下来，驻进县城，虽已溃不成军，但还装腔作势，扬言要“与城共存亡”。他们抓民伕挖工事，堵城门，索粮要款，不一而足。三个城门，堵了两个，只留西门，出入还要通行证。 9月8日，已经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敌机一连来了两批，轮番轰炸扫射，城里城外的群众都有伤亡，人们处在惊恐之中，也有一些胆大的男子汉，三五成群地蹲在街头巷尾，谈论着即将临头的大难。人们对前线和驻城守军的退敌问题，已经毫无幻想。有些从前线退下来的士兵和个别下级军官也在一旁参加议论，有的气愤地说：“守城，守个屁！当官的都是怕死鬼。敌人进到盘山地区，据守国防工事的阎军，整连、整连地由当官的带头爬出工事，屈膝投降，结果都做了日本鬼子的活靶子。如果他们带头抵抗，哪个当兵的不和鬼子狠狠拼一场。” 骚扰和动乱，把人们的心捣碎了。稍有主意的收拾收拾钻了山，没主意的象断了线的风筝飘流在街上…… “咳！阎长官，算是黑疸了，等着谁来了给谁纳粮吧！” 一座两万人的城镇，象死一样的沉静。不到晚上，老百姓的大门早已关上了，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守门的狗好象也有灵感，似嗅到了什么不祥之兆，不敢妄吠一声。在这可怕的寂静中，紧张、慌乱、恐惧，象扼住了每个人的咽喉，谁也不愿意多说一句话，都在默默地、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腥风血雨的到来。 午夜过后，突然，一颗炮弹嘶叫着划破寂静的夜空。东洋强盗的坦克、汽车、摩托车，把阳高城包围了。顷刻，枪炮齐鸣，喊声大作，敌人开始攻城了。 扬言要“与城共存亡”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吓得丧魂落魄，胡乱地扔了一阵子手榴弹，屁滚尿流，越城夺路而逃。阳高，就这样落入日寇侵略者的手中。 然而，就在城陷民危之时，有个叫孙存仁的人却演出了一场欢迎日寇的丑剧。此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投机钻营之徒。1927年，他带头欢迎过奉军，得到奉军头目的赏识，赐他一顶支应局长的头衔。数月的光景，孙存仁的腰包里也满了，一个穷光棍转瞬间变成了小富翁。这时，日本鬼子打进来，他以为发财的机会又到了，便早早地跑到大街上，又敲门，又喊叫，让商店铺户张灯插旗欢迎日本兵。直到现在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孙存仁，昝大个，拿着旗旗欢迎日本兵”。现在听起来好象荒诞离奇，可当时不少善良的百姓却受这个跳梁小丑的蒙蔽，从东街、南街到西大街，一路上聚集了数百人，跟着他向西门而去。 9月9日，日军人城，在西大街，商民遇上鬼子的先遣队，孙存仁带头呼喊口号，“欢迎大日本皇军”，日军不了解孙存仁的“好心”，立即警觉起来，如临大敌，疏开队形，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把群众包围起来，逼着他们向城中心前进。一路上、挨户抓人，零星行人也不放过。有个开炭栈的名叫阎友，早晨去看望老母亲，被鬼子发现，追到一个小巷里，将他抓住。日本兵把群众统统驱赶到北大街口，勒令跪下，不准动弹。此时，日寇大队人马已入城，大街、小巷以及所有空场塞满了鬼子的坦克、大炮、汽车、洋马和鬼子兵。沿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敌酋下令：“抓到的人，如无人保释，一律格杀勿论”。后来日寇只将人群中两三个有声望的长者释放（如知识界的一位梁老先生，商业界的孙掌柜等）。 数百名善良百姓在鬼子的逼迫下跪着，又饿又渴，饥痛难耐，却不见有人过问。直到过午时分，鬼子耍了个花招，把青壮年和老幼分开。人们惊恐万状，不知鬼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无不引颈顾盼，期望得到保释。有些老实人说：“跪着吧，只要不杀，跪一阵子也行”。但也有些机灵的年青人，偷偷地钻进临近的大门内跑了。有个卖肉的李拐子叫他儿子老老实实跪着，儿子不听，瞅空跑了。约下午4时许，鬼子兵押着青壮年象驱赶羊群似的向西南大街走去，究竟到哪里去，要干什么，谁也不知道，人们吓得连脚都抬不起来。凶恶的日寇“叽里噜嘟”地呐喊着，驱赶着。当人们走到南大街的寺巷口时，有个胆大的青年突然离开人群，向巷里撒腿就跑，一个鬼子发现后端枪就打，那个青年应声倒在血泊之中。这一来，人们才从幻想保释的迷梦中醒悟过来，知道鬼子要下毒手了。霎时间，人群象开了锅的水四处冲撞，乱作一团。当人群被驱赶着走到南门外的瓮城，下令再叫人们跪下时，人们象发了疯似的拼命地向端着枪的鬼子冲去，挣扎着，呼喊着，想冲破死的罗网。善良无辜的人们，在罪恶的枪弹面前，一个个、一群群地倒了下去。 鬼子兵的残暴达到了极点，他们用刺刀直穿，马刀横劈，白刃进去，红刃出来。人们红了眼，完全忘掉了死是什么？从血泊中，死人的身子底下爬起来了，赤手空拳扑向敌人，并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血染在刀口上！“中国人你们是杀不完的！”卖猪肉的老刘夺过敌人的枪一连刺死了三个鬼子，壮烈地倒在了地上。死难同胞的尸体横卧在洒满了他们辛勤汗水的土地上。 在机枪狂叫的时候，有的父亲把儿子压在身下，哥哥把弟弟搂在怀里，以自己的肉体掩护了亲人的生命！还有极个别的青年在混乱之中挣扎钻进马神庙，爬到天花板上隐藏起来。就这样有极少的人幸免于死。在敌人不再看管现场的情况下，从死尸下爬出来，从天花板上爬下来，逃出城外。有一个叫赵连堂的青年农民，他后背上还带有一颗没有穿透骨头的机枪弹头。这一次惨遭枪杀的群众有600多名。过了数天，敌酋才允许将尸体就地掩埋。 万恶的日寇并不以此而满足，接连三天三夜大肆清乡。特别是9月11日这一天，敌酋下令：“明天中午12点要大清乡，男子凡无良民证的，均以便衣队论处，格杀勿论。” 那个拒不保释人民群众的商会会长刘藻，置人命于不顾，在填写“良民证”的时候，他让人们象描花一样，扣上碗圈，划上格子，然后填写，还要加盖日酋“噪”的章子等等。这么多繁杂的手续，可想一夜能填多少。恰巧天不作美，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人们为了活命，都在商会拥挤着，等待着领取“良民证”。一夜过去了，“良民证”没有发齐。上午10点，敌人就出动人马清乡了。穷凶极恶的鬼子兵挨门挨户搜查，冬冬的砸门声，叽里嘟噜的骂声，妇女儿童的哭叫声，交织在一起。凡是没有得到“良民证”的男人，都被拉出去就地处死。有的刀砍，有的枪杀，有的用刺刀戳死。血腥的屠杀，令人目不忍睹。许多妇女为了保全丈夫的性命，面对敌人的枪、刺刀的威胁，奋力争夺。野兽般的日寇哪能刀下留情，有的全家被杀绝，无一幸免。在南街一家商店，日寇把18个男人逼赶到西南大街的一个公厕坑边，先是用刺刀捅死，然后推倒粪坑边的土墙，把18个人全部压在里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仅这个公厕周围就横七竖八地躺着100多具尸体。仅是悬楼底街五个门内，就被杀死30人之多。南街小书铺有个青年，日寇将他的头砍下来扔进煮饭锅里。鬼子兵说杀的是“便衣队”，反正老百姓都穿的是便衣。说是没有“良民证”的要杀，其实有“良民证”的也有被杀的。这一天，日寇究竟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据估计至少有四、五百人之多。 在日寇的血腥屠杀中，一座两万人的县城简直变成了死城。至于幼女、少女惨遭奸污蹂躏的，更是难以言状。有的被摧残致死，有的因抗拒被杀。东街有个姓郝的（郝天福）一家女、媳，因忍受不了日寇象野兽一样的昼夜轮番摧残蹂躏，感到没有活路，第二天晚上，全家13口人到马家园的关帝庙附近，用绳子互相拴在一起，集体投井自杀。他的大女儿、女婿见一家人如此悲惨死去，绝望中，二人也跳进临近的一口井内自杀。次日，兽兵又去发泄兽欲，因找不到人，逼着同院一个姓王的青年去找，哪里能找得到呢？无辜的青年也被兽兵用刺刀捅死。在阳高城，如郝家15口人含恨而死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不几天，日寇大兵团攻击部队已向大同、雁门关前进，继之而来的警备队、宪兵队、宣抚班等，以“恩威并济”，“以华治华”的手段，在大屠杀之后，绥靖地方，宣传“皇军仁政”。在同胞血迹未干，亲人悲痛欲绝的时候，稍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的人，无不咬牙切齿，痛恨万状，谁能听日寇的鬼话，俯首事敌。但也有一些无耻的败类却从阴暗的角落钻出来认贼作父，为虎作伥。 有个投机分子叫任子纲，自告奋勇当了伪自卫团长，整天带着一帮人，手持木棒，在县城里到处巡逻。他为谁自卫、为谁巡逻，难道还不清楚。他们对人民群众滥施淫威，在日寇面前奴颜婢膝。有一天，日寇宪兵队长在旧三府衙门的广场给老百姓训话，中心放了一排方桌，方桌上又放桌子，桌子上再放凳子，带着少校军衔的宪兵队长就站在最高的凳子上，下面以次站着三个人，二层是朝鲜翻译，三层是伪满翻译，最下就是那位所谓的自卫团长。他穿着绸缎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神气活现地站在最下层的那个凳子上充当翻译。日本鬼子说一阵，先是朝鲜人翻译，然后是伪满翻译翻，最后是那个四等奴才翻译。他根本不懂得日本话，只得胡编乱造一气。宪兵队长嚷了一个多小时，可人们只听到他反来复去地说了两句话：“大日本皇军——给我们谋福利——造幸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请看日寇汉奸是什么样的“仁政”！ 直到三个月之后，死难者的家属花了不少运动费，除领一名死尸花洋50元外，还得承认：第一，“你的人是该死”；第二，“这是‘皇军’为了保护你们，才杀死你们的儿子或丈夫的”；第三，“不准哭叫”。老百姓咬着牙，吃苦咽泪地应允了后，才把那些血肉模糊、尸体残缺的亲人抬到了家里，把泪咽到肚里，把仇记在心上埋葬了。 每逢农历八月初五这个血腥的日子，敌人还无耻地满街张贴“喜报”：“皇军在该地为民除害，歼灭‘土匪’1000余……”老百姓和死难家属，闻言莫不翻肠挖心，咬牙切齿地咒骂日本强盗。 1945年八路军第一次解放阳高时，正是农历八月初五这个悲惨祭日的前夕，群众知道八路军是抗日队伍，纷纷到政府请求：“许不许我们哭一场？”人民政府赶紧答复：“可以哭！可以哭！”当他们勉勉强强憋着气出了县政府的大门，便放声嚎哭起来。 农历八月初五的第二天，全县群众召开了追悼大会，西门外搭起了蓆棚，耸立着烈士纪念塔，摆着各机关团体送来的花圈。离会场不远便是那1000余人埋在一起的坟丘。坟的四周，放置了花圈，妇女儿童送来的纸花，象仇恨的种子撒了满地。死难家属代表，当地绅士张先生登上讲台：他讲到：“我全家5口人两个儿子被杀，儿媳妇给留下个小孙孙改嫁了，现在老两口守着五岁的小孩生活。”因伤心过度，泪从枯眼中流出，又从嘴里进去，哽咽说不出话来。当时马云章县长讲道：“同胞遭惨戮，令人寒心”时，全场群众同声大哭，八年来的泪，今天才算痛痛快快流出来了！千万个人的声音合成一个声音：“报仇！报仇！报仇！” 正文 第三章 记天镇城“八八”惨案（1937.9.12-14） 1937年9月12日，侵华日军的铁蹄踏入山西省天镇城，连续进行了三天的大屠杀，2300余群众饮刃喋血死于非命。这天是农历八月初八，当地人称这次蒙难日为“八八”惨案。 9月初，日本关东军东条纵队本间旅团和铃木旅团沿平绥路西犯，进入天镇县境。9月6日，晋绥军战略防线主要阵地盘山（位于城东南8里处）被攻占。天镇县城已失去屏障，担负守城的晋绥军，第61军200旅399团，因孤立无援，于9月11日夜间，从城西撤出。翌日即9月12日晨6时左右，日军用大炮轰坍城墙东北角进入城内，开始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er h3">1</h3> 日军攻城前，日本飞机时来轰炸，县城有少数居民家将妇女、老、弱者向山区亲戚家疏散。大部分居民以为有晋绥军守城，对日军的入侵缺乏思想准备，更有一些富户则是为守财产，不愿离开家。这数千名留在城内的居民，便成了日本兽军任意屠杀、蹂躏的对象。 日军从轰坍的城墙处入城，兵分三股：一股沿东城墙向南，一股顺北城墙往西，另一股直入城内街巷。东北街刘全义，清晨上城墙搬自家门板（晋绥军作掩体借用），第一个发现日军，被登上城墙豁口的日军手起刀落，将头砍落城下。继而日军先闯入东北角居民院内群众家里，不分老少，逢人就杀，许多人都是在刚起床不及躲藏，便被杀害。据统计，这一处遇难人数就达百余人。就在城陷民危之时，城内一些绅士、商人和富户，竟麻木不仁，对凶残的日军抱有幻想，张罗着烧茶、备饭、制小旗，准备欢迎日军。以东北街街长王国安为首，敲锣集合起200余名居民去北城门搬运堵门的装土麻袋，以示欢迎日军，致使日军坦克、汽车直入城内，大批日军尾随而入。这些军国主义者入城后横冲直撞，杀人成性，先将这200余名搬完麻袋的居民用枪驱赶着囚入北瓮城（北门瓮圈）奶奶庙中，对这些无辜同胞用刺刀追杀，一时人群乱成一团，哭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西北街侯裕破口大骂日军，被一刀将头砍下。人们象发了疯似的拼命地向庙内碾道或庙门口冲去，挣扎着，呼喊着，想冲出魔鬼的罗网。日军见状就改用枪射和往人群密集处掷手榴弹，在爆炸声和射击声中，200余名徒手民众一个个、一群群地倒了下去，就连守庙的一名和尚也未能幸免。这是天镇县城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制造的第一桩法西斯暴行。 上午9时许，日军在城内四处鸣枪，搜杀逃散在街巷中的难民。西北街贺贤等14人被7名日本兵逼到一个院里，尽被杀戮，贺贤抱头躲闪，身中9枪，因未伤致命处，死里逃生，至今在世。同街姓马的一个大院里十几口人，除一名8岁幼女受枪声惊吓昏倒在同院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死尸旁幸存外，余皆残遭枪杀。这道街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坐在炕沿边奶孩子，被日寇一枪打死，倒在地上，天真、可怜的婴儿竟爬在血泊中的母亲身上含着奶头吮吸，因吸不出奶汁哭叫，母亲的鲜血染红了不懂事的孩子，其状目不忍睹。 城内古建筑物南街慈光楼和北街实业银行等被烧毁。西街“积厚成”、“庆福元”、“德庆隆”、“义和成”、“天德公”等商号，店门大开，货架狼藉，货物被抢掠一空，不值钱的货物弃掷满街。抢劫后，日军又将这20余间店铺浇上汽油点燃，顿时，各处起火，烟罩全城。 大批日军进入城内中心后，便三五成群，挨门逐户勒令开门，如应声稍迟或探头张望者，即遭枪杀。日军闯入民宅，肆意抢掠奸淫。东南街一位姓马的老翁，因与日军争夺一件新皮袄而残遭杀害。日军每到一家，对男人都要搜身，其用意一是怕暗藏武器，二是要白洋。东南街王炽和被一名日军挑开衣扣，浑身上下搜了个遍，因未搜出白洋被打得死去活来。同街一位姓阎的姑娘，出嫁吉日已临近，被几名日军轮奸后扔入水坑。更有甚者，一些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强奸妇女，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姓张少女，被7名日军轮奸后，揪住双腿，活活分尸。西南街郭举子被日军逼着撕掉西街马王庙（原牺盟会会址）墙上的抗日标语后，也遭杀害，郭的儿子见状爬在父亲尸体上边哭边怒骂日军，也被杀头。东北街一位老人眼见日军逼来，无处躲藏，慌忙中从炕上摸起一把剪刀自杀。王面匠一家3口人，在日军的屠刀下，为保全尸，先后投井自尽。 从上午10时许，日军分别在四条街道沿门逐户地将难民驱出，分别押往南街马王庙、西城门云金店前、北城门外狐神庙三处，展开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使一座古县城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 <er h3">2</h3> 日军在南街逐户撵出500余名男女老幼，全部赶到南街路东侧马王庙前，男、女分别被押在马路东、西两侧跪着（小孩跟随母亲）。南、北、西三面架着机枪，四面有日军把守。马王庙分里外两院，里院有一个长2丈5尺、宽深各1丈5尺左右的大坑子（晋绥军留下的防空掩体）。日军比划着先让男人们这边的阎毅、张凤祥等五名地方绅士进庙，当即被刺杀在坑内。随后又有几批被撵进庙院，人们只见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不知鬼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后来有人间或听到几声惨叫声，方知鬼子在下毒手。有几个胆大的青年想偷偷溜走，当即被看管的日军拦回。杀人成性的日寇在里院坑后站成一排，端着刺刀，在指挥官的指挥下，一齐动手，刺刀从人们的背部穿至胸前，再一使劲，便把尸体挑入坑内。刽子手们杀累了，就吃喝一气。后来嫌群众穿着衣服不好刺，就强令人们进庙前脱掉衣服，有的人被连捅十几刀，最多的被捅了32刀，大坑堆满了尸体，就用棉被盖实，上边压上大石块。余下的尸体，又逼迫活着的人将其堆在房里，然后再杀，直到死尸堆满了三间房子。 马王庙里有一个山药窑，一些急于逃命的人想跳进去躲藏，被日军发觉后，一阵刺刀猛刺，挑入窑内，直至尸体堆满。日军犹恐有活人逃出，又把窑边一堵土墙推倒，将窑口盖住。从上午10时一直杀到下午1时许，除路西侧跪着的妇女，小孩被放回外，300多名男子几乎被杀尽（内中有跟随大人的十几名儿童），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于进海身负七处伤，待晚上无人看守时，从死人顶层爬出，解下死人的裤带作绷带，包住伤口逃回家里。教员任定国身中11刀，幸存下来。西南街高瓒和两个儿子、一个孙子，一家三代四口，均被残杀。孙子高辅，年仅13岁，被刺杀在坑沿。 第二天苏醒过来后，口渴难忍，挣扎着爬进北屋，在被日军砸烂的半截水缸前喝了几口残留的脏水，因流血过多死亡。 <er h3">3</h3> 与马王庙惨杀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城西门南侧的大屠杀。城西门附近路南云金店前有一片空地，东、北、西三面皆是民房。日军将从西南街、西北街逐户赶出的300余名成年男子集中到此。店前高台阶上一挺机枪对着人群，然后分10人一批，用机枪狂扫，顿时积尸成垒，尸堆下淌出来的血，殷红了土地。住在附近的侯二，虽双目失明也被拉出残杀。张进恩在逃跑时被日军追上去用东洋刀砍断腿，张怒视着敌人高喊：“给爷爷一个痛快吧！”被枪击而死。住在西门附近马路南侧的张凤有，在大屠杀前出来担水，两个儿子不放心跟随在后，被忽然从东面大街上过来的一伙日军撞见，一名日本兵端起机枪扫了一梭子，父子3人倒在血泊之中，加上云金店前大屠杀，张家共有9口人丧生。与张凤有隔路在对面开车铺的吴唐（张女婿），眼看亲人被杀，同胞遭戮，在敌人向他逼近时，他不畏强暴，以车铸为武器，利用车铺中堆放的杂物掩蔽，与敌周旋，接连砍死4名日军后壮烈牺牲。 同日上午11时左右，一股日军将从东南街周牌楼巷一带搜查出的40余名男人赶进西城门瓮圈城墙洞里，周炬、吴正德抗拒入洞，被当即枪杀。接着敌人用机枪封锁住洞口，向洞内难民接连扫了三梭子子弹后，又扔进去一枚手榴弹。因洞正中间设有一厚实木门框掩蔽，有10余人死里逃生。趁黑夜逃出城外的周炳，奔跑了一夜，第二天跑到薛辛夭村脱下棉背心，抖出一颗只划破前胸的废弹头。 <er h3">4</h3> 12日上午，东街、北街的成年男人也被日军从家里赶出来，分别集中在东街大奎阁前和县政府大照壁后两处。在大照壁处，日军当众将张模老俩口的头砍下，血淋淋地掷在桌子上，一名日本军官“叽里嘟噜”地喊叫着，威胁民众。后来两处难民共500余人，全部被反捆双手押到城北洋河北岸狐神庙后崩楼坡下的一段水壕边。水壕开口约五、六尺，水深三尺余。日军仍沿用马王庙大屠杀的方法，将难民分批用刺刀扎入壕内。有几名未被刺死，发出呻吟或惨叫声，鬼子听见后就用刺刀尖朝下象捣蒜似的乱捅一气。任宏被刺时，顺势倒在死尸上，装成死人的样子才得以逃生。西北街贺巨恒被连刺五刀，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又活了下来，贺巨恒的儿子贺贤的回忆录中叙述了他父亲在日军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过： “在我被捉之前，日寇喊叫院门时，我父亲贺巨恒前去开门，日寇一进门就把他裤带解下来，将他背绑起来，拖着脱到膝下的裤子，赶到东街旧警察局院内。鬼子在这里集中了老百姓四、五百人，又全部驱赶到县城北门外狐神庙前，用刺刀逐一刺杀在一个大水涮坑内，上面又盖了一层土。我父亲被刺五刀，推倒在坑内的上层，后醒过来，顶破薄土层爬出来。不敢进城回家，就跑到新平村我姨姨家躲藏养了三、四个月，保住了性命。据说那次狐神庙前还有几个活下来的。其余四、五百人都惨死在坑内。 “被日寇打死在家里、院内的人也到处可见。我家隔壁的王三、吴三的小子就是被日寇打死在院内的。” 据几天后去收尸的目击者回忆：大约长30余丈的一段壕内，几乎填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以上事实证明，狐神庙大屠杀遇难者足有500余人。 13日上午，日军又接连制造了大操场惨案。实际上，日军在第一天就做好了继续大屠杀的准备工作。屠杀了整整一天的刽子手们，将来不及残杀的难民们，控囚在北城门瓮圈中过夜。在押送时，为防止人们逃跑，日军将难民们的裤带解下，一个个被反捆手臂，排成一行，因失去裤带，难民们的裤子均掉到膝下，（当地成年人习惯扎裤脚），下身裸露，受尽了屈辱。更有一些人因迈不开腿走得慢，跟不上队，不时地遭到鬼子的抽打。更可恨的是，日军竟将被他们强逼着担水灭完火的青壮年们也一同囚进了露天的瓮圈中，外面派日军严密把守。可怜的500余名难民冻饿了一整夜后，等待他们的不是温饱，而是死亡。第二天一早，敌人先从难民中挑出袁美等40人，每人佩带有“苦力”字样的白布袖章，清理街道上的尸体，也有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城外拉水，以供日军食用（因城内40余口水井均有死尸），其余全部被押往东北街大操场附近一个院里。操场中有原先晋绥军挖好的三条大壕，壕深约3米，东西长11米，南北宽2米，三条壕互相沟通，原用于防空用。被囚的难民，分10人一批，被日军接踵押到壕沿，用机枪狂扫，跌入一批再扫一批，机枪吼叫了大半上午，500余名难民尽被射死，无一幸免。日军还在这里照了像。直到50年代，在原大操场上破土新建天镇一中校舍时，仍有遇难者的累累白骨。 <er h3">5</h3> 14日，残杀仍在继续。这些侵略者杀人杀红了眼，唯恐还有躲藏起来的男人没有被杀绝，是日又对四周城墙的洞、坑，进行了一番“清理”，见到洞、坑，就用机枪扫上一梭子。 被日军洗劫后的县城，象死一般寂静。连日来，白天乌鸦盘旋乱叫，黄昏狗咬狼嚎。县城内外，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臭气熏天。据西南街幸存者高弼亲眼所见，马王庙院内，猪狗成群结队地撕啃腐尸，狗吃死人眼都红了。大屠杀过后许多天，日军才让居民清理死尸。大多数尸体已血肉模糊，腐烂不堪，家里人只能凭亲人衣服的布料和自己做过的针线活儿上认尸。在狐神庙蒙难的高峨的尸体只剩下一条胳膊，是家属从裹胳膊的那只破袖子上认出来的。死在城内无人认领的尸体，由七、八辆大车拉到南城门外偏西一里许的三官庙一带，挖坑掩埋。有个幸存者王家珍数过，仅一个坑内就有286具死尸。 日军杀人手段残忍至极。除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任意枪杀、刀刺外，还用尽了种种其它的杀人方法，诸如：砍头、劈脑、切腹、刺穿阴户、杀后扔入水中等等。西街魏科子的头被日军劈为四瓣而死。至于被杀或被奸杀后扔入水坑的男女尸体，更是数不胜数。东南街一个大污水坑内几乎漂满了死尸。一位妇女见后，误认为里面有被抓走的自己男人尸体，对生活失去希望，悲愤地将亲生男婴溺死后，自己跳入水坑自尽。 被日军奸淫的妇女，更难以数计。凡是躲藏不及的年青妇女多为其糟踏，东南街有一伙年轻姑娘和媳妇，躲在一间房里，被日军发觉后尽行奸污。有一位姑娘被这群野兽整整轮奸了一天。西街刘银兰、刘玉兰两个女学生，被日军奸污后上吊自尽。西北街、东北街妇女被兽军奸污后跳井自尽的就更多了。据一些老人回忆，井内尸体女多男少，有几口井已填满了女尸，除少数是因受惊吓轻生外，多数是受辱后觉得无颜再活于人世而跳井自尽。还有不少妇女为逃避灾难，剃发扮男，毁容换装，在脸上抹锅底黑或藏在山药窑，多日不敢露面，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内中也有为保护自己人格而奋勇抗击被敌人残杀的，西北街姑娘贺月娥，面对衣冠禽兽，奋力反抗，抓打敌人，被敌人枪击腹部，流肠而死。后来埋在北城门外，被人们追誉为“贞女坟”。日寇兽行令人发指，还有为取乐而肆意侮辱妇女。9月14日，几名日军把从四处搜寻出来的一大伙妇女赶到东北街，在头天枪杀过人的大操场上，强迫这些妇女把裤子褪到膝下，用枪托抽打着绕圈子，妇女们饮泣吞声地在横七竖八的同胞尸体边转着，日本鬼子却站在一边开心地狂笑。 1945年9月天镇光复后，天镇人民在县城建造了“天镇县蒙难同胞纪念塔”。经过较详细的调查，计被杀害者西南街332人，东南街368人，东北街258人，西北街290人，总共1248人，铭刻姓名于碑上。另外，估计有绝户者400余家，加上外籍客商及本地受害不知姓名者共约700余人，共蒙难者2300余人。至于被残害致伤及被抢劫财物者，则更难以数计。 日寇在天镇城的大屠杀，是现代战争史上最野蛮最残暴的，它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hr /> 注释： 本材料依据吴自诚同志的“天镇人民蒙难记实”，又采访了贺贤、段丕功、周炳、高日融、展贵、高弼、吴兆吉、安进邦、马瑞等当事人整理而成。 正文 第四章 血染灵丘（1937.9.20-10.23） 侵华日军坂垣师团于1937年9月20日侵占灵丘县城，从9月23日起开始了有计划的大屠杀，头两天杀害县城居民600余人。同时，侵犯灵丘附近四乡之敌，也到处杀人放火。在一个月之内，灵丘被杀群众达1200余人，制造了惨暴至极的灵丘惨案。 <er h3">1</h3>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的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很快传到了灵丘。阎锡山委派的县长、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军队，一枪未打就弃城南逃。灵丘县城有钱的人家，也带着家口，携带金银细软逃之夭夭。只有多数穷苦农民，丢不下家里的盆盆罐罐，无处可逃，就是跑出去，也因为无吃无喝无住处，不得不回来。有的逃到亲友家躲起来，三天两头地跑回来看看，穷家难舍啊！绝大部分居民都留在灵丘城乡。 当时，广灵到灵丘必经之地的要隘——义泉岭，有阎锡山刘奉宾部把守，许多人认为日本人一下到不了灵丘，还可以看看再说，他们哪里知道，驻守义泉岭的阎锡山部队，见到日军就一触即溃，有的连日军的枪声也没有听到，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9月20日下午，日军坂垣师团川原旅团畅行无阻地侵入灵丘城。这是一支南侵日军的先遣部队。由于他们急于南进平型关，把抓到的青壮年男子，给他们背运物资，把妇女抓起来给他们做饭，开头几天还没有大批杀人，一些逃出去的人，有许多又返回县城。 谁知这是日寇的缓兵之计。9月23日，由三浦敏事率领的日本第二十一旅团接防，便把城门紧闭，只准老百姓进城，不准出城。一清早，日军便分批沿门逐户大搜捕。凡是男人都要抓起来，连小孩也不放过，全部驱赶到集中点。全城集中点有三处，一处是城内东北角大云寺后的大马场，一处是北城墙下的奶奶庙外的大菜园，另一处是城内西北角财神庙、老君庙的空场上。有人预料这不是好事，总想找机会躲藏逃跑，但都被鬼子当场打死。住在南城门口开店的王进福，当他闯出城门南逃的时候，被打死在清水河边；一个姓马的住店客人，藏在厕所被发现遭鬼子用刺刀挑死。 一批一批群众被逼到集中点。日军已经在这三个地方运入了大批草绳和铁锨。人们已经看清这是敌人有密谋的大屠杀，但是已经来不及逃跑了。成群鬼子兵逼着一部分青壮年铲土挖坑，把其他群众用草绳捆起来。整整一个上午，他们挖了许多深达丈余、宽达10余丈的大坑。原来自己挖的坑正是自己的坟墓。大坑挖完了，敌人机枪就开火了，把挖坑的群众统统打死，然后把被捆的群众，逼到坑边，一个一个用刺刀挑死推下坑去。 在大马场，被鬼子枪杀和挑死者达300余人，其中有刘廷干、刘汉英兄弟4人，有刘来德兄弟3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在奶奶庙，被敌屠杀的有200多人，其中有李海一家4口，有郝登之一家3口。在财神庙、老君庙前，被杀者有袁耀国、武忠、刘廷雨等100余人。三个场地遭日军集体屠戮者达600余人。 这一天，被敌人零星杀害者也不少。城外魁见帽铺的刘玉珠、聂永耀进城找人，被鬼子抓住，绑在东街的树上用刺刀挑死。日军把抓捕的妇女也集中起来，强行剥光衣服，连裹脚布也强行撕掉，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一面抽打，一面强迫她们裸体扭摆，然后这群野兽将她们集体强奸、轮奸。许多妇女当时即与鬼子撕打在一起，有的和敌人拼命，当场被杀死者10余人。 日军继续四处搜捕，把抓到的居民带到这个杀人场来，进行所谓杀人比赛和杀人表演。他们把抓到的人，按个子大小，分别绑成几伙，强令跪倒，由日本兵挥动大刀分批砍杀。有的人头被砍下滚在地上，有的人头还连在脖子上，有的未被砍死倒在血泊里挣扎。如果持刀的日本兵把几个被绑群众的头都能分别一刀砍下，便会受到围观日本官兵的称赞，并发出疯狂的笑声；如果持刀的日本兵一刀连一个人也杀不死，便会受到日本军官的叽哩呱啦的喊骂，围观的日本兵也发出一阵阵喊叫和嘲笑。有的还把抓到的群众强置在凳子上，一个个地砍杀。有时，把抓到的群众当作练刺刀的“活靶”，一伙日本兵这个一刀，那个一刀，乱挑乱刺。城内有个姓丁的，被敌人刺了17刀，遍体刀伤，血肉模糊。当场敌人以为他死了，到半夜他又苏醒过来，爬回家藏起来，不久灵丘解放，把他救活。以后，为了永远不忘此深仇大恨，“十七刀”成了这个人的名字。侵华日军就是这样野蛮残暴地屠杀我国无辜的同胞。 <er h3">2</h3> 侵入灵丘的日军，在县城进行有计划大屠杀的同时，还在灵丘各地制造屠杀惨案。仅在灵丘东河南、小寨村、关沟村、唐之洼4村，日本强盗就屠杀无辜百姓200余人。 东河南是灵丘第一大镇。9月23日，驻东河南的日本兵开始对村民大肆屠杀。他们沿街抓人，把抓捕的人统统驱赶到村西五道庙巷内杀死。敌人杀人手段很多，有的开枪打死，有的用刺刀挑死，有的战刀砍杀。有个叫刘大成的中年农民，被两个鬼子架起双臂，由另一个鬼子用一根炉条硬从他的后脑颈部沿脊锥活活钉死，死后尸体长时直立不倒。第一天被惨杀者30余人。第二天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屠杀，在村内逐户搜查，在村外四处寻找。从村里搜出70多名老弱妇孺，都被赶到五道庙巷惨杀。在村外，有7人在马家河附近收割庄稼，其中有中野窝村宋启瑶弟兄2人，都被开枪打死。古路河村一个老人到东河南卖柴，身背柴捆，手提一团豆渣饼作干粮，被日本兵抓捕推倒刺死。只有东河南村的卢昌是个留日学生，23日上街和日本军官用日语对话，他家才免遭搜杀，然而第二天他又上街，也被抓捕赶到五道庙巷杀死。两天东河南村惨遭杀害的群众达100余人。 9月23日，小寨村的村民有的已经上地，有的还在家里，鬼子一进村就分成几路，在村内挨门逐户搜杀，在村外散开四面搜山。鬼子兵进入村西的李梦壁、李文生、张同堂几家土屋。李梦壁一家见鬼子杀气腾腾闯进家来，妻子、儿子一家3口吓得抱成一团。鬼子一刺刀捅进李梦壁儿子的臀部，血如泉涌，他痛得娘呀爹呀乱叫，李梦壁夫妇连忙用身子挡住儿子，鬼子又用刺刀把他们夫妻捅倒，3人仍紧紧地抱在一起，鬼子兵挥刀乱劈，一家3口人的下肢全被劈断，死在血泊里。章江林母子3人在邓家岭树湾收割庄稼，孙正老俩口和孙金贵与儿子两人都在木瓜沟收庄稼，被搜山敌人全部开枪打死。杨子荣父子在邓家岭收割庄稼时，被日本兵逼到村边的河沟，这个一刀，那个一刀，被练了刺杀。浑源县一个老汉来小寨贩果子，也被鬼子枪杀在果树下。只有一个人幸免于难，他是住村口沙圪瘩的张本祥老汉。一个日本兵闯进他家，对准老汉举枪就刺，张老汉是个拧铁丝灯笼的手艺人，手上有功，见鬼子刺来，不闪不躲，伸手就把刺刀从枪上拧下来，鬼于慌忙开枪，子弹从张老汉身侧飞过，老汉手拿刺刀就向鬼子猛扑猛刺，吓得鬼子呀呀直叫，掉头逃跑。张老汉探头见村外河槽日本兵很多，他考虑跑不出去，赶忙钻进窖子里。不一会儿，那个鬼子带着一群日本兵进院搜捕，发现窖子，就向里射击，投手榴弹，后又投入干柴放火烟熏，不想张本祥老汉早用刺刀掏通邻居另一个窑堂，安全逃脱。第二天，敌人继续杀人放火。李石头娘儿两个藏在房子莜麦秸堆里。日本兵搜遍全村再找不到一个人，便放起火来，200多间房子全被烧毁，李石头娘儿俩双双被烧死。两天小寨村被杀乡亲30余人。 关沟和唐之洼两村被杀者也有几十人。敌人在关沟四处搜杀，藏在村附近露明沟的20多个乡亲全被搜出来，多是老弱妇孺，面对这些孕妇、病人、孩子和女人，鬼子也不放过，一会儿用刺刀挑一个，一会儿用大刀劈一个，一会几又用枪打一个。有一个王良树，他的四肢全被卸掉，日本兵看着这些重伤未死者疼痛挣扎的样子，发出疯狂狞笑。在唐之洼，日本兵见人就杀。该村8个农民在地里收割庄稼，也被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枪杀了。村民武连云听到惨叫声，扒上墙向南张望，看到乡亲被杀的惨状，惊得浑身发抖，血往上涌，当时口吐鲜血而死。本村宋培奔向出事地点，看着血肉模糊的一具具尸体，大叫一声昏了过去，不久也吓死了。 <er h3">3</h3> 9月25日，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取得了歼灭坂垣师团的伟大胜利后，日军把屠杀老百姓作为报复，驻守灵丘城的日军，每天在城内逐户搜捕，城内除留下少数为他们服务的男人外，大部分都杀了。他们又出城到城关的魁见、沙咀、沙坡、城道坡、东关、西关等街道院落逐户搜杀。在街上，在许多院落到处都有惨遭杀害的群众尸体。在沙坡，聂尧的15岁的侄儿听到日军搜捕，赶紧往窖里藏，被敌人在墙外发现瞄了靶子，打死在窖口边。鬼子进院后，往窖里扔了几个手榴弹后离开。聂尧的嫂子在柴垛里藏着，看到儿子被打死，跑出柴垛抱起儿子放声痛哭，敌人闻声返回，又把聂尧嫂子开枪打死。杜锦绣一家在城西福田村藏着，这天他和儿子杜四回家取东西，正遇上从聂尧院出来的日军，杜锦绣被敌人用刺刀挑死在家里，杜四跳窗而出，赤手空拳和日军展开搏斗。日军用刺刀刺他，他用双手把敌人的刺刀狠命攥住，奋力夺枪，十个指头都被割断了，鲜血淋淋，仍不放手。杜四踢倒一个鬼子，当他冲出院子往大庙后逃奔时，被追赶的日军开枪打死。在魁见，马元祥被敌人抓住，被绑在东城门外的树上，当活靶子刺死。在东关日军刀劈了乔国栋，并抓住几个妇女强行奸污。有个叫张金娥的妇女奋力和日军撕打，大骂敌人，狠狠地咬敌人，被用刺刀挑出了肠肚，开了膛。在城内和城关陆续被屠杀的群众又有400余人。 10月14日下午，日本兵又到西关搜捕群众，群众向县城西南的东福田方向逃奔。日军发现后尾随追出。东福田位于东河南岸的坡梁上，离县城仅三里，这里山沟纵横，直通到太白山下。城关群众为了免遭敌人的杀害经常躲避到这些山沟里。群众边跑边喊叫，日军边追边打枪，东福田村的村民听到枪声喊声也都呐喊着四散躲藏。东福田村邓来运的女人，抱着行李往土梁上跑，被迫赶的日军一枪打死。郭小马探头张望被发现打死。孩子女人们毕竟跑得慢，很快被日军追上。她们慌不择路跑进了村西的姚涧沟。这是一条绝路，只有进口，没有出路，三面是陡峭的土崖的憋死老牛沟。一大伙孩子老人被日军堵在沟内。日军把住沟口，把妇女、孩子当作活靶子，一个一个瞄准射击。县城西关李太恒的闺女，已快临产，被敌人开枪打穿了肚子，将要出世的婴儿从母体里流出。李太恒的闺女死前疼痛地挣扎抽搐，日本兵走到她跟前用刺刀在面部乱挑乱刺，脸面被挑的血肉模糊。西关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也跑到这条沟里，这个妇女被打死后，不懂事的孩子还爬在她身上喊叫着：“娘、娘，回家吧！”也被打死在她娘身旁。邓乐的母亲跑到沟边和日军拼命，她拾起石头砸敌人，被日军刺倒，把胳膊砍下。跑进沟里的54人，除刘桂莲的母亲跌到水旋坑被其他尸体压住未被打死外，其余53人全部死亡。其中有西关36人，东福田17人。 在县城内活着的妇女，不堪日本兵逐日折磨，有的妇女悬梁自尽，有的投井而亡，有部分妇女晚上由大云寺和尚广显帮助，从城墙上攀绳逃出城外。日本兵发现留下的妇女越来越少，就到处搜查，从大云寺佛像后搜出一团大绳后，日军就把广显和尚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有的妇女从城墙上攀绳逃跑时，被城墙上的日本哨兵发现而被开枪打死，有的跌下城墙摔死。 <er h3">4</h3> 灵丘城乡的大屠杀，正是农历八月份，天气还很暖和，惨遭杀害的尸体都腐烂了，到处散发着死尸的腥臭。10月23日，我八路军115师687团和杨成武独立团，终于把侵占灵丘的日军赶走了。在外逃难的群众陆续返回家园，在幸存者的指点下，回来的家人在城东北部的大云寺后面（现县机械厂），找到一坑又一坑亲人的尸体，在奶奶庙下的十亩大菜园里（现县医院），又找到一坑坑尸体；在城西北角财神庙、老君庙后（现县招待所），也找到一坑坑尸体。在东城门外的树上，在西城门外的沙坡、城道坡的房院内外，在北城墙外，在县城南的南河边，到处是亲人的鲜血，到处是亲人的尸体。人们从上千具尸体中辨认寻找着自己的亲人，有的嚎陶大哭，有的泣不成声，有的痛不欲生。当扒开掩埋亲人的土坑，亲人的尸体大部分已经腐烂了，面目全非，从面容上都根本无法辨认了。 丁仰轩（原任大同市司法局局长，现已离休）回忆当时的惨状说：“日寇侵占灵丘城那天，我还在城内，第二天我和我姐夫背了点面准备出城，被日本鬼子抓住，强迫我们往东河南背送东西。从东河南返回，我从作新村沿北坡跑到弋坡村，我姐夫又回了县城，我父亲叫丁树，原来躲在弋坡村，我娘俩在城里看门子。9月20日，日寇侵占灵丘城以后，听说没杀人，我父亲回城探风声，进了城出不来，被集体惨杀在城内。我的亲人被杀害了三、四个，我姐夫也被杀害了。敌人被赶走后，我们寻找父亲的尸体，在北城墙下扒去薄薄的土层，全是一坑一坑的死人。因为是秋天，已经被打死一个月了，根本辨认不清了，只好从衣服上认，我们辨认出一个上衣象我父亲的，就抬着装殓了。家里买不起棺材，那时死的人太多，也无处去买棺材，就把我父亲装殓在堂箱里。后来又看另一个死人穿的鞋，像我父亲，便把前一个尸体倒出来，装殓了后一个。” 沙坡村妇女刘桂莲说：我是城关沙坡人，日寇进城前逃到东福田村。八路军把鬼子打跑后，我和我姨姨寻找我姨父和姨兄小圪旦的尸体。我姨姨住在后面，就是现在的县医院，当时是个菜园子，就是日本人的一个杀人场，园里一坑一坑尽是死人。从面目上认不清了，从衣服上认了一个象我姨兄的装殓了。从东城外树上找到了被杀害的我姨父马元祥的尸体。 在南城壕，几只狗拉着啃一具尸体。当时这具尸体被杀死的时间不长，从死者白发苍苍的面貌上辨认出是乔森爷爷的尸体。除去头，身上的肉几乎被狗啃光了。 绝户人家的尸体，由返回城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和八路军115师的干部、战士帮助掩埋了。当时大家愤怒发誓：尸山血海满城愁，家家户户泪长流，满腔怒火胸中烧，不灭鬼子誓不休。 正文 第五章 朔县日军屠城记（1937.9.28-30） 朔县城位于山西北部的内长城外，是雁门关外的一座历史名城。它南控阳方——宁武关隘，北固洪涛山要塞，西靠管岑山脉为屏，东连广阔的大同盆地。古今以来，朔县一直为塞上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9月28日（农历八月二十四），侵华日军踏破朔县城，屠城三日，有3800多名父老姐妹惨遭杀害，制造了一起灭绝人性的“九？二八”重大血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9月上旬，侵华日军长驱直入山西省雁北地区。仅半个月时间，阳高、天镇、大同、怀仁、广灵、浑源、山阴、左云、应县、灵丘、右玉等11个城镇相继沦陷。此时，日军已作出入侵朔县城的周密布置。9月26日，当平鲁城沦陷后，朔城立即将四个城门封闭，并用麻袋装上沙土作了堵塞。当时在朔县城内驻有东北军何柱国部队一个连和从绥远败退的阎军赵承缓的一个骑兵团及近百名县公安警察。他们在县长郭同仁、公安局长白生成、牺盟会特派员宋效先的组织发动下，决定守城抗日，据险固守。 <er h3">1</h3> 9月27日，日军调动万余兵力分两路扑向朔县城，一路（即东路）在旅团长酒井指挥下，从山阴县岱岳镇出发，途中未遇中国部队任何抵抗，接近中午时，直下朔县境内马邑镇（今朔县神头镇马邑村）。当时正值秋禾成熟之际，农民们正在庄稼地里奔忙收割，日军即向农民们开枪射击，青年农民尹补龙、尹秉丑、李来存、陈二斜眼和一名老年妇女，未来得及躲避，当场惨遭杀害。这路日军侵占马邑镇，在进行烧、杀、抢、掠之后，即向朔县县城进逼。另一路（即西路）日军是第4师团第32旅本间旅团和12留守师团的铃木旅团，从平鲁城出发，路经井坪镇北面的白洋坪洼时，与东北军何柱国的部队相遇，经过短时交战，何军战败逃走，日军直下朔县城下，与其从东路进犯的旅团会师。 9月28日凌晨4点左右，东西两路日军会师于朔县城北后，立即在古城小村一带布置了阵地，展开了攻城的兵力。同时，用重炮猛轰北城门和北城墙上的一些军事设施。驻朔城的东北军和公安警察，在郭同仁、白生成、宋效先等领导人的带领下，当即据城奋起抵抗，予以猛烈还击。此时的朔县古城上空硝烟弥漫，弹片横飞。城里的民众百姓，惊慌恐怖，乱做一团。有好多群众从家里跑出来，欲想逃出城外，但四个城门都已堵塞，有的又返回自家藏隐到山药窑内，有的携儿带女躲藏到古庙内，还有的跑到耶稣教堂内避难，只有少数青年人从城墙上抓着绳子溜爬到城下逃出城外。也有一部分群众，认为自己是贫民百姓，日军若是进了城，也不会有三灾六难，所以只紧闭了街门，隐蔽在自己的家里。他们哪想到，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即将降落到头上。 驻朔城部队与日军交战持续了四、五个小时后，由于兵力太少，装备又差，越来越挡不住日军强大炮火的攻击；而日军则以其优势兵力和先进装备，攻城的步骤一步比一步急促。上午10时许，日军用坦克把朔城北城门撞开，随即一大批日军跟着坦克涌进了城内，朔城遂告沦陷。至此，朔县守军停止了有组织的抵抗。 日军入城后，首先用机枪封锁了朔城的东门和西门。守卫在南门的中国部队，一见城破，丧失斗志，迅速把南门打开，争相逃走。县政府机关人员和警察所的政法人员及部分居民，听到南门打开，得知日军入城的消息，纷纷向南城门方向涌来，结果，慌乱的人群把南门的通道挤堵的水泄不通。牺盟会特派员宋效先，见无路可走，便从城墙上跳下来逃走脱险；公安局长白生成见城门堵塞得走不出去，便隐匿到东街的耶稣教堂内，晚上利用夜幕，借机逃出城外；县长郭同仁换着便衣，化装成老百姓，牵着一匹驮着东西的马，刚到南城门瓮圈时，恰遇日军押着朔县商会会长贾德成赶到，贾将郭同仁的身份暴露，日军当即把郭同仁枪杀。 日军枪杀县长郭同仁后，立即又把朔城南门封锁，并把未逃走的一大批男女老幼用刺刀全部押回瓮圈和靠城门口的街道上。一部分没来得及逃走的东北军和公安警察，扔掉枪械脱下军装，混在老百姓中间。此时的朔城，激烈的枪炮声虽然停止了，但稀疏的枪声和喊叫声不时从四面八方传来，在每一条大街小巷里，几乎都有被日军枪杀的零散尸体。日军就此拉开了大屠杀的序幕。 <er h3">2</h3> 原来日本侵略军早已准备进行有计划的大屠杀。大屠杀的主要场地就是南城门外的护城壕上。这段护城壕，长100多米，深、宽都近10米。日军先把从城门上截回来的居民押到城壕边上，让一排排地跪在地上，四周由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把守，一挺挺轻重机枪象恶狼一样地张着血口直对着人群。在城内的日军，展开大搜查，抓捕无辜的居民，如遇稍有反抗或要逃跑的，当场就开枪打死或用刺刀挑死。日军把抓到的成批群众，先是用麻绳10个一伙，8个一堆捆串起来，一批一批地押到南城门外的杀人点上。后来又找来细铁丝，把抓着的群众每人脖子上缠上几圈，一个一个地连在一起，有的日军还把不少群众的鼻子、肩锁骨穿开小孔，然后用铁丝再串连起来。在押往南城门外杀人点的途中，谁要是走的不快或有点反抗的动作，不是用刺刀刺，就是用小刀在脸上划，惨叫声此伏彼起。不少人因鼻子、肩锁骨、脖子上缠着铁丝，走起路来又互相拉扯，未到杀人点就被活活勒死了。 下午四、五点，南城门外已跪下黑压压一大片人群，足有2000多人。这时，在日军指挥官的亲自指挥下，以表演和竞赛形式的大屠杀开始了。先是将一批跪着的群众拉到护城壕的边沿上，排成一字形的长队，每一名群众后面站着一个日军，当指挥官的命令一下，这些日军动作很整齐地把刺刀从人们的背部穿至胸膛前，搅动一下后，又一使劲，把尸体就挑进了城壕里。这样杀了几批后，日军指挥官又下令改变杀人方法，先开膛破肚，进而用刺刀挑杀。当一批群众的胸膛被日军剖开，肠肚流出外面，疼痛的在地上喊叫打滚时，在场外的日军官兵却拍手狂笑。日军不仅杀人取乐，而且不断变换杀人新花招，即用战刀直接往下砍头颅。其杀人程序同样是，押数十名群众一字形跪在护城壕边上，再在每人跟前指派一名手持战刀的日军，当指挥官的口令一发，数十把战刀在空中一起一落，个个人头便滚跌到城壕下。其惨状不堪入目。 日军如此轮番地杀了一批又一批，见被抓来的群众越来越多，于是，最后改用机枪扫杀，对半死半活的人再补几刺刀，然后将尸体一起堆入城壕里。就这样，一直杀到夜幕降临，使这段拥有一万立方米容积的护城壕，被横七竖八的尸体几乎填满。光这一天，就有3000多名群众倒在血泊中，其中南街两道胡同的一个巷，被杀死在南城壕者达500多人。 日军在南城门外成批杀人后，唯恐有些人乘天黑苏醒过来逃生，又开来坦克在死尸堆上翻来复去地进行滚压。接着又用汽车拉来了好多稻草，撒堆到城壕里的尸体上，然后浇上汽油点火焚烧。顿时，滚滚浓烟腾空而起，呛鼻的血腥味笼罩了整个朔城。后来又把被抓来的不少群众，全部推到火海里烧死。过了几天，日军南侵宁武撤走，城内活着的人出来寻找亲人，他们在城壕里看到的是一壕人肉酱，有的只有身躯没有头颅，有的皮肉全无，有的已成一堆碎尸，根本无法辨认亲人了。 <er h3">3</h3> 在这个护城壕杀人场中，有一个叫徐宝（原是太原纺织厂炊事员），被刺三刀未死爬了出来。以下是他死里逃生的亲历记： 我们全院共11个男人，其中有我和叔父、哥哥、弟弟、侄儿、侄女婿，还有同院姓尉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婿，被日军用一根并绳串在一起押到二道巷。这时这个巷子已挤满了人（足有几百人）。大部被捆的结结实实，少数人还没有捆。鬼子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两旁来回走动，不时地向人们踢一脚，或戳一刺刀，还有的鬼子拿小刀在人们脸上乱划，惨叫声此伏彼起。日军的大屠杀阴谋，人们已经预料到了，所以有的人乘机逃跑，但大都被日军当场用枪打死，后来鬼子拿来不少细铁丝，在每个人的脖子上缠了儿圈，一个一个地连在一起，也有的把鼻子穿个小孔，把许多人串在一根铁丝上，以防人们逃跑。 我们被鬼子押到一片空地上，这里已经跪了一大片，足有2000人，后面陆续押来的还很多。空地周围被全副武装的鬼子兵严密地包围着，一挺挨一挺的机关枪，枪口都对着我们。大约在半后晌，日军的大屠杀开始了。人们被一队一队地拉到南城门附近，紧接着不是一阵枪声，就是鬼子们的一阵喊杀声。枪声、杀声、惨叫声混成一片，惊人心弦！傍晚的时候，我也被拉走了。我的叔父、哥哥等早已被拉走离开了人世。这时跟我在一起串连的只剩下我十几岁的侄儿徐增涛。杀人的地方是过去的一段护城壕，我看见横七竖八的尸体已填满了城壕的一半，西面已经和壕沿持平，成了一个死人坡。下面有不少人还没有死，有呻吟的，有惨叫的，也有叫骂的，惨景令人无法形容。我们这一伙被拉去的有几十个人，都叫面向死人堆，一个挨一个地跪在城壕沿上。每一个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个鬼子兵，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枪，一个当官模样的鬼子不知喊了一声什么，所有的鬼子兵哇地一叫，便把刺刀插入我们的后背，连叫三声，连刺三刀。如果有动弹和叫喊的，鬼子们就用刺刀尖朝下象捣蒜似地乱通一气，直到死了之后才拖到这个壕里。我可能是被捆的时间久了，全身已经麻木，所以虽然被刺三刀，但也没感到什么疼痛，只觉得刀尖是凉的，流出来的血是热的，神志也还清楚。因此这一切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的侄儿跪在我的身旁，他就被鬼子连刺了八刀。虽然鬼子没有把我杀死，但由于流血过多，躺在这个死人壕里总是一阵清醒，一阵迷糊。从上面被拖下来的尸体压在我们身上越来越高，身下的尸体有的还在蠕动。一会儿我的侄儿从长期的昏迷中清醒过来了。我侄儿的死而复生，使我产生一丝求生的欲望。叔侄俩费了很大的劲从死人下面钻出来，乘黑滚通最下面的壕，互相将绳子啃断，从城壕的拐弯处慢慢地爬出来了。我们全院的11口男人，就侥幸地逃出了这两条活命。 我们爬出一段路之后，忽然听到有汽车的响声，一会儿在日军杀人的地方便成火海。原来是日军拉来好多汽车谷草，堆在城壕里的尸体上，然后浇上汽油放了一把大火，以后有不少人就是被推到火里烧死的。当秩序安定之后，死主们去认领尸体时，已经变成一壕人肉酱。只能根据穿的衣服和身上所带的东西去辨认，但是有些被烧得衣服和皮肉全无，有些是寻着身子得不着头，再加上有不少的家里只剩下些孤儿寡妇，所以有几千尸体就沤在这个壕里了。 我和我的侄儿到宁武山区逃难约两个多月，白天带伤要饭，晚上住庙。当回到家里之后，只见各衔各巷仍然尸骨遍地，我们那条靠城墙的街，死人头比烂石头还多，成群结队的野狗象赶庙会似的啃吃死尸。这时我才知道，日军的大屠杀整整进行了三天。 <er h3">4</h3> 日军在南城门外集中屠杀以后，接着，于29日、30日两天，在城内继续进行了大屠杀、大奸淫、大抢掠。好多群众虽然未被抓到南门外杀害，但又在日军挨家挨户的搜查中倒在血泊里。躲藏在西关帝庙里的60多名群众，被日军在搜查中发现，鬼子立即将庙门堵住，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枪杀，其中有十几个盲人吹鼓手藏在庙内的西下房，日军将几枚手雷扔了进去，炸得皮肉横飞，鲜血满屋，没有一个幸免于死。西街姓曹的一家人连其外甥共13口，在自家的山药窑里藏着，日军进院搜查发现，即把手雷扔了进去，将一家人全部炸死。草市街“义伸祥”成衣局师徒12人和“广亨源”布铺的掌柜、伙计20多人，也全部惨遭日军杀害，另有徐达、徐通、徐和三兄弟开了一处“义和店”，日军进去后，把三兄弟枪杀，将店铺放火烧毁。在西街的各处，日军将搜抓的十几名已放下武器的东北军士兵，拉到花园街的一块空地上，将汽油泼到这些士兵的身上，然后举火点燃，受害者疼痛打滚，呼爹喊娘，场外日军却在疯狂的狞笑，对没有烧死的，最后用刺刀象捣蒜似地捅死。老居民高不忙的儿子被日军扔到火坑里，倔强的高老汉大骂：“狗日洋鬼子丧尽了天良，老子和你们拼了！”便挥拳斗敌，日军遂将高老汉也扔进火坑，父子俩人被活活烧死。 日军在城内一面到处杀人放火，一面肆意奸淫掳掠，发泄兽性。有好多妇女被日军奸污后，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被逼投井自杀或上吊。南街吕耀先的嫂嫂，是刚结婚的新媳妇，日军入院后从房里拉出来，当着其丈夫的面进行了奸污，然后用刺刀将这位妇女从下部一直剖到腹部，使肠肚流了一地。其丈夫看到妻子被奸被害，怒不可遏，赤手空拳与日军展开搏斗，结果当即被日军用刺刀刺死。有一对叫李森的年轻夫妻，被日军从房间赶出，将小两口的衣服全部脱光，让夫妻俩在院内扭摆，日军在一边逗乐取笑，百般污辱。徐宝院11名男人，只有徐宝叔侄两人侥幸活命，十几名妇女，几乎全部被日军糟踏，徐的侄女被日军污辱后，气愤难忍，抱着一岁半的亲生儿女投井自杀。 此外，各家各户和各个门市店铺的金、银、手饰和贵重物资，被日军抢掠走的更难以计数了。 日军在朔城的血腥屠杀和奸淫掳掠，激起朔城人民的满腔怒火，不少群众置生死于脑后，同残暴的日军展开机智勇敢地搏斗。如南街有个姓姜的老猎手，隐蔽在城外一间看瓜房内，用猎枪击毙了几个前来追杀的日军。日军无计可施，用炮猛轰瓜房，老猎手英勇就义。南关有户姓刘的居民，兄弟三人同心协力，与抓他们的一个鬼子在搏斗中，急中生智，用瓷罐猛砸鬼子的脑袋，鬼子呜呼而死，兄弟三人逃走脱险。还有一个东北军士兵，持枪隐藏在南街朱衣阁内，被日军发现包围，这位士兵顽强抵抗，拒不投降，击毙日军多名，直到弹尽壮烈牺牲。 日军在朔县城连续三日的大屠杀，仅当地居民就被惨杀了3600多人，约占当时城内总人数的一半，其中绝户的有160家，加上被杀的探亲的亲朋好友和外地进城做买卖的商贩，以及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总计被惨杀者达3800多人，成为山西全省的一起最大屠城案。原来，朔县城人丁兴旺，生意兴隆，市面繁华，建筑整齐，经日军这次野蛮的血腥洗劫，一下变得千疮百孔，破烂不堪，各街各巷尸骨遍地，死人头颅比比皆是，悲惨景象活象一座人间地狱。 日军在朔县城制造的这一瞩目惊心的惨案，已过去五十年了，现在的朔县城以它崭新的姿容屹立在塞外高原上，但朔城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犯下的这一滔天罪行永远铭记在心。 正文 第六章 宁武城大屠杀（1937.9.30-10.13） “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由晋北逐步南侵。1937年9月28日，日军占领朔县。八路军120师师部率358旅挺进神池、宁武、朔县一带阻击敌人，给敌军以沉重打击。日军遂将宁武地区作为重点攻击目标之一。虽然我数千民工在阳方口一线挖壕筑堡抢修工事，但阎锡山军独立旅却军无斗志，连鬼子面都没有见，就放弃工事，经宁武、静乐向太原方向仓皇溃逃。 9月30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由朔县出发，经神池县的丁庄窝、龙元村、马家梁等村，沿恢河逆流而上，直逼宁武县城。由于阎军和国民党县政府均已撤退，日军于当夜20点左右，在未受到任何阻击的情况下，侵占县城。 日军进城后，始则伪装“善意”，宣传建立所谓“王道乐土”，物色了一个叫邢梅生的汉奸充当其欺骗宣传的代言人，说什么：“没有事了，回城过平安日子吧！”不少在日军进城前逃出城的居民，信以为真，重返家园。继则，借口预防共产党、八路军攻城，强迫群众堵死城门，并在城墙上布满铁丝网，把县城变成了“集中营”。 当夜黎明时分，城北华盖山下的晋北名刹延庆寺憎侣照例撞钟做功课。由于该钟重达10余斤，声震数十里，故而一旦撞响，郡邑乡村皆闻。钟响之时，恰遇八路军120师一支游击分队机智灵活地潜入县城，将日军进城后在城内西北隅设置的军火库纵火点燃，并杀死了守护库房的哨兵。当时烈焰冲天，将全城天地照得一片通红，日军弹药库起火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城内日军仓皇集中出动，包围城西北隅，但八路军游击队早已安全转移。日军损失惨重，但却一无所获。 事件发生后，日军惊慌万状，待机报复。由于延庆寺撞钟和八路军袭击军火库的时间恰好偶合，日军便怀疑寺僧与八路军以钟为联络讯号暗通消息；由于城内市民与无家可归的民工、逃难难民，以及因战争而停工的北同蒲筑路工人杂居，日军又怀疑其中有暗藏改扮的八路军游击队。于是，驻宁武县城的侵华日军司令部内，便丧心病狂地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计划。 为了诱骗外出居民回城，搞了一套麻痹群众的诡计。汉奸打着小白旗四处奔走，招摇撞骗，讹称“日本人已退走，城里安然无事了，可以回家安居了。” 起初，群众并不相信，无人敢回城去。过了一天，眼见城内平静如常，少数回去的人又安然无事，加之仓促外逃，所带食品衣物紧缺，不少人都陆续回到了城内。 群众初回县城，日军按兵不动，只是在城墙上架设了铁丝网，并派民工用沙袋将四个城门堵死，扬言为了防止八路军入城。群众并不知其真实用意。 10月2日上午，日军又通过汉奸邢梅生等沿街大叫，把城内大多数居民召集到宁武县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开会”。当会场上聚集到两、三千人的时候，日军一方面偷偷将操场四面出口封锁起来，只准进入，不准外出。一方面发给与“会”者每人五支香烟，十粒水果糖，说是“慰劳良民”。正当群众对此莫明其妙的时候，操场四周预伏的敌人突然开枪。一时间，轻重机枪突然齐发，子弹象雨点似地向人群扫射，手无寸铁的群众当场有上千人被打死。倾刻间，师范操场血流成河，尸积如丘，中弹者有的当即死亡，有的绝望挣扎，幸存者仓皇呼叫，四散奔逃。有的在乱跑中被打死；有的从城墙上跳下去摔死、摔伤；有的想搬开堵城门的沙袋外逃，又被沙袋压死；有的不愿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投井、投厕自尽。 与此同时，日军另一分队闯入延庆寺，勒逼主持仁柱法师交出寺内金佛。但仁柱法师刚直不阿，宁死不屈，始终未交金佛。日军遂凶相毕露，将主持及全寺僧侣三、四十人尽数杀害，无一幸免。寺内原住有数百名同蒲铁路民工和难民，亦被全部杀害。 此外，在城内东关街、教场街、七百户、六百户、五百户、三百户、观音街、新街等处，日军挨门逐户搜查，肆意奸淫掳掠。见男人便用铁丝将锁骨穿通，数十人一串集体杀害；见妇女便或抢或奸，老妇、幼儿亦不能幸免。遇有贵重财物，则全部裹胁，许多商号的货架和钱柜被洗劫一空。此后，日军连续屠城三日，约4800余同胞惨遭杀戮。 10月13日，宁武地区的抗日游击队在八路军120师主力部队配合下，连续进袭宁武县城。朔县之敌出动57辆汽车、装甲车增援，被我军伏击打退，踞守宁武的日军当夜逃走，我军收复宁武县城。 当八路军进入城内时，虽然已是日军兽行发生数日之后，但城内仍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凄凉景象。据当时曾经入城参加过善后和清理工作的原八路军120师同志回忆，当时，城内街道两旁横七竖八躺着数不清的死尸，男女老少皆有，连几岁的孩子和几个月的婴儿，也都与其父母倒在血泊之中。街道上到处是一滩滩的血迹，人血与泥土混合，凝结成几厘米厚的黑红色血泥。有的尸体被狗咬掉一半面孔，脸上露出惨白的牙齿，令人侧目。有的狗吃人肉吃得眼睛发红，有的脱掉了身上的毛；有的狗已分不清活人与死人，见了活人乱咬，不得不用枪击毙。延庆寺和师范操场，以及一些水井里的尸体已经腐烂，致使到处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腥臭。 入城的八路军战士想找宿营的地方，但因房屋大部烧毁，只好露天而宿。城西一带，因是八路军游击队袭击过的日军军火库所在地，遭劫更惨。这里房屋倒塌，焦土、瓦砾满街。在一处宅院的大门口，躺着两具被枪弹射穿胸膛的壮年男尸，看样子是在逃跑时被枪杀的。北房门口有两具跪爬的中年女尸，显然是求饶时被杀的。炕上一具老人尸体下面压着两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尸体。炕沿中间还摆着吃剩一半装莜面窝窝的笼屉，分明是正在吃饭时被屠杀的一家子。 在永顺店的铺面，柜房未被烧毁，里面陈设讲究，炕上还铺着毛毯和花洋布被褥。3具赤身裸体的青年女尸横在上面，有一具已被剖开肚皮，肠子外溢，鲜血染红了大半个被面，显然是一伙日本强盗在发泄兽欲之后，将她们杀害的。 有一个姓刘的手工匠人，他自己被日军杀害，儿子被日军抓去割掉耳朵，仍被迫挑水，后又遭屠杀。其妻和15岁的小女起先躲藏在一处古庙中，后见儿子被害，痛不欲生，冒险撇下小女去探视，也被日军蹂躏后杀害。小女孤零零地留在古庙中，冻饿难耐，昏厥过去，奄奄一息，幸被后来收复县城的八路军发现，经抢救而保全了性命。 在城内富户赵氏的院落，人们发现了一具阎锡山军队团级军官的尸体，原来是赵承缓部某团团长，姓赵，本县城内人。此人是在阎军南退时，因舍不得抛弃家业，又不相信日军的残无人道而留下来的。当日军入城后，不仅闯入赵团长的私宅，而且当面调戏污辱他的妻女。他忍无可忍，持枪自卫，利用他对私宅地形熟悉，与敌枪战，击毙了几个日军后被杀害。 对于日军的残暴罪行，宁武人民也作过自卫。当时，就在日军于师范操场大肆屠杀无辜居民之际，被羁押于附近院内的几十名同胞，在被俘军人二保子带领下，用事先偷来的一柄手榴弹砸死日军哨兵，炸狱越城墙而逃。此外，也有在抵抗日军暴行时，与日军同归于尽者。 日本侵略者五十年前在宁武城犯下的滔天罪行，宁武人民至今铭记不忘。 正文 第七章 正定人民蒙难记（1937.10.6-9） 1937年10月8日，日军分兵三路占领正定城。在两三天内，日军在城内及近郊十三个村（街）对无辜百姓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凶残大屠杀。几天时间，残杀了无辜百姓1506人，重伤103人，烧毁房屋106间，抢走牲畜80多头。这是日本法西斯匪徒欠下正定人民的一笔血债。 抗战开始后，日军疯狂南侵，1937年9月24日占领保定。继之，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在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的指挥下，由保定出发，向正定进犯。10月5日，日军主力14师团及第6师团之一部侵入正定境内。当时，国民党陆军第32军商震部的141师，由师长宋肯堂率部布防抵抗。32军我地下党的领导人王兴纲同志和在141师721团当营长的王启明等同志，对日军侵略义愤填膺，发动爱国官兵反对投降，积极与日军作战。10月6日，日军攻下了新安火车站等地。7日，敌军第14师团土肥原贤二部队，凭借空中优势和二百余门炮火支援，步、炮、空协同作战，反复攻击，但均被击退，双方伤亡都很大。这时，国民党军即转师到岸下村（正定城北5.5公里）、牛家庄（城东北6公里）、小临济（城东2.5公里）、朱河村（城东5.5公里）一线抵抗。日军用30余门大炮，2000多名日军发起攻城，国民党军虽然进行了抵抗，古城正定终于在10月8日清晨失守。 正定县城，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古老城镇之一。位于河北石家庄以北15公里，地处平原，幅员辽阔，西汉时为真定，北周为桓州，五代后唐改为真定府，雍正元年，即公元1723年改真定为正定。正定古城历史悠久，有着灿烂的文化，文物古迹较多，尤其是佛教建筑数量更多，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矗立在正定城内的开元寺须弥塔、广慧寺华塔、天宁寺凌霄塔、临济寺澄灵塔，挺拔俊秀，它和隆头寺高耸的殿阁遥相呼应，组成了一幅巍峨壮观的优美图画。 敌人的铁蹄踏入正定后，立即把这座美丽的古城糟踏得不成样子。他们像洪水猛兽一样，一路进入城北郊之岸下、永安、北关三个村；一路进入城内之北门里、焦家角，小十字街、府墙东街、东门里、南仓街及城东北西上寨等七个村（街）；另一路进入城东附近的朱河村、三里屯、小临济等三个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er h3">1</h3> 10月6日夜，因日军在这一带遭国民党便衣队的袭击，吃了苦头，10月8日清晨，日军便将岸下村包围，然后就到处捕人杀人，用绳子将村民捆绑成串，分别拉到村外，用枪击、刀砍、火烧、刺刀挑等残忍手段，进行野蛮的大屠杀。仅两日内，这个250余户的村庄，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的就有365人，有55户被杀绝。在村北口，有一块坟地，古树参天，日军把捉到的人集中到这里，一次就用机枪扫射打死了155人。在于黑仁家的菜地里，杀死26人，在村北口一个院子里，杀死了23人，在村南口张洛台家房后，用刺刀挑死了28人。日军凶残之极，边搜边杀。在张花子家地窖子里发现了三个避难的村民，当场杀死后，又用木棒把死者的头颅砸碎；在张轱轮家发现二人，便用火活活烧死。日军在残杀无辜的同时，还到处糟害妇女。有28名妇女不甘受辱，怀抱六名幼儿跳入徐二改家的水井殉节，后经打捞救活10人，24人含恨死去。日军的猖狂屠杀，使街头巷尾尸体横陈，惨不忍睹。日军的血腥暴行，激起了村民的强烈反抗。村民黄骡驹，手持菜刀，在家门口同上来的日军搏斗，劈死一敌，重伤一敌，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被日军打死。 村民张丙辰，手持出粪杈，迎击闯入他家的两名日军。杈死一敌，杈伤一敌，就在他越墙逃脱之际，中弹身亡。 40多岁的时洛全，当日军闯入他家行凶时，他抄起铡草用的大铡刀，将一日军劈死，而后他被几个日军追到屋里遭惨杀。 村民张秋，被日军追赶，他拼力跑回家中，拿出砍刀，在院子里与追敌搏斗。先砍死敌一人，退至二门，日军一拥而上，他先砍死一个，转身上房，又用标枪刺死一个，日军追到房上，张秋攀到树上，因再无退路，被日军开枪打死。 有两个日军窜到杨金姐家里，他们看见了杨金姐的儿媳马风菊，兽性发作，大喊：“花姑娘的！花姑娘的！”随即把枪支和东洋刀扔在外房，两个日军狰狞地笑着把马风菊推进屋里企图强奸。杨金姐听到儿媳一声惨叫，便抄起敌人扔到外屋的东洋刀闯进里屋，趁其不备，猛一刀将一日军砍死。另一日军企图逃窜，被婆媳俩死死地扭住。杨金姐一面咬牙切齿地骂着：“王八崽子，老娘跟你拼了！”一面手起刀落，将这个日军也杀了。婆媳俩急忙将日军的尸体、枪支、洋刀、铜盔扔进猪圈埋好，上面盖上一层树叶，然后脱险。 在岸下村，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76岁的老汉，名叫张黑妮，是当年惨案的目睹者。他说：“农历九月初五那天，我在家柜底下藏了一天，初六早饭后，母亲让我到村西头看看情况。我一出门，就看到街里一片惨景；张五妮、张小鸡、张窝狗被杀，尸体横在街头。我想，光在家里藏着迟早会出事。于是，我背着娘出门往北逃走，看到张秋奎被杀在王家道口，里边还躺着4个人，学堂门口也有一具死尸。下午，天凉了，我回家给娘取棉袄，走到官井那里，被日军抓住，上去就撕了我的衣服，把我绑起来。这时，有个翻译官问我：你家有没有姑娘，你老婆哪里去了？我说没有。这伙强盗才放了我，饶了我一条活命。 “初九，我找张洛灰、张秋成商量，村里死了这么多人，四、五天了，无人收尸，狼吃狗啃，实在不忍看。怎么办？我们商量，找人们掩埋。我们找了半天，才集合了老小五、六十人，分头掩埋死难者的尸体。我和几个人把张风鸣埋了后，出村西口见到两个国民党兵也死在那里。又到村南口，被杀死在张振中家的地里有30多人，武术教师张辰也死在那里。真是血流成河呀！掩埋好这些人后，又到张香保家，见黄小河死在张家门口，张香保父子三人都死在他家的山药窖子里。到村北徐二改家，一看井里都跳满了人，底下的、中间的连淹带压都死了。经抢救，救活了10人，死了24个人，真惨哪，这笔血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岸下村，还有一位71岁的老大娘丁竹姐，当年为了避免日本侵略军的屠杀和残害，妯娌五个，带着两个幼儿跳进了徐二改家水井，她被救活。现健在的只有她一个人了，其余都死了，每当有人问起往事时，她就会伤心落泪，哽咽气断，几天水食不进。她就是活着的岸下惨案的历史见证人。 <er h3">2</h3> 10月9日凌晨，日军侵入北关。村民被枪声惊醒。有的趁大雾逃到村外躲避，有的就在村中躲藏。晨雾消散后，日军挨门破户搜捕。在南街先抓住张洛万，又捉住吕洛旦。3个日本兵用刺刀挑起一件国民党军的军衣叫吕洛旦穿。吕洛旦拒绝，当场就被打死。敌人还把吕的尸体扔到大路上，先让汽车轧烂，然后浇上汽油点火烧焦。 崔皂保、刘洛温等藏在崔云鹤家地窖子里，不幸被日军发觉，一次就杀死了18人，董歪脖被捅了一刀，肠子流出体外，他钻到死尸下面隐藏，敌人走后，才抱着肚子爬过墙头逃往村外。 村民崔洛合，听到枪声，连拉带背领着3个孩子向村西棉花地里逃跑，被日军发现，开枪射击，把他和两个孩子打死，另一孩子跌入水沟，活活淹死了。 崔福堂彼捉住以后，日军叫他跪下，然后一手搬住下巴，一手持着短刀，把他的脖子割断，鲜血喷了一地。更残忍的是，一名年轻妇女，被日军强奸后，还扒光衣服，用刺刀开膛取乐。与此同时，日军诡称开会，把抓到的人驱赶到陈洛开家院子里，一面说着“皇军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的鬼话，一面下令用机枪扫射，80多名无辜同胞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这个170多户的小村，被日军残杀145人，杀伤11人，直到11月14日，幸存的人们才悲愤地掩埋了亲人的尸体。 <er h3">3</h3> 10月9日，日军攻入朱河村时，国民党军队的两个连正在这里防守。一个连防守东南口，一个连防守西北口。在朱河村北，自西向东，有一条周汉河潺潺流过，水深丈余，荡漾涟漪，构成自然屏障。日军选择村北口周汉河桥为突破口，发起冲锋。敌人以四路纵队，端着刺刀，象野兽一样吼叫着冲上了桥头。守军指挥官鲍连长带着两个排，奋起还击，两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和两排战士的步枪一齐开火。这样，一连打退了日军三次进攻，桥北半里之遥，一片死尸，同时，国民党守军伤亡也很大。在这紧急关头，守军鲍连长把挖战壕的民夫张双庆、马计皂、赵满囤、马侁辈、张双成等18人，集中起来动员助战。他说：“为了民族之存亡，你们必须起来助战，不战也是死！”这18人齐声回答：“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等死不如战死！”于是，他们拿起阵亡战士的枪支，与敌展开了浴血战斗。经过激战，弹尽无援，敌人突破了桥头。这时，鲍连长率众与敌展开肉搏。他脱掉了上衣，赤臂从王洛朋家房上跳下跃入敌阵，力战众敌，一气砍死了8个日军。正在这生死搏斗的紧急关头，东南口国民党守军弃阵逃跑，一股日军从东南口突进，由背后猛烈射击，鲍连长中弹牺牲，两排爱国士兵全部阵亡。在阵地上助战的张双庆、马计皂、赵满囤、马侁辈等18个村民全部被捕。除张双庆逃脱外，其余17人全部被日军杀死。这18个青壮年坚强勇敢，奋不顾身，与军队并肩浴血抗击日军的英雄壮举，在这一带人人皆知，在民间广为流传，多少年来为人们传颂，称他们为“十八义士”。 日军在这里遭到抵抗，伤亡惨重，就把仇恨倾泄在百姓身上。进村后就疯狂屠杀，一天就杀死无辜群众283人，尤其是在付家角，成年男子几乎全被杀光，此后多年，人称这里是“寡妇街。”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屠杀，我有血气的中华儿女，与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村民张雨子，把一家老小藏在地窖里以后，便往村南突围，走到村口，被六、七个端着刺刀的日军团团围住。他凭借武功，赤手空拳与敌周旋。他先后打倒3个日军，双臂受伤30多处，因流血过多，力不能支，被刺中腹部，肠子流出，倒下后又被刺了两刀。日军走后，张雨子被母亲救走。 当日军在付家角残杀百姓时，村民焦小多手持铁锨，从敌包围圈的空隙处突围。刚越过他家院墙，遇一日军，他劈头一锨，打倒日军脱险。 为了配合国民党守军对日军作战，村民张三月等人被派往村西挖战壕，回来路上被8个日军包围，张三月挥锨与日军搏斗，他劈死一敌，劈伤一敌，日军开枪将他打死。后来。人们称张三月为“孤胆英雄”，他的事迹在朱河一带广为流传。 村民付冠英，是当时教育界一位著名人士，毕业于天津第一师范，是日伪统治时期河北省伪省长吴赞周的同窗学友。日军侵华前，在北京教书，日军侵华后，罢教归里。吴赞周曾先后请他出山，几次许诺委任伪县长之职。付冠英当众对来使说：“我是炎黄子孙，岂能为东洋倭寇俯首称臣，充当汉奸，为人唾弃！”因此，他放弃达官权贵，宁愿在穷乡僻壤过清贫生活。当日本占领朱河时，要所有人佩戴“良民证”时，付冠英严词拒绝。说：“我是堂堂中国人，岂能佩戴日本的‘良民证’，当日本侵略者的顺民！”以后，他在朱河村办了一所小学校。日伪汉奸要他在学校增加日语课，他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向来尊孔读经，岂容侵华日军在中国搞奴化教育！”因此，他在学校只教授《四书》、《五经》，不教日语。在日军统治时期，这位老先生始终不进县城，表现了刚直不阿的民族气节。 <er h3">4</h3> 为了使子孙后代铭记侵华日军在正定的凶残大屠杀，牢记国难家仇，激励后人致力于振兴中华之伟业，中共正定县委、正定县人民政府干1984年5月30日，在日本侵略军杀人最多的岸下村中心，树起了一座庄严肃穆的“岸下惨案死难同胞纪念碑。”碑文中说：“抗日战起，日寇大举南侵，10月6日窜入我县境内，10月8日围掠岸下，奸淫妇女，屠戳村民。全村200余户1200余人死于寇之兽行刀弹者计365口，绝55户，尸横血淌惨不忍睹。乡众恨怒充膺，不甘其侮，纷起而抗击，有黄姓骡驹者拼生死以卫乡土，持厨刀搏入寇群，劈毙一寇，重伤一寇，挫敌凶焰，张我正气。”……碑文共266字，是血泪写就的。它写不完人民的千古之恨，也诉不尽日本侵略者的滔天之罪！它仅仅告慰于死难同胞：神洲之振兴，己指日可待！ 对于日军的侵华暴行，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包括一些国民党人，都深恶痛绝。前国民党国大代表于华峰，家是正定吴兴村人，1984年他在台湾编著了一部《古常山郡新志》，他死后家人遵其遗嘱，托人由台湾经过香港送到了正定县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在《古常山郡新志》中，对当时日军入侵正定的暴行，也做了真实的记载。他写道： “10月7日晨1时许，敌步兵千余，携炮十余门，向我罗家庄、十里铺、东柏棠进犯，至晚仅保有三角村与东柏棠阵地，是日夜我派便衣队向岸下、永安村夜袭，毁敌炮两门，炸死敌人不少，因而迁怒岸下村民，疯狂屠杀，对男子枪杀之外，还有身首异处，腰斩数段者，奸污妇女，裸体被杀者有之，男女暴尸400余具，惨绝人寰，骇人听闻！” 这说明，当时的一些国民党的爱国军人，对于日军铁蹄践踏我国领土，疯狂屠杀我无辜人民也是义不容忍的。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种历史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 正文 第八章 崞县城惨案（1937.10.8-9） 崞县城，现改为崞阳镇。日军侵入山西省境，一路杀人放火，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崞县城惨案就是其中的一个，两天屠杀崞县城居民1300余人，烧毁房屋、庙宇2000余间，是日军在崞县境内制造的第一桩血腥大屠杀。 1937年10月8日晨，日军兵临崞县城，国民党军早已逃之夭夭，城内居民惊慌万状。有些人害怕日军屠城，组织了一个所谓“治安维持会”。由商会会长田杰带领，城内商民200余人，手持日本旗，列队齐集小西门外，发现大西门外集结数百名日军，大家扒开城门，商民跪伏于地，表示愿当顺民，田杰通过翻译告诉日本军官说，他是商会会长，是来迎接日军进城的。日军官问跪伏的人是什么人？田杰回答说：“不是兵，都是商民。”日军官示意田杰、张峰等三人带领日军进城，其他商民留在原地，不准回城。谁料在西门外“欢迎日军”的人群却变成了任人宰杀的羔羊。 正当汉好田杰等人给日军号房子找住处的时候，留在西门外的200多商民，早已被一个个捆住。等人们清醒过来，已经晚了。当晚日军一声令下，西门外便开始了屠杀。日军一面在王家围、西关庙、西崖等处放火焚烧房屋、庙宇、戏台，一面用机枪扫射被捆在一起的200商民。一霎时，西门外火光冲天，惨叫声不绝，王家围一带化为一片废墟。 10月9日上午，城内日军也大举烧杀抢掠，凡被抓到的居民一律杀掉。西门附近100多居民被枪杀在城墙边一个粪坑内；还有100多人惨死于街头院落。西崖上有6家居民，全被当场杀光；在王春场院内，又有10人被杀，血尸横陈场院。 时到中午，日军继续在小东门底挨门逐户搜捕杀人，兽蹄所至，杀光烧光。小东门底附近24户居民，就有96人倒在血泊之中。王海升、明计计、杨秀玲3家13口人，全部被枪杀于家中。明顺义院内聚集了11个居民，有10人被机枪打死，只留下明银忠一人因脚受伤倒下，连夜爬往河神庙得以逃生。 傍晚，日军从正街、西街、南街等处抓捕了数百名居民，陆续集中到南关郭二和院里。日本兵用铁丝、并绳把他们一个个的臂膀串在一起，越串越多，由门口一直排列到大街上。 这时日军开始大屠杀前的审问。日军官通过翻译问谁是军人，众人沉默不语。突然，日军从人群中发现一个受伤的阎锡山军士兵，用刺刀逼其供认行列里谁是军人。这个伤兵在敌人屠刀之下，吓得浑身哆嗦，信口胡说了一句“年轻的是士兵。”于是，日军将居民中的青壮年一个一个拉出来，成串地捆住臂膀，押往南门外。 在南门外，靠近临时铺设的火车道旁，有三个大坑。在西边的一个大坑边，先把70多个青壮年小伙子，被当作活靶子，一枪一个，枪杀在大坑里，枪声未绝之时，日军又押来200多人到中间的大坑，继续枪杀。有的人听到枪声，就趁着膝陇的夜色，跌倒在地装死。谁知有个叫铜牛的呆子，忍不住枪伤的疼痛，忽然站起来喊叫挣扎。日军发现还有没死的，又用刺刀对倒下去的人一个一个地捅了又捅，许多受伤的幸存者又陷于死难者的行列，当天晚上，又有300多人葬身于第三个大坑。 与此同时，在南关的街头巷尾，横七竖八躺满了遇难者的尸体。城内居民被零散屠杀者也很多。赵家巷名叫铁锁、官锁、米锁的弟兄3家11口人，全部被手榴弹炸死在菜窖里。数以千计的年轻妇女被日军奸污后又遭枪杀。仓街元增瑞院内，一次被砍杀者达13人之多。杨存喜被抓去给敌人应差，日本兵夺过他手中的一壶开水，从他的头上浇下，险些丧命。 抗战前，崞县城是一个繁华的市镇，遭屠杀洗劫后变成一座死人城，一片悲凉景象。 正文 第九章 血洗赵县记略（1937.10.7-15） 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沿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干线长驱直入，向我华北地区进犯。10月初侵占石家庄，进而将其侵略魔爪伸向赵县。10月7日对赵县城内大肆狂轰滥炸，10月12日以近两个团的兵力在赵县城附近7个村庄和豆腐庄村，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从10月7日至10月15日，短短几天时间里，日军以飞机轰炸，机枪扫射，活人当靶，刀挑枪杀，火烧水淹，活埋放毒等极其凶狠残暴的手段，制造了一起杀害我同胞1149人（其中：死亡910人，重伤致残239人）的重大血腥惨案。 <er h3">1</h3> 10月7日（农历九月初四），正逢赵县城大集，上午11时许，城内各个街道上赶集的人群熙熙攘攘，集市活动达到高潮。突然，从西北、东北方向飞来5架日军飞机，组成一字形，由北向南，对准赶集的人群扫射轰炸。顿时房倒屋塌，人畜伤亡。日军飞机在这人群拥挤的大集上投下了21枚罪恶的炸弹，炸死炸伤我无辜群众200多人，损失财产不计其数。 十字街一家粮店被炸毁，炸死伙计6人。望汉合东边王子栋家的房屋被炸塌，儿媳、孙女被炸死，王子栋被炸瞎一只眼。老虎家一家8口，除老虎外出幸免外，其余7口全部惨死。西马道曹小芝老少6口全被炸死。不足百米的东马道街，炸死20多人，血肉飞溅，满街尸体。有的被炸掉四肢，有的被炸掉脑袋，有的被炸去半个身子。炸飞的一根橼子插进一位赶集老乡的肚子里，老乡疼痛难忍，惨叫不止。 大难不死的群众和赶集商贩，乱做一团，纷纷向城外逃命，在尘土遮目，人畜惨叫声中，三架日机又飞往宁晋县去轰炸，另两架日机向东北方向飞去。从此，城里人民惊慌恐怖，有的逃往城外，有的躲在防空洞里。街上无行人，商店皆闭门，全城一片死寂。尽管这样，日机还经常飞来盘旋。10月9日，又有两架日机飞来扔下两枚炸弹。但当时城里人迹稀少，故只炸毁了一些房屋。 <er h3">2</h3> 10月11日（农历九月初八），日军近两个团的兵力从西北方向侵入赵县，傍晚在县城附近遭到南撤的商震部骑兵团的阻击，在赵县城至宋村一线激战了一夜，双方都有重大伤亡。12日拂晓，日军发起进攻，加上日机轰炸，骑兵团向南撤退，赵县县城失守。日军象一群野兽冲进城内和附近的宋村、常洋、官庄、东晏头等七个村庄，杀死我无辜群众700余人，重伤致残80多人。 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九）早晨，日军由西门、北门窜进了县城。当时城内家家闭户，人人躲藏。日军进城后首先封闭了东、西、北三门，然后进行大搜查、大屠杀，砸门破户，到处抓人，稍有反抗即被当场杀死。从西街和县前街捉住30多名无辜群众，逼到柏林寺东边城墙根处，让站成一排，手端刺刀的日本法西斯强盗一个对准一个，一日军头目，一声嚎叫，将我30余名同胞全部挑死。躲在东北角城墙根防空洞内的60多名群众，被日军发现后，一个个被当场杀掉。 日军的搜捕屠杀，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不少人奋起反抗。西关群众邢各营，拿起扁担同敌人搏斗，一扁担将一个日军打倒在地，随后又上来两名日军士兵。邢各营面对敌人的屠刀，全无惧色，继续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杀死在门洞里。李家岗街李白子和其母藏在家里，突然几个日本兵砸开门户闯进来，看见李母就上去强奸。李白子一窜抱住一个日本兵就地滚打，又上来几十日本兵，把李白子捉住，先割去耳朵，再砍掉四肢，最后砍掉脑袋。李白子被大卸八块而死。日军在城内仅此一天就杀死无辜群众110余人。 9时许，日军冲进宋村，疯狂地捕捉青壮年群众，为他们抬担架，运送伤员和死亡士兵的尸体。抬担架的人走后，日军在村里的屠杀也开始了。梁老罗家的防空洞在村南打谷场上，洞里藏着32名群众，被日军发现，逼着人们出来。孔有志的父亲向外一露头就被日军开枪打死，其余的人都不敢露面了。日军就点燃了毒瓦斯扔进洞里，将30多名群众全部毒死。 被抓去抬担架的青壮年，把日军尸体抬到县城西关后，被关到一道围墙里，还有其他村群众共八、九十人。傍晚，日军从围墙里把我同胞一个一个地拉出来，用刺刀挑死在街西口水坑里。宋村的30余名青壮年全被刺死，只有梁荣太一人，身上被刺7刀，虽浑身是血，却未伤要害，等到夜深人静时才从血泊里爬出来逃了条活命。 日军在宋村的大屠杀持续了三天，烧毁房屋70余间，残杀我同胞近200人，重伤40余人，5户被杀绝，11户剩下孤儿寡母，致使户户带孝，家家死人，满村哭声。 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九）傍晚，突然有一个营的日本兵闯进当时只有59户、349人的常洋村，把全村老百姓赶到村南街口一块空地上，叽哩呱啦讲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等鬼话，然后拉出30余名青壮年，日军慌称到村南去挖战壕修工事，让我同胞挖一大坑。坑挖好了，日军竟把这些群众拉到坑边，被他们当活靶子练刺杀，一下杀死28人，而后逼着剩下的几个人，把一个个死尸扔到坑里埋掉，再把这几个人用枪打死，放在死人坑上边，点燃柴草，焚尸灭迹。 第二天，村中老百姓往外逃避，日军封锁村口，开枪阻拦，挨户搜查，见人就杀，见物就砸，见妇女就奸污，村里一片恐怖。村西头曹根年家北屋里被堵住19个人，日军匪徒们手端机枪和刺刀，把门窗堵住，从屋里一个一个地往外拉人，拉出一个就在院里杀死一个。19个人只有一个叫郑文喜的小孩钻进炕洞里幸免一死。他们把人杀死，又把尸体堆到夹道里，放上桌椅柜箱、芝麻杆等点火焚烧。这群杀人不眨眼的法西斯强盗又窜到周根成家，拿活人当靶子瞄准。把周根成的父亲，母亲、妻子打死在当院，又堆柴草放火焚尸。三岁的孩子见母亲被杀，在屋里哭叫。日本兵听见后随即提起孩子一条腿扔进火里烧死。郑小井等21人被逼到一个夹道里，匪徒们堆上柴草把这些人活活烧死。被烧者的惨叫声，使人毛骨悚然。李辰民等14人被绑到村南一个场头水井旁，强逼着一个个跳进水井淹死。有一个妇女因不堪在家里被野兽们糟蹋，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逃出村外，刚出村就被日军捉住，拉到坑边的水沟旁轮奸后，把小孩绑到母亲身上，将母子活埋。 第三天，这伙法西斯强盗直杀到村里一个人都不剩了，又到村外搜查捕捉群众和过往行人，捉住就拉到村东头的大水坑里杀害。两天时间，大水坑东西两岸都摆满了血淋淋的尸体，坑里也漂浮着一层死尸。在这里被杀死、淹死的有100余人。死尸中有被捆绑扔进水里的，有被刺刀挑死、战刀砍死的，有被绑成一串用机枪点名打死的。这些死尸中，没有脑袋的，剖腹露肠的，战刀砍去四肢的，形状之惨难以尽述。这就是日本法西斯之“王道乐土”。 村东一个井里有16具尸体，是儿童、妇女和老人们不甘受辱跳井自尽的，仅李勤生一家就死在这口井里6人。李勤生全家12口，日军侵入常洋村前，嫂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幸免一死。家里其他9口跑到村东井边一个地窖里避难，这个地窖里藏着30多人，不幸被日军发现，将李勤生的两个哥哥和其他男青年抓走，拉到村东头大水坑边用刺刀挑死，剩下的妇女老幼，远远望见被抓走的亲人遭残杀，悲痛欲绝。正在这时，日军又朝这边走来，勤生的母亲眼见大难临头，便一头扎进井里。随后勤生的姐姐也跳了下去，勤生的父亲觉得走投无路，先把勤生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推下井去，又来抓勤生，勤生哭着跑远，父亲赶了几步没赶上，自己便跳井自尽了。一个12口之家，除嫂嫂与两个侄儿在外，就剩下勤生一个孤儿了。 日军四天的大屠杀，在常洋村杀死、烧死、淹死群众近200人（外村群众100亲人，常洋村78人）。周保子、贺大屋等11户被杀绝。被烧毁房屋69间，村里的猪、羊、鸡、鸭被日本兵杀光吃净，农具家俱被全部烧毁、砸碎。日军把粮食、衣物装了十大车，枪了本村29头大牲畜运到赵县城。 疯狂杀人的日军走后的第二天，逃往外村的人们陆续回来，寻找亲人的尸体。当时遍地血迹，死尸累累，几处被烧的尸体，已无法辨认，只好同埋一坑。这次惨案使村上几乎家家有死人，户户断炊烟。人们掩埋了自己的亲人，又都投亲靠友，流落他乡，数月不敢回来。一时间，这个离城仅三里的村子，成了一片废墟，无声无息了。 <er h3">3</h3> 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九），一股日军约一个营的兵力从藁城侵入赵县，在豆腐庄村南同南撤的国民党军队相遇，两军对垒，发生冲买，战斗坚持了约有一个小时，到7点钟左右国民党军队南撤，日军进了豆腐庄。 日军进村后，便疯狂地挨门串户进行搜查，一面捉鸡、牵羊、杀猪、宰牛，抢掠财物；一面抓捕老百姓。他们捉到妇女就奸污，捉到男人便扒光上衣，用绳子绑住，逼到后街西口场上，顿时抓到无辜百姓84人。下午，日军把人带到场南头的枯井旁，用战刀砍、刺刀挑、开膛摘心、机枪点名等极其残忍的杀人手段，把80多人全部残杀，而后把尸体推到枯井里。 青年徐小苗，见日军如此残暴，毫无人性，怒斥日军的法西斯暴行。两个日本兵把他扒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刺刀一刀刀零剐致死。徐小范挣断绑绳企图夺枪，被几个日本兵捉住两足，活活撕为两片而死。霍双锁趁日军逼他到枯井旁杀害时，他一头将一个日军撞倒。日本鬼子气急败坏，用战刀砍掉了他的脑袋，还让洋狗把人头叼走。 与此同时，在村东北角杨树地里，有14名老百姓被日军吊在树上，点起柴草活活烧死。 第二天早晨，日军在撤离豆腐庄之前，又抓往32名群众，在后街西口场上杀害。这样这个不足千人的小村庄，就被日军一下子残杀了130人。 <er h3">4</h3> 日军除在上述诸村屠杀外，还在东晏头屠杀20余人，在北解家瞳杀18人，把大、小李家庄20多人抓去给日军抬担架的也杀害在县城西关。日军在赵县城内外九天的大屠杀，使我910余人死于非命，239人受重伤致残，20余家群众断门绝户，30多家只剩下孤儿寡母。被杀的群众有年迈的老人，有初入尘界的婴儿，更多的是青壮年男女。日军在东晏头把陈大娘的儿子陈广妮卸下四肢，割成肉块，放在皮箱内，还硬逼迫陈大娘食儿之肉。天地之大，世界之广，哪有日本法西斯强盗之残无人道呵！这一切激起了赵县各阶级各阶层的极大仇恨，抗日烽火风涌全县，我地下党组织积极领导全县人民展开抗日救亡斗争。不到半月的时间，就组织起七、八百人的抗日游击队，全县的抗日烈火从此越燃越旺。 正文 第十章 梅花镇大惨案（1937.10.12-15） 梅花镇位于藁城县南部，是有名的商业重镇。1937年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九）至15日，侵华日军在这里制造了一起残杀1547人的大惨案。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央军的许多部队望风南逃，而原东北军53军691团，撤到梅花镇和赵县四德村坚持抗战。该团不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参加过西安事变。早在1936年，团内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691团第一营进驻梅花镇以后，吕正操团长征得共产党代表孙志远的同意，决定在梅花镇抗击日军。一营奉命构筑工事，堵死四门。梅花镇人民听说要和日军打仗，非常高兴，烧水、做饭、烙饼、煮鸡蛋，热情慰劳官兵。 10月11日傍晚，日军板垣师团的两个大队，从西北方向进犯梅花镇，将一营包围在梅花镇。九点多钟，战斗打响，一营利用寨墙、寨门为掩体，打退日军九次进攻，日军伤亡惨重。12日黎明，日军大批援军赶到，691团向晋县小樵镇转移。 该团撤离梅花镇时，战士们曾在大街上喊话，要老百姓离开梅花镇，远走他乡，免遭日军残杀。镇西部因为还在打仗，多数人家未听到喊声，没有撤走。镇东部多数人家听到了喊话，从东门撤出梅花镇。 10月12日早晨，5000多日军侵入梅花镇。成群的日军从镇西南翻过寨墙，扑向镇内。当时，天色未明，多数人家尚未开门，街上只有少数人走动，日军见门就砸，见房就烧，见人就杀。顿时，梅花镇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枪声，砸门声，大人、孩子的哭叫声，响成一片。 几个日军闯进王淘气家。进门就枪杀了王淘气的母亲。父亲王保云，随手抄起一把三齿耙，高声喝令全家人：“跟我往外冲！”一耙锛死一个日军。他又向另一个日军扑去，不幸中弹身亡。王淘气乘机跑出门去。其妻和两个孩子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在院里。 一群日军撞开鲁全成家大门，把鲁全成绑走。一家人拚命上前呼救，日军开枪打死了鲁全成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将五岁的女儿踢昏在地。鲁全成的姥姥哭喊起来，被日军一脚踹倒，先剁掉双脚，尔后杀死。鲁全成的母亲、妻子和一个孩子被推入院内井里，用辘轳、砖头活活砸死在井内。鲁全成家大院住有六户，20口人，被日军杀死15人，其中三户被杀绝。 大屠杀持续了一天。大街上、院落里、粪坑里……到处都是被残害的尸体。这天，共被日军残杀300多人。 12日这天，日军在镇内各处杀人的同时，还把一批青壮年抓了起来，绑在一起，强迫他们跪在大街上、真武庙前和镇内几个较大的院落里，被看押起来。以后，日军把他们一批批拉出去残杀。大的杀人现场就有八处：镇西头辘轳把水坑、地主尚五子家长工院、镇东头臭碱水坑、打坯坑、血井，镇南头三十六口坟场。还有街内的染坊大院和杨洛风的粉坊大院。仅这八处，就有1200多人惨遭杀害。 辘轳把水坑是最大的杀人场。12日中午，几百名日军端着刺刀，站在水坑周围，并架上了机枪。飞机在上空盘旋。被绑着的老百姓从大街上和真武庙前，往水坑边驱赶。日军用刺刀和棍棒相威逼，强迫往水坑里跳。水很深，许多人跳下去就淹死了。日军边强迫人们往水坑里跳，边用机枪扫射，尸体填满了大坑。血水溢出坑外，顺道沟流了半道街。坑四周围站着的日军，见到没死的，远处用枪打死，近处用刺刀挑死。600多人，仅鲁全成、张满仓等8人幸免。惨案过后，乡亲们在这里打捞了五天尸体。其中，有100多具尸体血肉模糊，无法辨认，一起埋到了镇西的一个坑内。 鲁全成被鬼子绑走后，在村西辘轳把水坑亲眼看到了鬼子进行大屠杀的惨象。那么鲁全成是怎样死里逃生的呢？他说： 天快黑了，鬼子把人们又往村西辘轳把水坑那里赶。把我们押到辘轳把水坑，那里已有许多被鬼子残杀的人。那年雨水大，坑里水根深。满坑的水都成红色的了。靠近我的那位老人叫马洛近，他和我小声说，“这是让咱们死哩！”我想让鬼子打死，不如跳进坑里，自己淹死。趁鬼子兵不注意，我就跳进水坑。我不会浮水，一下去就喝了许多血污水，迷迷糊糊晕过去了。 后来，我也想不起来是怎样被坑里人推挤到坑西北角的。我一睁眼，看到身边有我一个舅舅叫张洛东，他袍起我，让我跑，我不能动，就躺在成堆的死尸里边，只露着脸的上半部。光听到机枪响，人们乱哭乱叫的声音。过了一阵子，没有什么动静了。我略微睁了一下眼，见到不远处有两个黑影活动，听到“嗯！嗯！”的两声，又有两个老百姓，被鬼子刺倒在水坑里了。几个日本鬼子兵端着枪，就往南边走了。 天黑得已经看不清楚周围的东西。我动了一下，睁开眼一看，远处有个黑影，正弯着腰往西北方向跑。我一急，心想跑了吧！爬出水坑，身子贴着地皮，看准两边没有鬼子兵，南边远处，鬼子兵正围着大火堆烤火。那时，我身体壮，起来就往北跑。先跑进不远的一家粉坊大院，见到一个人被绑着，他小声在叫“解开我”！“解开我”！我也看不清他是谁，慌慌张张地把他解开。把那个人解开后，我就跑到寨墙边，因为紧张，往上爬了三次，都摔了下来，稍稍停了一下，又往上爬，才爬上了寨墙，蹓下墙外寨沟，顺道一气跑到木连城的亲戚家，才保住我的一条命。 张满仓说：当走到辘轳把水坑时，看到鬼子兵用刺刀和棍棒逼着人们住水坑里跳，同时，不停地往水坑里打枪。后来又抬来了机枪，往水坑里扫射，很多人被打死，冒出一圈圈的血水，看到这情景，我心想，怎么也活不成了，走到坑边，就一头扎进坑里，庆幸的是我一个人绑着一根绳，就慢慢地往西潜游，怕出水面被鬼子发现，憋得我在水底下喝了好几口血污水。确实憋不住了，露出一点头来，吸了一口气，赶紧又潜入水里。游离远了，我才露出水面，半睁半闭着眼睛，仰卧水面，我的头夹在一个死尸的大腿中间。敌人的子弹打中了张秋夫的头，他离我很近，脑浆和血水溅了我一脸，我更不象一个活人样子，才免遭鬼子的枪杀。 天黑了，鬼子兵都到水坑南边烤火，我才慢慢地拖着又沉又累的身子，爬土水坑。闯运气吧，碰上鬼子就死啦，碰不上，就逃出一条活命！我终于穿过粉坊大院，翻过摹墙，脱离了虎口。 梅花镇地主尚五子家长工大院，宽大而空旷。日军把100多人强行赶到院内，跪了一天一夜，不让吃一口饭，喝一滴水。13日，一群日军进来，把这100多人全部枪杀和挑死。尸体扔到院内的两个大菜窖和一个大粪坑里。 12日，日军把从各户抓来的妇女，强拉到地主杨洛风的粉坊大院。其中有11名怀孕临产的妇女，被日军剖腹，并将胎儿吊在树上练习打靶，有个日军用刺刀把胎儿挑起一丈多高，摔成肉泥。孟小庆的妻子被扒光了衣服，吊在门梁上，被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剖出胎儿，用刺刀挑着，狂笑取乐。郑小娥被扒光衣服，割掉乳房，她的两个孩子爬在她的身上哭叫，也被日军挑死。 被赶到染坊大院的100多名妇女，同样受到日军的摧残。十几名日军先后轮奸了年轻媳妇蒋王氏、魏武氏、张邓氏等，用刺刀将她们一一刺死。晚上，一群一群的日军打着手电筒进去，把年轻妇女抓去，野蛮地进行奸污和残害。 10月13日和14日，农民张里等62人，拿起棍棒，冲出封锁线逃跑时，不幸落入日军手里。他们被捆绑起来，打得腰折腿断，然后推入打坯坑内，填土活埋。同时，日军又将200多名青壮年绑到东门外空地，毒刑拷打后，一批批用刺刀挑死，马胜福、马喜福等11人，被日军用铁丝穿透胳臂，打得死去活来。马胜福、马喜福等怒骂不止，最后被日军在身上倒上汽油，推入火堆，活活烧死。 樊金保等63人，被绑到东门外臭水坑旁，先挖掉眼睛，再剁掉四肢，然后砍下头颅，扔进臭水坑内。 东门外有一口大眼井，14日下午，45名青壮年被绑到井旁。日军嗥叫着，举着战刀，强逼他们跪下，人们宁可不跪。日军恼羞成怒，将45人全部砍死，头被挂到树上，尸体扔在井里。人们称这口井为“血井”。象这样的井，全材还有12眼。 南门外的屠杀更使人触目惊心。10月13日，200多名妇女、儿童被绑到南门寨墙下。日军想找到吕正操部队的下落，在妇女儿童身上打主意，先是哄骗，后是恫吓威逼，追问部队去向。日军见人们不吭声，即拉出四个不满十岁的女孩，把她们劈成两半。日军继续逼问，仍问不出一句话来，气得狂蹦乱跳，把200多名妇女小孩全部枪杀了，尸体被扔到寨沟里。掩埋尸体时，其中有36具尸体无法认领，埋在一起，被人称作“三十六口坟”。筹建“梅花镇惨案”展览馆时，从这里挖出三颗头骨，其中一颗头骨，上面还卡着日军的子弹头。 10月14日，从小逃荒来梅花镇的张玉振等6人，被日军整整毒打了一天，打得头破血流，全身是血。晚饭后，日军把他们绑赴东门外。他们见满街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血泊里，树上挂着血淋淋的人头。张玉振等人不禁骂道：“你们这群狗娘养的，迟早要跟你们算帐！”他们挣断绳子，赤手空拳和日军拚了起来。凶恶的日军端着刺刀，一阵乱刺，5人惨死。张玉振被刺11刺刀，当下昏死过去。夜深醒来，一翻身，全身流血。张玉振强忍着剧烈的疼痛，爬到了镇外较远的地方，被人救起，幸存至今。他的身上尚留有11处刀疤和半截拇指。 农民张二白，被日军抓捕后，押上大街，几个日军用棍子边走边打。张二白猛回身，从日军手中夺过棍棒，手起棒落，血浆四溅，一个日军的脑袋开了花。他抡起棍棒，左劈右打，前后几个日军被他打趴在地上。有个端枪的日军冲过来，张二白猛扑上去，不幸中弹，惨遭杀害。 59岁的阎洛聪，是沿街乞讨来梅花镇定居的。他看到一批批人被赶到辘轳把水坑被害，高喊：“乡亲们！和小日本拚呀！”日军向他扑去，他顺手从地上抄起一块砖头，砸瞎了日军一只眼。疼得那日军嗷嗷叫。后来日军把他绑在树上，他又破口大骂。日军割掉了他的舌头，他怒目而视，运足气力，喷了日军一脸血浆。后来，日军剁掉了他的双脚和双臂，又一刀一刀剐他身上的肉，残暴至极。阎洛聪虽然被害了，他的挣挣铁骨，连在场的日军，也都惊得目瞪口呆。 大烧杀持续了四天三夜，到10月15日中午，日军才离开梅花镇。梅花镇当时550户人家，2500口人，有46户被杀绝，共杀死了1547人。烧毁房屋、店铺600余间。 梅花镇惨案，激起藁城县人民的觉醒和反抗。一个月以后，该县共产党员马玉堂等人组织的抗日武装，联合李小贞的地方武装，一举攻克县城，俘虏日军40余名。从此，藁城县的抗日烈火愈烧愈旺。该县很快组织起独立支队、平汉挺进队、石东游击队、县大队、农民大队等抗日武装，四处出击，抗击日军。梅花镇和藁城县人民，主动把自己生产的粮食、布匹、军鞋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进山区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我抗日部队。1938年藁城县被冀南区党委命名为抗日的模范县。 1947年10月，冀中区第十一专区在梅花镇进行了大惨案调查，下面就是当时的调查报告：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初八日，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即冀中八路军前身吕正操那个团）曾在这里阻击日军进攻，激战一夜，打死日军八百余名，击退数次攻击，战士们始终在寨墙上坚持，日军来得进村。初九日拂晓，日军大批缓军赶到，吕部为避免过重伤亡，即转移在敌后，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当部队转移时，还在大街上喊话：“老百姓们都走吧！日本人来了，逃命吧”！没有知识的老百姓认为自己不是军队，日军来了不至于完全杀了，存在着不要紧的心理，都在家里守着。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了。初九日拂晓，日军白旗部队（约600人）即包围了村庄，进村后，挨户搜查，把全村商民及外村逃难之难民统统绑了起来，三十个一串，四、五十个，百把十个不等，一串串地赶到村西北角一个大坑里，后面的日军端着机枪，大枪，强令人们往水坑里跳，跳下去后，日军即用机枪扫射。一霎时，坑水顿成血水，尸体横陈，惨不忍睹。刘小四65岁了，枪弹打中他的胳臂，佯死不动，爬了半天半夜，晚间才从寨墙上跑了。刘小三被打中腿部，也佯死，夜间脱逃。鲁全成的母亲，被日军用枪打死，妻子也跳井死了，两个孩子（大丑11岁，二丑10岁）也被日军枪杀。鲁全成被绑到水坑里，喝了数口血水，夜间上岸脱逃。在这个水坑里，被机枪扫射而死者达550名。日军又把四、五十个商人、农民，五花大绑到李洛月场里的粪坑旁，强令面北跪下，每个日军对准一个，一声令下，挥舞战刀，把这些无辜的商民都残杀，砍下的人头用火焚烧，留下尸体无法辨认，掩埋在一起。在李洛月村东北小屋里，被刺死22人；尚和九的场里被枪毙93人，当时何喜贵被打两枪，没有死去，装死躺了一天，晚间爬出镇外。去赵金道上被杀死14人，小学井内5人，南门外50人（内有36人无人认领，埋在一起），马汝新井内24人，西南寨墙根17人，西门外桥南29人，东门外臭碱水坑31人，臭碱水坑北井内25人，东门外打坯坑被活埋62人（外来商人），西门外水沟里被淹死43人（难民），尚云掌家粪坑里120人，鲁全成的井内被刺死15人。南门里杨洛宽房后被杀死4人，西门里北边寨墙根被枪毙6人，尚大黑被烧死在尚增秀山药窖内，尚增来皮条铺内的一个伙计被吓得上了吊，唐福喜的雇工（赵县冯庄人）也上了吊，商人王洛铎（宁晋人）吓得跳了尚五子家的井，小商贩郭混遵被大木棍打死在井内，马连正后院烧死了马喜福、马胜福、程群、李冬抗等5人。 马二黑，40岁，贫农，他的媳妇马魏氏，30岁，怀胎未产，被日军破腹验胎，连三岁的小男孩子，也被刺死在他母亲的身旁。马二黑则被绑到大木坑里枪杀了，全家只剩下他的父母，灾后因无法生活。逃难去了，后来，两位老人冻饿而死。马二黑的家庭，就是这样被拆散的。 王淘气的媳妇怀了孕，日军将其开了膛。他的父母和两个孩子也同时被杀死，只剩下王淘气一人，民国二十九年参加了八路军要为他的父母、妻儿报仇，不幸又被梅花镇的日伪军抓去，最后牺牲了。 当日夜间，全村未死的妇女，都躲到村东南角马家的一个卷子坊里，挤满了三座屋子，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在外间屋。不料被日军发现，三五成群打着电筒涌进里屋，老太太们不敢作声。三座屋内妇女，一个个被日军奸日军在梅花镇共残杀1500多人。本材已知姓名的342人；不知姓名的1158人（有保定、石门、平、津、冀南、鲁西农民商人及逃难的难民），姓名无法查考。本村有42户被杀绝，致残24人。 日军在梅花镇盘踞七年，荒地二十三顷（当时日伪军不让到远处种地，每天早9时开门，下午5时闭门）。人们还要出夫、站岗、守寨墙、看电线。56岁的冯巴巴、张二妮出夫时摔死。陈书田一家5口人，民国三十二年，两个多月没吃到粮食，树叶野菜充饥，父母年迈，饥饿而死。王福山家5口人，那年也有一个多月没吃到粮食。全村500余户，有400余户以糠皮、树叶、棉花籽、山药蔓、豆饼等充饥，富农户也有吃糠的。 解放后，党和政府在梅花镇建立了“梅花镇惨案展览馆”，并在惨案旧址树碑修亭，以悼念死亡同胞。 正文 第十一章 成安三屠（1937.10.24-1939年初）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我国华北平原，大举进犯。10月24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军攻破成安城，野蛮屠杀我无辜同胞5300余人，制造了震惊华北的“成安大惨案”。 成安县位于河北省东南端，西依太行山和京汉铁路，东临山东，南有漳河，北有滏阳河，交通方便，素有棉海之称。10月18日，日军占领邯郸，次日占领肥乡。邯郸、成安、肥乡三个县是一个大三角，成安县为这个三角的顶端。10月初，国民党29军刘汝明部退到成安，驻扎城东三里之刘庄、金山村一带，该部姚子寿率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县城。由于我党动员、组织各方力量参加抗战，并组织安排武装民团杨朝卿部百余人协助守城。至此，成安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日军占领邯郸、肥乡之后，决计拿下成安，以防他的背侧受到我抗日武装的威胁。当时，成安以东以南是宋哲元的部队驻守，虽然按兵不动，日军终究视作威胁，故日军必然从北面进军。为此，城防重点放在北城，由姚子寿营和杨朝卿民团把守，其余各城由义勇军自卫团等民众武装分别防守。 <er h3">1</h3> 1937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午夜，日军第八师团尚林部队一个大队，由肥乡出动，沿着东西杜堡、天台山南下向成安开进。此时大雾伸手不见五指，日军抓住几个老百姓带路，告诉他们如果成安没有城防部队，就在县城附近插上白旗为标志。几个老百姓明知成安驻有部队，为了欺骗敌人，却有意插上白旗，日军指挥官便放心大胆布置攻城。城墙上的守城军民以密集火力还击，冲到城下的敌人，被军民一顿手榴弹几乎全部消灭。城外四乡民团纷纷涌来包围攻城日军，日军弹药供应均被切断。天明，攻城日军弹尽，守城军民杀出城来，与日军展开肉搏。到24日上午9时，战斗结束，日军扔下四、五百具尸体，只有二、三十人逃窜。 向西溃败的日军，气急败坏，窜到高庄逢人便杀。他们闯到高仲家里，一枪打死了高仲。邻居们听到枪声就往外跑，有十几名群众被日军抓住枪杀了。高泽藏在自家的门后面，被日军发现，一刺刀捅进肚子里，当场惨死。常万妮（房妮子）藏在锅台后面，被日军一枪打死。随后日军把抓来的常志玉、王尚贤、高黑德、王守珍等6名群众，用绳子捆起来，押到村东捆在树上，一个个被剖腹砍头，其中王连生、王文生在路上尽力挣扎，想挣断绳子逃跑，被鬼子用枪托活活砸死在村东庙前。 这伙凶残的日军从高庄出来，又窜进了范耳庄，首先碰见王德俊老汉，日军“伊呀”怪叫一声，一刺刀穿过王老汉的后心。随后从各家里搜出了李德贵、张登科、刘风光的父亲和三个哥哥等7人，都被绑到村东小学门前树上，剖腹开膛。 这伙日军血洗两村后，仓皇回到曲村，又与凤凰台的日军会合、对曲村老百姓进行大屠杀，把没有逃走的30多名群众弄到凤凰台大树下全部杀死。其中张忠的母亲被日军用木桩活活钉在墙上架火烧死。他们还把全村70多头牲畜统统打死，烧毁了百余间民房，而后向邯郸方向溃退。 惨败的日军屠我三村之后，经肥乡县的杜汤堡村逃奔邯郸。驻邯郸的日军指挥官土肥原贤二听了攻成安失利的报告，大为恼火，指手划脚地发誓，非把成安拿下不可。于是派出炮兵和步兵共约千人，于10月24日傍晚，向成安猛扑过来。为了鼓舞“士气”，土肥原贤二还下令，攻进成安日军放假7天，自由行动。夜间9时许，日军攻城，先以强大的炮火向西门及其附近的城墙猛轰。担任守城的姚子寿营只有轻武器，有一门迫击炮还没人会使，由群众周玉桂（北街人）使用。在日军强大火力攻击下，毫无反击能力。日军很快把西城及附近一段城墙打开。战事发展很快，这时城外的29军部队却按兵不动，日军攻进城内。城内群众纷纷弃家外逃，拥向东门。此时城东门还用麻袋囤着，两扇城门用铁链子锁着，只能容一个人迸出。逃难的群众你挤我拥，秩序大乱，把出口塞住了。29军姚子寿营长不是组织群众撤退，却打着“出城抄敌人后路”的旗号扔下几十匹马，骗取群众让开道路，急出东门逃走。自称为“民族英雄”的李熙章县长也以同样借口逃命走了。城内除极少数人挤出城门以外，多数人未能出去。城门底下，大街上到处一片混乱。日军在西城墙上架起机枪，顺着东西大街向人群扫射，我无辜百姓大都倒在了血泊之中。东西大街当中，有几座古老的牌坊，成了影响日军射击的天然障碍物，群众在这几处稍事停留，见东门逃不出去，西城门附近都是日军，只好向城墙上拥去，打算越墙逃走。有些壮年跳城墙逃走了，有些把身体摔坏了。年老的、体弱的、妇女和小孩不敢跳城墙，又返身下城墙，在城内到处乱跑。敌人的机枪不断的扫射，又有很多人中弹身亡。张风林的老伴抱着吃奶的孩子没命奔跑，跑着跑着，一摸孩子的头已被枪弹打开了花。东门洞下死尸一层压着一层。日军看到满街都是乱跑的群众，便用机枪扫射，用刺刀猛挑。无辜的老百姓，都陷入了被杀戮的灾难之中。其后，土肥原贤二“自由7天”的命令，又给成安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 25日清晨，侵略军成群结队到处搜查，见成年男子，就地杀死；见到婴儿，抓着两条腿硬是撕成两半，然后用刺刀挑起半个尸体示威；见到女人，不论老幼，不是调戏，就是奸污。他们的杀人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砍头，有的开膛，有的用刺刀在两个肩窝里插下去，人死了还见不到血迹。 南街李香成的东屋里藏着14个逃难的群众，日军追赶两个女青年闯到了她家，对两个女青年百般污辱。傍晚，几名日军又到她家寻找女人未遂，一怒之下打死了12人，10岁的宋玉珍藏在柜橱里，侥幸得了一条活命。 东大街路南，现在张才家的西边有三间大屋，里面挤了100多名妇女和儿童，日军锁上了房门，在外边用木柴围起来，上面浇上汽油，把那100多人全部活活烧死。 池风林的妻子，看到日军逢人便杀，见人就捅的惨景，料到自己难逃虎口，她含着眼泪，心一横把一岁的爱女按到了水缸里，亲眼看着女儿断了气，就跑到南大坑（现在工会南的水池），痛骂了一顿日本侵略军，然后跳水自尽了。 南街尹相中的母亲，拉着自己7岁的女儿小巧和5岁的儿子小高，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一躲，不料后边追来了日军。她立誓不让母子三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抱起两个孩儿，跳入文庙前（现工会南边）的大坑，饮恨淹没在积水之中。 北街大生的儿媳妇，抱着一个吃奶的男孩子，计妮子的媳妇背着一个嚎啕大哭的女儿。她们往东跑，东边有杀声，回头往西跑，西边有人惨叫，感到走头无路，跳到西大坑（现在的灯光球场），双双自尽了。 一个17岁的女青年，被日军扒光了衣服，捆上手脚，赤条条地躺在三皇庙前边（现在的灯光球场南边），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群日军肆意轮奸。 南街磨房里（现在四清小学西边），藏着20多个少女，她们的亲人已全部都被日军杀死。这些失去亲人的女孩子畏缩一起。日军闯了进来，从中挑选了四个，带到南街王家（现在县委会的地址），让她们穿上地主家红绿衣裙，边污辱边取乐。后来这几个女孩子回来的时候，已经被糟蹋的不成样子了。 跑到天爷庙里去的20多对老年夫妇，都拉扯着孙子、孙女，他们认为天爷庙（现在的县委会南边）是乞丐栖身之所，日军也许不会来，希望在这里避难。殊不知，日军进入天爷庙，把老头们一个个捆将起来，拉到庙门外，枪杀了。 城内张狗旦等10多名青年，为了躲避日军残杀，他们藏到天爷庙的前大殿和后殿中间的殿顶斜坡上，饿了两天两夜。地上的日军没有看见，被日军的飞机发现了。飞机上的日军向地面发了信号。这十几名青年被团团围往，从殿顶上被赶下来。他们知道是活不成了，尽管两于两夜水米未进，仍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必败！”等口号。凶恶的日军立即把他们枪杀在天爷庙门前的坑沿上。 南街老王被日军用铁丝捆在树上，架起干柴活活烧死。 日军进城后，那个国际慈善组织的“万字会”里，聚集着六、七百名避难的百姓。日军杀到这里时，万字会成员在会长张石先的带领下，打着“万字会”的旗子出来迎接，一个日军头目一把夺下旗子扔到地下，并斥责张石先说，“你们什么国际慈善？统统死啦死啦的！”闯入万字会院内，从在这里避难的百姓中，拉出150多个男人统统捆起来，押到魁星楼下长坑边枪杀了。血水染红了坑水，150多人没有一个逃生。正当日军往外押入的时候，妇女小孩们趁机跑了出去，向西街天主教堂躲藏。教堂内已挤满了逃难的人们。他们哪里知道这里名为教堂，实则已变成日本侵略军的集中营，进去的人，男子为其服役，女性受其凌辱。 日军这次在成安城内的大屠杀，死人最多的地方是魁星楼下长坑、文庙前、后仓后面大坑、西北苇坑，西南街、东西大街、东路嘴、天爷庙等处，每处都杀了一、二百人。日军在“放假”7天中，还把死难同胞的尸体集中了一大批。他们把男的上身脱净，把女的下身扒光，分别摆成跪着、仰着、立着等各种姿势，靠在日军在城内司令部的东墙上，当靶子练习射击，残暴凶恶，令人发指。 日军一方面在城内大肆屠杀，另外抽出一部分人收拾战死的日军尸体，把尸体集中到曲村附近，从城内“聚义生”商号运来煤油浇在尸体上火化。据翻译官于乐天说：当时有些活着的日本伤兵也被抬着往火里扔，他们大喊大叫说：“我还能活呀！别烧我呀！”抬他们的日军说：“别喊叫啦，回国去找天皇去吧！”日本法西斯对本国同胞还这般残忍，对中国人民的残暴就可想而知了。 <er h3">2</h3> 成安县城失守，29军退出，驻到城南金山、刘家庄一带。29军的其他部队也都驻在成安东面魏县和广平县一带。成安县的各路民团集结在城东路固村，自动成立了军民司令部，其首领是王天直、张志和、白俊、史布堂、许殿邦等民团负责人。从城内逃出来的群众，向军队和地方民团哭诉日本侵略军在城内大屠杀的种种暴行，要求他们为死难群众报仇。29军中的广大爱国官兵和地方民团，听到同胞惨遭屠戮，无不义愤填膺，决心拿下成安，为死难乡亲们报仇雪恨。刘汝明派了一个旅，我成安民军千余人主动配合，计划以炮火作掩护强行登城，但考虑到我军炮少、炮弹也不多，如果和敌人实行弹药消耗，我们要吃亏。经反复研究决定，成安民军作城外包围警戒，重点放到邯大公路。29军抽出身强力壮的三个连的战士，从城东北角的小东门处挖地道向城内突进。工兵在11月5日黄昏开始行动，11月6日（农历十月初四）拂晓以前地道挖通。次日凌晨，英勇的队员们个个手持大刀穿着短裤和背心，腰间别着手榴弹，有的赤着膀子摸进城里。日军还在平民家里睡大觉，我军摸入，手起刀落，把侵略军杀得血肉横飞。天亮以后，敌我双方逐房逐院地展开白刃战。我英勇的战士越战越勇，日军支持不住了，一部分退到东街老当铺庄上（其庄墙高如城），一部分退到西北肥乡县杜汤堡一带待援。在邯郸的日军司令部得到报告，急从邯郸、肥乡、永年三具调集援军支援成安日军。这些日军到达成安后，与我在城外的一个旅（缺一个营）和民军展开激战。日军的炮兵比我军多，我军民死亡较大。退到肥乡县境内杜汤堡的日军，看到大批援军赶到，又杀回城里。城内城外都在激战。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左右，日军炮火太猛，我军炮火抵挡不住，伤亡越来越大，便甩开了敌人，且战且退。在城内的我军孤立无援，陷于苦战。到了下午5时，29军营长率突围的100多名战士退到城外，城内还有40多名战士未及撤走，被日军封锁在城东北角姓田的东屋（现在招待所东边）。日军喊话，要他们投降。我军痛骂日军侵略中国罪恶滔天，并庄严宣誓决不投降。日军一面攻击，一面偷偷地弄来了柴禾把房子点着。我42名战士全部阵亡。 日军第二次占领县城后，恼羞成怒，再次血腥大屠杀，凡是留在城内的男人抓到后一律杀死。天主堂的小跨院里挤满了搜去的男人，日军只留下37人给他们担水喂马，其余一百五、六十人，日军都用绳子绑上，串成长串，拉到西北大苇坑沿，翻译对他们说：“皇军打成安死了500人，你们心坏了坏了的，又引来马胡子（指中国军队和民众武装，意思是土匪），皇军命令统统死拉死拉的！”英勇的成安人民知道在帝国主义面前无理可讲。个个怒目而视，挺胸阔步来到坑边。日本鬼子兵一阵罪恶的枪声，我150多位同胞葬身苇坑，坑水变成了红色。只有张见子没有被击中，装死倒入水中，挣脱绑绳藏进苇丛，半夜越城逃出。 1937年日军占领县城时，成安一带阴雨连绵，街道积水很多。日军竟把我同胞尸体垫于水中，上撒黄土垫路行走，只西南街（今县委会西南）一个十字口就垫死人240方（现场勘量）。此外，文庙前大坑和魁星楼下的长方坑、天爷庙前大坑和西北角的苇坑、后仓北的水坑，死尸漂浮掩盖了整个水面，全城十眼水井里都填满了死人。 仅南宫县在成安做生意被杀死的就有118人，幸存者回忆起来的有：宝丰杂货铺12人被杀光；天盛恒布庄被杀11人；天盛永9人；永聚酱菜铺7人；恒生和杂货铺13人；聚义生杂货铺9人；复兴楼布庄7人。 县城陷落后，29军退到广平县孟固材一带。日军又在东河村、河中、河西、河东、高庄，范耳、曲村进行血腥大屠杀，仅东河村被杀群众达57人，李时言一家就被杀13口，村南小井填尸27具，后人称“血泪井”。村村尸横血泊，户户哭声震天。 12月初，日军因我民众武装的打击，被迫弃城撤走。走时，辽把城内仅存的给他们喂马担水的37名男性“苦力”，带到广平县尹庄砖窑边，用刺刀挑死。只有刘德成、张风两人未被刺中要害，得以幸存。 1939年初，日军再次占领成安时，为了收买人心，让城内池映斗调查城内死者，登记姓名，挂在南台庙（现在烈士祠）。然后请了和尚、尼姑为死者念经。这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十足的伪善面孔。 日本法西斯肆意践踏国际公法，在我0.36平方公里的成安县城和附近村庄，接连两次残杀我无辜百姓5300多人，仅城内就有3718人被残害，22户被杀绝，1200间房屋被烧毁，财物被抢劫一空。 <er h3">3</h3> 日本侵略军这笔巨大的血债，成安县人民永世不会忘记。虽然事过50年，但现在健在的老人，还记忆犹新，纷纷控诉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成安南街李香成老大娘，现年93岁，她是这场惨案的幸存者。她说： 记得那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千夜时分，日军用大炮轰开了西门，接着蜂涌而入，枪杀刀砍。城里的人大都向东门逃去。东门未开，门缝只能过一个人。由于人多拥挤，多数人未能出走。有一个中年妇女背着一个没了头的孩子也在跑着。第二天一大早，日军在城里见人就杀，并用机枪扫射，真是杀人如麻！我领着一群老小东奔西跑，在日军不大注意的小巷内，窥见路口都站着端枪巡视的日本兵。我亲眼看见一家弟兄俩满身血伤，被砍杀在路口，一个从他们身边跑过的人，看到这兄弟俩尸体也就跌倒在地，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吓死了。 我领着全家大小东躲两藏，回到了家，进院一看，只见满院站着日军拿着刺刀，从躲在各个屋里的妇女群中拉出十几个男子推到魁星楼。这些男子在日寇的枪弹下丧了生。 第二天早起，两个日本鬼子不满足兽欲，用机枪打死屋里11个人，只剩下两、三个受了伤满身是血的孤儿，我拉着这些孤儿眼睁睁看着几个日军，将死了的人扔到院中粪坑里。 我亲眼看到路上面洒满了人血、烂衣服，有一段路竟是由一层一层的死人铺起来的，上面蒙上点土就成了“路”，走到上面真叫人浑身发麻。南北大坑更让人不堪入目。坑水被血染红了，水上漂着死了的人和没有身子的人头…… 李香成的干女儿宋玉珍，那年才10周岁，她也是死里逃生的一个，这里是她回忆日军杀人如麻的情景： 民国二十六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早晨，我和母亲、褓母随于娘李香成到她住的地方去躲藏，一共两间小东屋里边老老小小挤了14个人。干娘安顿我们坐在炕上，嘱咐大家千万别说话，她转身出去了。不一会来了两位姑娘，求大家相助，这群老小越发担心害怕，为了不连累老小，地俩趁外面站岗的不在，躲到别处去了。至今还不知道她俩的姓名。 真是越怕越出事，那两个姑娘刚走去，一个端着刺刀的日本兵走过来吆喝道，“里面的花姑娘的有？快出来！”众老小连忙摇头摆手示意没有。那日军朝屋里瞥了一眼，摇摇摆摆地走了。大家悬在嗓子眼的心还未放下来，又过来两个气势汹汹的日军。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奔到个屋门口道：“屋里的，花姑娘两个，快出来！”众人见势不好，头摇得更紧，手摇得更快，口里说看“没有、没有”。两个日军恶狼狠地朝屋内瞪了两眼，咬牙切齿地骂道：“嗯？妈的，没有花姑娘，拿枪来！”一个鬼子站在门口向屋里开枪，一个站在窗口的鬼子向屋里扫射。一位老人急忙喊“别打枪，别打枪！”小孩子早吓得哭不出声来。刹时，几个老人中弹，屋内齐哭乱叫。外面的枪声越加紧密，还夹杂着几声狞笑。老人一个个地倒了下去，痛苦地呻吟着，枪声仍然响着。我躺在母亲胸前，眼睁睁地看着血肉模糊的死人，更加害怕，连声大喊“娘、娘、娘……”母亲一声没应。我胡乱地摸起来，摸到母亲胸口处，粘糊糊地一大片，一看是血。我使劲地摇晃着母亲，拼命地哭啊、喊啊，不知怎的我后来到了干娘屋里的柜子里。母亲的血流了我满身，血气熏得我连气都喘不过来，我的神智也麻木了，听得外面的枪声远了，稀了。干娘回来，开门一看，两眼滞呆了。多么悲惨的场面啊！满地，满坑，老的，小的，死的死，伤的伤。我母亲仰卧在血泊中死了。我的褓母也躺在地上断了气。不知名的老小，你压着我，我压着你，血琳淋的满地。我干娘的两个侄女都受了重伤。 干娘摊着双手，呆了。屋里连脚都插不进去，干娘定了定神之后，跳进屋里，搬开死的，拉起被血淹没染红的尚有口气的我和她的两个侄女。干娘的眼胀得圆鼓鼓的，可她一滴眼泪也没掉，两手拉着三个满身是血的孩子走了。 死里逃生的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尹德成，当时9岁，一个叫黄树林，那时15岁，他们目睹日寇杀人惨景至今不忘。尹德成说： 日车进城后，我父亲跑出去不见回来，母亲拉着13岁的姐姐和我到处乱跑，最后跑到南街老孙家的南屋里。这个屋里有三个邻居藏着，人多些觉着能仗个胆。吃早饭时日军进了老孙家，人们在屋里东藏西躲。我小，拉着娘蹲在炕沿下边，心里害怕，可是眼还看着。一个日军一跨进这屋门，举枪就把小三娘打死在炕上，随即又打死了张树娘和她的亲家母。俺娘就往煤火台一边藏，另一个日军发现了，一枪打在娘的胸口上。我娘看了我一眼，手扶着煤火台就死去了。俺姐姐藏在被子底下，听到枪声和日军的狂叫声不禁一动，日军上炕用刺刀向被窝连捅几刀，姐姐在被窝痛得惨叫一声，日军又挑起了被子，一抢下去姐姐断了气。我心如刀扎，恨不得扑上去跟鬼子拼命，可是我太小了。日军狞笑着走了。 不知怎的，那个时候我家疯了似的气得到处乱跑，满街死人我也不怕了。当时成安被日军杀的人太多了，数也数不清。我记得这会儿县委的东南角、东北角、招待所的对面南北街，三个地方各有一垛死人，每个垛至少有400具尸体。有的是全尸，有的光剩下两条腿。南街李贵拾了一条死人腿，算是找着他爹的尸首了。 北街的魏珍爹娘都叫鬼子杀了，俺舅舅帮助他收尸，把找来的尸首装到棺村里刚钉好，可是有人说，棺村里的人是个六指。急忙打开一看，就是六个手指头。旁过有个人过来一看，说是人家的爹，只好让人家抬走了。魏珍只好重新找，可是怎么也找不见了，时到今日他爹的下落不明。找不着亲人尸首的不止是魏珍，可多得很呀！听风林说，他老婆看见日军见人就杀，惨得很，她不忍小小的两岁小女儿死在日军刺刀下，为了叫孩儿落个囫囵尸首，把小女儿按入水缸活活淹死了。 请看黄树林的惨案目睹记： 日军进城，第二天大清早来到了我住的地方天爷庙。南街的好多老头、老婆、小孩子认为这个庙住的都是叫化子，可能日军不会来，就都跑到这里来。记得东厢房三间坐的满满的，大约有50多人。日军把他们全部赶到院里，端着枪围着把20来个老汉挑出来，他们的老伴和孩子哭成了一片。日军赶着老汉们往外走，老婆婆和孩子们上前去拦，日军用刺刀堵住了。老头们被赶到庙外，日军在庙门站上了岗。稍停，庙外响起了枪声，庙内哭得更厉害了。日军走了，大家涌出去一看、天啊！20来名老人个个躺在坑边，全被鬼子枪杀了。我的义父也死在这里。 下午，日军把我们20多人撵到一个磨面房里，不许我们动，也不让我们吃饭，实际上那时也找不到饭吃。一直饿到第二天，老婆婆们小声地哭泣，小孩子们大声地喊饿。正在此时，日军又赶来了几个妇女和几个小孩子，我认得其中有南衔赵老伴的妻子和他的儿媳妇。三间磨房挤得满满的。万恶的日本强盗从妇女中挑了四个年轻的妇女带走了，第二天早晨才送回来。她们都穿红着绿，戴着耳缀子，都快不能走路了。一进门就泣不成声，她们说：“在王家南楼……”全屋的人明白了，是这些日本野兽糟蹋了她们。我们这些小孩虽不大，但是也知道强盗没有人性，随着她们的哭声我们也哭了。又气又恨，三天没吃饭也不觉饿。 过几天城内比较松了，日军警开发不甚严了，我去外边串，走到西南街十字路口，一个平时下雨就存水的低洼路不见了，原来鬼子用老百姓的尸体垫平了，上面撒些土当路走。当时我恨得咬牙，心想，鬼子杀我们多少人呵！越往前走死人越多，路上死人左一片右一堆，有的少头，有的少腿，到天爷庙一看，庙外又有十六、七个青年尸体。 农历十月初六天一明，日军又清理男人，吓得母亲把我藏在被子下，结果也被搜出来，把我带到神父小跨院里。这里被搜出来的男人挤得满满的，大约有200来人。100多名日军端着刺刀围着，神父在一旁口中念念有词，不知道嘟哝些什么。一个日军官哇拉一阵，翻译说，“你们心坏了坏了的，你们通胡子，叫来胡子攻城，统统死啦死啦的！”鬼子又从中桃走37个人作苦力，把余下的160余人用绳子捆上，用刺刀逼着，赶到西北城角苇坑边。鬼子又检查了一遍，打了我一个耳光说：“小孩的不要，开路开路的。”我跑到一边鬼子的机枪响了。人们倒在坑里，没有被打死的人往苇子丛里钻，鬼子又追过去用刺刀捅死。我恨恨地说：“小鬼子，早晚老子收拾你们狗娘养的！” 四十天过去，躲在乡下的城里人拥向城里找寻自己的亲人。女的还有点找到的希望，男的一个也没有了，只可能找到亲人尸体。就连37个给日军当苦力的男同胞，也被日军带到尹庄砖瓦窑边全部给捅死了。 人们找啊，文庙坑、天爷庙坑、西北苇坑、大街、小巷，一个尸首翻几遍，但谁也认不清楚了，水泡的烂了，在地上的很少有头，有的被烧得剩下了一条腿，有的只有一只脚。特别是在死人路上扒出的死人更惨，拉也不能拉，一拉腿，腿就断，一拉手，手就折。原来捂得肉和骨头离开了。后来我走到南门里向西的马道里，那里靠墙摆着100多男女老少的尸体。娘一眼看准了有个尸体穿的衣服是她亲手所做，虽然面目不清，也就确认是俺爹爹。奇怪爹的尸首为啥跑到这里呢？原来是日军弄到这里当枪靶子，从这些尸首身上多处的弹洞也确信无疑了。 哭无用，还是安排埋人。那个时候棺材是找不到的，即使乡下有，也买不起，找了个破席，卷起来往南关外找个地方埋了就算了。正在卷尸，有人喊“日本鬼子又来了！”我和母亲赶紧跑，过一会儿没动静又回来抬父亲尸首，就这样跑了三次，才抬到陈家坟东边了了草草把老人家埋葬了。 正文 第十二章 丘城惨案（1937.11.13） 1937年11月13日（农历十月十一日），穷凶极恶的侵华日军侵占冀鲁边界的丘城，不到三小时，就杀害了我无辜平民百姓800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丘城惨案”。 当日军于11月上旬大举南侵之际，国民党政府军第29军在冀南南和县河道谷布防，与日军展开血战。重创日军之后，沿鸡泽、平乡、广宗、丘县向鲁西南撤退。这时，日军一部从磁县、广平向丘县赶来，企图与尾追之部队夹击29军于丘县境内。为了掩护29军大部队安全撤退，该军派出一个留守营在丘城构筑工事，进行阻击。 11月12日下午3时许，日军来到丘城南王堡村布置重炮攻城。由于大部分炮弹落在城北田野和村庄，29军构筑的工事并没有被摧毁。夜间，日军几次偷袭均未得逞。 13日拂晓，日军集结了大量兵力，又开始攻城。29军留守营被迫从城南工事撤上城墙，利用城上掩体英勇还击。同时派出一个机枪连，携带着40挺机枪，迂回到城西南的大土窑处，猛袭日军侧翼，致使攻城日军死伤残重。在护城河里，留下约有500多具鬼子尸体。日军受挫，不得不再次缩回王堡村。 上午10时，日军见城防工事未能摧毁，便沿王堡村东北老沙河一带重新布炮。几十门炮一直排到城东的大沙疙瘩上，把丘城包围了半圆圈。这时，29军大部队已基本撤完，留守部队基本完成阻击任务，城内只留下一个连继续抗击。12时，日军再次炮击丘城，先炸塌了城东南角的魁星楼子。这个连的一个排长端着机枪在那里抗击，直拼到最后一息。接着，日军便从塌陷的城墙豁口处爬上城头。由于留守连寡不敌众，被迫撤下城墙，从城东北玄帝庙处撤出丘城。一部分群众也乘机逃走，但大部分老百姓被鬼子堵在城里。 13日下午1时许，日本侵略军攻破了南门，随之东门也被攻开。日军一进城门，便开始了疯狂地大屠杀，先是在大街上追杀，后又闯家破户搜查。顷刻间，大街小巷，家院屋内，到处郁躺满了被害群众的尸体。有的被砍了头，有的被剖了腹，有的被子弹穿了胸……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尤其是南街、西街和东街的群众受害最大。 东南城角的赵志好彼鬼子抓住，一刀将脑袋砍下，又踢出一丈多远。东街“五小子”在九宫道，听说日军进了城，忙跪在屋地上烧香祷告。一个日军士兵踢门进来，举枪打穿了他的胸膛。南街唐家5口，在日军士兵刺刀的逼迫下，退到一眼水井旁。他们宁死不受欺辱，大人先把孩子推到井里，男子又把女人推入井下，最后全家都死在这口井里。 一群日本鬼子来到西街石富春家，一枪把石富春打死，其妻正怀着八、九十月的身孕，日军士兵把她逼到墙角，一刀挑开了她的肚子，把血淋淋的婴儿也挑了出来。炕上的三个孩子见状大哭。那日军又举刀一连把三个孩子也挑死在炕上。东街赵英贤的母亲，在碾棚里被日军一枪打死，她怀里5个月的孩子还在尸体上吃奶。就这样，被害群众的尸体填满了西街一个井筒和东街的一个大坑。城内布满了被杀害的群众尸体。 在此之前，为了躲避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县长王廷彦（外号二别子）曾让群众在城墙每个水溜子处都挖个防空洞，洞长3丈多，高3尺，宽3尺。全城共挖了这样的防空洞24个。日军攻陷丘城后，群众无处躲藏，一部分人便躲进防空洞。被日军发现后，先用机枪扫射，又掷手榴弹在洞中爆炸。有的刚刚爬出洞口，就被日军用刺刀挑死，接着，灭绝人性的日本强盗又用死牛堵住洞口，往洞里施放毒瓦斯，有200多名群众就这样被活活炸死、毒死在洞里。后来人们进洞收尸时，一个个都变成了肉泥。直到解放后，洞里还有不少难以辨认的尸骨。 这次大屠杀，被害的群众有800多人。其中家居丘城有姓名可查考的有240多人。其余就是进城做买卖的，逃难的，串亲访友的以及在政府做事的。 日军杀了这么多人，并没有发现有多少29军士兵。他们丧心病狂地在大街上嚎叫：“大大地不够本！” 11月13日下午3时多，大屠杀停止了。日军把抓到的老百姓押进北街黄占一的大院，进行所谓的“感化”教育，要中国人为他们做事，当亡国奴。接受“感化”者每人发一个白袖章，即可出去找东西吃。不接受“感化”的，就捆绑吊打，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又有不少人死在这里。晚上，日军把妇女围在一处，先由军官挑，再由士兵选。一个个青壮年妇女被他们强行拉走，任意蹂躏糟蹋。日军把全城的家家户户洗劫一空。大批的门板、桌椅箱柜被砸毁当柴烧。这些强盗围着火，烧着猪羊鸡肉，发出阵阵狞笑。还把掠来的被子给他们的马垫脚盖背。 大屠杀后不久，日军又强迫群众给他们修炮楼，光城里就修了四、五个。每个炮楼外面，挖两道一丈多宽、八尺多深的壕沟，外面再拉上铁丝网。为了修筑炮楼，又拆了许多民房。失掉亲人的众多民工，谁愿意给鬼子修炮楼。对那些“磨洋工”的和有病的群众，鬼子就把他们抓起来绑在东门外的树上，先是在他们身旁放毒瓦斯，借着风力来试验毒瓦斯在旷野上的效力。只见被梆的群众，头部和身子摆来扭去，不一会就昏死过去。鬼子兵见状哈哈大笑，以此取乐。后来就以被绑的群众为靶子，进行射击，每个人身上都中弹几十发。 丘城人民对日本侵略者侵华行径和屠杀罪行无比愤怒，当丘城陷落之时，一些爱国群众也勇敢地投入了战斗。南街王传玉的哥哥“王偏头”，从阵亡的29军士兵身上抓起一杆枪，接连向爬上城头的日军射击。长工“大回来”“二回来”兄弟二人，抄起财主家的枪在大街上喊：“乡亲们，快拿起家伙和敌人拚吧！”二人喊着直奔城头，一连打死好几个敌人，最后都英勇牺牲。 正文 第十三章 济阳城的血泪仇（1937.11.13-21） 山东济阳县城位于济南北90华里，东、南两面傍临黄河，有居民3300多人。日寇侵占济阳头三天，就有2300余平民百姓横遭屠杀，济阳霎时成了一座死城。 济阳城廓虽小，但战略位置重要，素有济南北门户之称。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逼近山东，济阳城是其侵占济南的必争之地。10月16日上午，日军两架飞机沿黄河北岸飞来，投下4颗炸弹。之后，敌机几乎天天来这里侦察骚扰。10月31日，正逢大集，两架敌机飞来向人群里投了8颗炸弹，当场炸死11人，重伤4人，炸毁民房20多间。赵洪道一家7口被炸死4口，他12岁的妹妹和4岁的小弟弟被炸得四肢迸飞，只剩下了头颅；六个多月的小妹妹在母亲怀里被炸死，肠子拖在地上，母亲的一条腿被炸飞。 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在日军重兵压境，受到严重威胁时，将卫队旅第一团千人左右，于11月12日夜调至济阳城北的尹家，郭家、罗家、斜庄、董家道口、代家等材，由团长贾本甲带领阻击进犯日军。当夜，韩复榘率随从50余人，骑摩托到济阳县府，勒令县长孙骏昌固守县城，留下两名副官和10名督战队员，然后返回济南。 13日上午10点多钟，日军100余辆汽车、装甲车，由惠民穿过仁风沿黄河西岸向济阳扑来，当开到郭家时，受到贾团伏击。于是日军一部同贾团交锋，其余40余辆汽车、装甲车继续南袭，于11点左右包围济阳县城。城内守军奋勇抵抗。下午4点多，日军又从商河调来30余辆汽车、装甲车，在西门外左右两侧设了伏击线。围城的日军，先后攻破东、南、北三面，将1800多壮丁和200多逃难百姓逼出西门，赶进其伏击圈，疯狂地用炮轰和机枪扫射，不到半小时，两千余众，百不剩一。据目击者杨成祖反映，那时西门外的一片空旷地带，尸叠成层，摆了二、三里路长。 据说有个日军官在指挥攻城时被城内守军打伤，城陷后，这个军官下达了7天之内杀光全城百姓的命令。从14日开始，日军进行搜捕。凡是搜出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斩尽杀绝。 14日上午，一伙日军闯进文庙后街，捕捉了鲁姓的妻子和张姓的妻子，日军将她俩的衣服剥光，先行轮奸，后又拖至西门外，将她们绑在树上，用刺刀割去乳房，又向其阴部楔木撅子，折磨了一个多小时才死去。死后，两具赤棵裸的尸体在树上挂了数日。 这天上午，日军抓到刘善远等四、五十个人，用刺刀逼着他们去搬死尸、打扫街道和日军住所，有一老人听不懂日语，干错了活，当场就被用刺刀捅死。傍晚，日军把这些人都捆绑起来，押至南门外大堤下，让他们并排站在一起，迎面架起机枪，一个日军官在旁边喊了一声，接着一阵扫射，他们全部都倒在黄河滩。刘善远被机枪打倒后，佯死于尸体群中，夜深逃走，成为这批人中唯一的幸存者。 一伙日军从西门外陆可让家的地窑里搜出了他十几岁的两个儿子，将他们的衣服剥光，拥在大门前的枣树上，让狼狗撕咬。两个孩子发出阵阵撕裂人心的尖叫，日军却哈哈大笑。半小时后，两个孩子被咬得血肉模糊，心肝五脏叼了一地。 日军在文庙一次用机枪打死40多人；在南门外大堤下杀害百姓13人；又在马家湾南崖活埋群众30多人。 十几伙日军从南关街两头向中间逐门逐户地搜查。每到一家，先翻箱倒柜，后放火，见男人就打死，见妇女就奸污。其中一伙日军闯进王庆堂的家，从地洞里搜出三个女人，将她们的衣服剥光轮奸。然后，日军又用刺刀挑开她们的肚子，剁下女尸的双脚，用刺刀挑起来，在大街上举着喊：“中国女人的脚，顶小！顶小！”在刘振生家的地窖里，日军搜出5男7女，全部杀死；一日军还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窗台上。在杨其吉家的地窖里，日军发现有人掩藏，先用机枪扫射，然后又扔进手雷，当场炸死5人。任传恩家的地窖里掩藏着6人，被日军打死3人。 仅14日这一天，南关金星庙附近就躺着40多具无辜百姓的尸体。这天东关被杀害的有鲁遵森、鲁小旦、温连福夫妇、陈京智、张茂堂、王荣节等47人。最惨的是有个叫邓奎洁的，被日军捉住后，将其捆绑在树上，用刺刀一块肉一块肉地往下割。邓疼痛难忍，哭喊呼救。邻居80岁的老汉邓学河闻讯拄着拐杖赶来求饶，竟被日军一刀捅死在地上。周连芬的叔叔周景远，被日军捉住，用战刀把身子剁成几块。其父周景奎被日军砍下头颅。不足10岁的儿童杨存礼，被日军捆绑在树上，用刺刀挑开肚子，肠子流了一地。马某未出嫁的姑娘被日军轮奸后含恨跳井自杀。 日军侵占济阳城，除守军牺牲者外，屠杀群众1800亲人；在侵占济阳城以后的7天中（从11月14日到21日）又杀害我无辜百姓402人，重伤19人，奸淫妇女102人，烧毁房屋550余间，整个济阳城变成一片废墟。 以下是济阳大惨案幸存者洪乃德和王庆林口述的他们所经历和目睹的情况（摘要）。 洪乃德说：济阳城沦陷时，我和父亲因守护年迈的奶奶，未能及时逃出，躲在铁器铺子里。次日天刚亮，一个鬼子兵端着刺刀，端开了前门，窜进屋里，一把将我拖下床，连推带搡地把我推出门外，接着用绳子拴到厦子底下木柱上。后又把捆我的绳子头缠了缠，用刺刀尖塞到我嘴里，血立即顺着嘴角流出来。这时，我看到门外还有6个鬼子。父亲听到嚷嚷声，从后院跑出来，说明我是他的儿子，是“良民”请求饶恕。另一个鬼子把我从柱子上解开，一脚把我端倒在地上。鬼子看我趴下了，还用手捂了捂我的咀，我憋着不喘气，鬼子误认为我死了。接着鬼子逼着我父亲搬着个铁炉子，随他们一块走了。我父亲从那以后，一直没有音信，也不知死在哪里。鬼子走后，我奶奶把我扶到后院藏了5天。从那以后得了惊吓病，留下了头摆手颤的后遗11月17日，我和同院的王荣九商量赵黑夜逃出有关。走到大堤顶上金星庙后，我们看到有两个垛，误认为是豆子垛，近前一看，原来是两堆死尸，摞得有半人高。大堤顶上也有被鬼子枪杀的死尸，一个挨一个的头朝堰下控着，呲牙裂嘴，惨不忍睹。旧历年底，我回到南关，还看到被狗啃剩下的残肢和破烂的血衣到处皆是。有一天，我和王尔俊用锨除着残肢断骸，约100多具，掩埋在南关西头的小湾里。 当时听说，南关被鬼子枪杀了50多人。杨玉湖的女人，杨成宗、黄如顺、黄如安的全家，都是藏在地窖里，被鬼子搜出后枪杀的。 王庆林说：日寇攻下济阳城后，挨户搜查。不管男女老幼，一经发现，不是用枪打死，就是用刺刀挑死，很少有幸免者。在城里日寇搜出了40多个老年人，先叫他们打扫街道，然后用绳子连绑在一起，押到南门外黄河大堤下、用机枪全被打死。有个叫刘善远的，他走在最前面，枪一响，他立即倒地，才没打到致命处，幸免未死。 西门外住户陆可让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小裤，一个叫个褂。鬼子逮住他俩后，剥光了衣服绑在枣树上，让狼狗活活地给咬死了。 励学商社经理刘清芳被鬼子逮住后，用绳子绑住他的双腿，拴在汽车上，活活地被拖死。 西门外被日寇枪杀的尸体，由于腐烂、狗啃，断肢残躯到处皆是。日寇撤走后、在农事试验场内，将这些尸体掩埋在四个坑里，每个坑有七、八平方米，死尸有一米多厚，其人数就设法统计了。 1938年，红十字会为超度亡灵，在城里体育场扎了十多间席棚，里面贴着殉难者的名子。我数了数，有1800多个。 正文 第十四章 历史上罕见的惨案——南京大屠杀（1937.12.13-1938.1）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很大将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在南京进行了长达六周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惨案。 对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野蛮屠杀，战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了如下的描述，法庭查明：“中国军队在南京陷落前就撤退了，因此，日军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都市。”但是，进入南京的日军部队，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举世震惊的屠杀、奸淫、焚烧和抢劫，集体屠杀达19万人以上，同时零散屠杀15万余人。我被害同胞总数达3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都是法庭经调查后证据确凿作出的结论。 日本史学家伊豆公夫和羽仁五郎在所著《日本小史》和《日本人民史》中，对南京大屠杀也作了这样的叙述：“日军控制了华北，并在上海登陆攻陷南京，在南京实行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恨。”“日军侵占南京后，犯了无视人道的、残暴的，永远不能宽恕的罪行。”日本教学研究社编辑部编辑的《最详中学历史事典》第528页的右首，附有一幅日军侵入南京的插图，插图的小字注文说：“因日军不断进行掠夺暴行，发生了历史上少见的大屠杀。”连当时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代表，就日军暴行向他的政府报告中也说，“这是整个（日本）陆军本身的残暴犯罪行为，他们是兽类的集团”。 本来，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惨案，已是证据确凿、铁证如山，然而事过几十年后，忽然有一些法西斯余孽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居然公开提出翻案，他们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的“虚构”，是“无稽之谈”，甚至拿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作为篡改历史的辩解证明。 究竟南京大屠杀这一野蛮惨案的历史真相是怎样的呢？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后，首先占领华北，接着在上海登陆的日军，于12月12日分三路围攻南京，防守南京的国民党军仓皇撤退，实际上，12月13日南京已没有有组织的抵抗，日军是在无战斗的情况下进入南京的。但是，日军还是在南京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攻城前夕，命令谷寿夫、牛岛、中岛、未松四个师团长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敌人就是这样用屠杀平民来发扬“武威”，妄图压服中国人民。 12月13日晨，日军谷寿夫部队首先从中华门进入南京，血洗聚集在中山北路、中央路的难民区，从此，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开始了。14日，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相继进入南北各市区，展开大规模的屠杀。 “自13日下午起，日军在紫金山活埋难民3000人，雨花台搜杀伤兵、散兵和难民共2万余名”。根据中国军事法庭查证，这种集体大屠杀共有28案，有的几万人，有的几千人，有的几百人，都有确实的证据。在所有的证词中，都写明了被害人数、地点、罪行事实。这里列举十几个案例： 13日，约有10万余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士兵，逃到燕子矶江边，不料，他们正在通过八卦洲往江北避难时，陷城敌军蜂拥而至，把难民围在沙滩上，然后架起数十挺机枪，疯狂扫射。顿时，尸体蔽江，水流被阻，至少5万无辜同胞被杀害。证人陈万禄在证词中说：“在燕子矶滩屠杀我无辜平民和解除武装士兵在5万人以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也明确指出：“好些中国兵，城外放下武器投降了，在他们投降的72小时内，在长江江岸被机枪扫射而集体地屠杀了，这样被屠杀的俘虏有3万人以上。” 14日，日军在汉西门外集体屠杀难民和非武装军警7000名案。据原国民党87师准尉仲科详述他目睹这次屠杀的经过说：14日午后，他看到难民千人和数百军警被日军机枪扫射，“回顾东岸，尸体纵横，瞬息间弹雨已旋踵而来……如此者，一而至再。” 15日，日军在汉中门外集体屠杀案。这天下午一时，被日军在司法院难民区搜捕的青年总计2000亲人，勒令排成四路纵队，一批一批地被驱赶到汉中门外，一出城就遭到埋伏的数挺重机枪的扫射，扫射后，又用刺刀捅，然后，浇上汽油焚尸。屠杀整整进行了4个小时，血水染红了秦淮河。这一惨案的受害人伍长德作为证人，曾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席作证。1982年，伍长德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曾与《南京日报》记者一起到受害地点，叙述当年日军进行屠杀的情景。 15日夜，日军又在鱼雷营进行大屠杀。在南京城陷的第三天，被敌俘虏的南京军民9000余人，被押往上元门外鱼雷营江边地方，突遭预伏的机枪扫射，除殷有余等9人逃生外，其余全部遇害。幸存者是因屠杀在夜间进行，他们一闻枪声立即躺倒在血泊中，才幸免于难。受害人殷有余曾在中国军事法庭审判战犯谷寿夫时，为日军这次屠杀出庭作证。 16日，日军在下关煤炭港的大屠杀案。日军从难民区各户和收容所搜捕的数万青年，集中于大方巷一广场上，当日黄昏，敌军先把衣履不周的青年数百人枪杀，大部分被绑赴下关煤炭港，即以机枪惨杀，死尸推入扬子江中。被害人徐静森之父徐嘉禄和其兄徐琦曾为这一集体屠杀作证，证词说：“综观敌人举动，证明当日为敌掳捕数万青年迄无下落之事实，可知暴敌纯系有计划之大屠杀。” 16日，日军在下关中山码头的大屠杀案。这一惨案由被害人梁廷芳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他于16日上午，被日军押至华侨招待所大空场，一直到下午5时，捕捉人数达5000人以上，日兵指令四人为一列，被带到下关中山码头人行道上，日本一带刀军官命令兵士用麻绳把难民绑起来，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黄昏开始开火，一直屠杀到夜间10点钟。梁廷芳认为总是一死，与另一受害者携手跳江，伏于水中，他虽中弹负伤但侥幸未死。 16日，日军中岛部队又在鼓楼四条巷一带挨户搜捕青年200余人，押至四条巷塘边，5人一捆，全部被枪杀于三个塘内。据目睹这一惨案的谢宝全、吕刘氏、张德才等人出证说，“事隔40多天，我们亲眼见此200余尸体均被水泡大，腐烂不堪。” 17日，日军在下关上元门屠杀我同胞3000亲人的惨案，原南京电厂总工程师兼代厂长陆言曾在证词中证明，日军从各处搜捕的军民和电厂工人许江山等3000余人，被围禁于煤炭港下游之江边，初以机枪扫射，后将未死之人驱入茅屋浇上汽油放火烧死。发电厂员工51人除7人幸免逃生外，44人全部殉难。 17日，日军又在三叉河边进行屠杀。当时，三叉河放生寺及佛教慈幼院均为难民收容所。敌人把难民赶压到三叉河边，用机枪全部屠杀。亲见这一惨案的证人毕正清在证词中说：“目睹河岸死者约四五百名。” 18日，日军在下关草鞋峡的大屠杀案。曾经目睹这一惨案的鲁苏在证词中写道：“倭寇进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计57000余人，围进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断绝饮食，饿死者甚多。农历十一月十六夜，复用铁丝两人一扎，排成四路，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骸骨悉数投于江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也证实这一惨案。 12月间，日军在上新河一带的大屠杀更目不忍睹。曾目睹这一惨案的湖南木商盛世征、冒开远二人在证词中写道：“日军杀害我国被俘军人及逃难人民，共计28730余人，毙命于上新河地区。”他们作证说：“当时本地居民早已逃避一空，因我等是湖南木商，为财产关系，未有离去。尸体由我湖南木业商掩埋。因各处尸横遍野，人血染地，抛尸露骨，见之不忍，逐将尸体掩埋。” 血洗南京大屠杀的惨案，据目击者说，“日本兵完全像一群放纵的野兽似地污辱、蹂躏这个城市。”日本兽军以烧杀为荣，以奸抢为乐，几万丧失理性的野兽，两人一伙，三人一群，到处乱窜，逢人便杀，见房就烧，见财物就抢，捉住女人，先奸后杀，南京顿时成为血腥的人间地狱。据曾经参加南京大屠杀名叫宫本淳的日本士兵供认：他们在中华门外用刺刀杀了不少奔跑的人，杀到后来，执刀的手都颤抖起来，而长官的命令仍不许停刀，但他也只好违命了。 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疯狂大屠杀历时长达六个星期之久。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被日军枪杀的市民、难民数以万计。在健康路、白下路、大光路、石鼓路、中山路、中央路等地的马路和街巷，血肉模糊，尸体纵横，“路上东一个西一个，都是我们同胞的尸体”。仅在中山路、鼓楼、新街口等地区以及难民区内，就有数以万计的居民被屠杀。 1947年审判战犯谷寿夫时，中国军事法庭查证有据的零散屠杀共858案，被屠杀者达15万以上，尸体掩埋工作进行了数月之久，作证人有1200多名。据担任掩埋尸体的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统计，他们掩埋尸体43071具；南京崇善堂掩埋尸体112226具。这两个慈善机关合计掩埋了尸体155297具。 南京《新华日报》记者采访了曾经目睹日寇在江东门大屠杀的老人朱友才后，写了一篇《在尸骸上建立的“中岛桥”》的报道，原文如下： “1937年12月16日下午，日军中岛部队把关在原国民党陆军监狱里的上万名‘俘虏’（其中半数左右是平民百姓），驱赶到江东门集中，人群塞满了道路，一直延伸到江东河边，足在三、四百米长。傍晚，日酋一声令下，道路两旁的草房全被浇上汽油点燃起来，在火光照明下，轻重机枪一齐开火，交叉扫射、顿时一片哀号，连躲在几里外的朱友才也听到了。屠杀之后、江东门尸堆如山，血流成河。第二天，日本侵略军为了让辎重车过河，竟拿中国人来填河截流，无论死人活人，见到了就扔下河去。在固定桥板打桩时，还能听见未断气人的呻吟。日本侵略军命名为‘中岛桥’，大批坦克、军车、骑车就是从这座‘人桥’上开过江东河的。天暖解冻后，尸体腐烂发臭，红十字会派人前来收尸，把尸体拖到两个大坑里掩埋。据红十字会粗略估计，约有15000多具尸骸。以后，当地人称这两个坑为‘万人坑’。” 再看日本兽兵屠杀我人民的例证： 中岛部队中有两名少尉，一名叫向井敏明，一名叫野田毅。他们在日军侵占江苏句容时，就开始作“杀人比赛”，约定谁先杀满100人，谁夺取锦标。一路杀来，杀到汤山，向井杀死89人，野田杀死78人。二人都未杀满100人。故“杀人比赛”继续进行。 当日军围攻南京时，二人又作第二次“杀人比赛”，争夺锦标，这两个杀人魔王，不分男女老幼，见人便杀，结果向井杀死106人，野田杀死105人，但究竟谁先杀死100人，则难以判明。因此，准备再以杀150人为标准，继续进行“杀人比赛”。 这种惨无人道毫无人性的屠杀罪行，竟然受到日本新闻界的赞赏和宣扬。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作为重要新闻进行宣传。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以《紫金山下》为题竟作了这样的报道： “准尉向井和野田曾约定作一个砍杀100敌人的比赛，12月10日，二人在紫金山下相见，彼此手中都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 “野田道：‘我杀了105名，你的成绩呢？’ “向井答，‘我杀了106名。’ “于是两个同作狂笑：‘哈哈，向井先生多杀了一个！’ “可是很不幸，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100之数。因此，她俩决定这次是不分胜负，重新再赌谁先杀满150名中国人。 “12月11日起，比赛又在进行。” 这个东京《日日新闻》记者还洋洋得意加以按语云：此两“皇军”又将继续杀人矣！该报井将此两寇照片刊出。 谷寿夫部队有个名叫田中军吉的中队长，手持一把“助广”大军刀，竟连续砍杀中国男女老少300多名。日本人山中峰太郎写的《皇兵》一书中，详细记载了田中军吉的杀人经过，宣扬“皇军”的“威风”。 这些法西斯野兽万万没想到，当时在报刊、画报、书籍中宣扬“军威”和“武士道”精神所引用的事实，竟成了战后审判他们罪行的铁证。日本报纸白纸黑字，他们永远体想抹熬这一历史屠杀罪行。曾经目睹南京日军暴行的外侨说：“凡是可能想象的任何事情，日军进城后，就毫无顾忌，毫无节制，一一实行了。在这一个新时代中，我们找不出什么东西足以超越日军的暴行。” 日本军队在南京还犯下了野兽般的好子罪行。他们抓到妇女，先奸后杀，目不忍睹。《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判词》中揭露：“日军陷城后，更四出强奸，一逞淫威。据外侨所组国际委员会统计，在12月16、17两日，我妇女遭日军蹂躏者，已越千人。且方式之离奇惨虐，实史所未闻，如12月13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5号，被日军轮奸后，剖腹焚尸。怀胎9月之孕妇萧余氏，16岁少女黄柱英、陈二姑娘，及63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污。乡女丁小姑娘，在中华门堆草巷，经日军13人轮奸后，因厉声呼救，竞被刺刀刺小腹致死。同月13日至17日间，日军在中华门外，在轮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竟被处宫刑致死。又在中华门外土城头，有少女三人，因遭日军强奸，羞愤投江自尽。”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称：日军的“强奸暴行，亦极为普遍，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即使迁人难民区以内者，亦被逾墙而入的日军肆意蹂躏。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万人之多，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日本兽军的奸杀暴行是日本军阀纵容的结果。日军官宣称，“奸淫是日本军队所特许的。”日军一中队长公然训示他的部队：“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问题，事后将其杀掉。”日军中将谷寿夫本人，不但亲自持刀杀人，还象禽兽一样，在大街上强奸妇女。事后查到的证据证明，被他奸污的妇女竟达10多名。 日军血洗南京的另一特点，是焚烧与屠杀同时并行，杀人放火与抢劫连在一起，往往是先抢后烧。“陷城之初，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到处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两天之后，中山南路和北路、中央路及两旁的街巷积尸成垒，简直成了血路、血窟。同时，大肆抢掠焚烧，先劫取仓库公司存货，然后纵火焚烧，使繁华街区顿成灰烬”。“日军贪婪成性，举凡粮食、牲畜、器皿、古玩，莫不劫取。如在石坝街50号，抢掠国医石彼轩名贵书籍四大箱，字画古玩2000余件，木器400件，衣服30余箱。”（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判词）在日本兵抢劫了店铺和仓库以后，经常是放一把火烧掉它。最重要的商业街道太平路被烧成一片废墟，并且市内的商业区也有整块整块地被烧掉了。日本兵竟毫无一点理由地把平民的住宅也烧毁。这类放火罪行按照他们预定的计划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的地方被毁了。 南京大屠杀史实具在，任何诡辩谎言都是徒劳的。但是至今日本还有人否认在南京有什么大屠杀，并强辞夺理，认为“南京事件，只是小规模的偶发事件”，是“混乱中由部分脱离军队控制的士兵们干下的”，妄图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大本营洗刷罪责。事实胜于雄辩。南京大屠杀完全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日本的历史档案不会没有吧！南京大屠杀前三十月，即1937年9月5日，日本近卫内阁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议会演说，大谈“我国为了使这种国家反省它的错误（即逼使中国投降），而决心予以决定性的打击。”这个决定性打击，就是松井石根向近卫首相表示的：“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破蒋介石政权。”言外之意就是要采取野蛮、恐怖手段逼使蒋介石投降。直接指挥侵占南京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签署了一道“机密，阅后销毁”的命令：“杀掉全部俘虏。”这一命令在南京得到了彻底执行。第16师团长中岛于南京陷落的当天，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该部执行的情况，“由于方针是大体不要俘虏，故决定将其赶至一偶全部解决之。”可见南京大屠杀是当时日本最高当局的意旨。 日本学者、前早稻田大学教授桐富雄于1982年看到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历史，抹杀南京大屠杀事件，很是气愤，他就在同年底写出了《南京大屠杀》一书，引用了大量证据确凿的材料，在调查、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确认日军杀害无辜中国军民近30万人，其中一半是普通老百姓，大部分军队不是死于战斗之中，而是在被虏后惨遭杀害的。 日军对南京的大屠杀，为什么在历史材料和当时国内外的新闻报道中对有关屠杀数字说法不一呢？中国著名的国际法律学家梅汝璈先生在《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中说：“远东国际法庭对（日军在南京屠杀30万余人）这个估计无疑地又是慎重的、保守的。但是，注意到日本兽军灭迹伎俩的狡黠和多样化，法庭判决书中遂有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写了一本《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详细记录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采访见闻。书中有一段是他和刚从南京回来的《读卖新闻》上海分社联络员武田和畦崎的谈话记述： 俘虏有10万之多。刚进城的部队曾问军司令部，“这些俘虏怎么办？”回答是，“适当处分”。（这个命令是事实，山田旅团长当时在笔记中写道：“12月15日就处理俘虏一事，派本问少尉去师团，得到‘收拾掉’的命令，”所谓适当处分，就是如无法处理就予以处决。这是军队里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方针。） 因此，俘虏被日本兵带到长江岸边的下关排队斩首。第一排杀完，让第二排把尸体抛入江中，然后排成一列，同样杀头。就这样从早晨杀到晚上，一天不停地杀也只杀了2000人。 第二天杀累了，就抬出了机关枪，摆两挺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面向江岸，计俘虏排成一列，嗒嗒……扣动了重机枪的扳机。俘虏们一齐往江里逃，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挣扎着跑到对岸。…… 当时在上海租界内的英美警备区发行的英文报纸和中文报纸上，登载了身着便衣的青年、女人、孩子的尸体的照片，都是由侨居在南京的外国人拍摄的。但是没有枪杀这些俘虏的详细报道。…… 不仅残杀俘虏，还杀害无数平民百姓。联络员说他们看见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 “究竟杀了多少人？” “这个数字既未发表，也无法统计。总之是满目死尸。” 留在市内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日军“一扫而光”。 上述报道既肯定了日军大屠杀的事实，又说明日军屠杀我南京同胞的数字是不可能精确的。一是日军占领期间毁尸灭迹，不会公布什么材料，日军杀人罪行和他们抢劫的金银财物一样，是不会让外人得知的。试问怎样获得精确数字？二是目击者和中外记者的见闻，都是局部情况，故他们的综合报道和被屠杀的估计数字是大概材料，数字不可能一致。但是，30万以上南京人民被屠杀是确定无疑的，任何诡辩都不能抹煞这一铁证如山的事实。 198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50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已在南京江东门落成。江都门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遗址之一，石墙上用中、英、日文镌刻着“遇难者300000”，在纪念馆的沿途还安放着“鱼雷营”、“燕子矶”、“东汉门”、“雨花台”等13块碑雕。 这是侵华日军血腥暴行的铁证。 正文 第十五章 太湖马迹山惨案（1938.3.12-13） 无锡市的马迹山，简称马山，是太湖西北部的一个千年古岛，抗战初期有4000余人口。该岛形为月弧，面积31.4平方公里，以柴前村为界，分为东半山和西半山，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它在抗战期间是我新四军苏南二分区的根据地，又是联结宜（兴）、武（进）、（无）锡南、苏（州）西和浙（江）西各游击区的湖中跳板。 1937年淞沪战役后，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田文尤部600多人，号称10万大军，以马山为依托，盘踞太湖。他们破坏无（锡）宜（兴）公路，人烧闾江大桥，企图阻遏日军交通运输，日寇当即调集兵力“扫荡”马山。 1938年3月12日（农历二月十一）上午，日军出动1400多人，几十艘汽艇，在三架飞机的掩护下强行在东半山登陆。日军击垮田文龙部后，就对马山人民进行了血腥大屠杀。他们自东向西逢村就烧，见人就杀，杀害手无寸铁群众达1400人，欠下了马山人民累累血债。 <er h3">1</h3> 在这惨绝人衰的大屠杀中，东半山琦村首当其冲。这个村分涧南、涧北两个庄子，共有10户人家，50间房子。日军从燕尾诸冲到涧南后，未见村民，就纵火烧房。他们发现涧北还有部分村民没有逃走，即进行搜索，把在庄子的和隐蔽在村子附近的25名群众赶到屋前场上集中，并逼迫他们男女分开，跪在地上。群众不肯下跪，日军就野蛮地进行逐个搜身。有个叫小四子的长工，身上只穿一件破棉袄，钮扣脱落，腰里束根烂草绳，胸部棉袄突出。日军硬说他身上藏枪，逼他脱下破棉袄。小四子宁死不从。两个日军不由分说，冲上去对准他头部、胸口连戳七刺刀。小四子顿时鲜血四溅，瞪着仇恨的眼睛倒了下去。在场群众目睹日军暴行都轰叫起来，表示强烈抗议。残暴的日军用机枪扫射，在场群众都应声而倒。为防止有人幸存，狡诈的日军叫翻译对着倒下去的人群喊，没有死的统统的站起来，就没有事了。身未中弹的67岁的杏新娘信以为真，把压在身上的两个死人推开，慢慢地爬了起来。但她两脚还未站定，一个日军就冲上去向她连戳五刀。善良的老人就这样活活地被戳死了。日军还不放心，对死尸一个个进行“检查”，凡还有口气的就再戳上几刀。倒在死人堆里的年仅13岁的堵宪章，眼看日寇就要检查到自己，就一跃而起，向场外田里冲去。他刚冲出四十多步路，就被日军枪弹打中，倒在地里。接着日军就把24具尸体叠起来，将床凳放在尸体上，浇上汽油，放火焚烧，日军撤走后，在堵宪章慢慢苏醒过来的时候，整个村子被火烧殆尽，场上的尸体被烧得乌焦墨黑，无法辨认。一些逃难的人回到村里，难以收尸。钱杏新要收他娘的尸首，但面目难认，后在死人堆里发现一只脚还穿着半焦的鞋，才认定是自己娘的尸体，拾了几根骨头，算收了尸。为永志这血海深仇，人们就把这块日军屠杀村民的场所称为“仇恨村”。这是堵宪章回忆日寇暴行的口述节录，他说： 1938年农历二月十一早晨，天阴阴的。约八、九点钟光景，我上山砍柴，看到太湖中有日本人汽艇，当时还不知那是什么船。大家从山上逃下来，还看到中国军队大批退走。大家一时无主见，不知如何是好，就各自四散逃命。逃到山口，日本人已上岸，用机枪向百姓扫射。我躲起来，看到自己屋子起火，心慌了，就与大家一起奔回村里抢家里的东西，结果只抢出了一点点现用的家伙，其余都烧光了。 我们没料到日本人马上会杀人。父亲看到日本人举枪对着他，就低腰逃跑，子弹从头上飞过。后来，我们被日本人赶到一起，男女全部分开。日本人摸摸肩看着手，又搜腰，接着命令男人跪下。有个雇工是宜兴人，30多岁，穿黑线衣，脸上有麻子，脚穿一双布袜子。日本人怀疑他是中国兵，将他拉了出去。走出10多米，那人说：“洋先生，我是老百姓！洋先生，我是老百姓！”日本人理都不理，三把刺刀同时齐胸戳进去，他哼了一声就死了。日本人拉出刺刀，血顺着刀尖往下滴。 我们还没有明白过来，突然枪响了，我倒了下去，没有被打死，躺在死人堆里不敢动，过了一、二个钟头，我看到日本人正把我们抢出来的木床等木料往人堆上堆。我想，不好，要放火烧人了。我稍微动了一下，发现我身下是乡亲钱阿度，他腰部中弹，在呻吟。那知，在钱阿度身下还有我的弟弟，还没有死。我听到他说了一句：“怎么会到这一步”。很快看到人堆上烟冒出来，想总不能被他们活活烧死，就用力一顶，爬出人堆，迎面看到一个日本兵正拖着死尸过来。我转身就往东北方向逃，日本人赶上来，向我射击，子弹从我后颈进去，左脸出来。一下倒在水中。后来我醒过来，看到自己泡在水里，一翻身，血从咀里、鼻子里涌出来。左眼睁不开，用手一摸，眼睛下面一个洞。我喊：“大伯伯快来搀我！”他过来扶起我。大伯把我放在山坡下矮树丛里藏起来，弄来二捆干树枝把我盖上，才活了命。后来我知道，我大伯家其余人都被杀掉了。 那次屠杀，我家只剩下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和我，其他人都死了。全村一共死了23人，被杀绝二户，年纪最大的62岁，最小的吃奶婴孩，还未提名。 <er h3">2</h3> 埼村的西南是檀溪村。这个村较大，有53户人家，300多人。檀溪村群众听到日军上岛的消息后，都纷纷躲避起来。杨正大、杨月海等四户人家，男女老少18个人都躲在房后面山脚下毛竹林里的一个潭里。杨正大70多岁的老祖父，放心不下，从潭里出来，通过树缝张望家里。见三个日军冲进他家大门，又从后门出来，放火烧他家的房子。他一边跺脚，一边哭喊：“不好了，不好了，我家的房子烧着了！”这叫声惊动了日军。他们丢掉火把，一边打枪，一边冲过来。杨正大祖父对潭里喊了声“不好了，鬼子冲过来了！”就往西跑。不到50步路，就被日军开枪杀害了。这时杨月潮、徐善根两个青年从潭里突然冲出，往东边跑去。三个日军回身就追，侧身一看，发现有个潭。潭里的人，老的胡子花白，小的正被抱在怀里吃奶，妇女们吓得挤在一起，这时杨阿祥站起来说：“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都是老百姓啊！”一个日军端起枪，对准他就是一枪。杨阿祥倒下去了。接着乒乒乓乓一阵扫射，一潭18个人，除冲出去的两个青年外，10个人被杀害，6个重伤。9岁的杨月海一家7口人，爹妈、嫂嫂、姐姐、哥哥都被杀死，只剩下他和5岁的弟弟月忠。解放后，此潭称为“血泪潭”。 这是杨月海口述他在“血泪潭”死里逃生的情况： 1938年，田文龙部队到了马山后，我们逃难到雪堰桥父亲的老家（我父亲是招女婿到马山的）。在那里看到他们开地洞，大多在桑树田里，地势较高。我们回到马山后，父亲和杨正大的祖父也就动手挖洞，挖了三天，第四天，日本人就来了，那天是1938年农历二月十一早上八、九点钟光景，父亲和我逃到脊山娄。十点多种，父亲驮我回家，准备吃过饭再跑。吃饭时，我家共有10个人，父亲催我们快点吃，他自己外出看看。一会几，回来说埼的房子已经起火了，要我们快点离开。我们匆匆忙忙带了一点东西，记得是被头、脚炉、衣服等物，就往山里跑。我们先到洞里，原准备躲一会再离开的。到那里一看，杨正大家7个人已经在里面了，徐善根也在，连同我们共18人。我们把东西放在洞口，正大的公公在附近察看情形，一会说某人的房子起火了，接着急忙跑来喊：“阿祥（我父亲）不好，日本人看见了。”我哥哥月潮和除善根二人出洞就往山上跑。一个日本兵看见了，举枪向他们射击，回头发现了洞口的东西，又发现了洞里有人。我父亲感到不好，就出面求他，说：“洋先生，我们都是老百姓”，话音未落，日本兵连开两抢，我父亲当即死去。日本兵又用脚炉砸到我父亲身上，炉里烟灰扬起，呛得我们连连咳嗽，有的人哭了，我姐姐连忙说，“我们不能哭，要装死。”不一会，又来了两个日本兵，站在洞的两边，向洞里一阵猛射。顿时，洞里一点声音也没有，有的人吓昏了。过了好久，我睁眼一看，弟弟坐在我母亲腿上哭泣。母亲靠在士壁上，额上中了一枪，已死了。我阿姨右手大姆指被打断了，只连着一层皮。她11岁的儿子也死了。我手上中了一枪，叫她来拖我，她本身是寡妇，现在看到儿子己死，悲痛万分，好像听不到我的声音。只见她爬出洞，要自尽。她只能一只手把裤带系到树上去，但系不牢，上吊吊不死，于是，她去寻找我哥哥。我哥哥听后，哭了，说各管各逃命吧。傍晚五点多钟，我们听到山上响枪，我哥哥被日本兵打死了。 那次，洞里一共被打死10个人，我家里死掉的是：父亲杨样明，当年40岁不满；母亲杨氏，比父亲小二岁；嫂嫂许仙度，姐姐杨杏宝15岁：表兄叫徐尔忠年仅11岁。 <er h3">3</h3> 马山村近百个群众躲藏在村后面冠嶂峰下的脊山篓里。日军顺山搜索，边搜边打枪，吓得娃娃直哭，娃娃的父母为了不暴露目标，有的用毛巾、有的用奶头塞在孩子嘴里，也有用衣襟闷着孩子，直至闷死。7岁徐全达吓得不敢动弹。伏在妈妈怀里，突然一颗流弹夺去了小全达的生命。在日军搜索中，隐蔽在小山路旁树丛里的阿轩、才泉、汉大、根保、望喜等五个小伙子相继被戳死在路边。其他群众也都被搜了出来。日军把70多个十三、十四岁以上的男青壮年，驱赶到260多米高的冠嶂峰顶上，用机枪扫射。有三个青年走投无路，从悬崖上翻滑下去，其中两个被日军用枪打死，仅徐炳荣一人死里逃生，活了下来。 日军出了冠嶂峰，就到古竹和新城烧杀。当日军冲到古竹村时，洪根正匆匆从后街逃出，残忍的日军挥刀就砍。洪根的头颈被削断，鲜血直冲。12岁的周正业在逃跑途中被日军抓住。鬼子看到他脚上穿双破球鞋，就硬说他是中国军人的儿子，把他的衣服剥光，一斩三段。日军在村上抓到二，三岁的小孩子，不论男女，衣服都剥光，用刺刀戳人小孩子肚里，挑在枪上，扛着就跑。还把孩子的尸体吊在树上或挂在门上，五脏六腑都拖在外面，修不忍睹。 日军到了新城村，没有看到老百姓，就上山搜索，在山上的树丛里搜出36个人。日军将他们一个个地用刺刀戳死。当时只有5岁的殷素英被戳了5刀，但未中要害，日军走后，她慢慢地苏醒过来，哭喊妈妈，妈妈死在她的左边，哭喊姐姐，才结婚8天的姐姐躺在她的右边，3岁的弟弟上半个头被日军削掉，不知去向。 下面是马山惨案幸存者殷素英自述她死里逃生的情况，她说： 我叫殷素英无锡市马山镇人。1938年我才6岁。农历二月十二日，大家准备过清明节了。我家里共有5仍奶奶、母亲、伯父、姐姐，弟弟。姐姐已经许人。 那天上午，日本鬼子从檀溪方向翻山过来，全村人都准备逃，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她说逃也没有用，要死死在家里。后来还是逃了。我们藏在屋后不远一个山坡上的荒坟中，那里已聚集了好多人，约有三十五、六个，大多是渔船上跑上岸来的渔民。日本鬼子一进村就放大烧屋。我隔壁一个老婆婆见自己房屋被烧，急得喊叫起来，结果，我们全都暴露了。只见一个日本官把旗往我们这边一挥，一队日本鬼子直冲过来，用刺刀对我们戮、挑。顿时，一片惨。叫声。我母亲头上被刺了一刀，当竭就死了。我弟弟的头被砍掉了，后来一直没有找到。我被戮了五刺刀，昏了过去。第二天，我慢慢地苏醒过来，棉袄由灰白变成了红色。我叉痛又冷又饿，动不了，只能哭。因为没有力气，哭都哭不响。第三天，我才被父亲找到，他认不出我，问“你是啥人？”我回答：“是素英”。他急忙问娘和弟弟他们呢？我说都死掉了，他马上昏了过去，身体一倒，顺着山坡滚下去，被同村人抬走后，好一会才苏醒过来。我被抬回家后，无钱医治，就卖掉了八分田。我总算活了下来。 日军在烧杀的同时，辽施行兽行，到处强奸妇女，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下至十二、三岁的小女孩。他们奸污后，还用刺刀把肚子挑开。柴前村有个怀孕八个月的妇女，日军奸污后把她的衣服剥光，用刺刀破开她的肚子，把胎儿挑在枪头上，鲜血淋淋。 日军在东半山血洗后，就向西半山烧杀过去。日军冲进西村，把鲁月子、鲁悄子兄弟俩抓住后，吊在村西的水车棚梁上。几个日军将他俩当作活靶子，一刀一刀的戳，借以取乐，直到把他们戳死，然后放一把人把水车棚烧了。 嶂青的杭柏年，那时只有5岁，母亲拖着他跟随群众逃到薛家篓。日军乱枪扫射，他母亲当场被打死。一颗子弹从杭柏年的右耳朵进去，左脸部出来，他倒在地上。村里人收尸时，发现他胸口还有点热气，就把他抬回家，灌点粥汤、药汤，经过8个月的护理，救活了。杭柏年左脸部从此瘪了下去。马山人民不忘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泪仇，把他称为“半个头人”。 内闾附近村庄的群众不约而同地跑到板残山上，此山光滑、陡峭。日军一见人就用机枪扫射，雁门有一个18岁的青年钮海荣，中弹后，肠子从腰部流出来。他自己把肠子托进肚里，用身上的竹裙扎住伤口，但已不能动弹。日军追到身旁，又用刺刀把他戳死。 部分群众跑到最西边的延伸在太湖里的小山渚——龙头洁上。日军面对这些手无寸的群众，空中用飞机轰炸，陆上、湖上用机枪扫射。在那小小的龙头渚上，一下就枪杀了200多个无辜群众。 日军在马山仅烧杀两天，就杀害当地群众999个半，不少人家三代被杀绝，国民党军田文龙部被杀害100余人，还杀害太湖渔民及无锡、常州等地来避难的群众400多人，共有1500多人死在日军的屠刀下，烧毁房屋3600多间，还有40多条渔船付之一炬。 大屠杀后的马山，尸横遍野，血流山岗，一片凄凉。一些侥幸活着的人，老的老，小的小，女的多，男的少，造成了“田地无人种，孤儿寡妇忍饥饿”的局面。这就是日军惨绝人寰的“马山大屠杀”。 正文 第十六章 滕县三屠（1938.3.17-19） 1938年3月15日，日军侵入滕县境内，3月17日侵占滕县县城。三天内，日本侵略军杀害我无辜群众2259人，奸污妇女224人，烧毁房屋6万余间。仅县城东关就有720余人被杀，有的全家被杀绝。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日军血洗滕县城”。 “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长驱直入，济南、泰安、兖州、邹县相继沦陷，津浦南段危急。国民党第22集团军于1938年1月10日奉命开赴滕县地区布防，阻止日寇南下。 3月14日拂晓，日军步骑兵约万余，携大炮20门、坦克20辆，在飞机配合下向中国军队阵地开展全线攻击。15日下午5时许，日军绕道直取战略要地滕县城。 滕县城内居民闻讯，便扶老携幼纷纷离家逃难。是日傍晚，逃往城东小吉山和孤山一带的群众，在城东寨门外河湾处与日军搜索部队相遇，避难百姓顿时慌乱。钱守道之母，因寻找孩子发出叫喊声。日寇当即向避难人群扫射，顷刻间，有72人被杀害，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河身，敌人还不住地向河北沿的菜园屋子打枪。当时里面住有22个逃荒要饭的百姓，除一人膝盖骨被打碎、另一人脚被打穿外，其余全部惨死在日寇的枪弹下。 3月16日清晨6时，日军在城河东的程堂村，开始炮击滕县城。这一天，东关、城中和东站附近共落炮弹万余发。17日，日寇的炮火更加猛烈，除用几十门山炮、野炮轰击外，还有飞机狂轰滥炸。整个县城火光四起，硝烟滚滚。据守在东寨门的川军，寡不敌众，全部牺牲，滕县城陷落。 日寇闯进东城门后，挨家搜索，见妇女先奸后杀，见男人或当场刀劈或捆绑集中枪杀。仅在郑家林、马神庙两地，集体枪杀我无辜百姓42人。东关大街、沙窝街和善国门街的1400户人家，被烧毁房屋4700多间，郑硕安的父亲躲在地窖里，想出来救火，刚一爬上洞口，即被日寇枪杀。王某的媳妇过门才三个月，被鬼子从地窖里拖出来轮奸后，又用刺刀剖腹刺死。有一个18岁的女孩，盘起辫子装作媳妇，从城里往外逃，迎面碰上日寇，遭轮奸后，又被破腹刺死。春秋阁街妇女王某遭两个日军奸污后，被邻居陈长明用箔卷起藏在覆棚上，接着又来了三个日军，问陈：“花姑娘的在哪里？”陈说：“这里没有花姑娘。”日寇举斧便砍，陈夺路越墙逃生，被日寇追上劈死。张大山之母及其弟弟，吓得跳到井里，日寇落井下石，将张母的手砸成残废，其弟弟被活活砸死。这帮日寇走后，群众遂将张母捞了上来，另一帮日寇又至，张母再次跳井，这样折腾了几回，才免于一死。成荫、来荫弟兄俩见日寇追过来，跳到井里避难，结果全被淹死。70多岁的张四夫妇俩，被日寇活活刺死。张某祖母年过70，亦被日寇奸污致死。当时北大街和沙窝街遇难的有50家，惨死于敌手的82人。 东关南大街拳师沙印才，在日军侵占县城时，他一家6口钻进地窖里避难。一妇女因躲藏不及，被一日军缠住不放。沙印才义愤填膺，当即冲过去，结果了那个日军，门外窜来了几个日军将沙印才截住，用机枪杀害。 3月17日中午，日寇闯进董友君家中，见院内挖有地窖，便从洞口扔进数枚手榴弹。藏在窖内的人全遭日寇杀害，无一幸存。 3月18日，日寇窜至春秋阁街抓往六、七名群众，把他们用绳子连捆在一起，然后押走。当路过卖茶水的刘某门前时，日寇见刘妻站在门口，兽性大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其轮奸，后以刺刀威逼被抓的百姓上前行奸，幸被过路众人冲散。当天中午，躲避在南关天主教堂防空洞内的人们听到炮声稀疏，便走出地洞观察动静。结果只见外出，不见回归，凡外出者均惨遭日寇杀害。与此同时，日寇还在东门里和东门外南北大街十几家商号和店铺的地洞进行大屠杀。仅徐家的德源号、李家的德聚泉酒店、油坊和恒盛公染坊的地洞里，就有110人遇难。 短短的三天我数干名无辜同胞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枪炮之下。这笔血债，我们世世代代永远不会忘记！ 1985年11月，中共滕县县委党史办公室召集滕县城东关的一些幸存者举行日军血洗滕县城座谈会，这里纪要如下： 王瑞林：我今年72岁。日寇进攻滕县城是1938年农历二月，当时我25岁，在益康（商号名称）李家看大门。听说日本鬼子要打滕县城的消息后，我便和东家往马家河日（他的老家）运东西。当我们走到东沙河时，再往东就不能走啦。于是东家在这里住下，要我一人回城。我回来的时候是农历二月十四的晚上，看到城墙上有川军站岗。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县城东边就响起了枪炮声，天上有敌机，飞得很低，机枪追着人打。这时我亲眼看到吕建群的三儿被机枪打倒。还有敌人的大炮，一个劲地往铁路上轰击。 农历二月十七日，过了头午，日军与守城川军已无激战，但日军屠杀老百姓并没有停止。滕县东的老百姓惨极了，几乎家家遭难。陈长明因救被日军奸污的王二姐叫鬼子抓住一斧劈死。还有赵金先夫妻也被鬼子打死。黄保的娘，张大山的娘和她兄弟，看到日本兵来了，吓得躲到井里丢。日本兵看到有人跳井，就往下投石头，把张母的手砸成残废，小孩被活活砸死。当时惨死在敌手的无辜百姓，就我听到和目睹的有：孙大库、孙二库、大库次子、孙四夫妇、孙裕之父等八、九口人；张四夫妇俩，当时都70多岁了，也叫鬼子给杀了；张家花园的张麻子，韩立勤家看门的，郭大春、郭明春、徐三秃子、孙某（乳名坡）、王凤仙及其母等都让日本鬼子杀害了；成荫、来荫弟兄俩因日寇追他们吓得跳到井里，结果被淹死。想想日本强盗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用刀子剐他们都不解恨。 董友启：我今年84岁。1938年日本鬼子攻打滕县城，是从东北方向来当时城东的枪声正紧，我家周围的邻居都吓得哭天喊地。我说：“我家有挖的防空洞，你们到这里来吧。”第二天（农历二月十六日）中午12点钟，日本鬼子侵占了县城东关。此时一发炮弹正落到我的院内，把扁担和其它家什炸得满天飞。日寇窜进我家后，见院内有防空洞，就往南洞口扔手榴弹。洞内的人受不了，就从北洞口往上爬，日本鬼子架起枪就打。窦克功的妻子当场被打死，她大闺女扑到母亲身上大哭。这时鬼子又用枪打她，把她的大腿打伤，鲜血直流，当即昏厥过去。二闺女（十四、五岁）看到母亲和姐姐都倒在血泊里，又扑上去哭喊，结果被日本兵拉到屋内奸淫后，又用刺刀刺死。我的西邻是程洪义家，房子租给张某的奶奶住了。鬼子到了以后，看到张的祖母就喊“老花姑娘。”当时张老太太已70多岁了，她虽然苦苦哀求，终于也被奸污致死。邻居赵金生和在我家赁房住的周四，也都被日本鬼子打死。仅在我院，就有8个人被日本鬼子杀害。还有刘子杰之母，80多岁，也被打死在我家门口。住在我家西边的李天宝和二麻子，叫日本人用绳捆到碾道里，用刺刀活活刺死。还有张义斌和80多声的张四虎，也被鬼子用刺刀穿死。 钱守业：我住岗子街钱庄，今年78岁。鬼子攻打滕县城那年，我和父兄从胡家林向外逃、当走到城河湾时，正遇上日寇过河。钱守道的母亲，因找不到孩子，呼喊了几声，结果，日本鬼子回过头来，用机枪将整个河筒子的百姓全部打死。有一个名叫徐景瑞的，身背菜篮，里边放着一双布鞋和两块烧饼，他上前对日本兵说：“我是老百姓。”话音刚落，就叫日本兵一枪打死。当时在整个河道里，叫鬼子兵杀死了近百人。从河南边往北数，就死了70多口。我背着父亲过河，鬼子一打枪，我急忙钻进水里，父亲留在岸上，结果叫鬼子用刺刀穿死。我哥藏在土坑里，也被鬼子用刺刀刺死。街里赵培兰家是一贯道道徒，日本兵来时，他全家7口在家烧香磕头，求老天保佑，结果被鬼子杀绝。关万一家5口，也被鬼子杀绝。当时街上尸体遍布，东寨门外的土坑，硬是叫尸体填平了。我家西边张复信家，其叔、婶子、姑母和大娘，都被杀死。还有刘其爱家被杀死一口，李其家被杀死两口。以上所谈的，都是我亲眼目睹的。 正文 第十七章 长垣城惨案（1938.3.25） 1938年3月25日，日军侵入河南省长垣城，屠杀无辜百姓1700余人，制造了惨无人道的长垣城修案，群众称为“黉学惨案”。 正当日本侵略军向我华北、中原地区大举进犯之际，1938年2月23日（农历正月二十四），沿平汉路南下的日军土肥原贤二的14师团管余总支队攻进长垣城，汉奸翟学文、穆祥仲、徐秀斋纠集地痞流氓数百人，手持太阳旗列队北街夹道欢迎，受到日军赞赏，遂扶持翟学文等人成立了“维持会”。日军为继续南侵，留下了一批辎重物资，交“维持会”代为保管，企图与西路日军会师于新乡。日军南下不久，国民党68军独立27旅679团一部收复长垣城，赶走了城内汉奸土匪势力。 3月24日，南下日军为运走留下的物资，派四辆汽车载鬼子兵30余人，沿长封公路直奔长垣，遭到我守军阻击，两辆汽车被毁，鬼子兵数人被击毙，残余狼狈逃窜。 当天黄昏，日军又调来数十辆汽车，满载鬼子兵和重型武器，进行报复，气势凶凶，猛扑长垣，准备血洗他们认为有重兵镇守的长垣城。由于守军无援，弹药用尽，于翌日拂晓由东门向河东撤退。布置在城南乱岗占、洁庄、苏占、刘园等村的日军炮兵，疯狂向城内轰击，城内硝烟弥漫，顿成一片火海，有无数百姓在敌人炮火下丧生。因为城内已无军队固守，日军从东门进入后，便开始了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进行疯狂的大屠杀。 3月25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早晨，日军沿街逐户搜查，无论男女老幼，见人就杀，远者枪射，近者刀戳。不多时，大街小巷，死尸狼藉，血流成河。小南拐街杨连喜家有11口全部遭难，胡大门街韩德涧家9口无一幸存。为免遭日寇屠杀，城内群众四处躲避，哪有藏身之所呢？鬼子兵搜查越来越紧，每到一处，先用枪向房内扫射一阵，再用刺刀在床下和阴暗角落乱戳。发现青壮年，均被当场枪杀。守卫北门的排长卢焕章等人，已扔掉武器化装潜入百姓中，均被日军搜出予以枪杀。 时过正午，鬼子兵已杀得精疲力尽，于是，日军军官下令四关五街的鬼子兵将搜出的居民百姓，用枪逼向簧学院内集中，连同早已在此院躲藏的百姓，一齐赶到经祠大殿里，然后鬼子兵架起机枪堵住了大门。只听鬼子一声嗥叫，机枪便向殿内疯狂地扫射起来，可怜我数百名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一排排惨死在殿堂内外。机枪扫射过后，数十名鬼子兵又进入殿内，用刺刀翻挑横躺竖卧的尸体，凡中弹未及要害者，电子兵就用刺刀补杀之，其状目不忍睹，其惨叫声撕人心裂。除北街城隍庙老道侯嘉修、西街周高升、城南甄庄甄五妮在鬼子机枪扫射时，提前倒在墙角装死免遭枪杀外，其他数百人无一幸存。这就是日寇血洗长垣城过程中的“黉学惨案”。 日军在长垣城的大屠杀，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继续四处搜索，凡被搜出者统统斩尽杀绝，一直屠杀到深夜。最后，鬼子兵拆毁民房，点燃起一处处火堆，四关五街遍地尸体，在灰蒙蒙的月光和火光映照下，全城一片凄惨景象。日军血洗长垣城，共杀戮我无辜同胞1700多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长垣城惨案”。 次日清晨，日军再次对城内各处进行了搜查，见城内确无一人，变成了“无人城”，大队鬼子兵方悻悻离去。 正文 第十八章 临沂大屠杀（1938.4.21-30） 1938年3月初，侵华日军进逼山东临沂边境。驻守临沂的国民党第40军庞炳勋部在第59军张自忠部增援下，与进犯临沂的日军展开了近一个月的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尔后，张、庞两军相继撤出战场，临沂遂于4月21日失守。 日军侵占临沂城前，曾先后在城北古城村和城西大岭村制造了两起惨案。 3月下旬的一天，天刚放亮，日军如狼似虎地闯入古城村。农民王汉友一家四口躲在地爪窖里，被日军用点燃的秫秸堵住窖口，活活烧死。接着，日军放火烧房，农民王殿思背起被火烧伤的母亲往外逃，没跑多远，被日军用枪打死，母了双双倒在血泊中；个躲在墙角里吓昏了的老嬷嬷，被日军拖到街上点火焚烧，老人惨叫，日军却站在一边狂笑。不到一天的时间，古城村就变成一片废墟，断垣残壁，血迹斑斑，全村被杀害62人，有一户被杀绝。逃难的群众在渡祊河时，又被日军抓住数十人，用刺刀逼着脱光衣服向河里跳，谁不跳，上去就是一刺刀。除个别人死里逃生外，多数人惨死在水中，日军却在岸上狂笑。 日军进大岭村后，更是无恶不作。刘志贤母亲的嘴巴、王富德母亲的乳房被割掉，姜志敏之父及祖母等27人被枪杀。躲在村西观音庙里的避难群众，除二人逃脱外，被日军用机枪打死45人。全村300多间房屋被烧光，姜志茂、赵洪义、姜志顺、张守信等四户被杀绝。 与此同时，日军不断派飞机对城里滥肆轰炸，特别在城垣弃守之前的两三天内，轰炸扫射日甚一日。一枚炸弹在城内北大街路南王贞一杂货店的防空洞口爆炸，在洞内避难的男女老少30多人，有的被炸死，有的被闷死，无一幸免。颜家巷郁鸣漪一家，除本人逃出外，其他人全部遇难。郁本人也因忧愤过度当晚自缢身亡。西门里路南开杂货店的李润生之父被炸死在自己家中。在西门里天主堂内避难的群众被炸死炸伤300多人，修女尤姑娘被炸得骨肉分离，糊到墙上。 日军进城后，在大街小巷密布岗哨，架上机枪，挨户搜查，堵门截杀。日军每到一家，遇人就是一刺刀，对中青年妇女先奸后杀，连老人、小孩也不放过。未及走脱的居民纷纷越墙，向西门里天主教堂方向寻求避难。可是，德国神甫紧闭大门，万呼不应，走投无路的难民瞬间聚集700之众。这时，丧心病狂的日本兵，一面从教堂西面向难民扫射，一面在教堂以东各个路口用机枪堵截，毫无遮挡的人群纷纷倒下。这是第一次集体大屠杀，没听说有谁逃得出去。事后用车拉了好多天，才把尸首清理干净。 日军进城的当天，发现了在城内西北坝子三个防空洞及西城墙根躲难的群众，于是，先用机枪扫射，再用刺刀戳杀，480多人全被残害。幸存者宁振芳全家10口人，在西北坝子城墙洞里避难时，被鬼子用刺刀刺死了9口。那时她是个八个月的婴儿，钻在娘怀里吃奶，未被刺着，幸亏街坊陆大爷在事后盖尸时发现她还有口气，才被救出，抱给宁孙氏大娘收养，长大成人。 日军从各家搜查到的人，受害者不计其数。西门里太公巷一少女，被日军轮奸后又用刺刀刺死。老营坊巷东一女青年，被敌人轮奸致残后死去。日军从南门里一杂货店院里的防空洞中搜出20余人，当场全部用刺刀刺死。崔家巷一户的小孩子出疹子，门口挂红布条，日军伯“传染病”，点火将小孩活活烧死。日军搜查城隍庙东杨家园时，妇女纷纷跳井自杀，顷刻之间，死尸塞满井筒。茶棚街胡土英家的防空洞较大，藏人很多，日军堵门用机枪扫射，并向洞内扔手榴弹，死者无数。日军走时，还在胡家大门上写着：“此院死尸大有”。北门里路西一老太太年过70，卧病数月，生命垂危，全家7人围守病床，未及躲避，日军进院后将男子全部刺死，女的被逼得背起病人一同跳井。城内居民凡被日军发现者均惨遭毒手。一次，日军驱赶着30多人清扫北大寺（今东风制药厂处），干完活，说叫他们站队点名，结果被机枪点射，全部丧生，尸体被推进大湾内。 全城的幸存者寥寥无几，有的在地窖内东躲西藏多日，挣扎活命；有的白天在炉膛内藏身，深夜从城墙水道中爬出，住在南关美国医院的近百名原国民党第40军伤员，连夜转移到效外，多数重伤员死在医院附近的麦田里，曝尸旷野，无人敢收。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在城西疯狂屠杀十余日后还嫌不够，又在火神庙旁和南门里路西设了两处杀人场，用军犬、刺刀连续残杀无辜群众以取乐。王学武的父亲被日军用刀剁成三截；徐廷香之父、吕宝禄等被军犬活活咬死。全城被害群众计2840余人，加上沿途杀戳，共达3000人以上。 日军在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同时，还纵火毁城。从火神庙以西、僧王庙前玉聚福街东、洗砚池以南，北到石碑坊、杨家巷至刘宅一带，大火一直延续六、七天，整个城西南隅化为灰烬。南关老母庙前、阁子内外，房屋全被烧光。至于其他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 侵华日军血洗临沂的滔天罪行，临沂人民是永远难忘的！ 1986年，中共山东临沂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召集惨案幸存者和遇难人员亲属调查访问，下面就是临沂大屠杀事件调查座谈会纪要： 刘玉芝：“提起这些事，就恨得俺打哆嗦，难过的光想哭。俺父亲当时52岁，就是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的。他浑身都炸成了肉汁，只剩下了一个头。送殡时是配上假身子安葬的。打那以后，我母亲就领着俺姊妹三人出外逃准去了。我母亲因为死了亲人，生活又没有着落，整天哭得死去活来，连饿带病，一年以后也死去了。那次鬼子的飞机轰炸，光俺院就炸死了四口人。有个唐大娘藏在地窖子里，被炸得鼻口窜血而惨死。还有个卖炭的，他老婆被炸没了影，后来在院子里只扒出了一条腿。有个小女孩才一生日，脑瓜子被炸得稀巴烂。一绺头发和血肉粘在一起，糊到了墙上。” 李树英：“火神庙有个地窖子，鬼子进城时，许多人都往那里跑。正跑着，有一个鬼子抓住了郑嬷嬷，要糟塌她。俺三公爹就因为说了一声‘她老了’，就被鬼子一刺刀捅死，郑嬷嬷被强奸以后，也被刺死。和俺三公爹一起跑的还有两个邻居，也都被鬼子刺死。” 孟庆祥：“住在我屋后的马进元，鬼子来了，他往南堂医院的墙上爬，叫鬼子一刺刀刺死了。靠我的屋山墙，有个叫侯祥的，50多岁，他正在井台上提水，被鬼子一刺刀刺死了。徐老头老两口，一听到天主教堂打钟，就往东达老郑家的地窖子跑。一个炸弹扔下来，两人都被炸没了。事后发现，附近的树上挂着一个小‘纂’（即妇人的发髻）”。 宁振芳：“我家任临沂城里书院街老营房巷。我的养母叫宁孙氏，她在世时常对我说，1938年4月鬼子进城时，我全家10口人被杀了9口，就剩下我孤伶伶一人。那时，我才出生48天。鬼子进城后乱烧乱杀，穷人都下乡逃难，俺家乡下没有亲戚，老人又跑不动，全家人就躲进城墙洞子里去。鬼子发现后，把洞子内的人全都用刺刀刺死。俺母亲穿看件大棉袄，上下挨了三刺刀。我因为身体小，正趴在母亲怀里吃奶，没有被刺着。后来，鬼子撵着街坊陆大爷去掩埋尸首，听见我还能哭出来，就撕下我母亲的一块祆大襟，把我包起来，放到筐头里，背到天主教堂里藏了起来。两三个月后，我被在天主教堂里做饭的养母抱去，当成亲闺女养大。那时，我满头满脸都是血，我养母给我洗干净。我的右眼，就是那时被母亲的热血扑的，至今看不见东西。” 王建德：“1933年日本电子进临沂城时，我亲眼看见飞机扔炸弹，鬼子又烧又杀，太残无人道了。为了躲难，我母亲领着我和妹妹，还有邻居老常家娘俩、老石家一家15口，一共20人，都藏进北城墙根的地洞里。天傍黑时，被鬼子看见，朝洞里打了一梭子机枪。因这个洞子是丁字形的，人躲在两边，没被打着。鬼子在外边咿哩哇啦地直叫，老石家的老头因为会说几句朝鲜话，就领着全家人出洞了。跟着鬼子出去大约两丈多远，就听着外边叫喊的没个人腔儿。过了好大一会，我家和老常家5口人一起出来，看见老石家一家人全被鬼子杀死。” 李玉英：“我现在73岁，家住临沂城西关书院街北马道。鬼子进城时，有几个突然窜到俺家，把我的公婆和丈夫全拉了出去。我吓得抱着刚满月的孩子钻了床底。我怕孩子哭让鬼子听见，就用奶头塞住他的嘴，紧紧地搂在怀里，没想到，把孩子给活活地憋死了。我在床底下趴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丢下我那可怜的孩子，到邻家找到了郑大娘，抱头痛哭了一场。当时她和我一样，也无亲人了，不想再活下去。于是，我把他叫到俺家，每人喝了一碗盐卤水。也许是因为卤水太稀了，只是难受了一阵子，俺俩都没有死成。以后就找了绳子，从西城墙上坠绳出城逃跑，俺叔伯哥哥把我接到娘家岗头村去。” 孙建芝：“我今年53岁，是临沂城书院街人。每逢想起自己的亲人惨遭鬼子杀害的情景，就气得浑身发抖。鬼子进城时，许多人家都逃难走了，我家因老的老、小的小，只好躲到城墙洞里去。一天下午。我和母亲实在渴极了，就一块出来找水喝，结果被鬼子发现，跟踪到城墙洞前。鬼子先是往里面打枪，扔手榴弹，接着又放毒气。我三舅当场被打死，三舅母被打断了腿。我的棉袄被子弹穿了好几个洞，幸亏没打着皮肉。我大舅、舅母和表哥实在坚持不住了，就一起爬出去，结果都被鬼子刺死。当时俺们心想：与其叫鬼子杀死，还不如自己死了好。于是，就一起跑到丁家园跳了井。我姥姥和姐姐是先跳进去的，都沉下去了；我和母亲是后跳的，因井底塞满了跳井的人，所以没淹死。事后，我母亲、二姐和我被救活，又躲到徐家园地害里藏了起来。在那里，白天不敢露头，只有半夜里出来找口水喝，找些树叶、野草充饥，身上瘦得皮包骨头。就这样，俺娘仨在地窖里整整呆了100多天。” 正文 第十九章 铁蹄蹂躏盐城记（1938.4.26-29） 苏北盐城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她是一座有着光荣历史的城市。在疯狂、野蛮的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盐城遭受了深重的灾难。 1938年4月25日，日本轰炸机若干架由南向北掠过了苏北通榆一线。顿时，盐城南北数十里烟焰突起，火光冲天。数不清的民房、店铺在烈火中燃烧，房屋的剥裂、倒塌声和居民的绝望嚎哭声、悲切的呼唤声以及愤怒的诅咒声混成一片。悲恸和恐怖笼罩了这偏僻的苏北一隅。然而，谁能想到，这一切才仅仅是日本强盗实施大屠杀、大洗劫的前奏！盐城人民面临着空前的厄运！ 侵入苏北地区的日军少将佐藤正三郎指挥的101师团，共五个步兵大队。一个野炮大队，由如皋向北出动，依次洗劫了海安、东台等地。4月26日，日军以轰炸机开道，进犯盐城县境。扼守盐城南大门的重镇，伍佑首当其冲，先遭涂炭。 伍佑是千年古镇。镇内店铺、粮行、盐行众多，街道繁华，屋宇鳞次栉比，是盐城的一个商埠、海港，盐、粮、棉的重要集散地。日军一至伍佑，即在镇内外烧杀抢掠。顷刻间，伍佑南北四里长街变成一条大火龙。镇内外房屋倒塌，资源被焚，财物被一扫而光。来不及逃避的居民近者被刺杀，远者被枪击。一伙日军窜至居民宋吉安家要“花姑娘”，宋不懂，仅摇了摇头，当即被乱刀劈杀，肚肠也被扯出五、六步远。一王姓妇女，一伙日军欲对其施以兽行，她不从，即被掼入火堆，她挣扎、嘶号冲出，又被日军复投入火，活活烧死。一吴姓年轻妇女，被两名日军拖至居民蔡玉香家中进行轮奸。伍佑居民群起杀死其中一名，另一名则带来大队日军、抓去居民刘占子和蔡姓、张姓等16人，年长者60余岁，年轻者方20岁。日军强迫居民16人跪于日兵尸体四周，逐一用刺刀戳死，进行活祭。一部日军强掳伍佑角之便仓居民51人，强迫先拆房筑碉堡，后全被押至一座破墙框里，用刺刀刺杀。其中仅黄学明、陈小蛮子，卞桂权三人受重伤未致命，侥幸余生。 26日下午，日军101师团的白尚小川联队小林小队300余人窜犯盐城，一路烧杀。马家庄32户民房被烧去28户，抢去猪、牛数十头，鸡鸭数百，衣物无数。村民陈广福、李庭香被抓着毒打、折磨，惨遭活埋，尸骨无处寻觅。 黄昏时，日军侵入盐城城区。在东、西大街肆意纵火，投放燃烧弹，劫夺财物。一时，城区火光冲天，远看数十里。从城东至城西，从城南到城北，连成一片火海。无数古迹名胜、楼房屋宇毁于一炬。著名南宋未年民族英雄陆秀夫公祠，规模宏大，文物众多，被劫被烧后，仅剩下孤零零的一座门楼。称著盐城的西门登瀛大桥，横跨串场河，气势雄伟，也烧得仅剩下几根枯黑的桥桩兀立水面。 后据统计，全城被日军烧去房屋5万8千余间，店铺千余家。省立盐城中学、旧商会楼、县政府机关几乎荡然无存。商业最繁盛的西大街，有商店400余家，仅剩徐同茂号大楼幸免烧毁。日军还灭绝人性地摧残屠杀城区居民，其所到之处，逢人便杀，手段极其残忍。被抓获之居民，或被汽油浇身烧死，或被截肢、挖心、切腹，或是被剜去双眼，或是被当作夜晚射击演习的活靶子。一日军以枪刺穿一幼儿肚腹，挑扛在肩，幼儿仍垂死挣扎，众日军则大笑不止。日军肆意侮辱妇女，下至七，八岁的幼女，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妇都不放过。略有姿色的年轻妇女被抓后，先被凌辱，后则关入城区迎宾旅馆，特设一“慰安所”，以供兽淫泄欲……数日间，盐城由一座有人口13万之众的城市变得人烟绝迹，满眼残壁断垣。大街小巷日无行人走，夜晚也只有寻人尸充腹的野犬游弋。日军屠杀盐城城区多少居民，无法得出精确数字。仅慈善机关、红十字会的城西的一条大街，就收埋了480多具尸体。 29日，日军又向盐城北部门户上冈镇进犯。当地军民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溃散。躲避不及的老弱妇孺均陷敌手，遭到血腥的屠杀。瞎子高鹤三等被日军用铁丝穿透掌心，敲牙割舌，刺刀开膛，最后被抛至龙王塘。居民许大保被押至日军驻地，双手被日军目铁丝穿透，拴于木桩上，许被日晒夜露、饥饿数日，哀嚎声凄惨之极，而日军则以此为乐。在许奄奄一息之际，日军以刀将其戳死，尸体推进了梅花沟。日军抓着30多名妇女，关押在中德医院楼上，逼着她们脱得寸丝不挂，进大缸洗冷水澡，再逐次进行轮奸。稍有反抗者，小腹则被日军的刺刀挑破。一妇女破腹后气未绝，仍挣扎翻滚，并不住声斥骂兽兵。众日军则撑开其四肢，踩压于皮鞋下，并灌汽油其腹中，点火活焚。日军无不抚掌大笑。日军在上冈镇东发现居民陆鸿章女儿躲于深水沟里，则威逼她上岸。她不从，当即被打得脑浆四溅，惨死在水沟里。 日军在上冈的暴行惨绝人寰。整个上冈镇内外，路边沟塘旁，处处见尸体。镇东的龙王塘，把尸体堆得象芦柴垛；镇西串场河的宽阔水面上，尸体横七竖八，随波逐流！瓦砾、火灰堆之下，亦处处有尸可寻。其惨状实目不忍睹。男人尸体多分颈，杀死后仍要尸首分离；女人尸体多赤身，遭凌辱后仍不免一死！上冈原有人口数万，经此洗劫后，从此萧条冷落，一蹶不振，常住人口仅剩数千；上冈原有大小店铺数百家，大都被劫一空。单被烧去的民房就达2万9干余间。 盐城历史上盛产食盐、粮食、棉花，城镇繁荣，商贾四时方集，有苏北的“鱼米之乡”和“小上海”之称。经日军数日暴行，尽成一片焦土，满目凄凉，城镇被毁，资源彼掠，屋宇被焚，同胞被杀，妇女被淫，财物被劫。日本侵略军的暴行，罄竹难书；日本侵略军欠下的血债，擢发难数！ 正文 第二十章 金乡三千民工遇难记（1938.5.13-14） 1938年5月中旬，日本侵略军攻陷徐州西北的金乡具城。在进犯该城中，血洗了沿途的王楼、苏楼、大义、孙瓦房等村，残杀未及逃避的180余名无辜村民后，又灭绝人性地屠杀了被中国军队征来修筑城防工事的2860余名民工和城内近300名居民。使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变为尸山血海。 1938年3月，日军在台儿庄之战遭到重大打击后，侵华日军大本营调集了约8个师团20万人的兵力，从津浦路南北两翼向徐州以西的陇海线迂回，对徐州进行战略包围。5月11日，日军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进入金乡北部境内胡集一带，遭到国民党第三集团军一部的有力抵抗，遂留少量部队正面佯攻，其主力改向东南方向进犯。13日下午，敌一部占领金乡县城东鲁庄集、王楼等村，旋进至城西南五里的苏楼村，击溃了此处国民党军的孙桐萱部一个营，完成了对金乡县城的包抄，布防在城北柳河防线及大义集一带的国民党军乃仓皇向西南溃逃。城北日军随即占领大义集，越过柳河，兵临金乡城下。日军进犯金乡，所经村庄皆遭血洗。 13日下午，日军侵占王楼村时，正遇上周楼、于庄、于楼等村逃难的老百姓，其中百余人被日军抓捕强令为其挖战壕、修工事。黎明前，日军便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大院子里，除一部分人见势头不对伺机逃脱外，余者均被日军串捆起来，拉到村南柏树林里用刺刀刺死。被堤村有一名叫王大孩的，日军说他挖的枪眼太大，连刺数刀，又将他绑在村中柳树上，砍掉双臂，折磨致死。 傍晚，日军在苏楼村逮捕村民50余人，其中苏炳铎一家6口当场被杀，另外40余人被押到一个庭院内，逐个搜身，将钞票、银元及贵重物品搜去之后，用刺刀逐个挑腹，有30余人被刺死。当天，日军在大义村还将未及逃脱的19人全部杀害。独身老人刘明余，被日军割下头颅；年过七旬的老人李洪前，被活活肢解，王永吉被剖腹，肝肠涂地。一个60多岁的老妪和一个15岁的少女，被数十个日军轮奸后，用刺刀挑死。 小代庄农民张永田，手推小车外逃，被日军截阻，令其把车上的几只母鸡送到村内。憨厚的张永田万万没有想到，送鸡之后仍被日军残杀。事后人们还发现在小代村油坊屋梁上，有被日军用铁丝吊挂起来的6具尸体。 孙瓦房村信奉白莲教的人颇多，一部分教徒误信谣传，以为日军不杀教徒，他们由姓周的秀才率领，抬着点心，高吹喇叭，列队村头相迎日军。哪想到日军的回答是一排排机枪子弹，20余人应声倒地。另外还有30余名百姓四散奔逃，也被追赶的日军屠杀。 在5月13日上午10点许，日军炮击金乡县城，将文峰塔顶炸飞，当时有近300名居民和3000名民工被围困在城内。14日凌晨3时许，国民党守军伤亡严重，余部从城东南角墙洞中潜出南逃（只有百余名民工跟随出城）。拂晓，西门被敌突破，继尔全城陷落。部分民工战死在城墙之上，余者有的躲进城墙洞，有的逃避民房之中。日军闯进居住在县衙后的李乃申家中，将聚集在这里的刘玉章、许守文等十几人押走。途中，又逮捕苏茂田、李文贵等共21人。日军将他们押至东南城角城墙上一间筒子屋内，按站立先后一个个喊出残杀，只有刘玉章乘敌不备跳下城墙逃跑。年近八旬的罗化章老人被日军用棍打倒，推落墙下；不满10岁的孩子李大路，被用刺刀挑起，其父亲李树义同时遭难。还有李广汉父子、王克芹父子等均被杀害。 惨无人道的日军，将受害者推下城墙后，接着又投掷20多枚手榴弹。此次遇难的21人中被埋藏在最底层边角的刘玉章、许守文、王克芹三人，大难不死，带着满身血迹，从难友尸体下面爬了出来，成为这次惨案的历史见证人。 刘玉章回忆说：“1938年鬼子攻城，我记得是农历四月十四，那天上午十点多钟，鬼子从城北打来一颗炮弹，把文峰塔顶炸飞了，人们开始慌张起来。守城的国民党部队关上了四门，不让百姓外出。可是，县长王冠一却在当天上午逃跑了。当时没有逃出的居民有二三百口和3000名修工事的民工。被围在城里。第二天一早，我和许守文跑到住在衙门后的李乃申家里，当时躲在他家的还有邻居10多人。来了20多个鬼子，把我们赶到门外，先押到北门，又把我们往城东南角赶。到秦小街时，苏茂田、李文贵、王奎峰三人，也被鬼子赶到我们当中来，一共有21人。最后，鬼子把我们押到东南城墙角上的一筒子屋内。先挨个搜了身。接着又把我们赶回了小屋里，以后从屋西门一个个的往外叫。就要轮到我了，我和身后的许守文一商议，一齐冲到屋外。接着我猛窜三两步贴着墙跳下。不多会，就听到鬼子往城下扔人。之后，响了一阵爆炸声。我从地下爬起来一看，眼前是许守文和王克芹两人，他们血头血脸，但没有死。后来，我和他俩一块逃了出来。鬼子在城里抄杀了三四天，被围在城内的民工和居民几乎被杀光了。” 日本侵略军残酷屠杀民工和居民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日军进城以后，国民党军撤退了，留下的三千民工除少数逃出虎口外，绝大部分民工都被敌军抓获，一一屠杀。 日军在奎星河前的天主教堂搜出民工、居民和教徒等180余人，全部赶到文峰塔附近学校的大厕所内，先用机枪扫射，又投掷了大批手榴弹，遭捕群众全部丧生，甚至连一个囫囵尸首也难找到。 日军在金乡县城连续搜杀四天，仅在城西南角的南家后坑边，就三次屠杀民工、居民400多人。高步清一家13口，被杀害11口，德茂祥一家被杀了19口。城内的奎星河、迎子坑、眼睛坑、南家后坑等所有大小坑塘内漂满了尸体，染红了水面。日军南犯撤离后，耿荆山、李长发等在城内亲眼目睹东关一段城墙上下，暴尸300多具；在北门里女子学校二楼上，横躺着30多具少女尸体，披头散发，裸露身躯，其状惨不忍睹。 对这一惨杀情景，当时金乡人民抗日义勇队负责人耿荆山和队员李长发作了回忆。 耿荆山说：“日寇进攻金乡县城时，全县征调了3000民工修筑工事，被鬼子杀害在城中。日寇弃城南犯后，我们义勇队赶快开到了城内，进城后看到，到处都是尸体。奎星河、护城河里漂满了死尸，水都变红了。” 李长发说：“我随耿荆山、翟子超等同志领导的金乡县人民抗日义勇队，进驻金乡县城，当时日寇刚撤离。我和张文卿同志到城墙上察看，看到墙下墙上到处有挖的战沟及猫耳洞，沟内洞内都有尸体，大多是穿便衣的民工。间或也有穿灰色军装的军人。尸体已腐烂，气味很大。光是东城墙的南北段。能看到的就有300多具尸体。我俩顺城北门东边下城墙后，走到一户大院里，院内空空荡荡。我俩上了一座两层楼的二楼上，看到被杀害的女尸，到处是血迹，都不过十几岁。有的用被子盖着，有的裸露着，血肉模糊，披头散发，目不忍睹，约有30多具尸体。看样子是被日军奸淫后杀害的。” 据李庆恩、侯贵春、刘失让、刘明经、张奎英的回忆：“日寇在金乡城内大肆屠杀，奎星河、迎子坑，眼睛炕等所有大小炕塘都漂满了尸体。大街小巷，尸骸遍地，在城西南角的南家后坑过，日寇三次就屠杀了民工和居民400多人。西关外高步清一家13口被杀11口，德茂祥一家被杀19口，在天主教堂内躲藏的180余人、被鬼子用机枪扫射，用手榴弹轰炸，全部惨死。鬼子放火仅西关外一段街上就烧掉民屋300多间。” 金乡三千民工和数百城乡居民被日寇屠杀的事实，经过调查核实，铁证如山。据不完全统计，自5月13日至5月17日的五天中，侵华日军在我金乡县境年屠杀居民百姓3347名，其中民工2860余名、城内居民近300名，烧毁民房670余间。 正文 第二十一章 汉王惨案（1938.5.20） 1938年5月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吉柱良辅第九师团进攻肖县，5月17日肖县县城陷落。这股日军为打开肖县与徐州的通道，气势汹汹地向徐州方向扑来，5月19日涂州沦陷。日军沿途实行残酷的“扫荡”，杀我同胞，烧我民房，奸淫妇女，罪行累累，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汉王惨案”。 汉王地处徐州西南约25华里的山区，周围有南望、北望、蛤针窝、汉沟、罗岗、杨林等十几个自然村。 5月20日这股日军闯进蛤针窝后，纵火烧房，杀人、掠夺。霎时，整个村庄浓烟滚滚，惨叫连天。不到一小时，全村200多间房屋全被烧光，民众68人被杀害，69岁的张金中老汉，耳聋眼瞎，脚又瘸，躲藏在山芋窖里，几个日军七手八脚将他拽出来，按倒在地，甲大刀将其十指截掉，张金中疼得昏死过去，日军却在一旁棒腹大笑。随后，这群灭绝人性的日军又用冷水把张金中泼醒，吊在一棵大槐树上，用刀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就这样张金中老人被活活折磨致死。衰弱不堪的农民张玉流，看到自己仅有的两间草房被点着了火，心如刀绞，拼命用扫帚扑火，破日军一刺刀穿进肚子，挑入火坑。52岁的张九，领着两个残疾儿子在向村外逃难途中，被一日军发现，这个日军紧紧追上去，把张九父子抓住，举起屠刀把他们的头砍了下来。残暴的日军并没有就此罢休，又将三个血淋淋的头颅挂在树上示众。老农朱让用土车推着家什准备逃难，尚未出院就彼一个叫路生的日军发现，强行要他“带路”，刚出村不远，鬼子就将他绑在土车上，浇上汽油，连人带车一起烧掉，可怜的朱让在烈焰中苦苦挣扎直至声无气绝。 这伙日军离开蛤针窝又闯进了汉沟村。刚到村西头，正遇到外地逃难的群众，大约120人，日军像一群恶狼，立即架起机枪，对着人群疯狂扫射，手无寸铁的难民全部在密集的子弹中应声倒下，无一人幸免于死。全村尚未跑开的老年人和孩子都遭到了血腥的屠杀。庄东二里处，有条由山水冲击而成的自然沟，大沟为南北走向，宽约30米，深约4米，汉沟村名即来源于此。当时沟内杂草从生，两岸是小麦地，是个比较僻静的地方，所以也有许多老百姓来这里避难。尽管这个地方比较隐蔽，但还是没有逃脱日军梳篦式的大搜捕。一群日军发现沟内的人群后，立即把大沟团团围住，他们以杀人为荣耀，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近者刀砍，远者枪杀。倾刻，大人哭喊着孩子，孩子哭喊着爹妈，血水染红了枯草，染红了溪水，尸体纵横。 63岁的郑大义，全家11口人，有10口死于日军的屠刀下，只有不满周岁的小孙女被摔而未死；小儿子郑迎仅10岁，腹部被日军穿了一刀，肠子抖抖地向外流，他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扒着地从尸体堆里向外爬，不料，被一个鬼子发现用枪托砸死。郑大义的儿媳妇郑吕氏，日军企图强奸她，她奋力反抗，日军割下她的乳房，砍掉双臂，又用大刀拦腰将她截成两段。……残忍之极，无以复加！ 43岁的郑来山，躲藏在大沟里的一个洞穴里，被两个日军强行拖出，正当日本兵端着刺刀向他刺来时，他猛地站起身来，凭着自己过人的力气，心怀满腔怒火，与两个鬼子拼搏起来，他死死抓住刺刀，日军推过来，他又推过去，双手被刺刀划破了道道血口，咽喉、脸部和后背共被刺24刀，鲜血染红了衣褂，最后昏厥在地。两个鬼子以为郑来山已死，便离开了。过了许久，郑来山才慢慢苏醒，经过两月护养，伤愈幸存。李纪堂的爷爷、奶奶、父亲看到日军向他们杀来，刚想跑就被三个日本兵堵住连刺数刀，三口亲人同时丧命。只有10岁的李纪堂乘日军不防之机，顺着麦垄爬出了虎口。可怜的李纪堂呼天不应，呼地不鸣，自此成了孤儿。就这样，前后仅一个多小时，汉沟村在东大沟躲难的48人，就有45人惨遭杀害。 黄昏时分，这股日军手持血淋淋的屠刀，急忙调回头，直奔东南方向，围追堵截逃难的人群。最后把人们逼进了罗岗和杨林两个山沟里，沟的周围架着机枪封锁，荷枪实弹的日军，个个凶神恶煞。45岁的李祥云，看日军要进行大屠杀，不顾死活向外冲，才跑几步，就被日军打断了左腿，这时几个日本兵蜂拥而上，把他的双眼挖下来，耳朵、舌头割掉，并扒光衣服，用皮鞭恶狠狠地抽打，李祥云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日本兵一刀将他的头砍下，然后用刺刀挑着血淋淋的头，围山沟转了一圈，以此威吓群众。大屠杀开始了，数百名日军把群众逼进两个山沟里，手持寒光闪闪的刺刀冲向人群，从南到北挨个刺杀，大人孩子一个不留。一千多群众几乎全部倒在血泊之中…… 日军占领汉王各村后，到处杀人放火抢掠，并肆意强奸妇女，61岁的韩蒋氏和她13岁的小孙女，被几个鬼子糟塌后，扔进水坑。在罗岗村西的麦地里，几名日军将孕妇董翟氏轮奸后，将其剖腹破肚，扒出未出世的婴儿，惨无人道地把头砍下来。四岁的女儿趴在妈妈身上哇哇直哭，也被日军砍成两截。 罪恶累累的日军，在汉王一带十几个村庄内整整“扫荡”了一天，共杀害我同胞两千多人，受欺凌的妇女达80人之多，烧毁房屋3300余间，被抢走的财产无计其数。汉王人民在日军铁蹄践踏下，遭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洗劫。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汉王人民并没有被杀绝，中国共产党在汉王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以张道平等为代表的革命志士，满怀民族大恨，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苏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1972年1月6日，汉王惨案的幸存者举行座谈会，叙述他们目睹日寇残酷屠杀我国平民的情景： 罗岗惨案幸存者赵邓氏说：1938年5月21日，一群逃难到汉王庙的群众被鬼子赶到罗岗一山沟里，把杀死的人吊在树上，我被赶到北面的一个山沟里，日军在东边开始杀人，离我们只有50公尺，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才离开，起初鬼子用刺刀刺，继而用刀砍，后用机枪扫射，鲜血染红了枯草、溪水，有的鬼子两三人一起同时用刺刀穿一个老百姓，很多人在惨叫声中死去。 汗王庙的国民党兵早晨三、四点钟听说鬼子要来就逃跑了，鬼子从西南包围过来，群众不是躲在庙里就是藏在山芋窖里，鬼子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不大会整个汉王烟雾弥漫，惨叫声连天，一片凄凉景象。有一户人家11口人即有10人被杀，只剩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不知母亲被刺死，还趴在妈妈身上吃奶。汉王庙有49户人家被杀。 当年在杨林屠杀现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卢李氏回忆说：我当时四个孩子，最大的才八、九岁，在杨林山沟里避难，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看见西南冲来一群人，有的骑马，有的步行，尘土飞扬，没等我反映过来，就觉得左胳膊一凉被穿透了，半个身子都是血，不知多久，我醒来突然想起他爷仨不见了，我在死人堆里边爬边找，也没有找到，我怀里的孩子也满身是血。 我还看见俺村的新娃被鬼子从低向上开了膛；有个孕妇被几个鬼子奸污后又被割去乳头，实在是太没人性了。他们又把孕妇划破肚子，挑出婴儿，把头砍掉，以此取乐。 这些受害的百姓大都是从赵山、汉王、北望、南望等村赶来的，在罗岗的三、四百人，除一人幸免于死外，其余全部遇难。 正文 第二十二章 阎窝惨案（1938.5.20） 在徐州东郊40华里外的阎山脚下，座落着一个美丽富饶的小山村，这就是在战争年代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阎窝村。村子西北部的白马泉边，有一个幽静的阶级教育展览馆。看到那馆前的“人头坟”，馆西的四合院，和馆内陈列着的一张张血泪斑斑的照片，人们的思绪就会情不自禁地被带回到五十年前，在这样一个宁静的山村里，阎窝人民曾经蒙受过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那是1938年的初夏，侵华日军占领军事要地徐州城以后，为了达到他们长期占领徐州的目的，一方面抓紧派兵占领徐州周围交通要道，一方面又派出一股股军队，窜入城乡对我铜山人民进行大肆屠杀和虏掠。由于日军疯狂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逼得城内及东郊的一部分群众扶老携幼，来到阎窝村一带避难。当时，逃难的群众有的露宿在山坡上，有的躲进了芦苇荡里，饱经风霜，倍受饥寒。 5月20日清晨，阎山坡下的山村一片寂静。侵华日军第21师团（师团长鹫津鈆平中将属寺内寿一指挥的部队）千余名兵士在飞机的掩护下，像恶狼一般，由徐州、太湖等地闯进阎窝村。一霎间，血雨腥风笼罩着整个山村。数百手无寸铁的男男女女被围困在山村内外。 鬼子兵在村内到处捕杀无辜居民。30多岁的蒋老憨，耳聋腿跛，又听不懂日本人的话，呆痴地站在场上。几个日军围着他，咕噜了几句，七腿八脚把老憨踢倒在地，用刺刀戳穿了他的胸膛，豁开了他的肚子，肠子流了一地。刚满10岁的小石头，被日军抓住，从他身上搜出一把玩具小刀，便把他的衣服扒光，用那把小刀，一刀一刀猛穿孩子的肚皮。穿一刀，孩子惨叫一声。那尖声叫喊，撕扯着乡亲们的心肺，而站在一旁的强盗，竟捧腹大笑。 徐州城里的赵学义，是前一天夜里来这里避难的。日本鬼子见他穿着长袍，戴着礼帽，说他“坏了坏了的！”硬是把他按到场边的开水锅里活活煮死。有两个日本兵饿狼扑食般抓到一个妇女，调戏着，嘻笑着，那妇女抱着吃奶的孩子，拚命挣扎着。然而这一对善良的母女，又怎能逃脱侵略者的魔掌。那不满周岁的孩子先被一个日本兵撕裂两腿，扔进沟里。孩子的母亲忙去救自己的骨肉，又被日军一刀刺死，附近的一位老大娘看到此景非常悲愤，刚要上前去救那位妇女，竟也无辜地死在日军的屠刀下。 横行蹂躏，残酷屠杀，不到一个小时，阎窝，这个和平的山村，就有200多名群众惨遭杀害。 残暴的日军，并没有满足屠杀中国和平居民的兽欲。他们又从山坡上和苇荡里把逃难的人们威逼出来，集中在坝子口的一块空地上，在人群中把青壮年一个个拉出来，然后用刺刀、枪托把670多名青壮年逼进一家姓滕的四合院。这四合院全是草房，有三间堂屋、两间东屋、一个小门楼子，四周是用石头垒起来的一人多高的围墙。日军把青壮年逼进堂屋和东屋里。屋里人挨人、人挤人，连身也转不动。阎窝村20多岁的徐殿杰，一看这阵势，知道日军要进行集体大屠杀，他怒火满胸膛，圆睁着两眼，伺机搏斗。当他看到一个日军来关门时，立即伸出胳膊，把那个日军拉到屋里，而后，他那铁钳似的大手，卡住那个日军的脖子。只听“哦”的一声，再也叫不出声来了。徐殿杰又把那日军按在地上，就势踏上一只脚，霎时，你一脚、我一脚，把那个刽子手踏成了肉泥。 日军开始大屠杀了，强盗们先在门前架起机枪，院子周围立起芦苇，然后又抬来十几桶汽油，浇到屋顶及芦苇上。几个日军点着了火，刹时，火焰四起，浓烟弥漫。浓烟、烈火，很快吞噬了整个院子。屋里的群众睁不开眼，透不出气，衣服烧着了，皮肤烧焦了。大家拚命往外冲。架在门前的三挺机枪，疯狂地嚎叫起来，子弹穿过密集的人群，人们一个一个地倒下了。转眼间，门洞里的尸体便垒有半人高。小小的窗洞也被日军用机枪封锁住。门洞、窗洞里逃出来的人，没有一人幸免于死。屋内的同胞们呼喊着、挣扎着、互相顶托着，有的人踏上肩头、爬上房梁，掀开屋顶，纵身往下跳。但是一个个又遭日军机枪的扫射，死在敌人的枪弹下。20多岁的刘志德，从屋顶跳下来，双脚刚一落地，右肋就中了一弹，他飞奔着跑进苇荡里。刘志德的四弟拖着烧烂了的双腿，钻出屋顶，还没来得及往下跳，就被一颗子弹打穿胸部身亡。只有马孟太、任廷胜、吴诗礼、伶本质等几个人，从屋顶冲了出来，跳下去，跑到苇荡里才免于一死。不过，这些人身上都留下了仇恨的枪伤。仅仅在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就烧死、枪杀670多名无辜的群众。 日军在阎窝一带抢掠、屠杀了一天一夜，共烧毁房屋数十间，屠杀我同胞近千人，单是阎窝村就被杀绝18户。要饭为生的史光荣老大娘，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她在雪地里生下的独生子，糠一口、菜一口，讨一口、喂一口，累死累活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到19岁，也被活活烧死在四合院里。 同时惨遭日军杀害洗劫的，还有阎窝邻近的杏坡、王山，马庄等村。凡被洗劫过的地方，未能逃出去的人尽遭屠戮，房屋全被烧光，真是满目焦土，一片废墟。山坡上，苇荡里，村里村外，尸骨成堆，血流成河。直到当年11月，乡亲们在烧杀的现场里才收殓了200多个头颅和成堆的尸骨，掩埋在阎山脚下的白马泉边，筑成了“人头坟”，永远悼念这些无辜的同胞。这“人头坟”记载着日军的累累罪行和中国人民的冤仇。 解放后，铜山县人民政府为了悼念死难的同胞，在“阎窝惨案”的现场，建起了“阶级教育展览馆”，教育炎黄子孙永远记住这一血泪史。如今，阎窝这个经过战火洗礼的山村，在党的阳光雨露下，虽然已经处处旧貌换新颜，再也看不到当年的战争创伤了，然而，这“阶级教育展览馆”，这白马泉边的“人头坟”和当年保存下来的“四合院”，却永远是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铁证。 1971年，阎窝惨案目睹者刘志德、马孟太等人举行了座谈会，现将当时的座谈纪要摘录如下： 1938年5月20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早晨，日军21师团千余名，在板井的带领下，放着枪，壮着胆，象饿狼一样闯进阎窝村。一小撮汉奸、走狗，扛着膏药旗，又搬桌子，又烧开水，点头哈腰出来迎鬼子。 强盗们进村后，挨门挨户地进行搜寻，里里外外翻腾抢掠，锅碗瓢盆砸得粉碎，牛猪鸡鸭羊被宰个精光。到处是砸门声、枪声，一片白色恐怖。 有三个鬼子去追赶一位青年妇女，妇女宁死不屈，一头栽进路旁的水井里，日军仍不放过，把妇女捞上来，头朝下、脚住上，空空肚里的水、企图摧残。 日军要凌辱一位70多岁的两眼双瞎的老大娘，老人怒火冲天，坚贞不屈，强盗们恼羞成怒，劈头劈脑地毒打，大娘的牙被打掉了，最后被日军刺死。 徐州来这里躲难的赵学义，被日军抓住、绑上，拖到场边放到一口大锅里。就这样，不到一小时，就有100多名同胞被杀死。 日军又在阎窝、杏坡、王山、林东等村，在山沟里、苇荡中开始了大搜捕，杏坡村陈光清的哥哥等人被搜出，被捆绑着。有些抱着小孩的妇女，眼看被鬼子追上，跳进深水沟里，孩子淹死在水中，母亲被刺死，鲜血染红了沟水。 从早晨8点多，一直搜到中午12点，一群群无辜的同胞，被寒光闪闪的刺刀逼进白马泉边的一块空地上、四周布满警戒、架起枫枪。有个鬼子咕噜了一阵，见没人理睬，几十名强盗就从人群中把青壮年一个个拉到一边，叫翻译讲了一阵“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鬼话，汉奸赵廷界按照主子的旨意欺骗群众说：“皇军来了是安民的，大家不要怕，老年人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放你们回去，青年人随皇军出发！” 苇荡边，腾家四合院周围站满了鬼子，堂屋四周堆满芦苇，过道门前架着机枪，强盗们在这里布下了杀人场。 从白马泉到四合院，前边鬼子领着，后过鬼子逼着，用刺刀刺，枪托砸，把群众逼进四合院。 600多人被逼进三间堂屋和两间东屋。同胞们意识到敌人要下毒手，人们怒火万丈，青年农民吴诗礼愤怒地说：“我们不能在堂屋里等死，冲出去和他们拚了？”佟本质接着说：“狗强盗要烧死咱们，咱得拉他几个垫底。”正在这时，一个鬼子掂着枪，慌慌张张来关门，徐殿杰伸出铁钳般的大手，揪住鬼子的衣领，用尽全力把这个家伙拖了进来。愤怒的人们拳头象雨点般地打来，不一会脑袋就开了花。鬼子见势不妙，便下令开枪，日军一面射击，一面下令点着浇上汽油的芦苇，一瞬间，浓烟四起，火光冲天，野兽们开始了大屠杀。后来，马孟太、任廷胜、吴诗礼和佟本质、刘志德等人从房上，在枪弹和烈火中冲了出来，但身上都受了伤，其余670多人全被烧死。贺村朱廷义作证说：“这次惨案，我们有近千名同胞被杀死，上百名姐妹被糟踏，数十名婴儿被残害。” 正文 第二十三章 井陉煤矿封井惨案（1940.3.22） 翻开1940年3月31日的《天津益世报》，一则“井陉煤矿爆炸，日军协助救护”的醒目标题登在报上。 “井陉煤矿爆炸”属实，“日军协助救护”则是娟妇自挂贞节匾，欺人欺己又欺天的无耻谎言。在这次煤矿爆炸事故中，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不是什么“协助救护”的恩人，而是制造事故残害矿工的刽子手。 在日军侵占井陉矿以前，这里有两个煤矿，一个是从德国人汉纳根手中收回的由部、省合办的井陉矿；一个是靠北洋军阀皖系头子段琪瑞起家的正丰矿。日军1937年10月占领该矿后，将矿名改为“兴中公司井陉采炭所”、“兴中公司正丰采炭所”。日本侵略者为掠夺煤炭资源，对煤矿工人进行法西斯血腥统治。在煤矿周围除深挖壕沟、安设电网、建造碉堡群并派日军把守外，还加强了矿警队，增设了宪兵队。另外，还豢养了一批丧失民族气节的败类，成立了便衣队，严密监视矿工的劳动。这里的矿工们，毫无生存的权利，不是被打骂，就是被抓进日本宪兵队，饱受电烫、火烤、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折磨，直至惨遭杀害。 日本侵略者为了多采煤，强迫工人加班加点昼夜苦干，却不顾工人们的生命安全。不用说劳动时用的安全帽、工作服、胶鞋等防护用品没有，就连采煤环节中必须具备的瓦斯检查仪器、探水钻、马路道挡等安全设施都没有。新井五段采煤西北巷不仅没有安全设备，也没有喷水设施，由于煤干、煤尘到处飞扬，天长日久，巷道里落积的煤尘竟达八九寸厚。再加上产煤常用的设施加电缆、机器等，不检查，不维修，日益老化的电缆外皮脱落，造成漏电，电火引起瓦斯爆炸，继而引起煤尘爆炸。这就是1940年3月22日新井五段西北巷瓦斯爆炸事故的起因。 瓦斯爆炸后，浓烟烈火顺着巷道四处蔓延。支棚被摧倒，煤车被崩翻，就连大井口的井架天轮上的顶板也被冲飞。在井下干活的人们闻声而倒，吸气即亡。大工头刘海闻讯，急忙报告日军矿长，矿长听后十分震惊。他惊的不是井下成千名中国工人的生命危在旦夕，而是担心如不尽快扑灭巷内烈火会直接影响到掠夺中国的资源。于是立即下令，让驻守在当地的日军、矿警一齐出动，用刺刀逼迫着矿工下井封闭了新井五段采煤西北巷巷道，使不少挣扎着往外爬的矿工，被活活堵死在巷道里。 井下爆炸事故发生后，惊动了整个矿区。矿工家属从四面八方赶到矿上营救亲人。惨无人道的日本兵枪上插着刺刀，个个横眉立目守着井口，不准人们近前一步。此时，矿工耿二虎的父亲耿老秋赶来抢救儿子，遭到日本兵的阻拦，耿老秋据理力争，被日军当场刺死。 日本侵略军残暴无情，矿工同胞们心心相连。熟悉井下情况的矿工郭计春，带领程禄禄、赵筛小、王爬尚等十几名工友前来抢救遇难同胞，见日本兵持枪封锁了大井口，停止了压风机并禁止在风井口下人。郭计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绕道从老井口下去，摸爬到新井采煤四段家伙房至马棚处，见死尸遍地，活人呼嚎，他们不顾自己的安危，背的背，抬的抬，将还有口气的难友一个个地救上来。当他们在晚上10点左右救出难友王老门时，突然一股烷气（甲烷）喷出，当场熏死了不少救护者。郭计春等十几个人，凭着熟悉巷道，摸爬到依靠老井透一点微风的石门巷，保全了性命，他们一直蹲到第二天7点才幸得脱险。 这次瓦斯爆炸发生时，井下有干余名矿工，除距井口近的200多人迅速逃出外，其余都在爆炸中和在日军的封井、停风、堵巷道中蒙难。据事后统计，有357人死亡，440多人受伤。据幸存者回忆，在这次事故中，东王舍一村就死了30人，青泉村死了26人，北寨、南寨、北正、西沟等村也都死了不少人。死者都被烧得焦头烂额，面目全非，不成人形。幸存下来的人也是遍体鳞伤，许多人终生残废。如今尚活着的王金祥手被烧得变了形，成了残废人。高长寿被烧得眼斜嘴歪，双手成为鸡爪形，不能曲伸。这次事故发生后，井陉矿周围几十里是白幡遍地飘，哭声到处闻，悲惨之状，难以尽述。 井陉矿数百名矿工遇难后，我抗日民主政府极为关怀，拨款一万元，小米两干斤，秘密分发给受难矿工家属。矿区地下党组织，于同年4月5日，在附近农村召开有干余人参加的追悼会，向群众揭露这次惨案的真相，驳斥敌人的欺骗宣传。 边区《抗敌报》4月6日登载了边区总工会发出的一封公开信，号召晋察冀边区军民救济井陉矿死难工友家属和失业人员。同时还发表评论员文章，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残害我矿工同胞的罪恶行径。 4月20日《抗敌报》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执行委员会告井陉煤矿工友书》，揭露日本侵略者不顾工人死话，蛮横掠夺我国煤炭资源而造成“残杀中国人民最毒辣的一幕惨剧的罪行”。在我抗日民主政府和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宣传教育下，煤矿广大工人提高了觉悟，用不上班或上班不出力以及用破坏生产等形式，抗议日军暴行。有的矿工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战场。有的矿工加入了矿山游击队，白天上班，晚上出没在煤矿内外，扰乱敌人，破坏生产。当年月间，矿山游击队积极配合八路军某部夜袭井陉矿的新井口，经过两小时激战，八路军和游击队攻入矿内，炸毁了新井的机械设备，在煤堆上浇上汽油用火点燃，熊熊大火烧了七天八夜，迫使南井口和北井口停产。从此，觉悟了的矿工们紧紧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坚持不懈地斗争，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正文 第二十四章 侵华日军在宁波的细菌战（1940.10） 宁波市区中山东路与开明街转角一带，商店林立，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但在四十多年前，这里却是一块被人们称为“鼠疫场”的废墟。从旧社会过来的宁波市民决不会忘记，是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细菌战，使宁波人民遭受了一场绝无仅有的鼠疫灾难！ <h3>惨祸经过</h3> 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飞机频繁空袭宁波。如1939年4月28日到5月2日五天之内，日机连续九次轰炸宁波市区，死伤居民达四、五百人，使宁波遭到空前浩劫。接着，日军竟以灭绝人性的手段，在宁波市区空投细菌武器，造成一场鼠疫惨祸。 1940年10月22日早晨，一架日机从东北方向侵入宁波市区上空，盘旋一周而去。有人在敌机越过时听到屋瓦上沙沙有声，感到十分惊异。接着，在中山东路、东后街和开明街一带的商店住户发现屋瓦上、天井里有麦子、面粉、粟米之类的粉粒散着，拐角处更多，有人还发现了内容荒谬的传单和红色的小跳蚤。隔了几天以后，到10月30日，住在开明街的一个叫梅友小贩的儿子突然死去，开明街66号豆汁店夫妇两人也暴病身亡，当晚，东后街同顺提庄的一个店员也染疾死去。附近商店往户的人也相继发病，出现高热、头痛、淋巴腺肿胀疼痛、神志有时不清等症状，分别向鄞县中心医院和华美医院求治。 11月1日，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对患者俞元德进行检查，结果：“体温39.3度，脉搏120次，心肺无异常，腹部触诊肿大有压痛，两侧鼠蹊肿痛，白血球18000”，查不到虐原虫，可判定不是恶性虐疾。同日，鄞县卫生院医师孙金钻到中心医院会诊，该院工作人员也到病家访问，经他们初步诊断，认为可能是鼠疫。11月2日，华美医院丁立成医师进行动物试验，将患者俞元德的血和淋巴穿刺液注射于荷兰鼠腹膜内，次日下午荷兰鼠即死，经解剖腹膜，得到无数鼠疫杆菌，诊断俞元德患腺鼠疫。随即，鄞县当局电告省卫生处，请求协助扑灭，并将血片送省复检。 11月4日宁波《时事公报》报道称：“本埠市中区东后街、开明街一带流传之疫症，发现于上月30日，迄今己过6日，经鄞县政府卫生指导室、鄞县卫生院，及各公私立医院救治检验之结果，已可断定为鼠疫”，“自疫症流行以来，患者已达36人，死者16人，现有未愈者20人”。 疫势蔓延，人心惶惶，当地政府不知所措，急忙邀集医务界商议防治措施。11月2日晚，开始封锁疫区，范围从中山东路124号，经开明街，至东后街143号及太平巷一部分，共115户，253人。接着成立了一个防疫办事处，又设立甲、乙、丙三人隔离病房及消毒处，掩埋队等。 但疫情继续发展，死亡人数激增。据当时防疫处防治组长、中心医院院长张方庆调查统计，从10月30日到11月10日，疫区内30户、173人中，患病者80人，其中已死亡74人，死亡率达92.5％。其中全家死亡的有9户，如开明街66号滋泉豆汁店全家5人全部死亡，东后街136号王成林一家6口全部丧生。死亡人数最多的是中山东路260号宝昌样西服店，15人患病有14人死亡，中山东路266号元泰酒店6人患病，5人死亡 到了11月底，住在东后街、开明街交叉一角的病人几乎全部死亡，死在隔离病房中的计97人，加上在外地死亡的病人总计死亡117人。死者尸体都运往西南郊老龙湾深埋，情景十分凄惨。一位在此次惨祸中罹难又得救的幸存者，元泰酒店学徒钱贵法，追诉当时的惨象说：“我在隔离病院从床上滚到地下，又从地上滚到铺下，又滚出来，亲眼看到平时熟悉的朋友张大了口，瞪着眼，弯着头死去”。“上海书店老板从床上跳起来，在地板上爬，手指像要抓破地板似的。不时有人在喊，一个人死了，一个人死了。也有的尚未气绝就被装进棺材，隔离医院里一片哭声，我们的家属去病院里呻吟哀号，惨叫之声，真不忍闻呀！” 1940年11月30日晚，国民党地方政府为彻底扑灭鼠疫，焚毁了疫区全部民房和商铺计137间。受难家属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敌人毒害致死，自己的财产被付之一炬，悲痛欲绝。但事后，重庆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替受害者家属伸冤，却派来了一个以奥国奸细为顾问的考察团，为敌人的罪行辩护。当时宁波各界捐募的50万救济金，又被当局贪污肥私，置受难者于不顾。 <h3>铁证如山</h3> 宁波这场鼠疫灾难究竟是谁造成的？疫源从何而来？当时的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等5人曾向重庆国民党政府作过报告，认定宁波和衢州发现的鼠疫都是在敌机投掷混杂跳蚤的棉花、麦子等物之后直接引起的。1940年12月6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函电重庆行政院称：“查敌机近在浙省境内散布毒物，业经该省卫生处检查处断为鼠疫杆菌”。浙江省政府12月10日报告：据陈万里等人函电称，鄞县10月29日发生鼠疫，“缘自发病前一星期敌机曾在疫区上空掷小麦二升左右”。李济深同年电渝称：据12月11日刘经邦电报，宁波西陷发现鼠疫，衢县戍支发现鼠疫，“两处于疫前均有敌机掷下小麦谷类，且混有跳蚤” 1944年初，浙江省卫生处长孙序裳撰文中说：“对1940年鄞衢二县暴发鼠疫‘来路’问题，许多人认定是‘因为当时该二县都在事前有敌机飞过上空撒下来许多麦子样的东西和跳蚤’，这‘是有关敌人实行细菌战的问题。这一点，是鼠疫史上前未曾有的新事件’。” 1950年2月，宁波惨遭日本细菌战残害者家属的控诉和目击者的追述，提供了更加确凿的证据。加幸存者钱贵法说：“1940年10月22日，有一架单翼日机从东北方很低地飞来，在开明街、东后街一带掷下许多小麦、麦粉和粟子，同时还散发画着日、德、意国旗和有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传单，传单大意是说，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日寇企图以传单上的这些话来骗我们，第二天下了一阵大雨，落在屋顶上的麦粉等都被冲下地来。到了30日邻居的豆腐店主赖富生夫妇都病死了”，“不几日我也染疫送进隔离医院，同我一起的病人都相继死亡了”，“只有我是从死里逃生出来的”。 另一位幸存者、当年宝昌祥西服店的张信财和受难者家属林云金、武仁泉等6人都说：“当时久和祥烟纸店陈老板及胜利昶老板卢桂生和宝昌祥百货店的一个伙计，都曾亲眼看见日机撒下的麦子中有跳动的小东西，并见麦子撒下几天之后，有麦子的一带地区就发现了患鼠疫的病人”。当年曾在宁波鼠疫防疫处工作的钟辉说：“当鼠疫发生后，那些在隔离病室里的病人对我说，当日机飞来时，看见有许多麦子、粟子一齐落下来，还有许多跳动的小东西，后来我穿了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靴在疫区里工作后出来时，下半身爬着很多颜色红红的、比平常较小的跳蚤。凡是落麦子最多的人家，就死人最多”。 当时参加治疗工作、在宁波行医已32年的丁立成医师说：“从我所保存的宁波传染病流行情况统计材料来看，1940年以前宁波不曾有过鼠疫病患者。1940年日机在本市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附近撒下麦子以后，该地就发生了鼠疫，共有99人染患，其中仅有2人被治愈。1941年日寇占领宁波后，军医机构十分庞大，并且天天派专人到我医院里查问有没有传染病患者。同年5月，西北街西北村有一王姓病人求治，当时抽血进行动物接种，接种后的天竺鼠不久即发作病死，乃证实是鼠疫。”“日寇军部的军医便将死天竺鼠的脾割了一块去”。这说明日寇早有准备，在占领宁波后调查散布鼠疫苗后的效果 <h3>战犯供词</h3> 1949年12月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审讯了日军在华细菌战部队（即由石井四郎发起和指挥的“731部队”）的罪犯。细菌战犯对他们所犯的罪行均供认不讳。12月25日晚审讯731部队总务部长兼生产部长川岛。被告川岛供认：“石井中将曾拿一份中国医学杂志给我看，杂志上面记述着1940年间宁波一带发生鼠疫流行病的原因。他把这份杂志给我看过之后又对我说，第731部队派出的这个远征队在宁波一带从飞机上撒放过鼠疫跳蚤，结果是在那里引起了鼠疫流行病”。 12月26日审讯原日军731部队第四部生产小队长栖泽。被告栖泽供认：“第一次远征是1940年举行的。这是下半年的事。我的直属上司即生产分部长铃木少佐，曾吩咐我们制造伤寒症细菌70公斤和霍乱症细菌50公斤。我从铃木少佐口中知道，这批细菌是为供给由石井将军率领到中国内地去的特殊远征队而制造的……，同时我还知道该远征队随身带去了5公斤的鼠疫跳蚤。我记得，石井将军率领的那个远征队开到了华中汉口一带，在那里把鼠疫跳蚤和各种细菌当作武器去实际使用过。”“当时为了搜集关于此次动作效果的情报，特留下了一个由野崎少佐带领的专门小队，结果野崎少佐弄到了几份记载有关宁波一带瘟疫流行消息的报纸。”“记得，这报纸上写过，在宁波一带发生此次瘟疫之前，有数架日本飞机在上空飞过时掷下过某种东西”。 12月27日审讯原关东军医务处长、细菌战发起人之一的梶塚。被告梶塚供认：他听731部队长北野说：“石井部队内派出了由几个人组成的远征队，该远征队带着必需数量的器材到上海以南地区去动作，从空中撒放了鼠疫跳蚤。同时，他还说这次实验所得的结果是很不错的”。还审讯了原南京“荣”字1644部队长佐藤，佐藤供称：“当我在‘荣’字部队供职时，我曾亲自听到太田大佐及小野寺中佐说：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一带动作时，均使用过细菌武器。并且当时所使用的都是从飞机上撒放的鼠疫跳蚤。” 12月26日审讯731部队教育部长西俊英，被告西俊英供认：“1940年8月或9月间，我到过北京防疫给水部司令部……，那里收到了由南京防疫给水部司令部交来的一个文件，我从这个文件中知道了在宁波一带使用细菌的消息。”西俊英还说：“我看见过一部说明第731部队所派远征队于1940年间在华中一带动作情形的纪实影片。”“起初银幕上映演的，是装有染疫跳蚤的器皿安置到飞机翅膀上去。接着是一段说明这器皿内藏有鼠疫细菌。即有四五个人坐上飞机向‘敌人’方向飞行；到了敌军上空。随后几副镜头是表示飞机动作，中国军队移动及中国村庄情景的。接着就出现有一股烟气脱离飞机翅膀向下坠去。随后就有一段解释，说明这股烟气乃是撒放到‘敌军’头上的鼠疫跳蚤。然后飞机飞回机场。银幕上出现了‘作战完毕’几字。……随后有数人下机，首先下机的是石井中将，跟随在他后面的是碇常重少佐，其余的人我不认识。随后出现了‘战果’二字，映出一份中文报纸以及从这份报纸上译成日文的一段消息。解释文上说，在宁波一带忽然间发生了强烈的鼠疫流行病。最后一幅镜头，是表明中国卫生队身穿白大衫在发生鼠疫的地区消毒情形”。上述细菌战犯的供词足以证实日军1940年10月在宁波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是确凿无疑的。 <hr /> 注释： 正文 第二十五章 日军血洗山西兴县（1940） 1940年冬天，正当晋西北黄土高原白雪皑皑、寒风凛冽的时候，驻扎在宁武、静乐、方山等地的日军，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以后，向我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首府——兴县城，发动了一次报复性的大“扫荡”。日军采用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企图要把兴县城造成“无人区”，以此达到消灭八路军，赶走共产党，破坏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之目的。 <h3>两次偷袭</h3> 晋西北的兴县城，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悠久灿烂的文化遗产。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刚爆发，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120师358旅和359旅，奉命挺进敌后，开赴抗日前线，开创和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120师司令部和政治部以及晋西北行政公署等抗日领导机关，大部分都驻扎在兴具李家湾、蔡家崖附近。经过几年的艰苦创建，兴县成了晋绥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晋绥边区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文化宣传教育事业以及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其他设施都设立在兴县，当时有人称兴县是晋西北的“小延安”。如果说陕甘宁边区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大本营”，那未就其地理位置来讲，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则是“大本营”通向全国各地的走廊，而兴县则是走廊的咽喉，从“大本营”过往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军事物资以及领导同志，都要通过晋西北，走兴县，然后分别转向各抗日根据地。 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妄图消灭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一年中进行了三次大“扫荡”。第一次于1940年春季，驻扎在忻州等地的日军，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用闪电式的战术，突然“扫荡”晋西北，偷袭兴县城，妄图一举摧毁我抗日民主根据地。日军第9混成旅团从宁武出发，经神他、五寨、岢岚等地，直取兴县城；日军独立第3混成旅团从忻州、静乐、娄烦等地出发，经方山、岚县、合击兴县；日军109师团从离石出发，经三交、临具、白文等地，合股包剿兴县。除此而外，驻扎在交城、文水等地的日军，分两路向兴县界河口进发，以配合日军的突然袭击。 岂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日军遣兵调将，准备进犯兴县城的时候，驻扎在兴县李家湾的八路军120师指挥部侦得日军出击的消息。这时，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的120师主力部队刚从冀中回师晋西北，部队还没有来得及休整，便投入了激烈的反“扫荡”战斗，经过一场殊死的搏斗，不仅粉碎了日军的残酷“扫荡”，消灭了1400多名日伪军，同时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方山、临县、岚县等三十具城和三交、河口、马坊、东村、普明、娄烦、圪洞、岔口、安业等11个集镇。 日军挨了打，吃了败仗，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1940年的夏天，从太原，大同等地，又调集了一部分兵力，二次偷袭兴县城。 日军第一次出击，由于八路军和各抗日武装部队的阻击，不但没有摧毁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连兴县城也没有进，就被八路军打垮了。此次，日军调动了大批兵力，集中主攻方向，长驱直入，突然包围了兴县城。八路军120师领导同志事先得知日军的行动，有意放弃兴县城，他们机动灵活地指挥晋西北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协助当地群众立即转移。贺龙、关向应、续范亭等同志，率领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暂1师、工卫旅、决死第4纵队和第2纵队以及其他抗日武装部队，活动在晋西北的深山老林，采取声东击西、化整为零、分股合击的游击战术，和日军展开了周旋。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打。由于我军熟悉地理地形，且又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所以能够牵着敌人的牛鼻子转，把日军引进深山峡谷，利用晋西北山高坡陡、沟壑纵横的有利地形，打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根据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主办的《抗战日报》记载：1940年7月4日，驻扎在兴县城关附近的2000多日伪军，在八路军和当地游击队的袭击下，分三个梯队、先后退缩到兴县二十里铺以东之阳会崖、明通沟一带。此地是由贺龙、关向应预先摆好的作战区。八路军120师指战员和工卫旅、暂一师、决死4纵队的将士早就严阵以待，埋伏在二十里铺、阳会崖的山头上，只等日军进入我伏击圈。 日军此次出击，到处挨打，到处碰壁。自从进入我根据地，没有吃过一顿安然饭，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然觉。一出门，不是碰上八路军和游击队射来的枪弹，就是陷入八路军的包围圈，左冲右突，进退维谷。日军在兴县城硬着头皮驻了11天，由于八路军的袭击，日军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向岚县逃窜。走到二十里铺以东的阳会崖，突然遭到八路军猛烈袭击。因为此地是一个深山峡谷，两面是悬崖峭壁，日军在谷中行进，八路军在谷中两面的山头上射击，打的日军有手不能还击，有腿没法逃跑，日本指挥官，像饿浪扑食，挥舞战刀，硬逼着日伪军反扑，可是不管日军如何挣扎，怎么也拼不过从两面悬崖上扔下来的手榴弹。一次又一次的冲击，都被八路军打的屁滚尿流，像一坡被砍倒的高粱捆，一批又一批地从石坡上滚下来。 日本侵略军遭到八路军的猛烈阻击，无法突围，只好退守在白崖沟和阳会崖的峡谷里，向驻守在忻州的日军指挥官求援，要求派兵接应。日军像乌龟一样，在峡谷中整整爬卧了一天两夜，一直等到第三天的拂晓，由保德派来的一批增援部队才把这股残敌接应回静乐。此次战斗一直进行了三天两夜，消灭了日伪军2200多名，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这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晋西北著名的二十里铺战斗。 <h3>血染古城</h3> 日本侵略军连续两次“扫荡”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均被我军阻击，不但没有达到破坏我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目的，而且损兵折将，丢盔弃甲，被打的狼狈逃窜。日本侵略者是极其凶恶的敌人，他们不见棺材不掉泪。1940年冬，日军经过一番策划，于12月下旬第三次“扫荡”晋西北。这次，采取了极其野蛮的“三光政策”，企图挽回前两次“扫荡”遭受的惨败。在飞机的掩护下，用大炮开路，步兵猛攻，横冲直闯，占领了兴县城。因为我军事先得到了日军出击的消息，所以所有党、政、军机关全部转移了，其中有一部分老百姓亦跟着部队转移了。日军一进县城，看见是一座空城，知道我军早有戒备，于是立即派出搜山队，四处搜查抗日军民，在县城留了一部“破击队”专门烧、杀、抢、掠。 兴县城是晋西北的一座古老城池，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知名人士，诸如明末清初的尹同皋，曾任四川省巡抚、明末都堂；清乾隆年间的“一门三进士”孙嘉淦、孙鸿淦、孙扬淦，以及地方绅士，他们在县城修建了许多豪华的府院，加上建筑奇特的十多处寺院、庙宇，构成了一座古老而又文明的山城闹市。此次，日军一进山城，就四处点火，遍地冒烟，顷刻之间，一座古城变成了一片火海。全城几乎所有的建筑物被烧毁。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不论是初生的婴儿，还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谁也逃不脱敌人的魔掌。兴县城北关紫沟段，有四五十个没有来得及躲避的老百姓，遭到日军的大屠杀。日军抓住这些无辜的群众，用刺刀硬逼着赶进山沟里，走得慢的被当场刺死。居民吕铁孩想逃跑，被日军抓住以后，扔在北城墙下的深沟里，摔得脑浆迸裂。日军把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赶进紫沟以后，用刺刀逼着人们剥光衣服，“老少配对”，善良无辜的老百姓怎能忍受这种无耻的暴行！有个老大爷随手抓起一块大石头，向敌人砸去，结果遭到敌人的惨酷杀害。日军在他的身上连捅了几刺刀，然后又搬起那块石头，向老大爷的头上砸去…… 接着日本强盗架起机关枪向人群扫射，可怜的老百姓随着敌人的枪声，一个个倒在血泊中。此时，人们的叫骂声、呐喊声和嚎陶大哭声震撼了悬崖峡谷，死难者的鲜血染红了山城大地。当日军屠杀完老百姓离开现场的时候，有个五、六岁的小女该，抱着被日军刺伤的胳膊，哭天唤地，在尸体中寻找她的爹妈。过了好几天，当人们去收尸的时候，发现有个30多岁的妇女，被日军刺死后怀中还紧紧抱着她吃奶的婴儿。 日军在兴具城西关桥郭家沟，抓住70多名没有逃脱的群众，把他们赶进康家大院，先把妇女拉出来，在几孔被日军放火烧毁门窗的窑洞里进行强奸，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拉住她的妈妈不放，被日军抓起来，甩到大门口的石墩上，摔得脑浆迸裂，鲜血四溅。日军发完兽性，然后把那些半死不活的妇女又赶出窑洞大院，让伪军在活人身上练刺杀。这伙强盗先刺男人，后刺女人，人们发出凄惨的叫声。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被日军捅了一刺刀，日军走了以后，他从死人堆中爬出来，一手拖着他的弟弟，一手抱着被日军捅破了的肚子，在尸体中走来走去…… 西崖上有一部分老百姓，躲藏在西庵寺内。他们以为西庵寺是“圣地”，日军不会践踏，因为在同年7月间，日军在第二次“扫荡”兴县时，凡是躲在天主堂、耶稣堂里的老百姓，都没有被抓获。当时，日军想用强化治安，奴役老百姓，所以没有施用残酷的镇压手段；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一些国家还保持着友好关系，所以没有侵犯各国在华的传教徒，也没有抓捕躲藏在天主堂和耶稣堂里的老百姓。这次可就不同了。日军发现西庵寺内躲藏的人群，便把西庵寺包围起来，接着，有几个刽子手跳进寺院，手舞战刀，乱砍乱杀。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想躲没法躲，想跑又跑不了，只好让敌人砍杀。当日军离开西庵寺的时候，寺院中留下横七竖八的数十具尸体，有的缺腿断膀，有的身首异地，有的开胸破肚……其残暴目不忍睹。此次日军在兴县城屠杀了370多人，烧毁房屋3000余间，抢走耕牛、毛驴400多头，抢走和屠杀猪羊800余只，金银财物洗劫一空。 <h3>遍地烧杀</h3> 日军“扫荡”晋西北，血洗兴县城，不但破坏了一个文明古老的山城，而且把战火燃烧到乡下。全县东起黑茶山，西到黄河畔，凡是日军走过的地方，到处硝烟弥漫，杀人放火。 1940年12月26日凌晨，一股日军窜到城东郭家峁，找不到群众，先是放火烧毁了全村的房屋，该村刘须则的母亲因病没有来得及躲藏，被日军活活地烧死在窑洞里。 日军放火烧毁了村庄，然后又派出搜山队，四处搜捕捉拿老百姓。郭家峁、程家沟底材的80多个老百姓，躲藏在庙梁临时开挖的四孔土窑洞里，日军发现以后，在半山坡上叫伪军喊话：“喂，乡亲们：出来吧！大皇军不杀老百姓，只要你们给皇军办事，皇军是会给你们好处的。” 可是，不管伪军如何喊叫，躲藏在窑洞里的人没有一个应声的。最后，日军架起机枪，朝着土窑洞射击。窑洞中的人听到枪声，吓得蜷缩成一团，母亲把吃奶的婴儿紧紧抱在怀里，在窑洞里有个叫赵翻驴的老大爷，为了掩护群众，他身先士卒，用自己的躯体挡住了窑门口，壮烈地牺牲了。 赵翻驴的牺牲并没有挽救了窑洞中的其他人。躲藏在土窑洞中的80多人，几乎全部中弹牺牲，直到土窑洞中停止了悲切的呼叫声，日军才象一群疯狗似的离去。此次日军在郭家峁、程家沟底屠杀了87人，其中李有孩，高卜楞，尚有儿、李老七等8户被全家杀光。当日军撤走以后，乡亲们前去收尸，发现了三个幸存者。一个是刘全民4岁的闺女刘梨花；一个是11岁的孤儿赵黄毛；一个是刘茂全5岁的小儿子刘九儿。当人们抢救这些幸存者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衣服和死难者的鲜血凝结在一起了。乡亲们把死难者的遗体搬运到材前的吕河滩，一个个血迹斑斑，模糊不清，连他们的亲人都辨认为清谁是自己的父母了。有几位老年人，用温水把死者的遗体冲洗干净，然后收殓起来，装在棺材里，停放在被日军烧毁门窗的窑洞中，直到第二年春天，才陆续将死难者安葬出去。 1984年刘晋玉（刘九儿）回忆日军血洗郭家峁村的惨景时说： 1940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清晨，驻兴县城的日军，在县城杀人放火以后，突然包围了郭家峁村。此时，全村的老百姓绝大部分都逃走了，只有一些病人和老年人没有来得及躲避，被日军抓住用刺刀捅死，然后推入窑洞放火焚尸。后来，我听老人们说：就在那天早晨，日军在我村刺杀了48人，其中尚有儿的全家5口人，当时都在生病（伤寒病），没有躲藏起来，在家里被日军全部用刺刀捅死，然后放火焚尸。日军还抢走了30多头耕牛、14头毛驴，将全村90％以上的房屋放火烧毁。 当时，我父亲刘茂全已经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村里的老百姓大部分转移了，我跟随祖母、母亲、两个姑母、两个姑表兄，一起随乡亲们逃到叫庙梁的山沟里，躲藏在临时开挖的几孔窑洞内。日军发现后，架起机关枪向窑洞射击。人们听到枪声，大家蜷缩成一团，我母亲把吃奶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在洞口有个70多岁的老大爷叫赵翻驴，首先中弹被打死。窑洞口大，挡不住子弹，躲藏在这儿的几十个老百姓，一个个都中弹身亡。 当日军撤走后，乡亲们前来收殓死难者的遗体时，发现了我们三个幸存者，一个是刘全民4岁的闺女刘梨花，一个是11岁的孤儿赵黄毛，再一个就是我。乡亲们把死难者的遗体搬运回村里，一个个血迹斑斑，模糊不清，惨不忍睹。很多人连自己的亲人也不敢认了。 日军窜到兴县红月村，有一家老百姓正给儿子娶媳妇，一听到敌人的枪声，全家老少和亲朋都跑到南沟里躲藏。日军进了村，到处抢夺财物，派出搜山队到处搜捕群众。日军在南沟发现了40多个逃难者，其中有刚娶回来的新媳妇，日军用刺刀把他们逼回村里，集中在一个打谷场上，把10多个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污。有两个妇女和日军撕打，被日军剥光衣服，用刺刀捅死。 接着，日军把全村所有的老百姓赶进打谷场上的一孔土窑洞中，架起机枪扫射。然后，又往窑洞门口堆放了干草，泼上汽油，放火焚烧。土窑洞内有22具尸体被烧得焦头烂额，无法辨认。红月村一共有160口人，此次被杀害了47人，有五户全家被杀光，奥臭臭一家9口杀的只留下他一人。 日军到处烧、杀、抢，妇女被蹂躏。日军在李家塔抓住20多个妇女，不分老少全被奸污，在奥家滩抓住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先用皮鞋踢肿其阴部，然后进行了奸污。这些禽兽不但强奸活人，甚至连死的也不放过去。日军在某村（《抗战日报》摘抄，没有村名）抓住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被压在炕上强奸。这个小姑娘拼命反抗，用手抓日军的脸，用口咬日军的手，日军随手抓来一个枕头，堵在小姑娘嘴上，不多一会就把小姑娘给闷死了，五个日军和七八个伪军对女尸进行了轮奸。 日军出县城翻山，经魏家滩到瓦塘，裴家川口“扫荡”。瓦塘行政村共有18个自然村，全部遭到日军的践踏，有些村庄被往返“扫荡”了三四次。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设立在各区村的粮站，烧毁房屋，捣毁农具，制造一个更大的“无人区”。就在此次“扫荡”中，仅瓦塘一材，被日军抢走耕牛21头，拉走毛驴12头，烧毁房屋300多间，屠杀了37名无辜群众，奸污了70多名妇女。有个11岁的小女孩被奸以后。很久不会走路。更可恶的是，日军端着刺刀，威逼一个老大爷奸污自己的小孙女，并让全村的老百姓观看。有个妇女因为反抗日军的暴行，被剥光衣服，用绳子绑在一个大缸上进行轮奸。 日军在武家塔住了一宿，第二天走时，把全村的房屋放火烧毁。日军到了黑峪口，向房里扔炸弹，放火烧房。岔儿上村共有29户老百姓，被烧得只留下一间草房，所有的家俱全部被捣毁或烧掉。胡家沟下李家湾也几乎烧光。日军走后，老百姓无处居住，很多地方都是三、五家并居，数十人挤在一孔窑洞里。 此次日军轮番“扫荡”晋西北，血洗兴县，在兴县屠杀了1300多名无辜群众，烧毁房屋9700多间，抢走和屠杀耕牛1000多头，拉走毛驴1400头，宰杀猪羊5000多头，鸡近万只，抢走和糟踏粮食3600石（一石等于300斤），抢走金银手饰、白洋、绸缎、布匹、衣物用俱等不计其数，捣毁织布机29架。 日军血洗兴县城乡，给根据地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其中受害最大的村庄有城关、郭家峁、红月、风角上白家墕、横城、武家塔、黑峪口、瓦圹等38个村庄。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兴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正文 第二十六章 潘家峪大惨案（1941.1.25）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正是春节前夕，侵华日军驻唐山部队司令部命令，调集丰润、遵化、玉田、迁安、卢龙、滦县、唐山等地3000余日伪军，由日军驻唐山守备队指挥官佐佐木高桑亲自指挥，对我冀东地区丰滦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潘家峪，进行了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大屠杀，杀戮我爱国同胞达1230人，烧毁房屋1100间，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惨案。 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位于燕山山脉腰带山东麓，县城东北60里处。潘家峪村始建于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世代繁衍，兴旺发达。惨案发生前，己有220户人家，1700人的村庄。这里群山环抱，溪水长流，满山松青柏翠，坡地果木成林，庭院葡萄满架，被称为“小吐鲁番”，是华北典型的美丽富饶的山材。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冀东先后沦陷，丰润县潘家峪因之也遭到了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和践踏。然而潘家峪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们始终坚持抗日爱国斗争，比较早地发展成为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冀东坚强的抗日堡垒。据当年村办事员潘鹤皋的日记中记载：“从1938年夏到1940年底的二、三年期间里，敌人（日伪军）前后曾来围攻130多次，然而潘家峪人民始终顽强坚持斗争，先后配合游击队对敌进行大小战斗50多次。”日军为扑灭冀东抗日爱国斗争烈火，在潘家峪周围建立了许多据点，普遍设立保甲组织，造“户口册”，发“良民证”，订“门牌”，实行“五家连坐”，但这都遭到潘家峪人民公开抵制，把王官营伪警所发来的门牌、户口册、“良民证”全部烧掉。敌据点经常向村征粮、征款、要柴，潘家峪拒绝交一粒粮、一分钱、一根柴。当时日伪人员一提起潘家峪就谈虎色变、胆颤心惊，引起日本侵略者对潘家峪极端仇视。于是日伪军不断疯狂的对潘家峪“扫荡”、“清乡”，对此，潘家峪人民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警惕，全村群众包括老弱妇孺，经常不在家，夜间住在山上，白天回来种地。 1941年的春节前夕，由于处于严冬季节，人们居住在山上和外村，生活上困难越来越大，又要快过大年了，人们盼望回村过个团圆年，于是大家抱着侥幸心理，纷纷回村准备过年。当他们看到日军毫无动静，就误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听从党组织的劝阻，大部分群众转回家园。善良的潘家峪人民，哪里知道万恶的日本强盗，正在预谋一场狠毒、血腥的大规模屠杀。 <er h3">1</h3>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拂晓，来自唐山、丰润、滦县、迁安、卢龙、遵化等据点的3000多名日伪军，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把潘家峪包围得严严实实。此时潘家峪乡亲们正在睡梦中。早上七、八点钟光景，日本鬼子枪上膛、刀出鞘，杀气腾腾闯进村来。他们挨门挨户地搜查、抓人，砸门声、吼叫声、咒骂声响成一片，敌人把没逃出去的1400多人逼向村西大坑。鬼子端着刺刀一连在庄里搜了三遍，老弱病残不能走路的，就当场杀死。日本兵看到潘风柱的母亲70多岁走不了路，就一棒将其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鬼子一战刀砍成两段，肠子进流一地，潘忠元的祖父80多岁，双目失明不能走动，四个日本兵把他架到院外，四把刺刀一齐刺向老人。潘树弟的祖母90多岁，拄着拐仗蹒跚地挨到门边，日本兵在她的胸腹上一连刺了9刀。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也被刺死了。 西大坑在村中偏西的地方，长约百尺，宽三十尺，不足一人深，周围是一人高的石坝，坑里是厚厚一层冰雪。当太阳升到东山坡的时候，最后一批人被赶来了，被逼进西大坑里。大坑边架着机枪，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鬼子兵，乌黑的枪口，雪亮的刺刀，一齐对着扶老携幼的人群。当时的气氛多么紧张，人们紧紧地靠在一起，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镇定。在这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严冬，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忽然一个小孩冻得要哭，他的母亲赶紧解开怀，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不让他在鬼子面前哭出声来。 这时候一个约40来岁的日本鬼子军官来到人们面前。他满脸胳腮胡子，吡着金牙，腰挎一把兰穗战刀，这就是被冀东人民骂为“火神鬼”的佐佐木高桑。他对人们讲了一阵“中日亲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的鬼话后，就逼问人们“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儿？”、“不说统统死啦死啦的。”可是任凭敌人怎样发问，人们一言不发，佐佐木兽性大发，“铮”一声拔出战刀，络腮胡子竖了起来，像一只恶狼。他一边在水坑周围的土坎上走来走去，一边逼问人们，人们谁也不回答，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明明知道村里没有八路军，不过是寻衅进行屠杀的借口。 老牌铁杆汉奸凌以忠见主子下不了台，摇头摆尾地讨好说：“太君息怒，小人来问。”尽管他怎么问，人们回答他的只是一阵嗤鼻声、吐痰声和鄙视的目光。 敌人从西大坑被围的人群中挑出了年轻姑娘、媳妇和一些男人去大坑西沿几户人家给日军做饭。饭做熟了，残暴的电子却把妇女推下白薯窖奸污，做饭的男人也被杀死在村西场地上。尔后，纵火焚烧了他们的尸体。 与此同时，日本杀人魔王正在布置更大的杀人场。据一个当时随日军担任现场翻译的董蓬林，在战后交待说：“进入潘家峪村（指他随丰润县日军顾问佐佐木二郎到达潘家峪后），到村西街大泡子（指西大坑），村民正在向这里集中。顾问看这里周围警备不便，让我告诉特务另找地点。经回报，坑东南坎有个大院可以容得下，就决定迁到那里，把村民都赶到大院……”。 这个大院就是地主潘家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日伪军和特务把村里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子里铺了很厚一层，然后浇上煤油。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机枪。 大约10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鬼子兵便拳打脚踢驱赶人们进入潘家大院。从西大坑到播家大院有100公尺距离，沿途刀枪林立，鬼子兵一个挨一个排成一条刺刀胡同，大院门口密布着手端机枪、步枪的兽兵。人们从刺刀林中穿过，这种森严恐怖的气氛，孩子们哪儿见过呢！有一个小女孩吓坏了，一边哭，一边后退。佐佐木一步抢上去，“喀嚓”一刀，孩子被砍倒了。他的爷爷见心爱的孩子被杀，向佐佐木猛扑过去，一个手端刺刀的鬼子跨上一步，又将老汉刺死。人们再也沉默不住了，1000多人一齐怒吼着，挥舞着拳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手无寸铁的人们，哪能抵挡住这些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强盗！一部分人当场被害，大部分被赶进潘家大院，只有少数人冲了出去。人们进院后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走在后面的一个犹豫不定不想进门，便被鬼子刺死。 人们被赶进院子以后，日军机枪队长佐佐木便站到凳子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译在一旁翻译：“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通八路，今天统统地死啦……！”接着，伪县长度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来的祸，因为你们一贯地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鱼贯出院。嘎的一声，院大门关上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三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军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激愤，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军一窝蜂似地冲进来，照准人们的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从万一的希望里，想唤回日军泯灭了的人性，要日军放过妇道人家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从躯体中直喷出来。东院二门外的日本兵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乡亲们脱下棉衣扑打火焰。机枪、步枪子弹像冰雹般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被浓烟烈火和枪弹吞没。 村粮秣委员潘辅庭大声喊道：“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冲向院大门。守在门口的日军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仲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后面的拥上来又倒下，又拥上来……。50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拚了！”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着起来，扑向日军，从日军手里夺下机枪，猛力朝日军砸去。一群日军扑了上来，潘国生壮烈牺牲。 日军的罪恶行径，唤起人们拚！只有拚！ 潘树密的母亲50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箩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 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后面的人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他们中的一些人翻过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才逃脱了。日军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30来人拥进了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称砣准备同日军拚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唯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的人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栅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侥幸逃出大院，但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惨杀了。 为躲避枪弹，有50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200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狭人稠，死后多数还都站立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88岁的潘春元、63岁的潘刘氏，33岁的潘张氏等6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用枪杀害。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没死在尸堆底下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发现他们，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烧身，忙从尸体下爬出，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后，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32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逼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再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32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炭状的骨头。渗进崖壁的血渍，直到十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过后，日军在潘家峪村里一方面抢掠，一方面纵火烧房。全庄一片大火，浓烟里窜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山川。美丽富饶的山村，顿时变为一片焦土。 <er h3">2</h3>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1230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入场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伤者）仅有276人。日军制造了潘家峪惨案，却又欲掩盖这一暴行。据伪丰润县长凌以忠供认：“日军不允许将这件事往外传，他们准备不承认这件事”，“我对县里的人员传达了日本人的命令，不准往外说这件事”。然而历史是任何人也不能掩盖的。 惨案发生后不久，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晋察冀日报》特约记者雷烨同志随同当地政府领导人丁振军、赴尚金、吴玉山等同志来到潘家峪，慰问在惨案中遇难受伤的乡亲。1月31日午后，他们进入潘家峪大惨案现场。雷烨同志在惨杀现场拍下了许多幅照片，并以笔名朱靖写了一篇《冀东潘家峪大惨案》的通讯报道，登在1942年4月9日的《晋察冀日报》上。雷烨同志于1943年壮烈牺牲。时过几十年了，在他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另一篇未发表过的题为《惨案现场视察记》的遗稿，记录了他目睹这场大惨案的真实惨景。现摘录如下： 翻过一条山梁，我们就遥望到群山环抱的山村。 走进村头，招人注意的白粉墙上刷着三个大字“潘家峪”。道旁大树上钉着两块长方形的松木牌写着“排共彻底”、“亲日和平”。 在我们眼前的尽是坍塌的房屋、破墙、瓦砾、草灰、焦炭，再往庄里看：看不见烟囱，更看不见裘袅的炊烟，只有几堵白墙耀眼，已经看不见昔日的黑瓦与草屋了。 极目展望山坡野地：看不见昔日的羊群与拾柴草的孩子，也没有一个下地的人。 走下庄头的高坡，过了庄头的石桥到岩石下，有一个不过二尺宽三尺深的小岩洞，塞满着苍绿的松枝，洞外散乱一地玉秫秸尚有来烧尽的夹杂其中。 拿开松枝，使我吃惊地看到四个焦黑的女尸。 石桥边就是惠林家——惠老爷大院，洋灰门墙非常坚固，一进院门，眼前尽是人尸，恶腥的气味迎面扑过来。 特别惊心触目引我注意的是，宅门右首石槽上一个女尸，她赤身裸体，有半个脑壳被炸得血脑殷红，右手搭着槽沿，左手向上屈伸，背贴着砖墙，据来认尸的人说：这是潘正东家里的孕妇。她的肚腹若不是被火烧的崩裂，那一定是遇鬼予以刺刀划开，灰色的肠子翻露出来，将要到月的胎儿两只小手抱着小头，横在母亲的肚肠上。 敌人是把这大院当做烧杀场。我来视察时，有许多惨状是看不见了，这天我可能看到的不过是十分之四五而已。据来认尸的青年李某告诉我：“杀烧的第二天我赶来认我姐夫尸首，这大院子是死尸盖着死尸，大院子里是满满的，火苗还旺，我们这些来认尸的就挑水泼了半天，水泼下去人肉发出吱吱的声响，发出焦臭……”把火苗泼灭以后，稍微可以辨认的尸身已抬去掩埋虽然我看到的是十分之四五，然而已经到处是人尸，可见当时乡亲死难之多与死难之惨了。 最使我愤慨的是老人、妇女、儿童的惨死。这些弱者的尸首，也触目皆是，单就大院里来说，孩子们小小的尸肢就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百十个，在尸场中就很难将孩子的尸首数清楚，使人所惊吓的那些弯曲乌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焦炭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里是几乎随处可见。 这许多已经过集中，无人来认领暴露到现在的死孩子，个个都光着小身子，经过春雪、严霜的寒冻，经过水泼，小小的尸身凝缩成僵硬的焦炭形状，也不是象病亡时那样平直的躺着，而是弯曲、蜷缩、仆倒，焦黑、碎裂、恶腥……以这样的惨状看来：被仍进硫磺烈火里，被压在火堆底下，被掷掰践踏的孩子们，挣扎着，被煎熬着，想爬又爬不起来，于是被火煎、血熬，于是挣扎起来而又仆倒，于是痉挛、弯曲、蜷缩、焦臭、肚腹崩裂……绝痛而惨死。 半焦黑的孩子尸身上还能发现三八式刺刀的戳伤，还有血污，受伤的孩子先遭受到杀伤的痛苦，痛苦中又遭烈火煎烧。这样的痛苦，我们就不忍想象了，我们的孩子，中华民族的儿童，在不忍想象的痛苦中，被鬼子惨毒的毁灭了。 向大院里尸丛中再看一眼吧！有许多已经分不清是男是女，零碎的肢体中，有些还剩下一条腿，一只小脚。 惨死了的母亲还抱着哺乳的婴尸，母亲总是想保住可怜的小生命，以自己的身子挡护着孩子，母亲死了，羔羊似的婴儿也死在鬼子的血手里…… 我们站着，倒坍、空洞的宅子里，似乎听到有人在哀号、惨叫！举目四望，落日里，只看见恶腥的黑烟。 我们从黑烟、瓦砾里钻出来，一位白发的潘家峪老奶奶站在夕阳里向尸首哀号： “我的侄儿在哪里！我的妞妞在哪里！——人不象人、骨头不象骨头……” 潘家峪惨案的幸存者潘辅廷，1965年4月22日写了一篇《回忆录》，记述了日军在潘家峪进行野蛮大屠杀的实况和他死里逃生的经过。现节录如下。 公历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这天，日本鬼子已于拂晓时光，把整个庄子包围起来，只有到上水路去赶集的走了一部分。最早发现日本鬼子的是潘广顺，他说：“快跑！”我们听后就往家跑，我抱起三闺女赶紧跑，可这时四面已站满了日本鬼了，跑不出去呀！ 8点钟，日本鬼子从远到近合拢村子，日本鬼子挨家搜索，把男男女女赶至庙头大坑里。坑里冰雪有二寸多厚，最初我抱着闺女站在坑北边，让孩子挡着我，因为怕办公的人（汉奸）会认出来，不敢抬头。大坑里人山人海，哭哭闹闹，乱成一团了。这时，翻译官说：“你庄老少都与‘匪’通气，赶快交出八路军，不然统统……”那时人们谁也不出声。日本警备队要七八十人做饭，被拉出的人们走后，翻译官又向坑里要六个妇女，说是给太君做饭……。谁也不去，特务就硬拉。我心里想，把妇女拉到潘贺高家院子做饭不是好事。不一会，鬼子又把做饭的赶回三四十人。我看到大坑四周支上了机枪，日本人把洋刀都亮出来了。 这时，日本鬼子又往大院（潘惠林大院）扛柴火（玉米秸、松枝子），扛了一个钟头，11点半。翻译官向群众说：“这出戏你们看完了！”说“你村与八路军有关，统统地到惠林大院去！” 我到门口一看，街两旁的日本人早已把好各口，赶着大家往院里走。我记得万休的母亲想往家跑，被抓回来。我们到了大院。一看大事不好，柴火堆满了，门口的人不愿进，日本人就用刺刀赶。院里的柴火已经铺了二尺高。院里二门前后和屋子里全是柴火，大院周围墙上全站着鬼子，接着鬼子又把人们往大院的西院赶。 当人们全部进了院，头里的日本人洒汽油，后边的日本人点火。先点的东院二门外，顿时火光冲天。我被赶到头层房，看着火了，我大叫快脱衣服灭火。这时屋里也起火了，我带着小儿子从窗户跳出来。火苗子有二丈高，我喊把门打开！人们一开门，那知鬼子早已把好！不能跑。大火有二丈远了，大家无奈又拄屋里跑。 我一看，一片火海，父老们在火焰下烧得伸着两手转圈子。我跑到东院，一看全是人，二门上的人都上垛了。潘国忠、潘国庆在那里喊：“老叔们冲吧！”我喊了声：“闯！向西闯！” 这时，机枪响了，死在猪圈坎下的人不知有多少！潘国生冲向敌人机枪，但被鬼子刺死了。潘国庆和我跑出房来，二门上的机枪向我们扫来，我的小儿子也跑出来，但身上已8处受伤，手被打成两半了，棉衣上全是血。 日头落了，日本鬼子又进行搜查，有还活着的，就用刺刀捅死。潘风阁的妻子混身是火，钻进了萝卜窖。手榴弹一个个在院里响。潘元贺、潜国永、潘树榜的身上全是血。这时，瓦房全着火了，房子也烧塌了。 忽然听到日本人吹哨子声，大概集合走了。一会儿，听外边赶集的人回来了，他们说敌人走了，没死的逃命吧！这时潘瑞来、潘广友在墙外说话，我让瑞来把后门拆开点。于是潘国贺一家，潘国会一家，潘树平一个闺女，还有郭明志的女人……这些人全出来了，有十几个人。有的一直痛哭叫妈叫爹，找亲人。门里门外全是死人，哪儿找呢？外边粪堆旁，一个小孩被一劈两半。 我说，咱们这些活人走吧！到家一看，全是火。我又到老院，看到我哥的腿折了，我问妈呢？他说设看见。我又回到烧人大院，看见一妇女未死跑回家来。当回来进了二门的小花园，听潘树盛女人喊：“救我！”我一看肚子两半了，肠子流出来，不久树盛也到了，夫妇俩万分难过，他妻说：“守着几个孩子过吧！我活不了啦！”说完几句话就仰头死去了。到了角门，我呼喊家里的人和活着的人！这时，我的小儿子小声喊：“爸爸，我在这里！”他被死人压在下边，我把他拖回家。 我不忍心看着死去的人不管，还是忍着疲劳去那死人堆里找活人。这时，马庄户来了100多人救我们，赵尚金同志也来了，说有伤的到庄户养伤。我到了院里，找了半天，设找出一个活人。死人压死人，分不出个数。在二门外有个妇女，一看肚子两半了，西院死人全是立着死的。从猪圈到南墙有8尺宽，有烧死的、打死的、杀死的，全是死人。我又到后院小羊圈里，一妇女不知是死还是活着，手里紧紧抱着小孩，烧焦了的双手抱着的小孩还在她妈妈的怀里。我喊了几声，妇女不作声，到跟前用手一摸，已死了。看见此景真使人难过极了。 全村一片火海，房倒屋塌。我们这方圆80里地的乡亲没过好年，亲戚朋友，谁不在惦记着自己的亲人呢？上级高敬之、雷烨、赵尚金、高玉峰来了，他们为我材遭此浩劫齐声痛哭，多次给我村捎信的赵永祥，事后马上到我村，见了这种惨状也痛哭起来。雷烨同志照了像。 大家还是三三两两地认尸，含着热泪在死人堆里反复一遍一遍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恐怕丢掉一个活人。人被烧死了，烧的尸体难以辨认，亲人们只能认头、认腿、认脚，只能从部分肢体上认出亲人，有的甚至没人敢认了。我哥哥，把腿烧断了，骨头露在外面，还活着，其惨状令人难以说下去。最惨的是死在石槽下边的几个双身子妇女，她们腹部崩裂，胎儿流出体外，这些没出生的孩子，与母亲一起死去了…… 掩埋尸体的是由外庄来的人帮忙，大家全力挖了三道大沟，把尸体放在里面。高雨来问志到何家营、上下水路、施家营，动员拿出了1700片坑蓆裹尸，政府按尸调查，全村活着的剩下了473人，死了1230人（包括村外死在这里的）。受伤的送到八路军后方医院救治。 事隔四十多年，读着这两篇血淋淋的文章，仍然使我们的心灵强烈震颤，永远不能忘记这血泪仇。 <er h3">3</h3> 日本血洗潘家峪，是有预谋、有组织、有指挥地进行的。据罪犯，伪丰润县县长长凌以忠（兼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供认，并从伪丰润县政府翻译、惨案参加者田宝文交待材料中得到证实：日军驻伪丰润县顾问佐佐木二郎接到日军驻唐山指挥部“扫荡”潘家峪的命令，于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下午召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开会，部署围剿潘家峪的计划。 会议是在伪县长凌以忠办公室开的。 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向参加会议的人员讲了扫荡潘家峪的目的、任务和军令要求。 据合作社翻译董蓬林在证词中供认：“……佐佐木（指佐佐木二郎）得意他说：‘这次讨伐是唐山道顾问给我的命令，这是三县（丰、玉、遵）联合讨伐，本县我是总指挥。’” 据惨案参加者——迁安县伪警备队副大队长汤鹏举供称：“参加潘家峪大屠杀的还有驻滦县和迁安县的日伪军。”另据丰润县伪县长凌以忠供称：“驻唐山的日伪军也参加了潘家峪大屠杀事件，丰润县有一部分日伪人员就是搭乘唐山日军汽车过潘家峪的。” 以上供词证实，参加潘家峪大屠杀事件的除丰润、玉田、遵化县外，还有驻唐山、滦县、迁安县等地的日伪军。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显然是经过高级指挥机关阴谋策划的。另据事件参加者伪丰润县公署翻译田宝文供认：“惨案发生后，县长把经过情形报告了道尹和省政府，请求办理。佐佐木二郎也写了汇报材料，报告了华北日军军法联络部。” 这次大屠杀不是“临时动议”的偶然事件。据罪犯凌以忠供称：在预谋会上，先由顾问佐佐木二郎传达唐山日本军部的命令。他说：“……这次到潘家峪。一个是打八路军，一个是惩罚老百性。”“日本军就要出发到潘家峪去围剿，你们的警备队必须要配备充分的兵力，以便调遣。同时，军部已命令遵化、玉田等县也预备相当的兵力，届时可以同时出发，必须将潘家峪团团围住，不让他们有一个人能够逃跑，倘有逃走的，许可立即开枪射杀。并警告他们，任何人不得走漏这个军情，如果泄漏了这个消息，都有杀头之罪。” 这里把凌以忠1958年11月17日的亲笔供词节录如下： 阴历十二月底（也即是1941年春初），伪县署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通知说，最近日本就要出去讨伐，命令我们的警备队配备兵力，和他们共同出发。要我召集一个会议，赶快准备布置。我立即派遣当差熊升（即熊宝炎）去通知警各大队部李继贵副大队长和警察所王国治所长等即刻到县暑来开会。会议就在县长办公室开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日本顾问佐佐木、翻译田宝文、警备队副大队长李继贵、警察所王国治所长、警察系长赫孝鹏、特务系长李连生、合作社翻译董蓬林，还有县署日本指导官田中、新民会的日本人秃山、日本宪兵队长和县署的秘书陆心醰。会议开始时，先由佐佐木发言，传达了日本军部的命令。他说：“必须将潘家峪村庄团团围住，不让他们可以有一个人能够逃跑，倘有逃走的，许可立即开枪射杀。……随后我发言说，我们完全接受日本军部的命令，我问李继贵，你看我们是不是今天就能准备好呢，宁可多备而不用，不可临时不敷分配。李说：这是可以遵办的。我就对李说，那么兵力方面完全由你负责，赶快妥为安排，以便日军随时调遣。……顾问佐佐木问我，到出发的时候，你能同队伍同去否？我说可以的。顾问又说，凡是今日到会的人，是属于县暑系统的，除由陆心醰秘书留在城里办公以外，大家都应当随军同往，当时在会的都表赞同。最后散会时我对顾问佐佐木说，我们方面今天就能准备完毕，任何时候都能听候调动，你可回复你们的司令官，我们一定遵守军令，帮助完成这个任务。到当天的下午六七点钟，日本军方发令，即刻开拔出发。我们的人马由李大队长率领先行，连同警察所方面的大概有200来人。在开拔时我问一个伪队士，我们只有三个大卡车，恐怕挤不开，他说唐山也有人来此集合，我们可以分一部分到他们的车上去，也就可以对付了。我和顾问佐佐木、翻译田宝文同坐黄色的大卡车，在最后头，我在车头的车箱年与车夫并坐，顾问与田宝文都在卡车上面靠着车厢而并坐。我们向西北方向曲折前进，走了二小时光景，到了一个据点停下车来，休息片刻，再行前进。到后半夜，走到离潘家峪村庄还有四五里远的地方，看见有几间民房，我们停了车在这里也休息了一会，喝了一点茶水，就步行前进。等到我们到达潘家峪村庄时，各方面的队伍，已经把这个村庄团团围住。大多数的居民已被集中，他们都不敢动一动，稍有动作，就用枪上的刺刀向他们的腰间乱刺。一面正在各居民的房里按户搜查，等到这种工作办理齐全，将近中午了，有一个日本司令官，姓佐佐木，（系佐佐木高桑——编者）向人民说话。他说：今日的事，你们应当自己也是很清楚的，你们是一贯与日本人为仇敌，所以今天的讨伐必须要把你们全部杀光，决不饶恕。”后来我走到院子的南口，看见院子四面的墙头上，以及房屋的屋顶上，都架有机关枪，并预备了许多汽油，土地上都铺着杂草和柴草，这明明是日本军所准备好的屠杀场。我就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很简单很残忍地向人民说：“今天的事，都是你们以前所作所为自己惹出来的，这是自作自受，不能怪我的。”刚说完不久，就听见东北角里的一声枪响，顾问佐佐木来说：司令官已不令要屠杀，我们可以先走了，就又坐原车回到城里。此时，天已将黑了，随后李继贵回来报告说，枪杀烧杀共被屠杀1000余人，已将村庄封锁，严禁泄漏这个惨杀（案件），并不（许）被害人的家属进入村庄办理后事。 <er h3">4</h3> 惨案发生后，丁振军等地方党政负责人来到了潘家峪，不久，八路军十二团的指战员，也从远道赶来。随之运来许多药品、粮食、衣服等救济物资。潘家峪幸存活命的人，大多住到邻村的亲戚和朋友家里，受伤的乡亲被安置到邻近的马庄户村。派去的医生，到马庄户村给他们换药治疗。地方和军队领导同志逐村挨户地进行慰问，看望潘家峪惨案中遇难的乡亲，倾听他们的控诉和复仇的呼声。 2月5日，民主政府发动邻村的百多个乡亲去清理尸首，由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公葬。从潘家大院扒出的尸体已无法辨别姓名年龄，只能在辨认出的男尸身上写上“男”字，女尸身上写个“女”字，童尸身上写个“童”字。其中有的男女也无法辨认，只能把那些尸骨集中起来，然后，以炕席为棺木，一领席里包一个到两个尸体，包了128个席包。 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里举行的。大风在怒吼，苍天在哭诉，送葬的队伍从街里走上山麓，把尸体安放在松柏长青的南山脚下。没有唱一支挽歌，也没有鲜花、供果、清酒做祭品，只有悲愤的长风，沸腾的热血，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幸存的潘家峪人民庄严宣誓；“一定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者报仇！” 1941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7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120多人。五月初五，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同志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十二团活动。1942年8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始终活跃在冀东大地，开展游击战，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50多次，歼俘日伪军1021人，杀人魔王佐佐木高桑于1942年7月16日终于在甘河槽战斗中被击毙，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同胞，不忘他们爱国抗日的革命精神，丰润县人民从1952年开始，先后重修了四座坟墓，立墓碑四座，立纪念塔一尊，纪念碑一个。后来又建祠堂、纪念馆各一座。人们还编写了一首叙述潘家峪惨案的深沉而又悲愤的歌曲，在潘家峪广为传唱。苍海可以变为桑田，用血谱写的历史却永远不能忘记！ <hr /> 注释： 正文 第二十七章 应县下社惨案（1941.2.18） 1941年2月18日（农历正月二十三）侵华日军派重兵围袭山西省应县下社十二堡和长城要地小石口，屠杀我国同胞1700余人，在雁北又一次制造了残绝人寰的大惨案。 下社，地处应县东南，距县城24华里，由12个堡组成，俗称“十二联堡”。它东西长1华里，南北长5华里，是大同通往河北、五台的必经之地，为应县的重镇之一。这里有雅典的庙宇祠堂，有林立的商店面铺，有热闹的钱庄字号，人称“小天津”。不少外地商客也纷纷前来下社经商。 抗日初期应县下社和小石口为阎锡山军乔日成部驻地。乔日成这支土匪部队，名曰抗日，实则与日寇勾结，专门对我八路军搞摩擦，破坏抗战。由于乔日成不听从日军调动，把日军谈判代表大羽顾问扣押起来，造成日、乔的矛盾激化，于是日军便制定了吞并乔匪军和屠杀老百姓的计划。 2月18日，日军驻大同黑田师团3000余人，铁桶似地包围了下社十二堡及长城要地小石口。双方激战后，乔日成部溃败，有的逃跑，有的放下武器，土匪头子乔日成带其警卫10余人，从下社新堡西北堡墙突围逃走。本地群众、外地客商和部分溃兵全部被围于村内，日军遂开始了大屠杀。 傍晚，鬼子兵蜂拥攻入下社十二堡，挨门逐户，掠夺财物，奸污妇女，残害百姓，抓鸡宰猪。在赵堡赵广大院内，住着灵邱客人任养德一家，一个鬼子冲进院内，将任养德的妹妹强行奸污，任养德与其妹夫忍无可忍，将鬼子捆绑起来，向丰寨堡逃去。在半路上，他们父子3人被鬼子兵抓住杀害。鬼子兵又闯进丰寨堡铁匠铺院内，将躲在该院本村群众9人及外地客商20多人全部杀死，财物抢掠一空，全院19间房屋付之一炬。李堡的福星布店及各堡的商号都同样遭劫。在寇晏如家，有个鬼子大叫开门，寇晏如连鞋也没顾上穿就去开门，当他把门打开时，鬼子二话没说朝他身上连刺几刀，寇当场死去。鬼子进了寇茂如家，不分清红皂白当场将一家老小3人杀死。寇汉财的二姐夫来寇家拜年，也被鬼子连刺7刀，然后被活活推入井里。寇力士的两个女儿和女婿来前堡拜年，也同样遭到残杀。 李堡有个叫李昌维的群众，当鬼子进村时，他正和弟弟躲在家里。几个鬼子进家后，将李昌维和他弟弟从家中搜出，同时还搜出7个妇女。鬼子将他们9个人赶到前堡的一个院内，先把李昌维兄弟两人关起来，然后将那7个妇女的衣服剥光一个个奸污了。然后又将李昌维兄弟俩连同被遭踏的7个妇女一起押着向前堡南园子走去。当时，南园子鬼子正在残杀群众。当李昌维听到杀声后便不走了。鬼子拉他时，将他的皮袄拉了下来，他乘机冒着鬼子的枪弹越过几处院落逃出村外，而7个妇女和李昌维的弟弟均被杀害。有一个鬼子将在前堡捉住的两个妇女赶到一个院内脱光衣服强行奸污，两个妇女起来与鬼子撕打，被一一捅死。还有一个妇女被鬼子捉住后，被剥光衣服吊在树上示众，然后用刺刀在身上乱刺，惨不忍睹。前堡有个姓田的青年被鬼子抓住，让其领着进村搜查，他不肯去，被鬼子连刺27刀未死。 2月19日（农历正月二十四）凌晨，鬼子发觉乔日成在新堡突围逃跑，便用坦克撞开堡门进入新堡。开始了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下社十二堡和长城要地小石口陷于一片血泊中。 新堡刘善礼的前院和后院住着他叔叔、叔伯和他三家。鬼子冲进前院后，砸开东西厢房门见人就杀，刘善礼的叔叔和几个弟兄均被杀死。这时候，后院刘善礼家正准备吃早饭，听到前院有哭喊声，便悄悄地到前院看，他被那惨象惊呆了：鬼子正举起刺刀向叔伯弟弟猛刺，他直奔后院，领着三个兄弟和三个亲戚越房而走。他们刚离开，鬼子便进来了。刘善礼的父亲刘国新正准备逃走，被鬼子挡住去路。一个鬼子朝老人身上刺去，顿时血喷如注，昏死过去。鬼子怕老人未死，又上去用刺刀朝头颅刺去，脑浆四溅。刘善礼这时越墙来到了隔壁木店院内，藏身于檩堆中。这时，木店院内也进了几个鬼子，见院内有4个群众，鬼子扑上去便用刺刀杀死。下午，刘善礼越墙回到自家的房顶上看，前院叔父家4个、两个亲戚、两个客商都遭到鬼子残杀。刘家被害11人，他们是刘国新、刘国柱、刘国府、刘国祥、刘国良、刘国梅、刘善保、刘善清、刘善常、刘希尧、刘希泽。 新堡智礼法的家紧靠堡墙。当鬼子攻破堡墙后，村中群众、外地商人及堡内扔掉武器的乔军纷纷逃跑隐藏。清晨，智礼法院内躲进十几个老百姓和商人，不一会又进来4个乔军。并把步枪藏在院内，化装成老百姓。接着又躲进6个妇女。这时候，外边残杀声一阵紧似一阵。4个乔军和几个商人向外边逃去。当逃到堡墙后，均遭鬼子枪杀。新堡的王付宽、智明君和两个商人在敌人残杀时逃到了智礼法院内。当他们一进院，一个鬼子便跟进来。鬼子先进房里搜查，见东房有妇女，就兽性大发，当场奸污了两人。走出房后在院内乱搜，不一会儿发现了乔军藏的步枪。鬼子朝天打了一枪，又进来几个鬼子。鬼子“哇哩哇啦”了几句后，那几个鬼子便朝人群开枪。智礼法也随着枪声倒下。其实智札法并未中弹，但他知道起来也会被鬼子杀死，于是就藏在被打死的人身下，中午鬼子烧堡内及堡墙周围的房子时，智礼法才逃了出来。他现在还活着。那天新堡有几个妇女没来得及逃跑，被鬼子搜出后，一个个剥光衣服，逼其在大街小巷跳舞。农村妇女哪懂得什么叫跳舞，就向四外乱跑，鬼子用枪把她们一个个击毙。 鬼子轮番搜索，没几个钟头就把整个下社变成了尸山火海。十二联堡街头巷尾，房上地下，到处躺着残缺不全的尸体，就连厕所也堆满了死人。 鬼子穷凶极恶，真是杀人如麻。农历正月二十四上午，鬼子将捉住的60多人赶到杨品良院内，让这60多人排队站着。十几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把群众当靶子一个个刺死，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就这样被鬼子杀害。有几个被刺的人疼的朝院门跑，又被把门的鬼子刺死。那天这个院里真是血流成河。堡墙北面（现中学南面）的惨象，更使人毛骨悚然。九亩大的一块地上，尸体堆了一大半。死者个个血肉模糊，扭曲变形。事后人们数了数约有1100多人。 鬼子烧杀抢掠，连佛门静地也毫不放过。农历二十四这天，有两个鬼子端着枪，凶神恶煞地闯进了明洪武十四年修建的天王寺院。小和尚正从殿内走出来，鬼子二话没说，照着小和尚的身上就是一刀，小和尚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大和尚恩惠听到呼喊声忙从屋里走出，立时被眼前的惨象惊呆。他双眼紧闭，两手一合，念了声“阿弥陀佛”。他睁开双眼，满腔悲愤，血涌心头，恨不得立刻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可转念一想，鬼子有刀有枪，自己手无寸铁，他瞥见地上有一把打钟用的铁锤，顺手操在手里。他悄悄地伏在堂门后边，等待两个鬼子。当第一个鬼子一进门，恩惠以闪电般的速度，举起铁锤，朝鬼子头上砸了下去。第一个鬼子猛转回头，恩惠急速照准那脑袋又是一锤，两个鬼子倒下一双。恩惠拣起鬼子的枪，又在脖子上连刺数刀，结果了鬼子的性命。不一会又进来三个鬼子，恩惠定定神，鼓足勇气，紧握铁锤，又伏在堂门后边，静等敌人。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他先让过去。当第二个鬼子又进来，他照那家伙的天灵盖就是一锤，鬼子倒了下来。当第一个鬼子回过头来准备逃时，恩惠又连抓带打，把那个家伙击倒在地。他拣起一支枪，装上子弹将又进来的鬼子撂倒一个又一个，吓得敌人不敢再进寺院，不一会，恼羞成怒的敌人用炮轰天王寺。顿时，天王寺烟雾弥漫，火光冲天，恩惠和尚也身负重伤不幸牺牲。 同一天（即农历正月二十四），日军攻入长城要地小石口，鬼子进村，见人就杀。小石口冯天善一家6口人，大儿冯进科在街上被枪杀，其余5人藏在自家地窑里，鬼子进院后，他们被逼出地窑，出来一个打死一个，全家无一幸免。小石口村男女老少27人被子。乔军从各村抓来大批青年壮丁，名曰“青年队员”，其中有60余人也被日军屠杀。加上乔军俘虏被杀者，死在日军屠刀和枪弹下的共计287人。仅小石口常门道一处，就埋了187具尸体。 在日军的大屠杀中，死里逃生者为数不多。新堡的刘善礼、智礼法，李堡的李昌维，前堡的寇化如，都是死里逃生的，下面是这些历史见证人的控诉（节录）： 刘善礼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晨，我们一家正准备吃早饭，听到鬼子进入前院杀人，我弟兄3人和3个亲戚跳房而逃。看到从前院进来两个鬼子。当即把我父亲抓住杀害。我越墙来到西隔壁木店院内，藏身于椽木堆中。这时，看见木店院内，几个鬼子把院里4个群众屠杀。到下午，我越墙回到我家房上，看见我叔父一家4口，两个亲戚及两个住房客人都遭残杀。我翻身跳下房拐弯逃了出来。” 智礼法说：“我家靠近堡墙，农历正月二十四，当鬼子进入我村开始大屠杀时，王付贵和外地商人4人即被枪杀，我随着枪响应声倒下，藏于他们尸体下，才幸免于难。中午，鬼子四处放火，当下午火烧到我家房子时，我才逃了出去。” 李堡李昌维说：“农历正月二十四早晨，几个鬼子把我、弟弟和7个妇女搜出来，我们一起被赶到前堡一个院内，他们把我弟兄2人关起来，7个妇女被他们奸污，然后，又把我们9人一起押往前堡南园子。我乘机冒着枪弹越过几处院子逃出衬外。四天后，我回到村里，我兄弟以及一起被抓的7个妇女全被杀害于前堡南园子井内。” 前堡寇化如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大屠杀开始后，一群鬼子兵从小西堡窜到前堡，将群众搜出来赶到南园内，进行集体屠杀，其中有本材寇力士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女婿，他4人是来前堡拜年的，都遭杀害，只有二女婿被连刺几刀未死，藏于尸体下而余生。” 1941年2月20日，大部分日军撤走下社，逃难群众陆续回村。他们看到村边、地头、街头巷尾、院内家中，尸体遍地，血流成河。在认领被害亲人的尸体时，发现新堡乔长生院内有20余人被害，堡墙西北的土照壁下，有五、六十人遭杀，堡墙北面（现下社中学南面）尸体堆满了九亩大的一块土地，仅前堡南园的一口井内就捞起27具尸体。 2月23日，鬼子全部撤出下社时，用汽车拉走了在下社掠夺的无数银元、烟土、上等布匹等贵重物资。 下社惨案，日寇杀害下社村群众150余人。杀害外村客人、外地商人和乔军俘虏1500余人，烧毁房屋850余间，小石口群众被杀287人，下社和小石口许多儿童失去了父母，许多老人失去了儿女，许多家庭灭门绝户。而幸存下来的人也无家可归，人们颠沛流离，风餐露宿，流落山野。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又欠下了一笔血债！ 正文 第二十八章 灭绝人性的“四·一二”大扫荡（1941.4.12） 1941年4月12日至20日，日寇对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史称“四·一二”大扫荡）。在大“扫荡”的9天里，日寇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使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旷古未有的大浩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位于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在华中和华北的结合部，地处华中、华东、华北和延安的交通要道，“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扼往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很大作用。”特别是地处边区中心的内黄、高陵、卫河、顿丘（后三县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新设县）等沙窝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9月，杨得志、崔田民同志根据18集团军总部的命令，率115师344旅一部，翻过太行山，从豫北的淇县、汤阴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在滑县同先期到达的689团会合。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开辟了沙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区党委、行署、军区、分区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军工厂、印刷厂、炸弹厂、医院、银行等，都驻扎在硝河两岸的邢固、千口、店当、柴村、杨固等村。沙区成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斗争的中心。广大军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利用沙岗、枣林，开展游击战争，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并对开封、新乡、安阳等重要城市和敌之交通要道平汉铁路形成了严重威胁。为此，日寇把冀鲁豫边区沙区抗日根据地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时刻妄图将其彻底摧毁。为了解除我军威胁，日本侵略军从1940年6月开始，对我沙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系列清剿，其中规模最大，使我根据地损失最严重的是“四·一二”大扫荡。 1941年4月12日，日寇调集主力35师团、独立第1混成旅团、骑兵第4旅团和李英、杨振兰、孙步月、程道合等部伪军，以及司华生、韩老俊等土顽部队，总计1.5万余人，配重炮20余门，汽车、坦克110多辆，飞机两架，分五路向沙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妄图一举歼灭我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垮沙区抗日根据地。 敌人这次“扫荡”的特点是：“一、大分进合击与小分进相结合；二、集中全力‘扫荡’一点（沙区）；三、夜行晓袭，寻我主力决战；四、反复派人或用火力进行严密的搜索，夜晚用探照灯照射，企图使我无处存身；五、在次要方向大造‘扫荡’舆论，以便在主要方向采取秘密突然的行动；六、伪装我军，制造混乱；七、先占领我边沿村落，后以主力合围，层层包围，向内收缩，造成我难以突围的局面；八，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开始时，日寇为了迷惑我军，采取了试探性的战斗，首先派出国民党“剿共第1路军”李英部约2000余人，从内黄县的东庄集出发，南犯野庄、次范等村；同时，伪24路军扬振兰部的一个旅和伪孙步月部约800余人，在日寇配合下，从浚县的黄辛庄出发，经花固直驱卫河东岸的安化城。安化城距当时我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小槐林村只有五华里之遥。来势汹汹的敌人，对我军事指挥中心威胁很大，我二纵队主力一部投入战斗，迎击敌人。当这股伪军即将被打垮时，事先集结隐蔽于沙区周围的日军主力突然向我猛扑过来。 4月14日，西路敌人从安阳出发，至五陵渡过卫河后，又分为两路；东路敌人从濮阳经马辛庄至后河；北路敌人从南乐经清丰至内黄；南路敌人从白道口出发，经白毛、大小柴村至后河。五路敌人向内黄以南、滑县以北、濮阳以西、卫河以东的沙窝基本区正式进行“铁壁合围”。这天傍晚，日伪军的坦克、汽车和骑兵蜂拥而来，炮弹接连不断地落在小槐林村周围，爆炸声震耳欲聋，整个沙区浓烟滚滚，烈火在大风中冲天而起。在烈火硝烟中，杨得志司令员和崔田民政委，率领机关和部队就地隐蔽，待机转移。 夜幕降临后，杨得志、崔田民率领机关和部队，借助于夜色和大风的掩护，从两路敌人中间，穿过南清公路，迅速转移到了南乐县的草帽仙庄一带。其后跳到观城地区，使敌之歼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阴谋破产。但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的我四团二营，在近百倍日伪军的合击中，经过反复冲杀，只突围出来五连的部分同志；六、七两个连的200多名指战员，抱着宁肯自己战死也要掩护大部队转移出夫的决心，同日、伪军搏斗了一天一夜，全部光荣牺牲。 日寇企图寻找我主力决战的目的落空后，在4月16-18日，采取“大合击”、“小包围”、“反复扫荡”、“严密封锁”等手段，纵横搜索沙区，杀人放火，抢劫财物，砍树毁林。穷凶极恶的敌人，象发了疯的野兽，每到一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财物就抢。杀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制造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无人性的暴行记录。 4月16日上午，日寇在千口村路北刘家胡同的一个楼院里，安上了独立第1混成旅团司令部。他们把在枣林里搜捕的1000多名群众，驱赶到刘景佩家的场院里，强迫大家都躺倒，一层一层的摞起来，鬼子兵在上面踏来踏去，往人们身上屙屎撒尿，泼开水，然后用机枪扫射屠杀，在此之前，他们把另外数百名男女群众，赶到千口村东南硝河坡的一座碱庵子旁，逼人们脱光衣服，大家不肯，日、伪军就用皮鞭、棍棒毒打，用机枪扫射，骑着马在人们的尸体上狂奔乱踏。 4月17日，日寇和伪孙步月部，把杨固村的100多名群众围困在一块不到110米大的枣林里，四面架起机枪，逼他们砍枣树，50多名群众被敌人的机枪打死。与此同时，敌人把土镇、桑村、成布等村转移到枣林里的900多名群众，全部押到杨固村的一个空场上，当场用机枪打死300多人。他们把侥幸活着的群众用绳子捆住手脚，分别投进六眼水井；水井填满了，再压上沉重的石磙子、碾盘，又用炸弹把石磙、碾盘炸碎，然后用土把井口封死。在杨固村东头的水沟和村西头的道沟里，日寇和匪徒们往挤得转不过身的五、六百名群众身上泼开水，浇汽油，点上火，用机枪扫射。该村胡九妮的母亲同敌人争夺两只母鸡，被敌人用刺刀挑死；九妮去拉母亲，敌人又朝他开了枪，妻子怀抱两岁的孩子扑上去堵住枪口，被一枪打死，孩子被敌人撕成两半。敌人闯进米秋景家，用刺刀扎死了秋景的奶奶；秋景的姐姐正烧火做饭，被敌人一脚踢倒，抢过怀里的孩子，扔进了开水锅里活活烫死。 日寇的骑兵在夹河把60多名群众，一个个用刺刀挑死。安山70多岁的老母亲竟被敌人砍成了8块。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太太，被开膛破腹。 在南丈保，敌人把20多名群众关禁在一座屋子里，锁上门，放火烧死。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头，被割耳挖眼，掏出五脏六腑扔在大街上。 在土镇，有两个小孩，被日寇扔进火里烧死，敌人却由此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在余庄，敌人把7个老百姓套在一辆大车上，牛马一样驱赶作乐，让他们在大街上往返奔跑，最后用刺刀一个个挑死。 在东丈保，一个4岁的女孩被敌人剥了皮，挂在村东头水坑边的一棵大树上。 在成布，敌人把从沙窝里搜捕的40多名群众，一个个捆起来，扔进大坑里，用炸弹炸死。同时被搜捕的还有20多名青年妇女，敌人把她们的衣服扒光，在大街上寻欢作乐，最后用机枪打死。这些“法西斯匪徒们对我们妇女同胞（包括老妇和幼女）所犯下的罪行，是代表人类文明的文字所无法记述的，凶残的野兽看到他们的暴行也会大为震惊的！” 敌人“扫荡”过后，沙区到处是惨死的尸体，据冀鲁豫军区随军记者团1941年5月1日调查统计，仅南丈保、大堤口、余庄、东丈保、薛村、破车口、袁六村、温邢固、成布、土镇、杨固、桑村、夹河、马集、千口等15个村，就被杀死1477人，致伤残129人，失踪258人，被杀绝48户。其中土镇一村就被子死296人，失踪41人，被杀绝21户。 敌人为了彻底摧毁我沙区抗日根据地，在大屠杀之后，接着便是大烧大抢。据冀鲁豫军区随军记者团调查统计，方圆50里的沙窝基本区，被烧毁村庄141个（全部变为一片焦土的80个）。其中年黄县有南丈保、东丈保等83个村；高陵具有邵村、薛村等40个村；顿丘县有胡士文村、张咀等15个村；卫河具有大王旦等3个村。内黄县被烧毁房屋21159间；高陵县被烧毁房屋22844间；顿丘、卫河虽无详细统计，但也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其中内黄县的干口村被烧毁1350间；南丈保烧毁1432间；土镇村只有987间房屋，被烧毁的就有973间；王张固村共有38户，除一户幸免于难，其余全部被烧光；成布村连鸡窝、猪圈都被烧得净光。 在大杀、大烧的同时，敌人用“到河东发八路军的洋财去”等口号，诱骗和胁迫卫河以西的人们，到沙区来抢掠财物。仅内黄、高陵两县就被抢走和烧毁粮食132396石（军队损失尚不在内）。红枣、花生是沙区的两大特产，敌人每到一村，就把所有的红枣和花生种子拉走或全部烧毁。抢劫的被褥、家具、粮食、红枣、花生、猪、羊、鸡、鸭等用大车拉走。 除此之外，敌人还带着斧头、钢锯，到处砍伐枣树和其他成村林木。据统计，全沙区被毁枣树及林木128000余株。其中千口村被砍3349棵；破车口的枣树被全部砍光；从丁村往西直到桑村，绵延数十里的枣林残留无几。被砍倒的树木，大部被烧毁或用汽车拉走，所剩部分横七竖八地满地皆是，使遭劫后的沙区显得更加凄凉。 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机关在沙区建立的“四·一二阵亡将士暨殉难同胞之公墓”。碑记载：“日寇撼扰以来，……内黄、顿丘、高陵三县交界地区，被焚一百四十二村，毁房五万余间，殉难民众四千余人，炸毁水井百数十眼，砍伐树木数十万株，民间财物被掠一空。其杀人之惨，实开人类史上所未有。如在千口，以机枪集体扫射，死近千人；在杨固，填满水井六眼，死千余人；薛村沙窝，搜杀避难民众，亦约千人。……婴儿活被撕裂，妇女奸后剖腹，以及逼驱男女于一室，辱打之后，放火焚毙者，比比皆是。劫后尸体纵横，血腥遍野，断井颓垣，瓦砾焦土，完物为之无存，极目一片荒凉！” 冀鲁豫边区沙区遭到的大破坏，是日寇侵略中国的缩影，这碑文是沙区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 在“四·一二”大扫荡的时候，曾是我八路军游击队宣传队员的周玉铭同志，因为当时年龄小，不能适应激烈的战斗环境，被桑村一农户张广彩老人收养。这次日寇的大屠杀，他是幸存者之一。当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先生于1982年9月访问他时，他叙述了冀鲁豫“四·一二”大扫荡的情况，现将他的谈话录音节录如下： 1941年4月12日夜，日军完成了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包围之后，烧掉了所有的村子，见人就杀，见东西就全部抢走，揭开了“三光政策”的战幕。 我寄住在张广彩老人的家里，那个村叫张桑村，村子的位置是在沿黄河支流的滑县北部，那里盛产红枣和苹果。张大爷一家三口人，老两口和一个与我差一岁的女儿。 4月12日的白天，当日军来到村里的时候，我们四人藏在村外树林里一个冬季贮存食品的地窑里了。 ……这时八路军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在村子里。我们白天隐藏起来的时候，听到从村子方向传来的掠夺的喧嚣声和村里人的悲惨叫声，在地窑还看见了村子被烧而冒出的浓烟。一直到晚上9点钟左右，惨叫声才逐渐乎息。看来日军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我们回到村里看看情况，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家和其他人家的房子还正在燃烧着。路上、房前、屋内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村民尸体。 我的养父张大爷以前认为日本人只杀八路军战士，现在看到连农民也惨遭杀害，决定离开村子出走，张大爷带着妻子、女儿和我打算沿着靠树林的小道逃出日军的包围圈。当我们沿着枣树林小道走了约两里地时，日本兵发现了我们，用日语问了一句什么，我们四个人不顾一切地从日本乒那里逃了出来，可是由于当时张大爷和我牵着手，张大爷的妻子和女儿牵着手，所以我们逃跑时跑散了，张大爷和我走了一夜终于逃出了日军包围圈。 我们的根据地，东西30里，南北10里，包括几十个村庄，大约有8000人被杀害了，没来得及逃走的全部遇难，受害最严重的有内黄、濮阳和清丰等地，据八路军游击队调查，在一个村庄里，日军将村民全部赶进一间大屋子，然后堆上柴火全部烧死，尸体达400具。 日军还使用各种方法，把村民逼进井里，从上面投下手榴弹，或从井上投下大石头杀害村民。有一口井，曾经找到72具尸体。我进到一家院子里，对其家庭成员虽不很清楚，但从看见的情况推测，一个可能是父亲的人被刺刀刺死在院子里，尸体被推进了厕所的粪坑里，院子旁边的身上缚着的可能是儿子的尸体，身上有七处伤痕，都是被刺刀挑的，在附近的地上躺着一个下半身裸体的20多岁的年青妇女，这可能是媳妇，尸体上有十余处刺刀的伤痕，从情况判断，她是被强奸后杀死的，她的乳房上趴着一个不到一周岁的婴儿尸体，看那样子，婴儿抓着母亲的乳房，似乎正在呼喊着“妈妈、妈妈”时死去的，婴儿的后背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三处被刺刀刺入的痕迹。 村中所有的水井，水沟里都堆着尸体，当我们回到村子里来的时候，住的房子被烧毁了，吃的东西被抢光了，甚至没有水喝。 直到今天我回到村里时，当年看到的悲惨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我的养父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他的妻子和女儿，最后在最初藏身的树林的地窑里，找到她们两人的尸体，估计可能是由于大娘过于疲劳走不动了才回到了地窑。 1973年，我47岁时，访问了张桑村的张家。我的养父——救命恩人张大爷，后来又结了婚，并有了三个孩子。村子的周围都是坟墓，墓上插着白幡。村子里现在已是绿树成荫，长满了枣树和苹果树，人们过着俭朴、幸福的生活 <hr /> 注释： 正文 第二十九章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亲历记（1941.6.5） 1941年6月5日晚上，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发生了一起防空大隧道窒息惨案，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的市民近万人，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 笔者当时亲历惨境，侥幸生还。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现将现场情况如实写出，公诸于世。 <h3>日机轰炸下的重庆</h3>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寇沿长江西进宜昌，窥视重庆，动用大量空军力量日夜轮番空袭，对重庆市区进行惨无人道的“地毯式”轰炸。 重庆是个多雾的山城，每年深秋季节，一到黄昏就大雾弥漫，翌晨八、九点钟才雾散天晴。雾季要延续至第二年春、夏间方才结束，这段时间能见度低，日寇飞机前来空袭的次数比平时少，晚上一般也很少来，重庆市民可以睡得略为安稳一些。 在日机的疯狂轰炸威胁下，国民党政府的机关团体都占住了依山的有利地段，建造起各自的防空洞。而一般市民无法可想，只有去钻公用的防空洞，这些公用防空洞的地形都不好，设备尤其简陋。因此，当时很多人都在日机空袭时纷纷疏散到重庆的江北、南岸和近郊去避难。 <h3>重庆大隧道的结构和设备</h3> 重庆市的防空大隧道建在市中区的十八梯附近，它是一条从地面深挖入地底约10米左右，然后平伸约两公里长、中途分叉成三个道口进出的大隧道，专供一般市民躲避空袭所用。 大隧道地面进道的洞口较宽，阶梯用石板石块砌成，阶梯尽头与地下隧道接合处有木栅制成的大闸门。每当敌机起飞、并向重庆方向飞来时，下川东一带的监视所即向陪都报警。此时，重庆防空司令部立即发出第一次警报，市民间警即行疏散，大隧道也打开闸门，让市民进去。但是，一旦敌机迫近，响过紧急警报之后，大隧道的闸门便要关闭，由防护团在闸外阶梯上把守，不再让市民进出。 大隧道是抗战开始后仓促修建的，隧道内宽、高均约两米多，两旁设有木板钉成的长凳，每隔三、四十米点上一盏油灯，除此之外别无其它设备。隧道内既无支柱，道壁也未砌砖墙，上面也无水泥结构托顶，什么通风、防火、防毒、医药、电话通讯设备等等，一切具无。 每遇日机空袭，市民如不到（或来不及去）郊外疏散，均扶老携幼，携带金银细软，进大隧道躲避。原因是一怕被炸死，二怕如果不进侗会涉及“汉奸”之嫌，所以都不愿留在地面上。尽管大隧道设备不好，但它是免费开放的，设备较好的防空洞不是由政府机关专用，就是要按人收费。因此，市中区的市民一般都往大隧道里跑。 <h3>日机夜袭重庆</h3> 1941年仲夏，重庆雾季已过，停歇了很久的日机夜袭又开始了。6月5日下午6时，空袭警报的汽笛长鸣。笔者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班三期受训，全班学员60多人在警报的催促下草草吃完晚饭，就匆忙集合跑步到大隧道，从唯一电影院附近的隧道口进入地下。军委会外事班学员本来按规定是可以进入重庆卫戍司令部稽察处所属的另一个坚固的防空洞的，但当时军统内部人事摩擦不让学员进洞，外事班学员才被迫进人民用的防空大隧道。 按往常的情况，从发出初次警报到发出紧急警报多在50分钟到一个钟头之内。紧急警报发出后再过50分钟左右，日机便会飞临重庆上空。敌机往往是轮番来回轰炸，因此人们有时要在防空洞里躲上半天、一天，甚至更长时间。 当时因久未有日机夜袭，市民毫无准备，闻警后疏散不及的大都涌入大遂道内躲避，人数比从前激增一倍以上。原容积约可容四、五千人的大隧道内，这天涌进了近万人，除洞内两旁的板凳坐得满满的外，连中间过道上也全都站满了人，显得特别拥挤，严重阻碍了空气的流通。 下午7时许，紧急警报响过，照例由防护团在外面关上闸门，断绝了进出。我和外事班同学黄鹤龄、谭锡麟3人坐在离闸门10米左右转角处的板凳上，因我们都是广东人，每人防空洞是不肯往深处走的。 <h3>惨案发生</h3> 晚上9时左右，万恶的日机又在重庆投下了大批炸弹，隧道里听得见一阵阵闷雷似的爆炸声，和感到一股股震动和摇撼的冲击波。这时麕集在洞内已有两个小时的人们已经觉得浑身燥热，呼吸不畅，隧道壁上的油灯也逐渐微弱下来，闪烁不定。稍有知识的人都明白这是洞内氧气缺少，二氧化碳奇增的现象，情况开始严重了。 大隧道内的气温越来越高，氧气越来越少，死亡的危险已威胁到整个隧道里的所有避难者。但是人们仍旧保持沉默，谁也不想自己首先作出什么举动，只是紧张地注视着情况的发展，忍受着挤压、闷热和呼吸困难的痛苦。 缺氧越来越严重，婴孩和儿童的哭喊声也越来越多。部分油灯开始熄灭，大祸临头，谁也不愿再坐以待毙。于是，忍耐转为紧张，斯文变成粗野，人们不约而同地抢着向洞口挤去，只想尽快出隧道、上地面。 我发现事态严重，立刻站起身来与潭、黄二人随着人流向隧道口涌去。谁知，大隧道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人群汹涌而来，把闸门挤得打不开，欲出无路，欲退不能。前边的人群被挤压着贴在闸门上，发出愤怒的呼喊和痛苦的呻吟。 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有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 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夫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h3>触目惊心的死亡惨状</h3> 我竭力定一定神，环视四周，又发现另外有几名同学蹒跚地走着，活象是一个个幽灵。隧道中传来的叫声十分凄惨，我便和两个同学转身跑进隧道，想去援救自己的同学。 我们一进入大隧道，闷热而带有臭味的气流迎面扑来，使人不得不捂住嘴巴。木闸上吊着煤气灯，灯光下展现出一幅惨绝人衰的可怕图画。 地下隧道与阶梯结合部，即闸门所在之处，堆压着二、三十具尸体，堵塞了通往隧道口的道路。在这堆尸体后跪压着无数在拼命挣扎、厉声惨叫而又无法冲出来的人。他们象江里的木排一样，一排贴一排地挤压着。最前面的人俯伏在尸堆上面，后面的人压住前面人的腿，第三个人又跪压住第二个人的腿，第四个、第五个……他们谁都无法抽出身体。通道已被堵塞死了，而隧道深处的数千人仍旧拼着力气想向外挤，致使前面的人群越挤越紧，越压越重，根本爬不起来。人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死亡前发出最后的哀号隧道里冲出来的气味更加烫热带臭，我们只好用手帕沾湿了水叼在嘴上权当口罩，跑到阶梯的最后几级。从无数遇难者中，我们看到有六、七位外事班同学被夹在人堆中挣扎。我们隔着尸体探身伸手去拉他们，摸到了他们的手却无法把人拉出来，用尽气力也拽不动他们，只好跑到洞外附近的店堂里敲开门户，借来水桶，搜集到一些茶水送进隧道里，用杯碗盛给离我们最近的遇难者喝。对远处的人，我们无法送水，只好干脆将茶水朝他们脸上泼去，希望他们借这茶水减少一些痛苦，多延长一刻生命去等待教授。 空气实在稀薄，每隔几分钟，我们就被迫要到洞外去换换空气，商量一下又跑进去，心中仍想着营救同学。我们解下皮带，与借来的绳索连结起来，将一端抛到一位同学身上，用手势（因喊声嘈杂）示意他把绳子系在腋下，我们好往外拖拉他。然而这个办法失败了，那位同学的身体不但没有拉动，反而面容大变，双手乱摆，示意我们不要再拉。我们见到他那痛苦的神情，知道再大力拉下去，腰腹即使不拉断也会加速气绝死亡，只好又跑出隧道，茫然无策。 事后我们了解，当时因隧道内没有通风设备，人多空气少，缺氧导致了人们普遍窒息。少数离洞口较近的人幸能吸到一点微薄的新鲜空气，尚有残力冲上阶梯走到地面，我当时就是凭这仅有的条件幸存生还的。大多数离洞口较远、挤压时间较长、呼吸不畅的人，早已是精疲力竭，神志昏乱，虽勉强挤到闸门外，却无力再跨上台阶，一步踏空就被石级绊倒，被后来者践踏、挤压，结果，最前面一群人就这样被压死了，后来的人虽然未死，却又象木桩入地一样动弹不得。他们只有上身躯干还能动动，于是双手挥舞，嘶声喊叫，面色红胀，口角粘着胶状泡沫，衣服因窒息难受，自己抓扯得稀烂。 <h3>死神降临</h3> 晚上10点多钟，马路上开来两辆小车，从车上走下好几位官员和卫士，有人认识他们是刘峙、贺国光等国民党高级官员。这些人一下车就被在场的群众团团围住，刚交谈几句，东边天际又响起隆隆的马达声，日军飞机又来进行疲劳轰炸了。官员们大惊失色，也不到隧道口去看一看就仓皇乘车溜走了。日本轰炸机再次轰炸了重庆。 大隧道惨案在继续发展，遇难者仍在拼命挣扎、狂叫。突然，有一、二十人从隧道深处跨越人丛的头顶，连踩带爬地摸出来获得新生。他们原在隧道中部，开初因缺氧休克而倒地，没有随人流挤向道口而留在原地。大批人群涌走后，隧道中部变得空荡荡的反而便于呼吸，所以他们躺了一僻清醒过来，体力得到了一些恢复，终于踏着遇难者的头顶爬了出来。 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渐弱，遇难者经过四个多小时缺氧的折磨，气息奄奄，面色由红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不少人已无声地扑伏到别人身上。我们看见外事班同学龚存悌猛举双手，嘶哑的喉咙竭力高呼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悲壮口号，挣扎了片刻便含恨死去。我们曾设法救援过的那六、七名同学，也象其他遇难者一样先后伏地死去。 死神降临了。在这个午夜时分，死神张开它那黑色的翅膀，夺去了一个又一个遇难者的生命。我们满腔悲愤地走到洞外，既不想什么也不愿离开，迷惘地同其他生还者坐在一起，谁也不愿多说话。 午夜刚过，我们突然听到隧道内又传出微弱的声音，便又戴上湿手帕进入洞内，只见少数遇难者又苏醒过来，正在呻吟和呼救，但我们却无法帮助他们。政府当局始终未组织任何力量进行抢救，组织松散的防护团人员早就不知去向了。 6月6日凌晨一、两点钟，少数苏醒过来的人再次伏地面绝气，隧道中一片死寂，充斥着数不清的尸体和闷热的臭气。恐怖代替了焦虑，我们再无勇气逗留在洞里，垂着头退出了大隧道。 天亮时分，空袭警报解除了，政府当局始派出人员清理大隧道的尸体。这些尸体被拖出来在隧道口附近堆集成垛，全都被撕碎了衣服，有些还是赤条条的，皮肤全变成蓝黑色，面目全非。因尸体太多，无处可堆，改为边清理边用卡车运走掩埋。 死难者亲属是无法认领尸体的，一是因为尸身衣服碎落，面容变样，难以辨认；二是因为尸堆成山，难以翻动；三是因为有三个道口同时清尸，亲属无法分身到各处认领，且边清边运，时间短促；四是因为有不少人是全家死难，无人认领。当时我们外事班学员生还仅41人，死难学员尸体是靠从军制服上辨认领回。 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市中区有不少店铺、居民住宅久久没有人来开门，原因是全家都已惨死，成了绝户。 <hr /> 注释： 正文 第三十章 日军侵陷惠州暴行记（1942.24） 在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省惠州城先后四次沦陷，侵华日军占领惠州期间，大肆烧杀、奸淫、抢劫，无恶不作，总计屠杀居民5000余人，市区几乎全部被毁，仅1942年2月4日第三次沦陷的头三天，日寇就屠杀居民3000人以上。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938年8月间，日寇以两个师团4万余人的兵力，由海空军掩护下大举向华南进犯。1938年10月11日下午5时左右，在虎头门洋面上，发现日寇军舰多艘，天黑前日舰增至六、七十艘，并有敌航空母舰。12日凌晨4时左右，日寇在强烈炮火掩护下，分两路在惠属大亚湾强行登陆。一路在霞涌登陆，霞涌原驻有国民党海军陆战队一个营，仅略作抵抗即向捻山方面溃退。日寇迅速占领白芒花、平山等地，第二天，日寇侵占良井、平潭，直向马安、惠州进迫；另一路日寇于12日上午在盐步头登陆，防守澳头的151师罗懋勋团的一个营因众寡悬殊，在日寇海陆空军强大火力压制下，伤亡重大，不支溃退。敌快速部队即向淡水进发，守军另两个营，稍经抵抗后溃退，约下午6时，日寇侵占淡水。13日敌由淡水侵占永湖、三栋进抵冷水坑附近，直向惠州迫进。另一股由永湖侵占镇隆、陈江再即北窥惠州。这样，日寇就从三面形成对惠州的包围。 10月14日清晨，由冷水坑及陈江向惠州进攻的两路日寇，已直扑城郊。是时惠城内外，尚有各处迟来的151师师直部队和451旅何联芳部队等。因撤退不及，均凭借飞鹅岭附近的大小挂榜山堡垒抵抗，激战数小时，因受日寇炮火及飞机猛烈轰击，伤亡惨重，纷纷向博罗溃退，所有重兵器、大炮、车辆等，尽落敌手，情势狼狈。由平潭进攻惠州的日寇，仅在进军途中偶遇少数散兵而发生战斗，亦抵达惠州。此后各路日寇在惠阳境内，再未遇到任何抵抗，惠州第一次沦陷了。 日寇入城后，大肆烧杀，焚惠州最繁盛之水东路店铺，大火10余天不熄，其余街道店铺、民房，亦一律焚毁。日寇见人即杀，见物即抢，奸淫妇女，虽六、七十岁之老妇，十二三岁之幼女亦未幸免。日寇侵占惠州城50多天，惠州居民死伤惨重。至12月7日，日军退出惠州，临走时炸毁东新桥。国民党军队师长温叔海于日寇退去两日后，始敢来惠州，将至惠城，放空枪千余发以示威，旋即电报其上级，谓力战几昼夜，将日寇逐去，克复惠城云1941年5月3日，惠州第二次沦陷。5月1日，日寇分兵三路包围惠州，一路经石尤沿东而上；一路由樟木头绕道斜出，经平潭、永湖、马安、三栋；另一路从博罗至岭头渡江，进占横沥，形成对惠州的重重包围。 驻惠州的国民党第12集团军的独9旅与日寇接战。黄昏，日寇退回铁路线。5月2日拂晓，日寇调动陆空军进行反击，轰炸陈江一带防线，并用剪形战术，一路由惠樟公路前进，与独9旅626团展开拉锯战，另一路日寇由东美观澜圩迂回新圩、镇隆，向防军保10团所守之烂草鞋山及佛祖坳一带阵地攻击，但该团早已放弃阵地撤退，于是626团侧翼就暴露在日寇火力之下，形势非常不利，遂撤至惠州城外佛子坳高地。5月3日，日寇再次组织进攻，独9旅不敢再战，撤离惠州。日寇遂第二次侵占惠州城。 此次沦陷，惠州市民多事先逃避乡间，日寇入城一无所获，遂到各乡搜劫，在蓬瀛村屠杀居民及城中逃难者400多人。日寇在5月10日撤退，当天拂晓，日寇出动数百人，各携燃火工具分别在水东路、塘下、打石街（中山西）、万石路（中山南）的商店民房，以鸣炮为号，一齐放火焚烧商店民房。第一炮响后，顿时，各处火烟冲天。呜第二炮，日寇开始撤退，此时县、府两城已成火海，市区已成废墟，焚毁房屋达百分之八十。此外，西湖周围的名胜古迹，如栖禅寺、永福寺、元妙观等，亦遭焚烧。 1942年2月4日，惠州第三次沦陷。2月初，日军酒井部中川联队向惠州进犯。适逢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来惠阳前线视察，准备在惠州逗留一、二天就到海、陆、丰去。3日晚上，李汉魂在惠州县城县立第一小学礼堂召集惠州地区党政军学各界人士开会。在李讲话时，一位上校团长匆忙向李汉魂报告，“顷接前方电话，敌军已抵达东岸，桥头发现敌踪”。接着该团长拿出地图指出敌军与惠州的距离，李汉魂听后继续讲了20分钟的话即宣布散会，当时己是深夜11点。离场前，四专署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提高嗓子对大家说，各单位立即离开惠州，必须在明晨8点钟前越过平山镇。 2月4日，日军大队由东岸桥头转入惠州城西郊半径乡附近。布防在飞鹅岭及挂榜山的独9旅一个团，待日寇进至半径乡牛峡坳的小路时，即开炮轰击，开枪扫射，日寇联队长被击毙。日寇老羞成怒，派飞机掩护大队日军进犯，日寇登挂榜山，独9旅即退兵，日军遂进占惠州。 日寇入城后，进行报复，逢人便杀，只埔头一处即惨杀100余人；礼门义路及叶屋巷口杀100余人；南津牛颈岭杀死300多人；在五眼桥河边被活埋的有几十人；而用汽车运出郊外惨杀的不计其数，估算这次遭杀害的人数达3000人，残酷的大屠杀达3天之久，始退出惠州。 1945年1月14日，惠州第四次沦陷。1945年1月，日寇进攻粤北，同时重占沿海地区，以配合粤北战争，并拟巩固沿海基地，应付美军登陆，东江日军即分两路夺取惠（阳）博（罗）；另一路在飞机掩护下，从大亚湾、澳头再次登陆，配合深圳出犯之敌侵占淡水、惠州。 1月14日，日寇发动进攻，第四次侵占惠州，由于惠州市民经过前三次沦陷的惨害，大多数居民都预先逃居乡间或山区，所以损失不大。日寇入城后，采用“以华治华”的政策，事先组织好伪军汉奸，一齐进城，随即组织以汉奸何彬如为首的维持会，派出伪县长，设立机构，除发动各商店复业外，并同奸商往内地经营黄金、粮食生意，从中谋利。同时开设防务公司（即赌博公司）、禁烟局（即鸦片烟馆）、彩票公司、出入口货物附加征收处以及妓院等增加税收，企图用这些手段挽救其经济的严重危机。日寇非常害怕抗日游击队，经常利用汉好力耳目，到处抓人，每获青年，刑讯惨酷，指为游击队，肆意屠杀，企图以此扑灭人民抗日烈火。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9月2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签字后，各地日军及其眷属均由集中营看管。惠州则以现在的中山公园为集中营地点，日军入集中营后被解除武装，不得外出。惠州接收投降负责人为原东江行署主任缪培南。一个月后，战俘遣送返国。日军四次侵陷惠州，据不完全统计，屠杀群众5000人以上，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 正文 第三十一章 震惊华北的北疃毒杀惨案（1942.5.27） 从1942年5月1日开始，侵华日军纠集五万日伪军，由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亲自指挥，对我冀中区发动了空前残酷、疯狂野蛮、灭绝人性的“五一”大“扫荡”和反复“情剿”。震惊华北的北暄惨案就是这次敌寇大“扫荡”中最狠毒的一次屠杀事件。5月27日，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少将旅团长上坂胜，率领所属第一大队日军500余人，连同定县、安国的日伪军共2000余人，围袭定县北疃村，不顾国际公法，对我钻人地道躲避的平民百姓和部分县大队武装人员，施放毒气，兼之以枪杀、刺杀、砍杀，烧杀，制造了一起残杀我国同胞800余人的大惨案。 北疃位于河北省定县城东南60里，北靠沙河，是定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分区和县领导机关经常在这里驻防。这个村的民兵英勇善战，在人民群众帮助下，他们建造了联村地道，东面可与西城、东城相通，南面可与南瞳、东湖地道相连。虽然敌人不断进行骚拢破坏，伪军汉奸也不断威胁，恫吓，但是，北疃村人民对敌斗争的决心坚如磐石！ 野兽成性的日寇千方百计企图摧毁冀中平原上这一抗日堡垒。1942年5月27日清晨6点多钟，日伪军包围了南、北疃之后，即开始进行火力侦察。同时，根据叛徒提供的我地道图纸，堵塞了我南、北疃村地道出口，以防止我抗日军民从地道内向外突围撤退。火力侦察过后，敌人即从三十方面开始向村子攻击：一是从村东北口，二是从村东南口，三是从村正东进攻。鬼子在东北口用猛烈炮火向村内轰击，许多房屋和院墙被炸塌起火。但严阵以待的我方战士和民兵却在村口的围墙里、地堡里严阵待命。鬼子见村里不还击，一个指挥官举起指挥刀咿咿呀呀命令鬼子冲锋，当鬼子冲到我部队和民兵跟前时，手榴弹、地雷在鬼子群里炸开了。炸得鬼子滚的滚、爬的爬，倒下一片。活着的鬼子也退了下去。过了一会，鬼子又蜂涌冲上来。 由于敌强我弱，火力相差悬殊，最后鬼子攻进村里。我具大队战士和民兵仍坚持巷战，一直和鬼子战斗到下午一点多钟。这时，鬼子封锁了东半街，街上房上站满了鬼子。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和民兵被迫从中平街李洛节家下了地道。 豺狼成性的日本鬼子打进了北疃村，他们按照叛徒提供的图纸，找到几处洞口，将高依度窒息性毒气点燃后投放到洞里，同时将茅柴燃着，往洞里投，洞口盖上棉被，使毒气向洞内各处流荡。不多时，洞内各处便充满了毒气。由于毒烟从各个洞口溢出，又有许多秘密出口被敌人发现，他们又在那里堵塞放毒。洞内有逃难百姓八、九百人，当嗅到有辣椒味、火药味和甜味的气体时只觉得呛鼻子，后来便流泪、打喷嚏、呼吸窒息和流青色鼻涕。由于人们受毒越来越重，全身发烧，都紧靠洞壁取凉。不久，洞内的人声便越来越弱，人们一批批在极痛苦的挣扎之中窒息而死。有的人头钻地而死，有的撕烂自己的衣服顶着洞壁而死，有的紧搂着孩子死去，死状之惨，目不忍睹。北疃村王牛儿，带着两个儿子钻入地洞，长子10岁、次子8岁，分枕于其父王牛儿两膝而死于洞内。据幸存目睹者讲：其父子未死前，子唤其母，其父说：“孩子！不要叫你母亲了，她不知死在哪里了，咱们死在一块吧！”再如北疃村李菊怀中抱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孩子吃着乳头，母子双双惨死洞中。还有一位50岁妇女，两臂挽着约10岁左右的两个女孩仰死洞中。 毒死在洞中者多为老年人、妇女和儿童、身体较壮的人，挣扎着寻找洞口，在五尺高、三尺宽的地洞里，能立起来走，但因中毒死者过多，尸体堵塞不能通行，即使能勉强摸到洞口爬出者，也未能躲过洞口鬼子的刺刀和追捕。 当身体强壮的青年男女冲出后，立即被敌捕捉，日寇对他们实行了残无人道的屠杀！南北街上倒下尸体50具，李家坟倒下尸体70具，李家街倒下尸体250余具，村东北冯香云、王之恒家之井台上有尸体90多具，李洛敏家院子里被刺死29人。朱根德家土井里被砍掉头颅的有16人。 死难者有的双拳紧握，怒目而视；伏卧者两脚踿地，双手刨起一堆泥土；有的满面怒容，肠胃露于腹外；有的血肉模糊死在血泊之中。朱根德家院子里，一青年被日寇用辘辘将其头颅砸烂，脑浆迸流。青年妇女李朱儿赤身露体坐于墙角，两腿分开头部倒向胸前而死。本村宋洛先新娶儿媳王白女，年20岁，跪伏于阎贵福之门口死去。李洛信被烧得焦头烂额，又被投到井中。 还有一部分人一钻出洞口，就被绑押到李家街路西的李洛敏家里去，交给袖上戴红布的鬼子。这就是当时所谓杀人不眨眼的“红部”，一天的工夫抓来几十人，日本鬼子把这些老百姓集中在两间小屋里，门关的紧紧的。这些老百姓在那间小屋里挤的喘不过气来，有的发烧，将自己的衣服脱光，有的喘息不止，鼻涕眼泪并流，日本鬼子一口水也不给人们喝。其中有一十因中毒过重，神经错乱，口渴难忍，便推开小门，跪在院子里大声喊叫：“渴死人了，给点水喝吧！”房上站岗的鬼了，立即用三八枪将其击毙。这样一夜之间就死去了12人。 找到村北洞口的人们，挣扎着往外爬，但日本侵略军早已堵在这里，并烧起了大火。年轻人爬得快，受火伤轻，但爬出后，有的被日本法西斯刺杀或枪杀，有的被扔到火里烧死，有的被敌人用铁丝穿着锁骨，绑在树上，用火烧死。十几位老人、妇女、小孩爬出洞口，已是奄奄一息，敌人把他们一个个扔到王尚志家的水井里，水井变成了血肉井。被刺死者又经乱刀分尸，血肉模糊，难以辨认。被烧的只剩乌黑的人肉骨架，根本分不清是谁。被投到井里的，因天气炎热，人们一、两天后去打捞时，尸体已经腐烂，不得已，只得将井填埋。1946年春，挖开这眼井时，控出10个头颅，从头发和头颅的大小形状看，证明其中有一个是小孩。 5月27日下午，从洞内爬出的农民王文雪满身泥土，流着眼泪鼻涕一歪一斜地被日军押到朱根德家的南屋里。这时，屋里已有三、四十人，这些人同王文雪一样，都是中毒后从洞内爬出来的。后来，又有些人被日本鬼于接连不断地押送到这里。到天黑时，一共捕来了七、八十人。敌人在门外站着岗，看守着这些无辜的人们。由于中毒过重，敌人又不给水喝，一夜工夫就死去了16人。 28日早饭后，日军把这些无辜百姓赶到来根德家的大院里，他们端着上着刺刀的枪，紧紧包围着人们。翻译官对人们说：“……谁换上军装就能活命，不换死了死了的有……”。接着又一个一个人地问，人们置之不理。翻译官见人们不说换，也不说不换，便喝令道：“愿穿军装的留在西院，不愿换军装的到东院里去！”接着，鬼子每拉过一个老百姓，翻译官就问：“你穿军装吗？”有的回答“不穿”，有的说“穿”。说穿的留在西院了，回答不穿的16个人，被押到东院去了。 到东院之后，王文雪看见本材的许根柱、许福山已被敌人枪毙在山药井旁。接着有个日军提来一桶水，将洋刀在水里蘸了蘸，把刘玉章拉到井旁，让其跪下，一刀将头砍下，把尸体踢下井去。接着又拉过四个人，按跪在山药井旁，一一砍头。当日军去砍第三个人时，王文雪冷不防从东西院界墙缺口处跳到西院，跑到正在换军装的人群里，换上了军装，才免遭砍杀。 下午，日军将换上军装的老百姓充作俘虏的“八路”，押到定县城（在去定县城的路上，又挑死14名走不动者）。从定县用汽车拉到石门劳工训练所。后来又把他们运到抚顺千金寨煤矿，充当劳工。 敌人走后，朱根德家山药井中发现15具尸体，其中有两个是枪杀的，13个是刀砍的，但人们不知死者遇难的经过，直到王文雪从干金寨煤窑逃回来，才知道死者被害的情况。 第二天下午，几十个还没有死的老百姓，被日本鬼子从房子里绑出来，一个赤着臂膀，挽着裤腿，一个拿着战刀的军官，指挥着两个鬼子，把绑着的人们，拖到粪堆上，全部彼枪杀！如北疃的李洛敏已65岁，还有一个年仅13岁的小孩刘兵站也没有放过。当最后一个轮到李洛田时，他伸了伸脖子，望了望天，看了看地，咬紧牙关，毅然决然地走上刑场，枪响过后，他倒在血泊之中。子弹从李洛田的肩膀上部穿过，又由下唇处穿出，没有伤要害部位，所以他心里还清楚，他一动不动的在那里躺着，李洛田活下来了，成为日寇这一暴行的见证人。 5月27日至28日，日寇盘踞北疃村两昼一夜，共毒杀、枪杀、刺杀、砍杀我同胞800多人，除此之外，还对我妇女横加奸污蹂躏，从十岁幼女到五、六十岁的老太太，被奸污的妇女同胞，难以统计清楚，仅叫得出名的就有35人之多。这个仅有222户、1227人的村子，经过日本鬼子大江部队制造的惨绝人衰的大屠杀之后，几乎成了荒无人烟的地方。 1942年6月26日，为控诉敌寇毒杀我冀中北疃800无辜同胞，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发表通电，向全国、全世界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通电指出： “仇恨和义愤充溢了我们的周身，使我们叙述这件事的经过时，呼吸为之梗塞。北疃，是冀中定南县的一个村庄。冀中人民深苦于日寇之残酷蹂躏，曾创设了地道以避之。北疃亦筑有此种地道。5月28日，日寇从附近各据点出动了300余人向北疃附近合击。附近十余村庄的人民，见敌来势凶猛，遂纷纷来北疃地道中隐蔽，乃日寇匪徒蓄意屠杀此等无辜人民，遂采用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最卑鄙的手段，对此等躲避地道下的人民施行了惨绝人寰的毒手！当他们进入北疃村后，日寇反复找才到了地道的入口，将大量的窒息瓦斯，冲放进去。在日寇此等毒手下，我800余隐蔽在地道中的手无寸铁的人民，大部为扶杖的老翁、老妪、妇女、儿童、病弱、乳婴，遂全部为毒气窒息毙命！他们的尸体塞满了地道，惨状使人目不忍睹，日本法西斯盗匪们用炮火和毒气，洗劫了北疃整个的村庄，使我们生气勃勃的地区，一变而为沉寂的地狱，听不到人们的笑声，听不到小儿的啼哭和鸡犬的鸣叫！” 北疃惨案是日本侵略军在冀中犯下的屠杀罪行之一例。敌酋上坂胜终于在1956年6月22日在沈阳受到中国人民的公正审判。在铁的事实和大量证据面前，北疃惨案的制造者上坂胜不得不认罪伏法，以下是上坂胜的口供： “……1942年5月27日，在冀中作战中于定县南方22公里（地点忘了）及滹沱河北岸附近，制造事件之部队（是）上坂胜指挥的步兵第163联队。其中，在定县南方的罪行是第一大队所为，在滹沱河北岸地区的罪行是第二、第三大队所为，其残酷手段中最毒辣的，就是使用毒气，尤其将大批八路军战士与住民，驱入地道内而使用毒气，大批的人被杀，有的用刺刀刺杀或者用军刀斩杀及强奸等。以及为了收集情报，扳往居民来拷问，以及放火和破坏，掠夺财产更不用说了，都干过。这种残酷性就是帝国主义日本军队之特征。其结果使无数住民被杀，用具体数字来推测的话，这只限于推测来统计，即我之联队各中队所杀死、伤的人员，以最低限度来计算有3000人以上，其中特别是在定县的南疃、北疃杀害八路军、住民的数字约1000（人）；又在滹沱河北岸地区，杀害约2000（人）以上。我是如此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发挥（其）残酷性（的）。我如何能赎回这种罪恶呢？这完全是我的责任，我痛感我的责任是重大的。我在中国人民各位面前衷心谢罪。前面我的供述已经翻译用日语向我宣读，同我供述无误。” 被讯人：上坂胜（签字） 摘自上坂胜（卷七）编号二十一第一页 正文 第三十二章 胶东马石山惨案（1942.11.23-24） 1942年11月23日，侵华日军两万兵力拉网台围乳山县马石店乡的马石山地区，制造了惨绝人衰的“马石山惨案”，屠杀被围群众500余人，伤残无数，由于八路军英雄战士往返冲杀救援，被围群众2000余人得已突围，为此，许多指战员壮烈牺牲。 马石山位于山东乳山县马石店乡境内，绵亘在乳山、海阳、栖霞、牟平四县交界处，主峰海拔467米，地势险要，是我八路军在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1942年11月，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茨，由北平飞抵烟台，纠集青岛，烟台。莱阳等地日伪军两万人，在他亲自指挥下，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拉网大“扫荡”，马石山惨案就发生在日军这次大“扫荡”中。 1942年11月17日，日伪军1万3干多名，由青岛、高密分乘汽车数百辆，沿烟青路、烟潍路向莱阳、栖霞、福山等地大量增兵。21日，莱阳、栖霞、福山之敌全部出动，与投降派赵保原、秦毓堂等部相互配合，兵分多路，向我月牙山、马石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扑来。在飞机、军舰的配合下，日伪军以密集的队形和每天一、二十里的速度，从四面八方“拉网合围”。白天，敌人采取梳蓖式战术，无山不搜，无村不梳，连荒庵。野寺以及小土地庙也不放过。晚上，敌军野地宿营，在各条要道，山口拉起铁蒺藜，挂上铃铛，隔三、五十步燃火一堆，以防我军民突围。到23日，日军即将方圆40余公里的马石山团团围住，被包围在这里的群众约有数千人，还有我部分地方千部、伤病员以及与部队失掉联系的战士。敌人曾得意地夸口说：“只要进入合击圈内，天上飞的小鸟要挨三枪，地下跑的免子要戳三刀，共产党八路军插翅难逃。” 接着，日军就在马石山附近的几个村庄，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大院村，由于我们实行了“坚壁清野”，日军扑了空，便沿途搜索着向马石山奔去，大院村青年陈京普，亲眼看见一队日军开枪打死藏在一条小沟里的两个同胞；王天增的儿子藏在山洞也被打死。日军发现陈京普一家躲藏的山洞，向洞内发射燃烧弹，引燃了存放在洞里的柴草，陈京普吃力地爬到洞口，顶开一条缝隙爬了出来，而留在洞里的8个人士被活活烧死。在西尚山村，日军捉到村长王连福，先把他的一只耳朵割掉，然后将他杀死。大龙口村的王晋经，被日军捉住后用绳子捆绑在树上，用滚烫的开水从头顶浇下，裸露的双脚被烫烂，又用刺刀将他刺死。这个村的宫殿庆，被日军横架在锅撑上，用火活活烤死。草庵村民兵自卫团团长乔平治，因同大队失掉联系，被进村的日军围住。他先向敌群扔出四颗手榴弹，然后手持大刀同敌人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落入魔掌，被一群日军乱刀刺死。 凶恶的日军到处焚烧民房，杀害无辜群众。草庵村的民房全被敌人烧掉。井桥村是个小村庄，敌人一把火，烧掉了全村房屋的百分之八十。马石山下的石硼村，当时只有100多户人家，日军进村后一次就烧掉80多间房子。这个村王绍良的妻子刚分娩不到三天，竟遭日寇轮奸致死。王玉贵夫妻被日军杀害后，他们未满周岁的孩子，还在母亲怀里挣扎着找奶吃。这个被敌人血洗的小村，有11人惨遭杀害，有100多人被捉去做苦工。 与此同时，日军还不断派飞机对马石山进行狂轰滥炸，山上树倒石崩，弹片横飞，不少群众被炸死炸伤。 24日拂晓，日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开始从四面八方搜山，步步向马石山主峰逼进。在金银顶采石坑里，藏着我同胞60多人，日寇发现后，强迫他们一个一个走上来，先躺在地上，解开衣服，然后敌人坐在他们头上，用刺刀慢刺慢割，让被害人活活痛死。就这样，一连杀害了50多人，石坑里剩下的人们目睹同胞被杀的惨状，有的冲上去同敌人搏斗牺牲，有的从悬崖上滚下逃命。崖后村姚瑞俭，就是滚下悬崖后死里逃生的。东尚山村村长刘京发，在给我部队当向导回来的路上，不幸被日军捉住。敌人向他要粮、要人，他坚定地回答：“不知道！”日军便朝着他的头部、胸部和腹部连刺数刀，刘京发变成血人，躺在血泊中。第二天上午，经我部队抢救，才幸免一死。刘家村民兵郑崇大，在执行任务途中，遇到搜山的日军。敌人朝他脖子上狠狠砍了一刀，他昏死过去，半夜才清醒过来，至今他身上还留有被砍的伤疤。 日军以屠杀中国人民取乐，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切齿，招民庄70多岁的许德玉，被敌人用草苫卷起来，从下肢点上火，一直烧到头顶，谓之“烧草人”。西山上一孕妇，被敌人剥光衣服，从高高的悬崖上摔下去，叫做“摔西瓜”。在金银顶采石坑外，敌人将群众9人，用绳子捆成一排，开枪射击，当场死亡7人，称作“打活靶子”。更有甚者，敌人用刺刀剖开受难群众的胸腹，五脏流出；把小孩活活劈成两半，把赤身裸体的妇女割去乳房，往阴道里插上木棒……。 英雄的胶东人民，历来就有不畏强暴、反抗外侮的光荣传统。在日军向马石山紧缩包围圈进行大屠杀的同时，我坚守和战斗在马石山周围的部队战士和群众一起，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敌人进行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斗争，援救群众突围。 根据胶东军区的指示，我军各部队化整为零，分区活动，部队活动在哪里，就在哪里带领群众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的拉网大“扫荡”。我军主力巧妙地冲破敌人的包围圈，绕到敌后，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处在包围圈里的我军胶东军区16团、17团的战士，分别以营、连为单位、穿插破网，打击敌人，保护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突围转移，使党和人民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在粉碎日军“扫荡”的斗争中，胶东军区医务处处长夏云超，16团政委张寰旭和许许多多为掩护群众突围而光荣牺牲的战士，用他们的生命谱写了悲壮的篇章。 11月23日，东海军分区独立团2连一个排的战士，在排长许书礼带领下，两次冲进敌人的包围圈，救出数百名群众。为使更多的群众脱离险境，许书礼率领的19名战士，再次冲进包围圈。此时天已大亮，战士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加强火力，紧紧把他们包围在山顶上，由于弹尽路绝，战士们在排长许书礼带领下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胶东军区16团1营3连1排排长郭子臣率20余名战士，与胶东军区文工团的史晨、王庆斋和民兵卒忠孔等人，连夜组织群众突围数次，最后退守在马石山北峰顶上。他们依靠古城垣与敌激战，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终因被重重包围，子弹耗尽，史晨、王庆斋及大部分战士壮烈殉国。 同一天傍晚，由胶东区公安局警卫连政治指导员土殿元和第三科科长唐慈带领的第3排35名干部、战士、为了抢救被围在马石山上的群众，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往返三次冲破敌人火网，穿过山峦沟壑，使大批群众脱离险境，安全转移。 24日拂晓后，当他们再次冲入重围抢救群众时，被日军团团包围在山峦上。我英勇的干部、战士，当即选择有利地形，奋起抵抗，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天大亮后，日伪军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向山上逼来。干部、战士顽强地坚守阵地，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至中午，山顶上只剩下王殿元等18人，弹尽路断，先后壮烈牺牲。在马石山上，为掩护人民而壮烈牺牲的战士，还有胶东军区13团的一个交通班，班长王同志等10人全部壮烈牺牲在山顶。 日本侵略者在马石山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据当时目睹者的回忆和有关史料记载：日军此次“扫荡”中制造的马石山惨案计残杀我军民503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马石山周围各村的农民群众。 冈村宁茨费尽心机布置的拉网合围，被我英雄的军民粉碎了。驻在马石山附近的我党政军机关、八路军主力和兵工厂、医院等，都巧妙地破网转移出去，被围在马石山上的数千名群众，在我部队的救援掩护下，也大部分突出重围，免遭敌军更大的屠杀。 1943年1月25日，胶东行政主任公署为在马石山惨案中殉难的英雄军民树碑纪念。1970年10月，乳山县人民政府在马石山修建了烈士陵园，让后代永远记住日寇在马石山犯下的罪行，缅怀英雄军民的丰功伟绩。 正文 第三十三章 潘家戴庄大惨案（1942.12.5） 潘家戴庄现属滦南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冀东八路军北宁路南（下简称路南）游击区中的一个拥有371户、1765口人的大村。北距张各庄8公里，南距倴城8公里，是倴（城）张（各庄）公路的必经之处，1942年12月5日（农历十月二十八），驻张各庄、司各庄的日伪军250余人，在日军骑兵队长铃木信指挥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大惨案，屠杀我同胞1280人，烧毁民房1030间，财物抢劫一空，美丽富饶的村庄变成一片焦土。杀人现场惨不忍睹：30名婴幼儿被杀入强盗摔死在碌碡上，（60名孕妇身遭杀戮，27户被杀绝，31户只剩下孤儿寡母。惨案虽己过去47年，但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潘家戴庄人民是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 <er h3">1</h3> 1942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冀东推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规定“自12月2日至8日期间，配合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本次运动达到最高潮。” 日军先是以路北为重点，沿长城各县制造“无人区”，驱赶路南地区16岁至60岁的男人去路北挖沟筑垒。尔后，在路南挖“遮断壕”，搞“清水模鱼”。日伪军驾着大板车大肆抓捕男性青壮年去做劳工，违者遭枪决、刀砍或就地活埋。对于没有“良民证”的外乡客商、走亲访友和赶集上店的农民，则视为“通共”、“通八路”分子，枪挑、刀砍于“杀人坑”，并下令不准收尸，收尸者也以“通共”治罪。 为了配合路南地区群众的抗日活动，八路军迁，滦、卢县基于队大队长张鹤鸣率二连、新三连和地方游击队一部，挺进路南。经常活动于唐官营、川林和潘家戴庄一带，寻隙打击敌人。12月4日下午4点，当我部队由唐官营经潘家戴庄向程庄转移时，日军派出一个骑毛驴的密探，尾随在我部队的后边，探清我部队的人员装备后，从潘家戴庄折回张各庄据点。晚饭前我部队刚到程庄，准备在该村宿营，铁杆汉奸、伪保长程殿栋同伪办事员程为平，偷偷溜进僻城据点，向伪警察分局长王星寿报告。王星寿这个汉奸，为献媚请赏，马上通电他的主子——驻张各庄日本骑兵队队长铃木信。在此之前，负责在冀东执行“五次治安强化”的日军第27步兵团少将兵团长铃木启久（后升为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曾指令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迅速对该材进行‘剔抉’，彻底消灭该地的祸根”。所以，铃木信得到王星寿和密探的报告后，如获至宝。当夜就召集张各庄、司各庄两处日军、特务、伪警备队250余人，深夜12点出发，在柱王庄会合后，直扑程庄，去执行“剔抉”计划。人称铁腿、夜眼的神八路——迁、滦、卢基干队，得知程庄伪保长程殿栋逃跑的消息后，即刻撤离该村。午夜12点，从店子忖迂回到潘家戴庄。天将佛晓，从村西传来了稀疏的马蹄声，隐隐约约的人影也凝眸可见。我隐蔽在村西高坡、岭地上的哨兵，断定是敌人摸上来了，即刻向敌射击，走在前面的两个日军尖兵，应着枪声栽下马来，一个当即毙命，一个捂着伤口嚎叫不止。一心想到程庄围歼“土八路”的铃木信，万万没有想到会在潘家戴庄挨打。一下不知所措，慌忙拨马败逃。特务和伪警备队也犹如丧家之犬，尾随着掉头西窜。失魂落魄的日军、特务逃至皂户村，按兵未动，伺机反扑；被吓得胆颤心惊的伪警备队，趴在潘家戴庄村西的沙岗子下边，等待“皇军”命令。 我迁、滦、卢基干队，为保存实力，决定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迅速转移。部队行动前，怕老百姓身遭不测，动员他们一同转移。村东头的几家群众随着转移出去了，但多数群众受了伪保长戴老四什么“‘中日亲善’，‘皇军’来了不跑不溜，就会不杀不砍”的欺骗宣传，没有转移，善良的人们哪会知道，一场浩劫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 <er h3">2</h3> 12月5日天亮后，日军派出的密探回报：“八路军已经跑了”。铃木信声嘶力竭地喝令部下，重新整队杀回潘家戴庄。250多名日军、特务把潘家戴庄包围后，端枪、持棒挨门挨户喝令男女老少统统到村东南角的大场里听“皇军”讲话，慢者棍棒打，违者杀头！多数群众还没吃早饭，就被豺狼野兽赶出家门。全材老老少少，不管盲人、残废还是病人都被驱赶到庄东南“会场”上。这里刀枪林立，戒备森严，东、北两面的房子上站满了端着刺刀的伪警备队，场南的围墙上和路口中间，架着好几挺机枪。日军和特务头目们，齐聚“会场”中央。铃木信面对群众虎视眈眈，阵阵狂笑；特务爪牙横眉立目，拎着棍棒，端着步枪，围着群众晃来晃去。场上的百姓们预感到一场灾祸就要临头。 9点时分，心狠手毒的日军、特务，从人群中抓出了教师马文焕，厉声问道：“八路的有多少？都往哪里去了？”马文焕刚说出“不知道！”一群特务蜂拥而上，朝他一阵乱棒，打得他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一个特务对准他的脑袋又狠狠一棒，殷红的血浆立即从他耳朵里喷了出来，马文焕惨死在血泊中。几个日军、特务盯着喷血的耳朵，跺脚狂笑。接着，一个特务又从人群中拽出了齐盘成，先用凶狠的目光扫视一遍人群，然后回过头来，大声喝道：“要不说出八路军的下落，同样下场！”齐盘成未及答话，就被打死在地上。此刻，一个日军又从人群里拉出青年李庆发，随后扒去他的棉袄，另外四个日军端着刺刀，对着他的前胸后背，连声逼问：“八路军的哪里去了？”李庆发回答“不知道！”日军再次逼问，他还是回答“不知道！”这时，豺狼成性的日本强盗，一刺刀扎在李庆发的肚子上，热血喷了一地，肠子流出肚外，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潘恩田，因躲避鬼子藏在自家的幔子上，被特务发觉后，赶进杀人场。他刚走进人群，就被日军、特务抓出来一阵苦打。潘恩田的母亲见到日军、特务打自己的儿子，心如刀绞，急忙从人群里挤出来，一面用双手搂住儿子，一面对日军、特务说：“他，他是我儿子……。”“死了死了的！统统的八路！”日军哇啦哇啦地叫着，伸手把潘恩田的母亲抓起来，推人人群。随后在潘恩田身上又是一阵乱棒。潘恩田的肩胛骨被打碎了，耳朵被打烂了，他昏死过去。日军、特务唯恐他不死，又从左腿上扎了他一刺刀。随后日军、特务又杀了潘恩田的母亲，活埋了他的妻子、妹妹，摔死了他那刚满四岁的儿子。数小时后潘恩田死而复苏，强忍着伤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逃出了虎口。 时近中午，日军、特务按照铃木信的指令，窜入人群，一起抓出了李忠海、潘恩和、戴运成、戈振久等十几名群众，用刀枪棍棒打死，仍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气急败坏的日军、特务，一看问不出八路军的去向，便对全村人狠下毒手，从人群中挑选出20多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枪逼着他们将地主潘俊章紧靠场北挡车霸道的老沟，加深加宽，挖成了一条长10丈、宽7尺、深6尺的大坑。大坑挖好后，日军、特务从挖坑人手中守过锹、镐，驱赶群众进坑。群众面对死亡，挣扎外闯。敌人手持刀枪、棍棒、锹镐，在人群中狂刺乱打。棒起刀落、锹劈镐砸，善良的百姓成片成片地倒了下去。万恶的日本强盗，把打死打伤的人们，扯着双腿扔进大坑。周树全誓死不进杀人坑，被日军一镐创死在坑沿上。戴昌田被日军推进坑里后，他奋力挣扎着往外爬，又被鬼子一镐砸碎了脑袋。日军把人们投入坑内，然后在上边堆上柴草纵火焚烧。这时，未死的群众发出阵阵凄厉的惨叫声，活着的拼命挣扎着往外爬。周树清刚从坑里爬出，又被两个特务扔进火堆。周树恩刚给日军装完车，就被特务押入杀人场，打入烈火熊熊的大坑。他乘敌一时不备，从火坑里滚爬出来，随手扒下着火的衣服，赤身爬出了杀人场。 时过正午，敌人用过午饭，又把杀人魔爪伸向妇女。开始，敌人用刺刀、棍棒、锹镐驱赶妇女进坑。女同胞们停步不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们就用绳子拉、扁担赶将她们推进了坑。大坑里堆满了死人和活人，拥挤不下了，鬼子、特务逼着人们又挖了一个长两丈、宽一丈五、深五尺的大方坑，将妇女们继续往下赶。齐安居的妻子，从坑里往外爬，一个日军朝她前胸狠狠刺了一刀，齐妻躺在了血泊中。她的两个女孩子，一个叫菊勾，一个叫白勾，见到妈妈被敌人扎死了，趴在母亲身上放声大哭，万恶的日军又用刺刀把两个孩子挑进坑中。周树昌的妻子正顺着坑沿往上爬，被日军一刺刀挑开肚子，立刻肠胃落地，胎婴流出。 在妇女们惨遭毒手之前，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装，斜挎腰刀的日军军官，在坑边上大喊一声，“花姑娘的，这边来！”张占鳌等一伙特务，立刻心领神会，窜入人群，拽出十几个年轻的姑娘、媳妇，拖进地主潘俊章家的大院，随后日军、特务跟进一大帮。这群野兽，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她们轮番奸污之后，又把她们拖回杀人场，枪挑、活埋了。 孩子的妈妈们，只知道自己的惨死，哪里知道她们的亲生骨肉比自己死得更惨！丧尽天良的强盗们，把嗷嗷待哺的孩子抓起来就往大坑里扔，或顺手一刀砍掉脑袋，或一脚踢进火坑。特务张占鳌是个杀人成性的刽子手，他凶狠地拎着孩子们的小腿往碌碡上摔，把孩子们摔得脑浆迸溅，血肉横飞。一群特务也学着张占鳌的办法杀人，30多名天真活泼的幼童被活活摔死在碌碡上。 这群吃人的豺狼，一心要把潘家戴庄人斩尽手绝，最后把20多名挖坑的青年也枪挑、锹铲于杀人坑。 血洗之后，250多名日军、特务从杀入场窜回村里，他们先砸门落锁，翻箱倒柜，抢劫财物，后纵火烧房。顿时，火光冲天，浓烟蔽日。第二天又遇西北大风，风助火势，愈燃愈烈。熊熊烈火一直烧了三天三夜，潘家戴庄化为一片焦土。 1984年11月27日，笔者访问了1942年潘家戴庄惨案幸存者——长宁乡前苏各庄姚福妻和她的弟弟潘恩田。姚福妻现年73岁，当年31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两个孩子被烧死，她自己从埋人坑中逃出，活了下来，她向我们述说了下面的情况： 那年惨案不知道是几几年（1942年），只记得是农历十月甘八，这天正是倴奔城集。我爸爸早四点钟就起来了，他准备去倴城赶集。招呼我们快起来，并一并屋子，他说“祖国人来了”。我爸没说是八路军，当时说祖国人。我们都起来了，几个祖国人（八路军）就进了我妈的屋里，还把几个从张各庄方向来的赶驴卖粮的人也带到屋里，盘问他们从哪来，干什么去？这时外面响了几枪，八路军就让卖粮的走了，接着对我们说：“我们从房上走，你们把门关上，别开。”说完就很快从房上走了。下一会就响起了枪，我们全家人吓得往炕沿根下，墙角下直藏。几分钟后，枪不响了，天也亮了，我爸爸去赶集，我二弟潘恩清说去于家泡他丈人家，他们走后，我大弟恩田说到村西看看，如果没事就点火打点心。恩田还没回来，我妈刚要生火做早饭，几个穿黑大袄的人就进了我家院。让我们到村东南场上去开会。我抱着小的，领着大的和我妈一块去了。我们走到村东南十字路口（村子东西道和张倴路交叉处），看到几个村上的人被打倒在地，有的死了，有的被打伤。几个特务正在打我大弟恩田。我妈扑过去抱住我大弟向特务恳求，被一把拉开。我弟恩田胛子被打掉，脑袋上流着血。我和妈带着孩子被驱赶到场里去，村里的人被赶来，男的在西面墙根下（地主潘俊章的墙东），女的在北面寨子根下。在场南面多半人高的墙上架着几挺机枪，场上隔不多远就站一个持枪的鬼子，枪上着刺刀。特务们在场上走来走去，警备队在外围和房上站岗，让人害怕的很。我到时，已经有几个人被打死了。后来，特务在人群中挑出五六十个学生，让他们到各户找锹、镐，炮柴禾。学生们把锹镐找来交给了特务，把柴禾（玉米秸、稗子秸）放在一边，特务们拿起锹镐棍棒朝男的劈头盖脑打去，被打得惨叫，当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特务和鬼子又从设被打伤的人中找了二三十人去挖坑。中午时，特务、鬼子驱赶男的进坑，把死的伤的都拉到坑里，特务鬼子逼着挖坑的人填土埋，特务又抱柴点火烧，场上坑里的男人，坑外的女人，老老少少哭天喊地叫爷唤娘，惨得很！周树恩满身着火趁敌人不各爬了出来，躲在场上一丛榆树下，一把一把的往下捋带火的衣服，光着身子从我们妇女人群边爬出现场跑了。 过午后，埋女的，在大长坑东过又挖了一个坑，妇女们不进坑，特务就打，人们被椎打进坑，我也被打进坑。特务说把孩子放出去，抱着没好处，我让两个孩子去姥姥家。坑里人很多，在底下挨压，在上边挨打、挨烧，我是在中间，可后来不知怎么把我拱到上边了。这时特务们让上边的人上来，坐到场东南角去，我没坐下，蹲在一边。一个警备队走来，有一个妇女认得他，叫他哥哥，那人把她叫起来带走，又有一妇女上前要求把她也救出去，那人说设法办，说完就带她妹妹走了。我趁附近鬼子一扭身的工夫往东跑，被一警备队赶了回来。那时东边不远处的道上停着几辆大车，是敌人从张各庄带来的。赶车的人和这个警备队说别看得太紧了，人死得太多了，能走就让她们走吧。他们正说着，我就猫着腰绕过大车一直跑到戴廷宪家，我看到房上有警备队没往里跑，进了戴廷宪家的东厢房。这时听到院里一个人说，你们别跑了，也别叫小孩哭，给他们吃好奶，一会我把你们送出去，你们先进屋去。七、八个妇女就进到我在的屋里，后来这个人又和我们说日本人来了，我不能送你们了，日本人走过去以后，你们自己跑吧，一会该放火了。我们问他叫啥名字，他说是马城大李庄人民，叫李成和。后来我跑到程庄，住在我大妈家。第二天回戴庄从埋人坑边路过，有好些人在那里哭，我也没停步，到家时我妹夫见到我，他对我爸爸说：我二姐回来了。不知怎的，当时我爸爸看不见我，我爸问我：“你回来了，你妈呢？”我说：“我妈她们都死了。”我后来就到我妹子家大顾庄去住。 后来听我弟恩田说，那天早晨他去村外，还没出村，敌人从北面。南面就进来了。在十字路口被打昏过去，胛子打掉了，脑袋被打得出血，醒来后爬到戴廷宪家，遇到三个警备队员。他花了三十元钱才被放走。 这次惨案、我们村死了1000多人、还有外庄来拆亲的不少人也死在这里。我们一家就死了15口人：有我妈，我的两个孩子，我婶，两妹子，两兄弟媳妇，我大妈，哥哥嫂子，两侄女，还有外甥。 这里，潘恩田还谈了全家被日军杀害的经过： 1942年10月28日（农历），约早晨7点左右，日军把潘家戴庄包围了。我妻子、妹子、我母亲抱着四岁的小孩子到东场里听鬼子讲话，我没去，猫在厢房幔子上了。约11点钟，敌人进院搜人。翻东西，朝幔子上扎了两刺刀，我一看猫不住了，也到东场里去听讲话，我刚到场过，特务们就用桑木棍子打我，我母亲一看敌人打我，忙从人群里挤出采向特务说，“他是我儿子，是好人，不要打了。”在旁边站的鬼子说：“什么好人，统统八路，打！”说着把我母亲拽回人群，接着在我身上连打数棒，胛子被打掉了，脑袋打破了，耳朵打两半了，我立刻昏倒在地，敌人又在我的左腿上扎了一刺刀，敌人见我不动弹，以为把我打死了。过了两个多小时，我才苏醒过来，当时我亲眼见到敌人正埋妇女，乘敌人不备，我忍痛爬出了杀人现场，从马文会家院，逃到霍各庄我太姥家。这就是我死里逃生的经过。 我母亲，妹妹，妻子都被敌人活埋了，我那四岁的儿子被敌人从我母亲怀里抢去棒死了。 <er h3">3</h3> 日军血洗、焚烧潘家戴庄的野蛮暴行，很快传遍路南大地。各村群众遥望着大火，焦虑不安，愤恨不已；与潘家戴庄有亲属关系的人们，无不牵肠挂肚，甚至失声痛哭；虎口余生的人们，特别是趁给敌人抱草，而逃出杀人场的学生们，虽得到邻村乡亲们的热情照料，但因思念亲人，却终日哭泣不止。被日军征去路北（杏山、干河草和长城一线）挖沟、服劳役的150多名青壮年，听到自己的家乡被烧、亲人被杀，心急如焚，他们扔掉锹镐，闯过敌人的数道哨卡，甩掉敌人的追击，星夜跑回潘家戴庄。去他乡走亲访友的潘恩普老大爷回村后，一见全家（九口）亲人被杀，房子被烧，立刻昏倒在地。他想亲人想疯了，一连几夜不离杀入场，呼天唤地，哭儿叫女，后来，含恨离开人世。 在抗日政府的组织发动下，活下来的潘家戴庄人，三、四天后陆续回村，附近村庄的群众和亲友也都先后赶来。五天头上开始收殓亲人尸体。众亲人一进杀人场，悲痛欲绝，声泪俱下，哭声震天撼地，十里以外可闻。 人们滚动着泪水，从坑里往外挖亲人，可是大坑里被烧杀的尸体已血肉模糊、腐烂发臭。一具具尸体，有的缺肢断臂，尸首分离，有的手足成灰，额烂头焦。孩子们的小小身躯，已经卷缩一团。被埋在大坑最上层的人们，已被野犬撕得残缺不全。“千人坑”里情状凄惨。齐广礼被烧得全身焦黑，腿已成灰。戴文秀的闺女，是被日军头朝下活埋的，双脚烧焦，眼和舌头全被挤压出来，60多名孕妇肚子都已开裂，胎婴流出体外。乡亲们尽管小心谨慎地挖，但是，拉胳膊，胳膊断；拽腿，腿掉下来。 无奈，用绳子拴在死者腰上往下拽，把抠出来的尸体摆了一场。亲属们凭着带血的“良民证”和残存的衣着特征辨认亲人。最后，有200多具尸体，实在无法辨认，只好合葬成一个肉丘坟。 日军集体屠杀潘家戴庄居民的根本目的，在于震慑路南人民，顺利推行其“沟壕堡垒”政策，扑灭抗日烽火，确保北宁路的安全。结果适得其反。用战犯铃木启久的话说：“由于潘家戴庄事件，附近一带居民尽向他方避难，所以骑兵队负责的壕沟，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完成。……不但壕沟没有完成，而且最平稳的治安区的铁路南区，有数百名八路军出现，并逼近北宁路线。”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潘家戴庄人民庄严宣誓：“誓死为亲人报仇，向敌人讨还血债，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惨案发生后的一个月，即1943年1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复仇团”。小顺更名“齐心”，二义改名“报仇”，他们二人当天晚上同戴作全一起报名，第一批参加了“复仇团”。从“复仇团”建立到日军投降前，潘家戴庄又有20名青壮年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和八路军路南地区主力部队——一区队，走上抗日第一线。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给潘家戴庄人报仇，在惨案后月余，一区队调集第一、第二两个连，分别埋伏在崔新庄子和北夏庄一带。早6点左右，司各庄据点之敌，大摇大摆地走进我埋伏圈。顿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敌人死的死、亡的亡。屠杀潘家戴庄人民的刽子手、怙恶不悛的汉奸杨翻译和日军曹长都被我当场击毙。我抗日政府为了给潘家戴庄人民报仇雪恨，惨案过后不久，就逮捕、处决了给日军送情报的汉好程殿栋。解放后，在镇反和肃反运动中，又把参与惨案暴行的特务、汉奸分子曾广昭、张占鳌、汤兴辉、杨广洲、马荣软、张殿臣，侯福喜等20多名罪犯逮捕归案。党和政府依据他们的罪恶，分别将他们判处了死刑、死缓和徒刑。血债累累的汉奸张占鳌，日降后畏罪潜逃东北，混入黑龙江省龙江县碾子山小学，更名梁耀华，妄图长期潜伏下去。尽管如此，他也未能逃出人民的法网。终于被龙江县人民法院处以死刑。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开审判铃木启久等8名日本战犯。当年潘家戴庄惨案中虎口余生的周树恩，应我国特别军事法庭的邀请出庭作证，控诉日军暴行。当周树恩在法庭上叙说一家人被杀的惨景，并解开衣服出示遍体伤疤时，铃木启久跪倒在地，连声喊道“饶命！饶命！”他供认：“为推行‘三光政策’，我下令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彻底肃正潘家戴庄’，集体屠杀干余和平居民，烧毁民房1000余间，把财物抢劫一空……。”“我杀害中国人民的手段是残忍的，毫无人性的，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忘记的，我诚恳地接受中国政府对我的正义判决……” 铃木启久彼我国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消息传到潘家戴庄，人民无不拍手称快！潘家戴庄人民牢记在苦难的岁月中是党拯救了他们，是党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使潘家戴庄从一片焦上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崭新村庄。 <hr /> 注释： 正文 第三十四章 南县厂窖大惨案（1943.5.8-11） 位于湖南洞庭湖北岸，南县西南边境的厂窖乡，系由28个小垸并成的湖洲大垸（原名汉太大垸，又名厂窖大垸。原属汉寿县，1955年划属南县）。全垸方圆50平方公里，共有耕地4.1万多亩。它三面环水，形如半岛，垸东北及西南，濒临藕他中、西支合流河段与淞浬洪道，西南与安乡芦林铺、汉寿西港和沅江赤山隔河相望。历来土地肥沃，物产富饶。 就在这块土地上，厂窖人民曾经受到巨大的民族灾难。1943年5月8日至12日，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这是日寇在八年侵华罪恶史中所泡制的一起重大惨案——即“厂窖惨案”。据史料记载，当时日寇15000余众窜犯合围厂窖地区，仅四天四晚，便残酷屠杀我同胞3万人以上。据1972年益阳地区、南县、厂窖乡联合调查组实地调查（以下简称“据调查”）统计，仅厂窖乡一地，无辜群众被子者即有19000多人（其中厂窖本地7000多人，约占当地全垸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全家被杀绝的近200户；外地逃难群众被杀者12000多人）。另国民党第73军等部官兵被杀者5000多人；厂窖附近地区（武圣宫、三岔河、下柴市，游港及安乡边境等地）被杀者达6000多人。此外，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日寇摧残致伤者3000多人，被强奸的妇女2000多人，烧毁房屋3000多间，焚毁船只2500多艘。 <er h3">1</h3> “厂窖惨案”发生在鄂西、湘北战役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自1943年3月22日开始，至3月底止……；第二阶段，自5月5日开始，至6月12日结束”。“敌寇之企图乃在掠夺华容，南县滨湖一带之物资”，“想西取常德”，“给长沙以致命伤”，其时，日寇全部兵力约三、四万人，其中包括日第11军第3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独立混成第17旅团（旅团长高品彪）及小柴支队、户口支队、针谷支队，实际投入兵力共11个大队，由日寇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兼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到武汉亲自指挥，从湖北荆江各个渡口大举南犯。与此同时，又从武汉、当阳出动飞机，骚扰我洞庭湖北岸。3月9日，日寇侵占华容，5月初，继陷南县、安乡等地。至此，整个洞庭湖北岸地区均先后沦于敌手。而这时，拥有10万之众的国民党滨湖驻防部队第73军等，却如同惊弓之鸟，一触即溃，纷纷夺路往西逃窜。在短短的时间里，大批逃难的国民党县、乡公务人员和学生。城乡居民及水上船民，也紧随西窜的国民党军，纷纷聚集在厂窖大垸及其沿河水域，以图越河两渡，再转移至常德等安全地区。 日寇进犯厂窖，主要是配合它的迫战诱和策略，以图对国民党政权施加军事压力，从而造成民心恐怖，取得军事、心理战的双重效果。5月8日，敌首先出动兵力3000余众，汽艇60多艘和部分飞机，从陆地和水上几面夹击，对我厂窖地区实行军事大合围。其陆路两股，分别由南县、安乡出发，直接进抵厂窖东、北各堤。水路亦分两股，分乘多艘汽艇，由岳阳港湖北太平口启航，沿岳（岳阳）茅（茅草街）、太（太平口）、茅（茅草街）二航线，猖狂进逼厂窖垸外东、西侧上下水域，以全部封锁水上交通和沿江各个渡口。这一来，国民党第73军残部和大批逃难群众的西撤退路，便被通通截断了。敌飞机则从武汉、当阳等地起飞，频频窜至厂窖上空，实行轮番轰炸扫射，与陆上、水上入侵的日寇紧密配合，以造成对我同胞实行残酷大屠杀的态势。当时，西逃的国民党残部和大批逃难群众，除少数乘船逃出外，绝大部分（主要是难民和当地群众）则被台围在此包围圈内。人们遇此绝境，无不呼天叫地，觅生无路，“乱杂杂象热锅上的蚂蚁”整个厂窖地区刹时间笼罩着愁云惨雾！ <er h3">2</h3> 当时的日本侵略军如同洪水猛兽，百般凶狠，合围厂窖的战术完成后，他们便竭力实行“三光”政策，滥杀狂烧，抢掠奸淫，其暴行之记录，确属空前绝后。据调查：5月8日下午，日寇便开始在厂窖北堤一线实行烧子。9日上午至12日，日军就在整个厂窖地区展开了有计划的全面大屠杀。日寇大屠杀的地域，包括现汉寿西港以东，沅江草尾以北，南县肖公庙以西，以厂窖大烷为中心，方圆约百十里的地区。其中以现厂窖乡及其邻近地区受害最严重。根据统计，长25华里的大白洲至龚家港沿河一带，被杀群众达6800多人；长7华里的瓦连堤（包括现华中村和全成村一部分地区）一带，被杀群众3000多人；甸安河（现德福等村）一带，彼杀群众3000多人（其中多数力国民党渍兵）；永固堤一带，被杀群众1500多人（其中有部分国民党溃兵）；连山垸一带（现肖家湾、连福等村）被杀群众千人以上；里中湖周围，被杀群众800多人，致于垸内其他地区，被杀群众亦为数不少。另厂窖对河的三岔河乡永定、唯一两个村，被杀群众约2000人以上；下柴市乡被杀者约1500余人，游港乡被杀者1000余人，武圣宫乡被子者500余人（现学稼、唐家两村）；靠近厂窖的安乡边境，被杀者1000余人。 日寇入侵我厂窖地区后，最主要的暴行是对我无辜同胞（包括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溃兵）实行残酷的大屠杀。首当其冲者是现厂窖乡的永固垸、瓦连堤和甸安河（哑河）等地。当初，国民党第73军残部在西撤过程中，只先后在此对日寇的进犯作过零星抵抗，等到合围完成后，日军即首先在此残酷地杀戮我无辜人民。9日上午，日军一股窜入永固垸，先以搜捕国民党残军为名，枪杀了我大批的男女同胞，紧接着便强迫群众下到各个湖塘捞取枪支（系国民党部队丢弃的），从中又惨杀了不少。现该地的新春村，当时被杀群众（包括不少外地难民）即达千人以上，更为残酷者，是日寇统统实行集体大屠杀，或将我男女同胞成串地绑至各个屋场，集体枪杀或刀捅；或将我无辜人民绳捆索绑，而后推入水塘，活活淹死。仅戴吉禄一处禾场，先后被杀者达三批之多，共杀无辜同胞120多人，该垸肖明生一家，前后两次被日寇杀戮致死者共25人，其中18人是被逼淹死的。当时，虽有少数人虎口逃生，但几乎都是从死尸堆里侥幸逃出来的，并且大都带有残伤。从戴吉禄禾场死人堆里逃出的马湘庭，全身被杀四刀，连肚子也被日寇用刺刀桶穿了。紧接着是瓦连提被血洗。当时，成千上万的厂窖居民和大批外地难民，惊悉日军在永固烷屠杀之惨，便纷纷逃往沟港、树丛、庄稼地里去藏身，日寇来此扫荡后见家家关门闭户，即留小股沿堤搜索，大股则排成长队，沿大堤两侧作梳蓖式的来回踩青“扫荡”，前后共达五次之多。据调查，当时这一带每华里被杀群众竟达430多人，据瓦连村摸底统计，本地有据可查的，即被子死267人，杀绝37户，另被杀伤140多人，仅杨凤山屋场巷口一处被日寇杀死、淹死的达60多人，甚至连婴孩也未幸免。解放后，曾任瓦连村党支部书记的白石展，他亲眼目睹一婴孩被日寇杀死后，一日兵还用刺刀顶着作乐。 同遭日寇大屠杀惨祸的还有厂窖垸甸安河一带（又名黑洲子）。此哑河长仅5华里，宽约200余米（沿岸有现德福、汉新两个村）。日寇先以飞机、骑兵、步兵重重压境，而后反复搜索烧杀。10日那天，此地被杀致死者即达三、四千人（其中国民党溃兵占多数）。按当时老住户周雅清回忆：日寇进逼后和他一道泅水逃命的100多难民（内有部分化装为民的国民党溃兵）中，仅有他和另一名难民得以侥幸生还，余皆惨遭日军枪杀。真是血水成河，其腥臭之味，半月后还难以入鼻。 更其残酷的是几千船民的悲惨处境。日寇合围厂窖地区时，被堵截在两岸沿河水域的大小民船，多达2500多艘，连日里，敌艇于河中游弋，逼我沿河民船通通向厂窖堤岸靠拢，而后水陆配合，逐段烧杀，遇有脱逃船只则派武装汽艇死命追杀，直至其船毁入亡方休。大量的则是将所有船民，一串串地捆上河岸，用机枪扫射或用刺刀集体桶杀。“事后统计，这一次遇难的船民及逃难同胞达6800余人”。又据调查，现厂窖大垸玉成堤河段某柳树坪，敌人一次即捅杀我船民难民60多人，其中仅5人逃脱，及至船民全家被子绝者，更不知多少。南县船民吴诗忙，一家4口，当时除吴本人外出未遇难外，其他3口，全被日寇杀死。 在厂窖范围内的其他地区，日本侵略军对我同胞同样实行了残酷屠杀。仅两百多亩面积的连山垸，受害者尸体竞达五、六百具。当时的作新乡二保五甲，死难群众120多人，其中全家被杀绝者8户。另一处地方，“有一个敌兵，独手杀了我们50多个男女同胞。有3个敌兵，共同杀了我们100多个男女同胞。他们的刺刀戳弯了，用斧头劈……”“在厂窖（指厂窖小集镇）敌人用9把刀杀74人，仅一人逃生……在汀浃洲用4把刀杀30余人，无一幸免。”据于家垸（小垸子）劫后余生者回忆：全垸“十几家只剩了俺3个人”，里中湖、龚家港、同成垸等地，亦如出一辙，死者无可数计。 大屠手中，日寇对我同胞采取了诸多残酷手段。在玉成垸一处河洲上，敌人为了“锻炼”刺杀本领，竟用东洋大刀砍死我男女同胞30多人。更惨者，鬼子将我群众三、五十人为一串，用纤索捆绑，拴至汽艇后面，然后开足马力，拖在河里活活淹死，或用纤绳织成活套结，将我船民、难民的颈项成串锁住，然后逼入河中使其死去。被害者入水后，愈挣扎，颈项绳结愈紧。敌兵见此情景，还狰狞狂笑不已。同成垸汪宏奎，当时已60岁，耳有点聋。鬼子见其问话不答或答非所问，即举刀将其舌头与下颚一并割掉，不几天即惨痛死去。瓦连堤彭连山身患肺病，被敌兵抓获后因见其行动迟慢，便用东洋刀凶狠地将他砍成数块，而后将碎尸抛入藕塘中。有一次，鬼子从一个难民身上搜出一张“难民身份证”，即一刀从其头上劈柴般地砍下去，然后用刺刀挑开肚皮。弄来一些咸菜，塞入死者肚里。又据肖家湾群众反映，日寇大屠杀时，有一次敌兵竟围刀将两个难民的胆囊挖出，然后用手挤出胆汁，装入随身携带的瓶内予以“珍藏”。除此之外，敌人还用焚身、敲脑浆、烫身、剖腹、挖眼、割耳、灌凉水等酷刑，随意惨杀我受难同胞。真是千般极刑，无所不用其极！ 惨遭敌人血洗过的厂窖地区，上上下下，垸内垸外，无不室断炊烟，道少行人，尸横遍野，江河变赤，一片悲惨景象。如永固垸一地，当时收埋我同胞的无名尸体，数达千具以上，至今人称“千人坑”。据当时有关报道称，此次大屠杀，“堪比‘扬洲十日’”。“这是敌人在洞庭湖用淋漓的鲜血写成的一页痛史。事隔四年，（记者于此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年进行采访）河岸还有冤死者的白骨，河中还有烧余下来的船板。……听一个身杀7刀尚能幸存的再生者指画着当年悲剧的演出，觉芦岸浅汀之间，犹森森有鬼气！”日军“破坏重于掠夺”这也是当时侵略军的险恶阴谋。在厂窖大屠杀期间，敌兵总是一边杀人，一边纵火烧屋，大搞焦土政策，对我横加破坏。他们的魔爪所向，无不烟腾雾绕，倾墙倒壁，令人惨不忍睹。5月7日，日寇铁蹄蹂躏南县，当晚即纵火焚毁了南县县城。“除县政府及县立学校留一点房屋外，……已全部烧光。”“街上现着一滩一滩的血痕，饥饿的白黄狗四处扒开瓦片找死尸吃”。随后，敌人又纵火焚毁了三仙湖镇，“除南华公口旧址及四五家民房外，……均被敌人烧光”，“共杀了四五百人”。敌占厂窖后，更是横行无忌，他们骚扰到哪里，即焚毁到哪里，就连厂窖附近的茅草街、狗头洲等小墟镇，亦很快“付之一炬”。武圣宫还被焚烧二次，“一直烧得片瓦无存，敌人才发出狰狞的笑容退去” 白天，他们纵火、杀人和抢掠，夜晚则纵火为其作联络和行动的信号。“至灾祸所及，共十三保，烧毁的房屋有1062栋，财产损失，至少有2.94亿元（指当时的货币）”。另据调查，仅现今的厂窖乡，除被日寇烧毁民房3000多间、船只2500多艘以外，其他因纵火焚毁而造成的损失有：猪4000头，牛200头，家禽近万只，粮食50万斤，外加衣服、被盖等5万余件，农家具万余件。折合金额（币）不下几千万元。据在全成村一、二组（即原作新乡五保四甲）统计：当时47户人家，大小房屋113间。日寇侵占的几天里，房屋被焚44户、大小104间，损失猪50头（烧死39头，鬼子杀掉9头，“维持会”拉去两头）；鸡鸭229只（烧死134只，鬼子捉去53只，跑掉42只）；粮食14000多斤（烧掉13000多斤，抢走8000斤）。与此同时，被堵截在厂窖沿河两侧的几千船只，更是焚毁无存，除太白洲一处因鬼子架设电话线，及打捞几个被打死的鬼子尸体，需留下几条木船外，其他船只一概被鬼子烧毁，可说是荡然无存。 更有甚者，日寇还借纵火烧屋之机，把我同胞成群结队地往火里赶，使之同归于尽。仅瓦连村当时便有20多名妇女被大火烧死。日寇除纵火烧屋外，还有意破坏我防洪大堤和农田生产。据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报纸报道：“垸堤被掘了数十处，青翠的禾苗十分之五六淹在水里”。 纵尚有未被大水淹掉的禾苗，那时也无人耕作。掳抢则是敌军占领后的又一种破坏手段。他们一般是白天杀人，傍晚出外“打闹”（即抢掠）。所有我群众的财物，特别是金银首饰、上好衣料、粮食、糖、油及家禽、牲畜等，均不放过。10日那天，原永固垸有两个农民被鬼子一个班掳去当伕，随他们挑着两副大筐跟着到里中湖、汀浃洲一带去“打闹”。这两个人事后回忆，仅只十一、二个鬼子，在一天之内（不到9小时），竟然犯下了如下的罪行：用刺刀、乱枪杀死我同胞140多人，强奸妇女20多人，纵火烧毁了民房5栋，砍死耕牛2头，杀死牲猪10多头，此外还抢走了我群众的大量财物。两人随鬼子“打闹”一天，前后倒换箩筐5次，如此留好丢次，最后剩下的全是金银玉器、毛料绸绞等贵重物品，重达300多斤。他们魔爪所向，无一不是兽性大发，见家具什物，总要尽数捣毁；见牲畜家禽总是任意宰杀；拿到蚊帐被盖，也总要撕烂作捆绑我同胞之用，或劫去垫敌军马房。遇谷米及菜食，或随意吃掉，或倒入粪坑；即是吃剩的，也总要撒上屎尿，使劫后的群众返家之后，既无处安身，又无吃用度日。 日寇抢掠之后，照例要掳去大量民伕做苦役，以后杳无音讯者，仅厂窖一地即达200多人。 日寇蹂躏厂窖期间，对我妇女同胞更是百般侮辱，千般残害。小至十来岁的幼女，大至六、七十岁的老妇人，凡躲避不及者，几乎都不能幸免。人们至今都在痛骂他们是“人面畜牲”、“两脚野猪”。当时还是一小墟镇的茅草街，“敌人仅在这地方盘踞一日夜，但被奸淫的妇女，却有三、四十人之多，其中有小女之初，年仅10岁，惨被敌兵2名轮奸，其母痛恨，与女投河而死”。在厂窖垸内，日军则更是大泄其兽欲。不仅是一般妇女难免被强奸，“连修道的童贞女也强奸了”。甚至几十岁的老太婆、孕妇、产妇、经期女人等，也难于逃脱被侮辱的灾祸。德福村当时有个年已60几的老妇人，见日寇枪杀她两个儿子，想跑出屋外救护，日寇发觉后，四个兽兵即强行轮奸，事后还拍手狞笑。因奸致死者，几乎到处可见。瓦连堤有一怀孕妇女，惨遭敌兵7人轮奸，后又被鬼子踢伤腹部，八、九日后悲惨死去。还有的是强奸孕妇后，再用刺刀从肚里挑出胎儿，使母子俩同归于尽。某乌蓬船一名仅12岁的女孩，被一群鬼子轮奸致死，尸体被丢入河中。肖家湾某妇女因拒绝日寇侮辱，竟被日兵割去双奶。尤为残暴的是，鬼子对我女同胞实行奸后惨杀，用刺刀捅刺被害者的阴户，或用刀切割肉体，或用其他异物塞入阴户，血流满地，活活死去，惨不忍睹。于家垸一户人家，4个妇女，就是这样被残害而死的。猖狂入侵我厂窖地区的日寇真可谓之烧、杀、淫、掠，四毒俱全。即连日酋板垣的陆军总部也承认：“如果将参加过我战争的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 <er h3">3</h3> 厂窖人民不可侮。日寇窜犯我厂窖期间，当时尽管限于历史条件，缺乏实行有组织的抵抗。但我厂窖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总是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多种形式与日本侵略军作过顽强的抗暴斗争。 易其华智杀鬼子兵，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敌寇骚扰厂窖时，百万湖中的蒿草丛中，藏匿着许许多多的难民。当时，易也在此避难。黄昏时分，一阵枪响之后，突然传来女人的惨叫声。原来是鬼子抓着一名妇女，正在找船渡湖西去。易见其情景，顿时满腔怒火，他急中生智，决心打救这名女同胞，他从蒿草丛中划出一条渔船，装出一副“迎接太君”的笑脸，请鬼子与妇女同时上船。鬼子见易如此“殷勤”，以为船伕是个“良民”，便放松了戒备。船驶到湖中，易抓住战机，在那女同胞的默契配合下，经过船上的一番搏斗，终于拔掉了鬼子身上的佩刀，并结果了他的狗命。原玉民大队余泽庭，更是一位敢斗敢拼的民族勇士。余当年40多岁，遇4个鬼子追杀他。他持长斧回头杀敌，单人与鬼子展开搏斗，并用斧头打坏了鬼子一枝枪。后寡不敌人，余的肚子破鬼子刺伤，肠子流出，但他还是手按伤门继续战斗，拿一根牛栏门杠，打翻一个敌人，杀开血路安全逃出。从南县逃难来永固垸的原湖西中学学生曾定满（当时18岁），抗敌事迹更是可歌可泣。鬼子杀害他时，他据理抗争，临死前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壮烈口号，充分显示了我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 还有不少同胞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肯损害民族利益。瓦连乡谭友庭，被敌寇捉住逼下小塘捞枪（国民党散兵丢弃的），他深知枪弹如落敌手，无异替鬼子虎上添翼，便总是以敷衍态度搪塞日寇。捞枪一天，他明明探出有三挺机枪、一支步枪，却全部踩入泥里。又据记载，日寇大屠杀时，厂窖妇女同胞中国拒不受辱而壮烈死难者有名有姓者，即达50多人。其中一肖姓妇女，被日寇兽兵逼奸三次，三次均予挣脱。后敌兵紧追她至河边，她情急智生，竟一手抱住兽兵共滚河中，敌我双双溺死。 <er h3">4</h3> 罕见的“厂窖大惨案”，是日军侵华暴行的有力铁证。 这伙法西斯兽兵的双手，沾满了我厂窖人民的鲜血。而其罪恶元凶，则是其上层统治集团，制定政策的人，军国主义首恶分子。“厂窖大惨案”和日军在我国其他地区所制造的大屠子一样：“暴行的规模既十分巨大……所以这也只能有一个结论……。即这样的暴行如果不是由日本政府或个别官吏及部队指挥官吏所密令实行的，就是为他们所故意容许的。”“……这些大屠杀的大部分，都是由军官所命令的，有些则是由高级将领所命令的；许多时候，军官实际上在执行时还监督、指挥和进行了实际的杀害。……有下列命令包括在内：‘当杀人时，应尽可能将其聚集在一块地方，节省子弹和劳力。……无论什么时候，须以不令一兵漏网，全部歼灭，不留痕迹力主旨。’这种屠杀的命令，除其他情形外并包括对一切企图脱逃可能成为敌方作战力量的人，即应加以执行”。但是，他们以损人开始，到头来还是以害己告终。“厂窖大惨案”的直接指挥者、敌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也终于受到了历史的审判。抗日战争结束后，即被当时的国际法庭判处了无期徒刑。 厂窖发生的这场民族大灾难，也是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假抗日，真反共”的有力罪证。“厂窖大惨案”发生前，驻守滨湖一带的国民党驻军，“有第73军和第44军一部，加上地方杂牌部队，共约10万人。南县、华容、安乡三县驻有73军3个师（暂编第5师驻华容，15师驻安乡，77师驻南县），另在沅江赤山（当时为汉寿所属）一带，还驻有44军一个炮兵团”。当时的国民党军，已是十倍于敌寇入侵之兵力，如再加上地势、民情等诸多有利条件，是完全可以击退日军对此一地区的侵犯的。但其结果却恰恰相反，10万蒋军一触即溃，不到两个月时间，半壁洞庭即拱手让敌。那时，第73军驻华容靠长江边的一个团，鬼子过江后，该团肖团长还在团部聚赌。敌人化装为便衣，闯人团部并佯称该团部属，向肖团长报告，“团长，敌人的便衣来了！”“来了？打呀！”团长说。“打？好！我们就打！”就这样，一团人全部溃败。同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华客人民欢送暂5师师长曹典漠出征杀敌，井预祝他统兵胜利回营，而那位曹师长竟厚颜无耻地作答：“打了胜仗，当然来叨扰；打了败仗，还不是到‘那边’去了嘛！”果然到第二天，曹师长真的到那边（投降敌寇）去了。华容县也就这样失陷了。暂5师降敌后，驻防南县的第77师、驻安乡的第15师，共约万余官兵，不待日军逼境，即夺路而逃。故日军一路之上，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据调查，这股国民党部队，在日寇合围厂窖前，只在安乡、麻河口等地作过短暂阻击。日寇合围厂窖后，很快即全部溃散。其中一部从肖家湾等渡口过河逃走，估计5000人左右；另一部则丢盔弃甲，变成瓮中之鳖。而与此同时，驻防厂害对河赤山高地的第44军炮兵团，却一炮不发，坐视不救，眼睁睁地望着敌人在其垸内肆意横行，让其兄弟部队，和我男女同胞，活活葬身于火海血泊之中。尤为可悲的是，指挥南华安驻军的第73军军长彭位仁，早在事发之前，即已溜之大吉，只身藏匿到下游港某农民家里去了，置其三师部属于不顾。身负湖南守土重任的省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则更是荒唐之极，竟凭收听敌寇电台，了解其前线动态及其部属溃逃去向。 “厂窖大惨案”已是过去的一段历史了，而历史是很能教育人的。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不忘过去。更重要的是，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从而更加振奋民族精神，为建设和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历史悲剧决不许重演！ <hr /> 注释： 正文 第三十五章 千人墓——记阜平平阳惨案（1943秋） 发源于古北岳恒山神仙山下的平阳河畔——河北省阜平县平阳村北山岗上，矗立着一座墓碑，汉白玉的碑石上雕刻着“千人墓”三十苍劲的大字。它并不是千年古碑，而是控诉40多年前侵华日军屠杀平阳区干余同胞，实行“三光”政策的历史铁证。 1943年秋，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调集日军主力四万之众，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阜平为重点的北岳区，发动了长达三个月的大“扫荡”。日军荒井部队500余鬼子兵，在平阳地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兽蹄所至，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妄图把这一老根据地变成“无人区”。当“扫荡”开始的时候，由于老区人民实行坚避清野，老百姓迁居野外，鬼子到处扑空。那个皇族出身的荒井大队长，是一个著名的杀人魔王，他曾是1941年制造曲阳县野北惨案和许多大屠杀的罪魁，这次大“扫荡”中，他扬言要“杀个鸡犬不留！”在他的指挥下，日本两脚野兽向长60余里、宽40余里内的近百个村庄，实行轮翻大搜捕。最后他们以平阳为临时据点，采取夜间出发，短途“围剿”。长途奔袭，拂晓围村的办法，然后一山一沟逐个搜山，使逃避山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无处躲藏，就这样很多乡亲被鬼子捕获了。被捕群众，有的当场被杀死，有的被带往据点集体屠杀。荒井部队先后“扫荡”三个月，屠杀群众总计达千余人，有名可查者共823入，仅平阳区各村死难者就有587人。由曲阳县等地逃来平阳山区避难者数百人也遭荒井部队屠杀，其中不少是无名尸体。当日军“扫荡”败退后，我调查人员仅在上平阳一村就发现被杀尸体280余具，从这个村东的一个山药窖里，又找出20多具尸体。据1944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关于平阳惨案调查公告中说：“日寇在平阳屠杀边区同胞人数共达干余，其中多数为老弱妇孺，即4岁婴儿及80老人亦不能幸免。” <h3>有计划的屠杀</h3> 荒井部队在干阳地区进行大屠杀是日军有计划的行动。他们名曰捕灭共产党，八路军，实则要斩尽杀绝根据地的平民百姓。请看日寇集体屠杀群众的罪证： 9月21日，敌人在平阳南山大搜捕的时候，在一条四华里长的山沟里，抓捕男女老乡32人，把他们押到各老村打粮场上，鬼子兵逼迫被抓男女脱光衣服，在一起扭秧歌，以供兽军取乐，被抓群众坚决不从，鬼子就用刺刀挑破他们的内衣，人们身上被刺得血迹斑斑，大家仍不屈服，当场被全部杀害，无一生还。 10月15日，敌人移剿铁岭时，在这个村西山老虎窝（又称老头子窝），一次杀死、烧死、用石头砸死群众30余人。 10月18日，敌人在平阳南山土洞中搜出25个妇孺。鬼子在一个16岁的张大女身上搜出一张“良民证”，一刀把她的头砍掉，然后把头颅放在椅子上，鬼子说：“你们看，好看不好看！”并大声恐吓：“谁不说，统统杀掉！”人们都哭了。忽然一个50多岁的妇女抱住人头，放声大哭，鬼子刺刀对准她胸膛说，“不准哭，要笑”，悲愤的母亲抱着女儿的头哭嚎不止，当鬼子得知她就是被杀女子的母亲时，立时用刺刀捅进老妇的胸膛。然后鬼子挑选5个漂亮妇女押回据点，其他妇孺全被杀害。 10月24日，在平阳西沟露水峪的土洞中，16个乡亲被敌人发现抓捕，他们坚决不暴露八路军秘密，全部被敌烧死。 10月25日晚，敌人把抓捕来的21名青年押到一座房顶上，房顶一角架着机枪，一名鬼子军官举着战刀逼问谁是干部，谁是抗日家属，青年们闭口不答，这个军官把刀一挥，机枪嚎叫起来，21人全部被敌杀害。 10月29日，敌人移剿河西村，住剿9天，杀害群众100多人。 农历十月十四（11月29日），敌人围剿上下阳，分四路围捕北水峪山（北架梁）避难群众，这个方圆20里的大山里，被抓群众很多，仅被掳到贾家口村（曲阳）就有98人。他们两人一对，用细铁丝反背捆住两手，再一对一对地拴在粗铁丝上。电子故意叫头一人来回“拉踞”，人们只得东倒西歪，叫苦之声惨下忍闻。夜间，鬼子硬把49对被抓群众挤进一间小屋里，挤不进去，就用大棍子毒打，经过6天6夜，除8人乘机逃生外，其余全部逐个惨遭屠杀。 更残暴的大屠杀是敌人退走平阳时（12月9日）才发现的。这是一次秘密的大屠杀。由于没有人逃出，所以没有人能了解当时的惨象。据当时被抓当侠的水磨村的刘庆福讲，农历十一月初五，荒井到贾家口开会，初八下午才回来，傍晚时，他听见荒井的院子里乱哄哄的，有鞭打和呻吟的声音，接着就看兄一群日本兵押着150多用绳子捆绑在一起的老乡出了村，可再也没有见这些老乡回来。他只见这群日本兵回村时，在院子里的大水盆里洗着血红的刺刀。 12月9日，荒井部队撤退平阳前夕，杀人更加疯狂，一次把60多个妇女绑在一起，问到：“你们愿意跟着走，还是愿意回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回家！”原来这是日本鬼子的套话，鬼子兵把她们剥光了衣服，然后全部砍了头。 至于敌人活埋了多少人，恐怕永远得不到一个准确的数字，仅在贾家口村就发现了8人被活埋。 敌人“扫荡”过后，人们回到平阳村，到处是尸体和血迹，在五个杀人场上，尸骨满地，黄土变成了紫黑色，紫红色的血迹足有两个“制钱”那么厚。在一个打谷场上，除横躺竖卧的尸体外。人们在场上还看到各色各样的帽子，有白的、灰的、红的毡帽头，有旧的像戴了几辈子的，也有崭新的；有军帽，也有儿童团的‘六块瓦帽’；还有各样的女人的头巾：兰粗布的、黑洋布的、红线条白毛巾的……，间或还有一撮撮或是一片片带头皮的头发——有短到几分的，也有长到二三尺的，偶尔也发现几只鞋子，里面装着被剁下来的脚，在十七个山药窖里，都填满了死人。“平阳街上死尸300多具，大都是青年男女，许多人头堆积在一起，烂肠碎骨和一条一缕的人皮遍地皆是，街道两旁的树上也挂满了血肉尸骨，惨象令人毛骨悚然，目不忍睹”。 <h3>骇人听闻的杀人手段</h3> 人们把日本法西斯匪徒形容为“两脚野兽”是不过分的。制造平阳惨案的荒井部队灭绝人性的屠杀我国同胞的暴虐手段，实力举世罕见。《晋察冀日报》记者仓夷、沈重。张帆在采访这次屠杀报道中说：“我们一千多亲爱的乡亲就是这样遭了毒手——他们中间，有的人被洋狗咬死，有的被烧死，有的被石头砸死，有的被锥子刺遍全身而死，有的被抛下山坡摔死，有的被腰斩，有的被碌碡碾得粉碎，有的被挖了眼睛，有的被吃了心肝和脑髓……而大多数的受难者是历尽各种苦刑和逼问后被砍，刺而死的。被敌人捉住后，用子弹打死的是不多的，敌人是不让一个中国人这样‘容易’地死去的。 日本鬼子惨杀老百姓的残酷情景是任何语言难以形容的，真是罄竹难书。 9月21日，在平阳南山，我交通站站长张卫生及其怀孕的弟媳遭搜山敌人抓住，被带到荒井那里，荒井和他的翻译官指着怀孕7个月的孕妇打赌开心，一个说怀男，一个说怀女，争论不休，荒井便命令他的兽兵把她的衣服扒光，然后剖腹查看，一个鬼子用刺刀猛一挑，立时鲜血喷溅，肠子和胎儿一起滚落地上。 9月23日，鬼子兵包围了杨树沟，将该村孟连书60多岁老母亲抓住，刀剐后扔进火里烧死；同时，该村白殿阁的妻子被鬼子用刺刀开了膛，不懂事的婴儿见母亲躺在地上，在血泊中爬到母亲身上抓着肠子要吃奶。 9月24日，敌人在山咀头抓住放羊官韩小更，逼问八路军在哪里，村干部叫什么名字，他拒绝回答，一个鬼子便用刺刀向他猛刺，韩小更机智侧身闪过，顺手搬起石头把那个鬼子砸下山崖。其他鬼子急忙用乱枪把韩小更打死，把他的心肝挖出来带回据点烹食了。 10月22日，日本鬼子窜扰北水峪的时候，抓住一个青年，把他捆起来拉到一个陡山坡上，用绳子牵住他往山下滚，滚下去又提上来，提上来再往下滚，反复几次，直到滚死扔下山崖。同时该村孟祥的儿子被捉，日本兵将他捆起来，然后叫狗咬。凶恶的狼狗嗥叫着扑到孩子身上，一口一口将活生生的人撕扯而死。匪徒们却在一旁哈哈大笑。 这种惨剧是很多的。有一个青年被敌人抓捕了，鬼子把他的衣服扒光，用绳子拴住他的生殖器，拉着在山上乱跑，最后弄到村里用乱锥子扎死。在山咀头，15个老乡被敌人把他们的头都装进自己的裤裆里，然后把他们踢下山坡滚死；另一个妇女抱着孩子被推上崖顶，鬼子用刺刀逼她把自己的孩子扔下崖底，她不从，母子双双被推下悬崖。而敌人却哈哈大笑。 日寇的野蛮和残暴简直令人发指。土门村三个妇女亲眼看见敌人挖了李小更的心炒着吃了。罗峪村青年妇女陈春荣亲眼看到敌人把刘耀梅砍死后，用刺刀割下她腿上的肉，用铁丝串上提到上平阳炒吃了。孕妇王金亭被日寇惨杀后，她的心肝也成了鬼子们的菜肴。 日本鬼子是一群野蛮的禽兽，他们还把被杀的人肉、心肝，硬叫还活着的被捕人吃，以此而取乐。边区政府派去做善后工作的李成瑞同志在《平阳惨案目击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穿过一片被烧了房屋，又转到上平阳，在一个破土墙后面是一口红漆楸木棺材，里面躺着一个女尸。被扯开的上衣和被扒下的裤子中间，露出紫红而乱杂的脏腑，上面己蒙了一层薄薄的黄沙土了，两臂曲屈，五指像要抓人的样子，指甲根不知为什么都是鲜红的，同来的村人告诉我们这个孕妇被杀的经过： “敌人捉住30多名妇女，从中间随便拉出了她，几个鬼子把她接倒在棺材里，先从胸口一层层地剥开，然后剖了肚，把肚子里的胎儿挑出来，她才死去。最后鬼子把心挖下来放在白磁洗脸盆里端走用油炒了。 “‘鬼子真吃人心哪？’我不自觉地问。 “‘不，鬼子不吃！’一个老太太颤抖着说：叫俺村被捉住的妇女们吃，谁不吃就‘和她一样死啦死啦的！’吃了还问你‘香不香’……这就是上平阳20岁的孕妇王金亭被开膛，破肚，摘出心肝，挑出胎儿的惨景。” 11月21日，罗峪村妇联会主任、共产党员刘耀梅被杀，更是骇人听闻。阜平县委党史办赵宪，赵有海同志的调查材料中说： “荒井得知她是共产党员、村妇联会主任，立即亲自审问，逼迫她说出边区机关和八路军的住址，交出村干部和共产党员的名单。刘耀梅昂然站立，一声不吭。荒井暴跳如雷，命令日军对她施加酷刑，遭到刘耀梅的厉声斥骂。第二天再次审问，刘耀梅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怒斥日军的兽行。恼羞成怒的荒井，命令汉奸特务剥下刘耀梅的衣服，亲自将她大腿上的肉割下来，让人烤熟，用刀插起一块，边吃边说：‘好吃，好吃。’刘耀梅忍着疼痛，大骂日军是两条腿的野兽，并警告敌人：‘中国人斩不尽，杀不绝，吓不倒！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荒井指使日本兵，将刘耀梅腿上、胳膊上、胸脯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刘耀梅忍着剧痛，几次昏死过去，也没有呻吟过一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顽强意志。最后，穷凶极恶的荒井举着战刀逼到刘耀梅面前，要挖出她的心肝。刘耀梅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高呼声中英勇就义。死后，荒井又将她的头割下来扔到井里、把身躯上的肉挖下来带回去剁成饺子馅吃掉。 <h3>顶天立地的英雄</h3> 像刘耀梅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在这千人死难者中还有很多，而更多的英烈事迹是不会为人知晓的，因为多数人是被鬼子秘密杀害的，不过从我们知道的英烈事迹也足以表明，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千人死难者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请看平阳惨案中我们同胞的英雄行为吧！ 10月22日，驻河西村的敌人奔窜北水峪村，三个鬼子抓往了正在收割庄稼的刘二高，他不畏强暴，勇敢与强敌搏斗，后来又上来三个鬼子，刘二高终于被打倒在地，押回村里，当他看到日本鬼子正在屋子里污辱妇女的时候，刘二高再也按耐不住胸中的怒火，在门口操起一根木椽，一连打倒五个鬼子，妇女们才乘机逃出虎口，而刘二高却被鬼子抓住，被捆绑在梯子上，先用棒子打，后用炭火烤，浑身烤焦了，在他尚有一息的时候，还不断大骂鬼子的暴行，最后被鬼子扔进山药窖里用石头砸死。 我们的同胞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性格和挣挣铁骨。平阳村妇救会干部张正学就是这样一个光荣榜样。张正学和她的妹妹在平阳南山侗里被敌人搜出来，鬼子用刀抹她的脖子，用刺刀顶住她的胸口，打她，要她说出“八路军在哪里？公家的东西在哪里？”这个18岁的姑娘坚定回答：“打死我也不知道！”敌人当着她的面把她的母亲和乡亲赶进土洞，活活熏死在洞内。因为她长得漂亮，把她和15岁的妹妹带到铁岭村，敌人想让她屈服，要她缝衣服，她说不会；要她洗衣，她不洗；敌人想引诱她，给她花洋布，她当敌人的面把布扔在地上，说：“我不要你们老洋鬼的东西！”敌人给她吃大米肉饭，她不吃；敌人给她妹妹鞋穿，她逼着妹妹把鞋子扔了，说：“穿这个干什么！咱不穿老洋鬼的东西，快扔了！”晚上，她对妹妹说：“你年纪小，趁老洋鬼不注意就跑吧！我得空也跑，不要顾我！”姊妹终于找机会逃出虎口。不料她俩又在北水峪的山梁上给敌人捉住了。敌人把她带到上平阳，用水灌，她用手挣扎着，把她绑了吊起来，她仍用脚踢鬼子，鬼子用尽了各种刑罚，都没有压服这个姑娘的意志，敌军翻译官只好无耻地威胁：“好，这样坚决，要砍你的头呀！”她坚定地骂道。“砍吧！我不像你，当汉奸。”敌队长恼羞成怒，跳下炕来要剥她的衣服强奸她，她奋力顽抗，始终保持了她的忠贞与节操。敌人一切威胁利诱失败以后，把她绑起用刀砍了。后来，人们把她的尸首从山药窖里弄出来，她的眼睛还瞪得大大的，牙紧紧地咬着，生前坚毅的精神至死依然不变。 死里逃生的古道村张泽还回忆一段感人情景： 11月5日夜，我们住在一个极为偏辟的长安村避难，由于汉好告密，驻河西的鬼子在清晨包围了这个村庄。当时起了浓雾，等人们发觉鬼子偷袭时，宛子已堵住了大门口。村干部有的当时牺牲，有的受重伤，村民很多被俘。敌人开始审讯，说谁是共产党谁就承认，只要承认就释放，没有人上当。鬼子无奈，便对群众进行毒打，还逼问：“八路军在什么地方？过区机关在什么地方？”“游击组的武器是谁给的？”大伙怒视鬼子无人回答。敌人把群众押回河西据点连夜审问，第一个受审的是段正发，鬼子把他的胳膊腿都绑住，头朝下吊在树上，随后问“你说不说？”段正发坚定地说“不知道！”敌人一边审问，一边在树下堆柴烧他，段正发还是一口一个“不知道。”直到烧得皮焦肉烂，吊人的绳子也烧断了，从树上掉下来。已经半死的段正发还挣扎着坐起来，敌人开枪揭去他的脑盖骨。尽管敌人施用各种残酷刑罚，人们没有一个屈服。民兵中队长张泽被打昏死在地上，赋子以为他死了，扔进了一个土坑里。后来被救，养好伤后，他没有停止战斗。把深仇大恨凝集在抢口上，向日寇讨还血债。 阳惨案激怒了晋察冀边区人民，“为死难的乡亲报仇！”的立时在平阳地区响起来。以李勇为首的五丈湾游击组和东古道游击组更加积极活动。平阳区民兵在三个月反“扫荡”中，毙伤敌伪500名以上。边区政府和阜平县政府积极组织军民进行救灾工作，并决定在上下平阳间建立一个《千人墓》，以永远纪念光荣死难的同胞。 北岳古恒山——神仙山巍巍雄姿仍然高高矗立在阜平之巅，它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可辱，为祖国为人民而牺牲的平阳父老永垂不朽。 <hr /> 注释： 正文 第三十六章 老虎洞黑水坪惨案（1943.11.14-30） 1943年9月16日，日本侵略军纠集四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大“扫荡”。11月11日日寇开始围剿井陉县路北抗日根据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老虎洞和黑水坪惨案，千余百姓被屠杀，其中很多为平山逃难群众。 <er h3">1</h3> 老虎洞、黑水坪位于井陉县西北部的深山区，当时是井陉路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向我华北地区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奉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步步南撤，保定、正定相继沦入敌手。接着，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0师团沿正大铁路长驱直入，10月14日进占井陉。从此，井陉以正大铁路为界，被分割成了路南、路北两大块。路北抗日县政府以米汤崖、黑水坪。大洛水三村庄为中心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南临正太路，北靠平山县，东近井陉矿，西接山西省平定县和孟县，面积约300多平方公里，有30多个村庄，约4000多口人。在抗日县政府的领导下，这块饥荒连年的穷山区，经过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很快成了一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对于这块根据地，日军多次骚扰、“清剿”。尤其是1943年这次“扫荡”，其野蛮程度中外罕见，其残忍凶暴令人发指。 从9月16日起，日军突袭阜平一带，“扫荡”开始以后，“扫荡”范围逐渐南移，到11月11日就到了井陉。日军调集了一万多兵力，东自井陉矿，西至山西平定、孟县，南从正大路，北从平山，分兵十四路前来围剿。无论大路、小道、峡谷，山梁，只要能行人的地方都布置了兵力，从四面八方向我路北根据地进行“分进合击”、“纵横清剿”。敌人一路烧杀抢掠，把黑水坪周围的胡雷、冶西、桃王庄、出六里等村庄杀了个鸡犬不留。11月12日凌晨，我地方武装一个青年团，在胡仁和大洛水山梁上阻击了日本扫荡部队。上午，约四、五千日伪军包围了黑水坪、大洛水、米汤崖等村。因黑水坪较大，又是我抗日武装力量驻地，所以，进攻黑水坪的日军最多。气焰嚣张的日军，这时又显得胆小如鼠，不敢贸然进村，强令抓来的民伕和伪军先进村踏雷踏路。直到傍晚，日军才开进村里。在敌人进攻前，根据地军民早做好了准备，提前转移了，敌人只是占了一座空村。他们把拆来的房檩、门窗点燃，大火冲天而起，昼夜不息。 <er h3">2</h3> 11月14日（农历十月十七日），日军开始大搜山。他们把样子山作为搜查的重点，老虎洞即在这座山的北柴沟里。样子山座落在黑水坪、大洛水、胡仁、桃王庄、菩萨崖之中，纵横不过10华里。日军把一梁一谷，一洞一龛都搜了个遍。虽然大部分群众随我抗日县政府转移出去了，但仍有一些老弱病残和零散山庄户的群众，以及平山县温塘一带逃难来的百姓，还没有来得及转移，分散躲藏在山中。日军抓往群众，不论男女老幼，都先扒光衣服，令其冻立在严寒之中肆意蹂躏，最后就地处死或押往黑水坪杀死。其杀人手段极其野蛮残忍，肢解、活埋、碾死、烧死、洋狗撕咬、施放糜烂性毒气，杀人惨景目不忍睹，仅举几例： 在老虎洞东北的涧沟里，范来来一家11口人遇上了日军，只有8岁的儿子范石保钻入草丛跑掉了，其他10人全被围住，日军逼问八路军、粮食、弹药藏在哪里，没有得到回答，就下了毒手。除了范来来被强迫带路，其余9口全被推下山崖，摔死5口，摔伤4口。范妻谷香香怀有身孕，活活摔死。范来来亲眼看到一家人惨遭杀害，怒不可遏，就把敌人引向山崖绝路。日本侵略者便把他推下悬崖，用石头砸死。范来毛和80岁的老父亲种山地，住在窝棚内，因其父跑不动，都被堵在窝棚里捆住，烧死在窝棚内。范来喜的妻子在山坡逃跑，被日本侵略者打了活靶，倒在血泊中。范石昌一家在琵琶洼种山地，被日军抓住，范石昌当场被捅死，其妻谷二妮被轮奸后，四肢压上石头，身上堆满干草，点火烧死。其5岁的小女儿哭着扑上去救火，也被日本侵略者一脚踢进火中，活活烧死。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侵略者拿杀人寻开心，胡仁村的范聚英和大洛水的郗春春、郗双毛被拴在一条绳上，日军逼他们在马前带路。有两个日军比试刀锋，一个敌人一刀砍掉了郗春春的右膝盖，另一个敌人一刀削下了郗春春的前额皮。这两个侵略者狂笑着，争相去抢范聚英头上戴的孝帽（为其叔父戴孝）揩刀。 老虎洞位于菩萨岸村后北柴沟五百多米高的半山腰，洞分内外两洞。外洞有十余米长，呈爽壁形，能容两人直立并行。内洞比较宽阔，约三十多米长，三至五米宽。从外洞进入内洞的洞口仅能容一人钻过。几天来，逃在北柴沟的几百名群众，白天大都躲在洞内。晚上出来寻找食物。人们行动多了，洞外草木茂密的山坡就被踏出一条明显的小路来。11月19日，日军在范禄祥（胡仁村人）、冯树年（米汤崖村人，后范、冯被我政府镇压）带领下，顺路摸到了老虎洞。这天敌人只发现了外洞，抓住了数十名老人和儿童，严刑拷打逼问，一无所得，日军便抢夺了群众的被褥，抱来柴草，一起堆在洞口，点着了火，火烤烟熏，熏死了一个5岁的女孩，天黑前，日军才撤走。夜里躲藏在洞内的群众感到这里已不安全，便成群结队向桃林坪（敌占区）转移，因为过不了封锁墙，不得已在天亮前又返回北柴沟。除少部分另找藏身地方外，其余150余人又钻人洞内，11月20日（农历十月二十三）上午有20多个日军和伪军，又来搜洞，这次终于发现了内洞。日军和伪军用刺刀、手榴弹逼着，把洞内男女老少全部赶出洞。男女分群，扒光衣服，冻立在洞的两侧。对男的，日伪军把他们赶出一个捆一个，抽打、逼问。年轻女子被拖入洞内强行轮奸。日本兵从人群中拉出李昌生（威州人，二区区公所炊事员），再三毒打逼问粮食藏在什么地方。李昌生不说，被敌人推下山坡，用石头砸死。紧接着，日本鬼子抢夺了妇女们的首饰，又将群众全部逼进洞内，往洞内投了毒气弹，150多名同胞，除范羊羔一人幸存外，其余全部被毒死。第三天人们进去收尸，洞内仍然毒气弥漫难以进入，尸体都已经腐烂，无法辨认，难以收抬，悲惨之状目不忍睹。 被日伪军从各地搜捕抓到黑水坪的群众，死得更惨。大洛水郗存子被抓捕后，被剥光衣服，反绑双手，日本兵围着他，来回把他往火堆上推。郗存子痛得在火堆里跳来跳去，日本兵乐得拍手狂笑。郗终于晕倒，日本兵余兴未尽，又用冷水浇醒他，把他的头割下提着耳朵放在人前，当众用石头砸烂。黑水坪村的印毛楼长得较胖壮，敌人竟将印毛楼的头和小便用铁丝拧在一起，活活扔进井里。不少群众被抓回后，都被扒光衣服，用铁丝反拧住双手，蒙住双眼，被日本兵押至井边或火堆旁，来回推揉，直至掉到井里或倒在火堆上。还有，日本鬼子把妇女奸污后，往阴户里钉木撅，不少妇女就是这样被残害致死，甚至70多岁的老太太也不能幸免。至24日（农历十月二十七日），日军在黑水坪火烧、狗咬、投井、刀砍等，残暴杀害无辜群众达400多人，尸体塞满了三口水井和两个猪圈。至于杀死在庭院、野地里的更无法计算。整个黑水坪地区横尸遍野，血迹斑斑。 <er h3">3</h3> 日军认为用野蛮的屠杀便可以把老百姓征服，摧毁抗日根据地，搜捕到抗日干部，搜寻到粮食和物资，但是，他们的刺刀并没有撬开中国老百姓的嘴。 大洛水村村长郗保昌，躲在一个山洞中，日军发现后，对他开了枪，郗保昌中弹后摔下崖去，没有死。日本兵便把他带到黑水坪，逼问他粮食埋在哪里，他誓死不答，敌人先用烟头扔到他脖子里烧，再用烧红的铁丝穿身，最后反绑他的双手，砍掉腿，扔进大火中，至死他没吐一个字。 一区北要子村村长赵同喜，在日军进村时，没来得及转移出去，被日军捕获。当日军得知他是村长时，就用各种手段，威胁利诱，想从他嘴里掏出坚壁物资的地点来。开始，日本兵来软的，他说不知道，日本兵见软的不灵，就抬来了铡刀，放到他脚下，威胁他，他还是说：“死也不知道。”日本兵又把他带到一眼井旁，威胁说：“你再不说，就把你开膛，填进井里。”他还是不说。日本兵气急败坏，捅了他一刺刀，他趁势跳入井中，到井底，他紧紧贴住了井壁。这时，日本兵投下了一块块大石头。日军见井下没了动静，以为将他砸死了，就悻悻离去。他一直在井底呆了四天，才喊人将他救上来。张家坎村农民高三秋和焦家垴村民赵华春被日军抓捕，拘押在一起，夜间二人商定，任敌人怎样摆布，也不说实话，不替他们干事，能跑就跑，不能跑宁肯死去。第二天，日军逼他们带路去挖粮食，找女人。走到一眼井旁。高三秋趁敌人不注意，跳入了井里，敌人马上把他捞上来，问他：“你愿死。” 他答：“愿死。” 敌人说：“你愿在井里死，偏要你在火中死。”于是，日本兵将他倒吊在树上，下边堆起柴草，点起了火。火呼呼烧了起来。鬼子认为他必死无疑，就押着赵华春走了。恰巧这天刮西风，火苗不向上窜，而是倒向东边。他用力挣脱了绳子，脱了险，但是，头发胡须都烧光了。 在这次反“扫荡”中，不少人家全家宁死不屈，坚守民族气节。焦家垴有个焦振邦老汉，年已76岁，常教育后代明大义、守气节。在日军搜山时，焦振邦老汉被捉住，日军软硬兼施，让他说出军粮坚壁的地点。日军来软的，焦振邦老汉正颜厉色加以拒绝；日军动硬的，焦振邦老汉就大骂：“你们这群野兽，想叫我于丧良心的事，妄想！”日军恼羞成怒，一涌而上，几把刀刺向老汉。 不屈的焦振邦老汉倒在了血泊中。同一天，在另一个山坡上，焦振邦老汉的儿子焦福亨也遭到日军的追捕，被枪弹射中腿部，让日军抓住，又用同样的手段威逼他带路，去挖军粮，他坚贞不从，被活活打死。在另一处地方，焦树邦老汉的侄子焦福三、焦福辰也被日军抓住，日本兵同样逼迫他们去挖粮洞，他们破口大骂：“你们这些败类，兔子尾巴长不了啦！”日本兵用刺刀刺他们的嘴，他们还是骂不绝口；日本兵刺他们的脸，他们仍不屈服。最后双双被杀死。 在西狼窝山洞里，50多岁的范锁柱被日本兵抓住，一顿毒打后，逼他带路。他用尽全力，扑向敌人，抱住一个日本兵滚下山崖，和敌人同归于尽。范全保妻子和四岁的女儿被日本兵从山崖上推下，妻子摔死，女儿摔伤。范全保抱着孩子藏在洞内。孩子伤疼，哇哇直哭，哄也哄不住。为了不使孩子的哭声引来日本兵，保全洞中几百名群众，范全保忍痛舍爱，将亲生女儿的嘴捂住，结果孩子被活活憋死。 <er h3">4</h3> 这次“扫荡”，日军从农历十月十七开始，到十一月初一撤走，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使路北根据地的村庄损失惨重，尤其是黑水坪一带尸首遍野，幸存者无家可归。真是“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 黑水坪当时全村57户，270余人，这次惨案，死了48人，22家死了人，9家绝了户。印田一家9口，印书垂一家5口，全被毒死在老虎洞。全村70余头牲畜，被杀了60多头。大洛水村32户人家，150人，死了42人，绝了5户，全村47头大牲畜，60多只羊，全被抢走。240余间房屋，除几间窑洞外，都被拆掉烧毁，粮食被抢光烧尽，家家户户的铝碗都变成了碎渣烂片。群众返回后，只好几家轮流用破锅做饭。米汤崖当时有40户人家，160余人，被杀死了17口。80余头马、牛全部被杀死吃掉。全村的房屋，除三间没落架外，其余全部被烧毁。胡仁村共有127户，近500人，被杀死74人，绝了7户，其中5户全家死在老虎洞。范庚羊一家大小8人，被毒死在洞内5人。上述四个小村就被杀近200人。 惨案发生后，根据清理现场时不完全统计，日军在黑水坪一带杀死我无辜同胞近千人。这里所列举的都是知名姓的井陉人。其他被害同胞，大都是平山县温塘一带的逃难群众，就难以一一陈述了。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惨绝人寰的老虎洞、黑水坪惨案。 <er h3">5</h3> 在老虎洞唯一幸存者范羊羔于1986年写了《虎口余生记》一文，真实地记录了日军野蛮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原文如下： 我叫范羊羔，今年六十八岁，原籍井陉县桃王庄乡胡仁村，后来种山地搬到菩萨崖。四十一年前，日本侵略者大扫荡，在老虎洞放了毒气，躲藏在洞里的男女老幼150多人，就活下了我一个人。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那悲惨的往事，辽象是发生在眼前。 那是1943年旧历十月后半月的一天，日本兵杀过来了。天不明，我赶着牲口往山梁上跑。刚到山梁，就听到枪声一片。这时候，从平山逃难的人也一窝蜂似的涌了过来。我白天钻到山里，黑夜回到窝棚。这么过了几天，看看日本人搜山搜得紧，山上没个好藏身处，就想到北柴沟的老虎洞。它在半山腰，日本兵不容易搜，我们全家人就上了老虎洞。到了那里，才听说，头天，日本兵也把老虎洞搜到了，点上被子、柴草，熏了一顿，熏死了个孩子。眼看着，这里也躲藏不成，我父亲说，要不然到桃林坪你妹妹那儿躲几天吧。桃林坪是敌占区。这时我正病着，走不动，没走成。眼看着天明了，没处躲，没处藏，急得团团转；想来想去，还是只有老虎洞离得近，再去那儿躲一天吧。 吃过早饭，我和我妻领上两个孩子又钻进了老虎洞。洞里已经藏了一百几十人。我心里总是嘀咕，踏实不下来，就对妻说：“咱走吧，这儿不保险。”她愁眉苦脸地说：“天都这会儿了，能走脱？出去就叫日本人抓拄了。咱躲上一天，躲过今儿，明儿说啥也不来了。” 还不到晌午，日本兵就来了，围了洞口。有几个打着手电钻进洞，拿刺刀逼着，把人们一个个往外赶。赶出一个男人，就用绳子拴一个，等把我赶出来时，已经拴了七、八十人了。妇女孩子没拴。虽没拴我，但心里一沉，想起我身上辽揣着个皮包，里边装了四、五十块边区票，我想这不怕，边区人用的就是边区票吗！怕的是别的东西。这年，我当了村民政委员，皮包里还掖了不少粮条子，就是群众交公粮的收据条子，没来及发下去。如果一搜身就露了馅。就凭这东西，日本人还不逼着向我要粮食？当时把我愁坏了，蹲在地上，抱着头。一个日本乓狠狠地踹了我一脚，让我站起来。我说有病，日本人不依，我只得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这时，日本兵把许多年轻的妇女拉进洞里糟踏了，男人们个个受到了毒打，敌人把黑水坪一个叫二贵的拉出来，说他教过书，是个八路军，把他衣裳撕开，要剐死他。二贵说：“我不是八路军，不信，你们问我们村里的人。”二贵的父亲和其他很多人都站出来，担保二贵不是八路军。我五爷范富良，种山地，他并不知道二贵的底细，也站出来说：“你们可别杀他，他确实是个老百姓，成天上山割柴，常在我这儿打歇。” 日本兵放了二贵，又把李昌生拉了出来。李昌生是威州人，当过八路军，后来住在了胡仁村。敌人用枣木棍子打他，让他说出藏粮食的地点，他不说。让他带路去挖粮，他不去，被日本兵推下山崖，用石头活活砸死了。 敌人逼问拷打了一气，什么也没得到，就又把女人孩子往洞里赶，在洞口，碰上了我妻，我急忙把身上披的破被子扯下给了她，顺手把身上的皮包递到她手里。她一接住，心里也就明白了，看了我几眼，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我给她使眼色，让她快走。她含着泪，钻进了洞。鬼子赶进去了女人和孩子，又把男人往里赶。我一直低着头蹲在地上。这时又被一个日本兵踹了一脚，一看，人们都进去了，我也只得往里钻。一边钻，心里就嘀咕：这回日本人不把人带走，也不杀，都往洞里赶，是啥意思？平时就听说，日本兵用臭炮熏人，是不是这回轮到熏我们了？我妻听到我也进了洞，想我有病怕冷，就喊着我，要把被子传递给我。洞里很黑，谁也看不清谁。我喊了一声：“你披着吧，别管我了。”喊完，我就从内洞爬出来。老虎洞分里洞外洞。我爬到外洞，向一个大石头缝中钻去。这里边已钻进了人，我一直往里挤，爬到了一个高坎上，钻进另一条石缝中。我钻得深，敌人没发现。这时，我因有病，直想咳嗽，又怕敌人听见，就双手紧紧捂住嘴，也不动弹。 不一会儿，只听“砰”的一声响，一股难闻的气味直往嗓子里钻，呛得我出不了气，胸口憋得要炸一样。我顾不了别的了，连度带爬，从高坎上跌到下面，也辨不清东南西北，直朝透亮处跑去。跑出洞口，我赶紧伏下身子，见敌人走远了，又钻回洞，想喊洞里的人快往外跑。这时候，我站不起来，喊不出，只是一声接一声的咳嗽，鼻涕、眼泪止不住流。我只得滚爬出洞，一会儿，洞里又爬出一个老头，是米汤崖的，叫三贵子。我叫他快跑，可是说不出话，急得打手势，乱比划。他也比比划划，要我走，我正要走又爬出两个人来，认得一个是黑水坪的，忘了他叫啥名字，另一个人我不认得，长得圆脸，几个人中顶数他最胖，一出洞口，“嗬嗬”喘个不停，鼻孔里、口里全是血。一共就爬出我们四个人。 我们分散着往外爬。我爬离洞口不远，就被日本兵发现了，“当、当”，冲我就是两枪。我急忙躺下装死，直到日本兵走远，看不见了，才又爬起来，向东梁上爬去。我只觉得心里火烧火燎，嗓子里象冒烟，直想寻口水喝。跌跌绊绊地爬到东洼里一家住山庄的窝棚，见锅里有水，可能是煮白萝卜的汤。我一气喝了两碗，歇了会儿，身上才有了点力气，脑子也清楚了一点，试着站了站，能站起来。心想：赶紧去喊人救洞里的人。四处寻找，也不见一个人。这时天已大黑了，也转得认不得路了，就在野地里蹲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才跑到胡雷村，人们见了我，说：“你不是死在老虎洞了？”我说，“我跑脱了。” 后来，我就躺倒了，不想吃也不想喝，昏昏迷迷，象要死的样子。听说老虎洞逃出来的那三个人都死了，我母亲整天合着眼泪守着我。六天以后，我才有些好转，能吃点东西了，便的全是黑屎；十几天后方能下地。我痛心地想：钻洞的时候，是一家四口，她还怕我冻着，呐喊着要给我那条破被，这会儿，只剩了我一个，她和两个孩子全没了；一洞子150多个人，就活下了我一个……石头人听了也得落泪。 听我叔伯兄弟范庚羊说，那天，他跑去救人，黑水坪的一个人先进去被敌人毒气熏坏了，昏倒了，口流粘液。庚羊要进去，乡亲们扯住他，怎么也不让他进。庚羊急得要死，因为里边有我们奶奶、他媳妇、一个孩子和兄弟、弟媳，他不顾乡亲们阻拦，硬钻进去。哪有一个活人，全部死了！头胀得像柳笆斗，没有一点人模样，一个也认不出来了。洞里还是烟雾弥漫，只得跑了出来，过了几天，人们进去收尸，皮肉全烂了。那150多男女老少，死得好惨呀！ 正文 第三十七章 血洗平山的两次大“扫荡” 平山县位于河北省西部，大行山东麓，冀晋两省交界处，滹沱河由西向东横穿境内，东部多丘陵，西部是高山，东距华北重镇石家庄70华里，南距正太铁路50华里，战略地位重要。1937年10月3日八路军120师359旅战地救亡工作团来到平山，与平山的党组织一起，发动人民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八年抗战期间，中共北方分局、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四地委、三、五专署曾长期住在这里，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平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有人出入，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万余名青年参加八路军，359旅718团号称平山团。四分区的八大队、平获支队、八区队、九区队、五团大多数战士是平山人。当时，真是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父子一齐参军，兄弟争相入伍。各村的游击队、青年抗日先锋队、妇救会、儿童团，站岗放哨，送公粮、抬担架，拥军支前，参军参战，人人是杀敌的勇士，个个是抗日的闯将。平山县各阶层人民汇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每寸土地都成了侵华日军的坟场。四分区八区队曾受过毛主席的表扬，回舍大枪班曾出席过晋察冀边区的群英会，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更是闻名全国。平山县被誉为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模范县。 侵华日军对平山人民前仆后继的抗日斗争倍加仇恨，时时刻刻想着扑灭平山人民的抗日烽火。他们在平山修碉堡、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建立无人区，屡集重兵，围攻、奔袭、反复“扫荡”，采用了惨绝人衰的“三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财物，无恶不作。八年中，日军在平山制造了数十起屠杀惨案，杀害我县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达14000余人，因日军烧杀抢掠及病灾致死者达34000余人。仅1941年和1943年两次血洗平山的大“扫荡”，就屠杀我无辜同胞4330人。 1941年8月23日，侵华日军调集1.7万余兵力，对我晋察冀四分区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大“扫荡”。平山县是军区、分区住地，又是抗日模范县，便成了敌人“扫荡”的重点。“扫荡”开始，敌人就六路合击平山，见人杀，见房烧，见物抢，制造了较大的惨案12处，杀我同胞1364人。 <h3>驴山劫难</h3> 驴山，传说是张果老倒骑驴，山上留有驴蹄印，由此而得名。山脚下有十几个村庄。1941年秋，日军大“扫荡”开始后，首先占领了驴山东面隔河相望的温塘镇，随后又占据了驴山西面7华里的洪子店镇，对驴山构成了两面夹击的形势。 农历七月二十一日清晨，人们正在抢收早熟的庄稼，忽然发现山顶上联村了望哨一棵棵“消息树”相继倒下，这是告诉人们日军已从四面出动了。各村干部群众坚壁清野后，迅速转移进山。这次日军兵分五路，四面包围：一路从西面顺白龙池村向上把住驴山西侧各处山口；其余四路从石羊沟、康家村、朱豪进犯，包围驴山。日军进村后就烧杀抢，所到之处，鸡犬不留。顿时驴山周围村庄烟雾弥漫，火光冲天。在山上躲藏的群众，见村中浓烟滚滚，心急如焚。此时，冷泉村的日军心生毒计，逼着被抓的民伕高喊：“乡亲们！鬼子走了，快回来救火吧！”有的乡亲信以为真，从青纱帐和山洞里出来，回村救火。到村边见日军未走，急忙往驴山方向跑。不料，日、伪军早已占据村边各个制高点，用机枪向群众扫射。日军见大批群众逃进梁家窑村西边的恶石沟，尾随追来。进沟后又用机枪扫射，许多群众倒在血泊里，日军又从一个石洞里搜出20多人，连从其他山洞搜出来的共有40多人。其中有六、七十岁的老人，有吃奶的孩子。日军用刺刀逼迫人们排列成队，从队列里拉出年轻妇女王让妮，逼她脱光衣服，然后让她立正、稍息、蹲下、起立。日军在一边狂笑，污辱够了，再把王拉到一边刺死。梁家窑妇女王朝玉怀抱一个3岁男孩，日军猛一刺刀，把孩子穿透，高高举起，旋转了几圈，又摔向王朝玉怀里。随后在王朝玉胸部、腹部连刺两刀，王朝玉怒目相对，日军又在王朝玉小肚子上刺了第三刀，肠子流了出来。王朝玉大难没死，至今小肚子还留有人头样的一个疙瘩。王朝玉的侄媳李青书怀孕10个月，日军专刺她的肚子，她当即惨死。仅在恶石沟，日军杀死冷泉村78人，梁家窑46人，以及邻村群众，共300余人。全沟侥幸来伤者，只有大陈庄14岁的王永祥，因王朝玉婆母被刺杀，尸体压在他的身上，东边又有一个被刺杀的尸体倒在他身边，他被夹在两具尸体中间，弄得全身是血，王又趁势装死，才保住了性命。 在红草洼庙沟，日军先将几十名妇女全部扒光衣服，不脱的用刺刀挑，玩弄、侮辱后，一个个用刺刀挑死。庙沟一棵大柿子树下，被惨杀的尸体成堆。日军在庙沟共屠杀我同胞200余人。霍西庄周二顺一家，一天之内被害9人。 在白龙池“扫荡”的日军，把20多名在赵兵家躲藏的群众赶到场上。当日军要开枪时，群众跑进三间场屋躲避。日军堵住门口，点燃谷秸烧房。大米峪村14岁的姑娘刘明明拼死从火焰中跑出脱逃，半边脸被烧伤。其余20名群众被活活烧死。赵兵家9岁的男孩赵难看、7岁男孩赵兵锡，都被杀死。日军一户户搜查，一个个山洞寻找，一蓬蓬荆棵下翻寻，见人就杀。在全神庙还杀死几十人。方圆六、七里的白龙池，各个山洼沟岔，到处是惨死的尸体，共杀死160余人。其中大米峪、白龙池被杀74人。苇票沟、椿树湾、王五沟、南红草洼、雁雀石沟等山庄，都有许多群众惨遭杀害。 驴山惨案，波及白龙池、大陈庄、中陈庄、梁家窑、冷泉、红草佳、霍西庄等10多个村庄，共700多人惨遭杀害。冷泉、梁家窑等五个村庄，被烧毁房屋一千余间。耕畜、猪、羊、衣服、被褥等，被抢劫一空。 日军的残杀和抢掠，激起了驴山人民更大的仇恨和反抗。他们化悲痛为力量，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仅1942年，驴山一带村庄，就有150多人光荣入伍，奔赴抗日前线。男女老少在后方，一面生产，一面支援抗战。抗日的烈火不仅没有被扑灭，而是燃烧得更旺了。 <h3>“七·二三”大屠杀</h3> 1941年9月14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伪军千余名对我东黄泥、东柏坡、西柏坡、通家口、南庄、北庄、盖家峪、燕尾沟、西沟、白家庄和陈家院11个村庄的者百姓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同一天内，残杀我无辜百姓588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七·二三”大惨案。 该日凌晨，100多名日军偷偷地从洪子店北边寺后过河，经文都河口爬上东黄泥村东边的老虎窝山头，然后顺沟而下包围了村子。从白家庄据点出来的日军带着几挺机枪上了鸽子崖，从洪子店、苏家庄据点来的日军封锁了通往柏儿沟的通路，又在窑儿沟设下卡子，准备抓人。 7点钟左右，村西鸽子崖上的日军用机枪向村里扫射。群众听到枪声，赶紧向村外转移。有的奔柏儿沟，有的奔窑儿沟。奔柏儿沟转移的群众刚出村口，就遭到日军机枪的扫射。赶紧往回返，有一部分群众躲进了村南青纱帐和稻地滩里，另一部分群众转奔窑儿沟，万没想到日军在窑儿沟预先设了卡，群众全部落入日军罗网。 日军将群众围逼到近沟口的泉水泊旁和沟口南侧的土岸上，还有一个叫“捣蒜具”的地方，让群众并排站立。日军指挥官一声嚎叫，手端刺刀的日军一齐向群众身上乱刺。两排手无寸铁的群众相继倒地。土岸上的群众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后，又一个个被踢到岸下。齐孟东的媳妇刘富俊，怀里抱着刚满月的小女孩，被日军连刺五、六刀，倒在血泊里。她那小女孩哇哇地哭，日军踩着尸体过去，又把那女孩用刺刀挑死。齐孟虎的媳妇用自己身体护着儿子，母子两人同被日军用刺刀刺死。有个叫王来喜的孩子，被日军用刺刀从后心连刺两刀死去。有的群众被刺后剧痛难忍，倒在地上翻滚，手指抓进土里几寸深，日军在一边哈哈大笑。 日军在村外进行屠杀以后，又进村挨家挨户搜查屠杀。齐连锡家院里院外隐藏着群众三、四十名，日军砸门进院，开枪扫射，齐生小大喊：“你们快走，我跟狗日的们拼了！”随即拿起一把镰刀，扑向日军。后因抵挡不住，退到里屋，被日军乱枪杀死。齐海庆的家在村东边，日军进家即把齐海庆的母亲抓走，齐海庆提起擀面杖追到门外，见日军就打。一个日军的胳膊被打断。又有七、八个日军扑上来，齐海庆毫无惧色，继续搏斗，最后把擀面杖打成了两截。齐海庆死时两眼怒睁，紧握双拳。60多岁的老人齐二小，抡起切菜刀冲出场房屋，冲着正在行凶的日军头上就是一刀。王彦平家的儿子小名叫秃子，当日军用刺刀刺来时，他一手抓住日军刺刀不放，日军猛抽刺刀，把他五个指头都割断了。接着日军又用刺刀在他身上乱刺，他苏醒后忍着剧痛爬进了旁边猪窝棚里。后来日军不见秃子的尸体，循着血迹寻找，将秃子拉出，在他的身上踩踏，一直踩到血从胸膛里咕嘟咕嘟往外冒，才罢休。 日军在东黄泥的这次残杀，从上午7点继续到10点，共杀死村民136人，伤残23人。 9月14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清晨，东、西柏坡村的人们正起床。“鬼子来啦！鬼子来啦！”呼喊声一声紧接一声。村里人们携儿带女，赶紧向村东岭上跑。日军象豺狼一样扑向人群。王锦中媳妇齐骛骛已有好几个月的身孕，怀抱两岁的儿子，拉着8岁的闺女，也跑在人群里，日军追上来，用刺刀刺她女儿，齐鸾鸾用身子遮挡孩子被日军刺刀戳伤胸口，她忙用手去夺日军的刺刀，刺刀削去她几个指头。日军又连刺几刀，把齐驾驾刺死。又一名日军将她女儿的头砍落在一边。两岁的儿子爬在母亲身旁的血泊里，哭饿而死。 阎志和、阎志中弟兄等人被抓住，日军用刺刀穿死阎志中后，正翘起脚擦刺刀上的血时，阎志和、刘孟华趁机顺沟脱逃。8岁的阎更有，其父亲、母亲、妹妹都被杀死，阎更有被刺13刀。事后，叔父背回阎更有，没有药治疗，刀口化浓生蛆，经百般护理始得残身幸存。至今脊背上还有好几处伤疤。这一天，东、西柏坡，共有81名同胞惨遭杀害。 通家口村北有座山，叫杏山，在日军“扫荡”中，人们不能在村里住宿，就在杏山沟掏洞藏身。9月14日，天尚未亮，敌人就占据了杏山的东西山梁，把杏山沟围了个水泄不通。早饭时，数百名日伪军东西一字儿摆开，象梳笆一样。由上而下梳下来，每块地、每个沟豁、土岸都要搜寻几遍，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刺，一个也不放过。敌人发现土窑洞后，就把群众叫出来，走出一个刺死一个，不出来就往洞里扔手榴弹，机枪扫射，塞柴禾烧。只在任永胜坟地上岸下的一个窑洞里就被日寇杀死17人。藏在庄稼地里的人也都被敌人就地刺死。 三个鬼子把捉到的24名群众排成一队用刀砍。第一个是封仁英，敌人一刀下去，仁英的头和半块膀子被削去。封虎妮、封福亮见此惨状拔腿就跑，他俩跳岸，越沟，敌人开枪射击，但未打中，方得逃出虎口。其余22人全被敌人大刀砍死。 封茂林被三个端着刺刀的鬼子围住，两个鬼子从东西两边同时向他刺来，他撤步闪身，退到后边，敌人刺空，他双手一伸同时抓住两个敌人的枪管，猛然向下一压，两个敌人夺不走枪，也挑不起来，胆颤心惊。在敌人愣怔之时，他双手将枪向上一拨，把两个敌人弄了个侧棱。他趁机疾风般逃去，捡了条性命。这一天在杏山沟杀死96人，抓走20人，抓走的其中4人被杀，16人逃回，共100人死难。 “拿着干粮背着被，鬼子不走地里睡。”这是南庄一带群众在抗战时期唱的歌谣。他们是这样唱的，也是这样做的。1941年日军秋季大“扫荡”，南庄一带群众，以张大沟、大小岭背为藏身之地。为了秋收种麦，老弱病残者躲在沟里，年轻力壮的回村生产，边战斗，边生产，边与敌人周旋。9月14日两点钟左右，突然一股敌人从水门崖渡过滹沱河，向南庄一带扑来。这时，正在河畔站岗的自卫队员王增增、王正吉一见有情况，马上跑回村里报告。留村的干部和群众疾速向北山张大沟转移。敌人进村扑了空，也向北山追来，把张大沟和大小岭背团团包围。 天亮后，日军开始搜山，见人就杀。王为汉一家躲在小土窑里，不管敌人怎样吼叫就是不出来，鬼子窜进窑里一阵乱刺，将他一家6口人全部刺死。王增位一家4口也被同样刺死，死后还被开膛剖腹，扔进火中烧焦。敌人还抓住南庄14人，逼他们到王胜庄、王胜达的打谷场上，每人抱一捆带穗的谷桔堆在一起，然后，鬼子点燃大火，把14名无辜百姓用刺刀逼进火堆。王银雪被刺未死，刘大被刺后趁敌人不注意滚进旁边一个土坑内装死，除这两人逃脱外，其他12人全被烧得焦头烂额，尸首难辨。敌人一边杀人，一边奸淫妇女。有的妇女被轮奸后，还被敌人用刺刀插入阴道活活搅死。 村公安员王石头，被敌人搜出公章。敌人逼他供出谁是干部，公粮藏在什么地方。王石头只字未吐。敌人打得他皮开肉绽，昏死几次，用凉水喷醒再问，但仍一无所获。最后敌人竟将他绑在树上开了膛。 王清太奔跑在大渠埂上，迎面碰上一个鬼子。鬼子的枪在肩上斜背着，王清太不等敌人摘枪，窜到跟前伸手便夺。鬼子着了急，一口咬住王清太的鼻子，王清太一手抓枪不放，一手抠住敌人的腮邦子用力一撕，敌人惨叫一声松了口，丢了枪。王清太持枪正跑，敌人边追边喊。其他敌人听到喊声，两边堵截。王清太见势不妙，把枪投入水渠。他趁日寇下水捞枪之机，抽身跑脱。 这天敌人杀死南庄群众70人，飞机炸死两人。 北庄村北有条山沟叫木虎峪。这是附近村民在敌人“扫荡”期间集中隐蔽的地方。那日，天还不亮，敌人包围了木虎峪。在一个土岸下有五个窑洞全被敌人发现，日寇吼叫着往洞外撵人，出来一个杀一个，不出来的就塞进柴禾烧死。齐兵兵一见日寇如此残暴，怒不可遏，猛扑上去，夺敌人的枪支，和敌人撕打在一起，另一敌人窜过来，一刺刀刺进齐兵兵的胸膛。齐兵兵受伤后纵身跳入水池中，因流血过多而牺牲。日寇在这眼土窑内外，共杀死男女老少30多人。 日寇对留村逐户逐屋进行搜查。史双成的奶奶86岁，张立志的奶奶70多岁，她们藏在家中，被敌人搜出，拽到大街上，推进火中，活活烧死。 敌人的残暴激起了人们的万丈怒火。封雄伟手持菜刀，隐蔽在路边一十茅房里，待大队敌人过去，一个鬼子独自走来时，他一个箭步窜出，将刀放在敌人脖子上，说，“你叫喊，立即杀了你！”敌人束手就擒。 这次屠杀，封玉杰、封玉春兄弟家7人，就有父、母、姐姐和两个弟弟5人被杀；张锡锡一家5人，父、母及兄妹4口被杀，4岁的张锡锡肚子上也被敌人捅了一刀，由他大伯扶养成人。史松寿一家5口，娘和妻、儿3口被杀。这一天，北庄一村就被杀死55人，烧房629间，抢走牲口52头，羊146只，猪6头，粮食212石，被褥179条。 盖家峪村北有条山沟——张家沟，山大沟深沟岔多，是我“前卫”报社所在地，也是附近群众在敌人“扫荡”时转移的地方。9月14日，敌人包围了张家沟，见人就杀。只在下半沟就杀死我同胞51人。在盖家峪村搜出老弱病残12人，也全部用刺刀刺死。这天共杀我无辜百姓63人。 燕尾沟是个只有40户、240口人的小山村。1941年9月14日，在地名叫方家沟的一块玉米地里藏着30多逃难的群众。敌人在山梁上“嚓嚓”的脚步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正在这时，任青荣吃奶的小孩要哭，万一哭声把敌人引来，哪里还有这30多人的命在？青荣万般无奈，使劲用手捂住孩子的嘴，孩子的脸憋得铁青，昏厥了，青荣才松开手。孩子还过气来，又要哭，青荣心一横，又捂住他的嘴，就这样让孩子昏死过去三、四次，直到日寇撤离。 齐秀荣、任六保不幸被敌人捉住，逃回家来后，得了精神病，不久就死了。 村长任福增、武委会主任任五多残遭杀害，任二珠一家6口，奶奶、母亲、哥哥、妹妹4人被杀。全村被敌人杀死17人。 西沟是座落在烽山脚下的一个小山庄。9月14日，日寇进庄，逢人便杀。游击队长魏茹发现敌人，飞速奔跑，敌人持枪紧追，眼看就要追上，魏茹急中生智，拾起一块石头大喊一声：“看家伙！”用力向追敌砸去，正中敌人胸部。只听哎哟一声，敌人倒地，魏茹逃跑。 这天，敌人在西沟杀死齐黑黑、魏三哑叭、唐双……、靳黑四、韩扣驹和他的母亲、姐姐、外甥共9人。 9月14日，日军由汉奸蚂蚱带路，奔袭白家庄村，村里人们都逃到村西的狼窝峒里。敌人进村扑空后，就到狼窝峒一带山里搜索。6岁的冀连五和他母亲每人被穿三、四刀。李荣山和其父母，李振林、李振堂、李振昌、李全福母子、李桃老父子和李太妮都被杀死。自卫队员冀三牛，身高力大，一个鬼子用刺刀刺他，他闪身躲过，扑向敌人，把抢夺去。这时，另一敌人开枪，将冀三牛打死。敌人抓住李树国，让他带路，奔袭刘家沟。李树国领着敌人，转湾子，绕山梁。敌人发觉后，将他刺死。这一天，在狼窝峒杀死白家庄村21人，伤6人。 1941年秋，日军大“扫荡”开始后，占据了陈家院，把这里作为临时据点。每天天不亮就出动几百名日军进山沟、村庄搜查。把抓来的老百姓关在李英龙家的院屋里。李家院南北房各7间，东西厢房各5间，北边是七、八尺高的围墙。日军四面放着岗哨，戒备森严。 一天，日军把抓来的人们从屋内驱赶到院子里。一个日军头目站到院子的台阶上，面对被抓的人指手划脚地训完活，接着挨个地审问。 先拉出陈家院村游击队长霍七十。日军逼问他八路、干部在哪里？他回答说不知道。日军打了他两个耳光，把他捆了起来，拿棍子敲他的头，厾他的嘴。霍七十挺着胸膛一声不哼。日军又让另一个家伙给他松绑，狂笑着说：“不杀的说！”这时，霍七十突然拔腿闯出门外，钻进街上一大群日军里去。日军一下子炸了营。霍七十横冲直撞，串街越墙，一直跑出村外。几个日军紧追不舍，一枪打中霍七十的臀部。霍七十用手捂着伤口，挤命跑到大村（村名），昏倒在街上。当时大村住着的八路军见霍七十被打伤，千方百计地进行抢救。由于流血过多，没能抢救过来。 李公吉是小北头村人。日军审问他时，看他长相不象庄稼人，说他是八路的干部，要他说出八路军的仓库存哪里。李公吉说他是开药铺的，日军又说：“你的，药铺八路的开！”说着就是一阵棍棒乱打。李公吉被打倒在地，不省人事。 就这样审问了一天，被审问的人宁死不屈。日军用剪子铰光了人们的头发，在头上抹上一层黑油，又把人们关进屋里。 9月13日上午，几个日军来到关人的屋里哇啦了一阵，把赵春玉等9个年轻人押出去。一个伪军横眉瞪眼地说：“明天送你们回老家去！”说完，又把人们关进屋里，还上了锁。 9月14日，天还不亮，日军在李英龙家的房顶上架起机枪。另有200多个日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站在衔上、门口、院内和猪圈周围。一个日军开了锁，踢开屋门，把抓来的人两个两个地押到猪圈旁边，强迫跪下。日军挥舞大洋刀，动手砍人的脑袋。砍下脑袋，随即把尸身踢进猪圈里。有的不跪，日军就用刺刀从背上刺穿。大约从6点起，还不到10点就把抓来的40多人都杀害了。尸体填满了猪圈。日军还将砍落在猪圈边的脑袋踢来踢去，狂笑取乐。小北头村李二保和他儿子的脑袋，还有吊里村苏喜才的脑袋，就曾被日军那样踢着玩。 日军在陈家院村猪圈一处，共屠杀我同胞42人。同日，在村东水井旁又杀死14人，还在村北土窑里杀死18人，连同霍七十共残杀75人。 1943年9月，日军调集四万余兵力，对我晋察冀北岳区，特别是平山和阜平两县，进行了三个月毁灭性的大“扫荡”，在平山制造了13起大惨案，杀我同胞2966人。 <h3>尸骨堆成堡垒群</h3> 平山县瓦口川的东北部，有三个村庄，叫樊土沟、冷泉和湾子。这里山川纵横，峰峦起伏。附近的黄中寨、北顶和王母观山，是群峰中最高的三座山峰，地势极为险要。1939年至1942年，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曾住在瓦口川的宅北、陈家院一带。 1943年2月，日军占领了南甸镇，沿南甸河，北起青炭，经安里、南甸、胡家町，到王母村建立了第二道封锁线（第一道在灵寿）。9月19日（衣历八月二十），日军又向西蚕食20里，在湾子、冷泉、樊土沟一线，建立了第三道封锁线。湾子村北的王母观北山，冷泉北边的北顶，樊土沟西边的黄巾寨，海拔千米以上。站在黄巾寨，西可望洪子店、夹峪一带；南可望大吾川；东可望三汲和灵寿县；西南瓦口川的赵家庄，陈家院、宅北、会口，都在炮火射程以内。站在北顶和王母观北山，北可监视灵寿县的陈庄、宅头一带；南可控制南甸地区。 日军秋季大“扫荡”开始后，从无极、藁城、赵县、栾城、元氏、赞皇、获鹿等县抓来四、五千名民伕，又从平山县抓来一大批百姓，在这三处建堡垒，修公路。经过一冬一春，筑起三组堡垒群：第一组以黄巾寨为主，山上建堡垒三座，山下樊土沟两座；第二组以北顶为主，山上建堡垒三座，山下冷泉两座；第三组以王母观北山为主，北山、黄土尖、索拉尖、屹拉尖建堡垒八座，北山为日军司令部，还建房五、六十间；山下湾子村建堡垒两座。日军为修建这三组堡垒群，共残杀我同胞1800多人。当时老百姓说：日军的堡垒群，是用我同胞的尸骨堆起来的。 抓来的民伕，在日军刺刀威逼下，上山建堡垒、修公路。山高坡陡路难行，从山下往山上背石运料，往返一趟，20余里。活重又累，还不让吃饱，有时还断顿。民伕是秋天抓来的。入冬后，他们的衣服都磨烂了。寒风凛冽，钻心刺骨。在零下十五、六度的隆冬，身无棉衣，肚里无食，一个个冻得浑身青紫。人们把装水泥的草袋子或纸袋裹在身上当衣服。人们干活稍有怠慢，日军就用枪托、棍棒毒打，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每天都有人冻饿而死，多时达四、五十人。 日军怕人们逃跑，各处布满岗哨。逃跑被抓回的，破日军枪挑而死。追不上的，开枪打死。尽管如此，每天总有人逃跑。 黄巾寨上有个被抓去修堡垒的老人，60多岁了，受不了日军的折磨，逃跑被日军抓回。先是动用各种酷刑，最后一刀将老人的头砍下来，用稻草绳把老人的头拴挂在树上示众。第二天，王陈庄的民伕来做工，一个日军喊：“小孩的过来！”将十八、九岁的安兵子和杨狗子叫到挂着人头的树下，用手比划着，让把树上的人头解下来。安兵子说，“太君，我上不去。”日军用刺刀指着安兵子的胸口，“你的，不上去死了死了的！”安兵子无奈，只好上树把人头解下来，日军又逼他到河沟边给人头洗脸。洗净后，日军把削尖的木板栽在路旁，将人头插了上去。又逼着杨狗子用茅草棍儿把人头的眼皮支起来。板上写着：“谁再逃跑，如此对待！”那老人的头一直在那儿插了两个多月。那时，樊土沟村周围不过十几步远就有一个这样插着的人头。 日军在“扫荡”中从南庄村抓往王荣荣、王二艮、王汉杰、王三锁、王发发、王更雪、王录录和王二拴9人。这些人被抓到黄中寨，塞进一个地窖子里。这里原已塞满了人，又象插萝卜一样往里塞。经常两、三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还逼着人们上山背石运料修堡垒。王三锁饥饿难忍，把他那破棉衣的烂棉花都揪下充了饥。放卯不定时，人们经不住非人折磨而死在窖子里的人，就被日军拉出去扔到野外。王二拴瘦得皮包骨头不象人样，日军见他死在旦夕，也拉了出去，扔到野外。王爬到一个山庄上，被老百姓背回家去，抢救护理，侥幸活了下来。南庄村被抓去的9人，除王二拴外，其他8人全都死在山上。 时值数九寒天，有的民伕逃跑被日军抓回后就把他们弄到房顶上，扒光衣服，反绑双手，用铁丝穿起来，跪在刺骨的寒风里挨冻，有的穿鼻子，有的穿耳朵，有的穿锁子骨，有的穿脚后跟大筋，在岗楼里看守的日伪军还不时地神动穿入的铁丝，不过一两天功夫，大都被折磨而死。有一两个不死的，被日伪军踢下房顶，拖到村边活埋。樊土沟村边就有五个这样的土坑，小坑埋20个人，大坑埋六、七十人。 民伕辛智忠回忆说：“鬼子怕民伕逃跑，把所有民伕12个编为一个班。班里逃跑一人，除杀逃跑的，再杀班里一人。后来增加到某村逃跑一人，再杀一个同乡人。有一次，被电子抓回4个逃跑的，都是瓦口川的老乡。鬼子把院中的民伕都赶到一个打麦场上，让围成一圈，圈内是日伪军押着的那4个人。圈外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伪军。一个日军头目先训话，然后当场将这4个人砍了头。血冒一尺多高，头滚出老远。在樊土沟，20天内象这样的杀人就有4次。” 日军残杀民伕，花样极多，如洋狗撕咬，开水浇头，刺活靶，挂天灯，还有的叫什么“摔烂柿子”，黄巾寨北顶、王母观北山，有几十丈高的悬崖，年老体弱的民伕，或干活稍有怠慢的，便被踢下悬崖，落到崖底，被摔成“烂柿子”一般。仅黄巾寨西崖，被摔死的就有200多人。 <h3>一笔血债</h3> 温塘乡焦家庄村办公室的前院里，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文是： <small>一九四三年秒，日寇盘据［踞］焦家庄二十八天，屠杀群众三井两猪圈，约四百人，其情之惨，目不忍睹。我们已踏进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了革命基地，望同胞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以革命的热血讨还这笔血债，为死难同胞报仇。特建此碑，以资纪念。</small> <small class="right">平山县第六区公所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small> <small class="right">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small> 1943年，日军纠集三，四万兵力，从9月16日到12月15日，对我晋察冀北岳区进行历时三十月的大“扫荡”。 9月23日（农历八月二十一）凌晨，日军占领了焦家庄。焦家庄党支部根据反“扫荡”的需要，将游击村公所设在邻村景家庄，领导群众坚持斗争；游击组在焦家庄村东的黑石岭上设下岗哨，监视和骚扰村中的日军。 日军发现我黑石岭上有岗哨，企图把它搞掉。一天拂晓，日军偷偷地从西沟爬上山来，被游击组发觉。当日军爬到半山腰时，枪弹、手榴弹一齐射向日军。日军纷纷滚落山坡。突然，北面和东面的日军也肉游击组包围过来，包围圈越来越小。游击组指导员张成义命令：“我作掩护，你们快撤！”在张成义的掩护下，游击组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张成义子弹已尽，甩出最后一颗手榴弹，一跃而起，同日军展开肉搏。最后寡不敌众，身陷日军手里。日军用皮鞭、木棍毒打张成义，用刺刀扎他的双腿。他英勇不屈，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残暴的日军割掉了张成义的舌头。他怒目瞪着日军，日军又挖掉了他的双眼，最后，张成义壮烈牺牲。 日军占据焦家庄以后，每天到周围材烧、杀、抢、掠，抓民伕，把抓来的群众关押在李录子、李正明、李高梁等几家的屋子里。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经常毒打、审问。每天还逼着人们到各村去为他们运粮。对被折磨得走不动的就铡、砍，烧、刺，死后扔到井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惨遭杀害。 一天深夜，被抓的难胞们相互耳语：“伸着脖子等死，不如和鬼子拼！拼，才有活的希望！”大家商定第二天行动。次日，当日军再次驱赶着人们走到街上的时候，共产党员齐老印用眼睛扫了一下后面的同伴，人们心领神会，接着齐声高呼：“同胞们，和鬼子拼呀！”喊声未落，几个押队的日军早被挣断绳索的人们用石头、砖块砸得死的死，伤的伤，躺倒在街上。这时，大批的日军闻声赶来，包围了反抗的群众，人们赤手空拳和日军搏斗，日军兽性大发，机枪、步枪一齐扫射，人们一批批地倒下，躺在血泊里。尸体被日军投入井里。8个卡被打死的群众，遭日军百般毒打后，也被砍死扔入井内。红草洼史方被押到井边，没等日军刺他。一个箭步审到井里，钻到井壁旁的一个驴骨架子下面，日军往井里扔石头也未将他击中。井里百十具尸体，血肉模糊，腥气熏天，他一直坚持到半夜，才从井里爬了出来，死里逃生。这次被杀投到李正明家井里的有105人。 李高梁家的井口上搭着两扇门板，上面放着铡刀。日军把群众铡成两截和三截扔入井里。日军在这里共铡死160人。井边的墙，被染成了血墙。溅在墙上的血，结成厚厚的一层血痴。 李录子家的井里塞满了110具尸体，完全是大刀砍死的。被日军残杀我同胞的尸体还堆满了王顺心、贾有录家的两个大猪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井两猪圈”。其实全村10口水井，井井都有死人。日军在焦家庄盘踞28天，共残杀焦家庄和附近村庄群众400余人。同时，还砍光全村所有树木，烧毁700多间房屋。群众的农具、家具、衣服、被褥也被焚毁。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变成了一片废墟。 <h3>柏叶沟血案</h3> 柏叶沟位于平山县西部深山山区的柳林河畔，是晋察冀边区的腹地。附近村庄住着边区银行、四分区供给处、卫生处等单位。1943年秋冬，日军对根据地，搞了三个月的大“扫荡”，柏叶沟是日军“扫荡”的重点之一。 1943年12月7日（农历十月十一）深夜，日军黑田支队由汉奸张树俭（解放后被镇压）带领，分四路包围柏叶沟。8日凌晨，日军摸进村里，挨家挨户进行搜查。正在熟睡的100多名群众，被砸门而入的日军逼到柏叶沟下庄梁四小家的北屋里。房前屋后站满了日伪军，他们把老百姓的门窗、家具堆在一起，点着火焚烧，还烧了一大锅开水，扬言要火焚、锅煮我同胞。 刽子手黑田，从人群中拽出梁贵文的儿子梁丑小。“谁是干部，八路的哪里去了？说了皇军糖块大大的有！”说着拿出一把糖塞在梁丑小手里。“不知道！”梁丑小一边说一边把糖块扔在地上。黑田抽出东洋刀搁在梁丑小的脖子上：“小孩，你的不说，死了死了地！”这时汉奸张树俭走过来，皮笑肉不笑地说，“小孩子不要怕，说出谁是干部，给你好吃的，还送你回家。”梁丑小瞪了那汉奸一眼说：“不知道！”那汉奸打了梁丑小一个嘴巴，随即将梁丑小提起来，摔在地上，梁丑小口鼻流血，昏了过去。 梁贵文眼见儿子昏了过去，便一边破口大骂日军和汉奸，一边用力挣脱绑绳。穷凶极恶的日军用枪托猛砸梁贵文的脑袋，鲜血染红了他的棉衣。梁贵文往前猛一扑，咬住了日军的手指，那日军痛得哇哇直叫。这时，凶恶的黑田便举刀将梁贵文劈死。 日军继续逼问群众：“谁是粮秣主任？八路哪里去了？不说统统死啦死啦地！”群众用沉默回答日军的咆哮。日军从人群中把邻村一个外号叫“小财迷”的人拉了出来。许多群众一看事情不好，主动用身体挡住村干部。 日军押着“小财迷”，从人群中找出了村干部梁贵武。日军让梁贵武带路去找粮食。梁站立不动，日军用皮鞭抽打他的脸，停鞭后继续逼问，梁说：“粮食是让人吃的，不是喂狗的！”日军气得暴跳如雷，用木棍、皮带、枪托又是一阵乱打，梁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淌，仍然不屈服。日军把他的棉衣脱去，往他身上倒开水，把他推到开水锅里烫，后来又把他推进火里。水烫火烧，梁贵武始终刚强不屈，最后惨遭日军杀害。日军一无所获，一怒之下，把“小财迷”也杀了。 日军又用刺刀刺梁向才，梁用力拨开日军的刺刀，日军把他捆绑住，梁用嘴咬断绳子，趁日军不备冲出院门，其余群众也跟着向外冲。日军红了眼，机枪、步枪一齐朝人群扫射。刚刚跑出院门的人被日军追上砍死。瞬息间，我86位同胞的尸体倒在了梁四小家的院子里和附近的街道上，其中柏叶沟村65人，邻村21人。日军还烧毁柏叶沟村房屋100余间。 <h3>岗南惨案</h3> 1943年12月11日晚上，日军黑田支队从苏家庄出发，兵分两路奔袭岗南。 日军挨家挨户把全村群众逼到曹玉庆的大院里，门口、房上架起了机枪，四周站满了日军，一个挎大洋刀的日军问：“谁是八路的干部？”人们沉默不答。 日军从人群中拉出16岁的曹兵英。“小孩！谁是八路的干部？武器粮食的藏在哪里？” 曹兵英仰头不语。日军恼羞成怒，“飕”的一下抽出大洋刀，搁到曹兵英的脖子上：“你的不说，死了死了地！”曹兵英扭头盯住那日军说：“不知道！”那日军气得暴跳如雷，把大洋刀向上一指“哼”了一声，一群日军上前，把曹兵英拖出去活埋了。 日军的残暴，激怒了群众。他们用眼神传信，互相解着绑在手上的绳索，当曹狗狗给别人偷偷解绑时，被日军发现，拉出刺死在猪圈里。接着，逃跑未遂的曹秀林，被日军马队抓住砍了头。 日军接着又杀害了曹建中、曹太山等8人，然后又把模范队长曹更祥拉了出来。“你的，八路军的模范队长！”曹更祥怒目不“武器，粮食的藏在哪里！”“不说死拉死拉地！”日军用刺刀戳着曹更祥的胸口。 “落到你们手里，我就没有想活！” 日军即把曹更祥吊在门楣上，用枪托、木棍毒打。尔后又将曹更祥拖到村东一个水沟边，用刺刀刺向曹更祥的脖子，曹双手夺枪，日军死命往回一拽，刺刀拉断了曹更祥的手指。曹继续和日军搏斗，最后被日军连刺数刀，推入水沟，昏了过去。 日军的残暴并没有使群众屈服，妇救会主任刘振九，被日军头朝下倒挂在梯子上逼问，刘振九闭口不说，日军将她倒插进水缸里，一会儿又抬出放在地上，用杠子压出肚子里的水，继续逼问，刘振九始终守口如瓶。 日军在曹建章的大院里，又逐个地逼问：“八路的粮食藏在哪里？……” 人们一个个宁死不屈。曹新太推倒日军门岗，人们冲了出去。日军用机枪扫射，曹新太、曹五追、任勇贵、曹春吉等5人惨遭残杀。 日军把岗南村成年男子拉出来，用一根绳捆绑两个人，每人扛一捆高粱秸，带到尚家湾村北一条大沟边，分作三摊刺杀，直杀到太阳西下，然后把高粱秸堆到尸体上点火焚烧。 日军在岗南村，一天内共杀死和烧死135人。其中东岗南40人，西岗南53人，附近村庄42人。 反“扫荡”结束后，晋察冀边区派来了慰问团，为死难者召开了追悼会。 东西岗南的群众人人披麻戴孝。“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难烈士报仇！”……愤怒的口号声响彻云天。人们化悲痛为力量，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当时就有100多名青壮年头戴孝帽参军入伍。 正文 第三十八章 襄城六王冢血案（1944.5.3） 1944年4月，日寇纠集五、六万兵力发动河南战役，法西斯强盗铁蹄所至，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生灵涂炭，十室九空，父老乡亲倍受残害蹂躏。襄城县六王冢血案就是大惨案中的一例。 <er h3">1</h3> 1944年5月1日，日寇侵占许昌后，次日敌第62师团长本乡义夫中将率部举兵西犯，直取顽桥、襄城。驻此防守的国民党汤恩伯部第20师大多不战而逃，一部与敌激战，终因孤军无援而溃退。 5月3日凌晨，敌混成第7旅团攻破襄城县城后，逼进襄西山区，并以敌第137师团之一部与之配合，从郏县方向迂回包围西山区，企图切断溃逃中的国民党第20师退路，围歼该部于襄西山中。9时许，日寇在令武山的钱沟、黄柳一带遭到20帅一部约400余人和地方武装的抵抗。日军伤亡惨重，并有一名高级军官毙命。因此，敌寇便从豆角寨下山，折向东北方向，占领邮令武山西北部的盂沟、杨沟，然后向钱沟、黄柳一带的国民党部队发起攻击。这时，国民党第20师主力部队早已逃窜，日寇气极败坏，惨杀俘虏、伤兵38名。 <er h3">2</h3> 日寇围歼国民党20师的计划破产之后，更加恼羞成怒，他们派遣部队到处烧民房、搜杀无辜，真是一路黑烟一路血。在谢寨，日寇把江朝凡等32名群众抓到今武山上个小寨里全部杀死。另一队鬼子乓把刘楼、盛庄等村的六、七十名群众抓到林洞村南打麦场上的水井前，迫其跳井自杀，群众一旦反抗，鬼子兵就开枪射击，把群众全部枪杀后，填入水片中。在孟沟，一队鬼子发现孟祥林家的红薯窖里藏有不少妇女和儿童，因她们躲在窖里不肯出来，就点燃柴草投入窖中，致使里边的人全被活活闷死。然而更令人发指的莫过于“六王冢”大血案。 六王冢座落在襄西令武山北部半山腰间，冢附近有林恫，孟沟、侯家、李沟、杨沟等村庄环抱。1939年前后，由中共襄城具领导的一支“抗日宣传队”在此活动，他们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保家卫士，组织“抗日联庄会”，人民群众抗日热情很高。是时，国民党第20师一部据守此地，群众自动帮助挖战壕、送茶饭、救护伤员、运送弹药等，协助抵御日寇西进。此外，日寇攻占县城前夕，不断派飞机骚扰轰炸，城乡居民人心惶惶，纷纷扶老携幼。弃家避难，大多逃进襄西一带的令武山、紫云山，龟山、六王冢一带，其中县城居民、工商业者。店员、教师和青年学生居多。他们以为山区偏僻，沟深路小，乱石草木洞穴好隐藏，要比平地安全些，但是万万没有料到，日本法西斯强盗会进山搜捕烧杀，给逃难的百姓带来更加沉重的灾难。5月3日下午，各队日军把抓来的大批百姓用绳捆着，一队队、一串串驱赶到六王冢附近的几个村庄。有的被赶到打麦场地里，有的绑在村内外的大树上，有的关在村内屋院中，霎时间六王冢附近方圆数里，成了日寇残害无辜百姓的大监狱。被捕群众数量很多，仅冢边侯家村的一个约60平方米的小院里就集中关押了几百农民、商贩、青年学生、妇女和儿童。 时值傍晚，日寇在六王冢的一眼大深水井前摆开了杀场。穷凶极恶的鬼子兵围成一个大圈，架着数挺机枪，端着明晁晃的刺刀。这时，鬼子兵把捆绑成串的群众从村子里拉来，然后逼迫群众跪下。日军在一阵叭哩嘎啦之后，鬼子兵便举抢向群众一个个刺来，屠刀所向，群众惨叫连天。刺刀从肩窝穿过心脏，受难者口吐鲜血，瘫倒在地，日寇趁势一脚，把受难者踢到井里，有的在敌寇刺刀逼迫下跳井身亡。日寇杀罢一批后，又对另一批群众进行残杀。当日寇将群众拉到杀人场，正准备残杀时，忽然有一个中年农民，从怀中猛地掏出一把菜刀，向一个鬼子头上狠狠砍去，结果了他的狗命。几个鬼子惊魂未定地举枪围刺上来，将这个农民刺杀。此后，日本法西斯强盗杀累了，就端着刺刀逼迫老百姓往井中跳，不准迟慢，稍有迟疑，刺刀就捅上来，待群众跳下井后，再对准井中连连射杀，就这样，一串串、一批批、一排排的无辜群众先后惨死在鬼子们的屠刀之下，倒在血泊之中。至午夜时分，这眼井底面30多平方米，10余丈深的瓮形大水井，竟被千余死难群众的尸体填平。 午夜过后，月光朦胧，暗淡阴沉。凶残的鬼子见六王冢附近的杨沟、李沟等村仍有被他们关押捆绑着的大量百姓，便分头行动，以斩尽杀绝为快。大庙村的村民王群河和七里店、五里堡等村农民70多人，被日军驱赶到杨沟村的打麦场地上。一日军军官问道：“你的是哪里人？你的干什么的？”不等回答，便上前一刀，刺中胸膛。这70多人除王群河一人幸免外，全部被杀死。天将拂晓，另一队日军又从侯家材的一间房里拉出河西街农民宋学礼、郑建堂等24人，捆绑一串，驱赶到村外逐个刺杀。被鬼子刺杀的第一个人是北关烟行徒工苏青，鬼子刺一刀，苏青惨叫一声，猛跳一下，一连几刀都没有将苏青刺死。此时，几个鬼子围了上去，将苏青按倒地上，又有几个电子用刺刀直往他背上乱捅，苏青周身冒血，就地惨死。鬼子兵对宋学礼连刺五刀，他咬破舌头，口吐鲜血，倒地装死，直到天亮，鬼子离去，他才从死难乡亲们的尸堆里爬了出来。 日寇兽兵不但血腥屠杀无辜百姓，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百般欺侮蹂躏我妇女同胞。在枪炮声中，有两个小姑娘从西山向东山坡跑着躲藏，被鬼子在林侗场上抓住，按倒在地强奸；在郑沟，一名14岁的闺女被强奸。同时，鬼子对关押在一家院里的30多个妇女进行了集体奸污，鬼子为了戏弄取乐，还把从庾河抓到的二、三十个青年妇女剥光衣服，分别站在房屋两厢，然后跑着互相对撞，并且要身体碰在一起发出响声。在周庄，周金玉一家被日寇杀死6口，三个媳妇被轮奸后刺死。其中周金玉的侄媳妇死的最惨。她破口大骂鬼子没有人性，鬼子上去把她按倒在地进行了轮奸。然后，禽兽不如的鬼子又用刺刀乱戳她的嘴和阴部，并刺中她的心脏而惨死。还有的妇女被奸后割去两个乳房，有的被剖腹。 5月4日清晨，日军离去，逃难的乡亲纷纷赶来寻认亲人尸体。只见山上山下，村里村外，尸横遍野，血污盖地。死者中有眉须皆白的老人，也有哺乳婴儿，更多的是青壮年男女。这些遇难者的惨状目不忍睹，有被枪杀的，有被刺死的，有被砍死的，有被砸死的，有被剖腹的，有被劈成两段的……前来认尸的老人、妇女、儿童，在山野中寻奔，呼儿唤夫，喊爹叫娘，哀恸悲嚎之声汇成一片，凄惨之极，一旦找到亲人尸体，哭死者甚多。城里北关大街居民陈于横叔侄4人，被鬼子杀死在深井口，其堂孙媳谭子荣把尸体翻出，见其亲人个个身砍数刀，血肉模糊，悲痛万分，当即晕倒，含恨死去。至今人们还清楚记得，死尸较多的几处是：六王冢前有300多具；深水井内1000多具；冢西边杀死后仍串捆在一起的有80多人；杨沟、李沟有尸体300多具；山上的一条大沟里也有100多具死尸；岭上一个小坑里有45具死尸；杨沟村打麦场上死尸一个挨着一个，场边一间大炕烟房里竟有50具。直至数日后，仍有大量尸体无人认领，腐烂发臭，蝇蛆满尸，当地群众只得随地掩埋，有的十几具，有的几十具埋在一个坑里。日军在六王冢等地惨杀我无辜同胞2000余人，奸淫妇女200余人，烧毁房屋，屠杀牲畜，掳掠财物难以数计。 正文 第三十九章 长垣小渠惨案（1944.10） 前、后小渠村，位于河南省长垣县东北部、黄河大堤的西侧，距县城60多华里。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在这一带曾掀起抗日救亡群众热潮。1943年滨河县（后改长垣县）成立，这里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村庄，属第二区。上级与县党政领导经常以此地为基础，指导全县群众开展对敌斗争。1944年，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斗争，前小渠是县里首先发动的重点村。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我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反攻，日寇到处碰壁挨打，抗日民主根据地迅速扩大，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已为期不远，然而困兽犹斗，侵华日军继续纠集兵力，对我冀鲁豫边区残酷扫荡，妄图扭转其即将灭亡的命运。小渠惨案就是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发生的。 10月中旬，日寇对我冀鲁豫军区九分区开始进行残酷扫荡。11日敌骑兵400人到达上堤、梁庄集、冢召、井店一带大肆烧抢，14日日伪军千余由滑县、道口进到我下堤中心村北苑村，经我民兵阻击后进驻八里营，企图打通和两门伪据点的联系，15日扫荡土堤沙区的敌骑兵进驻两门据点，16日敌分路向滑县中心区万占，辛庄、高平进犯，在高平屠杀我同胞50多人。 17日拂晓，敌骑兵增加500余人，从高平分两路向我滨河县第二区开始合围。一路经老岸、新店、大浪口南进，一路经邵二占、佘家、西赵堤北进，形成了数十里的包围圈，逐渐向内压缩。在此之前，县委得到消息，赶在敌人之前通知这一带我党政干部、民兵和群众立即转移。没来得及转移的干部、民兵和群众闻讯敌骑兵已到，便纷纷扶老携幼，牵着牲口，背着包袱四处逃避。敌人用拉网式的方法包围了逃难的人们，见青壮男人就追捕，不跟他们走就毒打，甚至用马蹄活活踩死。被围群众在鬼子的跌蹄下哭号，呼唤着被敌人抓走的亲人。乡亲们的哭喊声和鬼子的嗥叫声充斥了原野的上空，包袱丢得遍地皆是，吓惊的牲口四处乱窜。霎时形成了难以述说的悲惨情景。在包围圈内的一些党员、干部和民兵，目睹此状义愤填膺，他们带领群众奋勇反抗，拼死向外突围，有200多名干部和民兵先后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半晌，敌人把抓到的人一群群地驱赶到前、后小渠村的几片空地上，分别看管起来，嚎叫着查问谁是八路军，谁是农民会的。不管敌人怎样曝叫，人们怒视敌人，没有一个人吭声，于是敌人就在人群中挑选年轻人进行大屠杀。在后小渠东头场上的敌人很快从一百多个被围的人当中挑出来几十个年轻人，强迫脱掉上衣放在草垛上点火烧掉，然后在两个院子里一个个残杀，每挟持去一个，便传出一阵撕裂人心的惨叫声。在村西头路南刘长山的院子里，敌人惨杀我同胞20多人。在敌人挟待黄新峰同志下毒手时。他猛然拼命反抗挣脱，与鬼子展开殊死搏斗，迅速地打倒挟持他的两个敌人，大声吼着：“乡亲们，跟鬼子拼了，快跑呀！”他便疾速翻过六、七尺高的院墙，带领十几个人逃跑。敌人向他们开枪，骑马追击，把李家村的一个民兵打死在村西北角的田野里。 前小渠被围群众600多人。敌人怕人们再起哄逃跑，就一个个捆绑起来，有的几个人串绑起来，然后一群群关在屋子里，外边有鬼子看守，中午敌人在四个地方进行残酷的大屠杀。在前街东头关公庙前场里，水坑里，敌人用大洋刀砍杀、烧杀我同胞200多人。敌人把关在屋内的人一个个拉出来拖到场里砍杀，尸体很快堆成了垛，然后在尸堆上放上秸秆，豆秸烧。一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被残害者的惨叫声传数里之外。杀了一阵，敌人的刀不那么快了，有些一下没被砍死的人跑到水坑里（水很浅，人躺下刚埋住），敌人在坑周围开枪打，并用手榴弹炸。后又把点着的秸秆扔到坑里尸体堆上烧，敌人的狞笑声和受害者的惨叫声不绝。在东寨外路沟边的树林里，敌人用刺刀刺杀我同胞20多人。敌人把抓来的人一个个绑在树上蒙住眼睛，喊着口令当活靶子刺杀。后小渠民兵刘银成、刘长山等看到此状，胸中燃起愤怒的烈火，与敌人展开猛烈地搏斗，刘银成等几位同志倒在血泊之中，刘长山在混斗中滚进路沟里的尸体堆里，未遭敌人杀害。在北寨墙跟的盐土堆上，敌人活活烧死我同胞100多人，烧焦的尸体手背绑着，卷缩成一团，分不出面目，惨状目不忍睹。在后街的甜水井里，溺死我同胞100多入。敌人逼着被绑的人一个个往井里跳，活人填满了井，又把井边的土墙推倒并压上石滚。在前小渠，敌人的大屠杀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使尽了极其残暴的杀人手段。 太阳偏西，这帮穷凶极恶的浑身沾满我同胞鲜血的日本法百斯强盗，离开小渠顺堤北撤。逃难的群众陆续回到前、后小渠敌人大屠杀的现场，在哭诉斥骂声中踏着血迹寻找被电子杀害的亲人。只见被杀害的同胞尸体遍野，血水横流。有的被砍死，有的被挑死，有的被剖腹，五脏六腑，七零八落，有的残火冒着青烟，被烧死的尸体一堆堆，焦尸卷缩，腥臭难闻，无法辨认，惨状令人发指，真是惨绝人寰。庄场群众悲愤交集，对日寇充满了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 当晚，县委书记徐枫同志带领县、区干部到小渠查询了情况。安排干部帮助受难群众料理后事。据他们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在此惨案中，日寇惨杀我同胞约690多人。仅新店一个村就被害104人，被杀绝男人的约30多家。黄岗、岸下、大浪口、李家等村都有几十家男人被害。在这一带，一时新坟遍野。丧服满街，纸灰飘荡，哭声不绝。多少人家封门闭户，家破人亡，多少人家孤苦伶仃，形影相吊。村庄冷落，寒风萧瑟，鸡犬之声不闻，凄惨之状令人毛骨悚然。 在惨案中，我遇难同胞绝大多数是青壮年男人。极端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妄图用屠杀来征服我国人民，挽救其注定失败的命运。然而，这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中国人民。惨案过后，县、区派干部带礼品分赴各材慰问蒙难家属，派民兵及车辆埋葬了无人认领的80多具尸体。在小渠为死难同胞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立了小渠惨案纪念碑。大会上群情激愤，悲痛的控诉，愤怒的声讨，复仇的呐喊，犹如惊雷回荡在被同胞鲜血染红了的大地上空。广大人民群众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迎接最后的胜利继续战斗！ 正文 第四十章 冈村宁茨部队在桂林的屠杀（1944.10.28-11.16） 侵华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大将，在战后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说他在侵华战争中，一直是训示日军部队要“戒烧、戒淫、戒杀”的，日军在中国许多屠杀事件，他没有直接责任，因为那些部队不是他指挥的。因此，蒋介石政府组成的“南京审判战犯法庭”，因他对国民党政府有功无罪而释放回国。这里且不说他在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和11面军司令官时期，由他指挥的部队所制造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只就在日本侵略军已接近灭亡的1944年底，正是冈村宁茨直接指挥的第6方面军发动的桂（林）柳（州）战役，在攻占桂林前后半个月期间，他的部队在桂林制造了好几起大屠杀事件，屠杀伤病员、无辜居民1300多人，事实是不容抹煞的。兹揭示如下： <h3>七星岩内800尸骸</h3> 1944年8月，日本大本营命令新设第6方面军，由冈村宁茨大将兼任司令官。8月8日日军占领衡阳后，9月初越过黄沙河，进入广西境地。10月展开桂柳战役，冈村宁茨以“南支那派遣军”所属的第11军团担任攻击桂林、柳州的主力，率12个师团共10余万人的兵力，向桂林扑来。10月底占领桂林外围据点，从11月1日起向桂林发起了全线进攻，11月11日，日军全部占领桂林，首先攻入桂林的是第58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因功晋升为大将。 驻守桂林的国民党部队，由于蒋介石指挥下力，仅以两个师不足两万人的兵力防守桂林，众寡悬殊，绝大多数爱国官兵虽至死不屈，斗志坚强，直至10日仍在市区坚持巷战，进行血刃肉搏。终因没有后援，我守卫东岸阵地的391团，被压缩到七星岩内，除部分人员突围外，其余大部分是伤病员、后勤人员，全破日军使用毒气和烟火熏死在岩内。 七星岩位于桂林漓江东岸，普陀山山腹，猫儿山、屏风山，黄莺岩、星子山、穿山，月牙山环于东、南、北三面，岩有四个洞口，西向一个，东南向三十，洞腹深邃回迂广宽、长达一公里，内有水源，岩内钟乳石笋琳琅剔透，是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也是抗日战争守卫桂林的800壮士蒙难殉国之处。 该团利用这个天然洞穴作为战地医院、弹药库及粮秣库，并驻扎后勤输送人员，391团的指挥所原设于洞外之八角楼，由于前沿阵地相继失守，指挥所在受到敌军猛烈炮火威胁之下，于11月7日（农历九月甘二）迁入岩内。 据从七星岩突围出来的391团团长覃译文回忆：“11月7日拂晓，敌人更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配合飞机及浓密炮火，向我江东全线进攻……是时团指挥所迫不得已转移到七星岩之内部，伤兵纷纷抬进岩中，幸存士兵及岩中带有武器者，亦派干部分别组织堵守四个岩口，随之前岩口被敌炮火封锁……此时七星岩中，人员非常拥挤，也很混乱，伤病员啦，后勤人员啦，非战斗人员啦，以及一部分退却进来的官兵，估计总共不下千余人。……10日（农历九月二十五）子丑时分，我正在一张行军床上斜靠沉思纳闷中，忽中尉副官宁德星到我跟前说：‘报告团长！副团长、团付和曾副官他们都突围走了，我看团长也可以走了。’……于是就决心突围，立即召集残存官佐，面授突围意旨，我亲身带特务排10余人，并加佩驳壳手枪一支，整装从后岩口突围，我到后岩口外一看，昏黑无光，敌人的歪把子轻机枪，从对面月牙山及左侧，定时似的向岩口路面点政，火星在石板路面上四射，我判知敌人是盲目射击，封锁岩口，我就率先分组跃进，利用枪声的间隙，跃过其火力封锁地带，经几许周折才通过铁丝网，找到通向大圩的公路，检查人数仅得黄阿二、李亚四、农秀光等三人跟我而已……” 391团中尉副官宁德星回忆：“今天早上（11月7日）团长令副团长去七星岩开设指挥所，构成通讯网，他仍暂留原指挥所里。黄昏时候，团长将战斗及指挥所之迁移，用无线电报告军长后，和我们一起进入七星大岩……岩里所住的是医院、卫生队、伤兵、输送连等非战斗人员，只在各个出口配备少数的战斗部队。11月9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敌人开始施放毒气弹，岩洞逐渐毒气弥漫。昨晚敌人用烧夷弹炮击前岩，里面房屋起了大火，此风把火烟吹进岩内，岩里充满了烟雾，几乎无法呼吸……黄昏时侯，防毒排在前岩附近发出了毒气警报，许多兄弟们中毒昏倒了。洞里发生了很大的骚动，许多兄弟向后岩挤来，秩序非常混乱，我们在后岩因比较通风，当时还没有感受毒气”。“怎么办呢？难道眼光光地让这成千条性命中毒死掉吗？”团长打开了沉默半天的口说：“还是决心突围吧！我们情愿到外面和敌人拼死，不该在这里给毒气闷死。”他立即召集各部主官，面授突围命令。是日深夜一点多钟，在惨淡的月光映照之下，我和老曾跟着团长冒着枪林弹雨由七星后岩冲出，向月牙山方向冲去，但我们在岩口的人丛中都和团长失了联络，月牙山上早有了敌人，我们只得向大圩方向突进。 覃泽文回忆：“11月11日开始收容，通过大圩之后，一路上从桂林突围出来的共有10余人，其中也有由桂林城里突围出来的……当晚赶到阳朔县的兴坪才停脚。兴坪是个小圩场，位于漓江北岸，日本鬼子尚未到过，群众很多，由桂林疏散到此的难民也不少。由桂林突围出来的官兵，在此集中的不下200余人。”覃泽文和宁德星二人的两篇文章以亲身经历记下了日军在七星岩使用毒气进行大屠杀的事实。 1945年桂林光复后，发觉七星岩内尸骸狼藉，当年10月中旬，由警察局派人收殓，抬出尸体823具，合葬于普陀山麓之霸王坪，立为抗日阵亡800壮士墓。1946年3月29日，在体育场由市长苏新民主持，与守城牺牲的陈济桓（城防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阚维雍（131师少将师长）、吕旃蒙（31军少将参谋长）等三将军同时举行各界群众公祭大会。三将军墓亦同时移葬于800壮士墓之右侧。墓前建有砖石结构的纪念碑和纪念亭（名纪忠亭）。并在花桥东端的芙蓉石上，刻有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的铭文。后因年久失修，以及十年动乱的破坏，碑倒亭塌。1982年经人民政府重新拨款，在原址按原状修复了墓、亭。每年清明节，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市民革和一些机关单位以及三将军的遗属均前往扫墓。平日也有中小学校的学生前往凭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h3>白骨洞的由来</h3> 1944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十二），侵桂日军先行占领了市东郊的柘木一带。当晚，王家村及邻村农民共400余人，为了躲避日军的杀害，纷纷躲入村东的岳山黄泥岩内，这里是隙入，曲身，长一里左右的盘肠洞。29日（农历九月十三）晚，日军闯入王家村，进行了烧杀掳掠。见抓不到村民，便放火烧村，佯装撤走。这时，躲在岩内的一些青年急于救火，冒险下山。日军发现这个洞有人躲藏后，立即封锁侗口，包围上去。两个日军追逐到洞口，强奸了跑回洞里的两名女青年，可是出洞时，一名日军失足跌死。山下的日军闻讯后，为了报复，蜂拥而上，将洞口农民存放的谷米笼箱，架火焚烧，把浓烟吹向岩内。 隔天，日军见还有人从岩内逃出来，即到材中抢来大批干辣椒，并用衣服包裹毒气瓶放火再次熏烧，结果使岩内避难村民全部惨遭熏死。 此次熏岩，仅以王家村的统计，避入岩内的有142入，惨死达137人，多数是妇幼老人。造成7家绝门闭户，家破人亡者，占全村大多数，当时全村30来户，没有一家不受害，景况极惨。邻村受害者没有统计）。 由于黄泥岩内白骨累累，1962年，当地人民易名为“白骨洞”。 <h3>村废人绝的马埠江村</h3> 位于桂林西南郊距市区约20华里有个10余户农户的小村，叫马埠江村。日本投降后，这里是一片断墙秃壁，看不到袅袅炊烟，是一个濒于从地图上消失的荒圩。 1944年11月7日（农历九月甘二），日军第一次来到马埠江东北面约一华里的山上搜山，日军发现该山通往燕岩洞口的路草被踏平，判断岩内躲藏有人，在岩洞外叫喊了一阵，躲在岩洞内的马埠江村民不敢出声，约半小时后，日军就走了。9日（农历九月廿四）中午，日军数人又来到燕岩，并进入第一层外洞，这时躲在内洞的阳宅嫂（现年75岁）和另一名青年妇女，带领一个12岁的男孩，三个5岁的女孩，从里层洞爬出来，12岁的男孩走在最前面，一出洞就看见几个日本鬼子，他立即大叫，“日本鬼进侗来了”。当即被日军抓住，阳宅嫂听见呼叫，马上和另一名妇女及小女孩缩回内洞。因为进入内洞是一条狭长的孔道，高仅一米，人要勾身爬行，洞里没有光线，日军不敢贸然进洞，只把被抓的小男孩带走了，11日中午（农历九月甘六），日军第三次来到燕岩，也不叫喊，把农民放置在外层洞的物资（有衣物、家具、谷米、紫草、还有8头猪、10余头牛），将其能够燃烧的物资堆积起来，并撒上干辣椒，纵火燃烧，时值冬初，北风呼呼，火焰冲天，烟火直向内层洞口灌入，直至农历十月初三才熄灭，烧了整整七天七夜。只有个别人在火势稍弱时，裹了棉被冲了出来。这次惨案，共熏死村民111人，其中马埠江94人，该村10余户人家，全家被熏死的有9户，阳水保一家19人，无一幸存；其中有17人为邻近的董家里4户11人、大宅里1户5人、西镇头村1人。 11月11日（农历九月廿六）阳宅嫂带着两个不满5岁的女儿，刚好出了岩洞，日军来时，她们躲在山上的乱石堆后面，才幸免于难。 阳正衰和阳六三的妻子当天因事没有进洞，也幸存了下来。事隔月余，阳正衰等人进洞察看，洞内死尸遍地，东一堆，西一堆，有俯卧着的，有仰卧着的，有两手抓着岩壁的，有小孩搂着母亲的，有用棉被蒙着头或用头巾捂着鼻孔的，惨不忍睹。 由于死难者绝大多数已造成绝门绝户，尸体无人殓埋，日久腐化，变成堆堆白骨，群众为了让后人牢记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也将燕岩改名为“白骨洞”。 笔者是该乡人氏，受害者中有笔者的亲人，笔者四叔祖父的大女儿毛润妹嫁至马埠江村，是阳水保的大儿子阳永旺的妻子，四叔祖父的二女儿毛正妹出嫁大宅里，她一家五口也随润姑躲进燕岩而遭难。 <h3>血泪岩的血泪仇</h3> 桂林市郊区雁山镇五塘村（原属临桂县）包括桐上、木桥、木材头三个自然村，距市区约30公里，村西一公里有座大吉山、山有一岩，原名大吉岩，该村为了纪念被日寇用毒烟熏死躲在岩内的208名老幼妇女的血泪仇，改名为血泪岩。 岩门口石壁上留着参观者题写的：“参观血泪岩，血泪涌心间，昔日血泪仇，千万不可忘。”“牢记血泪仇”……等墨迹。岩口外20米有一冢林母刘氏的坟墓，墓碑上刻写着：“……不幸被日寇熏岩惨亡……殁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初一（1944年11月16日），孝男振发、孝侄振田、振武、振久、振雄、振礼、振彪、振龙。”这是笔者根据《桂林市年鉴》中记载：“日寇搜山熏岩……临桂五塘洞村山岩，致死者二三百人”的史料，于1987年5月26日亲往实地进行调查，采访所见到的现状。 据从岩内死里逃生出来的桐上村农民林振发陈述：“1944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十四），国民党军从雁山撤退，当天该村组织了老幼妇孺300多人躲入岩洞，因岩洞狭小，规定16岁以上，60岁以下男子不入洞，分散隐蔽在石山上。另外，邻近的木桥村、木树头村、茶江村也有几十名老幼妇孺躲入此洞。粮食、衣物置于洞口。为了保持侗内空气新鲜，没有情况就在洞外山背烟棚煮饭吃。11月6日（农历十月初一）上午9时，日军驻雁山镇松井部队来搜村掳掠，见村内无人，走出村外，发现大吉山背烟棚有炊烟，即赶来搜山，绕过山背找到洞口，当时洞口筑有石围墙，装有木门，日寇先在石墙外叫喊村民出来，村民紧闭木门，退缩到洞里去，不应不理，日军恼怒，冲破木门进入侗口，因洞口是一个外高里低呈四十五度的大斜坡，洞内暗黑无光，日寇不敢深入，遂将农民存放在洞口的箱笼、衣物、土烟叶……堆拢，淋上煤油，点火燃烧，烟熏洞内群众。山上青年汉子眼见前洞口大火熊熊，后洞口冒黑烟，但不敢下山，直到下午日寇走后，才跑回来抢救，时已黄昏，大伙急忙将余火扑灭，进洞抬出几十个昏倒的群众，经过抢救，轻的苏醒过来，重的死去。当时我只14岁，（即口述者林振发）倦匍在洞口的角落，没被日寇发现，亲眼看见日寇放火的情景，日寇走后爬了出来，赶紧把火扑灭。这时，也有人冒着大烟从岩里爬出来。惨案经过历历在目。这次惨案共熏死垌上村168人，其他邻村及湖南逃难来的难民有48人，总共208人。” 笔者这次调查，还采访了当年从岩内抱出救活的林墼发（当时一岁多），现今是该村的支部书记，据他说，与他同时被救活的还有林青香，及林证发的妻子林征嫂等人。又说大吉山对面还有个小吉山，小吉山也有个小岩洞，莫家村有几十人躲在洞内，当天也被日军熏死不少人。 <h3>聚田村的不幸中的大幸</h3> 从桂林著名的芦笛岩往西行约6公里，有个聚田村（属灵川县定江乡），村后石山有大小岩洞两个，大岩名叫老岩，小岩名叫山脚门口岩，因岩外有株桔子树，又叫桔子岩。日军侵桂时，聚田村及附近村民约300余人躲入大岩，粮食、衣物、家具藏于小岩，仅派少数人看守，1944年11月中旬（农历九月下旬），马埠江村燕岩被熏的第二天，小岩被前来搜山的日本鬼子发现，当即在洞口抓走一人，押至士敏土厂（即现今的长海机器厂）驻地审讯，此人机灵，为了保护大岩内300多乡亲的生命，只说他躲在小岩，没有说出大岩躲人的情况，次日，日本鬼子押着他到小岩口，逼他叫岩内乡亲出来，此岩狭小曲折，不易进入，他估计日军不敢进岩，枪弹射不进岩内，用土话暗示日本鬼子来了，不要出来。因此没有人出来，日本鬼子便放火烧燃了岩口的衣物、家俱、稻召，用烟熏死14人，其中聚田村8人，郑家村2人，台塘村1人，巨脚村2人，田心村1人。烧毁全部粮食衣物。躲在大岩的300多人得以幸免。 据《临挂县文物概况一览表》记载： 桂林石山多、岩侗多，日寇侵桂时，人民群众多躲入岩洞，日寇只得外出搜山搜岩寻找群众和粮食，被发现者有的被迫出来，惨遭奸淫杀害，不出来的却遭毒烟熏杀。如11月24日（农历十月初九），侵桂一支日军驻扎在临桂县两江乡科头村李宗仁大庄院内，第二天到忠宝村搜山，被拉出洞外遭剖腹者1人，刀砍枪杀者8人，烟火熏死者17人。 又如桂林东郊尧山、潘家村附近有一岩洞。躲有群众，虽未破日寇发现，但在岩外200米处，被日寇抓去一人，与其他被抓群众二三十人，牛数头，被日寇驱押在前扫雷探路，向我军进攻。类似情况尚多。 <hr /> 注释： 正文 第四十一章 日军烧杀揭阳的调查（1944-1945） 揭阳县是广东省日寇蹂躏比较严重的重灾区，遭到日寇烧杀最厉害的是官硕、锡场、埔尾等乡。中共揭阳县委党史办于1986年在上述三乡进行调查，证实日军三次进犯揭阳，大烧大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惨案。 1944年后半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进入穷途末路之时，但是，日军穷凶极恶烧杀抢掠并未有所收敛。揭阳失陷前，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只在官硕乡一个多月，就投下了几百颗炸弹，炸死乡民60余人，炸毁民房、祠堂1000余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数百平民百姓惨死于日饥轰炸之下。 1944年10月，日军向揭阳、丰顺地区大举进犯。日伪军700余人分几路从青毛山、大脊岭攻入揭阳城，驻揭国民党军186师闻风而逃，在四五天内，日寇一直打到汤坑，沿途大烧大杀，官硕、梅北、锡场、汤坑等地被杀群众近千人。 10月5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日军分兵三路围袭埔尾村，这一天，全村被日寇枪杀、砍头者达70余人。日军进村就把全村群众押到南厝前，男青年被迫拆民房修工事，鬼子却在村中任意杀人取乐。他们将黄阿旺、黄炳松、如想嫂、科銮母等10余人当活靶射击。当看到如想嫂被击中后肠子往外流时，日本鬼子狂笑不已，黄举清被砍头后，日军将一盆洗刀血水强迫一位留长须老人黄阿和喝下，黄阿和坚决不喝，即遭日军砍杀。村民大暖被日机炸伤，无法走动，被日寇拉到河边，其母跪地求情，结果母子都被刺死，弃尸河中。在大杀戮的同时，日寇兽兵奸淫妇女40多人，连刚分娩的产妇也不放过。杀人抢劫之后，又焚烧房子，当时全村1100多间房子被烧去900多间，乡民木泉之母想要救火，被日军推入火屋，活活烧死。被日寇烧、杀、抢、奸之后，剩下乡民迅速逃散，有的走江西，有的逃福建，有100多人在路上饿死、病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下，埔尾那时基本“散乡”了。 1944年12月12日夜，日军1000多人在汉奸李如殿带领下，从潮安风堂“丰田院”出发，夜袭官硕乡。第二天，天刚亮日军进村，该乡东面村民苏赛贞身背5岁孩子一到寨门口，左手即被鬼子开枪打中，鲜血直流，她忍痛跑回屋里，日军见她进屋，即点火烧房，苏赛贞被活活烧死。新寨村的潮南嫂，被鬼子开枪击中倒下，其怀抱的一、二岁的孩子哭着吃奶，还未吮到乳头，母亲就气断身亡。桥头村一个8岁男孩叫阿鹅，刚走出门外，即被鬼子刺了几刀，死后还用石头压在胸上。溪尾材三猪伯一家，儿子被活活打死，老夫妇同时死于鬼子刺刀之下，新媳妇被轮奸后，也吃一枪，跳下厕池自杀，全家被杀殆尽。这一天，整个官硕乡变成一片火海，尸横遍野。据统计，全官硕乡被打死、烧死者共有486人，被打伤者有300多人，民房被烧毁1200多间，毁大祠堂3座，猪、牛，财物被动一空。 1945年1月23日，日军步骑1000余人，从揭阳赤肚岭出发，25日占领了锡场、玉浦一带，控制了锡场、新亨、盘东区以及义顺乡等几十个自然村的交通要道，疯狂烧杀抢掠，仅敌人这次进入锡场乡的第一天，就有60多人死伤于日军的屠刀下，其中林清泉等14人被拖走排成一排砍头示众，只林清泉一人被砍13刀未中要害，死里逃生。26日，日军又焚烧石洋村、石林村，各村一片火海，死伤居民无数。 日军对揭阳的三次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揭阳乡民被杀死伤达2000人以上，其中死亡1500人以上，民房被烧数千间，人民金银财产被掠一空。 正文 第四十二章 日军在信阳的暴行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第3师团在第10师团的策应下占领信阳。日军侵占信阳前后，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给信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h3>狂轰滥炸</h3> 日军占领信阳之前，从1937年夏季开始至1938年10月上旬，派大批飞机对信阳进行轮番轰炸，大施淫威。仅据1938年6月15日至9月29日期间的10多天统计，日机20余批、200多架次在信阳城内外投弹1000余枚，日机的连续轰炸，致使火车站、北关、西关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商业区更是弹坑累累，断墟残垣比比皆是，城区大半成为瓦砾，死伤无辜百姓近千人。 1938年7月的一天，城南浉河桥两头，有100多人在洗衣、担水，桥上还有二三十人在行走。突然，五架日机呼啸而来，低空盘旋。毫无思想准备的群众，四处逃散，凄厉呼喊，无处躲藏。飞机反复向桥上投弹，桥被炸毁，人被炸得血肉模糊，河水染得殷红，残肢断体顺河漂流，其幸存者寥寥无几。还有一次，城郊广水湾上空，突然飞来几架日军飞机，附近群众80多人，纷纷躲入一个防空洞，飞机炸起的土石将洞门填塞，80多人全部闷死在洞内。当地居民王成则说：“我舅母宋沈氏一家5口都死在洞里”。 7月下旬的一天，一列火车刚进站，七、八百受尽颠沛流离的难民刚下火车，日机9架跟踪而至，先在火车站上低主盘旋飞行，然后俯冲扫射轰炸，大部分难民和车站附近的居民被炸死。章汉夫在1938年8月5日的《新华日报》《豫南剪辑》的通讯中，报道了此次轰炸惨状：“敌机9架去轰炸车站一带，紧急警报和投弹，几乎是同时，全城惊恐万状，结果车站一带被炸甚惨！烧夷弹下落，城区内外大火30小时未熄。房屋倒塌，死伤数百。而避难树林中的难民，更是炸得惨。人肉血皮，代替了树叶，挂满了树梢。哭声喊叫，凄惨之极！当天，市面就从热闹一变而为冷落，街无行人，店门都关得紧紧的。”信阳市羊山办事处居民李金兰目击了这次轰炸的惨状，她的公公和怀孕8个月的婆母、弟弟都在这次轰炸中遇难而死。 9月28日上午8时45分到中午12点，敌机70余架分批袭击信阳，在城厢内外，再次狂轰滥炸，投轻重炸弹及烧夷弹约数百枚，致城内多处起火，民房大部被毁，东、南、西关及东站附近损失惨重，城区大半成为瓦砾。 <h3>野蛮烧杀</h3> 日军侵占信阳后，以防止“奸细”为借口，大肆放火，焚烧房屋。从1938年秋到1939年春，信阳市郊白天浓烟滚滚，夜晚四乡一片火光，特别是铁路、公路沿线的火龙长达数里。1938年秋后，市近郊三里店以南，方圆10余里，村庄陆续被焚，其中李家岗、付家岗被焚为焦土，使数千农民无家可归，无粮可食。 日军在信阳实行烧光政策的同时，对信阳人民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其手段有： 第一，随意抓人，滥施酷刑。1941年清明节，群众在西关浉河两岸为被日寇杀害的亲属烧纸，被日军巡逻队发现，诬指是点火“放信号”，有20多人被抓入宪兵队。每个人都遭受严刑拷打，有的被吊断胳膊，有的被洋狗咬伤，有的给上了电刑，有的被灌凉水、辣椒水。经过20多天酷刑折磨，大多数都死在宪兵队里，只有一人侥幸未死。1942年，伪警察局、保安队到十二里桥、东双河、青石桥一带清乡，一次逮捕群众五、六十人，杀掉十几人。 日宪兵队。宣抚班群众称谓“鬼门关”、“阎王殿”。据被抓进宪兵队的幸存者和被迫当杂役的人说：从1938年以来，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抓进宪兵队，有的五花大绑，有的用粗绳或铁丝捆成一串。一进宪兵队，首先遭受一顿毒打，然后被关进土牢或者没有窗户的黑屋，所谓重犯则被关进水牢。这里酯刑名目繁多，凶残暴虐，令人发指。审训室两旁屋梁上挂着绳子、粗铁丝、铁链子，地上有老虎凳、带铁丝的门板、电椅，还有斧头、大刀、小刀、钳子、水桶、烙铁等刑具以及军犬。审讯时没说几句话，就用刑。日本宪兵有时把人吊成“鸭子凫水”，或者吊一只胳膊或一只脚，或者吊着两只胳膊；被吊的人不是用皮鞭抽打，就是用火烧，有时把人捆在板凳上，灌煤油、辣椒水、凉水，灌满肚子后，便用穿皮鞋的脚猛踩，受害者顿时七窍出血；有时对人施以电刑，将人打昏再用凉水泼醒；有时将入绑在树上，让军犬撕咬。在这个杀人的魔窟里，宪兵的嚎叫声，狗吠声和受害者的惨叫声，昼夜不绝于耳。另据被日本宣抚班指控为“奸细”的一个受害者介绍：在日本宣抚班里有关押无辜百性的水牢（有半间屋大，一米多高，人在里面不能直立）、土牢（在地下，一间屋大小，关20多人，仅在上面有一进出口）。水牢四壁全是混凝土，只有一米高，没有窗户，水齐胸部深，大小便全解在水中，人只能弯腰站着，嘴挨着腥臭的水面。这些牢笼残害无辜百姓不计其数。几位当年曾目睹日寇宣抚班对中国人施以酷刑惨状的群众说：1939年夏天，我们路过西关外的宣抚班，亲眼看到日本兵把几个人的双手甲铁丝捆在各自的一只脚上，另一只脚却让站在用铁丝做的铁蒺藜上。有的人站不住倒下了，身上被扎成无数小孔，鲜血流了一滩又一滩。 第二，成批屠杀、活埋。日本侵略者在信阳杀人成性，在仅有几万人的信阳城，就在柳林堤（今玻璃厂附近）、落阳桥（西关外）、桑林寺（大拱桥以东）、北关外等地设杀人场达7处之多。日军在柳林堤就手人2000多，群众把那里叫“万人坑”。从1938年冬到1940年底，日本宪兵队几乎每天下午3点以后，用汽车拉人到“万人坑”屠杀。他们把人反绑双手，有时用一根粗绳将二、三十人的左臂拴成一串，然后将每人衣服割下一块，蒙上眼睛。接着，日本宪兵手举大刀或端着刺刀对准受害者，每人劈刺一刀，一脚踢入坑内，有的被害者还在惨叫，就被活埋。1939年3月初，连续几天，日宪兵与汉奸勾结，在狮河南岸，抓了600多名卖柴、卖草、卖粮的群众，全部残杀在“万人坑”内。1938年底，农民杨贵德被抓去挖坑埋入，当埋到最后一人时，日本兵突然砍他一刀，一脚将他踢入坑内，活活埋掉。1941年，日本宪兵在“万人坑”埋满了尸体，就把杀入场挪到桑林寺附近河边，从1941年到日本投降，日寇在桑林寺杀人多达数千人。 1939年4月，日本兵在信阳市南郊抓了16个赶集的农民，当即五花大绑，押到葡萄井（今农科所附近），7人被刀砍，9人被活埋。1939年2月，有16岁的王贵银、卢保林和几个青年人，在北关外被日本兵抓往，当即活埋在北关外的一块田里。 <h3>大肆掠夺</h3> 日军侵占信阳期间，利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掠夺资财。 1938年秋后，日本兵几乎天天下乡掳掠。郊区许家村有两天就被抢四次，家家户户的粮食和鸡、猪、羊都被抢光。一天，十几个日本兵闯入张家村，他们开枪打牛，杀猪宰羊，顿时鸡飞狗叫。这里来不及跑掉的群众，被 日军逼迫把打死的家畜家禽煮熟，他们吃饱后，一脚把锅踢翻，然后把该村八家农民的一万多斤稻谷抢走，又放火烧了该村的房屋。城郊区双井乡距铁路很近，是日本经常打掳抢劫的地方，据该乡的双井、十八里庙两村统计，日军掳掠大牲畜500多头，掠夺各种财物达3万多件。 信阳地处豫鄂交界处，是豫南的交通枢纽，历来商业比较发达，日军侵占信阳后，商界人士有的逃跑了，有的商号倒闭停业了，市场呈现一派萧条景象。此时，日商机构乘虚而入，并逐年发展。到日本投降时，小小的信阳城，日商遍布各个角落，建立各种洋行40多家，垄断了整个市场。这些洋行大致分以下几类： 一是以收购物资、原材料为主的有：瀛华洋行（主要收购牛羊皮、芝麻、黄豆、木材、木炭、铜等），悦来洋行（收购粮油），三扇洋行（收购牛羊皮），三棱洋行（收购芝麻），大广洋行（收购各种木材），新隆洋行（收各种皮毛），水产洋行（收购水产生猪），倪玉机关（专收购铜），新新公司（收购烟叶），豫南木材株式会社、平野洋行、真崎洋行等。这些洋行多是日本人为经理，规模较大。经营方式，多以销售各种日产布匹、百货、杂货，收购（或交换）各种军用物资。 二是以经营日用百货的洋行有：平野洋行（卖日用杂货）、进军堂（百货、点心）、大日广洋行（布匹）、佐竹洋行、高砂屋洋行、水野洋行、山田洋行等。 日商经营的各种洋行打着“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旗号，其实都是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特别是以收购军用物资和其他原料为主的洋行更是如此。如日商瀛华洋行（市区大同路北段），是当时信阳最大的一家洋行，除日本人外，雇用有华人当买办，苦力多达30多人。该洋行与日军野战仓库及货物厂签订合同，它所需要的布匹、杂货由野战仓库供给，而收购的芝麻、黄豆、木炭，铜交给野战仓库。日本倪玉机关（是日特活动点）是以收购铜铁为主的洋行。该洋行是日皇后做的生意，与日海军有联系。1944年2月开业时，规模很小，只有20多包盐，后来发展有布匹、洋火（火柴），大烟等，买了一辆汽车，在乡下还增设两个收购点，一次就可收铜几万斤。这些商行的经营，名义上是做生意，实际上是巧立名目进行掠夺。 <h3>残害妇幼</h3> 日军所到之处，除烧、杀、抢掠之外，还奸淫妇女、杀戮儿童，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军一到信阳，为了发泄兽欲，他们肆无忌惮地残害、奸污民女、民妇。在7年的时间里，日军奸污妇女、杀戮儿童的数量之多，手段之残暴，达到旷古绝今。骇人听闻的程度，他们常把抓来的妇女，关押在现在人民电影院对面的一个大防空洞里和中山路口东侧的一个大房子里，供他们发泄兽性和取乐。在那里残害的妇女无计其数，据目睹者说，常常有被害致死的妇女尸体运出来，又经常有无辜的妇女被拉进去。 城西关王姓一家6口被敌机炸死4口，剩下10岁的王来知和大嫂二人。 1938年冬季的一天，日本兵闯入他家，抓住了他大嫂，王来知吓的往外跑，日本兵一把抓住他，提着两脚，头朝下塞进二尺多深的粪缸里，把他活活溺死。随后强奸了他大嫂，奸后用刀刺死。同年冬天，李中福一家6口，逃难到洋河，被一群日本兵抓住，先将李中福等4个男人打死，然后轮奸他的妻子和女儿，奸后刺死，1939年春，在城郊老关庙，两个日本兵抓往一个抱小孩的青年妇女，他们把这个妇女强奸后用刺刀捅死。小孩吓得大哭，日本兵又将这个小孩摔在草堆上，活活烧死。同年3月的一于，两个喝醉酒的日本兵闯入南郊付家岗童么（当时12岁）家中，逼迫其父去找“花姑娘”。童么爹吓得不敢说话，被日本兵一刀砍掉一只胳膊，又一刀将童么的头砍掉，滚落一丈多远。还有一次，日本兵强迫毛家村的老人毛化报去找女人，遭到老人的拒绝。日本兵便一刀砍掉他的右臂，然后拖到门外的田里，乱刀砍死。 日本侵略者占领信阳达7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均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尤其是对信阳人民的血腥屠杀，更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本质。信阳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将永志不忘。 正文 第四十三章 日军血洗丰县记略 丰县位于江苏最西北部，与山东、安徽毗连；世为殷阜隆盛之地。土沃地饶，百植蕃芜，是汉高祖刘邦及萧何、卢绾等出生之地，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县城。 在八年抗战期间，日寇大肆烧杀抢掠，残酷至极。据不完全统计，全县被日伪杀死的计3992人，打残1415人，强奸致残的676人，被抓壮丁4257人。 日本侵略军在丰县犯下了血腥罪行，现将其实情，略记如下： 1938年5月上旬，日军一支机械化部队，经丰县西部向南侵犯；另一支今日师团，从山东的南阳、鱼台向砀山迂回，截断陇海线，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5月13日，今田师团的一股侵略军从丰城西北郊区向县城轰击。另一股日军自沛县经丰县张五楼来丰城会师。战事开始，日军飞机盘旋于具城上空，并放气球传送军事信号。当天，包围了国民党军驻胡庄的一个连，将其官兵全部打死。5月14日，日军又以炮火掩护，在城西北城墙竖梯攻城，经反复激战，攻入城内，与国民党军展开巷战。5月16日下午，国民党军从县城南面撤退，5月17日丰县城便被日军全部占领。 这次丰城之战，国民党守军及居民死亡约千余人，其中居民惨遭杀害者300余人。西关、南关、北关死难的群众最多，如西关财神庙街河边苇坑里一处，被日军刺死的居民就有9人，城西北隅，杜家院内一居民，被日军绑在树上，开膛剖腹，惨不忍睹。东街刘金山、杨建敏二人被日寇杀害。被杀居民大多是被刺刀捅死的，有的妇女，先被奸污，而后被杀。 日军侵入丰县城后，见人即杀，见房就烧。县城东关的房舍，烧毁的最多。从东城门到如今的丰县工人文化宫，街道两边的草房，被烧300余间；北关路东被烧一片；西关大同街路北泰顺铁货店东西的几家商店，全被烧光；路南温胡同巷的房屋也被烧掉了一片。当时的县城，处处断壁残垣，化为废墟。 城内战事停息后，日军为掩埋尸体，闯入丰县天主教堂，抓走躲在教堂里的青壮年11人，经天主教堂的神甫作保，这些人才免祸难。西关陈家染坊的陈凤林，在劳役途中绕道至家看望，被日军抓获，便将其高举摔死。 1938年5月17日下午，一队追赶国民党军的日军，窜进丰县城东南的荒庄，这是个不足百人的小庄。当时，村上青壮年大都跑到村北河里的蒲苇中躲藏起来，本村和邻村来不及跑的，以及老人小孩，都被日军赶到打麦场上。开始，留着小胡子的队长狞笑着说：“你的……我的……好良民的……金票大大的有。”唧哩哇啦说了一大阵，大拇指翘的老高，另一只手拿着一大叠钞票，点头哈腰地在群众面前来回走了好几趟。但根本没人理他。日军队长恼了，顿时拉下了脸，眼瞪得圆圆的，拉出了东洋刀，骂道：“八格牙鲁……坏了坏了的，……胡子的干活，死了死了的有！”人们还不说话，以沉默反抗。日军队长发怒了，于是，十几个日本兵端着闪光的刺刀，向妇女、老人、小孩刺杀。当几个日本兵用刺刀挑了四、五个人后，60多岁的马凤歧老人忍无可忍，手拿鞋底不顾一切地冲向日本兵，还没接近敌人，就被后面窜来的日军刺倒了。接着，日军开始了疯狂的屠杀，打麦场上的48人，全被刺倒在地，当场死了46人（荒庄25人，其余是外村逃来的），重伤两人。其中有妇女11人，儿童10人。重伤者之一李唐氏，现已70，尚健在，她身上被刺了四刀，昏死过去，后又苏醒，混在尸体中幸免于死。还有张志诚，现亦健在，当时年仅5岁，爬到一辆太平车下躲藏起来，嘴唇被子弹打穿，至今嘴还豁着。全村的房子，仅剩下村子中间的一间矮小的车屋，其余全被烧光。 1939年秋，日军在丰县设立宪兵队，宪兵在城里象恶魔一样，横行霸道。有一次，一个日本宪兵喝醉了酒，在西关大街上，手提着东洋刀，横冲直撞地乱杀人，吓得人们关门闭户。 1940年的一天，中午放学时，文庙小学的学生在街上走着，猛然驶来一辆日本汽车，在街上横冲直撞，学生吓得满街乱跑，有的躲在墙根下，汽车居然撞到墙边，将北关外宋彼斋的孩子撞伤致死。 1943年3月，因太平洋战争，中国大陆与加拿大的联系中断。加拿大神甫屠登修为解决经费，采取募捐方式，请本县工商士绅及伪军官员解囊相助，事后，屠神甫为表谢意，便于3月10日宴请伪淮海省剿匪第九纵队司令侯本升、丰县第一区区长邵云鹏、镇长皇甫明伦、警察局长张文治和属员杨少卿，及天上教会会长张洪亮等6人，由屠登修、龙仁昌、那士荣三位加拿大神甫及传教士黄文标作陪。因漏请了伪丰县县公署日本顾问新犬及伪县长常永忠，遂遭嫉恨。又因加拿大系同盟国，为日本敌国，于是便在3月20日，以加拿大神甫私通“胡子”（指当时丰县国民党常备队和八路军），图谋不轨为名，将屠登修、龙仁昌、那士荣三位神甫逮捕，拘押在伪丰县警察局。过了四天，将他们三位五花大绑，背插白旗，上写“打倒英美”字样，游街示众，而后放回教堂。可是，于3月28日晚9时许，日军顾问新犬，又将其三人逮捕，绑至日军驻丰司令部门外，把他们枪杀了。 1944年至1945年初，日本宪兵队在丰县逮捕了50余人，要送至日本北海道做苦工。押赴日本的20余人，苛虐致死的有孙基武、孙建里、周雨亭三人。 日本侵略军在丰县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本文仅仅列举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亦可看出这些侵略者凶残的面目。 正文 第四十四章 血洗浚县城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判前日本陆军第17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战争罪犯。6月9日开庭，首先审问的是被告人铃木后久。 抗日战争时期，铃木启久在日本侵略军中先后任联队长、师团长等职，曾指挥所部在河南省浚县、河北省东部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和“讨伐”，制造了六起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血案。开庭后，公讼人将被告人上述罪行向法庭提请公讼。接着，审判人员向法庭出示了大量证据，并有当时受害幸存者出庭做证。事实确凿，铁证如山。铃木启久开始还故做镇静，继尔则虚汗淋漓，最后“噗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高喊：“饶命！饶命！”并承认：“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 透过历史的烟尘，回首过去，发生在1938年的浚县惨案，真是人类文明史上惨不忍睹的一页，是十恶不赦的日本法西斯匪徒残害中国人民的铁证……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弃城失地，节节败退，日寇长驱直入。1938年2月下旬，南进日军第14师团一部继续向浚县开进。日军所至，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浚具地处豫北，与渭县、汤阴接壤。渭县是隋未农民英雄瓦岗军的故乡，汤阴是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故里。浚县人民深受历史上农民起义军和民族英雄岳飞的影响，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素具反抗传统。目睹日寇的野兽行径，广大青壮年纷纷揭杆而起，与敌寇展开殊死拼博。3月15日，数百名日军向浚县北部之裴庄进犯。裴庄村民在常仙甫、吕月等带领下，奋勇迎击，以大刀、上枪、土炮等简陋武器，与日军展开激战，毙伤日军多人。村寨失守后，日军兽性勃发，残杀该村男女老幼70余名。3月26日，浚县城附近之周口、方庄、马庄、王可庄、东王桥、大小榆柳、十里铺、河道等村青壮年百余人自动联合起来，在胡老计、王钦甫等人带领下，乘夜暗向驻屯子、码头两村之日军袭击。日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战至黎明，村民毙伤敌军数十名，生擒6名，缴获重机枪2挺、步枪20余支。 3月27日，日军调集骑、步兵千余，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浚县城进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呼声和舆论推动下，国民党浚县县长石铭臣决心坚守城垣，乃令所属部队一个营据守大伾山和城东、北门，地方团队和自动报名参加守城的青壮年据守浮丘山和南门。我军民同仇敌忾，冒着敌军的密集炮火顽强固守，击退敌军多次进攻。敌军见多次强攻不能奏效，乃挖掘地道向东城门推进。机智的中国守军以集束手榴弹向日军轰击，掘洞的20余名日军血肉横飞，非死即伤。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至次日深夜，城垣为敌攻破，日军自城东北角突入城内。 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3月29日拂晓，一群日军将百余名无辜居民逼进东门里一座房子内，人摞人垛成山，然后浇上汽油，纵火焚烧。除一人侥幸逃出外，其余全部殉难。40余名群众避入南关后城沟街王保善家后院，日军发现后破门而入。除5人逃脱外，其余悉遭枪手。躲避在南山街附近土侗里的近200名群众也被敌人发现，日军灭绝人性地用机枪向洞内猛扫，顷刻间，洞内群众几乎全部倒在血泊之中。在菜园街、鸡胡同两地，日军集体屠杀居民达500余人。 尤令人发指者，在北门里，日军搜出数十名居民，五花大绑，拉至西门城墙上，强迫其跪在城垛边沿，然后枪杀。随着一阵枪声，遇害者纷纷栽下城去。目睹此惨景，日军竟发出开心的笑声。座落于县城东南侧的大伾山、浮丘山是豫北佛教、道教胜地，古迹荟萃，远近驰名，此时也遭到一场浩劫。一股日军闯入大伾山寺院，强迫禹王庙僧人慈海给其烧水。喝过水，日军竟将慈海和尚五花大绑，捆在八丈大佛前的杨树上，用刺刀刺死。在刻有“有僧东渡留禅杖”字样，表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石崖下，日军却将天齐庙的本东和尚用刺刀活活刺死，将海登喜法师刺穿胸膛，挖去双眼，并让猎大咬掉鼻子和耳朵。日军还射击八丈大佛，炮击大伾山顶峰建筑八卦楼，毁坏文昌帝君圣像、魁星像。一伙敌军闯入浮丘山庙院，不问青红皂白即将庙院道人张殿、孙祥怀、李宗杰、王太仲、宋太贵、何玉秀等杀害。年逾古稀的王老太太避祸于庙院内，日军发现后，强令老人喝冷水，老人不从，日军竟用刺刀撬开老人嘴巴，将老人活活灌死，日军以此为乐事。日军对庙院内所有文物滥施毁坏之能事，并以炸药轰塌三仙殴。日军在文治阁周围纵起大火，数百间整齐房舍化为灰烬。居民多惨遭杀害，幸未丧命者，被日军投入熊熊大火之中。景象之惨，虽木石亦感愤怒。座落在大伾山上的阳明书院，是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先生讲学处，是中原著名古书院之一。日军一把大火，使书院只剩下断垣残壁。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匪徒，不但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还是一群肆意践踏人类文明的千古罪人。 日军进城后，城内有8名妇女为免遭污辱，避入南关小庙内。日军发现后，先行轮奸，之后又推入大火之中。一群日军闯入李金录老汉家，先将大人枪杀，又将其两个姑娘（一个16岁，一个13岁）轮奸。奸后以刺刀捅入阴部致死。日军将孕妇轮奸后，又将孕妇肚子剖开，用刺刀扎穿胎儿举着儿戏。更有甚者，一群日军将几十名青年妇女驱进一座院子里，剥光衣服，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奸污，奸后全部刺杀。即便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日军也不肯放过。菜园街李老香的老伴，已50多岁，几名日军将其轮奸后，又用刺刀捅入阴部毙命。如此等等，令人发指。 日军十恶不赦的残暴的行径，激起了浚县人民的无比愤怒。南街有一年逾花甲的老汉，以卖茶为生，目睹日军的兽行，决心以一死为死难的乡亲复仇。他自幼习武，臂力过人。日军挨户搜查时，老人持一木杠避立门后。两名日军破门而入，老汉趁其不备，举杠猛击，两名日军当即毙命。一群敌军闻声赶来，老汉毫不畏惧，奋力迎战，不幸壮烈牺牲。 29日薄暮，血洗浚县城的日军撤离。临行，又强迫几十名青壮年为其运送辎重。行至中途，日军竟将民伕全部枪杀。 据事后统计，日军在浚县的残暴行径，使抚00余名无辜群众丧命，500多名妇女横遭蹂躏，1000多间民房化为灰烬，其它财物的损失不计其数。劫后，满城尸体横陈，东南城角的几口水井被死尸填满。西门里路南遏云楼前边的十多间马棚下，尸体成垛，血流似渠；大王庙门前尸体相迭达丈余高。许多家被杀绝，未被杀绝的，也是无家不带孝，户户皆哭声。浚县城，顿成悲惨世界。 日军在浚县制造的血案，是日本法西斯匪徒侵略中国，残杀中国人民的一个缩影。血海深仇，中国人民刻骨铭心，永世不忘。 <hr /> 注释： 正文 第四十五章 日军在博爱的罪行 1938年3月20日，日寇侵占河南省博爱县后，实行法西斯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达七八年，使博爱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遭受了空前的浩劫。据战后全县调查的不完全统计：无辜同胞被日寇枪杀死亡（包括间接）的69214人，烧毁房屋15895间，掠夺粮食2815635石（每石300斤），占用土地6809亩，支差劳役民工411125个，杀死牲畜14433头，掠夺羊9324只，猪3476头，鸡12420只，毁蜂215箱，农具损失131072件，抢劫钱财一亿多元，衣服162541件，工商损失447万元，土地荒芜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日军烧杀抢劫，其残忍程度，世所罕见。 <h3>罪恶的纵火</h3> 日寇的铁蹄一踏上博爱的土地，就四出焚烧房屋，到处狼烟滚滚，火光冲天，逼得老百姓流离夫所，无家可归。1938年2月23日，日军在东金城村杀害无辜群众143人，纵火烧房190多间。孙本同、孙仁富等三户农民就被烧死9人，赵有兰全家10人，活活被烧死7人。3月15日，上屯村18名农民从孝封村推煤回来。途经铁路十八孔桥时，日军无端地用刺刀将18个农民戳得半死，一个个扔进火堆，死于非命，其中有魏毛旦父子4人、魏玉兰父子4人。5月的一天，日寇到柏山“扫荡”，从柏山狮口到山口，村街两侧凡属好房全部焚烧，并抓住农民刘九通扔进火中活活烧死。日军仅在柏山村纵火烧房就1700余间。日军怕我八路军游击队出没竹林区，就将许良、司中道、胡中道、小牛磨、刘桥、监军庄等大片竹林砍伐烧光，使这一带成了“无人区”。 1939年麦快熟的一天下午，住小中里的几个日本鬼子，为了发泄兽欲，竟往寨卜昌村闯去，当临近寨墙时，被地方团队开枪打死两个，其余几个抱头鼠窜。百姓们听说打死了日本兵，怕日寇报复，纷纷逃往他乡。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日军便出动马队、步兵，“清剿”寨卜昌。大炮先轰，接着马队，步兵闯入村内，敲门撞户，将桌椅板凳箱柜等堆在一起，倒上汽油，放起大火来，整整烧了三天，1700多间房屋被烧成一片废墟。王奎高因瘫痪在屋，活活被烧死；王根和、是德贵两个穷百姓被日军开枪打死。 1938年春，日军“扫荡”山区，被驻在山区的国民党40军阻击了4天4夜。日寇最后攻上了玄坛庙、汉高城，残酯实行“三光”政策，进行了血腥大屠杀。黄岭和东凡厂两个村的120多名群众藏躲在山洞里，日军发现后，立即将山洞封住，然后堆上柴火，用烟火向山洞里灌，就这样，120多名群众后活被熏死在山洞内。山区成了“尸体到处见，村村无人烟”的恐怖可怕的“无人区”。 <h3>血腥的屠杀</h3> 嗜杀成性的日本侵略者，侵占博爱县城后，专门在“宪兵队”后门外的晒粉条场和申坑沿的南城墙根设两个杀人场。经常在早上、上午对中国的老百性进行刀砍、活埋、枪杀，不知有多少无辜人民惨遭杀害。“清乡”杀人更是残忍。1938年3月27日，日军出动骑兵、步兵到阳庙“扫荡”，行至阳邑村，听到怀村有枪声，便冲进怀村，来不及躲藏的42名无辜群众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驻柏山村东寨的日军，他们占据山头，居高临下，竟把柏山村来往行人和去地干活的群众当作靶子来打。柏山村的王蛤蟆去郝庄担水，被当作活靶打死；农民王大乱、王大西去地送粪干活，都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城内八街张哑巴，出城去地干活，被鬼子当活靶瞄准打死。山区白坡农民林老磨有一天到柏山村办事被日军打伤，柏山村的四个亲友把他抬到沁阳去治疗。驻沁阳日军检查是枪伤，一口咬定他们是“八路军探子”，就用刺刀活活将他们5人捅死。驻县城日军长谷川部丢了一只军用鸽子，日军特务们一起出动，四出寻找，竟把流浪街头，饿得黄皮刮瘦的一群小孩子诬为是烧吃鸽子的“罪犯”，让狼狗活活咬死。 官庄村东地是日军的飞机场，过路行人被日军狠狗咬死的不计其数。更为气愤的是这些魔鬼还叫宫庄村群众给其狼狗洗嘴上的血。1945年，柏山村刘大枪、刘小枪等6人推缸（卖缸换粮度日）到原武县卖缸（今原阳县），驻原武日军硬说他们是八路军侦探，先用刺刀捅了半死，然后扔进坑内活埋。城内六街赵老二，白天在屋里睡觉，几个日军闯进门去，不用分说，将他拉到城外杀害。日军田康医院（现在县医院西院），常常把宪兵队抓捕的中国老百姓进行解剖试验，麻醉后，开膛扒肚挖出心肝，不知有多少人成了日车魔鬼手术刀下的牺牲品。 <h3>疯狂的掠夺</h3> 日军为了长期霸占博爱，补给其军事上的需要，就掠人田地、夺人生计、抢占水源，在磨头地区开辟什么“稻田区”，严重地破坏农民生产，给农民带来了无穷的祸患和灾难。 日军在磨头地区圈地万余亩，使20多个村庄的5000多户万余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变成了日寇屠刀下的役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日寇在稻田区每年要掠夺30多万斤稻谷。成千上万的磨头人民却是食无依靠，生命不保。这个地区的疟疾、大肚皮、老粗腿病到处流行，人们提起磨头稻田区不寒而栗，成了人们的畏途禁区。当地民谣真情地写道：“喝了磨头水，小鬼缠住腿。粗腿难行走，活活死家门。” 磨头南部广大地区，因稻田区水向南渗，使大部分土地盐碱化，成了“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的荒凉景象。 丹河灌区的许良、上庄广大地区的农民，因水源被占被抢，河渠干枯，得不到水浇，使田粮无收，生活无着，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 日寇在掠夺粮食破坏农田的同时，对博爱的水烟和竹子实行严格控制，成立了“水烟公司”审查管理，稍有不妥，不是罚款，就是没收；博爱的竹子和竹器由生产到销售，都得受其“竹业工会”的控制。日军在水烟和竹业上每年都要榨取大量的人民血汗。 毁坏庄稼，日军更是肆无忌惮。1938年小麦刚扬过花，日军在南关村割了520亩麦子喂牲口，弄得靠租佃为生的数十户农民家破人亡。1939年秋，日军为了净化铁路，在铁路两侧，砍割已经抽穗的玉米，仅有60多户人家的小高庄村就被割去200多亩。为了占用飞机场，日军在机场周围用马踏、镰刀割、坦克压的办法，将2000余亩快熟的麦子践踏净光。 <h3>实行法西斯统治</h3> 日军为了长期占领中国，推行“以华治华”的办法，在博爱先后建立起“宪兵营”、“维持会”、伪县公署、伪警察所、伪警备队、伪21师、伪新民会、伪宣抚班、伪便衣队等政、警、军、特各种统治机构，派粮派款，拉夫拉丁，对老百姓实行连环保甲法，一家出事，九家连坐，16岁以上的人都得自带“良民证”，就是在城内查着没带，即会招来横祸。为了麻醉中国人民的反抗，他们兜售着所谓“大东亚共荣”、“中日同文同种”的欺人之谈。 在学校实行奴化教育，强迫学生学日语、做日操、早上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逼迫老百姓家门前挂上“膏药旗”。行人路过日军岗哨，必须向其士兵敬礼，稍有怠慢，轻者遭打，重者丧生。更为阴险的是日军派向井、之川、小子木等人为大辛庄“中和记”制毒公司的顾问，并给“中和记”训练、武装280名伪青年团，实行毒品生产、运输武装化，远销北京、天津、上海、西安各大城市毒害中国人民。仅城内三街、五街、十街就开设三家“官膏店”，公开销售毒品毒害群众。日军还利用“仁义社”和“一贯道”搞特务活动，宣扬“万道归一”，奴化中国老百姓，效忠“天皇”。 日军是一群野兽，除烧杀抢掠外，他们对中国妇女肆意践踏蹂躏和侮辱。有的在大众场合和光天化日之下，日军把妇女剥光衣服强行污辱，然后将其杀害，被侮辱的妇女纷纷自寻短见。有的妇女被众多日军轮奸后活活丧命……。日军的野兽行为，就连十几岁的小女孩和80老妪，有时也难幸免。 日军盘踞博爱八年，是罪恶的八年。政治上推行法西斯统治，经济上实行掠夺封锁，文化上施行奴化教育，其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但侵略者最终是逃不脱历史的惩罚，更挽救不了其覆灭的下场。勇敢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正文 第四十六章 以人换煤——大同煤矿“万人坑” 从1937年9月到1945年8月，大同煤矿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那时，日本侵略者公然称大同煤矿为“东亚热源”、“大东亚共荣圈内战争资源之中核地带”，疯狂地对大同煤炭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采。八年来，日寇实行灭绝人性的“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掠夺煤炭1400万吨，致使6万多矿工被摧残致死。如按日寇掠夺大同煤炭的数量计算，日寇每掠夺230吨煤，就要死亡一名矿工。当时，在矿区的荒郊野外，河滩山谷，废旧矿井等地形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万人坑”。 大同煤矿究竟有多少“万人坑”，现在很难查出确切数字，仅据老工人回忆，比较大的“万人坑”就有14处。如忻州窑矿的杨树湾、同家梁矿的黄草洼、永定庄矿的大南湾、白洞矿的老爷庙、煤峪口矿的南沟等。 其中，煤峪口矿南沟“万人坑”是现存“万人坑”比较完整的一个。这个“万人坑”由上下两洞组成。上洞宽6.7米，深40多米；下洞宽4.5米，深70多米，洞内层层叠叠堆满了死难矿工的尸骨。从洞内尸骨的姿态看，有许多矿工没有死就被扔进了“万人坑”。他们有的还挣扎着向洞口爬行，有的还在愤怒地呼喊，有的则痛苦地抚摸着臂上的伤痕，还有的被截断了双腿，砍掉了四肢，击穿了头颅，扭折了脊骨，洞中情景惨不忍睹。 在大同煤矿，日寇经常叫嚷：“宁肯多出一吨煤，不怕多死几个人”，“中国苦力大大的有”。出于这种狼子野心，日寇根本不考虑增加设备、改革技术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而只是一味地加紧掠夺，一切以多产、方便、省力、迅速为其宗旨。野蛮落后的生产方法，原始笨重的生产工具，不仅使矿工的劳动异常繁重、吃力，而井下的自然灾害如冒顶、水、火、煤尘、瓦斯等，更时刻威胁着矿工的生命。通风不良，掌子面的照明大都仍然是麻油灯和电石灯，很容易引起瓦斯燃烧和煤尘爆炸。在大得可怕的采煤工作面上，顶板压力很大，日寇却很少让打支柱，硬逼着工人冒死出煤。有的工作面冒顶了，日寇还逼着工人从百缝里爬进去往外拉煤。有的坑道水淹了，日寇还逼着工人涉水背煤，事故时时威胁着矿工，死亡时时等待着矿工。据老工人们说，那时矿上死个人真是太平常了，每个井口每天几乎都要往出抬死人。 1938年春，煤峪口矿九号掌子面透水，工人们发现后，都说会淹死人，不能再采了，可日寇根本不理会这些，硬强迫工人们进去采煤。一天，地下水突然冲了出来，把120多名矿工全部困在了井下。事故发生后，日寇不但不组织抢救，还用刺刀挡着，阻止工人们下井抢救。结果，这120多名矿工在井下被困了15天，除8人侥幸活命外，其余全部被活活饿死。 1941年6月，白洞西坑的一个采煤掌子面，因开采日久，又没有支护，顶板响了几天，眼看就要塌落，日寇却还逼着工人进去干活，结果，大顶落下来，70多个矿工全被压死。象这样的惨剧在日寇统治时期时有发生，而每次事故发生后，灭绝人性的日寇也是只顾抢救机器，不抢救人。1943年春天，忻州窑矿南四号采煤掌子面顶板塌落，压住8个工人，其中有个工人半截身子被压在石头下，人还活着，在场的日本鬼子为了让其他活着的工人去抢救机器，竟将这位半<u>p://.９9ｌｉｂ.</u>个身子露在外边的工人用刀活活砍死。 为了镇压工人反抗，日寇在矿区建立和强化法西斯统治网，他们收罗一些中国的民族败类，成立“矿警队”、“督察队”、“密探队”、“洋狗队”。“矿警队”是专门镇压工人的反动武装；“督察队”是专门抓捕工人的便衣警察；“密探队”是暗地监视工人活动的特务组织；“洋狗队”有几十条狼狗，是专门用来咬工人的。此外，日寇还派出大批宪兵驻扎各矿镇压工人。 在日寇残暴的殖民统治下，矿工们完全夫去了人身自由。那时，每天天不亮，鬼子和把头就到工人住的工棚去摧工。上工时，小把头在前领路，中间是跟班工头，两旁是持枪的日本兵，后边还有“撵房的”。有的时候，日寇还要带上洋狗在井口监督。在井下，矿工们每天劳动12至16个小时。渴饿了，就喝点井下的脏水。那时，日寇三天两日还搞什么“努力出煤日”。这一天，鬼子把头一齐出动，头扎红布条，手拿鎯头、皮鞭，强迫工人在井下干24小时的活，矿工们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稍有怠慢，便遭到日寇把头的毒打。 日寇和把头狼狈为好，对矿工进行残酷的剥削。据老工人回忆，当时矿工劳动一天，出了井发给一个饭牌，折合伪币伍角。一月到头，矿工所挣的工资超不过15无，而一个小把头至少在100元以上，大把头则高达千元，矿工们每月所挣的15元工钱，除被扣除“鞋帽金”、“铺底金”，甚至监工和把头用的印油也要矿工交纳什么“指绞料钱”以外，剩下的一点钱也不发给现金，而是发什么“专用引换证”，只能在日寇、把头开的店里买东西。 矿工们的生活苦到了极点。他们住的是大工棚，每间有三十多公尺长，四、五公尺宽，这么细长的房子，墙上只开了四个窗户，每个窗户既不糊纸，更不装玻璃，全用木板和铁棍封着，猛一看，跟监狱一样。屋子里两排土炕，要睡百十多人，多数矿工没有铺盖被褥，有的只是些席片、麻袋片、洋灰袋纸，煤块、砖头块当枕头。刚进屋的人，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屋子里长年不通风，不见阳光，不打扫，又阴又湿，加上人们身上散发出的汗臭，病人的屎尿，以及臭虫、跳蚤等，就是身强力壮的年轻后生住进去，用不多久，也得病倒了。工人们吃的就更不能提了，除窝头和黑豆饼外，就是用发霉的高粱、糠、花生皮等混合磨成的“兴亚面”。矿工们穿的都是破破烂烂，上下班一身衣服，千补百缀，补钉压补钉，没有替换，也常年不洗。就是这破烂衣服，有的工人还没有。到了冬天，他们只能用麻袋片，广告布、水泥袋纸连起来遮体防寒。 繁重的劳役，加上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大批矿工身染重病。那时，矿工生了病，日寇既不给医药，又不让歇工，只要死不了，就逼着下井干活。如果有谁再也挣扎不起来了，日寇就让“拉尸队”抬着扔进“万人坑”。 1942年春，矿区霍乱流行，成批的矿工病倒了。日寇怕影响出谋，便借口防止传染病，把那些被苦役和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矿工，强行拉进他们设置的“隔离所”。“进了隔离所，十有九不活”，不是被扔进“万人坑”，就是被送进“烧人场”。据当时“拉尸队”的副队长程重山供认：1942年，经他手扔进“万人坑”的就有200多人，其中有20多人是活着的。另据当时“拉尸队”的一个队员交待，过去每拉一人，可得一元伍角钱。说是“拉尸队”，实际上有许多人还恬着，也被扔进了“万人坑”。煤峪口矿老工人钱奎保的父亲就是被活着扔到“万人坑”的。1941年底，钱奎保和他爹、舅等一家8口，从河南汤阴被骗到大同煤矿，不到三个月，全家就有6口惨死在日寇手里。一天，他爹病倒在大房子里，鬼子查房时，发现他爹没上工，二话没说，举起鎯头就朝他爹头上打去，只见鲜血直冒，鬼子一挥手，几个拉尸的一拥而上，拖着就走，扔进了“万人坑”。 日寇为了掩饰他们的罪行，最初拉尸时，还用烂席裹裹，以后改用草绳捆，后来干脆用两个铁丝圈，一个套头，一个套腿，中间用木棍一穿，抬起来就扔了。据我晋西北地区1940年10月19日的《抗战日报》上的一篇消息说： 黄土沟是人们去口泉的一条捷径，往年路上的行人总是络绎不绝，今年这条路上几乎断绝了行人，即使有人走，也是寥寥无几，原因是黄土沟的死人臭气太大了。每天总有三、五个死人从口泉煤矿拉到黄土沟、这不是病死的便是自缢的或被打死的煤矿工人，总是浑身被剥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地躺在那里，让野狗、野狼信口大嚼，咬得血肉狼藉，有脚无手或有腿无头，伤心惨目，莫过于是。 除“万人坑”外，日寇还设置许多烧人场，其中较大的是忻州窑矿烧人场和四老沟矿烧人场。这些地方，常常黑烟滚滚，数以千计的矿工被活活烧死。矿工家属于大女一家5口，在日寇统治时期，跟随丈夫从浑源被把头骗到忻州窑矿。不到一年，大夫惨死在井下，看靠17岁的大孩子在井下背煤度日。后来大孩子病了，日寇硬说是传染病，把他拉到烧人场活活烧死了，几天后，13岁的大女儿也被拉丢烧死。于大女被关迸了“隔离所”，剩下5岁的小孩无人照看，被活活饿死。象于大女一家这样悲惨的遭遇，在大同煤矿还有千千万万，煤峪口矿老工人曾世贵控诉说：1942年8月，我家四口人因饥寒交迫，全都得了病，日寇知道后，怀疑我们得了传染病，不由分说就派狗腿子用铁丝网把我家的门窗封了。我知道鬼子要将我全家放火烧死，便乘鬼子去取汽油时，拨开铁丝从窗口逃了出来。当我准备接妻子和孩子一起逃跑时，鬼子回来了，一把火，将我三位亲人活活烧死在屋内。 残暴的日寇欠下了大同矿工难以数计的血债！ 正文 第四十七章 人间地狱——“济南新华院” “济南新华院”是侵华日军驻济南部队，于1943年3月在济南市官扎营街西北角建立的一座奴役和虐杀中国战俘的集中营。它附属于日寇济南军法会议（即军事法庭），负责监禁我被俘、被捕抗日军民和爱国志士（包括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强制从事各种奴役性劳动，以及虐杀我抗日军民的罪恶场所。 “济南新华院”由驻济日军第12军（1944年后为第43军）参谋部直接掌管。院内设有办公室、经理室、辅佐官室、警卫队、兴亚建设队和总队部等部门。其总队部又下设参事室、审问科、警备队、训练队、工场队、农场队、抽血队和卫生班、病号房等，分管对战俘的审讯、“管理”、“教育和训练”、劳役看押和虐杀。日军收买了一批被俘国民党军官和汉好担任头目，充当打手。还专门训练了一群狼狗，用以惩罚有“越轨”行为的战俘。 “济南新华院”戒备森严，四周挖有近两米深的水堑壕，架设多层铁蒺藜，围墙上设有电网，四角筑有岗楼，院中间设有高约三丈的瞭望台，日军昼夜严密监视。 “济南新华院”常年关押被俘被捕者达二、三千人以上。凡被押到这里来的人，都要先抽200CC血后再进行预审。预审的刑罚约十几种，主要有殴打、水刑、火刑、吊刑等。殴打，就是用竹刀、木刀、皮鞭等抽打全身；水刑，就是反复往嘴里灌凉水、辣椒水；火刑，就是用蜡烛、线香和烧红的火筷子、烙铁等烧烫器官和皮肉；吊刑，就是用绳索捆绑手脚或手指悬梁殴打。用刑中，很多人被夺去了生命。经过预审，被认定为重要战俘或重要分子的，送济南军法会议复审判刑后再押回服苦役；被认定为普通战俘的，则编入“训练队”，经过几个月的奴化教育和“训练”之后，再根据其“表现”和年龄、身体状况，分别从事各种奴役性劳动或押解东北和日本充当劳工。 在“济南新华院”里，被俘被捕者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每天要从事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而吃的却是掺了沙子的高粱饼和腐烂的葫萝卜叶，偶尔吃顿小米饭，也是发了霉和虫蛀的，喝的是污浊的生水。长期的饥饿和疲劳的折磨，使他们皮包骨头，形似骷髅，很多人为维持生存，而偷着喝浆糊或捉老鼠烧着吃。他们的住舍，阴暗潮湿，堆满污垢，几十人，甚至上百个人挤在一间通房内，空气污浊。他们身上穿的，多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破衣烂衫，夏不遮体，冬不御寒，终年无衣更换，虱子、跳蚤成团。他们没有鞋穿，常年赤着脚干活，很多人在严冬被冻掉双脚，甚至活活冻死在冰天雪地里。仅1944年除夕之夜，就冻死60多人。 平日里，他们经常遭受日本法西斯暴徒的任意折磨和摧残。日军规定了数不清的戒律来限制战俘们的活动，如劳动时不准四处张望，大小便要报告，在室内不准抬头等。违者就要受到挨手板、罚跪、乱棒打等处治。对所谓“表现不好”或有“越轨”行为的，即施以酷刑，轻者剥光衣服爬烟囱，或头顶石头绕场转，或被抓着生殖器绕场示众等；重者则关禁闭或被狼狗咬，以至活扒皮、挖眼、割耳朵、活埋等。1944年6月，我部分被俘人员计划越狱被叛徒告密，为首者三人当即被剥光衣服，捆在旗杆上，先遭日军刀刺和开水烫，后被狼狗撕得骨肉分离。还有一次，日军将准备逃跑的20余名男女战俘，全部剥光衣服，捆在木桩上，男的用刺刀零刀割死，女的则先让狼狗咬其阴部，后剖腹杀害。济南市万盛街的几名工人被抓到“新华院”后，受尽了酷刑和凌辱，他们被控为在外出干活时逃跑。日军发现后，用铁丝把他们的手心串起来，吊在树上痛打，又剥光衣服，押到无影山下，让他们自己挖好坑，最后被日军刺死，扔在坑里。设置在“济南新华院”大门口的禁闭室，是一个专门刺杀战俘的场所。凡是被警备队执勤人员“指控”为有“越轨”行为的战俘，送进禁闭室后，即捆在特制的木桩上，作为日军刺杀训练的“靶子”，活活刺死。 “济南新华院”的病号房和卫生班，是日军以特殊手段虐杀战俘的场所，被人们称为“鬼门关”。凡被送进病号房的人，就等于判处了死刑。因为病人在这里根本得不到医治，又不得温饱很快就被折磨致死。我长山县桓四区区中队队长焦凤鸣，指导员韩玉哲等无数抗日志士就是这样牺牲的。所谓卫生班，实际上是日军设置的细菌、毒药试验所和抽血虐杀战俘的场地。日军除对初进新华院的战俘抽血外，还对编入“抽血队”的战俘定期抽血，致使很多人由强变弱，由弱致死。济南“防疫给水部”培植出来的细菌，先要拿到这里在战俘们身上进行效力试验。对那些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被俘人员和爱国志士，日军不敢公开处置，便假借治病向其体内往射细菌或毒药而加以杀害。注射的细菌主要有伤寒、霍乱、赤痢和副伤寒、百日咳等菌苗；毒药主要有异汞水、锰酸钾、石炭酸等。仅在1943年，日军就用细菌和毒药残杀我被捕被俘人员100多名。 “济南新华院”设置的病号“隔离间”，里面阴暗潮湿，空气污浊，瘟疫蔓延，鼠害成灾，很多重病号在这里被老鼠咬去耳朵、鼻子、眼珠、嘴唇、手指、脚趾……。当他们被病魔、饥饿、鼠害折磨得奄奄一息时，先被扔进停尸房，后抛至无影山下。有些病号被装进拉尸车时，还在呻吟着：“我没有死，不要扔掉我……”有的被抛到山下后，仍发出凄惨的叫声。起初，每天向外拉尸体一、二车（每车8具），后来逐渐增至每天三、四车，五、六车，多时十几车。不久，山崖下就成了“白骨堆”。从“济南新华院”以西至堤口庄以东、黄家屯庄以南一带的数里内，到处可见累累尸骨，有些坑穴内积存的下颚骨、牙齿、四肢骨等竟达一尺多厚。在附近居民中曾流传一首歌谣，“新华院，新华院，它是阳间的阎王殿。谁要到了这里面，既抽血，又剜眼，有时还叫狼狗餐；病了只有死，想治是枉然。十人进去一不出，要想活命真比登天还要难！”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国民党接管了“济南新华院”，并于同年11月将其解散。据统计，从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济南新华院”先后关押我抗日军民和爱国志士约3万5千余人，除接管的2000余名外，被酷刑和劳役折磨致死者有1万5千余人，彼抽血致死者100余人，被注射毒药致死者数百人，被注射细菌致死者数百人，被押送到东北和日本国内充当劳工者1万余人。另据我被俘人员等揭露，仅在1943年5月至1944年8月的短短15个月内，被囚死在这里的抗日军民和爱国志士就有1万7千余名。 人间地狱“济南新华院”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日本法西斯暴徒奴役和虐杀中国战俘及无辜群众的罪恶史。铁证如山，是任何人也抹杀不掉的！ 据济南市公安局所存的日寇“济南新华院”组织概况汇编中的记述： 1943年春，日寇驻济南的第4221部队建立的关押我方被俘人员的“救国训练所”，施行所谓“宽大怀柔”政策破产之后，又成立了杀人魔窟——“济南新华院”，由日寇驻军参谋部政治参谋山田、铃木一郎具体掌管。这是一座集中屠杀我抗日爱国同胞和革命志士的法西斯集中营。院址设于济南市堤口路官扎营西头路北，直至日本投降告终。 日寇建立的这座屠杀中国爱国军民和我革命人员的魔窟，其罪恶如今已无法一一样述。因当时受难者生还甚少，且主要案犯又于日降后被遣返回国，故对其具体罪恶难以逐件查证。这里所汇编的罪恶事实仅能说明大概，系根据调查所获之片断材料综合而成。 “新华院”是为配合日寇侵华的军事行动而设立的，其职能是关押、虐杀我军被俘人员、蒋军官兵以及济南等地特务机关抓捕的所谓“共产党”和“八路”嫌疑人员。据不完全统计，这里关押过3万多人，其中被酷刑、劳役折磨致死者约1万5千余人，被遣送东北、日本北海道等地充当苦工者1万余人。日寇使用的残害手段，大体有如下几种： （1）劳役：被俘被捕人员入院后，即编入各种劳役队强制劳动，如开矿、垦荒等。由于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恶劣，经常出现成批人死亡。 （2）饥饿：被押人员每人每天只给几两掺石沙的高粱饼吃，有时吃腐烂的葫萝卜叶，喝的是生水。人们被折磨得骨瘦如柴。 （3）人“病洞”：由于挨冻受饿，思病者特多，日寇不问病情，一概作“传染病”处理，让患者剥光衣服，逼入“病洞”隔离。因洞内阴暗潮湿，空气污浊，老鼠严重侵害人体，许多病号进去不久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4）活埋：凡被视为有传染病者，入“病洞”后不久，即集中用汽车拉到该院西山下活埋。 （5）抽血：从被押人员身上大量抽血，尤其是对青壮年，每人每次抽鲜血200CC，为日寇医疗之需。 （6）打毒针，对具有民族气节的被俘被捕人员，假借治病为名，向他们体内注射毒针，予以杀害。 （7）狗咬：凡被发现有反抗情绪或准备越狱者，即绑在树上，唤狗撕咬。 （8）奴化教育：日寇强迫被押人员接受所谓“共存共荣”，“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奴化教育，妄图从政治上实行分化瓦解。 根据原济南人民检查署关于“济南新华院”附近群众的揭发控诉材料记述： 日寇于1943年3月在济南商埠官扎营街西北角建立的“新华院”到1945年8月，共残害我被俘人员和无辜百姓3万5千人。1946年5月，我们发现该院东北角南屋（系日本专设之“特别有洞”）的大木炕上、地上全是血迹，腥臭气味扑鼻。从“新华院”以西至堤口庄以东、黄家屯以南一带，白骨盈野，一穴即埋数十人，土中堆积之人骨有一尺多厚。 凡被抓进“新华院”的人，都是先抽200CC的血，后关入又臭又黑的禁闭室。开始三天不给饭吃，只给灌些盐水和稀粥。一般“犯人”每天要做16小时以上的苦工。据被抓进“新华院”的张振浚控诉，里面经常拘禁2000多人。管理森严，大小便都要报告队长，在屋里稍有不慎，轻则挨手板、罚跪，重则用木棍打死。每天吃两碗小米饭，两人一碗白菜汤，捞不着一口热水喝。人们被折磨出病后，就丢到“特别病洞”中，一天只有两次稀粥，大小便都在屋里。病洞中有许多老鼠，因而死在病洞中的人尸首很少有完整的。 尤其惨无人道的是，日寇经常用狼狗咬、刀刺枪杀、关死牢、打毒药针等残害被抓的人。附近的居民几乎每天都可听到从“新华院”内传出的凄惨叫声。有一次，日寇押着20多人外出做工，因想逃跑，遭到野蛮杀害。万恶的日寇先将这二十几人剥去衣服，男的用刺刀零刀戮死，女的被奸污后，再剖腹致死。济南市万盛街有几个工人被抓到这个阎王殿后，受尽了酷刑和凌辱，便议定在外出做工时逃跑。日寇发觉后，用铁丝把他们的手心穿起来，吊在树上痛打之后，又剥光了衣服，押到西山，强迫他们自己挖好坑，最后被日寇用刺刀把他们一一刺死，扔到坑里。 当日寇强征劳工去东北和日本时，“新华院”又成为劳工的补给机关，仅1944年5月一次，即遣送了500余人去日本服苦役。 <hr /> 注释： 正文 第四十八章 杀人魔窟——“琵琶山万人坑” “琵琶山万人坑”，位于济南市西郊琵琶山下正南（今济南材料机械试验厂和济南第二机床厂一部分厂址），总面积1680余平方米，四周有围墙，内有大小尸坑8个，是侵华日军在济南屠杀我抗日军民和爱国志士的主要刑场之一。 “琵琶山万人坑”直接隶属于驻济南日第12军（1944年第12军调防后隶属于第43军）所建立的“济南军法会议”，由济南防卫司令部死刑执行队把守。日军占领济南期间，凡是由宪兵队、特务机关及日伪军在“扫荡”时逮捕或俘虏的我山东抗日军民和爱国志士，被押解“济南军法会议”判处死刑者，即在这里惨遭杀害。 1954年底至1955年初，济南市人民检事院会同有关部门先后两次对“琵琶山万人坑”进行发掘，共拣取遗骨4木箱、8席包、557蒲包；同时提取子弹头200余枚。经法医组集体鉴定，在这里被杀害的我抗日军民和爱国志士共746人。其中，男性283人，女性7人，难以判断者456人；其中，被火器烧伤后杀害者173人。火器烧伤又用钝器杀害者15人，钝器杀害者22人，锐器杀害者3人，颅骨粉碎骨折致死者210人，尸骨完整主要损伤肉体组织致死而未作鉴定者97人，尸骨零乱无法进行鉴定、只依骨计数者207人。日本法西斯暴徒所采取的杀人手段，主要有枪杀、砍杀、刺杀、绞杀、殴杀、烧杀、活埋、犬咬等十几种。 以上被言人数，仅为初步挖掘出的遗骨鉴定数字。 据日本战犯园田庆幸供认：“这个暴露出来的和他们所犯的莫大罪行相比起来，真是不及九牛一毛，也只不过是极微小的。” 据当地群众揭发，日军在“琵琶山万人坑”屠杀我抗日军民最多的时间是1941年至1943年间。在这三年中，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屠杀一次，有时是下午，有时在夜间。每次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仅“万人坑”修建不久，一次屠杀我抗日军民就满满三汽车。 日本战犯难波博供认，1943年1月，日军建立的“济南救国训练所”解散时，将我病俘人员80余名在这里杀害。 据伪青岛《新民报》报道，1942年5月16日，在这里屠杀我“民先”队员44名。驻济日军第54旅团司令部卫兵中村顺一郎和萱治明道供认，1943年9用和1944年7月，在第54旅团长兼济南防卫司令官长岛勤的指挥下，他们在这里亲手杀害我抗日军民24名。 日本战犯园田庆幸还供认，第12军在1943年2月中旬的“扫荡”中，第59师团所辖的第53（吉川）旅团和第54（长岛勤）旅团，逮捕我军政人员和抗日群众800余名，除就地拷打处死650余名外，剩余的150余名解至济南，送交军法会议审判，40余人被拷打致死，75名被判处死刑在这里杀害。第43军在1945年2月初的“扫荡”中，第53（上坂胜）旅团和第54旅团（长岛勤旅团），逮捕我军政人员和抗日群众1000余名，就地拷打杀害870余名，剩余的130余名解至济南，交军法会议审判，30余名被拷打致死，70余名被判处死刑，在这里杀害。 据当地群众揭露，每次屠杀，枪声大作，狼犬狂吠，惨叫之声，不堪入耳。被屠杀的我抗日军民的尸体上只盖一层薄土或撒一层石灰，有时尸体全部暴露在外，任凭鹰犬撕咬。 “琵琶山万人坑”，旧骨托新尸，年复一年，层层重叠。时至今日，济南材料机械试验厂每次扩建厂房，还会从地下挖掘出大量尸骨。由此可见，日本法西斯匪徒在“琵琶山万人坑”残杀我抗日军民何止上千！驻济日军为掩盖其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将所存档案全部转移销毁。“琵琶山万人坑”的发掘，彻底粉碎了他们妄图毁灭罪证的阴谋。 正文 第四十九章 秘密杀人武器 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以后，日本军部就公开声言：“非研究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所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不可。”1942年，日本首相东条在帝国议会预算委员会答辩时声称：“目前正在进行新武器的研制工作。”同年7月25日，日本“大本营记者视察团”来伪“满洲国”视察，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助理浅冈向记者团透露：“很早以前已经开始了研制新武器的工作”，并给记者团放映了这个绝密“新武器”的纪录影片（为此关东军司令部给予泄密者以严重警告处分）。这种“新武器”是什么东西？日本记者是不会公之于众的。其实，在日本也只有少数军事要员知道内幕。 1940年，在我国东北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车站附近，日本关东军建立了一个奇怪的部队，划出了方圆六平方公里的军事禁区，名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后改为“731”部队。在北京东单、南京中山路和广州、济南等地都没有名为“防疫给水部”的部队，各有翻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也建立起同样的部队。难道这些部队真正是为供给日军吃水需要而建立的吗？ <h3>细菌战</h3>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许多地方曾经发生瘟疫蔓延的惨祸。在正面战场有浙江的宁波、衢州、金华、温州，湖南的常德一带，都发生过鼠疫、伤寒：在敌后战场，包括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许多抗日根据地，曾流行鼠疫、伤寒、炭疽热等多种瘟疫。染病身亡者不计其数；在广大东北地区，包括哈尔滨的平房地区和吉林农安、孟家屯也都有过鼠疫等疫病灾祸，甚至抗战胜利以后，还有鼠疫蔓延。难道这是自然发生的吗？完全不是。凡是受害地区的我国同胞，都知道这是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造成的灾祸，尽管当时日伪当局采取保密措施和欺骗宣传，但都无法隐瞒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恶事实真相。 世界上最早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是中国各地的抗日报刊，揭露了许多日军发动细菌战的罪行。现摘录几段原始的报道： 1940年11月9日《晋察冀日报》报道：“敌人在盂县（山西省）普遍撒放病菌，故所有灾区患病现象极为严重，如八区之榆林、南北河，四区之上下石塘，病在炕者竟达人口总数的95％以上。” 1941年12月25日《晋察冀日报》刊载特派记者戴烨《人间地狱》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在孟县城，敌人收集老鼠、蝗虫，在上社，敌人收集蝇子，在椿树底，敌人收集蚊子，并规定1毛钱找20个，起初人们还惶惑不知作何用处，一直到疾病到处流行，人们才从汉奸嘴里晓得，敌人收集了蚊子、蝇子、老鼠、蝗虫，是用以传染疟疾病、伤寒、霍乱、鼠疫等疾病的，因此在‘治安区’（即“集家并村”地区）疾病流行得非常厉害，几乎每村病人均在90％以上，而在盂口村里，竟没有一个健康的人。在五台（县）东峪口一天即死去10余人，一月死掉五六十人，盂口同样亦死掉五六十人，毒菌使人们成群的死亡。这样残忍的杀戳方法是旷古绝今的，日本法西斯刽子手的残忍，已经超过了任何最野蛮的野兽！” 1942年2月28日《晋察冀日报》报道：“最近敌寇‘扫荡’定县时，曾大批放出老鼠。当敌被我痛击溃窜后，各村的道旁沟渠中，即发现有许多大老鼠满地乱爬，尾巴拖地，似有病状。死鼠则身上有红色斑点，此系敌寇所放毒鼠，企图造成鼠疫，毒害我军民无疑。……敌寇遂在其占领区按户要鼠，或出钱收买，但民众多予拒绝”。 1942年3月7日《晋察冀日报》刊载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告全世界人士书》，控诉日寇乘“扫荡”之机散放毒菌。该文称：“敌寇于1942年2月14日配合军事‘扫荡’，沿平汉路定县一带散放大批经过注射鼠疫细菌的病鼠，企图造成鼠疫流行的大惨祸”。 1942年6月16日《晋察冀日报》刊载亦容同志《粉碎鬼子的“毒菌战”》一文揭露：敌人“散放病菌多是在‘扫荡’当中，派出汉奸间谍带着制成病菌的毒药，丢到咱们吃水的井里；赤痢菌多是放到人家住的房子里；鼠疫或是鼠伤寒的病菌，是把注射过这种病菌的老鼠，丢到村子里”。 这些报道是真实可靠的，因为笔者的家乡也曾惨遭此祸，至今记忆犹新，我全家好几口人都死在敌人的细菌战中。那是1941年秋的事情，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亲自指挥七万大军“扫荡”晋察冀边区，“扫荡”过后，我的家乡河北省完县北神南村突然瘟疫成灾。全村男女老幼大部分染病，仅一个月内即死亡100多人。由于农村卫生医疗条件极差，不知是什么瘟疫流行。我们家三代9口人，有8人染病在床，4人死亡，直到日军撤退后，大家才知道是日军散放了鼠疫老鼠。 日本细菌部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细菌战的真实情况，在战后，有一位曾在平房原731细菌部队工作过的队员向日本记者说，使用细菌炸弹的爆炸实验，曾在“北京和华北地区的战斗中进行实地试验”。这就是说，日军不仅派人在根据地人工散布细菌，也派飞机投掷过细菌炸弹。 浙江宁波等地瘟疫流行，就是日军利用飞机，大炮等手段散布的细菌造成的。1940年6、7月间，日本航空队在宁波上空投下了大量带有鼠疫的跳蚤。当地农村鼠疫流行期达34天，居民死亡惨重。日军在正面战场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中国报刊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有一位曾担任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他曾经目睹了这次日军在宁波的细菌战。他说：“我碰巧这时在宁波。日本军队在当地进行细菌战，使得许多中国农民像不起眼的小虫子一样被杀掉。”战后才知道，日军在宁波的细菌战，是日本医学博士、细菌专家、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亲自指挥进行的，本文前面所说的那个绝密纪录影片，就是这次实地细菌战中拍摄的。 1949年12月26日，日本军医中校西在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也谈到这次细菌战。请看《公审文件》中的一段话： 问，你谈谈所知道的关于731部队使用细菌武器的情况。 答：我听说1940年对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1940年8月或9月，我在北京的防疫给水部总部的时候，听说在中国中部的宁波附近使用了细菌武器。 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听谁说的？ 答：我在北京防疫给水部总部时，看到了从南京防疫给水部总部交来的文件。从这个文件中，我得知在宁波市附近使用了细菌。随后，北京防疫给水部部长吉村中校告诉我说，对中国使用鼠疫菌是石井部队提供的。 问：你谈淡你在731部队亲自看见的关于向中国派遣细菌部队的情况。 答：我看了关于1940年731部队华中派遣队活动情况的影片。影片一开始，是往飞机舱里搬运装有鼠疫跳蚤的特殊容器的场面，接着是往飞机机翼下面安装散布器的镜头，并有特殊容器中装有鼠疫跳蚤的说明。“从这部影片中，我清楚地知道了在宁波附近确实使用了细菌武器。” 中国东北瘟疫流行也有多起。1940年夏，吉林省农安县突然蔓延起奇怪的鼠疫，鼠疫本来主要在冬季流行，但这次夏季就流行起来，从县城蔓延到农村，似有燎原之势。死亡人数达300多人。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哈尔滨的平房附近，也发生了“全境鼠疫大流行”。平房附近二道沟的靖福和同志在控诉731细菌部队罪行时说： “我们后二道沟住着50户人家，感染上鼠疫死了的，就有39家。我家有19口人，不到20天，就死了12口。我们村最早死的人是张颜廷，在中国，谁家里出了不幸的事大家都去帮忙。我二十四、五岁的叔叔去张家帮忙办丧事。叔叔身体非常健壮，但办完丧事回来以后，身体就不舒服，两天以后，大腿根就长出疙瘩，疼得走不了路，又过了两天就死了。后来，祖父、叔祖、姐姐、父亲、弟弟、婶婶、小叔，全都死了。一天里头，有时就死两个亲人，真是太惨了！” 侵华日军细菌战究竟屠杀了多少中国人，谁也不能够统计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日军屠杀中国人就象踩死蚂蚁一样，在其战败投降后，还把杀人的细菌撒在中国土地上。731部队留给老百姓的是鼠疫，100部队留下的是霍乱。从1946年开始，连续7年，吉林省的愉树、永吉等县，都发生了爆发性的流行霍乱。1947年，齐齐哈尔、肇东、肇源、洮安、大赉、安广、镇赉、泰来、开通、瞻榆、洮南等地，崔乱患者达9000余人，死亡7500余人。1945年至1946年，洮南、洮安、开通等县鼠疫患者达4300余人，死亡1400余人。 <h3>瘟神·魔窟</h3> 侵华日军发动的罪恶细菌战，以及使用的细菌武器，究竟怎样研究，怎样制造？在哪里研究，在哪里制造？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是一个谜。历史是不能长期被隐瞒的。日本战败投降以后，日军细菌战的真面目终于逐渐被揭露出来。1949年12月间苏联军事法庭公审了部分细菌罪犯，1950年，苏联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审判材料》一书；1951年，中国上海通联书店出版了草原著《日寇细菌战暴行》一书；在日本1956年由秋山浩著《731细菌部队》的回忆录，1967年出版了鸟林乔著《三千人的活体实验》一书，1974年由山田清山郎著《细菌战军事法庭》一书；1981年10月，美国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在《原子科学家》杂志上发表了《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中外出版发表的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书刊文章是相当多的，仅日本就有二十多种。但是在日本，影响和震动最大的还是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所著《食人魔窟》（日文为“恶魔的饱食”，中文版为群众出版社出版）一书。据作者说，它在日本有100万读者。因为过去多数出版物和文章，大都根据苏联审判记录或官方文件写成的，而《食人魔窟》一书的作者，在日本、美国、中国却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亲自采访了原日本细菌部队的生存者，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从而把日军细菌部队的本来面目，作了深刻地揭露，并公布于众。作者在第二部序章中有这样一段： “这部纪实文章在连载时曾引起人们巨大的反响。印成书以后，作者又收到了大量的信件和电话，其中有原731部队有关人员的十几封来信。在战后的37年中，原731队员们守口如瓶，发誓‘带着731的秘密进坟墓’。看到纪实以后，隐藏在他们心中的有关731部队的情况又翻腾上来了。来信中所写的一些恐怖内容，我在写第一部《食人魔窟》时想都不敢想。这些新的事实给我以巨大冲击，使我感到《食人魔窟》的一部分必须重新改写”。 日本庞大的细菌战部队就是按照日本医学博士石井四郎中将的建议建立起来。这个细菌部队首创于1932年，名为“东乡部队”、“加茂部队”。1939年10月，日军将石井细菌部队的编制扩充到3000人，拨款1000万日元充作实验经费，选定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作为基地，划为军事禁区，秘密的从事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 无论其规模、人数、设备，可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细菌研究中心。 这个部队内设八部：第一部是专为进行细菌战而研究、培养鼠疫菌、霍乱菌、炭疽热菌、伤寒菌、副伤寒菌及其他各种烈性病菌，部长为菊地少将。第二部是实验部，专门负责在打靶场条件下以及战斗环境中实验细菌武器，实验场设在平房以西一百多公里的安达，部长为太田大校。第三部是制造滤水器。第四部为细菌制造部，又名生产部，拥有众多的仪器设备，部长为川岛少将。第五部为实验材料部，负责补给和管理供试验用的活人，和培养、供给老鼠、跳蚤等病源媒介及管理各种药品。第六部即教育部，专为训练善于使用细菌武器的专门人材，部长为园田大校。还有总务部和诊疗部。这个731部队拥有众多日本医学博士、教授、专家和技术人员，有据可考的博士教授15名，将校军官50名，尉级军官600名。石井部队在东北还设有支队和分部。另外一个名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番号为100的部队。也研制细菌武器，其研究项目，主要是专门杀伤牲畜、植物。 这个庞大的石井部队究竟研制出了什么秘密细菌武器？有多大的数量？确实骇人听闻。 据美国阿波·t·汤姆森中校审讯石井四郎等人提供的材料提出的《关于日本军队细菌活动的报告》中说：他们“研究出了能够在细菌战中运用的肠伤寒、副伤寒、霍乱、赤痢、炭疽热、马鼻疽，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等等病源菌，以及过滤性病毒、立克次氏体（斑疹伤寒等病源体）。”根据731队员揭发，石井中将把鼠疫和霍乱两大菌种，看做是进行细菌战的“两种基本武器”，不但是他们的主要研究课题，而且进行了大量生产。 为此，石井部队建立了鼠疫、霍乱“两大武器”的特别研制基地，并负责对老鼠和跳蚤的饲养。有一个田中班，拥有4500个鼠疫跳蚤饲养器，几天时间，就可繁殖一亿只跳蚤，两个月可以制造几十公斤鼠疫跳蚤。在海拉尔的第543支队内，通常养育着1万6千只老鼠。在一个生产周期里，这个部队即能生产不下3万万亿的微生物，培养出300公斤鼠疫细菌及用作细菌武器的跳蚤。1945年，为挽救日军败局，石井下达了“增产300万只老鼠的命令，鼠疫跳蚤增产目标定为300公斤，约10亿只。这支部队全力以赴突击生产细菌武器，”光鼠疫菌就增产了大约20公斤，加上原来贮藏的干燥鼠疫菌（速溶鼠疫菌），已达到100公斤。这种干燥鼠疫菌比普通鼠疫菌毒性大60倍。这个部队还生产了大量的伤寒、霍乱、赤痢、脾脱疽等各种细菌。据日本作家森村估计，“731”的细菌储备量，在科学上讲灭绝全人类也是绰绰有余的。 日军细菌战的目的是杀害人民。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的目的，他们还研究了散布细菌的手段，即用飞机，炮弹和人工散布三种方法。首先他们研制了特殊投掷细菌的炸弹、炮弹和飞机喷雾器。据石井供认，他们“已经发明和实验了9种用于飞机投掷的炸弹，其中包括为污染地面和产生传染云而设计的炸弹，还有破坏人的皮肤，利用伤口进行感染的炸弹。”日军细菌部队广泛使用的炸弹，即所谓“石井式粘土制细菌炸弹”，它的特点既不会损伤细菌，也不会留下罪行物证。石井曾向盟军司令部供认：731制造的细菌炸弹总数，6年共有2470枚各种型号的炸弹。有一种“50型宇治式”炸弹总重量约25公斤，容量为10公升。而“100型宇治式”炸弹则更大，装载容量约25公升。 日军实施细菌战，也必然会染及其自身的兵员。为了自身的安全，731部队还研制出疫苗血清和多种药品，以达到预防和诊断治疗的目的。这些药品和医术被当时日本医学界称为“精华”，被日军赞为“天才”的发现。他们成功研制出伤寒、霍乱、破伤风、鼠疫等类血清，特别是防治鼠疫的血清为世界首创。 在南京设立的日军细菌部队“中支军防疫给水部”，番号为1644部队，下设12个支队，共有官兵1500余人，也拥有生产细菌武器的设备，每一生产周期中，能够制造10公斤细菌。在北京东单设立的“北支军防疫给水部”，对外称1855部队，规模比南京的还要庞大，曾经大量生产各种烈性的细菌武器。在广州也有同样的部队。在新加坡的这个部队叫“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据冈村宁茨战后回忆录中说：“石井亲自对我透露说，获得专利权的项目就有200种之多。”然而，他们研制的血清，是强迫成百上干活人饮用或注射活菌进行感染和发病的实验而获得的。 日本战败投降，为消毁他们细菌战的罪证，全部摧毁了他们在各地的细菌战研究中心和细菌工厂，杀死了全部剩下用作活体试验的战俘，销毁了他们研制的细菌武器，万余参与细菌战人员、部分设备、全部资料偷运回国。冈材宁茨说，石井“在苏军迫近哈尔滨以前，他就把研究资料的精髓部分装在三个皮箱里边，坐飞机带回东京”。当东京美军总部发现日本握有细菌战试验的资料时，细菌战犯石井等人与美军就达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石井等人表示，如果美国当局能出面保证他本人、他的上级和下级不致作为战犯受审，他可以详细介绍细菌战试验的情况。美国当局不仅获得了有关用活人和动物解剖所得到的几千张幻灯片，而且获得了有关研究成果、细菌武器等大量报告。这些报告书至今仍藏在美国。冈村宁茨还说：“后来经过多次洽商，其间并有赠送给石井黄金的事，结果前面谈到的那三个宝贵的皮箱，和里面装的资料一起，全部被拿到美国去了。”一位接收细菌战资料的美国医务人员说，这些资料主要是活人而并非仅仅用动物做试验，因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h3>三千活人试验之谜</h3> 这座拥有众多博士、教授、专家、研究人员的细苗研究中心和细菌工厂里，还奇特地管理着一座巨大的特殊监狱。监狱里经常关押着200至300人的“囚犯”，有时高达400人，有中国、苏联、朝鲜、蒙古人，据说还有美英澳等国的战俘，有男有女，不可理解的还有儿童、婴儿。大部分“囚犯”是中国人，不仅有被俘中国军人，还有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所谓“特殊监狱”这里的“囚犯”与普通监狱的“囚犯”待遇不同，对有的“囚犯”而言可以说是“丰衣足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还可以经常到澡堂洗澡，被养的很健康。然而奇怪的是，只见“囚犯”进监狱，从不见囚犯活着出来。 这个奇特监狱之谜终于被揭开了。原来石井等人把活人视同动物，用作进行细菌武器活体实验，其残酷之情令人发指。受试验的“囚犯”一旦不能再用，或被杀、被活埋、被火化。给“囚犯”好的伙食，只不过是为细菌研究需要健康的活人，仅此而已。日军从不把这里的“囚犯”称做俘虏，而是称为“木头”、“特殊材料”和“马鲁他”。在他们的记录中，对“囚犯”从来不记名字，只有编号，从101开始，到1500号为止。据731队员证实，编号己进行两轮，每两天消费三人，有时七八人。这种“材料”从不会缺乏，因为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据苏联军事法庭和731队员证实，这个部队直接用于细菌实验被害的人达3000多人，所有“囚犯”无一生还。 石井等人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试验的方法很多，最普通的方法是，把最危险的传染病，如鼠疫、炭疽热、鼻疽、各种伤寒及其他各种烈性病菌，注射到受实验者身上，察看细菌在健康人身上的反映、症候、传染效果等，以及什么时候死亡，按编号记录在案，不能再试验时，就活活杀掉火化。这种试验一直进行了七八年。 最早的活人试验，是石井四郎中将亲自进行的。那是石井细菌部队刚成立不久，哈尔滨宪兵队押送三个俘虏给石井，其中两个是东北抗日游击队员，一个是朝鲜青年学生。一于夜间，石井把一人绑在实验室的木柱上，在他的大腿上注射了一针用老鼠和跳蚤磨制的液汁。19天后，这位战士体温发烧到摄氏39.4度，然后，从他身上抽出血液，注射到另一个战士身上，经12天潜伏期后，这个战士同样发烧，然后石井在特种病床上进行活体解剖，结果，证明了跳蚤身上所含有的病菌为“定型流行出血热肾”。石井又把这种病菌轮流在另外两个人身上进行试验，这两人被折磨一个月后再也不能动弹了，才被宪兵拉出去枪毙。 有一次，石井等人进行伤寒病菌试验。由哈尔滨特务机关送来50名中国爱国分子。把准备的一公升投有伤寒菌的甜水，加水冲淡，分给这50人喝了，其中4人是事先经过预防伤寒病的疫苗注射的，结果那46人全部死亡。 他们在试验细菌疫苗的效能时，石井曾挑选出大批被捕的人，先把其中一部分人种上疫苗，接着把全部被捕的人都传染上相同的病症，然后察看那些没有种疫苗的人是死亡还是得重病。当一批死亡者被埋掉后，又补充另一批再进行试验。 这个部队除在实验室内用活人进行试验外，同时也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实战试验。这种实验通常是在安达打靶场进行的，每次受这种实验的有10人至20人不等。有时用飞机投掷，有时借电流爆炸。有一次，把活人绑在彼此相隔5公尺的铁柱上，然后在距离铁柱约20公尺远的地方，把内部装有鼠疫的炸弹借电流爆炸，受实验者被这种炸弹炸伤后，一星期就痛苦死去。川岛少将还供认了这样的实验：从监狱送来15名被实验者，把他们绑在柱子上，一架飞机掷下一枚细菌炸弹，使其在离地面100至200米高空爆炸，装在炸弹里的鼠疫菌跳蚤在附近蔓延开来，跳蚤爬上了“木头”身体，吸吮其血液达四、五小时之久，然后把实验者消毒后拉回监狱，观察他们是否感染了鼠疫。 731部队里一位博士、病理学家，名叫石川太刀丸，1940年秋，在吉林省农安地区发生的他们撒布的鼠疫的时候，石川就立即从许多鼠疫患者中解剖了57个人。石川博士无耻吹嘘：“就解剖的人数来说，我创造了世界纪录！”（《日本病理学会杂志》第三十四期） 1939年2月北野政次少将秘密发表了题为《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的人体实验》的论文，文中写道：“实验所使用的人体，全都选的是没有患过斑疹伤寒的人，并且没有患过急性肠伤寒的32岁到74岁的健康男子。”这次被他杀害的共有3人。北野政次通过中国人进行人体实验得到了如下的结论：用他自制的疫苗2毫升注入人体内一个月后，即可产生免疫性。 这个罪恶的细菌工厂，还进行其他种类的杀人试验，如冷冻试验、毒瓦斯试验、断水饥饿实验、热水实验、触电实验等等研究，不知害死多少中国人。 一个严寒的晚上，日本宪兵押着被秘密逮捕的苏联士兵德姆琴科和12个中国爱国志士，被称为冻伤实验专家的北野政次少将把他们弄到露天里，宪兵用刺刀强迫他们把双手放进水桶里，然后让他们双手暴露在冰天雪地，一小时后，他们的双手全被冻僵。失去知觉。宪兵再把他们拉回实验室，检验他们的手指冻伤的程度，然后敷药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砍掉他们的手指。有时，这种冷冻实验还在冻伤实验室里进行，备有用玻璃制成的特种冰箱，温度可以调到零下七十五度。北野等人强迫被捕者把四肢轮流放进冰箱受冻，然后再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用锯子把四肢锯掉。等到四肢全被锯掉后，就把他们枪毙或活埋，通过活人实验探求医治四肢冻伤的办法。 731部队还进行活人毒瓦斯实验50多次。石井中将曾亲自视察该项实验。从单身牢房送来健康的中国人，被称为“上等木头”，把毒瓦斯闸门打开，一分钟、二分钟、五分钟过去了，受验者的手腕上的绳索深深地勒进肉里，很快被喷出的氰酸钾瓦斯闷死。然后石井命令工作人员脱掉死尸的衬裤。“木头”的阴部和大腿上粘满了白色液体。石井说：“这是精液。吸入氰酸钾瓦斯的人都要流出精液，哼，‘木头’在射精时死掉。” 最残酷地要算两次集体毒瓦斯杀人事件。一次是1945年6月的一天，一位苏联“囚犯”捡到万能钥匙，打开各单人牢房的铁门，催促大家逃跑，但是这座戒备森严的牢笼，越狱又谈何容易？那位苏联人被打死，其他人亦被赶回牢房。一小时后，经过特设的通气管，输进毒瓦斯，把监牢里的人犯全部毒死，大约近30名。第二次毒瓦斯屠杀发生在731部队撤退前夕，日军把监狱牢房的毒瓦斯阀门打开，毒瓦斯立即充满各个年房，不久，尸体被拉出后堆成山，然后倒上石油焚毁。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只有法西斯强盗才能干得出来。 1945年7月石井中将亲自毒杀苏联一位30岁左右的妇女和其三四岁的女儿，母女俩被石井关进玻璃小屋，然后，把瓦斯灌进小屋，只见母亲使劲把孩子的头按倒地板上，母亲伏在自己孩子身上，她想尽量使孩子少吸一点儿，不一会儿，氰酸钾瓦斯夺去了母女的生命，母亲的手直到最后还紧抱着女儿的头。这一罪行是当时担任记录的队员在37年后提供的证言。 饥饿实验，不给“囚犯”食物，光给水喝，实验人能够活几天；断水实验正相反，只给“囚犯”吃面包，一滴水也不给，以断定人生存的限度。据731队员说：“饥饿实验和断水实验，是在哈尔滨市内滨江火车站附近的南栋地下室关押处进行的，负责这项实验的是江口中校领导的江口班。在只供水的情况下，‘马鲁他’平均能活60到70天。如果光给面包，不供水，到实验的第五天，‘马鲁他’无一例外地口吐鲜血而死。”干燥实验，是把俘虏绑在椅子上，活着送进高温干燥室，俘虏全身不停地出汗，被热风不停地吹干，直到身体上的水分被榨干。经过15个小时，俘虏的体内已经渗不出一滴水，成为人造“木乃伊”。“用秤一称，只有生前体重的22％。以此实验确定了人体内有百分之七十八的水分。” 被日军称为“天才”发现的石井鼠疫血清，究竟是怎样研制出来的呢？石井等人给被关押的囚犯身上注射鼠疫菌，然后采用已经发病的“囚犯”的血液，或者利用他们的内脏制取血清。原731部队的一护士长S女士说过这样一件事：1943年3月18日一位文职人员因细菌感染患了肺鼠疫，肺鼠疫发病就意味着死亡。诊疗部部长永山命令护理人员每周注射一次血情。患者住院第二天，总部送来一支鼠疫血清，一周后又送来第二支。护士长问：“为什么不把血清贮藏在这里？……何必每周从总部送来？”永山说：“那种血清一周只能生产一支，所以才这样做的。”患者住院四周后，竟病愈出院。护士长惊叹不已。为了制造这种血清，不知又杀害了多少中国人！ 以石井为首的731部队，为了屠杀中国人，什么丧天害理的坏事都干得出来。石井曾经派遣大批细菌专家到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各地集中营去，把注射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给关在集中营的人们吃。据说吃过这种大饼的人，共有3000多人。石井命令各集中营负责人，把凡是吃过大饼的人，全部释放出去，让他们去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恶魔瘟神吗？ 731部队只是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一部分，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日军的细菌部队，至今还是一个谜，估计被杀害的中国人也是不会少的。请看日军在济南细菌部队的一名中尉军医的供词。 这个济南防疫给水部中尉军医竹内丰（刘宝森）说：“于1943年在济南防疫给水部工作时，为了进行细菌战，用特殊设备制造出大量的肠伤寒，副伤寒菌，供飞机撒播使用。为了实地试验他亲制细菌的效力，曾向济南宪兵队先后要来我军俘虏（指中国抗战将士）共11名，进行了活体解剖实验。”“用肠伤寒、副伤寒约1CC至2CC注射到俘虏的锁骨与乳房之间的皮下，在其发病后用绳绑在解剖台上，施行全身麻醉，进行解剖，看肠的溃疡期与结痴期来研究菌力。此后又用电话向宪兵队联络，即开来汽车将尸体装在汽车上拉到郊外。” 他还供认用特殊设备制造的肠伤寒、副伤寒菌由济南运往北京。他说：“在1943年8月间，由北京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先后派飞机到济南载运三次。从机场到防疫给水部是用汽车搬运，三次共运去玻璃制的圆桶15桶（直径400）。”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秘密终于被揭露出来，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血海深仇！ 正文 第五十章 孕妇失踪之谜 平旺医院是日寇占领山西大同口泉煤矿时，建立的一所名为矿工医院。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军接管了这所医院。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他们放弃医院逃走了。 1946年7月中旬，晋绥军区首长决定，由军区第二野战医院派出一个小组，前往口泉煤矿接收这所医院。接收小组组长是院政委李炳炎，成员有医生、司药、管理员、通信员各一人。我当时是司药，医生名叫吴广志。我们一行五人离开第二野战医院驻地右玉县威远堡后，不久到达平旺。 盛夏傍晚，蝉声嘶鸣，天气燥热。我们晚饭后来到医院门前的草坪上，围成一圈研究分析接收平旺医院以来的工作。吴广志医生说：“平旺医院虽说是矿工医院，但病床却寥寥无几。医院有不少病理标本、化验设备、大型爱克斯光机，看来不像为矿工看病的医院，倒像一所研究机构。”经他提醒，我也有同感：“这所医院化学试剂和有机溶液有红的、有黄的，品种不少，气味难闻，有的真叫人恶心，可能是做试验用的。” 我刚一说完，有的同志就说：“群众反映日寇占领期间附近常有孕妇失踪的事情发生。”小通讯员说：“医院有的房间有黑布帘，可能暗地里有活动。”管理员听到大家提出的问题，也提出疑问说：“医院仓库肯定有问题，应该重点检查。”根据大家的分析，李炳炎政委当机立断：“看来医院是个‘谜’，明天咱们好好查查。一定要把这个‘谜’揭开。” 第二天早饭后，接收小组全体出动，对医院里里外外，进行了详细的检查。下午，我们来到仓库。仓库设在医院后面的小屋子里。这个小屋不仅破旧，也很偏僻，不大显眼。屋檐下和门旮旯蛛丝满布，门被反锁着，横挂在门鼻上的一把古式长锁，也生满了铁锈，上面落满了灰尘。显然在这里作过短暂停留的国民党接收人员也未注意到这个角落。 我们砸开门锁，推门进去，立刻有一种怪味扑鼻而来。大家停了一会，定睛一看，仓库里除了箱、炬等破旧卫生器材之外，并未发现其他东西。我们转身欲出之时，突然吴医生叫了一声：“瞧！，这是什么？”我们朝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原来他的一只脚踩住了墙边地板上的一棵小木桩，木桩上有一个铁环。吴医生用手抓住铁环，用力向上猛地一拉，“啊呀！”原来是一块可以拉动的活动地板。这块活动地板和屋内其他地板一模一样，所以难以辨认。在这块地板下面，是一间面积约30平方米的地下室。 地下室里，阴暗潮湿，气味难闻，我打开手电筒，环视四周，不看则罢，一看毛骨悚然，令人发指，原来，这里摆着许多玻璃缸和陶瓷大缸，里面装的全是中国胎儿，这些胎儿年龄约在四五个月或六七个月之间，足有六七百个之多。胎儿都用福尔马林溶液浸泡过，全身蜡黄，僵硬如棒。他们有的浑身肿胀，有的缺胳膊断腿，有的发育不全，有的体型异变。此刻，联想到孕妇失踪的情况和几天来所看到的异常现象，我们心中的疑团顿然解开。 经过一番调查，我们最后终于弄清事情的真相。原来丧心病狂的日本法西斯，打着建立矿工医院为矿工治病的幌子，肆意残害中国妇女，攫取胎儿，进行人种试验。面对如此惨景，我们无不义愤填膺，仇恨满腔。大家默默下定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做好医务工作，全力支援前方战斗，早日解放全中国，让千千万万个母亲和儿童获得幸福！” <span class="right">（摘自《人民政协报》第164号）</span> 正文 第五十一章 晋察冀热辽边界“无人区”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中国到处制造“无人区”，开创了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史上最野蛮、最残暴的一页，其中日军制造的最大的“无人区”，建立在晋察冀热辽边界地区。 这个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名为晋察冀边区。它包括晋东北、冀西、冀中、平西、冀东、察哈尔和冀垫辽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插入华北日本占领军心脏的一把尖刀，是挺进东北的前沿阵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抗战初期，侵华日军就不断对根据地发动围攻、清剿和“扫荡”，妄图解除他们这一心腹大患，结果都告以失败，千万日军葬身边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企图把华北变成他们的兵战基地，为此，日军主力回师敌后，调任被称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茨担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为消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堵绝八路军挺进东北的前进道路，断绝边区军民与延安、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冈村宁茨制定了最恶毒的“无人区”计划，在华北各地推行他们在伪满实行的那种“归大屯”的办法，彻底实施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侵华日军在晋察冀边区制造的“无人区”，实际上包括那时的晋察冀热辽五省的边界地带。根据日本人的提法，又称“无住地带”、“无居民地带”、“无住禁作地带”。这种地区，日军企图把所有村庄、所有房屋、农具全部烧毁，连人们居住的窑洞也都要连根挖倒。冈村宁茨命今日军把“无人区”所有的粮食、财物包括长在地里的庄稼全部抢走或烧毁，所有的碾磨砸毁，所有的水井填平，所有的树木一株不剩地砍掉。如果谁不愿走或者藏起来，一旦发现当即枪杀。不论男女老幼，全部强逼搬到日军指定的地点，即所谓“部落”、“人圈”、“围子”和“治安区”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集家并村”政策。从1941年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侵华日军在晋察冀热辽制造的“无人区”，已经达到一个广大的区域，据有文字记载的，从东起山海关、绥中，沿长城线七百里地区，并有千里封锁沟，一直延伸到山西的娘子关，河北的井陉、平山一带，它包括承德、密云、迁安、兴隆、平泉、青龙、滦平、遵化、平谷、蓟县、堎源、尤关、宣化、涞源、灵丘，五台、平定、盂县、井陉、平山、行唐等几十个县区，后来竟发展到北至热河的围场，西至山西的阳曲一带，这样庞大的地区，究竟有多少村庄被毁，多少人民被杀，多少房屋被烧光，多少财产被抢光？是统计不出一个精确的数字的。这里只把局部情况介绍如下： <h3>冀晋边界“无人区”</h3> 冀晋边界的五台山、太行山一带，是八路军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即著名的五台山根据地。侵华日军早就妄图扑灭这一地区的抗日烈火，但都失败了。1941年7月，冈村宁茨就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后，纠集日伪军7万余人，发动了对北岳区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同时，在冀晋边界开始实施“无人区”计划。为制造“无人区”，首先大规模修筑“封锁沟”和用堡群。在晋察冀边区的西线，从涞源县的西南直到娘子关，长达千里山区，日军修筑了第一条“封锁沟”，后来，又在这个沟以西数十里修筑第二道“封锁沟”，把这一带千余村庄划为“无人区”。仅从河北阜平县尤泉关以南到山西孟县上社以北的一段，就制造了长200余里、宽60里的“无人区”，几百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就连著名的佛教胜地五台山脚下，也难以看到繁荣的村庄。在边区南线，盂县、井陉两县连接，日军又在河北省的平山、灵寿、行唐一线，把“封锁沟”以外五、六里的地区，划为“无人区”，仅3县就有50多个村庄被彻底烧毁。 晋察冀边区党的机关报《晋察冀日报》1941年9月29日曾经对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罪行作了如下报道： “敌寇为了破坏我根据地，在其占领地区切实施行强化统治起见，把东北沿用之‘归大屯’的一套血腥办法又复施行于华北。由敌片山兵团长及盂县、平定、五台之伪县长下令实行‘并村政策’，划分各地为‘无人区’与‘治安区’两种，对‘无人区’实行‘三光政策’，杀个鸡犬不留，对‘治安区’实行奴化统治。第一批盂、平两县已划定百余村为‘无人区’，勒令居民于9月15日一律搬往‘治安区’，否则即全村毁灭，我同胞莫不痛恨万状，誓死与敌周旋到底”。“敌在我二分区石砠、门限石、耿镇、高洪口、柏兰、上下社之线，建立据点后，划该线以西为‘治安区’，以东为‘无人区’，企图将该线以东村庄焚毁。迫使该区民众，离弃家乡，走向其‘治安区’，正如过去敌在东北之并村办法，目前该区部分群众，已被迫集于敌之据点附近。最近敌寇以二三百人为一路，强征民夫，在该区掠夺秋收，运往‘治安区’。敌寇这一阴谋，在彻底摧毁我之根据地后，并有可能在其他地区及其他各根据地来用同样办法”。 1941年9月23日《晋察冀日报》刊载徐光同志《在“日军管区内”》一文说： 9月7日，以片山兵团长、阳泉特务机关长、盂县知事、平定县知事名义发出这样一个布告：“日管区内的治安确保是永久保护良民安居乐业的，日军与中国官民协议，对于匪区地带设立无人住的地方，在划定无人住的地方内之良民，要移向治安确立的地方居住，这样‘无人区’地带的村庄，计有：平定17个、盂县140个，在布告一星期内，这些村庄均要实行烬灭，不搬的以通匪论罪，严重处罚”。 1941年10月23日刊载吴群同志根据9月下旬的采访而写的《敌寇‘治安强化’下的五台三区》一文中说： “敌人到了三区，首先对村民下手的是‘并村政策’，老乡们逃到山里，被敌人搜出硬拉出来，用种种‘软硬兼施’的办法，使他们不敢再逃回去。这样，敌人把五台三区划分成三个区：北黑山坪至兰家庄，这一带的老乡被集中于沙崖、兰家庄山下；东峪里、里外河府一带的老乡，被集中于东峪口、陡寺以上；至南坡一带的老乡则被集中于王城”。 “根据敌人所谓‘治安区’与‘无人区’的划分，于是柏兰镇以东明查湾、东峪里、里外河府这一带大大小小21个村子全被敌人放火烧光了。” “敌人的惨杀暴行，不但施于一般的老乡们，甚至陡寺大庙里的老和尚也因不及逃跑，在庙后高粱地里被敌刺死，外河府的天主教堂，敌人也下令烧掉或拆毁了”。 1941年9月26日《晋察冀日报》报道： “敌人在平定加紧实行‘无人区’政策，这次出动敌兵200，民夫2000，组成拆屋队、挖窑队、放火队、破坏队、切穗队、镰刀队、抢粮队、搜索队等，30余村200余户，被抢劫一空，近万人流离失所”。 1941年9月29日刊载特派记者戴烨《敌寇的“三光政策”与“井村政策”》一文，该文揭露： “为了实行‘三光政策’，在四分区，敌人在巩固地区（即抗日根据地）的周围划分了两条线，东面从平山之白塔坡经回舍、西大吾，沿滹沱河北岸之牛城、倾井再经灵寿之朱乐、北寨至行唐、曲阳城；西面从盂县华嘴经上社、下社、会里至五台之河口、耿镇、门限石、石嘴，在这两条线之间的地区，即称为‘匪区’或‘无人区’，就是准备一片‘光’的意思。在此两线之外直达敌人据点附近地方，刚称为‘治安区’。为了区分这两块命运不同的地方，敌人又在这条分界线上挖掘宽2丈，深1丈8尺的深沟一条，并在原有来往道路及敌寇认为危险地带的交界处，架上层层的铁丝网和修筑坚固的堡垒，以割绝两方联络。 “这样四分区的大部分地区即被划为‘无人区’。这些地区是敌人企图全部毁灭的，因此敌人对于这些地区即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在平山滹沱河沿岸洪子店至回舍20多个村子，东黄泥至郭苏20多个村子，差不多已全部被烧光，而河北的每一条山沟，如瓦口川、温都河、柳林河、卸甲河、营里河，灵寿的慈峪河，井陉的一、二区，行唐的口头一带，平定三区的四五百个村子，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总之，凡是敌人到过的村庄，人们都可以看到他们这种残暴的痕迹。 “敌人为了统治便利，曾先后在井陉二区青石岭及平山屯东、侯家庄一带并小村为大村，强迫当地老百姓烧掉自己的房子，扔掉自己的土地，带着破碎的家俱搬到敌人的据点和‘治安区’去过奴隶般的生活。” 上述报道只是局部的情况，但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冈村宁茨指挥下的侵华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的罪行，达到了何等疯狂、残忍的程度。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斩尽杀绝，凡是拒绝离开故土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捕获，一律加以屠杀。仅以平山县为例，在1941年大“扫荡”中，平山驴山地区被杀居民700人，被烧房屋1000间；东黄泥被杀居民711人，被烧房屋820间；温塘区被杀200人，郭苏与陈家院被子120多人。这年9月14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日军一天就屠杀11个村庄无辜百姓1513人，制造了“七二三大屠杀”。在五台狐峪沟一带“扫荡”的日军，仅在双庙村一家农院中即烧杀53人，在该沟7个自然村又惨杀居民34人，一沟共被杀120人。其中两家一个10口之家，被烧死9人，未烧死的一人也被鬼子用刺刀杀死。一个4口之家，被烧死两口，被杀一口，一个女子被先奸后杀。 这次大“扫荡”过后，《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朱汉到盂县“无人区”的庄头村采访，他写了这样一段见闻： 边区反“扫荡”战役胜利结束后不久，我到了盂县的所谓“无人区”，那是一天的黄昏，当走到庄头东边的大路上，那儿有块木牌插在路的当中，挡住去路，仔细一看，上面写着。 大日本皇军山西派遣军片山兵团告白： 此为日军管内无居民地带，业经彻底毁灭，如有人胆敢在此行动，即予格杀不赦！ 以下是朱汉同志这篇通讯的摘要： 这个“业经彻底毁灭”的“无居民地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村庄经过“皇军”宣扬“王道”之后，一千来间的窑洞和房屋都被挖平了，只剩下二尺来高的墙角，街道和院子都堆满了破碎的石头、砖瓦、泥土：所有的家俱杂物都被砸碎或者烧毁，每一个院子里都有一大堆衣物、木箱、衣具的残骸，还有铁锅、瓦罐、碗碟的碎片；全村的水井都用石头填平，碾子和石磨都被炸成碎块；村庄周围的果木都被锯倒，只剩尺把长的一截树根；有一个大院子里躺着三具穿着相当整齐的尸首——一具是男的，一具是女的，都约莫是40来岁，另一具是一个10来岁的小孩子；村庄周围的庄稼都被敌人抢光，抢不走的稻草、高粱秆，棒子秸都被烧光，地里堆着一堆一堆的灰，有的还在冒着烟。 这三具死尸怎样被杀的？！回村的居民告诉我： 一天，日军在山沟里抓到三个老百姓，其中一个穷苦人，当场被砍死了，留下两个老财不杀，鬼子对他俩人说：“皇军不杀有钱的人，不拆有钱人家的窑洞。”鬼子把他们放出来，要他们回去叫村里老百姓，跟着“皇军”到“治安区”去过“太平日子”。其中一个老财，他早已知道这是敌寇骗人的诡计，出来之后就再也不回去送死；并对藏在山里的老百姓说明这件事情，叫大家不要回去。老乡们都没有上敌人的当。另外那个老财，信了敌寇的话，带上老婆儿子闺女；回到村子里去过“太平日子”，谁知他一回村，敌寇就叫他把坚壁好的东西挖出来，好带到“治安区”去用。他把藏了四年多的老窑也挖开了，拿出了两千块白洋，10多石小米。这些东西正中“皇军”之意，毫不容气把这些东西驮到太原，放在“皇军”的军用仓库里了。敌寇临退时，还叫他把自己的窑洞拆平，他也居然顺从了敌人的意旨。当他拆平了自己的窑洞后，“皇军”只喜欢他的大闺女，单把她带走，把他和他的老婆儿子都用刺刀挑死。村里那几具尸体就是这一家三口人。 在晋东北地区的“无人区”里，像五台狐峪沟、盂县庄头被毁灭的村庄有146个。《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张帆于1943年又到这一带“无人区”采访，他写了这样的报道： 所到各村见不到一个人，除了乌鸦之外，也不见一个动物，只见荒草在院子里长得与门齐，木井被填了，碾磨被砸毁了，分不出街道，分不出房间，村村都成了瓦砾堆。当到达一个盂县砖村的时候，听见一间破房里似有小孩的哭声，我们一行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小狼羔在嚎叫，看来这里很久已无人住过了。 再看平山县的“无人区”的情况，日军在平山县建筑了一条堡垒林立的封锁沟墙，从与井陉接壤的白塔坡起，直到与灵寿接壤的大小青炭，南北长达70里。在封锁线西边这条沟有三、四丈宽，一二丈深，不便挖沟的石山上，就垒起又高又厚的封锁墙。在这条沟墙外10里内划为“无人区”，面积约有700平方里，涉及屯头、河西、东庄、东苏庄、西苏庄、侯家庄、柴庄、李家沟、楼斗岗、五个荣村、朱坊和滹沱河北岸奉良河一带20多个村庄。这个“无人区”的房屋全部烧光，大小树木统统砍光，连坟地墓碑也全部推倒平毁。摧毁村庄是1941年9月28日开始的，这天拂晓，日军突然包围了河西、屯头、东苏庄等村，将男女老少全部赶出村外，然后点火烧房，不走的，不是被枪杀就是被烧死。东苏庄谷天保的老伴已60岁了，卧病在床，来不及搬出，被烧死在屋里。屯头村郭文新和他娘遭枪杀，董二巧的爹董布喜和她的三婶张孟姐被打死。全村被枪杀者达30多人。日军强逼老百姓搬到有堡垒的敌占区去，被圈禁起来，几天不给饭吃。被赶到西回舍的难民，从中挑选了100多青壮年，被押到井陉煤矿去挖煤了。逃出村庄无衣无食的群众，为了活命，许多人晚上冒着生命危险回村挖粮，被日军发现即被枪杀。东苏庄李家兄弟三人回村弄点玉米，老大老二当即遭敌枪杀，仅老三李寿寿死里逃生。河西村王二小和他的三个儿子也这样被鬼子打死。被强迫并村到西回舍的2500多人，敌人把其中的青年妇女，全部送到堡垒上供敌人污辱，青年则送到矿井里去当劳工，剩下的老弱妇女小孩都被敌人用刺刀屠杀。敌人在“无人区”的罪行罄竹难书。仅以屯头村为例，从1943年至1944年期间，又有100余人被鬼子枪杀。 直到抗日战争后期，由于日军侵华战争节节失败，冀晋边界的“无人区”，才逐步为八路军所收复，逐渐恢复了繁荣。 <h3>冀热辽“无人区”</h3> 冀热辽地区是通往关外的门户，历代都被视为军事战略要地。1936年，日军先后占领了这一地区，并把长城东部划为伪“满洲国”的西南边界。1938年，冀东爆发十万工农大暴动，八路军挺进冀东，在雾灵山等地创建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惊恐万状，发出“延安触角伸延满洲国”、“八路军扰乱满洲秩序”的哀鸣。为扑灭抗日烽火蔓延东北，1940年，日本关东军就在长城以外实行小集家，指令试行“西南国境治安肃正政策”，烧毁深山村庄，强迫居民移住大村大屯，但在我抗日军民抵制下，日寇这一试验遭到失败。1942年8月上旬，冈村宁茨在北平召开兵团会议，亲自布置大“扫荡”，在长城两侧制造“无人区”，作为侵华战争的战略步骤，计划强怔几十万民工，沿冀东山区边缘挖掘封锁沟，烧毁长城线上的全部村庄。同时，伪满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阶同作战，兵集长城内外，进行大规模烧杀抢掠，制造“无人区”。当时，仅热河兴隆县就纠集日伪军21500人，残酷实行“三光政策”，彻底进行“集家并村”，被称为“大集家”。日军宣称：长城以外40里，以内20里划为“无人区”。实际上，他们的“无人区”计划更庞大。当地居民，如不接受命令，就被枪杀，见一个杀一个。在长达700里的“无人区”里，数万日军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大“讨伐”、大烧杀、大检举和轮番“剔抉”，约有100万居民被逼进“部落”里，群众称之为“人圈”、“围子”。从1942年秋季起，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无人区”的范围已扩大到东起绥中，西至宣化，北抵围场，南到长城内外纵深千里地带。 在这个广大地区里，侵华日军进行了千古未闻的残酷烧杀抢掠，几千座村庄化为废墟。382万多间房屋被焚，成千上万的无辜材民遭到血腥屠杀。根据敌人的统计数字，仅迁安、遵化两县长城线上的山区，就有15700多间房屋被烧毁，近10万居民被赶出家园，遵化县鲁家峪地区，称被为“9沟18峪”，是我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自从被日军划为“无人区”后，几年内，曾前后七次惨遭日军围剿烧杀，我抗日军民被杀害者达810人，在1942年日军历时半个月一次搜捕“扫荡”中，即杀害我军民225人。在迁安县，日伪军制造“无人区”时，杀人放火更加凶残，仅1942年农历十一月初一，在东西密坞、大小崔庄、三岭、芝草坞、大庄和建昌等地，日军一天抓捕群众三四百人，赶往大杨官营老牛圈，分批全部屠杀，后来在一地拾回的头骨共312颗。1943年10月7日，日军在迁西长河川三角地带13村即屠杀居民245人，其中一年轻妇女的头被劈掉了，她的小孩还在她身上吃奶。日本侵略军以杀人为荣，以杀人为乐，他们将杀死的中国人的耳朵割下来，用铁丝串起来按数领赏。 遭受日军摧残最严重的是热河兴隆县。1942年春，日伪当局命令在兴隆全县推行“无人区”计划。首先在大川各村进行大规模“大检举”，逮捕2000多人，就地屠杀400人。同年4月至6月，日伪倾巢出动，疯狂实施大集家，将全县面积的43％的地区分为“无人区”，16万亩以上的良田禁止耕种，2000多个村庄被烧毁，13万余人被赶入199座的“人圈”（占全县总人口的81％）。日军制造“无人区”的三年间，共屠杀兴隆同胞15400人，大检举抓走15000人，大部分送往东北和日本充当劳工，几乎没有多少人生还。这个具有一个仅80户的秋木林村，一次被捕110名男人，被押到兴隆街南土门山沟，日军用十多挺机枪扫射，109人当场死亡！仅一人夜间逃出，因伤重也死在家里。从此，秋木林成了“寡妇庄”。 据冀热辽行署调查报告：“自古北口至山海关700里的‘无人区’，面积为42000平方公里，千余村庄的房屋，片瓦无存，牲口不见一头，六个县（住长城两侧县属）荒芜土地600万亩”。据1943年1月5日《晋察冀日报》报道，“敌军在冀东所谓综合‘剔块作战’中，一月内抓捕民夫600万人次，挖掘‘遮断壕’长300公里，毁良田435000亩。为把长城内外变成‘无人区’，敌数次‘剔抉’村庄达800个，千万同胞离乡背井流落他乡。”1944年1月7日该报报道：“1943年12月底，日寇在长城沿线完成‘集家并村’，将百万居民赶迁到‘人圈’，造成东西长700里、南北宽二三百里的‘无人区’。”曾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兼政委的李运昌将军于1946年对“无人区”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 “敌制造的‘无人区’名为‘无人住禁作地带’，敌将这些地区的人民驱入‘人圈’，民房烧毁，不许存留一人，如一旦发现有人，即行杀死。 “至1944年，热东、热南及辽西北峰蛮千里的土地上，展开了历史上所罕见的‘扫荡’与反‘扫荡’、‘集家’年反‘集家’、‘割青’与反‘割青’的激烈斗争。敌寇所建之‘无人区’及‘集家’区，东西长700里（从绥中至滦平），南北宽250里，面积17354平方里，包括八县地区（从长城到锦承路北），伪热河省400万人口，有105万人被躯入‘人圈’，大批人民因饿冻而死。青年妇女大多数被奸污，青壮年送东北当劳工，敌人还进行思想检查，稍有抗日嫌疑，或与八路军有关者，即被枪毙。青年常逃至山中，而敌人则经常搜山，见烟火即前往抓人，因此，许多人为了生存参加我军，反对‘人圈’，有的地方，反对修‘人圈’，敌修我拆，连续五次之多。 “热河北部我新辟之建平、围场、赤峰地区，敌寇亦实行‘集家’，我第三区队仍活动于朝阳以西至围场600里的地区。1944年春，敌人以两万兵力向我‘扫荡’进攻，敌军所至，立即进行‘集家’并村。” 1946年5月19日《晋察冀日报》报道说：“已完成‘集家’的‘无人区’，一片荒凉，野草丈高，野兽乱窜，家猪变成野猪，家鸡变成野鸡。人民无法生存，曾几次暴动。不愿进‘人圈’的人，逃到山洞，过着猿人的生话”。 <h3>“部落”“人圈”和“治安区”</h3> 日军人为制造的“部落”、“人圈”和“治安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没有到过的人是很难想象出来的。 成千上万的人们，被日伪军从“无人区”赶出来，在冀热辽，被圈进土围子和大村的“人圈”里，修建“部落”；在晋东北，被赶进“治安区”和“归大屯”里，情景十分凄惨。1946年3月出版的《北方文化》刊载了丁民同志的《人圈》一文，可以看出“部落”“人圈”“治安区”就是人间地狱。文中说： “部落里的房子——那所谓新的‘家’还不曾盖起，睡觉吃饭是最要紧的，那就首先打起炕来再说，但新土炕是湿的，烧着劈柴，不时蒸发出白色的水气。夜晚，寒风呼呼地吹着，几家子挤在一个炕上，还像浸在水里一样冰凉。因为这个‘家’还没有打墙，还没有来得及盖屋顶，又没有被子，没有任何一样挡得住寡风的东西，有时下起雨来，飘起雪来，就只得直挺挺的淋着。 “慢慢的高柱子竖起，把墙打起，屋顶上胡乱盖一层草，就算是‘家’了。…… “房子像鸽笼一样紧挤着，那么凌乱，那么肮脏，人和猪、鸡雏挤在一起，因为没有院子，没有空地；到处是粪便和垃圾，是恶心的臭气。炕上是臭虫，身上是虱子，墙上是这些小生物的血印。——在这儿，繁荣的不是人，是细菌；这不是人的家、是疾病、瘟疫和死亡之家。——这就是‘人圈’。” 再看晋东北搬到“治安区”的人们怎样生活？1941年12月间，驻盂县敌大队长士田召集民众宣布：“一，麦子面为军用品，百姓不得私有，遇存麦面达3斤者，枪毙全家；二，百姓除一个月粮食外，其余全数屯集盂县城，限一礼拜屯集完成。” “人圈”里的人们，衣不遮体，吃糠咽菜，饥寒交迫。日常生活实行“配给制”。农民打下粮食归“大堆”（大仓），按期领粮，不让家里有存粮。每人每年的布匹配给，至多不过3尺。“人圈”里种地、喂家畜也是不自由的。不许到10里外种地，天大亮才开门，天未黑就关门，晚回者就要受罚挨打。以热南“人圈”为例，他们打下的粮食还不够交税，如住宿捐每户每年80元，军需捐每人每季7元，飞机献金每人7元，每人还要交钢钝五个，每个折款5元，一年一次地亩捐17元，还有附加捐等等，总计全年每亩地至少负担80多斤粮食，而长城外的土地平均每亩只产50斤。敌人强迫在平地种棉花，旱地种大烟，收获的棉花、大烟土全部按官价收购交公。宫价就和抢夺差不多，比如热河市价棉花每斤10多元，而官价只给3毛。热河丰宁县茨营子村，每个人折价100元，抽十分之一的捐，100只羊抽30只归“组合”，每只羊只给二三十元，养牛、驴、鸡等都要登记，警察按期检查，喂瘦了要罚款，死了要报销，不然到年头向你要活的。 敌寇想尽一切办法掠夺“人圈”、“治安区”居民的财物。在五台县横岭村，有一个日本翻译官无故毒打民众，结果只好送他白洋500元才算完事。在五台耿镇，有一次，敌特务机关大宴财主，被请者每人都得拿出白洋400元至600元。有时，敌寇公开敲诈勒索。五台高洪口有一家万和堂大财主，被抢去皮箱12个，里面满装着金条珍宝财物。 1944年边区农会派人到晋东北“归大屯”调查，在其报告中说： 五台一区前坪村共40户，男女老少120名，壮年劳动力32个，半劳动力（青壮妇女）16名，劳动力共40个。在风雨及时与劳力耕作的情况与条件下，每人每年平均收获粗粮320斤。自从被日寇制造“无人区”占领后，1944年1月-4月共四个月期间： 出款（十二项）1837.97元（银洋）：第一次148.42元（四项）；第二次出818.86元（三项）；第三次出483.54元（二项）；并出黑钱280元，还出应酬与花姑娘费107.65元。 “人圈”、“治安区”里简直是人间地狱，“阎王爷”随时找上门来。不但农民种地没有自由，而且严禁串亲、走村，做小买卖，从“集家并村”那天起，再不能与外面互相来往。大门日夜有岗哨把守，大批“讨伐队”、“伪警察”、把“归大屯”、“圈子”层层封锁起来。在丰宁县茨营子一村，只有269户，就驻有“讨伐队”76人，在联村里，还有30多个警察把守。凡是青壮年男子，都要编进“自卫团”，每时巡查不能睡觉，白天则要去当民伕，名叫“勤劳奉公”。每个队员，每月要抽出15天到20天“勤劳奉公”，不是修壕沟，就是建堡垒，不是修汽车路，就是到更远的地方修火车道，不是到附近县城当苦工，就是进煤矿服劳役。这种服役没完没了，一直到死为止。 在“人圈”、“治安区”里，敌人进行残酷的宪兵特务统治。特务组织像活阎王，规定有“思想犯”、“政治犯”等犯罪条款，有谁表现一点反抗或看见哪个人不顺眼，就以某一罪名加以枪杀。在热河“人圈”里，老百姓经常被以“通匪”、“济匪”、“窝匪”等“国事犯”罪名被枪杀。三年敌人发动了三次“大检举”。1943年秋天，宽城一天被杀七八十人；李村被抓80人，杀了15人；彭村一气被杀6人；山咀子一下被抓五六十人。一个小学教师谈虎色变：“国事犯这官司谁也打不起，一抓去不死也得肌两层皮”。“国事犯”外，还有奇怪的“经济犯”和“密输犯”。当特务、警察看到有人穿上一件新衣服，就会追问：“你的新衣是哪儿来的？布是哪儿来的”？看见谁家吃点肉，就问：“这肉是哪儿来的？是谁宰的猪”？而这些买卖布匹，私自宰猪的，都叫做“经济犯”。另外，这个“人圈”的粮食，不准运到另一个“人圈”，当然更不准进出“国境”去，一有发现，那就成了“密输犯”。 人们不是被判罪枪杀，就是饿死病死。《晋察冀日报》报道晋东北的“治安区”的生活情景说： 老百姓吃的是，敌寇烧过的黑莜面和冻在地里的山药蛋、大黄菜（一种草药）、野草籽、山留菜、苦菜等等。吃了这些东西，不能大便，时间稍久，都生起病来。因而群众患病者达80-90％，因为缺衣少药，死亡率很高。马家庄一村320人，在一个月中死了120人，死亡率为八分之三。1943年，五台狐峪沟有60％多的人闹病，妇女因被敌人强奸轮奸而害花柳病者占30％。 1945年，边区政府派往热河的救济人员，曾经在滦平县四海村、峙峰茶等地调查，发现当地群众每天只能吃两顿玉米粥，四海村64户370人，有20家腊月无棉衣，150人腊月还穿着单衣。峙峰茶24户130人，半数没有衣服，有的只穿一件破衣，妇女小孩大都赤身，每天只好在炕上烤火，只到中午，才敢出来晒晒太阳。晚上因为没有被褥，人们把炕烧得热热的，睡在上面的人，上面冷下面热，只好上下翻身，群众称之为“翻烙饼”。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由于无衣无被遮身，只好黑夜白天都在炕上用麻袋片盖着，目睹此景怎能不叫人心寒！ <h3>“无人区”人民抗日烈火</h3> “无人区”真的没有人烟吗？不！任何残酷统治都征服不了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 晋东北“无人区”一带是八路军挺进敌后最早解放的地方，军民建立了血肉之情，他们不为任何暴力所屈服。《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戴烨，于1941年冬奔赴盂县“无人区”调查，他所到之处，看到“无人区”里的人民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顽强的抗日斗争。12月23日他写了《“无人区”里的人民》一文。文中说： “开头面对这些现象，我有些困惑，然而，当我转过一个山角以后，突然来了一声：‘同志，带着路条吗’！原来一个小女孩向我问话。我望见两个手拿红缨枪而活泼、娇小的面影。接着，他们背后拥上了一群人。一会儿，我便被拥入了一个半山坡上的窝洞，这是村长的新居。 “这个不到20家的小村，敌人前后来过六次（即这年秋季大扫荡），屡次烧杀抢掠，使村子变成了荒芜废墟，以后，敌人即用武力威胁群众转向‘治安区’去享受‘幸福’，然而群众都懂得：这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此，在被抓走的晚间，群众又成群结队地跑了回来，甚至连病得不能行动的病人，也一拐一蹓地爬了回来。” 晋东北“无人区”涌现出了很多宁死不屈的英雄，他们不仅坚决不走，而且拿起武器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盂县有一个红岩寺梁，敌人在布告上无耻宣传这里居民己成‘无居民地带’，但是事实上，这里居民还同过去一样的生活和战斗。对日本人说来，这里是‘无顺民地带’。当红岩寺梁还在漆黑夜雾的时候，敌人窜回据点，而山坳里的洞口上，仍然燃起了鲜红的野火，倔强的人们用半块铁锅烧着晚餐，准备夜间参加抢秋的战斗。他们从敌人手里夺回毛驴、牛羊和粮食。在何家庄，他们夺到三箱手榴弹和夺回两头马驴。” 在无房屋住和缺衣少食的五台“无人区”里，人民群众工作和战斗的条件更加艰苦，但他们仍然毫不畏惧，奋勇向敌人展开游击战，涌现了许多惊天动地的抗日英雄。五台狐峪口人民英雄祁六，他率领民兵围困逼退这一带许多敌人据点，被人民选为晋察冀边区战斗英雄。王怀同志是狐峪口的，他领导合作社，解决了“无人区”群众的生活问题，成绩卓著，被选为合作英雄。 最残酷、最困难、牺牲也是最大的，是冀热辽长城内外“无人区”的人民。经过八路军的帮助，他们不但誓死不离开自己的土地，而且纷纷组织了村政委员会，过起抗战的集体生活。这里的人民，有句发于肺腑的口号：“宁喂山沟狼，不作人圈狗”。敌人烧了房子，他们又盖起来，有的地方（如热河兴隆驹儿叫村）烧与盖的斗争反复达18次之多。他们始终坚持艰苦的抗战，有的老者临死还嘱咐孩子们：“无论如何不进人圈，八路军一定有办法”于是青年们都变成了民兵，妇女们也拿起枪来战斗。为了坚持下去，八路军和人民政府把一些老弱妇孺送往冀东遵化北部及渤海边，留下青壮年坚持“无人区”的抗战，他们的事迹可以惊天地泣鬼神。 热河兴隆县“无人区”200多个自然村26000多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驴儿叫村的共产党员冯胜、窦永胜、房子和、张振久，他们不怕苦不伯死，与敌人进行忘我搏斗。张振久全家12口人，被日军屠杀8口，为了报仇，他多次给区小队作向导，袭击日军据点，俘获日军40多名。1943年8月，朱家沟民兵李秀峰、扬长起、王玉祥三人埋伏在悬崖峭壁上一个隐蔽的山洞里，阻击日军100余人，子弹打光了，用石头砸，石头砸光了，将攀上洞的日军用脚踹下去，打死日军18人，打死警察数人。次日，在日军攀上洞口时，洞中空无一人，三民兵已经凯旋攀登山崖而去。后来，在民兵英模大会上，奖励朱家沟民兵中队一面锦旗、两支大枪。从此，朱家沟这一山洞成了“英雄洞”。 “无人区”人民的英雄事迹是很多的，永远为人民所敬仰。 正文 附1录 侵华日军主要暴行简记（1928-1945） <h3>1928年</h3> 5月3日（农历三月十四），侵入济南的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第一天屠杀无辜居民千余人，5月11日进行大搜查，又屠杀居民4000余人，数日间连我被俘军人遭屠杀者达万人。根据济南惨案联合会进一步调查，遭日军残杀的中国人死6123人，伤1701人。被害者大部分为无辜群众，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 6月4日（农历四月十七），日本关东军一手制造了炸毁张作霖专列的“皇姑屯事件”。 <h3>1932年</h3> 1月28日（农历腊月二十一），日军凭借日本租界发动淞沪战争，六个星期中我国财产损失约10亿元，三平方里以上的区域内片瓦无存。 1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二），日机在辽宁省锦西县医巫闾山狂轰滥炸，我抗日军民被炸死千余人。 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五），日军在上海汇山码头屠杀华工100余人，斩首级运往日本。 9月16日（农历八月十六），日本关东军在辽宁省抚顺近郊平顶山制造了惨绝人衰的大惨案，残酷屠杀无辜百姓3000余人。见《抚顺平顶山大惨案》。 9月下旬，日军在抚顺制造平顶山惨案后，又在千金堡屠杀居民400多人，烧房1000余间。同时，在新宾县十几个堡子，屠杀居民万亲人。 <h3>1933年</h3> 1月4日（农历腊月初九），日军攻陷吉林省榆城后屠杀居民数千人，榆城房屋半数被烧毁。 春，日军在临江、通化、辑安、庄河等地反复进行军事“讨伐”，不到三个月屠杀我抗日人员8700多人。 <h3>1934年</h3> 日寇侵占东北以后，日本浪人见到肥美土地，时常直接占为己有，仅吉林东部，日寇计划要夺取好地一千万亩，为此引起依兰农民暴动，日军大肆镇压，屠杀农民二千余人。 <h3>1935年</h3> 5月下旬，日本关东军讨伐吉林省舒兰县老黑沟，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五天屠杀该沟农民930余人，制造了“老黑沟惨案”。 秋，日军讨代辽宁省清原具清原镇，一次集体屠杀农民140余人。在清原具一年屠杀群众万余人。 11月16日（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军在辽宁省锦西县下五家子杀害我国同胞378人。 11月25日，（农历十月三十），日本宪兵队在长春、哈尔滨两地逮捕学生1000亲人，其中100余学生被装在一节破车厢内、连人带车一同炸掉，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27名学生被运往圈河处死。 <h3>1936年</h3> 7月15日（衣历五月二十七），日本关东军在辽宁省通化具白家堡子村屠杀村民400多人，全屯只有8人重伤未死。日军在通化一带山区“讨伐”，屠杀农民达13000余人。 9月间，辽宁抚顺达道峪村，日寇因日兵强奸少女被杀一事，竟发兵一队围袭达道峪村，先用炮轰，再用火烧，全村男女老幼460余人悉被惨杀。 11月间，日军在东北安东实行所谓“大检举”，群众被杀害者达500人以上，其中多为知识分子，安东教育局长邓之杰即在这次屠杀中遇害。 <h3>1937年</h3> 4月15日（农历三月初五），日本军警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地区实行“大俭举”，抓捕居民745人，当时被杀者198人。 7月中下旬，日机连日对大同狂轰滥炸，19日和25日出动30余架次，投弹300余枚，炸死炸伤居民120余人。 8月14日（农历七月初九），日机轰炸上海市区，炸死平民1742人，炸伤1873人。 8月27日（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军清乡队侵入察哈尔万全城，几天之内，全城被炸死、刀砍、集体枪杀和强奸致死者达300多人。到处死尸狼藉，人们把东门瓮圈称作“万人坑”。 8月28日（农历七月二十二），日机轰炸上海南北两个车站，炸死难民与居民700多人。 8月29日（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军香月清中将部队在天津市区肆意杀人放火，竟用机关枪扫射逃难群众，结果几千难民死于非命。其中天津北宁铁路医院，把来不及撤走的100多名中国伤兵全部刺死在病床上。 9月4日（农历七月三十），侵入河北省大城县子牙河北村的日军，对无辜百姓疯狂屠杀，盘踞7天，残杀村民147人，来不及逃走的群众几乎全遭屠杀，34户被杀绝。 9月6日（农历八月初二），日军机械化部队攻占察哈尔张北具南壕欠，大屠杀持续5个多小时，惨杀无辜百姓230余人，包括外地短工60余人，制造了坝上大惨案。 9月8日（农历八月初四），从上海开往嘉兴的难民车，在松江站遭日机轰炸，客车5辆全毁，死300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孺，受伤者更多。 9月9日（农历八月初五），日军攻陷山西省阳高县城，制造屠杀千余居民的大血案。见《阳高城惨案》。 9月10日（农历八月初六），大批日军侵入河北省青县流河镇，这个不足500户的镇子，被杀居民186人，6户被杀绝。 9月12日（农历八月初八），日军侵占山西省天镇城，制造了屠杀2200余人的大惨案。见《记天镇城“八？八”惨案》 9月12日（农历八月初八），侵占阳高城的日军，在城内实行大清查，继续屠杀居民，被杀或因恐怖自杀者又有400多人，南街增盛源杂货店一家18人全部被杀。 9月15日（农历八月十一），日军占领河北省保定城，城内居民约2000人彼屠杀。 9月15日（农历八月十一），日军进犯河北省固安县，沿途烧杀，在城夫、知子营、牛驼、北马村、官村、东湾一带八个村被杀百姓443人。其中在辛务村，杀害村民115人，这个78户270人的村庄，几乎被杀一半。全县400多村庄，被敌杀害达1500多人，打伤200余人。 9月15日（农历八月十一），日军侵犯河北省永清县老君堂，屠杀居民251人。 9月15日（农历八月十一），日军在飞机配合下，向河北省永清县瓦屋辛庄进犯，大肆野蛮屠杀，两天一夜，瓦屋辛庄被杀110余人，其中本村居民46人，外村难民60余人。 9月16日（农历八月十二），日军侵入河北省永清县徐官营村，大肆烧杀，一天屠杀居民110人。 9月17日（农历八月十三），日军侵犯河北省霸具姜家营，进行野蛮血腥屠杀，138名村民死于日军屠刀下。 9月17日（农历八月十三），日军进占河北省固安县杨家屯、辛仓村和辛立村，屠杀无辜群众212人。 9月18日（农历八月十四），日军侵占山西省左云县城，屠杀无辜百姓210余人。 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五），日军在河北省大城县八方村一天一夜惨杀村民108名，多数为集体屠杀。日军在李宝瑞家墙上用我同胞鲜血写下了“此村鸡犬不留”几个字，残酷至极。 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五），侵占河北省涿县之日军，围袭东阳屯，制造“八？一五惨案”，惨杀老弱妇孺97人，其中40人为外地逃难者。 9月22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军在河北省徐水县于坊村遭宋哲元部痛击后，疯狂报复屠杀村民达330余人，其中有外村50余人。 9月22日（农历八月十八），侵犯河北省大城县之日军又在八里庄、赵固献等村屠杀村民160人。日军从9月4日到22日，18天时间，屠杀子牙河沿岸17村群众773人。 9月22日（农历八月十八），进占山西省灵丘城之日军川原旅团，侵入东河南村，两天屠杀居民100余人，残酷至极，目不忍睹。 9月23日，日机空袭广州，东山附近贫民住宅区几乎全被炸毁。路透社估计，此次轰炸死伤不下数千人。 9月23日（农历八月十九），侵占山西省灵丘城之日军，惨杀群众1000余人。见《血染灵丘》。 9月24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军在河北省沧县张辛庄制造了一起重大惨案，一天屠杀村民138人，材中青年几乎被杀绝。 9月24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军血洗保定城北关，屠杀居民500人。 9月24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军在河北省沧县捷地村屠杀村民。 9月24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军在河北省景县城屠杀居民110人。 9月28日（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军侵占山西省朔县城，大举屠城，三、四千居民被抓到护城壕全部枪杀，见《朔县日军屠城记》。 10月2日（农历八月二十八），侵占山西省宁武城的日军，连续大屠杀三日，约4800余同胞惨遭杀戮。见《宁武城大屠杀》。 10月8日（农历九月初五），日军侵占山西省崞县城（现崞阳镇）后，杀害城内居民2000多人。见《崞县城惨案》。 10月8日（农历九月初五），日军围袭河北省正定县岸下村，250余户的岸下村，被杀就有365人，55户被杀绝。见《正定人民蒙难记》。 10月8日（农历九月初五），日军又在正定县三里屯屠杀村民115人，在小临济屠杀村民108人，在永安材屠杀村民109人，在北门里屠杀居民165人。见《正定人民蒙难记》。 10月9日（农历九月初六），日军侵入河北省正定县北关，挨门搜捕，这个170户的村庄，被集体屠杀者145人，伤11人。同日，日军又在正定县朱河村杀死无辜群众283人。见《正定人民蒙难记》。 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九），日军侵犯河北省赵县，沿途进行大搜捕、大屠杀，杀害群众700余人，后来又杀80余人。见《血洗赵县记略》。 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九），日军侵占河北省藁城县梅花镇，屠杀居民1547人。见《梅花镇大惨案》。 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九），日机轰炸江苏省常熟县城，炸死炸伤平民100余人，毁房100余间。 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十），日军侵入山西省忻口南怀化村，前后20天，杀害村民700余人。一个204户的村庄，有100多户被杀绝，全村千亲人口幸存者只有254人。 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十），日军侵入河北省任县大东吴村，屠杀村民98人，烧毁房屋500间。 10月17日（农历九月十四），日军在山西省山阴县北周庄、二铺、郑庄一带“扫荡”，一次屠杀老百姓119人，烧毁民房1252间。 10月18日（农历九月十五），日军侵入河北省肥乡县城，屠杀居民108人。 10月22日至29日，侵占山东省陵县之日军，疯狂烧杀凤凰店，几天内，杀害居民108人，加上杀害这邻村群众及过路平津流亡学生200人，遇难人数达300人以上。 10月24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军攻破河北省成安城，疯狂屠杀我无辜同胞5300余人。见《成安三屠》。 10月24日（衣历九月二十一），日军侵占河北省井陉县长生口村，杀害村民250人，7家绝户，烧毁民房200余间，粮食衣物被抢一空。 10月25日（农历九月二十二），日军围袭山西省平定县前小川忖，一天一夜杀害我同胞92人，烧毁房窑百余处。 10月27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军在山西省平定县桥头村进行4天大屠杀，我和平居民117人被杀害，170余处房窑被烧毁。 10月27日（农历九月二十四），侵占山东省平原县之日军，血洗马顿河两岸的梅家口、官道孙庄、曲六店三村，屠杀无辜居民87人，重伤15人，烧毁民房350间。 10月27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军在河北省井陉县境被我军打败，在退回核桃园村时进行报复烧杀，村内外一切生物全部杀光，全村死难者300余人，10家绝户，村庄成了一片废墟。 11月3日（农历十月初一），驻山西省怀仁县岱岳之日军，闯进刘晏庄奸淫烧杀，屠杀村民108人，烧房300余间，袁三女之妻被鬼子先奸后杀，用刺刀将她挑起沽活摔死。 11月5日（农历十月初三），日军在浙江省杭州湾金山咀、戚家墩、白沙湾三处登陆，大肆烧杀，金山卫乡居民被日军杀害者达1050人，其中仅山阳一地，就杀害农民351人，烧毁房屋4177间，杀吃耕牛708头。 11月7日（农历十月初五），日军围袭山西省榆次县张庆村，烧杀三天，屠杀群众117人，奸污妇女数十人。 11月11日（农历十月初九），日军在河北省南和县河郭村屠杀居民257人。 11月12日（农历十月初十）日军攻占上海，进城之敌烧杀淫掠无所不为。闸北、浦东、曹家渡、南京路、龙华等工业区遭毁尤重，有的全部毁灭。公共租界受损失最小，其东区和东北区遭毁的工厂和工场也有905家，公共租界被毁的商店至少有10万家。据目睹上海沦陷的外国人估计，至11月中旬为止，大上海损失总额超过30亿元（当时法币），连日本人都说当时上海“真象我们的大地震！”（指1923年毁灭东京的地震） 11月13日（农历十月十一），日军侵占河北省丘城，不到三小时，杀害无辜群众808人。见《丘城血案》。 11月13日（农历十月十一），先后数天日机在江苏省常熟县一带狂轰滥炸，许多村镇变成焦土，常熟之谢桥被炸死300人，港口、大义桥、谢介桥三处死者近千人。 11月13日（农历十月十一），日军攻陷济阳城，进城后不到半小时，就有2000余平民百姓遭集体屠杀。见《济阳城的血泪仇》。 11月15日（农历十月十三），日军围袭河北省广平县南小留村，肆意疯狂屠杀，惨杀无辜农民110人，南小留一度变为“无人村”。 11月19日（农历十月十七），日军侵占江苏省常熟城，疯狂杀人放火，先后杀害无辜乡民达1500人左右，仅城南门居民和附近农民在莲墩滨盐公堂搬食盐者当场被杀300多人。 11月19日（农历十月十七），日军侵入不设防的江苏省苏州城，到处杀人放火，抢劫银行、店铺，千余妇女遭奸污，其中200女同胞遭“集体奸淫”。整个苏州损失总额达几百万元。 11月27日（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军占领江苏省无锡市，最初两三天内，大肆烧杀，从闾口桥到吴桥，被日军屠杀的尸体就有2000余具，无锡城大火7天7夜不熄。 12月5日（农历十一月初三），日机飞临安徽省芜湖江边，炸沉英船“德和号”客轮，船上乘客80％是妇女儿童，成千名乘客遇难。 12月9日（农历十一月初七），日军围袭河北省定县大小王褥、董家庄三村，屠杀无辜群众220名，重伤50多人，绝户17家。 12月10日（农历十一月初八），日军第18师团攻占安徽省芜湖市，把抓捕的两千难民驱赶到江边，全部用机枪集体杀害。日军占领芜湖最初几天，在城内屠杀市民万余人。仅横陈街巷被杀市民尸体即达2500多具。 12月13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军土肥原师团攻破山东省观城县城，屠杀无辜群众155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观城惨案”。 12月13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军攻占南京城，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屠杀市民和被俘军人达30万人以上。见《历史上罕见的惨案——南京大屠杀》。 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军天谷支队攻占江苏扬州，头三天惨杀市民500多人，一周内有600妇女遭凌辱。 12月19日（农历十一月十七），侵占扬州城之日军，把抓捕的民伕400亲人骗至城东万福桥，在全长402公尺的桥上，顿时机枪大作，民伕一排排倒下去，屠杀持续半小时，400人全部遇难。 12月24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军侵入杭州，下令自由行动三天，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据某教会估计，当时被烧房屋3000多家，被杀平民4000多人，其中有700人是被奸淫致死的妇女。 12月29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军在河北省高阳县博士庄村屠杀农民180人，90多人受伤，村庄内外死尸遍地。 <h3>1938年</h3> 1月4日（农历腊月初三），日本关东军驻黑龙江省汤原县裕德村守备队围袭四台村，烧杀3天3夜，直接惨杀居民120多人。从此四合村成了“无人村”。 1月16日（农历腊月十五），日军围袭河北省霸县辛章村，打死打伤村民184人，其中84人死亡，烧房450间。 1月22日（农田腊月二十一），日军千余进犯河北省平山县辛庄，挨家挨户进行烧杀，一个71户270人的村庄，被日军杀害者就达108人。 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山东省淄川县河东村被200余日军包围，日军进村第一天杀害居民276人；次日日军又对罗家庄、牟家庄、邢家庄烧杀，又有33人被杀。四村无辜被杀者共309人，其中42户被杀绝，伤残者30余人。 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日军制造河东惨案后，又在山东省淄川县杨家寨杀人放火，居民被杀169名，20户被杀绝，其中大部分遭敌集体屠杀。 2月4日（农历正月初五），日军围攻安徽省凤阳县山马村，逐户搜索，老人小孩当场杀死，青壮年被集中集体屠杀，全村被杀350余人，16户绝户。 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一），日军侵犯河北省任邱县东凉一带，屠杀无辜百姓105人。 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二），日军袭击山西省浑源县唐庄，一天残酷屠杀农民127人，15户被杀光，被烧房屋达400余间。 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二），日军牟田旅团长纠集500余人，“扫荡”山东省张店区的黑铁山，仅于家、铣冶（冶里）、中埠三村即被杀169人，加上外乡过路者被杀47人，共彼杀死者216人，残伤者35人，20户被杀绝。 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二），正当河北省定县沟里村群众欢度春节之际，日军突然围袭沟里，凡是抓到的村民，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杀掉，该村118人遭屠杀，8户被杀绝，村庄变成一片废墟。 2月15日（农历正月十六），日军侵入河北省望都县南堽子村，屠杀村民84人，烧毁房屋500间。 2月20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军在河北省唐具淑闾村屠杀农民161人。 2月21日（农历正月二十二），日机轰作山西省阳城城关，270余人当场丧命，伤残者不计其数。 2月23日（农历正月二十四），侵占河南省博爱县之日军，四处烧杀抢掠，在东金城村，屠杀无辜群众143人。后来，日军又在柏山村纵火烧房1700余间。许良、司中道、胡中道、小牛磨、刘桥、监军庄一带成了“无人区”。 2月25日（农历正月二十六），日军在大批汽艇、飞机配合下，沿连接杭州与太湖的龙溪两岸，狂轰滥炸，杀人放火，150个大小村庄变成一片火海，据德清一县不完全统计，被毁村落110个，585人被烧死或被残杀。 2月26日（农历正月二十七），日军在河北省完县常庄屠杀农民103人。 2月27日（农历正月二十八），日军在汉奸带领下侵入河北省高阳县莘桥镇，到处烧杀抢掠，130余人被杀，40多人受重伤，1600余间房屋被烧毁，繁荣的莘桥工商业被摧毁。 2月间，日军在保定附近一个村庄抓捕到200名男子全被枪杀，不久又捉去60个壮了准备烧死，有人乘机逃脱，日本兵又捉去许多老人以代壮丁处死。 2月间，日军三次血洗山西省隰县午城镇，惨杀群众百余人。春，日军“扫荡”河南省博爱具山区的黄岭、东几厂，两村120多名群众藏在山洞里，日军利用火烧烟熏将120多人全部熏死。 3月4日（农历二月初三），日军三元部队进占山西省交口县双池镇（原属灵石县），屠杀平民400余人。 3月4日（农历二月初三），日军2000余人围袭山西省方山县大武镇，残杀无辜百姓340余人，连同武回庄、洞上、留子局、盛地、红罗沟等村被杀群众260亲人，共被杀600人以上。 3月12日（农历二月十一），日军侵犯太湖马迹山岛，两天屠杀渔民和群众1500余人，见《太湖马迹山惨案》。 3月15日（农历二月十四），日军在东北佳木斯、汤原、依兰、桦川、富绵、勃利等地进行大逮捕，抓捕群众3558人，制造了“三一五”惨案。 3月17日（农历二月十六），日军侵占山东省滕县城，三天内杀害居民2259人。见《滕县三屠》。 3月17日（农历二月十六），日军奔袭山西省保德城，把抓捕的群众驱赶到刘家大院，然后火烧刀刺，在这个院内，一次被烧杀而死者达200多人。 3月17日（农历二月十六），日军300余人追袭河北省井陉县上庄、三峪逃难群众，一路追杀，两村百姓91人死于鬼子屠刀下，重伤更多，民房近千间被烧毁。 3月18日（农历二月十七），日军108师团一部侵犯山西省潞城县神头村，3天屠杀群众236人，灭门绝户者13家，并杀害邻村和过路行人100余人，被称为“潞城神头惨案”。 3月19日（农历二月十八），日军坂垣师团围袭山西省太谷县井神材、东山庄等地，一天屠杀老百姓353人，烧房1500余间，仅井神村遇难者达131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谷“二一八”惨案。 3月中旬，侵占山西省平陆城之日军，抓捕300多名学生和教员，将其全部活埋，残酷至极。 3月25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军侵入河南省长垣城，屠杀平民百姓1700余人。见《长垣城惨案》。 3月下旬，日军进攻山东省临沂城时，在城北古城村一天屠杀村民62人，逃难群众在渡祊河之际，又有数十人被击、淹死。 3月29日（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军攻陷河南省浚县城，先后屠杀居民4500余人。见《血洗浚县城》。 3月31日（农历二月三十），日军血洗河北省安新县三台镇，屠杀居民210人，烧毁民房近2000间。 4月1日（农历三月初一），日军百余人围袭山西省潞城西村，四个小时屠杀手无寸铁群众90余人。 4月4日（农历三月初四），日军“扫荡”山西省武乡县马家庄，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这个只有87口人的村庄，被屠杀86人，幸存一人流浪他乡，该庄成了“无人庄”。 4月7日（农历三月初七），日军在台儿庄会战失败后，在台儿庄以北抓去400余农民和妇女50多人，全部用手榴弹和机枪屠杀。 4月8日（农历三月初八），日军谷口元治郎部侵占山西省襄垣城，不到几个小时，屠杀我同胞250余人，县城烧成一片废墟，金银财宝抢劫一空，仅王家商号被抢走黄金3斤2两，银元2500块，50两的元宝36个，唐代古瓶两对和金佛、五面塔、古画等珍贵文物多件。 4月8日（农历三月初八），日军侵入河南省滑县陈营村，两天屠杀我同胞126人，12户被杀绝，烧房722间，被称“陈营四八惨案”。 4月10日（农历三月初十），日军围袭河北省涉县中原、南原两村，将搜捕的村民集中起来，分批屠杀，两村男女老幼179人全部遇难。 4月上旬，日寇侵入晋西吉县，大肆烧杀、奸掠，被杀平民达600人以上，其中仅荣河一地就有60余老翁被杀。 4月11日（农历三月十一），日军偷袭河北省沙县左村、孔庄、峪里，在基村抓捕135人，在孔庄、峪里抓捕119人，全部押往沙河沿上，分两处全部集体屠杀。第二天又将民夫40余人在孔庄老黄树下刺死。这次惨案被杀者达290余人。 4月13日（农历三月十三），日军在广东省珠海三灶岛的鱼弄、上表等37个进行疯狂大屠杀，残酷屠杀我同胞386人，大部为集体屠杀，被称为“三灶岛三？一三惨案”。 4月14日（农历三月十四），日军进犯山西省阳城，破城后即进行大捕杀，对逃入地洞的群众架火烟熏、施放毒气，被零散捕获者分别集体屠杀，一天一夜被杀群众达700余人。 4月21日（农历三月二十一），山东省临沂城失守，日军进城十余日肆意屠杀，全城被害群众计2840余人。见《临沂大屠杀》。 4月22日（农历三月二十二），日军围袭江苏省句容县茅山，屠杀农民412人，制造了“茅山大血案”。 4月23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军侵犯河北省邯郸市百家材，集体屠杀被捕群众百余人，加上零星烧杀28人，一天杀害百家村居民128人，两口井被尸体填满。 4月26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军101师团进犯江苏省盐城，疯狂屠杀城乡居民，仅慈善机关红十字会在城西一条大街就收埋480多具尸体。 4月28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军在苏北盐城北部门户的上冈镇大肆烧杀，上冈数万居民，经此洗劫，仅剩数千，房屋被烧毁近3万间。 5月2日（衣历四月初三），驻山西省定襄城日军，围袭王进村，屠杀群众100余人，1000余间房屋被烧毁。 5月5日（衣历四月初六），日机轰炸江苏省宿州，在意大利教堂避难群众100余人被炸死。 5月8日（农历四月初九），日军在江苏省南通县麻虾子榨村，集体枪杀村民108人，任玉才一家3代人、张金春一家8人全部被害。 5月18日（农历四月十九），日军在安徽一天血洗凤阳县香炉和嘉山县天门、高郢三村，屠杀群众170余人。 5月20日（农历四月二十一），向江苏省徐州进攻之日军，在肖县汉王一带大肆烧杀，一天之内，杀害我同胞共达2000余人。见《汉王惨案》。 5月20日（农历四月二十一），侵占徐州、太湖等地日军，闯进阎窝、王山等地，一天一夜屠杀我同胞近1000人。见《阎窝惨案》。 5月中旬，日军攻陷徐州西北的金乡县城，灭绝人性地屠杀了修筑城防工事的2860余民工及城内居民300人。见《金乡三千民工遇难记》。 5月22日，日军侵入安徽宿县渠沟村，屠杀村民264人，32户绝户。 5月26日（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军侵入山西省平陆县四圪塔村，屠杀居民和逃难群众200余人。 5月28日（农历四月二十九），日机70余架次空袭广州市区，炸死600余人，炸伤1000余人；6月4日，日机61次架第二次空袭广州，又炸死炸伤3000余人；6月6日，日机41架次第三次空袭广州，投弹100余枚，炸死1200余人，炸伤1000余人。在长达13天的狂轰滥炸中，广州市民被炸死者近万人，伤者无法统计。 6月6日（农历五月初九），日军入侵山西省曲沃县安定村，惨杀群众104人。 6月7日（农历五月初十），山东省沂水县东里店遭日机15架轰炸，6月10日，日机又投燃烧弹10枚，炸死炸伤居民约300人，8家绝户。 6月12日（农历五月十五），日军攻占河南省商丘县城，在老南关杀害无辜群众100多人，其中南关被杀78人，外村难民几十人。 6月15日（农历五月十八），日机20余架轰炸河南省信阳城；9月29日，日机200多架次再次滥炸信阳，共投弹千余枚，我无辜百姓死伤近1000人。 6月15日（农历五月十八），日军干余人在飞机配合下，围袭山西省山阴县老洼沟，屠杀青年学生100余人。 6月20日（农历五月二十三），侵占徐州日军，向吕梁一带“扫荡”，一天之内，在吕梁东西10多个村庄，群众被屠杀231人，9户被杀绝，4468间房屋被毁。 6月21日（农历五月二十四），日军围袭河南省尉氏县芦墓张村，半天内屠杀该村男女老幼126人，大部为集体屠杀，几天后还有20具女尸无法辨认，故合葬一处立碑。 6月22日（农历五月二十五），占领山西省河津县城的日军，围袭东庄村，一天杀害群众126人，其中逃难群众11人，绝门灭户者15家。 7月6日（农历六月初九），日军“扫荡”山西省曲沃县，大量使用窒息性毒剂毒杀群众，据材料，他们使用了8000个中型红。 7月28日（农历七月初二），日伪军“扫荡”河北省安次县东沽港，屠杀群众110多人，烧毁房屋1400多间，抢走牲畜300多头。七月初八，日军二次“扫荡”该村，又杀害材民18人，23名妇女遭奸污。 7月29日（农历七月初三），日军“扫荡”河北省香河具店子务村，屠杀村民83人，其中外村串亲和做小买卖者10余人，打伤110人。 8月8日（农历七月十三），日军“扫荡”河南省温县，围袭南张羌村，杀害群众108人，内有伤兵和民夫36人，另外四乡难民50人也被杀，共计158人死于日军屠刀下，多为集体屠杀。 8月间，冈村宁茨率第一军攻陷武汉，进行大屠杀，仅在一个野战医院内，就将数百名重病号用铁铣和枪打死。 9月间，山西平陆失陷后，日军搜捕学生教员达300余人，逼令他们掘一大坑，然后一夜间全部被活埋。 9月30日（农历八月初七）日军围袭山西省代县峪口沟，三天内，日军在峪口、百家湾、殷家会、寨里、滩上五个村庄屠杀群众115人。其中殷家会被杀86人，大部为采金工人，被称为“殷家会惨案”。 10月7日（农历八月十四），日军侵入巢湖北岸之温家套村，屠杀村民316人，900间房屋被烧，118条渔船被毁。 10月19日（农历八月二十六），日机不断对长沙市进行大轰炸，在三分钟内，就投了几百颗大炸弹，毁房500间，屠杀无辜平民500人以上。 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四），日军占领武汉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在江汉路海关前，抓捕近80人，当场杀死几个，其余推入长江，未死者用机枪屠杀；在民权路、民族路、襄河一带放火烧房；日军所到之处，砸门橇锁、翻箱倒柜、抢劫财物。同时日军在汉口开设了“汉口野战邮局”，汇兑日军官兵劫掠所得赃款折合日币达60万元，汇回日本。 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八），盘踞山西省翼城等地日军千余，围袭沁水县西河、固镇、陈梁沟等村，一天屠杀群众240余人，烧房1700余间。 11月初，日军侵占河北省阜平县王快镇，100余村民被骗回家，全部用机枪屠杀，其中有一女人遭鬼子轮奸而死。 11月3日（农历九月十二），日军围袭山西省五台县高洪口村，屠杀未能突围的群众和军政人员400亲人。 11月15日（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军围袭山东威海葫芦山下的李家疃，指挥官下令杀死了全村男人，房屋全部被烧毁，幸存者流落他乡，这个村子在地图上消失。 11月19日（农历九月二十八），驻河北省临清城日军，在临西县尖庄村进行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九二八尖庄惨案”。一个上午，日军杀害群众367人，其中邻村3人，4户被杀绝，7人受重伤，烧毁房屋2100间。 11月21日（农历九月三十），日军侵入山西省霍县柏东、杨家庄一带，一天杀害群众100余人。 11月23日（农历十月初二），日军在河北省故城县郑家口屠杀居民170人，烧毁民房2000间。 <h3>1939年</h3> 1月1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军500余人偷袭河北省灵寿县慈峪镇，灭绝人性地屠杀居民74人，打伤群众30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 1月16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伪军千余在日酋张宗援（本姓大岛）率领下，侵占山东省掖县城，十多天分批惨杀城内居民和少数军政人员440余人。 1月中旬，日军包围山西省乡宁县柏木村，这个仅有7户51人的小村，被毒气熏死、刺刀挑死者达44人，四户绝门。 2月4日（农历腊月十六），日机18架空袭贵阳，投弹124枚，炸死炸伤市民2000余人，毁房1326间。 2月间，日军在江西省德安县，使用毒剂红筒15000个，并发射3000发毒气炮弹，染毒面积近30万平方米，我当地军民伤害很大。 3月初，日本宪兵在河南省信阳县师河南岸，抓捕群众600多人，全部被惨杀于具城柳林堤“万人坑”。 3月15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军围袭山西省运城上段村，烧杀抢掠，一天屠杀群众108人，其中抗日战士14名，一个只有103户的小村，就被杀94人。 3月22日（农历二月初二），日军110师团第8混成旅团出动2000多人，围剿河北省冀、衡、深、束四县交界的路家庄，屠杀民兵和百姓237人，烧毁民房700多间，制造了“路家庄惨案”。 3月25日（农历二月初五），日军在河北省安新县关城村屠杀村民300人，烧毁民房2000间。 4月15日（农历二月二十六），日军联队长藤田茂命令部下围袭山西省安邑县上段村，屠杀农民108人，其中本村人被杀94名，占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 4月25日（农历三月初六），日军包围河南省永城县龙岗集，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杀，全村被杀100余人，受伤100余人，5户被杀绝，还有外村赶集者14人被杀。日军血洗龙岗集时，我抗日官兵500人，除四五十人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5月3-4日，日机63架大肆轰炸重庆，炸死炸伤市民6000余人（死2648余人，伤3668人）。 5月29日（农历四月十一），日伪军在山东省沾化县城（今古城镇）一带发动大规模“扫荡”，将义和庄、蒲台、小河三村200余名无辜群众残酷杀害。 5月30日（农历四月十二），日军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各乡，屠杀有名可查者达700余人。 6月6日（农历四月十九），驻山西省运城日军“扫荡”中条山区，在黄河沿岸村镇屠杀群众300余人。 6月7-10日，日机狂轰滥炸山东省沂水县东里店村一带，炸死炸伤群众约300人。其中东里店村死亡84人。 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军侵占广东省汕头市，实行“三光政策”，在庵埠屠杀群众100多人。 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四），日机空袭四川省成都市，投弹85枚，炸死居民200多人，炸伤600余人，毁房1215间。 6月15日（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军一个中队围袭山西省夏县文德村，屠杀群众128人，7户被灭门杀绝，烧毁民房600余间，牲畜被洗劫一空。 6月17日（农历五月初一），驻河北省冀县日伪军围袭东兴村，一天屠杀村民148人，53人重伤残废，13户被杀绝，烧毁民房500间。 6月25日（农历五月初九），日军侵犯广东省潮安县梅溪一带，一天内将洪盾乡民170人残酷屠杀。 6月30日（农历五月十四），日军占领广东省汕头市，在赐茶附近，抓获乘船逃难居民300多人，除几十人幸存逃生外，全部被集体屠杀，一日军官一连杀死50多人。 7月14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军占领广东省潮州城，沿途烧杀，据调查被杀平民达数百人。 7-9月，日军对太行区实施九路围攻，仅武乡一县就有1500人被杀害。 8月21日（农历七月初七），日军“扫荡”山西省大同县大王村，八天残杀居民156人。八旬老人和婴儿也未幸免。 9月13日（农历八月初一）日军围袭山西省闻喜县裴社村，四、五个小时就野蛮屠杀无辜群众93入，多人受伤，300余间房屋被烧毁。 10月31日（农历九月十九）河北省望都日军高田警备队，血洗薛庄村，屠杀群众299人，烧房100间。先后两个月又捕杀望都各村居民三、四百人。 11月28日（农历十月十八），日机轰炸广东省揭阳城，投弹数十枚，炸死平民48人，伤80余人。 11月间，日军混成第8旅团一部袭击晋察冀边区一所医院，几十名伤员被铁钉钉在墙上活活钉死。 12月间，日军“扫荡”河北省曲阳县各村，这次烧杀死伤群众101人，其中多数是被敌用谷草捆起来扔进火里烧死的。 12月26日（农历十一月十六），日机轰炸兰州，炸死120人。 <h3>1940</h3> 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军偷袭河北省隆尧县北阎庄，6小时烧杀砍死村民123人（赶集、住店、外地卖货者不计在内），有10余户被杀绝。 3月25日（农历二月十七），河北省井陉煤矿红庄矿井因年久失修起火，日军怕烧坏煤并不毒手封井，井下数百矿工全部烧死。见《井陉煤矿封井惨案》。 4月6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军围袭河北省望都县柳陀村，抓捕群众、干部66人投入牢狱，其中59名男女壮士慷慨就义。不久，日军又屠杀柳陀附近村民40余人。 4月10日（农历三月初三），日军侵入山西省沁县城，10天内抓走和屠杀居民数百人，烧毁商号210多家。 4月13日（农历三月初七），日军对河北省易县进行春季“扫荡”，该县常峪沟一带群众800余人遭敌屠杀，其中北棋村40多村民被扔进井里，推一层人，砸一层石头，残酷至极。 4月24日（农历三月十七），日伪军围袭河北省博野县白塔村，屠杀群众650人。 4月30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伪军偷袭河北省晋县南田村，屠杀群众35人，250多人被打伤。 5月2日（农历三月二十五），驻山西省昔阳县日军以“清政”为名，抓捕了大批知识分子和伪机关人员，捕回县城一次活埋100多人。这样“清共”运动进行三次，先后屠杀和活埋群众达300人。 5月间，日军千余“扫荡”山西省灵邱县南山，因被八路军痛击而进行报复烧杀，打死打伤群众100余人，其中惨死者66人，奸死妇女数名。 5月间，日军独立混成第10旅团在山东省泰安县红山战斗中使用毒气弹，300多抗日军民大部分中毒身亡。 5月22日（农历四月十六），盘踞山西省阳城之日军，以“开会”为名，把四乡逃难群众220余人集中城内，进行集体屠杀，被杀者近200人。 5月31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军千余进犯山西省五台县石明、耿镇，国被我军消灭200余人，而在高洪口、尾腔、照吞口一带屠杀百姓100余人。 5-6月，日本关东军细菌部队远征队在石井四郎中将率领下赴华中宁波进行细菌战，将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和5公斤鼠疫菌跳蚤散布在宁波地区，造成瘟疫流行。 6月24日（农历五月十九），日军在江苏省丹阳县访仙桥镇近月轩茶馆，进行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屠杀，前后不到一小时，即屠杀了108名喝茶者，残忍至极。 6月间，日军在冀东安次县，把挖封锁沟的成百劳工活埋。 7月9日（农历六月初五），日军41师团“扫荡”山西省沁水县西山村，毒死、刺死、烧死西山群众80余人。大部分为毒气熏杀。 7月间，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部在广州市内建筑军事工程，日军将所雇用的900余人秘密枪杀。 7月间，日军在江苏省崇明岛大肆烧杀，数百无辜平民惨遭杀害，其中一次用机枪集体屠杀男子100余名，未死者再用刺刀挑死。 8月20日（农历七月十七），日军围袭山西省寿阳县王村，杀害群众143人，绝户19家。 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九）日军对山西省盂县活川口进行大扫荡，一天两夜在该村杀害群众108人，其中本村居民50多人，有三户22人被杀绝，还有在押犯人47人。 8月间，日军在山东省东峰县朱沟战斗中，使用了“窒息性”和“刺激性”的毒气弹，我350余名官兵及村民中毒身亡。 9月8日（农历八月初七），日军围袭山西省寿阳具韩赠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一天惨杀群众364人，其中有外村群众36人，本村39户被杀绝。 9月13日（农历八月十二），日军800余人血洗山西省平定县马家庄，一天一夜，屠杀村民334人，其中小南庄48人，大南庄49人。一个只有76户的马家庄，就被杀237人，占全村人口一半以上。 9月19日，（农历八月十八），日伪军偷袭山西省寿阳县羊头崖，集体屠杀村民216人，20户被杀绝，制造了“羊头崖八一八惨案”。 9月21-25日，日军对山西省盂县长池以北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所到20多个村庄，被杀群众达200多人，3500余间房屋被烧毁。 9月间，日寇在冀中安国城内虏去男女儿童一千余人，因为不给饮食，有的饿死，有的惨遭酷刑而死。 10月中旬，驻山西省五台日军千余人进行“报复扫荡”，在化塔、河西等村杀害村民130余人，2000余石粮食被烧。 10月17日（农历九月十七），日军“扫荡”太岳区根据地，历时13天，沿途屠杀平民百姓达1000余人，其中南仁村群众被杀最多。 10月21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伪军“扫荡”山西省和顺县榆树坪，屠杀我驻村伤病员和村民150余人，烧毁房屋300间。 10月22日（农历九月二十二），日本第731部队在石井四郎指挥下，在宁波上空投下鼠疫菌，引起鼠疫流行，99人染病，除两人外全部死亡。见《侵华日军在宁波的细菌战》。 10月24日（农历九月二十四），冀中日军“扫荡”蠡、安、博地区，屠杀民众800余人和政府工作人员200余人。 10月26日（农历九月二十六），闯进山西省定襄县芳兰村的千余日军，疯狂烧杀抢掠，屠杀村民200余人，烧毁民房2000余间。芳兰村先后被烧杀13次，遇害村民540人。 10月26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伪军三千多人围袭河北省涉县东寨村，进行“报复扫荡”，全村男女老幼106人被杀，伤30余人，绝户12家。 10月27日（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军在冀中赵县郭家庄屠杀村民200余人。 10月27日（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军“扫荡”河北省涉县井店村，大烧大杀，屠杀村民316人，738间民房被烧毁。 10月间，山西省寿阳之敌，实行“并村政策”，位于霍家庄附近的王村，突被敌军围袭烧杀，全村300余人，竟被杀害200人以上，整个村庄化为灰烬。 10月2日-11月30日，日军扫荡太行区，杀死群众二、三千人，沿途房子烧光，抢掠财物无数。 11月间，驻山西省汾阳城日军宪兵队，邀请仁岩区伪村长、村副、书记、小学教员等192人，名为请客吃油炸糕，实为屠杀，当天70余人分批彼刺死，其他123人运往太原也大部被杀，被称为惨绝人寰的“汾阳仁岩吃油糕事件”。 11月18日（农历十月十九），驻山西省昔阳县日军，围袭西峪村，半天屠杀无辜百姓386人，绝户者25家。 11月24日（农历十月二十五），日伪军“扫荡”山西省沁源县韩洪村，把被搜捕群众129人赶至龙王庙内，除一人逃生外，全部被烧杀枪击而死。 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一），日伪军围袭山西省和顺县平松村，屠杀无辜百姓108人。 12月17日（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军千余围攻海南岛美合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公学内100多名伤员和华侨被惨杀。一个只有33户的琼山县长泰村，在日军“扫荡”中又有95人被杀害，13户被杀绝。 12月19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一），山西省昔阳县日伪宪兵队抓捕群众140余人，其中94人在这天被杀而死。 12月23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五），驻山西省静乐、宁武、岚县一带日军，大举“扫荡”兴县老根据地，屠杀城乡群众1300余人。见《日军血洗山西兴县》。 12月24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六），山西省寿阳县黄丹沟之敌，包围阳摩寺村，假言召开村民大会，当村民集中会场后，日军即实行集体屠杀，211人被杀惨死，43家灭门绝户，幸兔逃生者仅有男5人女3人，制造了震动全县的“阳摩寺大惨案”。 12月31日（农历腊月初三），侵占山西省岚县日军，血洗岚县草子寨，屠杀群众170人，重伤48人，烧毁房屋800余间。日军在撤退途中，又在上寺墕村杀死群众80人，绝门20户，全村仅逃生32人。 12月间，日军在哈尔滨设立的“治安工作指导部”，大搞法西斯恐怖，在三肇地区肆意大逮捕，前后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被杀害，是为“三肇惨案”。 <h3>1941年</h3> 1月2日（农历腊月初五），日军在河北省获鹿县南龙贵村，屠杀农民177人。 1月16日（农历腊月十九），日军在河北省安新县关城，再次屠杀群众100人。 1月17日（农历腊月二十），驻山西省鳖峙县日军向五台县铺上沟一带袭扰烧杀，小柏沟被杀村民157名，其中外村串亲避难含30人，20家绝户。同一天，日军又屠杀五台大柏山居民84名。整个铺上沟共有272人死于日军屠刀下。 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军“剔抉扫荡”山西省沁源县曹家沟，以开会为名集体屠杀村民120多人，其中70多人为城关群众。 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伪军在佐佐木高桑率领下，偷袭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残酷屠杀村民1230人，全村几乎被杀绝。见《潘家峪大惨案》。 2月4日（农历正月初九），日伪军残酷“扫荡”热河宽城碾子峪，屠杀无辜群众187人，烧毁民房535间。 2月5日（农历正月初十），日伪军包围山西省原平镇附近姚咀子村，把村民驱赶至窑洞内，然后向窑洞施放毒气，我130多同胞全部中毒死亡。 2月8日（农历正月十三），日军包围了山西省定襄具上零山村，把百余群众赶进两间教室，然后向教室施放毒气，其中45人死亡。 2月9日（农历正月十四），侵占包头的日军小岛部队，在宗教和文化中心王爱召，疯狂烧杀劫掠，将前额嵌有宝珠的释迦牟尼银制佛像、珍贵的成套经卷、坟庙里的银制镀金马鞍、弓箭、成捆的壁毯地毯，被洗劫运走，然后浇上汽油放火烧庙，王爱召变成一片废墟。 2月11日（农历正月十六），日伪军围袭热河宽城大屯村，大肆杀人放火，屠杀大屯人民187人，14中被杀绝，这个140户的村庄，被杀者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2月18日（农历正月二十三），日军围袭山西省应县的下社和小石口村，屠杀下社、小石口群众和被俘阎军达1700余人。见《应县下社惨案》。 2月21日（农历正月二十六），日伪军“扫荡”河北省徐水县兴隆庄，屠杀群众152人。 3月12日（农历二月十五），日军重兵侵入山西省绦县里册峪，十余天屠杀群众500余人，仅百人以上的屠杀场就有4处，全家被杀绝的40多户。 4月3日（农历三月初七），驻山西省辽县的日伪军，奔袭和顺具羊蹄洼村，惨杀我干部、学生、群众100多人，其中30多名学生是当场刀砍的，7户被杀绝。 4月3日（农历三月初七），日军以“共产党地下组织”罪名逮捕了山西省大同爱国知识分子150余人、惨杀70余人。 4月12日（农历三月十六），日军发动冀鲁豫区大“扫荡”，持续八天，在土镇等15个村庄，屠杀居民4000余人，重伤1029人，失踪者258人，被杀绝48户。见《灭绝人性的“四·一二”大扫荡》。 城县霍庄村，杀害我干部、战士群众500余人，制造了“四二九”霍庄惨案。 4月间，日军在晋绥边区“扫荡”失败，借撤退之机，在河曲县巡镇一带散布鼠疫菌，许多群众吐血、便血后死亡。 6月5日（农历五月十一），日机空袭重庆，酿成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达9000余人。见《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亲历记》。 6月7日（农历五月十三），从石家庄开往保定的日军列车内载着被抓青年600余人，四五天车门紧闭，后来发现，被抓壮丁全部闷饿而死。 6月19日（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军清剿广东省沙溪孙厝洋村，三次屠杀村民130余人，幸存者流落他乡。 6月30日（农历六月初六），太原日军将所抓壮丁2000余人运往石家庄，由于车门紧闭，被窒息而死者达千余人。 6月间，日军对东江根据地大鹏半岛进行“扫荡”，一次烧毁岭澳、东山等十多个村庄。 7月间，日本华北方面军直属长辛店军犬养成所，驱使军犬残食50名被俘人员。 7月间，日军对江苏省常太地区全面“清乡”，抓捕军民近2000人，有300多人遭严刑拷打，许多人被杀害，仅支塘观音桥一地，就先后被杀近百人。 7月27日，日机108架次大肆轰炸成都，投弹近千枚，炸死炸伤市民1600余人，炸毁街巷120条，毁房3000多间。 8月6日（衣历闰六月十四），驻河北省曲阳具灵山之敌，包围西野北村，以开会为名强迫群众集合，屠杀干部、村民147人，其中少年、婴幼65名，妇女78名。 8月间，日军将山西省五台山上社至耿镇一带划为“无人区”。把在崔家庄抓捕的140多人抛进滹沱河淹死。在孟口被抛河淹死者达60多人。 8月某夜，日军梅津所辖部队袭击热河的西土地村，屠杀居民300人以上，村庄全部烧毁。 夏，日本细菌专家石井四郎调派远征队赴湖南省常德地区，投掷染有鼠疫菌的跳蚤50公斤，使常德市及附近村庄鼠疫蔓延，死于鼠疫的群众达400余人。 9月2日（农历七月十一），日军对山西省平定县路北三区东部发动大“扫荡”，在14个村庄屠杀群众320人，烧毁房窑4000余间，抢走粮食193万斤、牲畜442头、羊1200只，制造了路北“无人区”。 9月12日（农历七月二十一），日军在河北省平山县发动大规模“扫荡”，制造了震惊边区的“驴山惨案”，驴山脚下十多个村庄一天破日军屠杀700多人。见《血洗平山的两次大“扫荡”》。 9月12日-17日，日军第41师团对河北省枣强东南地区发动“扫荡”，将董庄、前后陈庄等10个村庄的男女青壮年驱赶到王均村，分设四处进行集体屠杀，6天中杀害群众达310人。 9月14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军残酷“扫荡”河北省平山县东黄泥一带村庄，屠杀711人。见《血洗平山的两次大“扫荡”》。 9月20日（衣历七月二十九），日伪军围袭河北省曲阳县沟里村，把被捕群众驱赶到两个房子里，放火烧、机枪射，当场死伤群众达110人。 9月24日（农历八月初四），日机轰炸河北省渤海之滨的海兴县小山村，三次作死村民130人，炸伤140多人。 9月间，日军137师团在河北省宛平县杜家庄施放毒气，伤害学生和居民400多人。 秋，日军大举“扫荡”北岳区，两月残杀人民群众4500余人，烧房15万余间。 秋，日军“扫荡”热河兴隆县，在栅子沟屠杀居民140多人。在大黄崖冬水湖一山沟烧杀儿童48名。 秋，日军在井陉县正太路南划定八村为“无人区”，抓捕4000余人，屠杀350余人，放火烧村，使八村变为废墟。 秋，日军对山西省灵丘县南山地区“扫荡”，杀死、刺死、活埋、砸死、摔死、烧死我无辜同胞98名，700余妇女被强奸，被抢走银元达52913元。 秋，日军“扫荡”山西省灵邱县下关村，捕杀群众308人。 10月7日（农历八月十七），日军又在山西省沁源县韩洪村制造另一惨案，在韩洪西三里处的煤窑沟，用毒气惨杀我干部、群众186人，全村53家被害绝户。 10月9日（农历八月十九），日军对山西省平定县路北14个村庄发动“扫荡”，屠杀群众320人，毁房数千间，制造“无人区”。 10月12日（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军在河北省徐水县陈庄屠杀居民110人。 10月中旬，日军在湖北省宜昌战斗中使用毒气炮弹和毒剂炸弹，造成1600人中毒的惨案，其中600人死亡。 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六），日军“扫荡”山西省榆社县圪坨村时，屠杀群众162人，大部分是在寨沟口、三家庙、火神庙西禅房三处被集体杀害。 10月31日（农历九月十二），日军奔袭冀东丰滦密联合县的天桥沟（今属滦平县），把32人全部赶到马架窝棚烧杀，其中有三名战士及四名外村群众。使只有27人的天桥沟毁灭。 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军又在常德市区投下鼠疫杆菌，鼠疫由市区蔓延到市郊，仅石桥镇就有80多人染鼠疫致死。 11月间，日军在河北省定县南部抓捕青年千余人，由火车运往天津后，在上轮船时发生逃跑，日军用机枪扫射，有300余青年被枪杀而死。 12月22日（农历十一月初五），日伪军500余人围袭山东省广饶县小码头村，屠杀村民74人。 12月间，日军侵入广东省惠阳城，对市民大肆屠杀，不到一月，就杀害平民600余人。 冬，日军5万兵力“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临沂、留田地区，屠杀群众3000余人，烧毁房屋5000余间。 <h3>1942年</h3> 1月下旬，日军在热河兴隆县发动全县规模的“大检举”，几天逮捕群众2000多人，杀害400多人，其中在兴隆街南土门山沟就集体屠杀200多人。 2月4日（农历腊月十九），日军第二次侵陷广东省惠州城（惠阳），在城内大烧大杀，头三天集体屠杀、刺死、活埋居民达3000人。见《日军侵陷惠州暴行记》。 2月4日（农历腊月十九），驻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日军，在桐峪镇一天杀害群众120余人，其中百余人在村东河滩被集体屠杀，10余家绝户。 2月11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军在山西省榆次城东城根屠杀活埋群众108人。 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驻山西省大同市日军，以请客为名，捕捉397名知识分子入狱，大部被杀或被活埋在郊外五条深沟里。 3月11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寇制造了河北省灵寿县城南村惨案，男女老幼800多人被惨杀在封锁沟里。 3月26日（农历二月初十），日伪军数百人围袭山东省文登县营南村，反复烧杀，被杀群众达130余人，其中外村20余人，房屋几乎全部烧毁。 春，日军在河南省内黄县枣林村，用机枪集体屠杀男女老幼1300余人，把尸体填入七八口水井，全村居民几乎被杀绝。 4月9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伪军两千余人围剿冀东王官营以南10个村庄，将抓捕的各村群众两千余人押解到黑山沟，正当屠杀群众之际，我丰润县党政领导率部队前来营救，群众乘机逃散，而县长、县委负责同志和几十名战士牺牲，60多名群众被屠杀。 4月16日-5月1日，日军4000余发动对河北遵化县鲁家峪的清剿，半个月杀害我干部、伤员、群众350余人，日寇对鲁家峪在两年内发动7次“围剿”，杀害我抗日军民830人，其中当地群众被杀547人。 4月20日（农历三月初六），山西省朔县城内日军再次进行大屠杀，惨杀我同胞160余人。 4月29日（农历三月十五），日伪军在河北省故城县霍庄一带发动“报复扫荡”，团团围住霍庄，杀害我干部、战士、群众510人，其中集体烧杀而死者130余人，向外突围牺牲者300多人，造成“四？二九”霍庄惨案。 5月1日（农历三月十七），冈村宁茨调集5万大军，开始对冀中地区进行最狠毒的大“扫荡”，历时数月，共捕杀冀中群众5万余人。 5月16日（农历四月初二），驻剿冀中深县中菉村之日军，抓捕群众1000余人，有47人惨遭杀害，400名群众被毒打致残，300多青壮年押往东北当劳工，有的惨死外乡。 5月24日（农历四月初十），日伪军“扫荡”河北省涉县偏城区，屠杀群众155人，烧毁房屋2000间。 5月27日（农历四月十三），日伪军2000余人合击冀中定南县（现河北省定县）北疃村，日军对逃入地洞的群众大肆施放毒气，我800同胞死于非命。见《震惊华北的北疃毒杀惨案》。6-7月，日军铁壁合围冀中深南县六区，一个月屠杀群众150多人。 6月4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军在河北省永年县柳村屠杀居民93人，烧毁民房300间。 6月29日（农历五月十六），驻山西省长治城日伪军围袭壶关县神郊村，残酷屠杀村民137人，烧毁民房360余间。 7月26日（农历六月十四），驻太原日军奉冈村宁茨命令，在小东门外集体屠杀俘虏220余人，几天后，又有120余名俘虏被杀。两次共屠杀340多人，其中有50名妇女。 8月上旬，冀中滹沱河、沙河、唐河、潴龙河、子牙河同时暴涨，日军密令决堤180处，千里平原尽成泽国，受灾村庄6752个，灾民200万人。 8月31日（农田七月二十），日本细菌部队又在浙江省衢县、金华地区进行细菌战，仅义乌县崇山村因传染鼠疫而死者达320多人，30家绝户。 8月间，驻山西省大同日军，以减少粮食消费为由，野蛮活埋城内乞丐500余人。 秋，冀东日军在卢尤县武各庄屠杀群众100多人，在迁安县沙河驿屠杀群众数百人，在上营庄残杀群众50多人。 9月间，日军在宁波附近投下鼠疫细菌弹，使一小镇300居民丧生。 9月10日（农历八月初一），日伪军在冀东迁安县实行“集家并村”，唐山守备队长佐佐木把捕获的男女老幼319人挟持到大杨官营西北的老牛圈，全部屠杀，制造了“大杨官营惨案”。 10月25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军36师团“扫荡”太行区时，山西省榆社县圪坨、岩良、偏良三地被杀群众162人，大部分为集体屠杀。 10月26日（农历九月十七），日军围袭河北省三河县泗河村，三天屠杀村民48人，打伤致残者120余人。 10月间，海南岛日军调集第15第18两个警备队，对琼山、文昌接壤的许多村庄发动大“扫荡”，屠杀群众万余人。 11月23日（农历十月十六），日伪军“扫荡”山东省浮山县马石山地区，我军民被惨杀503人，其中大多数为马石山农民群众。见《胶东马石山惨案》。 11月间，驻冀东丰润县日伪军，在大官屯、马家峪、黄土岭、小河村、娘娘庄和小营等6村，五天内屠杀群众144人。 12月5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军无端屠杀冀东滦县（今滦南县）潘家戴庄村民1280人，见《潘家戴庄大惨案》。 12月6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日本疯狂“扫荡”山东省荣城县崂山地区，屠杀无辜群众和被俘官兵300余人，掳走青壮年300余人，制造了残酷的“崂山惨案”。 12月间，日军在热河承德监狱所“治安庭”肆意屠杀，在水泉沟砍了700多人，另一次砍了300多人。 冬，日本第731部队，在吉林省农安县把鼠疫菌跳蚤散布田间、水源和居民区，造成四五千人死亡。 冬，冀东遵化县东南的马家岭、上下岭一带，被日军惨杀200余人，其中有被扔进冰水活活冻死者。 <h3>1943年</h3> 1月2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军进攻立煌城途中，在青山乡茅坪村捕获村民、旅客、壮丁562人，都用刺刀一一捅死，无一生还。 1月23日（农历腊月十八），日伪军偷袭山西省五台县大柏山、小柏沟，当场屠杀两村群众196人，40多户被杀绝：附近村庄还有24人被杀，死于这次惨案的共220人。 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伪军在热河承德县应手营子等14个村庄将抓捕的群众中的254人杀害。 2月初，春节期间日军在河北兴隆县大川各村进行第二次大检举，逮捕4000多人，当场屠杀数百人，其余运往东北充当劳工。 2月上旬，日军第12军两个旅团“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逮捕我军政人员和群众800余名，就地杀害650余名，其余150余名被解至济南，其中有115人在“琵琶山万人坑”被杀。 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六），日军300多人偷袭热河兴隆县楸木林村、大磨儿峪村，残杀青壮年村民180人。另外56人被送进兴隆和承德监狱，也被全部屠杀。一个55户210人的楸木林小山材，101人被杀，10户被杀绝。 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六），日军在热河兴隆县进行第二次“大检举”，逮捕群众4000多人，一天夜间就屠杀400多人，其中大帽峪“部落”居民被杀害达140人。 3月1日（农历正月二十五），驻山西省灵邱县北泉的日伪军突袭刘庄，以开会为名，将被抓群众逼进屋内，门窗紧闭，然后纵火，243名男女同胞被活活烧死，灭门者35户，第二天又将前去收尸群众7人枪杀，制造了“刘庄惨案”。 3月14日（农历二月初九），驻山西省汾阳县日军宪兵队长土井纠集交城、文水、汾阳三县日伪军到各地大搜捕，抓捕群众284人，在汾阳临时监狱遭屠杀者近200人。 3月间，驻山西省阳泉之日军，把河北逃来的200余难民运往平定南门外活埋。 4月20日（农历三月十六），驻山西省朔县日军继续在城内大肆屠杀，居民遇难者达160余人。 5月2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河北省灵寿县日军石坎据点，在两月中杀害被抓群众200余人，几年杀人达679人。 5月6日（农历四月初三），日伪军乘河北省永年县何营村庙会之机，进行大烧杀，被杀群众169人，其中110人是看戏的群众，烧房770间。 5月7日（农历四月初四），日军对河北省完县一带“清剿扫荡”，在完县野场村石沟屠杀群众118人，重伤54人。死伤妇孺占死伤人数的四分之三以上。 5月1-7日，日伪军7000余“清剿”河北省完唐地区，七天中屠杀、打伤群众800余人，其中在贾西庄屠杀妇孺50余人。敌人无耻地说：“哼！你们纺织建设，现在把你们杀了，看你们怎么建设！” 5月8-12日，日军出动3000人侵犯位于洞庭湖畔的湖南省南县厂窖地区，残杀3万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厂窖大惨案”。见《南县厂窖大惨案》。 5月14-17日，日伪军3500余人“扫荡”河北省易县狼牙山地区，4天屠杀农民300余人，重伤200余人，房屋被烧7000余间，牲口被抢500余头。狼牙山纵横50里，变成瓦砾焦土。 5月间，日伪军“扫荡”河北省唐县齐家佐一带，杀害群众100余人，牲口被抢500多头，抓走青壮年300余人。 5月间，“扫荡”山西省黎城的日军，疯狂烧杀抢掠，屠杀群众700余人，仅城皇庙一口水井，就有死尸173具。 5月间，日军第222联队在太行区自辽县的麻田至涉县的河南店约25公里的路上，向水井、水池投毒20多箱，并施放了大量毒气，使我120多人中毒，其中3人死亡。 5月间，日伪军在河北省灵寿县慈峪一带强拉“净门夫”，为其修筑碉堡、道路，被日军惨杀民夫达200余人。 6月18日（农历五月十六），日伪军在河北省永年县小北汪村屠杀279名无辜群众，800多间民房被烧毁，400多头牲口被抢走，制造了“小北汪惨案”。 6月中旬，日军在黑龙江省巴彦、木兰、东兴三县再次逮捕群众320人，连同3月15日抓捕的400人，一齐关进监狱，在严刑拷打下，60余人被打死，60余人被判死刑，其余600余人也大部分惨死于狱中。 6月23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伪军对河北省定南区大举“扫荡”，39个村庄遭敌血洗，村村变成屠场。约有300村民被杀。 6月间，日伪军大举“扫荡”太行区，到处烧杀抢掠，屠杀村民2000余人。 夏，日寇制造的“人圈”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瘟疫猖獗流行。河北省遵化县新立村一个“人圈”，因传染病而死亡者达530人。 夏，1943年春，日军在淮南煤矿南山挖三个大坑，仅上半年就抛入坑中尸骨13000多具。 8月间，日军田坂旅团在山东省馆陶尖冢镇决开卫河大堤，馆陶、临清、曲周、邱县、清河、威县、武城等七县受灾，两万人淹死，百万人无家可归。 9月20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军盘踞河北省平山县焦家庄28天，屠杀群众400人，死尸填满三井两猪圈，烧毁房屋700多间，风景秀丽的山村变成一片废墟。 秋，日军“扫荡”河北灵寿陈庄，屠杀村民101人，仅大寨山即被杀48人。 秋，日军在河北省平山县苏家庄设立据点，屠杀干部群众150余人。见《血洗平山的两次大“扫荡”》。 秋，日军从冀中无极、藁城、赵县、栾城、元氏、赞皇、获鹿等县抓来四五千民夫，在平山县修筑三个堡垒群，其中1800余民夫被惨杀，群众说：“日军的堡垒群是我国同胞的尸骨堆起来的。”见《血洗平山的两次大“扫荡”》。 秋，日军第26师团“扫荡”河北省涞源时，在北城子村四个地窑中，被活埋133人；寨头、走马驿一带被屠杀700余人，其中一个有110人的寨头村就被杀108人。 秋冬，日军荒井部队“扫荡”河北省阜平县平阳区，制造了屠杀千人的平阳惨案。见《千人墓——记阜平平阳惨案》。 10月7日（农历九月初九），冀东迁西县长河川居民245人遭敌屠杀，2800间民房被烧毁。 10月18日-11月19日，日军在河北省任邱县城大搞“新国民运动”，一个月，屠杀居民500人，致残千余人，烧毁民房2500间。 10月19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军“扫荡”晋西北，将抓捕的临县、离石地区几十个村的108名群众，杀害于离石县坪头村，制造了血腥的“坪头惨案”。 10月29日（农历十月初一），驻山西省阳城日军制造了西南村惨案，连同11月2日的屠杀，两天共杀害群众110余人，其中许多是在各地抓捕的外村居民。 10月下旬，日军对苏中四分区进行残酷“扫荡”，群众被杀1000余人，县区乡党政干部牺牲200余人，被抓走6100人。 10月间，日寇以开会为名，将大清河畔任邱、高阳等县3万人抓捕，仅大苟各庄就被抓3000人，其中好几千人被打杀死亡。 11月14-24日，日军对河北省井陉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在老虎洞和黑水坪两天屠杀老百姓达千人。见《老虎洞黑水坪惨案》。 11月间，日军“扫荡”河北省阜平县下庄地区，一个月内屠杀村民150人，烧房2300余间，抢粮30余万斤，抢走牲口337头，抢走猪羊1600余头。 11月20日（衣历十月二十三），日军对山西省河津县小停村发动“扫荡”，一天屠杀群众158人，其中妇女75人，儿童40人，河南逃难者43人。 12月6日（农历十一月初十），日军“扫荡”河北省阜平县柏崖村，屠杀群众100人。 12月7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军在河北省曲阳县贾口村“扫荡”，屠杀群众120余人，烧毁民房800间。 12月8日（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军一个大队合击河北省平山县柏叶沟，把抓捕的逃难男子一律杀掉，妇女脱光衣服陪杀，杀害群众100余人。 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十六），日军黑田部队在河北省平山县东西岗南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天内杀我同胞138人，重伤12人。见《血洗平山的两次“大扫荡”》。 12月27日（农历腊月初一），驻山西省汾阳、文水、交城、离石的日军，联合围袭三道川中庄地区，抓捕133人，全部用火烧或用石头砸死，烧房千余间。 冬，日军集结两万人对热河兴隆县车河、横河、黑河山地进行“扫荡”，先后11天屠杀群众168人。 冬，日军在河北省张北县狼窝沟修筑巨大军事工程，为了工程保密，大批劳工遭秘密屠杀。仅在黑风口一个工地上，一次就有200多劳工被投入安固里淖冰湖里冻死。根据材料有3000人被暗杀。 <h3>1944年</h3> 1月13日（农历腊月十八），驻山西省三交日军远袭招贤镇时，夜宿距镇5里的贺家湾村，当时村内群众躲进一个洞里，敌人把抢来的棉花，蘸上煤油，放上辣椒面在洞口熏烧，将隐藏洞内的200余老幼妇孺全部熏死。 1月15-23日，日酋德田纠集山西省汾阳、中阳、临县、离石等地日军1000余人，去柳林西北的石家峁方圆二十里内的村庄进行反复“扫荡”，制造了“石家峁惨案”，九天中屠杀群众500多人。 1月18日（农历腊月二十三），驻河北省定、唐、曲三县之敌军，包围“治安区”的砖路、北宋、应村，以开会为名进行屠杀，三村死伤群众100人以上，粮食财物抢劫一空。 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军在热河兴隆县“人圈”里进行第三次大检举，几天逮捕2000多人，就地屠杀数百人。 春，日军集结重兵“扫荡”冀东里河川、大小黄崖等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屠杀居民3000多人，冻饿致死者1000多人，仅中田村即被杀197人。 5月3日（农历四月十一），日军混成第7旅团侵犯河南省襄城地区，屠杀六王冢各村群众2000余人，奸淫妇女200余人。见《襄城六王冢血案》。 5月10日（农历四月十八），占领河南省宝丰县日军泽野大队，在观音堂、柏林一带屠杀我国同胞300多人，包括200多名国民党军俘虏。 7月间，日军在广东省台山县肆意烧杀，屠杀平民700人以上，烧掉店铺550家。 8月23日（农历七月初五），日军偷袭河北省肃宁县丰乐堡，烧死、杀死、打死村民87人，其中妇女和10岁以下的孩子约80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丰乐堡惨案”。八年间，该村被日军屠杀150人。 10月17日（农历九月初一），日军大举进犯河南省长垣县前后小渠一带，惨杀我同胞690多人。见《长垣小渠惨案》。 10月间，日伪军进犯广东省揭阳城一带，沿途大烧大杀，官页、梅北、锡场、汤坑等地被杀群众近干人。 <h3>1945年</h3> 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伪军进犯山东省泗水县戈山厂进行“报复扫荡”，攻破戈山厂寨门后即行大烧杀，打死、烧死、刺死、炸死群众96人，伤残132人，烧毁民房2100余间。 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日本军警在黑龙江省通河县凤山、凤阳、宝山、万柳等沿山村屯进行大逮捕，抓捕267人，运往县城严刑拷打，当场致死者188人。 3月31日（农历二月十八），日伪军对鲁西平原的茌平县张家楼村发动突然袭击，仅两个小时即杀害无辜群众330人，致伤271人，抓走264人，烧毁民房2723间，张家楼成了“无人村”。 4月18日（农历三月初七），日伪军对河北省北宁路南进行“扫荡”，屠杀我同胞700余人。 4月间，驻河北省灵寿之敌，对朱食村一带发动围剿，几个村庄被杀村民达300余人。 5月10-13日，日伪军围剿河北省交河县军屯村，4天屠杀居民143人，其中本村128人，外村15人，儿童、婴儿58人。 5月下旬，驻青岛日军第5混成旅团，在山东省胶南重镇泊里大肆疯狂屠杀，制造了杀害我同胞120余人的“泊里惨案”。 夏，日军在承德监狱，一次用电刑杀害囚犯300余人。 夏，日伪军在冀东杨沟河进行半月“剔抉扫荡”，活埋群众600人，打伤群众400人。 6月30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我被劫运到日本鹿岛花冈的劳工，由于非人压榨发生暴动逃跑，被日本警察抓获押回中山寮，97人惨死在日本警察的魔爪下，尸体分别埋入两坑，一个坑64具，一个坑33具，制造了《花冈惨案》。 8月10日（农历七月初三）夜，在哈尔滨日军把“731”细菌工厂的千余人体标本扔进松花江。同时，将数百名被囚禁的人秘密处死。 8月间，日军在吉林省孟家屯炸毁“关东军军马防疫站”（100部队），四周村庄传染病蔓延，仅孟家屯一村死于霍乱46人，榆树、永吉两地也发生爆发性流行性霍乱。 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五），日本关东军包围黑龙江省依兰县长胜屯，屠杀老弱妇孺110多人，其中屠杀学校学生30多名。8月25-30日，大同日军以维持“治安”为名，实行“总武装”，大肆搜捕屠杀，几天之内杀害我同胞200余人。 <hr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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